中东战争的历史

[日]田上四郎

译 者 说 明

中东战争，举世瞩目。尤其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作为迄今战争史上突出反映现代化特点的一次战争，受到国内外军事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日本防卫研修所研究员田上四郎著《中东战争全史》，较详尽地介绍和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原因、作战经过、战争结局、战争特点和在军事学术上的影响，对了解和研究中东战争，尤其是第四次中东战争，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引用美、英、法和以色列等国资料较多，在一些问题上反映出西方国家乃至以色列的观点。作者不区分正义非正义战争，褒贬往往失之偏颇。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探讨，也不免打上其资产阶级的烙印。书中一些数字和时间，或因资料来源不同，或因时区之差异，有互为矛盾之处。对于诸如此类问题，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鉴别。

本书由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潘俊峰、袁孝华、王岳风、赵志民、钟庆安、严沛卡、潘友新同志译校和审阅。由军事科学院绘图室按原书绘图。因水平所限，错误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序 言

如同世事有荣枯盛衰，人生有逆境顺境一样，战争中有速胜险胜，也有令人沮丧的失败。

中东和平战战——萨达特总统终于饮弹身亡。1973年10月6日13时，也就是开战前一小时，开罗郊外的地下作战室进入了秒计时的紧张状态。这时，萨达特总统沉静地坐在那里，守候开战的情况。八年后，恰恰也是10月6日13时刚过，萨达特总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胜利纪念日阅兵式的检阅台上惨遭枪杀。同年10月16日，以色列足智多谋的战将达杨将军，在他66岁的时候，也结束了波澜起伏的一生。

中东迎来了动荡的80年代。它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阿以冲突是多么根深蒂固，中东和平是多么难于实现。当前，中东形势正按着戴维营协议[①

1978年9月18日，埃及萨达特总统和以色列总理贝京、美国总统卡特在美国的戴维营举行会谈，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个文件，总称为戴维营协议。——译者]精神，围绕着1982年4月全面归还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自治谈判等主要问题发展着。然而，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行动能否取得成功。今天，伊斯兰世界的民族自决潮流与西欧现代文明的对立日益加深，并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1981年10月中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访问日本，就是其中的一环。伊斯兰势力正不动声色地在戴维营体制周围形成一个厚厚的“红色包围圈”。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中东正在被深深地纳入超级大国的世界战略之中。谁也不敢断言，80年代不会出现包括超级大国直接介入在内的危机局面。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一年之后，国际上曾流行第五次中东战争已经迫近的看法。当时笔者明确指出，那种时机尚未成熟，并从历史的角度对中东战争爆发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1980年10月，笔者根据对以色列国防观点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中东是难以实现单方面和平的(这些论述都收录于本书的第七章之中)。笔者不禁感到，七年前出现的中东危机到80年代才逐渐地显示出其深刻性。

阿以冲突由来已久。二千年来犹太人颠沛流离，屡遭迫害，最后终于夙愿得偿，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国家——尽管没有得到阿拉伯世界的承认。然而，在这块土地上，二千年来一直居住着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这就是冲突原因之所在。但是，这仅仅是导致冲突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超级大国的国际政治立场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两国对中东的控制遭到削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鉴于这个地区在战略上和资源上的重要性，开始在这个权力真空地区争霸角逐。以色列就是在东西方冷战之中，在美国对苏联采取封锁政策的时候，取得了独立。这种历史事实要求人们在研究中东战争时要具有国际政治斗争的观点。

中东战争在本质上具有阿以对抗和超级大国争霸中东的双重性质。这种双重性质使战争实际情况错综复杂，它支配战争全局，甚至影响到战后。战争有其独特的形态和特点。当今，中东战争在全球范围内有着生死攸关的影响，对它的研究首先应该掌握其全貌，洞察其本质。研究现代战争应该是为了现代生存而进行的一种生动活泼的研究，既不能陷入已往的史实，也不能流诸对未来的展望。现代战争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种手段。提高分析能力，认清现代战争的本质，是研究现代战争的最大使命。

战史研究往往将人们吸引到流血的战场。笔者有幸于1980年8月，在参加布加勒斯特国际历史学会发表研究报告之后，踏上了神往已久的巴勒斯坦土地。我置身那曾经血流殷地的战场，仿佛化作巴勒斯坦飞扬的砂尘，寻觅着战争的踪迹。我与生活在战火中的官兵们交谈，

“巡猎”于书店之间，体会了生活在沙漠里的民族的坚韧精神。在这个以“安全第一”为理由，严格限制阿拉伯人出入的地区，胜者和败者都不会善罢甘休，战争将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

在耶路撒冷“哭墙”[①

耶路撒冷城中一所犹太教庙宇的残垣。该庙相传在公元70年左右被罗马人所毁。二千多年来，犹太人经常聚集在墙下哭泣和祈祷，哀叹神庙的毁坏和民族的不幸。—译者]边伏面祈祷的犹太人，国难纪念馆里那蓄积着的种种哀怨，特拉维夫大学历史馆里光线暗淡的走廊上悬挂着的横幅标语——“我们不忘记过夫，生存于现在，相信未来!”，这一切使人驻步凝思。中东战争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我深感自己已触及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实质。

目前，在世界各国军事界尚未发现从国际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研究中东战争整个过程的文献。本书不揣冒昧，试图向这个未开拓的领域挑战，探索一下中东战争的全貌。然而在撰写中，却也只能从合同作战的观点出发，以作战行动为主要线索，围绕如下问题做概要的论述。

第一个问题，在大国争夺中东主导权的斗争中，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都经历了数次战火的洗礼，他们汲取了什么教训，是如何指导战争的。

第二个问题，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军事领导人，在国内外各种条件制约下，是怎样制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的；通过战争学到了什么，如何使之在建军措施中得到反映。

第三个问题，在四次中东战争中，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发生了什么变化；随之而来，对战争的目的、性质和战争指导产牛了什么影响；阿以双方对超级大国的中东政策以及战略背景的变化采取了什么具体对策。

对上述问题，本书目前所述内容尚不足以做出全面的解答，这也是受现代战争制约的结果。生活在超级大国夹缝间的中东沙漠之民，是怎样背负着历史的重任战斗过来的呢?本书如能有助于读者窥得这场现代战争的端倪，笔者将深感欣慰。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事态的进展，本书还将做进一步的增删修订。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承蒙衣笠骏雄、浅野佑吾、佐佐木春隆和近藤新治诸位先生的赐教，又得到中东调查会、中东问题学者会以及浦野起央、泷川义人、高井三郎和杉之尾孝生等先生的指教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最后，对惠准本书发行的有关上司以及原书房社长成濑恭先生的关照表示由衷的感谢。固不待言，研究与出版中的一切责任均由笔者自负。

祈已故萨达特总统、达扬将军冥福!

田上四郎

1981年10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中东战争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阿以冲突的发端

一、犹太人的历史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公元2世纪，被罗马帝国逐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流散于世界各地，遭受到种种的种族迫害。这种迫害始于罗马帝国把基督教当作国教之日，到中世纪愈演愈烈。1789年法国革命后，对犹太人的迫害有所缓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纳粹大肆屠杀犹太人，这种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为什么会遭到种族迫害呢?这是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是“神所选择的子民”，执着地信奉犹太教和坚持其生活方式，难以同化于其他民族之中。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把犹太教视为邪教加以取缔，并确立了“隔都制”(把犹太人圈在某一地区隔离起来的制度)的基础。后来，在1215年又引进了给异教徒佩带特别徽章的制度。决定把犹太人驱逐出境的国家接连不断地出现。1290年英国公布了驱逐令，1306年法国也宣布驱逐犹太人。此外，犹太人在职业上也受到种种限制，因为基督教禁止放高利贷，所以他们被迫从事当时最受人鄙视的放债事业。正因为如此，有钱的犹太人更加引起基督教徒的反感。

到16世纪，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天主教教会的绝对统治动摇了，与此同时，对犹太人的迫害也逐渐缓和下来。1789年法国革命使犹太人解放的空气高涨起来。拿破仑正式承认犹太人共同体的自治权，1808年恢复了古代犹太人会议。拿破仑下台后，欧洲掀起了复辟浪潮，特别是德国，在俾斯麦时代出现了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

1881年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又开始了。于是，大批犹太人从俄国、东欧各国向外迁徙，移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地。从1881年开始到19世纪末，有60余万人踏上了美国土地。犹太人认为逃脱种族迫害的唯一出路是离开欧洲，创建自己的国家，然后移居到那里去。1896年西奥多·赫茨尔[①

西奥多·赫茨尔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创始人，于1860年生于布达佩斯，1905年逝世。译者注]在他的小册子《犹太国》中明确地提出这个主张。不久，这本小册子便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经典，

一个“返回耶路撒冷锡安山[②

锡安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山《圣经》上有关于犹太人将回到锡安山聚居的记载。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这段记载，提出了复国的政冶主张。译者注]，创建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此兴起。移居美国的犹太人1903年是150万，而1928年则达到3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犹太人大部分居住在欧洲。据马丁·吉尔伯特统计，1941年至1945年期间被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超过600万，其结果使欧洲的犹太人社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促进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从1939年至1944年期间，从欧洲迁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约44，100人。迁居到南北美洲的有37万人，其中迁居美国的为24万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1942年5月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在纽约的比耳特莫尔饭店召开紧急理事会，通过了“比耳特莫尔纲领”，把目标由建设“民族之家”改为建设“国家”。1944年2月，事情发展到把要求无限制向巴勒斯坦移民和在该地建设犹太国家的决议案提交给美国参众两院。

二、委任统治时期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对立

1917年12月11日，阿伦比将军指挥的英军追击土耳其军，进入了“大卫之都”——耶路撒冷城

[①大卫是基督教《圣经》中记载的古以色列国王，童年时杀死勇士歌利亚，他深受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尊崇。——译者注]，并在这里实施了军事管制。巴黎和会决定，从1923年9月起，把巴勒斯坦置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四次中东战争的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 1915年的“麦克马洪[②

麦克马洪是当时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译者注]书简”和1917年的“贝尔福[贝尔福是当时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宣言”。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是在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等协约国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土耳其等同盟国之间进行的，

当时置于土耳其控制之下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中东地区也变成了战场。英国为了牵制该地区的土耳其军队，与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侯赛因缔结秘密条约，支持他们起来造土耳其的反，允许他们战后建立“阿拉伯国”以作为报偿。这就是“麦克马洪书简”的主要内容。另外，英国为了换取美国犹太人对协约国的支持，应允“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这个目标实现”。这就是“贝尔福宣言”。战后，英国无视“麦克马洪书简”，但却实践了“贝尔福宣言”[是英法瓜分中东地区，没有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而是分别建立数个小国。——松鼠妖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迁居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增加，人们开始担心，形势这样发展下去，迟早犹太人在数量上要超过阿拉伯人，其结果必将造成阿拉伯国土被抢占的局面。进入30年代后，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政策使迁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5月至9月，要求犹太人停止向巴勒斯坦迁居的巴勒斯坦人，在犹太人迁入的拓荒区全面发动了暴乱。同一年，阿拉伯人游击队的活动也达到了一个高潮。继之，从1938年至1939年和从1946年至1948年，游击队活动愈演愈烈。阿拉伯人的暴乱使英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在1940年断然采取了限制犹太人移民的政策。1938年巴勒斯坦总人口是141万，其中伊斯兰教徒为98．9万，而犹太人达到40万以上。

与1919年相比，犹太人有了显著的增加，

当时人口总数为70万人，犹太人只有5．6万。在1936年至1939年的阿拉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中，犹太人死亡329人、负伤827人，英军死亡135人，负伤386人，阿拉伯人死亡3，112人、负伤1，775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巴勒斯坦是很平静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立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时，针对纳粹大肆屠杀犹太人，救济犹太人作为一个国际性问题被提了出来，犹太复国主义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犹太人反对英国限制犹太移民的斗争愈演愈烈，美国政府也施加压力，使英国政府进退维谷。结果，英国于1947年4月把巴勒斯坦委任统治问题提交联合国。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联合国大会设立了由11个国家组成的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亲赴巴勒斯坦调查之后，于1947年秋向联合国提出了两种方案[①加拿大，捷克等国主张把巴勒斯坦划分成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实行国际化，印度，伊朗和南斯拉夫主张成立巴勒斯坦联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别实行地方自治，并限制犹太移民。——译者注]。最后加拿大、捷克等五国代表提出的方案在1947年11月29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得到通过，即把巴勒斯坦分割成阿拉伯和犹太两个国家，鉴于耶路撒冷及其郊区在宗教上的重要作用，由联合国管理。这个分治方案是以30年代犹太人拓荒地的分布情况为基础研究出来的。为了使联合国通过这项决议，美国总统杜鲁门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东西方冶战的高潮中，苏联同美国共同支持了这项议案，出现了美苏结成共同战线的异常现象。这种异常现象背后的目的何在，已被后来的历史所揭示。

1948年5月14日，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结束，英军从巴勒斯坦撤走。过去英军的存在对阿拉伯人起了一种遏制作用，现在这种遏制力消除了。1948年5月15日[②

根据世界知识出版社的1982年《世界知识年鉴》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以）摩西·达扬著《达扬自传》等资料，以色列宣布建国是在5月14日。——译者注]，就在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宣告以色列国家成立的那天，阿拉伯国家军队高呼着消灭以色列的口号，进入了以色列的领土，巴勒斯坦战争由此而爆发了。

历史就是这样——以色列靠英国的保护得以建国，借助于联合国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支持迎来了国家的诞生，由于英军的撤退而陷入战火之中。在此之后的几次战争中，以色列不断加强与大国的联系，

同时也更加受其掣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各个领域必须与大国加强联系的小国以色列，由于处于地缘政治的重要位置上，而被纳入超级大国的世界战略之中。

第二节 中东战争的国际政治背景

在战后东西方冷战的条件下，阿以冲突然起的每次战火都被大国所利用，成为他们推行其世界战略的一环，特别受到超级大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影响。

1943至194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渡过军事斗争的高峰，政治占有更大比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美国所设计的战后世界蓝图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自由贸易主义体制。这项重大政策目标的障碍是，战后洪水般的社会革命浪潮和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大。”(引自加布里埃尔·科尔克所著《战争的政治学》)中东是美苏冷战全局中的一部分。战后，中东战略结构的形成，可以说是苏联染指中东和欧美采取对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由1945年至

1949年；第二阶段由1955年至1958年(包括苏伊士运河战争在内)，第三阶段由1963年至1967年，即古巴危机后至六天战争前；第四阶段由

1967年至1973年。1948年至1949年的巴勒斯坦战争和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是在英法对美苏的战略结构中进行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使中东地区的霸权由原来在英法手中而转至美苏手里。六天战争和第四次中东战争背后潜藏着美苏争夺霸权的性质。下面回顾一下中东战略结构形成的过程。

一、第一阶段；早有南进企图的斯拉夫民族染指中东和欧美加强防务体制(1945——1949年)

1945年，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后，苏联已经计划要在

1945年6月至1947年初对中东进行一次大的突破“作战”。由此，美苏开始了一场特殊形式的“战争”。对这场“战争”感觉迟钝的美国在大战结束一年半之后才发现苏联的企图，于是在1947年3月12日发表了“杜鲁门主义”声明，宣布奉行对苏封锁战略。勿庸置言，构成“杜鲁门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当时首席苏联外交问题专家乔治·凯南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克里姆林宫政策的特点是变化不定，到处钻空子，乘虚而入，企图填补权力真空，有鉴于此，对苏联必须进行“长期的、有耐性的、毫不动摇的无隙可乘的封锁”。美国当时应该首先对付的是出现于东地中海的危机。

美国对土耳其和伊朗的政策取得了暂时的成功。1946年秋，苏联施加压力的重点集中到希腊。如果希腊崩溃，那么土耳其和伊朗的垮台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总统采取了封锁苏联的第一项新政策。他说：“在这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如果不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它所产生的影响将不限于东方，也将波及西方，我们应当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美国向希腊提供了5．25亿美元的经援和2亿美元的军援。根据1949年至1952年的“马歇尔计划”提供了经济援助，实施了柏林空运，进而在1949年4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正面的对苏封锁大体上完成。

1947年11月，在美苏这种冷战形势下，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案。翌年，即1948年5月15日，犹太人宣告一个犹太人日夜盼望的独立的国家建立了。以色列独立宣言发表11分钟后，美国宣布承认以色列国。苏联是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对以色列这个新生国家，当时美苏的利益是一致的。在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停火期间，以色列从捷克共产党政权(1947年2月刚刚诞生)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轻武器、火炮和弹药，就是一个佐证。甚至还组织了从布拉格到雷霍沃特的定期空运。飞机是从美国和英国秘密购进的。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美苏共处外交明显地表现出来，它削弱了英法在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位。

以色列在战争的善后工作告一段落之后，从1952年至1953年期间开始，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向国际上寻求遏制保障。正巧，1953年英军总参谋长约翰·斯莱塞空军元帅正式使用了“遏制”这一概念。翌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在“大规模报复理论”中引用了遏制概念。当时以色列甚至试图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或准成员国，提出了与欧洲防务共同体进行合作和加入英联邦的要求。但是，以色列的努力都失败了。其原因很多，借用西蒙·佩雷斯[①

以色列军事评论家，曾任以色列国防部长。——译者注]的话说，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怕惹怒阿拉伯人。当时，欧美各国政府还正在忙于朝鲜战争的善后工作，组建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年9月)，与伊拉克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4年)，缔结巴格达条约(1955年)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世界性的封锁苏联体制。

二、第二阶段：朝鲜战争结束后苏联重进中东和苏伊士运河战争 (1955-1958年)

美国于1954年1月改为大规模报复战略，翌年(1955年)与英国、土耳其、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签订巴格达条约，把北约的范围从土耳其延伸到印度。这个沿苏联三千英里边境展开的同盟遭到苏联强烈的反对。苏联于1946年被迫从伊朗撤退后，并未放弃对该地区的野心。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同一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外长于1955年4月发表谈话说：“中东是苏联的近邻，苏联对该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不能不表示关注。”1955年9月，苏联通过捷克向埃及提供武器。这是苏联第一次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武器。1956年以及1958年，又先后向叙利亚、也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提供武器。苏联向埃及提供武器的戏剧性变化，是把纳赛尔当作当代的撒拉丁[②撒拉丁(1138-1193)埃及的苏丹(1174-1193)。艾犹比特朝的创建者。征服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大部。1187年占领耶路撒冷。欧洲为此震惊，举行第三次十字军东侵，但被撒拉丁击败。——译者注，松鼠妖注：撒拉丁素库尔德人的说。]使他与欧美对立，进而成为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推崇者，与此同时，将自己扮成阿拉伯人的最大盟友。这个莫斯科——开罗轴心不仅使以色列，而且也使美国和英国大吃一惊，他们深深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如果苏联和埃及控制中东，欧美各国的石油供应将被切断，北约将陷于被包围之中，苏联不费一枪一弹，欧洲就得实行中立。

这种局势，只要有个导火索就足以引燃熊熊战火。1956年7月

19日，美国通告中止提供阿斯旺水坝建设的援助资金，这就成了导火索。遭受这个通告打击的埃及，于数日后的7月26日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用其收入充作建设水坝的费用。纳赛尔总统这项声明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光辉顶点。10月29日至11月6日，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埃及在军事上吃了败仗，但是苏联的大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缓和了这种军事上的败绩。

苏伊土运河战争在本质上是由两个战争组成的。一个是英、法、以与阿拉伯国家之争，另一个是英、法与美、苏争夺中东霸权之争，它表现出双重战争的性质。美国反对英法进攻苏伊士运河，威胁说，如果英国不停止进攻，就要以石油进行经济制裁。另一方面，苏联也同样向英法发出警告，说将不惜动用原子弹，第一次公开地以核威摄力量对英、法进行威胁。甚至在停战以后，苏联与中国还宣称要派遣志愿军，企图援助在军事上吃了败仗的纳赛尔总统，同时赶走英国和法国。美、中、苏一起对英、法、以进行的这种威胁，制止了战争的扩大，是战争很快结束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美国的强硬态度，是以色列不得不下决心从西奈半岛撤退的最重要原因。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苏联的核威胁和派遣志愿军的声明，实际上是在了解到美国不支持英、法之后发出的，它估计到不会与美国发生核摊牌后才这样做的；二是美国之所以不支持英、法、以和袒护阿拉伯国家，据说是因为它认为如果援救纳赛尔，就可以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拉到自己的方面来，还能确保石油资源的稳定供应，而如果支持英、法、以，就使苏联一家成了阿拉伯世界的主宰者。在1973年的战争中，美国也采取了限制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援救埃及第3集团军等拉拢埃及的策略。

与在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中的协调情况不同，美苏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关系一直保持“在对英法问题上协调，在争夺霸权上对立”的基本立场。

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迅猛高涨的背景下，英法在中东的势力后退了。而且，北约各国(这些国家地处美苏之间)背后的要冲——埃及，加强了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合作，发挥了阿拉伯民族解放的先驱者的作用。对此，美国于

1957年1月发表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宣称：“为了填补由于英法地位下降所产生的真空，应进一步发展封锁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为了对付共产主义的侵略，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但是，在1957和

1958年，约旦、叙利亚和巴格达条约的成员国伊拉克先后燃起了民族运动之火。特别是1958年7月的伊拉克革命，给了美国和欧洲以沉重的打击。为了与此相对抗，在英国派兵去约旦的同时，美国出兵黎巴嫩。这次出兵黎巴嫩和后来的古巴危机一样，是造成苏联加强海军力量的直接原因。苏联海军逐步把它的势力扩展到地中海。

三、第三阶段：苏联在古巴遭到挫折后向非洲和中东扩张，六天战争爆发(1963-1967年)

用西蒙·佩雷斯的话来说，在60年代的整个十年中，美国对中东的政策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上的。其一是，美国介入中东冲突应是为了这个地区的总体利益，而不是为了某一国的利益；其二是，应针对世界上的其他势力(苏联)，而不应针对中东的任何国家。“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为对付共产主义威胁提供保障，而不是为对付其他威胁提供保障。肯尼迪总统采取的立场与此也无差别。就是说，如果对以色列的援助事先做出具体承诺，那么将可能招致苏联针锋相对地向阿拉伯国家做出同样承诺的不幸后果。另外，以色列以西蒙·佩雷斯为首的一些人企图与法国缔结同盟关系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这样，以色列成了与任何一个国际防务组织也没有建立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少有的不是任何一个地区性的经济、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国家。

另一方面，苏联在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败下阵来之后，将其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重点改放在非洲大陆和中东地区。60年代非洲大陆诞生了许多独立国家，这个时期甚至可以称作非洲年代。新独立的国家多达15个。1963年，苏联将其矛头指向中东地区。这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第三年打入埃及的情形是一样的。从1963年开始，苏联第二次向埃及提供武器。与1955年提供的二流武器不同，这次提供的是米格-21、图-16、T-54、T-55和萨姆-2等一流武器。

苏联提供武器一直持续到1967年的六天战争。埃及被苏联的大批新武器搞得忘乎所以，思想深处认为武器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苏军提供武器与爆发中东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不容忽视的。莱因霍尔特·盖伦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对苏联来说，阻止它进入中东的是以色列和地中海的美国第六舰队。在美国陷入多米尼加和越南而无暇他顾期间，苏联在地中海建立了永久性的立足点。至1967年美国终于醒悟过来，但那时苏联已经取代了西欧，在中东地区拥有了军事影响力。

六天战争时间很短，它是在苏联从1963年开始重新向埃及提供武器之后发生的。由苏联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埃及，它致命的弱点是国内存在着经济问题。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来说，埃及在苏联的挑唆下，于1967年5月22日宣布封锁蒂朗海峡，在没有定下开战决心的情况下，就匆忙地投入了战争。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对以色列来说是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它给以色列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提供了借口。

阿拉伯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是苏联支援民族解放斗争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1967年促使纳赛尔总统匆忙进入战争的重要原因，是他的国内政策碰了壁。1958年初成立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推行工业国有化和没收土地的政策，禁止国内私人投资，也妨碍了国外向埃及投资。十年过后，国家的经济仍未走上轨道，资金严重不足，生产停滞不前，第二个五年计划被束之高阁。购买粮食受到限制，失业人口增加。国营工业生产力的30—50％，由于缺乏资金购买零部件而停产。60年代初期的年经济增长率为6-7％，到1966年下降到2-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5％。节制生育也未能奏效，

3千多万人口每年增加80万人。占国家预算1／3的军费也因部分被挪用于发展经济而难以维持20万人的军队。在这种状况下，人民的不满情绪以反美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1964年发生了捣毁美国图书馆事件，并减少以至停止接受美国的剩余农产品。

国内问题无法解决，走头无路，必然迫使当政者向外寻找出路。温斯顿·丘吉尔在《六天战争(1967年)》一书中写道：六天战争是从苏联散布以色列要进攻叙利亚的谣言开始的。其言外之意是说这次战争是在外国的唆使下进行的。六天战争，埃及和以色列都有通过对外战争解决国内问题的一面。当时，军事遏制力量丝毫不能起到解决这种国内问题的作用，所以提出报复性遏制等多角遏制政策。

六天战争的结果是阿拉伯人失败了，同时苏联人也失败了。从苏联的角度来总结六天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战略上，对以色列的开战决心作了错误的判断，在战术上，阿拉伯国家的防空体系不完善。苏联之所以对以色列开战决心作出错误判断是有其原因的，那就是以色列1966年12月曾发生危机。当时，以色列在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都面临着极其深刻的危机。党内分裂，艾希科尔政府优柔寡断，缺乏领导能力，对苏联采取两面外交，民众对政府缺乏信任，贫富差距增大，有10万多人的失业大军，工人挣扎在饥饿线上，整个社会毫无生气，越来越多的人由于对新生的以色列丧失信心而移居国外。然而，真正的危机是在艾希科尔政府和人民的心理上。当时，唯独国防军保持着矜持，没有忘记自己所担负的使命。用约翰·金奇的话来说，六天战争与其说是一场危机，毋宁说更具有作为解救1966年12月危机的一种手段的性质。同时，六天战争还是国家危亡之际犹太民族的危机感使达扬当上国防部长并打开危局的历史。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情况则相反，以色列过分自信，而不再抱有危机之感。

在此之前，1965年6月，也就是美军开始轰炸北越5个月之后，艾希科尔总理访问了美国，同美国总统举行关于如何加强以色列军事力量的会谈。会谈取得了超出预料的成功。这次会谈的最重要成果是以色列和美国打破了单纯交换情报的框框，决定双方共同定期地对中东的军事形势进行调查。这项决定具有美以共同对付突发事态的军事计划的性质。美国曾以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为中心，详细地研究过阿拉伯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能力和美以作战纲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决定同以色列进行全面的讨论，以便准确地把握自己能做些什么。另一方面，苏联和美国也充分考虑到在中东和地中海如何避免彼此间发生全面冲突的问题。

从1965年6月到1967年春，以色列对美国来说，无论是在外交上、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和累赘[50-67年期间，美国政府直接经济援助不多大概是3.2亿，以色列主要靠公债12.6亿、德国赔款19亿。世界犹太人捐款17.3亿，见《以色列现代史》，松鼠妖注]。但是，在1967年

4月，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压倒了其他一切因素，美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关同以色列的军事情报部部长亚里夫准将、谍报部部长迈耶·阿米特建立起密切的联系。1967年5月22日，纳赛尔总统宣布封锁亚喀巴湾，形势紧张起来。当时，亚里夫准将和阿米特部长私下进行了会晤，他们提到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对以色列没有大国的介入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处理局势是满意的。这样，在美国的默许下，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实施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以色列领导人对苏伊士运河战争时没有取得美国的同意就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这个痛苦教训至今记忆犹新。对美国来说，它既要维护自己的名声，免涉同谍之嫌，更要考虑自己曾做出许诺，如果阿以爆发战争，美国将把自己不介入一事及早通报苏联。六天战争就是在这些超级大国争夺中东地区霸权的冶战条件下发生的。

第三节 联合国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在1919年2月的巴黎和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蓝图，这是他们根据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宣言”研究出的建立国家的设想，但这项提案被否决了。当时设想的犹太国家的地理范围是包括现在的西顿——萨萨——德拉——安曼——马安--—亚喀巴——腊法——海岸线这个范围内的地区。在“贝尔福宣言”发表30年以后，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案。这项分治决议是促使阿拉伯国家走向战争的导火线。

1946年初，在巴勒斯坦的人口中，阿拉伯人为126．9万人，其中伊斯兰教徒占3／4，基督教徒占1／4；另一方面，犹太人增加到67．8万人。联合国分治决议案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边界主要是根据两个民族的居住地域考虑确定的。根据分治决议，犹太人获得了从海法到阿什克伦的海岸地带、适宜农耕的加利利东部、萨马里亚地区北部和未开垦的内格夫地区；耶路撒冷和伯利恒[①位于耶路撒冷南6英里处，相传是耶稣诞生地。—译者注]由联合国管理，基督教、扰太教和伊斯兰教等所有宗教势力都被划在圈外。阿拉伯国家对这项分治决议表示不满。原因之一是犹太人原来在巴勒斯坦仅占有近

8％的土地，而根据决议案却获得了占55％[②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1982年《世界知识年鉴》称，“联大分冶决议规定划给犹太国面积占总面积的57％。”译者注。松鼠妖注：第一次战争结束后，犹太人控制的土地有一半是在当时被认为不可耕种的内格夫沙漠，而水源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最肥沃的地带划给了阿拉伯人，在评论分治土地面积时，一定要同时注意土地本身价值。1964年以色列建设引水工程和节水农业才又开发了大批土地。]的领土；另一个原因是口头上说是在古代犹太王国的土地上建立国家，而分给犹太人的领土原来是属于阿拉伯人的；再有一点使阿拉伯人对分治决议不能容忍的是，巴勒斯坦在此之前1，800年期间一直是阿拉伯人的不可分割的政治共同体。在犹太人方面，他们尽管对耶路撒冷由联合国管理也心怀不满，但是仍欢迎分治。50年黑暗的历程走到了尽头，前面出现了曙光。从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通过“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巴塞尔纲领时算起，已经整整过去

50个年头了。

第四节 阿拉伯国家的战争决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犹太复国主义中心从英国转到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为了保持中东的稳定，花了很大气力支援“阿拉伯联盟”以满足英国自身战略防务的要求。在这个背景下，1945年3月22日，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沙特阿拉

伯、外约旦、以及也门的代表在开罗举行签字仪式，结成了阿拉伯联盟。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案。阿拉伯联盟反对这项决议，于1948年2月9日在开罗召开会议，就坚决阻止建立以色列国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4月16日，阿拉伯联盟再次在贝鲁特举行会议，决定英军撤退后把阿拉伯联盟的陆军派往巴勒斯坦。

4月25日，阿卜杜拉国王和其他领导人在安曼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惜诉诸武力阻止联合国分治决议案的执行。同时还决定英国从巴勒斯坦撤退后，阿拉伯联盟统治巴勒斯坦。

但是，尽管阿拉伯联盟拥有优势的兵力和武器，而且在阻止建立以色列国问题上表面上建立了合作体制，但在内部却因长期不和以及争夺领导权而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政治上的两大竞争对手是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和侯赛因王室[①

指当时巴勒斯坦高级委员会的领导人候赛因。——译者注]。阿卜杜拉国王梦想建立由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组成的“大叙利亚”。这个舞台上的另外一个人物是埃及的法鲁克王。他虽被各方面看成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但却遭到伊拉克的反对。伊拉克一直自命不凡，认为只有自己才是阿拉伯世界的盟主。

阿拉伯联盟除外约旦、伊拉克和埃及的三足鼎立局面外，1936—

1939年时考克吉与侯赛因的对立此时公开化了。侯赛因利用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案的机会，宣布对犹太人进行圣战，与此同时，企图接近阿卜杜拉国王。

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和伊拉克的领导人，为了对抗阿卜杜拉和侯赛因的联合，把昔日的英雄考克吉推到阿拉伯各国派出的志愿军的总指挥位置上。这支志愿军就是阿拉伯解放军。该军的司令部设于大马士革，武器和补给品主要由黎巴嫩和叙利亚供应。伊拉克由于对考克吉的领导能力持有怀疑，向这支军队派去了最高监察官；叙利亚则派遣了行政军官。考克吉只有指挥作战的权限。

另一方面，侯赛因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组织起来，建立了救世军，由他从未指挥过军队的侄子卡德尔·侯赛因担任指挥。卡德尔·侯赛因为了购买武器前往大马士革，但遭到拒绝。就这样，侯赛因派和考克吉派双方在仍然保持对立的情况下进入了巴勒斯坦战争。如果说两派之间相互作了点妥协的话，那仅仅是决定考克吉军队在巴勒斯坦北部方向作战，侯赛因军队在东部方向作战。考克吉军队有8，000人，其中各国派遣的人数如下：

叙利亚；1，000人， 1个75毫米炮兵营。

黎巴嫩；500人。

伊拉克：2，000人， 2个炮兵营。

约旦：500人， 1个炮兵营。

沙特阿拉伯；2，000人。

埃及：2，000人， 1个炮兵营。

另一方面，侯赛因的救世军由两个分遣队(每队1，000人)组成，一个分遣队进驻利达机场地区(现在的卢德机场)，一个分遣队担任耶路撒冷的守备任务。阿拉伯人居住地区的男子几乎全被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活动和负责居住地区的警备。但是，侯赛因的控制还远未达到基层。

第五节 “哈加纳”[① 希伯莱语，意为“自卫队”。译者注]——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

1948年至1949年的巴勒斯坦战争，是以色列军队从过去的警察部队变成现代军队的转换时期。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宣布独立时，以色列有三个武装集团，它们是犹太人社团的地下组织——“哈加纳”和非正规部队“伊尔贡·兹瓦伊·卢米”[②

希伯莱语，意为“民族军事组织”。——译者注]以及“罗哈米·黑尔兹·以色列[希伯莱语，意为“以色列自由斗士’。简称“莱契”。—译者注]3”。后面的两支非正规部队在巴勒斯坦战争初期被以色列国防军改编接收。[松鼠妖注：伊尔贡和莱希是反对派的武装，被称为恐怖组织，后被哈加纳强制缴械解散，见《以色列现代史》]

“哈加纳”的起源可以远溯到土耳其统治时期。1920年12月，它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下军事组织正式成立。最初按地方分权的方式分别负责各拓荒地区的警备。随着与阿拉伯人冲突的激化，“哈加纳”逐渐得到加强，中央集权的色彩也多了起来。1936年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暴动之后，“派尔马契”[①

希伯莱语，意为“突击队”。——译者注]的创始人伊扎克·萨德在耶路撒冷建立了机动警备队。此外，1937年为了警卫拓荒地，迁入拓荒地区的人们组织了自卫团。机动警备队最大规模是连，下面编有排和班，1938年共有队员1，000人。英军情报军官奥德·查理·温盖特上尉的游击战术，为这支机动警备队的运用思想奠定了方向。温盖特上尉在本国政府的允许下，组织了一支由“哈加纳”队员和英国军人组成的特种夜袭部队，用来对付阿拉伯人的暴动。这支部队的主要作战方式就是打伏击和“打了就跑”的战术。1939年，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温盖特上尉根据本国政府的命令调往非洲，但是他的思想却在“哈加纳”中扎下了根，1939年，机动警备队、自卫团和特种夜袭队三种常备警备部队的总人数达到2，000余人。同年9月，在特拉维夫犹太人社团下设置了“哈加纳”总司令部。雅科夫·多利就任司令，但因多利体弱多病，作战部长伊盖尔·雅丁代行其职务。总司令部下设技术、计划编成、教育训练和指挥四个组，1947年以前一直在发挥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犹太人社团为必须扩大常备军的形势所迫，于1937年12月解散了原来的野战连队(FOSH)，重新组建了野战部队(HISH)，并决定在周末和暑期对13岁至25岁的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后来，在1944年末，英国政府在意大利首次组建了犹太旅。犹太旅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显著的战绩，但却为犹太人军官提供了进行有组织的军事训练和体验战斗生活的宝贵场所。在此之前，1941年，伊扎克·萨德(1890—1952年)将“派尔马契”部队的野战连队和特种夜袭队的队员2，000人编成6个连，对他们开始了正规的训练。1944年，在“派尔马契”的组织中增设了航空小队和海军中队。

正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战争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候，犹太社团的领导人本·古里安认为对付游击队的警备部队已不敷使用，便立即着手组建正规的野战军。1947年中期，野战部队已达12，000人。为了提高进攻能力，将原来编为15个连的4，500名队员改编成4个地区预备旅。其余的5，000人仍以连为单位，主要担负地区守备任务。

第六节 阿拉伯国家军队的实力

1948年5月15日开战时，阿军只有8个单位，总兵力达42，000人。其中考克吉指挥的阿拉伯解放军为5，500人，候赛因指挥的救世军

5，000人，黎巴嫩军2，000人，叙利亚军5，000人，外约旦军7，500人，埃及军5，000人，伊拉克军1万人，沙特阿拉伯军两个连。开战前人们判断阿拉伯人的总兵力超过10万人，但开战后查明这个数字被夸大了。据说阿拉伯总人口约有3，000万人，但由于阿拉伯各国内部对立和争夺领导权，结果一直到开战前也未能把阿拉伯世界的力量集中起来。

本·古里安在开战前判断阿军的总兵力为15万人，但实际参战的兵力到1948年10月时才不过是5．5万人。1948年5月初，据说埃及陆军总兵力为5万人，但在开战时能派出1万人参战已经很不容易。尽管这样，在战争高峰时，他们还是把4万人投入了战场。沙特阿拉伯在开战时只派遣了两个连与埃及军队一起行动或受其指挥，后来增加到6个连，到1949年1月1日又增加到2个营。

以色列感到威胁最大的一支军队是由旧英军军官格拉布指挥的外约旦军(阿拉伯军团)。外约旦独立于1946年3月22日并取得了英国的承认。它根据与英国之间缔结的互相援助条约(20年期限)引进了英国的装备和训练方式。在开战时有37名英国军官留在外约旦军队中进行指导。阿拉伯军团的兵力约有6，000人，由3个300人的营编成了1个机械化旅。此外，还有17个独立步兵连，每连有200人；有2个野战炮兵连，每连装备87．6毫米加榴炮4门，另外还装备有50辆英制装甲车。阿拉伯军团的弱点是弹药不足。阿卜杜拉国王在弹药补给方面受英国控制，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补给品要遭到埃及军队的扣押。

1946年4月，叙利亚从法国独立出来，1948年5月叙利亚陆军兵力达7，000-8，000人。叙利亚陆军唯一的实战部队是2个步兵旅，装备有若干辆法制坦克。从1945年开始，英军顾问团指导叙军的编组和训练。叙利亚虽然还装备有飞机50架，但能出击的只不过10架。

1945年5月，黎巴嫩陆军总兵力为3，500人，步兵连5个，装备有坦克和装甲车。另外，还有2，000人的武装宪兵队。黎巴嫩能为阿拉伯军队做出的贡献不是提供兵力，而是为叙利亚和伊拉克空军提供机场，为考克吉的军队和叙利亚军队提供基地。实际参战的黎巴嫩军是4个步兵营和2个炮兵连。

伊拉克陆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占领时期。当时雇用了大约2，000名营地警卫人员，1919年将这些警卫人员改编成军队，1921年人数增加到5，000人，并在英国空军的指导下改编成机械化骑兵连。同年创建志愿制的伊拉克国民军，定员为3，500人。大部分士兵是库尔德族人。后来又创建了陆军大学，并把伊拉克军官派到英国和印度受训。1934年委任统治结束，实行了征兵制。1936年编成2个步兵师、

1个骑兵旅，装备了若干架支援飞机。1941年发生反英暴动时，陆军有4．1万人，飞机120架，而这些飞机大部分在暴动中遭到了破坏。1948年1月，英国和伊拉克缔结了条约。条约规定英国继续使用伊拉克空军基地，其代价是英国向伊拉克提供装甲车辆、高射炮、飞机和87．6毫米加榴炮等武器装备。

1948年5月，伊拉克陆军达到2．1万人，飞机100架。但军队士气低落，而且一年制的兵役期限使士兵难以掌握复杂的武器。伊拉克领导层把军队看成是维持权力的手段。

埃及在形式上于1922年2月28日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但在

1947年英军从苏伊士运河地区撤离之前，一直是处于英国保护之下的地位。

1936年英国、埃及签署条约，解除了对埃及陆军的一切限制。埃及军队苦于缺乏财政力量和合格的兵员，新兵中有80％的人不合格，征兵是有其名而无其实。陆军采用英国的编制和装备，从1936年起至

1947年止一直接受英军顾问团的指导。英国根据两国之间的条约，承担向埃及提供武器弹药的义务。英国从1945年5月至1947年6月期间向埃及提供了飞机40架、侦察车36辆、运输车298辆以及大量的轻武器弹药。在此之前，1939年埃及陆军约有2．2万人，装备飞机30架，虽然制定了发展到1，000架空军支援飞机和10万人军队的计划，但到

1943年这项计划被削掉了一半。

在开战前阿拉伯各国宣布的兵力数字很大。按这个数字，它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但随着战争的进展，其虚夸性逐渐为人们所识破。

第二章 巴勒斯坦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

1948年至1949年的巴勒斯坦战争，对以色列来说是独立战争，对阿拉伯国家来说则是以消灭以色列国家为目的的战争。

巴勒斯坦战争，在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案时实质上已经揭开序幕。它历时450天，至1949年2月24日埃及和以色列达成停战协议时结束前后可分成以下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地下斗争时期(1947年11月29日--1948年5月14日)

第二阶段：阿拉伯国家军队的进攻(1948年5月14日--6月11日)

第三阶段：第一次停火(6月11日--7月9日)

第四阶段；以色列军队的第一次进攻(7月9日--7月18日)

第五阶段：第二次停火(7月18日--10月15日)

第六阶段：以色列军队的第二次进攻(10月15日--10月29日)

第七阶段：后期的进攻和停战(1948年10月29日--1949年2月24日)

在巴勒斯坦战争中，以色列主动积极地进行战斗，灵活地运用了停火的机会。在战争期间他们努力增加移民，奠定了国防军的基础，扩大了领土，进行了建国的事业。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发表独立宣言以后，以色列军队所取得的战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地下斗争时期所经受的锻炼。

第一节 地下斗争时期(1947年11月29日一1948年5月14日)

一、阿拉伯人对分治决议的反抗

巴勒斯坦战争虽然是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宣布独立之日正式开始的，但在此之前的英国委任统治下就已经有过六个月的地下斗争时期。地下斗争始于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那一天。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徒[松鼠妖注：应为教长，即当地宗教领袖]候赛尼反对这项决议，他命令全体阿拉伯人于翌日即11月30日进入为期三天的全面罢工。12月2日，阿拉伯人袭击了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商店街，焚烧、捣毁了犹太人的商店。暴动的火焰蔓延到海法。1948年1月10日，考克吉率领900名非正规军的武装人员从叙利亚边境入侵，袭击犹太人村庄。但是，英军并不想制止这次进犯。这是犹太人过去反英斗争种下的祸根。在过去的两年里，由于犹太人展开反英恐怖活动，英军士兵死亡了127人，伤331人。后来，考克吉军队虽然被以色列的装甲部队击退，撤回叙利亚境内，但是他的政治上的对手候赛尼又率领非正规武装人员1，000余人袭击了耶路撒冷以南25公里一带的犹太人村庄。对此，犹太人社团派出“派尔马契”部队30余人，在各处伏击入侵者，击退了候赛尼军队的进犯。这以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的恐怖活动日益加剧。2月22日，耶路撒冷几处犹太人公寓遭到破坏，死亡50人，负伤70余人。

3月11日又发生一起事件，犹太人社团的办公室被炸，死亡12人，负伤90人。到1948年3月末，巴勒斯坦已经变成恐怖的世界，没有一处安全栖身之地。从1947年11月到1948年3月，犹太人死伤人数达1，200人以上，阿拉伯人死伤的更多。

二、“哈加纳”的战前准备

“哈加纳”总司令部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于1948年3月完成了部队的编组和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作战计划——“D计划”是在原来的A、B、C三个作战计划基础上修改拟定的。“D计划”的前提是基于这样的判断：

1948年5月14日24时英军的最后一批部队从巴勒斯坦撤离完毕，

与此同时，阿军开始向巴勒斯坦进攻。“D计划”明确规定了“哈加纳”的任务是牢固控制划分给犹太国家的地域，保卫边境和犹太人的村落。但是，完成这项任务并不容易，首先必须击退阿军的进攻，确保犹太人村落之间的交通道路，摧毁阿军的前进基地，同时，占领阿拉伯人的集镇，切断阿军的物资供应线。

当时，“哈加纳”总司令部判断，阿军总兵力为15万人，而在1948年3月“哈加纳”总兵力17岁至25岁的士兵只不过2．1万人。犹太社团于1947年11月下令进行动员，以过去的“希什”(HISH)[①

希伯莱语，意为“野战部队’。译者注]营为骨干，着手组建6个旅(每旅3，000—4，000人)。尽管武器很缺乏，但1948年

4月1日，满载着步枪的飞机从捷克飞来，

4月3日，步枪、轻机枪也从捷克经由波兰运到特拉维夫。从4月开始到5月15日，一批迫击炮、野战炮、坦克和飞机也陆续运到。到1948年5月15日，“哈加纳”总兵力达到3万人左右，装备的武器有轻武器2.2万件、反坦克炮86门，机关枪1，550挺，冲锋1，100枝、

2英寸迫击炮682门， 3英寸迫击炮195门、65毫米野战炮5门，

“哈加纳”的各部队实力如下，

“派尔马契”3个旅 6，000人

戈兰尼旅 4，095人

卡梅尔旅 2，238人

亚历山德罗尼旅 3，588人

基里亚蒂旅 2，504人

吉瓦蒂旅 3，229人

埃齐翁旅 3，166人

空 军 675人

炮 兵 650人

工 兵 150人

警 卫 168人

运输部队 1，097人

训练部队 398人

新 兵 1，719人

总 计 29，677人

1948年5月14日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两国军队的主要装备如下：

28页，图表一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在开战时拥有的各类飞机数如下：

图表二

三、“哈加纳”的地下斗争

1947年11月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约有60万，其中住在特拉维

夫15万，耶路撒冷10万，海法8万，其他分散在各农业拓荒区。暴动主要集中在上面三大城市。

海法发生了四件恐怖事件。1947年12月30日，犹太恐怖分子从山顶上向山谷里的阿拉伯人部队投掷炸弹，炸死6人，炸伤47人。阿拉伯人进行了报复，杀死41名犹太工人。1948年1月14日，阿拉伯恐怖分子驾驶一辆汽车冲进邮局，造成15名犹太人负伤。1948年3月发生两起恐怖事件。按计划英军于5月15日最后从巴勒斯坦撤离完毕，负责北部巴勒斯坦军事管制的英军第6空降师(师长是斯托克韦尔，苏伊士战争时为联军陆军司令)已集中海法准备撤离。

4月21日，斯托克韦尔师长向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通报了自海法撤离的企图，为能顺利撤离，要求双方给以协助。然而，“哈加纳”总司令部为了恢复对海法阿拉伯人居住区的控制，决定采取武力行动。

4月21日拂晓，“哈加纳”总司令部派卡梅尔旅发动“钳形攻势”，实施了将海法的阿拉伯人居住区一分为三的分割作战。21日中午时分，阿拉伯人居住区的防御崩溃了。斯托克韦尔少将对这场冲突进行了调解，双方决定停火5天，在此期间英国军队和侨民从海法撤离。

“伊夫塔”行动(yiftach)(1948年4月28日-5月12日)

1948年初，萨费德只是一个有1万阿拉伯人、1．5万犹太人居住的小城镇。这里因英军驻守兵力少，所以阿拉伯人经常进行恐怖活动。

1948年4月15日英军从萨费德刚刚撤离，阿拉伯人就占领了英军使用过的楼房、工事和警祭署等地。

“哈加纳”总司令部为了保持与加利利东北部拓荒区的联系，认为必须确保萨费德。

4月15日，英军刚从萨费德撤离，戈兰尼旅的分遣队就向萨费德的前进据点——警察署发动了进攻。由于进攻受挫，“哈加纳”总司令部决定把作战行动推迟到英军从东部加利利地区撤离完毕之后进行。在此期间，总司令部制定了“伊夫塔”行动计划。该计划是在占领萨费德周围阿拉伯人的阵地和主要公路的同时，构筑尔后用于对付黎巴嫩和叙利亚两国军队进攻的防御阵地。萨费德的地形在这个防御编成中甚为重要。此项作战任务决定由伊加尔·阿隆上校指挥的“派尔马契”部队担任。该部队由“派尔马契”1个营，野战部队1个营和地区警卫队组成。

4月28日，英军从东加利利地区撤离完毕，妨碍作战行动的障碍已不复存在。即日，阿隆上校就发动了进攻，于5月1日攻占了萨费德周围的警察署和阿拉伯人村庄。

5月3日，阿隆又得到“派尔马契” 1个营的增援，开始准备进攻萨费德。

5月5日至6日夜，阿隆上校果断地对萨费德实施了夜间进攻。由于阿拉伯人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停止进攻进行重新编组。

5月10日黄昏，阿隆上校命令部队冒着倾盆大雨再次发起进攻，在萨费德的大街上与阿拉伯人逐屋进行争夺，11日清晨终于占领了三个据点。翌日，萨费德完全落入“派尔马契”部队手中，大部分阿拉伯人撤离萨费德。

“纳赫肖恩”行动(Nachson)(1948年4月6日--4月12日)

1947年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10万人居住在新城，有2，500人居住在旧城。无论是新城还是旧城，犹太区和阿拉伯区都是分开的。这10万多犹太人的生活物资全靠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运进。饮水靠水泵从特拉维夫东20公里处的水井抽来。现在，犹太人的补给线被阿拉伯人切断了。

4月1日，“哈加纳”总司令部为打通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和护送补给物资，决定发起“纳赫肖恩”作战行动。该行动开始于4月

5日夜，它成功地打通了公路。担任特拉维夫——耶路撒冷70公里长公路警卫任务的是“派尔马契”的哈雷尔旅。伊扎克·拉宾上校指挥该旅，实施了名曰“哈雷尔作战”的补给行动。这次行动前后持续了6天，有250—30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往返于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位于斯科普斯山上的哈达萨医院和希伯莱大学由犹太人坚守着，这支守备部队也得到了补充。但是，

4月18日阿军得到了杰宁方面的考克吉军队的增援，向斯科普斯山和新耶路撒冶方向发起了进攻，“哈加纳”陷入了危境。哈达萨医院的77名医生、护士被杀事件也就发生在这时。“哈加纳”总司令部命令伊扎克·萨德指挥的部队增援耶路撒冷的哈雷尔旅。

4月20日，由35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自特拉维夫出发，行至耶路撒冷附近的山岳地带时遭到阿军的伏击，车队陷入了一片混乱。从耶路撒冷赶来的增援部队击退了伏击部队，掩护车队到达耶路撒冷。自此以后，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公路又被阿军切断，以色列再也没有车队往返其间。

“杰布西”行动(Jebussi)(1948年4月21日--4月30日)

伊扎克·萨德的增援部队于4月21日至22日夜发起了“杰布西”作战行动，攻击了耶路撒冷市内的三处阿军阵地，但由于阿军炮火猛烈和英军警告，进攻归于失败。4月25日以军再度发起进攻并占领了大半个城市。英军命令以军撤出占领区，但遭以军拒绝。26日下午，英军以1个得到坦克和炮兵支援的步兵营，开始进攻以军。以军经过短暂的还击后，撤回斯科普斯山和新耶路撒冷。

“马卡比”行动(Maccabi)(1948年5月9日--5月14日)

为再次打通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公路， 5月9日，“哈加纳”总司令部以哈雷尔旅和吉瓦蒂旅发动了“马卡此”作战行动。

5月14日，攻克拉特伦的阿军阵地，再次打通两个城市间的公路。

第二节 阿拉伯国家军队初期的进攻(1948年5月14日--6月11日)

从5月14日阿军发起进攻到阿以之间实现第一次停火，这段时期的作战总的看是阿军占优势，而以色列却不得不经历这次战争中的最困难时期。1948年2月9日，阿拉伯联盟在开罗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抵制建立犹太国家的决议。同年4月16日，再次在贝鲁特聚会，决定在英军撤离巴勒斯坦后派遣陆军到那里去。

5月15日，阿拉伯联盟军事委员会组建联军总司令部的计划遭到失败，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匆忙地当上了战区的阿军总司令。叙利亚和埃及对阿卜杜拉就任总司令一事感到不满。阿拉伯各国拟不出一个具有实质性的联合作战计划，只能按照各自的意图去指导作战。

后来以色列军总部搞到了阿拉伯联盟议而未决的联合作战计划——“马斯塔计划”。根据这个计划，阿拉伯的埃及、黎巴嫩及叙利亚三国军队分别从南、北方向压迫和牵制以军，伊拉克军队和阿拉伯军团互相协同渡过约旦河，进攻海法。此时，占领耶路撒冷是第二位的任务。

进攻以色列的埃军共2个旅，7，000--1万人。其中包括装备有“谢尔曼”式坦克的装甲部队、 5个步兵营、

1个机枪连、1个炮兵团。另外，还有15架战斗机实施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其部署和目标是：以

1个加强旅沿海岸公路推进，占领特拉维夫；另1个旅进攻内陆，占领耶路撒冷。

2个旅的进攻都按预定方向发展，未出现所说的埃军作战能力低于以军的情况。

叙利亚军队以2个机械化旅实施进攻，主攻方向指向太巴列(加利利)湖南端。从5月16日至19日，在太巴列湖南部展开了激战。19日，以色列空军实施了这次战争中的第一次航空火力支援，迟滞了叙军的进攻。以军还将唯一的1具火焰喷射器和2门65毫米火炮迅速调到该战线，使整个叙军的进攻受挫。

伊拉克军队在纳布卢斯方向投入的兵力最初是1个装甲车团和1个步兵营，后来又投入了得到3个航空中队支援的机械化旅。伊拉克军队只是在6月3日的杰宁战斗中击退了以军的反冲击，其他方向的战斗都不顺利。以军在这次战斗中对伊军的进攻时间和路线判断错误，以致不得不进行一场艰苦的战斗。

在耶路撒冷地区，

5月14日晨英国官吏刚刚撤离，战斗就发生了。以军埃齐翁旅首先占领了英军使用的建筑物，接着又企图占领城外地区。至15日黄昏，以军虽然已占领耶路撒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但橄榄山和锡安山一带城外地区仍在阿拉伯人手中。

35页图片：依托旧城城墙进行防御的约旦军队(1948年5月16日)

第三节 第一次停火(1948年6月11日一7月9日)

英国提出的巴勒斯坦停火决议案，在5月29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得到了通过。阿拉伯联盟最初拒绝停火，但到6月1日又同意了。以色列欢迎这次停火。停火期间禁止双方改变战线和调动军队。以色列最大限度地利用四个星期的停火，为尔后的战争作了准备。

首先是扩充兵员。开战时完成训练的5，000—6，000名士兵，经过三个星期的战斗，伤亡了2，500人。到6月6日时的总兵员只有4万人，其中战斗部队不过2．3万人。最重要的问题是确保兵员(含适龄移民)和武器、弹药，粮食的数量。为此，政府下达了如下命令：①征集17岁的男女接受2个月的训练，②召集36岁至38岁的男女服现役，动员42

岁以下男子构筑工事；③35岁以下已婚男子即使有2个以上抚养者也要服兵役。另外，由于安全理事会的停火决议未对适合服兵役的移民加以限制，所以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半公开地进行了移民。

其次是采购武器。尤其是从捷克获得了轻武器、野战炮、炸弹和炸药。飞机是从美国和英国秘密运来的，并由在外国积累了实战经验的飞行员驾驶。第一次停火即将结束时，以色列的空军诞生了(尽管它的规模很小)。由于获得了小型船舶和巡逻艇，以色列海军不久之后也诞生了。到7月9日，以色列国防军的陆、海、空三军基础已经形成。

第三是新设立军区。国防军编成了4个军区，明确了各军区所分担的作战地域。第1军区(北部军区)负责加利利和萨马里亚三角地带的北部边境。第2军区负责萨马里亚三角地带的东部边境。第3军区警卫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两地区和两城市间的公路。第4军区(南部军区)担任内格夫沙漠地区的防务。

第四是肃清过去的非正规军色彩，实现了国防军的真正统一。过去，“哈加纳”作为正规军，是以色列军队的核心，“伊尔贡·兹瓦伊·卢米”和“斯特恩帮”[①

犹太复国主义恐怖组织之一。译者注。松鼠妖注：这个是莱赫，关于国防军的统一，见《以色列现代史》]作为非正规军，独立于“哈加纳”之外从事战斗。

6月28日陆军举行了对国家的效忠宣誓，“伊尔贡·兹瓦伊·卢米”的大部分成员也宣了誓。除一部分外，整个以色列陆军实现了实质上的统一。另外，在讨论统一后的国防军应是革命军或人民军，还是通常的一般军队时，本·古里安选择了后者。“哈加纳”司令以色列·加利利

(国防部副部长)反对本·古里安的主张，辞去了职务，本·古里安担任了总司令。总参谋长为雅科夫·多利准将；作战部长是30岁的伊加尔·雅丁。35岁的哈依姆·拉多金准将和27岁的莫德凯·莱蒙中校分别就任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军制采用英国式的。实行了军衔制，开办了军官食堂，实施了军衔薪金制和惩戒令。以色列国防军由此而完成了打基础阶段。

另一方面，停火期间，阿军仅仅进行了驻军地域内的重新编组。埃及野战军增加到1．8万人，弹药也得到了补充，还搞到了“喷火”式飞机。伊拉克军队增加到1．5万人。叙利亚、黎巴嫩两国经过大规模的募兵后兵力也有了增加。第一次停火期间阿拉伯各国正规军人数由

2.5万人增加到4．5万人。

第四节 以色列军队的第一次进攻(1948年7月9日--7月18日)

这次进攻名为“十天进攻”，

自7月9日开始，至7月18日结束，是为期很短的一次进攻。主要战斗在戈兰和加利利展开。最高司令部在停火期间制定了四个进攻计划。第一个进攻计划旨在加强特拉维夫的阵地，夺回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第二个计划是为了从北部的胡拉湖南侧地域击退叙军；第三个计划是为了击退拿撒勒地区和加利利北部的考克吉军队，第四个计划是为了夺占耶路撒冷旧城。与以色列相反，阿拉伯各国只追求各自的国家政策目标，没有一个总的作战计划。

第一个进攻计划：中央战线(“丹尼”行动)

特拉维夫以东数公里处是在阿军控制之下。“哈加纳”总司令部为了排除这个威胁，决定伊加尔·阿隆上校指挥6，000人的“派尔马契”部队2个旅和另1个旅担任“丹尼”作战行动。新编第8装甲旅由1个坦克营(装甲车、法国H—35式轻型坦克X10、英国“克伦威尔”式坦克

X 2、美国“谢尔曼”式M—4坦克X 1)、2个步兵营，装备有75毫米和

65毫米火炮的新编炮兵部队组成。达扬少校担任营长的第89突击营担任占领利达机场的任务。若干架飞机也参加了作战，担任对地面的支援任务。计划是：7月9日夜，第一线2个旅发起进攻，包围敌人，在阿拉伯军团占据的交通枢纽拉特伦会师。这次包围战取得了成功，证明阿隆上校采用的包围战术是正确的。但由于是初次指挥6，000人的机械化部队，所以也有不少教训。例如，在部队的指挥、通信联络的保障和后方支援上都有不足之处；在逼近决战点拉特伦时进攻冲击力减弱了，更需指出的是对拉特伦的包围圈太小，而且仅以1个旅实施包围，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7月18日，正在包围拉特伦的以军迎来了第二次停火。阿隆上校指挥战斗的特点是，在第一线地域大规模使用自行火器、装甲输送车辆和吉普车。以色列空军也参加战斗，对利达、腊姆拉进行了轰炸。

39页图：达扬少校指挥的第89突击营(1948年7月)

第二个进攻计划；叙利亚战线

在这个战线上，两军都利用第一次停火提供的时间密谋策划，准备再次发起进攻。米什马尔谷的叙军桥头堡有2个旅(2，500人)固守，并得到了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支援。以军决定将2，000人的1个旅分为四路，进攻太巴列湖以北约旦河流域30公里正面的桥头阵地，击退叙军。进攻从7月9日黄昏开始，但由于兵力分散而遭到失败。至7月

18日，桥头阵地依然在叙军手中。以色列在这次战斗中的教训是，由于兵分四路进攻四个方向而未留预备队和形成重点，由于没有预备队而不能从战况进展顺利的方向扩大战果，指挥官由于没有预备队而失去了对战斗的控制，渡过约旦河后的火力支援不足。另外，对叙军估计不足，判断也是不对的，认为只要进攻叙军的两翼，叙军就必然会后撤。

第三个进攻计划：加利利战斗

在中加利利，考克吉指挥的阿拉伯解放军兵力已减为2，000人，处于黎巴嫩军指挥之下。

以军总司令部为夺取拿撒勒和保障希布伦谷地的安全，制定了“迪凯尔”作战计划。

7月15日至16日，卡梅尔上校指挥的以2个营为基干的部队展开了战斗。这次战斗的特点是：充分地利用夜间进行机动和战斗，控制有足够的预备队；重视奇袭和机动性。由于未将兵力浪费在山岳地带和成功地达成了作战目的——占领拿撒勒，这次战斗获得了整个以军的称赞。

40页地图： 加利利·叙利亚正面的作战

第四个进攻计划：进攻耶路撒冷

进攻耶路撒冷的目的有三：一是占领旧城西南的马纳哈和艾因卡里姆谷地；二是控制旧城；三是占领耶拉赫贾拉。第一个作战目的与“丹尼”行动有密切关系，是确保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的不可缺少的目标。第二个目的是为了最终占领耶路撒冷。第三个目的意义在于切断阿拉伯人至新城的道路。

7月9日至10日夜，埃齐翁旅的1个连攻占了控制艾因卡里姆谷地的赫兹勒山。另1个连进攻同一谷地的北端未获成功。

7月11日，新耶路撒冷遭到埃及空军100公斤炸弹的轰炸。

7月13日至14日夜“伊尔贡”营攻占了马纳哈谷地，但15日又被反击的阿军夺回。当夜“伊尔贡”得到增援后再度转入进攻，又攻占了大部分谷地。以色列总参谋部企图停火前占领旧城，命令“伊尔贡”部队和耶路撒冷地区防御部队发起进攻，但都没能突破旧城城墙，在锡安门附近被击退。

7月17日拂晓，耶路撒冷在其他作战地区停火前24小时首先停止战斗。

41页地图 进攻耶路撒冷 (1948年7月9—16日)

总的看来，十天进攻取得了成功，证明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包括空军在内的各军兵种能够很好地协同，在大部队作战上容易产生的后方供应问题也未对作战造成大的影响。在战术上未进行正面进攻，包围作战取得了成功。在各次作战行动中，土兵们都能英勇奋战。但是士兵，特别是大部分老兵不适应坚守阵地的战斗，仍然存在着治安警察部队的心理。在十天进攻中，以军亡838人，市民亡300人。据估计负伤者有3，000人。阿军伤亡数字不详。

第五节 第二次停火(7月18日--10月15日)

7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要求双方各国政府发布停火令的决议案。这次停火的特点是；首先，它是由美国提议的，其次，它是一种命令式的停火，而非双方协商的停火，不容许持疑义，否则就给以严厉的经济制裁；另外，这次停火未规定期限，双方都认为它只不过是单纯的停止射击。以色列政府尽管受到军队的激烈反对，但它仍然同意了这次停火。阿拉伯一方尽管有伊拉克、叙利亚的反对(它们认为应当规定停火期限)，但最终也同意了停火。

7月18日下午5时30分 (当地时间)，停火生效。停火监督委员会主席伯纳多特[①

瑞典红十字会主席，在1948年5月14日联合国大会上被任命为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员。译者]伯爵手下有300名英、法、比利时军官和10名瑞典军官，还有18架飞机、

4艘船舶、一批机械化部队和无线电台。这些人员广泛地分布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境内。但是，

9月17日伯纳多特在耶路撒冷被以色列非正规军队“斯特恩帮”的分裂派成员暗杀了。他的后任是美国黑人拉尔夫·本奇博士。

以色列认为第二次停火是实现大量移民的绝好时机。本·古里安极力主张在停火期间不仅要加强军备，而且还要坚持不懈地推行大规模的移民计划。

8月9日，以色列政府宣布，从欧洲迁来60万人的大规模移民计划正在顺利执行，

5月15日以后已有3万人到达。实际移民数是：1948年118，993人，1949年239，576人，1950年170，249人，

1951年175，095人，1952年24，369人。而且每天都有飞机、火炮、弹药等军需物资到达。国防军的训练得到了加强，装备也迅速充实。至8月末总兵员已达78，348人，10月初进一步达79，889人。海、空军的发展尤其显著，海军达到2，417人，空军达到4，377人，炮兵达到

3，718人。新兵是由居住各地区的“马哈尔”和“加哈尔”补充来的。所谓“马哈尔”就是那些来自国外但又不愿在以色列定居的志愿兵，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经过专门训练的飞行员、海员，炮手等技术人员。没有“马哈尔”就没有空军、海军的发展。所谓“加哈尔”是指

1948年以后的移民。

最初的坦克是购自法国的“霍奇基斯”坦克。空军得到加强后，可以和内格夫取得联系了。第二次停火期间，海军也得到了加强，10月份已拥有16艘船舶，总吨位共7，000吨。

第六节 以色列军队的第二次进攻(10月15日--10月29日)

[松鼠妖建议阅读：1948年阿以战争的战略分析

利德尔-哈特《间接路线战略》http://www.warstudy.com/theory/modern/indirect_route/024.xml]

第二次进攻由两次作战组成：一次是对埃及的进攻，另一次是对北加利利的进攻。两次进攻都是在10月份进行的。尽管在以军对埃及的进攻末期联合国通过了苏联等国提出的停火决议案，但这个决议案未能使两国军队停止作战行动。

为了集中使用兵力，以军在第二次进攻中编成了由3-4个旅组成的支队(师)。地面部队同空军的协同作战也开始走上轨道。海军力量虽小，但参加了这次作战。

在1948年10月的第二次进攻中，阿以双方的实力如下表：44页表格。

一、对埃及的进攻作战

十天进攻期间埃以战线是稳定的。埃军利用这个时机加强了战备。兵力增加到13个步兵营、2个机枪营、 3个炮兵团、

1个坦克团，共1．5万人。还有若干架飞机实施航空火力支援。内格夫沙漠的犹太移民区被阿军包围，陷入了孤立状态。突破埃军在海岸地带建立的坚固阵地，打通特拉维夫——内格夫沙漠移民区的道路，已成为以军的紧迫问题。

伊加尔·阿隆上校统一指挥的4个旅担负了这次作战任务。10月15日下午，以色列空军轰炸了埃军的阿里什机场和基地。但是，这次轰炸未能彻底摧毁上述机场和基地。阿隆旅的进攻因埃军的反击归于失败。

翌日——10月16日，以军从曼希方向再次发起进攻。这是以军首次运用装甲部队和炮兵的一次协同进攻，结果仍归失败。该方向由

2，500名苏丹人防守。阿隆上校决定把主攻方向改为进攻胡莱卡特。

10月19日22时进攻开始。以军在这个方向上的突破获得成功，终于夺取了自1947年11月以来一直被围的通往内格夫地区的走廊。接着又于

21日4时夺占了有500名埃军防守的比尔谢巴，切断了埃军通往北方的后方供应线，孤立了驻守希布伦的埃军。以色列空军的活动为地面部队在这个地区的进攻创造了条件。在这次作战中，以色列空军拥有

100架飞机和150名飞行员，出动了239架次，对21个目标投下了151吨炸弹，取得了战果。对阿里什机场的轰炸，使埃及空军无法行动。

45页地图 “约阿夫”行动(1948年10月15~22日)

10月22日以军夺占海岸地带的贝特·哈南和切断埃军的后方补给线后，埃军依靠海上运输坚持战斗。新组建的以色列海军同埃及海军进行了较量，击伤了埃及的3艘小型船只。贝特·哈南以北的埃军丧失了战斗意志，阿什杜德于10月27日被以军占领。

阿隆上校指挥的这次进攻作战之所以能以敌我对等的兵力取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色列已经掌握了制空权和“派尔马契”旅多以机械化部队实施包围作战。而埃军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们防御战术呆板，纵深浅，缺少足够的反冲击部队，步兵实施反冲击时也无火力支援，通信不畅影响了对部队的指挥等。

二、加利利地区的作战：“希拉姆”行动

在十天进攻期间，考克吉的军队丧失了包括拿撒勒在内的南加利利，撤至北加利利山区。以军总参谋部决定击退考克吉军队，占领北加利利。和考克吉军队作过战的卡梅尔上校担任这—名为“希拉姆”行动的作战任务。这次作战行动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对南部方向实施牵制作战，与此同时，从塔尔希哈和萨费德进攻萨萨。第二阶段：

占领萨萨后进攻胡拉谷地。在这次作战中，以色列空军担负轰炸主要目标和支援地面作战的任务。这是以色列空军的首次集中使用。

10月28日下午，空军首先实施航空火力准备。黄昏“希拉姆”地面作战开始。考克吉军队判断以军主攻方向指向南部，因而将部队移向北方。卡梅尔上校于28日黄昏对主攻正面发起进攻，31日下午占领萨萨，尔后继续北进。阿军溃散，以军于31日下午6时占领胡拉谷地。同时，黎巴嫩边境正面的部队也占领了北自利塔尼河南至马利基亚的地区。

以军作战成功的重要原因是；计划周密，指挥正确，速度快，各军兵种尤其是空军和地面部队的配合密切，士气旺盛等。另外，卡梅尔上校在部队的运用上重视奇袭和速度，

也是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考克吉的军队不愿进行长期的防御战斗，缺乏坚守阵地的观念。考克吉的军队虽然装备有现代化武器，但却不能熟练地使用，士气很低，遭到以空军轰炸后已经丧失战斗意志。

48页地图“希拉姆”行动 (1948年10月28～31日)

第七节 后期的进攻和停战

后期进攻是停战前夕进行的对埃军的作战。在这次进攻作战期间的11月30日，以色列和外约旦之间实现了停战。

在1948年10月的“约阿夫”作战行动中，比尔谢巴以北的埃军虽被击退，但以南的内格夫沙漠等西奈半岛的埃军却依然存在。11月19日埃军从加沙地区进入内格夫沙漠，12月7日对以军阵地发起进攻，但被以军击退。以军总参谋部决心歼灭埃军(而不是削弱埃军)，于12月

22日发动了“霍雷夫”作战行动。担任这次作战任务的是伊加尔·阿隆上校指挥的由1．5万人组成的“派尔马契”师。

阿隆师计划于2月22日夜开始进攻，先以戈兰尼旅对加沙地区实施牵制性进攻，其间主力从比尔谢巴方向进攻奥贾，尔后在第二阶段的作战中占领阿里什。作战是按计划实施的。以色列空军轰炸了加沙和阿里什的机场。埃及空军飞机在起飞前大部被炸毁。以色列空军掌握了制空权。戈兰尼旅在宽大的正面上沿海岸公路挺进，22日黄昏夺占了加沙南侧8公里的制高点。12月23日，阿隆准将指挥的主力部队从比尔谢巴开始向阿里什方向进攻。这个进攻方向出乎埃军意外。以军对整个战区进行了空中照相侦察，分析结果后发现，从比尔谢巴至奥贾有一条罗马古道。以军秘密地将这条古道改修成可以通行轻型装甲车辆的道路。而埃军判断，以军将会沿海岸公路进攻，因而对奥贾方向疏于戒备；阿隆主力部队的奇袭获得了成功。于27日占领了奥贾，并立即向海岸公路派出一支机动部队，于28日夜攻占了阿布奥格

49页地图“霍雷夫”行动

拉。接着，这支部队又掉头北进，转入对阿里什的进攻，抵达距海岸公路15公里附近的机场时，缴获了几架完好无损的飞机。

正当以军准备给埃军以决定性打击的时候，英国要求以色列从埃及领土上撤出。1949年1月7日，埃及要求停战，以色列同意了埃及的要求，双方停止了战斗。以色列之所以停止“霍雷夫”作战行动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发出了最后通谍。1949年1月初，英国空军的5架战斗机为执行侦察任务进入以色列空域，被以色列空军击落，这使英、以关系达到极度紧张地步。

1949年3月6日至10日，以色列发起了本次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作战行动——“乌巴达”作战行动。以军以2个旅南下内格夫沙漠，占领了沙漠一带，保住了埃拉特。

1949年2月时以色列空军装备的各种飞机架数

50页表格

1949年2月24日，埃以双方在罗得岛签定了停战协定。 3月23日黎巴嫩和以色列签订了停战协定，以军撤出黎境。

4月3日约旦和以色列也签订了停战协定。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停战拖到7月20日才实现。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的实际对峙线被定为停火线，这就为后来再次爆发冲突留下了隐患。

第八节 巴勒斯坦战争的军事意义

一、战争结果和对立加深

巴勒斯坦战争以阿拉伯国家的失败而告终。它进一步加深了阿以之间的对立，并且酿成了新的问题。在巴勒斯坦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的80％的土地，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划给它的14，500平方公里领土增大到20，850平方公里。战争给这个地区留下了一条不合理的停火线。更为严重的是阿拉伯难民外流问题。据联合国估计，难民数高达72．5万人。如何处理这些难民和阿拉伯民族的愤怒，成为后来冲突的一个原因。另外，战争使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国际管理的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和约旦所分割。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新城，并于

1950年宣布将其定为首都，大部分政府机关也从特拉维夫迁来。约旦占领了旧城。中间设置了无人地带，一般人被严格禁止出入其间。

通过巴勒斯坦战争，以色列认识到：1．应力避持久战，打好进行战争的基础；2．阿拉伯世界是自己的敌人，应坚持和大国合作，谋求它们的支持；3．作战上应重视奇袭和机动。1947年末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为68万，阿拉伯人为300万[①

原文如此，疑为130万人之误。—译者]，以色列军队开战时为3万，五个月后增加到约10万，由一支主要是装备轻武器的军队发展为装备和能够有效运用坦克、装甲车、飞机的军队。以色列还基本建立起一套动员体制，可把总人口的13％吸收到军队中来。整个战争期间，人员的伤亡是相当大的：以方亡6，000人，伤1.5万人，阿方亡1．5万人，伤2．5万人。尤其是以军，从1948年7月的第二次停火到1949年1月7日，军民共死亡2，133人。

二、 “哈加纳”在战火中成长

1948年5月开战时，以色列军的前身“哈加纳”以定员100人左右的连为战斗的基本单位，从未超过这个数字。各连自己携带补给品，主要装备是轻武器。在1948年10月的进攻中，第一次展开了集中指挥4个旅的“约阿夫”作战行动。作战指挥也具有分权的性质，旅的战斗一般授权给营长指挥。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根据经验确立了一条原则：总部只交代作战目的，细节由各级指挥宫决定。另外，在这次战争中指挥官取得成功的一个共同因素是，他们都具有敢于冒险的进取精神。他们体会到：谨小慎微的战术往往与失败联系在一起；利用阿拉伯军队的脆弱性大胆地战斗，往往会收到超出预料的战果。其典型人物是“派尔马契”的伊加尔·阿隆上校。阿隆上校在北加利利的“伊夫塔”作战行动中虽然失败了，但却在“丹尼”作战行动(48年7月9日-18日)中取得了胜利。后来的达扬将军当时作为营长参加了战斗。他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冲入敌阵，分割了阿军阵地。第三次是“约阿夫”作战行动。阿隆作为指挥4个旅的支队长(师长)使作战取得了胜利。

“派尔马契”的作战指导的特点(阿隆上校的指挥具有代表性)是：进攻时不留预备队；翼侧不加掩护；集中兵力于决胜点。这和已往的军事常识很不相同。指挥官总是站在第一线上，

口里喊着“跟我来”，冲在前面。

“派尔马契”的这种精神，导致以色列军队中军官的阵亡数高于其他军队一倍。在1949年4月的“纳赫肖恩”作战行动中，

“派尔马契”的哈雷尔旅决定撤退时，奉命掩护撤退的一个连长发出了那句有名的命令——“士兵全部撤退，指挥人员全部留下担任掩护！”这个连的指挥人员，除1名班长外，其余的3名排长和8名班长全都阵亡，而士兵们却安全地撤退了。这种“派尔马契”精神，后来经常在军官的训练课程中受到引用。

1948年5月阿军发动进攻时，以色列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付阿军的炮兵、坦克上的优势。当时，以军采用了游击战术。这是“派尔马契”的创始人伊扎克·萨德的思想。他们灵活地运用所熟悉的地形，在夜间采取游击行动，取得了成功。事实证明，战术指挥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胜过以机械呆板的方法展开的数量占优势的敌之火力。可以说，游击战术就是利德尔·哈特[

①

英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他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又译为“非直接行动”或“间接靠近”战略理论)，主张避免和敌人进行决战，而是采取一切手段破坏敌防御能力，然后迫其投降。——译者注。松鼠妖注：这解释也忒土了点，本站有该书，推荐阅读http://www.warstudy.com/theory/modern/indirect_route/index.xml]的间接路线战略。以军之所以在巴勒斯坦战争中主张采取间接路线战略，是因为他们的正面进攻未获成功。以军对通往耶路撒冷的拉特伦的约旦警察据点连续发起了五次正面进攻，均遭失败，阵亡者达到700人。这个数字和六天战争中的阵亡数字相差无几。本·古里安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性格主张正面进攻；而“派尔马契”始终是采取奇袭和迂回，并取得了战果。

步兵旅可以迅速编成并用于作战，而飞行员、坦克手、水兵却很难作到。尽管如此，1948年7月以前，以色列创建了坦克营、空军、海军。海、空军的技术人员由来自海外的移民担任，炮手、坦克手大部分是曾经在苏联陆军中服过兵役的移民。1948年时，飞行员由美、英、加拿大空军的退伍军人担任；在运用上来制定任何战术原则，一次只能使用几架飞机，不具备实施直接航空火力支援的能力，多是用于对阿军后方进行轰炸。但是，建立空军的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1948年

5月29日，空军首次执行了战斗任务。

4架“麦塞施密特”式飞机攻击了沿海岸公路前进的埃军纵队，虽然未对埃军造成什么损失，却阻止了他们的前进。以后埃军钻进战壕，再也未敢前进一步。由于埃军不知道以色列已经有了飞机，因此以空军在战术上取得了奇袭的效果。

1948年7月14日，以色列的1架B-17飞机轰炸了开罗，尽管埃及的损失是轻微的，但从那以后埃及空军就停止了对特拉维夫的轰炸。以色列在空袭开罗之后，又轰炸了安曼、大马士革等城市。由于双方都没有雷达进行有效的警戒和探测，所以无法拦阻对方的飞机。以色列空军在“约阿夫”作战行动前夕，将阿里什基地的埃及飞机炸毁在地面

上，掌握了制空权。另外，还执行了侦察任务和实施了直接航空火力支援。以色列空军的飞行员的技术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1949年

1月他们同英国空军的5架战斗机交战，表现出娴熟的战技。就这样，以色列军队从实战中认识到了空军的作用，后来愈加重视空军的建设。

以色列海军在战争期间几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的所谓舰队只不过是在仅有的几艘陈旧的货船上临时安装了老式的65毫米野战炮。它虽然也采购了登陆舟艇和巡逻艇，但直到1948年冬季还没有到货。以色列海军是由美国的犹太志愿人员指挥的，它除了参加“约阿夫”行动和“霍雷夫”行动中的封锁加沙港作战并取得了战果外，未实施其他值得一提的作战行动。

三，国防军的解体和新国防军的建立

1949年夏，以色列战时征集的8万名官兵大部分复员了，陆军实际上已经瓦解。军人不愿留在军队，军队的核心——军官团也解散了，他们四处寻找工作，以便能作为一般市民广泛地为社会服务。军官团解散的原因在于他们对1936年阿拉伯人暴动以来的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以及军内存在着派系之争。在巴勒斯坦战争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

“派尔马契”军官的大部分属于左翼的统一工人党，而本·古里安总理兼国防部长属于以色列工党。后者握有决定性的统治权。战争期间，

“派尔马契”军官受到了优待；战后，政治上的考虑被摆在了前面。1949年1月“霍雷夫”行动结束后，以色列国会进行了第一次总选举。属于社会民主党性质的以色列工党占据了120个席位中的46席，从而成为第一大党。统一工人党占据19席。以色列工党和统一工人党彼此间成为意识形态上的对手。本·古里安总理为了消除“派尔马契”在军内的影响，开始了无情的斗争。他指定“派尔马契”的3个旅为首批复员部队。和其他旅不同的是，“派尔马契”旅的全体士兵都不得不离开部队，军官也都大部分辞去了职务。

4名司令官中的2名和12名旅长中的6名都离开了陆军。和统一工人党有联系的下级军官多被限制担任训练和参谋职务，几乎没有人担任战斗部队的指挥官。

军队中的高级司令官被战时在英国受过训练的军官和以色列工党党员所垄断。本·古里安想建设一支英国式的军队，他认为“派尔马契”那套战术通常是不适于进行大规模作战的。

巴勒斯坦战争以后，奠定陆军基础的是不属于上述任何集团的人。其中之一便是伊加尔·亚丁。1949年11月，他作为亚科夫·多利的后任，担任了总参谋长。战争期间他曾经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辅助领导能力不强和健康情况不佳的多利进行工作，实际上代行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总参谋长亚丁着手重新研究战略一级的军事问题。哈依姆·拉斯科夫负责研究编制体制和战术问题。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使国防所需的庞大要求和有限的资源相适应；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确定陆军战斗部队的编制体制和作战思想。1949年停战以后，以色列领土缺乏纵深，边境地形平坦，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卢德国际机场处于阿拉伯国家的炮火射程之内，南部埃拉特港在防御上也非常脆弱。如果受到阿拉伯国家的突然袭击，国家有被拦腰切断的危险。因此，对以色列军队来说，使部队长期保持高度的机动力以便迅速转入战斗态势，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1949年--1950年时以色列的人口不足百万，建立动员体制已成为紧迫的问题。

四、总参谋部的建立

1948年时的以色列陆军指挥机构，战后几乎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这个指挥机构的特点，是总参谋部统一控制陆、海、空所有兵种。在以色列，海、空军都还未发展成为完备的军种，它们的军官在总参谋部工作时，以个人身份活动此以代表本部队活动更多。由于没有总司令这个职位，总参谋长就成了指挥陆、海、空整个部队的唯一的行政首长。历届总参谋长的职位均由陆军担任。通常还设副总参谋长，担任总参谋长的副手。

总参谋长是统辖总参谋部的首长。总参谋部的常任成员是空军、海军、装甲兵部队的司令和北部、中部、南部各军区的司令。总参谋部通过总参谋长同内阁的政治首长联系。军队的一切事宜均由总参谋长对国防部长负责。空军和海军被称作“部队”而非军种，正式名称是“海上部队”，和“航空部队”海、空部队司令要向总参谋长提出报告，他们有自己的行政部门负责处理军务问题。

总参谋部负责监督许多业务部和兵种司令部。其中最重要的是装甲兵司令部。该部由1名将级军官指挥，负责坦克和机械化步兵部队的训练、作战运用及战术原则的研究和制定。总参谋部通过各业务部和兵种司令部的工作网来管理军队。各部都有其专业参谋，由各自的首长领导，并向总参谋部报告工作。这样，总参谋部就通过两个不同的系统管理全军的每一部门，一个是指挥系统(军区、师、旅各级司令部)；另一个是由总参谋部各部监督的业务指导系统。但情报部没有专门的管辖部门。情报部部长向全军各部队派遣情报军官，对直接监督情报部队负有责任。这种双重的管理系统在各国现代化的军队里都是相同的，它的目的在于将各种不同的业务和统一的指挥机构结合起来。

