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开

作者简介

北岛，原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969年当建筑工人，后在某公司工作。80年代末移居国外。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 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 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 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 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 《北岛诗选》、《北岛顾城 诗选》等。

目录

序：我的北京

光与影

味儿

声音

玩具与游戏

家具

唱片

钓鱼

游泳

养兔子

三不老胡同1号

钱阿姨

读书

去上海

小学

北京十三中

北京四中

大串联（暂缺）

父亲

二○○一年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阔别了十三年的北京。即使再有心理准备，也还是没想到，北京已面目皆非，难以辨认，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

我生在北京，在那儿度过我的前半生，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我的成长经验与北京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却与这城市一起消失了。

从那一刻起，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冲动：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光与影

二○○一年年底，我重返阔别十三年的故乡。飞机降落时，万家灯火涌进舷窗，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那是隆冬的晚上。出了海关，三个陌生人举着“赵先生”牌子迎候我。他们高矮胖瘦不一，却彼此相像，在弧光灯反衬下，有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影子。欢迎仪式简短而沉默，直到坐进一辆黑色轿车，他们才开始说话，很难分辨是客套还是威胁，灯光如潮让我分神。

在儿时，北京的夜晚很暗很暗，比如今至少暗一百倍。举个例子：我家邻居郑方龙住两居室单元，共有三盏日光灯：客厅八瓦，卧室三瓦，厕所和厨房共用三瓦（挂在毗邻的小窗上）。也就是说，当全家过年或豁出去不过日子的话，总耗电量才不过十四瓦，还没如今那时髦穿衣镜环形灯泡中的一个亮。

这在三不老胡同1号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可就全北京而言，恐怕远低于这个水平。我的同学往往全家一间屋一盏灯，由家长实行“灯火管制”。一拉灯，那功课怎么办？少废话，明儿再说。

灯泡一般都不带灯罩，昏黄柔润，罩有一圈神秘的光晕，抹掉黑暗的众多细节，突出某个高光点。那时的女孩儿不化妆不打扮，反而特别美，肯定与这灯光有关。日光灯的出现是一种灾难，夺目刺眼，铺天盖地，无遮无拦。正如养鸡场夜间照明为了让母鸡多下蛋一样，日光灯创造的是白天的假象，人不下蛋，就更不得安宁，心烦意乱。可惜了的是美人不再，那脸光板铁青，怎么涂脂抹粉也没用。其实受害最深的还是孩子，在日光灯下，他们无处躲藏，失去想象的空间，过早迈向野蛮的广场。

据我们物理老师说，当人进入黑暗，短短几分钟内视力可增至二十万倍。看来黑暗让人洞若观火。灯火本来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之一，但这进化一旦过了头，反而成了睁眼瞎。想当年，我们就像狼一样目光敏锐，迅速调节聚焦：刷——看到火光，刷——看到羊群，刷——看到无比美好的母狼。

要说当年“四眼儿”多，除了灯光条件，更主要是与学习态度有关。那时同学争论中胜方最有力的论证是，农村黑灯瞎火，怎么倒没几个“四眼儿”？尽管学校提供晚自习室（包括空间与充足的灯光），可挡不住靠时间差出人头地的，更挡不住在正统知识外看闲书的，如一凡，钻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早早加入“四眼儿”的行列。

当年北京路灯少，很多胡同根本没路灯，即使有，也相隔三五十米，只能照亮路灯跟前那点儿地盘。大人常用“拍花子”来吓唬我们。所谓“拍花子”，指的是用迷魂药绑架拐卖孩子。这故事本身就是迷魂药，让多少孩子困惑，谁也说不清细节，比如用什么玩意儿在脑袋上一拍，孩子就自动跟坏人走了？要有这先进武器，台湾不是早就解放了？没准儿是解放前某个犯罪案例，在口头传说中添油加醋，顺着历史的胡同一直延伸到我的童年。

对夜行人来说，路灯与其是为了照亮，倒不如说为了壮胆。他一边骑车一边哼下流小调，叮当按铃。一旦某个路灯憋了，或被孩子用弹弓打碎，他就慌了，开骂，捎上祖宗八代。

路灯少，出门得自备车灯。五十年代末骑车还有用纸灯笼的，有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为证。那时大多数用的是方形手电式车灯，插在车把当中。再高级的是磨电灯，即用贴在瓦圈上的小磙子发电。由于车速不均，车灯忽明忽暗。那可是北京夜里的一景。

五十年代末，长安街竖起了现代化集束路灯。华灯初上，走在长安街上特别自豪，心明眼亮，似乎一眼就能望见共产主义。相形之下，胡同灯光更加暗淡。一离开那康庄大道，就又迷失在北京胡同无边的迷宫中。

我自幼和弟弟妹妹玩影子游戏，两手交叉，借灯光在墙上变幻成各种动物，或弱小或凶猛，追逐厮杀。后来谁也不愿意扮兔子。弱肉强食，连影子游戏背后都有权力意志，操纵者自以为是万物的主宰。

对孩子来说，黑暗的最大好处就是捉迷藏。一旦退到灯光区域外，到处可藏身，尤其犄角旮旯。刚搬进三不老胡同1号，院里还有假山，奇形怪状的太湖石夜里瘆人，说什么像什么。那是捉迷藏的好去处。捉、藏双方都肝儿颤——谁能保证不撞上郑和或那帮丫环的幽灵呢？听那带颤音的呼唤就透着心虚：“早看见你丫啦，别装蒜，快出来吧——”待冷不丁背后一声尖叫，全都一身鸡皮疙瘩。

讲故事也得趁黑，特别是鬼故事。老人给孩子讲，孩子们相互讲。在一个不信神的国度，用鬼来吓孩子吓自己实在有利于道统。上初中时，毛主席号召讲不怕鬼的故事，让人一时蒙了。首先这世上胆儿大的不多，再说不怕鬼多了个阐释的麻烦：先得证明鬼的存在，才能证明鬼并不可怕。

“文革”期间，我们白天闹革命，夜里大讲鬼故事，似乎鬼和革命并不矛盾。我住四中学生宿舍。先关灯，用口技配乐烘托气氛。到关键处，有人顺手推倒护床板或扔出破脸盆。在特技效果的攻势下，那些自称胆儿大的没一个经得住考验。

日光灯自七十年代初广泛应用，让北京一下亮堂了，连鬼都不再显灵了。幸好经常停电。一停电，家家户户点上蜡烛，那是对消失的童年生活的一种追忆与悼念。

醒来，天花板被大雪的反光照亮。暖气掀动窗帘，其后模糊的窗框随光流移动，如缓缓行进的列车，把我带向远方。我赖在床上，直到父母催促才起来。

大雪是城市的幻象，像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很快这镜子就支离破碎了，转瞬间，到处是泥泞。上学路上，我披着棉猴儿，抄起一把湿漉漉的雪，攥成雪球，往胡同口那棵老槐树扔去。可惜没击中。冲进教室，上课铃声响了。教室窗户又像列车驶离站台，不断加速。室内幽暗，老师的身影转动，粉笔末儿飞扬，那些黑板上的数字出现又消失。老师突然扬起教鞭，指着我喊道：“嗨，问你哪，听见了吗？”

随下课的铃声，春天到了。房檐吸附过多的水分，由白变黑；天空弯下来，被无数枝头染绿；蜜蜂牵动着阳光，嗡嗡作响；女孩儿奔跑中的影子如风筝，谁也抓不到那线头；柳絮纷纷扬扬，让人心烦。我开始写作文，先抄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再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写道，他在莫斯科上空的飞机上看日出。这段显然是不能抄的。我纳闷：为什么莫斯科？我溜达到后海看日落。哪儿来的什么红玛瑙？落日就像一块两分钱的水果糖。几只燕子在湖面翻飞，西山层叠起伏。波浪油亮，泛起一层腥臭的白沫。

在无风的日子，云影停在操场上空，一动不动。那个肌肉发达的高班同学，在双杠上机械般悠着，影子像节拍器。我在单杠下，运足气准备引体向上。按规定，要连续做六个才及格。到第二个我已筋疲力尽，连蹬带踹，脑门刚够到铁杆。我似乎在竭尽全力爬上天空，偷看那舒卷自如的白云。

夏天的阳光把街道切成两半。阴影下清凉如水，我跟着人群鱼贯而行。我突然改变主意，走到阳光暴晒的一边，孤单而骄傲，踩着自己的影子，满头大汗，直到浑身湿透。在目的地我买了根冰棍，犒劳自己。

我喜欢在大街上闲逛，无所事事。在成人的世界中有一种被忽略的安全感。只要不仰视，看到的都是胸以下的部分，不必为长得太丑的人难过，也不必为人间喜怒哀乐分心。一旦卷入拥挤的人流，天空翳暗，密不透风，奋力挣扎才冲出重围。人小的好处是视角独特：镀镍门把上自己的变形的脸，玻璃橱窗里的重重人影，无数只脚踩踏的烟头，一张糖纸沿马路牙起落，自行车辐条上的阳光，公共汽车一闪一闪的尾灯……

我喜欢下雨天，光与影的界限被抹去，水乳交融，像业余画家的调色板。乌云压低到避雷针的高度，大树枝头空空的老鸹窝，鲜艳的雨伞萍水相逢，雨滴在玻璃上的痕迹，公告栏中字迹模糊的判决书，水洼的反光被我一脚踏碎。

我和一凡常远足去东安市场。六十年代初，东安市场翻建成百货商场，改名为东风市场，完全毁掉了原有的风味。当年东安市场，各种小铺摊位错落有致，应有尽有。在我记忆中，那是个光的迷宫，电灯、汽灯、煤油灯和蜡烛交相辉映，扑朔迷离。在各种光照下，那些店主和顾客的脸显得神秘莫测，只要把那瞬间固定下来，就是一幅民俗生活的长卷。偶尔有一缕阳光漏进来，缓缓移动——那是最古老的时针。

每个孩子天生都有很多幻觉，这幻觉和光与影，和想象的空间，甚至和身体状态都有关系。孩子长大后，多半都会忘了，时间社会习俗知识系统强迫他们忘却，似乎那是进入成人世界的条件。

我从十岁到十三岁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那是身体与精神成长的转折点，即青春期的开始。饥饿是当时生活的常态。那时照片上的我，神情很像非洲的饥饿儿童，眼睛贼亮，直勾勾的，嘴角带有一丝狡黠的怪笑。

我显然正处于高度的幻觉中。在我眼里，树木奇形怪状，花朵鲜艳欲滴，烟悬空，水倒流，房子歪斜，楼梯滚动，云朵变成怪物，阴影深不可测，星星又大又亮……后来看到凡高画的星空，一点都不惊奇。在我看来，那是所有处于饥饿中的人应有的视觉效果。

我直眉瞪眼，自言自语，走路不拐弯。特别是在课堂上，我基本上听不见老师说什么，沉浸在自己的幻觉世界中。老师问问题，我往往答非所问。开家长会，老师把忧虑传达给父母。好在母亲是医生，并没大惊小怪。但我处在他们严密的观察中。

半夜醒来，看见我的鞋在移动，转了一圈儿又回到原地；巨轮突然闯进窗户；玻璃上出现陌生人的脸；逆光中的树林着起大火……

一天晚上，我独自回家，发现一朵白云就停在三不老1号大门口上空。它不大，圆圆的，像把大伞，低到难以置信的程度，比我家住的四层还低。多年后听说不明飞行物（UFO）时，才恍然大悟。在这朵云下，我如同被魔法降住，心乱如麻，浑身僵硬。时间似乎停止了。我终于向前跨出一步，然后飞快跑回家。

味儿

关于北京，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儿，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就这一点而言，人像狗。要不为什么那些老华侨多年后回国，四顾茫然，张着嘴，东闻闻西嗅嗅——寻找的就是那记忆中的北京味儿。

冬储大白菜味儿。立冬前后，各副食店门前搭起临时菜站，大白菜堆积如山，从早到晚排起长队。每家至少得买上几百斤，用平板三轮、自行车、儿童车等各种工具倒腾回家，邻里间互相照应，特别是对那些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大白菜先摊开晾晒，然后码放在窗下、门边、过道里、阳台上，用草帘子或旧棉被盖住。冬天风雪肆虐，大白菜像木乃伊干枯变质，顽强地散发出霉烂味儿，提示着它们的存在。

煤烟味儿。为取暖做饭，大小煤球炉蜂窝煤炉像烟鬼把烟囱伸出门窗，喷云吐雾。而煤焦油从烟囱口落到地上，结成一坨坨黑冰。赶上刮风天，得赶紧转动烟囱口的拐脖——浓烟倒灌，呛得人鼻涕眼泪，狂嗽不止。更别提那阴险的煤气：趁人不备，温柔地杀你。

灰尘味儿。相当于颜色中的铁灰加点儿赭石——北京冬天的底色。它是所有气味儿中的统帅，让人口干舌燥，嗓子冒烟，心情恶劣。一旦借西北风更是了得，千军万马，铺天盖地，顺窗缝门缝登堂入室，没处躲没处藏。当年戴口罩防的主要就是它，否则出门满嘴牙碜。

正当北京人活得不耐烦，骤然间大雪纷飞，覆盖全城。大雪有一股云中薄荷味儿，特别是出门吸第一口，清凉滋润。孩子们高喊着冲出门去，他们摘掉口罩扔下手套，一边喷吐哈气，一边打雪仗堆雪人。直到道路泥泞，结成脏冰，他们沿着脏冰打出溜儿，快到尽头往下一蹲，借惯性再蹭几米，号称“老头钻被窝儿”。

我家离后海很近。孩子们常在那儿“滑野冰”，自制冰鞋雪橇滑雪板，呼啸成群，扬起阵阵雪末儿，被风刮到脸上，好像白砂糖一样，舔舔，有股无中生有的甜味儿。工人们在湖面开凿冰块，用铁钩子钩住，沿木板搭的栈道运到岸上，再运到李广桥北面的冰窖。趁人不注意，我跟着同学钻进冰窖，昏暗阴冷，水腥味夹杂着干草味。那些冰块置放在多层木架上，用草垫隔开，最后用草垫木板和土封顶。待来年夏天，这些冰块用于冷藏鲜货食品，制作冰淇淋刨冰。在冰窖里那一刻，我把自己想象成冷冻的鱼。

冬天过于漫长，让人厌烦，孩子们眼巴巴盼着春天。数到“五九”，后海沿岸的柳枝蓦然转绿，变得柔软，散发着略带苦涩的清香。解冻了，冰面发出清脆的破裂声，雪水沿房檐滴落，煤焦油的冰坨像墨迹洇开。我们的棉鞋全都变了形，跟蟾蜍一样趴下，咧着嘴，有股咸带鱼的臭味儿。

我母亲几乎年年都买水仙，赶上春节前后悄然开放，暗香涌动，照亮沉闷的室内。在户外，顶属杏花开得最早，随后梨花丁香桃花，风卷花香，熏得人头晕，昏昏欲睡。小时候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时尚不知有花粉过敏一说。

等到槐花一开，夏天到了。国槐乃北方性格，有一种恣意妄为的狞厉之美。相比之下，那淡黄色槐花开得平凡琐碎，一阵风过，如雨飘落。槐花的香味儿很淡，但悠远如箫声。

而伴随着这香味的是可怕的“吊死鬼”。那些蠕虫吐丝吊在空中，此起彼伏，封锁着人行道。穿过“吊死鬼”方阵如过鬼门关，一旦挂在脖子上脸上，挥之不去，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难免惊叫。

夏天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主要是放暑假的缘故吧。我们常去鼓楼“中国民主促进会”看电视打乒乓球，或是去什刹海体育场游泳。说到游泳，我们沉浮在福尔马林味儿、漂白粉味儿和尿臊味儿中，沉浮在人声鼎沸的喧嚣和水下的片刻宁静之间。

暴雨似乎来自体内的压力。当闷热到了难以忍受的临界点，一连串雷电惊天动地，青春期的躁动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雨一停，孩子冲向马路旁阴沟上，一边蹚水一边高叫：“下雨啦，冒泡啦，王八戴上草帽啦……”

不知为什么，秋天总与忧伤相关，或许是开学的缘故：自由被没收了。是的，秋天代表了学校的刻板节奏，代表了秩序。粉笔末儿飘散，中文与数字在黑板上出现又消失。在男孩子臭脚丫味儿和脏话之上，是女孩儿的体香，丝丝缕缕，让人困惑。

秋雨阵阵，树叶辗转飘零，湿漉漉的，起初带有泡得过久的酽茶的苦味儿，转而变成发酵的霉烂味儿。与即将接班的冬储大白菜味儿相呼应。

话说味儿，除了嗅觉，自然也包括味觉。味觉的记忆更内在，因而也更持久。

鱼肝油味儿，唤醒我最早的童年之梦：在剪纸般的门窗深处，是一盏带有鱼腥味儿的灯光。那灯光大概与我服用鱼肝油的经验有关。起初，从父母严肃的表情中，我把它归为药类，保持着一种天生的警惕。

