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之意图

打算从明治三十五年、当时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后来的世界文豪鲁迅）心中燃烧着在日本学习医学、以此重建他那到处是病人的祖国这一美好理想、作为清国留学生到达横滨写起。在他多感的眼中日本的土地映现为怎样的景象？在横滨开往新桥的火车上，眺望窗外日本风景时的兴奋，以及随后两年间在弘文学院的单纯、宁静的留学生生活。他曾经怎样爱着、怎样理解东京这座都市？不过，他对于留学生同伴们怀有近似于厌恶自我的排斥，明治三十七年九月进入连一个清国留学生都没有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此后两年间他在仙台的生活甚至成为决定了他一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受到医专两三个日本学生的恶意对待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似乎是作为超额的补偿，他拥有了难得的日本良友与恩师。特别是关于藤野严九郎教授那比大海还深的恩爱，他在后来甚至写下《藤野先生》这篇充满感恩之情的名文——文章写道∶“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仙台镇，作为唯一的清国留学生在民间旅馆居住下来之后，他逐渐地开始理解了真正的日本的形态。正值日俄大战激烈进行之际，接触到仙台人们的爱国挚情，即使是身为外国人的他也曾数次惊异、感奋。他本是心中燃烧着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之情的俊才，但与眼前所见的日本的清洁、活泼的姿态相比较，想到自己国家疲惫的老态，心情几近绝望。但不能失去希望。日本的勃勃生机来自何处？他开始怀着异样的紧张感观察周围日本人的生活。本来，清国青年来日本留学并非认为唯有日本是世界第一的文明国，真实的想法好像是∶应当学习的依然是西洋文明，但日本已经在择取西洋文明之精粹而进行运用方面取得了成功，无须专程去遥远的西方、在近邻日本学习就能以很小的代价吸取西洋文明。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同样怀着那种想法渡海来到日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经过各种细致观察的结果，是不得不肯定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着与西洋文明完全不同的、独自的、凛然而又难以侵犯的品格。清洁感，这在中国完全看不到的日本的清洁感究竟来自何处？那美的根源难道不是隐藏在日本家庭的深处？——他开始这样思考。或者，他又注意到日本人似乎全部没有例外地拥有在他的国家不被接受的单纯的洁净信仰（称作理想也可以）。但是，依然不是十分明白。他的思考慢慢地开始往上追溯到关于教育的敕语、赐予军人的敕谕。

这样，他终于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中国自身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也变得岌岌可危，绝不是因为中国人肉体上的疾病，显然是起因于精神的疾病，即起因于丧失理想这种懒惰、傲慢、可怕的精神疾病的蔓延。他认为为了改造此种病态精神、将其提高至中国维新之信仰，借助于美丽而崇高的文艺是最近的捷径，明治三十九年夏（六月）从医学专门学校退学、 告别了以恩师藤野先生为首的朋友以及仙台那些亲切的人们、心中燃烧着文艺救国的希望重回东京。作者打算在他气宇轩昂去东京的地方搁笔。如果仅仅叙述梗概，会出现过多讲道理的情形，那是不行的。作者打算着力于周树人在仙台与日本人的令人怀念的、美好的交往。打算让各种各样的日本男女、以及幼童（周树人曾经非常喜爱儿童）出场。作者对鲁迅晚年之文学论无兴趣，故晚年鲁迅之事一概不涉及，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亦绝不进行浅薄之煽动，欲以所谓洁白、独立亲睦之态度对年轻之周树人作正确、善意之描写。所怀意图为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日本与支那之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之效果。

—— 译自《太宰治全集》第九卷。筑摩书房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出版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月号）

青春文学名著中的鲁迅

［日］藤井省三

作家创作“作家传记小说”并不多见。更何况是由理应称作现代日本“永远的青春文学作家”的太宰治（1904－1948）将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1881－1936）的青春时代小说化。这可以说是东亚文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创作了《哥儿》、《三四郎》的夏目漱石（1867－1916），与创作了《挪威的森林》、《奇鸟形状录》等作品的村上春树（1949－），再加上这位太宰治，称之为日本三大青春小说家亦不为过。

《惜别》创作于日中战争末期的1945年、并且是以二十世纪初叶留学日本的鲁迅作为模特儿，这是意味深长的。在日本东北某村行医的老医生对“遥远的四十年前”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与同班同学鲁迅的交往、与任课教授藤野先生的交流进行回忆。－－《惜别》是这样一个回忆的故事。

在该小说的一个场景中，仙台医专同班同学的“我”作为叙述者在去风景名胜地松岛旅游的时候，偶然听到鲁迅在唱小学生的歌曲《云之歌》。对于当时鲁迅的歌声，叙述者“我”的评价是∶“说是跑调儿吧，或者说是什么吧，实在是糟糕。”鲁迅从少年时代起即对美术怀有浓厚兴趣，上海时代还喜爱电影，但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未曾对音乐表示过兴趣。可以说太宰治有关“鲁迅五音不全”的描写表现出了十分敏锐的洞察力。

这位在松岛展示“五音不全”的鲁迅与同班同学“我”住到旅馆里之后，随即改变了面貌－－小说叙述说“周先生（鲁迅本名周树人）一换上旅馆的棉和服，简直就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鲁迅在东京的住处身着和服套装端坐于榻榻米上的照片，现在在各种附有图片的《鲁迅全集》等书籍中都容易看到，但是，创作《惜别》时的太宰治大概没有看到鲁迅留学时代照片的机会。“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的身着棉和服的鲁迅，也是来自太宰治卓越想像力的逼真的描写。

《惜别》这样精彩地描画出虽然“五音不全”但却高傲、面带笑容的青年鲁迅，尽管如此在日本的评价却不高。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之一应当是太宰治同时代的鲁迅研究家、具有超凡魅力的竹内好（1910－1977）的酷评－－“公然无视鲁迅的文章、仅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捏造的鲁迅形象－－与其这样认为不如说是作者的自画像。”

竹内好在战争正在进行的1943年11月写完了评论著作《鲁迅》，第二个月就接到征召令应征入伍，被送往中国前线。《鲁迅》经竹内的挚友武田泰淳校对在1944年12月出版之后，遵从竹内好的愿望也送给了太宰治。另一方面，太宰在阅读了作家朋友小田岳夫相赠的《鲁迅传》以及七卷本日语版《大鲁迅全集》（改造社1936－1937）之后，“为了了解仙台医专的历史……仙台的历史”而进行实地考察，进而熟读竹内的《鲁迅》，然后创作了《惜别》。关于这一过程，太宰本人在《后记》中有如下记述∶

小田先生已经创作了《鲁迅传》这一春花一样甘美的名著，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恰在那之前，完全出乎我预料地，竹内好先生把他刚刚出版的、像秋霜一样严厉的名著《鲁迅》惠寄给了我。〔略〕那本书的跋记载着这位支那文学的俊才似乎是从前就爱读我那不高明的小说这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实，我感到慌恐和脸红。而且，感奋于这奇缘，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开始了这项工作。

太宰在这里将小田的《鲁迅传》评为“春花一样甘美”，大概是因为该书从头到尾都是一部令人感动的伟人传记。与此相对，竹内的《鲁迅》在未做任何评论与解说的情况下单刀直入地断言“鲁迅的小说索然无味”，用“《肥皂》乃拙劣之作，《药》乃失败之作”、“我认为《伤逝》是坏作品”之类的言辞痛贬鲁迅的作品。太宰治将竹内的《鲁迅》评为“像秋霜一样严厉”，多半是交织着作为作家的对鲁迅的同情。

而且，竹内是用政治与文学的对立这一图式展开其鲁迅论。对于生存在战争状态下的竹内来说，“政治与文学”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但是，鲁迅所生活的1910至1930年代的中国的政治与文学的状况，与竹内所直面的战时日本的状况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竹内好的言论作为鲁迅论是毫无价值的观念论。与竹内的《鲁迅》不同，太宰治是“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不卑视中国人，也不进行浅薄的煽动，用所谓洁白的、独立亲睦的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进行正确的、善意的描写。”如果太宰在九泉之下读到竹内“仅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捏造的鲁迅形象－－与其这样认为不如说是作者的自画像”这一批评，也许会原封不动地将这一批评全部交还给竹内吧。

但是，以太宰“像秋霜一样严厉”这一对竹内《鲁迅》的评价为据，太宰从竹内《鲁迅》“受到强烈冲击”的神话形成了。例如，奥野健男（1926－1997）为新潮社文库本《惜别》（1973）写的解说中就有如下记述∶

知道了不同于自己、即自己无法拉近的鲁迅形象，明白了以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为基础形成的小说世界的失败。可是，战争结束前将任何事物都用于小说创作的观念是“农民式的执拗”。于是也把竹内好的鲁迅拉向自己身边，借鲁迅创作了内容并非鲁迅而是太宰治本人自我表白的故事。

此外，《惜别》曾为“战争协力文学”这一事实也影响到对作品的评价。小说出版是在日本战败第二个月的1945年9月，但就象尾崎秀树指出的，该作品是以大东亚会议（1943年11月）共同宣言所谓的“大东亚各国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独立……确立大东亚之和睦”为据、接受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与资助金而创作的（参阅《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东京·劲草书房1971）。

战后，太宰治创作了《斜阳》、《人间失格》，1948年殉情自杀。与此不同，竹内好致力于鲁迅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相继出版了《世界文学手册·鲁迅》（1948）、《鲁迅杂记》（1949）等鲁迅论著以及《鲁迅评论集》（岩波书店1953）、《鲁迅作品集》（筑摩书房1953）等翻译作品，其鲁迅阐释甚至被称作“竹内鲁迅”。不过，在此期间竹内的鲁迅论也发生着显著变化。例如，围绕鲁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记》，战争中曾有该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用口语创作或反封建的主题之类、而在于“依靠这个稚拙的作品某种根本性的态度被确立”这种评论，但是，在1966年的《鲁迅作品集》解说中，这种“回心说”完成了向“这是根据鲁迅的根本性主题、并且是最大的主题－－即暴露中国社会的旧制度、特别是家族制度以及作为其精神支柱的儒教伦理的虚伪－－而创作的作品”这种观点的大转变。

可以认为，在竹内好的鲁迅论发生这种质变的过程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所谓人民革命的成功给与了很大影响。在近代世界历史中，日中两国曾经是共同学习欧美、致力于国民国家建设的竞争伙伴，但到了甲午战争（1894）之后，在现代化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摹仿欧美的殖民主义开始进入中国，最终经过“九一八事变”导致了日中战争这种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后，战败国日本在1952年恢复独立之前被置于美国的占领下，而在中国，经过国共内战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建立了“玫瑰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前的“先进日本·落后中国”这一图式发生逆转，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众多日本人的眼中闪耀着光芒。以竹内好等中国文学研究者为代表的许多日本人对人民共和国抱着过度的期待，赞美社会主义中国。这也是对半个世纪间的蔑视与侵略之历史的逆反。

从那之后以至于晚年，竹内好又出版了《现代中国论》、《国民文学论》，作为以中国为镜子展开日本批判的评论家活跃于学界。战后竹内好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这种名气，使其在战争中所著《鲁迅》中描绘出的苦恼于政治与文学之对立的鲁迅形象在日本的读书界传播开来，并驱逐了太宰治在《惜别》中描绘的笑容满面、人情味儿十足、富于个性的鲁迅形象。

日中两国的现代历史共有着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大约一百五十年的时空。如果用人生来比喻这一百五十年，那么可以说∶在两国迎来青春期的二十世纪初鲁迅留学日本，在两国即将进入成年期的1930年代至1940年代前期日中战争爆发、太宰治创作了以鲁迅为主人公的传记小说。太宰治的《惜别》是在距今六十年前、以一百年前的留学生鲁迅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不过，如同太宰文学是“永远的青春文学”一样，《惜别》所提出的问题依然包含着对于现在乃至将来的日中关系来说应当认真思考的追问。

现在，随着于小植小姐所译《惜别》中文版的出版，这部包含着复杂问题的作品能够被许多中国读者阅读，我谨表示发自内心的祝贺。非常遗憾的是，我忙于研究和教学工作，此前无暇阅读于小姐的译稿。尽管如此也想略述感想于此，权作序文。

承蒙编辑于九涛先生的好意，本书收录了董炳月博士所译拙文《太宰治的与竹内好的》（原载东京《国文学·解释与教材之研究》2002年12月号）。期待着拙文也能和《惜别》中文版一起得到众多中国读者朋友的指教。

2005年11月30日写于东京大学本乡校园

（董炳月译）

姗姗来迟的“太宰鲁迅”

董 炳 月

新星出版社的于九涛先生打电话来谈出版太宰治《惜别》中译本的事，大概是在今年（2005）六月。明知出版此种书籍可能会赔钱、要冒商业风险，但我当时依然是竭力怂恿。这是因为我觉得《惜别》是一部许多中国人早就应当读却一直没有读的小说。据说，五年前河北某家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书系的时候曾经将《惜别》列入出版计划，但不知何故计划未能实施。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恰巧也是《惜别》出版六十周年。在这一年筹划出版《惜别》中译本，可谓独具慧眼。在《惜别》构思阶段的1944年3月，太宰治曾向日本文学报国会提交《之意图》一文，他在文中表示希望即将创作的《惜别》能够被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阅读。可惜，在太宰治1948年6月自杀之前，《惜别》被翻译为中文的条件并不具备。现在，六十年过去之后，《惜别》中译本即将出版，太宰治九泉之下有知亦应感到欣慰。

太宰治（1909－1948）本名津岛修治，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但在中国，除了日本文学研究界的人们，他似乎少为人知。堤重久的《恋爱与革命·太宰治评传》（讲谈社1973）和细谷博的《太宰治》（岩波书店1998）都是深入浅出的太宰治入门书，但尚无中译本。1909年6月19日，太宰治出生在日本东北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町（即当年的金木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是当地纳税大户，对国家贡献颇大，因而成为日本贵族院的敕选议员。太宰治早熟、多愁善感，1923至1927年在青森中学读书期间即立志于文学创作，与同学们一起创办了《星座》、《蜃楼》等同人杂志。在弘前高校读高中期间（1927－1930），他又创办《细胞文艺》，身为高中生，居然向远在东京的林房雄、舟桥圣一、井伏鳟二等知名作家约稿并支付稿酬。1930年春太宰治离开故乡到达东京，考入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科。参与非法的日本共产党的左翼运动，反抗地主家庭，与艺妓恋爱，这种“堕落”导致了1930年10月的“分家除籍”（家庭与之断绝关系）。1929年12月和1930年11月，刚过二十岁的太宰治两次自杀，均未遂。对于太宰治来说，自杀未遂表明的并非胆怯，而是死亡的艰难。第二次是在东京郊外的海边与银座咖啡店十九岁的女招待一起情死，女招待身亡，太宰治却侥幸获救，于是被警察以“帮助自杀”的罪名进行审讯。自杀未遂反而成为杀人嫌疑犯，足见人生之荒诞。因为此类原因，“太宰治”这一笔名（1933年开始使用）的来源之一被研究者解释为“太宰”与“堕罪”的谐音（日语读音均为dazai）。“人为恋爱与革命而生”－－太宰治晚年代表作《斜阳》的主人公和子这样认为。实际上此言也是太宰治的心声。为了从“恋爱与革命”的烦恼中解脱，太宰治最后依然是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堤重久将自杀身亡视为太宰治本人“恋爱与革命”的最终结局。1948年6月13日深夜，太宰治抛下妻子和三个孩子，在东京西郊与情人山崎富荣投河自尽。自杀之前，他在山崎富荣的房间里给妻子留下遗书、手稿，给孩子留下玩具，给朋友留下临别赠言，他与山崎富荣两个人的照片前还供着香火。好像是自杀得从容且有些浪漫。时值梅雨季节，搜寻困难重重，直到六天之后的6月19日，两个人的遗体才在井之头公园里的一座桥下被发现。好像是命运的安排，这一天正是太宰治39岁的生日。

太宰治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3月发表短篇小说《鱼服记》算起仅有十八年，但却留下了《富岳百景》、《右大臣实朝》、《津轻》、《斜阳》、《人间失格》等名作。其作品或取材于现实生活，或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记述，大都具有独特的构思和别致的语言形式，包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1947年《斜阳》的出版甚至在日本社会促成了“斜阳族”的诞生。与上述名作相比，战争末期接受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委托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惜别》不仅内容令人生疑，艺术表现也显得粗糙。显然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惜别》在日本学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没有被收入筑摩书房1977年出版的《太宰治全集》。我强调《惜别》的价值，主要是立足于中日现代关系史和日本人的鲁迅观。这部作品在中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上将鲁迅的复杂性、太宰治本人的复杂性展示出来，包含着文化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多重纠葛，与鲁迅的名文《藤野先生》构成了奇特的关系，具有多侧面的认识价值。

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使鲁迅成为“东亚的”（而非仅仅是“中国的”）文豪，对鲁迅的认识构成了现代日本人中国观的一部分，并且构成了日本现代思想的一部分。竹内好（1910－1977）是现代日本著名思想家，也是现代日本研究鲁迅的第一人。1943年，他怀着近于写遗书的心境撰写了研究著作《鲁迅》，完稿之后即应征入伍，被派往中国战场。《鲁迅》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经典之作，竹内好阐释的鲁迅则被称之为“竹内鲁迅”。《鲁迅》出版于1944年，那正是太宰治的《惜别》出版的前一年。恰恰是这位竹内好，在《》（1946）、《花鸟风月》（1956）等文章中对《惜别》进行严厉批评，认为太宰治歪曲了鲁迅，对鲁迅的屈辱感认识不足。这种批评主导了战后日本学术界对《惜别》的认识。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但也有简单、片面之处，遮蔽了《惜别》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本体”存在于鲁迅的复杂性之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惜别》作为小说固然是在“想象”鲁迅，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对于侮辱信作者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太宰治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接近鲁迅的复杂性。借用“竹内鲁迅”的命名方式，我把太宰治理解和想象的鲁迅称之为“太宰鲁迅”。无论是“竹内鲁迅”还是“太宰鲁迅”，都不仅仅是本体意义上的鲁迅，而是被特定的主体相对化的鲁迅。作为概念它们均具有二重主体性。以《鲁迅》为代表的“竹内鲁迅”和以《惜别》为代表的“太宰鲁迅”哪一个更接近鲁迅本身？－－这个问题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差异本身。这差异有可能是鲁迅内部差异的对象化，同时也是日本内部的差异。在此意义上，将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对照阅读是必要的。换言之，读过《鲁迅》的人应当读这本《惜别》。好在竹内好的《鲁迅》已经有两种中文译本出版。

就对中国的了解而言，与曾经留学中国、懂汉语、以中国研究为职业的学者竹内好相比，作家太宰治是个门外汉。不过，这种身份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太宰的中国观、鲁迅观在价值层面上一定处于竹内好之下。职业化的中国研究能够深化对中国的认识，但“习以为常”也有可能造成偏见与钝感。置身“门外”使太宰治保持了更多日本人的纯粹性，而此种更为纯粹的日本人的眼对鲁迅、对中国的观照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非专业”的背景有可能使太宰治表现出“日本人”的另一种敏感与另一层真实性。毕竟，在日本国民中中国研究者是少数，而更多不以中国研究为职业的人同样在“想象”着中国。

给《惜别》以足够的重视对于太宰治的整体研究来说同样是重要的。《惜别》是太宰治在战争状态下投入巨大劳动创作出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与太宰治的其他作品并非绝缘。如果将《惜别》置于太宰治的作品谱系中来看，某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比如，基督教在《惜别》中的投影与在《右大臣实朝》中的投影有何关联？《惜别》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太宰治创作的短篇小说《新郎》、《十二月八日》具有怎样的相通性？《惜别》与同样创作于1945年初的《御伽草纸》均将叙事语境设定在空袭警报下，但却保持了轻快的叙事风格，何以如此？－－类似的问题均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此种研究有助于更前面、更具整体性地认识太宰治。不仅如此，太宰治的“革命”与孙中山的“革命”之间的关系，竹内好批评《惜别》时所谓“花鸟风月”（风花雪月）涉及的认识问题与小说美学问题，同样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

中日两国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交恶，两国关系百余年来多有波折与挫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终于“正常化”并且迎来“蜜月期”，但三十年过去之后的现在又冷到冰点。六十年前太宰治在《惜别》中试图解决的问题现在依然摆在我们面前，并且摆在日本人面前。所幸，在灰暗的中日现代关系史上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是一抹亮丽的玫瑰色。无论是在太宰治的《惜别》中，还是在中国人对鲁迅《藤野先生》一文的解读中，这种关系都被赋予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意义。太宰治希望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阅读《惜别》之后能够“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六十年的时间间隔之后，中国读者由阅读《惜别》而生的“感怀”与太宰的希望无疑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无论怎样的感怀都可以作为理解日本的起点。“太宰鲁迅”姗姗来迟，但依然能够给中国读者带来新鲜的感受。

《惜别》中译本的面世当在2006年年初。正是在100年前的1906年初春，青年鲁迅带着背面题有“惜别”二字的藤野先生的照片离开仙台回到东京，投身文学事业。这种巧合似乎也暗示出《惜别》中译本出版的另一种必然性。

2005年12月5日记于寒蝉书房

仙台医专

这是在日本东北的某个村子行医的一位老医师的手记。

前几天，一位自称是这里报社记者的中年男子来找我，他胡须满面，脸色也很灰暗。

“我听说您毕业于现在东北帝大医学部的前身——仙台医专，没错吧？”他问我道。

“是这样的。”我这样回答了他。

记者又一边从怀兜里掏出小记事本一边急切地问道：“您是明治三十七年入学的吧。”

“我记得的确是那个时候。”我回答道，并对记者不平静的态度感到很不安。确切地说，对我来说，与这位报社记者的谈话由始至终都很不愉快。

“那个人很好。”淤血般的脸露出轻薄的微笑，“这样说来，您应该一定认识那个人了。”他用强硬得近乎呆板，甚至有些指责的语气说道，并翻开记事本伸到我的鼻尖前面。翻开的那页上用铅笔大大地写着“周树人”三个字。

“是的，我认识。”

“是吗？”记者似乎很得意地说。“他应该是与您同届的吧。而且，这个人后来就以鲁迅为笔名出现在支那文坛上，成为了大文豪。”记者语气似乎有些兴奋，脸也有些发红了。

“这件事情我也知道。不过，即使周先生后来没有成为那样有名的人，即使仅仅是当年与我们一起在仙台学习、游玩的周先生，我也一样尊敬他。”

“啊。”记者睁圆了眼睛，一副似乎十分吃惊的表情说道：“也许他年轻的时候就很伟大吧。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天才吧。”

“不、不是那个意思，用通俗的话来说，年轻时代的周先生的确是一个真诚的、真正的好人。”

“比如说，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记者伸出了一条腿又继续说道：“其实，我是读了鲁迅先生的一篇叫做《藤野先生》的随笔，了解到鲁迅先生在明治三十七、八年，也就是日俄战争的时候，在仙台医专读书，并得到了名为藤野严九郎的先生的照顾……嗯，文章中大概是这样的，于是我想在我们报刊的正月首刊上发表这种关于中日亲和美谈的文章，而又听说您那时候也正是在仙台医专学习，于是我便来这儿，想与您聊聊。那时的鲁迅到底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当时就经常是一副深沉忧郁的表情呢？”

“不，不是的，”一面这样说着，我一面变得忧郁起来了，“倒也没觉得他当时有什么很奇怪的地方。怎么说才好呢……他那时十分聪明又十分沉默……”