以色列没有最高统帅或总司令一类职务。内阁具有最高统帅的权限。实际上这项权限已被委任给国防部长，他对军事科研、军工生产、军需品采购、财务计划、国防预算的编制等负责。国防部与国防军的业务分工原则上是明确的。国防部担任行政领导和技术支援，国防军负责编制、训练、士气，尤其是军事作战计划的拟定和实施等军事业务，但是由于国防部长处于军队最高统帅的位置上，所圮(他也有权过问所有的军队事务，包括那些纯专业性事务在内。在50年代曾发生两次关于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管辖权的争论。

五、建立预备役制度

1949年时以色列人口是100万，难以维持独立战争期间曾一度达到过的10万兵力。一个100万人口的国家平时维持常备军的数量不能超过3万。因此，以色列不能象一些军事专家所主张的那样，而只能是战斗部队的大部分成员以部分时间服役。伊加尔·亚丁的研究小组对两种民兵部队进行了分析：一种是“哈加纳希什”(Haganah

HISH)，它是一个将部分时间服役的士兵编入战斗部队的组织；另——种是瑞士的民兵组织，它由担任乡土防卫的地方警卫部队和担任普通兵役义务的预备役军人组成。亚丁研究小组建立了兼有“哈加纳希什”和瑞士民兵两种因素的预备役制度。1952年12月，以色列国防军在新的预备役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以色列国防军是建立在三重结构上的，它包括：职业军官和专业士官干部、大量征集的士兵、经过训练的民间预备役人员。以色列预备役军人一经动员就能立即加入自己的作战部队，它不是为加强常备军而组织的单纯的兵员储备集团。以色列军队体制的独特点在于它的预备役部队是国防军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不是常备军的附属品。常备军平时的主要任务是向国防军的预备役部队提供训练有素的骨干。很明显，预备役军人是国防军的主力，以色列国防最终依赖于预备役组织。预备役军人往往士气不高，但以色列国防军不存在这个问题。

以少数的常备军很难作到保卫边境和进行大规模作战训练两不误。因此，必须建立地区性防御部队，使它在预备役部队动员之际阻止敌人入侵。“哈加纳”的乡土警卫部队“希姆”(Him)未经大的变动而被采用了。就是说，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人们，年龄大的或不适于在野战部队服役的男子以及多数妇女，都在他们自己推选的领导人之下编成了地区防御队。有关训练，武器的分发与储存，与在该地区作战的部队的协调等，都一一作出计划。当发现敌人入侵时，地区防御队立即进入居住区周围的防御阵地。由于有计划地执行了在边境附近建设集体农垦点和合作社的政策，这些地区的警卫队便成了防止阿拉伯人入侵的有效防波堤。地区防御队的第二项任务是警卫自己的居住区防止越境的渗透者。但是，从50年代出现越境渗透者以后，安全问题就成为最紧迫的问题。它所产生的后果影响很大，成为以色列国防军发生变化和1956年苏伊土运河战争爆发的一个原因。

预备役制度解决了关于人力资源的问题。但是，预备役部队能否象计划的那样作为第一线战斗部队完成任务，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用了长时间征召义务兵服役(2—3年)和对退役后的士兵仍不断施以预备役训练的力法。1949年的兵役法规定；男性预备役军人每年返回部队服役31天，直至39岁为止；以后每年返回部队服役14天，直至55岁为止。另外这些预备役军人每月还要再返回1天。军官和军士每年返回部队的时间更长。这正如伊加尔·亚丁所说的：“每个公民都是一年有11个月休假的士兵。”当1950—1951年预备役制度最后确定时，预备役旅都是由动员的居民组成的。从那以后，预备役军官有的就任营长，有的甚至就任旅长。在六天战争中，甚至出了一个名叫阿弗拉罕·约菲的预备役师师长。

六、兵役制和军官教育

以色列公民年满18岁者，无论男女均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经过各国军队通常都采用的医学、心理、知识、能力等方面的检查后才能入伍。对所有新兵，包括将在海、空军服役的在内，都要进行基本训练。对身体条件较差的新兵施以时间较短、内容较易的课程，使他们能担任非战斗任务。基本训练也同时用来作为选拔未来军官、军士的过滤手段。成绩优秀者虽然要在野战部队短时期地充当普通士兵，但他们都被注明准备接受班长课程的训练。更优秀者则被定为军官候选人。班长候选人以下士军衔在野战部队服役几个月；军官候选人则前往军官训练班(以“派尔马契”的排长训练班为基础)接受以色列国防军特有的训练。在军官训练班里陆、海、空三军所学课程是相同的，重视指挥统率、地图判读、武器训练等军事知识的提高，也重视社会教育。这继承了“派尔马契”的传统。关于指挥统率问题，初级军官训练班侧重培养解决战术问题的主动性和率领部下的领导能力，而具体指挥方法由部队实施的教育训练解决。关于战术问题，重视对实战有用的教育，特别要求具有临机应变地处置问题的能力。关于战斗中的指挥方式，重视指挥官亲临第一线。他们认为，部队士兵在敌火力下是不愿按命令行动的，指挥官通过亲临第一线可以“推动”部下前进。知道了这一点，也就有大胆的办法解决其他方法所难以解决的战术问题。指挥官的统率能力——通过他本人的以身作则率领不愿按命令行动的士兵前进的能力，是军官训练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派尔马契”当年的理想。

新任命的步兵军官，在训练结束后立即被分配到部队中去，而技术性较强兵种的军官则首先被送到空军、装甲兵和其他兵种所办的专业训练班去。海军和空军飞行员从开始就受另外的训练。更高一级的训练教育有营长训练班。这是向中校乃至更高军衔晋升的关口。50年代中期，曾划分成营长课程、连长初级课程和高级参谋课程。通过高级参谋课程是成为上校以及更高级军官的必要条件。另外，还一度开办过“战争学院”(War

College)，但经过几年的试办后，于1967年撤销了。代之的是，以色列军官有充分的机会到地方大学就读。

巴勒斯坦战争对以色列来说是推进军队现代化的起点。战后，以色列国防军的基础形成了。从作战思想看，由于吸取了持久战的痛苦教训，而产生了“速决战理论”。建立和运用适应打短期速决战的军事思想，已成为以色列军队作战思想的核心部分。

1948—49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军队战斗序列

以色列军队战斗序列

国防部长 戴维·本·古里安

国防部副部长 以色列·加利利

总参谋长 亚科夫·多里少将

副总参谋长(作战) 伊加尔·亚丁上校(准将)

北部军区司令 摩西·卡梅尔上校(准将)

中部军区司令 丹·埃文准将

东部军区司令(耶路撒冷) 戴维·马卡斯上校<准将)

南部军区司令 伊加尔·阿隆上校(准将)

“派尔马契”旅 伊加尔·阿隆上校(准将)

伊夫塔旅(属“派尔马契”) 什穆埃·科恩上校

哈雷尔旅(属“派尔马契”) 伊扎克·拉宾上校

内格夫旅(属“派尔马契”) 内厄姆·萨里格上校

第1旅——戈兰尼旅 内厄姆··戈兰上校

第2旅——卡梅尔旅 摩西·卡梅尔上校

第3旅——亚历山德罗尼旅 本·蔡恩·济夫上校

第4旅——基里亚蒂 迈克尔·本扎尔上校

旅第5旅——吉瓦蒂旅 希门·阿维丹上校

第6旅一埃齐翁旅 戴维·沙提尔上校

摩西·达扬少校（上校）

第7旅——(机械化 旅) 本杰明·敦凯曼上校

第8旅——(装甲旅) 伊扎克·萨德准将

第9旅——奥迪德旅 乌里·约菲上校

空军司令 阿隆·雷梅兹准将

海军司令 纳赫曼·舒尔曼准将

什洛莫·沙米尔准将

阿拉伯军队战斗序列

阿拉伯军队总司令 阿卜杜拉国王(外约旦)

阿拉伯军队副总司令 努尔丁·马赫穆德少将(伊拉克)

阿拉伯解放军

监察官 塔哈·阿勒·哈希米少将

野战军司令 法齐·考克吉

加利利地区队

亚穆克营

希钦营

黎巴嫩营

侯赛因莒

库德尔营

埃那丁营

雅法守备队

阿克守备队

加沙守备队

阿拉伯救世军司令 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

黎巴嫩军队

国防部长 马基德·阿斯兰

叙利亚军队

国防部长 艾哈迈德·沙拉哈提

总参谋长 阿卜杜拉·阿托夫少将

第1旅 阿卜杜拉·瓦哈布·哈基姆上校

第2旅 卡瓦斯上校

第3旅 萨米·希纳维上校

阿拉伯军团(外约旦)

总参谋长 约翰·格拉布少将

第1旅 N.O.拉什准将

第2旅 J．O．M.艾什顿上校

耶路撒冷守备队 阿卜杜拉·埃勒·泰尔上校

伊拉克军队

国防部长 沙凯尔·瓦迪

总参谋长 萨莱卜·塞卜·贾布里

野战军司令 努尔丁·马赫穆德少将

第1旅 纳吉布·鲁比希上校

第3旅

第4旅 萨莱赫·扎基·陶菲克上校

纳布卢斯守备队 拉菲克·阿莱夫上校

空军司令 萨米·法塔赫中将

埃及军队

总参谋长 穆罕默德·海达尔少将

野战军司令 艾哈迈德·阿里·马瓦维少将

艾哈迈德·富阿德·萨代克少将

第1旅 穆罕默德·纳吉布准将

第2旅 马赫穆德·法赫米·奈马塔准将

第4旅 陶菲克·拉德万准将

法卢贾守备队 萨伊德·塔哈上校

志愿军 艾哈迈德·阿卜杜勒·阿齐兹上校

第三章苏伊士运河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

第一节 战争爆发的背景

1952年7月23日，埃及自由军官团的领导人纳赛尔陆军中校成功地发动了埃及革命。1954年4月18日他把纳吉布将军安排在总理位置上不久，又于11月14日解除了其总理职务，自己处于握有实权的地位。摆在纳赛尔面前的紧迫问题是加强军队和经济建设。

1954年9月27日，纳赛尔宣布和捷克签订通商协定。按照这一协定，几年内埃及将获得坦克230辆、装甲车300辆、火炮500门、米格式战斗机150架、轰炸机50架、潜艇和舰艇若干艘。在经济建设上，要在尼罗河上游修建阿斯旺水坝，控制尼罗河的洪水，解决工业用电和社会改革问题。为了建设水坝，纳赛尔要求美英两国和世界银行提供资金。起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了好意；但随着埃捷武器采购协定的签订，态度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1955年10月20日美国还是向埃及表示，只要世界银行支持，美国也将在资金上给予合作。然而，就在美国作出这个表示的前一天——10月19日，埃及和叙利亚之间建立了联合军事司令部。

1956年6月18日，英军最后撤离苏伊士运河地区。五天后，苏联提出贷款给埃及建设阿斯旺水坝。美国7月中旬决定中止对水坝的贷款，英国也效坊美国。一星期后的7月26日，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用运河的收益建造水坝。运河国有化宣言对联合国和英、法来说。无疑是个严重的问题。英国首相艾登决心在必要时即使行使武力也在所不辞，于8月3日向军队下达了准备制定对埃作战计划的命令。作战目的是占领苏伊士运河地区。法国也向伦敦派遣了联络军官。

69页照片：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另一方面，以色列从1953年起就被埃及封锁了蒂朗海峡，它认为

1956年7-8月的苏伊士危机除了军事解决外已别无他法，于是国防军着手制定了“卡达希”作战计划。他们主要是从法国购买所需的武器，1956年4月末同法国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

第二节 联合作战计划的制定过程

英国国防部于8月3日着手制定作战计划。起初登陆地点，选在亚历山大港，但艾登首相不同意，理由是他想把这次作战作为一次警察性质的行动，距离苏伊士运河太远的亚历山大港不合适。后来登陆地点改为塞得港。作战定于9月6日开始。联合作战的指挥机构也建立起来：英国的查尔斯·凯特利将军和法国的皮埃尔·巴尔若海军中将分别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英国的斯托克韦尔将军和法国的安德烈·博弗尔分别被任命为地面部队司令和副司令。

最后决定的作战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作战：摧毁埃及的空军，第二阶段作战：登陆部队在海上待机期间，空军继续破坏埃及的经济和埃军的后勤基地，使埃及人丧失战斗意志，第三阶段作战：

9月13日在苏伊士运河北端登陆，占领运河地区。但是，作战突然被推迟了。理由是还没有同以色列军队在西奈的作战协调起来。9月末，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达扬一行来到巴黎。英法同以色列协商后决定将开战日(D日)定为10月20日；但几天后又改变了。最后，决定以军于10月29日开战，英法军队于10月31日开战。双方对英法军队于11月1日登陆一事也相互取得了谅解。但是，本·古里安总理对英法两国是不信任的。他认为，以色列首开战端会被全世界打上侵略者的烙印，而英法却会被推崇为和平的守护神，因此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达扬总参谋长认为这个开战时机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关于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防空问题，双方确定由法国空军负责，不过时间要从英法军队开始轰炸埃及那时算起。至于如何启开战端这一关键问题，会议没有解决。

10月22日，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总参谋长达扬、国防部副部长佩雷斯前往巴黎，与法国协商作战的细节问题。总参谋长达扬的设想是这样的：以色列首先向米特拉山隘空投1个伞兵营，作为对埃及袭击行动的报复。其次，如果英法军队按预定计划开战，以色列军队就配合其行动正式转入西奈作战，如果这时英法军队不参战，以色列就撤回空降在米特拉的部队，并且可以向内外解释说这仅仅是一次袭击行动。法国首脑赞同以色列的计划，决定立即给以色列运去必要的车辆和60架飞机。稍后，三国代表签署了这些通过协商决定的事项。

10月25日，以色列秘密下令实行部分动员。达扬想让国内外认为以色列下令动员不过是为了再一次对约旦实施它已于10月10日--11日开始的报复性进攻。同一天，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宣布缔结军事协定。阿拉伯联军总司令阿密尔将军也正对约军和叙军司令郎进行访问，并于10月30日返回开罗。这时，以色列空降部队已降落在米特拉山隘。

第三节 埃、以两军开战前的情况

一、埃军情况

埃及陆军总兵力为15万，其中部署在西奈半岛的东部军区有第3步兵师、第8巴勒斯坦师、第4装甲师，兵力共3万。陆军有坦克530辆、火炮500门，空军有作战飞机255架。

埃及陆军以第3步兵师防守阿里什、腊法、阿布奥格拉三角地区；以第8巴勒斯坦师防守加沙地区。这个部署显然是重视西奈半岛北部，而对其中部及南部的防御部署是薄弱的。西奈的防御部队是由东部军区(司令部设在伊斯梅利亚)司令阿里·阿密尔准将指挥。半岛南部的沙姆沙伊赫由1个旅防守，该旅由开罗总司令部直接控制。埃及空军虽然拥有255架飞机，但能出动的只130架，其中70架是米格-15和“吸血鬼”式。

二、以色列军队的兵力和作战设想

1956年10月初，以色列国防军共有兵员10万、坦克400辆、自行车辆450辆、火炮150门、作战飞机155架。经同英法两国商定，作战任务区分如下：法国空军负责作战期间的制空权和以色列的国土防空；以色列空军以155架作战飞机支援本国地面部队作战，同时负责亚喀巴湾方向的作战。

以色列陆军在开战的前一天——10月28日黄昏完成了对全部野战旅(共18个旅)的动员。其中12个旅是由南部军区司令阿萨夫·辛霍尼准将指挥的。南部军区总兵力为4．5万人，12个旅分为4个支队

(师)，每个支队负责一路作战。哈依姆·拉斯科夫准将指挥的第77支队(第1、11、27旅)指向北部海岸公路，耶胡达·沃拉赫上校指挥

的中路支队(第4、10步兵旅，第7装甲旅)担任西奈半岛中部的作战；西奈半岛南部由阿里尔·沙龙上校指挥的第202空降旅担任，沙姆沙伊赫一路由第9旅担任。

称之为“卡达希”行动的西奈战役

[①以色列称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为“西奈战役”，本书作者在这里采用了以方的叫法。——译者]，其目的是为了席卷西奈半岛，击溃埃军，排除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阻止埃军尔后发动的反攻，同时也为了摧毁埃军突击部队设在加沙地区和边境附近的基地。但是，问题在于苏伊士运河战争不是以色列单方面作战，而是以色列同英法两国军队联合作战。首开战端的是以色列军队。本·古里安总理和达扬总参谋长担心以色列开战后英法军队是否会履行协定。由于有这种担心，以色列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是极其慎重的。他们密切注视着英法军队的动向，首先，第4旅推迟了开战时间，在开战日的第二天黎明宁占领边界附近的库赛马，第10旅将进攻发起时间推迟了一夜。第7装甲旅直到开战48小时后才策应英法联军，开始沿西奈中路前进。第37旅最初计划留作预备队。海岸公路的拉斯科夫支队到开战日的第三天黄昏一直处于待机状态。开战后48小时是战争指导上极为重要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以军的计划是密切注视埃军、英法军队、国际舆论的动向，特别是在搞清英法军队参战的动向后，才正式全面发动西奈战役。从这里可以看出小国和大国联合作战时如何选择开战时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四节 以色列军队挑起战端

一、空降部队在米特拉山隘空降

10月29日下午4时20分，

4架运输机穿过西奈半岛的边界。运输机上载着拉斐尔·艾坦中校(1981年时任总参谋长)指挥的第202空降旅的1个营100名士兵。他们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于下午4时59分从米特拉山隘1，500英尺上空开始空降。而空降在米特拉山隘东方数公里处的395名士兵这时正向米特拉山隘进攻。下午9时，在法国空军

6架飞机的支援下，以军空投了8辆吉普车、 6门106毫米无后座力炮、

2门120毫米迫击炮以及弹药、水、医疗用品等。对此，埃军毫无察觉。为配合在米特拉山隘空降部队的行动，在此之前，空降旅旅长沙龙上校指挥的2个空降营、

2个“纳哈尔”连， 1个坦克连共约

3，000人，于29日下午4时集结在以埃边境附近。然而此时，最急需的90辆运输车辆才只到达46辆。从边境到米特拉山隘需要13个小时，在此期间，空降部队有陷于孤立无援的危险。沙龙上校急不可待地按预定计划于下午4时命令满载兵员的车辆部队突破了边境。10月30日上午3时，沙龙部队的侦察分队到达萨马德。萨马德西8公里的埃军阵地阻止了沙龙部队的前进。埃军第2机械化边防团的2个连防守这里。阵地前沿布设着铁丝网和地雷场，只能通过道路接近。沙龙部队于30日上午6时发起进攻，向阵地进行了猛烈的迫击炮射击和弹幕射击。经过1小时30分钟的战斗，防守部队亡50人、伤多人，最后不得不撤离阵地。沙龙部队亡4人、伤6人，准备继续向纳赫勒--米特拉山隘突进。上午8时，以色列空军空投了油料、备用部件、补给品。

30日下午1时，沙龙部队开始前进，经小规模战斗，于下午5时25分占领纳赫勒。沙龙上校将第3营留在纳赫勒，率主力继续向米特拉山隘前进，于30日夜10时30分——突破边境30个小时后，终于和艾坦部队汇合。就这样，沙龙旅从约旦方向以30个小时前进250公里，到达了米特拉山隘。

二、埃军应战．

开罗的埃军总司令部得知以军进攻，是在10月29日夜7时。边境附近的孔蒂拉的警戒部队报告了这一消息。下午8时，纳赛尔总统接到报告，东部军区司令阿密尔已下令苏伊士运河西岸的第2步兵旅的第5、

6步兵营进攻以军空降在米特拉的部队。下午9时，他得知以色列电台已经广播说以军进攻了埃及在孔蒂拉的游击队基地。这时。第5步兵营已开始渡河。下午11时，埃军总司令部根据了解的整个情

况，开始实施早已准备的反击以军进攻西奈的计划。即：以前沿部队迟滞以军的进攻，主力迅速向吉夫加法和萨马代周围集结，由左翼向阿布奥格拉方向实施包围作战，进攻开始时间定于11月2日至3日。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总司令命令运河西岸的第4装甲师和2个步兵旅渡过苏伊士运河。

埃军对米特拉的空降部队作出了何种反应呢?当他们得知以军空降后，于10月29日黄昏派出3辆车辆去攻击米特拉东部的空降场。以军空降部队伏击了来攻的埃军，击毁了其中的1辆，

1辆返回纳赫勒，另1辆回到沙特(苏伊士城对岸)报告米特拉空降部队的情况。东部军区司令阿密尔根据这个报告，于29日下午8时命令第2步兵旅进攻米特拉空降部队。10月30日上午9时后，第2步兵旅的第5步兵营的先头部队向米特拉山隘东进。这时，以军艾坦中校命令迫击炮拦击这支纵队，并要求空军给予支援。同一时刻，

4架米格战斗机攻击了空降部队。埃及第5步兵营也向空降场间隙发起冲击。双方进行了

1小时的小规模战斗，谁都没有取得决定性战果。但是，埃军控制了米特拉山隘东端入口。30日中午，以色列空军飞临米特拉上空，艾坦中校命令正在进攻的己方部队后撤，以便于友军喷气式飞机实施对地面攻击。

以色列空军向埃军第5步兵营的阵地发射火箭和投下炸弹后，又攻击了正在渡过苏伊士运河的第5步兵营余部和第6步兵营。埃军虽然以防空武器应战，但未收到效果。以空军接着又对米特拉山隘西侧的埃军纵队进行了轮番攻击。直到30日黄昏，这里仍然看到正在燃烧的车辆。

三、沙龙旅；未曾料到的艰苦战斗 75页地图

10月31日晨，沙龙上校要求总参谋部批准他占领米特拉山隘东端，但未获得批准。总参谋部由于重视攻占阿布奥格拉，所以尽量避免在米特拉战斗。米特拉山隘全长30公里，由东端的海坦谷地、西端的米特拉谷地和中间的碟状台地三部分地形组成。海坦谷地全长6公里，宽50米，两侧尽是悬崖峭壁，为米特拉山隘的要冲。由于米特拉山隘的大部分还都未被两军占领，所以沙龙旅要求向米特拉西端方向派出侦察队。以军总参谋部虽然同意这个要求，但接着又指示不得进行大规模战斗。埃军第5、

6步兵营于30日下午遭到以色列空军沉重打击后，步兵部队在海坦谷地地势稍高些的东半部掘壕据守。

沙龙上校抽调第2营的2个连编成侦察队，并加强以旅侦察队、 3辆坦克、

4门120毫米迫击炮、陆空联络小组。第2营营长莫代海·古尔少校(十月战争后任总参谋长)被任命为侦察队指挥官。10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侦察队的先头部队正在通过海坦谷地时，遭到了埃军炮火的射击，一辆车被击中起火。艾坦中校命令继续前进，埃军也以猛烈炮火阻击。艾坦中校命令后续部队投入战斗，但由于道路被前一天击毁的埃军车辆所堵塞，纵队挤在谷地内无法前进。油料车和弹药车也被击中起火。得知这一情况的沙龙上校面临着抉择：或是撤回部队，或是派增援部队。他选择了后者。以军有“不许丢下伤员后撤”的传统。沙龙上校以所有炮火实施压制射击，以2个连进攻海坦谷地东部。31日黄昏时以军占领了该处，接着又同埃军展开了两个半小时的肉搏战，至下午8时许，沙漠恢复了平静。在这次未曾料到的战斗中，沙龙旅损失惨重：亡38人，伤120人；埃军亡100-150人。沙龙旅的这场艰苦战斗，使人痛感到事前侦察敌情的重要性。

第五节 阿布奥格拉的战斗

一、初战受挫

阿布奥格拉是埃军在西奈半岛北部的关键性防御阵地。只要守住阿布奥格拉，以军就无法打通通向阿里什的海岸公路。以军总参谋长首先将重点放在打通阿布奥格拉上。

沃拉赫上校的中路支队下辖3个旅，根据占领阿布奥格拉的需要，第37机械化旅也划归该支队指挥。但是，第7装甲旅和第37机械化旅在10月31日之前不能参加战斗，原因是以色列在判明英法军队确实按协定参战之前，是不愿将它这两个旅投入战斗的。因此，沃拉赫上校在开战时首先以第4旅进攻库赛马，以第10旅进攻乌姆·卡泰夫。第

4旅的任务是打通库赛马--纳赫勒公路和库赛马-哈萨纳公路，并在第10旅的进攻受挫时由南方进攻阿布奥格拉和乌姆·卡泰夫阵地。10月29日深夜，第4旅在车辆不足、弹药只有所需1／3的情况下突破了边境。10月30日上午6时占领库赛马，然后又乘胜追击，向纳赫勒、哈萨纳、阿布奥格拉方向派出了侦察队。这时，第7装甲旅的1个营已不顾达扬总参谋长的命令，进抵库赛马。南部军区司令辛霍尼不知道总参谋长对第7装甲旅投入战斗的限制，命令他们向库赛马前进。同时辛霍尼司令通过沃拉赫上校命令预定31日才开始进攻的第10旅立即突破边境进攻鸟姆·卡泰夫阵地。沃拉赫上校向第10旅下达了突破边境的命令，同时向第7装甲旅下达了进攻阿布奥格拉的命令。第7旅于30日12时30分前进到乌姆·卡泰夫南侧600米处时遭到埃军反坦克火炮的射击，损失了坦克和装甲输送车各2-3辆。尔后虽然连续发起了三次进攻，但每次都被击退。第7旅旅长本·阿里看到从正面进攻乌姆·卡泰夫无望，于是便派出侦察队，准备从达伊卡山隘方向进攻。

二、第7装甲旅的迂回作战

30日上午11时，达扬总参谋长乘直升飞机飞抵库赛马。他发现第

7旅已进入库赛马，大发雷霆。达扬立即命令第4旅旅长以一部兵力向纳赫勒前进，以主力准备进攻阿布奥格拉及乌姆·卡泰夫。第10旅从31日清晨起着手准备进攻乌姆·卡泰夫阵地。达扬还动员第7旅旅长迂回阿布奥格拉沿西奈中路前进。但接到达伊卡山隘方向侦察队报告的本·阿里上校判断可以从该方向进攻阿布奥格拉。中路支队长沃拉赫上校也同意这个意见。第7旅从30日黄昏起企图和第10旅协同夹击乌姆·卡泰夫和乌姆·希汉阵地。第10旅于30日下午5时离开奥贾，

7时夺占了乌姆·巴塞斯的警戒阵地。接着又向乌姆·希汉阵地发起了进攻，但因逐次加入战斗而被埃军击退。第10旅旅长古迪尔上校当天夜里在乌姆·泰莱帕南侧无所作为，甚至连再次进攻的准备也未作，为此后来被撤换。在此期间，第7旅的阿丹少校指挥的“谢尔

曼”坦克营用10个小时通过达伊卡山隘，

于31日上午5时发起了对阿布奥格拉的进攻。他们虽然遇到了埃军的顽强抵抗和准确的炮火射击以致进攻十分困难，但还是于上午6时30分占领了阿布奥格拉的道路交叉点。新到任的埃军第6旅旅长穆塔·瓦雷上校下令以阿里什增援的第10步兵营和乌姆·卡泰夫守备队的第18步兵营夹击阿布奥格拉的阿丹营。10月31日中午，埃军第10步兵营到达阿布奥格拉，但由于遭到以空军歼击轰炸机的突击，纵队被切断，进攻未能继续下去。这时，第18步兵营也在炮兵和反坦克武器的猛烈炮火支援下转入进攻，

与阿丹营展开了激战。第10、18两步兵营的这次夹击是一次协同进攻，如果以色列空对地的火力支援失去时机，以军将不可能守住阿布奥格拉。

31日下午4时，以军阿丹营继续进攻鲁瓦法水坝，

当夜占领了该地，尔后转入防御。11月1日凌晨2时，后勤部队到达，补充了油料、弹药、粮食，并检修了坦克。

三、撤换第10旅旅长

另一方面，第10步兵旅旅长在达扬总参谋长的督促下，于31日上午8时30分终于对乌姆·卡泰夫阵地再次发起进攻。但是，该旅进攻正面宽达3，000米，部队未进行炮火支援就发起冲击，加之遭到埃军准确的炮火射击，因而进攻受挫。在这种情况下，达扬总参谋长决定撤换旅长占迪尔，任命以色列·塔尔上校为新旅长，同时命令第37机械化旅进攻乌姆·卡泰夫。第37旅的半履带式车辆营于11月1日凌晨

2时完成了进攻准备，但因关键的坦克营尚未到达战场，旅长戈林达上校决定先以步兵营发起进攻。凌晨3时30分，进攻部队不经考虑开着车灯前进了。先头部队遭到埃军炮兵和反坦克武器的集中射击，后续部队也进入了地雷场，旅长戈林达上校阵亡，军官大部分负伤，进攻失败了。

1日黎明再次发起进攻，又再次被埃军的反坦克武器击退。以色列总参谋部决定停止进攻乌姆·卡泰夫阵地。这时，埃军吹嘘为坚不可摧的阿布奥格拉已落入以军之手。

第六节 英法参战后的西奈战役

一，埃军撤出西奈

10月31日下午7时，英法空军轰炸了埃军机场；11月1日至3日，联军的舰载机多次轰炸埃军机场，其炸毁埃军飞机260架。这些轰炸为苏伊士运河战争开辟了新局面。纳赛尔总统停止了对西奈半岛的增援，并下令西奈防御部队向苏伊士运河方向撤退，这是因为他害怕英法军队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实施登陆作战。撤退从31日夜至11月1日开始。加沙地区的腊法守备队和第2旅于31日夜撤退。守卫米特拉山隘的第2装甲旅的第6营(2个连)掩护部队撤退。沙姆沙伊赫守备队的扎基上校由于没有车辆供撤退用而提出继续守卫该地的要求，他得到了批准。

在阿布奥格拉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埃军第6旅旅长穆塔·瓦雷上校也于31日夜接到了自阿布奥格拉撤离部队的命令。上校将全旅分成4个梯队，在首先破坏难以携带的装备后开始了撤退。占全旅1/3兵力的第

1梯队从11月1日下午6时30分开始乘夜暗撤离乌姆·卡泰夫阵地。由于阿布奥格拉和库赛马的各交叉点被以军占据着，所以这个梯队只能穿越沙漠向阿里什方向撤退。30分钟后第2梯队沿同一路线撤退。又过30分钟后，第3梯队开始撤退。第4梯队在埋好或破坏了火炮和重型装备后开始撤退。对这次撤退以军毫未察觉。以军第37旅的侦察分队在库赛马俘获两名埃军士兵，从供述中才得知乌姆·卡泰夫的埃军昨夜已经撤离。第37旅于11月2日白天匆忙向乌姆·卡泰夫前进，企图和第7旅在阿布奥格拉会合。幸有以色列空军飞行员以无线电为两个旅的指挥员沟通情况，双方才避免了误击。稍后，沃拉赫上校命令第10旅占领乌姆·卡泰夫和乌姆·希汉阵地，阿布奥格拉地区的战斗遂告结束。

81页图 以军的“神秘式”飞机和“谢尔曼”坦克(1956年10月)

二、加沙地区的战斗

11月1日晨，北路支队长哈依姆·拉斯科夫准将下令进攻加沙地区。其任务是：首先占领腊法和扫荡加沙地区，尔后打通阿里什，最后进入坎塔腊和苏伊士运河区。

10月30-31日夜，工兵部队在腊法阵地正面的地雷场开辟了三条

(间隔150米)通路(宽9米)。埃军发觉后又以地雷封闭了其中的两条。这样，在31日-11月1日夜的进攻中只使用了一条通路。从11月

1日凌晨2时起，法国和以色列两国海军对腊法阵地实施了30分钟的舰炮射击，尔后以色列空军又实施猛烈轰炸到3时5分。此期间，第

1旅第3营突破了地雷场。其实埃军早已接到撤退命令，在几小时前就开始了撤退。后卫部队以炮兵和机枪抗击以军第3营的进攻。

1日上午6时，第3营未遇到顽强抵抗就夺取了腊法阵地的一角。而后续的皮拉比斯基营却莽撞地冲入第三处地雷场中，引起地雷四处爆炸。又遭到埃军掩护撤退的部队的极其准确的拦阻射击。上午5时15分，以军在地雷场中开辟了新的通路继续进攻，于9时占领了腊法的交叉路。

11月1日凌晨3时40分，右翼的第27旅开始进攻。当面的埃军在战斗打响后不久就开始向阿里什方向撤退。巴列夫上校指挥的第27旅主力虽然进行了追击，但由于埃军乘其当夜补给油料之机撤走了，因此该旅进入阿里什时，那里已经没有埃军。

11月2日上午6时，第11旅开始进攻加沙地区。埃军的抵抗是零星的。以军于2日中午后占领了加沙。第12旅担任占领汉尤尼斯的任务。主力于3日继续进攻，在腊法与第1旅会合。2日下午1时30分，加沙地区落入以军之手。

三、进攻沙姆沙伊赫

解除亚喀巴湾的封锁，是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目的之一。约菲上校指挥的第9步兵旅担任了这项任务。10月31日下午10时；约菲旅在孔蒂拉集结完毕，焦急地等待着发动进攻。11月2日上午5时，该旅收到达扬总参谋长命令前进的电报后，立即开始进攻。以3个步兵营、

1个炮兵队、1个重迫击炮队为基础编成的共1，800人的这支部队，装备有104辆卡车、32辆指挥车、14辆半履带式车、34辆吉普车。他们南下的最初140公里是难于通行的上坡沙漠地带。他们携行5天的粮食，行驶600公里的油料，以及每天平均5公升的淡水。

至2日下午1时约菲旅前进了100公里，在该处停留13个小时准备尔后的前进。这时，在苏伊士运河方向上，以军已进抵距东岸15

--16公里处。达扬总参谋长担心第9旅进展太慢，决定使用沙龙旅伞降部队的一部占领沙姆沙伊赫。2日中午后，2个连为占领托尔而空降，

1个伞降营经苏德尔角向托尔前进。

第9旅3日黄昏进抵泽哈卜， 4日下午2时进抵沙姆沙伊赫以北 5公里处，顺利地占领了埃军的警戒阵地。

4日夜，准备了5日拂晓的进攻。

5日凌晨2时开始进攻。但由于埃军由地雷场和铁练网构成的阵地十分坚固，以军伤12人，暂时停止了进攻。上午5时30分，以军在航空火力和重迫击炮支援下重新发起进攻。经过1小时的激战后夺占了阵地的一角，并继续向阵地纵深进攻。上午9时30分，

占领沙姆沙伊赫要塞。埃军亡100人，伤31人，被俘864人，以军第9旅亡10人，伤32人。

5日上午5时许，沿苏伊士湾公路南下的艾坦指挥的伞兵部队也到达沙姆沙伊赫南方，并和第9旅取得了无线电联系。当第9旅正准备对要塞指挥所发动最后进攻时，艾坦的部队从南方突入要塞阵地，于9时30分夺取了埃军指挥所。这是伞兵部队自从空降在米特拉山隘以来7天内最后的一次进攻。至此，埃以两军的战斗宣告结束。

第七节 英法军队在苏伊士运河区的作战

一、英法两国的最后通谍

10月30日下午6时，英法两国政府向埃、以两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谍。最后通谍由三项内容组成。

1， 两国政府立即停止在陆、海、空的敌对行动；

2， 两国军队相互后撤。埃军撤至苏伊士运河西岸，以军撤至运河东10英里处；

3，

埃以政府同意英法联军为隔离埃、以两国军队和保障一切国家船舶根据国际法在运河航行而暂时占领富阿德港、伊斯梅利亚、苏伊士城。

这第三项内容意味着对埃及发出了最后通谍，对以色列通告了英法的开战决心。

通谍要求12小时以内作出答复。以色列政府答复接受通谍要求；纳赛尔总统30日深夜拒绝了通谍要求。纳赛尔10月31日上午6时下令尼罗河流域和苏伊士运河地区的防空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同时命令阿密尔司令在英、法军进攻时撤退西奈半岛的部队，保卫苏伊士运河。开罗收到的关于西奈方向的战况是很严峻的。开罗判断，只要能守住腊法——阿布奥格拉——阿里什三角地区，就能阻止以军从北、中路进攻西奈半岛。问题是如何阻止已经到达哈萨纳的以军第7装甲旅和米特拉山隘的空降部队会合。为此，埃军迅速将运河西岸的第4装甲师推进到哈萨纳，同时为阻止第7装甲旅与空降部队的会合而将部队推进到萨马代。10月30日深夜，第4装甲师第1旅开始渡河，第2旅继之。31日晨，第4装甲师师长贾马尔·穆哈默德准将命令第1旅向哈萨纳前进，阻止以军沿中路推进。同时命令第2侦察队向吉夫加法——萨马代前进，企图阻止以军第7装甲旅与米特拉的空降部队会合。埃及空军于10月30日出击了40架次，大半指向米特拉方向。31日出击了90架次，大半为歼击轰炸机。

二、英法军队的空袭和超级大国的动向

在苏伊士战争中，英陆军兵力为第3步兵师(欠一部)、第10装甲师(未登陆)、第16空降团、第3海军陆战旅，共13，500人；法军为第10空降师(欠一部)、第1空降营、第7轻机械化团，共8，500人。英空军有9个轰炸机队(120架)、

4个歼击轰炸机队(100架)、 1个侦察机队；法空军有4个歼击轰炸机队(100架)、

3个运输机队。英海军有运输船队和3艘航母(100架舰载机)、 4艘巡洋舰、13艘驱逐舰、 6艘护卫舰、

5艘潜艇；法海军有1艘战列舰、 2艘航母 (50架舰载机)、 2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8艘护卫舰、 2艘潜艇。

85页图 战 况 示 意 图(1956年11月1日)

10月29日黄昏，马耳他岛的英法联军地面部队司舍斯托克韦尔中将收到了以军开始作战的报告。31日下午7时，即最后通谍发出后25小时，英法空军轰炸了埃及的铁路、防空武器阵地和兵营。11月1日

--2日夜，法国空军的F-84第12飞行队轰炸了阿拉伯沙漠的机场，摧毁了埃及剩余的轰炸机。英法联军的空袭招致国际舆论的反对。特别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态度严厉，而且英国国会内也有人强烈反对这次作战。10月31日召开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以7票对4票通过了立即停战的提案，美国政府要求埃、以两国也立即停战。艾登首相和英法联军首脑反复进行了协商，决定：事已至此，与其推迟作战，莫如按予定计划开战。此时，两国的陆、海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处于可随时开战的态势；存在的唯一军事问题是，如果在登陆前24小时实施空降，空降部队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斯托克韦尔司令和安德烈·博弗尔副司令及作战参谋们在指挥舰上再次研究了空降部队的空降计划。最后决定：英空降部队于11月5日在加密尔机场降落并夺占塞得港；法空降部队同时在运河东岸的富阿德港降落；英军担任守卫塞得港供水站和运河上两座桥梁的任务。11月3日夜，这个决定报告给本国政府，得到了艾登首相的批准，但到4日，斯托克韦尔司令又突然改变了决定。新的决定是由法军负责同运河东岸的以军联系和协商，并负责守卫供水站和两座桥梁。该决定得到了博弗尔副司令的同意和本国政府的批准。1948年5月前，斯托克韦尔曾作为第6空降师师长驻守海法，他亲身体会到以色列人的反英感情，认为法军适于做深入的协调工作。

三，开始实施空降作战

开战前，埃军以2个预备役步兵营、正规的防空部队和海岸防御部队防守塞得港。至11月4日，该处又增加了3个民防营和4门Cy-

100自行火炮。

11月5日拂晓，英军舰载机轰炸了塞得港和富阿德港的防御阵地。

8时20分，第16空降旅第3营在加密尔机场降落并立即占领了机场。

8时35分，法军第2空降团的500名伞兵在富阿德港降落，虽然遇到埃军的英勇抵抗，但仍然于30分钟后占领了供水站。

5日下午1时45分， 英法军的第二批空降部队降落，同时英法军的空袭使埃军陷于瘫痪。

5日下午，埃军司令穆占伊准将接受了塞得港市当局提出的举行停火谈判的要求。下午4时，穆古伊准将同法军指挥官在供水站会见，要求修复被破坏的供水坫，法军同意在供水站修复和空降部队调整好态势之前暂时停火。

5日下午10时30分，停火期满。当日夜，英国政府命令登陆作战时不得使用4．5英寸以上火炮，以避免伤害埃及居民。接着下达的第二个命令对炮击和轰炸的目标进行了改变，甚至把军事上必须炮击和轰炸的目标也去掉了。最后又下达了第三个命令，干脆禁止登陆以前进行任何炮击和轰炸。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地面部队司令斯托克韦尔担心事前无炮火和轰炸的支援会影响登陆部队的士气和降低进攻冲击力，因而绞尽脑汁想了个解决办法：借口海军的“炮击”和海军的“火力支援”概念不同，果断地实施了“火力支援”。

四，登陆作战

11月6日上午6时50分，英第3海军陆战旅第一波登陆部队于塞得港登陆，法国海军陆战旅于富阿德港登陆。登陆前实施的45分钟舰炮射击和10分钟飞机轰炸，使埃军的海岸守备队陷于瘫痪。根据英国政府命令幸免列入炮击和轰炸目标的塞得港政府大楼也毁于轰炸。登陆作战进展极为顺利。

6日上午11时，斯托克韦尔司令、博弗尔副司令、巴尼特空军司令进入塞得港。下午4时，斯托克韦尔司舍下达了第二天的作战命令：英军占领阿布苏外尔机场；法空降部队占领伊斯梅利亚。

6日下午7时半，斯托克韦尔司令由塞得港回到指挥舰不久，就收到英国政府发来的电报，指示在11月6日24时前停止战斗行动。英、法两国政府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停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虽然声称如不同意停战将不惜对英国本土实施核攻击，但由于苏联正在深深卷入匈牙利事件之中，因此它的声明被当作是一种恐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态度很坚决，他命令全世界的美军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强烈要求英、法和以色列立即停战。英法政府在美国的强硬态度面前屈服了。

接到停战命令的斯托克韦尔司令召开了有博弗尔副司令和其他参谋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伦敦和开罗的时差是2小时。斯托克韦尔司令理解6日24时指的是伦敦时间，于是便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剩余的时间。他命令第16空降旅旅长巴特勒准将尽可能地沿苏伊士运河南下。巴特勒准将于下午10时30分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兵南下，24时到达卡普后停止前进。至此，英、法军的苏伊士战争宣告结束。

第八节 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军事意义

一、战争目的

1956年10月29日至11月6日的苏伊士战争，是在美、苏两个大国都不希望中东燃起战火的时期发生的。当时，苏联正陷身于匈牙利动乱之中，美国正忙于选举总统。就在美、苏两个大国对中东的遏制力有所放松的时期，战争爆发了。然而战端一开，美、苏两国却不谋而合地一致采取强硬态度，要求立即停战。

英、法两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作战，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了失败。不仅占领苏伊士运河的军事目的未能达到，而且艾登首相还被迫辞了职。从军事上看，艾登首相的失败在于他以政治理由将原定11月1日实施的登陆作战推迟了。据说假如按予定计划于11月1日发起登陆作战，那末，

2日就能占领伊斯梅利亚， 3日就能占领苏伊士市。英、法两国由于在苏伊士战争中的失败，它们在中东地区的主动权完全落入美、苏两国之手。

对以色列来说，苏伊士战争是同两个对手打的战争。一个是埃及，另一个是企图占领苏伊士运河地区的英、法。以色列国防军的战争目的在于解除对蒂朗海峡的封锁和击退西奈半岛的埃军。不击退西奈半岛的埃军，就不能牢牢控制亚喀巴湾。但是，导致埃军败退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以色列军向西奈半岛的推进，而是英、法军队在苏伊士的参

战。以色列在美国和联合国的压力下虽然于57年3月16日撤离了西奈半岛，但却达到了战争目的：亚喀巴的航行不再受阻；由于联合国部队驻扎在沙姆沙伊赫和西奈半岛的停战地区，埃及的袭击部队不能再潜入以色列境内；以色列国防军获得了名扬世界的机会。

埃及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它实现运河国有化和使以军撤离西奈半岛的政治目的达到了。然而埃及这一政治上的胜利应归功于美、苏两国和国际舆论。苏伊士运河战争有美、苏这两个能决定战争目的是否达到的强大的局外国，这对埃及来说是件幸事。

二、各方损失和以色列国防军的经验教训

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各方军事上的损失如下：90页表

以色列国防军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获得了很多经验教训。其一是动员体制和动员时机的问题。下达动员令的时间是开战两天前的10月

27日，动员尚未结束战争就打起来了。动员体制的问题主要是一些技术性问题：

1，

实际动员的车辆比预定的13，013辆少得多。由于司机和他所驾驶的车辆不是同时征集的，因此人员报到时车辆还未到达军队的补给点。

2， 动员表未经过更新，实际兵员和可动员车辆与表上的数字有

出入。

3， 缺少维修车辆的工具。

4， 通信器材不足，作战期间通信联系经常中断。

空地协同上也存在问题。由于通信联系中断，曾发生过空军轰炸友军部队的事件。202空降旅在米特拉激战时由于未能和空中的飞机取得联系，而未能得到支援。

关于补给问题，由于对所需补给量估计过低，而未能满足实际作战的需要。

作战上的问题如下：

1，

达扬总参谋长对装甲部队的作用缺乏认识。第7装甲旅有最好的坦克和最高水平的坦克手，但在战争初期却未被赋予战斗任务，只是作为后方防御部队和前线预备队担任约旦方向的牵制作战任务。北路支队长哈依姆·拉斯科夫准将虽然认为装甲部队“是地面战斗的决战武器，应集中运用”，但仍未能摆脱重视步兵的思想。达扬认为坦克是步兵的支援武器，不应以营为单位集中运用，而应作为预备队使用，必要时应配属给步兵部队。说到底是认为坦克不是战斗部队，而是控制在手中的支援部队。不过从苏伊士战争中第7、27装甲旅的战果来看，达扬并未同拉斯科夫的“坦克集中运用论”唱反调。第7装甲旅违背了达扬的命令，将西奈战役引向了胜利。

2，

空军虽被赋予防空和支援地面部队的任务，但未取得决定性战果。战争初期，以色列空军未被赋予将埃及空军一举摧毁在地面上的任务，只是在埃及空军攻击了以色列境内的目标后，才被允许攻击敌机场。这种空军运用思想反映了本·古里安总理的重视城市防空的思想。

3， 预备役的战斗能力超出预料，不必感到担心。

担任占领沙姆沙伊赫任务的第9步兵旅是开战两天前动员的预备役旅，他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7个预备役旅中除第10、第37两个旅外，都表现得很出色。

象第10旅那样，只受过最低水平训练的居民被紧急动员来，又没有一个果断的指挥官指挥他们，这样的部队在冒着敌人炮火前进时，整个部队很容易陷入瘫痪状态。

4， 达扬主张在战场上分权指挥

达扬总参谋长强调部队指挥官要积极主动，到第一线指挥作战，即使违反了命令，如果是属于敢打敢拚的“抗命”，也不给予处罚。达扬在回忆录中写道：“与其热衷于驱使一匹讨厌的骡子，不如热衷于驾御一匹勇敢的良种马。”

旅在作战时只能得到有关作战目的、进攻目标、完成任务时间、作战地区和战斗注意事项等方面的指示。在实际战斗中旅长独自做出判断和指挥战斗，各个旅相互间的支援不在考虑之内。沙漠地的机动作战尤其要求指挥官要当机立断和亲赴第一线。

总参谋部不具有组织上的控制力。即使有，它的计划、命令也不一定得到忠实地执行。拉斯科夫准将虽然指出了总参谋部集中指挥的必要性，但未被全军接受。直到进入60年代“作战控制”思想在军内落实之后，指挥的分权和集中才取得平衡。具体地说，就是需要立即作出的决定依然由第一线部队指挥官作出；而在上级部队从全局处理更为合适的情况下，则由上级指挥战斗。六天战争中总参谋部制定的空军统一集中运用计划和地面作战计划，就是全军贯彻了“作战控制”思想后首次予以落实的计划。

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达扬总参谋长得到的经验教训如下：

1，

在准备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便决定向全军下达行动命令。因此，预备役动员、车辆准备、补给、航空突击、地面侦察等方面都出了问题，影响了作战速度。

2，

军事行动的上方悬着达摩克里斯的“政治之剑”[①达摩克里斯系西西里东部锡拉库扎国国王迪奥尼西乌斯一世(公元前430～367年)的廷臣。由于他常说当国王幸福，于是迪奥尼西乌斯便让他穿上国王衣服，并在他的头上用头发悬起一把锋利的剑，使他认识国王的幸福总是伴随着危险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比喻即将临头的危险。——译者]。如果以色列的计划事前败露，战争推迟哪怕只是两三天，以色列就会受到美、苏的压力，而且，在联合国必然会被谴责为侵略者。

3， 在西奈半岛，以军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如何战胜埃军，而是如何在政治限定的框框中作战。

中止战争和结束战争的决定权不在以色列手中。

达扬总参谋长的这些经验教训， 当然在六天战争中得到了运用。

1956年10月29日时以色列、埃及和英法军队战斗序列

以色列军队战斗序列

国防部长 戴维·本·古里安

总参谋长 摩西·达扬少将

副总参谋长 梅厄·阿米特准将

南部军区司令 阿萨夫·辛霍尼准将

北路支队 哈依姆·拉斯科夫准将

第1步兵旅 本杰明·吉弗利上校

第11步兵旅 阿哈龙·多龙上校

第22机械化旅 哈依姆·巴列夫上校

中路支队 耶胡达·沃拉赫上校

第4步兵旅 约塞夫·哈帕兹上校

第10步兵旅 什穆埃·古迪尔上校

以色列·塔尔上校

第7装甲旅 乌里·本·阿里上校

第37机械化旅 什穆埃·戈林达上校

独立旅

第202空降旅 阿里尔·沙龙上校

第9步兵旅 阿弗拉罕·约菲上校

第12步兵旅 戴维·埃拉扎尔上校

空军司令 丹·托尔科斯基准将

海军司令 什穆埃·坦库斯准将

埃及军队的战斗序列

国防部长兼总司令 阿卜杜勒·哈基姆·

阿密尔上将

东部军区司令(西奈) 阿里·阿密尔少将

东部军区参谋长 萨拉丁·穆古伊

第3步兵师 安瓦尔·阿卜杜勒·瓦哈布·卡迪准将

第4步兵旅 萨杜丁·穆塔·瓦雷准将

第5步兵旅 加菲尔·阿卜德准将

第6步兵旅 萨米·亚萨上校

萨杜丁·穆塔·瓦雷准将

第8步兵师(巴勒斯坦) 尤赛夫·阿格鲁迪少将

第86前线警备旅

第87前线警备旅

第26警备旅

第4装甲师 阿甲·贾马尔·穆罕默

德准将

第1装甲群 塔拉特·哈桑·阿里上校

第2装甲群 易卜拉欣·穆古伊上校

第2步兵旅 瓦吉·塔海尔·舍尔比尼准将

第2侦察团 艾哈迈德·阿里·阿泰赫中校

沙姆沙伊赫守备队 劳夫·马法兹·扎基上校

加沙守备队 马赫迈德·富阿德·什贾维准将

塞得港守备队 萨拉丁·穆古伊准将

海军司令 苏里曼·埃扎特上将

空军司令 穆罕默德·西得基·马哈茂德中将

英法军战斗序列

英法联军司令 查尔斯·凯特利上将

英法联军副司令 皮埃尔·巴尔若海军中将

联军地面部队司令 休·斯托克韦尔中将

联军地面部队副司令 安德烈·博弗尔中将

联军空军司令 丹尼斯·巴尼特空军上将

联军空军副司令 布里格·布罗哈特上将

联军海军司令 邓福德·斯莱特海军上将

联军海军副司令 P.J.C.M.朗斯洛海军中将

英国陆军

第3步兵师(一部) J·丘彻少将

第10装甲师 R·穆尔少将

第16空降旅 M.A.H.巴特勒准将

第3海军陆战旅 R·梅多克准将

法国陆军

第10空降师(一部) 雅克·马歇少将

第1空降营 皮埃尔·查特·若贝尔上校

第7轻机械化旅

英国海罕

运输舰队 M．L.鲍尔中将

支援舰队 德里克·霍兰德·马丁中将

法国海军 Y．卡伦司令

英国红海警备队 J．G.哈密尔顿上校

英国空军

9个轰炸机队

4个歼击轰炸机队

1个侦察机队

法国空军

4个歼击轰炸机团

3个运输机队

第四章六天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

第一节 战争爆发的背景

一，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的中东形势

1958年2月阿拉伯联邦共和国成立后[①埃及和叙利亚于1958年2月合并，国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1961年9月叙利亚脱离阿联后，埃及国名未改，仍称阿联。六天战争前后，埃及的国名是阿联。译者]，以色列面临南北联合的威胁。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的军事政变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卡希姆将军建立军事政权。卡希姆深受苏联的影响，退出巴格达条约，拒绝美国的军事援助。同样，黎巴嫩和约旦也受到纳赛尔的煽动。1958年春至夏，黎巴嫩发生内战，伊拉克军队也卷了进去。黎巴嫩政府要求美国援助，第二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贝鲁特登陆。

7月17日，约旦国王侯赛因要求英国派遣军队帮助维持国内秩序，英国答应了他的要求。

10月末，美、英两国军队虽然撤出了黎巴嫩和约旦，但这两个国家的国内形势仍然极不稳定。埃及和叙利亚两国采取了削弱约旦中立化的政策。1960年8月末约旦首相马贾利在安曼被炸死，侯赛因国王在叙利亚边境集结军队准备报复，形势一度十分紧张。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取消同埃及的联合。

1964年是阿拉伯各国团结气氛见诸成效的一年。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在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和利用约旦河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对此，埃及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也表示支持。改变约旦河上游的流向，使之不被以色列利用，这对以色列来说是关系生死存亡的问题。1964年11月，以色列空军轰炸了这个水利计划的关键——约旦河上游。阿方判断，强行实施计划会引起战争，因而于同年12月放弃了该项计划。1965年5月14日于耶路撒冷建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纳赛尔所不感兴趣的。和以色列斗争的不是纳赛尔而是叙利亚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下属游击队，这有损于以阿拉伯盟主自居的纳赛尔的自尊心。1966年2月在一次改变中诞生的叙利亚军事政权，加强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66年春以后，在以色列不断发生来自约旦和黎巴嫩的袭击事件。10月，以色列向联合国提出控诉，但毫无效果。

1966年11月3日，以色列军队袭击了约旦的萨穆村游击队基地，给游击队造成亡18人、伤54人的损失。到1967年，在叙以边境上不断发生袭击和炮击事件，形势更趋紧张。4月7日，双方空军终于交战，叙利亚的6架飞机被击落。

5月，袭击事件仍不时发生。以色列领导人的态度用5月12日《纽约时报》的话说，是：“为了杜绝袭击事件的发生，除了对叙利亚行使武力外别无他法。”无独有偶。莫斯科、开罗、大马士革传出了“以色列军队正在北部集结兵力，准备进攻叙利亚”的消息。以色列再三要求苏联大使到现场调查，澄清以色列是否真的在集结兵力，但遭到了祖巴钦大使的拒绝。战争的真正根源在克里姆林宫。

二、苏联中东攻势始末

六天战争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表现为苏联和美国两种政策的冲突；苏联向中东扩张，而美国阻止苏联这种扩张。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之争中获得胜利的勃列日涅夫，在出席1967年4月11日的欧洲共产党会议之后，在中东采取了攻势政策。他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密谋策划，编造了“苏联谎言”[①即上文所说“以色列军队正在北部集结兵力，准备进攻叙利业”的消息。—译者]，把纳赛尔推向了战争。其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叙利亚——埃及军事体制的建立(64年10月--66年11月)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柯西金总理、马利诺夫斯基国防部长三人组成了三架马车式决策机构，柯西金和马利诺夫斯基共同在外交政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马利诺夫斯基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头号敌人，想避免同中东及西欧各国冲突。柯西金要求充当印度——巴基斯坦战争的调解人，66年1月成功地使双方在塔什干举行了和谈。而勃列日涅夫却在他的心腹国防部副部长A·A·格列奇科的支持下一心一意地准备点燃中东的火药库。他们首先把“冲突制造商”叙利亚作为目标，在“保守苏联武器秘密”的借口下，把苏军谍报部队的要员派到了叙利亚。66年1月，苏联在叙利亚的谍报活动进一步发展，终于在2月23日成功地策划了军事政变。叙军总参谋长萨拉哈·贾迪德将军和军队谍报组织首脑琼迪上校，得到了苏军谍报部队的援助，把阿明总统赶下了台。贾迪德将军当了总理，哈菲兹·阿萨德将军就任国防部长。

3月29日，叙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

4月18日，贾迪德总理，阿萨德国防部长访问了莫斯科。这样，叙利亚新政权和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的“鹰派”之间的纽带得到了加强。66年11月4日，叙利亚和埃及缔结了军事协定，

不断在以色列边境进行挑衅活动，67年1月，从守势战略转为采取攻势战略。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又拉拢埃及。11月24日，埃及副总理兼军队总司令阿密尔元帅访问了莫斯科。格列奇科在同阿密尔会谈时要求埃及把联合国部队从西奈半岛驱逐出去，还表示：如果发生战争，苏联将援助埃及。

第二阶段：争当新国防部长(66年11月--67年4月)

1966年年中，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死于癌症。两派围绕国防部长的空缺产生了对立。苏联最高会议的多数人希望由一个文官担任国防部长，柯西金的部下、主管国防工业的乌斯季诺夫成为候选人。要使格列奇科当国防部长，必须是外部有威胁时。

67年3月中旬，格列奇科的密使到达开罗，和阿密尔元帅举行了会谈。事后，阿密尔向纳赛尔再次建议，让联合国部队撤离。纳赛尔向柯西金探询苏联的真正意图。柯西金对此大吃一惊，立即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派往开罗。

3月29日至4月1日访问开罗的外交部长告诉纳赛尔：苏联并不要求撤出联合国部队；苏联将任命乌斯季诺夫为国防部长。

任命乌斯季诺夫为国防部长的决定于4月3日公布。

4日，元帅级的代表团对这一决定表示怀疑。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

4月7日，以色列边境上空发生了叙利亚6架米格战斗机被击落的事件。

8日，一伙苏联陆军军官拜访了苏联首脑。他们举出叙利亚米格飞机被击落的事件，要求任命格列奇科元帅为国防部长。

4月11日，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终于接受了这个要求，同意格列奇科任国防部长。就这样，勃列日涅夫把心腹格列奇科安插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掌握了克里姆林宫的主动权。实际上，

4月7日的米格机被击落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4月6日，当出席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葬礼的叙利亚代表团回国时，来机场送行的人中有苏联空军的巴托夫大将，据说这同事件的发生是有关系的。

第三阶段：勃列日涅夫发动中东攻势(67年4月11日--67年6月5日)

4月11日，在捷克的卡罗维发利召开了欧洲共产党会议。同一天，勃列日涅夫派遣共产党书记N．G．叶戈里契夫为特使访问开罗。叶戈里契夫同亲苏派的阿里·萨布里和沙拉维·古梅耶等人举行了会谈。席间，两人对叶戈里契夫断言阿密尔元帅的军事计划将得到他们的支持。纳赛尔的心腹海卡尔认为，

4月11日的古梅耶、叶戈里契夫会谈是进入战争的转折点。

4月27日，纳赛尔为了解克里姆林宫的真实意图，派安瓦尔·萨达特出访苏联。

4月29日，萨达特会晤了柯西金。他得到了这样的印象：莫斯科既不要求也不希望中东发生武装冲突。 5月4日，萨达特启程到北朝鲜访问。

5月12日，他又回到莫斯科。这时他发现克里姆林宫的空气变了。

5月5日--11日期间，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和军队的谍报部门首脑密谋策划，制造出了“苏联的谎言”——为了让纳赛尔相信以色列进攻叙利亚的谎言。同时为了排除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反对，也需要这个谎言。这个谎言何许货色?它不过是尼曼报告的翻版。1957年，以色列军队的情报部副部长尼曼曾经论述以色列所面临的各种威胁的可能性，对以色列的社会、经济、心理、军事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在报告的结论中断言：叙利亚和埃及如进攻以色列，短期内能获得胜利。

5月13日，波德戈尔内给刚从北朝鲜归来的萨达特看了伪造的文件。14日午后萨达特一回到开罗立即向纳赛尔作了汇报。他认为，过去克里姆林宫反对埃及夺取战争的主动权，而现在迫切寻求战争。同一时间，苏联的间谍、埃及的谍报部门首脑萨米·沙拉夫强烈主张萨达特所看到的文件是可信的。在这种形势下，纳赛尔于5月15日决定向西奈增兵，要求联合国部队撤出，从而走上了战争道路。

三、美国对苏联中东政策的反应

5月22日纳赛尔宣布封锁蒂朗海峡。以色列已无选择的余地。谍报机关“摩萨德”分析了5月末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激烈的夺权斗争和西奈半岛危机之间的联系。既然已经知道苏联要向中东扩张，那就只有求助于美国了。外交部长埃班和美国国务院进行了接触，但未得到任何答复。

5月31日，谍报部长迈耶·阿米特秘密飞往华盛顿，直奔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处。当时赫尔姆斯刚刚向约翰逊总统报告过欧洲共产党会议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情况。报告分析说，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变得对西方更加强硬，他们蓄谋在中东制造事端。赫尔姆斯认为，苏联的作法只是想牵制美国向越南大规模介入，并不打算冒和美国冲突的风险向中东扩张。阿米特和赫尔姆斯进行了六个小时的会谈。会谈后，赫尔姆斯同意了这样一种看法；以色列如果失败，整个中东有落入苏联手中的危险。

6月1日，阿米特被赫尔姆斯介绍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麦克纳马拉听了阿米特对形势的分析后，说：

“明白了。我刚刚听到达扬将军就任国防部长的消息。1965年在他访问越南之后我曾有机会和他谈话。他是一位善于对形势进行深入分析的人。我希望他完成自己的使命。”当天晚上阿米特回到了特拉维夫，并向艾希科尔和达扬汇报了美国默认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意向。美国的掣肘不再存在了。

第二节 以色列军队的战略、

作战思想和作战计划

六天战争可以认为是经过巴勒斯坦战争和苏伊士运河战争获得新生的以色列国防军的18年建设的总结。

一、战略、作战思想

战争指导：

1． 以色列的敌人是阿拉伯国家，不以其他大国为敌；在阿拉伯国家中，主要敌人是埃及。

2． 必须打速决战。为此，必须进行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

3． 必须在联合国和大国介入之前结束战争，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战果巩固国家的存在和消除未来的战争威胁。

4． 决定以色列国家存亡的关键是军事力量，对国际舆论不可抱有幻想。

5． 采取内线作战，各个击破阿拉伯国家军队，不同时进行两线作战。尤其是国防部长达扬，他力避对叙利亚、约旦同时开战。

作战思想：

1． 现代条件下的战争特别是沙漠地的作战，其胜败取决于制空权的归属。因此，战争初期要通过空军的集中运用摧毁阿拉伯空军。

2． 装甲部队是地面战斗的主力，要以奇袭和快速的机动作战席卷战场，不给阿拉伯军队以喘息之机。

3． 野战指挥官必须处于战场的关键地点，成为机动作战的推动力。只要战斗损耗在50％以下，就应该完成任务。

4. 陆、海、空应协同作战，尤其应发挥空地协同的战斗力。总参谋部应为此创造条件。

5． 情报是战斗力。战役战斗情报和战略情报的连续性极为重要。情报有助于发现决胜点和捕捉战机。

6． 应利用天然屏障保障边境安全。

二、兵力

1967年6月4日，以色列军队总兵力已达25万人。其中常备军5万人，预备役20万人。陆军25个旅，22．5万人。25个旅中包括9个装甲旅、

2个机械化旅、10个步兵旅、

4个空降旅。除这些野战旅外，还有担任地方和边境守备任务的相当于15个旅(7万人)的部队。25个野战旅中，以22个旅编成6个师进行作战，其余3个旅担任后方警戒和作为预备队。

战前以色列空军有354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为196架。开战时以色列空军的作战飞机的出动率达到了96％，而埃及空军仅为50％。

1963年，霍德将军的前任魏茨曼将军制定了战略空袭方案。作战部长魏茨曼为了使同僚理解掌握制空权是先决条件的道理，不得不花费两年的岁月。

六天战争前后阿以双方所拥有的飞机数：103-105页表格

三、西奈战线的作战计划以色列军队的作战特点在于：在时间上是速决战；在空间上是内

线作战。以军总参谋部在制定西奈作战计划时考虑的三大因素是：1、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2、迅速获得制空权，3、迅速歼灭西奈东部的埃军。这个作战设想是1963年拉宾就任总参谋长后拟定的。实施突然袭击的准备工作早在1965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了。以色列空军编队不断在黎明时沿地中海向西飞行。初期埃及空军还能于黎明时采取1个小时的戒备态势，但到1967年中期就不以为然了。这和十月战争前看惯了埃军的动员、演习而丧失警惕的以军何其相似!

西奈地面作战计划是1965年起担任南部军区司令的加维什准将制定的。计划分四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作战：以塔尔师突破腊法——阿里什海岸公路，以沙龙师突破阿布奥格拉——乌姆·卡泰夫公路。

第二阶段作战：将约菲师投入塔尔师和沙龙师之间或者沙龙师的南侧，攻歼埃军部署在第二线(朱拜勒、利布尼)的部队。

第三阶段作战：集中塔尔、沙龙、约菲各师的兵力于纳赫勒、米特拉山隘、吉夫加法三角地区，攻歼埃军。

第四阶段作战，向苏伊士运河前进，并占领沙姆沙伊赫。

对于南部军区司令部作战计划中的第四阶段作战(向苏伊士运河前进)，国防部长达扬在开战前曾表示反对。其理由是，以军在西奈半岛的前进不能超出米特拉——吉迪一线，如果再向远处前进，战后就有极大可能被拖入到消耗战争中去。

各师下辖3个旅，兵员1．5万人。塔尔师下辖2个装甲旅、 1个伞兵旅、

1个侦察队，坦克250辆。约菲师主力是2个装甲旅，每个旅各装备100辆“百人队长”式坦克。沙龙师的骨干是1个装甲旅(装备

150辆“谢尔曼”、“百人队长”式坦克)、1个步兵旅、 1个伞兵旅。

南部军区加维什准将所指挥的部队总兵员7万，坦克750—800辆。这些于5月中旬动员的部队采取了欺骗行动——这是缜密的作战计划的一环。

3个师隐蔽地集结在内格夫沙漠的西北，一部兵力进行机动，似乎是要突破西奈半岛的中部，就像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那样。

第三节 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开战经过

决定开战，这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它意味着国家从平时转入战时。古往今来，国家转入战争的过程因时代、国家、以及战争性质的不同而不同，但事实上在决定开战之前也存在另外多种解决事态的方法。当今的危机处理，说起来也就是处理那些使当事国面临危机时不致走上战争道路的方法——避免或遏制开战决定，诱导选择其他方法。

六天战争中的开战决心介于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过早的开战决心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过迟的开战决心之间。在六天战争前的危机事态中，以色列的决策者经历了何种过程走上战争的道路，而没有作出其他抉择呢?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1967年6月5日晨，准确地说是以色列时间上午7时45分，以色列空军同时出动，去轰炸埃及的10个机场。它们首先轰炸了其中的9个机场，几分钟后轰炸了第十个机场。不到两个小时，埃及空军就被摧毁，六天战争的胜利大局已定。至此，开战前一个月开始的重大危机和以色列政界、军界首脑的苦恼宣告结束。

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危机逐步激化，它大致经过了三个时期，最后发展成六天战争。第一时期是从1957年3月以军从西奈半岛撤退至1966年中期，这是“一般的”敌意和宣传活动时期。第二时期是从

1966年秋至1967年5月10-14日，这是阿拉伯游击队活动进入高潮的时期。第三时期是危机期，埃及政府于67年5月13--14日采取了军事行动，阿、以之间由过去10年的一般对立状态发展成另一种性质的冲突状态。在第三时期以色列采取的措施是：下达动员令—>推迟军事行动-->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斗开战。具体可分为下面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5月14日--5月18日) 面临战争威胁阶段

第二阶段(5月19日--5月22日) 担心战争爆发阶段

第三阶段(5月23日--5月28日) 努力避免战争阶段

第四阶段(5月29日--6月04日) 定下开战决心阶段

第五阶段(6月05日--6月10日) 果敢进行战争阶段

以下概要说明在第三时期中的第一到第四阶段，以色列是如何发展到定下开战决心的。

一、第一阶段(5月14日--5月18日)面临战争威胁阶段

以色列的决策过程始于5月14日夜晚。以军情报部长亚里夫向总参谋长拉宾报告埃及地面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总参谋长拉宾于15日晨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总理艾希科尔。会上商议的结果，决定军队向内格夫沙漠的停战线正面增派1个旅。外交部长埃班报告了美国及英国大使提供的情报，这两个国家认为埃军的动向不过是一般的示威行动。经过整整一天的讨论，会议达成了和这一报告相同的结论。16日，举行了内阁例会。会上一致认为这次纳赛尔采取的行动是政治威胁，而不构成军事威胁。但是会议也认为有可能发生不测事态，因此应该作好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内阁会议结束后，立即发布了对部分预备役进行动员的命令。这就是1967年危机中最初的决策。

达扬将军认为事态是严重的，他表明了这样的见解：纳赛尔不久将要求联合国部队撤离，并且将会封锁蒂朗海峡。当地时间16日22时，埃及易卜拉欣·沙卡维准将向联合国部队指挥官里基赫中将递交了要求联合国部队(3，400人)撤离的信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收到这份报告1小时后，决定答应埃及的要求。吴丹的决定遭到了谴责。在17日

16时的联合国会议上，南斯拉夫和印度支持吴丹的决定，加拿大和巴西表示反对。18日19时，吴丹把同意撤离联合国部队的信件交给了埃及驻联合国大使穆罕默德·库尼。埃军已向西奈半岛增派了1个师，并逼近停战线。17日，以色列军政首脑召开了4次不同人员参加的会议。所有会议都判断埃军的动向并不预示战争将要爆发而只不过是纳赛尔的对以色列的遏制行动。18日，以色列政府要求撤回撤离联合国部队的决定。总理、外交部长、军队的情报部长分析了形势。他们的判断发生了变化：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为期不远了。

二、第二阶段(5月19日--5月22日)；担心战争爆发阶段

5月19日对以色列的决策者们来说是决定未来动向的重要一天。联合国部队于19日16时撤离完毕，形势急转直下。总理和军界首脑在总参谋部商讨事态的对策。

会上研究了反空袭计划和采取了从欧洲紧急采购武器的措施。在此之前，军队的情报部长亚里夫报告了埃军的动向及兵力，内容是：①埃军出于侦察目的不断侵犯领空；②西奈半岛的兵力已达坦克500辆，兵员4万；③1个步兵旅和2个装甲营的也门军队正停泊在苏伊士港准备向西奈半岛出航。总理对报告的第三点内容感到困惑，他担心蒂朗海峡可能遭到封锁。这个也门军队准备出航的情报使以色列作出了第二个决策：

5月19日下午下达了大规模动员的命令。外交部长埃班指出了目前以色列面临的三个问题：埃军在西奈半岛集结；埃军驱逐了联合国部队；叙利亚在煽动人民战争，这给以色列带来了危机。

至5月20日，形势进一步恶化。在西奈，埃、以两军已直接接触。

20日上午，总理和总参谋长赴西奈前线视察。当天，埃及伞兵部队降落在沙姆沙伊赫，埃及海军也沿苏伊士运河向沙姆沙伊赫南下。接到这些情报，达扬将军飞往西奈前线。

21日上午7时30分，军政首脑研究形势的发展。会上，总参谋长拉宾报告集结在西奈的埃军已达8万人；外交部长埃班的看法是乐观的，他认为大国将采取行动，制止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然而22日夜里，纳赛尔在西奈半岛的要冲吉夫加法宣布封锁以色列舰船进出的蒂朗海峡。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以色列曾因埃及封锁蒂朗海峡而决心开战，现在历史又要重演了。

三、第三阶段(5月23日--5月28日)：努力避免战争阶段

5月23日凌晨4时30分，总参谋长拉宾向总理汇报了纳赛尔宣布封锁蒂朗海峡的消息。从上午9时起，召开了有在野党领导人参加的国防委员会会议。政府方面参加的有：总理、外交部长、不管部部长加利利、教育部部长阿兰内、内政部长夏皮罗；在野党方面参加的有：梅纳赫姆·贝京、西蒙·佩雷斯、摩西·达扬、果尔达·梅厄；军方参加的有：总参谋长拉宾、情报部长亚里夫、作战部长魏茨曼。会议在听取了了总参谋长的全面介绍后，讨论了需要紧急决断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美国建议的以色列48小时内暂缓向亚喀巴湾派出船舶进行示威性通航的问题。会上达扬提出，应该给美国以它所希望的48小时，48小时后再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会议的结果是与会者多数接受了美国的提议，并同意不要求美国海军护航。会议还同意国防军发布预备役全面动员令。

其次是关于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即是否应该立即打通蒂朗海峡和攻歼埃及集结在西奈半岛的军队。会上达扬指出，现在的问题不单单是占领加沙地区或是打通蒂朗海峡的问题，这次战争的目的在于同纳赛尔进行武力对抗。埃及封锁蒂朗海峡的真正的意义不是封锁本身，而是试图显示以色列是不能抗拒阿拉伯世界的，这才是纳赛尔的本意。只要纳赛尔不打消这个念头，形势还会恶化下去。总参谋长拉宾认为，占领沙姆沙伊赫是可能的，但并不可行，可行的方案是摧毁埃及空军和占领加沙地区。事实上，开战日定的是5月25日晨，根据这个指示，南部军区积极进行了准备。24日下午5时，开战时间被推迟了24小时。总参谋长拉宾因病表示要辞去所任职务，结果获准休息数日。由此可见，每个人对形势的认识和解决方案是不同的。总之，在5月23日，军队未施加要求立即开战的压力。

在5月23日上午9时召开的国防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出了三条决定。这是第三次决策。

1． 封锁蒂朗海峡是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

2． 有关军事行动的任何决定均推迟48小时实行。在此期间外交部长弄清美国的真正意图；

3． 在适当时机派外交部长会见美国总统。

5月24日，外交部长埃班启程前往巴黎、伦敦、华盛顿。25日，总理艾希科尔、总参谋长拉宾、巴列夫将军一行视察了内格夫沙漠的南部军区，召见了加维什、塔尔、沙龙各位师长。这时，埃军已有4个装甲师集结在西奈。

5月26日，

召开了内阁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应该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外交部长埃班发来了难于即刻了解美国真正意图的报告。伊加尔·阿隆强硬要求总理立即发动军事行动。总参谋长拉宾也同意阿隆的意见。

那末，美国的态度如何呢?23日约翰逊总统的声明如下：

“亚喀巴湾是一条国际航道。 封锁蒂朗海峡是非法的，

也是对和平的潜在威胁。 ……以色列只要不决定单独行动，

它就不会孤立。 以色列如果想在任何事情上都得到美国的援

助， 那就应该对主动的敌对行动负起责任。 我们相信以色列

不会采取这种行动。”

而纳赛尔在27日的演说中指出：

“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要消灭以色列。事情不单单是以色列的问题，还有它的后台(美国)的问题。假如以色列胆敢侵略埃及或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战争就将发展为一场全面战争。”

5月27日的以色列内阁会议，被迫要对开战问题作出决断。国内群情激昂，要求采取军事行动。人们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觉得再等下去只能使国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陷入疲惫状态。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

1． 国防军的动员已达一周之久。国家经济部分瘫痪。被动员起来的普通市民强烈要求政府作出某种决断；

2． 对国家领导人的失望之感有增无减，总理艾希科尔已成为众矢之的。人们越来越怀疑他的管理危机的能力。

3． 陆军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发动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发动越迟，人员、物质损失越大。

4． 事情越来越清楚，埃班通过外交活动所取得的大国的支持已逐渐变成一张空头支票。

5． 纳赛尔依然在使侵略行动升级。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军队也集结在以色列边境附近，疯狂叫嚣消灭以色列。

这五个“包袱”沉重地压在以色列内阁18人的肩上。苏联政府似乎要掩饰自己的幕后策划者面孔，在5月26日由柯西金署名的信件中写道：

“苏联政府要求以色列采取一切手段不使目前的事态发

展为军事冲突。不管边境地区的军事形势如何，也不管问题

多么复杂，重要的是找出非军事手段的解决方法。”

5月28日是以色列不得不对和还是战作出决定的日子。从凌晨3时半至5时召开了内阁会议。会上出现了主张立即开战和主张48小时后再行决定的两种对立的意见。表决的结果是9票对9票，谁也没压倒谁。即使是主张立即开战的人意见也不一致：本古里安主张只限于解除蒂朗海峡的封锁；贝京主张主要的问题不是蒂朗而是集结在西奈的部队。但总理决定推迟作出决定。

28日，美国总统对苏联的动向判断是，如果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苏联将支持受到进攻的国家。可能是基于这个判断，美国总统对以色列的动向极为关心。美国强调：以色列不应该发动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假如发动了，一切责任应由以色列承担。

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致艾希科尔总理的信件中告诫以色列默认纳赛尔造成的既成事实。英国对以色列持同情态度，希望以色列继续进行外交努力。同时美、英两国还针对纳赛尔的封锁蒂朗海峡措施，积极地制定着国际性的舰船护航计划。西德和加拿大两国向艾希科尔总理表示，他们同意这个计划。

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28日下午3时至8时召开了内阁会议。会上决定继续进行外交努力。这是第四次决策。晚9时，艾希科尔、阿隆、约菲同军界首脑举行了会谈。军队要求立即开战。推举达扬为国防部长的浪潮已经势不可挡。

四、第四阶段(5月29日--6月04日)：定下开战决心阶段

这个阶段可细分为两段。 5月29日--6月1日为前一段； 6月02日--6月04日为后一段。

前一段是国内因素起主要作用，特别是要求开战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内的知识界人士、工人、学生，甚至妇女纷纷请愿，要求开战。

5月29日，形势更加动荡。艾希科尔总理在国家危急关头的领导能力

113页地图

被作为问题提出，人们要求他不要兼任国防部长，把这一职务交由达扬将军担任。

5月30日，危机又进了一步。埃及、约旦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连同1966年11月埃及、叙利亚签定的共同防御条约，使以色列不得不对付三个方向的威胁。

30日晚，工党——工人联合党联盟正式决定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反对艾希科尔留任总理。31日16时30分，艾希科尔、达扬举行会谈，达扬要求担任国防部长，或者总理兼国防部长，或者野战军司令。同日20时，拉宾、艾希科尔、达扬三人会谈，内定达扬任南部军区司令。但是，

6月1日西蒙·佩雷斯提出，达扬如不参加政府，他将不与各党派联合政府合作。

1日10时至15时的会议一致通过达扬将军担任国防部长。外交部也已不再对军事行动持有异议。

6月1日21时30分，各党派联合政府成立。这是第五次决断。

后一段第一天是6月2日。用新任国防部长达扬的话说，这一天对于发起行动既过早也过迟。

3日这一天发生了三个事件：一个是伊拉克军队和埃及军队到达了约旦，另一个是法国发表了对以色列武器禁运声明，再一个是收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5月30日给艾希科尔总理的信件。信的内容是：

“我必须强调， 以色列有责任不采取敌对行动。 以色列

只要不独断专行， 它是不会孤立的。……我希望以色列保持

领土完整， 我已告诉埃班外交部长， 美国为确保以色列及其

邻国的和平与自由， 将尽可能地给予有效的支援。 我还想强

调同别国共同行动的必要性。 ……我们领导人在美国不单独

行动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美国还补充说： “以色列应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它自己。”美国的这一意见被埃班压了数天，而没有向政府报告。

以色列领导人对美国的感觉是，以色列即使主动挑起战争，美国也不会把它视为非友好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也就不会介入。

6月04日，国防部长达扬对阿军展开的兵力，作了如下估计；

西奈方向： 第一线兵力10万，预备队6万，坦克1，OOO辆，空军飞机480架。

叙利亚方向：兵员5万，坦克200辆，空军飞机100架。

约旦方向：兵员5--6万，坦克250辆，空军飞机24架。

1967年5月末时间以双方的兵力如下：105页表格

6月04日，以色列内阁会议经过7个小时的讨论后终于决定开战。前一天——3日，作战计划已经得到批准。决心通过集中运用空军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去夺取胜利。这是第六次决断。

6月04日以色列动员的兵力已达25万，其中22．5万人是陆军兵力，预备役占 20万。

第四节 孤注一掷的空袭

六天战争中航空兵运用的特点表现在初战时的集中兵力和统一指挥上。总参谋部作战部长魏茨曼准将避免空军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空军那种偏重防势作战的运用，开战时未留任何预备队，把100％的作战飞机都投入了进去。

魏茨曼认为，以色列防御的成败取决于它能否迅速摧毁主要敌人埃及的空军而取得制空权。这正如他所说的，

“以色列最好的防御，在开罗上空”。

5月31日达扬一就任国防部长，魏茨曼就向他汇报了整个作战计划并取得了他的批准。计划主要内容有四点：①迅速摧毁埃及空军；②席卷西奈半岛；③打败埃及地面部队；④解除对蒂朗海峡的封锁。在此之前，

5月25日8时，作战部长已向艾希科尔总理汇报过作战计划和作战准备情况并得到了认可。

6月05日晨可使用的作战飞机共196架，另有12架飞机按四机编队在空中待机。

5日以色列时间上午7时(埃及时间上午8时[这里是指埃及夏令时。某些国家法律规定将各地的标准时间在夏季提前1小时(或半小时)。这种时间称为夏令时。例如埃及、美国等在夏季都提前1小时。按世界时区划分，埃，以均属东2区，标准时间一致。——译者注])，40架“幻影”式和“神秘”式飞机从以色列起飞，在地中海上空向西飞行。几分钟后，第二批40架飞机起飞。又过几分钟后，最后一批40架飞机起飞。这些飞机在距海面30--500英尺的低空飞行，途中改变航向南下，于埃及时间上午8时45分同时轰炸了9个机场，几分钟后轰炸了另1个机场。四机编队的飞机，在7分钟的时间内向各自的目标投弹1次，机枪扫射3--4次。第一波次离去3分钟后，第二波次继续攻击7分钟。对于苏伊士运河地区的目标，攻击——回程——准备——再次攻击所需时间在1个小时之内。对1个目标80分钟内实施8个波次的攻击。这种集中攻击使埃及空军在开战初期的3小时内有300架飞机被炸毁在地面上。埃及空军的350名飞行员中有100名因此而丧生。

以色列空军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突然性和准确性。使用了三种炸弹：500磅炸弹和1，000磅炸弹用来破坏设施和跑道，还有一种是只破坏飞机不破坏设施的特种炸弹，主要使用在攻击阿里什机场，因为以色列空军不久要使用这个机场。

攻击时刻选在上午7时45分是获得成功的又一原因。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刻，是出于下列四点考虑。

