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十五年前，在武汉珞珈山。

到处都是樱花，雪白的，粉红的。花衬着人的笑脸，人映着花的颜色。很多人游观，很多人走过，其中也包括我。

是谁种了这些花树？

说出来是很煞风景的事。那是更早的年代，一群来自东瀛岛国的日本人，更确切地说，一群日本军人留下的“纪念”。

十五年后，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论坛上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写抗战会从东北开始。

确实，我们记忆中的抗战，一直都是与卢沟桥的那声枪响牵连在一起的。

于是，我再次想起了珞珈山上盛开的那些樱花。

东北有肥沃的黑土地，他们要把樱花种在黑土地上，接下来，还会继续栽种到北京，到上海，到武汉……

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但又不止这么简单。

樱花不美吗？很美，但那不是属于我们的。

在绚烂的樱花树下，他们准备收获我们的果实，然后传播他们的文化。

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将世代成为他们的贱民。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那些不甘屈服的东北男人最早做出了反抗。东北军的最高首领张氏父子甚至为此付出了差不多一生的代价，而这一切，就是为了四个字：抗日御侮。

从第一个提着枪的日本人踏上中国领土起，从第一个跃身而起进行反抗的中国人起，抗战就已经开始了。

我期望这个时间点能被大家记住，尽管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历史观”，尽管它可能被正史的轻轻一笑所忽略。

即使再缩短一些，从日本兵在皇姑屯埋下炸药开始，到“七七事变”，此间也已历九年。它的时间范围，仍然超过了我们通常所熟知的“八年抗战”。

事实上，我们的反抗从未完全停止过。

然而国土仍然在一天天沦丧。

为什么当卢沟桥一声枪响时，日军就能直接对北京形成包抄之势？

那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占领了长城以北！

“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这句“名言”是当年日本人当着面讲出来的。他们一定要灭亡中国，灭亡我们的文化和传统，这才导致了国人忍无可忍，抗战至此全面爆发。

今天，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抗战都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即共产党坚持了敌后战场，国民党主持了正面战场，而这个正面战场，也不是发端于卢沟桥，事实上，早在上海淞沪会战、长城抗战时，中日政府军队就已经较量过多次了。

忽然又想起了珞珈山的樱花。

就我所知，现在还有游客穿着和服在花丛中拍照留影。

无论赏花，还是拍照，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问题的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日本军人在山上栽种樱花时，我们的先辈曾做过怎样的浴血抵抗，中国离被灭亡的命运也仅仅只相差半步之遥。

是为记。

第一章 闯关东

他曾是一个差点被冻死在雪地里的流浪儿，一个声名狼藉的红胡子，但在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却成为东北大帅和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个掌权者。“东北王”一路过来，少不得要借助日本力量，但他又对日本保持着足够戒心，他是如何在狭小的空间内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的呢？

一切都得从那个被旗人称为龙兴之地的满洲（东北）说起。

日俄战后，日本从俄国手里拿到了南满铁路和旅大（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这就是所谓“满洲权益”的由来。

刚开始，日本人脑子还算清醒。一手策划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就说过这样的话：“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伊藤并没好心到要做清国的发言人。只是当时稍有见识的东瀛政治家都知道，日本要想独吞东北尚无把握。

但是日本已经取得的“满洲权益”必须有人维护。换言之，他们需要在中国找一个自己的利益代理人。

于是，列出了海选名单。其中有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叫做张作霖。

日本人对“满洲权益”如此看重，是因为他们对“满洲”这块黑土地充满“感情”，甚至他们认为，“满洲”比他们自己的东瀛国土都强上好几倍。

“满洲”好到什么程度。据说当年到山中打猎的人，只需在途中把随身带来的菜籽一撒，过段时间下山就可以去收菜了——那些青菜每棵都是大块头，没个七、八斤重下不来。

更不用说那些数也数不过来的矿产，这么说吧，日本缺什么，那里有什么。

然而让人哑然的是，中国的南方革命党人却曾有过一个看上去完全匪夷所思的想法：让满人滚回东北去，东北我们不要！

为什么？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我们的精华是中原的“铁血十八省”。十八个省就够了，要东北这样的“鞑虏”所居之地有何用处。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10月11日，在武昌首义之后，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南方革命家们把自己的理念用举旗的方式打了出来：十八星旗。红彤彤的旗面上，一共十八颗星，上面没有“满”，当然也就没有东北的存身之处。

到了次年，民国成立。五色旗被定为国旗（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但十八星旗仍然被作为陆军旗保留了下来。

东北当时确实面临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在清王朝覆灭后，满人重步元末明初蒙古人的后尘，退出关外，与民国政府对恃；另一种则是像某些南方革命家说的那样，索性把东北踢出去，“卖”给列强，然后让他们“支持革命”。

无论是哪一种，都意味着东北这个“鸡头”将从此脱离中国疆域，那么我们如今看到的东方雄鸡将极可能是一只“无头之鸡”。

面对此情此景，最气喘心跳的也许就数日本人了。如果是后者，那就太好了，你们不要我要，哪怕是“买”。退一步，就算是前者，满族人建“满洲国”，和后来溥仪搞的那套没什么两样，迟早还是要被我所制，“满洲国”沦为和朝鲜一样的傀儡国只是迟早的事。

不行了，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真恨不得立马跳过对岸，把朝思暮想的满洲一把抱过来。

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两种可能性都未成为现实。因为满清政府倒台后，东北仍由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汉人控制着。

这个东北人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海选候选人，张作霖。

我们的故事，就从他开始讲起。

该介绍一下老张的简历。

老张是当土匪（东北叫胡子）打家劫舍起家的，即使在民国那些大小军阀中，这出身也实在有些说不出口。比起他的老对手直系老大吴佩孚，那就更相形见拙了，人家那是秀才水平，《春秋》读得如数家珍，抗战后的诗词更有点岳武穆的意韵，一句“叹江山如故”就不是寻常丘八大老粗能吟得出来的。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

张作霖的祖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山东，一种说是河北，反正不管是哪里，有一个事实很清楚：他的祖辈是闯关东过来的。

那几代人的命运，在李幼斌版的《闯关东》中可以窥见一鳞半爪。

其实一开始，关东并不需要“闯”。它是主动招生的。

闯关东

清朝入关后，东北地多人少，一片荒芜。清政府为了吸引汉民去开荒，什么优惠政策都用上了。

当时有明文规定，你只要到了东北，就可以把自己当成是在外地开会住宾馆，什么也不用带，连毛巾牙刷都不要。政府会无偿供给你粮食、土地和耕牛，条件是必须加入当地户口，在东北落地生根。

要知道，这种政策就是到了现代也属于优惠的没边了。

既不要文凭，也不要资历，转眼间，房子票子车子就都有了，这种好事，到哪里去找？

可愣是没什么人去。

估计跟宣传不够有点关系，因为那会交通不发达，不太可能专门组一个考察团，开着车把大家先送到东北去看看，亲眼见识一下当地的美丽富饶。加上中国农民的乡土观念根深蒂固，都不肯轻易抛乡别土，离开祖辈生息之地，这就造成了政策很优惠，但群众并不踊跃的奇怪局面。

为了完成招生指标，有关方面对勤奋工作于招生第一线的同志也出台了相应激励政策，规定谁能招募到农民来东北的，连科举都不用考就可以给个官做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

所谓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到了康熙年间，经过十多年的推广，这条好政策逐渐为大家所熟知，往东北去的农民越来越多，尤以山东为最（“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

这回轮到政府着急了，因为满族人是从东北发家的，这里是他们的龙脉。人少了固然种不成粮食，但太多了，扰了地方清静，这“脉”还能不能延续得下去就成了问题。

于是清廷赶紧废止招民开垦的政策（“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并颁布禁关令，严禁汉人迁入关外，来了个前后两重天。

著名的柳条边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柳条边者，有满洲长城之谓也，其实说穿了就是一道篱笆墙，只不过这道篱笆墙的影子不知道咋就那么长，延伸开去，竟然长达千余公里，一下子就把关内关外给遮断了。

但是对于关内百姓来说，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苦依然是一样的苦，到关外去讨生活已经成了他们在黑暗中唯一的指望。尤其到了嘉庆初年，老天不给面子，这里闹旱灾，那里发大水，连白莲教也跟着凑热闹，结果河北、山东等地弄得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难民不顾禁令，“蜂拥蚁聚”，“扶老携幼”，哪怕刀架在脖子上都要到篱笆墙那边去看一看。

闯关东，实在是吾国近代一个充满血泪和不堪回首记忆的历史名词。

至咸丰十年（1860年），禁关令已名存实亡，加上当时俄国人老是不怀好意地在黑龙江边上移来蹭去，清廷便采纳黑龙江将军“移民实边”的建议，正式打开了柳条边。一时间，关内“闻风踵至”，几乎把东北变成了一个“移民社会”。

到我们的主角登台亮相的时候，作为已经得以立足的新移民，他已经不再需要拼着性命“越过那堵墙”了，但为了生活，他还必须继续“闯”下去。

活着

如果不是家庭遭遇变故，老张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可实际上家里一贫如洗，并没有什么财。店面是有一家，只不过有财老爸并无半点经商的才能和热情，他另有一个兴趣爱好，叫做“设赌抽红”，虽然偶尔也能赚点钱，却终非致富之道，所以家里就只好一直“无财”下去。

那个年月，读书考取功名是大多数人的梦想。张作霖也是如此，他甚至曾对识文断字有一种近乎虔诚的渴求。由于家里实在无钱供他读书，这小子就趴到私塾馆窗户上偷听，一来二去，把个塾师都给感动了，答应可以不收学费，让他免费跟读。

翻翻史书，穷孩子靠着这种虔诚得以走上仕途的还真不老少，大约从古到今，吾国吾民都是这么穷苦着熬过来的。这才有了范仲淹食粥划块，欧阳修芦苇习字的典故，他们后来也都学而优则仕，成为一代贤相名臣。可惜身逢乱世，张作霖却没了诸如此类的好运气。

光绪十五年（1889年）。老张应该对此刻骨铭心，因为老爸就在这一年被仇人给害死了。一夜之间，本来已经漏风透雨的家自此再也支撑不住，哗地一声全塌了下来。

那一年，光绪十九岁，将要亲政，他已经在考虑怎样治理天下，而张作霖十四岁，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却是怎样把自己的肚子给填饱。

无论我们现在怎么看，都不能否认这段经历对张作霖的重大影响。其实，在民国人物中，并不是他一个人这么倒霉。后来的蒋介石、黄郛，都是从小不是失去老爸就是失去老妈，这在无形中造就了他们性格中的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一方面夹缝之中求生存，在激烈无比的角斗场中能够一拼到底，绝不回头，另一方面，在受到挫折时也不免时时触景生情，感伤身世，具有非常浓厚的悲剧情结。

不过那个时候，拜将入相与张作霖的距离实在太远，对于彼时的他而言，就算做个普通读书人也已经成为一种奢求。活着才是硬道理，当年闯关东的祖辈们留下的人生信条，再次交到了老张手里。

靠老妈一个寡妇显然是没法养活自己的，十几岁的张作霖便跟着一伙生意人到了高坎镇讨生活。

可是一个未成年人，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他能干什么呢？

答曰：像武大郎一样地去卖烧饼。

这个活实在太乏味了。既然没有书可读，老张也像他老爸那样学着开始耍钱玩。这下可好，大饼没卖出几张，老本却全给赔个精光。

那就换一个行当吧，学木匠。

老张捡起大锯，呲牙咧嘴地拉了几下，然后——

扔了。

这是人干的活吗，太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乐趣。人的一生，怎么能在这样无趣的生活中度过呢？

这大概就是老张之所以为老张的特别之处：我要吃饱，但我也要幸福，我的幸福人生在哪里呀？

更现实的问题是，究竟哪一行适合于自己。

老张找啊找，终于找到了一样，那就是去跟动物世界的小朋友打交道：学兽医，具体来说就是相马和医马。老张发现这才是他喜欢而且擅长的，据说，他曾经把一部牛马经的要诀背到烂熟，一般病马在他手上都能做到药到病除。这之后，他就得到了一个在大车马店当佣工的机会。

东北的车马店就和沙家浜里的春来茶馆差不多，无非是“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只不过来客对茶没兴趣，他们只对马有兴趣，而这些客人中自然少不了旁门左道、三交九流。老张在这些人中间跑来跑去，识马相马的本事固然长了不少，识人相人，包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水平也在不断见涨。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以小伙子的聪明能干，假以时日，是颇有些做车马场老板的潜质的，那就是另外一个类似于胡雪岩的故事了——后者也是从钱庄小伙计开始干起的。

然而人生的各种偶然性实在太多了，外面的大环境不许可，老张藏于骨髓深处的个人性格也不允许。

有一段时间，因生活所迫，张作霖曾给一财主家放马，结果一不小心，马跑了，他自己却跑不了，被财主一顿死揍，打得有出气没进气。完了一看，没气了正好，趁着晚上，扔出去。

外面天寒地冻，奄奄一息的老张要步老爸的后尘了。

幸好一个老头路过，救了他的性命。此时的老张一无所有，他的报答方式只有一个：给你们家白干活。

等到老张开始做兽医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叫“钻天燕”的道上朋友。同样是一个晚上，他带着“钻天燕”把财主家抄了个底朝天，然后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这时候的老张，就象《济公》里的主人公，似哭似笑地注视着那座燃烧着的豪宅：烧了烧了，一烧百了。

所不同的是，济颠做了看得见摸不着的神仙，老张则从此成了现实世界中“替天行道”的忠实拥护者。

此后，看似“滑头”的张作霖始终保持着他那“铜豌豆”似的狠劲：活着，除了要设法填饱自个肚皮外，还得活得像个人样。

招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成年的老张离开了高坎镇。不过这时候的他已经成了一个可以靠手艺吃饭的人，也就是俗称的“马郎中”。

此时甲午战争打响，河北一支清军奉调驻防辽西。“马郎中”也被招去给军马治病，这一去，老张就不走了。

以前只知道胡子威风，没想到官兵比胡子还威风，有皇粮可吃，有阵仗可打，多过瘾啊。

老张自此就成了当兵的人，而且在部队里积极要求进步，不久便升任哨长（相当于排长）。

可惜这段完美生活实在过于短促。到中日战争结束，出关的清军重归河北，张排长不愿离乡，只得就地退伍。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辽西地区乱得不成样子，连兽医都干不下去了，老张想想白道没得混还是混黑道吧，于是又重新走上了和“钻天燕”一样的绿林道路。这回，他自己做头，拉起了一杆人马，并成为当时辽西多如牛毛的“红胡子队”之一。

那几年，中国的乱似乎一直没停过。甲午之后，又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庚子大乱，俄国瞅准机会，一家伙就蹿入了东三省。

当时朝廷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中原出了义和团，东北则出了忠义军。

忠义军以“御俄寇、复国土”为旗号，对入侵的俄国鬼子进行袭击，领头的首领叫刘永和，原来也是胡子出身。于是辽西地方就有人倡议，说人家是胡子，咱们也是胡子，为什么不集合起来，担当“保境御俄”之责，做一个“爱国胡子”呢。

这样，“红胡子队”就集合起来，以黑山为中心，组织了保险队。老张的人虽少，但爱国人人有分，便也忝居其列。

说是要打老毛子，可还没几天，保险队首领们自己却先围绕究竟谁坐第一把交椅这个永恒难题打了起来，反倒把地方上弄得更加一团糟。最后胜者为王败者寇，出了两个大王，一名王兰亭，一名杜立山。

这里面原本没老张什么事。他的那个“保险区”实在太不起眼，也就七八个小村子，属于标准的小帮小派。不过“地盘”虽小，老张却十分尽责，他没几杆枪，打不过别人，遇到其他地方的胡子或游兵散勇来打秋风时，总是提前打招呼，而且一副苦瓜脸：兄弟，先喝口茶吧。我这地儿穷得实在拿不出什么，你要不嫌寒碜，看我身上还有看得上眼的，尽管拿去。

干胡子这行的，出来都是凶神恶煞，你争我夺，没见过这么可怜巴巴的，还真让人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喝口水，抹抹嘴，换个地儿去发财。

这样一来，老百姓都觉得老张“仁义”，算得上是个厚道人，附近村庄还有主动要求他去“保险”的，这使得老张的“地盘”越扩越大，由七八个村庄一下子增加到了二十多个，从小帮派升级到了中帮派。

可是，江湖就这么点地方，你“地盘”大了，就意味着别人的“地盘”小了。被抢了“地盘”的主便使开明枪暗箭，老张一个不小心就着了道，被打得落荒而逃。万般无奈之下，老张决定去投奔辽南的保险队。

到辽南去要通过一个叫做八里台的地方。这是一个大集镇，光商号就有50多家，土围子修得比那城墙还高大厚实，而且镇上也有一个大团（保安队）。老张一想，这地方很难过得去，那就用老办法，提前打招呼，希望能借条道过去。

此时张作霖“仁义”之名早已远播，都说他仗义，所以镇上商会不仅答应借道，而且还允许他们稍作停留。

这一停，就留住了。

老张这个人，年纪大了看着不怎样（有元帅照为证），年轻时倒还是个帅小伙。所谓北人南相，长得蛮秀气的，在周围一群满脸横肉的东北壮汉中很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加上他有“万人喜”之称，虽然文化不高，却很会说话，一下子就把商会会长都给打动了，最后拍板，索性让他加入八角台大团。

八角台原来的团练长叫张景惠，一看老张是个人物，竟然决定以后跟着他混：大哥，这个团练长让给你做，我干副的就行。

老张因祸得福，从中帮派一跃跳到了大帮派，与王兰亭和杜立山可成鼎足之势。

从小喽罗到大头目，能混到这个地步，照理应该知足了。

然而老张却不这样想，他已经为自己定出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那就是进城，接受招安。

可是要想顺顺当当地被招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年宋江为此挖空心思，甚至不惜让燕青使出美男计，通过李师师的关系，走皇帝的后门，才得以被招下山。

老张倒算得上是个美男，可不知到哪里去找李师师。

然而，“李师师”说来就自己来了。

这位“李师师”可不是青楼女子，她是盛京将军（相当于军区司令）增祺的夫人，正急着回东北去找老公。可是那时候奉天和北京不通火车，只能用骡车拉着走。就是坐在车里面吧，也不安心，因为听说路上到处都是胡子，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有人来打劫——乱世嘛，连将军的招牌都不太顶用。

增祺夫人一路上都提心吊胆，可是怕什么来什么，有人求见，说他叫张作霖。

这女人脸都吓白了。她知道张作霖曾是个“红胡子”，在她印象中，干这行当的，一旦给碰上，不用问自己能死还是能活，单论要吃馄饨馅还是刀子面。

好在传说永远是虚构的成份居多。老张很快就用微笑和谦恭改变了她的印象——人家是派兵来保护她的。

在胡子这个圈子里，张作霖比盛京将军的名头都好使。有了老张派的人作为保镖，这一路上风平浪静，稳稳当当地就到了将军府。

将军夫人一回去就猛吹枕边风：这姓张的就算真是胡子，也是一个好胡子！

一枚棋子落下，已经预示着老张的后半盘棋局将注定一片光明。

除了老张，当时的胡子中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一步，既使想到了也不一定做得到。人与人的差距，就这样泾渭分明。

没过多久，时局渐趋稳定，这对保险队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这就意味着要下岗了。

显然，老张面临着重找出路的问题。最好的选择当然是招安。不过，作为一个好人缘胡子，不用他说出口，已经有人在帮他想办法了。

八角台的商会会长张紫云觉得无论如何要拉张作霖一把，便约了另外一位当地名人——黑山秀才杜泮林，一道去拜见新民府的知府增韫，希望由增知府来收编八角台团练。言谈之间，自然免不了要把张作霖的人品拿出来吹上一把。

增知府本来对胡子还心存顾虑，但听这二位绅士把老张抬举得这么高，自己的班子又刚刚搭起来，正好缺少枪杆子作支撑，就答应先见上一面再说。

老张多心明眼亮的一个人，等到他拜见知府时，听张杜二人口称增为老师，他自己也增老师增老师的叫得不亦乐乎，那小嘴甜的让知府都刮目相看，印象顿时大变。

不过光知府有收编的想法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事他说了不算，算数的是他的上司——增将军。

增知府本来以为这事会很难办，没想到报告打上去，很快就批了下来。上级还称赞增知府有头脑，会办事，说这是个“化盗为良”的好办法。

其实是因为报告上写清楚了，收编的胡子姓张名作霖，增将军早就通过自己夫人的遭遇了解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好胡子”了。好胡子，自然有吃上皇粮的福气，至于其他胡子，对不起，下不为例，咔嚓一声，落了闸，全都关外面去了。

老张那时候只有百来号人。不过在增韫问老张有多少人马时，他脑子里转了几圈，想着人多官才能当得大，便直接跳过连排，说自己有一个营。

好，那你就是帮办（副营长），快去召集吧。

有了指标，老张赶紧回到黑山，来了个紧急招募，结果还真的在短时间内凑了一个营出来。

点编后，老张的队伍正式民办转公办，成了“国家的人”。虽然驻扎的地方还是八角台，不过时来运转的一天已经到来。八角台，将注定成为老张事业起飞的发祥之地。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张作霖由帮办升任管带（营长），带着一个营的人马进入新民府。

乡下户口突然变成城里户口，要问感觉如何，只有一个字：爽！

不过“爽”只能爽在心里面，绝不能大声喊出来。因为城里可不是那么好混的，这里虽无牛头马面，却少不了勾心斗角。

奋斗

进了城，张作霖一点也没有感到陌生，他仿佛是又回到了当年的马车房。

新民府谁是老大，或者说，谁是马车房的老板？

这还用说，当然是知府增韫。

好好捉摸一下，老大究竟会重用什么样的人。银子，那是必须进贡的，从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别看知府大人满口子乎者也，整天一本正经，关上门跟你我又有何区别。

除了需要“馈以金钱”外，会做人也很重要。

在增老大面前，自然得低眉顺眼，做出一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模样，就是对待围在增韫身边的那些“有身份的人”，也得小心应付，以便此辈在领导面前只说自己好话，不说坏话。

至于做事，那更不用知府操半点心。增韫没想到的，他想到了，增韫不高兴去做的，他去做，总之，把什么坏处都给你摆平，把什么好处都留给你，还愁什么。

增韫一点不愁，一个人做他的逍遥官去了，而新民府的军政实权，则悄悄地转移到了张作霖手里。

不久之后，老张的谋略在对外领域也得到了初步演练。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打了起来。打就打吧，还非得在中国的东北地面上打。清廷既不敢不让打，又不敢让这些人滚出去打，只好划个界出来：辽河以东是战区，以西是中立区，战区可以打，中立区不可以打。

然而在自己无任何实力作基础的情况下，规定又能顶什么用，作战双方都不遵守规矩，他们高兴打到东就东，西就西。

这下子，又乱了。

其时老张虽说有一个营，却是保安和胡子升上来的一个营，武器好多还是土枪土炮，要想“赶走侵略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过他这时候就已经悟出来了，对付这些洋鬼子还得用上当小伙计时学到的那点本事。

他把自己的人马一分为二，一部维持当地治安，一部跟着自己在日俄两国军队中间混事。

“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

我给你们说啊，我是没什么原则立场的，谁厉害，谁给我好东东，我就帮谁！

一开始，俄国鬼子来势汹汹，兵强马壮。那好，我帮你，不过得给我枪给我炮先，还有钱。

老毛子正是用人之时，手一甩，枪啊炮啊钱啊立马就扔了过来。

老张飞快地接在手上，然后大叫一声：冲啊！

却是动口不动手，出工不出力，基本上还是看着俄国鬼子往前冲。

当然了，这样也不是一点风险没有。转眼之间，战场风云突变，日本鬼子又得势了。很不幸，在俄国佬打败仗的时候，老张虽然窝在后面，却也没能跑得赢，竟然被逮住了。可是他还另有一招，那就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你们不能打死我！为什么呢？我没有血债啊。其实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大家同文同种，我会真的帮红头发蓝眼睛的俄国老外吗？不可能的事。这样，我再帮你们打他们。条件是你要先给我枪给我炮，还有钱……

日俄战争结束，老张的部队经过俄日轮番“武装”，既有俄国炮弹，又有日式枪械，数量也从一个营发展到了三个营，与战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新民府地方也未受到大的损害。

这就是标标准准的政绩啊。还犹豫什么，提拔，立即提拔。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地方要员换了一茬，盛京将军和新民府知府都另易他人，可老张却始终还是“铁打的兵”。

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出自于汉八旗，不是增祺那样纯草包型的满族旗人。赵将军此前曾做过户部尚书，官声很好，一到任后就看出张作霖这小子有出息，遂将他升为统带（团长）。

按照《水浒传》的固定套路，宋江被招安并加官后，那是铁定要去招呼方腊的。如今成了官军的老张概莫能外。

群胡不除，如新民府何？

黑山原先有三个山大王，老张自己从良了不说，剩下来的就是王兰亭和杜立山，如果不把这两座大山搬掉，所谓剿胡只是一句空话。

能够并峙而立，本身就说明在胡子这一行，王杜二人在业务水平上并不逊色于老张，所以如果面对面的较起真来，特别是在两人联手对老张的情况下，后者还不一定能占到多少便宜。

想来想去，老张决定按照先难后易的方针，从最厉害的杜立山着手。他采取的相应策略是先稳住王，再搞掉杜，然后腾出手来反制王。

要想稳住王兰亭，就必须有人穿针引线，从中说合。这些胡子身边无一例外都有一“军师”跟着，没事的时候摆摆威风，有事的时候出出主意。所谓的“军师”，一般都是黑山境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是前秀才，就是前举人。

老张通过“军师”，成功地做到了至少在表面上与王“过从甚密”。

接下来，他如法炮制，拜黑山秀才杜泮林为义父。这杜绊林虽不是“军师”，但和两座“大山”关系都很密切。由他出面给杜立山送去请帖，邀其赴宴。

论实力，杜立山是黑山最厉害的胡子。由于仇家众多，他轻易是不出去吃饭的，可是看到邀请的人是杜泮林，想想这老头没有什么理由要害他，便一头钻到笼子里来了。

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对待“本是同根生”也是丝毫不留情面的，酒席宴前就掏出知府的逮捕令，把人抓住并立即干掉。杜泮林始知上了老张的当，然而追悔已迟。

杜立山一完蛋，王兰亭唇亡齿寒，走在半路上就被人给修理掉了。至于凶手是谁，谁也说不清楚。

反正不管怎样，兵不血刃地削平黑山各山头的目的已经达成。新民府从此再无匪患。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北改建省制，盛京改为奉天省，首任东三省总督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徐世昌。新官上任，他做了两件事，一件就是把张作霖提拨为统领（旅长）。另一件就是调张作霖移师洮南府，“进剿”内蒙抗垦军。

在这段军旅生涯中，老张最大的对手是陶克陶。陶克陶者，亦一揭竿而起之好汉也。但老张如今身份不同，连黑山的那些昔年同道都照灭不误，更别说从没有过任何交情的草原绿林了。不过，老张这回的苦头也吃得着实不少。

抗垦军人数很少，与清军相比，基本上是100个清兵对2个草原骑兵。然而围来“剿”去，这100个却始终抓不住那2个。原因就在于抗垦军从小就在草原上生活，马术十分精湛，素有“马背雄鹰”之称，加之他们地形熟悉，行踪飘忽，打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令惯于“阵地战”的张作霖一上来就抓了瞎。

史料上说，此次草原之战极其艰苦，共历4年，接仗104次，最后用四路合击的办法，才迫使陶克陶退入俄境。

总算大功告成，此时的张作霖意识到，他必须搬家了。

原因就在于洮南离奉天省城太远，而当时老张在军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吴俊升，驻扎的地方却比老张还近，一旦省城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怕被这小子得了先手。

老张于是多次打报告，要求从洮南调走，可是上面却一直不批：草原的夜色多沉静，你还是在那里好好地干下去吧。

真是气人，但也没办法，只得静待时机的变化。

吴俊升在军队里的资历比张作霖还老，因为小时候被冻伤的缘故，说话不利索，人送外号“吴大舌头”。这兄弟虽然长得傻大黑粗，却也自命英雄，颇有与老张争山头的架势。

现在就看谁的运气最好，耳朵最灵，动作最快了。

宣统三年（1911年），南方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剑锋所指，各省群起响应。东北革命党准备推出的是一个重量级人物——蓝天蔚，此时任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师长）。

得知消息，继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大惊失色，他意识到自己已坐在了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

既然省城之兵不能指望，赵尔巽能想到的“勤王之师”只有两个，一个是张作霖，一个就是吴俊升。在他眼中，这是两个最能打仗也最可靠的人（“忠勇可恃”）。

救人如救火，快发电报吧。

张吴二人几乎同时接到电报，如果单就直线距离论，吴俊升应该稳赢。可是他迟疑了一下。传下来的命令是：行李还没装备好（“行装未整”），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明天一早就出发。

第二天，不用上路了，因为已经有人远远跑他前面去了。

老张在接到电报后，一分钟都没耽搁，马上点起500骑兵，打马扬鞭，往奉天飞驰而来。

经过吴俊升的营地时，估计这傻大个还在呼呼大睡，老张就派人去他大帐里等着。等大舌头醒了，来人告诉他：“张统领”（张作霖）过境，不过“迫于严令”没敢停下来和你喝杯酒，只有到省城相见了。

吴俊升傻了，这才知道张作霖的厉害之处，过了好久才叹息着说，你们张大人真不是凡人啊（“张公抑何神也”）。

机会已被老张牢牢抓住。吴俊升作为曾经的对手，第一个出局，后来甘拜下风，反过来成了跟在老张后面混的小弟。

接下来的对手无疑就是名气很大的蓝天蔚。

蓝天蔚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被称为湖北新军中不可多得的将才。据说武昌的革命党人本来是打算拥他为都督的，可因为当时他人在奉天，一时赶不过来，这才让黎元洪捡了一个现成便宜。

张蓝二人，如果面对面考试，老张没准会输得连家都不认识。何况此时蓝天蔚手里的筹码要远远超过对手，一个师即使不出击固守城池的话，对500远道而来的骑兵，也是以逸待劳。谁更有胜算一望可知。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还没正式交手，蓝天蔚就换了便装走人了（“易衣遁”）。一个重要理由是：来敌势大，恐奉天不能支持。

这位士官生不知道，“势大”，那是老张“造”出来的。

张作霖在未进奉天前，就把一部分骑兵撒开，让他们到周围的客栈、商号和民宅，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猛贴海报。于是，到处都是海报，到处都有张的骑兵，给人的感觉就是，援兵铺天盖地，不是5百，而是5千，甚至5万。

蓝天蔚出走后并没走得太远，他住在大连日租界，仍想以“临时关东大都督”的名义遥控指挥东北起义。

这时候的革命党人，纵使“名将”，也实在幼稚得可怜，无论胆略还是谋略，都远不是张作霖这样的老混混可比。

掌兵权的都不在了，再怎么遥控得好，剩下来的人也翻不了天了。

张作霖由此看穿了革命党人的虚弱。

你们不是怕我的枪吗，好。

开应对会议时，还没等革命党开口讨价还价，他就啪地一声把手枪摆在了桌上：张某何许出身，大家应该拎得清吧？

在黑洞洞的枪口之下，赵尔巽终于得以重掌东三省政局，而张作霖亦因功受赏：镇压革命党人有功，被封为关外练兵大臣。

民国元年（1912年），龙旗换成五色旗，北洋祖师爷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张作霖也由清国的旅长升为了民国的师长。

当师长后，老张却发现上面拨下来的军饷不够发了。其实这种事情在百废待兴的民国几乎是通例，别人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克扣。张作霖认为这样会影响部队士气：工资都发不全，凭什么让我们给你卖命。

如果在清代，可以号召大家用钱来捐官捐功名。不过这是旧社会的事，新社会已经没有人公开这么干了。

张作霖想了一个办法：赌。

奉天城里，老张就是实际的老大。那些跑官买官托门子的，都想来走他的后门。一问，接近老张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和他赌。

进得张府，老张连对方姓名都不问，马上就开赌。上门的人都知道，赌是假，送钱套近乎是真，所以开始都没真想赢老张的。可是赌着赌着，却发现不对劲了，不是你想不想赢老张的问题，而是非得输个底朝天给他的问题。

受死鬼老爸的影响，老张的赌技绝不输于他的谋略，称得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东北赌王”，什么推牌九，打麻将，押大小，无一不会，无一不精。赌局来去又很大，不是几百块，而动辄就是几千甚至几万。

脸上流汗了，还是留两个子打的回家吧。

且慢，张府赌博是有规矩的：钱不输光不许散！

有吃不消这种打击的，只好知难而退，从此再也不敢来买官了。但也有誓死不退的那种，前前后后来过好多趟，最后就真的把家底都输光了。

完了，这不是要家破人亡了吗。不用怕，老张不是那种赶尽杀绝型的，他会把你留下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就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以前做过什么事。然后，他当着你的面写个简历，让你回家去等。

不用多长时间，你就会收到大小一张委任状。

大家都知道，在老张手下当兵绝对没有亏吃，薪饷一个子都不会少你的，而这些都是靠他老张赌博“赢”过来的。

民国五年（1916年）4月，张作霖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奉天巡按使，从此正式登上封疆大吏的宝座，东北军政大权在握，一时风光无二。

玩的就是忽悠

民国年间，无论多么了不得的枭雄，若得不到列强的支持和认可，别说争霸天下，连站稳脚跟都难，这是当时的一个客观事实。

日俄战争后，列强中真正在东北能玩得转的就是日本。虽然它没能如愿以偿地从战败国沙俄身上捞到什么战争赔款（白俄是有名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但却继承了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租借权，并且驻有一定数量的军队。

只不过日本人当初在东北找代理，一开始对张作霖这样的人也不是很上心。他们最中意的是所谓宗社党。

宗社党并不是一个党派，只是一个团体。

说起来，这个团体的两个核心人物都与抗战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个大汉奸、大间谋有关。

这个人就是川岛芳子。两个核心，一个是川岛芳子的老爸肃亲王，一个是川岛芳子的养父、日本浪人川岛浪速。这两人合在一起，变着法地想搞“满蒙独立运动”。如此一来，便合了日本政客的胃口。

不过，想法是好的，要变成现实就不那么容易了。肃亲王不是老张，赌博既无技术，又欠运气，所以第一把就输了，而且输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老人家冒着千辛万苦，借巨资买来一大批军火，准备通过走私的方式运到内蒙古去，结果被张作霖的拜把兄弟截获了，近五十辆大车的军火白送给了人家，自然“独立运动”就无从谈起了。

外援接济不上，只能靠草原上自己的人了。宗社党接着又拉拢上了蒙古叛匪头目巴布扎布。巴布扎布也毫不含糊，很有点给人当枪使也幸福的劲头，立即在内蒙聚众起事，并亲率五千骑兵向奉天杀来。

老张和陶克陶这样的草原猛男都干过架，还怕你，结果几个勾拳下去，就把叛匪给撂倒了。巴布扎布本人虽然骑姿英武，但架不住奉军的炮火凶猛，最终也光荣的“死逑”了。

日本人眼睁睁地看着宗社党从意气风发走向溃不成军，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阿斗型的选手终究是不能成器的。

张作霖不失时机地向沮丧的日本政客们伸出了橄榄枝。

这时的老张在东北地面上算是占住了脚，但以他摸爬滚打多年的经历，深知若不跟日本人打好招呼，未来仍然只是一个摸不清深浅的未知数。

刚当上师长，张作霖就去拜访了日本关东都督（关东军司令前身），说了一大通好话。无非表明两层意思，一层是自己对日本有好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另一层意思是“我办事你放心”，一副惟命是从的样子。

拜完军人，还得拜政客。老张随后又主动联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多，只是更加声情并茂一点。

如前所述，老张的热情，起初并没有能够打动这些日本军政要员的心。道理很简单，那时候上门来拍马屁搞投机的人太多了，都排着队拎着烟酒来的，比张作霖更大的官也没少见。

老张走后，他们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又一个投机取巧的。随后便把老张的名片顺手扔进了废纸篓。

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等到发现宗社党也不行了，日本人终于意识到张作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于是逐渐达成了共识：要扶就得扶这样的实力派。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很为从前漠视这位主动送上门来的“亲日派”感到悔恨，一咬后槽牙，便开始下血本了。

民国十一年（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在与直系吴佩孚的角力中，张作霖吃了败仗，不得不退回关外。这是他第一次入关争霸的尝试，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不过老张没有气馁，他转而实行“精兵主义”，计划通过“整军经武”（整训部队）来提高部队的档次，以图东山再起。

部队好不好，武器很重要。鉴于中国连年战乱不休，为了避免战火越燃越旺，危害到各自的在华利益，当时各国都有约定：你甭管帮哪家，一个原则，不能卖武器给中国。

当然了，约定归约定，私下里怎么干那是另外一码事。

日本在奉军“整军经武”的第一年就卖给张作霖100万军火。第二年，运至东北的军火数整整翻了三倍，达到300多万。由于张作霖不能直接从欧美进口武器，日本还搞了一个代购，先自己从意大利购进1万支枪，12门炮，然后再转卖给奉军。

这么个倒腾法，已经不是光打打擦边球的事情了，大家又都不是傻子，哪里会一点都看不出来。闲话一多，日本人觉得老是这样偷偷摸摸的终非长久之计，所谓“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这么着吧，我投资，给你盖兵工厂。

东北兵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和工程师全部都来自于日本。那时除了清末张之洞搞的汉阳兵工厂，整个中国还没几座像样的兵工厂，无论哪门哪派，其武器大多需要依赖于进口。与他们相比，奉军顿时优势立显。

除了武器，日本还在奉军中派驻军事顾问。当然这些家伙本身就居心叵测，业余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奉军中剌探军情，物色和培养亲日军官。

张作霖虽然得到过日本的帮助，但双方关系很早就埋下来了裂缝。最根本的争执点即在“满洲权益”上面，而所谓的“满洲权益”，又主要来自于袁世凯签下的“二十一条”。

民国建立之后，满蒙仍然划入中国版图，这让日本人大为泄气。既然一口吞不下，只能慢慢嚼了。为此，他们盯上了袁世凯，并把他们对中国的野心和对满蒙的企图，一块打包，弄出了一个“二十一条”。

近人述及袁氏，一个最恰如其分的评价就是，此人不学有术，而且很有术。当年，他被日本人揿着脑袋签“二十一条”实属无奈之举，但也没少用“术”。

老袁先拖。早在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就竭力拖延谈判时间，本来一个礼拜开五次会，偏开三次，每次谈判都要“请茶”，导致会议不浪费两三个小时都没法进入正题。

最后日本人火了，向北洋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不签字，即宣战。当时日本以向德国宣战为借口，已经出兵占领山东，宣战威胁并不只是口头讲讲。反正打德国是打，打你中国也是打。

北洋政府认为，至少在十年之内，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在限期到来的最后一个小时内，中方代表不得不低首签字。字是签了，但老袁却从侧面着手，耍上了“阴招”。

事前，日本曾要求整个过程必须“绝对保密”。袁世凯却根本没给日本人保密，他通过有意制造“泄密门”，把这件事弄得满城风雨，国内国外无人不知。

这下可好，先别说国内因此风起浪涌的爱国运动，列强首先不干了，说好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你现在要独吞中国，把它作为你的“保护国”，这事做得也太不地道了。

结果，明明签了字的文件却无法执行。

日本人恨死了这个袁大头，自此便积极支持倒袁。史学界甚至有一种意见，认为后来袁世凯在“称帝丑剧”中的败亡，很大程度上缘于日本的“强力倒袁”。袁世凯自己也心知肚明，所以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我的死）为日本去一大敌”。

“二十一条”共有五大项，与“满洲权益”直接相关的，是第二项。该项条款除把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租借延长至99年外，还要求日本在满蒙拥有各项特权。

日本人把援助张作霖，作为实现和扩大“满洲权益”的一个捷径。在他们看来，双方是债主和债权人的关系，今天给你一点利，明天就可以向你收高利货。

但是老张却不这样想，他认为大家是合作的关系，江湖朋友，兄弟一场，你拉我一把，我记在心里，有机会就回报你一点，也不欠你情，但你不能永远得寸进尺，无休无止，甚至跑到我家里来，动我家产的念头。

这种矛盾冲突在张作霖入主中原后达到了顶点。

民国十三年（1924年），张作霖再次挥师入关，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举击败了吴佩孚。自此，在北洋政府内部，奉系独掌政权。

这称得上是张作霖一生事业辉煌的顶点。一个差点被冻死在雪地里的流浪儿，一个居无定所声名狼藉的红胡子，经过不断努力，终于“闻达于诸侯”，成了万人仰望的“张大帅”。

闭上眼只听见，岁月如风在心间。

可是日本人却把张作霖的成功完全看作是他们的功劳。陆相宇垣一成（陆大第14期）甚至说，现在有很多笨蛋，以为张作霖掌控北京政权是老天照应，“天佑之福”，真是个大笑话。要不是我们“暗中给张以相当之支持”，哪里会有这么好的局面呢。

与此同步的，就是对张作霖索要的价码在级级攀升。

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发生郭松龄倒戈事件，奉天危急，张作霖面临着下野或被杀的危险。情急之下，他从关东军中雇用了62名炮手，并借用了大口径重炮，这才挽救了局势。不过在这件事结束后，他马上就登门酬谢，专门拜访了日本关东厅长官和关东军司令，并拿出一笔钱打赏了帮他出力的日本军人。

老张认为自己欠的人情应该还掉了，感谢的话也说了，钱也给了，已经仁至义尽。可是日本人却抓住这个事情不放，很快又扯到 “满洲权益”上去了。

这个时候的张作霖身份有了很大不同，已经不是原来单纯的“东北王”了。特别是入主中原后，他有了更多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而且他也很清楚，如果无限制地答应日本的要求，不光对国家安全是一个威胁，也会对他的个人声誉带来致命伤害。后者甚至可能让他失去争夺北洋领袖的资格。

他因此私下对别人说，我过去做胡子不要紧，不过是三百六十行之外，找碗饭吃吃，但如果被别人骂成“卖国”就不一样了，那是子子孙孙都要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的，万万使不得。

他一度想学他的老对手吴佩孚的样子，依靠英美来制衡日本，但在见效不明显，日本人又逼得太紧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继承“北洋传统”，明的搞不过，暗里使绊子，同时还加上了一点东北特色的“忽悠”。

通过一次次谈判，表面看来，日本得到的实惠确实不少，比如放宽移民限制，取得东北的土地商租权和内地居住权，又比如在东北增设日本领事馆。这都是“二十一条”上明确要求的特权，只是一直没有实际兑现过。当得知张作霖在这些条款上松口时，日本人最初也颇为之狂喜了一阵，晚上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

第二天醒来，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原先想得挺美，要通过扩大移民的办法，今天二十万，明天五十万，后天一百万，最后使东北的汉人变成少数民族，日本人则成为社会主流，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东北变成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曾想，你快，别人更快。人老张就是闯关东的后代，搞移民？谁怕谁。

在他的暗中支持和鼓励下，汉民闯关东的速度和人数顿时以N倍增长，从内地省份一车皮一车皮地涌入关内的人们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而且，个个跑得飞快，愣是把拖着木屐走得慢慢腾腾的日本人给甩在了后面。

更惨的是，等他们好不容易移了过来，竟然发现无房可住。原因是奉天政府发了一条非正式命令，禁止中国人租房给日本人。所谓非正式命令，是相对于正式命令而言的，说穿了就是当事人心领神会，却又让旁人抓不到任何把柄的东西。

依我看，这招最狠。

南方人体会不深，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能听到牙缝里直冒冷气。

上个世纪早期的全球温室效应还没现在这么严重，不用说，东北的那个气候……

日本人并非个个都是传说中的忍者神龟。于是，十分不堪。

这时候，老张躲在屋里嘿嘿地笑了起来：小样，还治不了你了。

想把咱老张当枪使，咱老张就把他当枪使。想糊弄咱老张，咱老张就把拐做成轮椅再卖给他。

东北二人传的智慧原来是有历史渊源的。

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张作霖由赌起家，在离开北京前，他同样赌了一把。与此同时，想要谋害他的关东军也赌了一把。这是一场生命的赌博。

对于日本人来说，本来印象中应该很好使唤的张作霖已经渐行渐远。原因嘛，不外乎还是那条——这个厨师不看菜谱看上兵法了！

决不能就这么算了。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退役的大将田中义一（陆大第8期）组阁，在亲自兼任外相后，立即宣称要采取 “积极对华政策”。

怎么个“积极”法呢，3个月后的东方会议给出了答案。

就在这次会议上，具体确定了下一步要采取的对华政策，那就是光搞点外交抗议等不痛不痒的小玩意不够了，要开始动拳头。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国内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这就是第一次北伐战争的开始。

此次北伐由国共两党联合发起，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先统一两广，随后一鸣惊人，竟然把北洋军阀中号称能战的吴佩孚都给打垮了。

通过观察，日方认为，北伐军是一支由黄埔精英组成的新式军队，已具有“党军”雏形，与北洋军队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仅仅军纪一项，直奉两军就差得很远。虽然张作霖前面还有一个孙传芳，但只要北伐军打过去，孙传芳是挡不住的，那样的话，奉军也可能要输，一输没别的招，准是又要退回关外。

奉军重新回满洲后，鉴于张作霖以往“没义气”的表现，他还是不会对我们日本让步。怎么办？

与会的关东军代表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缴械！

在山海关那里，就把奉军的武器都缴掉，让张作霖变成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牙齿都没了，就算放他回满洲，还不是我们想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此，涉及“满洲权益”的问题就可以“一气呵成地解决”。

于是，缴奉军的械得到田中的认可，被写进了东方会议的决议内容。

另外，对广州政府发起的北伐，他们也非常忌惮，视之为“严重的问题”，提出至少要把北伐阻止在华北。

日本人还没动手，革命阵营内部却先出了问题。

话不投机

缘于国民党忽然翻脸不认人，搞了一个“四一二”政变，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共产党动起了刀子。此举无异于自伤羽翼，使北伐力量大为削弱。四个月后，北伐军会攻徐州遭到失败，至此，第一次北伐终于以光荣开始，以灰头土脸收场。

失败了就要有人承担责任，所谓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负责军事指挥的一共四个人，除了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外，还有白崇禧、何应钦、李宗仁。

让谁出局呢？大家都望着老蒋，领头的是素称最能打仗的“小诸葛”白崇禧。

老蒋脸上挂不住了，他看看何应钦，因为李白都属于桂系，只有何应钦算是能跟他穿一条裤子的。

悲哀的是何应钦却把脑袋低了下去。

真是伤心。老蒋一跺脚，只好走人。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那就在离开以后好好享受一下吧。

老蒋跑到日本去了。这世上的好事，除了当官，还有娶老婆。

后面这件事干得很漂亮，到宋家一提就成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眼看就可以抱得美人归。老蒋志得意满之余，开始办一件对他的未来更具特殊意义的大事。

他在东京遍访政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与日本首相田中的会面。

虽然这时他的身份已是平民，但谁都看得出，此辈重新上台只是早晚的事。日本人对此也心中有数，要不然贵为国家总理，日理万机还来不及呢，有什么时间跟你一小小百姓唠嗑。

当年孙中山创立国民党，搞国民革命，日本是支持的，像犬养毅、头山满这些政坛大佬，都跟先行者是老朋友。老蒋理所当然地认为，日本会继续支持他北伐。可是他失望了，因为田中兜头浇来一盆冷水。

田中说，你们不是已经打到南京了吗，知足吧，统一长江流域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再往北边去呢（“何以急急北伐为”）？

老蒋的心立刻凉了。

不北伐，统一全国，国民党如何坐得天下，这日本人什么意思啊？

随后，老蒋就举太平天国失败的例子，说他们不是也进了南京城吗，可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清朝给灭了，北洋政府也一样啊，我不灭他，他就要灭我。

甚至在谈话中老蒋还不惜触及对方的利益：中国不统一就没法安定，你们是靠得很近的邻居，自然也安稳不了（“固为中国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

然而，老蒋注意到，不管他费多大劲，田中始终不改初衷，一听到“统一”这两个字，就像被蛇咬了一样，脸色立刻就变了（“辄为之色变”）。

没法谈下去了。真是失败。

其实双方都已摸到对方的底牌，那就是“统一中国”。

概而言之，日本鼓励中国分裂，不希望统一。在他眼里，中国是块大饼，只有拆分开来，才便于更好地下嘴。作为以强势自命的日本首相，田中宁愿和自己打交道的是两个割据南北的诸侯，而不是一个统一了的中央政权。

不光是田中这样想，当时的日本军政两界都有这样的“危机感”，即无论谁统一中国，都会以一个新的主人面孔来对待日本，张作霖就是一个现成例子。较之北方政府，南方政府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这趋势，它那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迟早有一天也要落到日本头上，以后必然会牵涉到“满洲问题”和“收复失地”。

这次失败的谈话，让老蒋如鲠在喉，认识到田中“毫无诚意”，中日今后将没有“合作之可能”。

日本人的眼光没有错。只是转个身的工夫，老蒋就完成了华丽转身。回来的时候，比走之前还风光。除继续担任三军总司令外，同盟者中又多出了冯玉祥和阎锡山，北伐势力更为强大。

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蒋、冯、阎、李四兄弟联手组织二次北伐，他们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号召，对奉军发动进攻。

没有任何意外，日本人也出手了，这就是“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的影响和后果让中日双方，包括南北政府都始料未及。

二次北伐，北为冯阎，南为蒋李，都想抢入京的第一功。老蒋更是急如星火，恨不得立马就占领北京，在国人面前好好地表一表功，过一过领袖瘾。

最快的当然是坐火车。当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平汉线，一条是津浦线，从老蒋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比从津浦北上更近的了，直接从南京这里就可以上车，而从平汉走还要弯弯绕，到武汉去坐车呢。因此，他宁可让李宗仁从平汉走，他则沿津浦一线，那样的话，老李就是生出两条腿来也跑不过他。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问题很简单，政治问题却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因为日本在山东的利益比较集中，驻的兵也多。他们把北伐军经过山东特别是济南视为侵犯其“帝国利益”的表现。

早在第一次北伐时，日本就曾出兵干涉。只不过那次北伐军因为打了败仗，没能进入山东。现在是第二次北伐，会不会遭到干涉呢，对于这个问题，老蒋也考虑到了。

自从国共彻底决裂后，国民党跟苏联的关系算是没得救了，由于闯入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圈”，和英吉利也红了脸，至于美国，提也不要提，那时候就是美帝国主义，国民革命要打倒的主要目标，两只老虎中的一只，岂能跟它做好朋友。

但是出门在外，江湖险恶，总得有一个朋友或者是靠山吧。

前面说过了，老蒋下野后就在日本为他复出打基础了，其用意就是想把日本拉过来靠上一靠，但是田中的回答却让他大失所望。

不过他这时候仍然对日本有所期待，日本人说要反共，他也反共，在思想上没有什么不同啊。

在内心里，老蒋虽然已不再指望日本能全心全意地帮国民党，却看不出这些人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拆他的台。

现在过济南，他就提前打了声招呼，探了探日本人的口风。日本驻南京公使馆武官辅佐官佐佐木到一（陆大第29期），给他吃了颗定心丸：田中首相让我给您带话，日本政府不会阻止北伐军的行动，请您放心。

首相都让我放心，那我还怕什么。

这次不仅要让自己的部队第一个进京，还要亲自率队。

为防万一，老蒋顺手把佐佐木哄了过来，带在身边，跟自己一道北上。让他没有料到的是，日军竟然“先发制人”，把第6师团（熊本师团）都派了过来，双方冲突大爆发时，什么佐佐木之类全不顶用，连他自己都差点被日机扔下的炸弹给终结掉。

老蒋真是太急着上北京城吃糖葫芦了，他可能已经忘记去年田中在东京对他说的话了：“何以急急北伐为”。

田中承诺的是，他不会阻止北伐军在南方行动，可要是过山东到华北去，那他就断不会感到高兴了。

你得看看人家是靠什么招徕生意的——积极，连自己的“软弱前任”都曾派兵到济南，他田中能站在一旁看风景吗？

至于进济南的日军为什么表现如此疯狂，则是因为他们的“敬业精神”还远远超出了田中的要求，田中让他们阻止北伐军过济南即可，他们却想通过此举好好地吓一吓中国人，甚至欧美人：让你们不听话，说不能过界就是不能过界。

老蒋受惊之余，把那个佐佐木叫来，当着面狠狠地训了一顿，说我们革命军今后恐怕不能再跟你们日军做朋友了（“不能提携”）。

话虽狠，手却不敢辣。老蒋吃了暗亏后，只好“忍辱负重”，命令在济南的北伐军后撤并退到徐州以南，其他后续部队则绕济南而行。

人皆道老蒋就吃了这么一个亏，其实远不止如此，由于大部队不能北上，他只得放弃了统率亲兵进北平的计划，把华北的活交给了冯阎，如此，日后北伐即使成功，其对北方的实际影响力依然微乎其微。

咬碎牙还得和血吞，这个滋味太难受了。老蒋至此把最后一点打算沾日本光的幻想都丢掉了，什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暂时往后摆摆吧，置于首位的是“国耻”。内政如此，外交也全面转变风向，开始与曾经最不屑的美国靠拢，至于以前颇不待见的“帝国主义老巢”国联则成了投状纸的首要选择。由于变化太快，当时连老蒋的盟兄、外交部长黄郛都因此被抛出局外。

不是黄郛犯了什么大错，而是他在老蒋心目中已失去了“价值”。老蒋本来是靠他来办对日外交的，既然国民党有意跟美国套近乎，那就得换英美派的来，此人就是继任的王正廷。

当时中日关系紧张，老蒋病急乱投医，希望赶紧拿老美这张虎皮来吓住日本人，造成彼方如果逼迫太急，美国要来撑腰的假像，所以根本顾不得什么兄弟情份，亲自给黄郛发去一份电报，让他从外长的位置上下来，而且赶快下（“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

黄郛目瞪口呆，卸下官职，含着眼泪上了莫干山。

“济南惨案”对老蒋剌激之深，可谓无以复加。很多年后，一直被锁在档案中的蒋介石日记终被解密。人们在里面看到了一些老蒋先前“不能说出的秘密”。

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了三个字：“不抵抗”，但以后的每一天他都要加写两个字：“雪耻”，并且还要额外弄一个金点子出来，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

息战对外

“济南惨案”发生后，由张作霖主政的北洋政府亦大受震动。当日军在济南与北伐军大打出手时，奉军并未乘势而上，而是选择了迅速撤出山东。

当时在北洋军人中带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是，不能再打下去了，大家你斗我，我斗你，最后只会让日本从中渔利（“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应该采取的办法是“速息内争，一致对外”。

可是北方说喊停，要是南方仍不罢休怎么办呢？

不管它，我们未战就先赢得了“公理”，到时候即使出关也有面子了。

这一意见首先得到了在河北前线负责军事的杨宇霆、张学良的支持，不过他们提出，为免过度剌激日本人，最好不要公开提“对外”这两个字（“万勿倡言对外，致激日方之反噬”）。

老大张作霖深以为然，拍案定调：就这么办！

民国十七年（1928年）５月９日，张作霖主持的北京政府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息兵”，同时命令前线奉军后撤，以便让南京政府能够腾出空来对付日本人。

日子是老张特地选的，十三年前的这一天，袁世凯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从此它就成了中国的国耻日（即“五九国耻”）。老张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他要用此举来为北洋军人正名，洗刷过往之耻。

由于通电里没有“对外”这一条，当时日本政府只是认为张作霖在关内扛不住了，便又动起了趁火打劫的念头，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老张答应“满蒙新五路”。

提起这个事情，还说来话长。

在张作霖入关后，趁着他不在奉天，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茂曾找到奉天省长，要求东北方面立即停止自筑铁路，实在要筑也行，那得借他的款，受他的制约。

要是我不干呢？

那就对不起了，我的南满铁路就再不会帮你运一个兵。

老张从奉天省长那里接到报告后，大怒：你不让我自筑，我偏要自筑。

见总领事碰了壁，田中以为是规格还不够，就又派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上场。芳泽走的是正规渠道，他向张作霖提交了一份“满蒙觉书”（也就是满蒙备忘录），要求老张对满蒙“一切悬案”来个一揽子解决。

老张哼了一声，我现在是全国大元帅，管的是全国的事，满蒙属于地方，你应该找地方办理才对。

芳泽脑子死，他回来后，还傻乎乎地真准备去找奉天省交涉。没想到这次人家省长都没用露面，群众就把芳泽给吓跑了——奉天爆发了2万人的反日示威大游行。

用爱国运动来对日方施加压力，那也是老袁在世时就用过的招数。

吉田和芳泽两个人都铩羽而归，把一个人急得顿足大叫：你们一个太急躁，一个太笨蛋，还是看我的吧。

此人是满铁（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山本条太郎。

满铁有政治机关的性质，但外面打的招牌就是一个纯经营机构。有了这个面具作掩护，山本便采取了“人性化”交流手法，派多年在张作霖身边做顾问的两个人去进行“秘室交谈”。

两个日本顾问带去的就是“满蒙新五路”方案，也就是由日本借款给中方，以便取得五条铁路的修筑和控制权。

为什么叫“新五路”呢？因为原先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签过好几个“满蒙五路”或者“满蒙四路”方案，但从老袁开始，北洋政府的头头脑脑们就萧规曹随，一个比一个赖皮，实际上半条路也没筑成。

轮到张作霖成了“东北王”，日本就跳过北京政府和老张谈。老张很清楚，如果他不答应这些条件，就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就同意开工。可是让日本人始料不及的是，老张仍然采取了和当年袁世凯别无二致的做法，这边答应你筑路，那边他自己也筑路，而且好几条还与南满铁路成“平行线”，等于抵消了满铁的作用，同时使后者在经济竞争中也失去了原有的垄断地位。

日本政府为此气得要死，所以才要威胁东北方面停止自筑铁路。

“满蒙新五路”实际来源于参谋本部提出的方案，最初是准备今后与苏联在北满会战时进行军事输送用的，因此其范围大大超出了“旧五路”，用张作霖的话说，等于是在东北放炸弹。

尽管你们笑着跟我说话，这字我还是不能签。

其中的一个日本顾问，就用站在老张立场上讲话的口气威胁他：大帅，还是先答应一下吧，我们那边的军人一个个都凶狠跋扈得很，你不合作，他们会去帮助你的南方敌人的。

这句话很见份量。其实老张也知道这两个“密友”是带着日本政府的使命来的，他们说的话就意味着政府在下最后通牒。

当时北洋势力已处于明显的劣势，第一次北伐虽未取得最后成功，却把直系的吴佩孚干倒了，皖系的孙传芳也岌岌可危，南方政府已得半壁天下，而原先北洋的三架马车，现在只剩下奉系一股。虽然第二次北伐还没开始，但也已经是箭在弦上的事情。自己如果再跟日本人硬来，袁世凯就是前车之鉴。

山本这次没有光派两张嘴，还有一张500万元的支票。只要答应签字，那张支票就是张作霖的，而这笔钱对于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来说，自然也等于救命的钱。

迫于无奈，张作霖在文件上写了一个字：阅。

当着两个日本顾问的面，他解释说，这就是同意的意思。我看过了，照准了。

然后一手递文件，一手拿支票。

顾问把文件带回来，山本大喜过望，赶紧捧宝贝似地拿去给田中看，顺便表一表功。

田中初听山本说张作霖同意了，也是喜上眉梢。他深知此举意义所在。

满蒙新五路若果真实现，等于日本花钱把东北买了过来。当年某些革命党人排满时曾有意“出卖东北”，如今人都变聪明了，没人再肯这样做，那我就“强买满洲”，这可是能载入史册（日本史册）的一桩大功绩啊。

但是等到他把文件翻过来翻过去，发现到处都只有一个“阅”字以后，就觉得不放心了。

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阅”，连名字都不肯写，到底有没有诚意啊？过去这家伙就经常用各种借口来推托，根本就不守合同，这次没准又在耍花招吧（“证诸往例，事属必然”）。

听首相这么一分析，山本的心也沉了下去，看来的确有必要让张作霖再确认一下。

山本再回北京，希望老张能够把“新五路”方案由密约变成公开正式协定，并在协定细目案（即具体条款）上再签一个字。可是这次张作霖无论如何不肯就范了。其实上次签了一个“阅”，老张已经后悔得要命了，他知道这不是光筑几条路那么简单，铁路周围还有附属地，可以像南满铁路那样驻扎日军，一旦连成片，东北就不是中国人的东北，而是日本人的东北了。

虽然签“阅”字时，老张就准备不认帐了，但他知道日本人很难缠，哪怕你就留根头发丝在地上，他们都会捡起来“顺藤摸瓜”，以后有得烦了。

果然，山本不依不饶地上门讨债来了。老张便干脆说，我现在是一国元首，要是将这个公开，社会舆论太大，一定会出现“国论鼎沸”的情景，到时，奉系就“不能保持其现在的地位”了。

我完蛋了，你有什么好处吗，谁来落实这个方案呢？

山本想想也有道理，只好硬着头皮表示，可以先把文字的事搁一边，把文件精神真正落实下去才是王道。

老张一听：这就对了嘛，这样，我在中央没法办理，县官不如现管，你去找地方政府吧，他们一定会给你办好的。

飞起一脚，球踢到张作相那里去了。

张作相跟老主子时间久了，自然心领神会，马上也装出一副老糊涂的样子，推说自己这个不懂，那个不会，随手就把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更下面的人。更下面的人没法再往下面推，于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还等什么，咱们继续踢皮球吧。

山本这回算吃足了“中国式办公”的苦头，穷忙半天，什么也没捞到。

满铁蔫了，只好再换政府直接出面。

这就是此前“满蒙新五路”的交涉过程。

现在北伐军已逼近北京，张作霖则正犹豫着究竟要不要撤往关外，日本人认为现在正是一锤定音的最佳时机。

芳泽咬咬牙：都这时候了，还就不信你马王爷真能长出三只眼。

他晚上来求见张作霖，而且一坐下就赖着不肯走。张作霖也一直在那里坐着，陪他。

芳泽假惺惺地说，好像局势不太对劲啊，大帅还是早点把部队撤回奉天为好。

张作霖没吭气。

芳泽一时无语，眼看时间不早，也没法再磨蹭。

好吧，话归正题，今晚来拜访阁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铁路的事给确定下来。

说到关键点上，张作霖绝不含糊：不是说了吗，那是地方上的事，已经交给张作相办了。怎么，他还没给办好吗？哦哦，我再帮你催催。

芳泽急了，又“地方地方”的，还嫌忽悠我不够啊，不由脱口而出：贵国不是有句古话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的话你可不能不算数啊。

老张一摆手，快别，我不是你说的那个“君子”，我过去是马贼，是胡子！

和老张坐一块，“儒雅”的芳泽颇有点秀才遇上兵的味道，激将法既然不起作用，那就只好来直接的——没有我们的支持，你在北京是呆不住的。

反过来就等于说，如果他们日本“支持”了，“呆在北京”就不成问题。

张作霖毫不客气地挡了回去：如果我打不过北伐军，到时再退回关外也不迟，我不是还有东北老家可呆吗。

芳泽突然冒出一句：你怎么知道就一定能回去呢？！

这话听着不是味儿啊，老张很不高兴：我怎么就回不去了？东北是我家，咱老张高兴出来走走就走走，高兴回去就回去，谁能拦得了我？

芳泽想着用什么话才能把这老头子给将住，随即便想到了“济案”（即“济南惨案”）。在这一事件中，中方固然损失巨大，死了3千多人，但用日本人的眼光来看，他们也很惨：军队战死200多人，日侨也挂了十几个。自南方政府发起北伐以来，好几个列强国家都已触过霉头，也有伤亡，可全加起来也没超过上面这个数字。

当兵的战死沙场应属正常，让芳泽耿耿于怀的是那十几个日侨，他要求张作霖为此负责，因为据他说，“凶手”是曾驻守济南的张宗昌。

不说这个，老张还能耐住性子。一提起“凶手”，他马上压不住火了。

什么东西，杀了我们那么多老百姓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死了几个日侨就鬼哭狼嚎，到我这报丧来了。

好个老张，当即把手中的旱烟袋往地上狠狠一摔，只听“啪嗒”一声，翡翠嘴的烟袋成了两半。

这种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让谁负责，就凭你一张嘴皮子上下翻一翻？

我身上不就这么一副臭皮囊吗？不要了行不行，再怎样也不能做让后世子孙抬不起头来的事！

说完张作霖就怒气冲冲地扔下芳泽一个人走掉了。

芳泽哪见过这阵势，没吓住老张，自己反被对方的气势给吓住了，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18日，即两人夜谈的第二天，鉴于张作霖的“无动于衷”，“忍无可忍”的日本政府发出了一份觉书，一式两份，中国南北政府各有一份。

这份觉书从内容上看就是一张最后通牒，告诉双方：你们在平津打仗，只要碰到“满洲”的一点皮毛，我就要采取军事行动了（“采适宜而有效之措置”）。

这一手并没能威吓住张作霖，不过老张也意识到他再也不能呆在北京了，必须赶紧把部队拉回东北，这样才有牌和日本人继续打下去。

5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对日本觉书作出答复：东三省和京津都是中国的领土，别拿我们的主权不当主权。你们上次在济南已经犯了规，希望以后自觉点（“主权所在，不容漠视”）。

当天，张作霖还接见了日本记者团。自从入关以来，他一直保持低调，从未见过任何记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面对着日本记者，老张出语掷地有声：我现在有“莫大之觉悟与决心”，对于东三省的治安，本人负“全责任”，这是不容质疑的，“余敢为诸君再三断言之”。

当然，老张的太极功，从来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把门完全堵死的事情他不干。

当芳泽再次密访，逼问张作霖此举的真实意图时，老张看上去一副可怜样：我发那个声明，说那些话，都是没办法，舆论盯得很紧啊。

芳泽这回倒没被他晃过去，马上掏出一份新的文件，那上面都是奉外务省之命刚刚提出的几项书面要求：光说不练假把使，看看这几个条件吧，你有诚心就签一下。

签签签，这次我一定签。

老张一脸真诚状，郑重其事地就把文件收下来了。

看到对方态度发生软化，芳泽总算是松了口气。Yeah，一切搞定。

回去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电报给外务省和参谋本部，让这两个部门注意查收，千万不要漏掉张作霖发来的文件。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他。

外交战线，又是跟张作霖这样让人头疼的角色打交道，要想干出点成绩，真的不容易啊。

可是一连几天，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通知他。追过去问，对方也奇怪，哪有你说的那个东西。

什么人啊，又玩我？芳泽平时看上去还颇有点“老实巴交”的样儿，这回也被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咬着牙来找老张算帐了。

一见面，没等八格牙鲁骂出口，老张就连拍自个脑袋，你看我这记性，文件早就给你签好了，就忘了叫你来拿，你自己也不过来，你看看，可怎么好。

别废话了，拿过来吧。

老张很乖地把文件恭恭敬敬地交到芳泽手里。

晚就晚几天吧，反正字也签了，可以回去交帐了。芳泽肚子里的气也因此消了大半，扔下两句诸如下次不能这么调皮啊之类的话，就转怒为喜，乐呵呵地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悲喜剧并没结束。

回到公使馆里，打开一看，文件上竟然又是签着一个“阅”，连传说中的“某某手黑”都没有。

天哪，你又不是我领导，要你光是“阅”什么“阅”。

芳泽眼前一黑，往椅子上一倒。真是被打败了！

等着瞧，明天再去找这个家伙，不信你躲得过初一还能躲得了十五，这次我要亲眼看着你把“张作霖”这三个字一笔一划地给我写上去。

不过芳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一觉醒来，他就得到消息，张作霖大帅已经离京了。

此事由当时在芳泽身边的一个参事官亲见，隔了很多年，他仍对张作霖的“非常狡猾”记忆犹新。

日人谓其“狡猾”，然而如果我们想到当年张氏所处险境，又实在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

说到险，险马上就到了。

在张作霖出关之前，军部已下达命令，从朝鲜军中抽出一个混成旅团，集中到奉天待命。下一步，就是要开到锦州和山海关，准备对奉军有所动作。可是那里属于满铁线以外的范围，没有天皇敕令是不能轻动的。

田中是东方会议的主持人，又是内阁总理，照理对“会议精神”是要坚决贯彻的，同时对照张作霖最新的“忽悠表现”，按说绝对有理由立即去天皇那里请敕令，但他在决策之前，不得不先看一下国际的动静。

要说那个兼职的外相职务可真是害了他，弄出来的东西每每弄巧成拙。一个“济南惨案”连欧美老外都看出，它把南北政府都推到了“息战统一”的谈判桌前。田中拿把扇子像是要灭火，结果越扇火越旺，除了什么样的形式尚需讨论外，南北统一已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

发生“济南惨案”后，老蒋虽然曾一个劲地向国际社会猛抛媚眼，但起初还是效果不彰。

本来想诉诸国联，使中日冲突国际化。但以前和国联打交道的主要是北方政府，南方政府以前还骂人家国联是“帝国主义大本营”哩，双方没有什么感情交流，加上日本又在旁边极力反对，这个“早期的联合国”也就不太情愿来拉这个架了。

找英国，英国马上摆手，说别别别，别跟我说这事，我中立，谁也不帮。

这个就叫平时不烧香，临时拜菩萨，北伐军开到长江的时候就把他给得罪了，现在甩一臭脸给你也不能说冤枉。

托关系不能到处都托，那就盯一个吧——美国。

可美国人却摆起了架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想跟我好可以，但千万别把你同日本人的恩怨搅进来，我可不要趟这种浑水。

如果田中这时候不再犯第二个错误，老蒋在外交上就要濒于绝望了。

这个错误就是5月18日那天发出的宣称要在东北动武的通牒。

此言一出，等于公开宣布东北是它日本一家的地盘，别人动也动不得，一下子就把英美都给激怒了。

什么叫门户开放，那就是有好处应该大家一齐分享，怎么能独吞呢？

美国的对华态度一下子转变为“同情中国”，并开始表达对“满洲局势”的关注。

谁的脸色都可以不看，欧美人的脸色不能不看，田中在从驻美大使那里得到相关报告后，开始犹豫起来。

当时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陆大第18期）也认为，虽然张作霖很不够意思，但在东北已根深叶茂，一脚踢开的话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合适人选，遂派田代皖一郎（陆大第25期）到奉天，要求奉调的朝鲜混成旅团取消军事行动，返回朝鲜。

军部表明了态度，在田中身边负责出谋划策的佐藤安之助等人也主张谨慎从事。田中便改变主意，放弃了原先的出击计划，继续维持张作霖原有的地位。

图穷匕现

田中已经放弃了，在东方会议上提出“缴械”建议的关东军却不依不饶。刚刚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陆大第16期军刀组）提出：“中央”不干，我们干。

立功心切的佐官们顿时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然而在政府和军部都不支持的情况下，想独自干成这件事比较难。

此时吴俊升已经从黑龙江调来5万精兵守卫奉天。同时，奉军也以每天一万或五千不等的人数向关外撤退，到村冈想自己动手时，奉天城里的奉军已达到8万之众，而关东军人不过万，且并未做好与奉军决战的准备。万一真打起来，关内外奉军联手，日军根本占不到什么便宜。

村冈看清形势，再不敢随便把军队拉出来冒险了。

似乎一切都只好到此为止了。

忽然一个人跳出来叫道：且慢！

此人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陆大第26期）。河本说我有办法。这个办法叫做“斩首行动”。

我们用不着动用关东军去打奉军，因为奉军“排日”，始作俑者都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集团。你们别看奉系闹哄哄的那么多人，其实核心的“大头目”就一个，那就是张作霖本人。

如果我们把张作霖干掉，他那个靠磕头拜把子组成的集团是没什么凝聚力的，非得立即四散不可。只要第二个张作霖不出现，他们就永无指望。

因此，结论就是暗杀张作霖，除此之外，别无它法（“除了杀死巨头，此外断无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

村冈频频点头，并亲自下达了“消灭张作霖”的秘令。

此时，张作霖尚在北京，关东军的手够不着，村冈有意让华北驻屯军去搞暗杀。

另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关东军参谋按照村冈的吩咐，准备动身前往华北，找华北驻屯军接洽。

但在出发之前，他被河本拦住了：“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

你相信华北驻屯军吗？反正我是不信。万一把事情弄砸了，又不能使政府及军部摆脱责任的话，就麻烦了。政府不是说列强现在对满洲盯得很紧吗？出了事，这些国家不知道会怎样乘机对我们进行指责呢。

河本拍拍竹下的小肩膀：这样吧，事情交给我，我来干。

竹下问他，那自己还有无必要再去北京。

当然需要！你可以当探子嘛。给我盯紧一点，弄清楚张作霖哪一天坐火车出关，然后通知我。

此时的老张已在收拾回家的行李了。

他还记得一年前来到北京的情景，身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只手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那时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意气风发。可只一年光景不到，等待他的却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凄雨冷风中，那昨日的一抹红再也无法留住了。

他舍不得离开，却又不能不离开，因为回家已成为他唯一能做的选择。此时他还不知道，回家之路竟然是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亡之路。

不过如果你因此认为老张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防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脑子里的那根阶级斗争弦从来就没有松过。

忽悠了日本人这么多次，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的，尤其是入关以来，为了保证“寸土不让”，双方针尖对麦芒地拍过好几次桌子，要想不引起日本人的嫉恨和报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也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毒手。

毕竟他还是“东北王”，他手上还有东洋鬼子垂涎三尺的饵。

他没想到的是日本军人如此疯狂，迫不及待地要换副牌打打了。

从北京往奉天，那不是一里两里的路程，不可能靠“11”路公交车走着回去。当时作为交通工具，张作霖有两种选择：汽车或是火车。

两者各有优缺点。如果乘汽车的话，路线是从不太引人注意的长城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返回奉天。优点是轻车简从，行动秘密，安全有保障。缺点是路况不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公路，你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了），车子颠簸（兴许还会晕车），十分辛苦。

而如果换乘火车的话，路线是沿着京奉铁路走。优点是比较舒适（特别适合老张这样的老同志）。缺点是动静太大，可能引起不测。

对这两种方式，亲信部下、幕僚参谋都各有各的说法。在一时难以取舍的情况下，老张决定拿出他的老招数：赌上一把。

他拿出纸一撒两半，分别写上“汽”（代表汽车）和“火”（代表火车），揉成纸球后开始抓阄。

最后拿出来一看，是“火”。他打定了主意。

老张不会想到，列车被炸后，同样一片火海，也是一个“火”字。命运似乎跟这位大帅开了个玩笑：由赌始，由赌终。

死亡专列开始启动了。

选定了火车后，张作霖还留了个心眼。他枪林弹雨见得多了，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

先是一再更改回奉日期，说好6月1日出京，专车都来了，他又临时改变主意，宣布第二天才走。

第二天，专车出发了，但车上只有他的家人，老张还是没有上车。

第三天，老张终于上车了。

上车前，他向部下详细了解了安全保障情况。

从北京到奉天，沿途有十几万奉军护路。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由张作相负责，山海关至奉天这一段则由吴俊升把守，两人都是老张的绝对亲信，也都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称安全绝无问题。

张作霖放心了。就算行程泄密，他相信也没人能动得了他。

魂断皇姑屯

坐上火车的那一刻，当凭窗再一次凝望北京城，东北大帅的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

这是他人生奋斗的最重要一站，是事业顶峰的见证地，如今却只能挥手告别了。

窗外有多冷，闭上眼心就疼。

不去看也不去想了，算一算离东北的家还有多远吧。

老张的专列共有二十多节，他自己所乘的车厢为第十节。这是一个很有派头的车厢，当年慈禧老佛爷都用过，因外部呈蓝色，被称为蓝钢车。

作为曾经的保安队长，老张的专列在保安方面也下足了功夫。不仅蓝钢车的前后车厢里，配备着全副武装的卫队，而且在专列前还特地设置了一辆压道车，以防路轨上有人做出不轨的举动，

果然一路上太平无事，到了山海关站，吴俊升上了车。他是从奉天赶来的，喘着气就来迎接大帅了。患难最见真情，这让老张非常感动。

吴大舌头再次保证：从山海关到奉天，安全保卫已经做到严丝合缝，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遗憾的是，他说的并不完全对。

有一个地方漏掉了。

并不是他办事不认真或是存心欺瞒大帅，而是没有办法不漏。

这个漏点是一位关东军的大佐找出来的。

此人就是河本。河本奔着袭击火车而来，他曾经权衡过：究竟是直接进攻好，还是用炸药炸好。

最后的结论是用炸药。

直接进攻的话，痕迹太明显了，而且还不一定灭得了对方。炸虽然也有失败的风险，不过河本做了一个预案，那就是一旦失败，就启用“拔刀队”。

对河本来说，要想干掉张作霖，机会仅有一次，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赌。

然而河本很快就发现，他还不一定能够赌得起来。因为经过侦察发现，整个京奉铁路沿线布满了奉军，而且警戒十分严密，真是像吴俊升说的那样，“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河本一度相当沮丧，要执行爆破计划，又要不被这些奉军发现，看起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直到他发现了皇姑屯车站不远处的三洞桥（日方资料中称巨流河铁桥）。

三洞桥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

京奉铁路奉军可以守卫。但南满铁路却是日军控制并经营的，它得由日军负责看守。

只是一个点，可是也只需要这么一个点。

从棋局上说，即使大部分棋面都处于优势，但只要有一个地方被钻了空子——仍然可以致命。

在接到竹下义晴从北京发回的有关张作霖已经启程出发的密电后，河本立即在三洞桥给张作霖挖好了一个死亡陷阱。

我看过一个资料，如果要把一座十几层的楼房掀翻，大概要用上90公斤的炸药。这位老兄为了让别人彻底死翘，在一节十几米的车厢上总共破费炸药120公斤！

这些炸药光光堆起来也好大一摞，又不可能弄辆重型卡车直接运过来，只能分装在三十只麻袋里面，然后偷偷放在桥墩上。

显然，要安置这么多的麻袋，不仅是个苦力活，还是个技术活。为此，河本专门从朝鲜调来工兵，才终于把事情搞定。

从老张的专列离开北京，直至到达皇姑屯，沿途除了有奉军护路外，河本大佐派出的间谍也没少搀合。他们很敬业地向设伏人员报告着列车的启停情况。

车厢里，老张很轻松地和亲信同僚们闲聊、玩麻将。过了皇姑屯，奉天近在咫尺，此刻，家人和文武官员肯定已在车站翘首以盼了。

他没有想到大祸就在眼前。

进入三洞桥，列车开始减速。此时，守候多时的两名日军爆破人员先后按下了电线按钮。

或许是由于紧张过度，第一个按钮竟然没响，第二个随即按响。

只听轰隆隆两声巨响，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一股高达两百多米的黑烟腾空而起。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包括张作霖所乘车厢在内的多节车厢压在了下面。

铁路线上一片火光，乱成了一团。

河本后来回忆：“面对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

相隔不远的奉天总站也感受到了这股地震般的颤栗，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被震断了，比用锋利刀片切割过还要整齐。

拿着望远镜远远观望的河本大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就算老张是铁甲人，现在大概也炸得连铁皮都没了，作为临时预案的“拔刀队”自然也用不着了。

河本过于乐观了，因为张作霖还活着。

但也只剩下了一口气。他的咽喉部位受到了致命伤，已经奄奄一息。专门来迎驾的吴俊升则当场被炸身亡。

人们赶紧进行紧急救援。随行人员把满身鲜血的老张扶上一辆敞篷小汽车，十万火急地往帅府送。虽然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甚至动用了英国大夫，但此时纵有再高的医术也无力回天了。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4日上午10点，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骑鹤西去。此时离皇姑屯事件爆发，专列被炸仅仅相隔四个半小时。

一代枭雄自此谢幕。

老张这一生，说他奸他也奸，说他滑也滑，坏事也着实做过不少。土匪、旧军阀、王八蛋，你怎么骂他都不为过。但有一点始终值得肯定，那就是在外寇入侵的艰难时刻，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低过头，服过软。

盖棺论定，他是一个硬骨头的东北汉子。

在皇姑屯事件中，包括张作霖在内，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

中外震惊。

爆炸发生后三个小时不到，日本人就贼喊捉贼地跑了出来，声称要与中方共同对事件进行调查。

因为他们事先早就在附近布了一个局。

贼喊捉贼

在日方的带领下，中方调查人员在大桥附近发现有两具男尸。从尸体上搜出两封信笺，上面写着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犹须努力。

我不得不认为，这两句名言当时已替代了三字经的地位，就连日本人作假，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它。

