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学记

三毛

简介

如果你看过《雨季不再来》、《撒哈拉的故事》，以及《背影》这三个阶段的三毛，你必须再看一本属于“后三毛时期”的《闹学记》，三毛以最新的文风与对真实生活的见证，向你展现了一个心神治愉的美丽新世界。

序一

我的女儿陈平本来叫做陈懋平。“懋”是家谱上属于她那一代的排行，“平”是因为在她出生那年烽火连天，做为父亲的我期望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战争，而给了这个孩子“和平”的大使命。后来这个孩子开始学写字，她无论如何都学不会如何写那个“懋”字。每次写名字时，都自作主张把中间那个字跳掉，偏叫自己陈平。不但如此，还把“陈”的左耳搬到隔壁去成为右耳，这么弄下来，做父亲的我只好投降，她给自己取了名字，当时才三岁。后来我把她弟弟们的“懋”字也都拿掉了。

有一年，她又自作主张，叫自己ＥＣＨＯ，说：“这是符号，不是崇洋。”她做ＥＣＨＯ做了好多年。有一年，问也没问我，就变成“三毛”了。变三毛也有理由，她说因为是家中老二。老二如何可能叫三毛，她没有解释。只说：“三毛里面暗藏着一个易经的卦——所以。”我惊问取名字还卜卦吗？她说：“不是，是先取了以后才又看易经意外发现的，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听说，每一家的老二跟其他孩子有些不一样，三毛长大以后也很支持这种说法。她的道理是：“老二就像夹心饼干，父母看见的总是上下那两块，夹在中间的其实可口，但是不容易受注意，所以常常会蹦出来捣蛋，以求关爱。”三毛一生向父母抱怨，说她备受家庭冷落，是挣扎成长的。这一点，我绝对不同意，但她十分坚持。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这一生才是被她折磨。她十九岁半离家，一去二十年，回国时总要骂我们吃得太好，也常常责怪我们很少给她写信。她不晓得，写字这回事，在她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在我们来说，写一封信千难万难。三毛的家书有时每日一封，什么男朋友啦、新衣服啦、跟人去打架啦、甚至吃了一块肉都来信报告。我们收到她的信当然很欣慰，可是她那种书信“大攻击”二十年来不肯休战。后来她花样太多，我们受不了，回信都是哀求的，因为她会问：“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吃、穿、住、爱、乐，最好写来听听以解乡愁。”我们回信都说：“我们平安，勿念。”她就抓住这种千篇一律的回信，说我们冷淡她。有一次回国，还大哭大叫一场，反正说我们二十年通信太简单，全得靠她的想象力才知家中情况。她要家人什么事都放下，天天写信给她。至于金钱，她倒是从来不要求。

三毛小时候很独立，也很冷淡，她不玩任何女孩子的游戏，她也不跟别的孩子玩。在她两岁时，我们在重庆的住家附近有一座荒坟，别的小孩不敢过去，她总是去坟边玩泥巴。对于年节时的杀羊，她最感兴趣，从头到尾盯住杀的过程，看完不动声色，脸上有一种满意的表情。

在重庆，每一家的大水缸都埋在厨房地里，我们不许小孩靠近水缸，三毛偏偏绝不听话。有一天大人在吃饭，突然听到打水的声音激烈，三毛当时不在桌上。等到我们冲到水缸边去时，发现三毛头朝下，脚在水面上拚命打水。水缸很深，这个小孩子居然用双手撑在缸底，好使她高一点，这样小脚才可打到水面出声。当我们把她提着揪出来时，她也不哭，她说：“感谢耶稣基督。”然后吐一口水出来。

从那一次之后，三毛的小意外不断的发生，她自己都能化解。有一次骑脚踏车不当心，掉到一口废井里去，那已是在台湾了，她自己想办法爬出来，双膝跌得见骨头，她说：“咦，烂肉裹的一层油原来就是脂肪，好看好看！”

三毛十三岁时跟着家中帮忙的工人玉珍到屏东东港去，又坐渔船远征小琉球。这不可怕，可怕的是：她在东港碰到一个军校学生，居然骗人家是十六岁！她交了今生第一个男朋友。

在她真的十六岁时，她的各方男朋友开始不知哪里冒出来了。她很大方，在家中摆架子——每一个男朋友来接她，她都要向父母介绍，不来接她就不去。这一点，做为父亲的我深以为荣，女儿有人欣赏是家门之光，我从不阻止她。

等到三毛进入文化大学哲学系去做选读生时，她开始轰轰烈烈的去恋爱，舍命的去读书，勤劳的去做家教、认真的开始写她的《雨季不再来》。这一切，都是她常年休学之后的起跑。对于我女儿初恋的那位好青年，做为父亲的我，一直感激在心。他激励了我的女儿，在父母不能给予女儿的男女之情里，我的女儿经由这位男友，发挥了爱情正面的意义。当然，那时候的她并不冷静，她哭哭笑笑，神情恍惚，可是对于一个恋爱中的女孩而言，这不是相当正常吗？那时候，她总是讲一句话：“我不管这件事有没有结局，过程就是结局，让我尽情的去，一切后果，都是成长的经历，让我去——。”她没有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怎么叫失足呢？她有勇气，我放心。

我的二女儿，大学才念到三年级上学期，就要远走他乡。她坚持远走，原因还是那位男朋友。三毛把人家死缠烂打苦爱，双方都很受折磨，她放弃的原因是：不能缠死对方，而如果再住台湾，情难自禁，还是走吧。

三毛离家那一天，口袋里放了五块钱美金现钞，一张七百美金汇票单。就算是多年前，这也实在不多。我做父亲的能力只够如此。她收下，向我和她母亲跪下来，磕了一个头，没有再说什么。上机时，她反而没有眼泪，笑笑的，深深看了全家人一眼，登机时我们挤在瞭望台上看她，她走得很慢很慢，可是她不肯回头。这时我强忍着泪水，心里一片茫然，三毛的母亲哭倒在栏杆上，她的女儿没有转过身来挥一挥手。

我猜想，那一刻，我的女儿，我眼中小小的女儿，她的心也碎了。后来她说，她没碎，她死了，怕死的。三毛在西班牙做了三个月的哑巴、聋子，半年中的来信，不说辛酸。她拚命学语文了。

半年之后，三毛进入了马德里大学，来信中追问初恋男友的消息——可见他们通信不勤。

一年之后的那个女孩子，来信不一样了。她说，女生宿舍晚上西班牙男生“情歌队”来窗外唱歌，最后一首一定特别指明是给她的。她不见得旧情难忘，可是尚算粗识时务——她开始新天新地，交起朋友来。学业方面，她很少说，只说在研读中世纪神学家圣·多玛斯的著作。天晓得，以她那时的西班牙文程度怎能说出这种大话。后来她的来信内容对我们很遥远，她去念“现代诗”、“艺术史”、“西班牙文学”、“人文地理”……我猜想她的确在念，可是字里行间，又在坐咖啡馆、跳舞、搭便车旅行、听轻歌剧……这种蛛丝马迹她不明说，也许是以为不用功对不起父母。其实我对她的懂得享受生命，内心暗喜。第二年，三毛跑到巴黎、慕尼黑、罗马、阿姆斯特丹……她没有向家中要旅费，她说：“很简单，吃白面包，喝自来水，够活！”

有一天，女儿来了一封信，说：“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从今以后，一定戒烟。”

我们才知道她抽烟了。三毛至今对不起我们，她说：“会戒死。”我们不要她死，她就一直抽。她的故事讲不完，只有跳过很多。

三毛结婚，突然电报通知，收到时她已经结好婚了。我们全家在台湾只有出去吃一顿饭，为北非的她祝福。这一回，我细观女儿来信，她冷静又快乐，物质上没有一句抱怨，精神上活泼又沉潜。我们并没有因为她事先不通知而怪责她。这个老二，作风独特，并不是讲一般形式的人——她连名字都自己取，你拿她怎么办？

二十年岁月匆匆，其中有五年半的时间女儿没有回过家，理由是“飞机票太贵了。”等到她终于回来了，在第一天清晨醒来时，她向母亲不自觉的讲西班牙文，问说：“现在几点钟？”她讲了三遍，母亲听不懂，这才打手势，作刷牙状。等她刷好牙，用国语说：“好了！脑筋转出来了，可以讲中文。”那一阵，女儿刷牙很重要，她在转方向，刷好之后一口国语便流出来。有一回，看见一只蟑螂在厨房，她大叫：“有一只虫在地上走路！”我们说，那叫“爬”，她听了大喜。

三毛后来怎么敢用中文去投稿只有天晓得。她的别字在各报社都很出名，她也不害羞，居然去奖励编辑朋友，说：“改一错字，给一元台币，谢谢！”她的西班牙文不好，可是讲出来叫人笑叫人哭都随她的意。

三毛一生最奇异的事就是她对金钱的态度，她很苦很穷过，可是绝对没有数字观念，也不肯为了金钱而工作。苦的那些年，她真的酱油拌饭，有钱的时候，她拚命买书、旅行，可是说她笨嘛，她又不笨，她每一个口袋里都有忘掉的钱，偶尔一穿，摸到钱，就匆匆往书店奔去。她说，幸好爱看书，不然人生乏味。她最舍不得的就是吃，吃一点东西就要叫浪费。

有人请她吃上好的馆子，吃了回来总是说：“如果那个长辈不请我吃饭，把饭钱折现给我，我会更感谢他，可惜。”

女儿写作时，非常投入，每一次进入情况，人便陷入“出神状态”，不睡不讲话绝对六亲不认——她根本不认得了。但她必须大量喝水，这件事她知道。有一次，坐在地上没有靠背的垫子上写，七天七夜没有躺下来过，写完，倒下不动，说：“送医院。”那一回，她眼角流出泪水，嘿嘿的笑，这才问母亲：“今天几号？”那些在别人看来不起眼的文章，而她投入生命的目的只为了——好玩。

出书以后，她再也不看，她又说：“过程就是结局。”她的书架，回国不满一年半，已经超过两千本，架上没有存放一本自己的作品。

三毛的书，我们全家也不看，绝对不看。可是她的书，对于我们家的“外交”还是有效。三毛的大弟做生意，没有新书，大弟就来拿去好多本——他不看姐姐，他爱古龙。大弟拿三毛的书去做“生意小赠品”。东送一本，西送一本。小弟的女儿很小就懂得看书，她也拒看小姑的书，可是她知道——小姑的书可以去当礼物送给老师。我们家的大女儿除了教钢琴谋生之外，开了一家服饰店，当然，妹妹的书也就等于什么“你买衣服，就送精美小皮夹一只”一样——附属品。三毛的妈妈很慷慨，每当女儿有新书。妈妈如果见到人，就会略带歉意的说：“马上送来，马上送来。”好似销不出去的冬季牛奶，勉勉强强请人收下。

在这个家里，三毛的作品很没有地位，我们也不做假。三毛把别人的书看得很重，每读好书一册，那第二天她的话题就是某人如何好，如何精采，逼着家人去同看。这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真是苦事一桩，她对家人的亲爱热情，我们消受不了。她一天到晚讲书，自以为举足轻重，其实——。我的外孙女很节俭，可是只要是张晓风、席慕蓉的书籍，她一定把它们买回来。有一回三毛出了新书，拿去请外甥女儿批评指教，那个女孩子盯住她的阿姨说了一声：“你？”三毛在这件事上稍受挫折。另外一个孙女更有趣，直到前天晚上，才知道三毛小姑嫁的居然不是中国人，当下大吃一惊。这一回三毛也大吃一惊，久久不说话。三毛在家人中受不受到看重，已经十分清楚。

目前我的女儿回国定居已经十六个月了，她不但国语进步，闽南语也流畅起来，有时候还去客家朋友处拜访住上两天才回台北。她的日子越来越通俗，认识的三教九流呀，全岛都有。跑的路比一生住在岛上的人还多——她开始导游全家玩台湾。什么产业道路弯来弯去深山里面她也找得出地方住，后来再去的时候，山胞就要收她做干女儿了。在我们这条街上她可以有办法口袋空空的去实践一切柴米油盐，过了一阵去付钱，商人还笑说：“不急，不急。”女儿跟同胞打成一片，和睦相处。我们这幢大厦的管理员一看她进门，就塞东西给她吃。她呢，半夜里做好消夜一步一步托着盘子坐电梯下楼，找到管理员，就说：“快吃，是热的，把窗关起来。”她忙得很起劲，大家乐的会头是谁呀什么的，只要问她。女儿虽然生活在台北市，可是活得十分乡土，她说逛百货公司这种事太空虚，她是夜市里站着喝爱玉冰的人。前两天她把手指伸出来给我和她母亲看，戴的居然是枚金光闪闪的老方戒指，上面写个大字“福”。她的母亲问她：“你不觉得这很土吗？”她说：“嗳，这你们就不懂了。”

我想，三毛是一个终其一生坚持心神活泼的人，她的叶落归根绝对没有狭窄的民族意识，她说过：“中国太神秘太丰沃，就算不是身为中国人，也会很喜欢住在里面。”她根本就是天生喜爱这个民族，跟她的出生无关。眼看我们的三小姐——她最喜欢人家这么喊她，把自己一点一滴融进中国的生活艺术里去，我的心里充满了复杂的喜悦。女儿正在品尝这个社会里一切光怪陆离的现象，不但不生气，好似还相当享受鸡兔同笼的滋味。她在台北市开车，每次回家都会喊：“好玩，好玩，整个大台北就像一架庞大的电动玩具，躲来躲去，训练反应，增加韧性。”她最喜欢罗大佑的那首歌——《超级市民》，她唱的时候使任何人都会感到，台北真是一个可敬可爱的大都市。有人一旦说起台北市的人冷淡无情，三毛就会来一句：“哪里？你自己不会先笑呀？还怪人家。”我的女儿目前一点也不愤世，她对一切现象，都说：“很好，很合自然。”

三毛是有信仰的人，她非常赞同天主教的中国风俗化，看到圣母马利亚面前放着香炉，她不但欢喜一大场，还说：“最好再烧些纸钱给她表示亲爱。”

对于年轻的一代，她完全认同，她自己拒吃汉堡，她吃小笼包子。可是对于吃汉堡的那些孩子，她说：“当年什么胡瓜、胡萝卜、狐仙还不都是外来货？”我说狐仙是道地中国产，她说：“它们变成人的时候都自称是姓胡吔！”

只有年轻的一代不看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点，她有着一份忧伤，对于宣扬中国文学，她面露坚毅之色，说：“要有台北教会那种传福音的精神。”

只述到这里，我的女儿在稿纸旁边放了一盘宁波土菜“抢蟹”——就是以青蟹加酒和盐浸泡成的，生吃。她吃一块那种我这道地宁波人都不取入口的东西，写几句我的话。

我看着这个越来越中国化的女儿，很难想象她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过那么久。现在的她相当自在，好似一辈子都生存在我们家这狭小的公寓里一样。我对她说：“你的适应力很强，令人钦佩。”她笑着睇了我一眼，慢慢的说：“我还可以更强，明年改行去做会计给你看，必然又是一番新天新地。”

序二

看见不久以前《中时晚报》作家司马中原先生的夫人吴唯静女士《口中的丈夫》那篇文章，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于吴唯静女士的了解和同情。这篇文章，真是说尽了做为一个家有写书人这种亲属关系的感受。

我的丈夫一向沉默寡言，他的职业虽然不是写作，可是有关法律事务的讼诉，仍然离不开那支笔。他写了一辈子。

我的二女儿在公共场所看起来很会说话，可是她在家中跟她父亲一色一样，除了写字还是写字，她不跟我讲话。他们都不跟我讲话。

我的日子很寂寞，每天煮一顿晚饭、擦擦地、洗洗衣服，生活在一般人眼中看来十分幸福。我也不是想抱怨，而是，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回家来了，吃完晚饭，这个做父亲的就把自己关到书房里面去写公事。那个女儿也回到她房间里去写字、写字。

他们父女两人很投缘——现在。得意的说，他们做的都是无本生意，不必金钱投资就可以赚钱谋生。他们忘了，如果不是我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连柴也没得烧。其实我就是三毛的本钱。当然她爸爸也是我。

以前她写作，躲回自己的公寓里去写。我这妈妈每天就得去送“牢饭”。她那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开，我就只好把饭盒放在门口，凄然而去。有时第二天、第三天去，那以前的饭还放在外面，我急得用力拍门，只差没哭出来。她写作起来等于生死不明。这种情形，在国外也罢了，眼不见为净。在台湾，她这么折磨我，真是不应该。

说她不孝顺嘛，也不是的，都是写作害的。

人家司马中原毕竟写了那么多书。我的女儿没有写什么书，怎么也是陷得跟司马先生一样深，这我就不懂了。有很多时候她不写书，可是她在“想怎么写书”：她每天都在想。问她什么话，她就是用那种茫茫然的眼光来对付我。叫她回电话给人家，她口里答得很清楚：“知道了。好。”可是她一会儿之后就忘掉了。夜间总是坐在房里发呆，灯也不开。

最近她去旅行回来之后，生了一场病，肝功能很不好，反而突然又发痴了。我哀求她休息，她却在一个半月里写了十七篇文章。现在报纸张数那么多，也没看见刊出来，可是她变成了完全不讲一句话的人。以前也不大跟朋友交往，现在除了稿纸之外，她连报纸也不看了。一天到晚写了又写。以前晚上熬夜写，现在下午也写。电话都不肯听。她不讲话叫人焦急，可是她文章里都是对话。

她不像她爸爸口中说的对于金钱那么没有观念，她问人家稿费多少毫不含糊。可是她又心软，人家给她一千字两百台币她先是生气拒绝的，过一下想到那家杂志社是理想青年开的，没有资金，她又出尔反尔去给人支持。可是有些地方对她很客气，稿费来得就多，她收到之后，乱塞。找不到时一口咬定亲手交给我的，一定向我追讨。她的确有时把钱交给我保管，但她不记帐，等钱没有了，她就说：“我不过是买买书，怎么就光了，奇怪！”

对于读者来信，我的女儿百分之九十都回信。她一回，人家又回，她再回，人家再来，雪球越滚越大，她又多了工作，每天大概要回十七封信以上。这都是写字的事情，沉默的，她没有时间跟我讲话。可是碰到街坊邻居，她偏偏讲个不停。对外人，她是很亲爱很有耐性的。

等到她终于开金口了，那也不是关心我，她在我身上找资料。什么上海的街呀弄呀、舞厅呀、跑马场呀、法租界英租界隔多远呀、梅兰芳在哪里唱戏呀……都要不厌其详的问个不休。我随便回答，她马上抓住我的错误。对于杜月笙那些人，她比我清楚。她这么怀念那种老时光，看的书就极多，也不知拿我来考什么？她甚至要问我洞房花烛夜是什么心情，我哪里记得。这种写书的人，不一定写那问的题材，可是又什么都想知道。我真受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好好一个人，为什么放弃人生乐趣就钻到写字这种事情里去。她不能忍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是她那颠颠倒倒的二十四小时不是比上班的人更苦？我叫她不要写了、不要写了，她反问我：“那我用什么疗饥？”天晓得，她吃的饭都是我给她弄的，她从来没有付过钱。她根本胡乱找个理由来搪塞我。有时候她也叫呀——“不写了、不写了。”

这种话就如“狼来了！狼来了”，她不写，很不快乐，叫了个一星期，把门砰一关，又去埋头发烧。很复杂的人，我不懂。

对于外界的应酬，她不得已只好去。难得她过生日，全家人为了她订了一桌菜，都快出门去餐馆了，她突然说，她绝对不去，怕吵。这种不讲理的事，她居然做得出来。我们只有去吃生日酒席——主角不出场。

这一阵她肌腱发炎，背痛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哭了一次。医生说：“从此不可伏案。”她说：“这种病，只有写字可以使我忘掉令人发狂的痛。”她一字一痛的写，一放笔就躺下沉默不语，说：“痛得不能专心看书了，只有写，可以分散我的苦。”那一个半月十七篇，就是痛出来的成绩。我的朋友们对我说：“你的女儿搬回来跟你们同住，好福气呀。”我现在恨不得讲出来，她根本是个“纸人”。纸人不讲话，纸人不睡觉，纸人食不知味，纸人文章里什么都看到，就是看不见她的妈妈。

我晓得，除非我飞到她的文章里也去变成纸，她看见的还只是我的“背影”。

现在她有计划的引诱她看中的一个小侄女——我的孙女陈天明。她送很深的书给小孩，鼓励小孩写作文，还问：“每当你的作文得了甲上，或者看了一本好书，是不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个被洗脑的小孩拚命点头。可恨的是，我的丈夫也拚命点头。

等到这家族里的上、中、下三代全部变成纸人，看他们不吃我煮的饭，活得成活不成。

孤独的长跑者

我早就认识了他，早在一个飘雪的午后。

那天我们安静的在教室里读一篇托尔斯泰的短篇，阿雅拉拿起一颗水果糖从桌子右方弹向我的心脏部位。中弹之后，用眼神向她打过去一个问号，她用手指指教室的玻璃门。我们在二楼。

我用双手扳住桌沿，椅子向后倒，人半仰下去望着走廊，细碎的雪花漫天飞舞着，这在西雅图并不多见。“很美。”我轻轻对阿雅拉说。

艾琳老师听见了，走向玻璃，张望了一下，对全班说：“外面下雪了，真是很美。”

于是我们放下托尔斯泰，一同静静观雪。

下课时，我跑到走廊上去，阿雅拉笑吟吟的跑出来，两个人靠在栏杆上。

“亲爱的，我刚才并不是叫你看雪。”她说。

又说：“刚才经过一个男老师，我是要你看他。”

“我知道你讲的是谁。索忍尼辛一样的那个。”“对不对？他嘛——你也注意到了。”

我们的心灵，在那一霎间，又做了一次不必言传的交流。阿雅拉太精彩，不愧是个画家。

阿雅拉顺手又剥一颗糖，很得意的说：“在班上，只我们两个特别喜欢观察人。”

那个被我们看中的男老师，此刻正穿过校园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并不动，静立在一棵花树下已经好久了。

等他快走向另一条小径时，我大声喊出来：“哈罗！ＰＡ－ＰＥＲＭＡＮ”

这个被我喊成“纸人”的人这才发现原来我在树底下。他微微一笑，大步走上来，说：“嗨！你好吗？”“好得不能再好。”我笑说的同时，把头发拉拉，给他看：“注意，头上肩上都是樱花瓣，风吹下来的。”“真的吔！”这位美国大胡子这才赞叹起来。

“这种事情，你是视而不见的。”我说。

“你知道，我是只看印刷的——”他打打自己的头，对我挤了一下眼睛，笑着。

他又要讲话，我嘘了他一声，这时微风拂过，又一阵花雨斜斜的飘下来。

我沉浸在一种宁静的巨大幸福里。

“这使你联想到什么？”这位朋友问我。

“你说呢？”我的表情严肃起来。

“莫非在想你的前半生吧？”

“不是。”

我们一同走了开去，往另一丛樱花林。

“这使我，想起了我目前居住的美国。”我接着说：“我住在华盛顿州。”又说：“这又使我想起你们的国父——华盛顿以及他的少年时期。”

“春天，跟国父有关吗？”他说。

“跟他有关的是一棵樱花树、一把锯子，还有，在他锯掉了那棵树之后，那个没有迫着国父用棍子打的爸爸。”我一面走一面再说：“至于跟我有关的是——我很想问问你，如果说，在现代的美国，如果又有一个人——女人，也去锯掉一棵樱花树——”，

我们已经走到了那更大的一片樱树林里，我指着那第一棵花树，说：“譬如说——这一棵——”

我身边守法的人大吃一惊，喊：“耶稣基督，原来——。”

“原来我不是在花下想我的——新——愁——旧——恨——”我的英文不好，只有常用中国意思直译过去，这样反而产生一种奇异的语文效果，不同。

在春日的校园里，一个中年人笑得颠三倒四的走开，他的背后有我的声音在追着——“华盛顿根本没有砍过什么树，是你们一个叫ＷＥＥＮ的人给编出来的——”

当我冲进教室里去的时候，同学们非常热烈的彼此招呼。十几天苦闷假期终于结束，春季班的开始，使人说不出有多么的欢喜。

“你哦，好像很快乐的样子。”同学中的一位说。“我不是好像很快乐。”我把外套脱下，挂在椅背上；“我是真的、真的好快乐。”

“为什么？”

“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你说该不该？”

“ＥＣＨＯ讲出这几句话来好像一首歌词。”同学们笑起来。

“而且押韵——注意喔。”我唱了起来。

这一生，没有一个学校、一个班级、一位老师，曾经带给我如此明显的喜悦，想不到，却在美国这第四次再来的经验里，得到了这份意外的礼物。

是老师艾琳的功劳。

想到艾琳她就进来了。

全新的发型、小耳环、新背心、脸上春花般的笑，使得我的老师成了世上最美的人。

我从不去管人的年龄。艾琳几岁？到底。

她一进来。先嗨来嗨去的看学生，接着急急的说：“各位，等下放学绝对不要快回家，你们别忘了到那些杏花、李花树下去睡个午觉再走。”

果然是我的好老师，懂得书本以外时时刻刻的生活教育。她从来没有强迫我们读书。

却因为如此，两个日本同学换了另一班。

她们说：“那个隔班的英文老师严格。”

我不要严的那位，我是艾琳这一派的。再说，她留下那么重的作业我们也全做的，不须督促。

新来的学期带来了新的同学和消息，艾琳说：“各位，学校给了我们这一班一个好漂亮的大教室，可以各有书桌，还有大窗，不过那在校分部，去不去呀？”

大家楞了一下，接着全体反对起来。

“我们围着这张大会议桌上课，可以面对面讲话，如果变成一排一排的，只看到同学的背后，气氛就不亲密了。”我说。

“校分部只是建筑新，不像学校，倒像个学店。”

“说起商店，校分部只有自动贩卖机，没有人味的。”“有大窗”吔”老师说。

“有了窗不会专心读书，都去东张西望了。”

艾琳沉吟了一会儿，说：“好——那我们留在这个小房间里。”

“对了——”全班齐声说。

对了，班上去了几个旧同学，来了两个新同学，这一走马换将，那句：“你哪里来的？”又开始冒泡泡。当然，为着礼貌，再重新来一次自我介绍。

来的还是东方人，一男一女。

男的是刘杰克，夫妇两个一起从台湾来的，太太做事。杰克开创电脑公司，他一个人来上个没有压力的英文课。我观察这位刘同学，立即喜欢了他。

我看一眼阿雅拉，她对我点一个头，我们显然接受这位和蔼可亲又朴朴素素的好家伙。

杰克合适我们班上的情调，步伐一致。而且有童心。

另外一位女同学，是东南亚中的一国人。

她略棕色，黑发卷曲着长到腰部，身材好，包在一件黑底黄花的连身裙里，手上七个戒指是她特别的地方。眼窝深，下巴方，鼻子无肉，嘴唇薄……是个好看的女人。

杰克有着一种不知不觉的自信，二十八九岁吧，活得自在怡然的。我猜他必然有着位好太太。

那位新女同学，英文太烂，只能讲单字，不能成句子。这使她非常紧张。艾琳马上注意到她的心态，就没有强迫她介绍自己。她只说了她的来处。

第一堂课时，我移到这位新来的女同学身边去，把书跟她合看，她的感激非常清楚的传达到我心里，虽然不必明说。下了第一堂课，我拉她去楼下书店买教材，她说不用了。我看着她，不知没有书这课怎么上下去呢。

“我，来试试。”她说。

我突然明白了，其实班上的同学都是存心来上课的，虽然我们很活泼。而这一位女人，完全不是来念书的，她只是来坐坐。她连书都不要，不是节省，是还在观望。

这位谁也懒得理的新同学跟我孤零零的坐着。她的不理人是一种身体语言的发散。说说话就要去弄一下肩上的长发，对于本身的外貌有着一份不放心和戒备——她很注意自己——自卑。

虽然她讲话不会加助动词，这无妨我们的沟通，可是当我知道她住在美国已经十一年了，而且嫁给一个美国人已经十六年了时，还是使我吃了一惊。

“那你先生讲你国家的话？”我问。

“不，他只讲英语。”

说到她的丈夫，她不知不觉流露出一种自得。也许是很想在班上找个姊妹淘吧，她突然用高跟鞋轻轻踢了我一脚，那鞋子是半吊在脚上的，所谓风情。

这在另一个女人如此，我一定能欣赏，可是同样半脱着鞋的她，就不高尚。

新同学说：“你，找个美国老头子嫁了，做个美国人，不好？”

我笑看着她不语。

她又说：“嫁个白人，吃他一辈子，难道不要？”这几句英文，她讲得好传神。

听见她讲出这种话来，我的眼前突然看到了那长年的越南战争、饥饿、死亡，以及那一群群因此带回了东南亚新娘的美国人。

又上课了，阿雅拉一把将我拉过去，说：“那个女人你别理她——廉价。”

“她有她的生长背景和苦难，你不要太严。”

“我们犹太人难道不苦吗？就没有她那种下贱的样子。”阿雅拉过份爱恶分明，性子其实是忠厚的，她假不来。

这个班级，只有我跟这位新同学做了朋友，也看过来接她的好先生——年纪大了些，却不失为一个温文的人。我夸她的先生，她说：“没有个性，不像个男人。”听见她这么衡量人，我默默然。

没上几次课，这位同学消失了，也没有人再问起过她。至于杰克，他开始烘蛋糕来班上加入我们的游乐场教室，大家宝爱他。

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可敬可爱的全班人，在相处了三个月之后。

阿敏不再来上学了，虽然过去是伊朗老王旗下的军官，很可能为生活所迫，听说去做了仓库的夜间管理员。

南斯拉夫来的奥娃以前是个秘书，目前身分是难民。为着把她四年不见的母亲接来美国相聚，她放弃了学业，去做了包装死鱼冷冻的工作。

这两个弃学的人，本身的遭遇和移民，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种巨大的力量下，人，看上去变成如此的渺小而无力。看见他们的消失，我心里怕得不得了。“不要怕，你看我们以色列人，是什么都不怕的。”阿雅拉说。

我注视着那三五个日本女同学，她们那么有守有分有礼又有自信。内心不由得对这个国家产生再一度的敬——虽然他们过去对中国的确有着错失，却不能因此把这种事混到教室的个人情感上来。

日本女同学的丈夫们全是日本大公司——他们叫做“会社”派驻美国的代表。她们生活安稳，经济情况好，那份气势也就安然自在。我们之间很友爱的。

瑞恰也是个犹太人，她的黑短发，慢跑装，球鞋，不多说话，都在表现出她内在世界的平衡和稳当。那份永远只穿两套替换衣服的她，说明了对于本身价值的肯定。她的冷静中自有温柔，是脑科开刀房的护士。

阿雅拉同是犹太人，却是个调色盘。从她每次更新的衣服到她的现实生活，都是一块滚动的石头。在她的人格里，交杂着易感、热忱、锐利、坦白、突破以及一份对待活着这件事情强烈的爱悦。越跟她相处、越是感到这人的深不可测和可贵，她太特殊了。却是个画家。

伊朗女同学仍是两个。一个建筑师的太太，上课也不放弃她那“孔雀王朝”的古国大气，她披金戴钻，衣饰华丽，整个人给人的联想是一匹闪着沉光的黑缎绣着金线大花。真正高贵的本质，使她优美，我们很喜欢她。

讲起她的祖国，她总是眼泪打转。忍着。

另一位伊朗同学完全相反，她脂粉不施，头发用橡皮筋草草一扎，丈夫还留在伊朗，他带着孩子住在美国。说起伤心事来三分钟内可以趴在桌上大哭，三分钟后又去作业边边上用铅笔画图去了。画的好似一种波斯画上的男女，“夜莺的花园”那种童话故事里的神秘。虽然遭遇堪怜，却因为本性的快乐，并没有悲伤得变了人。