1．

埃军在3周前就已将兵力集结在西奈半岛，戒备状态已过了高峰。埃及空军每天拂晓有数架米格-21飞机处于半待命状态，有1--

2架米格-21飞机在空中巡逻。埃军从过去以色列空军在拂晓进行的飞行训练情况分析，认为这段时间突袭的可能性最大。这段时间只要一过，2--3小时后，埃及的雷达就关机了。以色列情报部门获得了这个情报，判断上午7时30分是埃军戒备最松懈的时间。

2．

以往在拂晓进行攻击训练时，飞行员在出击前3小时就得作好登机准备，没有睡眠时间。飞行员坚持36个小时，到开战后第二天黄昏才解除战斗值班，睡眠必然不足。确定第一批飞机的攻击时刻为上午7时45分，飞行员可以睡到凌晨4时。

3． 拂晓时尼罗河地区多雾。 7时30分雾可消失。 8时视界最好。此时太阳的位置对于准确轰炸机场跑道有利。

4．

为什么必须是7时45分呢?8时或者8时15分不是也行吗?埃军高级将领通常于上午9时上班。在此之前的15分钟将军和指挥人员都在上班的路上。而且这个时间是埃军飞行员飞行训练中难以发挥战斗力的时间。

上述情报都被以军情报部掌握了。他们的工作集中在使空军的突然袭击获得成功上。从开战几个月以前，以色列的侦察机就不断从高空对埃及的雷达进行了侦察。他们发现埃及的米格飞机在10分钟之内不能起飞，有时甚至需要用26分钟。

对约旦、叙利亚的空袭是在午后进行的。对安曼机场是在12时15分，对马弗拉克机场和大马士革机场是在下午3时。仅6月5日一天就轰炸了25—26个基地，以色列空军为此而获得了制空权。叙利亚和约旦的地面部队失去了进攻能力。埃军虽然部署了20个萨姆—2导弹连，但面对以空军的攻击不能立即作出反应，才仅仅发射了6枚导弹。以军在米特拉山隘以西，缴获了9具萨姆—2导弹发射架。

P118图表

第五节 西奈战线

以军通过开战时的战略空袭获得制空权后，于以色列时间上午8时15分开始进攻西奈半岛。埃军在腊法——阿布奥格拉——阿里什三角地区部署了3个师，并构筑有坚固的防御阵地。对此，以军由北而南使用了塔尔师、约菲师、沙龙师3个师发起进攻。另以1个旅进攻加沙地区，以曼德勒旅进攻孔蒂拉正面。

一、进攻腊法、加沙地区

埃军在加沙地区部署了第20师，在腊法--阿里什地区部署了第7师，以阻止以军向海岸公路突进。特别是腊法地区，这里是交通要冲，是通向加沙、阿里什、奥贾三方向的中心。腊法的防御由第7师的1个旅担任。腊法的正面构筑了10公里宽的防御阵地，设置了地雷场和铁丝网。阵地的后方部署了得到122毫米炮兵旅和1个100毫米炮兵营加强的第7师的另2个旅。

塔尔师长认为正面进攻困难，决心从汉尤尼斯方向实施包围。沙米尔·戈南上校(十月战争时的南部军区司令)指挥的第7装甲旅负责进攻汉尤尼斯正面，阿维伦上校指挥的装甲旅负责进攻右翼，艾坦上校指挥的伞兵旅从两旅中间进攻。戈南旅以“百人队长”式坦克营为先导，“巴顿”式坦克营随后跟进，成纵队向汉尤尼斯开进，步兵营和配属的混成营在队伍后面担任预备队。戈南旅在突破埃军的炮火封锁和反坦克火网后，继续向舍赫·祖韦德推进。戈南上校正准备挥师进一步向阿里什前进时，收到了塔尔师长命令他抽调1个营进攻腊法的电报。遵照命令，戈南上校命令1个营转向腊法，命令主力占领阿里什以东8公里处的杰拉德阵地。

艾坦旅在腊法进行了一场白刃战之后占领了埃军的核心阵地，并继续向舍赫·祖韦德进攻。左侧的阿维伦旅企图从埃军阵地南翼实施包围，因而以1个机械化营从正面进攻，以2个坦克营向敌南翼前进。

先头的坦克营错误认为到了埃军南翼而发起了进攻，以后又将进攻方

向转向北面。不料在其南侧还有埃军的阵地，部署着1个营。这个阵地构筑巧妙。隐蔽在沙丘之中。当阿维伦旅的后续坦克营尾随先头营转向北方进攻后，埃军的南翼部队便从背后向该营进行了集火射击，使以军坦克营陷于一片混乱。尔后，后续坦克营进至埃军炮兵阵地附近，企图攻占该阵地，此时恰逢请求支援的飞机到来，摧毁了这个炮兵阵地。尔后，后续坦克营又破坏了埃及第7师防御地域的后方，击毁了2个坦克连(40辆)。

塔尔师长所以要戈南上校抽1个营去进攻腊法，是为了支援苦战中的阿维伦旅。阿维伦旅在战斗中死伤250人，埃军死伤数百人。阿维伦旅对部队重新进行编组后，扫荡了埃军残存的支撑点，直到5日深夜方结束战斗。在5日的战斗中，埃军第7师防御地域落入以军之手。埃军伤亡2，000人，以军伤亡500人。

120页地图

121页地图：以军在腊法地区的进攻路线(1967年6月05—06日)

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占领阿里什。以军原计划以空降、登陆、地面进攻相结合的协同作战攻占阿里什，但由于总参谋部重视对耶路撒冷的进攻，决定将古尔上校的伞兵旅转用于耶路撒冷方向，因而戈南上校独自担任了攻占阿里什的任务。

6日凌晨3时，戈南旅到达阿里什郊区， 5时油料补给车到达，加油后发起了进攻。经几小时的小规模战斗，占领了阿里什。

对加沙地区的进攻是由雷谢夫上校指挥的加强步兵旅担任的。 6月6日夜12时45分，加沙地区落入以军之手。

二、阿布奥格拉战斗

在1956年的阿布奥格拉战斗中，以军被迫进行了一场苦战。苏伊士运河战争一结束，以军总参谋部就对阿布奥格拉战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们向现场派出了研究小组，调查了阵地编成情况，制定了对策。而且在一年一次的指挥参谋课程的图上演习中，阿布奥格拉阵地的进攻战是内容之一，演练了对苏联式防御阵地的进攻方法。担任进攻阿布奥格拉任务的沙龙将军，在开战前作为陆军的训练部长，一直负责指导这种训练。

埃军也运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经验教训。他们在阿布奥格拉构筑了苏联式的防御阵地，以第2步兵师的2个旅担任防御。特别是乌姆·卡泰夫阵地，是由1个旅守备的极为坚固的阵地。在用钢筋水泥浇灌的工事组成的三道防线(长5公里，宽1公里)前方，设有警戒阵地，并加强以地雷场和铁丝网。阵地是由防坦克支撑点编成的。支撑点内配备有各种反坦克武器、自行火炮以及隐蔽在地下的T-34、

T-54坦克。在鲁瓦法水坝设置的阵地属于第四道阵地。阵地上配置了6个122毫米炮兵营，还集结有装甲旅(90辆)。在库赛马部署有1个旅的部队，企图阻止以军向阿布奥格拉迂回。

沙龙师下辖1个装甲旅、 1个步兵旅、 1个伞兵旅、 6个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兵营。

6月5日上午8时15分，从奥贾附近发起进攻，在乌姆·巴塞斯首次遇到埃军抵抗。埃军1个T-34坦克连在那里防守，经小规模战斗后撤退了。继续前进的沙龙师在乌姆·泰勒帕再次遭到抵抗。

6月5日下午3时许，沙龙师的侦察队进至阿里什--阿布奥格拉公路，为阻止埃军增援而切断了阿布奥格拉西北侧的公路。同时向乌姆·卡泰夫阵地和库赛马阵地的中间地区派出了侦察营，阻止埃军的相互增援。

孤立乌姆·卡泰夫阵地的措施完成后，沙龙师开始向该阵地进攻。“谢尔曼”式坦克营和机械化步兵营从正面进攻，“百人队长”式坦克营越过人们认为不能逾越的沙丘地区从北面实施包围。他们的计划是：趁“百人队长”式坦克营对阿布奥格拉公路交叉点附近实施牵制性进攻时，阿丹步兵旅的3个营分头突入乌姆·卡泰夫阵地的第三道防线的堑壕，扫荡壕内埃军；在此期间，“谢尔曼”坦克营从正面进攻乌姆·卡泰夫阵地，然后随阿丹旅加强包围态势。

这个进攻计划从6月5日日没后以军2名侦察人员向埃军炮兵阵地伞降时开始。以军炮兵于5日黄昏向前推进，待夜幕降临后开始射击。下午10时30分起进行30分钟的炮火准备。在此期间，阿丹旅的3个营乘图波利上校的装甲旅实施牵制之机，从北面突入第三道防线的堑壕。坦克连在步兵营后面跟进。为便于部队间的夜间识别，坦克连和步兵营的夜间标识是各自携带的红、蓝、绿三色闪光灯。与此同时，空降营也分三批乘直升飞机降落在埃军的炮兵阵地上，破坏了火炮及车辆等。至此，埃军乃溃败。

在此之前，进至阿布奥格拉附近的“百人队长”式坦克营一直在等待主力发起进攻。进攻乌姆·卡泰夫阵地的战斗一打响，“百人队长”式坦克营就攻击了阿布奥格拉的鲁瓦法水坝支撑点，接着向乌姆·卡泰夫前进。前进是小心翼翼的，这是因为他们还记得1956年阿布奥格拉战斗中所发生的坦克部队与友军相误击的教训。

6月6日凌晨3时30分，“谢尔曼”式坦克营突入乌姆·卡泰夫阵地时，晚于预定计划。在工程兵排除阵地内地雷的同时，坦克营担任扫荡阵地的任务。同一时刻，图波利旅长收到了两坦克营营长关于受到射击的报告，于是命令“谢尔曼”式坦克营停止射击。这次坦克射击是夹击卡泰夫阵地的两个坦克营之间的误射。

124页表格：各地区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出击架次和坦克、人员损耗

125页地图：阿布奥格拉战斗(1967年6月5—6日)

在此之后，正在鲁瓦法水坝附近集结的埃军坦克部队开始向乌姆·卡泰夫阵地方向移动。图波利装甲旅的两个营等候在埃及坦克部队的前进路上，同正好进至当地的约菲师的塞拉旅一道，

击退了埃军坦克。埃军损失了40辆坦克，开始撤退，以军损失了19辆坦克。沙龙准将准备向下一个目标——纳赫勒和米特拉山隘推进。这样，不到12个小时，阿布奥格拉阵地被沙龙师占领了。

三、埃军溃败——命令撤退

战争初期以色列空军的突然袭击，震动了纳赛尔总统等埃军首脑。尽管在5月末至6月初的危机迫近情况下埃及曾预料以色列会发动突然袭击，但这次还是受到了巨大冲击。埃军总参谋部惊得不知所措，西奈的防御部队得不到应该进攻还是应该防御的命令，只能眼睁睁看着以军进攻而束手无策。由于以空军在短时间内实施了多批次的攻击，埃军还误认为是美国第6舰队的舰载机来袭。埃军这样判断，是有其理由的。一是因为他们收到了安曼的通报，说约旦军队的雷达在克里特岛方向捕捉到了大编队；他们还考虑到美第6舰队的电子侦察船正在阿里什和塞得港北面数英里海面上游弋，截收和干扰着埃军的通信。再一个重要的证据是被俘的以空军飞行员携带的高分辨率的航空照片。埃军认为以空军没有这种技术，只有美、苏两国的间谍飞机才能拍摄这种照片，而苏联是不可能帮助以色列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证明美国是以色列的同谋。他们想到5月28日美国政府曾施加强大压力，要纳赛尔总统绝对不要进攻以色列。苏联也和美国一样地施加压力，要埃及不要诉诸战争。

认为以色列的先发制人的进攻是同美国合谋搞的这种判断，使埃军首脑们又一次重温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英、法两国军队参战的恶梦。

6月5日午后，阿密尔总司令越过西奈防御司令穆尔塔吉将军同西奈的各师长直接通了电话，以便掌握情况。他还一再催促穆尔塔吉向阿布奥格拉和阿里什派出增援部队，但未被重视。

6月6日晨，他收到阿布奥格拉陷落和以军正向阿里什前进的报告。埃军总参谋部仿佛陷入了恶梦，一种恐怖之感油然而生：美国是否要在苏伊士运河和尼罗河三角洲登陆?尽管没有任何征兆表明美军要在上述地区登陆，但参谋们和阿密尔本人不能不为此担心。这种恐怖驱使阿密尔总司令和1956年时一样，作出了要西奈防御部队撤退的决定；阿密尔总司令既不向纳赛尔报告，也不征求参谋们的意见，他武断地向西奈防御部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命令仅仅两个字：“撤退。”师长多数是政治军官，他们很会利用时机，他们向下属部队传达了撤退命令后，便首先登上汽车向伊斯梅利亚方向逃去。埃军的弱点在高级军官。

埃军从突然袭击的冲击下恢复过来，是在阿密尔总司令下达撤退命合以后。在此之前，总参谋部的参谋们正在研究仍按计划实施作战的问题。他们认为，埃军经过反击可以在利布尼和萨马代之间阻止以军前进；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吉大加法、米特拉山隘、吉迪山隘以东阻止以军前进。可是就在这时阿密尔总司令突然发出了撤退的命令，这使参谋们和部队陷入了混乱。奉命撤退的部队既不知道撤退的顺序和路线，又得不到掩护，在以军的快速追击下，遭到了惨重损失。

为使阿密尔收回撤退命令，埃军总参谋部的三名参谋要求直接与阿密尔面谈，5日以来阿密尔独自一人关在司令办公室里，拒绝和参谋们接触。调查部长穆斯塔法·贾马尔少将、作战部副部长纳希哈少将和利哈德·侯赛尼少将三人会见了总司令。他们说：“阁下的撤退命令只能使部队陷入混乱，请您立即撤回这个命令。”阿密尔总司令同意下达停止撤退的命舍。可是这时第3师和沙兹利师已经撤退完毕，第20、7、2、6各师也正准备撤出防御地域，停止撤退的命令已是“马后炮”了。

6月5日晚，阿拉伯各国在巴格达召开会议，决定对美、英两国实行石油禁运，同时纳赛尔关闭了苏伊士运河。

四、下令追击

6月6日晚，南部军区司令加维什将塔尔、约菲、沙龙三师长召到司令部，共同讨论下一步的作战指导问题。埃军已正式开始撤离西奈，如不立即转入追击，将很难在苏伊土运河以东捕捉到埃军。但是，在公路很少的西奈，容易陷入正面推进式的追击。为此，加维什司令命令塔尔师和约菲师猛突吉夫加法、吉迪山隘、米特拉山隘三条公路，不给埃军以构筑阵地封锁公路之机。沙龙师、塔尔师和约菲师余部展开在宽大正面上突进。

作战会议结束后，三名师长乘直升飞机返回各自的师部。沙龙回到了纳赫勒；塔尔和约菲去利布尼，继续讨论7日以后的作战问题直至天明(各旅长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塔尔师沿通往吉夫加法的北路突进，切断伊斯梅利亚公路；约菲师沿南路突进，封锁吉迪山隘和米特拉山隘。这个决定得到了司令的批准。

128页照片 以军坦克部队(M-48)在吉夫加法(1967年6月7日)

6月7日凌晨，塔尔师的前卫戈南旅开始向哈马突进。戈南旅攻击了后退中的埃军第3步兵师的后卫部队，占领了哈马。

7日下午，阿维伦旅进至吉夫加法。旅长阿维伦命令AMX坦克营先出发，在吉夫加法西侧的高地上建立起防御态势，切断了伊斯梅利亚公路。另一方面，戈南旅于哈马战斗后，在阿维伦旅后面西进，并在进至吉夫加法附近后掉头向南，企图包围埃军第4装甲师。但是此时第4装甲师已经撤离完毕，戈南旅的包围扑了空。约菲师沿哈萨纳——萨马代——吉迪公路突进。7日凌晨4时沙德尼旅主力绕过哈萨纳西进，上午9时许到达萨马代。旅长沙德尼虽然向吉迪山隘和米特拉山隘方向各派出了1个营，但半数坦克因油料用尽而不能继续前进。7日下午6时许，旅长沙德尼随9辆坦克一起到达米特拉山隘东端入口。他的后面是数辆半履带式车辆和迫击炮部队。旅长沙德尼率领仅有的兵力在山隘东端附近以伏击方式对撤退的埃军进行了急袭。埃军的车辆集聚在山隘东端入口附近。恰在此时，以色列空军对埃军的车队使用火箭和凝固汽油弹反复进行了攻击。埃军的成百成千台车辆麇集在一起，无处机动，起火者颇多。沙德尼旅也不断发起急袭。但到7日晚8时，旅长沙德尼向师长约菲报告说，他的旅已完全陷入埃军的包围之中，机动困难。师长约菲立即下令赛拉旅援救沙德尼旅并向该旅补充油料。赛

129页地图 西奈中部北部的追击作战(1967年6月6--8日)

拉旅于8日晨到达米特拉山隘，对沙德尼旅进行了支援。

沙龙师由于地形障碍和埃军敷设的地雷而未能于6月8日拂晓前到达纳赫勒。沙龙从曼德勒上校处得知孔蒂拉、萨马德的埃军第6装甲师正向纳赫勒方向撤退，于是便命令坦克旅向纳赫勒急进，切断该师的退路。

8日上午10时许， 2个坦克营赶到纳赫勒后刚刚进入伏击态势，便同撤退下来的埃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4个半小时后，沙龙部队和曼德勒旅击毁了埃军坦克60辆、野战火炮100门、车辆300台，埃军死伤数百人，5，000名士兵溃散了。

五、进军苏伊士运河地区

以色列上校指挥的支队沿海岸公路西进，于7日晨到达坎塔腊附近的苏伊士运河。以色列上校向塔尔师长报告了情况。国防部长达扬收到塔尔师长关于部队到达运河的报告后，命令以色列支队自运河撤退20英里。这是达扬担心占领运河地区会遭到国际上谴责而采取的措施。在其他战线尚未达成作战目的的情况下，达扬想避免国际上施加的停战压力。以色列旅虽然撤到了鲁马纳，但8日晨又接到从鲁马纳向苏伊士运河前进的命令。以色列旅在坎塔腊以东10公里处和埃军坦克部队进行了战斗。埃军逐次撤退，

9日晨以色列旅绕过坎塔腊，沿运河东岸南下。中午过后，该旅在伊斯梅利亚对岸附近和塔尔师的戈南旅会合，并归其统一指挥。

在米特拉山隘方向，

9日凌晨2时许，赛拉旅到达运河地区，夺取了9个完好的萨姆-2导弹基地。沙德尼旅也于9日拂晓到达运河地区。空降部队降落在苏德尔角，然后南下，在9日中午与自沙姆沙伊赫北上的伞兵部队在阿布扎尼马会合。这样，除富阿德港的沼泽地带外，西奈半岛都落入以军的控制之中。

在4天的战斗中，埃军伤亡数为：士兵1万人，军官1，500人；被俘数为：士兵5，000人，军官500人；装备损失了80％，损失的700辆坦克中，有600辆被击毁，100辆被以军缴获；此外，埃军还损失了

100门野战火炮，50门自行火炮，30门155毫米炮，

1万台车辆、装甲车。以军的损失为：亡300人，负伤1，000人，被击毁的坦克61辆。

131页照片 以军坦克部队(M-60“巴顿”)在向苏伊士运河前进

第六节 约旦战线

一、开战前的情况

1967年6月开战前约军实力为：8个步兵旅、2个装甲旅、 4-

5个独立机械化营和若干个炮兵营，兵员5．5万。约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以守势行动为主，部署了8个旅；西岸地区分为北部的萨马里亚地区和南部的米迪亚地区、耶路撒冷地区。对约旦的作战主要是在撒马里亚复杂地形上的战斗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地战斗。

以军在面临危机时采取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在约旦和叙利亚方向保持防御态势。理由很简单：主要敌人是埃军，在对埃作战的胜负趋势没看清之前，应力避同约军和叙军交战。国防部长达扬一上任就强调，在约旦和叙利亚方向上采取守势，避免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开战。

总参谋长拉宾于6月4日下达了对埃军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的命令，而对中部军区司令却命令其坚持防御态势。但中部军区司舍纳尔基斯考虑到万一需要对耶路撒冷实施战术性进攻时的情况，要求给他

增派2个旅。这2个旅是机械化旅和伞兵旅。此时由于侯赛因国王对开罗进行了访问(5月30日)，阿拉伯军事同盟业已成立，埃军决定向约旦派遣3个突击营，埃及的里亚德将军也已抵达约旦。

6月5日星期一8时30分，以色列政府通过联合国停火临督委员会主席奥德·布尔将军转给侯赛因国王一封信。信中说，只要约旦不首先发动进攻，以色列就不会进攻西岸地区。布尔将军说国王是在上午10时收到这封信的，可国王说他在上午11时之前没收到这封信。

5日上午8时50分，侯赛因国王通过开罗电台的广播得知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进攻。10分钟后，埃及的里亚德将军收到了阿密尔将军发自开罗的电报——埃军击落了以色列的75％的入侵飞机，有效地阻止了以军在西奈半岛的前进。阿密尔要求里亚德在萨马里亚和朱迪亚地区迅速开辟第二战场。里亚德将军立即与约旦陆军副司令纳赛尔将军和总参谋长阿密尔·贾马斯将军举行了会谈，并于9时向国王作了汇报。

5日上午9时至9时30分、侯赛因国王和埃及里亚德将军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发动进攻作战。

但是，空中和地面的正式进攻推迟到了5日上午11时。11时30分许，

2个美式155毫米榴炮营对特拉维夫附近的军事设施和杰宁西北的北部最大机场拉马特·达维德开始了零星的炮击，刚刚到达的埃及突击部队也同时开始向以色列的卢德机场方向渗透。这究竟是根据里亚德将军的命令，还是根据他与约军首脑的协商结果，人们不得而知。

二、耶路撒冷的战斗

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使耶路撒冷城分成了两部分。新城为以军所占领， 旧城由约军死守着，

中间设立了无人区，拉上了铁丝网，成为彼此间的缓冲地带。在六天战争爆发前的18年里，双方从未进行过和平谈判，一直尖锐地对立着。旧城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圣地，主要居民是8万阿拉伯人。新城人口为10万人，主要是犹太人。以色列打进耶路撒冷的这个“楔子”一直受着三个方向的威胁。斯科普斯山一带是1948—49年战争中以色列保下来的制高地带。根据停战协定，

120名以色列警察在联合国部队的监督下每两个星期一次向那里的居民供应生活物资。另一块“飞地”是联合国停火监督委员会驻守的非军事区。从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时起，联合国监督委员会总部就设在那里。

担任旧城守备任务的是塔勒王指挥的第27步兵旅。该旅是国王的直属部队，不归西岸地区司令阿塔·阿里准将指挥。它下辖3个步兵营、

1个炮兵团、

1个工兵连。从大马士革门至弹药山构筑了最为坚固的阵地，由阿塔·阿里所最信任的第2营担任守卫。在旧城的城内，由西岸地区出身的人组成的1个营守卫着大马士革门至锡安山一带。由阿卜杜尔谷地至联合国监督委员会所在的山丘，由1个连守卫着，其余的2个连作为预备队集结在旅部附近。18门野战火炮部署在橄榄山东北部。旧城部署有2门120毫米迫击炮、吉普车载106毫米无后座力炮、40毫米防空火炮。旧城内没有坦克。阿塔·阿里指挥的兵力有5万。

进攻耶路撒冷的最大目的是占领旧城。中部军区司令纳尔基斯的攻占耶路撒冷计划如下：

本·阿里的机械化旅进攻耶路撒冷北部的制高地带，阻止腊马拉或杰里科方向增援；阿米泰上校指挥的步兵旅以一半兵力守卫新城的边界，以其余兵力占领阿卜杜尔和切断旧城与伯利恒之间的联系，威胁杰里科；古尔伞兵旅负责占领旧城——这是中心任务。

本·阿里旅于6月5日日没后开始进攻，先是夺取了雷达山，接着于6日凌晨4时攻占了比迪地区，

6时进抵腊马拉公路交叉点，排除了北侧威胁。阿米泰旅也按预定计划对阿卜杜尔发起了进攻，先后占领了制高地带——联合国部队驻守地区和萨巴尔。伞兵旅旅长古尔上校于6月5日上午10时收到了准备进攻耶路撒冷的命令，于下午2时又收到向耶路撒冷派遣1个营的命令，最后整个旅都投入了战斗。古尔上校从地形和防御阵地的部署情况充分地了解到攻占耶路撒冷决非易事，加之各级指挥人员对耶路撒冷的敌情、地形不熟．因此下令对耶路撒冷周围的敌情、地形进行侦察。进攻耶路撒冷的时间虽然已经改为6日凌晨2时，但总参谋部要求推迟到上午8时在空军支援下进行。中部军区司令纳尔基斯向总参谋部反映进攻目标距离耶路撒冷太近，不适宜实施航空火力支援，部队已经完成了进攻准备，要求进攻开始时间仍然定为凌晨2时，他的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实际上在5日下午11时后，以军已经对耶路撒冷和斯科普斯山之间的谷地和新城北端的约军阵地开始了炮击。特别是对警察学校和弹药山进行了密集的压制射击。夜间射击是在新城和斯科普斯山的探照灯照射下进行的。约军似已觉察到以军将要发起进攻，因此以直升飞机对纳布卢斯公路附近的翼侧和弹药山进行了增援。

6月6日凌晨2时20分，古尔旅主力突破了希律门和警察学校之间的非军事区，向美国村方向前进。古尔上校的2个连中，1个连在炮兵徐进弹幕的掩护下向警察学校和弹药山冲击，另1个连向沙伊赫查拉和洛克菲勒纪念馆方向冲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不断增加，配属的以军坦克也大半被毁。尤其是攻占弹药山成了进攻耶路撒冷的最大难关。以军的半个营非死既伤，约军全体阵亡。

6日拂晓，以空军对耶路撒冷北侧炮兵阵地的攻击结束，古尔旅打通了纳布卢斯公路的抵抗阵地，进至大马士革门，对约旦一方的旧城的城墙开始了炮击。约军的防御虽然坚固，但以军仍然于7时至8时突破了美国村地区，并恢复了同斯科普斯山的直接联系。古尔旅到达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山下面的谷地。

6月6日日没后，古尔旅再次进攻旧城北侧，企图首先占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山，但由于遭到约军的火炮和迫击炮的射击，部队陷入了混乱，

古尔上校只好暂时停止进攻，重新组织部队。约军将集结在杰里科的1个步兵旅调来增援，前卫刚刚到达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山就被以空军发现，在空中和地面火力的打击下，这支徒步纵队遭到了毁灭性损失。约军在耶路撒冷的情况也是很惨的。旧城内有1个步兵营守卫，城外有1个步兵营守卫橄榄山和奥古斯塔山。

6日夜，耶路撒冷守备司令阿塔·阿里准将判断形势不利，

命令奥古斯塔·维多刊亚守军后撤。这一夜，在以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约军完成了后撤。其实这时阿塔·阿里准将已通过电台广播得知约旦河西岸的约军大部分已退至东岸。

6日夜进攻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山失败的古尔上校，放弃了当夜继续进攻的打算，和参谋们一起制定次日昼间重新发起进攻的计划。

7日晨，中部军区司令叫来了古尔上校，督促他在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之前攻占旧城。古尔上校当场汇报了进攻计划，并要求予以批准。计划的内容是：以第1营从斯科普斯山方向包围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第2营沿谷地前进占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山，这2个营阻止约军从杰里科方向增援；在此期间，第3营从背后攻占旧城，突破口选在南面的狮子门和圣·斯蒂芬门两处。

7日下午7时，以空军轰炸了约军已经撤离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山阵地，同时还轰炸了橄榄山后方谷地的炮兵阵地，接着以军炮兵转入压制射击，第1营发起冲击，占领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山和橄榄山，控制了杰里科公路。古尔上校乘坐半履带式车辆，指挥第3营和坦克营沿谷地进至狮子门附近。

9时

50分，古尔上校命令尖刀排向斯蒂芬门前进，主力跟进。古尔上校进入斯蒂芬门后会见了约旦政府有关人士和耶路撒冷市市长。他们告诉古尔，他们并不想坚守耶路撒冷。

7日上午10时15分，纳尔基斯司令和巴列夫将军在“哭墙”前同古尔上校会合。第3营的士兵迎着偶而射来的枪弹占领了城内。这样，以军在军事上几乎未受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旧城。从感情上来说，这是犹太人自六天战争以来所取得的最大胜利。古尔旅站在“哭墙”前的消息，随着无线电波迅速传到以色列人民中间。

7日下午2时，阿米泰步兵旅攻占了马尔·埃利亚斯阵地，接着又未遇抵抗占领了伯利恒，

7日黄昏占领了希布伦。在此之前，本·阿里上校于7日晨占领了腊马拉。在攻占耶路撒冷、腊马拉、希布伦的战斗中，以军亡200人，伤600人，约军死伤达1，000人。

136页地图 三、萨马里亚地区的战斗

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作战任务由中部军区和北部军区负责。北部军区总兵力共7个旅，负责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三个方向。司令埃拉扎尔以1个旅部署在黎巴嫩方向上，2个旅部署在叙利亚方向上，

1个旅部署在以约边境附近，佩莱德师(3个旅，每旅M-4坦克90辆、 M—48坦克10辆)作为预备队集结在中加利利附近。

埃拉扎尔在受领进攻约旦萨马里亚地区、占领达米亚桥的任务以后，命令佩莱德师于6月5日下午3时突破杰宁西北侧的边界。科赫瓦旅首先向杰宁发起进攻，阿弗农旅追击退却的约军后，

也从拿撒勒方向转向杰宁进攻。

5日日没后，科赫瓦旅的1个纵队在杰宁西侧与敌1个得到155毫米榴炮支援的反坦克队遭遇。经小规模战斗后，纵队绕过这个反坦克阵地继续南下。

约军对以军的突然进攻大吃一惊，拚命地进行了抵抗。佩莱德师的坦克部队到6月6日凌晨3时才到达杰宁西南。陆续到达的部队从杰宁城的西南发起了进攻。科赫瓦中校的装甲旅将3个坦克营(100辆坦克)集结在步兵营的后方，用以对付约军第40装甲旅的反击。约军判断以军进攻方向在杰宁南侧，因而在这个正面构筑了三道反坦克阵地。第一道阵地地形复杂，

由得到反坦克武器支援的步兵部队守备，第二道阵地以有掩盖的反坦克武器为主，坦克可在阵地内机动。第三道阵地由得到30辆“巴顿”式坦克支援的步兵和反坦克武器编成。各道阵地配合密切。约军的防御坚固而巧妙，反坦克武器隐蔽得很好，目标的标定也极为迅速。因此，要攻占杰宁，不消灭阵地内的反坦克武器是不行的。以军步兵部队突入阵地后，约军坦克连立即从两翼实施反冲击。科赫瓦中校为阻止约军的反冲击部队，派2个坦克连加入了战斗。以军旧式“谢尔曼”坦克的105毫米火炮在1，200米的距离上同“巴顿”式坦克进行了对射。科赫瓦由于自己的步兵部队受到了压制，阵地上展开了激烈的坦克战斗，而又派出1个坦克营加入战斗，终于粉碎了约军的反冲击。约军的其余坦克溃退了。就这样，科赫瓦的步兵营突破了约军的三道阵地，接近了杰宁西南丘陵地带的约军主阵地。

6月6日拂晓，从拿撒勒追击转来的阿弗农旅到达杰宁附近。该旅和从南部方向进攻杰宁的科赫瓦旅相配合，对约军采取了夹击态势。当科赫瓦的坦克部队接近杰宁时，约军的反坦克武器又一次开了火，但这次却未能象初战那样展开有组织的战斗。进攻杰宁北侧的警察派出所，以军也集结了2个旅的兵力。占领时，科赫瓦中校收到了侦察营发来的电报；约军60辆“巴顿”式坦克正从图巴斯北上。阿弗农旅在对杰宁地区的约军进行扫荡后已撤回，而约军还在顽强地抵抗。科赫瓦旅也自杰宁南端撤退，

重新组织兵力南下卡巴提亚交叉点。但此时侦察营已遭到约军的毁灭性打击。科赫瓦旅在开战24小时后弹药、油料已感不足，士兵也已疲惫不堪。科赫瓦中校要求师长佩莱德给予航空火力支援。不久，以色列空军向约军发起了多批次攻击。利用这个时间，科赫瓦旅重新组织部队，并补充了油料和弹药。卡巴提亚的战斗持续了12个小时之久，直到6日日没前战斗才平息下来。

5日、 6日、 7日三天实施的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分别为15架次、16架次、97架次。

6月6日晨， 罗姆上校指挥的装甲旅加入战斗。罗姆旅的任务是先占领扎巴比德，然后经图巴斯占领纳布卢斯。

6日上午10时15分，罗姆旅的侦察连受到了扎巴比德方向约军炮火的集中射击。侦察连长侦察后报告；扎巴比德附近集结有30辆坦克。罗姆上校虽然到达了扎巴比德，但却未能发现荫蔽得很好的这些坦克，其实即使发现了，从远距离上进行射击也是很难命中的。这种不激烈的战斗持续到6日黄昏。罗姆上校要求师长佩莱德批准对扎巴比德的夜间进攻，佩莱德批准了他的请求。

6月7日零时45分，罗姆旅在20分钟的炮火准备后，开始进攻扎巴比德阵地。经小规模战斗后，罗姆旅于7日凌晨3时占领扎巴比德。上午9时30分许，开始向最后的目标纳布卢斯前进。

罗姆旅到达纳布卢斯时，阿拉伯人成群结队地集聚在公路上，他们听说伊拉克军队将从达米亚桥方向赶来增援，可是进入纳布卢斯的却是以色列军队。阿拉伯人当场被以军解除了武装。罗姆旅立即占领了纳布卢斯的中心，并向城市的西端派出了侦察队。罗姆上校得到的报告说，据判断在纳布卢斯西方有1个营的约军坦克部队在集结中，于是便向纳布卢斯北方派出了1个坦克连以掩护北翼，而向纳布卢斯西面派出了2个坦克营。纳布卢斯西面地域展开了一场坦克战，时间持续了约6个小时。罗姆上校极力限制坦克部队的机动，射击也限于近距离目标，以求节约油料和弹药。

科赫瓦旅?日拂晓再次对卡巴提亚交叉点发起进攻。阿弗农旅的

1个营也同时发起进攻，结果，约军开始向达米亚桥方向撤退。科赫瓦旅未朝这个方向而向纳布卢斯方向进行了追击。集结在纳布卢斯东南侧的约军第40装甲旅也向纳布卢斯增援，

7日下午双方展开了激战。但第40装甲旅的一半坦克被击毁，约军早现了迅速崩溃的征兆。

7日下午6时30分左右，纳布卢斯战火平息下来。科赫瓦旅的前卫部队在腊姆拉与本·阿里旅1个营会合。同时罗姆上校将侦察营派到达米亚桥，

7日深夜占领了该地。这样，以军就将约旦河上的三座桥梁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7日下午7时30分，侯赛因国王号召人民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但到8时，约旦和以色列都同意了联合国的停战决议。在这次作战中，约军亡696人，伤421人，被俘530人，另外还有2，000人(含居民在内)失踪；以军亡550人，伤2，400人。约旦战线各战斗地区的兵员、坦克损失数估计如下：143页表格

第七节 戈兰战线

一、开战前两军情况

1967年5月16日，叙利亚仿效埃及，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下达了陆军动员令。但是，以常备军为主的叙军，即使在下达动员令后，作战能力也没有较大的提高，仍然以13个旅的7万人兵力为骨干。13个旅中，8个旅部署在库奈特腊以南的戈兰高地，

4个旅展开在库奈特腊——大马士革之间，

1个旅展开在濒海的拉塔基亚附近。戈兰高地由3个相当师的旅群负责防御。第12旅群负责约旦河的亚科夫桥至库奈特腊公路以北，以南地区由第35旅群负责。第42旅群在库奈特腊——大马士革之间防守第二线阵地。

以军北部军区司令戴维·埃拉扎尔少将(十月战争时任总参谋长)下辖8个旅(3个装甲旅和5个步兵旅)，2个旅对峙在戈兰正面，

1个旅指向黎巴嫩方向，其余5个旅自6月5日开战以来担任约旦河西岸北部萨马里亚地区的作战。

叙利亚战线在战争的头4天内还是此较平静的。以军炮兵只是在叙军炮击时进行一下还击。

6月6日，赫尔蒙山附近的叙军连级规模的侦察部队进攻了以色列境内的三个地方，这是叙军为试探进攻北加利利地区的可能性而进行的实力侦察。自大马士革向约旦河运输渡河器材的计划已经制定出来，但6月6日夜叙军统帅部判断进攻计划已不大可能实施，其主要军事上的原因是叙利亚空军已经覆灭；在开战后以色列空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无论是运输渡河器材还是机动部队，都变得困难起来。加之7日以后又得到了埃军及约军已经崩溃的情报。这些都促使叙军首脑放弃进攻的意图，决定在戈兰高地转入防御，等待停战尽快到来。

在以色列一方，北加利利地区的居民强烈要求政府对叙利亚发动进攻。在以、约间实现停战的6月7日下午，北部军区司令埃拉扎尔收到了总参谋部批准8日对叙利亚发动进攻的命令。但达扬紧接着又

命令将时间推后24小时。 6月8日是叙利亚对联合国停战决议是同意还是反对必须明确表态的一天。

8日下午5时20分，叙利亚宣布接受停战决议。停战的生效时间在1天半之后。

146页图：装备在半履带车辆上的法式SS-11反坦克导弹 (1967年6月)

二、急于占领戈兰

当西奈战线、约旦战线的胜负已见分晓后，以色列便从这两个方向抽调兵力，于9日上午11时30分开始了对叙利亚的作战。以军使用的兵力共10个旅，其中4个旅从约旦方向抽来，

1个旅从西奈方向抽来。 6月9日下午，戈兰高地的叙军开始全线退却。最先脱离阵地的是军官。

以邑列为什么在开战后第5天才发动对叙利亚的作战呢?战争初期的出人意料的重大胜利使政府的许多部长纷纷要求尽快进攻戈兰，但达扬却迟迟未下定决心。他有两个理由：一是担心苏联介入；二是部队疲惫不堪，进攻戈兰高地的坚固的阵地会增加损失。

可是到9日凌晨3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达扬收到报告，说埃及准备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排停战，并已经要求约旦和叙利亚采取同一步调。达扬认为，埃及同意停战将使以色列能够将西奈战线的部队转到其他方向，而且以色列可以避免在三个方向上同时作战。在约旦战线上，战斗已于6月7日夜停息。达扬立即决定发起进攻。如果叙利亚同意停战，以色列国防军将失去解脱戈兰高地炮击威胁的机会。

9日上午7时，达扬打电话给北部军区司令，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内阁会议事后批准了这个决定。

进攻戈兰的计划如下；

埃拉扎尔制定的进攻计划，主攻指向戈兰北部。首先击败提尔法尔--—扎奥拉——卡拉的主阵地的叙军，尔后进攻马萨达、曼斯拉的第二线阵地，从北部方向占领库奈特腊。助攻指向达巴西亚、达达拉、贾拉比纳。伞兵部队和装甲部队指向南部的陶菲克——艾尔阿尔。作战期间要求空军积极实施直接航空火力支援。

约纳上校的戈兰尼旅和由西奈方向调来的曼德勒上校的装甲旅负责主攻。这2个旅归副司令丹·兰纳准将统一指挥。由约旦方向调来科赫瓦中校指挥的装甲旅担任预备队。这个作战计划是运用空中的和地面的侦察手段长期对敌情和地形进行侦察后制定出来的。从军区司令到第一线的排长，没有不熟悉接敌路线和敌情的。

三、9日的突破作战

(一)2个旅首先突破

曼德勒旅得到戈兰尼旅步兵连的加强以后，于9日11时30分突破边界。工兵连的8辆推土机在部队前面开路，行进到溶岩的坡路时被叙军的坦克炮击毁3辆。步兵部队以迂回的方式击毁了叙军坦克。后续的坦克营占领纳姆什阵地后本应继续向扎奥拉方向进攻，但坦克营营长却搞错了方向，向萨阿提布——卡拉方向发起了进攻。搞错进攻方向的原因是他们刚从西奈方向调来就作为第一线旅参加了战斗。

曼德勒旅长发现这个情况后，命令先头的坦克营继续进攻卡拉，后续的坦克营进攻扎奥拉。扎奥拉于下午4时得手，卡拉却因其阵地十分坚固虽经再三冲击而未获成功，以致最后只剩2辆坦克。

9日黄昏，占领扎奥拉的坦克营转来支援后，卡拉的叙军防守部队才开始撤退。

戈兰尼旅以配属的坦克营为先头部队突破了边界。主力纵队沿巴尼亚斯公路向提尔法尔阵地方向前进，因受到该阵地炮火的猛烈射击，进攻一时受挫。叙军提尔法尔阵地构筑有数道堑壕，以反坦克武器、机枪、火炮、迫击炮编成火网，还有地雷场和铁丝网等障碍。以军约纳旅长要求空军实施航空火力支援。

9日，步兵在空军飞机119架次的直接火力支援下进行了3个小时的战斗，终于占领了提尔法尔。叙军在这次战斗中损失兵员1，500名，坦克10辆，以军损失兵员

150名坦克5辆。

(二) 9日夜的助攻

在亚科夫桥南、北的助攻正面上，乌里·罗姆上校的装甲旅于9日日没后从达巴西亚北侧地区实施突破。这时伊曼纽尔旅和加维什旅正在太巴列(加利利)湖南方地区集结中。罗姆旅正面的叙军未进行任何抵抗就撤退了。叙军于9日午后受领撤退命令，并被赋予防守大马士革前方的任务。防守戈兰的部队于9日下午黄昏时分同时开始后撤。

四、10日占领库奈特腊

6月10日晨，戈兰尼旅及后续的科赫瓦旅向巴尼亚斯前进。这两个旅以主力扫荡了黎巴嫩边境和马萨达的残敌。同一时间，曼德勒旅和罗姆旅向库奈特腊前进。12时30分，曼德勒旅到达库奈特腊，13时许占领该地。

在戈兰南部，阿弗农旅于下午3时许占领了空无一人的陶菲克阵地，然后向拉菲德方向进攻，以1个营机降夺取了艾尔阿尔。

加维什旅扫荡了太巴列(加利利)湖东岸地区，伊曼纽尔旅也在占领亚科夫桥后参加了这个方向的扫荡战。

在戈兰战线，两天内以军亡127人，伤625人；坦克虽然有160辆被击毁，但其中大半又立即修复回到了前线。估计叙军亡600人，伤700人，被俘、失踪570人；坦克损失73辆，其中40辆被以军缴获。在戈兰战线，苏军5名军官被俘。据报道，苏军军官是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和指挥战斗的。

150页地图：戈兰北部的突破作战(1967年6月9日)

151页图：以军直升机在攻击南戈兰高地的艾尔阿尔(1967年6月10日)

五、达扬注视着华盛顿和莫斯科

战争的末期指导是困难的。如何进攻戈兰高地而又不致引起苏联介入呢?达扬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在空军的强大支援下，

“向整个高地进军”。战斗发起后，下达的第二道命令是：不得越过非军事区。从9日晨至10日下午，内阁就“进入戈兰高地的限度”讨论了四次。这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呼吁停战有密切的关系。10日11时30分，达扬召见北部军区司令，指示以库奈特腊为前进的最终界限，尔后立即转入防御态势。10日下午1时，以军全面占领库奈特腊。就这样，以色列通过末期指导驾御着它的军队，一面约束北部军区的行动，声明它无意占领大马士革，一面将戈兰高地抓到了手中。

6月9日以军在戈兰发动进攻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对以色列来说，战场有两个；一个在联合国；一个在戈兰高地。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玩弄“需了解本国政府意图”的手法，企图使安全理事会迟迟作不出停战决议。而总参谋长拉宾在占领库奈特腊和完成已占领的戈兰地区的防御态势之前是不想使部队停止进攻的。

10日中午刚过，总参谋长拉宾收到了“即将占领库奈特腊”的报告，这个报告被立即发给华盛顿的外交部长埃班。安全理事会于纽约时间

10日拂晓(以色列时间10日12时30分)通过了停战决议。停战决议于10日下午6时30分生效，但这时以色列已夺取了全部进攻目标，并完成了防御态势。

第八节 六天战争的战果和军事上的影响

一，战果概况

六天战争以以色列空军的孤注一掷的突然袭击为开端，

3小时后胜败即见分晓。国防部长达扬战前曾判断这次战争要打2—3个星期。世界各国的军事专家判断交战双方将落个两败俱伤。苏联判断装备了最新武器的阿拉伯国家军队将占优势；而美国期待以军击败阿军，即使是阿军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在六天战争中以色列得到的是四倍的领土、耶路撒冷旧城、以军不可战胜的信心。同时，这次战争造成了410，248名阿拉伯难民，苏伊士运河也被关闭了。遭到毁灭性打击的阿拉伯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国际舆论站到了阿拉伯国家一方。

在这次战争中，双方的损失如下：第152页表格

以色列所以会在六天战争中取胜，历史地看，是它的国防军20年建设的总成果；从军事上看，归功于它的军队的作战能力的优越，具体地说可归纳为三点：1．实施了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2．初期即获得了制空权；3．主动地运用装甲部队。这三个原因多有赖于它的军队的高度的作战效率和军事首脑机关的统率能力。以军指挥官灵活、主动，进攻精神旺盛。这些特点是从连长到总参谋长各级指挥官所共有的。特别是高级指挥官，与阿拉伯国家的相比，无论是制定计划能力还是应付不测事态的快速反应能力，都要高出一筹。而且武器的改进和综合运用能力也很强。总参谋部统一了以陆军为主导的陆、海、空三军，成为联合作战的基础。而阿方特别是叙利亚军队之所以失败，可举出统帅部缺乏统率能力，部队训练不足，没有一套完整的作战原则等原因。

二、对战后军事的影响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国防上一直存在的弱点是受到北部的戈兰高地、东部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南部的西奈半岛、加沙地区的威胁。通过六天战争，以色列新占领了这些地区共81，60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它原来的领士20，622平方公里的四倍。在这次战争之前，戈兰高地的火炮不断地轰击约旦河谷；卡勒基利亚的约旦炮兵甚至将地中海都收在射程之内，完全控制了以色列这个只有11英里宽的狭窄的“颈部”；埃及空军从阿里什机场起飞，用不了6分钟就可以轰炸特拉维夫，以色列民族2，000年来梦寐以求的耶路撒冷为约旦所分割。在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中，以色列人谁都体验到了边界的这种情况所造成的不利，因此对国防上的弱点就特别地敏感。

现在，以色列开始面临新的重大问题。那就是：如何保卫六天战争的140个小时战斗所得到的四倍领土，制定什么样的占领政策。如果说巴勒斯坦战争及其后来发生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属于“创业之难”，那末六天战争后的问题则具有可以说是“守成之难”的性质。国际舆论不必去说，这已由1967年11月22日的联合国242号决议——决定以色列从占领地区撤退的决议所代表；事态还严重到阿拉伯一方已下定不收回领土誓不罢休的决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力量日盆壮大，苏联和捷克等六国宣布同以色列断交。在国际上，舆论是严峻的，警告以色列不要重蹈苏伊士运河战争时不得不从西奈半岛撤退的复辙；在国内，人民的意识向追求舒适的方向变化，68年经济有了好转，国内掀起了一股旅游风。在这种情况下，“守成难”的问题产生了。而这种内外条件下产生的“守成难”又作用于国防战略，昔日的攻势战略被防势战略所取代。以色列要保住占领的地区，而阿拉伯国家企图夺回被占领的地区，双方互不相让，尖锐对立，这又成为中东战争再次爆发的——大原因。当然不可忽视美苏争霸中东的背景——这个缓和政策掩饰下的世界战略的存在。

三、阿拉伯国家的败北和战后汲取的教训

反过来看，阿拉伯国家为什么会在六天战争中打了败仗呢?由于这个问题影响着第四次中东战争，所以是很值得研究一番的。对于阿方的失败原因，现在人们正在从各个方面进行探讨。从战略上看，主要是阿方过高地估计了它的军队，执行了“允许以色列首先进攻尔后自己转入反攻”的后发制人的战略，军队士气不高，训练不足。更重要的是对战争缺乏准备，据说直到开战前夕还没想到打仗。纳赛尔总统在开战前两个星期的1967年5月22日视察了西奈半岛的基地吉夫加法，宣布封锁蒂朗海峡。这个重大的决定，“是苏联基于其中东扩张政策，进行唆使和煽动的结果”。用乔恩·金奇[①

美国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同戴维·金奇合著《命运的冲突：阿拉伯人同犹太人的战争与以色列国的成立》等书。—译者]的话说，六天战争的失败，原因不单在阿拉伯国家，还在于克里姆林宫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他们对埃及、以色列以及美国的政策全都判断错了。苏联人的一个重大的错误是他们判断无论在战争能力上还是国内情况上以色列都不可能决定开战。这个痛苦的教训促使他们对埃及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援助，到6月5日事件五周年纪念日时，他们对埃及的援助总额据说已达80亿美元。

关于军事上的直接败因，也有人将六天战争的失败归结为是苏联的作战原则、战术教程以及装备本身不好，利奥·海曼就曾在1968年

11月的《军事评论》上表示过这种观点。但是，阿拉伯国家的失败证明，不用说作战原则和战术，就连武器也都应该与本国的居民、地形、气候、资源、社会经济因素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潜力相适应。

埃军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摈弃了德国式作战方法转而采取苏联式作战方法。在西奈半岛垮掉的2个装甲师和5个坦克旅，大自坦克小至鞋带等，全都是照搬苏联编制装备表上的一套。这样一来，明明是在沙漠使用，坦克却具有两栖能力；明明是在炎热地区，却装备有除雪设备；明明是在见不到一颗树木的沙漠作战，却装备有带有动力的伐木锯，沙漠上没有什么河流，坦克却携载着浮桥。反之，沙漠作战所必不可少的推土机以及坦克运输车辆等却全然没有装备，为此，坦克不得不先以火车运到阿里什和坎塔腊，然后再依靠自己的动力横越数百英里的沙漠。在这个过程中坦克事故频出，到达战场时各营的战斗力已减到编制表上规定的坦克数的1／2至1／4。而以色列军队却不同，他们将坦克运输车辆作为必不可少的装备，4个装甲旅从约旦方向机动到戈兰方向才只用了一夜。但是，以军坦克在战斗行动中的行驶时间不长，规定维护良好情况下的标准是100个小时，实际在西奈半岛只达到60个小时，在约旦战线50个小时，在叙利亚战场40个小时。

其次是战术原则上的缺欠。正如我们在埃军吹嘘为坚不可摧的阿布奥格拉的苏联式三线堑壕阵地上所见到的那样，阵地的翼侧防护不严，以致后来为沙龙将军的部队所包围，阵地首先从翼侧崩溃。在这次战斗中当了俘虏的一个埃军营长抗议说：“以军太狡猾了，为什么不堂而皇之地从正面进攻呢?”这使人感到埃军的教条和民族的耿直。据说苏军在进攻行动中习惯于在接敌前将部队成一字队形展开进入战斗。这种倾向在埃军中也见得到。总之，埃军不象以军那样采取360°全方位的战斗态势，而是容易采取限于某一正面的战斗态势。在坦克的运用上也存在问题。通常把坦克配置在掩体中或者筑城阵地后方的障碍中和反斜面上，这样就夺去了装甲部队的最大长处——机动性。这种运用方法同德苏战争中库尔斯克会战的坦克运用方法如出一辙。另一个缺欠是将坦克分为三群，分别使用于突破、支援及扩张战果，这就要求具有相当的训练水平才能协调，而埃军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在炮兵运用上，埃军恪守苏联式的集中运用原则，射击任务由上一级司令部赋予，经常使用的是标准的射击——不动拦阻射击、徐进弹幕射击或指向同一目标的集中射击。但在中东沙漠，同重视速度和奇袭的以色列装甲部队作战，这个原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阿布奥格拉的要塞阵地后方的70门火炮群，于开战第一天午夜12时许就遭到了以军伞兵部队的夜袭而溃散了。厌恶夜间战斗，这也是阿军的一个特点。但到第四次中东战争时，阿军的夜间战斗能力却以崭新的面貌表现出来。

157页表格 埃及各时期所拥有的武器数量(1967-1973)

四、以军的原则

以军的地面作战依据的是“HRSH原则”。HBSH是突破、追击、坦克战斗、歼灭几个希伯莱词的缩略语。它主张在战斗的各个中间阶段不是分散地使用部队去完成各个任务，而是集中地使用部队倾全力去完成上述四项任务。机动作战是这个原则的核心。具体的实施方法是：装甲部队既要在敌火下修复坦克、后送伤员，又要在前进中补充油料、弹药，还要不失时机地变换前进方向和调动部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进攻方向之容易变换，是因为以军炮兵实现了自行化，而且炮兵的连长、营长与装甲部队的指挥官同乘一辆车，他们还有权下令射击，这就使火力和机动有机地结为一体，能够随时根据第一线需要迅速使用火力。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以军的牵引火炮未能跟随装甲部队在西奈半岛的前进，这个痛苦的教训促进了其装甲部队和炮兵一体化运用的实现。看来，战争总是把军队的强点和弱点不偏不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上面，我们简要叙述了六天战争的战果和阿方的失败。阿拉伯国家的失败原因并不等于以色列的获胜原因。以色列六天战争取胜的原因，我们可以到以军战斗力的三根支柱(卓越的空军、优势的装甲部队、迅速的动员体制)的周密的准备和主动的运用上去找(当然还有情报工作的密切配合)。在六天战争爆发之前，距开战还有20天的5月16日，以色列就祭起了它的“传家之宝”，下达了预备役动员令。这时，它的部队的编组已经完成，最后的一次演习也已结束，以色列决心开战了。

自古以来，完成兵力展开的一方所发起的进攻，总是将进攻一方所希望的作战形式强加给对方，在很多情况下，这也就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以色列完全理解毛奇的这个原则。因此，事前完成动员后发动的六天战争，就好象弦上的箭，在瞅准时机之前，渡过了20天的紧张的战前准备时间。这同第四次中东战争相比，是很大的一个不同点，从中似乎就可以寻到深刻的经验教训。

萨达特总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曾对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中东调查团说过，六天战争中阿拉伯国家蒙受的屈辱性失败，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从六天战争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的6年零4个月的时间，埃军走的是重建和企图收复失地的路程。在这个过程中，埃军确立了以“量”对“质”的目标，即以基于阿拉伯民族人海战术之“量”，对付以色列军事力量的基本要素——空军、装甲部队、动员体制及情报活动之“质”。1973年4月21--22日，阿拉伯国家军队参谋长于开罗召开会议。伊斯梅尔将军在会上举出的以军的四个强点是；掌握空中优势，技术熟练，训练素质好，有美国的及时支援；弱点是：后勤补给线长，兵力分散，人员损失造成的影响大，不适于打持久战。会上研究了如何在避实就虚的前提下对以色列作战的问题。六天战争的教训给第四次中东战争提供了借鉴。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埃及军队战斗序列以色列军队战斗序列

国防部长 摩西·达扬

总参谋长 伊扎克·拉宾中将

南部军区司令 耶沙亚胡·加维什准将

装甲师 以色列·塔尔准将

第7装甲旅 什穆埃·戈南上校

装甲旅 梅纳海姆·阿维伦上校

空降旅 拉斐尔·艾坦上校

侦察装甲团 乌里·巴龙上校

格兰尼特支队 格兰尼特·以色列上校

装甲师 阿弗拉罕·约菲准将

装甲旅 伊斯卡·沙德尼上校

装甲旅 埃尔哈南·塞拉上校

装甲师 阿里尔·沙龙准将

装甲旅 莫代海·图波利上校

步兵旅 库提·阿丹上校

空降旅 丹尼·马特上校

独立装甲旅 艾伯特·曼德勒上校

独立步兵旅 耶胡达·雷谢夫上校(加沙地区)

独立空降支队 阿哈隆·戴维上校(沙姆沙伊赫)

中部军区司令 乌济·纳尔基斯准将

步兵旅 埃利泽尔·阿米泰上校(耶路撒冷)

空降旅 莫代海·吉尔上校

机械化旅 乌里·本·阿里上校

步兵旅 泽夫·谢海姆上校(卡勒基利亚地区)

步兵旅 摩西·约特瓦特上校(拉特伦地区)

北部军区司令 戴维·埃拉扎尔准将

约旦方向

装甲师 埃拉特·佩莱德准将

步兵旅 阿哈隆·阿弗农上校

装甲旅 摩西·巴尔·科赫瓦中校

装甲旅 乌里·罗姆上校

独立步兵旅 耶胡达·加维什上校(贝桑地区)

叙利亚方向

混成师 丹·兰纳准将

装甲旅 艾伯特·曼德勒上校

步兵旅 约纳·埃弗拉特上校

独立步兵旅 伊曼纽·谢赫德上校埃及军队的战斗序列

副总统兼总司令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元帅

阿拉伯联军司令 阿里·阿密尔上将

总参谋长 安瓦尔·阿勒·卡哈迪中将

野战军总司令 阿卜杜勒·莫桑·穆尔塔吉上将

野战军参谋长 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少将

野战军陆军司令 萨拉丁·莫桑中将

第2步兵师 萨迪·纳吉布少将

第3步兵师 奥斯曼·纳赛尔少将

第4装甲师 西德基·古尔少将

装甲支队 萨阿德·埃勒·沙兹利少将

第6机械化师 阿卜杜勒·卡德尔·哈桑少将

第7步兵师 阿卜杜勒·阿济兹·苏里曼少将

第20巴勒斯坦师 穆罕默德·蒙奈姆·哈斯尼少将

独立步兵旅 穆罕默德·蒙奈姆·哈利尔准将

空军司令 穆罕默德·西德基·马哈茂德上将

海军司令 苏里曼·伊扎特上将约旦军队的战斗序列

约旦战线联军司令 阿卜杜勒·蒙奈姆·里亚德上将(埃及)

总司令 哈比斯·埃勒·马贾利元帅

副司令 舍里夫·纳赛尔·本·贾米尔上将

总参谋长 阿迈尔·哈马什少将

西部军区司令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萨利姆少将

阿里步兵旅 艾哈迈德·希哈代准将

希钦步兵旅 巴杰特·穆海欣准将(希布伦)

第25步兵旅 穆罕默德·哈利迪中校(杰宁)

第40装甲旅 伊纳德·埃勒·贾济准将(达米亚)

第60装甲旅 扎伊德·本·沙凯尔准将(杰里科)

第27步兵旅 阿塔·阿里准将(耶路撒冷)

加德什步兵旅 卡希姆·埃勒·马泰准将(谷地地区)

阿里亚步兵旅 图尔基·巴拉准将(纳布卢靳)

哈希米步兵旅 贾马尔·埃勒·塔海尔上校(腊马拉)

亚穆克步兵旅 穆法迪·阿卜杜勒·穆斯莱上校(北部)空军司令 萨莱·库尔迪上将叙利亚军队的战斗序列

国防部长 哈非兹·阿勒·阿萨德中将

总参谋长 艾哈迈德·斯韦达尼少将

第12旅群 艾哈迈德·阿密尔上校

第11步兵旅

第132预备役步兵旅

第89预备役步兵旅

第44装甲旅

第35旅群 塞伊德·塔扬准将

第8步兵旅

第19步兵旅

第32步兵旅

第17机械化旅

第42旅群 阿卜杜勒·拉扎克·达达利准将

第14装甲旅

第25步兵旅

第50预备役步兵旅

第60预备役步兵旅

第23步兵旅(拉塔基亚)空军司令 哈菲兹·阿勒·阿萨德海军司令 穆斯塔法·舒曼准将

第五章 消 耗 战 争

以军把六天战争以后由埃军发动的消耗战争看成是一次正式的战争，称之为第四次中东战争。这样，1973年的十月战争就可以说是第五次中东战争。

从1967年6月的六天战争到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经历了六年零四个月的时间。纵观这段时间，大体可分为两个三年：六天战争的“余震”与埃及重整军队的纳赛尔时代的三年；70年8月停战以后准备下次战争的萨达特时代的三年。如主要以苏伊士运河正面的军事形势为基准划分，则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7年6月--1969年3月)：运河地区的冲突和埃及重整军队。

第二阶段(1969年3月--1969年7月)；埃及发动消耗战争。

第三阶段(1969年7月--1970年8月)：以色列军队反攻和同苏联空军直接对抗。

第四阶段(1970年8月--1972年7月)：在停战情况下加强军备和以色列采取遏制战略。

第五阶段(1972年7月--1973年9月)：埃及驱逐苏联人员后正式进行战争准备。

如果从对苏关系角度对这六年作大胆的表述，可以说纳赛尔时代的三年是收拾败局和同苏联合作的时期，而后三年则是阿拉伯国家同苏联之间发生裂痕互不信任的时期，同时，这六年还是苏伊士运河两岸的军事力量分别以美苏两国的一方为后盾，象玩跷跷板游戏一样，不断进行较量的六年。

第一节 运河地区的冲突和埃及重整军队

(1967年6月--1969年3月)

这一年零九个月，在军事上可以说是六天战争的“余震”阶段，即埃、以隔着苏伊士运河不断发生冲突和海战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防御准备进行破坏，而以色列则实施报复。这一阶段，在战略方面，对以色列来说，是面临急需解决对占领地区采取什么政策和如何进行防御等问题的第一阶段；对阿拉伯国家来说，是面临如何尽快从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恢复过来，稳定国内局势，收复失地等问题的初期阶段。苏伊士运河正面的偶发事件，大概只是为了牵制国内舆论或者是期待它起到烟幕的效果而发生的。另外，这一阶段，对阿以双方来说，还是适应战后新形势的第一步。在这个问题上，阿方进展速度较快，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六天战争停战10天后的6月20日，苏军总参谋部一行飞抵开罗。 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飞抵开罗。 4天后回国。

7月末，估计有作战飞机110架、坦克200—250辆等苏式武器运抵埃及。据称到10月份，埃军的飞机数量已达战前水平，坦克也增至700辆，埃军的重建迅速进行着。

7月1日，埃军同以军在六天战争后第一次交火。在苏伊士运河北端三角形沼泽地区，埃军和以军的巡逻部队发生了冲突。战斗从黄昏持续到深夜，埃军留下许多尸体后撤退。7月2日，埃军开始炮击东岸的坎塔腊，到6日，以军死伤30人，以色列终于出动空军轰炸了苏伊士运河西岸的埃军炮兵阵地。

7月11日夜，在苏伊士运河以东35公里的鲁马纳附近海域，以海军痛击了埃海军。两个月后的10月21日黄昏，以海军埃拉特号[①

以色列最大的军舰(驱逐舰)。译者注]在海上被埃海军舰舰导弹击沉。以空军为进行报复，轰炸了苏伊士城的炼油厂，使该炼油厂连续燃烧了三天三夜。

最初，埃军的攻击仅限于从西岸向东岸实施炮击，以后逐渐转为向东岸派出袭击部队。以军也向西岸派出了袭击部队。

1968年春，埃军已装备了比战前更先进的飞机、坦克、火炮，恢复了军事力量，并把其中的3／4共7个师10万人的兵力部署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埃军的炮兵部队，向运河东岸完全暴露的以军阵地实施炮击，使以军受到很大损失。在10月26日的炮击中，以军亡14人，伤34人。

在此之前，以军在防御中尚未构筑阵地体系，等于暴露在沙漠中进行防御。这样，以军在对付埃及大规模炮击的防御战略上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把部队后撤至埃军炮火射程外的安全地区，当受到攻击时实施机动性反击，甚至深入到运河西岸去粉碎埃军进攻，二是仍驻守在运河东岸，构筑坚固的要塞式阵地，在埃军猛烈的炮火下坚守。对选择哪个方案作出决断并予以实行的，是巴列夫将军。1967年末，当时43岁的巴列夫中将，继拉宾总参谋长之后就任以军总参谋长。他带着上述难题视察了苏伊士战线，也还有某些政治上的原因，结果选定了第二方案。这种选择的背景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以军曾有过从西奈半岛撤退的痛苦教训；还有另外的原因是国内出现了绝不从占领地区撤出——寸土地的强烈舆论。对巴列夫的方案，由于它采取静止的防御态势，军队很不习惯，而且造价又高，所以国内有许多人提出了批评意见。

实际上，西奈半岛防御的基本设想是以第二方案为基础，采取空地协同的机动防御方式。就是说，巴列夫防线主要在于宣扬国威，在作战上它只能起到前进观察所及绊索的作用，而粉碎敌之大规模进攻则要由运河以东吉夫加法周围的装甲部队实施反击来完成。因此，实际上采用的运河防御设想，具有上述两种方案的折衷方案的特点，既能满足不丢掉——寸土地的社会舆论的要求，又能实施传统的机动作战。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可使防线得以用最小的兵力来维持。六天战争以后，由于占领地区防御的负担很大，以色列已决定延长服役期限。“用最小的兵力取得最大的防御效果”已不再是什么空想，它作为一个关系到国家存亡的现实问题，摆在以色列人民面前。

168页图：巴列夫防线的支撑点(1971年)

巴列夫防线的设想虽已确定下来，但是到实际施工阶段，如何在埃军炮击的情况下，在160公里的正面上构筑坚固支撑点，就成了问题。以色列任命阿弗拉罕·阿丹准将为筑城指挥官，并动员包括工程学专家在内的2，000名地方人员，昼夜不停地用3个月时间完成了施工任务。但当时这条防线不象十月战争爆发前夕那样完备，40个支撑点是1970年进行加固，1971年春最后完成的。这条防线由沙特(苏伊士城对面)经坎塔腊至鲁马纳，绵亘约160公里，由40个深入地下的坚固支撑点及后方纵深的20个辅助支撑点组成，它们可以相互支援。支撑点不是等间隔地配置，而是为控制通向渡河地段的四条主要通道，有重点地配置的。各支撑点之间既可以实施相互间的火力支援，又可以派出部队给予支援。在支撑点里，储备有弹药、食物、水，通信器材等，配备有小型推土机，由驻守部队自己对道路和支撑点进行维护。另外支撑点内经常驻有1名前进航空引导员，以色列空军在接到请求后，

8分钟内飞机即可到达巴列夫防线上空。

169页地图： 苏伊士战线略图

北面戈兰高地的防御准备情况如何呢?以色列自从1967年六天战争中控制戈兰高地后反过来变为俯视叙利亚了。以色列如何防御这视界开阔的70公里正面高地呢?它们的想法与在苏伊士正面相同，即采取阻止敌人进攻和予以反击的方法。而与巴列夫防线不同之处是构筑了由三道防线组成的相当坚固的反坦克体系。第一道防线构筑了防坦克壕(6米×3米×4米)，并敷设了地雷。第二道防线是由40-50个坚固工事组成的防御地带，配置有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在十月战争中发挥出威力的法式SS—10、SS—11反坦克导弹配置于第一道防线)。第三道防线为纵向构筑的，用混凝土加固的地下坦克伏击壕，以封锁敌坦克可能经过的通道。适于反攻的通道有两条：约旦河上的亚科夫桥——库奈特腊---大马士革公路北侧，沿太巴列湖南面的亚尔木克河北侧通向拉菲德的通道。其他地区因为是隘路或者多岩石，部队机动受到很大限制。这个反坦克防御体系虽然是逐渐完善和加强起来的，但它却成为说明十月战争中叙军前进迟缓原因的一个关键。

170页地图：戈兰阵地略图

第二节 埃及发动消耗战争(1969年3月--7月)

第二阶段是埃军主动发起消耗战争的时期，表明埃及已公开抛弃联合国的第242号停火决议。其直接目的在于防止以色列把苏伊士运河作为国境，最终目的在于使以色列受到巨大损失后被迫从苏伊士运河撤退，或者不得不根据阿方的要求，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

埃及认为，从运河东岸以军防御的脆弱性看，如果以自己优势的野战火炮、重迫击炮实施大规模炮击或袭击，是能够达到上述目的的。但又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以色列空军占优势，要达到这个目的会遇到困难。

这一消耗战争战略是由《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在1969年3—4月发表的文章中披露的。其主要内容是：“以色列虽然占领了广阔的土地，但它的后方供应线延长了，而且，它要负责维持占领地区的治安，经济负担也此以前加重，因此，它确已达到了战略上的极限。我们必须趁此时机，击败以军前线部队之一部，迫使他们撤出支撑点。”

埃军在苏伊士运河西岸部署了大量的火炮，不断进行炮战。到

1969年底，炮战达4，500次以上。以色列称这一新的战斗为“苏伊士战役”。面对埃军大量而突然的急袭射击，以色列极需加强运河东岸的防御阵地，并进一步使之体系化。以色列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付这种消耗战争。巴列夫将军在1969年4月18日的巴列夫防线竣工报告会上明确地说：

“我们的损失将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军掌握了主动权。”但他同时又认识到防线的作用是有限的，指出：

“我们的防线不可能完全封锁住运河西岸，埃军可能偷越运河，出没于东岸各地，或者进行伏击，或者埋没地雷，或者捕捉我方官兵。”在这个阶段的五个月里，以军亡61人，伤168人。据称，从六天战争以后到1970年

5月这段时间，埃方亡1，700余人，以方亡215人，伤565人。

对以色列来说，摆脱这种最不利的消耗战争是燃眉之急。1969年7月20日午夜，国防部长达扬决心向埃及的消耗战争挑战，开始同埃及争夺苏伊士运河地区制空权的战斗。一夜之间，以军越出一年前埃军开始攻击后一直保持的防线，转入了攻势。

第三节 以色列军队反攻和同苏联空军直接对抗(1969年7月--1970年8月)

这一阶段是以军摆脱消耗战争的被动局面并实施反攻的阶段，也是以军完成苏伊士运河防御的基本态势，自六天战争以来第一次对运河西岸地面目标实施空中攻击的阶段。以色列空军于7月20日集中力量轰炸了埃及防御阵地和导弹基地，并同埃及空军进行了空战。

171页地图：袭击格林岛情况图

(1969年7月19日)

海军袭击部队于7月19日夜，袭击了埃及苏伊士市南4公里格林岛上的岩石城堡，撤退时破坏了岛上的设施。 172页表格：

埃及国内的苏联军事设施估算(1970年)

172页图：以军突击队袭击在苏伊士湾南端沙德万岛上的埃军雷达基地

以色列空军的攻击目标，还选择了驻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地方、苏联舰船停泊的要地塞得港附近。对此，苏联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华盛顿也无“不赞成”的表示。超级大国这种动向，使这次反攻作战的余波扩大了。从这里，人们可以发现和了解有限战争的性质及指导上的特点。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有限战争的特点随处可见。无论是军队前进的界限，还是作战方向，都有交战当事国所不能独自决定的方面。

以军反攻的目的，在于摧毁埃军的火力配系，使其消耗战争不能得逞。为此，以军掌握了制空权，并派出袭击部队偷袭敌人的后方目标。轰炸范围也扩大至开罗周围，作战地域由线转为面，从运河西岸扩大到开罗周围。到1969年末，埃军炮兵的威力已经衰减，以军反攻的目的似乎已经达成。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使以空军吃了苦头的防空导弹，恰恰是在1969年7月20日到1969年末，以军反击成功之后，埃及引进并部署在苏伊士运河西岸的。这简直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在以军反攻获得显著战果的1970年1月，纳赛尔总统访问了莫斯科。这时苏联决定向埃及提供大量的萨姆-3低空防空导弹。1970年3月中旬，苏联第一批1，500名军事人员，随40部萨姆-3导弹发射架、

100架米格-21型喷气式飞机，同时到达埃及。到3月末，苏联军人、技术人员据说已达1．6万余人。

4月，苏联又运来了高空防空导弹萨姆-2，并派来了飞行员。从此，以色列空军的优势受到了挑战。

萨姆-2、萨姆-3导弹部署在苏伊土运河以西25—30公里的以军炮兵射程之外，其展开宽度为70公里，约为苏伊士运河全长160公里的一半。以色列空军的行动，在4月后半月以后开始受到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军陷入了军事危机，在对付埃军的攻击上，几乎丧失了信心。其原因仍然是萨姆导弹与203毫米加榴炮性能良好和苏联不断的支援。

4月14日，国防部长达扬说：

“埃及部署萨姆-3导弹，不过是大规模支援的序曲。这次战争的时间将拖长。其主要原因是苏联对阿拉伯各国的支援。我们在战场上所取得的任何战果，都将因一个强国的介入而被抵销。对阿方的坦克、飞机、导弹甚至政治上的所有损失，俄国都立即给予补充。”

1970年7月，苏联飞行员驾驶的4架米格—21J式飞机，被以空军的“鬼怪”式F—4与“幻影”式—3C飞机击落，苏联空军司令库塔

霍夫为此立即访问了开罗，决定给埃及提供、配置最新式武器。苏联人的这个举动，开始改变埃以之间的力量对比。据1971年4月19日出版的《航空周刊》报道，苏联这时提供的武器包括米格-23型飞机1个中队、萨姆-4“小偷”地空导弹、

“沼泽”式地空显示式电传系统。还提供了100艘登陆舟艇，在这个前提下，埃及于1970年7月末开始正式进行渡河准备。据说，埃及如果没有渡河器材，第四次中东战争大概不会发生。同样，反坦克导弹也是1970年向埃及、叙利亚提供的。

这样，到1970年8月，在苏联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埃及完成了萨姆-2、萨姆-3、23毫米四联装高炮(4门)组成的防空体系。1970年

9月，苏联又同时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了在十月战争中发挥出技术性奇袭效果的萨姆—6防空导弹(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称，向埃及提供萨姆—6是在1972年)。至此，埃及完成了联动式综合防空体系的部署。总之，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方起决定性作用的武器装备，如防空导弹、反坦克导弹和渡河器材等，大部分是1970年7-8月陆续装备起来的。在解决了武器装备的问题后，随之而来的是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不再象六天战争那样因部队训练不足而招致失败的问题。为此，埃军对各部队进行了扎扎实实的渡河训练，要塞攻击训练，坚守桥头阵地的步兵反坦克战斗训练，以及夜间战斗训练等。据英国出版的《1973年战略调查》称，埃及在几年前就已开始进行渡河训练，在国内其他江河上实施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模拟渡河作战训练。另外，以色列军官说，苏联军人甚至帮助埃军制造了营一级的作战计划。当然，埃及人强烈地否定了这个说法。随着苏联深深地插手埃及军队，以及埃军训练水平的不断提高，埃及军人要赶走苏联军人的情绪也逐渐高涨起来。埃军总司令沙兹利将军觉察到这种情绪，并成功地改善了埃军内部官兵之间多年来存在的不和关系。因此，埃军的士气迅速得到了提高。

在苏联大力和不断的武器援助下，阿以之间的力量对比，在1970年7-8月间发生了逆转，以色列陷入了困境。据说，在这种形势下，以色列向美国提出了提供125架“鬼怪”式战斗机的要求，同时，以军统帅部开始考虑利用阿拉伯国家战争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向阿拉伯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并认为这样做可能是上策。法国一位军事记者认为，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转折点——以军渡河进攻作战计划，实际上是在1970年7-8月危机严重时制定的。

在苏伊士战线上，阿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之际，1970年8月7日，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了停火90天的协定。在莫斯科的斡旋下，纳赛尔总统于7月23日表示接受美国提出的关于中东和平的方案，以色列也在

8月4日表示接受这个方案。双方同意停战的重要原因是在运河正面发生了美苏武力对抗的危机。

7月30日，以空军伏击12架米格飞机，击落了其中的5架。31日，苏联空军司令库塔霍夫飞往开罗，调查空战失利的原因，并下令苏联飞行员撤出运河地区。在此期间，莫斯科作出了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决定。

第四节 在停战情况下加强军备和以色列采取遏制战略(1970年8月-1972年7月)

这两年，从停战到埃及发表驱逐苏联军事人员的声明，的确是动荡不定的时期。南面苏伊士战线的炮声静下来了，相反，东面的约旦与北面的戈兰高地却风狂浪急——接连不断地发生事端。1970年9月，“黑九月”所代表的阿拉伯游击队接二连三地劫持民航飞机；叙军直接插手约旦内战；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总统突然死去，11月13日，叙利亚发生军事政变，1971年5月13日，埃及发生政变；等等，中东完全陷入了台风的旋涡之中。在埃及发生的政变中，萨达特总统驱逐和逮捕了亲苏派的内阁成员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骨干，组成了新内阁。

5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率代表团访问开罗。27日，两国签订了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

70年8月停战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它表明两国在以色列接受从

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地区撤出的原则、埃及承认以色列国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可是，据英国的《1973年战略调查》称，由于埃及在9月违反停战协定，将萨姆防空导弹阵地向战线冻结区(运河西50公里内)推进，因此，连华盛顿也出现了重新研究中东政策的气氛。美国提出了埃以军队都从苏伊士运河后撤20公里的提案。萨达特总统在第二年

2月4日表示同意把该提案作为履行1967年11月联合国第242号决议的第一阶段。但是，以色列政府表示拒绝，它提出，在和平条约的具体方案明确以前，不可能作任何撤退。

在苏伊士运河正面，停战时，埃军有16个导弹阵地在运河以西30公里地域展开，到10月14日，有50个导弹阵地违反协定，部署到距运河50公里以内的地域，而且其中60％以上在距运河30公里以内地区展开。由于萨姆-3导弹的射程为40-48公里，所以，运河以东30公里的范围进入了导弹防空网的射程以内。使以色列感到棘手的另一种武器是203毫米加榴炮。包括这种武器在内，

8月停战前为700门，以后又增加了300门。这也是违反停战协定的。最早发现埃军导弹阵地的是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在协定签订以前就担心的情况，已在眼前出现了。对此，美国在开始时曾表示怀疑，但后来根据人造卫星的空中侦察，证实了埃及确实在冻结地区配置了导弹。这导致美国重新研究它的中东政策。

对于埃及违反停战协定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增加导弹阵地一事，以色列反复提出抗议达20多次，与此同时，一方面用混凝土加固巴列夫防线上的：正事，另一方面从美国获得了盼望已久的175毫米自行火炮。这种火炮可以对抗埃及的203毫米加榴炮，使以军的士气更加高涨。

175毫米自行火炮最大射程为32，500米，比203毫米加榴炮的29，250米远3，250米。如使用次口径弹，射程可一举达到54公里。在战场上持有优于敌人的武器，不仅会产牛物质的效果，而且还能影响到敌人的战斗意志。这使人想起一段历史：

当年(1939年)日军在诺门坎战场上，同苏军隔河(哈拉哈河)交战，由于自己的火炮射程太近，而吃尽了苦头。以色列花费20亿以镑(占国防预算的1／3)构筑的巴列夫防线，于1971年春完成了用混凝土加固的作业。以色列不仅得到了175毫米自行火炮和180-200辆M-60型坦克，而且还在国内着手生产喷气式战斗机。这一切使以色列产生了一种安全感。但是副总参谋长以色列·塔尔对巴列夫防线的效果持怀疑态度。

到1971年11月，以色列除为海军研制了“加布里埃尔”式导弹外，还研制了“约旦”式地地导弹和“卢兹”式空地导弹。以色列对阿拉伯采取遏制战略，试图从消耗战争中摆脱出来。

到1972年，以色列为了发展国内经济，采取了削减国防开支的措施，将1971年度的60亿以镑减少了7亿，同时，缓和了过重的兵役制度，将预备役每年集中训练的时间，从60天减为30天。

5月21日，国防部长达扬说：

“在1973年上半年以前，大概不会发生战争。”以军总参谋部估计，埃及虽从苏联得到了各种武器，但它正处于训练的高潮，从国际关系方面看，战争爆发的危机尚未成熟，埃军完全掌握、使用苏式武器大体还需要2-3年。以色列采取了埋头优先发展社会福利的政策。

第五节 埃及驱逐苏联人员后正式进行战争准备(1972年7月--1973年10月)

这一阶段，根据7月18日埃及发表的驱逐苏联人员的声明，苏联人陆续撤走之后，埃及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强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准备。真正加快战争准备步伐是在1973年初，而实际着手制定第四次中东战争计划是1972年11月。1972年10月26日，伊斯梅尔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兼最高司令官，沙兹利将军就任总参谋长。萨达特总统定下了以现有武器装备进行有限战争的决心。

弄清驱逐苏联人员的原因和经过，对于深入研究、认识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原因和战争的特点是很重要的。据《1973年战略调查》称，驱逐1．9万名苏联人员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拒绝了1972年夏向埃及提供进攻性武器的要求。据信，这一拒绝是根据1972年5月，莫斯科美苏首脑会谈中缔结的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精神作出的。另外，

据1973年约翰·金奇所著《巴勒斯坦或以色列》一书称，萨达特总统曾对《新闻周刊》的编辑们说；

“我之所以作出指示让苏联人员撤走，是因为1972年6月1日向莫斯科提出了包括七项内容的质询书，而勃列日涅夫拒绝给予明确的答复。”萨达特又说：“因为苏联对质询书未作答复，直到6月15日仍无回音，我又写了一封信。三周以后，苏联大使告诉我，莫斯科有了回音。……该信第2页攻击海卡尔是对两国关系恶化负有责任的人物。第3页也是反复地攻击海卡尔。我对此很气愤，决心当着苏联大使的面采取措施。我立即作出以下指示；

1． 从7月17日开始，在10天内撤走埃军中的全部苏联顾问，

2． 苏联的军事设施全部由埃及接管；

3． 苏联的军事装备卖给埃及或者从埃及撤走，

4． 所有埃及同苏联之间的交涉，只能在开罗进行。”

就这样，苏联顾问撤走了。但约翰·金奇的著作认为，事情进行得并不那么简单，就是在1973年2月2日举行的第三次勃列日涅夫——萨达特会谈，还显然讨论了苏联人员撤离埃及的问题。事实上，这一时期，苏联强调的主要是两点，即放弃行使武力以及所有国家和平共处——这是它有关中东政策的首次重大修正。在1973年2月哈菲兹·伊斯梅尔访问莫斯科时，苏联申明它对中东奉行“不干予政策”。而埃及当然要从以和平谈判为目标的外交路线向武力解决的方向转变。它的这一征兆在1973年3月26日第一次显现出来。萨达特总统在开罗的人民议会会议上宣布自己兼任总理。他说：“全面对抗局面已难以避免。不管愿意与否，我们已经面临这样的局面。我们必须不顾一切牺牲，准备军事行动。……要首先完成军事准备，其次在阿拉伯世界展开外交活动。”对于埃及将为解放西奈而战的豪言壮语，当时是没有人相信的。人们认为这是故技重演，是再次做给国内人民看的。1971年10月，当时埃及明明知道自己处于不能打仗的状态，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居然下达了夺回西奈的军事行动命令。这一次，在苏联顾问撤离的情况下，萨达特又表示要打仗了。对此，谁都不会轻易相信。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埃及走向战争的道路是险峻而困难的，然而，埃及还是稳步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了。

4月21-22日，在开罗召开阿拉伯国家参谋长会议以后，

6月12日，萨达特总统说服了阿萨德总统，后者同意把战争目标限，定在收复失地的范围内。

8月5日，埃叙两国召开会议，研究了对以作战问题。最后，

9月12日，两国总统在开罗签署了协定。就这样，经数月协商的战争计划终于落实下来。

8月5日，埃及的阿布杜勒·拉齐夫·纳加尔少将，在大马士革同叙内务部长阿里·扎扎及军方领导人举行会谈，研究了“对以色列作战”问题。那么，这个作战计划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法国安德烈·博弗尔将军在十月战争结束后不久实地考察了阿方参战国，并写了文章登在法国三军机关报上。他的文章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文章说，伊斯梅尔将军于1972年10月被任命为阿拉伯联军总司令。从1973年初起，埃及开始加速战争准备。1973年9月12日，研究了苏伊士运河水流情况和月令等，确定于10月6日开战。埃方考虑初战以突然袭击和夜间进攻(有利于对付反击)为主。作战当然要埃、叙同时发起进攻。战争初期遇到的难题是，南面要渡过苏伊士运河，北面要突破戈兰高地的防坦克壕。·外，在进攻开始时刻(H时)