鉴于说这番话的南方领袖早已作古，能够把它认领回去的也只有后起之秀——蒋介石了。

日方据此认定，这是老张的仇敌从南方派来的便衣队。

对这种闭着眼睛张口就来的胡扯，中方人员当然不信。

两个便衣就能掀翻一座火车？你当是两超人！那以后干脆就不用派部队打仗，让便衣们投投手榴弹或发发掌心雷就够了。

也只有日本人具备这种想像天赋。

他们不仅这样想，还天真地准备把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继续下去。

日方向中方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想在报告中明告世人：是南方便衣队投掷炸弹，造成了皇姑屯事件。

一花独放不是春。他们希望中方能用盖章签字的方式认同这一报告。

有一个人当即拍案而起。

他叫关庚泽，时任奉天交涉署日本科科长。

“爆炸如此猛烈，岂是人力所能投掷。”

关庚泽的话说得很清楚：如果要得到日方报告中的结论，就算你让列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挨炸弹，估计也得扔上一天。

见遇到了明白人，日方交涉人员立刻露出了流氓嘴脸：

“如果你不答应盖章，日本军人将于你不利。”

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关庚泽不仅没有退缩，相反勃然大怒，给日本人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张大元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伤（当时尚未披露张的死讯），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随便吧！”

没人配合，这个游戏只好自己玩下去。

两天后，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一个声明，再次重申他们的“南方便衣队所为论”。

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几天后，有人来到奉天监狱，要求收容保护，并揭露了“南方便衣队”真相。

原来在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日军便通过日本浪人，将三个中国人骗到吊桥附近杀死。其中一个人见势不妙，拼命逃了出来。他见日本人宣传“南方便衣队投弹事件”，又从死者照片上认出了同伴，便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赶紧跑来寻求保护。

至此，日方哑口无言。

皇姑屯事件很快在东京引起了巨大反响。

田中内阁虽然又发声明又喊冤的，对外始终一口咬定事件是中国南方政府所为，与日本政府和关东军都没有关系，但其实对真相还是有点数的。

因为关东军瞒别人可以，瞒不了顶头上司陆军参谋本部。当然不是村冈或者河本打报告上去说的（就是有书面报告也不会自己承认），而是另有原因。

这就要说到一个组织：二叶会。

这个二叶会可不是什么浪人会馆，而是青年军官们自发搞的一个传销组织。传销产品只有一样：军主政从。

所谓军主政从，顾名思义，就是要以军队为主，其它政治经济文化什么的统统靠边站。

历史上把二叶会这帮人弄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巴登巴登密约”。

缘起于几个初出茅庐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被派到德国考察一战。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冈村宁次。其时都还是日本陆军里的小字辈。

去了德国一看，好家伙，太对胃口了。杀人那叫一个过瘾，见人就杀，不仅军人，平民也跟着倒霉。在战争中，飞机大炮，毒气坦克，能用的都用上了，光一个凡尔登绞肉机，死的人就数不尽数，别提多剌激了。

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德国军人的那股疯狂劲，虽然仗打败了，但没人肯认输，都瘸着腿、红着眼睛在地图上画圈呢，想着法子要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巴登巴登是德国著名的温泉城，很合喜欢泡澡的日本人的胃口。这帮小子也去泡了，一边泡，一边感动得哗哗流泪，说这股疯劲好，太好了，跟我们日本的武士道那是一样一样的。咱们得学，不仅自己学，还要带动大家一块学。

就这么泡着聊着励志着，于是就有了一个学习德国好榜样的“巴登巴登密约”。

回国后，几个狂人为了将这玩意真正宣传发动起来，就成立了二叶会。后来很出名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都是里面的铁杆成员。

这么催人奋进的组织，一贯以愤青形象示人的河本自然不会落下。特别是他对制造皇姑屯事件一直自鸣得意，不在二叶会里吹吹简直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吹来吹去，会友们都知道了。事情随后又传到了参谋本部耳朵里：皇姑屯事件原来是关东军弄出来的。

田中首相虽然不是二叶会成员，却是陆军里出来的，还在参谋本部干过，有的二叶会会员就是他曾经的战友。他当然也没有不知道的道理。

偏偏这时候，天皇召见了。

走在路上，田中遇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四顾无人，他就给西园寺咬了耳朵，说皇姑屯这件事十有八九是日本军人干的。

西园寺的脸马上就扳了起来：要真是这样，你可要严惩不贷啊，否则国家还有什么纲纪可言。

等田中进了宫，裕仁果然没放过皇姑屯事件，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政府出面让人干的。

田中赶紧矢口否认：政府哪能那么弱智啊，新人还没挑出来就把旧人给宰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便把他知道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捅给了天皇。

天皇听完汇报也来火了，这不是典型的不把政府当干部吗，这么大的一件事，不请示领导就给办了，以后还怎么得了。

这事一定得处理。

有西园寺支持，田中就当着天皇的面信誓旦旦地做出了保证：对此等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决不姑息，不把那个叫河本的混蛋送上军事法庭，老夫这首相就算白干了。

但等他到了国会一看，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政府的反对党不用说，当头一炮，指责政府在“满洲某重大事件”（大家当然心知肚明是什么事件）中充当了谋杀犯的黑后台。

你们也太过分太愚蠢了，这种干法，以后还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

田中汗下来了，他意识到，这些人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黑”是假，倒阁是真。

军部（在日本陆军中，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统称军部）在听说政府准备在军队中进行事件的调查时，更是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关东军干得没错，本来维护“满洲权益”就是日本的国策，你们政府肚子里不也在打这个主意吗，哦，现在天皇发了话，就想把我们军人踢出来当替罪羊，真是岂有此理。

可怜的田中一时骑虎难下。调查看来是进行不下去了，别说查别人，自己反而还要引火烧身哩。

这下完了。老板那里话也说过，牛也吹过，现在倒把自己逼上了独木桥。

这老头子也真够犯贱，实在不行你就回家装孙子算了。他不，他还跑回皇宫跟天皇纠正：前面我说的全部收回，这事跟我国军人没半点关系，还是中国人他们自己干的。

裕仁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怎么着，把我当猴耍哪，一会这个，一会那个。当着这个老糊涂的面，又不便发作，只好挥了挥手，让他滚蛋了。

不管怎样，日本军政各界对皇姑屯事件之后的东北局面还是有所期待的。那就是随着老张这个“大头目”升天后，一定会出现大乱，然后由他们派兵干涉，从中混水摸鱼，实现“大治”。

但事与愿违，满洲风平浪静，奉军严整以待，日方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第二章 谁继大统

对于继位者，张作霖生前未留任何遗嘱。围绕这个宝座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小诸葛”杨宇霆主持会议，公布了所谓的“遗嘱”，但“东北军总司令”却不是张学良。名单上的人选究竟是谁，张学良又是如何最终上位的？

东北的平静绝非偶然，它缘自于一位新人已挂上帅印。

张学良，字汉卿，一般人称他为“小六子”，其实是喊他的乳名，并非指他排行老六。

老张除了在外面英雄一世外，在家里的业绩也堪称优良，共有八子六女，十四个孩子。张学良是长子。

小张十九岁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第二年即毕业入伍。作为东北第一公子，当然不可能屈尊去当兵，而是直接担任了老张卫队的上校旅长。在乃父光辉的照耀下，小张肩上的牌牌是以火箭速度更换的，短短几年，就升为了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衔。

在从军到接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张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当然旁边也少不了有人辅佐，或者说是贵人相助。

张学良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贵人自然非郭松龄莫属。郭是东北讲武学堂的教官，长得人高马大，得了个外号“郭鬼子”。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师生情谊十分深厚。后来郭鬼子被张作霖抓住要杀头的时候，张学良还曾想方设法要通过送老师出国的办法予以搭救。

人都说小张敬师如父，有情有义，孰不知除师生情之外，小张实际对郭老师也依赖甚深。

郭松龄不仅是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工作者，真实战场上也一样不含糊。他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校教官，一跃成为奉军中的主要将领，虽不排除小张在老子耳边经常吹风说好话的因素，其自身才能突出也是主要原因。

当时奉军中的大小军官多为胡子出身的老派人物，打仗就知道拼命往前冲，根本不知道什么练兵方法、指挥艺术，属于一帮典型的不懂科学的大老粗。

郭松龄不一样，他训练得法，自成体系，经其一手带出来的部队不仅技战术动作娴熟，而且纪律严明，成绩冠于全军。

枪打出头鸟，这个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郭老师一走红，便引来红眼病无数。周围闲言碎语不断，说郭某人的部队，军纪当然是好，可是好看并不一定中用，真打起仗未必能行。（“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

很快，郭老师就用战场实绩说话了。在直奉历次战争中，郭松龄的第八旅战斗力之强，不仅令老派人马瞪目结舌，就连同为新派的“士官系”也刮目相看。

老师照应学生是理所应当的。张学良当时带的第三旅，经常和第八旅一起作战，甚至被混在一起，统称为“三八”旅。

“三八”旅打了胜仗，大家心里都明白郭松龄功劳很大，但就是没人肯说郭老师好，都夸张公子用兵有方。

理由非常简单：嫉妒加拍马屁——嫉妒郭松龄，拍张家父子的马屁。

“三八”旅打得好，长官就升得快。张学良不久就因功而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成为第三军团军团长。

不管别人怎么吹捧，小张自己还是拎得清的。他对郭老师十分器重，有时甚至到了纵容的地步。

民国十一年（1922年），奉军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败北。老张当时很郁闷，不知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时，张学良及时献上了“整军经武”方案，即重新改良和整顿军队一揽子计划。

老张虽然是胡子出身，却阅历丰富，非等闲之辈，马上大加称赞并予以采纳。

经过“整军经武”，奉军力量大大增强，成为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得以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整军经武”的很大一部分智慧都来自于奉军中的高手——郭松龄和杨宇霆。

对于郭松龄来说，“整军经武”是奠定他地位和实力的一个新起点。师徒俩从东北讲武学堂中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年青军官，形成了在奉军中有一定影响力的“讲武系”。

这个门派挂的是小张的牌子，实际掌门人却是已由郭老师转变而来的郭将军。

儿子有进步，老子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生子当如孙仲谋。自己再英雄一世也有尽头，只有接班人长能耐了，自己以后睡觉才能睡得踏实安稳。

可惜张学良的过分纵容与信任反而害了自己的老师，郭鬼子翅膀硬了，他要取代自己的老板，由自己来当主角唱大戏，结果被更会唱戏的张老板把性命都给开掉了。

对郭松龄，张作霖可谓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他认为，自己除了老婆之外，什么都给了对方，连今后将要继位的儿子都托付给他，实际居于太师之位，而郭却迫不及待，恩将仇报，竟然要取自己“主公”的性命，那还了得。

少了郭松龄这个生命中的贵人兼导师，张学良从此就难了。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以搞定的困境（包括“九一八”），他都会喃喃自语：要是郭松龄在，就好了……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一直密而不宣。

有时候一个人活着与否，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无数人升沉祸福的公事。

人们从大帅府的公告中了解到，“大帅”只是在爆炸中受了点轻伤，现在安然无恙。不仅能吃能喝能听小曲，隔三岔五还要应小报的要求，在八卦新闻版登张生活照什么的。

轻松和假像只能用于表面维持，大帅府的人其实早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在等待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仍留在关内的张学良。

五雷轰顶，万箭穿心，心如刀割，这些都能用来描述当时小张的心情。

但我觉得，在巨大的悲痛和震惊过后，留在小张脑海里的，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茫然和无所适从。

毕竟事件太突然了，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不管怎样，还是回去再说吧。

治安恶化到这个地步，不化装是不行了。

想来想去，现在只有当兵的最安全，而当兵的里面，又只有伙夫最不引人注意。于是小张乘着天色昏暗，剃了头（只有长官才留长发），带上饭勺，扛着大锅，在几名得力卫士的保护下，混在撤退士兵中间，坐上闷罐车就回了奉天。

在那里，他将接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并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

小诸葛杨宇霆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大帅走后，必须有人主持大局。

在此背景下，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了。

会议主持人是一直担任奉军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的杨宇霆。

如果说郭松龄是奉军中不可多得的军事干才，那么这位杨先生就是奉军中首屈一指的军政两用人才。

人送杨宇霆绰号：小诸葛。

请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么一个名号。虽然平时我们给别人起外号往往是件不礼貌且不受欢迎的事，但“小诸葛”绝对是个例外。

根据历史记载，真实的诸葛孔明其实未必如《三国演义》和传说中那样英明神武。但经过人们几千年来的演绎和想像，这个形象已被大大神化，成了上知天文地理，下懂鸡毛蒜皮的世纪完人和超级偶像。

能被人冠以诸葛称谓（哪怕是小诸葛），就表明这个人本身也有点接近神人了。我只知道，要论有影响的人物，在此之前，湖南的左宗棠算一个，在此之后，只有广西的白崇禧获得过这一光荣称号。

杨宇霆，少年时即有过目成诵之才，十六岁考中秀才，废科举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是奉系高层中绝无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士官系”的代表人物。

此人有宰相之才，善于军事政治两手抓，是老帅张作霖生前最为器重和仰仗的“大管家”。张作霖时代，台前是老张在指点江山，幕后却是他杨先生在出谋划策。

在任期间，大管家忙着帮老板搞装修，创家俱，可谓劳苦功高，成绩突出。简单收集一下，至少包括以下“四大件”：制定田赋制度、修筑战备公路、督办兵工厂、创建东北海军。

定田赋，钱有了；修公路，路有了；办工厂，枪有了；建海军，水路优势也有了。

所谓高手一亮招，便知有没有。四件不多，但件件抓到了点子，捏住了要害，远虑近忧，一网打尽。

若论治军理政和战略眼光，其人超出郭松龄远甚，可算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第一人！

老张在选贤任能方面是从来不差的。

但是杨先生也有缺点，而这个缺点后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那就是与处理军政方面的能力相比，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似乎要差一点。

往好了说叫做对人严厉，往坏里讲就叫心胸狭窄，总之人缘很不好。当然这也与奉军内部派系太多，关系太复杂有关。

奉军里面，随着历史的沿革，粗粗一分就可以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

以跟随老张打江山出来的老兄弟为一派，称为老派，代表人物是张作相、吴俊升、张景惠、汤玉麟这些人。他们大多属于草莽英雄，早年打打游击劫劫粮草还凑合，下了山后打正规战就不那么灵光了。

除了老派，就是新派。但新派内同样还能分出三六九等。

一派称为“士官系”，军官大多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代表人物为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一派称为“讲武系”，汇集了东北讲武学堂的精英，代表人物就是郭松龄，其背后实际支持者为张学良。

杨先生的做事原则是对事不对人，除了老帅，哪门哪派都敢招呼。

这是一个牛人：我是孔明，我怕谁？

作为新派的杨宇霆曾利用“整军经武”的机会，大胆树立新派，把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毫无疑问，老派人可都不是吃干饭的，这梁子算结下了。

同是军校出来的，作为海龟的“士官系”与土鳖“讲武系”素来明争暗斗，隔阂很深，到“讲武系”的郭松龄搞叛乱被捕后，“士官系”的盟主杨宇霆又以总参议的身份下达了对他的处决令（其实就是他不下，老板张作霖也会逼着他下），这可就把“讲武系”全给得罪光了。

就连“士官系”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他不满意，认为他性情高傲，喜欢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怪来怪去，什么都不怪，就怪奉军里山头太多，庙不算挺大神仙却不少。要想在这个蜘蛛网里做老好人，除非什么都不干，做个真正的和稀泥的老油条。

偏偏杨宇霆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换老板的时候，大家也很想把这个过于严厉的管家一并换下去。

可是现在局面如此诡异，遍观东北军政各界，除了他杨某人，没人能压得住阵脚。于是，人们只好又把他推到台前，由他来主持这个对于东北命运来说极其重要的会议。

明争暗斗

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核心是出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人选名单。

此前，这个保安总司令的头衔是属于张作霖的。也就是说，谁当了这个总司令，谁就真正继承了老帅的衣钵。

事实上，在会议前，各派经过明争暗斗、相互妥协后，已基本内定了总司令人选。

会议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只有不明真相的少数人需要猜谜。

不过谜底很快就要揭开。

我可以告诉诸位的是：这个人绝不是张学良。

因为皇姑屯事件是个猝发事件，张作霖中招后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昏迷状态，几乎什么都没交待。他身前也未指定任何人接班。毕竟帝制早已废除，共和也已实行多年，虽然子继父业趋势十分明显，但不到那一步，谁也不好意思把话说得过于明白。

老张在世，小张承继大统自然毫无悬念。但现在老张不在了，大家都得继续端碗吃饭，谁能保证自己这碗饭继续吃香吃好，就得好好惦量惦量了。

别怪世态炎凉，只能说人性本来如此。

杨宇霆认为，小张肩膀尚显稚嫩，恐怕暂时很难胜任老张留下的这副担子。

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相当多的人都作如是观，特别是在平定郭松龄一役之后。

接着，杨先生又把自己给排除了。他有自知之明，既然是“小诸葛”，角色定位就是辅佐型的能臣，在心理上就没有“登大宝”的准备和打算。

更何况，他也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在朝野上下树敌颇多，即使有这想法，成功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他需要提出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名单。

在宣布这一名单之前，这位大管家也充分考虑到了小主人的情绪和心理承受力。

因此，会场上“适时”地出现了一份《大元帅遗嘱》：

我在回来的路上不幸挨了炸，现在快不行了（“今病势已驾，殆朝暮人间矣”）。我成人当兵后就发誓要以生命报效国家，所以早就不怕死了，现在我已经五十四岁了，死了倒也没什么，就是还没完成我的救国志向（“惟是救国之志未遂”），太遗憾了。现在我把守卫治理奉天的重任，交给我儿子张学良，你们要帮我多料理他。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绝不是张老爷子的语调，倒是很像孙老爷子（孙中山）的绝笔。如果老张当时还能撑着立下断气遗嘱，绝不至于这么假文酸醋，他只会说：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老子今天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弟兄们带着小六子好好干吧……

杨参议到底做过秀才，愣是无中生有地把老张打扮成了个文化人。

“假遗嘱”的前段部分明显是在应付差事，任何一个当过兵的人死翘了以后都可以加以套用（只需修改一下死亡时的岁数）。

实质体现在后面那句话：守卫治理奉天。

摆明这是个地方官，没有谁做了省长还兼国家主席的道理，所以这就意味着小六子的东三省总司令肯定是当不成了。

这就是杨宇霆和会议参加者们准备留给张学良的面子。

有人说，这份《大元帅遗嘱》是杨宇霆之流违背张学良意愿偷偷炮制出来的。

违背张学良意愿，这可能是事实。因为他并没有明确主动地表示过不想继任掌门。但“偷偷”就谈不上了。毕竟事关重大，大帅没来得及留遗嘱这件事在内部知情人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如果这份假遗嘱不是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人（包括张学良）同意，谁敢再重新捏造一份出来并当众宣读？

就像任何一次颁奖一样，安慰奖总是放在最前面的。

大家都把期待的眼神投向了杨宇霆，等着他宣布那个特等大奖的获得者。

谜底随即揭开，果然是他！

会议主持人随后提出表决，一切毫无悬念，因为赞成的人远远超过半数。

但是人们发现，偏偏这个人没有到场。立刻有未举手的人提出，鉴于被选举人本人不在场，这样推举有欠妥当，不合规矩。

杨参议不愧是官场老手，回答从容不迫：本人不在而推举甚多，说明众望归一。

再没有任何异议。

主持人当场宣布：选举结果有效。

命运大逆转

此时，张学良的心一定已经悲凉到了极点，但他只能选择被动接受，此外没有其它任何办法。

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就要新鲜出炉了，这个人却不是他。

就在这时，历史的天秤又一次发生了惊人的逆转，一个人忽然出现在会场门口，并引起了一片惊呼声。

此人身着孝袍，腰系麻绳，脚蹬麻鞋，不像是开会来的，倒像是奔丧来的。

张学良人生中第二个贵人来了！

张作相，时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老派代表人物之一，曾担任奉军第二军军长，是张学良的顶头上司。

听名字，你可能会认为他与张作霖有什么亲戚关系。其实不是，两人同姓纯属巧合。尽管不是血缘上的亲戚，但这两人绝对有过命的交情。历史上，张作霖两次结盟，张作相均榜上有名。

张作相之所以能“众望归一”，说得直白一点，是因为只有他才是当时各派均能接受的人物。

郭鬼子造反，十万精锐直逼奉天，形势危如累卵，幸亏他和吴俊升两人拼死护主，才转危为安。此事不仅使老张感慨系之，认为关键时候还是几个老兄弟最忠心，而且为他自己在老派中赢得了信任。

郭部兵败，除处决郭鬼子外，老张气恼之下，还准备将叛乱将领一律处死。幸亏张作相以平叛功臣之身再三苦谏，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郭老师闹事，小张同学自然不能免责，用老张的话说，自己儿子“信任郭鬼子已经胜过信任他老子”了。按照老张的性格，死罪虽可免（总要有人接班），活罪却难逃，也是张作相充分发挥好人做到底精神，使尽浑身解数，做工作，说好话，总算让小张得以全身而退。

无论老派还是新派，对张作相只有两个字的评价：厚道，三个字的评价：真厚道。

既有与老帅八拜结交的资历，又有平叛立功的业绩，还不会为难兄弟们，这样的人，不选他，选谁？

在会议召开前，已经有人把总司令军服送到了张作相府上。

但是张作相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进入会场后，他手捧那套保安总司令的军服，把它放在了张学良面前。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面面相觑。小张本人也手足无措，连忙站起来表示自己太年轻，各方面经验不足，还是敦请老叔（张学良对张作相以叔伯辈相称）统管东三省军政大权为好。

当着众人的面，张作相声泪俱下，动了真感情：老帅在世时，经常要我关照汉卿，我如就任此职，无颜面对九泉之下的老帅。汉卿年轻有为，子承父业名正言顺，大敌当前不能再拖了。

这些话入情入理，真是说到小张心坎里去了，一时间既感动又激动。

对会议的选举结果和任命，张作相表示实难从命，理由是要赶回锦州给母亲办丧事（“作相不孝，家母归天，作相随即赴锦治母丧”）。

一个多星期后，即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推翻举手表决的方法，改用选票推举，结果张学良顺利当选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实践出真知，谁说二者不可得兼的。

毫无疑问，在时年二十七岁的少帅走上红地毯的那一刻，他心里一定充满了对那个被他称为老叔的人的无限感激之情。

大家没有看错，这确实是一个天底下少见的忠实厚道之人。

当东北王的桂冠向他招手时，他毅然选择了放弃，只为了一句承诺：老帅在世时，我答应老帅要关照汉卿！

第四章 城头落下五色旗

五色旗是北洋政府的标志，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更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但是对于“改旗易帜”，不仅日本政府竭力反对和阻挠，在东北军内部，反对的声浪也很高。

现在悬在日本首相田中心上的，是张学良在坐稳头把交椅后，究竟何去何从。至于兑现他老子的那些画饼式的协议，则还是其次了。

早在张老爷子准备退出北京时，他就面临着一个“息兵”后怎么办的问题。

统一大家都说要统一，不然无法一致对外。问题是让谁统一，讲穿了，就是谁领导谁，谁服从谁？老蒋自然是认为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老北洋。张作霖一方虽处于下风，却也言之凿凿：我是因为不想内斗才退到关外去的，不是真的就打不过你，所以不应该是让我臣服你，最好的办法是能联合统一，和平解决内争，大家平起平坐，谁也不欺负谁。

争来争去，意见最后都集中到一个旗帜问题上去了。张作霖希望能保留原先北洋做老大时的五色旗，蒋介石则坚持要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民国时代的这南北两大冤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号召，老北洋拿发扬国粹作掩护，看起来一新一旧，究其实，却都跳不出吾国最古老的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

老祖宗告诉我们，自古以来，皇帝只有一个，所谓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容他人鼾睡。

国民党既然要坐天下，当老大，那就只有委屈北洋的最后一根独苗——奉系做小弟了。

旗帜问题很重要，哪怕只是一个名分，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态度历来坚持，所以直到张作霖离京，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在奉军陆续撤往关外，特别是张作霖命丧皇姑屯后，国民党内部也曾有人提出，东北刚失领导中心，士气又处于涣散之中，此时正是进兵关外，一举削平奉系，永除后患的绝佳时候。

然而老蒋自己就把这个提议给否决掉了。

奉军不是真正被北伐军打退的，而是主动撤退的，也就是说人家的实力还在，并非强弩之末。出关后，奉军占有地势之利，以逸待劳，背水一战，就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了。更严重的问题是，日本人为此发过觉书，只要南北双方打起来，哪怕是沾着东北一点边，都会给他找到借口，趁势侵入东北，这在“济南惨案”时，早已领教过一回了。

不能打，那就只有用和的办法。这个“和”可不是张老爷子提出过的那个“联合统一”，用老话来说，叫做“归顺”，所以难度不小，然而老蒋别无选择，必须一试。

派人与东北方面一接触，让他大喜过望，原来对方也正有此意。

此前的张学良曾面临着三个选择：其一，就是听日本人的话，接受日本的“保护”与“合作”，其二，既不进关，也不“归顺”，继续保持名义和事实上的独立，其三，实行改旗易帜，成为国民党这一新朝廷下面的诸侯。

第一个选择是不用考虑的。张学良晚年说，在“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当他了解到父亲之死是日本人所为时，由此就“种下了我对日本的仇恨”。显然，无论是国仇，还是家恨，都不容许他走这一条路。

第二个选择没有把握。老爸在世时，光对付一个日本人就千难万难，如果要同时抗衡国民党和日本，别说年轻且立足未稳的张学良做不到，即令老张复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权衡利弊，只有取其三。

通过改旗易帜，以“中央”来对付日本，既顺民心和天下大势，又可以把自己置于新政府的保护伞之下，有什么不好呢？

蒋张都想到一块去了，但真正要想把这件好事办成，面临的内外部压力都不小，非得花点力气不可。

易帜不易

先搞定内部。

老蒋在国民党内部一商量，说准备正式和张学良商定改旗易帜。没想到四巨头里面，冯头和阎头都不同意。

就光换个旗，改个名称就算啦？！地盘还是人家的，什么实际好处也没有，这怎么行呢。就应该继续进军，把东三省全都夺过来。

这两人说了半天，就没离开过地盘两个字，摆明了就是乘自己靠得近，又是北方部队，得陇望蜀，想在瓜分华北后再把东北顺手捞过去。

老蒋连华北都没能真正控制得住，东北更是鞭长莫及，因此对夺人地盘一说兴趣没有那么浓厚。

尽管如此，工作还是要做的。开了几个会，说了一大通道理后，大家总算统一了思想，同意用改旗易帜来解决东北问题。

与老蒋相比，张学良这边更难。

最有意见的是跟老张打江山出来的那帮人。一听就不同意。

什么叫合资上市他们不懂，只知道老张带着他们辛辛苦苦办的企业要被别人合并了，这可是他们当年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砌出来的，就这么没了？

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没少骂：败家子一个！

以张作相为首的老派人物主张：东北只需保境安民，并且“善处东邻”（日本），至于关内发生什么事咱们别去管它。

不过这帮老头子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糊弄的，几句话就能把他们给“将死”：你们说不易帜，那试问北伐军来了，谁能出去挡一把？

老头子们面面相觑，都傻眼了，论指挥打仗，还是当胡子时候的那点本事，怎么干得过气势如虹的北伐联军。

见大家都不吱声了，再晓之以理就容易多了：想当年老爷子那么强悍，还不是退到关外来了，现在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我们要是再退，就只能到大海上做渔民去了。

再继续忽悠：所谓易帜嘛，其实只是换个旗，把原来东北的旗，改挂成南京的旗，重新装修个门面，挂个新招牌，看上去是联营了，其实里面经营照旧。

听到原来是换汤不换药，老头们都不吵吵回家了。

接下来的就不那么好骗了。此人就是杨宇霆。

杨宇霆之所以要反对易帜，从根子上说，主要还是出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要为主子守住江山。

这种“忠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渊源的。这里所谓的“君”并不一定是指皇帝或中央政府，也可以指地方长官。

民国史学大家吕思勉曾指出，汉代郡守里的大小公务员们，就是尊太守为君的。在他们眼里，郡机关就是自己可以倚赖的朝廷，所谓“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即守孝）”是也。这跟日本幕府时代，属下武士只知有幕府将军而不知有天皇，颇为类似。

到三国时代，中央政府土崩瓦解，威信扫地，忠于“主公”的思想达到了巅峰。诸葛孔明、关二爷口口声声都要“兴复汉室”，其实“汉室”的末代皇帝汉献帝压根就没能沾着他们什么光，他们忠来忠去，忠的还是自己的主公——刘皇叔。

最有意思的是，《三国演义》走红到现在，从来也没谁觉得这二位不忠于汉献帝却忠于刘备就不算“忠”了。

当年张作霖在世时，杨宇霆最得信任，据说连私人印章都是交托给他保管的，而杨本人也素有愚忠思想。当然，他“忠”的是老张家以及他们打下的这座江山，而不是国民党或南京政府。

与只知道说易帜不好，却糊里糊涂提不出任何办法的老派人物相比，东北军中“士官系”的代表人物杨宇霆更具韬略和政治眼光。

前面说过，杨宇霆是个军政全能的人。他和奉军悍将郭松龄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在军事指挥和部队训练上都有一套。不同点在于，郭为人过于冲动，最后什么事都没办成，自己死得很惨不算（“枪击，曝尸三日”），还差点连累了张同学和“讲武系”的其他师生。

同样是战绩等身的大将，杨宇霆则表现得能屈能伸，很懂权变之道，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在张作霖生前是最受欣赏的。

话说当年辫子军领袖张勋邀请奉军将领开会，杨宇霆和郭松龄都去了。会前议程没透风，开着开着张勋却说到搞复辟的那档子事上去了。杨郭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留辫子搞复辟对他们来说如同让死人还魂，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两人临场表现却大相径庭：郭松龄马上起身退出。杨宇霆却坚持留下来，继续听姓张的在上面胡言乱语。因为他认为，听你讲是一码事，我是不是要跟着你做，那是另外一码事。彼此都留个面子，以后才好做事。

张作霖对杨宇霆此举颇为赞赏，认为有大局观，而对小郭的表现，只用了四个字形容：书生之见！

在东北军政界，杨宇霆不仅是将才，还是帅才。

说如果不马上易帜，北伐军就要打过来，大家都得到大海里去做渔民的说法对他根本不起作用。

他当时已经看出国民党色厉内荏的一面：这个后起的“中央政权”实际并无足够实力进入东三省。

大家都说北伐军势不可挡，可杨宇霆认为并没有那么可怕。所谓的北伐四巨头，又不是真的亲兄弟，虽然都声称是为信仰三民主义而战，现实生活中却都是奔着自己利益而来的。

照杨宇霆看来，北伐军看似凶猛，其实是个很容易散伙的团队。奉军强悍时，大家不得不多卖点力气，等到眼看着奉军不行了，自己抢地盘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全力以赴来打奉军，说不定哥几个自己闹起来，倒反而要找奉军帮忙呢（后来果然言中了）。

至于日本人，杨宇霆自信不难对付。当初张作霖跟日本打交道，幕后都有这个超级智囊在支招。“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就认为，张作霖的主意很多来自于“他的股肱杨宇霆”。进京后张作霖曾试图采取用英美来压日本的策略，这个计谋最初也出自于杨宇霆。在关东军眼里，没有比这两个人更可恶的了。

杨宇霆的思路实际继承了张作霖“联合统一”的想法：都是统一嘛，为什么就一定要让你国民党一家坐天下呢？统一，那也不等于我要举手向你投降啊，都是内战，胜不足武，败亦不辱。

这时候虽然杨宇霆已被免除奉军总参议的职务，但以他的身份和资历，讲话还是有人听的，一些老派新派的人也跟着出来发表异议，这让张学良很是头疼。

双簧戏

同一时间，田中内阁也在担惊受怕。

搞完“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就一边歇着去了，擦屁股还得政府来。

得知国民党方面正在跟张学良秘密接触，田中又着急又恼火，赶快派人登门打招呼。

张学良就职前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三次拜访，要求张学良不要和“南方合作”或“轻与南方妥协”。

理由是南方政府一直标榜革命外交，吵着要单方面废除以前与各国签的那些条约（当然是不平等的），还要用武力收回租界，跟英美都曾闹得不愉快。

你说只是形式上的“合流”？那也不行。会导致东三省的“组织和内容”都走向“南方化”的，我们日本也签了条约，也有租界，肯定要倒霉的。

最后结论：你跟他们搞合作，就是跟我们对着干。

原先张学良已经和老蒋派来的代表谈妥，在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以及把热河划归自己辖区的条件下进行东北易帜，连大喜日子都订好了，是7月底。

林久这么一发话，张学良不能不有所顾虑，加上内部还未能完全摆平，易帜的事就只好延缓下来。

这么拖着毕竟不是办法，为了摆脱困境，老蒋和张学良很有默契地唱起了双簧。

张学良首先把受人威胁的事捅给老蒋，后者随即约见南京政府驻日公使，抗议奉天领事馆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自己人挂个旗而已，干卿何事。

田中没有想到南京政府会来这一手，赶紧分辨说，林久只是和张学良私下交交心，给两句忠告而已，绝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一下子就把林久的嘴给堵住了——你看看，我的压力也不小啊，南方政府抗议了都。你们外务省有本事应该跟南方政府扳手腕较劲去，别一天到晚没事来吓唬我。

接着，老蒋一声令下，宣布发动对热河的进攻。北伐军在进攻热河方面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日本眼下只能关注一个东北，于热河方面一时还插不上手。

张学良趁机对内部反对派们显示一下：你们看看，我说的吧，早点易帜早点易帜，多好的一热河啊，眼看着就没我们的份了。

跟着他还发一个通电，说我现在好难，不易帜不好，易帜也不好，好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

大家还在犹豫，这位老兄已经在做挂靴状了：实在没办法，我还是辞职吧。

没等众人劝阻，那边老蒋的“安慰电”飞也似地就来了：我不打热河了，有事好商量。

经过这么一折腾，支持易帜的意见开始占据上风。好了，都没想法了吧，那我们再翻翻老黄历，定个好日子：8月初。

田中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再派人去东北做“狼外婆”。

鉴于奉天领事馆已被指名道姓地抗议过了，同时也为了提高吓人指数，这回田中派的是关东厅长官林权助。

林权助到奉天后，四次与张学良进行密谈，明确要求东北当局采取观望态度，不要和南京国民政府“携手”。

如果我不听，就要易帜呢？

那对不起，我们要采取“自由行动”了。

在这几次谈话中，林权助甚至用到了“即使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亦在所不避”这样的措辞，且语气和态度从未有过的凶狠恶劣，这让张学良甚为难堪，不得不告诉对方：我和你们天皇一个年龄好不好，你知不知道……

喂，我好歹也是东北最高军政首领，说话能不能客气或稍微婉转一点？

张学良回到家后，仍气得要命，说日本人真是欺人太甚，我一定要易帜，偏要，就是以后死在青天白日旗下，也没关系。

话是这么说，但他没有办法真的不把林权助的威胁当回事。关东厅跟关东军司令部一政一军，原来都属于关东军系统的，林权助就差没让关东军直接跳出来大嚷：我们要“自由行动”！

易帜，只能又拖了下来。

再拖下去，胡子估计都要给拖白了，老蒋决定去找外援。

“济南惨案”发生后，老蒋除以欧美背景的王正廷替换黄郛外，还任命正在美国游历的伍朝枢为国民政府专使，专门负责和老美打交道。

伍朝枢何许人也？

他是民初外交家伍廷芳的公子。

伍老当年因为维护华工权益，敢于设计吓破墨西哥人的胆，大骂美国议员“不似人类”，却还被对方视为中国第一流人物，称得上中国外交界巨擘，连李鸿章都对他器重有加。到了儿子这里，也毫不逊色。孙中山生前就说过，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的，其中一个就是伍朝枢。

通过伍朝枢在美国的运动，中美关系开始热络起来。

美国此前由于看不清中国的形势，一直不敢下注，索性对南北纷争采取了中立政策，谁也不帮，但此时也看出了国民党即将取得天下，加上南京政府采取了外交主动，因此双方越走越近。

在易帜问题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老蒋决定从美国这里找到突破口。

经过他的授意，伍朝枢给美国务卿凯洛格提出，希望双方能够商订新的关税条约。

凯洛格马上给美国公使马慕瑞发电报，让他尽快与中方签新约，而且时间限定得非常紧，不是几周，而是几天。

马慕瑞觉得凯洛格这家伙一定是酒喝得太多了，在胡言乱语。

中美进行修订谈判并不是第一次，在这之前，美国同北洋政府谈了好多年，始终敲定不下来，原因就在于始终拿不到最惠国待遇。在马大使的眼里，南方的那帮人都是地道的“革命党人”，前不久还唱着歌要打倒列强呢，就算对方现在态度转变，但谈判毕竟是个技术活，必须选定时机，没有说让人限期完成的。

可是凯洛格似乎对签约已经迫不及待了，一个劲地来催，弄得马慕瑞相当郁闷，直到财政部长宋子文赶到北京。

宋子文可不是来逛故宫的，他来就是要签约，而且一口答应可以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条件是恢复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马慕瑞喜出望外，两人加班加点，真的用几天时间就把谈判给搞定了。

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24日，中美在北平签定关税新约，美国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到1928年底，已有12个国家承认中国关税自主。

这是什么意思？

南京政府在国际上长脸，有地位了，同时也是对日本的一种明确制止：小心了，别在满洲玩得太过火。

田中傻眼了。

日本人嫌贫爱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在亚州可以耻高气扬，但在西洋鬼子面前，甚至比中国人还自卑。

现在，美国带头，大家都做了表示，日本人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于是田中内阁开始采取所谓务实主义，即在能保住“满蒙权益”的条件下，可以默认东北易帜（“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

一切OK。

民国十七年（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穿起了中山装，对着中山他老人家的相有模有样地宣了把誓。

易职了。

由于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直接导致田中内阁于第二年早早地就垮了台。某种程度上，这一届内阁实在是被爱闯祸的关东军给硬拖下水的。

日本人的脾气，失败以后是一定要秋后算帐的。“皇姑屯事件”的策划班子村冈和河本等人此时又被“挖”了出来，都受到了转预备役或直接停职的处分。罪名却很是滑稽，说他们没有对“张作霖专车安全”起到保护之责——再尽责，老张估计连尸骨都要找不到了。

其中村冈最亏。日本历史上，凡是当过关东军司令官的，不管能力大小，看在长期留驻国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份上，后来都被晋升为三星大将，只有村冈再也没有获得过晋升，到死都是一个二星中将。

关东军上下也是一片唉声叹气。东北改旗易帜，这是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之后，他们所能估计到的最坏结果。费了这么大的劲，却换来了东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干了。

就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中干得比较漂亮的一件事。自此，这个一直陷于分裂和内战的古老国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基本统一。

北洋政府的最后痕迹正随着五色旗的落下逐渐消失，而奉军，这个曾叱咤风云的军阀私家卫队，则成了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我们从此该把它叫做东北军了。

全国舆论一片欢呼，包括《大公报》在内，都认为全国能够得以统一，张学良功不可没（“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淹没者在 ”）。

一赌定生死

东北易帜了，老杨却危险了。

在是否易帜这个问题上，杨宇霆的态度始终是不积极的。

等到事情已铁板钉钉，他知道大势所趋，阻止不了，就干脆来了个非暴力不合作。在宣布易帜的典礼上，当众拒绝参加合影，并愤然离席。当时在场记者极多，小张领导又一向以好面子著称，被部下当众给甩脸子，可想有多么尴尬。

当时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东北易帜”的老臣子不少，但像杨宇霆这样令张学良印象如此“深刻”的却绝无仅有。等到发生老虎厅事件，杨宇霆的罪状之一就是“破坏统一，阻挠新政”。

命运早已亮起了红灯，可是杨宇霆并不知道。

三国时代有个著名谋士田丰，因劝阻其主公袁绍进攻曹操，而被袁一怒之下关入大牢。不久袁军果然惨败。消息传来，监狱的牢头认为田先生这回肯定能得到平反，连忙给他道喜。

田丰却一反常态，说出了一番令牢头大吃一惊的话：

“如果前方部队打了胜仗，我还有活命的机会。现在打了败仗，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

话没说完，负责给田先生催命的使者果真就到了。

杨先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假如易帜不成，他的下场或许还会好点，现在易帜成了，阎罗王可就得向他频频招手了。

现在的杨宇霆，早已不是什么三军参谋长了，他只有一个职位：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管管兵工厂而已。

杨宇霆的被闲置，既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学良一山不容二虎式的疑惧。

在郭松龄被杀后，东北军中真正力能扛鼎者，就只剩下了一个杨宇霆。事实上，当时日本人里面的确曾有过把杨宇霆推上台的意见，只是顾虑此人能力太强，恐难以驾驭才做罢。

林权助在与张学良进行谈话时，为了施加压力，就曾提到过一个“关原之战”的日本历史典故。在这个故事里面，丰臣家族和德川家族是两个死对头，丰臣里面当家的不是那个跟明朝对打的丰臣秀吉，而是他的幼子。最后小孩子终究玩不过德川家康这老头子，被后者设计给除掉了。意思当时就摆在那里，你张学良就是小孩子，而杨宇霆自然就是德川家康了。

小心啊，我们有一天也可以把德川扶起来干掉你。

这话听着如此渗人，怎么能再让杨某人手握权柄。

可是杨宇霆自己并没有听到过这个故事，也许是听到后也只付之一笑。他关心的还是如何维护张家江山。

一开始，他认为张学良“仔肩”还难当重任，及至权杖交到了少帅手里，虽然明着受到冷落，但他却仍然拿出托孤老臣的模样，执意要把皇子扶上马，再送上一程。

张学良嫌他唠叨，曾有意送他出国考察，他却没有答应，或许还指望着少帅再授他以总参议的要职吧，要说这人“愚忠”，也真是够愚的。

其实当时周围很多人都这么想，但由于杨宇霆多年在朝野积累下来的声望，让他实际上仍然处于显要位置，所以大家暗地里又都公认他是只潜力巨大的绩优股，少主以后可能真的还要予以重用。

平时谁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当着面公开提，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这位老革命诉苦，因为谁都知道老杨能讲，敢讲，也最有资格讲。

文武大臣对少主人的一个最大意见，就是时有找不到他的情况发生。

民国时候的狗仔队其实是很活跃的，八卦新闻也非常之多。据说有好事人士还弄了一个美男排行榜（与现在的超男好有一拼），隆重推出四大天王，当年的风云人物老汪（汪精卫）、周公（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梅兰芳都赫然在列，其中排第四位的就是小张（张学良）。这里插一句，窃以为年轻时候的老蒋也很有型，不知为什么没能挤进前四就被PK掉了。

像少帅这样，要地位有地位，要人才有人才，他不惹别人，别人也得狂追他，因此有时候走走神，跑跑调，开不了会，上不了朝也是免不了的。

海外知名学者郑浪平先生的父辈曾在东北军中任职，对其高层内幕有所知晓。他就此评论说，少帅由于年少得志（东北易帜时尚不满三十岁），生活中的确少不了一些男女之间的故事，但如果从当时民国的环境来看，其行为并不算特别出格。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这些事情也只是在小报登登，属于明星闹绯闻一类的花边。

但郑浪平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影响张学良处理政务乃至后来紧急情况的，还是他的体能问题——这时候的少帅已经染上了毒瘾，而且渐呈加剧之势。

说起来，那时候的东北将帅包括张作霖本人，多多少少都跟鸦片这些东西有染。张大帅在世时，一高兴，有时也爱弄根大烟抽抽，提提精神，不过他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知道把握尺寸，抽虽然抽，但从不因此耽误公事。

杨宇霆作为跟着张作霖打江山过来的老臣子，免不了会拿从前的标准来要求现在的新人，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当年老帅在时可勤奋，可威严了……（意思谁都听得出来）。

说说也就罢了，老杨头急起来，有时甚至可以在公开场合下，置领导的面子于不顾。

有一回，一个处长因接连几天碰不到少帅，公文也批不下来，就只好找到杨宇霆，把情况如此这般地说了一下。老杨一冲动，竟然带着这个处长直接闯到人家家里去了。

看到门口的卫兵，也不转弯抹角：司令起床了没有？

卫兵老早就领教了老杨的厉害，知道这位极不好惹，连少帅平时都畏他三分，只好如实回答：还没起床。

日上三竿，还在睡觉，你当自己在幼稚园啊。老杨听了巨愤怒，推开卫兵就往里闯，冲着张司令的卧室就杀将过来。

卫兵猝不及防，拦又拦不住，只好一边喊，一边劝。杨宇霆正在气头上，也顾不了礼数，“咚咚咚”地就敲起了门：我是杨邻葛（邻葛是杨宇霆的号，取效仿诸葛之意），你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

这边少帅披着衣服就跑来给老杨开门。

刚坐下，对方便毫不客气地数落开了：各位厅处长有公事等待你裁决，你却好几天都不露面，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的！

又来老帅老帅的，还嫌刺激人不够是不是。少帅当下就来了脾气：我不干了，你来干吧！

主公对属下说要撂挑子，那话里都是饱含杀机的。

杨宇霆作为一个政治老手，哪里能听不出来，但他不怕。

他只是觉得好笑，自己现在就是靠一张嘴说说而已，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小家伙，你学着吓人还早点。

杨宇霆对面前这位脸红脖子粗的领导说了这么一番话：别提这个了（提了对我也不起作用），如果你身体真的不好，遇到事情，我可以帮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这比什么都强。

杨先生，这话错了，真的错了。

我们要记住，如果你想帮领导张罗一切（在违背领导意愿的情况下），领导一定会想方设法预先帮你“张罗”一切。

那些看好杨宇霆的人们猜想的不错：创业难，守业更难，一旦东北政局需要，像杨宇霆这样的股肱之臣，国之栋梁，不可能没有用武之地。

但是，“改旗易帜”实现了。经过各种挫折和交锋后，少帅终于冲了出来，并取得了成功。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认可，而这种认可，对好为人师的杨宇霆来说却非常危险。

易帜典礼（就是老杨不给面子的那个典礼）举行后一个星期，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身份，亲赴杨宅为其父祝寿。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

东北文武百官都来了，张司令到时，大家正围着桌子赌钱（纯属节庆娱乐，不属查处范围）。

听到总司令到了，虽然赌兴正浓，多数人还是赶紧欠起了身，以示尊敬。这种姿态相当于半起半坐，因为还得时刻准备着坐下来继续赌呢。有的人虽然脸上毕恭毕敬，眼睛却还都描着赌盘，惟恐有不上路的家伙乘此机会耍点老千什么的。

这种时候，自然是显示领导亲民作风的最佳时机。张司令亲热地拍拍手下们的肩膀，示意赌局可以继续。众人如遇大赦，欢天喜地地继续投入赌局。

就在少帅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厅堂里司仪喊了一声：督办下来了！——也就是杨宇霆本人下来了，他是东三省兵工厂督办。

让张司令惊讶的场面出现了：所有围桌赌钱的官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肃然而立（请注意，不是半起半坐），其中很多甚至是政府大员，官衔远远超出杨的督办职务！

直到杨宇霆笑着和大家逐一握手寒喧，众人方才落座。

震惊了。

我说的是张司令。

说了几句套话后，他就匆匆离开了。

一个小小的兵工厂督办，竟然比总司令还吃香。他们到底听谁的？东北又竟是谁家之天下？

撤掉他的督办？！

有用吗？没用。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来，众人不是因为他这个督办职位才对他敬畏三分的。换句话说，这个人可怕可恨之处不是那个小小的职务所能容纳得了的。

真是忍不下去了。所有的前尘旧事都一股脑儿涌了上来，它们被统一打上了标签，上面一共八个字：“奸险性成，日甚一日”。

奸臣啊，这样的人不除怎么得了。杀机就在这一刻汇聚于心。

但是杀一个人，不等于宰一只鸡，何况是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

万一事泄不成功怎么办，万一引起骚乱如何处理，想想杨宅祝寿那一幕，张司令自己也紧张起来。

万般无奈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向死去的老爸学习：赌！

杨宇霆，是生是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他掏出一块银元，当空抛出，心里默念：银元落在正面，最多扣押（反正不能放过），如果落在背面，死路一条。

连抛两次，均为背面着地！

张夫人也在身边陪他搞这种封建迷信活动。此时提醒他，也许银元背面较重，影响了下落轨迹。

张司令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把默念秩序重新颠倒过来：正面处决，背面扣押。

连抛三次，全部是正面！

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就这样被别人用一种极其荒唐的办法确定下来了。

一生之中，张学良对自己作出的这个决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如果我还是当初那个地方部队的长官，即使有“讲武系”与“士官系”的矛盾，即使亦师亦友的郭老师死于你下达的一纸命令，我也绝不会痛下此杀手。但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我现在是东北第一人，这一点不容任何质疑和挑战。

鸟尽弓藏

黑白无常已经出来抓人了，蒙在鼓里的杨宇霆却不知情，还在算计着要为他的少主人“张罗”。

对待那个“一衣带水”的东瀛岛国，杨宇霆的办法向来都是长袖善舞，软硬兼施。

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钻牛角尖的劲头。张作霖都被炸死了，他们还想着“满蒙新五路”那件事。这不，满铁又派出一个人——当年逼张作霖签“阅”的两个日本顾问之一町野武马前去拜会杨宇霆，当着面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五条铁路到底还建不建。

杨宇霆马上说，有啊有啊，当然有这事，而且铁路也一定得建。

他当然很清楚，因为他也是这件事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但是清楚归清楚，路反正我不想建，激怒你们的傻事我也不干。老杨的策略说起来简单，就是一个字：拖。两个字：扯皮。

交道打到现在，日本人见了老张老杨这主仆二人都怕了，知道这都是两撒谎不过脑子的家伙，町野怕杨宇霆这回又在玩忽悠，赶紧提出要求：请您好好给少帅说说。

那意思就是你说了还不算，得最高领导认可。

说完了又担心老杨不敢跟老大提，又补充一句：您这样跟少帅说没关系吧？

杨宇霆皮笑肉不笑地哼哼了两声，随口答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会提出这个建议的。

一转屁股，老杨就喝茶去了：得了您呗，跟我玩，你小子还嫩点。

当然没去跟张学良提什么让日本人修筑五条铁路的建议。

过了几天，町野信心满满地来找张少帅了，唾沫横飞地说了一大通，结果被小张一个“现在全国统一，此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给推掉了。

既然归附了南京政府，打太极就更方便了。

但通过这件事，张学良对杨宇霆又生出了新的看法。因为满铁口口声声说老杨支持“满蒙新五路”方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莫非想勾结日本人架空我？如此看来，真是死有余辜。

町野被这么来回一扯皮一忽悠，虽然跑得气喘吁吁，却还是两手空空。说要再不生气不着急，那就变成石头人了。

他又找到杨宇霆，声称要把当年张作霖答应签“满蒙新五路”密约的证据公布出来，丢丢中国人的脸。

让你们耍赖皮。

杨宇霆知道，得另想别的招了。他把过去的老部下常荫槐叫来，一起商议对策。

这常荫槐也是个让日本人头疼的狠角色。

此人在张作霖时代一直主管东北铁路，易帜后新近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杨宇霆担任总参议时，他经常到总部来办事，跟杨在许多观点上都非常接近。

这里还得补充一点关于东北铁路的历史。

甲午战争后，输得一干二净的李鸿章痛定思痛，捉摸单挑干不过日本人，便祭起以夷制夷的法宝，千方百计想把俄国拉进来。

老毛子来个正好。你就是不让我来我还想来呢，现在你请我，实在是件巴不得的好事。

它把太平洋舰队开进旅顺和大连，并通过李鸿章签订了租地条约，然后就开始修建这条横跨东北全境的著名铁路——中东铁路。

按照当初的约定，这条路通车36年后，中国只要给钱，就让你收回去。可要是没钱，对不起，那就等好多年后再说吧。

好多年是多少年？

80年！

中东铁路一成，日本很自然地就感受到了威胁：这不等于把欺负中国人变成你老毛子的专利了吗，那怎么成？！

一句话不合，一东一西两个狗强盗就这样打了起来。

日俄战争打完，俄国人输了。按照谈判结果，把长春以南的路段，即南满铁路转让给了日本人，而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

由于自身没有足够实力作为后盾，本想以夷制夷，反而变成了前门豺未走，后门又来狼，“北夷”、“东夷”一齐登堂入室，后者更成吾国今后四十年之难除大患。

这就是所谓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的修补工艺，要我看，实在也不咋的。

十月革命后，立足未稳的苏联政府曾表示，愿将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一切在华特权无条件归还中国。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一愣神，没想到列强中还有思想境界这么高的。可也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到了斯大林上台，苏联在稳定政权后，又死不认帐了。

在中国的力争下，双方总算达成了一个共管协议，即在中国未赎回中东铁路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苏方并未认真履行这一协议，中东铁路还是没咱中国人什么事。

现在日本人正好吵着要新建满蒙铁路，两人就想了一招，借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把东三省的铁路都集中管理起来（当然包括中东铁路），一方面可以继续跟日本扯皮，另一方面借此削弱苏方对铁路的管理权，真正落实共管协议。

两人还商定，由搞铁路出身的常荫槐担任公署署长。

成立这么重要的机构，当然需要东北的最高首长同意并批准（严格的话还要过一下中央政府的手续关），二人谈得高兴，兴致勃勃地就来找张学良商谈有关事宜。

当晚，在张氏府邸便发生了“老虎厅”事件。所谓老虎厅，实际上是张府的一个会客厅，杨宇霆、常荫槐就在那里被张学良手下的卫兵当场处决，血染厅堂。

在得知要处决他们时，二人“顿时木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说不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任何心理准备。

第二天，包括张作相等人在内的东北要员都被招进张府，说明事件经过。众人闻言，皆“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

“老虎厅”事件虽然纯属内部权争，然而于东北军而言，实在不能不说是一幕悲剧。不管杨宇霆曾有过什么样的毛病，但此人在东北军政大计上确实有宏阔远见，也是当时东北唯一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才。他被处决后，很多人都认为是东北军自毁长城之举。有人甚至找出论据，证明是痛恨他的日本人从中使用了反间计。

对于他本人来说，却只能用谋士田丰临刑前的一声长叹来形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至于常荫槐，则实在是受杨宇霆连累，他本来是可以定定心心做他的省部级高干的。

“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生）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在东北军历史上，除郭松龄系起兵反叛被杀外，“老虎厅”事件可以说是首开诛杀功臣之先例，自此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大家都希图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派系斗争不仅未得缓解，反而逾演逾烈，为日后东北军的最终瓦解埋下了伏笔。

第五章 削藩策

随着东北“改旗易帜”，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参加北伐的“四兄弟”却各有各的算盘。为了夺得国民党统治大权，蒋介石决定采用“削藩策”，逐一削平其他“诸侯”。

绝顶聪明的东北人杨宇霆曾经说过：他们这帮人迟早是要自己打起来的。

果然。

没等东北易帜，全国统一，国民党内部就已经出现了不祥的空气。也难怪，参加北伐的兄弟们本来就各有各的算盘，都不是什么善茬。

直到很多年后，“蒋冯阎李”四兄弟中的李宗仁这样描述他印象中的蒋介石：为人严肃，杀气很重，看上去有些劲儿劲儿的。

阎锡山则是：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其人喜愠不形于色。

冯玉祥外表既不严肃，也不深沉，属于兴之所至型的，不过按照李宗仁的评价，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

精彩的一幕发生在四兄弟祭告总理的典礼上。

当时担任主祭的老蒋第一个哭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哭，是“抚棺痛哭”，就是趴在先行者的棺材上拼命哭，谁拦跟谁急。至于那眼泪，就跟打开的水龙头一样，往外喷喷的（“热泪如丝”）。然后是老阎老冯这二位，他们没法去跟老蒋抢棺材板，只能站在那里一个劲地揉擦眼睛，最后也弄出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看上去那伤心劲就别提了（“状至哀伤”）。

老李的表现方式比较特别，是凛然肃立，一滴眼泪也没掉，同时他认为前三个兄弟无论是“抚棺痛哭”型，还是“擦泪相陪”型，都只能用两个字来评价——

矫情。

反正我是没有你们这种“表演本领”的，大家都应该看得出，先总理是“尽其天年”而终的，今天又是“功成告庙”的好日子，不易做得过于夸张，我这种表情当然是最合适不过了。

事实上，弟兄几个比赛飙泪和耍酷那还只是潜层次的，真正的龙争虎斗还没正式开演哩。

却说本片的第一主角老蒋整天琢磨着如何把所有的戏份都抢到自己手里，为此真到了古人所说的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地步。

一个人的智慧显然是有限的。上帝啊，帮帮我，给我扔一个孔明下来吧。

啪，帝哥毫不犹豫地给扔了一个下来，真够义气。

此人貌不惊人（也许还是脸先擦了一下地），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与传说中羽扇纶巾、气宇不凡的诸葛先生相比，差距真是太大了。

不过老蒋对《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还是熟悉的，那里面除了孔明这个卧龙以外，还有一个曾经因貌丑而让刘备看不上眼的凤雏。

再一问，来者名叫杨永泰，老蒋一阵惊喜，因为义兄黄郛曾经对他说过，杨永泰者，其人满腹经纶，是个能帮主公成大事的海内奇才。

再一交谈，这杨永泰果真对“当世之事”了如指掌。你听听他是怎么分析的——

今北伐虽成，可天下还是不安啊。李宗仁控两湖（湖南湖北），李济深拥两广（广东广西），白崇禧则乘势进入华北，这三股势力就足以三分天下。除此之外，冯、阎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此看来，南京危矣。

说得真好，可是老蒋听着听着脸就白了，这才想到，自己这个名义上的第一主角其实虚的很，不仅随时可能被抢掉戏分，甚至面临着被剧组除名的危险。

觉得自己弱了吧，不要紧，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听得此言，老蒋心中一动：先生可有何策可教我？

杨永泰从嘴里缓缓地吐出两个字：削藩。

诚如是，则霸业可成，党国可兴矣。

真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老蒋此时的心情已经由惊喜上升到了狂喜。

黄郛没有吹牛，此人大才，绝对是大才。

莫非他真的就是孤之凤雏？听说这杨永泰过往有政治倾向变来变去的毛病，还曾尝试投过北洋政府，不管它，能为我所用就行，我可不能做那以貌取人的刘玄德，而要做人尽其才的曹孟德。

一切都像在演义，一切都象是虚幻，然而这又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一幕。我说过，那个年代的很多故事，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另一些古老故事的翻版和轮回。

杨永泰在进入蒋氏幕府后，也像当年的“凤雏先生”那样敬业，围绕“削藩”，他每天茶饭不思，捉摸和构思着一个个奇计妙想，然后放入锦囊之中。

让“主公”老蒋去摸吧，这样更能增加气氛。

心病难治

在上演“哭灵”这一精彩绝伦的折子戏之前，老蒋其实已经做了一场热身预演。

当然这一出与“凤雏”没有关系，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发挥。

在北平城得以和平接收后，老蒋忽然又严肃起来，板着面孔对大家说，现在请跟我一起念“总理训词”。

先总理曾经曰过：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

话音刚落，他就起身宣布，由于“北京克复”，北伐成功，所以本人决定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职”。

你们看好了，没什么官比这更大的了吧，我辞了。

众人一阵惊叹，真爷们。

可是除了这声惊叹，就再无任何其它回声了。

等了一会，没动静，再等一会，依旧如此，索性等它一天，仍然如此。

怎么没人跟，你们都像我一样辞了啊，老冯、老阎、老李，还有那小白，你们别光看我呀。

无动于衷。

看来还是刀口切得不深，老蒋豁出去了，闭着眼睛，咬着牙，狠狠地朝自个大腿——

虚晃一下。

这是表演，又不是玩命，还能真来啊。

这一刀，叫做“辞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

伴随着一阵掌声，老冯、老阎、老李、小白都上来夺刀了：不错不错，功夫很好嘛，连皮都没伤着一点。

孙长老，现在请收了你的神通吧（“电留蒋中正”）。

老蒋无可奈玩何地收起了架势，当然了，说要辞的一个也没辞成。

失败。

还是老老实实地摸锦囊吧。摸出来的纸条上写着：杯酒释兵权。

在施计之前，必须先摸摸大家的底。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蒋介石电邀冯、阎、李去北京参加善后会议。

这时候的老蒋仍对自己的表演才华抱有信心，所以才有了“哭灵”一幕，但结果仍然不能说是成功的，因为“优秀演员”们都尽想感动别人，惟独感动不了自己。

快要开会了，会场上还没有看到冯玉祥和李宗仁的身影。老李来得迟，情有可由，人家住在湖北，离得远。老冯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因为他就在河南，不算远。

打个电报去催一下，很快就有复电来了：生病了，来不了。

老冯真的生病了？

是生病了。不过不是身体有病，是心里有病。

他生病，是因为很生气。很生气，是因为他觉得自个吃亏了。

别人不比，就跟老邻居阎老西比。老阎一伸手就拿走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而他只分到了一个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

说起来难为情，北平市长还是后来老冯自己厚着脸皮，通过白崇禧这个中间人硬跟老蒋要过去的，市长虽是西北军的人，但另外两个重要位子——北平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却又都是阎锡山的人，实际上北平还是老阎的。后面那个统税局倒是个肥缺，每月可以弄到20万进帐，可是再肥，它也没法跟京津比，而且西北军有几十万人，主要分布在西北，那几个地方都是穷得要命的所在，根本收不上来多少银子，这20万哪里够用啊。

老蒋还答应过要分一个山东给老冯，可是谁都知道，“济南惨案”后，那胶东和济南都被日军控制着，实际上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给跟没给一个样。

其实这个分配方案老蒋事前还“征询”过老冯的意见。老蒋说，你看看，山东给你后，你就有6个省了，人老阎原来才2个省（指山西和绥远），这次再给2个，撑足了也才4个，你大人有大量，让着他点，而且平津涉及到外交关系，很复杂，你性子直，恐怕弄不来。

老冯平生就好个面子，最怕别人说他争权夺利，当着老蒋的面，胸脯一拍：放心吧，老弟你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过后却越想越生气，觉得吃了哑巴亏，但是话既出口，明顶不好意思，只好暗抗了。

一气之下，善后会议不去了，你们自己去“善后”吧。他还发了个电报给武汉的李宗仁，除了打声招呼外，顺便探了探老李的态度，那意思，你要是觉得赏罚不公，也不要去开会了。

冯玉祥不来，老蒋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现在正是树威信的时候，偏偏遇到这种事，有人请假不来开会。

他马上派了个人来武汉，希望李宗仁能够帮着劝劝老冯。

李宗仁倒是已经把工作做在头里了，他派了两个高级参谋到河南去慰问老冯，同时还带去了自己写的一封信。在信中，李宗仁苦口婆心地对老冯说了一番大道理，特别指出，你不去，善后会议有可能会“遭受挫折”的，所以一定要“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

后面这话，老冯爱听，同时又得知李宗仁也一定会去参加会议，于是立刻觉得自己的“病”好了很多，表示“弟当扶病奉陪末座”。

接到电报，包括老蒋在内的一干“党国要人”都转忧为喜，颇有云开雾散的感觉。

老蒋认为李宗仁似乎还是蛮听话的，于是决定绕个道，从南京到武汉，再到河南，转个大圈进北京。

说了嘛，这次开会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看看大家的态度。

但是到武汉的第一天晚上，老蒋就发现了问题。李宗仁手下的三个军长竟然没有来陪宴。

老蒋的感觉马上就变坏了。哼哼，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摆明有反骨。

第二天阅兵，“反骨”迅速得到了验证。

李宗仁致欢迎词后，老蒋训话，在说了一些要为国家牺牲之类的套话后，忽然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场景——阅兵总指挥，也是那三个军长之一，跑到阅兵台发表了一通议论，说是在北伐进行的过程中，中央“政潮迭起”，影响了军事，之后就说到了要“赏罚分明，用人唯才”那个方面去了。

老蒋当场不露声色，但心里却波澜起伏。

几个军长，他们有什么胆子敢公开这样乱放厥词，还不是你李宗仁暗中指使的。好啊，原来你也对我不满，可嘴上又不肯说，给我来阴的，我看你还不如冯玉祥呢。

先给你记着。

跟着老蒋到河南，李宗仁终于见到了“扶病”的冯玉祥。

冯玉祥尽宾主之谊，请大伙吃饭。席间，李宗仁惊讶地看到，老冯一边不停地做痛苦咳嗽状，一边却红光满面，毫无病容。

李宗仁“望其人，听其声”，断定是“假咳嗽”。

散席后，他问一同赴宴的李济深：你看老冯像生病的样子吗？

李济深能看不出来吗，马上笑了起来：他在演戏。

然后大家就到北平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拜祭去了，然后就开始四兄弟集体演戏飙泪兼耍酷，再然后，进入实质性主题：开善后会议了。

在会议召开前，公布了一下军队数目：全国有300个师，220万军人，这些人的职业就是打仗，吃喝拉撒睡，买枪购炮都得国家掏腰包，因此每月光军费一项就达到了6千万之巨。

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裁军。

这个理由非常正当，没人能公开表示反对。

问题是这一刀先从谁那里开始开。

老蒋像表现“辞职秀”时一样，把胸脯一拍，从我做起吧。

效果一如从前，“无私”的举动总是乏人响应，而“无私者”自己也很快就收回了承诺。

这样的善后会议，能开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一群人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地开了四天“神仙会”，还是“议而不决”。

不能总这么无聊下去吧，于是老蒋只好自己从口袋里掏出早就拟好的一份方案，宣布成立一个编遣委员会负责今后的裁军任务。

当然，这只是方案，是不是能通过，还得提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讨论，而且最关键的具体怎么裁法也没有说，所以当老蒋要其他三兄弟副署，也就是共同签名时，大家的情绪都还很放松。

开善后会议，老蒋大的好处没有捞到，但已初步侦察出了冯阎李不同的心态，同时他还利用各种场合，成功地塑造出了自己“中央党政军领袖”的形象。

没有办法，到底是“老戏骨”啊。

合纵连横

善后会议算是给削藩起了个头。

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老蒋准备动用“组织”的力量来让众人就范。

可是还没等谈到裁兵，在各地政治分会的存废上就搁了浅。

你可别小看了这么一个政治分会，那也是削藩路上的一个重要障碍。老蒋主张，立即把政治分会取消掉，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可反对的人不少，都说这样容易出乱子，还是缓行好。

见大家都这么不自觉，老蒋无奈之下，也只有重拾霸王硬上弓这招了：再维持四个月吧，到年底，管你们愿不愿意，一律取消。

到此，会议的氛围就不那么和谐了，看看大家的脸色，老蒋也知道现在还不是把他的裁兵计划进行下去的时候。

那就继续推后，容明年开编遣会议时再说。

削个藩这么难，兵权又如此不易释，看来可能还是因为那杯酒没上的缘故。

那句“不做大官做大事”，连老蒋自己都不信，拿来骗人也着实过于勉强，所以还是实际一点吧。

在会上如愿坐上国民政府主席宝座的老蒋，开始给弟兄们封官许愿了：特委任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能做大官没有人不高兴的，可是老蒋接下来的要求却让众兄弟犯了难：你们现在是中央大员了，必须长期住京。

原来如此。

杯酒释兵权的同时，竟然还配合着调虎离山。

三兄弟之中，看起来最为“老实”的李宗仁向老蒋提了一个“建议”。老李首先声明，千万别误会啊，我留在京城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地方军政都有人代理。

可是冯、阎不一样，据我所知，他们在军中是芝麻绿豆一把抓，参谋长都是摆设，如果“强留”他们在京，那军中的所有事务都得停顿，还不如让他们“常去常来比较好些”。

对这个“建议”，老蒋当然不能接受。我要的就是“停顿”，怎么能让你们任着性子“常去常来”呢？

李宗仁没有能从老蒋的嘴里得到他想要的答案，“建议”没被采纳，于是掉转身回了武汉。

让大家都深感惊异的倒是以前装过病的冯玉祥，在李宗仁出走南京后，他却兴致勃勃地准备起身到南京来了。

老冯自然有他的打算。第一次分果果时吃了眼前亏，也没地方找补去，第二次眼看着大家都要挖肉，这次再也不能吃亏了，抢个先手要紧。

算看出了，能够决定大家福利分房的主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只要能跟他把关系搞好，自己就能占到便宜。

其实，在四兄弟里面，冯玉祥还是比较早就看出老蒋是个人物的。当年老蒋下野，老冯特地拉了老阎一道，联名电请老蒋出山主持北伐大计，应该说，没老冯的帮忙，老蒋复出还没那么顺利。

老蒋重新上台后，两人马上换谱结拜为兄弟。老冯认为老蒋把持着中央，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老蒋则以为西北军在诸侯中实力最强，地方上没他帮衬就行不通。因此，兄弟间开始很是亲近。

冯玉祥岁数比蒋介石大，冯兄蒋弟。可是北伐刚结束，冯兄却提出要给蒋弟铸铜像，幸亏被左右给拉住了，不合规矩啊，会被人说的。

蒋弟也不是那种不上路的人，知道要投桃报李，诸如“一柱擎天，唯公有焉”这样的高帽子一样都没少送。

问题是，说好话是一回事，给好处又是另外一回事，你西北军已经那么强了，再把华北都让给你控制，这还得了，所以老蒋在主持分地盘时，目的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以阎制冯。

老冯果然大不服气。

我跟老蒋还是正经八百的盟兄弟呢，难道比不过你一个阎老西，还就不信了。

事实上，早在“扶病”前往北平参加善后会议的路上，老冯就一反常态，表现与先前判若两人。

会前，他振臂高呼：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

会上，老蒋还没说话，老冯就侃侃而谈，而且说的都是老蒋说过的、愿听的：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

到二届五中全会的时候，冯玉祥的表现更是出人意料，一鸣惊人。

他老李不是说冯阎不能长期驻京吗，屁话，别人我不管，反正我自己是肯定能够克服困难住南京的。我还建议大家都去，服从中央嘛。那什么总司令、总指挥，以后统统取消，谁也不要再搞地方割据了。

这形象整个就是一个中央的对外发言人。

老冯认为，老蒋一定会被他感动的。后者也的确被感动了，只不过更多地是被自己所感动的：以连横对合纵，以分化对联合，简直就是“非惟天时，抑亦人谋”的经典之作。

老李一走，老冯巴巴地就准备往京城赶了：除了我，还有谁能这么拥护中央，支持我的盟弟弟？

在走之前，他认为很有必要帮着蒋弟把阎老西这个“落后分子”一同拉到南京去。

不拉不要紧，这么伸手一拉，却把老阎给吓坏了。因为他看到这段时间老冯举止反常，跟老蒋靠得特别近，也猜不透这两人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心里一阵嘀咕：别是合一块准备暗算我吧？人家毕竟是结拜兄弟，二对一的话，可不是他们对手。

老蒋来电报，催他去南京就职，他就炒起了老冯的冷饭，躺床上开始唉哟唉哟地装病。可那中央内政部也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就停摆吧，给的官帽又不舍得让别人，于是老阎灵机一动，保荐自己的首席军师赵戴文当内政部次长，去南京帮他掌管内政部。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老冯竟然对他不依不饶。这兄弟从西安出发后，没有直接坐车去南京，而是东下到了北平，非要扯着他一起上路不可。

老蒋在南京，相对好应付，老冯就比较难缠了。装病还是跟人家学的，这招在真人面前玩不转。于是老阎就推说自己要卫戍平津，事情多，要稍作逗留。

老冯偏不依，你不走我也不走，就拖只板凳来看着你办公。

老阎很无奈，只好说：我真的很忙，你先走一步吧，这回不骗你，我至多就再耽搁一天。

老冯半信半疑地上了车，可是沿途却一直打电话，一定要确证老阎是不是还赖在北平城里。

第二天，他放心了：老阎的专车确实南下了。

那就好，我也赶紧往南京赶吧，千万不能让老阎这家伙抢在头里。

其实老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龟兔赛跑的比赛永远不可能在两人之间上演了。在老阎的专车进入河南境内时，忽然转了个方向，不是往南，而是往北，开到石家庄去了，然后又往西，一个圈子绕下来，他又回到了太原老家。

一问，又生病了，不过不是老阎自己生病，是老阎他爸生病了，人家是去床边端汤送药的。

大家都是孝子，你还能拦住老阎，不让他尽孝吗？不能，所以只得作罢。

编遣会议还没开，老冯就提前两个月到了南京，这种积极性是一定要被鼓励的。

老蒋握着老冯的手，作无限深情状：大哥，你太有诚意了，以后中央的事情都听大哥的。

老冯又一次被感动了，同时觉得自己的工作还有差距，特别是没把老阎、老李他们都给弄来，还是对不住弟弟你啊。

老蒋一挥手：你来就好，只要大哥在中央，还怕那两个家伙不来吗？

几天之后，老蒋便派人送来了一顶更高的官帽：行政院副院长！

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就是回报啊。

在南京的那些日子里，老冯整天晕晕乎乎，感觉真是好极了。

老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搞定老阎。

这个任务被他交给了何应钦。

老蒋在被迫下野时，何应钦不是没帮着说一句话吗，老蒋重新上台后，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所有职务一撸到底。过后经人解劝，才又委任他做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何应钦这个委屈，索性不就职，跑医院装病去了。老蒋跟踪而至，当着面就对他说：我离了你，还不照样上来了，你离开我行吗？

何应钦低头想了想，还真是这个理，于是只好像个孩子一样，垂头丧气地跟在老蒋这个“家长”后面回家了。

然而经过这次摩擦后，老蒋却又对何应钦恩宠备至，视为心腹，令其感激涕零，从此鞍前马后，不敢再有丝毫懈怠。

这就是老蒋的驭人术，一打一拍之间，愣是把何应钦这个前黄埔军校总教官给驯服了。

经过老蒋的授意，何应钦专程赶到山西，告诉阎锡山：蒋主席对你的信任一如既往。

要是不相信你，平津这么肥的地盘怎么会平白无故交给你，而不给他的盟兄冯玉祥呢？明白了吧。

老阎还在疑惑，何应钦已经像变戏法一样地从身上摸出一顶官帽：编遣委员会下设的经理处主任。

知道经理处是干什么的吗？管钱的！全国军费都归它分配。

你要说别的官，老阎还不一定会有多激动，听说是管钱的官，两眼顿时直放光芒。

何应钦走时留下话：这帽子大家都在抢，你快点动身，别让其他人给捷足先登了。

还等什么，赶快走。

快不了，足足花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老阎才抵达南京。

原因是他心眼儿很细，对要坐火车经过其他人的防区不放心，怕还没管上钱就挨人黑枪，所以特地选择了一个复杂的交通线路：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在天津港包了一艘大客轮，乘船到上海，再坐车奔南京。

时间已经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12月中旬，离召开编遣会议还差半个月。

听说老冯、老阎都到了南京，老李也急了，心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一桌麻将总算是凑齐了。

黄雀在后

在编遣会议正式召开之前，老蒋让大家先进行讨论，并且对军队裁留给出了指标：原则上全国共编50个师（东北除外），不能超出这个额度。

还没开始讨论，幕后运动就开始了。

老蒋找到老冯，跟他咬了耳朵，让老冯弄一个哥俩好的提案出来，并鼓励他第一个提，说自己一定支持，后者乐滋滋地就回去准备了。

为了做好这道算术题，老冯真是煞费苦心。自己那是一定不能委屈的，兵员好，训练精，功劳大，排第一个绝对应该，大笔一挥：12个师。

可是又一想，不对，我不能超过蒋弟弟啊，还得以他为中心呢，于是大家一般高，也是12个师。

这样的话，老阎、老李自然只能少点了，一人8个吧。

扳着指头算算，40个没有了，蒋弟说了，不能超过50个，“8”最吉利，于是其它跟这四兄弟没关系的，就被老冯留了8个师的名额。

老冯拿着笔左划划，右涂涂，虽然辛苦，死了很多脑细胞，却能充分享受到一种计划经济时代分房办主任才拥有的那种优越感。

有做老大的蒋弟弟撑腰，我的提案肯定能得以通过。

让老冯没有想到的是，到集体讨论的那一天，当他第一个提出他的裁留方案时，立即遭到了其他人的炮轰。

这方案也太欺负人了，哦，好事都让你们蒋冯两兄弟占了，你们尽吃肉，就扔几根骨头给我们？

老冯会怎么分配，老蒋心里早就有数了。看到老冯几乎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被骂得顾头不顾腚，狼狈不堪的样子，老蒋偷着乐还来不及，自然不会冒冒失失地站出来发表意见。

看到老蒋不表态，老冯急了，赶紧示意让老蒋帮帮他。

老蒋像突然想起一样，说我们的确也有计划，让何应钦给大家说说吧。

何应钦站起来，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会，却始终切不到主题上，更没有赞同老冯提案的意思，让老冯大失所望。

下一个提方案的是老阎。

老蒋在亲自跟老冯说悄悄话的同时，也安排何应钦去和老阎做了事先的“沟通”。

何应钦也要老阎明确拿出一个提案来，放在老冯的提案后面一道讨论，并且明白的把“蒋先生的意思”告诉了对方：四巨头编留多少，由你自定，但必须再加一个中央编遣区。

老阎是何等聪明之人，他马上明白，这实际上是老蒋自己要提方案，可是又怕别人反对，所以才让他代言。

何谓中央编遣区，毫无疑问，就是把除四巨头以外的所有部队都圈给他老蒋管，成了老蒋的自留地。

老阎一想，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亲疏之别，干脆谁也不得罪，大家都弄11个师，皆大欢喜。

现在一看老冯的提案，明显把其它兄弟压了一头，当下赶紧把自己的提案抛出来讨论。

假设老阎第一个提，先别说合不合理，光一个“中央编遣区”的概念就能把大伙给雷倒，但现在的问题是，老冯的提案在前，已经引起了公愤。

李宗仁一下子增加了3个师，肯定是同意的。其他代表们能分到的也多了3个，能和老冯一样多，他们就高兴了，自然暂时顾不得老蒋以后会不会给他们念“中央”这个紧箍咒了。

讨论结果，多数人都赞成老阎的提案。

老冯鸡飞蛋打，窝囊死了。

12个变成11个不去说它，会后还受到了孤立，都说他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老冯这才发现自己上了老蒋的当，回住所后眼睛一闭，往床上一躺，又“生病”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编遣会议如期召开，会场上没有冯玉祥的影子，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讨论的结果就是会议的结果，开会嘛，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在会上，由老蒋自己提议，在老阎的提案上，又增加了一个东北编遣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家瞎吵吵了半天，博奕的获胜者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

“中央编遣区”如果搞得好，那就是他的“中央军”，而“东北编遣区”由他提议，自然也是一边儿的，这么一算，他的军队大大超过了其它任何派系。

老蒋宣布，从当年三月中旬起，把各种名目的总司令和总指挥都撤掉，各编遣区办事处开始正式办公。

犹如宣判了死刑命令，所有“总司令和总指挥”个个张皇失措，急着要回家了。

老冯自然不想再留在南京，于是也学着老阎的法子，把鹿钟麟喊到南京，意思是让小鹿给他代理一下军政部，他也好借故溜号。

这个鹿钟麟脑子还算好使，连忙提醒老长官，自己身上正兼着军政部常务次长一职，而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常务次长是不能代理军政部长职务的。

老冯没办法，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眼看着刀要举起来了，“内政部长”阎锡山也坐立不安。跟老冯一样，地方军队那都是他的私产，谁要上去动根手指头，他的心尖尖都要往上跳两跳，能不赶紧回去守着吗。

可自己怎么说也是出过国喝过洋墨水的人，又是当年的老同盟会员，要他跟老冯学，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这么多人面前装病还真是做不出来。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软磨硬泡下，终于从老蒋那里要到了一个出差的名额，脚底抹油——提前开溜了。

这下子，老冯的“病”更重了。

一边烧炭取暖，身上盖了两层厚被，还是“冷”得直打哆嗦，另一边却又满头满脸全是汗，烧得嘴里胡话一串接一串。

没办法，老阎先跑了，连累剩下的人不得不大幅度提高表演难度。

你别说，没点功夫底子，还真撑不下去。

虽然老冯装病早有前科，但这回由于演得过于出神入化，大家也不由得不信。

在老阎溜号的第二天，人们发现：“病人”不见了。

此时的老冯已秘密渡过长江，坐着事先预备好的铁甲车，回到河南“养病”去了。

再见了弟弟，我反正是不会裁的，你留着“自裁”吧。

十面埋伏

阎锡山和冯玉祥走了，从此就杳如黄鹤，剩下来的李宗仁虽然还留在南京，可是正如老蒋在善后会议前所看到的那样，武汉由他的那些头上长角的军长守着，即使他人不在，别人也休想泼进一滴水，插进一根针去。