“请您不必有太多顾虑，我并不是想写鲁迅先生的坏话。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是为了我们东方各国的亲和关系，才想将这个作为新年读物写出来的。尤其是，这也是与我们东北有关系的事，说起来，还可以刺激地方文化的发展。因此，就请您为了我们东北文化的繁荣，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尽情地畅谈吧！绝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不，我并不是在顾虑什么。”不知为什么，那天，我心情很沉重。我说道：“无论如何，也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我绝没有想要隐瞒什么的意思，只是我在想，像我这样一个俗人的一些无聊的记忆，真的对您有帮助吗？”

“要知道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事都需要谦虚地说一些客套话的年代了。要不这样吧，我问您几个问题，只要您能想起来的，就请您毫无保留地告诉我。”

于是记者问了我足足一个小时当时的事情，并带着一副对我语无伦次的回答十分失望的表情离开了。但即便如此，今年正月，这家地方报纸还是发表了题为《中日亲和之先驱》的文章。文章是以我的回忆录的形式写的，并且连载了五六天。真不愧是有商业手腕啊，通过巧妙的取舍竟能把我的那番语无伦次的话写成十分有趣的文章，我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

只是那文章写到的周树人也好，恩师藤野先生也好，就连是我自己，也让我觉得好像写的是别人一样，很陌生。我个人的事情被写成怎样都无关紧要，但看到恩师藤野先生还有周先生被描写得与我心底的影像大相径庭，那时候我感到非常痛苦。这大概是我当时回答得乱七八糟的原因。只是那样面对面如连珠炮般地被提问，我好像不由得就变得语无伦次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愚笨的人来说，一时间找不到特别合适的形容词，一紧张，自言自语的某句无聊的话却被对方记下，并曲解我的意思的地方一定不少。总之，我是很不善于这样一问一答的谈话的。因此我对这位记者的来访感到十分困惑，因为自己语无伦次的回答也很生自己的气，记者走了后，我还难过了两三天。

终于到了正月，读了报纸上连载的文章后，觉得很对不起藤野先生和周先生。自己已经年过花甲，即将到了离开这个世界也未尝不可的年龄，如今我认识到，将心底里真实的影像准确地描画下来传达给后人，并非没有意义。尽管如此，我无意要针对那家报纸连载的文章《中日亲和之先驱》，也无意要挑毛病。像那种怀有社会的以及政治性意图的读物，用那样的写法也是不得已吧。即使与我心底里的画像不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我，一个在农村行医的、碌碌无为的医生，仅仅是以一种对过去的恩师和旧友的思慕之情来描写，与怀有社会的或是政治的意图相比，我想尽量客观地描绘我对他们的印象。虽说如此，其实我也并没有什么准备。

有这样一句话，“与其宣扬大善，不如积累小善。”纠正恩师和旧友的形象，似乎是很小的工作，但这也许确实是与人伦这种大道相通的事情。总之，这是需要年事已高的我拿出全部精力来做的工作。这些日子，东北一带总是响起空袭警报，令人惊恐，但是每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我的朝南的书房即使没有火盆也温暖如春，我有快乐的预感，写作好像能够顺利地进行，不会因为敌人地空袭而受阻。

说到我心底里的画像，其实也很难保证它的准确性。即使我想如实地描绘，但仅凭我留下的愚凡的印象，很可能像群盲摸象时围成的圆那样，将一些十分重要的地方忽略。何况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的愚凡的印象也已经有些模糊了，即便我决心如实地描绘恩师和旧友，也不禁有些底气不足。因此，我决定不抱有太大的幻想，而是怀着一种哪怕只能反映片面的真实也就满足了的心情下笔。人一上了年纪，无论是发牢骚，还是辩解，都不能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反正我也写不出什么名文、美文来，就不再罗罗嗦嗦地申辩、不再左顾右盼了，只求“辞能达意”，能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你所不知道的，别人也将它舍弃吧！”

我毕业于东北的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然后，来到被称作是东北第一大都会的仙台。明治三十七年的初秋，我成为了仙台医专的学生。同年二月日本对俄宣战，我刚到仙台的时候，辽阳一下子被日本攻陷，紧跟着日本又发动了对旅顺的总攻击。而这时性急的人们一边高喊着“我们一定能够攻下旅顺”，一边已经开始商量胜利后如何开庆祝会的事了。尤其是从属于被称作榴之冈队的黑木第一军的仙台第二师团第四联队，首战（也就是鸭绿江渡河战役）就取得了胜利，接着又参加了辽阳战役并立了大功。这些战绩被仙台的报纸以“神勇的东北兵”等等十分引人注目的题目不断连载，在叫做森德座的小剧场里还上演了名为“辽阳陷落万万岁”的乔装戏剧，全市都沸腾了。我们医专的学生也穿戴着崭新的制服制帽，怀着似乎期待着世界黎明的心情在学校附近的广濑川对岸，也就是供奉着伊达家三代灵牌位的瑞凤殿里拜祭、祈祷战争的胜利。

大多数的高年级学生志愿当军医，希望能马上奔赴战场。要说起当时人的想法，也不知该称作是单纯还是意气风发，住宿的学生们彻夜地讨论关于新武器发明的事情。而那些讨论，让人现在想起来还忍俊不禁呢。比如，谈到了让旧藩时代的鹰匠训练鹰：先在鹰背上绑好炸药，然后让鹰从高处俯冲下来，落在敌人火药库的屋顶上，从而可以炸掉敌人的火药库。还有，比如在子弹里塞进辣椒，并使它正好在敌人军队的上方爆炸，这样就可以使敌人的眼睛被辣得看不见东西，等等。学生们当时十分热衷于谈这些很原始但又很奇妙的发明，尽管这些话题与文明开化时期学生该谈的很不相适宜。而且我还听说医专的两三个学生联名，把用辣椒将眼睛弄坏的方法寄稿给了部队大本营。

更有血气方刚的学生，觉得进行种种发明的议论还不够劲，半夜爬上宿舍的房梁上吹喇叭，于是，这种军队喇叭便又在仙台的学生们中间流行起来了。学生们一方面觉得这种讨论啰哩啰嗦，全是废话，应该停止，一方面又想将活动搞大，于是鼓吹成立喇叭会。总之，刚开战的头半年，国民的豪情壮志几乎能将敌人吞没，但却令人感到有些太过夸张又有些可笑。当时周先生就笑着说：“日本人的爱国心太单纯了。”周先生这样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过分。当时不只是学生，即使是仙台的市民也偷偷地像天真的孩子一样骚动不安。

在此之前只知道农村的几条旧街道的我，有生以来初次看到了有大城市味道的事物，兴奋不已，又接触到了弥漫于整个城市的异常活跃的状况，变得更无心学习了，每天都无所事事地在仙台的大街上闲逛。

把仙台称作是大都会，也许会被东京人笑话。而那时的仙台，已经将近有十万人口，电灯之类的东西也早在十年前甲午战争的时候就有了。像松岛座、森德座这样的地方，在耀眼的灯光照射下，经常定期的有一些出名的歌舞伎演员的表演。而入场费也有只要五分钱或者八分钱，就是以大众的低廉价格站着欣赏表演的所谓“站立席”。像我们这样的穷学生一般要买“站立席”的票，当然这一类的只是一些小剧场。除此之外，还有像“仙台座”这样的轻轻松松就能容纳一千四五百人的气派辉煌的大剧场。到了正月或者盂兰会这样盛大的节日，最有人气最出色的演员会在大剧场演出，当然门票也是很贵的。除了正月或盂兰会以外，仙台一年活动不断，像浪花节呀、魔术表演呀，还可以看无声电影等等。在东一藩巷还有一个叫做“休闲馆”的很不错的小说书场，随时都有义大夫（曲目名）或者单口相声表演，东京有名的艺人几乎都来这里表演过，我们还在这里看过竹本吕升表演的义大夫，感觉很过瘾。

那时侯仙台的市中心有很多时髦的洋房，芭蕉也搬到了仙台的市中心居住，但从繁华这点来说，市中心还是不及东一藩巷的。东一藩巷晚上的热闹是十分特别的，演出一般要进行到晚上十一点左右，在松岛座的前面一般都插着旗帜，十分威武，而且一般还都挂着五六个让人不由得止步的十分刺眼的招牌，上面写着什么“四谷怪谈”啦，“鬼故事”啦等等，还有一些很受欢迎的男招待，在门口大声招呼客人的声音。最令我们怀念的，是这里的酒馆、荞麦馆、天妇罗店、斗鸡菜馆、烧烤、年糕小豆汤、烤红薯、寿司、野猪肉、鹿肉、火锅、牛奶店、咖啡店……总之，东京有而仙台没有的东西，恐怕也只有市内铁轨吧。仙台既有大商场、面包厂、糕点店、洋货店、乐器店，又有书籍杂志店、干洗店和洋酒厂、进口香烟店，还有叫做“兄弟轩”的西餐馆、可以听唱机的小店、照相馆、台球厅、夜间花店……间连着间、店连着店，家家都挂着装饰灯，呈现出让人感觉不到是夜晚的花街的趣味。熙熙攘攘的人群使人觉得小孩子似乎马上就有走失的危险。而这一切已经足以让我这个从没去过东京小川町、浅草或是银座的乡下人惊叹不已了。

仙台的藩祖政宗公，似乎就是一个十分时髦的人物。据说，早在长庆十八年就常常派支仓六右卫门常长出任特使，前往罗马，令其他藩的保守派们瞠目结舌。而政宗公给仙台带来的影响一直波及到明治维新以后。仙台市内到处都有基督教会，其影响已经到了若要谈论仙台风气则一定要考虑基督教的程度。基督教风气很浓的学校也比比皆是，明治时代的文人岩野泡鸣，年轻时代似乎就是在东北学院接受的圣书教育。另外，听说明治二十九年岛崎藤村从东京来到仙台的东北学院任教，教授英语和作文。我在学生时代一反常态地喜欢读藤村在仙台时写的诗，我还记得他的诗风也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的。就这样，当时的仙台虽然在地理上看，似乎离日本的中心很远，但在所谓文明开化这一点上，却从很早就与日本中心的进展紧密地融合了。

我为仙台城市的繁华感到吃惊，另外，让我震惊的是仙台到处都是学校、医院、教会等等文明开化的设施。仙台从江户时代起就有审判所，维新以后又有了高级法院，后来又出现了控诉院。在仙台，律师的广告牌多得使人吃惊，这大概是由于仙台自古以来就有注重法律这一传统的原因吧。裹着红毯子的身体结实的乡下人每天都在街上悠闲地溜达，他们显得那样的自然，使同为乡下人的我也安慰了许多。

我一面为仙台市内的文明开化感到兴奋，一面又自豪地游历了仙台周边的名胜古迹。为了祈祷战争胜利，我首先参拜了瑞凤殿，然后登上了向山，俯瞰仙台全市的风貌。我莫名叹了口气，向右边望去，远远的太平洋烟波渺茫，真想大喊几声，年轻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会觉得对自己来说是很重大的事情，欢心雀跃。之后，我又到了著名的青叶城旧址，当我自由地进出于那还像原来一样万分庄严的城门时，我在想，要是自己出生在政宗公的时代会怎么样呢？接着，我又分别走访了三泽初子的墓（民间也有人认为是先代萩政冈的墓）、支仓六右卫门的墓、尽管没钱却不想死的六无斋林子平的墓。我在墓前深深地鞠躬，来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缅怀之情。除此之外，我还去了榴之冈、樱之冈、三龙温泉、宫城原野以及多贺城址等等。最后，我决定向远方延伸我探索的足迹，利用这两天的休假，去游览号称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岛。

从仙台出发，我徒步走了大约四里路来到了监釜。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秋风冷飕飕的，我不禁有些心里没底儿了，便决定明天再去松岛游览。当晚我只参拜了监釜神社，然后在监釜的一家古老破旧的便宜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搭上了去松岛的游船。

搭这条船的共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一个和我一样穿戴着仙台医专制服制帽的学生。他鼻子下面留着短短的胡子，看上去似乎比我大，可是他那缝着一圈绿线的医专的制帽还很新，帽上的徽章也闪着耀眼的光，于是我断定他肯定是今年秋天才刚刚入学的新生。我觉得自己在教室里似乎也曾见过他一两次。可是，那年学校面向日本全国招生，因此新生一共有一百五十人，不，也许更多。什么东京帮啊、大阪帮啊，来自同样地方的学生们各自成帮结伙。

他们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到了仙台的大街上，都是三五成群地在一块儿嬉闹，从我乡下的中学到医专来的学生只有我一个，再加上我天生不爱说话，如您所知，又很土气，便没有跟那些新生在一块儿开玩笑的勇气，反倒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越来越孤独了。我借宿的地方离学校很远，不用说我与那些同届的学生们没有什么亲密的交往，就连我的房主，我也很少与他们说话。这是因为尽管仙台人说话时东北味也很浓，但他们一听我的乡下口音，也立刻会觉得这不是本地话。东京的普通话，倒不是我不会说，但我觉得，别人都知道我是从乡下来的，如果勉强地、装模做样地说普通话，很可耻。我的这种感受只有乡下人才会理解，如果我满嘴的乡下话，会被人耻笑；如果我很努力地说普通话，也许会更加被人嘲笑，因此，除了沉默寡言，我别无他法。

我那时与其他新生疏远，除了语言上的障碍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作为医专的学生，有种优越感，不齿和那些人说话。一只鸟停在枯枝上时，它的姿态是美丽的，它漆黑的羽翼看起来闪闪发亮。如果数十只鸟聚在一块儿喳喳乱叫，那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垃圾一样索然无味。同样的道理，如果医专的学生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一边走路一边大笑，那么制帽就会变得毫无尊严，让人看起来既愚蠢又肮脏。我要维护自己作为一名“高级学生”的尊严，便经常躲避他们。说是因为这些理由，倒还算冠冕堂皇。但坦白地说，还有一个原因。我刚入学时，对仙台感到很新鲜，于是整天在街上到处溜达，常常无故旷课，便自然而然地与其他新生疏远了。

在松岛的游船上，遇到那个新生时，我吃了一惊，心情很不愉快。我本以为自己是这条船上唯一高洁的学生，准备得意地进行松岛之旅，却没有想到船上会有个和我一样穿戴着相同制服制帽的学生。而且那个学生很像城里人，十分文雅，无论怎么看，都比我更像个秀才，真是个碍眼的家伙。一定是个每天都准时到校、努力学习的好学生。他用十分清澈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我十分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样怎么行呢？如果有两只鸟儿停在船舷上的话，那么不好看的、翅膀颜色也不鲜艳的那只一定很不起眼。我有些伤感，便蜷缩地坐在了离那个学生很远的一个角落里，并且尽量不朝那个学生的方向看。我想他一定是个东京人，要是他一会儿十分流利地跟我说起普通话来，那可坏了。于是，我彻底把脸转向一边，装作一副完全沉醉的样子，欣赏松岛的风光。我太在意那个学生了，就连芭蕉笔下描写的：

“岛岛相连欲冲天，微波窄起惊云巅。

叠叠重重形无单，左边分开右边连。

分分连连共缠绵，如怜子孙情无边。

劲松蓊郁遮人眼，虬枝海风共寒暄。

苍然古景自不凡，巍巍山祗神公现。

造化天公在人间，泼墨道明需万年。”

如此绝景也是以一种忐忑的心情欣赏的。船刚一靠雄岛岸，我便第一个跳下船，象逃跑似的快步朝山那边走去。啊，终于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松了一口气。

宽政年间，出版《东西游记》的著名医师桔南谷在他的《松岛纪行》中写道：“来松岛游玩的人，一定要坐船，而且一定要登富山。”因此，尽管有直接到松岛的火车，但我还是特意先徒步走到监釜，再从监釜搭船来到这里，可惜我却与一个跟自己穿戴着完全相同制服制帽、而且看起来又比自己优秀很多的学生共搭了一条船，我没了兴致，即便面对这并不亚于洞庭西湖的日本第一美景，也无心欣赏了。只觉得自己看到了海、岛、还有松，其他什么感觉都没有，十分遗憾。

于是，我决定先登富山，鸟瞰松岛的全景，来弥补一下乘船时的遗憾，便疾步朝山的方向走去。可是哪儿才是富山呢？我完全弄不清楚。算了，哪儿都无所谓，总之，先登上高的地方，俯瞰松岛湾全景，也算完成了任务。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浪漫的心情了，像个粗野的男人一样，拨开秋草，沿着细细的山路朝山顶走去。走累了，我就停下来，回头看一看松岛湾。不行，还远远不够，如果就这么点儿景色，桔氏绝不会有这样的赞叹：“松岛由八百零八个相互连接的小岛组成，宛如一幅风景画，并与支那的西湖十分相似，极目远眺，飘飘渺渺，如烟如梦，堪称天下第一的绝景。”

桔氏一定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眺望的，我一边给自己打气，一边向山的更深处走去。不一会儿，我发觉自己好像走错路了，陷入了苍郁的树林中，根本没有能向下眺望的地方，我赶紧穿过树丛一看，发现自己好像是走进了山的里侧，所能看到的风景，是平淡无奇的田地。这样的景色只要坐上沿东北线行驶的火车，随处可见。看来，我是登过头了。我感到很无聊，便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忽然觉得有点儿饿，便吃起了借宿那家为我准备的饭团子，吃饱了，我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迷朦中传来一阵悠远的歌声，侧耳细听，是那时的一首小学校园歌曲，叫《云之歌》。

“转瞬间你已跨过山

定眼看时你又漂到海那边

唯有你才如此奇妙变幻

云呀云呀云呀云

看着你变成雨化作雾

如此灵怪如此神奇

云呀云呀云呀云……”

听着这歌声，我不禁哑然失笑，也说不上是跑调了还是怎么的，总之，实在是糟糕。唱歌的并不是小孩，而是一个有着副怪里怪气公鸭嗓子的大人。那真是一种令人吃惊的歌声。我上小学时唱歌也很差劲儿，能唱好的只有《君之代》这首歌。不过，同刚才那位令人吃惊的家伙比起来，我想自己唱的或许还要好一些。我默默地听着，而那家伙却愈加旁若无人、肆无忌惮起来，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唱着这首《云之歌》。也许那唱歌的人早就知道自己唱得不好，为此很苦恼，才在这远离人烟的山里悄悄地练习唱歌吧。这样想来，同样唱不好歌的我，不由得对那练习唱歌的家伙产生了几许同情，涌起想去见识见识那家伙的冲动。

我站了起来，寻着那不堪入耳的歌声传来的方向在山里转悠着。那歌声忽远忽近，但始终没有停止。我转着转着，最后差点儿没和那个唱歌的人撞个满怀。我很不安，而那个人似乎更加狼狈和尴尬。他就是刚才我遇到的那个模样像秀才的学生，他白净的脸变得通红，很害羞地笑了，说：“刚才……失礼了。”

他说话有口音，肯定不是东京人——我很快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我因为对自己的乡下口音很苦恼，所以对别人言语中的乡音土语才那么敏感。我想：说不定，他是来自我故乡那一带的学生呢。于是，便对这位唱歌的“大天才”产生了亲近之感。

“不不，是我失礼了。”我也特意露出故乡口音说道。在我的身后，是长满了松树的小山，在这儿观赏松岛湾的景致相当不错。

“啊，真是一处好景致呀！”我和那学生并肩站在山上，眺望山下号称日本第一的美景。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不太懂得欣赏景色，我刚才在山上溜跶时就在琢磨：这松岛的景色到底好在哪里呢，真是想不通。”

“我也搞不清楚。”那学生用别扭的东京话说。“不过，我觉得大体上还是明白的。这种安静，不，应该说是寂静。”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苦笑着说了一句德语：“silentium（德文，“安静”之意）。实在是太静了，静得令人不安，我就大声唱起歌来，可还是没有用。”

我本来想说“不，您的歌声把整个松岛都震动了。”不过还是没说出来。“过于安静了，真希望这里能再多些什么。”那个学生认真地说，“到了春天，会怎么样呢？海岸，樱花漫堤岸，花瓣波上散，雨做伴。”

“是呀，春天要真是那么美，倒是能让人理解了。”他可真是个有趣的人，我想着，并暗暗佩服他能脱口说出俳句。

“这种景色似乎很适合老年人。实在是太单调，太缺乏情趣了。”他又乘兴说了这句无聊的话。

那学生点烟的同时，脸上浮现出似有似无的微笑。“不，这大概就是日本的情趣吧，总是让人觉得还想要什么东西，沉默。Sittsamkeit（德语，“庄重”之意），也许真正的艺术就是这种感觉吧。可惜我还不太懂。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古代的日本人会选这样寂静的地方作为日本三景之一呢。这里毫无尘世之气，我们国家的人是无法忍受这种寂静的。”

“您家乡是哪里？”我不假思索地问道。

对方露出奇异的笑容，无声地看着我的脸。

我感到几分茫然，再一次问道：“是东北吗？是吗？”

对方的脸色突然不高兴起来：“是支那，您不会不知道！”

“啊。”我突然明白了。听说今年仙台医专来了一名清国留学生，并和我们同时入学。这样看来，他就是那个清国留学生了。怪不得歌唱得不好，说话时也是一副演讲的语调，十分生硬呢。是这样啊，这下全明白了。

“真对不起，我实在是不知道。我来自东北乡下，既没有朋友，又觉得课程无聊，经常缺席，因此对于学校的事，什么都不知道，我是只孤独的鸟。”能这么流利地说出自己想的事，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这是我后来想到的事了，我是那样害怕和从东京、大阪等地方来的学生相处，虽然不至于讨厌所有的人，但是，就连对借宿的那家人也无法敞开心扉。这样一个认生的我却能与来自遥远异国的留学生毫无芥蒂地亲密交谈，这应该归功于周先生人格的伟大魅力。还有一个比较卑劣的原因，那就是只有在和周先生谈话时，我才能把自己从乡下人的忧郁感中完全地解放出来。事实上，我和周先生谈话时，丝毫都没有为自己的乡下口音感到苦恼，总是能很轻松自在地说话或是开玩笑，这一点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我还暗暗逞强、鞭策不会卷弯儿的舌头，用东京的语调说话，对方如果是日本人，一定会对故意卷着舌头说话的乡下人感到厌烦，我还曾经为此被人大声地嘲笑过。而这位异国来的朋友，似乎没有注意过这点，从没嘲笑过我的口音。有一次，我曾经这样问他：“您不觉得我的口音奇怪吗？”

他十分诧异地说：“当然没有了，我觉得您说话时抑扬顿挫，很容易懂。”

总之，我看到了讲东京话比我还费劲的人，觉得心情好多了。这说不定就是我和周先生亲密交往的开端。可笑的是，我因为比一个清国留学生的日语好而产生了自信。因此，我在松岛的那个山坡上，知道对方是支那人之后，充满了勇气，颇为自负地说道：“您要是会说德语，我就跟您用德语对话。”

像只孤独的鸟的我，竟然说出了这种令人作呕的装腔作势的话来了，但那个留学生似乎很喜欢“孤独”这个词。

他一边自言自语着“Einsam”（德语，“孤独”之意），一边看着远方思考着什么，突然说：“但我是Wandervogel(德语，“候鸟”之意)，我没有故乡。”

浅薄的社交姿态

候鸟。的的确确，说得很高明。我觉得他德语说得比我好许多，便瞬间改变了作战方法，决定不说德语了。

“如果您回到支那，有像样的房子吧？”我问了他一个很俗的问题。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脸微微有些发红，笑着说：“今后，我们好好相处吧！您讨厌支那人吗？”