古托是唯一南美洲来的，深黑的大眼睛里饱藏寂寞，不过二十多岁，背井离乡的滋味正开始品尝。好在拿到语文证书可以回去参加嘉年华会了。他是我们班的宠儿，不跟他争的。

月凤是个台北人，别跟她谈历史文学，跟她讲股票她最有这种专业知识。那分聪明和勤劳，加上瘦瘦而细致的脸孔，使人不得不联想到张爱玲笔下那某些个精明能干又偏偏很讲理的女子。月凤最现实，却又现实得令人赞叹。她是有家的，据说家事也是一把抓，精采。

日本同学细川，阅读方面浩如烟海，要讲任何世界性的常识，只有她。有一次跟她讲到日本的俳句，不能用英文，我中文，她日文，笔谈三天三夜不会谈得完。在衣着和表情上，她不那么绝对日本风味，她是国际的。在生活品味上，她有着那么一丝“雅痞”的从容和讲究，又是个深具幽默感的人。不但如此，金钱上亦是慷慷慨慨的一个君子。我从来没有在日本人之间看过这么出众的女子。一般日本人，是统一化的产品，她不是。

班上总共十几个同学，偏偏存在着三分之一的人，绝对没法形容。他们五官普通、衣着普通、思想普通，表现普通，使人共处了快三个月，还叫不全他们的名字。

这是一种最适合做间谍的人们。怎么看他们的样子，就怎么忘记。他们最大的优点，就在那惊人的坚持普通里。“我觉得我们这班太精采了。”我靠在门边跟老师艾琳说话。

“的确很棒。”艾琳说：“可是，你是那个团结全班感情的力量，要加上——你，班里面才叫好了。”

我笑着看她，说：“不是，是你在我们里面才叫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吧？”我问艾琳。

“我又没有留你。”艾琳说：“你现在一个人去哪里？”我摇摇车钥匙，说：“进城——ＰＩＫＥＰＬＡＣＥＭＡＥＫＥＴ去玩。”那里数百家小店，够疯了。

“祝你快乐！”艾琳收拾杂物一同下楼。

我跑得好快，跑到老远才回头，高叫：“艾琳，我也祝你快乐！快乐！”

说起快乐，在春季班还没注册以前，阿雅拉找我，说：“有一门课叫做——快乐画廊。

我们三个，瑞恰、你、我，下学季一起去修，好不好？”

我很惊讶居然存在这种保证学生心情的科目，跑到注册组去查课目表，这才发现阿雅拉看英文字是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的。

那门课叫做“画廊游览”。游览是我给想的中文，原意是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并不停留太久。英文用了ＨＯＰ－ＰＩＮＧ这个字。阿雅拉把它看成ＨＡＰＰＹ，真是充满想象力。

想象中全班十几个人由老师带了一家一家看画廊，看完再同去吃一家情调午餐才散课，那必然非常快乐才是。于是我们三个就去注了册，上了课。那不是国际学生班。起初，我忍住那份疏远而客气的人际关系，五堂课以后，不去了。反正不去了。

那一班，不是真诚的班。艺术罩顶，也没有用。假的。“噢，做人真自由。”跷课以后，我满意的叹了口气。阿雅拉和瑞恰也不喜欢那堂课的一切，可是她们说，付了学费就得忍下来。我们彼此笑骂：“没品味的、没品味的。”也不知到底是放弃了叫做没品味，还是坚持下去叫做没品味。

说到坚持下去，除了我们这种不拿学分的同学之外，其他中国学生大半只二十多岁，他们或由台湾去、或由中国大陆去，都念得相当认真。表现第一流。

这种社区大学容不下雄心大志的中国青年，上个一两年，就转到那种名校去了。他们念书为的是更好的前途，跟我的没有目的很不相同。

在这七八个中国同学里，没有懦弱的人。一群大孩子，精采绝伦的活着，那成绩好不必说，精神上也是开开朗朗、大大方方的。

就这样，北京来的周霁，成了我心挚爱的朋友。我老是那么单字喊他——“霁——呀——”远远听起来，就好似在叫——“弟——呀——。”

弟的老师私底下跟我喝过一次咖啡，她说：“你们中国学生，特别特别优秀，无论那一边来的，都好得不得了。这个周霁绝不是个普通人，不信你试试他。”

我不必试他，我知道。

春天来了，午后没课的时候，霁的脚踏车被我塞进汽车后座，他和我这一去就去了湖边。两个人，在那波光闪闪的水影深处，静下心来，诚诚恳恳的谈论我们共同的民族。

在美国，我哭过一次，那事无关风月，在霁的面前，我湿湿的眼睛，是那份说不清楚的对于中华民族爱成心疼的刻骨。

跟霁交往之后，汽车的后座垫子永远没有了靠垫。我把靠背平放，成了小货车，摆的是霁随时上车的附属品——他的单车。

春天来了，没有人在读书。

我们忽而赶场大减价，忽而赶场好电影，忽而碰到那东南亚来的女人跟着另一个美国老头在卖名贵化妆品——不是她的先生。我们匆匆做功课、快快买瓶饮料、悠悠然躺在草上晒太阳。

艾琳说，这才叫做生活嘛！热门音乐大集会，艾琳买好票，兴奋的倒数日子——再三天后的晚上，我要去听我的儿子打鼓——他是一个音乐家，住在好莱坞。

我的日子不再只是下课捏雪人，我的日子也不只是下课泡咖啡馆、图书馆，我脱离了那一幢幢方盒子，把自己，交给了森林、湖泊、小摊子和码头。

那种四季分明的风啊，这一回，是春天的。

在咖啡馆里，我再度看见了那位“纸人老师”。他的每一个口袋里都有纸片，见了人就会拿出来同读。那种折好的东西，是他丰富知识的来源，他的行踪不出西雅图。“你还想砍树吗？”他笑问着我。

“现在不想了。”我笑说：“倒是湖边那些水鸭子，得当心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北京来的。”

纸人老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弄得安静的咖啡馆充满了假日的气息。

“北京烤鸭？”他说。

“怎么样？我们去中国城吃？”我把桌子一拍。“你不回家吗？”他说。

“你、我什么家？都没家人的嘛！”

于是，纸人也大步走了。在那一次的相聚里，我们不知为什么那么喜欢笑，笑得疯子一般都没觉得不好意思。嗳，都中年了。咦——都中年了吗？

回到住的地方，做好功课，活动一下僵硬的肩膀，我铺开信纸，照例写家书。

写下：“爸爸、妈妈”这四个字之后，对着信纸发呆，窗外的什么花香，充满了整个寂静的夜。一弯新月，在枝丫里挂着。

我推开笔，口中念念有词，手指按了好多个数目——电话接通了。

妈妈——我高喊着。

台湾的妈妈喜出望外，连问了好多次——好不好？好不好？

“就是太好了呀！忍不住打电话来跟你讲，可以比信快一点。”我快速的说：

“春天来了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都是花海哦也不冷了我来不及的在享受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对呀我是在上课呀也有用功呀不过还来得及做别的事情呀我很好的好得不得了都穿凉鞋了不会冻到别担心我……”

杨柳青青

当我的车子开进校园中去找停车位时，同学阿敏的身影正在一棵树下掠过。我把车子锁好，发足狂奔，开始追人，口里叫着他的名字。追到阿敏时，拍的打他一下，这才一同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上学不过三五次，对于这种学校生活已经着了迷。初上课时以为功课简单，抱着轻敌的自在而去。每周几堂课事实上算不得什么，老师艾琳也是个不逼人的好家伙。可是课后的作业留得那么多，几十页的习题加上一个短篇小说分析，那不上课的日子就有得忙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很实心的人，文法填充每一条都好好写，小说里的单字也是查得完全了解才去教室。这样认真的念书，虽然什么目的也没有，还是当它一回事似的在做，做得像真的一样，比较好玩。

我在教室里挂外套，放书籍，再把一大盘各色糖果放在桌上，这才对阿敏说：“刚才停车场边的那只松鼠又出来了，看到没有？”

阿敏听不懂松鼠这个英文字，我就形容给他听：“是一种树林里的小动物，有着长——长——毛——毛的尾巴，它吃东西时，像这样……”说着丢了一颗糖给六十岁的阿敏，接着自己剥一颗，做松鼠吃东西的样子。阿敏就懂了。这时第三个同学走进教室；必然是我们这三个最早到。伊朗女同学一进来就喊：“快点，拿来抄。”我把习题向她一推，她不讲话，口里咬着水果糖，哗哗抄我的作业。

在我们教室的玻璃门上，学校贴了一张醒目的告示，严重警告：“在这个区域里，绝对禁止食物、饮料，更不许抽烟。”

上学的第一天，大家都做到了，除了那个头发上打大蝴蝶结的以色列同学阿雅拉。

阿雅拉念书时含含糊糊的，我问她：“你怎么了？”她把舌头向我一伸，上面一块糖果。我们的老师艾琳在第二节课时，开始斜坐在大家的椭圆形桌子上，手里一罐“七喜汽水”。

当我发现老师的饮料时，心里十分兴奋，从此以后，每次上课都带一大盘糖果。

彩色的东西一进教室，大家都变成了小孩子，在里面挑挑拣拣的，玩得像真的一样。老师对于糖果也有偏爱，上课上到一半，会停，走上来剥一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再上。于是我们全班念书时口里都是含含糊糊的，可是大家都能懂。

在这个班上，日本女同学是客气的，我供应每天三块美金的甜蜜，她们就来加茶水和纸杯子。这一来教室里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茶叶包。老师特别告诉我们，在走廊转角处有个饮水机——热水。就这样，我们在那“绝对不许”的告示下做文盲，包括老师。

在我们的班上，还是有小圈圈的。坐在长桌两端的人，各自讲话。同国籍的，不肯用英文。害羞的根本很安静。男生只有三个，都是女生主动去照顾他们，不然男生不敢吃东西。

我的座位就在桌子的中间，所以左边、右边、对面、旁边的同学，都可以去四面八方的讲话。下了课，在走廊上抽烟时，往往只拉了艾琳，那种时刻，讲的内容就不同。什么亨利·詹姆斯，费滋杰罗，福克纳，海明威……这些作家的东西，只有跟老师谈谈，心里才舒畅。

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先讲十分钟闲话，同时彼此观赏当日衣着，那日穿得特美的同学，就得站起来转一圈，这时大家赞叹一番。衣服看过了，就去弄茶水，如果当日老师又烘了个“香蕉蛋糕”来，还得分纸盘子。等到大家终于把心安定时，才开始轮流做文法句子。

万一有一个同学不懂，全班集中精神教这一个。等到好不容易弄懂了，已经可以下课。

第二堂必有一张漫画，影印好了的，分给同学。画是这种的：画着一个人躺在地上死了，旁边警察在交谈。其中一景是个警察的手枪还在冒烟。开枪的警察说：“什么，一个游客？我以为是个恐怖分子呢。”

游客和恐怖分子这两个字发音很接近，就给误打死了，背景是影射苏俄的那种俄式建筑。

同学们看了这张漫画，都会笑一阵。不笑的属于英文特糟的两三个，大家又去把他们教成会笑，这二十分钟又过去了。

接下来一同读个短篇小说。

我在这短篇小说上占了大便宜，是因为老师拿来给我们念的故事，我全部念过，虽然如此，绝对不会杀风景，把结局给讲出来，甚而不告诉他人——这种故事我早就看过了。

看故事时大家像演广播剧，每一小段由同学自动读，每个人的了解程度和文学修养在这时一目了然。碰到精彩的小说时，教室里一片肃静。

这些故事，大半悲剧结束。我们不甘心，要救故事主角。老师说：“文学的结局都是悲的居多，大家不要难过。”

有一天，我们又念着一个故事；书中一对结婚六十年的老夫妇，突然妻子先死了。那个丈夫发了疯，每天在田野里呼叫太太的名字。这样，那老人在乡村与乡村之间流浪了三年，白天吃着他人施舍的食物，晚上睡在稻草堆里。直到一个夜晚，老人清清楚楚看见他的太太站在一棵开满梨花的树下，向他招手。他扑了上去。第二天，村人发现老人跌死在悬崖下。

那上面，一树的花，静静的开着。

当我们读完这篇二千字左右的故事时，全班有好一会儿不想讲话。老师等了一下，才说：“悲伤。”我们也不吃糖、也不响、也不回答，各自出神。那十几分钟后，有个同学把书一合，说：“太悲了。不要上了。我回家去。”“别走。”我说：“我们可以来修改结局。”

我开始讲：“那村庄里同时住着一个守寡多年的寡妇，大家却仍叫她马波小姐。这个马波小姐每天晚上在炉火边给她的侄儿打毛衣。在寂静的夜晚，除了风的声音之外，就听见那个疯老头一声一声凄惨的呼唤——马利亚——马利亚——你在那里呀——。这种呼叫持续了一整年。那马波小姐听着听着叹了口气，突然放下编织的毛衣袖子，打开大门，直直的向疯老头走去，上去一把拎住他的耳朵，大声说：“我在这里，不要再叫了，快去洗澡吃饭——你这亲爱的老头，是回家的时候了。”

说完这故事，对面一个女同学丢上来一支铅笔，笑喊着：“坏蛋！坏蛋！你把阿嘉莎·克莉丝蒂里面的马波小姐配给这篇故事的男人了。”

这以后，每念一个故事，我的工作就是：修改结局。老师突然说：“喂！你可以出一本书，把全世界文学名著的结局都改掉。”

以后教室中再没有了悲伤，全是喜剧结尾。下课时，彼此在雨中挥手，脸上挂着微笑。

没多久，中国新年来了，老师一进教室就喊：“各位，各位，我们来过年吧！”

“什么年哦——我们在美国。”我说。

“你们逃不过的。说说看，要做什么活动送给全班？”老师对着月凤和我。

“给你们吃一盘炒面。”我说。

大家不同意，月凤也加了菜，大家还是不肯，最后，我说：“那我要演讲，月凤跟我一同讲，把中国的年俗讲给大家听。”

“什么罗——你——”月凤向我大喊，全班鼓掌送给她，她脸红红的不语了。

那一个下午，月凤和我坐在学校的咖啡馆里，对着一张白纸。上面只写了一个英文——祖宗。

“怎么讲？”月凤说。“从送灶神讲起。”我说。“灶神英文怎么讲？”月凤说。“叫他们夫妻两个厨房神好了。”我说：“不对、不对，还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讲起——才给过年。”

两个人说来说去，发觉中国真是个有趣而充满幻想的民族。这一来，不怕了，只担心两小时的课，不够讲到元宵花灯日呢。

好，那第三天，我们跑到教室去过中国年。艾琳非常得意拥有月凤和我这种学生，居然到处去宣传——那学校中的老师们全来啦！

我跑上写字板上，先把那片海棠叶子给画得清楚，那朵海棠花——台湾，当然特别画得大一点。

在挤满了陌生人的教室里，我拍一拍月凤的肩膀，两人很从容的笑着站起来。

开场白是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大地休息。好啦！中国人忙完了一年。开始过节。年，是一种怪兽……。

在听众满眼元宵灯火的神往中，我们的中国新年告一段落，那十二生肖趴在写字板上。

同学拚命问问题：“我属猪，跟谁好一点？”“那属蛇的呢？属蛇的又跟那种动物要好？”

那些来听讲的老师们有些上来跟月凤和我握手，说我们讲活了一个古老的文明。

艾琳简直陶醉，她好似也是个中国人似的骄傲着。她把我用力一抱，用中文说：“恭喜！恭喜！”我在她耳边用西班牙文说：“这是小意思啦！”

月凤跟我，在这几班国际学生课程里，成了名人。那些老师都去他们的班上为我们宣传。这种事情，实在很小家气，土啦。

从月凤和我的演讲之后，班上又加了一种读书方法——演说。人人争着说。

我们打招呼、看衣服、读文法、涂漫画、改小说、吃糖果、切蛋糕、泡茶水、然后一国一国的文化开始上演。

那教室，像极了一座流动的旋转马。每一个人骑在一匹响着音乐的马上，高高低低的旋转不停。我快乐得要疯了过去。

“各位，昨天我去看了一场电影——《远离非洲》。大家一定要去看，太棒了。”我一进教室就在乱喊。跑到墙上把电影院广告和街名都给用大头钉钉在那儿。又说：“午场便宜一块钱。”

那天的话题变成电影了。

艾琳进门时，我又讲。艾琳问我哭了没有，我说哭了好几场，还要再去看。

这一天下午，我们教室里给吵来了一台电视机和录放影机。以后，我们的课又加了一种方式——看电影。

在这时候，我已经跑图书馆了，把《远离非洲》这本书给看了一遍，不好，是电影给改好的。我的课外时间，有了满满的填空。吞书去了。

我开始每天去学校。

没有课的日子，我在图书馆里挑电影带子看，看中国纪录片。图书馆内有小房间，一个人一间，看完了不必收拾，自有职员来换带子。我快乐得又要昏过去。

我每天下午在学校里游戏，饿了就上咖啡馆，不到天黑不回家。于是，我又有了咖啡座的一群。

学校生活开始蔓延到外面去。那阿雅拉首先忍不住，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参加她家的犹太人节庆。日本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吃生鱼片。伊朗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家里尝尝伊朗菜。南斯拉夫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回家去聊天。巴西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喝巴西咖啡。月凤下了课，偷偷喊我，给我五个糯米粿。

艾琳下了课，偷偷喊我——又来一本好书。

咖啡馆的那一群散了会，偷偷喊我——我们今晚去华盛顿大学听印度音乐再去小酒店。

我变成了一个偷偷摸摸的人，在西雅图这陌生的城郊。“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贼。”在艾琳的办公室门口，我捧着一杯咖啡对她说。艾琳笑看了我一眼，说：“哦，我在美国土生土长了一辈子，只有一个朋友。你才来一个多月，就忙不过来。”

“你也快要忙不过来，因为我来了。”我上去抱一下艾琳，对她说：“亲爱的。”

说完赶快跑。情人节快到了，要吓她一次，叫她终生难忘我们这一班。

“哗，那么美丽的卡片！”班上同学叫了起来。

“每人写一句话，送给艾琳过情人节。”我说。

那张卡片尺寸好大，写着——送给一个特别的人。全张都是花朵。夸张的。

“这种事情呀，看起来很无聊，可是做老师的收到这类的东西，都会深——受感动。”

“你怎么知道？”有人问。

“我自己也当过老师呀！有一年，全班同学给了我一张卡片，我看着那一排排名字，都哭吔！”我说。

大家上课时悄悄的写，写好了推给隔壁的。我们很费心，画了好多甜心给老师，还有好多个吻。这种事，在中国，打死不会去做。

等到第二节上课时，一盒心形的巧克力糖加一张卡片，放在桌子前端艾琳的地方。

艾琳照例拿着一罐汽水走进来。

当她发现那卡片时，咦了一声，打开来看，哗的一下好似触电了一般。

“注意！艾琳就要下雨了。”我小声说。

同学们静静的等待老师的表情，都板着脸。

那老师，那《读者文摘》一般的老师，念着我们写的一句又一句话，眼泪哗哗的流下来。

“哦——艾琳哭了。”我们开始欢呼。

另一班的老师听见这边那么吵，探身进来轻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当她发现艾琳在站着哭时，立即说一声：“对不起。”把门给关上了。她以为我们在整人。

这一回，艾琳和我们再度一同欢呼，大家叫着：“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

于是我们推开书本，唱向每一个同学，大家轻轻一抱，教室里乒乒乓乓的都是撞椅子的声音。抱到月凤时，我们两个中国人尖叫。

在咖啡馆的落地大玻璃外，艾琳走过；我向她挥挥手，吹一个飞吻给她。她笑着，吹一个飞吻给我，走了。我下课也赖在学校，不走。

“那是我的好老师吔。”我对一位同桌的人说。他也是位老师，不过不教我的。

我们同喝咖啡。

“你们这班很亲爱啊。”这位老师说。

“特别亲爱，不错。”我说。

“我听说，有另外一个英文老师，教美国文学的，比你现在的课深，要不要下学季再去修一门？”这位物理老师说。“她人怎么样？”我小心翼翼的问。

“人怎么样？现在就去看看她，很有学问的。”这位老师一推椅子就要走。

“等等，让我想一想”我喊着，可是手臂被那老师轻轻拉了一下，说：“不要怕，你有实力。”

我们就这样冲进了一间办公室。

那房间里坐着一位特美的女老师——我只是说她的五官。

“珍，我向你介绍一位同学，她对文学的见解很深，你跟她谈谈一定会吃了一惊的。”

我的朋友，这位物理老师弯着腰，跟那坐着不动不微笑的人说。我对这位介绍人产生了一种抱歉。

那位珍冷淡的答了一声：“是吗？”

我立即不喜欢这个女人。

“你，大概看过奥·亨利之类的短篇小说吧？”她很轻视人的拿出这位作家来，我开始气也气不出来了。“美国文学不是简单的。”珍也不再看我们两个站在她面前的人，低头去写字。

“可是，她特别的优秀，不信你考她，没有一个好作家是她不知道的。”那个男老师还要自找没趣。

珍看了我一眼，突然说：“我可不是你们那位艾琳，我——是深刻的。我的班，也是深刻的。如果你要来上课，可得早些去预排名单，不然——”

“不然算了，谢谢你。”我也不等那另一个傻在一边的物理老师，把门哗一拉，走了。

在无人的停车场里，我把汽车玻璃后窗的积雪用手铺铺平，慢慢倒下一包咖啡馆里拿来的白糖，把雪拌成台湾的清冰来吃。

那位物理老师追出来，我也不讲什么深刻，捧了一把雪给他，说：“快吃，甜的。”

“你不要生气，珍是傲慢了一点。”他说。

我回答他：“没受伤。”把那捧甜雪往他脖子里一塞，跳进车里开走了。开的时候故意按了好长一声喇叭。我就要无礼。

回到公寓里，外面的薄雪停了。我跑到阳台上把雪捏捏紧，做了三个小小的雪人。远远看去，倒像三只鸭子。我打开航空信纸开始例行的写家书。

写着：“幸好我的运气不错，得了艾琳这样有人性又其实深刻的一位好老师，虽然她外表上看去不那么深。不然我可惨罗！下学季还是选她的游乐场当教室，再加一堂艺术欣赏。

不必动手画的，只是欣赏欣赏。下星期我们要看一堂有关南斯拉夫的民俗采风幻灯片，怎么样，这种课有深度吧？再下一堂，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纪录电影。对呀！我们是在上英文呀！下雪了，很好吃。再见！情人节快快乐乐。”

你从哪里来

当我站在注册组的柜台前翻阅那厚厚一大叠课程表格时，已经差不多知道自己那种贪心的欲望为何而来了。

我尽可能不再去细看有关历史和美术的课程，怕这一头栽下去不能自拔。

当当心心的只往“英语课”里面去挑，看见有一堂给排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一次两小时，每周三次。学费九十六块美金一季。老师是位女士，叫做艾琳。至于她的姓，我还不会发音。

“好，我注这一门。”我对学校里的职员说。

她讲：“那你赶快注册，现在是十二点差一刻，缴了费马上去教室。”

“现在就去上？”我大吃一惊，看住那人不动。

“人家已经开学十几天了，你今天去不是可以快些赶上吗？”那位职员说。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我说。

“上学还要心理准备！不是你自己要来的吗？”那人说。

这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开始填入学卡，飞快的跑到另一个柜台去缴费，再跑回注册组把收据送上。听见那人对我说：“Ｄ幢二○四教室就对了。”

我站在校园里举目望去，一个好大的Ｄ字挂在一幢三层楼的墙外。于是，在西雅图冬季的微雨里，往那方向奔去。

找到了二○二，也找到了二○六，就是没有二○四。抓了好几个美国学生问，他们也匆忙，都说不晓得。

好不容易才发觉，原来我的教室躲在一个回字形的墙里面，那回字里的小口，就是了。

教室没有窗，两个门并排入口，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地方，四周十几张各色椅子围着。墙上挂了一整面咖啡色的写字板，就是一切了。那不是黑板。

在空荡无人的教室里，我选了靠门的地方坐下，把门对面，我心目中的“上位”留给同学。

同学们三三两两的进来了，很熟悉的各就各位。就在那时候，来了一位东方女生，她看见我时，轻微的顿了那么十分之一秒，我立即知道——是我，坐了她的老位子。我挪了一下椅子，她马上说：“不要紧，我坐你隔壁。”她的英文标准，身体语言却明显的流露出她祖国的教养；是个日本人。

那时候，老师还没有来。同学们脱帽子、挂大衣、放书本、拖椅子，一切都安顿了，就盯住我看个不停。

坐在桌子前端的一位女同学盯得我特别锐利。她向我用英文叫过来：“你从哪里来？”

我说：“中国。”她说“中国什么地方？”我说：“台北。”她说：“台北什么地方？”我说：“南京东路四段。”

这时，那个女同学，短发、留海、深眼窝、薄嘴唇的，站起来，一拍手，向我大步走来。我开始笑个不停。她必是个台北人。

她把那个日本同学推开，拉了一把椅子挤在我们中间，突然用国语说：“你像一个人。

可是——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这种小学校里呢？大概不是。我看不是——”

“随便你想了。”我又笑说：“等一下我们才讲中文，你先坐回去。”她不回去，她直接对着我的脸，不动。这时候同学们大半到齐了，十二三个左右，女多男少。大家仍然盯住我很好奇的一句又一句：“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中国人？纯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才来……”

这全班都会讲英语，也不知还来上什么英语课。人种嘛，相当丰富。却是东方人占了大半，当然伊朗应该算东方。只个棕色皮肤的男生说是南美洲，巴西上来的。还有一个东欧人。

那时，老师进来了。

她的身体语言就是个老师样子。进门大喊一声：“嗨！”开始脱她的外套。这一看见我，又提高了声音，再叫一声——“嗨！”这一声是叫给我的。我不习惯这种招呼法，回了一句：“你好吗？”

全班人这一听，唏哩哗啦笑得前俯后仰。

“哦——我们来了新同学。”老师说着又看了我一眼。她特别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

那时，我也在看她。她——银白色齐耳直发、打刘海、妹妹头、小花枣红底衬衫、灰蓝背心、牛仔过膝裙，不瘦不胖不化妆。那眼神，透出一种忠厚的顽皮和童心。温暖、亲切、美国文化、十分的人味。

我们交换眼光的那一霎间，其实已经接受了彼此。那种微妙，很难说。

“好！不要笑啦！大家把书摊出来呀——”老师看一下手表喊着。我也看一下手表，都十二点半了。

我的日本女同学看我没有书。自动凑过来，把书往我一推，两个人一起读。

一本文法书，封面写着：“经由会话方式，学习英文文法。”书名：《肩靠肩。》我猜另有一本更浅的必叫《手牵手》。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作业——双字动词的用法。那六十条做完没有？”老师说。

一看那本书，我松了一口大气；程度很浅，就不再害怕了。

“好——我们把这些填空念出来，谁要念第一条？”“我。”我喊了第一声。

这时大半的人都在喊：“我、我、我……”

“好——，新来的同学先念。”老师说。

正要开始呢，教室的门被谁那么砰的一声推开了，还没回头看，就听见一个大嗓门在大说：“救命——又迟到了，真对不起，这个他妈的雨……。”

说着说着，面对老师正面桌子的方向涌出来一大团颜色和一个活动大面积。她，不是胖。厚厚的大外套、双手抱着两大包牛皮纸口袋、肩上一个好大的粗绳篮子，手上挂着另外一个披风一样的布料，臂下夹着半合的雨伞。她一面安置自己的全身披挂，一面说：“在我们以色列，哪有这种鬼天气。我才考上驾驶执照，雨里面开车简直怕死了。前几天下雪。我惨——”。

我们全班肃静，等待这个头上打了好大一个蝴蝶结的女人沉淀自己。

她的出现，这才合了风云际会这四个字。

那个女人又弄出很多种声音出来。等她哗叹了一口气，把自己跌进椅子里去时，我才有机会看见跟在她身后的另一个女人。

那第二个，黑色短发大眼睛，淡红色慢跑装，手上一个简单的布口袋，早已安静得如同睡鸟似的悄悄坐下了。她是犹太人，看得出——由她的鼻子。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双字动词——”老师朝我一点头。

我正又要开始念，那个头发卷成一团胡萝卜色又扎了一个大黑缎子蝴蝶结的女人，她往我的方向一看，突然把身体往桌上哗的一扑，大喊一声：“咦——”接着高声说：“你从哪里来的？”

那时，坐在我对面始终没有表情的一位老先生，领先呀的一声冲出来。他的声音沙哑，好似水鸭似的。这时全班就像得了传染病的联合国一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要再笑了。”老师喊。

我发觉，我们的老师有一句口头语，在任何情况之下，她都只用一个方法来制止或开头，那就是大喊一声：“好——”老师一指我，说：“好——你来做第一题。”一听到那个好字又出来了，我瞪住书本略略吱吱的抖得快抽筋。这时笑气再度扩散，原先憋在全班同学胸口的那股气，乘机爆发出来。

大家东倒西歪，教室里一片大乱。

“好——今天我们那么开心，课就先不上了。”

老师想必很怕热，她把那件背心像用扇子似的一开一合的扇。这时大家喊：“不要上啦！不要上啦！”

“好——我们来自我介绍，新同学来一遍。”老师说。我说：“不行，这么一来你们认识了我，我又不认识你们。”“好——”老师说：“全体旧同学再来一遍自我介绍，向这位新同学。然后，这位新同学再向大家介绍她自己。行不行？”

全班听了，纷纷把文法课本拍拍的乱合起来，又弄出好大的声音。

以前在开学第一天自我介绍过了的人，好似向我做报告似的讲得精简。等到那个不大肯有表情的米黄毛衣老先生讲话时，全班才真正安静了下来。

“我叫阿敏，是伊朗人，以前是老国王时代的军官，后来政变了，我逃来美国，依靠儿子生活。”另外两个伊朗同学开始插嘴：“老王好、老王好。”

对于伊朗问题，大家突然很感兴趣，七嘴八舌的冲着阿敏一句一句问个不停。阿敏虽然是军官，英文毕竟不足应战，我我我的答不上话来。

那个伊朗女同学突然说：“我们还有一个坏邻居——伊拉克，大混帐……”

全班三个伊朗人突然用自己的语言激烈的交谈起来。一个先开始哭，第二个接着哭，第三个是男的阿敏，开始擤鼻涕。

我说：“我们中国以前也有一个坏邻居，就是——”我一想到正在借读邻居的文法书，这就打住了。

老师听着听着，说：“好——现在不要谈政治。新同学自我介绍，大家安静。”

“我嘛——”我正要说呢，对面那个还在哭的女同学一面擦眼睛一面对我说：“你站起来讲。”

我说：“大家都坐着讲的，为什么只有我要站起来？”她说：“我是想看看你那条长裙子的剪裁。”

全班乘机大乐，开始拍手。

我站起来，有人说：“转一圈、转一圈。”我推开椅子，转一圈。老师突然像在看西班牙斗牛似的，喊了一声：“哦类！”我一听，楞住了，不再打转，问老师：“艾琳，你在讲西班牙文？”这时候，一个日本女同学正蹲在地上扯我的裙子看那斜裁功夫，还问：“那里买的？那里买的？”老师好得意，笑说：“我的妈妈是英国移民，我的爸爸是墨西哥移民，美国第一个墨西哥民航飞机驾驶师就是他。”我对地上那个同学说：“没得买，我自己乱做的啦！”“什么鬼？你做裙子，过来看看——”那个红头发的女人砰一推椅子，向我走上来——她口中其实叫我——你过来看看。

“好——大家不要开始另一个话题。我们请这位新同学介绍自己。”老师说。

“站到桌子上去讲。”那个还在研究裁缝的同学轻轻说。我回了她一句日文：“请多指教。”

