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 of Contents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

编者的话

板块一：融入世界文明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基辛格：中美冲突并非必然

历史因素将影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

如何化解中美“信任赤字”？

美国为何不放弃台湾?

中日关系进入不稳定期

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外交政策

地区整合理论视野下的韩朝关系与台海关系

给金砖五国的稳定状态排个名

未来15年，中国印度谁能把握先机？

“中印大同”（Chindia）的阻碍：中国网民对印度的印象太负面

中国对外援助碰撞国际规范

花钱的艺术：中国要出手援助欧盟吗？

板块二：解剖制度政策 Domestic Politics

“两会”究竟是什么？

政府工作报告的“秘密”

地方政府如何吸引企业迁入？

地方政府爱跨国学习

“重感情”的中国基层政治

中央如何对待地方政府预算外收支

台湾大选：一场牵动三方神经的博弈

美国如何诠释2012年台湾大选

大陆与香港，谁在影响谁？

图解香港大选

西方对西藏的解读：一个贴标签的过程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伊斯兰教是和平、宽容的宗教

维护新疆稳定的几点建议

民族乡：自治光环下的尴尬处境

发展的区域化：西部大开发工程中少数民族的矛盾处境

政治标语变迁一窥“浙江模式”

“为人民服务”该有新内涵了

潘鸣啸：别用过时的口号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内在矛盾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

英国学者：中国民族主义正与地缘政治思想结合

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爱国主义教育

日本人看中国：价值观稍显落后

美国研究者如何应对复杂的中国政治

板块三：拥抱社会变革 Society

“素质”与民主参与——以中产阶级为例

中国中产阶级：二元分化的国际观

中国城市中产：一个求稳怕乱的阶级

成长中的中产阶级：维护稳定还是催化变革？

中职学校：孕育中国社会新阶级

留学生中高考失利的是少数

志愿者：被塑造的模范公民

“青年病”背后的“社会病”

人民团体的政治参与渐趋积极

中国民间环保机构与国际机构积极互动

台湾民主转型中的佛教团体与认同构建

社会组织：登记与否、颇费思量

“公民社会”：中西的不同理解

观察中国互联网需牢记“五要”

网络力量已经影响公共政策

日本观察家：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背后的“思想道德”驱动

在中国起诉污染者的艰难之路

“关系”决定一切？——律师在中国面临复杂竞争环境

腐败行为的心理学模式

中国人也是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者”？

常住中国的外国人们

板块四：瞭望望经济走势 Economy

人民币国际化：别过分乐观

美国学者：中国经济前途荆棘密布

台湾经济奇迹能否继续？

中国应吸取日本泡沫经济教训

日资企业考虑撤离中国？

“中性政府”：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中国经济：无所不“包”

“中国收购世界”背后的隐忧

私营企业主“深度嵌入”党政体制

经济增长放缓带来政治变革？

板块五：村庄里的中国 Rural China

城乡教育二元化背后的“两条腿”政策

进城务工农民定居意愿偏低

百年前的那场革命：辛亥的失败与成功

基层民主能成为政改的风向标么？

基层选举：政治信任是公众参与的前提

程序与宗族：影响村委会选举投票率的重要因素

农民的抗议强化了政府的权威

板块六：政见书情动态 Books

政见书情(2012年1月-2月)

2011年 西方图书榜单上的中国

加入我们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

政见合辑(2012年春) 2012年4月出刊

“政见”是一个为您介绍经过理性论证、富于启发性观点的独立团队,我们致力于发掘海内外学者和智库的智慧成果,引进思想资源。

我们的作者团队由海内外政治学研究者和国内一线时政记者组成,秉持专业、独立、理性的原则,跟踪阅读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的最新研究,从中挑选出最具价值的部 分,以“专业性、趣味性、信息量”的写作,或生动明晰的信息图(infographic)呈现给您。

我们不是“选举与治理网”、“共识网”,我们没有海量的原文照登;我们也不同于“译者”、“译言”等网站,我们一般不提供全文翻译。但我们会选择最具价值、最富启发性的观点进行介绍和评述,这更能节省您的宝贵时间。

更重要的是,我们引介的思想资源,大部分都是在大众传媒上无法见到的。它们呆在仅有专业人士才经常问津的学术期刊、报告、会议中,普通公众鲜有机会接触。然而,这些思想资源并不枯燥,它们往往是鲜活的、智慧的、令人茅塞顿开的。政治,也可以很有趣。

更多“政见”,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cnpolitics.org/

人人小站:http://zhan.renren.com/cnpolitics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cnpolitics

腾讯微博:http://t.qq.com/chinapolitics

网易微博:http://t.163.com/cnpolitics

Google+:https://plus.google.com/108525010972811741589

欢迎投稿推荐或自荐研究成果

联系邮箱:webmaster@cnpolitics.org

合作伙伴:青年参考、1510周刊、南方周末

观察员:汪吕杰  王 磬  吴 瑶 陶 郁  宿 亮  刘岩川 励 轩  傅若兰  方可成 陈仲伟  陈 磊  常 远

制图师:龚方舟  魏天瑶  焦佳文 张韧刚  黄雷蕾  钱争予

新媒体运营:夕 岸  江舟忆

本期轮值主编:陶 郁

本期版式设计:江舟忆

书法:徐子渔

编者的话

本期主编：陶郁

如果用一句话来介绍“政见”这个创始于2011年年底的团队，那么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致力于让你了解：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是怎样分析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

我们——“政见”团队的志愿者——是一群关心中国政治的年轻研究生与媒体人。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拥有各自不同的成长背景，就读或工作于不同的学校与机构，甚至从未试图统一过各自的看待中国政治的视角与立场。不过，我们也有共同点，那就是都致力于用简洁、直观、生动但又不失准确的方式向您介绍理性、深刻和富于启发的政治研究。我们都秉持专业、独立、理性的原则，跟踪阅读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的最新研究，从中挑选出最具价值的部分呈现给您。

我们希望向您提供更多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的视角，我们期待您能通过“政见”的介绍获得对中国政治更为全面和透彻的理解；但我们并不要求您赞同“政见”所介绍的每项研究和每个成果，我们更愿意看到您在阅读“政见”后开始进行独立而理性的思考。更重要地是，通过介绍学术成果，我们希望能邀请更多人远离情绪化的争吵与谩骂，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社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中国政治，理性而严谨、批判但包容地探讨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大事小情。

从2011年底上线到2012年3月31日，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政见”平台已经发布了原创作品76篇。通过这些作品，我们邀请您同“政见”一道，在“研究速览”与“智库介绍”中了解国内外学术界最新的相关成果，在“政见书架”上浏览近期出版的中国政治研究著作，聆听由“政见”观察员独家专访获得的“学人自述”，并通过直观生动但内容丰富的信息图来“读图识政治”。

为了方便您阅读与参考，我们特将以上作品辑录成册，一并呈现给您。在这份电子文档里，除原汁原味地保留“政见书架”的内容，我们按照话题内容，将作品重新整合，收录在“融入世界文明”、“解剖制度政策”、“拥抱社会变革”、“瞭望经济走势”、“村庄里的中国”和“政见书情动态”等六个板块中，供您下载保留。

在每个板块之前，您都可以找到一篇说明；通过这些文字，您将不仅可以大略了解板块重点关注的话题，也可以简单浏览每篇作品所具体涉及的话题，还可以点击链接进入自己希望详细了解的作品进行全文阅读。当然，许多“政见”作品的主题跨越了不同板块，虽然每份作品的正文总共只会出现一次，但我们将在板块说明中提醒您关注不同作品之间的相互联系。

在每篇文章之前，我们都为您准备了简单的提要，以便您通过一两个句子快速了解作品所介绍的研究成果，但我们还是希望您能认真阅读全文以获得更为全面的观感。如果您希望直接了解我们所介绍的研究，可以依据文末附注的“参考资料”信息到专业数据库里按图索骥。

这是“政见”的第一份作品合辑，这样的合辑今后每三个月都会与您见面一次。无论您对它进行随意浏览还是系统阅读，我们都感谢您的关注，也衷心希望您能从阅读中有所收获、或至少在阅读后开始思考。如果您希望了解最新的“政见”，请关注我们的网站和人人小站，或成为我们的微博粉丝。如果您想加入我们，或者想与我们合作，可以按照相关网页上的说明联系我们。如果您对这份电子文档有什么想法或看法，或者您对“政见”有话说，请发送电子邮件至：webmaster@cnpolitics.org 。

我们祝您阅读愉快，在认真观察与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严谨而包容的政见。

板块一：融入世界文明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在这个板块里，“政见”与您共同观察中国如何面对一个越来越平的世界，而世界又如何看待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

翻看过去一个世纪的全球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世界舞台的中心已经从大西洋移到了太平洋；而跨越太平洋的中美关系，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推动者和见证者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看来，中美虽然都是能够影响世界的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然而，中美两国在多个领域的竞争又确实存在，沙特(Robert Sutter)认为历史遗产有利于美国，易明(Elizabeth Economy)呼吁两国化解“信任赤字”，而Michael Swaine、饶义(Denny Roy)和葛莱仪(Bonnie Glaser)等一系列专家则强调重视台湾问题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影响。

除中美关系外，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也对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就中日关系而言，郑宇硕认为中国对日政策正在不确定中寻求稳定和改善；浅野亮指出这些政策虽然务实有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内田树却呼吁日资企业向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以规避风险。与以上学者的关注点不同，Hyug-Beag Im和Yu-Jeong Choi从地区整合理论的视角分析了“朝鲜-韩国”与“大陆-台湾”这两对关系的异同之处。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常被人们作为观察和评估中国的参照系，Shiping Zheng依据国际各大组织发布的权威信息，对“金砖五国”的政治稳定情况进行了排名。同时，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关系也密切关涉自身的发展，Charles Wolf等人对中印两国在未来15年中可能表现进行的对比，而沈旭辉则认为中国网民对印度的印象过于负面，可能会影响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崛起的中国在享受国际地位提升的同时，必然也要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与要求。吴瑞利(James Reilly)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已经开始碰撞国际规范，而Nicola Casarini则对中国是否需要出手援助欧盟进行了探讨。

基辛格：中美冲突并非必然

刘岩川

中美合作的起点在哪里？基辛格认为双方应当从两个方面感到释然：美国从未阻止当代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而中国国内的发展将消耗本国的绝大部分资源。中国的发展和美国的衰退自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都应当三思而后行。即使中美两国无法从大国竞争的窠臼中超脱，世界也需要它们付出努力。

参考文献：Kissinger, H. A. 2012.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 Conflict is a choice, not a necessity. Foreign Affairs, 91(2), 44-55.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kissinger-on-sino-us-relation/

中美两国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交流日渐频繁，但“中美竞争不可避免”的论调始终在两国国内占据一席之地。这种悲观的看法是否合情合理呢？

针对悲观者对中美关系的消极预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中撰文解析中美合作的空间。在这篇题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冲突是选择而非必然”的文章中，基辛格直言：中国实力的相对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衰退，而要想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双方都必须坦诚评估自身行为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影响。

疑虑重重的双方

“中美竞争不可避免”的悲观情绪为何始终存在？基辛格认为，虽然许多美国的战略学者相信中美军力尚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现有实力已经足以将美国屏蔽在亚太地区大门外。更令美国学者忧心的是，一旦中国在双边博弈中占据上风，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友将像墙头草一般倒向北京。

在基辛格看来，酿成悲观情绪的另一个元凶是美国独特的意识形态。不少美国人都认为美国与不奉行多党制民主的国家存在天然的对立。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佛莱斯伯格教授就曾经断言，一旦中国采取了类似于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中美间的矛盾将不复存在。

无独有偶，与“中国威胁论”相对应的是中国对美国的疑虑。据基辛格观察，虽然中国从未表明要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但双方在南海的角力已经开始。同时，中国怀疑美国在亚太区域的一切军事部署和外交行为都旨在抑制中国崛起。

美国曾经试图将中国纳入泛太平洋合作组织，以此增加双方的默契。然而，基辛格认为美国为中国开出的入盟条件过于苛刻，以至于中国将美国的邀请视作又一个牵制中国发展的阴谋。中国不但没有加入泛太平洋合作组织，反而在加深与日韩和东盟的贸易关系。从基辛格的角度来看，中美的隔阂在相互排斥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加深了。

在疑虑远远超过信任的环境中，寻求合作还有意义吗？回顾20世纪的人类历史，基辛格感叹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足够多了。他建言，采取对抗政策对美国而言是极不明智的。在冲突的环境中，中美都可以给对方造成巨大伤害，而且中国在历史上又擅于将强敌拖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更有甚者，如果世上最庞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全球化的时代断绝往来，其破坏力将远远超越冷战时美苏对峙。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未引起基辛格的焦虑。他认为，如果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能源进口国不把一部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力，那才是天方夜谭。倘若美国将中国军力的每一寸进步都视作威胁，那么美国将把双边关系卷入无尽的争议中。

抛开军事问题，基辛格断定美国无法通过外交影响中国政治转型。基辛格列举了中国正在经历的一系列变革：东西之间的经济差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即将进行的领导换届。他警告说，在变革的时代，如果美国明目张胆地采用系统性影响中国内政的策略，那么中国的改革派将在爱国主义压力下显得更为尴尬。

安抚对方的恐惧

中美合作的前景如何？基辛格认为，确立合作关系的想法对中美双方的想象力都是挑战。美国从来没遇到过与其面积相当、经济发展迅速、而政体与文化又截然不同的对手。中国也没遇到过长久驻扎亚洲、价值观与自己大相径庭、同时与其他亚太国家关系密切的外部势力。中国最忧心的莫过于对本土构成威胁的外来军事部署，但中国自身的发展已经造成了邻国的不安。美国最担心的无外乎丧失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但美国维护自身地位的种种举动给中国带来了焦虑。

基于此，基辛格判断：因为中美找不到共同的敌人，建立合作关系的途径只能是相互安抚对方的恐惧。

那么，中美之间的恐惧该如何消除？基辛格指出，凭借其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中国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亚太地区的首要力量。从美国的角度讲，星罗棋布的海外军事基地和充满意识形态气息的外交策略不能带来任何安全感，而当务之急的是保持对潜在威胁的远程威慑力。基辛格因此建议中美合理规划双方竞争的界限，防止矛盾升级。

与此同时，基辛格认为中美在交流过程中使用的辞令也应有所收敛。美国经常将中国称为崛起的势力，并且强调中国务必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更为成熟和负责。类似的言辞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侮辱，因为中国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回归巅峰的势力，而远非正在脱颖而出的新生。同时，历史悠久的中国也无法接受“不成熟”、“不够负责”的指责。中国外交中的某些说法同样不能让基辛格放心。在他看来，“民族复兴”的说法在中国国内无可非议，但在曾经臣服于中国的邻国眼中，类似的说法无异于危险讯号。

中美合作的起点在哪里？基辛格认为双方应当从两个方面感到释然：美国从未阻止当代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而中国国内的发展将消耗本国的绝大部分资源。中国的发展和美国的衰退自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都应当三思而后行。即使中美两国无法从大国竞争的窠臼中超脱，世界也需要它们付出努力。

历史因素将影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

刘岩川

随着美国的战略中心重新移到亚太地区，中美之间的区域竞争进入了新阶段。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沙特教授（Robert Sutter）的眼中，中美双方在亚太地区的历史都将影响这场竞争的最终结果，而美国在亚洲的历史记录似乎令其占据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Sutter, Robert. 2012. “U.S.-China Competition in Asia: Legacies Help America.” Asia Pacific Bulletin 147.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us-china-competition-in-asia/

随着美国的战略中心重新移到亚太地区，中美之间的区域竞争进入了新阶段。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沙特教授（Robert Sutter）的眼中，中美双方在亚太地区的历史都将影响这场竞争的最终结果，而美国在亚洲的历史记录似乎令其占据领先地位。

沙特在美国东西研究中心撰文指出，在亚太地区，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拥有一份复杂的记录。冷战时期，出于制衡共产主义国家的目的，美国先后卷入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沙特认为，这些军事冲突虽然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但是包括韩国和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从美国的安全战略中受益匪浅。直到今天，这些受益者依然认为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不可或缺。

在处理亚太事务方面，中国有着怎样的历史记录？虽然“和平崛起”总被用来形容中国的发展方向，但沙特直言不讳地指出，历史上中国曾经给亚太地区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就曾采取以“策动革命”为主导的外交政策，使邻国越南、柬埔寨和缅甸受到中国革命热潮的影响。

不少中国的外交人员似乎并不了解自己的外交史。沙特透露，在2011年的一次多方会谈上，中国代表在一份显然做了充分准备的报告中强调：中国一直是亚太地区的稳定力量。此言既出，越南代表一番苦笑，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代表纷纷表示中国代表的发言不够准确。

沙特认为，在六十余年的历史上，新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实行支持海外革命的外交政策。因此，要想使周边国家相信中国是和平崛起的力量，中国就必须付出更多行动。沙特强调，中国的知识界和外交人员尤其需要充实对本国外交历史的认知。

沙特还提到，中国与邻国在学术、贸易、投资和媒体等非政治领域的交流其实都由政府拨款支持，而唯一相对独立的沟通渠道是遍布东南亚的华侨。相对而言，美国与亚太地区的非政治交流更为独立。在学术、商业、宗教等领域的交流过程中，美国的非政府机构几乎独当一面。同时，五十年来数以百万计移民到美国的亚洲居民在美国与本国之间形成了一条无形的纽带。

美国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本身受到了许多亚太国家的欢迎，而美国与亚太地区长久以来的非政府交流又有力补充了美国的区域影响力。沙特坚信，美国在亚洲的历史记录已经使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而中国要想在周边地区营造更好的形象与气氛，确实不能忽视历史因素的影响。

如何化解中美“信任赤字”？

陶郁

中美两国在互信方面同时存在问题和机遇，双边关系的前景并不清晰。不过，虽然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不可能在旦夕之间消除双方长期存在的“信任赤字”，随着包括这次访问在内的双边交流不断深化，如今可能也是中美两国强化互信的最佳时机。

参考文献：Elizabeth Economy, “Xi’s Tour Won’t Fix the U.S.-Chinese ‘Trust Deficit’: The Long March to Mutual Respect,”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5, 2012, accessed February 17, 2012,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7236/elizabeth-economy/xis-tour-wont-fix-the-us-chinese-trust-deficit?page=show.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trust-deficit-in-the-sino-us-relations/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是近期的重点新闻，此次访问被广泛认为会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明确表示，习近平副主席对美国的访问旨在“推动中美之间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得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此次访问“日程密集，内容丰富，基调积极，意义重大”。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为增进互信进行了大量努力。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和能源环境等领域举行了难以计数的双边对话，并且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双方在一些影响互信的关键领域还深存芥蒂。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网站上撰文对中美两国在互信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易明认为，在以安全为代表的诸多领域中，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意图并不清楚。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现实原因：美国作为双边关系中实力相对较强的一方，希望中国在许多领域能开放对话以便摸清中国的情况，而中国作为实力相对较弱的一方，则有意在一些领域保留可以的模糊。中美两国这种相互防范的姿态，在特定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很容易造成双方在局部地区的紧张对峙。例如，当中国对东海和南海的主权进行强有力的宣示时，美国则提出了“重返亚洲”的军事战略。虽然这种对峙的态势可能会因习近平对五角大楼的访问而有所缓解，但对峙情况的存在显然不利于中美两国建立互信关系。

关涉中美两国互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双方能否确信对方的行动可被预测，而目前双方似乎都并不充分认可对方所做出的承诺。在美国看来，中国对于尊重国际贸易协定和投资规则的承诺值得怀疑，在保护知识产权和消除贸易壁垒等方面也存在重要的问题。在中国看来，美国要求中国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与牺牲，自己却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缺乏诚意与诚信。

此外，建立互信关系，意味着双方为了巩固关系愿意做出一些让步。易明认为，奥巴马在2009年访华前推迟了与达赖的会谈，这应当被视为一种旨在增进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然而，中国对此并不领情，没有像事先约定的那样给予奥巴马足够的与公众和媒体进行直接交流的机会。自此之后，到目前为止，中美双方再无哪国为改善双边而首先做出显著的积极让步。

在易明看来，影响中美两国互信的最重要因素，在于双方缺乏共同的情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美两国在看待世界问题时所持有的价值和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中国认为经济问题应当和政治问题分开，因而中国不愿参与由美国主导的许多制裁行动，例如针对伊朗的石油禁运。易明指出，中国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问题所投的反对票，再次表明中国对于主权问题的高度重视；而相反，美国则长期秉持“人权高于主权”的政策。

不过，易明认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价值和情感也在变化，中资企业在苏丹、尼日利亚和利比亚等地因政治环境动荡而面临的问题，促使中国公众和学者对于单纯注重经济贸易的外交策略进行反思。她还特别提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朱峰明确指出：“除非中国开始提供必须的公共品——不仅包括商业，还包括基于法治精神、尊重人权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成熟完善的地区治理——否则其邻国是不会真心实意地为中国利益着想的。”

易明指出，信任与尊重相辅相成，而给予对方尊重自己的理由，则可能是中美两国建立互信的关键举措。就美国而言，首先应当尽快走出经济危机、巩固自身实力；同时，在财政责任、气候变化和人权等方便，美国自身的实际行动应当与其向外部世界制造的期望相一致。就中国而言，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加强在政策透明度、法治和政府责任等方面的努力，改善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情况，并且更为积极有效地应对其国民的经济和政治需求。

在易明看来，现在对于中美两国而言都是前途攸关的重要阶段，两国在互信方面同时存在问题和机遇，双边关系的前景并不清晰。虽然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不可能在旦夕之间消除双方长期存在的“信任赤字”，随着包括这次访问在内的双边交流不断深化，如今可能也是中美两国强化互信的最佳时机。

美国为何不放弃台湾?

刘言川

美国的观察者普遍认为，马英九的胜利将延续两岸的良性互动，而蔡英文的胜出将给两岸关系当头一击。就在中国大陆考虑该如何应付来势汹汹的民进党时，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1/us-taiwan-relations/

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大选辩论，台湾大选即将迎来最终的投票。美国的观察者普遍认为，马英九的胜利将延续两岸的良性互动，而蔡英文的胜出将给两岸关系当头一击。就在中国大陆考虑该如何应付来势汹汹的民进党时，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换言之，就算民进党在大选中东山再起，台海关系风云突变，华盛顿对台北的军事、政治支持也将延续下去。

在2011年下半年的一期《国家利益》杂志上，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Michael Swaine阐述了美国继续对台军售的逻辑。和许多美国政客、研究员一样，Swaine将美国视为台海关系中的稳定因素。这种迥异于中国大陆思路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对台军售源于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如果大陆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可能性，那么军售也就失去了必要性。按照Swaine的看法，两岸最终的和解才是彻底阻止美国对台军售的方法。

为了消除美国对台军售所造成的外交摩擦，Swaine大胆建议美国政府在台海之间担负起“调停”的责任，在通过军售满足台湾防务需要的同时，劝解大陆不针对台湾部署大量武力。在Swaine看来，美国提供的台海军事平衡是两岸开展政治谈判的前提。

美国为何要将自己视为台海关系中必要的“镇静剂”呢？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的话说，台湾是美国亚太政策的一块试金石。如果美国放弃支持台湾，那么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盟友会将此视为美国屈服于中国的讯号。如此一来，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友将倒向日益强大的中国。对于华盛顿来说，失去在亚洲的影响力无异于一场政治、外交和经济的灾难。

与葛莱仪共同呼吁美国持续对台援助的历史学家Nancy Tucker给出了更感性的理由。Tucker认为，台湾人民既与美国同享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又是大陆未来政治发展的一面镜子。从道义上讲，美国放弃台湾如同背叛自身的信仰。Tucker同时提到了与美国价值观相似的日本。她指出，岛国日本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通畅的海上航道，而台湾海峡上的冲突势必会挤压日本的经济命脉。

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与葛莱仪和Tucker看法类似。在他眼中，亚太地区既是美国经济依赖的核心地带，又是五万美军和重要盟国的栖息地。因此，如果大陆与失去美国支持的台湾发生摩擦，那么美国将在经济和外交上陷入被动。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大陆不可能允许台湾自立门户，也不能接受美国自诩的“稳定”角色。爱国情绪始终主导着中国大陆对领土完整的诉求，也直接支撑了“不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接触越来越广泛，而民间对台湾的了解也越发深刻。两岸人民之间的和解正在悄然进行，并且早已领先于政治和解。

注释：Michael Swaine是卡内基和平研究会的资深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外交、中美关系及东亚安全局势。葛莱仪（Bonnie Glaser）是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长期随“费和中国研究项目”追踪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Nancy Tucker是乔治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重点研究美国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外交史。

中日关系进入不稳定期

汪吕杰

弥漫于中国的各个邻国，乃至全世界的“中国威胁论”的核心就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不信任。而那些大力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国家们，其实并无意和美国建立冷战时期的那种全面联盟，而只是为了抵御强大的中国所带来的潜在威胁。

参考文献：Cheng, Joseph Yu-shek. 2011. “China’s Japan Policy: Seeking Stability and Improvement in Uncertaintie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9(2):246-275.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1/china-japan-relationship/

中日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种种历史与现实的恩怨纠缠其中。根据香港城市大学郑宇硕教授的研究，当下，中日关系又进入了充满危机的不稳定时期。

郑宇硕教授是在新近发表的“中国的对日政策：在不稳定中寻求稳定和改善”一文中提出这种观点的。他试图以更加全面和客观的态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在重点考量中国对日政策的同时，他也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日本的民族主义纳入到了思考的范围内。虽然认为中日关系进入了不稳定期，郑教授也试图指出中日关系可能的改善因素。

首先是中国方面的分析。郑宇硕教授认为，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广大民众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也有更高的期望值。而满足这种大众的期望，摆脱一直以来的积贫积弱的形象，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显示其领导能力，获得执政合理性的重要方式。因此，中国政府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必须保持很大程度的强硬态度。一旦中国的国家形象，或者国际地位，没有被中国政府强力维护，长久以来的爱国主义思潮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这不是执政党乐意看到的，也是政府难以承受的。

虽然希望政府对日本保持强硬态度，中国民众却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非常乐观，56％的民众表示信任日本。郑教授分析，这种信心一方面根源于中国近些年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政权在2012年即将实现的平稳交替。

与此相反，只有19％的日本民众选择相信中国以及中国的和平崛起。

为何如此？郑教授认为，虽然以日本民主党为代表的部分政治精英试图将日本重新塑造成一个“正常国家”，意味着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强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但正是这种民众的保守态度，以及美国方面的强大压力，再加之日本政权在小泉纯一郎下台后的极端不稳定的状况，日本国内的“新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兴起，并日渐强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逐渐起的新民族主义思想与日本二战后的右翼组织存在类似之处，却在强度上大大超出。右翼组织只要求否认日本侵略历史，新民族主义则要求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主要角色。而这势必导致日本民众，主要是中青年，将中国视为争夺亚洲领导权的对手。而这种类似于敌视态度伴随近些年中日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而不断加剧。

中国的强硬态度，以及日本国内的保守思想，正是郑教授提出的导致中日关系进入不稳定期的核心因素。

而一直以来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民众的不信任感中也扮演着一定因素。郑教授分析说，这种弥漫于中国的各个邻国，乃至全世界的“中国威胁论”的核心就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不信任。而那些大力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国家们，其实并无意和美国建立冷战时期的那种全面联盟，而只是为了抵御强大的中国所带来的潜在威胁。

最后，郑教授认为，虽然中日关系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却依然有转变的余地，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与欧洲和北美相比，外向型经济占主导的亚洲地区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各国之间在原料，市场等方面的合作不够深入。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对于亚洲地区的影响也因此尤为恶劣。为了克服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亚洲地区只能加深不同区域市场之间的合作，尽快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以摆脱对欧洲市场的依赖。而中日关系则是其中需要克服的主要难题。

郑教授相信，既然存在如此严峻之需要，中日关系的改善就会收集到足够的动力，无论是来自两国民间还是政府高层，抑或是亚太诸国。

总体而言，郑教授的分析是全面而令人信服的。文章中对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日本的新民族主义的分析并没有偏激之处，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也能体现出他的良苦用心，对“中国威胁论”的理解也是发人深思的。为什么这种论调会有市场？仅仅是因为发展道路的不同，还是因为国家制度的差异，抑或是可能的嫉妒之心？我们不必迎合任何强权，但既然提倡“以和为贵”，就该深思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背后的东西。

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外交政策

陈磊

中国在以领土主权争端为首的各种复杂问题上，已经处于相对劣势的状态，如果不对现有的政策进行修正，国家的领土主权将受到更大挑战。

地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chinese-foreign-policy-in-the-eyes-of-japanese-scholar/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中国现行并将长期坚持的对外战略方针，它是对20世纪90年代前后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的一种概括、浓缩和发展。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国际大环境的深刻变革，这一延续多年的外交政策是否还能发挥当初的积极作用？有没有调整的必要？针对这一话题，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浅野亮今年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对外战略》的学术报告，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这份报告中，作者首先交代了“韬光养晦”提出的背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而中国又处于面临欧美一系列封锁的“非常时期”，在国际关系上面临着空前的考验。中国外交该往何处去？为了冲破不利的国际环境，给国内经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邓小平就中国外交战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对策。这些思想和对策在其后的20年得到了延续，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紧接着，作者举例说明了“韬光养晦”政策在外交方面的具体表现——

首先，是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因为在当时中国的决策层看来，与他国结盟会加深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忧虑，并使自身的实力过早暴露；

其次，是积极发展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并解决了与周围一些国家的陆上领土争端，边境的相对安定对国内的发展意义重大；

第三，是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准来发展与外国的关系，并大幅削弱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援助，把有限的资源放在国内建设和其他更需要的领域；

最后一点，是加大对部分国内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谋求在进口自然资源方面的合作。

作者认为，“韬光养晦”政策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目标十分务实，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中国专心发展国内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领导人还适时对这一政策做出了微调：由于最近几年全球主要国家都深陷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使得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责任也越来越大，为了应对这一变化，中国官方在2007年以后将原有的“韬光养晦”进一步发展，在这四个字之后加上了“有所作为”。

不过，这种政策在国内也遭到了部分人的质疑。他们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虽然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部分领土争端得到了解决，但中国在南海、东海、中印边境等地区发生的领土争端上表现过于软弱，使中国在这些地区处于不利地位，这将严重影响今后的发展；其二，在外交中过分计较经济上的得失，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损害，与单纯的经济利益相比，国家的信誉和形象在国际交往中显得更为重要，毕竟，可靠的朋友不是只用金钱就能换来的。

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站在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上看，过去取得的成绩无疑是可喜的，但更不能忽略存在的问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一个整体，中国过分注重“韬光养晦”，而缺乏“有所作为”。中国在以领土主权争端为首的各种复杂问题上，已经处于相对劣势的状态，如果不对现有的政策进行修正，国家的领土主权将受到更大挑战。而中国在传统上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这种观念在部分中国人内心也根深蒂固，在领土主权上的让步可能会激发国内的不满情绪，为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

地区整合理论视野下的韩朝关系与台海关系

陈仲伟

该研究主要回答以下问题：“韩国-朝鲜”与“大陆-台湾”这两对关系有何异同？大陆与台湾为何迟迟不能在经贸往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一揽子政治解决方案？韩朝双方为何屡屡背弃协定乃至兵戎相见？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chinese-foreign-policy-in-the-eyes-of-japanese-scholar/

“韩国-朝鲜”与“大陆-台湾”这两对关系有何异同？大陆与台湾为何迟迟不能在经贸往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一揽子政治解决方案？韩朝双方为何屡屡背弃协定乃至兵戎相见？韩国高丽大学和平与民主研究中心主任HYUG-BAEG IM与他的学生YU-JEONG CHOI在最新一期的亚洲研究（Asian Survey）中以“地区整合理论”为框架，对此进行了分析。

作者首先比较了两对关系的异同。他认为，无论韩国和朝鲜还是大陆和台湾，都是因为意识形态而分裂，而非民族、宗教、种族、阶级而分裂，它们都是一方奉行资本主义民主，而另一方则奉行社会主义。

两对关系的区别在于，大陆和台湾都宣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韩国和朝鲜相互承认对方的主权。尽管韩朝官方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举行过两次首脑会晤，发表了不少共同宣言，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反而加深了双方的猜疑与仇恨。大陆和台湾之间没有官方往来，双方的商贸、人员往来却日益密切。

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在远东建立了不同于西欧的秩序，即“中心-轮辐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国是中心，日本、台湾、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则构成轮辐，美国通过双边防务协定保障这些国家的安全，不经过美国，这些国家之间不能进行谈判与缔约。

半岛关系

作者指出，早在冷战时期，朝鲜便推出了联邦主义的统一方案，韩国尚没有统一方案，只得以功能主义式的说辞来回应。所谓“联邦主义”，即敌对双方认识到统一能够增进共同福祉，而由双方转交部分权力给超国家的权威来解决二者之间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增进公共利益的举措往往不利于各方，而使各方裹足不前。而“功能主义”的方案能够解决这种囚徒困境，它倡导持续性的交流、合作与交易，当博弈链条延长，便会促使各方采取协作态度以实现共赢。但功能主义并不能保证交易中利益的平均分配，同时这种持续性的交流可能暴露参与各方的优劣而导致相互之间的蔑视与嫉妒，这可能使得统一变成梦魇而非共赢。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主宰着韩朝关系。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倡导的公投决定南北地位的方案不过是挟南方人口优势冀图吞并北方，而他叫嚣“进军平壤”与“武力统一”并非统一政策而是试图解决安全困境的政治修辞，李承晚的现实主义政策表现在加强韩美同盟，确保政权生存上。其后的张勉、朴正熙政府以“经济第一，统一第二”为口号事实上继承了李承晚回避统一议题的政策，因为此时朝鲜占据着军事与经济优势。韩战之后，南北双方都认识到战争不可行，金日成凭借军事与经济实力于1960年率先提出南北联邦的统一方案。

韩国经济在朴正熙时期实现飞速增长，并于七十年代初期超越朝鲜，开始争夺统一的话语权。尽管于1972年双方达成《七•四北南联合声明》但只言及统一的原则，事实上南北在统一路径上各有打算，北方依旧坚持联邦方案，要求达成一揽子政治协定，包括停止军备竞赛，美国撤出半岛，地界和平协议等，南方则于1970年提出功能主义的方案，包括建立互信，增进理解，和平统一的渐进方案，认为应从非政治领域开始，如离散家属团聚、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作者认为以1974年朴正熙提出“南北缔结互不侵犯协定；南北真诚对话；按人口比例实行南北普选”的三原则起，韩国的统一方案开始由功能主义转向“新功能主义”，即更多的涉及政治解决层面。而当朝鲜意识到实力落后于韩国时，它的统一方案由联邦方式转为邦联方式。

1991年12月双方签署的《北南和解互不侵略和合作交流协议书》中，朝鲜寻求安全保障并放弃武力统一。金正日继承了父亲的邦联式统一方案。

随着金大中推出阳光政策，南北元首会谈，离散亲属团聚，公路铁路重新通车，经济合作渐次得到落实，避免军事紧张的高层军事会晤也展开。南北交流从经济溢出到政治领域，这标志着新功能主义的开端。阳光政策能顺利展开也有赖于克林顿政府对朝的温和策略。

卢武铉继承了金大中的无条件对话方针而推出和平繁荣政策却遭到北方冷遇，此时朝鲜已感受到布什政府的威胁。执政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倾向于结束金氏的统治而非进行对话与援助。朝鲜承认研制核武器加剧了半岛紧张局势。美国陷入伊战且在半岛问题上面临中韩日俄各方压力，强硬政策无法延续，只得回到谈判桌上。2005年秋布什政府放弃与朝鲜会谈的先决条件，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中，终于达成六点共识。2006年朝鲜核试验促成李明博的上台，李明博再次采取强硬政策，随着天安舰与延坪岛炮击事件，朝韩关系再次回到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的轨道上。

台海关系

与半岛关系类似，冷战时期的台海关系也为现实主义左右。通过美台防务条约，台湾获得安全保护。两岸之间没有经贸与人员往来。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的台海政策开始有利于大陆。1971年大陆取代台湾获得联合国席位。大陆凭借着国际地位的提升开始试图与台湾交流，1979年提出“三通四流”，台湾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回应。

然而台湾毕竟拥有经济优势可以作为谈判砝码。由此以功能主义为导向的经贸交流带来了1987年到1996年两岸关系的蜜月期。在不要求台湾方面放弃其立场与不否认其合法性的前提下，两岸经贸往来在没有任何协议的之中迅速发展。台湾放弃反攻大陆并事实上承认大陆政权。因两岸互不承认，半官方的海协会和海基会成为主要沟通管道。

自九十年代中期，当台湾试图拓展外交空间，继而将独立纳入官方表述之后，两岸关系开始恶化。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次年陈水扁上台，台湾认同与台湾独立进入官方议程，九二共识被抛弃，引发一系列冲突。大陆采取联邦主义的统一方案即一国两制，并于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将不放弃使用武力作为宣示。台湾则采取建构论进行国族论述。

随着2008年马英九的上台，“不统不独不武”与两岸共同市场成为台湾方面的主要政策。马英九的新功能主义式政策推动两岸在空运、海运直航，直邮、旅游，食品安全等方面通过海协会海基会达成多项协议。作者认为两岸的关系将分三步走，即海协会海基会半官方对话，党际对话，进而实现政府间对话。然而台湾地位的悬而未决会导致两岸持续政冷经热，功能主义者的设想——从经济的交流达致政府间对话——难以实现。这需要在新功能主义范式下提出一揽子政治性解决方案来达成。笔者认为尽管两岸因为互不承认尚无正式的政府间会谈，政治并不冷，各种层次的官方交流包括民进党在内也在持续地进行。

作者认为，相比于固守意识形态教条的韩朝双方，海峡两岸寻找到了去政治化的，实用主义的策略增进两岸的经贸往来。作者将阳光政策的无果而终归咎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在金大中、卢武铉任内，温和政策在政治方面效果有限；金正日的机会主义策略——把经济合作作为维持财源的工具；朝鲜政权的脆弱与先军政策掩盖了功能主义的成果；李明博政府与布什政府的强硬政策。其结果是，韩朝依旧停留在冷战状态。

两个向度，四种情况

最后，作者通过经验研究将韩朝与两岸关系的影响因素分为两个向度：一是力量是否均衡、对称，而是国族认同是相同还是相异。

他还将对峙的政权分为四种情况：一方拥有压倒优势，且两方分享共同的国族认同；两方势均，且分享共同的国族认同；一方拥有压倒优势，且两方认同相异；两方势均，且认同相异。在四种情况中，第一种对于国家的重新统一最为有利。

作者认为，2008年至今的两岸关系与1998−2007年的朝韩关系属第一种情况，优势方会采取功能主义或新功能主义策略，而弱势方将采取邦联主义策略。1960-1980年，2007年至今的韩朝关系属第二种情况，双方会采取现实主义策略；1996−2008年的台海关系则属于第三种情况，优势方会采取联邦主义而弱势方以建构论回应。东欧剧变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属于第四种情况，双方将出现分离主义运动。

尽管作者基于经验做出了这种划分，然而实际上，2008年之后的两岸关系变化并不能说明台湾对于中国的认同加强了，而是重新执政的国民党淡化了独立的诉求，并力避关于统独的表态。

给金砖五国的稳定状态排个名

汪吕杰

综合各项指数，金砖五国在政治稳定方面的排序依次为：巴西，南非，中国，印度，俄罗斯。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brics/

每一天我们都被媒体上巨量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充斥，以致我们很难对幅员辽阔的中国进行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当我们对如今的中国进行纵向比较，我们会信心满满；但是当我们进行横向比较时，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中国是否已经彻底摆脱不稳定的隐患？中国是否如很多人所想象的，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美国本特利大学的郑世平（音译，Shiping Zheng, Bentley University）博士，依据国际各大组织发布的政治稳定指数，将目前发展势头最好的金砖五国（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横向比较，以获得对中国相对客观和冷静的认识。郑博士认为，每种指数都存在其发布者可能的偏见，综合12种主要指数才有可能将这种偏见降到最低。

第一为《经济学家》杂志发布的政治稳定指数，包括经济恶化和社会动荡两方面。中国名列41，高于平均水平，但在金砖五国中，中国仅列第四，社会状态只好于印度。

第二为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金砖五国中，中国位于第三，局面优于俄罗斯和印度，劣于南非和巴西。

第三为乔治梅森大学所发布的政治脆弱指数，1为最稳固，25为最脆弱。中国的分数为8，劣于巴西，与俄罗斯持平，优于南非和印度。

第四为美国查尔斯顿大学发布的国家外交指数，涵盖政治权威，合法性和容纳性三个方面。在全部192个国家地区中，中国位于103，五国中只是优于印度。

第五为外交政策杂志与和平基金会发布的政府失败指数，以衡量国家内部冲突的可能性。177个调查对象中，中国的排明是第115，五国中垫底，令人堪忧。

第六为马里兰大学发布的未来不稳定指数，依据政权持续性，婴儿死亡率，经济开放度，军事化程度，以及周边战争状态对某地区未来三年内的社会稳定状态进行预测。中国名列47，金砖五国中处于最为有利的位置。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一起获得低风险的评价。

第七为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弊端指数，中国在总共141个国家中名列68，较为有利，五国中排名第三，优于印度和俄罗斯。

第八为美国欧亚集团发布全球政治风险指数，调查涵盖全球24个国家，中国名列12，但在金砖五国中再次垫底。

第九为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发布的状态指数，用于指示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中国在128个国家中88，落后世界其它主要国家，金砖五国又一次垫底。

第十为贝塔斯曼基金会发布的管理指数，包括资源的利用，共识的建设以及国际间的合作三个方面。中国名列64，为中等水平，五国中仅优于俄罗斯。

第十一为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在全部178个调查国家中，中国名列78，处于中等水平，五国中排名第三，腐败状态优于巴西和南非。