编遣会议的“成果”难道就要这样泡汤了吗，削藩难道就要以惨败收场了吗？

老蒋不甘心，他现在比其它任何时候都需要自己的“凤雏先生”出来帮他“安天下”。

杨永泰神色严峻：和平削藩既不能成，只好动用武力削藩了。

老蒋面有难色——

你看看吧，我们以前北伐，光准备就好几年，正式打又经过两年，费那么多周折，而且那时只需要往一个方向攻，从南到北，到处都是我们的同盟者，可是如今呢，反过来了，四周都是被编遣触怒了的各路诸侯，倘若刀兵一起，南京势单力孤，被围攻的很可能是我们。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往地图上一瞧还真是如此，想要“编遣”别人的“中央”自己分明就是一只经不起风浪的小船，而诸侯们密密麻麻，倒像是汪洋大海。

杨永泰却依然是一副“主公莫忧”的表情：不然不然，我有四大法门，可布十面埋伏之势，若运用得当，必能转危为安。

何谓四大法门，曰：经济、政治、军事、外交。

以经济瓦解冯军，以政治对付阎军，以军事解决李军，以外交拉拢奉军，按其不同的特点，各个击破，必收全功。

老蒋听到这里，就像过往的任何一位“主公”那样，“闻言大喜，矍然而起”。

先生所言极是，不过先从谁那里开刀好呢？

杨永泰信手一指：非李军莫属。

为何？

冯军长居西北，穷困潦倒，试问谁不想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呢，他们固然有勇，但最缺钱花，所以我们可以投其所好，只要给钱，就能扰乱其心。

阎锡山倒是个精明人，然此人最爱打小算盘，目光短浅，喜欢投机取巧，轻易不敢擅动。

惟李宗仁比较棘手，桂军将领中很少有见钱眼开的，犯上作乱的胆子也不小，无论是动用经济还是政治手段，都很难撼动其根基，而且两湖靠南京最近，对我们威胁也最大。

当年曾国藩的湘军正是先控两湖，然后沿江而下，直取南京的。这个典故，杨永泰知道，老蒋更清楚。

首破李军，毫无疑问。

但当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其军事分布从南到北，绵延千里，犹如一字长蛇阵。

最南从执掌两广的李济深开始。李济深是广西人，虽然其大本营在广州，应属粤军，却跟李白他们斩断骨头连着筋，关系铁得很，有“桂系的保姆”之称，一旦打起仗来，他断无隔岸观火之理。

除了中间由李宗仁直接遥控的两湖，往北直达山海关。在那里，由白崇禧统领的北伐军亦实力强劲。

杨永泰说，要擒杀这条长蛇，须先击其首，斩其尾，然后直取腹部，如此可致其死命。

本以为稳若泰山的李宗仁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有人会在暗中如此算计自己，而且算计得又是如此缜密。

现在需要的也许只是一个理由。

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原属湘军系统，与南京方面也早就暗通款曲。正好湖南又处于武汉和两广之间，必要时候还可以把桂系的“腹”和“尾”分隔开来，因此老蒋就把鲁涤平作为他插进桂系的一颗钉子，暗中接济军火，帮其壮大力量。

但李宗仁很快就知道了。

有人向他密报，南京有300万发子弹，正在从江西陆路运往湖南。

运这么多子弹给那姓鲁的干嘛，摆明是要朝我背后开黑枪啊，早就对他不放心了，现在正好先下手为强，剪除这一心腹之患。

武汉政治分会立即作出决议，对湖南省政府进行改组，同时撤换鲁涤平，以何键代之。

鲁涤平当然不服。不服就打你，打了就服了。武汉派兵进入湖南，鲁涤平只好跑到江西去了，这就是发生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的武汉事变（又称两湖事变），距编遣会议开幕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李宗仁当时人在南京，属于不插电的遥控指挥。事变之初，他还认为自己这一手干得很是漂亮。你看，如果这事成了，就可以借机挖除鲁涤平这颗“毒瘤”，使桂系完全控制湖南，如此，两广两湖真正连成一片就有希望了。如果不成呢，那也可以顺势把责任都推到武汉的那几个小子身上，反正自己又不在现场。

老李想得很美，却正好掉进老蒋布下的陷阱之中。

理由，有了。

二届五中全会，我说要把政治分会取消掉的，你们赖着不取消，现在还背着中央强行任免地方官，这是政治擅权。

编遣会议，大家都说好的，各部队不得擅自调动，你们竟然把这么多部队调到湖南去，这是军事异动。

全部加一起，叫做地方对中央的挑战。

你挑战，我自然要应战。

但是此时老蒋还有犹豫，因为如果一旦和桂系打起来，他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能稳赢，所以仍然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打算。

武汉事变一起，老李就从南京跑上海去了，你要说他心虚也可以，不过多个心眼多条命，小心驶得万年船，谨慎一点总没有坏处。

这不，老蒋逮不住他本人，只能派何应钦等人去上海，向他开出条件：改组两湖，否则动武。

李宗仁这才发现形势不妙，老蒋要玩真格的了，赶紧向北面的白崇禧求援。

白崇禧却主张对条件“暂时忍辱接受”。

理由和老蒋想的差不多：未必能操胜算。

白崇禧一面计划以编遣为名，把部队调回武汉，以增强和老蒋叫板的实力，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两广李济深的支持，明确提示对方：粤汉唇齿相依，湘鄂一旦有失，粤桂必定难守。

我们同在一个战壕里，缺不了你少不了我，所以千万不要光坐在岸上看风景。

到底是小诸葛啊，这在兵法上就叫谋而后动，不打无把握之仗。

白崇禧其实还有一个后手，那就是坐等国民党三大的召开，他预计到时不甘居人下的“马二”（指冯玉祥）肯定要“闹出点风波”来，到时老蒋手忙脚乱，自然顾不得再对付桂系了。

可想而知，若用白崇禧之计，被动的那个人势必将变成老蒋。

然而既然已经“动”了起来，哪有这么容易收得住的。

老李不仅没按照小诸葛的思路走，还使起性子，来了个破罐子破摔，在上海发了辞职通电，把他的国民政府委员、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等一概辞了，同时拒绝再回南京。

这样好了吧。我既不对你中央负责，也不领导武汉，让你们乱去。

驻汉将领见有自己老大撑腰，更是有恃无恐，认为自己根本就没做错什么，拒绝撤出湖南。

见双方角力已无可避免，老蒋按照“军师”给他的锦囊，依计而行，迅捷出手。

原先老蒋的策略是近交远攻，即联李制冯，杨永泰把它改为了远交近攻，连横冯阎张，以击破各诸侯可能形成的合纵之阵。

对冯军要用经济。老冯不是整天嚷嚷着他的军饷少，养不活军队吗，那就加钱，加到比给老阎的还要多得多。当然，老蒋也知道老冯最爱面子，所以给钱的同时，还忘不了送高帽子：“以我二人通力合作，必能排除万难”。

老冯生起气来快，好起来也快，马上转怒为喜，表示这次要服从中央。

对阎军须用政治。武汉事变一爆发，老蒋第一时间就给老阎发电报，让他来京面商。

要商量些什么呢？准备在清除白崇禧之后，请他“负责北方大局”。

有这种好事，老阎乐还乐不过来呢，哪里会再与桂系搞什么合纵。

对张军适用外交。老蒋派人去游说张学良，其用意不外乎是怕他和唐山的白崇禧搞在一起。传来的消息让老蒋安心不少：张学良对白崇禧没什么好感，而且有拥护中央之意。

两下三下一鼓捣，桂系在北方已完全陷于孤立。

据说在那段时间里，老蒋最爱读的书已经不是《曾国藩全集》或者《传习录》，而是《清代通史》，大约康熙平三藩的经验也给了他许多启发，因此智慧的火花乱冒，三十六计轮番运用，并尽得其中之妙——

白崇禧所统之兵均为湘军旧部，是宁汉分立时靠“西征”打败唐生智才收过来的部队。老蒋就拨出巨款，由唐生智带着，去天津挖了“小诸葛”的墙角。

这些人一看老领导回来了，还给大家伙发了奖金，顿时都欢呼雀跃，马上就造了白崇禧的反。

见势头不对，小诸葛也没了计策，只好赶紧化装跑路。

此谓借刀杀人。未费一兵一卒，“首”已落地。

李济深是过去黄埔军校的副校长，威望很高，而且在老蒋看来，他和李白穿着一条裤子。

两广若和两湖联手对抗，这是老蒋非常忌讳的。

正好这时候国民党三大开了，李济深便带着一批广州代表到南京来开会。经过上海时，他来看避居在这里的李宗仁。

李宗仁对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南京啊，去了就回不来了。

李济深很奇怪：为什么呢？

那老蒋早就把你看成是我们的人了，你去了无异把自己送入虎口。你想想看，要是他把你扣押起来，你还怎么调动和指挥粤军。

李济深一想，对啊，那我不去南京了。

李济深不来南京，老蒋急了。不行，骗也得把这老头给骗过来。

看来得把信用透支一下了。

他派出蔡元培等“党国四老”去上海，劝李济深去南京做调解人。

“四老”当着李济深的面，说老蒋亲口保证过的，只要去南京，绝对保证安全和自由。

李济深信了，跟着“四老”去了南京。

老蒋和他敷衍了几句，就毫不犹豫地将他扣了起来。这下好，安全固然还没有问题，自由却是没有了。

此谓请君入瓮。

扣住李济深后，老蒋马上放出空气，传话给两广将领：服从中央，官加一等。

很长一段时间，广州竟然无人提出释放自己的老大。

李宗仁虽身处上海，但形势的急剧变化还是看得见的：原先的“一字长蛇阵”，如今“首”先掉了下来，掌握“尾”的舵主被扣， 要说再没危机感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坐不住了，他决定自粤转汉，亲自坐镇。

这时候粤方留守将领尚未公开表明态度，对坐轮船来广州的李宗仁表面上还是很客气的，这让老李稍微松了一口气。

可是他的运气实在很差，因为一直下着雨，飞机飞不了。李宗仁干着急也没用，只好先回广西。

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27日，蒋桂战争正式打响。十万蒋军西进，老蒋本人更在九江亲自指挥。

与此同时，由于李宗仁来不了武汉，在汉将领则陷入了军中无主的慌乱。

这回杨永泰要亲自出马了，他秘密来到了香港。

不是去玩的，而是找一个人。

此人就是原桂系将领俞作柏。

桂系里面并非铁板一块，能算得上过命交情的也就李白等少数几个人。像俞作柏在里面就是受排挤的，不然也不会跑到这里来虚度光阴。

送过去一个尚处于未来时的“广西省主席”，正闲得要命的俞作柏马上就被打动了。

俞作柏来到武汉，他要策反桂军中的李明瑞。

这个任务其实并不难。

因为在武汉看家的那几个很牛的军长，原先多属鄂军系统，他们视李宗仁带过来的桂军为“客军”，一主一客，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按说原来防守武汉外围的总指挥并非李明瑞，你说巧不巧，就在这节骨眼上，总指挥却得了急病，临时让李明瑞代理指挥。

李明瑞随即在前线召开军事会议，将与会指挥官全部拘留，同时宣布服从中央，向武汉反戈一击。

此谓反间计。几天工夫，20万桂军已去了一多半，李宗仁纵有天大本事也徒呼奈何。

不过，他仍然认为武汉这个“腹”还是可以守一守的，因为自己后面还有湖南和广东可做“尾”之支撑。

可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老蒋在攻武汉之前，就派人到湖南与何健进行接洽。一开始老蒋对何健的期望值并不是很大，毕竟是人家李宗仁扶上来的嘛，他只需要对方在与桂系站一起时，别表现得那么积极就可以了。未料这何健着实是个官迷，等到老蒋发来命令，正式任命他为湖南省主席，这厮马上一个立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与老蒋站到了一边儿。

李济深原来的手下陈济棠、陈铭枢见桂系已明显处于下风，马上见机行事，一人去老蒋那里领了一顶官帽，分别是广东绥靖主任和广东省主席。

老大不在，我们自己做老大，岂不爽哉。他们既不会去做搭救李济深这样的“傻事”，更不愿冒着风险，跟桂系再坐在一条破船上（“粤省之财，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

此谓釜底抽薪。“尾”斩“腹”破，李宗仁不得不命令残部放弃武汉，狼狈逃回广西。

仅用一个多礼拜，原先敢在老蒋面前指指点点的桂系就被打回了原形，快得简直让人目不遐接。

阴沟里翻了船

当蒋桂军尚在长江边上对峙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在调兵遣将。

这个人就是冯玉祥。

老冯将他最看重的“韩石二孙”中的三员虎将都部署到了前方，其中，韩复榘在京汉线南段，石友三在河南南阳，孙良诚本来已经在山东做政府主席了，仍然被冯玉祥紧急抽出来，到豫西去做总预备队。

长江北岸，大兵压境，谁见了都不免要心慌气短。

老蒋认识到，现在要想打动老冯，光增加点军饷已经不够了。

据说他当时派了邵力子到陕西去找冯玉祥，当场给出了两个诱人的彩头：让老冯升任行政院院长，在湖北、安徽两省中由老冯任选一个，作为西北军的地盘。

条件是通电讨桂，出兵湖北。

老冯含含糊糊，王顾左右，始终没给邵老一个稍为正面一点的答复。

他在观察风向。因为老冯看得出，蒋桂两军从实力上来说差不多，半斤对八两，不好好地打上一到两个月，根本难分胜负。

聚集这么多精兵在前面，不能胡乱下注，非得看准时机不可。

按老冯自己的说法，这就叫缩回拳头打人，非如此，如何能把对手打倒。

也有人说，他这个叫卞庄刺虎，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两只老虎正好在打架的话，千万别去劝架，让它们打，最后铁定一死一伤，到那时候你再拿把刀从后面砍它们就易如反掌了。

很阴险是吧，可是你告诉我，三十六计里面，哪一招又不是阴招呢。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一次算得这么细，还是阴沟里翻船，栽了。

由于李明瑞倒戈，战场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一眨眼的工夫，蒋军竟然已经在那里打扫战场了。

就这么打完了？

完了。

正在观虎斗的老冯差点要拿脑袋撞墙，他还没来得及表态呢。

按说现在已经没他老冯什么事了，既然已经摆平，人家当然也不再需要他帮什么忙了。

但老冯并不这样想，他认为还来得及，马上就按照老蒋的要求，发了一个声讨桂系的通电。

这种“马后炮”的表态，让老蒋哭笑不得：这种时候你还发什么鬼通电？

需要你搭把手的时候，你看热闹，现在我把一切都搞定了，你才匆匆忙忙地说要来入伙。我那几个地盘是这么好拿的吗？

想当年，老蒋也是在十里洋场做过股票经纪人的，算帐不糊涂。

令人发噱的是，发完通电，老冯还天真地歪着脑袋等老蒋把赏格给他送来哩。

等了一天，没来；等了两天，没来；第三天……

老冯认为是老蒋把自己给涮了。

发通电怎么说也把桂系给得罪了。现在老蒋你竟然一毛不拔，那就别怪兄弟我不客气了。

当然，因为封官许愿那点破事不答应就要打架，老冯自己还是不太好意思承认的。

这种事得有别人说，而且绝不能与给官要官搭界。

部下们立刻心领神会，发出通电，要求拥戴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同时历数老蒋误党误国的各项罪状，要他下野让贤。

看看时候到了，老冯自己也站出来，说南京政府把持三大，已经失去了代表全国的资格，所以他要进行讨伐。

西北军闻声而动，看样子很吓人，黑压压的一群，帐下兵强马壮，猛将如云。

但老蒋刚刚摆平桂系，算是经过大场面了，此时已经一点不怵。

管你千军万马，我只用一种战术。那就是杨永泰所说的经济法门——银弹战。

有了蒋桂战争的经验，老蒋对“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这句话有了更深体会。所谓银弹战，就是在前方打得你死我活时，公然大胆地挖对方墙角，要钱的给钱，要女人的给女人，要乌纱帽的给乌纱帽，反正要什么给什么，只要你答应当叛徒（正式名称是归顺朝廷）。

在“食色性也”的人性弱点面前，银弹战无往而不胜。

仅仅在冯玉祥信誓旦旦要“讨伐”的第5天，韩复榘、石友三就在河南洛阳发出通电，宣布服从中央。

一臣不事二主，既然服从中央，那自然就不能再服从于老冯了。

对勇于叛变的同志，老蒋立即兑现承诺。韩复榘任西北军总指挥、河南省主席，石友三任安徽省主席。

消息传来，老冯傻眼了。他从没设想过，有一天徒弟们会对自己的师父玩叛变这一招，而且老冯对自己看人的眼光一向是很自信的。他曾经认为，就算别人都变心了，有一个人也会对他忠贞不二。

这个人就是韩复榘。

不为什么，就为这孩子特别老实。

当兵时就不用多说了，等到韩复榘做到一省主席，老冯训他还跟训儿子差不多。有一次不知哪个神经搭错了位，不仅当着众人的面痛骂了韩复榘，还让他去给自己当小兵站岗放哨。韩复榘这个堂堂省部级干部果然也就老老实实地跑到老冯家门口站了两个钟头。

领导的眼睛都是雪亮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样任劳任怨的干部，如今可不多了，不用他，用谁？

可就是这样老实听话的好干部，却第一个跑到敌人阵营里去了。

韩复榘、石友三的叛离，对冯玉祥来说是个晴天霹雳，打击太大了。

老冯帐下能战之将颇多，但他认为最能打仗只有四个人：韩石二孙（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现在仗还没打，最欣赏的人就带着十几万精锐跑了，等于是给别人养的孩子。

替老冯想想，数十年如一日艰苦朴素的他，容易吗？

得知这一消息，老冯起初是不相信，后来确证了，可以用完全崩溃来形容。

哭，骂，扇自己耳刮子，变着法地整自己。

老冯所不知道的是，韩复榘其实早就想叛了。在他看来，当初含羞忍辱地给他老冯站岗放哨，纯粹是出于不想惹这老家伙的缘故。

老子都当省主席了，你还摆封建家长那一套，行得通吗？

另外让韩复榘耿耿于怀的，是老冯常常自以为高明，对别人进行遥控指挥，往往把好事也给办砸了。

西北军之所以被称为西北军，就是因为一直驻扎在老少边穷的西北地区，那真是穷的穷死，饿的饿死，早就叫苦连天了，巴不得找个机会进城脱贫致富。

蒋桂大战，韩复榘本来像条猎狗一样猫在武汉外围，时刻准备着要猛扑过去，把湖北这个好地方给拿下来。没想到老冯却要他稍安勿动，还美其名曰是缩回拳头打人。

缩你个头啊缩，战机稍纵即逝，这不就是打人的最好机会吗？

跟老冯讲，不听，还被臭骂了一顿。李明瑞在前面刚刚倒戈，蒋军便跟在后面很快控制了湖北，想进都进不去了。

三国时魏延找到一条袭击曹魏的最佳路径，特上奏诸葛丞相得知，没想到孔明不仅不采纳，还认为魏延后面有反骨，后来死都死了，还留了张条子让人把魏延给做了——会看面相看掌纹也就罢了，竟然还能一眼看出什么反骨来？老兄你妖怪啊！

韩复榘认为自己有魏延之才，至于反骨，不用看，早就有了，所以老蒋派人一做工作，马上就想通了。

还等什么，反他娘的。

韩、石一反，就像推倒了一座多米诺骨牌。西北军好些将领争先恐后，惟恐晚一点就会吃亏一样，哭着喊着都反了。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有杨虎城、马鸿逵（宁夏马家军）等几位干将。

还没正式开打，西北军在银弹战的瓦解之下就元气大伤，老冯自己则被国民党中央把所有职务，从头到脚都给撸掉了，做得最绝的是连党籍都没给他保留，还说这不是暂时，是永远！

万般无奈之下，老冯这个“非国民党员”只得通电下野，离开陕西，到泰山脚下读书去了。

第六章 烽火中东路

“革命外交”风起云涌，张学良也酝酿要收回中东路权，但事情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像。中苏之战终于爆发，在这场东北军历史上最悲壮的战役中，究竟是谁改变了战局，又发生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北伐胜利，东北易帜，国民党算是暂时坐了天下。南京政府意气风发，在外交上也极有所作为。

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理解了一句话的深刻含义。

那就是：弱国无外交。

弱国虽无外交，但弱国却从不缺少最好的外交官。这就好像孱弱的国足一样，球队既然进攻乏力，就只能依靠优秀的守门员帮忙，争取让别人少进两个球了。

王正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生，专业为法律，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

当年的巴黎和会，王正廷是见证者之一。

那时候他还是四十岁不到的小字辈，是中国五人代表团中的南方代表。在出席和会时，忽然接到通知，日本率先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

事出突然，中国代表团手忙脚乱，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北方代表顾维钧临时代替王正廷出席会议进行答辩。

与王正廷一样，顾维钧也是一个“海龟”，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学位，他的美国老师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

顾维钧临危受命，在凡尔赛宫雄辩滔滔，口若悬河，愣把日本代表说得没了脾气。

这是一个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的祖国成功正名。被称为“外交奇才”的顾维钧自此享誉中外。

作为南方代表，王正廷原本与顾维钧是不和的，双方在出席和会的顺序上也暗地里你争我夺。

但是这一刻，他叹服了。

他终于体会到了一个中国外交官的真正价值所在。

巴黎和会当时的结局却并不圆满，日本见说不过中国人，马上当着大家的面撒了一回娇，声称要退出和会。几个大国一商量，反正得罪谁都是得罪，柿子捡软的捏，那就牺牲一把弱国的利益吧。

中国代表纵然使尽浑身解数，面对的仍然是“必须无条件接受日本提议”的黑暗现实。他们只好愤然拒签。

对于外交官王正廷来说，巴黎和会既是耻辱，也是光荣。

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以后，王正廷提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即革命外交。这一外交政策得到了国民政府主席、实力派人物蒋介石的支持。

有必要提一句，王部长是浙江奉化人，他和老蒋是近得不能再近的老乡，而老蒋素来对自己的同乡是照顾提携有加的。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交涉时困难重重。

原来的条约就是再不好，那也是当年白纸黑字写下来，你我双方认可同意的。哦，现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了班子，眼睛一闭就打算不认账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何况所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还想着从你身上再找点什么回来呢。

想反攻倒算？门都没有。

王正廷只好逐个磨叽。先跟日本谈判，谈“济南惨案”的道歉、赔偿、惩凶、撤兵问题，没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猴急白脸地认为自己受到的损失还要大，要赔钱也得是中方赔给他。双方争吵不休，最后只好搁置争议，留待“实地调查”后再论是非，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唯一顺利的事情是撤兵，截止民国十八国（1929年）5月中旬，在日军全都撤走后，山东移交中方接收。

接着又跟英、法、德这些欧美国家谈。人西方绅士到底不一样，素质比东瀛的黄皮猴子高多了，美国又做了榜样，于是大家都很爽快地同中国逐一订立了“新关税条约”，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日本最初表示强烈反对，无奈西方人都认了，也只好随大流。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革命外交旗开得胜。

总的说来，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爱国不分先后。大好形势之下，谁的头脑都可能发热，其中自然包括年轻气盛的少帅张学良。

眼下，虽然“内患”已除，但东北铁路和日苏占领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杨宇霆的办法当然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东北军，号称全国地方军中最强的部队，现在又加上中央和老蒋的支持，该硬的时候要硬，不该硬的时候也要硬，去玩什么虚头滑脑的忽悠。

中东路事件

况且东北的这个列强是不用谈的，只能来硬的。

这就是“北极熊”俄国，现在叫苏联，老蒋称它为“红色帝国”。

不用谈的意思，是因为两国当时已经闹得很僵。

国共分裂后，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自然成了老蒋的眼中钉。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就发布“绝俄令”，宣布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并封闭苏联在华商业机构。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对日苏两个红白帝国（白帝国是指日本）在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中国政府都是迟早要收回的。正所谓拿了我的要还回来，吃了我的要吐出来。但之所以先拿苏联开刀，除了用张学良的话说，当时是激于爱国热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与东北方面对于自己对手实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关系。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基本靠周围的年轻“谋士”们帮他出谋划策。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自称的“俄国通”，他们认为苏联内部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部又受到欧美各国的普遍敌视和围剿，共产党政权早已朝不保夕，成风雨飘摇之势。如果此时发难，苏联必然招架不住，到时可将中东铁路主权一举收回。同时由于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其它列强也只会作壁上观，不会引起太多的干涉。

从俄罗斯境内逃出的白俄（十月革命后从苏联跑出来的那一帮人）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更不用说翻翻历史书，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国人就没干得过日本人，是后者的手下败将。

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一个深刻印象：苏联人比较容易对付。按照柿子专捡软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斗尚无把握，不妨先拿苏俄试一下身手。

先来了一手软的，派人给苏联打招呼：你们不是说铁路要中苏“共管”吗，那就落到实处，以后铁路上的事两家商量着办，铁路管理局的所有命令要由当局长的苏联人和当副局长的中国人共同签字才有效，局里各个处的处长，也得由我们中方担任一半。

后面的要求苏联人点了头，前面的却坚决不答应。

张学良尽管年轻，官场上的事却不是不懂。领导一支笔那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实质，如果拿不到签字权，下面的处长安排得再多又有什么用。

既然敬酒不吃，那就只能给你们上点罚酒了。

这时候，正好有白俄探子来告密（这些人总是比外人还更恨本国政府），说第三国际正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地下室里开秘密会议。

此前，张作霖曾与苏联签过协定，规定后者不得在中东路上进行政治活动。现在这条理由就被拿了出来，东北当局立即下令对领事馆进行搜查，接着在宣布“罪状”后，停止铁路局苏方正副局长的职务，并将多达59名苏联人驱逐出境。

这就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27日发生的中东路事件。

过分吧，很过分。但苏联政府除动了动嘴，表示强烈抗议外，未采取任何实质性报复行动。

由于仍然有领事馆被捕人员被关押，苏方希望能把人都放出来，同时还愿意拿一个东西作为交换条件，那就是缩小苏方铁路局长的权限。

谁硬谁软

脸上挨了一下，嘴里还在讨饶，毫无疑问是一种软蛋得不能再软蛋的表现。

看出来了吧，我硬他就软，好好说话是没有用的，关键还是要动点真格的。

东北当局把人家领事馆搜了个底朝天，又捕又抓，接下来竟然还是不依不饶：把签字权拿过来。

苏联人这次干脆选择了不吱声，随你怎么说，就是不办，也不还嘴，给你拖着。他们并不是傻子，心里清楚得很，如果这个权利也没有了，那就等于是被从东北扫地出门了。

哼，不肯办，那就别怪我不客气，索性把你那个铁路局全都接收过来。

在下定这个决心之前，张学良亲自去了一趟北平，最后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听听他老兄的意见。

此时的蒋介石正处于自信心爆棚的阶段。这半年来，仿佛是敬香拜对了菩萨，做什么事都顺。

特别是蒋桂战争，基本没费多少气力，但收益实在可观。

战前，所谓中央政府，名为统一全国，实际只控制了长江下游的几个省，具体来说就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个省。

这一点财政部长宋子文最清楚，因为他就只能从这四个省收到钱。其它地方的诸侯都是各收各钱，各支各用，一两银子都不愿多解给朝廷。

战后南京政府获得了更多省份的实际控制权，也就是说可以在更多的省收税了。

正因为如此，老蒋当着张学良的面就拍了胸脯：弟弟你大胆往前走，哥哥我做你的坚强后盾。

在诸多列强之中，老蒋最恨的无疑就是那个被他称为“红色帝国”的苏联。到现在为止，蒋公子（蒋经国）还被斯大林扣在西伯利亚呢。

他支持东北军朝苏联叫板。

废除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领土权益，那是列宁在世时就信誓旦旦承诺过的。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中东铁路还是被牢牢控制在苏联手里，所谓“共管”，中国人却根本插不上手，使中东铁路沿线俨然成了比租界还要过分的“国中之国”。

老子说过的话，儿子来个装聋作哑，死不承认，也只有俄国人才做得出来。

道理是非在我们这头，所以一定要斗争到底。

老蒋还帮小弟分析，现在西方列强都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它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自然绝无好感。东北一旦和苏联闹起来，西方人该帮谁呢？当然是帮我们呀。

事情真闹大了也不要怕。哥哥我现在后方稳定，如果需要，可以随时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就算老毛子是只真老虎，咱也能在它身上扒层虎皮下来做斗篷。

老蒋当场表态：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拨两百万元军费。反正绝不让你老弟一个人在那里苦撑苦熬（“政府当竭东南之兵力、财力，决不使我东三省独立反此强俄”）。

说的人信口开河，听的人却门清得很。那“两百万元军费”现在就要，至于“出兵十万”以后再说也不迟，我们东北军暂时还搞得定。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愿意中央派兵到自己区域里来，管你说得怎么天花乱坠，什么抗日抗俄剿共，都不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乘机来“削藩”的呢？这跟有没有觉悟，爱不爱国可全不搭界。

老哥既然拍了胸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边早上刚有承诺，那边下午就动手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7月10日，在中东路事件发生一个月后，东北军警将中东路予以全部占领，同时解散苏联工会，逮捕铁路局苏方人员300人，包括那个倒霉的苏方铁路局长在内的 60人被驱逐出境。

接下来，也不用再费口舌跟你谈什么签字权了，铁路局全都是我的，我自己决定自己签字，不来跟你烦。

令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苏方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地强硬。也难怪，你连人家烧饭的锅子都端过去了，不跟你急那就只有等着饿肚皮了。

统兵之帅

苏联在前面一再示弱并无任何虚情假意，因为它起初实在是并不想打。

国内没有完全喘过气来不说，国际上面临封锁也不提，仅仅作战区域就很不理想。

苏联当时在远东基本上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吃的穿的都无法保障。从欧洲方面运兵运粮食吧，又受铁路运力限制。当年日俄战争之所以战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部队无法通过铁路及时东运的缘故。

如果中苏之战打起来，苏联必然面临着两线作战的窘境，即要在东面的绥芬河和西面的满洲里同时应战。大家看一下地图就知道了，这两个地方，一个在鸡嘴上，一个在鸡冠上，差着十万八千里，部队协调非常困难。与之相比，东北军借助于境内的铁路，其调兵速度却至少是苏方的两倍。

在这种情况下，仗不是那么好打的，所以，能忍就忍一下吧。

直到铁路局被东北方面来了个一锅端，实在是不能再忍下去了。

在发生驱逐事件三天后，苏联政府又一次提出了强烈抗议。但这次抗议与上次不一样，因为苏联红军开始向边境集结了。

当张学良发现此动向后，心里隐隐感到有些不对劲，赶紧向南京发去电报，让老蒋给拿个主意。

老蒋的判断却是苏联人不过借此来讹人罢了，打是不敢的。

当年我把苏联顾问都统统赶回去了，他们又能怎样。瞧大哥我给你摆平。

老蒋的办法是像以前那样让英美等国从中干涉，而且他认为这比对日外交还要好使，因为举的是“反苏反共”这杆大旗。

可惜这次他失策了，事发后国际舆论全都齐刷刷地站到了苏联一边：各国在华权益那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本来大家好说好商量，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怎么说着说着就动手了。

话里面的意思明摆着，“革命外交”玩得太过火，照这么个革法，下一个轮到我们，是不是就要二话不说，把什么租界之类的都一古脑收过去了，那我们在中国还怎么个混法。

民国十八年（1929年）7月18日，中苏宣布断绝外交关系，两国进入战争状态。

不过一开始，双方战斗规模并不大，只能算小摩小擦，虽然互有攻守，但也有赢有输，东北军并不总是吃亏，红军也不老是占便宜。

苏联远东军在库比谢夫将军的指挥下，曾派出骑兵部队进攻黑龙江边境，但遭到迎头痛击，被俘骑兵59人。之后，又调6千步骑兵袭扰，然而仍然一无所得。

在一些局部区域，中方还组织了俄式伪军，把那些逃到东北来的白俄部队重新武装起来，鼓动他们披挂上阵。

你们不是要打回家乡去吗，现在给个机会，上吧。

虽然是俄国人打俄国人，但东北“还乡团”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出于“阶级仇恨”，打起对面的同胞兄弟来毫不手软，把苏联红军气得嗷嗷乱叫。

就在战争陷入僵局之时，一个走路姿态极其古怪、左右摇摆的苏联将军被从乌克兰军区紧急调往远东。

他的出现，将改变一切。

这个人之所以行走古怪，是因为只有这样，才没有人能看出他其实是一个残疾人士。

当年从军打仗时，他的腿部曾受过枪伤，手术治疗后，变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传统武侠小说中一般称这样的人为“怪侠”，武功属于莫测高深的那一种。

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6日，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发出一项指令：布柳赫尔（中国名加伦），接替库比谢夫任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

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可参考另一个名字——苏联卫国战争第一名将朱可夫。此君擅长于大兵团作战，指挥过的战役可列出长长一串：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战役、第聂伯会战、柏林战役……。

加伦是朱可夫的老师。

除了军事是其特长外，我们还要把一个很多外国人都获得过的终生荣誉授予他。那就是：中国通。

北伐时，他曾任广州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并参与创建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就是这位老兄作为新理念首次引进中国国内的。

虽然现在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但说句公道话，当初人家为了中国革命确实也没少出力。

那时，为了避嫌，苏联被派到中国来帮助革命的顾问都自称是“退役失业者”，然后被广州革命政府以个人身份聘用（以后千万不能相信顾问是失业者返聘这样的鬼话）。加伦老师也是如此，在国内，远东红军都是他一手创建的，一个声名赫赫的军区司令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当个小小的参谋，不要名，不计利，无论如何还是需要点国际主义献身精神的。

作为黄埔军校的老同事，加伦和包括老蒋在内的很多国民党军政要人都关系不错。虽然出身苏维埃，但加伦身上职业军人的味道很浓，而这也是老蒋最欣赏他的地方。

国共分裂后，苏联顾问全被炒了鱿鱼。老蒋对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一肚子不满，甚至加以通缉，但对加伦却很念旧情，表示一定要给加伦搞个欢送仪式。

人家加伦好歹也是布尔什维克，虽然不是十分热衷政治，但“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还是知道的。哪里还敢再跟蒋校长套什么近乎，赶快化装成外轮水手，秘密潜回苏联。

回国后加伦就闲了下来，基本处于长期养病的状态，直到这次奉旨参战。

在加伦调任之前，远东红军虽有两个军，但并非战时编制，两个军只相当于正规编制的两个师，而且还分散各处，因此在边境发生摩擦时自然容易吃亏。

起用被称为“远东军魂”的加伦，表明斯大林要下最大本钱了。随着加伦的到任，远东红军重新得到整合，各战斗单位也全部按战时标准配齐。

东北军那边却是另外一番情形。

其实东北军也不是真的没有和苏军一较短长的能力。

当时东北军虽然退入关外，但毕竟曾经称霸过中原，其军事实力在国内各派系中仍能拔得头筹。非如此的话，老蒋在国民党内部角斗中，也不会要屡屡借用东北军的力量。至于后来他们进入关内，在久居繁华都市的情况下，导致战斗力直线下滑，那就可能是除“党军”之外的任何一支派系部队都会遭遇到的必然结果。

东北军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一个能负责敢担责的统兵之帅。

世人皆曰杀，我意独怜才。自郭松龄和杨宇霆被张氏父子除去后，上苍仿佛不再眷顾东北军，天空将星黯淡，像郭杨那样富有韬略且能服众的将帅再也无法寻觅，这与苏方形成了鲜明对比。

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15日，东北少帅张学良发布对苏作战动员令，组成两支抗俄军，由王树常和胡毓坤任军长，分赴东西两个战场指挥作战。

这两个人其实并不差。王树常出自于日本士官学校，曾被吴俊升称为“王诸葛”。胡毓坤则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和傅作义是一期同学，真卖起力气来也不是白给的。可这两员将却都发挥不了作用。

原因还在于东北军中根深蒂固的派系之争。王树常的抗俄第一军到东战场，那里属吉林范围，是张作相的“地盘”。胡毓坤的抗俄第一军到西战场，此处又是黑龙江万福麟的“窝”。张万都是胡子出身，上不了大场面。但也正因为自己不行，所以他们对看起来很行的王胡就有所忌惮，惟恐他们打着打着就赖着不走，甚至搞出鸠占鹊巢的把戏来。

王胡当然心中有数，偏偏他们的资望、魄力和胆略都远远不及以前的杨宇霆。实际上，在“老虎厅”事件发生后，东北上层的文武官员，或贤或愚，均为之噤若寒蝉，平时做事大多采取了明哲保身的做法，整天除了看上司的脸色行事，捉摸怎样保住自己的脑袋和乌纱帽外，就不会动其它脑筋了。

王胡虽然领命上阵，心思却全不在如何克敌制胜上。王树常还没出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求张学良把第12旅（张廷枢旅）安进第一军序列，倒不是张廷枢很能打仗，而是因为后者是张作相的公子。即便如此，张作相还让人带话给王树常，希望他到哈尔滨后，最好不要再往哈尔滨东南的一面坡前进，理由是避免“与吉林部队在责任上发生混淆”。

一面坡别说离边境的绥芬河了，和即将开火的中战场松花江战区都隔得好远，连那里都不能去，还怎么指挥打仗。

对这样的劝说，作为统兵之将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王军长很听话，他到了哈尔滨之后，真的就没再往前挪上哪怕一步。干什么呢，住大饭店里，打打扑克，赌赌钱，前线打得翻过天来似乎也与他没有什么相干。

相比之下，胡军长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的抗俄第二军到达海拉尔后，也不再前进，同样是怕“与黑龙江军发生摩擦”。

也就是说，中苏之战打起来的时候，真正在前面御敌的仍旧是原来的边防部队，所谓的两支抗俄军压根就没上过场。

同江水战

与东北军估计的不同，苏军这次没有在东西两战场选择突破，而是在中战场的松花江开了第一枪。

作为朱可夫的老师，加伦深谙作战之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个“一指”就是驻在松花江的东北海军（东北江防舰队）。

因为东北舰队可直接威胁到苏方边境的哈巴罗夫斯克。这是中方可攻可守的一个重要棋子。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海军又是东北海陆军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但同时却是苏方的强项。

如果说东北军的陆军还占有数量优势的话，海军则连这个优势也不存在。

东北舰队对外号称拥有八艘炮舰，但实际只有三艘是原装货。

最大的旗舰“江亨”号是日本产品，其他两个（“利捷”、“利绥”）是德国造，而且来历颇具传奇色彩，竟然还是一战时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缴获的战利品（可以此证明中国在一战时是卖了点力气的，对协约国胜利也是有贡献的）。如果说“江亨”还算上得了台面，另外那两个兄弟就纯属于凑合型，实际火力很差，平时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吓吓海盗。

除了这三个宝贝之外，其他乱七八糟的所谓“舰”都是商船改装的水货，真打起仗来只能做做别人的活动靶子。

很悲哀地说一句，我们民族真的很善于健忘。甲午海战打败后这么多年，海上御侮的最基本力量——海军还是没有多大起色（想想德国人，真是一个汗）。直到二次北伐时，东北海军这样的烂部队，竟然还能把北伐的海军部队打得一愣一愣的，结果继闽系海军（也就是北伐的那一支）后获得“全国第二大地方海军”荣誉称号。

没上榜的“海军”自然也有。

不仅有，还很让人长见识。比如说四川，虽说是个纯内陆省份，竟然也有一支“海军”编制，而且还可能拥有好几个世界之最哩。

因为该“海军”的“军舰”只有一艘——一艘民用小轮船。

按照传说中对“海军”的认识，创建者为这艘小轮船做了一番精心装修：焊上铁板作铁甲，装上小炮作武器。

唯一的缺憾就是打炮时有些麻烦。由于吨位小，马力弱，打完一炮，船就要往后退一截，打完两炮退两截，三炮过后估计就要撞江岸，翻船了！

忽视海军。这是国防上的一个不容原谅的错误，但又是当时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下的必然——打内战时，毕竟海军派得上用场的情况少，连空军的作用都比海军大。

与“全国第二大地方海军”比起来，对手苏联黑龙江舰队简直就是霸王龙。该舰队最强的称为“暴风级”浅水重炮舰就有四艘，战斗力比东北海军的旗舰“江亨”号还高一个档次。

以己之长击人所短，驻防同江城的东北海军便成了加伦要打击的首要目标。

在三江口前线（同江城位于黑龙江、松花江与乌苏里江的汇合处，故又名三江口），苏联黑龙江舰队紧紧地盯着对手，但并未立即发起进攻。

受到东北军援助的白俄“还乡团”、“游击队”，不断对苏联的军事目标进行袭扰，得到报告后，指挥部的参谋们都主张尽快让海军发动攻击，以便占领东北军据守的同江城，将防守部队和“俄奸”们一网打尽。

加伦却不为所动。

他只是命令舰队用炮火隔岸轰击这些白俄武装，但也只是点到为止，把他们赶出苏联境内算数。

对距离很近的东北江防舰队，他什么命令和动作都没有，似乎当它们不存在。

不是不打，而是等待，等待那个出击的最佳时机。

三国名将陆逊面对蜀军的谩骂，坚忍数月拒不出战，结果以逸待劳，一出手就火烧对方八百里连营。

高手与菜鸟的区别之一，就是高手往往只需要一招，就能完成菜鸟无数招还无法完成的任务。

两个多月的冷静对峙，终于使紧张万分、严阵以待的江防开始出现松动。

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本来也是个精明人，素有“能将”之称。但在加伦有意无意布置的迷魂阵面前，同样出现了错误判断。

他认为，白俄部队的游击战术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苏联人现在被游击战搞得头昏脑涨，在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抽不出力量对东北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基于这个判断，在黑龙江舰队仍然环伺三江口的情况下，他竟然带着江防舰队舰队长临时离开同江前线到哈尔滨开会去了。

领导不但走了，还留下昏招：命令同江海军陆战队削减为一个大队，那个最能打的“江亨”号离队休整，德国造的破舰之一“利捷”号代为旗舰。

布防全乱了。

这就是加伦需要的那个时机。

此时，整个西伯利亚已集结苏联陆海空军8万多人，后勤方面也做好充足准备，特别是解决了最重要的防寒问题，官兵都穿上了防寒服，作战时部队还配有面包车和烧水车，可对前线供应热食。

与军事冲突同时开始的中苏政治谈判完全破裂。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加伦在地图上轻轻一点，完成致命一击。

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12日，作为中苏之战关键战役的三江口海战揭幕，甲午海战后中外首次水上大型作战开始了。

是役，黑龙江舰队只投入了三艘浅水重炮舰参战，在自己损失不大的前提下，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宣布game over了。

江防舰队中唯一发挥了一点作用，因此也特别值得说一说的，是一艘堪称水货中的水货（又称水货极品）的战船——“东乙”号。

战前，沈鸿烈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两门大口径海军炮，但因为已有军舰吨位不够，炮装不上去。本着勤俭节约、不能浪费每一门大炮的思想，沈司令四处打听，竟然给他找到了一艘报废的商用驳船，一量尺寸，正好合适，就把炮装了上去，并取名“东乙”号。

装了两门大炮的“东乙”号果然威风凛凛，让人看了好生欢喜。不过这艘“军舰”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缺陷——没有动力！

和残疾人没两样，你不扶或拉上一把，它就一点都不能动弹。

也不能怪人家。本来就退休了，硬被你生拉死拽拖过来，还转了行，现在又要它每天跟你跑一千米，神仙也没这本事。

要说沈司令这“能将”之名真不是盖的。他又去找了一个在舰队中纯属凑凑份子的水货战舰“江安”号出来，免了它胡乱放炮的义务，另赋一项特殊使命：做小保姆，负责带“东乙”号玩儿。

平时其它舰在江面上掠敌布阵。“东乙”号就作为流动水炮台，由“江安”号拖带着，悄悄地躲在江口附近的沼泽区内，担任海军版的潜伏任务。

“东乙”号别的不行，要它一动不动倒是没问题。苏联飞机每天飞过江面侦察，愣是从来没发现过这里还藏着一小个子杀手。

水战刚刚开始。树大招风的代旗舰“利捷”就挨了当头一棒，受伤后无法实施有效还击。随后，“利绥”号也失去了还手之力，只能匆匆撤离。剩下的小喽罗们更是乱成一团，没有半点招架之功。

这时候，“东乙”号勇敢地站了出来——当然是被“江安”号拉出来的。

苏联战舰正打得起劲，猛不丁地发现身边突然冒出了一艘块头不大的敌舰，吓了一跳。仔细一看，从它后面又变戏法一样地跑出来一艘更小的，变成了两艘。更奇怪的是,两艘舰竟然还连在一起，哥哥带弟弟，颇像幼稚园里玩家家的样子。搞什么名堂！

大家原来只注意前面那个哥哥，提防着它开炮攻击，没想到首先开炮的不是它，而是后面那个小弟弟。

你还别看不起人。小归小，战斗机。

猝不及防之下，好几只苏舰都遭了“东乙”的暗算，赶紧四处躲避。

“东乙”号已经在角落里观察了一会，发现黑龙江舰队里最嚣张的就是旗舰“斯维尔德洛夫”号，马上紧盯着狠“咬”了起来。

大块头的老毛子旗舰急了，也赶紧起身还击。

但是大的打不到小的，小的却能轻而易举打到大的。

“东乙”原来就不是专用的军用舰，船体又矮又小。那时带GPS功能的定向导弹还没发明，炮弹不会拐弯，重炮舰发出的炮弹就跟打苍蝇一样，找不到目标，都直直地飞到江里去了。

相反，“斯维尔德洛夫”就比较好找了，只要不被它先打着，闭着眼睛都能对准靶子，一打一个准。

沈司令临时弄来的那两门大口径海军炮关键时候也真争气，抓住机会朝着苏联的重炮舰一个劲地猛轰，由始至终都没出什么故障。苏联舰打不着对手，只好强装“苏坚强”，抱着脑袋硬挨。幸亏它皮坚甲厚，虽然上下左右都挨了通打，但是关键部位都还能挺住，没有致残后沉到江底里去。

但是船上的水兵就没这么幸运了。炮弹落在甲板上，往往非死即伤，有一个炮塔的炮手差不多被炸光了，就剩了一个光杆的军士长。

旗舰都如此狼狈，其它舰只就不得不重视这个从天而降的小个子了。于是，所有重炮舰都围过来，集中对付“东乙”。

没想到“东乙”号泥鳅一样，这边一蹿，那边一跳，瞻之在前，忽而在后，耍的是一套正宗的中国迷踪拳，一群老毛子的西洋组合拳硬是奈何它不得。

不过很快，“东乙”的破绽还是被团团包围的苏联军舰找到了。

那就是“东乙”自己没有动力，得靠“江安”拖带。

凌厉的炮火立刻集中在“江安”身上。可怜的“江安”当即被炸成两截。

失去“江安”，“东乙”无法动弹，也就无法独存。在船体被炸坏、火炮被击毁的情况下，只好自沉。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甲午战争中，邓世昌的致远舰也是勉力支撑，血战到底。

一样的英勇无畏，一样的义无反顾，一样的壮烈千秋！

同江一战，驻防三江口的东北江防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几乎的意思是，休整的“江亨”、逃出的“利绥”总算活了下来，撤往上游的富锦。

岸上战斗和水上作战同时进行。

负责保卫同江城的是第9旅（李杜旅）。李杜本人其实是有些能力的，但不幸的是遇到了一个混事的王军长。

同江之战打响时，因为前述原因，王树常的抗俄第一军还呆在哈尔滨动都不动，没往松花江派一兵一卒，更要命的是他还把拍马屁看脸色的功夫用到了战场之上。

李杜当时处境非常恶劣，苏军三面包围，自己后面就是江面，江上的苏军在炮舰掩护下，也在不断登陆。对于他来说，这还能勉强支持，至少能予以还击吧，但苏军飞机的轰炸却既挡不住，也还不了。

那这位要说了，东北军除了有海军外，不是也有空军吗？

是呀。当时东北航空大队第2队就是配属给防俄第一军的。

在打到艰难处时，李杜就希望自家的飞机能来帮忙。可是王树常却做主把所有飞机都分给了第18旅（丁超旅）。实际上，丁超从始至终都没有参加过中苏之战，飞机给他也是白给。

原因说来让人啼笑皆非，只是因为丁超是“张作相的人”。

正是由于吃不消苏联飞机肆无忌惮的轰炸，为免全军覆没，李杜只得和江面上幸存的舰只一样，率部沿河岸撤往富锦。

同江保卫战，李杜旅伤亡营长以下250人，苏军只伤亡了30人不到，一比八的伤亡率，东北军官兵很多不是被子弹打死的，而是倒在了飞机炸弹之下。这让李杜事后悲愤不已，在会上就直言：王军长向有诸葛之誉，我还以为他真有军事才能，本来很景仰他，现在看来却并不是什么将才！

事实上，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地撤到富锦，还得归功于斯大林并没有一捅到底的打算。同江取得进展后，他并没有让加伦乘胜追击，而是将占领同江的部队撤了回去。

斯大林认为，这时候张学良应该软下来了，双方可以见好就收。

得知海军在同江惨败，少帅犹如当头挨了一棒，很自然地就开始了犹豫：要不就恢复谈判吧。

如果这时候开始谈，苏联开出的价码应该不会太高，无非就是让那两个正副局长再官复原职。

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东北军想往后面退也难了。

什么叫骑虎难下，现在就是。从双方开战以来，各地的示威声援游行那是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中央政府方面也一样，除了外交部力挺以外，连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老蒋都坐不住，亲自站到台前发表了正气凛然、毫不退让的对苏宣言。

亲友团、粉丝团，领导、群众，一个不落，该来的都来了。事到如今，进退就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是面子问题了。

大家站在后面已经鼓了半天掌，手都拍红了，嗓子都喊哑了，你忽然要一个人从擂台赛上跳下来，想雷死人是不是？

不过小遇挫折，东西战场不是还没开打吗，干架有的是条件，这种时候是爷们的就不能闭眼皱眉。

“深孚众望”的张学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上。

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14日，他派第7旅（赵维祯旅）驰援富锦。

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其它“强硬”措施也紧随其后。一天后，东北法院作出判决，将原领事馆被捕人员逐一判刑。一个星期后，南京外交部中止了通过德国进行的居中调停。

斯大林被彻底惹火了。

全面进攻，打到东北军喊疼为止。

战火很快延伸到了松花江上游的富锦，加伦要在那里为中战场收官了。

水战仍是决定战局的关键，但富锦水战的结果，早在同江时就判定了。

沈鸿烈手上现在只有一个“江亨”还有作战能力，从同江逃出来的“利绥”跟残疾人已无两样，根本不能打。

面对无米之炊，“能将”就是再“能”也无计可施。

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30日，苏联黑龙江舰队溯江而上，兵临富锦。

可怜的“利绥”舰自己都病歪歪的，哪里还有半点还手之力，能做的就是自沉。对付唯一尚能一战的“江亨”舰，苏联人采用的办法是舰空协同，对面舰上发炮，上面飞机投弹（我们自己的飞机则还在丁超那里“闲置”呢）。

没几下，“江亨”就受了重伤，自沉。

至此，东北海军全军覆没，遭受了与当初北洋海军一样的命运。

三十五前（甲午战争），海上的月亮也是昏黄而伤感的吧。

水战惨败，陆战也没好多少。

尽管集结了2个步兵旅，1个骑兵团，近3千官兵，作战也尚称英勇，但由于没有一个好的将帅统一指挥和协调，大家都害怕像同江城那里一样被苏联红军抄袭后路，四面包围——那里尚有江岸可遁走，现在连这个条件都没了。

在坚守一天后，部队撤出富锦。

富锦一战，东北军光战死就达300人，而苏军却只死伤14人，一比二十的比率还不止，真是越打越糟，糟透了。

三点一线

同江一战，令苏联红军军心大振。

东战场战役随即全面展开，不过指挥者不是加伦，而是另一个运动战的高手——切列潘诺夫。

这位兄弟名气没有加伦那么大，但是经历差不多，也到中国来当过军事顾问，并指挥过东征和北伐，对中国军队的情况和作战特点了如指掌。他采用了抄袭包围的办法，即先把步骑兵将守军分割开来，然后利用步炮协同、地空协同的办法展开攻击，收效很快，伤亡很少。

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17日，苏军占领密山，在将当地军事设施予以破坏后撤回了苏境。

加伦这时候在哪里呢，他接力西战场。

当年库比谢夫“失足”就“失足”在此处，现在他要替自己的同事把场子给扳回来。

此时胡毓坤抗俄第二军已到达海拉尔，光这支部队就含步兵3个旅。边境上，在满洲里驻防的是第15旅（梁忠甲旅），其侧后是驻防扎赉诺尔的第17旅（韩光第旅）。从满洲里到扎赉诺尔，再到海拉尔，三点成一线，加起来至少有5个步兵旅。应该说明的是，东北军的旅建制很大，有的甚至相当于通常的师。比如梁忠甲旅就有将近1万人。

苏联红军能用于西战场的部队有多少呢？3个步兵师。

五比三，从总量上看，中方要胜过苏方。可是这说的是整体，不是局部。

胡毓坤和“王诸葛”一样，由于怕万福麟说他“干政”，到海拉尔后，始终没再往前面去，也未和前线建立过联系。

实际参战的就是前线梁韩的那两个旅，如此一来，数量的优势又没了。

作为黑龙江地方将领，梁韩和后来的马占山一样，都是很能打仗且宁折不弯的东北汉子。前面把苏联远东军司令库比谢夫干得没了脾气的就是梁忠甲。

然而他们猛则猛矣，也只能担负一方之责。由于缺少将帅进行全面筹划，对手又是加伦这样的苏联名将，失败从一开始就无可避免。

加伦的打法和切列潘诺夫没有二致：抄袭海拉尔，把“三点一线”全部包起来，然后一块一块吃掉。

这就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思路，气势恢宏，果敢有效。

但是斯大林却另有考虑。

抄袭后路，这个打法很精妙，但是不要从海拉尔抄，那样可能超出部队的能力。

“超出能力”只是一个说法，实际上它体现了一个政治家与军事家的区别——当时斯大林仍然把握着作战的分寸，那就是不能玩得太过火，要尽可能在边境上解决问题。

这样加伦就把抄袭的点放在了满洲里侧后的扎赉诺尔。

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17日夜，在东战场已经取得完胜的当天，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境，在坦克和飞机大炮的掩护下，首先将满洲里和扎赉诺尔一刀斩断，之后又切断了扎赉诺尔和海拉尔的联系。

这一出手，“三点一线”里面的线已经断开，三点真正成了三个孤立的点，而扎赉诺尔遂成苏军重点进攻的孤岛。

加伦深知扎赉诺尔在此战中的分量，因此把所能调动的大部分兵力都投入进来，集中两个步兵师约2万之众进行攻击。

韩光第的部队比梁忠甲还少，只有7千人，且飞机坦克这些都没有。然知势不可为而犹不屈者，勇士也。战前一天，韩光第已有预感，他在给其兄长的家信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敌来时，惟有拼此满腔热血以赴之。

加伦是准备当天就结束战斗的，但一直打到晚上，苏军又是开炮，又是侧击，以人数和武器的优势，不仅未能打开缺口，还遭遇了对方的反冲锋。

这是让加伦大跌眼镜的一天。虽然中方伤亡200人，可苏军也伤亡了70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个获得过两枚红旗勋章的骑兵连长，创下了中苏之战以来苏军损失的最高纪录。

加伦不得不进行调整，决定更充分地发挥“钢铁部队”的作用。

天一亮，飞机先来。

中国守军连苏军的脸都没看到，就蒙受了惨重损失，然而无一人退缩。

接着，大炮猛轰。

这一次连民用目标都遭了殃，票车被炸毁，“乘客商民亦死伤甚多”，守军当然伤亡更大，但在苏军冲上来时，仍“死力奋战”。

见前面形势危急，韩光第带上卫队冲上第一线，并且亲自端了一挺手提机枪向敌扫射，以身先士卒的勇气，保证了部队仍能战斗不息（“喊杀之声，闻于数里”）。

苏军除了大炮飞机以外，坦克也是东北军比较难抵御的。

手榴弹炸不了，子弹打不进，一个连长不顾危险，干脆爬上坦克，揭开盖子，用手枪干掉了坦克手，而他自己也被后面的枪弹击落。

打到傍晚，加伦把预备队都投了上来，尽全力一击（“敌众势猛，弹如雨注”）。

韩光第左臂受创，至为重要的车站被苏军占领，但仍带伤力战。

团长张季英见大势已去，问他还有什么办法。韩光第看了他一眼：我的办法只有一个——誓与此土共存亡。

其实韩光第是有脱身机会的。

副官劝他后撤，至少不要以旅长之身在前线这样玩命厮杀。

韩光第悲痛地说，我一个旅都快打完了，弟兄们都死了，我怎么能够自己一个人逃跑呢（“全军将没，忍自退乎？”）。

话刚说完，苏军又冲了过来，韩光第奋身而起，大呼杀敌，最后中弹倒地，以身殉国。

有怎样的旅长，必有怎样的团长。

韩光第的两个团长，一个已经阵亡，另一个就是张季英，他已经受了伤，不能再战，于是掏出枪对准自己，选择了旅长给他的那个办法：誓与此土共存亡！

呜呼，东北军自创立以来，抗击外敌之顽强悲壮，真无出此役也。

随着韩光第全旅尽没，扎赉诺尔失陷。

在韩旅苦战的同时，满洲里也早已战火熊熊。

梁忠甲素称勇将，平时能与部下同甘共苦，当兵的吃什么他也吃什么，在作战时更是骑马往来指挥，因此军心巩固。同时，满洲里的防御工事也很坚固，以致苏军的野战炮和榴弹炮都无法轻易将堡垒的护板射穿。

苏军连攻数天都毫无进展。加伦自己也感叹，称满洲里“坚不可摧”，守军抵抗“空前顽强”。

但是扎赉诺尔的失陷，使满洲里的防守难度立刻达到极限。

加伦挥师北上，调集全部人马，把满洲里围了个水泄不通。他要求梁忠甲投降，但遭到了拒绝。

由于孤立无援，梁忠甲也想到了突围，但突围并不成功，反而还损失了400人，只得重新退回坚守。

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22日，苏军在大批坦克的掩护下，对满洲里发动总攻击。

在阵地被炮火摧毁后，梁忠甲及部下8000余人弹尽被俘。

据战后统计，苏军在近一个星期的满洲里攻坚战中共死伤700多人，这在中俄战史上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三点一线，两点既破，海拉尔已成危垒。

加伦乘胜继续东进。

5天之后，由于东北当局已有意谋和，东北军不战而撤出海拉尔。

作为胜利者的加伦后来却做了一件与他的身份极不匹称的缺德事，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争俘虏的规定，将被俘的万名东北军俘虏都送往条件极其恶劣的矿山做苦工，直到年底才遣返。

两国交战，互有胜败本是常事，但作为一代名将，加伦开了一个相当恶劣的先例。

十六年后，二战结束，斯大林违反波茨坦公告，扣留日军战俘60万人，强迫其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达十余年之久。

所以有人说，加伦的决定，很可能出自斯大林的暗示。

但不管怎样，加伦本人亦难辞其咎。特别是当时东北军已从海拉尔撤出，他却还派飞机一路进行尾追轰炸，确实忒不地道了一点。

在后来苏联“大肃反”运动中，被指控为“反苏间谍”的加伦死得很惨，据说连眼珠子都被打得滚了出来。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背后有一双眼睛

得悉西战场战况，张学良的震惊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直到晚年，他仍对此记忆犹新。他说，那一战之后，都没有了。

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

他说的当然是韩光第旅——“打得那个惨呐”。

直觉告诉他，不能再打下去了。

满洲里失守后，东北少帅再也顾不得南京的禁令，立即派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出马，寻求与苏联外交部直接接洽，以恢复谈判。

张学良急得要发疯，可是南京外交部仍把希望寄托在寻求欧美国家调停上面。

调停没有成功。斯大林老谋深算，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英美法三国发出的停战照会，也就等于把第三国调停的可能性给生生掐断了。

张学良认为南京政府一点不实事求是，打不过，难道我连和的资格都没有了吗，这不是“整人”又是什么。

敢情都不是打在你们身上吧，所以你们才不肉疼。

民国十八年（1929年）12月22日，东北方面在未得到国民政府正式授权，事后也未予以承认的情况下，与苏联签订了《伯力协定》。

按照《伯力协定》，东北又恢复到了中苏冲突以前的状态。中东铁路仍然为“中苏合办”（实际仍由苏联单独控制），以此换取苏军撤兵。

但在协定之外，中国版图上的一块鸡冠却不翼而飞了。这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水上关隘”黑瞎子岛。苏军来了个不声不响，长期赖着不走。直到七十九年后，经过两国重新谈判，这一历史纠纷才得以最终解决。

民国十九年（1930年）1月1日，张学良、沈鸿烈等六名东北军将领被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以表彰东北军在中苏之战中作出的努力，张等六人也是这一荣誉创始以来的首批获奖者。

自始至终，旁边都有一个矮个子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盯着，不仅看，他还做记录，不仅做记录，他还搞分析。

这矮个子就是我们的近邻日本。

中苏之战，给他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观察中苏实力的机会。

日本跟苏联红军也是交过手的。早在一战快接近尾声时，因“解救捷克军团事件”，日本曾先后派4个师团进入西伯利亚。当然了，救人是假，捞便宜才是真。当时他们与苏联红军曾开过好几次火，虽然那时的红军实力尚未完全显现出来，但日本人已经发现，这支由“红色拿破仑”托洛茨基和伏龙芝一手打造出来的军队潜力很大。

因为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的党军，一支不同于以往任何类型的新式军队。

国民党最初建黄埔军校，就是准备仿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一支自己的党军，但实际上由于国共早早分裂等原因，所谓的“党军”搞得虎头蛇尾，并不成功。

在中苏之战中，日本坐山观虎斗，他们发现，此时的苏联红军与一战末期相比，已有了“出乎意料的长进”。

党军首重军纪，而参战红军的军纪非常严明。在进入满洲里后，没有人敢私自到老百姓家里去，就算你是自己掏钱到饭店去吃饭，花的是自己的钱，那也不行，被部队发现后是要立刻勒令回营的。

身处战乱，有的东北军溃兵自己也抢劫商铺，但在满洲里攻坚战结束后，红军却把这些被抢的东西又搜出来，让失主认领。除此之外，他们还免费给当地老百姓发放食物和煤，甚至临走时都要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

不用说，这样的部队打起仗来是很可怕的。

除此之外，苏军的战术协同能力以及武器装备，也让日本感到吃惊不已。

反观东北军，其暴露出来的内部矛盾和作战水平，和苏军简直不在一个档次。

中苏都是日本的“假想敌”，先对付哪一个，他已经心中有一本帐了。

第七章 中原鹿正肥

蒋介石在“削藩”的过程中，虽然成功“料理”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却又因此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不久以后，中原大战爆发，它的规模，是以前的蒋桂、蒋冯、蒋唐等任何一次内战都无法比拟的。

在中苏之战打得不可开交之时，老蒋自己也正被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争斗搞得头昏脑胀。

刚摆平一个李宗仁，冯玉祥又起来了。

蒋桂战后，由于自己的两员心爱之将都转投了别人，老冯不得不通电下野，对外界说是要到山下去读书。但其实他哪里能读得进去，一股无名火压在心里，怎么也平复不了。

看老蒋和老李打架，本想借机行事，没想到弄了个两头不讨好，不但没得到一星半点的便宜，还莫名其妙地连党籍都让人给开了。

最难过的是伤了心。

韩复榘“叛变”，让老冯对全世界都失去了信心：连这小子都能叛变，还有谁不能叛变的。西北军将领没倒戈的倒还有，但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要来得及的话，他们早就抢着去投蒋某人了。

就像《红楼梦》里葬花的林黛玉那样，老冯躺在书房里整天自怨自艾——可怜啊，世界这么大，竟然没有一个可以真正信赖的朋友。

这时候，似乎万能的主听到了老冯的心声，给他来了个当头棒喝，道：NO！

请相信这世上还是充满了爱。你还有朋友，有且只有一个。现在，请翻开《圣经》第某某页，耶和华说，那人来了。

在老冯万念俱灰的时刻，一个朋友派人来看他了。

上帝果真是无所不能。

现在的老冯对朋友一词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在你遭遇不幸的时候，朋友是那么宝贵的一个资源和财富。

更让他感动的是，这个朋友还不是什么小人物，是山西的大老板——阎锡山阎老西！

怎么能不感动呢。虽说两人也曾八拜结交，喝过鸡血，换过兰谱，但一直以来，老冯就没正眼瞧过人家阎老西，不但总想压上一头，还在背地里尽说山西人的坏话。现在自己落魄了，几乎门可罗雀，连个鬼都不愿上门。老阎这一来，就叫仗义。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关键时候就都看出来了。

来人给老冯带来了亲切问候，抚慰了他那受伤的小心灵。同时捎来了老阎的话：到我家来住吧，散散心，咱老兄弟唠唠嗑，顺便谈谈联合反蒋的事。

老冯动了心，马上卷被子铺盖要去找老朋友一起过。

下面的人不乐意了。西北军这么大一个摊子，你老人家怎么说不管就不管了，再说，自己家也不是没地方住，你跑人家家里去算怎么一回事。

老冯却赌上了气：让你们不忠不孝，拆我的台，现在知道家里缺不了我了吧。要我别走，我偏不，就要走，就要走。

怎么劝也没用，老冯挺着胸脯，拎着铺盖卷就奔太原去了。

那边老阎早就在路口眼巴巴地等着了。一见面，少不得来两句经典对白：“兄弟啊，想死哥哥（弟弟）我了。”然后两人抱头大哭。

由于场面实在过于感人，把旁边的人都给弄得掉了眼泪。

老冯的住处，老阎早就给想好了，住晋祠。这可是太原首屈一指的疗养院，又有文化又有档次，可以陶冶情操，抚慰身心。对于心灵刚刚受到重创的人士，尤其是一个上佳的选择。

把老冯安排到风景名胜区，老阎还没忘了细声安慰：兄弟你受苦了，这次你吃了亏，不是你不高明，而是老蒋太狡猾太阴险了。从现在开始，我一定站在你这边，只要我们兄弟齐心，一定能替你把丢掉的场子再找回来。

阎锡山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之后，只要没什么大事，每隔三到五天，必定要抽空去看看老冯，惟恐招待不周，让老朋友吃苦受累。

老冯被老阎当成了枪

老阎的细心和周到，又一次深深感动了老冯。

不过老冯也许没认真想过，就在老阎没到晋祠来看他的那些时间里，这个大忙人都在忙些什么呢？

答案是忙着接待。

蒋冯大战结束，老冯主要是恨，恨自己怎么会赔了夫人又折兵，恨部下卖主求荣，而在山西看风景的老阎却是怕。

老蒋手段之辣、动作之快令他不寒而栗。蒋、冯、阎、李，四人一局的麻将，前面整了俩，现在毫无疑问就要轮到他了。

唇亡齿寒啊。

不行，一定得找把枪来使使。阎锡山想找的这把枪就是冯玉祥。

他本来没指望老冯会上当，但出乎意料，没费什么周折，冯玉祥就自投罗网来了。真是天助我也。

冯玉祥到了太原，阎锡山手上就多了一件可以指东打西的宝贝。虽然他对外宣称，老哥俩是准备联袂出国的，甚至还专程到北平检查了身体，连西服都买好了，可行期却一推再推，总也出不了国。

因为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吃香，凭什么要出国？

南京的蒋介石不用提了，因为生怕他跟冯玉祥兵合一处，联起手来对抗中央，所以只能不断地派人来送银子，说好话，让他不要把冯玉祥留在山西。

另一边，那些大大小小、在朝在野的反蒋势力，也都派代表拎着大包小包到太原活动。他们的目的正好相反，希望阎冯合作，共同反蒋。

老阎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你们不但不能打我，还得低声下气地来求我。这就是我想要的。

为了能够左右逢源，把戏演得更像那么回事，老阎还别出心裁，专门准备了两套接待班子。

一套专门接待南京政府代表，说的都是如何坚决拥护中央政府，竭诚拥戴蒋主席的官话套话以及废话。

另一套专门接待各方面的反蒋代表，谈的是怎样紧紧团结在以阎冯为首的正义力量周围，共同反蒋的问题。

所谓反蒋代表，除了桂系李白以外，还包括老蒋在政府和党内的反对派。

反蒋代表中最耀眼的“首席明星”就是汪精卫。

《色戒》中，热血青年“王力宏”在行剌汉奸前赋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其实这首诗的专利拥有者应该是老汪。不过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中国最大的汉奸。用彼诗刺彼人，莫非导演也喜欢玩无厘头？

我们前面说过，民国四大美男中，老汪是排第一位的，少年时同样风度翩翩的老蒋甚至连榜单都没能上得去。可见当时老汪的粉丝团阵容曾何等强大。

可惜搞政治不是比帅。在与老蒋争夺头把交椅的战斗中，老汪总是差那么几步。

不应该啊。

在老蒋崭露头角NN年以前，汪精卫已经名满天下了。

从一首“不负少年头”开始，他曾被公认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少年勇士。年纪轻轻就敢刺王杀驾，关进局子还能诗兴大发，当年热衷于搞暗杀的革命党人不少，但汪精卫绝对是独一份的。

坏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坏人。他很可能还曾是一名英雄。这就是历史的悖论。

想当初，汪精卫还担任了革命先行者的政治秘书，亲自陪老人家北上，连那份颇为煸情、每个国民党员见之都要顶礼谟拜的《总理遗嘱》也是他代为起草的。

等到革命灯塔一倒，在接班人竞赛中，大家都认为，年轻有为的汪精卫肯定能跑第一。

谁也没有想到，斜剌里会冲出一个蒋介石。

在汪精卫面前，蒋介石只能称为小蒋，不幸的是，这个小蒋比老汪更加年轻有为。从此老汪就被戴上了千年老二的桂冠。

有人翻了《三国》，便套用周郎的一句慨叹，将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关系总结为：既生汪，何生蒋。

对于老汪来说，周郎起码有一个长处是他所羡慕的。那就是东吴大都督周瑜同志手里有枪杆子。

汪精卫嘴皮子利索，他喜欢说，而且会说，尤其擅长演讲，那水平就是在一群靠嘴皮子混饭吃的政客们中间也绝对是麦霸级别。不仅如此，他的笔杆子也着实厉害，写得一手好文章，可谓文采风流，字字珠矶，一个代笔的《总理遗嘱》可以写得连总理自己都点头称是。

嘴皮子、笔杆子都有了，偏偏没有枪杆子。

而这恰恰是最要命的，也成为他与老蒋争斗屡处下风的一个重要因素。

汪精卫需要寻找反蒋的枪杆子，而阎锡山、冯玉祥这样的地方大佬正是最佳人选。

蒋冯之战

却说阎锡山把冯玉祥藏在太原，两个军头随时可能联起手来造反，这让南京的老蒋整天如芒在背，坐立不安。

他派出的代表走马灯似地来到太原，不停地催阎老西尽快把老冯这个祸害给赶走。老阎收下礼后，就搪塞这些中央代表说，自己早就把老冯弄出太原去了。

既然是朝廷派来的，自然不都是那么好骗好哄的。其中有一位叫方本仁的，这兄弟就多长了一个心眼。他没有光听老阎说，而是亲自到太原城里城外进行了一番明察暗访，得到的结果让他又惊又喜，原来冯玉祥仍然住在太原，而且具体地点就在晋祠。

显然，他不会傻到让老阎帮他逮人，也不能设想自己随便找几个人来，花天化日之下就能去晋祠把老冯给绑起来——一者这毕竟是在人家的地面上，二者老冯那块头，那身板，那功夫（西北军都是会两下子的），普通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唯一的办法就是报告老蒋，让他下令，从就近的河北石家庄派便衣宪兵过来，把冯玉祥一举擒下，然后带到南京去“治罪”。

具体操作过程都想好了：在晋祠秘密抓住老冯后，塞上一雇来的大卡车，然后再坐上火车，沿正太铁路（太原至石家庄）出境。

只要一出山西，阎锡山就算急得跳脚也没用了。

现在时间紧迫，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老蒋进行报告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只有发电报。

但是要发电报，就必须通过太原电务处，那都是阎锡山的机构和人员，万一电报内容被他知晓怎么办？

方本仁不怕，因为他有一套特别电码，一般电务人员就是看到也难以识别。

于是，他当即把报告内容编成密电码，赶到太原电务处，让里面的人给他发往南京。

令方本仁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太原电务处其实很不一般。

看过《暗算》的朋友都知道，里面有两个非常神奇的人物：瞎子阿炳（不是创作二泉映月的那位）和黄依依，前者可以用耳朵分辨出不同的电波信号，谓之“听风者”，后者能够破解难如登天的顶级密码，谓之“看风者”。

阎锡山的太原电务处，竟然二者皆备，不能不使人竦然心惊，并由衷感叹老阎的深不可测，而正是凭借这个绝密武器，他后来还曾多次逢凶化吉，涉险过关。

“看风者”很快就破译出了电码，并上报给阎锡山。

老阎捏着方本仁的电报，在屋里走了两步，突然眼珠一转，计上心来。

在这份电报内容中，方本仁请求老蒋派便衣宪兵的时间是“10月2日”，老阎就提起笔来，把那个“2”改成了“5”，然后让电务处照发不误。

2日变5日，足足推后3天，等到石家庄的便衣宪兵赶到太原晋祠时，早就人去楼空了。

在此之前，阎锡山已将冯玉祥紧急转移到西汇。这个地方距太原有120公里（依山西五台县最新数据），而且离阎的老家河边村也很近，对外人来说比较偏僻，对老阎来说却利于掌控。

为了让老冯对自己放心，在这趟搬家过程中，老阎不仅亲自陪同，还在路上很动了点心思。

民间就流传着一个阎老西屈尊骑毛驴的故事。

说是到乡下后，两人下了汽车，改换坐骑。老冯高大威猛，自然要胯一匹大马。他骑上去后，下意识地一回头，没看到老阎。四处寻找，才惊疑地发现老阎就在他下首，原来对方骑的竟然是一头驴——老冯的身高本来就比老阎要高出一头，再加上马与驴的高度差距，不低头的话，还真找不着他。

老冯很奇怪，你有好马不骑，坐在这么一头畏畏缩缩的小毛驴身上干什么？

老阎的回答非常出人意料：既然冯大哥骑马了，我就只能骑驴，这是规矩嘛，怎么着我也得比大哥你矮上一头不是。

感动啊。

老冯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好了。

这话听着怎么就这么让人爽呢，老冯自韩石反叛后积累的郁闷顿时一扫而空。

其实老阎也就是嘴巴子利索，反应快，见人会说话而已。老冯那是不知情，他不知道这个阎老西平时一般是不骑马的，就爱骑驴，而且骑驴连缰绳都不用拉——前面有人牵，两边护卫着，眯着眼睛，晃晃悠悠，那叫一个舒坦。

反正这一路上，老阎就是变着法地哄老冯高兴，像牵驴一样地把老冯牵到了自己想要他去的地方。

西汇有一个老阎花钱买下并营建的别墅区，自然是个好所在，可老冯住在那里面觉得很不适应。

太高档了，容易磨灭革命意志。

第二天，他就跟老阎打了个招呼，搬到别墅东边的窑洞里去了。老阎自个儿则住到离此不远的建安村——他老丈人待的地方。

过了几天，被哄得五迷三倒的老冯不堪寂寞，索性也搬建安村去，好跟自己哥们住一块，以便共同商讨“反蒋大计”。

但这时候阎锡山却听到了一个对他极为不利的消息。

原来自从冯玉祥出走太原后，他丢下的那一大家子就乱了套。

老冯在的时候还能压得住点阵脚。毕竟他是西北军的祖师爷，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人物，但等到他一走，下面就失去了中心，变得乱糟糟的，基本上是下级不服上级，新的不服旧的，少的不服老的，没有一点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可言。

偏偏这时候西北军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西北军将领就把这笔帐算到了阎老西头上，认为就是他把冯先生（冯玉祥）拐过去，弄得兄弟们群龙无首，陷入绝境，因此极力主张跟老蒋合作，一方面可以保证给养，另一方面还可以把冯玉祥救出“虎口”。

老阎听到这一消息后着实心惊，连忙鼓动冯玉祥尽快对老蒋动手。

他还当即献上一计，叫做“引蛇出洞”。

就是让西北军先打，把中央军引出来，然后时机一到，再由他的晋绥军从津浦路南下，抄其后路，直取京师，如此，可打得老蒋稀里哗啦，顾头不顾腚，到时绝无不胜之理。

老冯听得入神，没想到这老阎不显山不露水的，还挺有军事才能嘛。于是连连点头称是。

老阎的智囊库还没完，接下来，他又献上一计，唤做“暗渡陈仓”。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按照老阎提供的独家解释，就是要迷惑和麻痹老蒋，让他认为阎冯貌合神离，根本不会走到一起，而这次发动讨蒋战争的，也仅西北军一家而已——甚至于你老冯都可以暂时留在山西，那样就可以使得老蒋彻底摸不着咱们的动向和底细了。

到时我老阎再从后面摸过去，偷偷地兜头给他一棒子，准保打得他连北在哪都找不着。

老冯乐了，好你个老阎，真是一肚子坏水，鬼主意简直是一个接一个啊。

不过主意倒是不错，可我不回去的话，那西北军由谁来指挥呢？

老阎说，这个好办。

你可以先指定一个人代行指挥，反正就是发动一下的事嘛，到我们晋绥军这边也起事的时候，你再回军中统领全局不迟。

老冯有些犹豫，因为他这时候也听到人报告西北军内部不稳，觉得还是有必要先回陕西老家整顿一下再说。

这么一个活神仙，可不能就这么让他轻易从自己手中溜掉。老阎连忙劝导他，早点回去当然是有必要的，不过——可能，万一，也许，被老蒋识破的话，那就前功尽弃了。

要知道，那可是一个非常非常阴险狡诈的坏人呵。

老冯一听有理，这才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为了再给老冯吃颗定心丸子，老阎又当着他的面，拍胸脯，打包票，表示西北军一旦起事，粮饷可全部由他负责供应，西北军一到河南洛阳，太原方面马上就会通电表态支持，而晋绥军也最迟在11月初就会从山西出发。

这番话入情入理，老冯真没得什么话说了。

随后，在西北军代表来见老冯时，他便写了一封给宋哲元的亲笔信，任命宋哲元为代理总司令，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统领西北军官兵讨蒋。

收到冯玉祥从山西发出的指令，西北军内部的乱说乱动暂时消停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以西北军代理总司令的身份，和其他将领一起通电讨蒋，蒋冯战争开始。

听到前线动静，蒋介石也随即发布讨伐令，命令唐生智等部全力反击。

宋哲元、孙良诚率兵杀出潼关后，连战连捷，很快占领洛阳，之后又准备兵分两路，继续向东发起进攻。

按照原先的协约，西北军进洛阳，晋绥军就要出山西。可是西北军早就开进入了洛阳城，原先答应配合的阎老西却还在家里拨拉他的小算盘。发表通电，起兵响应，一个也没有做。

不过他至少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老冯给请进了太原，说是要商谈军务。

老冯正纳闷呢，去了就问晋绥军配合作战的事，说我们西北军早就打起来了，你们怎么还没动静呢。

老阎二话不说，扯着他就去了火车站。

座上客变阶下囚

到了火车站一看，成捆成箱的枪弹火药正被装上车厢，一列列军车整装待发。

老阎告诉他，看见没，这就是我要运到前线去的，这么多铁家伙，足够老蒋好好喝上一壶的了。

又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杆绿色小旗，一本正经地塞老冯手里：大哥，你下命令吧。

老冯将手中的旗子来回一摇晃，列车立刻隆隆启动。

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

此情此景，由不得老冯不激动，不心跳，不要大喊三声万岁。

不过看上去老阎甚至比他还激动，送走军车，他还不让老冯走，拉着他就去吃饭。

酒席宴前，两人边吃边聊，他们为兄弟情谊而欢歌，为痛扁老蒋而鼓舞，为即将到来的胜利频频举杯。

可是正高兴着呢，突然乐极生悲，前方发来电报，说是路上的铁路桥梁被炸断了，军车过不去，部队请示应该怎么办。

这才多大一会儿啊，怎么出了这种事，而且还是在山西境内。老冯把电报要过来，前前后后看了两遍，不由起了疑心。

老阎把杯子往桌子一顿：怎么搞的，还不快去抢修桥梁，请示什么请示。

老冯脸色不好看，老阎也看得出。

这么着吧，大哥，我亲自去一趟，就不信炸个桥还能挡住我运兵不成。

说完，他就把老冯请进汽车，让后者回建安村去静候佳音。

这么一候着，老冯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什么“佳音”，不仅如此，从此以后，他连老阎本人也“候”不着了。

所谓满载弹药出征，所谓铁路桥梁被炸，当然都是老阎编来骗骗老冯的。

从内心来说，他就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老冯，他的如意算盘是让蒋冯两家撕破脸皮，重新回到要拉拢依靠他的轨道上来，以便从中渔利。