的选定上，埃叙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分歧。埃及希望在日没前开始，这样便于尽快地利用夜间作战；叙利亚希望清晨开始，这样可以背着太阳战斗。可是，为了达成突然性，南北两面又必须同时开始进攻。最后不得已，把进攻开始时刻规定为14时。这一时刻是10月3日伊斯梅尔将军在大马士革同叙协商后确定的。其结果正如预料的那样，叙军在初战时吃了亏，损失了大量坦克。

另一个重大决定是，对以色列的作战“必须在地区上有所限制，在时间上尽可能拖长，以便迫使以色列消耗它的国力、兵力”。另外，还重视防止以军利用机动作战，在关键性战斗中快速取胜。为此，阿方采取的一般性措施是，保证防御的韧性，即利用现代武器实施纵深梯次配置，构成多道防线，尽可能长时间地灵活运用自己的防御能力；必须避免采取准备不足的机动作战。从上述观点出发，需要把作战分为三个阶段，即：

第一阶段，南北同时实施总攻，在叙利亚战线还要投入飞机作战；

第二阶段，集中力量于埃及战线，如果可能要进至西奈半岛的鞍部；

第三阶段，作战重点放在西奈战线。

根据这一基本设想，伊斯梅尔将军指挥的西奈正面作战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渡河和建立桥头阵地；第二阶段为前出至米特拉、吉迪、哈特米亚山隘一线，完全控制米特拉山隘，对吉迪山隘则尽可能夺取之。埃及最重视的是第一阶段作战，他们依据苏军教范制定的渡河作战计划，几年来不断地进行演习。他们认为第一阶段作战的重要性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马奇诺防线的突破相比。

埃军的整个作战计划贯穿两个思想：不重蹈六天战争覆辙的思想，根据埃军特点进行战斗的思想。事实上：，埃军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重视的事项是：1．先发制人的进攻即使取得了成功，也不拉长战线和补给线，2．避免同以空军进行空战，用防空导弹掩护地面部队；3．装甲部队前进时，先要把导弹向前推进；4．为保护政府的信誉，发表战报时不夸大战果。所有这些都来自六天战争的痛苦体验与教训。特别是在对空防护方面，强调慎之又慎。其次是沙兹利将军的堪称阿拉伯式战法的“绞肉机式的战斗”。这种战斗遭受的损失虽然大，但却是一种稳妥的战法，

毋宁说具有较多的阵地战因素。这也是六天战争时根据苏军的军事原则指挥作战，遭到惨败后得到的宝贵教训。有了这些宝贵的教训，也才有符合民族特性的战法。这种绞肉机式的战斗，据说是沙兹利将军惯用的战法。沙兹利将军参加过历次阿以战争。特别是在六天战争中，他担任特别装甲师师长，指挥部队向内格夫沙漠挺进，在西奈半岛东部的“纳哈尔”村，被沙龙将军(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指挥以军实施渡河进攻作战的师长)切断后路，体验了溃败的痛苦和教训。从这种体验中，他总结出不拉长后勤供应线的全线防御式的机动较少的稳扎稳打的作战形式。沙兹利将军这次以总参谋长的身份，第四次登上了战争舞台。

下面，谈谈叙军的作战计划。叙军直接作战目的是，从戈兰高地打退以军，控制以军可能选择的反攻道路，并造成威胁以色列北加利利地区的态势。为应付不利情况，叙军构筑了决战阵地，以便部队撤至库奈特腊东北12公里处的开战前的防御阵地，并在它的东北15-16公里的萨萨以北还准备了纵深约10公里的三道防御阵地。航空兵运用的基本设想是在开战前负责掩护地面部队的空域，战斗打响后，这个任务由防空导弹部队负责，航空兵则在地面部队的侧翼作战。

阿方按照上述作战设想进行了具体的准备。我们从阿军运用六天战争的经验教训方面来看，可以说阿军采取的战略是：用防空导弹，反坦克导弹的量的优势，对付以军的传统的军事力量——空军和装甲部队—的质的优势，用使以色列动员兵力来不及发挥作用的突然袭击手段，对付以色列的动员能力。

阿军为使开战时的突然袭击成功，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采取了各种策略与措施。但是，使阿方的突然袭击获得成功的，难道只是阿方荫蔽进攻企图的措施和采取的欺骗行动吗?另外，叙军在戈兰高地突击深度浅而损失较大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第六章十月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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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战后以色列曾称之为“通向和平的战争”。1979年3月26日，埃及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至此，这两个国家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但是，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全面和平还遥遥无期。

第一节 70年代中东的战略结构

一，中东的战略结构与特点

1956年10月爆发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意味着中东的支配权已从过去的英、法手中转到美、苏手中。1967年6月爆发的六天战争，使苏联1955年以来推行的中东扩张政策遭到暂时挫折，为此苏联不得不重新调整它在这个地区的政策。1968年，美国鉴于苏联在中东处于有利的态势，着手重新研究中东政策。1968年9月起，埃及对以色列发动了消耗战争。到1970年，这场消耗战争甚至发展到在苏伊士运河方向上呈现出美、苏对抗的迹象。同年8月，埃、以双方接受了罗杰斯和平提案，达成了停火90天的协议。

70年代的中东战略结构，从1956年以后的美国对以色列和苏联对阿拉伯国家这种简单的结构，逐渐演变为不断变动、错综复杂的结构。资源民族主义与石油资源危机论相结合，导致一种新的形势出现：不得不给阿拉伯产油国以不同于过去阿拉伯国家的地位。以收复失地、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为中心的中东问题，与石油危机交织在一起，这就是70年代战略结构的特点。

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战略结构中，有三种明确的局面可以作为对爆发战争的制约力或者推动力而起作用。

第一种局面是美国对以色列和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局面。这里的阿拉伯国家指的是以色列的第一线毗邻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美国和苏联制约或者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的力量，是以美苏间的核遏制力为基础的，它们本质上虽然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是在相互对抗着。这就是说，美、苏两国根据自己在中东的基本政策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发挥着作为中东战争爆发的制约力或者推动力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制约力是指对制止战争爆发起作用的第三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各种活动。

譬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就曾明确表示，美国的中东政策并不是要以色列强大到能够威胁、压迫邻国。

此外，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哈罗德·切斯在题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军事侧面》一文中也曾提到，美国为实现对中东的长远目标，需要实行包括有继续对以色列进行高水平军事援助内容在内的短期政策，以便创造一种环境，使得确保石油资源和阻止苏联向中东扩张等长远目标能够实现。

苏联的中东政策又是什么样的呢?苏联的中东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大量的军援和经援来恢复阿拉伯国家对苏联中东政策——这个政策曾因六天战争而受挫——的信任，驱走西方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

185页图：

夺回作为阿拉伯国家唯一盟友和支持者的地位，使阿拉伯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苏联并不支持阿拉伯国家“消灭以色列”的观点，而继续主张中东地区的冲突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1971年5月签署的苏埃友好合作条约，贯彻了这一政治解决的原则。苏联没有给逐步走上武力解决道路的埃及提供进攻性武器，这成为1972年7月苏联不得不从埃及撤走军事顾问的原因。人们对苏联的指责——“苏联的中东政策是为了避免同美国对抗”，“苏联采取了阻止阿以战争爆发的立场”，“苏联的行为是自私自利的”——由此而得到了证实。可以说，1972年的美、苏中东政策起到了阻止中东战争爆发的作用。埃及虽然有武力解决的意志，然而却没有遂行战争的能力，尤其是没有进攻性武器。这就是1972年阿拉伯国家的实际情况。

然而，1973年4月，苏联接受了埃及的要求，将“飞毛腿”地地战术导弹运到了埃及。这种导弹可以说是一种决战武器，一种埃及一旦掌握就要下决心开战的武器。这时，埃及有了武力解决争端的意志和能力，以后只剩下创造开战的条件和开战两件事要做了。苏联为什么在1972年拒绝向埃及提供进攻性武器，而在1973年又同意提供呢?这一点与越南战争和谈等问题有关，是今后的研究课题。

第二种局面是本项的主要局面，是以色列对埃及的局面。这种局面是遏制力起作用的局面。遏制力只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具有，反过来并不成立。六天战争后深信自己战无不胜的以色列也不允许它成立。另外，埃及即使要求具有对以色列的遏制力，苏联也不会答应。

1973年初，埃军总参谋长沙兹利对埃及和以色列作战能力的判断为1比2，以色列占优势。但是这1比2的静态的作战能力要化为战场上实际的作战能力还需要许多条件。同时，以色列的遏制力核心是空军和装甲部队的反击力，作战能力的发挥也还有发布动员令后的48至72小时间隙。可以说，以色列的反击力所具有的脆弱性和这个作战能力发挥上的时间间隙潜藏着遏制失灵的危险性。而且，这种遏制力的特点是，其强弱为美苏的援助所左右。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如果能确认开战时有达成突然袭击的可能性，那末，所剩下的就只是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了。这场战争末期指导下的一张王牌是采用石油战略。

阿拉伯国家通过采用石油战略，向美国施加压力，控制以色列对战争的指导，特别是控制以色列对战争末期的指导。实际上，阿拉伯国家采用的石油战略和美国发出的三级戒备状态[①

美国的军事戒备共分五级：五级——军队不处于战备状态，部队没有充分训练；四级——正常的和平环境，部队有训练；三级———部队整装待命，取消一切休假；二级——部队准备战斗；一级——部队进行战斗部署。——译者注]，作为遏制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力量，对以色列发生了作用。但证实这一事实的资料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第三种局面是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美国对以色列相互制约的局面。这是以色列及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埃及)将美国置于其间，战争的推动力或者制约力通过美国发生作用的局面。实际上，埃及所进行的要美国不要向以色列提供战斗机的外交活动也包括在其中。此外，在阿拉伯国家对苏联、苏联对以色列、以色列对苏联、苏联对阿拉伯国家之间，战争的推动力或者制约力也在通过苏联发生作用；不过这要比美国的弱。第三种局面具有补充第一和第二种局面的性质。

二、以色列的遏制战略

(一)从对付消耗战争到转向重视遏制战略

以色列推行的国家安全政策，一直是以本·古里安总理提出的安全理论为准绳的。这种安全理论是什么呢?据埃方的资料称，有以下四点：

1． 安全边界和保卫完整的边界；

2． 依靠军事上的优势遏制侵略，一旦遏制失灵，便实施反击，

3． 为谋求国家利益，同大国加强合作，

4． 分裂、削弱阿拉伯世界。

这四点中，除最后一点外，其余三点也见诸于以方的资料。

前副总理伊加尔·阿隆在一篇题为《有能力保卫边界》的文章中说，以色列国防军的基本任务是遏制战争和遏制一旦失灵时采取有效的对抗行动。这种重视遏制战略的趋向是何时出现的呢?可以认为，这是从1970年8月同埃及达成停火90天协议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以色列陷入了埃及于1968年9月发动的消耗战争之中，人力、物力的损失使国家经济濒于崩溃，这种情况使以色列认识到必须摈弃消极被动的应付战略，转而采取对阿拉伯国家进行遏制的战略。1971—1972年，以色列一方面宣传自己的绝对优势地位，一方面集中力量重建国内经济。

以色列转而重视遏制战略的动因是基于“遏制的代价小”这一理由。可以认为以色列是由于国内的和经济的原因才强调遏制战略的。

(二)遏制战略的设想

以色列曾设想，应该遏制的主要威胁是阿拉伯国家的全面战争。

1973年年初，以军总参谋长判断，零星发生的事件和消耗战争的可能性小，遏制的对象仍然是主要敌人埃军，如果能遏制埃军发动战争，其他阿拉伯国家就不会单独轻举妄动。

那末，具体的遏制的基本设想是什么呢?通过综合一些零星资料，可作如下分析判断，即在短期内，加强对危险地区的防御，在军事上保持快速反应的态势，严密警戒边界，随时击退侵略，以此使阿拉伯国家打消侵略的念头，长期内，一旦遏制失灵，便采取对抗行动，以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使阿拉伯国家丧失继续战斗的意志。

(三)遏制成立的条件

以军统帅部所设想的遏制成立的条件，仅从资料看有以下两条，而且这两条都是一厢情愿的、乐观的。第一个条件是，埃军渡过苏伊土运河发动进攻时，在其建立桥头阵地的初期阶段，就会被以军的快速反击所粉碎，因此，埃军是不会冒这个危险而发动战争的。第二个条件是，如果埃军因前面所说的理由不发动战争，那末叙利亚也不会单独轻举妄动。十月战争证明，以色列所设想的遏制成立的条件是一厢情愿的，是不全面的。

通过上述遏制成立的条件，可推断出以军所设想的使用常规力量的遏制行动，其重点在于通过快速反击手段消灭入侵军队的先头部队。这与核遏制理论所论述的摧毁遂行战争的基地的思想是截然对立的。

因此，以色列所谓的遏制力，简言之就是战争初期挫败敌之进攻的能力，其核心是空军和装甲部队。这种遏制力要发挥实际作用，还需要警报，阻止、动员和反击等各种能力有机地运转起来。危机发生时，实际上发挥作用的对抗能力也就是遏制力。遏制力发挥作用的时间程序如下图。

189页图表

以军情报部判断，它能在敌人发动战争的24小时前发出警报。作战部对此寄于期望，把这作为发布动员令的基础。阻击由部署在停火线上的部队和空军担任。动员令发布后48—72小时，动员的兵力可在第一线发挥作用。如果同时实施总动员，全军兵力可达37．5万人。作为反击力量，在西奈战线有担任阻击的1个旅和担任机动打击的2至

3个旅，这些部队可在H时(战争爆发的时间)后24—48小时实施反击；在戈兰战线，可在H时后48小时使用动员的兵力实施反击。另外，战争爆发前，以方估计阿方10月7日发动战争，并据此拟定了作战计划。

总之，以色列的遏制力即是空军和装甲部队的反击力。使用这种反击力的前提是动员，而发布动员令又依据在此之前发出的战争警报。警报是行使遏制力的起点。那末这警报又是以什么为依据，这种依据是否能成为行使遏制力的依据呢?这确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三、阿拉伯的反遏制战略

1975年10月，埃及国防部长贾马斯在阿方于开罗大学召开的十月战争讨论会上发表了文章。据他的文章说，埃及在十月战争中的战略

大致由以下内容构成。

(一)制定总战略

有鉴于六天战争的失败，埃及在十月战争前将重点放在了拟定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的总战略上。对于六天战争的教训乃至失败原因——这也是制定总战略的根据——举出了以下几点：

1． 政治目标与军事能力，既不均衡又不协调；

2． 由于突然决定进行战争，所以军队没有作好充分准备；

3． 军队在不了解应达成的军事战略目标是什么的情况下就实施了集结；

4． 国际舆论对埃及不利；

5． 战争爆发时，政府与军队不协调。

以上几点教训作为拟定反以色列战争总战略的借鉴，在十月战争中反映出来。这个总战略的目标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 通过政治上的努力，创造一种利于采取军事行动的国际环境；

2． 一旦决定开战，就采取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在开战24小时内要确立绝对优势地位；

3． 开战后，开展支援军事行动和灵活运用战果的政策。

(二)政治战略

萨达特在其自传中称，他就任总统是1970年10月16日。当时，埃及面临的困难是军事上失败造成的创伤，濒于崩溃的经济，以及令人窒息的政治上的孤立。在外交关系上，也仅限于同苏联一家保持往来。然而，战争爆发的1973年，形势为之一变，这是战前萨达特总统在国际上开展积极外交的成果。1973年5月，萨达特总统出席了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促使会议通过了谴责以色列的决议。同时，在以色列人杀害3名巴勒斯坦领导人的事件中，萨达特总统又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结果会上以14票对1票通过了谴责以色列的决议。1973年9月，萨达特总统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说：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希望战争。只要阿拉伯国家拒绝

无条件投降，以色列就不会满足。因此，不结盟国家对加强战备决不能松懈。”萨达特总统的讲话几乎得到所有与会国家的支持。这样，从1973年1月至9月，萨达特总统旨在创造一种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在发动进攻的三个星期以前，他得到了100多个国家的支持。

在对美关系上，埃及已经了解到基辛格的态度——“只要埃及处于败者和以色列处于胜者的地位，美国就不会为援助埃及做点什么，尽管这是令人遗憾的。”在对苏关系方面，尽管1972年7月埃及采取了驱逐苏联军事顾问的措施，但在那以后的1973年4月，苏联还是向埃及提供了“飞毛腿”地地战术导弹。发动战争的时机正在成熟。

1973年中东的战略结构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在100多个国家支持埃及发动战争的情况下，美苏两国的中东政策，毋宁说是作为战争的推动力发生了作用。问题是以色列如何评价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它的遏制力所产生的影响。

(三)军事战略

在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埃及制定的军事战略的核心内容如下。萨拉特总统始终强调要采取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手段，在战争爆发后24小时内确立绝对优势地位，他命令总参谋部以此为拟定作战计划的基础。

1． 决定先发制人，诉诸武力；

2． 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必须突破边境；

3． 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措施，欺骗敌人的情报机构，达成战争的突然性；

4． 削弱敌人的强点，利用敌人的弱点。

其措施为：

1． 阿拉伯国家要先敌发动进攻，而不使敌先我发动进攻；

2． 使用空军和防空导弹削弱以色列空军：

3． 渡河时通过炮火支援削弱敌实施反击的装甲部队；

4． 阻击敌增援部队，干扰敌通信联络。

根据这种军事战略和萨达特总统的“初战制胜者必然赢得战争”的信念，阿拉伯国家把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作为发动战争的首要条件。而且，阿拉伯国家抓住了以色列遏制战略的弱点——以色列在发布动员令后48-72小时内很难发挥它的作战能力，并从以色列的遏制力的时间间隙上看到了达成突然性的条件。因此可以说阿方达成突然性的策略主要在于使敌人“错误判断我开战企图”，错过发出警报乃至动员命令的时机，使以军的遏制力在时间上出现间隙。同时，阿方还需要创造一种形势，使以色列即使发现了埃及的开战企图，也无法在时间上、心理上、政治上采取免遭突然袭击的措施——出动空军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的措施。开战前，埃及得到100多个国家的支持，这已足以给实施先发制人进攻的以色列冠以“侵略”罪名。在军事上，采取了以防空导弹使以军的先发制人的进攻不能得逞的措施。

“我方施以突然袭击，而且使对手无法避免突然袭击”，这是阿拉伯国家反遏制战略的核心。

第二节 埃及军队拟定作战计划的过程

1972年11月，埃军总参谋部根据政府的战争决心着手拟定作战计划。拟定作战计划的指导方针定为以下三点：

第一，对以色列所信奉的安全理论进行分析，准确地掌握其强点和弱点，

第二，搜集准确无误的情报，实事求是地分析其作战能力，既不夸大，也不缩小，

第三，掌握以军作战指挥的特点，尤其要掌握其考虑有关行动方针和对抗行动的一般性倾向及心理上的特征。

一、以色列的安全政策

埃军总参谋部在拟定作战计划时，重视避开以军的强点和利用其弱点。为此，他们首先对以色列的安全政策进行分析研究。他们认为这个政策由以下五点构成；

1． 保卫边界安全

依靠天然屏障和人工障碍，建立巩固的防线，以保卫地域纵深的安全。必要时，越过边界实施进攻作战，以确保边界。

绝不放弃沙姆沙伊赫。亚喀巴湾的沙姆沙伊赫是保障以色列船舶航行安全的必不可少的要冲。

2． 保持战争遏制能力

为保持遏制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要建立一支质量优于对方的空军力量，并确保边界的安全。

3． 避免同时在两个方向上作战

以军是内线作战，企图通过将兵力集中在一个方向上实施各个击破。 。

4． 打速决战，尽快结束战争

为破坏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准备，有可能依靠优势的空军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或发动预防性战争。

5． 谋求超级大国的不断的全面支援

以色列采取的策略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促进阿拉伯世界的分化，自己千方百计地取得超级大国的支援。

二、以军的西奈战线防御方案

埃军根据各种情报判明的以军西奈战线防御方案如下，

1． 最大限度地利用苏伊土运河

即使不能在运河东岸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也要依靠水障阻止或迟滞埃军的进攻，或乘埃军半渡之机予以分割消灭。

2． 装甲部队从西奈半岛纵深地区迅速机动

固守运河东岸的支撑点，以阻止埃军渡过运河后在东岸建立立足点。此时，装甲部队迅速从半岛纵深地区向运河机动。

3． 建立陆空协同作战体系，对埃军的渡河部队进行反击

在埃军渡河后30分钟内，以军通过局部反击击退埃军，夺回支撑点。为能在开战的第一天实施这种反击而制定了计划。

4． 在运河东岸纵深地域构筑防御阵地

为阻止、迟滞埃军渡河部队继续向东岸纵深地区发展进攻，以军构筑了数道防御阵地。

5， 整修运河东岸地区的道路

整修部队的机动道路，以便能从各个方向迅速集中兵力，实施大规模的反击作战。

6． 从军事和经济的必要性上出发，建立沙姆沙伊赫防御体系为保卫沙姆沙伊赫要地，建立陆海空协同作战的态势。

194页地图：以军西奈战线的防御方案(据埃军分析)

三、拟定作战计划时对以军兵力的估计

埃军总参谋部为拟定“巴德尔”[ ①

“巴德尔”系地名，在沙特阿拉伯麦地那城西南20英里处。伊斯兰教创立人穆罕默德曾于公元624年的斋月里，在巴德尔发动了一次奇袭，征服了不信伊斯兰教的麦加人。文中之“巴德尔”行动，寓有圣战的意思。——译者]行动计划，对西奈半岛以军平

时的兵力进行了估计。

(一)西奈半岛北部

埃军总参谋部估计，以军在西奈半岛北部部署了8个旅(含4个装甲旅)、10个炮兵营(含3个175毫米炮兵营)和1个独立侦察营。以军实际展开的部队是2个师。

1个师由3个步兵旅和1个装甲旅编成， 另1个师由2个装甲旅和1个“纳哈尔”营编成，预备队由1个装甲旅、

1个机械化旅和4个“纳哈尔”营编成。

(二)西奈半岛南部

以军在西奈半岛南部有1个装甲旅、 3个炮兵营和3个“纳哈尔”营。

(三)战争爆发时以色列通过动员可能投入西奈战线的兵力

1． 地面兵力

20个旅(8个机械化旅、10个装甲旅、2个伞兵旅)、 8个“纳哈尔”营和40个炮兵营。

这些部队装备坦克1，300--1，500辆，火炮和迫击炮500门，反坦克武器400具。

2． 航空兵力

飞机550架，其中作战飞机400架，侦察机、直升机150架，运输机若干架。

3． 防空兵力

10个“霍克”地空导弹队，50个20毫米、30毫米、40毫米高炮营， 30架无人驾驶飞机。

4． 海军兵力

作战舰艇27艘、登陆舟艇18艘。

四、防止以色列空军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的措施

为了不重蹈六天战争的覆辙，埃军总参谋部为防上以空军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费尽了心机。埃军总参谋部的措施是：

(一)实施战略突袭

1972年7月埃及驱逐苏联军事顿问后，以色列认为埃及进行战争的能力已经降低， 目前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也已减少。以色列认为，如

果没有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埃及是不会使用现代化武器的。此外，以色列的侦察、情报和谍报活动因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效果一直很显著。然而，埃军在运河西岸不断进行“演习”，使以色列情报部门对埃军的开战企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由于在沙漠集结部队、运送渡河器材、补给弹药等活动难以隐蔽，要在以军的监视下进行，

也就是说开战的迹象难以掩饰，因此埃军对隐蔽开战的企图作了精心策划。在开战的迹象已经暴露的情况下，如何隐蔽开战的企图呢?

以军中普遍存在的傲慢情绪对埃军隐蔽开战的企图帮了大忙。而这种傲慢情绪就成为埃及达成战略突袭的根本原因。导致以军产生傲慢情绪，认为自己不可战胜的原因有；

——认为埃以两国在文化和工业技术上存在差距；

——认为埃军没有渡过苏伊士运河和突破巴列夫防线的能力，

——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埃及政府不可能定下发动战争的决心，而且它也不具备这种能力，

——认为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以色列的这些错误判断造成了严重后果。

(二)进行战略欺骗

战略欺骗是达成突然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拟定战略欺骗计划时统一考虑了军事上、政治上的各种因素，它的拟定是与作战计划的拟定同时着手进行的。这个欺骗计划注意到部队的机动和集结，特别是注意使渡河器材的前送与部队的机动密切协调起来。挑选拟定作战计划的人员是很严格的，

在不误开战的前提下，下达命令的时间尽量向后推迟。

五、开战时机的确定

确定开战时机，必须从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埃军选择10月为开战时机的理由是：

1．

以色列将于10月28日进行国会议员大选，犹太人的庄严的赎罪曰也在10月。另外，10月是阿拉伯国家的传统斋月[①斋月是伊斯兰教历的。月，伊斯兰教徒在这个月从日出至日落一律戒斋，即不进食，而且按伊斯兰教的传统，斋月不打仗。——译者]，以方可能会认为埃军不会在提高士气的同时于斋月采取军事行动。这正好给了埃军以将计就计的机会。

2． 10月份夜暗可达12个小时，埃军利用这段时间渡河不易被以军发现。

3． 10月份的气候对埃及和叙利亚有利。到11月或12月会遭到雨、雪的袭击。

4． 10月前阿方部队尚未完成作战准备，埃军计划在夏季对部队进行掌握苏式新武器的训练。

开战日为D日(10月6日)，这是9月12日萨达特总统、阿萨德总统、伊斯梅尔国防部长和塔拉斯国防部长在开罗举行的秘密会谈中确定的。

六、开战白——D日的确定

1． 开战日——10月6日，是犹太教的赎罪日。这一天，以色列全国各种社会活动完全停止，而且，这一天还是周末。

2． 10月6日是伊斯兰教斋月中的一天，而且是望月，

日没后，有5—6个小时的月光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足够架设浮桥和使渡船下水之用。10月7日凌晨，部队可趁夜暗渡河。

3． 苏伊士运河的潮位和潮差适于架桥。

七、在决定开战时间——H时时所考虑的几个主要问题

1． 要使叙军能在开战的第一天日没前突破以军的防坦克壕，并占领戈兰高地上的重要防线。

2．

最困难的问题是部队在昼间渡过苏伊士运河后如何攀登沙堤，夺取以军的巴列夫防线。决定H时为14时是埃、叙双方要求的折衷方案。

3． 开战的第一天，通过空军的两次集中突击，使以军到第二天

拂晓前不能集中航空兵力。这两次(第一次是在H时前15分钟至H时后15分钟这段时间内实施，第二次在日没前实施)空中突击，对渡河时不受以空军阻击是十分重要的。

4． 阿军可以背着太阳作战：而以军面向太阳反击，射击、观测不利。

5． 要安排足够的时间架设浮桥。做到从运河西岸运送渡河器材，利用月光架设浮桥，月落后开始渡河。

6． 根据运河水位情况， H时必须定为14时。

运河水位涨落之差，其北段接近60厘米，南段的苏伊士城接近2米。这种水位涨落之差影响到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渡河计划。由于渡船和架桥部队必须在最高水位2小时前开始行动，而且由于架桥所需时间为6小时，因此必须在最高水位8小时前行动。调查结果表明，最高水位的时间有三次；22时、

1时和4时，这样，开始渡河的时间就只能是14时、17时和20时。

此外，还考虑了潮流情况。潮流，每隔6小时由北向南、由南向北变化一次。流速，运河北段每分钟为18米；运河南段每分钟为90米。渡河计划和H时是在研究了上述情况之后确定的。

八、拟定渡河计划时研究的问题

1． 破坏以军在运河上制造人工火障的计划

以军准备在埃军渡河时使用汽油制造火障，将运河水面化为火海。但埃军在渡河前使用水泥堵塞了喷油管道，并破坏了储油罐，同时选择了以军没有火障计划的地段为渡河地段。

2． 如何在运河沙堤上开避通路的问题

埃军必须为渡河部队开辟85条通路。开辟1条通路需清除1，500立方米的沙土，开辟85条通路需清除127，500立方米的沙土。这项任务必须在3—5小时内完成。高压喷水枪在清除沙土的作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3． 如何掩护第一波渡河部队免遭敌火袭击的问题

渡河时，埃军集中火力压制以军的机枪、炮兵和坦克的火力，最初几分钟的火力非常猛烈，每分钟的发射弹数为1．1万发，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

4． 在渡河作战初期如何对付以军的装甲部队

(1)第一波渡河的徒步部队要尽量多携带反坦克武器和弹药，少带粮食；

(2)第一波渡河部队要增加便携式反坦克武器的携带数量，

(3)在运河西岸的沙堤上配置坦克和反坦克武器；

(4)编成反坦克队，在炮火掩护下渡河，部署在敌装甲部队的接近路上。

埃军在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准备之后，拟定了作战计划。作战计划代号为“巴德尔”行动，作战准备完成时间定为10月5日6时。

埃军渡河作战计划的行动顺序如下（开战时间为1973年10月6日 14时）：

1． 航空火力准备——H前后各15分钟；

2． 炮兵火力准备——H前后各15分钟，

3． 步兵搭乘橡皮舟第一波渡河——H后6分钟，

4． 步兵旅第一梯队营渡河——H后12至60分钟，

5． 步兵旅前进指挥所渡河——H后60至70分钟，

6． 步兵旅第二梯队营渡河——H后60至110分钟；

7． 开掘运河东岸沙堤——H后1至6小时；

8． 步兵师前进指挥所渡河——H后90至100分钟，

9． 架设步兵用浮桥——H后2小时以内；

10．机械化旅渡河(同时实施特种作战)——H后2至4小时，

11．建立桥头堡——H后4小时以内；

12．自行驳船的下水准备及下水——H后2至6小时，

13．架设[俄文]浮桥——H后7小时以内；

14．步兵师属坦克营渡河——H后9小时以内，

15．架设[俄文]重型门桥——H后9小时以内，

16．装甲旅渡河——H后11小时以内；

17．扩大桥头阵地——H后18小时以内(至10月7日8时止)。

第三节 遏制失灵——开战经过

以遏制战争的观点观察互相敌对的国家的开战经过，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的战争决心——放弃和平手段，决定诉诸武力——意味着遏制的潜在性失灵，开战决心意味着遏制的决定性失灵。这个开战决心是遏制的临界点。而且可以说，建筑在开战决心基础上的开战意味着遏制显然已经失灵。

一、决心使用现有武器装备打一场有限战争(1972年10月26日)

1971年应该说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有关国家将被迫作出选择：要么和平，要么战争。然而，由于1971年12月8日印巴战争爆发，埃及未能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因此决定性的1971年也就无所事事地过去了。1972年5月22日召开的美苏首脑会谈决定中东问题维持现状。1972年7月，埃及采取了驱逐苏联人的措施。

要武力解决中东问题，应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萨达特总统同军界首脑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陆军总司令萨迪克主张同以色列打一场全面战争，把战争推迟到埃空军力量能同以色列空军力量对抗时进行，企图一旦战争时机成熟，一举收复所有失地；而萨达特总统主张打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他认为哪怕在苏伊士运河东岸能收复1英寸土地，埃及就能在外交上、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1972年10月24日，萨达特总统在吉萨总统官邸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会议从下午9时一直开到深夜，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上，萨达特总统强烈主张打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10月26日，萨达特总统解除了萨迪克将军的职务，任命沙兹利为总参谋长，任命伊斯梅尔为国防部长兼总司令。就这样，终于作出了打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的决定，人事调整也已完成，以后战备的步伐加快了。

埃及决心发动战争的国内原因是，自从六天战争以后，由于要维持全面动员态势，国内经济陷入了窘境。当时，人民生活困难，每天连饭都吃不饱，萨达特政权不稳。1972年1月25日，在开罗发生了反政府暴动，这是促使萨达特总统决心采用武力手段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原因是，由于美苏首脑会谈决定中东问题维持现状，依靠美苏解决问题希望落了空，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越拖越对阿拉伯国家不利，如果错过机会，那就再也不能进行战争了。为此，埃及驱逐了苏联人，而倒向美国。1972年7月18日，埃及在驱逐苏联人的同时，得到了美国自1967年以来就中断了的对埃及的经济援助。援助金额为1．046亿美元。后世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认为，1972年是超级大国围绕着中东其中特别是埃及和围绕着东南亚其中特别是越南进行政治交易的一年。从1973年的美国对中东政策看，如果阿拉伯国家仍然不能摆脱六天战争的失败状态，那末它就不可能让以色列履行联合国242号决议。这是萨达特总统决心进行战争的主要原因。美国为了体面地从越南撤军，并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创造一次机会，也希望发生一场使阿拉伯国家处于有利地位的战争，这种推论也是成立的。

当时，以色列的情况又怎样呢?1972年以色列有两大失策：一是对战争威胁作出了错误判断，二是根据这种判断削减了军备。以军当局发现1972年7月苏联人从埃及撤走后便认为，埃军的作战能力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减小了。对苏联向叙利亚提供萨姆—3防空导弹、坦克等武器则认为，那仅仅是补给，不意味叙利亚的军备有了实质性增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以色列削减了边防部队，缩短了士兵服役期限，减少了国防预算，而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国内经济上。以色列在

1972年放慢国防建设步伐时采取的战略是遏制战略。“遏制代价小”。据说这就是以色列采取遏制战略的理由。由此可见，遏制失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采取遏制战略的动机。以色列认为埃及在忙于解决国内问题，因而从加强国防转向了注重经济建设。

总之，1972年10月埃及决定发动有限战争时，以色列的遏制力并未发挥任何作用。埃及一向认为以色列的遏制力不过是一种威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遏制成功与否本质上取决于被遏制一方的认识

如何。以色列采取削减边防部队等行动，从关心国外问题转向关心国内问题，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进行一场短期的、目标有限的战争的可能性。

二、五月战争的推迟(1973年5月17日)

据判断，五月危机的情况是，阿拉伯国家企图发动战争的情况事前已被以色列察觉到，以色列下达了动员令，采取了遏制行动，为此阿拉伯国家不得不推迟战争。可以认为，这是遏制成功的典型例子。

1972年11月，埃及着手拟定作战计划。1973年1月，阿拉伯国家召开军事会议，协调如何对以色列作战和政治行动等问题。

2月，萨达特总统命令总参谋部研究开战时机，并指示在开战后24小时内要确立绝对优势。关于开战时机，总参谋部提出了三个方案：

5月、9月，

10月。同年2月，国防部长伊斯梅尔访问了叙利亚，埃、叙两国决定采取联合行动。之后，伊斯梅尔又访问了莫斯科，要求苏联提供武器援助。同年3月，哈菲茨·伊斯梅尔特使访问了华盛顿，要求美国不要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但遭到拒绝。为此，萨达特总统决定发动五月战争，并急于完成作战计划。在此之前，1月，萨达特总统已命令总参谋长沙兹利拟定渡河作战计划和其他作战计划。

3月，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了开罗。

4月，“飞毛腿”地地战术导弹运到埃及。西方军事界认为，这种导弹是进攻性武器，是促使埃及开战的关键，埃及一旦获得这种武器，阿拉伯国家必然要发动进攻。

5月1日，萨达特总统在亚历山大港发表演说：“即将到来的战争不仅仅满足于收复失地，而且还要结束23年来以色列的狂妄姿态。为此，我们准备付出100万人的牺牲。”看来，战争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

另一方面，1972年12月新上任的以色列情报部长泽拉，于1973年

4月16日提出了一份形势报告。报告称，有明显迹象表明埃及将在5月发动战争。当时以色列获得的迹象是，埃及对民防人员进行了动员，正在召募献血人员，已宣布实行灯火管制，采取了保护桥梁措施，沿运河西岸一线修建了65个坦克开上堤坝的斜坡道。在运河西岸沙堤上开避了通道，等等。然而，后来情报部长泽拉又提出了另一份形势报告，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减小了，因为埃及对以军空袭叙利亚毫无反应，萨达特走到战争边缘后再次退了回去。可是总参谋长埃拉扎尔根据苏伊士战线上的紧张局势，不同意情报部长的这个判断。他为了对付紧急事态，发布了局部动员令。动员的部队于5月15日在耶路撒冷集中，参加国庆阅兵式后，便奔赴戈兰前线和西奈前线。那末，埃军首脑如何对付这种情况呢?他们接受了以色列的警告——“埃军如果渡河，必将全军覆没。”5月17日，萨达特总统决定将五月战争推迟到9—10月，宣传上说是“因为美苏首脑会谈将于5月举行，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而推迟了战争”，但以色列前外交官海西·卡尔梅尔认为，“是以色列5月份的动员迫使萨达特推迟了战争”。萨达特总统本人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一会儿说“曾计划发动五月战争”，一会儿又说“五月战争是掩护十月战争的欺骗行动”。

但是，可以认为，确是因为以色列发布了动员令，加强了边境防备，埃及判断已无法达成战争的突然性，才推迟了战争。实际上，在以军的首脑人物中就有人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五月的动员遏制了阿拉伯人即将发动的战争。”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就是其中的一人。

五月危机对以色列人民和总参谋部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这次局部动员，以色列蒙受了1，1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且局部动员也空忙了一场。人民谴责说，下达动员令是轻率的举动。总参谋长埃拉扎尔——不同意情报部长泽拉的判断，并且发布动员令的人——站在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立场上。这就导致后来对动员令的发布变得十分小心谨慎起来。另外，这件事还证明情报部长泽拉作出的埃及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很小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就加深了人们对情报部长泽拉的形势判断的信赖，反过来说，在10月份却引来了相反的结果。

三，十月战争的开战决心(1973年10月2日)

一个国家主动地考虑开战问题时，总是力求达成突然袭击。开战决心对突然袭击成功与否的依赖程度，因作战能力上的差距、交战时机、对方反应的速度不同而异。正如《萨达特自传》所叙述的那样，十月战争时，在开战后24小时内确立绝对优势，这是决心开战的必不可

少的条件。由于作战能力上存在差距，以及开战后需立即实施渡河作战，有这样一些困难摆在面前，所以更需要这样。

这次突然袭击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使以色列在开战后24小时内无法发挥它的作战能力，更重要的是在于使以色列错过发布动员令的时机。10月2日夜，萨达特总统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最后决定D日(开战日)为6日。所以在10月2日这一天决定D日，事情决非偶然。因为阿拉伯国家估计，即使以色列10月2日发现了阿方要发动突然袭击的征候，并且为此而发布了动员令，但要在西奈方向集中10-11个旅的兵力实施反击，至少也得需要5—7天，这样，抢渡苏伊士运河就有了成功的把握。《萨达特自传》证实了上面这个情况。萨达特在《自传》里写道，他自己在10月2日夜的军事会议上说：“以色列发现我们的动向了吗?戈南将军虽然视察了前线，但并没有变更他们的部署。”沙兹利将军也在会上说：“我们抢先了一步。以色列即使2日晚察觉了我们的企图，到我们开始进攻时，它也完不成动员工作。”而且，在第二天即10月3日，又决定进攻发起时刻(H时)为14时零5分。

3日16时，萨达特总统说：“以色列即使已经开始动员部队，也为时已晚。”到这时，萨达特总统更加坚信突然袭击成功的可能性了。可以认为，在这句话的背后有着这样的判断：以色列即使在3日以后察觉到阿拉伯国家开战的企图，它也无法使用空军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这是因为阿拉伯国家已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并具有依靠防空导弹阻止以空军攻击的能力。

10月3日，埃及采取了欺骗措施，如解散部分9月份动员的兵力，并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

4日，苏联人开始从埃、叙两国撤离家属。

5日，向苏联通告了开战的决定。阿方前线指挥员受领进攻命令的时间是：埃军师为8时，叙军营长为7时，埃、叙两军第一线排长为开战前1小时。

当阿拉伯国家决心开战时，以色列对形势又是如何判断，并采取了什么对策呢?9月24日，北部军区司令霍菲提交了一份戈兰战线形势危机的报告：叙军展开了3个师的兵力、670辆坦克和100个炮兵连。

9月26日，国防部长达扬、总参谋长埃拉扎尔视察了戈兰战线，并采取了以下措施：调整第7装甲旅的阵地部署，加强警戒，敷设地雷，动员部转入工作，取消军人休假等。

9月26日，以军在西奈战线获取了以下迹象：埃军已将炮兵阵地向前方地域推进，萨姆防空导弹部队重新进入阵地，排除了运河地区的地雷场(70处)和运河中的水雷，在架桥地域进行了土工作业，在沙垒上开辟通道，封闭过去的通道等等。

9月30日，南部军区司令部命令所属部队加强戒备态势，并采取了检查动员系统、取消休假等措施。

10月2日，南部军区司令戈南视察了运河前线，指示部队加强戒备态势，并请求上级批准采取预防措施。但上级只同意他们增加警戒人员，进行迎战准备和预备渡河到西岸作战的架桥器材，对其他要求则未予采纳。这种预防措施的内容是不明确的。它未被批准的理由，以及10月6日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和全面动员的要求也遭拒绝的理由，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课题。

在阿拉伯国家决心开战的10月2日这一天，以色列政府和军队首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袭击列车事件[①

指1973年9月29日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运送犹太移民的列车的事件。——译者注]及其处置上去了。10月3日，刚回国的梅厄总理、阿隆副总理、达扬国防部长、加利利不管部长、埃拉扎尔总参谋长和沙莱夫情报部主任(泽拉情报部长因病缺席)集聚一堂，召开内阁会议。会上，他们集中讨论了阿拉伯领导人发动战争的企图问题，时间达2个小时。

总理问情报部主任：“在目前的态势下，阿拉伯国家能发动进攻吗?”情报部主任回答说：“有可能。”但情报部的判断是，“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很小。”在坐的埃拉扎尔总参谋长也同意情报部的判断。会议作出了以下结论；“埃及沿边界集结兵力并不意味着战争迫在眉睫。”4日傍晚，泽拉情报部长向总参谋长报告了苏联人从埃、叙两国撤离家属的情况，随着否定原来判断的情报不断报来，他

有些疑惑不解了。 5日晨，总参谋长发出了进入“C”级即最高级戒备状态的命令，动员中心开始转入工作状态，“摩萨德”[①

希伯莱语缩略语，意为“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译者]谍报部长飞往海外，紧急军事首脑会议也同时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达扬、埃拉扎尔和泽拉。会上，泽拉部长汇报说，估计苏联已经知道阿拉伯国家即将发动进攻，由于担心以色列予以反击，所以才命令撤离家属，情报部的判断是，“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0月5日傍晚，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梅厄、达扬、巴列夫、佩雷斯、加利利、埃拉扎尔和泽拉。在会上，参加会议的人员一边看着边境附近兵力展开的航空照片，一边进行着讨论。

埃拉扎尔：“阿拉伯国家这样展开兵力既可认为是为了进攻，也可认为是为了防御。”

泽拉：“但是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很小。” (重复三次)

内阁成员：“希望维持‘C’级戒备状态。”

巴列夫：“我军坦克部队是如何展开的?”

埃拉扎尔；“北线展开200辆，南线展开300辆。”[②布动员令前可投入作战的坦克，北线为186辆，南线仅100辆。——作者]

加利利；“佩雷斯运输部长，你是如何考虑的?”

佩雷斯：“看样子好像要打仗。”

四、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情况下以色列所采取的对策

10月6日晨，以色列判明了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的企图。凌晨4时，情报部长泽拉接到了可信赖的“摩萨德”谍报部长打来的电话。电话说，他们获得一份情报，“今天傍晚，阿拉伯国家必定从两个方向发动进攻。”4时30分，国防部长达扬、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副总参谋长塔尔在总参谋部召开会议。根据谍报部送来的关于日没时分阿拉伯国家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判断，预料阿拉伯国家可能于下午6时发动进攻。于是，这个时间立即成为决定性时刻。会上，总参谋长打电话询问空军司令本纳明·佩莱德：“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需要多少准备时间?”空军司令回答说：“如果你现在命令我进攻，我可以在上午

11时以前准备完毕。”5时，埃拉扎尔、塔尔和本纳明·佩莱德将军在一起研究了对策；并发出了以下命令：①前线和后方的兵力动员要领，②开始民防活动，疏散戈兰高地—上的“基布兹”[①

以包列农业合作组织。——译者]①居民。 5时30分，又向各军区司令和海、空军司令发出了作好先发制人进攻准备的命令。

下面记录的是在战争必将爆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领导人和军界首脑就作战问题而进行的争论。

6日5时50分，总参谋长在国防部长办公室提出了如下要求：

总参谋长：请求进行全面动员，出动空军对叙利亚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

国防部长：“我不同意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话题转入动员问题)

“初期，在北线可动员1个旅。”(最后同意在南北两条战线各动员1个师)

总参谋长：“为迅速发动进攻，必须全面动员作战部队”。

国防部长：“为了全面防御，我反对全面动员。”

总参谋长：“适时地发动反击是防御的最重要的职能，防御与反击难以区分。”

国防部长：“那就提交总理裁决吧。我请求总理动员5万人。”

总参谋长：“务必请总理进行全面动员。”(全面动员为37．5万人)

国防部长：“关于进行全面动员和先发制人的进攻等问题，那就请总理裁决吧!”

6日7时15分，在总参谋部会议上(北部军区和南部军区司令出席了会议)：

总参谋长：“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等待阿拉伯国家打第一枪，然后

我们实施反击。”他讲话的内容主要有二：1．初期阶段是阻击作战。全

军要保持能以最快速度实施反击的态势。部队要立即机动，以便能在两天内建立反击态势。2．反复说明有关进攻与防御计划的要点。

南部军区司令戈南(给南部军区指挥所打电话)：“不要调动部队，以免埃军产生疑虑，扩大事态。据判断，阿拉伯国家于今天下午6时发动进攻，因此，下午5时前，要根据‘什代赫·约尼姆’行动计划转入防御态势。”

6日8时，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梅厄、达扬、加利利、埃拉扎尔、泽拉、舒尔、巴列夫和夏皮罗。

总参谋长： “请总理务必下令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和进行全面动员。”

国防部长对着总理； “如果你接受他的建议，我既不屈从，也不辞职，你会明白，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和全面动员是徒劳无益的，”

总理： “动员限于10万人。不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

司法部长夏皮罗问达扬； “如果敌人在今晚6时以前进攻怎么办呢?”

国防部长： “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次会议上要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

工商部长巴列夫： “战争不可能在今晚6时爆发，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

国防部长： “不，肯定在下午6时爆发。”

雷奥拉准将打破了讨论的僵局，说：“实际上，现在战争就已经开始了。”

1973年10月初，阿、以双方陆海空三军兵力如下表；

209-211页：开战时阿、以双方空军兵力表(1973年10月6日)阿、以双方陆海军兵力表(1973年10月)

第四节 戈兰战线的地面战斗

一，开战前以、叙两国军队的兵力部署

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中，以军夺占了戈兰高地的制高地带。戈兰高地正面宽65公里，纵深20—30公里。以军沿停战线内侧构筑了防坦克壕(宽4-6米，深4米)，在防坦克壕后又构筑了17个支撑点和112个碉堡式阵地或地堡群。这17个支撑点平均每个配备10-30名士兵，在主要接近路上的防坦克壕前后都敷设了反坦克地雷。同时，为便于装甲部队机动，还整修了戈兰高地内的道路网，包括赫尔蒙山在内的各支撑点的通信、监视系统都配备了新型器材。

1973年9月中旬，戈兰高地的守备任务由艾坦准将指挥的第1步兵旅和第188装甲旅(90辆坦克)担任，

9个炮兵营(105毫米和155毫米自行火炮44门)进行支援。10月初，总参谋部为对抗叙军向戈兰正面集结的重兵，增派第7装甲旅(105辆坦克)，防守库奈特腊——纳法赫公路北侧地域；第188装甲旅负责防守南侧地域。10月6日晨，艾坦准将指挥下的兵力达到1．2万人，坦克195辆(第7装甲旅105辆、第188装甲旅90辆)。而叙军沿紫色防线[①指戈兰高地东侧1967年叙、以停火线。全线宽约0．5～1英里，由一条“无人地带’隔开叙、以两方。沿该地带曾设有观察站，驻有联合国观察员。因该线在地图上用紫色描记，故称为紫色防线或紫线。——译者注]正面部署了6万人，

3个步兵师、 1，300辆坦克、600门火炮、400门防空火器和100个防空导弹(萨姆-2、萨姆-3、萨姆-6)分队。

二、叙、以两国军队的作战方案

叙军总参谋部制定的作战计划，受苏联军事原则的影响很深。这个作战计划分两个阶段，据推测，由于联合国要求停战，实际上，第二阶段的作战未能实施。

第一阶段作战：消灭约旦河东岸戈兰高地的以军，并占领该高地。

第二阶段作战：如果西奈战线战况进展顺利，便渡过约旦河，占领东加利利地区。

第一阶段，叙军企图从两翼实施包围。在戈兰高地北部两个地段，叙军以第7步兵师(坦克和装甲输送车的装备程度达80％)从阿马台地段突破，然后经艾尔罗姆和瓦塞特向约旦河进攻。在戈兰高地南部，叙军以第5步兵师(满员率为100％)，从拉菲德向阿里克桥方向实施进攻。两个师均以师的第一梯队打开突破口，以师的第二梯队扩大突破口。第9步兵师(满员率为50％)作为中部地区第一线师，担任箝制敌军和切断阵地内横向道路的任务。

第1和第3装甲师担任第二梯队，在第一线3个步兵师之后跟进。这种运用部队的方法，首先考虑的是，如果第5步兵师突破成功或者第5步兵师和第7步兵师的突破同时成功，第1装甲师便投入战斗，扩张战果；如果第5步兵师的突破失败，第7步兵师的突破成功，第

3装甲师便担任扩张战果的任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经常控制1个装甲师作为总预备队。

那末，以军的戈兰高地的防御方案如何呢?以军的防御方案是固守戈兰高地北部地区，这是以军防御的重点。戈兰高地南部地势平坦，开阔，具有一定的纵深，以军企图利用纵深节节抵抗，逐渐消耗敌军的战斗力，等待增援部队到达后再转入反攻。以军的计划是，最初以2个旅担任迟滞敌人的任务，逐次投入5个旅，必要时，增至7个旅。反攻方向的翼侧依托赫尔蒙山系，从戈兰高地南部或北部转入反攻。

三、叙军的进攻

10月6日下午2时5分，叙军600门火炮进行了55分钟的进攻火力准备后，第一线3个步兵师同时发起进攻。与此同时，第82突击营乘坐直升机袭击并夺取了以军设在赫尔蒙山的哨所。第5步兵师担任主攻任务，从拉菲德南侧实施突击，第7步兵师担任助攻任务，向库奈特腊以北地区实施突击，在第5师和第7师中间的第9步兵师，也向库奈特腊以北地区实施突击。突击时，第7步兵师和第9步兵师均以2个旅为第一梯队。叙军的突击队形整整齐齐，宛如装甲部队的阅

兵式训练。然而，不久叙军的装甲部队遇到以军预设的防坦克壕，以致从头到尾有数英里长的队形发生了混乱。以军的反坦克武器也同时开火。叙军坦克被打得东倒西歪，火焰熊熊。抡起铁锹的叙军士兵和推土机冒着炮火进行填壕作业。当叙军装甲部队在越过防坦克壕的时候，以空军飞机在戈兰上空并不多见，因为它的主力被用在西奈战线。

215页图：在防坦克壕附近被击毁的叙车坦克(1973年10月6日)

艾坦准将指挥的第一仗即防坦克壕的战斗打得很漂亮。他担心南面第188旅的战况危急，便从第7装甲旅抽调1个坦克营对该旅进行增援，同时命令第7装甲旅旅长加尔上校坚守库奈特腊北侧高地。叙军在被称为“泪谷”的南北长2公里、宽1．2公里的谷地战斗中进攻受挫，至10月7日晨，叙军被击毁的坦克和装甲车辆约100辆，至下午3时左右，已达200辆。

10月7日晨，第9步兵师突入以军阵地纵深8公里。以军第188装甲旅装备90辆坦克，防御正面为40公里，10月6日日没前，在全线几个地段进行了反击，表现得很英勇。但到夜间后，夜视装置先进的叙军坦克继续进攻，终于突入以军深远纵深。

10月7日晨，国防部长达扬视察了戈兰战线后，感到惊恐。第188旅正在崩溃，已没有能力阻止叙军突击部队。达扬回到特拉维夫后，向梅厄总理提出建议，“戈兰战线撤退到约旦河东岸”，“西奈战线撤退到米特拉山隘——吉迪山隘一线。”梅厄总理指示前任总参谋长、现任工商部长巴列夫视察戈兰战线的情况。巴列夫将军于10月7日晚8时到达加利利的北部军区司令部。司令部内空气沉闷，北部军区司令霍菲少将向巴列夫将军报告说，他们等待兰纳师和佩莱德师到达后再转入反击。巴列夫将军又来到设于太巴列湖畔的兰纳师司令部，会见了师部参谋人员和各旅旅长。经过视察，巴列夫将军深信以军能阻止住叙军的推进。当天深夜，他回到特拉维夫，向总理报告了看法。总理听了军事专家亲临前线得来的第一手情况，放心了。

10月7日晨，戈兰高地北部的战况是，第7装甲旅阻止了叙军第

7步兵师的推进。霍菲司令命令正在赶赴战场的兰纳师和佩莱德师首先击退戈兰高地南部的叙军。这两个师的每个连、排和每辆坦克，一到达战场便立即投入战斗。与此同时，叙军也将第1装甲师投入了戈兰高地南部的战斗，并正在向纳法赫和亚科夫桥推进。

7日中午，第188旅旅长本·肯恩上校乘坐的坦克被击毁，他本人阵亡。此时，叙军第5步兵师已推进至距约旦河仅十几公里的地点。

7日下午1时15分，叙军第1装甲师的先头坦克前出至纳法赫以军师司令部附近。

7日上午10时，兰纳师受领戈兰高地南部地区的防御作战任务。兰纳师长命令第79装甲旅主力实施保卫纳法赫的作战，并以后续的新锐部队加强了第79旅的右翼。此时，兰纳师长为阻止叙军第5步兵师的推进，又将后续旅投入这场战斗。叙军第5步兵师的先头部队已前出至距约旦河东岸5公里附近地区。

7日中午，有50-60辆坦克加入了战斗。此时，以军第188装甲旅剩下的坦克还不到20辆。尽管如此，以军同当面的叙军进行了一场激烈战斗，结果使叙军第5步兵师的90辆坦克转入了防御态势。至7日黄昏，以军在纳法赫至艾尔阿尔之间击毁的叙军坦克数量高达250辆。

叙军第5步兵师为夺取约旦河上的亚科夫桥，从戈兰高地南部地段实施突击，但在距目标数公里的地方进攻受挫。其原因可举出以下三点：以空军对地面的攻击，叙军后勤补给不及时，叙军未认识到胜利就在眼前。

10月6-7日，以空军对戈兰高地南部战线实施地面支援的架次如下：

拉菲德正面： F—4“鬼怪”式飞机60架次

A—4“天鹰”式飞机60架次

艾尔阿尔正面： F—4“鬼怪”式飞机66架次

A—4“天鹰”式飞机66架次

纳法赫正面： F—4“鬼怪”式飞机66架次

A—4“天鹰”式飞机66架次

以空军的对地面的攻击，切断了叙军的弹药和油料补给，使叙军经常感到空中威胁，从而陷入了混乱。同时，叙军进攻受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色列新动员的部队及时赶到了战场。后续部队即佩莱德师于7日下午2时加入战斗，使以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叙军终于开始退却。

9日夜，兰纳师到达开战前的停战线附近地区，佩莱德师也夺回了紫色防线。10日，在戈兰高地，以军有3个师向紫色防线推进，并着手进行反攻准备。

四、第7装甲旅的英勇奋战

10月7口下午2时，在戈兰高地南部战线，以军开始转入反攻。但在戈兰高地北部战线的第7装甲旅正面，叙军第7步兵师、第3装甲师、以及“王牌部队”阿萨德旅，在反复地实施殊死的进攻。

10月9日上午9时，叙第7步兵师实施火力准备后，第二梯队发起攻击，从赫尔莫尼特山攻击了美哈菲的2公里长的“泪谷”。以军第

7装甲旅旅长本·加尔上校看到叙军炮火十分猛烈，便命令第77坦克

营营长暂时撤退。第7装甲旅与叙军相比兵力悬殊，从6日14时以来，已连续战斗了3个昼夜，他们的兵员已精疲力竭了。本·加尔上校看到叙军第2梯队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实施进攻的情景，通过电台向艾坦师长作了报告。

本·加尔上校：“现在，叙军正在布斯塔正面发动进攻，我怀疑我们旅是否能守得住阵地。”

艾坦准将：“明白了。一定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再坚持30分钟，增援部队即刻赶到。”

艾坦立即请求空军给予火力支援，并命令第1步兵旅派1个营驰援，同时采取了封锁赫尔蒙山叙军哨所的措施。此时，第188装甲旅的本·肖南中校指挥11辆坦克回到了师司令部，因此，艾坦命令他立即奔赴本·加尔上校的战场。他到战场一看，本·加尔旅正以7辆坦克进行着顽强的抵抗。本·加尔上校认为已经再也不能坚持下去了，便再次请求增援部队。正在这个时候，紫色防线附近的A—3支撑点通过电台向艾坦司令部报告了叙军第7步兵师的补给部队正在退却的消息，接着又报告说：“赫尔莫尼特山山腰的叙军坦克部队也在退却，”本·加尔上校也看到了这个情况，便立即命令向该山鞍部实施进攻。他的话音刚落，炮火便射向了退却的叙军。艾坦司令对本·加尔上校说：“你拯救了以色列人民。”本·加尔上校对部下卡哈拉尼中校说：“你是以色列人民的救世主。”在这次战斗中，第7装甲旅击毁叙军坦克

300辆，装甲输送车200辆。

五、以军的反攻

任何作战都有个关键时刻。10月10日，戈兰战线就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这一天，伊拉克军队参战，约旦军队下达了动员令，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炮击以军。10日夜，以军总参谋部被迫在作战会议上作出决断：是沿紫色防线转入防御态势，还是越过边界继续进攻。

国防部长达扬：“现在采取越境进攻行动是不适宜的，因为很难预测这样做是否会引起苏联介入。”

总参谋长埃拉扎尔；

“但是继续进攻是打垮叙军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这样做不仅能使参战的约旦军队丧失战斗意志，还能为反攻主要敌人埃军提供准备的时间。”

国防部长达扬： “……这个问题由总理决定吧!”

总理梅厄(听过他们的争论)：“按总参谋长的计划执行吧!”

接着，总参谋长对作战参谋下达了作战准备命令，以便翌日即10月11日拂晓即能发动进攻。在此之前，北部军区司令部估计总参谋部可能要下达继续进攻的命令，所以，对进攻方向进行了研究。

第一方案：从戈兰高地北部地区，沿直通大马土革的公路，向大马士革方向进攻，直接威胁叙首都。此案可依托赫尔蒙山系，保障进攻部队左翼的安全；但需要采取措施避免苏联介入。

第二方案：从戈兰高地南部地区向大马士革以南地区迂回，切断大马士革至德拉的公路，阻止伊拉克军队与约旦军队会合。此案虽能避开大马士革南部叙军的坚固防御阵地，但后方补给线长，将暴露弱点。

第三方案：从戈兰高地北部地区发起进攻，包围集结在紫色防线以北地区的叙军第9和第5步兵师。此案是第二案的主要代替方案，

第四方案：对整个戈兰高地实施进攻，占领新的地区，增大地域纵深。此案虽然能有效地阻止今后叙军对约旦河谷的进攻，但要巩固占领的地区需要庞大的兵力。

第一方案得到了总参谋部的批准。北部军区司令霍菲决定从戈兰高地北部地区实施进攻。佩莱德师正在加强戈兰高地南部地区紫色防线的防御态势。艾坦师和兰纳师担任向大马士革方向进攻的任务。初期由艾坦师担任主攻任务，兰纳师担任扩张战果的任务。

10月11日11时，以军第7装甲旅首先从马萨达北侧发起进攻。接着，13时兰纳师沿库奈特腊——大马士革公路发起进攻。12日17时许，第7装甲旅经7小时激战占领了马兹拉贝特詹附近地区。以军第188装甲旅从12日拂晓起对特勒萨姆高地发起了3次进攻，但均遭失败。

13日夜，第31伞兵旅占领了特勒沙姆高地。12日下午，伊拉克军第3装甲师(1．6万人、坦克310辆)从纳赛吉南侧地区北上，对兰纳师右

侧后形成了威胁。兰纳师决定首先消灭伊拉克第3装甲师，以4个旅采取了迎击态势。

13日3时许，伊拉克第3装甲师发起进攻，3个装甲旅并肩突击。以军第19装甲旅把敌人放至200米射程内一齐开火，在几分钟内击毁伊拉克军80辆坦克，击溃其他坦克。14日至15日，兰纳师同伊拉克军激战后，占领了纳赛吉以东的制高点。然而，由于战争爆发后的连续

10天的激烈战斗，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坦克、弹药也感不足，因此，埃拉扎尔总参谋长命令北部军区司令霍菲停止对叙利亚的进攻，转入防御。以军开始在萨萨对面挖掘战壕。

10月16—19日，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四支军队，在纳赛吉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22日10时，以军夺回了赫尔蒙山哨所。这个哨所是以色列的“眼睛”，是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也要夺回的地方。这一天，以色列和约旦接受了联合国的停战决议。叙利亚于第二天，即23日也接受了这个决议。至此，战斗停止了。

在这场战争中，叙军损失坦克1，150辆[①此处所列数字，同本章最后的《阿以两军的损失》表中数字不尽一致。该表源出于(美)杜普伊著《捉摸不定的胜利—阿以战争》一书。——译者注]、亡3，500人，被俘350人。以军损失坦克250辆(约100辆无法修理)，亡772人，负伤2，453人，被俘65人。

第六章十月战争--2

第五节 西奈战线的地面战斗

一、开战前埃军的兵力与编成

10月6日，埃军总兵力为110万人，大部分是陆军。陆军有1/2是属于国家内卫军，由于装备陈旧，而担任内卫任务。

埃军参加苏伊士渡河作战的部队有5个步兵师、 2个装甲师、 3个机械化师、 7个独立装甲旅、 2个独立步兵旅、

2个空降旅和2个突击旅，计31万人。这些部队编成3个集团军[②

国内有些书籍译为“军团”——译者]，以5个师为骨干的第2集团军担任大苦湖以北地区的作战任务；以4个师为骨干的第3集团军担任大苦湖以南地区的作战任务；第1集团军驻守开罗周围地区，为总参谋部的战略预备队。各师的编成如下：

步兵师除原编制的2个步兵旅、

1个机械化旅和1个炮兵旅(装备火炮72门外，还专为这次作战配属了1个装甲旅。步兵师的坦克数量由原来的95辆增至200辆，兵员由原来的1．2万人增至1．4万人。

装甲师由2个装甲旅(每旅装备坦克100辆)、1个机械化旅(坦克

50辆)和1个炮兵旅编成，兵员1．2万人。渡河时，装甲师将1个装甲旅配属给第一线步兵师，主力作为集团军的预备队。

机械化师有2个机械化旅、 1个装甲旅和1个炮兵旅，坦克200辆、兵员1．2万。这是机械化师的标准编制。

第2集团军的总兵力为11万，第3集团军的总兵力为9万，计20万人。开战前2—3个月，这些兵力沿运河120公里长的地带展开。在运河西岸40—50公里的纵深地域，建立了130个萨姆地空导弹基地(萨姆-6导弹基地30个)，修建了机场，构筑了炮兵阵地，开设了野战医院等。

二、卷土重来——埃军实施突然袭击与渡河作战

10月6日14时零5分，埃军部署在运河西岸的约4000门火炮同时开火，集中射击巴列夫防线上的支撑点和指挥所。与此同时，250架作战飞机对西奈半岛的以军炮兵阵地、“霍克”地空导弹阵地、指挥所、雷达站、后勤设施以及机场进行了轰炸。“飞毛腿”式地地战术导弹也射向以军吉夫加法和塔萨的基地。埃军这次炮火准备，是由炮兵总指挥穆罕默德·梅伊少将指挥的。火炮数量：火炮和迫击炮1，850门，配置在运河西岸沙堤上的坦克1，000辆，各型反坦克武器1，000门。最初1分钟发射弹量10，500发，共持续了53分钟。

在炮火准备中，埃军开始用推土机和人力进行堀开运河西岸沙堤的作业。在沙堤后面是渡河用的橡皮舟和浮桥。最先渡过河的是突击部队。15分钟后，8，000名突击队员乘折叠式橡皮舟渡河。渡河用了

7分钟。接着，向运河东岸发起进攻，前进到1公里处构筑了阻击阵

地，以便防备以军的局部反冲击。这支突击部队携带粮食很少，而携带装具很多，其中包括“耐火箱”[①

即通常所说的“萨格尔”。——译者注]反坦克导弹、RPG—7反坦克火箭筒、萨姆—7地空导弹和攀登沙堤用的绳梯等。单兵携带重量达25-35公斤。

第一波开始渡河15分钟后，第二波开始渡河，渡河后，担任增强第一波建立的仓促防御阵地的任务。第四波渡河部队是负责掘开东岸沙堤的工兵部队。工兵部队装备着特制的喷枪和高压水泵，仅用2个小时就在东岸沙堤上开辟了82[②

按[埃及]沙兹利中将著《跨过苏伊士运河》一书称，埃军在8小时内，开辟了60条通道。译者]条宽7米的通道，为水陆坦克、门桥、浮桥抵达东岸创造了条件。到6日下午8时，埃军有12波约8万人渡过了运河。以军情报部虽然知道埃军已装备了一种高压水泵，但未曾料到它能发挥这样大的威力。

224页图片：被埃军占领的巴列夫防线(1973年10月7日)

225页图：埃军横渡小苦湖(1973年10月6日)

以军抗击埃军渡河的计划是以埃军全部渡河需24—48小时的判断为依据而制定的。现在，这个计划的依据崩溃了。

东岸沙堤上的通路一经打开，PT-76水陆坦克和装甲车辆立即开始渡河。坦克也搭乘专用门桥过运河，担任加强东岸阻击阵地的任务。此时，埃军已包围了巴列夫防线上的主要支撑点，工兵部队的下一个任务是架设门桥——步兵用的轻型门桥和坦克用的重型门桥。重型门桥每个师配备4套。

6日夜，50个门桥开始工作。

第2集团军正面的架桥作业进展十分顺利，仅用6—9小时就成功地架设了12座浮桥。但第3集团军正面却因东岸土质坚硬和不断遭到以军175毫米远程火炮的猛烈射击而进展缓慢，到10月7日上午9时架桥仍未成功。

埃军以5个步兵师先行渡河，并实施了夺取西奈半岛上的要冲的作战。在第3集团军正面，第6机械化师指挥下的第130旅乘PT-76水陆坦克渡过大苦湖，

6日黄昏，为夺取吉迪山隘和米特拉山隘而发

起了进攻。埃军第130旅在山隘西侧，同从萨马代赶来的以军曼德勒师第12旅展开了激战。埃军的水陆坦克不是以军M-60型坦克和“百人队长”式坦克的对手，只得退却。但未接到退却命令的2个排中有1个排迂回米特拉山隘，于7日10时10分向萨马代发起了进攻。

埃军的突击部队乘30架米-8直升机，对运河东岸10-20公里附近的后方补给线、指挥所和无线电通信设施等进行了袭击。埃军还袭击了西奈南部的阿布鲁迪斯油田，但未能取得预期的战果。

三、以军的局部反击

开战30分钟后，曼德勒师的雷谢夫旅的1个连(坦克8-10辆)，未对埃军渡河部队进行侦察就发起反击。埃军RPG—7反坦克火箭筒射手在200米以内进行射击，至6日黄昏，雷谢夫旅损失100辆坦克。

6日夜8时，曼德勒师其余2个旅到达战场，但与雷谢夫旅的命运一样，被用同样的战法击退。至7日晨，曼德勒师拥有的300辆坦克中，能使用的不足150辆。由于经过7日白天的战斗，曼德勒师只剩下100辆坦克。

7日，埃军有500辆坦克渡过了运河，加强了桥头阵地。

此时，以色列正在进行动员，至7日夜有2个师已经动员完毕。阿丹师在自阿里什向巴尔扎和坎塔腊前进途中，

7日上午7时在鲁马纳遭到埃军突击队的袭击，损失坦克2-3辆，被迟滞1个小时左右。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命令该师进攻坎塔腊以北的埃军桥头阵地；沙龙师比阿丹师晚到2-3小时，参加中部正面的作战，曼德勒师奉命执行对埃军第3集团军正面南部地区的作战任务。但至7日晨，曼德勒师遭到毁灭性打击。同时，以军也未能掌握埃军的情况。

以军南部军区的作战会议情况如下：

10月7日晨，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准将在库赛马召开作战会议，讨论今后如何进行作战指导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埃拉扎尔总参谋长、拉宾前总参谋长，还有戈南南部军区司令、曼德勒师长、阿丹师长和南部军区参谋长本·阿里准将。沙龙师长缺席。在会上，集中讨论了下面三个问题：

228页图：埃军首脑在地下作战指挥部观看战况(1973年10月6日)从左至右为：国防部长伊斯梅尔，总统萨达特，总统助理阿卜杜勒，总参谋长沙兹利

1． 如何营救巴列夫防线上孤立无援的支撑点的守备队：

2． 埃军的作战目的是什么?敌情如何?

3． 以军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法夺回主动权。 228页图：被埃军击毁的以军坦克(1973年10月)

各位将军冷静地分析了当时不利的情况，并统一了认识：要摆脱不利的局面，除采取进攻外别无他法。但发动进攻的时机成了问题。同时，由于对埃军的部署情况不明，所以，又集中地讨论了反攻时渡河地点应选在什么地段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决定暂不实施营救行动，而由各支撑点守备队依靠自己力量固守。

关于第二个问题，为制定反攻作战计划，必须获取埃军兵力和部署的详细情报，但当前更重要的问题是首先阻止埃军扩大桥头阵地。为此，决定于10月8日使用现有兵力实施有限进攻，夺回主动权并搜集敌情。与会者还一致认为，从6-7日的战斗和损失来看，有限进攻的方法应避免对运河东岸埃军桥头阵地采取正面进攻。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对事态持乐观态度，他认为通过有限进攻，可以摧毁埃军桥头阵地，希望立即出动1个装甲旅实施渡河作战，而其他4位将军认为那样做，成功的可能性甚小。

阿丹师已到达战场。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命令阿丹师于10月8日从北面沿运河实施进攻；命令后续部队沙龙师对伊斯梅利亚正面中部地区实施进攻。会议于7日傍晚结束。各将军正要离开司令部之际，沙龙师长到达了南部军区司令部。他请求戈南司令立即实施营救支撑点守备队的作战行动。戈南司令拒绝了他的要求，回答说：“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可考虑实施这种作战行动。”他对沙龙重复了刚才下达过的进攻伊斯梅利亚正面的命令。

7日夜9-10时，戈南再次要求三位师长于8日晨对埃军发动有限进攻。当天深夜，沙龙师长走访了戈南司令，向他说明了打算营救在自己任务地域内尚存的3个支撑点守备队的作战计划，希望能于8日上午6时发起进攻。戈南司令对沙龙师长的请求既未肯定，也未否定。而是说，根据次日清晨战局的进展决定，答应次日清晨6时前将向沙龙传达战局的变化情况。当天夜里，有2个支撑点的守备队成功地撤出，至8日晨，在16个支撑点中只剩下3个正在以军手中。戈南司令命令沙龙师长停止8日6时的进攻，去支援阿丹师8日8时的有限进攻。

四、阿丹师的有限进攻

10月8日上午8时刚过，阿丹师首先以2个旅发起进攻。在坎塔腊正面的是巴拉姆上校指挥的1个旅，在菲尔丹正面的是阿米尔上校指挥的1个旅。卡伦上校指挥的旅作为预备队跟在后面。

8日晨，阿丹师的坦克总数为170辆。 ．

8日9时，巴拉姆旅对北部坎塔腊的埃军桥头阵地发起了进攻。但后来判明戈南司令这时已改变了进攻菲尔丹附近埃军桥梁的命令。这就是说，停止有限进攻，准备实施渡河作战。戈南司令根据防守桥头阵地的埃军正在崩溃的情报，命令各部队同各作战地区固守支撑点的守备队密切协同，作好尔后渡河进攻的准备。戈南司令鼓励各部队说，根据7日夜间战况的变化，渡河进攻已成为可能，而且也不会遇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阿丹师长请求给予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和炮火支援。

1小时过后，空中出现了4架飞机，几分钟后，又出现了4架飞机。这些飞机从高空对运河地区进行了轰炸，并未同阿丹师的进攻采取任何协同行动。

8日9时，巴拉姆旅发起进攻。其左翼第一线的第190装甲营于8日13时钻进了由“耐火箱”反坦克导弹和RPG-7火箭筒组成的反坦克口袋，遭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火力急袭，10分钟内被全歼。阿米尔旅也在几分钟内损失了20辆坦克。师长命令停止进攻。阿丹师长判明了戈南司令的敌情判断是错误的，将情况向戈南司令作了汇报，与此同时，准备以1个旅渡过运河。在此之前，沙龙师将兵力集结于伊斯梅利亚正面后未采取任何行动。沙龙师原准备于8日下午南下，从苏伊士城正面渡河。阿丹师奉命，待沙龙师南下后，担任伊斯梅利亚——德维斯瓦和坎塔腊正面的防御任务。此时，阿丹师的整个兵力只有

120辆坦克。

8日10时20分，戈南司令命令沙龙师长沿拉特拉尔路南下，准备将兵力转用于苏伊士城方向，企图从西北方向进攻埃军第3集团军的桥头阵地。沙龙师的兵力转用(侦察队留下)后，伊斯梅利亚正面的防御由阿丹师负责。

8日11时45分，戈南司令命令沙龙师南下。但此时，沙龙师的2个旅正在同伊斯梅利亚正面的埃军第16师和第2师进行激战，因此他们不同意将兵力转用到其他方向上去。据判断，如果转用兵力，这个正面将被突破。但沙龙师长再次下令转用兵力。

8日13时，两位旅长勉勉强强地服从了命令。正在此时，阿丹指挥下的卡伦旅到达了塔萨，接替沙龙师转用后该正面的作战任务，并向“中国农场”[①

“中国农场”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日本专家进行农业实验和指导的田园台地的通称。据传，战争爆发时，以色列士兵在这里拣到汉字文件，因此得名。这一台地是控制通往德维斯瓦道路的重要地形。——译者]发起进攻。阿丹师对“中国农场”的进攻遭到了埃军的顽强抵抗。

8日15时30分，阿丹师长判断继续进攻有困难，因此准备下达撤退的命令。戈南司令在司令部听到这个情况的报告后， 也开始感到事态严重，

于是硬命令转用于进攻埃军第3集团军的沙龙师停止南下，转向塔里亚——米苏里丘陵集结。此时，沙龙师已成30公里纵队南下。戈南司令再次命令沙龙师长以1个旅掩护正在遭到埃军猛攻的阿丹师的左侧后。沙龙对戈南司令说：“分散使用兵力达不到任何目的，而且消耗兵力。”戈南司令的意图是，通过沙龙和阿丹2个师的密切配合、共同进攻，形成在伊斯梅利亚正面渡河的态势。但沙龙师长反对这个作战方案，他提出渡河地段应选在“中国农场”①和大苦湖之间，至于其他未作任何说明。

戈南司令拒绝了沙龙的建议，他重申了刚才的“返回塔萨”的命令。戈南司令担心在埃军转入攻势的情况下，以军能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埃军第2集团军正面的兵力如下表所示；

233/234/235页表：埃以两军兵力对比表(1973年10月8日)

注；埃军第2集团军栏的数字表示已渡过运河到达东岸(坎塔腊——菲尔丹)的兵力数字。

沙龙性格刚强。与沙龙适成对照的是，戈南性格软弱。

10月8日，南部军区的反击失败了。其原因是很多的，但主要是：以军未作充分准备便急急忙忙对部署有各种兵力的桥头阵地发动了进攻，以军南部军区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急于进行战斗，结果被各个击破；以军对部队的运用违反了集中、明确和节约兵力的作战原则，司令与师长之间在感情上产生了对立；以空军把作战重点放在戈兰战线上，而西奈战线的空军兵力薄弱，以军同埃军第2集团军正面的兵力对此相差悬殊。

五、西奈战线处于胶着状态(10月9日-13日)

10月9日，埃军到达运河东岸的兵力，第2集团军有9万人，坦克800辆。桥头阵地纵深达7-9公里，最深处达15公里。在运河西岸，还有900辆坦克待机渡河。

10月9日的战况是，埃军第19步兵师发起进攻，

占领了陶菲克港的155毫米榴炮阵地(6门)。以军在撤退之前，破坏了榴炮。在埃军第3集团军的当面，

戈南南部军区司令已无法直接指挥部队。包括沙姆沙伊赫在内的西奈南部地区的作战，均被置于加维什少将的指挥之

下。运河南端的库艾支撑点的指挥官及部下37人，抵抗到最后，终于在10月13日投降。

第2集团军当面的西奈北部战线，

9日以后开始处于胶着状态。阿丹师的坦克减少到123辆，在25公里的正面上，以2个旅为第一线，以1个旅为预备队，与埃军桥头阵地对峙。沙龙师正面的战况也平静下来。沙龙内心深处有个计划，就是准备实施渡河进攻作战。10月9日，沙龙向大苦湖北面的德维斯瓦附近派出1个侦察队，并命令该侦察队留在当地，同时立即请求戈南司令批准他从德维斯瓦附近渡过运河。戈南司令拒绝了沙龙的要求，命令他立即撤回侦察队。在这种情况下，沙龙给特拉维夫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德夫·西恩准将打了电话；“我的脚已经伸进大苦湖里，请你把这个情况转告总参谋长或国防部长，批准我实施渡河作战。”总参谋部参谋人员研究了沙龙的意见，但结果同意戈南司令的处置，命令沙龙将侦祭队撤回。

戈南司令得知沙龙师长违抗他的命令并且越级请求总参谋长批准渡河作战情况之后，怒火中烧。他请求上级撤去沙龙的职务。但埃拉扎尔总参谋长予以拒绝。其理由有两条：在过去的两次战争中，沙龙战功卓著，是一位积极、果敢的指挥官；现在，他已涉足政界，正在为下届大选积极活动，撤销他的职务是不适当的。另外，沙龙师长是国防部长达扬的密友，虽然他们两人加入的政党不同，但军事和政治观点却极其相似。国防部长达扬要求总参谋长解除戈南的司令职务，任命沙龙少将接替。对此，戈南少将不服，他反驳说：“违抗命令的师长得到提升，而他的上级司令却被罢免，这种作法太可笑了。”其实当时总参谋长已经内定副总参谋长

[①

原文如此。实际上是下文所说的“总参谋长特别助理”。该项职务具有副总参谋长的权限。——译者]哈伊姆·巴列夫任南部军区司令，如今见到这种情况，这个念头只好作罢。最后，沙龙和巴列夫两位将军的职务都未变动，而副总参谋长巴列夫担任了总部驻南部军区的总参谋长特别助理，实际上是履行司令的职责。于是，这场风波平息下来。然而，戈南司令说：“即使副总参谋长巴列夫也无法控制沙龙师长。”

六、研究渡河进攻作战

10月9日以后，南部军区司令部最关心的问题是何时从何地实施渡河进攻作战。沙龙师长希望把渡河点选在当初自己分担的任务正面德维斯瓦附近地段。而阿丹师长希望从埃军第2师与第18师的结合部菲尔丹北侧实施渡河作战。由于巴列夫副总参谋长、戈南司令和曼德勒师长主张把渡河点选在德维斯瓦附近，所以南部军区司令部的意图也终于确定下来。但是，沙龙师长却又突然反对起南部军区司令部的把渡河点选在德维斯瓦附近的决定来，强烈要求在渡河作战中自己掌握主动权。沙龙反对的表面理由是，这种胶着状态的战线对以色列不利，以色列即使将渡河作战导致成功，在此之前，也会屈服于联合国的停战决议的压力。因此，沙龙提出了新的方案：必须打一场速决战，无需渡河，从埃军第3集团军北翼开始向南扫荡埃军。10月11日，巴列夫副总参谋长召集沙龙师长和该师的三位旅长在库赛马的南部军区司令部开会，研究沙龙的新作战计划。在会上，分析了敌情——这是歼灭埃军第3集团军作战的前提。沙龙师长对埃军桥头阵地的防御能力作了过低的估计，三位旅长不同意他的分析。对联合国要求停战的动向，除沙龙外，与会者一致认为，事态的发展对以色列不利，联合国的停战要求将在埃军即将失败的时候起到强有力的作用。在会上，沙龙师长的作战方案终于被否决，沙龙和巴列夫的感情严重对立起来。第二天即12日，副总参谋长巴列夫请求总参谋长撤掉沙龙师长的职务，在以后的10天中，又两次重复了这个请求。

10月11日夜，南部军区司令召集作战会议，研究渡河点选在何处的问题。会议决定把渡河点选在德维斯瓦地段。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1．依托大苦湖可保障部队左翼安全；2．渡河后，便于部队机动；3．德维斯瓦附近是埃军第2和第3集团军的接合部，东西两岸的埃军兵力薄弱。

第二个问题是渡河作战的开始时机问题。总参谋长估计埃军于10月11日-12日转入攻势，但未发现任何这样的迹象。于是，副总参谋长巴列夫返回总参谋部，同国防部长达扬和总理梅厄等人进行蹉商，结果，总参谋长决定采用后发制人的“迎击战术”。本来，关于发起渡河作战的时机是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的：在埃军发起进攻前，实施渡河作战；或者待埃军发起进攻后粉碎其进攻，尔后转入渡河作战。

“迎击战术”首先是要粉碎埃军的攻势，因此发起渡河进攻的时机未予决定。但13日，总参谋长来到南部军区司令部，宣布：“无论埃军是否发起攻势，我军都要于10月14日开始渡河作战。”这个决定是总参谋长在塔萨的沙龙师司令部采纳了沙龙师长的强烈要求后作出的。

七、战局的转折点——埃军进攻受挫

当以军首脑在研究渡河进攻作战方案的时候，埃军也在研究转入攻势的方案。10月9日，埃军总参谋长沙兹利请求国防部长伊斯梅尔批准使用装甲部队沿西奈北部的海岸公路向阿里什推进，但遭到国防部长拒绝。国防部长认为，待以军兵力消耗之后，才有可能发动攻势。他并极力主张，发动攻势的前提条件是防空导弹网向前推进。尽管如此，总参谋长并未将防空导弹部队推进至运河东岸。

以军从10月10日左右，在戈兰战线开始反击，叙军陷入了困境，要求埃军在西奈战线转入攻势，以减轻自己在戈兰战线上受到的压力。

10月11日，埃及国防部长伊斯梅尔接受了叙方的强烈要求。由于叙方的要求，国防部长伊斯梅尔的稳扎稳打的作战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

10月11日晚，国防部长命令坦克部队于10月13日发动有限的进攻。正在运河西岸集结的第21装甲师和第23机械化师的1个旅，于10月12日-13日到达了运河东岸。与此同时，第3集团军第4装甲师的大部和第6机械化师的一部也渡过了运河。但为时已晚，13日的攻势推迟到14日。