第十二为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主要调查国内与国际冲突可能性，社会的安全性，以及军事状况。全部153个国家中，中国排名80，但在金砖五国中排名第二，仅劣于巴西。

综合各项指数，金砖五国在政治稳定方面的排序依次为：巴西，南非，中国，印度，俄罗斯。

当然，对于这份研究的结果，我们应该认识到其研究方式可能带来的弊端。虽然作者试图通过采用尽量多的衡量比较以获得相对客观的认知，但因为上文所引用12个指数均来自西方机构，他们对中国普遍性的预设观点可能会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呈现。因此，中国在各项指标中的排名可能差于实际情况。

不过，此文的结论依然可以为我们判断中国政治的稳定状态提供有益的参考。我们对中国的稳定状态不应抱有盲目的信心，以上十二个指数的确反映了中国社会很多的问题，也反映中国在很多方面并不如世界其它国家，甚至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即使中国目前依然保有很好的发展势头，但依然应保持谨慎，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未来15年，中国印度谁能把握先机？

宿亮

在“龙象之争”的光环下，中印两国民众对于对方的认识存在巨大误区，中国民众普遍把印度看作欠发达国家，而印度民众则认为中国已在多个方面被印度甩开距离。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最新报告试图分析“龙象”未来十五年发展轨迹，判断孰高孰下。

参考文献： Charles Wolf, Jr., Siddhartha Dalal, Julie DaVanzo, Eric V. Larson, Alisher Akhmedjonov, Harun Dogo, Meilinda Huang, and Silvia Montoya. 2012. China and Indian, 2025: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The RAND Corporation.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chinavsindianfifteenyears/

作为亚洲地区大国和世界经济“金砖N国”的重要成员，中国和印度一直被视为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关键。在“龙象之争”的光环下，中印两国民众对于对方的认识存在巨大误区，中国民众普遍把印度看作欠发达国家，而印度民众则认为中国已在多个方面被印度甩开距离。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查尔斯·沃尔夫等研究人员的报告《2025年的中国和印度：比较评估》试图在中印发展中理出思路，从人口、经济、科技和军事预测未来两国国力天平的倾向，回答谁能在“龙象之争”中把握先机的问题。

从人口增长趋势上看，印度1.55%的年均自然增长率超过中国近3倍。2025年，印度人口会超过中国，并继续增长到2050年，而中国的人口峰值将出现在2032年。一般而言，15岁至64岁的人创造价值高于消费，为其他年龄人口提供依赖。随着印度新增人口超越中国，中国人口抚养比相较印度不断上涨。

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中国人比印度人更加健康，所以老龄化速度更快；虽然印度教育水平低，但只要能加大投资，在15年内赶超中国并不困难。

因此，印度在人力资源上占得先机。当然，这一优势的发挥取决于印度经济的开放程度和创新能力。

从宏观经济上看，兰德公司的报告综合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总产量与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投入要素的比率）、国内生产总值(GDP)几个方面进行统筹分析，认为印度正在缩小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差距。

报告分析，对于中印经济前景，来源各异的分析得出不同结论。企业界的评估往往看好印度，但学者和国际组织则认为中国将稳固优势。兰德公司对15年内双方宏观经济分析显示，只有在印度处于最理想发展状况、中国处于最差状态时，印度GDP才有可能接近中国。

从科技发展上看，兰德公司的报告主要考察两个方面，即“钱”和“人”。

中国科技研发费用总额眼下排名世界第三，直接转化为商业产品的科技研发费用占GDP比值超过1%，而印度这一数字为0.8%。中国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博士学位获得者比印度多70%。不过中国新毕业工程师的”可雇佣率”只有60%，落后于印度。

正常情况下，中国研究人员数量15年后仍将大幅领先印度，超过8%；而在全球科技期刊或出版界发表的研究成果也高过印度13%。就算精确考虑中国教育”虚高”因素，这两个数字也将超过印度1.5%和1.7%。

从军事开支上看，不论采用何种算法，中国都将远超印度。

报告采用两种方式计算军费以期平衡误差。根据目前年增长率计算，考虑美元币值在15年内的波动，印度2025年军费开支为940亿美元到2770亿美元之间；中国军费开支则是印度的4到7倍。根据军费开支占GDP比例，印度2025年军费约为820亿美元到2420亿美元；中国开支是印度3到4倍。

印度2025年军费开支中用于购买武器的开支大约是63亿到186亿；而中国这一数字是印度的2.6倍。

根据上述分析，兰德公司得出结论，未来15年中，印度人口占据优势、宏观经济不断接近中国，但科技和军事上将大幅落后于中国。据此，报告建议美国政府根据国家利益，确定对中印两国政策，以满足政治目标。

兰德公司这份报告从数字角度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印未来发展的不同方面并进行数理化的比较，让人一目了然，反映了美国近几十年来科学化政治科学研究方法。这种科学化的方法逻辑清楚，但也存在较大问题。就这篇报告而言，中印两国未来15年可能的内部政治博弈、政治轮替、外部国际环境或自然灾害因素均没有讨论，使其结论存在严重局限。

“中印大同”（Chindia）的阻碍：中国网民对印度的印象太负面

傅若兰

中国的八个流行网络论坛中，与印度相关的发帖90%均呈负面态度。这种网络民意将潜移默化地对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Shen, Simon. 2012. “Exploring the Neglected Constraints on Chindia: Analyzing the Online Chinese Perception of India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China’s Indian Policy”. China Quarterly 207, 541-560.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neglected-constraints-on-chindia-and-the-online-chinese-perception-of-india/

中国人对印度人持怎样的印象？自2005年4月中印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中印关系在官方层面迅速发展，有关中印外交的研究卷帙浩繁；但是，对中印民间层面关系的研究却十分有限。

长期活跃于中美民间智库、媒体的公共知识分子、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旭辉（Simon Shen）最近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从流行网络论坛入手，分析中国对印度的网络民意。

沈旭辉根据论坛的受欢迎程度及对国际政治话题的关注度，选取了强国论坛、铁血论坛、中国和平论坛、天涯社区、复兴论坛、凤凰网论坛、福步外贸论坛、倍可亲社区等八大网络论坛为研究对象。其中每个论坛选取了2008年11月1日到2009年10月31日的400到600条发帖作为研究样本。文章根据这些样本检验了中国网民对印度人的整体印象，对印度经济、军事、地缘政治地位及中印边境冲突的认识，得出了一些十分中肯有益的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仅10%的论坛发帖对印度持积极印象，90%所持观念都比较负面——而这一结果在整体氛围相对激进和相对理性的论坛中并无显著差别——这与中国网民对美、对日观念的两极分化呈现了强烈的对比。

沈旭辉更指出，由于中国网民对印度的印象普遍为“相对落后的国家”和“低层次的民族”，他们在面对中国政府对印妥协时的态度往往更激烈。

不过，研究结果也呈现出了积极的一面：中印关系较紧张时网民激进言论较为集中，但中印关系缓和时，网民的对印情绪也较温和，因此中国网民对印观念仍存在改进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从许多微小案例入手。比如，一名在论坛上声称自己交往了一个印度男友的女网友遭到了一些网友的强烈批评，甚至遭到告诫：“一定会后悔的”。这种对印度及印度人的消极观念，同时也影响着中国商人对印投资、贸易的热情，这种情绪在福步外贸论坛等论坛上体现得尤为突出——私人友谊在中印商人之间很难建立，这类微观层面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这项研究提醒政策制定者关注中印民间关系，它集中体现在网络民意这一载体上。网络民意将潜移默化地对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两国的政府、媒体等都应该及时关注这一问题。

中国对外援助碰撞国际规范

陶郁

中国对于既有国际规范的接受程度，在不同受援国存在显著差异；而中国如何选择外交姿态，则主要取决于援助对象受既有国际规范的影响程度。

参考文献：Reilly, James. “A Norm-Taker or a Norm-Maker? Chinese Aid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 no. 73: 71-91.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china-and-international-norm/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的日益增强，许多观察者已经不再纠结于“中国能否崛起”，转而关心崛起的中国将以何种姿态面对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既有国际规范。

最近，悉尼大学东北亚政治专家吴瑞利（James Reilly）博士在《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期刊上发表论文，比较了中国在东南亚不同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他指出：中国对于既有国际规范的接受程度，在不同受援国存在显著差异；而中国如何选择外交姿态，则主要取决于援助对象受既有国际规范的影响程度。

吴瑞利认为，中国近些年来加强了在对外援助方面的透明度，并且加强了与西方援助者积极互动，说明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原则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既有国际规范存在相通之处；此外，中国强调尊重援助对象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而主流国际规范也越来越多地倡导将援助对象而非援助者视为发展计划的核心主体，说明二者在一些方面的发展方向也日渐接近。

然而，在不少原则上，中国的做法与既有国际规范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比如，中国反对设置援助条件，更加重视政府而非社会组织的作用，并且认为援助者与援助对象同样具有从对外援助中获益的权利。

那么，中国在什么情况下更倾向选择接受既有国际规范，而在什么情况下则更倾向依据国家利益重塑国际规范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吴瑞利重点分析了中国对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三国的援助项目。

对柬埔寨，中国在从2000年到2009年的十年间总共提供了价值2.04亿美元的援助和价值5亿美元的贴息贷款，这些援助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出于外交价值的考虑，中国帮助柬埔寨兴建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政府建筑；但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了同其他援助伙伴的对话与协作、提高了援助的透明性，并且资助了许多具有文化和社会意义的项目。

在老挝，中国的对外援助重点则在过去数年间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在2001年到2002年间以能源和采矿领域为主，在2005年到2006年间以通讯和交通领域为主，而2007年则以社会和经济领域为主。总的来说，无论是与自身进行纵向对比，还是与其他援助伙伴进行横向对比，中国对老挝的援助都越来越多地从能源和采矿等部门向教育与健康领域倾斜。

对缅甸而言，中国是最为重要的投资源泉；而中国对缅甸的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与经济和政治活动密切联系的领域，包括公路、铁路、桥梁、通讯、农业机械、水电站、体育场和政府办公楼的建设。这些项目被认为旨在促进中国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进行发展，部分工程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争议，而援助的透明性与支付渠道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质疑。

吴瑞利认为，中国对柬埔寨和老挝的援助符合既有国际规范所倡导的原则，而对缅甸的援助则具有鲜明的特色，其原因在于受援各国嵌入国际规范的程度不同，对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意义也不同。柬埔寨和老挝享受着来源广泛的国际援助，对于这两个国家的援助深受既有国际规范的影响，所以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原则看起来也与国际规范所倡导的内容比较相似。而缅甸长期受到西方国家孤立，因此较少受到既有国际规范的作用，加之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所以中国对缅甸的援助也就更多地表现出自身的关切。

不仅如此，吴瑞利还发现，中国已经开始主动扩展其对于亚洲开发银行等区域发展机构的影响。具体来说，中国不但开始明确表达自身的政策偏好以及对区域发展组织的愿景，更开始有选择性地提供资金以支持那些更为符合中国愿景的发展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中国目前在许多方面仍选择与既有国际规范步调一致，但也已经开始影响甚至塑造更加符合自身愿景的国际规范。

国际规范作为人们对于特定国家合理行为方式的一套期待，本身并没有强制意义；然而，即便从强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视角考虑，国际规范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崛起的中国而言，能否有效整合自身利益需求与国际规范所倡导的原则，能否积极利用甚至有效影响国际规范，不仅关涉国家形象，更关涉外交政策的作用效果。

花钱的艺术：中国要出手援助欧盟吗？

宿亮

在现代国际社会，“花钱”是从事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不过，正如很多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商业保护主义”和“贸易扩张主义”一样，如果在不恰当的时机或方式出资协助欧元区，难免引来负面评价。

窗口文献：Nicola Casarini, How the debt crisis can advance Sino-European relations, Opinion,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Sep. 2011.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should-china-help-eu/

欧盟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欧盟又在多大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国提供援助？这是当下中欧关系乃至中国外交面临的两个关键问题。

意大利学者尼古拉·卡塞利尼供职于带有欧盟官方背景的巴黎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他分析认为，中国支持欧洲统一货币欧元是一贯传统，并不新鲜。

在现代外交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个国家做出的决定并不一定代表一国统治阶层的意愿，甚至不是一国普遍价值观的选择，它代表的是现实政治中的博弈。例如，在联合国否决某项决议，并非一定出于议题本身的考量，而是对通过议案本身的负面价值或工具意义不满。在欧元议题上，也是如此。

对中国而言，欧元的意义有二。其一，欧盟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维护欧洲金融市场的秩序和购买力，对中国出口贸易有重要影响；其二，中国希望平衡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重要性，实现外汇储备种类和形式的多元化。

换句话说，欧盟是否能够指望中国出手救助欧元，取决于中国在贸易意义和投资意义上对欧盟的依赖程度。

从商业角度分析，官方数字证实，中国对欧投资数倍于对美投资。无论这一比较背后是否有政治原因参与，欧洲对中国的重要性都非常明显。事实上，很多欧洲政治家已经开始正视债务危机影响的部分国家考虑向中国出售公共资产的可能性。不过，考虑到中欧正在商谈最新的贸易伙伴条约，这种可能性能否成为现实还有待观察。

另一方面，比较欧元和美元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变化可以发现，2011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中，四分之三源自非美元产品。总体来看，美元在外汇储备中占据63%-67%；而欧元达到26%-28%，并处于上升过程中。不过，中国的主要投资资产集中在出资法国、德国这些相对稳定国家的债券上，而不是希腊或者西班牙。意大利对外声称中方握有其13%的主权债务，一旦属实，这一数字意味着中国是意大利最大债主。

在现代国际社会，“花钱”是从事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美国2011年试图通过停止“花钱”来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吸纳巴勒斯坦为会员国，而中国试图通过增加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来增加特别提款权份额。

不过，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所提到的，不能把战争当作目的，外交与战争都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错误地使用这些手段，都将最终伤及自身。正如很多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商业保护主义”和“贸易扩张主义”一样，如果在不恰当的时机或方式出资协助欧元区，难免引来负面评价。

板块二：解剖制度政策 Domestic Politics

在这个板块里，“政见”邀请您一起学习、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里的制度与政策以及它们背后的观点与价值。我们希望您不要被某些看起来特别宏大和抽象的名词所吓倒，因为只要仔细看看、认真想想，您将不难发现这里的讨论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理解中国政治，从了解中国政府开始。我们通过生动直观的信息图，告诉您“两会”究竟是什么，并和您一起探索政府工作报告的“秘密”。而与中央政府相比，更各层级的地方政府显然与我们的生活联系更为密切。陈皙博与潘伟杰分析了地方政府吸引企业迁入的策略，简旭伸发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方政府善于跨国学习，Xu, Perkins和Chow等人认为中国的基层政治在根本上是一种基于邻里感情的集体行为，邱国良指出政治信任是公众参与的基层选举前提，Kerry Brown以村级选举为切入点考察了中国的基层民主的现状及其前景，而詹晶则考察了中央政府对待地方政府预算外收支的方法。

国家统一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命题之一。葛莱仪(Bonnie Glaser)等学者分析了台湾问题中的多方博弈态势，饶义(Denny Roy)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进行剖析，张赞贤探讨了大陆和香港相互学习和相关影响的过程，而“政见”的原创信息图则旨在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刚刚结束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少数民族公民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而民族自治地方的境况也值得我们关心。Dibyesh Anand发现西方对西藏的解读是一个帖标签的过程，维吾尔族教长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指出伊斯兰教是和平、宽容的宗教，Justin V. Hastings给出了维护新疆稳定的几点建议，雷尤伦(Goran Leijonhufvu)分析了民族乡在自治光环下的尴尬处境，而Elena V. Barabantseva则关注了西部大开发工程中少数民族的矛盾处境。

口号与符号虽然不是中国政治的特有因素，却在中国政治里具有格外深刻的涵义。甘伯纳(Bernard Ganne)和石路通过政治标语的变迁重新审视了“浙江模式”的发展，桥本逸男认为“为人民服务”这句口号应被与时俱进地赋予新的内涵，潘鸣啸(Michel Bonnin)呼吁别用过时的口号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Elena Barabantseva则指出了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内在矛盾。口号和标语的背后，往往深藏着价值观点与意识形态。如果您因充斥于网络的种种标签而感到迷惑，只要看一眼我们的信息图，就可以大致厘清中国的左派与右派。

如何看待自己的祖国，是每个中国人必须回答的问题；而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如何看待中国，也成为了每个政治学研究者必须回答的问题。胡克礼(Christopher Hughes)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与地缘政治思想结合，冈村志嘉子对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了分析，高原明生[41]报告并分析了日本人的对华观，而李成则探讨了美国研究者如何应对复杂的中国政治。

“两会”究竟是什么？

方可成 魏天瑶

“两会”究竟是什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什么不同？哪些人在舞台上代表我们参政议政？他们具体做了那些事？而纳税人又需要为他们的履职付出什么？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npc-cppcc/

政府工作报告的“秘密”

焦佳文 方可成

这样一份重要文件是如何经过层层修改、审订之后出炉的？我们可以从三十多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读出怎样的历史变迁？本届政府9年以来在工作报告中交出的成绩单如何？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美国的国情咨文有何不一样之处？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government-work-report/

地方政府如何吸引企业迁入？

刘岩川

在中国运作的大型企业如何选择区域总部的位置？地方政府在吸引企业时采取了怎样的鼓励性措施？岭南大学教授陈皙博与研究员潘伟杰指出，虽然许多市政府都试图以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在本地设立总部，但同一战略在不同地区有着显著差别。

参考文献：Che-Po Chan & Wai-Kit Poon (2012): The Chinese Local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Building Up the ‘Headquarter Economy’: a comparison between Pudong and Shenzhe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73, 149-167.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headquarters-economy/

在中国运作的大型企业如何选择区域总部的位置？地方政府在吸引企业时采取了怎样的鼓励性措施？政策上的让步是否带来了无谓的牺牲？带着这些问题，岭南大学教授陈皙博与研究员潘伟杰在学术期刊《当代中国》中撰文指出，虽然许多市政府都试图以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在本地设立总部，但同一战略在不同地区有着显著差别。

陈皙博与潘伟杰的研究围绕着“总部经济”这一概念展开。2000年以来，海外在中国投资的规模逐渐扩大，在华设立总部的公司也越来越多。在选择总部的地点时，国内外企业都要进行一番利益考量，比如：选择范围内的城市是否拥有过硬的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和人力资源，地方政府是否能提供一些优惠政策，骨干员工的子女是否能得到良好的教育，等等。

两位研究者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是企业重点考虑的因素。由于企业总部从事的并非基本的生产工作，所在地的工资水平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从政府的角度讲，提供各种补助、税务减免条款和额外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吸引企业迁入的主要手段。理论上，虽然市政府在吸引企业的过程中做出了一系列让步，但企业带来的资源、人才与额外的税收远远大于政府付出的成本。

中国政府在90年代末开始考虑鼓励国外企业在华设立总部。自从国务院在1999年批准北京市为外企提供优惠政策，上海浦东、深圳、广州和天津相继得到了国务院的类似许可。十几年之间，厦门、大连以及沈阳等城市也相继设计了各自的优惠措施。

陈皙博和潘伟杰以浦东和深圳为例，解析了不同城市在优惠政策上的异同。

首先，浦东与深圳都在利用政策吸引大企业进驻。不同的是，上海的政策吸引的大多是欧美和日本的公司。中央也有意将上海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因而给予上海经济更大的自由度。浦东虽然也吸引了国内企业进驻，但这些企业所得到的优惠远远达不到海外企业的标准。例如，规模较小的国内企业要照常缴纳33%的利税，而本土大企业和海外企业只需要交15%。

相反，深圳吸引的则大多是香港和国内的企业。在所有将深圳作为总部的企业当中，腾讯和万科等本土力量占64%。一些海外企业虽然也在深圳设立了总部，但不少都是深圳重点引入的高科技企业。除此之外，因为深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运输条件，诸如IBM、沃尔玛和家乐福等商家在此设立了全球采购中心，而不是带有投资性质的部门。

其次，浦东与深圳对中央政策的折冲，也造成了浦东企业偏国际化、深圳企业偏本土化的态势。陈皙博和潘伟杰发现，商务部在2004年出台了一项新规定：有意在华设立区域总部的企业必须注册超过1亿美元的资本。在2008年，上海市政府在执行中央规定时，把注册资本的标准降到1千万美金。深圳给企业开出的标准更低，因此吸引了大量本土企业迁入。

浦东与深圳还在金融与行政方面为迁入的企业提供实惠。在步入上海的头三年，外国企业可以获得5百万人民币的政府补助。年均创收在10亿人民币以上的企业还将获得1千万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同时，上海市简化了外籍和外地员工在本地居住所需的手续，使海内外人才能在上海长期生活。

在资金补助方面，深圳市对新迁入的国内外企业一视同仁。总部设在深圳的企业将在第一年收获5百万到2千万人民币之间的资助。在注册后的五年中，企业还将持续获得深圳市政府的奖励。企业唯一需要履行的义务是扎根深圳十年以上。在户籍制度方面，深圳能为外地员工提供的优惠无法与上海比拟。

陈皙博与潘伟杰的研究还表明，总部位于浦东和深圳的企业正从当地行政改革中获益。上海于2005年出台了《综合配套改革》方案，而深圳在2009年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这两家地方政府都在朝公共服务方向迈进，都在简化行政审评过程，但浦东的政策重点是消除城乡差异，而深圳的顾虑是如何完善与香港的经济、金融合作。

在行政改革过程中，浦东区作为上海市的一部分取得了更多的权利。经国务院批准，长期困扰外企的行政审评和外汇流通管制在浦东区有所松动。深圳的改革还没有跟上浦东的步伐，外企在选择总部所在地时也相应偏爱浦东。

正如两位研究者所言，中国城市吸引企业进驻的手段类似，但对目标企业各有所好。以浦东和深圳为例，前者偏爱欧美和日本的企业，后者则着重考虑本土和香港的企业。抛开政策因素，世界经济的起起落落也在影响国内外企业进驻中国大城市的格局。在经济危机的浪潮下，一些原本在大城市站稳脚跟的企业已经回撤。国内政策能否抵御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地方政府爱跨国学习

陶郁

在中国运作的大型企业如何选择区域总部的位置？地方政府在吸引企业时采取了怎样的鼓励性措施？岭南大学教授陈皙博与研究员潘伟杰指出，虽然许多市政府都试图以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在本地设立总部，但同一战略在不同地区有着显著差别。

参考文献：Chien, Shiuh-Shen, and Bing Ho. “Globalization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learning process in post-Mao China: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Global Networks 11 (3):315-33.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policy-learning-in-local-china/

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也许比你想象的更加开放，更爱学习。

由于昔日的中央统筹式计划经济已经转变为开放外向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变革促使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学习和创新。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向谁学习？以谁为师？以往的理论文献认为，地方政府在寻求政策创新时，一般会向过去学习、向邻居学习、向国外学习。然而，对于长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而言，因为地处改革开放和政策创新的最前沿，“向过去学习”与“向邻居学习”都不太现实；于是，向外国同行取经就成为首要的政策学习方式。

国立台湾大学副教授简旭伸及其同事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在过去十年间对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外国投资者和相关政策顾问在内的上百位当事人进行访谈，结合相关统计资料和文献，将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跨国学习过程总结为三种各有特色却又相互联系的机制，即“个人网络”(personal networking)、“机构联盟”(institutional alliance)和“权威话语”(hegemonic discourse)。

“个人网络”，顾名思义，是指地方政府官员通过与外国同行或相关专业人士之间的个人沟通与交流进行政策学习。这种学习进程一般是非正式和非程序化的，学习者和被学习者之间一般不存在利益交换关系，整个学习过程建立在官员之间的个人信任基础上。

这种学习机制在昆山最为典型。作为距离上海最近的县级市，昆山在过去二十年间接受了大量外来投资。这些投资商不仅带来了用于发展的资金，也为地方干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许多投资商被昆山市政府授予了荣誉市民身份，他们也常在不同场合被邀请为昆山的发展提供建议。在具有政策创新需求的官员和具有政策创新经验的投资商共同推动之下，昆山于2000年建立了全国首个出口加工区。这一政策创新使昆山经济自2001年之后迅猛增长，到2008年，这个县级市所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已经达到全球同类产品总产量的四成。

第二种学习机制被称为“机构联盟”，即不同机构通过签订合同而建立起正式和结构化的合作伙伴关系，并通过这种正式的机构联盟进行知识交流和政策学习。机构联盟的参与者包括地方政府、国家政府和企业，这些参与者的利益一般都与整个政策学习过程密切相关。

苏州工业园区可以被视为此类政策学习的一个代表性案例。该园区于1994年由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共同兴建，并由两国经济实体共同经营和管理，这使新加坡在园区建立之初就得以大力推行其在工业基础设施、企业管理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这种经验为中国方面所欢迎并学习。虽然工业园区的持股比例逐渐从以新加坡为主过渡到以中国为主，但新加坡投资者带来的园区管理经验被继承下来，而负责园区工作的地方干部也能沟通过新加坡方面提供的培训计划不断提升自身的行政能力。得益于这些政策学习和政策创新，苏州工业园区在2007年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与上海基本相当，而苏州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所有城市中也仅次于上海。

最后一种机制“权威话语”，意思是向那些被证明能够成功帮助其他地区发展的顾问寻求帮助，这些专家既可能以个人身份提供政策建议，也可能通过咨询公司向地方政府提供发展方案。顾问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长期的，但并不一定是绑定的，而地方政府通过这种方式所学习到的主要是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政策文化，也未必与其当前政策目标紧密联系。

上海市政府在建立和发展浦东新区的过程中广泛采纳外国顾问和规划师的意见，是这种学习方式的一个典型体现。上海市政府不仅充分利用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的资金和经验进行浦东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勇于雇佣一些国际知名但在中国并无经验的咨询公司和规划公司为发展浦东绘制蓝图；通过聆听权威话语，上海不仅可以直接借鉴纽约和东京等国际都市的发展经验，还学习到了国际领先的管理文化和营销策略，不仅将浦东新区建设成为了一个现实的金融基地，更将其塑造成为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品牌。

简旭伸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利用国外资源时，已经超越了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和引进人才等传统模式，而日益重视对外国同行先进治理经验的学习；通过这种学习，长江三角洲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经济合作、社会发展和形象管理等方面实现了具有积极影响的政策创新。

这些地方政府跨国学习的经验，或许能够给其他希望提升竞争能力和改善治理绩效的地方政府以启发。

“重感情”的中国基层政治

汪吕杰

中国的基层政治在根本上是一种基于邻里感情的集体行为。当社区集体或个人的诉求未被合理回应时，这种强大的、潜伏的情感力量就会促成社会集体性的行为。

参考文献：Qingwen Xu, Douglas Perkins, Julian Chun-Chung Chow, “Sense of Community, Neighboring, and Social Capital as Predictors of Loc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ume 45, Number 3-4, 259-271.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local-political-participation/

无论在哪个国家，基层都是政权大树的树根，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保障。不过，同样是基层，中西却有大不同。

道格拉斯·帕金斯等三位美国学者研究指出，在西方，基层社会根植于带有契约性质的会员制度，是以“协会”为核心来组织人际关系及相应的政治活动。

而在中国，基层政治则以“重感情”为关键特征——除了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之类的外在性制度保障，乡里、邻里之间的感情也是基层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之一，甚至可以认为是基层社区和睦的必要条件。此类情感能够在很多情况下调和社区的内部矛盾，通过非法律的手段解决纠纷。这一点，可以在古代中国的乡约、族规中寻找悠久的历史根源。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大批进城务工的农民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农村的亲属关系和城市中的单位意识虽然已经淡漠很多，但“近邻”的概念却始终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熟悉，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感情基础，这种感情基础也逐渐演变为基层政治的基础。

因此，中国的基层政治在根本上是一种基于邻里感情的集体行为。因为感情的沟通作用，社区层面的集体政治行为能够获得个人的承诺和社区范围的支持；也因为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协调作用，社区集体行为诉诸的是个人和集体的共同利益。

不过，感情在政治中过于突出的作用也为基层政治带来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毕竟，感情中具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同时具有突发性的特征。当社区集体或个人的诉求未被合理回应时，这种强大的、潜伏的情感力量就会促成社会集体性的行为，而且往往诉诸不合理的方式，村社之间的械斗就是此类恶性事件的典型代表。

那么，就需要某种方式来调整基层群众的感情“冲动”的因素，使基层政治得到均衡。

具体采用何种方式？在这几位美国学者看来，答案是改进基层选举制度。只有通过完善的、竞争性的选举行为，基层群众才能逐渐接受民主的社区意识，并通过此种意识调节基于自身和邻里的感情冲动。也只有社区内的居民以民主的方式参与到社区的各项事宜，才能更多地增强其自身民主素养，了解如何以更好的方式维护自身权利，才能更好地在个人、社区和国家之间主动地寻找到利益的平衡点。

这几位学者在肯定乡里、邻里感情在基层社区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利用民主选举制度来谨慎约束容易冲动的感情。他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基层群众的社区意识，一种以民主和权利为核心的社区意识，将社区内部矛盾和社区间的矛盾更多得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处理，而非单纯依赖于集体性的情感，或者来自外部的强大制约力量。如果这样，中国的基层社会将会以良性的方式运行下去，并成为建构整体和谐社会的“毛细血管”。

这项研究内容详实，主要理论也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虽然受到调查方法和范围的限制，文章的结论是否具有全国性的推广价值还值得商榷，但是文章的结论结合中国的显示却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中央如何对待地方政府预算外收支

陈仲伟

中央对地方预算外收入干涉的选择有其自身逻辑，那就是：以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与地方稳定为考量依据。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1/local-extra-budgetary-central-government/

学者秋风曾说：“政治的核心是财政，民主的本质是财政民主，而财政民主的枢纽在预算民主。”在中国，大量存在的政府预算外收入与支出无疑值得关注。

据统计，在全国预算外收入中，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占据了90%。

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支无疑会造成很多问题，如公共资金失于管理，滋长腐败，横征暴敛导致群众不满，削弱中央财政的税源，推高实际税负的水平，还可能导致宏观调控失效。而且，地方政府有扩张预算外收入的冲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预算外收入一度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80%——直到现在，这个比例也依然超过30%。

当然，预算外收入也有积极效果：弥补了地方财政的缺口，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与公共服务方面可以有所作为，并能够维持公务员队伍的稳定。

在缺乏公众制约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介入管理地方预算外收支不失为权宜之计。例如，近期中央对房价的调控就体现了对“土地财政”及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干预。那么，中央政府对地方预算外收支的态度到底如何？怎样在容忍与介入之间进行选择？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詹晶博士2011年在《亚洲研究》杂志（Asian Survey）上撰文就此进行了分析。

作者以省一级为单位，收集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06年的相关统计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反驳了三个假设：削减预算外收入会吸引境外投资；地方政府会因公众抵制导致的征收成本提高而削减预算外收入；经济增长与税源的拓展会抑制预算外支出。进而，作者认为地方政府有自发扩大预算外收入的冲动，惟有中央政府的干涉才会导致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下降，至少是账面上的下降。由此作者将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变动原因限定于中央的干涉。

那么，中央是如何掌控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支以趋利避害的？中央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摸索，主要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是直接限制预算外收入，二是将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管理。

数据分析证实：省区人均预算外收入越高，越可能招致中央干涉。

作者还有一些“意外”的发现：中央并不“同情”财政收入短缺的省份，中央更多地限制这些省份的预算外收入而宽容经济较发达地区。不过在人均GDP超过三万元（2006年）的省份中，中央在是否介入其预算外支出方面并无明显偏向。此外，如果该省吃财政饭占人口的比例较高，中央则会较少限制其预算外支出。地方的GDP增长率与建设支出则对中央是否干涉没有影响。

一个省份拥有中央委员的数量（含委员与候补委员）对其是否受中央干涉虽有影响但并不显著，这说明地方对中央在这一问题上决策的影响并不明显。少数民族地区的预算外收入也并没有因为中央考虑维稳而明显被更多介入。

农业产值在一地GDP中的比例越高，在预算外收入问题上越容易招致中央限制，以避免预算外收入的过度膨胀造成维稳隐患，但农业人口在一省的比例则对中央是否干涉没有影响。

通货膨胀会明显导致中央干涉的减少，因为通货膨胀将导致政府收入的购买力下降。

综上，作者认为，中央对地方预算外收入干涉的选择有其自身逻辑，那就是：以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与地方稳定为考量依据。

台湾大选：一场牵动三方神经的博弈

刘岩川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于2012年1月14日举行。在职的马英九虽然成功将两岸关系带入温暖期，但是在选前的调查问卷上却依然和蔡英文难分高下。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得失起伏，不仅是两岸双方关注的焦点，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参考文献：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11114_Glaser_Taiwan2012_WEB.pdf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china-us-taiwan-relations/

将于2012年1月14日举行的台湾大选日益临近。在职的马英九虽然成功将两岸关系带入温暖期，但是在选前的调查问卷上却依然和蔡英文难分高下。民进党会重新执政吗？这不仅是两岸双方关注的焦点，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中，高级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指出，两岸关系虽然在经历了陈水扁时期的低潮后持续回升，但明年的换届选举却给两岸增添了一些不确定因素。自从马英九在2008年就职以来，两岸已经签署了16项协议。不仅文教交流团体和大批游客在海峡双边频繁来往，备受瞩目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已经走上正轨。如果没有九月末美国对台军售的决定以及中国随之而来的抗议，两岸关系似乎一马平川。

但是，台湾即将迎来换届年。在两岸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马英九优势并不明朗。在今年八月份的一份民意调查中，只有35.7%的台湾群众对马英九表示信赖。从未承认一中各表、九二共识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居然能在调查问卷上和马英九分庭抗礼，给两岸关系的未来增加了些许隐患。

中国大陆始终对两岸关系抱着相当的耐心。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交流顺序从未改变。葛莱仪透露，即使在两岸军事互信这类严肃的问题上，虽然台湾军方非常希望通过双边交流增加军事透明度，大陆方面却在提倡两军歌唱比赛、体育竞赛和书法展示。

大陆的耐心当然也有限度，尤其是在主权问题上。不承认九二共识以及一中各表的民进党即使赢得明年的选举，也将在两岸问题上面临空前压力。国台办曾经把两岸关系形容成一座在建的高楼大厦，而九二共识就是它的基石。如果基石不在了，建筑也就很难进行下去。问题在于，如果马英九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失利，两岸双方已经取得的进展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美国的态度也在微妙的变化之中。自从去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Charles Glaser教授建议美国为中美关系而放弃支持台湾以后，学术界各种反应纷至沓来。虽然美国在九月决定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但是货单中没有台湾一再要求购买的先进战机，而只包括用于升级台湾空军现有装备的系统和部件。诚然，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美国已经不能忽视中国对于台湾军购的强烈抗议。

对于不善于处理两岸关系的民进党，美国方面也颇有微词。民进党的首脑蔡英文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了华盛顿，并且表明了灵活处理两岸关系的决心，但是美国方面却反应平淡，甚至有官员质疑蔡英文对两岸稳定的诚意以及对大陆的认识程度。虽然华盛顿无意干预台湾大选的过程与结果，但是美国方面完全不希望看到有损海峡稳定的举动。

台湾大选将在两个月之内举行。马英九连任虽然是最稳妥的结果，却又是很难确定的结局。中美紧绷的神经是否能松弛下来，台海双方的友好往来是否能在未来四年内持续增加，一切将在不久的未来拉开帷幕。

注释：葛莱仪(Bonnie Glaser)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长期研究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

美国如何诠释2012年台湾大选

刘岩川

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落幕之后，北京和华盛顿都从马英九的胜利中得到了鼓舞。大陆希望继续与擅长经营两岸关系的马英九合作，而美国不希望蔡英文给稳定的台海局势增加 任何变数。虽然未来的两岸关系依然存在隐患，但是马英九的连任为消除矛盾增加了时间。更可贵的是，台湾民主制度的进步显而易见，而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开始 接受台湾政治权力的周期性更迭。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us-response-to-taiwans-election/

2012年的台湾大选终于落下帷幕。在这场有一千三百二十万民众参与的选战中，现任领导人马英九以52%比46%的得票率击败了蔡英文，一举迈入了连任的轨道。马英九的胜利不仅稳固了自身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让紧张观战的大陆和美国长出一口气。

与以往选举不同的是，美国与大陆一样希望马英九能成功连任。从中国大陆的角度讲，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已经将台海局势带入了互利互惠的良性循环，而始终 否定“一个中国”的蔡英文尚不具备与北京方面打交道的资格。在美国看来，既然两岸关系在双方的努力下已经迈入正轨，“临战换帅”肯定不是好的选择。

虽然马英九在选举中的优势明显，但是蔡英文选前高涨的人气曾让中美双方眉头紧锁。在马英九成功“卫冕”后，大陆与美国同时传出释然的声音。国台办简短重申了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立场。相较而言，美国对台湾大选的回应更为丰富。

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次论坛上，长期关注两岸关系的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指出，台湾选举史无前例地受到了大陆民众的高度关注。据她观察，不仅身在台湾的大陆游客和留学生见证了大选的过程，而且更多的大陆人通过卫 星电视收看了大选辩论和选票统计的直播。而就在几年前，很多大陆民众都对台湾政治抱着不屑的态度。用葛莱仪的话说，“在过去，很多大陆人用‘混乱’和‘暴 力’形容台湾大选，并且视台湾民主为假民主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反例。”

大陆官方谨慎的反应与民众的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葛莱仪推断，虽然马英九的胜利坚定了大陆用经济政策增进台海关系的策略，但蔡英文的不俗发挥显然不能让大陆对未来的民进党掉以轻心。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 III）则从台湾民主发展的角度诠释了这次大选。他指出，本次台湾选举凝聚了74%具有投票资格的民众，而许多国家的民主正面临“参与率不足”的尴尬。其 次，马英九与蔡英文在本次大选中的表现，特别是蔡英文失利后的淡定与从容，让卜睿哲印象深刻。

多年在美国外交界任职的卜睿哲也不忘从美国的角度分析台湾大选。在他眼中，台湾并非美国制衡中国的一枚棋子，而是帮助美国看清中国崛起本质的一面镜子。他断言，如果大陆对台湾采取强硬手段，那么所谓的“和平崛起”就是一句空话。

与卜睿哲类似，美国东西中心亚太安全专家饶义（Denny Roy）也认为刚刚落幕的大选体现了台湾民主的进步。他指出，陈水扁因为腐败案锒铛入狱后，在野的民进党大受打击。然而，蔡英文在本次选举中吸取了将近 46%的选票，成功将民进党塑造成一个可以制衡国民党的在野力量。

在两岸关系方面，饶义却表现出谨慎的乐观。他指出，国民党再也不是两蒋时期那个视大陆为家乡的国民党了。在他看来，马英九与蔡英文的区别，不过是一 方愿意利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与大陆开展经济交往，而另一方还在犹豫是否接受一中的前提。因此，饶义认为马英九的连任只是搁置了固有的争议，却没能解 决根本问题。

在《外交事务》网站上，任教于南加州大学的林丹（Daniel Lynch）支持了饶义的观点。他认为，马英九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岸之间的经济利益，而遵循“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确保大陆市场的唯一前提。林丹 还指出，民进党的失利在于尚未找到可以取代“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论述。在他看来，大陆绝不允许与台湾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蔡英文提出的“和而不 同”偏偏是国际关系中的典范。

在台湾大选落幕之后，北京和华盛顿都从马英九的胜利中得到了鼓舞。大陆希望继续与擅长经营两岸关系的马英九合作，而美国不希望蔡英文给稳定的台海局 势增加任何变数。虽然未来的两岸关系依然存在隐患，但是马英九的连任为消除矛盾增加了时间。更可贵的是，台湾民主制度的进步显而易见，而越来越多的大陆民 众开始接受台湾政治权力的周期性更迭。

注释：

葛莱仪(Bonnie Glaser)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长期研究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

卜睿哲（Richard Bush III）是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目前担任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饶义（Denny Roy）是夏威夷智库东西方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主要关注东北亚政治与安全问题。

林丹（Daniel Lynch）任教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部。

大陆与香港，谁在影响谁？

陈仲伟

作者认为一旦中国重新开启政治改革，深圳很可能再次成为试验区，香港将藉此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mainland-and-hong-kong/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究竟是香港急剧“大陆化”，还是中国大陆被香港悄悄影响？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前主任张赞贤（Peter T. Y. Cheung）在最近一期的《亚洲研究》（Asian Survey）中撰文说：在两地不断深化的政治经济融合中，香港的确正被大陆迅速影响——作为一个城市，它的体量比起大陆来说的确是太小了。但尽管如此，香港仍然对大陆发挥着与其自身规模“不成比例”的影响。

在张赞贤看来，香港影响大陆有四种渠道：宪政架构、政治领域、思维方式和政府间合作。

在宪政方面，张赞贤认为，香港的半民主体制对大陆支持渐进改良的官员与学者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而香港的法律地位及其与北京的互动，可以视作“联邦制”在中国的实验，对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联邦经验的国家很有帮助。

在政治领域，香港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支持大陆民主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港籍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参与和影响了大陆的政治体制，不过这种影响还比较有限；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活跃人士亦有积极参与，并起到示范作用。

张赞贤在文中还表示，在思维方式方面，香港也对大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香港出版的书籍、报刊难以在大陆发行，有线电视难以在广东省以外落地，但香港的新闻出版物还是给大陆带来了多元的信息，为大陆媒体提供了不少借鉴。随着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推出，越来越多的大陆居民可以自由前往香港，不少人会阅读和购买港台书籍。此外，截至2010年，有约35000位大陆专业人士与8795名大陆学生在港工作或学习，他们也会将来自香港的新鲜思想带回中国大陆。

在政府间交流方面，不少香港官员受聘出任大陆政府顾问，大陆公务员赴港交流与接受培训，大陆对香港反贪污方面经验的学习，对大陆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有大有帮助。尽管香港与大陆分属不同法系，大陆很难系统地模仿香港法治，但近年来两地司法交流的日益密切依然能增进大陆法务人员对法治的了解。此外，在国家与区域发展规划、食品安全、公共健康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尽管香港并非主导者，但在合作进程中也会对大陆政府带来积极影响。