宁蒋冯失和，不能蒋冯联合，你们不和了，我才有戏可唱。

况且，老阎也很清楚，西北军的那些骄兵悍将，几时曾把他的晋绥军放在眼里过。跟这帮人合作，得有的气受。所以就算要联手合作，最好也要等到西北军先败上一阵，吃点苦头再说。

不用等了，因为大礼到了。

老蒋再启杨永泰“以政御阎”的计策，而且一次性管饱给足——任命阎锡山为海陆空军副总司令！

老阎的喉头一下子就给堵住了。

海陆空军总司令是老蒋自己，下面就轮到他了，这岂是那个内政部长可比的。这种诱惑谁也挡不住啊，何况是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分花的阎老西。

一边是丰厚的现钞，一边是飘绿的股市，老阎用“投资需谨慎，入市有风险”这句话教育了自己，决定不再遵守原来“冯军先动，阎军响应”的约定，转而保持中立。

蒋冯之战爆发一个月后，阎锡山宣布就任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并表示服从蒋介石和南京中央政府。

独木难支的西北军很快就撑不下去了，部队士气大受影响。同时孙良诚和宋哲元也闹起了不和，姓孙的不服姓宋的，两人大吵一顿，孙良诚一怒之下，将前线部队又拉了回去。这样，整个战线随之动摇，部队仓皇西撤，中央军却仍然跟在屁股后面紧追不舍。

危急时刻，幸得吉鸿昌从宁夏带了两千生力军过来，星夜赶到潼关，在前线挡杀一阵，阻住敌军进攻势头，才勉强保得西北军一家大小平安。

蒋冯战争，倒霉的老冯又输了一局，更惨的是还被人暗中摆了一道。

老阎现在已经不会再去看老冯了，就忙一件事：开庆祝大会，庆祝自己加官进爵。

从来是：只见新人笑，哪见旧人哭。

郁闷啊。所有的感动现在都变成了冲动。情知上当的老冯真想一把揪住那个笑里藏刀、口蜜腹剑的阎老西的衣服领口，狠狠地揍他一顿。

但是他现在连村口都出不去，更别说碰着阎锡山的面了。后者的政策是不见也不放，实际上是把他当成了手中奇货可居的一枚棋子——既可用来勒索老蒋，也可用来做挡箭牌，防止西北军对他进行报复。

老冯的感觉，座上客已经变成了阶下囚。

在建安村他的住所附近，房前屋后，村前村尾，每一个肉眼能看到的地方，都有警卫部队在持枪把守。只要他的车子一动，马上就有一大群山西兵围过来，也不硬拦，只是往车前一跪，眼泪鼻涕一起流，让你进退维谷，无计可施。

打骂都不怕，就怕关。老冯一生气，开始绝食了。绝食无效，因为没人理他，苦的还是自个。老冯只好放弃。

在实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他甚至一度打算扮成与自己相貌有些相似的私人医生混出去。

幸亏他没真这么做，否则就比较狼狈和难看了。虽然大多数西北军的人看上去都差不多，但看守眼力再不济，也不至于把整天呆在屋里的两个毛人看走眼。

蒋唐之战

就在蒋冯战争快要收工的时候，老蒋下达了两个命令。就是这两个命令，差点要了他自己的命。

第一个命令，授权唐生智继续追击西北军。第二个命令，调遣石友三去广东，以防范桂军偷袭。

那西北军宋哲元部被唐生智穷追猛打，再跑几步路估计就要吐血而亡了。但就在此时，唐生智却做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动作，放弃追击，回转身去，捋起袖子就朝自己的老板冲了过去。

民国十八年（1929年）12月，蒋唐战争爆发。

宋哲元抓破头皮也没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蒋冯战前，这个人不帮着打老蒋，现在西北军已经大败，合作伙伴也没了，他却自动自发地反了水，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唐生智外号人称“唐僧”，他有自己的一套说辞：我先前为什么不理你（指宋哲元），那是因为你太傲太狂，老子瞧不顺眼，就想要你小子吃点亏，长点记性。

不就是打一个老蒋吗，我用挑时候、选帮手吗？

实际情况是，老蒋的主力这时都在前线狂追溃退的西北军，后方极其空虚，正是趁人之危、杀人放火的最佳时机。

说不要帮手也是假的。唐生智这次玩变脸就找了一个帮手，那就是接到老蒋另一个命令的人——更加反复无常的石友三。

石友三早就是叛变这个行当的老油条了，这次是觉得老蒋有对付他的迹象（也算莫须有），就来了个先发制人（这招小布什当政时常用），提前叛变了。

当下他二话不说，广东也不去了，隔着一条江，树起几十门大炮就狂轰南京，向城里的老蒋示威。

不过闹得再大也仅此而已，石友三充其量只是一个靠叛变混饭吃的家伙，让他直接去取老蒋的脑袋，还真没这个胆。

示威完毕，他就收拾家伙，拍拍屁股走人了。

老蒋的一颗心却还悬在那里，因为这次唐生智起兵，是和广西的桂系部队遥相呼应的。唐生智从北边攻武汉，桂系就从南面打广州。

唐生智从河南起兵的时候，中央军主力一部在鄂北追击冯军，一部在广东应付桂军，短时间内都来不及回撤，眼瞅着唐和尚的大慈大悲掌就要过来了，老蒋暗暗叫苦：武汉要丢。

但是他多虑了。

自从唐生智在郑州发表反蒋通电后，他就一直没挪过窝，既不前进，也不后退，眼睁睁地看着中央军调兵回援。

观者均百思不得其解：这么好的战机都抓不住，唐和尚是不是念经走火入魔了？

差不太多。

“唐僧”人如其名，虽说是保定军校毕业的，也算是有文化有理想的一代新式军人，但他本人却对佛教特别感兴趣，还专门拜了一个扬州师傅，姓顾。此君是个信奉佛教的居士，自称对佛学很有研究，而且能言善辩，搞传销是把好手。说他能把佛祖讲得哭哭笑笑稍微夸张了一点，但骗骗唐和尚肯定绰绰有余。

唐和尚一直把这位顾师傅当个活神仙给贡着，他之所以不急着出兵，就是要让他那个“佛法无边”的顾师傅给他算日子。

本来唐石二人发动进攻的具体时间都已商定好了。让顾师傅把关时，他掐指一算，说不妥不妥，这不是皇道吉日啊。

等“佛教军”重新算好日子发动进攻，已经一下子差了整整二十多天，连黄花菜都凉了，更甭提什么战机。

紧接着，桂军攻广州败了，石友三跑了，这局面怕是连佛祖上来也撑不住了。

这下子，唐和尚全然没有了当初拼得一身剐，敢把老蒋拉下马的雄心壮志，仗也不想打了，转而又开始请教起他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师傅来——如之奈何？

顾师傅战战兢兢地拿出一本测字书让他翻。一翻，翻到一个“道”字。老顾脸都白了，给一旁更加战战兢兢的徒弟分析：道者，大凶也，右首左走，看来当首领的非走不可了。

一个“道”字算是把唐生智给安排了。他垂头丧气地扔下部队，跑到天津通电下野，然后，溜了。

赶走唐生智后，老蒋擦了擦汗，以为这下可以喘口气，消停一会了。

他想的太轻松了。因为潘多拉魔盒已被打开，不久以后，一场席卷中原的超级大战将不可避免，而它的规模，是以前包括蒋桂、蒋冯、蒋唐等任何一次内战都无法比拟的。

连环计

且说冯玉祥被阎锡山关在山西乡下当农民，真个是度日如年。就这么耗了一天又一天，忽然有一天老冯开了窍：既然你阎老西千方百计要算计我，那我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老冯自从下野后，对外一直以闭门读书示人，但实际上也没真正翻过几天书。这次着了老阎的道后，哪里也去不了，除了一个人关着门发牢骚骂娘外，连个唠闲嗑的人都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倒是相信他一定啃过两本书的。

至于书目，老冯自己没有列过。以他的个性和喜好，不大可能是四书五经那类封建糟粕，至于《圣经》，虽然老冯入过基督教，号称“基督将军”，还会拿着水管给士兵做“洗礼”，但你要让他在炕上盘着腿一个字一个字地跟主耶稣交流心得体会，好像也没这个耐心。

有人说老冯看的其实是三国演义，这我信，虽然很野史。

国人所谓“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老冯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亦老亦少，所以我相信他老人家对这两本中国民间真正的“国书”是情有独钟的，而且我认为他看过之后也一定很有心得。

一部三国，讲穿了就是一部大家互相耍阴谋、斗心机的教科书。今天你阴我，明天我阴你，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曹刘孙这三个人就这么变着法子地在舞台上面旋来转去。

如果把老冯自己看成是刘玄德（这应该是传统中每个人参演时都愿意选择的角色），那么老蒋无疑就是那个“白脸奸贼”曹孟德，而一贯善于见机行事的孙仲谋则非老阎莫属。

现在“刘玄德”被困在蜀地（相当于老冯被软禁在建安村），如何脱困呢？

答案并不难，就是像“诸葛军师”隆中对中所说的那样，把“孙仲谋”拉过来，一道对抗“曹孟德”。

可问题是“孙仲谋”已经与“曹孟德”勾搭起来，而且还打得火热，那又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可以由《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来回答：阴他，或曰阴他们俩！

具体来说，就是要想办法把孙曹联盟拆掉，并且让“孙仲谋”认识到，要是不和我们老刘家搭档，你那江东就别指望能保住了。

这里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不管怎样，孙曹两家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盟友的。对孙而言，曹给他封个王，赐点东西，那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以来者不拒，但假使让他发现对方起了坏心眼，竟然要到江东来“狩猎”，那就由不得他不翻脸了，到时候，一个“赤壁联盟”自然而然就会形成。

欲触动孙，必先挑动曹。

一个新的计策在老冯心中悄然成形了。

你还别说谁比谁更坏，都是斗心眼，没点心机成吗？

当然了，再好的“计”，也需要有人来实施。如今老冯根本出不去，为了怕他坐车跑掉，老阎居然还让人在公路上挖了濠沟，放了栅栏。

怎么办呢？

有办法。

里面的人虽然出不去，但外面的人还是进得来的。

就算老冯这是在坐大牢，你也得允许家属探望不是。

当然了，来什么人，说什么话，那都是要接受检查和监视的，在这方面，老阎丝毫不敢马虎。尤其是在有南京政府代表来太原的时候，看守得会比以往还要紧，而如果代表的来头很大，带的礼又很多，那就看得紧上加紧。

好在一紧之后必有一松，南京代表总有走的时候，这时候就要松一些了。只有松的情况下才有机会，因为老冯要等的那个人终于可以混进来了。

这个人递给警卫一张名片，上面介绍他是老阎手下的一个参议官，姓赵。

“赵参议”自称从太原来，身上的证件一应俱备，警卫查不出什么破绽，便客气地让这位京城来的“高官”进了村。

那一阵，老阎虽然自己不露面，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要“关照”一下冯大哥，时不时就要派人过来“看望”一下，因此这些警卫也早就对此习以为常了。反正今天赵参议，明天钱参议，只要是自己人就好。

作为警卫，他们的重点就是看牢冯玉祥，只能进不能出。至于从外面进村的人，如果是太原以外的，特别是西北军的人，那就要上报批准，即使放进去，也得有人负责一步不离地进行监视。

“赵参议”是从太原下来的自己人，当然不受这些限制。

然而他们这次看走眼了。

“赵参议”的确是从太原来的，但他是从天津出发，经过北平，刚刚才从山西大同跑到太原的。

他不姓赵，当然也不是什么老阎的参议官，而是被关在村里的老冯的亲信部下——鹿钟麟。

这位要说了，他身上怎么会有参议官的证件，而且还能通过警卫的检查？

那是民国年间，你只要手里有银票和烟土，还有什么弄不到的，而且很可能除了人不是真的，证件之类都是真的。

这下好，连跟班监听的人都没有，老少二人可以关上门研究了。

鹿钟麟这次是受命而来。至于他是怎么得到老冯命令的，这个其实也并不难，因为老冯就是不能出来而已，来去的人这么多，私底下捎个话还是很容易办到的。

一路上，他的身份不断变换，在天津时，是西北军将领，在太原时，是商人，在建安村时，是子虚乌有的参议官，接下来，冯玉祥又授予了他一个新的职务：接替宋哲元担任西北军代理总司令。

据说，相关任命和这些天来想出的计策，都被老冯用药水亲笔写在了一本《三国演义》上（一说是用米汤写的，我不知道米汤是不是有这样的隐形效果，存疑）。

带着这本意义非凡的《三国演义》，鹿钟麟辞别老长官，回到太原，然后又转车南下，直奔黄河渡口风陵渡。

过了风陵渡，就是西北军的天下。

渡口把守很严，不过那个“赵参议”的行头又一次发挥了作用。鹿钟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平安到达西北军防区。

老冯在西北军中军纪森严，几乎无人敢违拗他的命令。在出示“手谕”后，鹿钟麟马上以代理老大的身份稳住了全军。

接下来，他要遵照老冯的要求，按计行事。

我说过，任何时候，你都不要小看老冯的头脑和智商。在他那看似“粗放”，有如老农的外表下，经常会隐藏着一些缜密而复杂的运思。

以下这个计策就是一明证，一般人也许光想想都会头疼，因为它是一个连环计，大致可分为三个回合。

第一回合：反阎拥蒋。

鹿钟麟秘密派出一个代表去南京找军政部长何应钦。

这个代表属卖狗皮膏药的，见了何应钦的面，当即表示要“拥护中央，开发西北”（西北军那么穷，的确需要开发大西北），并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新理念”——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却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

也不知道何应钦到底听明白没有，但不管怎样，总算听出来是好话。

何部长很欣慰。

那一阵，蒋阎表面看着亲亲热热，其实已经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了，甚至老蒋还对后者起了杀心。

最初的起因得从唐生智那里说起。唐和尚当初准备起事反老蒋，可是一摸口袋，缺银子，这就想到了山西土财主阎老西。于是，他就派人到太原，跟老阎说，要拥他做老大，共同倒蒋，条件是必须承担一部分军饷。

那时候，蒋冯战争已经结束，老阎也不知怎么头脑一发热，算盘珠子一拨，认为这笔生意值得一试，就答应给点钱。

但是几天之后，他却又飞快地改变了主意，转而联合关外的张学良等人发出通电，口号就是：拥蒋讨唐。

老阎一向对钱是算得很仔细的，他当然不能容许自己花出的钱打水漂，之所以发生这样一个让唐生智都感到头晕目眩的转变（后来他只好树“拥汪反蒋”的旗了），是因为一个人竭力劝说的缘故。

蒋介石有一个杨永泰，阎锡山也有一个赵戴文，都是各自的幕中首席。

赵戴文曾做过薄一波的老师，此人在山西时就被称为阎锡山的宰相。自从到南京帮老阎打理内政部务后，他已经发现老蒋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无可取代，那就是一个“真命天子”，阎锡山虽然也是“皇帝”，但那是山西的土皇帝，到全国就玩不转了，说到底就是能在地方上当当王公诸侯的命。因此，赵戴文从既忠于“朝廷”又忠于“主公”的立场出发，希望竭力劝阻阎锡山“犯上作乱”，轻启干戈。

老阎之所以在联冯出兵的问题上一再犹豫，很多程度上也与赵戴文有关。后者一再给他发电报，让他不要轻举妄动。急起来的时候，老头子甚至不顾老阎脸色难看，对他假模假式地要和冯玉祥一道出国的提议也表示赞同。

当冯玉祥的专使到南京，告知赵戴文，冯玉祥主张阎锡山“联唐倒蒋”时，赵戴文当即气得把手上的茶杯都摔掉了，说你们这些人不怀好意，就想拖我主公下水。

正是由于赵戴文的坚持，阎锡山才在态度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这之后，就到了我们大家熟知的蒋阎蜜月期。老蒋任命老阎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使后者一跃成为国内军界第二号人物。

但是没多久，轮到老蒋晕了。

因为他得到情报，原来老阎也动过造他反的心思，而且居然还曾想当这个造反队伍的头，只是被人规劝才临时改弦更张。

老蒋获知真相后怒不可遏：这个白眼狼，竟然忽悠起我来了。还等什么，抓起来！

此时刚刚当上全国军界二把手，志得意满、风光无限的老阎正在郑州主持讨唐军事会议。他没料到，老蒋会暗中发电报给韩复榘，要求后者在郑州将他就地拿下。

不过老蒋也同样没有想到，铁算盘阎老西在偷听别人私房话上面的功夫着实了得。

前面说过了，他有一个外人不知晓的秘密武器——太原电务处，那里面藏龙卧虎，都是一等一的电报侦听和破译高手。

老蒋发往郑州的电文就这样被太原电务处一字不漏地截获并破译。得到报告，老阎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换了便衣，连夜就逃回太原去了。

自从经历过这次郑州惊魂夜后，可把老阎给紧张坏了。

那能不紧张吗，要不是自己养了一群破译电码的高手，就得被别人活逮了。

老阎这时才意识到，好日子快要到头了。他左左右右，上上下下，都仔细盘算了一遍：你说打吧，没有把握，万一输掉可能连本都捞不回来，不打吧，看样子老蒋在整倒老李老冯后，还是放不过自己，明枪暗箭会一个个地来上来招呼。

更主要的是这时候的老阎心也大得很，在一帮反蒋代表的撺掇下，内心里对老蒋很有点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只是一直感到力量不够，时机不成熟，不敢轻易下手而已。

由于始终解不开这个结，老阎就此得了心病，情绪上烦躁不安，相当不稳定，看到杯子就想摔（当然只是想想而已，杯子也是要花钱买的），乃至于到了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好觉，所谓“昼废其食，夜失其眠，终夜彷徨”的程度。

当然了，老阎毕竟还是老阎，属于千年老妖类型的，像他这样是绝不会甘于坐以待毙的。

给你来个绝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

先哭。

做出一副完全服软的样子：我尊你做老大还不行吗，你做大，我做小，你进我进，你退我退。

有人说我要暗害你？还说我在津浦、平汉线进行军事准备？天啊，谁这么缺德的，这种挑拨离间的话你也信啊，真是冤枉死个人了。

我要害你，也不用等到现在呀。当初老冯那家伙对老大你动了坏心眼，我可是一直站在你这一边的呀，那时我不动手，留到老冯歇菜了再动，你想想可能吗？（“当发动于钧座危急存亡之时，不发动于助钧座平乱之后”）

不哭还好，这一哭却把老蒋给哭火了。

装，再装，看我不把你身上那层画皮给你揭下来。

咱们别的不说，就说说你跟老冯的那点事吧。先前，你口口声声说要跟他一起出国，可是根本没兑现诺言（“既约冯玉祥同行出洋于前，反束缚其行动于后”）。然后呢，又挑拨西北军来跟我作对（你以为我都不知道），自己却又躲在后面不出手。

老蒋骂着骂着就上了瘾，刹不住车了。他直指老阎一贯以“礼让为名，争夺为实”，而且缺乏作为“礼让之本”的信义。

要说这老蒋也实在很不够意思，你说事就说事吧，怎么连人身攻击这一套也用上了。就这样，老阎还得厚着脸皮硬挺，被骂了也不敢多回一句嘴，以示“服软”。

但老蒋可没这么容易对付，他要看老阎“服软”的实际行动，连具体要求都提出来了：赶紧实践你的诺言吧，把那个姓冯的给我送出国去，同时大家按照上次编遣会议的精神，继续裁军（当然主要是裁你们的），这样我才能相信你是真的“服从命令”，你以后也不用再担心别人造你的谣了。

老阎的那个“诺言”，是把他自己和老冯一起放在出国名单上的，老蒋虽没明说，但意思明摆在那里，就是要老阎也消失，而且越远越好。

我出国，部队地盘都交给你？怎么想得出来的。

老阎气不打一处来，却又不敢发作，只好再闹。

他给老蒋发了个电文，提出两人一道下课算了，这样大家都不用诉诸“武力”，以便把“国”给“让”出来，予国人一个和平稳定的好环境。

这个在招数上叫做以退为进。因为很显然，老阎自己是肯定舍不得下来的，他也料定老蒋更不愿意。

那好，你要是再逼我的话，我现在就身上绑个炸药包（里面没火药的那种），跟你抱一块，我喊“一二三”，大家一起玩完。

老阎认为，此招一出，老蒋必得让步，孰料对方当的是一个厚黑学方面的高手高手高高手，脸厚心黑的程度丝毫不处下风。

老蒋的回答：

让我一道下课？不可能。你以为我是贪恋国家元首的宝座不走吗，才不是呢。我这是在“革命救国”，而且这是我的义务。作为我个人来说，权利可以牺牲，义务却不能放弃。在这方面，我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决心”的（谁敢动我的位子试试，非跟丫死磕不行）。

让我不要动武？行不通。就如今这种“困顿万状”的局面，不下重手行吗？我不动大棒，你们肯乖乖听我话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句话你们难道都没听说过，还是跟我在这装傻？

下面的这句话就很有些杀气腾腾的味道了：“舍武力制裁外，无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

技穷了。

老阎一咬牙，抖抖索索地爬到桌子上去，双手拉着梁上的绳子——他要上吊！

这当然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正式的说法是老阎要自己下野。

你不下去，那我下去。

一帮人抱住他的大腿，哭的哭，喊的喊，让他千万不要如此想不开。这批人有反蒋的，也有劝架的，文有胡汉民、谭延恺、王宠惠，武有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反正该来的都来了，该表现的都表现了，每个人脸上都是一副既同情又愤怒的表情。

同情是对做势要下野的老阎，愤怒是对逼人太甚的老蒋。

人都到这地步了，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负责？！

然而老蒋是何等样人，这种要死要活的腔调完全吓不住他。他把手袖在口袋里，只是冷笑着不说话。

军政部长何应钦替他把话说了出来：玩上吊？太假了吧，求求你别再这样埋汰人好不好——

如果阎锡山你诚心要下野，那就发个电文，直接出国休养去好了，不要弄得满城风雨，上上下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然了，如果你其实并不准备下野，还想继续“为民服务”，那就老老实实地“拥护中央”，“临崖勒马”。

一听这话，老阎马上自己从桌子上下来了。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就在蒋阎之间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老阎的“赵宰相”从南京赶到了太原。

两人吵得这么热闹，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赵戴文又岂能不知。据说他在南京的时候就急得连觉都睡不好，多次公开说，我这么大年纪了，实在不想看到再打内战啊，要是再打内战，我索性投江自杀算了。

这话，老阎听到了自然不高兴。什么意思，难道是我想打内战吗，是老蒋在逼我好吧。

赵戴文这次到太原来，还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当着老阎的面气哼哼的：你真的想造反啊，不能让老百姓过两天太平日子吗？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老阎没反驳，只是纠正了一个词：老先生，是“讨蒋”，不是“造反”。这是大家的意思。

赵戴文马上就明白老阎说的“大家”是哪些人了：你怎么不明白，那都是些乌合之众，不是流亡政客，就是失意军人，他们有好处就上，有坏处就躲，打仗怎么可能是“朝廷”的对手呢，你如何能听他们编的鬼话？

老阎沉默。良久，站起来说了一句话：先生被蒋介石收买了。

赵戴文万没想到自己“主公”会说出这样的话，不由呆若木鸡，只得流泪掩面而去。

其实，老阎并没有赵戴文以为的那么有胆，他对“造反”或者说“讨蒋”的信心也不是特别足，但既然“大家”都认为他有君临天下的潜质，要他就这么轻易放弃实在很不情愿。

现在唯一能让老阎觉得安心的，就是自己手里始终牢牢地抓着一个老冯，而控制着老冯，也就等于间接控制住了最让老蒋忌惮的西北军（相比之下，那些反蒋代表，特别是文人和政客代表确实不值一提）。

老阎相信，只要这一点能得到保证，老蒋再怎么咄咄逼人，也不敢轻易对他动刀子。

铁算盘估计的没错，老冯下落不明，西北军的态度就不明朗，而这些始终都让老蒋不敢真对这位山西土皇帝下手，怕冯阎两家联起手来对付他。

正因为如此，鹿钟麟派出的这个代表的一番表白，让何应钦真有喜出望外之感。

本来中央收拾阎老西还心存顾虑，既然西北军表明了态度，而且肯上阵和我们一起打，那就再好不过了。

何应钦当即承诺：只要你们铁了心反阎，马上就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

先跟东家打好招呼，再找下面的杀手就容易了。

第二回合：借鬼打阎。

鹿钟麟随即联系韩复榘、石友三这两位过去的老同事。

这时候韩石都挤在河南，这地方也是个有名的穷地方。两人才刚刚从西北跳出来，马上又落进了另一个穷坑，心里都十分懊丧，脱贫致富的心急切得很。一听说要联合去打阎锡山，脑子里立刻想到了“人说山西风光好”，马上答应下来。

毕竟同事一场，分蛋糕竟然还能喊上我们，实在很够意思。

只两个回合过去，主动权已完全到了老冯这一边。

如果事情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连环计的第三回合都不用再拿出来了，因为老冯现在已是稳坐钓鱼台。

先倒蒋，再反阎，固然解恨，但先反阎，再倒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这时候意外发生了。

鹿钟麟联系韩石时发了好些电报，而这些电报中的大部分都被老阎的那些“听风”“看风”高手们截获并破译。

电报这东西好是好，可是一旦泄密就不得了。

一看到译出的内容，老阎的汗就下来了。所谓玩火者必自焚。若像电报中所说的那样，蒋冯韩石联合攻晋，则山西难保矣。

他很清楚：被他一直关在乡下、受尽冤屈的冯玉祥极可能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谋。

到了这步田地，要再不改个戏段子唱唱就相当危险了。

可是你把人家关也关了，冷落也冷落了，抛弃也抛弃了，现在就是想回头，也很难拉得下这张老脸。

不管怎样，得先想个办法摸摸老冯的底。

此时鹿钟麟按照老冯的谋划，一面暗中组织和联络反阎力量，一面却还在从表面上忽悠老阎。

他派人到老阎的大将商震家里去做客，席间大谈如何进行阎冯合作，把老蒋给搞下去。正谈到兴致勃勃的时候，忽然有人拍案而起：还有什么谈合作的必要？！

此人是太原方面的一个高官，他说的话让在座诸人都大惊失色——

不用谈合作了，因为没什么好谈的。

为什么不好谈呢，因为你们西北军在“卖假药”，而“假药”卖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占领我们太原。

这个时候，除了高层极少数几个人以外，包括西北军和晋绥军方面，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不能说出口的秘密”，因此此人话一出口，无异于是在房间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鹿钟麟的代表当即予以矢口否认，并追问说这话到底有什么根据。

对方从鼻子里哼了两声：有没有根据，你们还是自己到建安村去问你们的冯大帅吧。

代表一回去，就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鹿钟麟进行了汇报。后者情知事关重大，马上派人去建安村求见冯玉祥。

这次建安之行，当然是一无阻碍，顺顺当当就见到了老冯。

老冯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老阎让人放出来的风。

因为谁都知道，如果没有这位土皇帝授权，任何一个太原高官都没有胆子随随便便地做新闻发言人，何况是如此重要而秘密的消息，哪怕是私下的。

这是要探我的口气啊。

既然这事已瞒不住老阎，那就得摊牌了。

对于老冯来说，先反阎还是先反蒋，现在又成了一个问题。

他最后作出的回答是：反蒋，而且坚定不移。

原来准备搁置的第三回合招数终于还是派上了用场。

第三回合：联阎倒蒋。

老冯让人给阎锡山带话。

首先是说这件事事先我完全不知道（村里连只鸡都跑不出去好吧），其次是表明立场和态度：我恨透老蒋了，一定会和你合作，誓与老贼斗争到底。

撇清关系后，老冯也没忘记来点威胁和恐吓：现在事态紧急，你得放我回去做西北军的思想工作。要不然他们就要乱来了。

为了让阎老西下决心释放自己，他还设身处地来了个倒退法，表示：如果你不相信我，顶多就算我带领西北军来打山西了，你也没多大损失。

言外之意是自己早已失去了作用。你扣我就等于扣了一废物。

得到老冯的答复，老阎反应也够快的，立刻准备坐上长途汽车去看自己兄弟。

此时赵戴文已回到太原，他闻听阎锡山此行是要释放冯玉祥，顿时脸色大变，一个劲地追问：你真的要放他吗？你真的要放他吗？

因为他很清楚，这就意味着他的“主公”将和老蒋决裂，真正和老冯站一起去了。

老阎叹了口气：一定要放，不放不行了。

赵戴文见事情已无可挽回，一时老泪纵横，颇有一种祸不远矣的哀伤。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27日，阎锡山再至建安与冯玉祥会面。

两人很久不见面，但是这一见面同样抱头痛哭。

不管哭得怎么惊天动地，有一件事两人心里都明镜似的：在反蒋这件事上，现在大家又都成了一根绳上跳的蚂蚱，而且绝无退路。

老阎首先向老冯道歉，说自己在两件事上对不起大哥。

一是老冯刚到太原时，没有马上起兵反蒋，不够意思。

二是宋哲元起兵时，没有及时响应，太不够意思。

既然口口声声“不够意思”，那就免不了要做点悔罪表示。

在港片“古惑仔”系列中，扮小流氓也扮得酷劲十足的“郑伊健”被指做了对不起兄弟的事，于是他便当着众人的面，拿起一把点燃的香头顶在自家胸口上，用这种自残的方式取得了别人的谅解。

民国时代的江湖，虽然某些时候也跟黑社会打斗没有什么两样，但好在大家都是体面人，一般情况下没玩得这么吓人的，即使赎罪也大多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止于嘴皮子上的功夫而已。

这一点，东北“忽悠大王”赵本山赵老爷子向范大厨师的忏悔语录可以作为标准模板：

你打我两下——你下不去手；

你骂我两句——你张不开嘴。

反正你原谅我也来了，不原谅我也来了，原谅不原谅我都带着诚意扑面而来！

老阎当时就是这么跟老冯“忏悔”的：

大哥如果对小弟我仍不谅解，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表心迹——你肯定不会让我死在你面前的吧；

我现在就放大哥回去，大哥如果回去以后，还要带兵打我，那我决不还击——你肯定不会带兵来打的吧。

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必须搭配生动表情的。这个当然也难不住老阎，从见到老冯那一刻起，他可一直就是眼含热泪的。

对方负荆请罪，老冯就得扮好蔺相如的角色，当即捂住了老阎的嘴，因为按照规矩，如果一方不阻止的话，另一方是一定要不停地把“狠话”说下去的。

老冯表示，从前的事都是一场误会，现在既然误会消除，就应该办好正事，联手倒蒋。

看到老冯能这么深明大义，老阎立刻作出承诺，表示今后在倒蒋的行动中，山西方面不仅会精兵尽出，还将一手包办西北军的后勤供应，而且晋绥军吃什么，西北军就能吃什么，两军享受一样的待遇。

为了让老冯相信他这次不是忽悠，老阎当着面就先给了老冯一笔厚礼：现款20万元（一说为50万元），“花机关”（即手提机关枪，当时属于太原兵工厂的专利产品）200挺，面粉2000袋。

这一出手，两人又是一阵泪花直流，并且决定在以前已经盟过誓的基础上，再盟一把。

为什么过去那么庄重的誓言总是成空？无它，还是客观的宣誓仪式没做好，所以再搞一次绝对是有必要的：先唱“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再割破小手指滴血验证。

这次由于相信老阎再无反悔余地，老冯决心很大，那是发了狠非跟老蒋决一雌雄不可的，意志是少有的坚定，颇有一股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气势。

两人先是手拉着手从建安村回到太原，然后在太原召开了倒蒋会议。开完会，老冯就动身去陕西发动西北军。临走前，为了让老阎放心，他还一咬牙，把妻儿老小都留在了太原。

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8日，冯玉祥由太原秘密回到陕西，2天后到达潼关，从而结束了他在山西的软禁生活。

回去后，老冯马上召集高级将领开会，表示要联阎倒蒋，还郑重其事地宣传了一下这样做的伟大历史意义和深远现实意义。

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完了，下面却反响平平。

除了一个师长（还不是老冯最欣赏的）发言拥护外，其他人都做了闷嘴葫芦。任凭老冯怎么点拨，愣是没一个开口响应的。

散会后这些人议论纷纷。

有的说，我家先生（冯玉祥）是不是被阎老西灌了什么迷魂汤，给弄晕了。我们吃了山西佬这么多亏，上了他们这么多当，怎么还能和他们去搞联合。

还有的则大惑不解。不是说好蒋冯韩石联合起来，直取太原的吗，怎么说取消就取消了，这不是折腾人吗。

就连鹿钟麟本人也有点想法。

作为“驱阎取晋”方案的具体执行者，他虽然明知道这其实原本是一个“激将法”，但真正做起来后，却越做越有味道，自己也觉得欲罢不能，开始弄假成真了。

现在眼看方案都已成熟，老冯又要让他一下子扭过来，他感觉很不适应。

当时鹿钟麟的一个幕僚曾对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的前景做出过一个相当悲观的评估，那就是胜亦可，败也罢，都毫无出路——

胜，老蒋可退至长江，凭险据守，一旦僵持不下，冯阎的合作就难以稳固，到那时，西北军既要防着老蒋反攻，还要留心晋绥军突然从背后反戈一击，可以说是腹背受敌；

败，那就更惨了，老蒋这次是无论如何不会放过我们了，甚至于西北军要想再退据关中都不可能（后来果然应验了）。

对幕僚的话，鹿钟麟深以为然，可他又不敢当着冯玉祥的面表示反对，只能服从命令跟着干。

老冯在西北军中向来是以家长自居的，当手下这些将领都是他的儿子孙子。一言不合，不管身份官阶，轻则赶到门口去喝西北风，重者就要罚跪。

据说有一次，吉鸿昌不知道做错了一件什么事，他当即打了个电话过来，命令：“你给我跪下！”。

吉鸿昌没有办法，只好拿着电话机跪下。

那时候视频电话还没发明，老冯怕他做弊，竟然追问：“你真的跪下了没有？”

当着一屋子的手下，吉鸿昌赶紧一本正经地向他报告：“总司令，我真的跪下了。”

这才算完。

韩复榘投蒋后为自己辩解，说他并不是贪老蒋那点银子，也不是忘恩负义，是老冯真不把他当人看了，他才跑的。

韩石走了以后，老冯的脾气不消反长。包括鹿钟麟在内，部下在他面前连喘口大气都不敢。至于要指望老长官朝你扔根香烟，跟你套套近乎，拉拉家常什么的，那更是痴人做梦，连想都不用想。

老冯认为，联阎倒蒋是我决定的，你们就得照着做。能跟你们打个招呼，那是给你们面子。怎么着，还想不干，反了不成？

调兵遣将，全给我把队伍拉上来，而且一个也不能少，谁都不要想保存实力。

赢了，就到江南去组织新政府，输了，和老贼同归于尽。

老冯这回是真豁出去了，他把自己前前后后的霉运一股儿都算到了老蒋头上，誓把反蒋斗争进行到底。

反蒋大联盟

同一时间，老阎这边也在积极准备。

所谓准备，其实也就是要花钱了：给自己的部队发钱，让部下去打仗；给别人的部队发钱，请人家帮着打仗。

这时候的老阎，已经被各路反蒋力量内部尊奉为“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那是要跟南方的另一个“总司令”老蒋对着干的，麾下可供调配指挥的人马当然是越多越好。

不过能不能达到目的，就得看孔方兄的本事了。

特使出发了，目标还是原西北军的那两个“虎将”：韩复榘、石友三。

阎老西素来以算盘打得精著称，属于那种“鸳鸶腿上割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的人。不过这回他也知道，此番非比寻常，关系到自己能不能在山西这块地盘上待下去的问题。因此在出发前，口头表示只要能把事情搞定，特使可全权处理，也就是说该花钱时可以花。

这年头办事不容易。有了阎长官这个承诺，特使就放心上路了。

在西北军中，韩复榘向称儒将，还是有点头脑的。年轻时那也是眉清目秀，像个书生，与若干年前的少年张作霖好有一比。

他对形势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要他驱阎取晋，他干。

无它，有把握啊。你就看前有西北军，后有中央军，联起手来打一个晋绥军，那真是十个指头捏田螺，十拿九稳的事。

但要他联阎倒蒋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因为他认为冯阎合起来也成不了什么大事。

老冯倒是打仗还行，但对政治并不是很懂，偏偏又喜欢参与政治，结果往往弄得一地鸡毛。老阎虽然懂点政治权谋，算得上老奸巨滑，却又是一个典型的山西老财主，只会算小帐，不会算大帐，充其量也只能守守山西那一亩三分地，要想争夺天下，那就差得太远了。

再说老蒋待他不薄。早在投蒋前后，蒋介石两口子就曾亲自陪他吃饭，席间不仅敬酒夹菜，更张口闭口恭维他为“常胜将军”。投靠中央后，老蒋私底下还称其为“宝贝”。虽然听上去有些肉麻，但惜才爱才之心仍然溢于言表。

这与他在冯玉祥手下非打即骂的境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古往今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儒将韩复榘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决定死心踏地跟着老蒋干下去。

与韩复榘相比，个人的判断和标准，石友三也有，而且绝对唯一不变。

那就是钱。

阎锡山的特使一说到组织“反蒋联盟”，他就做咬牙皱眉状，一边眼望青天，一边连声叹息：

老贼作恶多端，当天下共讨之，奈何无力回天啊……

特使懂了，这就是要他助一臂之“力”了。

有了出发前阎锡山给的尚方宝剑，特使胆也壮，当即说，如果是军饷，贵军不用担心，我们山西方面自会全力支持。

多少？80万。

石友三高兴了，连声称好，冲着那即将到手的80万，又狠狠地表示了一下决心。大家这就算谈拢了。

西方人看中国的军阀大战，一般有三种角度。

第一种是普通看客。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讨伐明天下野，不看不知道，东方真奇妙。

第二种是军火商人。淘汰军火何处去，这是一个问题。有了中国客户，这个问题就全解决了。

第三种是报社记者。打仗靠什么，枪？炮？都不是。

请教中国人，他会告诉你，是袁大头（银元）和烟土（这东西当年比银元还硬通呢）。

在中国采访战争，根本就不用冒上战场的危险，只需定点蹲守那些有名的烟馆和上档次的妓院。然后什么料都有了，战争娱乐，要闻秘闻，内幕黑幕，应有尽有。

今天采访伊拉克、阿富汗的那些记者，你们就眼红吧。

没那个命啊。

事情办妥，特使很兴奋。一回到太原，就把好消息报告给了阎锡山。

原以为领导就是不搞物质奖励，也得口头表扬两句。没想到老阎一听到那个“80万”，脸上立刻阴云密布。

心疼啊。

把人家老冯整成那个样子，一冲动也只不过才掏了20万，事后还被折磨得一整晚都没睡得着觉。你一个特使，眼睛眨都不眨，就许给人家足足四倍的价钱，想败家啊你？

他忘了是自己亲口答应下属可以自作主张的了。

那边石友三却从来没有忘记“80万”。

真是朝也盼来暮也想。多少天过去，竟然一个子儿都没能拿到。

其实事情明摆着，人家不想给这么多钱，那你不干不就得了。

但这位石兄不是凡人，他是靠两片嘴唇生活的人，一个嘴唇顶天，一个嘴唇顶地——基本不要脸了。

你不主动给，我就主动派人来催。

来催钱的人跑到太原，阎锡山躲着不见。他实在舍不得掏银子，一想起来就挖心掏肺地难受。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作为“债主”的石友三得知真相，大为光火，气得连桌子都差点被他掀了。

人说山西风光好，其实老阎最抠门。你们让我勒着裤带，饿着肚皮去反蒋啊。老子不干，你们自个去死磕吧。

眼看“反蒋联盟”有组不起来的危险，众幕僚和将领们都急了，赶紧劝说老阎，切勿因小失大，再说都答应人家的事，怎么着也得给上一点，不然就会殆笑大方了。

万般无奈之下，阎老西总算松了口，决定为反蒋事业做出伟大牺牲，最终紧紧巴巴地掏出了30万。

石友三这才勉强答应加入“联盟”。

除冯、阎、石外，李宗仁、张发奎那也是当仁不让的反蒋铁杆，思想工作都不用多做，就已经在南方遥相呼应了。

形式看上去非常有利。因为“反蒋联盟”正在以滚雪球般的速度不断扩大。

参加“联盟”的，除了军棍，还有党棍。

在国民党内，两个老牌反蒋社团——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本来也是政客相轻，彼此看不起对方的。但由于两派都受到老蒋数年如一日的打压，深感这样下去绝无出路，于是尽弃前嫌，要合力对抗老蒋。

在阎锡山电请之下，各派会聚北平，千年老二汪精卫被奉为领袖。他们弃南京方面不顾，干脆另立了一个政府和中央。

反对力量的风起云涌，军棍党棍的南北携手，让见惯大风大浪的蒋介石也倍感压力，预感到大事不妙了。

一段日子以来，由于太过得意，他差不多已经淡忘了那句老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元朝末年，有人曾向起事后风光无限的朱元璋提出了一个很有远见的建议：缓称王，广积粮。

天下第一的交椅岂是那么容易坐的。敢过把瘾，提前称王？说不定，没几天就会被其他人一顿王八拳给揍成烂泥。

历史上此类教训不胜枚举。

只有最能隐忍的人才能凭借积蓄起来的力量笑到最后。

现在你老蒋来个党政军一把抓，又是编遣，又是整人，其他兄弟还要不要过了。要知道，当初大家伙可都是跟着孙文出来闹革命的，打倒一个旧军阀，建成一个新军阀，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凭什么好处都让你老蒋一个人占了。不服啊。

于是，大鬼小鬼一齐上，要斗一斗老蒋这个活阎王。

起事之前，照例还是要先打打电报战，骂骂阵的。

军阀战史看多了，你会发现，交战双方使用电报的频率有时跟子弹差不多。上台要发，宣战要发，打赢要发，输了也要发，总之，那会如果你不会发电报，就跟如今不会在论坛发贴子一样，是混不下去的。

作为三巨头的阎、冯、汪各发了一通颇能代表个人特色的贴子。

老阎的贴子转弯抹角，引经据典，从君主专制，到民主政治，又讲到党国政治，到最后就一个意思：枪是我的，我的动也动不得，你老蒋想收走，纯属白日做梦。

老冯就没老阎这么多弯弯肠子了。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从南京发了一个电报给他，劝他不要对蒋动武，一下子就把老冯给惹火了。

他亲自写了一封复电，内容堪称惊世骇俗。

特摘抄其中精彩句子如下：

“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吴稚晖时年六十五岁，老冯抬举了他一把，称其五岁开始就闹革命了，真乃革命神童。

至于“苍髯老贼，皓首匹夫”，那是有历史典故的。当年诸葛亮骂死老王朗用的就是这一段。

骂人不带脏字，而且能够通过电报这样的文明形式来表达，老冯也算是独一份的了。

说起来，这吴稚晖可是民国一老怪，据说骂起人来也是六亲不认，被他骂成“猪狗”都算最轻的。不过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遇到老冯，歇菜了。

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性的当然是汪精卫先生的大作。

一直在政府里面混的老汪，对官场上那些见不得光的大事小事可太熟悉了，一下笔便扬扬洒洒，什么受贿、腐败、独裁、专制，总之是什么脏，就捡什么往老蒋头上套。

电文发完，一个万恶的老蒋便新鲜出炉了。

经过一番发贴、顶贴、刷屏之后，批判的武器眼看用得差不多了，接下来上场的便是武器的批判。

逐鹿中原

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1日，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全面展开。仅仅两年之前，国民党还刚刚从北洋军人那里夺得了天下，一转眼，国民党内部自己又为可怜的那点家产争到你死我活。

事实证明，只要对外的警报稍一松懈，内斗几乎是一定的，而且往往还是超规模的。

面对这样以寡敌众的大战，“首席军师”杨永泰自然要从中参与筹划。

他这次向老蒋献的计是“两弹一星”。

两弹者，银弹、空弹是也。银弹就不用说了，在前期瓦解西北军时已见奇效，不过在中原大战中却将得到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发挥和运用。空弹则是老蒋拥有，而反蒋联军缺乏的军种——空军。

一星不是人造地球卫星，而是指张学良的东北军。有他们帮忙，足以改变眼前以一敌二甚至敌三敌四的劣势局面。

在“反蒋联盟”的最初通电中，张学良是同冯玉祥、李宗仁一起被封为“副总司令”的，但他本人并未宣誓就职，而东北军政当局也实际处于中立观望状态。

在某种程度上，此时的张学良更像是蒋桂战争时的冯玉祥：只要他压在秤砣的一头，另一头就得高高地跷起来，值老钱了。

在老蒋的排兵布阵中，力量最强是刘峙领衔的陇海线，因为帐下集结了中央军的精锐，老蒋最能打的部队都在这一路。

最弱的是何成浚主防的平汉线。

老蒋拨给何成浚的部队尽为杂牌军队。既然是杂牌，那战斗力肯定不咋的，其次，也是最吓人的——他们的立场通常摇摆不定，随时可能化友为敌，跑到对方阵营里去。

当时左中右三条战线中，陇海线居于中央，津浦、平汉只是左右两翼。因此陇海线最为重要，得失与否关乎全局。

按照田忌赛马的理论，很多人都意识到，老蒋怕是想放弃平汉，专攻陇海线了。

这也没办法，你手上就那几张牌，要想都打赢，哪有那么好的事。

他来自江湖

在前面的种种历史事件中，何成浚其实也出过场，只不过一直是个跑龙套的，而且是个死跑龙套的。

为什么说“死”呢？因为老蒋让他去的都不是什么好地方。

“济南惨案”之后，日军熊本师团在济南一直赖着不走。国内舆论反响很大，老蒋要应付舆论，便派何成浚去济南进行交涉。

何成浚吓了一大跳。日军野蛮众所周知，此前山东的外交人员就被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杀了个净光。在毫无部队保护的情况下，自己独闯虎穴，岂不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尽管内心不愿意，但老板的指令却不得不从，何成浚只好硬着头皮上路了。

到了济南，果不其然，日方根本就不跟他探讨什么外交事宜，二话不说，拿出事先拟好的条约就让他在上面签字。

他一看，脑袋嗡地一下，人都站不住了。只见上面一条条都是不平等条款。这要签了，就是不被日本人打死，回去以后也得给国人骂死。

反正都是死，他一闭眼，选择了前者，以自己并无签字权为由加以拒绝。

日军见状便把他关进大牢，并威胁要处死他。后见他抵死不肯签字，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才予以释放。

之后何成浚还去过东北，劝说张学良接受“改旗易帜”主张。东北的情形那也是一日三变，而老蒋对易帜这档子事又急不可耐，他只好在南京和沈阳两边不停地跑来跑去，累得够呛。

所以，说他是个“死跑龙套”的一点也不过分。

讲到这里，你一定会以为何某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务员，或小参谋之类的角色。

错！

何成浚的资历，说出来怎一个“老”字了得。

他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的时候就跟着黄兴闹腾了，并且长期担任湖北省省长，人称“湖北王”。

何成浚还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正牌军人。但在中原大战前，他其实跟军队这个名词没什么关系，甚至连一场小仗也没单独指挥过。

但是他有一个别人远远无法企及的才能。

为了不屈才，老蒋这次下定决定，不让他再跑龙套了。

“跑龙套”拿掉，只留下了一个“死”字。

带着那帮杂牌去跟西北军打，还不就是一个死字。

几乎所有人都会这么认为，因为直到出发时，何成浚身边仍然没有一兵一卒。

到了平汉前线，他发现局势远比自己原来想像的还要糟糕。

前任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由于担心与西北军接仗后，部下会思想不稳定，再倒戈到老主人那里去，所以等不及与何成浚交接，就急急忙忙带着部队往山东去了，结果导致豫北门户大开。

西北军兵不血刃，就顺利地拿下了郑州、洛阳、开封等多个重镇，接下来随时可以越过许昌城，直捣何成浚的总指挥部。

何成浚手头能用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杂牌。

这些杂牌都有各自的具体情况，但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既非老蒋的嫡系，也不是何成浚曾经的部下。

牌是不少，可是拿着这些牌在手上，谁的心里都没着落。因为保不准——

保不准哪天他们就会跑到对方阵营里去，保不准哪天他们会不听你的指挥和调遣，保不准哪天他们甚至会把你的脑袋也割下来送给敌人……

谁都喜欢嫡系，不喜欢杂牌，不是没道理的。

至少你得晚上睡个安稳觉啊。

最让人尴尬的可能是主将还没来，这帮小子已经跑了，让你变成一个标准的光杆。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相反，得知主帅是何成浚，这些杂牌军的头领们个个欢喜雀跃，像过年一样开心兴奋。

不为什么，就为何先生早已名声在外。

何成浚，江湖人称小孟尝。

《水浒传》里面，但凡哪位好汉知道眼前这个黑大汉就是宋江，再牛的牛人都要倒头便拜，呼为哥哥。

宋江的绰号叫做“急时雨”，意思是你有什么急事，只要找到他，准帮你搞定。

出来混，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当大哥的料。

在花钱方面，蒋介石堪称大手笔。但老蒋这个人受儒家文化毒害太深，最讲究礼数，而且个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平时看上去非常严肃，别说杂牌军的这些土匪头子见了怕，就连他嫡系的黄埔学生跟他说话时都得规规矩矩。

可是何成浚不一样，他有黄兴一样的资历，老蒋一样的手笔，宋江一样的热心，却没有这些人的霸气和架子。加之他三教九流什么都交，吃喝玩乐无一不会，使得社会上的朋友特别多。

某种程度上，他有些类似于文化界的胡适。

对于文化人来说，“我的朋友胡适之”是一句非常有面子的话。同样，对杂牌军来说，“我认识何雪公（何成浚字雪竹）”也相当于一块金字招牌。

早在中原大战前，何成浚在跑龙套之余，就牛刀小试，干起了猎头行当，而且只猎一种人才：杂牌部队。

因为那帮小喽罗公开放出话来：只要何雪公说一句话，我们就过来。

甚至有的说：我们只认何雪公。

杂牌归杂牌，可也不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朝廷有没有诚心招抚，颁圣旨都没用，人家只看防伪标志，而这个标志就是他何成浚何先生的一张脸，甚至是递过来的一句话。

有位军头都已经过来了，听说老蒋要召见他，感到圣心难测，也不知道此去究竟是福是祸，又不敢不去。

去之前，他提出一个唯一要求：我得先见见何雪公，那样就算出事，我也甘心了。

老蒋是靠枪杆子出来的，对军队最为敏感，你让他辞职下野都没问题，但要跟他抢枪杆子，那他非跟你急眼不可。

然而他从没疑心过何成浚。

因为这个人从未练过兵，也从没有属于自己的部队或地盘，甚至跟老蒋的那些嫡系正规部队交往都不多。

民国时代，像何成浚这样的军人，非常少见。

有点资历的谁不想着去占个山头，拉几杆枪，混个“司令”当当？哪怕是草头的。

实在没本事，投到老蒋门下，凭个老“士官系”的名头，当个黄埔教官准没问题，须知那也是当年比较流行和时髦的一件事。

可何成浚连黄埔的门也没进去过。

一个辛亥年间就出道的老牌军人，除了爱跟杂牌们厮混外，其它一无追求，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彻底的娱乐精神！

西线无战事

集结在平汉一线的这些杂牌部队，本来都满腹怨尤，情绪大得不得了。

作为杂牌，当然享受的都是杂牌待遇。平时没好吃没好喝，装备待遇上远远不及老蒋的嫡系。

这也就罢了。反正当年投你，也就是为了在你老蒋的树荫上避避风雨，乘乘凉，有口饭吃就行了。没指望你能把我们当亲儿子看待。

没想到啊没想到，现在竟然把我们放到最险恶的地方来了，要让我们啃最硬的骨头。

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跑，却从来没让马儿吃过一根青草。你以为我们傻的。

大不了散逑。

一些人仗还没打，就先脚踏两头船，一边问老蒋催要军饷，一边背地里给老阎和老冯写信抛媚眼。

这里面就有早些时候从西北军投蒋的杨虎城。

老冯对背后拉人这一套素来不在行，属于只会收钱不会花钱的兄弟，而且他现在也确实没什么钱。自己军饷还得靠老阎接济呢，哪有多余银子孝敬你们。

再者说，老冯虽然自己是个倒戈专家，但不等于他可以认同别人倒戈。事实上，终其一生，他对从西北军中倒戈出去的人都可说是切齿痛恨——一帮背叛师门的不孝子孙，从我门里出去就别想再走着回来。

老阎倒没老冯这么一根筋，对老蒋的这些杂牌们“想过来”的愿望也表示热烈欢迎。但他却有自己的命门。

那就是极其吝啬小气，撒点银子似乎比割他肉还心疼。

对方送信的冒着风险跑过来，他充其量也就肯给人家报销一点公共汽车票，连打的费都舍不得掏。就这，他还记挂着要把那报销的车票钱给赚回来呢。

对信使的要求倒是特高：回去后务必做通你家主公的思想工作，最好是今晚就把部队给我拉过来。

这人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敢情我都是吃你家饭长大的吧。

自然，回去后别说没什么好话了，不骂他老阎的十八代祖宗就算不错了。

杂牌们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突然听说“小孟尝”何成浚驾到，那真是有喜从天降的感觉。

拉着双手我泪满眶，亲人啊，你终于来了。

何大人果然也不负重望。他一路北上，既没带枪，也没带炮，连援兵都没带一个。但是他从老蒋那里给大家带来了朝思暮想的东西。

见过各位老兄老弟后，这位三军主帅绝口不提打仗的事，就连眼前严峻的战场形势似乎也跟他横竖不搭界。

他要在西线生产快乐，把银弹战术升华到一个更高境界。

要银子吗？给！

老爷我兜里别的没有，有的是银票。

想升官吗？给！

空白的委任状一大打，想填什么填什么。

至于喝花酒，抽大烟，方城战（打麻将），尝名菜……

那更是没说的，不仅亲自筹备，还亲自参与，坚决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到底。

对这些平日里谁也不待见，饱受歧视和冷落的杂牌们来说，何大人简直就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活菩萨。

不管今后如何起起伏伏，经历怎样的升沉荣辱，这样的幸福生活，他们这一辈子恐怕也难以忘怀。

可不，出来混，拼死拼活，还不就是图的这个吗？

民国的花边新闻编得更离谱。报道说从武汉开往河南整整一列火车，里面装的全是汉口的风尘女，基本上把江城有点模样儿的全给一网打尽了。这才有了“三千佳丽上前线”的说法。

夸张是夸张了点，不过西线主帅何成浚在这件事上确实是比较认真的。

他在前线设立了个俱乐部性质的“军人之家”，凡团级以上军官都可进去“乐呵乐呵”。里面内容也相当精彩，什么名厨大师、云南烟土、青楼名妓，总之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应有尽有，想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

按照一般看法，大敌当前，还敢歌舞升平，准保被别人打得个稀里哗啦，满地找牙。

可是出乎绝大多数看客的意料。

不管其它战场如何风声鹤唳，平汉前线就是固若金汤。

在这其中，何成浚本人没花什么大力，更没出什么奇谋，连兵都没怎么带过。说他是军事主帅，不如说是后勤部长兼招待所所长更贴切。

反正就是打仗的事他不管。

他不着急，自然有人替他着急。这就是那些过着幸福生活的杂牌军头们。

原先谁赢谁输，其实都无所谓，无非是名义上换个老大而已。现在不同了，要是让西北军打过来，眼前的种种“幸福”转眼间就会化为乌有。

那样别说对不住人家何大人，首先就对不起自个。

拼了，豁出去也得把幸福保住。

西北军虽然凶猛，但也怕不要命的。杂牌们这么咬牙切齿地一发狠，还真把他们给吓住了。

反正当时的主战场也不在平汉一线，双方就都这么僵在那里。

这件事表明，群众不是没能耐，关键还是他的积极性有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何成浚何大人性格还很豁达。既然大家都没仗可打。那好，来来来，到我们这边来，只要大小是个官，吃喝嫖赌抽，我这里都管个够。

西北军都穷惯了的，平时连喝口粥都难，哪里吃得消这种糖衣炮弹的腐蚀，再说对方还有言在先：不谈立场，不谈倒戈，更不谈打仗，兄弟们在一起，没别的，就是图一个开心。

开心完了，想回去就回去，什么时候又想来玩了还照来，门票全免。临走时，考虑大家都不容易，还每人发一叠袁大头带走。

这种好事谁不干？谁不干就是脑子被枪打了。

现在不仅杂牌军说何成浚好，连西北军那边提起这个人，也是直翘大拇指。

于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西线无战事，有的只是友谊和欢乐。

陇海线上却已经打得火星直冒了。

在这个双方都很看重的主战场上，中央军开始面对的对手是晋绥军。

本来说好了陇海这方面是冯阎两家一道上的。但老阎以反蒋总司令的身份，让老冯去管西线，陇海线由他晋绥军包打。

算盘拨得那是真精：通过这条线，可以长驱南下，抢先占领南京！

晋绥军有一个特点，叫做善守（傅作义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反过来说，就是不会攻。

说是要打到南京去，晋绥军却把大部分力气都花在了修工事上面。不为别的，就为这个他们在行。

工事修得确实不错，颇有专业水准，中央军愣是攻不过来。但老蒋这个“保定系”与半个“士官系”（未读完）的双料毕业生可不是白给的，见正面攻不进，他就命令部队从右翼圈子绕过去。

这样一来，再好的工事也只能白搭。晋绥军立刻陷入了被动。

关键时刻，阎锡山再也顾不得打自己的那点小九九了，连忙向冯玉祥求援。

不是猛龙不过江。西北军一上阵，攻击力果然了得。陇海战场的局面立刻为之改观。

令人发怵的是，西北军还有一招更绝的，那就是骑兵部队。

骑兵的特点就是速度快。

他们曾经一夜急驰八十里，深入敌后，把中央军的飞机场都给端了。飞机烧了不说，机械师和地勤人员也抓走了不少。

这支骑兵部队唯一疏忽的一点就是，他们没有乘兴去参观一下附近的车站。

因为此时，老蒋就在车站里。

老大都差点被活逮，可想而知情况有多么严重。

被逼急了的老蒋抓耳挠腮，忽然想起了久违了的平汉线。

一了解，平汉那边还很有种。何成浚带着一帮人，竟然把穷凶极恶的西北军都给硬生生地顶住了。

没想到啊。

老蒋大为惊讶。惊讶之余，他忘了那是一群杂牌，昨天还被他弃之如蔽履。

他命令何成浚，立刻率部发动进攻，以缓解陇海战场正面压力。

杂牌也是有自尊的

接到电令，何成浚傻了。

在他看来，平汉战场能维持现在这种样子，已经算超额完成任务了。你中央军主力都打得稀里哗啦，难道还让我杂牌上去帮大家建功立业？

有想法归有想法。意见保留，命令还得执行。

何成浚只好把杂牌军头们都一个个找来商量。反正也没什么领导不领导，大家平时玩都玩在一块，早就不分彼此了。

等何大人把他的苦衷一摊牌，众人都明白了。

那就打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您老在我们身上破费了这么多银两，不拿点成绩出来怎么也说不过去。

何成浚听了很感动。

实践证明，如果你平时一直为大家着想，难的时候，大家也一定会为你着想。

须知，杂牌，那也是有自尊的。

何成浚下达总攻击令。杂牌部队倾巢而出，并且一鸣惊人，把西北军逼到许昌城里，还围困了起来。

由于前线连战连捷，何成浚索性把自己的指挥部前移，从驻马店搬到了漯河。

杨永泰说，要“两弹”一齐上。在银弹发挥功效的同时，配合陆军作战的空军也令毫无防空能力的西北军头疼不已。

西北军从长官到士兵，长期身处老少边穷地区，没几个人真正见识过飞机这种新式玩意，特别害怕它从天上扔炸弹。

据说老冯为了克服大家的恐惧心理，还专门把官兵们叫过去进行教育。他当众打了个比方，说你们平时见到的乌鸦多还是飞机多。

众答：当然是乌鸦多了。

那乌鸦拉的屎是不是掉到过你们头上？

众笑：没有。

那不得了。炸弹投你们头上的概率很低嘛，所以千万不要怕。

这下西北军的官兵还真以为飞机没什么了不得了，看到飞机不避不闪，当它是小孩子放的风筝。

半个月后，西北军平汉线前敌指挥官樊钟秀战死，这兄弟其实就是被飞机扔下的一颗炸弹给炸死的。如果概率真的很低，那樊某就是中了特等大奖。

前线最高长官一死，所部自然惊慌失措，阵脚大乱。

正是西线的不利局面，使陇海线上督阵的冯玉祥再也坐不住了。他当即抽调精兵回援平汉战场，自己也亲自来到许昌进行指挥。

后人在评论中原大战时，大多认为这是冯玉祥当时所犯的一个足以致命的错误。

当时陇海线的中央军主力由于损失巨大，已逐渐失去了攻击能力。如果冯玉祥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弃平汉线于不顾，与晋绥军合力一击，则中央军主力将被一举击溃。

问题是冯玉祥能舍平汉于不顾吗？

不能。

不仅仅因为平汉一旦有失，西北军将失去西归之路，还因为对面的敌人说穿了就是一些临时组合的杂牌，大家都不想要的部队。

怎么也丢不起这个人啊。

打仗说到底还是要靠点真本事的。老冯一押上老本，杂牌部队就是再卖力也无济于事了。

杂牌军的天才领导何成浚被打回原形，不得不重又退回漯河。

当时是，西北军将领多主张乘胜追击，直取武汉。但老冯不同意。

你打一群杂牌都费这么大劲，尤不放心，还要跟着穷追不舍，那不得让人笑掉大牙。

小儿辈实在不足多虑，要紧的还是陇海主战场。

这大概算是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所犯的另一个重大错误。穷寇莫追，那你也得分是谁，什么时候。

后来他连西北老家都没能回得去，倒霉就倒霉在这群他十分看不起的杂牌手上。

冯玉祥移兵平汉，老蒋压力顿减，趁机稳住了阵脚，这为他坚持跟冯阎打持久战赢得了时间。

比之于后援坚强、粮弹充足的中央军，西北军和晋绥军各有自己克服不了的缺陷。

西北军猛则猛矣，但没有一个能保障其军需的后方，部队物质大部分都需要山西方面援助，属于有精神无物质。

晋绥军倒是日子好过的多，但在进攻能力特别是敢拼命这一点上，又差着好大一截，属于有物质无精神。

如果光是短期作战，西北军能把中央军打得只有防守的份。但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很多部队都是靠一双光脚板，从陕甘宁这些穷得冒泡的地方跑过来的，粮食弹药全靠士兵随身携带，几次消耗就底朝天了。

起初老阎还算够意思，隔三差五就送点粮草弹药过来。但是时间一长，久病无孝子，山西那边送东西的次数越来越少，且缺斤短两。

到后期，由于军费困难，西北军生活极为艰苦，有时甚至连咸菜都吃不上，但晋绥军却后备充足，以致联合作战的西北军士兵常常能捡到前者扔下的空空如也的食品罐头。

如果说这还不影响士气，那就纯粹是骗人了。

晋绥军不能打，西北军撑不住，老蒋就讨便宜了。

首先是在北上的19路军和韩复榘部的联合进攻下，晋绥军抵挡不住，率先丢失济南，撤往黄河以西。

东线完了。

接着，西北军发起的八月攻势受挫，两军在陇海线上会师徐州的计划破产。中线随即面临瘫痪。

现在只剩下了西线。

老蒋抓住机会，将原来布置在津浦线上的精锐部队抽调出来，分别充实到平汉、陇海两线，并且调整了进攻重点——从陇海转移到平汉。

目的很明显，那就是要准备在西线关门了。平汉线一断，西北军连回老家的后路都没了。

西线战场，这个大家都曾经忽略的地方，如今成了左右战局的要害。

打到这时候，攻守双方终于调了个个。

蒋介石变成了攻，冯阎变成了守。

冯玉祥不得不缩短平汉、陇海两路防线，以便集结兵力做最后的抵抗。

但是，一个人的意外出现，终结了老冯的“最后”。

东北军入关

这正是最要命的时候，冯阎都已经精疲力竭，只需要从背后轻轻一推就可能摔倒在地。

何况这个人可不是轻轻一推，他用的是脑后狠狠一板砖。

这个人叫张学良。

在最关键的时候，张学良选择了同自己的盟兄站一边儿。

民国十九年（1930年）9月18日，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表示将派兵进行武装调停。

听起来好像是劝和，但胳膊肘明着就是向内拐的（“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

第二天，10万东北军主力入关，并迅速占领天津、北平和河北，使阎冯联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形势立刻急转直下。

9月18日。

这是一个很具讽剌意味的日子。

一年后，同样的“九一八”将使入关的东北军彻底失去自己的家园。

张学良的通电和东北军的入关，对阎冯联军来说不啻一场大地震。首先是阎锡山再也支持不住了，率先做了缩头乌龟，密令陇海线上晋绥军的残余部队全部撤往黄河以北。

接着，石友三宣布反水。

这位一向以金钱多少为转移的仁兄，其实早就对他参加“反蒋联盟”的价码不满了，80万突然变成30万到现在还牢牢记得。

眼看30万就快花光了，是找一个新买家的时候了，于是他也如法炮制，发了个通电，表示拥护张学良，让手下套上东北军的服装，“改衣换帜”，又换了一个新主人。

最无退路的是冯玉祥。出来时他可是把全部家底都掏出来了。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撒开丫子往回跑。

但是西北，回不去了。

截断西归之路的正是西北军的旧将，如今何成浚的当家杂牌——杨虎城。

其实他不截，也没多少人真想回去。到东边来逛了一圈，觉得怎么过都比西边强。尤其西北军的大本营陕西省刚刚闹过旱灾，饿死了很多人。现在灰头土脸地跑回去，难道再等着挨饿受苦不成。

大难临头，银弹战的效果进一步扩大并蔓延，西北军内部开始出现了瓦解的迹象。

大家都知道老冯最恨部下倒戈，所以都预先编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骗他。

其中，数吉鸿昌的理由最具创意。

当有传言说“十一口”（吉鸿昌的吉是十一口笔画）可能有变时，老冯还不相信，亲自打电话过来询问。

吉鸿昌吃过这老头子的苦头，害怕他再让自己跪下来接电话，赶紧分辨说传言有误。

据他说，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我，吉鸿昌，这次打定主意，一定要扮一回三国时的东吴大将黄盖，用苦肉计为掩护（没有说清楚是什么苦肉计），准备跑进曹营（指老蒋那里），反过来赚它一把。

老冯听后，不能说信，也不能说不信，只能说吉鸿昌“脑筋复杂，想入非非”。

未几，吉鸿昌果然向蒋介石接洽投诚。

众叛亲离之下，冯玉祥惨淡经营二十余年的西北军终于宣告关门歇业，清资破产。

西北军残部除被老蒋收编外，另有一部退入山西境内，被已执掌华北大权的张学良改编为第29军，虽然仍称西北军，但已与原来的西北军概念没有多大关系了。

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4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声明“即日下野，释权归田”。

曾经叱咤风云的冯玉祥从此再未能真正执掌过类似西北军的军事集团。中原大战，所有人中，数老冯输得最惨，可以说把所有能输的一家伙全都输掉了，可谓清洁溜溜，干净彻底。

他的老搭档阎锡山虽然也下野了，但他还有重新登台的机会。这个任何时候都会给自己预留后路的人，在最后时刻没有像冯玉祥那样选择一条道走到黑（冯曾劝他在河南共同作垂死抵抗）。

在宣布下野后，他先是以老爸病重需要回乡“侍疾”为名，跑到西汇，想在那里蒙混过关，没想到这次老蒋不依不饶，根本不愿意再让他留在山西，为此连“归田”的机会也不肯给他，一定要他出国，并且还发出了人身威胁的信号。无奈之下，老阎只好改个名字，扮成某公司经理，在他的老忠臣赵戴文的陪同下，躲到大连去了。

不过由于保留了实力，晋绥军并未遭到伤筋动骨的损失，山西军政各界也仍然布满他的亲信，只要遥控得当，迟早还有再次出山亮相的一天。

没有枪杆子的汪精卫同样只能通电下野，并宣布解散改组派。那个成立三个月还不到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自然也寿终正寝了。

最大的胜利者无疑是蒋介石。

得胜还朝时，由于兴奋过度，老蒋一改往日的不苟言笑，居然一个人哼上了小曲，但卡拉OK这东西你平时不练，临时抱佛脚就难免会露出破绽。

老蒋一路上唱歌走调，而且走得快连家都不认识了。这使他的随从参谋们表情非常难做，想笑吧不敢，不笑吧又实在坚持不住。

由于采纳了杨永泰的“削藩策”，老蒋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只用3年时间就削平了诸藩，得以俯视关内群雄，“一览众山小”。

杨永泰当年系由熊式辉介绍，进入蒋介石幕府。在这之前，他一直处于凄凄惶惶，满街游走的状态，直到遇上老蒋这个他心目中的“明主”，才有机会使出浑身解数，以助其成事。之后，他还提出了对苏区根据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及经略西南的策略。然而和当年“凤雏”再能计算，也逃不过“落凤坡”一劫一样，他最终亦被人离奇剌死。

此时距中原大战结束，已六年矣。

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河本被责令退役。临走时，他推荐了两位后继者。其中一位被喻为日本军界百年不遇的怪才和奇才，就是他策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经过中原大战，对内，老蒋可能算是暂时赢了，但对外，其实一样是输家。经过这场大规模的内战，参战各方均“杀伤甚惨”，原有老兵几乎换了一茬，而张学良移兵关内，更为外人觊觎东北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此时，如果还有一个真正的赢家的话，倒不如说是正在东北准备搞小动作的关东军和隔海相望的日本政府。

时局如棋，当中国这个棋手精神和体力分散的时候，它的对手则已经悄悄地把东北一角的棋子围了起来。

尽管当年的“老虎厅”事件更多地缘于东北当局的内部斗争，但日本政府却把它解读为，这是张学良向日本所做的通牒。町野为了推卸自己交涉失败的责任，回去后就到处宣传，说杨宇霆曾经向他表示过，铁路问题可以商量。

现在这个人死了，也就等于“满蒙新五路”的最后希望都破灭了。毫无疑问，张学良是日本的敌人，比他老子还可恶，必须与他决裂。

河本在哪里？我们需要你。

当初对河本的处理决定是退出现役。军部开出罚单说穿了还是给外面人看的，对一个高级参谋能以一己之力在东北弄成这么大的动静其实当时就很是欣赏。在他即将被迫脱下军装的时候，上面便派人来问：河本君之后，谁可继之者？

那意思就是问，你走之后，还有谁能够像你一样善于捣乱？

河本推荐了两个人，都是他的陆大同学：板垣征四郎大佐（陆大28期）、石原莞尔中佐（陆大30期）。

距离“皇姑屯事件”四个月后，板垣正式接任河本的高级参谋一职，石原则担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加上土肥原，所谓的“关东军三杰”（又称“三羽乌”）现在一齐登场亮相了。

查一下个人履历，土肥原、河本、板垣、石原都是陆大校友，读书经历几乎一模一样，都经历了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即陆大）这三级跳阶段。有趣的是，四个人在陆大的毕业届数也呈梯次递增，中间都跳开2级，从土肥原开始，分别是陆大24期、26期、28期、30期。

前三个人都可以算是昭和军阀的典型代表，狂妄、嚣张、自以为是、急功近利，满脑子都是冲动，根本不顾及后果。土肥原因为对兼职特务“情有所钟”，所以还经常装装斯文，但他本人除了喜欢煸风点火，做“土匪的源头”外，并没有任何能上得了台面的独立思想，对侵华这档子经国大业更谈不上有什么远见卓识。

但是石原是个例外。如果说日本的克隆人生产线偶尔也会出点毛病的话，石原算是一个。

准确地说，石原莞尔是一个比较“有思想”的日本军人，称得上是一个怪才。

举凡指望怪才奇才出世，就和想培育奇花异葩一样，除了靠老天爷帮忙外，还需要有适合其生长的阳光雨露。但在东瀛军界，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具备。

一个有志从军的日本人，从小就必须寄宿，上军事小学“陆军幼年学校”，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门心思就是死读书，读完书后再励志，一个比一个口气大，都嚷嚷着要把中国这些“东亚病夫”怎么样怎么样。

至于政治经济外交，国内国际国外，他们既不关心，也不学习，基本上是一窍不通。除了军事以外的课程，学生不想学，老师也不愿教，教学要求、考试科目里更没这一项，导致军校学生出来后都是两眼一抹黑，除了打仗什么也不懂。像土肥原，看似知识还算渊博，其实都不是学校里学的，是由于特务行当的职业需要，后期自己恶补的，因此纯属七拼八凑，用来吹牛侃大山还能骗骗人，真正的学问就别指望了。

当时中国留学东瀛的最高境界就是考取日本士官学校。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人，平时都是两只鼻孔朝着天走路的（东北军还专门出了个“士官系”，优秀程度参见杨宇霆）。其实这只能说是日本军校中的高中，离大学还差得很远。日本军校生的终极目标是陆军大学。这个陆军大学的门槛离地三尺三，如果不是士官学校的优等生，你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考上了。当然要求的分数也是异乎寻常的高。

在这样一种教育模式中生存下来的人，全面发展根本谈不上，畸形发展还差不多。加上日本人性格本身就拘谨刻板，你要克隆型的军事干部那是一抓一大把，如果想找几个不一样的，那就几乎等同于天方夜潭了。

不过我这里说的是几乎。

再寸草难生的沙漠里，有时还会找到几棵千年不倒的胡杨树呢，所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奇迹总是偶尔会出现的。

石原就是这几乎中的一个。

其实石原在读书时并不用功，别人都在拼着命读书，惟独这哥们不当一回事。平时除了玩，最大的兴趣就是看闲书。

前面讲过了，日本军校最看重分数，考试压力非常之大，加上功课又多，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挤时间去看规定课程以外的书。石原则不一样，他的阅读范围很广，人文地理什么书都看，就是很少看“正经书”。

饶是如此，那些比他用功十倍还不止的同学还是考不过他，每次考试，此君都是名列前茅，陆大毕业时竟然还进入了军刀组（指毕业成绩在前六名者）。

所谓怪才，通常就是指这样一类人：神经兮兮，死不要好，但脑子却特别好使，好像被外星人点过穴位一样。

事实证明，河本选择石原这个“陆大怪才”来完成他在东北的“未竞事业”是很有些眼光的。因为后者即将在东北掀起的，将是一个连他自己也无法想象的滔天巨浪。

最终战争论

据说，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连他们的洋老师——陆军大学聘请的德国教官对这部煌煌大著都讳莫如深。

大概此书也的确深奥，快赶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水平了，后者真正弄通的人同样寥寥无几。

但是石原却超越了他的祖师爷，把一部《战争论》硬给啃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有所发展，拿出了一个最新理论成果，即“最终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对石原相当有启发。像那个传说中的西方预言家查拉斯图拉一样，他也据此给日本算了一卦。

他说今后日本要想在世界上有地位，迟早还是要和美国打一场“最终的战争”（倒还是蛮准的），而要打的话，日本在战略上非常吃亏，主要是国土无纵深，又缺乏战略资源（后来也应验了），所以一定要拥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缺德结论就这样被推导了出来）。

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起诉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折作为证据提出犯罪指控。

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全文很长，有四万多字，但被人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第二句话：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田中奏折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日本人一直说它是伪书。

从田中当政时推行的政策来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确疑点很大。因为田中的对华外交政策有个名堂，叫做积极外交。

所谓积极外交，就是依靠奉系军阀首领来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虽然一样是打坏主意，但它与“征服满蒙”毕竟还是两码事。

其实田中奏折的大部分理论依据，都来自于石原的“最终战争论”。按照这个理论，日本如果像以往那样“被动”地维护“满蒙权益”是不够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应该直接拿下，一劳永逸。

“最终战争论”一出炉，就被日本陆军当成了宝贝，并成为关东军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思想。

一切都预示着，关东军这次不光是消灭两个东北的头头脑脑就算了，他们要玩儿一把大的，把作为日本“未来的生命线”和后方基地的满蒙（东北和内蒙）一口吞下。

在东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亲自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看完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张学良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够了”。

他又一次预言：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准备和等待，因为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石原比河本们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狂妄，而且冷静。

建房计划

由于改旗易帜后，东北成了中国的地方政府，张学良又以外交收归中央为由，拒绝和日本进行直接交涉，这使日本人再也没办法绕过南京政府这一关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4月，若榇礼次郎组建新内阁。在若榇内阁成立的当天，王正廷约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

大喜的日子，王部长没忘给公使先生准备一份贺礼，还很重。

长长一串礼单报下来，重光葵越听越吃惊，从收回租界，再到收回铁路航运，等于中国这块地方，就没他小日本什么事了。

革命外交果然力道十足。

临走时，王正廷又加了一句：日本的所谓“满蒙权益”，中国也是决意要予以收回的。

从外交部出来，重光葵擦了一把冷汗，赶紧启程回国报告情况。消息传到日本岛内，犹如给早已气势汹汹的舆论加了一束薪，添了一把火。

此前，张学良在把“满蒙新五路”等路权交涉推给南京的同时，开始自己独立发展东北铁路。其中自建自营的洮索铁路曾经就是日本提出的“满蒙新五路”之一，如今却被他拿过去自己搞了起来。在日本人看来，这很明显就是要“逐渐置满铁于死地，最后达到收回满铁的目的”。

王正廷的表态正好就是对张学良举措的一个最好验证。

日本人此时早就不把南满铁路当成是临时借的了，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固有国土”，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到期要还给你的意思。

什么叫“满洲权益”？

用“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的话说，那是我们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去20亿资财，伤亡20余万生命”才换来的。一旦失去，要承受“莫大之耻辱”不说，都没脸再去见地下的那些“阵亡勇将烈士之英魂”。

现在中国人竟然说要把它收回去，实在太过分了。

无论民间还是军方，都认为是由于政府过于软弱，才让中国政府表现得如此“欺人太甚”。

很多人回过头去看，又重新找到了那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关东军小军官石原中佐的“价值所在”。一时间，“满蒙生命线”到达了它被卖力鼓吹的最顶点。

此时，离石原当初设定的两年期限，还剩一年不到。

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奇才”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日本人在微观事务方面的精益求精，是连西方人都为之叹服的。对日本文化做过细致入微研究的小泉八云就曾经说过，这个世上没有比日本人更好的外科医生了。

听名字，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个本地产的日本通，其实不是，这位先生是个纯正的英国老外。当然，他原先不叫这个日本名，是后来到东瀛定居，娶了个日本老婆，才夫随妇姓，改姓小泉，名八云。

这个经历应该跟加拿大留学生、会说相声的那个大山差不多。

小泉八云对日本文化非常推崇，认为日本人的天性，自然而然适合于准备和实施各种复杂的行动计划，哪怕这些东西在外人看来是多么的琐碎和烦杂。

有战略家之称的石原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一个“关东军占领满蒙行动计划”，仅仅方案的完备，他就用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带队，组成了“参谋旅行团”，在东北境内跑了一圈。

第一站是长春。范围是吉林省。在这里，石原等人进行了军事地形侦察和渡江作战研究，从而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

第二站是锦州。范围是辽宁省。这次主要是具体研究如何向沈阳城攻击、向锦州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

第三站是北满。范围是黑龙江省。此次实地考察了北满（黑龙江）的全部地形。

三站跑下来，石原已经为关东军占领满蒙安装了全副的GPS导航。

石原的这种精心准备，如果用中国孔子的话说，就是“多算胜，少算不胜”，什么都计算好了，赢面才大，而这跟日本本地产的兵法家宫本武藏的学说也是相契合的。

世界上的兵书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到现在为止，最为人看重的就三本，除了我们老孙家的《孙子兵法》、德国人克劳塞维茨那本没几个人能读懂的《战争论》，就是宫本武藏的大作《五轮书》。

这位宫本先生是靠玩剑出名的，但《五轮书》除了讲剑术外，也讲兵法。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把作战比喻成为木匠建房。

宫本说，建房可不是瞎建的，从木料选择到房屋结构、风格，都必须事先有一个计划，在保证计划无误后，才能开始动手造房子，而且在建造过程中，也一定要尽可能地按照计划行事，这样房子才能建得好。

宫本武藏生活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几百年后，他的这种思路又在后辈有天份的日人中复活了。

对于石原来说，他的建房计划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上梁时间。

借刀杀人

在中央政府宣布要收回东北主权后，中日民间和军方冲突都开始变得异常频繁起来。

早在张作霖做“东北王”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往东北大批移民。当时的移民主要是日本农民（也包括朝鲜农民）。