“还可以。”现在想起来，为什么自己当时会做出那样毫无诚意、那样轻薄的回答呢？我想当时周先生一定实在难以忍受自己身上的那种孤独寂寥，于是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与家乡附近的西湖风景相似的松岛，但还是不能解除忧愁，便自暴自弃地大声唱起难听的歌来，在这里，又无意间遇到了愚蠢的日本医专的学生，就真诚地想结交朋友。

可是，我原本就对这个并非内心没有追求的貌似东京人的人毫无顾忌，而且一下遇到这么合适的朋友，实在太兴奋了，所以，丝毫也没有体谅别人的心情，便乘兴说：“还可以。”最后我竟然还对他说了“我十分喜欢支那人。”这样平时自己想都没想过的话。

“谢谢。这样说似乎很失礼，但您很像我弟弟。”

“是我的荣幸。”我表现出一种像地道的城里人那样很浅薄的社交姿态，说：“您弟弟一定和您一样聪明吧？这点似乎与我不同。”

“是吗？”他无所顾忌地说，“您是有钱人，我弟弟是穷光蛋。这点你们也不同。”

“啊。”即使是外交家，对他的话也毫无应对之法。

“的确是这样。我父亲去世后，全家各奔东西。虽说故乡仍在，但宛如没有。在相当不错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突然失去了家，就必须要看到‘人世’的根本面目。我寄居在亲戚家，被说成是要饭的。可是，我没有服输，不，说不定已经服输了。Der Bettler（德语，“乞丐”之意）。”周先生小声说着，并把烟扔在地上，一边用鞋尖碾，一边又说：“在支那，要饭的人被称作：ホワツ，写作：花子。那些人一面讨饭，一面又anmassen（德语，“认为自己有权利”之意）喝Blume（德语，“啤酒的泡沫”之意），这在支这并不是Humor（德语，“幽默”之意）。这就是Eitelkeit（德语，“纯粹的”之意）愚蠢。没错。在我的体内也许也正流淌着这种虚荣的Blut（德语，“血液”之意）。不，现在支那的风貌，ganz（德语，“完全的”之意）是这样。当今世界上每天无所事事、醉生梦死地活着的人，只有支那的那些Dame(德语，“女士、夫人”之意)和那些Gans(德语，“蠢女人”之意)。”

他激动起来，连续说着德语，即便是专业社交家也会无法应对。和东京话比起来，我的德语更糟。感到很困窘，便说：“看来，比起您本国的语言，您似乎更擅长德语呀。”我回敬了他一句，反正总要想办法，让他不说德语。

“那倒不是。”对方好像不太明白我的讽刺意味，认真地摇头说：“我认为我讲的日语不大好懂。”

“不，不。”我抓住这句话，赶紧说：“您的日语非常好，无论如何，请完全讲日语吧！我的德语不行，对不起。”

“别那么说。”对方突然变得腼腆起来，换成了一副很平稳的语调说，“刚才说了一些愚蠢的话，不过，我今后想认真学习德语。日本医学的先驱杉田玄白也是先从语学开始学习的。藤野先生在第一堂课时，就给我们讲了杉田玄白学习兰学的苦心，您，那时……”他话说到一半，看着我的脸，奇怪地笑了。

“那时我缺席了。”

“是吧！总觉得那时没有见到您。不过，在开学典礼那天，我就认得您了，您那天没戴制帽就来了。”

“唉，总觉得戴那顶角帽很害羞。”

“我就知道您一定是那么想的。那天没戴帽子的新生有两个人，一个是您，另一个，是我。”说着，他抿嘴笑了。

“是吗？”我笑了：“那么说，您也，是这样――”

“是的，实在不好意思，因为那帽子很像乐队的帽子。从那以后，我每次去学校，都在找您。今天早上看到与您同乘一条船，感到很高兴。但您一直都在回避我，从船上下来之后，就找不到您了。不过，总算在这里遇到了。”

“风冷起来了，咱们下山吧。”我不禁害羞起来，于是，转变了话题。

“是啊。”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静静地跟在周先生的后面下了山。觉得这个人很像自己的亲人。后面响起了阵阵松涛声。

“啊。”周先生回过头来说：“这是一种完美。如果还想要什么，听听这吹动松枝的风声，松岛就完美了。不愧是日本第一呀。”

“您这么一说，我也有这种感觉。可是我总觉得还有一点不足之处。据说有棵‘西行返回松’就在这一带的山上。所说的‘返回松’，并不是西行感叹某棵松树的雄姿，而返回来再次欣赏那棵松树的姿态，而是来到松岛，总觉得有些缺憾，怀着失落的心情回去的途中，觉得似乎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没有看，感到十分不安，于是在那棵返回松之处，又回到了松岛。”

“那是因为您太爱国了，才会有这种不满吧。我生于浙江绍兴，那一带被称为东方威尼斯，附近有著名的西湖，许多外国人经常来这儿，对美景赞不绝口，但在我们看来，西湖的景色经过人工雕琢的地方太多，不能令人感动。可以说西湖完全是人类历史的雕琢。西湖是清政府的园林，像西湖十景啦、三十六名迹啦、七十二胜啦，这些地方都是经过人类雕琢以后才出名的。松岛却完全没有这些，它是与人类历史隔绝的，文人墨客们也不能污染这里，就连天才芭蕉似乎也不能做出关于松岛的诗。”

“不过，芭蕉好像曾把松岛比做了西湖。”

“那是因为芭蕉没有看到过西湖的风景，如果真看到了，就不会那样说了。西湖和松岛完全不一样。相比之下，松岛也许更像舟山列岛。可是，浙江的海却不像松岛的海这样平静。”

“是吗，日本的文人墨客从古代开始就相当仰慕贵国的西湖，因为松岛酷似西湖，所以人们才会从很远的地方来这里参观。”

“我也是听说如此，才来这里看看的。但的确一点儿也不像。贵国的文人要早一点儿从西湖之梦中醒来才好呀。”

“可是，西湖一定有其独到之处吧，您也正是因为过于热爱自己的家乡，所以评价的标准才会这样严格吧！”

“也许是吧，真正的爱国者，反而会经常说国家的坏话。可是，比起所谓西湖十景，我却更喜爱浙江乡下普通运河的景色。我国的文人墨客大肆称道的名胜，我一个也不能认同。钱塘江大潮或许还能让我有些兴奋吧，其他的就不行了。我不相信我国的那些文人墨客，那些人和贵国的浪荡子弟一样，他们的文章脱离现实而且很堕落。”

我们从山上下来，来到了海边。大海在夕阳的照射下，波光粼粼。

“这里不错！”周先生微笑着，把两手背在后面又接着说道：“您觉得这月夜如何，今天应该是阴历十三，您马上就要回仙台吗？”

“还没决定呢，学校明天不是也休息嘛。”

“是啊。我想看看月色中的松岛。一起看吧！”

“好。”我暗暗想：我是怎么样都可以的，学校即使不休息，我也经常说缺席就缺席。利用这两天连休日出来旅游也是碍于我借宿的那家人的情面，如果他们认为我是个懒惰的学生，总是不太好，所以我才规规矩矩地选择了连休日出来，实际上，对我来说，两天的连休日还是三天的连休日都是没所谓的。

由于我过于唯唯诺诺，周先生似乎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于是提高了声音，笑着说：“但是，后天到了学校，要和我一块儿记讲义的笔记啊！虽然，我的笔记记得很差，但笔记是我们学生的……”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像Preiszettel（德语，“价格卡片”之意）一样的东西。”他又用了我不擅长的德语。“是几块或是几十块钱的标志。没有了这个，别人便不会相信我们。这是学生的宿命。即使是索然无味的课，也不能不记笔记。不过，藤野先生的课是很有趣的。”

从我们初次交谈的那天起，周先生就多次提到藤野先生的名字。

那天，我和周先生一起住在了松岛的海滨旅馆。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对周先生的毫无戒备似乎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正直的人总是给人一种安全感。我已经对这个清国留学生感到完全放心了。周先生一换上旅馆的棉和服，就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在语言方面，他的东京话似乎也在我之上，只是他对旅馆的女佣人所使用的诸如“就请那样做好了”、“真是有些冷呀”之类的近乎女性用语的话，使我感到很不舒服。

实在无法忍受的我噘着嘴抗议说：“别用那样的口吻说话了。”

周先生露出十分诧异的表情：“在日本，对小孩子讲话要用小孩子的语言：おてて、だの、あんよだの、さうでチュカ、さうでチュカ，要这样说话吧。那么跟女性说话时也应该用女性用语吧。”

“但那些只是装腔作势的，要真的听起来可让人受不了。”

听我这样一说，周先生对“装腔作势”这个词十分感慨：“日本的美学实际上十分严格。‘装腔作势’这种戒律，世界上大概哪儿都没有，而现在清国的文明却是极其装腔作势的。”

那天夜里，我们在旅馆里喝了点儿酒，一直谈笑到深夜，几乎忘了欣赏月色下的松岛了。

周先生后来也说：“来日本以后，还从没有过这样畅所欲言的夜晚。”那天晚上，周先生以惊人的热情跟我谈了他生平的志向、希望以及清国的现状。他曾多次重复说：对于东方各国而言，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说日本的飞跃也是由一群兰医拉开了序幕。如果不早日吸收西洋科学的精粹，以对抗列强，支那尽管无知地醉心于老大帝国的自赞,也只能渐渐地重蹈邻国印度命运的覆辙了。东方自古以来，在精神领域就领先于西方。听说西方最优秀的哲学家也暗自为之折服。但西方把在精神领域的匮乏用科学加以补充。科学的应用给人类的现实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好处。执着关注现世生命的红毛人，取得了异常的进步，这些进步也渗透到了东方的精神世界。

日本很早就意识到了科学的力量，并率先学习了科学，用来保护自己的国家，这不但没有使日本的国风混乱，还使日本成功地消化了科学之后，成为了东洋最先进的独立国家。科学未必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珍宝，但如果一个国家一只手握有玄妙的思想之玉，另一只手又持有先进的科学之剑，那么任何国家都无法碰这个国家的一根手指，这个国家将会成为举世无双的理想国家。

清国政府面对科学的力量无能为力。一面受着列国的侵略，一面装出大川不在意细流污染的自信，不肯面对失败，一味地只是急于弥补老大国的面子，完全没有正视并研究西洋文明的本质即科学的勇气，仍然奖励学生学习八股文之类的繁文缛节，已经到了被列国暗自嘲笑为沐猴而冠的滑稽的自尊国的状态。

我的爱国之情绝不逊色于任何人。正因为喜爱，所以不满也很强烈。现在的清国，若以一言蔽之，那便是怠惰。沉醉于不明就里的自负心之中。不止是支那才有古代文明，印度拥有，埃及也拥有，但是那些国家的现状又怎么样呢？支那应该为此感到不寒而栗。得过且过的这种自负心一定会导致支那自取灭亡。支那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必须抛弃自我沉醉，同西方的科学和暴力作战。进行此种作战，他除了毅然投身虎穴，早日掌握其知识精华之外别无他途。我听说是称之为“兰学”的西方科学首先向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敲响警钟。我想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科学之中，我最想学的是西洋医学，为什么在西洋科学之中，自己特别关注医学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幼年时的悲伤体验：

我们家原来有一些土地，日子过得也称得上是殷实富足。我十三岁的时候，祖父就因为一些比较麻烦的事被捕入狱了。一家人因此而受到亲戚邻居的欺辱。而且父亲因重病而卧床不起，家庭生活突然陷入困境。无奈之下自己和弟弟被送到亲戚家收养。可是亲戚家的人却说我是要饭的。我一气之下，回到了原来自己的家里。

从那以后，连续三年，我每天都奔走于当铺和药店之间，而父亲的病情却不见好转。药店柜台的高度和我大致相同，而当铺的柜台比我要高一倍。每当自己往当铺的高台上放上衣物首饰时，总是被当铺的人嘲弄：“怎么有这么多破烂东西。”但换了一点儿钱之后，我马上就跑去药店了。一回到家，立刻又要忙于别的事情。

给父亲看病的医生是当地的一位名医，其处方甚为奇怪，必须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我每天早晨都要去河边挖芦根，还要去找经霜三年的甘蔗。这位医生治了两年，我父亲的病却越来越重。于是换了医生，是位更有名的大先生。这次，不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了，取而代之的是要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还有败鼓皮丸等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我们家后院有个百草园，是个杂草丛生的大园子，是我儿时的乐园，那里，能找到许多蟋蟀的穴，我自作主张地断定同在一个穴里的两只就是所谓的“原配”，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药罐的沸汤中完事。

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我紧张起来，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这样，这个“平地木十株”就也解决了。

另外，难找的是“败鼓皮丸”。据说这味药是先生引以为自豪的处方，特别是对父亲这种水肿病人很有效。可惜这种神药，全城只有一家出售，而且，离我家有五里路远。听说这神药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的，水肿一名鼓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服他。尽管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也不能相信打破的大鼓皮能奏效，但还是往返五里路去买了那味药。令我十分痛苦的是：自己的那些努力全部白费了。父亲的病日渐加重，几乎奄奄一息了。

那位大先生泰然自若，在濒临死亡的父亲枕边说：“这是前世的冤愆，古语有云：‘医能医病，不能医命’。但是，还有一个办法，那是我的祖传秘方，把一种灵丹放在病人的舌头上，古语有云：‘舌乃心之灵苗’，这种灵丹现在很难得到，如果你想要的话，那就以特别便宜的价格让给你好了，只要两块钱一盒。”

我感到很困惑，没有立即回答，躺在病榻上的父亲看着我的脸，微微摇摇头。看来父亲也同我一样，对这位大先生的处方绝望了。我感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只能坐在父亲枕边，眼睁睁地等着父亲的死。一天早晨，父亲眼看不行了，邻居的一位精通礼节的衍太太来到我家，看到父亲的样子，大吃一惊，严厉地训斥我说：“发什么呆呢？你父亲的魂儿要去鬼界了，快叫回来，大声叫‘父亲、父亲’，如果不叫的话，你父亲会死掉的。”

我实际并不相信咒语一类的东西，但现在宛如落水者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叫着“爸爸”。衍太太说：“要再大点儿声才行。”我于是用更大的声音连着喊“爸爸，爸爸。”

“再大声、再大声。”衍太太在旁边催促着。我叫得喉咙几乎出血，可是终归没有叫回父亲的灵魂。我一边叫着父亲，父亲一边变冷了。那是我父亲三十七岁，我十六岁那年初秋的事儿。我至今仍然记着自己当时的喊声。我实在无法忘记。每当想起自己当时的声音，我就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既是对自己年少时的无知感到气愤，更对支那的现状感到愤懑。

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败鼓皮丸，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完全是恶毒的欺诈。另外，大声喊叫就能唤回垂死病人的灵魂，真是可耻的思想。还有，“医能医病，不能医命”，是什么暴论？恐怕不过是一些不知羞耻之人的搪塞之辞吧。“舌乃心之灵苗”，不知是哪一位正人君子的高论，也不知是从何谈起的，但完全是废话。支那的圣贤们所说的话，已经成为骗子行骗的利器，我们从小就是一边被迫背诵着圣贤的话，一边成长起来的。东方引以为荣的所谓的“古人之言”，已经堕落成了社交的诡辩辞令。完全是令人憎恶的伪善和愚蠢的迷信。这些思想产生时的内涵业已面目全非了。无论是多么伟大的思想，一旦成为客厅里人们欢谈的装饰，它的生命就结束了，那便不是思想了，而是语言游戏。西方无法企及的东方精神界多年来沉醉于怠惰的自我迷恋之中，裹足不前，原本丰富的思想已经开始干枯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父亲死后，我渐渐对周围的生活开始抱有一种怀疑和反感。我感到懊恼焦虑，终于抛开了家乡去了南京。学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新学问就行。母亲哭着与我惜别，把东拼西凑的八块大洋给了我。我拿着这八块大洋，走上了异路，逃到了异地，探索别样的人生。

到了南京，我想：究竟去什么样的学校呢？最重要的是不要学费的学校，江南水师学堂符合这个条件，我便先到了那所学校。那是一所海军学校。进了那所学校，我立即被命令练习登船帆，可是几乎不教什么新学问，仅仅教一些“It is a cat.Is it a rat?”（英语，“它是只猫。它是只鼠吗？”之意）之类的初级英语。

正好那时，有个叫康有为的人,提出要：“学习日本维新，打破旧体制，探求新世界，以谋求国力恢复之策”。他向皇帝建议“以变法求自强”，皇帝同意后，他们就开始着手改革国政，但很快遭到了以叶赫那拉氏Dame（德语，“女士，夫人”之意）为首的旧势力的反对，新政推行了一百天就失败了。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了免遭杀害而逃亡到了日本。抛开这个戊戌变法的悲剧不提，即使光是每天大声朗读“It is a cat.”（英语，“它是只猫”之意），我也是厌烦透顶，心情完全不能平静。我已经十八岁了，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

我想尽早接触到新知识的核心，便决定转校。这次选的是南京矿路学堂，这里也不用交学费。因为是矿山学校，所以除了地质学、金石学之外，还开设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新的洋学科目，所以总算心情平静了一些。语言方面，也不再教英语“It is a cat.”（“它是只猫”之意）了，而是开始教德语“der Man,die Frau,das Kind”(“他是男人，她是女人，它是小孩”之意)等等。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德语比英语更接近于洋学的核心，因此，这里教德语也是令我愉快的事。

校长也是一名新党，似乎很喜欢读梁启超主笔的杂志《时务报》，也暗暗赞成“变法自强说”。语文考试也不像其他儒者先生那样考古代圣贤们说的话，而是经常出些像“华盛顿论”这样的时髦的问题。儒者先生们看了那些问题，反而悄悄地向学生打听：“什么是华盛顿啊？”同学中间也很流行读新书。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最受大家的喜爱，那是大博物学家Thomas Huxley（人名，“托马斯·赫胥黎”）著的Evolution and Ethics（书名，“《进化与伦理》”）的汉译本。有个星期天，我也去城南买了一本。那是个厚厚的印刷本，正好是五百文钱。我一口气读完了它，现在仍然能一字不落地背诵文章开头几页的内容。各种译本陆续出版。我们的外语还没有达到能读原著的水平，因此只能读新出版的汉译本。后来又出版了《物竞》，还出版了《天择》，通过这些，我们知道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还知道了斯多噶。我们读了一切能弄到手的书。当时，读这种新书被认为是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的一种极其不知羞耻的行为，必然会受到社会强烈的侮蔑和排斥。但我们完全坦然地继续探索“恶魔”之穴。在学校，没有生理课，我们便读了木板印刷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我渐渐明确地知道了：支那的医术不过是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骗术。就像自己心中起了波澜一样，这时支那的知识界同样受到了维新救国思想的冲击。

那时候，德国已经租借了胶州湾，俄国租借了大连，英国租借了对岸的威海，法兰西租借了南方的广州。渐渐这些国家在支那又获得了建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美国也从很早开始就伺机入侵东方，那时已经得到了夏威夷，又加紧了侵略东方的步伐，与西班牙作战，占领了菲律宾。此后，便以此为开端，开始了对支那无休止的干涉。现在支那的独立性已如风中残烛，救国的呼声当然也响彻全国。然而对于支那，不幸还接踵而至，首先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两年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更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支那的无能。

第二年的十二月，我从矿路学堂毕业了，可却没有当一名矿山技师寻找金银铜铁等矿脉的信心。而且自己也不是因为想当一名矿山技师才进这所学校的。为了使现在的支那能更富强一些，我想研究一些新学问。因此我在这所学校的三年里，与其说是学习矿业，不如说更致力于了解西洋科学的本质。那时的自己只是空有毕业之名，事实上并不具备当一名矿山技师的资格。

我已经二十一岁了，必须尽早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义和团的叛乱，使列强各国，甚至支那民众都把清政府的无能看得一清二楚。为了保持支那的独立性，当务之急是进行灭清兴汉的革命，这种思想澎湃而起，先前流亡海外的孙文业已完成其政治纲领――三民主义，并以此作为支那革命的旗帜来指导国内同志。我们洋学派的学生也多半成为“三民主义”的狂热信奉者，高呼：“打倒腐朽的清政府，建立汉民族的新支那，抵抗列强侵略，保全民族独立。”

放弃学业，直接投身于革命运动的人也不在少数。我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刺激，为了挽救支那的危急，感到必须果断地进行某种革命。可是我又想到此时最紧要的莫过于更深层地探究各国文明的本质，而自己现有的知识还远远不够，可以说近乎无知。我很理解放弃学业立即投身于政治运动的青年们的忧国热情，可是，尽管我跟他们的终极目标相同，但我现在的热情比起实际的政治运动，更燃烧在探究列国富强的根源上。

当时我还没能清楚地断定那就是科学，但我知道如果去德国就能确实地把握西方文明的精粹。有了这种模糊的判断，我想也许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以通过去德国留学实现。然而我是贫穷的，离别故乡、来到南京都已耗尽了全部的精力，要去万里之外的德国留学，简直就像天方夜谈一样。如果不能去德国留学，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日本。那时，政府出资，每年都送一小部分留学生去日本。二、三年前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就极力推崇去日本留学。日本只是个小国，为什么能够如此兴盛呢？伊藤、山县、夏本、陆奥等许多人都是二十年前留洋的学生，他们愤慨于西方的威胁，百余人奋起分赴德国、法国、英国。他们或者学习政治工商、或者学习水陆兵法，学成归来以后成为了治国中坚。世人用“政事变迁，雄视东方”等论调来赞美日本，于是得出结论“出国留学，西洋不如日本”。其理由是：

一、路途近、费用低，适于派遣大批学生

二、日文与汉文接近，易通晓

三、西学甚繁，西学中不重要的东西已由日本人删减并斟酌修改

四、日本与支那风俗相近，易于习惯，可事半功倍，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

去日本留学，绝非仰慕日本固有的国风，说到底应该学习的还是西方文明，只因为日本已经成功地将西洋文明去粗取精，并归为己用，所以才不特意远赴西洋学习，而是通过在邻国日本学习，直接吸收西洋文明这种一时的便宜主义出发才鼓励去日本留学的。我认为这样说也并不为过。当时赴日本留学的学生逐年增加，可几乎全部是持有与《劝学篇》中所表现的思想大同小异的歪曲意图赴日本留学的。我得承认自己也不例外地认为赴德国留学是不可能的，因此才取而代之，期望赴日本留学，并通过了政府举行的留学考试。

但日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对此我一点儿预备知识都没有。于是我向曾经去过日本矿路学堂的师兄们了解情况，问他们去日本留学的心得。师兄说，去日本最难以忍受的是穿布袜，日本的布袜根本没法儿穿，还是下狠心多带些支那的布袜去好些。此外有时候用纸币不方便，最好全部换成日本现银带去。于是我立即买了十双支那布袜，然后把所有的钱全部兑换成了日本的一元银币，小心翼翼地带着沉沉的钱袋，从上海乘船远赴横滨。

不过那位前辈的留学心得已经有些过时了。在日本，学生必须穿统一的制服和鞋袜，因此布袜完全没有用了。而且，让人发窘的是大的一元银币日本很久以前就作废了，于是还得再把它们换成日本纸币，费了我不少工夫。那是后话了。

我本人在明治三十五年、二十二岁那年二月，平安地从横滨港上岸。日本！这就是日本！想到自己即将能够在这个先进国家钻研新学问，从未体验过的、难以言表的温暖的喜悦涌上心头，甚至去德国的愿望之类的都消失净尽，我想，确确实实，那种不可思议的解放般的喜悦在我今后的人生中，除了支那完成重建的日子之外，恐怕不会再体验到了。