当鱼肝油通过滴管滴在舌尖上，凉凉的，很快扩散开来，满嘴腥味儿。这从鳕鱼提炼的油脂，让我品尝到大海深处的孤独感。后来学到的进化论证实了这一点：鱼是人类的祖先。随着年龄增长这孤独感被不断放大，构成青春期内在的轰鸣。滴管改成胶囊后，我把鱼肝油归为准糖果类，不再有抵触情绪。先咬破胶囊，待鱼肝油漏走再细嚼那胶质，有牛皮糖的口感。

“大白兔”奶糖味儿。它是糖果之王，首先是那层半透明的米纸，在舌头上融化时带来预期的快感。“大白兔”奶味儿最重，据说七块糖等于一杯牛奶，为营养不良的孩子所渴望。可惜困难时期，“大白兔”被归入“高级糖”，有顺口溜为证：“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可见那“高级循环”与平民百姓无关。多年后，一个法国朋友在巴黎让我再次尝到“大白兔”，令我激动不已，此后我身上常备那么几块，加入“高级老头”的行列。

困难时期正赶上身体发育，我开始偷吃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从养在鱼缸的小球藻到父母配给的黏稠的卵磷脂，从钙片到枸杞子，从榨菜到黄酱，从海米到大葱……父母开始坚壁清野，可挡不住我与日俱增的食欲。什么都吃光了，我开始吞食味精。在美国，跟老外去中国餐馆，他们事先声明“NoMSG（不放味精）”，让我听了就他妈心烦。

我把味精从瓶中倒在掌心，一小撮，先用舌尖舔舔，通过味蕾沿神经丛反射到大脑表层，引起最初的兴奋——好像品尝那被提纯的大海，那叫鲜！我开始逐渐加大剂量，刺激持续上升，直到鲜味儿完全消失。最后索性把剩下半瓶味精全倒进嘴里，引起大脑皮层的信号混乱或短路——眩晕恶心，一头栽倒在床上。我估摸，这跟吸毒的经验接近。

父母抱怨，是谁打翻了味精瓶？

在我们小学操场墙外，常有个小贩的叫卖声勾人魂魄。他从背囊中像变戏法变出各种糖果小吃。由于同学引荐，我爱上桂皮。桂皮即桂树的树皮，中草药，辛辣中透着甘甜。两分钱能买好几块，比糖果经久耐吃多了。我用手绢包好，在课堂上时不时舔一下。说实话，除了那桂皮味儿，与知识有关的一切毫无印象。

一天晚上，我和关铁林从学校回家，一个挑担的小贩在路上吆喝：“臭豆腐酱豆腐——”我从未尝过臭豆腐，在关铁林怂恿下，花三分钱买了一块，仅一口就噎住了，我把剩下的扔到房上。回到家，保姆钱阿姨喊臭，东闻西嗅，非要追查来源。我冲进厕所刷牙漱口，又溜进厨房，用两大勺白糖糊住嘴。可钱阿姨依然翕动着鼻子，像警犬四处搜寻。

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和一凡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前往位于鼓楼方砖厂辛安里98号的中国民主促进会，那是我们父辈的工作单位。暑假期间，我们常步行到那儿打乒乓球，顺便嘛，采摘一棵野梨树上的小酸梨。

一出三不老胡同口即德内大街，对面是我的小学所在的弘善胡同，把东北角的小杂货铺发出信号，大脑中条件反射的红灯亮了，分泌出口水——上学路上，我常花两分钱买块糖，就着它把窝头顺进去。

沿德内大街南行百余步，过马路来到刘海胡同副食店。门外菜棚正处理西红柿，一毛钱四斤；还有凭本供应的咸带鱼，三毛八一斤，招来成群的苍蝇，挥之不去。我和一凡本想买两个流汤的西红柿，凑凑兜里的钢镚儿，咽了口唾沫走开。

沿刘海胡同向东，到松树街北拐，穿过大新开胡同时，在路边的公共厕所撒泡尿，那小便池上的尿碱味儿熏得人睁不开眼，我们像在水中练习憋气，蹿出好远才敢深呼吸，而花香沁人心脾——满地槐花。昨夜必是有雨，一潭潭小水洼折射出天光树影。

拐进柳荫街一路向北，这里尽是深宅大院，尽北头高大的围墙后面，据说是徐向前元帅的宅邸。在树荫下，我们买了两根处理小豆冰棍，五分钱两根，省了一分钱。可这处理冰棍软塌塌的，眼看要化了，顾不得细品冰镇小豆的美味儿，两口就吸溜进去，我们抻着脖子仰望天空，肚子咕噜噜响。

出了柳荫街是后海，豁然开朗。后海是什刹海的一部分，始于七百年前元大都时期。作为漕运的终点，这里曾一度繁华似锦。拐角处有棵巨大的国槐，为几个下象棋的人蔽荫。几个半大男孩正在捞蛤蜊，他们憋足气，跃起身往下扎猛子，脚丫蹬出水面，扑哧作响。岸边堆放着几只蛤蜊，大的像锅盖。蛤蜊散发着腥膻的怪味，似乎对人类发出最后的警告。

我们沿后海南沿，用柳枝敲打着湖边铁栏杆。宽阔的水面陡然变窄，两岸由一石桥连缀，这就是银锭桥。银锭观山，乃燕京八景之一。桥边有“烤肉季”，这名扬天下的百年老店，对我等的神经是多大的考验：那烤羊肉的膻香味儿，伴着炭焦味儿及各种调料味儿随风飘荡，搅动我们的胃，提醒中午时分已近。

我们一溜烟穿过烟袋斜街，来到繁华的地安门大街，北望鼓楼，过马路向南走，途经地安门商场副食店，门口贴出告示：处理点心渣儿（即把各种点心的残渣集中出售），我们旋风般冲进去，又旋风般冲了出来，那点心渣儿倒是挺招人爱，可惜粮票和钢镚儿有限。

沿地安门大街左拐进方砖厂胡同，再沿辛安里抵达目的地。“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国委员会”的牌子，堂而皇之地挂在那儿，怎么看怎么像一句反动口号。

我和一凡先到乒乓球室大战三盘，饥肠辘辘，下决心去摘酸梨垫垫肚子。那棵墙角的野梨树并没多高，三五个土灰色小梨垂在最高枝头。踩着一凡的肩膀我攀上树腰，再向更高的枝头挺进。眼看着快够到小梨，手背一阵刺痛，原来遭“洋辣子”的埋伏。

从树上下来，吮吸那蜇红的伤口，但无济于事。从兜里掏出那几个小梨，在裤子上蹭蹭，咬了一口，又酸又涩，满嘴是难以下咽的残渣。食堂开饭的钟敲响了，一股猪肉炖白菜的香味儿飘过来。

声音

我六七岁时发明：一边哼音乐，一边插入几声汽车喇叭。这两种声音叠加在一起，于我，就意味着大都市。如今梦想成真，我被大都市的各种噪音（特别是无所不在的电钻声）折磨得发疯，彻夜难眠，这才好歹明白，所谓大都市与那农业帝国的孩子的口头创意无关。

六十年代初的北京，静得像个大村庄，早上居然能听见公鸡打鸣。那是住一层的弓家因地制宜，在大院围墙内辟出一小块自留地，除了种瓜种豆，还养了一笼鸡，有只孤傲的公鸡每天报晓，把我吵醒。公鸡打鸣如歌手练声——听众提心吊胆跟着沿云梯爬升，骤停，悬在半空。弓家还养了只火鸡，摇晃脖上肉垂发出咯咯喉音，像得了哮喘病的老头。它健硕且驯顺，让我们这帮孩子轮流骑在背上，昂首阔步。

我翻身，刚想睡个回笼觉，成群麻雀呼啦啦落在房顶，唧唧喳喳，啄着铁皮排水管，发出空洞的回声。其中一只叫声最亮，翅膀扑腾最欢。冬天，锅炉房工人开始添煤加温，热水顺暖气管道哗哗循环流动，伴随着嘶嘶的排气声及冷暖气流撞击时噼啪的爆裂声。我似乎置身于一个庞大的消化排泄系统中。

楼下出现人声。脚步纷杂却清晰可辨：男重女轻，劳力者浊，劳心者稳，老人滞中有间歇，孩子则多变，有的活蹦乱跳，有的拖着地走——费鞋。自行车声被清晨的寂静放大：辐条呼啸带风，轮胎飞沙走石，链条铿锵蹭着链套，铃声响起，洪钟般震耳欲聋。

我又翻了个身。再往远处细听，马打着响鼻，铁蹄在柏油路上打滑；车把式大声呵斥，鞭梢劈开空气，车辕在颠动中吱嘎作响。一辆14路公共汽车驶过，马达轰鸣，突突喷吐尾气，开关门时制动器发出叹息，售票员懒洋洋地报站：“刘海儿胡同到了——”

大约七点二十五分，班主任李老师穿过三不老胡同。他瘦高挑儿，腰板笔直，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向前迈进，黑皮鞋橐橐作响。他清清嗓子，一扭头，“呸”地吐出一口浓痰。一听见李老师的脚步声和吐痰声，我慌忙爬起来。

若生病或装病，我会继续赖在床上。大约八点半，邮递员小李骑车送报送信。他捏闸下车，一脚踢起支架，懒洋洋喊道：“某某某挂号信，拿图章。”

太阳升起来。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北京的吆喝声特别，显然与胡同的深度宽度和弯度有关，要想让商业信息家喻户晓，非得把吆喝抻长拉宽外加七拐八弯才行。北京人语速快，咬字含混，吆喝是对北京话的纠偏：把音调放慢拖长，穿糖葫芦般给每个字应有的重视——清脆圆润，合辙押韵。关键还得底气足，有穿透力，换气不换声，平起，一翻身高八度，站稳了别掉下来，拉长韵尾——张恨水在《市声拾趣》中写道：“我也走过不少的南北码头，所听到的小贩吆喝声，没有任何一地能赛过北平的。北平小贩的吆喝声，复杂而谐和，无论其是昼是夜，是寒是暑，都能给予听者一种深刻的印象。”

“有破烂儿的我买，有破鞋烂袜子的我买——”这是收废品的，用倒装句显示了一种底层的自信，这自信可随时转化为帝国的自信：“有原子弹的我买——”

还有透着北京人抖机灵耍贫嘴的功夫。比如，卖蟠桃的吆喝：“这不是大姑娘扎的，也不是二姑娘绣的，这是三姑娘逛花园一脚踩下一个扁盖儿桃——”

“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广告语简单明了，品牌和存货清单全齐了。北京人讲话“卖什么吆喝什么”，这原始交易代表北京人纯朴的一面，童叟无欺，最多吹点儿小牛，那本是广告的功用嘛：“这冰人儿的西瓜脆沙瓤儿——”“萝卜赛梨，辣了管换——”“喝了蜜的大柿子——”

吆喝往往配有乐器，比如：卖烧饼麻花的用木梆子，耍猴儿的用大锣，收购破烂儿的用小皮鼓，卖冰镇酸梅汤的用两个小铜碗，上下一掂铜音串串，叫“冰盏儿”。还有剃头的用“大音叉”，用铁板在中间一拨，那铮铮颤音先把人弄蒙了，就势按那儿，不管头发长短，先剃成秃瓢儿再说。“磨剪子来戗菜刀——”磨刀的用“铁头”，即五片铁皮串在一起，哗啦作响。

楼下传来最令人激动的吆喝声：“冰棍，三分一根儿，五分一根儿——”那三分的是红果、小豆冰棍，五分的是牛奶冰棍。我兜里只有两分钱，估计和卖冰棍的老太太讨价还价，能弄一根缺棍或半化的红果冰棍。

刚从收音机听完侯宝林的相声《服务态度》，我跟一凡就跳进刘海胡同副食店，模仿相声中的段子唱起来：“买卖买卖和气生财，上柜台来笑颜开，休要发困莫发呆，像你这买卖怎能不发财……”没唱完，就让人给轰了出来。

最想进入我们生活的是蚊子，防不胜防，人类用扇子、蚊香和敌敌畏试图保持距离，没用。夏夜充满蚊子的轰鸣。蚊子拐弯声特别，有金属硬度，夹杂着幽怨与威胁，放大一万倍，估摸就跟火箭追踪目标的呼啸一样。各种蚊香应运而生，可蚊子很快就适应了，甚至像瘾君子，在云雾中飘飘欲仙，发出陶醉般的叹息。当年《北京晚报》有幅漫画：床下放了四个点燃的蚊香，把人熏死了，一只蚊子照样叮在鼻子上。

我手持蝇拍，在罗儿胡同副食店门口，借助一块臭鱼头打苍蝇。打死一只，用竹夹子捏起，放进玻璃瓶，数了数，只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二，按学校规定，每人每天要打死至少五十只苍蝇。那群苍蝇嗡嗡叫，低空飞行，就像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冲向那鱼头，不惜粉身碎骨。

夏天是蛐蛐和蝉的天下。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在诗中这样写道：“蟋蟀疯狂地踏着缝纫机。”就是这些小裁缝缝补着我童年的日日夜夜，让我梦魂萦绕。我在护国寺的“百花深处”买了只蛐蛐，放在小瓦罐里，用葎草探子引它开牙，它自以为得胜时振翅高歌。有一天罐子没盖好，蛐蛐不见了，我急得翻箱倒柜，而它一直藏在我家某个角落，疯狂地踏着缝纫机。

小暑后，蝉蛹出土，鸣声四起。蝉，学名金蝉，俗称知了。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写道：“蝉翼后的空腔里，带着一种像钹一般的乐器。它还不满足，还要在胸部安置一种响板，以增强声音的强度，蝉为了满足对音乐的嗜好，确实作了很大的牺牲。因为有这种响板，使得生命器官都无处安置，只好把它们压紧到最小的角落里。”其实它们纯粹是噪音制造者。把北京吵得天翻地覆，天越热越来劲儿，让人心烦意乱。我跟楼里的孩子们一起去粘知了。先把面粉淘洗成面筋，置于竹竿顶端，再由善爬树的攀到大树杈上。被粘住的知了浑身颤抖，不再鼓噪。

一到中秋，知了退出舞台，蝈蝈粉墨登场。卖蝈蝈的小贩出现在街头，不用吆喝，那叫声就是最好的广告。与知了相比，蝈蝈叫声十分悦耳。蝈蝈长得就顺眼，像外星人——蓝脸粉肚紫翅膀。被关在竹篾编的笼子里，它们心满意足，直到唱彻漫天大雪。

加入少先队后，我最高只混到小队副（一道杠臂章），这近乎耻辱，连我弟弟都当上中队长（两道杠）。幸运的是我被选为鼓手，让我欣喜若狂。这显然与我热爱的苏联电影《少年鼓手的命运》有关：鼓手谢廖沙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因丢失了机密文件被捕入狱。特务伪装成老红军战士，乘虚而入。最终被谢廖沙识破，勇敢地和敌人展开斗争……

我敲的是那种军乐队小鼓，用皮带斜挎身上，两手各持一鼓槌，白手套白衬衣白长裤外加红领巾——少年鼓手赵振开，多么光荣的称号。敲鼓看似简单，只有内行才知其难度，那鼓点复杂多变而清脆利索，像匹骏马奔驰。我的问题是协调能力差，顾此失彼，倒像是两头拉磨的瘸驴。在谢廖沙精神的引导下，我苦练基本功，平时没鼓槌，我就用铅笔或手指代替，成了魔怔，在课桌上门上玻璃窗上簸箕上，甚至在公共汽车车身上，咚咚哒啦哒啦咚——差不多练了仨礼拜，两头瘸驴总算离开磨盘，但还是磕磕绊绊。

伴随着鼓点声，我紧跟谢廖沙提高了阶级警惕性。我发现满大街都是形迹可疑的人，我们楼简直就是特务大本营。为了鼓手的骄傲，我绝不轻易跟任何潜在的敌人打招呼。有一天，我在护国寺遇见被打成“右派”的庞家大哥，只见他东张西望，神色慌张，肯定是等着与台湾特务接头。我躲在树后，又尾随他穿过胡同。在楼梯上，我发现他的屁股兜鼓囊囊的，八成是手枪……

队列仪式还剩下一周，我练得更苦了，连做梦都在敲鼓。两头瘸驴终于合二为一，小跑起来，但毕竟还不是奔马。

队列仪式那天，待我挎上小鼓整装待发，骤然一阵鼓声，再细听，原来是心跳。一声令下，我和另外三个鼓手敲鼓前进，走向舞台。在舞台阶梯上，我的小鼓从挂钩脱落，砰然落地，引来全场哄堂大笑。我手忙脚乱拾起小鼓，一阵猛捶，把其他小鼓引入歧途，大乱。一个鼓手的命运就此结束。

三不老胡同1号正对面是一个小纺织厂，本来没什么动静。只记得十一岁那年，厂内贴出大字报，揭发车间主任耍流氓。我跟楼里的几个孩子混进去看热闹。那时字还认不全，即使认得也不解其意，比如“乳房”，让我好生琢磨：这秘密房子，到底藏在人体什么地方？