没办法，东瀛岛国就那么巴掌大一块地方，本身也没多少地方可以开垦，明治维新搞资本主义后，又是开厂，又是修路，哪有那么多地方可供农民再去耕种。

粮食很重要，机器再好也不能当饭吃。这是很朴素也很唯物的道理。要养活这么多人口，如果不想实行计划生育，就只能忽悠农民们“闯关东”，到东北去找良田了。

但是关东，并不是那么好闯的。

来了以后，先是发现没人肯租给他们房子住。

这也就算了，实在不行，自己寻找材料，临时搭一个也行。反正东北有的是盖房子的木料。

住是住下来了，问题却还是解决不了：没有良田。

日本政府有一点没说错，东北土地的确很多，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问题是好土地早就有了主人。

除了原住民，那些从中原内地来“闯关东”的汉人早就提前一步，成了剩余良田的主人。

谁也不是傻瓜蛋，难道千里迢迢赶来分田分地，为的就是这些连猪都不愿啃的破田烂地？

日本农民（包括朝鲜农民）对此相当气愤。可是人微言轻，又没法找忽悠他们的政府算账，两手空空地回去也不甘心，只能把一股无名之火统统撒在和他们一样勤恳劳作却一贫如洗的东北农民身上。

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并逐渐发展为民间冲突。

冲突一起，处于尴尬之中的日本政府反而为之精神一振。

他们意识到，转移视线和卸罪于人的机会到了。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事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万宝山事件”。

这个万宝山其实并不靠近满洲铁路，更不属于日本人的管辖范围。此地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完全由中国政府自主管辖。

事情得从长春县的县长郝永德说起。

县长，也就是古之县令，常被称做七品芝麻官。所谓芝麻，也就是跟省以上官员比，如果是放在他那一亩三分地里，权限可不小。

有意思的是，这位郝县长还兼着农稻田公司经理一职，属于典型的官商。

估计他平日里油水捞得比较足，因此财大气粗，这一年在万宝山地区一气租了三千亩荒地。

既然是荒地，就是需要雇人开垦的。郝永德身为一县之长，自然懒得管理这种破事，便把荒地的使用权又转租给了在周围居住的朝鲜农民。

转租可是要付租金的。朝鲜农民为了尽快使荒地变成良田，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老本赚回来，他们决定开河挖渠，引伊通河水对田地进行浇灌。

说干就干，近两百名朝鲜农民挑灯夜战，开始了大生产运动。

一旁的中国农民可急了。因为他们要挖的这条水渠，长约20里，深度和宽度达到3丈有余，简直就是一条小支流，而中国农民耕种的几万亩熟田（指耕种多年的良田），地势较低，随时可能被渠里的河水淹没。

不管哪一国的农民，土地对他们来说，就是命根子。

跟朝鲜农民交涉，对方不理。

流我们的汗，挖我们的渠，浇我们的田，于你们有何相干。

中国农民无奈，只好集体上访。

农民申诉，政府不能不受理，估计就是按照这个办事逻辑和程序，县里派人下去干涉，劝阻朝鲜农民，要求他们停工。

这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开始插手此事。他们也派人到达现场，不过这些人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而是带着机枪上阵的日本警察。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郝永德和他的县政府竟然来了个装聋作哑，既不向上报告，也不采取措施，甚至下面连个中国警察都没加派。

郝永德，实在是既不“好”（郝），也没有什么“德”。

他大概认为这种情形下，自己两不吃亏：水渠建成了，反正土地的所有权在我，租约到期了还可以收回良田，只有好处；渠建不成，该向朝鲜人收的租金也一分不会少。我怕个鸟啊。

有了武装保护，朝鲜农民更加有恃无恐，日以继夜地挖渠筑坝，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眼看水渠就要完工，而自家县衙的态度又如此暧昧，中国农民忍无可忍，被迫自动集合起来上前填渠。

一个要填渠，一个要开渠，双方互不相让，立刻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日本警察随即介入冲突，并公然开枪，造成中国农民伤亡，由此引发了“万宝山事件”。

这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2日。

本来“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占尽便宜，但最后叫得最凶，哭得最响的却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宣传和煽动下，“中国排斥朝鲜人”的舆论遍及朝鲜。

朝鲜人民族意识极强，在被迫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反日活动从未有一天停止过。日本这次有意识的祸水东移，使朝鲜把对日本人的仇恨转移到华人身上，因而引发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一周之内，袭击在朝华侨的暴行不胜枚举，华侨死伤无数。房屋被烧十之有九，就连中国驻汉城领事馆也被暴乱分子捣毁了。

在日本国内，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论调则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仅仅三年前，日本在野反对党还因为田中内阁“支持”暗杀张作霖而大吵大闹，三年后，他们已经改弦更张，与时俱进地跟上了潮流，转而猛批若榇内阁对中国执行的是“软弱外交”政策。

政友会老大森恪还组了一个代表团，由他亲自带队，到东北和朝鲜兜了一圈，回来后便在国内大造舆论，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万宝山事件”不能就这么完，一定得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大家都这么革命，贵为首相的若榇想想再不表现一下，又得因为“落后”而被炒鱿鱼了，于是赶紧也站出来，捋袖子，伸胳膊，秀肌肉，哭着喊着要跟森老大比“强硬”。

军部和关东军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眼里，政府不管如何表现，始终都是四个字：软弱无能。

只有他们手中的刀把子，能证明一切。

三姓家奴石友三

东北危机四伏，但年轻的少帅在关内还有更让他烦心的事情。

他此时一门心思要对付的，是帐下的三姓家奴——倒戈界的后起之秀石友三。

中原大战后期，石友三来了一把“识时务者为俊杰”，“及时”投靠了从关外过来的张学良。

但是没过多久，老毛病又犯了。

因为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来招贤了。

汪精卫不是通电下野了吗？

没错。不过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民国前后的政治气候就是如此，对于吃政治饭的人们来说，下野快，上台比这还快。

而且这一回，老汪打的旗号不是为自己，是为“朋友”申冤来了。

朋友者，党内元老胡汉民是也。

事实上，汪精卫和胡汉民虽然同殿称臣，资历也相差不多，但并不是什么“朋友”。岂止不是朋友，关系还很差。

想当初老蒋羽翼未丰时，搞“宁汉分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中央（“伪政府和中央”的始作俑者就是老蒋本人），非要与武汉汪精卫主持的“正宗老字号”分庭抗礼不可。

招牌是挂起来了，但缺少重量级人物帮着吆喝。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便请来了这位因涉嫌刺廖案而被迫寓居沪上的胡汉民，让他做自己的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也知恩图报，屡屡在关键时候帮上老蒋大忙。

早年间，老蒋虽然在军事上咄咄逼人，可是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及影响力却远远不如汪精卫和胡汉民。在当时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心目中，后两人的牌子就是叫得响，甚至有“无粤人汪、胡即不成党”的说法（汪胡二人均为广东人）。

对于当时的老蒋来说，拉上胡汉民还不光是撑撑门面的问题。在国民党号称“以党治国”的背景下，老胡一直是蒋介石身边不可或缺的帮手，如果没有他，蒋在政治上是很难与汪进行抗衡的。

曾几何时，蒋胡的关系可以用“如胶似漆”来形容。

然而，人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老蒋也是如此。

自取得中原大战的完胜战绩后，这位三军统帅开始变得飞扬跋扈，俨然唯我独尊，渐渐地连有贡献的“老前辈”都不放在眼里了。他要党政军一把抓，除了管军事，还要管党政，而这却是他多年的“老搭档”胡汉民所不愿意放手的。

这位老胡能力很强，给蒋介石办事也确实很是卖力。据说，他给老蒋办党政的时候，一般早上四点半就起床了，然后一直折腾到晚上十一点才肯熄灯睡觉，远远超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简直比工蚁还工蚁。

苦吗？很苦。可老头子乐意。他没别的嗜好，就爱这个。

等到中原大战结束，他想得很美，认为既然兵戈已息，老蒋应该马放南山，带着老婆到各地去转转，把党政继续扔给他料理。

为此，他还找到了一个现成的例子，说是在土耳其革命中，作为领导人的凯末尔就是这样的，革命一成功，他就把志向移到醇酒妇人中间去了，所有国家大事都交给了他的副手。

要说这老胡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前洋墨水喝得太多了，以致于做什么事都爱一厢情愿。

让别人一边歇着去，由你来料理一切，这可能吗？其他人不敢说，反正老蒋绝对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

休说一个土耳其的凯末尔了，美国的华盛顿怎么样，人家还要豁得出去，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说退就退了。可这不都是在外国吗，咱们讲点国情好不好。说来说去，老外们脑子里都缺了一根筋，哪能跟我们中国人比。

这不是谁要多做或少做一点工作的问题，这叫“权”，知道吗？老蒋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允许自己大权旁落，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呢。

中原大战以前那是没办法，一方面必须依仗老胡在国民党内的力道，对包括老汪在内的党内政敌们予以还击，另一方面，旁边众敌环伺，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这些军头们，或从前面，或从背后，持大砍刀的，拿小匕首的，连轴上阵，弄得老蒋喘口气，喝杯茶的工夫都没有，自然也只好一门心思去抓军事，把党政扔给老胡办理。

可中原大战一结束就不一样了。在老蒋眼里，这时候应该知情识趣走开的，不是他，而是老胡。

等到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老蒋就捉摸着要把老胡一脚踢开，或至多摆在旁边给他做个花瓶。

老胡是那种爱钻牛角尖的性格，给老蒋当牛做马这么多年，到头来岂肯甘于做一个“开会机器”或泥桩木偶，于是决不相让。

他还当着众人的面，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上说，一战时，法国有个王牌飞行员，这人老厉害了。逢战必赢，打下的德国鬼子的飞机不知凡几。一战结束回巴黎，自然被奉为英雄。巴黎人诚惶诚恐，不仅沿着路两旁列队迎接，还专门给他派了一辆汽车，让他坐在上面显显威风。

这飞行员没开过车，当然也没驾驶执照，但他开过飞机，认为两者区别不大（都是一副铁壳子套一台马达嘛），坐在旁边不过瘾，竟然主动要求自己开车，而大家也就真让他开了——就如同史瓦辛格主演的英雄片一样，你见过那里面他有什么不会的没有？

结果可想而知，当场就碾倒了五六十个人！

老胡说出这个故事来，自然是有所指的。一战故事其实不过是个原形，如果搬到中国来，那个闯下大祸的飞行员活脱脱指的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老蒋。

老胡的意思是，开飞机你行，我不行，开车我行，你不行。

这话可把自我感觉良好的老蒋给说急了，脑子一热，把军人的蛮横都拿出来，派了两个宪兵把胡汉民给软禁在了南京汤山。

这样一来，犹如捅了马蜂窝，各路或潜伏或下野的反蒋精英趁势鼓噪。

此时汪精卫正在港岛。隔岸打嘴仗没有比老汪更在行的了。他立刻发表宣言，痛骂了一通老蒋，把他的行为比做是“强盗绑票”，并称老蒋是史上最大的“狗官”。那文章写得真是十二分的酣畅淋漓，若不是后来失了足，未必不能和“不负少年头”一样流芳百世，传之久远。

在反蒋这一共同目标的感召下，曾经视同陌路的汪精卫和胡汉民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汪精卫东山再起，只身从香港来到广州，重建新政府，并声称这回要抱团跟老蒋死磕。

口号极其悲壮：“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与当年刺王杀驾的豪迈好有一比。

不过，光喊口号还是吓不倒老蒋的。要推翻“非法”的南京政府，老汪向来最苦的就是没有枪杆子。

经过屡次挫折，他对枪杆子的向往已经快到了神往的地步。只要听到谁手上有枪，基本上是不管素质，不管成份，见人就拉，结果一拉，就拉到了那个只要有诱饵就一准会上钩的石友三。

作为军人，石友三曾经是非常优秀的。

刚刚入伍的时候，他才不过是冯玉祥手下的一名马夫而已。十多年后，便做到了西北军中最精锐部队的军长，与韩复榘齐名，并称“韩石”，是冯玉祥打仗时最为倚重的哼哈二将。

他本人在军事素质上无可挑剔，无论是投弹，还是枪法，均为军中第一。带兵方面，在以治军极严著称的西北军中也堪称翘楚，北洋时代，其部曾是外国公使参观的指定部队，多次接受各国要人检阅。

要放在今天，石友三的部队，那就是标准的国家仪仗队。

中国有句老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照理说，石友三单纯指挥打仗应该不错，可他偏偏喜欢在政治里面瞎搅和。

在当年的各种混战乱战大战中，究竟投在谁门下，就是一个最大的政治。

韩复榘也倒戈。但他看准了老蒋是个好东家后，就死心踏地跟着后者干了，从此再无反复。

石友三则不同。或许是当初做马夫得到了人生启迪，认为谁给的夜草最肥，做马儿的就应该为谁效力。到他自己，变脸俨然就是家常便饭，后来更成了一种无厘头的纯生理反应和习惯。

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后，那待遇不可谓不优，不可谓不厚。

6个师的编制，每月军饷70万，无论是跟最早的西北军系统，还是后来的老蒋系统（这个系统里面，中央军和杂牌待遇大相径庭）比，都超出远矣。要知道，阎老西为了拉他进“反蒋联盟”，也不过开出了一次性80万的价码，最后还赖皮没舍得给，到手的连对折都不到。

汪精卫这次派人过来拉拢，“酬金”是多少呢？

50万。比张学良给他的每月军饷还差着20万。

可石友三竟然就满口答应了。

所以说，这人脑子一旦缺氧，基本上就是不治之症。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点职业道德，新锐“倒戈专家”石友三还是有的。他收到钱后，很快就替广州方面出头。

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石友三起兵华北，并迅速占领了河北石家庄。

但他的运气实在很坏，听到石友三反了，蒋张联手，四面围攻，没几下就把石部给干灭了。

没了部队，无大脑的石友三从此再也没有能翻过身来。

但是他做的这件“损人不利己”的坏事，却为东北沦亡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为了打击石友三，张学良不得不再次抽调主力入关，东北军又有8万人马进入河北，这无形中使关外的国防力量再遭削弱。

藏不住的秘密

时间倒回2个月。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28日，东北少帅张学良因患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调养。

也就在这一天，他得到了来自东北屯垦军的报告：处决了包括一名日军大尉在内的四名日本间谍。

日本对东北的情报侦察其实从未中断过。一般使用的幌子为旅游或考察。

最直接的后果是，国民政府交通局没做的工作，日本驴友们全都给做好了，而且做得相当认真和到位。在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上，据说连乡村里的每口井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后来阎锡山的晋绥军伏击日军，首先抢的不是武器辎重，而是一张张日版的中国军用地图。

要说起来，画地图搞情报这事，在来华的日本人中可谓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反过来，我还就没听说哪位中国留日学生兼职干过这事。鲁迅先生他老人家描绘再怎么仔细，也没想起来要把仙台的地形记录下来，以备日后中国军队登陆使用。

虽然不爽，可你还就真得佩服一下小日本那种把绘图艺术进行到底的耐心和认真劲儿。

这次艺术活动的组办方是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

领衔主演是该课情报人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他饰演的角色是农学家。一名退伍返聘人员友情出演。两名向导：一个蒙古人，一个白俄，算是客串。

活动的主要区域是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

一路上，他们没怎么顾得上游览兴安岭的大好风光，而是忙着制作各类标记，对所有重要桥梁、涵洞等设施都进行了测绘。

当然，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兴安区的中国东北屯垦军。

说起来也真不容易，几天下来，这帮人竟然把屯垦军的原始档案都拷贝下来，连将校叫什么名字、营房是否坚固都有详细记录。

由于太过敬业，他们忘了自己在观察屯垦军，屯垦军也在观察他们。毕竟人家屯垦军不是一根根兴安岭的木头，任你们贼头贼脑打量就不生疑。

于是人赃俱获。

这地方是军事禁区，对各国领事馆早有照会：“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四人身上什么都有，有枪，有望远镜，还有早就画好的各种情报，就是没有护照。

逮住这四个小子的是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长是关玉衡。

据他回忆，事发时他并不在团部，前期的审讯工作主要是他的一个团副董昆吾负责的。

接报后，关团长连夜赶回进行处理，在确证对方身份的情况下，召集连以上军官开了个会。会议的结果是，大家一致决定按照董昆吾的意见，将四名日谍全部予以秘密处死。

这件事情的处理，虽然当时看来比较解气，但在东北形势如此紧张，日本人做着梦都想找点挑衅借口出来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谨慎和适当的。

3天后，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得到了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

少帅的复电很简单也很迅速，一共四个字：灭迹保密。

本来这个“密”还是有保住的可能的。

在处决中村等四人后，关玉衡当场“约法八章”，就是告诉大家，谁都不准把这事给捅出去，否则的话就不得好死（“凡有泄露者，祸灭九族”）。

除了间谍罪证予以上交外，中村等人的尸首及衣物也均被“灭迹”。

看起来，篱笆扎得很紧。

可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

一种说法，是说这事是由东北屯垦军一个军官的情妇率先给说出去的。

可日本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原因很简单，这军官的情妇也是个日本人。日本女人跟日本女人咬耳朵，她就把这件事当做一件秘闻告诉了满铁一名雇员的老婆，而雇员从他老婆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又赶紧如获至宝地报告给了关东军特务机关处。

这个说法似乎与关玉衡的“约法八章”相抵触，所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秘密的最终暴露，源于一块手表。

中村出发前，本来预定是先在东北兴安岭刺探情报，然后再到吉林洮南，并由当地的日本领事负责接待。

眼看着离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这个日本领事望穿秋水，还是没等到中村一行，心里就有点着急了。

别是搞情报迷了方向，被熊瞎子给叼走了吧。

中村虽然只是个大尉，但却是京城里的官，领事不敢不重视，便派了人，沿着中村出来的路线一路找过去。

就是在这一趟“寻找之旅”中，他们无意中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前不久在兴安岭的军事禁区内，曾抓住几个日本间谍，中间还有一个日本的大官，都被东北屯垦军抓住杀掉了。

消息的来源是一个修铁路的王姓工头。

旁边的人当然不信：还日本大官呢，别是你信口胡吹的吧。

王工头说，他这话绝不是吹牛，因为他有证据。

穿着便装的日本人听到此处，赶紧把耳朵贴上去。

所谓证据就是一块手表，一块牌子叫“三道梁”的手表，而这块手表现在的主人是他的朋友，一个叫李德保的人。

“三道梁”手表为当时的日本军官所流行配置，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诺基亚，没点档次的人别说戴，就连见都没见过，所以王工头一说，日本人马上心里一动，认定他不是随便乱说的。

再一打听，手表也已不在李德保手上，而是被押在一家当铺里。

日本领事听手下报告此事，当即按图索骥，赶到那家当铺，找出了这块手表，并确认典主正是李德保，

李德保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部司务长！

原来在审讯中村的过程中，他开始还想耍两下武士道，结果被众人打翻在地。就在搏斗的过程中，中村手上所佩带的手表被打飞了，落在门后。

当时在场人等谁也没注意。怎么就那么巧，正好李德保来送夜宵，看到就认为奇货可居，不声不息地拾起藏了起来。

不久，这厮耐不住寂寞，跑到城里去喝花酒，银子不够，便把这块“三道梁”取出来，押在了当铺内。

到此为止，日本人认为他们找到了“中村事件”的铁证。

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17日，日本政府以陆军省的名义，公布了“中村事件”的调查情况。

在他们所公布的所谓事件真相中，中村等人进行间谍活动的实情已全部被隐瞒，展示给公众的只是一个到中国来旅游兼考察的四人团，被“暴虐”的东北军“谋财害命”的全过程。

那块“三道梁”牌手表成了关键“物证”。

此事一出，日本国内各大政党和团体，甭管在朝的，还是在野的，一个个唾沫星子乱飞，都纷纷鼓噪要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予以“膺惩”。

此时的东北大地想不出点事都难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始至终，有一个人一直很兴奋，他用他那狗一样灵敏的鼻子，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苦心经营两年的行动计划，即将在眼前实现。

这个人就是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

在对东三省的军事侦察结束后，他和板垣便在关东军乃至军部内各搭了一个“满蒙行动”的秘密班底。

时间地点也都确定好了。

时间初定于1931年9月28日。

之所以要选这一天，那也是有讲究的。因为此时正是秋熟之后，东北各地的庄稼刚刚收上来。没了青纱帐遮挡，可以保证部队行动的效率。

最初石原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

后来又觉得不妥，认识到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

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赖在中国军队头上。

石原把这个爆破点选在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

柳条湖位于沈阳北部，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只不过六七百米。六七百米，也就是一里路多上一点，铁轨爆破后，关东军几个冲剌就能杀到北大营。

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发动直接进攻，而非要嫁祸于人呢？

石原考虑的很精细：除了欺骗外界外，还得蒙过军部。

根据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在未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是没有擅动军队的权利的。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发生紧急情况时，可先进行便宜处置，然后再报告。

如果中国军队把铁路都给炸了，情况还不算“紧急”吗？

为了助石原成事，有人还特地给他送来了大炮。

作为奇才，一般都不太善于搞人际关系。石原也是如此。

但是欣赏他的人倒也不少。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陆大23期）就是其中之一。

提起永田铁山，当年可算是一个人物。在巴登巴登泡温泉的狂人里面，这位仁兄是和冈村宁次肩并肩挨在一起吹过老牛的。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永田铁山到满洲视察，发现沈阳城墙比较坚固，一旦攻城还得用上重炮。

回去后就批了个条子，从国内支援两门大炮给关东军。

这两门大炮口径都达到24公分，块头不小，如果堂而皇之运过来，那挑衅打架的姿态就太露骨了。

所以得保密。

大炮首先被拆卸开来，炮身被放进一个好像棺材的大木箱里，然后再搬上船。为了隐蔽身份，这艘装炮的船既不是军舰，也不是货轮，而是一艘货真价实的客船。连负责装卸的士兵，都穿上便衣，扮作了船上拖运行李的苦力。

就这么累死累活，神神秘秘地拖到沈阳附近，却发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雷人问题——装不起来。

接收大炮的单位是独立守备第2大队，他们平时主要就是负责看守铁路的，大炮运过来后，大家都傻了眼，因为不会装。

想调人来帮忙吧，又怕泄露了机密，只好摸索着自己干。但干也没法好好地干，得偷偷摸摸地干。

说出来很搞笑，他们把装大炮这门活整得像个地下工作一样，除了避中国人外，主要还是为了躲自己人。

尽管运炮的路上小心了又小心，但日本外务省可不是吃素的，探子到处都是，不知怎么让他们听到了风声。

外务省帮军人擦屁股擦怕了。一听关东军有异动就两眼直冒金花，不知道这帮小子又准备惹什么麻烦出来了。

没有确凿证据又不敢跟军部说，他们只好找借口，三天两头派沈阳领事馆的人去守备队驻地附近转悠，就想从中发现一点秘密出来。

这下好了，白天就别想把大炮搬出来装了。

“临时技师们”最佳的工作时段是深夜十二点到凌晨三点，一个个都熬得眼睛通红。

一群人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总得有个理由吧。

正式理由是：打井。

就这样，紧赶慢赶，等两门大炮装到好，也用了两个多月时间。

看到地上一个螺丝都不剩了，大家伙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时候巨晕的事情又发生了——没人会操作。

你别看《集结号》里的“谷子地”连长想冒充炮兵似乎很容易，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炮兵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独立兵种，那可绝对是一个纯技术活。普通步兵上去填个炮弹可能没问题，但要瞄准就一准得抓瞎。

但既然是领导特意关照给送来的，又费尽周折地装了起来，怎么着也不能再提出来退货，石原只好自我解嘲：反正离得很近，也用不着瞄得太准，只要起到吓人的目的就万事大吉了。

真正对石原的惊天行动起到强有力后援作用的，是他的老前辈、“光荣退休”的河本大作。

“皇姑屯事件”结果不圆满，把事情搞砸了的河本很不甘心，退出现役后，这老小子靠山吃山，傍水喝水，到满洲铁路上去混了。

眼看着石原等一帮“后起之秀”在那里折腾来折腾去，他也心痒难耐，自己不能亲身参与，就出钱赞助。石原“满洲行动”的活动经费几乎都是河本一个人掏的腰包。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石原拿了老前辈的钱，却也没忘记吸取老前辈的教训。那就是坏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这回可不是杀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得把东北军统统干灭，由日本人独霸满洲。

为此，他也给自己和关东军投了一个“保险”，那就是想方设法把日军驻朝鲜军队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

地点选好了，人马配好了，万事俱备，就等那个预定的日子到来。

孤注一掷

离9月28日越来越近。

虽然石原机关算尽，但是他的秘密还是被人发现了。

其实石原的保密工作倒没少做。

石原在关东军中搭建了一个秘密班底，并起用了一个参谋花谷正少佐（陆大34期）。这哥们想在石原手下混，自然要拿点干劲出来。他费了吃奶的劲，终于从沈阳附近的关东军部队里挑选了川岛大尉等几个干将。

挑选的标准除了德智体美劳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得有一个严密的口风。

毕竟是干大事嘛，嘴上没把锁那还行。

口风好不好，怎么测法呢？

总不能拿个测试仪让大家伙去对着吹气吧。

花谷正不愧是天才石原一手选定的准天才，他的办法是喝酒。

看看喝进去的是清酒，吐出来的是不是实话。

于是为了接受组织的考验，选中的人便都交上了好运，被这家伙一个个找去喝酒。

最后，川岛大尉等几个军官就因为酒喝得再多也不吐真言而成为了“幸运儿”。

至于落选的也不亏，甭管怎样，一顿酒总是喝上了。

你说花谷正请这么多客，掏这么多银子，他就一点不肉疼？

半点也不。

因为他用的是公款。“爱国老前辈”河本给的。不用白不用。

对着石原领导，花谷正拍着胸脯一个个数过来，打包票说这些兄弟绝不会把大事给泄露出去。

可是他数来数去，却忘记了把自己计算在内。

回东京出差的时候，花谷正跑到酒馆去“放松”，几杯马尿一灌，便痛快淋漓地把“满蒙行动”计划都吐露给了那些歌妓们。

军官经常光顾的酒馆，自然也是高官们定期不定期“考察”的重点。歌妓们可没有什么责任和义务要守口如瓶，今天一句，明天一句，调笑之余，便把花谷正的原话都捅了出去。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到了外相币原喜重郎的耳朵里。

此前，外务省已经接到过沈阳领事馆发来的报告，都是有关关东军“异动”的：比如北大营旁边的守备队多了两门大口径火炮，又比如关东军一反常态，竟然不事先打招呼就进行演习，而且演习的场所也很蹊跷，别的地方都不去，就喜欢在北大营和沈阳城附近转悠。

不过仅此也不能说明关东军就一定想怎么怎么样。

即使在听到花谷正的话后，币原仍然将信将疑，毕竟对方说的都是酒话，又是在那种地方，要是当真了，没准还会被人拿去当笑话听呢。

但是随后接到的一份密电却让他大惊失色，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这是沈阳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亲自发来的。

林久在电报中说，看来传说中的关东军有军事行动可能还是真的，因为最近他们正在集合军队，而且已经从仓库里开始取武器弹药，气氛那叫一个吓人。

币原顿时害了怕，枪上剌刀，子弹上膛，不是要打仗还会是什么。

要照关东军这么胡搞法，屁股底下的外相位置还能再坐几天？

他赶紧报告内阁首相若榇。

若榇早就被国内风起云涌的“爱国浪潮”搞得晕头转向，一听关东军还要趁乱起事，这还得了。

可是军人的事，连首相也不敢管。当年的田中那么牛哄哄，到头来还不是自个给自个吃了只大头苍蝇。

这么着，军队的事还只有让军队的人来管。

若榇找到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陆大第17期），认为这件事与政府现有的外交政策相抵触，是不能允许的，并让他负责把这件事给搞定。

南次郎再回过头来和娘家人参谋本部联系。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陆大第15期）在得知关东军有此计划后，总体态度也是不同意。

不是不能打，而是不能今年打。

要想不做“满洲权益”被中国收回的噩梦，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满洲全部变成日本的“固有国土”，所以打是一定要打，而且这两年正是打的最佳时机——英美自家的麻烦都应付不过来，想不过来；苏联同样在搞国内建设，不能过来；中国自己，则忙于内战而无力对外。

事实上，早在一年前，参谋本部就已采纳了石原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个三步军事方案：第一步占领，第二步“建国”，第三步吞并，最终把满蒙纳入日本的版图。

金谷的担心主要是，如果今年就打，关东军难以稳操胜券，最好等到明年时机成熟后再发动。

他派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陆大21期）前去东北，劝说关东军暂停行动。

但是，军部所不知道的是，在他们内部其实也早就有了一个“满蒙行动”的秘密班底，与石原在关东军中的秘密班底向来都是一个鼻孔出气。

有“挺进将军”之称的建川就是这个秘密班底的重要成员。平日里，他和坂垣的秘电码从没有中断过。

让他去劝说关东军岂非笑话一个？

当下，建川照样出他的差。通风报信的活交给了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陆大32期）。

桥本领衔的参谋本部俄国班，被外界称为“第二秘密参谋本部”。从他这个班长开始，几乎都是铁杆的“满蒙行动”秘密班底成员。

桥本一口气给板垣和石原发了3份密电。

第一份内容是：计划已败露。

第二份内容是：已决定派建川前往满洲，因此需及早动手，以免给他添麻烦。

第三份内容是：希望能在建川抵沈阳以前就动手。

建川也是个“有心人”。

从东京到沈阳，坐飞机用不了半天就能到。

但为了给关东军“起事”以充裕的准备时间，建川充分发扬了一下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飞机票都没舍得买，坐着海船就来了。

坐船也不是直奔东北，而是往朝鲜去的。近路不走，偏走远路。

横穿过朝鲜后，再慢慢悠悠地来到沈阳。掐指一算，路上足足用去了三天。当他抵达沈阳时，关东军早就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孤注一掷

建川出发的那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5日，就在这一天，石原们接到了桥本发出的密电。

立刻慌了手脚。

此时有人主张立即动手占领沈阳。“满蒙行动”的“总策划师”石原却担心如果行动过于仓促，会打乱他的精确安排，以致前功尽弃。

“满蒙行动”不比“皇姑屯事件”，用几个工兵就能解决问题，这是需要动用关东军全部武装的大事，而要组织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没有司令官的点头是不行的。

要知道，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陆大第19期）毕竟不是秘密班底里的人，又负一方责任，关东军的存亡与否都在他手里捏着，做决策自然要慎重得多。

特别糟糕的是，万一他假戏真做，同意“阻止事变”，那大家两年的辛苦就等于付诸东流了。

为了稳妥起见，秘密班底里的几个人一起开了个紧急碰头会，秘密商讨对策。

会上，“断然行动”与“待机而行”这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

就这么一直讨论来讨论去，一直弄到第二天凌晨两点，讨论依然热烈，答案却还是没有。

眼看这样不是办法，会议的主持者板垣便把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

既然是赌，那就照规矩来，看骰子究竟朝向哪里。

众人事先约定，铅笔往右倒就“待机而行”，往左倒就“断然行动”。

结果，铅笔毫不留情地倒向了右边。

“断然行动”派们傻了。

本指望老天给投个赞成票的，没想到对方不赏脸。

那就只好“待机而行”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个人霍地站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来了一句：“你们要是不干，那我就一个人干！”

大家都把眼光齐刷刷地扫向这个人，看看究竟是谁这么有种。

参与“满蒙行动”的几个核心人物，官衔从大到小排，分别是板垣、石原、花谷正、今田新太郎。

刚才作慷慨激昂状的就是今田新太郎大尉（陆大37期）。

今田属于刚刚毕业的新生，跟板垣和石原不能比，就是那个花谷正，也比他高了3届。

这么低的资历，要说已经混到大尉就算不错了。如果不是陆大出来的，估计还得在下面慢慢爬。

可今田并不这么看。

这人本事还是有一点。据说特别擅长剑术，颇有点日本传统的武士情怀。身上有点本事的人，大多上进心强。今田加入这个秘密行动小组，就是奔着肩上的牌牌去的，做梦都能梦见自己当上了大佐或者少将。

现在忽然行动暂停，等于说美梦要搁浅了，这岂不让他又气又急。

日本人很讲资格。连今田这样的小字辈都站出来表了态，板垣和石原们就觉得脸上挂不住了。

豁出去了，那就干吧。

提前10天，定于9月18日晚准时行动。

因为时间再也无法推后：3天，只有3天，建川能帮同党们争取到的只有3天时间。

再多，估计建川只能先到新马太旅游一圈再回来了。

几个人简单分了一下工。

板垣负责赶到本溪去迎接建川，并把他带回沈阳交给花谷正，随后坐镇当地，就地指挥整个行动。

石原莞尔呆在旅顺，等本庄繁司令官视察回来，等沈阳那边有了动静，便促使其下达关东军全体出动的命令。

今田负责通知执行部队开始行动。

花谷正分配到的活则一如既往地和喝酒有关：不管外面打得怎么热火朝天，只要能把建川灌醉，就是大功一件。

关东军那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这边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日本人要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的，就在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也被中国方面捕捉到了。

但从事后的反应来看，东北当局在防范上显然又是严重不足的。莫非他们以为身边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Hello Kitt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而你却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５３张之多，少数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５０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的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走关系的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对方。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完全没有做出任何防范动作。

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与之相佐证的是，就在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还澄清“传言”，否认关东军正在因为“中村事件”而进行军事动员。

有人说，这不过是日本方面玩弄的一个伎俩，放的烟幕弹。

但如果我们清楚日本政坛的情况，就知道，这也许是真的：日本政府事先可能真的并不清楚关东军会策动“九一八”，更不知道石原这帮人已经在迫不急待地磨刀了。

归根结底，在“九一八”事变甚至国联外交彻底失败以前，中国国内的大多数政治家，包括老蒋、张学良在内，对日本军政分离的体制都谈不上真正了解和掌握，特别是没有料到日本军人会如此敢于铤而走险。

不眠之夜

日本的冒险家们正在行动。

把接待建川的任务安排给花谷正后，板垣来到了位于沈阳的关东军特务机关处。

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此时刚好到东京出差，板垣便以替他值夜班为名，坐镇特务机关办公楼，以便指挥全局行动。

夜暮降临，他发出指令：开始行动。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晚的东北：今夜，将注定无人能够入眠。

时间是深夜10点。

行动具体由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3中队（川岛中队）负责，今田担任总指挥，队长川岛正大尉带着105人跟着后面。他们这批人在柳条湖附近待命，进行假模假式的夜间演习。

另外抽出8个人组成爆破小组，假装巡视铁路，到预先指定的铁道旁去埋炸药。

爆破小组的“组长”跟策划“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是本家，也叫河本。不过这个河本官小，只是一个中尉。他的全名叫河本末守，是第3中队的副中队长，我们可以把称作“小河本”。

要搞爆破，这里存在着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炸自己家的铁路固然心疼，但最要命的还是不能出事故，万一铁轨坏了，列车也上了天，那边北大营却还没能攻下来，这就真成偷鸡不着蚀把米了。

因此事前，石原专门请了爆破专家进行精确测算。

先算出一个安全长度，大概一米半长，然而又规定了炸药数量。

当年河本弄了一个“皇姑屯事件”，光炸药就倒腾了120公斤，要用30只大麻袋装。

现在不需要了，黄色炸药一共用了42包。

别看数量不少，其实并不多，因为都是小包。

42包是有讲究的，少一块炸不了铁轨，多一块得翻车。

它要求达到的最终效果是：铁轨虽然炸断了，但高速行驶的列车能够安然无恙，就算暂时晃那么一晃，通过绝对没有问题。

你别说，搞到这么精确，还真得找个专家才行。

为了使效果看起来更趋逼真，小河本还匠心独运，别出心裁地把炸药埋在土里，这样一旦爆炸，就可以制造出烟尘弥漫的景象。

由于投资少了，再怎么折腾，跟炸张作霖列车时的壮观还是不能比。好在也不是给别人看的，自己知道就行。

铁轨总算是炸了。

没等小河本庆祝成功，就发生了一件让他心跳不止的事。

早不来，晚不来，一列自长春开出的列车呼啸着来了，经过爆炸地点时还特地歪了那么一下下。

小河本一口气差点没抽上来。

幸好，过了。

列车没事。

小河本抹了一把冷汗，随即用电话机向沈阳特务机关处报告。

接到报告，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板垣一跃而起，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各部队“扫荡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在对着北大营的两门炮响了几嗓子后，那个做梦都想当少佐的今田大尉手一挥，早已摩拳擦掌的川岛中队便呐喊着向北大营冲去。

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7旅（王以哲旅），原来的番号是第1旅，属于东北军的主力精锐，有1万多人。如果大家通名道姓后再整军决战，川岛中队就是削尖脑袋也钻不进北大营。

但由于缺少准备，出事当晚，包括王以哲在内的大多数军官都不在营内，部队无人指挥，有些士兵更是连弹药都没有发到手上。

当时能负责的只有一个旅参谋长，他赶紧向上进行电话请示。

张学良在北平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连夜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进行商讨。

集体商讨的结果是不能抵抗。

不能抵抗，虽然仅仅只有四个字，但里面包含的意思很多。

首先是对日军此次行动目的与性质的判断。

换句话说，究竟是挑衅还是开战，是局部还是全局，是想多点特权（包括为“中村事件”讨一点说法），还是要获取整个东北。这很关键。

如果是前者，关东军突然攻击北大营的行动无非就是施压的手段，最终大家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最后关东军该回哪里还是回哪里去。

如果是后者，事情就严重多了，关系到东北军能否在东北立足的问题。

前者可不必抵抗，到时自能讨回一个公道，而后者则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抵抗。

与会者选择的是前者。

可不必抵抗，就是说可以抵抗，也可以不抵抗，那为什么一定要选不抵抗呢？

这还得说中苏同江战役给东北当局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就在那场战役中，东北军伤亡将近1万多人，海军全军覆没。

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日军的实力可能比苏联红军还要强，如果东北军冒冒失失跟关东军作战，必然损失不小。

正是基于这些复杂的考虑，张学良给出的回复是：要避免扩大冲突，不得开枪还击。

命令传到北大营，明确为：部队既不许开枪还击，又要立即突围。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有条件遵守命令，即保留“立即突围”，但照样“开枪还击”——事情明摆着，谁也不是吹口气就能隐身的神仙，不举枪还击，怎么个突围法。

由于没有人进行指挥，且秩序混乱，王以哲旅倒下去320人，仅打死了川岛中队2人，打伤22人，最后推倒营房围墙后才得以撤出。

在柳条湖发生爆炸两个小时之后，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陆大第30期）率领另外2个中队到达柳条湖，跟川岛中队合兵一处，于第二天早上完全占领了整个北大营。

此时，日本沈阳领事馆的领事森岛，听到外面又是爆炸又是放炮又是打枪的，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四处打听。

一打听下来，原来是日军在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

这么大的事怎么没人通知我？

事情紧急，领事先生也顾不得流弹危险，慌忙赶到沈阳特务机关处。在那里，他见到了正忙于向四处发号施令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

为什么要攻击沈阳的东北军，是谁下的进攻命令？

板垣漫不经心地回答：因为张学良部队破坏南满铁路，所以关东军必须反击。

至于进攻命令嘛。板垣冷冷地看了森岛一眼：是我代替关东军司令下达的。

森岛领事见状，试图劝板垣保持克制，以便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事端。

板垣却已扭过头去，再也不愿理踩这个可怜的同胞了。

森岛还想再说什么，一旁的一名关东军军官已经拔出了刀，喝道：“你这个国贼，到底想要干什么？”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赤裸裸的人身威胁了。

领事无奈，只好退出，跑回他的领事馆装聋作哑去了。

9月18日晚上，北大营枪声四起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已经回到了旅顺。

这时他接到了板桓发来的多份电报，一会说“暴虐”的中国军队把南满铁路炸了，一会又说他们发动了对日本军队的突然袭击。

本庄繁不是秘密班底的人，不知道板桓石原们究竟在搞什么鬼，突然收到这种电报，自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石原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才恍然大悟。

但是当石原劝说他下令全面攻占沈阳时，他还是予以了回绝。

因为作为关东军的当家人，他必须掂量清楚，这一注投下去到底意味着什么。

沈阳毕竟是东北军的大本营，攻占沈阳，就意味着向东北军全面宣战。不攻占沈阳，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倘若对沈阳开火，则一切覆水难收。

正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板垣再次来电，守备队已占领北大营，驻沈阳的第2师团第29联队（平田联队）也向沈阳发起了进攻。

那意思，不管你同不同意，反正我们要干到底了。

本庄繁接到报告后，闭目沉思了几分钟，然后对围在他身边的石原和参谋们说：“这件事由我担责，干吧!”

至此，关东军开始发动全线进攻。

奋起一击

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对东北闪击战的成功，除了石原“满蒙行动”计划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此前经过多次演练和动员，日军进攻战术娴熟外，与东北当局继续维持“不抵抗”命令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探讨一下这个“不抵抗”是很有必要的。

老年的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坦然承认，当初东北军不抵抗的命令确实是他亲自下达的，而非传言中的蒋介石。

但不抵抗命令应该说与不抵抗政策是脱不开干系的。

郑浪平先生在《不朽的抵抗》中记述，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爆发后，张学良自己也举棋不定，曾多次向老蒋请示对策。但老蒋与南京中央政府给他的唯一与不变的答复，就是一切通过国联，在与日军的关系上实行“不抵抗”，此即“不抵抗政策”的出处。

当然，张学良所说的“不抵抗”说到底也只是一个策略，并不是说他真的就甘于为日本人所用。

要知道，正是由于东北当局拒绝与关东军进行“合作”，后者才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极具冒险性的军事行动达到目的。否则的话，石原们是完全不用费那么多脑子，花那么多力气的。

郑浪平认为，东北军选择不抵抗只是失策。

可是在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后，其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战争不是局部，而是全局；目的不是南满特权的多少，而是要占领东北全境。此时选择不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但张学良仍然没有撤回“不抵抗”命令。

究竟为什么？

这就还要提到中苏之战留下的后遗症。在那场几乎一片倒的战役中，“一比八”、“一比二十”的伤亡率俯拾皆是。特别是黑龙江军韩光第旅那样的劲旅都整旅尽灭，对张学良内心的打击尤其沉重。

日军实力即使不超过苏军，但起码不相伯仲，跟他们真刀实枪地干，我们能打得赢吗？

这时的东北军虽说有40万之众，但有一半在关内，另外的一半也都分散东北各地，在辽宁的不足10万。关东军的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全部加起来满打满算才3万左右，如果要想打赢，东北军就必须能够至少做到三个打他一个，然而看一看中苏之战的结果就知道，这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年张作霖老爷子为了对付日本人在东北的威胁，曾提出过一个关门打狗战略，即把旅大这两个口子一扎，铁路一掀，把关东军关在屋里面打，但这也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策略，何况现在已经根本没有了实施的可能。

事实上，当时中日的实力明摆在那里。你可以从关内调兵，他也可以从岛上派兵，即使后来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也是我们以一国之力，用八年时间，才把日本给拖垮拖死的。如果双方站好一次性对决，中国并无多少胜算。

打，没有一点赢的可能，只会损兵折将，这基本上就是“不抵抗”命令能够一直存在的理由。

这个东西张学良明着却不能说出来，因为他已失去了东北，当时的爱国运动对他的压力很大，他只能把弃守的责任更多地推给南京政府，同时寄希望于依靠国联。

然而，我们不打，就是王道了吗？

当然不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并没有一定之规，在必然之后还潜藏着非常多的偶然性。有些事，聪明人一看便知，说不能做，做了也是失败，但是有些所谓的“傻人”、“笨人”，他们偏做了，而且还成功了。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就东北局部而言，如果当时能够组织反击，虽然不一定能赢，但至少可以把关东军给拖住，不让它那么快就控制东北。

你感到吃力，关东军也不省劲，否则就称不上是冒险了。因为当时关东军的行动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他们也怕失败，而且还不是完全的失败，只要僵在那里就算是败了。

“九一八”事变的背后，角力的是日本政府和军队。关东军不遵令而行，本身就是叛军举动，一旦遇到挫折，政府一个巴掌打过来，他们可能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同样，关东军要是侥幸得逞，在天皇和舆论的支持下，政府也将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被军队包括关东军牵着鼻子走。

很多时候，挑战同时意味着机遇，这并不是一句套话和空话。

可惜，这个机遇我们失去了，而且是永远。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9日清晨，继北大营被日军攻克后，沈阳军警在接到不抵抗命令后也先后撤出。平田联队在进入沈阳城时未遇到任何抵抗。

此前关东军对北大营和沈阳城进行了多次攻击演习，谁也没想到实战比演习容易多了。

但是在吉林就不太一样了，客观的原因是，吉林军有的是没接到命令，有的是接到了也不愿执行——辽宁军尚能撤往锦州和关内，他们却不行，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抵抗，要么投降。

当时驻长春的关东军是第2师团第3旅团第4联队（大岛联队），下面一共2个大队。旅团长长谷部照倍少将（陆大22期）听满铁方面带来消息，说是沈阳那边已经打了起来。

不能站一边傻看着啊，得主动给本庄司令分忧，但长谷对长春周边的东北军又不放心：要是这些人突然对长春发动袭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为此，他把大岛联队一拆两半，一个大队坐车去沈阳，一个留下来对付长春的东北吉林军。

长春的吉林军一共有两部分，南大门南岭有2个团，北大门宽城有1个营。其中南岭的部队人最多，共2千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个炮兵团，有山野炮36门。

最让长谷忌讳的自然是南岭部队。他让留下的第2大队（黑石大队）首先解决南岭守军，同时他估计这些部队还不知道沈阳那边发生的情况，因此格外关照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即采用偷袭的办法进攻。

黑石前脚刚走，长谷就接到了本庄繁的最新指示：你还是盯好你的长春吧，别让东北军给钻了空子。

长谷一想，对啊，去沈阳是立功，失长春是犯过，孰轻孰重还是要弄清楚的，于是赶紧又把已经上车的第1大队（鹿野大队）给扒拉下来，让他们呆着别动，看家要紧。

可是过了一会，他又有了新的主意，光蹲在家里，人才浪费啊，不是还有一个宽城吗，为什么不也去搞一把偷袭呢。

反正天没亮，偷袭还有时间有机会。联队长大岛陆太郎大佐（陆大第25期）接过令牌，率众小校出发。

大岛手下，除了鹿野大队的3个中队外，还有黑石大队的1个中队，一共4个中队，因此跑起路来都很威风，比黑石大队还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攻击地点。

本来是想偷袭的，可是一不小心却被哨兵发现了。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通讯手段，“九一八”事变又非常突然，所以吉林军并不知道关东军已经在沈阳动了刀子，哨兵还以为大岛联队又是来搞演习的——两个月前，大岛联队曾两次在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而且一搞就是一个多月，彼此都快成熟人了。

如果大岛联队就这样悄悄地摸上去，这一个营（傅冠军营）可能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偏偏日军也做贼心虚，他们以为对方已了解了他们的企图，只好把偷袭改为强攻，突然用机关枪进行扫射。

营长傅冠军在得到哨兵报告后，起初也不怎么相信，因为他未接到任何上级命令，可是听到外面确实枪声大作，又觉得怀疑，便探头向外张望。

但他这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黑灯瞎火，竟然开了房间的灯，结果正好被墙外的日军找到目标，一枪打过来，伤重而死。

营长虽然战死，好在部队不乱，仍然坚持抵抗。一时间，军营前子弹飞的到处都是，双方展开激战（“弹如雨注，危迫万状”）。

天亮之后，大岛联队虽然占领了部分军营，可是自身“伤亡严重，干部相继阵亡”，先后被击毙24人，击伤23人。

一个加强型的大队拿不下东北军一个营，让大岛联队长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亲自上阵督战。

最后，依靠山炮和曲线炮，日军才把宽城兵营打下来。

与此同时，黑石大队也对长春的南大门——南岭兵营发起了偷袭。

临出发时，长谷特别担心炮兵团的那36门炮，认为如果同时轰击，对日军的杀伤性很大。因此特地关照大队长黑石武城少佐，让他先偷袭炮兵团。

黑石比大岛慢了半个小时，就这半个小时，一眨眼的功夫，天就亮了。

可是天亮却没帮上炮兵团的忙。炮团第1营刚刚睡觉起来，一抬头，才发现日军已到眼前。开炮是肯定来不及，只好拿起枪躲在掩体后面射击。炮兵当步兵用，自然还是差着火候，打了一个小时后他们就没法坚持了，营地被黑石大队攻破，该营16门大炮都被日军给弄坏了。

这边枪声一响，等于是给其它部队报了警。炮团第3营二话不说，架起山炮，对准日军就轰。他们用的炮弹是榴霰弹，就是俗称的子母弹，特别适合于近距离轰击。一炸开来，里面钢珠乱飞，让鬼子大吃苦头。

与此同时，步兵团也赶来助阵。步炮结合，黑石只掌握着两个中队，无论如何冲不过去。

关键时候，救命的来了。位于附近公主岭的独立守备第1大队（小河守备大队）赶到，与黑石大队合兵一处，共同向南岭军营进攻。

但守军并不卖账，他们发现独立守备队相对较弱，就专往这边打，而且越打越欢畅，甚至组织了好几次反冲锋。

独立守备队真的是看铁路的，与仙台师团这样的正规部队差距不小，不仅被打下去了，还被打得伤筋动骨——大队长小河原浦治中佐当场就受了重伤，一个大尉中队长被击毙。大老远的来帮忙，忙没怎么帮着，还亏了老本。

好不容易，也驻扎在公主岭的骑兵第2联队（若松联队）赶到。虽然都是住一个地方的，但这支骑兵部队毕竟是正规军，比独立守备队可牛多了。

看到日军越来越多，守军知道南岭已难以固守，这才依次掩护，撤出阵地。

南岭作战，东北军伤亡200人，关东军伤亡98人，达到了一比二的伤亡率。这个数字是甚可玩味的，它说明彼时的关东军并不像苏军那样，有一战而胜的实力，只要我们坚决抵抗，战局也未必像原来想象的那么糟糕。

只因除长春外，辽吉的大部分地区都未作抵抗，关东军才终于得以控制住局面。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21日，随着长春和吉林市的先后陷落，锦州以北、除黑龙江以外的东北全境尽陷敌手。

第九章 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困境，转而寄望于“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的国联外交。在这个国际外交的最高级别舞台上，中日外交家开始斗智斗勇。

“九一八”事变的当晚，老蒋还在江西湖口的军舰上，忙着指挥“剿共”哩。

直到第二天中午下舰后，他才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东北出事了。但上海的消息，又是从东京消息转引过来的。上面只说东北军破坏了南满铁路，其它不详，所以他还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当时只是就事论事地赶紧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除询问详情外，还让他做好对外宣传，尤其是要辟谣。

那意思就是，哪怕破路这件事真是你干的，也打死不能承认。

等收到张学良复电，老蒋才知道东北的那档子事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范围，不禁倒抽了几口冷气。

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有人说老蒋是“亲日派”，其实这大大冤枉了他。如果一定要说他亲谁的话，把他划在“亲美派”里面还差不多。

后来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显示，他不但不“亲日”，从内心来说，还是很“恶日”的，这个情结可以从“济南惨案”中他挨日本人的飞机炸弹算起，从那天开始他每天都要在日记上写两个字：“雪耻”。

不过在“雪耻”旁边，另外还有三个字，叫做“不抵抗”。

他之所以要告诉盟弟弟张学良，面对日军挑衅时要坚持“不抵抗”，同时自己对“不抵抗政策”也奉行无碍，一方面，与他当时对中日双方实力的研判有关，认为如果中日正式开战，中方的结局可能会比当年的甲午战争还要惨，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所主导的另一个政策——“攘外必先安内”。

这个政策看似简单，其实它在各个时期的含义还不大一样。直到中原大战，老蒋“攘外”攘的还不是日本，而是苏联，至于那个“内”，连共产党一时都排不上号，他指的是冯阎李这帮国民党内的“原哥们”。

从万宝山事件开始，他发现日本正在煽动反华浪潮，这才把“攘外”这一“荣誉称号”一点点地开始移向日本，但是与“攘外”比起来，“安内”在他心目中仍占最主要地位。只是此时进入“安内”名单的多了起来，除了他在国民党内的政敌，又多了党外更厉害的对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国民党想搞党军没搞成，共产党却在中国建立起了真正的党军。红军不爱钱，不怕死，有主义，有精神，渐渐成了老蒋的心腹大患。几次围剿都无法把红军扑灭，就是一个明证。

在当时的老蒋看来，无论是党内反对他的人，还是“赤祸”，都是“祸患”，不搞定这些，其它只有免谈。你要他安安心心地“攘外”，就必须先让他“安内”。

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九一八”事变，完全打乱了他的步骤。他与自己的亲信都意识到，此次事变，“决非济南事件可比”。

那段日子对老蒋来说，实在是个多事之秋。

在国内，他不仅要在江西和红军作战，还要对付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

给石友三的50万打水漂之后，老汪又拉上了革命先行者的公子孙科一起干，声势逼人。

其实孙公子原先在国民党内是谈不上有多大实力的，甚至被一些人称为“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能够上位得这么快，很大程度上还是拜老蒋所赐。

老蒋自从软禁胡汉民后，发现他在党内四面楚歌，到处都是反对的声音，就临时抱佛脚，到处拉人。孙科虽然嫩，但背后有个伟人老爸的光环在照耀，所以当仁不让地成为老蒋拉拢的主要目标。这一拉，没有拉住孙科，却在无意中把对方的政治身价给抬起来了。

被“炒红”后的孙科看反老蒋的人实在太多，马上很聪明地跟老蒋说了声拜拜，转而坐老汪那艘船上去了。

老蒋偷鸡不着蚀把米，等到“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反蒋的各派系眼前一亮，又找到了一杆新的大旗，那就是抗日。

你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搞我们身上，日本人才有机可乘，你还能说你没有责任吗？

老蒋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日子真是要多难过有多难过。

国内舆论

和老蒋一样，日本内阁首相若榇对“九一八”事变也感到十分吃惊。

这天早上，他接到了陆军大臣南次郎打来的电话。

南次郎向他报告了一个足以令他头皮发胀的消息：昨天晚上，关东军与中国的东北军打了起来，目前已占领了沈阳。

按照关东军的报告，是东北军先动的手。

若榇知道事态严重，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要求南次郎向关东军下达相关指示。

南次郎以陆军省的名义发了一通指示，责令关东军立即停止进军。

没人理他。就算石头扔进河里，还能泛个浪花出来呢。

情急之下，南次郎忽然想起了那位派去做思想工作的建川。

这厮是干什么吃的？他在哪里？建川人就在沈阳。现在他酒已经醒了。

至于他昨天晚上是不是真的喝醉了酒，那谁也说不清楚。

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位仁兄的老爸据说还是一位大法师，画符念咒那是伸手就来，属于搞迷信和诈骗活动的行家里手。

有了这点遗传基因，如果说他是假装醉酒，我也不会不相信。

酒醒了，就得做工作，要不然没法回去交差。

一问，原来事情已经闹完，连沈阳都被攻下来了。

正合我意。

不过为了顾及自己此行的目的和身份，建川还是假模假式地和石原拌了两句嘴，然后算是完成任务，坐上飞机回东京交差去了。

南次郎托人算是托了个王伯伯。若榇不支持，军部支持。

就在若榇拉着他那个没用的陆相，想劝关东军止步的时候，军部内部也召开了一个讨论相同内容的紧急会议。会议结果却大相径庭，不仅认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是适宜的”，而且还决定向东北继续增兵。

与此同时，若榇还得到了一个更让他犯晕的消息：驻朝日军在根本未接到任何正式命令的情况下，就已跨过鸭绿红进入了东北境内。

对于这样一个类似于“叛军”，而且极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丢分的莽撞举动，内阁首相愣是连知会一声的面子都没能得到。

把若榇气得直翻白眼珠，却又无可奈何。

内阁之所以不同意把东北的事情闹大，当然并不是为中国人着想，而是为他们本国考虑。

因为那时日本境况着实不妙，经济正陷于“昭和恐慌”后的一片困顿之中，有些地方竟然也出现了和邻国中国一样的情景：饿死人是常有的事，买卖儿女成了朝阳产业。

内部已经危机重重，如果再被国际孤立，后果将极其严重——缺了粮食，没法活人；缺了原材料，没法搞工业。

就算对中国这个一贫如洗的穷邻居，它也不是一无所求。

因为日本唯一的优势就是生产和出口商品，而中国是它的大客户之一。

得罪了这个大客户，你的商品再好，又卖给谁去？

在若榇看来，关东军在东北干的这些事得不偿失，无异于让日本国的另一只脚也陷入了烂泥之中。

可这些东西没法说，一说就是“软弱无能”。更何况就是说了，军部和关东军也只当你是在放屁，甚至听烦了还会拔刀相向。

日本社会各界也把向政府施压变成了一股潮流。

这个世界上，可不光是中国学生会搞爱国运动的，日本学生同样也会，“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也拉横幅，喊口号，举行“爱国示威”。

日本愤青们一边为关东军的“英勇行为”欢欣鼓舞，一边组织捐款义演，要慰劳东北前线的“广大爱国将士”。

日本舆论界也完全支持关东军，一边称赞关东军的行为是“爱国行为”，一边指责政府施行“软弱”政策。

二战结束后，面对战败的苦果，很多日本史学家都承认，当时的舆论界应对挑起战争负起相当大的责任。

巨大压力之下，若榇内阁若不想被选民提前炒鱿鱼，惟有跟军部唱起一个调子，表扬关东军“忠勇可嘉”、“战果辉煌”，并对所有“有功之臣”进行了“表扬”和封赏：

作为“总策划师”、首席功臣，石原莞尔第二年即从中佐晋升为大佐，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并兼任作战部作战课长。

板垣后来升为少将，还曾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一职。

这两人因“满洲事变”的策划成功，自此成为了日本国的“战斗英雄”。

就连事前一无所知，事后仓促上阵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沾足了光，日后不仅升为大将，还挤到皇帝身边，当上了天皇的伺从武官长。

其他人等也加官进爵，鸡犬升天。

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中国国内舆论已经炸开了锅。

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上次记得好像是慈禧老人家和光绪一道过世）。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一致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并实行对日经济绝交。

既然是外交上出的事，外交部当然是遭到攻击的首要对象。

学生冲入外交部长办公室，二话不说，就把一瓶红墨水砸到了部长王正廷的头上。

王部长顿时头破血流，额头上纵横交错，分不清是血水还是墨水。

伤口很痛，然而他的心可能更痛。这就是他的下场。

一个为推行“革命外交”而竭尽全力的外交家的下场。

一个在弱国背景下拼命争取母国权益，使中国得到英美德意等西方列强承认的干才的下场。

一个不畏艰险，敢于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立志收回东北主权的勇者的下场。

现在，他得到了所有的报偿。辱骂，攻击，殴打，从精神到肉体，遍体鳞伤（重伤三处，膝盖严重骨折），差点成了跛子。

天乎，地乎，谁可为我作证，这一颗赤子之心。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30日，外交部长王正廷黯然辞职。

他曾经豪情万丈。可是历史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兜了一圈之后，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巴黎和会那令人无比沮丧的场面之中。

弱国无外交，难道这真的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打破的铁则吗？

外交奇才顾维钧为此努力过，革命外交家王正廷也为此努力过，最终他们仍然只能选择几乎相同的命运。那就是：out!

看到南京政府陷入困境，广州政府发现自己捡到了一个宝。

在报界媒体和请愿学生面前表演爱国秀，自然是嘴皮子利索的汪精卫的拿手好戏。

他一边借机大批老蒋“不民主”、“不抵抗”，一边振臂高呼，声称要“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一时在舆论界大受欢迎，被学生奉为政治领袖，争相要求他到南京主持抗日大计。

为了挽回影响，不被广州那个党内最大的反对派压倒，老蒋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暂停和广州政府的“相互讨伐”，转移国内舆论认为自己热衷于内斗的议论。

但同时，南京政府仍然强调要继续“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外交政策还是不抵抗，不过多了几个字，这就是：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

要想不屈服，就要找一个论理的地方。国联，等着让它来给咱们说两句摸心口的公道话吧。

外交高手

一提到国联，我敢肯定，大多数人都要嗤之以鼻。因为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国联，就是一个英法操纵的傀儡，一个啥事也干不了的国际软蛋。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不错，国联没有武装部队，缺乏常驻组织，决议需要全体会员一致通过才能有效，对国际事务也反应缓慢。这些都是它的缺陷，也是国联最后解体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际机构敢声称自己完美无缺。

就连联合国不是也被呼吁要进行改革吗？

事实是，国联在当时的作用很大，大到没一个国家敢于随随便便绕开国联，去走它的阳关道或者独木桥。

对其时大多数国家来说，国联就是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代表，说的话还是有人听的。

而且在这之前，确实也有过成功的解决案例。比如欧洲的保加利亚和希腊就曾为领土争端打得难分难解，国联把双方都说了一通，先让他们停火撤兵，然后做调解和仲裁，最后就把事情给摆平了。

如果说我们在东北执行“不抵抗”政策是错误的，那么至少在找国联帮忙这件事上肯定是没错的。

不找国联，就傻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21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三天之后，中国政府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作为年富力强的南方外交家，施肇基几乎是王正廷的翻版。

两人是浙江同乡，不过施同学似乎拿本本的热情更高一些，在美国拿了一个文学硕士还不过瘾，又接着去读了哲学博士。

施肇基比王正廷大上五岁，人生经历也是相当丰富。

早年间他曾给张之洞做过英文秘书。

说起来，这位张大人还与抗战颇有缘份。当年，他一手创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这家兵工厂引进同时期德国的先进设备，专门生产一种步枪。这种步枪很有名，一直到抗战，中国军队还在大量使用。

对了，这就是汉阳造。

想想有些后怕，如果没有这位晚清老祖宗给我们提供汉阳造，抗战怎么个抗法还真不好说，难不成大家都拿着戏班的斧钺勾叉去和日本兵拼命吧。

张之洞的秘书中有一个更有名的人：留辫子的国学大师——辜鸿铭。

辜鸿铭有句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仅此一句，就让我对辜大师心生敬仰。能跟辜鸿铭一起混，没两把刷子绝对糊弄不过去。时人评价施肇基，每遇大事不慌不乱，虽泰山崩于前而脸不变色。

当年参加巴黎和会的五位中国全权代表，好几个都是日后中国外交界力能扛鼎的一流外交家。

除了顾维钧、王正廷，还有一位，就是施肇基。

注意，以上三位，都是人精，而且不是一般的人精。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国际外交实在是一门很难搞的复杂学问。

爱祖国爱人民，外语说得比中文还溜，能言善辨，这些都是成为一个优秀外交家的必备条件。

可是还不够。你还必须像一个法学家一样，对国际规则了如指掌，并能为我所用。

申诉前，施肇基仔细研究了国联的基本法《国联盟约》，并参考了希、保两国的案例，从而制定了自己的申诉策略。

在申诉书上，他没有先讲双方的责任问题，也没有要求制裁日本，而是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规定“不允许会员国进行战争”，以此请求国联理事会出面干涉。

策略很简单，谁是谁非先放一边，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不仅不能再进攻其它地方，还要恢复到事变以前的状态，同时必须先把该赔我多少钱确定下来。

至于责任问题，有的是时间慢慢和你算。

从前的希、保冲突就是这么解决的。

日本方面有些紧张了，毕竟它对国联还是心存敬畏的，知道这个国际裁决机构并不是它家里的橡皮图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外相币原亲自来到位于日内瓦的国联总部督阵。

起先日本不愿意把冲突交由国联或第三国调解，主张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

施肇基是个明白人，什么没见识过。当年的“中东路事件”，东北地方当局吃的就是所谓“直接交涉”这个亏。

所以他当即予以拒绝，坚持这件事必须由国联出面摆平，而且表示愿意接受国联的任何处理结果。

日本人没辙了，只好同意和中国代表在日内瓦开辩论赛。

施肇基是正方辩手，他提出的辩题就是坚持申诉书上提出的严正要求。

反方辩手是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

这位兄弟也是外交界的一位老油条，做过多年的驻华公使，跟张作霖都打过交道，在所谓的“中国通”中也能排得上号。另外，他的岳父很有名，是政友会的党魁、后来组阁任首相的犬养毅。

芳泽在发言辞中自然先要帮关东军护犊子，把那晚柳条湖的情形拿出来，一个劲地说中国有错在先。

不过由于施肇基在申诉中避开了双方责任，他这一拳算是打在了棉花上，软绵绵的，没起到什么实际效果。

见各位代表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芳泽赶紧变招，又开始搏同情，指天发誓说日本从没对东北起过什么坏心眼，这次出兵纯粹是保护日本侨民的“自卫行动”，只要日侨安全就会撤军。

最后的结论是：我军完全是一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惩恶扬善之师，出兵完全是事非得已。

施肇基立即抓住反方辩手的破绽，指出《国联盟约》中根本没有出兵保护侨民的原则，日本的“自卫”纯属不正当行为。

芳泽顿时哑口无言。既然国际法都不允许，你的部队还赖在人家那里算什么事？

而且施肇基还许诺，只要日方同意撤军，中国一定会保护日侨安全。

没什么可辩的了。在施肇基的强烈要求下，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务必在10月16日以前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

芳泽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接受。这一回合，正方胜。

水平不高运气好

应该说，如果日本真的能够按照决议行事，“九一八”事变也不是绝对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可是，你问问军部和关东军那些狂人，谁愿意？

撤军等于是要他们把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这些鼠目寸光的家伙（包括那个所谓的唯一战略家石原）就是舍了命也不干。

直接占领不行，他们就去想别的办法。

中国向国联申诉的第二天，关东军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会议由关东军参谋长主持，所谓的“关东军三杰”都在场。

外面“举军欢庆”，会场里气氛却略显沉闷，原因就在于东京发来了电报，表示反对关东军继续扩大事态。

板垣和石原起初的想法，都是想采用朝鲜、台湾一样的模式，索性把东北变成日本的第某某个省。

但电报给他们一人脑袋上来了一闷棍。

此路不通了。众人都把眼光扫向那个“土匪源”，虽说此人战略上没多少远见，但要论坏点子，那是满满地装了一肚子，都快出水了。

土肥原刚刚被任命为沈阳市临时市长，帮关东军收拾残局。

这个“土市长”不愧是老牌“中国通”，一上任就贯彻了“以华制华”的策略，网罗一帮旧军政人员，弄了一个维持会，宣布沈阳“独立”，同时委任了4千多名巡警负责上岗巡逻，维持治安。

给他这么一弄，原来乱纷纷的沈阳街头开始恢复暂时的平静。

也许正是治理沈阳的“成功经验”，使土肥原受到了启发。他灵机一动，提出要致力扶持一个“以宣统帝为首，包括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满洲国”。

自然，这个国家名义上虽然是独立的，但国防外交等必须由日本掌管。

与会者均认为此计甚好。

对这些军队狂人来说，从“自己占领”到“建立满洲国”，实属不易，已经是被迫从原来的立场退了一大步。

所以最后的方案中还有这样的日式煽情语言：（我们）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土含泪”们把这个精心炮制出来的“满洲独立运动”方案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送到东京，得到了军部首肯。

政府内阁照例被撇在了一边。首相若榇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意识到关东军又在玩花样了。这么搞下去，日本就真的要千夫所指，成国际孤儿了。

可他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却愣是使唤不动那些军人。

没奈何，只得又去找那个南次郎，让他给关东军司令发报，严格禁止任何关东军官兵参与“满洲独立运动”。

司令部的参谋收到南次郎亲自发来的电报后，看来看去觉得不爽，就随手把电报抽出来扔在了一边。

结果，这么重要的电报，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愣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一个小小的参谋，因为不爽，就敢把政府高官给司令官的电报给扔掉，也算是军队中无组织无纪律的巅峰之作了。

国联的决议，随着时间滴滴答答，转眼就要到期了。

可是日军并未撤军。不仅如此，日军还派飞机轰炸了远离事件地点的锦州，把日本政府承诺的“不扩大”变成了“扩大”。

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东北最新局势。

这次，施肇基打定主意，要让日本引起各国的公愤。

除了愤怒谴责日本的失信外，他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此举把当今最重要的两个国际法——《国联盟约》与《非战公约》都践踏光了。

他大声疾呼，两大公约如同两只铁锚，世界各国犹如轮船，轮船必须有铁锚才能自如地前进后退。因此，对这件事，各国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世界和平大厦必毁矣”。

施肇基的发言立即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许和共鸣。

说句实话，在接触到这段史料时，我也深深地被打动了。我得说，上个世纪的这批中国外交家真不简单，人家的水平那是钢钢的，不由得你不叹服。

作为反方辨手的日本代表芳泽理屈词穷，只有招架之功，没了还手之力。

还是读读现成的吧，他于是掏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长篇声明读了起来，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令人昏昏欲睡。声明中，对日军为什么迟迟不能撤军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唯一的借口，就是不放心日侨的安全，所以一时还撤不了。

施肇基抓住机会，马上追问：对方代表，你口口声声说想撤，为什么还要轰炸锦州、扩大事态？芳泽愣住了。因为这兄弟不是急智型的选手。

拿事先写好的声明读一读还差不多，你要让他在规定时间内抢答这么难的题目就有些抓狂了。

没现成答案呀。可周围这么多各国代表看着，总不能僵在当场吧。

芳泽调动了他所有的脑细胞，终于胡诌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因为飞机是侦察机，受到了地面射击，所以予以还击。

问题很正常，但那答案怎么看怎么像是脑筋急转弯。

吞吞吞吐地把答辩敷衍完，芳泽已明显能感觉到周围投来的那一双双鄙夷和嘲弄的目光了。

日本代表这回得掏出手帕擦汗了。国联理事会再次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将日军撤军时间推至11月16日以前，中国负责保护日侨生命财产。

中国代表施肇基表示同意这个草案，不过撤军时间推得太晚，他要求缩短期限。

芳泽拼命反对。这一回他可不能像上次那样拍胸脯了。连首相都搞不定关东军，他还能逞什么英雄。

他对撤军时间提出异议，也不说太晚，也不说太早。实际上他是根本没法确定。

没人愿意再听他胡诌下去了。会议表决，一共14家代表，13票赞成，1票反对。表决通过。

全世界都明白，那反对的1票就是日本代表芳泽投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不是国联成员，却被邀请与会。在讨论和表决时，这个日益崛起的西方大国明显站在了中国一方。

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表明了立场。

日本在国联已陷入了孤立。第二回合，正方亦胜。面对这无言的结局，芳泽急得都快哭了。老丈人啊，外交工作这个活真不是人干的。

与施肇基比起来，让芳泽搞外交也实在等于让他受罪。口才不好不去说他了，反正大多数时候也只需要照着稿子念念。关键是他的英语发音还不过关，说的是含混不清的日式英语。各国代表和列席旁听的新闻记者有时听得一头雾水，就看到面前这个矮个日本人的嘴唇在动，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芳泽也知道自己英语很烂，别人听不懂。那就改说法语吧，谁知这位法语也不过关，连单词都不记得，常常讲完了一个词，又不记得下一个词是什么了，得慢慢想。可大家都在等着啊，也不能打声招呼说：谁知道这个词怎么念，提示一下。

于是他便只好在想的时候，嘴里哼哼唧唧，“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有的代表听得不耐烦，甚至恨不得扔块桔子皮上去“提示提示”他。记者可不管这些，原文照录，第二天报纸上的芳泽发言，就变成了满篇的“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后来时间长了，芳泽在国联的讲话竟然也成了日版“韩乔生语录”，读者不拿来笑一笑都吃不下饭，也算是为报纸提升销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刻，坐在代表位置上的芳泽哭丧着脸，他似乎已预感到自己的外交生涯已走上末路。

不过且慢。奇迹马上就要发生了。由于不是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全体通过（日本不通过），这个决议竟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很无厘头吧。可当年的《国联盟约》就是这么规定的。

在国联的所有缺陷之中，这一条最为人所诟病。细分析，简直就是一条超级弱智的规定。

既然要裁决，总有人要受罚，可是你让受罚的同志自己乖乖地承认：我有罪，我该死……

岂非天方夜潭。事实证明，自我觉悟，是个最不牢靠的东东。

有人要说，现在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是也有否决权吗，那还不一样。

因为国联是每一个会员国都要同意，不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包括在里面（当时的中国也能忝居其列，就可见一斑），而联合国却只有固定的那五位大佬。

美苏中英法，别看人少，但这就是大国一致原则。一般来说，大国都是能负也敢负起一些国际责任的。碰到问题，只要大佬们没意见，决议就能pass，而有了这些大佬们做为担保，pass的决议也比较容易履行。

联合国的这一设置，因此被称为“安全阀”。

国联是好好先生，它要让大家都成为大佬，结果是大家都成不了大佬，导致决议通不过成了家常便饭。

后来国联办不下去，“全体通过”果然成了致命伤。

水平不高运气好。看着这个结果，芳泽破啼为笑了。

他厚着脸皮，再次要求同中国进行直接交涉，但被施肇基断然拒绝，表示只要东北领土一日被占，就绝无此可能。

第十章 江省风云

关东军策动伪军进攻黑龙江首府齐齐哈尔，江省政要们陷入了一片忙乱。这时，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机智地“忽悠”并打退了伪军，又以宽广的胸怀，向张学良推荐军事指挥的最佳人选。

保护侨民，只是日本政府为拖延从东北撤军临时找到的借口。关东军听到后，却如获至宝。

世上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理由吗？

长久以来，关东军为了寻找一个寻衅闹事的借口，可以说煞费苦心，无所不用其极。石原的“满洲计划”用了两年，差不多大半时间都在这个上面耗费心思。

原来找一个理由如此简单。看来政客的脑子就是比一根筋的军人来得活络。

关东军可不会考虑什么撤不撤兵的事，他们得用这个借口，把东北三省的最后一省——黑龙江给拿下来。

当然，制造借口也得由人去干。

这样的人不怕没有，而是太多。自从石原们凭借“九一八”事变一夜成名后，效仿者日众，那些日思夜想追求“进步”的青年军官们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就是上级不给任务，他们也要自加压力，自创“业绩”。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及日本特务机关等地先后发生了爆炸事件。

当然，无一例外都是这些石原的粉丝和追星族们自动自发搞的。

比起什么皇姑屯、柳条湖，现在一切都简化了。还费那么多事干嘛，我就炸我自己家的大门口，自残了以后一样可以赖人。

这些人闹完事后再喊110：不得了啦，快来人啊，黑龙江要闹“排日暴动”了！

关东军一呼即应，迅速出兵，理由就是：保护侨民。

至于这样做置政府承诺于何地，内阁和外务省还要不要脸面，则完全不是他们考虑范围内的事。

不过有一件事，狂妄如关东军也不得不予以考虑，那就是北面还有一只大块头熊在瞪着眼看它。进入黑龙江，必然要经过北满铁路，而那是苏联的领地。

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斯大林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

自从“中东路事件”和同江战役后，中苏又是断交，又是开战，两国关系早已走入了死胡同。好不容易逼着东北方面偷偷签了一个《伯力协定》，中国政府还不承认，把斯大林气得够呛。

当然，对于这个政坛上的老狐狸来说，感情问题是永远代替不了实际利益的。

事实上，苏联对于东北的非份念头从未断过，甚至不比日本少多少。日军在东北张牙舞爪，自然侵犯到它在东北的利益，北满铁路更是首当其冲。在这种情况下，以斯大林的个性，你要说他能对之泰然自若、无动于衷，那就太小看他了。

真实情况是苏联暂时已经没多少精力来管东北这摊子事了。

斯大林此刻正忙于搞五年工业计划和集体农庄，并开始酝酿大肃反，根本腾不出手来和日本人较劲。

不过这话，斯大林没法直接跟日本人说，还得他们自己猜哑谜。

汉奸是怎样诞生的

本来关东军对东北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哈尔滨是最上心的，也是他们在黑龙江的首选目标。

但参谋本部的一份电报让他们改变了主意。

金谷参谋长认为，哈尔滨属于北满铁路总枢纽，与苏联的关系和利益最为紧密，万一打着打着，惹反了老毛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一定得谨慎从事。

参谋本部的话，关东军还能听听。

既然哈尔滨不能打，那就找别的地方——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

担任这次攻击任务的是半个月前刚刚拿下吉林的仙台师团。

关东军原先实行的是轮换制，除了铁路守备队外，主力部队都是由国内师团轮流充任的，今天你，明天我，大家轮着到东北来体验一下生活。但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为了适应东北作战需要，日本军部又把轮换制改成了常驻制，部队也由第16师团（京都师团）改为来自仙台的第2师团（仙台师团）。

这个仙台，就是鲁迅先生师从藤野先生学医的所在。它在地理和气候特征上都与东北相接近，按照鲁迅的说法是“初冬就颇冷”，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士兵自然也比较耐寒。

然而师团长多门中将却不想打。

不想打的意思，是不想自己花力气打，而并不是说不想要黑龙江。

到达一个叫做洮南的地方，多门突然命令前锋部队停止进军。

洮南其时尚属黑龙江省管辖，被称为北满门户、黑龙江的南大门，有铁路可以直通齐齐哈尔市近郊，因此位置极其显要。

奇怪的是，洮南守军不仅一枪未放，还排队出城来迎接日军。那调调，就好像两家在走亲戚。

多门现在对叛将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个避免苏联干涉，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北满问题的好办法。

如果有人能为我们主动效劳就好了。

眼前就有一个。

此人名叫张海鹏。他就是姚南守军的头。

由于小时候生过天花，落下了一脸豆豆，因此得了个外号：张麻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麻子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职位是洮辽镇守使。

通俗点讲，洮辽镇守使这个工作应该算是警备司令加边防支队队长，不光要管洮辽地区的治安，还要负责外蒙边防。

要换成别人，混到这个样子也许还说得过去。可是，你要了解到张麻子的过往经历，就会明白这老家伙混得着实很差。

他曾经给时任洮辽镇守使的吴俊升当过差，跟着吴大舌头混。之后，等到大舌头升了官，便把自己的位置留给了张麻子。

让麻子想不到的是，这个芝麻官一做就是十几年，差点把屁股都坐穿了。

张作霖在世时不敢多声张，等到老帅和吴俊升都被日本人炸死，他就有了新的指望。

这个指望就是像提拔他的吴大舌头一样，能够做上黑龙江省主席。可是年轻的张公子连正眼也没瞧他，人家相中的是万福麟。

张麻子嘴里不说，心里一万个不服。

你说要挑一个高精尖人才，出过国留过洋的也就算了，人家有文化，咱是大老粗，没法比。

可偏偏这个万福麟和张海鹏没什么区别，论出身，都是胡子，讲文凭，斗大字没认下一箩筐，要说处理政务，一样都得抓瞎。

反正都是抓瞎，为什么不让我张某人来抓？

更让他火大的是，万福麟其实根本不在黑龙江。他在北平陪着张学良“逍遥”，但省主席却照做不误，平时有什么事就由他的儿子万国宾负责处理。

一个二十几岁、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懂得什么ABCDEF？

你们自己不在家，还不肯把位置让出来给我过过瘾，真是不把我当人看啊。

张麻子表面不露声色，暗地里却把牙齿咬得格格响：你老张家既然对我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张海鹏张麻子就这么被日本人给叮上了。

把张麻子拖下水的，是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别机关长林义秀少佐（陆大35期）。

这个日本特务一开始就没打算给张麻子留什么面子，对方哪里痛他就偏戳哪里：阁下是东北军老臣，怎么混得如此蹩脚？

张麻子肚里的酸泡一个劲地往上面翻，只好打了个哈哈：年纪大了，不在乎这个。

一听这话，人家林义秀可不乐意了：屈才啊，大日本皇军可不允许这样搞法——我们要做你张将军的伯乐。

两三碗迷汤一灌，张麻子晕了。

这位林义秀忽悠的水平不比他的前辈土肥原差多少。他直接告诉张麻子：日本支持你做黑龙江省主席。

还等什么张学良李学良来封，我们说你是主席，你就是。

同很多东北将帅一样，张麻子对迷信活动也喜欢得紧。

“九一八”事变前，有个算命瞎子给他打了一卦，说他今年白露之后，可以交好运，做上封疆大吏。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恰好接近白露。

张麻子一对照，就觉得林义秀的话靠谱。

老天这回总算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所以多门率部在城门外刚刚露面，张麻子就亲自带着人来迎接了。

为了让“皇军”吃好喝好玩好，他不仅把多门安排下榻到自己的私宅，还陪他到处参观游玩。

多门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样打仗不就跟逛大街似的？

既然张麻子喜欢当大官，多门一高兴，就立即开了个空头支票，把许诺的黑龙江省主席正式册封给他了。

有了关东军撑腰，张麻子顿时牛气冲天，当着多门的面，表示择日一定要“北伐”黑龙江。

究竟谁忽悠谁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麻子列队欢迎关东军，周围的大小老百姓可都看到了。