我上了开往新桥的火车，抬眼窗外，直觉到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日本独特的清洁感。田地，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却自然和谐、井然有序。与之相连的工厂街，尽管黑烟滚滚，遮住了天空，却能感到从一座座场房中间吹过的凉爽清风。那种井然而又紧张的气氛，在支那是全然看不到的。每当清晨在东京街头散步，看到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头上顶着崭新的白毛巾、扎着袖口忙忙碌碌地用掸子掸纸拉门的样子，觉得那沐浴着朝阳、可爱、紧张的姿态才是日本的象征，甚至觉得突然间理解了神国的精神本质。借助于最初在横滨通往新桥的火车上瞥见的风景，我轻易地理解了与其相似的刚健的清洁感，要言之，恰到好处。无论在哪儿，你都找不到倦怠的身影。我心中高喊着：来日本真好，由于兴奋，我坐都坐不住，尽管车上有许多空座，但从横滨到新桥的一个小时，我几乎一直是站着的。

到了东京，在前辈留学生的关照下找到了住处，而后我去了上野公园、浅草公园、芝公园、隅田堤、飞鸟山公园、帝室博物馆、东京教育博物馆、动物园、帝国大学植物园、帝国图书馆，简直忘我一般，我带着像你所说的那种初到仙台般的兴奋，不，恐怕是那十倍的欢天喜地之情，尽情地逛遍了整个东京。

格格不入的感觉

可是不久，当我到达弘文学院学习时，渐渐从这甜美的陶醉中清醒了，还常常会被往昔的疑虑和忧郁所笼罩。在我来东京的明治三十五年前后，清国留学生的人数急剧增加，仅二、三年间，从清国来的留学生已有二千多人汇集东京。面对这种状况，先是教授日语，后来教授地理、历史、数学等基础知识的学校陆续在东京出现。其中还有实施奇怪的速成教育、专门为赚钱而开设的劣质学校。然而，在这些众多的学校中，我所在的弘文学院，可以说是留日学生的大本营。学校规模大、设备齐全，教师和学生也相对认真，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整天闷闷不乐，什么也做不下去。如你刚才所说，同样羽色的鸟，如果汇集数百的话，反而看起来猥杂，因此有种同类相互嫌弃的可笑心理；另外，自己总也是清国留学生，说起来还曾经力图怀有被特别选拔派遣的秀才那样的自豪感。但是被选拔的秀才太多了，他们徘徊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所以我不能不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到了春天，上野公园的万朵樱花竞相开放，确实如绯红的轻云般美丽，可花下必定会有一群被选中的秀才躺卧在那里谈笑风生，我便无心再观赏烂漫的樱花了。那些秀才们把辫子一圈圈地盘到头顶、再扣上制帽，顶得制帽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滑稽极了。其中，有些爱打扮的，为了不让制帽的顶部突起，想出了新法子，把辫子平平地盘在头后，再用油压伏贴了。虽然用心良苦，但除下帽来，却有种分不出男女的奇怪感觉，背影出奇的优雅，不禁令人毛骨悚然。令人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反倒用蔑视的眼光看着像自己一样剪掉发辫的人。

并且当这群被选中的秀才蜂拥乘坐有轨电车时，便像要展示从礼仪之邦来的人的风范一般，争相吵闹着让座，甲让给乙，乙拒绝，让给丙，丙推辞，又让给丁，丁再点头哈腰让给甲。日本男女老少的乘客看得目瞪口呆之时，留学生大声叫嚷相互谦让尚未终止之际，“咣当”一声车开动了，于是那群秀才们便压叠着倒下去。我像藏在角落里一样看着这一切，说不上是害羞还是什么，总之，是一种难以言表之情。可是，也许不该过分责备他们。无情地鄙视同胞间纯洁的友爱实在是一种心灵上的罪过。我之所以忧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学生们的不用功。

关于支那革命运动的现状，我并不很了解，三合会、哥老会、兴中会等革命党秘密结社，以孙文为盟主似乎已经完成了大同团结。先于孙文逃难到日本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一派与孙文派的所谓民族革命思想无法达成共识。康有为好像秘密离开了日本去了欧洲，现在孙文的所谓三民五宪学说有相当的优势。以确定下来的主义纲领为基础，似乎已进入了活跃的实际行动状态的孙文本人，得到了日本仁人志士的支援、并进行了种种策划，最近东京似乎成了支那革命的根据地，留日的学生们也异常兴奋、轰轰烈烈地要灭清兴汉，大有抛下学业甚至不惜一切之势。

表达极度的忧国之情，倒也无可厚非，但其中却有趁乱谋划自己大出风头的人。还有更严重的，接受了我刚才提到的速成教育，学习制造肥皂的方法，留学短短一个月就取得了靠不住的毕业证书，然后迅速回国制造肥皂，发了财便耀武扬威地鼓吹自己的才能。

我有时偶然有事到神田骏河台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去，每次都能听到二楼传来“咚咚咚”好似大比武一般的嘈杂声，楼下的天花板也振动起来，不时有尘土从上边落下，所以楼下总是灰濛濛的。这种异常的情况经常发生，一天，我便询问事务室的人二楼怎么如此嘈杂，日本的老伯苦笑着说那是学生们正在练习跳舞呐。我渐渐无法忍受和这些秀才们在一起了。

现在，对于支那来说，是十分需要新学问的时候。要与列强的威猛之势抗衡，打倒清政府、兴复汉室的政治运动当然是紧要任务，但是，依据新学问，探求列国威力之根源所在更是赋予我们青年学生的神圣职责。我是十分尊敬孙先生的，在响应他的三民五宪学说上也不甘居人后。在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之中，我本人最容易理解的是民生这一条。

总是在自己眼前浮现的，是自己少年时代三年间那悲惨的身影。为了医好父亲的病，每天辗转于当铺柜台和药店柜台之间，相信自称名医的骗子的话，转来转去到处寻找平地木与原配的蟋蟀之类。无数个失眠的夜晚，轻轻在我耳畔低回的，是按照愚蠢的迷信，为了留住父亲的灵魂，在垂死的父亲的枕边几乎喊破喉咙地叫着父亲名字的自己的凄惨叫声。这就是支那民众的姿态。直到现在，也没有丝毫的改变。圣贤的话，被用作生活的虚饰，只有神仙的迷信流行于世，强迫病人高价买破鼓皮丸子，只能让病人日见衰弱。支那民众的现状该怎么办呢？

由于对这种悲惨的现状十分愤懑，我决定暂时把自己的灵魂交给洋鬼子，立志学习洋学。这才离别了母亲，告别了故乡。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同胞的新生。不教化民众谈何革命，谈何维新。而这民众的教化，不靠学生，又能靠谁呢？必须要学习、要更努力、更努力地学习。我那时候读了汉译本的明治维新史。了解到日本的维新思想受到了日本的一群兰学者的很大刺激。正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日本的维新才取得了那样光辉的成就。无论如何，首先必须依靠科学的力量唤醒民众，不引导他们具有维新的信仰，使用什么样的革命手段都难以成功。

首先是科学，读过维新史后，我初次感到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支那，现在凭借科学的力量，大而言之，是抵御列强的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性；小而言之，是使国民生活富足，使之萌生对新生活的希望敦促其努力。这也许只是我的美好梦想，梦想也罢，我要为这个梦的实现，奉献终生。我今后的人生也许变得没有任何精彩，十分平凡。可是我要给每个民众注入新生的活力，再引导他们具有革命的信仰。爱国的热情，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未必要马上投身到政治的直接行动中去。我现在必须要更加努力地学习。

在科学中，首先学习医学吧。告诉我新学问必要性的，是少年时代遇到的那个骗子医生。那时的愤怒，使我离开了故乡。学习新学问的志向，从开始就与医术紧密相连。在垂死的父亲的枕边，不停地呼唤父亲名字的凄惨声音，总是不绝于耳，难道不是在激励自己吗？成为一名医生。据明治维新史记载，当时的兰学者大部分都是医生。不，为了学习西方的医术，开始学习荷兰语的人也不少。在日本，相比其他科学，民众更渴望有先进的医术。这是因为，医学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有最紧密的关系。治好疾病，是对其进行教化的第一步。

我首先在日本学习医学，回国后，治愈那些同我父亲一样受庸医蒙骗、只能等死的病人，让他们了解科学的威力，竭尽全力地让他们早日从愚蠢的迷信中清醒过来。如果支那同外国交战，我将以军医的身份参战，为建设新支那不惜粉身碎骨，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回头看看我的周围：宛如富士山形状的尖尖的制帽、在有轨电车上过度谦让的美德、制造肥皂、好像大比武似的交际舞练习。

今年二月，日本气势昂扬地向北方的强大国家俄罗斯宣战，日本青年勇赴战场，议会全票通过了庞大的战争经费预算，国民忍受着一切牺牲、听到每天号外的铃声就沸腾起来。我觉得：这场战争没有问题，日本人能胜。国内这样充满活力，不会失败。那是我自己的直觉，但与此同时，从这场战争爆发以来，自己被非常耻辱的心情侵袭。对于这场战争，各人的看法也许不尽相同，但我认为这场战争也是起因于支那的软弱无力。如果支那哪怕是仅仅具备统治自己国家的实力，这次的战争也就不会发生，看上去这简直像是为了保全支那的独立而请日本来作战，这样想来，对于支那来说这难道不确确实实是不体面的战争吗？日本青年在支那国土上勇敢作战、流着宝贵的鲜血，同胞们却隔岸观火似的漠然旁观，其心理我难以理解。而且，同龄的支那青年，不要说奋起反抗，他们一如往常地在清国留学生会馆专注于跳舞的练习。看到这种情景，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暂时脱离留学生群体单独生活。也许是自我厌倦吧，一见到自己同胞们漫不经心的面孔，就感到羞愧、可恨、无法忍受。啊，我真想到一个支那留学生都没有的地方去呀。我打算暂时离开东京，忘却往事，独自研究医学。已经不容再作迟疑了。

我去了麦町区永田町的清国公使馆，陈述了自己想到地方的医学院校上学的愿望。不久便被编入到了仙台医专。东京，再见！被选拔的秀才们，再见！分别在即，我感到无比的寂寞。坐上火车，从上野出发，路过一个叫做“日墓里”的车站。“日墓里”三个字，正好切合了自己当时的忧愁，差一点儿没落下泪来。之后不久又路过了叫“水户”的车站，这里是明末义士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回忆起这位Wandervogel（德语，“候鸟”之意）的老前辈的悲壮情怀，多少得到了些勇气。我终于到达了仙台。

早听说仙台是日本东北最大的城市，可到了一看，不过只是个不足东京十分之一大的小城市。这里人们说的话，虽然不是完全不懂，但和东京话比起来，语调很硬，有很多难懂的地方。仙台的市中心确实繁华，有像东京的神乐坂那样的风情，但是作为城市整体来说，总有些分量不够的感觉，让人觉得如果要把仙台作为日本东北地方的重镇，似乎它的实力略显稀薄。反而是再北面一些的盛冈呀、秋田一带，似乎是郁结了东北地区的丰厚实力。但仙台用所谓文明开化的表面威力压制住了它们，有种哆哆嗦嗦地称霸的感觉。

据说仙台是一位叫伊达政宗的大名开拓出来的。在日本，der stutzer（德语，“好打扮的人”之意）的装腔作势的人被称为“伊达者”，我有些怀疑这“伊达者”是不是由嘲笑仙台的这种浮华的风气而得名的，仙台给我的感觉似乎有些毫无意义地冒充都市风情的倾向。总之，尽管一点儿自信都没有，却要拘泥于保持东北地区第一的体面，自认为是“伊达的城市”。但是，如您刚才所说，对于一个刚从北方腹地来到仙台的人来说，这片土地的文明开化，看上去是豪华绚烂的。于是，惊叹、顺服于此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也正是仙台的开山鼻祖政宗公为了雄霸整个东北地区而采用了一些政策的目之所在。由此，仙台便形成了传统的风气，即使是维新已经过了三十七年以后的今天，尽管对于自身的内容空洞感到惶恐不安，但仙台还是无法抛弃田舍绅士的气派。

尽管说了这许多坏话，自己对仙台是绝对没有敌意的。地方产业匮乏的都市大多是在这种可悲的“气派”中生存的。也许是自己这一生最重要的时期要在仙台度过的原因吧，所以不知不觉很用心地对这个城市的性格进行了思考，想试着列出这样那样的不满的地方。不过，这种风气下的城市，也许对做学问反而是个合适的地方。

事实上，自从来到这个城市以后，自己的学习很顺利，可能是物以稀为贵吧，据说我是仙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清国留学生，因此很受重视。这正像您所说的，即使是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鸟，如果单独停在一棵枯枝上，它的姿态也并非不美。那漆黑的羽翼，看上去也是闪烁着光辉的。

学校的先生们就像是对待重要的客人那样善待我，有时我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对我来说，能得到大家这么多温情，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们肯定是过高估计了我这只枯枝上的鸟了。我在感激的同时，也有种不安，觉得辜负了他们的好意，会很对不起他们。同年级的同学们也好像很稀罕似的，早晨如果在教室里看到我，他们大多都向我微笑，坐在邻座的学生，还主动借给我刀子呀、橡皮呀，这类的东西。这当中，有个从东京府立一中来的有些高傲的高个子学生，叫津田宪治。他似乎对我特别关心，经常这样那样地嘱咐我。什么“领口脏啦，快拿去洗”呀、“该买双下雨时穿的长靴”呀，连这样衣服的事情都关照我。最后，甚至来到我的宿舍，说住这个地方不行，劝我搬到他那里去住。

我住的地方，在米袋锻冶店前街的宫城监狱所的前面。离学校近，吃的也不错，对此我非常满意。可是，津田君却说我住的这个宿舍还兼送监狱囚犯的饭食，这样不行。所以他几次三番地告诫我说：你是清国留学生的秀才，和犯人吃同一个锅里的饭，不仅是你一个人的面子问题，也伤害了贵国的体面。所以必须尽快搬走。”尽管我常笑着说自己一点儿也不介意，但他还是执拗地认为我是客气，“听说支那人最重视面子了，不介意和犯人同吃一个锅的饭，那是假话吧。赶快从这个不吉利的宿舍搬到我那儿去吧。”尽管说这些话时，他表情严肃，内心也许正在笑话我也说不定。虽然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不管怎样，拒绝朋友的好意而让他生气是得不偿失的，无奈之下，我搬到了津田君在荒町的住处。

这回离监狱倒是远了，可饭菜就不像以前那样好了。每天早餐都有“芋梗汤”，所谓的“芋梗汤”其实就是把生的芋头捣碎成的泥糊状的东西，很难下咽，对此我感到非常苦恼。一天早晨，津田君来到我的房间，见我桌上剩着芋梗汤，便问我为什么不吃这个，还说芋头营养丰富，必须要吃，把它拌到调料里充分搅匀，就会出来香甜的泥汁了，把泥汁浇到饭上就可以食用了。此后，我每天早上都得把它拌到调料里搅匀然后浇到饭上吃。那个人绝对不是坏人，但我对于他的过度热情总感到无话可说。对津田君的这种照顾，除了当时觉得有点痛苦之外，事后并没有任何不满。

一切都很顺利。或许可以说是无比幸福。学校的讲义无论哪科都很新鲜，我感到自己一直以来的宿愿终于就要实现了。这当中要数藤野先生解剖学的讲义最有趣。本来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讲义，但从中还是能反映出这位先生的人格的。不仅是我，其他的学生也都兴趣昂然地听讲。听上一学年因不及格而留级的学生说，藤野先生衣着邋遢，来学校还经常忘记扎领带。到了冬天还经常穿一件盖不住里面夹衫的短旧外套，总是冻得哆哆嗦嗦。一次乘火车时，先生还被乘务员疑心是小偷，于是向全体乘客喊到：“最近车上出没小偷，请大家注意。”

总之，藤野先生好像有很多有趣的轶事。但他心气高洁，他的讲义细心而且含义深刻。在这点上，先生是十分脱俗的。班上的一些捣蛋帮的学生们总是想捉弄先生似的，在先生讲课的时候，即使是没有什么可笑之处，也能“哗……”地大声笑出来，所以教室里总是很热闹。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先生略有些驼背，两个臂弯里夹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书走进教室，把这堆厚厚的书往讲台上一撂，然后用非常缓慢的语调说：“我叫藤野严九郎……”话音刚落，先前的那些捣蛋帮们“哗……”一下子大笑起来。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先生很可怜。第一堂讲义是日本解剖学发展史。先生拿来的大大小小的书，都是过去到现在的日本人的有关解剖学的著作。杉田玄白的《解体新书》、《兰学事始》等等也在其中。之后，先生用他特有的缓慢语调叙述了玄白们在小冢原刑场解剖犯人尸体时的紧张心情等等。这第一堂讲义像是在暗示我的前途并且激励着我，给了我很深的触动。现在，我的志向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只有这个。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点燃支那维新的烽火。

在那松岛旅馆，当时二十四岁的留学生周先生对我大致讲述了上面这些事情。当然，并非周先生在那天夜里一个人这样长时间地按照先后顺序讲演清国的现状与自己的身世等等，而是将其稍微喝了点酒之后与我谈到凌晨的各种事情组合起来，又多少补充了我后来得到的知识，像上面这样归纳起来的。

总之，那个晚上，听了周先生的告白，我相当感动。他并不是像我这样，仅仅因为父辈是医生，便怀着作为长子的我也应该当医生的这种随意的心境，来医专上学的。我对这位不远万里来到这儿的人感到无比钦佩。不仅因为他所说的深奥的事情，还有他那坚定的信念。我对这位异国秀才充满了尊敬，非常想帮助他达成他崇高的目标。尽管帮不上什么忙，但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当时澎湃着这样的义气。

周先生说我很像他的弟弟，而我只有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才能产生把自己从土话的苦思焦虑中解脱出来的秘密的喜悦。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可是，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这样的理由，用俗话来说，是一种“投脾气”的小奇迹，偶然发生在了不同国籍的人之间。在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岛岸边，在两个孤独者之间，产生的没有任何意图的、大大方方的友情，却受到了不可思议的干涉。也许这种纯粹两个人的、无忧无虑的友情，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允许存在的，它一定会受到第三者的牵制、猜疑或嘲笑。

在松岛的旅馆里，我们无拘无束地谈笑，第二天清早，又一起坐火车回到了仙台。

“那么，明天学校见！谢谢了！”

“不，是我说谢谢了才对！”

我们都非常感谢这次意外的愉快的小旅行，互道珍重后分开了。

第二天一早，我为了能再次见到这位新朋友，起了个令借宿那家人感到吃惊的大早来到学校。可是校园里、教室里都没能见到周先生的身影。那一整天，我索然地听了许多讲义。由于我没有周先生那样远大的志向，所以这许许多多的讲义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难得之处，也没让我觉得有什么新鲜感。那天我头一次听了藤野先生的讲义，也并没有像周先生所极力赞扬的那样有意思。

正好当时藤野先生的讲义刚结束了骨学总论，开始讲骨学分论。先生把与人等身大的躯干骨标本放在旁边，就像它是自己亲生父母的骨骼一样，一边抚摩着一边进行极其详尽地讲解。说他负责呢，还是说他太认真呢，像我这种急性子的人总觉得烦琐得让人受不了。后来我才知道解剖学本身就是一门繁琐的学问。可尽管如此，藤野先生那反反复复的详细解说还是让人无法忍受。他当时扎着领带，不过一点儿也不风流倜傥，脸黑黑瘦瘦的，有一种很严谨的感觉，铁框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毫不松懈地巡视着四方。不要说亲切了，我觉得他比任何先生都严厉。

尽管如此，还是像周先生说的那样，坐在教室后面的捣蛋帮们会因为毫不起眼的事而突然爆笑起来。但据我观察，这些留级生在听这种极其认真的讲义时，因为感到压力，反而要虚张声势，那表情仿佛在说“让我们这些老生听这样的讲义，不是太可笑了么？新生们，不用那么紧张。”像进行示威活动一样，让人不免怀疑这些老生全是藤野先生的解剖学没及格，为了怄气，才故意在课堂上捣乱的。

总之，藤野先生的讲义，绝不像我想像的那样令人振奋，而是近乎于痛苦的、正经的、没意思的东西。当然，这种痛苦的感觉在我可能尤其强烈。这样说，是因为先生在讲课时十分注意自己的语言，想到自己在改正家乡土话时，也是相当的辛苦，所以对别人的这种心情才能寄予敏感的同情。大概因此我才感到特别痛苦吧。

先生是一口浓重的关西土话，尽管为了掩盖似乎是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是，连外国人周先生都能听出那种特别的语调，那么可想而知，讲课的时候依然是羼杂着关西土话的。这样看来，后来这位藤野先生与周先生、我三个人结成的亲密同盟简直不过是日语不标准者气味相投的结果，这样一说心中凄惨起来，但是，那也许是太不严肃的推论。

当时，我非常在意自己的农村土话是事实，这成了我当初和周先生相逢并产生共鸣的契机。我不厌其烦地说明这一点是因为我一点儿也不想否认它。但是，到了后来，我们并不是仅靠着这样一个卑俗的理由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其他更为高尚的理由在哪里呢？其实，我也并不很清楚是什么？一言难尽。总之，“投脾气”这种说明用在周先生和我这样的年轻人身上倒是比较自然，可是，我们两个人的交友，如果再加上藤野先生的话，用“投脾气”这种失礼的俗语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了。

事实上，在那之后，我们三人的同盟中有过对于超越日语不自由小组之观念、超越“投脾气”的某种宏大之物的信任和追求，但此种宏大之物为何物？我实在不太明白。是所谓的互相尊敬？是邻人爱？或者应当叫做正义？不，我觉得是将那各种心情全都包含在内的某种隐隐约约的、更大的东西。或许，藤野先生常说的“东洋本来之道义”与其相符。实在是不太明白。

我竟从藤野先生的关西土话发展出了这种奇怪的议论，总而言之，我们后来结成的同盟，并不是日语不自由小组的同盟。如果仅仅被这样认为，是十分遗憾的。我们同盟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它的判定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大概只有依靠哪位思想家的意见了。我现在能把恩师和旧友的风貌完整地描写出来就很满足了，没有更高的奢求，还是继续写这个手记吧。

前面说过，因在松岛的奇遇而成为朋友的周先生与我的交友不时总遇到干扰。这个不愉快的介入者很快就在我没想到的地方出现了。我那天期待看见周先生，破天荒地起了个大早来到学校。可是没能看到周先生，我期待的藤野先生的课因为认真得有些艰涩，也让人觉得无聊。结果那天没发生任何有趣的事情。傍晚下课后，我无精打采地走出校门口的时候，被人“喂，等等，你。”唤住了。一回头，一个个子高高、鼻子很大、让人讨厌的学生笑眯眯地站在那儿。周先生和我交友，最初的干扰者就是这个男的，他的名字叫津田宪治。

“我有话想和你说。”很蛮横的口气，但没有土话，可能是东京人。这样想着，我暗暗紧张起来。“我们一起在一藩巷吃晚饭吧。”

“啊。”面对东京人，我极度沉默。

“你答应了。”他在前面快速走着。“嗯，哪儿好呢。东京庵的油炸荞麦太油了，不能吃。兄弟轩的炸肉排太硬，像鞋底一样。仙台这地方，没有什么好吃的，真愁人哪。要不，走到哪儿，就突然进哪个小店吃无可厚非的鸡肉火锅得了，还是你知道哪个店好？”

“不，啊，我无所谓。”我被对方的气势压倒，有点儿语无伦次。这个好像东京人的学生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呢？我颇有些不安。他完全不理会我，自顾自地说着话，像是我的长官那样，飒爽地走在我的前面。所以我这个乡下人没法搭碴，只能暗自苦笑着，跟在他后面。