六十年代中期，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纺织厂开始扩张，新建的厂房挤压街道，堆满泥沙，骑车走路得绕道而行。厂房把所有天窗打开，等于用一百个高音喇叭向我们喊话。夏天热，一开窗户，在家说话得大叫大喊。每周五厂休，静得反倒让人不知所从，难以入睡，盼着人家赶快开工。这还嫌不够，在纺织机噪音之上，厂里两派组织各自竖起高音喇叭，用更高的频率呼革命口号。

一凡开始学日文，边学边翻译日文资料。他告诉我，噪音是按分贝计算的，按国际标准，这个纺织厂的噪音在90到100分贝以上，轻则听力受损，重则失聪。一凡写了封投诉信，可往哪儿寄？弄不好说你干扰革命大方向。好在失聪的首批牺牲者是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们，本来就耳背，这回干脆什么也听不见了：我们放声高歌，朗诵诗文，激烈辩论。噪音成了我们的保护屏障。

“文革”初期一天夜里，我和同学骑车穿过平安里。夜深人静，突然街上出现十几头毛驴，在一个农民驱赶下往西行进。同学告诉我，每天都有这么一群毛驴，半夜从东郊大红门进北京，目的地是动物园。我愣住，问到底干什么。他笑着说，送到那儿就地屠宰，第二天喂虎豹豺狼。此后很久，我一到半夜就辗转反侧，倾听那毛驴凌乱的蹄声。它们一定预感到厄运将至，就像少年鼓手，调整步伐，抱着赴死的决心。

玩具与游戏

在记忆深处，那些玩具早已陈旧褪色，好像它们先我而生，埋伏在我成长的途中。

头一个玩具是铁皮汽艇，在舱内置放一盏小油灯，热能转化成动力，汽艇突突冒烟沿澡盆转圈。与它并存的还有个微型发电机，一转动轮子小灯泡就跟着亮了，忽明忽暗。其实这是我父亲的玩具，为满足他自己未实现的童年夙愿。

在汽艇与发电机后面，一辆辆玻璃汽车熠熠闪光，排成长队。其实那是用来装花花绿绿糖豆的汽车形玻璃瓶，车后备用胎是瓶盖。那汽车代表了甜味消失后有形的渴望，竟无一幸存，毕竟玻璃是易碎的。

我从儿子对武器的热爱看到我自己，看到世代相传的男人的宿命。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这一书名中arms是双关语：武器与女人怀抱，展示了男人的困境：告别武器也就告别了母爱——他失去包括母性在内的传统对男性的认可。

我的第一个武器是俄式转盘冲锋枪，摇动把手会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一张老照片：我斜挎着冲锋枪，昂首挺胸怒视前方。后来，当海军的表舅送给我一件更珍贵的礼物——左轮手枪。它是铸铁的，有一种真实的重量，外加斜挎的牛皮枪套，持枪者像个团政委。对，我当时就是这样自我定位的。更神奇的是，连扣扳机可击响一条纸带式砸炮，惊心动魄。这军人的礼物，有一种暴力传承的仪式性意义，直到一个偶然事件发生。

那天，我和家人一起来到北海公园，在五龙亭附近的餐厅喝茶。大人聊天时，我挎枪出巡，身先士卒，勘察露营地。来到一片小树林，我和另一个男孩擦肩而过。见我挎枪，他骂了句脏话，愤恨如磁铁把我们吸到一起。在我拔出手枪之前，一把改锥形尖刀已对准我的胸口。他无论年龄和个头儿都比我小，衣衫带补丁，脸生癣，脖子黢黑，显然来自社会底层。

对峙最多只持续了一两分钟，却显得无比漫长，因为时间是以心跳速度行进的。那么近，我能看到他眼中的杀机，胸口似铁锤敲击。最终，我退了一步，转身走开，背后传来胜利者嘿嘿的怪笑。走出树林，回到家人的笑语欢声中，我感到无比委屈，强忍泪水。我知道，作为男人，我必须独吞苦果。于是团政委解甲归田，手枪闲置。

我五舅家有四千金，个个天生丽质，因无子而视我如宝，向我父母提出用女儿交换，未果，只好临时借用。我每逢寒暑假都到舅舅家小住。生活在女孩儿堆里感觉就是不一样，难怪出了个贾宝玉。入乡随俗，我加入到女孩儿的游戏中：编钱包、跳皮筋、跳房子、拽包儿，周围男孩儿们起哄架秧子。这从过家家开始的游戏后来弄假成真，让我暗恋上了玫表姐。

那时五舅家住和平里国家计量局宿舍，出门是田野。夏天，表姐妹带我去采指甲花（学名凤仙花），把桃色花瓣捣成汁，涂在指甲上，一遍一遍让颜色加深。我起初觉得很酷，还展示给人看。

我们常玩的还有“抓（chuǎ）拐”。把羊后腿踝骨四面染成不同颜色，四到八个一组。单手抛出布包或乒乓球时，用同一只手翻转羊拐，排列组合。“抓”是极形象的动词；一把抄过，五指并用，羊拐各就各位。我总是顾此失彼，把表姐妹笑得前仰后合。

假期一过，我又回到男人世界。和女孩儿玩的游戏，跟同伴们连提都不敢提。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直到性意识在某个春天的早晨被唤醒。伴随着我对玫表姐的暗恋，我意识到正如近血缘通婚，这两个世界的鸿沟是无法跨越的。

我家离护国寺很近。那里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有庙会，卖小吃的、拉洋片的、唱戏的、说书的、耍把式的，应有尽有，是放学后的好去处。护国寺后门有条小街叫“百花深处”，是卖蛐蛐的集市。多数蛐蛐关在竹编暖壶外壳里，底部用纱布罩上。那是些劣等蛐蛐，两三分钱一只，而蛐蛐贵族则独居在泥罐或瓷罐里，叫声都格外响亮。其中有一种三角脑袋的蛐蛐最勇猛，俗称“棺材板”，行市可上至一二十块人民币。对我们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

在集市边，有那么几个老头儿沿墙根儿而坐，先斗嘴再斗蛐蛐，我们跟着围观。两雄相争，开牙、缠斗，难舍难分，最后胜者振翅鸣叫，败者落荒而逃。主人再用“探子”把败者引回去，连败三次出局。

我和一凡编好铁丝罩，腾出家中小盐罐，而“探子”据说得用黄鼠狼胡须制成，土法上马，找来一种学名葎草的野草，对半劈开反折再向上一抻，露出细细绒毛。待准备工作就绪，再一打听，先吓出一身冷汗：凡天下蛐蛐好汉皆隐于荒郊野外城根坟地。如壮士出征，我们步行数里，支着耳朵，穿过荒草荆丛，翻动砖头瓦砾。于是我们听到蛐蛐声。大喜后发现，很难从声音锁定其方向，犹如环绕式音响，整个旷野都是蛐蛐声，我们陷入蛐蛐的重围，四面楚歌。回到家两手空空，筋疲力尽，而蛐蛐的叫声响彻梦中。

男孩的游戏常含有赌博因素，比如“扇三角”。把空烟盒叠成三角形。比赛时奋力甩出自己的三角，借风力掀翻对方的三角，不仅要落点好，而且得会用巧劲儿。由于我协调能力差，我的三角几乎都归了人家。赛前先验明正身，凡香烟牌子及新旧程度够格才有参赛权。三年困难时期，我那当高级工程师的大姑父享受特供待遇，他不抽烟，父亲每个月弄来他的两条高级香烟，包括“中华”和“牡丹”。我眼巴巴跟在喷云吐雾的父亲身后转，恨不得他一口气把两条烟都抽完。我成了特权的直接受益者。虽说技术不灵，有名牌三角在手，就像攥着一把好牌，引而不发，好在够参赛资格的同类牌子不多，不战不胜不输。

每回路过高尔夫球场总让我想起弹玻璃球，这两项体育运动确有不少共同之处，但要往细说弹球的优势就大多了：首先是弹球因地制宜，随手挖五个小洞，既节能又利于环保；高尔夫球不过多几个洞而已，却为此跑马占地，铺沙栽树，精心护养那羊不啃狗不尿的毒草。其二，弹球经济实惠，几个玻璃球而已，玩的是心跳；而高尔夫球置装买杆交会费，甚至租电瓶车代步外加雇人背杆壮行，纯粹是花钱受罪。其三，弹球平易近人，低头撅腚围着五个小洞乱转，短裤背心甚至光膀子，无拘无束。而打高尔夫的大多数，挺胸收肚，猫步鸭行，还得故作轻松——深呼吸再深些，好不容易浮出商海换口气。

就比赛本身而言弹球更复杂多变，既要把自己的球轮流送进五个洞，还要以攻为守夺路前进。或许比赛结果更重要，弹球赢得的是对手的球本身，有如赢得情人的心。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由于某些技术性障碍未解决，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基本与我无关。我弹球的方式俗称“挤豆”，出手无力，还没准头儿。只见高手用食指与拇指关节扣球，单眼吊线，稳准狠，叮当五四横扫天下。

我还发现，男孩子特别迷恋能转的玩意儿，比如“抽陀螺”，又称“抽汉奸”，恐怕后者来自打日本人的年代。陀螺多是自制的：锯一截铁锨把，用刀削成圆锥形，底端嵌进颗自行车滚珠，平面涂上一圈圈颜色，再把晾衣绳绑在竹竿上，即鞭子。那陀螺确实像汉奸之类的小人般可恶，抽得越狠越顺从，不抽就东摇西晃得意忘形。要不北京男人说：“你丫找抽呢？！”估摸就这么来的。

滚铁环。用钩子套住大铁环，控制平衡与行进的方向。我早年写过一首诗《蓝铁环》，显然与这童年经验有关。铁环那个圆，恐怕是人类关于行走之梦想的最初级形式：加一个圆成自行车，加两个圆成三轮车，加三个圆成汽车，加无数个圆成火车。

抖空竹。那玩意儿看似简单，道数可深了，若按围棋分段，那么九段肯定是杂技演员。两个棍一根绳，在空竹细脖处绕三圈，轻提一边，空竹松套时旋转，徐徐抖动继而加力，空竹发出嗡嗡响声，如疾风过竹林。至高潮处，一张双臂，把空竹抛向空中。后来抖空竹不过瘾，我们开始抖锅盖、茶壶盖。

在男孩儿的游戏中，暴力倾向和冒险精神是潜规则。六十年代初，故事片《飞刀华》风靡一时，我们迷上了飞刀。先从铅笔刀开始，趁父母不在家把门戳成蜂窝状；继而改水果刀，用案板当靶子。但毕竟不是“飞刀华”用的那种真刀。有一阵，我跟一凡发疯似的寻刀，上穷碧落下黄泉，总算在一家铁工厂废品堆里“顺走”几把一头沉的锈刀。先在楼门口水泥地霍霍磨刀，把人吓得绕道走，敬鬼神而远之。我们愈发猖狂，支起院中的垃圾箱木盖，相隔二十余米，刀光闪闪，触目惊心。后来听说闹出人命，学校与居委会联合查缴，我们那几把刀被没收了。

一年中最让人盼望的是春节，对男孩儿来说，唯放爆竹最有诱惑力。无论家境如何，总要给点儿压岁钱，男孩儿多半用来买爆竹。爆竹种类真多，可与军队火力相提并论：“小鞭”是子弹，“大鞭”是手榴弹，“炮打灯”是照明弹，“二踢脚”是迫击炮，“冲天炮”是地对空导弹，至于“麻雷子”，大概相当于小型战术原子弹。

七岁那年，我首次获准单独出门放鞭炮，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在家先做好准备工作：把一挂鞭炮化整为零，揣进随身口袋；再把上厕所用的草纸搓成卷代替香。那草纸含硝，点燃后散发出呛人烟味，挺好闻的，但要时不时吹吹它，以免熄灭。来到冰天雪地之中，爆竹已星星点点开放，照亮暗夜。点燃头一个鞭炮，在空中抛物线的终点处爆炸，清脆孤单，就像打响总攻的第一枪。

随着年龄增长胆子大了。比如，用两指捏住“二踢脚”，点燃捻子，它落地轰响又飞到空中爆炸。还有一种叫“黄烟炮”的特种武器，相当于烟雾弹或毒气弹，释放出的黄色烟雾，遮天蔽日，加上强烈的硫黄味，让人连咳嗽带喘。我和一凡把“黄烟炮”塞到楼里211号马家门缝底下，点燃，撒腿就跑。人家的年夜饭被彻底搅了，到我家告状，父母领着我去赔礼道歉。好在那年头还没有法制观念，否则被人家起诉非得倾家荡产。

一九五九年春节的那个下午，至今记忆犹新。楼里男孩儿们分成两拨儿打仗，一拨儿固守楼门口，一拨儿借助假山的有利地形发动进攻。“二踢脚”和弹弓发射的大小鞭炮穿梭如织，震耳欲聋。而守方用簸箕作挡箭牌。霎时间，硝烟弥漫，有如一场古老的攻城战，直到天色暗下来，直到父母们的声声呼唤……

此后我们几乎年年演习，似乎为了准备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天，我想起那草纸的呛人烟味，以及它正点燃的第一个鞭炮。而“文化大革命”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包括血腥的暴力），正来自那些男孩儿和女孩儿。他们似乎一夜长大成人，卸掉伪装，把玩具与游戏远远抛在身后。

家具

一九四八年五月，父母在上海结婚后来到北京，先住在东单多福巷，后搬到东交民巷。父亲在中央信托局工作，母亲在家，小日子过得挺红火，这从当时购置的家具就能看得出来：席梦思床、梳妆台、大衣柜和硬木餐桌椅等，带有浓厚的小资情调。

摇篮是我第一个住所，周围的家具又高大又庄严。当我摇摇晃晃离开摇篮，穿过床腿桌腿椅腿，直到有一天踮脚从桌面看到了地平线。

从东交民巷搬到府前街，再搬到阜外大街，最后是三不老胡同1号。在迁徙途中，公用家具像陌生人闯进我们的生活。包括两张写字台，一张深棕色，带三个并排抽屉，一张浅黄色，是那种带文件柜的“一头沉”，归父亲使用，锁住全家的最高机密；还有一个书架、两把椅子和两张床。公有财产以不容置疑的军事共产主义相貌，深入家家户户，钉着所属单位的铁皮标牌。父亲每月工资单扣掉的那几分钱，就是租赁费。

公用家具从此扎下根来，带领私有家具一起穿越漫长的过渡时期，我们从中长大。没想到其貌不扬的公用家具如此坚固耐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而带小资情调的私有家具，转眼走向衰败。

首先密谋造反的是席梦思床垫里的弹簧，一个个从麻绳中挣脱出来，东奔西突。且不说睡觉硌腰硌腿，还彻夜吱嘎作响，如同音调不定的破琴。找人上门来修吧，正赶上困难时期，吃喝还没着落呢。

经多方打听，据说有家小工厂收购弹簧，每只五块钱。父亲大喜过望，利用周末拆下弹簧，换上木板。总共二十八个弹簧，按黑市价，一只弹簧正好换棵白菜。从单位借来三轮车，他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原来信息有误，全部弹簧只值五块钱。只好把弹簧堆在阳台上，风吹雨淋生了锈，最后卖给隔壁废品收购站，换来几块水果糖，分给我们兄妹仨。

紧接着是四把餐椅的弹簧遥相呼应——或许跟席梦思床是同一厂家造的，到了使用期限。父亲找来五合板，连锯带钉，平息了一场叛乱。虽说五合板不怎么顺眼，但坐在上面踏实。还没来得及刷漆就赶上“文革”，椅面一直裸着，而岁月按屁股的大致形状涂上暗色。

作为长子，我自幼学会干家务活儿，帮钱阿姨择菜洗碗生火打扫厨房。让我困惑的是，那个旧餐具柜的玻璃拉门怎么擦洗都没用，湿布抹过有些透亮，可水渍一干就又乌了。我总想让父母下了班站在餐具柜前感到惊喜，甚至用肥皂水和去污粉一遍遍擦洗，均以失败告终。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心情。后来才知道这叫乌玻璃，就是为了遮蔽用的。很多年，我的心情就像这乌玻璃，怎么擦洗都没用。

上到初一，我终于有了自己带锁的抽屉，那感觉真好——我有了自己的秘密。我早年写下这样的诗句：“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写的正是这狂喜。在我锁住的抽屉里，有攒下的零花钱、笔记本、成绩单、贺年卡和小说处女作，还有一张我暗恋上的表姐的照片，其实只不过是北海公园九龙壁前家人的合影。

家具居然和人一样生老病死。我上初中，它们突然老了——五斗柜内牚折断，抽屉打开关不上；书架摇晃，承受不住经典着作的重量；椅子吱嘎作响，抱怨自己和人的命运；覆盖餐桌的厚玻璃破碎，像分裂的国家。父亲用胶布黏结，但胶布很快就失效了，还发出一股馊味。