“好——”我说：“在自我介绍之前，想请教艾琳一个重要问题。”我坐了下来，坐在椅子上。

“好——你请问。”老师说。

“我问，这个班考不考试？”我说。

老师沉吟了一下，问说：“你是想考试还是不想考试呢？”她这句反问，使我联想到高阳的小说对话。

“我不想考试。如果你想考试我，那我就说再见，不必介绍了。”我说。

这一说，全班开始叫：“不必啦！不必啦！”

那个蝴蝶结正在啃指甲，听到什么考不考的，惊跳起来，喊说：“什么考试！开学那天艾琳你可没说要考试——。”艾琳摊一摊手，说：“好——不考试。”

这一说，那个巴西男孩立即站起来，说：“不考？不考？那我怎么拿证书？我千辛万苦存了钱来美国，就是要张语文证书。不然，不然我做事的旅馆要开除我了——”蝴蝶结说：“不要哭，你一个人考，我们全部签字证明你及格。”

巴西男孩不过二十二岁，他自己说的。老师走过去用手从后面将他抱了一抱，说：“好！你放心，老师给你证书。”

这才开始我的自我介绍了。教室突然寂静得落一根针都能听见。

我走上咖啡板，挑出一支黄色短粉笔，把笔横躺着画，写下了好大的名字，宽宽的。

我说，在我进入美国移民局的当时，那位移民官问我：“你做什么来美国？”我跟他说：“我来等待华盛顿州的春天。”那个移民官笑了一笑，说：“现在正是隆冬。”我笑说：“所以我用了等待两字。”他又说：“在等待的这四个月里，你做什么？”我说：“我看电视。”

说到这儿，艾琳急着说：“你的入境，跟英国作家王尔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美国税务官问王尔德有什么东西要报关，王尔德说；除了我的才华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时几个同学向老师喊：“不要插嘴，给她讲下去呀！”

老师又挤进来一句：“他报才华，你等春天。”大家就嘘老师，艾琳说：“好——对不起。”

“好——”我说：“我不是来美国看电视等春天的吗？我真的开始看电视。我从下午两点钟一直看到深夜、清晨。我发觉——春天的脚步真是太慢了。”

我看看四周，同学们聚精会神的。

“我去超级市场——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服装店——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公寓里公共的洗衣烘衣房——有人，可是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邮局寄信，我想跟卖邮票的人讲话，他朝我身后看，叫——下一位。我没有人讲话，回到公寓里，打开电视机，那个‘朝代’里的琼考琳丝突然出现，向我尖叫——你给我闭嘴！”

同学们开始说了：“真的，美国人大半都不爱讲话，在我们的国家呀——”

老师拍拍手，喊：“好——给她讲下去呀！”

我说：“于是我想，要找朋友还是要去某些团体，例如说教堂呀什么的。可是华盛顿州太美了，大自然就是神的殿堂，我去一幢建筑物里面做什么。于是我又想——那我可以去学校呀！那时候，我东挑西选，就来到了各位以及我的这座社区学院。”

一个同学问我：“那你来西雅图几天了？”

我说：“九天。”

蝴蝶结慢慢说：“才九天英文就那么会说了！不得了。”

这时候，大家听得入港，谁插嘴就去嘘谁。我只得讲了些含糊的身世等等。

“你什么职业？”“无业。”

“你什么情况？”“我什么情况？”“你的情况呀！”“我的经济情况？”“不是啦！”“我的健康情况？”“不是、不是、你的情——况？”

“哦——我的情况。我结过婚，先生过世了。”还不等别人礼貌上那句：“我很遗憾。”讲出来，我大喊一声：“好——现在大家都认识我了吗？”

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说：“各位同学看到了，我们得到了多么有趣的一位新同学。”她吸一口气，说：“好——我们现在把书翻开来，今天要讲——虚拟式。”

这时候那个台北人月凤一打桌子，叫道：“艾琳、艾琳，ＥＣＨＯ是个作家，她在我们的地方出了好多书——”。老师不翻书了，说：“真的吗？”

“真的、真的。”月凤喊。

我说：“我不过是写字，不是她口中那样的。”这时候，那个坐在对面极美的日本女同窗向我用手一指，说：“对啦——我在《读者文摘》上看过你抱着一只羊的照片。老天爷，就是你，你换了衣服。”

老师忘掉了她的“虚拟式”问说：“你为什么抱羊？在什么地方抱羊？”

我答：“有一次，还打了一只羊的耳光呢。”

教室里突然出现一片羊声，大家开始说羊。说到后来起了争论，是澳洲的羊好，还是纽西兰的羊毛多。老师说：“好——现在休息十分钟再上课。”

这一休息，我一推椅子，向月凤使了一个眼色，她立刻会意，两个人一同跑到走廊上去。我拉了她一把，说：“我们去楼下买书。快，只有十分钟。”

那下一小时，并没有上课，包括老师在内都不肯进入文法。就听见：“那你的国家是比美国热情罗？”“那你没有永久居留怎么躲？”“那你原来还是顿顿吃日本菜呀？”“那你一回去不是就要被杀掉了吗？”“那你先生在瑞士，你留在这里做什么？”“那你靠什么过日子？”“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转美术课？”“那跟你同居的美国朋友讲不讲什么时候跟你结婚？”“那这样子怎么成？”“那不如算了！”“那——”

下课时间到了，大家噼哩啪啦推椅子，还在说个没完。下楼梯时又喊又叫又挥手：“后天见！后天见！”

我站在走廊上决不定回不回公寓。这时，老师艾琳走过我，她说：“你刚才说不会发音我的姓，那没关系。我除了丈夫的姓之外，还有一个本姓，叫做ＶＥＬＡ。这是西班牙文。”我笑看着她，用英文说：“帆。帆船。”

“好——对了，我是一面帆。”她说：“亲爱的，因为你的到来，为我们的班上，吹来了贸易风。”

我说：“好——那么我们一起乘风破浪的来航它一场冬季班吧！”

回到寂静的公寓，我摊开信纸，对父母写家书。写着写着，发觉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发现，在国际同学的班级里，同舟共济的心情彼此呼应，我们是一群满怀寂寞的类形——在这星条旗下。我自信，这将会是一场好玩的学校生活。至于读英文嘛，那又不是我的唯一目标，课程简单，可以应付有余。我的老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又有幽默感的女士，在她给我的第一印象里，我确信她不会体罚我。这一点，对于我的安全感，有着极大的安抚作用。”

想了一会，提笔再写：“我的计划可能会有改变。念完冬季班，那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想留下来，跟着老师进入校园的春花。你们放心，我从今日开始，是一个极快乐的美国居民。最重要的是；老师说——不必考试，只需游戏读书。竞争一不存在，我的心，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感激和喜悦。注意，我夏天才回来啦！”

又写了一段：“这里的生活简单，开销比台北那种人情来往省了太多。一季的学费，比不上台北任何英文补习班。经济实惠，钱一下多出来了。勿念。”

我去邮局寄信，那位扶拐杖卖邮票的先生，突然说：“出了一套新邮票，都是花的。我给你小额的，贴满芳香，寄去你的国家好吗？”

这是一个美国人在西雅图的卫星小城，第一次主动的对我讲了一串话。我投邮，出了邮局，看见飘动的星条旗，竟然感到，那些星星，即使在白天，怎么那么顺眼又明亮呢。

罪在那里

那天我刚进教室才坐下，月凤冲进来，用英文喊了一句：“我爸爸——”眼睛哗的一红，用手蒙住了脸。月凤平日在人前不哭的。

我推开椅子朝她走去。

“你爸怎么了？”我问。

“中风。”

“那快回去呀——还等什么？”

月凤在美国跟着公公婆婆，自己母亲已经过世，爸爸在台北。

说时艾琳进门了，一听见这消息，也是同样反应。一时里，教室突然失去了那份欢悦的气息，好似就要离别了一般。

那一天，我特别想念自己的父母，想着想着，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月凤，讲好一同去订飞机票，一同走了。毕竟，我还有人子的责任。

就决定走了，不等学期结束。

“什么哦——你——”阿雅拉朝我叫起来。

“我不能等了。”我说。

“你爸也没中风，你走什么？”同学说。

我的去意来得突然，自己先就呆呆的，呆呆的。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促的，躲在心里的枷锁不可能永远不去面对处理。我计划提早离开美国，回台湾去一个月，然后再飞赴西班牙转飞加纳利群岛——去卖那幢空着的房子了。这是一九八六年五月中旬。

学校其实并不小，只是在我们周遭的那几十个人变成很不安——月凤要暂时走了，带走了他们的朋友ＥＣＨＯ阿雅拉和瑞恰原先早已是好朋友，连带她们由以色列派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丈夫，都常跟我相聚的。

这匆匆忙忙的走，先是难过了那二十多个连带认识的犹太朋友。他们赶着做了好多菜，在阿雅拉的家里开了一场惜别会。

我好似在参加自己的葬礼一般，每一个朋友，在告别时都给了我小纪念品和紧紧的拥抱，还有那一张张千叮万咛的地址和电话。

细川慎慎重重的约了月凤和我，迎到她家中去吃一顿中规中矩的日本菜。我极爱她。

霁听到我要走，问：“那你秋天再来不来？那时候，我可到华盛顿州立大学去了。”

我肯定以后为了父母的缘故，将会长住台湾。再要走，也不过短期而已。我苦笑着替我的“弟”整整衣领，说：“三姐不来了。”

一个二十岁的中国女孩在走廊上碰到我，我笑向娇小的她张开手臂，她奔上来，我抱住她的书和人。她说：“可是真的，你要离开我们了？”说着她呜呜假哭，我也呜的哭一声陪伴她，接着两人哈哈笑。

奥娃也不知听谁说的我要走了。请了冷冻工厂的假，带着那千辛万苦从南斯拉夫来的妈妈，回到学校来跟我道别。

在班上，除了她自己，我是唯一去过奥娃国家的人。两人因此一向很亲。

巴西的古托用葡萄牙文唤我——姐，一再的说明以后去巴西怎么找他，在班上，我是那个去过亚马逊大河的人。在巴西情结里，我们当然又特别些。

杰克中文名字叫什么我至今不晓得，却无妨我们的同胞爱。他说：“下回你来西雅图，我去机场接。”我笑说：“你孤单单给乖乖留着，艾琳是不会欺负你的。别班可说不定。”

伊朗那大哭大笑的女同学留下一串复杂的地址，说：“我可能把孩子放到加州，自己去土耳其会晤一次丈夫。也可能就跟先生园伊朗。你可得找我，天涯海角用这五个地址连络。”

一群日本女同学加上艾琳，鬼鬼崇崇的，不知在商量什么。

我忙着打点杂物，东西原先不多，怎么才五个多月，竟然如此牵牵绊绊。一发心，大半都给放下了，不必带回台湾——尤其是衣服。

决定要走之后，月凤比较镇定了，她去忙她的琐事。毕竟月凤去了，台北还有人情礼物不得不周到。她买了好多东西。

就算这样吧，我们两人的课还是不愿停。

艾琳一再的问：“上飞机前一天的课你们来不来？”我和月凤都答：“来。”

“一定来？”同学们问。

“一定来，而且交作业。”我说。

艾琳问我，要不要她写一张证明，说我的确上过她的班级而且认真、用功等等好话。

我非常感谢她的热忱，可是觉得那实在没有必要——“我，一生最大的事业，不过是放心而已。”我不再需要任何他人的证明了。

在离开美国四天以前，我在学校老师中间放出了消息——加纳利群岛海边花园大屋一幢，连家具出售，半卖半送。七月中旬买卖双方在那遥远的地方会面交屋。

几个老师动了心，一再追问我：“怎么可能？海景、城市夜景、花园、玻璃花房、菜园，再加楼上楼下和大车库，才那么点钱。”

我说：“是可能。当一个人决心要向那儿告别时，什么价都可能。”

为着卖一幢千万里之外的房子，我在美国的最后几天闹翻了学校十分之一的老师们。

最后，每一个人都放弃了，理由：“我们要那么远的房子做什么？”

我知道卖不成的，可是却因此给了好几个美国家庭一场好梦。

要去学校上那对我来说是“最后的一课”的那天，我在桌子上查好生字、做完全本英文文法——包括还没有教的、整理清所有的上课笔记，再去买了惯例三块美金的糖果，这才早早开车去了学校。

咖啡馆里围坐了一桌亲爱的同胞手足加同学。我们都是中国人，相见有期。没有人特别难过。

霁是唯一大陆来的，他凝神坐着，到了认识我快半年的那一天，还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我知当年他在大陆念医学院时，曾是我的读者。而今成了我的“弟”呀，还没弄明白这人生开了什么玩笑。坐了一会儿，一个中国同学踢了我一脚，悄悄说：“你就过去一下，人家在那边等你好久了。”

我抬眼看去，那个纸人老师一个人坐在方桌前，面前摊着一堆纸，在阅读。

我静悄悄的走向他，拉开椅子坐了下来。

“明天走，是吗？”他笑着。

“明天中午。”我说。

“保持连络。”他说。

“好。”我说。

我们静坐了五分钟，我站了起来，说：“那么我们说再见了。”

他推开椅子也站了起来，把我拉近，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吻。我走了。

霁的接待家庭里的主妇，也是学校的职员唐娜，又跟我换了一个角落，在同样的学校咖啡馆里话别。我们很少见面，可是看见霁那么健康快乐的生活在美国，就知道唐娜这一家给了他多少温暖。

“谢谢你善待他。”我说。

“也谢谢你善待他。”唐娜说。

我们拥抱一下，微笑着分开。我大步上楼，走进那真正属于我的教室。这一回，心跳加速。

这一回，不再是我到得最早，全班的同学早都到了。我一进门，彼此尖叫。

那个上课写字的大桌子居然铺上了台布。在那优雅的桌巾上，满满的菜啊——走遍世界吃不到——各国各族的名菜，在这儿为月凤和我摆设筵席。

“哦——”我叹了口大气：“骗子——你们这群骗子，难怪追问我们来不来、来不来。”我惊喜的喊了起来。

“来——大家开始吃——世界大同，不许评分。”

我们吃吃喝喝、谈谈笑笑、闹闹打打的。没有一句离别的话。至于月凤，是要回来的。

杰克的蛋糕上写着月凤和我的名字。太爱我们了，没烤对，蛋糕中间塌下去一块。大家笑他技术远不够，可是一块一块都给吞下去了，好快。

最后的一课是我给上的，在写字板上留下了台湾以及加纳利群岛的连络地址。这一回，写下了全名，包括丈夫的姓。同学们才知我原来是葛罗太太，在法律上。

写着同样颜色的黄粉笔，追想到第一次进入教室的那一天，我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时光无情，来去匆匆——不可以伤感呀，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即使千里搭长棚。

下课钟响起了，大家开始收拾桌子，一片忙乱。阿雅拉没有帮忙，坐着发楞。

“好了，再见。”我喊了一声就想逃。

艾琳叫着：“不——等等。”

“你还要干什么？”我抖着嘴唇问她。

艾琳拉起了身边两位同学的手，两位同学拉住了我和月凤的手，我们拉住了其他同学的手。我们全班十几个人紧紧的拉成一个圆圈圈。

我在发抖，而天气并不冷。

艾琳对我说：“月凤是可以再相见的，你——这一去不返。说几句话告别罗——”

那时阿雅拉的眼泪瀑布似的在面颊上奔流。我好似又看见她和我坐在她家的草坪上，用小剪刀在剪草坪。我又听见她在说：“我生一个孩子给你，你抱去养，我给你我和以撒的孩子。”为了她那一句话，我要终生终世的爱她。

我再看了一眼这群亲爱的同学和老师，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我的心狂跳起来，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开始慢慢的一句一句说——看我们大家的手，拉住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信心，爱心，以及和平相处的希望。

在这一个班级里，我们彼此相亲、相爱。这，证明了，虽然我们的生长背景全然不同，可是却都具备了高尚的人格和情操，也因此，使我们得到了相对的收获和回报。

艾琳，是一位教育家，她对我们的尊重和爱，使得我们改变了对美国的印象。我深深的感谢她。

我们虽然正在离别——中国人，叫做“分手”，可是内心尽可能不要过份悲伤。

让我们把这份欢乐的时光，化为永远的力量，在我们遭遇到伤痛时，拿出来鼓励自己——人生，还是公平的。

如果我们记住这手拉手、肩靠肩的日子，那么世界大同的理想不会再是一个白日梦。注意，我们都是实践者，我们要继续做下去，为了爱、为了人、为了世界的和平。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小学校ＢＥＬＬＥＵ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没有它，没有我们的好时光。

再见了，亲爱的同窗，不要哭啊——阿雅拉。好——现在，让我们再来欢呼一次——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万岁——。

飞机在一个艳阳天里升空，我听见有声音在问我：“你会再来吗？”

我听见自己在回答：“这已是永恒，再来不来，重要吗？”

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当时我住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一幢木造楼房里。

那是一幢坐落在街角的房子，房子对面是一片停车场，右手边隔着大街有一家生意清淡的电影院，屋后距离很远也有人家，可是从来没见人影，也就是说，无论白天或晚上，这幢建筑的周遭是相当安静的。

这幢老房子并不是大型的学生宿舍，一共三层楼加地下室。楼下，在中午时属于大学教授们做俱乐部用，供应午餐，夜间就不开放了。二楼有一间电视室、一间图书室以及一个小型办公室，到了下午五点，办公的小姐就走了。

多余的房间一共可以容纳十四个女学生，每人一间，住得相当宽敞也寂莫，因为彼此忙碌，很少来往。我们也没有舍监。

记得感恩节那日是个“长周末”，节日假期加上周六周日一共可以休息四整天，宿舍里的美国同学全部回家去了，中国同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她们也各有去处。我虽也被人邀请一同回家过节，却因不喜做客拘束，婉谢了朋友的好心好意。

就这样，长长的四整天，我住在一幢全空了的大房子里——完全孤独的。

也是那一天，初雪纷飞，游子的心空空洞洞。窗外天地茫茫，室内暖气太足，在安静得令人窒息的巨大压迫下，落一根针的声音都可以听见。

我守住黄昏，守过夜晚，到了深夜两点，把房门的喇叭锁咔一下按下。我躺在床上，把窗帘拉开，那时，已经打烊的小电影院的霓虹灯微微透进室内，即使不开灯，还是看得见房间内的摆设。

躺下去没有多久，我听见楼下通往街上的那扇大门被人“呀”的一声推开了——照习惯，那扇门总是不关的，二十四小时不锁。

我以为，是哪一个同住的女学生突然回来了，并不在意。可是我在听。

进来的人，站在楼下好一会儿，不动。

然后，轻轻的脚步声上了二楼，我再听，上了三楼，我再听，脚步向我的房门走来，我再听——有人站在我的门口。

大概一分钟那么久，房外没有动静，我没有动静——我躺着——等。

我听见有钥匙插进我那简单的门锁里，我盯住把手看，幽暗的光线中，那个门柄慢慢的正在被人由外面转开。

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那把柄千真万确的在转动。有人正在进来。

一个影子，黑人，高大、粗壮，戴一顶鸭舌帽，穿桔红夹克、黑裤子、球鞋，双手空着，在朦胧中站了几秒，等他找到了我的床，便向我走来。

他的手半举着，我猜他要捂我的嘴，如果我醒着，如果我开始尖叫。

当他把脸凑到我仰卧的脸上来时，透过窗外的光，我们眼睛对眼睛，僵住了。

“老兄，我醒着”我说。

我叫他ＢＲＯＴＨＥＲ。

他没有说话，那时，我慢慢半坐了起来。我可以扭亮我的床头灯，不知为什么，我的意念不许我亮灯。我听见那个人粗重的喘息声——他紧张，很紧张。

在这种时刻，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以使一个神经绷紧的人疯狂，我不能刺激他。

“你不想说话吗？”我又说。

他的双手不放下来，可是我感觉到他放松了。他不说话，眼光开始犹豫。这一切，都在极暗的光线里进行着。“你坐下来，那边有椅子。”我说。

他没有坐，眼睛扫过我伸手可及的电话。

“我不会打电话、不会叫、不会反抗你，又请你不要碰我。要钱、请你自己拿，在皮包里——有两百块现金。”我慢慢的说，尽可能的安静、温和、友善。

他退了一步，我说：“你要走吗？”

他又退了一步，再退了一步，他一共退了三步。“那你走了。”我说。

那个人点了点头，又点了一下头，又点了一下头，他还在退，他快退到门口去了。

“等一下。”我喊停了他。

“你这个傻瓜，告诉我，你怎么进来的？”我开始大声了。“你的大门开着。钥匙放在第十四号邮件格子里，我拿了，找十四号房门——就进来啦！”这是那人第一次开口，听他的声音，我已了然，一切有关暴行的意念都不会再付诸行动。这个人正常了。

“那你走呀！”我叫起来。

他走了，还是退着走的，我再喊：“把我的备用钥匙留下来，放在地板上。你走，我数到三你就得跑到街上去，不然——不然——我——”

我没有开始数，他就走了。

我静听，那脚步声踏过木板楼梯，嗒嗒嗒嗒直到楼下。我再听，那扇门开了又合起来，我凝神听，雪地上一片寂静。我跳起来，光脚冲到楼下，冲到大门，把身体扑上去，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去压那个锁，我再往楼上跑，跑过二楼，跑到三楼自己的房间，再锁上门。

我往电话跑去，拿起听筒，一个女人的声音立即回答我：“接线台，接线台，我可以帮助你吗？”

我发觉自己的牙齿格格在响，我全身剧烈的发抖好似一片狂风里被摧残的落叶，我说不出一句话，说不出一个字。我把电话挂回去，跑到衣柜里面，把背脊紧紧抵住墙。用双手抱住自己的两肩，可是我止不住那骨头与骨头的冲击。我一直抖一直抖，抖到后来，才开始如同一个鬼也似的笑起来——听见那不属于人的一种笑声，我又抖、又抖、又抖……。

星石

在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时，已经会开车了。当时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以三轮车为主的那最后两年的台北，私家车并不多见。我的家中自然也没有汽车。

回忆起开车的学习过程实在很简单。在当时，如果一年中碰到一个朋友恰好手上有辆车，那我必定抓住机会，低声下气的请求车主让我摸摸驾驶盘，那怕是假的坐在车里不发动车子，也是好的。

偶尔有几个大胆的好心人肯让我发动了车子开，我必不会辜负人家，把车当当心心的开在台北市空空荡荡的马路上，又会开回来。

开了两三次，就会了。那时候用的大半是天母一位美国朋友的车——当然也不属于他的，车属于他做将军的爸爸。爸爸睡觉去，儿子就偷出来慷慨的做好国民外交。

我是开了好久的车子，才去进驾驶学校的。那个往事被写成一个智斗警察的短篇，叫做《天梯》，已经收到书本里去了。

好的，从此做了一个养马的人。

我叫我的车子马儿，对待每一匹生命中的马都很疼爱，常常跟车讲话。跑长途时拍拍车子，说：“好马，我们又要跑罗！”

那车子就听得懂，忠心的水里去，火里来，不闹脾气。

说到“水里去”并不只是形容词，开车时发生最大的事件并不在于一次国外的车祸，而在台北。

我的经验是，每次车子出事，绝对不在于马儿不乖。决定性的出事原因，必然在于主人不乖。

那是一个狂风大雨的寒夜，我姐就选了这种天气去开“学生钢琴发表会”，地点在植物园畔的“艺术馆”。天不好，姐很伤心。

这是家中大事，当然全体出动参加捧场。

大雨中我去停车，停在“艺术馆”和以前“中央图书馆”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对于那个地方，我不熟，而且，那天太累了，眼睛是花的，累的人还开车，叫不乖。

当我要停车时，看见一个牌子，白底红字中文，靠在一棵树边，写着——“停车场”。

没错，就停在牌子下面。可是其他的车辆都驶得离我远远的，停在二十几步路边的地方。

“好笨的人，这里那么空旷，怎么不来停呢？”我想。等到钢琴表演结束，家长和小朋友们捧了一些花篮出来，各自上车走了。我的车内派到爸爸和妈妈同坐。看见那倾盆大雨，舍不得父母淋湿，就说：“别动，我去开车来，你们站在廊下等。”又因为天气酷寒，我怕父母久等会冻着，于是心里就急了一点。发足往雨夜中冲去。

停着的车子必须来个大转弯才能回头，我看了一下左边的宽度，估计得倒一次车才能全转。我看一下右边，右边树下那块牌子又告诉我——停车场。那个停车场一辆车也没有，雨水中平平坦坦的。那就向右转好了，不必倒车，一个大弯就可以改方向了。那时，我念着父母，又急。

好，发动车了，加足马力，驾驶盘用力一扭，马儿跳了出去，是匹好马。

不过一秒钟吧，我听见不算大声的一种冲击声，然后我发现——车窗外面不是雨水，而是一整片大水在我四周。车子在沉——是在沉，的确在沉。在沉——。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惊慌，我根本莫名其妙，我以为自己进入了一种梦境。这不可能是真的。

车子还在沉，四面部是大水、大水。

我一定在做梦。

那时小弟带了他的全家人往他的车子去，夜寒，大家挤在伞下埋着头疾走。就在那时候，侄女天明三岁，她一回头，看见小姑的车子沉入“停车场”中去。她说：“小姑——”

手中一朵菊花一指。

这一来，正往自己车去，也带着妻女的大弟听见了，猛一回头，忙丢掉了雨伞就往池塘水里跑。这都是外面发生的事情。事后说的。

我无声无息在水中慢慢消失。

我仍然在对自己说：“这一定是在做梦。”

这时，水渗进车子里来了，水快速的浸过我的膝盖，水冻醒了我的梦，我又对自己说：“我正在死，原来是这种死法——真是浮生如梦。”

就算是梦中吧，也有求生的本能，我用力推开被水逼住的车门，用力推，车门开了，水淹过了我。我不张口。我踩到椅背上去。我露出水面了，我看见四周有科学馆、艺术馆，还有那向我远远奔来的大弟弟。

“救命呀——”这才不必要的尖叫起来。

大弟拖我，我又不肯被救了，说了一声：“我的皮包。”又钻进水中去摸皮包。

等到我全身滴水站在地上时，开始跟大弟激辩：“明明是个停车场，怎么突然会变成一个大水塘？我问你，这是什么鬼？”

这时候家人都来围观啦！弟说：“你——难道不知道这里有个池塘啊？”我尽可能不使牙齿打抖，说：“是刚刚变出来的，存心变出来淹死我的，从来没有什么池塘的，这是奇幻人间电视剧——。”

爸爸当时立即指挥：“妹妹和弟弟回去——全身湿的受不起这种冻。有小孩子的也都快回去。妈妈坐别人的车也回去。这个车，明早请人来吊——。”

我舍不得我的马儿，一定要跟它共患难，我坚守现场，不愿离开，不但不离开，硬逼家人快快去打电话，请修车厂立即就来救马。

那种情形下，弟弟们也不肯走了。爸爸说：“要有理智，这种大雨里，都得回去，况且大家都淋湿了，快快给小孩们回去泡热水。”

在那个摄氏六度的冬夜里，爸爸和我苦等吊车来，弄到清晨三点半，马被救起来了。

我只差一点就跟那两位见义勇为的吊车好手跪下叩头。中国同胞真好真好。我不是说爸爸。

过了几小时，我才真正弄懂了。

那是个真真实实的水池，以前就在的，偶尔水池里还有朵莲花什么的。我身上满布的浮萍也是真正的浮萍，不是幻象。那天下大雨，水池在夜间我停车时已经涨满了水，所以，看上去就成了一块平坦的地。再有那么一个神经病，就把“停车场”这块牌子给搁到水池边上去。

来停车的台北人，全不上当，很小心的避开这片告示，停得远远的，不会见山就是山。

然后，来了一个回国教书的土包子，很实心的一个“初恋台北人”，就相信了那块牌子，把车恰好停在牌下。过了两小时，自愿落水。

“这是一次教训，你可懂了吧？”爸爸说：“在台北做人，不要太相信你的眼睛。斑马线上是压死人的地方，好味阴花生是送你到阴间去的，宾馆请你进去休息不是真正休息，马在此地是用来杀鸡的！”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次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金面的人来对我说：“谁叫你看见别人夫妻吵架就去多管闲事呢，自己功力全无，还弄神弄鬼替人去解。结果人家夫妻被你解好了，你自己担去了他人的劫难——落到水中去。”

家人后来说：“如果不是天明回头得早，过两秒钟你的车子可能完全没顶，水面又会合起来。我们绝对不会想象你在水底，总以为你突然开车先走了，也没讲一声；这种事在你做出来很平常，不会奇怪。于是我们挤一挤就上别人的车回家，三天以后再报失踪。你呢——在水底泡着呢——。”我说：“放心，会来托梦的。”

后来梦中金面人又来了，说：“舍掉你的长发吧，也算应了一劫。”梦醒，将头发一把剪成国中女生。等我过了数月，经过新竹一间庙，突然看见梦中金面人原来是尊菩萨。沉思了一会儿，我跪了下去，心里发了一个大愿，这个愿，终生持续下去，直到天年了结，不会改变。

至今还是拥有一匹爱马，跟我的马儿情感很深很密，共享人间快乐，又一同创造了许多在此没有讲出来的故事。我又想，那一次，应该可以请求“国家赔偿”，怎么没有去法院呢？那个没有去，是人生角度取舍问题，没法说了。

春天不是读书天

那一年我回台湾来九个月。

当时手边原先只有一本新书打算出版，这已经算是大工作了，因为一本书的诞生不仅仅表示印刷而已。

虽然出版社接手了绝大部分的工作，可是身为作者却也不能放手不管。那只是出一册书——《倾城》。

后来与出版社谈了谈，发觉如果自己更勤劳些，还可以同时再推出另两本新书——《谈心》以及《随想》。这两本书完全没有被放在预期的工作进度里，尤其是《随想》，根本就得开始写，而愚昧的我，以为用功就是积极，竟然答应自己一口气出三本书。这种痴狂叫做绝不爱惜身体的人才做得出来。

也是合该有事，小丁神父也在同时写完了他的另一本新书——《墨西哥之旅》——后来被我改成《刹那时光》的那十二万字英文稿，也交到我的手中。我又接下了。一共四本书，同时。

也是在那个时期里，滚石唱片公司与我签了合同，承诺要写一整张唱片的歌词。

我快快的写好了好多首歌词去，滚石一首也没有接受——他们是专家，要求更贴切的字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而且心服，制作人王新莲、齐豫在文字的敏镜度上够深、够强、够狠、够认真，她们要求作品的严格度，使我对这两个才女心悦诚服。她们不怕打我回票。我自己也不肯懒散，总是想到脑子快炸掉了还在力求表现。常常，一个句子，想到五百种以上的方式，才能定稿，而我就在里面拚。

于是我同时处理四本书、一张唱片，也没能推掉另外许多许多琐事。

就在天气快进炎热时，我爱上了一幢楼中楼的公寓，朋友要卖，我倾尽积蓄将那房子买了上来。然后，开始以自己的心意装修。

虽然房子不必自己钉木板，可是那一灯一碗、那布料、椅垫、床罩、窗帘、家具、电话、书籍、摆设、盆景、拖鞋、冰箱、刀、匙、杯、筷、灶、拖把……还是要了人的命和钱。

雪球越滚越大，我管四本书，一张唱片、一个百事待举的新家，还得每天回那么多封信，以及响个不停的电话和饭局。

我的心怀意志虽然充满了创造的喜悦与狂爱，可是生活也成了一根绷得快要断了的弦。

就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里，挚友杨淑惠女士得了脑癌住进台大医院，我开始跑医院。

没过十天，我的母亲发现乳癌，住进荣民总医院，这两个我心挚爱的人先后开刀，使我的压力更加巨大，在工作和医院中不得释放。

也许是心里再也没有空白，我舍弃了每天只有四小时的睡眠，开始翻出张爱玲所有的书籍，今生第二十次、三十次阅读她——只有这件事情，使我松驰，使我激赏，使我忘了白日所有的负担和责任。