文末，作者以深圳为例展示了香港对大陆影响的具体表现——在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中，香港的行政体制成为参照系。港深在浅水区的合作中，深圳在金融、行政与司法领域，均效法香港而非上海。作者认为，一旦中国全面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深圳很可能再次成为试验区，香港将藉此发挥更大的作用。

图解香港大选

张韧钢 方可成 王陶陶

2012年3月25日，香港特首选举投票日。这场选举的候选人有谁，分别是什么背景？谁有权投票？选举流程如何？候选人有何丑闻？香港何时才能迎来一人一票的普选？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hong-kong-election/

西方对西藏的解读：一个贴标签的过程

励轩

如果我们用更为通俗的语言来形容精炼化和成见化，那就是贴标签。给白人贴上一些积极阳光的标签，给东方原住民贴上一些消极灰暗的标签，有时则相反。通过贴标签，西方给自己侵略东方的行为找到了一个解救东方的借口。

参考文献：Dibyesh Anand.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ther: The case of Exotica Tibet”, New Political Science, 29 (1): 23-42.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western-representation-of-tibet/

西方是如何看待西藏的，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在我们可以找到西方人对西藏的描写中，总是能找到一些妖魔化西藏的话语，同时也能找到神化西藏的话语，为什么在西方人的作品中会存在这样截然相反的表述？英语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副教授Dibyesh Anand先生通过对过往文献的阅读，还原了西方对西藏的解读，分析了西方解读西藏的不同策略，在还原和分析的过程中解答了这一问题。

客观记录

有一个很普遍的观点认为，非文学性作品，比如新闻报道、游记、回忆录等，重在对事实的记录，而不必理会有意识的审美要求，因而这些作品很客观。但是Anand指出，西方对非西方世界所谓的客观的报道、游记、回忆录等“既不是单纯的也不基于某些业已存在的‘现实’，而是牵涉到了西方对权力和帝国冒险的欲望。”进一步的，这些作品中所谓客观性的面具把西方和非西方的不平等与支配关系掩盖住了。在这样一幅客观性的面具下，西方通过各种策略来描述西藏，并把西藏的特点进行识别、归类，进而形成了一种共有的西藏形象。虽然，西藏也可以去描述西方，但是由于双方权力关系的不对称，西藏描述西方所形成的话语体系影响力无法企及西方对西藏的解读。

解读的基础

Anand认为，西方对像西藏这样的他者是以精炼化和成见化为解读基础的。所谓精炼化，就是从复杂纷繁的描述中提炼出一些概念，当看到这些概念时，就知道对应的是那一群人。比如，唱歌、跳舞、好斗是非洲人，妇女迫害者是阿拉伯人，宗教性则跟藏人联系到一起。成见化则是一个对一个一个团体/文化的片面描述。与精炼化类似，成见化也把复杂的事务简化，把人简化为一些特点，然后再把这些特点固化。比如白人象征着好动、诚实、积极、探险、男子气、开明、现代的精神，而东方的原住民则象征着懒散、不诚实、消极、宿命论、女子气、落后和传统。

如果我们用更为通俗的语言来形容精炼化和成见化，那就是贴标签。给白人贴上一些积极阳光的标签，给东方原住民贴上一些消极灰暗的标签，有时则相反。通过贴标签，西方给自己侵略东方的行为找到了一个解救东方的借口。他们把西藏的僧侣、军人等贴上“恶毒的”、“迷信的”、“不顾他人的”和“孩子气的”标签，声称自己在1903—1904年对西藏的侵略是“把普通的原住民从他们野蛮的领导人那里解救出来”，从而为自己在Guru对藏人的大屠杀找了个漂亮借口。

贴标签的策略

对西藏的矮化，在19世纪西方对西藏的描述中经常出现的。藏人往往被看成是野蛮、落后的，他们所居住的环境被形容为污秽不堪。Anand援引了1811年第一个到拉萨访问的英国人的记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拉萨的市容一点都不引人注目，也不令人愉快。居民们满身污秽。满大街都是狗，一些在狂吠，一些在咬兽皮，这些兽皮堆得到处都是，散发着停尸房的恶臭；有些人蹒跚着并且看起来有些乌青；有些人得了溃疡；有些人饿得快死了，还在被乌鸦啄食；有些人已经死了，正在被吃掉……这种矮化甚至到了1920年代还出现在文献中，比如George Knight，1922-1923年英国远征西藏的指挥官写道：“西藏……是女人、狗、污秽的国度，更是众多不洁之物的国度。”通过这种矮化，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西方是干净文明的，西藏是肮脏野蛮的。从而得出西方比西藏先进优越的结论。

在矮化西藏的同时，也伴随着对西藏的理想化，比如把西藏想象成为约翰长老王国的所在地。到了20世纪30年代，理想化基本取代矮化成为解读西藏的主流，以致1938-1939年纳粹党卫军要派出一支探险队去证实西藏是否为纯种雅利安人的住所。理想化西藏给西方人展开对西藏的探险提供了一个充足理由。

色情化也被运用当对西藏的表述。在西方人的作品中，西藏往往被比喻成一个处女，等待着具有男子气的西方去征服，去揭开她的面纱。Anand在论述中摘引了Curzon勋爵在1903-1904英国入侵西藏之后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我为毁掉了你所钦慕的新娘的童贞而感到羞愧，这个新娘即是拉萨。”通过色情化，西方对西藏的侵略竟然变得罗曼蒂克了。

时间政治学的策略则帮助固化落后西藏这一论断。与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不同，西藏被西方人看作是还处在中世纪，也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藏人在人类发展程度中处于低级阶段，而他们的文化也是野蛮落后的。所以，西方有义务/权利将进步加诸于西藏。

在贴标签的过程中，婴孩化也是个非常重要的策略。1903—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前后，藏人总是被比作顽固的、没有逻辑的小孩。殖民军官荣赫鹏发现他们非常像个大小孩。另一位西方人在评论之前拉萨谈判期间的态度时，说到：“逻辑这个概念对藏人的头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推理的能力甚至还没超出小孩子的水平”。把藏人刻画成婴孩，作为成年人的西方人自然而然有责任担负起对他们的监护。

在部分西方人婴孩化西藏的同时，也有西方人把西藏跟智慧和精神性联系起来，Anand把这一手段称作老年化。典型的例子如19世纪的Blavatsky夫人，把西藏跟寻找智慧与精神性联系在一起，到了20世纪，更是如此，Riencourt赞美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智慧和幸福仿佛真实存在的地方。”但对西藏的神化，以及所伴随着的对西方自己的自我否定，Anand认为，依旧无法摆脱利用西藏为自己服务的心态。通过把西藏神化为一个香格里拉，进而为“西方批评它自己、质疑它自己的价值观提供资源。”

除以上的策略，Anand先生还提到了档案馆（Archive）功能，即西方人即使没有到过西藏，也可以从“道听途说、传奇和幻想”等档案中去对涉及西藏的事务下论断。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去过西藏，却信誓旦旦说着关于西藏的一切。他还提到了注视（Gaze）。西藏是个被注视对象，而西方则是一个注视者。“通过监视、注视和观察而建立的支配伴随着各种对被注视对象统治的巩固。他们以科学好奇、人种志材料搜集、保护单纯的大众免受他们残暴的统治者、或者传播进步的名义进行占用。”

结语

通过阅读Anand先生的这篇论文，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在解读西藏的时候，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通过给西藏贴上各种标签，从而为自己在西藏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即使在理想化或神化西藏的话语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到，这还是在利用西藏为西方服务，通过神化进而为“西方批评它自己、质疑它自己的价值观提供资源。”

Anand先生这篇文章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我们也可以去思考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是如何看西藏的。历史上，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是否也会怀着自我中心主义的心态去解读西藏呢？这值得我们去探究。

注释：

1. Anand先生的这篇论文英文原文题目为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ther: The case of Exotica Tibet”，刊载于New Political Science, 29 (1): 23-42, ISSN 0739-3148. 目前已由笔者翻译为中文《西方对他者的殖民表征：以异域西藏为案例》，发表于《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1年8月15日第93

2. 解读一词应为表征（represent or representation）, 但鉴于表征一词太难懂，故用一个近似但又易懂的解读来替代，文中也偶用表述来指代represent或representation。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伊斯兰教是和平、宽容的宗教

励轩

“毛拉”是指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清真寺教长，对应于回族穆斯林中的“阿訇”。毛拉中的德高望重者，被称为“大毛拉”。“政见”观察员与大毛拉围绕宗教、民族等话题进行了访谈。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islamism/

精彩观点预览：

1、伊斯兰教根本就不是什么暴力的宗教，伊斯兰教是主张和平、团结、宽容的宗教。美国“9·11”事件发生以后，很多人觉得伊斯兰教是暴力的宗教、穆斯林是暴力分子，这种想法就把穆斯林上面的天空给污染了。

2、1400多年前的古兰经说，以后的船像山一样高大，在海里摆过来摆过去。1400多年前，科技不发达，人们还理解不了。最近我去了趟天津港口，看 到很多船，那个船大的，就像是一座座山，在海里转来转去，我就知道古兰经说的船，就是这个船，这些船就像山一样，几层几层的，多少万吨的，在海上开着，像 山在移动似的。所以把科学学好，能把我们古兰经解释得到位。

3、以前我们从新疆去沙特阿拉伯要骑骆驼，再回来，要走上一年，而且路上很危险，能够完好回来的人很少。现在有了飞机，从乌鲁木齐飞到沙特阿拉伯，几个小时就到了。

4、3月10号，中央邀请政协和人大的部分代表委员召开了一个茶话会。这个茶话会本来叫“少数民族茶话会”，但生活在五个自治区的汉族代表委员也参加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中央可能有意让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也享受同等待遇。

5、我希望汉族学生能够理解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因为我们维族学生的母语是维吾尔语，高考主要以汉语来考，这对我们是有很大难度的。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这一优惠政策能够适当惠及生活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

6、要是真正理解了伊斯兰教教义，真正理解了中华民族，就不能说是“外来人”，全部是一家人。按照我们伊斯兰教义，我们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姐妹兄弟的关 系，人类的父母都是阿丹和哈娃。虽然语言、民族、肤色、部落不一样，但我们要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最终达到互相理解。

7.我也去过埃及、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叙利亚、摩洛哥、巴基斯坦等国家，比较起来，我们国家目前的民族宗教政策是非常好的。我们在下面把它们落实好了，就没有任何要求了。

8、维汉通婚的情况，我们也遇到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两个人就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我喜爱你，那我也就喜爱你的教嘛，我也就自愿自由的入了教。但是这样的事情太少了，不是普遍的情况。

9、哪个地方都有不好的人。就好像你要吃饭，吃饭之后要大小便，那你不能因为嫌大小便麻烦就不去吃饭。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想去就去，想来就来，想办事就办事，照样一模一样。

“毛拉”是指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清真寺教长，对应于回族穆斯林中的“阿訇”。毛拉中的德高望重者，被称为“大毛拉”。

阿不都热克甫·吐木尼亚孜大毛拉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青年联合会副主席。3月12日、13日，“政见”团队观察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励轩分别在北京帕米尔食府和铁道大厦，与大毛拉围绕宗教、民族等话题进行了访谈。

一、伊斯兰教根本就不是什么暴力的宗教

【政见CNPolitics】在很多不熟悉伊斯兰教义的人们眼中，伊斯兰教往往跟极端主义、暴力联系在一起。您作为一位大毛拉，觉得应该如何消除这些人眼中的偏见？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伊斯兰教根本就不是什么暴力的宗教，伊斯兰教是主张和平、团结、宽容的宗教。尤其是美国“9·11”事件发生以后，很多人觉得伊斯兰教是暴力的宗教、穆斯林是暴力分子，这种想法就把穆斯林上面的天空给污染了。

我们应该怎么消除这种污染？我们必须要把伊斯兰教教义和伊斯兰所主张的，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直接给他们作解释，让人们理解伊斯兰教。穆斯林要知道，知 道了之后，成为一个爱国爱教的合格穆斯林；非穆斯林也要知道，知道了之后，不是要叫他入教，而是达到穆斯林跟非穆斯林的和谐。达到了这个目的，也就符合了 我们伊斯兰教的教义，也符合了我们中国的国情。

穆斯林一定要了解这些东西，知道我们的教是和平的教，是宽容的教，我们要把自己的教抓得紧紧的，不要让“三股势力”什么的给污染了，不要给他们乱 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非穆斯林也要教育，这样他们就知道，伊斯兰教是和平的教，不是恐怖的教，是一个主张团结的教，不是分裂的教。知道了之后，穆斯 林和非穆斯林之间，和睦相处。

【政见CNPolitics】作为穆斯林，可以去清真寺聆听阿訇们的话，从而了解您所说的这些。但是像我们非穆斯林，平常也不大可能会去清真寺，市面少也很少有介绍伊斯兰教的书。作为神职人员，你们有什么方式使非穆斯林更好地了解伊斯兰教是一个和平的、宽容的宗教？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我们出书。我们首先把伊斯兰教是个什么教，按照一般的师傅带徒弟一样，以问答的形式介绍。比如，你问我伊斯兰教是个什么教， 我就给你回答，你再问，我再回答。回答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伊斯兰教不是什么暴力啊，而是团结、和平的教啊。能形成这样一种提问、回答的书，发下去。前 面是维吾尔语，后面是汉语，两种语言放在一起，非穆斯林得看，穆斯林也得看，他们就都清楚了。

我们的书4月中旬就要出了，到时给你带来一份。

二、科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兰经

【政见CNPolitics】您觉得宗教与科学是什么关系？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我认为宗教与科学是没有矛盾的，他们非常紧密地联系着。为什么呢？很多很多在古兰经提到的事物，要有了科学才能对它了解。要是没有科学的话，我们还是很难把里面的东西解释得很好。

【政见CNPolitics】您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比如说，古兰经里面提到，山像钉子一样钉在地球上，1400多年前古兰经下降的时候，人们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现在科学研究出来了，能够解释为什么山像钉子一样钉在地球上，这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兰经。

还有一个例子，1400多年前的古兰经说，以后的船像山一样高大，在海里摆过来摆过去。1400多年前，科技不发达，人们还理解不了。最近我去了趟 天津港口，看到很多船，那个船大的，就像是一座座山，在海里转来转去，我就知道古兰经说的船，就是这个船，这些船就像山一样，几层几层的，多少万吨的，在 海上开着，像山在移动似的。这说的多好啊，我是这样子感觉。

所以把科学学好，能把我们古兰经解释得到位。

【政见CNPolitics】您觉得现代化对维族的生活习惯造成了哪些影响？积极的多还是消极的多？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现代化的发展影响的不光是维族人，对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56个民族，都有影响。我觉得总体来说，好的影响要多，不管是乘车也好，出行也好，吃饭也好，住宿也好，现代化在各个方面都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比如说，我们56个民族里有10个穆斯林民族，他们要到沙特阿拉伯朝觐，这是五项功课里面的一项。以前我们从新疆去沙特阿拉伯要骑骆驼，再回来，要走上一年，而且路上很危险，能够完好回来的人很少。现在有了飞机，从乌鲁木齐飞到沙特阿拉伯，几个小时就到了。

三、让生活在少数民族的汉族也享受优惠政策

【政见CNPolitics】新疆宗教界上层人士鼓励农村的教职人员积极介入到本地的世俗性公共事物吗？比如帮助修建道路、桥梁，帮助改善教育、卫生，向上级反映本地问题等？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我们新疆现在有1800多名宗教人士，在全国人大、政协，自治区人大、政协，地方人大、政协等担任职务。那些宗教人士会把农 村基层的宗教情况及其它群众遇到的困难、问题，向各级人大、政协反映。上面有什么政策，我们就通过1800名宗教人士向下传达。这1800多名在人大、政 协的宗教人士就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

【政见CNPolitics】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应该变民族优惠政策为区域优惠政策，比如把针对南疆维吾尔族群众的优惠政策扩及整个生活在南疆地区的各族群众。您对此有何看法？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现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是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直接给我们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非常好。这些能不能扩大到汉民？我个人 的看法是，首先汉民需要了解这些政策。没有生活在民族地区的汉民没有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他们心里就有点不高兴，觉得少数民族凭什么要享受这些政策，这样 子看法是不行的。汉民首先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宗教政策。

同时，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里面的汉民也得享受少数民族的这个优惠政策。3月10号，中央邀请政协和人大的部分代表委员召开了一个少数民族代表委员茶 话会。中国有五个自治区，从五个自治区过来的代表及委员，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参加了。不属于这五个自治区，而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少数民族也参加了。 这个茶话会本来就叫“少数民族茶话会”，但生活在五个自治区的汉族代表委员也参加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中央可能有意让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也享 受同等待遇。

这个转变有利于民族团结。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能够认识到，由于本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汉族也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而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非少数民族聚居区没有优惠政策，但是我们这里有，他会觉得这个政策非常好，这样就有利于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

【政见CNPolitics】现在不少汉族学生反对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您是如何看待这一政策的呢？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我希望汉族学生能够理解这一政策，因为我们维族学生的母语是维吾尔语，高考主要以汉语来考，这对我们是有很大难度的。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这一优惠政策能够适当惠及生活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

四、全世界人类都是姐妹兄弟，不说“外来人”

【政见CNPolitics】新疆的维族群众是如何看待外来定居者的？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我们不说外来，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国内来说，新疆各族群众全部是一家人。要是真正理解了伊斯兰教教 义，真正理解了中华民族，就不能说是“外来人”，全部是一家人。按照我们伊斯兰教义，我们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姐妹兄弟的关系，人类的父母都是阿丹和哈娃。虽 然语言、民族、肤色、部落不一样，但我们要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最终达到互相理解。

【政见CNPolitics】普通的维族老百姓对中央和各省的援疆政策和项目有什么看法？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普通老百姓也觉得这些政策和项目是非常好的。现在有19个省直辖市对我们有援助项目，这个就体现了56个民族是一家人，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和友谊。我们也要好好努力，报效祖国。

【政见CNPolitics】我去西藏的时候，发现有些项目因为落实过程中的各种原因，并没有发挥到应用的作用，甚至成为当地老百姓的拖累。那么新疆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况呢？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那种事情我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因为我没有去检查。反正即使有，也是很少。从大局来看，这些小的部分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这些不好的地方，以后可以慢慢纠正。

【政见CNPolitics】您对我们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还有哪些期望呢？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的民族宗教政策已经很不错了。我也去过埃及、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叙利亚、摩洛哥、巴基斯坦等国家，比较起来，我们国家目前的民族宗教政策是非常好的。我们在下面把它们落实好了，就没有任何要求了。

【政见CNPolitics】新疆的维汉通婚情况怎么样？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这个在新疆也是敏感的事。按照伊斯兰教义的话，两个人通婚，必须是信仰一个教。一个是穆斯林，一个不是穆斯林，按照伊斯兰教 的规定，是不允许的。维汉通婚的情况，我们也遇到过，在这种情况下，那他们两个人就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我喜爱你，那我也就喜爱你的教嘛，我也就自愿自由 的入了教。但是这样的事情太少了，不是普遍的情况。

【政见CNPolitics】现在很多人向往去新疆旅游，但是又担心安全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我觉得不必担心，哪个地方都有不好的人。就好像你要吃饭，吃饭之后要大小便，那你不能因为嫌大小便麻烦就不去吃饭。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想去就去，想来就来，想办事就办事，照样一模一样。

维护新疆稳定的几点建议

汪吕杰

政府应正视社会矛盾，弱化境外恐怖组织的宣传，避免将某些社会纷争标签化，避免其被极端民族主义所利用；同时，对伊斯兰教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鼓励宗教事务的健康发展，缓和维汉民族矛盾，增加相互间的理解。

参考文献：Justin V. Hastings, “Charting the Course of Uyghur Unrest”, The China Quarterly, 2011,208: pp.893-912.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maintaining-stability-in-xinjiang/

新疆的社会治安状况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话题，“东突”、“恐怖主义”等字眼令不少人产生担忧。过去二十余年中，新疆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到底如何？怎样的政策才有利于维持新疆的稳定？我们不妨读一读悉尼大学讲师贾斯丁·哈斯金斯(Justin V. Hastings)在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发表的文章。

作者认为，自1990年开始，新疆的社会治安状况一直都在发生变化，这一方面缘于中央政府政策的改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与中亚诸国边界地区政治 经济状况的改变——具体而言，既包括地理疆域的变化，又包括双边基础设施和政治状况的转变。基于这些变化，他为新疆的治安状况粗略划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于1990年的巴仁乡“东突”暴乱。在这一阶段，新疆地区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处于较低的水平，中央政府严厉处理暴力事件，但主要还是依靠社会和经济政策来弱化社会的不安。

不完全数据统计显示：中国警方缴获83件小型武器，其中15件来自国外，另有超过两吨的炸药和248个小炸弹（其中200个为家庭制造）。这些数据 表明，在这期间，这些暴力分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武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暴乱分子却能够发动相对标准化和有计划的事件，主要针对交通设施、政府 官员和建筑。

第二阶段开始于1996年的严打行动。当年，中央政治局将非法宗教行为和民族分裂行为定义为威胁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随即开展严打。伴随着中亚 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兰州军区22万军队被设置于边境地区。这次严打卓有成效：大规模的抓捕，迅速的审判，更为重要的是对可能暴乱的区域的分化，以及对武器 的收缴。

某些被严厉打击的暴力组织往往栖身于境外，这样一方面避免中国政府的打击，另一方面可以比较便利地获得武器和人员。理论上，新疆地区漫长的边境应该 为武器和人员的输入创造条件，但事实上，暴力分子并不能够充分利用漫长边境，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疆的开放口岸极少，只有六个是全年开放的，极大地限制了相关 走私行为，官方报道的走私案件实质上只牵扯了极少数的武器。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接壤国家的糟糕状况：阿富汗仍处于混乱之中，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仍是相 对较弱的国家；俄罗斯和蒙古与新疆边界要么很短，要么在经济上不重要，要么远离维族聚居区；阿富汗接壤地区多为地势险峻的山区，极难通过。

在这一阶段，栖身国外的暴力分子试图将武器运入新疆，虽然偶尔能够成功，但规模受到极大限制，避免了新疆出现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复杂暴力行为，但也同时导致某些小型暴力事件的频发。

第三阶段开始于2001年的911事件。该事件之后，中国将新疆分裂行为定义为恐怖主义，将其反分裂斗争定义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一部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反恐行动主要集中于打击中国边境的走私行为。虽然境外局势并不稳定，但新疆地区的暴乱大为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经济利益的纷争，却被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演变为所谓的“圣战”，引发严重后果。实际上，这些“圣战”无论在武器装备方面， 还是计划谋略方面，都极为简单，可以被定性为自发行为。2009年在乌鲁木齐所爆发的事件虽然影响恶劣，但最初也是由某些流言所引发。

总结这些趋势，作者认为，就目前情况而言，新疆所面临的外在危险相对较小，较为严重的是内部的社会矛盾。一方面，虽然新疆是维吾尔族自治区，但维族 政府官员升迁机率却相对较小。同时，新疆的资源型经济也并未使人民平均受惠，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差距客观存在，维族群众的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都比较严重。 此外，如果伊斯兰教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穆斯林的身份及他们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可能会导致汉维群众之间分歧加大，并在极端情况下导致暴力事件。而由 这些内部矛盾引发的暴力事件，恰恰是政府目前所难以处理的。

因此，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政府应正视社会矛盾，弱化境外恐怖组织的宣传，避免将某些社会纷争标签化，避免其被极端民族主义所利用；同时，对伊斯兰教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鼓励宗教事务的健康发展，缓和维汉民族矛盾，增加相互间的理解。

民族乡：自治光环下的尴尬处境

陈磊

民族乡似乎处于一种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尽管它拥有自治的光环，然而与县政府的权属关系却与普通乡没什么两样，甚至因为财政问题更为依赖县政府。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ethnic-minority-town-self-governance/

“民族乡”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自治政策。不过在实践中，这一政策却遇到了不少问题。

奥斯陆大学副研究员雷尤伦博士（Goran Leijonhufvu）在云南展开了调查，并在《国际群体和少数人权利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o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撰文。他着力于回答这些问题：民族乡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民族乡对改善少数民族的地位与生存状况发挥了多大作用？民族乡与普通乡镇有多少区别？民族乡有没有为少数民族居民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提供有效途径？少数民族居民对于民族乡的认知度如何？

政策背景

民族乡政策诞生于1936年，一方面出于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战与建设新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因为共产党控制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面积都不足以成 立县市级自治区。1954年共和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为民族乡提供了法律基础，然而文革期间，民族乡被改为人民公社或并入市辖区。

1982年宪法重新恢复了民族乡的行政区划，并明确规定：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占30%甚至20%就可以成立民族乡。乘此之风，80年代中期，民族乡数量达到1400多个，到2003年下降到1173个，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8%，辖区人口约占少数民族人口的10%。

198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进一步规定，明确民族乡乡长由少数民族担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采用当地通用语言文字，扶植民族乡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并通过国家设立的各项专用资金与税收优惠实现。

尴尬位置

尽管乡一级民族自治享有一系列法律与政策保障，似乎足以实现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然而现实没有那么简单。

县一级行政区划作为“帝国行政终端”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民族乡历史短、数量少，地区与民族差别又很大，很难积累起有效的治理经验与习惯，行 政规模与财政资源不足，因而总是屈从于上级政府。同时，其下辖少数民族村因为享有更多财政支持，也导致普通村与民族村，村与民族乡政府之间的龃龉。

由此看来，民族乡似乎处于一种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尽管它拥有自治的光环，然而与县政府的权属关系却与普通乡没什么两样，甚至因为财政问题更为依赖 县政府。一些县市政府甚至出于城市化的考量，不经人大或征求公众意见，就自行合并或撤销民族乡。国家颁布的关于设立各项专用资金扶持民族乡的法令也并没有 得到落实。根据2005年的数据，仍有三分之一的民族乡人均收入在国家贫困线以下。此外，国税、土地、森林、农行、国家电网等垂直管理的单位收益颇丰，却 不仅不能有效的服务乡政府，还时常妨碍乡政府职能的实现。

有不少学者为此呼吁：应该出台更多细则以明确民族乡的基本权力、与上级政府的权力分配、民族乡居民的权利、解决权利纠纷的机制。此外，在外界对民族 地区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落实少数民族干部在基层政府的比例，并鼓励他们参与地方决策亦是亟务。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与培育小城市的发展趋向，乡镇的功能进一步 弱化，民族乡的前景更不明朗。

调查成果

作者认为，云南省民族乡及其面临的问题正是中国民族乡的典型。尽管省政府提出“通油路、通电、通广播电视、通电话和宽带、通沼气”的“五通”政策， 多数地区依然未能实现。189个民族乡中，164个低于省人均收入标准。1997年刊载的《云南民族地区特殊政策演变情况》所列出的144项政策无一直接 针对民族乡设计的。

作者进一步根据自己在云南金山白族乡和雨露白族乡的考察与访谈，发现除了部分党员与干部外，普通群众都无法准确回答“为何设置民族乡”以及“民族乡 与普通乡的区别”等问题。而即使党员干部也不了解在具体运行中，国家的优惠政策是如何实现的。在基层选举问题上，白族乡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没有或记不得参加 过投票，没有人表示曾见过乡人大代表，他们认为代表都是“由上级指定”，或是认为自己没有文化没法参与选举，很多人甚至分不清乡人大选举与村委会选举的区 别。

而在雨露白族乡中，多数受访者表示参与过选举，他们投票的标准是能力与民族。作者发现，彝族人口比例比白族高十二个百分点的雨露白族乡，乡人大代表与村委会成员中白族比例却明显高于彝族，彝族受访群众认为，这是该乡白族人受教育水平比彝族高的原因。

在金山白族乡，乡党委与乡政府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在雨露白族乡，乡人大主任与乡政府办公室主任抱怨：乡政府得到的财政支持近年来减少了，而且他 们并没有得到多于普通乡的优惠，乡财政历年都入不敷出。而乡政府对于乡一级农行、邮局、派出所、国家电网的管辖权力也仅停留在纸面上。作者发现，农业税在 该乡财政中约占13.3%，取消之后并无其他资金弥补，乡财政超过80%都用来支付工资。

根据在这两个乡的调查，作者发现乡政府各种会议、文件都使用汉语，在学校中也都使用汉语教学，这并不符合1983年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的精神。

由此作者总结：从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民族乡的政策迫切需要改革与落实，譬如将优惠政策中指导性的“应当”改为强制性的“必须”，否则，民族乡与普通乡镇的区别将进一步模糊，这无助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与政治地位的提高，民族乡对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也将缺乏贡献。

发展的区域化：西部大开发工程中少数民族的矛盾处境

汪吕杰

在中国目前单一的以经济为中心的认知模式中，少数民族群众和西部地区被有意无意地贴上“落后”、“迟滞”的标签。

少数民族虽然在某些方面享有优惠，但在总体上，其少数民族身份带来的更多的是偏见和不便利。只有当每个人都被视为平等的公民而不加以区分，民族冲突，地域冲突才能被降到最低的程度。

参考文献：Elena V. Barabantseva, “Development as Localization: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s Official Discourse on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Project”,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1:2 (2009), pp.225-254.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1/west-development/

各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似乎陷入了许多误区，民族间、区域间的冲突甚至有加剧的趋势。为什么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以及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没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伊莲娜·芭拉班泽娃博士做了一项研究，试图厘清我们对发展方式和少数民族的认知误区和偏见，她的文章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在1978年之后将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视为根本目标，也是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这一原则之下，每个公民都有权分享国 家的发展，参与经济模式的转变并从中获利。人们的生活水平无疑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其中也蕴含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对经济发展的过度强调导致了一种偏执的认 知：“公民权被定义为对经济活动的参与。”换句话说，所有公民都被期待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由此来决定每个人的社会地位。

在如此单一的认知模式中，少数民族群众和西部地区被有意无意地贴上“落后”、“迟滞”的标签，并被认为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障碍。于是直接针对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西部大开发”工程被隆重介绍。

在作者看来，旨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西部大开发”工程的用意是好的，但其理论基础却隐藏着很大程度的偏见和认知误区。

首先，工程将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划上等号，认为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也属于西部。同时默认少数民族本身是导致该区域落后的原因，因为 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只具有初级的生活方式和落后的生活技术。但是实际上，某些少数民族经商的比例要高于汉族。少数民族的确的普遍贫困并不根植于其少数民族 的特性，更多地源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教育水平的低下。

第二，工程高度宣扬东部地区所代表的“先进”生产方式，并以此强调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援助的重要性。但在实际上，省际间的转移支付并没有产生预期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的发展更应被视为政策障碍被取消后的自力更生的结果。

第三，工程中所大力强调的旅游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并未完成呈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状态，而只是展现其能歌善舞的一面，就好像他们从未停止过欢笑。少数民族群众由此成为被参观的客体，而不是自我发展的主体。

第四，少数民族群众虽然在教育和生育方面被给予一定的优惠条件，但在总体上，少数民族这一标签给他们带来的更多的则是歧视和偏见。这一情况在他们离开西部之后更为严重。

总体上来说，芭拉班泽娃博士认为，“西部大开发”工程预设了“东部优于西部，汉族优于少数民族”的前提，并向少数民族群众和西部地区呈现了单一的现代社会模式，由此排除了其他可能更适合当地的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跟至于此。

以上就是对此篇论文的总结。芭拉班泽娃博士除了展现中国目前单一的发展模式的弊端之外，更为我们思考民族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我想问的是：少数民族这一标签是否还适用？

人群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客观现象，民族的划分也因此而来。但这种差异更多得只是停留在社会风俗的层面，而不应该在政治，乃至法律层面进行考虑。因为我 们一旦在政治层面上对人进行区分，也就立刻产生了“异”“己”的概念。我是汉族，我有我的权利义务；你是少数民族，你有你特殊的权利义务。我们之间权利义 务的差别导致我们在政治层面上并不是同样的“人”，矛盾冲突也就由此产生。但假如我们取消这些政治上的差别，而只是考虑我们社会风俗之间的差异，那么人与 人之间的理解更容易获得，因为即使汉族之间也有巨大的风俗差异。

芭拉班泽娃博士也提到，少数民族虽然在某些方面享有优惠，但在总体上，其少数民族身份带来的更多的是偏见和不便利。只有当每个人都被视为平等的公民而不加以区分，民族冲突，地域冲突才能被降到最低的程度。

以芭拉班泽娃博士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往往能够在较少限制之下，关注一些被遮蔽的话题，并提供一部分的真知灼见。但是海外学者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就是缺乏足够的对中国的实地调查。他们习惯于由小见大，但他们所进行的少量的调查并不能为他们的理论和结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就本篇论文而言，芭拉班泽娃博士并着重强调的对少数民族的潜在歧视和少数民族所应有的独特发展模式在国内学界已被提及，如中山大学的常开霞等。芭拉 班泽娃博士并没有提供独有的调查证据。她所进行的对部分居住于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移民的调查因为样本过少的问题，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不过另一种可能性 就是芭拉班泽娃博士主要依赖于二手资料来推到她的结论，尤其是其中Tim Oakes所进行的对贵州某一苗族地区手工业的调查。在这份调查中，Tim Oakes对该地区试图参与“遥远的山村”项目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进行了细致讨论，并对苗族群众的心态以及所要面对的困难进行了论述，并特别揭示出资本的“无情”作用。

政治标语变迁一窥“浙江模式”

汪吕杰

只有当地方群众充分发挥自身潜力，保护自身利益，当政府将自身定位于社会的管理者，制定相应政策，才能获得与永康义乌一般的成功。

参考文献：Bernard Ganne, Shi Lu,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s in China: Case Analyses from the Zhejiang Region from the 1980s”,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0 (2011).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zhe-jiang-model/

一般而言，如果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没有一定程度的分权，地方不可能实现较大幅度的经济发展；只有当中央的政策与地方环境的改变相适应，政策才 有可能有效。但人们对中国政治的概念化认知往往强调中央政策的作用，掩盖了地方经济政治体制的变化。正是着眼于这种现象，法国里昂大学的学者甘伯纳 （Bernard Ganne）和石路（Shi Lu）特别关注了地方制度变迁——他们选取浙江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解析“浙江模式”背后的因素。

两位学者认为，浙江经济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独特的产业结构，也得益于政治体制的不断改进。而政治体制的不断改进则体现在新的政策标语不断涌现。通过在公共空间大规模地展示和呼吁，标语可以最为生动地展示政府的政策倾向。

作者选取了永康和义乌作为具体研究案例，试图通过对当地各时期标语的分析，探究当地政府的经济发展理念，并以此分析政治标语的影响。

永康：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以商促工，工贸联动”

永康在建国前就有良好的手工业基础，但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类似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标语，个体经济被严格禁止，众多手工业者被组织成社，但工作效率低下，逐渐被淘汰，农村经济彻底回复到之前自然经济的状态之中。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出台，个体户开始出现。但在改革开始初期，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思想依然存在。当永康农民向临近地区出售手工产品时， 他们甚至会被逮捕。当认识事情的严重性和发展的重要性，金华政府转而鼓励地方小规模经济的发展，宣传标语因此从“割资本主义尾巴”转变为“家家办工厂”。

新的标语马上有了效果，总共只有180户家庭的墁塘村却产生了170家工厂和作坊。但因为这些家庭工厂所受到的各方面限制，这些工厂只能进行联合。 意想不到的是，此种村级企业模式是如此成功，以致这种模式很快就被永康地方政府认可，出现了“四个轮子一起转”的标语，呼吁当地的众多小型家庭企业也进行 类似的整合。至1985年，永康登记在册的企业达到了2000家，雇佣了多达四万劳动力。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召开，私营经济被官方认可，出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永康马上出现了“开放兴县，工业强县”的标语，并建立专门 的工业园区将已成规模的民营经济纳入其中。随后，在以往的基础之上，90年代又出现了有限责任公司和工业集团之类的新式组织结构。同时，工业的发展催生了 商业的需求，永康出现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的标语，具体体现在类似五金城等商城，为企业主和商人创造联系的场所。

义乌：从“为集体积肥”到“小政府，大市场”

与永康不同的是，义乌从最早的“鸡毛换糖”到现在的国际小商品城，经济基础始终都是商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80年代初期义乌出现“赶社会主义的大集”和“为集体积肥”的标语，标志着政府对商业贸易的支持，一直以来的商业传统被重新发 展，商人们也摆出流动摊位，进行更大范围的市场行为。虽然这些摊位最初为政府所驱逐，但很快政府发现这些流动摊位已经为当地经济带来很大好处，于是转而支 持，同时试图进行规范化管理。

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商品范围逐渐扩大，并开始挑战政府所规定的“三个不准”政策。最初地方政府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最后也在当地居民的压力之下正式发布“四个允许”政策，放宽了对商业的管制，出现了“买天下货，卖天下货”的标语。

在八十年代义乌发展的初期，地方政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政府部门的工商局在政府和商人之间扮演着从事协调工作的中间人角色，一方面它要执行政府 的政策，一方面要支持商人。有了强有力的地方支持和商业基础，义乌政府率先提出了“兴商建市”的发展策略，这种政策对义乌以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伴随着之后小商品城的建立，政府对自身定位日益明确， 政府将自身定位与社会的管理者和引导者，为市场不同参与者的合作创造条件，逐渐推动“小政府，大市场”的局面。

永康和义乌的成功自然有其一定的工商业基础，但这些单薄的基础并不能直接带来它们如今的成功。其实，它们的成功道路充满了曲折。在仔细整理两地经济 发展的不同阶段之后，作者发现，真正促成两地经济发展的因素不仅仅是政府对工商业的支持，还包括当地群众对自身权益的不断争取。只有当地方群众充分发挥自 身潜力，保护自身利益，当政府将自身定位于社会的管理者，制定相应政策，才能获得与永康义乌一般的成功。

“为人民服务”该有新内涵了

陈磊

中央领导以及地方的党政领导人，都想通过加强和民众彼此的信赖、合作来构筑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为人民服务”在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心中还有很深的精神寄托。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serve-the-people/

“为人民服务”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口号。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它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之一，曾给中国社会和共产党自身都带来过巨大的影响。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这句老口号或许该有些新内涵了。

日本教授桥本逸男最近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是日本东北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曾经担任日本驻中国公使和上海总领馆总领事。他在日中友好协会机构刊物上发表了《变化的中国和“为人民服务”》一文阐释自己的意见。

桥本教授的文章以今年发生在浙江温州的高铁事故引入。他说，事故发生后，受害者家属和当地群众的不满情绪和言论被不断披露出来。在围绕政府的事后应 对救援问题上，对立不断加深。虽然事故发生后政府马上全力采取了救援，并在第二天处分了铁路系统的责任官员，但有关政府力图推卸责任、优先恢复通车等不信 任的流言层出不穷。

由高铁事故中表现出的民间对政府信任感缺失，桥本教授想起了一位杭州市民对他说过的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既然有了‘为人民服务’这样高尚的宗 旨，还会发生腐败事件，不得不说让人十分遗憾。现在时代变了，最高层的领导人虽然还在坚持，但下面的官员很多在实际操作中早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他们中的部 分人更多是从个人的经济利益出发，‘一切为人民币服务’，脱离了群众。”

作为一名曾经常驻中国的外交官，桥本教授从与中国打交道以来，就接触到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及周恩来生前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种种事迹，这与如今一些官员脱离“为人民服务”的信条蜕化变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认为，“为人民服务”的主体，即官员发生的变化值得关注。

同时，桥本教授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客体，即“人民”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化国家，而根据2010年最新的数据，中国城市 化人口已经达到6.6亿，占到了总人口的近一半。显然，越来越多中国人更适应在城市生活和工作，近年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成为城市的常住人口，在这一 部分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80后”、“90后”，他们的目的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养家糊口，而是对自己的工作环境、职业发展和生活环境有了更高的要 求。对于这部分人口，必须采取区别于传统的管理方式，否则就会导致类似去年富士康员工连环自杀的震惊社会的事件。

如今也有人认为，“为人民服务”的说法可以完全抛弃了，但桥本教授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这句传承几十年的口号在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心中还有很深的精 神寄托。不过，在实际的社会管理操作层面上，经历了30年的变革，社会发展阶段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传统的“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做法可能已经过时，执政者需 要结合变化的社会情况探求“为人民服务”的新措施，发展一套对社会经济发展更有利的政治经济体制。

潘鸣啸：别用过时的口号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方可成 王磬

以研究知青问题闻名、并出版了著作《失落的一代》的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在北京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潘教授不仅谈及了知青问题，更针对“文革”评价、左右派之争、农民工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精彩观点预览：

1、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 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 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 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2、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3、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

4、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

5、我不同意中国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 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 不存在共产党一样。

6、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7、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 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8、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

9、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如果马克思看到，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轰轰烈烈的高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整整43年后的2011年12月22日，以研究知青问题闻名、并出版了著作《失落的一代》的法国汉学家、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潘鸣 啸（Michel Bonnin）在北京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潘教授不仅谈及了知青问题，更针对“文革”评价、左右派之争、农民工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热点问题 发表了真知灼见。

一、谈知青、谈“文革”：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

【政见CNPolitics】您曾经说过，之所以对中国感兴趣，到中国来做研究，其实跟您年轻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一种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您才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

【潘鸣啸】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都是比较亲左派的。但大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比较失望，觉得太官僚主义，没有什么革命的意义；而当时中国却有一个领导人，自己说“造反有理”，鼓励年轻人参加革命，这是很特别的。

不过，当时我没有参加那些毛派的组织。对于“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觉得不像是马克思主义。

【政见CNPolitics】您当时在法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潘鸣啸】对，我们当时只能看到中国政府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里面有很明显的个人崇拜，这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想象。不过，当时我仍然觉得中国很特殊，也比苏联有作为。当时我正在念哲学硕士，对中国哲学格外感兴趣，特别是道教，比如老子、庄子，就是因为这些才想学中文。