有人把消息带到省城，代行军政的高干子弟万国宾急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

幸亏他有一个不错的参谋长。

虽然黑龙江和辽宁、吉林一样，主要当政者大多是稀里糊涂混日子的主，不过下面却藏着几个不俗的东北军人。

因为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允许曾经名誉扫地的东北军直一直腰了。

参谋长叫谢珂。

他给少主人出了两个主意。

第一个主意，叫忽悠。

万国宾派的特使前往洮南，一见面，就对张麻子说，老万省长不在家，小万局长（万国宾兼洮昂铁路局局长）年轻，又是文官，带不了兵，现在日本人打来了，正不知道怎么办呢。

张麻子虽是胡子出身，但为人很有城府。他听出特使话里有话，含着试探的意思，便猜测省城对他勾结关东军的事已有所耳闻。

当着特使的面，他先着力为自己辩护了几句，说之所以放关东军进来，纯粹是虚与尾蛇，并非真意。

又说，自己年迈体弱，想到省城去躲上一躲。

特使是一个很机灵的人，便按照谢珂的交待，表示希望他能到省城主事，帮助小辈万国宾共渡时艰。

张麻子顺水推舟，声称只要北平方面点头，一定出山相助。

特使回来一汇报，谢珂重新又做了一番布置。

按照谢参谋长的吩咐，新的特使再赴洮南。这次，他们带来了张学良和万福麟专门发来的电报。

电报上，加封张麻子为蒙边督办，官升一品，并让他代行黑龙江军事。

拿着电报，张麻子嘿嘿地乐了。

不是为讨到了这个官，而是乐张学良、万家父子果然又笨又好骗。

老子才不稀罕什么蒙边督办呢，我要做的是黑龙江省主席，要靠的是日本主子，这些你们能给我吗？

私下里，张麻子在为他发起进攻做准备。

他需要什么准备呢？

张麻子不等于二傻子，他知道日本人想让他做马前卒、替死鬼，所以他也向多门开出了价：要我打仗可以，但是巧妇不为无米之炊，你得提供枪支弹药。

多门眼睛不眨一下就答应了。

我给子弹，你去送死，何乐而不为。

起初说好是1万支步枪，40万发子弹。

对这个承诺，张麻子已经非常满意。

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比老爷子还精明，竟然同多门玩起了讨价还价，要求给2万支步枪，200万发子弹。

最后关东军送来的是6千支步枪，200万发子弹。

张麻子一蹦老高，简直太为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感到自豪了。

说好的步枪虽然打了折扣，但子弹却一下子多出5倍，已经大大超出预想。

武装了主力，枪还嫌多，张麻子一激动，开始走火入魔。

正好有几个工程队在给他建军营，他便打上了这些工程队的主意。

一清点，连小工加工头，正好一千多人。

张麻子一扬手，给这些木匠瓦匠水泥匠们套上军装，从大到小，工头当官，小工当兵，像变戏法一样地弄出了一个加强团。

结果，这个加强团没几天就散伙了。

原因是他们接到了要开赴前线的命令。

工头还凑合着肯留下来，毕竟没费什么力就混了个班长排长当当，而且不用冲到第一线。

可小工们就不干了。

咱们可都是手艺人，本来是给你家扛活拿工钱的，现在穿上戏装，戴上帽子，让你当猴耍着玩玩也就算了。怎么着，还真得去送死？滚你的蛋吧。

小工们炒了张老板的鱿鱼，一哄而散。

虽然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但总的来说，张麻子还是很高兴的。

一想到万国宾们还蒙在鼓里，痴痴地等着他去省城就职，这老家伙就感到分外得意。

等着吧，我会让你们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不过他很快就要失望了。

一夜之间，洮南的列车全都不翼而飞。

对于进攻省城来说，列车太重要了。

张麻子赶紧向当地铁路局局长查问究竟。这位局长说，全部车辆都被调到齐齐哈尔近郊去了。

张麻子大怒：我不下命令，谁敢调动这些车辆？！

局长很委屈：有人啊，洮昂铁路局局长就可以。我属他管。

洮昂铁路局局长是万国宾。

一语惊醒梦中人，张麻子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

亏自己机关算尽，竟然不小心上了一个毛头小伙的当。

仿佛是知道张老头心情不好受，万国宾还特地发来了电函解释：“日本人有进攻省城动向，故调动机车以备不时之需。”

张麻子咬了咬后槽牙，致电一封，说自己过两天就要带兵来省城了。

万国宾的回电非常干脆：省城您就别来了，因为高人我们已经请到了。

这个小年轻还以领导的口吻发出命令：必须给我死守洮南，不许后退一步。

张麻子突然明白了。

自始至终，那个被忽悠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

更让他吐血的还在后面。

在多门带仙台师团先头部队抵达洮南时，各作战部队均离省城较远，齐齐哈尔的防守极其空虚。

而在忽悠张麻子的这段时间里，江省（黑龙江省）边防军参谋长谢珂已完成了全部的调防布局，几支主力部队都已回防到位。

请记住这个人的名字：谢珂。如果没有他，江省的命运将和吉辽无异。

现在该说到他给万国宾出的第二个主意了。

很简单。就是电请少帅选派统兵大将来江省主持军政。

谢珂同时建议，在江省两支劲旅的旅长马占山和苏炳文中间选出一人，由这个人来坐镇全局。而谢珂自己，则心甘情愿担任副手。

在当时，谢珂是除万国宾之外的江省最高军政长官，他推荐的人都是他的下级。

一切都为了抗日。

他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大局。

我们看到，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凡东北军政要人，大都不是选择苟且偷生，仓皇逃蹿，就是混水摸鱼，觊觎权位。

谢珂，你是一个纯爷们。

张学良经过斟酌，旋电告黑龙江各军，由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军事总指挥，谢珂为副指挥兼参谋长。

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谢珂的麻辣大餐

张麻子的脸现在除了有小豆豆，还有猪肝色。

张学良的通电也发给了他一份，上面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江省主席的宝座落空了，它已经属于一个叫做马占山的人所有。

他只是像猴子一样被结结实实地耍了一把。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民国二十年（1931年）10月，张麻子发了狠，点起本部兵马，浩浩荡荡地向省城齐齐哈尔进发。

他的部队该称为伪军。

伪军这个名词，颇有点中国特色。

二战那会，德国军队狂飙突进，欧洲各国都陆续出现了一些叛军，就连苏联在战争初期也出现过追随德国的本国部队，不过与中国的伪军放一块，那都是小巫见大巫，没法比。

中国的伪军不仅规模大，数量多，存在时间长，而且流派众多。捡大的说，就有北方的满蒙伪军，南方的汪派伪军。

北方满蒙伪军中，张麻子算是上位比较早的。

第一次亮相，后台老板自然也要给些彩头，以壮声色。多门特地调动了关东军飞行队的一个中队在空中助战。

可是到了临门一脚，张麻子不知怎么又软了，嚷嚷了半天，结果还是没能“伐”成。

多门要派给他的飞机也因为当天风太大而没有起飞。

虽然张海鹏未能出兵，但省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代省主席马占山还在路上。

马占山此前是黑河警备司令、步兵第3旅旅长。

黑河这个地方，我瞪大眼睛在黑龙江地图的边缘角落上才找到，就在与苏联接壤的的边界上。

不用说，此地交通非常不便，而且由于任命通电已发，路上安全也成了问题。马占山实际上是沿江（黑龙江）跑了一大圈，最后通过哈尔滨，才坐火车秘密到达齐齐哈尔的。

而这已经是8天以后的事了。

远水解不得近渴，得悉张海鹏大兵压境，省政府一片慌乱。万国宾也终于露出了他公子哥的本色，带头跑了。

一把手都能跑，剩下的文武百官也个个有样学样，拖家带口溜之大吉。

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先往哈尔滨跑。这一跑，连哈市都被他们祸害了。

战乱年代，金子是硬通货，最值钱。这帮贪官污吏逃到哈市以后，用手中的钞票拼命抢购金子，竟然引起哈市金价暴涨，严重扰乱了当地金融市场。

眼看形势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参谋长谢珂立即站出来主持大局。他将剩下的文武要员们召集起来，共商时局。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会上，他坚决抵抗的主张却遭到了与会者几乎众口一辞的反对。大多数人的论调，不是投降，就是逃跑。

谢珂非常失望。他决定不再跟一群胆小鬼们废话。

只有在战场上分个高下才能证明一切。

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谢珂有血性，他的部下们也不是孬种。

麾下猛将徐宝珍负责扼守嫩江大桥，阻击张海鹏伪军。

一条嫩江成了齐市的天然屏障。一座铁路大桥横跨江面，大桥存亡，关系省城乃至全省的安危得失。

为什么不索性把大桥炸掉？

这当然是一个最省事也最有效的办法。但是不可能。

因为这是一座铁路桥，日本人是这条铁路的债权人，在债务还没有清偿之前，它拥有部分经营权。

不是说南满铁路在长春以南吗？

问题是这不是南满铁路。这条铁路就是我们一直说起的连接洮南与齐齐哈尔近郊的洮昂铁路。

洮昂铁路是由日本人出资承建的。

说起来这话就有些长了。

张作霖时代，他手下的超级能人，除了杨宇霆、郭松龄，其实还有一位。

这人就是王永江。时人把王、杨、郭共称为“东北三杰”。

与杨宇霆、郭松龄不一样，王永江从未打过仗，也不会打仗。

他是一个拨算盘的。

可人家算盘珠愣是拨出了水平，成了东北的一代理财大师，连大帅张作霖都对他敬畏三分。

不过这个人非常可惜，他为老张聚了一辈子财，却早早地就病死了，使张作霖在内政方面少了一个栋梁之材。

当年王永江曾主持完工了东北的第一条自建铁路——奉海铁路。

可是，铁路还没建，日本满铁就先闹上了门。

原因是奉海铁路的规划线路是从辽宁奉天（沈阳）到吉林海龙，与南满铁路基本平行。

日本人的吵闹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两条平行的铁路，仅就经济学角度而言，就等于在超市门口开商场，对着门抢生意，而且这跟南满铁路当初定下的条约也不符合。

就这么争过来争过去，最后双方都各让一步，日方同意不再干涉中国自建奉海铁路，中方同意让日本垫款代筑洮昂铁路。

当初答应借钱让日本人修这条路纯属无奈，根本没有想到现在投鼠忌器，会这么麻烦。

好在江省守军早已在江桥布下了严密防线。

除徐宝珍自己的卫队团外，在江桥前沿阵地两旁的树丛和烟草地里，还另外隐蔽了一部分火炮。

这都是正面大道上的布置，小道上也没放过，徐宝珍特地在那里摆了一个地雷阵。

就是这个地雷阵，最终决定了伪军的命运。

老实说，张麻子这回是下了血本的。

他把家里的三个主力团都派了上来，主将是他最得意的手下徐景隆。

他自己也亲自压阵，坐着专列就过来了。

不是说列车都让万国宾给拖走了吗？

这新添的军列是多门给的。为了让这群孙子帮他打仗，多门除了不愿给人，什么都可以商量。

而张麻长之所以把声势搞得这么大，也是因为他得对多门和关东军有所交待。

第一次做了回软脚蟹，第二次怎么着也不能让主子再失望。

“大兵扫荡，草木无存，要拿出皇协军的气势，否则皇军会看不起我们。”

这句话是《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著名汉奸、南方伪军的优秀代表吴大疤拉的名言。

其实，北方伪军的老前辈张海鹏张麻子也是这么想的。

还没走到江桥，张麻子和徐景隆就乐了，因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除了一座桥和白花花的江水，哪有半个守军的影子。

他们认为现在留给他的省城也许早已是空城一座，城里的人都逃之夭夭了（万国宾们的确如此），剩下的也许就是给“皇军”报捷了。

为了防备万一，张麻子先去吃饭，徐景隆则率部搜索前进。

没动静只是因为还没进入火炮射程，张麻子一走，伪军就陷入了炮火的包围之中。

有的炮弹没估准距离，落到了队伍后面，慌乱不堪的伪军以为后路也被抄了，掉头就跑。

徐景隆急了，部队这么操蛋，回去怎么跟姓张的交待。他当即把自己的杀手锏——骑兵马队调了上来。

能被张麻子看中，这徐景隆的确是很有些二杆子劲头的。为鼓舞士气，他打马扬鞭，冲在了最前头。

骑兵马快，利用打炮的间隙，很快就冲到了桥头。徐景隆洋洋得意，以为已胜券在握。

他没料到，徐宝珍还布有伏兵。

枪声一响，马队人仰马翻。

徐景隆是个老兵痞，子弹从空中划过，他知道是往哪个方向飞的。当下赶紧一拨马头，打马就往小道躲避。

这一下，连累他的座骑跟他一块倒了霉，地雷机关被触动，人马一齐飞上了天。

一桌意外的麻辣大餐，终于把这支张狂一时的伪军给干得没了脾气。

看到折了大将，张麻子气急败坏。他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怎么也不肯从桌上下来，还准备试试运气，让自己的大儿子整队再战。

第二天早上，另一个儿子给他发来了电报。

看完电报，他就一声不吭地带着残兵败将回老家去了。

原因是留在洮南的两个团搞起了窝里反，再不回去，自己的老家都快要保不住了。

第十一章 英雄出世

在张海鹏伪军败退后，关东军亲自出战。马占山临危受命，统筹江省全局。被誉为历史上最像张作霖的东北将帅，马占山究竟有怎样的战绩和才能？

虽然赶跑了张海鹏，但谢珂参谋长的神经仍然崩得很紧。

只有他知道，今天之所以能一战成功，除了武器占优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部过于大意所致。

张海鹏手上已经有了日本人送的军用专列，万一己方防守出现空隙，对方可以直接开车冲过来，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越想越担心，为了确保安全，毅然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在并不破坏整座大桥结构的情况下，派工兵部队炸毁了其中的三孔桥梁。

令谢珂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纯属不得已的举动，日后竟然成了日军大举进攻江桥的一个理由。

民国二十年（1931年）10月19日，深夜，黑龙江省代政府主席、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带着他的卫队在齐市车站下车。

迎接他的只有副总指挥谢珂和少数几个军政要员。

因为其他人早已逃往了哈尔滨。

作为一个原生态东北人，马占山却生得个子瘦小，与我们心目中传统的东北大汉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如果你在校园里遇到东北同学，发现他与“大汉”横竖搭不上什么界，那你就可以查查他的家谱了，看看此君百年前的祖先是不是闯关东的。

因为我们已经屡试屡验。

前面张作霖如此，后面马占山亦如是。

马占山的祖父就是从河北逃难来到东北落户的。

闯关东的是好汉，他们的子孙也不会差到哪里。

东北“小汉”有铁腕

马占山小时候给蒙古人放牧，练过马术，后来参加奉军，又加练了枪法，史载“精骑击”。

“骑击”到了马某人这里，已经成了一种艺术。

《火烧圆明园》里有一个让人很难忘的镜头，那就是僧格林沁的马队冲击洋枪队的场面。

眼看骑在马上的兄弟被秋风扫落叶一样从马上干下来，心里那个着急和郁闷。

突然，有个看上去已经“死逑”了的骑兵迎着洋兵们冲过去，但见他脚挽马镫，脑袋垂于马首之下，身体则挂在马肚侧面，一下子令洋兵失去了射击目标和角度。

说时迟那时快，战马已飞奔到位，骑兵一跃而起，手起刀落，骄横的洋兵应声栽倒。

全场观众一片叫好。痛快啊。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马术中的“蹬里藏身”。别说普通人，就是骑兵中会这一手的也是凤毛麟角。

马占山比这个还牛，他能藏在高速奔跑的马肚子下面给敌人点名，用枪，且百发百中。

其人不仅艺高胆大，而且为人极重义气，有“侠肝义胆”之称。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别人求到你时，才伸出援助的手，那就不叫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老贼头”张海鹏曾同为吴大舌头所赏识和提携。

每念及此，我都会不由感慨，怎么着也算是师兄弟，怎么做人的差距这么大呢？

此时，江省首府齐齐哈尔正沉入一片夜色的迷茫。

它或许还在疑惑，这个初来乍到的东北“小汉”是否真的能挽狂澜于既倒，解东北于倒悬？

马占山一到齐市，面临的首要困难还不是备战，而是人心惶惶。

原来的一把手都带头逃跑了，每个人便都有了逃跑的理由和借口。

事实证明，有魄力和没魄力就是不一样。

马占山即刻拿起万老爸的鸡毛，给他逃到哈尔滨去的儿子发去了一只令箭——

江省指挥部致万国宾电：“万福麟长官有令，擅离省城者以弃职潜逃论罪。”

当然，这么一个电令，是吓不回那个高干子弟的。

但它本身就意不在此。

在第二天的就职典礼上，马占山再次重申该令，一下子把留守的文臣武将和大小公务员都给镇住了——连万国宾都要治罪，其他人还用说吗？

于是，想逃的只好收住了脚

接着，他又重新任命了省府秘书长。三拳两脚，总算把齐市乱纷纷的社会秩序给稳定下来了。

最酷的是他以江省代主席身份发表的《抵抗宣言》。

全文如下：

“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偏处一隅，但尚称一片净土。尔后凡侵入我江省境者，誓必决一死战。”

决一死战！

这种话，先前连张学良也不敢说，

比之于“不抵抗命令”，这份“抵抗宣言”实在够爽够劲。

“九一八”后，东北大地上也终于有了敢于“死战”的“死士”。

对付张海鹏，马占山自有高招。

他来了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满省贴出布告，称：谁要是能把张老贼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军人连升两级，赏大洋1万，普通百姓还要涨一倍（难度和要求高了），赏大洋2万。

还说，我整天没什么事做，就守着这些钱等大家来拿（“储款以待”）。这可是一件有名有利的大好事。还等什么，快动手吧。

说实在的，赏钱就是再多，那张麻子的项上人头也不是这么好拿的。但这个悬赏令妙就妙在，它杀不死人，却能吓死人。

张麻子真被吓了个半死。

他整天辗转反侧，坐立不安，恍惚中老是看见外面有一帮人争着抢着要来拿他脑袋换赏钱。

这日子没法过啊，太缺乏安全感了。

老头子一怯懦，马上头昏昏了。

他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说日本人打过来，自己是没办法才想起来到省城去躲一躲的（“拟赴江省暂避”）。

他还委屈地说，自己这次去齐市，是得到张少帅您的亲自批准的，没想到却意外地遭到了伏击。

最后，又可怜巴巴地表示：现在我正整队待命，静候您的指示。您想让我的部队驻哪里，我就驻哪里。

事到如今，再怎么如泣如诉，张学良也不会相信这老小子的话了。所以说了等于白说。

不过这份电报却起到了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把多门老师气得要骂脏话了。

敢情我那么多枪支弹药都喂一白眼狼啦，你还讨好起旧主子来了。

一箭双雕

叛将如此窝囊废，使多门对“和平演变”失去了信心。他向关东军司令部请示下一步方案。

这时关东军已得到情报，在张海鹏伪军败退后，江省防守部队破坏了嫩江铁路大桥。

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一拍桌子：师出有名了！

他建议关东军抓住修复江桥不放——

如果桥还没修好，维护洮昂线修理和保护日侨就是一个绝佳的出兵理由。

而一旦修复大桥，又可以帮助张海鹏运兵，顺势推动伪军接着向齐市进攻。

这确实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毒计。

坂垣和石原立即表示思路不错，并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予以汇报。

本庄繁同意照此方案实行。

他向参谋本部发了一份电报，声称应满铁要求，决定武装护卫铁路。

接着，不等参谋本部回应，就命令进攻部队开拔至江桥前线。

关东军的本意是怕遭到“来自上面的干涉”，其实他们多虑了。金谷参谋长何尝不想拿下北满，他只是担心苏联会干涉，只要后者没有动静，他拿下北满的心比关东军还急切呢。早在张海鹏伪军向江桥进攻时，参谋本部就围绕向北满进军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派个人去侦察一下。

扮演“侦察员”角色的是作战参谋远藤三郎少佐（陆大34期）。这哥们装成老百姓，到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转了几圈，沿途没见到什么苏联人，回来后就喜滋滋地向金谷汇报：此时出击，时机甚好。

于是，金谷在接到电报后选择了装聋作哑，等于是默认了关东军的意见。

只有若榇内阁在得到关东军要“保护嫩江铁桥”的消息后，慌了。

知道这群狂人不是省油的灯，保不定又是想在北满惹点事出来了。

币原外相急出了一脑门子汗。在各国代表面前，他可以强辞夺理，认为国联要求日军撤军的决议草案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事实明摆在那里，如果日军不在预定的11月16日前撤军，国联这个婆婆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到时候，一定又要讨论，谴责，决议，早已失去各国支持的日本，这回怕是更要在国际上把面子丢得一干二净了。

币原其实想管管了。但和以往一样，军人的行动，连首相都无可奈何，更别提他一个外相了。他能做的，除了在家里幻想关东军真的是在执行和平使命外，就是派当地领事进行所谓协调。

根据币原的要求，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正式向江省政府提出交涉。

事实上，马占山就任后没多久，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可能被日本人利用的漏洞。

他一边调兵遣将，加强防守，一边命令洮昂铁路局配合工兵营抢修江桥。

但修复一座铁路桥必须需要时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工的。

清水的意思是，这座被破坏的铁路桥对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极其重要，必须尽快由满铁负责修复。

他还引用了一个数据，称由于现在正是东北特产上市季节，铁路不能正常行驶后，许多特产运不出去。

清水大胆地发挥了他那日本人才具有的想象力，分析说，如果这些特产能运出去，可以给日本赚多少多少钱。按照这种鸡生蛋、蛋再生鸡的理论，由于铁路不通，日本每天损失个几百万日元只是眨眼间的事。

马占山的回答不卑不亢：中国方面早已着手在进行修复了，不需要满铁插手。

碰了一鼻子灰后，清水只好找到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两人一同去见马占山。

这次他们带来了关东军的最后通牒：桥由你们中国人来修也不是不可以，但限期一周，一定要给我修好！超过时间，由我们满铁修理，同时我们会派兵保护。

马占山明白了，日本人是存心找茬来了。

谁都知道，这座铁路桥，即使让自称技术水平高超的满铁来负责修复，也至少需要两周左右时间。

与日军这一战看来已在所难免。

谁能创造历史

战前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又出现了当初谢珂遇到过的那个场面。

会上，在得知日军可能直接介入后，与会文职官员和大小士绅立刻慌了手脚。有人甚至拿着张学良要求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的电令，要求马占山给张海鹏让位，以免与日军“意外擦火”。

马占山不是谢珂，他当年可是在土匪堆里刀口舔血杀出来的。

哥们什么没见过，跟我撒泼放刁。

他霍然而起，愤然回击此人：马某奉中央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至于黑龙江省代主席，那是中央红头文件任命的。我是中央的官，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是神圣天职。

那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张学良本人亲自来了，也不能妨碍我抗战。

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就没耐心这么文绉绉的了。纯武人有纯武人的做法，他拔出手枪就来了一句：谁敢再说投降，老子就请他吃花生米（“在座诸公，有敢言降者请死之”）！

还是这句最顶用，没人再敢吵吵着要投降了。

整个江桥阵地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因为官兵已无退路。

夫战，勇气也。

所谓一周为期，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日军出兵北满的借口。

11月3日上午，到期了。

关东军朝江桥开来两列铁甲车。车上除了满铁工人外，还有武装日军。

除了地下跑的，还有天上飞的。仙台师团出动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用以掩护这幕强行修复江桥的丑剧。

在他们背后，仙台师团第16联队（滨本联队）早已屯集嫩江南岸，随时准备向对岸发起攻击。

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此时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

我在陆大的名册里没有找到滨本喜三郎的名字。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滨本兄弟想要创造历史的决心。

他跟他的同学（也不知道是哪所学校的同学）吹牛，说自己来江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全日本最优秀的指挥官。

在到达江桥之前，滨本已经听说了张海鹏伪军的惨败。但这一事件在他看来其实毫无参考价值。

他认为，张海鹏伪军只是一群烂人，怎么能跟“皇军”相比。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被经济危机弄得够呛，不得不让军队也省着点花，因此有些常备师团进行了缩编。仙台师团实际上就是这种缩编了的师团，经过“减肥”之后，兵力仅为原先的一半。滨本联队也是如此，步兵大队由3个变成了2个。

除带来工兵负责对江桥进行临时抢修，以便部队通过外，滨本一开始用于作战的主要是步兵第二大队（小圜大队），另有一个野炮兵第二大队（知九炮兵大队）用于炮火掩护。

滨本手上有两个步兵大队，这次却只带来一个，因为他认为，带两个大队完全是浪费，要那么多人干嘛，又不是来赶集的，二个足矣！

是啊，有铺桥的，有掩护的，有打仗的，分工明确，看上去的确是够得太多了。

显然，滨本并不了解未来的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后者曾是一个土匪。

从来只有土匪欺负别人，很少别人能欺负土匪。

而且打仗这码事，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悟性的。恰好，马占山就属于那种有点悟性的人。

他没上过正规军校，在绿林结寨时怕是连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哪个旮旯都搞不清楚。但他上的是社会军校。

整天打打杀杀，枪里来炮里去，倘若能侥幸活下来，并且脑子还不算太笨，就一定能捉摸出点道道。

比如著名的黄埔军校，主要教的其实就一样东西：黄埔精神，而且课时很短。然而这所学校却教出了一批批不同凡响的学生，最后连老师也打他们不过。

原因就在于大部分课堂都办在了战场，军人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打仗不是小朋友过家家

马占山很像一个人——东北大帅张作霖，他的脑子非常好使。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靠脑子也能吃饭的聪明土匪。

到江桥抗战，自然用不着他本人再在马上玩“蹬里藏身”，不过他却巧妙地把这一绝招运用在了战术指挥上。

要守一座桥，有一种办法，就是像当年的张飞张翼德那样，当阳桥头一声吼，吼得百万曹兵仓皇后退。

不过，这只是历史演义。打仗基本靠吼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碰到的。

在兵微将寡的情况下，马占山放弃了死守江岸的做法，早早地就把防守部队集中起来，撤入真正能固守的工事堡垒。

他在离江桥18里路的大兴车站设立了前敌指挥所。

清水和林义秀在交涉时曾提出要求，即在满铁修复铁桥时，中国军队必须退出15里，而大兴车站距离大桥有将近18里路，超出了日方的要求。

我照你说的办，但过界了就别怪我不客气。

在此之前，经过谢珂和马占山的轮番经营，以大兴站为中心，已构筑了较为坚固的堡垒阵地。

马占山将能用于作战的两千人马撒在这些蛇形工事中，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战略纵深：以铁路为基线，先是大兴，后为三间房和昂昂溪。

不过，在江桥抗战前，无论是张学良的电令，事变以来中日交战的结果，还是对双方实力的评估，都让马占山不敢轻易造次。

张海鹏伪军与关东军毕竟是两码事。再怎么着，伪军也是东北军变过来的，大家知根知底，好打。关东军就不一样了，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吉辽两省没几天就都被占领了。

这时候中国已得到了国联的支持，老蒋和张学良对打赢这场国际官司有了信心，期望值也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给马占山的指示，毫无例外地还是那一句：“避免直接冲突”。

当然，这个指示对马占山究竟有多大约束力，那就另当别论了。

作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战将，左右他思维的决不单纯是长官意志，而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但他可以不理会张学良的电令，却不能不正视一直以来东北军兵败如山倒的现实。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愤青，仗是要由他来负责打的，责任是要由他来挑的。攻守双方谁的胳膊更粗壮一些，他没办法装作不知道。

何况他本身面临的困难确实不小。

连升几级，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毕竟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领导者的威信并没有随着这个任命同步到位，一个“代”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旦和日本人打起来，下面的各防守部队能不能服从他的命令和调遣，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江省东北军在三省东北军中原来属于比较有实力的，但中苏之战，率先牺牲了两个主力旅，到讨伐石友三的时候，万福麟又带了两个主力旅入关，现在能够顶在最前面的就是卫队团，其它部队都是从边境临时抽调过来的，能不能打好配合、服从指挥调度都是一个未知数。此外，新抽上来的部队中还有一部分是骑兵，威风倒是威风，却以速度为强项。你要让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跑到工事里去帮着防守，不仅太浪费，而且还是标准的弱项。

最后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打仗不是小朋友过家家，得花钱。

马占山对这点颇有体会，一来省城就问过谢珂，库存里还有多少银子。

谢珂给他伸了两个指头。

你猜猜，有多少？

不是两千万，也不是二百万，连二十万都不是。

只有两万。

当家当到这个份上，万家父子也真够可以的。

就这点钱，给省城这帮人发工资都不够，更别说粮饷了。

马占山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拉下脸皮，四处化缘，这才得以勉强度日。

领导不支持，力量太弱小，腰包太羞涩，这种种的种种，都决定了马占山根本不可能成为主动挑衅的一方。

用马占山的话说，叫做“沙塞孤军，后无救援，军器窳败”，自己的情况不是不妙，是相当不妙。

尽管他做了准备，态度倔犟，但作为一个相对的弱者，如果不被逼到无路可走，谁也不愿真的图穷匕现。

可一切都由不得他。因为对面的关东军就是名符其实的滚刀肉，就是要逼得你走投无路。

第十二章 弯弓射箭在江桥

江桥之战是马占山的成名之作。在这场东北军并不占有绝对优势的战役中，马大帅的指挥艺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体现，重挫骄气日盛的关东军。

在日本人开始修桥后，马占山下令让驻江桥部队撤退到大兴站，以便符合日军要求退至十五里外的要求。

本来是按照协议，给日本人面子，没想到鬼子给了颜色就开染坊。那些日军飞行员仗着谁也打他不着，竟然随随便便就把炸弹从飞机上一脚踢下去，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中国后撤部队来了一通狂轰滥炸。

马占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下子来了火，立即下令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完全没有胜算，但事到如今，不能被人指着鼻子欺负。拼了！（“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誓死一拼以尽军人天职。”）

中方的强硬出乎日军意料，但或许这也正是他们想要的。

在驻江桥部队撤军前一天的晚上，滨本派出一个小队，坐着小船潜入北岸的守军哨所。

这次行动很突然也很成功，三名中国哨兵未及做出反应，就被绳捆索绑后带回南岸。

同时这个小队还对北岸的道路、地形做了侦察。

日版渡江侦察记的牛刀小试，显然更加增强了滨本原先的认识：对面的东北军一样很菜。

随着侦察的完成，下面大家各忙各的：炮兵大队选阵地，测距离；工兵则忙着修铁桥——不是让火车开，而是给步兵先过。

炮口对准了，桥也可以过了。还等什么。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4日，凌晨，秋雾浓重。

步兵第二大队大队长小圜江邦雄少佐一声令下，第五中队（远矢中队）作为先头部队，越过江桥，向大兴站进发。

一里的界限

中国守军似乎仍和以前一样，未做任何防备。江岸上静悄悄的，往大兴车站去的路上也是静悄悄的。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静谧，使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不抵抗”的北大营。

其实担任防守任务的徐宝珍卫队团并没有睡觉，正趴在阵地工事里，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日军。

没有动静，只是远矢中队还在规定的十五里范围之内。徐宝珍从马占山那里接到的命令是：超出一里就开火。

日军中队长远矢忠大尉脑子里却根本没有什么十五里的概念，他是准备到大兴车站去吃午饭的。

十五里，十六里，开火！

日军没有防备，据他们自己统计，连对方的脸都没看着，这一家伙就死伤了十五个人。

远矢忠被打懵了，他好像进入了时空错位：怎么回事，死的竟然都是我们的人？

要想再往前面冲，发现对方武器太猛，单是机枪就能拉出数道火力网，碰上去非死即伤。

远矢忠只得命令部队停下，希望头顶的飞机能帮上忙，以减少他的人员损失。

没想到日机也跟着倒霉。由于扔炸弹时飞得过低，一架轰炸机遭到地面机枪火炮的攻击，差点没能挺得住，开飞机的中尉飞行员连大腿都被打穿了，可想而知守军的火力有多猛。

地下的，天上的，现在都停了摆。

历史上著名的江桥抗战自此拉开了序幕。

怕就怕打仗，结果还真打起了。被币原交待过任务的齐齐哈尔领事清水着了慌。

他赶紧要求会见马占山，商谈避免冲突的办法。

清水的办法，是由双方组成一个调解委员会，督促各自部队后撤，以便继续恢复江桥修复进程。

办法倒是不错，问题是他没法让挑衅者先撤。

清水是个文官，他派林义秀替他到前线去扑火。

从内心里来讲，林义秀也是主张“向北满进军”的激进分子。无奈自己吃的就是对外交涉这碗饭，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只得答应担任调解委员会的日方代表。

中方代表是马占山的老部下石兰斌。

这些调解委员坐着专列赶到了前线。

林义秀让中国守军先行撤离，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石兰斌的断然拒绝。

中国军队是正当防卫，你们超出范围我们才动手的。要撤，也得大家一道撤。

林义秀语塞。他心里很清楚，已经“荣誉受损”的关东军根本不可能答应这一条件。

所谓的调解只能就地搁浅。

被马占山兜头打了一闷棍的第二大队长小圜江邦雄少佐，还没意识到这趟黑龙江旅行的风险有多大。他认为，远矢忠停步不前，仅仅是个意外。

这小子怎么回事，离大兴站仅仅只有两里路了，挪一挪屁股就能过去嘛，真搞不懂。

我亲自去看看。

小圜带了剩下的两个步兵中队，外加一个机枪中队，来到远矢中队停留的地方。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了现场，小圜终于明白中队长的苦恼了。

因为防守地形对守军来说实在是太有利了。

正面是铁路，区域极其狭窄，加上对方火力极其强劲，如果直挺挺地往上冲，无异于送死。

铁路以西不用守。因为那里干脆就全是还没有封冻的沼泽地，一旦陷进去，除了给人当靶子，再也没别的念头可想。

铁路以东除了烟草地，就是高坡。要通过烟草地，视线容易受到遮蔽，不利于发挥日军的火力优势。至于高坡，居高临下，那更是防守方占便宜。

小圜权衡了一会，还是决定从正面突破。但是远矢忠做不成的事，换了他自己，一样白搭。冒险冲上去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回得来的。

日军作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步炮协同。然而江桥抗战打响时，滨本原来预想的炮火掩护作用并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要说这毛病还是出在他自己身上。

知久炮兵大队使用清一色的“三八式”野炮，射距也不短，可是隔着一条江，再加个十六里的距离，就算踮起双脚，再踩张凳子也很难够得着。过江重新构筑阵地吧，桥又没完全修好，只能走人，火炮和拉火炮的马匹都没法过去，如果硬要过，就只能下去祭江神了。

炮兵大队长知九八万少佐急得直跳脚，可就是帮不着小圜一点忙。

一听到自己人吃了亏，调解委员林义秀马上就屁颠屁颠地赶来了。

对于关东军不仅没有撤退，还悍然动武的举动，他只能解释这是一个误会，要求双方到一线战场解决问题。

很快，连林义秀自己也尝到了本国军队不听约束的苦头。

载着双方代表的专列刚刚抵达大兴车站，八架日机就飞来问好了。

火车被炸弹掀翻，众人全被震到了外面。

对己方的“卓越表现”，貌似很傻很天真的林义秀只能表示彻底无语了。

调停失败，战斗继续。

秘密武器

小圜很着急。

黑龙江的冬天，白天短，晚上长，没一会天就黑下来了。可他还没完成任务，连大兴车站的边都没摸着，怎么跟滨本交待呢。

突然想到了，晚上不更好吗，还多一层保护，完全可以借此避开对方火力，从侧面搞偷袭。

真是妙极了，小圜越想越兴奋。他马上指挥部队，准备悄悄地从车站以东的烟草地附近绕过去。

黑夜里有阴谋，也有恐怖。

从烟草地里忽然冒出了无数火舌，日军光注意前面的高坡，没想到旁边还藏着伏兵，本来要打别人一个措手不及的，现在却报应到了自己头上，只得狼狈而退。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马占山部队火力之猛，完全超出了日军的想象和估计。当他们判断出对方可能拥有相当数量的捷克式轻机枪时，不由大惊失色。

滨本在后方听取汇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是苏联人送的武器。

在此之前，日军曾得到情报，说马占山在离开黑河前曾与苏联方面有过接触，后者为了支持抗日送了不少军火。

然而事实上，这些秘密武器并不是苏联人送的，而是江省参谋长谢珂无意中淘宝淘来的。

马占山还没来上任的时候，谢珂一边备战，一边四处寻宝。

省城的文武官员，你要让他们显摆宝贝，那是一捧一大摞，而且个个是觅宝识宝的行家。在这方面，公子哥万国宾就不弱他人。

不过他们的宝贝是名人字画、古玩瓷器，而谢珂需要的宝贝却是枪支弹药。

前面已经烽火四起，达官贵人们还是抱着他们的宝贝不放，就是不愿拿出来给抗敌的士兵发枪发饷。

退一步讲，就算他们愿意掏腰包，兵荒马乱的，这枪一时也没处买去。

谢珂没办法，只好让军备修械所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自己加班造点机枪出来。

名为修械所，当然主要专长不是造枪，更没有造过机枪。

大家都怀疑这位谢参谋长是不是急糊涂了。

但既然参谋长发了话，有了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技师们只好先商量，看到底怎么办。

有人便提出来，不会发明，难道还不会模仿，去找一把枪来依样画瓢不就行了。

为了让山寨版产品更像那么回事，必须得找一个最新正版出来做样品。

他们打听到，以前老长官万福麟从老外那里买过一批捷克式机枪，一直放在仓库里。

修械所便打了一份报告，要求从中借一挺出来做试验。

报告递上去后，江省临时负责人万国宾见是军备修械所要用，而且只借一挺，就画圈同意了。

机枪送到修械所，立即被大卸八块，拆成了零件。

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众人折腾了半天，枪还是仿制不了。原因是这些逼上梁山的修枪师傅想的太简单了。

捷克式轻机枪如果这么容易被仿造，那捷克人早就去喝西北风了。

为什么叫捷克式？因为人家捷克是在国际上申请过专利号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你别看捷克现在不声不响，当年可是排在英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工业大国。

主打产品不是别的，就是军火。产品质量个个有信誉保证，非常符合战争潮流。

诸多好东西中，最拉风的就数这种斯捷潘工厂出产的捷克式机枪。

全世界都知道：好机枪，捷克造。

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兵用捷式式机枪曾有过多次打穿日本坦克的记录。

绝对是尖端武器，堪比现在的飞毛腿爱国者。

修械所的同志们傻眼了。

枪仿造不了倒也罢了，毕竟是高科技的东西，小改小革难以攻克也情有可原。

最糟糕的是，枪拆了以后，没人能装得起来。

这个没法向万国宾交代啊。

修械所的人没办法，正好一五一十地向谢珂汇报，希望谢珂能帮着说说情，宽限几天，让他们有时间把机枪重装起来。

军械库里有这么多机枪，谢珂原本并不知道。

听工匠一说，他眼前一亮：竟然有现成的好机枪，那还用得着仿造吗，拿出来用就是了。

谢珂马上起身就去找万国宾要枪。

万国宾赖不掉，只好承认自己的军械库确实有一百挺捷克式机枪。不过他推脱说，这些枪要拿出来，必须经他老爷子万福麟同意才行。

公子哥心里其实藏着个小九九：这一百挺捷克式机枪就是一百个宝贝（他还不知道借出去的那个宝贝已经装不起来了），值老钱了。万一缺银子花，还能拿一些出去换钱，干什么要白白交出来。

见万国宾不肯把枪交出来，谢珂可急了。

日军攻击沈阳时，兵工厂那么多好枪好弹，飞机大炮，都白送给了日本人，还让他们拿着反过来打我们。莫非我们在齐市也要重蹈覆辙？

当着这个大难当前还在打个人小算盘的官僚的面，谢珂毫不客气地扔下了一句话：

我是参谋长，非常时期有权控制调配所有军事物资。如果万长官怪罪下来，由我一力承担。

万国宾无话可说了。他再舍不得，也知道眼下是得罪不起谢珂的，只好同意从军械库里把机枪全搬出来。

本来是一百挺，但因为被修械所拆零了一挺，结果就变成了九十九挺。

这九十九挺捷克式机关枪在江桥抗战中狠狠地风光了一把，也算是机缘巧合，帮了马占山大忙。

包饺子的艺术

马占山得到苏联武装传言的“证实”，让滨本如蒙大赦。

我说嘛，难怪能顶得住我们皇军一天，原来是有苏联人撑腰的。

他马上向上面报告。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最喜欢越级指挥，他在晚上接到报告后，马上脑袋一拍，命令从平田联队中抽一个大队（名仓刊大队）到前线去助阵。

滨本打报告，本意是为了洗脱第一天作战不利的罪名，他可不认为自己的这一个大队就搞不定马占山。

主要是炮兵没有发挥好掩护作用。

正好这时候，铁桥搭好了，马匹拉着炮就过了江。炮兵大队重新构筑阵地后，已能满足轰击的距离要求。

滨本大为兴奋。他不等天亮，第二天早上四点钟就赶到前线，一来就命令部队发动全面进攻。

这里的白天太短了，要珍惜光阴啊，同志们。

由于有了炮火的支援，守军压力陡然增加。徐宝珍拼死力战，阵地屡失屡夺，伤亡不小。

形势已间不容发，大兴站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马占山决定亲临大兴前沿就近指挥。

一般而言，三军统帅不宜离前线指挥部过近。原因是三军安危，系于一人。如果这第一人报销了，全军极可能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但这只是说的一般情况。在某些生死攸关的时刻，统帅到第一线，不仅可以通过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分析和决策，还能起到振奋军心士气的巨大作用。

为了这个决定，马占山差点就殉国了。

不是在打得昏天黑地的前沿战场，而是在前往大兴的路上。

日军3架飞机发现了马占山所乘坐的吉普，意识到车上坐着的可能是中国军队的高级将官，立即进行超低空轰炸。

那年头，给首长开车并不仅仅是一件有面子的事，还可能是一份风险高到要死人的特殊行当。相应的，司机也得具有十分高超的驾驶技能才能胜任。

马占山的司机就是这类驾驶达人，那是换档都不用踩离合器的。就这么在飞机的炸弹中不闪不避，还愣是开着汽车冲了过去。

当然，另一辆卡车上的对空射击机枪组也贡献甚大。由于他们组成了低空火力网，才使敌机不敢过于嚣张。

饶是如此，仍然吓人一跳。

到了大兴后一检查，吉普车被打了整整29个弹孔，作为掩护的机枪组也伤亡甚大，死伤了好几个人。

马占山到前线观察形势后，命令徐宝珍放弃一线阵地，退后800米，转入二线阵地扼守。

敌势正盛，不宜与之过分相抗，且让他一着再作计较。

能够“击退”守军，令滨本大为得意。只要我真正使上力，用上炮，谁能挡得住？

他没有想到，这800米其实是一个口袋，一个马占山要放长线吊大鱼的口袋。

马占山退至二线阵地后，就一直在观察着对手。

两军胶着交锋，或许还很难看出虚实，现在滨本急着把部队往守军放弃的一线阵地里带，一动一静之间，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滨本还在高兴呢，自己连工事都不用筑了，直接用现成的就行。他现在一心想的就是赶紧占领一线阵地，构筑新的炮兵阵地，然后再把前面的打法如法炮制一番，拿下大兴易如反掌。

离大兴只有200米了，要不是为了顾及伤亡，我跨一脚就能到了。

他不是马占山的对手，真的不是。

在马占山的眼里，自以为得计的滨本其实败局已定——进入一线阵地的人马不过只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指大队），而在他的后面已经有了十几里的空档。

此等战机，非天赐乎。

正如高明的棋手往往都留有后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也必须知道如何调配手上的兵力。

马占山没有把所有部队都放到一线，在大兴前沿他仅仅部署了一个卫队团，就为了必要时候能够示敌以弱。

事实上，在卫队团后面，他已经储备了足量的预备队，随时可以用于实施自己的战术目的。

很快，步骑两个团即应召而来。

吴德林步兵团与徐宝珍卫队团合兵一处，立刻使二线阵地的防守变得更加厚实起来。与此同时，萨力布骑兵团开始从两侧向日军的后方迂回进击。

迂回当然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滨本并不知道，他正在准备向二线阵地发动进攻。但就在这时候，马占山再次派上了重火力，一直被他雪藏的朴炳珊炮兵团开始露出峥嵘。

你一个炮兵营（大队），我一个炮兵团，炮口对炮口，还就不信轰不过你。

炮火一旦占不到上风，滨本就开始伤脑筋了，他只能拿出拼命的招数，组织敢死队往前冲。

二线阵地相当坚固，加上一个团变成了两个团，所以日军攻得非常艰难，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伤亡代价。

但是滨本相信，始终相信，只要他再往前挤上一挤，就能踏进大兴。

才200米距离嘛，半里路都不到，有什么困难的。

困难大了，因为天色已经黑下来，马占山要收网了。

滨本刚用完他的敢死队，马占山的敢死队也上来了。他们从工事后面一跃而出，转而向日军冲了过去。

风向突变，反攻开始了。

直到包围圈骤然缩小，滨本才猛地意识到，由于自己攻得太急，战线拉得过长，“头”跟“尾”衔接不起来了。

赶紧回撤，援救后方吧。

来不及了。

萨力布团已经迂回到他身后，将其“头”“尾”一刀砍断。

骑兵团长萨力布，一骑上了马就现出凶神本色。

别的骑兵拿的是马刀，这位老兄的刀不是拿的，而是举的，因为是大刀，跟三国时候关羽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刀好有一比。

别人是一刀一刀砍，他是一片一片扫。

要放在古代，这就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因为那会计军功，就是数人头的，有几个脑袋算几个功。

你这里才削一个，他那里已经有十几个入账了。

骑兵团的凶悍，正面守军的转头反攻，让滨本再也无法顾及后方了。

这个临时后方并没有什么战斗力，主要都是一些辎重兵、卫生兵和通讯兵，乱哄哄的，无人进行组织，而且他们也没有上场打仗的准备，就是马马虎虎的弄了个工事掩体，哪里经得住骑兵的冲击，几下就垮了。

就在滨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前面本庄繁派出的那个名仓刊大队已经到了，而且正好是当天晚上，正好可以给滨本救急。

可是名仓刊的运气并没有比滨本好上多少，它的兵员还不如滨本的小圜大队，小圜起码还有3个中队，名仓刊却只有2个，而且他还再次被马占山抄袭后路包了饺子。

到名仓刊也陷入苦海时，可怜两支部队都被围在里面动弹不得，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谁救谁了。

滨本脱身不得，再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不面子，赶紧向关东军司令部求援，并报告了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本联队田畑新一副参谋长等一批官兵战死”。

这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5日，即江桥抗战打响的第二天。

死棋下活

本庄繁接到电报后就愣住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先后派出的两支大队都会被马占山包围。

同样吃惊的还有参谋本部的金谷参谋长。金谷认为马占山有实力与关东军进行抗衡，说明后面的确有苏联政府的支持，先前远藤参谋的侦察可能有误，因此他发电报给本庄繁，要求把滨本联队的作战区域限制在大兴车站附近。

关东军司令部一收到电报，本庄繁还没说话，一帮参谋们就嚷嚷开了，这不是胡扯吗，哪有这样绑着让人打仗的，打仗是关东军司令官的事，它参谋本部也太不把我们司令放在眼里了。

听那语气，金谷不是什么参谋总长，倒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本庄繁自己听着却很是受用，摆摆手：不管他，先把滨本他们救出来要紧。

他再次下令，对前线进行第二次增援。这次的援兵是滨本下属的另一个大队——第3大队（坂井大队）。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6日早上，坂井大队到达大兴前沿。

这时因为缺人手，关东军原本瞧不上眼的张海鹏伪军也被拉了过来。

张麻子这回算是因祸得福，由于马占山发挥得好，让他在日本人眼中的印象分也高了不少（看来不是伪军不行，而是马占山太过了得），总算给了他与“皇军”同场竞技的机会。

见对手的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马占山立刻把包括步兵第3旅在内的几乎所有能调动的部队都派上了场，希望能抓住机会歼灭被围日军。

第3旅是马占山在黑河的老部队，现在的确是到了他不顾一切砸老本的时候了。

这么一来，日伪军的增援部队不仅没能够完成捞人的任务，甚至有自己也卷进去，被马占山一股脑包了饺子的危险。

接到前线报告，本庄繁这才意识到如果再不把筹码一次性押上去的话，所有次第增援上去的部队都有可能越陷越深。

原先还假装矜持的关东军司令终于慌乱起来，本来想越级指挥，显示一下水平的，没想到差点把戏给演砸了，赶紧换戏服吧。

他把一直缩在后面不响的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叫了过来：还是你来指挥吧。

可是多门也不是神仙，你打成这个鸟样，让我来给你收拾残局，那也得有人手呀。

多门手上能抽出来的只有一个步兵大队（藤井勇大队），另加一个骑兵中队和野炮大队。

本庄繁说你不要急，我马上给你找人。

他找的是混成第39旅团（嘉村旅团），一支从朝鲜军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中抽出的旅团。

不过仓促之间，嘉村旅团也来不及把人都调过来，只能来一个步兵大队和野炮联队。

第三批援军即将到达大兴前线的消息很快就被马占山所掌握。

马占山此时做出了一个明智的举动。

他决定弃卒保车，果断放弃大兴站，主动撤至三间房和昂昂溪。

撤当然有撤的道理。

我们的头三板斧之所以能把日军砍得毫无脾气，主要应归功于日军的轻敌和本庄繁的瞎指挥。第一天一个大队，第二天一个大队，第三天一个大队，本来加一起还能搞搞的，结果拆零了反而被马占山各个击破，统统围了起来。

但是包围，并不意味着击溃。彼守我攻，短时间内即使下血本也是很难拿下来的。现在一下子又来两个大队及其配属部队，等于在大兴到江岸之间的18里范围内，会集了一个旅团以上的日军，且有相当多的野炮进行配合。

到时守军将不再占有任何优势，如果不动脑筋地硬打，被动的无疑是自己。

在马占山看来，大兴已经是一颗死棋，现在要把这颗死棋做活的关键点就是昂昂溪。昂昂溪离大兴有60里路，可把间隔扩到三倍，战线一拉长，就可能起到分散日军的作用，己方可退可守亦可攻。

如此，死棋又变成了活棋。

当然，马占山也很清楚，仅靠自身力量，在江桥在这里只能是拖得一日是一日，无法长久固守下去。因此，他还有通过纵深防守，为进行谈判和等待援兵争取时间的考虑。

在撤出大兴后，马占山在昂昂溪建立了临时指挥所，同时以大兴和昂昂溪之间的三间房为中心，对各个防守区域重新进行了布置。

不过，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第三批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后，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又全部撤回了他们的原驻防地点。

撤退命令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达的。这人有个特点，总是在不利的时候隐退，有转机的时候现身。

金谷参谋长不是说了吗，不能超出大兴的界线，得服从领导啊。

可是领导的意见也是变来变去，没个准头。

在获悉马占山从大兴撤出后，金谷又觉得吃亏了，很快发来一电，把“滨本联队的作战区域”改掉了，说放宽一点吧，以大兴以北的汤池站为界。

本庄繁差点没把鼻子气歪：我刚刚撤兵，你就让我继续前进，拿我耍着玩的吧。

将军成名在阵前

江桥一战，马占山令日本人刮目相看。

三天两夜，能把关东军第2师团（尽管不是所有部队）打得无可奈何，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第2师团，看看编号，就知道资格有多老了。在日本17个常备师团中，第2师团虽为缩编师团，但在东瀛部队中仍属于一流角色。

早在日俄战争时，第2师团就曾为日本攻下旅顺口立下过汗马功劳。它最有名的师团长叫做乃木希典，是个大将。这厮在中国名气不大，但是在日本却很有名，被称为“军神”。

到了“九一八”事变，撑场子的主要就靠这个师团，遭遇抵抗是有，但被人家围在中央突不出去还是第一次。

关东军内部争相打听，这个马占山如此厉害，到底是从哪个军校毕业的，是日本士官学校，还是东北讲武学堂？

结果都不是，不过是个做过土匪的丘八。

那些平时走路鼻孔都朝着天的陆大毕业生个个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同一时间，江桥抗战引起了国内外极大嘱目。

“九一八”事变后，还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一支中国军队在日本人枪口的威胁之下，敢于大声说不。

黑龙江守军只是一支孤悬于东北一隅的地方军队，但正是这支孤军，竟在江桥这块原先谁也不知道在哪里的小地方，勇敢地抵御了数倍于己的倭寇部队。

国人精神大为振奋，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安慰。

时人有诗赞曰：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作者是著名的晓庄师范的创办人陶行知。

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人们是多么渴望英雄出世，王者归来。

那个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民族英雄在哪里？我们呼唤你。

马占山来了。

伟大的岳飞仿佛在他身上灵魂附体，他继承了汉民族不畏强暴，与蛮族血战到底的光荣历史传统。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全国人民都跟着马占山一块激动。各地贺信贺电络绎不绝，捐献物资和钱款源源不断，连一向不问时事的出家人也跟着掺合了进来。

四川峨眉山有个和尚，一下子把自己的私房钱全都捐了出来。那时候寺庙也不收门票，和尚能收到的香火钱很少。这钱自然都是他从嘴里一口一口省下来的。

民间已到了“平生不识马占山，便称英雄也枉然”的地步。

上海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不知是否得到其本人授权），一时风靡沪上。消费者非常买账，不管会不会抽烟，都要买两包回去“爱爱国”。

马占山和他的黑龙江守军火爆若此，其声誉传遍了四大洲五大洋。

国际通讯社再不愁没有最火的新鲜猛料了，中国的“抵抗将军”马占山也成为他们爆炒的对象（“谓中国军人亦能战者”）。

进兵和声援

国联则恨不得把日本外务省的耳朵揪过来问一问，你在我这里说的话、发的誓是不是形同放屁。

在日本国内，若榇内阁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既无法管束军队，又要厚着脸皮替军队擦屁股。

怎么办？

还不是得用上那套老程序：首相找陆相，陆相找娘家。

陆军大臣南次郎给参谋总长扔了一句话：去管管你那个宝贝关东军，让它别再在外面胡干蛮干瞎干了。

一向不把内阁当回事的金谷这次也有些无语。

他倒不是怕什么国联，主要是担心马占山表现得如此威猛，是不是真的有苏联背景。因为沿着大兴站，越往前走越深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到时如果发生正面冲突，关东军不一定是苏联红军的对手。

因此，他再次向关东军发出指令，要求对北满暂不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

为了怕引起部下的激烈反应，金谷在电文的措辞上已经算是字斟句酌，委婉得不能再委婉了，没想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们收到指示后还是跳了起来。

片仓当即和板垣一起，气呼呼地找到本庄繁，把电文丢给他，并一口咬定这是对统帅权的又一次侵犯。

本庄繁虽然是关东军的最高司令官，对这些狂人参谋却是言听计从，有什么事都是大家商量着办的，而且从不计较部下的态度。

他一听有理。

什么叫统帅权？天皇掌握军队。

天皇怎么掌握军队，那就得靠我们这些打仗的人。

现在，你不让我打仗，就是侵犯统帅权。

绝对没错。

按照这一逻辑，本庄繁毫不客气地把参谋本部的指令当成了耳边风。

不过，理不理金谷这老糊涂是一回事，苏联会不会干涉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后者，本庄繁和他的参谋们其实并不敢太掉以轻心。这些人围在一起，郑重其事地进行了讨论。

板垣晃着脑袋，认为苏联一定不会来搅局。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里外翻一翻啊。里面，它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补充国力还来不及，怎么肯轻易出头呢，外面，跟中国政府翻了脸，斯大林和蒋介石两个人谁都不理谁，这样的情况下，它更不可能帮中国人出头。

板垣最后表明了态度：既然我们判定苏联不会站出来，那就不能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马占山很厉害，如果我们不把他这种“嚣张气焰”打下去，不知道还会跑出来多少个马占山。

一席话，把个本庄繁听得一愣一愣的，还是参谋们有水平，都讲到我心里去了。

根据讨论结果，本庄繁作出了“两个集中”的决定。

第一个集中，是集中兵力。以前刮脂油一样地抽调部队，是由于铁路线上，新占领的地儿，都需要有人把守和警卫，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以打马占山为头等大事，能抽的都要尽量抽出来。

第二个集中，是把指挥权集中起来。

……

战场指挥由多门担任。

如果不是参谋们都这么认为，本庄繁没准还要亲自上去比划两下哩。只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上一次输一回，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坚持了。

就在关东军司令部紧张筹划，准备再次发动进攻的时候，马占山也得到了来自上级的支援。

当然，主要是声援。

老蒋和张学良都致电嘉奖，称赞马占山“捍卫省土有功”。

不过这二位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军援上面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其实当时东北军组织反攻，夺回家园的机遇仍未完全失去。因为此时的关东军还没有形成后来那么大的气候，除仙台师团和铁路独立守备队的1万5千人外，临时驻扎的朝鲜军嘉村旅团尚不足4千人，就这些部队，连黑龙江一省的东北军都能抵挡一阵，若倾关内外东北军全力，里应外合，未必不能打出比当年中苏之战更好的战绩来，也有可能导致日本国内政局动荡，从而长其政府志气，转过头来对不听话的关东军施以压力。

那为什么不打呢？

其实眼巴巴指望的还是那个东西，即国联的干预（“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我说过，认为国联毫无作用，那是一个极端。

但是认为国联包打一切，包治百病同样是一个错误得不能再错误的极端。

指望别人的同时，你自身也要有所作为。如果你自己先烂人一个，躺倒在地，神仙也救不了你。

当年日俄战争，俄国老毛子之所以能接受美国的说服教育，肯走到谈判桌上来，也是预先被日本人用棍棒教育了一下的结果，否则哪有那么容易服软。

就是说到国联，它还有它自身的缺陷，除了那个位列弱智规定第一名的“全体通过”外，只有批判的武器，没有武器的批判也是致命伤。

直到它解体若多年后，才有了联合国部队。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联确实干预了，甚至可以说很卖力，很仗义，很公道，但也仅此而已。

南京政府倒没有忘记继续给予精神激励。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2日，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大。会议对江桥抗战评价很高，不仅正式委任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江省副司令长官，还破格晋升其为陆军上将。

不过这一切似乎都与江桥的马占山没有实质关系，因为他既不能参加上将授衔仪式，也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援兵（“未遣一兵，未发一矢”）。

马占山失望了。从三日之战后，又拖了十几天，可是在这么充裕的时间里，他却未能得到任何有力的援手。

眼前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形势在一天天恶化。

纵使是一代名将，亦惟有仰天长叹：吾败，岂天意乎？！

最后的抵抗

随着日军用于江桥的进攻部队有增无减，马占山孤立无援，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

失败，早已是意料中的事，但他和他的孤军仍然一直在坚守。

时间一天天过去，本庄繁暗暗下了决心，准备做好再次向江桥攻击的准备。

在这之前，他以关东军司令官的身份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条件为三：下野，撤军，进驻。

下野是让马占山从省主席的位置上下野。

而后是江省部队从齐齐哈尔撤退。

最后由日军进驻昂昂溪，理由是确保洮昂铁路安全。

马占山收到电文后，第一反应就是日本人又要找他开练了，马上抢时间备战。

不过答复照答复，而且逐条论证，有理有节：

下野没问题，但要有中央正式文件通知；

撤兵没问题，但需要相当时间，至于时间多少，请原谅，暂时我还没算好；

进驻没问题，只是可能贵国外务省和国联都会有不同意见。

——马占山虽然一直在打仗，消息却不封闭。芳泽当前国联的面许了多少诺，发了多少誓，他都一清二楚。不扩大事态，不进入北满，可都是你们自己政府说过的。难不成现在要自己给自己掌嘴不成？

三个“没问题”后，他还向本庄繁提出了一个只有最资深记者才能提出的高难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走了，江省谁管，你？还是那个张海鹏？

从头至尾都是没问题，其实满篇都是有问题；从头至尾都没有不答应，其实满篇都是不答应。

高，实在是高。

对于马占山头上的冠名，“野路子军事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再加上“无师自通的外交家”和“深藏不露的一流辩手”也绝不为过。

至少我看行。

拿着这份电报，本庄繁哭笑不得。

任何恐吓和讹诈，看来都撼不动这个看似矮小实质强悍的东北男人。他不明白的是，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土匪省长的身上，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惊人力量，竟然可以让他如此倔犟。

本庄繁随即调兵遣将。这次关东军是准备下大本钱的，仙台师团自然是倾巢而出，就连驻防沈阳的嘉村旅团也只在当地留了一个步兵中队，其余全部运往大兴，统归多门指挥。

为了增援江桥前线，满铁方面甚至把洮昂线上的客车业务都停掉了，全部改成兵车。

这时候驻锦州的东北军终于也出手了。

不过出的不是兵，而是日军铁路沿线缺兵少将的通报。

向谁通报呢？

分布在辽宁各地的东北义勇军。

这些义勇军，说白了，大部分都是东北军埋在关内的“暗线”，或至少是受少帅资助的。少帅采用这种办法，一方面避免消耗东北军正规部队，另一方面可以用义勇军来跟鬼子捣捣乱，同时又让日本人抓不到把柄。

东北义勇军闻声而动，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路行动。由于日军已无兵力顾及“清剿”，铁路被毁坏的很多。嘉村旅团因此没有能够按时到多门那里报道，这对马占山来说也是一个间接的支援。

从三间房到昂昂溪的防守，马占山和谢珂早已有所经营。和大兴前沿一样，这里也有两道防线。其中，以第一道三间房防线最为坚固，前后共用了近一个月时间才完成所有工事。

嘉村旅团一时来不了，多门就带着仙台师团先行出发。他在大兴呆了两天，主要是做攻击前的侦察等准备工作。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7日夜，准备就绪，仙台师团出发了。

本庄繁可真会帮他们挑时候，早不进攻，晚不进攻，让他们这种时候进攻。

此时真是北满最冷的天气。

扑面狂风，冰天雪地，室外零下摄氏20度的气温，别说打仗，就是散散步都会被冻趴下一大片。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上，日军接近三间房一线阵地并发起进攻。

这次防守三间房，马占山特地调来了最后一支生力军——骑兵第2旅（程志远旅），并由该旅涂全胜团担当防守要冲。

仙台师团从拂晓开始发动全面进攻。多门果然有一手，他采用的策略是步兵走正面，骑兵走两侧，这样正面能突破最好，一旦无法取得进展，只要侧面能冲过去，也随时可对三间房形成包抄。

战斗一开始就激烈异常。仙台师团有一个骑兵联队，但实际上下面只有一个骑兵中队，所以骑兵并不多，但跑起来倒是挺欢腾，从两侧猛冲达十多次，而守军的办法是把迫击炮和机关枪结合起来用，马离得远，就用炮轰他，离得近了，直接用捷克式招呼，让日军骑兵无法靠近，不得不怏怏而退。

到凌晨3点，关东军独立战车第一中队上场了。

所谓独立战车，其实也就是坦克。这时候它起到的作用主要还是清道夫作用，借以冲毁战壕外的木桩和铁丝网（“壕外木桩铁网，悉为所毁”），同时一些战壕也被其冲塌。

多门见正面已有所撼动，令旗一摆，命野炮兵第2联队（河村联队）对阵地进行炮击。这一轮轰炸过后，各团防守战壕均被切断（“断为数十处”）。

阵地被分割，正是围而歼之的最好时候。一个小时后，多门抓住机会，命令骑兵联队再次从阵地的左后方包围过去。

在战壕无法立足的情况下，部队只能选择出壕应战。涂全胜一跃上马，准备以骑兵对骑兵，将日军骑兵冲散，但经过前面的“钢铁打击”，部队已无法完全集中起来，而且战壕内被炸死的马匹很多。

一个骑兵团组织不起来，那我就能组多少算多少。涂全胜带着临时整合起来的两个骑兵连和一部分步兵，向敌骑兵冲了过去。

都是骑兵团长，涂全胜的表现并不比萨力布逊色，他身先士卒，“奋勇喊杀”，立即激发起来了官兵在逆境之下浴血搏杀的勇气。

中国骑兵接连发起5次冲锋，由于来势凶猛，日军骑兵别说把对方围起来了，自己躲还来不及（“敌骑为避遁者数次”）。

涂全胜的挺身而出，使日军没能学着包上饺子，但此时正面阵地显然已难以支持。

凌晨5点，天已开始放亮。

关东军飞行队7架飞机从大兴临时机场出发，对阵地进行空中打击，“投重炸弹数百枚”，同时日机也给日军炮兵准确选择弹着点指示了目标。

日军空炮协同的优势一发挥出来，对守军阵地来说就是致命的，东北军官兵只能用自己的血肉进行顽强抵抗（“至此无一完肤者，顾仍浴血对抗”）。

就在这时候，久无军援的弊病也暴露出来，大家的子弹快打光了，大炮因为性能问题，时间一长，炮管就开始发热，再不能正常开炮（“不可复用”）。

到上午9点，三间房一线阵地终于被仙台师团突破。

但是关键时候，马占山充分显示出了他的用兵智慧。他在三间房的各个侧面都具有纵深的防御工事，因此，虽然正面失守，但三间房以东、以西却还有部队能进行阻击。这样一来，就确保了部队不会随主阵地的瓦解而出现迅速溃退，守军仍能且战且退，逐次撤往昂昂溪二线阵地。

多门当然知道一鼓作气的道理，他命令部队不要停止，立刻冲过昂昂溪，拿下齐齐哈尔。

日军排山倒海般地冲杀过来，二线阵地危在旦夕。

马占山闻报，立即飞驰前线，带领自己的手枪队亲自督阵。

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军心万不能垮下来，军心一垮，全军都有覆灭的危险。因此，上阵地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斩马谡”，把两个被惨烈战斗吓破了胆，想借机溜号的连长给崩掉了

三军于是重新奋起。

下午一点，日军被击退。

虽然暂时化解了险情，但马占山很清楚，胜负已定，齐齐哈尔失守已不可避免。

这里是马占山梦想起飞的地方，是他荣誉的顶点，只要还有一点坚持的可能，这个坚强的男人都不会选择主动放弃。

但现在连这一点可能也没有了。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喜欢蛮干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勇敢和颟顸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此时，主帅的决心相当重要。稍有犹豫，将会导致全军覆灭的后果。

马占山下令：撤。不仅撤出二线阵地，也撤出齐市。后者并无高大城垣可以凭险据守，

但是撤退，并不是那么简单。

就犹如下山往往比上山难一样，撤退的难度常常远超进攻。

因为一般而言，这时的部队士气最为低落，尤其害怕自己在撤退时落于人后，以致被歼或被俘，所以特别容易陷入慌乱，一乱则溃不成军，反而为追兵所乘。

后来的第二次淞沪抗战，就是撤退的时候一溃千里，结果弄得不可收拾，以致酿成极大损失。

所以一个军事主官高不高明，攻城拔寨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会不会撤退才是一个真正的大考验。

马占山早在进入江桥指挥作战时，就对战局的进退做过通盘考虑，赢了怎么攻，攻到哪里，输了怎么退，退到何方，那都是要事先心中有数的。如果等到马上要拆房烧屋，你才想起来今天晚上住哪里，那就迟得太多了。

齐齐哈尔的军政机关早就被他一点点地分散转移掉了。等到在二线阵地击退日军，他当机立断，按计划迅速将大部队撤到齐市外围60里地区驻扎，指挥机构则迁往海伦——那里是产粮区，能够解决部队粮饷问题。

但是马占山也没有将所有部队都撤走，他仍然留下了小股骑兵部队用以迷惑对方。

就在马占山悄悄撤离的时候，多门却还在他的大帐里盘算“奇谋”。

想出来了，进行夜袭。在多门看来，这是一个瓮中捉鳖的方案，即乘夜出发，由第3旅团（长谷旅团）居左，第15旅团（天野旅团）居右，一左一右，分进合击，将马占山“包”起来，到时谅他插翅难逃。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8日夜，仙台师团出击。

让多门郁闷的是，他的一网打尽，“智擒马占山”的计划看来是要泡汤了。因为一路上虽然时有骑兵跑出来打黑枪，但始终看不到大部队的踪影。

直到下午进入齐市，仍然不知道马占山到底在哪里。

坏了，这姓马的看来是已经提前跑了。

既然跑了，那就得赶紧追啊。按照日军内部的讲法，当时多门马上就派兵追赶，可是却“误中”了马占山布下的疑阵。

追击部队一出城就不知道马占山究竟往哪个方向跑了。不过他们意外地捡到了一些可疑物品。

只见里面有手杖，有大烟枪，有各种各样的烟具，把他们看得眼花缭乱。

让驻齐市的特务机关人员以及熟悉马占山的人来指认，说极可能是马占山的私人物品。

和很多东北军将领一样，马占山虽称英雄，也离不开抽赌二字。

很显然，逃命之人不可能带很多东西。烟枪再好，也没有性命来得重要，所以马占山沿路把它们给抛弃了。

一切都很清楚了，马占山究竟在往哪个方向逃命。

其实马占山扔大烟枪的那个方向，与他撤退的方向正好相反。

没有追到马占山那是必然的，倘若追上倒奇了怪了。

这些“私人物品”上交到多门那里后，多门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误判断。

那就是马占山肯定死了。

你想，一个三军主帅，用的手杖和烟枪就算再累赘，那也是心爱之物，少说也得有几个卫兵给他扛着，哪里会随随便便就扔掉。

只有一种解释：物的主人已死，考虑到既非金，也非银，就没人愿意再留着它们了。

多门对自己的这种推理深信不疑，随之便命令鸣金收兵，以穷寇莫追为由把其它几路追兵也都收了回去。

没几天，活蹦乱跳、如假包换的马占山便又在海伦露面了。

但在仔细翻阅史料后，我还发现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多门不敢穷追，是因为受天气困扰。

在江桥之战中，马占山固然让关东军头疼，但另一个大敌也同样令他们感到恐惧。那就是北满要命的酷寒气温。

天气冷，偏偏仙台师团还缺乏御寒装备。

江桥抗战以前，他们原本以为，黑龙江守军会不堪一击，“天兵”一到，立即四散奔逃，所以根本就没打算要在江省过冬。

没想到马占山这么有种，竟然“耽搁”了他们这么长时间。

如此一来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

日本人打仗，一个重要的死穴就是不重视后勤保障。

在当时的日本部队中，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辎重兵倘能作战，则铁树也能增加军费（增拨军费为日军最关心话题，故有此说）。在诸兵种里面，辎重兵也就是后勤部队是没什么地位可言的。

原因是在精神原子弹的剌激下，人人都想当前锋去射门，没有谁愿意做不得分的后卫。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就没少吃后勤不继的亏，死了将近2万人，但十之八九都不是被清军干死的，而是病死、饿死、冻死的。

在这方面，日本人的记性实在很差。

第2师团（仙台师团）虽来自仙台，号称比较能耐寒挨冻，但到进攻三间房时，他们也吃不消了。

在江桥一战中，日军除战死战伤以外，冻死冻伤的也占有相当比例。据日方统计，第2师团最多时参战人数达到5900人，共伤亡382人，而冻伤却达到996人，几乎是军事作战的3倍。

日军参战实际伤亡率低，当然是中国军队缺乏重火器的结果，但某种程度上，也与日军官兵平时注重训练，打仗时善于自我保护有关系。

一般而言，在中日作战时，由于有飞机大炮进行掩护，日军即使在冲锋时，也很少做出那种一窝蜂往前挤的技术动作，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匍匐前进，分散出击，你要想干倒他几个，老实说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这与后来太平洋上的日美之战有显著区别。

纵然如此，老天爷与马大爷协同作战，仍然把日军干趴下1300多人，占去了第2师团参战总人数的20％以上。如此大的减员数，是关东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为其自“九一八”以来所蒙受的最惨重伤亡。

悲情大使

让人哑然的是，就在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失陷后，南京的国民党四大终于通过了一个决议，即让已经名声扫地的蒋介石亲自率兵北上收复失地。

史料记载，当时又羞又愤的蒋介石确曾动过念头，要以国防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并向张学良发出了准备北上的电报。他也知道打赢的可能性很小（“无战胜之理”），更别说收复东北了，不过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存“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而且说不定还能引起太平洋战争哩。

这个当然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事实是当时他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尤其被广东方面逼得受不了，后者一直要求他下野。

和“安内”是老蒋消除异己的工具一样，抗日“攘外”又何尝不是他摆脱内部困扰，提高自身威望和地位的不二法门。

你们不是说我不抗日，不抵抗，所以才要倒我吗，好，我现在就北上抗日，看你们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下野。

可是老蒋的算盘却还是打不过他的那些“党内同志”。大家听到他要“北上抗战”时，并没有感动得眼泪哗哗，反而都不让他去（“皆坚持不可”）。

文件写是那么写，你要是真的这么做，不等于对日宣战吗，至少也算是对日备战，现在国联交涉“尚未绝望”，你这样做太冒险了，有可能会进一步引起“倭寇之挑衅”，是在“孤注一掷，举国以殉”。

另一方面，大家对老蒋可能“辞职下野”却表现得十分暧昧，基本上是赞成的同意的各一半（“赞否参半”）。

这样都被你们看出来了，老蒋自己也觉得很没脾气，只得做罢。

日本那边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早在马占山从大兴撤出后，若榇首相就以为，既然关东军当初出兵是为了保护嫩江大桥，现在任务完成了（双方原本以大兴车站以北划界），自然也会停下来。

可是这些坐在办公室里的政客想的实在是太天真太简单了。

关东军本来就是一匹关不住的野马，脱了缰后哪有自觉自愿停步的道理。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回复：马占山的部队离得太近（此时在三间房），对日军来说很不安全，一定要继续前进。

若榇大吃一惊，深知这样一来，日本政府将在国际外交上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便赶紧把陆军大臣南次郎叫来，让他设法阻止。

这个同样窝囊到死的陆相南次郎，没有别的办法，依旧只能给关东军发电报过去，要他们停止进军。

结果，鬼都不理他。关东军照样打进了齐齐哈尔，并继续朝着他们认定的“北满”目标大步迈进。

若榇内阁晕到了极点。

国联的决议草案，是要求日本务必在11月16日前撤军。就算你不同意，也只是说时间不确定，并没有说不撤。

现在好了，与预定时间相比，又超过了3天，你既没撤军，又没想好新的时间，更过分的是，还从“不扩大”发展到了“扩大”，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北满。

你当我们国联和各国代表都是泥塑木偶？

那几天，日子最难过的就是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每次上国联开会就跟上法庭受审差不多，口袋里总是要放一块手帕，不是擦汗就是抹眼泪。

苦命人啊。

芳泽眼泪汪汪地向国内的外相币原汇报了情况，表示自己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

币原和若榇首相商量了一下，也觉得事已至此，再靠硬顶和装傻已经难以蒙混过关，非得另想办法不可了。

日本政客们对付国内的军队虽然束手无策，但在如何跟西洋人耍赖方面还是很有两三下子的。

很快，芳泽就得到了币原新的授意。

在关东军猛攻三间房，即将进入齐齐哈尔市之前，芳泽向国联提出，日本赞成派遣调查团赴东北调查。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表态。

向东北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本来是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向国联提出申诉的时候，就首先提出来的。但当时日本极力排斥国联介入，主张中日双方直接交涉，因此对派国联调查团的事坚决反对，中国的这一提议便被暂时搁置起来。

现在日本答应的这么爽快，不禁令国联喜出望外，连那些本来已准备好讲稿痛骂芳泽一顿的代表们也连连叫好。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日本觉悟了，服软了，东北事件的处理将一片光明。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甚至感到有些不痛快。

谁？

中国代表施肇基。

同样一件事，你今天答应和明天答应，效果可能大不一样，这就叫做时机。

的确，当初中国是很希望国联派调查团去东北的，但时过境迁，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日本一再出尔反尔，已经受到了国际舆论的一致遣责。随着国联确定的期限已过，它的压力越来越大，晚撤一天就要多挨一天的骂，晚撤两天就要多挨两天的骂，吊在那里很不好受，在国际外交上可以说已被逼到了绝境。

施肇基相信，只要再坚持一下，即使日本还是不肯撤军，国联也会被迫使出经济制裁等手段。

但是芳泽的表态一下子转移了国联的注意力。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以退为进的好棋，既缓减了在国际上受到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外交主动权重新又回到了日本人手中。

果然，在调查团的具体使命上，芳泽开始做起了文章。

他要求以国际盟约第11条为原则，即调查团要重点调查中国排外、抵制洋货、国际条约的履行状况等问题，而对撤兵问题却置之不理。

凭心而论，如果要进行此类调查，“中国排外、抵制洋货”这些问题都存在。只不过，它们大多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是中国民众激于国土沦丧所做出的必然反应。

比如，“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民间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的对华贸易额已由原来的每月2500万日元骤降为每月400万日元，一下子降了九成。

日本政府的目的，在于用这种本末倒置的办法，来影响调查团的调查结果，从而误导国联作出的相应判断。

施肇基的反应多快，他怎么能够同意。

他转而提出，适用于调查团的并不是第11条，而是第15条，即调查的主要目的和范围跟“排外”、“抵制洋货”毫不搭界，而是应直奔“九一八”事变和东三省这一主题。

事情本来就很简单，吃了我的你要吐出来，欠了我的你要还回来，咱就事论事，扯那么多犊子干什么。

关键时候，国联显示出了它和稀泥的精神。

既然你们两家都不肯让，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那我就给你们来个折中，调查团照派，但不讲明是按国际盟约的哪条原则派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施肇基反而为难了。

归根结底，他身后并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军队可以给他撑腰。打是肯定不行的，只能依靠国联。

现在日本让步了，国联折中了，各国解劝了，你还要怎么着？还能怎么着？

无奈之下，施肇基只得代表中国政府对国联的方案表示同意。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26日，国联通过议决案，决定派遣5名中立国观察员组成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

这一回合，中日在外交上打成了一个平手。

中国没有能够实现让日本尽早撤军的目的，而日本也面临着国联直接干涉和插手东北事务的风险。

身心俱疲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回到了住处，他知道，接下来他还是不能休息，因为还有很多棘手的事等待着他去处理和应付。

他根本没想到，等待他的还有另一场厄运。

一群中国的留学生得知了国联决议的内容，顿时大怒。因为这份决议并没有再次敦促日本撤军，而是宣布要向东北派出调查团。

这个调查团能干什么，他们能阻止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吗？

大家怒不可遏，什么话都别说了，这分明就是一个卖国的决议，而在国联的代表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卖国贼！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弱国外交有多难，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基本不在爱国愤青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中国代表的住处很轻易地就被打听到了。

施肇基听说留学生们要找他，很高兴。在国内异地，老乡见老乡，还两眼泪汪汪呢，何况这是在异国它乡。

想当年，自己不也是这样一个四处漂泊的中华学子吗。

门开了，迎接他的，不是亲切的问候和拥抱，而是一阵不分青红皂白的怒骂和拳脚。

施肇基想要分辨，但被证明完全是徒劳的。打的人照打，骂的人照骂，没有任何让他申辨的余地。

一个时年已经五十多岁，仪态端庄的老外交官在中国以外的另一个地方遭到了无情的暴打、侮辱和摧残。

打他骂他的不是别人，是他的同胞。

老人无法还手，无力还手，也不愿还手。他的心只能流泪，或许还在流血。

历史应该记录这一天。因为它是耻辱的一天。

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用野蛮来代替文明。不管用任何借口，哪怕是爱国。

每每写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感到一阵悲凉。我在想，我们这个号称文明之邦的民族，是不是有时也是一个不太爱讲道理的民族——枪口是用来对准敌人的，而不是用来打自己人的。

夜深人静，施肇基写下了一封辞职电文。

他终于又走上了和王正廷一样的道路。

有人会说，这位施大使的政治觉悟不够高嘛。外交形势这么严峻，你怎么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了。不就是被打了一顿，骂了一顿吗，简单，用红花油擦拭一下伤口，组织再关怀和慰问一下，接着再干好了。

说这话的，我以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是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伤口可以愈合，责骂可以暂时抛开，但是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没有。

那就是做人的尊严。

尤其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如果个人尊严和体面都无法很好维护，谈何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施肇基回家了。

此时，国联派调查团一事已是板上钉钉，只等开年整队出发。

第十三章 “满洲国”阴谋

在国联外交处于下风的情况下，日本被迫策动建立“满洲国”。处于张学良监视之下的溥仪，被土肥原密谋“请动”，逃离天津，踏上他的“满洲建国之旅”。

对于若榇内阁来说，所谓同意调查，只是一个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至于调查结果究竟会怎样，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但是有人会帮他们的。

就在关东军仙台师团进攻江桥的时候，肩负“满洲独立运动”重任的土肥原到了天津。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日本土匪此行的目的就是来为“满洲国”找皇帝的。

早已宣布退位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就这样又一次走上了历史舞台。

溥仪那段日子正在家里郁闷着呢。

不是一点点郁闷，而是非常、十分以及特别的郁闷。

做皇帝，本来是人人向往的天下第一好工种。可如果是末代皇帝，那就另当别论了。

溥仪被人从龙椅赶下来的时候，牙都还没长全，皇帝什么味道根本就没咂得出来。

不幸中的万幸，作为清帝退位的条件，民国给予了一个“清室优待条件”，允许其保留帝号，仍然住在紫禁城内。

但是等到溥仪在紫禁城这个小王国内慢慢长大，吃穿虽然不愁，心里头却越来越不是个滋味。

也够难为他的。你想啊，天下第一工种都做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他能干或者愿干的？