于是，我活过了近三个月完全没有睡眠的日子。那时，几次开车几乎出事，我停止了开车，我放弃了阅读，可是我不能放下待做的文稿。我在绞我的脑汁，绞到无汁可绞却不能放弃。

我睁着眼睛等天亮，恶性失眠像鬼一样占住了我。我开始增加安眠药的份量，一颗、三颗、七颗，直到有一夜服了十颗，而我不能入睡。我不能入睡，我的脑伤了，我的心不清楚了，我开始怕声音，我控制不住的哭——没有任何理由。歌词出不来、书出不来、家没有修好，淑惠正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妈妈割掉了部分的身体……。

我不能睡觉、我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

有一天，白天，好友王恒打电话给我，问我钢琴到底要不要，我回说我从来没有想买钢琴。王恒说：“你自己深夜三点半打电话来，把我们全家人吵醒，叫我立即替你去找一架琴。”

我不记得我打过这种电话。

又有一天，女友陈寿美对我说：“昨天我在等你，你失约了没有来。”我问她我失了什么约，她说：“你深夜一点半打电话给我，叫我带你去医院打点滴，你讲话清清楚楚，说不舒服，跟我约——”

我不记得我做过这种事。

连续好几个朋友告诉我，我托他们做事，都在深夜里去吵人家，我不承认，不记得。

有一天早晨，发觉水瓶里插着一大片万年青，那片叶子生长在五楼屋顶花园的墙外，我曾想去剪，可是怕坠楼而没有去。什么时候我在深夜里爬上了危墙把它给摘下来了？我不记得——可是它明明在水瓶里。

那一天，淑惠昏迷了，医生说，就要走了，不会再醒过来。我在病房中抱住她，贴着她沉睡的脸，跟她道别。出来时，我坐在台大医院的花坛边埋首痛哭。

我去不动荣民总医院看妈妈，我想到爸爸黄昏回家要吃饭——我得赶回家煮饭给爸爸吃。我上了计程车，说要去南京东路四段，车到了四段，我发觉我不知自己的家在哪里，我知道我是谁，可是我不会回家。

我在一根电线杆边站了很久很久，然后开始天旋地转，我在街上呕吐不停。后来看见育达商职的学生放学，突然想起自己已经修好的公寓就在附近，于是我回了自己的家，翻开电话簿，找到爸爸家的号码，告诉爸我忙，不回他们家中去，我没说我记忆丧失了大半。

那天我又吞了一把安眠药，可是无效。我听见有脚步声四面八方而来，我一间一间打开无人的房门，当然没有人，我吓得把背紧紧抵住墙——听。人病了，鬼由心生。

近乎一个半月的时间，我的记忆短路，有时记得，有时不记得，一些歌词，还在写，居然可以定稿。

最怕的事情是，我不会回家。我常常站在街上发呆，努力的想：家在哪里，我要回家，有一次，是邻居带我回去的。

整整六个月没有阖眼了，我的四肢百骸酸痛不堪，我的视力模糊，我的血液在深夜里流动时，自己好似可以听见哗哗的水声在体内运转。走路时，我是一具行尸，慢慢拖。

那一年，两年半以前，我终于住进了医院，治疗我的是脑神经内科李刚大夫。十七天住院之后，我出院，立即出国休息。

从那次的记忆丧失或说话错乱之后，我不再过份用脑了，这使我外在的成绩进度缓慢，可是一个人能够认路回家，却是多么幸福的事。

吉屋出售

“请你讲给我听，当年你如何向妈妈求婚？”我坐在爸爸身边，把他的报纸弹一弹——爸在报纸背后。

“我没有向她求婚。”爸说。

“那她怎么知道你要娶她？”

“要订婚就知道了嘛！”

“那你怎么告诉她要订婚？”

“我没有讲过。从来没有讲过。”

“不讲怎么订？”

“大人会安排呀！”爸说。

“可是你们是文明的，你们看电影、散步，都有。大人不在旁边。”

“总而言之没有向她求婚，我平生没有向人求过婚。”“那她怎么知道呢？说呀——”

“反正没有求过。好啦！”

等了两小时之后，爸爸要去睡觉，我又追问了同样的问题，答案还是跟上面的对话一色一样。这时间妈妈喊着：“好了，你也早些睡吧，求不求婚没关系。”

我还是想不通：他不跟她讲，怎么她就会知道要订婚了。我们这一代是怎么回事？就去问了弟弟。

弟说：“神经病，讲这个做什么嘛！”

那是大弟。也问了小弟，当时他夫妇两人都在，听见问求婚，就开始咯咯的笑个不停，弟妹笑得弯腰，朝小弟一指，喊：“他——”小弟跳起来拿个椅垫往太太脸上用力一蒙，大喊：“不许讲———。”脸就哗一下红了起来。“反正你们都不讲，对不对？”我点起一支烟来，咬牙切齿的瞪着他们。

“我们是保守派，你是周末派。”弟妹说。

他们不肯讲求婚，表情倒是很乐，美得冒泡泡，可见滋味甜蜜。

求婚这种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伧俗，虽然目的只有一个——结婚，可是方程式太多，说说也是很有趣的。我的第一次求婚意向发生得很早，在小学最末的一年。这篇童年往事写成了一个短篇叫做《匪兵甲和匪兵乙》，收录在《倾城》那本书中去。

总而言之，爱上了一个光头男生，当然他就是匪兵甲。我们那时演话剧，剧情是“牛伯伯打游击”。我演匪兵乙。匪兵总共两人，乙爱上甲理所当然。

为了这个隔壁班的男生，神魂颠倒接近一年半的光景，也没想办法告诉他。可是当时我很坚持，认定将来非他不嫁。这么单恋单恋的，就开始求婚了。

小小年纪，求得很聪明。如果直接向匪兵甲去求，那必定不成，说不定被他出卖尚得记个大过加留校察看什么的。所以根本不向当事人去求。

我向神去求。

祷告呀——热烈的向我们在天上的父去哀求，求说：“请您怜悯，将来把我嫁给匪兵甲。”

这段故事回想起来自然是一场笑剧，可是当日情怀并不如此，爱情的滋味即使是单恋吧，其中还是有着它的痴迷和苦痛。小孩子纯情，不理什么柴米油盐的，也不能说那是不真实。

等到我长到十六岁时，那个匪兵甲早已被忘光了，我家的信箱里突然被我拿到一封淡蓝色信封信纸的情书。没贴邮票，丢进来的。

从那时候开始，每星期一封，很准时的，总会有一封给我的信。过了好几个月，我在巷子里看见了那个写信的人——一个住在附近的大学生。没有跟他交谈，只是看了他一眼，转身轻轻关上大门。

那个学生，寒暑假回到香港侨居地时，就会寄来香港的风景明信片，说：“有一天，等我毕业了，我要娶你，带你来坐渡轮，看香港的夜景。”

我的父母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信件我自己收起来，也不说什么，也不回信。

偶尔我在黄昏时出门，他恰好就站在电线杆下，双手插在口袋里，相当沉着也相当温柔平和的眼神朝我望着。我直直的走过他，总是走出好几步了，才一回头，看他一眼。

这半生了，回想起来，那个人的眼神总使我有着某种感动，我一点也不讨厌他。

两年之后，他毕业了，回港之前的那封信写得周详，香港父亲公司地址、家中地址、电话号码，全都写得清清楚。最后他写着：“我不敢贸然登府拜访，生怕你因此见责于父母，可是耐心等着你长大。现在我人已将不在台湾，通信应该是被允许的。我知你家教甚严，此事还是不该瞒着父母，请别忘了，我要娶你。如果你过两三年之后同意，我一定等待……。

那时，我正经过生命中的黯淡期，休学在家好几年，对什么都不起劲，恋爱、结婚这种事情不能点燃我生命的火花，对于这一个痴情的人，相连的没有太多反应。

后来那种蓝信封由英国寄来，我始终没有回过一封信，而那种期待的心情，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很鲜明。如果说，今生有人求过婚，那位温柔的人该算一个。

等到我进入文化学院去做学生的时候，姐姐出落得像一朵花般的在亲戚间被发现了。那时候很流行做媒，真叫“一家女，百家求。”我们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穿了。

每当姐姐看不上的人被婉转谢绝的时候，媒人就会说：“姐姐看不上，那妹妹也可以，就换妹妹做朋友好罗！”

我最恨这种话。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来的，轮到婚姻也是：“那妹妹也可以。”好像妹妹永远是拿次级货的那种品味。每一次人家求不到姐姐，就来求妹妹，我都给他们骂过去。

那一阵子，三五个月就有人来求亲，反正姐姐不答应的，妹妹也不答应。姐姐一说肯做做朋友，那个做妹妹的心里就想抢。

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男女之事看得好实在，看两三次电影就要下聘。姐姐就这么给嫁掉了。她笨。

我今生第二次向人求婚还是在台湾。

那是我真正的初恋。

对方没有答应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后来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个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毕业，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说那太遥远了，不很可能。

为了怕这个男孩子太认真，我赶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日本同学，同班的，家境好，还在读书呢，马德里最豪华的一家日本餐馆就给他开出来了。

这个日本同学对我好到接近乱宠。我知道做为一个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贵重的礼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鲜花——他就每天鲜花攻势。宿舍里的花都是日本人送来的，大家都很高兴，直到他向我求婚。

当我发现收了糖果和鲜花也有这种后果的时候，日本人买了一辆新车要当订婚礼物给我。当时宿舍里包括修女舍监都对我说：“嫁、嫁。这么爱你的人不嫁，难道让他跑了吗？”

我当然没有收人家的汽车，两个人跑到郊外树林里去谈判，我很紧张——毕竟收了人家的小礼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虚得紧，居然向着这个日本人流下泪来。我一哭，那个好心的人也流泪了，一直说：“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吓到了你，对不起。”

那时候我们之间是说日文的，以前我会一点点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为这个朋友懂得耐性的教，他绝对没有一点大男人主义的行为，是个懂得爱的人，可是我没想过要结婚。我想过，那是在台湾时。跟这日本同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恋我，我迷迷糊糊的受疼爱，也很快乐，可是也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

为了叫这个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国同学的花。我跟德国同学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两人介绍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涩，还是很大方的跟对方握握手，将我拉近，亲吻了我的面颊，笑道再见。

当年害惨了那位日本同学，后来他伤心了很久很久。别的日本同学来劝我，说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说日本人要自杀。切腹其实不至于，我十分对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见他，而两个人都住在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楼窗帘后面看他，心里一直向他用日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里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二十二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只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的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竟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么？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一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么？”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这人生——。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四十五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十七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六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我向人求，总是如此。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个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

我是一九七三年结的婚，荷西走在一九七九年。这孀居的九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厅，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的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

“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好累。心情，是一只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太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的响了起来。

我先走了

——为台北国际马拉松热身

我的父亲陈嗣庆先生，一生最大的想望就是成为一个运动家。虽然往后的命运使他走上法律这条路，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仍是个勤于活动四肢的人。父亲小学六年级开始踢足球，网球打得可以，撞球第一流，乒乓球非常好，到了六十多岁时开始登山。目前父亲已经七十五岁了，他每天早晨必做全身运动才上班，傍晚下班时，提早两三站下公车，走路回家。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其实就是他一生做人做事负责认真的表率。

我的母亲在婚前是学校女子篮球校队的一员，当后卫。婚后，她打的是牺牲球。

父亲对于我们子女的期望始终如一；他希望在这四个孩子中，有一个能够成为运动家，另一个成为艺术家，其他两个“要做正直的人”，能够自食其力就好。

很可惜的是，我的姐姐从小受栽培，她却没有成为音乐家，而今她虽是一个钢琴老师，却没能达到父亲更高的期许。我这老二在小学时运动和作文都好，单杠花样比老师还多，爬树跟猴子差不多利落，而且还能自极高处蹦下，不会跌伤。溜冰、骑车、躲避球都喜欢，结果还是没成大器，一头跌进书海里去，终生无法自拔。

大弟的篮球一直打到服兵役时都是队中好手，后来他做了个不喜欢生意太好的淡泊生意人。小弟乒乓球得过师大附中高中组冠军，撞球只有他可以跟父亲较量，而今他从事的却是法律，是个专业人才以及孩子的好玩伴。小弟目前唯一的运动是——趴在地上当马儿，给他的女儿骑来骑去。

在我们的家人里，唯有我的丈夫荷西，终生的生活和兴趣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他打网球、游泳、跳伞、驾汽艇，还有终其一生对于海洋的至爱——潜水。他也爬山、骑摩托车、跑步，甚而园艺都勤得有若运动。

我们四个子女虽然受到栽培，从小钢琴老师、美术老师没有间断，可是出不了一个艺术家。运动方面，篮球架在过去住在有院落的日本房子里总是架着的，父亲还亲自参与拌水泥的工作，为我这个酷爱“轮式冰鞋”的女儿在院中铺了一个方形的小冰场。等到我们搬到公寓中去住时，在家庭经济并非富裕的情形下，父亲仍然买来了撞球台和乒乓球桌，鼓励我们全家运动，巷内的邻居也常来参加，而打得最激烈的就是父亲自己。

记得当年的台湾物质缺乏，姐姐学钢琴和小提琴，父亲根本没有能力在养家活口之外再买一架昂贵的钢琴，后来他拿出了小心存放着预备给孩子生病时用的“急救金”，换了一架琴。自那时起，为了物尽其用和健康的理由，我们其他三个孩子都被迫学音乐。那几年的日子，姐姐甘心情愿也罢了，我们下面三个，每天黄昏都要千催万请才肯上琴凳，父亲下班回来即使筋疲力尽都会坐在一旁打拍子，口中大声唱和。当时我们不知父亲苦心，总是拉长了脸给他看，下琴时欢呼大叫，父亲淡淡的说了一句：“我这样期望你们学音乐，是一种准备，当你们长大的时候，生命中必有挫折，到时候，音乐可以化解你们的悲伤。”我们当年最大的挫折和悲伤就是弹琴，哪里懂得父亲深远的含意。

至于运动，四个孩子都淡漠了，连父亲登山都不肯同去，倒是母亲，跟着爬了好几年。

当然，那只是些不太高的山，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

我的丈夫深得父亲喜爱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半子，父亲在加纳利群岛时，每天跟着女婿去骑摩托车，两人一跑就不肯回家吃饭，志同道合得很。

回想有一年我开始学打网球时，父亲兴奋极了，那一年是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国，在教德文，收入极有限，可是父亲支助我买二手球拍、做球衣，还付教练费，另外给我买了一辆脚踏车每日清晨骑去球场。这还不够他的欢喜，到后来，父亲下班提早，也去打球。他的第一个球伴是球场中临时碰上的——而今的国民楷模孙越。父亲打球不丢脸，抽球抽得又稳又好，他不会打竞争的，他是和平球。

等到我又远走他乡一去不返时，我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迁，我住北非沙滨去了。那时最普通的运动就是走路，买菜走上来回两小时，提水走上一小时，夜间去镇上看电影走上两小时，结婚大典也忘了可以借车，夫妻两人在五十度的气温下又走上来回一百分钟。那一阵，身心都算健康，是人生中灿烂非凡的好时光。

后来搬去了加纳利群岛，我的日子跟大自然仍然脱不了关系，渔船来时，夫妻俩苦等着帮忙拉渔网，朋友来时，一同露营爬山拾柴火，平日种花、种菜、剪草、擦地、修房子，运动量仍算很大。夏日每天“必去”海滩。我泡水、先生潜水，再不然，深夜里头上顶了矿工灯，岩石缝中摸螃蟹去，日子过得自然而然，肤色总是健康的棕色。虽然如此，夫妻两人依旧看书、看电影、听音乐、跳舞、唱歌，双重生活，没有矛盾。回想起来，夫妻之间最不肯关心的就是事业，我们安稳的拿一份死薪水，绝对不想创业，这自然是生活中烦恼不多的大好条件。

有一年，偶尔回国，在电视上看见了纪政运动生涯的纪录片，我看见她如何在跑前热身，如何起跑，如何加速，如何诉说本身对于运动的理想和热爱……我专注的盯住画面不能分心，我分解她每一个举手投足的姿势，我观察她的表情，我回想报章杂志上有关她的半生故事，我知道她当时正跑出了世界纪录，我被她完全吸引住了的原因，还是她那运动大将的气质和风度，那份从容不迫，真是叹为观止。一个运动家，可以达到完美的极致，在纪政身上，又一次得到证明。

没过了几年，我们家的下一代，也就是大弟的双生女儿陈天恩、陈天慈进入了小学。父亲经历了对于我们的失望之后，在他的孙女身上又重新投入了希望。他渴望他的孙女中有一个成为运动家。暑假到了，当其他的孩子在补习各种才艺的时候，父亲恳请纪政，为我们的小女孩请来了“体育家教”。

天恩、天慈开始每天下午，由体育老师带着，在市立体育场上课。记得初初上体育课时，父亲非常兴奋，他说，如果孙女有恒心，肯努力，那么小学毕业就要不计一切送到澳州去训练打网球。又说，经济来源不成问题，为了培植孙女，他可以撑着再多做几年事不谈退休。很可惜的是，天恩、天慈所关心的只是读学校的书，她们无视于祖父对她们的热爱。不听祖父一再的劝告：“书不要拚命念，及格就好。”她们在家人苦苦哀求之下无动于衷，她们自动自发的读书，跑了一个半月的体育场，竟然哭着不肯再去。我们是一个配合国策迈向民主的家庭，绝对不敢强迫孩子，在这种情形下，父亲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孙女没有运动下去，父亲居然又转回来注意到了我。那一年我回国教书，父亲见我一日一日消瘦，母亲天天劝我：“睡觉、吃饭！”倒是父亲，他叫我不要休息，应该运动。我选择了慢跑。

有半年多的时间，每个星期绝有三天左右的晚上，我开车到内湖的大湖公园，绕着湖水开始慢跑，总要跑到全身放松了，出汗了，这才回家继续工作。就有那么一个夜晚，我一个人在大湖公园的人行道上慢跑，不远处来了两辆私家车，车上的人看我跑步，就放慢了车速开始跟我，我停步不跑了，车上下来七个男子，他们慢慢向我围上来，把我挤在他们的人圈里。其中一个人说：“小姐一个人散心不寂寞？”我看看四周，没有其他的行人，只有车辆快速的在路边驶过。我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待这一群家伙，说了几句不轻不重的双关语，“笑问”他们是哪一个角的。他们一听我说起什么角什么角，就有些不自在，我把其中挡路的一个轻轻推开，头也不回的再跑，很有把握的跑进对岸丛林小路中再绕公园出来，那批人已经走了。从那次之后，我停止了夜间的慢跑，而清晨尚在读书，不能跑，这再次的运动也就停了。“角”的意思就是黑话“帮派”，看杂志看来的，居然用得顺口。

我们的家族运动小史并没有告一段落。小弟的大女儿天明今年八岁，得的奖状里虽然包括体育，可是她最痴迷疯狂的还是在阅读上。小学二年级就在看我的《红楼梦》，金陵十二金钗都能背，她只运动那翻书的小指头。小弟的二女儿天白在两岁多时由茶几上跳下来，父亲观察她的动作，她不是直着脚跳的，她先弯下膝盖才借双脚的力一蹦落地，这发现又使父亲大喜，连说：“恐怕是这一个，可以训练。”从那时起，天白每与父亲见面时，祖孙两人就在游玩一种暗藏心机的运动游戏。可是天白现在已经四岁多了，她最大的成就却是：追赶着家中大人讲鬼故事。我们被她吓得哀叫，她是一句一句笑笑的逼上来，用词用句之外，气氛铺陈诡异、森冷、神秘，是个幻想魔术师——眼看她走上司马中原之路。她只做这种运动，四肢不算灵。每听孙女造鬼不疲，父亲总也叹一口气，他的期望这一次叫做活见鬼。

其实，要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做为运动家或艺术家并不那么简单，可是保有活泼而健康的心态去参与，不必成家也自有意义。

拉杂写来，由家庭中的运动小史铺展到马拉松，内心的联想很多。其实每一个人，自从强迫出生开始都是孤独的长跑者，无论身边有没有人扶持，这条“活下去”的长路仍得依靠自己的耐力在进行。有时我们感到辛酸遭受挫折，眼看人生艰难，实在苦撑着在继续，可是即使如此，难道能够就此放弃吗？有许多人，虽然一生成不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员，可是那份对于生活的坚持，就是一种勇者的行为。我自然也是一群又一群长跑人类中的一员，但诚实的说，并不是为了父亲的期望而跑，支持着我的，是一份热爱生命的信念，我为不负此生而跑。我只鼓励自己，跟那向上的心合作。这些年来，越跑越和谐，越跑越包容，越跑越懂得享受人与人之间一切平凡而卑微的喜悦。当有一天，跑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时，世上再也不会出现束缚心灵的愁苦与欲望，那份真正的生之自由，就在眼前了。

随风而去

——诗人痖弦的故事

要说的是——

老家本在河南南阳城外四十里爷爷半生赶驴车　　爹爹做了庄稼郎

三代单传得一子

我娘长齐报天恩

那家园

白露前后看早麦

小麦青青大麦黄

总记得

老娘纺纱明月光

放下娃儿急急忙忙做鞋帮忘不了老爹天方亮喝便上耕晌午打罢东偶又西桑　　辛苦苦

巴到日落上了炕

计算算

今秋能拿几个洋

再想想

到了下年好歹加盖两间房苦盼盼娃儿长大讨个媳妇儿好兴旺舍不得　　小子细肩把锄扛

只期望

省城念书好风光

小子上学堂

爹娘向着师傅打躬屈膝泪滂滂孩儿灯下琅书声　　喜得爹娘睡不沉

寒冬上炕让暖被

炎夏铺席打扇备凉床只求娃儿不灾不病写字忙爹娘白汤粗馍也是香小子十六作文章　　村里人人面容光

看信代书把人拉

那今世秀才便是他

休道爹娘做牛做马费了学钱不管用只盼来年似锦前程祭祖告天耀门宗那年兵荒马乱方才起　　唬得爹娘心惶惶

小子不及定亲家

慌慌张张打发他

说起同学结伴走

老娘漏夜赶行装

厚厚裤子肥肥袜

密密鞋帮打成双

不言不语切切缝

油灯点到五更蒙

老爹墙角挖出现大洋

老娘缝进贴身内衣裳小子不知离别伤　　怨怪爹娘瞎张忙

只想青春结伴远

那知骨肉缘尽箭在弦才听得

更鸡鸣叫天方亮

就来了

同学扣窗启程嚷

三五小子意气佳

不见爹娘乱发一夜翻芦花门前呼唤声声到　　灶上油饼急急烙

油腻腻

粗纸包着递上来

气呼呼

孩儿不耐伸手接

老娘擦眼硬塞饼

哽说趁热路上带了行推推拉拉几番拗　　饼散一地沾白霜

娘捡油饼方抬头

孩儿已经大步走

娘呼儿可不能饿

人影已在柳树大桥头娘追带号扶树望　　孩儿身影已渺茫

那柳树——

秋尽冬正来

寒鸦惊飞漫天哗

爹娘哭唤声不闻

三十年大江南北

离乱声讯终断绝

南阳城外老爹死也没瞑目

睁眼不语去向黄泉路孤零老娘视茫茫日日扶墙门前苦张望树青一年　　娘泪千涟

我儿不死我儿不死

只看那青青杨柳树

我儿必不死

我儿在他乡

那一年

村人讨木要柴烧

老娘抱住杨柳腰

只道这是我儿心肝命

谁抢我拿命来拚

村人上前拖又说

老娘跪地不停把头磕那——一——年　　树砍倒娘去了

死前挣扎一哽咽

叫声——“我儿”眼闭了江湖烟雨又十年　　他方孩儿得乡讯

只告你爹你娘早去了

爹死薄棺尚一副

娘去门板白布蒙了土中是一场 　杨柳青青

杨柳青青南阳城外四十里

小麦青青大麦黄

昔日一枕黄粱梦

今朝乍醒儿女忽成行养儿方知父母恩　　云天渺渺何处奔

眼前油饼落满地

耳边哭声震天淘

悔不当初体娘心

而今思起——

眼不干

泪成河。

导读

老兄，我醒着

——导读《异乡人》

卡缪的第一部小说《异乡人》于一九四二年出版，是以年轻的法国人莫梭以及他所居住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为背景，叙述出来的一个故事。

这本小说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描述莫梭母亲的死，以及他杀人以前的生活。第二部描写狱中生活和审判的情形。两部的构造，是用对照的方式表示两种不同世界的不同看法，那也正是莫梭视“直接感动”为真实的人生态度。

在第一部中，莫梭所过的生活，以母亲的死而明显的表露了他那冷漠的反应，是与一般社会惯例绝不相同的。葬礼过后，莫梭去做海水浴，和偶尔相遇的女朋友玛莉去看电影，当天晚上和她发生关系。那以后的两三个礼拜，他一如往昔，上班、下班、工作，星期六和玛莉约会。他的公司派他去巴黎，莫梭却以——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生活，而予拒绝。他虽不爱玛莉，却也答应跟她结婚。

莫梭这种平静的生活，终于因结识了一位毗邻而居的年轻人雷蒙而告终止。雷蒙是个皮条客，他发现自己的阿拉伯情妇移情别恋，处心积虑想要惩罚她，莫梭偶然地卷入这场争端。他答应替雷蒙想办法让他会见情妇。当雷蒙殴打情妇时，邻居召来了警察，莫梭又为雷蒙说谎，毫无动机的介入这件纠纷。

有个星期天，雷蒙叫莫梭一同去海边游玩，那时，包括雷蒙情妇弟弟在内的一群阿拉伯人跟他们打架，雷蒙因此受伤。后来莫梭再度只身外出，想在灼热的海滩附近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就在这个时候，迎面碰到了一个阿拉伯人。莫梭身上恰好放着雷蒙托给他保管的一枝手枪，再加上令人头昏目眩的阳光，使得莫梭神智混乱，他误把阳光的反射当成刀刃的锐利光芒，他扣动扳机射杀阿拉伯人。而后，再向尸体连发了四颗子弹。

莫梭被捕、受审、判处死刑。陪审员做这种判决，与其说是基于犯罪行为的事买，倒毋宁说是由于深恶莫梭的性格——特别在于他对母亲死后种种所谓放荡行为的深恶。

对于杀人，莫梭除了对预审推事表示是由于“太阳的缘故”之外，并不说明任何犯罪的动机——事实上，他的动机的确并不存在，除了太阳的缘故。

检察官向陪审员指出，莫梭没有一般人的情感，也没有罪的意识，是个“道德上的怪物”。莫梭在狱中等待受刑时，也的确扮演着一个社会怪物的角色，包括神父劝他忏悔、投向永生。莫梭除了大怒之外，不肯向宗教认同，他说，他的人生到目前为止，与任何先验的价值无关。这种人生虽然荒谬，却是他唯一可以遵循的人生。他接受生，接受死，这使他奇异的寻护了和平，并且发现到自己和宇宙，终于合而为一。

我们阅读《异乡人》，应以故事的形式和风格所表达的莫梭性格为中心。以传统自传形式而言，《异乡人》中的莫梭，正是一个在任何社会形态下所谓的“异乡人”。卡缪用在以第一人称莫梭的文字，一向只提示事件，并不说明他对事件的反应；他不分析自己的感情，只是叙述琐碎的细节，或一些“感觉上”的印象。

莫梭在表面上看来，并不具有一般人的感情。他虽然认为母亲不死比较好，却未曾对她的死感到特别的悲哀。他欢喜玛莉的笑容，对她产生情欲，却没有爱她。他缺乏雄心，也不接受升迁的机会。他认为——“无论如何，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毕竟目前的生活，并没有让我有什么不悦的地方。”他甚至对于受审，都觉得不是自己的事，他只想快快审完，好回监狱里去睡觉。

我们透过《异乡人》这么一个人物，可能看见某些自己也常有的性格，那就是：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常常生活在无意识的生活习惯中而至麻木。莫梭是一个不知道本身人生意识的人，是一个没有意识的主人翁。他对于生，既无特别的狂喜；对于死，也并不很在乎。整个的生命，不过是一场荒谬的过程。在这里面，除了“感觉”之外，人，没有其他的思想，包括杀人，也只因为那“阳光的刺目”而已。

莫梭，在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对于社会，事实上并没有露出明确的反抗——他只是放弃。或者说，他活得相当自在却又不在乎。

当莫梭自觉到他无法对人生赋予任何有意识的形态时，他很自然的放弃了一切，留下的生之喜悦，只是能够带给他直接反应的“感觉”。例如：“夏日的气息，我热爱的住家附近某个黄昏的景色、玛莉的微笑与洋装。”以上的种种，成为了他所感受的真实生活，而不想再去超过它们。莫梭把这些事情都放在生活里，却不给予自己一个说明，正如他并不想从他和玛莉一时的肉体快乐中，导出以爱为名的永恒感情。

卡缪以间接的方法表示出莫梭那种若有若无其事的叙述态度，实际上，这种表达手法，包含着比想象更丰富、更复杂的感情。莫梭有他自己生活的法则，他不是道德上的怪物，也不缺少常人所具备的感受力，他只是一个不愿深究一切而存活的某种——人。即使可能在法庭上救自己一命，他也拒绝成为一个习俗上的孝子。他不肯说一句虚伪的话。

莫梭不是一个虚伪的人。这，使得整个的社会，反抗了他，误解了他，将他孤立起来。

造成悲剧的事实上并不在于他的性格，而在于他和这个社会上其他的人类如此不同，因为这一份不相同，社会判了他死刑。

虽然，杀了一个阿拉伯人可以判死刑，这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判决莫梭死刑的方向，并不在于这个事件，而在于他的不肯矫情。

对于莫梭而言，道德就是遵循感觉的行动。所以他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必须忠实地、毫无夸张地表现这种感觉。《异乡人》是人与外在世界的纠葛，也是人与社会冲突的纪录。卡缪所谓的“人的欲望”与“世界的不关心”之间的对立，就在这本小说里。

事实上，经过莫梭，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基本特质，对生的欲望以及对真实的欲望。但是他的欲望如此的不明显，使得他囿于世界所设定的极限里。监狱中的莫梭，象征着被敌对世界所捕护的人，他逐渐失去自信，他无法对他人表达思想，他已成为自己的“异乡人”。而莫梭没有征服外在现实的方法。

事实上，莫梭只是一个单纯的人，单纯到看上去一无知性，只以接近动物性的感官在存活。而这真真实实的生活，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去，都是属于他主权之内的生活方式，却不被社会上其他的人所接纳——一旦这个人，发生了某种事件，例如说，杀了人，他的结局，除了唯一死罪之外，没有别的可能。

莫梭单纯，其实他的朋友们也很单纯，这些朋友——亲切而略带感伤的谢列斯特、笨到看不懂电影的艾马纽、粗心大意但是快乐的玛莉，甚而殴打情妇的雷蒙，以及整天虐待一只患皮肤病的狗的沙拉马诺，都是一批单纯又普通的人。他们并不是冷漠的，他们是一批生活在强烈感情中的人，只是平凡的存活在社会最基层的地方，使人漠视了这些人存活的意义。

而这一些围绕着莫梭而生活的小人物，事实上并没有排斥莫梭，他们甚而是善待他的。他们接受他，但不审判他。正如他们对待自己。

其实，“异乡人”又何曾没有审判自己，从第一页开始，我们可以发现，莫梭在内心中一直在审判自己。就在向公司老板请假奔丧的同时，他就已经在茫然中感到了罪的意识——那别人加在他身上的罪的意识。