【政见CNPolitics】您来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西方对“文革”是一种怎样的描述？

【潘鸣啸】大家普遍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反对官僚主义，这很有意思。

当时我觉得在法国学中文很难，便利用工作几个月赚的一笔钱，来到了香港，那是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因为当时没办法到北京。到香港后，中国就发生了 913林彪出逃事件，社会上开始产生怀疑情绪。我觉得，这段经历也是让我和中国的知青一代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当时的红卫兵听到，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 竟然是一个叛徒，于是开始对毛泽东也产生怀疑，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也开始觉得，这个政权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革命了，而是自己搞了一些权力斗争，这令我有 点失望。

后来开始有人写关于“文革”的事情，很多信息传到了香港。我就看到：“文革”中有这么多人被伤害，被打死。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些从大陆 偷渡过来的知识青年。我发现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对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很感兴趣。从他们的口里，我开始知道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国 农村的情况。他们的经历很特殊，要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种庞大的试验，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我采访了他 们中的很多人，并与中国朋友一起合编了一本法文书叫做《20岁在中国农村》。

实际上，我在法国的时候准备做一项关于儒教的研究，可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觉得当下的中国更有意思，于是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之前对孔子也很感兴趣？

【潘鸣啸】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怎么评价孔子。那时候也有批林批孔的运动，我觉得这也是件很荒谬的事情，林彪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想知道孔子对当代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也值得关注。有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潘鸣啸】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很多年轻人并不太了解“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前些年，我在 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发现了不少新的观点。当然，有这样一场讨论，也是一种进步。可是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 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理解，不能凭这样的一些讲话就来评论现实。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另外一些年纪大的人，怀念“文革”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去，他们不一定会真的愿意。他们是在选择性地记忆，只记住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别是知青那一代中的很多人，回了城，没有找到好工作，这些年或者下岗、或者退休，逐渐地被边缘化，他们希望找回自己的价值，所以强调这些经历。

我跟一些知青说：尽管整个知青运动是很失败的，但是你们的经历是有价值的、很特别的，也让你们变得成熟。可是另一方面，你们不应该单纯地美化这些东 西，这些经历是个人宝贵的财产，但并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了这个经历，而要去美化这整场运动。我觉得这是要分开的，你的价值是你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整个政策的 价值。很多人思维很混乱，从来没有全面地分析。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也提到，很多知青对于上山下乡的经历抱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对知青的书写更多是出于文学化的美好想象。您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采用的是怎样的方法？

【潘鸣啸】张承志曾经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幸运的一代，遇到了这样的历史契机。当然，作为一名作家，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要跟别的资料比 较，我采访了那么多的知青，我听到他们说：知青生活进行到一年、两年以后，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城。这是不是证明：张承志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而且，张承志本人也没有留在农村，他很快就回了城，并且变成了“特权（阶级）”的一分子，很快就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研究了知青运动结束时的情况，那些知青罢工、绝食，要求回城，这是事实。那么，张承志你觉得这个运动很好，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那 里没有经历什么苦痛，你当然可以怀念。也许还有一些知青也是这样认为，但这是非常非常少的现象。他们回城以后，当然可以怀念他的青春，怀念在农村的美好， 怀念风景啊、淳朴的农民啊，都可以，我们不要丑化这场运动。可是，不能因为有了个人的美好记忆，就要绝对地说：我们是幸福的、幸运的。

事实上，我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损失很大的一代——除非你觉得读书无用，一辈子当一个农民非常好。那张承志为什么没有当一个农民？太多的中国人说的和做的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说：不要忘记历史事实是什么样的。当一个艺术家、文学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的事实混在一起。

二、谈改革、谈左右之争：不要用过时的口号解决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对“文革”的态度分化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左右分化越来越明显，在左右之争中，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鸣啸】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历史，还说大话，这非常令人吃惊。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真的有人想 要回到那个社会吗？这样的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也证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思想，只能利用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东西，拿来作为他们的理 论依据，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觉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关于左右之争，还有一个问题：在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您非常重视历史的资料，每一页下面都会有许多注 脚，帮助解释清楚历史事件的经过，试图去完整地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这是不是意味着您重视事实胜过重视立场？您觉得研究中国政治，事先区分左右是必要的 吗？

【潘鸣啸】我不是政治家，是学者。学者的原则是越客观越好，在社会科学方面绝对的客观也许不存在，但它应该是一个目标。那么你怎么能接近客观呢？只 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资料整合起来比较，从这些资料中寻找各个历史时期的事实，评价历史必须要有根据，要跟当时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 联系在一起。我的书就尽量在做这件事。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上山下乡运动跟后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有间接的联系。您怎么评价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呢？

【潘鸣啸】毛泽东曾经非常极端地不想放弃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去世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这种转变是一种非常“修正 主义”的政策，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彻底得多。为什么这么彻底？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就是因为毛泽东太极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正如中国一个成 语所说的：矫枉过正。

毛泽东没有解决革命后中国的建设问题，他还是留在革命时期的想法，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需 要。本来要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没有按照这个方向走，他要搞一个乌托邦的国家。斯大林死后，毛很希望可以在世界性的革命上有创造性的成果，有这 个希望很好，但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十几亿人。他去世以后的领导人不得不完全否认他的精神遗产，一些人开始非常激烈地批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 策。事实上，邓小平也参与了这场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他绝对需要为毛泽东保留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所以就中断了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研究。

【政见CNPolitics】所以就定了一个“三七开”的结论。

【潘鸣啸】对，“三七开”就完了，你们都不要再评论了。这也许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可是如果坚持下去，坚持到现在，有不利影响。从1949年到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那一段历史改变了中国，你应该要面对这个遗产。到了今天，中国还是不准许谈这些，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政治研究非常不好。 特别是那时候我听到几个北大学生那样讲，他们根本不理解历史，用那样的口号来评价中国的当下，我觉得这正是由于真相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讨论。

至于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个进步，可以说是一个不够彻底的进步，但是肯定是个进步。在书里我也说，1978年以后就不可能有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了，因为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前面，你就不可能再去搞一个伤财、伤人的政策。我认为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特别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改造知识分子、青年人的思想而做出的决策。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改革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呢？

【潘鸣啸】我觉得应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共产党领导中国，认为自己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应该比较全面地听各个阶层的看法和问题。那时候把城市青年强迫性地送到农村，完全不符合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有农民城市化的历史时期，这很正常，但中国的做法恰好相反。

现在让农民进城，对国家的经济非常有好处，你看这些新的楼房和道路，都是农民工建的。不能忘记这个。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还是用户籍制度，不给他们合法的在城市生存的身份，那还是有问题的。他们完全是二等公民，他们的下一代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其实在法国我也发现，移民的第二代，到了新的地方，他在原来的家乡就已经没有“根”了，不再属于那个社会。移民法国的第二代，已经不属于北非国家， 而变成了法国人。我觉得中国农民工的下一代也是城市人，他们的一生也是在城市，偶尔回去，住在祖父母家，但那只能是暂时的，他们还是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如 果不让他们融入，会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不让这些孩子进正常的学校，又不允许农民工自己办学校，不给它们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接受不到好的教 育，他们将来怎么办？在城市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学校办得很好，我有一个杭州学生，曾专门以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个案研究进行调研，也有一些外 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但这是个别的情况，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麻烦很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至少是行政问题，有一些人应该要做决定。

贫富差距很大也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西方的做法，至少应该让各个阶层都有发言权，让他们说说自己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怎么解决。如果政府听到这些声音，可以找一些办法来解决。可是如果连发言权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当然，光说出来不够，还得让有决策权力的人知道情况是怎样，然后再想办法。而且不应该只听一些人的想法，不听另一些人的想法。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何况它自己说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它的责任就是解决各个阶层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觉得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社会条件吗？

【潘鸣啸】我是搞历史的，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说现在是“刚性稳定”，稳定是用一些强迫的措施来维持，这不 是长久的办法。刚才我说，政府要听各个阶层的诉求，而不是只顾及某几个阶层的利益。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以及有特权跟无特权的阶层差距太大，说不定会爆发一 些什么事情。当然，中国政府是非常注意这些事情的，比如说不允许社会上有一些组织去代表一些阶层的利益。可是另一方面，有些阶层根本没有代表的话，他们又 终归需要解决自己阶层的问题，于是总有一天会爆发。爆发的结果，大概不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完全冲突性、暴力的，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通道，就只能通 过暴力。暴力当然不好，没有人喜欢暴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不要乱。我也同意不要乱，这是社会的责任，更多的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解决好这个问 题，比较公平地对待各个阶层的利益，就不会乱。如果它不这样做，就有乱的可能。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谈论这个问题，说我们不要暴力，要告别革命，比如说朱学勤曾经批评法国革命。我说英国革命当然比较好，但那是因为英国贵族聪明，他们肯让步，自己改变自己，搞了改良，而法国贵族太顽固、不让步，终于人民把路易十六的头砍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政见CNPolitics】事实上中国政府2011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就是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概念？

【潘鸣啸】我不能说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有比较多的社会学家朋友，他们现在有不少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这表明政府还是比较希望了解社会现状。

我觉得要管理社会，不只是要注意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也要注意人的一些基本要求。比方说参与，一个人从一开始够吃饭了、小康了，之后会有别的要求， 会想要参与跟他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这些东西，要在制度上有所允许。不能只是从上面管理这个社会，政策不能只靠上面的干部来决定，应该 让公民参与进来，有渠道可以说话，让社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好的政策，也应该要让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有所改善。

三、谈“占领华尔街”，谈新左派：不要忽视问题的另一面

【政见CNPolitics】2011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后来发展到占领全世界，法国也有这个运动的分支吧？

【潘鸣啸】也有。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从西班牙开始的，在马德里开始占领，他们用的名词是indignados，从一个法国人的书里拿来的，意思是“愤 慨的”。那本书的作者是94岁的法国人Stephane Hessel，书名叫《你们要愤慨！（Indignez-vous!）》。他是个犹太人，在二战中参加了抵抗德国侵略法国的游击队，也参加了一些政治谈判 和讨论，参与写了一个大纲，商讨胜利以后怎么办，这个大纲影响了之后的法国历史。比如说，法国要采取较高的社会福利，就是那个时候决定的。后来这个人又去 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参加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编写。

他现在老了，还非常有精神，写了这样的一本书，非常短小，但一下子卖了一百万册，我自己也买了。他在里面说，现在很多人太容易接受一些不能够接受的事情。现在的社会，金融领导一切，几个在华尔街搞股票的人就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这样不行，我们要愤慨，要改变这个制度。

这种精神影响了很多年轻人。现在欧洲有金融危机，这些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他们就不高兴了，觉得应该愤慨。后来这个运动扩展到了美国，世界上的大部分媒体都关注美国，再加上华尔街代表了全世界金融的力量，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举世皆知了。

虽然这些人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解决危机的理论，但重要的是，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于“当我们面临一个无法接受的状况，就要找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忍受”，所以我很赞同这场运动。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如 果政治有它的神圣意义，就是为了保护人民，让社会和谐。如果你让一部分特权阶级决定一切，这不是文明的，也不是民主的。现在好像民主国家也不民主了，因为 人们没有决定权，而是由一些有钱的金融公司来决定。这是不应该接受的，我们应该找办法来解决。贫富差距大是全世界的倾向，要反思为什么，可以有什么办法。

有一些很具体的办法，比如法国政府主张对全部的国际金融贸易扣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劳动者没有得到什么保护，而资产阶级什么保护都有。以前要把钱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很麻烦，现在只要用电脑，几秒钟就可以把很大数额的钱汇出国。

我们应该想一些办法，让这个世界比较公平。那么多有钱的跨国公司，他们应该有所贡献，去承担一些经济责任。另外，现在也有一种矛盾：虚拟经济和实业 经济太不平衡，金融引导一切。事实上我们还是需要实际的东西，电脑里有一个虚拟的空间，可是电脑本身还是一个实际的东西，还是需要制造的。那么这些制造的 东西也需要有人做，需要工程师和工人。

问题是，现在的经济已经是全球化了，但是并没有一个全球的政府来管理。现在也有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G20、IMF、联合国，它们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自己也是左派，现在中国有一批人号称“新左派”，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关注？比如说您所在的清华大学，就有一位很著名的新左派学者汪晖。

【潘鸣啸】我在巴黎的时候做过一项工作：介绍中国最近几年的思想辩论，因此我对他们很熟悉。

我不同意这些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比如说，跨国公司如果对珠三角的农民工不好，侵犯他们的权利，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跨国公司为什么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当地政府同意甚至参与了呢？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事实，他们却好像看不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不一定要反对，也可以赞扬，但他们好像把这一点给完全忽视了。因此他们的理论根本没有说服力，他们看东西是有一个盲点的。

四、谈中国政治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档案

【政见CNPolitics】在研究中国政治相关问题的过程中，您觉得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潘鸣啸】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档案，特别是我们搞历史研究的，看不到档案是非常麻烦的。研究中国的政治，除了档案，还有很多问题你不知道，你只能从外面看一些现象，比如说某个领导没有参加什么会，然后分析觉得有问题。中国政府的透明度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能猜想。

【政见CNPolitics】您跟体制内的学者打过交道吗？他们可能能有一些渠道拿到内部资料。

【潘鸣啸】当然他们的渠道会多一点，但也还是很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越是体制内，就越是不肯跟我见面。 比如说我的书能在内地出版，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是帮了忙的。他们也是知识分子，有正义感和责任感，于是我想联系他们见面，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但是没有回 应。我觉得很可惜，我很想和那些人谈话，不只是想得到一些信息资料，也是很想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还是在尽量做好事的，当然可能因为他们知道的多，觉得跟 外国人打交道太敏感了。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说，您是做历史研究的，不能预言未来。但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单纯是为了搞清楚之前发生的事情，还是为了影响现在的事情呢？

【潘鸣啸】当然还是要影响现在的事情。有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也得分情况。你要先弄清楚历史事实，怎么评价，有什么教训，这就是当代的问题，是所有当代人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历史有规律存在吗？从以前的东西里能总结出来规律吗？

【潘鸣啸】问题是，人类的历史上不能有试验。比如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社会大试验，并且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因为不能有 同样的试验再次发生。即使再来一次同样的运动，但是那么多的因素已经变了，所以就不可能了。历史学是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试验、再试验，就可以接近事实 了。可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历史规律的，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当然，不能预言未来，因为太多的因素在变。

在这个方面，我跟一些中国学者有不同意见。他们会觉得：你们西方的历史，根本不能给我们太多经验。我曾经跟一个中国学者辩论，他也很反对中国社会现 在的腐败现象。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学学西方呢？当然学习西方不能完全地解决，但是可以基本解决。怎么解决呢？就是要有监督。一个人有权力没有监督，他会 很容易就往坏的方面去了。怎么监督呢？新闻媒体、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他说，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呢？中国人也是人类的一个部分。

【政见CNPolitics】那您觉得，中国这些年的历史，可以为朝鲜提供借鉴吗？

【潘鸣啸】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的博物馆，我的一些朋友，去到了朝鲜旅游。他们觉得这是一趟“穿越”到过去的旅游，是 一次时间上的旅游。那里像过去的中国，但是比毛泽东时代更厉害，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世袭的共产主义朝廷，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如果马克思能看到这件事，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我觉得它跟中国还是有不同的，比如领导阶层真的是一小部分，一个家族，和一部分的特权阶层，其他的人很穷，没有什么权力。有人饿死，有人在喝洋酒， 过很好的生活。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会维持多久我不知道，但总是需要解决问题，他们还是可以向中国学习。中国政府还是有一些责任，要去解决人民的问题，朝 鲜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也认识一个住在平壤的法国人，他说那边的情况是领导层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当然他们也在改变，比如在边境搞一些特区，搞一些赌钱的地方，可以赚一些外汇。可是他们有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我很难说。而且他们新的领导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不知道。世袭的继承方法，真的令人很担心。

【政见CNPolitics】现在国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越来越多，您觉得现有的这些研究足够吗？

【潘鸣啸】还是有一些盲点，因为有一些禁区，所以你的研究总是很片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意义的问题，虽然你可以掌握很多资料，你知道大概的情况怎么 样，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有什么对策。可是你看到了问题、想到了解决办法，那么有没有政治的意志来执行呢？当然这不是我们学者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 这个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现在中国政治的特点呢？

【潘鸣啸】非常不平衡。一方面，中国发达了，赶上西方了；但另一方面，还是变化太慢。这些不平衡，不知道是不是会引起大的问题，现在没法说。一般来说，中国人是很实事求是的，虽然有过一段时期比较狂热。我希望中国政府的领导可以面对这些问题，出台一些比较理性的政策。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对中国的未来是比较乐观的？

【潘鸣啸】长期地讲，我是乐观的。因为我想中国有那么大的经济变化，应该有能力去促进政治的变化。另一方面，我并不是太盲目的乐观。因为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因为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些经济利益的变动，这些利益都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你要反对这些逻辑，肯定是会有冲突的。要怎么解决，当然是需要好好思考的。

【政见CNPolitics】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有没有您非常欣赏的人？

【潘鸣啸】我觉得现在西方缺少一些掌握中国整体情况的学者。美国的学术界非常专业化，有一些人是某一个很小的领域的专家，可是他不懂另一个领域的问 题，所以很少有掌握了全面情况的西方学者。至于中国的学者，我觉得也只在某一方面，有某一些人，我比较赞同。比如说，对于历史的态度，我比较认同徐友渔的；政治经济问题方面，我跟秦晖比较接近，他掌握得比较全面，也比较关心中国的公平问题。总的来说他还是比较客观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学术上，我觉得我和不少中国学者有相似的观点。而事实上，我和他们中一些人也是很好的朋友。

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内在矛盾

汪吕杰

中国目前的“线性”发展方式并非由中国独创，并隐藏着内在矛盾和潜在的对弱势群体的歧视，而且排除了其他或许更适合中国的发展方式。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1/modernisation-trap/

中国的发展方式是否是全新的？这种发展方式能够实现现代化？而这种现代化是否又适合中国？

当我们还只是对“四个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此类政治语言还停留在耳熟能详和被动接受的阶段时，英国学者伊莲娜·芭拉班泽娃博士 (Elena Barabantsewa,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在新近发表的论文“另 一种方式的追求？中国官方发展理论的现代化陷阱” ( “In Pursuit of an Alternative Model? The Modernisation Trap in China’s Official Development Discourse”, East Asia, DOI:10.1007/s12140-011-9158-8 ) 中已经开始这这些发展理论和中国的现代化进行梳理和反思。这篇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中国官方的现代化理论以及它的两个表现。

芭拉班泽娃博士首先将邓小平重申的“四个现代化”界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并将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界定为邓小平理论 的后续发展。当中国的政界和学界试图以这些理论指导并合法化他们所领导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极力强调这些理论所具有的中国特色时， 芭拉班泽娃博士着重发现了这些理论所包含的矛盾。

第一，中国共产党现在虽然已然放弃了马克思式的阶级斗争理论，但依然沿袭着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线性的发展方式，而这种以科学为武装的发展方式却是根植于西方的历史，但在西方已备受质疑，甚至被证明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平等。

第二，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中国的政界和学界如今致力于从中国古代智慧中寻找积极的因素，例如儒家的“和”的观念和“人本”思想。但这些因素与现代化理论所标榜的科学和理性却存在着某种不可克服的冲突。孔子像从天安门广场被搬离正是这一矛盾的展现。

中国目前的现代化理论通过两种现象被集中展现，其一，中国科学院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其二，2009年的国庆大游行。

芭拉班泽娃博士认为，《中国现代化报告》正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的集中体现，却也同时完全揭示了这一理论的潜在弊端。《中国现代化报告》以长江流域 为例，暗示着中国的发展将遵循着“大江东去”的态势，从上游相对原始的生活方式过渡到下游三角洲地区先进的都市生活。 芭拉班泽娃博士直指这一比喻所潜在的对中国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的歧视，并认为中国社会目前这种“线性”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将是中国与世界的 对立，东部与西部的对立，城市与农村的对立，还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对立。

不同于很多国外学者重点关注于09年国庆阅兵以充实他们的“中国威胁论”， 芭拉班泽娃博士更多地着眼于更能代表大众的大游行。但是她发现，中国政府通过对游行方阵的组织，标语口号的选择，也在“无意”中宣传着她所认为的这种“线 性”而单一的现代化发展理论，也在有意无意中宣传着中国单一的“美好”未来。

最后，芭拉班泽娃博士总结说这种线性的发展模式并不是所谓“中国特色”，而是在西方历史曾经出现过，并被质疑的一种理论，而非客观真理，因为这种单 一的方式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某些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尊严和基本权利，而这必然带来社会的不平等。只有当我们中国人以更加平 等和开放的心态去对待社会中的每个群体，而不是滥用手中的话语权，中国或许能获得更为美好的未来。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

方可成 龚方舟

常听人说起“左派”和“右派”。在今天的中国，到底什么是“左”，什么是“右”？看了这张图，你就明白了。当然，每个人的观点都是复杂的，也许你在政治方面是右派，经济上却偏向左派…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left-right/

英国学者：中国民族主义正与地缘政治思想结合

刘岩川

在2011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期刊中，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胡克礼（Christopher Hughes）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与地缘政治思想结合。通过分析《狼图腾》、《中国不高兴》、《论中国权》以及《中国梦》这四部著作，胡克礼认为当前的中国民族主义带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子。

参考文献：Hughes, Christopher. 2011. “Reclassifying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opolitik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71): 601–620.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chinese-nationalism-and-geopolitics/

中国从经济增长中提炼出的自信会反映到外交和军事政策上吗？在西方学者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就在西方密切关注中国军力发展的同时，海外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也愈演愈烈。

在2011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期刊中，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胡克礼（Christopher Hughes）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与地缘政治思想结合。通过分析《狼图腾》、《中国不高兴》、《论中国权》以及《中国梦》这四部著作，胡克礼认为当 前的中国民族主义带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子。换言之，一种带有地缘政治性的民族主义正在中国成型。

地缘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胡克礼指出，广义的地缘政治学旨在解释不同国家在某一地理空间内的纵横捭阖，但二战之前德国与日本的地缘政治学说更为具体：二者都认为国家是有生命的机体，只有通过扩张和竞争才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争取足够的生存空间。

在胡克礼研究中，《狼图腾》、《中国不高兴》、《论中国海权》和《中国梦》都包含了“为国家争取生存空间”的论述。《狼图腾》的作者姜戎把中国比喻 成一个带有两种性格的人：他既有汉族“绵羊”一般的温柔，又有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北方民族的“狼性”。在姜戎看来，为了让中国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和资源， 狼性必须占据上风。

《论中国海权》的作者张文木也用拟人的手法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在他眼中，虽然改革开放的政策打通了中国的经络，但西方种种制裁压迫着中国的神经。信奉“枪杆子里面出大国”的张文木建言，解放军应该起到骨架的作用，从而保护中国经济这套相对脆弱的经脉。

《中国梦》的作者刘明福相信，中国要像美国取代英帝国那样成为世界强国。然而，他认为外界大可不必担忧中国的崛起，因为中国与美国的发展轨迹大相径庭：前者遵循王道，后者遵循霸道。

《中国不高兴》的几位作者更加直白地表示，中国不该对西方国家抱有幻想，而应该在孤立中“自强不息”、拓展自身的空间。

“地缘政治性民族主义”为何在近年走俏？胡克礼参照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的理论，阐述了“地缘政治性民族主义”的由来。赵穗生将民族主义分为三类：实 用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胡克礼认为，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带有实用民族主义的特点。韬光养晦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看似保守的策 略，都是实用主义的体现。自由民族主义主张在对西方开放的同时，对外维护民族利益、对内重视个人自由。种族民族主义则强调“一个种族建立一个国家”。胡克 礼认为，地缘政治性民族主义是种族民族主义的延伸，而地缘政治因素实际上是种族民族主义者打击自由民族主义、实用民族主义的工具。

信奉地缘政治的民族主义者如何打击其他两派民族主义者？根据胡克礼的观察，《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把火力集中在以宣扬自由闻名的王小波身上。在他们看来，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像王小波那样一味宣扬自由主义、无视军事策略无异于损耗国家利益。

而在对实用民族主义的抨击当中，姜戎、张文木和《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王小东将火力对准了中国努力发展软实力的策略上。他们强调，过分重视文化、 重拾儒家思想无益于中国崛起，而大力发展军事才是人间正道。张文木更用嘲讽的语气说：中国的宫女都会背唐诗，但火烧圆明园的英国军人有几个能背诵莎士比亚 的诗歌？

胡克礼认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的结合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从“偶然性”的角度讲，因为中国不十分清楚地缘政治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破坏性 影响，所以类似《论中国海权》这类明显带有十九世纪地缘政治印记的著作得以流传甚广。从“必然性”的角度讲，中国当前的实用民族主义从未摆脱近代史的阴 影。胡克礼强调，因为中国曾在历史上倍受西方和日本的侮辱，所以任何主张军事崛起的论调都会在舆论界占据一席之地。

正如胡克礼所言，中国的一批文化精英已经开始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寻找中国的未来，而西方学者也迅速察觉到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思想在中国舆论界的上升地 位。可以让胡克礼等学者稍感欣慰的是，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思想并不是中国舆论界的主流，因为日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中也流行着类似《民主的细节》、《重新发现社会》等带有明显“自由”气息的著作。中国将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拥有怎样的外交、实行怎样的军事政策，不仅是西方关注的焦点，也是中国社会内部亟待讨论的话题。

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爱国主义教育

陈磊

部分人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并把盲目排外看成是“爱国”的表现，这脱离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本来目的。中国应该思考如何使爱国主义教育更有吸引力，如何引导青年人科学地理解爱国主义。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patriotism-in-china/

“爱国主义”是一个引人关注也不乏争议的话题。在中国，爱国主义为何受到官方推崇，爱国主义教育具体又有哪些形式，爱国主义未来将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主题情报部主任冈村志嘉子围绕中国的爱国主义，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爱国主义及其有关信息》（中国の愛国主義教育に関する諸規定）的论文，阐述了他对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解。

在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得到了法律层面的保障。1982年宪法在第二十四条中首次加入了“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 德”等与爱国主义有关的内容。除了宪法外，中国的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条文中都有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

论文的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形成的经过。文章说，因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强调发扬爱国主义的必要性，因此中国开始大规模地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到了江泽民时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大，社会形势急剧变化，为了适应时代，1994年中宣部颁布了《爱国主 义教育实施纲要》，进一步强化爱国主义教育。

随后十多年里，爱国主义教育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开展，形式也走向多样化，政府通过举办博物馆展览、影片放映、演讲比赛、知识竞赛、歌唱比赛等形式来推动活动的进行。爱国主义被作为强化民间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摆在了重要的位置。

论文第三部分介绍的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看到，中宣部仍然是主导机构——1997年7月，中宣部向社会公布了首批百个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并以此影响和带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2001年6月11日，中宣部公布了以“反映党的光辉历史”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批百个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5年11月20日，中宣部公布了第三批66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2009年5月，中宣部公布第四批87个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些地方本身具有传奇的历史，在入围了教育基地后，吸引了大批游客和青少年学生，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作者在论文的最后总结说，在中国，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德育”的重要一部分，是衡量一个学生是否优秀的重要指标。学生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对国家的历史有了深刻的了解，也有利于他们将来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他同时也不无担心地表示，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多的是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工具被强加在广大学生身上，许多学生抱有抵触的情绪。

日本人看中国：价值观稍显落后

陈磊

大多数日本人明白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即便国内一些人在情感上不亲近中国，但从利益的层面出发，多数的日本国民和政治家都认为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1/%E6%97%A5%E6%9C%AC%E4%BA%BA%E7%9C%8B%E4%B8%AD%E5%9B%BD%EF%BC%9A%E4%BB%B7%E5%80%BC%E8%A7%82%E7%A8%8D%E6%98%BE%E8%90%BD%E5%90%8E/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就有很深的文化联系。进入近代以来，两国之间的羁绊不断加深，官方的双边关系时而陷入僵局。令很多人感兴趣的是，当今的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哪些因素影响着日本大众对于中国的看法？中日两国民间交流的前景如何？

最近，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新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委员高原明生发表了题为《日本人的对华观》的研究报告，总结了日本人认识中国的四大主要特点。

首先，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国民大多数时间对中国缺乏亲切感，但这种感情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高原明生说，在日本，大多数人对共产主义并没有好 感，这直接影响了部分日本国民对于中国的态度。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热衷于革命输出，日本人对这种动向十分警觉，这也影响了中国在日本人心中 的形象。而在今天，一些中国人还抱有将中国视为世界中心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这也招致了部分日本人的反感。从阶段性来讲，“二战”结束后到上世纪70年 代，日本国民对中国缺乏好感；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大部分日本人对中国则抱有好感。

第二大特征是，近年来日本人对中国的反感逐渐高涨。经过89年的政治风波、96年前后的台海危机，日本人对于中国的亲近感大幅下降。根据日本国内的 舆论调查，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在1996年降至最低点。此后，又经历了2004年亚洲杯期间的冲突、2005年发生的反日游行等事件冲击，日本人对中 国的印象直到安倍晋三首相上台之后才略有改善。

但在那之后，又发生了“毒饺子”事件，民间对于中国又产生了新的不信任。高原说，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倾向比中国要弱，和意识形态等问题相比，日本大众更关心切身相关的日常生活问题，因此“毒饺子”事件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非常大。

尽管印象有起有伏，但正如第三项特征所揭示的：大多数日本人明白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高原解释说，日本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一大受益者，即便 国内一些人在情感上不亲近中国，但从利益的层面出发，多数的日本国民和政治家都认为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以前首相安倍晋三为例，在单纯的意 识形态上他甚至比小泉纯一郎更加保守，但为了修复小泉时期受损的中日关系以帮助日本经济复苏，他同样也做出了很多积极的措施。

正因为如此，经常有人形容中日关系是“政冷经热”，不过随着双边经济交流的逐渐加深，客观上日本国内要求对华友好的呼声也不断升高，这也是小泉时期后双方关系得以改善的重要民意基础。

第四项特征是两国的文化渊源对中日关系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众所周知，日本文化中融入了很多传统的中国元素，在日本的语文教育中汉字、诗歌都是必修 内容。即使在双边关系最困难的小泉时期，日中两国就靖国神社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但当日本博物馆举办中国文物展览时，依旧受到了民间的热烈欢 迎。而在中国方面，许多年轻人对于日本的流行文化很着迷，这使得他们对于日本有着不一般的亲近感。中日两国间的民间文化交流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未来将发 挥比官方交流更为有效的作用。

在报告中，高原还表示：日本乐见中国平稳地发展。他说，中国现在正如火如荼地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日本从中也受益良多，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还稍显落后 ——以经济领域为例，所谓“落后的价值观”就是衡量发展成绩时过于追求统计数据单上数字的变化。根据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验，经济总量的发展在一定时 期是必经的阶段，但日本在经历过石油危机、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开始明白“小”也是一种美，片面追求大规模有时会适得其反。因此，高原总结说，中国要实现可 持续发展，价值观的变化十分必要，但目前来看还需要一段时间。

美国研究者如何应对复杂的中国政治

刘岩川

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如果要摆脱误区，就必须摒弃一味的批判和赞扬这两种极端态度。中国社会在不断变化之中，甚至精英领导层的处事规则也并非一成不变。如果美国的观察人员不及时调整心态和视角，他们将无法协助美国政府制定适宜的对华政策。

参考文献：http://www.brookings.edu/articles/2011/1021_china_li.aspx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china-studies/

希望之后有担忧，担忧之后又有希望。总而言之，中国复杂的现状越发让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人看不懂了。从阳光的一面讲，中国早已跨进世界贸易组织，并 且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还发射了载人航天器—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实力远胜当年。而与此同时，严峻的就业形势、严重的环境污染、蔓延的腐败现象、普遍 的社会不公等等一系列问题，又把中国推向了火山口。复杂的现实给美国观察者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以致他们对有关中国的研究常常得出差之千里的结论。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从未轻松过。2011年秋天，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学者李成对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总结。据 他回忆，过去中国问题研究的最大困难是信息匮乏。以那些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美国研究者为例，在信息几乎隔绝的时代，他们的工作就是做无依据的猜测。但是 这种情况在过去十年有了极大的改观，因为外国观察家可以通过许多网上渠道了解中国军事发展的情况，比如军官的生平、进口武器的活力、海军发展的目标等等。

李成说，现在丰富的研究资料来源于网络的兴起、中美的频繁交流和中国内部的信息流通。例如，自从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出版自传以来，著书立传 似乎成为了领导层一项心照不宣的惯例。同时，诸如《南方周末》这样的商业化媒体也不时发布对中国领导干部的访谈。在权力圈之外，大批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学会 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一切似乎已经进入良性循环。但李成尖锐地指出，对于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来说，数量庞大、手到擒来的信息反而阻碍了真知灼见。不少观察者执迷于中 国的负面新闻，并且一味描绘一个消极的中国。他们依赖传言和猜测，而不追求可以考证的信息。学者章家敦的那部《中国即将崩溃》就是一个“危言耸听”的案 例。另一些人沉浸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不能自拔，因而失去了判断现有制度弊端的眼力。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力地弥补了一党制度的缺陷，使政府的领导地位 越发稳固。

悲观也好乐观也罢，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经常做出严重的误判。据李成观察，三十年前最乐观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没能预测到中国后来的发展速度，而且 2001年前关注中国能源需求的专家寥寥无几。事实上，中国经济不但实现了飞速增长，其能源需求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大因素。还有专家相信，受益于经济 发展的中产阶级理所当然地袒护现行制度。但细心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但拥有更清醒的权利意识，而且对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等问题更加敏感。

近期最让李成担忧的是，有些乐观的美国专家认为，即将到来的中国权力交接会顺利有序地完成。然而，新一轮的交接很可能比上一次更复杂，因为现任的第四代领导人在就位前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而即将登台的第五代领导人还需在百姓和同僚面前树立的威信。

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如果要摆脱误区，就必须摒弃一味地批判和赞扬这两种极端态度。如李成所言，中国社会在不断变化之中，甚至精英领导层的处事规则也并非一成不变。如果美国的观察人员不及时调整心态和视角，他们将无法协助美国政府制定适宜的对华政策。

注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李成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转型和代际更迭。

板块三：拥抱社会变革 Society

在这个板块里，“政见”和您一起观察我们时代的社会变革。透过这个板块所介绍的研究，我们希望能从不同侧面为您展示现实与虚拟的中国社会如何变化发展，这里有激动人心的进步，也有令人担忧的问题。

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国社会里的新兴阶级。唐敏[采用职业和主观阶级认知来识别中产阶级，他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更加关心政治，但对于自身面临的问题却更倾向于个人化与非正式的解决方式。朱东飞指出中国中产阶级具有二元分化的国际观。园田茂人认为中国城市中产是一个“求稳怕乱”的阶级。李成援引李路路的研究指出，中产阶级会扮演催化变革还是巩固稳定的角色，关键不在于他们自身，而取决于他们身处的政治环境。伍宁(T.E. Woronov)则认为广受关注的“中产阶级”可能并非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唯一阶级，包括中职毕业生在内的由服务业人员构成的一些新阶级，同样值得密切关注。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社会进步的希望，但社会也应充分理解青年人的烦恼和问题，给予他们一个宽容的成长环境。Doug Counsell指出留学生中高考失利的是少数，钟白雷认为志愿者是被塑造的模范公民，而刘凤淑等学者则分析了“青年病”背后的社会病。

团体和组织既是构成社会的必要元素，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曦中和徐萍发现人民团体的政治参与渐趋积极。谢蕾发现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与国际环保机构互动频繁。Andre Laliberte指出佛教团体在台湾民主转型和认同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Timothy Hildebrandt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能否在民政部门注册，不仅取决于社会组织对自身发展的考量，还取决于地方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利益得失。Taru Salmenkari则介绍了中西方对于“公民社会”的不同理解。

网络将那些在现实中可能永远不会相见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虚拟的社会既深受现实影响，也深刻地影响着现实。杨国斌提醒人们在观察中国互联网时需牢记“五要”；朱亚鹏和郑宇硕则发现网络力量已经影响公共政策；加藤青延则从互联网问题出发，诠释了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背后的“思想道德”驱动。

司法体系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载体。在许多国家，法律是环保行动者常用的武器，然而司徒蕾(Rachel E. Stern)却发现在中国起诉污染者异常艰难。刘思达发现律师在中国面临着异常复杂的竞争环境。许燕则总结了腐败行为的心理学模式。

国际化的中国社会，要求国家和公民具备国际意识和国家视角。程映虹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对黑人存在歧视，这种歧视可以分为校园中的种族主义与网络中的种族主义；而彭轲(Frank Pieke) 不仅细致勾画了中国境内外籍人口的增长趋势和来源背景，还深入分析与评估了相关政策和政策的落实情况。

“素质”与民主参与——以中产阶级为例

陶郁

与中国社会里的其他阶层相比，中产阶级更加关注政治，也更积极地采用非正式途径和个人行动来解决与政府或官员的冲突；然而，作为一个普遍被认为具有较高素质的群体，中产阶级的公民参与程度并不比其他社会阶层更高，在面对制度性侵害时也未表现出比其他阶层更大的抗争勇气。

参考文献：Tang, Min. 2011.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 (4): 373-87.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1/political-participation-of-chinese-middle-class/

“素质”与民主参与到底有没有相关性？我们可以通过一则针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窥探一角。

这则研究表明：与中国社会里的其他阶层相比，中产阶级更加关注政治，也更积极地采用非正式途径和个人行动来解决与政府或官员的冲突；然而，作为一个 普遍被认为具有较高素质的群体，中产阶级的公民参与程度并不比其他社会阶层更高，在面对制度性侵害时也未表现出比其他阶层更大的抗争勇气。

长期以来，诞生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中产阶级，被赋予了推动政治体制发展的厚望；而中产阶级热心参与公共事务、要求政治变革的案例，不仅出现在传统发达国家云集的西欧和北美，在过去几十年间也广泛发生于经济水平起步相对较晚的拉美、东亚和东欧。

伴随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教育水平、城市化率和社会流动程度也出现了显著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正在不断发展壮大；许多人因此断定，这个迅速崛起的“高素质”阶级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

既有研究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坚定支持经济体制改革，他们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国家政策；然而，中产阶级的权利和利益也常受到来自不法官员的侵害，因而从理论上说他们应当具有积极参与政治的动力。

不过，关于中国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和政治行动的实证研究并不非常充分，而基于大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就更加有限。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助理教授唐敏在《中国政治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上发表文章，通过分析经由“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所采集的统计数据，将该领域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唐敏对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界定，既参考了既有文献中的习惯性处理方法，又依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操作化。既有的文献通常采用收入、职 业和主观阶级认知等指标来识别某位社会成员是否属于中产阶级，考虑到中国各地收入和购买力水平差异显著的事实，唐敏采用职业和主观阶级认知作为主要识别标 准。

唐敏认为，中产阶级成员应当从事新兴职业、具备不同于传统社会观念的新价值，并且拥有相对较高的收入以支撑一种体面的生活方式。具体来说，他研究的 对象主要是那些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公室白领。这类人员在全部三千多个有效样本中约占百分之十二。

那么，中国中产阶级具有哪些政治特征呢？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唐敏发现，在控制年龄、性别和政治面目的情况下，较之于中国社会中的其他阶级，中产阶级 更频繁地收听和收看与政治相关的报道和节目，他们也更加经常地谈论政治；但当他们面临麻烦和问题时，却更倾向于与主管官员进行个人沟通，通过人脉动员所能 找到的干部帮助自己。

与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不同，较之于社会中的其他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诉诸正式制度的政治参与和要求变革既有制度的政治行动并不更加热心。唐敏发 现，统计数据说明，中产阶级在面临问题时，并不会比其他阶级更加积极地使用诉讼和向人大代表反映等正式制度所提供的渠道，也并没有更大的勇气去采用抗议和 静坐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工作单位和国家机关的意见，同时，他们也并不倾向于采取较为激进的方式来迫使利益相关者改进选举程序。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更加关心政治，但对于自身面临的问题却更倾向于个人化与非正式的解决方式呢？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更为赞赏民主理念，但对于能够推动体制变革的实际政治行动却并更加积极和活跃呢？

唐敏认为，这首先可能与中国的政治环境相关。在当今这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当中，虽然正式制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渠道，虽然正式制度本身也在变革发展， 但人们还是认为个人关系等非正式制度更容易解决问题，还是担心参加推动制度变革的集体行动可能面临巨大风险。因此，素质较高的中产阶级虽然更为关心政治， 其政治参与的程度却并不更高。

同时，唐敏也认为，中产阶级意识到自己能够从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受益，至少他们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核心利益在既有制度下还未受到严重的侵害。因此，在唐敏看来，期待中产阶级成为政治变革的推动力量，至少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

研究中一些控制变量所反映出来的信息也非常有意思。无论在中产阶级还是非中产阶级内部，人们的年龄越大，就越倾向于关心政治但减少对于抗争性活动和 选举的参与；男性比女性更加关心政治，更容易参加选举，也更积极地通过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抗争性方式解决与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冲突；党员更关心政治，更 积极地参加选举，但在解决与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冲突时，则更不倾向于使用较为激烈的抗争性手段。

中国中产阶级：二元分化的国际观

王磬

中国中产阶层可划分为“政治型”和“市场型”两种类型，前者主要依赖政治资本获得资源，认为中国应专注于发展内部，在国际事务中“搭便车”即可；后者主要依赖市场资本，认为中国不仅仅要融入国际社会，更要积极发挥“主角”的作用。

参考文献：朱东飞：中国中产阶层的国际观，《二十一世纪》2010年二月号，总第1117期，72页-82页。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chinas-middleclass-boomthe-polarization-of-global-perspective/

越来越多的海外媒体开始用“进入中产时代”来描述中国社会近年以来的新变化。作为中国社会变迁进程的见证者和利害相关者，中国中产阶层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它是如何看待国际事务的？又如何影响了中国外交？