10月14日上午6时，由1，000辆坦克和5，000名步兵组成的埃军部队，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后，发起了进攻。此时，以军以800辆坦克完成了迎战准备。埃军的进攻目标是夺取哈特米亚、吉迪和米特拉三个

山隘。第2集团军正面，由第2师和第16师进攻塔萨——哈特米亚山隘，由第18师进攻鲁马纳。第3集团军正面，由第7师进攻吉迪山隘，由第19师进攻米特拉山隘。

10月14日上午的进攻进展很顺利，向东前进了20公里，到达了三个山隘附近地区。开罗总参谋部的地下作战室里充满乐观的气氛。但

14日夜，地下作战室开始为沉闷的空气所笼罩。

239页图：埃军进攻时的步坦协同(1973年10月14日)

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将埃军进攻部队的位置准确地显示在作战室的地图上。从中看出，在米特拉和吉迪山隘正面，埃军仅突入以军阵地内数公里。一些前出至自己防空导弹网的有效射程之外的部队，遭到了以空军的集中攻击。当天晚上，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命令所有部队停止进攻，返回原先的桥头阵地。在这次战斗中，埃军损失了264辆坦克。沙龙乘埃军总攻受挫之机，于15日17时，断然发起了渡河进攻作战。

14日埃军总攻失败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埃军进攻时兵力未形成重点，在160公里宽的正面上全面平推。进攻的兵力只有6个旅，主力仍担任防守桥头阵地的任务。

2．

埃军防空导弹网的有效范围是30公里，萨姆-6防空导弹的有效范围是15公里。因此，无法阻止以空军攻击在防空导弹有效射程之外作战的部队。

3．

以军预料到埃军要实施这次进攻，因此，研究出坦克、装甲输送车和炮兵相互协同的对付反坦克导弹的战术，并取得了成功。在以往的坦克战斗中，最小的编组通常是1辆装甲输送车和3-4辆坦克。而在这次坦克作战中，改为1比1或1比2，力图使用装甲输送车辆来提高坦克防御能力。

241页图：埃军在西奈战线用苏式BP、DM—2反坦克导弹发射车发射“耐火箱”导弹

八、以军的迎击作战

以军获得美国提供的“陶”式反坦克导弹，并研究出步炮坦协同的对付反坦克导弹的战术，于10月14日迎击了埃军的进攻。所谓对付反坦克导弹的战术，就是在1辆或2辆坦克的翼侧或后面配置1辆装甲输送车，这辆装甲输送车装备的由步兵操作的反坦克武器掩护坦克前进。装甲输送车搭载的机枪是对付便携式“耐火箱”反坦克导弹

的有效武器。“耐火箱”反坦克导弹采用目视有线制导方式，瞄准需要

10-15秒，在这个时间里，其射手就成为机枪的射击目标。机枪一旦扫射，

“耐火箱”反坦克导弹的射手为避免被击中就要低头，因此，制导中的导弹往往偏离目标，落到沙漠之中。对于БМП步兵战车搭载的“耐火箱”反坦克导弹，以军的机枪虽然无能为力，但炮兵射击却具有压制效果。特别是当БМП步兵战车停下来发射导弹时，往往导弹尚未到达目标车辆就被炮兵或坦克所击毁。

这种战术对抗击埃军步兵部队的进攻是有效的。因为埃军步兵部队的进攻没有装甲兵的支援，所以对付埃军步兵携带的“耐火箱”反坦克导弹是有效的。

以军对埃军10月14日的进攻时间和方向作了准确判断。以军的坦克以连(8-12辆)为战斗单位，在谷地利用天然障碍或使用推土机构筑掩体，作为射击阵地。坦克发射数发炮弹后，立即向侧后变换阵地，致使埃军的炮兵射击产生混乱。以军坦克在侧后阵地发射数发炮弹后，再进入原先的射击阵地进行射击。随伴的装甲输送车和炮兵前进观测员也随坦克一起行动。通过这种方法，炮兵射击能同坦克射击密切协调起来，对打乱埃军进攻队形发挥了作用。10月14日；埃、以两军坦克的交战距离为400—500米，这个距离是苏式坦克炮最有效的距离。但以军坦克乘员的射击技术和坦克的机动性能比埃军的优越。

以军的坦克为对付埃军BPDM装甲输送车和БМП步兵战车上的反坦克小组，在隐蔽的预备阵地频繁机动，出其不意地实施射击。对随伴埃军坦克部队的反坦克炮也在其尚未进入有效射程之前就予以摧毁。埃军为支援坦克部队作战，命令机械化步兵部队下车战斗，但由于遭到以军的炮火射击和装甲输送车搭载的机枪的射击，步兵部队的战斗受到了影响。

九、沙龙实施渡河作战

(一)战机尚未成熟——10月8日的渡河进攻

埃军10月14日总攻的失败，成了苏伊士战线的转折点。第二天黄昏，以军穿过埃军第2和第3集团军的间隙，开始了渡河作战。16日夜，在运河东岸的“中国农场”遭到埃军反击，陷入苦战。17日，在运河西岸又同埃军展开了激烈战斗。到18日，以军已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接着，以军转移到运河西岸作战，并向苏伊士方向扩张战果，21日击败埃军的“王牌师”——第4装甲师，终于完成了对埃军第3集团军的包围。在这十足以色列式的看准战机即果断实施的机动作战中，尤其是前段的渡河作战，以军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准备的，以及在作战过程中产生了什么问题呢?下面，让我们看看以军是怎样克服许多错误和内部争论，最后终于夺得胜利的。

沙龙将军在六天战争后的消耗战争期间，负责指挥西奈半岛的作战。当然，由于埃军使用了萨姆-2和萨姆-3防空导弹，以空军不断付出代价。以军就如何避免这种损失进行了研究，结果得出结论：除摧毁埃军导弹基地外，别无他法。1970年春，沙龙将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设想使用装甲部队和突击部队，渡过苏伊士运河，摧毁埃军的防空导弹基地，重建以色列的战线。这个计划被总参谋部和政府采纳了，代号为“小羚羊”行动，但由于1970年8月埃以双方停战，丧失了发动的机会。当时沙龙将军甚至对作战的具体细节都进行了研究，将渡河点选在大苦湖与堤姆萨湖之间的地段。沙龙将军在战争爆发前3个月时退役(45岁)，在开战的前一天即10月5日上午11点30分又被召回军队，再次回到南部军区司令部，在他过去的部下戈南将军的指挥下工作。据说这时，沙龙看到了运河西岸的航空侦察照片，发现了埃军在运河西岸集结大量渡河器材的迹象，并由此认为战争一、二天后即将爆发。战争爆发后的10月8日，以军情报部已掌握了敌集团军的位置：埃军第2集团军处于中部，面对坎塔腊和伊斯梅利亚；第3集团军处于南部，面对苏伊士城。第2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的分界线在大苦湖南侧，这条分界线正好与“小羚羊”作战行动的计划地域一致。10月8日晨，沙龙将军认为执行“小羚羊”行动计划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便指挥预备师突破了埃军第2集团军与第3集团军的接合部，

8日黄昏，第一线部队到达了苏伊士运河。沙龙将军要求上级批准部队渡河，但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将军指示沙龙将军撤回渡河部

队，停止作战行动。琴上的第一根弦是无法用第二、第三根弦来弥补的。戈南将军与沙龙将军之间的第一根弦断了。沙龙将军撤回了渡河部队。

埃军总参谋长沙兹利将军也已感觉到这个接合部的弱点，因此试图从9日至12日转入进攻，以巩固第2集团军与第3集团军的接合部。为此，

9日，位于塔萨西南10公里处的沙龙将军的前进指挥所险些被埃军夺占。然而，沙龙将军并没有因此而打消实施“小羚羊”作战行动的念头，他是出于服从以军整个战局和军队指挥统帅方面的考虑，才不得不停止渡河的。渡河时机尚未成熟。

(二)战机——15日的渡河进攻

沙龙将军的渡河作战计划与其他闪击战计划一样，以速度和奇袭为基点。沙龙师在对与之对峙的埃军第21装甲师实施牵制性进攻之际，从埃军第2集团军最右侧的第21装甲师与第3集团军的间隙迂回，一夜之间在运河西岸建成了桥头阵地。

上级司令部的计划是：在沙龙将军的桥头阵地的掩护下，令阿丹将军指挥的3支装甲部队渡河，向苏伊士城方向扩张战果。戈南将军在粉碎埃军14日的总攻之后，认识到15日渡河作战的战机已经成熟。在此之前，沙龙将军也于15日晨指示参谋人员着手准备渡河作战。

沙龙将军的兵力以3个装甲旅、280辆坦克为骨干，此外，还有包括伞兵[①

以军有些伞兵营(旅)的所渭“伞兵”，实际上是步兵营(旅)的荣誉称号，它们既勇于地面作战，也可用于空降作战。——译者]在内的1个步兵旅和装备沙土开掘车辆、自动舢板、渡河器材的工兵部队。

10月15日晨，沙龙的渡河进攻方案是：

1． 南部军区的方案

令沙龙师于15-16日夜从德维斯瓦附近渡河，渡河后首先建立桥头阵地。令阿丹师16日-17日夜渡河，渡河后向苏伊士城方向推进。马根师渡河后接替沙龙师防守桥头阵地，沙龙师掩护阿丹师的右侧背，

245页地图：沙龙渡河

并扩张战果。

2. 沙龙师的方案

于10月15日-16日夜间，从德维斯瓦附近偷渡运河，到达西岸后首先建立桥头阵地，同时扫荡西岸地区埃军的防空导弹阵地。

3． 指导要领

① 15日17时以拉维夫旅(欠1个坦克营)牵制哈姆达尔和台莱比加正面的埃军。

② 15日18时以雷谢夫旅(加强1个坦克营)从埃军第2与第3集团军的间隙迂回，占领马兹梅德支撑点和既设的渡河展开地域。

巩固渡场后，以1个坦克营沿阿卡维斯路向东北方向进攻，配合马特旅打通开进通道。

以3个坦克营攻击台尔秋路以北的埃军第2集团军，排除北侧的威胁。

③ 马特旅(正在米特拉山隘周围集结)沿拉特拉尔路——塔萨——阿卡维斯路前进，最晚于15日23点前乘橡皮舟渡河。

渡河后，在西岸建立半径4公里的桥头阵地，阻止埃军的反击，同时摧毁防空导弹阵地。

④ 师工兵队负责开辟、保障从渡河展开地域到泛水线的通路。

⑤ 埃雷兹旅在马特旅之后跟进，负责运送浮桥和预制桥，支援坦克营渡河。

15日17时，拉维夫旅按计划发起进攻。15日19时，雷谢夫旅以侦察营为先头部队发起进攻。该旅以时速8公里的速度前进了40公里。

15日22时30分，沙龙师长到达运河。他判断东岸的走廊已经打通，于是便向南部军区司令作了报告。但是，

在米苏里和“中国农场”附近实施防御的埃军第16步兵师和第21装甲师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同以军展开了激战。埃军让雷谢夫旅通过后，从其背后实施急袭。15日22时许，以军第18营的兵力已消耗2/3。第7营因过于冒进而后撤了3公里。23时15分，该营遭到埃军第14装甲旅的猛攻，结果只剩下几辆坦克。15日24时，雷谢夫旅长命令第3装甲营向台尔秋路的交叉点实施进攻，但该营因损失不断增加，到16日凌晨2时不得不停止进攻。

埃军利用“中国农场”的灌溉水渠，在20-30米的近距离上顽强抵抗以军。经过15日，16日的夜间战斗，雷谢夫旅只剩下27辆坦克和

1/2的兵力。

另一方面，马特旅15日13时30分接到命令，于16时30分从米特拉山隘出发。但埃军打破了迄今的沉默，实施了空中封锁，迟滞马特旅前进。22时30分，该旅的先头部队好不容易才到达了运河东方10公里处，并冒着来自台莱比加的埃军炮兵和反坦克武器的猛烈炮火急速前进，于24时许到达渡河待机地域前3公里处，于16日凌晨2时许到达渡河待机地域。渡场备有“绿色河滩”和“红色河滩”两处[①

这两处“河滩”是以军修筑巴列夫防线时，预先准备的两个渡河点，以便必要时使用。——译者注]，但“绿色河滩”因土质松软而不能使用。

16日1时30分，以军炮兵开始对西岸实施压制射击，侦察连和工兵连作为第一波开始乘橡皮舟渡河，

1时35分抵达称为“非洲”的运河对岸。沙龙师长随第二波渡河， 2时前到达西岸。16日拂晓前，马特旅完成了渡河准备。

6点40分有10辆坦克渡过了运河， 8时许，有 2，000人渡过运河，并在运河西岸建立了半径4公里的桥头阵地。在

15日-16日的夜间战斗中，沙龙师(280辆坦克)损失坦克70辆，亡 300人。埃军损失坦克150辆。

十、沙龙师实施渡河作战(1973年10月15日-16日)

10月16日晨，埃雷兹旅的2个营(30辆坦克)与已经到达运河西岸的沙龙和马特指挥的部队会合。沙龙师长请求戈南司令下令阿丹师渡河，但遭到戈南司令的拒绝。沙龙师长立即向巴列夫副总参谋长告状，指责戈南司令独断专行，但巴列夫副总参谋长表示同意戈南司令的处置，并向沙龙师长说明了阿丹师渡河尚早的理由；第一，靠门桥难以解决2个师分的大量补给品问题；第二，如果将2个师都投入运

河西岸，那末，用于扩大通向运河东岸渡场的走廊的兵力就会不足。现在，首要的问题是扩大并巩固通往渡场的走廊。16日中午刚过，南部军区下达了命令，除175毫米加农炮外，无特别命令，停止向西岸渡河。沙龙命令渡河部队进攻西岸地区纵深，破坏埃军防空导弹基地和后方地域。以军30辆坦克摧毁了3个萨姆-2防空导弹阵地，破坏了几处补给维修设施。此时，在运河东岸，埃军为了切断通往渡场的走廊，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埃军切断了通往渡场的两条道路，西岸沙龙师的主力处于孤立的境地。戈南司令命令阿丹师打通阿卡维斯路——台尔秋路，并向渡场运送渡河器材。16日上午，阿丹命令阿米尔旅和巴拉姆旅打通通路，这两个旅转入了进攻，但遭到埃军第21师和第16师的炮兵、坦克和反坦克武器的集中射击，所以，进攻临时停止。

16日22时许，亚伊里旅也奉命加入打通通路的战斗。该旅于16日 23时30分开始前进，

由于同样遭到埃军炮火的集中射击而损失惨重，前进受阻。17日凌晨3时许，阿丹决定3个旅用一天时间重新编组。情况确实严重。阿丹为摆脱这种困境，向阿卡维斯路派出了侦察队。3时30分，侦察队送来报告；埃军兵力集中部署在台尔秋路和“中国农场”正面，阿卡维斯路未部署兵力。阿丹师长立刻命令塔马里准将率架桥部队沿阿卡维斯路前进。

埃军第2集团军最初拜未察觉沙龙的渡河企图。渡场附近的埃军指挥官直至16日黄昏还报告说，以军渡河部队只是1个坦克连和1个步兵连，仅以当地部队即可击退。

但是，埃军总参谋部和第2集团军司令为阻止以军侵入，调遣部队，采取了反击态势。16日下午将近黄昏时分，埃空军多批次出动，对以军渡场实施了攻击，并在运河上空同以空军展开了激战。以空军发表战报说：“击落埃军10架米格-17型飞机，我方无一损失。”埃空军发表战报说：“击落以军10架飞机。”这一天，萨达特总统公开表示：“如果以色列撤出六天战争时占领的土地，我们准备接受停火。”当时，萨达特总统并不知道以军的渡河情况。而以方则认为，萨达特的

讲话说明他已知道了以军的渡河情况。

17日上午6时，阿丹师3个旅再次发起进攻，试图打通走廊。在“中国农场”南端，为争夺台尔秋路，埃、以两军进行了约5个小时的激烈战斗。17日中午，以军巴拉姆旅终于夺取了台尔秋路，埃军撤退至“中国农场”转入防御。在“中国农场”——这个3公里×7公里的狭窄地域，埃以两军激战近30小时，双方共损失坦克250辆，其中埃军的损失占2/3。

17日上午11时，以军在阿丹师司令部召开了作战会议。这次会议是为研究渡河作战失败后如何进行作战指导而召开的。达扬国防部长、埃拉扎尔总参谋长和巴列夫副总参谋长都出席了会议，沙龙师长虽然来晚了，也出席了会议。此时战况已经好转。会上研究了沙龙师如何在运河西岸扩张战果的问题。沙龙提出的方案是，运河西岸的桥头阵地交由阿丹师防守，沙龙师沿运河西岸地区南下，包围埃军第3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巴列夫好象同意沙龙的方案。对此，阿丹师长十分不满，大发脾气。阿丹师长的愤怒是针对以下情况的：为了援救在西岸陷入孤立的沙龙师，阿丹师在“中国农场”同埃军进行了30个小时的殊死战斗，然而现在却让阿丹师担任防守桥头阵地的任务，让沙龙师担任西岸的光荣的突击师的任务。阿丹师也希望上级为他们提供一个显显威风的机会。这使人想起了1939年9月诺门坎事件中日军的第23师小松原师长。那时，关东军准备对哈勒欣河右岸的苏蒙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上级起用3个新锐师为第一线师，而以第23师作预备队。小松原师长听到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当时他的心情与现在这个阿丹师长的心情是一样的。第23师的兵力虽然已经损失了近百分之七十，但小松原师长仍请求上级起用他的师为大规模进攻的第一线中央师。关东军司令植田同意了他的要求。

埃拉扎尔总参谋长认为没有必要改变反攻作战计划，于是决定：沙龙师继续坚守桥头阵地；阿丹师渡河后，担任扩张战果的任务，沙龙师在阿丹师之后跟进；后续部队马根师负责掩护后面的渡河部队。正值这次作战会议进行时，下午1时许，有消息说埃军的一支装甲部队

正从埃军第3集团军正面北上。这是埃军第25装甲旅。阿丹师长在得到上级批准后，决定以卡伦旅以及巴拉姆旅2个营消灭埃军第25装甲旅，

自己乘装甲输送车沿炮兵路南下，从而采取了迎击态势。巴拉姆旅和卡伦旅分别在埃军第25装甲旅纵队的正面和侧后展开，乘该旅纵队掉转方向陷入混乱之机集中火力进行射击。经1个小时的战斗，埃军第25装甲旅的96辆坦克有86辆被击毁。以军损失4辆坦克。

下午4时，以军在加希夫附近集结部队，重新补给油料和弹药。这次战斗标志着，阿丹师洗雪10月8日进攻失败耻辱的时刻即将来临。

十一，以军主力在苏伊士运河西岸作战

17日黄昏，阿丹师(坦克200辆、兵员9，000人)开始渡河。至18日晨，阿丹师有2个装甲旅抵达西岸，并不断扩大桥头阵地。巴拉姆旅的2个营绕过埃军阵地，摧毁了距渡场20公里的埃军防空导弹基地和后方设施。18日，埃空军转入攻势，不断对渡场进行了轰炸。17-

18日夜，沙龙要求改变原来的进攻西岸的作战计划。这个要求勉强被接受后，沙龙师为攻占伊斯梅利亚而开始北上。马根师接替沙龙师的任务，从阿丹师右翼后方南下。他们进攻的目标是夺占苏伊士城。

19日晨，阿丹师首先向西推进，然后又向南方进攻。至20日，阿丹师在西岸第一次得到有效的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埃军的防空导弹网，由于遭到以军装甲部队的袭击和炮火的集中射击而毁灭。

10月22日拂晓，阿丹师长接到戈南司令的通告；“今晚6时，停战协议开始生效。”阿丹师长为在停战前尽可能推进至苏伊士城，命令第一线部队巴拉姆旅和卡伦旅快速向苏伊士城方向推进。埃军可能是担心以军进攻苏伊士城，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停战协议生效的22日下午6时52分，阿丹师和马根师只前进至苏伊士城以北15公里处。

在伊斯梅利亚方向，沙龙师长18日命令马特旅以一部兵力进攻塞拉比乌姆，但遭到埃军顽强抵抗，为此，当夜不得不停止进攻，撤回桥头阵地。这是由于埃军第2集团军将第182伞兵旅转用于这个方向的结果。19日，沙龙在其攻占伊斯梅利亚的计划被批准后，再次命令马特旅和新到的雷谢夫旅向伊斯梅利亚方向进攻。雷谢夫旅从塞拉比

253页地图：以军渡河作战经过要图(1973年10月18日—10月25日)

乌姆阵地的左侧实施进攻，夺取了该阵地。20日，沙龙以3个旅继续进攻伊斯梅利亚，至当天黄昏，已将伊斯梅利亚——开罗公路纳入炮兵的射程之内。21日，再次发起进攻，但遭到失败。这天清晨，戈南司令担心东岸埃军第16师进行反击，使命令沙龙师返回东岸，向该正面实施进攻。但沙龙师长只派去4辆坦克。21日下午3时，拉维夫旅发起进攻，但遭到埃军第16师的反击，以失败而告终。戈南司令命令沙龙师长再次发起进攻，沙龙表示反对。此时，戈南接到达扬国防部长的命令：“沙龙对东岸米苏里高地的进攻是不必要的。”22日，沙龙师3个旅向伊斯梅利亚发起进攻，但因遭到埃军的顽强抵抗而只进至伊斯梅利亚前方10公里处。此时，已是下午6时52分，埃以停战协议生效了。不久，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一项10月24日上午9时生效的埃以第二次停战协议。24日上午5时，阿丹师奉命在进攻火力准备和航空火力支援后迅速攻占苏伊士城。苏伊士城内由埃军第19师的一部兵力防守。运河西岸地区的一次最顽强的防御战斗开始了。此时，苏伊士城——开罗公路已被以军切断，埃军第3集团军4万人处于孤立无援的

境地。埃军首脑虽然为第3集团军的困境感到焦虑不安，但他们并不相信第3集团军会垮掉或苏伊士城会被占领。埃军善于进行防御战斗。以军的战线延长了。同时基辛格也在想着拯救第3集团军。

第六节 空地协同进行的反坦克战

反坦克战斗，主要是以坦克、歼击轰炸机和步兵装备的反坦克武器实施的。对这些武器如能统一运用，就能收到最大的效果。此外，制定任何防御计划也决不要忘记反坦克地雷。

一、坦克

一般认为坦克是属于进攻性武器。但是，以军在戈兰高地的第一仗以及10月14日在西奈半岛的防御战斗中，都把坦克用于防御。

我们必须认识到，以色列的装甲部队与叙利亚和埃及的装甲部队相比，在坦克的性能、人员的训练素质和编成这三个方面明显处于优势。具体地说就是，以军坦克的105毫米主炮比埃军和叙军的坦克主炮有效射程远400米。以军在炮手的射击训练方面重视各种动作的迅速性。在准确性方面甚至能捕捉在最大射程上移动的目标，在2，000多米的射击距离上，几乎能首发命中。他们以自己的实践充分证明，坦克战的胜败取决于坦克的性能和炮手的训练素质。

10月6日-7日，以军将坦克用于阵地防御。事实证明，这对抗击叙军的进攻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特别是在戈兰高地的北部扇状地域，以军利用视界和射界良好的地形作为阵地，在上面设置防坦克壕和地雷场，并将叙军装甲部队诱至这些设防周密的反坦克防御区，以己方隐蔽在障碍物后面的坦克，摧毁了叙军大量坦克，以军和叙军的坦克损失的比例达到了1：20。以军的180余辆坦克阻止和迟滞了蜂拥而至的800辆叙军坦克。需要说明的是，在阵地内当然还配置了步兵，但由于步兵装备的现代反坦克武器不足，所以未能给叙军装甲部队造成致命打击。如果以军一开始就装备有“陶”式和“龙”式一类新型反坦克导弹，那末，以军的反坦克能力将会进一步加强。

10月14日，埃军发动进攻时，其主力是装甲部队。装甲部队在步兵前面向目标实施突击。当埃军装甲部队在台地上出现时，隐蔽在射击阵地上的以军坦克一齐开火。这些射击阵地，大部分是由工兵构筑的坦克掩体，每辆坦克准备了1个，每个坦克排准备了3-4个。每辆坦克在1个阵地射击的时间最多2—3分钟，坦克的射击和机动均由连长指挥，射击的目标按战斗前的计划确定，射击距离通常为300-

400米，有时更近一些。埃以两军每日坦克损失数量如下表；

255页表格：阿以双方在戈兰战线的坦克损失数(推算)

256页表格：埃以双方在西奈战线的坦克损失数(推算)

二、战斗轰炸机

一架战斗轰炸机必须击毁12辆坦克才能证明它是一种有用的、有效的反坦克武器。要作到这一点，必须具有处于空中优势和敌防空体制薄弱的条件。为了证实这些问题，下面让我们分析一下戈兰高地和西奈战线的情况。

以空军在受领直接航空火力支援任务后，对叙军装甲部队实施了突击。突击中；被叙军防空部队击落约30架飞机。后来，以色列空军瘫痪了叙军的防空配系，夺得了空中优势，才获得了在战区内行动的自由。10月12日，以空军支援地面部队对叙利亚领土发动了进攻。

西奈战线的情况也是这样。当埃及陆军在防空导弹的保护伞下实施进攻期间，以空军飞机在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时并未能发挥作为反坦克武器的作用。而10月14日，

当埃及陆军越出防空导弹的保护伞实施进攻时，以空军战斗轰炸机与地面部队协同行动，有效地阻止了埃军的进攻。

由于以军地面部队的行动，减少了埃军防空配系对以空军造成的威胁。之后，以空军才有效地支援了地面部队渡河后的扩张战果的行动。在这个阶段，以色列为了瘫痪埃军的装甲部队，根据需要使用了战斗轰炸机。

三、步兵的反坦克战斗

在西奈战线，我们可以看到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步兵反坦克战斗的最好战例。

埃军渡过运河到达东岸以后，立刻以装备RPG-7反坦克火箭筒的前线步兵巩固了桥头阵地，在其后约500米处，配置了“耐火箱”反坦克导弹。其结果，每公里反坦克武器达到55具。通过这些武器，形成了一道火制地带。在其后方，还配置有坦克和“耐火箱”反坦克导弹。这种防御编成使尔后的战斗出现了下面一些情况：

一位以军少尉指挥3辆坦克向运河驶来。突然，他的坦克被数发

RPG-7反坦克火箭弹击中起火。他发现在距他约300米的前方有埃军步兵，于是便改乘第二辆坦克向埃军步兵冲击。此时，第三辆坦克进行了支援射击。当第二辆坦克到达埃军防线时，遭到4具RPG-7反坦克火箭筒的射击。此时，少尉正探身于炮塔之外，他因负伤而倒在坦克中。

10月6日夜，一位以军下士指挥2辆坦克，执行侦察运河的任务，他搭乘第一辆坦克。当这辆坦克进抵距苏伊士运河1公里处时，突然遭到前方沙堤的“耐火箱”反坦克导弹的射击。坦克车长当即死亡，下士负伤。下士及其他乘员换乘另一辆坦克，在后来的战斗中，这辆坦克也遭到3具反坦克火箭筒的射击而毁坏。

埃军反坦克导弹操纵手阿卜杜勒·阿·阿奇和另2名操纵手的任务是，射击以军为消灭埃军第二波渡河部队而冲来的坦克。这3名士兵的位置看来是在第二线。他们在那里受领了任务：击毁向第二线冲来的敌坦克。他们位于进攻的友军的前方，即西奈半岛纵深17公里处。以军5辆M-60式坦克向他们驶来。他们立刻发射反坦克导弹，以军第一辆、第二辆、第三辆坦克相继被击中，第四辆和第5辆坦克撤退了。不一会，又有3辆M-60式坦克开来，遭到2具反坦克导弹发射架的射击，坦克起火，乘员遗弃坦克撤退了。

1974年12月，埃及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将军，在开罗举办的战利品展览会的开幕式上说：“阿卜杜勒·阿·阿奇和另外两名士兵，在10月6日的战斗中，击毁了敌人23辆坦克，他们是埃军士兵的榜样。”

在以军反击初期，埃军第2集团军司令萨阿德·马蒙少将说：“我们未看到以军一个步兵，在开战后的最初三天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坦克。后来50％是坦克，50％是装甲车辆。我指挥第2集团军，在7日和8日两天中(他在战争中患了心脏病)，抗击敌人对两个桥头阵地的

16次反击。这些反击都被粉碎了。”这如实地说明，对经过周密准备的防御阵地实施的正面进攻，一般都遭到了失败。

上述例子表明，如果合理地使用三种武器，即战斗轰炸机、坦克和步兵用的反坦克武器，它们就会发挥有效的作用。而且，这些例子还清楚地说明，战斗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战场上各种武器的性能和彼此间的配合。

260页图：埃军“耐火箱”反坦克导弹的携带箱、支架和操纵盘及发射中的“耐火箱”反坦克导弹

四、经验教训

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对第四次中东战争进行了反复研究。他们宣布，对美国陆军来说，接受了如下的经验教训：

1．

今天，坦克虽然仍是战场上最重要的机动性武器，但它已不能单独行动，它必须与步兵协同，并得到炮兵的支援。因此，美国必须具有得到必要支援的、经过高度训练的、技术娴熟的混成战斗群。

2． M-60A1与T-62型坦克相比，T-62在近距离战斗时占优势， M-60A1在远距离战斗时略占优势。

3．

坦克战时，先开火的坦克比后开火的坦克占50％的优势。过去，美军进行的训练一直是要求炮手能在13-15秒内射击，现在，已经改变训练标准，要求炮手能在5-7秒内射击。

4． 坦克炮弹放置在炮塔内是造成坦克大量损失的原因。为克服这个弱点，正在对坦克炮弹的放置位置进行研究。

5． 必须培训专业技术人员，他们能从已损坏的坦克上拆卸部件，修理坦克。

6． 正在考虑将“陶”式反坦克导弹和“美洲毒蛇”式加农炮安装在机械化步兵战斗车辆的炮塔上。

7． 装甲车辆必须装备反坦克导弹，并能随伴坦克行动。

8． 苏式坦克上的加农炮，其初速在世界上最高，而且在开阔地

1英里距离上，首发命中概率为1/2。为此，必须利用地形进行隐蔽和施放烟幕。此外，还应向部队进行广泛教育，讲清一旦被敌发现，将遭到严重损失。

归纳起来，经验教训是两条：

1. 现代武器的杀伤力此以往使用的任何武器都大，

2.

要与装备现代武器的军队相对抗，必须具有诸兵种合同的战斗部队，而这种部队需要经过充分训练而提高训练素质，以及需要得到必要的支援手段。

第六章 7-8节

第七节 炮兵运用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以对炮兵的运用，反映了美、苏炮兵战术思想的对抗。阿拉伯各国使用大量的火炮，实施计划内射击和压制射击。以军的火炮数量此阿方少，对临时目标多实施观祭射击。阿以双方对付敌炮兵压制射击的主要规避方法是机动。

一、以军的炮兵与装备

以军炮兵的基本战斗单位是装备单一武器系统的炮兵营。每个机动旅都编有1个炮兵营，通常装备160毫米自行迫击炮或155毫米自行榴炮。

第四次中东战争前，以军除支援机动旅的炮兵营外，还为南北两个军区各配备了1个炮兵旅。在动员前，为炮兵训练中心配备了1个炮兵旅。据估计，其余的预备炮兵有3个旅。以军装备了1，250余门火炮，其中105毫米和155毫米自行榴炮350门，120毫米和160毫米迫击炮900门。此外，还装备了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缴获的苏式火炮。

炮兵旅属炮兵营装备了155毫米自行榴炮，加农炮，120毫米、

160毫米迫击炮；独立炮兵营装备了105毫米、122毫米、130毫米、

175毫米加农炮，203毫米榴炮，240毫米多管火箭发射架和155毫米自行榴炮，必要时可投入任何战线。

为了能在动员后统一运用炮兵，以军为三条战线各编成1个由直接支援炮兵团和独立炮兵营组成的炮兵群。炮兵群的编制不固定，根据任务需要而定。

各炮兵群司令部对弹药的使用控制很严，远远超过了美军后勤补给系统的规定。各级炮兵指挥官不仅可以限制弹药的补充，而且可以限制各次射击任务中对弹药的使用。备分弹药被置于各战线司令部炮兵指挥官的直接控制之下。

射击指挥通常由炮兵营这一级来实施；射击实施单位通常要构筑装备4-6门火炮的连规模的阵地。各级炮兵部队根据出现的目标以及观测员的呼唤，有权集中凡能参加射击的一切射击部队的火力。

同欧美各国的陆军一样，以军各级部队自行制定射击计划，决定火力支援顺序，研究射击方法，为支援机动部队而分配射击部队。以军炮兵指挥官履行其所属部队炮兵参谋的职责。例如，炮兵营长兼任机动旅的炮兵参谋，炮兵旅长兼任师的炮兵参谋，炮兵师长兼任各个战线(军区)司令部的炮兵参谋。

以军的主要装备是155毫米自行榴炮和加农炮。1967年以后，改进了火炮，增大了火炮口径和射程。采购远射程的175毫米自行火炮和大威力的203毫米榴炮，是炮兵得到改善的典型例子。此外，以军为增强直接支援火力和扩大部队的行动地域，还配备了120毫米、160毫米自行迫击炮和远射程的155毫米自行火炮。

以军采取上述措施，是为了有效地对付在射程上占优势的阿方的标准火炮即苏式122毫米火炮，另外，还出于对机动部队实施机动火力支援的需要。我们也还应该知道，在所谓的“消耗战争”中，处于防御的以军曾经需要一个兵器系统来压制苏伊士运河西岸的埃军防空导弹阵地和各种对空火炮。消耗战争期间，以军在戈兰和西奈两条战线均处于防守，他们利用有利的地形，有效地对付了叙军的炮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以军改进并有效地使用了缴获的苏式武器。他们把苏式122毫米、130毫米、140毫米和240毫米“喀秋莎”火箭炮编入炮兵部队的序列中，从而增强了炮兵火力。

以军炮兵部队由于装备了牵引火炮，特别是小口径火炮，其机动力进一步提高了。此外，以军炮兵为了支援机动打击部队和规避敌人炮火的压制射击，特别重视阵地变换等训练。在过去的六年里，他们每天至少进行12次这种训练。

二、叙军、埃军的炮兵与装备

叙军和埃军的炮兵部队，由炮兵营(2个以上)编成，装备85毫米，100毫米、122毫米、152毫米、180毫米牵引式榴炮和加农炮。此外，埃军和叙军还有另一些炮兵营(2个以上)装备122毫米、140毫米、240毫米多管火箭炮，120毫米、160毫米、240毫米追击炮和“蛙”-

3、“蛙”-7地地战术导弹。这些炮兵武器可对20公里以内的任何目标实施猛烈的火力突击。使用地地战术导弹，可对70公里以内的固定目标实施攻击。

埃军共有1，500余门火炮；叙军至少有800门火炮。除反坦克炮和

T-34型坦克装备的若干122毫米火炮外，其余都是牵引式火炮。

各机动旅编有1个炮兵营，各师编有1个炮兵团。这就是说，

1个师有6-8个炮兵营。埃军步兵师装备约150门火炮。此外，埃、叙两军还有另外的炮群。

埃、叙两军炮兵基本上是采用苏式武器和苏军的战术原则。今天，炮兵部队的发展趋势是增加各级部队的数量，或者各级部队高度集中运用火力。同时，炮兵可用于执行一切任务，不仅实施战斗支援任务，而且正在防御和进攻两个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三、戈兰战线的炮兵运用

10月6日14时，叙利亚发动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从境内15英里的位置，以2分钟的间隔实施了大规模的火力准备。据推测，这次火力准备使用了装备600门中、重型榴炮和加农炮在内的115个炮兵连以及装备多管火箭炮、“蛙”-3与“蛙”-7地地战术导弹的部队。

在戈兰战线，叙利亚按照过去苏军的战术原则运用炮兵，首先对以军阵地实施弹幕射击，然后，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发起进攻。

叙军炮兵在相互协同、联络、火力协调、火力集中、防空和同敌人炮兵作战等方面暴露了许多问题。此外，由于叙军没有一个联合作战所必需的控制和协调机构，所以作战后期在联络和相互协同方面集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战斗中叙军炮兵对约旦第40装甲旅实施了炮击；叙军炮兵遭到伊拉克空军飞机的攻击。

叙军炮兵与以军炮兵一样，观测相当困难。在战争初期，叙军夺占了赫尔蒙山的观测点。为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观测点，叙军首先进行标定目标的发烟弹射击支援观测，接着实施准确而大量的弹幕射击。据以军说，由于叙军炮兵观测员只能调整1个营的火力，加上没有配备足够的地面观测员调整一切火力于单一目标，所以未能集中大量火力。同时，射击指挥系统和通信系统也未能为集中火力发挥作用。叙军进行了空中观测，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要点实施地面观测。

叙军炮兵部队由于遭到以军的空中突击和炮兵射击，所以不得不从最初在戈兰高地占领的地域撤退。此时，叙军在战场上遗弃了大量的火炮和装备，同时，许多牵引车辆在后撤途中被以军摧毁。

但是，叙军在各处进行了经过调整的、准确而猛烈的炮火射击。据说，第一次射击误差为500米以下。经过数秒调整后，对最初的目标实施了集中射击。叙军炮兵在萨萨附近地区击中了以军2辆弹药输送卡车。从这个例子可以认为，叙军炮兵射手和观测员的能力很高，必定经过了充分训练。10月13日-14日，叙军炮兵为阻止以军进攻萨萨发挥了重要作用。

叙军使用“蛙”-3和“蛙”-7地地战术导弹，对以色列境内的集体农场和边境阵地实施了远距离攻击。这种攻击在军事上的意义虽然有限，但在心理上却具有重要意义。叙军发射了20多枚地地战术导弹，给以色列的“基布兹”和小城市造成了损失。这种攻击虽然没有多大的战术效果，但应该看到它是获得降低以军士气这种战略效果的一个组成部分。

开战时，以色列在北线展开了11个炮兵连(为北部军区指挥)。以军炮兵在前线部署了装备4-6门火炮的连一级规模的分队。开战一周后，戈兰战线的以军炮兵数量达到了最高峰。据估计，有15个炮兵营，各种火炮200余门，在这个方向使用的迫击炮约300余门。

以军炮兵通常执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和对敌炮兵实施压制射击的任务。此外，还用来执行两项特殊任务。第一项任务是为空军标定目标位置。为此，空军能立刻识别目标并标定目标的准确位置，这就减少了飞机在目标上空的滞留时间。战斗轰炸机依靠炮兵的这种支援，即使没有前线航空引导员，也能攻击敌目标。第二项是用于实现军事和心理双重目的。在战争后期，以军的175毫米火炮炮轰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的军需品仓库。驻大马士革的外国新闻记者报道说，在大马士革南端发生了两次爆炸和火灾。

戈兰高地以军野战炮兵部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弹药不足；敌人不断实施压制射击，每天黄昏敌机来袭；美式武器动力系统的维修问题，起因于地形和敌防空体系的观测上的问题等。弹药不足主要表现在一些美式武器上，如155毫米、203毫米自行榴炮和175毫米加农炮等。175毫米加农炮的弹药靠美国的不断空运来补充。为了使各级炮兵部队能有效地使用所携带的弹药，并顺利地得到补充，以军采取集中管理的方式，即在各军区司令部、前线司令部和师司令部，由各级炮兵指挥官掌管弹药；旅、团、营各级炮兵指挥官根据上级指示，掌握1个炮兵连攻击目标所要消耗的弹药数量。

叙、以两军都积极地对对方炮兵实施压制射击，并出动飞机予以支援。以军炮兵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前的消耗战争期间已经认识到，以军炮兵部队经不住敌强大的压制射击。为减少这种脆弱性，以军对炮兵重点训练了迅速占领阵地和变换阵地等科目。这些训练取得了效果。在这次战争中，叙军实施的压制射击仅仅摧毁或破坏了以军少量的火炮。在南北两条战线，都能看到这种迅速占领阵地和变换阵地的战术。以军连一级规模的分队每天移动次数达12-15次之多。

在戈兰高地上的观测主要依靠占领的重要地形进行。战争初期，以军在赫尔蒙山的损失证明，确保重要地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后来，低于赫尔蒙山的丘陵成为以军的观测点，为此，以军不得不从空中进行观测。但叙军防空火网使以军损失了观测人员和1架观测飞机，因此以军立即决定停止空中观测。以军认为雷达观测对于早期预警和对付敌炮兵射击过于脆弱，所以未怎么使用它，而增加了地面观测人员。地面观测尽管受地形限制，但它是以军捕捉目标的主要手段。

四、西奈战线的炮兵运用

以军南部军区指挥下的炮兵，最初才不过约200门迫击炮和不到

200门的加农炮和榴炮。这些火炮沿“炮兵路”配置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约10公里的约20个阵地上，其任务是对巴列夫防线实施火力支援。除坦克、步兵和防空部队外，每个阵地配置1-3个炮兵连，各个阵地都有各种口径的火炮和迫击炮。

10月6日，当埃军开始进攻时，以军炮兵进行了应战。但巴列夫防线上的观测点被埃军占领。在西奈半岛，以军炮兵的唯一特殊任务是使用175毫米远射程火炮压制和破坏埃军的渡河桥梁和渡场。这项任务一直持续至10月10日。恰好在这一天，外国记者访问了渡场，以军的炮弹就落在他们的周围。

埃军为了集中必要的物资器材，支援强渡苏伊士运河，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渡河作战初期，埃军使用了1，850门火炮和迫击炮，用以破坏和压制以军在运河东岸一线配置的机枪和炮兵阵地。在这些火力的掩护下，埃军步兵仅付出很小的损失就渡过了运河。埃军炮兵以大量的火炮支援了步兵的地面进攻，通常约4门火炮以数秒钟的间隔射击一个目标，火力准备持续了53分钟。

266页图：埃军部署在苏伊士运河西岸的“萨姆-2”导弹

第八节 阿拉伯国家军队的对空作战

埃及和叙利亚的防空体系，是吸取1967年六天战争的教训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回顾这次战争的主要战例，有助于充分理解后来的战例。六天战争中，埃及遭到了以空军和装甲部队的屈辱性打击。以军依靠它居绝对优势的空军，在六天战争中赢得了初战的胜利。纳赛尔总统完全承认以空军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他说：“实际上，我们在同敌人遭遇前就失败了，没有经过战斗就失败了。”

一、六天战争时阿拉伯国家的防空

1967年6月5日8时45分(开罗时间)，以色列空军对阿拉伯国家实施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以色列根据准确的情报和缜密的计划，将在数量上占优势的阿拉伯国家的空军消灭在地面，开战后仅3个小时，就将这次战争的胜券稳操在手。

翌日，以空军司令霍德将军宣布，阿方空军损失的飞机准确数字是346架，其中埃及286架，叙利亚22架，约旦29架，伊拉克9架。这位司令还补充说，如果把未弄清的34架飞机计算在内，阿方损失的飞机共380架，约占其500架作战飞机的4/5。

当时，阿方防空部队的基本防空武器是苏联提供的150部萨姆—2地空导弹发射架。这些导弹发射架被编成25个炮兵连，每个连6部。多数部署在埃及；少数部署在叙利亚。阿军使用大量的57毫米高炮来加强防空导弹部队。叙利亚为掩护叙军的安全，在40英里的地域内构筑了200余处高炮阵地。当遭到以空军的突然袭击时，阿方的防空体系一开始就失去了作用。埃及的早期预警雷达每天早晨8点30分关机。因此，埃及空军机场周围的防空设施遭到了以空军的突然袭击，到中午时分，埃及空军就覆灭了。另外，埃军的地面部队也未能得到防空部队的掩护。由于遭到以空军的空中突击，装甲部队损失了60％，炮兵部队损失了大部。

二、六天战争后阿方防空体系的发展状况

在六天战争后的六年里，埃及和叙利亚重建了防空部队。他们认识到，在同以色列的任何战争中，需要有一支经过良好训练和装备各种武器的部队，并且，两条战线的作战必须互相配合。埃叙两国接受了苏联的大力援助，其中有建议，有训练，也有各种武器装备。

埃及和叙利亚重点改进了防空武器。在六天战争中丧失的萨姆-2为改进型萨姆-2所代替。1971年前，埃及和叙利亚引进了萨姆-7和萨姆

-3地空导弹。改进型萨姆-2在埃军正面被以军发现。以色列过去曾报道说，埃军装备了萨姆-4地空导弹，但这个报道并未被十月战争的结果所证实。以色列这样报道可能是因为它当时把萨姆-3或萨姆-6误认为是萨姆-4了。1971年初，埃及引进了萨姆-6地空导弹。为配合这种导弹，埃及使用了23毫米四管高炮；

上述防空系统中，重要的是实现了防空武器的多样化。四种资料对这些武器作了以下介绍：

萨姆-2(“导线”式)，射程40公里，射高5万英尺，是一种高空防空导弹。它可与使用“扇歌”式雷达系统的萨姆-3(“小羚羊”式)低空导弹混合配置。“小羚羊”式导弹，射程24公里。这两种导弹移动和变换阵地至少需6个小时。

萨姆-6(“有利”式)导弹，使用“直流”型雷达，可与射程约70公里的远程防空导弹萨姆-4(“小偷”式)和23毫米四管高炮混合配置。“有利”式导弹使用多种制导技术，射程30公里，可掩护50米至

18，000米的高度。为了加强机动能力，这种导弹全都由车辆运载。每辆车有3部发射架，每4辆车编成1个连。

23毫米自行高炮系统即ZSU-23-4，使用“炮盘”炮瞄雷达，它与萨姆-6导弹使用的雷达采用相同技术。ZSU-23-4为四管，发射速度为每管每分钟1，200发，射程3，000米，首要任务是掩护萨姆-6导弹的5公里盲区。

萨姆-7是一种便携式防空导弹，采用红外制导，类似美陆军的“红眼”式和英国的“吹管”式，射程近，用于掩护狭窄的低空空域。

埃军正面的防空带，长150公里，宽32公里，高5万英尺。

以色列在六年时间里，向阿方的防空体系学到了许多东西。在

1969年12月消耗战争期间，以军缴获了一部非常复杂的苏式防空雷达系统，以军将该系统拆卸开，连同俘虏的4名埃及雷达操作手一起带回了以色列。后来，

1971年，一名以空军飞行员完成侦察任务后，从苏伊士运河上空返航时，一枚未爆炸的萨姆-7导弹扎进了他的飞机的喷口。以空军曾多次遭到阿方防空导弹的攻击，发现其威力已经增大。在六天战争以后到1973年4月的这段时间里，以空军被阿拉伯国家的防空火力击落了25架飞机。由于以色列相信自己的空军力量能够摧毁阿军的防空导弹基地，所以它并未注意阿军为了节约航空兵力而正在使用防空部队。

以色列人对以空军的作战能力普遍抱有充分的信心，就象以空军曾经在空战中赢得了胜利时那样。这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态度，受过去六年空战战果的鼓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六年里，阿方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5架，是以色列的两倍。

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防空体系

战争爆发时，以空军在两个方面受到了很大冲击。第一，为对抗以军的强击机，阿方使用了多种防空武器。在低空飞行的以军飞机遭到了萨姆-3、萨姆-6、萨姆-7和高炮等防空武器的攻击。低空武器给以军造成重大损失一事证明，萨姆-7和高炮确实是有效的武器。埃军总参谋长沙兹利中将在讨论苏伊士运河桥梁防护问题时，对萨姆-7和高炮的作用作了如下说明：“为确保桥梁安全，免遭敌机的攻击，应使用防空武器、轻武器和导弹，构成绵密的防空火网，

自从以军飞机轰炸桥梁时采用低空或超低空攻击战术以后，萨姆-7导弹对击落来袭敌机发挥了显著作用。”

以军被击落的飞机很大一部分毁于ZSU-23-4高炮之手。以军飞机为避开防空导弹而陷入高炮射程之内。也就是说，以空军主要为了规避阿军的防空保护伞，而在攻击时不得不采取低空飞行。

第二，以色列感到震惊的是阿军构成防空带的防空武器的数量非常之多。埃军在130处萨姆—2和萨姆—3导弹基地上，又部署了40余个萨姆—6导弹连。在以色列的经验中，萨姆—6导弹还是个未知数。但埃及在1971年后就有了这种导弹。以空军没有同萨姆—6作斗争的经验，几乎不知道怎样对付这种导弹。到1973年10月的第一周以后，叙利亚也引进了这种导弹。各种类型的防空武器被按照射程和地理上的距离混合配置，一个区内的许多射击部队和友邻部队可以互相支援。有一则报道是这样形容的：阿拉伯国家中的埃、叙两国获得的导弹援助是如此之多，以致它们发射导弹时不是一枚一枚地发射，而是一排一排地发射，就象是实施弹幕射击一样。

实际上，埃军在其正面部署的防空部队比报道中的列宁格勒或莫斯科周围的防空部队的数量还要多。

阿军新型的萨姆—6导弹的一个重要的优点是机动性好。这种因素的重要性可通过以下两点理由予以说明：第一，这种导弹可迅速机动，有利于掩护地面部队的安全，第二，由于这种导弹不断地机动，

使以军对它难于按计划实施攻击或直接攻击，这样，它本身的生存就得到了更大的保证。

阿军的防空武器多是自行式的，萨姆—6和ZSU—23-4高炮能随伴地面部队前进。至少有10个萨姆—6导弹连随伴前进的地面部队进入了西奈的桥头阵地。ZSU—23—4高炮在防护狭窄地域和点状目标(如桥梁)方面发挥了它的优越性。

萨姆—7本来是一种单兵携带、射击的导弹，与美军的“红眼”式类似。但阿军把这种导弹联装在机动发射车上，每辆车装12枚导弹，每次可同时发射4枚。

10月6日，当以空军对配备有各种兵力发起进攻的阿军实施反击时，遭到了阿军绵密的防空火网的沉重打击。以空军尽管在战术上采取了电子对抗措施，但并未能给阿军防空体系以有效地打击，在开战的第一天，就损失了30架飞机。对以空军的最大威胁是在埃军方向。埃军在这里部署了大量的萨姆—6导弹。由于埃军谨慎地在这个防空保护伞下向前推进，所以未遭到以空军的致命打击。

除战争初期用于实施航空火力准备外，埃空军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埃军寄希望于它的防空火网在战斗地域前沿抗击以空军上发挥作用。埃军的这种对付以空军的消耗战术，非常类似以军的地面战略。

埃军的这个决心对战术上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具有高度防空能力的防空保护伞成为埃军试图保存自己航空兵力的一种手段。这种战术的真正效果是通过瘫痪以空军，把三维的战场(立体战)缩小为二维的战场(平面战)。

阿军防空武器的最为重要的优点在于其电子战能力。以色列并不知道萨姆—6和ZSU—23—4高炮的多种优越性能，就连萨姆—6导弹使用复杂的制导系统也不清楚。因此，到战争结束的最后一天，以空军也未能对这种导弹系统实施有效的电子干扰。

四、在防空上的创新

要获得完满的防空效果。仅靠灵活地运用积极的防空手段是不够的，埃军还使用了几种消极的防空手段，尽管这些手段取得成功的程度有所不同。埃军在这方面动了许多脑筋，作了不少准备工作。

第一个手段是保护在地面上的飞机。为此，埃军修建了防弹机库，将它的飞机分散配置在许多机库里。这种机库是用钢筋混凝土修建的，厚10英尺，周围堆积泥土，由于存放2架飞机，机库的两端是敞开的。突破埃军防空火网的部分以空军飞机，未能给机库内的飞机造成损失。

第二个“绝招”用于防护苏伊士运河上架设的桥梁。据埃军总参谋长沙兹利中将说，埃军采用的战术是，利用夜暗，将具有高机动性的桥梁移动约1公里。埃军知道以空军在事先计划好之后，能以1架飞机的一次俯冲有效地攻击桥梁。由于埃军移动了桥梁，所以以空军按计划实施攻击时往往丧失目标。与此同时，埃军还使用了烟幕。上述消极手段，对防护桥梁和渡场，能起到积极手段的补充作用。

第三个消极手段是广泛使用假雷达站。这些假雷达系统布置得十分巧妙，其中有许多是主动式的；采用这种手段的理由有两点：1．将以空军引向有魅力但无用的目标；2．在诱饵周围的数个地点配置对空武器，击落进入“陷井”的以军飞机。这些对空火力由高炮和经过伪装的萨姆—6导弹部队编成。据报道，埃军配置在苏伊士运河西岸的假雷达站比真雷达站还多。然而，埃军在对这些假雷达站的运用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五、阿方防空体系的弱点

阿军的防空具有许多特点，这从它获得的显著成功就可得到证明，但阿军的防空又不是尽善尽美的，它还存在一些弱点。造成弱点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既有防空体系的计划上的基本缺欠，又有战术上的明显错误。

埃军决定10月8日在运河东岸10公里处停止进攻，其原因之一也许是同他们的掩护地面部队进攻的防空能力上的弱点有关。如果埃军停止进攻的决定起因于防空部队迅速移动或前推后作战上的无力，那末，我们就应该把这看作是萨姆—6和防空体系本质上的弱点。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尚有待于今后以更多的资料加以论证。

埃军停止前进，为以军提供了宝贵的时间，以军得以把航空火力抽去支援更危险的叙利亚方向。这个方向防空武器不足。以空军采取了钻进叙军防空火网的间隙，使萨姆—6的射击失去作用的新战术。在戈兰高地正面上空，以空军虽然因萨姆—6和其他防空武器的攻击而损失了80架飞机，但却终于发现了萨姆—6导弹的弱点，断然采取了以下战术：采用新的电子对抗设备和改进型金属箔片，为免遭萨姆—6导弹连的攻击而从高空接近，从萨姆—6的盲区实施俯冲攻击，加之以空军在同叙空军的空战中也多次取得胜利，这些为北部地区以军地面部队的战术上的成功作出了直接贡献。10月9日，叙军残存下来的约40部发射架编成的萨姆—6导弹部队，向大马士革方向撤退了。

对叙军防空部队撤退的理由，有人归之为萨姆—6导弹的补给已经枯竭。埃军方向防空力量正在逐渐减弱，似乎也部分地源于这个原因。据说，埃叙两军在开战的第一周已经使用了大量的导弹。看来，这种看法是可信的。

叙利亚方向的战局稳定后，以空军又把力量投入埃及方向。以空军使用先进的电子对抗设备和改进型金属箔片，采取从高空接近的战术，企图使埃军西奈的防空火网发挥不了作用。但与在叙利亚时的情况不同，这一次未能奏效。没有消息报道以军电子对抗设备和金属箔片的效果为什么会降低，值得相信的理由是埃军防空部队训练有素，能熟练地掌握手中的装备。再一个理由就是埃军的防空能力通过相互支援得到了加强。这大大增加了以军强击机的损伤率。

以军力图从地面入侵埃及的主要动机在于它的空军未能摧毁埃军的萨姆—6导弹基地。沙龙将军的任务是进攻埃军地空导弹基地，保障以空军的安全。沙龙将军仅以1个装甲营和1个步兵营在头两天就顺利地消灭了10个地空导弹分队。这是由于埃军对以军从地面进攻其防空部队未作充分的防护准备而造成的。埃军这些防空导弹部队对付地面进攻的能力如此脆弱，成为以空军对这个方向最终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10月20日，以空军和陆军的协同作战，拔除了埃军在南段西奈战线的防空部队。

以空军最终所以能成功地对付萨姆—6导弹，还有另一个原因。萨姆—6导弹本来是计划与ZSU—23—4高炮和萨姆—4配合使用的。战前有些报道也说埃及有萨姆—4，但并无任何真凭实据。这一点不仅可以看作是阿军防空体系的薄弱环节，而且也可作为这次战争的一个特点来认识。如果埃军装备了萨姆—4，以空军未必能随心所欲地攻击萨姆—6导弹基地。

埃、叙两个方向的情况表明，埃、叙两军的弱点之一是空中控制问题，在主动式导弹防御地域不能有效地识别飞机。埃军通过设立“空中禁区”[①

禁止已方飞机飞行的空域。凡进入该空域的飞机一律视为敌机，已方地面防空炮火可自由射击。——译者注]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叙军没有这样做。叙军在自己的导弹防空区域直接使用飞机，以致在一天内包括被以军和己方导弹击落的飞机达70架。以军突入运河西岸后，埃空军也奉命在已方防空导弹部队上空直接作战。据报道，埃空军被己方的防空导弹击落了许多架飞机。

埃军使用的假目标至少有一个缺陷。据报道，这个缺陷是假目标多半选用了假萨姆—2。萨姆—2易于受电子干扰，也容易受攻击，不是以空军优先选择的目标。这就是说，由于萨姆—2和萨姆—3能够通过电子干扰而使其失去作用，所以构不成对以空军的威胁。

以军最关心的是萨姆—6。由于这种导弹系统能够清楚地区别出来，所以在这次战争中，假目标的使用效果降低了。

萨姆—7既受到赞赏，又受到非难。萨姆—7成功地限制了以空军的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它的缺点不在于使以军的飞行员大伤脑筋或者击中了飞机，而在于许多导弹直接命中的是飞机的喷口。由于这种导弹的缺点是弹头威力不足，所以它即使击伤了飞机的喷口，也击落不下整个飞机。

第九节 空 战

一、航空兵运用的设想与航空兵力

以色列企图象六天战争时那样，在初战中一举摧毁阿方的飞机；而阿方考虑到以军飞机在质量上的优势，期望在第一阶段用防空导弹给以空军以沉重打击，在第二阶段掌握战场制空权。为此，阿方采取在初战中保存航空兵力的方针，使飞机停在由防空导弹防护的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机库里。

开战时，以空军有作战飞机360架、运输机66架、直升机50架，计

476架。防空武器有“霍克”导弹发射架90部、高射武器900门(20毫米、30毫米和40毫米高炮)。

在阿方，埃空军有飞机750架，叙空军有飞机327架，伊空军投入

73架，其他阿拉伯国家空军投入飞机104架，计1，254架。阿方有防空武器萨姆—2、萨姆—3、萨姆—6导弹发射架1，200部，萨姆—7导弹1，200枚，高炮3，200门[①

据(美)T.N.杜普伊著《捉摸不定的胜利——阿以战争》一书称，

阿方有萨姆—7防空导弹3，000枚，其他防空导弹发射架1，280部，高炮3，650门。——译者注]。

二、作战经过

阿方实施突然袭击后，以色列首先将它的大部空军兵力投入戈兰方向，以阻止叙装甲部队的推进。因为动员陆军需要时间，所以当时只有依赖空军。而且为了在收复失地时压制叙军装备的大量反坦克武器，减少自己装甲部队的损失，以空军还必须实施积极的火力支援。

然而，在整个作战期间，以空军飞机遭到了敌防空导弹和高射武器组成的强大的防空火网的拦截。以空军飞机装备了足以对付萨姆—2和萨姆—3导弹威胁的电子对抗设备，但对付萨姆—6和萨姆—7导弹则暴露出脆弱性，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周，损失飞机约80架，其中约30架“天鹰”式飞机和“鬼怪”式飞机于10月6日上午被击落。

以军为了减少敌防空武器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不得不对萨姆—6导弹的发射架实施直接攻击，在攻击中虽然付出了很大损失(约损失30架飞机)，但总算暂时恢复了战场的制空权。然而，被以军破坏掉的发射架，12小时后又换成了新的，与此同时，以军飞机的损失再次增加。尽管如此，以军毕竟获得了12小时的时间，这就使它能在叙利亚战线转入反击。以空军在24小时的空战中，击落叙军飞机70余架，其中包括26架米格战斗机。

这种作战在埃及战线反复进行，给以军带来了几乎难以承受的飞机损失。以军强调这种作战在政治方面的利益；但从军事观点看，却必须飞越苏伊士运河深入西岸，破坏埃军的防空导弹基地。以军这种作战的成功，使埃军向前推进的防空导弹部队不得不再次后撤，这就为以空军获得战场上空的制空权创造了条件。10月6日以后，以军装甲部队损失惨重，被迫尽量避免坦克战斗，在这种情况下，空军的这种作战是极其有意义的。

战争初期，埃及空军完成支援地面部队横渡苏伊士运河的任务以后，一直在地面待机。现在，为了阻止以空军深入西岸而出击了。在激烈的空战中，埃军损失飞机200架，而以军的损失则很小。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时，以空军在数小时内就摧毁了阿拉伯国家的飞机，但在十月战争中，就无法对敌国领土实施直接、有效的轰炸，即使偶尔实施这种轰炸，由于遭到前面所说的配置在钢筋混凝土机库周围的防空武器的拦截，也未取得象样的战果。后来，以空军通过轰炸敌人的经济中心，特别是轰炸叙利亚的经济中心，取得了决定性战果，叙利亚唯一的炼油厂遭到破坏，燃料储存量损失了一半，其他港湾设施，发电厂和广播电台等也遭到破坏。

十月战争中，阿方有飞机1，254架、直升机80架，其中，损失战斗机390架、直升机55架。以色列有飞机476架，其中损失109架。损失的机种和原因参见下表。战争期间，美苏对阿以双方重新补给的飞机数量是：埃军163架，叙军125架，以军56架。

281页表格：飞机损失状况(1973．10)

三、以色列空军的作战

与六天战争不同，以空军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作战是不利的。开战的第一天，以空军明显处于被动地位。佩莱德空军司令6日晨就要求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但第一架飞机直至开战后20分钟才起飞。后来的运用也仅限于小规模的反击，而且损失还很大。其主要原因是以军10月6日晨把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的时间判断为6日下午6时造成的。

6日晨，佩莱德的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的要求遭到拒绝

后，以空军的主要任务改为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飞机携带的弹药从对空改为对地面，而且重要人员都是以下午6时为准进行作战准备的。

6日下午2时埃军发动的突然袭击，给以空军带来了重大影响。

6日下午5点，佩莱德空军司令命令航空兵不要进入苏伊士和戈兰两个方向停战线15公里以内的空域。

开战后2—3天，以空军研究了对付防空导弹的措施，并规定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实施直接航空火力支援，轰炸敌机场和敌后方补给线。然而，以军为了阻止叙军向戈兰高地推进，使用了空军。(以空军实施的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参见下表)

在消耗战争期间，以空军掌握了欺骗埃军雷达网的方法和摆脱导弹跟踪的方法。以空军用这些方法对付阿方的防空导弹。但是，对付由大量导弹组成的防空体系，以空军还未尝试过，特别是未能找到有效措施来对付由低空导弹与高空导弹组成的防空体系。后来，以军地面部队摧毁了埃军的防空导弹基地，以空军才戳破了埃军的防空火网。以空军有关人员说，他们同阿空军共进行了400次空战，击落阿军飞机334架，而己方仅损失3架。但空军对地面部队的支援却未能如愿以偿，取得象六天战争那样的战果。

战争初期，埃空军和叙空军都设法保存自己的飞机。10月20日，叙空军轰炸了以色列海法的炼油厂。埃空军图—16中程轰炸机携带AS—5(“鲑鱼”式)空地导弹，攻击了西奈半岛以军的雷达基地和补给基地，其中命中目标的有5枚。

四、埃及空军的作战

埃及国防部长和总司令艾哈迈德·伊斯梅尔上将曾多次谈到以军的空中优势、技术先进和训练严格等情况。十月战争中埃及决定限制．使用空军，同这也有关系。

但也有例外。战争初期，埃军横渡苏伊士运河时，埃军战斗机攻击了西奈半岛的以军阵地；最后一天，以军在德维斯瓦横渡苏伊士运河时，埃及战斗机实施了反击。最初一次埃空军出动了约200架飞机，后一次出动了几小架飞机。

283页表格：戈兰战线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出击次数(推算)

284页表格：西奈战线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出击次数(推算)

据埃方资料，埃空军战斗机开战后的头6天共参加7次主要战斗，其中一次出动70架飞机，进行了50分钟的战斗。埃方没有公布飞机的损失数字。

在德维斯瓦战斗中，埃空军在7天内参加了18次战斗。在米格—17和苏—7歼击轰炸机上空担任掩护的是米格—21歼击机。

在十月战争中，埃军对战斗机的使用是有节制的。自1967年的六天战争以来，埃军飞行员的训练素质有明显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埃军飞行员还受到许多严格限制。

1．

在空战训练和对地面支援作战的训练上，未能受到西方水平的正规训练。在空战训练中，教的仅仅是苏联那套战术，而且埃军自己也未能积极地加以运用和发展。对地面支援任务的训练，未作硬性规定，实际上，旧式米格—21型飞机并不适于完成这种任务。米格—21

J(“鱼窝”式)载油量多，挂弹也从2个增至4个，担任对地面支援任务的可能性增大了，但埃军并未打算使用这种飞机，本来1970年苏联向埃及提供了许多架这种飞机。

2．

为保护飞机，平素严格限制飞行训练时间，为此，飞行员很难保持娴熟的战术技术。埃军飞行员很少有机会进行夜间飞行、仪表飞行和海上飞行训练，所以，无法熟练地掌握这些方面的技术。而且，没有制定一个全面的训练计划，以进一步提高在初期基础飞行训练中已掌握的技术水平。

3．

技术手册不是英文版就是俄文版，使埃军飞行员无法掌握高超的飞行技术。据一位观察人员说，其结果，导致埃军飞行员缺少机会去充分了解武器系统和掌握自己的飞行技术。一位埃军指挥官对《航空周刊》的特派记者说，地面部队通常配有支援其作战的空军目标引导员。但这些目标引导员是否使用了象美空军在越南使用的那种前进观测与控制系统尚不清楚。十月战争中，埃军飞行员没有被赋予优先攻击的目标，他们往往连不重要的目标也进行了攻击，而且还常常忽略更为重要的地面目标。

五、战斗结果

面对拥有大量现代化武器、从南、北两条战线发动进攻的阿军，以空军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夺取了制空权，为坦克战的决定性胜利作出了贡献。

获得制空权是地面部队作战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由于以军获得了制空权，所以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军司令部仅遭到5次空袭。这一情况的出现打乱了埃军司令部最初的计划。埃军认为，己方能以防空导弹给以军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埃军飞机不用受太大的损失就能

支援向西奈半岛上的几个山隘进攻的装甲部队。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得已，埃军停止执行最初的进攻计划，进入东岸的埃军仍然需要在防空导弹的保护下行动。以军占优势的空军力量，使它能成功地进行苏伊士运河渡河作战，给十月战争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另外，以空军司令部通过派出侦察机进行侦察，能迅速掌握作战地域和后方的情况，及时而正确地作出决断。

(一)阿方的防空武器

对一定范围空域的有效防御，是通过配置密集的防空武器实现的。阿拉伯国家使用的防空武器，按不同的用途和不同的空域组编在一起，以便能遂行从地面至2万米高空的防御。23毫米、37毫米及57毫米高炮和萨姆—7导弹，负责从低空、中空实施攻击的点目标的防御，萨姆—2导弹用于从中空、高空实施攻击的面目标的防御。

以军飞机的损失共计为109架，这个损失是相当大的。但由于对阿方发射导弹的总数——据认为发射了大量的导弹——未能获取完整的情报，所以还无法计算这个防空体系的效力。此外，在整个作战期间，以军飞机的损失数是出击100架次损失1架。1967年六天战争时的损失率是出击100架次损失4架；萨姆—2和萨姆—3导弹，对装备有电子对抗手段的以军飞机几乎没有效果。但萨姆—7导弹(每辆车载4—8枚)比上面两种导弹性能好，对以军飞机构成了威胁。据推测，十月战争中，埃、叙两条战线发射了约100枚萨姆—7导弹。然而对许多以军飞机，萨姆—7导弹是只能击伤而不足以击毁，因为这种导弹的弹头威力小，尚不能强有力地对付现代战斗机的结构。另一方面，萨姆—6之所以击落了相当数量的敌机，是由于得到了配合这种导弹系统的其他防空武器的大力支援。当以军飞机攻击萨姆-6时，便遭到23毫米四管高炮的射击，损失很大(被击落45架)，

阿方的战果是其各种武器组成的防空体系的成果。这种防空体系的价值是单一武器的作用所不能比拟的。但由于这种防空体系主要适于保护防御一方的部队，加之需要大规模的后勤保障和大量的武器，以及还有编组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它的机动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由

于这个原因，它是否能随伴进攻：中的装甲部队前推，并实施密切的支援，是很值得怀疑的。

在苏伊士运河战线，以军早就发现这种防空体系缺乏机动性，并以地面部队实施迅速包围，阻止了这种防空体系向前方地域推进。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种防空体系只有在主要用于防护地面部队、抗击敌空中攻击的情况下，才能指望它发挥效果。而另一方面，飞机通过装备对导弹能起到反制导和干扰作用的电子对抗装置，显然能够防御来自这种防空体系的攻击，确保自身的安全。

(二)空地导弹的效果

新式空地导弹显著增大了飞机的攻击效果。十月，战争结束前一周，以军为它的“天鹰”式战斗轰炸机装上了新获得的“小牛”和“霍博斯”等美式空地导弹，并取得了辉煌战果，命中率高达95％。这种导弹使过去需要复数飞机攻击的目标，变为现在仅用1架飞机就能摧毁。同时“天鹰”式战斗机编队的攻击能力也有明显提高。然而，由于这些导弹射程近，因而实施攻击的飞机往往不得不进入防空导弹的有效射程之内。

以军如果在10月6日开战时拥有这些空地导弹，那末，对敌人防空武器的攻击可能会更加顺利。这一事实说明，研制远程空地导弹，对攻击由防空武器防护的地面目标，可能是—种有意义的措施。

(三)以色列在空战中获胜的原因

由于阿方的飞机特别是埃空军的飞机停在由地空导弹掩护的、由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机库里，所以，以空军能够获得战场上空的制空权。为对抗阿方的米格—21S型战斗机和，和猎人”式战斗机，以方出动了“幻影”式战斗机编队，根据需要还出动了“鬼怪”式战斗机进行迎击。此时，使用的主要武器是“蜻蜓”式和“响尾蛇”式两种空空导弹。在十月战争中，以空军击落敌机360架，取得了辉煌战果。不可否认，其重要原因是以空军飞行员的战术技术水平高，装备了先进的空空导弹，以及拥有相当数量的飞机。而且，以空军还装备了估计阿方尚不具备的有效的制导装置。

(四)指挥系统集中、统一

以军的命令和控制系统有效地指挥了空军。由于以军的完备的情报系统和侦察机大显身手，所以，以军司令部能迅速、准确地掌握埃、叙两条战线的战局发展情况。除开战的第一天外，由于阿拉伯国家的行动不统一，以军得以将整个作战力量交替投入到戈兰和苏伊士两条战线上去。以空军的飞机约为阿方空军飞机的半数，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尽管如此，由于以空军英勇善战，到战争结束时，实际上，以空军的飞机数量已与阿方相等。以空军之所以能充分地运用飞机，可以说是由于空军的控制与命令系统集中统一以及具有先进的通信网的结果。

(五)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

对于战争的当事国来说，后勤保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开战以后的三周内，阿以双方损失坦克约3，400辆，飞机约550架。为迅速补充这些损失，美苏两国利用的运输手段不是海运，而是空运。这一事实表明，能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作战，取决于何时以最快速度对战斗部队进行补给的后勤保障能力。

六，直升机作战

第四次中东战争证明，直升机只要运用得当，将是现代战争中的一种有效的武器。阿以双方都发表战报说，击毁了对方的大量直升机。在整个战争期间，双方都采用各种方法运用直升机。

(一)以军直升机的运用

以军直升机数量有限，所以由总参谋部统一使用。通常仅对需要直升机的特定作战为前线指挥官提供直升机支援。以军侵入叙利亚境内纵深的几次直升机作战是由总参谋部直接指挥的。

军区司令以下部队的指挥官，一般不配备指挥官用的直升机，各战线的指挥官掌握4-6架直升机用于全面支援。这些直升机用于运送自己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来往于总参谋部和部队之间，而不是用于从空中指挥作战。

(二)直升机的运用方法

在戈兰高地的最初两天战斗中，叙军突破了以军兵力薄弱的南部地区的防线，进入了六天战争时被占领的纵深地区，但以军沿1967年停战线构筑的12个阵地仅被叙军夺取了1个。开战后4个小时，叙军

1个伞兵旅实施直升机机降作战，攻占了赫尔蒙山西南端标高2，220米的以军阵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支叙军部队于10月21日又被以军

1个伞兵旅以直升机机降作战赶出赫尔蒙山。

另外，在北部战线有两个直升机作战的典型例子：10月13日，以军直升机分队深入叙利亚境内100公里处，对在大马士革至巴格达的公路上行进的伊拉克军事运输部队实施了空中机动攻击，获得了成功，

10月8日，叙军在拉菲德地域实施直升机机降作战，攻击以军阵地，遭到了失败。

在西奈战线，10月6日埃军使用苏制米—8直升机运载数百名突击队员在巴列夫防线后方实施了直升机机降作战。埃军的这支由30-

60名人员组成的突击队，尽管多数人员伤亡或被俘，但这次进入以色列防线后方实施的直升机机降作战，其成果还是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开战的第一天，尽管埃军是在白天对巴列夫防线的背后实施直升机机降作战的，但其直升机的损失却很小。而在10月7日，埃军为占领沙姆沙伊赫而实施的空降作战，却有12架米—8直升机被以空军击落。

10月7日以后，埃军直升机机降作战的成功率降低了。

在西奈战线，作战后期，以军的直升机主要用于支援以军渡河部队横越苏伊士运河到达西岸。有一次，以军直升机飞越苏伊士运河后，将一些伞兵和2门野战火炮运到苏伊士城以南的小土丘上。以军在这个位置以2门野战火炮很快切断了开罗至苏伊士城的公路。到战争后期的10月22-23日，当以军主力为迂回包围苏伊士城而向南推进时，以军1个营为确保压制地域和完成合围任务，搭乘直升机飞越苏伊士运河，实施了空中机动作战。

阿以双方除将直升机用于执行攻击任务外，还用于完成其他任务。埃军使用米—8直升机运载凝固汽油弹轰炸苏伊士运河西岸以军前线指挥部。以军使用直升机后送伤员和营救被击落的飞机乘员。有几位以军师长，使用直升机进行指挥，联络和控制工作。

此时，直升机被专门用于执行前线部队与上级指挥部之间的联络任务，而未被用于作战指挥。直升机装备有必要的通信器材，指挥官能够与地面部队进行联络，但由于受战斗性质的影响，它被限制在作战地域上空飞行。在戈兰高地，飞行距离较短，然而在辽阔的西奈半岛，由于距离方面的原因，直升机变成了重要的联络和控制手段。以军根据情况的需要，为师长提供了直升机，但其目的不是为了从空中进行指挥。

291页图片：以军的直升机机降作战(1973年10月)

不清楚埃及和叙利亚是否使用直升机执行指挥、联络和控制工作。埃及由于拥有强大的防空体系，所以使用了直升机；但在戈兰高地，由于以色列迅速夺取了制空权，所以限制了叙军对直升机的运用。

(三)直升机的空中机动

1． 10月6日叙军对赫尔蒙山以军阵地的进攻

赫尔蒙山横跨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标高2，814米，是中东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戈兰高地的制高点。在1967年的战争中，以军夺占了赫尔蒙山西南部的部分地域；叙军占据着比以军阵地高600米的地域。

10月6日，赫尔蒙山的以军筑垒地域由约60名人员防守，他们大多数是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这支小分队与戈兰前线其他部队一起，共同监视叙方的动向。10月6日14时，叙军轰炸机对赫尔蒙山以军阵地进行轰炸，接着，具有良好观测点的叙军炮兵阵地的炮兵实施了准确的炮击，叙军以1个直升机机降营，向躲避在筑垒地域工事里的以军守备队发动了进攻。以军的表面阵地虽然立即被摧毁，但残存的士兵在阵地内的地下室里进行了抵抗。叙军没有彻底摧毁这个阵地。这是由于以军残存的士兵无法同外面部队取得联系，对叙军未构成威胁。当晚，以军指挥官和20名士兵企图逃离险境，但除4人外，其余被俘或被击毙。剩下的4人继续抵抗，但弹尽粮绝，终于投降。

(1)叙军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 叙军直升机着陆时，以军无法支援其孤立的阵地，

② 由于叙军的飞机和火炮进行轰炸和炮击，所以，以军阵地守备队无法阻止叙军直升机着陆，

③ 以军指挥官决心撤退近半数的守备人员，对叙军作战有利。

2． 10月13日以军空降部队对叙利亚后方地域的进攻

10月12日晨，以军戈兰战线司令获取了一份情报，称前一夜伊拉克军队一支装载着兵员和武器装备的庞大的运输部队，已开始由巴格达向大马士革移动。12日10时，以军制定了一项紧急作战计划，决定使用战斗轰炸机和直升机运送的空降分队，阻止伊军运输部队前进。

12日23时，一架以空军CH-53G直升机，装载12名空降兵和1辆载有106毫米无座力炮的吉普车，从以色列起飞。为了避免被叙军雷达和防空基地发现，这架直升机沿黎巴嫩海岸低空向北飞行，于24时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公路上即戈兰战线东北100公里处着陆。

空降兵在地面展开后，直升机在距公路数百米的地点隐蔽。以军在桥上安设了炸药，并在伏击地点的前方埋设了地雷。

13日1时，伊军运输部队到达此地。由于这里距戈兰战线有100公里之远，而且是后方地域，又是夜间，所以伊军忽视了对空警戒。伊军的运输车辆载着一批新出厂的车辆，兵员乘坐的是公共汽车。

以军炸毁桥梁后；开始攻击。以军使用106毫米无座力炮，切断了伊军运输部队的退路。为消灭伊军运输部队，以军“鬼怪”式战斗机也赶来参战。在“鬼怪”式飞机飞临之际，以军[地面部队]停止了攻击，开始撤退。

以军作战成功的主要原因是：

① 截获了有关伊军运输部队行动的准确情报，

② 以军巧妙地运用了直升机；

③

以军直升机飞抵攻击地点前未被发现，而且在预定地点着陆。可以认为，以军直升机是由谍报人员或高性能的飞机或预先埋设的自动装置导航的，

④ 以军使直升机在地面与伏击分队一起待机，保持了作战的灵活性。

3. 10月21日以军夺回赫尔蒙山阵地的战斗

当停战谈判进展迅速的时候，10月21日，以军实施了空中机动作战，以夺回赫尔蒙山的阵地。为支援这次作战，以军出动了1个“鬼怪”式飞行中队。10月21日下午，2架以军CH—53G型直升机搭载的空降兵沿黎巴嫩边界发起进攻，与此同时，以军戈兰尼旅1个步兵营从地面向赫尔蒙山西南端发起进攻。在这两个方向作战之前，以军为转移叙空军对其空中机动分队的注意力，还攻击了大马士革，这次攻击至少获得了部分成功。

以军空中机动分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地形。它们沿着黎巴嫩东南的许多山谷作超低空飞行，然后通过采用赫尔蒙山西南的航线，避开了叙军的雷达、密集的防空导弹火力和对空炮火。

为了在赫尔蒙山的高高的山脊上安全着陆，以军的直升机尽量减轻重量，所载人员、武器总重只是其可运载量的一半。为了成功地达成突然性，使叙军措手不及，以军的直升机未在叙军的阵地上直接降落，而是在山顶北端着陆的。着陆时，未遭到叙军的任何抵抗。以军的战术获得了成功。在以军的“鬼怪”式飞机实施航空火力支援期间，空降旅的后续部从相继抵达赫尔蒙山以军支撑点。这些后续部队在最初着陆地域的东北侧降落。此时，最初着陆的分队不断得到戈兰高地

5个炮兵分队的火力支援，向西南方向的叙军阵地发起了进攻。

叙空军和陆军发现以军对它在赫尔蒙山的重要阵地已造成严重威胁，所以，对以军的着陆分队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叙军以火炮和飞机应战，并通过实施空中机动进行反击。21日16时稍过，叙军5架米—

8直升机在大马士革上空作低空飞行，但由于有6架担任掩护的战斗机和3架直升机被以军击落，叙军的这次空中机动作战遭到挫折。

赫尔蒙山的叙军部队坚守了整整一夜，以军以压倒优势的火力和从两个方向实施猛烈的地面进攻，终于占领了阵地。此时，以军沿山脊进攻的空降分队虽然损失很小，但从相反的方向实施进攻的戈兰尼步兵营却遭到严重损失。

作战成功的主要原因是：

①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以军获得了制空权；

②

直升机避开敌雷达的监视，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以军直升机在黎巴嫩上空飞行时，在山谷间作超低空飞行，得以穿过叙军的防空体系。以军为了在直升机着陆后，支援空降分队的地面进攻，阻止叙军的反击，有效地使用了飞机和炮兵火力。

③ 巧妙地计划和实施了空降分队与地面部队的协同作战。

第十节 海 战

中东战争中，海战具有补充地面作战的性质。在十月战争中，埃及海军根据联合作战计划，进行了半独立性的海战。埃及海军多用于战略目的，而以色列海军多用于战术目的。

战前，埃及海军对以色列海军的作战能力进行了分析，并制定了作战方针。

1． 以海军的导弹艇占优势，埃海军应避免在沿海同其作战，而用于在远海执行破坏海上交通线的任务；

2． 出动小型舰艇对以色列海岸实施舰炮射击，以加强战争初期地面炮兵的火力和航空火力，

3． 实施海峡封锁。以海军没有扫雷艇，实施海峡封锁可以限制以导弹艇的行动。

10月5-6日夜，埃海军在沙姆沙伊赫附近海域敷设了水雷。战争爆发后，埃军突击队袭击了西奈半岛沿岸的设施，支援了地面作战。由于以海罕导弹艇和空军密切协同，所以除一些军港和海军设施遭到攻击外，海军并未受到损失。以海军未理睬埃军在红海实施的海上封锁，而主要把导弹艇(携带“加布里埃尔”式导弹)部署在地中海，压制埃海军对西奈正面的舰炮射击。“加布里埃尔”式导弹射程12英里，是以色列为对抗埃及的驱逐舰而研制的。

10月6日，以海军正在沙姆沙伊赫附近的红海海域巡逻时，发现了埃海军的登陆部队，当即击毁其中的数艘船只。

在地中海，埃海军的导弹艇队炮击西奈半岛沿岸的以军阵地后，返回了亚历山大港。埃海军采取“打了就走”的战术，用舰炮急袭以军阵地，然后立即撤离战场。以空军击沉埃海军1艘导弹艇。10月8日-9日夜，由直升机支援的6艘以海军导弹艇群，在尼罗河三角洲海域同埃海军4艘“黄蜂”和“蚊子”级导弹艇组成的艇群交战，在

10分钟的战斗中，以海军导弹艇用导弹击沉埃军2艘导弹艇。25分钟

296页地图：埃、以海上作战示意图(1973年10月6日-24日)后，以海军导弹艇用“加布里埃尔”式导弹占沉第三艘埃军导弹艇。埃军第四艘导弹艇返回了亚历山大港。而埃海军发表的战报说，它在这次海战中击沉以海军4艘导弹艇。在这次海战中，以海军导弹艇与直升机进行了密切的协同。

10月11-12日夜，在富阿德港附近海域发生了海战。以方发表的战报说：“击沉敌舰2艘，我方无一损失。”10月14日，埃海军为配合陆军的总攻，使用突击队对巴列夫防线北端的布塔佩斯特支撑点实施了奇袭。以方发表的战报说：“这支埃军突击队全部战死或被俘。”埃方说：“大部分突击队员已返回。”事实究竟如何，现在尚无资料加以证实。