全书中，守灵、杀人、审判这些过程中，在在的提出主角对于刺目光线的敏感，这份完全属于官能反应的现象，都是情节变化时一再出现的。莫梭在阳光下的感情容易变得亢奋，这一方面固然表示他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他已感到有一种比杀害一个阿拉伯人更神秘、更可怕的存在——宇宙。莫梭激怒于神父，将神父赶走的当时，是他情绪上再一次的激动——第一次在于杀人。而这第二次的激动，因着死刑将临，反将主角引上了最后不得不做的妥协；在死亡之前，将自己与宇宙做了最终也是最完美的结局。

分析一本书籍，重要的其实并不在于以上引用的比喻、象征或推测。这种方法，虽然有它知性上的意义；但是，在艺术以及人性的刻划上，如此解剖，不但无益，反而可能破坏了阅读一本世界名著的完整性以及直感性。分析，并不能算做唯一导读的方式。

我们与其对《异乡人》做更多的分析，倒不如依靠故事主人翁自己的叙述，使我们更直接的感到身为一个“异乡人”而不能见容于社会的那份刻骨的孤寂。更重要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异乡人”我们所抱持的心态，是出于悲悯还是出于排斥，是全然的沟通与了解，还是只拿他当为一个杀人犯？我们不要忘了此书的最后一页，如果没有那一份莫梭临死前心灵上的转变，那么人生才真是荒谬的了。莫梭，是无罪的。审判他的人，也是无罪的，问题出在，莫梭是一个不受另一阶层了解的人。

Ｅ·Ｔ回家

ET回家

那个人是从旧货市场的出口就跟上我的。

都怪我去了那间老教堂，去听唯有星期天才演奏的管风琴。那日去得迟了，弥撒正在结束，我轻轻划了十字架，向圣坛跪了一下，就出来了。那间教堂就贴着市场旁边。也是一时舍不得离开，我在树荫下的长椅子上坐了下来。那个人，那个后来跟住了我的人，就坐在那里。他先在的。

每一次回西班牙，总当心的选班机，选一班星期五黄昏左右抵达的，那么，星期六可以整整一天躺在旅馆内消除疲劳。而星期天，正好可以早起，走个半小时多路，去逛只有星期日才有的市集——大得占住十数条街的旧货市场。然后，去教堂静静的坐着，闭上眼睛，享受那古老教堂的管风琴演奏。

每一次回马德里，在起初的一两天里都是这么度过的，不然就不觉得在回来了。

当我坐在长椅上的时候，旁边的中年人，那个在夏天穿着一件冬天旧西装还戴了一顶破帽子的人就开始向我讲话了。我很客气的回答他，好有耐性又友善的。

谈了一会话，旁边的人问起我的私事来，例如说；结了婚没有？靠什么生活？要在马德里留几天？住在哪一家旅馆什么又什么的。我很自然的站起来，微微笑着向他说再见，转身大步走了。

一路穿过一条一条青石砖铺的老街，穿过大广场，停下来看街头画家给人画像，又去吃了一个冰淇淋，小酒馆喝了一杯红酒，站着看人交换集邮，看了一会斗牛海报……做了好多事情，那个跟我同坐过一张长椅子的人就紧紧的跟着。也没什么讨厌他，也不害怕，觉得怪有趣的，可是绝对不再理他了。他总是挤过一些人，挤到我身边，口里反复的说：“喂！你慢慢走，我跟你去中国怎么样？你别忙走，听我说——。”

我跑了几步，从一个地下车站入口处跑下去，从另外一个出口跑出来，都甩不掉那个人。

当这种迷藏开始不好玩的时候，我正好已经走到马德里的市中心大街上了，看见一家路边咖啡馆，就坐了下去。那时，茶房还在远远的一个桌子上收杯子，我向他举举手，他点了一下头，就进去了。

才坐下来呢，那个跟我的人就也到了，他想将我对面的一张椅子拉开，要坐下来，我赶紧说：“这把椅子也是我的。”

说时立即把双脚交叉着一搁搁在椅子上，硬不给他坐。“喂！我跟你讲，我还没有结过婚，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他也不坚持坐下来了，只弯下腰来，在我耳边鬼里鬼气的乱讲。

我想了一下，这个人七八成精神不正常，两三成是太无聊了，如果用软的方法来，会缠久一点，我性子急，不如用骂的那种法子快快把他吓走。

他还在讲鬼话呢，不防被我大声骂了三句：“滚开！讨厌！疯子！”好大声的，把我自己也给吓了一跳。走路的人都停下来看，那个跟踪的家伙跳过路边咖啡馆放的盆景，刷一下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茶房向我这边急急的走来，一副唐·吉诃德的架势，问说什么事情。我笑起来了，跟他讲：“小事情，街头喜剧。”

点了一杯只有在西班牙夏天才喝得到的饮料——一种类似冰豆浆似的东西，很安然的就将脚搁在对面的椅子上，拾起一份别人留在座位上的报纸，悠悠闲闲的看起来。

其实也没有那么悠闲，我怕那个被骂走的人回来抢我东西，当心的把皮包放在椅子后面，人就靠在包包上坐着，眼睛还是东张西望的。防着。

这时候，大概是下午两点前后，天热，许多路人都回家去休息了，咖啡座的生意清淡。

就在那个时候，我身边一把椅子被人轻轻拉开，茶房立即来了。那人点的东西一定很普通，他只讲了一个字，茶房就点头走了。

我从报纸后面斜斜瞄了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还好不是那个被我骂走的人，是个大胡子。

报纸的广告读完了，我不再看什么，只是坐着吹风晒太阳。当然，最有趣的是街上走过的形形色色的路人——一种好风景。

那么热的天，我发觉坐在隔壁的大胡子在喝一壶热茶。他不加糖。

我心里猜，一、这个人不是西班牙人。二、也不是美国人。三、他不会讲西班牙话。

四、气质上是个知识分子。五、那他是什么地方来的呢？

那时，他正将手边的旅行包打开，拿出一本英文版的——《西班牙旅游指南》开始看起来。

我们坐得那么近，两个人都不讲话。坐了快一小时了，他还在看那本书。

留大胡子的人，在本性上大半是害羞的，他们以为将自己躲在胡子里面比较安然。这是我的看法。

时间一直流下去，我又想讲话了。在西班牙不讲话是很难过的事情，大家讲来讲去的，至于说讲到后来被人死缠，是很少很少发生的。不然谁敢乱开口？

“我说——你下午还可以去看一场斗牛呢。”

慢吞吞的用英文讲了一句，那个大胡子放下了书，微笑着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看得相当深。

“看完斗牛，晚上的法兰明歌舞也是可观的。”“是吗？”他有些耐人寻味的又看了我一眼，可亲的眼神还是在观察我。

终于又讲话了，我有些不好意思。才骂掉一个疯子，现在自己又去找人搭讪就是很无聊的行为。何况对方又是个很敏感的人。

“对不起，也许你还想看书，被我打断了——”“没有的事，有人谈谈话是很好的，我不懂西班牙文，正在研究明天有什么地方好去呢。”

说着他将椅子挪了一下，正对着我坐好，又向我很温暖的一笑，有些羞涩的。

“是哪里人？”双方异口同声说出完全一样的句子，顿了一下，两个人都笑起来了。

“中国。”“希腊。”

“都算古国了。”不巧再说了一句同样的话，我有些惊讶，他不说了，做了个手势笑着叫我讲。

“恰好有个老朋友在希腊，你一定认识他的。”我说。“我一定认识？”

“苏格拉底呀！”

说完两人都笑了，我笑着看他一眼，又讲：“还有好多哲人和神祗，都是你国家的。”

他就报出一长串名字来，我点头又点头，心里好似一条枯干的河正被一道清流穿过似的欢悦起来。

也许，是很几天没有讲话了，也许，是他那天想说话。我没敢问私事，当然一句也不说自己。讲的大半是他自动告诉我的，语气中透着一份瞒不住人的诚恳。

希腊人，家住雅典，教了十年的大学，得了一个进修的机会去美国再攻博士，一生想做作家，出过一本儿童书籍却没有结过婚，预计再一年可以拿到物理学位，想的是去撒哈拉沙漠里的尼日国。

我被他讲得心跳加快，可是绝对不提什么写书和沙漠。我只是悄悄的观察他。是个好看的人啊！那种深沉却又善良的气质里，有一种光芒，即使在白天也挡不住的那种光辉。“那你这一次是从希腊度假之后，经过马德里，就再去美国了？”我说。

他很自然的讲，父母都是律师，父亲过世了，母亲还在雅典执业，他是由美国回去看母亲的。

我听了又是一惊。

“我父亲和弟弟也是学法律的，很巧。”我说。

就那么长江大河的谈了下去。从苏格拉底讲到星座和光年，从《北非谍影》讲到《印度之旅》，从萨达特的被刺讲到中国近代史，从《易经》讲到电脑，最后跌进文学的漩涡里去，那一片浩瀚的文学之海呀……最后的结论还是“电影最迷人”。

有一阵，我们不说话了。我猜，双方都有些棋逢敌手的惊异和快悦，我们反而不说话了。

什么都讲了，可是不讲自己，也不问他名字，他也没有问我的。下午微热的风吹过，带来一份舒适的悠然。在这个人的身边，我有些舍不得离开。

就是因为不想走，反而走了。

在桌上留下了我的那份饮料钱加小帐，我站起来，对他笑一笑，他站了起来，送我。

彼此很用劲的握了握手，那句客套话：“很高兴认识你。”都说成了真心的。然后我没有讲再见，又看了他一眼，就大步走了。

长长直直的大街，一路走下去就觉得被他的眼光一路在送下去的感觉。我不敢回头。

旅馆就在转弯的街角，转了弯，并没有忘记在这以前那个被我骂走的跟踪者，在街上站了五分钟，确定没有人跟我，这才进了旅馆。

躺在旅社的床上，一直在想那个咖啡座上的人，最后走的时候，他并不只是欠欠身，他慎重其事的站起来送我，使我心里十分感谢他。

单独旅行很久了，什么样的人都看过一些。大半的人，在旅途中相遇的，都只是一种过客，心理上并不付出真诚，说说谈谈，飞机到了，一声“再见，很高兴认识你。”都只是客套而已。可是刚才那个人，不一样，多了一些东西，在灵魂里，多了一份他人没有的真和诚。我不会看走眼。

午睡醒来的一霎间，不知自己在哪里，很费了几秒钟才弄清楚原来是在马德里的一家旅社。我起床，将头发带脸放到水龙头下去冲，马德里的自来水是雪山引下来的，冰凉澈骨。

这一来，完全清醒了。

翻开自己的小记事簿，上面一排排西班牙朋友的电话。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还是不要急着打过去比较清静。老朋友当然是想念的，可是一个人先逛逛街再去找朋友，更是自在些，虽然，午睡醒了也不知要到哪里去。

我用毛巾包着湿头发，发呆。

我计划，下楼，穿过大马路，对街有个“麦当劳”，我去买一份最大的乳酪汉堡再加一个巨杯的可口可乐，然后去买一份杂志，就回旅馆。这两样吃的东西，无论在美国或是台湾，都不吃的。到了西班牙只因它就在旅馆对面，又可以外卖，就去了。

那天的夜晚，吃了东西，还是跑到火车站去看了看时刻表，那是第二天想去的城——塞歌维亚。也有公车去，可是坐火车的欢悦是不能和汽车比的。火车，更有流浪的那种生活情调。

塞歇维亚对我来说，充满了冬日的回忆；是踏雪带着大狼狗去散步的城，是夜间跟着我的朋友夏米叶去爬罗马人运水道的城，是做着半嬉痞．跟着一群十几个国籍的朋友做手工艺的城，是我未嫁以前，在雪地上被包裹在荷西的大外套里还在分吃冰淇淋的城。也是一个在那儿哭过、笑过、在灿烂寒星之下海誓山盟的城。我要回去。

夏天的塞歌维亚的原野总是一片枯黄。

还是起了一个早，坐错了火车，又换方向在一个小站下来，再上车，抵达的时候，店铺才开门呢。

我将以前去过的大街小巷慢慢走了一遍，总觉得它不及雪景下的一切来得好看。心里有些一丝一丝的东西在那儿有着棉絮似的被抽离。经过圣·米扬街，在那半圆形的窗下站了一会儿，不敢去叩门。这儿已经人事全非了。那面窗，当年被我们漆成明黄色的框，还在。窗里没有人向外看。夏日的原野，在烈日下显得那样的陌生，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我在这儿，没有什么了。

不想吃东西，也不想再去任何地方，斜坐在罗马人高高的运水道的石阶上，又是发呆。

就在那个时候，看见远远的、更上层的地方，有一个身影。我心扑一下跳快了一点，不敢确定是不是看错了，有一个人向我的方向走下来。是他，那个昨天在马德里咖啡座上交谈了好久的希腊人。确定是他，很自然的没有再斜坐，反过身去用背对着就要经过我而下石阶来的人。不相信巧合，相信命运。我相信，所以背着它。

只要一步两步三步，那个人就可以经过我了。昨天我札着头发，今天是披下来的，昨天是长裙，今天是短裤，他认不出来的。

这时候，我身边有影子停下来，先是一个影子，然后轻轻坐下来一个人。我抬起眼睛对着他，说了一句：“哦，你，希腊左巴。”

他也不说话，在那千年的巨石边，他不说话。很安静的拿起一块小石子，又拿起另外一块石子，他在上面写字，写好了，对我说：“你发发看这个拼音。”我说：“亚兰。”“以后你这么叫我？”他说。

我点点头，我只是点点头。哪来的后呢？

“你昨天没有说要来这里的？”我说。

“你也没有说。”

“我搭火车来的。”

“我旅馆旁边就是直达这个城的车站，我想，好吧，坐公车，就来了。是来碰见你的。”

我笑了笑，说：“这不是命运，这只是巧合而已。”“什么名字？”终于交换名字了。

“ＥＣＨＯ。你们希腊神话里的山泽女神。那个，爱上水仙花的。”

“昨天，你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想——想，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可是又绝对没见过。”

我知道他不是无聊才讲这种话，一个人说什么，眼睛会告诉对方他心里的真假。他不是跟我来的，这是一种安排，为什么被这样安排，我没有答案。那一天，我是悲哀的，什么也不想讲，而亚兰，他也不讲，只是静悄悄的坐在我身旁。“去不去吃东西？”他问我，我摇摇头。

“去不去再走？”我又摇摇头。

“你钉在这里啦？”我点点头。

“那我二十分钟以后就回来，好吗？ＥＣＨＯ。”

在这个悲伤透了的城里，被人喊出自己的名字来，好似是一种回音，是十三年前那些呼叫我千万遍人的回声，它们四面八方的跃进我的心里，好似在烈日下被人招魂似的。那时候，亚兰走了。

不知为什么，在这一霎间，觉得在全西班牙的大荒原里，只有亚兰是最亲的人。而他，不过是一个昨日才碰见的陌生人，今天才知道名字的一个过客。这种心情，跟他的大胡子有没有关系？跟他那温暖的眼神有没有关系？跟我的潜意识有没有关系？跟他长得像一个逝去的人有没有关系？“你看，买了饮料和三明治来，我们一同吃好不好？”亚兰这一去又回来了，手上都是东西，跑得好喘的。“不吃，不吃同情。”

“天晓得，ＥＣＨＯ，我完全不了解你的过去，昨天你除了讲电影，什么有关自己的事都没讲，你怎么说我在同情你？你不是快乐的在度假吗？我连你做什么事都不知道。我只是，我只是——”

我从他手里拿了一瓶矿泉水，一个三明治，咬了一口，他就没再说下去了。

那天，我们一同坐火车回马德里，并排坐着，拿脚去搁在对面的椅子上。累了，将自己靠到玻璃窗上去，我闭上眼睛，还是觉得亚兰在看着我。我张开眼睛——果然在看。他有些害羞，很无辜的样子对我耸耸肩。

“好了，再见了，谢谢你。”在车站分手的时候我对着亚兰，就想快些走。

“明天可不可以见到你？”

“如果你的旅社真在长途公车站旁边，它应该叫‘北佛劳里达’对不对？四颗星的那家。”

“你对马德里真熟！！”

“在这里念大学的，很久以前了。”

“什么都不跟我讲，原来。”

“好，明天如果我想见你，下午五点半我去你的旅馆的大厅等你，行不行？”

“ＥＣＨＯ，你把自己保护得太紧了，我们都是成人了，你的旅馆就不能告诉我吗？应该是我去接你的。”“可是，我只是说——如果，我想见你。这个如果会换的。”“你没有问我哪天走。”

真的，没有问。一想，有些意外的心慌。

“后天的班机飞纽约，再转去我学校的城，就算再聚，也只有一天了。”

“好，我住在最大街上的ＲＥＸ旅馆，你明天来，在大厅等，我一定下来。五点半。”

“现在陪你走回去？”

我咬了一下嘴唇，点了头。

过斑马线的时候，他拉住了我的手，我没有抽开。一路吹着黄昏的风，想哭。不干他的事。

第二天我一直躺着，也不肯人进来打扫房间，自己铺好床，呆呆的等着，就等下午的那个五点半。

把衣服都摊在床上，一件一件挑。换了一只凉鞋，觉得不好，翻着一条白色的裙子，觉得它绉了。穿牛仔裤，那就去配球鞋。如果穿黑色碎花的连衣裙呢？夏天看上去热不热？很多年了，这种感觉生疏，情怯如此，还是逃掉算了，好好的生活秩序眼看不知不觉的被一个人闯了进来，而我不是没有设防的。这些年来，防得很当心，没有不保护自己。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容易受骗。

五点半整，房间的电话响了，我匆匆忙忙，跳进一件白色的衣服里，就下楼去了。

在大厅里，他看见我，马上站了起来，一身简单的恤衫长裤，夏日里看去，就是那么清畅又自然。而他，不自然，很害羞，怎么会脸红呢？

“我们去哪里？”我问亚兰。

“随便走走，散步好不好？”

我想了一下，在西班牙，八点以前餐馆是不给人吃晚饭的。五点半，太阳还是热。旅馆隔壁就是电影院，在演《远离非洲》这部片子。

我提议去看这部电影，他说好，很欣喜的一笑。接着我又说：“是西班牙文发音的哦！”他说没有关系。看得出，他很快乐。

当那场女主角被男主角带到天上去坐飞机的一刻出来时，当那首主题曲再度平平的滑过我心的时候，当女主角将手在飞机上往后举起被男主角紧紧握住的那一刻，我第三次在这一霎间受到了再一次的震动。

幸福到极致的那种疼痛，透过影片，漫过全身每一个毛孔，钉住银幕，我不敢看身边的人。

戏完了，我们没有动，很久很久，直到全场的人都走了，我们还坐着。

“对不起，是西班牙发音。”我说。

“没关系，这是我第三次看它了。”

“我也是——”我快乐的叫了出来，心里不知怎的又很感激他的不说。他事先没有说。

走出戏院的时候，那首主题曲又被播放着，亚兰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那一霎间，我突然眼睛模糊。

我们没有计划的在街上走，夜，慢慢的来了。我没有胃口吃东西，问他，说是看完了这种电影一时也不能吃，我们说：“就这样走下去吗？”我们说：“好的。”“我带你去树多的地方走？”

他笑说好。他都是好。我感觉他很幸福，在这一个马德里的夜里。

想去“西比留斯”广场附近的一条林荫大道散步的，在那个之前，非得穿过一些大街小巷。行人道狭窄的时候，我走在前面，亚兰在后面。走着走着，有人用中文大喊我的笔名——“三毛——”喊得惊天动地，我发觉我站在一家中国饭店的门口。

“呀！真的是你嘛——一定要进来，进来喝杯茶……”我笑望了一下身后的亚兰，他不懂，也站住了。

我们几乎是被拖进去的，热情的同胞以为亚兰是西班牙人，就说起西文来。我只有说：“我们三个人讲英文好不好？这位朋友不会西班牙话。”

那个同胞马上改口讲英文了，对着亚兰说：“我们都是她的读者，你不晓得，她书里的先生荷西我们看了有多亲切，后来，出了意外，看到新闻我太太就——”

那时候，我一下按住亚兰的手，急急的对他讲：“亚兰，让我很快的告诉你，我从前有过一个好丈夫，他是西班牙人，七年前，水里的意外，死了。我不是想隐瞒你，只是觉得，只有今晚再聚一次你就走了，我不想讲这些事情，属于我个人的——”

我很急的讲，我那么急的讲，而亚兰的眼睛定定的看住我，他的眼眶一圈一圈变成淡红色，那种替我痛的眼神，那种温柔、了解、同情、关怀，还有爱，这么复杂的在我眼前一同呈现。而我只是快速的向他交代了一种身分和抱歉。我对那位同胞说：“我的朋友是这两天才认识的，他不知你在说什么。我们早走了，谢谢你。”

同胞冲进去拿出了照相机，我陪了他拍了几张照片，谢了，这才出来了。

走到西比留斯的广场边，告诉亚兰想坐露天咖啡座，想一杯热的牛奶。我捧着牛奶大口的喝，只想胃可以少痛一点。那段时间里，亚兰一直默默的看着我，不说一句话。喝完了牛奶，我对着他，托着下巴也不讲话。

“ＥＣＨＯ。”亚兰说：“为什么你昨天不告诉我这些？为什么不给我分担？为什么？”

“又不是神经错乱了，跟一个陌生人去讲自己的事情。”我叹了口气。

“我当你是陌生人吗？我什么都跟你讲了，包括我的失恋，对不对？”

我点点头：“那是我给你的亲和力。也是你的天真。”我说。

“难道我没有用同样的真诚回报你吗？”

“有，很诚恳。”我说。

“来，坐过来。”他拉了一下我的椅子。我移了过去。亚兰从提包里找出一件薄外套来给我披上。

“ＥＣＨＯ，如果我们真正爱过一个人，回忆起来，应该是充满感激的，对不对？”

我点点头。

“如果一个生命死了，另一个爱他的生命是不是应该为那个逝去的人加倍的活下头，而且尽可能欢悦的替他活？”我又点点头。

“你相信我的真诚吗？”

我再度点头。

“来，看住我的眼睛，看住我。从今天开始，世上又多了一个你的朋友。如果我不真诚，明天清早就走了，是不是不必要跟你讲这些话？”

我抬起头来看他，发觉他眼睛也是湿的。我不明白，才三天。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明天，看起来我们是散了，可是我给你地址，给美国的，给希腊的，只要找得到我的地方，连学校的都留给你，当然，还有电话号码。你答应做我的朋友，有事都来跟我说吗？”我不响，不动，也没有点头。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轻轻的问。

“我并不去分析，在咖啡座上跟你谈过话以后，我就知道了。你难道不明白自己吗？”

“其实，我只想做一个小孩子，这是我唯一明白的，只要这样，也不行。”我叹了口气。

“当你在小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又只想做大人，赶快长大好穿丝袜和高跟鞋？”

我把头低下了。

他将我的手拉了过去。呀——让我逃走吧，我的心里从来没有这么怕过。

“不要抖，你怕什么？”

“怕的，是自己，觉得自己的今夜很陌生——。”“你怕你会再有爱的能力，对不对？

事实上，只要人活着，这种能力是不会丧失的，它那么好，你为什么想逃？”“我要走了——”我推椅子。

“是要走了，再过几分钟。”他一只手拉住我，一只手在提包里翻出笔和纸来。我没有挣扎，他就放了。

这时，咖啡座的茶房好有礼貌的上来，说要打烊了。其实，我根本不想走，我只是胡说。

我们付了帐，换了一把人行道上的长椅坐下来，没有再说什么话。

“这里，你看，是一块透明的深蓝石头。”不知亚兰什么地方翻出来的，对着路灯照络我看，圆饼干那么大一块。“是小时候父亲给的，他替我镶了银的绊扣，给我挂在颈子上的。后来，长大了，就没挂，总是放在口袋里。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护身符，我不相信这些，可是为着逝去父亲的爱，一直留在身边。”他将那块右头交给了我。

“怎么？”我不敢收。

“你带着它去，相信它能保护你。一切的邪恶都会因为这块蓝宝而离开你——包括你的忧伤和那神经质的胃。好吧？替我保管下去，直到我们再见的时候。”

“不行，那是你父亲给的。”

“要是父亲看见我把这块石头给了你——一个值得的人，他会高兴的。”

“不行。”

“可以的，好朋友，你收下了吧。”

“才三天，见面三次。”

“傻孩子，时光不是这样算的。”

我握住那块石头，仰脸看着这个人，他用手指在我唇上轻轻按了一下，有些苦涩的微笑着。

“那我收了，会当心，永远不给它掉。”我说。“等你再见到我的时候，你可以还给我，而后，让我来守护你好不好？”

“不知道会不会再见了，我——浪迹天涯的。”“我们静等上天的安排，好吗？如果他肯，一切就会成全的。”

“他不肯。”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很早以前，就知道的，苍天不肯……”我有些哽咽，扑进他怀里去。

他摸摸我的头发，又摸我的头发，将我抱在怀里，问我：“胃还痛不痛？”

我摇摇头，推开他，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要走了，你今天早班飞机。”

那时候，已是清晨四点多，清道夫一个一个在街上出现了。

“我送你回旅馆。”

“我要一个人走，我想一个人走一走。”

“在这个时间，你想一个人去走一走？”

“我不是有了你的星石吗？”

“可是当我还在你旁边的时候，你不需要它。”

在他旁边慢慢的走起来。风吹来了，满地的纸屑好似一群苍白的蝴蝶在夜的街道上飞舞。

“放好我的地址了？”

我点点头。

“我怎么找你？”

“我乱跑的，加纳利岛上的房子要卖了，也不会再有地址，台湾那边父母就要搬家，也不知道新地址，总是我找你了。”“万一你不找呢？”

“我是预备不找你的了。”我叹了口气。

“不找？”

“不找。”

“那好，我等，我也可以不走，我去改班机。”“你不走我走，我去改班机。”我急起来了，又说“不要等了，完了就是完了，你应该感激才是，对不对？你自己讲的。刚才，在我扑向你的那一霎间，的确对你付出了霎间的真诚。而时间不就是这样算的吗？三天，三年，三十年，都是一样，这不是你讲的？”说着说着我叫了起来。“ＥＣＨＯ——”

“我要跑了，不要像流氓一样追上来。我跟你说，我要跑了，我的生活秩序里没有你。

我一讲再见就跑了，现在我就要讲了，我讲，再——见，亚兰——再见——。”

在那空旷的大街上，我发足狂奔起来，不回头，那种要将自己跑到死的跑法，我一直跑一直跑，直到我转弯，停下来，抱住一根电线杆拚命的咳嗽。

而豪华的马德里之夜，在市区的中心，那些十彩流丽的霓虹灯，兀自照耀着一切有爱与无爱的人。而那些睡着了的，在梦里，是哭着还是笑着呢？

爱马落水之夜

飞机由马德里航向加纳利群岛的那两个半小时中，我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邻座的西班牙同胞和空中小姐都问了好多次，我只是笑着说吃不下。

这几年来日子过得零碎，常常生活在哪一年都不清楚，只记得好似是一九八四年离开了岛上就没有回去过，不但没有回去，连岛上那个房子的钥匙也找不到了。好在邻居、朋友家都存放着几串，向他们去要就是了。

那么就是三年没有回去了。三年内，也没有给任何西班牙的朋友写过一封信。

之所以不爱常常回去，也是一种逃避的心理。加纳利群岛上，每一个岛都住着深爱我的朋友，一旦见面，大家总是将那份爱，像洪水一般的往人身上泼。对于身体不健康的人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安静而不是爱。这一点他人是不会明白的。我常常叫累，也不会有人当真。

虽然这么说，当飞机师报告出我们就要降落在大加纳利岛的时候，还是紧张得心跳加快起来。

已是夜间近十点了，会有谁在机场等着我呢？只打了电话给一家住在山区乡下的朋友，请他们把我的车子开去机场，那家朋友是以前我们社区的泥水匠，他的家好大，光是汽车房就可以停个五辆以上的车。每一回的离去，都把车子寄放在那儿，请他们有空替我开开车，免得电瓶要坏。这一回，一去三年，车子情况如何了都不晓得，而那个家，又荒凉成什么样子了呢？

下了飞机，也没等行李，就往那面大玻璃的地方奔去。那一排排等在外面的朋友，急促的用力敲窗，叫喊我的名字。

我推开警察，就往外面跑，朋友们轰一下离开了窗口向我涌上来。我，被人群像球一样的递来递去，泥水匠来了、银行的经理来了，电信局的局长来了，他们的一群群小孩子也来了，直到我看见心爱的木匠拉蒙那更胖了的笑脸时，这才扑进他怀里。

一时里，前尘往事，在这一霎间，涌上了心头，他们不止是我一个人的朋友，也曾是我们夫妇的好友。“好啦！拿行李去啦！”拉蒙轻轻拍拍我，又把我转给他的太太，我和他新婚的太太米雪紧紧的拥抱着，她举起那新生的男婴给我看，这才发觉，他们不算新婚，三年半，已经两个孩子了。

我再由外边挤进隔离的门中去，警察说：“你进去做什么？”我说：“我刚刚下飞机呀！进去拿行李。”他让了一步，我的朋友们一冲就也冲了进去，说：“她的脊椎骨有毛病，我们进去替她提箱子——。”警察一直喊：“守规矩呀！你们守守规矩呀……”根本没有人理他。

这个岛总共才一千五百五十八平方公里，警察可能就是接我的朋友中的姻亲、表兄、堂哥、姐夫什么的，只要存心拉关系，整个岛上都扯得出亲属关系来。

在机场告别了来接的一群人，讲好次日再连络，这才由泥水匠璜杠着我的大箱子往停车场走去。

“你的车，看！”璜的妻子班琪笑指着一辆雪白光亮的美车给我看，夜色里，它像全新的一样发着光芒。他们一定替我打过蜡又清洗过了。

“你开吧！”她将钥匙交在我手中，她的丈夫发动了另外一辆车，可是三个女孩就硬往我车里挤。

“我们先一同回你家去。”班琪说，我点点头。这总比一个人在深夜里开门回家要来得好。而那个家，三年不见了，会是什么样子呢？

车子上了高速公路，班琪才慢慢的对我说：“现在你听了也不必再担心了，空房子，小偷进去了五次，不但门窗全坏了，玻璃也破了，东西少了什么我们不太清楚，门窗和玻璃都是拉蒙给你修的。院子里的枯叶子，在你来之前，我们收拾了二十大麻袋，叫小货车给丢了。”

“那个家，是不是乱七八糟了？”我问。

“是被翻成了一场浩劫，可是孩子跟我一起去打扫了四整天，等下你自己进去看就是了。”

我的心，被巨石压得重沉沉的，不能讲话。

“没有结婚吧？”班琪突然问。

我笑着摇摇头，心思只在那个就要见面的家上。车子离开了高速公路，爬上一个小坡，一转弯，海风扑面而来，那熟悉的海洋气味一来，家就到了。

“你自己开门。”班琪递上来一串钥匙，我翻了一下，还记得大门的那一只，轻轻打开花园的门，眼前，那棵在风里沙沙作响的大相思树带给了人莫名的悲愁。

我大步穿过庭院，穿过完全枯死了的草坪，开了外花园的灯，开了客厅的大门，这一步踏进去，那面巨大的玻璃窗外的海洋，在月光下扑了进来。

璜和班琪的孩子冲进每一个房间，将这两层楼的灯都给点亮了。家，如同一个旧梦，在我眼前再现。

这哪里像是小偷进来过五次的房子呢？每一件家具都在自己的地方等着我，每一个角落都给插上了鲜花，放上了盆景，就是那个床吧，连雪白的床罩都给铺好了。

我转身，将三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各亲了一下，她们好兴奋的把十指张开，给我看，说：“你的家我们洗了又洗，刷了又刷，你看，手都变成红的了。”