“那么，暂且先到一藩巷，找个新鲜地方吧。要是有卖香喷喷的烤鱼串的地方就好了。仙台的鳗鱼有筋。”他把自己当做美食家，尽情地发挥着。鳗鱼的筋是什么东西，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没弄清楚，这个谜一直埋在我的心底。这之后，我们去了可以称做是仙台的浅草（东京的最繁华的地方）的东一藩巷，进了他所谓的“走到哪就突然进去”的店里，吃用他的话来说“无可厚非”的鸡肉火锅。

他在桌子的对面坐下后，先拿出了一张名片。那上面写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班委会干事，津田宪治。这个头衔，他是医专的先生并兼任班委会干事？还是学生？又或是哪个年级的班委会的干事？一切都很含糊。也许这正是他的目的。当时专门学校的学生和现在的不同，在社会上受到的是绅士的待遇。所以持有其所属学校的名片的学生很多，但是像这种印着这么荒唐的头衔的名片实在是很少见。

“啊，是吗？”我忍住笑，开始自报家门说，“我没有名片，我叫田中……”

“不，我知道。田中卓。H中学来的。你是班级的个别人物，总也不来上课吧。”

我很生气，因为不来上课，就说是个别人物，这太夸张了。真没有礼貌。我沉默不语。

“开玩笑，”对方一笑，“你的事，昨天，周先生详细和我说了。你们不是在松岛的旅馆，彻夜地谈话吗？周先生，拜您所赐，感冒了，卧床不起。那个人有Lunge（德语，“肺病”之意）的倾向，所以不要再这样彻夜地胡来了。”

当时，我一下子记起来了。那个晚上，周先生曾说过对一个好事的学生的过度热情有些为难，那个学生的名字的确叫津田。原来如此。那个泥汁的指导者，就是眼前这位美食家呀。

“发烧了么？”

“嗯，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好像体质不太好。大概打算休息两三天。外国人嘛，我会照顾他的。哦，鸡放在水里煮好吧？喝点酒吗？”

“啊，随便。”

“肉硬可不好办，让他们用刀背拍拍吧，那样就无可厚非了。”

我不由得“扑哧”笑出声来。我看出津田君上颚全都是难看的假牙。我想他把兄弟轩的炸肉排说成是鞋底，还有鳗鱼的筋的奇说，和希望把鸡肉拍拍的要求，大概都和这假牙有某种联系吧。

“真是。”津田君好像误认为我在笑其他的事，“完全是清汤。乡下菜只有拍松的肉。”

于是，又点了拍松的肉和酒，津田君亲自像神父似的调了锅底，一边喝着酒，一边开始说些奇怪的话：“你和外国人交往，不注意可不行啊。现在日本可是战争时期，你不要忘了。”

我愣了一下：“哦？”

“不是‘哦’，我可是东京府立一中来的。说起这场战争开始后东京的紧张气氛，那真是仙台这样的乡下难以想像的。”他语气十分霸道。“清国留学生在东京有几千人，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他越说越离谱了，“但是，这个留学生的问题，必须相当慎重地考虑。为什么呢？日本现在正和北方的大强国交战，旅顺也还没有攻陷，巴尔切夫舰队也要向东洋进发了，这也许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清国政府对日本还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但是，今后，会不会变化，谁也不清楚。清政府自身现在也开始摇摆不定了。你们这些人不懂，革命思想现在在支那正以极其迅猛的势头蔓延着。肉煮好了，不吃吗？煮过头变硬了，可不行。啊，这革命思想的活跃先锋，就是这些留日学生，问题变得复杂了。这些事可别跟别人说，咱们哪说哪了。我为什么这么了解支那的内情呢？津田清藏，你不知道吧，是我的叔叔，这样写：津田，然后清洁的清，藏。你没理由不知道啊，这地方到底是乡下，这事儿从我嘴里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叔叔现在是日本外交界的一流好手。你不知道也没办法。总之，因为有那样的叔叔，我成了外国通。啊，这肉太难吃了，如果不在肉里拌上鸡蛋再搅匀，不好吃。这帮人肯定是省下鸡蛋了。怎么有奇怪的乌冬面粉味儿？这怎么行。乡下就是乡下。嗳，没办法。吃吧。话说回来，这个革命思想啊，是秘密，可只是咱哥俩儿在这儿说的话呀，你好好听着。现在本部在日本。吃惊吧？再说得清楚些吧。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是中坚力量。怎么样，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吧。”

但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有意思，对于支那的革命运动，和他那不靠谱的“只是咱哥俩儿在这儿说的话”比起来，我已经从周先生那里知道了更为详细的情况了，所以丝毫也不吃惊。只是暧昧地对这个外国通的秘密随声附和，专心地吃鸡肉火锅。我这个乡下人觉得刚刚受到批判的肉，没有什么乌冬面粉味儿，很好吃。

“问题在这儿。今晚你好好想想这件事儿。清政府出钱送留学生到日本，而这些留学生大有推翻清政府的气势，真是奇怪。这样看来，清政府给予了留学生使自己崩溃的研究费了。日本政府，对于这些留学生的革命思想，现阶段嘛，好像是采取了视而不见的形式，可是,日本民间的侠义之士，主动支援这场运动。

你可别吃惊。支那革命运动的领袖、名叫孙文的英雄，早就隐藏在名叫宫崎什么的日本侠客家中啦。孙文，记住这个名字为好。似乎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听说有狮子的风貌。只要是这个人说的话，留学生全部听从，绝对信赖。这个英杰的顾问，是以那个宫崎为首的日本民间的侠义之士。

采取革命的手段

这可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日本政府假装视而不见、那么如果这种革命思想在日本的首都东京蔓延并展开轰轰烈烈的灭清运动，清政府将对日本抱有何种感情呢？要是平时，倒无所谓。如果要把支那这个有优秀文明传统的大国从列强的侵略中救出，采取革命的手段是必要的，不必对清政府客气。就是我，也会支持孙文这位英雄的。日本人，大家还是有这种义气的。大和魂的本质，就是义气嘛！但是日本现在是在赌国运，正是同北方强国作战的紧要关头。如果清政府对日本政府抱有恶意，就会放弃现在的善意中立态度，反而倾向于俄罗斯。那会怎么样呢？这场战争对于日本或许会变得非常艰难。就在这儿。怎么样，这就是外交的秘诀。一面战争，一面外交。哪儿奇怪？要认真听，这可是国家的重大问题！你从刚才就一个人咕咚咕咚地喝酒，结账的时候，没问题吧？我可没那么多钱，你到底带了多少钱？首先不做本国的财政预算，战争是不安的。快点调查一下，报告给我。”

我取出自己的钱包，查了查包里的钱，报告给了外务大臣。

“好，没问题。有这些就足够了。我也有五六十钱。咱们再喝点儿。肉我够了。来点儿清淡的烫豆腐吧。乡下菜里面，烫豆腐算不错的了。”

但我总觉得那也同他的假牙有关系。

换了锅，又拿来了一些酒。

“你可真能吃、真能喝呀。”他用恶狠狠的眼神看着我一面呼呼地吹着豆腐吃，一面用另一只手不停地倒酒喝。“你们在松岛，也没少喝吧？可能我问得太细了，谁付的钱？这很重要。”他换了副语调说道。

我放下筷子，回答道：“一人一半。本来我要自己全付的，但周先生怎么也不肯。”

“不行。你，那样不行。一次就是一百次。你最好别和周先生来往了。你弄错了国家的方针。无论周先生说什么，你都应该付全款。和外国人交往时，要把自己也当成一个外交官。首先，要给他们日本人都很亲切的印象。我叔叔他们在这点上是煞费苦心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对于中立各国的人，必须用复杂微妙的外交性策略。特别是清国留学生，最难对付。这些人是清政府派来的，却要谋划推翻清政府。如果一味纵容他们，就可能违背日本现政府的外交方针。仅仅亲切是不行的。要以一面亲切、一面指导的领先者的态度来对付他们，我认为这才是作为当今的外交官的妙诀。你知道吗？是这么回事。不能让对方看见你的弱点。一起玩的时候，一定要全部付帐。一定要常常先行一步。就说我吧，相当辛苦。前阵子开班会的时候，你好像没参加，以后必须要参加啊，那个班会上，藤野先生对做干事的我说，和留学生来往的时候要小心。”

他的这句话我没有露听。有种好像被藤野先生背叛了似的感觉。

“不会吧！藤野先生不至于使用那么愚蠢的外交手段吧？”

“什么愚蠢。不许说这种失敬的话。你简直不是日本人。战争中，第三国的人都有可能当间谍。特别是清国留学生，一个不落都是革命派。为了革命，他们也可能向俄罗斯求助。因此有监视的必要。一面对他们亲切，一面监视他们。为了这，我把那个留学生拉到我的宿舍里住、照顾他的同时、也对日本的外交方针做些努力。”

“什么？你的这些努力也太狭隘了吧！”我也有些醉了。

“狭隘？你竟然这么说。你简直不是日本人。不良少年。”他脸色都变了。“肥猪！农村也有这种不良少年啊。连我叔叔的名字都不知道，真不像话。好好学习吧！你现在落伍了！滚吧！把你喝的吃的钱付了，快滚！肉和烫豆腐好像都是你一个人吃的。”

我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倾倒在榻榻米上，默默地站了起来。

“干什么？喂！”津田君用两肘顶着我大叫。

我苦笑了一下。

“再见。”说着，走到外面，真没劲！也好，我明天直接找藤野先生确认事情的真假。因为周先生有成为间谍的可能性，就说我不是日本人，说我是不良少年，真是忍无可忍。

回到县厅里我借宿的地方，在井边洗了洗脸、手和脚。心情稍稍爽快了些，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

第二天早上，我很激动地去了学校，上课前去了藤野先生的研究室，敲了敲门。

“请进。”里面传来先生的声音。

我毫不迟疑地推开门，屋内洒满了阳光，先生正被一些上肢骨、下肢骨、头盖骨等令人生畏的人骨标本包围着，泰然地读着报纸。他把转椅略微转向我这边、报纸放在桌子上，问：“有事么？”

坐在研究室里的藤野先生似乎比教室中的他温和了许多。

“啊，和第三国人来往不行吗？”

“啊、什么？”先生完全流露出了他的关西土话，反问我道。

“是周先生的事。”我顺着先生的关西土话，不由得微笑了。这回我镇静地说出了要说的话：“昨天有人对我说，不许和周树人来往。”

“谁？”

“名字我就不说了。我不是来告那个人状的，只是听说是先生那样吩咐的，来问问是真是假。”对藤野先生我也好像对周先生一样，想说的话能流利地说出来。关于其中的理由，前面我也罗罗嗦嗦地写过好几次了，但是，也许终究是藤野先生和周先生人品的原因。当我面对他们的时候，总是感到很安心。

“莫名其妙。”先生不满地边用力搓着胡子边说：“我怎么可能说那种蠢话。”

“可是，”我撅着嘴，“班会时先生……”刚说到这儿，

“啊，是津田君吧？那家伙真冒失。”先生说着笑了。

“那么，是假的了？”

“不，说了。是我说的。”忽然先生用上课时那种严肃的口吻说，“这次我们学校初次来了一个清国留学生。和他一起学习医学，小而言之，是为了帮助支那创立新医学，大而言之，是我们应该合力尽快把西洋医学的精华吸收到我们东方医学中来，从而推动全世界的医学更加进步。所以我希望班委会的干事能有这种热情，于是才对津田君说了那番话。并没有提到别的。”

“是这样啊。”我松了口气，“有人说，您说战争中第三国人有成为间谍的可能？”

“胡说。看看这个。”先生把桌上的报纸递给我，那上面大字写着：

天皇驾临赤坂离宫

出席观菊会

内外人士共四千零九十二名

这样的标题，不用读正文，我就明白了。

“我们不应该坚信国家的前途一片光明吗？”先生垂下眼帘，平静地说。“一个国家的品德，怎么形容好呢？我在战争的时候能深深地感受到。”他换了种语调问道：“你是周君的好朋友？”

“不，算不上十分亲密。但我以后想和他成为好朋友，周先生是带着比我远大得多的理想来仙台的。他为了给父亲治病，从十三岁开始，连续三年每天奔走于当铺和药店之间。因此在他父亲临终时，他几乎喊破了喉咙，可他父亲还是死了。他说那时自己的叫声现在仍不绝于耳。所以周先生想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挽救那些不幸的病人。可就因为周先生是有革命思想的积极分子，就要一面亲近他一面又监视他，这种复杂微妙的外交手段太过分了吧。周先生的确拥有青年般的崇高理想。我认为青年不能没有理想。所以青年之于理想……”说着说着我站着哭了起来。

“革命思想。”先生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说，沉默了片刻。一会儿，先生看着窗外又说：“我认识的一家人，老大是贫民，老二是司法官，老小有些奇怪，是演员，是这样的一家人。开始的时候，他们兄弟之间常常吵架，可是，现在，相互之间非常尊重。不是什么道理，怎么说呢，即使每个人都想开出自己不同的花，但整个家才是一朵大花。家乃不可思议之物。那个家庭如果说是地方名门，有些夸张，但也是当地有历史的家庭，而且，到了现在，似乎依然受到当地人的信赖。

我想东洋整体是一个家庭。个人可以各自展示自己的面貌。关于支那的革命思想，我知之不深，不过，我想，那叫做三民主义的，是建立在民族的自决，不，或者可以称作自愿的那种东西之上的。说到民族自决，难免有不关自己的事这种冷淡的感觉，自愿是为了家庭兴旺最值得高兴的现象。我所希望的，是各民族历史的开花结果，并不需要我们事无巨细地管闲事。

几年前东亚同文会成立仪式在东京的万世俱乐部举行。当然，这也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事情。那时候，近卫笃磨公被推为会议主席，进入审议该会的目的、纲领的议程，革命派支持者与清朝支持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两相对峙、互不相让。一时间让人觉得会议会因此决裂。那时候，主席近卫笃磨公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主张支那革命的高见也罢，支持清朝防止列强分割的高见也罢，毕竟是对于他国的内政干涉，于本会之目的无助。但是，双方高见之目的，均在支那之保全，故此，本会以“支那之保全”为目的如何？严肃的发言吸引了满场听众，两派对此均无异议，在一片喝彩声中目的获得通过，从那以后，“支那之保全”成为我国对支那的国策。我们在此之上不是也没有什么需要多说的了吗？

支那也有很多伟人。我们想的事情支那的先觉者们也在认真地思考吧。是民族自愿。我期待着这一点。支那的国情和日本不同。有人认为支那的革命破坏了传统，因此不好。可是也可以理解为正因为支那保存着好的传统，所以革命的气概从那传统的继承者中产生出来。中断的仅仅是形式。家风或者国风，其传统是绝不会中断的。应当称作“东洋本来之道义”的潜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延续着。而且，在其根本之道，我们东洋人都连接在一起。可以说背负着共同的命运。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家庭，尽管人各有志，却还是一朵大的花儿。相信这点，就能够活泼地和周君来往了。不用想得太复杂了。”先生笑着站起来，接着说，“一句话，不要小看支那人。仅此而已。”

上课铃响了。

“教育敕语里，是怎样说的？‘相信朋友、交友就是相互信任。’别无其他。”

我产生了走上去和先生握手的冲动，但还是忍住了，恭敬地向先生鞠了个躬。

先生却忽然说：“我好像没见过你，你来听过我的课吗？”

“啊，”我哭笑不得地说：“啊，以后一定听。”

“是新生吧！你们互相激励、一起加油吧！津田君那边，我会说的。上次班会，我说了些没用的话。今后，我要少说多做。”

我来到走廊，舒了一口气，原来如此，怪不得周先生称赞藤野先生呢，藤野先生很伟大，周先生也很有眼力，我对藤野先生和周先生的敬佩之情是平分秋色的。我今后也会成为一个不亚于周先生的藤野先生的崇拜者。上课时一定要坐在最前排抄笔记。周先生今天来学校了吗？我想尽快见到周先生，便急匆匆地赶到教室。可是，那天也没见到周先生的影子，却看到津田君那双令人讨厌的眼睛闪着狡黠的光。不过，我的心胸已经宽大起来了，笑着跟他打了声招呼。津田君似乎也不是坏人。他有些不知所措，微笑着点了点头。不过那一整天，我们都互相躲着对方没有再谈别的话。放学后，我想去看看周先生的病怎么样了，可是我不知道周先生住的地方，而且一想到再被同他住在一起的津田君说教一番甚是无趣，所以我马上返回了自己的住所。

晚饭后，出了宿舍，我去了东一番巷，松岛座的中村雀三郎一座正在上演《先代萩》。仙台的《先代萩》是什么样的呢？我很有兴趣，就抱着看一看的心理加入了站立席。所说的《先代萩》，众所周知，是依据仙台伊达藩的家族内乱而改编的戏剧。我想榴之冈附近有政冈墓，这出剧应该是从很久以前起就在仙台大受欢迎吧。可是后来我听说，正好相反，这出剧在旧藩时代是禁演的。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可以自由地演出。可是在仙台市内这出剧并没有长久地兴盛起来。因为即使偶尔改了剧名上演，被称作旧藩士的人也要申请面见太夫元，说即使有政冈这样的烈女存在，这出剧也还是有损伊达家的名誉。因此他们要求立即禁演。

到了明治中期，没有旧藩士出来无理取闹了，但仙台的观众因为这出剧是取材于自己身边的旧藩时代的事件，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奇心观看。从那时起，仙台人似乎就不关心这出剧是演哪个地方的事，仅仅把它当作一般的伤感剧，默默地观看而已。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猜想仙台的观众看这出剧，说不定会有多兴奋呢。于是怀着想看看他们的狂热样子的期待进了小剧场。观众出乎意料地冷静。当时的入座率有五六成，我一面觉得奇怪，一面感叹：到底是大仙台的市民，自己地方的事件正在上演，却能无动于衷，这也许就是大都会的气度吧！我这个从山里出来的乡巴佬莫名地想。刚好这时演到雀三郎政冈的一场悲剧，我不由得哭了起来。不经意地往旁边一看，周先生正站在那儿。他也流着泪。看到此情此景，我更想哭了，飞奔到走廊，一个人尽情大哭起来。然后擦干泪又回到站立席，拍了一下周先生的肩膀。

“啊——”，周先生看到我边笑边用手背拭着泪问我，“你一直在这吗？”

“嗯，我从这场开头看的，你呢？”

“我也是，这出戏让小孩子来演，实在让人禁不住落泪呀。”

“我们走吧。”

“好的。”

周先生和我一起离开了松岛座。

“听津田君说你感冒了。”

“连你也知道了，我真拿津田君没办法。我稍微咳嗽几声，他就非让我躺下休息不可，说我是得了Lunge（德语，“肺炎”之意）。我一个人去松岛没叫上他，他就大发脾气。他才是Kranke（德语，“病人”之意）呢，是Hysterie（德语，“歇斯底里的、神经质的”之意）。”

“你没大碍就好，但身体还是有些不舒服吧？”

“不。Gar nicht（德语，“没有”之意）。津田君让我躺着，昨天我躺着看书了。实在无聊，我就偷偷跑出来了。从明天开始我去学校。”

“是啊。你要是什么都听津田君的，说不定真会得肺病的，干脆换个地方住吧。”

“嗯，你说的我也想过，不过，那样做的话，津田君会寂寞的。虽然有点儿烦，但他还是有正直的一面的，我并不是很讨厌他。”

我的脸红了，与津田君相比，或许我的嫉妒心更强吧。

“不冷吗？”我换了话题，“咱们去吃荞麦面吧！”

不知不觉间我们来到了东京庵。

“宫城野的荞麦面好像很好吃。听津田君说，这个东京庵的炸荞麦太油腻了，不好吃。”

“不、宫城野的天妇罗才油呢。不油腻的天妇罗是冒牌货。”

周先生和我一样，对吃都不在行。

我们一起走进东京庵。

“我们点这个油大的炸荞麦怎么样？”周先生一副对炸荞麦很有兴趣的表情。

“嗯、就这么办。意外的，我有种会很好吃的预感。”

于是我们点了炸荞麦和酒。

“听说你们国家是料理之国，你来到日本会因为日本菜不好吃而为难吧？”

“不是的。”周先生一脸认真地摇着头，“什么料理之国，那只不过是来支那玩的有钱的外国人的说法而已。那些人是来支那享乐的。所以一回到自己的国家就俨然一副支那通的样子。即使在日本，被称作支那通的人大都也是对支那持有个人的偏见。所说的什么皆通的人，其实不过是些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胆小怕事的人而已。在支那能品尝好吃的支那菜的人，不过是支那少数的有钱人或者外国的游客。支那的平民百姓吃的很糟糕。日本也是这样吧。日本旅馆里好吃的菜，一般的家庭是吃不上的。而外国的游客也会认为旅馆的菜是日本的家常菜。支那绝不是料理之国。我到东京时，师兄带我到八丁堀的偕乐园、神田的会芳楼吃所谓的支那料理，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菜。我来日本以后，从没认为菜不好吃。”

“可是，那个泥汁呢？”

“不，那个很特别。可是学习了津田君式的烹调法以后，就能够下咽了。很好吃。”

我们正说着，酒上来了。

“日本的戏剧怎么样?觉得有意思吗?”

“对于我来说，日本的戏剧比日本的风景更容易理解。其实，前几天，对于松岛的美，我就不太理解。对于风景，我和你一样……”周先生话说了一半，停住了。

“你阳痿啊。”我不客气地跟他开着玩笑。

“啊，是的。”眼睛不停地眨着说，“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可却不大喜欢风景。还有一个不擅长的，就是音乐。”

我笑了出来。忽然想起在松岛他唱的“云啊，云啊……”，

“那日本的净琉璃呢?”

“那个我并不讨厌。与其说它是音乐，不如说是Roman（德语，“传奇故事”之意）。或许因为我是俗人吧，比起高尚的风景呀、诗呀，我更喜欢平民的平易的故事。”

“也就是说，比起松岛来，你更喜欢松岛座了？”尽管我是乡下人，却总能在周先生面前轻松地开玩笑。“这阵子仙台很流行无声电影，你喜欢吗?”