10月15日晨，以海军使用突击队和炮兵攻击了苏伊士湾正面的腊斯加里卜港。10月17日，以海军炮击塞得港和红海的腊斯札法腊纳防御阵地。以海军对塞得港实施炮击后，派遣蛙人潜入该港，企图破坏停泊在港内的船只。埃海军发表的战报说：“我无一损失，以军的蛙人全部被歼。”

埃海军虽然未正式宣布实施海上封锁，但它实际上已经那样做了。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停止了商船出入地中海和埃拉特港。埃方把对以色列进行海上封锁的效果评价为在地中海为80％，在红海为100％。

10月6日下午10时许，以海军导弹艇队在拉塔基亚海域击沉叙海军K-103型鱼雷艇1艘。

7日零时，双方再次交战，以海军击沉叙海军T-43型扫雷艇1艘和导弹艇3艘。在这次海战中，以海军首次使用了“加布里埃尔”式导弹。在尔后的三天，以海军把重点放在对付埃海军的作战上。10月10日，以海军再次向叙海军挑战。10日中午，以空军轰炸了设在拉塔基亚北部阿勒尔贝伊塔的叙海军司令部。当夜，以海军“萨尔”级快速炮艇(装备76毫米火炮和40毫米高炮)炮击拉塔基亚、巴尼亚斯、塔尔图斯的炼油厂、油库、港湾设施等。叙海军虽然进行了还击，但并未击中炮艇。10月11日夜，以海军4艘导弹艇，在塔尔图斯港入口处实施攻击，击沉叙海军2艘导弹艇和1艘苏制护卫舰。10月14日拂晓，叙、以海军导弹艇在拉塔基亚北部海域交战。10月19日，以海军出动“萨尔”级快速炮艇攻击叙军桥梁，并于10月21日炮击巴尼亚斯附近的石油储存基地。

在海战中，埃海军损失苏制“黄蜂”级高速导弹艇8艘，“蚊子”级导弹艇4艘。叙海军损失“黄蜂”级导弹艇2艘、“蚊子”级3艘、

P-4导弹艇1艘。以海军损失1艘。

第十一节 补 给 战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世界军事史上损失率最高的一次战争。历时18天的战争，以色列损失坦克840辆，飞机109架，阿方损失坦克2，554辆、飞机447架。开战后一周，以色列就损失了600辆坦克和装甲车辆，这相当它全部坦克和装甲车辆的1/3，空军的损失从开战时的1/4达到了1/3，叙利亚损失了1，820辆坦克中的1，200辆。

一、美苏的补给战

这种惊人的消耗率是使美苏两国决心再次进行大量补给活动的最

主要原因。美苏两国的补给活动，最初主要是进行空运，尔后逐渐变成海运。开战后的补给活动首先始于苏联的空运，尔后美国也不甘落后，进行了有效的空运活动。

美苏两国的补给活动，不仅仅是为阿以双方提供持续作战的能力，也是这两个国家为促进停战早日实现而采取的一项政策。同时美苏两国对补给品的质量问题也作了考虑，以便在不给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任何一方带来胜利的情况下就结束战争。苏联进行补给活动的特点是，着眼于补给品的数量，一举为阿方提供了大量的补给品。苏联

29天内共空运了900种物资，总重量约1．5万吨，美国在同样的时间内空运了670种物资，总重量2.3万吨。苏联通过海上运输，为埃及运送

13次物资，总重量9．2万吨，为叙利亚运送19次物资，总重量13.8万吨。埃及得到900-1，000辆坦克和装甲车辆(其中T-62为400辆)，200

-220架飞机。叙利亚得到810-1，000辆坦克和装甲输送车辆，215架飞机。

以色列陆、空军每天需要补充6，000吨物资。

美国从10月13日到11月14日为以色列空运了22，395吨物资。美空军的日最高空运量为1，000吨军需品和700-800吨弹药。各型运输机的空运量如下：

C—5“银河”式运输机空运了10，763吨物资，

C—141型运输机空运了11，600吨物资，

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民航运输机空运了5，500吨物资。

C—5“银河”式运输机主要空运M—48、M—60型坦克，155毫米榴惮炮、175毫米火炮，CH—53型直升机和A—4“天鹰”式飞机等。

C—130运输机从北约国家空运了武器装备，从西德的拉姆施泰因基地空运了导弹、弹药和“陶”式反坦克导弹。这次战争消耗了北约“陶”式反坦克导弹储备量的90％。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陶”式导弹以外的其他弹药，约占美军储备量的50％。另外，还提供了电子设备和“灵巧”炸弹。以军平时弹药储备量少，105毫米坦克炮，175毫米野战火炮、空空和空地导弹的弹药储备量都不足，以军原来预计

在这场战争中每天每门火炮消耗炮弹100发，但实际消耗了400发。美军一个陆军师的弹药需求量为350吨，而以军一个陆军师所消耗的弹药是美军的2倍。在18天的战争中，以军消耗了价值9亿美元的弹药，其中大部分弹药是由美国提供的。坦克是按一对一的方式补充的，即损失一辆补充一辆。美国先以第6舰队的舰载直升机（原文如此，此处存疑，应是C-5大型运输机，松鼠妖注）将补充的坦克运到阿里什机场，然后再交付以色列。还有4辆坦克运到了洛德国际机场，但这几辆坦克未投入使用。美军在洛德国际机场建立了一个由50人组成的空运指挥与控制队，

负责对以色列实施空运支援。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得到了美国600辆坦克(价值9．5亿美元)。另外，还得到了29架“天鹰”式飞机的补充。这些飞机由美空军飞行员驾驶，经由亚速尔群岛飞抵以色列。美国这一行动，是为了使它对以色列的补充量与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补充量能保持平衡。

苏联从10月9日开始对阿拉伯国家进行空运，主要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空运了总量为1．5万吨的武器弹药，使用了安—12(运载量

20吨)和安—22(运载量约80吨)运输机。还从基辅和俄罗斯进行了空运。埃及得到了100架作战飞机、600辆坦克和30个地空导弹连的装备。10月10日，苏联开始对叙利亚进行空运。21架安-22和21架安-12运输机在大马士革降落，为叙利亚空运了60吨武器弹药。据以方判断，从战争爆发到10月15日，苏联有125架安—12运输机为叙利亚空运，有42架安—12运输机和16架安-22运输机为埃及空运，有17架安—12运输机为伊拉克空运，共补充武器弹药2，750吨。据勃列日涅夫宣布，在这个期间，苏联实施了280架次空运，运输了4，000吨物资。10月13日-14日，为伊拉克空运了450吨物资。

自1973年年初开始，苏联就开始从海上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支援。战争爆发后，苏联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向埃及和叙利亚运输物资。

10月7日-20日，运送了4．1万吨；

10月21日-23日运送了2．2万吨，两段时间加在一起，共6．3万吨。据推测，10月10日-23日，苏联空运的补给品总量为1．25万吨。

302页表格：美苏空运量对比表

二、以军的后勤保障

至11月2日，以军在西奈和戈兰两条战线上回收了所有破损的战斗车辆。遭到完全破坏的、只剩有废铁价值的车辆四处堆放着。美国视察团没有为眼前的战场回收情况所打动。一些人曾估计，第四次中东战争将与第三次中东战争一样，充其量能持续一周。但战争并没有在一周内结束，国力贫乏的以色列被迫进行了18天之久的战争。以色列征用了民用卡车和土木建筑用器材，中止了香橙、葡萄等水果的收获和消费品的生产，以色列的经济接近瘫痪状态。但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却创造了后勤保障方面的奇迹。

(一)补给

开战一周后，以色列不得不依赖国外进行补给。美国空军使用C—

5A和C—141运输机为以军空运了大批物资。最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以军后勤保障部队从机场运送器材和补给品的方法。

以军后勤保障部队在1-2小时内全部卸下运输机内的军需品，并立即离开机场，将军需品分送到各分配机构。战前，以军计算了所有类型战斗部队的消耗(含备件)、需要和补给量。象发动机、通信器材等主要的二类物资。也同样送到了前线。这些物资几乎都储存在苏伊士运河后方50英里、戈兰高地后方60英里和海法的迈茵特那斯地区。

以军坦克部队装备了四种型号的坦克(美式、英式以及本国在这些型号基础上改进的坦克)。

(二)野战维修

弹药补给对以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次战争中，以军火炮的发射弹量远远超过了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同种类型火炮的发射弹量。野战火炮和坦克炮一直使用到身管磨损报废时为止。身管必须在射击位置上更换，以军175毫米火炮身管和203毫米火炮身管在射击位置上更换需3小时。据炮兵和后勤专家说，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那也是很困难的作业。

一般认为以色列是经不起消耗战争的。以色列的战略特征是充分利用本国现有的资源打一场速决战争。以色列在迈茵特那斯地区进行的车辆回收和修理，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以色列的后勤保障机构是很有适应力的。乘坐美式42式半履带车辆的机动修理班，冒着敌人的炮火，对战场上损坏的坦克和火炮就地抢修，对无法紧急修理的坦克和火炮进行回收，

303页图片：坦克维修人员在战斗地域更换柴油发动机

304页图片：以军军械队的T-54坦克组装工厂

对无法修理的战斗车辆，使用同类车辆把它牵引到路旁，对一些已经不能使用的装备品的部件，后送到距前线数英里的回收修理所。这些回收修理所，修复了2／3的遭到损伤或磨损的装备品。在苏伊士战线，开战后10天时间，以军修理了2，700辆坦克，使这些坦克重返战场。在前方回收修理所无法修理的装备品被送到后方基地，但其数量不到1／3。

以军考虑到西奈半岛的沙尘，预料到发动机可能出现较高的损耗率，所以战前就在前线储备好一批发动机，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为适应前线的需要，以军沿道路就地更换发动机，对不能使用的发动机，直接送到后方回收修理所，经过修理后，再送到前线。此外，以军还从无法使用的战斗车辆上拆下必要的部件加以使用。当战斗很激烈、补充的坦克又较少时，修理班就到前线从被击毁的两三辆坦克上拆下火炮、炮塔和底盘等，重新组装成一辆完整的坦克。以军修理班进行这种作业时，激烈的战斗就在附近进行。

(三)各国武器的比较

以军对美式武器装备作了饶有趣味的评论：

1． M—60A1型坦克的性能与苏式T—62型坦克的性能不相上下 (M—60是首次投入作战)。

2． 高度评价美式175毫米等自行火炮。

3． 对M—16式步枪提出了一些意见。他们说，这种步枪在重量和发射速度方面是令人满意的，但在战场上操作方面，不如苏式AK—

47式和以式“加利尔”式自动步枪。以军对AK—47式步枪作了高度评价。以军士兵们认为，国产“加利尔”式自动步枪的性能介于AK—47式和M—16式之间。

(四)民用器材的使用

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有效地使用了民用器材。为建立桥头阵地，以军征用了美式建筑机械。例如，以军在实施渡河进攻作战时，使用民用旧式推土机构筑了桥头阵地。在运送作战物资时，动员了民用牵引车和双轮拖车，从特拉维夫机场把补给品运到了离战场最近的铺装道路的终点。为了在前线地域卸下炮塔、坦克和各种武器，还征用了民用吊车。

战前，以军致力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坦克的运输手段问题。以军计划减少坦克乘员的疲劳和坦克摩托小时的消耗，但由于现有的民用车辆不能同时适应装载重量和沙漠气候条件两个方面的要求，因此便利用手中现有的美式旧部件装配了一批专用运输工具。以色列采用对已有装备装配使用的方法，可避免过多地制造新发动机、通信器材和其他装备品。以色列装备各国武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妙的方法。

第十二节 三级戒备和停战

第四次中东战争所具有的双重性——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热战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在战争的中期至战争的后期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阿拉伯国家初战告捷获得优势地位之后，苏联以阿方尽快实现停火为条件，向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10月14日，埃军再次发动的攻势遭到失败，战局发生了逆转。10月16日，苏联总理柯西金紧急访问开罗。此时，沙龙师的一部兵力已渡过苏伊士运河抵达西岸。柯西金总理此次开罗之行是否是在已经知道以军实施渡河进攻作战的消息后进行的，目前尚难判断。虽然柯西金总理访问开罗的目的未经公布，但可以认为，其目的是要埃及尽快接受停战谈判，条件是向埃及提供武器，迫使以色列撤出在六天战争中占领的土地。10月16日黄昏，萨达特总统公开表示“埃及无意停战”，尔后同柯西金总理举行了会谈。虽然会谈的内容并不清楚，但从17日至19日，苏联为埃及增加了空运。10月18日，萨达特总统与柯西金总理进行第五次会谈，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第二天——19日晨，柯西金总理离开开罗回国。19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苏联政府呼吁尼克松总统同苏联就结束战争问题召开紧急会议，并暗示最好美国派基辛格国务卿访问莫斯科，而不是苏派葛罗米柯外长访问华盛顿。10月20日深夜，基辛格国务卿访问了莫斯科。

在第一次会谈中，苏联要求以色列撤退到六天战争前的边界线上。第二天，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改变了态度，同意立即就地停火，但附加了一个条件：就履行联合国242号决议问题召开会议。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苏共同起草的停战决议，并决定12小时后——下午6时52分——就地停战。运河西岸的以军无视停战决议，挥师南下。萨达特总统担心第3集团军被歼，于10月23日要求美苏派出联合监督部队，以促使停战立即实现。对此，苏联表示同意，但美国对于。把苏军派往中东的要求，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提出了一个代替方案——派遣美苏两国都不参加的联合国紧急部队。

随着美苏的分歧尖锐化，10月23日苏联命令7个空降师进入戒备状态。在此之前，即10月20日，苏联发射了一颗“宇宙”侦察卫星。

22日，苏联1艘驱逐领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25日，该舰驶抵埃及亚力山大港。10月24日，围绕停战决议，问题已公开化。当天，叙利亚接受了联合国338号决议，但以色列仍在运河西岸继续发动进攻。

24日F午9点30分，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基辛格国务卿口述了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给尼克松总统的信件。

信的主要内容是：“以军的继续进攻是对美苏两国的挑战，为使以色列执行停战决议，苏联将不惜行使武力。为迫使以色列立即接受停战，我愿意访问美国。”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信的最后还加了一句：“我认为，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具有价值的。”尼克松总统根据基辛格国务卿、斯莱辛格国防部长的建议，于10月24日深夜，命令全世界各地的美军进入三级戒备状态，作为对勃列日涅夫信件的回敬。对美国命令进入三级戒备状态一事，以色列领导人理解为是美国对以色列的警告，而苏联认为它是美国对苏联的警告。

苏联虽然采取了集结7个空降师和运输机准备起飞的态势，但它是否具有为支援埃军而进行大规模军事介入的意图，

目前还没有资料能够加以证实。事实上很难设想苏联会向埃及派遣5—10万名兵员。倒是派遣小规模部队作为维护和平部队能够遏制以军的行动和援救埃军第3集团军。实际上，在10月24日联合国作出第二次停战决议之前，苏联已派出70名监督人员，作为联合国部队的一部分。在地中海，一支由6—9艘舰艇(含2艘登陆艇)组成的苏联舰队，已开始从克里特岛附近的会合点向东南航行。然而，10月24日深夜美军发布的进入三级戒备状态的命令，阻止了苏联向中东扩张的野心。10月25日中午，苏联舰队改变了航向。

苏联政府为保全自己的面子，谴责美国作出了“过分反应”，与此同时，开始退缩。美国的“过分反应”是经过周密策划的。苏联派遣的小规模监督团，既不能阻止以军的进攻，也不能为埃军第3集团军提供足够的补给。而美国的“过分反应”——发布进入三级戒备状态的命令，虽然阻止了以军的进攻，增大了美苏军事介入的危机，但唯其如此却使军事介入得以避免。这就是基辛格所持的论点的具体体现，即严重的危机感将使危机得以避免。

第四次中东战中，阿以双方的损失如下：

308页表：阿以两军的损失(1973．10)

309页表：戈兰战线人员战斗损耗(估算)

310页表：西奈战线人员战斗损耗(估算)

十月战争期间以色列和阿拉伯军队战斗序列

(1973年10月6日-24日)埃及军队战斗序列

国防部长兼总司令 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上将

总参谋长 萨阿德·埃勒·沙兹利中将

作战部长 穆罕默德·埃勒·贾马斯少将

情报部长 易卜拉欣·富阿德·纳萨尔少将

第2军团司令 穆罕默德，萨阿德·埃勒·丁·马蒙少将

第3军团司令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蒙奈姆·瓦赛尔少将

海军司令 艾哈迈德·富阿德·泽克里少将

空军司令 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少将

防空军司令 穆罕默德·阿里·法赫米少将 311页表格：

312页表格：

叙利亚军队战斗序列

国防部长 穆斯塔法·塔拉斯少将

总参谋长 尤素福·沙库尔少将

情报部长 吉卜拉耶·比塔尔少将

海军司令 法德·侯赛因准将

空军司令 纳吉·贾米尔少将

313页表格：

伊拉克参战部队战斗序列

第3装甲师

第6装甲旅

第12装甲旅

第8机械化步兵旅

炮群

约旦参战部队

第40装甲旅

摩洛哥参战部队

1个机械化步兵旅

2个步兵营

沙特阿拉伯参战部队

第20装甲旅

巴勒斯坦解放军

2个突击队旅

以色列军队战斗序列

国防部长 摩西·达扬

总参谋长 戴维·埃拉扎尔中将

总参谋长特别助理 哈依姆·巴列夫中将

副总参谋长 以色列·塔尔少将

作 战 部 长 阿弗拉罕·塔米尔少将

情 报 部 长 埃利亚胡·泽拉少将

摩萨德首脑 兹维·扎米尔少将

空 军 司 令 本纳明·佩莱德少将

海 军 司 令 本杰明·特莱姆少将

北部军区司令 伊扎克·霍菲少将

第36机械化师师长 拉斐尔·艾坦准将

第36机械化师副师长 梅纳海姆·阿维伦准将

第188装甲旅旅长 伊扎克·本·肖恩上校

第7装甲旅旅长 阿维多尔·本加尔上校

第1步兵旅旅长 阿米尔·德罗里上校

第31伞兵旅旅长 埃利沙·谢莱姆上校

第240装甲师师长 丹·兰纳少将

第240装甲师副师长 摩西·巴尔·科赫瓦准将

第17装甲旅旅长 兰·萨里格上校

第79装甲旅旅长 乌里·奥尔上校

第20装甲旅旅长 约西·佩莱德上校

第14步兵旅旅长 伊扎克·巴尔上枝

(第19装甲旅旅长 米尔上校)

第146装甲师师长 摩西·佩莱德少将

第146装甲师副师长 阿里埃·沙哈尔准将

第19装甲旅旅长 米尔上校

第70装甲旅旅长 亚科布·菲费尔上校

第9装甲旅旅长 摩代海·本·波拉特上校

(第20装甲旅旅长 约西·佩莱德上校)

南部军区司令 什穆埃·戈南少将

第252装甲师师长 阿弗拉罕·曼德勒少将(阵亡)

卡尔曼·马根准将(继任)

第460装甲旅旅长 加比·阿米尔上校

第14装甲旅旅长 阿姆农·雷谢夫上校

第116步兵旅旅长 鲁文·平哈斯上校

第401装甲旅旅长 丹尼·绍姆龙上校

第164装甲旅旅长 阿弗拉罕·巴龙上校(10月8-9)

第162装甲师师长 阿弗拉罕·阿丹少将(10月7日)

第162装甲师副师长 多维克·塔马里准将

第217装甲旅旅长 阿里埃·卡伦上校

第600装甲旅旅长 纳特凯·巴拉姆上校

第460装甲旅旅长 加比·阿米尔上校(10月7日)

(第247装甲旅旅长 图维亚·拉维夫上校)(10月16—17日)

(第35伞兵旅旅长 尤齐·亚伊里上校)(10月16—17日) 。

(……装甲旅旅长 约埃尔·戈南上校)

(混成步兵旅旅长 多维克·塔马里准将)(10月21—25日)

第143装甲师师长 阿里尔·沙龙少将(10月17日)

第143装甲师副师长 亚科布·埃文准将

第431装甲旅旅长 哈伊姆·埃雷兹上校

第247装甲旅旅长 图维亚·拉维夫上校

第14装甲旅旅长 阿姆农·雷谢夫上校

第243伞兵旅旅长 丹尼·马特上校(10月15日)

(第116步兵旅旅长 鲁文·平哈斯上校)(10月8日-13日)

第146混成师师长 萨松准将(10月13日)

第116步兵旅旅长

第11机械步兵旅旅长 亚科布·佩莱德上校

第440混成师师长 格兰尼特·以色列少将(10月15日)

南部西奈地区部队司令 耶沙亚胡·加维什少将

第99步兵旅旅长 提利·沙皮拉上校

中部军区司令 约纳·埃弗拉特少将

2个旅

第七章 对几个问题的考察

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第二篇第五章(标题“批判”)中，对于批判以及考察战史的态度作了以下论述。

克劳塞维茨强调说，批判以及考察战史，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站在当事者即统帅的立场上用追溯的观点，另一方面是抛开当事者而用客观的观点。克劳塞维茨指出，即使是这样批判也是有限度的：批判者可能承认，他只不过以当时事态的相互联系为判断的基础，发现统帅犯了什么错误，并指出聪明的统帅本来是应该察觉这些错误的

[① 与《战争论》原文不尽相同。此处按日文翻译。——译者注]。

利德尔·哈特在他的著作《我们为什么不向历史学习》中，这样论述了他考察历史的观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样式的预见，并非来自头脑中一闪的灵感，而是来自对一种手法——通过现在的透镜把过去投影于未来——的运用。同时，深入研究一个狭窄领域是极其重要的。”

第一节 六天战争中的决策

[② 此节最先作为单篇文章登载在日本《新防卫论集》第7卷第1号上(1979年6月)——作者]

决定开战，这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它意味着国家从平时转入战时。古往今来，国家转入战争的过程，因时代、国家以及战争性质的不同而不同，但事实上在决定开战之前也存在另外多种解决事态的方法。当今的危机管理，说起来也就是管理那些使当事国面临危机时不致走上战争道路的方法——避免或遏制开战决定，诱导选择其他方法。

六天战争中的开战决心介于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过早的开战决心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过迟的开战决心之间。在六天战争前的危机事态中，以色列的决策者经历了何种过程走上战争的道路，而没有作出其他抉择呢?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一、动态决策

[① 此部分内容与本书第四章第三节《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开战经过》相同。译者注。]

1967年6月5日晨，准确地说是以色列时间上午7时45分，以色列空军同时出动，去轰炸埃及的10个机场。它们首先轰炸了其中的9个机场，几分钟后轰炸了第十个机场。不到两个小时，埃及空军就被摧毁，六天战争的胜利大局已定。至此，开战前一个月开始的重大危机和以色列政界、军界首脑的苦恼宣告结束。

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危机逐步激化，它大致经过了三个时期，最后发展成六天战争。第一时期是从1957年3月以军从西奈半岛撤退至1966年中期，这是“一般的”敌意和宣传活动时期。第二时期是从

1966年秋至1967年5月10日-14日，这是阿拉伯游击队活动进入高潮的时期。第三时期是危机期，埃及政府于1967年5月13日-14日采取了军事行动，阿、以之间由过去10年的一般对立状态发展成另一种性质的冲突状态。在第三时期中以色列采取的措施是：下达动员令-->推迟军事行动-->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开战。具体可分为下面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5月14日-5月18日) 面临战争威胁阶段

第二阶段(5月19日-5月22日) 担心战争爆发阶段

第三阶段(5月23日-5月28日) 努力避免战争阶段

第四阶段(5月29日-6月04日) 定下开战决心阶段

第五阶段(6月05日-6月10日) 果敢进行战争阶段

以下概要说明在第三时期中的第一到第四阶段，以色列是如何发展到定下开战决心的。

(一)第一阶段(5月14日-5月18日)：面临战争威胁阶段

以色列的决策过程始于5月14日夜晚。以军情报部长亚里夫向总参谋长拉宾报告埃及地面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总参谋长拉宾于15日晨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总理艾希科尔。会上商议的结果，决定军队向内格夫沙漠的停战线正面增派1个旅。外交部长埃班报告了美国及英国大使提供的情报，这两个国家认为埃军的动向不过是一般的示威行动。经过整整一天的讨论；会议作出了和这一报告相同的结论。16日，举行了内阁例会。会上一致认为这次纳赛尔采取的行动是政治威胁，而构不成军事威胁，但是会议也认为有可能发生不测事态，因此应该作好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内阁会议结束后，立即发布了对部分预备役进行动员的命令。这就是1967年危机中最初的决策。

达扬将军认为事态是严重的，他表明了这样的见解：纳赛尔不久将要求联合国部队撤离，并且将会封锁蒂朗海峡。当地时间16日22时，埃及易卜拉欣·沙卡维准将向联合国部队指挥官里基赫中将递交了要求联合国部队(3，400人)撤离的信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收到这份报告1小时后，决定答应埃及的要求。吴丹的决定遭到了谴责。在17日16时的联合国会议上，南斯拉夫和印度支持吴丹的决定，加拿大和巴西表示反对。18日19时，吴丹把同意撤离联合国部队的信件交给了埃及驻联合国大使穆罕默德·库尼。埃军已向西奈半岛增派了1个师，并逼近停战线。17日，以色列军政首脑召开了四次不同人员参加的会议。每次会议都判断埃军的动向并不预示战争将要爆发而只不过是纳赛尔的对以色列的遏制行动。18日，以色列政府要求撤回撤离联合国部队的决定。总理、外交部长、军队的情报部长分析了形势。他们的判断发生了变化：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为期不远了。

(二)第二阶段(5月19日-5月22日)：担心战争爆发阶段

5月19日对以色列的决策者们来说是决定未来动向的重要一天。

联合国部队于19日16时撤离完毕，形势急转直下。总理和军界首脑在总参谋部商讨事态的对策。

会上研究了反空袭计划和采取了从欧洲紧急采购武器的措施。在此之前，军队的情报部长亚里夫报告了埃军的动向及兵力，内容是：①埃军出于侦察目的不断侵犯领空，②西奈半岛的兵力已达坦克500辆，兵员4万人，③装载着1个步兵旅和2个装甲营的也门军队的船只正停泊在苏伊土港准备向西奈半岛出航。总理对报告的第三点内容感到困惑，他担心蒂朗海峡可能遭到封锁。这个也门军队准备出航的情报使以色列作出了第二个决策：

5月19日下午下达了大规模动员的命令。外交部长埃班指出了目前以色列面临的三个问题；埃军在西奈半岛集结，埃军驱逐了联合国部队，叙利亚在煽动人民战争，这给以色列带来了危机。

至5月20日，形势进一步恶化。在西奈，埃、以两军已直接接触。

20日上午，总理和总参谋长赴西奈前线视察。当天，埃及伞兵部队降落在沙姆沙伊赫，埃及海军也沿苏伊士运河向沙姆沙伊赫南下。接到这些情报，达扬将军飞往西奈前线。

21日上午7时30分，军政首脑研究形势的发展。会上，总参谋长拉宾报告集结在西奈的埃军已达8万人，外交部长埃班的看法是乐观的，他认为大国将采取行动，制止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然而22日夜里，纳赛尔在西奈半岛的要冲吉夫加法宣布封锁以色列舰船进出蒂朗海峡。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以色列曾因埃及封锁蒂朗海峡而决心开战，现在历史又要重演了。

(三)第三阶段(5月23日-5月28日)努力避免战争阶段

5月23日凌晨4时30分，总参谋长拉宾向总理汇报了纳赛尔宣布封锁蒂朗海峡的消息。从上午9时起，召开了有在野党领导人参加的国防委员会会议。政府方面参加的有：总理、外交部长、不管部部长加利利、教育部部长阿兰内、内政部部长夏皮罗；在野党方面参加的有：梅纳赫姆·贝京、西蒙·佩雷斯、摩西·达扬、果尔达·梅厄，军方参加的有：总参谋长拉宾、情报部部长亚里夫、作战部部长魏茨曼。会议在听取了总参谋长的全面介绍后，讨论了需要紧急决断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美国建议的以色列48小时内暂缓向亚喀巴湾派出船舶进行示威性通航的问题。会上达扬提出，应该给美国以它所希望的48小时，48小时后再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会议的结果是与会者多数接受了美国的提议，并同意不要求美国海军护航。会议还同意国防军发布预备役全面动员令。

其次是关于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即是否应该立即打通蒂朗海峡和攻歼埃及集结在西奈半岛的军队。会上达扬指出，现在的问题不单单是占领加沙地区或是打通蒂朗海峡的问题，这次战争的目的在于同纳赛尔进行武力对抗。埃及封锁蒂朗海峡的真正的意义不是封锁本身，而是试图显示以色列是不能抗拒阿拉伯世界的，这才是纳赛尔的本意。只要纳赛尔不打消这个念头，形势还会恶化下去。总参谋长拉宾认为，占领沙姆沙伊赫是可能的，但是并不可行，可行的方案是摧毁埃及空军和占领加沙地区。事实上，开战日定的是5月25日晨，根据这个指不，南部军区积极进行了准备。24日下午5时，开战时间被推迟了24小时。总参谋长拉宾因病表示要辞去所任职务，结果获准休息数日。由此可见，每个人对形势的认识和解决方案是不同的。总之，在5月

23日，军队末施加要求立即开战的压力。

在5月23日上午9时召开的国防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出了三条决定。这是第三次决策。

1． 封锁蒂朗海峡是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

2． 有关军事行动的任何决定均推迟48小时实行。在此期间外交部长要弄清美国的真正意图；

3． 在适当时机派外交部长会见美国总统。

5月24日，外交部长埃班启程前往巴黎、伦敦、华盛顿。25日，总理艾希科尔、总参谋长拉宾，巴列夫将军一行视察了内格夫沙漠的南部军区，召见了加维什，塔尔、沙龙各位师长。这时，埃军已有4个装甲师集结在西奈。

5月26日，召开了内阁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应该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外交部长埃班发来了难于即刻了解美国真正意图的报告。伊加尔·阿隆强硬要求总理立即发动军事行动。总参谋长拉宾也同意阿隆的意见。

那末，美国的态度如何呢?23日约翰逊总统的声明如下：

“亚喀巴湾是一条国际航道。 封锁蒂朗海峡是非法的，

也是对和平的潜在威胁。 ……以色列只要不决定单独行动，

它就不会孤立。 以色列如果想在任何事情上都得到美国的援

助， 那就应该对主动的敌对行动负起责任。 我们相信以色列

不会采取这种行动。”

而纳赛尔在27日的演说中指出：

“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要消灭以色列。事情不单单是以色列的问题，还有它的后台(美国)的问题。假如以色列胆敢侵略埃及或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战争就将发展为一场全面战争。”

5月27日的以色列内阁会议，被迫要对开战问题作出决断。国内群情激昂，要求采取军事行动。人们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觉得再等下去只能使国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陷入疲惫状态。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

1． 国防军的动员已达一周之久。国家经济部分瘫痪。被动员起来的普通市民强烈要求政府作出某种决断；

2． 对国家领导人的失望之感有增无减，总理艾希科尔已成为众矢之的。人们越来越怀疑他的管理危机的能力。

3． 陆军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发动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发动越迟，人员、物质损失越大。

4． 事情越来越清楚，埃班通过外交活动所取得的大国的支持已逐渐变成一张空头支票。

5． 纳赛尔依然在使侵略行动升级。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军队也集结在以色列边境附近，疯狂叫嚣消灭以色列。

这五个“包袱”沉重地压在以色列内阁18人的肩上。苏联政府似乎要掩饰自己的幕后策划者面孔，在5月26日由柯西金署名的信件中写道：

“苏联政府要求以色列采取一切手段不使目前的事态发

展为军事冲突。不管边境地区的军事形势如何，也不管问题

多么复杂，重要的是找出非军事手段的解决方法。”

5月28日是以色列不得不对和还是战作出决定的日子。从凌晨3时半至5时召开了内阁会议。会上出现了主张立即开战和主张48小时后再行决定的两种对立的意见。表决的结果是9票对9票，谁也没压倒谁。即使是主张立即开战的人意见也不一致：本古里安主张只限于解除蒂朗海峡的封锁；贝京主张主要的问题不是蒂朗而是集结在西奈的部队。但总理决定推迟作出决定。

28日，美国总统对苏联的动向判断是，如果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苏联将支持受到进攻的国家。可能是基于这个判断，美国总统对以色列的动向极为关心。美国强调：以色列不应该发动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假如发动了，一切责任应由以色列承担。

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致艾希科尔总理的信件中告诫以色列默认纳赛尔造成的既成事实。英国对以色列持同情态度，希望以色列继续进行外交努力。同时美、英两国还针对纳赛尔的封锁蒂朗海峡措施，积极地制定着国际性的舰船护航计划。西德和加拿大两国向艾希科尔总理表示，他们同意这个计划。

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28日下午3时至8时召开了内阁会议。会上决定继续进行外交努力。这是第四次决策。晚9时，艾希科尔、阿隆、约菲同军界首脑举行了会谈。军队要求立即开战。推举达扬为国防部长的浪潮已经势不可挡。

四、第四阶段(5月29日--6月04日)：定下开战决心阶段

这个阶段可细分为两段。 5月29日--6月1日为前一段； 6月02日--6月04日为后一段。

前一段是国内因素起主要作用，特别是要求开战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内的知识界人士、工人、学生，甚至妇女纷纷请愿，要求开战。

5月29日，形势更加动荡。艾希科尔总理在国家危急关头的领导能力被作为问题提出，人们要求他不要兼任国防部长，把这一职务交由达扬将军担任。

5月30日，危机又进了一步。埃及、约旦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连同1966年11月埃及、叙利亚签定的共同防御条约，使以色列不得不对付三个方向的威胁。

30日晚，工党——工人联合党联盟正式决定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反对艾希科尔留任总理。31日16时30分，艾希科尔、达扬举行会谈，达扬要求担任国防部长，或者总理兼国防部长，或者野战军司令。同日20时，拉宾、艾希科尔、达扬三人会谈，内定达扬任南部军区司令。但是，

6月1日西蒙·佩雷斯提出，达扬如不参加政府，他将不与各党派联合政府合作。

1日10时至15时的会议一致通过达扬将军担任国防部长。外交部也已不再对军事行动持有异议。

6月1日21时30分，各党派联合政府成立。这是第五次决断。

后一段第一天是6月2日。用新任国防部长达扬的话说，这一天对于发起行动既过早也过迟。

3日这一天发生了三个事件：一个是伊拉克军队和埃及军队到达了约旦，另一个是法国发表了对以色列武器禁运声明，再一个是收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5月30日给艾希科尔总理的信件。信的内容是：

“我必须强调， 以色列有责任不采取敌对行动。 以色列

只要不独断专行， 它是不会孤立的。……我希望以色列保持

领土完整， 我已告诉埃班外交部长， 美国为确保以色列及其

邻国的和平与自由， 将尽可能地给予有效的支援。 我还想强

调同别国共同行动的必要性。 ……我们领导人在美国不单独

行动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美国还补充说： “以色列应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它自己。”美国的这一意见被埃班压了数天，而没有向政府报告。

以色列领导人对美国的感觉是，以色列即使主动挑起战争，美国也不会把它视为非友好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也就不会介入。

6月04日，国防部长达扬对阿军展开的兵力，作了如下估计；

西奈方向： 第一线兵力10万，预备队6万，坦克1，OOO辆，空军飞机480架。

叙利亚方向：兵员5万，坦克200辆，空军飞机100架。

约旦方向：兵员5--6万，坦克250辆，空军飞机24架。

1967年5月末时间以双方的兵力如下：325页表格

6月04日，以色列内阁会议经过7个小时的讨论后终于决定开战。前一天——3日，作战计划已经得到批准。决心通过集中运用空军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去夺取胜利。这是第六次决断。6月04日以色列动员的兵力已达25万，其中22．5万人是陆军兵力，预备役占

20万。

二、静态决策

六天战争的开战决定，几经周折终于作出。这种决定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合理思索的结果。下面，介绍一下以色列在决定开战前所研究的战略目标、战略性损失和行动方针方案。

(一)战略目标

从1966年秋至1967年5月底，在危机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以色列的战争决策者们研究出了6个战略目标。这6个战略目标中，1-3是随着形势的恶化逐步明确起来的；4-6是以色列建国以来的潜在的战略目标。

1． 排除紧迫的侵略威胁

1967年5月14日-23日，埃军在西奈半岛集结兵力，宣布封锁蒂朗海峡，纳赛尔发表消灭以色列的演说。如何排除这些威胁，成了以色列最紧迫的战略目标。以色列需要排除的具体威胁是集结于西奈半岛的埃军，而从5月23日-25日的情况看，需要排除的直接威胁是加沙地区的埃军。由于5月19日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撤离西奈半岛，埃以两军已经直接接触。大多数以军首脑判断，只有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才能排除上述威胁。

2． 打破对蒂朗海峡的封锁

尽管侵略威胁迫在眉睫，但解除对蒂朗海峡的封锁，依然是以色列决定政策的主要目标。这就是说，以色列国内舆论一致认为，埃及封锁蒂朗海峡是企图扼杀以色列，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由于这次封锁，以色列的石油和其他物资的进口量减少了80％-90％。正因为以色列今后的发展要依靠内格夫和埃拉特港，所以解除蒂朗海峡的封锁是第二位的紧急任务。

3． 阻止阿拉伯游击队的袭击活动

196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了。1965年1月，阿拉法特开始领导武装斗争。1966年1月-10月，在叙以边境停火线附近地区，发生了9起袭击以色列人的事件，1967年1月-4月，在同一地区发生了16起袭击以色列人的事件。1967年4月7日，发生了一起最严重的事件：叙方炮击了戈兰高地山麓的三个以色列的“基布兹”，之后，以空军实施了报复攻击，击落叙利亚6架米格飞机。由于阿拉伯游击队杀害以色列人，袭击以色列人的住宅，在道路上埋设地雷，以色列人强烈要求阻止阿拉伯游击队的袭击活动。

4. 保卫边境安全

对以色列来说，第四个目标是确保边境安全。以色列的国家政策是既不能支持扩张论者，又不能提出象改变1948年停火线那样的侵略目标(当时，只有现任总理[①此处的“现任总理”，讲的是作者写这本书时(1981年)的总理。1967年时以色列的总理是艾希科尔。——译者注]贝京的“自由运动”是正式提出扩张论的政党)。据说，甚至1967年5月28日，以色列处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它仍然表示说，如果阿方决定以停火线为固定边界，希望和平，那末以色列国会将全体一致予以欢迎。

但事实上，以色列人普遍认为，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接受履行联合国的决议，并从所占领的地区撤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到1967年5月中旬时已变得非常清楚。由于当时埃及封锁蒂朗海峡，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已经丧失殆尽。到这一年的5月下旬，谁都看得出来，以色列已处于与1948年和1956年时同样的难以忍受的地缘政治条件之下。

1967年5月的危机使以色列深深认识到，要实现1956年危机时布雷赫曼在其研究报告中所提出的目标——永远排除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威胁，是近乎不可能的。这些事实当然会刺激以色列扩张领土的欲望，并使以色列产生依靠天然屏障保卫边境安全的要求。实际上，在

1919年的巴黎会谈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勾画了一幅犹太国家的兰图：西顿——大马士革南部(萨萨地区)——德拉——安曼西侧——马安——亚喀巴——加沙地区。

5． 夺取武器

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提供的大量武器与以色列的武器相比，造成阿以双方的力量失去均衡。以色列的另一个目标，是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武器，或破坏阿拉伯人的武器，使之对以色列无法使用。然而，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的方式，不同于美国向以色列补充武器的方式。苏联对阿拉伯国家重新补充的武器数量，超过了阿拉伯国家的损失数字。这就妨碍了以色列这一目标的实现。所以，这个目标不得不与第一个目标——排除威胁的目标同时完成。

6．占领新领土

占领新领土是与第四个目标——确保边境安全——相互联系着的。但是，确立这样一个目标，不可避免地要蒙受侵略国家的臭名。然而，以色列人认为，根据1919年犹太建国兰图，以色列要建立的是一个拥有500万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人还认为，1957年3月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是一次失败。以色列人的这种感情，使以色列在危机严重时，采取了扩张领土的方针。

(二)战略上的损失

要达成上述几个目标，战略上必然有所失。以色列决策者们认为，实现1—6项战略目标有可能付出以下四方面损失：

1． 丧失主权

这种潜在的损失，清楚地意味着以色列国家的崩溃。这就是说将孕育着两种危险性：回到1948年以前的巴勒斯坦的状态，遭到阿拉伯人的大屠杀。这样的损失是以色列绝对不能容忍的。

2. 直接损失

直接损失是指以色列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军事上所遭到的损失。这种损失在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实施报复性打击时是一种情况，在以色列断然对阿拉伯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时是另一种情况，两者相差将是很大的。以军估计，5月28日-6月04日，它每天的战斗减员200人。

3． 经济上的损失

经济损失与直接损失不容易分清。二者的明显差别在于因实施动员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于以色列国防军的主力要依靠动员预备役，所以，发布动员令后造成的生产下降，将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4． 政治上的反响

在以色列常常听到这种说法：形势一旦恶化，以色列在世界上除犹太民族外就再没有什么朋友。以色列在危机时当然要分析哪些国家是友好国家，哪些国家是敌对国家，以及联合国如何。以色列意识到它的友好国家主要是美国，敌对国家主要是苏联。至于联合国，以色列一直怀疑它的存在价值。1967年5月，以色列一位领导人谈到了政治上的反响问题，他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反响会坏到哪儿去呢?如果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会重新获得友谊，如果我们一味等待，倾听朋友的劝告，而打了败仗，又有什么用处呢?只能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完全相同。他们什么都不干，只会说：“犹太民族多可怜啊!”

(三)行动方案

前面谈到了以色列在决策过程中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性损失的各种因素，下面对以色列的决策者们所研究的行动方案进行分析。各方案的优劣顺序是1->4->-3->-2。(如下表)。

1967年5月以色列的行动方案 329页表格：

1． 先发制人的进攻

这是达扬国防部长提出的方案，其主要设想是：打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首先对埃军机场实施先发制人的空中攻击，迅速夺取制空权，然后使用装甲部队突破西奈半岛，排除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

这一方案用布罗迪的话说，打的是“慎重的遏制奏效的战争——目标有限的战争。”其目的是打破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确保边境安全，最终目的是使阿方承认以色列国家的生存。以色列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对上述任何一种行动方案，联合国都可能迅速干预和限制行动，因此，以色列必须在联合国作出停火决议之前达成有限的目标。他们对前进的界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军事上，以色列是有能力占领开罗、大马土革和安曼的，但考虑到停火后将被要求撤退和有可能给苏联的介入提供借口，所以它们将苏伊士运河、戈兰高地和约旦河等内定为前进的目标，在开战前6月3日批准的作战计划中，西奈方向的前进界限是米特拉——吉迪山隘一线，约旦方向采取的是防守态势。开战后，西奈方向改为推进到苏伊士运河一线，约旦方向转为进攻，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整个地区。

开战前，以色列的决策者们对阿拉伯国家的开战企图是如何判断的呢?到5月27日，达扬将军仍不知道埃及的开战企图。伊加尔·阿隆和巴列夫两位将军判断战争十有八九将发生，并认为以色列只要果断地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就能轻而易举地赢得胜利。关于战争将持续多长时间的问题，以色列大多数决策者认为，六天至两周时间就能结束战争，三天之内能占领沙姆沙伊赫。以色列决策者们还集中讨论了在联合国强烈要求停火之前能否达成战略目标的问题。他们认为决定性因素是以色列不能继续等待。

5月16日已征召预备役军人， 5月

19日已下令动员主要部队。由于迫在眉睫的侵略威胁和进行动员——它使经济活动陷于停顿，很明显，即使阿拉伯国家不发动进攻，对以色列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损失。这场战争对阿拉伯国家来说，是一场有限战争，可是对以色列来说，却是一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全面战争。

联合国即使强烈要求停火，事态也不可能解决，以色列即使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也并不能确保边境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决策者们所抱的基本想法是，不重犯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的错误，此外，在安全未得到保障之前，决不从所占领的地区撤出。

2． 维持现状的方案，等待，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个接受现状的方案，在以色列决策者之间是个不受重视的方案。在这种状况下接受现状，就等于接受消灭以色列国家的要求，这是以色列所不能容忍的。

维持现状的方案之所以成为研究的对象，是因为它是根据埃班外长“三个阶段计划”的设想提出来的。具体地说就是，在这种威胁下，①将边界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②要最大限度地克制报复行动，③当这些完全失败时，为实行“积极地遏制”而正式发动军事行动。维持现状的设想是指①-②阶段。

然而，不管预备役的动员令是否取消，只要接受现状，就会几乎失掉达成上述任何目标的机会。埃及即使不发动进攻，只要美国不能设法开放蒂朗海峡，那末蒂朗海峡就会依然被封锁，阿拉伯国家的袭击也会继续下去。如果埃及对以色列发动进攻，即使以色列获胜，以色列也将付出很大的牺牲。这是以色列不希望冒的风险。

3． 消灭游击队

从1967年4月前对付非正规的游击队的入侵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很容易被以色列接受的方案。

5月13日前，以色列确实采取了这种方案。但埃军在西奈半岛集结兵力，并宣布封锁蒂朗海峡，使事态为之一变。在以后的事态中，这个方案未被列入讨论的范围。

4． 外交

这个行动方案旨在推迟单方面的军事行动，并通过外交手段达成上述的目标。此时的外交就是谋求美国和西欧的国家支援。这是艾希科尔政府在危机时最期待的方案。在5月28日以色列内阁会议上就战与和的问题进行表决，出现了9票对9票的僵持局面之前，这一直是千有力的方案。

6月1日，以色列成立了各党派联合政府之后，放弃了外交手段，改为一心采用武力解决——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的方案。

(四)对行动方案的定量分析

对上述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以及对1967年5月以色列领导人所面临的决策问题，均可进行定量分析。当然，这种定量分析包含两个基

本问题：一是在事实之后进行事后分析的问题，二是对本来不容易定量化的决策过程采用定量化方法的问题。亚伯拉罕·R·瓦格纳意识到这两个问题，他通过与当时以色列决策者的接触，对各个方案进行了定量分析。

对各个方案进行定量分析的程序是，首先估算出各方案的预测结果的概率，并给予不同的定量值，然后，应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理论，估计各个行动方案的期望值，并选出理想的方案。下表是通过这些程序所求出的各个方案的预测结果的概率及其期望值。

在表中各行动方案的期望值一栏里，先发制人的进攻这一方案与其他方案相比，显示了理想的数值，而维持现状的方案则出现了负数。

5月28日以后，以色列人民要求打破现状的愿望，促使以色列决策者们从先发制人的进攻中找到了解决方法。

各个方案的概率和期望值 337页表格

三、结束语

古往今来，国家意志实质上的决策机构，不是具有独裁性质，就是具有会议性质。决定发动六天战争的以色列决策机构属于后者。在六天战争前，在危机的情况下，建国以来有过两次战争经历的以色列，又一次作出了开战的决定。在作出这个决定时，以色列的决策者们尽管对当时的危机事态认识不一致，政党、个人之间既产生了对立，也出现了错误，但可以认为他们至少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是意见一致的。

(一)出师有名，不担侵略者的罪名

中东战争虽然在本质上是场有限战争，但它却具有这样的性质：战争当事国自不待言，就连第三国的国家利益也直接受到影响。有鉴于此，以色列竭力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特别是争取欧美各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以便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达到战争目的。在苏伊士运河战争时，以色列曾有过痛苦的体验：在战争中，被冠以侵略国家的罪名，而且，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为达成战争的目的而起到作用。由于有过这种体验，所以在1967年5月危机时，它一等再等，直到使自己处于受害者的立场，得到美国和国际舆论的支持，除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外别无其他选择之时，才终于决定开战。

(二)打速决战，不使大国在军事上介入。

以色列在经济上是个小国，在军事上处于中等国家的地位。所以，在决定开战时，它力求打一场速决战，在大国介入之前造成既成事实，这是以色列唯一可选择的战略。可以认为，以色列之所以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强调战争的速度，要求指挥官到第一线去，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尽快造成既成事实。这就导致六天战争时，又重演了苏伊士运河战争时曾经出现过的教训——过早地、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就仓促地进入战争。

(三)争取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支持

以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以大国为敌，这是以色列领导人一贯的思想。在苏伊士运河战争时，由于美苏两个大国的掣肘，以色列体验了

从西奈半岛撤退的痛苦。这次六天战争以色列得到美国默许后，才作出了开战的决定。由此可见，有无超级大国的支持，将左右战争造成的既成事实的价值。

决策者们在开战前夕最担忧的，是在这场战争中能否取胜算的问题。此外，出师有名，速决战成功的可能性，超级大国的支持，这些都是开战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中东战争在本质上具有持久战的性质，并不是仅仅打赢一次战争就能一劳永逸的。以色列的决策者们，一面要考虑将来可能遇到的新的战争危机，一面要对付眼前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艰难局面下，他们作出了开战决定。六天战争开战决定的最大特征是以色列一再等待后才作出的。这是在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当美国的掣肘不再存在时，重点考虑了利弊得失之后，作出的合理的判断。

第二节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潜流和真相

[①此节最先作为单篇文章登载在日本《陆军干部学校记事》1974年10月-1975年 2月号上，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作者注]

如同世事有荣枯盛衰，风有顺风逆风一样，战争中有速胜险胜，也有令人沮丧的失败。1973年10月6日14时突然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经过18天的导弹和步兵的激烈交战，在10月23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再次要求阿以双方立即停火的339号决议之后，终于在

10月24日7时结束了。

对于这场战争，被国际公认为战略分析权威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在1974年5月10日出版的年刊《1973年战略调查》中，是这样评论的：“1973年是在核保护伞下发生大动乱的一年，也是朝着将来增长不安的一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以色列曾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获得过军事上的胜利，后来又被迫从西奈半岛撤退。对于有过

上述经历的以色列来说，这次战争是第二次考验。

如今，第四次中东战争已从当时被人们作为新闻报道的战争，变为被人们当作战史研究对象的战争，一些客观的、准确性较高的资料也逐渐公布出来。但如果要研究这次战争，还会碰到带着什么问题、以什么观点来认识这次战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必然要反映出来。毫无例外，第四次中东战争也是发生于现代的一场局部战争。但如果把这次战争看作仅仅是交战当事国的问题而进行考察，那就容易忽略现代战争的特点和中东战争的本质。

对于象这次战争这样，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直接导致战争目的实现的战争来说，研究其国际政治背景、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所处时代的特点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潜在的因素在现实战争中起着什么作用呢?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能找出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特点。

本稿将这次战争看作是美苏对抗的第二个回合和六天战争的继续，从总的方面进行分析，考察这个期间的因果和原委。在作战方面，拟追溯一下作战的真相，主要是以军打开初战的艰难局面后，渡河进攻作战使局势发生逆转的情况。那末，在现实的、严峻的国际政治结构中，这种潜流和真相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德军的冯·吉克托将军，在1928年撰写的《军人的本质》一书中说：“只有经过我们的摄取、消化和将那些取自每个事例的、永恒的、重要的东西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来源于战史研究的知识才具有活的，实际的价值。然而，这种才能未必每人都能具备。”诚如这位先哲在这里所一语道破的，这条道路是因人而异的。知——思——行这条由知识转为能力的道路，何其漫漫兮。

一，二、三(从略)——作者

四，综合考察

德维曾经说过：“战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诚如他所说，战争应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来加以研究。而且，如果不以整个历史和战史的广泛知识为基础对其考察，就容易陷入陷阱。

第四次中东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系统地就某个问题进行客观的、

具体的考察和总结，必须留待今后。但是，战场上的人员素质、作战理论和作战原则不同于作战样式，它们具有不易变化的特点。所以，即使在今天，也能够对一些问题进行考察，这在前面已经有所叙述。但是，今天的历史告诉并要求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地一步步研究、发展适合日本民族、国家和现代战争的日本式作战方式，而不应该只是追求那些可立见成效的经验和教训。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次战争具有从战史的侧面对本命题进行基础研究的一环的作用。根据这一观点，我想一面抓住现代战争的特点，一面主要就这次战争中埃以两军的潜在性因素进行一些考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特点和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

1．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特点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的这句名言在140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半的真理。虽然全面核战争在今天已不可能是政治的继续，但这句名言对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仍具有现实意义。倒是象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定所表明的那样，一面在避免和遏制全面战争，一面又视战争为国际政治结构中执行国家政策的手段，仍将其作为政治的继续，这样一种看法似乎更为切合实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个国家均在国际政治结构中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四次中东战争也不例外。拿破仑曾经说过：中东地区是世界的关键。中东地区是三大洲的连接处，有一条苏伊士运河，并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是各种利害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地方。正如约翰·金奇所说，巴勒斯坦问题之难于解决，同犹太人没有关系，同阿拉伯人也没有关系。说解决中东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大国手里，一点也不过吩。

下面，考察一下这次战争爆发的原因。收复因六天战争被占领的领土，恢复巴勒斯坦民族的合法权利，是这次战争的目的，而不是战争的主要原因。美苏的缓和和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是这次战争爆

发的根源和最大因素，其他都可以视作动因。另外，导致战争爆发还有下述三个原因；第一是1970年8月埃以双方签署停火协议及其挫折，第二是1972年1月开罗发生的反政府暴动，可以说这次暴动是使萨达特总统决心发动战争的直接原因，第三是1972年7月埃及驱逐苏联人提高了阿拉伯人的土气和加速了发动战争的进程。

在这次战争中，不用说规定战争样式的编制装备，就连战略战术和作战原则都是大国那一套。而且，战争指导，特别是前进的界限和末期指导，都是受大国的武器弹药的补充情况和提供的情报以及大国军队的动向等这些外界因素制约的。似乎可以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在同时打一个战争，战争的主宰者最初是阿以两方，后来是美苏两家。这次战争的性质既不单纯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性质，也不完全是美苏代理人战争的性质。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感情上与代理人战争是格格不入的。可以认为，在这里，阿以的区域战略和美苏的世界战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双重结构。抽去这个双重结构，便不能理解这次战争结束后所发生的塞浦路斯纠纷、葡萄牙政变，苏伊土运河重新开放以及石油战略给世界经济造成混乱等问题。例如，由于受葡萄牙政变的影响，美国今后恐怕很难能继续使用在这次战争中对以色列进行紧急支援时所使用过的北约成员国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

现代战争不纯粹是军事斗争，而是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有机结合并同时进行的战争。现代战争的特点就表现在这一点上。但现代战争又具有我们所不应忽略的军事上的特点。这就是中东战争中的军事方面的战争指导，并不是以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思想为指针的，而是以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为指针的。当我们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时，才能发现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精髓——不是击溃敌部队-->粉碎敌战斗意志，而是扰乱敌后方补给线和指挥中枢-->粉碎敌战斗意志。那末，在这次战争中，对这种间接路线战略是如何具体运用的呢?第一，从10月10日-11日以军总参谋部对情况的判断中能看出这一点。以军在戈兰高地转入攻势和在西奈半岛进行决战，作出这种

重大的作战转变的决断，是在10月10日叙军放弃进攻和战斗意志受挫之后。阿萨德总统的弟弟里法德·阿萨德指挥的独立装甲旅(坦克300辆)这张最后王牌，于10月7日黄昏进攻受挫，导致了这个结果。

同样，10月10日-11日以色列在西奈战线的迎击战术的决断，是根据利德尔·哈特的战术上的防御隐藏着战略上的攻势的教诲作出的。第二，是以军于10月15日发起的渡河进攻作战期间。这是埃军进攻受挫后在心理上发生动摇的期间。此时以军贯彻了利德尔·哈特的要抓住大规模反攻战机的教诲。此外，反攻的目标不是埃军第2和第

3集团军本身，而是指向埃军的后方补给线。进攻的方向选择的是一条敌人预料不到或准备不足的路线(期待性最小的路线)——苏伊士城方向。以军包围埃军第3集团军的这种间接路线战略的意义在于，它与利德尔·哈特的战史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利德尔·哈特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首先集中兵力打击次要敌人(第3集团军)，而不要首先企图去歼灭主要敌人(第2集团军)，不要以为主要敌人失败以后次要敌人会随之而自行崩溃。

2． 以色列军队是如何吸取和消化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的

1971年伊加尔·亚丁将军说；“利德尔·哈特告诉人们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小国。我们必须以最小的代价迅速取胜。为此，我们需要在奇袭、机动和质量方面收到最大限度的效果。我们避免在敌人的正面强攻直撞，而采取从敌人侧背实施攻击的方法。这样更容易奏效和节约兵力。”我们应该认为他的这段话反映了以色列建国25年来军队的作战思想。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以军吸取和消化利德尔·哈特思想的过程。建国初期，以军无论是在机械化步兵编制这样的“硬件”方面，还是在火力运用这样的“软件”方面，都积累了很多经验，同时还迅速地吸取和消化了利德尔·哈特的思想，创造出自成系统的速决战理论，并为适应这种理论的要求进行了改编。以军还重视对指战员的培养。有的指挥官经历多次国内战争，他们了解战争，甚至能辨别出战争的

“气味”。达扬将军曾四次担任战场统帅，他的经历反映了以军走过的路程。例如，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总参谋长达扬取得了以下的经验教训：

①

在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作出了给军队下达行动命令的决定。由于这个决定，在预备役动员、各种车辆的准备、补给、航空突击和地面侦察等方面都出了问题，影响了作战速度。

②

军事行动的上方悬着达摩克里斯的“政治之剑”。如果以色列的计划事前败漏，战争推迟哪怕只是两三天，以色列就会受到美苏的压力，而且，在联合国必然被谴责为侵略者。

③ 在西奈半岛，以军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如何战胜埃军，而是在政治限定的框框中如何作战。

中止战争和结束战争的决定权不在以色列手中。

总参谋长达扬的这些经验教训，当然在六天战争中得到了运用。第一点经验教训，使以色列进行了周密的战前准备，并采取了欺骗行动。第二点经验教训，使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提高了进攻速度，缩短了战争时间。第三点经验教训产生的效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六天战争时，隐秘开战时机，直到忍无可忍时于发动进攻，制定的作战计划规定了进攻界限；以及战场的指挥等。

那末，以军又是如何消化间接路线战略的呢?。

第二次至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性质，是从民族独立战争、代理人战争发展为美苏对抗：作战样式是从步兵战斗、坦克战斗、空中战斗发展为导弹战争。前三次战争，以色列的战争指导具有浓厚的克劳塞维茨的直接路线战略色彩，即力求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战斗意志。这种指导近似于对不加控制的纯军事斗争的指导。它带来了从西奈半岛撤退这种政治上的失败。第三次中东战争——六天战争，是一次由于初战告捷而不得不变更战前的有控制的作战计划的战争。这场战争，以色列在军事上虽然胜利了，但在国际上却更加陷入孤立。以色列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争指导上的失败，导致它的战略思想从直接路线战略向间接路线战略转化，从重视军事斗争

向更重视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同时从一国战略向适应世界战略方面演变。中东地区不仅是阿以双方区域性的利害对立的地区，而且是世界各国的利害关系相互交织、具有多层战略结构的地区。中东战争的特点是有限战争，战争必须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不能破坏各个国家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利益和力量均衡。战争的胜败也不能超越这个范围。六天战争后，以色列的战略思想向防御战略演变，可以认为是以色列对这种事态进行认识和反省的结果。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军吸取了六天战争的经验教训，不是首先根据军事上的需要，而是首先根据政治上的考虑(重视国际舆论)，来确定作战计划制定前的战略思想和发布动员令的时间。以色列所以允许阿方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原因似乎也在于此。这说明以色列人是按利德尔·哈特的认识——“要认识到通过军事胜利取得和平这种思想本身所具有的限度，而且，纯军事战略必须受大战略的更长远的，更广阔的观点指导”——来行事的。不可否认，即使是同样经过战火洗礼的人，担任国家领导的与普通民众，他们对战争教训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达扬将军从自己所处的地位亲身理解并实践了利德尔·哈特提出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精髓。在这次战争中担任国防部长的达扬，要得到人民的理解，今后尚需相当长的岁月。

第七章--2

(二)以军扭转战局的潜在因素

1948年11月，在独立战争最激烈的时刻，总司令官本·古里安总理召集所有的连长作了如下训示：“只是发扬战场上的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不可能赢得战争胜利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胜利的秘诀的

2/3是在战场以外的活动中”。下面，对这次战争中以军扭转战局的民族的和历史的因素进行一些考察。

1． 百折不挠的精神

扭转战局的第一个因素，是经过沙漠的艰苦条件和民族存亡的斗争灼考验而形成的百折不挠、勇于创造的以色列精神。

黑格尔曾说； “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帕斯卡尔曾说：

“人是有思考能力的芦苇。”不仅一个人，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当他们被迫在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严酷条件下生存时，他们就要思考、挣扎，寻求真理，而且还要探索宇宙自然界的哲理和真理。如同“以色列”这个词的“为神而战”的意思所表示的那样，以色列12个民族中唯一生存下来的犹太民族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是一部领悟创世之神——耶和华[①犹太教所信奉的唯一真神，即雅赫维。基督教将雅赫维读为耶和华，用作上帝的同义词。译者注]的教诲和宇宙自然界哲理的历史。耶和华的教海和民族危机感，是以军在战场上不断创新的力量源泉。对于以军的天才的作战技巧和民族的战斗性，仅从短暂的25年建国史来看是难以理解的，必须追溯到更远的民族历史上去。

沙漠的特点是干燥，人类在那里生活必须忍受干渴。适者生存的哲理既然是苛刻的，沙漠这种自然条件就不给人以恩惠，而只能给人以死亡的威胁。在那里，等待意味着死亡，人类为了生存下去，必须主动地征服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生活必需品。沙漠不象东方那样“国破山河在”，“人生处处有青山”。那里没有自然界的恩赐。沙漠的严酷条件不允许人单独生存，作为一个部族才能生存下去。这样，沙漠人民就养成了战斗精神，具有忠于和服从部族集体意志的特点。对神的绝对服从和抗击其他民族的战斗精神，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的最大特点，这与希腊乃至阿拉伯国家的伦理的，形态的，空间的、笼统的、静态的概念毫无关系，毋宁说以心理的、内在的，时间的，分析的、动态的概念为特点。简言之，以色列民族不重理想而重现实，不重现象而重本质，不重名而重实。而且，在以色列民族感情中还流淌着选民意识和危机意识。这似乎是以色列民族思维和认识事物的基本特点。反过来说，犹太民族正因为保持了这些特点，所以才能在

3，000年的生存竞争中存在下来。[松鼠妖注：这个精神分析貌似是日本人在胡扯了，早期建国者明明是一群世俗的社会主义者么，见《以色列现代史》]

那末，以色列民族的这些特点在战场上是如何具体地表现出来的呢?犹太民族正视现实的特点来自民族危机感。他们把空间换算成时间，把时间看作是节奏。这个特点使以色列入善于捕捉战机，而且能够从时间上和空间上认识战斗的界限。这并不是在自己中间概念性地制造一条界限，而是将地形上的棱线、河川的空间界限还原为时间的、战斗力的界限，并在实际的棱线上认识这种界限。我们从达扬将军的身上就能看到犹太民族的这些特点。六天战争时，达扬将军规定部队前进的界限为米特拉——吉迪山隘一线，禁止向苏伊士运河挺进，因为如果前出至运河，必然引起新的战争。这个例子表明，以军前进的界限或进攻的终点，是自己部队所具有的绝对界限与对敌考虑的相对界限的复合物。以军之所以能有效地坚持前进界限和避免两线作战，同古代以色列民族为捍卫民族生存而战的历史并非毫无关系。如果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国防部长达扬对战争指导的变化情况，就会发现他已经从1956年苏伊土运河战争时的果敢、大胆，变为1967年六天战争时的克制，进而变为这次战争的慎重、被动，就象他的后发制人理论的防御方案所证实的那样。这固然是顾及国际舆论的动向和同大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但也可以看作是他正视现实和认识界限的具体表现。

沙龙将军曾说：“正是我继承了以色列陆军的传统。”沙龙将军的这句话所表现出来的直率的、尚武的性格是犹太民族的特点。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扎下根来的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本来是与犹太民族的特点互不相容的。这种间接路线战略思想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绵延不绝的原因，只有在了解了以色列民族的“向一切学习”——它来源于一种危机意识——这种正视现实的特点之后，才能够理解。沙龙将军的直率的、尚武的、创造性的民族性格与达扬将军的含蓄的、心理的、间接路线战略有机地相结合，从中可以发现以色列国防军战略思想具有慎重和坚决的特点。

2． 扭转战局的第二个因素，是1948年独立战争中发挥了作用的“帕尔马契”的传统——进攻决心和间接路线战略。

要弄清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哈加纳”的起源，需要追溯到土耳其统治时代。当时，组建了一支犹太警备队，担任保卫各种犹太村落和移民区，防备贝陀因人袭击的冶安任务。1907年这支警备队扩大为

“哈苏莫” (夜间巡逻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英军部队序列。1917年“贝尔福宣言”后，

“哈苏莫”被改编为一支较大规模的部队，并发展为“哈加纳”。由于当时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反对向“哈加纳”这样军事性组织发展，所以，

“哈加纳”不得不通过秘密途径获得武器，以秘密方式进行训练，并作为警察性质的地下部队进行活动。1936年阿拉伯人举行暴动时，

“哈加纳”显示了它的力量。在对付阿拉伯人暴动的过程中，

“哈加纳”得到英国人温盖特的指导，采用了进攻战术。这种战术为“哈加纳”的重新编成，提高士气，发挥作战能力作出了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哈加纳”的许多成员加入了英军作战序列，参加了犹太人的对德战争，达扬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人。成为现在国防军核心力量的“帕尔马契”，是1941年德国入侵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增大时，从“哈加纳”中选拔出来的成员组成的，目的是在英军撤退之前，作为第五纵队潜伏下来，在敌人中间积极开展活动。被选拔出来的人员成了“帕尔马契”的中坚。在1948年独立战争时，

“帕尔马契”发挥了重大作用，尔后又成为国防军的核心，历届总参谋长几乎都出身于“帕尔马契”。

1948年独立战争时，

“哈加纳”基本上由四支部队组成：作为进攻部队的“帕尔马契”，作为地区防御第一线部队的野战军，作为地区防御第二线部队的家乡警卫队，以及青年营。那末，

“帕尔马契”为什么会成为国防军的核心呢?弄清这一点，对于理解现在以色列国防军的传统是很重要的。极而言之，扭转1948年独立战争的战局，并赢得战争胜利的动力就是这个“帕尔马契”。战争初期，以色列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突然袭击，国家面临灭亡的危机。在作战方面，以往那种以步兵为主实施正面进攻的方法未能奏效，战局对以色列很不利。然而，以色列国防军利用第一次停火的一个月时间恢复了部队的战斗力。他们采用利德尔·哈特的机械化步兵战斗和迂回作战的间接路线战略，使战局发生了逆转。例如，马卡斯上校提出的使用吉普车将步兵运到作战地域的“乘车步兵”设想，立即得到全军的支持，并被广

泛地推广开来。以色列对埃及发动的“滕·普拉格斯”作战行动，“艾因”作战行动和解放加利利的“希拉姆”作战行动的胜利，就是具体地运用利德尔·哈特的机械化步兵战斗和间接路线战略获得成功的战例。那末，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是怎样传播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呢?这是1941年5月创立“帕尔马契”的俄籍犹太人伊扎克·萨德和

1948年战争期间担任作战部长的伊加尔·亚丁将军的功劳。萨德和亚丁将军直接接触到利德尔·哈特的思想，研究了他于1920年4月提出的“步兵战术新理论”

(加强步兵的机动力，步坦协同作战)和1922年提出的组建新型陆军的方案(把搭乘坦克和装甲车辆的步兵和炮兵编成旅规模的战斗群)。后来，萨德组建了以军第一个装甲旅。另外，萨德还很重视培训年轻人，现在的达扬将军和伊加尔·阿隆将军曾受到过萨德的直接指导。萨德虽然于1954年去世了，但他的思想——直被继承下来。另一个人是亚丁将军，他受利德尔·哈特思想的影响很深。

如上所述，“帕尔马契”继承了利德尔·哈特的思想。但在这里不可忽略的一点是，今天以色列国防军的性质是1948年战火中本·古里安总理决定的。在1948年战争的第一次停火期间，本·古里安总理断然对军队进行了改编。当时，围绕着是建立一支革命军队，还是建立一支普通军队，是有争论的。“帕尔马契”既没有军衔，也没有勋章，缺乏正规的军事规章制度和纪律，非正规军的色彩很浓厚，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革命军队的性质。本·古里安总理英明决定，将“帕尔马契”改编成英国式正规军队。对此，

“帕尔马契”深感失望。本·古里安总理克服了“帕尔马契”的抵触情绪，在改编成正规军的过程中，具体地运用了利德尔·哈特的思想。应该说今天的以色列国防军仰赖于前总理本·古里安的远见卓识和英明决断之处甚多，正是他于国家动乱和战火纷飞之时，有效地指挥了具有革命性质的“帕尔马契”，并预见到战争结束后的需要，确定了将“帕尔马契”改编成正规军队的方针。国家动乱期间所需要的领导人，不是在人民前面先行一步的群众领导人，而是能够预见到动乱后5—10年情况的哲学领导人。

3． 扭转战局的第三个因素，是根据亚丁将军提出的速决战理论，在短时间内发挥爆炸性作战能力。

亚丁将军在1948年独立战争时任作战部长，1951—1952年任总参谋长。当时，亚丁将军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阻止独立战争后企图解散军队的势力，并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亚丁将军设想建立一个完善的体制，这个体制以少数现役军人为骨干，辅以能够立即动员的预备役，在短时间内能完成作战准备，并能在敌人领土纵深实施作战。亚丁不顾自己的这个计划遭到经济界的反对，力排异议，于1950年演练了以探讨征召预备役军人方法为目的的A作战行动。翌年即1951年8月，又指挥了B作战行动和C作战行动的战术演习。

B作战行动属于巴勒斯坦战争和这次战争的同类型样式，它设想8月29日-30日阿方发动了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目的是研究动员能力。演习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红军首先发动进攻；第二阶段，蓝军迟滞红军的推进；第三阶段，蓝军实施反击。目的是研究红军发动进攻前24小时到发动进攻后12小时这36小时内阻止敌进攻的能力和动员工作。

C作战行动的目的是研究以色列对一个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时的动员能力。就这样，在1950—1951年，以色列根据基本防御设想，确定了防御计划纲要。并决定动员能力的时间标准是：步兵旅48小时，装甲部队72小时。

亚丁将军的另一贡献是他的速决战理论。1948年5月14日-1949年2月24日的巴勒斯坦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这场战争中间出现过两次停火：第一次停火是6月11日-7月9日，第二次停火是7月18日

-10月。以色列从这场战争中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必须避免持久战”。当时，亚丁将军担任作战部长，战争结束后，着手研究独具特色的国防体制。其主要内容如下。

古往今来，速决战也好，持久战也好，凡兵力乘时间之积大的一方，在战略上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也大。小国的战争目的通常是有限的，只要军事机构是强有力的；就能够在短时间内把兵力乘时间之积增加到最大，并在国家经济遭到破坏以前达成战争目的。速决战理论在经济上的优点是，能以最少的经费发展大量的兵力，人事费的需要也较少，武器装备能长期使用，而且在战略上还能作出先发制人进攻的选择。预备役军人是军队的主要力量，常设部队是为训练目的而设置的。编制分三种类型；满员率为100％的部队，满员率为50％的部队，只有骨干的部队。关于发挥作战能力的问题，如果战争时间为一周，那末空军每架飞机每天能出动7次以上。六天战争的第一天，以色列拥有的354架飞机，总共出动了3，000架次以上。据报道，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空军在初期出动了3，000架次；后期出动了1，500架次以上，最近的资料报道说，最高出动了1，900架次。只有在速决战的前提下，才能有这样高的出动率和发挥顽强的战斗意志。

4． 扭转战局的第四个因素，是来自达扬将军对军队的不断培育和加强。

1953年12月7日，当时39岁的达扬将军就任了以军总参谋长。达扬将军上任伊始，便根据自己的思想断然对军队进行了改编。他的方针是削减不适用的部队，建立一支精干的国防军。达扬将军花了三年的时间逐步地、系统地改编了军队。他的第一项措施是大胆地裁减军队人员，限制现役军官的人数，用节省下来的经费购买武器装备，并取消了在战斗中没有发展前途的骑兵部队和信鸽分队。此外，来自“哈加纳”时代的许多高级军官也离开了军队。这样，在1948年独立战争中立下战功的“帕尔马契”成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力量。达扬将军对军队的这种改革，是以色列国防军从过去的“哈加纳”

(防御型部队)向“帕尔马契” (进攻型部队)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第二项措施是实行退役制度。参谋人员40岁退出现役，野战部队军官退出现役的年龄更小。人事部制定了军人抚恤法，以便军官年满

40岁时能顺利地退出现役。由于经济界需要这些朝气蓬勃的领取退役金的前军官，并为他们提供较高地位，加之人民也广泛支持军官退役制度，所以以色列社会的军事色彩日益浓厚起来。达扬将军离职后即

1958年以后，以色列军队年龄大的人员逐渐多起来；即使如此，在这次战争中，达扬国防部长不过58岁，埃拉扎尔总参谋长48岁，北部军区司令霍非中将46岁，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少阵43岁，指挥渡河进攻作战的沙龙将军45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防军的精华—空军飞行教官是22—23岁，服兵役年龄为18—21岁。

第三项措施是“画龙点睛”——培养全军的战斗意志。要求部队至少在伤亡人员达到50％之前必须继续完成上级赋子的各项任务。国家为了安全，必须克服对损失的敏感性。对部队来说，最重要的是消灭敌人这个目标。统帅部队不是用语言和文书提供情报，主要的方法是向部队下达具有指导作用的指示和发出“跟我来”的命令。达扬认为，国防军在战场上的失败是指挥官脱离实际战斗的结果。他强烈要求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到第一线去。一般来说，指挥官在战场上最难作出的决断似乎是在执行任务或保存自己中作出抉择。以军尽管对人员损失最为敏感，但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支部队只要还保存50％以上的战斗力，其指挥官就不能把失败看成是正常的。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已扎根于以色列民族的特点即战斗精神中，并化为以军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如果抛开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无法理解以军在这次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三)埃及军队初战的胜利与经验教训运用的局限性

1．

埃军获得初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伊斯梅尔国防部长的来源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三条哲学和利用了以色列遏制战略死角的苏式“火花”行动计划。

本来，考察作战成功与否的原因时，必然要碰到指挥官本身的指挥统率问题和战略思想本质问题。当我们考察这次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初战获胜的原因时，也不例外，必然要接触到埃及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其人。实际上，我们从埃及国防部长的思想乃至哲学同苏式“火花”作战行动的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事前计划(以集中指挥为前提)的巧妙结合上，可以发现阿拉伯国家初战获胜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个“火花”作战行动，利用了以军的以动员态势为基础的遏制战略的死角(H后24小时)。

伊斯梅尔国防部长是埃及1957年第一批留苏军官，是在苏联接受

军事训练的埃陆军的优秀人材。他曾四次经历了同以色列的战争。在

1948年、1956年和1967年的三次战争中，他作为步兵部队的指挥官参加了战斗。埃及在六天战争中失败后，他负责指挥构筑苏伊士运河西岸的防御阵地，亲身体验到军队的覆灭意味着什么。1969年3月，他担任了埃军总参谋长，但由于对纳赛尔总统的神一般的豪言壮语表示不满，而很快就被免职了。然而，1970年10月，萨达特总统一就职，他又恢复了职务，1972年10月，就任国防部长。在这次战争中，埃军采取的稳扎稳打的作战方法，反映了国防部长伊斯梅尔的思想。在他的思想深处，令人感到有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决不重蹈六天战争的复辙给军队招致毁灭。

伊斯梅尔国防部长的这一信念产生了“战争不可避免论”。他还提出“重视人的因素”反对唯武器论，主张“训练第一”。第一，他所提出的不进行战争就无法打破现状的“战争不可避免论”，是六天战争结束后对当时不战不和的现状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说，维持现状，势必把埃军限制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官兵将患“战壕病”，士气也将低落，就象不流通的水必然发臭一样，军队必将从内部崩溃。这就是国防部长伊斯梅尔的基本看法。“战争不可避免论”如同作战原则中的“目的原则”一样，为埃军官兵指明了重建军队的方向，提高了士气，把全军的思想统一到了通向战争的方向。

第二，“重视人的因素”，是伊斯梅尔对六天战争时优先重视武器因素的观点进行反省之后提出来的。伊斯梅尔提出“重视人的因素”的观点，是要清除过去的“武器培育人”的观点。他认为，制造武器和使用武器的是人，官兵只要相互信赖，树立必胜的信心，武器就会帮助官兵；六天战争时的唯武器论，导致有的部队在敌火前放下武器，或者甚至对友军见死不救。

强调“重视人的因素”，不仅在战场上收到了成果，在武器装备的研制方面也收到了成果。埃军之所以能将决定这次战争成功与否的渡河时间减少到以军估算的1/2，是因为缩短了在运河沙堤上开辟60条通道(每条通道需清除1，500立方米沙土量，合计需清除9万立方米沙土量)所需的时间。埃军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的任务，不是使用过去的爆破方法，而是采用了1971年一位年青的技术军官发明的高压喷头的结果。战争并非是由作战理论和武器进行的，而是由有血有泪的活人进行的。这一哲学成为这次战争中埃军统帅的精神支柱，并化作官兵的为着民族而战的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第三，

“训练第一”的思想是针对六天战争以前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而提出来的。这种“训练第一”的思想，使得不善协同动作的阿拉伯民族在苏式“火花”作战行动计划中得到了训练。各部队根据

40人组成的参谋部所拟定的大规模的、详细的行动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作战训练。对模拟巴列夫防线进行的300次进攻战斗训练，坦克和火炮夜间沿不同颜色的路标进行的渡河训练，在与苏伊士运河流速相同的河流上进行的渡河训练，反映了这些训练的一个侧面。

阿拉伯国家之所以能顺利地取得初战胜利，还有以色列遏制战略方面的原因。以色列的遏制战略是建立在动员体制的基础上的，这个动员体制使以军在发布动员令48—72小时后才能发挥作战能力。如果对方在以色列发布动员令后48—72小时内达成作战目标，那末，以色列的遏制战略就失去了成立的条件。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的遏制战略之所以失灵，就是因为埃及利用了以色列的动员体制的这个死角。可以认为，在开战之前，埃及采取的一系列欺骗行动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使以色列推迟发布动员令的时间。本来，遏制战略要求的是建立一种随时能转化为作战力量的核力量态势。1974年12月1日，以色列总理非正式表明以军已拥有核武器。这意味着以军正在从依靠动员体制的遏制战略向依靠核力量的遏制战略发生划时代的转变。此外，还必须考虑到遏制战略对官兵的战斗意志和士气的影响。事实表明，放弃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而依靠通常的动员体制，遏制战略是难以成立的。

2．

埃军不能采取相应的作战行动对付以军的渡河进攻作战及机动作战，与其说是由于“火花”作战计划，毋宁说是由于自身的素质，而这个素质又是由根深蒂固的民族性造成的。

“火花”作战行动(埃军称为“巴德尔”作战行动)的特点是集中指挥，统一行动。它虽然使埃军在开战后24小时内取得了胜利，但另一方面，又成为导致以军渡河进攻作战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火花”作战行动，就是把各种作战行动纳入事前制定的庞大的详细的计划中，并按计划行动。正由于这个计划规定得过于详细而且集中，所以当它转入实施，遇到事先未能预料到的情况时(如第3集团军渡河时就遇到了坦克不能渡河这种事先未能料到的情况)，第一线部队就难以采取临时处置措施。而一旦作战行动不能应付实际出现的情况，最初夺取的主动权就会逐渐丧失。埃军在整个作战计划中，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的渡河作战上，并千方百计地想使之获得成功。尽管作战计划是倾注心血制定的，但它本身却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它也无法料定在战场上可能产生的错误及掌握敌人的行动意志。所以，在作战计划中，应该有主动性和灵活性方面的要求。

除“火花”作战行动外，从参谋勤务和指挥方面也能发现埃军无力对付以军机动作战的原因。例如，埃军的野战情报勤务与上级指挥官的要求相差甚远，不能按情报主要要素规定积极主动地展开情报搜集活动。而依靠电台侦听和寻问俘虏来获得敌人的兵力部署情报。此外，下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先呈送战斗要(详)报。国防部长伊斯梅尔的想法是，“战争就是作战计划与其他行动的对话”，下级指挥官除了按规定执行“火花”作战计划外，没有必要做其他事情。据说，连师长自主行动的余地也很少。在指挥方面，从10月2日到10月16日提出停火方案时为止，伊斯梅尔一直在距苏伊士战线100公里后方即开罗郊外的地下作战指挥室里，站在各种颜色的地图前，指挥第一线的战役或战斗。据说，10月16日，埃及首脑在发表停火演说时，尚未收到沙龙将军实施渡河进攻作战的情报。据说这次战争结束后，当有人间及埃军的野战指挥官究竟是谁时，回答的人以讥讽的口吻说：是伊斯梅尔国防部长。具有适应平时的政教合一性质的埃军，何时发展为适应战时的军队，是以军关心的问题之一。埃军提拔年青军官担任高级司令部指挥官和参谋，是战局的发展对埃军不利的10月16日下午6时以后的事情。而且，下达第2和第3集团军于16日夜实施反击作战的命令，必须得到四位参谋的同意。10月17日，穆克塔中将信心满怀地发表了16日夜间埃军反击的战果；在西岸的以军后方补给线已被切断，在“中国农场”的战斗中埃军获得了胜利。这份战报过于夸大，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据说，这成为第2集团军司令马蒙将军为加利利少将所取代的一个原因。此外，10月14日埃军的总攻失败，可以说是由于后勤保障和火力支援、协调方面的缺点所造成的。埃军后勤保障能力不足，协同动作差，不适于实施机动作战，是1948年以后每次战争过后都指出过、反省过的问题。在这次战争中，当以军实施渡河作战并在运河西岸发动进攻时，埃军的坦克也只是在掩体中实施防御作战，担任战略预备队的第1集团军也未进行有组织的反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埃及在六天战争中以屈辱的失败所换取的教训，在这次战争中也未能完全避免，同时也不难看到，其原因存在于内部，即埃军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所构成的军队素质，因为无论是强调集中的“火花”作战行动，还是政教合一的军队性质，它们无一不是同埃及的民族性——它形成于地理原因和历史原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那末，埃及的民族性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需要另作研究的问题。埃及的自然地理具有干燥和湿润双重性。古代埃及人的特点是同沙漠进行斗争和皈依尼罗河。当时，人们的智慧有限，无法认识尼罗河的洪水和恩赐，只有听命于它的摆布；另一方面，同沙漠和外敌则进行斗争。这种特性由于被统治的历史而不断加深，以致只知等待、忍耐，而且产生了主张复古、缺乏时间观念的通病。这化作阿拉伯民族的名言“马莱休”

(不必介意)而深深地扎根于全民族之中。埃军的作战行动迟缓，往往失掉战机，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全都可以通过了解这句“马莱休”的地理的和历史的深刻背景来加以理解。另外，1952年埃及发生的政变和反英独立运动，1964年掀起的反美斗争，1972年驱逐苏联人的行动，等等，这一系列同大国的对抗和斗争，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认为，这是超越“马

莱休”限度时沙漠民族战斗性的体现。

四，战后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和加强战备

1． 战后双方军队脱离接触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将近一年半的时候，阿以双方除签订了在戈兰和西奈暂时脱离接触的协定外，它们彼此间的命里注定的矛盾——阿拉伯国家要求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而以色列希望作为国家得到承认——基本上没有什么缓和，第五次中东战争不可避免的情报，带着真实性不时地传来。