我们终于全部坐下来，发现一件银狐皮大衣不见了，我说没有关系，真的一点也不心痛。在沙发上，那个被称为阿姨的ＥＣＨＯ，拿出四个红封套来，照着中国习俗，三个女儿各人一个红包——她们以前就懂得这个规矩，含笑接下了。至于送给班琪的一个信封，硬说是父母亲给的。长辈赐，小辈不可辞。班琪再三的推让，我讲道理给她听，她才打开来看了。这一看吓了一大跳，硬是不肯收。我亲亲她，指着桌上的鲜花和明亮的一切，问她：“你对我的情，可以用钞票回报吗？收下吧，不然我不心安。”

璜——泥水匠的工作收入不稳定，是有工程才能赚的。班琪因此也外出去替人打扫房子贴补家用，而三个宝爱的女儿，夫妇俩却说要培植到大学毕业。他们不是富人，虽说我没有请他们打扫、他们自动做了四整天，这份友谊，光凭金钱绝对不可能回报。不然，如果我踏进来的是一幢鬼屋一样的房子，一定大哭去住旅馆。

班琪不放心我一个人，说：“怕不怕？如果怕，就去睡我们家，明早再回来好了。”

我实在是有些害怕，住过了台北的小公寓之后，再来面对这幢连着花园快有两百五十坪的大房子时，的确不习惯。可是我说我不怕。

那个夜里，将灯火全熄了，打开所有的窗户，给大风狂吹进来。吹着吹着，墙上的照片全都飞了起来，我静听着夜和风的声音，快到东方发白，等到一轮红日在我的窗上由海里跳了出来时，这才拉开床罩躺了下去。

很怕小偷又来，睡去之前，喊了耶稣基督、荷西、徐讦干爸三个灵魂，请他们来守护我的梦。这样，才睡了过去。“呀——看那边来的是谁？”邮局早已搬了家，柜台上全都装上了防弹玻璃，里面的人看见我，先在玻璃窗后比划了一下拥抱的手势，这才用钥匙开了边门，三三两两的跑出来——来拥抱。

我真喜欢这一种方式的身体语言。偏偏在中国，是极度含蓄的，连手都不肯握一下。好久不见，含笑打个招呼虽然也一样深藏着情，可是这么开开朗朗的西班牙式招呼法，更合我的性情。

“我的来，除了跟你们见面之外，还有请求的。房子要卖了，邮局接触的人多，你们替我把消息传出去好不好？”我说。“要卖了？那你就永远回中国去了？你根本是西班牙人，怎么忘了呢？”

“眼看是如此了，父母年纪大了，我——不忍心再离开他们。”我有些感慨的说。

“你要住多久？这一次。”

“一个半月吧！九月中旬赶回台湾。”

“还是去登报吧！这几年西班牙不景气，房子难卖喔！况且你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告别了邮局的人，我去镇上走了一圈，看老朋友们，谈到最后，总是把房子要卖的事情托了别人。他们听了就是叫人去登报，说不好卖。房价跌得好惨的。

“那我半价出售好了，价格减一半，自然有人受引诱。”我在跟邻居讲电话。

“那你太吃亏了，这一区，现在的房价都在千万西币以上，你卖多少？”

“折半嘛！我只要六百万。”

“不行，你去登报，听见没有，叫份一千两百万。”邻居甘蒂性子又直又急，就在那边叫过来。

那是“有价无市”的行情，既然现在的心就放在年迈的父母上，我不能慢慢等。

就在抵达加纳利群岛第二天的晚上，我趴在书桌上拟广告稿，写着：“好机会——私人海滩双层洋房一幢，急售求现。双卫、三房、一大厅，大花园、菜园、玻璃花房、双车车库，景观绝美。可由不同方向之窗，观日出，观日落，尚有相思树一大棵，情调浪漫，居家安全。要价六百五十万，尚可商量。请电六九四三八六。”

写好了字数好多的广告，我对着墙上丈夫的照片默默的用心交谈。丈夫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是应该回到中国父母的身边去了。不要来同我商量房价，这是你们尘世间的人看不破金钱，你当比他们更明白，金钱的多或少，在我们这边看来都是无意义的。倒是找一个你喜欢的家庭，把房子贱卖给他们，早些回中国去，才是道理。”

果然是我的好丈夫，他想的跟我一色一样。

第二天的早晨，我将房基旁的碑石捡了一小块，又拿掉了厨房里一个小螺丝钉，在赴城内报社刊登广告之前，我去了海边。

当，潮水浸上我的凉鞋时，我把家里的碎石和螺丝钉用力向海水里丢去，在心里喊着：“房子，房子，你走了吧！我不再留恋你——就算做死了。你走吧，换主人去，去呀——”

大海，带去了我的呼叫，这才往城内开去。

替人刊登广告的小姐好奇的对我说：“那一区的房价实在不止这么些钱的，你真的这样贱价就卖掉了？可惜我连六百万也没有，不然就算买下投资，也是好的。”（注：六百万西币等于一百八十万台币左右。）

登报的第二天，什么地方都不敢去，倒是邻居们，在家中坐了很久，甘蒂看了报纸，就来怪责我，说我不听话，怎么不标上一千万呢。卖一千万不是没有可能，可是要等多久？我是在跟岁月赛跑，父母年高了，我在拚命跑。

就在那个中午，有一位太太打电话来，说想看房子，我请她立即过来，她来了。

打开门，先看来人的样子就不太喜欢。她，那位太太，珠光宝气的，跟日出日落和相思树全都不称，神情之间有些傲慢。

我站在院子里，请她自己上上下下的去观望免得她不自在。看了一会儿，她没说喜不喜欢，只说：“我丈夫是位建筑师吔！”

“那你为什么要买房子？自己去盖一栋好了。”我诚恳的说。

“我喜欢的是你这块地，房子是不值钱的，统统给推倒再建，这个房子，没有什么好。”

我笑了笑，也不争辩，心里开始讨厌她。

“这样吧，四百万我就买了。”她说。

“对面那家才一层楼，要价一千一百万，我怎么可能卖四百万？”我开始恨起她来。

“那没有办法了，我留下电话号码，如果你考虑过之后又同意了，请给我电话。”

收了她的电话，将她送出去。我怎么会考虑呢，这个乘人之危的太太，很不可爱。

加纳利群岛的夏天到了夜间九点还是明亮的，黄昏被拉得很长。也就在登报的同一天里，又来了好几个电话，我请他们统统立即来看。

门外轰轰的摩托车声响了一会儿才停，听见了，快步去开门。门外，站着两个如花也似的年轻人，他们骑摩托车、这个，比较对胃口了。男人一脸的胡子，女人头发长长的。

他们左也看、右也看、上也看、下也看，当那个年轻的太太看见了玻璃花房时，惊喜得叫了起来，一直推她的先生。“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那个太太问。

当然欢迎他们，不但如此，还倒了红酒出来三个人喝。好，开始讲话了，讲了一个多钟头，都不提房子，最后我忍不住把话题拉回来，他们才说，两个人都在失业。

“那怎么买房子呢？”我说。

“等我找到事了，就马上去贷款。”

“可是我不能等你们找到事。”

“你那么急吗？”他们一脸的茫然。

“不行，对不起。”

“我们有信心，再等几个月一定可以找到事情做的，我们大学才毕业。你也明白这种滋味，对不对？”

还是请他们走了，走的时候，那个太太很怅然，我一狠心，把他们关在门外。

接了电话之后，来的大半是太太们，有一位自称教书的太太，看了房子以后，立即开始幻想，这间给自己和丈夫，那间给小孩，厨房可以再扩充出去，车房边再开一个门，草地枯死了是小意思，相思树给它理理头发就好了，那面向海的大窗是最美的画面，价格太公道了，可以马上付……她想得如痴如醉，我在一旁也在想，想——房子是卖掉啦！可惜了那另外六天的广告费。没想到第一天就给卖了。

等到那位太太打电话叫先生飞车来看屋时，等到我看见了她先生又羞又急的表情时，才觉着事情不太顺利了。

那位先生——又是个大胡子，好有耐性的把太太骗上了属于她的那一辆汽车，才把花园的门给关上，轻声对我说：“对不起，我太太有妄想症，她不伤人的，平日做事开车都很正常，就是有一样毛病，她天天看报纸，天天去看人家要卖的房子，每看一幢，都是满意的啦！你这一幢，我们并不要买，是她毛病又发了。你懂吗？我太太有病。”

我呆看着这个做先生的，也不知他不买房子干什么要讲他太太有毛病来推托。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过几天我拿些水果来给你，算做道歉，真对不起，我们告退了。”

他弯着腰好似要向我鞠躬似的，我笑着笑着把门关上了。卖房子这么有趣，多卖几天也不急了。想到那个先生的样子，我笑了出来。他一直说太太有毛病，回想起来的确有点可疑。

这种人来看房子，无论病不病，带给卖主的都是快乐。

那个黄昏，我将厨房的纱窗帘拉开，看着夕阳在远方的山峦下落去，而大城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想到自己的决心离去，心里升出一份说不出的感伤和依恋。心情上，但愿房子快快脱手，又但愿它不要卖掉。可是，那属于我的天地并不能再由此地开始。父母习惯了住在台湾，为着他们，这幢房子的被遗弃，应该算做一件小事，不然住在海外，天天口说爱父母而没有行动，也是白讲。

既然如此，就等着，将它，卖给心里喜欢的人吧。父母是我的命根，为了他们，一切的依恋，都可以舍去。

就在那么想的时候，门铃又响了，那批打过电话来的人全来看过房子了，这时候会是谁呢？我光脚轻轻的往大门跑，先从眼洞里去张望——如果又是那位建筑师太太来杀价，我就不开门。

门开了，一对好朴实好亲切、看上去又是正正派派的一对夫妇站在灯光下。

“听说，你的房子要卖？”我笑说是，又问怎么知道地址的，因为地址没有刊登在报上，而他们也没有打过电话来。“我叫璜，在邮局做事的，ＥＣＨＯ，你忘了有一年我们邮局为了你，关门十五分钟的事情吗？”

我立即想到六年前的一个早晨，那一次我回台不到四个月，再回岛上来时，邮局拖出来三大邮包的口袋，叫我拿回去。当时，我对着那么多邮件，只差没有哭出来。怎么搬也搬不上汽车。而小汽车也装不下三大袋满满的信。

就在那种进退不得的情况下，邮局局长当机立断，把大门给关上了，挂出“休息”的牌子，在一声令下，无论站柜台的或在里面办公的人，全体出动，倒出邮袋中所有的东西，印刷品往一边丢，信件往另一边放，般空报纸杂志全都丢，这才清理出了一邮袋的东西——全是信。那一场快速的丢和捡，用了十五个人，停局十五分钟。

“对了，你就是当时在其中帮忙的一个。”我一敲头，连忙再说：“平日你是内部作业的，所以一时认不出来，对不起！对不起！”

恩人来了，竟然不识，一时里，我很惭愧。

那位太太，静静的，一双平底布鞋，身上很贴切的一件旧衣。她自我介绍，说叫米可。

我拉开相思树的枝叶，抱歉的说，说草地全枯了，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璜和米可只看了一圈这个房子，就问可不可以坐下来谈。在他们坐下的那当儿，我心里有声音在说——“是他们的了。”“好，我们不说客气话，就问了——你们喜欢吗？”我说。那两个人，夫妇之间，把手很自然的一握，同时说：“喜欢。”看见他们一牵手，我的心就给了这对相亲相爱的人。“要不要白天再来看一次？”我又问。

“不必了。”

“草死了，花枯了，只有葡萄还是活的，这些你们都不在乎？”

他们不在乎，说可以再种。

璜，先喊了一声，脸就红了，他说：“讲到价格——”“价格可以商量。”我说。看看这一对年轻人，我心里不知怎的喜欢上了他们，价格这东西就不重要了。“我们才结婚三年，太贵的买不起，如果，如果——我们实在是喜欢这房子。”

“报上我登的是六百五十万，已经是对折了。你们觉得呢？”

“我们觉得不贵，真的太便宜了，可是我们存来存去只有五百八十万，那怎么办呢？”

米可把她的秘密一下子讲出来了，脸红红的。

“那就五百六十万好了，家具大部份留下来给你们用。如果不嫌弃，床单、毛巾、桌布、杯、碗、刀、叉，都留给你们。”

我平平静静的说，那边大吃一惊，因为开出来的价格是很少很少的，这么一大幢花园洋房，等于半送。不到一百六十万台币。

“你说五百六十万西币就卖了？”璜问。

“米可说你们只有五百八十万，我替你们留下二十万算做粉刷的钱，就好了嘛！”

“ＥＣＨＯ，你也得为自己想想。”米可说。

“讲卖了就是卖了，不相信，握一个手，就算数。”璜立即伸出手来与我重重的握了一下，米可吓成呆呆的，不能动。

“明天我们送定金来？”

“不必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双方握了手，就是中国人这句话。好了，我不反悔的。”

那个夜里，我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看了一遍，动手把荷西的照片由墙上一张一张取下来，对于其他的一切装饰，都不置可否。心里对这个家的爱恋，用快刀割断，不去想它，更不伤感，然后，我拨长途电话给台湾的母亲，说：“房子第一天就卖掉了，你看我的本事。

九月份清理掉满坑满谷的东西，就回来。”母亲问起价格，我说：“昨日种种，譬如死了。

没有价格啦！卖给了一对喜欢的人，就算好收场。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饭吃就算好了，妈妈不要太在意。”

就在抵达岛上的第三天，干干脆脆的处理掉了一座、曾经为之魂牵梦萦的美屋。奇怪的是，那份纠缠来又纠缠去的心，突然舒畅得如同微风吹过的秋天。

那个夜晚，当我独自去海边散步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升起的新天新地，它们那么纯净，里面充满了的，是终于跟着白发爹娘相聚的天伦。

我吹着口哨在黑暗的沙滩上去踏浪，想着，下一步，要丢弃的，该是什么东西和心情呢？

重建家园

当我告诉邻居们房子已经卖掉了的时候，几乎每一家左邻右舍甚至镇上的朋友都愣了一下。几家镇上的商店曾经好意提供他们的橱窗叫我去放置售屋的牌子，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办，牌子倒有三家人自己替我用油漆整整齐齐的以美术字做了出来——都用不上，就已卖了。

当那个买好房子的璜看见报上还在刊登“售屋广告”时，气急败坏的又赶了来，他急得很，因为我没有收定金，还可以反悔的。

“求求你拿点定金去吧！余款等到过户的手续一办好就给你。你不收我们不能睡觉，天天处在紧张状态里，比当年向米可求婚的时候还要焦虑。ＥＣＨＯ，你做做好事吧！”璜和米可以前没有和我交往过，他们不清楚我的个性。为了使他们放心，我们私底下写了一张契约，拿了象征性的一点定金，就这样，璜和米可放放心心的去了葡萄牙度假。而我，趁着还有一个多月，正好也在家中度个假，同时开始收拾这满坑满谷的家了。

“你到底卖了多少钱？”班琪问我。那时我正在她家中吃午饭。

“七百万西币啦！”我说着不真实的话，脸上神色都不变。“那太吃亏了，谁叫你那么急。比本钱少了一半。”班琪很不以为然的说。

如果她知道我是五百六十万就卖掉的，可能手上那锅热汤都要掉到地上去了。所以，为着怕她烫到脚不好，我说了谎话。

那几天长途电话一直响，爸爸说：“恭喜！恭喜！好能干的孩子，那么大一幢美屋，你将它只合一百六十万台币不到就脱手了。想得开！想得开！做人嘛，这个样子才叫豁达呀！”

马德里的朋友听说我低价卖了房，就来骂对方，说买方太狠，又说卖方的我太急。

“话可不是那么说，人家年轻夫妇没有钱，我也是挑人卖的。想想看，买方那么爱种植，家给了他们将来会有多么好看，你们不要骂嘛！我是千肯万肯的。”

“那你家具全部给他们啦？”邻居甘蒂在我家东张西望，一副想抢东西的样子。

“好啦！我去过璜和米可的家——那幢租来的小公寓，他们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给他们也算做好事。”“这个维纳斯的石——像——？”甘蒂用手一指，另一只手就往口过去咬指甲。

“给你。”我笑着把她啃指甲的手拍的一打。

“我不是来讨东西的，你晓得，你的装饰一向是我的美梦，我向你买。”

“我家的，都是无价之宝，你买不起，只有收得起。送你还来不及呢，还说什么价钱，不叫朋友了。”我笑着把她拉到石像边，她不肯收。

台湾的朋友打电话来，说：“把你的东西统统海运回来，运费由我来付，东西就算我的了，你千万不要乱送人。”台湾的朋友不容易明白，在西班牙，我也有生死之交，这次离别，总得留些物品给朋友当纪念，再说，爱我的人太多太多，东西哪里够分呢？

那个晚上，甘蒂的大男孩子、女儿和我三个人，抱着爱神维纳斯的石像、掮着一只一百二十年前的一个黑铁箱，箱内放了好大一个手提收录音机、一个双人粗棉吊床、一整套老式瓷器加上一块撒哈拉大挂毡，将它们装满了一车子，小孩子跟着车跑，我慢慢往下一条街开，就送东西去了。“出来抱女人呀！莫得斯多——”我叫唤着甘蒂先生的名字，声音在夜风里吹得好远好嘹亮。

甘蒂看见那只老箱子，激动得把手一捂脸，快哭出来了。她想这只海盗式的老箱子想了好多年。以前，我怎么也不肯给她。

“ＥＣＨＯ，你疯了。”甘蒂叫起来。

“没有疯，你当我也死啦！遗产、遗产——”说着我咯咯的笑，跑上去抱住她的腰。

“一天到晚死呀死呀的，快别乱说了。”

都叹了口气，凝望着我最心爱的女友，想到丈夫出事的那个晚上，当时她飞车沉着脸跟先生赶来时的表情，我很想再说一次感谢的话，可是说不出来。

“放下了东西，如果不留下来吃晚饭就快走，我受不了你。”甘蒂说着就眼湿，眼湿了就骂人。

我笑着又亲了一下她，跑到她厨房里拿了一个面包，捞了一条香肠，上车就走。

回到家里，四周望了一望，除了家具之外光是书籍，就占了整整九个大大小小的书架，西班牙文的只有十分之二，其它全是中文的。当年，这些书怎么来的都不能去想，那是爸爸和两个弟弟加上朋友们数十趟邮局的辛苦，才飘洋过海来的。

除了书籍，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珍品，我舍得下吗？它们太大了，带着回台湾才叫想不开，“妈的，当做死了。”我啃一口面包夹香肠，对着这个艺术之家骂了一句粗话，打开冰箱，对着瓶子喝它一大口葡萄酒，然后坐在沙发上发呆。

夜深了，电话又响，我去接，那边是木匠拉蒙。“有没有事情要帮忙？”他说。

“有，明天晚上来一次，运木材的那辆车子开来，把我的摩托车拿走，免得别人先来讨去了。”

“你要卖给我？”“什么人卖给你？送啦！”“那我不要。”“不要算了。要不要？快讲！”“好啦！”

车是荷西的，当时爸爸妈妈去加纳利群岛——摩托车是我一向不肯买的东西，怕他骑了去玩命。结果荷西跟爸爸告状，爸爸宠他，就得了一辆车，岳父和半子一有了车，两个人就去飞驰，顽皮得妈妈和我好担心。车子骑了不到一个月，荷西永远走了。后来我一个人住，也去存心玩命，骑了好多次都没出事。这一回，是拉蒙接下了手。

第二天深夜，拉蒙来了，在车房里，我帮他推摩托车，将车横摆在他的小货车里。这时，突然看见了车房内放杂物的大长柜子，我打开来一扇橱门，一看里面的东西，快速把门砰一声关上，人去靠在门上。

“拉蒙——”我喊木匠，在车房黯淡的灯光下，我用手敲敲身后的门。

“这个柜子里的东西，我不能看，你过来——”说着我让开了，站得远远的。

门开了，拉蒙手上握着的，是一把阴森森的射鱼枪——荷西死时最后一刻握着的东西。

“我到客厅去，你，把里面一切的东西都清掉，我说‘一切的潜水用器’，你不必跟我来讲再见，理清楚了，把门带上，我们再打电话。今天晚上，不必叫我来看你拿走了什么”

“这批潜水器材好贵的，你要送给我？”

“你神经是不是？木头木脑不晓得我的心是不是？不跟你讲话——”说着我奔过大院子跑到客厅去。我坐在黑暗里，听见拉蒙来敲玻璃门，我不能理他。

“陈姐姐，来——亲——一——个——。”

街那边的南施用中文狂喊着向我跑，我伸出了手臂也向她拚命的跑，两个人都喊着中文，在街上，拥抱着，像西班牙人一样的亲着脸颊，拉着手又叫又跳。

南施是我亲爱的中国妹妹，她跟着父母多年前就来到了岛上，经营着一家港口名气好大的中国餐馆。南施新婚不到一个月，嫁给了小强；那个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又酷爱历史的中国同胞，可惜我没能赶上他们的婚礼。“那你现在是什么太太了？”我大喊。

“钟太太呀！可是大家还是叫我南施。”

我们拉着手跑到南施父母的餐馆里去，张妈妈见了我也是紧紧的拥抱着。在这个小岛上，中国同胞大半经营餐旅业，大家情感很亲密，不是一盘散沙。

“南燕呢？”问起南施的妹妹，才知南燕正去了台湾，参加救国团的夏令营去了。

“三年没有消息，想死你了，都不来信。”张妈妈笑得那么慈爱，像极了我的母亲。我缠在她身上不肯坐下来。“房子卖了。”我亲一下张妈妈。才说。

“那你回台湾去就不回来了。”南施一面给我倒茶水一面说。

“不回来对你最好，‘所有的书’——中文的，都给你。”知道南施是个书痴，笑着睇了她一眼。

南施当然知道我的藏书。以前，她太有分寸，要借也不敢借的，这一回我说中文书是她的了，她掐住小强的手臂像要把小强掐断手一样欣喜若狂。

“那么多书——全是我的了？”南施做梦似的恍惚一笑。我为着她的快乐，自己也乐得眼眶发热。

张伯伯说：“那怎么好，那怎么好？太贵重了，太贵重了——”

我看着这可亲可敬的一家人，想到他们身在海外那么多年，尚且如此看重中国的书籍，那种渴慕之心，使我恨不能再有更多的书留下来送给他们。

那天中午，当然在张伯伯的餐馆午饭，张伯伯说这一顿不算数，下一次要拿大海碗的鱼翅给我当面条来吃个够。

城内的朋友不止中国同胞，我的女友法蒂玛，接受了全部的西班牙文的书籍和一些小瓶小碗加上许许多多荷西自己做框的图画。

“你不难过吗？书上还有荷西的字迹？”法蒂玛摸摸书，用着她那含悲的大眼睛凝望着我。

我不能回答，拿了一支烟出来，却点不着火柴，法蒂玛拍一下用她的打火机点好一支烟递上来。我们对笑了一笑，然后不说话，就坐在向海的咖啡座上，看落日往海里跌进去。

“想你们，怎么老不在家？回来时无论多晚都来按我的门铃，等着。ＥＣＨＯ。”

把这张字条塞进十九号邻居的门缝里，怕海风吹掉，又用胶带横贴了一道。

我住二十一号。

我的紧邻，岛上最大的“邮政银行”的总经理夫妇是极有爱心的一对朋友，他们爱音乐，更爱书籍。家，是在布置上跟我最相近的，我们不止感情好，古文化上最最谈得来的也是他们。假日他们绝对不应酬的，常常三个人深谈到天亮，才依依不舍的各自去睡。这一趟回来总也找不着人，才留了条子。

那个留了字条的黄昏，玛利路斯把我的门铃按得好像救火车，我奔出去，她也不叫我锁门，拉了我往她的家里跑，喊着：“快来！克里斯多巴在开香槟等你。”

一步跨进去，那个男主人克里斯多巴的香槟酒塞好像配音似的，波一下给弹到天花板上去。

我们两家都是两层楼的房子，亲近的朋友来了总是坐楼下起居室，这回当然不例外。

“对不起，我们不喜欢写——信。”举杯时三个人一起叫着，笑出满腔的幸福。他们没有孩子，结婚快二十年了，一样开开心心的。

谈到深夜四点多，谈到我的走。谈到这个很对的选择，他们真心替我欢喜着。

“记不记得那一年我新寡？晚上九点多停电了，才一停，你们就来拍门，一定拉我出去吃馆子，不肯我一个人在家守着黑？”我问。

“那是应该的，还提这些做什么？”玛利路斯立刻把话拨开去。

“我欠你们很多，真的；如果不是你们，还有甘蒂一家，那第一年我会疯掉。”

“好啦！你自己讨人喜欢就不讲了？天下孀妇那么多，我们又不是专门安慰人的机构——。”玛利路斯笑起来，抽了一张化妆纸递过来，我也笑了，笑着笑着又去擤鼻涕。“我走了，先别关门，马上就回来——”我看了看钟，一下子抽身跑了。

再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身上斜背了好长一个奈及利亚的大木琴，两手夹了三个半人高的达荷美的羊皮鼓，走不到门口就喊：“快来接呀——抬不动了，克里斯多巴——”

他们夫妇跑出来接，克里斯多上是个乐器狂，他们家里有钢琴、电子琴，吉他、小提琴，大提琴、笛子、喇叭，还有一支黑管加萨克斯风。

“这些乐器都给你们。”我喊着。

“我们保管？”“不是，是给你们，永远给的。”

“买好不好？”“不好。”“送的？”“对！”“我们就是没有鼓。”克里斯多巴眼睛发出了喜悦的闪光，将一个鼓往双脚里一夹，有板有眼的拍打起来。“谢了！”玛利路斯上来亲我一下，我去亲克里斯多巴一下，他把脸凑过来给我亲，手里还是砰砰的敲。“晚安！”我喊着。“晚安！明天再来讲话。”他们喊着。我跑了几步，回到家中去，那边的鼓声好似传递着消息似的在叫我：“明天见！明天见！”

没有睡多久，清早的门铃响了三下，我披了晨衣在夏日微凉的早晨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是我以前帮忙打扫的妇人露西亚。

“呀——”我轻叫了起来，把脸颊凑上去给她亲吻。露西亚并不老，可是因为生了十一个孩子，牙齿都掉了。

当初并没有请人打扫的念头，因我太爱清洁，别人无论如何做都比不上我自己，可是因为同情这位上门来苦求的露西亚，才分了一天给她，每星期来一次。她乱扫的，成绩不好。

每来一次，我就得分一千字的稿费付给她。“太太，听说你房子卖了，有没有不要的东西送给我？”

我沉吟了一下，想到她那么多成长中的女儿，笑着让她进来，拿出好多个大型的垃圾筒塑胶袋，就打开了衣柜。“尽量拿，什么都可以拿，我去换衣服。不要担心包包太多，我开车送你回去。”说完了我去浴室换掉睡衣，走出来时，看见露西亚手中正拿了一件荷西跟我结婚当天穿的那件衬衫。

我想了几秒钟，想到露西亚还有好几个男孩子，就没有再犹豫，反而帮她打起包裹来。

“床单呢？窗帘呢？桌布呢？”她问。

“那不行，讲好是留给新买主的，露西亚你也够了吧？”我看着九大包衣物，差不多到人腰部那么高的九大包，就不再理她了。

“那鞋子呢？”她又问。

“鞋子给甘蒂的女儿奥尔加，不是你的。”

她还在屋内东张西望，我一不忍心将熨斗、烫衣架和一堆旧锅给了她，外加一套水桶和几把扫帚。

“好啦！没有啦！走吧，我送你和这批东西回去。”

我们开去了西班牙政府免费分配给贫户的公寓。那个水准，很气人，比得上台北那些高价的名门大厦。露西亚还是有情的人，告别时我向她说不必见面了，她坚持在我走前要带了先生和孩子再去看我一次，说时她眼睛一眨一眨的，浮出了泪水。她的先生，在失业。

送完了露西亚，我回家，拿了铜船灯、罗盘、船的模型、一大块沙漠玫瑰石和一块荷西潜水训练班的铜浮雕去了镇上的中央银行。

那儿，我们沙漠时的好朋友卡美洛在做副经理。他的亲哥哥，在另一个离岛“兰沙略得”做中央银行分行的总经理。这两兄弟，跟荷西亲如手足，更胜手足，荷西的东西，留给了他们。

“好。嫂嫂，我们收下了。”

当卡美洛喊我嫂嫂时，我把他的衬衫用力一拉，也不管是在银行里。一霎间，热闹的银行突然静如死寂。“快回去，我叫哥哥打电话给你。”

我点点头，向他要了一点钱，他也不向我讨支票，跑到钱柜里去拿了一束出来，说要离开时再去算帐，这种事也只有对我，也只有这种小镇银行，才做得出来。没有人讲一句话。

“那你坐飞机过来几天嘛！孩子都在想你，你忘了你是孩子的教母了？”卡美洛的哥哥在一个分机讲，他的太太在另一个分机讲，小孩子抢电话一直叫我的名字。

“我不来——。”

想到荷西的葬礼，想到事发时那一对从不同的岛上赶了去的兄弟，想到那第一把土拍一下撒落在荷西棺木上去时那两个兄弟哭倒在彼此身上的回忆，我终于第一次泪如雨下，在电话中不能成声。

“不能相见，不能。再见了，以后我不会常常写信。”“ＥＣＨＯ，照片，荷西的放大照片，还有你的，寄来。”我挂下了电话，洗了一把脸，躺在床上大喘了一口气。那时候电话铃又响了。

“ＥＣＨＯ，你只来了一次就不见了，过来吃个午饭吧，我煮了意大利面条，来呀——。”

是我的瑞士邻居，坐轮椅的尼各拉斯打来的。他是我亲爱的瑞士弟弟达足埃的爸爸，婚娶四次，这一回，他又离了婚，一个人住在岛上。

去的时候，我将家中所有的彩陶瓶子都包好了才去，一共十九个。

“这些瓶子，你下个月回瑞士时带去给达尼埃和歌妮，他们说，一九八七年结婚。这里还有一条全新的沙漠挂毡，算做结婚礼物。尼各拉斯，你不能赖，一定替我带去喔。”“他们明年结婚，我们干什么不一起明年结婚呢？ＥＣＨＯ，我爱了你好多年，你一直装糊涂？”

“你醉了。”我卷了一叉子面条往口里送。

“没有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吗？”尼各拉斯把轮椅往我这边推，作势上来要抱我。

“好啦你！给不给人安心吃饭！”我凶了他一句，他就哭倒在桌子边。

那一天，好像是个哭丧日。大家哭来哭去的，真是人生如戏啊！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呢？”我问班琪。

“忙的是你呀！等你来吃个饭，总是不来，朋友呀，比我们土生土长的还要多——。”

她在电话里笑着说。“我不是讲吃饭的事情，我在讲过入你名下的东西，要去办了，免得夹在房子过户时一起忙，我们先去弄清楚比较好。”“什么东西？”

“汽车呀！”

电话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知道班琪家只有一辆汽车，他们夫妇都做事，东奔西跑的就差另一辆车子，而他们买不起，因为所有的积蓄都花在盖房子上去了。

“ＥＣＨＯ，那我谢了。你的车跑了还不到四万公里，新新的，还可以卖个好价钱。”

“新是因为我不在的时候你保管得好，当然给你了。”“我——”“你不用讲什么了，只讲明天早上十点钟有没有空？”“有。”“那就好了嘛！先过给你，让我开到我走的那一天，好不好？保险费我上星期又替车子去付了一年。”“ＥＣＨＯ，我不会讲话，可是我保证你，一旦你老了，还是一个人的时候，你来跟我们一起住，让孩子们来照顾你。”“什么老了，这次别离，就算死一场，不必再讲老不老这种话了。”

“我还是要讲，你老了，我们养你——。”