他一遍遍走过金銮大殿，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但缺少的是往日的荣光和山呼海啸般的朝拜。

寂寞、惆怅、无所适从。

这次第，正应了前朝一位皇帝词人的无奈歌吟：雕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位要说了，人嘛，只要日子过得去不就行了。你到紫禁城外面去看看，还路有冻死骨呢。

话说得倒也对。溥仪曾经也是这样想的。

作为一个末代皇帝，他并没有继承老祖宗康熙雍正乾隆那样的雄才大略，某种程度上，还沿袭了前任光绪皇帝的缺点，即精神和肉体一样孱弱。

末代嘛，要求哪能那么高。

复辟只是一传说

当然，有时候也转过复辟的念头，可惜他并不是主角。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进京，赶走了空头总统黎元洪，把溥仪推了上去。

那时候溥仪的确小小激动了那么一下下，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仅仅12天后，他又回到了无情的现实之中。

人们告诉他，张勋只是一个无能的丑角，而他只不过是被这个丑角利用的对象。

什么时候了，还在做皇帝梦，你给我下来吧。

溥仪只好又恋恋不舍地把头上的皇冠取了下来。

就这么混着吧。到这个样子，溥仪也打算认命了。

比起很多被关大牢、砍脑袋的末代皇帝来（典型例子是法国的老外皇帝路易十六），这真的应该算是不错了。不仅保住了脑袋，还保住了帝号，保住了紫禁城，已经是够有面子了，你还想怎么着，还能怎么着？

落毛的凤凰只要比鸡还强那么一点，也行。

可令溥仪没想到的是，就他这只落毛的皇帝，竟然也有人惦记。

谁啊？

西北军大帅冯玉祥。

在发动北京政变后，老冯架起大炮，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

对驱逐溥仪这件事，历来争论很大。

其实，你就是用死老虎来形容这位过气小皇帝都是抬举他了。以溥仪的性格和能力，与老虎这个称谓简直有天地之别。

到民国时候，要说他还有什么价值，基本上就是被人利用的价值，而他本人，则无兵无将也无权，在国民心中也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力（极个别的几个遗老遗少除外），是无论如何翻不了天的。

你说这样一个人，对革命究竟还有多大的威胁？

再说，你不给皇帝发工资，不给他地方住，甚至要消灭他的肉体，革命就成功了？

法国倒是马上把皇帝砍了，但也没能马上就建成真正的共和，而英国保留了王室，人家现代政治还搞得有模有样。

在这件事上，我个人一直很赞同那位辫子学究的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就在当时，在文化界名头很响的胡适也提出过异议，当然，他没有从革命能不能成功上来进行论证，而是从他的留学背景出发，认为此举不符合英美流行的契约原则。

因为辛亥革命时，对溥仪下台是有约定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那就是，你只要下台，我就给你好处，至少让你有体面和温饱，除了拥有帝号，还不让你渴着饿着冻着。

缩小了看，这就是一个合同。胡适认为，不管这个合同当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订立的，但既然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示，而且是合法文件，那现在合同双方都应该遵守这一合同，而不能说变就变。更何况，这还是民国政府和前皇帝的合同，堪称天下第一合同。如果这样一份合同都能撒毁，那还有什么合同能使人相信。

然而天下第一合同就这样当着天下人的面给撒毁了，还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末代皇帝溥仪灰头土脸地离开了京城。这一年，他20岁。

原先在皇宫里，毕竟与外界接触很少，又丰衣足食，要说愁，也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等到出了宫，他才体会到，一个下了台的皇帝，真比一只过街老鼠好不了多少。

到天津港，原计划是准备飘洋出海的，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他以“大清皇帝”的身份登陆，都怕在外交或国际上惹麻烦。

就这样，暂栖变成了长住。

国民政府不给生活费，溥仪和他那一班人马又什么都不会（会了也不肯干），只好吃上了老本，也就是变卖从故宫里偷偷带出来的古董。

不管怎样，皇帝的架子还是不能丢的，这是一个面子问题。

在溥仪那个小圈子里，“宣统皇帝”开口闭口还是“朕”怎样怎样，而那些皇妃太监、遗老遗少也照旧要对这位小皇帝三拜九叩。甚至连他们住的地方都挂着“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反正我的地盘我做主，就跟小朋友过家家一样。

这时候溥仪忽然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抓狂的消息。

孙殿英把东陵给炸了。

说起来，在民国前后那些大大小小的杂牌喽罗中，孙殿英实在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小角色。他的一举成名，某种程度上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军队规模来盗掘清皇陵有很大的关系。

在中国，如果说墓葬算一种产业，那么盗墓则是与之相生相随的关联产业，其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多少天都说不完。

盗墓这项工作，利大，但风险也很大。且不提墓里机关重重，陷在里面，可能一不小心就出不来。就是能侥幸抱着宝贝爬出来，还得面临政府严厉的法律追究。

远的不说，明朝对此就有明确规定：掘了人家墓地还没来得及打开棺材的，要打一百下屁股，发配充军三年（“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果棺材被打开，死人已经见光的，那就要判处绞刑，让你自己也陪着去做回死人，体验一下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已开棺椁见尸者，绞”）。

因此，一直以来，盗墓贼都是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坟，拿的执照都是个体户的。

开公司的也有。不过很少，而且那都是标准的乱世，没人管。

到了民国，也算同乱世沾上了点边，才让孙殿英这号人有了用武之地。

一般来说，盗墓的人都很低调，毕竟是冲着发财致富来的，都知道自己干的是件缺德事，被人骂了也不敢吭声。

但偏偏有人做了杂碎活，还能装高尚。

孙殿英就是这类人。

这位兄弟是这样向人解释他的盗墓动机的——

先总理孙中山不是革了满清的命吗，他枪杆子多，可以革活人的命。孙某不才，可怜手上的枪也没几条，活人的命革不起，就只有革死人的命了。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小军阀孙殿英竟然能把他的盗墓事业上升到如此高度，简直可以与革命先行者的经国大业相提并论了。

此等惊世骇俗之语，真可当得一个评价：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炸东陵这事一开始是秘密的。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民国前后的娱乐新闻很发达，狗仔队遍及各地，很快就有人捅到报纸上去了。

溥仪听到后的心理感受和反应，只能用目眦尽裂这四个字来形容。

虽说这个前皇帝向来为人软弱，而且早已威风扫地，但你要是真掘他祖坟，是个人都受不了。

对于国人来说，祖上的墓地不仅代表着对先人的尊崇，也预示着一种神秘的风水，可以说，自己一家老小今世混得好不好，基本上全指靠它了。因此，除非后代死绝，对祖坟那是看得和身家性命一样重要的。

东陵里埋的就是溥仪的祖上——外祖母慈禧太后。对溥仪来讲,这个外祖母是扶他上战马的人，如果不是慈禧点名，溥仪此时还不知道在哪个旮旯里做他的过气阿哥呢。

更让他气愤的是，这个狗日的孙殿英坚决贯彻了不盗则已，要盗盗绝的精神，不仅炸了东陵，还把乾隆皇帝的裕陵也给一道掘了。

要知道，康熙雍正乾隆那可都是满清一朝的偶像级人物。

溥仪气得浑身发抖。当年冯玉祥逼宫，也只不过是把他赶出北京城罢了，现在却有人给他来了个毁师灭祖，把祖坟都给挖了。

溥仪在所住的天津张园布置了灵堂，每日一祭。

对孙殿英切齿痛恨的末代皇帝还亲自动手画了一幅漫画，上面孙大盗化身成了小丑，正遭到两个怒目圆睁的正义之士的无情杀戮。

逼真程度直追文革时期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革命宣传画。

皇帝有怒不轻发，只因未到伤心处。

这回溥仪可真给激怒了，斗争精神十足，发誓一定要抓住凶手，报此血海深仇。

但是怎么报仇呢。

现在可不是那个眼睛一瞪，就能让对方人头落地的时代了。

皇帝倒是还在，午门却没有了。

溥仪只好以清室名义向国民政府发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赔修陵墓。

在老蒋眼里，孙殿英此类小毛贼本身就无足轻重，得到报告后，他也觉得这小子做的事情实在太过龌龊，马上就命令严厉查办。

东陵盗墓案具体交由当时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侦破。为了郑重其事，蒋冯阎李四巨头还特地派出代表组成高等军法会，进行四方会审。

这么大的架势，溥仪认为一定能够沉冤昭雪了。

结果——

阎大侦探宣告，由于案情过于复杂，侦破工作暂无进展。

暂无渐渐变成了毫无，最后变成了渺无声息。

军法会审不了了之。

溥仪大失所望。

后来他才知道孙殿英用盗来的赃物上下打点，竟然把事情给摆平了。

东陵大盗，愣是毫发无伤。

而老蒋是个很实际的人，从一开始就没真把前落魄皇帝溥仪当回事，接着又忙着跟老李老冯老阎他们斗来斗去，惭惭地也把这件事给忘了。

堂堂皇族落此境地，简直连当年的杨乃武和小白菜都不如。

每一天，被伤害被欺骗，我早已厌倦。

每一天，在绝望中徘徊，我等待着你的出现。

如果说以前的溥仪还只是悲和愁以外，现在应该加入一个新的感情元素，那就是恨！

恨得咬牙切齿，恨得捶胸顿足，恨得想骂脏话。

可到最后还是只能仰天长叹。眼下这种样子，变不了天啊。

但是等待的那个人终于出现了。

脑筋急转弯

土肥原的造访让几乎陷入绝望之中的溥仪眼前为之一亮。

这个笑容可掬的日本人告诉他，他可以回到满清的发祥地——满洲，去建立和领导一个新的国家。

“在这之前，有一个张学良，但是他已经被我们赶跑了，以后你将是那里的最高主宰。”

最后，土肥原还不忘添上一句话：我们日本人会帮你。

在亲耳听到这些话后，溥仪顿时心跳加快。在这个世上，梦想成真这句话原来是确实存在的。

没有什么地方比满洲更适合于自己东山再起了。几百年前，我的祖先就是在那里发迹的，几百年后，我将要在那里重建一个新的伟大帝国。

溥仪虽没有尔祖的才能和魄力，但重操祖业的志向长久以来一直没有泯灭过。现在重回东北的障碍既已排除，而且日本人还答应帮忙，他就把小胸脯往前一挺，准备上了。

土肥原始终在观察着溥仪的表情，他知道成功有望了。

但接下来溥仪提到的一个人和一段话，却让他感到大为尴尬。

这人也是个日本人。但他跟土肥原的说法完全相反，就是要溥仪好好在家呆着，哪儿也别去，更不要跟在别人后面凑热闹，搞什么满洲建国。

此人身份非同一般，他是天津的日本总领事桑岛。

更令溥仪吃惊的是，桑岛这番话还是日本外相币原的意思。

溥仪就弄不明白了，都是日本要人，怎么说的话前后矛盾。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戏。

他怀疑关东军的招牌是不是真的很过硬。

土肥原一听就明白了。

妈的，政府什么卵用都没有，就会败我们军人的好事。

他赶紧向溥仪介绍了一下日本的国情，表示政府无所谓，别说币原只不过是个外交部长，就是总理若榇出来，说话也不一定管用。

溥仪愣住了。总理都不济事，那谁的话管用。

土肥原向这个很少出门的小皇帝道出了秘密：“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只有天皇说的话才算数！而天皇对我们军队，对关东军是绝对信任的。”

溥仪放心了，看来眼前这位关东军的代表没有忽悠他，天皇和关东军是支持他建国的。

于是，溥仪开始问起那个对他来说最关键的问题——“请问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脑筋急转弯相当熟练的土肥原马上接口：“这个我前面已经回答您了，是由您，宣统帝做主。”

土肥原显然抵估了溥仪，因为这位兄弟虽然智商不高，但也不是全无心眼，他抓住不放，穷追到底：“我想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的是这个国家究竟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土肥原心里嗝噔一下，看来这浆糊是捣不成了。

按照关东军内部的意见，为了照顾国际上的舆论，特别是应付国联，这个“满洲国”的外在形式是准备先搞成共和制的，但如果现在就这么说，他担心溥仪根本就不会答应。

好个日本老特务，当下不动声色，脱口而出：“帝国，当然是帝国，完全没有问题，陛下是回满洲当皇帝的干活。”

听到这个答案，溥仪满意了。

宾主言谈甚欢。

两人见面谈话是在晚上，又是在日租界（溥仪就住在里面），都以为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想不到那时候的狗仔队着实是无孔不入（也可能是有人通风报信），竟然第二天就见诸报端了。

消息见报后，犹如搅动了一池春水，溥仪的旅馆开始热闹了。各方神仙或托人，或捎话，或写信，向溥仪传递各种各样的态度，而这些态度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不主张溥仪跟着日本人去满洲。

神仙中当然不能没有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在得知溥仪的最新动向后，老蒋立刻急了。

作为一个玩政治的老手，他岂能看不出土肥原的真实用意所在，那是想把小皇帝当枪使呢。

按老蒋的脾气，这时候就应该派兵“保护”，或者干脆让人把溥仪请去“喝茶”了。

别说老蒋不敢这样做，连党内巨擘胡汉民他都这样“款待”过，还有什么不敢的。

问题是溥仪住的地方比较特殊，是天津日租界。

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本身就是一个很难逾越的红线。当年国共特工大战，那些地下党一入租界就犹如进入了半个保险箱，中统的人都只能看着干着急，根本就不敢自己动手抓人。

当然，实在要抓人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那就得通过外交手段发照会，让租界区巡捕房的红头阿三们代劳，然后再设法引渡回来（操作过程可参考《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孙红雷”女朋友的入狱经历）。

普通租界都这么麻烦，更别说是日租界了。

无奈之下，老蒋只好派人去给溥仪讲好话，并且承诺，只要他答应不迁入东北或是到日本定居，可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北平和南京任由其选择居住。

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思想政治工作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

溥仪不听犹可，一听大为激动。

哦，这时候想起我来了，知道我的价值了，什么都肯答应了。早干什么去了？！

告诉你们，晚了！让你们的冯玉祥、孙殿英、优待条件都统统见鬼去吧，兄弟我就要去开拓新帝国了。

老蒋碰了一鼻子灰。

溥仪可以不听老蒋的话，但他得尊重周围那些遗老遗少们的意见。偏偏这些人意见还不统一，有的说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赶快动手，不然就迟了。还有的却说现在形势看不清楚，不能轻举妄动。

他的师傅、时年已85岁高龄的遗老陈宝琛甚至不顾年事已高，亲自赶来进行劝谏，要求他慎重考虑和行事，不要因听信日本人的一面之辞而棋错一着。

溥仪本来就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周围的人七嘴八舌，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

得知这个情况，土肥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虽然溥仪就在自己眼鼻子底下，但他也不可能强行把溥仪绑走。

这时有一个人意外地帮了他大忙。

晚上，溥仪住所收到了一筐水果。保安在检视时，竟然发现里面藏了两枚炸弹！

送水果的人，叫作张学良。

我知道有很多资料都论证这件事不可能是少帅本人所为，有的说是土肥原施的反间计，甚至还有人干脆说保安就是个间谍，那炸弹是他按土肥原的授意放进去的。

但张学良做这件事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一直以来，少帅从没有放弃过要收回东北，而他也深知，溥仪如果去东北意味着什么，一旦这位末代皇帝在那里复辟，东北问题将变得异常复杂，那样即使国联出面，要解决问题也会变得难上加难。

此时张学良虽然执掌华北，可是由于溥仪身处日租界，一时又没法把小皇帝怎样。除了警告，确实也想不出其它更好的办法。

然而这件事弄巧成拙。溥仪的胆子过小，两枚炸弹就足以把他送进土肥原的怀抱里去了。

溥仪很快认定，只有日本人才是最可靠的，也只有依靠日本人的帮助，他才能最终逃脱死亡的威胁，也才能重建属于他的帝国。

得知溥仪终于答应跟他走了，土肥原喜出望外。

不过接下来，他必须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溥仪秘密带到东北。

虽然日租界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但出了这个租界就很难说了。

自从报纸披露他的动向之后，无论是老蒋还是张学良，都没闲着，他们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天津的一举一动，溥仪那里稍有一点动静，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去东北，就是出一个天津卫又谈何容易。

可是土肥原有办法，因为自从来到天津后，他就一直在策划和准备着一个惊人的计划。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得以成功，他将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石原，或者说华北的石原。

别忘了，他可是有名的“土匪源”——土匪的源头。

天津事变

为了他的计划，土肥原必须要找一些人来帮忙。

什么人呢？

天津混混。

每个地方的混混都有每个地方混混的特色。天津混混的特色是敢惹事，而且还能惹出各种花样来。

对于天津混混，天津作家冯骥才有很多非常精僻的描述。

按照他的说法，天津混混是什么钱都敢赚，什么饭都敢吃。

这个赚钱有两类赚法，一类叫文赚，一类叫武赚（纯系本人的总结，无学术价值）。

相对而言，文赚既有档次，也有面子。

天津卫这个地方，向来是鱼龙混杂，可以说上至前皇帝，下至苏乞儿，什么鸟都有。

但不管啥样的人，有一点你千万不能忘记，那就是无论如何得跟混混们搭上关系。

以前我买不到枪，以前我没有地盘，以前我找不到人给我投票，唉，真是烦恼。

现在，一切都解决了。

只要你认识了混混，递张名片，摆桌饭局，请几个客人，嘿，你猜怎么着？

全搞定了。

真格是人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不过您一定得认准了，只有天津混混才有这能耐。

直说了吧，只要在天津卫的地面上，就没他们办不成的事。

这个就叫文赚。

武赚相对比较简单。

当然，武赚不是武打，用不着有成龙、李连杰、甄子丹那样的好身手。所需要的往往可能就是——

一桶大粪。

生意来了，有人出钱，让你摆平谁谁谁，你就乘三更半夜把这桶大粪泼到他家大门口去。

战术目的很明确：不臭死他，也要恶心死他。

如果还没有效果，那你就如是者三，一直弄到这家托人求和为止。

不用说，托的那个也是混混。

至于什么饭都敢吃，建议尚能达到温饱线的外地混混免试，因为这就是传说中的霸王餐。

在天津卫的大酒店，你如果看到这样的家伙：穿起衣来像帅哥，点起菜来像大款，吃起饭来像饿鬼，付起账来一文不给的，你千万不要感到奇怪。

这就是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的那种什么饭都敢吃的混混。

对于这种混混，酒店早已见怪不怪，有的是棍棒家伙侍候着。

这里面还有个规矩，被打的混混有所谓三不许：不许出声，不许咬牙，不许皱眉。除此之外，你只需要护住自己的吃饭家伙，然后完成一个经典的技术动作——就像我们吃烧烤一样，打完了这边，你得把另一边翻过来让人家打。

你还别觉得这个动作简单，亲自体验一下就知道了，不容易。

这种场合想玩点花头纯属妄想。虽然没有电子监控，但旁边公证人员、监督人员一应俱全，不打到你熟透就不带喊停的。

当然最后还会由人负责把你送到家，完全不用担心自己无法走着回去。至于什么医疗费、营养费以及演出费，皆由酒店买单，反正一样都不会少。

其实人家酒店也不亏，虽然多了开销，却给食客们上演了一场生猛海鲜式的娱乐节目，提高了酒店的知名度。那些食客则更是犹如吃饭抽到了幸运奖，全过程看的那是目不转睛，齐声叫好。

总之，大家皆大欢喜，各取所需。

土肥原找的就是这些社会渣滓。

除了本地混混，无处不在的日本浪人、朝鲜浪人也有一些。土肥原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发枪发工资，每天进行军事训练，名之曰：便衣队。

在一个月黑风黑的晚上，便衣队起事了。

这就是发生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8日的天津事变。

为了便于区分，土肥原事前给他们每人分发了臂章，分为五色，黑的是日本人，白的是朝鲜人，红黄蓝是中国人。

显然，这就是一群出来闹腾闹腾后就准备回家洗洗睡觉的乌合之众，战斗的目的性和意志力不是完全没有，而是近乎于零。

不过这倒也难不倒土肥原。

不知道往哪里冲？

那就派两个日本宪兵，穿上便衣，戴上白袖章，给他们带路。

目标直指天津的中国政府机关、警察局、电话局，都是戒备森严的核心部门。

一时间，天津城里枪弹乱飞，一片大乱，居民商户关门的关门，闭户的闭户，没人再敢上街了。

随即，日租界和天津中国管区宣布戒严，街上的路灯全部熄灭。

那几天，天津彻底变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而这，正是土肥原想要达到的效果。

张学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再也无暇顾及对末代溥仪的监视居住。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在土肥原的安排和陪同下，溥仪藏在汽车的后背箱里，逃出天津，到大沽口坐上了日本“淡路丸”号商轮，开始了他想象当中的“满洲建国之旅”。

不过，土肥原的另一个目的却没能达到，等于计划失败了一半。

那就是克隆“九一八”事变，把天津变成又一个沈阳。

失败并不奇怪。

石原为了他的计划，足足筹备了两年，而土肥原却只打算用两天时间。

石原除了守备队，还有仙台师团，有他偷偷从朝鲜拉来的预备队。

土肥原虽然也有支撑他行动的华北驻屯军（因司令部在天津租界，所以又称天津驻屯军），但人数少得可怜，在天津卫能帮上忙的更是只有几百人，大约只相当于一个中队。

人也忒太少了点，跟关东军比都不能比，真打起来，怕给人家塞牙缝都嫌不够。但凭这点料水，土肥原就打算在华北再复制一个“九一八”了，也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靠浪人和混混冲锋陷阵，当初的石原也不是没想过，后来总觉得不妥，所以又放弃了。

在这位“天才”看来，要么不出手，出手就要打在七寸上，彻底解决问题。

土肥原却不是这种想法。人家是纯正的“中国通”，知道天津卫的规矩：这块地面上，就没有混混们办不成的事。

而且天津不是沈阳，没有那么多的东北军，有的不过是一些警察和保安队而已。

在土肥原看来，连东北军都是那么一副欠揍的模样，更别提这些地方小角色了。

派混混对付，足矣。

混混们冲出租界后，马上就“宣告攻克”了边上的一座警察所（也不知道里面有没人值班），这令在土肥原带溥仪离津后，直接负责指挥此次行动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陆大21期）信心大增。

什么省政府（河北省政府设在天津）、市政府，什么警察局、电话局，都不在话下，用不了多久，就会统统被我们的便衣队“一举攻克”，到时候只要跑出来发份声明，派租界的部队顺便接收一下就一切OK了。

现实很快教训了狂妄和自大。

混混毕竟是混混，不能随随便便就跨专业当战士。在这一点上，哪怕你突击培养、魔鬼训练也不行。

再者，这土肥原的出手也太有点那个了。

据后来被逮住的便衣介绍，土肥原一天发给他们4毛钱，基本只能用来吃吃快餐，连下顿馆子都不够。

有位仁兄更向警察喊冤，说要不是他原本是码头扛大包的，又有熟人介绍，就这点钱，鬼才愿意跟在后面出洋相呢。

最后还气呼呼地来了一句：小日本，真抠门。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便衣队跟加里森敢死队这样的国际雇拥军还是有区别的。

有了高薪，才能吸引高端人才，一向都是如此。

打仗可不像泼大粪、吃霸王餐那么简单，那是要流血死人的。在混混们看来，你随便打发个三瓜两枣，就要让我去给你刀口舔血，这也太过分了。

更何况，天津的保安队不是一般保安公司出来的，他们手里拿的也不是只能用来吓吓人的短棍，而是真枪实弹。

天津保安总队，根本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是正规军。

由于对比过于悬殊，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悬念，便衣队没几下就败了。败了以后也没往别的地方去，掉转头就往日租界方向跑。

这才几天功夫，混混们就对日本人这么忠诚？

不是忠诚，而是知道保安总队不敢往日租界里闯。再说，还可以继续到日本人那里去领工资呢。少归少，好歹每天也有4毛钱，又不用干活，跟白给的一样。

香椎对手下这帮小子被打成这样，还能想着回来颇为感动。他立即出面，以枪弹无情，可能误伤租界内日侨为由，要求保安总队必须在距离日租界边界线300米处停下来，不得逾越雷池一步。

有了这条救命的线，混混们才摆脱保安队的追击，一窝蜂地逃进了租界。

土肥原和香椎想在天津变天的计划失败了。

归根结底，土肥原不是石原那样的军事天才，他所擅长的，还是煽阴风，点鬼火，搞搞阴谋诡计的那一套。

土肥原走了，香椎不服气，觉得可能还是训练时间太短，便衣队上阵过于仓猝的缘故才导致了失败。

那就再多练几天嘛，不信水平提不高。

10多天后，即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26日，重整旗鼓的便衣队又出发了。

历史上称其为第二次天津事变。

这事要放在石原身上，绝对不会出此烂招。

什么叫做偷袭，那得是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下。现在声势搞得这么大，就算保安总队再迟钝也知道要防着一手了。

当然，香椎也汲取了教训，没有再让混混们大喊大叫地从日租界里直接杀出来，而是事先就把他们放了出来。

等到天色一暗，日军便在日租界里以熄灯为号，用大炮猛轰政府机关和公安局，借以掩护便衣队的进攻。

但这次比上次更惨。

因为保安总队早就在周围候着了。

躲在租界里我逮不着你，出来了还不是有一个打一个。

一个回合不到，便衣队就被揍趴下了。

租界内的香椎气急败坏，自己都恨不得端起机枪，把这些白吃他饭的饭桶们都一块突突了。

眼看着这场名为天津事变（又称便衣队暴乱）的行动就要破产了。不甘心啊。

香椎把牙一咬，反正事情到了这一步，要么不搞，要搞就搞大。

他一边命令日军向中国管区胡乱放炮，一边致电关东军，说不好了，东北军在天津也动手了，我们人少，打不过，你快来帮忙。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着的就是这句话。

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锦州危险了。

第十四章 锦州，锦州

日军即将兵临锦州城下，国民党内部却还在进行激烈的权斗。在“史上最弱内阁”无兵可援的情况下，曾经的民族英雄马占山作出了一个糊涂的决定，让自己后悔不已。

在接到天津来电后，本庄繁二话不说，除从嘉村旅团中抽调一个步兵联队，从海上赴天津以外，在陆路上也调集重兵，从沈阳出发，一直推进至大凌河一线。

借口就是要先拿下锦州，然后挺进山海关，支援天津租界。

大凌河离锦州城已经很近了，当年明朝悍将祖大寿就是在这条河边筑城跟满人死磕的。

锦州城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

在此之前，东北军政临时机构已建在锦州，张学良的“老叔”张作相代理东北军司令。

锦州，进可攻，退可守。进，可以作为第一个战略支撑点，进而俯视东北全境；退，能扼守关外门户，拱卫华北和热河。

明朝时多少名将、勇将、悍将打造出来的坚固防线自然不是盖的。

大家都认为，打到这个份上，已是退无可退。

但此时的南京政府仍然被老蒋“不抵抗政策”绑住手脚，对国联干涉也心存侥幸。

既然关东军兵临锦州城下的借口是天津事变，那就首先在天津做出让步。

于是，令天津混混们也惊诧的一幕出现了。先前越打越起劲的保安总队黯然撤离，开往河北，而后来越看越没脾气的日租界则军民相庆，张灯结彩。

接着，国联的交涉也似乎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当时尚未辞职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奉外交部之命，向国联正式提交“划锦州为中立区”提案，答应东北军可撤至山海关，但要求日军也不得进入锦州区域。锦州作为中立区，只能由英、法、意等中立国派军驻守。

“中立区”策略希望借助外力的意图很明显：你关东军再凶，敢跟这么多列强擦枪走火吗？

问题是英、法、意都不是傻瓜，这种是非之地，凭什么要让我们的大兵来给你们当盾牌。想得倒美，没门。

日本人就更不乐意了，不就是不想让我进锦州吗，玩这种花头，以为我看不出来？

见此情景，国联只得放弃锦州中立区议案，但是它再次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要求它维持东北现状，不得进攻锦州。

摄于国际压力，若榇内阁觉得这次无论如何得把关东军这头蛮牛的鼻子给牵住了，遂向军部打招呼，要求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住关东军的行动。

参谋本部这次算给了政府面子，金谷参谋长下达命令，让关东军停止进攻锦州。

他的理由不是锦州不能打，而是时间需推后。

因为要打锦州，必须经过大凌河一带的水网和沼泽地区，这就需要配备相当数量的渡船，一时间根本来不及筹备。

金谷建议，不如等到水面结冰再攻锦州，那样的话，干脆连船都不要了，多方便。

关东军觉得此话有理。

锦州暂时算保住了。

但这只是暂时。因为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陆相竟是小鬼头

在日本军队和民间，开始掀起一场所谓的“国家改造运动”。按照这个运动的最初设想，是要先内后外，即先对内进行政治改造，建立军人政府，具备全民动员的作战条件后，再对外发动战争。

这个“运动”原先只是在军队和民间比较流行，到了后来，政客党棍们也开始热衷此道，连收了张学良50万银票的床次竹二郎亦卷入其中，搞起了一个叫做“协力内阁”的运动。

说穿了，“协力内阁”和“国家改造运动”其实是一个路子，目标都是要建一个和军队穿同一条裤子的“好内阁”。

政客向军人抛起了媚眼，等于政党政治终于开始向军阀政治妥协了。

一方面是党内四分五裂，一方面是内政外交毫无成效，若榇内阁不得不宣布辞职。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1日，那个在国联讲坛上出尽洋相的日本代表芳泽，他的泰山大人犬养毅上台了。

犬养毅此时担任着政友会总裁，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政客。

很多选民肯把手中的票投给他，是因为犬老历史悠久，当年与孙中山都是铁哥们。

大家希望犬老能用好与国民党的这层关系，从而打开中日关系的死结，把满洲问题解决好。

犬老自己也信心满满，捋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如果时光再倒推个二三十年，犬老一展抱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那样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模样，但可惜现在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大了。

有多大？

再过几年办八十大寿。

如此高龄的首相，不仅在日本政坛，就是在世界政坛也可以排前几位去。

不怕犬老您听了生气，就您这副身板，回家带孙子都嫌太老。

要说犬养毅人还不错，年轻时候也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这么老眼昏花的，不出昏招那就奇了怪了。

同若榇一样，犬养对军部和关东军要求建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不感冒，也反对扩大东北事态。他甚至还愿意通过自己与国民党的历史老关系，与中国政府和和气气解决“满洲问题”。

他的要求比军队那些狂人要实际得多：东北这个地方还是中国的，但你们要让我们日本在东北三省拥有实际的经济支配权。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已经算是一个坐下来商量的口气和态度了。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把一个最不合适的人放到了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位置。

在酝酿内阁人选时，陆相人选成了犬养要重点推敲的头疼问题。前任南次郎忙前忙后却无人理踩、一事无成的狼狈样子，给了他深刻印象。

这个样子怎么行，在军队中没有威信，指挥不动军队，那政府不就成了跛脚政府了吗？

思前想后，犬老终于找到了一个人——

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陆大第19期军刀组首席）。

参谋本部一共五个部，作战部排老大。

犬养想，我把这尊菩萨都给你们军人搬来了，看以后还有谁敢不听话。

这个犬老可真够老糊涂的。你要借钟魁来吓鬼自然没错，但你得看清楚，此钟魁跟小鬼们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事实上，他是小鬼们的头。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陆军中出现了两个派别，堪称昭和军阀的两大怪胎。

如果看实质，这两派都是“国家改造运动”的发展和变种，宗旨都是要让军人统治国家，主宰一切。

但它们还是有区别的。

一派叫统制派，这派算是极右的，认为革命不能踢开政府，要由军部为统制，带着政府一道革命，政府就是不想革，你也要逼着它革。

另一派叫皇道派，这派算是极左的，他们要踢开政府闹革命，主张把高官全收拾了，直到普天之下除了天皇，老子最大。

荒木贞夫在陆军当然有影响，因为他不仅是这个无法无天的皇道派的老大（“皇道”一词就来源于他平时的口头语），而且还在陆军大学当过校长。

当初参谋本部的一帮人曾策划过未遂政变，就是想建立一个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人内阁。

现在，这个狂人中的狂人、疯子中的疯子终于上台了，军队当然是一片欢呼——从此以后，咱上面也有人了。

这之后，关东军就没什么听话不听话的问题了。因为陆军省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声音，而陆军大臣就是他们利益和要求的代言人。

既然关东军这么看得起自己，陆相荒木贞夫也打起精神，一个劲地在朝廷那里帮他们鼓吹。

在荒木的提议下，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将包括锦州在内的东北四省（除原来的三省外，张学良临时把锦州设为了省）划入日军绥靖区。

接着，国会又通过了向关东军致敬案。裕仁天皇对“皇军之威武”更是大加称赞，并下诏书慰勉。

一个陆相的任免，几乎让本来想搞好中日关系的犬养内阁成了货真价实的好战内阁。

黑云压城城欲摧

“和平”解决“天津事变”后，关东军并没有放弃进攻锦州。

借口，另找。

这次的借口是剿匪。

其实说白了，他们自己就是匪，是东北最大的日匪，不过贼喊捉贼又向来是日本人的长项。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完备了进攻锦州的方案，并预定10天后，也就是28日开始行动。

这次本庄繁是准备在锦州下点大本钱的，因为江桥之战给他上了很生动的一课。

东北军可不个个都是孬种。

如果把江桥模式复制到锦州，这位关东军司令官的脸部肌肉就不能不剧烈抖动两下了——

马占山手下才不过几千人，锦州守军却有十几万。

马占山没有什么军备后援，锦州却可以通过陆路和海路源源不断地从关内调来援兵和弹药。

本庄繁当然无法把锦州想象成沈阳。

因为这里毕竟是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一块军事重镇，此一战势必鱼死网破，全力以赴。

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人荒木给罩着。

原先关东军调兵很困难。江桥战役时，本庄繁连发几个加急电报，要求国内增援，但都被政府挡着，愣是一个兵没要到。

现在陆相亲自出手，一切都解决了。

进攻锦州的部队，除参加过江桥战役的第2师团（仙台师团）和混成第39旅团（嘉村旅团）外，又从国内和朝鲜分别增派了两个混成旅团。

空中，则由关东军飞行队大队长长岭龟助大佐（陆大第28期）亲自领衔，率领所属5个中队往来助战。

与江桥之战的添油战术不一样，这次关东军一开场就亮出了宣花板斧，摆出了一支很牛的阵容。

对本庄繁来说，美中不足的一点，是海陆空缺了一个“海”，否则就太完美了。

但海军可不是他能调动得了的。

“九一八”事变时，本庄繁就曾要求驻旅顺口的海军第2遣外舰队帮忙，把舰只集中到渤海湾内的营口附近，以策应关东军的陆上行动。

注意，这里是要求，而不是请求。

当即遭到第2遣外舰队的断然拒绝，理由是另有任务，且未接到军令部相关指令。

下面的话没说。

你本庄繁算个什么东西，竟然对我们海军指手划脚起来了，请问你妈贵姓？

本庄繁碰了一鼻子灰。这次他想通过参谋本部来跟军令部打招呼。

领导对领导，上级对上级，应该好说话一点。

可是本庄繁想错了，军令部的回答同样是——恕难从命。

官方原因是海军必须忠实执行政府关于中国事件不能扩大的有关政策。

私底下的原因就简单多了：老子出了力，让你风光，不干！

黑云压城城欲摧，这次谁都看出日本人不是做做样子，是要对锦州城动真格的了。

在关东军兵发锦州之前，国联理事会又一次通过决议，重申日军必须“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同时决定尽快派调查团到当地进行调查。

决议很好，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美英法见势不好，也赶紧出来拉架，但日本人知道这三家就是玩虚的，根本理都没理。

日本真正担心的其实是苏联。原因显而易见，万一东北军要与日军在锦州决一死战，则东北的大部分后方就会陷入空虚，到时如果老毛子攻上来就悬了。

斯大林老狐狸一个，他才不想过来趟这趟浑水呢。你不是怕我会打你吗，放心，我绝不会动手。

至此，关东军已无后顾之忧。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8日，仙台师团、嘉村旅团、混成第8旅团（村井旅团）率先出发，三路齐进，直逼锦州城下。

东北军第19旅以铁甲车队为掩护，在义勇军的配合下，与关东军（也配备有铁甲列车）打起遭遇战。

当时双方铁甲对铁甲，钢刀对钢刀，虽未取胜，但至少是没让日本人占到什么便宜。

本庄繁为此忧心忡忡，认为如果东北军都照这个样子抵抗，“将会发生事变以来未尝有过的大会战”，仅过一条大凌河就够自己喝一壶了。

此时，锦州的东北军急需政府支援，但节骨眼上，“现政府”却“方针未定”。

那“现政府”在干什么呢？

长袖善舞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政府还是那个政府，但里面的人已经换了。

在外部倭寇环伺，内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一向示人以强硬形象的老蒋也不得不对广州方面服软了：

现在是共赴国难的时候，咱自家兄弟就别再互相拆台了，免得让外人看笑话，还是搬一块来住吧。

广州方面的回复也很干脆：我们其实也不想这么干，还不是因为你这人太讨厌。如果你滚蛋（下野）了，那我们就自动撤销政府，把家搬到南京来。

这叫什么，这叫逼宫。

在此之前，作为中原大战的胜利者，老蒋本来志得意满，认为整个朝廷就数他最大。这个判断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环视其时国内，敢拿枪杆子跟他斗的，的确没几个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老蒋没想到自己修行不够，最后还是被“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给困住了——

原来，枪杆子并不是他最厉害。不错，冯阎李是暂时消声了，但“九一八”后，日本关东军却突然从东北冒了出来，而后者的凶悍与野心可不是国内的大小军阀们所能比拟的，这让他一下子陷入了无比尴尬的境地，声誉和威望直线下降。

原来，笔杆子同样不得了。党棍们在中原大战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了得之处，可是自从囚禁胡汉民后，他们口诛笔伐，上蹿下跳，一下子闹得国民党内天翻地覆，四分五裂。

这次的反蒋运动可说是达到了历史沸点，聚集广州的国民党派系和人数，超过历次纪录，可谓来势汹汹。

对老蒋来说，赢得中原大战，标志着他在军内已执牛耳，而眼前这次党内争斗的胜败如何，对他今后在“以党治国”道路上的意义和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他必须赢，尽管很难。

一直以来，纵横捭阖，暗渡陈仓，都是老蒋在面对多个敌手之时的必备武器和致胜法宝。国内军事战如此，政治战也概莫能外。

最要紧的是赶快拉一个人过来，并使其起到分化对方阵营的作用。

老蒋选中的是汪精卫。

这在旁人看来几乎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当时的国民党内，汪精卫被称为“党内圣人”，个人品质几乎无可挑剔，既不爱财，也不贪色，“食色性也”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腾挪不开。

此君热衷并喜爱的就一样：搞政治。

在历次的反蒋运动中，他口号喊得最响，调子唱得最高，然而跟头也总是跌得最惨，乃至于中原大战后，连党籍都被老蒋给开了，只好惨兮兮地去天津巷子里当了寓公。痛定思痛之下，他这次反蒋的决心也是最大的，连以往不怎么太对付的胡汉民都成了盟友，那是非抱团把老蒋整下台不可了。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千年老二”都不大可能再跟他在党内的最大政敌站在一起。

不过这只是一般人的看法，不是老蒋的。

圣人？圣人又怎么了。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身上都有弱点，关键是看你怎么利用。

在个性特点上，胡汉民是宁折不弯，爱认死理，属于爱钻牛角尖的主，而汪精卫则比较犹豫彷徨，下不了决心，经常一步三回头，目标方向上也朝令夕改，不能坚持。

爱认死理，说明这人轻易不会妥协，不惹他还好，一惹翻了可以记你一辈子，从此再也不会给出哪怕一个笑脸，而犹豫彷徨，则表明这人尚有缝可钻，只不过需要一个机会而已。

机会很快来了。

一开始，无论是胡派还是汪派，在迫蒋下野这一点上都表现得义无反顾，绝不退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粤合作，一致对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汪胡这两个主要的反蒋派别对此的态度却差异不小——汪精卫兴趣很大，非常积极，而陈济棠等胡派人物在舆论压力之下，虽不敢跳出来公开反对，但一点参与的热情都没有。

归根结底，广州反蒋力量，并不像汪精卫所说的那样，真能“抱成一团”。实际上，除了反蒋这一点尚能达成一致外，政治主张和立场千差万别，而且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

别看汪精卫一副为胡汉民打抱不平的样子，其实一开始，他甚至有些幸灾乐祸，认为后者落到被老蒋软禁的下场纯属疚由自取（“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让你帮，帮出报应来了吧。

直到后来，他发现周围一片为老胡鸣冤叫屈的声音，意识到这正是自己在政坛上咸鱼翻身的绝佳机遇，才一变而为联胡反蒋。

但是广州军政方面并不真心欢迎老汪过来，因为这时候的地方实力派是被称为“南霸天”的陈济棠，这哥们平时拿出来招摇的旗子就是同为广东人的胡汉民。他拉老胡的目的，跟当初的老蒋差不多，都是要哄住这个老头子，拿来做自己的金字招牌。

对于同为广东老乡的汪精卫，他则是从心底里进行排斥的，怕后者喧宾夺主，抢了他的风头。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来老汪已经公开跟老胡站到了一边儿，二来老汪又是广西桂系军队长期的合作伙伴，两广要联合反蒋，就不能拒汪，因此之故，他和胡派的其它成员才“委曲求全”，做出了迎汪入粤的决定。

决定是做出了，但这个决定是有附加条件的——只希望汪一人参加，而拒绝汪派的虾兵蟹将们一道加入，即所谓“去皮存骨”是也。

显而易见，老汪对此是极为不满的，他的“皮”们更是听得火大。但他本人又实在不愿意放弃这个东山再起的大好良机，无奈之下，只能一个人来到了广州。

老汪表面的意气风发，和内里的郁郁寡欢，很快就被老蒋注意到了。

他让人暗中递了一句话过来，就是这句话让老汪方寸大乱：

“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

原来南京的蒋先生这么看得起我汪某人！

注意，这时候的汪精卫早已不是广州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了，那时候的老汪，你就是站在板凳上，踮起两只脚都未必看得到他。甚至也不是宁粤对峙的时候，彼时的他，怎么说在党政军实力上也还能与老蒋平起平坐。

这时候的老汪，是经历过中原大战后凄凄惨惨的老汪，是被开除党籍后躲在天津当寓公的老汪，是一无所有给根鱼骨头就能两眼放光的老汪。

面对老蒋发出的“善意”，老汪立即作出了回应。

他不仅大力推动宁粤和谈，私下也给老蒋的代表掏了心窝子，表示自己在广州身不由己，只能说大家要他说的话，所有讲话并不完全出自本意。

此话一出，老蒋就明白自己递去的眼色起作用了，他也很清楚，“和淡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

接下来，就该用上忽悠的功夫了，而这个功夫用得好不好，能不能起到应有效果，就得看下面这一招：联汪斥胡。

对举行宁粤和谈，广州方面开出的条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之处，其一，释放胡汉民，其二，老蒋下野。

蒋介石全部予以接受，甚至还答应，广州代表早上到，我晚上就发下野通电。

有了这个承诺，广州方面放心了。他们决定以老汪、孙科等人做代表去上海，同南京方面进行正式和谈。

有个规律大概也是颠扑不破的：庆功宴上，吃的往往都是散伙饭。

广州代表团出发的时候，大家都释然了。

陈济棠举杯送客，言谈神情之下就没有再欢迎汪精卫回来的意思，而老汪则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自找出路。

按照广州方面的要求，老蒋不仅释放了胡汉民，还亲自把他送到车站。

原本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老蒋现在只恨不得给对方打躬作揖：我错了，请原谅，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堂堂元首，能说出这样的话，认错态度也算是够诚恳的了。没想到元老根本不卖元首的账。

错？

错哪了，说出来。说不出来，这就又错了。

撂下这番尖酸刻薄的话之后，胡汉民又当着众人的面，把老蒋狠狠一顿数落。然后扬长而去。

面子，算丢尽了。可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广州方面除了释放胡汉民之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条件：辞职下野。

广州代表团早就到了上海，可谁也没见到老蒋的下野通电发出来。

对此，老蒋自有一番说辞：和谈还没有什么眉目，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下野呢，那样做，“为党为国，均有莫大弊害”。

至于什么“代表朝至，通电夕发”的说法，则被他完全抛在了脑后。

其实，古往今来，场面上的漂亮话，那都是敷衍老实人的。对现实真正起作用的，往往不是规则，而是“潜规则”。

这次被“潜规则”的是老汪。

在此之前，老蒋已发了一个密电给他，提出蒋汪联手“共赴国难”，使下野通电暂缓发表。

电报中，老蒋也没忘记再给老汪吃个蜜枣，一再恭维后者“老成谋国”，对自己赖皮这件事“谅能容纳”。

老汪还就吃这一套，立刻对老蒋奉送的高帽子予以笑纳。不仅不再紧咬住下野的事不放，还帮着老蒋说话，以需要做准备为由，主动把下野时间推到了新政府成立之后。

宁粤双方在上海共举行了七轮会谈，最后决定，老蒋不用再就下野发表他的“通电原稿”，至于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四大，南京开一个，广州开一个，各开各的，互不相干，最终在南京搞个大结局：统一召开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党争，团结御侮”。

上海和谈结束，照理汪胡都应该返回广州开四大，但两人都呆在上海没走。

老汪自然是孔雀东南飞，一门心思准备往南京跑，而老胡的性格，只要老蒋还呆在元首位置上一天，那是打死也不会再回去了，不过他暂时也不想去广州。原因是他一时之间没法跟那边的陈济棠取得沟通。

因为那时候的老胡跟陈济棠还不是很熟，后者也是扛牌子不认人，只知道拿老胡的名号到处招摇，其实面还没怎么见过。那他们怎么沟通呢？

通过一个人：古应芬。

这个古应芬也是民国元老，且是胡派的重要骨干之一。

他是陈济棠的老上级，曾有提拔之功。胡汉民想到什么，便由他去穿针引线，让他跟陈济棠说，然后付诸实施。

偏偏不巧，就在上海和谈进行期间，古应芬突然因牙疾挂了（一种说法认为是拔牙时中毒而死的，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的现实例子）。

他这一翘辫子，老胡本人不明广州的虚实，也就情愿先看看再说了。

汪胡虽不能到场，广州国民党四大仍然照开不误，但会议的成色和份量无疑大大降低。

更令人丧气的是，开到最后，会还开砸了。

在会上，胡派率先发起反击，不仅要全盘推翻上海和谈结果，还要开除老蒋和张学良的党籍。这样一来，立刻触怒了汪派和孙派（孙文派）。

孙文派是当时除汪胡两派以外的第三派，这个派别之所以选择跟汪派站在一起，自然也有它的现实利益计算。

孙文扳着指头一数，老蒋下野铁板钉钉，早晚而已，老汪、老胡都真真假假地声明过了，他们“绝不入京（南京）”，那剩下来还有谁，自然是我这样的政坛新秀了。

孙公子要做那最后得利的黄雀，所以他对上海和会积极拥护，谁反对跟谁急。

三派争执的结果，汪派和孙派退出会场，离开广州转赴香港。

与之相呼应，军队方面，汪精卫的长期“合作伙伴”桂系和粤系翻了脸，支持孙科的广东海空军也对陈济棠进行武装示威。

胡汉民在上海闻讯，赶紧南下香港，隔岸指挥救火。

在他的遥控调停下，会议得以继续。不过这次开会更有劲，为了选中央委员，众人为选谁不选谁，讲着讲着就开始了“全武行”，大打出手，会场上板凳桌椅乱飞，甚至出现了有代表被殴打致伤和从后门逃出的“壮观场面”，最后调动保安队才把秩序勉强维持下来。

一团糟的广州四大，却正是老蒋所想要的。

趁你病，要你命。氛围已经不错了，不过再加上一点佐料会更有趣。

他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问滞留上海的老汪：我这里的南京四大已经开完了，你们那里的四大（指广州四大）到底开得怎么样了，中央委员都选出来没有？

还没有？快点吧。因为我这里的四届一中全会就要开了，希望赶紧把人给选出来。弄好以后，你们就可以到南京来开会了。

与此同时，老蒋还放出了一个大诱饵，表示以前确实是自己不好，只想着单干，现在一定要改一下方式，所以准备在开一中全会时，把你们汪胡孙三位英雄都一块拉进来。

连他自己在内，四个人分四个位置，分别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监察院长。

老蒋说，他要是不下野的话，就坐那最小的，也就是监察院长的位置。其它的，你们自己分。

太有诱惑力了，但是也太假了。

老蒋那样性格的人，他是肯甘居于人下的吗。让他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监察院长，那还不如选择下野呢。

其实他这一招，历史上早有典故，叫做：二桃杀三士。

果不其然，老汪一听就按捺不住了。

他马上给广州的胡汉民和孙科发电报，以自己的方式，把老蒋的话复述了一遍：

老蒋亲口答应的，要是开一中全会，就让老胡你做政府主席，小孙你做行政院长，我做立法院长。

现在的问题是，你们那个广州四大究竟还开不开得出来？（“全能挽救否？”）如果还开得出，那就赶快弄出结果，选出代表。如果不行，你们两个就自己过来。

假使你不是搞政治的，或者对政治很外行，那你也许会被老汪的言行所打动：真够义气，老大让给别人当，自己退后，还不忘通知一下哥们。

其实大谬不然。老汪这是为了给胡孙二位打预防针，意思是这事我说也给你们说了，要是再搞不定，那就是你们自己的责任了。

按照胡汉民的调停方案，广州四大应该选出24名中央委员，广州这边先出14名，另外那10名要从已赴上海的200名会议代表中间选（汪精卫已将这些代表全部拉到上海）。

问题就出在这些上海代表身上，人都在上海，广州怎么选法？那时候又没有视频会议，两边各放一个大屏幕，都能看到对方，所以唯一的办法，只能坐等汪派代表回广州。

而倘若会议迟迟没有结果，胡孙二人自然也不能随随便便离开广州到南京开会，这样能去的就只剩下他汪某人一个了。

正所谓：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是也。

说来说去，什么“绝不入京”，“共赴国难”全是场面话，想做官，做大官才是真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胡汉民和孙科还当了真，一面诺诺连声，一面拼着命加快会议进度。

只能感叹做官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连赶两天，14个委员都选出来了，就等上海这边的代表到广州，24人的大名单就可以出炉了。

广州方面随即发来电文，告诉汪精卫：广州四大近日就可以圆满结束（“补救已有办法”），并希望他号召上海代表回广州开会（“即时返粤开会”），以便把剩下的10人给选出来。

广州效率忽然如此之快，让老汪大感意外。

本来指望着广州四大演砸了，现在却极有可能起死回生。这样的话，不仅不可能抛开胡孙赴京，连代表名额都吃了亏（广州那里已没几个汪派代表）。

人急了，什么招都想得出来。

干脆，我也开个四大吧。

老汪素来属于冲动型选手。他说干就干，马上就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了一个国民党四大。

会议就开了半天时间，从开幕到闭幕，统共5个小时。如此短的代表大会，足可列入吉尼斯大全纪录，跟大世界游乐场这个氛围倒真是蛮匹配的。

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就是选那10名委员，重点是把汪派代表推上去。

会开完，老汪把名单向广州四大一报，备案，散会。

一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竟然分三地开出了三个会，这在中外党史上也是从来未有过的奇闻，尤其是上海四大，更被坊间传为笑谈。汪精卫在党内本来已不怎样的声誉也因此再次大跌（“精卫声价亦大受损失”）。

广州方面理所当然地否决了上海四大的选举结果，而上海的老汪也不卖广州的账。双方互相拆台，闹得不亦乐乎。

到此为止，老蒋终于达到了联汪斥胡，并在国民党内全面分化反蒋派别和势力的目的。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5日，老蒋不得不宣布正式辞去南京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委会委员长的职务，历史上第二次下野。

然而他并非输家。

虽然暂时失去了第一人的权杖，但是他此时继掌握军权之后，在国民党内也开始拥有主动权。

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这三双筷子再也不可能牢牢抱成团。从此以后，只要老蒋愿意，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一一折断。

孙科登基，有再多的困难，汪胡听任不援；汪精卫入阁，有再多的呼吁，胡孙只当没看见。

他们都只能围绕着一个人打转，那就是老蒋。

史上最弱的内阁

一个星期后，即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虽然老蒋已经下野，但在广州方面曾极力反对的前提下，上海四大的10名中央委员竟然奇迹般地得以全部通过。

谁的力量在起作用，已经不言可喻。

老汪虽然行事犹豫，却绝对是个聪明人。他意识到，那个军队第一强人的下野只是暂时的，不用多长时间肯定复出，把他抛在外面已是不可能的了，自己今后要在政坛站住脚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蒋汪合作。

现在不过是留给对方一个人情的时候。

因此他马上说自己病了，滞留在了上海。

胡汉民在香港，这老头子如今的最大人生目标就是反蒋，现在他已经跟广州的陈济棠混得很熟了。接下来，他认为谁做领导人都无所谓，只要不让姓蒋的翻身就可以——都是政治老手，他自然也能看出老蒋所谓的下野不过是蜇伏而已。

他要和陈济棠合作，在两广继续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反蒋局面，南京自然不会来了。

三者去二，孙科如愿以偿地走马上任，担任了行政院院长。

选举结果，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但根据全会决议，这个所谓的元首已“不负政治责任”，所以政府实际为孙科主持。

孙科当家起初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

这位小兄弟头上的光环很亮，虽然年纪轻轻，却颇有乃父之志。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家竟会如此难当，以至于令其后悔不迭，骑虎难下。

举行就职仪式的时候，就遇到了没人捧场的尴尬场面。说好9点钟开始，因为到的人实在太少，一直到12点半，吃中饭的时间都过了，才勉勉强强找来人算是把仪式给交代了。

国人是很迷信的，哪怕是新社会新朝代，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朝仪不整，式微之兆见矣”）。

等到孙科正式开始治国理政，面前马上冲过来两只拦路虎，一个叫外交，一个叫财政。

外交很难搞。国联交涉的努力，始终未能阻止关东军步步逼近，而政府又在派兵抵抗的问题上表现软弱，与新政府一上来“积极抗日”的口号形成了鲜明而极具讽剌意义的对比。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让他头疼的，最头疼的是财政问题。

财政无办法，成了孙科内阁最大的软肋。

孙科执政后，各地诸侯纷纷来了个客大欺主，根本不把中央当中央，突出的表现就是截留税款。

两广，中央从来没有实际控制过，他们旧的税没还，新的税也不打算交，坚决把赖皮进行到底，俨然两个自征自用的独立王国。

华北，因为东北军已经失去了东三省，呼拉拉一大家子需要养活，生活费全从那里面来，自己还不够用呢，哪能再交给你。

以上这几个，老蒋在时就是这种样子，不说也罢，但下面这些却都是新冒出来的。

湖北，中央实际控制区域，何成浚当家，有较丰厚的江汉关税，不交。

山东，也是中央的地盘，韩复榘在那里，按说该交国税，不交。

福建，不交。

……

这么说吧，大家都认为，谁给孙科新政府交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脑子一定缺氧了。

能做到封疆大吏，就没脑子真不好使的，所以一个月下来，孙科仍然两手空空，愣是没从地方收到过一个子。

这样不行，别等人家来催，自己就先拿根绳子吊死算了。

幸好，有帮忙的来了。

此人就是陈铭枢。

说起来，陈铭枢还是很有点水平的，能文能武，军政两栖，既善抓军队又会搞政治，能力那是没得说，

这样的人，老蒋当然得用。实际上，直到老蒋下野前夕，他还被用来秘密拉拢汪精卫，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让陈铭枢没想到的是，拉了半天，等于白拉——老蒋竟然最后还是辞职下野了。

老蒋这样的人，城府极深，对身边的人也是如此。虽然下野前埋下了伏笔，但没有十足把握，他可不会随便向你透出一星半点要复出的意思。

不仅如此，老蒋在启程回老家浙江奉化“入山静养”前，还特地给孙科等人留了封信，让这些人电报都不要给他发一个，说就是发了，他也不拆不看（“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能拆阅也”），一副从此隐居深山，不问世事的模样。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缘故，曾经作为小弟的陈铭枢还真信了，相信老蒋再也不会回来了。

老蒋要“隐居”，他可想留下来干点事，自此便转而跟了孙科。

对于孙科而言，陈铭枢最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他手中掌握着一支军队——19路军。因此后者一过来，就被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做自己的左右手，而也正是由于这层关系，19路军才得以从江西“剿匪”战场调回，拱卫南京。

现在面对收不上税这个难题，两人一商量，如果长此以往，政府将坐吃山空，这哪行啊，便从19路军中抽出一部分去卫戍上海。

效果立竿见影，当月就收到了上海方面的关税和地方税，一共700万。

可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孙科在当家后才明白，原来政府风风光光的背后，是一个穷得底朝天的国库，平时就靠寅吃卯粮，前面收上来，后面甩手就要用出去。

如此，就算你只想简简单单地过个日子，这700万也是根本不够的。

怎么办？

得找会理财善理财的财神爷。

民国财神爷，首推财政部长宋子文。

但宋子文却拒绝与孙科合作。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1日，即老蒋下野的第6天，他便递交了辞呈，让孙科“另简贤能”，然后便拍屁股走路了。

走之前，他还签了个字，从国库里提出剩下的2000万，一家伙把拖欠大家的军费、办公费、工资全发了。

宋子文做了“好人”，孙科却变成了“恶人”，因为接下来，他再也发不出一分钱了。

这还不算，由于宋子文离职，几天之内还在政府内爆发了人事大地震：财政部内辞职的辞职，放假的放假，反正没有一个肯安心留下来办公的，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被称为开“政府未有之先例”。

别的部不干活不要紧，财政部不干活就等于要了孙科的亲命，于是他赶紧另找人，这回找的是另一个财神爷——孔祥熙。

孔祥熙一开始听说要让他接替宋子文当财政部长，还是很乐意的，甚至专门让老婆用英文写了封信给孙科，意思就是答应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他老婆又来了封信，这回还是用的英文（看看人家这派），不过意思却截然相反，竟然悔约了。

要说奇怪也不奇怪，从宋子文开始，这些事可都是有原因的，而所有这些原因又都可以归结到一个人身上——老蒋。

当初老蒋拼着命把孙科捧红，是希望对方在自己陷于困境的时候能助一臂之力，没想到孙科却反跑到对方阵营里去了，跟在胡汉民、汪精卫后面一个劲地逼他下台，这可把老蒋生生给气坏了，下野后也巴不得孙科内阁支撑不住早点滚蛋，从而让自己尽快重新上位。

在这种情况下，宋孔二人自然都不会也不敢站出来帮着孙科撑场面。

孙科病急乱投医，只好到其它部门去找财长人选。

可是这些部门也在发生“辞职潮”。比如另一个经济部门——铁道部，部长也辞了。孙科一看，不是还有一个次长吗，而且据他所知，此人还有点金融界从业的经历，于是二话不说，拉过来就准备拖到财政部去顶杠。

这个倒霉的次长叫黄汉梁，当时吓得脸色都变了，一个大男人，呜呜地就哭了起来，还一边哭一边请求孙院长饶了他（“痛哭陈辞”），直把财政部当成了阎王殿。

孙科已经被逼得没办法了，当然不答应：你说不想干就不干吗？做梦！

黄汉梁万般无奈，只得怀着赴刑场一样的心情去赴任。

结果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国库分文没有（宋子文拿去做了“人情”），逼债的倒有（每月光还上海银行就要几千万）。

下面得力的人则全跑光了——那都是宋子文的旧人马，特别是工资每月在500以上的，一个不剩，全辞了（这就是金领的好处，暂时不差钱，一旦宋复职，不仅可以再回来，还能加薪升职）。

民国以降，要评最弱内阁，孙科的草头班子绝对榜上有名，虽不一定能摘得魁首，至少候选资格是有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孙科的窘情看在眼里，深表同情，谓之：焦头烂额。

锦西风暴

焦头烂额，这就是关东军进攻锦州时南京政府的背景。

使人目瞪口呆的是，就在国难当头的那些日子里，一帮政客却还在蝇营狗苟，你争我夺，进行激烈的内部权斗，全不顾及大好河山正遭异族入侵。

作为弱势政府的领导人，孙科自顾尚且不暇，又有何能力调动部队去东北与关东军进行作战。

锦州告急的时候，他也确实开了会，讨论增援问题。

但会开了大半天，仍然毫无结果，并无一兵一卒北上赴援。

孙中山是“知难行易”的倡导者，他的公子却着着实实地尝到了“知易行难”的苦头。

由于既得不到政府支援，又担心被日军从塘沽或秦皇岛登陆切断退路，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9日，锦州地区的东北军开始向关内撤退。

然而故土之恋，人皆有之。很多老兵为此失声痛哭，不忍离去。

一切似乎都已经在预示着，从此将与东北永绝矣。

果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没能再返家园。

每当午夜梦回，永远失落的是那个种满大豆和高梁的地方。

别了，美丽的松花江。

别了，那无尽的宝藏。

别了，我无助的同胞和衰老的爹娘。

44个军用专列，满载10多万东北军士兵，由锦州不停地驶向170公里以外的山海关。由于军列来去过于频繁，甚至因此引起了日军的高度紧张和戒备，还以为是从关内调来对付他们的中国军队。

由于分驻锦州各地，用了一周时间，才全部运完。

一千多年前，一位美丽的女子曾在后宫发出过泣血的哀叹：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她叫花蕊夫人，是五代后蜀人，这句叹息被她写在了《述亡国诗》中。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3日，嘉村旅团前锋数百人越过大凌河。

河面已经结上了厚厚一层冰，但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再踩着冰面跑过来，因为大凌河上有守军来不及破坏的铁桥。

过了大凌河，很快就兵临锦州城下。

到了这里，日军已再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很清楚，在这里迎接他们的，必将是一场恶战血战大战。

覆尸满城，流血漂橹，几乎是一定的。

作为前锋，只能第一个在锦州城“玉碎”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重镇锦州，兵家必争之地，其实只是空城一座。

出现在这些远道之“客”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场景：以锦州城为中心，周围呼拉拉铺开六里路（“蜿蜒如长蛇”），里三层外三层布满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但是防守的人，一个也没有。

日军起初不能相信这一事实，等咬一咬舌头，确认这不是在做梦后，一个个欢呼雀跃，异常兴奋（“实愉快万分”）。他们谢天谢地谢天皇，甚至谢上了中国的孙子，认为自己正是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得益者。

连仗都不用打，就捞到了首功一件，这感觉当然就跟突然中了个百万大奖一样。

锦州，终于作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被关东军兵不血刃地收入囊中。根据日方记载，当天的锦州，虽然天气晴朗，却狂风怒号，满天卷起黄色旋风，“令人惊心”。

我告诉你，那是我们的祖先在风中声声咆哮。

声势搞这么大，面对的却是一座空城，兴致勃勃赶来的各路鬼子也感觉很无聊。

除了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关东军飞行队侦察第8中队驻守锦州外，其余部队都各回原地驻防。

按照常理，既然东北军都已经撤走了，锦州日军的日子应该很好过。

朝鲜龙山师团原来常驻朝鲜，那个地方的“治安”，用他们的话来说，是糟透了。有时候大白天的，日本人都不敢一个人出门，唯恐一不小心被拖到角落里给剁了做成人肉叉烧包。

能够有机会跑到东北来透透气，散散心，放松一下心情，实在是件美事。

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东北这疙瘩，也不是好呆的。

锦西葫芦岛，是东北军撤退关内的必经之地。龙山师团经过情报侦察，发现那里的东北公安总队也已经撤走了。

东北公安总队实际上是一支警察部队，而他们的头，就是那个后来跟小萝卜头关一块的黄显声。

提起这兄弟，可是铁骨铮铮的一条硬汉子。

黄显声是东北讲武堂出来的，跟张学良还是一个科：炮科。对讲武堂的同学，少帅自然要格外关照一些。先是让他入了自己的卫队旅，后来又任命他为奉天警察局长。

张少帅手下的官，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居多。惟有这个黄显声，那是比较认真的。

当了警察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掀起缉毒风暴。

别的警察局长也不是不反“黄赌毒”，不过基本上是走过场，所谓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一般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看僧面看佛面。

到了黄显声这里，只要你藏着毒，统统别想过。

如果光打苍蝇不打老虎，那就不叫黄铁汉了。在任期间，他不仅找过日本人的麻烦，就连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私货也被他抄过。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东北这块地面上，就没有谁他不敢惹的。少帅那是提早一步跑到北平去了，要不然被他抓住，没准发起性子来，也会被当作瘾君子给送到局子里去蹲两天。

“九一八”后，东北军奉“不抵抗政策”撤离东北。黄铁汉愤愤不平，就来了个无证上岗，带着手下的这帮警察兄弟和日本人干了起来。

不是说“绝对不抵抗”吗？那说是的军人，我是警察，凭什么不抵抗。

黄显声和他的东北公安总队是最后一个从锦西撤走的。他们都撤了。日本人就知道东北军警真是全撤到关内去了。

尽管如此，锦西还是要驻防的。

龙山师团命令混成第38旅团（依田旅团）出人。

旅团长依田少将把古贺传太郎大佐喊来，让他带着自己的骑兵第27联队（古贺联队）去锦西溜上一圈。

没什么仗要打，就当去郊外散心。

古贺这小子，虽然一直在朝鲜当差，对东北倒不陌生。早在日俄战争时，他就到沈阳搞过侦察。

不过这段经历绝对很惨，因为他不幸被老毛子抓住了。

当然最后又逃了出来，但东方不是西方，做过俘虏那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影响仕途啊。

看看他的职务你就知道了，日俄战争都经历过，还只是当个小小的骑兵联队长，混得好是这副德性？

说起来是一个骑兵联队，但由于是临时编组（就像第38旅团也是临时编成一样），庙大和尚少，把他自个加起来，超不过一百个人，只能勉强算一个中队。

混成这个样子，脸皮薄点的就不如拿块豆腐撞死算了，活着多丢人。

古贺不算脸皮薄的，他要把面子找回来。

就在这里，那个不用他费神打仗的锦西。

弱者面对更弱者，也可以当自己是强者。

他并没有带部队直接进入锦西，而是在走到锦西县城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叫来翻译：你去，让锦西的文武百官排着队来迎接我。

翻译觉得这是一个不大可能完成的任务。

东北军都撤了，县里的那帮老少爷们还能定定心心在城里等您老人家露面？

可古贺联队长的话也不能不听，当下只好硬着头皮进城了。

一进城，放心了。

县太爷真没走。

锦西县长张国栋听了翻译的传话，连连点头，急忙找人准备欢迎仪式去了。

翻译觉得联队长的话很神，其实张县长是有苦说不出。

能跑，我还不早跑了。

张国栋到了锦西当县长后，印发了一些地方流通券，从老百姓手里捞走了不少钱。这流通券不是黄金，战乱一起等同于废纸。等到锦州危急，张县长想跟着黄显声他们一块走的时候，就发现走不了了。

大家伙一把拖住了他。

先别走，你得把话说清楚，这个流通券还值不值钱。要不你给我黄金，我把流通券还给你。

这么一拉一扯，倒霉的张县长就落下来了。

眼下，先应付日本人要紧。张国栋把县衙里留下来的人都召集到一起，一清点，少了一个人。

这兵荒马乱的，少谁都正常。他也没太在意，便带着一众人等欢迎城外的“皇军”去了。

张国栋在日本留过学，知道一点“迎宾”的规矩，仓促间，竟然连日本国旗都赶制好了。

古贺带着他的骑兵联队一摇三摆地过来了。张国栋诚惶诚恐组织起来的“迎宾仪式”自然让他很是受用。

接着，又挺着胸脯，把张国栋这帮人召集起来开会，让他们组织维持会，以维持当地的“治安”。

一伙新晋汉奸无不胁肩谗笑，附首贴耳，没有一个不把这位古贺太君当太上皇给贡着敬着的。

看来官大不大都不要紧，有感觉就OK。

可是古贺太君，你的面子是肯定有了，但命马上就要没了。

因为已经有一帮强人在那里磨刀了。

《中庸》上记载有这么一句话：“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袄年华，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以上这段话，是孔老夫子几千年前对他的学生子路说的。那时候他就看出来了，北方人不怕死，凶猛，是一群“强者”。

锦西葫芦岛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强者居之”的北方之地。

当然不是指城里，而是指乡下。

在锦西的乡下，盛产溜子。

不用猜了，这不是什么好吃的水果。跟胡子的意思差不多，其实指的是“道”上的朋友——绿林好汉。

与之相适应的是，为了防溜子，锦西农家几乎户户有枪。

买枪的银子还都是各家各户从自己口袋里摸出来的。别地方的人有钱了就拿出来再买地，这个地方的人都想清楚了，地再多也是进贡给溜子的。那还不如买枪划算，至少可以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不致饿死。

于是，枪便成了宝贝。有地有钱的单买，没这种经济实力的就搞拼车，合起来买。最后十几户几十户上百户，便可以凑成民团。

锦西的民团，那是遍地开花。

民团和溜子本来是死对头。日军来了却使他们有了被捏成一堆的机会——但凡身上有点血性的，谁会拒绝团结起来保家卫国，一道打鬼子？

当然这中间还需要有一个人会捏合。

张国栋组织“欢迎仪式”时，不是少了个人吗？

这个人是锦西县公安局长苑凤台。

这苑凤台可不是一般人，他也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跟黄显声是同一期的。

作为东北地区最知名的军校，讲武堂还是出过点人物的。

苑凤台没出席张县长的“欢迎仪式”，他去准备自己的“欢迎仪式”了，那就是带着全县民团给古贺太君好好地喝上一壶再说。

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县长不是军人，民团可由公安局长掌握和指挥。

除了能领导民团，苑凤台还有一个特殊的人脉关系。

他和当时主要的一个绿林首领有远亲关系，通过这个亲戚，苑凤台又取得了绿林好汉们对联合作战的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民团无实战经验和战斗力较差的弱点。

黑道白道都齐了，那就跟鬼子干吧。

群众的优势就是人多力量大，虽然不是正规军，但呼拉拉的一大群，一下子就把锦西县给围上了。

这时，朝鲜龙山师团向锦西运送辎重，又来了几十个日军官兵，也给一道围在了里面。

古贺一看，外面这么多人，这么多枪，黑压压的，这不是东北保安总队杀回来了，又是什么？

身边加上辎重兵，也就一百来人，要对付一千个敌人，哪怕是警察兵，也够受啊。

遇上这种情况，平常军官就得呼叫救援了。可古贺不一样，人家日俄战争时就从事艰巨的地下工作了好吧。

感觉身陷大难之中的古贺大佐，此时很有一种要做点成绩给全世界人民看看的勇气和果敢。

他决定“先发制人”，自己拯救自己。

古贺按人头分了一下工：松尾少尉率辎重兵回锦州领弹药给养兼报信；村上中尉带领少部分骑兵在县里守着；他本人则亲率骑兵联队的大部分步骑兵出来“扫荡”。

本来人就不多，他还来了个兵分三路，做个骑兵联队长真不算屈才。

锦西县长张国栋现在已经把古贺当成他的新主子了，在古贺出发前很体贴地劝他谨慎从事，免得小命玩完。

古贺反而来劲了。这时候不充英雄什么时候充。

他笑了笑：不过是一些小毛贼而已，看我手到擒来。

一上战场，“英雄”就被卡住了。

民团的人虽然没什么作战经验，但架不住人多，而且不讲战法，“瞎打”。

“瞎打”的意思是，他们不跟古贺的套路走。

古贺是把他们当保安总队，或正宗游击队对待的，所以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可民团的人都是老百姓的干活，没怎么打过仗，不懂这一套。

我劈过来一板斧，按古贺的意思，你得拿刀格挡一下啊，那我下面才能继续出招。民团的弟兄们不挡，他们只知道拿刀捅你的肚脐眼。

古贺愣在那里了。还没等他完全摆开架势，联队就挨了无处不在的民团一阵乱拳。

这一下，总算把他打醒了。

哦，原来你们不会打仗啊，给我冲。

这一冲，又坏了。

被对方一扫，死了一大半，而且很多都是一枪毙命。

这种枪法完全都是正规部队神枪手的专利。

晕啊，古贺彻底被绕住了，不知道眼前这些人究竟是何方神圣：战术纪律杂乱无章，枪法却又是如此精准。

你们哪个单位的，请问？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因为打枪的人都是绿林好汉，百发百中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

古贺被打败了，真的被打败了。

这时，他又听到了一个坏消息，留守的村上中尉被包围了。

“扫荡”无功，老巢眼看也要不保，今天这脸算丢大了。

赶快回去吧。

古贺打马就走，欲援救县城里正受苦受难的村上。

可是没走多远，他自己就连中两枪，一个倒栽葱摔下马来。

这回他再也不用担心面子问题了。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

古贺带兵出来“扫荡”的时候，松尾少尉还在往锦州的路上赶呢。

本来他这一路应该算是最安全的。因为目标最小，无论是民团，还是溜子，都不会冲着他来。可这人要是一倒霉，阎罗王都会跟在你屁股后面讨赏钱。

这一大清早的，气温很低，又赶着大车。走出三十里路，众人就吃不消了，一个个又冷又饿还累。没办法，只好就近在一家农民的院子外面取了一些高粱秸，用来点火取暖兼做饭。

人要吃东西，那马也不能饿着，出劳力可全靠它呢，所以接着又拿了点墙角边堆放的谷草去喂马。

应该说，相对于日军一贯烧杀抢掠的作风，这帮孙子的做法还不算太离谱（毕竟任务在身嘛）。

可是这家里的农民小伙子不乐意了。这兄弟也不问松尾要钱，直接奔隔壁去借了一把老式步枪，就准备把拿他谷草的那个小子给收拾掉。

这时候，他族里的一个长辈拉住了他，并且严肃地正告他——你不能打啊。

接下来，你一定会以为是这么一句话：算了，不就拿了点谷草嘛，也不是很值钱。

或者是：孩子，不能啊，杀人要偿命的，何况这是东洋兵，你千万不能这样做。

都不是。长辈的话是这样说的：

你不能打啊——

你打最多只能打死一个，他们有三十来个呢，应该找人埋伏起来一块干掉。

……

有点无语，这锦西的民风也太强悍了吧！不过我喜欢，顶一个先。

小伙子一听有理，便从本村拉了十来个人，跑到锦西至锦州的必经之路上，找了一块高坡埋仗起来。同时，还派人向附近各村送信，邀请大家来帮个场子。

松尾少尉和他的部下们吃完早饭便又上路了，他压根不知道一会儿工夫能和人结下这么深的梁子，只顾着拼命赶路，好运回枪弹给养给古贺用。

一到高坡下面，枪声便响了起来。

其实这时候，高坡上的人并不多，又都是没什么战斗经验的农民。松尾们都骑着马，如果打马夺路而逃，还是能捡回一条命的。

可是松尾没这样做。

辎重兵嘛，平时就让人看不起，打仗也轮不上，手平时还挺痒痒的，而且高坡上的伏兵看上去比较差劲，穿着便衣也就罢了，就连射击姿势都做不好，属于典型的站没站相，坐没坐相。

不在这帮人身上立点战功，简直就没天理了。

松尾一扬手，辎重兵们都下了马，端起枪朝农民们对射。

归根结底，松尾还是吃了不懂民情的亏。

这个地方的规矩是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而且必须相助。否则下次等你有了难，鬼才会搭理你。

所以援兵是越来越多。

等到松尾发现周围密密麻麻布满了持枪农民时，已经晚了。

就算里面没几个枪打得准的，可这集中起来，就是弹雨，而且一下就是两个小时，不带停的。是个人，谁受得了？

松尾辎重队全军覆没。连没及时逃散的那十几匹马都跟着倒了大霉，被流弹打得满身洞眼。逃掉的马，农民们也没放过，骑着自己的马一阵猛追，全部捕获。

都是纯种的东洋马，脚力好着呢，补鬼子赊的谷草钱那是足够了。

古贺联队和松尾辎重队的被歼灭，使关东军和日本政府都大为震惊。

江桥那一仗，吃点亏还能理解。毕竟是东北正规军，又有一个会打仗的马占山在那里指挥。可锦西这一战，却把他们自己给弄蒙了。

堂堂的骑兵联队，怎么会连一群农民和土匪都搞不过呢？

日本人认为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最悲惨的事件（“夫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

他们对锦西状况重新进行了评估，认为这个地方“胡匪猖獗，民生疲弊”，而这里的人大概是几百年前的那个“魔王”成吉思汗的后代。

什么意思？

“借”他一点谷草就要干掉你，一点“道理”不讲，这还不是和当年差一点就把整个日本岛全部灭掉的蒙古人一模一样吗。

实在是太凶猛了。

面对这帮“土著凶人”，日军只好决定，把张国栋等汉奸带走，放弃原来的老县城，移地重建新的锦西县城。

日本人的特点是，你对他软弱一点，他就放肆一点，而你如果对他狠一点，他倒马上就自动自发地懂得了收敛的道理。

锦西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此战后来还带动了东北义勇军的兴起。

海伦变局

不管怎样，关东军总算是从面上把包括锦州在内的辽西部分地区给占领了（锦西的事可暂不管它）。

现在要掉转头对付黑龙江的马占山了。

早在准备进攻锦州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心惊肉跳的消息，那就是退守海伦的马占山有重新向省城齐齐哈尔移动的迹向。

种种迹象表明，马占山的部队经过江桥一战，并未丧失元气，他还有重头再来的机会和实力。

马占山自从到了海伦之后，由于声名在外，要求采访他的国内外记者那是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不过对于记者们来说，采访名人，绝不是一件好干的差事。

耍大牌那是家常便饭，遇上个别不厚道的，甚至还会关上门躲在阳台后面朝你开黑枪。

不去吧，又交不了差。有的记者被逼得实在没法，只能用“多方采访某君，只是联系不上”或“据信”、“坊间云”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字来进行搪塞，一篇新闻看似拖得老长，其实当事人什么也没说。

记者这碗饭，真的挺不容易。

再者，马占山的身份有些特殊，此人土匪出身，斗大字识不得几个，场面话估计说不出来，粗话又登不上报纸。那些第一次采访他的记者都觉得很悬，有的甚至把瞎编的文章都事先准备好了，采访就准备只过过场。

令记者们大吃一惊的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马将军除了相貌不太威武，与想象中有所区别外，一张嘴却是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把记者们都说得一愣一愣的。

马占山还特别懂得记者的心思，不断提供给他们有关于江桥抗战的各种猛料、第一手料，那是要煽情有煽情，要悲壮有悲壮，要痛快有痛快。

这批没打过仗、也没看过打仗的记者个个听得如临其境，如醉如痴。

最重要的是，作为名震中外的“抵抗将军”，马占山没有一点大牌的架子。不管事务多忙，听到记者来了，无论来头大小，他都要挤出时间亲自接待，并奉若上宾，决不肯随便怠慢一个。

这种思维和意识，绝对是现代的不能再现代了。

通过记者一波接一波的生动报道，马占山的事迹越传越广，越传越神，在全国的威望一时间无人能及，就连以前威风凛凛的蒋介石都被拉下去一大截，私底下对老马是又妒又羡。

见过火的，没见过这么火的。

此时，不仅江省的正规军队惟他大旗所向，就连海伦周围的各路民团、肇东的蒙古王公也都听其调遣，不说兵强马壮，至少称得上声势夺人。

本庄繁通过情报得知，归马占山统领的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旅）距离省城只有40多里。这点路程对于骑兵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眨眼间就能杀到。

此时的齐齐哈尔防守却极其空虚。

第2师团（仙台师团）已经奉调到了辽宁，整座城里只剩下几百名老弱残兵。

如果马占山乘此机会长驱直入，省城旦夕可下。

本庄繁在司令部里急得团团转，赶紧调兵加强防守。

仙台师团西进的尾巴——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刚要离开洮南，就被本庄繁喊停，要求随时待命增援齐市。

与此同时，从日本国内的第8师团中抽调部队，组成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进入东北后直接驻防齐齐哈尔。

但在关东军内部，对马占山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抚”。

江桥抗战之前，受到东北军“软弱无能”印象的影响，主战观点一直占据上风。

但是战后一盘算，亏大了。

因为谁都没想到马占山这么有种，还这么挺得住，虽然最后拿下了江桥和齐齐哈尔，但关东军死的死，伤的伤，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甚至江桥之战的几个主要当事人，包括本庄繁和多门，都曾经对这次战役做过多次反思，研究其中的得失之道，越研究越觉得马占山这个人在打仗方面的确有很多高明之处，跟他做对也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要想劝降马占山，得通过一个人。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一个萝卜一个坑，已经把几个省的“东北代表”都落实好了。