塑胶贴面的出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父亲是最早领悟到这一点的人，而遍及全国的装修运动还远在地平线以外。一天，他从五金店买回几块塑胶贴面边角料，屎黄色，估计那是降价的原因。他用乳胶把四条边角料对接，用经典着作和瓶瓶罐罐压在上面，几个小时后试验成功了。塑胶贴面远比玻璃经久耐用。父亲十分得意，愈发不可收拾，买来更多的塑胶贴面边角料，五斗柜、餐具柜、床头柜、桌面，几乎全都被覆盖了。

父亲花二十五块钱，从郑方龙家引进了一个牛皮的单人沙发，大而无当，和现有的公私家具不成比例，如蜷缩的巨人，卡在衣橱和父母的床之间。这笔交易是可疑的：没过多久，一只弹簧从皮垫正中伸展出来，仿佛怒放的牵牛花，躲都躲不开，其他弹簧也纷纷探出头来，此起彼伏。包沙发的厚牛皮也开始脱落，像正在剥皮的大橘子。

梳妆台几乎成了我家唯一多余的家具，它肯定诞生在我之前。在大镜子两侧各有一小柜，其间是玻璃通道，像长方形鱼缸，上面的玻璃盖早就打碎了，而梳妆凳也不翼而飞。大镜子因年久变得模糊，像遗忘症，记住的恐怕只有母亲的青春。它背对时代，它的存在让我不安，让我羞惭，尤其在“文革”期间，它差不多就是罪证。

父母去了干校。赶上工休，我借来三轮板车，把梳妆台拉到东单旧货店，卖了三十块钱，如释重负。我用这笔钱请哥儿们在“老莫”（莫斯科餐厅）撮了一顿，纪念我们转瞬即逝的青春。

父母从干校回来，家里恢复了以往的生活秩序。而家具已像醉汉那样东倒西歪，除了修理加固，父亲继续用塑胶贴面到处打补丁。

我家买来全楼第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除了“民进”秘书长家外），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娱乐革命。电视机放在外屋靠北墙五斗柜塑胶贴面的正中央，取代了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赶上放电影，邻居们拎着板凳马扎蜂拥进来。那是集体共享的快乐时光。随着各家也纷纷添置了电视机，家里冷静下来。

电视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观看姿势，在椅子上坐久了腰酸背疼，于是挪到床上，以棉被为依托。正当脖颈僵硬脊椎扭曲之时，小曲出现了。他住6号楼，是市政公司工人，夫人是电车售票员。他那典型的蒙古脸上总笑呵呵的，眯缝着眼，好似透过风沙看到绿洲。他说时代变了，看电视就得坐沙发，提议帮我家打一对。我们参观了他自制的简易沙发，既舒适又成本低。那是全国人民共用减法的年代，一改成加法，竟让我和父亲都有点儿晕眩。

我跟小曲到新街口五金店买来扁担、弹簧、麻绳、帆布及大小零碎。每天晚上小曲下了班就过来。虽说都是苦力的干活，可人家心灵手巧，我只能打打下手。他单眼吊线，用锯把扁担剖成两半，刨平后用砂纸打磨，罩上三遍无色清漆；待薄如蝉翼的清漆干透，用长螺丝钉和乳胶固定，纵横交错，构成基本框架，接下来用麻绳把弹簧层层绑紧，蒙上帆布，再用鲜艳的浴巾盖在上面。他还顺手打了个茶几，放在两个沙发中间。

坐上简易沙发，不知怎的，竟会顿生贪生怕死的念头，如坐在龙椅上的君王。当然好处多，待客用不着像开会，既体面又有距离，关键是，我们与电视的关系变了，看来沙发与电视是现代生活中的对应物，不可或缺。那些家有电视的邻居纷纷来取经，这下可忙坏了小曲，他乐此不疲。由简易沙发带动的新浪潮，与电视一起改变全楼的生活方式。

自打认识林大中那天起，我就更加自卑，虽说他贩卖的主要是十九世纪俄国文艺理论。他口若悬河，词句随吞吐的烟雾沉浮。他穷时抽“大炮”，富时抽雪茄。有一阵，西单商场卖古巴雪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种金属筒装的高档名牌，每支仅一元。估摸是古巴输出革命战略的一部分。林大中叼上古巴雪茄，更加云山雾罩。

一天晚上在我家，他戴上别林斯基的面具，抽着“罗密欧与朱丽叶”宣布，无论以美学还是以自由的名义，我家那些破烂家具早就该统统扔掉。他用一个优雅的手势平息了我的暴怒，指出要想力挽家族的颓势，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打造一个书柜。我刚一指那摇摇欲坠的书架，被一个坚定的手势制止。“我说的是体面的书柜，带玻璃拉门具有现代形式感的那种，那才代表知识的尊严。”他说。

被他说服了，我继而说服了父母。我家有几块厚木料，堆在过道，正好派上用场。林大中开始画图纸，量木料，但他事先声明，他是设计师，必须得找小工干活。那年头哥儿们有的是闲人有的是，打架盖房做家具，随叫随到。我找来孙俊世和李三元。孙中等身材，还算结实，李人高马大，一米九三，都是同一“沙龙”的哥儿们。林大中把图纸交代下来，抽着“大炮”转身消失了。

每天上午十点半左右，二位来我家上班。先沏茶伺候，开聊，他们正在同读原文版的《动物农场》。十一点多钟才起身开工。第一步是要把木料锯成八厘米厚的木板。我跟着把木料搬到大院，绑在一棵树上，哥儿俩拉开大锯，边锯边聊，从“所有动物都是同志”聊起，转眼已到中午。我赶紧下面条炒菜，备上“二锅头”。二位胃口特别大，尤其李三元，能顶三个人的饭量。孙一喝酒，白脸变红脸。聊到“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时，已下午三点多了，接茬儿干活。天擦黑前再喝两回茶。晚饭自然要多备几个下酒菜，当聊到“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时，孙的脸膛已由红变紫。

林大中以监工身份偶尔露露面，时而抽雪茄时而抽“大炮”。他指出《动物农场》冷战背景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后，又没影儿了。

这些木板大约锯了半个多月，我们家眼看快破产了——副食本上所有配给都用光了，油瓶也见底了，但工程似乎遥遥无期。母亲开始忧心忡忡，林大中安慰她说，现在已进入最后的工序。

那天，林大中带来一卷深褐色木纹纸，他挽起袖子，刷上乳胶，把一张张木纹纸贴好，再罩上清漆。第二天在他的监督指挥下，书柜终于组装好，安上玻璃，堂堂正正立在那里。我们为知识的尊严干杯。

谁知道，这现代书柜竟以最快的速度衰亡：木纹纸起泡翘起，木板受潮变形，玻璃拉门卡住——面目皆非，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书被杂物鞋帽取代，最后搬进厨房，装满锅碗瓢盆。不过这书柜在辗转漂泊中经住考验，一直坚持到全国人民改用乘法的年代。

唱片

六十年代初，父亲花了四百多元人民币，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尤其那台电唱机，无疑集当时高科技之大成：四种速度选择、自动停放及速度检测调节系统。在我的想象中，音乐是从红红绿绿的指示灯中流出来的，淹没了我们，生活变得透明，好像住在玻璃房子中。

要说父亲并不怎么懂音乐，这件事多少反映了他性格中的浪漫成分和对现代技术的迷恋，与一个阴郁的时代形成强烈反差——那时候人正挨饿，忙着糊口，闲着的耳朵显得多余。父亲还买来几张唱片，其中有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记得刚刚安装好收音机和电唱机，父母在《蓝色多瑙河》伴奏下跳起舞来，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蓝色多瑙河》是一张33转小唱片，在以多瑙河畔为背景的蓝色封套上印着俄文，估计是苏联某交响乐队演奏的。这就是我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教育，像孩子尝到的头一块糖。直到多年后我去了维也纳，被施特劳斯圆舞曲以及奥地利甜食倒了胃。

“文化大革命”来了。不知怎么回事，那场风暴总让我想到黑色唱片。时代不同了，这回轮到嘴巴闲着，耳朵竖了起来。我把刺耳的高音喇叭关在窗外，调低音量，放上我喜欢的唱片。

一九六九年年初，比我高一级的中学同学大理把《蓝色多瑙河》借走，带到他落户的内蒙古大青山脚下的河套地区。同年秋天，我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看我弟弟。回京途中在土左旗下火车，拜访大理及其他同学，在村里住了两天。他们与夕阳同归，肩扛锄头，腰扎草绳，一片欢声笑语。回到知青点，大理先放上《蓝色多瑙河》。这奥匈帝国王公贵族社交的优雅旋律，与呛人的炊烟一起在中国北方农舍的房梁上缠绕。多年后，大理迁回北京，那张唱片不知去向。

记忆中的第二张是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哥伦比亚公司78转黑色胶木唱片。七十年代初，我和一凡、康成等人常在我家聚会，如同围住火堆用背部抗拒寒风。在这书籍与音乐构筑的沙龙中，有偷尝禁果的喜悦，有女人带来的浪漫事件，那是我们写作的开始，每个人既是作者又是读者兼评论家。那些早期作品，无疑浸染着重复了千百次的音乐。

那是一种仪式：拉上厚重的窗帘，斟满酒杯，点燃香烟，让音乐带我们突破夜的重围，向远方行进。由于听得遍数太多，唱针先要穿过尘世般喧闹的噪音区再进入辉煌的主题。短促的停顿。康成用手势加强语气，开始阐释第二乐章：“黎明时分，一小队旅游者穿过古罗马的废墟……”夜深了，曲终人不散，东倒西歪睡去，而唱针在乐曲结尾处吱啦吱啦地不停滑动。

一凡在家洗照片，红灯及曝光被误以为特务信号，引来警察搜查，倒霉的是所有唱片被没收，包括《意大利随想曲》。那小队旅行者进入暗夜般的档案，永世不得翻身。

第三张是帕格尼尼第四小提琴协奏曲。这张33转密纹的德意志唱片公司的唱片，是我姑夫出国演出时带回来的。他一直在中央乐团吹长笛，直到前几年退休。

一说起那次在欧洲巡回演出的经历，他不禁手舞足蹈。特别是中国古装戏法把维也纳镇了：魔术师先从长袍马褂里变出一舞台的火盆鸽子鲜花彩带，最后灵机一动，翻了个跟头，把闲置在一边的京戏大鼓给变了出来。静默片刻，全场掌声雷动。而这段趣闻，由于叙述与联想的错位，让我把帕格尼尼的唱片跟中国古装戏法连在一起，好像也是魔术的一部分。

“文革”期间他下干校，那几张好唱片总让我惦记，自然包括这张帕格尼尼，特别是封套上标明的“立体声”让人肃然起敬，那时谁家也没有立体声设备。毫无疑问，单声道的音响造就了单声道的耳朵，而单声道的耳朵又构成我们独特的倾听世界的方式。每次借这张唱片，姑夫总是狐疑地盯着我，最后再叮嘱一遍：千万不要转借。

记得头一次试听，大家被帕格尼尼的激情弄得有点儿晕眩。正自学德文的康成，逐字逐句把唱片封套的文字说明翻译过来。当那奔放激昂的主旋律再次响起，他挥着手臂，好像在指挥小提琴家及其乐队。“多像一只风中的鸟，冲向天空，爬升到新的高度，又掉下来，但它多么不屈不挠，向上，再向上……”

在我们沙龙，一切财产属于大家，不存在什么转借不转借的问题。顺理成章，这张唱片让康成装进书包，骑车带回家去了。

一天早上我来到月坛北街的铁道部宿舍。我突然发现，在康成和他弟弟住的二层楼的小屋窗口，有警察的身影晃动。出事了，我头上冒汗脊背发冷。我马上通知一凡和其他朋友，商量对策。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书信文字出了问题，各种假设与对策应运而生。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初夏，那一天显得如此漫长。

傍晚时分，康成戴着个大口罩神秘地出现在我家。

原来这一切与帕格尼尼有关。师大女附中某某的男朋友某某是个干部子弟，在他们沙龙也流传着同样一张唱片，有一天突然不见了。他们听说某某在康成家见过，断言就是他偷走的。他们一大早手持凶器找上门来。康成的奶奶开门，他们推开老太太冲进房间时，哥儿俩正在昏睡。先是酱油瓶醋瓶横飞，然后短兵相接。由于“小脚侦缉队”及时报案，警察赶到现场，不管青红皂白先把人拘了再说。帕格尼尼毕竟不是反革命首领，那几个人因“扰乱治安”被关了几天，写检查了事。

帕格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得以保存复制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大约在他身后两百年，几个中国青年人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两张完全一样的唱片是通过何种渠道进入密封的中国的，又是如何在两个地下沙龙搅动青春热血，最终交汇在一起。这肯定与魔术有关。

钓鱼

第一次钓鱼时我十一二岁。头天下了课，我忙活了一下午。钓鱼工具是自制的：妈妈晾衣服的竹棍当渔竿，缝衣针弯成鱼钩，一小截铅笔做浮漂。趁妈妈没注意，我最后往做钓饵的面团揉进几滴香油。一夜难眠，早起，我扛上渔竿，向德胜门护城河进发。

北京有句老话说：“先有德胜门，后有北京城。”德胜门在元大都时叫健德门。一三六八年，徐达率十万大军破城而入，元顺帝从健德门逃跑，遂改称得胜门。明成祖朱棣号称以德治天下，再改为“德胜门”。一四二○年宰相刘伯温重建北京城，元大都北城墙南移两公里，修了城门和瓮城，扩展了护城河，廓清此后近六百年北京的城貌。北京内城有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德胜门是专走兵车的。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在德胜门外打败明军，破城而入，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

从上个世纪初起，随帝制消亡和现代交通的需要，北京城门楼和城墙一拆再拆，所剩无几。德胜门也越拆越小，仅有箭楼幸存。六十年代初的德胜门，周围城墙依在，但破败残缺，荒草瑟瑟。护城河从箭楼前流过。都市与农村以城墙为界，出了德胜门就是北郊，一片荒凉。在传说中，那是孤魂野鬼出没的地方。

从我家住的三不老胡同，沿德内大街到德胜门，大约三公里，按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的平均速度，要走一个来钟头。德内大街很窄，只够两辆汽车对开错车。14路公共汽车经过这里，终点就是德胜门。那老式公共汽车在这街上显得有点儿蛮横，震得门窗玻璃哗哗响，喷吐出的一股股黑烟，瞬间被没有遮拦的蓝天吸附。

那时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骡车、马车、平板三轮车。黎明时分醒来，我能听见清脆的马蹄声，由远到近，再由近到远。如果说那年头有什么能代表北京的节奏，就是这马蹄声。

而德内大街行至厂桥十字路口处是个大陡坡，多少改变了这节奏。下坡的车把式要事先勒勒缰绳，骡马收紧步调，马蹄铁在柏油路上打滑；而上坡的要挥鞭吆喝，甚至跳下车来助威。有一天，为了向雷锋叔叔学习，我帮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师傅奋力推车，再把全部零钱买了四个火烧送给他，弄得人家莫名其妙。事后我以日记形式写成作文，获得老师表扬。

让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钓鱼的早上。到了目的地我已微微出汗。护城河正值枯水期，水面不过十来米宽，呈黄绿色，浑浊腥臭。我在残败的石桥下坐定，甩出鱼钩。

其实对多数爱好者来说，钓鱼是一种形而上的体育运动：体力消耗量基本等于零，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冥想，最终目的是修身养性。“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则不属于此列。他垂钓的方式特别：直钩无饵，离水三尺。正如姜太公所说的，他钓的不是鱼，而是圣君。

我在桥下开始坐立不安，担心鱼多饵少，争抢的局面难以应付。这担心显然是多余的——连一次咬钩的机会都没有。在鱼线附近，鱼群大摇大摆地游动，吐出一串串泡沫。涟漪交叠，如有形的回声碰撞在一起。我开始心疼我家的香油。

毒日当空，浮漂在其倒影中团团转，晃得睁不开眼。腥臭的水蒸气升腾，向四周弥漫。我浑身燥热，嗓子冒烟。忽然间，一条小鱼向岸边漂来，离我如此之近，几乎唾手可得。我急中生智，随手找到一块硬纸板去抄它。一旦意识到危险，它摆摆尾巴向水流中心游去。坐失良机，我懊丧极了。

而这条鱼又奇迹般漂了回来。它随波逐流，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带向岸边。看来大概是病了，或昏睡不醒，只有等纸板接近时它才懒洋洋游走。我从懊丧到愤怒，随而转向冷静。待再次出现，我计算好提前量，选取角度，终于从后面一下把它抄起来。我的心咯噔下沉，发出胜利者的呼喊。

那条小鱼约莫三寸长，黑黝黝滑腻腻，在纸板留下的水痕扩展开来。它好像躺在床上，不挣扎不蹦跶，两腮翕动。那凯旋的喜悦骤减，让我惊奇的是我对猎物的冷漠。它似乎也在观察我，那鱼眼中也有一种冷漠，似乎是对渔夫生杀大权的冷漠。时间在对视中溜走。它死了。

我忘了带饮用水和干粮，这时才感到饥肠辘辘，口干舌燥。日影西斜，我收拾渔具。出于好奇，我掀翻坐过的石头，背阴面竟有十几条盘缠在一起的褐色蚂蟥，在阳光下游散。我吓得一身冷汗，狼狈逃窜。