我拍一下把电话挂掉了。

处理完了最大的东西，看看这个家，还是满的，我为着买房子的璜和米可感到欣慰，毕竟还是留下了好多家具给他们，而且是一批极有品味的家具。

那个下午，送电报的彼得洛的大儿子来，推走了我的脚踏车。二十三号的瑞典邻居，接受了我全部古典录音带。至于对门的英国老太太，在晚风里，我将手织的一条黑色大披风，围上了她瘦弱的肩。

在那个深夜里，我开始整理每一个抽屉，将文件、照片、信件和水电费收据单整理清楚。要带回台湾的只有照片、少数文件，以及小件的两三样物品。虽说如此，还是弄到天方亮了才现出一个头绪来。

我将不可能带走的大批信件抱到车房去，那儿，另有十六个纸盒的信件等着人去处理。

将它们全部推上车，开到海滩边最大的垃圾箱里去丢掉，垃圾箱很深，丢到最后，风吹起了几张信纸，我追了上去，想拾回它们，免得弄脏了如洗的海滩。

而风吹得那么不疾不徐，我奔跑在清晨的沙地上，看那些不知写着什么事情的信纸，如同海鸥一样的越飞越远，终于在晨曦里失去了踪迹。

我迎着朝阳站在大海的面前，对自己说：如果时光不能倒流，就让这一切，随风而去吧。

我要回家

那个马德里来的长途电话缠住我不放。

“听见没有，如果他们不先付给你钱，那么过户手续就不可以去签字。先向他们要支票，不要私人支票，必须银行本票。记住了吧？”

“好啦！又不是傻瓜，听到啦！”我叫喊过去。“我不放心呀！你给我重复讲一次。”

我重复了一遍对方的话，这又被千叮万嘱的才给放了。卡洛斯最喜欢把天下的人都当成他的小孩子，父性很重的一个好朋友。

那时候距离回台只有十天了，我的房子方才要去过户，因为买了房子的璜和米可刚刚由葡萄牙度假归来。“你们要先给我钱，我才去签字。”跑去跟在邮局做事的璜说。

“咦，如果你收了钱，又不肯签字了，那怎么办？”璜笑着说。

“咦，如果我签了字，你们不给我钱，那又怎么办？”我说。

“我们——”两个人异口同声的说出这个字来，指着对方大笑。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彼此都不——信——任——对——方。”

“好，一手交钱，一手签字。”我说。

“可是办过户的公证人是约了城里的一个，镇上的那一个度假未回，你别忘了。”璜说。

“进城去签字，也可以把本票先弄好再去呀！”我说。“好朋友，我们约的是明天清晨八点半吔，你看看现在是几点，银行关门了。”

“你的意思是说，明天我先签字过户房子给你们，然后才一同回镇上银行来拿支票，对不对？”我说。

“对！”璜说。

“没关系，我可以信任你，如果你赖了，也算我——”还没说完呢，璜把我的手轻轻一握，说：“ＥＣＨＯ，别怕，学着信任人一次，试试看我们，可不可以？”

我笑着向他点点头，讲好第二日清晨一同坐璜和米可的车进城去。如果过户了以后，他们赖我钱，我还可以放一把火把那已经属于他们的家烧掉。一想到原来还有可能烧房子，那种快乐不知比拿支票还要过瘾多少倍。

第二天，我们去了公证人那儿，一张一张文件签啊，也不仔细看。成交了！签好了，璜、米可还有我，三个人奔下楼梯，站在街上彼此拥抱又握手，开心得不得了。“我们快去庆祝吧！先不忙拿钱，去喝一杯再说！”我喊着喊着就拉了米可往对街的酒吧跑去。

“请给我们三杯威士忌加冰块，双料！”一拍吧台桌，喊着。

三个神经兮兮的人，大清早在喝烈酒。

“呀——现在可以讲啦！那幢房子漏雨、水管不通、瓦斯炉是坏的、水龙头并不紧、抽水马桶冲不下、窗子绞链是断的、地板快要垮下去罗——。”我笑着讲着，恶作剧的看看他们如何反应。

米可一点也不信，上来亲我，爱娇的说：“ＥＣＨＯ，你这个可爱的骗子！”

“说实在，你们买了一幢好房子，嗳——”

“钱要赖掉了！”璜笑着说。

“随便你，酒钱你付好了。”我又要了一杯。

有节有制的少少喝了两杯，真是小意思，这才三个人回到镇上去。

璜叫米可和我坐在邮局里谈话，璜去街上打个转又回来了，一张薄薄的本票被轻轻放进我手里。我数了好多个零字，看来看去就是正确的数目，把它往皮包塞，跑掉了。人性试验室，又成功一次，太快乐了。

下一步，去了银行。

这回不是去中央银行，去了正对面的西班牙国际银行，那儿的总经理也是很好的朋友。

我大步向经理的办公室走会，一路跟柜台的人打招呼，进了经理室，才对米盖说：“关上门谈一次话，你也暂时别接电话可不可以？”

米盖好客气的站起来，绕过桌子，把我身后的门一关，这才亲了一下我的脸颊。

“米盖，还记不记得三年前你对我说的话，在那棵相思树下的晚上？”我微笑着问他。

米盖慢慢点头，脸上浮出一丝我所不忍看的柔情来。

“好，现有我来求你了，可以吗？”我微微笑着。“可以。”他静静的将那双修长的手在下巴下面一交叉，隔着桌子看我。等着。

“有一笔钱，对你们银行来说并不多，可是带不出境。是我卖房子得来的。”我缓缓的说。

“嗯——不合法。”他慢慢的答。

“我要你使它合法的跟我回台湾去。”

我们对看了很久很久，都不说话。

“你，能够使这笔钱变成美金吗？”米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

“我能。”我说。

“方法不必告诉我。”米盖说。

“不会，你没听见任何不合法的话。”

“变了美金再来找我。”他说。

我们隔着桌子重重的握了一下手。他忍不住讲了一声：“换的时候当心。”我笑着接下口说：“你什么都没讲，我没听见。”

那个下午，我往城里跑去，那儿，自然有着我的管道。不，稳得住的事，不怕。只要出境时身上没有什么给查出来的支票就好。

“ＥＣＨＯ，钱拿到没有？”电话那边是邻居尼各拉斯的端士德文。

“拿了。”我说。

“要不要我替你带去瑞士？”

“找死吗？检查出来谁去坐牢？”我问。

“他们不查坐轮椅的人。”

“谢谢你，我不带走，放在这边银行。”

“那——什么时候再来拿？”

“随它了。总之谢谢你的好意。”

“你没有在换钱吧？”他说。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再见了！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真的，不懂你在讲什么。”

挂下电话，叹了一口气，看看饭桌上打好包的一些纪念品，将它们轻轻摸一下，对自己说：“还有九天，就结束了。”

坐在桌前列了一个单子，总共二十八家人要去告别。这里面，有许多家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去拜访，去了是去通知自己的来，也同时就讲再见了。

那个黄昏，在窗口看着太阳落下远方紫色的群山，竟有些把持不住的感伤。既然如此，不必闲着，就开始大扫除吧！“喂，你，当心摔下来呀！”一个邻居走过我的墙外，我正吊在二楼的窗子外面擦玻璃。

“本来是不会跌下去的，给你这一叫，差一点吓得滑了脚，快别叫了。”我凶了那个不认识的男人一句。

“拿梯子来站呀！哪有反钩在窗框子上的人呢？”“一下就好罗！”我说。

“你的房子不是卖了吗？还打扫做什么？”

我笑睇了那不识的人一眼，说：“我高兴。”

那个黄昏，只要有邻居散步走过我的房子，都可以看见我吊在不同方向的窗子外面，在用力清洗等并不算脏的玻璃。

好，做了事情，没得闲愁了，干脆一直做到天亮也罢。

厨房中的每一个抽屉都给打开了，把那些刀叉和汤匙排成军队被阅兵时那么整齐，当然，先用干绒布将它们擦得雪亮的。

一切的中国药品，一件一件被放到信封中去，封套上写明了治什么病，如何用法，也给放在柜子里站好。米可会喜欢这些中国药。

那些各式各样的酒杯，再被冲洗一次，拿块毛巾照着灯光将它们擦到透明得一如水晶，再给轻轻放下，不留一个指纹在上面。

所有的食谱和西班牙文的食物做方，都给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靠在厨房书架上面。

那个炉子，本身就是干干净净的，还是拿了一支牙刷，沾上去污粉，在出火口的地方给它用力去擦。除烟机的网罩并没有什么油渍，仍然拆下来再洗一次。

冰箱的背后可能藏着蜘蛛网，费了好大的气力给拖出来，把那个死角好好查了一下——果然有些灰尘。那么炉子下面呢？好了，这一回拖炉子了。炉子边上有那么一片老油渍，沾了汽油洗得手开始发红，而太阳又从客厅窗外的大海上跳了出来，这间厨房还不算数。

把厨房的窗帘给取下来，洗衣机水力不够，不能用，就用手洗吧。这么一弄，第二天也就来了。

我轻叹了口气，对自己说：“还有八天。”

我阖着眼睛躺在床上，院子里的麻雀已经叽叽喳喳的来吃面包渣子了。

那几天，白天默默的一间一间打扫，黄昏一家一家的去看朋友。有吃的时候，吃些东西，没吃的时候，喝些水。总之那个全新的厨房已经不再算是我的，舍不得去做一顿饭吃，免得污染了那连干燥花都插好了的美丽厨房。

进客厅的地方给放上了两三双拖鞋，有朋友来，我就喊一声：“脱鞋！当心我雪亮的地！”

那个地，原先亮成半个门框的倒影贴在地上，现在给擦成整个房间家具的倒影都在里面，踏上去有若镜花水月，一片茵梦湖似的，看了令人爱之不舍。而我，一天一天的计算，还有五天了，还有四天了，还有三天了。

在走之前，坚持璜和米可不能够来这幢房子，不要他们来，直到我上了飞机。

“ＥＣＨＯ，我不爱穿拖鞋，光脚可不可以进来？”

邻居甘蒂的女儿奥尔加可怜兮兮的站在客厅外面喊着我。我笑着跑过去把她抱起来，不给她踏到地面，把她抱到长沙发上去放着。她，双手缠着我的脖子格格的笑个不停。我们两个人靠着肩坐着，还是半抱到她。

“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睡在我床上？”我亲亲她金色的头发，奥尔加用力点头。

“那时候，你才五岁，你哥哥七岁，爸爸妈妈要去跳舞，你们就来跟我过夜。记不记得早上我不许你起床，直到我自己睡够了？”我又问。

奥尔加格格的又笑，拚命点头。

“你现在几岁？”我推了她一下。

“十一岁。”

“那都七年了？”我说。

“对嘛！”她说。说着说着，奥尔加拿出一个信封来，抽出两张照片，说，“这个你带回去给陈爸爸和陈妈妈，叫他们早点回来看我。”

我沉默了一下，问她：“你真的还记得他们？”奥尔加慢慢的点头。

“那你还记得另外一个人罗？也是我们家的。”我说。她又点点头。

“他哪里去了？”

“天上。”

我把下巴顶在奥尔加的头发上，轻轻的把她抱在怀里摇晃。

“ＥＣＨＯ要走了，你知道吧！”

小人没有动，斜过去看她，她含着好满的一眶眼泪。“来！”我紧紧抱住她，把她靠在我肩上。

“来——让ＥＣＨＯ再给你讲一个故事——有关另外一个星球的故事，跟Ｅ·Ｔ·那种很像的——”

“听不听？”我微笑着把奥尔加推开一点，看住她的大眼睛，又对她鼓励的笑一笑，这才再把她抱着，一如小时候哄她睡时一样。

“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得快到月亮那么远的地方，有一个民族，叫中国。那儿的人，在古老古老的时代，就懂得天空里所有的星星，也知道用蚕叶的丝，织出美丽的布料来做衣服，在那个国家里，好多好多的人跟我们这边一样，在穿衣、吃饭、唱歌、跳舞、有时候他们会哭，因为悲伤。有时候他们笑，并不一定为了快乐——”

“你就是中国过来的。”奥尔加轻轻的说。

“真聪明的孩子——有一年，中国和日本打了好久好久的仗，就在两边不再打的时候，一个小婴儿生了下来，她的父亲母亲就叫她平，就是和平的意思——那是谁呢？”

“你——”奥尔加说，双手反过来勾在我的颈子上。“对啦！那就是我呀！有一天，中国神跟加纳利群岛天上的神去开会了，他们决定要那个叫做平的中国女人到岛上来认识一个好美丽的金发女孩子——”

“我出来啦。”奥尔加仰头问。

“听下去呀——神呢：叫这两个人去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等到七年以后，才可以分开。亲爱的——你，现在我们认识七年满罗。那个中国神说——嗳，中国的回中国去吧，走罗！走罗！还有三天了，不能再赖了。你看Ｅ·Ｔ，不是也回他的星球去了——”

奥尔加瞪住我，我轻轻问她：“今晚如果你留下来，可以睡在我的床上，要不要？”

她很严肃的摇摇头：“你不是说只有七年吗？我们得当心，不要数错了一天才好。”

“那我送你回家，先把眼泪擦干呀！来，给我检查一下。”

我们默默的凝视了好一会儿，这才跑到门口去各自穿上鞋子，拉着手，往甘蒂家的方向走去。

那个孤零零的晚上，为着一个金发的小女孩，我仰望天空，把那些星月和云，都弄湿了。

是的，我们要当心，不要弄错了日子。

神说——还有两天了。

银行的那扇门——经理室的，在我又进去的时候被我顺手带上了。坐在米盖的对面，缴在桌上的是两张平平的美金本票，而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现金。

“你怎么变的？”米盖笑了起来。

也不讲，轻轻叹了口气。

“请你把这两张支票再换成西币。”我说。

“什么？”

“想了一下，觉得，留下来也好，台湾那边不带去了。”“换来换去已经损失了好多，现在再换回来，凭空亏了一笔，为什么？”

“三年前，我们不是有个约定吗？你忘了亲爱的朋友。”我轻轻说。

“约定，也不过是两个人一生中的七天。”米盖苦笑了一下。

“而且在十年之后。”我笑着笑着，取了他烟盒里一支烟，说：“一九九三年，夏天，瑞士。”

米盖把头一仰，笑着伤感：“你看我头发都白了。”“那时候，如果不死，我也老了。”我说。

“没关系，ＥＣＨＯ，没关系，我们不是看这些的，我——”

我把左手向他一伸，那几颗小钻镶成的一圈戒指，就戴在手上，我说：“戴到一九九三年，夏天过后，还给你，就永别了。”

“在这之前，你还回来吗？”

我叹了口气，说：“先弄清这些支票，再拿个存摺吧！去弄。”

外面的朋友，银行的，很快替我弄清了一切，签了字，门又被他们识相的带上了。

“我走了。”我站起来，米盖走到我身边，我不等他有什么举动，把那扇门打开了。

“我要跟他们告别，别送了。”我向他笑一笑，深深的再看了这人一眼，重重的握了一下手，还是忍不住轻轻拥抱了一下。

银行的朋友，一个一个上来，有的握手，有的紧紧的抱住我，我始终笑着笑着。

“快回来喔，我们当心管好你的钱。”

我点点头，不敢再逗留，甩一下头发，没有回头的大步走出去。背后还有人在喊，是那胖子安东尼奥的声音——“ＥＣＨＯ，快去快回——”

第二天清晨，起了个早，开着车子，一家花店又一家花店的去找，找不到想要的大盆景，那种吊起来快要拖到地的凤尾蕨。

最后，在港口区大菜场的花摊上，找到了一根长长头发披着，好大一盆吊形植物。西班牙文俗称“钱”的盆景。也算浪漫了，可是比不上蕨类的美。

我将这盆植物当心的放在车厢里怕它受闷，快快开回家去。

当，那棵巨大的盆景被吊在客厅时，一种说不出的生命力和清新的美，改变了整个空房子的枯寂。

我将沙发的每一个靠垫都拍拍松，把柜子里所有的床单、毛巾、毛s*、桌布拿出来重新摺过，每一块都摺成豆腐干一样整齐，这还不算，将那一排一排衣架的钩子方向全都弄成一样的。

摸摸那个地，没有一丝灰尘。看看那些空了的书架，它们也在发着木质的微光。

那几扇窗，在阳光下亮成透明的。

我开始铺自己睡的双人床、干净的床单、毛毯、枕头、再给上了一个雪白钩花的床罩。

那个大卧室，又给放了一些小盆景。

最后一个晚上在家中，我没有去睡床，躺在沙发上，把这半辈子的人生，如同电影一般在脑海中放给自己看——只看一遍，而天已亮了。

飞机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离开，直飞马德里，不进城去，就在机场过夜。清晨接着飞苏黎世，不进城，再接飞香港。在香港，不进城，立即飞台湾。

邻居，送来了一堆礼物，不想带，又怕他们伤心，勉强给塞进了箱子。

舍不得丢掉的一套西班牙百科全书和一些巨册的西文书籍，早由远洋渔船换班回台的同胞，先给带去了台湾。这些琐事，岛上的中国朋友，充分发挥了无尽的同胞爱，他们替我做了好多的事情，跟中国朋友，我们并不伤心分离，他们总是隔一阵就来一次台湾，还有见面的机会。

黄昏的时候，我扣好箱子，把家中花园和几棵大树都洒了水。穿上唯一跟回台湾的一双球鞋，把其他多余的干净鞋子拿到甘蒂家去给奥尔加穿——我们尺寸一样，而且全是平底鞋。

“来，吃点东西再走。”甘蒂煮了一些米饭和肉汁给我吃，又递上来一杯葡萄酒。

“既然你坚持，机场我们就不去了。两个小孩吵着要去送呢！你何必那么固执。”

“我想安安静静的走，那种，没有眼泪的走。”我把盘子里的饭乱搞一阵，胡乱吃了。

“给爸爸、妈妈的礼物是小孩子挑的，不要忘了问候他们。”

我点点头。这时候，小孩子由海边回来了，把我当外星人那么的盯着看。

“我走了。”当我一站起来时，甘蒂丢掉在洗的碗，往楼上就跑，不说一句话。

“好吧！不要告别。”我笑着笑着，跟甘蒂的先生拥抱了一下，再弯下身，把两个孩子各亲了一次。

孩子们，奥尔加，一秒钟也不肯放过的盯着我的脸。我拉住他们，一起走到墙外车边上车，再从车窗里伸出头来亲了一阵。

“再见！”我说。

这时，奥尔加追起我的车子来，在大风的黄昏里尖叫着：“你不会回来了——你不会回来了——。”

在灯光下，我做了一张卡片，放在客厅的方桌上，就在插好了的鲜花边，写着：“欢迎亲爱的米可、璜，住进这一个温暖的家。祝你们好风好水，健康幸福。

ＥＣＨＯ”

这时候，班琪的电话来了。

“我们来接你。”“不必，机场见面交车。”

“箱子抬得动吗？”“没有问题。”

“还有谁去机场送？”“还有买房子的那对夫妇，要交钥匙给他们。就没有人了，只你们两家。”

“不要太赶，一会见罗！”“好！”

我坐下来，把这个明窗净几的家再深深的印一次在心里。那时候，一个初抵西班牙，年轻女孩子的身影跳入眼前，当时，她不会说西班牙话，天天在夜里蒙被偷哭，想回台湾去。

半生的光阴又一次如同电影一般在眼前缓缓流过，黑白片，没有声音的。

看着身边一个箱子、一个背包、一个手提袋就什么也不再有了的行李，这才觉得；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带来了许多的爱，留下了许多的爱。人生，还是公平的。看看手表，是时候了，我将所有的窗帘在夜色中拉上，除了向海的那面大窗。

我将所有的灯熄灭，除了客厅的一盏，那盏发着温暖黄光的立灯——迎接米可和璜的归来。

走吧！锁上了房子的门，提着箱子，背着背包，往车房走去。

出门的最后一霎间，捡起了一片相思树的落叶，顺手往口袋里一塞。

向街的门灯，也给开了。

我上车，慢慢把车开到海边，坐在车里，看着岸上家家户户的灯光和那永不止歇的海浪，咬一咬牙，倒车掉头，高速往大路开去。

家、人、宝贝、车、钱，还有今生对这片大海的狂爱，全都留下了。我，算做死了一场，这场死，安静得那么美好，算是个好收场了。

在机场，把车钥匙交给班琪和她的丈夫，她收好，又要讲那种什么我老了要养我的话，我喊了她一声，微微笑着。

璜和米可，收去了那一大串房子钥匙。在钥匙上面，我贴好了号码，一二三四……顺着一道一道门，排着一个一个号码。

“米可，我想你送走了我，一定迫不及待的要进房子里看看。替你留了一盏灯，吊着一样你会喜欢的东西在客厅。”我说。

米可说：“我想去打扫，急着想去打扫。”

“打扫什么？”我不讲穿，笑得很耐人寻味，一时里，米可会不过意来。

那时，扩音机里开始播叫；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班机的乘客，请开始登机——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

“好。”我吸了一口气，向这四个人靠近。

紧紧的把他们抱在怀里，紧紧的弄痛人的那种拥抱，抱尽了这半生对于西班牙狂热的爱。

“走了！”我说。

提起背包，跨进了检查室，玻璃外面的人群，扑在窗上向我挥手。

检查的人说：“旅行去吗？”

我说：“不，我回家去。”

求婚

那天，其实我们已经走过了那座被弃的红砖屋。走了几步，一转念头，就往右边的草丛里踩进去。

达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声：“有蛇！”我也不理她，向着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拨开茅草，一面吹口哨。

当我站在破砖破瓦的废屋里时，达尼埃也跟了上来。“做什么？”他说“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好捡。”我张望着四周，就知道达尼埃立即要发脾气了。

这一路下来，由台北到垦丁，开车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极有情调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达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来的朋友，他们辛苦工作了两三年，存了钱，专程飞到台湾来看我。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边的工作，在春节寒假的时候，陪着他们，开了一辆半旧的喜美车，就出发环岛来了。

就因为三个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馆都不肯分开，总是挤在一间。也不睡觉，不然是拚命讲话，不然就是在吵架。达尼埃什么时候会生气我完全了解。

只要我捡破烂，他就气。再说，一路下来，车子早已塞满了我的所谓“宝贝”，很脏的东西。那叫做民俗艺品，我说的。歌妮同意，达尼埃不能妥协。

“快走，草里都是蚊子。”达尼埃说。

“你看——”我用手往空了的屋顶一指，就在那没有断裂的梁下，两盏细布中国纱灯就吊在那儿。

“太脏了！你还要？”

“是很脏，但是可以用水洗干净。”

“不许拿。”达尼埃说。

我跳了几次，都够不上它们。达尼埃不帮忙，冷眼看着，开始生气。

“你高，你跳呀——”我向他喊。他不跳。

四周再张望了一下，屋角有根破竹竿，我拿过来，轻轻往吊着纱灯的细绳打了一下，那一对老灯，就落在我手里了。梁上哗哗的撒下一阵灰尘弄得人满身都是，达尼埃赶快跳开。

欢喜的观察了一下那一对灯，除了中国配色的大红大绿之外，一盏灯写着个“柯”姓，另一盏写着“李”姓。

我提着它们向歌妮跑去，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正想快乐的叫出来，一看身后达尼埃不太好看的脸色，很犹豫的只好“呀！”了一声。

“走，前面有人家，我们讨水去冲一冲。”

“算不算偷的？ＥＣＨＯ，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的追着问。我笑着也不答。屋顶都烂了的空房子，大门也没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请来的呀！

向人借水洗纱灯，那家人好殷勤的还拿出刷子和肥皂来。没敢刷，怕那层纱布要破，只有细心的冲冲它们。干净些，是我的了。

“待会儿骑协力车回去，别想叫我拿，你自己想办法！”达尼埃无可奈何的样子叫着。

他一向称我小姐姐的，哪里会怕他呢。

那辆协力车是三个人并骑的，在垦丁，双人骑的那种比较容易租到，我们一定要找一辆三个人的。骑来的时候，达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间，我最后。这么一来，在最后面的人偷懒不踩，他们都不知道。

向土产店要了一根绳子，把纱灯挂在我的背后，上车骑去，下坡时，风来了，灯笼就飞起来，好似长了翅膀一样。土产店的人好笑好笑的对我用台语说：“这是古早新嫁娘结婚时带去男家的灯，小姐你捡了去，也是马上会结婚的哦！”歌妮问：“说什么？”我说：“拿了这种灯说会结婚的。”“那好呀！”她叫起来。达尼埃用德文讲了一句：“神经病！”就拚命踩起车子来了。

我们是清早就出发的，由垦丁的“青年活动中心”那边向灯塔的方向骑，等到饿了，再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在一间清洁的小食店里，我们三个人占了三张椅子，那第四张，当心的放着两盏看上去还是脏兮兮的灯笼。达尼埃一看见它们就咬牙切齿。

点了蛋炒饭和冷饮。冷饮先来了，我们渴不住，捧着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个时候，进来了另外四个客人，在我们的邻桌坐下来。应该是一家人，爸爸、妈妈，带着十五、六岁的一对女儿。

当时我们正为着灯在吵架，我坚持那辆小喜美还装得下东西，达尼埃说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灯丢到海里去。进来了别的客人，我们声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敌视着。恨恨的。

就因为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听见邻桌的那个爸爸，用着好和蔼好尊重的语调，在问女儿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那种说话的口吻。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教养、关怀、爱和包涵。

很少在中国听见如此可敬可亲的语气，我愣了一下。“别吵了，如果你们听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讲话的态度，听了都是享受，哪里像我们。不信你听听，达尼埃。”我拍打了达尼埃一下。

“又听不懂。”歌妮听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结论是，那个妈妈长得很好看，虽然衣着朴素极了，可是好看。

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偷看邻桌的四个人。

歌妮会讲不太好的英文，达尼埃一句也不会。歌妮又爱跟人去讲话，她把身子凑到那一桌去，搭讪起来啦！

那桌的爸爸也听见了我们起初在讲德文，他见歌妮改口讲英文，就跟她讲起某一年去德国旅行的事情来。说着说着，那桌年轻极了的妈妈，笑着问我：“是三毛吗？”我欣喜的赶快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结交这一家人。他们的衣着、谈吐、女儿、气质，都是我在台湾少见的一种投缘，很神秘的一种亲切，甚而有些想明白的跟他们讲，想做一个朋友，可不可以呢？

后来，我们开始吃饭，我一直愣愣的看着那两盏死命要带回台北的灯笼。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读：“我要把这两盏灯，送给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你疯了！疯啦！”达尼埃这才开始护起灯来。“没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欢他们了。”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么鬼？”达尼埃说。

“要送。他们是同类的那种人，会喜欢的，我在旅行，只有这个心爱的，送给他们。”

当我表示要把灯送给那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很客气的推辞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自己太唐突了。可是当他们答应收下的时候，我又大大的欢喜了一场。忘了，这只是两盏脏得要命的老灯笼，还当宝贝去送人呢。

分别的时候，交换了地址，一下发现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四段，只差几条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的惊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天——认识了在台北工专教授“工业设计”的赖一辉教授，认识了在实践家专教授“色彩学”的陈寿美老师，又认识了他们的一对女儿；依缦、依伶。

再惊喜的发现，那些侄女们的儿童书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园》、《小琪的房间》，这些书籍里的图画，都是陈寿美老师的作品。

为什么直觉的喜欢了这家人，总算有了一部份的答案——我爱教书的人，我仰慕会画画的人。虽然他们是留学美国的，我也很接受。因为在那次旅行之后，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国了。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节。

在机场挥泪告别了达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将衣服丢进箱子，暂别了父母，飞向美国加州去。那时，还在教书的，抢着寒假的时间，再请老同学代课到春假，使我在美国得到了整整六个星期的休息。那一年，因为燃烧性的狂热投入，使得教书的短短两个学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体重。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条。

美国的时候，妈妈打电话来，说，“那个好可爱的妹妹赖依伶，送来了一大棵包心菜，说是去横贯公路上旅行时买下来的，从来没有吃过那么清脆的包心菜。”

丁神父来信，告诉我：“你的朋友赖老师一家带了朋友来清泉，还给我买了核桃糖。”

我正去信给依伶，她的来信已经埋伏在我的信箱里了。厚厚的一封，细细小小的字，写了好多张，又画了地图，将她和全家人去横贯公路旅行的每一个地方都画了出来。最后，把那些沿途乱丢垃圾的游客大骂了一顿，又叫我以后写文章也应该一起来骂。我深以为是。

这一家人，以后就由最小的依伶，十五岁吧，跟我通起信来。

休息了六个星期，忘不了学校和学生，急急赶了回来，务必教完了下学期才离开。我日日夜夜的改作业，人在台北，却没有去赖家探望。他们体恤我，连依伶都不叫写信了。那个学期没能教完，美国的医生叫我速回加州去开刀。我走了，搬出了教职员宿舍，搬去母亲借我住的一幢小公寓去。把书籍安置妥当，和心爱的学生道了再见。

妈妈的公寓在台北市民生东路底的地方，叫做“名人世界”，二十三坪，够住了。我一个人住。

邻居，很快的认识了，左邻、右舍都是和蔼又有教养的人。不很想走，还是抱着衣服，再度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家”这个字，对于我，好似从此无缘了。

在美国，交不到什么朋友，我拚命的看电视，一直看到一九八四年的年底。

“当我知道隔壁要搬来的人是你的时候，将我吓死了！”少蓉，我的紧邻，压着胸口讲话。我嘻嘻的笑着，将她紧紧的一抱，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了。我喜欢她，也喜欢她的先生。

“名人世界”的八楼真是好风好水，邻居中有的在航空公司做事，有的在教钢琴，有的教一女中，有的在化工厂做事。有的爱花，有的打网球，李玉美下了班就写毛笔字。这些好人，都知道我的冰箱绝对是真空的，经过我的门口，食物和饮料总也源源不绝的送进来“救济难民”。

我的家——算做是家吧，一天一天的好看起来，深夜到清晨也舍不得睡的，大厦夜班的管理员张先生，见了我总是很痛惜的说：“昨天我去巡夜，您的灯又是开到天亮，休息休息呀！身体要紧。”他讲话的语气，我最爱听。

我不能休息，不教书了，写作就来，不写作时，看书也似抢命。

住在那幢大楼里，是快乐的，我一直对父母说：“从管理员到电梯里的人，我都喜欢。

妈妈，如果我拚命工作存钱，这个公寓就向你和爸爸买下来好不好？”他们总是笑着说：“你又绝对不结婚，也得存些钱养老。妈妈爸爸的房子给小孩子住也是天经地义的，安心住着，每天回家来吃晚饭才是重要，买房子的事不要提了。”

每天晚上，当我从父母家回到自己的公寓去时，只要钥匙的声音一响。总有那个邻居把门打开，喊一声：“三毛！回来了吗？早点睡喔！”

我们很少串门子，各做各的事情，可是，彼此又那么和睦的照应着。

“名人世界”里真的住了一个我敬爱的名人——孙越，可是很少看见他。一旦见了，欢天喜地。

我的朋友，由大楼一路发展出去，街上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卖杯子的、卖画的、卖书的。小食店的，自动洗衣店的、做饺子的、改衣服的，药房、茶行、金店、文具……都成了朋友，三五日不见，他们就想念。

我不想搬家，但愿在台湾的年年月月，就这么永远的过下去。

“三毛姐姐：我们快要搬家了，是突然决定的。那天，妈妈和我到延吉街附近去改裤子，看见一家四楼的窗口贴着‘出售’的红纸，我们一时兴起，上去看了一下，妈妈立即爱上了那幢房子。回来想了一夜，跟爸爸商量后，就去付了定金，所以我们现在的家就要卖了。如果你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楼和屋顶花园，以后卖掉就看不到了，如果你能来——”

看着依伶的信时，已是一九八五年的二月了，正好在垦丁相识一年之后。这一年，常常想念，可是总也没好意思说自己想去，他们那方面呢，怕我忙，不敢打扰，都是有教养的人，就那么体恤来体恤去的，情怯一面。