在《中国中产阶层的国际观》一文中，国际关系学院的青年学者朱东飞认为，中国中产阶层可划分为“政治型”和“市场型”两种类型，前者主要依赖政治资本获得资源，认为中国应专注于发展内部，在国际事务中“搭便车”即可；后者主要依赖市场资本，认为中国不仅仅要融入国际社会，更要积极发挥“主角”的作用。

阶层内部分化为两种类型，其源头在于中国中产阶层形成的特殊过程。不同于兴起于工业化过程的西方中产阶层，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与工业化本身并无直接 联系，而是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息息相关。作者认为，“中国市场转型是在政体连续性背景下进行的一场渐进式改革”，因此在资源的分配 上，形成了“政治-市场”的二元分配形式。根据在“政治”和“市场”这“二元”的不同地带资源获取能力的不同，可将中国的中产阶层划分为“政治型中产阶 层”（如基层公务员）和“市场型中产阶层”（如外企白领）。

基于以上分类，作者认为，由于存在于不同的所有制里，中国中产阶层的国际观是“结构性”的，而非西方中产阶层的“高同质性”。换言之，中国的中产阶层内部的差异性远大于西方中产阶层。具体来说，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极其赖以活动的制度影响着其偏好。

“政治型中产阶层”的资源是政治原则主导的制度，主要依赖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因此，他们认同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倾向于支持中央财政能力的强大。他 们所拥有的政治资本在市场化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所以他们不乐于见到过多的国际竞争。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排外”，如利用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等极端的口号，尽 可能地减少掌握着外资的外国势力在国内过分发展。他们认为中国应更多地专注于国内的发展，而不应在国际事务中浪费过多力气，适当地“搭便车”就好；对中国 外交战略更多地强调“韬光养晦”，国际观偏向于保守主义。

相反地，“市场型中产阶级”的资源则是市场原则主导的制度，主要依赖社会资源的初次分配——市场。由于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在市场化的竞争中处于优势， 所以他们非常欢迎外资的进入，甚至希望借用外资的影响打破国有资本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不仅仅认同经济增长，更强调市场分配资源的主体性。在国内层面上 表现为强调减税，不太关注中央财政能力。在国际层面上表现为认同“走出去”的战略，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并并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以保护其海外 利益。

文章的最后，作者还指出，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型中产阶层”和“市场型中产阶层”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目前看来，这种转化的趋势并未十分明显。

中国城市中产：一个求稳怕乱的阶级

陶郁

中国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非常重视自身在经济等方面的自由，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却相对保守。东京大学园田茂人教授所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个阶层倾向于支持技术官僚，信任中央政府，并且认为社会稳定比个人言论自由更加重要。

参考文献：Sonoda, Shigeto. 2010. “Emergence of Middle Classes in Today’s Urban China: Will They Contribute to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2), 351-369.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urban-middle-class-in-china/

中国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非常重视自身在经济等方面的自由，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却相对保守。研究显示，这个阶层倾向于支持技术官僚，信任中央政府，并且认为社会稳定比个人言论自由更加重要。

长期以来，在众多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的勾画下，“经济增长孕育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推动社会变革”似乎成为了各国发展的不二路径。这幅简洁明快的“社会进步流程图”虽然拥趸甚众，但它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也常遭质疑。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园田茂人就是质疑者之一。基于对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园田在《中国研究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上撰文指出：上述图景并不能准确描述当前中国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特征。

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园田发现，中国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非常不信任包括电视、广播和报纸在内的传统大众媒体，该阶级中高达七成左右的受访者表达了对这 些媒体的负面态度。与亚洲其它国家处于类似阶级的民众相比，中国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更为信任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而对于自己是否享有充分言论自由和批 评政府的权利，他们存有疑虑。

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意愿非常有限。表示自己可能会参加合法请愿、抗议、示威活动的受访者分别只占总样本数量的2%、3%和5%——这种比例 不仅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也远远低于日韩等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不过，当政府不能满足要求时，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并不会消极等待——许多人倾向于通过 私人渠道解决问题。

“求稳怕乱”是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对技术官僚的信任程度不仅较高，而且比较稳 定。当面临暴力拆迁、非法收费、贪污腐败和破坏环境等社会问题时，来自这个阶级的社会成员更可能对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失去信任。

同时，调查数据显示，有超过六成的该阶级受访者表示，“维护社会稳定”比“控制物价上涨”、“扩大言论自由”和“加强政治影响”等政策议题更为重要。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会呈现出独特的保守性呢？园田认为，原因主要在于，该阶级成员一般都是经济改革的受益者，他们不仅 有动机拥护现行经济体制，并且倾向于希望社会保持稳定，与执政党的政策思路比较一致。而这个阶级的政治态度是否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出现变化， 园田则认为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园田所分析的数据分别收集自“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Barometer) 和“当代中国结构变迁”这两项大型研究。由于上述调查中缺乏测度阶级文化和阶级认同的指标，他使用职业和职位对受访者阶级进行了判别。具体来说，在处理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时，他认为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包括高级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以及行政和销售职员；而在处理“当代中国结构变迁”项目数据时，他则认 为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包含个体和私营企业中从事技术、行政和销售的员工，外加其它企业中的管理人员。

园田的阶级划分方法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将低端行政和销售岗位的工作者划归中产阶级似乎与人们的惯常印象不甚切合。然而，考虑到在转型期 国家中进行阶级划分的困难性，较之相关领域许多对“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不加界定就直接讨论的学术文献，园田的做法还是相对严谨与合理。

注释：

1.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始于2003年，如今已覆盖28个国家和地区；園田在研究中使用了2006年数据，该年度的调查以儒家文化圈为对象，包含通过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的1000个中国城市样本。

2. “当代中国结构变迁”项目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和日本学术振兴会赞助，分别于1997-99年间和2005-06年间进行了两轮调查，研究者在天津、重庆、上海和广州等四座城市中各抽取了1000个左右的样本。

成长中的中产阶级：维护稳定还是催化变革？

刘岩川

一个重要的课题正摆在中国学者和政府面前：中产阶级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变化究竟会是什么？它是引导变革的催化剂，还是维护稳定的保险栓？

参考文献：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09/0922_china_middle_class.aspx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npc-cppcc/

无论在英国、美国还是日本，中产阶级的兴起都引发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造成贫富差距的同时，也缔造了一个日益显现的中间阶层。一个重要的课题正摆在中国学者和政府面前：中产阶级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变化究竟会是什么？它是引导变革的催化剂，还是维护稳定的保险栓？

在《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李成总结了学术界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成果。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左右的历史，不难发现中产是一个半新概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分层变得极为敏感。政府甚至宣布中国只有三个阶层，即工人、农民和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间层。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该中间层将逐渐萎缩直到消失。时间推进到6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登峰造极，阶级完全成为被消灭的对象。

1979年对于中国现有的中产阶级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邓小平的上台和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未来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中产阶级应运而生，同时也慢慢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

李成发现，最早关注中产阶级的中国学者都认为它将是维护现有政策的稳定因素。例如，早期的中产阶级研究常常引用亚里士多德与孟子的论述。两位先贤虽然年代久远而且天各一方，却都警惕极端贫穷和极端富有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并且强调中间阶层的缓和作用。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中自然有人拥护现存体制。

近年来，关注中产阶级的学者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随着西方消费文化、自由思想的传播，中国的中产阶级比其他阶层更偏离主流意识，更倾向于质疑官员的承诺，更可能对时局表达不满。日益蔓延的腐败现象、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错误，都是中产阶级批评的焦点。换言之，互联网与中西方交流所带来的权利意识加速了中间阶层的“转变”。

中产阶级的不满已经越来越明显，其影响也越发广泛。黯淡的大学生就业率似乎与中产阶层无关，但事实上，许多就业不顺利的毕业生都来自中产家庭。私营企业中的中产者也频繁抱怨国家政策对于国企的“偏爱”。在2007年至2009年间，厦门、上海和广州出现了由中产阶层领衔的抗议活动，分别冻结了当地政府建造化工厂、新地铁线和垃圾焚烧厂的计划。还有研究表明，大城市的中产阶级比其他阶层更乐于参与基层选举、更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李成援引国内学者李路路的研究指出，中产阶级会扮演催化变革还是巩固稳定的角色，也许关键并不在于他们自身，而是取决于他们身处的政治环境。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中产阶级很可能成为稳定的因素。在权力高度集中、中产阶层相对独立于统治阶层的国家，中产与政府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很大。胡鞍钢和胡联合两位学者干脆指出，如果要中国的中产阶级暂缓“思变”的趋势、起到稳定的作用，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防止经济动荡、保护财产权、维护中产的社会地位、允许更多的政治参与。

与世界其他庞大经济体一样，逐渐变为经济强国的中国正在经历中产阶级的崛起。中产者对现有体制越来越响亮的质疑声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是当前政策的坚实维护者，而是对政府日渐挑剔的社会群体。如何将向往变革的中间阶层转化为拥护稳定的力量，已经成为政府的艰巨任务。

注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李成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转型、代际更迭和技术发展。文中提到的《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由李成主编并且由布鲁金斯学会于2010年发行。

中职学校：孕育中国社会新阶级

陶郁

一个介于传统工人阶级和新兴中产阶级之间的新阶级，很有可能从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群体中诞生。

参考文献：Woronov T. E. 2011. “Learning to Serve: Urban Youth, Vocational Schools and New Class Formations in China.” China Journal 66: 77-99.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1/vocational-schools-and-new-class/

一个介于传统工人阶级和新兴中产阶级之间的新阶级，很有可能从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群体中诞生——这是悉尼大学人类学系讲师伍宁（T.E. Woronov）博士提出的新观点。

作为中国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仅体现在过去数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被明确写入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职业教育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及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等方面的作用，已得到中国学术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认可。

伍宁对职业教育的研究则独辟蹊径，探索了更深远的社会影响。她在新近发表于学术期刊《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第 66期上的论文《学习服务：城市青年、职业学校和中国新阶级的建构》（Learning to Serve: Urban Youth, Vocational Schools and New Class Formations in China）中指出：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中职学校很可能成为孕育新阶级的温床。

伍宁的判断基于她在两年间对南京两所中职学校进行的实地观察与访谈。在她看来，阶级不仅取决于经济关系和发展机会，也与人们的荣誉感及通过消费结构 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伍宁发现：通过高中升入大学仍被广泛视为当今中国年轻人的“主流”发展途径，进入中职学校通常是一些初中毕业生在无法进入高 中的情况下做出的次优选择。这些年轻人入校的主要目的往往并非学习职业技能，而在于“保持学生身份”。中职学校的学生虽然背景不同，但这种差异并没有影响 他们之间的交往；而相似的人生发展前景，则促使他们在价值观和认同感等文化维度上趋于一致。

在以分数衡量学生的大环境下，中职学生常被贴上“失败”的标签。有意思的是，被标记为“失败”的中职学生不再以学习成绩作为衡量“好坏”的标准，在 与同龄人的比较中，他们创造出了“自力更生”和“社会经验丰富”等属于自己的成功标准，并回击了那些认为中职学生懒惰、愚蠢和无用的指责，也培养出了一个 新阶级的文化认同。

在伍宁看来，当今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文化与特定的教育模式密切联系，而中职学校则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两个方面，将部分处于主流教育模式之外的年轻人塑造成了一个具有特定职业类型、特定生活方式和特定价值取向的新阶级。

这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阶级结构变革：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变革逐渐深入，一些既有的社会结构可能削弱和瓦解，而新的社会结 构则在旧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不断诞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广受关注的“中产阶级”可能并非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唯一阶级，包括中职毕业生在内的由服务业人员构 成的一些新阶级，同样值得密切关注。

留学生中高考失利的是少数

汪吕杰

那些因为高考失利而出国的人是少数，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则是留学生队伍的主体。而且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有很强的回国的意愿，而只是将海外经历当作求职的筹码之一。

参考文献：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9,1 [Mar.2011]: “Chinese Students Abroad: Why They Choose the UK and How They See Their Future”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1/chinese-students-abroad/

伴随着对新一次移民潮的分析和批评，中国媒体对近年来富豪、精英移民的报道非常火热，但广大的留学生却被忽视，他们或者被认定为富二代和官二代而遭到大肆批评，或者被简单划分为“海待”。但他们真实的态度却因为时间，空间的距离，不被国内大众了解。

中央兰开夏大学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道格·康塞尔 (Doug Counsell) 正是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区域选择及其对未来的态度，发表了其令人信服的调查结果。

康塞尔的论文主要根据于2009年他对中央兰开夏大学商学院188名来自中国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开放式问卷调查。调查主要涵盖三大方面：为什么出国学习？为什么选择英国？中国学生对未来的选择有多大信心？

受访的中国学生表示出国学习的主要原因分别是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更好的语言训练以及体验异国文化。三者比例分别百分之六十七，六十和五十四 （问卷为多项选择题）。但也有少数，百分之四的学生表示他们高考失利，被迫出国学习。

至于选择英国，65％的受访者将英国高质量的教育列为选择英国的主要原因。更好的英语环境和较短的学制也被列入考虑因素。此外，4％的学生因为录取的低要求而来到英国。

关于受访者对未来的选择和态度，康塞尔在论文中反复强调了中国学生在调查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因为国内职场竞争压力的加剧，44.5%的受访者对未来并不确定，但中国学生对未来的信心依然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受访者。

因为论文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展现出来，康塞尔的论文风格平实，以数据的总结为主，而没有试图将其结论扩大化。但他的调查却能从实际出发揭示出一些流行结论的根源。

上文所述的两个百分之四，高考失利和录取低要求，被不断夸大，以致这些少数现象被指认为留学生，尤其是本科留学生的主体，导致了国内大众对留学生群体的负面评价。

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留学生出国的最主要原因是更好的教育。而教育之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存在的，作为广大留学生队伍的普通一员，我对教 育方式的客观差别感受很深。而那些因为高考失利而出国的人毕竟是少数，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则是留学生队伍的主体。而且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有很强的回国的意 愿，而只是将海外经历当作求职的筹码之一。

康塞尔同时也指出，留学生在英国同样面临着很大的问题。59％的人有适应当地文化的问题，而40％的受访者在异乡陷入深深的孤独当中。

康塞尔的调查虽属平淡，但平淡的调查反而更能揭示更多的涵义。面对曾经笼罩在光环下，如今饱受争议的留学生群体，我们更多得在此类平实调查之上，给予客观而又积极的评价，毕竟他们为了他们的未来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志愿者：被塑造的模范公民

汪吕杰

“志愿者”这一概念的宣传更大程度上是中国政府的治国策略，政府希望借此塑造出大量的“模范公民”：默默奉献，不计回报，甚至于协助政府保持社会稳定。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1/volunteers-as-the-new-model-citizens/

伴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的谢幕，“志愿者”这个概念在中国，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日渐深入人心。面对这种几乎是异乎寻常的发展，我们也许该问一问：这流行的背后是不是有能量巨大的推动力？

对此，阿姆斯特丹大学钟白雷博士（Dr Gladys Pak Lei Chong）在最新一期的《中国信息》 （China Information）杂志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志愿者”这一概念的宣传更大程度上是中国政府的治国策略，政府希望借此塑造出大量的“模范公民”：默默奉献，不计回报，甚至于协助政府保持社会稳定。这既是“为人民服务”的普遍化，也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延续。

中国的做法显著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非政府性志愿者组织原则。在2008年前后，大量志愿者被政府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参与到相关重大活动中。按照钟博士的分析，中国政府更多地依赖对“国家荣誉”和“民族自尊”的宣扬，将志愿者凝聚在一起。

钟博士在文中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面子”问题。他认为，中国政府将“争取民族荣誉”此类空洞的口号具体化为“挣面子”，将不文明的行为具体化为“丢面子”, 用此种通俗易懂，却又抓住国人心理的说法，把政府的行为等同于个人行为，使其充满力量。

举例而言，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培训手册中明文规定了不能张口吃饭，不能发出令外国人困扰的声音。但在中国传统中，国人对此习以为常，并将其理解成对食物的赞赏。试问：为何要根据外国人的喜好，将国人此种寻常行为定义为不文明？这不是好面子又是什么？

不过，钟博士并没有因此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进行批评，而只是将其总结为治国的软实力。但同时，他也简单提及了汶川地震时民众的自发救助行为。相对于面子工程，这种民众自发的志愿者行为才更有实际效果，更具有温暖人心的作用。

“青年病”背后的“社会病”

汪吕杰

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统一分配工作、住房等机制的消失，每个人失去了以往来自组织的庇护，只能以个人的身份被卷入社会的巨大改革中，风险、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就随之而来，而青年人能够通过网络的社区在一定程度上重获组织感。

参考文献：

1.Wing On Lee & Chi Hang Ho, “Ideopolitical shifts and changes in moral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Vol. 34, No. 4, December 2005, pp. 413–431.

2.Wing‐Wah Law, “The State,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vents in a Global Age: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54, No. 3 (August 2010), pp. 343-367.

3.Gladys Pak Lei Chong, “Volunteers as the ‘new’ model citizens: Governing citizens through soft power”, China Information, 2011, 25.

4.Fengshu Liu, Uban Youth in China: Modernity, the Internet and the Self,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5.Arianne Gaetano, “Gender and Citizenship Inequality: The Story of Two Migrant Women”,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Martin King Why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65-286.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youth-problem/

正如陈独秀在九十六年前创办《青年杂志》时所期望的，青年人是改变社会的一支力量。他们有热情，也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将这份热情付诸实践。与其说世界“归根结底是青年人的”，不如说它理应就是青年人的，他们应该中流击水，挥斥方遒。

可现实却是残酷的、令人失望的。正如普通人所见：无数的年轻人每日为生计奔波，为了一个立足之地卑躬屈膝，还有极少数依靠着父辈的权势，挥霍着金 钱，也在浪费着青春。青年人的生活状态折射出整个中国的状态，中外学者们对中国青年有着极大的研究兴趣：如果中国的青年人们没能具备他们本应拥有的活力， 那是为什么呢？

虚拟与现实的分离

刘凤书（音译，Fengshu Liu）在《中国的都市青年》一书中给我们描述了一幅令人失望的场景——现在的 年轻人常常被指责沉迷于网络和游戏之中不能自拔，本书作者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实。和作者所在的挪威奥斯陆的青年受访者相比，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只是将网络视 作娱乐工具。这一现象的背后，是青年人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鲜明分离。

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是物质的、现实的，有世界眼光，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既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为此承受巨大的物质压力。无论是高企的房价，还是快速提升的通货膨胀率，都让已经步入社会，或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缺乏必要的安全感。

而互联网，作为一个相对虚拟的世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逃离现实世界，展示自我，释放压力，寻找快乐的机会。他们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倾泻到 网络之中，以此逃避冷酷的事实。同时因为网络的虚拟，他们得以有机会展现一种他们期望中的“完美”人格，比如说爱国和友善。但他们所表达的完美人格却与官 方的宣传和设想存在着偏差——他们并不相信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奉献，而只是相信人性的友爱。但现实的各种世俗压力让他们不能不选择收敛自己的善良，向着冷酷 的现实展现自己的刚强。

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统一分配工作、住房等机制的消失，每个人失去了以往来自组织的庇护，只能以个人的身份被卷入社会的巨大改革中，风险、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就随之而来，而青年人能够通过网络的社区在一定程度上重获这种组织感。

总体上来说，青年人沉迷于网络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实中的自我和期待中的自我的差异，这种身份认同的困难让他们选择去一个虚拟的世界释放压力，保护自己。

城乡差距导致身份认同危机

正如《中国的都市青年》一书的书名所显示的，刘凤书的研究主要针对都市青年，虽然他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全体中国青年共有，但当学者们将目光投向广大的农村地区时，他们发现：对于身为农民后代的青年而言，生活的核心问题确是城乡差距所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

翻开哈佛大学当代中国系列研究第16期会看到，差距、不平等、偏见、歧视等触目惊心的名词依次成为文章的主题。在其中一篇关于农民工的文章中，瑞典隆德大学格拓娜博士（Dr. Adrianne Gaetano）指出：即使掌握了相关的技能，进城务工的农民，尤其是女性，也会因为户籍制度和性别差异而经常处于劣势。

受访的一对在北京务工的姐妹表示，她们的双重身份——女性，农民工——使得她们在北京始终处于第二等的地位。户籍制度事实已将中国的公民区分了三六 九等。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即使她们极其努力工作，她们的生活也长期处于贫穷之中，而更多的女农民工因为性别歧视和额外的婚姻压力只得重回农村的艰难生 活。

不过，她们的乐观却让作者印象深刻。她们说：在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她们的生计能力比别人强。”这种朴素而顽强的态度正是亿万农民工的真实写照，更是来自农村的广大青年的人生态度。

道德教育与“模范公民”

青年人的种种缺陷，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来自教育和社会的因素。我们在思考青年人犯了什么错的时候，更应该想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谈到教育，“80后”、“90后”的青年人无疑是较为幸运的——正如李荣安教授和何志恒博士在“中国道德教育的 理念政治的变迁”一文所指出的，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学校教育逐渐摆脱直接的政治宣传工具的形象。在1993年之前，思想教育仍然只是强调基于 爱国心的社会主义，学生的道德准则，以及学生的自尊，自立，自强。而在1993年之后，思想教育转向输送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强调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以及 个人的全面发展。全球化的眼界也同时被强调，这种面向世界的教育事实上为中国日后融入世界提供了智力上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努力融入世界的态度，取代了以往 那种对西方世界，尤其是“帝国主义霸权”的敌视。

虽然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教育日益褪去政治色彩，但其根基仍然深植于爱国主义之中。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在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达到高潮。针对中国积极 申办奥运会的原因，香港大学的罗永华博士分析说，这既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遭受了太多的羞辱，也可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执政能力非常 满意。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奥运会的举办，一方面推动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奥运会的密集宣传，达到塑造新型公民的目的。这种新型公民需要是自律的，具有奉献精神和主人翁态度，更要是以国家为 第一的。因为掌握了中国社会绝大多数资源，政府的这种宣传是极其有效的，甚至于一位九年级学生都对文章作者真诚地表示：要做好主人，在外国人面前不给中国 人丢脸。

这种主人翁精神在有关“志愿者”的宣传中被发挥到极致。阿姆斯特丹大学的钟白雷博士（Dr Gladys Pak Lei Chong）旗 帜鲜明地指出，“志愿者”这一概念的宣传更大程度上是中国政府的治国策略，政府希望借此塑造出大量的“模范公民”：默默奉献，不计回报，甚至于协助政府保 持社会稳定。这既是“为人民服务”的普遍化，也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延续。显著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非政府性的志愿者组织原则，中国自08年之后，大量志愿者被政府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参与到相关重大活动中。按照钟博士的分析，中国政府更多的依赖对“国家荣誉”和“民族自尊”的宣扬，将志愿者凝聚在一起。

在官方的宣传中，志愿者就是中国新一代青年的代表。但是若从民间的维度来看，今日中国的“新青年”一定有着更丰富、更多元的样貌。

人民团体的政治参与渐趋积极

傅若兰

底层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提高，及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促使人民团体更加积极地保护其所代表的群体利益。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political-representation-for-disabled-people/

“人民团体”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组织形式，常见的此类组织包括工会、妇联、残联等。这些既不同于政府机关，又不同于NGO的“人民团体”究竟在“人民”的政治参与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副教授曦中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博士生徐萍尝试给出了回答。他们在最新出版的第207期《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 发表文章《从抵抗到拥护：中国的残疾人政治代表组织》（From Resistance to Advocacy: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for Disabled People in China），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为例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人民团体正在其代表群体的诉求推动之下，更积极地行使代表职能，维护其代表群体的利益，提升 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

文章的研究案例围绕针对残疾人助力车的政策之争展开——在各地政府取缔包括残疾人助力车在内的电动助力车的潮流之中，残联通过会见中央及地方政府领 导，多方协调，尽可能维护残疾人的出行便利及就业权利，并推动了多项保护残疾人合法使用助力车权益的文件出台。为了完成这一研究，作者实地走访了湖南等地 的残联基层组织，并深入分析了残联主席邓朴方等领导者关于残疾人助力车行驶问题的谈话

作者认为，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的个人行为倾向是人民团体更加积极地保护其所代表的群体利益的部分原因。但他们同时指出：底层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提高，及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才是这一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动因。

文章最终得出结论：普通残疾人积极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已与中国残联积极参与政策协商和制定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一方面，普通残疾人的诉求对残联造成 压力，残联必须尽可能维护残疾人的利益，以获得普通残疾人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这些诉求也对残联产生了积极作用，给他们提供了参与政策制定和提升影响力 的途径。同时，残联维护残疾人权益的积极作为，也为更多残疾人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作者更将这一结论由残联推广到了妇联、工会等其他人民团体，认为这一现象在中国的政治参与现状中广泛存在，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这项结论提示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应更多地关注普通民众通过人民团体与政府互动和博弈的过程，此类现象可谓当下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态。

中国民间环保机构与国际机构积极互动

陶郁

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与国际环保机构互动积极，这种互动影响着中国环保组织的关注议题和行动策略。不过，囷于管制条件和发展阶段等因素，中国人在国际环保运动中的参与程度仍然偏低。

参考文献：Xie, Lei. “China’s Environmental Activ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sian Politics & Policy 3 (2):207-24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environment-ngos/

通过在北京进行的调查，英国埃克斯特大学政治系讲师谢蕾发现，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与国际环保机构互动积极，这种互动影响着中国环保组织的关注议题和行动策略。不过，囷于管制条件和发展阶段等因素，中国人在国际环保运动中的参与程度仍然偏低。

社会活动家和民间环保组织本来就是环保议题的重要推手，而全球化使得他们更加引人注目。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 动，加入了许多包含鼓励公民参与条款的国际公约，加之中国自身面临的巨大环境压力，使大批环保组织应运而生。现在，中国环保组织在网络上和现实中都具有一 定影响力，它们不仅促使公众重视环保议题、向污染企业施加压力，甚至还参与到了环境政策的制定进程当中。

谢蕾将北京作为观察重点，是因为她认为在获取支持、动员资源和影响政策等方面，北京的环保组织在国内都首屈一指。1993年，首个全国性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北京创立；此后，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环保组织被陆续建立起来。2000年以后，北京出现了一个环保组织发展的高潮，这既离不开本土环保人士的组织与推动，也得益于他们与全球环保网络的积极互动。2005年以后，北京草根环保组织的发展变得更加迅速。

关于国际环保运动的既有理论指出，各国环保组织间的合作与联系会随着环保运动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加强。谢蕾发现，国际环保组织不仅向北京的环保组织提 供了资金支持，也促使后者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和组织能力。而在与国际环保组织互动的过程中，北京的环保组织也越来越重视能源资源、农业结构、消费行为 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主流环保议题。

环保组织倾向于与拥有多重使命的传统社会组织相区别，而不同国家的环保组织则倾向于联合起来以扩大影响力。谢蕾发现，北京的环保组织与报纸、电视和 网络大众传媒关系密切，虽然它们的资源主要被集中于动员国内媒体，但随着与国际环保组织合作与互动的加深，它们也逐渐开始利用国际传媒增强自身影响。

集体认同感在环保组织的联合与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谢蕾发现，北京环保组织的负责人一般都是四十岁以下的知识分子，而他们都具有对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使命感；这使得北京的环保组织不仅能够彼此联合，也能够与拥有相似认同感的国际环保组织在华分支进行协同。

谢蕾指出，在与国家环保组织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北京的环保组织在利用关系网络、聚焦媒体资源和进行协作行动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使得一些在十几 年前无法想象的环保行动在如今获得了成功。环保组织不仅成功参与了停缓怒江筑坝等问题的政策进程，也显著影响了国内和国际的公众意见。

然而，跨国环保运动在各个国家的作用效果，不仅取决于组织结构、关注议题和成员能力等因素，也受制于地方性的环境治理结构和政治机会机构。谢蕾指 出，北京环保组织所获得的成功，或许不应被过度乐观地解读；总的来说，中国环保组织参与国际环保运动的程度仍然非常有限，这既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制度的设 计有关，也因为大量草根环保组织尚处于发展初期，在机构假设和服务水准等方面暂时尚未达到能够进行国际合作的标准。

上周，来自约二百个国家的两万余名官员、学者以及非政府组织成员齐聚南非德班， 共同商讨气候变化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和人类对此所应采取的措施，再次表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重要议题。优化民间环保组织的生存状况，提升民间环保组 织的专业水平，促进民间环保组织参与国家合作，不仅有利于事半功倍地推动环保事业发展，也有利于扩大中国人在国际环保运动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台湾民主转型中的佛教团体与认同构建

励轩

台湾的佛教团体以一种更不易显见的方式促进着公民民族主义。首先，佛教慈悲及无私的价值观迫使它们的追随者超越狭隘的家庭、宗族和族裔性的限制。其次，两 大佛教团体的领导人采用非族源（ethnic origin）的标准招募、晋升它们的成员。进一步的，台湾重要的佛教团体具备“全国”视野：他们不会把他们的活动局限到本岛的一个族群地区。最后，星 云、证严及其他岛内高僧所信奉的“人间佛教”理念是一种普世的概念：它强调社会活动导向，并且鼓励佛教徒关爱他人，不管他们是否属于僧团（Zhao 1998），也不管他们的族源或他们对台湾地位的立场。

参考文献：Andre Laliberte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Buddhist Organization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aiwan”,Democratization and Identity: Regimes and Ethnicit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153-173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buddhist-organizations-and-identity-construction-in-taiwan/

当回顾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与不少亚洲国家迥异的现象。虽然台湾当局曾经在岛内实施了不平等的政治政策，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本省人 屈从于占人口少数的外省人，从而制造了一个族群鸿沟（ethnic cleavage）。但在民主转型中，先前受压制的群体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机会去报复后者，因此最大程度的避免了严重的族群冲突。而在亚洲其它一些国家，诸 如印度、巴基斯坦（东、西巴分裂前）、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由族群鸿沟引发的族群冲突却损害着当时正在进行的民主转型，甚至导致部分国家分裂。为 什么同样作为亚洲一员的台湾能够在转型中避免这一悲剧？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政治系教授Andre Laliberte在《民主转型与文化多元性：台湾的佛教团体和认同构建》一文中，从台湾佛教团体在民主转型中对认同构建发挥的作用这一角度，进行了分析。本文将结合翻译与改写的手法，将Laliberte教授原文中的观点、论据、论证过程、结论呈现给中国读者。

回顾台湾的族群认同变化及台当局的民族/族群认同构建政策

在台湾的族群认同声明（ethnic identity claim）会根据岛内的政治环境而发生变化，族群鸿沟并不总是和政治分界线(political division)重叠。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虽然岛上最明显的鸿沟是汉族和原住民的差别，但他们之间的族群鸿沟并不代表当今最政治性的分界线。2100 万人口中占1.5%的原住民（1995年数据）在民主化进程中是重要的因素，但对民主巩固的最大危险却来自主体族群——汉族内部的族群声明。

在1945年之前，汉人中的族群鸿沟主要被认为存在于福建人后裔与客家人之间。(Shepherd 1999:128-29)在此之后，这一族群划分被另一种形式所取代，即来自中国大陆的汉人移民与早已在台湾定居的汉人。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 件”在台湾本地人心中直接制造了这一新的族群分裂，并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得到强化。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台湾而引发的移民潮，促使之前就生 活在台湾的汉人把自己定义为“本省人”，同时把那些来自大陆的其他中国人称为“外省人”。后者往往反对“外省人”这一命名，而更喜欢称自己为“中国人”。 而许多“本省人”则并不接受“中国人”这一命名，他们中的一些人称自己为“本地人”，用以强调他们并不是生活在中国的一个省，或者是用以贬低其他族群鸿沟 的存在（诸如原住民与具有中国祖先的台湾人之间的鸿沟，或者福建闽南人与客家人之间的鸿沟）。

1945年到1987年戒严法废除期间的台湾当局并不鼓励这一认同变化。相反，当时的蒋介石与蒋经国当局采用了自己的一套民族/族群认同构建政策。 当局努力通过使用国语作为教学语言来灌输中华民族认同。在高中的历史、地理和社会课中，强调有关中国大陆而非本岛的知识。甚至直到戒严法结束时，媒体也不 能使用台语及客家话。对“二•二八事件”的学术研究是一个禁忌。发展到最后，占台湾人口不超过15%的外省人控制了“立法院”超过一半的议席。他们也拥有 一半以上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政府”职位，并占到了“国军”将领中的84%。（1987年数据，Tien 1989:36-39）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这种少数人统治的模式遭遇到了挑战：党外人士反对国民党。蒋经国意识到国民党的这一政策无法长久，开始采用一些措施来应 对本省人的不满，这些措施包括吸纳大量的本省人进入国民党机构，并在1986年使提倡本省人利益的反对派——民进党合法化。(Tien 1989)台湾当局历经40年的把所有台湾人吸收进泛中华共同体（pan-Chinese community）的政策至此遭到了失败。

该政策到了李登辉时代遭遇了更大的削弱。国民党内的改良派试图使用二元战略即积极的外交政策与和解的国内政策来扩大它的支持度并增强它的合法性。李 登辉所采用的外交政策机融合了外省人的反共倾向与本省人的自决渴望。李登辉的和解政策——生动体现在他对“二•二八事件”的公开赎罪——试图减轻台湾内部 族群鸿沟的政治关联性。李登辉使用的话语中，在要提到“中国”的地方，也用“台湾”来代替。这一新战略意图通过定义台湾政治体制的实质而非族裔性来构建一 个台湾人认同。(Wachman 1994)

当然，这一新战略并不意味着台湾政治家绝不使用族裔性作为选举筹码。事实上李登辉自己，自从下台后，一直鼓励一个新政党——台湾团结联盟——的形 成，而该政党强调本省人的利益。不过，诉诸族裔认同虽然可以吸引部分选民，但即使是在陈水扁治下的台湾，包容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sim）还是主流。

佛教团体与公民民族主义

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也称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这一概念认为民族是自认为属于一个民族的人们的集合体，他们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并且分享这些政治权利，他们也忠诚于相似的政 治程序。 与此概念相对的是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这一概念认为民族是根据族裔性来定义的，是一群拥有共同传承的人们，这些传承包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及共同的族裔祖先。 从二者的定义来看，可以清楚的发现，公民民族主义更为包容，有利于一个和谐多族群社会的构建，而族裔民族主义则更为排他，容易导致族群边界的固化，成为引 发更多族群冲突的一个因素。

源自国外的台湾宗教团体，比如基督教长老会、伊斯兰巴哈教派比较明显的支持公民民族主义，因为与族裔民族主义靠得太近，不管是偏向外省人还是本省 人，都不利于他们的传教活动。（Rubinstein 1991; Stainton 1999）而一些源自大陆的教派，也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超越族裔壁垒。诸如一贯道，他们帮助支持国民党台湾化的政客去赢得地方选举。(Jordan and Overmyer 1986; Bosco 1994)

但是台湾的佛教团体，却并没有直接支持公民民族主义，甚至不愿参与政治。在戒严时期，来自中国大陆的几个台湾佛教领袖杜绝他们的神职人员支持台湾自 决的政党和社会活动，以致很多台湾人认为佛教是一个跟本地现实无关的宗教。（Jiang 1996:454）进一步的，作为台湾最大的宗教团体，拥有占台湾总人口22.8%的信徒（ROC 1997：:466），佛教团体在台湾民主转型中完全有机会参与政治，但他们却极少干预政治。与长老会不同，佛教团体绝不参加公民组织，这些公民组织在戒 严时期向台湾当局施压要求尊重人权。即使有佛教界领袖罕有的参与某一政治活动，也并不一定能得到其他领袖的支持，比如作为两大佛教团体之一的佛光山领袖星 云大师曾公开支持一位具有佛教背景的政治人物陈履安参加1996年总统大选，但是另一大佛教团体慈济的领袖证严法师拒绝支持陈履安。不仅如此，当有政府背 景的台湾佛教协会在1996年提出一个关于佛教的法案时，也未获得绝大多数佛教团体的赞成。总而言之，台湾的佛教团体总体上不仅拒绝支持政治反对派，也避 免给人留下支持政府的印象。

台湾的佛教领袖诸如星云大师传播佛法的目标并没有直接培育出公民民族主义，然而确实有助于形成跨越族裔性差别的认同和规范。直到1980年代，相比 受族裔性考量限制的国民党，佛光山在台湾和海外可以触及到最庞大的潜在选民。星云意识到在外省人中可用人才的较为有限，为了保证他扩张佛光山的计划，他多 年来采用各种有效措施招募、培训、晋升本省人弟子到管理层。以致最后，作为最高组织机构——佛光山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十三位常任委员，大多数都是台湾本省 人。（Fu 1997）为了寻求世俗佛教徒的支持，星云在1990年所创立了国际佛光会，其最重要的分支中华总会，由一位具有台湾客家人背景的佛教徒、国民党高官吴伯 雄担任主席。佛光山属寺的分布也体现了星云要与全台湾社会沟通的目标。佛光山另一位高僧慈惠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他用闽南话——大多数台湾本省人的母语 ——去传法，甚至是在戒严法废除前，彼时政府一直在学校禁止用闽南话教学。（Fu 1997）虽然佛光山僧侣们的活动并没有通过直接的政治参与促进公民民族主义，但却有助于克服族群壁垒。

除了星云大师创立的佛光山，台湾另一个重要的佛教团体是慈济基金会，由女尼证严法师创立并领导。证严法师与星云大师一样，是太虚老和尚“人间佛教” 的信奉者，但她是本省人，她也用闽南话发表演讲。这往往使人误以为她支持本省人族裔民族主义。再考虑到她在1996年总统选举时拒绝支持一位外省人佛教徒 陈履安，从而加重了人们对她的怀疑。其实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很多佛光山的本省人成员也支持陈履安，而不少台湾的外省人佛教领袖则不支持他。证 严法师的许多追随者已经代她表达了为什么不愿意支持陈履安：陈尽管具备佛学知识，但可能无助于“国家”。证严法师拒绝支持这位外省人佛教徒或者在其它选举 场合中拒绝支持本省人，仅仅反映了她一贯采用的对政治冷漠的态度。这种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尽管并不直接促进族群包容的民主社会，却与维护世俗的族群宽容 “国家”的原则相一致，这一原则在族群多元化社会里，是民主政体的基石。与基督教长老会的成员不同，证严法师甚至对一些敏感的政治性议题避而远之，她总是 在回避台湾人自决论的话题，她也从不在基于公民或族裔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发表非此即彼的观点，她仅仅表示她主要关心“国家安全”。

然而，慈济基金会对政治的冷淡，并不意味着它完全远离人间。证严法师虽然不参与政治，却与岛内多位政治人物保持良好关系，比如本省人吴伯雄、林洋 港、李登辉、前民进党领导人许信良、陈水扁，以及从蒋经国到宋楚瑜的大量外省人国民党高官。慈济的高僧们与各党派、各族群政治家们多年的紧密接触中孕育出 了族群包容的原则。这种包容及对争议的远离甚至扩展到了宗教事务领域，例如，在1996年，慈济也拒绝干预有关台湾佛教协会所提宗教议案的争论。因为不涉 足争吵，慈济就不可能被怀疑是鼓励社区分裂。

总之，台湾的佛教团体以一种更不易显见的方式促进着公民民族主义。首先，佛教慈悲及无私的价值观迫使它们的追随者超越狭隘的家庭、宗族和族裔性的限 制。其次，两大佛教团体的领导人采用非族源（ethnic origin）的标准招募、晋升它们的成员。进一步的，台湾重要的佛教团体具备“全国”视野：他们不会把他们的活动局限到本岛的一个族群地区。最后，星 云、证严及其他岛内高僧所信奉的“人间佛教”理念是一种普世的概念：它强调社会活动导向，并且鼓励佛教徒关爱他人，不管他们是否属于僧团（Zhao 1998），也不管他们的族源或他们对台湾地位的立场。

全球化与台湾佛教团体

很多分析者把当代社会中宗教与地方族群认同的复兴看作是在面对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中国家地位急剧下降的重要象征（Robertson 1991）。全球化的加速则被认为使民族构建的过程更为复杂。特别在那些公民民族认同没有被很好定义的社会中，全球化对公民民族主义的产生起到了负面影 响。然而，台湾的例子却表面，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宗教认同的复兴并不总是对公民民族主义认同构建起到负面作用。

1979年，“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后，台湾当局不得不越来越依靠民间组织及宗教团体的非正式外交，以获取国际承认与参与。而台湾融入全球经济等因 素也影响了其宗教团体的发展（Weller 2000）。这种融合有助于台湾宗教团体的国际化并把国外团体吸引到了岛内。通过优于正式国际组织拥有的网络，各种团体促使台湾融入到国际社会。台湾经济 的国际化也大大帮助了台湾人的团体，为他们提供了许多扩张的机会。特别是许多台湾的宗教信仰通过海外中国人社区进行他们的活动，而这给“中华民国”提供了 一个跟全球经济政治共同体接触的机会。这一趋势，并不仅仅局限于源自北美的基督教团体，一贯道也从亚洲扩散到了美洲、西欧、澳大利亚和南非。甚至更小的天 师道也把分支开到了洛杉矶。

台湾宗教团体从国际化中获益，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已经影响他们塑造台湾民主化进程以及构建公民民族主义的能力。特别是，台湾的基督教，因其跨 国的联系，相比于其它华人宗教有更大的优势。和没有重要跨国存在的宗教组织不同，台湾的基督教神父与牧师敢于更直率的批评“政府”。因为历届“中华民国” 都严重依赖美国，压制基督教团体则容易导致台湾疏远美国公众，不利于获取国外的支持。