“那个嘛，在东京我也看过，我感到有些不安。把科学用于娱乐是很危险的。说到底，美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是不健康的。是邪恶的。快乐不该是使之进步的东西。以前在希腊，不是有个音乐家因为发明了增加一根弦的新式琴而被放逐了吗？支那的《墨子》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有个叫公输的发明家，把用竹子做成的鹊拿给墨子看，得意地说‘把这个玩具放向空中可以绕飞三天’。墨子沉着脸说，还不及木工做的车轮，并让他扔了那个危险的玩具。

我认为叫爱迪生的发明家，是世界级的危险人物。有许多原始形式的快乐。由酒发展成了鸦片，支那变成什么样了呢？爱迪生各种各样用于娱乐的发明，不会变成与此相似的结果吗？我很不安。今后的四五十年里，爱迪生的后继者们不断涌现，这样一来，世界就会走向快乐的尽头，我们眼前将会展现一副难以想象的悲惨的地狱之图。如果这仅仅是我的杞人忧天，那就太幸运了。”

一边说着这样的事，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油腻的炸荞麦，然后，我们离开了东京庵。至于是谁付的帐，自己有没有遵从津田君的劝告，这些，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那天晚上，我决定把周先生送回荒町的住处。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有月亮。同样不喜欢欣赏风景的两个人却好像很关心月景。

“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周先生静静地说。“我现在还记得，每年一到夏天，去妈妈的故乡，从妈妈的娘家坐一里地的船就能到演社戏的地方。……”

天黑后，乘着蓬船在两岸都是豆麦的河上通过，都是没有大人跟着的孩子，年龄稍大的孩子轮流划船。月色朦胧在河的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兽脊似的，远处的渔火闪闪烁烁，此时又不知从何处传来了忧伤的短笛声。戏台屹立在河边的空地上，周先生他们泊了船，在船上眺望好似梦幻般的五光十色的小戏台。台上，有个长胡子的老生，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在打仗。

小旦出场了，正用尖尖的声音唱着，忽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鞭打起来了。不一会儿，船返航了，月亮还没落，河面越发亮起来，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宛如火柴盒般大小，热热闹闹的。

“月色好的夜晚，我常常想起这一幕。这可能是我唯一风流倜傥的回忆。像我这样的俗人，沐浴在月光下，也变得有些sentimental（德语，“多愁善感”之意）起来。”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去学校。我希望能见到周先生，和他聊天。说真的，像我这样游手好闲的人，与津田君的预言正好相反，非但没有留级，而且还能从学校毕业，想一想完全是周先生的功劳。不，周先生，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对藤野先生的崇敬之情也催我奋起，使我从留级生的困境中被拯救了出来。

我记得是在那个月夜的四、五天后，仙台下了第一场雪。我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把周先生拉到我的宿舍，坐在火盆旁边，我们一边吃着包子一边聊天。这时，周先生的脸上浮现出了微妙的笑容，他从包里拿出一本笔记递到我面前。我一看，是藤野先生的解剖学笔记。

“打开看看。”周先生笑着说。

我翻开一看，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每页几乎都是红色的、用红笔细细地改过了。

“改得真多啊！谁改的？”

“藤野先生。”

我恍然大悟。似乎明白那天藤野先生自言自语地说“不言实行”的意思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很久以前。从上课的第一天开始。”

周先生更加详细地对我讲了事情的经过：藤野先生最初的讲义是解剖学的发展，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大概是星期六，先生的助手来叫周先生，到研究室一看，先生像往常一样被一群人骨包围着，微笑着问道：

“我的讲义，你能记下来么？”

“嗯，我想争取记下来。”

“记得怎么样呢？把笔记拿给我看看吧！”

周先生把笔记拿去后，先生就把笔记留了下来，过了两三天，先生把笔记还给他时，对他说：“从今以后，每周都把笔记拿给我看吧。”

周先生打开先生还给他的笔记后，吓了一跳。笔记从头到尾都是红笔字，不仅把许多落写的地方都规规矩矩地填好了，就连语法错误也一一订正了。

“从那以后，每周如此。”

周先生和我沉默着对视了良久。学习吧！无论有什么事，都要来听藤野先生的讲义。就这样，在无人知晓的人生的一隅，这种默默的不言实行的小善，不正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珍贵的珠宝吗？这件小事，就连只是旁观者的我都被打动了。以前的那只懒惰的鸟，从那以后也开始努力学习了，并因此很顺利地拿到了医生资格证。可以说，正因为此，我才能像现在这样继承祖辈的家业吧。

那以后，藤野先生也始终默默地亲手修改笔记，从未间断过。在我们第二学年的秋天，因为笔记，发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但那是后话了，总之，从明治三十七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对我来说，在许多意义上，都是充满干劲儿的时期。日本就要开始对旅顺的总攻击了，国内形势十分紧张。我们这些学生，为了防止日币外流，不穿羊毛服了，改穿棉服，讨伐戴金边眼镜的人，或者，称作战前生活，开一种忍耐会，还不时举行未明雪上行军，士气越来越盛，好像对旅顺的陷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终于，明治三十八年元旦，旅顺陷落了。第二天，手拿着旅顺陷落号外的仙台市民沸腾了。胜了。终于胜了。不知是新年的祝贺还是胜仗的祝贺，人们一味地说着“恭喜了！恭喜了！”甚至到平时不大亲近的人家去，不要命似地喝酒。4号晚上在青叶神社院内点燃了篝火。5号是仙台的祝胜日，这天早上十点，以爱宕山上的一声礼炮为信号，全市的工厂都拉响了汽笛，市内各派出所的警钟以及社寺备用的梵钟、钲太鼓，无一不被敲响，那架势就像是要把一切都敲碎一样。同时市民也都到户外各自敲着金盆、白铁罐、大鼓，并且一起喊万岁，呈现出全市轰鸣的壮观景象。那天晚上，有各学校联合的提灯队。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提灯、三根蜡烛，一面连呼着“万岁、万岁”，一面在仙台市里结队游行。异国的周先生，好像跟往常一样是被津田君拉着出来的，他微笑着和津田君并肩提着灯走着。我和津田君倒不是不和，不过总觉得从那次以后关系便不太融洽。即便是在教室碰面，也只是互相轻轻地点个头而已，互诉衷肠的事从来不曾有过。只有那个晚上，我极其自然地向津田君搭话说：

“津田君，恭喜了。”

津田君也情绪极好地说：“哦，恭喜了。”

“多有得罪了。”我顺便为平素不说话的失礼向他道歉。

“不，是我该道歉才对。”外交官的侄子到底老练圆滑。“那天晚上我醉过了头，说那样的话，太不应该了。事后，我被藤野先生批评了。”

“什么事呀？”周先生插嘴问道。

“没什么，津田君请客吃了鸡肉还喝了酒。”我含糊地岔开了。

“不仅如此。”津田君说了一半、忽然变了腔调说“你对周先生还是什么也没说吗？”

“嗯。”我点了点头，给津田君递了个眼色暗示他什么也别说。

“是吗？”津田君大声说：“你这家伙真是好人。虽然向藤野先生告状很不像话，不过那确实是我不好。好吧，喝酒！今晚咱们三个再吃鸡肉吧！万岁！”

津田君好像已经有几分醉意了似的。

我痛切地感到在战争中，即便对手是你的朋友，也要取得绝对的胜利。胜了，真好。津田君所说的外交上的深谋远虑什么的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津田君仍是个爱国的好青年，这点没有变。那天晚上，他用小得周先生听不见的声音对我说，他两个月之前听说了巴尔切克舰队出发在即的消息，于是很担心日本没有攻下旅顺时，那个舰队来袭击日本，便开始觉得每个人都很可疑，而这时周先生一个人悄悄去了松岛，他便怀疑周先生是俄国的侦探，要测量松岛湾的深浅，并把俄国的舰队引到这儿来，企图消灭整个仙台市。——总之，在那个刚刚攻陷旅顺的乱糟糟的夜里，他对我说了这些话。我听到后惊呆了。但都已经无所谓了。我们已经胜利了，无所谓了。那天晚上，我深切地思索着：战争一定要胜利。战况一旦不利，就连相信朋友也变得很困难了。民众的心理原来是那么地不可靠。小而言之，是为了防止国民日常伦理道德的动摇；大而言之，是为了发扬藤野先生所谓的“东洋本来之道义”，因此，战争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胜利。

身为异国人的周先生

旅顺这个要塞一陷落，日本国内，夸张点儿说，就像天上的门打开了一样明亮得刺眼。那年的新年歌会天皇作了首俳句：

富士山巅，旭日柔和

新年的天空，那份悠闲啊

那时的日本，举国上下，好像已经打败了俄国一样。正月的月末前后，专制统治下的俄国爆发了内乱，俄国失败的色彩更加浓厚。日本军队以破竹之势分别于三月十日和五月二十七日，取得了作为日本国民难以忘怀的陆海军决定性的大胜利，国威大震、国民也概气冲天。这次日本的大胜利，给身为异国人的周先生带来了我想象不到的强烈的冲击。

周先生来到日本，直觉到横滨与新桥之间的窗外的风景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清洁的秩序。东京的女人们系着红色吊衣服袖的带子，头戴崭新的白毛巾，沐浴着朝阳，用掸子掸拉门的可爱的姿态正是日本的象征。在那个松岛的旅馆时，周先生便预言：这场战争，日本一定胜利，这样生机勃勃的国家不可能失败。而这次的胜利恐怕比周先生预想的更加辉煌地摆在了他的面前。我看到他惊呆于日本的不可思议的力量。

以旅顺的陷落为转折，周先生开始重新研究日本。据周先生讲，那时支那青年来日本学习，并不是由于倾慕日本固有的国风、文明，只不过认为在邻近的国家也能直接学习西洋文明、从这种一时的便宜主义出发才选择了日本。周先生开始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日本的，但很快发现这个国家出乎意外地紧张，预感到这里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存在着，又看到堂堂的当时世界一等国家俄罗斯也被日本所降伏，更让他坚信了自己的想法。这回他不仅仅看汉译的明治维新史了，而是直接买了许多日文原版的历史书来读，似乎是要对自己以前的日本观做重要订正。

“日本具有国体实力。”周先生叹口气说道。

这好像是一个极平常的发现，可是，在这贫乏的手记中我却想在这里倾注全力、大写特写。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获全胜，在这件事情的刺激下，周先生得到的这个发现，给他的医学救国思想很深的打击。我认为这是他改变其人生方向的最初原因。他开始说：“明治维新并不是兰学者推动的。”维新思想的源流还是国学，兰学只不过是在路旁开的珍奇的小花而已。德川幕府二百年的太平，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在文艺发达的同时，触及遥远祖先的文艺思想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并开始进行认真地研究。而这时，德川幕府也渐入政治上的倦怠期，内不能挽救百姓的贫穷，外不能抗衡各国的威吓。就在国家面临崩溃危机的攸关之时，远祖思想的研究家们一起站了出来，指出了救国的大道：国体的自觉、天皇亲政。天祖最早开创了国家基业，到了神代将基业传给了神武天皇，万世一系的皇室俨然地治理日本靠的正是神国人民的自觉。这成为了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将军庆喜公认为：不依据这种天地公道，救国别无它法。率先对德川幕府表示了恭顺之意，随后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几十年里，封建大名们才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领地奉还天皇。这正是日本强大的原因之所在。即使误入歧途，一旦国难临头时，就会像雏鸟汇集到父母的周围一样，舍弃一切，归奉天皇。这是日本国体的精华，是日本人神圣的本能。当这种精神表露的时候，无论是兰学还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会像遇到大暴风的树叶一样，很容易被吹得不知踪影。日本的国体实力是令人生畏的。

听了周先生的感慨，我内心非常激动，眼泪不知为什么掉了下来。我正了一下身子向周先生问道：“那么，你是说日本具有超越西洋科学的东西了？”

“当然。你身为日本人，还问这种问题，真令人遗憾。日本不是战胜俄国了吗？俄国是一个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一定拥有许多应用了科学技术的武器。旅顺这一要塞也是凭借西方科学的Essenz（德语，“精髓”之意）构筑起来的。但即便这样，不是也被日本徒手攻陷了吗？对于外国人而言，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也许是难以理解的，即使是支那人，也不明白。总之，我想再进一步研究日本。这里面有津津有味的东西。”他爽朗地微笑着说。

那时候，周先生也不大见外，常常来我的县厅里的住处玩。一向沉默寡言的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件事告诉房东那家人，周先生就已经和那家人亲密起来了。那家是贫穷人家。中年的木工、妻子和十岁左右女儿的三口之家，借宿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木工喝酒，夫妻二人常常吵架，但与周先生在荒町的借宿处――有许多借宿者的小旅馆比起来，我这里少许有些家庭的情趣，对于当时热衷于日本研究的周先生来说，这个贫穷的家庭，好像也成了他研究的对象。他主动地与这家人来往，特别是与那个十岁左右的黑黑的笨手笨脚的小姑娘成了好朋友。有时他讲支那的故事给她听，或者有时从小姑娘那儿学唱歌。有一次，小姑娘请周先生帮她修改寄给战地的伯父的慰问信，周先生对于这个天真无邪的请求很高兴，并曾把信拿给我看。

“写得真好。哪儿都不能改。”他一边说一边仔细地品味那个小姑娘写的信。

那是一封很平常的信：“去年没跟您联系，久疏问候！听说您在月亮都冻僵了的西伯利亚平原上俘虏了俄国人，还光荣地参加了有威望的敢死队，知道您还像以前一样积极进取、意气风发，我很高兴。保重身体，为天皇陛下、为大日本帝国尽忠。”

“月亮都冻僵了的西伯利亚，”首先周先生很满意这一句。周先生虽然说自己对景色不感兴趣，但对月亮，似乎不怎么讨厌。让周先生最为感叹的是，在这短短的信中，贯穿的一颗鲜明的忠义之心。

“写得真清楚啊！”周先生好像自己有什么大功劳似的洋洋得意地说。“没有犹豫，畅快地说出来，‘为天皇陛下尽忠’，说得是那么干脆爽快、那么naturlich（德语，“朴实无华”之意）。日本人思想的全部都集中在‘忠’这个观念上。我以前认为日本人没有哲学，可以说‘忠’这种Einheit（德语，“统一”之意）的哲学很久以前就被日本人fleischwerden（德语，“变为肉”之义，此处可理解为“消化”）了。这种哲学太被purifizieren（德语，“净化”之意）了，人们反而没有注意到。”像往常一样，他兴奋的时候，总是喜欢说许多德语。

“不过，忠孝思想不是从你的国家传来的吗？”我故意泼他的冷水。

“不，不是的。”周先生立即否定道：“你或许知道，支那的天子不是万世一系的。从尧舜的禅让制开始，夏朝在四百年中改朝换代了十七次，到了桀称王时，成汤被放逐南疆。这也可以称作是支那武力革命的渊源，从那以后帝位的巧取豪夺反反复复，虽然每次都是不得已的Operation（德语，“军事行动”之意），但新登基的君主，大约还是怀着种内疚的心理吧，都要先为自己辩解一番。所说的‘忠’这种观念，奇怪地被当做复杂而暧昧的东西了。

说是取而代之，也许有些奇怪。国家大力地提倡‘孝’，以此为治国之本，产生了将国民的伦理观统一为‘孝’的倾向。因此，在支那，虽然常常说‘忠孝’，但‘忠’仅仅是起了‘孝’的接头语的作用而已，主要是‘孝’。而这‘孝’原本就是包含着政策意味的、被鼓励的道德，有劝诫的意思。统治者极度地利用这一点，把反对自己的人贯以不孝的罪名杀死，因而这‘孝’成了统治者权谋诡计的工具，被统治的人由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不孝的罪名被杀，所以从早到晚都战战兢兢，很夸张地孝顺父母，因此最后才有‘二十四孝’那样愚蠢的传说流传在民间。

“可是，你说得也太严重了。二十四孝，是日本孝道的学习典范。并不愚蠢。”

“那么，二十四孝是什么？你全知道吗？”

“虽然我不全知道，但像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啊、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啊，我小时候听过，我们十分尊敬那些孝子。”

“嗯，就算那些故事无可厚非，老莱子的故事你不知道吧？是七十岁的老莱子向他九十岁、一百岁的双亲像婴儿那样撒娇的故事。你不知道吧？其撒娇的方式是很荒谬的。常穿着婴儿穿的花衣服，‘咚咚’摇着拨浪鼓，围着他的九十岁、一百岁的双亲爬来爬去，‘啊、啊’叫着，逗父母开心。怎么样？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图画书上看到的，那本图画书十分奇怪，一个七十岁的老人穿着婴儿的衣服摇着拨浪鼓的图画，实在肉麻，使人无法正视。他的双亲看到他的样子果真觉得可爱吗？我幼时看的图画书上，那对九十岁、一百岁的双亲看着自己七十岁的傻儿子时，是一脸无奈、一脸为难的。是的。是Wahnwitz（德语，“精神错乱”之意）。不是正常的精神行为。

另外，还有这样的事儿。有个叫郭巨的男子，非常贫穷，常为自己不能让老母吃饱饭而苦恼。郭巨既有妻子又有孩子。他的孩子三岁。说是老母，三岁的孩子应该叫为奶奶。一次，见这个奶奶把自己碗里的吃的少少地分给了三岁的孙子一些，郭巨很过意不去。老母的饭本来就不够吃，现在我们三岁的孩子又来抢她的饭，不得不把孩子埋掉。那本书上有这样一幅画：将要被活埋的三岁的孩子，被抱在郭巨的妻子的怀里正高兴地笑着，郭巨在旁边满头大汗地挖坑。我自从看了那幅画以后，就对自己的祖母敬而远之了。因为，那时我家家境正在坏下去，万一祖母给我些点心什么的，我父亲过意不去，说：‘不得不把这孩子埋掉。’那不是很惨吗？我突然觉得家庭这个东西很可怕。这样一来，儒者先生们好不容易得出的教训也便毫无意义了。倒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日本人很聪明，所以并未把这种二十四孝作为孝行的标准。你可是说了奉承话啊。

我最近在休闲馆，听了叫二十四孝的相声。讲的是一个人，想要孝敬母亲，于是问她想不想吃竹笋？母亲回绝说自己牙不好，实在不能吃。我认为日本人很聪明。不会被愚蠢的事蒙蔽。所谓文明并不是使生活方式时髦化。明辨是非才是文明的本质。看穿伪善。拥有这种洞察力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

日本人接受了祖先传下来的好的教养。出于本能似的，仅仅选择、摄取了支那思想的健全部分。在日本，支那好像是被看做儒教之国，但支那乃道教之国。民众信仰的对象不是孔孟，而是神仙‘长生不老的迷信’。但是在日本，不老不死的神仙说之类根本无人理睬。人们仅仅把它当作笑料。认为神仙这个词简直就是白痴、疯子的代名词。

因为日本的思想被统一在‘忠’上面，所以不需要神仙和二十四孝。‘忠’就是孝行。前阵子我们一起看的戏剧中的政纲也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忠’。没有教育孩子要对母亲尽孝。但是，因为‘忠’就是‘孝’，所以那样就可以了。于是日本人看那出戏时都哭了。而把‘仙人’、‘二十四孝’作为相声的内容，成了人们的笑料。”

“不，对不起。”我禁不住恭维道：“大概是日本人刻薄的缘故吧。但其实并不是蔑视你们国家教育子民的信条，这种辛辣地嘲笑别人的坏毛病要不得。”

“不，日本人的嘲讽仅仅是有气势，反而是淡薄的。说‘辛辣’不准确。在支那有‘他妈的’这样的脏话，这个才真正的辛辣。是很过分的话。很下流卑劣，我不想说它的意思，除了支那，恐怕世界上没有其它民族能发明出这种致命的脏话了。仅此一点支那世界第一。”

“我虽然不知道那个‘他妈的’是什么东西，不过，我总觉得，中国能称得上世界第一的绝不止这个，除此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也许仅仅是我的一种判断，我觉得在你们国家，正流传着我们难以想像的伟大的传统。你把自己的国家说得那么不好，可是藤野先生说‘支那保存着好的传统，所以反抗者从那传统的继承者中产生出来。’每次我听到你对支那的批判，却反而感到支那的博大精深。支那是绝不会灭亡的。只要有十个像你这样的人，支那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一级大国。”

“别奉承我了。”周先生苦笑道，“支那要是像现在这样可不行。绝对不行。只要是有那种认为自己有余裕的满不在乎的自负心理，就不行。日本人都有干劲、有目标、并且很认真。支那必须要学习日本这种态度。”

那时，我动不动就同周先生进行这种中日比较的讨论。周先生兴奋地打算着：等这学年结束、一放暑假，就去东京，告诉同胞的留日学生们他发现的神国之清洁感、直截的一元哲学并启发他们。不久到了暑假，周先生去了东京，而我回了乡下老家。我们分开了两个月。

九月，随着新学年的开始，我又在仙台见到了周先生，久违了的面孔使我大吃一惊。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周先生和以前不同了。虽不至于冷淡但总觉得他的目光犀利而敏锐，即便是笑，脸上也有种冷飕飕的阴影。

我问他：“东京怎么样？”他很奇怪地苦笑说：“东京人很忙，电车轨道一天天向四方延伸开去，那是现在东京的symbol（德语，“象征”之意）吧。到处都不安定，对战争的讲和条件不满。东京市民义愤填膺地到处开演说会，局势很不稳定。传说现在东京已经施行了戒严令。东京人的爱国心太过天真了。”

“贵国的学生们对‘忠’的一元论反响如何？”

周先生好像突然牙痛般地扭曲着脸说：“这个……，太忙了，什么是什么，对我来说，已经搞不清楚了。日本人的爱国心虽然不稳定，但毕竟本质是单纯的、明朗的，可我们的爱国心是复杂的、灰暗的。不，也许没那么严重，反正有许多事我不明白。太难了。实在搞不懂。”

他又冷冷地微笑着说：“不过，不少日本青年现在正在研究世界文学。去书店时我很吃惊，各国的文学书籍，很多都到货了，日本的年轻人积极地选购着。也可以说是在为生命的充实而努力吧。我也模仿他们，少许买了些书回来。打算不逊色于他们地从事研究。我的竞争对手是东京的年轻人。这些人对新的世界正在erwachen（德语，“觉醒”之意）。我对东京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此后，课程一结束，周先生就马上回自己的宿舍，很少像以前那样来我住的地方玩了。一个寒风瑟瑟的晚上，很稀奇，津田君来到了我的住处，一副很奇怪的表情说：“出了件麻烦事。”随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收信人是周树人，发信人是直言山人。我想：真是个不怎么样的匿名，略微迟疑了一下，便皱着眉看了信。那内容更糟。字也是缭乱的草体，简直是一封散发着臭气的肮脏信件。首先，上面大大地写着：“你改悔吧！”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一直以来我就很讨厌这种预言似的刺耳的话。接下去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所谓“直言”的话，罗罗嗦嗦、颇为难懂，大意是说：你怯懦，你事先从藤野先生那里泄露了解剖学的考题。其证据，是你的解剖学的笔记上，藤野先生用红笔标注了记号。你没有及格的资格，改悔吧！等等。

“这算什么。”我想撕掉那封信。

津田君却慌忙说“等等、等等。”一下子把信从我手中夺了过去，“这可是大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实际上是件不愉快的事。我必须得喝点儿酒。这家人一点儿酒都没有吗？”

我苦笑了一下，问借宿的那家人是否有酒。妻子说，“白酒今晚被丈夫喝了，不过还有啤酒。”

我问津田君：“啤酒行吗？”

他一副稍有些痛苦的表情说：“啤酒？吹着冷风喝啤酒真是蠢透了，好吧。没关系。拿来吧。”

津田君一个人咕咚咕咚喝着啤酒。

“哇，真冷啊。秋天的啤酒，真够呛。”他喊着，打起了冷战，结结巴巴地开始讲起这件事的重大性。因为是嘴唇青紫，全身哆嗦的演讲，竟也营造出了一种非同平常小事般的凝重气氛。

“这是国际问题。”他像往常一样夸张地说。“这件事，看似是周先生个人的事，其实不然。现在清国留学生散布日本全国，人数已接近一万。也就是说，在周先生的背后，有一万名清国留学生待命。周先生一旦发怒，这一万名留学生必然站出来声援。指责起来的时候，且不说仙台医专的名誉受损，我们文化部、外交部也说不定要向清政府道歉。这的确会给中日亲善外交抹黑。这件事，你怎么想？”

我像往常那样装做不在意地说：“周先生看到那封信了吗？”

“看了。今天我们一起从学校回来，这封信已经被寄到了宿舍。周先生拿到信后很无所谓地装进了衣兜，上了台阶。当时我有一种预感便叫住了他。说：‘把信在这儿拆了吧。’周先生站在走廊里，默默地打开了信。大致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就要撕掉。”

“就是嘛。这种不干净的信，谁都会想撕掉的。”

“哎，别打岔。我拿起那封信一看，愈发紧张起来。”