回家路上，我把鱼挂在钩上，扛着渔竿，昂首挺胸穿过大街小巷，自以为成了全世界注视的目标。我的影子投在墙上，那渔竿比我高两倍，挂在细线顶端的小鱼在摇晃。炊烟与晚霞一起如旗帜飘扬，向我致意。

到了家，妈妈惊叫道：儿子你真有出息，居然钓到这么条大鱼。那正是饥荒时期。她下厨房忙碌。享有胜利者的慵懒，我靠在桌边几乎睡着了。直到妈妈端来大盘子，中间那小鱼只有铅笔头般大小，金黄脆亮。我先是一愣，随后一口把它吞吃了。

游泳

我八岁开始学游泳。除了打乒乓球，那是当年最时髦的体育运动。天一热，几乎所有孩子都拥向水边。与其说游泳，不如说是集洗澡避暑娱乐社交之大成。

离我家最近的是什刹海游泳场。我和同学邻居结伴出发，步行半小时，头顶烈日，晒得发蔫儿。一里开外，那阵阵喧哗的声浪，伴随着尿臊、漂白粉和来苏水的混合气息迎面扑来，让人热血沸腾。而回家路上则步履蹒跚，头顶湿游泳裤，好像影子在地上游泳。赶上菜站处理烂西红柿，五分钱买半筐，染得满身满脸都是，到路边水龙头冲洗，再灌一肚子凉水。

我先在蘑菇池模仿自由泳，两手轮流划水撑地，双脚打水，但原地不动。从蘑菇池眺望水深火热的成人世界：危险的动作、夸张的声调和疯狂的竞技状态，就像打仗。

进而在家用脸盆练憋气。看一眼闹钟，深吸气，把头埋进水中，咕咕吐泡，憋不住时猛抬头。与同伴比赛，憋得时间越来越长，但呼哧带喘，面目狰狞，紫茄子一般。除了憋气，还练水下睁眼，好像全得了红眼病。人要学会鱼的本事，非得逆向穿越亿万年的进化过程。

从脸盆到游泳池，世界大了，难度也大了。练憋气弄不好咕咚一口，别提多腻味了——有人在游泳池撒尿。可谁要没多喝几口水，咋能学会鱼的本事？我从蘑菇池进练习池，双臂倒钩排水槽，屏住呼吸，猫腰沉入水中，猛蹬池壁，一口气扑腾七八米远。

喝水喝多了，技术上总算有些长进：不会换气，于是把头露出水面，手脚并用游上二三十米。艺高人胆大，我跟同伴到后海游野泳。所谓野泳，指的是江河湖海广阔天地，首先是免费，再就是无救生措施除非自救。后海是穷孩子游野泳的天堂，无人管束，还能钓鱼捉虾摸蛤蜊。人家孩子扔水里不仅扑腾扑腾活下来，还个个如鱼得水，晒得跟小黑人似的，只有牙齿眼珠是白的。虽混不进人家行列，能跟着浪迹江湖就心满意足了。

《北京晚报》常有淹死人的报道，对我等水鬼毫无阻吓作用。后海水不深，即使没顶，只要会踩水就不怕。最难的是摸蛤蜊那样的绝活儿。只见人家纵身一跃，脚丫倒翻连蹬两下就没影儿了，仅一串细碎水泡透露行踪，待冲天而起，手里紧握一个大蛤蜊。我也尝试过，均以失败告终：一手捏鼻子，弓背撅腚，双脚抽风般乱踹，而身体就像横木原地打转。在水下更是睁眼瞎，只看见自己吐的水泡，别说摸蛤蜊，就连抓把淤泥都没门儿。

我向更广阔的水域进军。

十岁那年暑假，我和同学一起来到颐和园。那是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我们先租了两条船，互相追赶，浑身被汗水浸透。在文昌阁码头还船上岸，就近下水。那临时游泳场有简易更衣室，还用木牌标明水位及安全区。

离开石堤，我用脚尖试探深浅。湖底是淤泥和尖利的石头。淤泥滑腻腻的，塞满脚趾缝黏住脚底板；暗流涌动，泥鳅般在裤裆钻来钻去。水漫胸口，我开始向前游去，一到木牌警戒线就往回返。在岸边喘口气，和同学打招呼。肚子饿了，上岸到小卖部买东西，吃饱喝足再下水。

越游胆儿越大，我离开安全区。岸上人影越来越小，天地间沉寂下来，只有风声水声和我的喘息。阳光灿烂，云朵舒卷。那突如其来的孤独，让人又紧张又着迷。

有渡船驶过，一个大浪打过来，铺天盖地，我被骤然卷到水下，一连灌了好几口水。悬浮在中间——下够不到湖底，上蹿不出水面。天空黯淡，旋涡中是浑浊的太阳。窒息让我浑身无力头脑清醒，就在那一瞬间，晚饭、书包、父母、家养的兔子……闪念聚拢散开，像礼花般灿然开放，而我正和这一切告别——死亡意识让我震惊，顿时转化成求生的动力。我拼命扑腾，终于浮出水面，但由于剧烈呛咳失去平衡，上下沉浮，又喝了好几口水。

再次浮出水面，我抡开双臂向岸边扑腾过去。那姿势回想起来，很像孩子打架用的“王八拳”。直到脚尖够到湖底，我尽力站稳，把肺里的积水咳出来。爬上岸，浑身瘫软，坐在一块石头上。环顾四周，同学们在水中追逐嬉戏，并没有人注意到我。生活在继续。夕阳西下，就要落进群山中，这和水下看到的是同一个太阳。

我没有告诉同学，当然也没有告诉家人。那是我第一次死亡经验，无法与他人分享。

我头一次见到凯非表哥，肯定是个星期天，因为只有星期天他才能请假出门。那年我十三岁左右。我们先在他舅舅（也是我堂伯父）家吃午饭，然后一起去陶然亭游泳池。表哥总是低着头，沉默寡言。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表哥是红旗中学的学生。这所带有劳教性质的学校挺出名，是老师、家长威胁孩子的口头禅。无论如何，父亲还是鼓励我们见面，毕竟是表兄弟嘛。至于表哥干过啥，亲戚全都讳莫如深。其实对孩子来说，根本没有成人世界的道德感，凡是禁忌非法异端的，都让他们好奇，甚至持有天然的敬意。

从东交民巷出发，我们乘6路无轨电车去陶然亭游泳场，一路几乎没说话。表哥大我三岁，他身材不高但结实，皮肤黝黑，喉结上下翻滚——那是进入成年的标志。而我尚未发育，与他相比，就像只瘦骨伶仃的柴鸡。

沿售票处铁栏杆排队，我们欲言又止，相视而笑。轮到我们，各自掏钱买门票。他在入口处买了两根冰棍，一根给我，我想说谢谢，他用手势止住我。从更衣室来到游泳场，阳光炫目，众声喧哗，天空摇晃了一下——我在湿地上差点儿摔跤。表哥扶了我一把，他的手臂强壮有力。

他扭腰抻腿做完准备动作，纵身跃进游泳池。他的自由泳动作简洁明快，脚下水花很小，像个专业运动员。我目瞪口呆，只有惊羡的份儿。

我们上岸休息，趴在滚烫的水泥地上。一颗颗黑色水珠从他的臂膀滚落，在粗糙的地面洇成一片。我说了句赞美的话，被周围的喧嚣淹没，本想重复，见他若有所思的样子，赶紧闭嘴。他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不让他人进入。

阳光在缓缓移动，波光耀眼，反衬着剪纸般的人影。表哥站起来，朝铁网围住的深水池走去。深水池清澈碧蓝，人很少，救生员戴墨镜坐在高凳上。表哥先走上三米跳台，在木跳板尽头跳了两下跃起，展开双臂再收拢，扎进水中。从蓝色泡沫中浮起，他沿扶梯上岸，再爬上高高的十米跳台。他并不急于跳水，而是从高处眺望远方。

归来时他笑容依旧，但心不在焉，目光有如盲人。我无法让他看见我，这让我很伤心。那天我们总共没说十句话，分手时甚至没说再见。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我开始注意那些女孩儿，特别是发育中的少女。在禁欲的时代，游泳池是人体最暴露的公共场所。我常趴在水泥地上，头枕胳膊假装打瞌睡，窥视那优美而神秘的曲线。我暗自感叹，人间竟有如此造物，以前咋熟视无睹？

由于池小人多，常和陌生女孩子在游泳时相撞，无意触碰到胸部或大腿，竟有过电的感觉。绝大多数情况相安无事，但也有个别刁钻的，张口就骂：“德行，臭流氓！”遇此麻烦，往往非得先冒充流氓，恶语相向，才能证明自己不是流氓。游泳场确有流氓事件发生。起初是小骚动，很快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少不了起哄架秧子的，最后肇事者被扭送派出所。想必是人赃俱在。

所有体育运动，其实都有潜在的性动力因素。在我暗恋的表姐和陌生少女们注视下，我的游泳技术突飞猛进。而最高理想是，要像表哥那样大摇大摆进入深水池，并登高远望。

代表游泳场最高特权的深水池，有北冰洋冰川的纯蓝与低温。入口处有木牌标明水温——今日11度，让我想起北冰洋牌高级冰棍。而我们芸芸众生蹚的浑水，不仅颜色难以描述，更甭提温度了。由于水浅人多更换少，水温总超过体温，跟泡澡堂子差不多。

然而享有纯蓝与低温的特权，必须通过二百米游泳考核。我加大训练强度，加班加点，甚至赶晚间专场。要想突破二百米大关，关键是如何克服头五十米出现的“假疲劳状态”。晚场的好处是，人少游得开，精力集中。每次抬头换气看到的是一串灯光，像一串珍珠——属于你爱或你将要爱的人。

苍天在上，我终于通过考核，得到了深水合格证，缝在游泳裤最显眼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大摇大摆走进深水池。就在那一刻，我相信所有在场女孩儿的目光如同聚光灯，聚集在我身上。一不留神，我排队跟着上了十米跳台。我晕高，不敢往下看，就更别说极目远眺了。待走到跳台上心乱如麻，但已无路可退，我只好捏住鼻子笔直蹦下去。砰然一声，惊涛骇浪先狠拍我再覆盖我。那冰水如针，让我头皮发麻，浑身刺痛。待沿扶梯爬上岸，我半身红肿，像虾米直不起腰，且哆嗦不止。什么都好说，但要止住哆嗦不可能。我唯有祈求那紧追我的聚光灯立马关上。

养兔子

一天，楼下来了个挑担的农民，头戴破草帽，高一声低一声吆喝，招来不少孩子围观。我随父亲路过，凑近一看，担子两头的多层竹屉里，竟是一簇簇刚孵出来的小鸡，黄灿灿毛茸茸的，让人心痒痒。在我纠缠下，父亲上楼取来纸箱，买下六七只。回家，他用剪刀在纸箱上戳些小洞透气，便成了临时鸡窝。

那纤声细语让人牵肠挂肚。我放学回家冲向纸箱，先看后摸，再用双手捧起其中一只。小鸡用爪子钩住手指，瑟瑟发抖，阵阵哀鸣。不禁让我有一丝快感。

从五十年代末起，粮食日渐紧张，只能把白菜帮剁碎当鸡食。鸡嗉子鼓胀起来，转瞬化作灰绿色稀屎，招来无数苍蝇。转眼成明日黄花——秃顶脱毛，浑身脏兮兮，脚趾尖利。我们身后的成人世界早有打算：母鸡下蛋、公鸡食肉。可离那目标尚远，它们因一场瘟病相继死去。

相比之下，养蚕要单纯得多——总不能指望吐丝纺纱织布吧？首先成本低，一只空鞋盒，几片桑叶铺垫足矣。蚕宝宝小得像米虫。所谓“蚕食”，肉眼难以察觉，只留下点点黑粪。就身体比例而言，蚕宝宝的成长速度和食量都是惊人的。桑叶紧缺，方圆数里的桑树几乎全秃了，只剩下梢头几片孤叶。我晕高。“春蚕到死丝方尽”，可我的春蚕还没吐丝就死了——也好，我怕蛾子，否则那破茧而出的是我的噩梦。

养金鱼最容易——耐饿，十天半个月不喂食没事儿。唯一的麻烦是定时换水，那倒也是乐趣：把鱼缸搬到水池中，用笊篱一条条捞出，放进碗里，看它们大口喘息，怀着孩子天生的恶意。金鱼的生活完全透明。让我纳闷，是金鱼装饰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装饰它们的生活？

我正发育的身体被大饥荒唤醒，惶惶不可终日。人们都在谈吃，谈的是存活之道。连毛主席也发表指示：“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学校减少课时，停掉体育课，老师劝大家节省体能，少动多躺，晚饭后就上床睡觉。亲友做客自备粮票，饭后结算。相关的发明应运而生：用各种容器养小球藻；把淘米水积存下来，每月可多得两三斤沉淀物——与其说是米粉，不如说是沙尘杂质之类。楼下沐家实行黄豆均分制，按颗计算。小京和他哥各分一千五百颗，哥儿俩用弹球赌黄豆，我们围观，这生存之战实在惊心动魄……

官园有个露天农贸市场，其实就是黑市。那里物价贵得吓人：一棵白菜五块，一条鱼二十，一只母鸡三十多，却成了周末全家出游的去处。父亲偶尔买只减价的瘟鸡，回家磨刀霍霍，被追杀的瘟鸡满屋狂飞，一地鸡毛。瘟鸡终于进了锅，炖汤红烧，最后连鸡肋都被啃得玲珑剔透。

某个冬日下午，父亲带我和弟弟来到官园农贸市场，沿一排排摊位转悠。只见几只小灰兔蜷在一起取暖，嘴唇翕动，红眼闪亮，让人爱不释手。我俩向父亲苦苦哀求。他踌躇着，跟握烟袋的小贩对着抽烟，讨价还价，最后花二十块买下一公一母。

到了家，两只兔子从书包里放出来，东闻闻西嗅嗅。我们跟着连蹦带跳，比兔子还欢。

父亲找来一个旧木箱和几块破木板，吱吱嘎嘎拉锯，叮叮当当敲打，终于把旧木箱改成现代化的兔舍：斜屋顶，木板从中隔成两层，有木梯勾连，铁丝网罩住木箱裸面，右下角开一小门，带挂钩。兔子在楼下玩耍就餐如厕，楼上安寝。兔舍就安置在阳台上。

兔子胃口极大，好像永远也吃不够，无论什么，都一律转化成黑豆般的粪便。我和弟弟只好背着口袋出门，先在大院里，继而向外延伸，从后海沿岸到紫竹院公园。在田野实践中，我们意外发现除了杂草，多数野菜人类均可食用，有的甚至是美味。看来人和兔子差不多，处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

一天下午，我和楼下的庞邦殿——比我小一两岁的男孩儿，为了改变我家兔子和他家母鸡的生存状况，决定大干一场。我们用铁丝做成钩耙，从1号楼的垃圾箱动手，一直搜到8号楼的垃圾箱。太阳紧追着我们的屁股，越过头顶，再翻到大楼后面。从八个垃圾箱中，我们总共捡到一百四十六个白菜头，战果辉煌。所谓白菜头，是北京人吃大白菜必先切除的根部，我们打算用来喂兔子。

在8号楼门口的昏暗灯光下，我们平分着白菜头，每人共得七十三个，装满两个水泥袋，无比兴奋，面如母鸡般通红，步如兔子般敏捷。

晚上九点我回到家，直奔厨房，把白菜头浸泡在水池里，一边刷洗一边跟父母讲述经过。他们却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他们认为，在地球的食物链中还是有高低之分。不由分说，他们接替我的工作，把洗净的白菜头放进锅里，用清水煮烂，再对半切开，蘸着酱油，啃咬较嫩的中心部分，咂巴咂巴，大赞美味。我早就饿坏了，于是也加入这白菜头大餐。阳台上兔笼咚咚作响。

饥饿感正在啃噬我们的生活。浮肿变得越来越普遍。大家见面时的问候语从“吃了没有”转为“浮肿了没有”，然后撩开裤腿，用手指测试各自的浮肿程度。母亲的小腿肚可按进一枚硬币，不掉下来，被评为三级，那是最厉害的浮肿。众人啧啧称奇，有如最高荣誉。

母兔怀孕了。生殖对我来说还是个谜。它日渐笨拙，除了进餐，基本都卧在楼上，从身上揪下一撮撮兔毛筑窝。

一天傍晚，我发现兔笼有异动，用手电筒一照，五只兔崽正围着母兔拱动。它们双眼紧闭，浑身无毛，像无尾小耗子。我和弟弟妹妹打开小门，把兔崽一只只抱出来，放在手中轻轻抚摸。没想到这下可闯了祸，再把它们放回兔笼，母兔竟然追咬驱赶它们。后来才知道，母兔是通过气味辨认孩子的，一旦身有异味，便六亲不认。