台湾的佛教团体诸如佛光山也从最近二十年台湾融入全球经济中获益。仅仅在国际佛光会成立三年后，它的下属机构就暴增，追随者达到了100万，成为世 界第四大非政府组织（Fu 1996:377/279）。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西来寺的国际佛光会现在在30个国家拥有100个分支，光在台湾就有342个次级分支（Guoji Foguanghui Zhonghua Zonghui 1995:45）。作为这一组织的首脑，星云大师卓有远见的投身于全球普世教会的布道。他鼓励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及藏传佛教之间的友好交往，他也积极从事 与基督徒、穆斯林的跨宗教对话。星云在南韩、泰国、斯里兰卡和印度与他们的会晤使台湾作为一个进步、宽容“国家”的形象凸显出来。因此，迫切想让海外对台 湾产生同情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也欢迎这些会晤。毫无疑问，星云的宗教活动符合“中华民国政府”的利益，因为它们为正处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合法性问题进行竞 争的“中华民国”提供了一个加分的机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佛光山为台湾社会的包容性向国际舞台做了一个诠释，这无疑有助于台湾本岛包容的公民民族主义的 构建。

虽然如此，慈济基金会的行为则表明一个宽容的态度并不足以产生公民民族主义。慈济，和佛光山一样，也利用19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气候以及台湾向世 界经济的开放去“中华民国”外扩展它的慈善工作。按照这一路子，极大有助于提高“中华民国”的声誉。和星云一样，证严也忽略认同与社区的疆界。即使有时是 为了回应“中华民国政府”的特殊要求，慈济经济会的慈善活动也会为人们伸出援手，而不考虑他们的背景。比如1992年，应“蒙藏委员会”请求，慈济派遣了 一个调查团并为尼泊尔洪灾中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不过，由于担心他们的行动受到关注，慈济志愿者有时必须保持一种低调形象并避免介入公众生活。特别是，为中 国大陆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提供救济，虽然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是非常好的，但很多台湾人却不会这么看，后者正怨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施加的战争威胁。纵使慈济 志愿者觉得他们超越族裔性与国籍壁垒的活动是对的，但有时他们的成功还要依赖宣传的缺失。而宣传，某种程度是发展公民民族主义必须的。

结论

当面对人类的苦难问题时，为台湾佛教团体工作的俗人志愿者采用坚定的行动主义对策。然而，除了少部分人外，他们的行为并没有扩展为正式的政治参与 （除了作为投票者）。这种实用主义避开了对当局的批评，也使民主化减速。另一方面，这些团体似乎以间接方式正面影响民主巩固。直到最近，由于它夺命的资本 主义，台湾社会在海外还被指责为“贪婪之岛”，这阻碍了公民意识的发展，也使民主巩固变得更不确定。台湾佛教团体的行为则大大有助于克服这些缺点。其成员 对广大社会真正无私的关心使得整个台湾出现了一个公民群体，他们的考虑超越了家庭、宗族、本土共同体和族裔性的疆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间接的促成了公民 民族主义：目前，通过不考虑族裔认同而招募成员并对需要的人们伸手帮助，他们形成了一个宽容的流派，就起本身而论，有助于创建一个支持朝包容型民主社会相 对平和过渡的社会氛围。台湾在全球经济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华民国”独特的战略和外交背景，通过提供这些团体以独一无二的扩张机会，从而影响了它们，而这些 机会是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宗教团体是不具备的。

社会组织：登记与否、颇费思量

刘岩川

中国的“社会管理”牵涉的利益繁多，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远远不是管理与被管理那样单纯的关系。一方面，许多社会组织无意在民政部门注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的考虑不希望所有社会组织都完成注册手续。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非但没能有效管理庞杂的社会团体，反而酿成了地方政府不鼓励社会组织取得合法地位的怪现象。

参考文献：Timothy Hildebrandt (201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Registr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08 , pp 970-989.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ngo-registration/

近来，“社会管理”成为中国政治的热门词汇，社团登记注册政策也颇受关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各类社会组织的数量逐年增加，政府陆续出台了诸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措施。那么，“社会团体登记”究竟在“社会管理”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最近，美国南加州大学学者Timothy Hildebrandt在《中国季刊》中分析了“社会管理”牵涉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他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是否选择在民政部门注册，不仅取决于社会组织对自身发展的考量，同时还取决于地方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利益得失。

根据1998年出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组织需要在民政部门注册。根据Hildebrandt的推断，注册手续可以给社会组织带来多重 效益。首先，登记后的社会组织可以享有合法地位。其次，一旦在民政部门挂名，社会组织将会获得更多的募捐渠道。再次，取得合法地位的社会组织将在运行中享 受更多的自由。

既然在政府注册可以给社会组织带来多重效益，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大批没有注册的社会组织呢？Hildebrandt采访了80所环保、艾滋病防护以及关注同性恋团体三个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同时通过互联网对上百位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进行了问卷采访。

采访结果表明，许多非政府组织根本没有意图在政府部门注册。虽然近乎所有非政府组织都希望实现独立，但是许多受访者认为完全独立的组织不会受到地方 政府的欢迎，因此独立性反而不利于组织的发展。许多组织还表示，注册的过程过于繁琐，与其将时间花在办理登记手续上，不如直接投入工作。另有一些组织认为 自身与政府关系默契，注册是多此一举。一部分关注同性恋群体的组织对Hildebrandt的调查笑而置之，因为它们根本不相信政府会允许自己注册，所以 没必要去领教复杂的注册流程。

除了手续繁琐之外，社会组织在注册过程中会遇到怎样的阻碍？Hildebrandt的研究指出，在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诸多管理条例中，有一条直接 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在任何特定行政区内，同一个问题只允许一家社会组织参与解决。环保组织在这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环保”这一理念本身包罗万 象，因此同一行政区域内可以出现关注水资源污染、生态平衡等等不同的环保团体。关注同性恋团体与艾滋病患者的组织因为目标相对单一，所以受到极大的限制。

有权管理社会团体的地方政府也有对自身利益的考量。Hildebrandt发现，环保组织之所以屡屡在云南地区碰壁，是因为环保的主张往往与当地的 经济发展计划相左。相对而言，致力于艾滋病防护、针对同性恋团体的非政府组织更容易在云南完成注册，因为政府需要它们在各自的领域提供社会服务。地方政府 还相信，缺少合法地位的社会组织更依赖与政府的关系，因此更便于管理。

腐败问题也在地方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占据一席之地。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由于来自国外的资金必须经由地方政府发放到非政府组织手上，负责放款的部门把 握了许多组织的命脉。根据Hildebrandt的调查，不少地方政府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置若罔闻，因为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将拥有更独立的资金来 源，而没有注册的组织不但更易于管理，也能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源。

Hildebrandt总结，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注册与否各有利弊。注册过的组织虽然在短期内不能得到地方政府青睐，但从长远来讲会收获更多的资金来源。没有注册的组织虽然在短期内能博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但对地方政要的过度依赖给这些组织的未来增加了不确定性。

Hildebrandt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中国的“社会管理”牵涉的利益繁多，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远远不是管理与被管理那样单纯的关系。一方面，许 多社会组织无意在民政部门注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的考虑不希望所有社会组织都完成注册手续。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非但没能有 效管理庞杂的社会团体，反而酿成了地方政府不鼓励社会组织取得合法地位的怪现象。

“公民社会”：中西的不同理解

陈仲伟

在西方，公民社会的特点是——非排他，且身份平等，每个人可以同时隶属不同的社团，没有任何人与社团可以宣称代表全体的利益，他们通过诸多团体各抒己见来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在中国，NGO却被视为可以超越执政党、村委会与宗教组织的力量组织村民谋求发展，因为它自称外在于乡村的各种复杂权力关系。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civil-society/

中国学者对“公民社会”的论述与西方有何不同？中国学者对“公民社会”的见解有哪些内在张力？这一张力将带来何种后果？

赫尔辛基大学的Taru Salmenkari教授根据已刊印的公民社会领域的论著，以及对九位国内学者、NGO从业者的访谈完成了这项研究。

“策略性”讨论

根据作者的溯源，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讨论开始于1988年，它源于中国学界对经济改革中政府角色的思考。

作者发现，公民社会这一议题远不如基层民主与社区发展在学术讨论中热门。而且，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时常是策略性的，带着官方话语的“帽子”——譬如“构建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同时，论者往往希望借助媒体与人际关系影响法规政策制定。

公民社会≠社群

在作者看来，中国学术讨论中“公民社会”的概念往往与西方自由民主语境下的概念不同。

具体而言，差异在哪里？作者认为，在于中国学者没有留心到“公民社会”与“社群”的区别。正如他们误认为“推进公民社会”与“致力于社区的决策参与”对发展民主可以等量齐观一样。

平心而论，指出这一差别未必不是西方中心主义者的自我优越感在作祟。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学者对“公民社会”与“社群”之间边界的不察，正是基于古希腊肇始的共和主义传统。

此外，跨文化翻译也是造成中西方对“公民社会”理解差异的原因。

后果

尽管这一差异事出有因，但作者依然认为，这种差异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带来一些后果。

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下，公民社会的特点是——非排他，且身份平等，每个人可以同时隶属不同的社团，没有任何人与社团可以宣称代表全体的利益，他们通过诸多团体各抒己见来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在中国，NGO却被视为可以超越执政党、村委会与宗教组织的力量组织村民谋求发展，因为它自称外在于乡村的各种复杂权力关系。中国学者认为，社群 构建与公民社会发展可以相互促进；而西方学者认为，社群是排他且非自愿的，要求成员全身心的奉献，只有公民社会才是自治、自愿且保障个人权利的。 中国政府通过选举、代议机构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推动基层民主；而在西方，公民社会这一中介已经严格区分了政府与个人家庭的空间。

自由民主VS共和主义

往深层次说，作者认为，这一区别基于自由民主与共和主义两个价值传统。

前者主张代议制民主，以民族国家、联邦与国家联盟为单位，以有权利意识的个体为参与者，通过政党、利益集团社团为中介，在政治领域中自由参与，通过分权、法律、选举限制政府，为个人选择留有自由。

后者主张直接民主，以社群为单位诸如城邦、村镇、聚落，以承担群体责任的公民为参与者，个体直接在政治共同体中交流，社群中每一员都有参与的义务，直接参与代替分权制衡，以公意的达成为自由的实现。 尽管后者的主张为前者部分吸纳，但两者是不相容的。

除了共和主义之外，作者对中国“公民社会”的特殊性还有另一种理解，那就是东亚自身在宗族与信众方面的传统导致社群主义式的身份认同。然而，由于1949之后对传统的摧毁与现代化进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无法依赖社群为纽带。

三种发展路径

作者认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有三种路径：一种是新自由主义，将政府的部分责任下放给公民社会与市场；第二种是行政管理去中心化，并把责任转移到基层；第三种是社群建设。

这三种路径皆有其短板（从后往前），社群建设的问题在于，国家留给社区的空间不足，且社群建设与公民社会存在冲突； 去中心化并未言及管理者是否需要授权同时欢迎参与，导致参与者只能选择服务的改进而无法控制管理者，或是参与度很低甚至多数参与者支持管理方；

新自由主义的路径无法满足不干涉、放权、与公民社会组织签订社会服务生产合同这些促进公民社会的假设，此外，募资的需要以及与政府的合同导致他们成为政府的执行者，而不是提出异议的角色。

如果将公民社会狭义地理解为提供社会服务的第三部门，将使我们看不到公民社会与政府的矛盾，倘如一些学术作品或是政治颂歌所言，它将沦为政府的助手与裱糊匠。

最后，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诸如环保、性别等全国性与国际性议题上，民间组织将更为成熟；而在基层社区建设领域，它将很难发挥影响。

观察中国互联网需牢记“五要”

陶郁

观察中国互联网，不能片面重视技术因素，不能忽略网络内容中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和意义，更不能割裂互联网与其所处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文化语境之间的联系。

参考文献：Yang, Guobing. 2011. “Technology and Its Contents: Issues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Interne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 (4): 1043-50.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observing-the-internet-in-china/

观察中国互联网，不能片面重视技术因素，不能忽略网络内容中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和意义，更不能割裂互联网与其所处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文化语境之间的联系——这是互联网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副教授杨国斌的忠告。

随着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的快速增加，互联网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人们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学术界相关研究的范围也越 来越广，研究程度越来越深。过去一两年间，英语文献中涌现出了大量研究中国互联网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从多个方面立体勾画出了中国互联网及其对中国社会和 中国政治所产生的影响[1]。

最近，杨国斌在《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撰文，在肯定该领域研究成果丰富与多样的同时，也对该领域既有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尖锐地批评。具体来说，杨国斌认为，观察中国互联网，应当充分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要避免“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是在包括互联网研究在内的媒体研究中所经常出现的问题，这种观点假定技术本身能够导致特定的社会和政治 后果，而忽略了人们通过运用技术所进行的实践、技术所背负和承载的人类价值观，以及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例如，网络语言暴力之所以 成为问题，固然与互联网本身的匿名性有一定关系，但根源还是在于人们对于社会中各种令人失望的现象充满怨忿——换句话说，网络本身并不会导致语言暴力，在 线行为实际上反映着社会潮流。

其次，要仔细评估网络对于中国政治和政治变革的影响。政治并不总是高层的纵横捭阖，而政治变革也并非总是通过剧烈而明显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政权不仅 能够塑造社会力量，它也会对社会变革做出反应，甚至会吸收社会实践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互联网社会看似虚拟，基于互联网的讨论和行动看似雷声大雨点小，但 互联网却给政府和民众创造了一条直接互动的途径，而互联网也在“润物细无声”般地逐步推动着社会变革。例如，和其他国家的情况类似，中国的网络传言也往往 与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而这些传言往往透露出国家政权和公民之间不断变化的复杂关系。

然后，要重视互联网上的文化内容。一些人认为，目前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着娱乐内容，这意味着中国网民对政治漠不关心；然而，娱乐和政治并不一定相互排 斥。在中国历史上，流行文化与政治变迁从来密不可分：无论是“文革”时期的地下文艺作品、七八十年代的朦胧诗、八九十年代崔健的摇滚乐，还是如今遍布互联 网的个人博客，虽然都属于流行文化范畴，却都反映甚至推动着政治变革。人们在互联网上分享和讨论新闻、视屏、图片和帖子，常常涉及自身接触的政治问题；而 新的价值、新的话语、新的潮流、新的生活方式甚至新的社会实践，也随着互联网渐渐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网络社会虽然虚拟，但和其他公共空间一 样，也塑造着人们的身份和认同感；互联网上的愤怒、幽默、象征和隐喻等内容，不仅能反映现实世界，更能影响和改变现实世界。

同时，要避免随意“贴标签”。目前网络上充斥着“五毛”、“愤青”和“带路党”等各种各样的标签，尽管这些标签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相对简单的 观察世界的方法，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更加复杂却也更为重要的细节信息。尽管网络上贴标签的行动甚为流行，公共舆论却尚未对于这些标签的制造者进行关注和 讨论。很多人都在使用标签，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制造标签，而行政机关、新闻媒体和学术研究者作为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显然更有能力制造和推广标签。因此，如 果研究者放弃独立思考的义务而随意使用标签，他们就很有可能忽略掉那些更为重要和更深层次的信息，使自己对于某些群体和某些实践的看法形成定式，只能透过 强势群体打造出的折射镜对社会进行歪曲的理解和观察。

最后，要重视证据和语境。网络文化形式多样、变化迅速，这就要求针对互联网的研究格外重视证据，并且用批判的眼光仔细审查证据的信度和效度。无论采 用原始信息还是二手信息作为证据，研究者都必须重视产生这些信息的语境。使用二手信息的研究者，应当充分理解和完全领会原始信息提供者的意图，并且确保自 身论证的逻辑前后一致。即便对于原始数据，研究者也必须要将其放在特定的背景中加以理解。例如，语言暴力作为一种网络现象常被提及，然而在政治环境较为宽 松和较为紧张的情况下，网络语言暴力的内容与程度可能大相径庭，一些在宽松时期被认为是寻常的话语，但紧张时期可能就会被视为语言暴力。因此，如果忽略语 境而直接对网络语言暴力进行研究，所得结果或许并不能说明问题。

杨国斌认为，如今，公民、组织和国家在电脑安全、信息自由和隐私保护等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越来越深地渗入网络社会， 这些力量将如何影响人们，而人们又将如何应对这些影响，都将成为重要而有趣的研究话题。如果人们在观察中国互联网时能够同时重视科技和重视内容，无疑有助 于使该领域的研究和讨论变得更加深刻和严谨。

注释：

[1] 例如，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刘凤淑在其专著《中国都市青年：现代性、互联网和自我》(Urban Youth in China: Modernity, the Internet and the Self)中关注了都市青年群体对互联网的使用及他们因此所受到的影响；而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齐娜(Paola Voci)在其专著《视屏中国：小屏幕现实》(China on Video: Smaller-Screen Realities)中则对各种形式的网络视频进行了系统分析。

网络力量已经影响公共政策

陶郁

蓬勃发展的网络社会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互联网为公众参与提供了便利，网络社会中的意见和行动更积极改变着一些领域中公共政策的制定议程。不 过，网络社会对于现实政策议程的影响，也离不开政府的配合；网络社会成功影响现实政策议程的案例，一般只出现在政府所允许的领域内。

参考文献：Zhu, Yapeng and Joseph Y. S. Cheng. 2011. “The Emergence of Cyber Socie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Policy Agenda-Building Process in China.” The China Review 11 (2): 153-82.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1/internet-and-public-policy/

蓬勃发展的网络社会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互联网为公众参与提供了便利，网络社会中的意见和行动更积极改变着一些领域中公共政策的制定议程。

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已达4.85亿，年度增幅高达6.1个百分点。这个规模庞大且膨胀迅速的网络社会，已经开始对现实政治发挥出不可忽视的影响。最近，中山大学副教授朱亚鹏和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联合在学术期刊《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网络社会的影响下，中国一些领域的政策取向、政策目标、政策工具选择、政策议题界定和政策制定方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朱亚鹏和郑宇硕认为，作为网络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论坛的兴盛不仅直接体现着中国网络社会迅猛发展的这个事实，也充分发挥了网络社会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因此，他们以“肝胆相照”论坛为案例，重点分析了网络社会对于公共政策议程制定阶段的影响。

“肝胆相照”论坛由一批乙肝病毒携带者于2001年出于互助的愿望而自发建立。论坛建立之初，主要是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提供一个交流各自情况和进行相互鼓励的在线平台。2003年4月，浙江大学毕业生周一超在 通过公务员招录的笔试和面试后，因体检查出携带乙肝病毒未获录用，愤而怀疑招录工作的正当性，刺死刺伤负责招录工作的公务员各一名，后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 死刑。此事发生以后，乙肝病毒携带者所受歧视开始得到重视，而“肝胆相照”论坛也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推动保护乙肝病毒携带者权利的活跃网络组织。

“肝胆相照”论坛对于政策制定进程的参与和影响，始于热心版主们与媒体的主动联系。“周一超事件”发生以后，乙肝病毒携带者权利保护版面的一些活跃 网友多次前往浙江，向当地媒体说明事件背景，呼吁社会重视对于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问题。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对于乙肝病毒 携带者所遭受的歧视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讨论，使得这个虽然重要却长期得不到重视的问题成为许多民众所关心的热点社会话题。

与此同时，“肝胆相照”论坛还向相关领域的专家和专业团体积极寻求帮助和支持。在他们的努力下，包括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在内的一些权威国内和国际机构发表了反对歧视乙肝携带者的声明，以四川大学周伟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法学工作者也以出庭辩护的方式参与到了反对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运动当中。专家和专业团体的支持不仅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增加了论坛的影响力，也使反对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呼吁变得更为权威。

在获得广泛社会关注和支持的基础上，“肝胆相照”论坛的积极分子们转向了能够直接影响和决定政策制定议程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等部门。他们不仅在网 络和现实中向这些机构及其领导人发表呼吁，指出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与宪法精神不符；还设法与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行直接联系，取得他们的明确支持。最 终，在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确保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隐私权和平等就业权等要求，体现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就业法》等法律法规中，正式成为国家政策。

“肝胆相照”论坛作为个案，或许不能百分之百地反映中国网络社会的全貌。但它并不是一个孤例，与许多类似的网络论坛一道，“肝胆相照”论坛提供了一条普通民众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推动了社会对某些话题的关注，并且便利了针对政策议题的集体行动。

不过，朱亚鹏和郑宇硕也承认，网络社会对于现实政策议程的影响，离不开政府的配合；网络社会成功影响现实政策议程的案例，一般只出现在政府所允许的领域内。

尽管如此，以“肝胆相照”为代表的网络论坛，还是从便利特定人群进行相互帮助的在线交流平台，发展成影响和推动国家政策议程变革的积极力量。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中国民众对政策议程进行民主参与的期待，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这种期待逐渐成为现实。

日本观察家：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背后的“思想道德”驱动

陈磊

互联网已经成为引起了共产党领导的高度重视，对此进行有效的管理显得十分必要。中国共产党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旗帜下，可以强化互联网管理，打击极端政治势力，维护思想领域的稳定。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cultural-restructuring-and-morality/

文化体制改革是从去年10月延续至今的热门话题——2011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此项改革及“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说法，这是近年来中共首次将“文化”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

针对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问题，日本的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NHK电视台原中国局负责人加藤青延发表了题为《中国改革前途》（《中国改革の行方は》）的文章，他将文化体制改革和思想道德建设联系到了一起。

加藤认为，从会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中的“若干”、“重大”等词汇表述上看，文化事业的管理同反腐败一样，也成为了攸关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重大课题。

如作者所言，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而在建设“软实力”，对外传播自己的时候却屡屡受挫，离与经济大国相称的文化强国地位还差距很 大。另一方面，中国最近30年在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同时，欧美的流行文化也大量涌入，对青年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振兴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占领文化 领域的主导权，更好的向世界展示中国，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大重要目标。

不过，作者通过回顾建国以来的文化发展战略发现：其实，最近30年来，官方一直都在致力于保护自身的文化和对外传播中国的声音，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似乎还没有到一定要出台新文化发展战略的地步。那么，此次中共中央出台文化发展新纲要的必要性到底在哪儿？

作者的看法是：随着互联网在中国日益普及，尤其是微博等新兴载体的飞速蹿红，互联网已经成为引起了共产党领导的高度重视，对此进行有效的管理显得十 分必要。中国共产党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旗帜下，可以强化互联网管理，打击极端政治势力，维护思想领域的稳定。同时在《决定》中，又将全面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的内容放在显著位置，全力推动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事业发展。

因此作者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出台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有强化领导的考虑，更想通过这种手段，解决目前凸显的道德滑坡局面。作者敏锐地指出，观察者 必须注意到《决定》中多次提到的几个关键词：首先是“道德”，这个词出现了五次；同时还包括“以德治国”、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等与道德相关的内容。在 会议发表的文件的如此强调道德，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并不多见。除此之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强调也不容忽视。官方认为，通过树立核心价值体系，能 够提高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平，解决道德领域种种乱像。

在今天，执政党强调思想道德建设是容易理解的。中国30多年前开始了改革开放，走向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道路。改革开放之前，拥有财富就是罪 恶，就是阶级敌人的观念在中国广泛传播；而改革开放后，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下，越来越多的人“向钱看”。一方面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另一方面，为了 追求更多的财富，许多人发展到无视法律、道德的地步。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观念在民间流毒，中国社会也成为拜金主义横行的社会。这引起了深刻的社会问题，近 年来不断涌现的“毒奶粉”、“地沟油”等食品安全问题就是最好的例子。

道德滑坡不仅体现在民间的拜金主义这一点。共产党内部的贪污腐败、弄虚造假也时有显现。

作者还提到了去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他认为这正是道德败坏的一个缩影。由于道德败坏而引起的社会人心荒废，更会让社会有走向崩溃的危机。不管经 济发展取得多大的成绩，如果人民不能得到幸福的生活，那一切都是徒劳。作者认为，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净化社会风气，现在暂时还难以下结 论，但中国社会当前的道德滑坡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在中国起诉污染者的艰难之路

傅若兰

中国环境违法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存在立案、取证、执行等众多拦路虎，但法治进程正在缓慢曲折地前行。

参考文献：Rachel E. Stern, From Dispute to Decision: Suing Polluter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06, Jun 2011, pp. 294-312.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suing-polluters-in-china/

近日，首都北京发生的雾霾污染天气引发网友热议，环保再度成为热点话题。近十年来，中国环境污染纠纷的数量不断上升，将其纳入法治途径无疑是正确的解决之道。那么，环境违法案件的诉讼在中国是如何进行的，从纠纷到判决的过程又是如何？

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员司徒蕾（Rachel E. Stern）最近在学术杂志《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发表了《从纠纷到定议：在中国起诉污染者》一文。文章以2003年福建省屏南县榕屏联营化工厂污染反弹案切入，展现了中国环境诉讼的全过程，考察中国环境法律及机构如何运转，起诉者和律师如何克服各种障碍，打赢官司，获得赔偿。

司徒蕾于2006年11月到2008年1月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采访对象超过130人，包括中国环境违法案件的起诉人、律师、法官及其他熟知中国环 境诉讼的人士。通过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司徒蕾从“立案前”、“审理中”和“法庭之外”三个阶段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环境诉讼的全过程。

“立案”是起诉者面临的第一个难关。立案庭常常以“行政管理和干预更适用于该纠纷”为由拒绝立案要求。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法院追求诉讼费和审 判案件数量的最大化，本可以通过代表人发起集体诉讼的案件往往被拆分为若干个案件，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起诉者的负担。地方保护主义泛滥，同样增加了立案的难 度。在律师方面，请不起律师对日益富裕的中国农民来说已不再是一个主要障碍。但是环境污染案件的潜在政治敏感性及起诉的高难度，常常让律师们望而却步。

在案件审理阶段，《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中有两个关键性规定：第一，即使排放符合国家标准，污染者仍需对其造成的损失负责；第二， 证明自身污染没有造成损失为被告的责任。因为很难从正面证明损失由污染造成，这一规定对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意义重大。但是，取证难的现状仍然存在。原告及其 辩护律师往往要花费极大精力寻找权威机构进行污染鉴定，并且损失往往很难确定和量化。进入审理阶段后，律师们在代理词上精雕细琢，常常通过强调被告的弱势 群体身份及污染事件的社会危害严重性博取法官的同情与认同，甚至以鼓励法官“创造历史”的方式试图获取诉讼胜利。

“法庭之外”的任务也不轻松。为向法院及政府施加压力，起诉者及其辩护律师会竭尽全力寻求媒体及公共舆论的帮助，同时也通过与政府、司法系统的内部“关 系”，推动案件审理进程及判决结果的执行。但在解决这些所有外部困难的同时，维持原告方内部的团结一致成为更大的挑战，这不仅包括起诉者之间，也包括起诉 者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关系。

不可否认，中国环境违法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存在众多拦路虎。但司徒蕾在结论部分强调，法治进程正在缓慢曲折地前行（creak forward），在不同的诉讼领域，乃至不同的地域，进展都显示出典型的不均衡现象。而这一进程仍处于快速变化的时期，值得跟踪关注。

“关系”决定一切？——律师在中国面临复杂竞争环境

傅若兰

在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中，律师的地位极为尴尬，这体现出了中国政府与市场复杂的交错与共生现象：“关系”。

参考文献：Liu, Sida. 2011. “Lawyers, State Officials and Significant Others: Symbiotic Exchange in the Chinese Legal Services Market.” China Quarterly 206: 276-293.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1/lawers-and-symbiotic-exchange-in-the-chinese-legal-services-market/

在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律师们面临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竞争环境。他们不仅要与自己的同行竞争，还要与包括“基层法律工作者”、“法律咨询机构”，甚至“黑律师”在内的其他法律服务提供者竞争。而在这种竞争中，“关系”的作用往往不小。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刘思达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2011 年夏季刊上发表了《律师、政府官员，与影响重大的“他者”：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利益交换与共生关系》（Lawyers, State Officials and Significant Others: Symbiotic Exchange in the Chinese Legal Services Market）一文。文章介绍了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中的众多正式和非正式行为体，探究了他们的互动中反映出的利益交换与共生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改革 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刘思达通过2004至2007年间进行的256次深度访谈与档案收集，对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复杂生态进行了考察，采访对象包括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法官、企业法律顾问、各级司法办公室官员等等。

文章区分了一些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特有的现象与概念，并对它们的历史渊源进行了梳理。他发现，本应在法律服务市场占领绝对主导地位的律师，在中国 的地位一直比较低下——这是“反右”及“文革”期间律师制度被迫中断所遗留的历史问题。律师制度虽然在1979年之后逐步恢复，却未能重现应有的荣光。

律师地位为何不高？刘思达认为，第一个原因在于律师的管理机构司法部与“公检法”相比，在司法制度中占据弱势地位，这导致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本身就脆弱而不健全。

另一方面，在这个市场内部，律师们还要面对来自基层法律工作者，以及无律师证却手握大量行政权力的前政府高官“黑律师”等的激烈竞争。由于这些 法律服务提供者很多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与律师相比，往往同政府、司法机关等具有更加紧密的利益交换与共生关系，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占有极大的先天优势。文 章提到，一些法官或检察官辞职下海后，虽然他们不具有律师资格，但有很多律师事务所争相聘请，于是就成为“黑律师”。他们不出庭，却能利用之前与司法厅、 法院、检察院的关系为案件审理及争取案源谋取便利。

“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咨询公司”、“维权中心”、“乡镇法律服务所”等无律师事务所之名却行律师事务所之实的机构也造成中国律师的地位极其 尴尬。为占据更有利的竞争优势，甚至出现了“养法官”等律师事务所尽一切可能与法官建立私人关系的畸形现象。这就是文章谈到的中国社会中的“人情关系”。 很多律师在访谈中提到，他们并不与法官发生直接的金钱关系，而是通过陪法官应酬、娱乐等较灵活的方式，甚至在法官儿女生日的时候送上蛋糕祝福，以同法官建立长久的人情关系。

文章通过法律服务市场之一案例，试图用理论界定“关系”这一中国特色词语，并将其定义为利益交换与共生关系（symbiotic exchange），揭示了中国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强大影响力，以及政府与市场复杂的交错与共生现象——这也是研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

腐败行为的心理学模式

方可成

好干部为什么会变坏？原来明明是清官，甚至能直接跟行贿者叫板“你休想过我这一关”，为什么最后却沦落为巨贪？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1/psychological-basis-of-corruption/

好干部为什么会变坏？原来明明是清官，甚至能直接跟行贿者叫板“你休想过我这一关”，为什么最后却沦落为巨贪？

在进行了大量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之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教授为解答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心理学的解释，她将之命名为“心理绑架”。

和暴力绑架一样，心理绑架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取利益。不过，在具体手段上，心理绑架则是软性、渐进式的，不必动用一刀一枪——套用一则广为人知的比喻来说，类似于“温水煮青蛙”。

被“煮”的“青蛙”是那些手握权力的官员。他们的一般特征是：有资源，有魄力，工作出色，有能力办成事，但对诱惑的抵御能力则相对较差。

“容易被‘绑架’的官员还有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特征：仗义，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讲义气’。”许燕说。至于个中原因，则很容易理解：仗义者往往容易和人建立起紧密、稳固的关系，与人以“兄弟”相称，这样也就容易被“绑架者”，也即通常所言的行贿者利用。

当然，绑架者在建立这种关系的过程中需要讲究技巧，用微妙的手法进行心理投资和利益交换。倘若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目的，一定会被拒之门外；但如果能 够隐藏起自己的真实动机，以真诚、稳重、可靠的良好印象示人，并且对人际关系十分敏感，善于抓住时机，则易于达成初步目标——与被绑架者建立初期联系。

为了建起这种联系，绑架者的手段层出不穷，但一般而言，都是要搜集对方的“软肋”，从他们的兴趣爱好“下手”，投其所好，并不直接以赤裸裸的金钱进 行诱惑。另一种被广泛采用的方法是“间接绑架”，即寻找中间人，比如官员的配偶、孩子、同学、秘书，甚至司机，通过这些人牵线搭桥，建立起利益共同体。而 这时，被绑架者还蒙在鼓里，没有任何防备。

一旦这种关系通过不断的正面反馈和强化形成累积效应，达到非常紧密的程度，绑架者就由弱势地位翻身而起，转变为强势。他们开始有底气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并利用前期的“投资”进行“软性胁迫”，有些人甚至会把之前双方交往中偷拍的一些交易画面拿出来，作为要挟的砝码。

伴随着绑架者的由弱变强，被绑架者的地位也就逐渐由主动转为被动。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需要做出选择：要么接受要求，要么拒绝要求。如果拒 绝，那么被绑架者就面临被“撕票”的危险，最好的情况是二人关系终止，未导致恶性后果，但往往发生的却是另一种情况：绑架者通过敲诈、举报等手段实施报 复。

“在部分心理绑架案件中，拒绝对方的要求就意味着对其背后的强大的势力宣战，最终很有可能自取灭亡。”许燕说。

如果被绑架的官员出于对“撕票”风险的恐惧而接受了要求，那么绑架者就开始一步步达成自己的目标，他们可以“收网”了。伴随着绑架者的一步步“攻城掠地”，被绑架者则一步步堕入贪腐的深渊，乖乖成为前者的俘虏。

“到最后，真的是无可奈何了。他们只能继续腐败下去，因为他们拒绝要求也是死路一条，被迫选择冒险，因为只要侥幸不发现就能存活下去。”许燕说，“这是一种逼良为娼的过程。”

许燕曾把自己总结的理论模型介绍给长期从事反腐败工作的纪检部门成员，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实际上，一些官员落马后的忏悔也证明了“心理绑架”的存 在，比如原重庆市公安副局长彭长健曾自悔，他堕落的原因是“中了温水煮青蛙的陷井，当发现时已经无力挣扎了。”而原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也后悔当 初不慎结交了损友：“一旦误入歧途，就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不过，许燕也很清楚地认识到：腐败问题有着复杂的制度成因，无法简单地归为一种心理的过程。“不要把心理因素看得太重，心理学科承受不起。”许燕说，“我们只能希望告诉官员，有这样一种危险的模式，要增强自我保护，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实施了心理绑架。”

中国人也是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者”？

陈仲伟

随着中国的崛起，如果披着国家利益与爱国主义外衣的种族主义不经检讨，那么George Mosse所说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合流”将得到应验。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are-chinese-the-racists/

随着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交往的日益密切，普通中国人对黑人的态度逐渐受到关注。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程映虹在最新一期的《中国季刊》上就此撰文，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人对黑人存在歧视，这种歧视可以分为校园中的种族主义与网络中的种族主义。

在程映宏看来，对黑人的种族偏见由态度转为集体行动肇始于70年代末的大学校园，以分别于1979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发生在上 海华东纺织学院、天津、南京河海大学和北京的反黑人运动为显著事件。这种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行动与学生呼吁民主的运动戏剧化地结合在一起，排斥黑人的校园 运动以1988年平安夜河海大学黑人留学生为留宿不明身份的女子而打伤中国宿管引发的抗议达到顶峰。大量令人侧目的标语如“打倒黑鬼”“黑鬼滚出去”“杀 黑鬼”之类与争取人权、呼吁政改的横幅出现在一起。

《纽约时报》当时曾发表一篇中国学生对南京事件的声明，声称“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更广阔和文明的世界，但这并非是说我们将用自己奋斗的果实去喂养不文 明的非洲，让黑人在我们的校园里晃悠并引诱我们中国姑娘，把他们在热带森林中养成的习惯影响我们的学习，滥用我们的好客和宽容……如果这些非洲学生不纠正 自己，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更严厉的有关‘友谊’的教训。这些教训来自美国人的经验，他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社会中的黑人。”后八九时代，海外人权活动家依然 与非洲人权活动井水不犯河水。

作者认为，引发校园种族歧视的近因是，改革开放后知识人以美欧日为师，视非洲为现代化的末流，视非洲人为劣等，而在本国教育尚落后与贫困时，政府将 资金大量用于扶持非洲国家被看作浪费。作者引用Frank DiKötter的观点认为，其思想根源在“华夷之辨”所体现的文化中心主义心态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晚清的合流。因此，追求民主与歧视黑人不过是现代 化诉求与“球籍”焦虑的一体两面。

南京河海大学事件过去二十年后，互联网极大便利了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者集结，使之取代校园成为种族主义的主要空间。这些网民对非洲的见解与民族主义思想要置于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背景中来考察。

2009年7月15日，两名非洲人在广州因躲避警方检查而受伤，继而引发上百名非洲人聚集和围堵派出所抗议，这一事件引爆了非洲人在华的议题。作者 分析了此事件前后《南方周末》、《广州日报》、《环球时报》、《南都周刊》对非洲人在华议题报道中的用语，认为它们依然隐含着视非洲为原始、落后的弦外之 音，而忽视了非洲作为中国低端产品的市场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这一事件与相关报道引发了各大论坛对非洲人的偏见，谩骂之外，不少观点通过引证19世纪的优生学而披上科学与理性的外衣，也使稍后在东方卫视《加油！东方天使》出镜的中非混血女娄静及其中国母亲备受关注并饱受非议。

曾在法国读书并出任世行埃塞俄比亚项目办公室主任，有着十多年非洲经历的独立学者刘植荣写过两篇博文：《中国人为什么在非洲受歧视》，《非洲人眼里 的中国人》。这两篇博文点击量均不低于十万，后一篇还被《环球时报》（英文版）刊载。这两篇同主题文章时间相差不过一周却风格迥异，前一篇痛陈国人在非洲 总遭遇警方与行政机构不公正的待遇，认为中国对非援助是肉包子打狗，并将国人与欧美人在非洲的差别待遇归结于中国未曾殖民非洲，提出非洲是否值得援助之 问，文中夹杂大量种族主义词汇。而后一篇则相对客观地列举了非洲人歧视国人的九大原因。

程映虹认为，前一篇才是作者的真实想法。他指出：刘文忽视了6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在外交方面对中国的支持，非洲资源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以及70年 代中苏在安哥拉展开的代理人战争。作者梳理了新浪博客、中华网、中华网军事论坛对刘文的回帖，发现网民们大致有三个主要观点：非洲不值得援助，只有征服才 能赢得尊敬；大陆和台湾为拼外交而竞相在非洲派糖，有违两岸共同福祉，应对台湾采取行动；对非洲，中国政府应施威而非溺爱。这些观点将种族主义话语与民族 主义结合在一起。

作者发现，很多人基于自己在非洲的经历而得出歧视性看法，譬如非洲人差别对待，警方、海关等部门刻意刁难中国人以索取贿赂，而中国使馆出于外交需 要，不能很好保护其公民。2009年8月，外交部在青田县举行的“树立海外中国公民文明形象宣传月”中，却抱怨在海外的商人与游客“缺乏法律意识、违背商 业道德、不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劳务人员因派出单位管理不到位引发劳务纠纷等”损害了中国形象，耗费了外交资源，并给外交部门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作者认为，中国在非洲的窘境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招致的，如中国政府为了换取资源无原则地支持独裁政府；中国企业雇工时的霸王条款，违约，乃至仅雇佣中 国人，不能给当地提供就业；缺乏劳动保护，排斥工会；不尊重当地文化与宗教，倾销质次产品甚至假冒伪劣产品，勾结当地精英进行商业欺诈，缺乏商业伦理等。

在程映虹看来，历史上中国人作为种族主义受害者的经验导致我们很难直面自己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凭借商业文化广泛传播，而国人不自知或刻意回 避，譬如黑人牙膏（黑人牙膏的英文名DARKIE曾因涉嫌歧视而改为DARLIE）与黑妹牙膏。再比如，上海世博会的伊利赞助广告中提及“七千万世博游 客”，相应图片里却只有华人与白人孩子。

与这些偶发事件相伴的，还有某种凭借教育与流行文化广泛传播的系统的种族主义话语，这种话语常常掺杂在民族主义中。如周口店成为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之一；《河殇》中通过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生物学特征与血统的纯洁来塑造中国人的身份；侯德健的《龙的传人》中“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 人”同样将生理特征与图腾崇拜结合乃至成为百首爱国主义歌曲之一；王力宏基于美国出生的身份对《龙的传人》的翻唱与演绎；谢霆锋为庆祝申奥成功创作的《黄 种人》所受的热捧等。作为商业策略，这些海外歌星的“爱国朝贡”为种族主义言说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提供了捷径。

作者指出，通过80年代以来对非洲的偏见从校园种族主义向网络种族主义演进的过程，我们可以洞悉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如何相互强化，相互验证。

作者最后警告，随着中国的崛起，如果披着国家利益与爱国主义外衣的种族主义不经检讨，那么George Mosse所说的“如果国家持续性的以国族特征建构认同，那么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就会合流”将得到应验。

常住中国的外国人们

陶郁

外籍常住人口的到来，不仅将为中国提供人力资本，也将丰富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密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但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会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Pieke, Frank N. 2012. “Immigrant China.” Modern China 38 (1): 40-77.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permanent-foreign-residents-in-china/

虽然中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但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进程已经促使越来越多的外国公民选择在中国长期居住。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 截至2010年11月1日，在中国大陆居住超过三个月的外国公民已经超过五十九万。虽然外籍人口在中国常住居民中的比例仍然很低，但他们往往聚居在北京、 上海和广州等几个城市，某些城市中甚至已经发展出了主要由外籍人口构成的圈子和社区。随着中国境内外籍常住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个群体对于中国经济、社 会和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

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常被刻板地认为是纯粹的“移民输出国”，目前对于中国境内外籍人口的研究非常有限。最近，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彭轲（Frank Pieke) 在《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期刊撰文，不仅细致勾画了中国境内外籍人口的增长趋势和来源背景，还深入分析与评估了相关政策和政策的落实情况。

彭轲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虽然欣欣向荣，但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却不能很好地与之匹配。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和老龄化的加剧，二十年后的中国农村将很 难再像今天这样为城市提供大量劳动力；同时，如果男女比例不协调的程度继续扩大，未来的中国人很可能会考虑寻觅外籍伴侣。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的交互作用， 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外国公民前来中国定居，而这种趋势目前已现端倪。

事实上，外籍人口并非中国居民的新成分。早在1949年，侨居于中国的外国公民就多达二十万人，其中约五万六千人被认为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和“帝 国主义国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部分外国侨民很快便被与近代中国因屡遭外敌入侵而承受的百年耻辱联系起来，许多人因此被遣送出境；到1956年，只 有约七千八百人还留在中国。此后，一些外籍人士被作为客人邀请进入中国；然而，到“文革”结束以前，除了曾经来华援助的苏联专家外，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 公民数量其实非常有限。