“怎么。你不会认识寄信的那个人吧？”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认识。是矢岛。那个Landdandy（德语，“乡下花花公子”之意）。”

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来了几天前的一件小事。是在藤野先生的课上。先生一进教室，班委会的新干事矢岛马上站起来走到黑板前写道：“明天开班会，全体无一遗漏务必出席。”然后在“漏”字上画了二个圈。五、六个学生哄笑起来。我简单地以为因为班委会人总不齐，才特意强调“无一遗漏”的。可是，那是矢岛拙劣的讽刺。当时，藤野先生和周先生都在，想暗暗讽刺考试“漏题”，矢岛才用了这种卑鄙的小伎俩。

一想到这儿，我的火就上来了，“揍他一顿！”总觉得不能便宜了这种卑鄙小人。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平凡的六十年的生涯里，产生了真的想揍人的想法的，只有那一次。我恨不得当晚就去他家，尽情痛打他一顿。我一直就很讨厌这个留着美须的矢岛。他毕业于仙台东北学院之类的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吧，借周先生的说法，是伊达藩的der Stutzer（德语，“好打扮的人”之意），如果按照津田君的说法，是个乡巴佬。总之是那种妄自尊大的人。刚开学他就在教室里神秘兮兮地说他父亲是仙台的大富翁，他总是借着父亲的权势兴风作浪，好像自己是班级的头面人物似的。在新学年班委会干事改选中，他便踢开了津田君，当上了新干事。我不赞成从东京大坂来的学生把东北看作农村的那种轻蔑的态度，可我也无法忍受那些东北当地的学生所表现出来的阴险卑鄙的报复倾向。特别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地位卑微的东北人，所以一看到农村人那种早熟的复仇心，我就像厌恶自己似的，比起东京大阪的学生，似乎更讨厌当地的人。

“不能打他。那就成了泄私愤。”津田君一看我激怒了，忽然显示出了冷静的态度，“对方不止矢岛一个人。有许多乡巴佬帮闲。我认为该利用这个机会纠正一下他们的排外思想，我们不都是绅士吗？还是打思想战吧！”

“可是，津田君。我也是乡巴佬呀。”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乡巴佬这个词很刺耳。虽然当地的矢岛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可是，使用这个词的东京人津田君的心里也称不上高尚，转念一想，其实都半斤八两。

“不，你不同。你绝不是乡巴佬。你，”津田君一副为难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更像城里人。”他越来越困窘了，“对，你是支那人！没错，你。”

我被弄得目瞪口呆。

“所以你才对同为东北人的矢岛君他们敬而远之。”津田君一本正经地说，“你现在和周先生站在同一立场上。虽然我不那么认为，但班里的同学都说你长得像支那人。你的确不应该只和周先生一个人交往。班里的同学在背后把你的名字‘田中卓’叫成是‘でんちゅうたく’（一种类似中文的发音），你不知道吧。反正你的名字是小田。不愉快吧？”

别人怎么叫我，我倒不太在意。可是，津田君为什么把这件事扯到我的头上，还乱发脾气、搬弄是非，迟钝的我也渐渐地明白了。津田君到底还是在对矢岛君夺走了他班委会干事的名誉职务耿耿于怀。于是这个忧郁失意的小政治家就借机使矢岛君的信问题化，想逼矢岛君辞掉干事职务，而后自己就可以再光明正大地炫耀印有头衔的名片了。他一定是抱着这种可怜的企图来找我的。先挑唆与周先生关系最好的我，我一激动就会像上次那样紧急报告给藤野先生，这样一来，藤野先生便会愕然地找到矢岛君，大声训斥他并剥夺其干事荣耀。我怀疑他是在梦想这种高明的步骤，因此，才没有大吵大闹的。认识到这一点，我刻薄地说：“你如果早就知道事情的原委，为什么不向矢岛君他们证明周先生的清白呢？”

“那个，我说了也没用。那帮家伙认为我和周先生也是一伙的。我、你、藤野先生还有周先生，这四个人，现在同样像是被告一样。真不像话。连藤野先生的人格都怀疑，太过分了。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团结起来，想个对策。你明天就去告诉藤野先生吧，我再设法联合其他人。”

我的怀疑果然没错。我感到十分厌烦。揍矢岛君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了，只是希望尽快从这些愚蠢的政治斗争中解脱出来。

“答应我一件事，”我冷淡固执地说：“我明天去藤野先生的研究室，在先生做出指示之前，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封信的事。”

“为什么？”津田君嘴咧得老大瞪着我问道。

“不为什么。”我尽可能微笑着说，“不管怎么说，联合其他人的事，再等两天吧。否则，我就是你的敌人。”

现在，我只是同情周先生。还有，在周先生的学习上花了很大力气的藤野先生也很可怜。我只关心这些。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这样啊。”津田君好像很厌恶似地扭过脸去，“你好像不信任我。”

我没理这些，“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与你为敌，还对藤野先生说你的坏话。”

“那，可是，太不讲理了吧。”

“不讲理也无所谓。敌人嘛。怎么样，答应了吧！”我乘机坚决地说。

津田君不情愿地答应了，却又一边小声嘀咕着：“东北人，真难对付。”

第二天，我去了藤野先生的研究室，扼要地汇报了这件事，还替津田君美言说：“津田君也非常愤慨，他表示要等待先生的指示，愿意效劳。”我只字未提矢岛的名字，只是拜托先生帮周先生消除这些误解。

“什么消除不消除的……”先生很意外地以满不在乎的笑容说：“周君的解剖学不及格。是因为其他学科的分数高，才得了那些分数的。周君是第几名？”

“啊，60名左右吧。”

我们从第一学年升入第二学年时留级生很多。同届学生的三分之一、大概50人都不幸地留了级，我和津田君同处于八、九十名的危险位置，幸好最终还是合格了。我们认为身为外国人的周先生能够排60名，这是因为他聪慧好学而理应取得的成绩，可是对于不了解周先生的人来说，这第60名，可能让人感到有些难以置信。特别是那些留级生们，他们不反省自己不刻苦，而是挑进级生的毛病，这样作为全体进级生的牺牲品，清国留学生周先生就成了众矢之的。

“第60名吗？”先生对第60名很不满意的样子，“不是很理想的成绩啊。不更加努力学习可不行呀！上学年你们的解剖学学得很不理想。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不好好学习的话，将来要后悔的。就是因为懒惰，才会出现这样愚蠢的问题。如果互相鼓励、好好学习的话，就不会互相误解、互相嫉妒了。所谓和，绝不是消极的。发皆在节谓之‘和’，也有些中庸。是天地跃动的姿态，紧紧地绑在一起。”

先生做了个把弓拉成满月形的手势，接着说：“射出的箭准确无误地正中靶心，发出‘嘣……’一声明快的响声，那种感觉就是和。发皆在节，不能忘记这个‘发’。‘发’也就是学习。有句话叫‘以和为贵’。所谓‘和’，不仅仅是好好地在一起玩儿。‘互相鼓励、一起学习’也叫‘和’。你好像是周君的朋友，他为了向支那传播新学问，特意到日本来学习，必须鼓励他，让他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也很着急，第60名太惨了。必须要取得第一名或第二名才好。

日本在古代也曾向唐宋派过留学生，受到了那个国家的很多照顾。现在日本作为报恩，必须要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教给他们。可是周围的日本学生们只是贪玩，一点儿也不学习，难得周君他们抱着远大的志向来到日本，最终也被卷入其中，懒惰起来。你如果真是周君的朋友，我可以给你们两个人研究Thema（德语，“题目”之意），《缠足的Gestalt der Knochen（德语，“骨骼形态”之意）》等等。怎么样？可能的话，最好是周君感兴趣的题目。可是，现在我手头也没有Modell（德语，“模型、样板”之意），有些难。总之，必须使周君具有对医学的Pathos（德语，“激情”之意）。

周君最近不太有精神吧？是不是讨厌解剖实习？支那人对Leichnam（德语，“尸体”之意）有他们独自的信仰，死后不火葬，而是土葬。中庸之道的鬼神之德也就是那些吧，支那十分敬畏死后的鬼。或者，周君最近的消沉是因为我们过于随便地对待Leichnam（德语，“尸体”之意），因此他便对医学产生了厌烦情绪？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这样对周君说：日本的Kranke（德语，“病人”之意），非常高兴死后能为医学的发达做贡献，特别是，如果死者知道不久以后也将是对支那的贡献，反而会觉得很光荣的。你这样对他说，给他勇气。小小的解剖实习就变得脸色苍白，将来，连个小Operation（德语，“手术”之意）都做不了。”先生讲的全是周先生的事情。

“那么，信的事，怎么办啊？”

“那不用在意。只是如果因为这件事，周君变得讨厌学校，就难办了。这点，你好好安慰他、鼓舞他。让他不要在意信的事。另外，津田君把这件事闹出来、引起骚动也不好，我会让干事找出写那封信的人的。没有必要向我报告是谁写的，只是想让写信的人，去周君的住处，检查笔记，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坦诚地和周君和解。对了，这次的干事是矢岛君吧？”

因为那个干事矢岛就是写信的人，所以我很为难。可是先生偏偏又让矢岛负责查找嫌疑人，真有些讽刺意味，可能会产生很有趣的结果。想到这里，我便说：“嗯，是的。那么请您告诉矢岛君吧。”我刚一转身，先生又在背后大声申斥说：“不仅仅是周君，你们大家也要更加努力学习！各人自发，这叫‘和’。”

这件事给周先生什么样的冲击我不得而知。那段时期周先生的态度让人觉得很难以接近，即使是在学校碰面，也只是相视一笑，“你好吧？”、“嗯。”这些颇为表面化的问候。一次也没能说起藤野先生叮嘱我说的那些安慰激励的话题。另外，我想如果那些话自己表达不好的话，反而会使敏感的周先生不舒服，那就没意思了，我便装出一副对于笔记灾难什么的一概不知的样子。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是个下大雪的夜晚。周先生把头埋在外罩里，全身雪白地来到我的住处。

“啊。快请进。啊。”看到久违了的周先生我很激动，跑到大门口欢迎他。而周先生却踌躇着：“可以吗？是不是正在学习呀？不打扰你吗？”那态度胆怯、客气，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他几乎是被我拉进屋里来的。

他说：“我刚从美以教会回来，实在太寂寞了，所以过来看看，不打扰吧？”

“不，我总是在玩。可是，教会又怎么了？”

周先生和我一样，敬重基督教的邻人友爱，对于被钉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宿命也深表同情。周先生曾对我说过，他看不惯教会职业牧师那伪善家一样的悲怆表情，以及往来于教会的青年男女的装腔作势的态度，因此对于大量散布在仙台市内的教堂采取了敬而远之的策略。尤其是周先生他们断定耶稣的使者不是真正的耶稣，如同支那的儒者先生们歪曲了孔孟精神一样，外国的传教士也使基督教堕落了。既然如此，他现在却说他去了美以教会，真让人费解。

周先生缅腆地说：“我最近是Kranke（德语，“病人”之意），所以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完全成了einsam（德语，“孤独”之意）的鸟。那时我们可真快乐呀，一起住在松岛，还说了许多幼稚的话。”说着垂下眼帘，在被炉中沉默了片刻，突然抬起脸，“实际上，昨天矢岛君来向我道歉了。那封信是矢岛君写的。”

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

这个经过我也从津田君那里听说了：藤野先生委托矢岛君查找嫌疑人，并叮嘱他今后照顾周先生。也许是矢岛君毕竟拥有可以称作东北人道德中特有的洁癖性这种素质，或者是从他信仰的基督教中感悟到了反省的美德，忽然哭起来，坦白说写那封信的人就是他，并对这次愚蠢的误解深表歉意，还说要辞去干事的职务，推荐津田君当下一任干事。津田君觉得难以接受，结果，干事就由矢岛君和津田君二人共同担当。因为四面八方都圆满收场，津田君拍着我的后背叫“军师，军师”。军师也好，什么也罢，只是我的没办法中的办法意外地获得了成功而已。

周先生说道：“我总是请藤野先生修改笔记，所以引起这样的误解也是有情可原的，我反而觉得对不起矢岛君。以前不太喜欢他，在互相交谈中，才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讽刺地问他：‘你是基督教徒吧？’他认真地点点头，说：‘是的，并不是基督教徒就不犯罪。反而像我这样有许多缺点、又总是犯罪的坏人才会成为基督教徒。教会是我这样易犯过失的人的医院。是Krankenhaus（德语，“医院”之意）。而福音是我们Herz（德语，“心理”之意）病人的Krankenbett（德语，“病床”之意）。’

矢岛君的话铭刻在我心里，我也突然想敲敲Krankenhaus（德语，“医院”之意）的门。我现在的确是Kranke（德语，“病人”之意），于是便信步去了教堂，不过，对于西方夸张的礼仪，还是有不能接受的地方，很失望。今天的说教正好是旧约的《出埃及记》的几处，讲摩西把他的同胞从奴隶的境遇中解脱出来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听到这些，我不禁毛骨悚然。

在埃及城市的贫民窟里，百万同胞们整天都喧噪、怠惰地打发日子，摩西面对他们讲述脱离埃及的大理想，摩西‘口齿不伶俐、舌头也不伶俐’，笨嘴拙腮地四处游说，反倒使大家很迷惑。后来他就又是呵斥又是哄骗又是怒吼，终于带领大家成功地脱离了埃及。

但在之后的四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却迷失在荒野里。追随摩西脱离了埃及的百万同胞，非但不感谢他，大家都发牢骚，并且诅咒摩西，说因为他爱管闲事，才会造成他们今天这种悲惨的结局。脱离了埃及，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啊，想一想还是在埃及的时候好，奴隶也好、什么也好都没有关系，面包能吃得饱饱的，肉锅里炖着鸭和葱。

‘我们在埃及的土地上，坐在炖肉的锅旁，吃着面包的时候，即便是让耶和华的手杀死我们，那也是幸福的。而你却把我们领到这片荒野，我们全都会饿死的。’他们口无遮拦、毫无理智地抱怨着。我联想到自己国家现在的民众，感到十分痛苦，实在无法听完这次布道，于是中途逃了回来，实在太寂寞了，就跑到你这儿来了。绝望，不，说绝望有些讨厌，那是煞有介事的词语。说什么好呢？所谓的民众，大体就是那样吧。”

“虽然我对圣书里的事一无所知，但那个叫摩西的，最后还是成功了吧？在西奈山的山顶，指着约旦河的美丽流域，便能看到他自己的故乡。不是有这样精彩的地方吗？”

“唉，可是，在那之前的四十年的岁月里，他的同胞们要忍受不吃不喝的痛苦。能做到吗？不是五年十年，而是四十年。我越来越不明白了。今年夏天是在东京度过的，我所得到的感受还是对挽救民众的怀疑。请原谅我的喋喋不休。在松岛时的高谈阔论是愉快的，但今晚的告白却是暗淡的。”

周先生笑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我刚才笑了。为什么笑呢？埃及的奴隶一定也不时地露出这种莫名的微笑。即使奴隶也发笑。不，也许正因为是奴隶才发笑。我在仙台街上散步时曾留意过俘虏的表情，那些人几乎不笑。这表示他们还抱着某种希望。即便只是抱着想早日回国的焦虑，也是比奴隶要强的。我偶尔给那些人烟，他们的表情显得理所当然。这表明他们还没有沦为奴隶。”

那时，在仙台的俄罗斯俘虏多时达到两千人，分别被收容在荒町、新寺小路附近的寺院，或是宫城原野的小木屋里。从那年的秋天开始这些俘虏被允许可以自由地在市内散步，我虽然不知道俄语的正确发音，但他们不停地说想要パピロス，我猜想那大概是烟的意思，就连仙台的孩子们不知什么时候也记住了这个パピロス，常对俘虏们说：“想抽烟吗？”俘虏们一点头，孩子们就高兴地跑到烟店，买来烟给他们，很是得意。

“我给那些人烟，他们很平静，我反而不好意思了。甚至感到是种侮辱。难道这些俘虏看出我是支那人了？他们知道支那现在马上就会沦为列强的奴隶，因此，仅仅对我有种优越感？不，这的确只是我的偏见。是的。我这次在东京感到的就是这种偏见。我很不安。对于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也感到十分不安。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在松岛的高谈阔论十分幼稚。在怀念自己当时的单纯幼稚的同时，也感到很羞愧。一想起来就脸红。或许我总是醉心于天真的理论吧！我当时自认为深知支那的现状，但那全是少年天真的个人独断而已。

我什么都不懂。现在变得越来越无法判断了。不要说支那的现状了，就连我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都不明白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同胞说我是日本迷。甚至说我是汉民族的背叛者。更有人到处传言，说看到我和日本女人一起散步。为什么我会这样不讨大家喜欢呢？是因为我说了支那的坏话、表扬了日本的忠义哲学吗？还是因为没有和他们一起直接投身于革命运动？我对于他们的那种革命热情深有同感。现在黄兴派和孙文派也就要实现合作，成立支那革命同盟会了。而大部分留学生都是同盟会的成员，据他们说支那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我又为什么这样悲观呢？他们的气势越是高扬，我的心情越是低落。你怎么样？

我小时候，看到别人热烈地鼓掌，也跟着一起鼓掌，现在想起来，十分不好意思。听到慷慨激昂的演说，我内心很激动，可是看到别人热烈鼓掌时，我却无论如何不能为这场演说鼓掌。内心的感动越大，鼓掌之类的越是对演说者的无意义的虚礼，反而失礼。我觉得沉默更能表达真正的敬意，变得厌恶起鼓掌的喧噪来。学校开运动会时的拉拉队也是同样的。另外关于基督教，我非常尊重基督教的‘像爱自己那样爱邻人’的思想，有时很想追随基督教，可是教会中夸张的动作却阻碍了我的信仰。你也曾对我说过：我虽是支那人却不说孔孟之语。对你们来说，这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我是尽力不说的。我讨厌那些口口声声讲着孔孟之道的人。像藤野先生那样的好人，当他说古圣贤的话时，我便捏把汗，暗自想：停止吧。

我们从小就被支那的儒者先生们强迫背诵令人讨厌的古圣贤的话。这样我们就被培育成了讨厌儒教的男子。我绝不是轻视孔孟思想。这种思想的根本，或说成是‘仁’，或说成是‘中庸’，或说成是‘宽恕’，有许多种说法，而我认为是‘礼’。‘礼’的思想是很微妙的。用哲学术语来讲，‘礼’是爱的思想表达法。人类生活的痛苦可以说尽现了爱的表现的困难。这种表现的拙劣，正是人们不幸的源泉。只要能解除这种所谓‘礼’的思想的束缚，那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秩序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人们一定会一边颂扬，一边身体力行的，而且也便能从所有的屈辱、束缚的痛苦中被解救出来了。

而儒者先生们在教授时，却将‘礼’作为最不重要的行为准则，使之堕落成君主侮辱臣子，父亲束缚儿子的伪善手段了。这种倾向很早就表现出来了，魏朝时的竹林隐士等等，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礼’这种思想的堕落，逃到竹林、饮酒度日的。他们的礼仪非常差。时常赤身饮酒。当时的所谓‘道德家’们骂他们是无赖、是背叛道德的人，不，即便是现在，优雅的正人君子们也仍对他们的行为十分反感。其实那些竹林隐士们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很崇高。但是没办法，除了竹林之外，他们无处可住。

人们滔滔不绝地把‘礼’作为名目，对于反对自己的人贯以‘不孝’的污名，打倒他，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非常虔诚地信奉‘礼’本来面目的人们，看到伪善者滥用‘礼’，很不平，却无力挽回。反正没办法，就这样吧，从此以后连‘礼’字都不提，他们抱着这种愚直的偏见跑了出来，反过头来开始说‘礼’的坏话，开始做赤身饮酒这样粗俗的事。可是心底里，把礼教作为宝物一样珍视的，在当时其实只有这些人。

当时如果他们不采取这种‘背德者’的态度，便不能维持‘礼’的思想，时代的‘道德家’们表面上一副非常正派、很优雅的样子，实际上却正在破坏‘礼’的思想，他们全然不相信礼教。而相信礼教的人却变成‘背德者’逃入竹林，像无赖一样天天喝大酒。我现在虽然不想逃入竹林、赤身喝酒，可是心情还是徘徊在竹林中的。我已经看透了儒者先生们伪善的举止。关于这一点，在松岛的旅馆，就应该向你告白。人的思想如果被客厅里的恭维利用了，那就毫无意义了。我想从那不洁思想的死骸中逃脱、憧憬着新学问才离别故乡到了南京的。那以后的事，在松岛时我都对你说了。

可是，我今年夏天去东京后，更加迷失在痛苦的竹林深处了。对我来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不，即使明白，我也不敢明确地说出来。如果我的疑惑不幸实现了，我可能除了自杀，别无他选。啊，这种疑惑仅仅是我的妄想就好了。说得清楚些吧，我最近感到留学生同胞的革命运动，有种不祥的夸张动作的气息。我不能与他们狂热的动作合拍，也许是我不幸的宿命。我认为他们的运动绝对正确。我尊敬孙文、信奉三民主义并珍视它。这是我最后唯一的依靠。如果这个思想也抛弃我，我便成了浮萍、奴隶。但即便如此，我现在还是步了竹林名士的后尘。我做了很多努力。留学生们的热情肯定没有错。‘我们一起呐喊怎么样？说‘难为情’，那是你虚荣。你有不健康的虚无主义者的气息。你的脸上流露出了奴隶的微笑。注意！放逐心中的黑暗，即便不自然也没关系，试着填些明亮的光吧！’我斥责自己、鞭鞑自己、想规定自己的航向、把住舵，甚至想成为革命党会员。可是……”说着，周先生突然不安地问我“几点了？很晚了吧？”

我告诉他了时间。

“是吗？我可以再打扰你一会儿吗？”他浮现出了难看的、低声下气的笑容，“我最近越来越不理解别人的心情了。连支那人都无法理解，不同国籍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有些过分依赖你了。不只是你，还有藤野先生和你这儿的房东夫妇，对我太好了。矢岛君他们的那封信，我反倒觉得爽快。因为支那人劣等，所以不可能取得好成绩，态度十分清楚。这样一来，我的心情平静了、释然了。我受不了温情。今后请你也直言不讳吧！我在这儿和你谈到这么晚，你不讨厌吗？没关系吗？”

我没回答他。我想：如果是这种过分客气的客人，或许他借宿那地方的人也会讨厌吧。

“你好像生气了，但我似乎只对你放心。那次松岛碰面以来，总是让你听这些无聊的唠叨。医学救国嘛，”说着，他笑了，“拼凑了幼稚的三段论法，把那称之为什么屁道理、什么科学。为什么我这样畏惧科学呢？孩子喜欢火柴，很可爱。可是孩子使用科学武器，会怎样呢？反而可能会酿成惨事。因为孩子只想着玩。病好了，马上就去河里游泳，旧病复发，就再回来。

凭借科学的威力，让民众觉醒，鼓励他们抱有新生的希望并为之努力，不久又引导他们怀抱维新信仰，这不就成了三段论法了吗？全是可耻的办法、是屁道理。我已全部抹杀了科学救国论。我现在必须更踏实地重新考虑怎样才能拯救支那。摩西为了拯救自己的民族花了四十年。我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必定会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的维新靠的不是科学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维新，以水户义公编撰大日本史为开端，契冲、春满、真渊、宣长、笃胤，另外，还有写日本外史的山阳等一群著述家的精神启蒙，拉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并没有把Materiell（德语，“物质”之意）的慰乐作为教化的手段。这正是称明治维新成为奇迹的原因。