采取应急措施：把小兔崽抱进室内，放在垫好棉花的鞋盒里，用吸管喂养。除了米汤，还找出少许奶粉，那可是稀有金贵之物。兔崽们闭着眼，贪婪吮吸着米汤和牛奶，让我们如释重负。

一夜没睡踏实。第二天早上，打开鞋盒，五只兔崽全都死了，它们浑身僵硬，四肢蜷起。我们为自己的过错而哭。母兔却若无其事，吃喝不误。谁能懂得兔子的感情生活呢？

它们胃口越来越大，而附近草地越来越少。我和弟弟越走越远，出了城门，深入田野，经常被乡下孩子驱赶。为了兔子，我们正耗尽口粮转化而成的有限能量。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我们和兔子不是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跑得远。

在此关键时刻，表姐来家做客。她是北师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家在广州，住校。听完父母抱怨，她建议把兔子寄养在她那儿——在她们宿舍楼前有大片草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楼下有一楼梯间，平时关上，课间休息时正好放牧。

那是兔子的天堂。

我和弟弟正学游泳，先到北师大游泳池瞎扑腾，然后头顶半湿的游泳裤去看望兔子。它们欢蹦乱跳，咬咬凉鞋以示亲热。放牧兔子估摸和放牧羊群差不多，由于大自然循环有序，让人心旷神怡。它们有时潜行如风，溜进繁茂的野草深处；有时警觉而立，收拢前腿，观望四周的动静。

可好景不长，有人告状，校方出面干涉，宣称在宿舍养动物影响公共环境。享有三四个月的温饱与自由，兔子又搬回到家里的兔笼中。

谣传与饥荒一样无所不在。同学们围着教室火炉一边烤窝头，一边大谈国际局势。一个流行说法是，苏联老大哥逼着咱中国还债，朝鲜战争借的军火债，什么都要，除了鸡鸭鱼肉，还要粮食水果，据说苹果是一个个筛选出来的。我开始为我家兔子担心，记得电影里俄国人戴的都是兔皮帽子。我似乎看到一火车兔子穿越西伯利亚的悲壮情景。

母兔肚子又大了。我们在兔笼二楼铺上干草和旧棉絮，耐心等待着那一时刻。小兔崽终于生下来了，一共六只，这回自然不敢再碰，我们全力以赴为母兔找食。可正值春天，青草野菜刚破土而出。趁父母没注意，把最后几棵冬储白菜表层发蔫的菜叶掰下来剁碎，再掺上点儿我们自己喝的藕粉。

对八口之家来说，这兔笼太小了。我和弟弟找来砖头，把阳台的铁栏杆底部圈起来，让它们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兔崽们蜷缩在母腹周围吃奶，公兔巡视，幸好北京城里很少有鹰。

翌日晨，我们大惊失色：竟然少了三只兔崽！这才发现，在“砖墙”上出现一道缝隙。冲下楼去，在龚家小菜园找到尸体。懊丧之余，我们加固了“砖墙”。可第二天早上又少了一只，落在龚家窗台上的花盆里。我们快疯了：这盲目的自杀行为不可理喻，它们还没睁眼看看这个世界呢。只好把它们全都关进兔笼。

春去秋来，幸存的兔崽长大了，要养活这四口之家更难了。搂草喂兔子，跑断了腿——我和弟弟走遍四九城，走遍城郊野地，一暑假都在为兔子的生存而斗争。这是最后的斗争。冬天就要到了，怎么办？就是把冬储白菜全都喂兔子恐怕也不够。再说，逼债的俄国人正等着戴兔皮帽子呢。

父亲——我家最高行政长官做出决定：杀兔果腹，以解后顾之忧。我估摸从买兔子那一刻他就盘算好了——从野兔到家兔，正是我们祖先狩猎剩余的保存方式。

我和弟弟激烈反对，哭喊着，甚至宣布绝食抗议。但人微言轻，专制正如食物链的排列顺序，是不可逆转的。

那是个星期天。我和弟弟一早出门，各奔东西，临走前没去阳台与兔子诀别。我顺后海河沿，上银锭桥，穿烟袋斜街，经钟鼓楼，迷失在纵横如织的胡同网中。其实兔子眺望时站立的姿势很像人。我恍惚了，满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天色暗下来，我和弟弟前后脚回家。一切都静悄悄的，看来大屠杀早已结束。最高行政长官躺在床上看书。母亲悄悄提醒我们说，饭菜在锅里，她并没提到兔子，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饥肠辘辘，我们坚决不进厨房。

我爬上床，用被子蒙住头，哭了。

三不老胡同一号

一、

1957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母亲带我穿过雪后泥泞的胡同，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这土路丈余宽，坑洼不平，一小窝棚横在路当中，冒出浓烟，带着一股烤白薯的糊味。当医生的母亲不断提醒我：脏，走这边。

那烤白薯的糊味，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三不老胡同1号。由此出发，我走了很多年……

那个冬天的早上，我抬头望去，沿排水管沿窗户阳台向上，直到屋檐背后北京的天空。这里原是郑和的宅邸，雕栏玉砌今何在,惟有假山，如瞎眼证人。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明成祖朱棣赐姓郑，三保老爹胡同由此得名，到了晚清，大概被囫囵吞枣的北京话，外加噎人的西北风篡改成谐音——三不老胡同，倒也吉利。说起郑和周游世界至今还是个谜，既不为了炫耀武力，又非贸易经商，动机何在？

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以前，父亲在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工作，我们住阜外保险公司宿舍（如今二环路边），推窗就是田野。我在阜外小学正背“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搬家转到弘善寺小学，接茬背，正好与时俱进：“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待家安顿，春天也到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搬家对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兴奋多于恋旧。我们在保险公司宿舍住一层，与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共用厨房厕所；而新家在四层，独门独户。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墙和假山，特别是从阳台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顶层层叠叠，有如排浪，涌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际线；鸽群闪烁而过，哨音反衬天空的寂寥；枣树招来八面来风，青枣渐红，让路过的孩子不禁踮起脚。

我结识了曹一凡，他家住三层，正在我们脚下。一凡只比我大一个月，却早熟得多：我还停留在小人书阶段，人家早躲进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了；他发育也早，上初中时比我高半头，到了高中就敢冒充另一个同学的舅舅。我们在不同的小学就读，初中同校不同班，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学。若无“文革”，他铁定是我的入团介绍人。

二、

保险公司一点儿也不保险，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我还有谁能听见？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让我感到轻松。在我看来，只要更换地址，就会更换另一种新生活。

“振开在三不老胡同的孩子中，是淘气出了名的。院子里的老太太经常来敲我们家的门，把带来的孩子身上涂着红药水的伤疤给我看，责问我为什么不管教好自己的孩子。我知道振开又闯祸了，只好向来人道歉。踢足球扔砖头砸碎人家的玻璃窗，更是家常便饭。”（摘自父亲的笔记）

1958年，我们大院可热闹了，新鲜事儿不断，每天都跟过节似的。先是在大院办起了食堂，钱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们兄妹仨跟着入伙。在八号楼前的空地搭建起小高炉，父亲跟叔叔们从早忙到晚，烟熏火燎，最后炼出一堆炉渣般的铁疙瘩，于是敲锣打鼓——让人好生羡慕，大人就是比我们孩子会玩。

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全北京城陷入疯狂状态，鼓号齐鸣，喊声震天，整整闹了三天三夜。学校放假，我在阳台拼命敲打空饼干筒，胳膊疼，嗓子哑，我睡得很少，就是想睡也睡不着，太吵。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歼灭了40多万只麻雀。

惟一让人伤心的是，假山拆走了。一块块太湖石被吊起，装上卡车，一冒烟就消失了。那本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据说那些太湖石归了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军事博物馆。推土机忙活了好几天，把土坡夷为平地，再种上一排排窜天杨，生长速度惊人，没几年工夫就窜到三四层楼那么高。

我和一凡常出门远足，用脚丈量北京，身无分文，有的是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他大讲《80天环游地球》，我们坚信有一天会走遍世界。对，还要把楼里几个女孩子也带上，帮我们洗衣做饭。

出德胜门到齐家豁子，四顾无人，我们俩一头钻进菜地，刚摘了几个青辣椒，就被乡下孩子们发现了，石头土坷垃雨点般倾泻过来，我们抱头鼠窜。

三、

转折是从阳台上那堆白薯变质开始的。烂白薯味很快转换成一个词儿：浮肿。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那么多粮食吃，孩子们喊饿，我就叫他们不要出去跑着玩，多在床上躺一躺。老二振先对我说：妈妈，就吃两顿饭，躺着还饿…… 我想济年、三个孩子不能没有营养，就买了两只活鸡，想养一养杀给全家吃。叫老二下楼去放一放鸡，没想到给人偷走了。济年生气了，还把儿子给揍了一顿。有一次我饿得手发抖，出虚汗，实在难受，就在四川饭店买了一碗汤喝。回家后，看到全家人也在挨饿，心里很是不安，济年就劝我不要太自责。他说我们还是要苦中作乐，星期天全家一起上紫竹院去玩。我记得那次我和济年看见孩子们营养不良的状况，一咬牙在紫竹院活鱼食堂吃了一顿鱼，花了26块钱……”（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活鱼食堂就在紫竹院东门内，前面有个养鱼池，现捞现烧。所谓红烧鱼，只不过用酱油煮煮，没什么油花。按当时的收入，那顿饭实在贵得离谱。盘中剩下鱼骨头，我们兄妹仨咂着嘴，大眼瞪小眼。

炒饼可比红烧鱼实惠得多。每逢星期天，全家去西安门一家小饭馆吃炒饼。货比三家，那家就是比别的馆子油多量大。

“1960年至1961年，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工作……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兄妹三人来学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些。我们看孩子们可怜，有时也给他们买几块高价糖，孩子们吃得高兴，让人感到安慰。”（摘自父亲的笔记）

身为长子，我自认为有义务帮父母维持全家的生态平衡，监督弟弟妹妹，把热量消耗维持在最低限度。我和弟弟在公共食堂吃午饭，总是饥肠辘辘；妹妹在七一幼儿园日托，伙食不错，有时还能带回半个馒头。关键是晚饭，全家要精打细算，每人不超过二两粮食，钱阿姨就是有天大本事，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有一阵天天蒸菜包子，薄皮儿大馅。我以身作则，向弟弟妹妹宣讲少吃一个包子的好处，但完全没有说服力。大姑父在德国拿到博士，是解放后全国少数几个一级工程师之一，享受国家特供。他不抽烟，把香烟分给父亲。在饥荒年代，父亲抽的都是“中华”、“牡丹”等名牌香烟。我的饥饿感随父亲吐出的烟雾沉浮，甚至出现奇妙的幻觉。

那年头各家极少请客吃饭，逢年过节，赶上亲戚串门进餐，只好互收粮票。饭后大人围在桌前掰着指头，锱铢必较，各自掏粮票。这对好面子的中国人是很尴尬的事。

一个月末的晚上，父亲给我一两即将作废的粮票和一毛钱，让我上街吃碗馄饨。新街口丁字路有一家露天的馄饨铺。待我坐定，已快十一点了，离粮票到期只剩下一个钟头。我把皱巴巴的粮票和钱交给伙计，核实无误，他随手抓了几个虾米皮撒进碗里，用笊篱涮了五六个小馄饨，再从大锅舀了勺骨头汤，端到我面前，热气腾腾。我饥肠辘辘，却没有马上动筷子，这是我头一次独自在外就餐，要尽量延长享受的时间。大锅滚沸着，伙计用铁勺敲打锅沿；一盏昏黄的灯泡，几只蛾子飞来飞去。

四、

就像信徒去教堂一样，我们全家几乎每星期天都去护国寺电影院看电影，困难时期更是如此，似乎是对饥饿的某种补偿。

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从棉花胡同北拐，再沿护国寺东巷向西，步行约一刻钟。护国寺电影院外表不起眼，上有通风窗，乍看起来像旧厂房，年久失修，墙皮剥落露出了砖缝。只有玻璃门、电影广告和售票处小窗代表真实的身份。

我家订《北京晚报》，共四版，电影预告栏在二三版的中缝。父亲是个电影迷，订有三四种专业电影杂志，看什么影片基本由他来决定，而他似乎更喜欢外国电影，我看得稀里糊涂，却也跟着染上异国情调的毛病。早期的苏联电影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带东北口音，我最初还以为那就是俄文。

我喜欢影片开始前短暂的黑暗，让人产生期待与联想；我更喜欢放映时断片的间隙，银幕一片空白，在突如其来的沉寂中，能听见倒带的机械转动，时而夹杂蛐蛐的叫声。

散场后，随观众走出电影院，我总是很失望——不能跟主人公继续在一起，不能走向地平线以外，只好回到无聊的现实中。母亲往往一头雾水，回家路上，由父亲理清主要线索和人物关系。

当时影片不分级。有一回，我们全家看一部阿根廷影片。其中有个片断让我终生难忘：一个恶霸在酒吧侮辱一个美艳绝伦的舞女，把衣服一件件扒下来，衬衫、长裙、乳罩、吊带和短裤满天飞。我心惊肉跳，既渴望又害怕看到那裸体。在此关键时刻，一个好汉挺身而出，和恶霸打斗，随手把长裙扔给舞女遮体。我啥都没看着，却一连几宿都没睡好。

我开始独自去看电影，特别是期末考试头一天，似乎那是最佳的放松方式。我一般连看两场，在另一个世界彻底忘掉考试。也怪，就成绩而言，看电影比临阵磨枪有效多了。

有一天，我们学校有事，父亲带弟弟去护国寺看电影。散场时，观众拥挤，父亲的眼镜掉在地上，镜片碎了，他高度近视，根本无法走路，只好让弟弟回家去取另一副眼镜。这事把我乐坏了，但憋住没笑，我似乎看到全能的父亲独自站在电影院门口的冷风中，四顾茫然，一副无奈的神情。

五、

三不老胡同1号由两栋楼组成，大门居中，传达室带有过渡时期慵懒的特征。看大门的伍大爷也负责传呼电话。电话铃响，他撂下饭碗，几步窜到当街，用手拢成喇叭高喊：“443电话——”

443是我家门牌号码。四号楼紧挨大门，共四层，每层四个单元，主要是民进的住户。先从左邻右舍说起。

441由单身的郑芳龙叔叔与寡居的田阿姨合住。郑叔叔摘了“右派”帽子后成家，搬到七号楼去了。田阿姨郁郁寡欢，而上大学的儿子爱唱歌，我们私下叫他“百灵鸟”。他每天上下楼高歌一曲，楼道的共鸣，大概能解决他高音区的问题。

442伍家。伍禅伯伯是广东海丰人，早年留日，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回国后加入致公党，荣升副主席。致公党主要由归侨组成，是八个民主党派中的小兄弟。在我看来，伍禅就是该党的化身——寡言含笑，与祖国分享富强的秘密。他有三个文静的女儿。奇怪的是，从未隔墙听见有人高声说话。轮到我收水电费，得以窥视其生活一角，可看了也白看。

444张家。张家奶奶和蔼可亲，总用上海话唤我“大少爷”。为躲避这称呼，我踮脚上楼，可她从楼道拐角悄然转出来，深鞠一躬：“大少爷回来了。”张守平人如其名，夫人在外国使馆当保姆，有儿女各二。小女儿和我上同一小学，比我低一级。我四年级时对她产生过爱慕之情。有一天在上学路上，她转身跟我打招呼。幸福如电流灌顶，我勇敢地迎上去，才发现她打招呼的是我背后的女生。这是个殷实和睦的家庭，用客套与外人保持距离，用沉默抵抗风暴。

431陈家，是致公党“外来户”。印象最深的是姐弟二人，弟弟陈春雷，在13中读书，因成绩优异留校当物理老师，会弹曼陀铃。姐姐陈春绿，在舞蹈学校教西班牙舞。打扮入时，薄纱衬衫和褶皱长裙，像吉普赛女郎。她后来从北京调到广东，据说因男女关系被劳动教养。

433曹家。一凡的父亲曹葆章，从耳鼻眉梢长出浓毛。他40年代在四川做过县长及国大代表，解放后自然不得烟抽。一凡与我同岁，小妹一平和珊珊同岁。两家的孩子来往频繁，推门就进。一凡上有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一个嫁给积水潭医院的医生，七十年代初去了香港。

434庞家。庞安民原是武汉交通银行经理，有一种见过钱的镇定。他夫人在义利食品厂当会计，等于掌管天堂的钥匙（特别是困难时期）。大哥庞邦本是画家，大嫂孙玉范长年病卧在床（另辟章节细说）。小妹庞邦选是师大女附中高才生，心高气傲。小弟庞邦殿内心疯狂，一度写过小说，后来成了数学家。

421马家。马德诚是孙中山侍卫官马湘之子。当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攻打总统府，马湘背着孙夫人冒死逃出来，孙夫人不幸流产，再不能生育。据说孙中山临终前嘱孙夫人：“马湘一生追随我，必须保障他的生活费用，把他的子女都培养成才。”当年马湘几乎每年都来京小住，散步时腰板挺直，一派军人气概。两个孙子大胖二胖后来分别成了教授和名医，未辱没国父的期盼。