改革开放使外国公民能够相对容易地进入中国，有些人最终长期定居下来。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间，常住中国的外国公民主要包括留学生、商人和中国政府与 企业邀请的外国专家。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巩固，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公民不仅在数量上出现了更为显著的增长，其来源和背景也更为多样化。

为了解中国境内外籍常住人口的现状，彭轲不仅系统地审阅了相关的汉语、英语和法语文献，更于2010年6月分别在北京、昆明和广州三地对部分主管官 员和相关学者进行了实地访问。通过调查，他发现目前在中国境内具有长期定居倾向的外籍人口主要包括五类：学生、专业技术人员和国际贸易从业人员、海外归国 人员、“越境者”（cross-border migrants）和“淘金者”（casual “fortune seekers”）。

据统计，到2007年，在中国各类学校中就读的外国公民已达十九万，较十年前增长了五倍。在这些学生中，不仅有以获取学位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学生， 也有来了解中国社会、学习中国语言和体味中国文化的发达国家学生。以获取学位为目标的学生主要来自东南亚和南亚，虽然其中部分学生得益于中国政府所提供的 留学机会，也有不少学生是被中国优秀的教育质量、低廉的留学费用和便利的地理位置所吸引而主动选择前来留学。

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和国际贸易从业人员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他们不仅效力于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多地为中国的民营企业所雇用。随着外向型经济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引进和利用外国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的重要战略选择，而越来越多的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和国际贸易从业人员也在中国定 居下来。这个群体倾向于集中居住在一些城市中特定的区域，而针对他们所开发的高档商品住宅则强化了这种趋势。在国际贸易从业人员群体中，除占据相当比例的 欧美国家公民和韩国公民以外，也有少量来自俄罗斯、中东、非洲、东南亚和南亚等地的外籍人员。

海外归国人员主要是曾经在国外留学和工作过的中国人，这个群体未必都是外籍人员，但其中有相当部分拥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甚至成为了外国公民。随着中 国经济水平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加之国家积极鼓励海外华人回国参与科研活动或者进行自主创业，不少获得外国永久居留权、甚至成为外国公民的华人选择回国 发展，他们构成了中国境内外籍常住人口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往往通过自我奋斗提升了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他们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 念正在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越境者”和“淘金者”是给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带来挑战的两类外籍人口。前者包括前来投奔亲友的朝鲜公民、进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寻求工作机会的缅 甸、越南、老挝和泰国等国公民，以及潜入中国境内的外籍贩毒者；后者包括毫无工作经验和技巧的偷渡者、为富裕家庭工作的外籍佣人、以及靠教授英语和外国文 化为生但并无固定生活计划的西方人。“越境者”和“淘金者”是中国不断开放的副产品，他们的到来丰富了中国社会，但其中许多人非法入境或以合法身份入境但 签证期满后非法滞留不归，从而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监管体系之外；由此带来的犯罪和其他社会问题，不仅威胁着他们自身的安全，也威胁着中国社会的稳定，亟需引 起重视。

然而，彭轲发现，中国对于境内长住外籍居民的管理体系却不尽人意——首先，相关管理职能目前被分散在不同的部门中，每个部门只负责处理与某类外籍居 民相关的事物，这不仅不利于协同统筹，而且往往导致了行政资源的浪费，更可能使不同部门之间因为对于管辖范围理解不同而相互掣肘。其次，目前在中国境内长 期居留的外籍人员所持护照大多期限较短，这迫使他们不得不频繁续签，也增加了其中一些人非法滞留的可能性。同时，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员很难被有效整合 进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而相关的制度创新却还处在起步阶段。最后，涉及外籍人员在华居留的法律框架不能充分跟上形势发展，虽然行政管理机构已经意识到具有 在华永久居留意向的外国公民不断增多，但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却依然任重道远。

虽然目前外籍常住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极低，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公民来到中国境内读 书、工作和生活，其中许多人或许会最终选择定居下来。外籍常住人口的到来，不仅将为中国提供人力资本，也将丰富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密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 联系；但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会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伴随外籍居民数量增长所出现的机遇和挑战，既需要广大国民以包容的心态和开放的 胸怀积极面对，更需要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对现状进行认真关注与深入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变方略。

板块四：瞭望望经济走势 Economy

在这个板块里，“政见”为您呈现学者眼中的中国经济动态。

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和魏欧林(Olin Wethington)[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可能比人们通常的预想更为漫长，人民币对美元地位的撼动作用也可能远不如人们预想的那样强大，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也悲观地预言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将大幅放缓，但陈珮芬等学者在此情况下依然对台湾地区的经济情况谨慎乐观，因为他们认为保证台湾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田中修提醒中国吸取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而内田树则建议日资企业退出中国以规避风险。

应对经济风险，离不开良好的制度保证。姚洋认为“中性政府”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获得经济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加藤弘之则指出“包”这种伦理规范在中国经济秩序里具有极其的重要作用。

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即便是看似纯粹的经济活动，其背后也往往隐含着深刻的政治因素。高原明生发现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大部分收购活动均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在于无法消除收购对象国家对于自身安全的担忧。而经济反过来也可能会政治产生影响。麦克纳利和怀特发现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倾向于积极地与党政体制及其成员发展关系，将体制性、功利性和感情性的纽带结合在一起；Henry S. Rowen则对经济增长放缓带来政治变革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人民币国际化：别过分乐观

陶郁

与其初衷不同，目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可能会使中国更深地陷入“美元陷阱”。虽然在经济总量和其他一些指标上，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但即 便中国对其货币所采取的渐进式国际化措施完全成功，“人民币将在短期取代美元成为首要国际货币”的说法也显然是言过其实了。

参考文献：Mallaby, Sebastian and Olin Wethington. 2012. “The Future of the Yuan: China’s Struggle to Internationalize Its Currency.” Foreign Affairs 91 (1): 135-46.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1/the-internationalisation-of-rmb/

“人民币国际化”是当下经济领域的热门话题。不少经济界人士认为，新的一年里，此项工作将继续稳步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的确已不可避免，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这种趋势既是中国经济实力崛起的必然结果，也与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关系 密切——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有利于扩大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影响，还可以加快上海和香港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速度，更是中国政府为建立“公平、公正、 包容和有序的新国际金融秩序”所进行的一项努力。

如今，随着中国货物出口额跃居全球首位，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接受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预测人民币在近期内将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似乎成为时尚论调，甚至有人认为，人民币即将取代美元。

然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地缘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和前美国财政部驻华特使魏欧林(Olin Wethington)最近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联合撰文指出，这种过分乐观的情绪可能并不符合实际——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过程，可能比人们通常的预想更为漫长，它对美元地位的撼动作用也可能远不如人们预想的那样强大。

马拉比和魏欧林指出，处于上升期的国家一般并不希望将自身货币迅速国际化。首先，国际化往往导致货币升值，而货币升值不利于出口，从而可能减缓经济 增长。其次，货币国际化自然意味着政府对金融系统的控制能力下降，但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崛起都是在对金融系统进行严格管制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历史经验势 必会影响政策选择。事实上，货币的国际化往往晚于国家影响力的国际化。

尽管推动自身货币国际化通常不是上升期经济体的最优选择，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却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积极推动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自主控制货币汇率 虽然有利于出口，但金融危机导致的欧美国家需求锐减，却使得这个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难以强劲运行。这种全球危机也促使中国政府意识到，需要降低对 美元依赖的迫切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虽在短期内可能对出口不利，却有利于通过市场淘汰那些低生产率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升出口 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推动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也有利于调整中国的外汇储备结构，帮助中国早日走出“美元陷阱”。

货币国际化一般始于对国内金融系统的改革，而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却与此不同。在尚未完全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情况下，中国政 府允许一些试点城市用人民币与金融管制相对较少的香港市场进行结算。这样，认为人民币将会升值的外国资金，势必竭力购买香港市场上的人民币，导致人民币在 香港市场上的实际汇率高于官方汇率。这个汇率差将刺激进口商不断把资金从大陆转移到香港，同时刺激出口商将在海外市场上赚得的美元采用官方汇率卖给中国人 民银行。因此，与其初衷不同，目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可能会使中国更深地陷入“美元陷阱”。中国外汇储备所吸收的美元越多，中国在人民币升值中所承 受的损失就将越大，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风险和成本就会越高。

马拉比和魏欧林认为，虽然来自不同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和程度理解不同，但几乎所有相关努力都采用渐进方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非 一蹴而就。大量官方资料透露的信息显示：中国政府虽然希望打破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以确保金融安全，但在推动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同时，无 意挑战美元作为首要国际货币的地位；中国政府认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变革是长期和复杂的，未来数十年中人民币的影响力可能依然主要局限于东亚地区。

渐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导致国外市场汇率和国内官方汇率互相背离，由此带来的风险不能低估。不过，马拉比和魏欧林也认为，这不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 的进程将会停滞。中国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应对复杂局面和同时实现多重政策目标的成功经验；而采用渐进的方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允许市场主体逐渐 适应的同时，也可以使中国政府在试点实验中充分了解这一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在负面效应蔓延之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然而，马拉比和魏欧林明确指出：虽然在经济总量和其他一些指标上，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但即便中国对其货币所采取的渐进式国际化措施完全成功，“人民币将在短期取代美元成为首要国际货币”的说法也显然是言过其实了。

美国学者：中国经济前途荆棘密布

刘岩川

经过政府数个月的努力，中国的通胀势头终于放缓了。与此同时，某些地区的房价也在一系列的调控中出现了回落。在许多人眼中，物价飞涨和房价过高这两条社会矛盾的导火索似乎都已经被有效抑制。但是，新的危机或许正逐渐成型，而真正的经济平衡依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Pieter Bottelier, “China’s Economy: On Track, But Challenges Abound,”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2 November 2011.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1/chinese-economy/

经过政府数个月的努力，中国的通胀势头终于放缓了。与此同时，某些地区的房价也在一系列的调控中出现了回落。在许多人眼中，物价飞涨和房价过高这两条社会矛盾的导火索似乎都已经被有效抑制。但是，新的危机或许正逐渐成型，而真正的经济平衡依然任重道远。

2011年底，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会发表了客座研究员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的分析报告《中国经济：走在一条荆棘密布的轨道上》。他毫不客气地预言：未来两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在他看来，控制通胀和房 价自然有其必要性，但要想彻底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还需要把目光放在更复杂的经济结构调整上。

众望所归的房价下跌为何引发鲍泰利的忧虑？这位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学者认为，房地产业的萎靡不但会沉重打击开发商和建筑商，也会殃及市场中的其 他参与者。今年1月5日《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似乎印证了鲍泰利的观点：连续四个月的房价下滑不仅影响了房地产业本身，而且大幅压低了装修材料、家具和 家电的销售。换言之，如果房地产业持续萎缩，中国经济可能会全面陷入的低迷。

中国领导人并非对房地产业下滑的风险充耳不闻。虽然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一再表明要对房地产进行持续的管控，但他们也意识到房价下降过快会引发 更多的经济波动。鲍泰利指出，中国政府很可能会通过两种途径回应房价下降的不良影响。一是逐渐调整限制炒房的行政手段，从而延缓房价下跌的速度。二是加大 保障房建设，以弥补商业房地产缩水造成的需求下滑。

在鲍泰利眼中，房地产业只是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风险源之一。要想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还需改变其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美国的经济衰退和欧 债危机已经降低了欧美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而中国国内的劳力成本却在不断上升。屋漏偏逢连夜雨，人民币的升值也在挤压中国出口业的命脉。对于中国出口商 的困境，鲍泰利提供了极具经济自由主义色彩的建议：只要经济波动是市场规律引导的，政府就必须接收大批出口商破产的现实，并且不需要给失业工人提供社会保 障以外的支持。

根据鲍泰利的分析，“影子银行”是中国经济面对的另一个风险源。虽然中国在2008年的救市行动中向市场注入了大量资金，但是政府对金融业的管控并 未放松。由于人民银行指定的利率过低、银行贷款对象集中在国有企业，急于盈利的银行和许多非金融机构向市场发放了大批理财和信托产品。这些游离于常规银行 体系之外的资金虽然支援了企业发展，但其不透明性和不确定性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鲍泰利建议，中国政府应适当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从而使“影子银 行”阳光化。

过分依赖房地产业和出口的中国经济体系已经要走到尽头，而政府对金融业的种种限制促成了非常规信贷活动的兴起。美国的次贷危机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 经表明，放任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发展并不可行。同时，过分的管控不但会威胁增长，也会促进影子银行的发展。寻找一条中庸之道困难重重。诚如鲍泰利所言，中国 经济的前途“荆棘密布”。

注释：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是前世界银行驻华首席代表。他目前担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会的客座研究员。

台湾经济奇迹能否继续？

汪吕杰

论文作者们对台湾经济依然保持谨慎的乐观，因为保证台湾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并未发生质的变化。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taiwan-economy/

台湾大选于上个月尘埃落定，但我们对台湾的关注却不应减退。在经历六十年的高速平稳期之后，台湾带给我们哪些经验教训？它的经济奇迹能否在未来继续？

就此话题，挪威BI管理学院的韦勒－斯特劳德、波尔，以及台湾国立暨南大学的陈珮芬等三位学者撰写了一篇文章，一方面分析促进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与文化因素，另一方面也指明了台湾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在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

总体来说，台湾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性原因是其经济的高度适应性。在过去六十年中，台湾能够快速而准备适应新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尽管很多国家 和地区都具备类似的适应性，但台湾拥有五个关键因素：儒家伦理，资本积累，社会和谐，高比例的中小企业，以及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而几个因素之间又是相互关 联的。

第一，儒家伦理既崇尚学习，又强调努力工作，同时也强调社会的和谐。漫长的学习时间既给予人们强烈的学习动力，同时又使人们获得足够的纪律观念和技术能力。

第二，资本的积累，包括物质财富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积累。普遍性的高储蓄率使得民间和政府的财富得到高速积累，保证了台湾岛内市场投资的相对稳定， 对外资依赖相对较小。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又导致了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1961至2009之间平均6%的GDP被用于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台湾经济结构升 级最为重要的因素，也将在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极重要的作用。

第三，台湾社会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收入分配的相对平均，长期稳定的低失业率，政治的民主化。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虽然在2000年和 2001年相对较高，但在台湾发展的早期，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始终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约为0.28。较低的基尼系数所反映的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体系 为现在台湾社会的和谐奠定一定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随着台湾经济结构的升级，不同教育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台湾的民主选举，使得更多的 注意力能够投向社会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城市贫困人口，保证了收入差距不致过大。

台湾的经验显示：某些经济政策的调整需要相对民主的政治环境的支持，台湾的民主化对台湾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

第四，中小企业占主体的市场结构。国民党政府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7.7%，并解决76.58％的就业人口，是台湾经济 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台湾低失业率的主要功臣。即使在目前，出口市场被大型企业占据的情况下，岛内市场依然主要由中小企业参与。

第五，台湾的外向型经济。50年代台湾政府的保守金融政策，以及鼓励出口的经济政策，再加上农村土地改革，奠定了台湾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础，并促使 台湾融入国际经济。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为台湾中产阶级的崛起奠定了很大一部分的经济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大陆在台湾外向型经济中占据重要地 位，08年就已经占台湾总出口额的26.2%，已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但香港、日本以及美国依然占据重要位置。

不过，在目前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台湾想继续保持之前的高速发展非常困难。虽然台湾安全度过了1971年的国际地位危机，1973年的石油危 机，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这并不代表台湾就在能在未来安然无忧。恰恰相反，台湾之前所依赖的诸多优势正在逐渐消退。

首先，大量中小企业的存在保持了台湾经济的活力和灵活性，但近几年来，新成立的中小企业的数量却在下降，大型企业也正在逐渐控制整个台湾的市场，尤其是在高速发展的IT市场。

其次，目前儒家伦理正在逐步丧失，享乐主义思想泛滥，对学习和工作的热情也在逐渐减退。

第三，随着国际市场的进一步融合，07至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依然是出口型经济的台湾造成很大伤害，不仅失业率提高，GDP甚至出现倒退。台湾对欧美地区市场的严重依赖引人忧虑。

第四，大陆地区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以及过剩的生产力也对台湾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表现造成很大的压力。

第五，两岸关系的不稳定也为台湾经济发展埋下隐患。

作者认为，台湾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是灵活的中小企业和外向型经济。因此，虽然有忧虑，论文作者们对台湾经济依然保持谨慎的乐观，因为保证台湾经济发 展的有利因素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但是与此同时，作者们也强烈建议，台湾地区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保障这两项优势，一方面采取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另一方面加大与 大陆的合作，减少台湾经济对不断恶化的欧美市场的依赖。

中国应吸取日本泡沫经济教训

陈磊

中国近年来过度繁荣的房地产市场，让很多人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对中日两国经济都十分熟悉的作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与80年代后期的日本有着明显差别，与1971-73年日本经济的状况更为相似。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1/lesson-from-japan/

中国经济目前到底存在哪些泡沫？这些泡沫会对中国经济今后的走向产生哪些重大影响？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泡沫相比又有哪些异同？对于这一连串问题，日本东京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田中修在11月13日北京举行的名为“日本的启示”的国际论坛上说：“中国在汇率和金融上的紧缩政策将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使得房地产行业软着陆，实现8.5-9.5%的经济增长。”

中国近年来过度繁荣的房地产市场，让很多人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对中日两国经济都十分熟悉的作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 与80年代后期的日本有着明显差别，与1971-73年日本经济的状况更为相似。而和那个时期的日本相比，中国拥有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关于当前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作者警告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走向泡沫化的同时，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泡沫破灭，将给财政和金融上带来及其恶劣的影响。同 时，对于高度依赖房地产市场的地方政府来说将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进而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激增，有诱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可能。针对这一状况，建议中国应从 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对金融体系进行调整。

作者同时认为：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应不足，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虚高的重要原因。政府必须调整供需上的平衡，对如何避免大规模的经济动荡进行深入研究。

作者的最后说，现在人民币正在升值中，中国不应对此过度反应，而应该切实的采取相应对策。人民币升值在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同时，也是进行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良机。日本同样也经历了很多次日元升值的危机，但最大程度实现了趋利避害，是产业结构得到调整，进而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日资企业考虑撤离中国？

陈磊

中国大多数企业在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产品营销等上游环节还处于很落后的状态，而在中游的产品材料的采购、制造上也处于不利地位，现在还在开始失去作为“制造工厂”的优势。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1/japan-funded-enterprises-withdraw-from-china/

部分日资企业可以考虑向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规避部分风险——这是日本神户女子学院大学文学部退休教授、专栏作家内田树日前发表的观点。尽管这是中国所不愿听到的声音，但是显然，我们应该仔细听听他的缘由，并进行针对性的反思。

内田树的文章题为“再见美国，再见中国”，他对日资企业在中美两国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再见中国”部分，内田树首先分析了日本投资中国的背景。他认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上世纪80年代后能吸引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外资进入中 国的最大因素。但作者同时指出，随着中国经济最近30年得快速增长，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能够进行过度奢侈型消费新兴的富裕阶层，社会大众心理也早已发生 变化，通过各种手段追求金钱的欲望之火被点燃。对于这些中国社会的变化，日本企业应有充分的了解。

在介绍中国的体制时，作者列举了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现象，比如：学校在聘请教师的过程中相关人员收受贿赂，而部分老师在入职后，只关心能为自己带来名 誉的学生（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和家境优越的学生），而对其他学生置之不理；在住院后如果能给主治医生“好处”，那么病人的住院费用就会下降，给医生红包成为 社会“潜规则”；企业如果被政府部门罚款，在对政府官员行贿后，罚款额会大幅下降，企业也会得到更多的方便……作者认为，这种广泛的腐败不容忽视，而“拜 金主义”已将社会原有的价值观颠覆，其后果是人才被埋没，财富向权力靠拢。

“拜金主义的盛行，也深深影响了基层劳动者的观念。”作者进一步说，曾经的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已不复存在，而在劳动力成本上涨之后，劳动力的素质却没有明显提高。不少日本企业只好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劳动者道德水平较高的国家去。

中国大多数企业在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产品营销等上游环节还处于很落后的状态，而在中游的产品材料的采购、制造上也处于不利地位，现在还在开始失去作为“制造工厂”的优势。作者提醒说，这些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文章最后说，在经济蛋糕做大的时候，人们对于分配的公平关注度可能不那么高；而在蛋糕开始缩小的时候，分配上的不公就不被允许了。中国原来推行“让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认为经济上有了差距才更能激励人去致富，但这只是在特殊阶段才能推行的政策，在现在越来越不被接受。如果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 去，总有一天将会出现“政府不能控制的局面”，中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这些问题。

“中性政府”：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王磬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获得经济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拥有一个“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特征是“无偏的利益、有偏的政策”，这使得它具有不同于“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优势，也非常有效地保障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姚洋，《威权政府还是中性政府》，《二十一世纪》2010年十月号，总第121期，97页-100页。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disinterestedness-governmentthe-key-element-of-chinese-economic-success/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是否应该归功于一个“善于干预市场的威权政府”？所谓“中国模式”，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威权政府+市场经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获得经济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拥有一个“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特征是“无偏的利益、有偏的政策”，这使得它具有不同于“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优势，也非常有效地保障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在《威权政府还是中性政府》一文中，姚洋提出，以“威权政府+市场经济”的所谓“北京模式”[1]来总结“中国 模式”，极容易掉入冷战以来的“民主-独裁”、“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两分法所设定的陷阱。把中国经济的成功说成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与过去三十年的 改革历程南辕北辙。恰恰相反，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做的，正是“华盛顿共识”[2]倡导的东西，如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开放的市场和保护产权。

姚洋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获得经济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拥有一个“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ness government）：即不长期偏向某些社会群体的政府。“disinterestedness”的含义是“在观察事物时不带入个人感情”，这提示了中 性政府的一个特性：在制定政策，往往不关注群体的政治和社会身份，因此可以不受社会利益集团的限制，放开手脚把资源分配给那些最具生产力的群体，从而促进 经济增长。姚洋提出，可以用“无偏的利益、有偏的政策”来概括中性政府的特征。

“无偏的利益”体现在，中国政府既没有屈服于精英的力量，也没有迁就民众的短期利益，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主要是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例 如，为了改革价格体制，从1985年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由于价格的差异创造了巨大寻租空间，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可以从中牟利。为了保障经济改革进一步 深化，1990年初，双重价格开始被统一成单一的市场价格。这个过程中，价格的制定没有以单一任何一方的利益为出发地点。

“有偏的政策”体现在短时间内收入差距的拉大，最显著的例子是城乡收入差距。自1985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居高不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 对正式投资力度加大。从纯粹经济受益的角度来说，投资城市比投资农村的收益大得多。因此这既符合政府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姚洋最后还解释了中国拥有“中性政府”的原因。“中性政府”容易在平等的社会中建立，即社会中不存在一个集团主宰其他集团的情形。因此，政府没有必 要和任何集团结盟，只要平等地对待所有集团就可以维持统治。发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革命，打破了旧有的社会阶级，为建立“中性政府”创造了平等的条件。

不过，姚洋的此种理论抛出之后，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乃至异议。抛去这些争议不谈，展望中国未来的“深水区”改革，在大量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性政府”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动，未来之路尚难预料。

中国经济：无所不“包”

陈磊

“在中国社会中，所有活动都存在‘包’；而且，‘包’的第三者还会把它再转‘包’给第四个人，所以自然而然形成了重重‘包’的社会秩序，直到覆盖整个社会。”“包”存在于生产、消费、农业经营和企业经营流通等各个环节中，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崛起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chinese-economy-bao/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包括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国有企业经营承包制、财政承包制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包”——即承包，作为一种政策措施，在许多领域中得到了积极广泛地运用，成为支撑经济高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包”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政策措施，在其它发展中国家也常被使用，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把“包”如此广泛地运用到各个经济领域。更有意思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华民国政府也曾广泛将“包”作为政策措施。

“改革开放”时期与民国时期如此不同，但中国政府都奇妙地一致使用了“包”的政策，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渗透在中国基层社会的某种文化传统导致了这种政策方略被反复使用呢？

日本经济学家柏祐贤曾经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考察指出，中国经济秩序的根本特征是一种被称为“包”的伦理规范。神户大学教授加藤弘之在柏祐贤研 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试从文化论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制度——论“包”的伦理规范》（「移行期中国の経済制度と「包」の倫理規律–柏祐賢の再発見」）一文，分 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制度，从制度经济学角度重新对“包”的规范进行了解读，并试图以此发现中国经济的某些独特性。

“包”的定义

加藤首先引用柏祐贤的观点指出：在中国经济中，无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需要“通过承包给第三者，使人与人之间的 交易活动变得可靠”，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包”。加藤认为，“在中国社会中，所有活动都存在‘包’；而且，‘包’的第三者还会把它再转‘包’给第四个人， 所以自然而然形成了重重‘包’的社会秩序，直到覆盖整个社会。”“包”存在于生产、消费、农业经营和企业经营流通等各个环节中，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崛起发 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包”的特性

加藤认为，制度就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为人们的交易提供了激励和保障。而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包”，就是一种在文化历史传统中被认证了的非正式规则；而如“包”这样的非正式规则，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中国家尤为重要。

“包”作为一种有效伦理规范和制度理念模式，首先具有对等性。即无论是在组织的内部还是外部，或是在组织内部的上下隶属系统中，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

其次，“包”具有多重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承包者”很可能会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变成“出包者 ”，从而与另一个“承包者”签订契约。承包通过连锁形成覆盖整个社会的多重构造。

“包”的领域

“包”作为一种伦理规范，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也应被视为一种非正式规则。通过“包”，中国独特的经济秩序——或者说是激励机制——被反复地再生 产。那么，“包”的具体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呢？加藤从农户与基层政府关系、乡镇企业与基层政府关系、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以及政府 组织内部关系等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

就农户与基层政府关系而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出台的所有与“包”相关的政策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当属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俗称“包干到 户”。“包干到户”是以“包”的伦理规范为基础而制定出来的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基层政府和农户签订承包合同，两者的关系是平等的。

乡镇企业与基层政府关系，也是“包”的伦理规范发挥作用的领域。乡镇企业作为 “改革开放”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其作用机制受到了广泛关注。是乡镇企业。美国学者戴慕珍(Jean Oi)着眼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激励机制，采用“地方政府法团主义”(Local-State Corporatism)这个概念，描述了基层政府和乡镇企业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政府类似于控股公司的董事会，掌控多 个企业的人事权等重要事项；而企业经营者则接受政府委托来经营企业，取得的收益在政府和经营者之间进行分配。

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中同样存在“包”的伦理规范。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1993年，中国对国有企业实施了名为“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监督管理制 度。在这一制度中，监督企业的政府部门和经营者签订合同，规定一定期间内的利润上缴额及生产规模和投资绩效等指标。完成利润上缴任务后的超额利润，由企业 全部或按一定比例保留，其中一部分可以用来发放奖金或福利保健费。在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中，“授权经营”最能说明中国的企业治理的特征。“授权经 营”指国家准许“经营管理制度健全、经营状态良好的大型国有独资公司”行使由国务院授予的“作为资产所有者的权利”，被认为是改变中国企业治理空白状态的 重要变化。在这一制度下，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事实上看，政府都把“剩余控制权”委托给了经营者；与此同时，虽然经营者可以完全脱离政府自由经营，但政府保 留着人事权等重要事项的决定权，体现出了“包”的伦理规范。

“包”的伦理规范也贯穿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实施于1980到1993年间的广义地方“财政承包制”就是一个例子。“财政承包制”在不同时期 有不同特征，其主要内容是中央根据各地财政状况实施详细划分的多种包干办法，“地方在执行预算时遇到的问题，除了发生特大自然灾害时中央政府给与适当补助 外，其它都须自行解决”。这种制度一方面起到了激励地方政府增产增收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附加给地方政府一定的风险和压力。

“财政承包制”于1994年被“分税制”所取代；而此前，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多次努力均以流产而告终。“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为了提高中央政府财 政能力，一直试图在收入分配中导入分税制型方式。但是，1980年实行的分税制型方式不满三年就被放弃，1984年决定实施但未能实现，而1990年的分 税制方案更是由于省长们的反对在计划中流产。

那么，在“党管干部”的体制下，为什么地方干部敢于不重视中央的意愿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加藤考察了地方与中央交涉过程中的“拒绝力”；他发现， 地方政府“拒绝力”的源泉，是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依存，是“在中国共产党特殊体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实施廉价的统治制度”的一个结果。而中央政府如果希望建立 “尽可能廉价的统治制度”，就只能把管辖内相关所统制的事务尽可能地委托给地方政府，甚至把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事务也“包”给地方的情形。更进一步说， 因为地方政府存在“拒绝力”，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同于单纯的上下级关系，而体现了“包”的伦理道德中所包含的平等之意。

从政府组织内部关系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稳步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同时，并未停止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强烈干预。一般认为，政府干预会导致效率 低下，但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中却一直持续高速增长；北京大学教授周黎安指出，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锦标比赛”模式，这种模式使 中央得以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官员。

一般来说，越是下级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它的监督费用就越大、激励效果越小。如果不能给予地方官员适当激励，官员们寻租的概率就会增高，从而阻碍 经济发展。而在“晋升锦标比赛”模式中，中央通过事先给出 GDP增长率等有些单纯易懂的指标，使地方政府间互相竞争，让赢者晋升。这个方法不仅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及激励效果层级递减等问题，而且“内部能产生维持 其模式的积极因素”，可以将越来越多从经济发展快、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出来的人才吸收进上级政府，以更强有力地支持市场经济化。

当然，“晋升锦标比赛”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为了容易进行定量比较，只能使用GDP增长率之类单纯指标；但政府工作很复杂，用这种过度单纯的 指标来评价，有其不恰当的一面；另外，虽说大部分地区情况相似，但并不能说竞争条件完全平等，所以难以保证完全公平。第二，在这种模式下，地方干部容易产 生过度重视短期利益、轻视或忽视中长期发展利益以及环境问题的倾向。第三，晋升竞争的激化可能导致向私营企业强制摊派筹集资金等“软预算约束”问题再次发 生。

可是，即便存在这些问题，“晋升锦标比赛”模式还是在中国受到了广泛采用。加藤认为，这与“包“的伦理规范有密切关系：中国地方官员所拥有的宽泛自 由度，是通过多重“包”的结构来实现的。具体来说，县的经济发展由县长承包，而县长再把各个领域的运作转包给各部门的负责人，责任和义务被层层转包下去。 而“晋升锦标比赛”模式之所以能在中国流行，是因为中国存在财政分权，官员能够进行业绩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包”的伦理规范渗透到了制度环境中。

总之，在加藤看来，虽然基于“包”的契约和制度由于具有不透明性和执行中的不确定性等因素而经常成为批评对象，但是它们确实改善了农民、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官员所面对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市场化的顺利进行，起到了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

“中国收购世界”背后的隐忧

陈磊

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并购时，面临着“自身难以掌控”的因素。比如中国企业在收购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企业时经常吃到这些国家的“闭门羹”，大部分收购以失败告终，原因是潜在投资国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china-buying-the-world/

近年来，在考核官员政绩时，“吸引外资额”是很重要的一项，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华投资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不过，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新的潮流出现了：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富有阶层积极“走出去”，进军海外市场。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过去9年来， 中国的对外投资年年攀升，2010年的增长率就高达21.7%，对外投资额已经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5。针对这一趋势，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高原明生发 表了题为《中国的对外投资》的报告，介绍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几种主要形式。

最为人熟知的海外投资形式当然是企业的海外投资，包括海外收购、投资建厂等。这种投资如果选择的地点合适，应当是最为稳妥的的方法——既能快速帮助企业进入当地市场，还能为投资地做出贡献。越来越多成功对外投资的企业案例，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企业进军海外。

不过，在投资额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并购时，面临着“自身难以掌控”的因素。比如中国企业在收购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企业时经常吃到这些国家的“闭门羹”，大部分收购以失败告终，原因是潜在投资国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

即便收购成功，在面临来自相关国家政治压力、自身经验不足等问题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后续经营状况也很令人担心，很多项目都出现了亏损。以中国在北 非的项目为例，由于当地的政治动荡等原因，中国企业虽然在当地大规模投资，但已经有6个大项目被迫终止，造成的损失超过了12亿人民币。此外，中国企业在 海外发展时，还面临着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

在报告中，作者还特别注意到中国的对外投资很多项目都与能源、资源相关。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国以来，中国的石油消耗连年增长，预计到 2015年中国的原油缺口将达到2亿吨。因此，以中石化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强化了与能源行业相关的海外投资，而选择的区域主要是中东、北非、中亚、拉美等。 其中，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三大国有能源企业总投资超过30亿美元，占到了中国对外投资的七分之一以上。作者评价道，国有企业向能源行业大举进军也体 现了中国当前的国家战略。

移民投资是另一种不容忽视的形式。最近两年来，中国的富裕阶层投资海外的意愿高涨，房地产业尤其受到他们的青睐。在加拿大温哥华，中国富人所购买的 别墅占到当地供应量的一半。而在另一个主要投资地区香港，2003到2011年间，中国大陆累计对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投资超过690亿人民币，占到香港销售 额的35%。中国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房地产投资，是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拥有房屋等不动产是个人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投资的捷径。

作者还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称中信）成立、发展的历程为线索，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资金短缺，为了吸引外国投资，邓 小平任命后来曾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组建中信公司。中信公司的设立打开了吸引外资的一扇窗户，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大象征。经过30年得打拼，中信 集团已经成为了驰骋世界的中国知名企业。在当前的中信的海外投资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海外的自然资源，其次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资不仅限于发展中国 家，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有涉足。回顾中信海外的投资历史，它最开始投资的行业是制造、贸易业，然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开始了金融和能源相关的投 资。这反映出：中信公司的投资始终在中国国家的战略指导之下。

私营企业主“深度嵌入”党政体制

吴瑶

“中国私营企业主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向上流动性一直是靠他们与政权的联系推动的，因此他们没有理由批评政治现状。”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private-entrepreneurs-in-cpc/

正在不断成长的私营企业主群体将较持久地支持现政权，但将来，他们可能会对中国市场秩序的制度化提出更高要求。

最近，中央编译局出版的《国外理论动态》译介了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研究员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和特雷莎·怀特的文章《支持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社会源泉：私人资本所有者的“深度嵌入”》。两位作者运用了“深度嵌入”一词形容私营企业主群体和党政体制关系——他们积极地与党政体制及其成员发展关系，“将体制性、功利性和感情性的纽带结合在一起”。

眼下，中国民间投资已经进入高速增长期。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达到73245亿元，同比增长33.8%，占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六成，去年全 年完成的民间投资占城镇投资总量的51.1%。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程度也不断提高。有国内研究显示，私营企业主通常通过安排或自发 的方式参与，如进入各级人大政协或社会团体，自发参与地方领导职位选举等，但提高政治地位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考虑，而是希望藉此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本文 作者指出，更多时候，私营企业主不需要参与政治运作，与掌权者之间存在的“先在关系”和亲属关系，亦能实现制度性“嵌入”。

作者从深入访谈的案例中挑选出三家私营企业，代表不同的“嵌入”类型。

1990年代中期在公有企业私有化潮流中出现的私有企业就是其中一种，案例之一的某化学公司从乡镇企业变为私企之后，其所在村镇的前任村领导把持了管理团队，与地方党政官员和机构的关系纽带无形中拉了企业一把。

第二种类型的私营企业并非脱胎于国有制，但它们的拥有者也与党政机构关系密切，以此获得内部信息和市场渠道。文中述及某房地产公司创立者的发家史： 从石油贸易的寻租者到部分国有控股的私营房地产公司所有者，就是一个不断与国有企业进行互动和合作，利用其制度和资源的优势积累财富的过程。此类私企披上 了“国”字外衣更便于与地方党政机构发展关系，更深的“嵌入”一旦建立，其后的上升路径也就有迹可循。

而第三种私营企业主虽然主打技术牌，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和项目得到政府重视，吸引投资，但从作者提供的案例来看，高新技术企业与政府保持感情联系不可或缺，“关系销售”就是该公司利润聚集的重要推手。

总之，这些企业直接或间接地与党政权力机构发生制度和感情关联来赢取生存空间，包括“获取信息、取得贷款、得到许可证、避免繁重的税收和获取土地” 等等，作者使用了“我们-共同体”“团体感”等词汇来形容二者关系。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感情、功利和体制纽带交织下，选择深度嵌入党政体制要比寻求自主 更为有效。政府的发展政策已经日益呈现出对他们有利的一面，这更使得他们安于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尽可能拒绝不确定性。

基于以上分析，作者得出判断：“中国私营企业主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向上流动性一直是靠他们与政权的联系推动的，因此他们没有理由批评政治现状。”

不过，作者也认为，长期来看，如果在政治经济体制内寻求变革的话，这些私营企业主会是贡献力量的一群，他们的着力点将落在“中国市场秩序制度化”，这是保障私人资本所有者财产的可行之道和长远之计，因此“政治改革的种子会出现在那些最成功嵌入党政体制的人中”。

经济增长放缓带来政治变革？

刘岩川

经济与政治变动的先后顺序也许会将中国带入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如果政治改革快过经济变动，经济放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会相对减弱。如果顺序颠倒过来，那么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甚至会出现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社会动荡。

参考文献：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article/100861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political-transition/

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向来是西方政治学者间津津乐道的话题。当中国和美国开展经贸来往的时候，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都认为， 中国的开放会让其政治体制美国化，三十年后的情形似乎违背了他们的想象。如今，当欧美因为金融危机而陷入泥潭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也有放缓的趋势。对于一向 依托于高速发展的中国政治体制来说，增长放缓意味着什么呢？

以保守著称的胡佛研究院发表了亨利-罗文（Henry S. Rowen）的最新报告。这位屡屡向美国共和党政府献计献策的经济学家表示，未来经济方面的坎坷迟早会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罗文指出，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虽然贫富悬殊，但是中产阶级正在东部城市快速成长；虽然 户籍控制依然存在，劳力市场已经更为自由；宗教信仰受到广泛的包容；法制建设逐步前进；群众的权利意识也在觉醒之中。值得当权者担忧的是，近来的维稳政策 受到了太多非议，而通讯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经济发展导致了剧烈的社会变化，经济与政治如何互相影响呢？罗文总结了三种可能性。

第一，以Lipset为代表的早期学者认为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因为经济增长会促成教育的普及，而后者会起到政治启蒙的作用。这一观点已经遭到了反驳，因为高收入、非民主的国家对政治改革没有强烈的追求。与其说经济增长促成了民主，倒不如说民主的稳固有赖于经济的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主政治比其它政体更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学术界迟迟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

第三种观点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韩国、日本和台湾的发展轨迹，是第三种论述的体现。

学术界的考证能解释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吗？罗文发现，发展中的中国对这三种可能性并非绝缘。虽然进展缓慢且依然存在不少不足之处，但已经在进行的基层选举，正在不断修订中的税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等，都表明当权者正试图重新定义政府与民众间的关系。

但是现在，高速增长这个经济前提已经大打折扣。金融危机降低了欧美对中国出口的需求，而中国政府对房地产业的管控正在威胁国内经济的支柱。那些将要陷入萎靡的产业以及生计受到威胁的民众将会通过多种渠道表达不满。

中国会如何面对这些潜在的压力呢？外交方面，中国也许会通过更强硬的声音和政策挽回一些国内的支持。但正如现任总理温家宝所提到过的，领导者们同时拥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国内政治改革舒缓内部冲突。

罗文大胆假设，经济与政治变动的先后顺序也许会将中国带入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如果政治改革快过经济变动，经济放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会相对减弱。如果顺序颠倒过来，那么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甚至会出现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社会动荡。

诚如罗文所言，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将在中国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的诉求，经济的变动似乎已经不可避免。政治如何应对这些变化、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能否得到更合理的定位，需要我们谨慎、耐心的观察。

注释：亨利-罗文（Henry S. Rowen）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退休教授，也是兰德公司的前主席。在里根、布什父子执政的三段时间内，罗文多次担任政府职务。他的最新关注点是中国的崛起。

板块五：村庄里的中国 Rural China

在这个为“三农”问题专门设置的板块中，“政见”请您关注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相关的话题。

虽然当下已有超过半数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里面，但如果忽略了农村地区依然庞大的人口群体，剧烈的城市化过程就可能会产生许多意料之外的负面效果。王瑞琦考察了中国城乡教育二元化发展的制度根源，她认为虽然在于主导中国基础教育半世纪之久的“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已经不再，但由此造成的路径依赖仍然阻碍着城乡教育公平的实现。范芝芬[发现大部分务工农民并无在城市永久定居的打算，他们在进城务工的同时往往将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农村，并且在城乡之间进行“钟摆式”的往返流动。而Arif Dirlik和Roxann Prazniak则指出，忽视农村地区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败笔。

农村变革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而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更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Kerry Brown以村级选举为切入点考察了中国的基层民主的现状及前景；邱国良发现在那些公众对政府越信任的村庄里，人们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积极性越高；苏福兵等学者指出，程序与宗族是影响村委会选举投票率的重要因素。此外，蔡晓莉发现，与一般预想不同，农民抗议往往强化了政府的权威。

城乡教育二元化背后的“两条腿”政策

常远

异地高考是涉及教育资源二元化、户籍制度、同税不同权、留守儿童等一揽子问题的制度改革，它折射着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城乡教育二元化发展的制度之痛——即主导中国基础教育半世纪之久的“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以及据此形成的路径依赖。

参考文献：王瑞琦，《中国的城乡教育二元化发展之源起与挑战：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中国大陆研究》，第五十三卷第四期（2010年12月）。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chinas-urban-rural-dualistic-education-system/

“异地高考”近来广受热议。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两会期间透露，异地高考方案已进入“冲刺阶段”，这将是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对高考制度极其重要的一次改革。

异地高考是涉及教育资源二元化、户籍制度、同税不同权、留守儿童等一揽子问题的制度改革，它折射着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城乡教育二元化发展的制度之痛。那么，这种二元化发展的痛究竟从何而来？