奉天是臧式毅，吉林是熙洽，黑龙江的这位，就是我们将要介绍的出场人物——张景惠。

还记得张作霖发迹以前，那个把八角台团练长的位置都让出来的仁兄吗？

这个人就是张景惠。

他以前是卖豆腐的，也颇有点生意经。看到张作霖是个带头大哥的料，便把本钱全都投在他身上，这才有了八角台让贤的“高风亮节”。

投资很快就见到了成效。随着张作霖越做越大，张景惠的官也跟着见风长。等到张作霖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豆腐王子”张景惠已经做到了政府总长（相当于部长）。

倒霉是从皇姑屯事件开始的。日本人那一炸，不仅把张作霖送上了天，连累陪同的张景惠也受了伤。

受伤还是小事，从医院出来后，他就发现不对了。

张学良做了新老板，下面的人重新排排队，分果果。

当年一道和张作霖拜过把子的张作相风光无限，做了吉林省主席，还每每在张学良不在东北时担任留守司令。

这也不去说他了，好歹人家有让位之功。让张景惠感到“气愤”的是，就连那个张大帅生前不怎么待见的万福麟，也在少帅面前无比得宠，不光坐上了黑龙江省主席的金交椅，还跟着到北平吃香的喝辣的去了。

张景惠本以为按照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怎么着也得比这个草包万福麟强，没想到最后就捡着一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职位。

所谓东省特别区，就是东北四省区中最小的那个区，只能管管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很小一块地方。

老子连中央政府的部长都干过，现在却只给了这么芝麻绿豆一个小官，也太欺负人了。

张景惠愤愤不平，一肚子不满。

只要对张学良不满，就有戏唱。日本人马上就盯上了张景惠这只有缝的鸡蛋。

按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意思，本来是想把黑龙江的“代表名额”交给张海鹏的，可这老小子在江桥的表现实在太差，自己不争气，只能让他继续在洮南呆着了。

在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后，黑龙江事务主要由高级参谋板垣主持。板垣来到省城后，想到能够代替张海鹏的第一人选便是哈尔滨的张景惠。

除了姓张的比较听话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马占山曾是他的部下，后面的工作比较好做。

跟张学良反目，就是为了官小，现在江省主席的乌纱帽就放在桌上等他来取，这张景惠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可他迟迟不去。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马占山是什么样的人，张景惠不是不了解，那是个人见人怕的厉害角色。你现在就从他脑袋上抢江省主席这顶帽子，他能答应吗？没准宰了你的心都有。

可板垣也不是好惹的：你怕马占山，难道就不怕我们关东军？

无奈之下，张景惠只好派了两个幕僚去找马占山，要马占山“原谅”。

本以为小马能多少体谅一下他这个老长官不得已的“苦衷”，没想到马占山不听则已，一听之后勃然大怒，大骂着就把来人哄了出去。

这时候，从表面上来看，马占山是要与小日本干到底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位顶着“抵抗将军”帽子的英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作为后人，我也不能随意猜测。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很遗憾，马占山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

马占山发了火，张景惠心里就发了毛，无论板垣怎么软硬兼施，都不肯离开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去就职。

板垣下了决心，让张景惠给他搭桥，一定要去会会这个传说中的死对头。

马占山没有拒绝，只是提出见面地点既不能在齐齐哈尔，也不能在海伦，必须在第三方的一个秘密地点。

这次谈判结果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板垣承诺，仍由马占山担任黑龙江省主席，日本划该省为自治区，持无领土要求、不驻军、不干涉内政三项政策，只派日本顾问协助。

条件是：必须将省内的铁路、矿山、森林权益转让给日本，并由日本负责满洲国防。

马占山——

同意了！

对此，板垣本人也大为吃惊，以马占山在江桥的态度，他原本预料谈判将会非常艰难，已经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

他没想到马占山如此爽快地就答应了，甚至起码的讨价还价都不需要。

早知马占山如此想法，江桥之战前这样谈一下不就好了吗，关东军何至于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马占山，其实连我们也看不清、弄不懂你了。

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能单纯地用一个好或者坏来形容。

按照马占山事后的说法，他这次接受日本人的条件，是一次早有预谋的诈降。

但如果我们不为尊者讳，通过史料分析就可以看出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那段时间，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一直未主动对马占山部发动进攻。

究其原因，马占山和参谋长谢珂有了一段对话。

谢珂认为，海伦占有地形之利，且抵抗力量不断壮大，日军恐蹈江桥覆辙，所以不敢贸然发动攻击。

马占山对此却另有一番解释。

他说这事与小皇帝溥仪有关系。

十多年前，马占山曾到天津叩见过溥仪。溥仪还送给他一张古画，并从此知道了他的名字。这次日军之所以不穷追猛打，就是因为溥仪以“马占山是我的人”为由向日本求了情。

这个理由很有点无厘头，溥仪几斤几两，日本人要听他的？

但是谢珂还是从“溥仪求情”中嗅出了另外一番味道，他劝马占山不要对日军存有任何妄想。

马占山却自顾自地又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如果我们有了力量，什么时候抗日都不晚。现在锦州不保，张学良看来是永远回不了东北了，我们也应该想想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以谢珂的想法，就是同日本人血战到底，不还我河山，誓不罢休。

可他改变不了马占山。

无奈之下，他只能交出兵权，转投它方。

不料半途中身份暴露，遭到日军扣留。日本人在知道他曾是江桥抗战的黑龙江守军二把手后，便想利用他，就问他愿不愿意去坚持抗战的苏炳文那里说降。

愿意啊，怎么不愿意。当着日本人的面，谢珂满口同意。

到了苏炳文的地面，谢珂不仅没尽说客的义务，还鼓励苏炳文继续抗日到底，而他自己也留下来担任了后者的参谋长。

无论身处何种逆境，谢珂始终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热血军人。

如果是假降，何至于连同甘共苦的参谋长都蒙在鼓里，且最终撕破脸皮，分道扬镳？

有人揣测，马占山当时可能是认为既然张学良无法再入东北，而日本人又答应不干涉江省事务，自己可以取得管治一方的权力，以后趁机再图将来。

但这是一个足以令他后悔不已的决定，一世英名差点就毁在这上面了。

第十五章 到上海去点火

日本陆军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日军海军就到南方的上海制造事端，但起初的点火者却不是他们，而是另有其人。当时，驻守上海闸北的19路军面临着三条抵抗线的选择。

就在关东军在江省颇有“斩获”的时候，南方的大上海正在发生一件大事。

这件事的主角之一是日本海军。

东北打到现在，立功的立功，封官的封官，进爵的进爵，反正没海军什么事。用一个经典句子形容就是：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作为一个海洋岛国，又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日本对海军不可谓不重视。在大型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方面，均能自主设计制造，其海军实力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与海军相比，陆军就寒碜多了，用海军的眼光来看，就两个字：粗糙。除了会吹点牛皮，跟西方的英美军队那是比也不能比，注定干不出什么成绩。

可这只是海军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家陆军虽然“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们就充分发扬了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几倍的满洲给拿了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业绩？

英雄的业绩。足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看着陆军昂着头，目空一切的样子，自恃“技术流”的海军傻眼了。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为按军队内部的说法，满洲，那是陆军的势力范围。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气也没用，顶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么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在哪里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军认定中国的南方就是他们嘴边的肉，得紧紧咬住，决不松口。

现在陆军在东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该我们海军露一手了。

不过根据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打架之前先得滋事，而这回帮他们滋事的，正是海军瞧不上的陆军（关东军）。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滋事

由于国联一直盯着东北，把关东军盯得十分不爽，高级参谋板垣就想在南方弄点事出来，好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

要想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少佐（陆大34期），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板垣并不比他的同事土肥原大方多少，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只掏了区区2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账，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

两人在一块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谁是不俗的人？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有一门佛教宗派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佛教并无直接联系。这就是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本传播很广，不仅平民，就连一些军政要人都很信仰。

当时，有一些日莲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庙里面，经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缘。

田中和川岛芳子都认为，要是这些人有个三长两短，肯定能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由田中手下的几十个情报人员化装成工人，准备混水摸鱼。

具体作案地点被放在一家叫做三友实业社（三友社）的毛巾厂门口。

这个三友社是由三个浙江人合办的。别看产品很小，工厂的规模却很大，有将近一万名员工。

一般来讲，浙江人做生意是比较在行的，向有“中国犹太人”之称。难得的是，这家老板不仅会做生意，还非常爱国，经常组织厂里的民兵喊着抗日口号进行军训。

“九一八”事变后，三友社的工友曾经到租界贴过标语，和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发生过冲突。

在他们工厂的大门口，迎面就是一幅巨型宣传画，画面为该厂军训民兵拿枪对着日本兵。

有反日前科和倾向，这就好办。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8日下午，三友社的工友们正在内部组织军训，突然发现有人从墙外往里面扔石子。

大伙跑出去一看，原来是五个日本人。

这些日本人中间，就有两个是日莲宗和尚，一路正好经过这里，正准备去化缘。

双方这么一照面，都误会了。

日本和尚以为是施主出来布施了，便哼哼叽叽地跟工友们唱经说法讲好话。

工友却以为是日本人投了石子乱捣蛋后不承认，还跟自己扯蛋。

反正语言不通，谁也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两下里就这么在那里指手划脚打哑谜。

不用说，扔石子的人当然是那些乔装成“工人”的情报人员。

这时候他们趁机冲出来，一边喊着反日口号，一边对日本僧人大打出手。

三友社的工友弄懵了，敢情这爱国也有抢的。等到他们回过神来，包括和尚在内的几个日本人早已被打翻在地。

一般和尚（除非是少林寺的）整天吃素念佛，抗击打能力都不行，没几下，其中一个和尚就受了重伤，几天后在医院里一命归西。

三友社门前的大马路是由一个发了财的粤商马玉山出钱修建的，当时叫做马玉山路（今已改成营口路），历史上便将此事件称为马玉山路事件。

日本人被中国人打死打伤，而且死伤者还是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太有爆炸性了。

田中马上到日侨中间去大肆散播这一消息。

上海是日侨在海外的最大聚居地。一听消息果然人怨沸腾。

这还了得，都出人命了，还是无辜的和尚。可恶的支那人也太猖狂了。

报仇，报仇。

这边日侨有呼声，那边浪人就有了反应。

因为被殴的五个日本人当中，除了两个和尚，另外三个就是浪人。

现在国内的一些影视剧，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总喜欢把浪人打扮成一帮酷酷的武林人士，似乎这样才配与霍元甲陈真们交手。

事实上，所谓浪人，与武士其实是两个概念。在日本，他们其实就是一群街头的小混混，而且是混得最差的那一类。

当然也保不准烂人里面也有会点三脚猫功夫的，可以偶尔到中国武馆门口踢踢场子，虚张声势两下。不过绝大多数人的武学潜质，都已经扔给幕府时候的武士爷爷了，打起架来也就仗着人多，猫在墙角边扔扔砖头，喊喊口号什么的。

能混到同和尚一起出来要饭，你说这些浪人究竟有多少出息。

现在他们总算派上用场了。不管怎样，干鸡鸣狗盗的勾当，浪人比普通侨民们还是要强。

乘着深更半夜，一伙人带着硝磺、煤油就上路了。摸到三友实业社门口，先放了一把火，烧了几间厂房。

厂里工友闻声出来，一边救火，一边拦住纵火犯。不料这帮家伙事先身上都带着管制刀具，而工友们虽然受过军训，无奈手无寸铁，一下子就被他们杀伤了好些人。

中国警察前来阻止，未料到这帮人着实凶悍，结果弄到一死二伤（指警察）。

天亮后，日侨组织游行，途中看到商店就砸，见到电车就拦，连出来劝阻的英国巡捕也被他们打了一顿。

上海毕竟是中国的地面，连警察都被这些无法无天的日本浪人打死了，中国人也火了。

你游行，我示威，看谁怕谁。

事情终于被挑起来了。上海的空气骤然紧张。

当天，就三友社被焚和警察死伤一事，上海巿长吴铁城向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提出抗议。

可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还凶，村井不仅没接受，反过来还对中国政府提出四项要求：道歉、追捕（凶手）、赔偿（医药费和抚慰金）、取缔（抗日团体）。

吴市长不过嘴上抗议一下，村井的要求却是不答应就动武。

负责做动武准备的是早已按捺不住的日本海军。

千年等一回，平时都是他们陆军在抖威风，这回总算轮到我们上场了。

村井刚提要求，驻沪的第一遣外舰队兼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就发表声明予以支持，同时对所属海军陆战队做出了紧急动员。

与此同时，军令部紧急调派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轻巡洋舰“大并”号以及第15驱逐队等增援上海，摆出了一触即发的战争态势。

日军在做准备，中国军队也没闲着。

驻闸北的19路军已经枕戈待旦。

扬长避短

上海滩这个地方，听起来繁华，但实际上贫富差距很大。简单点说，就是公共租界最富，闸北华界最穷。

可人穷并不代表骨头软。当年霍元甲在闸北办过精武体操会（也就是那个尽人皆知的精武门），日本浪人要来这里砸场子，结果被霍大爷几招“迷踪拳”，打得连回家的路都不认得了。

自从19路军驻扎这里后，不仅继承了霍大侠的优良传统，还带来了佛山黄飞鸿的无影脚功夫，对日本人的肆意挑衅毫不退让。

19路军属于正宗粤军，是从北伐时代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发展出来的。

中原大战结束后，曾经名噪一时的西北军、桂军、晋绥军都一个个消停下去，终于轮到粤军的代表19路军上场了，而且这次上场着实给粤军长脸——我们打的不是内战，而是外战。

这支部队的特点，一是富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居多，二是地方色彩浓厚。

部队从上到下，清一色几乎都是广仔，有的甚至是从同一个县里走出来的。比如19路军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和籍团，这个团里的人就都来自于广东山区一个叫和平县的地方，部队里的人沾亲带故，私下里都叔伯儿侄的互相称呼着。

亲戚团、乡里团的一个好处，就是斩断骨头连着筋，战场上自己一方伤了谁都要急眼，所以打起仗来特别不要命，这和曾剃头的湘军颇有类似之处。

19路军的最高领导层实行三位一体，表面掌军的是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其中又以蔡廷锴负实际军事责任，而其影子领袖却一直是陈铭枢。

陈铭枢对19路军的影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孙科内阁风雨飘摇，陈铭枢倍受打击。内部政坛既然失意，对外就颇思振作，被他寄予厚望的就是从小看到大的19路军。

陈铭枢的情绪正好跟19路军的官兵契合起来。在调到京沪线之前，这支部队在江西“剿匪”，徒劳无功不说，还损兵折将，弄得大家灰心丧气，都觉得打内战无前途。

当时由于“九一八”事变敲响了警钟，国人继“济南惨案”后，再一次意识到“勇于内战和对外不抵抗的耻辱”。19路军驻防上海，亲眼见识了日本浪人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扬跋扈，官兵更是咬牙切齿，“深恨日本的横暴”，几乎人人都有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念头。

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19路军领导层就已经预感到日军可能要向上海进攻。

他们进攻，我们怎么办？

坚决抵抗。

不说别的，东北军的例子就在那里。你不抵抗，东北就丢了，更严重的是，军人的尊严和价值也没了，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再扛枪打仗。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我们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第二条是郊区的真如和南翔，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大家最后不约而同的都是选第一条。

为什么？

我们有守上海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在上海，军事上也讨便宜。

19路军的这几个头都是枪林弹雨里过来的，知道扬长避短的道理：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里跟他们打巷战。上海是大城市，到处都是房子，最重要的是有万国租界，老外都住在这一片，日军的飞机大炮再牛也不敢乱逞威风。

正是这个抵抗线的选择，为“一二八”会战打响头炮奠定了基础。

缩小对方长处的同时，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很重要。这一点大家也想到了。

19路军属于标准的穷人部队，武器非常寒碜。官兵所配枪支多数为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那时的广东货可并不时髦，属于准淘汰产品），每支步枪配一百多发子弹，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一些汉阳造的轻机枪。

改善武器装备成了当务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请求调拨。

可那时候的行政院长孙科自个都快急得要砸锅卖铁了，哪有闲心和余钱来理这个茬，所以报告打上去，连个响声也没听见。

无奈之下，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给钱，总有办法给你弄来武器。

19路军最后终于筹到一笔钱，从外国洋行那里搞到了一批新式的武器弹药，就是这批武器，在闸北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廷锴随后签发淞沪抗战的第一道秘令，规定一旦日军发动正式进攻，驻闸北的78师（区寿年师）必须就地坚决抵抗。

军人抗御外侮乃职责所在。政客们的态度又如何呢？

蒋汪合作

此时的孙科别说抵抗，他连自己都快保不住了。

在此之前，孙科内阁继东北军攻占锦州后，刚刚又经过一轮风暴，正所谓一波方过，一波又起。

这一轮风暴还是因为缺钱给闹的。

当初孙科死活把黄汉梁拖到财政部长的岗位上去，自然是要靠他给摇摇欲坠的政府输血（提供经费）的。

可是黄汉梁手上一无钱，二无人，你让他怎么输法呢。

回过头来再想想，为什么老蒋、宋子文在时，财政上还能混过去？换句话说，他们是怎么弄到钱的呢？

孙科当政后，因为一天到晚烦钱的事，也算是半个专家了。据他本人说，南京政府的收入本来每年可以达到4到5个亿，听起来还不错，但问题是政府还有历年积累下来的巨额债务，而去掉债务，每年实际上能用的钱只有1个亿，也就是说每个月1000万都不到，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开销却不小，每月仅军费一项，就超过千万，此外还有七七八八的费用，全部加起来总得超过2000万。

照此说法，即使湖北、山东、福建等地方一个子不少地把税交上来，缺口还有一半。

怎么办？很简单：借。

前面借了后面还，后面还了然后借。如此循环往复，通过这样的办法来驱动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

看看好像很简单，但其实里面学问不小。

宋子文为什么会被称为财神爷？倒不是说他本人可以点石成金，而是指他能够借到钱，债主之一便是上海金融界。

黄汉梁也想学宋子文，可就是学不像。他本人以前倒的确在金融界待过，可却只是小银行的小经理，跟上海滩的那些金融巨鳄并无什么交情。

人家手里是有钱，但既非偷亦非抢，跟你也不熟，凭什么就一定要借给你？于是乎，黄汉梁虽然多方奔走，但收效甚微，本来想弄1000万的，结果一半都没到，只借到300万。

这哪够啊，连军费都应付不了。

孙科只得把陈铭枢找来，两人又埋着头一阵商量。陈铭枢提议说，不管他了，这些为富不仁的家伙，既然他们不肯再借，我们就不还，也就是说，可以暂时停止每个月对公债的还本付息，为此可以挪出内债基金3400万元。

手中一下子有了3400万，那不就是救了孙科半条命。

孙科听了当然很是动心。可还没等他正式实施这个提议，国内金融界就闻风而动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3日，“公债风潮”爆发。

金融界集体向政府表示抗议，并不惜发出威胁：如果政府不守信用，竟敢到期不付债务本息，那对不起，我们就拿着你的债券，直接去接收债券的抵押单位——国家和地方的税收机关。

你们不是不想还钱吗，我们就拿税收做抵！

当然了，那什么政府还要再借钱之类的话，以后就再也不用跟我们提了。

经此“风潮”冲击，本来就弱不禁风的孙科内阁差点没立马崩溃掉。黄汉梁当天就提出辞职，孙科则连辞都没辞，丢下文武百官，一个人从南京跑到上海去了。

本来他这个政府可能就要到此为止了，关键时候，一个人站了出来，又把他拉了回去。

这个人就是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陈铭枢。

他跟在孙科屁股后面，一路追到上海，见面后苦口婆心，劝孙科重新回去主持内阁。

孙科可怜巴巴地对他说：财政上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了，你说那个黄汉梁都辞职了，下面连财政部长都找不到，我真的干不下去啊。

懦夫，难道这点点困难就把你给吓倒了吗？真后悔白跟了你这么个人！

当然，这话不是陈铭枢说的，是我替他说的，因为我怀疑他当时心里就这么想着的。

陈铭枢当时其实是这样说的：我既被你拉入了政府，就愿意替你受苦。这个财政部长如果实在没人当，我来当！

听了陈铭枢这番义薄云天的话语，孙科大受感动，随即便和他一起回到了南京。

陈铭枢一个军人出身，虽然能搞搞政治，但财政部毕竟关系着另外一门学问，连有点金融工作经验的黄汉梁都不能胜任，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陈铭枢的办法是，既然用软的一套跟你们这些商人说不通，那我来硬的，就不信政府搞你们不过（“操刀必割”）。

孙科本人不知道轻重，他的那些文武百官可知道。这是在大上海，万国租界都在这里，神经敏感着呢，哪是能够任性乱来的地方。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有份量的人物都反对陈铭枢的做法，一时之间，陈铭枢也不敢再坚持出掌财政部了。

让孙科内阁谈之色变的“公债风潮”最后还是由“隐居”的老蒋给摆平的。

他派张群到上海，直接给金融界发话，先是批了一下孙科（“内债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国金融震动”），最主要的却是敲打金融大鳄们，话里话外都警告这些人：政府一旦垮台，你们也别想过好日子，因此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援助政府”。

老蒋的力道果然非一个孙科可比。上海金融界也是掂得出份量的，知道“孙院长”不可怕，惹了老蒋以后的日子才会真的很难过，所以马上做出了让步，同意和政府协商解决问题。

张群此行，不仅成功地安抚了上海金融界，而且短时间内就替孙科政府筹到了1000万！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7日，在孙科承诺不会停付债券本息后，来势汹汹的“公债风潮”随之平息。

在这次“风潮”中，孙科、金融界都是输家，唯一的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

老蒋的这次既意外又不意外的幕后出手，就等于在发布即将重新出山的信号了。

现在，除了已经束手无策的陈铭枢，孙科还能依靠谁吗？

本来四届一中全会时增设了中央常委（中常委）三人，把蒋汪胡都收罗了进去。在中常委“三巨头”里面，蒋汪二人早就心怀鬼胎，自然不会出来“辅佐”孙科，唯一可能帮他的就是广东的胡汉民。

然而这老头子倔劲上来了，一门心思就惦记着反蒋（“意气用事，较前更甚”），连基本的政治策略都忘了，自然更想不到要拉小兄弟一把，结果反被陈济棠利用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孙科不得不电召蒋汪来京“主持大计”。

“马玉山路事件”发生后，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拒绝日方的四项无理要求，并且实行对日绝交的强硬政策。

陈友仁是孙科系人马，孙科、陈铭枢没有公开这样说，但内心里都是支持的。

然而跃跃欲试准备登台的蒋介石和汪精卫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时移世易，老蒋再也不提当年别人要他下野时，执意要北上抗日的事了，他把鲁莽愚蠢的帽子扣向了自己的政敌，说你们这是瞎搞，是乱来，我们内部没有一点作战的准备，还要跟人家绝交，那不是自寻死路吗（“此大危之事也”）。

你不绝交，战而不宣，该谈的时候还可以谈，如果绝交了，那就是不战而宣了，以后还怎么谈，我看国家都要被你们这帮人给葬送掉了（“国必危亡”）。

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老蒋没什么新鲜的，还是那三个字：不抵抗。

当然这三个字如今显得比较剌眼，老蒋把它改成了“对日问题取缓和态度，先礼后兵方式”，所以又可以解释为：先不抵抗。

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老蒋背后有了一个强援：汪精卫。

当初倒蒋时，骂老蒋不抵抗没有比他喊得更响的，现在拥护起来又没有比他更起劲的。

当着孙科的面，蒋汪把上海市长吴铁城叫来，以中常委的身份“建议”他接受日本提出的四项条件。同时，他们对陈铭枢与19路军的关系也十分清楚，转过脸来，又借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口，以防止19路军与日军“摩擦生火”为由，“提示”将19路军调离上海，由宪兵第六团接防。

这一榔头下去，连敲两个人：陈友仁和陈铭枢，而最后重量又都落到了可怜的孙科头上。

抗日问题，再一次悲哀地沦落为政客们权力斗争的工具。

19路军当然是坚定地站在陈铭枢这一边。当天他们就向陈铭枢发出电报，告知对方，全军将以淞沪前线为对日抵抗线。

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自己部队的力挺，使陈铭枢深感安慰，但孙科内阁的命运已然决定，再也无法更改。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4日，陈友仁和陈铭枢均被迫辞职。

他们一倒下来，孙科心知大势已去，也只能于第二天跟在后面一辞了事。

亲手把孙科逼下台，人家真的下去了，蒋汪却又要惺惺作态一番。先是发电报，然后是派了好几批人来劝，但孙科此刻已明白这一切都无非是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所以“辞意坚决，拒绝见客”。

这下好了。事隔多年后，蒋汪又走到了一起，两人吹拉弹唱，一唱一和，一起发表见解，一起指指点点，俨然又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晚，由老蒋主持，在南京召开会议，把行政院长的宝座正式授予汪精卫，而对“禅让”的孙科也要安慰一下，后者的新头衔是立法院长，虽然有名无实，不过有总胜于无。

至此，蒋汪合作，功德圆满。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汪精卫不得不承认，老蒋离开自己没有问题，自己离开老蒋却万万不能。否则，再怎么折腾，也不过是个孙科第二，因此此后一直对老蒋言听计从，不敢违拗。

所谓蒋汪合作，表面是蒋管军，汪管政，实际上党政军都是以蒋为主，汪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晚会议结束后数小时，“一二八”事变就爆发了。

二踢脚的捻

就在汪精卫登基的那天下午，吴铁城按照要求，在村井的四十八小时通牒时间到达之前，将书面答复书正式送达日本公使馆。

你们的要求我都答应，这回你们该没话说了吧。

村井自然是没话好说了，日本海军却不一样，盐泽甚至急得差点跳了起来。

你们怎么可以答应四项条件呢？不能答应啊，我们的要求是很“无理”的呀。

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连海军陆战队的动员工作都做了，军令部的进攻命令也下来了。偏偏中国政府出人意料地答应了日本的“无理”要求，等于白忙活了。

这时候的盐泽什么也不管不顾了。他马上发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称日侨对上海有这么多中国军队感到十分不安，因此闸北的19路军必须立刻撤退，工事平毁，把防务移交给日军。

时间是规定死的，就今天。

信写好了，他不发。

当然不能发，一发他怕这个新要求也会在当天就得到满足。

中国政府在处理此类对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还是比较高的。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11点25分，离规定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发信了。

信函分别送达上海市长和公安局长。

就这么点时间，你以为信使是坐磁悬浮来去的啊。

盐泽都没那个耐心再等半小时，信送出去5分钟后，他就下达了向闸北进攻的命令。

本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占闸北，要是19路军撤离上海的话。

陈铭枢被迫辞职的当天，何应钦就亲自赶到上海，召见19路军军长蔡廷锴。

没别的事，就是劝说19路军撤防，以免与日军冲突。

如果按照一般常规，身为军政部长，只要下个命令就应该可以调动军队。但国民党军队的体系，基本不是靠军令，而是靠人情维持的。老蒋如此，何应钦更是概莫能外。

先前19路军被称为地方军中的中央军，能听凭政府调动，那是由于陈铭枢在台上，他指到哪里，19路军就去哪里。陈铭枢下了台，何应钦就知道这事情有点麻烦，19路军不会轻易听命了。

果然，蔡廷锴不同意撤防，并且反驳说，我们在闸北，日军在虹口，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要我们撤防呢，没理由啊。

何应钦没有办法，只得知难而退。

老蒋决定亲自上阵。

当然老蒋在这方面是有艺术性的。简单来说，就是越不是他的嫡系将领，他表现得越客气，绝不会把你像他的那些黄埔学生那样训得抬不起头来——孰疏孰亲，一望可知。

他通过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私下去做蔡廷锴的工作。张静江被老蒋称为“导师”，在他心目中是唯一能与“国父”相提并论的人物。派张出马，可见规格之高。

但蔡廷锴仍是一口拒绝，认为自己守土有责，不能换防。

19路军如此难搞，让老蒋大为光火。他认为这是陈铭枢暗中指使的，是有意与自己为难，便决定来硬的。

在扶汪精卫登基的前一天，他授意参谋总长朱培德和军政部长何应钦联合发出电令，一天之内，连发3次急电，要求19路军进行撤防。这种犹如十二道金牌似的催迫，使蔡廷锴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撤出上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下午，何应钦和朱培德看到19路军仍无任何动静，再次发令，要求务必在下午6点以前完成闸北交防。

下午5点，从南京出发的宪兵第六团先遣的一个营到达上海，可是处于闸北最前沿的156旅第6团（张若嵩团）仍拒绝撤离。一个不想出去，一个想要进来，两边就僵在了那里。

最后蔡廷锴就出面对张若嵩说，要不这样，如果今天晚上鬼子来，我们就打，不来，第二天我们就痛快一点交防吧。

鬼子偏偏晚上就来了。

其实，早在盐泽发出进攻命令之前，海军陆战队就由穿着便衣的日侨武装队带领，偷偷占领了闸北天通庵车站。

晚上11时30分，在盐泽正式下达命令后，海军陆战队以天通庵车站为据点，向19路军发动了进攻。

张若嵩依据密令，立即组织部队就地抵抗。

就像二踢脚的捻，闸北一点火，“一二八”淞沪会战便在仓促间立刻打响。

第十六章 扬眉剑出鞘

“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了。日本海军和陆军争相出战，均遭重挫；而在针对此战的外交会议上，中国外交奇才颜惠庆遭遇国联的雷人规则。

枪响时，蔡廷锴正在朋友家作客。

在接到张若嵩打来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很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下楼。

总指挥蒋光鼐、警备司令戴戟已在楼下等候。

三人携手步行前往设在真如车站的临时总指挥部。

就好像一次饭后悠然的散步。

一千多年前，相邻的地方。

负责坐镇南京（建康）的谢安正在家里和宾客下棋。他的侄子、淝水之战总指挥谢玄派人送来一封信，谢安看了看，默不作声，随手往旁边一放，继续下棋。

所有的客人，下棋的，观战的，都坐不住了。大家本来就很纳闷，眼看前秦大兵压境，已经火烧眉毛了，谢老怎么还有闲心让人陪他下棋。要知道，兄弟们的脑袋可都拴一块，搁这儿呢。

很多人在心里嘀咕，这信可能不是什么好信，没准是前方吃了败仗，否则还不早宣布消息了。

有人忍不住了，终于小心翼翼地问到了信的内容。

没事，说吧，我们还……挺得住。

谢安头也未抬，随口答道：“信上说，小孩子们在前线打赢了。”（“小儿辈大破贼”）

在确证这一消息后，众人疯狂了——除了谢安本人。

这位东晋第一人、神仙一样的人物照样神色不变，棋照下，茶照喝（舞是后来庆功时跳的），眼神中只有一如既往的从容和淡定。

所谓“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时人有言：安石（谢安字安石）不出，如苍生何！

信哉斯言。

引用《亮剑》中的话，可作如下评点：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

现在这支部队的名字叫19路军。

因为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因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

因为一切早已置之度外。

从19路军的主帅走向临时指挥部开始，这场战斗的气势就确定下来。

在指挥部，蔡廷锴向南京发去密电：闸北已经开火，我军决意抵抗。

闸北保卫战

盐泽的这次进攻具有一定的突然性，占领天通庵车站后，下一个目标是上海北站。

我曾经去过上海多次，但从未见到过天通庵车站。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早已拆除，仅留下了天通庵路这个地名。

那段城内铁路是淞沪铁路伸进市内的部分，曾有“弄堂铁路”之称，现在则已被下面的地铁3号站代替了。

天通庵车站的轻易得手，让盐泽大为得意。如果再拿下上海北站，他就可以控制市内的淞沪交通了。

第一次进攻，日本海军共投入陆战队员2000人。

张若嵩团有3个营，1000人。不过在战斗打响时，却意外地得到了一支援军。

这支援军就是宪兵团的一个连。因为19路军老是拖着不肯把防区让出来，宪兵团嘀嘀咕咕很不满意，但也只好先去找出租房了。有一个连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近，一看，怎么着，鬼子还真摸过来了，那还等什么，跟着19路军一起打吧。

此外，还有警察大队的2个中队。警察管的是城市秩序，宪兵管的是军队秩序，打仗自然没有野战部队在行，不过只要手里有枪，多少都能派上点用场。这么一加，就有了1700人。

1700个军警，打人家2000陆战队，如果摆到正儿八经的战场上去，那是必定吃亏无疑的。幸好这里打的是巷战，你就是人再多，一个巷子里能挤多少人？何况盐泽为了便于进攻，早就把他的人分成了三路，每路500人。所以不能看总量，要看局部。我们有1700人就够了。

甚至还有富余。张若嵩把人马调配出去后，又额外留了3个连作为预备队。

但是等到正式交火时，才发现比较难打。

日本海军陆战队并非弱旅，一般而言，陆战队员的军事素质甚至还要好过普通的野战步兵。

他们枪法准，打起仗来也很凶狠。

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强力装备进行前导掩护，那就是坦克车。

这种坦克车是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型号为维克斯M-25轮式坦克。外表看起来跟个大甲虫差不多，其顶部装有圆形炮塔，有两挺重机枪可回旋扫射。

尖端武器来了。

此前，19路军经历的主要是北伐和中原大战这些国内战争。坦克这种东东，很多人看都没看见过（称之为“铁牛”)，更不用说知道怎么防御了。

三路日军都有2到3辆坦克车在前面开路，19路军在路口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冲毁，而张若嵩团也很快就伤亡了三分之一。

日军一度冲入防线，形势十分危急。

张若嵩赶紧把预备队调上来，一阵猛打猛冲，这才恢复阵地，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盐泽认为第一次没得手，可能是人还不够多的缘故，因此在组织第二次攻击时，又加上来1700人。

坦克仍然开在前面，嚣张得要命。

一个人来到前线，靠前指挥。

“一二八”会战中最著名的战将、156旅旅长翁照垣来了。

就个性而言，翁照垣是一个很有些冒险精神的人。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要到法国去学开飞机。

但是飞机毕竟不是汽车，飞行执照也不同于汽车执照，其间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当时的飞机还是个新生事物，无论是驾驶技术还是飞机本身的性能，都算不上成熟，报刊上经常有开着开着就起火燃烧乃至坠毁的新闻报道出来。别说中国人，就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也没几个敢染指这种高难技术的。

“飞行发烧友”翁照垣不但有这个胆量，还做得相当出色，到后来，甚至能独自一个人驾驶飞机了。

要问飞行员最怕什么，十有八九都会说，那就是飞着飞着，机身出机械故障。

因为那是在空中，不是在地面，没法立即抢修。这种情况下，什么资深、技术都没用，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跳伞。

至于飞机，那就没法再管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很不幸，翁兄也遇到了这类倒霉事。

他也想跳伞，可是发现不能跳。因为飞机下面有民宅，他这么纵身一跳不要紧，失去控制的飞机可就只能往法国老百姓的房子里面钻了。

当然了，如果真的跳了伞，也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进行指责——飞机眼看就要完蛋，飞行员当然不能跟着一起去陪葬，这是常理常规，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千钧一发之际，翁照垣做出了一个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选择：冒险迫降。

幸运的是，老天照顾勇士和义人。飞机迫降成功了。

得知这一消息，法国人泪飞顿作倾盆雨。感动啊。

他们把翁照垣称作为“一个勇敢的中国人”。

现在，这个“勇敢的中国人”像学开飞机那样，开始捉摸怎样才能攻破眼前的“铁牛”。

经过第一轮较量，大家已从最初的惊疑中清醒过来。很多人都看出了“铁牛”的毛病：这是一种轮式坦克车，下面不是履带，而是轮子。

轮子就是它的弱点。

中国军队虽然第一次看见坦克车，但汽车还是有人见过的。打有轮子的坦克车，方法应该跟打汽车差不多。

翁照垣把一些身手敏捷的广仔挑出来，组成了敢死队，埋伏在马路两旁的商店内。

日军坦克开得兴起，丝毫没有察觉这些变化，而是继续向前隆隆推进。

商店，过了。子弹，来了。

坦克车一开过去，藏在商店内的敢死队突然杀出，一下子截断了步兵和坦克车的联系。

说实在的，人呆在坦克内并不好受。有座钢板罩在外面固然是觉得安全了，可视野小了，周围的情况很难看得清楚。

坦克车开着开着，忽然发觉不对劲，怎么只有前面打枪扔手榴弹，后面听不到动静？

往后一看，不得了，跟屁虫们已经被枪弹隔开了，想跟也跟不上来。

这还了得。赶紧往后转，要去帮兄弟们一把。

可是上海的路面实在太窄了（现在很多街道似乎也是如此），“砰”地一声就和旁边的坦克撞在了一起。

这下好，大家卡成一堆，都走不了了。

交通事故出的实在不是时候。因为中国警察不但不会帮着指挥交通，还要痛打落水狗。

打坦克车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可着劲炸它的轮子。

七八颗手榴弹一捆，扎成集束状，然后扔到坦克下面去。

只听轰的一声，成了。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坦克车一动不动地瘫在那里，虽然炮塔上的机枪还可以扫射，但车身已经不能动了，实际成了一残疾人。

19路军再也不怵坦克车了。

手里有什么就都往车上招呼吧。

遇到枪林弹雨，车子外面的日本兵还可以趴下身子躲避，动弹不得的坦克车就只好站着硬挨了。

渐渐地，中国兵发现不光轮子可以炸，就连坦克的车身也不是什么金刚不坏之体。如果运气好，位置准的话，用捷克式机枪照样能在车上钻个窟窿。

按理，坦克车皮要是厚一点，除非专业的穿甲弹，一般子弹是比较难打穿的。

问题是这种英制坦克的皮不仅不厚，还很薄。

薄到什么程度？

铁甲厚度不超过6毫米。

你还不能怪英国佬偷工减料。人家这种坦克车本来就是用来在城市里搞搞巡逻，防防暴乱的，给警察用正好，要是拿到正规战场上来，不歇菜才怪。

可能是当初大鼻子洋人做广告时随意扩大了效用范围，这才让小日本花了大钱，吃了大亏。

如此说来，违规广告真是要不得啊。

就算最次的步枪，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坦克车是打不进去，但打在上面的子弹却可以反弹。

有的日军陆战队员倒是跟上来了，挤在坦克车旁边或后面还以为很安全，压根没想到从车体上反弹出来的子弹也会伤到自己。

两个小时后，盐泽发现不对劲。坦克车风光不再，进攻也没有了开始的好势头。可是他手上已无多余兵力可用于增援，只好改弦更张，变三路进攻为两路进攻，从撤出的一路上调出兵力，转到另外两路上来。

这次日军又找到了一个新方法，他们爬到附近的楼房上去，架起机枪对着中国守军的阵地猛扫。

遭此暗算，19路军损失较大，一些阵地开始失守。

这个时候就看各自的机灵劲了。日军会居高临下占便宜，19路军也学了这一招。他们同样登上楼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照样用机枪和手榴弹招呼对方。

盐泽发动的第二次进攻又失败了。

在进入闸北之前，盐泽本来是吹过老牛的，他还“预言”，一旦战争发生，“四小时即可了事”。但两个回合之后，四小时早就过了，还是了不了事。

无奈之下，盐泽只好呼叫飞机助阵。

就在昨晚发动进攻之前，航母上的飞行员们还曾向他请战，那时他却觉得非常可笑。

海军陆战队四小时能解决的事情，还用得着你们空军来帮忙吗？快回去睡觉吧，等你们一觉醒来，只管听好消息就行了。

现在好消息是听不到了，祈求海军航空兵给他创造奇迹倒更为现实。

此时，“能登吕号”航空母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舰上共有水上飞机6架（有说是8架）。

盐泽一声令下，轰炸机呼啸而出，直飞闸北上空。

但日机却发现无法对19路军的工事造成致命杀伤。

主要是这些壁垒工事目标不大，又大多与日军阵地相隔不远，稍不小心，就可能误炸到自己人。

飞行员毫无办法，可是又在司令官那里吹了牛，不好再把炸弹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就闭着眼睛往闸北居民区一丢了事。

虽然军事设施未有大的损失，但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倒了霉不说，还导致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被炸，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遭毁，馆内珍藏的宋元版书籍10多万册尽数焚灭，堪称故国文化之一大浩劫。

经过这轮轰炸，在后方指挥的蔡廷锴等人都认为，日军肯定还要再发起一次攻击，遂告知一线的翁照恒做好迎敌准备。

翁照恒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我看到有资料说是术科第一名，但未专门查证过），又在法国学过开飞机，对日军的这种地空配合的典型战法当然并不陌生。他立即把第5团（丁荣光团）调上来，同时在主要路口配置了迫击炮。

果不其然，在飞机扔完炸弹后，盐泽很快部署了第三次进攻。

这次盐泽采取了正面以坦克车先导前进，背后以乘火车包抄的办法，一度攻占了上海北站。

可是又丢了。

经过前两次交锋，19路军已具备了足够的对付坦克和日军的经验，管你怎么来势汹汹，只需牵住牛鼻子：用手榴弹炸坦克。

引路的坦克车一瘫掉，后面跟着的鬼子兵就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了，结果乱哄哄的自乱阵脚。

19路军乘势发起反击，一直将日军逼退到四川北路北段。

一直在19路军后面呐喊助威，端茶送水的上海人激动不已，当即集体捐款，向作战最勇的张若嵩团官兵每人赠送了一套黄呢军服。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日历翻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

早上一爬起来，老蒋就得到报告，中日军队已经开始交火了。这让他有些目瞪口呆，不是条件都答应了吗，怎么还要不依不饶（“何乃至午夜又冲突”）。

这些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我百般迁就，怎么还得寸进尺了（“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

他由此得出结论，看来日本人这次想法挺大，恐怕是要继侵夺东三省之后，又要动东南这一片的心思了（“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

怎么办呢？

事到如今，只好打了（“惟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

他赶紧找人开会，研究上海及长江沿岸的防卫问题。

在当天下午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政策，以替代原来的“不抵抗”。

这个外交策略的提出，并非老蒋一时的心血来潮。他是动了很多脑筋，花了一番心思想出来的。

当年老蒋嚷嚷着要“北上抗日”，周围的人表面上都来劝阻，可是又没几个真心要帮他保“帝位”的，令他又沮丧又伤心。

后来他找被其视为亲信的朱培德掏心窝子。

朱培德很“体贴”地对他说，外面的人哪知道您的苦衷啊，如果现在要抗日，我们就两条路可走，要么准备战败，要么先谈和，以后再“徐图报仇”。

这话让一直被外界批为“不抵抗”的老蒋很受用：你说的简直太对了。

可我为什么明知会战败还一个劲地要往北去呢？

老蒋坦白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北上，打败了，国家倒霉，我却光荣了，如果谈和，国家可保暂时没事，可我没准就得声败名裂（“战败则以全国殉职余一人之历史，先和则以余一人之历史为全国而牺牲”）。

除了下野，名声对于老蒋来说也是顶要紧的。

其实这两个东西又相辅相承，要巩固“帝位”，没有朝野声誉可不行，哪怕是真的下来了，只要后者还在，迟早有一天还可以东山再起。这个道理，老蒋比谁都懂。

所以，如果能够不让我下野，我情愿到北边去“抗”那么一下。

重新上台后，老蒋把准了朝中大部分文武百官的脉。

别看他们嘴里“抗日”叫得挺起劲，其实只要不是把抗日拿来当虎皮用的，骨子里都怕打仗，要不然，我当初提出来要北上抗日，他们也不会急成那个样子了。

对于“不抵抗”政策，这些人其实是能接受的。但是社会舆论应付不了，党内外的政敌也会纠缠不清，到时候一定又会拿来整治自己。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拿一个人来挡挡枪眼。

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没有枪杆子，得靠老蒋支持，才能当好“行政院长”，而这个院长也不是白当的。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我抵抗，你交涉，受表扬的事我上，挨批评的活你来。

算盘打得真精，快连过去的阎老西都自愧不如了。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政策一直持续到了抗战全面爆发，而在“一二八”会战期间，这一政策具体明确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

负责“积极抵抗”的老蒋拿出初步方案：19路军守上海，87、88师两个近卫师守南京，把19路军原担负南京及周边卫戍任务的另外2个师置换出来，抽调到上海参加作战。

负责“预备交涉”的老汪则确定把国民政府迁到洛阳去办公，同时由外交部照会各国，希望能够帮着做做工作，让日本人住手。

中日交火，公共租界区的英美各国的领事馆也好受不了。

上海不是东三省。后者天高皇帝远，英美老外也没打算在那里开公司搞投资，所以可以弃之不管。但上海不同，坛坛罐罐可都在这里。两边打来打去，子弹又不长眼，一不小心就可能飞到自己身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所以这次他们用不着谁请，心急火燎地就去找盐泽了。

当着日本人的面，英美都表了态。

英国：我不允许你以后再拿公共租界做打仗的基地，万一中国人的枪炮追过来，大家都得跟着遭殃。

美国：过火了过火了啊，中国政府不是已经答应那些条件了吗，就算他得罪过你，你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见好就收吧。

盐泽连攻三次，打到天亮都没能把闸北拿下来，一时间进退两难。英美正好来居中调停，便赶紧做了个顺水人情，同意从29日晚上开始，双方停战3天。

谈到如何停战，英国建议中日军队同时从交战地区撤退，然后由中立国军队进驻，阻止双方发生接触。

盐泽场上没占什么便宜，场下却还死要面子，硬是摆出一副高傲的神态，对英国人的热情不理不踩。

你一说退我就退，那我算什么啊？

第一次调停失败。

海军在上海滩做冒险家，日本政府这时候又在干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得承认，犬养内阁本身是不想在欧美大佬云集的上海滩玩火的。在中日双方情绪对立时，首相犬养毅还特地让驻华公使重光葵赴上海进行调解。

可惜这回犬老要力不从心了。

海军正与陆军争风吃醋，巴不得自己也弄出一个“九一八”出来给天皇看看。内阁和首相算老几？根本就不听你的。

犬养毅没法子，只好去找天皇汇报，希望这位全日本的偶像能对海军施加影响。

裕仁皇帝从本质上说其实也是一个标准的好战分子，野心很大。当年他的老师就是从军队里退下来的“军神”乃木希典，这老东西教出来的弟子，自然对“拓展疆土”、“扬威海外”这一套情有独钟。

只不过裕仁又是一个很滑头的家伙。一般情况下，他不轻易表明他的真实态度，只不过像玩木偶一样，交替着把军部和内阁拎来提去，以保证他个人的影响力，最后唯我独尊。

军队要利用他，所以卖力宣扬统帅权，他也趁机利用了一把军队，把什么皇族兄弟，七大姑八大姨，都塞进了军队高层。

“九一八”之后，裕仁对他的“皇军”必定能战胜支那军早已不担心了，所以对犬老的意见兴趣不大，没怎么搭理。

另外据说这位天皇当时的心思也并不在国家大事上，却在为他的偌大家业无人继承而烦恼。

裕仁做梦都想抱个儿子回来。偏偏他的老婆很不争气，一连生了四胎，都是招弟型的。

作为皇帝的裕仁从来没设想过自己的下一代会是女皇，所以他很着急，整天思考的都是如何生儿子的事。

上海？就让军队自己折腾去吧。

这么折腾着，事情就弄大了。

照例，擦屁股的事，又是内阁来做。

29日当天，犬养内阁就“上海事件”发表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日本政府除把老调拿出来弹了一弹外，为证明自己有理，又把中国媒体对天皇“大不敬”问题重新拎出来抖搂了一下。

因为这一年年初，裕仁天皇在阅兵时，遭到过朝鲜人的剌杀（即东京樱田门事件）。

说起来，这朝鲜人搞剌杀真是很有些天赋和水准的，就连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都是死在他们手上。

这次是扔炸弹，虽然没炸到裕仁，但也使他受惊不小（不知道是不是影响了生儿子）。

由于消息很抓人眼球，因此中外报纸几乎都予以了转载，上海的《民国日报》也不例外。

登就登吧，谁也没规定只能登好消息不能登坏消息。问题是这家报纸登完了消息，又在后面添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把日本人给气坏了——

虽然没打中（裕仁），不过也快了（“虽不中，不远矣！”）。

这不分明是在诅咒我们天皇陛下吗？！

站在公正角度，严格地说，这句话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厚道，所以引起了国际纠纷。

不过这件事其实早就解决了，在答复“四项条件”之前，上海市政府已将《民国日报》社暂时封闭。

现在再拿它来说事，实在是没话找话说。

走出迷局

东北还没解决好，上海又出事了，不得不提醒一下国联：你们办事的效率高一点好不好。

在这方面，急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时刻担心炮火会打到租界门口的英美各国。

在国联专门为“一二八”事变召开的理事会上，英国代表拍着桌子大叫，说要是任远东形势这么发展下去，国联干脆就别干了，不如一边歇着去，由我们英美来直接处理算了。

是啊，国联究竟都在捣鼓些什么呢，人中国代表施肇基可都辞职两个月了。

施肇基的辞职，让南京国民政府一下子陷入了人才恐慌。

王正廷、施肇基都是南方政府培养出来的外交人才，他们一走，这方面就没人了。

但活还是要有人干，而且干活的人还不能比上面这二位水平差。这就比较难办了。像王正廷、施肇基这些人，都是外交界一等一的高手，一时半会到哪里去找比他们还强的？

人，还是有的，只要换一换思路。

南方没人了，那就到北方去找。

被逼得恨不能上房揭瓦的南京政府豁然开朗，想起早已倒台的北洋政府还有一些能人没用。

第一个想起来的，自然是在巴黎和会上出尽风头的顾维钧。

赶快起用，先是出任外交部长，旋又入驻国联调查团任中国顾问。

令人意外的是，最重要的国联代表职位却没有留给他。

因为另一个人也许比他更合适。

颜惠庆，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

他以外交起家，最后曾一度做到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在个人履历上可以说与外交奇才顾维钧并驾齐驱。

在我看来，施肇基的中途退出算得上是中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一个重大损失（包括王正廷也是如此）。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临危受命的北方外交奇才们不仅迅速填补了这一真空，而且随着颜惠庆的到来，还将注定开创中国外交史上的另一段不朽传奇。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不凡的人。

首先当然是在业务能力上无可挑剔。

与外语超烂的芳泽相比，颜惠庆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极溜，且所有发言稿都是自己构思，并亲自用打字机打出来（他的助手有福了）。

当然，这些顾维钧、施肇基们也能做到。如果仅有这点本事，那就不叫颜惠庆了。

别忘了，他可在政府里混过，还做过一把手。

虽然时间很短，可你得知道北洋政府是武人当道，在彼时的内阁里混碗饭吃也不容易，里面的人可以说一个比一个滑头，一个比一个会机灵。

能有这样的成就，可以算修炼得道了。

得道的前政府总理在当上国联代表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他与前任不一样的地方。

在国联打交道，除了公开场合能言会道外，私下拉关系也很重要。一般人就是弄个包厢，请请老大帝国的代表团成员或者国联要员，这个叫做重点突破。还有财大气粗的，索性把整个饭店都包下来，能请的一家伙都请到，这个叫做全面撒网。

前者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中小国家知道了没准就要拆你的台，后者是花了大钱，其效果也可能就是收收名片，大家吃完了一抹嘴，第二天脸跟名字还是对不上号。

颜惠庆的做法与众不同。

他做的比全面撒网还要过分。

请客，而且全部请。

人家一般只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至多再拉一个副代表。

他是连秘书助手带工作人员全发请柬，一个不落。

当时的国联在规模上虽然比不了现在的联合国，但也有44个会员国（后来增加到63个）。我算了一下，扣除中日两国（日本是敌对国，自动排除在外），以每个代表团至少6人计，也有264人。另外国联衙门里还有一帮子千万不能漏掉呢。

把这么多人请去饭店嘬一顿，我估计中国代表团就是把回国的路费都垫上也不够。

可这只是你的想法，因为颜惠庆根本就没打算请兄弟们上馆子。别说馆子，连街上的大排档他都没舍得。

中国代表团有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厨师，中饭晚饭都要做一桌工作餐。颜惠庆一想，反正桌子大（外国的餐桌比较大），六个人是吃，十几个人也是吃，干脆，别浪费了，把外国朋友都喊上吧。

其实，咱们也不要把各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想得太庸俗了，人家也是在五湖四海混的，见过世面，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再好的饭店，对于他们来说，跟赴个婚宴没什么区别，那菜都吃得没味道了。

嘴里太油腥了，得换换口味啊。

那就尝尝中国地道的家常菜吧。

提起故国国粹，别的不敢乱吹，就是这个做菜水平那确实是没人能比的。粤系湘系淮扬系，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厨师傅能分出这么多流派的。

跟咱们比，老外做出来的那也叫菜？

来宾来了一尝，果然有滋味，有嚼头，这次吃了下次还想吃。

中国菜，very good。

对于各国代表团和国联的这些人来说，中国人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们当朋友对待的表示，既亲切又上档次。

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离。

后来老美也学会了，用的最频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总统小布什，经常把人带到他的那个什么农场去吃饭。虽然吃得也并不咋样，可去的人没一个不引以为豪且沾沾自喜——总统家里我都进去过，倍有面子！

吃饭的时候，颜惠庆也没闲着。他问这问那，了解代表团和国联的态度，顺势套出了很多正式场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难获知的情报。

又交了朋友，又打听了消息，这顿饭就算没白请。

到日内瓦一个多月，颜惠庆以每天请一个团的速度，把该请的都请到了，该混熟的都混熟了。

现在，他成了国联和各国代表团（除日本以外）的新“老朋友”。

对于一般代表团不太重视的记者，颜惠庆也没放过。这次他连工作餐也没请，就是从代表团抽了两个人（写稿念稿他一人就能搞定，工作人员富裕），在驻地成立一个新闻处，通过新闻处给记者们主动爆料。

颜惠庆做过外交部长，他知道记者最需要什么。

他们要写稿子，所以要料。给料比请他们吃饭还灵。当然这些料都是有利于中国，帮中国人说话的。

这一年，颜惠庆55岁。

对于一个成熟的外交家来说，正是一个可以宏图大展的黄金年龄。

一听到“一二八”事变的消息，他立即要求国联理事会将中日争端问题提交大会讨论。

之所以要求国联大会讨论，是因为颜惠庆发现，自己的前任曾经走进过一个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这就是国联的那条雷死人不偿命的“一致通过”原则。

不管是援引国际盟约哪一条，也不管这一条对中国一方多么有利，只要日本在其中投反对票，决议就无效！

要是把上海争端再交由国联理事会讨论，结果可能一模一样：其它国都要求日本撤兵，只有日本一国不答应。

跟没说差不多。

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办法，绕开这个迷宫。

黑暗中的颜惠庆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希望看到光明。

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利弊权衡，终于，他站了起来，拿起笔，在《国际盟约》的一则条款下方轻轻划了一道线。

他坚信，这则条款将是帮助中国走出死胡同的金钥匙。

《国际盟约》第15条规定：“任何案件移送大会后，除相争之各国外，大会报告书与行政院之报告具有同等效力。”

要害就在于“除相争之各国外”这七个字上面。

在这场争端中，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这就意味着，日本再也无法阻止国联大会“报告书”的通过。按照颜惠庆的估计，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报告书”将会延续理事会的态度，要求双方停战。也就是说，日本即使在上海战场上占有明显优势，在国联大会的干涉下，它也不得不住手。

中国代表颜惠庆的提议，受到国联理事会的重视，并进入正式的讨论和审议过程。

与此同时，筹备多时的国联调查团也已成立。

由于这支国联调查团以英国委员维克特?李顿爵士为首，所以历史上又称为李顿调查团。

李顿调查团本拟直接前往东北，但“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使他们临时把行程转向了上海。

在上海，以停战作为烟幕弹的日本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

吴淞炮台

接到进攻闸北未果的报告后，军令部很觉意外，同时也倍受打击。

其时的军令部长是博恭王。

必须注释如下：“博恭”是名字，“王”跟“亲王”类似，但是比亲王要差，说明他是裕仁天皇的远亲，不是近亲。

如果闸北拿下了，博恭就有资本在天皇面前显摆一下了——

就算是远亲，咱也是实在亲戚，同样能像陆军那样，帮陛下您撑起一片天。

可是偏偏僵在那里了，你说有多晦气。

都是这个盐泽无能，撤了他，换一个更好的。

在陆相荒木贞夫召集海陆军头领开会时，博恭表示他将派野村吉三郎中将任上海方面最高指挥官，并由野村率领由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3舰队赴沪增援。

荒木满意地点点头，又转过头看着参谋总长，问他那里可以出多少人。

这时候的参谋本部的头头已经换了，不再是那个金谷范三大将。

因为金谷参谋长被认为在对华作战上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特别是在关东军进攻东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雄图大略”，不仅帮不上忙，还拖了后腿，所以早已于去年年底被撤换了。

现在的参谋总长是载仁亲王。与博恭比起来，载仁的身份和地位就要显赫多了，不仅是亲王，还是裕仁天皇一族的——你没见名字后面也拖着一个“仁”吗。

见陆相问起，载仁倒也落落大方，没再翻先前海军在东北不搭理陆军的陈年旧帐，一口答应可以派兵，而且派好兵——第9师团（金泽师团）和混成第24旅团（久留米混成旅团）。

荒木一一记录下来，随后经内阁会议研究（其实就是过一过程序），上奏裕仁天皇待批。

事后，军令部长博恭却左想右想不对头。

洪洞县里无好人。陆军那帮粗鲁的家伙会对海军这么好吗？不可能，一定是包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祸心。

想了好久，他忽然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敢情这帮小子是要到我们海军的地盘上来分一杯羹！

真是太过分了。让你派兵是给你面子，还想喧宾得主，做你的春梦去吧。

他马上去找载仁亲王。

咱们先得把话说清楚再出兵。

第9师团就不用派了。上海巴掌块地方，派这么多部队去，还嫌剌激英美“鬼畜”（日本人背地里对西洋老外的叫法，相当于我们称日本人为“鬼子”）不够是不是。

你只要把那个混成第24旅团派给我就行。

对了，还忘了提醒一句：来了以后得由我们海军指挥，怎么用，如何打，要听我们的。

载仁一听，脸马上仰了起来，只给博恭看下巴。

调一个旅团给海军指挥？你把陆军都当傻瓜了吧。

我们陆军作战，从来都是根据战场形势和需要来派兵的，用不着别人来指手划脚，而且增兵方案，天皇都快批下来了，你这时候还要改来改去，究竟是何居心？

话不投机，博恭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博恭一走，载仁就传下命令：原拟增援的混成第24旅团就地待命。

你不是想把我的旅团拿去免费用吗，就不给你！

博恭梗着脖子回到军令部，脸色铁青。

还不信了，没了你张屠户，我就只能吃带毛猪？非得做点样子让你们看看海军的素质和能力有多高。

说好是停战3天，实际上到3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还在进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31日，上海再开停战会议。

上次英国人出面，被日本驳了面子，心里很不好受。这次它和美国又拉来了法国、意大利，凑成四个国家，人多力量大，想造出一些声势来。

四国分别照会中日谈判代表，提出调停建议。

引人注目的是，这次调停增加了两个新的内容。

中国外交部表示可以接受，但代表日本一方的盐泽却心情复杂。

这两天的遭遇已经让这个原来不知天高地厚的海军少将悔不当初。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还是靠他自己，在上海无论如何是没法“了事”的。可是他也不敢贸然接受调解，因为当初祸是他闯的，这么灰头土脸的收场，回国后不光是掉乌纱帽的问题，那是要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

他表示，调停建议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他的权限范围，必须请示后方能定夺。

球踢到了东京。

日本外务省立即注意到了调停建议上的那两条新内容。

一条是设立中立区，由中立国军警驻防。这实际上是对第一次英国调停建议中“中日军队从交战地区撤退”的补充。

可以同意。

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另外一条——

“根据12月9日国联议决案之精神”，由中立国协助，（对上海事件）进行商议解决。

国联12月9日议决，是在日军攻下锦州前做出的。其内容跟东北息息相关，又是要日军尽快从东北撤兵，又是要向当地派调查团。

一提这个东西，日本人就像屁股被针扎到了一样，马上跳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这是含沙射影，夹枪带棒地在骂人呢。

这帮“鬼畜”，还跟我们谈什么满洲，满洲的事是你们能插得了嘴的吗？想把上海和满洲放一起，免谈！

外务省复电上海，拒绝了英美的调停建议。第二次调停遂告失败。

在新的指挥官没有到任之前，败军之将盐泽自然还得继续站好最后一班岗。

除闸北外，他开始把进攻重点集中于吴淞要塞。

吴淞口是长江和黄浦江交汇的地方。守住这里，就等于扼住了敌方登陆作战的一个重要咽喉，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水师提督陈化成就是在吴淞口古炮台跟英国舰队死拼的。那一战也是打得惊心动魄，最后连同陈老爷子在内，整座炮台都给牺牲掉了。

现在的炮台是清末重建的，然而相同的历史是否还将在这里重新演绎？

吴淞口要塞司令邓振铨怕了。

他怕死。

查一查履历档案，这个邓振铨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竟然还是同事，在黄埔军校训练部担任过中校副官。想来那时候这兄弟也许还算是有理想有抱负，可惜后来进了大上海，就成了老蒋常说的“黄埔革命意志颓丧”的典型代表，热衷于去城里泡吧，连炮台都很少去光顾一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当晚，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就向吴淞要塞下达了如遇进攻坚决抵抗的命令。

邓司令一看脸就白了。作为一个曾经的黄埔教官，他很清楚这份命令的含义。

完了，以后别说泡吧，连性命都可能保不住了。

他赶紧跑到警备司令部，跟戴戟念苦经，言下之意，吴淞口炮台还是上个朝代留辫子的那帮人留下来的小娘货，那质量不是一般的差劲，怎么能挡得住日本人。

为了让戴戟相信自己不是信口胡说，他还当着面卖弄了一通“技术术语”，说炮台上缺这个那个配件，根本没法用。

戴戟可没这么好糊弄，告诉他，缺少配件不要紧，不管是现买还是再造，他可以负责联系提供。

碰上这样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领导，邓振铨也真是没脾气了，只好索性坦白，当面请求辞职。

大敌当前说要辞职，等于是临阵脱逃。戴戟心里自然是又鄙夷又气愤，但却不便立即发作，于是表示邓的辞职申请可以考虑，但在没批准之前，在职一日就必须尽到军人的天职。

那就是说你暂时还得在炮台那里给我待着。

第二天，闸北就打了起来。

邓振铨急疯了，他知道吴淞炮台迟早也会成为战场，再不跑就真的要把小命扔在这里了。

正常渠道行不通，那就托关系走后门。

他托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果然就走后门溜掉了，不能不让人感叹国民党的关系网真是什么都罩得住。

78师副师长谭启秀继任要塞司令。在他没到任之前，要塞司令部参谋长滕久寿暂时负责要塞防务。

滕久寿是贵州人，云贵一体，和邓振铨也算是老乡，而且邓振铨对他还有知遇之恩，当初来到上海并到要塞当差，就出自于后者的鼎力相助。

作为参谋长，滕久寿当然知道炮台的家底，但他更明白作为军人的责任和归宿。

也罢，倘若这里需要牺牲，就让我来吧。

在闸北战斗打得难分难解时，吴淞要塞却一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但滕久寿和他那个脚底抹油的上级一样，都知道这只是大战前的暂时宁静。

在闸北指挥的翁照垣旅长曾打来电话，希望炮台能使用火炮进行支援。滕参谋长命令炮台向虹口方向发炮，但试射了几炮之后，发现射程无法够着，只得作罢。

邓振铨的怕死还是基于一定物质基础的，那就是：这个老掉牙的炮台确实是小娘货。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3日。

日军集中火力，对炮台进行不间断轰击。

依炮兵的角度来看，吴淞要塞的防守近乎于被屠杀。

这座可怜的露天老炮台既无法防空，又不能远射，大部分时间只能被动地承受日机和日舰的狂轰滥炸。

第二天，滕久寿参谋长在身受重创的情况下仍不肯轻下火线，最后在指挥岗位上以身殉国。

终于无愧于军人这一特定称谓。

他的命运和很多年前的那位陈姓老前辈一模一样——与炮台共存亡。

即使明知大难无法避免，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真正的船长也不会下船，他只会选择和自己的航船一同沉没。

因为这就是他的责任。

当新任吴淞要塞司令谭启秀登上炮台时，他面对的是这样一番景象：整座炮台一片狼籍，几无法立足。炮台上的火炮大部受损，整体已陷于瘫痪。

指挥官都战死当场，损失之惨重可想而知。

谭副师长虽然一直指挥步兵，但在军校里学的却是炮科，所以对炮并不陌生，也不算外行。

他立即让人清理炮台，发现尚有一些劫后余生的火炮可用。让他感兴趣的是，其中竟然有几门是大口径海岸炮。

最大口径305毫米。

德国克虏伯公司产品，1880年制。

这在当年可是标标准准的高精尖武器，威力大得很。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看上去还是威风不减，老而弥坚。

毕竟是德国货啊，质量那是真没得说。

力道是有，就是射程不够远，不过这还得看你怎么用。

谭启秀把炮台上剩下来的炮兵集中起来，不是号召他们和自己一起拼命，而是让他们就地隐蔽，同时交代一个任务：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硕果仅存的几门炮伪装好、保护好。

咱们现在手上就这几个宝贝了，以后还得派大用场。

谭启秀坚守要塞，依靠的是清一色步兵——翁照垣带来的丁荣光团。

真如空战

一直以来，天空都是日机的天下。

它们横冲直撞，肆无忌惮，想炸谁就炸谁，想轰谁就轰谁。

不要说军用目标，无数民宅、百姓、价值连城的珍贵图书……

跟丫拼了。

中国空军马上就要上场了。

地点：上海真如机场。

这里停靠着南京中央航空队的20多架飞机。

当时南京政府航空署的草头班子没搭多长时间，所谓中央空军才刚刚从空架子里面走出来。

飞机有一些，都是从早先的北洋军阀那里接收过来的。种类型号五花八门，德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一应俱全，称得上是中国式的“八国联军”。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性能很差，跟日本战斗机没法比。

人呢，比飞机还难找。

那会像翁照垣这样的猛男实在是凤毛麟角，一般人看都没看到过飞机，就更别说敢开不敢开了，而且飞行员的要求也高，不是说是个人都能上去凑个数的。

为了解决人才问题，跟黄埔军校一样，广州革命政府在北伐前后也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开办了航校，但飞行毕竟是个复杂的技术活，不能像黄埔生那样，上了一半课，提了支枪就去打仗。那得慢慢来。

可飞机总得有人开啊。这任务就落到了归国华侨身上。在航校学生没毕业之前，这些人就暂时挑起了担子。

按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当时的想法，他们都是中国空军仅有的一点种子，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轻易牺牲掉的。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飞行员们报国心切，但却一直未被允许轻易与日机作战。

不需要你允许，日机们主动来了。

沪宁线上的真如车站是19路军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又是中方输送兵员和给养的重要枢纽，日军不在这里多炸两把自然很不过瘾。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5日，终于爆发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空战。

当天上午，日本轰炸机群飞临真如上空，同时有从“凤翔”号航空母舰上飞起的舰载攻击机5架（有说3架）左右护航。

空防警报长鸣。出击。

中央航空队9架“八国联军”腾空而起，如鹰之展翼，向日机俯冲杀来。

双方的战斗机立刻缠斗在了一起。

早期中国飞行员们的空战技术谈不上有多么高超，经验更等同于零（打内战就他们自己在天上飞，只要记得往下面扔个炸弹就可以了），但战斗热情都很高涨。

比如这位——印度华侨朱达先。

他原先据说是在印度闹过革命的（不知道与甘地熟不熟），后来英国人要抓他，风声紧，就跑到革命的老根据地广州来了。

他先在广东航校过渡了一下（资格证总是要的），然后便分到了中央航空队。

空战开始后，这位兄弟开着自己的英制林柯克单座战斗机就上去了（别的机一般都是双座的），表现还很是兴奋，左砍右劈，浑然忘我。

打着打着，机身上中了好些弹，腿也被打折了，只好开着战斗机又返回机场。

英制林柯克战斗机是中央航空队中唯一能跟日式战斗机的性能靠近一些的机型，所以一下来就被另一个飞行员“抢”过去了。

这个飞行员叫黄毓沛，美国华侨，飞行分队队长。

飞行队的好飞机不多，大家都想用，是只能用一个“抢”字。

但也许是战况过于紧急，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那就是：这是一台中了弹的战机。

按照飞行规定，所有中弹战机在返航后都不能立即升空，必须首先进行检查。

由于操纵系统骤然失灵，该机未能投入战斗就不幸坠毁。

这次空战时间很短，日机一架受伤，中方飞行员一死两伤，损失飞机一架，中方看起来还更吃亏一点，所以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勉强合格。

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是装备还是技术，都显得过于稚嫩，而航空署的头头脑脑们对打空战也没多少信心，因此真如空战结束后，空军基本上处于防御状态，只求自保，没有多少制空权可言。

但他们在关键时候亮的这把剑，事后还是得到了国内舆论的高度评价。

这与海军的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淞沪之战打到中间阶段的时候，19路军已经面临着弹药馈乏的难题，他们了解到海军在上海的仓库里储存着一批大炮、弹药和钢板，就提出来能不能借用一下。

可是海军不给。

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说他没接到上峰指示，因此不能动。

那么他的上峰是什么意思呢。

海军部长陈绍宽说，我们海军买的军火都是有案可查的，有没有你们说的那些大炮啊，弹药啊，我得去查一下。不过话要讲在前头，就算是有，我也不能私下借出去（“即使有之，亦不得私相授受”）。

听到这话，不仅19路军气得要命，上海各界也口诛笔伐，都说海军既怯懦又吝啬，自己不抗日，还舍不得把武器借给别人抗日。

因为整个“一二八”会战，海军就没现过身。

让海军情绪如此消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不给钱添军备。

其实也怪不得政府，因为民国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打内战，海军并非主要作战兵种，偏偏这个兵种又特别耗钱，你那里搞一个巡洋舰，我这里就至少可以维持一个陆军师了。

人都是站在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话，站在海军的立场上，他们决不会说海军见效慢，而且费钱——不就那么一点小钱吗，你们眼睛瞪那么大干吗？

中央海军的核心是陈绍宽带来的闽系海军。他们大多是福建人，留过洋，出过国，对英国皇家海军特别崇拜。回来以后，在国人面前也改不了英国绅士的派头，到哪里都操一口倍有面子的伦敦腔，开口闭口都是：兄弟在国外的时候……嗨，说了你们也不懂。

海军的装备标准，他们就是依据着英国来的：你看他们有什么什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呢？

在中原大战的编遣会议上，陈绍宽提了一个在他看来已经是“最低限度”的造船计划：包括一艘航母在内，一年造10艘船。

要用多少钱呢？

6950万！

一众人等都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滚下去。

可是陈部长还说“为数甚微”，国家拨这点钱肯定没问题的（“似尚不难筹付”）。

照这个样子，就得专门办个工厂给海军印钱了。

老蒋开始还没怎么太吃惊，说要不这样吧，10艘太多了，就造1艘吧，1艘航母。

回去后找人一算帐，吓了一大跳。

先别说国内根本没有造航母的技术，就算朝老外买，托了关系，打了折扣，每艘的代价也至少在2000万以上！

再深究下去，航母所需要的燃料、配件都无法自产，无一不需要进口，每年光维护费用也在千万以上。这不是一座无底洞吗，莫非全国人民都不吃不喝来养它？

计划确实很好，但暂不能实行，编遣会议通不过。

连艘航母都舍不得给我买，那还怎么干法？！

陈绍宽和陈季良当即双双提出辞职。

不干了，跟大家说声sorry，我们要回家。

老蒋一听就急了，赶紧拉住他俩，搜肠刮肚地说尽了好话。

如果老蒋一直是一个偏处一隅的小军阀，他也不会对海军有多上心。只是现在觉得要坐天下了，这才想起，身边没有一支海军还真是不行。

然而这两兄弟都不鸟老蒋这一套：不给造船，跪下来求我们都白搭。

真有性格。

被逼到这一步，一向把言而有信挂在嘴边上的老蒋也只好玩起了忽悠：相信我，5年，只要5年，给你们造——

60万吨。

这是什么概念？到“一二八”会战前，全国舰艇共有50艘，加起来一共才4万吨。

怎么可能。

可这话陈绍宽却信了，而且还一本正经地为之忙活开了。

就在这5年里面，他甚至连停泊舰艇的基地都准备好了，完全是一副要赶英超美的架势。

信誓旦旦的老蒋却根本没把自己的这番话当真。

他倒不是不清楚海军对国防的重要性，而是早就知道这种事情根本就办不成。

既然是穷人，首先要想好的是怎么把肚子填饱，至于买越野吉普，虽然那东西开起来确实很拉风，但也只能躺在床上想想罢了。

谁当家谁知道。就这副烂家底，我能把工资都给大家发出来，不打白条就算不错了。

老蒋想得很清楚，诚如陈绍宽所说，不造大兵舰是等死，可是如果真造这么多大兵舰，那就等于是我自己找死了。

老蒋不当真，陈绍宽却很认真。他天天数着日子，眼巴巴地等着老蒋把造船的钱给他送来呢。

那几年，财政部见到陈绍宽就像杨白劳看到黄世仁，因为欠账都堆成山了。

不知道是不是老蒋会未卜先知，他答应陈绍宽造船是海军署成立那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的事（1928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底，他就辞职下野了。

说好5年，也没说哪一年造出来。5年没到，人下去了，不算失约。

可陈绍宽岂是那么好忽悠的，这下来脾气了。好啊，骗我，不给造是不是。

不给造，那我就只能守着这点宝贝过日子了，你别想让我打仗。

“一二八”会战打响后，连同样很菜的空军都咬着牙打了那么一下。只有海军纹丝不动。

据说是盐泽给海军部写过一封信，意思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和19路军的冲突“纯系地方性质”，这不是两国交战，为了“维持友谊起见”，双方可以“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海军部竟然还真的应承了，常务次长李世甲后来亲口承认确有此事。

“一二八”淞沪会战结束后，政府讨论国防经费，大家就摆事实讲道理，拿先前的表现说话。空军勇，多拿钱；海军烂，少拿钱。天经地义，谁也没话可讲，至于什么造船计划，暂时就不要再提了。

所以说人必自助方有天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有说道的。

谁是老大

东京方面，海陆军争了半天，经过一番挖空心思的讨价还价，总算达成一致。

载仁让了一步，同意只派混成第24旅团（久留米混成旅团）赴沪支援。

博恭也同意在上海原有海军陆战队的基础上，从日本再加派一支陆战队（佐世保特别陆战队）。

在部队的指挥关系上，则采取“各领风骚”，谁也不吃亏的办法：久留米混成旅团归第3舰队指挥，但久留米混成旅团又可以指挥海军陆战队。

久留米位于九州岛北部。九州南部的熊本，就是那个野兽部队——第6师团（熊本师团）的诞生地。

九州实在是个穷地方，很穷很穷。

那个老外日本通小泉八云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好日子过腻了，他对九州却情有独钟，甚至提炼出了一个“九州精神”（或曰熊本精神），称“仪节的简单和生活的朴实”，是九州人的美德。

最后，他还说日本将来的伟大，都要靠这个“九州精神”支撑着，所以大家都要向它学习。

其实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实在不过是小泉先生诗人般的臆想罢了。如果让九州人跟他换着过，人家肯定更愿意放弃“简单仪节”和“朴实生活”

真正的“九州精神”，说穿了就是不择手段出人头地，或者拿异族的鲜血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它跟简单和朴实能搭什么界？

当然了，如果让他们做杀人机器，正合适。

日人有谚：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

上半句绝属吹牛，后半句还是有些影子的。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6日，在真如空战后的第二天，怀着不多杀些人难以对江东父老的心情，久留米混成旅团离开日本，前往上海。

刚刚上船，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陆大23期）就接到了第3舰队司令长官野村的电令：登陆后进攻吴淞炮台。

在野村面前，下元是小弟，但他一转身，面对海军陆战队时，却又成了老大。

上海陆战队为了迎接“圣驾”，伤透了脑筋。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吴淞码头打下来，就往吴淞西边去，想在那里占领一个登陆点。但是几次进攻都没有成功，算是白费劲。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7日，久留米旅团的先头部队——第46联队第1大队（森田大队）坐着巡洋舰来到岸边。他们连上海陆战员的影子也没有见着一个，倒是看到了守军。

依靠舰炮的火力支援，森田大队在下午6点终于在张华浜铁路码头强行登陆。上了岸后就坐等下元来给他们训示。

听完登陆经过，下元的眉头就紧皱起来：难怪上海老是解决不了问题，这些海军陆战队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

野村不是说要打吴淞炮台吗，下元拿起望远镜朝吴淞炮台那边观察了一会，然后又放下了。

陆战队熊，看来他们的长官智商也高不到哪去，一个已经破破烂烂的炮台，去打它干吗？

再说，我们打吴淞炮台为的是什么，还不是要进攻上海市区？现在已经成功登陆，那就直接往那里奔好了。

于是下元就向野村报告：对不起，我攻坚材料不足（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材料，难道是攻城的云梯？），炮台打不了。

在向野村报告的同时，他还给参谋本部发了一份电报。

对着他的娘家人，下元倒出了一肚子的委屈和气愤——那个叫野村的瞎指挥，乱弹琴，真是干不下去了。

市区的情况那么紧张，这厮不让我们去，却派我们打什么吴淞炮台，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吗？

参谋本部收到电文，觉得下元说得十分有理。

早就猜到海军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果然。

参谋本部便向军令部提出，部队归你指挥没错，可你得指挥正确才行，像这样连作战方向和重点都搞不清楚的糊涂决策，我们陆军恕不能奉陪。

军令部听了心里当然不服。可是现实比人强，上海要打开局面，只能靠陆军帮忙。

博恭只得让次长高桥三吉大将通知第3舰队，要求野村改变原先的命令。

接到电报，野村愣住了。

下级竟然能改变上级的决策，究竟谁指挥谁啊？

我看还是你来指挥我吧，那你说，怎么打。

下元很快就报来了一份“两全其美”的作战方案——一部监视吴淞炮台，一部攻取江湾镇。

说是要领导来拍板，野村这回却学乖了：反正说什么你都不会听，我还不如找个你们陆军的来讨教讨教再说呢。

野村找的这位高人是在上海做武官的田代皖一郎（陆大第25期），此时刚刚被任命为第9师团参谋长。

田代对日本陆军里面的情况当然知道得比野村要多。

他了解久留米旅团的实际内幕，一听就笑了起来，这个下元，你别看牛哄哄的，其实下面没多少人。看上去一个旅团有四个联队，但久留米旅团是简编旅团，每个联队里面只有一个大队，也就是说全部加起来才四个大队。这要在第9师团，充其量只能算一个联队。

既然做着武官，剌探情报基本上都是他们的本职，田代对江湾守军的布防自然不会陌生。他告诉野村，江湾那里工事修得很坚固，中国兵也不少。

野村提醒说，那我们海军的陆战队都归他指挥，人够不够？

田代想了想，还是摇摇头。

一共就一个联队，还要分出一部分到吴淞炮台去，即使把你那边的陆战队全部加上去，仍然不是太够。这样冒冒失失去打，我看是要吃亏的。

田代最后的意见是：不能同意下元进攻江湾的计划。

野村心里面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需要田代替他说出来而已。

陆军第9师团的参谋长都说NO了，你这下没话可讲了吧。

下元表面上当然不会再吭气了，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念头。

没多久，就给他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

在吴淞炮台，谭启秀藏起来的几门克虏伯重炮发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那些进入吴淞口的日舰一不小心经常倒他的血霉。

据日方资料记载，在吴淞口先后被击沉运输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包括舰长在内的日军船员数十人伤亡，堪称长江边上的“小百慕大”区域。

不过这倒让下元找到了出兵江湾的借口。

你看，吴淞那一带太危险了，如果第9师团来的话，登陆都找不到地儿。以前我来的时候，那些陆战队跟个没头苍蝇似的，愣没找着一个眼，还是我们自己上来的。

这样不行，我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辟出一块地方让第9师团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登陆。

下元打擦边球，一定要攻江湾，野村却已经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了。因为自己的海军陆战队实在是不给他长脸，竟然又败了下来。

敬请期待《正面抗日战场》第二部：烽火大地……

Table of Contents

正面抗日战场

关河五十州

序 言

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第四章 城头落下五色旗

第五章 削藩策

第六章 烽火中东路

第七章 中原鹿正肥

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第九章 国联外交

第十章 江省风云

第十一章 英雄出世

第十二章 弯弓射箭在江桥

第十三章 “满洲国”阴谋

第十四章 锦州，锦州

第十五章 到上海去点火

第十六章 扬眉剑出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