用科学的手段来拯救自己的国民是非常危险的。那是西方人以侵略为目的，驯服别国民众的手段。对于本国国民的教化首先应该靠启发国民的精神。先治好国民肉体的疾病，使其抱有新生的希望，随后再教化他们的精神，这种循序渐进的深谋远虑一概不需要。不仅是旁人，即便是我自己，如果现在领会了像日本的忠义一元论那样明确直接的哲学，那就得救了。信奉忠义一元论的人大概只有在吃冰激凌、含奶糖、看无声电影这样短暂的时间里，才会稍微放松一下精神、暂时忘记这种信仰吧。日本的这个一元哲学，不张扬，永远把接受命令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默默地执行，因此我对这个哲学十分放心。

对于自己深深信仰的东西，还是不要过分狂热、骚动的好。在东京的我的朋友，口口声声不断地喊‘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好像这就是区别人类与非人类的标志性词汇，那么，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奉者，不是要马上跑到竹林里去了吗？不，这一定是我怪僻的妄想，我已经连三民主义是什么都弄不清楚了。但是，我必须相信他们的热情。不，确切地说，必须尊敬他们的热情。他们正在为了把自己的国家从独立的危机中解救出来而拼命呐喊。而我除了和他们步调一致地东奔西跑以外别无它路。我虽不是革命党员，但也绝不是胆小鬼。我随时准备和他们一起牺牲。我的船舵，不管我希望与否，已经定在一定的方向上了。

我现在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那么，先怎样做好呢？一想到这儿，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忧郁的竹林。那些人说我是民族的叛徒，说我是日本迷。可是，我想：那些人如果不背叛民族，就算幸运了。总之，我不懂政治。对我来说，与党员的增减、谁当干部这些事情相比，我更在意一个人心中的间隙。明确地讲，与政治相比，我现在更关心教育。不是高等教育，而是民众的初级教育。我没有独特的哲学和宗教。我的思想是贫弱的。我只是想把我一心一意信仰的孙文的三民主义，浅显易懂地教给民众，促使民族自觉。仔细想想，我作为那些人的朋友能起到的小作用，也许只在做这样极其低微的工作上面。

可是，即便如此，对于我这样能力有限的人来说也绝非轻松的工作。如果我当一名医生，在大家的帮助下也许会成功，但如果我当教育者，会怎么样呢？看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例子，我觉得对民众的教育，著书立说是最有效的，可我却连一篇文章都写不出来。与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相比，要成为支那的赖山阳，对我来说要难上百倍。最后，我发现政治家、医生、教育者，一切的一切，自己都没有希望，于是，今天去了教会，寻求Krankenbett（德语，“病床”之意），却听到了不吉利的奴隶的故事，十分吃惊，就跑到你这儿来了，说了这么多傻话，我简直就是滑稽演员。失礼了。很无聊吧。到此，滑稽演员要退场了。你的房东好像还没睡，一定很意外地在听我说话吧？那个支那人在说什么呢？讨厌！还不早点回去，害得我们连门也关不了。我最近心不在焉、也很困惑。我变了吧？我想只有你能理解我，能理解我吗？我最近决定谁也不相信了，那么，告辞了。”

我说：“拜托你一件事，请在门外站一分钟。”

周先生很困惑，微微点了点头，出去了。

我向房东的卧室大声喊道：“太太，周先生走了。”

“啊，让他带上伞就好了。”房东太太只说了这句。很清爽。她明白我的意思。

我去找应该站在门外正在听我们对话的周先生，周先生不见了，黑暗中只有雪在纷纷地下着。

这毕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不能说自己记得准确无误，但“一个国家的维新，不能依靠西方的实用科学，而是应该致力于民众的初级教育，如果不改造他们的精神，维新不是很难成就吗？”第一次从周先生口里听到这种疑问，的确是在那个大雪的夜晚。周先生的这种疑问，不久便使周先生开始关心文章，这大概就是后来文豪鲁迅诞生的原因吧！可是，最近大家说由于所谓的“幻灯事件”，周先生的心里突然涌出了这种疑问，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出入。听说后来鲁迅自己也写了仙台时代的回忆，文章中也说由于所谓的“幻灯事件”，才使自己弃医从文了。

我想那大概是他根据特定的情况，将自己的过去四舍五入、简明地整理后写成的吧。所谓人类的历史，常常必须要这样简明扼要地编写。是什么原因使周先生一定要把自己的过去这样“戏剧性”地组合呢？这一点，我无从可知。只是，在他叙述自己过去经历时，支那的形势、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作为支那代表作家的他自己的位置，如果从这些方面出发并认真地追溯下去，或许可以得到值得肯定的答案。愚笨的我把握不好这些细微的困境之中周先生的心态。

美女一转身就变成了魔鬼，这在戏中是常有的事，可是在人类的生活中，不可能会有这样鲜明的转变。人内心的转变，别人当然无法明白，就连其本人也并不十分明白吧。很多时候，人不知不觉地意识到自己体内流着不同的血液，感到愕然。第二年的春天，的确发生了所谓的“幻灯事件”。但我认为那并不是周先生的转折点，那件事只是他注意到体内血液变化的契机。他绝不是由于看了那个幻灯片才马上立志于搞文艺的。一言以蔽之，那是因为他很久之前就喜欢搞文艺。这是俗人的极其庸俗的判断，连我自己也觉得扫兴，可是我只能这样认为。如果不喜欢那条道路，就绝对搞不下去。我倒认为点燃周先生素来对文艺的爱好之情的那个淘气鬼，与其放那部幻灯片不如播放一部反映当时沸腾于日本青年中间的文艺热潮的片子，这样做对周先生的刺激也许更为直接。

说起当时日本的文艺热潮，相当了得，有种“不谈文艺，非人也”的气势。即使在仙台，虽然不知道是否真的在读，但女学生们抱着诗集呀、小说呀得意洋洋地漫步，被称作“星堇派”，她们大多戴着眼镜，神经质地皱着眉，鄙视地看着粗俗的我们。仙台的剧场还经常上演文化剧。庸俗的我最终也没能抗拒这股热潮，偷偷地读了藤村的新体诗。东北的仙台都是这种盛况，那么繁华的东京又是怎样的呢？一定超乎我们的想像吧！

周先生暑假去了东京，最先感受到的不就是澎湃的文艺浪潮吗？不就是书店里洪水般的文艺书籍吗？不就是神情异常认真地在洪水中游着的大群青年男女吗？周先生一定是想知道这些人究竟在追求什么，才与他们一起在书店里徘徊的。这样，事实上他买了许多文艺书带回了仙台。并说那些爱看文艺书的人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这种文艺热情在他的心目中徐徐燃起的同时，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心里的是本国青年们的革命呐喊。医学、文艺、革命，换句话说，科学、艺术、政治，他被卷入三者的混沌旋涡中。

周先生后来大量的著作，我几乎都没有读过。因此，我不知道什么是所谓大鲁迅文艺的功绩。可是有一点我知道，他是支那最初的文明患者。我所知道的仙台时代的周先生，苦于近代文明之病，为寻求其病床，甚至叩响了教会之门，可是，那里也没有救济之法。像往常一样，他又退了下来。懊恼的结果，这个品质高尚正直的青年，脸上甚至浮现出了奴隶的微笑。混沌的产物是自我厌恶。他对于文明的感情，的确可以称之为支那可怜的先驱者之一。这样，这种痛苦内省的地狱，越来越接近所谓人间百感图的文艺了。文艺原本就是他喜欢的路，疲惫的他爬上了这个病床，稍感舒适。当然这只是我庸俗的独断。人的心里就连当事人也不能说清楚，何况像我这样的才疏学浅的人，更是不能弄懂别人的心理了。可是，巷议的鲁迅的转机，我无论如何不敢苟同，所以才胆敢辞不达意地说了一大通话。

那个大雪之夜以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我记得是明治三十九年正月前后的事。那时，周先生已经有一周左右没有来教室了。一问津田君，说是因为闹肚子而卧床不起了。于是我从学校回去时便顺到周先生的宿舍去探望。周先生像病人一样，脸色发青，但见我去了就马上起来了，还不听我的劝阻，立刻叠了被子。“什么？我已经没事了。据津田医生的诊断，怀疑是Pest（德语，“瘟疫”之意），我被宣告没希望了。但是个特大的误诊。只是因为正月里吃多了鲱鱼子。日本正月里反而净吃些鲱鱼子呀、豆子呀这类不精细的东西来庆祝，真是个痛快的国家啊。”

我看了看散在桌面上的众多书籍，几乎全都是文艺书。德国雷克拉姆的书最多，另外还有日本的森鸥外、上田敏、二叶亭四迷等人的著作。“论文艺，哪个国家的好？”我钻进了被炉，与周先生面对面，像往常一样问着愚蠢的问题。

“这个，”周先生那天十分快活，说，“文艺好像国家的反射镜一样。国家艰苦奋斗的时候，便会诞生出好的文艺。虽然表面看文艺不过是柔弱男女的玩物，似乎和国家兴亡没什么关系，可其的确能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国力。可以说是无用之用，不可小视。我想了解埃及、印度的文艺，可是几乎找遍了东京所有的书店，连一册也没找到。印度比支那拥有更古老的文明，因此我觉得印度应该有人作为民族的骄傲，已经觉醒了，并正在尝试做反抗他民族压迫的文艺。我只是爱讲讲道理，欠缺诗和小说方面的才能，所以想找到那些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作品译成支那语，让我的同胞们读。可即便是翻译，文章写得差也不行啊。现在仍在国内的我的内弟作人，对不起，他的笑容和你有些相像，他从小文章就写得比我好得多。现在我想，今后向弟弟请教，不妨兄弟合作，一点一点地进行文艺翻译。所以最近，我练练笔、写些文章。”说着他从桌子的抽屉中取出一本笔记，哗哗地翻着。“就是这个，怎么样？不，即使请你看，支那语的文章，你也看不明白吧，我把这段给你译成日语吧。”

他在便笺上行云流水般地写了数行，而后突然脸红了、犹豫地递给了我。我一读觉得是名文，就不顾周先生反对，便硬是把那便笺拿回家了。为什么呢？也许是想做纪念吧。我那时并没有预感到就要与周先生分别了。为什么会奇妙地迷恋一张便笺呢？真的是有第六感吗？从那以后，我一直都把那张便笺夹在笔记里，上课无聊时，就偷偷地拿出来，一边读一边怀念远方的周先生。毕业的时候，那张便笺却被一个学友抢去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但那是后话了。当时周先生写的文章，因为被我反复诵读，内容至今也还大致记得。讲的是周先生关于文章本质的看法。

“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

因为我记性不太好，也许有两三处不太准确，语调弱的地方就是我拿不准的，原文可是比这好上十倍的名文，请您想像一下吧！

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含义丰富。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的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我想是这种意思吧。这样解释文艺我认为一点儿都不保守，反而非常健全。这种写法让我们这些文艺的门外汉都能隐约感受到其巨大的力量。也是在那天或是别的哪一天，周先生还即兴说了些给我很大启发的话。

“遭遇海难，自己被卷入汹涌的波涛中，并被摔打在海岸上，拼命抓住的地方是灯台窗沿。‘哎呀，真高兴！’刚要喊救命，向窗内一看，守卫灯台的夫妇俩和他们的小女儿正安安稳稳地吃着幸福的晚餐。‘啊，不行。’遇难者忧郁了一瞬，没有喊救命。忽然大浪打来，一口吞没了这个腼腆的遇难者，冲向了远方。我们假设有这样的故事。遇难者已经不可能得救了，他被卷在汹涌的波涛中，也许那是一个暴风雪之夜，他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了。当然，守卫灯台的人一无所知，仍然全家和乐融融地吃着饭。要是暴风雪之夜，应该看不到月亮和星星。故事的结局谁也无从知晓。有人说事实比小说更离奇，即使是谁都不知道的事实，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存在的。而且，在谁也没有亲眼看到的人生角落发生的事实，往往有更高贵的宝玉闪闪发光。把这样的事用天赋的不可思议的触角挖掘出来就是文艺。因此，文艺创作比被世人表彰的事实更接近真实。如果没有文艺，世界将满眼空隙。文艺可以把不公平的空洞，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地填满。”

听了这些话，我这样的俗人也似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快速地运转，也许马上就会损毁。可是，一想起热心指导周先生学习医学的藤野先生，我便悲哀起来，深深地叹气。那时，藤野先生还什么都不知道，依旧每周一次认真地用红笔为周先生修改笔记。不过教书的人对自己的弟子是很敏感的，藤野先生似乎也觉察到最近周先生对医学研究不那么上心了，于是经常把周先生叫到研究室，说些什么，而且在那之后我也有两三次被叫到了研究室。

“周君最近好像不大精神，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班里有没有人对他使坏？”“和周君商量研究的Thema（德语，“题目”之意）了吗？”“是不是心里厌烦解剖实习啊？其实日本的病人如果知道死后的Leichnam（德语，“尸体”之意）解剖会对医学做出贡献，反而自己希望如此。这点你告诉周君了吗？”

先生的问题如枪林弹雨一般，我甚至有些厌烦了。对于这些，我总是敷衍着应答。周先生医学救国的信念动摇了，他进一步认真调查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了解到一些思想家的著述引燃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导火线，但周先生现在觉得那些深奥的理论著作并不可靠，必须先着眼于对民众进行初步教育的文艺创作，于是他现在正在研究各国的文艺，要是向先生说明这种对他来说如晴天霹雳般的转变，先生会何其地惊愕，进而又会变得何其地失落啊，这样想来，愚钝的我也便只能含糊其词了。即便如此，一次我还是向周先生转达了先生的担心。

“这次我向藤野先生要了研究题目，不和我一起做吗？是关于缠足后的骨骼形状问题的，不是很有意思吗？”

周先生微笑着摇摇头，似乎已经觉察到了一切。暑假过后，周先生就总是冷冷的，虽然不是一副心地不良的表情，但就好像住在与我们隔绝的世界里面，见面时，大抵只是暧昧微笑一下。对于这一点，爱操心的津田君担心起来：

“那家伙怎么了？在宿舍里只是读那些无聊的小说，根本不学习学校的功课。那家伙也快成革命党会员了吧？不，难道是失恋了？总之，这种状态可不行。这次弄不好会不及格。他是被清政府选派来日本的秀才。如果日本不教给他像样的学问就让他回国，在清政府那儿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因此，我们作为他的朋友，责任也很重大。最近他总是拿我当傻瓜，我试着劝了他好多次，他不出声，只是笑笑，我浑身直起疹子。如果你和他说说，也许他会听的。干脆哪天狠狠教训他一顿，怎么样？说‘醒醒吧！’，再给他几拳，说不定他会痛改前非、好好学习的！”

我实在后悔在这部手记的两、三个地方故意用了嘲笑津田君的伎俩。仔细想来，真正打心眼里喜欢周先生的不正是津田君吗？就要和周先生分别了，在我的宿舍开了小型的送别会。出席的有爱喝酒的木匠和他十岁的女儿、津田君、矢岛君两位干事、我和主角周先生。大家站着，举行了现在想起来还想噗哧大笑的音乐天才聚集的奇妙合唱：

崇高、厚重的恩师情啊

您教我知识的庭院，已经历了多少春秋冬夏

细思量，那已是久远的兴霜岁月

现如今，分别在我们眼前，一旦说再见

素日彼此间的亲密之情

亦勿相忘

唱着唱着，津田君突然背过身去哭了起来。嘴上虽然说着兴致勃勃的话，可是要与周先生分别了，他似乎比谁都难过。和津田君相处，能看到他这样好的一面，我变得不像从前那样害怕和讨厌城里人了。

后来试着与那位被误解乡村公子的矢岛君相处，也只是一个极端认真的人，就像周先生何时就仙台人所做的批评，仅仅是“怀有东北大诸侯的责任感，固执己见”。因为他过分拘泥于“仙台的面子”，所以初次见面时的寒喧也很生硬，显得目空一切。但如果我们不客气地顶撞他，他就会忽然不好意思起来，展示他的亲切和慷慨。我想正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脆弱，他才那样目空一切地和人打招呼吧！我甚至想，公然给周先生写那种极不合适的信，绝非认为支那人劣等，表示侮辱，相反，那实在是包含着对于支那俊才的敬畏心情。这种敬爱之情生硬奇妙地一颠倒，就变成不许侮辱仙台似的抗争的逆反心理了，于是才写了那样不合适的信。极端认真的人，左思右想以后写的信，字写得像鸡爪子扒的似的，文章更是极其拙劣。总之，是个认真的人。那时看到周先生渐渐对学校的学习失去了热情，矢岛君怀疑自己写的混帐信是周先生不学习的原因，十分内疚，于是便送给周先生德语大词典，并帮他写作业，在学校听课的时候还总喜欢坐在周先生的旁边，像是在照顾周先生似的。可是，周先生还是不顾以藤野先生为首的大家的诚恳挽留，很快离我们而去了。

我记得那是在第二学年期末的时候。雪化了，榴之冈的垂樱开始盛开，校园里的山樱也和褐色稚叶纠缠在一起开出了饱满的花，我们正在着手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发生了所谓的“幻灯事件”，周先生那令人怀念的身影忽然从我们周围消失了。像我前面所说的，周先生并不是看了那个幻灯画面后，马上从医学转向文艺的，事实上，这种方针的变化，很久以前就在一点点地进行着，可是，不得不承认“幻灯事件”至少成了让周先生最终下定决心的借口。

第二学年，我们加了霉菌学这门课，为教授霉菌的形状，老师在教室里放幻灯片来说明各种霉菌形状的特征，讲完了正课，还有剩余时间的时候，老师就放些风景呀、时事片呀让我们欣赏。像华严瀑布呀、吉野山呀，色彩非常美丽，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时事片有旅顺港封锁、水师营会见、奉天入城等等，日俄战争的画面格外多。那些勇猛的场面一出现，我们这些学生就会兴奋地拍手喝彩。

那个学年末的一天，微菌学的课上，２０３高地激战、三笠舰的画面出现时，我们照例大声喧闹着拍起手来，这时，画面忽然变了，出现了一个支那人因为做了俄罗斯的军事侦探而被处刑的场面。听了老师的说明，我们又起劲地鼓起掌来。这时，阴暗的教室的侧门轻轻地开了，我认出跑到走廊里的学生是周先生。我理解周先生的心情，觉得不能不管他，便随着他悄悄离开了教室。但走廊里已经看不到周先生的身影了。上课中的校舍一片寂静。我从走廊的窗子向校园望去，看到了周先生。他正仰面躺在山樱树下。我来到校园，凑到周先生的身旁一看，他正闭着眼睛，令我意外地悄悄笑着。

“周先生。”我小声叫他，他蓦地坐起来，说道：

“我就知道你会跟来的。别担心，亏了那张幻灯片，我终于下定决心了。看到我的同胞，想法改变了。我马上回国。看了那场面，已经不能无动于衷了。我国民众依然处于那种懒散萎靡的状态啊！友邦日本在举国勇敢作战，他们却充当其敌国的侦探，那种家伙的想法我不知道，嗯，多半是被金钱收买了吧。比起叛徒，聚在周围麻木地参观的民众们那愚蠢的脸更让我难以忍受。那是现在支那民众的表情。依然是精神问题。对于现在的支那来说重要的不是身体的强健。那些围观的人不是都体格健全吗？这更使我坚信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医学并非紧要。精神革新！国民性改造！如果像现在这个样子，支那将永远无法确立真正独立国家的尊严。灭清兴汉也好，立宪也好，只是改变了政治口号而已，东西的质地不变，不是没有用吗？因为我这段时间离开了那些表情茫然的民众，心里就定不下来明确的目标，迷茫、不知所措。今天我的目标确定了。看了那个片子，挺好。我马上弃医回国。”

我想已经不应该阻止他了，可还是顺嘴说道：“那藤野先生……”

“啊，”周先生低下头，“是啊，我辜负了先生的期望，很难过，可以说到今天为止我在学校里磨磨蹭蹭就是因为这个。可是——”他抬起头，“可是，不得不做。看到那些同胞的表情，已经不能再左顾右盼了。日本的忠义一元论，不就是这样吗？是的，我终于能够领会那种哲学的含义了。回国之后，首先为了改变那些民众的精神发起文艺运动。我的一生都将奉献于此了。

不管怎样，暂且回国，和仍在故乡的弟弟商量，一起发刊文艺杂志，杂志的名字，今天，就是现在，也完全决定了！”

“什么名字？”

“《新生》。”他微笑着回答。那笑中一点儿也看不出周先生自己称之为“奴隶的微笑”那种卑屈的影子。

老医师的手记到此为止了。我自己（太宰治）又附加了如下数行，仅供手记读者参考。

让全世界引以为荣的东方文豪鲁迅先生逝世于昭和十一年秋，大约是在先生逝世前的十年，也就是昭和元年前后，先生四十六岁的时候，发表了名为《藤野先生》的小品文。选摘部分如下：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的我的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后来在日本要出版鲁迅先生选集，当日本的编辑问先生选哪部作品好时，先生说随便选就行了，但《藤野先生》一定要收入集中。

后记

这本《惜别》确实是应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进行创作的小说。但是，即使没有来自这两方面的请求，总有一天我也会试着写一写，搜集材料和构思早就进行了。搜集材料时，我的前辈、小说家小田岳夫先生和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对于小田先生与支那文学的关系，无人不知。没有小田先生的赞成和帮助，笨拙的我是不会下定决心从事这种很费气力的小说的创作的。

小田先生已经创作了《鲁迅传》这一春花一样甘美的名著，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恰在那之前，完全出乎我预料地，竹内好先生把他刚刚出版的、像秋霜一样冷峻的名著《鲁迅》惠寄给了我。我与竹内先生连一次面都没有见过。但是，我曾拜读过竹内先生偶尔在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支那文学的论文，做些“这很好”之类的评价，不知天高地厚、暗暗视他为很有希望的人。我甚至想什么时候拜托小田先生，介绍我跟竹内先生认识，但后来，听说竹内先生出征了。

因此，竹内先生煞费苦心创作的名著也是在他不在国内的期间出版的。大概是竹内先生出征前交待过：“这本书出来的时候，请给太宰治一本。”因此，出版社送来的时候附加着：“蒙著者所托，敬赠阁下一部。”仅凭这点，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恩宠了，那本书的跋中竟还记载着这位支那文学的俊才似乎是从前就爱读我那不高明的小说这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实，令我更加慌恐和脸红，感奋于这奇缘，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开始了这项工作。

如您现在看到的一样，书完成了，但是我能报答小田先生的鼎力相助和竹内先生来自远方的支持吗？我十分担心。

另外，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为了调查仙台医专的历史，东京帝大的大野博士和东北帝大的广滨、加藤两位博士为我写了介绍信；为了了解仙台市的历史，承蒙仙台河北新报社的好意，我得以从头翻阅了贵社珍藏的贵重资料，这些，不知为我的这项工作起了多大的作用。像我这样几乎无名的作家，能够得到这样的便利，当然是借助了内阁情报局和文学报国会的力量，但是，能够为我这样衣着邋遢的一介穷书生，写介绍信；让我自由地阅读贵重的资料，大家的深情厚谊我永生难忘。

最后，无论如何我想说明的是，这个工作彻底地是由一个名叫太宰的日本作家自由书写的，情报局和报国会都不曾拘束我的写作，甚至没说过一句罗嗦的话。而且，我写完把它交到机关后，他们只字未改地通过了。也许是“朝野一心”吧，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幸福。

Table of Contents

惜别

《惜别》之意图

青春文学名著中的鲁迅

姗姗来迟的“太宰鲁迅”

仙台医专

浅薄的社交姿态

格格不入的感觉

采取革命的手段

身为异国人的周先生

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