2008年至2010年，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王瑞琦研究员多次到大陆进行田野调查，访谈各类中小学，从大城市到富裕省份的农村，再到国家级贫困村，并将调查观察所得发表在《中国大陆研究》（Mainland China Studies）上——她认为，中国城乡教育二元化发展的制度根源在于主导中国基础教育半世纪之久的“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以及据此形成的路径依赖。

王瑞琦认为，中国教育发展由精英与群众两条路线结合而成。“两条腿政策”源自刘少奇1958年关于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并进的两种教育制度构想，分别对应始于1950年苏联教育体制移植的精英路线，以及肇始于延安时期教育经验的群众路线。

从积极意义看，“两条腿”突破了单一的全日制教育体制，为如今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开路，但随着重点学校的设置和城乡户籍分割两个制度框架的建立，它不可避免强化了城乡教育的二元极化发展。

“文革”中，城乡教育差距的争论暂告一段落，改革开放则又让两条腿政策得以“平反”。80年代，两条腿政策的调整集中在教育经费的筹措方面：通过办 学权下放与多管道筹款，将基础教育发展的负担从中央转至地方，“人民教育人民办，依靠人民办教育”。但因此出现中央和地方相互卸责，市场因素引入又使得资 源匮乏的农村学校和教育发展越来越弱势，这种弱势在旧有的“两条腿”框架——诸如先城市后农村的改革政策、城乡两套学校教学、重点与非重点的阶层化制度中 不断强化，终使城乡走向两极化发展。

几十年来，中国城乡初等教育二元化发展是随着“两条腿”政策的演变得以形成并深化的，在其间可以看到路径依赖的特质。80年代初至2000年之间，中国的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在政府卸责、校园创收、教育市场化、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和效益的恶性循环之中不断扩大。

1986年义务教育法出台，并提出了2000年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简称普九）的指标。随着国家整体发展政策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全面小康的调整， “两条腿”的名称终于走入了历史。2001年，针对长期累积的教育经费不足、乱收费、教师薪资拖欠等问题，国务院、教育部推出了三项重大政策：取消农村教 育附加税与教育一费制、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由乡提升至县、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

不过，王瑞琦警告说，尽管新世纪之后，“两条腿”政策不再，但是过去的经验显示，旧日有关农村教育因陋就简的观念和认知，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和效益 而置教育本质不顾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隐藏在漂亮数据背后的是从乱收费、拖欠中小学教师薪资到城乡教育资源失衡等问题。换言之，中国城乡教育二元化问题仍 面临重重的挑战。

进城务工农民定居意愿偏低

陶郁

目前，大部分务工农民并无在城市永久定居的打算，他们在进城务工的同时往往将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农村，并且在城乡之间进行“钟摆式”的往返流动。务工农民的定居意愿，主要取决于城市劳动力市场情况及他们对社会环境的预期。

参考文献：Fan, C. Cindy. 2011.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Split Households: Findings from a Survey of Migrants in Beijing’s Urban Villages.” The China Review 11 (2): 11-42.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3/settlement-intention-of-migrant-workers/

政府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为2.53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9亿人。在这个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中，进城务工的农民最终选择定居城市还是返回故土，直接决定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最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范芝芬(C. Cindy Fan)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期刊上撰文指出：大部分务工农民并无在城市永久定居的打算，他们在进城务工的同时往往将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农村，并且在城乡之间进行“钟摆式”的往返流动；而务工农民的定居意愿，则主要取决于城市劳动力市场情况及他们对社会环境的预期。

为了摸清务工农民在城市的定居意愿及影响该意愿的因素，范芝芬委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于 2008年9月开展了“北京城中村调查”。范芝芬认为，城中村不仅是务工农民的聚居地，而较之厂区宿舍等主要供单身工人居住的地点，城中村更可能容纳家 庭，从而更有利于全面研究务工农民的定居意愿。为确保研究样本的代表性，范芝芬首先从北京市域内的867个城中村里随机选择了50个样本村落，然后在每个 样本村落内的不同部分分别选取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发放问卷，结果共获得888个有效样本。

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范芝芬发现有高达45.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将在未来四年内离开北京，其中更有占总数26.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可能随时 离开北京。相对而言，表示具有长期定居北京打算的受访者只占调查总数的38.2%。更有16.6%的受访者尚未决定自己未来的去留。

范芝芬还发现，相对于选择在未来数年内离开北京的受访者而言，具有长期定居打算的务工农民平均年龄稍低、更可能为男性、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而且进 城务工的平均年限相对稍长。更有意思的是，具有长期定居打算的受访者往往对工作和培训具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和更高的评价，他们在进入城市前后的收入差距更为 明显，对于同事、邻居、居委会和政府都更加信任，并且相对较少地感知到社会歧视。不过，研究数据也显示，具有长期定居打算的受访者所拥有的亲属和朋友数量 相对较少，与周边村民的互动也相对较少。

对于受访对象的婚姻和家庭状况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居住于北京城中村里的务工农民中，未婚比例只有18.5%，这个指标要显著低于通过另一项先前进行 的独立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范芝芬认为，这显示城中村比工厂宿舍更适合携家带口的务工农民居住。同时，有42%的受访对象与配偶和子女一起生活居住在北京； 其余39.5%的受访对象虽然已婚，但他们要么在北京独立生活，要么只携带了配偶与子女而将其余家庭成员留在农村。而即便是那些全家来到北京生活的受访对 象，往往也将农村的住宅和田地托付给老人照看。

因此，范芝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进城务工的农民仍将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往复流动。就定居意愿来看，在已婚但无子女与未婚的受访者群体中，倾向于在城市长期定居的比例最高；而那些将子女留在农村的夫妇，在城市长期定居的意愿则相对较低。

为进一步界定影响进城务工农民定居意愿的因素，范芝芬还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对人口特征、家庭结构、工作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变量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外 出务工时间越长的农村人口，越倾向于在城市永久定居，而且这种定居意向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社会信任程度、在农村的房产和耕地面积、是否接受过岗位培 训和是否拥有社会保险等因素关系不大。同时，子女留在农村的受访者和对于社会歧视感受程度较深的受访者定居城市的意愿较弱，而受访者越是认为自己能从工作 中提高技能和收入水平，他们就越有意愿在北京定居。

此外，与一般经验不同的是，范芝芬发现：务工农民的社会关系越丰富、社会互动越活跃，他们选择在北京长期定居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发展，与广大进城务工农民所做出的贡献密不可分。近年来出现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荒”问题，既 说明了对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的必要性，也提醒政策制定者重视满足进城务工农民的需求。当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机制复杂而且影响深远，范芝芬的研究说明， 户口制度只是影响城乡融合的问题之一，而进城务工农民究竟是否最终把将安在城市，还取决于城市能否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经济收入，更取决于他们能否通过工作感 知到自身劳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在城乡之间进行钟摆式流动仍将成为许多进城务工农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要生活方式，如果期望这个群体早日成为城市的永久居民，政策制定者应当在收入、技能和社会关怀等方面对他们加以重视。

百年前的那场革命：辛亥的失败与成功

汪吕杰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却没有建立一套新的完善的制度来行使权力，进而导致了政府的滥用权力，社会财富的集中，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被忽视。在这个层面上，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参考文献：Arif Dirlik, Roxann Prazniak, “The 1911 Revolution: An end and a beginning”, China Information 25(3), pp.213-231.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1/xinhai/

辛亥百年刚刚过去，但对于百年前的那场革命的反思与研究值得继续关注——在今天的中国，有关“革命”的话题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美国学者德里克和普拉兹尼亚克在新近一期的学术期刊《中国信息》上撰文，对辛亥革命做了一个总体的得失评价。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既是终点，也是起点；既是失败的，也是成功的。

在文章的开头，他们引述了另一位美国学者周锡瑞 (Joseph Esherick）的话，“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种失败，而且让中国处于比满清时期更糟糕的处境。”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将近三百年的统治。那为什么辛亥革命在结束帝制，具备如此重大历史意义的同时，却被广泛视作一场失败的革命？甚至连孙中山本人也认同革命的失败，随后致力二次革命，并采用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以表达自己的这种不满。

这背后的原因根植于“革命”的定义。两位学者认为，将革命与政变、暴动、反叛，乃至不正常的日常行为区分开来的关键在于：革命承诺将现有的社会政治 秩序沿着一个激进的方向，进行一个极大、极深的改变。具体到辛亥革命，当时的革命者虽然对这个具体的方向有争论，但不可否认的基本原则是：实现国家的现代 化，保障平等、公正、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以及更好的福利等权利。但是，这些只是一些基本的原则，甚至可以被归于“空想”。

在当时，也就是清王朝末期，中国社会远远没有产生一个完善的革命组织和一套自恰的革命理论。这根本上导致了辛亥革命在偶然发生之后，政权迅速滑入旧 有的清王朝官僚体制中。辛亥革命虽然摧毁了帝王专制制度，却没有摧毁专制制度的基础，即地方主义以及地方精英。相反，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不仅“发扬”了区域 主义，政权更是被地方精英所控制。这些本被革命所打倒的对象却在民国时期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现，进而执掌国家政权，甚至逼迫孙中山重新成为反对党。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却没有建立一套新的完善的制度来行使权力，进而导致了政府的滥用权力，社会财富的集中，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被忽视。在这个层面上，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同时，辛亥革命在破坏了满清王朝所维持国家基本统一的局面之后，不仅未能及时实现国家的富强统一，更是将中国送入军阀混战之中，当时的局势甚至比满清时期更差。

但是我们又需要反过来想想，辛亥革命真的如此失败吗？任何一场革命的初始目标和它确实带来的事实本来就存在差距。

辛亥革命虽然未能统一全国，却造就了某些不可逆转的趋势，比如说共和：即使权力之大如袁世凯，也无法扭转此趋势。

同时，各地的军阀一方面通过战争伤害整个国家，另一方面却也是各自地区最大的现代化推动者。军阀的行为虽然阻碍了国家的统一，但这却不能否认他们革命者的身份。同时代的日本历史学家们曾认为，军阀时期的联省自治有可能为中国带来一种新的民主。

而且，辛亥革命导致了一种新的关于“公民”的理念壮大。“公民”这一理念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扭转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并将此发展为政权合法性 的新的来源。如果我们将公民社会理解为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政治事务，那么满清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过度依赖皇族和地方士绅，无法将公民社 会纳入到旧有的王朝体制中。而民众对公民权不可遏制的争取催生了革命，革命也反过来促进了公民社会的成长。

从这些角度出发，辛亥革命不仅不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反而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一系列社会变化中的高潮。它所指明的方向，既包括国家的富强，也涵盖了公民 权的实现。1928年国民党的统一全国，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都可看作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后续。只要这些目标没有被充分实现， 中国社会的努力也就不会停止——正如作者所指明的，充分的公民权到现在也未能在大陆完全实现。

总体来看，这并不是一篇具有完全新意的文章，它的意义在于为我们这些依然带有强烈历史立场的公民们指明了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所带给中国的意义。如果我 们将革命、改革、改良之类的词汇去除某些成见，我们会发现，形式其实并不重要，只要准备充分，再加上人类普遍原则的指导，任何形式的改变都会将中国带向一 个正确的方向。但如果指导原则出错，或者盲目行动，无论是最缓和的，抑或是最激烈的，都将给中国带来一些无法预知的问题。

基层民主能成为政改的风向标么？

陈仲伟

为何选择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进行村级选举？作者认为原因有四：一、村委会要承担税收、计划生育等容易造成政府与群众冲突的任务，选举能使村委会在执行这 些任务时受到的非议更小。二、选举能起到吸纳农村精英入党的作用。三、选举一定程度上能使得村委会更为负责，四、选举对农民能起到教育作用。

参考文献：Brown, Kerry. 2011. Ballot Box China——Grassroots democracy in the final major one-party state.  London: Zed Boods.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1/grassroots-democracy-political-reform/

随着十八大换届的临近，政改可能再次成为坊间对新一届领导人的期待，并为国内外分析人士所关注。

2011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亚洲项目负责人兼欧洲中国研究咨询网络（ECRAN）负责人凯瑞•布朗博士在他的新书《中国的投票箱——最后的一党制大国的基层民主》中试图以村级选举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的基层民主的现状及其前景。

在书中，作者首先回顾了晚清以来的议会选举，以及开风气之先的上海、浙江、湖南等地方性选举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何为军阀混战与日本侵略所干扰。 而后，1949年中共建政所推行的土改与人民公社运动彻底打断了乡村选举的进程。作者认为，正是大跃进与“文革”给农村地区带来的灾难意外地带来了村级选 举的恢复，因为大饥荒与公社的解体导致政府必须重建在农村的合法性与基层政权。

接下来，作者考察了村级选举的进程。文革末期冲破“资产阶级法权”的阴影，农民开始私下分田。随着承包得到中央承认，公社面临解体。在采取何种方式 重建基层政权的讨论中，吊诡的是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彭真主张选举，而被认为是“改革派”的总理赵紫阳却担心造成农村不稳定而反 对。

为何选择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进行村级选举？作者认为原因有四：一、村委会要承担税收、计划生育等容易造成政府与群众冲突的任务，选举能使村委会在 执行这些任务时受到的非议更小。二、选举能起到吸纳农村精英入党的作用。三、选举一定程度上能使得村委会更为负责，四、选举对农民能起到教育作用。

作者通过一些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选举调查，反驳了“教育程度会影响选举质量”的观点。同时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基层选举也由农村扩散到城市， 如业委会。而乡镇选举还只在个别地区试点，并无任何征兆显示中央将会普遍推广乡镇选举，区级人大选举的所谓“独立候选人”也很难突破障碍。

作者同时也指出了村级选举的一些问题：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都没有厘清村支书与村长的权力分配，将很容易导致纠纷，而一旦乡镇也实行直选， 乡镇与村的权力分配也将出现龃龉，同是民选的村领导很可能与乡镇领导互不买账，因为他们都有民意支持。受传统人际网络的影响，村民很可能依据亲疏而非能力 投票，买票现象也很严重。而村长所掌握的土地分配与交易的权力很容易导致腐败。此外在新疆、西藏等地区的选举能否实现将取决于政府对分裂的担心程度。

在第四章中，作者分别采访了负责选举事务的专家、退休官员、政治学理论学者、外国观察员、反主流的教授、警察，并记录了他们对选举的看法，除了外国观察员，他们都认为竞选并不代表中国改革的发展方向。

最后一章作者将视野扩展到整个政治体制。通过实例分析，作者指出：中国的法治建设尚不健全，司法常为政治所干涉，刑诉律师与维权律师面临很大风险， 而人权保障尚待改进；在NGO与公民社会发展方面，即使发展较早、较为成熟的环保领域也时常受地方政府阻挠；出于对执政地位的考量，有建制的反对力量基本 没有空间；而党内民主尽管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裙带关系，有助于达成决策共识，在中央领导任期与退休制、限制个人权力方面也有进步，然而由于问责通常由同级行 政领导承担，因此很难具有示范作用。

作者认为，中央党校牵头提出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第一次制定出具体的可行性方案，它在很多方面细化了十七大胡总书记的报告。尽管它依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改方案，然而能否落实依然是问号。

不过作者在分析中过度将中央派系化，并将纪委视为非常规型部门也是难掩之瑕。

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在第二章中，作者指出：在中国，不同的群体均试图对“民主”做出自己的诠释。有人认为，民主的意义是：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 民；政治统治须经过人民选择；公民享有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经定期竞选产生；尊重多数人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而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则认 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民主能限制以权谋私，解决腐败问题。《人民日报》围绕“六个为什么”刊载的系列文章则诠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央 党校等理论部门联合撰写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从扩大党内民主、依法治国、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管理、加强行政体制改革与干部培训四方 面论述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民主。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从国家的独立、统一，人民生活的改善等共产党的历史贡献来诠释中国的民 主。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则强调：法治而非民主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在作者看来，以上种种诠释无非是在围绕中国面临的问题争夺话语权。

基层选举：政治信任是公众参与的前提

王磬

在中国大陆，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之间呈现正相关，即公众对政府越信任，参与公共事务活动的积极性越高，反之，积极性越低。然而，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政治信任的下降并不必然导致公共参与程度的下降。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elections-at-the-basic-levelthe-premise-of-public-participation-is-political-trust/

中国县乡两级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是近期的时政热点。这是选举法修改后的第一次选举实践，政府通过城乡同比、结构优化等举措，试图扩大公民的参与程度。

不过，公民的政治参与还与很多其他因素有关。在《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宗族政治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一文中，大陆学者邱国良选取了中部某省四个大姓家族及二十个小姓家族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比较研究，考察了“政治信任”与“公众参与”在中国农村呈现出的关联性。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大陆，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之间呈现正相关，即公众对政府越信任，参与公共事务活动的积极性越高，反之，积极性越低。

有趣的是，这种“正相关”与西方恰恰相反。作者表示，“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政治信任的下降并不必然导致公共参与程度的下降”。他援引了 Hetherington在1999年所做的研究，指出“政治信任下降和投票率下降之间并无关联性，只是与投票选择（即政治支持）具有关联性，即在两党竞 争中，政治不信任的投票者支持在野党的竞选者。”

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作者认为原因在于体制环境的不同。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在两党制或多党制，尽管民众对政府不信任，但并不会必然导致对整个政治系统 的不信任。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中，投票是具有选择权和决定权的，因此民众可以直接影响到政府的重组，进而恢复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感。

然而在中国大陆，由于政党与政府的一体化，“对政府的不信任将在很大程度上昭示着政治系统已发生某种危机”，民众对于通过投票选举优化政府并无信心，因此会导致公众参与程度的降低。

在这项实证研究中，作者还区分了大姓家族和小姓家族，并调查了它们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程度。

在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方面，大姓和小姓家族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小姓家族比大姓家族对基层政府的评价更为积极，亦即信任程度更高。例如，在回答 “村里是否会重视群众意见？”时，小姓家族和大姓家族认为村里“重视群众意见”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61.2% 和46.1%，两者相差约15个百分点。

作者认为，这与大姓家族曾在改革史上长期遭受政府敌视与不公正待遇有关，也深远地影响了大姓家族的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例如，47%的大姓家族受 访者表示愿意积极参加村集体事项的讨论，而更为信任政府的小姓家族受访者的这一比例为54.3%，后者比前者高出近7个百分点。

这说明，尽管小姓家族在村庄权力格局中处于边缘化，但由于其对政府和村级组织具有较高信任度，其参与公共事务活动的积极性也相对较高——这也再次证明了“政治信任”与“公众参与”之间的正相关性。

程序与宗族：影响村委会选举投票率的重要因素

陶郁

在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中，为什么投票率会出现显著的地区性差异？最近，一项关于村委会选举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两项重要的解释——它与选举程序是否透明有关，亦与根植于中国农村的宗族组织有关。

参考文献： Su, Fubing, Tao Ran, Xin Sun, and Mingxing Liu. “Clans, Electoral Procedures and Voter Turnout: Evidence from Villagers’ Committee Elections in Transitional China.” Political Studies 59 (2):432-57.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1/12/villagers-committee-elections/

在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中，为什么投票率会出现显著的地区性差异？最近，一项关于村委会选举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两项重要的解释——它与选举程序是否透明有关，亦与根植于中国农村的宗族组织有关。

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基层民主和健全基层自治组织的重要举措，它体现着中国政府在履行自身执政承诺和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等方面的持续进步。不过，村民委员会选举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正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智慧。

《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披露，目前“全国农村有村委会60.4万个，依法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成员230多万人”。然而，在村委会选举于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的同时，其投票率却呈现出了显著的地区性差异。

为了解释这一兼具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的有趣现象，苏福兵等四位学者对亲自收集的全国范围随机抽样数据进行了证实分析，发现选举程序与宗族结构对于村委会选举的投票率具有显著影响。

通过回顾探讨中国村委会选举的重要学术文献，作者发现：既有研究已经说明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体性因素影响着人们在村委会 选举中投票的积极性；然而，虽然各地人口在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上确实存在一定差异，这些有限的差异却无法完全解释为何村委会选举投票率在不同村 庄之间存在显著区别。

因此，与该领域的既有研究大部分关注个体性因素对于选举投票率影响的思路不同，本文作者采用行政村作为基本研究单位。这种关注整个选区而非个体选民的新颖思路，使研究者得以分析和理解一些宏观社会因素对于村委会选举的影响。

基于逻辑推断和实证分析，作者指出：在所有与选举程序有关的规定中，禁止代理投票和流动投票箱等有可能破坏选举公平的行为，最能 清晰宣示地方政府对于提高村委会选举质量的重视；而公平合理的选举程序，则可以使村民们感受到村委会选举的质量能够得到保证。换句话说，开放透明的选举程 序，既是选举质量的保障，也是表明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决心的有效信号，当村民们感受到这种信号时，他们就更愿意参加选举。因此，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 况下，选举程序越透明越开放的村庄，村委会选举的投票率一般也越高。

同时，作者还发现，与以政党为主要动员机构的西方选举不同，目前中国村委会选举中的主要动员机构是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这些 根植于中国农村文化传统和嵌入于中国农村社会网络的宗族组织，往往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因为它们在给予成员归属感的同时，也可以对成员提供切实的帮助的 保护。

然而，宗族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会积极介入村委会选举：例如，当村庄被一个宗族垄断时，由于候选人很可能集中于该宗族，宗族便失去 了动员能力；同样，当村庄中姓氏过于分散以至于每个宗族的规模都很小时，宗族的动员力也相当有限。只有当村庄中存在几个势均力敌而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宗族 时，宗族才会被用于选举动员，村委会选举的投票率也相对较高；而如果这几个宗族之间在历史上还存在冲突与芥蒂，那么宗族的动员能力更会被充分发挥，进一步 推升村委会选举的投票率。

这项研究的两方面结论都具有现实的政策意义：一方面，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和提高村委会选举质量，确实能够增强农村民众对于政府维 护村民合法权益的信心，提升他们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积极性，有利于保障村民自治；另一方面，宗族组织对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也具有重要影响，它们具有提升村委 会选举投票率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可能迫使经由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将宗族利益置于村庄利益之上。发挥好传统因素的积极作用，稳步推动村委会选举进一步朝正规化 制度化方向发展，对于加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意义深远。

在本论文的四位作者中，苏福兵为美国瓦瑟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陶然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孙昕为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刘明兴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副教授。

农民的抗议强化了政府的权威

陈仲伟

中国农民有选择地违反规章制度，其实是对政府权威的强化，作者将其称为“强化体制的不服从”。这种行为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农民对政府决策的积极回馈而非消极回避，因此农民们会光明正大地违反规章以吸引有关部门关注。第二，农民们认为自己是忠于政府的，而且只要有足够的人参与并为社会所关注，上级政府一定会调整政策。第三，政府决策失误常常由于其赖以决策的信息不足，农民们不过是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反馈，以实现共赢的目的。

本文网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peasant-demonstration-strengthen-government-authority/

当中国的农民们面临征地补偿过低、乱收费等问题时，在制度化抗争与合法抗争渠道缺失，同时也很难“用脚投票”入籍他国的情况下，他们倾向于采取何种 措施影响决策？他们的抵制是否会对政府的合法性构成挑战？他们对各级政府的认同度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难题：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 转型国家如何保持稳定。

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蔡晓莉就此展开了研究。她首先引入了斯科特（Scott）的观点：农民面对利益受损不会无所作为，而是寓对抗于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如不配合、磨洋工等，从而削弱政府的合法性。作者对“日常抵抗”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对“削弱政府合法性”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之前，曾有多位学者通过对东南亚、尼加拉瓜、津巴布韦等地的研究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农民的抵制与政府权威之间是此消彼长关系。但作者暗示：这些结论未必符合中国的经验。

作者认为，中国农民有选择地违反规章制度，其实是对政府权威的强化，作者将其称为“强化体制的不服从”。这种行为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农民对政府 决策的积极回馈而非消极回避，因此农民们会光明正大地违反规章以吸引有关部门关注。第二，农民们认为自己是忠于政府的，而且只要有足够的人参与并为社会所 关注，上级政府一定会调整政策。第三，政府决策失误常常由于其赖以决策的信息不足，农民们不过是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反馈，以实现共赢的目的。

因此，农民们的抵制是有选择并有原则的，他们将因此遭受的惩罚看作为正义蒙冤。这种“强化体制的不服从”在民主制度下往往能够得到积极回应进而改变政府决策。

那么，究竟什么是“强化体制的不服从”？

按照实现方式与诉求的不同，作者将各种抵抗形式分为四种以廓清概念——强化体制的不服从，日常抵抗，非暴力反抗，维权行动。“强化体制的不服从”以 违反法律规章，吸引有关部门注意，采取个体行动，不期待受惩处为实现方式，以改变法律规章为诉求。“日常抵抗”以违反法律规章，避免有关部门发现，采取个 体行动，不期待受惩处为实现方式，以规避法律规章为诉求。“非暴力反抗”以违反法律规章，吸引有关部门注意，采取个体行动，期待通过受惩处唤起良知为实现 方式，以改变法律规章为诉求。“维权行动”以遵守法律规章，吸引有关部门注意，采取集体行动，不期待受惩处为实现方式，以要求政府遵守现有法律规章为诉 求。

作者通过对随机抽取的三个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与三十户农民深入交流，期待籍此能了解农民如何判定社会与政治规范，以何种方式交涉能为舆论与相关部门 接受，并试图了解农民们对政府权威、政府决策、不服从的理解与理论概念有何差异。根据调查，作者将农民对政府的态度分为三类：服从政府并对政府的善意持悲 观态度，不服从政府并对政府的善意持悲观态度，强化体制的不服从并对政府的善意持积极态度。

根据200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全国五个省一百个农村对两千农户进行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作者发现：惩罚并不严重的行政规章（诸如新建房屋审批、政府 行政审批，禁止土葬，禁燃烟花爆竹）农民较为乐意遵守，其比例达到56%到90%，而高达74%的农民都不愿上缴各种提留。有70%的农民不愿遵守村委会 的错误决策，25%的农民不愿遵守中央政府的错误决策。作者认为，正是因为农民们的这种抗争并不被视为政治异议，否则很难想象有如此高比例的农民不愿遵守 政府决策。

而在被问及中央、乡镇、村委会三级机构决策过程是否代表农民时，有50%到87%的受访农民认为政府决策代表农民，中央政府得到的认可度最高，乡镇 政府最低。此外农民对该级政府的认可程度直接影响到其是否会采取抵制该级政府政策的行为，甚至有不少农民愿意缴纳农业税以获得中央的关心。

作者认为，那些对政府不当决策持抵制态度者很有可能因此而怀有内疚或产生紧张情绪，因而表现出对政府的忠诚，抑或是他们一向忠诚的表现导致他们自以为有资格表达对不当决策的不满。

然而，为什么这些人会冒着风险相信政府会欢迎他们的反馈呢？研究者Susan Young曾提出，改革开放早期，官方经常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属于违法的行为进行追认导致很多人认为官方会默许甚至欢迎这种抵制行为。作者也认为，这种内源 性压力导致政治精英逐渐吸纳来自草根的反馈。除了通过追认违法行为实现政策改革的先例，政府还会以试验区的名义主动创造灰色领域。据海尔曼 (Heilmann)统计，1979年到2006年，30%的经济领域立法都是通过试验区而推广的。作者指出，这是在经济和社会高速变革的背景下，政府无 力预测改革的具体效应而在政策上产生冲突和混乱。

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尽管并非所有的“强化体制的不服从”都能改变政府决策，然而在缺乏资源与渠道的情况下，农民依然大量采取这种方式来争取他们的利益。

板块六：政见书情动态 Books

在这个板块中，“政见”与您分享新近出版的介绍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好书。

政见书情(2012年1月-2月)

吴瑶

2012年的头两个月里,有哪些与中国政治相关的著作被人们关注 和讨论?我们为你精选了以下书情。

1、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by Lin Yifu

此书是林毅夫在北大讲课内容的英译版本,它提供了中国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崛起”的看法。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表现令人震惊,中国发展有利于世界,等等。林毅夫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在他看来,当代中国成功的基础在于,决策制定者鼓励经济顺应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含义。

同时,本书也正视了当下中国的缺陷。比如,林毅夫对不公平现状表示担忧,城 乡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已经达到了3.3比1,但他不赞成重新分配,他认为进一步改进 市场机制将更为有效。林毅夫鼓励通过中小银行发展,支持中小型企业。还有加大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从而推动投资和消费等。他也密切关注了过度投资、过度信贷 和过度贸易顺差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足以确切说明中国的发展状况,还有许多重要的话题没来得及展开讨论,比如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延伸阅读:http://www.ft.com/cms/s/2/5acad17a-1cdf-11e1-a134-00144feabdc0.html

2、The End of the Chinese Dream: Why Chinese People Fear the Future

by Gerard Lemos

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经济也许还处于上升阶段,但国家生活和谐繁荣的景象是政府构建的神话。这位来自伦敦的社会政策专家兼政府顾问采访了重庆的几百位居民,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挫败、破碎、被社会和经济忧虑所困扰的群体。

延伸阅读: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2/30/20_books_to_read_in_2012

3、From Iron Rice Bowl to Informalization: Markets, Workers, and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China

by Sarosh Kuruvilla, Ching Kwan Lee, and Mary E. Gallagher

伴随着自由化经济下不断增加的压力,以及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孜孜渴求,大 约有39%的城镇劳动力进入了企业工作。也就是说,这些人放弃了“铁饭碗”,获得“ 非正式”(informal)职位。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收入变低,也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保障 和其他好处,还可能遭遇劳动权益的侵犯。

中国政府注意到了这些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并通过修改劳动法、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等方式,力图对情况加以改善。但这些措施可能反而使得企业更不轻易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工人们处于“永恒的临时性”状态中。工人们也只是通过小规模的罢工和游行予以回应,还有零星力量成立独立的工会机构等。

作者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平衡就业市场的灵活性与社会公平的诉求,想要双双确保经济高速增长和政治稳定,可能有点难。

延伸阅读: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949/sarosh-kuruvilla/from-iron-rice-bowl-to-informalization-markets-workers-and-the-s

4、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by Arvind Subramanian

本书作者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速能与其他国家之前追赶富裕国家时的增速大致相同,如果中国的外贸增长速度能够配得上它的经济规模,那么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民币也会变成国际储备货币。

作者用经济史公式来量化经济规模,计算出中国将于何时超越美国——他认为,如果延续现在的状况,那么最快可能是十年内。在这本书中频繁出现的“黯然失色”、“阴影”、“支配”等词语,让美国人非常着急和担忧。不过,这些修辞似乎与经济学中的“非零和规则”相违背,作者给美国的建议也是继续与中国保持合作。中国的繁荣与人民币可兑换性的发展将怎样威胁美国利益,仍然是未知数。

延伸阅读: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7259/arvind-subramanian/eclipse-iving-in-the-shadow-of-chinas-economic-dominance

5、China Experiments: From Local Innovation to National Reform

by Ann Florini, Hairong Lai and Yeling Tan

在这本书中,作者观察了中国的县城和乡镇,看基层自治如何破解传统治理方式,引领更广泛变革动力的出现。作者调查了中国怎样改变对关键治理工具和概念的认识,并将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展和争论与之比较,认为中国也受到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影响。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Mark Leonard评价此书时说:彻底的实验是中国在过 去几十年中傲然崛起的秘密,本书将中国以一个广阔实验室的形象展示在人们面前。在 这里,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都在实验和较量。想了解逐步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本书必读。

延伸阅读:http://www.brookings.edu/press/books/2011/chinaexperiments.aspx

6、China’s Local Administration: Traditions and Changes in the Sub- national Hierarchy

by Jae Ho Chung and Tao-Chiu Lam

这组由地方研究学者网络完成的调查研究,能够帮助读者了解中国的地方管理体系。

今天,大多数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活动都发生在市一级,而“市”的行政区划出现的关键原因是城市化,它为城市中心管理周边农村地区创造了需求。相当的权力和责任落到市一级,市里还有大量实质性的财政独立和试验新政策的权力。

中央通过对官员的控制,来保证对地方具有最终的控制权。雄心勃勃的地方官员为中国增加了许多活力,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腐败、地方保护主义和经济过热等问题。

延伸阅读: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7254/edited-by-jae-ho-chung-and- ao-chiu-lam/chinas-local-administration-traditions-and-changes-in-the-sub-na

7、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by Rebecca Mackinnon

互联网最终究竟会成为促进表达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动力,还是带来异化与压制?许多评论家为此争辩不休。

在这本书中,Rebecca Mackinnon将关于互联网政治影响的讨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她说,更为基本和紧迫的问题是,怎样组织和管理技术,来支持全世界互联网用 户的权利和自由。

Rebecca Mackinnon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任CNN驻华记者,她亲眼见证了互联网进入中国,以及中国政府管控互联网的过程,而本书的部分章节也提到了中国互联网管理的 相关内容。在此书中,Mackinnon为关心互联网问题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框架来理解互联 网世界中政府、企业与公民之间复杂且经常隐藏的权力关系。

Mackinnon呼吁,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自由有赖于对维护虚拟空间权力的维护, 就像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所做的那样。网民不是受制于技术的消极“用户”,而应主动在 虚拟空间为自己争取所有权和责任。

延伸阅读: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2/02/22/eight-questions-rebecca-mackinnon-consent-of-the-networked/?mod=WSJBlog

8、Chinese Religious Life

by David A. Palmer, Glenn Shive, and Philip L. Wickeri

宗教活动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盛行,人们信奉佛教、基督教、儒家、伊斯兰教、道教,甚至还有大同教、摩门教和俄罗斯东正教——有时还会将不同宗教和民俗宗教融合。

迅猛的社会变革和官方意识形态的衰退,带来了对道德内涵的渴求,驱动了宗教复兴。本书呈现的调查描述了新兴中产阶级的宗教习惯、佛教在台湾的重新兴起、宗教慈善事业以及其他多个话题。

作者认为,乡村的日常生活充斥着风水、祖先尊崇、土神灵崇拜、鬼神慰藉和占卜等等。而出现在城市居民身上的宗教式个人主义日渐明显,就像一个受访者所说,他们认为“我只相信我自己,其他人的事与我无关”。

宗教活动有助于修复支离破碎的社会信任,也以这种方式为政府当局的“社会和谐”目标作贡献。但它也挑战了国家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政府认为它可能会造成独立社会运动的威胁。

延伸阅读: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946/chinese-religious-life

9、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by Aaron L. Friedberg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已经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关系,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但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希望赢得与美国相同,或者起码相近的地位。在两国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变化异常频繁的时期内,两国关系走向如何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A Contest for Supremacy”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Friedberg列举了两国 关系将更密切的若干原因:经济的相互依赖,中国可能变得更开放民主的前景,中国继 续融入国际社会,中美共同面临气候变化和核武器等威胁。

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正在出现的利益冲突和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分歧,更能左右两国关系的走向,并可能将两国关系置于紧张和竞争状态。

他的讨论在关于安全的语境下展开,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表现并未给予足够笔墨。 同样,他也没有足够重视美国经济衰落的问题。《了解中国的崛起》一书作者Martin Jacques评论此书时认为,美国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军事的,而是经济的。美国必 须关注经济复苏,其次,美国必须对这样的事实妥协: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并不仅仅是 一次政策失败的后果,而是重大且非常罕见的历史转移,对此,政府能起到的作用并不 多,更别说防止它发生了。

延伸阅读:http://www.nytimes.com/2011/09/25/books/review/a-contest-for-supremacy-by-aaron-l-friedberg-book-review.html

10、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by Jeffrey Bader

本书作者Jeffrey Bader曾于2009年1月至2011年4月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 务资深主任。奥巴马上任前,他就曾在竞选团队中负责亚洲政策研究。

在本书中,Bader讨论了他所做的和所看到的东西对奥巴马的东亚政策意味着什 么。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美国外交政策构想和执行背后的观点,对政策的评估,以及 对未来政策的展望。

作者这样总结:未来的总统需要找到中国政策的平衡点,在保持优势和警觉性的同时,避免陷入安全困境。

奥巴马希望扩大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参与度,他认为这个问题一度被忽视, 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拉克的反恐战争已经吸引了太多关注。Bader描述了奥巴 马政府在东亚事务中的努力,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的同时,加强与盟友伙伴国的联系来 应对中国不断提升的自信。在这本书的写作中,Bader将深刻权威的外交政策分析与个人化的叙事结合了起来。

延伸阅读:http://www.brookings.edu/press/Books/2012/obamaandchinasrise.aspx

11、Asia’s Space Race: National Motivations, Regional Rivalries, and International Risks

by James Clay Moltz

太空项目在亚洲各国的发展出人意料的普遍——尽管不是所有太空项目都有先进技术。

中国试图寻求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但同时也在提升自身攻击卫星和载人太空技术的 水平。日本拥有亚洲地区最精细的太空项目,不过日本国会2008年提出了禁止使用太空 作防御的议案。印度打造太空项目更多是出于军事目的,包括开发卫星用于侦察、情报 和导航,还有潜在的导弹防御用途。韩国的太空项目起步较晚,其发展大多得益于与其 他国家的合作,部分出于监视朝鲜导弹活动的需要。

亚洲地区其他国家出现的更小规模的太空项目,使得亚洲成为新的太空竞赛中心。

本书作者将专业知识和历史、政治的分析融合起来,他警告说:该地区太空项目的竞争动向将预示着未来的军事应用,而不是诸如地理遥感、天气预报和通讯等活动。

延伸阅读: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947/james-clay-moltz/asias-space-race-national-motivations-regional-rivalries-and-int

2011年 西方图书榜单上的中国

2011年,西方出版了哪些关于 中国的好书?以下是“政见”根据 部分西方媒体的图书榜单为您整理 的一份书单,未能网罗所有好书, 但可以作为一份参考。

1、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By Ezra Vogel.

“作者曾经担任美国驻东亚地区的情报官员,他在书中考察了邓小平在将中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转变成经济、政治大国中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经济学人》杂志推荐

2、査建英《弄潮儿》

Tide Players: The Movers and Shakers of a Rising China. By Jianying Zha.

“生于北京的作家査建英为《纽约客》杂志写作的一系列极具可读性的文章,她描述了中国的一批‘弄潮儿’,其中包括知识分子、企业家,他们在小心地保证自己没有过界的情况下,推动了边界的扩展。”

——《经济学人》杂志推荐

3、卡尔·沃特、侯伟:《红色资本主义》

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 nary Rise. By Carl Walter and Fraser Howie.

“两位在中国拥有多年经历的银行家,前所未有地披露了这个国家建设金融系统的 32年历程,描述了它的善与恶,以及许多的利益冲突。”

—— 《经济学人》杂志推荐

4、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China in Ten Words. By Yu Hua.

“余华的这部作品提供了一些非常稀有的东西:对中国社会的大胆讽刺,乃至刻薄观点,而这出自一个依然定居于中国、熟稔中国内部日常生活的小说家之手。”

——印度作家Pankaj Mishra为《卫报》推荐

5、基辛格《论中国》

On China. By Henry Kissinger.

“这本书权威而写实。基辛格对中国崛起的解释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理解方式,我们 可以借以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如何解放了数以十亿计的人民,让他们在30年的时间内 就脱离了贫穷。他的解读既没有过分乐观,又非盛气凌人。”

——澳大利亚前总理John Howard为《华尔街日报》推荐

6、弗格森《文明:西方与非西方》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By Niall Ferguson.

“这位多产的哈佛历史学家断言,西方正在衰落。当然,美国和欧洲都正在挣扎,

而中国和其他地方已经崛起,因为它们从西方学习了六大‘杀手锏’,其中包括竞争、

科学、工作伦理等,正是这些‘杀手锏’曾经让西方得以统治世界。”

——专栏作家James Pressley为彭博新闻社推荐

7、罗伯特·葛斯特《经济无边界:中国海归、印度冰箱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成果》

Borderless Economics: Chinese Sea Turtles, Indian Fridges and the New Fruits of Global Capitalism. By Robert Guest.

“通过来自近70个国家的报道,我们的商业编辑描述了移民们是如何让世界更加精 明。他认为,移民们能传播思想,创建贸易网络,也许有朝一日还会促进中国的民主 化。

——《经济学人》杂志推荐

8、李荆《中国的美国:1900-2000年中国人的美国观》

China’s America: The Chinese View the United States, 1900-2000. By Jing Li.

——Choice杂志推荐

加入我们

“政见”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团队,成员以国内外政治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媒体人为主。我们致力于将理性、深刻、富于启发的政治研究成果介绍给大众。我们相信: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工作,协力实现自己的想法,是一件快乐而又令人获益良多的事情。

我们随时欢迎新成员的加入。在这里,你可以与一群优秀的朋友共事,施展自己的才华。“政见”自身拥有多种新媒体平台,并和国内外多家媒体建立起了(或正在建立)合作关系,可以为你的作品提供广阔的出口。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并且能够完成以下几项工作当中的一种或多种,那么你就是我们希望吸纳的新成员——

1、阅读学术期刊或智库报告中与中国政治相关的文章,并撰写千字左右 的文章对作者观点予以介绍。(例文:“重感情”的中国基层政治http:// cnpolitics.org/2011/12/local-political-participation/)

2、联系研究中国政治的国内外学者,进行访谈。(例文:访法国汉学家 潘鸣啸http://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3、对制作中国政治主题的信息图(infographic)感兴趣,可以寻找有 趣的选题,并进行数据和信息的梳理,拟定制图思路。(但不必掌握制图技 术)(例图:图解中国左派和右派http://cnpolitics.org/2012/02/left- right/)

加入我们的团队之后,你的义务将是定期提供稿件。因此我们希望你每周能有一定时间用于“政见”团队的工作。

我们没有收入,因此没有办法为你支付薪酬;但如果作品被合作媒体选用,你可以得到稿酬。

有意加入者,请发送简历和1-2篇作品至webmaster@cnpolitics.org,作 品的类型必须从上述三类中选择。来邮必复。

期待你的加入!如果你对“政见”的发展有其他方面的想法,也欢迎随时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