423刘家。刘鹗业为人敦厚，苦心躲过历次运动，提早谢顶。他夫人是中学老师，家有二女。我们两家交情甚深，说来有特殊缘分：由于紧急分娩，我母亲为他们的小女儿在家接生。

424葛家。葛志成是民进秘书长，乃本楼最高行政长官，每天有专车接送。他在上海当小学教员时搞地下工作，解放后进京城在教育部当官。他平日深居简出，好像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夫人华锦是八中党支部书记。过继的葛家铎与我们初识时百问不答，得名“葛不说”。他们家拥有全楼惟一一部私人电话。

422沐家。沐绍良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长年病弱，加上“文革”受冲击，于1969年去世。家有两龙两凤，两凤来自第一次婚姻，早就远走高飞。遗孀方建民年轻得多，温和内敛，独自把两个儿子养大。长子沐定一跟我同岁，后考进八中。弟弟沐定胜（小京）排行最小，写得一手好书法，曾获全国书法大奖，凭这本事从工厂调进现代文学馆。他与我一度情同手足，甚至帮《今天》刻过蜡版。

六、

一个男孩进入青春期，往往要有人点拨，相当于精神向导或心理治疗，最好是一位成熟女性。

我们管434室的庞邦本叫大哥。他1951年参军，在部队搞美术，转业后上大学，在中学当美术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在北京公安局专为“右派”画家设置的工作室绘制交通图标。“文革”期间被发配到河北邢台汽车修配厂，他设计的重型卡车外形，跟如今科幻电影的外星人战车差不多。

大嫂孙玉范是日本“战争遗孤”，生在大连，1945年父母撤离时遗弃了她，由中国人收养。那时她仅三十多岁，肤色黑，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大哥的摄影技术一流，为大嫂拍的肖像照比得上电影明星：头带红色方格头巾，背靠白杨树，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情调。

434室是楼里最大的户型，两室一厅，大嫂长年生病卧床，独占小客厅，厚厚的窗帘隔开喧嚣的世界。她特别善于倾听，三言两语点出问题的要害，让人心悦诚服。

1970年初冬一个晴朗的下午，大嫂和我们一帮少男少女出游。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欢声笑语，涌上14路公共汽车。我们来到中山公园，在枯黄的草地上围成圈打排球，大嫂身穿高领黑毛衣，像教练进行场外指导。天色暗下来，我们步行到新桥饭店西餐厅吃晚饭。那是她给我留下惟一的户外形象。

我和康成、一凡形影不离，被大嫂称为“三剑客”。见大嫂并非易事，先得看庞伯伯脸色，等他下干校了，还得忍受钱阿姨唠叨，她也终于回扬州老家了，大哥平时在邢台，每月回来休假一两次。

在内蒙插队的庞家小妹冬闲回到北京。她原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生，比我们大一岁，带来一个个聪明漂亮的姐姐。宋姐姐是职业女高音，让“三剑客”为之倾倒，引来一场感情风波。尘埃落定，创伤难以愈合，于是轮流排队找大嫂单独密谈，她为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指点迷津。

从居委会传出风言风语，说大嫂“拉拢腐蚀年轻人”，我们不得不暂避风头。其实大嫂像个女政委，全都是正面教育，她鼓励我积极向上，对社会有所贡献；她认为我的诗太悲观太阴郁，应歌颂祖国歌颂工农兵。不知怎地，这话出自她之口，就不太让人厌烦。她嗓音有点儿沙哑，轻声细语，有某种催眠功效。

我婚后与大嫂来往少了，回家看父母，时不时到她那儿坐坐。她玲珑的小嘴出现细密的皱纹，那是时间的雕刻。

1997年夏天，我在加州戴维斯收到大哥的亲笔信，他告诉我大嫂因心肺病去世，临终前几个月只读我的诗集，一直放在枕边。

七、

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１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就得从“大院”与“胡同”说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说来，“大院”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胡同”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大院”代表权力，“胡同”贯穿历史。

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比如，我们大院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而民主党派的大佬们则跟着执政党隐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职，照样好吃好喝，可谓“最后的贵族”。

“大院”分三六九等，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属于残次品，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种等级意识体现在发声学上，特别在“文革”期间，人家自报家门时中气十足：“中直的！”“计委的！”“海军大院的！”。轮到我们，就像含着个大枣似的含混不清：“三不老的——”

那时候市内楼少，三不老胡同1号在当地是标志性建筑，方圆三五里抬头可见。我在弘善寺小学读书，同学多来自底层。到同学家去玩，家长问及住处，同学抢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楼的。”家长多半翻白眼打量我——对国家机器的零部件及残次品，平民百姓并无鉴别力。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夏天，公用水龙头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诨，孩子追逐嬉戏。沿墙角拐进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满碎砖破瓦。那有另一种生活：祖孙三代挤在一起，骂骂咧咧，可粗砺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恋；还有左邻右舍那份真心的关切……从胡同深处回望，我竟会对大楼产生隐隐的敌意。这无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关：大楼代表着父权和秩序。

大院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风险的，弄不好会遭辱骂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几个真正的胡同朋友。

关铁林是我小学同学，一度与我来往甚密。他家住在附近一条死胡同的小院，大楼遮蔽了其中的阳光。他母亲因病早逝；父亲是救火队员，三班倒，很少在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那个旧铜脸盆，坑坑疤疤，好象传家宝。下了课，他点火生炉子，把烧好热水倒进铜盆，用手指试试水温，慢慢把双手浸泡进去，陿意地闭上眼。

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说我父亲的字写得多么棒。他吃惊地看着我。关于他父亲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现实层次，写字与救火是不对等的——在大火中爬高等于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亲了。

另一个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家住后海河沿。他父亲是街头小贩，摆摊卖糖果针线兼营小型赌博业。那是个分格木盒，糊上窗户纸，缴两分钱用手指捅进小格，输赢几率各占百分之五十，奖品是糖果玻璃球之类小玩意儿。我每次志在必得，道理也简单：他儿子把秘密事先透露给我。

八、

文革爆发那年我17岁。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处于风暴的中心。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坎——期末考试在即。学校突然宣布全面停课，我跟着欢呼雀跃，为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失败，也为了自己跨越数理化障碍的胜利。文化革命于我，最初是一场狂欢节。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踏实，担心毛主席改主意，直到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造反运动出现分化：出身好的同学成为主力军，我们被排除在外。赋闲在家，难免有些郁闷，我转而帮弟弟妹妹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引导的“白专道路”，但远不够刺激，在这史无前例的大风大浪中，老师只不过是小鱼小虾而已。

我成了孩子王，跟楼里几个比我小的男孩分析局势，我们找到一条大鱼——八号楼的陈咸池。据说他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干过，解放后被关了几年，属于典型的“历史反革命”。

我领着五六个男孩冲到他家。敲开门，先宣读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没动一指头，陈咸池自己就倒下了，手举选民证，表示他也是人民的一员。

不由分说，我们连推带搡，把他押到四号楼门前，让他坐在凳子上。我回家取来理发推子，在伙伴们的簇拥下，按下他的头。一触到那油腻腻的头发，我竟有点儿晕旋，迟疑片刻，终于定下神儿，沿着他脑门正中纵向在乱发中开出道深沟。那推子不怎么好使，反复好几次，沟底才露出青色头皮。这就是当时流行的“阴阳头”。我发现，不是推子不好使，而是我右手出了问题——颤抖不已，我不得不放下推子，用左手攥住右手，装成没事儿人似的，继续指挥。

陈咸池低着头，扯平退色的中山装，掸掉头发茬，从最初的慌乱平静下来，看清这不过是一帮毛孩子的恶作剧。他的轻视激怒了我们，当场召开了小型批斗会，只有几个过路人和小孩看热闹。陈咸池并没坐“喷气式”，低头弯腰，一问三不知，我们高呼口号：“打倒陈咸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先把他关进锅炉房，又怕他搞破坏，于是转移到八号楼地下室。我们轮流看守，三班倒，除了按时送饭，还得陪他上厕所，既怕他逃跑，又怕他自杀。两天过去了，我们累得人仰马翻，哈欠连天，看来除了释放别无他途。

我们把他从地下室带出来，他好像被关了很久，脸色苍白，眯着眼睛抬头看太阳。我先宣读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然后严厉警告，不许他乱说乱动，必须定期报到。

以后半路遇上他，我就跟见了鬼似的，尽量绕道走。

多年后，我读到英国作家戈尔丁的《蝇王》：那大胆设想，对我们来说却曾是无情的现实。

九、

狂欢节很快转成血腥的悲剧：我们楼最高行政长官葛志成的夫人华锦，八中党支部书记，被关在学校，因忍受不了拷打和侮辱，8月22日凌晨自缢。紧接着，一凡的家被北航红卫兵抄了，他父亲被遣送回四川原籍。

三不老胡同1号几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选目标，整天鸡犬不宁。三号楼的赵君迈，这位辽沈战役被俘的国民党长春市市长，每天早上在院里舞剑，飘飘然，好像在练习升天。那天红卫民抄家，他试图反抗，差点儿被当场打死。看来他做好了升天的准备。

各楼门口帖出告示，宣称全体居民都是反革命，订于某日某时全部抄家，无一幸免；同时勒令事先缴出“四旧”，否则格杀勿论。于是我们先自行抄家，把涉嫌“四旧”的书籍物品送到居委会，包括一副象牙麻将，多年后父亲提起来还心疼。大限到了，扬言抄家的红卫兵却无影无踪，虚惊一场。

一个夏日晚上，轮到我们家在传达室值夜班。看大门的伍大爷被扫地出门——据说是逃亡富农，被遣返回乡。他黧黑瘦高、秃头、背微驼，身着白粗布褂黑缅裆裤，如同收进布袋里的弓。他一口河北口音，嗓门特大，后来几个看门的即使用扩音器，都无法相比。

就在那天深夜，一个住二号楼的少女向我哭诉。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车，永远不准再回北京。在红卫兵的通令下，近十万北京居民被遣返回原籍。在昏暗的灯光下，她嘤嘤哭泣，晶莹的泪水沿面颊滚滚而下。

血雨腥风的夏天过去了。

“文革”给民主党派带来实践民主的机会。民进中央连同司机勤杂总共二十来号人，按民主的游戏规则分成两拨。父亲忙着写大字报，打笔仗，乐此不疲。他刷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了右手，住进积水潭医院，医生护士也忙着打派仗，手腕骨好歹接上了，却是歪的。

在“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主旋律中，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奏：收集纪念章、打鸡血、甩手疗法、养热带鱼……平安里丁字路口有个毛主席纪念章的集市，以物换物。我怀揣几枚纪念章，混在人群中，想换个碗口那么大的，但人家根本不屑一顾。父亲从派系斗争中急流勇退，开始攒半导体收音机。

当时主要燃料是蜂窝煤。原来由煤铺工人蹬平板三轮，挨家挨户送货上门，赶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筐筐蜂窝煤就卸在楼门口，各家自己想办法。一筐蜂窝煤六七十斤，无壮劳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阵子招女婿，估摸先得过搬蜂窝煤这一关。

趁“文革”之乱，一家废品收购站连同各种破烂，悄么悄地侵占了大院东头的篮球场，后来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迁徙带来无限商机。我和一凡去废品收购站，拦截顾客，筛选要当废纸卖掉的旧书；甚至用介绍信蒙混过关，直接钻进废纸堆里淘宝。

在全民大迁徙的同时，北京开始挖防空洞。大院又大兴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窜天杨。全部被砍倒运走，光秃秃一片。

十、

三不老胡同1号楼去人空，门可罗雀。废品收购站也随之生意萧条，一度洪水般泛滥的破烂，变戏法般缩进几个箩筐中。

1969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去河北蔚县开山放炮。一年多后，工地转移到北京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每两周大休回家一次。

我家成了聚会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帘，三五好友，读书、写作、饮酒、听音乐，当然还有爱情。我们的行踪，早在大楼居委会的监视中。一天夜里，一凡在家冲洗照片，红灯和放大机的闪光被当成特别信号，“小脚侦缉队”立即报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门而入，一无所获，最后没收了一摞黑胶木的古典音乐唱片。

我们把男高音康健请到我家。他头大如斗，脸色红润，像一轮夜里的太阳，照亮坐满小屋的客人。他笑起来会震得玻璃哗哗响。待他高歌《伏尔加船夫曲》，满堂失色，据说三五里外都能听见那警世洪钟：“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几年后，楼里的男孩女孩，插队的、兵团的、参军的、劳改的，各色人等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我和济年也一同从沙河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惟独珊珊没能回来……”（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沙龙不得不转移阵地，我们用自制的假月票到荒郊野外聚会。

“七十年代初，振开刚二十出头，已开始动笔写诗写小说。他常常请病假在家，把厨房作为书房，关起门埋头写作。有时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厨房里淡黄色灯光还亮着……”（摘自父亲的笔记）

通过父亲，我结识了一号楼的冯亦代伯伯，再通过他结识了更多的书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冯伯伯笑眯眯地握着烟斗，思路和烟缕一起上升。穿围裙戴袖套的冯妈妈，奔忙于炉灶与字典之间。她几乎失明，开门时从厚厚眼镜片上迷茫地看着我，然后手持放大镜，帮冯伯伯锁定某个词的含义。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带来“四人帮”垮台的好消息，当时冯伯伯正在厨房用毛巾擦拭后背。于是他和历史一起转身。

1978年年底，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杂志。部分装订工作是在我家进行的，一摞摞油印纸页从床铺到地上，散发着浓烈的油墨味。门庭若市，我手忙脚乱招呼客人，估摸居委会派出所也跟着加班加点。

1980年秋天我结了婚，搬出三不老胡同1号。

十一、

2001年年底，一凡开车带我回三不老胡同1号。这梦魂萦绕的家，如今难以辨认：楼房低矮，窗户狭小，外墙刚粉刷过，仍难掩衰败之象。据说已到了建筑年限，是该拆掉的时候了。

我们拜访了老邻居们，首先是434庞家。邦本大哥开门迎候，他头发花白，挺拔如旧。邦选现在是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衣着举止，都表明社会进步的大方向。大哥张罗着要搞一次聚会，把全楼的孩子都请来。我们家已租了出去，这正合我意，免得触动记忆中的角落。

与邻居们告辞，暮色四起。在原防空洞的位置，盖起标准化楼房。往前推三十年，那些杨树，正等着被砍伐的命运；往前推四十年，那些太湖石，正被吊进卡车，运往兴建中的军事博物馆；再往前推六百年，郑和凭栏眺望后花园的假山，暮色中掌灯，鸟归巢，万物归于沉寂。

据父亲说，五十年代初有个叫王玉珍的农村姑娘，因家庭纠纷从保定到北京打官司，眼见那官司旷日持久，她落脚到我家当保姆。那时我们住东交民巷外交部街1号，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没几步路。王玉珍身强体壮，嗓门洪亮，带孩子洗衣服搞卫生买菜做饭全包了，根本不当回事。据父亲说，每天下班都看见她坐在家门口，一手抱我一手抱我弟弟轮流喂饭。父母白天上班，无人替换，估摸每回开庭我们都跟着对簿公堂。两年后，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我们哥儿俩已经满地跑了。

（一）

1957年底，我们家来了个新保姆，叫钱家珍，江苏扬州人。她丈夫是个小商人，另有新欢，她一气之下跑到北京；先住后母家，不和，下决心自食其力，经父母的同事介绍来到我家。钱阿姨和我互为岁月的见证——我从八岁起直到长大成人，当了建筑工人；而钱阿姨从风韵犹存的少妇，变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开放前，父母的工资几乎从未涨过，每月总共239元人民币（对一个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钱全部交给钱阿姨，由她管家。

钱阿姨不识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记账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我头上。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停当，我和钱阿姨面对面坐在饭桌前，大眼瞪小眼，开始家庭经济建设中的日成本核算。那是个16开横格练习本，封皮油渍斑斑，卷边折角，每页用尺子画出几道竖线，按日期商品数量金额分类。钱阿姨掰着指头一笔笔报账，并从兜里掏出毛票钢蹦儿，还有画着圈儿记着数的小纸条。那些圈儿，依形状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让人想到原始符号。

对我来说，这活儿实在令人厌烦，一年365天几乎从未间断，如果间断那么一两天，得花上更多的时间精力找补才行。我贪玩，早就像弹簧跃跃欲试，随时准备逃离。钱阿姨先板脸，继而拍桌子瞪眼，几乎每天都不欢而散。其实这账本父母从未查看过，钱阿姨也知道，但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还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代写家书。关于钱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总唠叨自己是大户人家出身，有屈尊就驾的言外之意。说来她素有洁癖，衣着与床单一尘不染；再有她每回择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这倒都是富贵的毛病。

钱阿姨有个异母同父的妹妹，接她的扬州来信是头等大事。为确保邮路畅通，她张罗着给邮递员小赵介绍对象。可候选人不是农村户口，就是缺心眼儿。每次相亲我都在场，真替小赵捏把汗。说来还是钱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会等级被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小赵变老赵，单身依旧。