1974年1月17日，埃以两国达成了双方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其主要内容如(353页图)。1月23日，苏伊士运河西岸的以军开始向东岸撤退，25日两军正式脱离接触，2月21日，以军从苏伊士运河西岸撤退完毕。而在北线，叙利亚政府于3月1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拒绝双方军队脱离接触。为此，叙以两军展开了8天的炮战。炮战于3月19日达到了高峰。

4月14日，两军争夺赫尔蒙山，展开了这次战争结束以来最大的一次肉搏战。由于美国国务卿再三调解，双方于5月29日终于达成了脱离接触的协议(见354页图)。5月31日，协议签订后30分钟，戈兰高地的战斗停止了。然而，在这次战争中遭到屈辱失败(就象埃军在六天战争时一样)的叙军，其坚决抗战的意志并未瓦解，正在迅速加强军事力量。戈兰高地继续紧张的局势，与西奈半岛的缓和局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 加强战备情况

这次战争刚一结束，以色列国防部长就要求美国提供总额为27．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以应付战后新的事态。1973年12月，美国议会同意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据报道，1974年9月中旬拉宾总理访美时，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到1975年底，美国向以色列提供50架“鬼怪”式飞机，200-250辆M60型坦克和电视制导的“灵巧”炸弹。据1974年12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以色列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加强其军事力量。截止1974年11月，以色列和叙利亚两个国家分别在美苏的援助下，又发展到拥有超过这次战争爆发时1/3

的军事力量。以色列不仅增加了武器的数量，而且，迅速提高了武器的性能。飞机增加了100架，达到了626架，对付防空导弹的战术水平也有提高，还得到了美国提供的可避开对方雷达的空地导弹。在这次战争中，以军的1，728辆[①此处和后面陆续提到的叙军、埃军的坦克数和损失数字等，可能来源于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九七三年各国武器调查》。这些数字同本书前面引用的[美]杜普伊上校著《捉摸不定的胜利——阿以战争》一书中的一些数字有矛盾。——译者注]坦克，虽然损失了840辆，但算上修复的

300辆，从阿军手中缴获的420辆，加上美国提供的450辆，实有坦克

2，060辆。据说，由于美国把每月生产的40辆坦克几乎都提供给了以色列，五角大楼曾大为不满。此外，美国还向以色列提供了“陶”式反坦克导弹发射架100部，导弹2，000枚。

以色列不仅加强了上述武器装备，而且，还具体地利用了在这次战争中获得的宝贵经验教训。1974年，他们改组了因为错误判断阿拉伯国家的战略战术而遭到指责的以军情报系统，希望恢复六天战争时情报的准确性。以军地面部队不断进行机动演习。11月10日-16日，以色列又一次发布预备役动员令，在戈兰高地转入了戒备状态。以色列当局说，这次动员了1万人。据美国国防部透露，这次动员了30％的预备役兵力，计7．5万人。这次动员利用11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在举世瞩目下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之机，为预备役的动员提供了实战演练的场所。另外，以色列军官中确有一种强烈的感情，认为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之所以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是由于想吸收和缓和阿拉伯国家第一次打击的结果。这一事实表明，以军是有两种行动方案可供选择的：一是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二是挑动阿拉伯世界一个国家进攻，自己在完成动员之后，以全部力量予以反击。据说，这后一种方案在军官中引起了议论。这样，这次战争中的三大教训——①允许阿拉伯国家实施第一攻打击是不利的，②对阿拉伯国家的开战决心作出了错误判断；③对付导弹的能力和电子对抗能力不完善——便都为以军所接受。以军的官兵仍然很自负，认为自己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队。

另一方面，这次战争结束后，苏联向叙利亚提供了8-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叙利亚补充了在这次战争中损失的140架飞机，提供了45架新式米格-23飞机、30枚射程为290公里的“蛙”式地地战术导弹和100枚射程为70公里的“飞毛腿”地地战术导弹。

在这次战争中，叙利亚的1，170辆坦克，虽然损失了600辆，但却从苏联新获得包括T-62型在内的800辆坦克，目前实有坦克1，370辆。据说，叙利亚还得到了苏联提供的6，000枚“耐火箱”反坦克导弹。据传，在这次战争中，叙军团一级指挥人员的指挥能力较差，飞行员的数量不足。但目前叙军正在采取有效措施，培训这一级指挥人员的指挥能力，并确保飞行员的数量。从这次战争中叙军的作战情况看，可以认为，叙军很重视步、炮、坦的协同训练和空地协同训练。

在这次战争中，埃及的1，880辆坦克损失了650辆。战后由于埃苏关系恶化，萨姆-6等防空导弹没有得到补充，而且，T-62型坦克，米格-21型战斗机等60种苏式武器，有一半因部件不足无法使用。据美国国防部估计，1974年12月，埃及从法国定购的36架“幻影”式飞机，有3架已运到埃及。埃及当前的国家政策重点是集中力量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进行经济建设。据说1975年1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访问埃及后，苏联又开始向埃及提供武器援助。

如果是这样，那末，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军事上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以色列和西方军事当局指出了以下两点：

① 苏联向埃及提供武器备分部件的可能性；

② 以军摧毁阿拉伯国家“蛙”式地地战术导弹的可能性。

关于第一点，据说1975年1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访问埃及后，苏联又开始向埃及提供武器备分部件。据判断，问题在于第二点，即以军摧毁叙军的“蛙”式地地战术导弹的可能性和可靠性。据说，在这次战争中，叙军发射的“蛙”-7地地战术导弹，摧毁了以军北部军区司令部驻地拿撒勒附近的“基布兹”的12座建筑物，幸亏人们躲避在地下室里，才没有造成伤亡。这种导弹的攻击，使以色列再次痛感自己后方的脆弱性。从埃、叙两国发射的射程为290公里的不断机动的“蛙”式地地战术导弹；能将以色列国内的所有城市都纳入其射程内，但是，以空军将首先急袭这种导弹的储存基地，并坚信不等这种导弹发射，就能将它们摧毁掉。前文所述以空军装备空地导弹的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

(五)展望第五次中东战争

1． 一般性推测

1974年12月2日一期美《时代周刊》说：

“在11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在联合国发表演说前，以色列进行了一次舆论调查，其中有68％的人推测，今后两年内将再次爆发战争。”同年11月中旬，埃及《金字塔报》总编辑海卡尔说：“第五次中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其作战样式可能是速决战、电子战和庞大的消耗战。”在学术界，法国社会学学者、战争学研究所所长加斯顿·布托尔先生发表了堪称“战争爆发规律”的以下几点研究成果：

① 当年青一代人口此例增大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增大，

② 经济萧条时期容易爆发战争。美国的失业率达到6％时倾向诉诸战争；

③

一个国家在完成军备扩张、实战部署和兵员训练后，两年以内容易进入战争。因为这个期间是军事上能确保相对优势、敌我力量差距较大的时期，

④ 国内危机容易转化为对外制造紧张局势，

⑤ 开战前，积极分化、孤立敌国，并寻求盟友。

正如1974年12月10日-13日以空军等轰炸、袭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指挥部一事所表明的那样，当前，以色列主要是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打1969年-1970年式的消耗战和游击战。可以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的条件还不成熟。

2． 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的条件

1974年11月苏伊士运河开始试航，它的重新开放也为期不远，而且由于石油资源全面国有化问题，阿拉伯国家在国际政治上的重要性日见增长。时间对阿拉伯国家是有利的。美苏两国的核均势仍在维持着。

可以认为，这将继续使中东地区深深卷入美苏的世界战略中。为此，我们预测第五次中东战争时，必须将中东问题看作是由三重结构构成的。

第一重结构是美苏关系——把中东地区作为实现其世界战略的场所，又竭力保持核均势和防止核战争的美苏关系，第二重结构是美阿关系——围绕石油资源展开斗争的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三重结构是阿以关系——要求收复失地和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的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这三重结构规定了战争爆发的时机、条件，战争样式、战争的结束和战后的影响，而且，这三重结构之中，作为一种潜在的趋势，还出现了一股史无前例的新潮流—一拥有石油资源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以其资源向先进的工业国家挑战。必须看到，这股潮流持续的时间可能很长，五年、十年内也不一定能够结束。同时，可以认为，1974年12月1日以色列总统暗示他的国家已拥有核武器一事，表明中东地区将增加一种新的因素——核遏制力的作用。

如果以上述认识为前提，那末，中东战争已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局部地区的冲突，而实质上孕育着核时代条件下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它的爆发也不会仅仅因阿以这一局部性的单重因素而爆发，因为局部性的第三重结构虽然是战争爆发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全部条件。这三重结构，出自各自的要求，在开战时机的决定上，要求着不同的战机。第一重结构：美、苏从其世界战略出发，要求以避免美苏间的全面核战争和能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和短期内为必要条件；而以能趁机明里暗里获取本国利益和涂改交战当事国以外的政治地图为理想条件。第二重结构：战机发生于美、阿因石油资源全部国有化和石油价格等问题而弄僵关系，或者是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国内经济无法摆脱困境的时期。第三重结构：战机存在于中东和平谈判止步不前，阿、以的一方或双方陷入深刻的政治乃至经济危机，而且认为自己在军事上处于优势或战争不可避免，或者除了发动战争外别无其他选择的时期。当上述第一、二、三种情况结合或者第一、三种情况结合时，容易爆发第五次中东战争；当第一、二种情况结合时，由于第一种情况的前提容易动摇，所以可以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战机本来是具有要求合理性和合乎目的性性质的，但随着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爆发战争——成熟起来，及至第二、第三种情况时，战机对合理性和合乎目的性的要求就大为减弱，而扎根于民族的和历史的不合理性和可谓理外之理的性质却极易得到加强。换言之，开战的动机并非产生于期望获得战争胜利的乐观论，而是来自忧虑不及时采取行动而遭致损失的悲观论。这导致双方倾向于采取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方针，而这种倾向又必然使双方处于紧张状态。这堪称一触即发的状态，正是问题成熟的时期。但中东战争具有受超级大国控制的性质，它如果在一触即发的状态表现得十分明显时发生，又有极大的可能发展为全面战争。这种情况下，避免、遏制战争的力量将发挥作用。

哈曼·卡恩把国际斗争的阶段区分为44级台阶。作为危机前的策略，第一级台阶是制造虚假的危机；第二级台阶是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姿态；第三级台阶是发表庄严、正式的声明。可以认为，第四次中东战争是这44级台阶中的第九级台阶——戏剧性的军事对抗。如果说有第五次中东战争的话，那末，目前双方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加强的军事力量和以色列的危机感，将表现出下一级台阶的战争样式。

邱吉尔首相曾说：“各种事态纷纷出现，重要的是认清其中什么是本质。”今天，再没有此这句话更具有重要意义的了。

借用惠灵顿将军的话说，当今确是需要我们具备预见力和洞察力的时代——看透山那一边的情况和敌指挥官心理状态的时代。

战后30年的历史，已经从民族独立、国家复兴这种繁荣昌盛的时代，进入了今天各个国家，民族相互依存的时代。战争既然是解决国家、民族间历史课题的一种手段，那它当然不可能游离于时代特点的范畴之外。特别是70年代，各个国家、民族的相互依赖关系进一步加深，这个时代发生的战争即使是局部的、短期的战争，其战后的影响也将是全球性的、长期的。从现代战争中，我们可以发现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国家即使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当它顾及战后的影响

时，也就不得不采取自我克制的态度，从而不能单方面获得全面胜利。

现代战争的特点不允许我们把它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问题，而迫使我们把它作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我们从这次战争中应该学习什么呢?这固然因人而异，但下面的一条经验，作为一个军人是不能忽略的。

无论是阿军初战的胜利，还是以军扭转战局的成功，其动力无一不是战场外面不断进行的坚韧不拔的努力的结晶。这努力的过程，就是学习历史、重视传统、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变革的历史。尤其是以军，这支既重视传统又不断创新的军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颇多。

第三节 以色列的遏制战略为什么失灵

[①此节最先作为单篇文章登载在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记事》1978年10月-12月号上，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一作者注]

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至今已经有5年的历史了。

今天，战争的遏制问题仍然是各国主要的战略问题。特别是象第四次中东战争那样，在处于美苏遏制力量“峡谷”的地区，常规的局部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呢?很早就有人对研究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智慧在控制战争，历史的威力和人的活动在影响战争的爆发。

我认为，第四次中东战争在开战经过上的特点，不仅在于以色列遭受了阿拉伯国家的突然袭击这一点，而且还在于以色列是在战争爆发前夕，在达扬国防部长发表了演说之后遭受了突然袭击这一点。达扬在那次演说中说：“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遏制战略正在发挥有效的作用，今后十年内可以维持现状。”

所谓遏制，一般来说是指“使对方产生一种恐惧心理，由于害怕遭到难以承受的有效反击；而中止敌对行动的措施”。但遏制的本质是指望获得一种心理效果，即通过让对方对战争的利害得失作出合理的判断，来打消其发动战争的企图。因此，可以说，遏制成功与否，其关键取决于被遏制的一方。

本文拟采用这种观点：虽然遏制战争爆发的努力失败了，但主要依靠美苏的力量，遏制战争扩大的努力却成功了。本来研究遏制失灵问题可以从许多方面着手，例如可以从遏制理论、国际政治、军事力量对此、东方军事心理学等方面着手，但本文打算仅从战史方面着手，首先粗略地观察一下开战的部分背景，然后弄清开战的原委，最后从同以色列的遏制战略的关系上考察萨达特总统从决定诉诸武力到决定开战的原因。从中我们会发现，在争论“遏制”还是“突袭”这个事关开战决心的阶段，决定遏制成功与否的重要关键在于实际的遏制力能否发挥作用。

一，二(从略——作者)

三、遏制失灵的原因

(一)间接原因(从略——作者)

(二)直接原因

以色列未能使六天战争的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上的稳定。以色列丧失了达成国家目标的统一意志，造成了军民国防观念的淡薄，使战略从攻势转入守势，使民族从危机感转变为过于自信。我们从六天战争以后以色列对战略条件在本质上发生变化的忽略和它所采取的对策出现的错误中，可以发现遏制失灵的近因。

1． 近因

(1)六天战争后为建立本国的遏制力而作的努力与遏制战略的目的及界限

以色列寻求遏制力的过程，经过50年代初期寻求国际遏制力时期、

60年代依赖美国遏制力时期、六天战争后建立本国遏制力时期，过渡到70年代非核常规遏制的时代。以色列六天战争以前的国防政策是积极进攻。其要点是：拥有强大的兵力，装备能同敌人战斗的足够的武器，开战理由充分，确实遭到了侵犯；与国际上的友好国家进行合作，以寻求援助。六天战争和战后出现的新情况，要求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和约旦方向建立埃班外长很早以前就提出过的“不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就能防御的边界”，同时还要求从五个方面来调整遏制战略。这五个条件是：

①

以色列必须保持一支能同时与一切毗邻的阿拉伯国家战斗的强大的军队。这次战争，以色列不得不同时在三个方向上同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三国作战。

② 边境防线就是临时边界，必须阻止敌人在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集结，必须对企图发动进攻的敌人造成威胁。

③ 为永远保障亚喀巴湾的航行自由，必须确保沙姆沙伊赫的安全。

④

为加强遏制力，必须增强国内的科学技术能力和工程建筑能力，提高军需工业的武器装备自给率。武器、补给和技术等方面依赖其他国家意味着遏制力的下降。

⑤ 遏制力的强弱，不仅仅依赖物质战斗力，而且还取决于国家领导人在非常事态下有无指导能力，以及敌方对这种能力的评价。

然而，由于苏联积极地、迅速地为阿拉伯国家补充了武器，以及阿拉伯不断进行游击战和消耗战，所以，上述五点要求很难实现。

苏联的决心——六天战争结束后刚一个月，它就为阿拉伯国家补充了战前70％的武器装备——以及后来埃及进行的消耗战，使以色列懂得了许多道理。60年代末期，以色列国内通过对付消耗战的教训，普遍对常规力量作为遏制力感到失望，提出了发展更强大的遏制力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以西蒙·佩雷斯和前总理本·古里安为首的一些人开始引进“非核遏制”的概念，1969年正好是以色列完成核物质制造工作的一年。据西方情报专家说，早在1963年以色列就已经在内格夫沙漠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69年完成了核物质的制造工作，但这时以色列没有立即着手制造原子弹，而是一心一意地研究一种能缩短原子弹制造时间的新式原子弹制造方法。

70年代以色列的遏制力，集中表现在“非核常规遏制力”和排除对以色列的侵略及夺回占领区的“拒绝性遏制”上。

“非核”具有双重含意；一是对以色列是否拥有核武器不予证实，二是即使拥有核武器，也不能由此而断定实际上是否使用。这种非核状况作为遏制力而起作用的依据，来自“使敌人疑心拥有核武器一事本身就构成了遏制力”这种“非可靠性遏制力”理论。而“拒绝性遏制”与博弗尔将军的“防御性遏制”的概念相同，最终的目标是使阿拉伯国家打消收复失地的念头；这种“拒绝性”在苏伊士运河和约旦河方向是适用的，但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方向却具有与“拒绝性遏制”概念不同的进攻性含意。

据1969年以色列前副总理伊加尔·阿隆所著《沙幕》一书说：以色列进行遏制的目的是“使阿拉伯人清醒地认识到，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已建立一个无法消灭的、极为巩固的国家，进攻以色列的任何尝试，都将以失败而告终。为此，以色列的遏制建立在保持一支优势的军事力量，具有能遏制战争扩大的可靠保障，能对付敌人的意识形态等基础上。”证实这种遏制目的的是埃班外长下面的一段话：“以色列的遏制在于首先使阿拉伯人对它企图从地图上把以色列抹掉的愿望产生怀疑，其次使它感到它无法能达到自己的愿望，最后使它打消消灭以色列的念头。”以色列正确地分析了常规力量构成的遏制力的限度，除对面临的事态仍积极采取遏制行动外，还准备在遏制一旦失灵时便采取有效的行动，以粉碎阿拉伯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实际上，六天战争是在遏制失灵的前夕，以色列对遏制已经失去信心，才发动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对待遏制战略的基本态度。以色列的这种遏制政策为阿拉伯人提供了话柄：“以色列以遏制为由制造紧张局势，制造所谓预防性战争的借口，并决定采取侵略行动，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法。”

(2)当前的防务措施与长期的防务措施失调

1970年8月埃以双方达成90天停火协议后，以色列动用20亿以镑一相当一年国防预算的1/3——开始加强西奈防线，对原来的巴列

夫防线用钢筋混凝土加固。当时，副总参谋长塔尔对这条巴列夫防线的效果表示怀疑。达扬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西奈半岛的防御有常备军和空军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在前线进行积极防御，他们强调的毋宁说是遏制战略。在这种情况下，西奈和戈兰两个方向的阵地缩小了，仅部署了少量的防守部队。此时以色列的战略是“防御与遏制相结合”的战略。要进行防御，就需要实际上是担负遏制任务的部队；而要进行遏制，又需要具备确有防御能力的部队。1970年以后，巴列夫防线上的支撑点从最初的40个逐渐减少到16个。埃以双方力量对比为12：1，第一线兵力甚至为30：1，埃军占绝对优势。巴列夫防线也从当初迟滞阵地的任务改变为警戒阵地的任务。与此同时，在战略上逐渐转向以依靠遏制力为主。1972年以色列采取的一系列决定性措施证明了这一点。士兵的服役期限从36个月缩短为33个月，每年预备役的训练时间从60天缩短为30天，国防预算也由1970年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6％

(国家总预算的43．7％)削减到1973年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国家总预算的32％)。在国防费的使用上，节约了当前的经常性支出，而增加了研制未来新式武器装备的费用。

上述措施，是以色列作出重要决断的结果。当时以色列国防军面前摆着两条路：要么是使当前的防务上的努力继续下去，要么是不顾当前的不利态势，而重视加强未来的长期国防措施。达扬和他的同事们选择了后者。他们削减了第一线的兵力，把劳力和资金一方面向民间公司开放，一方面重点用在军事工业上，以加强武器装备的自给体制。还在1969年1月，法国就已宣布全面禁止向以色列出售武器，美国对于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也犹豫不决，此时正是以色列痛感依赖外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危险性的时期。当时，以色列自己研制的武器装备中，“巴拉克”式喷气战斗机、自行榴炮，坦克、“加利尔”式自动步枪和“蜻蜓”式空空导弹等已进入生产阶段。这种异常重视科学和工业生产的措施，在资金和人力的使用上，使短期和长期的防务政策发生了失调。弹药和备件的储备只有数日份，而且由于设想未来的作战不会太激烈，连其的数量也减少了，过于重视长期措施的结果，导致十月战争中各种弹药和飞机部件不足。据估计，仅坦克部队就需要105毫米炮弹30日分250万发，价值约250万美元，可是军区一级的储备量却极少。以色列在第一线的兵力部署、弹药储备，国防预算和士兵服役期限等方面放松努力，结果使它在1972-1973年防务上出现了弱点。以色列在“遏制比防御省钱”的理由下削减了第一线防御兵力，转变为采取遏制战略。国防上的陷阱出现在它自己的脚下。

第七章--3

第四节 中东见闻录

[① 此节最先作为单篇文章载于日本《陆战研究》1980年10月号上。——作者注]

10月6日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日子，今年是这次战争的7周年。研究战史，将研究人员引向实战的现场。

幸运的是，每隔5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历史学会全会，从8月10日至17日在罗马尼亚举行了第十五次会议。其下属机构的国际军事历史学会全会也同时召开了。在会上，我们有机会宣读了题为“明冶维新时期的军队与社会的关系”的论文。在回国途中，又用10天时间访问了以色列和埃及的实战现场。

在以色列，我们先后走访了戈兰高地、以黎边境，约旦河、西奈半岛和耶路撒冷等地，行程达2，000公里。在这个期间，我们通过采访参加过十月战争的将军、总参谋部战史处处长和士兵们，搜集了一些资料。承蒙日本驻以色列武官谷十三生空军上校的大力协助，取得了预期成果。

在埃及，由于日本前任驻埃及武官前川清上校和现任武官米原光郎上校的努力，我们得以访问纳赛尔军事学院，通过采访院长和各位将军，以及看电影等，接触到了十月战争的实际情况。此外，我们还在该学院战史部部长的陪同下，参观了苏伊士运河和巴列夫防线，这对我们来说是从两个方面考察十月战争的极好机会。下面是我们的部分见闻。

一、千载难逢的良机——进攻黎巴嫩南部地区

我们在以色列期间，适逢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南部地区，这是自从

1978年3月以色列进攻黎巴嫩以来一次规模最大的进攻。1980年7月

29日，联合国大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了紧急特别会议，以112票对7票，24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的决议。次日即

30日，以色列国会通过了包括耶路撒冷东城在内的“首都宣言法案”。

这个法案规定：“将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居住区，与现在的首都西耶路撒冷正式合并，为以色列永恒首都。”这件事遭到了主张对圣地耶路撒冷拥有领有权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强烈反对。这个“首都宣言法案”的通过，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在，乌云低垂的埃以和平谈判，面临着严重的局面。

在军事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使用气球运载的炸弹，作为反以武装斗争中的一种新战术。据联合国驻黎巴嫩维持和平部队发言人证实，

7月29日，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黎巴嫩南部地区，发现载有大量塑料炸弹和自动步枪的烧焦的气球。以色列《新消息报》在同一天也报道说：“7月20日，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企图乘气球侵入以色列，但因气球起火而失败。”另外，伊拉克和利比亚正在加紧研制核武器，这使以色列当局焦躁不安。把根据地设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过去一直巧妙地使用外交攻势和武装斗争两手进行反以斗争，但今年春季以来，其重点已转向武装斗争方面。

393页地图：以军进攻黎巴嫩南部地区略图

我们在了解这些情况后，于8月15日拜访了日本大使馆。之后，于次日即16日清晨离开特拉维夫，用一天的时间参观了戈兰高地和黎巴嫩边境地区。在谷十三生武官的陪同下，一天内驱车行程达640公里。在戈兰高地，我们没有见到人影，也没有碰到车辆，仅发现一个移民村。后来，我们又去了最引人注目的以黎边境最北端的迈图拉。在那里，带刺的铁练网划分了边界。边界两侧，各有一条宽5-6米的砂砾公路。在以军边防士兵的对面，黎巴嫩的农民正在摘着苹果。

8月20日《耶路撒冷邮报》第一版，以“国防军进攻黎巴嫩，消灭恐怖分子50余名”为题，大肆报道了8月18日夜间以军进攻黎巴嫩的消息。下面是这次战斗的概况：这次战斗是1978年3月利塔尼河战斗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恐怖分子的行动。在这次战斗中，恐怖分子死亡50-60人，大量的武器、建筑物和装备品遭到破坏，以方死亡3人，其中军官2人，士兵1人。此外，负伤12人。

这次战斗始于8月18日深夜1时，以色列伞兵部队和戈兰尼旅的步兵部队袭击了恐怖分子的一个据点。部队前进时靠徒步，撤出战斗时使用了直升机。经过约2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结果，摧毁了威胁北部加利利地区的10门敌火炮和迫击炮，同时，还破坏了敌训练场、储藏室、弹药库和司令部。贝京总理在指挥所同总参谋长等各位指挥官度过了一夜。

联合国部队的监视所虽然遭到破坏，但因为里面空无一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卷入这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以色列还出动了过去禁止使用的飞机。

19日晨，以色列加利利地区遭到了从黎巴嫩境内飞来的“喀秋莎”火箭炮弹的攻击。损失如何，以色列没有公布。

8月20日，以色列空军出动飞机28架次，对黎巴嫩南部地区恐怖分子的许多据点，实施了

90分钟的扫射和轰炸，作为报复。攻击的目标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以便不给普通居民造成损失。估计在纳巴提亚平原有装备火炮和迫击炮的恐怖分子700人。主要攻击目标选择了“法塔赫”和“闪电”的训练设施。

除美国外，各个国家对以色列从空中攻击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反应，都很严厉。美国认为，这次轰炸，以色列虽然使用了美国提供的武器，但这是用于防卫。埃及谴责以色列的行为是违背中东和平愿望的“新危机”。伊拉克的态度更为强硬，它说：“我们并不采取抵制以色列的方法，而要选择轰炸以色列的手段。”法国说：“这是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在进行的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的努力背道而驰的行为。”但是，以色列的态度也是强硬的。贝京总理参加了在进攻黎巴嫩的战斗中阵亡的军官奥维德上尉的葬礼，他说：“袭击黎巴嫩并不是报复行动。我们不能等待恐怖分子闯进我们的家园杀害我们的孩子。”联想到以色列合并东耶路撒冷和将耶路撒冷宣布为“永恒首都”，我们该如何理解以色列这种强硬的、决不屈服的态度呢?这使人感到以色列每个人都对过去那漫长、黑暗的民族历史记忆犹新。

二、西奈半岛南端的战略价值

以色列的道路100％是经过铺面的。从加沙通往阿里什的公路，两旁绿树成荫，“基布兹”不时映入眼帘。看来，以色列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

目前，埃以双方关于归还西奈半岛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以色列已经把阿里什(含)——沙姆沙伊赫(不含)以西的西奈半岛归还给埃联及，预计在1982年4月前，还将归还腊法——埃拉特以西地区。但系到这次合并东耶路撒冷与“永恒首都”宣言法案的成立，我认为以色列从西奈半岛的撤离将变得困难起来。特别是考虑到西奈半岛南端的沙姆沙伊赫本身的军事价值，我的上述感触就更深。

不久前，以色列的军事专家们曾就戴维营和平协议的签订[①1978年9月，在美国斡旋下，埃以签订戴维营协议。协议包括两部分内容，即《关于签订埃及同以色列之间和平条约的纲要》和《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根据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埃以正式签署和平条约，结束双方的战争状态。——译者注]，对以军撤出占领区造成的战略上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个委员会当时向国防部长魏兹曼提出了报告。报告包括长达65页的兰皮书和涉及机密的红皮书。报告说，随着以色列撤出占领区，将出现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根据协定，以色列到最终阶段撤退完毕时，如何保持高度的防御态势的问题，二是如果和平谈判受挫，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防御上的危险降至最小限度。在西奈半岛，现在阿里什已归还埃方，在其东端有以军的检查所，办理两国间的出入国境的事务。阿里什至半岛南端沙姆沙伊赫一线，已成为两国临时边界。虽然按规定在1982

395页地图：以军撤出占领区情况图 (1980年4月)

年4月以前以色列须从加沙——埃拉特一线撤退完毕，但由于7月31日以色列国会通过了宣布耶路撒冷为“永恒首都”的法案，所以，以色列是否会按预定计划从目前临时边界撤退，前景难以预料。这是因为首都宣言法案的通过，还可以解释为有可能包括不归还约旦河西岸地区。这种情况对西奈半岛的归还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我们曾询问埃军的一位将军：“您认为西奈半岛能按预定计划归还吗?”这位将军回答说；“我认为能按预定计划归还。”总之，和平谈判能否进展，其重大关键在于198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对这一点是没有人能否认的。这次以色列国会通过于耶路撒冷为“永恒首都”的法案后，作为战略上的一个要点的西奈半岛南端的沙姆沙伊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讨论全面归还西奈半岛问题的过程中，以色列曾有过将西奈的战略要点委托给美国管理，或者是以色列从埃及长期租借的设想。以色列有人判断，由于苏伊士运河通航，埃拉特港的价值可能降低。通过非洲之角曼德海峡的船舶，每天达100艘之多，其中进入埃拉特港的船舶约10艘。以色列没有理由为了这10艘船舶的安全而不放弃沙姆沙伊赫。但是，可以预料，在今后重开和平谈判时，以色列国内会出现这样的舆论，那就是：为了确保亚喀巴湾航行的安全，要求至少要保住沙姆沙伊赫。就是在埃以和平协定签署后，以色列国内也还会有人强烈反对放弃这个要地。在这些人看来，如果以色列能够将沙姆沙伊赫基地作为要点，封锁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的入口，那末对于过往于红海要冲曼德海峡的埃及船舶可产生遏制效果。此外，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舶，还可以使用海法港和阿什杜德港。这就是一些人认为以色列确保沙姆沙伊赫的战略上的意义。看来，在巴勒斯坦自治谈判前景暗淡的目前阶段，离开自治谈判，以色列最终撤出西奈半岛是否会按预定计划进行，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

如果1982年4月前，以色列顺利地完成撤出西奈半岛的工作，预计埃以双方的安全措施将如下图。

三、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战略价值

以色列撤离约旦河西岸，似乎比它撤离西奈半岛更复杂和困难。以色列把耶路撒冷作为“永恒首都”的决定，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众所周知，耶路撒冷是号称有四千年历史的闻名古城。16世纪，这座古城成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集中居住的地方。耶路撒冷对犹太教来说，是大卫王朝的首都，对伊斯兰教来说，是“先知”穆罕默德访问天界的传说之地；对基督教来说，是具有许多圣地和古迹之地，如圣墓教会、圣墓山和橄榄山等。总之，耶路撒冷对三个教来说都是圣地。以色列在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中，占领了西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一直由约旦军队死守着，直到1967年六天战争才夺到手中。后来，阿拉伯国家提出“东耶路撒冷的主权必须归还阿拉伯国家”；而以色列主张东、西耶路撒冷是“本国的首都”。阿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一直发展到以色列于1980年7月31日通过东、西耶路撒冷为“永恒首都”的宣言，致使萨达特总统也中止了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

约旦河西岸地区在军事上究竟有什么价值呢?确保这个地区，具有下列战略意义：

1． 对从约旦境内起飞的飞机，可利用南北的山系建立早期预警系统；

2． 可使耶路撒冷、洛德机场和特拉维夫等要地处于阿拉伯军队的炮火射程之外；

3． 可获得50-60公里的地域纵深，弥补动员令下达后到预备役投入战斗这段时间的死角；

4.

可限制恐怖分子的入侵地域，并减少警戒部队。现在，以色列在约旦河艾伦比桥上设有一个检查站，负责检查出入国境的人员，为对付恐怖分子，对阿拉伯人的检查特别严格。

从耶路撒冷所具有的战略上和宗教上的价值来看，以色列把它控制在自己手里，意义是很大的。现在，虽然有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驻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但以色列仍感到对恐怖分子的对策并不完善。

400页地图：约旦河西岸地区截面图

四、临战态势下的军队

如果仅从表面看，是不可能了解以军的真实情况的。幸运的是，我们获得了一份介绍以色列国防军真实情况的资料。今年5月，《耶路撒冷邮报》摘要刊登了会计检查院提出的关于国防军的报告。从报告中可以了解到国防军的实况。今年的报告对国防军提出的严厉批评虽然不怎么多，但还是有一些，例如：业务工作中的差错，铺张浪费，临战态势不完备，防止事故的措施不充分，军事基地内储备的油料不足，等等。

上述的批评意见是通过对国防部、师司令部和旅级部队的工作检查之后提出来的。关于战时应急态势和部队的编制状况，这次调查了

2个师，2个野战炮兵部队和防化部队。

同1973年十月战争以来历年的情况一样，今年的报告也指出了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例如：第一线部队的满员率低，战时储备不足，征召预备役的手续存在问题。

检查院对军事基地内的公共卫生情况也进行了检查。1977年8月，某基地曾因水质不好而发生痢疾患者500余人。此外，在对某个旅进行调查时，了解到许多预备役军人延误了规定的时间，没有应召。检查院还发现兵役义务不很公平，征召预备役所必需的注册不能反映最新情况，接受征召训练的183名士兵未提供自己的住址。更大的缺陷是，对预备役士兵的配置不当，训练不足，非常时期用的储存库的状况不良。检查院特别指出，各种备品极端不足，维修保养不良，武器、弹药和光学仪器缺乏。这些情况其他部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看过上述报告，我们感到这是对国防军的严厉批评，但以军当局解释说，部队应保持的良好状态与实际情况是不一致的。这份会计检查院的报告，完全是设想国防军在战时应保持的应急态势的状况，报告中的指责将在国防军的今后措施中得到反映。报告既然能在报纸上公布出来(虽然是一部分)，就说明以色列国防军是健全的。笔者感触最深的是，这次在戈兰高地、以黎边境、约旦河(艾伦比桥和出入国境检查站)、耶路撒冷、希布伦、比尔谢巴、加沙和阿里什等地会见的士兵，个个都足目光锐利、体魄健壮的人，给人的印象完全是处于临战状态下的军队的形象。这些士兵的纪律似乎比较松驰，但保卫国家安全的意志是坚定的。那末，统率这支军队的要谛是什么呢?分析起来难道不是“跟我来”和“捡遗骨”吗?以色列人民对阵亡人员的处置是极其隆重的。现在，北部军区司令部每年都要在戈兰战场上召开两次追悼会。以色列家庭夜间在外面食堂聚餐，有时有乘坐吉普车架着机枪的士兵来为他们警卫。这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军这种忠实的服务精神，人民是不能忘怀的。不久前，各界人民对在进攻黎巴嫩南部地区战斗中阵亡的人员举行了追悼大会，当然，这也带有犹太教的宗教色彩。

五、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经验教训——戈兰高地作战

曾在六天战争时任以军总参谋长的巴列夫将军常说：“兵力强大，机动迅速，指挥灵活”是用兵的原则。十月战争的用兵思想是这种原则的发展。但1978年3月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作战(利塔尼作战)，作战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时，以军强调的重点由速度转向了集中兵力，由机动转向了火力。以军研究了十月战争的教训，在利塔尼作战中运用了新的原则，不过，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为此，以军对作战原则再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73年，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是以大量兵力在敌区纵深实施反击，消灭敌部队。然而，十月战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教训也恰恰是“不要在国外的新战场上谋求军事决断”。正如开始在军事上、最后在政治上所表明的那样，以色列遭到了失败。以色列虽然力求在戈兰和西奈两个战场粉碎敌战斗力量和战斗意志，但它的企图未能得逞。以军合围了埃军第3集团军，但最后未能将其消灭；在戈兰正面的反击，也因要防止苏联介入而不得不把萨萨前面的特勒沙姆高地作为前进的界限。以色列认为，它如果能不受任何限制地实施象六天战争那样的决定性作战，给叙军以毁灭性打击，那末，它是能使阿拉伯国家屈服的。对于这一点，以色列至今仍感到遗憾。然而象六天战争那样的战略环境，今后不能再指望了。以色列只能在外界各种因素的制约下，严格区分能采取什么样的作战行动，不能采取什么样的作战行动。1978年3月的利塔尼作战计划就是根据十月战争的教训制定的。作战目的是摧毁恐怖分子的据点，所采取的态度是相机撤退。

我们询问以军战史处处长：“你们在戈兰战场的反坦克作战打得很漂亮，具体的战斗要领是什么呢?”他回答说：“在戈兰战场上的作战并不令人满意。”战略上，在西奈和戈兰都不得不采取直接路线战略，因此损失也大。在许多场合，由于对强敌采用的是正面进攻的方法，结果都失败了。十月战争告诫人们必须摈弃传统的作战思想，即“力求在主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思想。在这种痛苦的体验中，戈兰战线第7装甲旅的战斗行动发出了光彩。十月战争时的第7装甲旅旅长加尔上校，现在担任着北部军区司令官(少将)要职。在这次调查中，原定要直接采访这位司令官，但由于8月18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作战，北部军区参谋长巴拉姆准将从戈兰前线赶回了特拉维夫总参谋部，由他接见了我们约2个小时。在十月战争中，第7装甲旅连续作战4昼夜，终于使叙军进攻受挫。综合巴拉姆准将介绍的情况和其他资料，第7装甲旅反坦克战斗的方法大致如下，后来仔细参观了现场之后，认识就更深了一步。

1. 将整个任务正而变成反坦克地区，除空军实施对地面攻击外，还周密地准备了防坦克壕、地雷和区分了火力任务。叙军为迫使以

军分散兵力，对以军宽大正面实施进攻，并进行绵密的弹幕射击。因此，分散和集中兵力是十分重要的。

2．

通过机动防御，经常控制有预备队，避开敌人的弹幕射击，力求集中反坦克火力。根据旅长的命令开始射击，对移动目标的射击距离至少为3，000码。

3．

防坦克壕的作用较大。挖出的土不是放在叙方一侧，而是堆积在己方一侧，防止叙军用推土机将壕填平。聚集起来准备越壕的叙军坦克是良好的射击目标。

4．

由于坦克没有安装夜视仪，夜间战斗极其困难。叙军一直使用坦克和步兵在近距离上战斗。以军第7旅以炮兵实施反坦克战斗时，坦克则进行燃料和弹药的补充。

5．

加尔上校作战指挥卓越，他时常亲临前线指挥，力图保存兵力，手中常常控制有预备队。能控制预备队到最后，是需要有勇气的。而且，他特别注意预先掌握敌人的动向，以便能应付不测事态。另外，还注意保持与师长之间的指挥联络畅通。与空军的无线电联络，由旅建制内的营负责。

6．

第7旅的训练素质和士气较高。这个旅是1948年独立战争时最先编成的旅，射击技术较高，一辆坦克能对付10个目标。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营已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战斗，完全陷入混战状态，此时指战员都忠实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相互进行的无线电联络，成为鼓舞士气的最好手段。

十月战争的经验中，以军第?旅的机动防御受到了注意。他们认为，制定进攻计划应采用间接路线战略的原则，即使在防御时，在主要战场上也应实施战术性的箝制作战，并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减少人力和物力的损失。据说，以军要将第7旅的战斗行动作为今后机动防御的典范在全军推广。

六、面临危机时的战史研究

这次调查，我们有机会同以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史处处长阿格罗姆上校进行了约2个小时的谈话，他向我们介绍了作战的简要情况，并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位战史处处长所持的论点是：“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原子弹伤害的国家，而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

600万人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日本民族和犹太民族有过同样的历史悲剧。”这位处长还说：

“学习以色列战史，如果不研究犹太民族的历史背景，就理解不了以色列的战争。”这位处长向我们提问说：“日本是否研究战争的历史背景?”我们回答说：“是的。”通过同这位处长的问答，我们感到过去日本研究的中东战争成果不必进行大的修改。以色列国防军战史处的编制如下图。

405页表：以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史处编制序列

战史处研究员研究战史的一般程序如下。战史处长拥有决定权，并对有关行政工作负全部责任。

1． 决定研究课题和选择助手；

2． 资料的搜集、分类、文书或记录；

3． 第一稿材料的编写与通过采访核实；

4． 征求其他研究员的意见；

5． 编写第二稿材料；

6． 向军内下发第二稿材料，并征求意见；

7， 征求意见，并编写最后一稿；

8． 对最后一稿进行检查与设计版面；

9． 印刷和发行。

这种程序的特点是，规定将第二稿材料下发给军内，并征求军队的意见。1977年4月编写的关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讲义，使人感到主要是写战役、战斗的情况，并从陆海空联合作战的观点进行记述；而且，这份讲义还注意赞扬以军的勇敢战斗精种。以色列同日本一样，都重视把战史作为精神教育的教材使用。阿格罗姆提出的问题是意味深长的：“日本的战史研究很深入吗?”

七、热诚的款待——访问纳赛尔军事学院

纳赛尔军事学院相当日本的防卫研修所，是军队的教育机构，负责培养陆海空高级军官。我们访问这所学院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阿明院长亲临正门迎接我们，并在教室用1个小时亲自向我们介绍了十月战争的情况。介绍的主要情况，大部分日本已有研究，这次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十月战争的起因在于阿拉伯民族的总有一天要洗雪六天战争的耻辱(遭到惨败的耻辱)的决心；为对付强大的敌人以军，阿拉伯国家进行了训练，并制定了作战计划，其主要着眼点是避开敌人的强点，利用敌人的弱点，此外特别强调采取欺骗行动。

接着，放映了30分钟关于十月战争的电影。从资料看，虽然直接拍摄的实战场面不很多，但通过这些资料可以清楚地了解苏伊士渡河作战的真实情况。埃军极为重视的这个渡河作战计划，据说已成为埃军教育训练的兰本。这次，我们获得了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埃军渡河作战第一阶段时间表如下：

(开战时间： 1973年10月6日14时，简称H)

1. 航空火力准备——H前后各15分钟

2． 炮兵火力准备——H前后各15分钟

3． 步兵搭乘橡皮舟第一波渡河——H后6分钟

4. 步兵旅第一线营渡河——H后12-60分钟

5. 步兵旅前进指挥部渡河——H后60-70分钟

6. 步兵旅第二线营渡河——H后60至110分钟

7． 开掘运河东岸沙堤——H后1至6小时

8． 步兵师前进指挥所渡河——H后90至100分钟

9． 架设步兵用浮桥——H后2小时为止

10．机械化旅渡河(突击队同时渡河)——H后2至4小时

11．建立桥头阵地——H后4小时为止

12．自动驳船的下水准备和下水——H后2至6小时

13．架设ПМП浮桥——H后2至6小时

14．步兵师属坦克营渡河——H后9小时为止

15．架设TПП重型门桥——H后9小时为止

16．装甲旅渡河——H后11小时

17. 扩大桥头阵地——H后18小时(至10月7日8时止)

电影结束后，阿明等6位将军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些将军多数在十月战争时是上校、中校。通过他们的回答，弄清的主要问题有：

1．

渡河作战成功与否，关键在H后24小时内。但实际渡河时间此上述计划渡河时间晚了6个小时，第一线5个步兵师400辆坦克完全渡过运河是在开战后24小时。

2. 问：“埃军建立桥头阵地后没有继续向米特拉山隘——吉迪山隘推进，那末，为什么到10月14日才向这一地区发起进攻呢?”

答：“我们计划的这次战争是一场短期的有限战争。我们的作战原则是，部队必须在防空导弹的射程内作战，并没有考虑同叙军的戈兰攻势协调行动。”

3． 问：“在拟定渡河作战计划阶段，预料到以军的渡河作战了吗?”

答：“没有。”

4. 问：“影响渡河时间的障碍是什么?据说高压喷枪很有效，实际如何呢？”

一位将军回答：“那是我的任务。架桥训练和坦克夜间渡河训练，可利用其他场地进行。如何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沙堤上开辟通路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使用串连炸药块和高压喷枪进行作业，取得了很大效果。”

5. 问：“听说埃军的士气很高，其原因是什么?”

一位将军回答：“这是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当时全军出现一种气氛，那就是必须想办法洗雪六天战争失败的耻辱，打破现状。六天战争后，曾有3人当过国防部长，其中伊斯梅尔国防部长在人们的心目中有较高的威望(他去世后，萨达特总统专为他建造了一所纪念馆)。”

我们在这所学院访问期间，埃方给了多方照顾：他们的摄影师为我们照了像，并收入影集赠送给我们。当天黄昏，战史部部长把自己使用的十月战争的教材亲自送到我们居住的旅馆。这使我们不胜感激。

八，苏伊士运河碧波荡漾

在8月23日上午听过埃方的介绍和吃过午饭后，我们在纳赛尔军事学院战史部部长萨米·泰伊拉准将的陪同下，向苏伊士城方向出发了。从开罗到苏伊士城有134公里。眼前有两条公路伸向远处。约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向往已久的苏伊士运河。当时，我们感概万千，同时也不由得回忆起前几日在耶路撒冷见到的登上圣墓山的信徒闭目祈祷的情景。

408页图：巴列夫防线的155毫米火炮阵地(1973年10月7日被埃军攻陷)

各国的商船在苏伊士运河来来往往。门桥载着我们所搭乘的第3集团军的吉普车，从商船的中间穿过。在第3集团军的易卜拉欣·阿特瓦准将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巴列夫防线，还观看了距运河东岸10公里附近的炮兵阵地。在5-6米高的小高地上支有帐篷，这位准将将我们领到了帐篷里。那里摆着干净、整齐的椅子，还有桌子。我们刚一坐下，士兵立刻用盘子端来了清凉的可口可乐，此时录有说明的磁带录音机响了。我们对埃军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我们进入观察所，遥望苏伊士前面，视界开阔，在观察所后方50米处，有155毫米榴炮阵地，被埃军破坏的榴炮身管露在外面。这种榴炮射程为18公里，配备26发炮弹，每门由6人操作。榴炮掩体的入口处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1973年10月前：如果埃军要横渡运河，那么苏伊士运河

的河水将被埃军的鲜血染红！

达扬

1973年10月以后：巴列夫防线看起来似乎百孔千疮，已

无法阻挡埃军的前进。

达扬

事实正如这块语录牌所写的那样，巴列夫防线轻而易举地被埃军突破了。只有后来参观的苏伊士城正面的连支撑点，才是以军最顽强的抵抗据点。埃军在进攻这些支撑点时付出了重大代价。

巴列夫防线上连支撑点截面图如下。

409页图：巴列夫防线上连支撑点截面图

现在，埃及正在实施把苏伊士运河加宽加深的计划。这个工程计划分为两期进行。第一期是把运河的有效宽度从99米扩大到160米，水深从14．5米加深到19．5米。根据这个计划，苏伊士运河可通过7万

-15万吨的满载油船和25万-37万吨的空船。这个计划预计在1980年中期完成。日本的五洋建设公司等三家企业的产品，占了埃及这项工程国外订货的70％，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等国企业占30％。据说，日本的企业取得了当地的信赖。第一期工程完成后，苏伊士运河每天平均过往的船舶将超过100艘。埃及现在正在重建经济。由于相继发现了加腊油田和拉马丹油田，以及以色列归还了西奈半岛的油田等原因，从1976年起，埃及已变成了石油输出国。目前，埃及正在为1982年石油日产量达到100万桶的目标而奋斗。埃及通过石油出口获得的外汇从1976年的2．68亿美元猛增到1979年的13．5亿美元，旅游收入只6．5亿美元，苏伊士运河收入6亿美元，以及侨汇收19．5亿美元，埃及正在努力振兴经济。

正如阿明院长所说的那样，埃及当前的目标是推进和平谈判和振兴经济。

另一方面，埃及的绿野出乎意外地多。这些绿野和苏伊士运河的碧波，难道不正是埃及人民——肩负着历史重任。从战火中站立起来的人民——重建自己国家的象征吗？

第五节 战后以色列军队的发展

为适应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出现的新形势，以色列对军队进行了整编、更新装备和再训练。这项工作于1975年大体结束。今天的以色列军队与1973年以前保卫国家的军队相比，几乎面目一新，人数和质量都发生了变化。正规军(主要是服役3年的义务兵)和预备役兵力

(用于战时增强军队)都得到了加强，而且由于军队熟练地掌握了新式武器装备，修改了战术原则，所以作战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

将来，以军是有能力对付阿方的现代化武器的，即使在战场上突然遭遇的情况下，也能解决各种问题。随着以军作战能力的不断提高，即使爆发第五次中东战争，以军也将会减轻对国外武器的依赖程度。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此预料的时间拖长了，所以战争期间以军不得不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而这种援助是美国基于对以色列的友好关系提供的。但也可以认为，正是这种援助束缚了以色列的手脚，剥夺了以色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行动自由。

对以色列来说，武器装备的补充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外的军事援助，二是本国自己生产。因为来自国外的援助将束缚自己的行动自由，所以以色列不得不尽可能地依赖国内生产，但在不久的将来还不能完全达到武器装备自给自足的要求，以色列必须继续努力，以填补国内武器生产与国外军事援助之间的差距。

一，情报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国防研究人员对战局进行了迅速的分析判断，而且在作战期间就能研究出对付敌人行动的方法。可以认为，这种“快速反应”能力今后也是必要的。以色列军事科研部部长基夫·布伦博士认为，阿拉伯国家的苏式导弹越精确，其应付对抗手段的能力就越脆弱。在第一枚导弹发射之前，决定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情报。据说，以色列对忽视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征候进行了反省，对情报系统也进行了全面检查。以色列改善了对失败负有责任的情报处理机构在处理情报资料上的专断现象，并为建立情报资料处理制度而进行了改革。

战争初期，以色列因遭到阿方的突然袭击而暴露出来的缺陷，不是情报资料的搜集问题，而是对情报资料处理不当的问题。战前，虽然以军获取了表明爆发战争迹象的情报资料，但没有对这些资料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

根据这个教训，以军对那些“没有可能性”的情报资料也认真对待起来，就好象它们有着重要意义似的。此外，以军还为加强情报机构付出了很大努力，以利对情报资料的分析，判断，并从中提炼出对作战有指导意义的情报来。

以军很重视对情报资料的处理，对敌人可能的行动和地面敌人的行动尤其注意。

以军为了免遭阿拉伯国家的再次突然袭击，将对阿拉伯国家的哉略进行认真研究。

二，强化动员体制和改进动员技术

根据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教训和对未来战争的估计，现在以军的规模扩大了。但由于以色列的犹太人口只有290万，所以兵员人数的增加受到了限制，就连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其最大动员数也只不过是375，000人而已(含妇女)。

目前，以色列为加强第一线兵力，扩大后援力量，正对医学界和社会机关的免除兵役者进行全面审查。通过审查，过去一直免服兵役的1万名人员可能应征入伍，或者被编入预备役。

同时，还从医学角度对第二线人员重新进行分类，并适当地将其中一些人员转入战斗部队。过去被免除第一线勤务的扁平足士兵，今后可能在装甲部队或炮兵部队中执勤。

军乐队队员被赋予作为担架年和卫生员的战斗任务；女子代替男子接受车辆驾驶、通信等非战斗性任务，其兵役期限从20个月延长到

24个月。

以色列的动员体制以48-72小时内使预备役加入战斗为目标。今后这个体制将进一步得到改善，届时多数部队在24小时内可以完成战斗准备。此外，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时虽然因为没有向人民发布公告而引起了混乱，但以色列按照固有的程序迅速进行了动员。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军之所以能够扭转战局，其原因是很多的；在这些原因中，迅速动员预备役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色列的动员，因为预备役军人的意志和行之有效的动员程序，所以才能够成立；但这种动员体制今后仍需改进。由于以色列常备军的规模较小，主要作战力量依靠预备役，所以整个国家必定在极短时间内就被卷入战争。

战后，以军运用战争的经验教训，对动员程序和动员机构进行了研究和改进。对于新的动员体制，从各个阶段上进行了演练。动员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预备役军人的责任感和意志。这一点，已为以色列所经历的几次战争所证实。

三，增强战斗力

(一)概况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方最大限度地动员了能够投入战争的人力、阻止了以军的行动。这在苏伊士运河正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埃军数万步兵迅速占领了运河东岸一线。

另一方面，以军虽然增强了进攻部队，但由于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因此在战争初期未能击溃埃叙两军。约旦已明确表示要与叙利亚结成联合战线，将来这个问题会成为更重大的因素。

为此，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决定大力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扩大战斗部队的规模。

(二)增强战斗力

1. 增加兵力，特别是要增加作战能力。

2. 随着步兵、机械化步兵、炮兵、工程兵和装甲兵等兵种的增强，要加强对协同作战原则的运用。

3． 加强前线部队。

4. 加强对预备役的训练。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以军集中力量重新编组动员的部队，并加强兵力。通过这两年的努力取得了成果，兵力得到明显加强。今天的以军是一支数量空前的军队，并拥有大量的先进装备。

(三)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兵员人数

关于增加兵员以及对这些人员进行适当训练的问题，正从许多方面作出努力，其主要措施如下：

1． 每年增加征召人数。

2． 通过放宽医学上的限制来增加人员。

3． 对研究人员实施军事训练。

在预备役中，学者和技术工作者要接受军事知识的教育，根据需

要应征。

4． 其他兵种知识的训练。

常备军和预备役中的大多数士兵，要在野战部队接受其他兵种知识的训练。

5. 对免服兵役者要重新审查。

6. 指定侨居国外的人员服预备役。

7． 女兵的服役期限延长至2年。

8． 预备役中高级军官重返部队。

以军最近增强战斗力，为组建新的装甲师(复数)，提高炮兵和工程兵的作战能力，增强空军兵力等，提供了可能。但步兵兵员数量仍感不足。现在，以军预计通过改编步兵部队的规模，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

以军是一支依靠质量的小型军队。它以机动力和火力为基础，要求每个士兵、每个部队都能在战场上发挥高度的机动力和射击能力。

(四)指挥官的补充

随着以军的重新改编，其指挥官已明显不足。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军伤亡了大量指挥官，其伤亡率在各个战场上都很高。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到战争结束后撤军为止，以军指挥宫的阵亡人数占全军总阵亡人数2，500名中的1/4。指挥官阵亡共581名，其中少将1名、上校2名、中校25名、少校89名、上尉200名。

以军新任命的高级指挥官，是担任空降兵司令的绍姆龙准将(今年38岁，第四次中东战争时担任装甲旅旅长职务)。此外，曾任副总参谋长、被公认为装甲战术权威的以色列·塔尔少将和苏伊士运河渡河进攻作战的英雄沙龙少将也重返军队，担任预备役高级职务。

(五)保持第一线兵力

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以来，以军明显地增加了第一线的兵力，因此，它能对付敌人的任何进攻。以色列的人力资源一直不足，但正在作出努力，以便经常保持一定的兵力此例。

以军在加强第一线部队的同时，还注意迅速侦察敌情，变换阵地，并根据情况，增强各个地区的兵力。

为对付敌人的机动打击，以军注意保持第一线兵力的数量，以便在预备役动员之前，能巩固第一线守备阵地，并通过正确的兵力部署，对付敌人的任何进攻。1974年11月和1975年7月，当埃叙两军采取积极行动时，以色列进行了局部动员，迅速采取了对抗措施。

四，作战

以军根据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教训，正在对协同作战的原则进行研究和运用。这种原则虽然在以军中已经运用，但在战争中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阿拉伯国家的军队拥有庞大的兵员和装备，它们通过熟练地使用大量的反坦克武器、夜间战斗装置和防空导弹等，摧毁以军的坦克和击落以军飞机。协同作战是对付阿方这种手段的一种方法。实施这种作战时，各兵种部队、武器、坦克，机械化步兵、炮兵、工程兵和空军等要密切协同。协同的目的在于使战场的所有构成要素取得平衡。

战争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摧毁埃叙两军的绵密防空火网。以空军为便于支援地面部队，并深入敌纵深实施空中突击，必须摧毁敌防空火网，为此，以军实施了协同作战。在这种作战中，地面部队与空军必须进行密切支援。

以军为了将这种原则用于实战，并建立一个使各兵种部队之间进一步密切协同的“机构”，采取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是；

1. 接受其他兵种的训练。

步兵军官要接受装甲兵知识的训练。通过这种训练，两个兵种在战场上才能实施高度的协同作战。

2． 在师的上面建立指挥部。

以军为了使各部队无论在宽大正面，还是在狭窄正面作战中都能密切协同，在师的上面建立了指挥部。

3. 增强战斗力。

(1)重视演习

增加兵力固然很有必要，但以军仍与过去的作法一样，将重点放

在提高士兵的质量上。

① 加强训练

为保持较高的士兵质量，提高新兵的训练素质，战后，以军掀起了空前的训练热潮。除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和实施协同作战训练外，还对部队进行了使用新武器和新装备的训练。

② 进行所有级别的训练。

以军认为目前情况下训练即是实战，因而把作战任务纳入了训练计划之中。今后，各部队的训练和训练中心的训练将继续进行下去。

③ 战时训练

以军担心在战争拖长的情况下训练体制出现瘫痪状态，所以专门设立了战时训练机构。通过这种训练机构，能在战争中进行严格训练，为战斗部队补充新的兵力。

(2)战术

以军对第四次中东战争和未来战争的样式进行了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对机构、装备和教育训练等进行了改革。一位领导人说：“我们必须注意，不能仍以第四次中东战争那种水平进行下次战争。”

可以认为，在新的战争爆发的情况下，以军至少在初期将采取防御态势，但它大概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埃及战线和叙利亚战线的战略纵深上的差异，要求采取不同的战术。至少在南部战线，以色列关心的是如何以装甲部队和机动炮兵为主力，在机动情况下，建立周密设防的“杀戮地带”。

在西奈半岛，特别适宜采取机动防御战术，即使让埃军越过苏伊士运河，也不能就因此而断言战争谁胜谁败。而在戈兰高地，以军却几乎没有机动自由，战争爆发时，对以色列来说，唯一可选择的战术大概是从黎巴嫩和约旦方向进攻叙利亚的侧翼。以军总参谋部业已表明，它将在阿方发动进攻后，或者在发动进攻前，采取攻势。博南博士说：“不应该认为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显著特点——‘电子武器的使用’，已大幅度地缩小了以色列的选择范围。”

第二阶段，以军将进行海运和空运。关于空运，以军可能采用由

CH-53直升机和C-130运输机组成的大规模编队。关于最后阶段，总参谋长古尔说：“如果我们在政治上、战略上和战术上找到了恰当的方法，未来战争将在短期内结束。”根据过去战争的经验教训，以色列应该考虑到国际上紧急介入的可能性和迅速结束战斗的必要性。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军产生的明显缺陷，仅决于情报方面的，是战斗部队的装备不均衡。这一点，在战争期间得到了改进。这个问题与装甲兵和机械化步兵间进行的协同——旨在对付战争初期成为威胁的埃军反坦克部队——也有关系。战争初期，以军南部战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装甲输送车、步兵和坦克各自为战，结果成为埃军“耐火箱”式反坦克导弹和RPG-7式火箭筒的攻击目标。后来，以军使步兵(含机械化伞兵)与装甲兵协同行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辆坦克必须时常有1辆装甲输送车随伴，但在未来战争中，装甲输送车与坦克必将相互支援。此外，以军还改进了战术原则，要求炮兵完成以下任务：消灭装备有反坦克武器的敌步兵；在敌防空导弹对以空军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况下，代替空军的直接航空火力支援。

(3)灵活运用作战的经验教训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军之所以能扭转战局，完全是由于它建军以来从所有战斗行动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并努力在战场上灵活加以运用的结果。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两年的时间里，以军为这一点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以军面临的形势不允许它满足于现状，因此它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不断地进行了改编。从第一次阿以战争到今天，以色列一直面临着阿方再次进攻的危险性。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里，以军当时不得不在埃及方向，接着又在戈兰方向，应付埃、叙发动的消耗战争。在此期间，以军必须粉碎埃叙两军以武力改变战争结果的伞图。以军首先总结、吸取战争的经验教训，以便在未来战争中加以运用。对这种经验教训的研究，其实在战斗中就已经开始了。以军虽然经受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考验，但在战争的初期阶段却因军事体制的缺陷而未能在战场上充分发挥作战能力。对这一教训，以军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里，以军为研究并运用这次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大量工作，在各种武器，部队的编成等许多方面，灵活运用了这些经验教训。

五，后勤保障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的两年，是以军后勤部在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

以军后勤部在对武器装备进行全面检查的同时，又开始执行新的任务。以军在增加部队的数量，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后勤部正在尽一切努力集中各部队的装备，保障训练的需要，使后勤保障体制进一步发挥有效作用。

常备军、预备役土兵，文职人员和志愿兵等都参加了训练。武器装备很快被后送到检修部门。

根据作战的经验教训，对急用的武器装备仓库进行了检查，以便战时不误使用。为使这些仓库随时保持良好状态，在后勤部下面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指导和检查。

(一)武器生产

美式M-109(155毫米自行榴炮)，M-101(175毫米自行火炮)和

M-110(203毫米自行榴炮)，开战前虽然数量不多，但已进行实战部署。以色列具有生产这些武器的能力，还能生产155毫米火炮和160毫米火炮。这两种火炮均能安装在M-4“谢尔曼”式坦克上。以色列生产的155毫米火炮，比美式M-109型火炮的射程和发射速度均优越。

以色列仍然认为坦克是最好的反坦克武器。但这种思想并未妨碍它引进M-113型搭载的“陶”式反坦克导弹。此外，以色列正在计划组建能发射导弹的武装直升机部队。

以色列国防费的53％用于武器的采购、生产和研制，采购的大部分武器装备是国产的，单兵武器和弹药都已能满足需要(大批M-16型步枪已交货，5．56毫米步枪正在生产)。为储备足够的武器装备，以色列的军需工业一刻也未停止过生产。

以军在采购国内外新式武器的同时，正在执行一个对缴获的武器进行改进的庞大计划。以军从改进旧式坦克“谢尔曼”开始，现已成为改进坦克的能手。以色列对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缴获到的大量苏式坦克进行了改进，并进行了实战部署。以军已实现了装备105毫米火炮的M-48型坦克和“百人队长”式坦克的标准化。T-55型坦克也计划要实现标准化。第四次中东战争刚结束时，由于坦克的数量明显不足，以军将缴获的数百辆坦克仅涂上一层油漆便交给了部队。

(二)武器的数量

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军主要靠美国的武器来重新武装自己，这种重新武装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到1975年底，以军与第四次中东战争时的情况相比，火炮增加了85％，坦克增加了约50％，装甲人员输送车增加了25％以上。仅从这些比例虽然难以具体说明以军拥有的武器数量，但就坦克来说，数量可能不下3，000辆。

现在，以军正在计划引进一批新型导弹系统和武器装备，其中包括“长矛”式地地导弹、“龙”式反坦克导弹、单兵使用的“红眼睛”式地空导弹以及几种空地导弹和无人驾驶飞机。据认为，以色列现在正在接受美国提供的首批“长矛”式地地导弹110枚。

目前美国正在研制一种由“长矛”式导弹携带的集束式弹头。这种弹头可用于摧毁防空导弹基地和兵员、装甲车辆的集结地域。然而，“长矛”式导弹的射程还未能远到能够到达埃、叙两军的苏式“飞毛腿”式导弹的发射基地，而这种“飞毛腿”式导弹是能够攻击以色列的人口稠密地区的。

在未来战争中，以军可能主要依靠火力取胜，这种火力的猛烈程度恐怕要远远超过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军企图通过使新式武器和旧式武器相结合，发挥这两类武器的作用，来实现这个目标。以色列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依赖美国。它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在精确制导武器的研制和生产上却取得了明显进步。

全书正文部分完

附 录

一、第四次中东战争讨论会资料①

埃及一方：1975年10月27日-31日于开罗大学

以色列一方：1975年10月12日-17日于耶路撒冷希尔顿饭店

埃及一方的军事论文：

埃及在十月战争中的军事战略

对以色列“安全政策”的探讨

埃及空军在十月战争中的作用

埃及防空部队在十月战争中的作用

埃及海军在十月战争中的作用

以色列一方的军事论文：

十月战争的教训

十月战争中的突然袭击

十月战争中的以色列空军一主要的行动和经验教训

十月战争中海军的经验和教训

对东西方武器系统及其科学技术的探讨

[①10篇文章均为阿以双方军界首脑所作，收入本书时被译成日文。我们根据日文译成

中文，供读者研究第四次中东战争参考。译者注]

埃及一方的军事论文

埃及在十月战争中的军事战略

埃及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穆罕默德·埃勒·贾马斯上将[①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任埃军作战部长。——译者注]

一、序言

关于十月战争的战略，本应从埃及和叙利亚两个方面考虑，但这次只能从埃及方面谈起。

对于这次战争已有大量研究，许多论文已公诸于世，然而至今仍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

十月战争是对固有观念和理论的挑战，也是对随之而来的困难和问题的挑战。

即：在战略上，动摇了以色列的固有观念，破坏了其安全政策，使其特有的军事战略理论陷入了危机。

在战术上，克服了难以渡涉的水障，突破了以色列坚固的防线，体验了大量使用首次出现在中东的新式武器装备所进行的激烈战斗．

此外，还欺骗了敌人，使突然袭击获得成功。

总之，可以客观地说，这次战争洗雪了六日战争的耻辱。

我想就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以色列的军事战略，

埃及的军事战略，

十月战争的成果。

二、以色列的军事战略

(一)通过对以色列军事战略的研究，会很容易地理解如下问题。

犹太复国主义企图在中东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最大限度地扩大其疆域，网罗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国际社会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并统治阿拉伯国家。

为此，犹太复国主义确定了以下基本方针：

1． 吞并阿拉伯国家领土，以逐步扩大其地理范围，

2． 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将它作为遂行政策的手段，

3． 企图削弱和分割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一贯敌视阿拉伯国家，它不断分析国内各种条件，注意国际和阿拉伯国家的形势，分阶段确定可能达成的目标，一直同阿拉伯国家进行对抗。

犹太复国主义为掩饰其扩张主义、欺骗世界舆论，提出了所谓“以色列安全政策”的一系列军事原则，使以色列人民相信军事上的继续冒险是必要的。

当然，他们的“安全”政策是以使用军事力量为基础的。

他们为实现扩张主义政策，以自卫战争为名，采取短期攻势作战，企图在别国领土上寻求战场。

所以，以色列军队采用以空军和装甲部队为骨干的编制。

六天战争的结局，导致以色列军队到达苏伊土运河、约旦河和戈兰高地，这样，他们需要防守的地区成倍地增加，战线和公路网也同时扩大了。整个的战略态势必然增大军事上的负担。

以色列为确保已占领的地区，非常重视苏伊士运河一线。当他们将运河一线作为固定的防线时，便招致了军事战略上的失策。

1967年以后，埃及在两年的消耗战争中，给以色列造成很大的人力损失。

对此，以色列构筑了各种阵地和工事，建成了一道名为“巴列夫”的防线，并对它的坚固性寄予期望。

与六天战争的成功相比，以色列后来的军事失策显著增加。尽管这次战争的胜利不是由于以色列自身的卓越能力，而是由于我们的失策，但其领导人仍抱着以下认识：

1． 埃及方面没有能力发动进攻。

埃及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建立桥头阵地的企图将被迅速粉碎。

……这次十月战争的结果证明上述认识是错误的。

2． 阿拉伯国家没有能力在两个方向上上同时发动进攻。

……这也是战略判断上的错误。

3． 在以色列的军事优势面前，埃及唯有屈服。

(二)十月战争以前，以色列对埃及的军事战略基于如下考虑。

1． 炫耀军事优势，使埃及方面放弃战争，并努力造成一种使埃及感到不能同出色列对抗的气氛。

2． 运河一线是阻止埃军进攻的特殊屏障，它具备作为安全国境线的重要条件。

3． 粉碎埃军的进攻准备。

一旦发现埃军进攻征候，便以优势空军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

4． 努力控制沙姆沙伊赫周围海域，以便确保通往红海的海上交通线。

5． 以先进的情报系统预先查明一切进攻征候，为战争准备及动员争取充裕的时间。

从1967年至1973年间，以色列基于上述战略考虑，陶醉于六天战争的胜利，拒绝一切方式的和平解决，以武力威胁周围各阿拉伯国家，坚持敌对行动。

对世界，巧言令色地宣传阿拉伯国家是行尸走肉，说埃及等国已失去生存的支柱。

结果，公正的和平解决之路被堵塞，战争不可避免，埃及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别无其他解决办法。

三、埃及的军事战略

(一)同以色列之战是挽回名誉之战，是正义之战。

当时，我们经常思考现代武装冲突的制约条件和可能取得的效果。

美苏两方以核均势和在中东的政治、外交及军事上的利害关系为背景，推行缓和政策。十月战争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进行

的。

制定国家战略时，我们考虑到了国际形势对中东战争样式、方法，手段及界限的制约，战争对阿拉伯国家及全世界的影响。

所以，我们根据如下的目标计划了十月战争，以常规武器打一场局部战争，用武力手段改变中东的力量对比，摧毁以色列理论上、战略上的基础，为其他阿拉伯国家参战争取时间。

当时最高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对以色列的“安全”政策进行挑战。

即：依靠军事力量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让敌人认识到继续占领我们的领土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

敌人的“安全”政策，是建立在政治，军事及心理上的讹诈政策上的，今后也不会具有自卫性质，

(二)埃及的军事战略是我国独自的思想产物，决不是从西欧或东欧输入的，它是从1967年失败以来体验的严酷现实中诞生的，是在科学技术的探索和运用中成长的，是在流血牺牲的战争中进步的。

1967年时，由于缺乏军政相互协调的总战略，军队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准备便接到突如其来的政治决定，并为表示支持这种决定而参加了战争。

当时，军队不知道应达成的军事战略目标是什么，只是盲目地向西奈半岛集结。另一方面，国际舆论是反埃及的。

战争爆发时，军方领导人未能参与政治决定，也未能适应军事环境。

军队不是六天战争失败的原因，而是牺牲品。

1973年，随着战争的临近，在总结六天战争失败的原因，确定总战略的过程中，军队开始得到政治等方面的支持，发挥了主要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努力，为军事上开始行动创造了最有利的环境，军队几次得到在1973年度内开战的有利时机。

另外，在战争期间，采取了旨在支援军事并灵活运用其成果的政策。

(三)我们的战略，除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攻势外，还着眼于打破以色列依靠运河防线的“安全”政策。

为此，我们采取了如下措施：

1. 决定发动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在精神上压倒敌人。

这意味着不是单纯骚扰性进攻，而是正规作战。

排除万难，突破运河防线。

2． 避开以色列方面的强点，利用它的弱点。

① 我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而不让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

② 以空地协同的防空态势削弱敌人的航空兵力；

③ 以强大的火力粉碎敌装甲部队的反击；

④ 阻止敌预备队机动，破坏其后方交通线。

3. 有效地协调埃及和叙利亚两军的作战，迫使敌分兵两线，不让其在西奈战线集中兵力。

4． 彻底采取隐蔽欺骗措施，以降低敌情报活动的效率，使敌得不到充分的反应时间。

5． 在曼德海峡实行海上封锁，使以色列占据沙姆沙伊赫失去意义。

6． 消耗以色列有限的人力，削弱它遂行战争的能力。

(四)埃及在战前准备上也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战备是最大的问题。

当时苏联是唯一的武器供应国，埃及在武器的种类、质量，数量及取得时间等方面都受苏联中东政策的影响。

我们除以现有装备进行战斗外别无选择。我们只能以妥善的计划，果断的措施、对武器的合理使用以及高昂的士气来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

在这一点上，敌人判断错了。他们认为：1972年苏联撤走了军事顾问，从此埃及就失去了遂行战争的能力，埃及在没有获得能和以色列空军对抗的新式飞机以前，是不会发动战争的。

我们正是利用了敌人的这种偏见取得了成功。

(五)埃及考虑过军事战略的基础——阿拉伯国家进行战争的能力。

我们把联合叙利亚、最大限度地发挥埃及自己的力量遂行战争作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作战方案。

1973年10月6日，阿拉伯国家以先发制人的进攻开始了作战，此后进行了多次战斗。

叙述这些作战的细节是困难的，本文只能作扼要介绍。

1． 在战争的计划与执行两个方面，埃及都充分发挥了主动性。

2． 我们是在充分认识到敌人在空中力量包括飞机质量方面古优势的情况下开始战争的。

3． 突破了乍看起来是难以克服的苏伊士运河防线。

4． 由于忠实执行了作战计划，巧妙地使用复杂的武器，土兵勇敢，指挥卓越，我们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战斗。

四，十月战争的成果

(一)战略上的成果

1． 以色列的目的在于防止埃及军队的渡河进攻，歼灭渡过运河的部队，进而导致埃军失败，使埃及屈服于他们提出的政治条件。

以色列人谁都不怀疑这一点的实现，其他国家也抱有同样想法。

2．

我们的目标在于挫败以色列的“安全”政策，击退西奈半岛以色列军队的主力，并尽可能多地消耗敌人，使敌人认识到继续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是要付出极高代价的。

以色列的军事战略目标达成了吗?埃及的情况如何呢?

3．

我军渡过苏伊士运河，突破了巴列夫防线，打败了敌人的大部队，重创和击退了敌人。整个战争的结局使中东地区的力量对此发生了变化。

4. 以色列的“安全”政策遭到了破产，认为国境线安全可靠的想法变成了泡影。很明显，以色列是中东局势紧张的根源。

1967年以色列在认为不安全的国境线上获得了胜利。对比之下，这次却在认为安全的国境线上败北。

以色列的扩张政策理论使人联想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败、导致纳粹德国崩溃的希特勒的理论。

5．

这次战争给以色列国内以冲击，使他们发生了动摇，不再相信政府依靠扩张主义和实力追求目标，强迫阿拉伯国家接受既成事实的政策。

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的人员损失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三次战争。现在是它根据新前提提出新理论和新政策的时候了。

6． 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世界恢复了威信，从黑暗时代进入了黎明时代。

埃及人恢复了自信和对未来的信心，一切阿拉伯人感受到骄傲和世界对它的尊敬。

7． 战后，整个世界开始采取有利于阿拉伯国家伸张正义的中东政策、姿态。

(二)战术上的经验

十月战争虽是在缓和的国际形势下进行的局部战争，却也是规模最大的总体战，它动用了中东史上未曾有过的兵力和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在陆、海、空战及防空作战中，大量使用了导弹和电子武器。

在战术上也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主要有：

1． 事实证明，在现代作战中，在没有遮蔽物的沙漠是能够实施突然袭击的。

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情报侦察手段有限；突然袭击是可能的，在这些手段异常发达的今天，突然袭击仍是可能的。

2． 在现代战争中，为达成特定的目的或目标，应重视各军兵种的协同战斗。

很明显，以色列在多次战斗中单纯依靠坦克，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原因。

埃及方面在各兵种的协同战斗上取得了成功，同时各军种的协同作战保证了整个军事战略的胜利。

3．

只要对方有强大的防空体系，要夺取制空权便是不可能的，即使空军力量相对处于优势地位，也是如此。空军和电子战在发展，与之相对抗的防空手段在进步。今后二者的抗争将愈演愈烈。

4． 在地面战斗中，反坦克导弹由于有效地击毁了大量坦克，而证实了它的威力。

因此，人们虽曾一度怀疑坦克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但是坦克在今后的地面战斗中仍将起主要作用，坦克与反坦克武器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

5. 战争中以色列如果没有美国空运22，000吨武器装备的援助，事态肯定会变得不可收拾。

另一方面，埃及由于武器供给来源单一，也受到很大制约。

我们痛感今后必须使武器供给来源多样化，同时必须加强军工生产能力。

6. 这次作战胜利归功于对自己的任务和行动抱有坚定信念的全体埃军将士。

可以说，这次作战是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胜利，它为我们伸张了正义，在同以色列的斗争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过去二十五年中，阿以之间发生过四次战争。其中三次是以色列为进行侵略和扩张而挑起的。

阿拉伯国家为夺回自己的领土和权利，实现公正的和平，发动了第四次战争。

我们解放固有领土的愿望是神圣的，我们恢复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愿望是正义的。

毫无疑义，实现神圣而正义的愿望是通往中东和平之路。

对以色列“安全政策”的探讨

埃及陆军情报部长易卜拉欣·富阿德·纳萨尔少将

一、以色列“安全政策”的依据

(一)长期以来，以色列喋喋不休地宣传他们的理论——所谓的“以色列安全政策”。

借此机会，我想对照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搞清安全的概念，同时说明一下以色列对安全的看法和十月战争的作用(这次战争打击了他们的企图)。我相信，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不断探讨，能给中东——这是对中东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都具有意义的地区——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安全。

按照国际法准则，一国的安全在于维护本国实质上和形式上的独立与主权。

这些准则规定：侵略行为、恐吓，掠夺领土、背弃国际社会的行为和行使非法手段等，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能容许的。

(二)以色列的“安全政策”性质不同，它不过是以色列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的反映而已。换言之，就是在中东地区最大限度地扩张领土，确立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统治地位，强迫世界承认一个种族歧视国家的存在。

事实上，以色列正对阿拉伯各国发难，尽力达成上述目的。

以色列实现“安全政策”的欲望，经他们领导人之手，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掩饰非法的政治企图，欺骗世界舆论，煽动以色列人民进行战争冒险等。

以色列政策的内容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保卫边境”；

第二、以强大的军事实力“遏制”阿拉伯国家进攻，甚至不惜发动“预防性战争”；

第三、与支持以色列的大国合作。

十月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用军事力量痛击以色列，破坏它的“安全政策”。即：主要着眼点放在让以色列认识到要永远占领阿拉伯各国的领土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政治、精神和军事上的遏制作用今后也不能为“保卫”以色列起到铜墙铁壁的作用。

下面，我们在分析以色列“安全政策”要点的同时，回顾一下十月战争的作用。

二、第一项政策——“保卫边境”

(一)以色列领导人至今闭口不谈领土的地理范围以及边界线。这只要看一下它的建国宣言也就明白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曾说过：“以色列士兵的脚下就是我国的边界。”众所周知，以色列政府还拒绝了过去一切有关边界的提案。

实际情况是，他们既不承认巴勒斯坦分治案的边界，也不接受

1956年侵略战争(即苏伊士运河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以前的边界，还不接受1967年侵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前的边界。

实际上，以色列政府自建立以来就不想把边界固定下来！

另一方面，以色列领导人经常强调利用天然地形，“保卫”边境的必要性。这种地形既要容易识别，又要利于防御，而且在需要时还要能实施任何形式的进攻。

但是，他们的边界常常在阿拉伯各国控制的地区内，而不是在他们自己控制的地区内。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一直以牺牲阿拉伯各国为前提，用实力不断地掠夺领土，扩大版图。

1948年，它的领土从分治案规定的整个巴勒斯坦的56．5％扩大到

77．4％。1956年，本·古里安总理明目张胆地要吞并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区。接着，1967年又抢占了三个阿拉伯邻国的部分领土，并扬言“确保这些地区对保卫安全是必要的”。1967年6月12日，国防部长达扬说：

“一周前，谁能想象得到边境是如此地稳固！”

以色列为其扩张领土政策进行辩解的一个手段，是强调为避免本国领土遭致危险而必须把统治范围扩展到邻近阿拉伯国家。他们举出

的理由是：

1． 东部边境附近的阿军炮兵能炮击以色列主要城市。

2． 戈兰高地的大炮能炮击埃夫拉移民区和以色列北部地区。

3． 沙姆沙伊赫控制着从埃拉特经亚喀巴湾通往红海的重要航道。

以这些地理原因而对边界提出要求，这只不过是以色列掩盖其扩张政策，掠夺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各国领土的一种手段。

制造上述要求的借口，今后还可以找出许多，例如有进入地地战术导弹射程的危险，有受到空中攻击的危险，等等。以色列会在“保卫边境安全”的理由下不断地侵吞邻国领土。为此，他们想到要凭借天险建立抵抗线(边界)，占领防御要地，以及为此去获取征服权，这样一来，过去的那种扩张主义、殖民主义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血腥的局部战争和世界战争发出了新芽。

而且，在这些独特的理论遭到破产，实力政策宣告结束之前，以色列的非人道行为从未间断过。

(二)十月战争打破了他们昔日“保卫边境”的神话。

以前，以色列在他们感到面临危险的边境取得了胜利，而这次却在他们认为安全的边境吃了败仗。运河天堑和巴列夫防线的工事未能阻挡住埃军的进攻。红海至埃拉特之间的航线在此它们预料的沙姆沙伊赫更远的地方被切断。

本来，以色列的“保卫边境”的政策就是以扩张主义者的侵略思想为基础的，因此，他们的行动不会有任何收敛，只能给中东带来无休止的紧张和冲突。

旧世界的苦难已到尽头，以色列领导人到了必须认识下面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1. 为了“安全”而去霸占邻国大片土地是完全无益的。

2. 扩张领土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3. 本国的安全不是凭借武力可以保卫的。

4. 不靠迷信武力，而靠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才能得到持久的、真正的安全。

三、第二项政策——以强大的军事实力“遏制”战争，不惜发动“预防性战争”。

(一)军事力量是以色列安全政策的柱石。换句话说，这个国家靠军事力量而诞生，靠军事力量而膨胀。

它的军事战略目标规定：对阿拉伯国家保持强大优势的军事力量，依靠实力进行领土扩张和遏制战争，以此“保卫国家的安全”。为达此目的，以色列自成立之时起就成为一个好战的国家，把人力、物力、精力都投入战争，疯狂地加强军备。

他们所谓的“遏制”，对内是让全体人民生活在危机感之中，保持临战态势，使全国成为军事要塞。对外是向周围阿拉伯各国进行军事冒险，炫耀武力，在边境上制造紧张状态。

其目的是在危机的气氛中制造高度紧张的社会状态，使人民接受国家的好战政策，谋求所谓的安全，继续以实力对外扩张。

与此同时，造成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假象，撒下动摇阿拉伯国家信心的种子。

所谓预防性战争，就是在以色列认为敌人企图进攻或已完成进攻准备时，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为此，以色列高度重视和依靠情报机构。

如上所述，他们惯用的伎俩是通过遏制制造紧张局势，寻找貌似合理的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借口，然后发动侵略战争。

以色列梦想通过“遏制”和“预防性战争”，不断地驱使本国人民对外进行无止境的扩张，以便征服阿拉伯国家。

只要略加回顾以军成立以来的作用和行动，就可弄清以下事实：

1． 它是一支适于进攻，到国外作战的侵略性军队。

2．

它为达到“遏制”目的，实施以掠夺、破坏为目的的报复性闪电式进攻，以此造成以军不可战胜的假象，同时使阿拉伯国家感到沮丧。

3． 一方面在局部地区和国际上尽力炫耀和延长它对阿拉伯国家

所取得的微不足道的胜利，而另一方面却避免同阿拉伯国家直接进行决战。

4． 出于“遏制”目的，大肆宣扬作战成果，吹嘘特种部队的袭击情况，企图以此麻醉以色列军队。

(二)1973年10月以前，以色列过高地估计了本国军队的能力，并企图让国内外都这样认识。

1967年的战争，使全世界认识了以色列军队的“强大”。结果，他们的狂妄自大达到了顶点，政治领导集团还真的相信阿拉伯国家已一蹶不振，唯一的出路是接受以色列提出的条件，以色列梦寐以求的“保卫安全”的条件已经达成。

事实果真如此吗?

1． 以色列国内的安全得到保障了吗?

2． 占领的阿拉伯国家领土可以稳抓在手吗?

3． 停战线上的以色列军队安全吗?