看了信，我立即拨电话过去，请问可不可以当天晚上就去赖家坐一下？那边热烈的欢迎我，约好在一家书店的门口等。我从父母家吃过晚饭，才走三分钟，就看见了依伶的身影。

再走三分钟，走到一排排如同台北市任何一种灰色陈旧的公寓巷子里，就在那儿，依伶打开了楼下公用的红门，将我往四楼上引。

那儿，灯火亮处，另外三张可亲的笑脸和一双拖鞋，已经在等着我了。

进门的那一零间，看见了柔和的灯光、优雅的竹帘、盆景、花、拱门，很特别的椅子、钢琴、书架、鱼缸、彩色的靠垫……目不暇给的美和温暖，在这一间客厅里发着静静的光芒。

来不及坐下来，寿美将我一拉拉到她的卧室去，叫我看她的窗。即使在夜里，也看到，有花如帘，有花如屏，真的千百朵小紫花，垂在那面窗外。

“来看你的纱灯，”依缦对我说。我们通过曲折的拱门之外，穿过厨房、走到多出来的一个通道，有宽宽的窗台，那两盏灯，并挂在许多盆景里，而我的右手，一道木制的楼梯，不知通向哪儿？

“上去吗？”我喊着，就往上跑。

四楼的上面啊，又是一幢小楼，白色的格子大窗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小花园。

我在哪里？我真的站在一幅画的面前，还是只不过一场梦？

花园的灯打开了，我试试看走出去，我站在红砖块铺的院子中间，面四周的墙、花坛、明明鹿港的风景。一丛丛蕨类草和一切的花果，散发着一种野趣的情调，而一切能爬墙的植物，贴着红砖墙往上野野而自由的生长着。有花，又有花，垂到地面。我摸摸树叶，发觉不是在一个梦里，我活活的看见了台北市中这神秘的一角，它竟然藏在一条巷子里！就在父母家几步路外的巷子里。

“看这棵樱花。”寿美说。

我抬起头来，在那凸出的花坛里，一棵落尽了叶子的樱花，衬着台北市灰暗的天空。它那么高，那么骄傲而自信的生长着，它，那棵樱花树，好似在对我说话，它说：“我是你的，我将是你的，如果你爱我。”

那一刻，当我看见了樱花的一刻，我的心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感动，我突然明白了上天冥冥的安排——在垦丁开始。

那个夜晚，当我终于和赖家的人，很自然又亲密的坐下来喝茶时，我捧着杯子，怯怯的问：“你们真的决定不住这儿了？”

他们看上去伤感又欢欣。他们说，付了定金的那幢比较大，也有屋顶小楼和花园，他们决定了，很不舍，可是决定搬了。

“有没有买主了？这一幢？”

“有，还是你间接的朋友呢，说是林云大师的弟子，说你们见过面的。还有另外两家人也来看过了，刊登卖屋的广告是在《国语日报》上的——我们喜欢这份报。”

“那位我间接的朋友，付了定金没有？”我说。“这两天来付。”

“那我——那我——”我结结巴巴起来。

“三毛，我们绝对没有卖你房子的意思，我们只是请你来看一看，因为要搬家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心很乱。一下子飞快的想了很多事情。

“可不可以给我四天的时间？可不可以向对方拖一拖？可不可以告诉我价格？可不可以——。”我急着问，他们好似很不安，怕我错会是向我卖房子似的。

那夜，告别了这家可爱可亲的人，想到垦丁的偶遇，想到那和和乐乐的家庭气氛，想到他们的教养和亲切，想到这份“和气”充满的屋子，想到这就是接着了一份好风水，想到那棵樱花树……我突然想哭。吹着台北市冷冷的夜风，我想，在这失去了丈夫的六年半里，在这世界上，居然还出现了一样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是活着的了。我还有爱——爱上了一幢小楼，这么一见钟情的爱上了它，心里隐隐的知道，里面没有后悔。

回到“名人世界”，我碰到了教钢琴的林老师，她热烈的招呼我，我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恍恍惚惚的对她微笑又微笑。

都夜深了，进了温馨的屋子，拿起电话来就往父母家里拨。接电话的是爸爸。

“爸爸，我有事求你——”

“你一定要答应，我一生没有求过你，爸爸，你一定要答应我，我——”我越说越大声。

接电话的爸爸，突然听见这种电话，大概快吓死了。我猜，他一定以为我突然爆发出来要去结婚，不然什么事情会用这种口气呢？

“什么事？妹妹？”妈妈立即抢过了电话。

“妈妈——我看到了一幢房子，我一定要它，妈妈，对不起，我要钱，我要钱……。”

“你慢慢讲啊——不要哭嘛——要不要我马上过来？你不要哭呀——。”

“一幢房子，有花的，我想要，妈妈，请你答应我——。”“看上了一幢房子？也不必急呀！明天你来了再讲嘛，电话里怎么讲呢？你这么一哭怎么睡觉呢？明天妈妈一定听你的，慢慢讲——”

“可是我的钱都在西班牙呀，妈妈，我要钱我要钱我现在就要钱——。”

“要钱大家可以想办法，你不要哭呀——。”

“那你一时也没有那么一笔钱，我们怎么办嘛！？”“你那么坚持，明天爸爸妈妈同你一起去看，是不是依伶、依缦家的那幢呢？”

“是——我要。你们看不看我都要定了，可以先去贷款，再叫西班牙银行汇过来，不然我——。”

“不要急嘛！吓死人了！你听话，不要激动，洗一个热水澡，快快去睡，明天——。”

“什么明天？妈妈，你亲眼看到的，我什么都没有真心要过，现在我要了而我一时没有你们一时也拿不出来那我急不急呢西班牙那边是定期的还要等期满，那我——。”“妹妹，你安静、安静，爸爸有存款，你不要急成这种样子，安静下来，去吃安眠药。爸爸这点钱还有，答应你，不要心乱，去睡觉。不过爸爸还是要去看过。”爸爸在分机讲话，我听见了，大声抽了一口气，说了一个：“好”，又讲：“对不起。”

“爸爸，你看那棵樱花，你看。”

爸爸站在赖家的小楼门口，探头向院子里看了一看，和蔼的说：“看见了！看见了！”

他哪里看见什么花呢，他看见的是女儿在恋爱的一颗心。

爸爸妈妈初见赖老师、寿美、依缦。而依伶，因为送包心菜去过，是认识的。爸爸妈妈喜欢上了这家人。其实，两家人很像。

妈妈开始谈起一同去代书那儿办过户的事情，赖家的人，给了我一幢他们也是心爱的房子，那种表情，谦卑得好似对不起我似的。他们一定要减价，说是房子给了我。他们心里太快乐了。我们一定不肯他们减价，赖老师很坚持，不肯多讲，定要减。

我在微雨中跟在爸爸妈妈的伞下一路走回家。我又讲那棵花，爸爸说，他确定看见了。

妈妈说：“那‘名人世界’就要出租了？”

寿美跟我说，他们的那幢新房子要等四月中旬才能搬过去，我能不能等呢？

是我的东西，当然能等，我欣欣然的等待，不敢再常常去，免得给人压力。

没敢跟“名人世界”的邻居讲起要搬家的事。相处太融洽了，如果早就说起搬家，大家要难过的。既然一定难过，不如晚些才伤心。

跟街头的朋友，我说了。卖水果的那位正在替顾客削水果，一听，就说：“那你以后就不会回来了。”我向他保证一定回来的。他说：“难罗！我会很想念你，我太太也会想念你。”说着他给了我一个苹果，一定不肯收钱。

卖画的朋友听我快要搬了，一定要请我去吃水饺，一定要吃。我去吃，他在街口做生意，向饺子店的老板娘减：“叫她多吃，切些卤菜，向我收钱。”

邻居们在我心里依依不舍，有时，听见他们的钥匙在开门，我会主动的跑出去，喊一声：“下班了吗？早些休息。”

如果他们没在做什么，我也会主动的跑去邻居家坐一会儿，不然请他们来家里坐坐。

相聚的时间一天一天短了，我心里悲伤，而他们不知道。

当寿美在四月份一个明媚的天气里，将那一串串钥匙交在我手中的时候，我看见她眼中好似闪过一层泪光。赖老师的那串，连钥匙圈都给了我。依伶、依缦没有看见，她们在拚命帮着搬家工人运东西。告别的时候，寿美回了一下头，她又回了一下头，在那一霎间，我怕她就要热泪奔流。一直说：“还是你们的家，随时回来，永远欢迎你们来的。”

小屋空了，我进去，发觉清洁公司的人在替我打扫，我吃了一惊。交给我的，是一幢完完全全干净的屋子。这种做法，在中国，可能不多，人走了，还替他人着想，先付了钱，要把地板擦得雪亮的给我。

清洁工人也走了。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一个衣柜一个抽屉的开开关关。进入依伶、依缦的睡房，看见抽屉上贴着一块块小纸片，上面，童稚的字迹，写着——制服、袜子、手帕……”这些字，是她们儿童时代一笔一划写下来，再用心贴在每一格抽屉上的。住了十一年的房子，不要说她们，注视着这些字，在安静的小房间里，我看得呆了过去。

想，就留下这间卧室吧，不去动它，也算是个纪念。可是我一个人要两间卧室三个床做什么？

家具走了，竹帘拆了，盆景走了，花瓶走了，鱼缸不在了，书籍不见了，而我的朋友，也走了。对着一帘窗外的花朵，感觉到的竟然是一份说不出的寂寥。这个房子，突然失去了生机。

“名人世界”的家一时还不能搬，我决定将家具、盆景、电话和一切的墙上饰物都留下来。这样妈妈出租的时候，别人看了悦目，就会很快租掉的。虽然，舍不得那个带着浓烈欧洲古老风味的大床。那本来就是一种古典欧风味道的布置，是我慢慢经营出来的。

于是，八德路上的那些家具店，就成了每天去走一遍的地方。那儿离新家很近。

看到一套米白色粗麻的沙发，忍不住跑进店里想去试坐一下。店里，出来了一个美得如同童话故事插图里的女孩，我们对笑了一下，问了价格，我没说什么，她哎呀一下的叫了起来，突然拉住我的双手，说：“是三毛吗？”我不好意思，谢了她，快快的走了。

第二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又一同散步去看那套沙发。我没敢进去，站在店外等，请父母进去看。没想到，父母很快的也出来了。

“怎么？”我说。

“他们店里正在讲三毛三毛的，我们不敢偷听，赶快出来。”

我们三个人，好老实的，就一路逃回家了。

不行，我还是想那套沙发。

厚着脸皮又去了，来接待我的还是那个美丽脱俗的女孩，我发现，她居然是那儿的老板娘。

这一回，没有跑，跟到店的里面，坐下来，一同喝起茶来。

另外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里，放着绘图桌，一个好英俊的青年有些着涩的走出来跟我打招呼，我发觉，原来他是老板。

说着说着，我指着墙上一张油画，说那张好，这个老板跳了起来，孩子似的叫：“是我画的！”

一问之下，文化大学美术系的毕业生——邹仁定。我的学弟嘛！

这种关系，一讲就亲多了。“文化人”向心力很重，再说，又是个美术系的，我喜欢画画的人。

“怎么样？学弟，去看我的新家吗？”

他说好，他的太太毓秀也想去，把店交给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走就由小巷子里走到了我的家。

“以前，这个家是四个人住的，现在我想把它改成一两个人用的，功能不同，房间就拆，你说呢？”我问学弟。“你要怎么做？”他问。

“你敢不敢替我做？如果我的要求跟一般人不同？”我盯着这个稚气未脱的学弟，知道他同时在做室内设计的。“这个房子本身的塑造性就高。以前住的人必然不俗，很可能是艺术家。”学弟说。

“就是。”我说。

那时，我立即想到寿美，她除了教书，替人画插画之外，一向兼做着室内设计。当初爱上了她的屋子，不是她一手弄成的作品吗？

可是，我不敢扰她。如果要求寿美将她自己的家、自己孩子的卧室连墙打掉，在心理上，她必然会痛。如果我要将她心爱的磁砖打掉，钉上木板，她可能打不下手；如果我说，屋顶小楼向着后院的那面窗要封掉，她可能习惯性的不能呼吸。不能找她，只为了联想到她对这幢房子的深情。请她做，太残忍了。

“我要，这幢房子的墙，除了两三面全白之外，其他全部钉上最不修饰、没有经过处理的杉木板，也就是说，要一幢小木屋。不要怕这种处理，放胆的去做。”

“想一想。”学弟说。我猜，他的脑筋里立即有了画面。“想要孩子的这一间，连墙打掉，成为客厅曲折的另一个角落，将地板做高，上面放大的座垫、小的靠垫，成为楼下再一个谈天的地方。”

“我看见了。”

“我要，每一个房间都有书架，走到哪里手边都有书籍。”“可以，除了楼上。”

“楼上大小七个窗，我们封上两个，做书架。”“好。”

“所有的家具，除了一套沙发之外，全部木工做，包括床和饭桌，也用杉木去做。不处理过的那种，粗犷的，乡土的，可是不能刺手。”

学弟喘了一口气，说：“你不后悔哦！没有人叫我这么做过，那种木头，太粗了。”

“不悔。”我笑着说。

“那么我回去画图样，给你看？”

“好。不要担心，我们一起来。”

天气开始慢慢的热起来，我的新家也开始大兴土木，为了屋顶花园的那些花，常常跑去浇水。碰见了木工师傅，他们一脸的茫然和惧怕。学弟说，师傅讲，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木工，很不自在，他们只想拚命做细活。

“把钉痕打出来，就是这样，钉子就打在木板上，不要怕人看见钉子，要勇敢。”

我拍拍师傅的肩，鼓励他。

“小姐不要后悔哦！”

“不会。放胆去做，假想，你在钉一幢森林里的小木屋，想，窗外都是杉木。你呼吸，窗外全是木头的香味。”师傅笑了，一个先笑，另外两个也笑了起来。“怪人小姐呢。”一个悄悄的说，用闽南语，我听见了。

天好热，我诚诚恳恳的对师傅说：“楼下就有间杂货店，请你们渴了就下去拿冰汽水喝，那位张太太人很好，她答应我每天晚上才结一次帐。不要客气，做工辛苦，一定要去拿水喝，不然我要难过的，好吗？好吗？让我请你们。”师傅们很久很久才肯点头，他们，很木讷的那种善良人。我喜欢木匠，耶稣基督在尘世上的父亲不就是个木匠吗？

当，学弟将我的冷气用一个活动木板包起来，在出气口打上了木头的格子架时，我知道，我们的默契越来越深，而他的太太，毓秀，正忙着我的沙发。我全然的将那份“信”，完全交托给这一对夫妇。而我，也不闲着，迪化街的布行里，一次又一次的去找花布，要最乡土的。

“那种，你们老祖母时代留下来的大花棉布，越土的越好。不，这太新了，我要更老的花色。”

最后，就在八德路的一家布行里，跌在桌子底下翻，翻出了的确是他们最老最不卖，也不存希望再卖的乡土棉布。“小姐要这种布做什么？都不流行了。”

我快乐的向店员女孩挤一下眼睛，说，“是个秘密，不能说的。”

这一块又一块花色不同的棉布，跑到毓秀的手中去，一次又一次。窗帘，除了百叶之外，就用米色粗胚布。毓秀要下水才肯做，我怕她累，不肯，结果是仁定，在深夜里，替我把布放在澡缸里浸水，夫妇两个三更半夜的，把个阳台晒成了林怀民的舞台一样。

我看见了，当一个人，信任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被信任的，受到了多大的鼓励。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人都如此反应，而我的学弟，他就是这样。

灯，是家里的灵魂，对于一个夜生活者来说，它绝对是的。什么心情，什么样的灯光，要求学弟在每一盏灯的开关处，一定加上调光器。

客厅顶灯，用了一把锯掉了柄的美浓雨伞，撑开来，倒挂着。请伞铺少上一道桐油，光线透得出来。客厅大，用中伞。卧室，另一把美浓纸伞灯，极大的，小房间反过来用大伞，我，就睡在它下面。

妈妈来看，吓了一跳，觉得太美了，又有些不放心。“伞，散，同音，不好吧？”

“不，你看，伞字下面都是小人躲着，百子千孙的。再说，我一个人睡，跟谁去散呢？

喂，妈妈，你要不要我百子千孙呢？”

“乱讲！乱讲！出去不要乱讲，什么生小孩子什么的——”

我笑倒在妈妈的肩上。我吓她：“万一我有了小孩呢？”“神经病！”“万一去了一趟欧洲回来有了个小孩呢？”我再整她。

妈妈平静的说：“我一样欢迎你回来。”

“好，你放心，不会有。”我大喊。

这一回，妈妈在伞灯下擦起眼睛来了。

这个家，一共装了二十盏灯，全不同，可是全配得上，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楼上楼下的。

植物在夜间也得打灯，跑去电器行，请我的朋友电工替我做了好多盏小灯。那时候，寿美，最爱植物的，也送来了一盏夹灯，用来照的，当然又是盆景。可是我还没有盆景。盆景是生命，等人搬过来的时候一同请进来吧。

我正由台南的一场演讲会上夜归。开车的是林蔚颖，他叫我陈姐姐。车子过了台中，我知道再往北上就是三义，那个木材之乡。

我怯怯的问着林蔚颖：“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晚上，去三义弯一下？只要十五分钟，你肯不肯呢？”他肯了，我一直向他说谢谢、谢谢。

店都打烊了，人没睡，透着灯火的店，我们就去打门。也说不出要什么，一看看到一组二十几张树桩做成的凳子，好好看的。那位客气的老板说：“明天再上一次亮光漆，就送出去了。”我赶紧说：“不要再亮了，就这种光度，拜托分两个给我好不好？”他肯了，我们立即搬上汽车后座怕他后悔。“那个大牛车轮，你卖给我好吗？”

“这个不行，太古老了，是我的收藏。”

我不说什么，站着不肯走。

旁边一位小姐，后来知道也是姓赖的，就指着对街说：“那边有卖好多牛车轮，我带你们过去，那个人大概睡了啦！让我来叫醒他。”

我就厚着脸皮催着她带路。

在蒙蒙的雾色里，用手电简照来照去——我又多了两只牛车轮。加上自己早有的，三个了。他们真好，答应给运到台北来。

那两只随车带来的树根凳子，成了进门处，给客人坐着换鞋的东西，衬极了。眼看这个家一点一点的成长，成形，我夜间梦着都在微笑。

四十五天以后的一个夜里，仁定、毓秀，交还给我新家的钥匙。木工师傅再巡一遍就要退了。我拦住两位师傅，不给他们走，拿出一支黑色水笔来，请求他们在衣柜的门上，给我写下他们的名字，算做一场辛苦工作后的纪念。

师傅们死不肯去签名，推说字不好看。我说我要的是一份对你们的感激，字好不好看有什么重要？他们太羞了，一定不肯。不能强人所难，我有些怅然的谢了他们，道了真心诚意的再见。

家，除了沙发、桌子、椅垫、灯光之外，架上仍是空的。学弟说：“这以后，要看你的了。你搬进来，我们再来看。”

要搬家了，真的可以搬了，我在夜晚回家去的时候，才去按了“名人世界”好几家人的门铃。

“要走了，大后天搬。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一日为邻，终生为友，将来，你们来看看我？”

“怎么？那么突然？”林老师金燕叫了起来。

“不突然，只是我没说。”

“你走了我们不好玩了，一定要走吗？”

我点点头。“以后，还会回来的。”我说。

“去一个陌生的公寓多寂寞，不像我们这种大厦，开了门喊来喊去的。”林老师说。

“是会寂寞的，我先有了心理准备。”

“什嘛！三毛要走啦？！”走廊的门，一扇一扇开了起来。我点点头，有些疲倦的笑着。

“我们请你吃饭！”“我们跟你帮忙！”“再多住一阵！”“我不喜欢你走！”“怎么那么突然？”

我一直说：“会回来的，真的，会回来的。”

大家还是难过了。没有办法，连我自己。过了两个晚上，左邻、右舍、对门，全都涌到家里来。他们，一样一样的东西替我包扎，一包一包的书籍为我装箱，一次一次替我接听永远不给人安宁的电话，说——三毛不在家。

我的父母兄弟和姐姐都要来帮忙，我说不必来任何一个人，我的邻居，就是我的手足，他们——嗳——垦丁，纱灯，一棵樱花树，一幢天台的小楼，带着我的命运，离开了曾经说过但愿永远不要搬的房子。

那一天，六月一日中午，一九八五年。全家的人全部出动，包括小弟才五岁的女儿天明，一边在“名人世界”，一边在育达商校的那条巷子，跟着搬家公司，一趟一趟的在烈日下穿梭。星期天，老邻居也当然过来递茶递水。我，好似置身在一个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里，在这时候，人和人的关系，显出了无比的亲密和团结。我累，我忙，可是心里被这份无言的爱，扎扎实实的充满着。

不后悔我的搬，如果不搬，永远不能体会出，有这么多人在深深的关爱着我。

新家一片大乱，爸爸做了总指挥，他太了解我，把挂衣服和放被褥的事情派给家中的女性——妈妈、姐姐、弟妹。把书籍的包裹，打开来，一堆一堆的书放在桌上、椅上、地板上，是弟弟们流着汗做的苦工。爸爸叫我，只要指点，什么书上哪一个架。什么瓶，在什么地方，我才发觉，怎么那么多东西啊，才一个人的。光是老碗和土坛子就不知有多少个，也不是装泡菜的，也不是吃饭的，都成了装饰。

腹稿事先打得好，什么东西放什么地方没有犹豫，弄到黄昏，书都上架了，这件大事一了，以后的细细碎碎，就只有自己慢慢去做了。

那一夜，印度的大块绣巾上了墙，西班牙的盘子上了墙，早已框好的书上了墙。彩色的桌布斜铺在饭桌上；拼花的床罩平平整整的点缀了卧室。苏俄木娃娃站在大书前，以色列的铜雀、埃及的银盘、沙漠的石雕、法国的宝瓶、摩洛哥的镜子、南美的大地之母、泰国的裸女，意大利的瓷做小丑、阿拉伯的神灯、中国的木鱼、瑞典的水晶、巴西的羊皮、瑞士的牛铃、奈及利亚的鼓……全部各就各位——和谐的一片美丽世界，它们不争吵。

照片，只放了两张，一张跟丈夫在晨雾中搭着肩一同走的挂书桌右墙。一张丈夫穿着潜水衣的单独照放在床头。而后，拿出一大串重重的褐色橄榄木十字架，在另一面空墙上挂好，叹了一口气，看看天色，什么时候外面已经阳光普照了。

电话响了，第一次新家的电话打来的是妈妈。“妹妹，你没有睡？”她说。

“没有，现在去花市。”我说。

“要睡。”

“要去花市，要水缸里有睡莲，要小楼上全是植物。”“家，不能一天造成的，去睡”

“妈妈，人生苦短，比如朝露——。”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命令你睡觉！”

“好。”我答应了，挂掉电话，数数皮包里的钱就去拿钥匙，穿鞋子。

那个下午，我有了三缸莲花，满满一室青绿青绿的盆景。不行，我不能休息，地板得重擦一次，玻璃窗怎么不够明亮，屋顶花园还没有浇水，那盏唯一没有调光器的立灯得换成八十烛光的，书架上的书分类不够好……对不起你，妈妈，如果你以为我正在睡觉，那我也就安心。

人生那么短，抢命似的活是唯一的方法，我不愿慢吞吞的老死。

“妹妹，你这次搬家，让妈妈爸爸送你一架电视机好不好？”父母同时说，我在他们家里。

“嗯——自己买，只买一架录放影机好了，从来不看电视的，不用电视机了。买录影机去租名片来看，这个我喜欢。”“那你怎么看？”大弟吓了一跳似的。

“就用录影机看呀！”我奇怪的说。

“看哪里呀！”大弟叫了起来。

“就看好片子呀！”我也大惊。

“没有电视机，你想只用录影机看片子？！”

“有什么不对？”

“你白痴啦！嗳唷——。”

我想了好久，才明白过来电视机和录影机的相联关系，这又大吃一惊。

过了三天，妈妈带了一个长得好整齐又和气的青年人来，他带来了电视机和录放影机，我只有将它们放在屋内最不显眼的角落。

那个青年人，装好天线，热心的教我怎么使用。我的问题多，他一样一样耐心给我讲解。我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叫他小张好了。

小张又来过两次，都是因为我太笨，他教过的就给忘了。那一阵睡眠不足，记忆力立即丧失一半，我知道，眼看精神崩溃就在面前了。

那个录影机，的确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每个星期，我放自己三小时假；看影片。一周一次，其他的时间，仍然交给了要写的歌词、家事，还有三更半夜小院里的静坐。

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又想到小张，没过几个月，杉林溪那边峡谷崩石，压死了许多游客，小张的尸体，是最后给认出来的一个。

小张接的天线，成了他和我一种友谊的纪念，我永远不会把这条线拆掉。他的死，又给了我更多的启示，对于眼前的一分一秒，都更加的去热爱它。

“你呀——把那个家当成假的，有空走过去玩玩，洒洒花，就好了。晚上还是回来吃饭、睡觉。”妈妈说。“那怎么行，它明明是真的。”我说。

“夜里我想想你，怕你寂寞，那边没有熟邻居，太静了。”

“妈妈，我好早就出国的，习惯了，你何必自苦？”妈妈擦擦眼睛不再说什么。

突然发觉，寂寞的可能是她。爸爸整天上班，我不要她操心，姐弟各自成家立业——而妈妈，整天一个人，守着那几盘菜，眼巴巴等着黄昏过去，好有人回来吃饭。这就是她的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的——妈妈。“妈妈，明年夏天，我去西班牙，把那边完全结束，永远回来了好吗？”

“真的？”妈妈一楞。

我点点头，不敢看她，又点点头，我藉故走到浴室去。夜里，爸爸看完了电视新闻，我试探的说：“爸爸，空军医院对面在盖一幢大厦，明年交屋，我们散步过去看看样品屋怎么样？不买，只是参观参观。”

他们上当了，跟了我去。

“你们看，五十六坪，四房两厅，分期付，还有贷款，住高楼视线也辽阔，又凉快……”我说。

“装修费，我西班牙卖了房子够了，还有一笔定期，再把你们现在太旧了的公寓卖掉。

如果有必要，我的新家也可以卖，莲花也不必了，只养蚊子的。爸爸妈妈，你们苦了一生，理所当然应该在晚年住一幢过得去的房子——。”“我们两个老人，何必搬呢？将来——听说内湖的松柏山庄什么的不错，最好的养老院了。”

“什么话，你们住养老院那我靠谁？”我叫了起来。

爸爸突然很快慰，立刻拿出定金，说好第二天再开支票给出售的公司，就定了下来。

爸爸买了一幢新房子，突然而然的，只为了我说：“如果你们进养老院那我靠谁？”

再没有这句话使父母更高兴的了，就因为这样，他们的内心，不会因为儿女的各自分飞而空虚。

“那你将来、明年、房子好了，就跟我们住了？”“当然嘛，那一幢小楼，不过是我的任性而已呀——现在告诉你们真话了，我哪里在乎它呢。”我笑了起来。那是一九五年的秋天，那个夜晚的对话。

一九八六年十月我下飞机，全家人都在接，除了爸爸。

处理掉了加纳利群岛的一切，我换机、换机再换机、换机，一路不停的飞回了台湾。

坐在弟弟的车里，他递上来一个信封，是英文的，爸爸漂亮极了的书法，写着——给我的女儿。

打开来一看，又是英文信，写着：我亲爱的女儿，请你原谅我不能亲自来机场接你。过去的一切，都已过去了，切望你的心里，不要藏着太多的悲伤，相反的，应该仰望美好的未来。

这一次，你在加纳利岛上处理事情的平静和坚强，使爸爸深感骄傲。我在家中等着你的归来。

爱你的父亲

我看了，不说什么，将信放入口袋中去。

知道爸爸不肯在中文里用这些字，他用英文写出“亲爱的女儿”和“爱你的爸爸”自然而然，而这种出自内心的深情，要他用中文来表达，是很羞涩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去写英文的道理。

回家了，仍睡父母的旧家。

大睡了一天一夜，起床后正是一个星期天的黄昏。爸爸妈妈等着我醒来，迫不及待的带着我走向他们的那幢新房子。在一大堆水泥、砖块、木材的工地上，爸爸指着第十四层楼，对我说：“看见了没有？左边那一个阳台，就是我们未来的家。现在我们走上去看里面，爸爸在地上划了粉笔印子代表家具和厨柜的位置。你去看看，你的房间合不合意，我们才开始装修。明年春天，我们可以搬进去了，计划做好多好多书架给你放书——。”

我听着听着，耳边传来了一年以前自己的声音，在夜色里向爸爸说：“爸爸，你看那棵樱花，看见没有，那棵樱花？”我有一些恍惚，我的小楼、我的睡莲、我的盆景、书、娃娃、画、窗外的花帘、室内的彩布、石像、灯、铜器、土坛……“我的家——我的生命”，都在眼前淡去。它们渐行渐远，远到了天边，成为再也看不见的盲点。

我紧紧的拉住妈妈的手，跟她说：“当心，楼梯上有水，当心滑倒。爸爸，你慢慢走，十四楼太高。这个电梯晚上怎么不开……前面有块木板，看到了？不要绊了——。”

分别二十年后的中秋节，我站在爸爸妈妈的身边，每天夜里去看一次那幢即将成为我们的家。我常常有些恍惚，觉得这一切，都在梦中进行。而另一种幸福，真真实实的幸福，却在心里滋长，那份滋味，带着一种一切已经过去了的辛酸，疲倦、安然的释放，也就那么来了。

“我们去你家玩，小姑，好不好？”

小弟的孩子天明、天白叫喊着。

“什么家？”

“那个嘛！有屋顶花园又有好多梯子的家嘛！带我们去玩好不好？”

“好呀！不过那只是个去玩玩的地方，可以去浇花。那不再是小姑的家了。”

“那你的家在哪里？”

“阿一丫、阿娘（注：阿一丫、阿娘是宁波话中祖父、祖母的意思。）住在哪里，小姑的家就在哪里。”“不可惜，明天我们就去看它——那个屋顶花园。我们一起去浇水玩好不好？不能赖喔——来，勾勾手指，明天一定去——。”

后记

对于出书这种事情，其实是没有太多感觉的。在这辽阔的生活之海里，写作不过是百分之十的观照，其他的日子才是真真实实活着的滋味。

我的书，从来没有请求知名人士写序的习惯。总是家人说一些话，就算数了。这样比较简单。

至于我的母亲在她的序里叫我“纸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比我更纸的人还有很多。

这半年来，健康情形不好，反倒比较用功，共写了七十多篇，却并没有拿出来发表的打算。印成书的，其实只是一系列的“生活大纲”，坚守记录事实，绝不给人生下定义。母亲说，我常会哀叫：“不写了！不写了！”又说，这就好比牧童在喊：“狼来了！狼来了！”

一般。这倒是实在话。

对于写字这回事，最不喜欢有人逼。每被人勉强时，就明明看见一只狼在树林的边缘盯住我，于是自然会喊：“狼来罗！”

这一年以后，又会开始大幅度的旅行。前几年看书看得很起劲，那绝对不是有目的的行为，那是享受。

读书和旅行，是我个人生命中的两颗一级星。快乐最深的时光，大半都由这两件事情中得来。而这种经验，其实又交杂着一种疼痛，说不明白的。

回想记录在纸上生活，大概每十年算做一大格，变动总会出现。迫使我想到席慕蓉的一首诗，大意是这样的：你不必跟我说再见，再见的时候，我已不是当年的我了。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序一

序二

孤独的长跑者

杨柳青青

你从哪里来

罪在那里

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星石

春天不是读书天

吉屋出售

我先走了

随风而去

老兄，我醒着

Ｅ·Ｔ回家

爱马落水之夜

重建家园

我要回家

求婚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