4． 阿拉伯国家彻底失望了吗?

在十月战争中，以色列在军事上一败涂地。情报机构未能发出警报，动员机构未能造成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有利态势。什么“实力”、“遏制”、

“长臂” (空中力量)，战争初期都无所作为，结果不得不动员全部力量，与阿方进行决战。

而埃军的计划准备和战争指导却远远凌驾于以色列的军事力量之上，做到了避其所长而击其所短。

1． 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都达成了突然性；

2． 在宽大正面上同时发起进攻；

3． 迫使以军同我近战；

4． 战斗持续时间长，超过了以色列在人力，物力方面所能容许的限度，结果剥去了以色列的画皮，暴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以色列企图依靠边境、军事力量、要塞化的国家社会建立非法的国家目标。这就决定它不得不和为恢复失地和自由而战的阿拉伯国家作战。看起来现在它已完全丧失了信心。

以色列的“安全”得到保障了吗?

四、第三个政策——与支持以色列的大国合作

以色列制定了靠自己力量很难实现的野心勃勃的战略目标。所以，依靠大国是其实现“安全”的重要政策之一。

为此，它唯恐天下不乱，尽力扩大国际冲突，以获得大国的援助。可以说1973年10月以前它取得了成功。

它同大国结成战略同盟，使联合国的解决方案落了空。

由于以色列拥有最新式最精良的武器装备，加上外国的经济援助，所以能够在过去的战争中取得某些胜利。

十月战争在保护大国在中东的利益的前提下结束了。以色列继续挑起冲突的企图遭到了挫折，世界各国不承担尊重阿拉伯国家权利的责任，就不要指望继续利用中东的资源。

五、结论

(一)以色列的“安全政策”不过是领土扩张主义者的公式。

(二)1973年10月以前；这种设想之所以成功，是基于偶发因素和欺骗行为。

(三)十月战争粉碎了以色列的企图，证明它非法的政治目的是无法实现的。

事实还证明，在正义得到伸张和阿拉伯国家的合理要求实现之前，以色列的安全是无从谈起的。

(四)十月战争结束了以色列为所欲为的时代。

(五)阿拉伯各国人民为实现公正而稳定的和平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他们认为为实现自己的安全今后必须现实地处理问题，他们当然会避免把安全建立在牺牲他人的基础之上。

违背上述各点不外乎是想光靠武力来保卫安全。

(六)本·古里安说过：“如果犹太人因铁与血倒下，那末，同样也会因铁与血崛起”。这正反映了以色列“安全政策”的本质。

这里还应加上这样一句话；他们因铁与血已经失去并且正在失去的，是对未来的希望即对安全的信心。地理上的扩张、“遏制”力

量、“预防性战争”都不是保卫安全的手段。难道能够认为以扩张领土为目的，以侵略和战争为手段，以制造既成事实作为解决纠纷的政策，是正当的行为吗?

(七)解放被夺去的土地是阿拉伯国家固有的权利。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平而安定地生活，是阿拉伯人的正当要求。

(八)所以，收复被夺去的土地和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是实现中东和平与安全的关键。

埃及空军在十月战争中的作用

埃及空军司令

穆罕默德·沙库尔·阿卜杜勒·蒙奈姆中将

一、1967年的失败与空军东山再起

(一)概况

1． 1967年惨遭失败的事实，可以说是阿拉伯国家的一次沉痛的教训，它暴露出阿拉伯国家本身存在的弱点、矛盾和被动性。

由此，军队决定在制定、实施作战计划以及进行教育训练上，采用科学的方法。

2． 忠心耿耿的空军将士，经受住了当时失败的沉重打击，开始了新的活动。

他们都暗暗地抱着一种“雪耻”的信念。

这种耻辱，是一部分人企图逃避责任，把失败的过错全部嫁祸于空军而造成的。

(二)失败的原因

现将从现实中总结出的失败原因介绍如下：

1. 对许多不称职的指挥员评价过高。

2. 对敌我双方作战能力的研究不够深透。

3. 战术呆板，武器运用方法不灵活，缺少通信和电子器材。

4. 政治家的要求与军队的计划互不协调。

5． 对航空作战认识抽象。例如对防止突然袭击的能力未作具体分析。

6. 防空体系不完备。

7． 空军基地数量不足。

(三)恢复自信

1． 1967年失败后不久，我军立刻投入了训练。从那时起，就已经出现了恢复自信的迹象。

首先，在远离前线的空军基地着手培训大量飞行学员，同时，集中使用所有的训练器材，努力改进和提高空军各专业兵种官兵的作战能力。

2.

1967年7月14日和15日埃及空军实施的空袭，炸毁了敌人从西奈半岛各地集中起来储存的弹药，从那时起，恢复自信的迹象更为明显。

集中轰炸的结果，迫使运河附近的敌人分散配置，他们胆战心惊，后退至阿里什地域。

我军对该地域实施空前猛烈的轰炸后，以方正式试探停战。

这时，埃及空军司令部正式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渡过运河，夺取东岸阵地，但未获政治领导人批准。

二、重建

(一)计划准备

1． 为重建空军，增加飞行员数量、补充飞机和修复基地是重要课题。

作为其中的一环，是努力使所有飞机都能进入掩体，免遭敌机轰炸。

2． 同时尽力新建和扩建下述各种设施，指挥中枢、指挥控制机构、早期预警系统、通信联络和导航设施。

3． 根据防御计划，将空军分散配置在各基地，同时又要准备作

战开始后能迅速重新编组转入进攻。

4. 我空军的基本任务是，确保展开在运河东岸沙漠地带阵地上的地面部队上空的制空权，掩护地面部队。

5．

克服困难，不断提高训练水平，在熟练掌握苏式武器——敌人污蔑这种武器远不如他们所大量使用的西方武器——的基础上，研究出新的指挥方法。

6． 官兵们充分认识到挽回名誉的重要性和使用现有武器进行战斗的必要性。

为此，空军不单纯靠口号，而是力求通过新的科学手段提高土气。当时，我们特别重视增强和提高官兵的爱国心，团结精神和牺牲精神。

7． 从上述几点看，官兵身上带着写有“不胜利，毋宁死”的卡片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1967年的灾难再次发生的幻影，现在已完全从每个人心中消失。

以色列越是宣传，越是骄傲，反之我空军的土气越是高昂。

三、加强训练

(一)训练

1． 不论部队或动员机关是大是小，都拟定和实施了极其周密的训练计划。为提高协同精神，特别重视各部队间的协调和合作。

2．

为提高飞行员、地勤人员、领航员、指挥人员、技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等各类专业人员的能力，空军在训练实施上尽最大可能提供了武器器材。

埃及空军为确保一名飞行员在空中安全活动，通常需要20余名地勤人员。因此，必须考虑协调他们之间的动作。

3． 飞行员训练，尽力使他们熟练掌握在实战条件下的超低空攻击技术，以便在实施突然袭击时能避开敌人的雷达和防空武器。

在训练中，还由战斗轰炸机对模拟的敌阵地等战场目标实施直接攻击。

4． 充分利用阿方手中的“幻影”式飞机，将它作为米格-21式飞机的空战目标[①

利比亚空军把“幻影”5型②飞机支援给了埃及——日文版译注② 原文如此，疑为“幻影”3型之误。——译者]。

5．

为提高各种专业军官的技术水平，注意安排他们到军外，国外进修，出版发行印刷品和说明书，注意调查研究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普及预防事故的措施。

6． 地面指挥人员的训练，重视提高他们在电子干扰情况下的指挥水平。

7． 飞行员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利用现有基地进行起飞、着陆训练，提高了各种条件下的适应能力。

每个人明显地缩短了起飞所需时间。

8． 直升机飞行员的训练，特别重视训练夜间人员着陆和器材空投。

9． 经过上述训练，1973年的飞行小时为1967年的2．5倍。战斗轰炸机的起飞次数和轰炸次数猛增到18倍和21倍。

(二)消耗战争的经验

1． 1969年3月8日，本来就不稳定的停战状态破坏了，消耗战争宣告开始。

以色列企图摧毁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埃及军事力量。

但是，这场战争使埃及空军恢复了自信。

另外，从战争实践中，埃及飞行员摸清了敌人在空战时和从我防空体系的间隙渗透时所惯用的战术。

2． 为获得制空权和掩护在沙漠地区展开的我地面部队，我战斗轰炸机尽了最大努力。

同时，为查明敌部队的行动和企图，也未放松空中侦察。

战斗中不少飞行员牺牲了，但他们的勇敢和负责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留下英雄业绩，把生命献给了祖国。

3， 战斗还是提高地面指挥人员素质和改进空地协同作战的最好

机会。

(三)武器器材的改进

1． 改进武器和器材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改造东方制造的装备，我们引进了一部分西方制造的装备，作为改进武器器材的一环。

我们特别注意改进通信电子设备。

另外，也力求增大飞机的续航距离和加强飞机上的火控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是直升机，它的用途本来只限于运输，经改进后，已能够装载炸弹和导弹。

2． 为对付敌机超低空入侵，使用了拦阻气球。

埃及本国生产了具有新特点的炸弹和枪支弹药。

另外，对侦察机和导航器材也进行了必要的改进。

为探测敌机接近我空军基地，引进了新的早期预警装置。这些装置放在抗弹型的掩体内开展工作。

四、工兵作业

(一)空军基地的建设

1．

广泛利用工兵的作业能力，进行周密的作战准备。包括修建飞机掩体和人员、器材等使用的各种防护设施，空军的施工量达到大金字塔的8倍以上。

2． 埃及设计的飞机掩体，是一种崭新的设备，有飞机出击口 (安装新式门)、抗弹防护墙及伪装设施。

十月战争后，北约有关人员参观了埃及的创造，并决定采用。

3． 不论是沙漠还是平原，全国各地都新建和改建了空军基地。特别是在主要基地上，修建了经过伪装的跑道。

所有新修建的空军基地都增设了如下设施：飞机掩体、跑道、防空壕、弹药掩蔽部，指挥所掩蔽部，器材掩蔽部和各种假掩蔽部。

4．

为进行上述施工，共使用强化水泥200万立方米，混凝土100万立方米，沙子和碎石200万立方米，钢材10万吨，普通水泥70万吨。

(二)维修跑道

重视改进跑道维修方法，准备材料和训练作业人员。

决定给各基地配备受过专门训练的工兵部队，以便使用速效混凝土快速修复跑道，和安全排除敌空投的未爆炸弹。

十月战争的结果，证明工兵部队的施工设计和战时处置工作都是很出色的。

尽管敌人在各基地投下了大量炸弹，但只有一个飞机掩体部分地遭到了破坏。

跑道的快速修复作业也很奏效，能抗住持续6小时以上的攻击，因此没有不能使用的基地。

五，战争初期的大规模空中突击

(一)开战

1． 10月6日14时，开始了大规模的空中突击，揭开了战争序幕。

埃军突然袭击成功，使以军蒙受巨大损失，指挥陷入混乱状态。

6小时后，阿方的胜利已经明朗。

2． 战争初期的成果可以说证实了战前的估计和计划准备的正确性。

战前，我们估计，开战时，对所有已明确的目标，至少要用200架飞机同时实施攻击。

(二)空中突击的实施

1． 由歼击轰炸机、轰炸机和歼击机组成的编队，紧贴沙漠作超低空飞行，去实施空中突击任务。

空中突击开始后5分钟，炮兵开始实施进攻火力准备。

因此，各机轰炸后返航困难。但在防空体系的妥善调整下，它们按着指定的航线，以数秒钟的间隔，安全地返回了基地。

2． 空中突击损失飞机5架，成功率达到98％。

主要战果如下：

① 炸毁3条跑道[① 吉夫加法，萨马代和阿里什。日文版译注]。

② 炸毁3条辅助跑道。

③ 压制12个“霍克”导弹阵地[①据美军资料称，摧毁2个“霍克”导弹连。日文版译注]。

④ 压制2个野战炮兵阵地[②据《赎罪日战争》一书记载，摧毁40％的炮兵(火炮约30门，2个营)。日文版译注]。

⑤ 破坏2个指挥所。

⑥ 破坏1个通信中枢。

⑦ 摧毁1个雷达基地。

⑧ 摧毁1个通信干扰站。

3． 空中突击的结果，迫使以军指挥机构不得不依赖后方指挥所。另外，可利用的前线通信干扰站只剩下位于阿里什地区的1处。

因此，我空军获得了行动自由权。

六、各航空部队的行动

(一)概况

所有航空部队都参加了战斗，由于得到了具备高效能的指挥，技术和管理等各部门的支援，所以，获得了可观的战果。

(二)歼击机的作用

1． 战争爆发后，歼击机一直在掩护地面部队、重要设施和空军，基地的上空。

另外，部分歼击机负责对地面实施攻占或负责掩护。

2． 歼击机编队与其他防空手段进行协同作战，封锁了企图突破导弹火网的敌空军的行动。

3． 我空军拦截了企图接近我空军基地和为孤立塞得港而从北部方向实施攻击的敌机，展开了有利于我的空战。

两军都有50余架飞机参加了这场战斗，战斗极其激烈。

此时，每次空战的时间都长达10多分钟。

4． 歼击机编队在地面部队上空行动，保障了他们在渡河，突破巴列夫防线、挺进到西奈半岛纵深以及坦克作战中的安全和行动自由。

5． 另一方面，当敌人一度在德维斯瓦附近成功地突破我防空体系时，歼击机编队有效地封闭了由此而出现的间隙。

(三)歼击轰炸机的作用

1． 战争初期，歼击轰炸机实施大规模攻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2． 歼击轰炸机与陆海军实施了密切协同作战。当时，主要是对敌装甲部队实施了猛烈的攻击。

部分歼击轰炸机向速度快、火控系统优越的敌歼击机进行了挑战。

2架米格—17式歼击机击落了1架“鬼怪”式飞机和1架“幻影”式飞机。目击者无不为之震惊。

(四)轰炸机的作用

1． 部分轰炸机参加了最初的大规模攻击。

在此期间，重型轰炸机轰炸了西奈半岛南部的敌空军基地和阵地。

另外，对塞得港东部的敌坚固阵地实施了集中轰炸[①据《赎罪日战争》一书记载，轰炸的是布塔佩斯特支撑点。——日文版译注]。

2． 同时，对西奈半岛纵深地域的敌预备队和后方指挥所等也进行了轰炸。

(五)直升机的作用

1．

这次战争，在许多方面广泛地使用了直升机。例如，参照越南战争的经验，在直升机上装备了导弹或炸弹[②据《赎罪日战争》一书记载，直升机对德维斯瓦的以军桥梁，用凝固汽油弹实施了攻击。——日文版译注。]。

直升机编队的主要任务是向西奈半岛纵深空运突击队和向战线后方空运1个分队，并负责向这些部队输送弹药和其他补给品。

2． 除上述任务外，作战期间还遂行下述任务：

① 侦察敌装甲部队的动向，

② 给处于孤立状态的东岸第3集团军空运补给品，

③ 校正炮兵火力，

④ 轰炸布德兰油田。

七、英雄业绩换来胜利

(一)战果

在10月战争中，埃军全体官兵，特别是飞行员发挥了很大作用。

他们的高昂士气来源于对自己的行动充满信心。

他们依靠自己的达到世界水平的卓越才能——正如飞机驾驶员和地勤人员所证实的——对以色列军队发动了突然袭击。

下面所举各例能说明他们的能力。

1． 相当多的飞行员平均每天出动6至7次。

2． 部分飞行员在1次空战中击落4至5架敌机。

3． 1名直升机飞行员击落了1架“鬼怪”式飞机。

4． 2架米格-17式飞机击落1架“鬼怪”式飞机和1架“幻影”式飞机。

5． 基地工兵部队能快速修复被敌机炸毁的跑道。

因此，所有跑道在6小时内均能投入使用。

6． 地勤人员不分昼夜地维修和保养飞机。

7． 起飞准备所需时间缩短到两分钟。

8． 每架飞机的油料补给和装挂炸弹所需时间，平均为6分钟 (以军需要8分钟)。

9． 空战中，飞机的集中程度很高，一次作战两军各自投入50至 70架飞机的情况屡见不鲜。

10．过去空战持续时间最多不超过10分钟，这一次达到了40至50分钟。

11．飞行员通常实施一两次攻击，即可摧毁目标。

(二)形成传统

官兵们的高昂士气所带来的这次战果，将被作为宝贵的经验由后人继承下去。

飞行员，领航员和地勤人员等，推翻了以往一直妨碍发挥个人勇气的传说。

地勤人员在指挥、监视、管理、整修跑道和维修飞机等各项工作中起了模范作用。

(三)几点主要经验教训

1． 飞行员之所以能获得优异的战绩，完全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战术、技术充满着信心。

2． 官兵们的士气是作战的动力。

3． 战争初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实施进攻，对削弱敌之战斗力作出了贡献。

4． 由于破坏了敌方位于奥姆卡谢夫

[①位于吉迪山隘西10公里处。——日文版译注]的通信干扰所，我方飞机获得了行动自由，地面指挥系统也能正常工作。

5． 与防空部队的协同作战也取得了可观的战果。

6． 灵活运用部分歼击机对地面实施攻击。

7． 为在整个作战期间连续地使用所需的航空兵力，第一天节约用兵是有效的。

8．

缺少主要军火工业的发展中国家，只要看看十月战争的经验．教训，就不能不强调如下事项：平时应储备充足的武器弹药，以便摆脱大国的控制，不受大国对战争结局所施加的影响。

埃及防空部队在十月战争中的作用

埃及防空军司令

穆罕默德·阿里·法赫米中将

一、概况

阿以战争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以空军在发挥重大影响。

特别是1967年的六天战争，使以空军的名声大振。

以方的舆论把自己的空军吹得天花乱坠，甚至造出不可战胜的神话。

世界各国的军界也都认为，以空军占居优势。

在1969年至1970年的消耗战争中，以军总参谋部强调：“使用能够打击远方目标的强大的航空兵力，处处痛击阿军，遏制阿军的行动，使其丧失信心，承认我方不可战胜。”这表明以军是专门依赖空军的。

然而，十月战争中，埃及防空部队粉碎了以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里，介绍一下该部队在十月战争中的作用。

二，计划准备工作

我们在着手制定十月战争计划时，思想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深深认识到下次战争不可避免和届时防空部队所担负使命的重要性。

我们的敌人以色列军队狂妄自大，因此我们的准备务求周密。

通过1967年至1970年间的消耗战争，我们充分了解到敌人的实力。

在这次战争期间，我们不断注视以空军的动向，发现他们并非万能。

通过许多决战斗，我们掌握了敌人的弱点，决定采用相应的编制、装备和战术。这些，我们在下次战争的计划中都作了考虑。

三、整个计划的拟定

在拟定防空部队的计划时，考虑了下述各种条件：

1． 埃及空军的能力；

2． 防空部队的展开地域，

3． 掩护渡河地点和各军种的协同作战，

4． 控制防空预备队。

(一)埃及空军未装备能攻击以色列本土纵深内空军基地的飞机。因此，预料防空部队将与敌人整个航空兵力进行对抗。

为此，我们力图实施突然袭击和分散敌人的兵力。

1． 不用说，防空部队对保障突然袭击的实施，从敌空军手中夺取主动权，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方面的布局，早在十月战争以前就开始了。

即，我防空部队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空域，不断地击落了敌侦察机。

结果，我们剥夺了以方搜集情报的有力手段， 为我方隐蔽地进行进攻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埃军作战方案是，在包括整个苏伊士运河和苏伊士湾在内的宽大正面上同时发动进攻作战，以及对运河东岸西奈半岛50公里纵深实施直升机机降作战。这个作战方案，为防空作战带来了如下效果：

① 分散敌空军兵力，削弱其威力；

② 在作战重点上迷惑敌人，使敌人难以集中航空兵力。

(二)防空部队的展开地域不限于运河地带和西奈半岛，而是遍布埃及的几乎全部国土。

政治、经济中心和海空军各作战基地等，即使在遥远地域，也都不例外地被看成是可能遭受空袭的目标。

为同时满足协同进攻作战和掩护后方重要地域(设施)两方面的需要，必须选择和调整各种防空手段。

为此，我们考虑了战局发展的各个阶段或各种情况下敌人从空中可能突击的目标，结合地面部队拟定的机动计划，不辞劳苦地实施了多种作业，例如对防空战斗执行方案进行了各种计算、评估和比较。

战争的成果充分证明，计划制定者的工作是正确的。

(三)桥梁遭敌空军破坏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作战的成败。

防空部队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另拟定了掩护桥梁的计划，动用了可利用的防空手段。

对空军、防空部队和其他地面部队相互间的协同动作，进行了演练，从中找出经验教训，最后制定出能对抗各种类型空中突击的计划。

(四)在现代战争中，为保持适应战况急剧变化的灵活性和连续

作战的能力，除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和预备物资外，还需要足够的预备兵力。

因此，埃军计划控制足够的预备防空部队。

此时，为能迅速封闭防空体系因第一线防空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而出现的间隙，将这些预备队配置在便于向前推进和展开的地点。

另一方面，还拟定了关于防空部队与其他兵种的协同作战，空地协同作战和欺骗等计划，以迎接实战的到来。

四、充实物力

一提到充实物力，往往容易理解为是获取作战所需的武器装备，是属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工作，然而，并非仅是这些。

由于总的形势的决定，埃军无法得到必要数量和质量的武器，因此，为适应作战要求，只有进行必要的改进，提高现有装备的质量，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埃军军官和技术人员发挥了创造性和积极性，对武器进行了许多改进。他们不仅弥补了常规武器原有的不足，而且大幅度地提高了武器的性能。这完全出乎敌之预料。

五、提高人员战斗力

提高人员战斗力是作战准备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按照战争决策者的意图实现正确的计划，在很大程度卜取决于受领并实行计划的每个官兵的主动性。

因此，我们应使每个人得到全面锻炼，努力提高他们的能力，使他们能有效地掌握精密武器。

提高人员素质，是达成突然袭击以军目的的主要因素之一。

六、战前准备

在整个计划中，战前准备占有重要地位。

这种准备不是限于苏伊士运河地带，它遍及整个国土。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数百个防空阵地，除主阵地外，同时构筑了许多预备阵地和假阵地。

不应忘记，在构筑这些防空阵地时遇到了难以形容的困难。

消耗战争期间，我军不顾以空军的攻击，继续在运河地带构筑阵地。

这种做法收到了效果，到消耗战争结束时，形势发生了变化。

即，完成了后来被称为“导弹屏障”的强大防空体系，并开始发挥其作用。

1970年7月，埃军的防空导弹击落了许多架以空军飞机，这预示着以色列自诩优势的神话时代结束了。

1970年8月8日停战后，以色列并没有深刻研究战争的教训，他们只是强调自己已经掌握了克服“导弹屏障”的手段，结果，十月战争时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困境。

七、防空战斗的成果

十月战争中，以空军和埃及防空部队的对抗是这次战争的精华，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敌空军将航空部队用在完成下述各项任务上：

1． 对埃及渡河部队和渡河手段(桥梁和渡船等)实施攻击，

2． 对渡河成功后企图加强阵地和巩固桥头阵地的埃军实施攻击；

3． 通过破坏埃军的防空体系和空军基地，获得空中优势，

4． 直接配合以军地面部队作战。

(二)埃军防空部队在下述各方面获得了成功。

1． 在整个战争中，对地面部队的上空空域实施了有效的掩护。

另外，通过与空军协同作战，重创了以空军，打破了以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样，就为地面部队不受空中袭扰，顺利地渡河和在东岸进行战斗创造了条件。

2． 防空部队对渡河手段也实施了有效的掩护，因此，敌空军几乎未能破坏桥梁和渡船等。

为此，地面部队能够始终自由地将人员和装备前送到东岸或后送回西岸。

3． 由于有效地掩护了空军基地，所以彻底粉碎了以军企图把埃及空军象1967年那样消灭在地面的计划。

结果，在整个战争期间，埃及的所有空军基地都正常地发挥了作用。

4. 防空部队成功地保持了部署在野战军地域和后方地域的兵力的平衡。

这对控制敌空军扩大活动范围和将敌空军的进攻地点限定在作战地域和空军基地，发挥了作用。

同时，既保障了政治、经济、工业各中心的安全，又使这些中心正常地发挥了作用。

国内的社会活动也能保持正常，继续对前线实施支援。

5． 尽管大部分空军飞机和防空武器都参加了战斗，但空地协同仍能做到协调而有效。

6． 对付敌机低空攻击的措施也很有效，在这方面，出敌意料的技术手段取得了许多成果。

7． 在以军向西岸地域渗透、企图破坏“导弹屏障”一类突发事件中，防空部队作战计划表现出灵活性。

例如，可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更部署，将各种防空导弹配置在位于敌武器射程之外的预备阵地上。

变更部署后，“导弹屏障”面对以军的突出部形成了凹型状态，掩护了担任阻击和反击任务的友军地面部队。

8．

引人注目的是，由于我防空部队的对抗措施得当，敌人的电子干扰未能给战斗带来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在以军的总参谋部内，甚至有人对电子干扰效果产生了疑问。

后来， 当美国认识到战争中暴露出的许多缺陷后，就开始努力研制新式的电子干扰器材。

9． 特别值得一提的成果是：埃军使用有人驾驶飞机进行对抗等措施很奏效，以军使用无人驾驶飞机的作法遭到了失败。

以军即使跟据这次战争经验研制出改进型的无人驾驶飞机，我方也会有相应的手段与之对抗。

10．关于我防空部队给以飞机造成的损失，以方说未超过120架，东方估计为280架，西方估计为200架。

对以方来说，损失飞机当然是件痛苦的事，但更大的痛苦是失去了大批经过很长时间、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优秀飞行员。

战争爆发第二天后，以方显然是使用了低水平的飞行员。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切实地感到敌人陷入了困境。

以军在心理上受到冲击和信心因此而发生动摇，要比这些有形损失更大。

即使在事隔两年后的今天，他们对损失飞机的原因仍感到焦虑不安。这件事本身就是埃军防空部队值得自豪的战绩。

最近，西方公布了以色列自己关于飞机损失原因的调查资料，

① 被防空导弹击落的占30％。

② 被ZSU-23毫米四管高炮击落的占30％。

③ 空战中的损失占15％。

④ 原因不明占25％。

我防空部队的惊人的作战行动和使用复杂先进的现代装备的事实，戳穿了以色列的宣传：对这种宣传，不仅世界各国，就连一些阿拉伯人也都相信过。

(以色列宣传说：“在先进的以色列和落后的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本无法弥补的技术差距。”)

埃军防空部队和以空军之战，是现代尖端科学技术之战。

战争的结果，不仅打破了以色列以质胜量的美梦，而且证实了我防空部队计划准备工作的正确性。

八、结语

不言而喻，十月战争本身说明了防空战斗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可以这样认为，在空战、电子战和与之对抗的防空战领域中，战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以及为适应这种发展而开展的科研工作，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更加活跃。

埃及海军在十月战争中的作用

埃及海军司令

富阿德·阿布·泽克里

一、前言

十月战争虽是埃以双方的第四次较量，但对我军特别是我海军来说，却是建立完整的科学基础后进行的首次作战。这次战争对我国的军事专家来说，可以说是现实地比较敌我两军的实力和潜在能力，—并得出相应结论的理想的试验场。

以往几次中东战争打的是闪击战，在战术上是属于有限的、特殊的范畴。

二、六天战争

在1956年的战争中，我们集中主要力量对付英法两国舰队。当时，海军的作战与其说是依靠整个海军的作战能力，莫如说是依靠个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

在1967年的战争中，我海军尽管拥有潜艇、逐驱舰和导弹艇等有效的战斗力，但未被赋予任何攻击任务。主要任务是保卫海岸和港湾的安全，以及达成政治目标——指望确保受到威胁的亚喀巴湾出入口周围海域的航线安全。

为此，我海军根本未获得作战的主动性(而这是作战的本质)。

后来，由于某个海上大国表示要以实力冲破埃及的封锁进入亚喀巴湾，我国的政治态度才日趋强硬，决定将部分海军力量部署在亚喀巴湾出入口附近海域。

我海军有效地途行了任务，完全控制了亚喀巴湾。

当然，这样就不能排除被以色列宣传利用的一面。他们散布说：“以色列为获得地中海的行动自由，最好的办法是把埃及海军从地中海诱至红海。”

然而，以色列海军除了错将美国——艘“自由”型船舶击沉外，还能做的不过是派蛙人袭击亚历山大港，而这种袭击最后也归于失败，全体蛙人被俘，潜艇遭到致命打击；我方舰船完好无损。

对此，以方感到埃及潜艇有可能攻击他们的港湾附近地区。但当时，我海军根本没有那样的攻击计划。

三、

“埃拉特”号驱逐舰事件[①“埃拉特”号事件概要：1967年10月21日17时30分左右，埃及海军2艘“蚊子”级导弹艇，对在塞得港以东鲁马纳湾巡逻的以军驱逐舰“埃拉特”号(1，710吨)发射了4枚“冥河”式导弹，其中有2枚命中，使舰体倾斜，19时30分左右，又发射2枚“冥河”式导弹，有1枚命中，终于击沉“埃拉特”号驱逐舰。“埃拉特”号驱逐舰202名乘员中，亡47名，伤91名(以色列海军司令接见记者时发表)。当时，“埃拉特”号驱逐舰已越过埃及领海12英里，驶入距塞得港10英里海域。——日文版译注]

停战后，我海军用导弹击沉敌驱逐舰“埃拉特”号的事实证明，我海军的战斗效率处于良好状态。

可以说这次海战不仅仅是两国海军之间的一次交战，它给世界整个军事界带来了巨大冲击。

它的重大意义在于：西方各国尚未装备的舰舰导弹已达到实用阶段，甚至能对自诩为世界最强大的常规舰队从其射程外构成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导弹具有极好的命中精度。它的作用将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以至于改变以往的战术，使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

“埃拉特”号驱逐舰事件在过去的战斗中虽然无足轻重，但它使以色列深刻认识到在今后的作战中埃及海军是一支可怕的潜在力量。因此，他们把10月21日当成以色列海军史上的厄日。由于这次的损失及其对士气的影响；使以色列除重视空军和装甲兵外，又走上了发展海军力量的道路。从上述情况看，这次事件预示消耗战争和10月战争的到来及战争中可能出现的作战样式。

在消耗战争中，埃军蛙人果敢地对埃拉特港进行了4次袭击[②埃军蛙人袭击埃拉特港的典型战例：(1)1969年11月16日，以色列2艘大型船只5处发生爆炸，结果1艘沉没、1艘搁浅。(2)1970年2月5日，2艘小型船只发生爆炸，1艘沉没，1艘搁浅。(3)1971年，“巴特·戈利姆”运输舰(900吨)沉没。——日文版译注]，

使敌船只和人员遭到严重损失，对这一战果应给予高度的评价。另一方面，埃及驱逐舰队尽管处于敌空中威胁下达3个小时之久，但仍对海岸敌人进行了炮击，并安全返航。[①驱逐舰队实施舰炮射击的战例如下：

1969年11月8日夜，埃及海军2艘驱逐舰和数艘导弹艇，炮击塞得港以东15英里的以军设施，在以空军飞机到达前，安全返航。埃方说，这次炮击使以军的燃料和弹药设施起火燃烧，而以方却宣称虽然遭到35分钟的炮击，但无一损失。日文版译注]

此外，还打了一些漂亮仗，但现在尚不能公开，因此只能割爱。

上述几次战斗可以说是导致埃以两国海军正面对抗的最初的作战；后来到十月战争拟订必要的攻击计划时，在分析敌我力量以及研究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时，我们充分运用了这些经验教训。同时也对以色列海军的发展状况和现在的地位及作战环境进行了研究。

四、攻势作战的准备

为适应作战的需要，我海军的作战方案是根据以下战略、战术上的各种条件决定的。

首先决定将重点放在支援和配合骨干力量——地面部队的作战上，以夺回我国领土，取得胜利。为此，在地面部队实施火力准备和尔后进攻期间，海岸炮兵和舰炮要参加火力急袭。

根据将导弹艇的强大火力和快速机动力结合起来的战术，海军注意以敌人难以预料的火力手段发挥奇袭的效果。由这个经验可以预知，装备常规火炮的驱逐舰今后将为导弹艇所取代。

海军部队协助陆军登陆时，位于陆军翼侧海面，担任登陆部队的警戒和掩护任务。

五、海上封锁

海军还为达成战略任务尽了力量。海军通过对以往中东战争的经验教训、作战环境、战略战术等各个方面不断地进行研究，提出了切断以色列通过地中海和红海的海上航线的设想，并决定实施奇袭。对遂行这项任务的前提条件有以下几点考虑：

1． 据以往的观察，以海军的活动区域是有限的，他们特别重视沿海海域。

2． 以色列依靠的航线易被我封锁。

3． 以色列有相当部分战略物资(尤其是石油)和主要装备一直依赖海上运输[①

以色列每年约40％的石油消耗量需要从波斯湾经红海运往亚喀巴湾。日文版译注]。

4. 我海军避开以色列海、空军，在能够得到友好国家为我海军集结和补给提供方便的地点控制航线[②

指曼德海峡。——日文版译注]。为此，决定使用能在海上长时间行动的驱逐舰队。

5．

苏伊士湾口靠近敌控制区。为直接控制通向湾口的沿岸航线，决定使用水雷。水雷的敷设方法只要得当，效果就极显著，而且难以排除。

6.

海上封锁的目的在于在公海上阻止敌国战略物资的运输，实施海上封锁时，要遵循国际法的原则(国际法承认检查船舶的行为)，同时，不要对其他国家的正当行动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由于以色列将确保沙姆沙伊赫看作是蒂朗海峡航线安全的前提，所以，毫无疑问，如果对苏伊士湾和曼德海峡进行封锁，就会给他们整个国家态势造成危机。当时，敌人还没有对付封锁的手段。

如果要切断敌地中海的航线，那就有许多地点需要封锁。考虑到航线的状态，敌海空军的能力，决定长时间隐蔽地层开潜艇队。

六、防御作战的准备

通过对防御作战的研究，我们认识到严密防护我主要港湾的必要性。对港湾的第一种威胁是潜入或派出破坏人员的潜艇，以及对港口出入口附近地区实施攻击的舰只或舟艇，第二种威胁是对有关设施、船舶进行炮击的炮艇。我们根据对敌人行动的上述分析，拟定了港湾防御计划，并加强了探测和消灭敌潜艇的能力。为此，我们注重灵活运用武装直升机，作为在海上反潜巡逻的手段。并增设使用技术手段和目视手段的海岸监测站，作为对付敌水面舰只的措施。还设置了固定式海岸炮和火箭，同时派出导弹巡逻艇，准备在上述火器射程外同敌作战。

我们预料敌人可能将我船舶诱至港外进行伏击，所以，我们决定运用海岸监测站等各种侦察手段，并使用导弹进行对抗。对港内水面则不分昼夜严密监视，并采取措施排除蛙人放置的触发爆炸装置。

通过对敌人新型导弹艇、兵员输送艇，潜艇、登陆舟艇和制空能力的分析研究之后，我们估计敌人可能采取以下行动：

1． 为确保石油，将控制地中海和红海的航线，

2． 保护沿海重要设施，预防舰炮射击，

3． 阻止物资进入埃及主要港口；

4． 摧毁我阵地，破坏我指挥系统，袭击我地面部队的翼侧和后方。

七、作战概况

对十月战争中我海上作战的战果和敌人实际采取的行动可作以下评价：

1．

我海军在沿海广阔地区，对敌集结部队和设施实施了舰炮射击，同时，以舰炮和海岸炮的猛烈火力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开战当天，我海军对贝隆角、塞得港东侧地区、斯图尔角、沙姆沙伊赫和穆罕默德角实施了舰炮射击。同时，对艾因穆萨、迈西拉角和塞得港东侧地区实施了进攻火力准备。在整个作战期间，还反复进行了类似上述的火力支援。

2．

由于有效地实施了切断敌人海上航线的计划，在撤军协定签署之前，敌舰船一艘也未能出入埃拉特港。另外，出入地中海海域各港口的船只与平时相此，减少到12％。

3．

敌人对我主要港湾特别是对通往亚历山大港和萨法贾的航线安全未能造成影响。这些港湾与往常一样发挥了作用。譬如，就出入亚历山大港的船舶来说，10月3日是10艘，而10月17日达到21艘。

十月战争结果表明，以色列海军未能完成他们的任务，而且由于指挥失误也未能有效地实施作战。这是以军司令部过低估计埃及陆军渡过运河的能力以及未能正确估价我海军实力造成的。

八、海上封锁的效果

通过研究这次作战，得出了以下几点看法。

1．

开战前，我们在与敌战区相望的苏伊士湾出入口敷设水雷时，尽管使用了许多部队，但敌人未能发现任何征候。战争期间，我海军多次敷设水雷，除10月19日的最后一次外，未曾受到敌任何阻碍。

2．

这个期间，我海军部队虽在远离基地的海域实施舰炮射击，但从未遭到敌人的迎击。这些地区中包括沙姆沙伊赫——以色列认为它在保障蒂朗海峡的航线安全上特别重要。在射击中，还多次使用了制导和无制导导弹；

3。

在整个战争期间，以色列海军司令部未能完成平时强调的主要任务——确保海上航线。然而，在埃及海军切断海上航线期间，以色列海军究竟在干什么呢?耶路撒冷大学伦纳德·戴维斯学会的研究报告作了以下论述：

“埃及海军利用有关海域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提供的设施，成功地封锁了曼德海峡。而以色列海军只不过在航海海域配备了一些不能冲破封锁的小部队。也就是说，这些部队根本不胜任辽阔海域的作战任务。另外，以色列海军把必要的兵力集中部署在可能出现问题的海域。这种部署兵力的方法，可以说帮了埃及作战的大忙。”

九、以色列的宣传

尽管事实清清楚楚，就象上面介绍的那样，但以色列的宣传机构和报纸却不厌其烦地吹嘘他们的战果。他们说：“以色列海军牵制了埃及海军的作战，并炮击了从杜姆亚特至阿拉曼之间的海岸目标。”以色列为了达到利于自身宣传的目的，不惜利用极小规模的战术效果。他们炮击的是并不那么重要的目标，而且也未给我们造成任何损失。在这个期间，我海军实施了有效的作战，截击了敌人，并使他们受到严重损失。我们有充分的具体证据，证明我们确实击沉了以色列的许多舟艇，而以色列对自己遭受的损失却闭口不谈。

十、对海军作战的评价

埃及海军的整个作战计划和作战实施都完全符合海战的各种原则和科学基础。其明显的例子就是注重采取欺骗手段和实施奇袭。我海军重视集中兵力的原则，同时，为了取得与地面部队协同的效果，尽力集中统一指挥导弹艇和炮舰的各种行动。此外，在切断敌人海-卜航线时，最大限度地灵活运用地理条件、阿拉伯友好国家提供的战略纵深和作战环境的有利条件。在特定海域，以敷设水雷奇袭敌人。敷设水雷是我们节约使用兵力的一种手段，也是将兵力用于其他重要任务的前提条件。

十月战争是阿以双方都使用先进科学技术为特征的典型的局部战争。在战争中，双方使用了远远超出预料的大量的新式武器。为在战略、战术等各个领域中吸取宝贵经验教训，各种研究今后肯定会继续下去。这次战争充分强调现代战争的特点，即诸军兵种参加作战的重要性。诸军兵种必须按照为达成国家战略目标而制定的合理的作战计划，相互配合和密切协同。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了导弹和电子设备的地位，同时使战场扩大和战况瞬息万变。其结果导致海军的战术、技术更趋复杂。

在越来越依赖立足于先进科学技术的武器的同时，人的因素也决没有失去意义。甚至人的因素所占的比重将日益增大，并将作为影响——切种类战斗结果的决定性因素继续存在下去。在这次战争中，埃及官兵以其英勇的战斗作风和高昂的士气，用实际行动证实了人的因素是重要的。无须强调，官兵的行动是建立在对真主的忠诚、对指挥官的信赖和对使用精密的现代化武器充满信心的基础上的。

正如以上所说，埃及海军立足于坚实而合理的计划迎来了十月战争，并依靠高昂的士气、周密的准备和建立在严格训练基础上的有效的作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以色列一方的军事论文

十月战争的经验教训

以色列预备役中将戴维·埃拉扎尔[①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译者注]

一、概况

十月战争给常规战争的理论原则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教训。

这不外乎是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极其广泛地使用了西方和苏联阵营的现代化武器装备。

阿方陆军按照苏军的原则使用了苏式武器，但其效率明显低于武器设计上的标准。

另一方面，以军使用了主要是美国制造的西方武器，而运用原则是自己的，许多方面与美陆军的原则明显不同。

虽说有这样的条件，但十月战争仍是评价70年代初期东西两大阵营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的绝好机会。

一般认为，分析战争的结果，特别是找出失败的原因，以利改进，是很重要的。

但同一战争决不会重演，因此照搬过去某次成功经验的拙劣作法必须避免。

我们所经历过的战争，每次都是不同的。

以军在六天战争中大获全胜后，根据战争中的经验教训，改变了部队的编制、武器装备的种类和数量，以及作战原则等，准备承受

1973年的战争。

阿方陆军在此期间也有很大变化。

我不同意1967年我军获胜是由于当时整个阿军没有战斗力的见解。

倒是可以认为，胜利来自我军的智慧、努力和坚强的意志，而决不是阿方的软弱。

另外，不能认为1973年阿军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他们在数量因素和计划准备方面确有进步，但素质与我军相比仍处劣势。

战争初期，阿方由于实施了突然袭击而获得了战略上的有利态势，但这只不过持续了40个小时，尔后即逐渐丧失了主动权，只是由于大国提倡停战，才幸免崩溃。

二、从受到突然袭击引出的教训

从阿方实施突然袭击的效果中，我们应吸取的教训主要在于国家战略(政略)、战略情报、作战情报三个方面。本文只论及情报方面。

从收集到的有关阿军动向的情报资料看是准确无误的。确实，我们掌握了所需要的资料。

因此，遭受突然袭击的原因，不是缺乏可靠的情报资料，而在于分析判断，特别是对敌方企图的错误判断。

这个教训，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处理情报的重要性。

从军事战略(作战)的角度看，沿国境线部署强大的部队，是防止突然袭击的有效措施。

在交战国双方都拥有强大武器的现代战争中，应把对方展开兵力和进入临战状态看成是我方可能遭受进攻的征候，据此我方政界作出需要采取军事对策的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判断时更加重视军事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是很重要的。先敌发起进攻，是最有效的对策。

众所周知，十月战争时，以陆军未准备对敌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

以空军虽处于随时可以行动的态势，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未被允许那样做。

三、质量优势重于数量优势

埃叙两国和我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平均为3：1

(物力对比为4；1或2：1)，即在所有方面，他们都占优势。在今后的战争中，还可能出现这种状态。

这次战争的结局，说明质量优势此数量优势重要。而质量是取决于各种因素的。

1． 将士们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是最重要的。

2， 军队的素质反映了人民的水平，即反映了国家意识、文化程度和技术能力。

3． 军队的精锐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斗效率、编组、训练程度、各专业部门的能力、纪律和各级指挥官的指挥能力。

我军这些方面的优点，已在过去的战争中得到证实。虽然这种质量优势在这次战争中对战胜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之敌起了很大作用，但仍有改进、提高的必要。

我军的飞行员、坦克兵、空降兵、步兵、炮兵等的水平，远远高于对方。

因此，战争期间，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最大战果。

1． 坦克数为2.5：1，阿方占优势，而坦克的损失为4：1，阿方为我军的4倍。

2． 飞机数为2：1，阿方占优势；而飞机的损失为5：1，阿方为我军的5倍(空战中特别明显)。

过去，我国把敌我数量是否达到3：1作为战前准备的标准，今后也得这样做。

因此，保持我军质量上的高水平，仍然是国防上的重要事项。

借此机会，我想强调指出，未来可能与数量上占优势之敌作战的西方阵营，应努力提高军事力量的质量。

四、诸兵种协同和坦克、飞机的作用

作为战役和战斗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举出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意义。

这个问题本身当然不是什么新的问题。可以肯定，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由于现代武器的飞速发展和多样化，作为影响一切战斗、战役以及整个战争成败的一个因素，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增加了。

十月战争时防空导弹的作用得到了证实，即是一例。

为对付防空导弹，我空军的任务更趋复杂，面临各种新问题，迫切需要将各种不同手段组织起来运用。

老实说，反坦克导弹显然是有效的：但是也不能说坦克的作用就因此而降低了。

没有人否认正在出现的这种趋势：反坦克导弹对坦克是个威胁，坦克对步兵防御阵地的进攻此以往要困难得多。

因此，炮兵密切配合装甲部队的进攻，尽量减少反坦克导弹的威胁，这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对策。

同时，也需要运用强大的火力，以对付阻止装甲部队前进的敌炮兵。

在坦克视界、射界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用步兵直接协同坦克，是对付敌反坦克武器的重要措施。

此外，为适应快速布雷器材迅速普及这一趋势，还有必要加强执行排除障碍任务的工程兵部队的支援。

认为飞机和坦克的作用下降了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这两者依然都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

其他协同作战的兵种和支援手段，应为确保飞机和坦克的优势地位服务。

空军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国土和战场上的制空权，其作用是不必用防空兵力警戒上述空域，并粉碎敌方有效的进攻。

空军直接支援地面的主要作用是实施空中封锁作战，即袭扰、破坏敌人的后方机构和部队调动。

1973年以前，直接航空火力支援被认为是空军最不重要的任务。

还有人强烈认为，我地面部队不会受到敌空军的威胁，可独立地粉碎敌人的进攻。

事实上，在十月战争中，实施直接航空火力支援的飞机的损失大于所达成的效果。

但是，这种航空作战有时是不可免的，切不可忽视空地协同作战在这种情况下的作用。

由于对部署在战场上的防空导弹可以采取规避行动，也由于特殊对策的出现，空地协同作战已经越来越复杂，以往的战术技术手段也变得过时了。

在这次战争中，坦克是地面部队的主要战斗力，将来可能也是如此。

从地雷到反坦克导弹，所有的反装甲手段固然都起到了削弱和限制坦克效果的作用，但起不到我们在坦克对坦克战斗中所见到的那种决定性作用。

航空部队和装甲部队在进攻和防御方面都是有效的。

五、防御的意义

十月战争证明，防御具有强大威力，它是劣势部队依托阵地阻止优势部队进攻的手段；但以往提出的原则——仅依靠防御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则，并未发生变化。

在10月9日至14日的战斗中，我军实施了防御。它不仅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和粉碎了其企图，而且还迫使敌人付出了重大代价，结果使敌我兵力对比发生了多少有利于我的变化，为尔后我方进攻创造了条件。

作为达成上述目的的手段，防御的利用价值一度得到了承认。

特别是14日，我军以损失坦克30辆的代价，击毁埃及坦克200余辆，挫败了敌人的进攻企图。

在防御迅速取胜后，最好能尽快地转入进攻。

十月战争期间，我方尽管在初期遭到阿方突然袭击，并处于不利形势，但由于以上述原则指导作战，战争爆发后不到40个小时，从8日起即转入反攻。

并不是所有反攻在战术上都是成功的。

例如，在戈兰方向虽达成了进攻的目的和目标，但在西奈方向却未能如愿。

尽管如此，从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企图、剥夺其主动权、为以军创造有利条件等方面看，在战略上获得了成功。

六、结束语

这次只能介绍十月战争的点滴经验教训。可以这样评价，在这场极其残酷的战争中，我们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我想再重复两点：

第一，以色列在过去的战争中取得了许多经验教训，所以，已作好了在未来战争中赢得胜利的一切准备。

第二，以色列并不希望再次打仗，因为再次爆发战争不能给这一地区带来和平。目前，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迫切愿望是实现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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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战争中的突然袭击

以色列预备役中将哈依姆·巴列夫[①

1968年1月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972年1月去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被召回部队任“总参谋长特别助理”，战后任以色列贸易和工业部长。——译者注]

一、概况

关于十月战争的文章和个人发言已经很多，今后也不会少。这些文章和发言，有意见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例如，对十月战争中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尽管每个人的判断各异，但认识的基础都来自自己的直感，那就是战争是从突然袭击开始的。的确，在战争爆发的当天，犹太教徒，包括第一线的士兵在内，正在祈祷。但是，对突然袭击的起因和突然袭击所带来的效果认识并不一致。因此，我决定借此机会谈谈我自己对突然袭击的看法。

关于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的原因，有许多人提出了以下看法：以色列的战术原则不当，力量对比悬殊，作战思想僵化，军队纪律松弛。此外，还有人从以色列社会机构庞大、腐败和人民厌恶服兵役的情绪在增长等方面寻找原因。

以上看法是对突然袭击的本质理解不深而产生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有不少人尽管知道突然袭击的真实情况，但仅从政治意图论述自己的观点。

有人认为，假设以军能提前2-3天动员并展开预备役兵力，那末，它就能够阻止埃军主力渡过苏伊士运河和叙军主力实施突破，最迟可在10月10日左右转入反攻。这些人把以军未能采取上述行动的原因归结为遭到了突然袭击。

下面，我想以突然袭击是导致战局不利的主要原因为前提，以作战原则和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所受到的影响为中心，谈谈自己的看法。

二、突然袭击的原理

突然袭击是带来心理效果的作战原则之一。它不同于那些遂行战争的直接手段的其他原则。突然袭击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对敌隐蔽己方企图。

因此，要注意利用敌人的弱点，紧紧抓住其心理因素。实施突然袭击的——方将明显处于有利地位，而对方将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并在多数情况下归于失败。此外，实施突然袭击的一方将使敌人在战略和战术的各个方面手足无措，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突然袭击的原则可适用于进攻、防御和撤退等各种战术行动，但最有决定性和能取得典型效果的是用于进攻。

1． 突然袭击成功的重要条件是隐蔽、欺骗和敌人判断错误，

2． 隐蔽本来具有被动的性质，它通过对己方企图、作战准备、兵力编组和作战计划等进行严格保密才能达成；

3． 欺骗能使敌人对己方企图、计划和兵力编组等产生错觉，是使突然袭击易于实施的一种主动的行动，

4．

敌人判断错误在于对实际情况和情报资料进行错误的分析和判断。此时，造成影响的与其说是企图实施突然袭击一方的隐蔽效果，不如说是由于己方的情报搜集能力不足而缺乏充分的情报资料。

偷袭珍珠港、“巴巴罗萨”计划[①即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的作战计划。“巴巴罗萨’是这个计划的代号。译者注]以及十月战争中的突然袭击，都是借助于受攻击一方的判断错误才获得了成功。

突然袭击的条件有手段(例如闪击战)、地点(例如阿登高原[②位于比利时东南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军的主要突击经这里从北面迂回“马奇诺”防线。——译者注])、时间(例如“巴巴罗萨”计划)及这三者的结合。十月战争，从时间上看是突然袭击，但从地点上看，由于阿方进攻的正面受到限制，所以不成为突然袭击。采取的手段也不属于突然袭击，因为我们已知道埃军进攻计划的具体细节。另外，对叙军的作战计划虽然了解得不那么详细，但已查明其兵力编组的情况，加之，以军在北部戈兰高地预有重兵部署，因此挡住了叙军的突破。

综上所述，这次突然袭击只是在战略、战术的各个方面达成了时间上的突然性。

三、情报方面存在的问题

搜集情报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突然袭击，能否防止突然袭击取决于情报的搜集、分析和判断能力。在情报匮乏的情况下虽然也能实施突然袭击，但从战史上看，这种例子并不多。倒是虽具备情报搜集手段，但对获得的情报资料做出错误的分析、判断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十月战争、“巴巴罗萨”计划、珍珠港事件和朝鲜战争就是典型的事例。

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妥协、人与人的关系、社会舆论等都是影响情报分析、判断的因素。战前的政治形势，影响了以色列，使他们对阿方的企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以色列认为，萨达特总统是一个这样的领导人：他在寻求一条不同于纳赛尔的路线，放弃了阿拉伯盟主的地位，仅仅关心埃及本国的事情。

此外，以色列把埃及同苏联反目解释为是回避战争的征兆，把埃及表示继续同以色列对抗解释为是萨达特隐蔽真实意图的策略。

错误的判断使军事情报部门、报道人员和宣传人员等产生了先入之感，这是人类社会中容易发生的一般倾向。

在时间上达成突然袭击的条件，因军事、政治、宗教、人种等各种因素的不同而不同。

十月战争后，阿方强调，战争的结果恢复了他们自己的名誉。但战前，在以色列有很多人怀疑阿拉伯国家会有这种意图。麻痹轻敌，容易陷入错误判断的泥潭。

昔日法军就曾凭空臆断任何强大的部队也无法突破阿登高原。

以军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认为，阿拉伯国家在没有获得空中优势的情况下不会发动进攻，阿方如开始行动，己方不会在24-48小时前毫无察觉。

沽名钓誉及畏敌如虎也将有碍于战备。客观地看；这些倾向除情报部门外，各级指挥官中都存在。无疑这是由人类社会中人所固有的弱点引起的。

担心发错敌突袭警报而在敌真正突袭时未能发出警报，是令人遗憾的。为了在敌真正突袭时能及时发出警报，即使错发一些警报也没有关系。

十月战争时，由于以色列的一部分人担心发错警报，因此到10月

6日仍在争论发布动员令的是非问题。1973年5月发错警报之举，贻误了以色列对十月战争的决断。

经常感到战争可能爆发，就容易对突然袭击失去敏感。但是，对爆发战争的一般预测和感到战争迫在眉睫，它们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很大区别的。

感到战争迫在眉睫时一般是要进行战争准备的，但有时在紧要时刻却妨碍加强临战态势。十月战争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经常发出警报，制造紧张空气，容易使人产生先入之感，对敌企图判断错误。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敌人暴露了征候，我方也获取了具体情报资料，但却不能准确地判断敌方的企图。

对客观的情报资料加以主观判断，起因于当事者的立场、偏见、不切实际的设想、狂妄自大、一厢情愿的推测、疑心、恐惧心及先入之感等。

为纠正分析判断上的错误，当然需要有证实敌方真实意图的新的情报资料。

美国的试验很好地说明了这些问题。这里作一介绍。

试验中，把20幅由狗慢慢变成猫的画拿给人看。连续出示的每一幅画的变化都很小，直到第18或第19幅画时才发现由狗变成了猫。这最后一幅画很清楚是猫。但几平所有人一直看到第18幅或第19幅画时，还认为是狗。

在“巴巴罗萨”计划时，斯大林主观地认为美英要把苏联拉进战争，而希特勒不主张对苏作战。

十月战争爆发前，以色列认为埃及的行动是在搞演习，结果便先入为主地分析了所获得的情报资料。

四、关于如何对付突然袭击的几点经验教训

人们肯定会感到奇怪：1973年10月6日当天，以军人员在研究各种征候之后为什么未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但确实是未作出正确判断。这是事实。从中可以找出以下几点经验教训；

(一)在战史上，突然袭击占支配地位的例子很多。现在，虽然发生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够预防或降低突然袭击效果的手段有了发展。

(二)当然，防止突然袭击的绝对手段并不存在。所以，应按照中国“有备无患”的成语去准备战争(作战)，部署警戒部队，并进行动员。

(三)不言而喻，获取有价值的情报资料是提炼高质量情报的前提。凡有关敌情，企图，作战计划、兵力编组和部队番号的材料都是进行情报分析的素材。

除侥幸之外，一般在缺少有价值的情报资料的情况下很难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以色列具有极高的情报资料搜集能力。

(四)先发制人的进攻有时能起到免遭突然袭击的保险阀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以突然袭击对付突然袭击。保持机动力强的兵力，是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的重要条件。但是，出于政治或军事上的原因，而不能经常任意采用。所以，过分寄希望于先发制人的进攻是危险的。

(五)必须力戒过于自信。

(六)通过几个独立的情报系统进行情报分析，可以避免先入之见的影响。

在以色列，统管这些系统的机关负责复查分析的结果，以引出正确的结论。

上述方法用于情报资料的分析工作，也是有效的。

迄今采取了各种方法手段来减少遭受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但这些方法手段也并非灵丹妙药。

尽最大努力搜集必要的情报资料，力戒不切实际的分析，这对所有肩负情报任务的组织来说，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五、阿军突然袭击所产生的影响

阿军第一天对以色列成功地实施了突然袭击。其主要原因完全是阿方时机选择得当。以色列在战略和战术上受到很大影响，尝到了陷于被动和混乱的滋味。以色列为阻止敌人进攻拟采取的主动措施——先敌展开兵力、空中攻击和渡河进攻作战等，一件也未能实施。

紧急动员由于是临时决定采取的，所以部队受领武器装备的时间大大缩短，产生了很大混乱，有的士兵没有携带按计划规定的武器装备就奔赴前线。

动员计划的修改，导致连基层分队都不得不以临时编制参加战斗。

对坦克乘员、炮手和指挥系统也不得不进行改编。

因遭受突然袭击，使战争的时间比预料的时间拖长，造成弹药储备不足，为解决此问题颇费了一番苦心。

另一方面，尽管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一度陷入被动地位，但在

10月8日和14日，成功地粉碎了叙、埃两军的攻势。这证明，在克服被动，混乱的恶劣条件方面，以军此阿军强得多。

六、结束语

纵观从圣经时代到六天战争的历史，可以发现因遭突然袭击而亡国的事例屡见不鲜。

受到突然袭击的国家因资源丰富、国土辽阔而免于覆灭的例子虽然有，但毫无例外地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恢复主动。

这次以军之所以能用几天时间就夺回主动权，其原因既不是以色列资源丰富，也不是它国土辽阔，而在于那些长年吃苦耐劳、准备为祖国而战的现役和预备役将士们具有的实力。

以色列的将士们面对突然到来的考验临危不惧，并巧妙地克服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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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战争中的以色列空军

——主要的行动和经验教训

以色列空军司令

本纳明·佩莱德少将

一、概况

十月战争与以往战争的主要不同点在于：以军在两个方向同时遭到进攻，直到48小时至72小时后所有力量才开始得到发挥。

其原因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战略上，思想上或心理因素上的原因。

六天战争前，以空军为主力的以色列军队认为，依靠防御手段不能确保国家的生存。

因此，他们以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手段消灭敌人，夺取了即使在最坏的条件下也能保卫国家的重要防线。

10月6日的事态，是六天战争以来最坏的事态，它的严重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政略、战略上的考虑和避免侵略之嫌的基本态度，妨碍了我们以小的代价换取决定性的胜利。

人们曾经认为，凭借1967年以后确保的重要防线，可以轻而易举地贯彻我方非侵略性的政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次战争的一般见解远远脱离实际。其代表性的看法是：

“当时常备军应该在最短时间内进入戒备状态”。

“如果能详细地查明敌方计划，在24小时内我们就能够很快采取有效对策。”

“当敌人丧失主动后，我们不是应该立即转入进攻吗?”

“如果处置得当，我们不就可以避免无谓的损失吗?”

“战前的计划准备与实施如果不一致，那么，战场上判断情况时就会出现问题。”

“妨碍陆空协同作战的唯一因素，是气象条件和防空导弹。”

上述见解无一不是脱离实际情况的。

可以这样认为，战争的结局虽说比我们预料的要糟，但比起事态的严重性来，也并不那么坏。

战争，包括军事方面在内，并没有完全结束，只不过是告一段落而已。

二，空战成果

最大的成果是，我方防线即使处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我们仍然出色地达成了防御目的，既没有使国土面临危险；也没有降低政治要求(希望和平)。

在防空方面，可以说战斗一开始就彻底粉碎了埃及和叙利亚两国空军的企图，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战果。

由于保持了空中优势，我部队可以在不受敌人空中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动员，机动和战斗。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战术性空战，包括压制敌人的防空体系。

6日(星期六)14时战争爆发。以军开始未进行反击。这同下国

际象棋时先手已走一步而后手正在考虑对策的情况一样。

我们计划从7日(星期日)拂晓起对敌人的防空导弹阵地进行压制。

6日前半夜，确保戈兰高地已没有问题，而苏伊士运河方向战况危急。因此，决定先对该方向的防空导弹阵地进行压制。

然而至夜半，戈兰高地方向战局恶化，面临危机。总参谋长改变计划，下令对逼近太巴列湖畔的叙军装甲部队进行压制，因为叙军的进攻令人感到有可能导致犹太圣殿的历史上第三次毁灭。

我们决定视需要分几次对防空导弹阵地进行压制。

为此，在7日至22日期间，对埃及防空导弹阵地实施了6次攻击。敌62个发射单位，被我航空部队摧毁了40个，被我地面部队摧毁了16个。

另一方面，在对地攻击中，夺取塞得港周围的制空权后，成功地切断了沿海岸公路作战的埃军的后勤补给线，并阻止了他们的增援。

在这个方向上，埃军企图用2个步兵旅和已在布塔佩斯特支撑点附近登陆的一个突击旅占领巴尔扎和鲁马纳地区，以军则以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空地协同作战进行抗击。

击退埃及第3集团军的进攻后，对其正面实施了猛烈的轰炸，给坦克和其他装备造成了很大损失。

其他引人注目的战果是，8日中午轰炸了架设在运河上的所有桥梁。这以后，埃军装甲部队只好在夜间使用残存的4座桥梁。

在运河西岸实施进攻作战时，航空兵对地攻击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担任扩张战果的师，有效而恰当地运用了空中力量。

在戈兰高地方向，7日5时30分，给推进到太巴列湖的叙军坦克部队造成了损失，并成功地阻止了他们的前进。

对敌后方深远纵深内的目标实施的封锁作战，给阿军后方的交通线造成了直接威胁，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我空军的对地攻击实力。

阿军在前线集中了大量的防空兵力，同时也决未轻视后方。埃军的158个防空导弹射击单位中，有62个配置在运河一线，96个配置在

后方地域。

然而，他们的防空体系既未能限制我空军的行动，也未能粉碎我方企图。

三、经验教训

埃叙两国空军的歼击机部队，不得不将80％至90％的力量用于保护它们的领空。

下面在不影响保密的情况下，介绍五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情报

不断地、迅速而准确地搜集有关地面特别是战场上的情报资料的任务，最好根据这些情报分析结果由受命对目标实施攻击的部队——空军担负。这种情报应迅速地呈送给指挥中枢。

今后，从发现目标到攻击结束的时间应为30分钟左右。

为适应战争中瞬息万变的情况，我坚信这种做法是重要的，同时也是能够办到的。

(二)通信

通过战争，我们认识到各种通信手段的作用。

今后，应大力运用音响、数字、模拟，电视录象等手段，设法加快通信的速度和提高通信的准确性。

(三)指挥控制能力

空军的指挥控制本来就很困难，而且维持它需要高昂的代价。

为了对空中部队实施有效的指挥，最好将它们编成小编队。而地面支援系统，考虑到维修作业的效率，则以组成集中指挥的庞大的机构为有利。

为此，空军指挥控制权基本上集中在上面，但根据北、南，东三个方向的战局，也应保持灵活性，例如临时给下级部队一定权限。

假如总兵力很多，还可考虑区分成战略空军、战术空军、防空军、海军航空兵部队和联合作战部队等，并根据部队的需要配备不同的航空兵力。实际情况是不得不用同一飞行队同时遂行多种任务，所以目前很难采用上述编组。

(四)反防空导弹措施

最新式的防空导弹造价很高，操作起来较为困难，因此，一般看来，数量上会受到限制。

在这次战争中，阿军地面部队在战场上使用的造价昂贵的武器是地面战斗用的武器。但阿军各师内也装备了造价昂贵的萨姆-6导弹。

防空不是地面部队的主要任务，部署在前线的防空导弹是脆弱的目标，在一般情况下，易被摧毁。

防空导弹只能用于执行单一任务(击落飞机)，而与之对抗的航空兵力则用途很广。

考虑压制防空体系时出现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妥善处理完成这项任务和完成其他任务的关系。

今后对于航空兵力和防空兵力二者的关系，也应从它们各自的特点相对地看，不能断定造价高、数量有限的防空导弹绝对有利。

(五)武器系统

远射程武器问题好象被误解了，连史密斯·威尔逊式轮式手枪似乎也被列入了远射程武器的范畴。核心问题是射程延伸后要提高命中精度。

要在爱惜战斗员宝贵生命的大前提下充分考虑远射程武器的效果与成本之比问题。

今后，我们应追求高精度武器，即圆公算偏差为零的武器，那时投射量和选择目标将成为议论的焦点。

将来可望出现一种不仅能对200平方米的地域进行压制，而且能轻易命中1平方米小目标的武器。

四、结束语

武器固然重要，但人的精神因素更重要。

防空导弹其实是一种机械，即使弹头能跟踪目标，也不过是一种自动装置。正如越南以及以色列所证实的，尖端武器作用的大小取决于操纵它的人的精神因素。换句话说，不仅要有操纵技术，而且还要有

人的精神因素。这两方面加在一起，武器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不分析战争中武器和人两方面的作用，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研制武器时，不应忘记研究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以色列之所以能保持优势，不外乎是因为较之前者而更为重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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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战争中海军的经验和教训

以色列海军司令 本杰明·特莱姆

一、以海军创建初期的情况

十月战争中的海战样式出现了过去所未能预料的情况。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期间，我海军得到了飞速发展，根据形势需要，将落后的武器和舰艇换装成新式的武器和舰艇。

然而，只因为是旧式武器装备就轻视其价值是不妥的，它们在担负部队训练以及向别的国家运送难民等任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下面，介绍一下海军创建初期的“北方”号情况，以供参考。

“北方”号是美国1927年建造的一艘破冰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隶属海岸警备队，1947年卖给巴拿马运河公司，后来转入“哈加纳”之手，更名为“犹太国”号。这艘船在运送移民的航行中，曾与英国海军驱逐舰相撞，它的破冰用的坚硬的船头撞伤了英舰。后来，这艘船又一次更名为“埃拉特”号，编入了以海军的序列，并在甲板上安装了火炮。在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中，这艘船在特拉维夫海面参加海战，成功地迫使敌舰向南方撤退，当时它的最大航速才不过7节。

十月战争中海军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阿以双方都使用了舰舰导弹。

苏联在50年代后期提出导弹艇战术思想，到60年代初期造出了装备“冥河”式导弹的“蚊子”级导弹艇。上述战术思想基于以下考虑，就是要大量使用装备有射程远、命中精度高和自动寻的导弹的高速快艇。设想的交战距离为35-45公里，这远远超出了以往人们常识中的距离。

苏联海军的设想是，先派出侦察艇或巡逻机到设想交战距离的中间处(17．5-22．5公里)进行侦察，争取早期发现、识别敌人，然后导弹艇在最大的射程内对敌实施奇袭。

这种设想确有其道理，但专门依赖大量的导弹和快艇也可能有不足之处。

一枚装药400公斤的“冥河”式导弹，可对1万吨以上的军舰造成至少是严重的破坏，对小艇肯定能击沉，即使攻击渔船等小目标，其命中精度也很高。

导弹艇发射导弹后，立即利用与敌之间的距离和本身的高速，巧妙地撤离战场。

苏联的这种新设想被认为是对以往舰队的重大威胁。

60年代初期“蚊子”级和“黄蜂”级导弹艇出现之后，除东欧国家外，埃及海军首先得到了这些新型导弹快艇。

我海军发现这个情况后，深切感到这将对敌我力量对比产生影响和新的战术时代即将来临。实际上，我们也确实经受了奇袭的考验。

1965年时我们的Z级驱逐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舰只)还无法对抗“蚊子”级和“黄蜂”级导弹艇，但我海军为改进战术和对作战方法的探索在这之前就开始了。

60年代初导弹艇问世后，埃及海军曾大肆吹嘘它的作用。

二、导弹艇思想的发展

我海军宣布，我们有了射程为20公里的“加布里埃尔”式导弹，能对抗埃及的“快速”级驱逐舰，而埃及“快速”级驱逐舰能用115毫米舰炮在远距离上同我Z级驱逐舰交战。

1962年，作为权宜之计，我们采取在驱逐舰上装备这种导弹射击敌驱逐舰的方法。

从六天战争时起，我军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善。因为我们根据新的战术思想，决定大量使用重250吨的导弹艇，这些导弹艇将全都装备由全自动雷达控制的“加布里埃尔”式导弹，以及40毫米和76毫米的舰炮。

但除小部分外，大部分正在建造中，有的还在设计。

法国谢尔布尔造船厂已在为以色列和整个欧洲建造导弹艇。

1967年时，由于以色列海军积极发展新的战术思想，建造出了上述那种崭新思想与旧式武器装备相结合的、使人乍看感到奇怪的导弹艇。

同年10月，驱逐舰“埃拉特”号被装备“冥河”式导弹的“蚊子”级导弹艇击沉。这一悲剧证明“埃拉特”号是脆弱的，以海军损失了该舰和47名官兵，痛感为适应新时代战争的需要必须迅速改变“体质”。

同年12月，购自国外的“米夫塔奇”号导弹艇到达海法港，但上面还未装备武器。后来，“石油钻探”号导弹艇到达海法港。之后，我们用了五年时间，对导弹的安装和性能进行反复研究。

1968年，按照海军在红海执行任务的需要，开始设计“雷谢夫”级导弹艇，1970年着手建造。

我海军的战术思想不能不考虑一个前提，那就是：2枚“加布里埃尔”要与5枚“冥河”对抗，而且“加布里埃尔”要在自己的射程以外与“冥河”对抗。也就是说，我导弹艇同“黄蜂”级导弹艇交战时，迫切需要采取某种方法克服20-30公里的射击距离差距。为此，我们采取分三个阶段进行对抗的作战方法。

第一阶段：早期发现、识别敌艇，

第二阶段；敌艇未进入我导弹射程之内时，我采取规避敌导弹的措施，

第三阶段；我先以导弹后以舰炮攻击、摧毁敌艇。

当然，第二阶段最困难。为免遭敌导弹的直接攻击，我们很注意采取电子对抗手段。

实施电子对抗时，我们把对付导弹的措施和导弹艇本身的高速机动结合起来。

从1968年到1973年期间，我们在战术和电子技术上都注重改善第二阶段的措施。

在电子技术方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解决在狭窄的导弹艇内安装电子设备的问题，二是研制、利用性能可靠的电子设备的问题。

虽然整个西方都有电子武器，但我们面临两个难题：一是从其他国家搞不到可以立即使用的电子设备，二是我们能得到的电子设备全是大型舰只用的。

另外，在小艇上如何进行电子战的问题当时也未解决，因为西方各国对导弹艇及其电子设备的必要性没有丝毫认识。

后来我们通过武器研究人员、电子工业技术人员和导弹艇乘员的相互协作，研究出了新技术，并经过实验和训练，解决了以上两个难题。

三、十月战争中的海战

十月战争开始时，尽管导弹艇队在战术上还处于成长阶段，可能冒些风险，但我们对积蓄了5年的实力满怀信心，断然决定6日实施夜战。

我们估计，

6日夜间叙利亚海军可能攻击我海法等港口，因此，在北面展开了5艘战斗巡逻艇。22点30分，我艇与在拉塔基亚海面实施警戒的1艘叙军鱼雷艇交火。在激烈的战斗中，我们收到一份情报：在以色列艇队的东部海面发现几艘敌导弹艇和1艘T型扫雷艇正向海岸行驶。于是，我们决定以1艘导弹艇继续对付叙军鱼雷艇，而把主力指向新的敌人。这次海战有以下特点：

1． 探测距离约40公里；

2. 敌开始发射导弹的距离约37．5公里；

3． 我开始发射导弹的距离约20公里；

4． 用40毫米舰炮摧毁了1艘在拉塔基亚南面海域搁浅的“蚊子”级导弹艇。

这次海战，击沉敌1艘“黄蜂”级导弹艇、 2艘“蚊子”级导弹艇、 1艘K-123型鱼雷艇、

1艘T-43型扫雷艇。我方无一损失。

我们估计，

8日夜间埃海军可能从亚历山大港向塞得港实施增援，因此，向该海域派去了6艘战斗巡逻艇，因为我海军奉命切断上述两个港口之间的交通线。

18点46分，我艇队驶抵杜姆亚特海面。2l点10分，在约40公里的距离上发现了敌艇。

零点15分，埃海军在48公里的距离上同时向我发射了12枚导弹。我导弹艇追踪敌艇，接近到约20公里的距离上。

经20分钟追踪后， 我导弹艇对4艘“黄蜂”级导弹艇进行了攻击，击沉3艘，使1艘在巴勒提姆海域搁浅。我无一损失。

上述两次海战结束后，阿方海军(除潜艇)使用海岸炮和导弹对我进行了射击。

红海海域的作战情况有所不同。这是由于“雷谢夫”导弹艇除在地中海部署2艘外，还没有在红海部署所致。

不出所料，古尔达卡港的敌导弹艇和苏伊士湾内的敌海上突击队正在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破坏沙姆沙伊赫和图尔—阿布·鲁迪斯—苏德尔公路以及沿海的交通运输线。

敌人为在苏伊士湾的我控制的地域登陆，已准备了装满弹药的渔船队。

而我仅用6艘“塔布尔”级小艇和突击队专门攻击了敌主要活动据点和古尔达卡港。下面就袭击该港的典型战例作一介绍：

作战目的是摧毁停留在港内的1艘“蚊子”级导弹艇。10月22日拂晓，我突击队乘坐的2艘小艇从暗礁的间隙潜入了停泊区，之后，发现了停靠在码头上的“蚊子”级导弹艇。

敌导弹艇在距我约50米的距离上用反坦克武器向我开火。我方1艘小艇在采取规避行动时在“蚊子”级导弹艇附近的岸边搁浅。

我突击队使用反坦克手雷击中了敌艇油箱，使整个艇体着火燃烧。然后，成功地将搁浅的小艇拉进水面，脱离了险境。

在这次战斗中，击沉敌1艘“蚊子”级导弹艇，我人员无一伤亡。

埃及海军虽然成功地在红海掌握了制海权，封琐了曼德海峡，但由于我“塔布尔”级小艇和突击队的活动，始终未能控制苏伊士湾和朱拜勒海峡的水路。

埃及海军在这个海域唯一成功的战例是敷设水雷和停战后摧毁了

1艘驶往阿布·鲁迪斯的油船。而向朱拜勒海峡敷设水雷也给自己的过往船只造成了障碍。

另一方面，掌握着制海权的我方，自停战后第四天起，就使通往阿布·鲁迪斯的航线重新畅通。

四、十月战争的经验教训和对未来的展望

十月战争中海军运用的战术和科学技术，不一定全部适用于未来战争。

阿方可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学习战术和吸取经验教训。

现在，如果有人问今后如何运用这次战争的经验教训，我想回答说：

“我们已经把敌人业已知道并可能被敌人利用的一切看作是过时的东西，而为下次战争作新的准备。”

我们将在这个前提下采用新技术，并对部队进行重新编组，反复检查，改进过去的一切。我们不会永远陶醉于过去的荣光。

导弹艇思想虽然在整个海上不占绝对地位，但在近海海域或特定海域却具有重要意义。

以海军正在考虑把红海和地中海的整个海域作为导弹艇的战场。

在运用上，对先进的导弹艇有以下要求：

1． 速度快和机动性强；

2． 有先进的导弹系统，

3． 完善的电子战设备，

4． 对导弹的防御能力。

目前，很难找到一个能满足上述4项不同要求和将电子设备安装在狭窄的艇内的良策，因此，当前只能采取“满足一项，牺牲其他，综合平衡，降低成本”的办法。

将来，战场上将出现大量的导弹艇。为减少遭到导弹直接命中的可能性，这大量的导弹艇势必要分散疏开配置。

总的看来，导弹艇的造价并不高，且具备适当的性能，因此，在防务政策上值得优先考虑。

战后，阿方对海军大量投资，对东方国家制造的水面舰只、潜艇、导弹系统、电子设备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很积极。

阿方对海军的投资比例，比对陆、空军的投资此例有大幅度增长。

可以认为，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等国的全部海军力量，将来会成为局部地区的威胁，加上他们能利用苏伊士运河这个有利条件，因此会在红海、地中海产生重大影响。

十月战争使阿以双方都认识到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

十月战争除证实在一定时间内确保自己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意义外，似乎还证实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长时间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困难性。

我们的城市和重要工业都集中在紧靠地中海和红海的地区，从这一条件看，海军力量的强弱在未来战争中将发挥重大作用。

我们决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阿方也认识到海军力量的重要性，为此正在用石油美元发展现代化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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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西方武器系统及科学技术的比较

以色列国防部前军事科研部部长

乌基·埃拉姆准将

一、概况

此较两种不同技术的武器系统本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本文仅就东西方的科学技术某些问题进行一下比较，重点阐述战略战术原则和使用新武器系统的相互关系。

苏联在制定它的原则时，一是考虑自己拥有丰富的兵力资源；二是把欧洲作为预想战场，三是注意到自己已经三十多年未经历战争。当然，别国军队使用苏式武器进行作战的经验教训也反映在它的修改了的原则之中。

在西欧和美国，新武器系统的思想受到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的影响。

二次大战后的战争是局部战争。战争的特点是既要控制使用兵力的数量，又要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为此，在发展武器系统时考虑到了如下事项：

1． 战术原则对武器性能的要求；

2． 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可以充分提高武器的性能，

3． 战争的经验教训所直接反映出的运用上的要求。

在发展武器系统的过程中，苏联重视第一项，而美国重视第二、三项。下面，具体分析一下实际情况。

二、导弹

(一)反坦克导弹

六天战争中，苏制“甲鱼”导弹是由吉普车上发射的，几乎未造成什么威胁。

十月战争中，“耐火箱”导弹出现在战场。它与“甲鱼”导弹构造原理几乎相同，但重量有所减轻。

“耐火箱”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担任防御任务的步兵使用的量多而集中。

西方的“陶”式(美)、“龙”式(美)、“霍特”(美、法)，“米兰”(西德、法国)等和“耐火箱”一样，同为有线制导，但技术新、性能好。

而“耐火箱”操作简便。人们对它的这种看法至今仍有说服力。

(二)防空导弹

仅此较东西方的防空导弹，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例如，比较萨姆-7和“红眼睛”，比较萨姆-6和“霍克”改进型)

如不综合研究整个系统、有效射程以及其他武器同它的配合是否适当，那就毫无意义。

将萨姆-7、57毫米炮、23毫米炮集中部署在前线附近，对高度 2，000米以下的低空目标是有效的。

将萨姆-2、萨姆-3，萨姆-4混合编组，部署在距前线几十公里的后方地域，可以控制高度2万米以下的空域。

萨姆-6具有抗毁力和机动力，能在重要时机和地点实施对空掩护。

(三)舰舰导弹

“黄蜂”级、“蚊子”级导弹艇给海战带来了一大变革。而开始西方的认识却很不够。例如，美国在1968年以色列“埃拉特”号驱逐舰被击沉之后才着手研制“鱼叉”式导弹。

(四)激光炸弹

这种武器原为破坏北越桥梁和运输线而制造的。自投入使用以来，它由于精度很高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后来又有其他各种类型的激光炸弹研制出来。

(五)空地导弹

这是汲取作战教训而研制出的有代表性的武器。

美国按照代价小而有效地摧毁防空导弹阵地的要求，研制生产出“秃鹰”、“白星眼”等空地导弹和电子光学制导炸弹。

他们能从防空导弹的有效射程外攻击其阵地。

三、通信雷达

(一)从战场通信方面也可比较东西方的科学技术。

苏式P-123和美式AN/VRC-12均为目前使用中的无线电台。从它们的科技水平看，东方此西方至少落后一代。苏联仍在大量使用电子管而未采用印刷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和混合电路等新式电路。晶体管也只用于电源部分，设计方式也相当落后。

在控制手段上，东方主要是电子机械式的，而西方几乎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和纯电子化。

在使用方面两者差别很大。P-123电台非专业技术人员几乎不能使用，操作也不如美VRC-12电台简便。

总的看，东方装备技术落后，但性能与西欧同种装备大体相同，结构简单，性能可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没有自己的雷达，只能靠美国提供。

COH-9型防空雷达是美式SCR-584的仿制品，它的电子管既有从美国进口的也有本国制的。

苏联还参考COH型研制出COH-50型。在越南战争中，越南人使用它和电视跟踪装置进行电子战。

(二)苏联的雷达，整个系统是比较先进的，但采用的技术比较落后。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使用了Ku波段并简化了系统。对此，西方不得不采取新的电子对抗措施。

另外，虽说绝大部分火控装置上的电子、目视两用瞄准器都是旧式的，但因为在战场上很实用，所以不可忽视。

控制装置多为手工操作，信息处理机很少。

可以想象，将来会换装西方电子计算机的微型信息处理机。

四、电子武器

对一切有希望的电子武器，苏联都着手研制。炮用火控装置、CHAP、地面导航装置THA-2，人员车辆用探测雷达、PCHP-1、地面电子警报器材等就是例子。

上述系统都立足于基础技术，所以结构简单。

在小型化方面，比西方同类系统差，通信用电子管耗电量大。

苏式电子武器的优点是维修和补充简便、容易。

但由于地面武器大部分都是自行的，机械设备太多，这就产生了这样的弊病：必然增大维修人员的工作量。

东方即苏联武器装备系统的共同特点是结构简单。

在夜视器材方面，主动式红外夜视仪性能好，可靠性强，被作为驾驶用潜望镜、驾驶镜和车长(炮手)瞄准具使用，已成为坦克、装甲输送车的固定装备。

但这种装置的被动式却此西方的差得远。

有迹象表明，苏联的新式坦克装备了激光测距仪，也可以推测出苏联已有了新型的被动式夜视器材。

五、苏联武器系统的发展趋势

从十月战争中所使用的苏联武器看，它的特色是操作和维修简单、容易。

(一)苏联的武器，即使是不完善的武器，必要时也会被毫不犹豫地投入战场使用。

(二)为此，曾在同一时期、同一部队内，同时存在不同型号的同种武器。

苏联的武器，不断进行小改小革，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后，发展成一种新的型号。T-62坦克的变迁就是一例。

(三)T-54在经过小的改进后变成了T-55，接着又经过较大的改进(特别是换了坦克炮)后，变成了T-62。

以前的坦克炮都是由野战火炮或舰炮改制的。它们有：76毫米炮(T-34、PT-76)、85毫米炮(T-34)、100毫米炮(SU-100、T-54，

T-55)、122毫米炮(IS-3、T-10)。

T—62的115毫米炮是坦克专用炮，是战史上最早出现的滑膛炮。

西德也正在研制这种炮，但尚未装备部队。

以色列对缴获的T62进行了研究，判明T62比不上美国的 M60A3。

BMP-1型步兵战车接近西欧的设计思想，是苏联少有的复杂武器。

BMP-1此它的上一代有了质的飞跃。它装备有73毫米滑膛炮(可以发射[俄文?]RPG-9式火箭筒用空心装药弹)、“耐火箱”反坦克导弹、被动式炮手用夜视镜。车组人员3人(车长、炮手、驾驶员)、步兵8人，共计11人。

从结构的复杂性和价格看，BMP步兵战车的作用几乎可与坦克匹敌。

据说，目前西方除西德的“黄鼠狼”和法国的AMX10P装甲输送车(两者都装备有“米兰”式反坦克导弹)大体上和苏步兵战车相似外，还没有别的装甲输送车可与之相此。

六、结束语

从东方武器系统的设计思想和它的具体发展趋势中，可以看出它相对的长处是：表面虽粗糙、单一，但可靠性(抗毁性)很强。

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尽管目前处于领先地位，但为适应下一阶段而作的努力却未必够。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研究和运用十月战争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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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中东战争的历史

第一章中东战争的历史背景

第二章 巴勒斯坦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

第三章苏伊士运河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

第四章六天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

第五章 消 耗 战 争

第六章十月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

第六章十月战争--2

第六章 7-8节

第七章 对几个问题的考察

第七章--2

第七章--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