钱阿姨干完活，摘下围裙套袖，从枕下抽出刚抵达的信。我展开信纸，磕磕巴巴念着，遇生字就跳过去。钱阿姨听罢满脸狐疑，让我再念一遍。接下来是写回信。上小学二年级时，我最多会写两三百个字，实在不行就画圈儿，跟钱阿姨学的。好在家书有一套模式，开头总是如此：“来信收到，知道你们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时间久了，才知道钱阿姨的妹妹也有“枪手”，是她女儿，跟我年龄相仿，后来去江西插队。有一阵，我们同病相怜，通信中会插入画外音，弄得钱阿姨直纳闷儿。

（二）

钱阿姨虽不识字，但“解放脚”，不甘落后，可要跟上这多变的时代不那么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会变得可疑，特别是在文化革命的动荡中，甚至有政治风险。

1958年夏，“大跃进”宣传画出现在毗邻的航空胡同砖墙上。那色调让夏天更热。在变形的工人农民代表的焦灼注视下，过路人全都跟贼似的，六神无主。可对孩子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过节。

秋天到了，在我们楼对面那排居委会的灰色平房办起公共食堂。钱阿姨响应党的号召，撂下我们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转身飘飘然进了食堂。她简直变了个人儿，眉开眼笑，春风得意。一度，浓重的扬州口音飘浮在混杂的普通话之上，不绝于耳。

钱阿姨仍住在我家，对我们却爱搭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约在先，还是单边决定？那架式有随时搬出去的可能。我们仨全都傻了眼，别无选择，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体会到钱阿姨的解放感——独立，无拘无束，集体的空间和友情。

食堂没几个月就垮了。钱阿姨脱下白大褂，戴上蓝套袖，回家生火做饭。她整天哭丧着脸，沉默寡言，时不时站在窗口发愣，背后是炊烟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后，老天爷又跟她开个玩笑。1966年夏，文化革命爆发。钱阿姨起初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直到一个红八月的早上，她一跃而起，身穿土黄色军装（有别于正统国防绿），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带，风风火火，把家门摔得砰砰响。她处于半罢工状态，不再按点开饭，填饱自己肚子时顺便把我们捎上。那一阵她忙着跳“忠字舞”，参加居委会的批斗会，背语录——她的困难是不识字，扬州话还绕口。那年钱阿姨43岁，或许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后挣扎，或许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可没多久，钱阿姨急流勇退，脱下军装，翻出藏青小袄，像更换羽毛的鸟，准备过冬。到底有何难言之隐？不知道，但可以想象：当一个小人物冲向大时代，有多少伤害埋伏左右？

父亲的单位里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声称雇保姆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张，当晚与钱阿姨紧急商量，请她暂避，并承诺养老送终。钱阿姨若无其事，早上照样用篦子梳头，盘好发髻。几天后，她为我们做好午饭，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还回来看看，久了，从我们的视野淡出。忽然传来她跟三轮车夫结婚的消息，在那处变不惊的年代，还是让我一惊。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骑车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终于找到门牌号码。那是个大杂院，拥挤嘈杂。有孩子引路，钱阿姨一掀门帘，探出头。小屋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换的吊顶和窗户纸。钱阿姨把我让到惟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乱，说话磕磕巴巴的，终于问起她的婚事。

老头子上班去了，她说。表情木讷。

令人尴尬的沉默。钱阿姨沏茶倒水，还要给我做饭，我推说有事，匆匆告辞，转身消失在人流中。没几天，传来离婚的消息，在家里并未掀起什么波澜。据说离婚的理由很简单：钱阿姨嫌人家脏。

（三）

1969年初，钱阿姨又搬回来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楼空：母亲去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弟弟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我去河北蔚县的建筑工地，随后妹妹跟着母亲去干校，父亲压轴，最后去湖北沙洋的干校。

弟弟去建设兵团那天，父亲到德内大街的集合点送行后回家，在楼门口撞见钱阿姨。她气急败坏地说：“要是保保（弟弟小名）找个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说了没有？”“没跟他说这个。”父亲答道，“别追了，他已经走远了。”钱阿姨仰天长叹：“我的老天爷！”

1970年夏，我们工地从蔚县搬到北京远郊，每两周休一次，周六中午乘大轿车离开工地，周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钱阿姨围着我团团转，嘘寒问暖，先下一大碗汤面，用酱油、醋和葱花做底料，加上一勺猪油，再煎俩荷包蛋放在上面。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

她一下子老了，皱纹爬满脸颊额头，还有老年斑，有照片为证。那是我拍的一张肖像照，为了办户口手续。要说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苦练了好几年，不过拍摄对象都是漂亮女孩。先把白床单搭在铁丝上作背景，再调节三盏大瓦数灯泡作光源，用三脚架支起捷克“爱好者”牌120双反照相机，用快门线控制，咔嚓，咔嚓——我得承认，那的确是失败之作，正如钱阿姨的评价——“像鬼一样”。当然还有后期制作的问题。我去工地上班，把底片交给楼下的一凡，我们共用一台放大机。

一凡后来抱怨说，没辙，底片曝光不足，即使用四号相纸也是黑的。接着他犯了更大的错误，把十几张废照片随手扔进垃圾箱，不知被哪个坏孩子翻出来，贴满各个楼门口和楼道窗户上。钱阿姨就像通缉犯。这下把钱阿姨气疯了，到处追查，最后发现罪魁祸首是我。

在家闲得无事，她心里不踏实，花了120元给我买了块东风牌手表。阴错阳差，我收到父亲的信，原来干校又传出闲话，正监督劳动的父亲陈述难言之隐。钱阿姨一听就明戏，于是告老还乡。我们家最终未实现给她养老送终的承诺。

（四）

1982年春，作为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的记者，为采写大运河的报道，我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途经扬州。事先给钱阿姨的妹妹写信，通报我的行程。那天下午，去市政府采访后，我来到她妹妹家。钱阿姨显得焦躁，一见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却没有泪水。从她妹妹的语气声调中，能感到钱阿姨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我提议到她的住处坐坐。

沿潮湿的青石板路，我们并肩走着。钱阿姨竟然如此瘦小，影子更小，好像随时会在大地上消失。所谓家，只是一小间空木屋，除了竹床，几乎什么都没有。我带来本地买的铁桶饼干，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礼物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在她浑浊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对老年对饥饿对死亡的恐慌。她迟疑着嗫嚅着，直到我告辞时才说出来：“我需要的是钱！”我傻了，被这赤裸裸的贫困的真理惊呆了。在大门口，夕阳从背后为她镀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没笑出来。我请她放心，答应回家就把钱汇来（后来母亲汇了70元）。

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钱阿姨讲的那种扬州话。原来这是她的故乡。

（一）

读书与上学无关。那是另一丨码事：读——在校园以外，书——在课本以外，读书来自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动力，与现实利益无关。而阅读经验如一路灯光，照亮人生黑暗，黑暗尽头是一豆烛火，即读书的起点。

打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地图，在棉花胡同与护国寺大街西北角有家小人书店。从小人书店往西，过了花店，就是著名的护国寺小吃店。那儿有令人垂涎的糖耳朵、驴打滚、艾窝窝、麻团、面茶和豆腐脑。小吃店玻璃窗下半截刷上白漆，上半截罩上雾气，人影绰绰，炸锅吱吱响，香气四溢。兜里钢蹦儿有限，我常徘徊在小吃店与小人书店之间：饥肠辘辘，头脑空空。若二者择其一，当然是后者。

小人书店店面不大，主要顾客是孩子们，功能有点儿像如今的网吧。进了店，墙上挂满编号的封面，琳琅满目，令人怦然心动。而一本本“裸书”再用牛皮纸糊成封皮，上面是手写的书名与编号。柜台明码标价：每本每日借阅两分钱，押金另计；在店内阅读仅一分钱，不收押金。

困难时期，小学只上半天课。下午分小组在家做完功课放了羊，各奔东西，小人书店即去处之一。三五结伴，各借几本，资源共享。虽说店里有不准交换的明文规定，但老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贴墙是高低错落的双层长凳，深棕色油漆磨损，隐隐露出木纹。中间散放着小板凳。我们刷刷翻动书页，时而惊叹时而低声议论，交换读书心得。老式挂钟嘀嗒走动，叮当报时，提醒消逝的时光。天色暗下来，要关门了，在老板催促下，我们向结尾冲刺，不得要领。走出小人书店，仿佛从另一世界返回人间，不知哪个更真实。摸摸，兜里还剩五分钱，一激动，冲向小吃店，买个糖耳朵犒劳自己。

除了流行的《水浒》《三国演义》《杨家将》等连环画，我更喜欢地下斗争或反特的故事，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五十一号兵站》，不少是根据电影改编的。

小人书弥补了认字不全造成的阅读障碍，更重要的是娱乐性。所谓娱乐，说到底，就是满足中等智商以下读者的阅读期待，如我们这帮男孩。是非曲直黑白因果，一目了然：英雄就义有青松环绕，坏人总处在阴影中；叛徒从一开始就留下破绽，最后准没好下场。

在小吃店旁阅读，多少有点儿英雄主义色彩，等于抗拒各种威胁利诱，决不做叛徒。

（二）

从小人书到字书乃人生一大转折，好像从猿到人的进化。

我父亲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所谓业余爱好，就是杂而无当，逮啥买啥，从不挑挑拣拣。我家有个棕红色木书架，不大不小，可放两三百册书，位于外屋北墙正中（按过去是供牌位的地方，“文丶革”中挂着毛泽丶东像）左侧，可见文化在我家的重要地位。

书的排列顺序有严格的等级之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及鲁迅文集居高临下，代表正统；第二格是古文辞书，代表传统，如《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古文观止》《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还有《辞源》《诗词格律》《现代汉语词典》和《俄汉大词典》；再往下一格是当代革丶命小说，代表道统，如《烈火金钢》《红岩》《创业史》《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还有散文随笔，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后者成了我主要的摘抄对象，那些华丽词藻镶嵌在我错别字连篇的作文中，显得过于耀眼。最底层是各种杂志，代表俗统，有《收获》《上丨海文学》《俄语学习》，最多的竟是电影杂志，除《大众电影》《上影画报》等通俗刊物，还订阅了一大堆专业杂志，如《中国电影》《电影文学》《电影艺术》《电影剧本》等。我甚至怀疑，父亲一直有写电影剧本的秘密冲动。

一

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我懵里懵懂，觉得成人世界很危险，就像光天化日下捉迷藏，竟玩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有一天，在音乐学院教书的表姐来我家做客，我脱口问，你是右派吗？表姐笑而不答，父亲大怒，认为我这孩子口无遮拦，将来非闯祸不可。没过两天，1957年7月19日中午，与我家合住同一单元的男主人俞彪文跳楼自杀了。虽说我自幼对死亡有长期而深入的思考，还是被自杀这个词所特有的含义吓呆了。

就在这时候，妈妈请假带我去上海看外公。这是我头一次出门远行，那股兴奋劲儿可想而知，掰着指头数日子。再说了，新守寡的郑阿姨半夜的哭声常把我吵醒，死亡的阴影让人透不过气来，这下总算逃脱了。

外公去年出了事：他在街上被踢球的孩子一记猛射击中，仰面倒下摔坏了后脑，造成偏瘫失去语言能力。他本来身体硬朗，喜爱运动，冬天坚持用冷水洗澡。1953年来北京小住，到处游上玩水，从相册上能看到他特有的乐观者的笑容。

在前门火车站，我头一次近距离观看火车头。巨型车轮和连接杆、高高的驾驶室、锃光瓦亮的黄铜管和阴郁的锅炉，真把我震住了。汽笛长鸣三声，车厢剧烈晃动了一下。和母亲并排坐硬座上，我靠窗口：树木、田野、村庄，一闪而过。穿过大大小小的铁桥时，发出异样的轰鸣。在济南火车站月台上，妈妈买来只烧鸡。乘务员用大茶壶沏茶倒水。我们自备的搪瓷缸搁在小桌上，茶缸盖随车身震动轻轻打镲……

半夜被吵醒。妈妈告诉我，浦口到了，火车被拖上轮渡过江。有人吹哨指挥，缓冲器吱嘎作响，列车被分成几截，拖到渡轮甲板的铁轨上。江面黑灯瞎火，浪头拍击船舷发出阵阵闷响。工人用小锤检查车轮，叮叮当当。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对岸。第二天上午，火车驶进上海站，亲戚们在站台迎候，然后分乘三轮车，来到虹口区多伦路的一扇石窟门前。

二

外公孙海霞（字曙光）生于1880年，浙江绍兴人。他从小上私塾，后考取上海电信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汉口电报局,负责欧美电信业务。他与黄兴结识，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前，他把外婆和孩子们送到湖南岳阳的亲戚家。在起义中，他参加敢死队，迅速抢占发报台，用电讯传达指挥部的命令，及时调动了部队。翌日举行庆功会，他荣获一等功，并得到一千元现大洋的奖金。黄兴要他留在革命政府担任电讯总管，他婉言谢绝，前往湖北钟祥任电信局局长，并用那笔奖金创办了中强中学，兼任校长。

每天早上学校升旗仪式后，外公亲自给学生讲时事，宣传民主与科学的道理。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外公在钟祥召开声援大会，并率众示威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1927年412事变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会道门势力，捣毁了县党部、农会等机构，也包括电报局和中强中学。他们冲到外公家，把我三舅吊起来毒打。在老百姓的掩护下，孙家的人乔装打扮，混出城门。外公躲在电报局后山树林里，趁夜色翻过城墙，一路坎坷，到达武汉。

交通部电信总局调他到上海，接管几家外国电报公司。上海沦陷后，日本人要他主管日伪的华中电报局。外公托辞有病，躲到苏州乡下。日本人多次请他赴宴。他自知躲不过去，于是通过封锁线辗转到了重庆，交通部委任他为电信局总视察。天各一方，与家人一别就是八年。抗战胜利后，他调任为成都市电信局局长。1948年电信局工人发动大罢工，在外公支持下通电全国。随即被勒令退职。成都电信局八百职工含泪为他送行。他回到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电信局副局长，直到退休。

在外公的动荡生涯中，出现了与我有关的插曲。1945年冬，母亲陪外婆从上海飞往重庆看望外公。在重庆珊瑚坝机场，由于不会用机场电话，外婆让母亲请旁边的小伙子帮忙，电话很快就拨通了。小伙子从重庆调到北京工作，机票紧张，他和同事在机场轮流排队等票。外婆见他彬彬有礼，一表人才，托他去看望我在北京的小姨，有招女婿之意。那小伙子就是我父亲。

父亲到北京不久去看小姨，不在，留字条另约。可突然间小姨因失恋卧轨自杀。由于一场悲剧，在父母之间，北京与上海之间，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1948年5月，父亲在上海与母亲成婚，一起搬到北京。于是我来到这个世界。

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多么偶然：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外公流落他乡，没有母亲陪外婆的重庆之行,没有父亲调动工作，没有战后机场的混乱，没有电话的落后，没有小姨的悲剧，没有北京与上海的两地书，能有我吗？

三

外公口歪眼斜，不时流着口水呆望我。我们面对面坐着，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用鞋蹭桌子腿，你一下我一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噪音，那瞬间，他混浊的眼睛闪出顽童般的光亮。

外婆生下14个孩子，存活了13个——我有八个舅舅四个姨妈。外婆在我出生头一年因肺癌去世。外公寡居数年后找了个老伴，她个不高，精力充沛，眼神诡异多变。由于后外婆的出现，外公与子女们疏远了，直到瘫痪，大家才重新回到他身边。

跟母亲住外公家，我得以近距离目睹平静生活下的凶险。后外婆必有坚强的神经，才能抵抗家族的敌意，否则早就扫地出门。无论家庭秘密会议或私下议论，大人从不避我。上海话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自我记事起，父母之间说上海话，作为秘密语言，但我听懂了，他们只好改说普通话。我当时正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并不关心家族纷争。从只言片语中，我得知头号罪状是虐待外公，无异于“狼外婆”。与“狼外婆”生活在一起，我得装得多无辜才行。

外公的住房是单位分配的，他退休时是上海电报局副局长。那石库门随时代变迁不断切割组合，地形复杂。进大门过天井，沿客堂间左侧上楼，楼梯下是小厨房，楼梯半腰有一亭子间，上二楼是十来平米的堂屋。外公和“狼外婆”住堂屋，我和母亲挤在亭子间。

母亲跟亲戚一起出门了。闲得无聊，我向窗外张望，天际线被竹竿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物遮挡。近处，总有一帮男孩聚在天井，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毫无行动可言，我都替他们着急。啃完一个苹果，我顺手把果核朝他们扔过去，低头猫腰，悄悄离开窗口。

第二天傍晚我和母亲回来，她先上楼，我被那帮男孩团团围住，他们高矮不一，影子般沉默。一个瘦高的家伙显然是头头，他问我为什么扔果核，又问我从哪儿来，我拒不回答。我们近距离对视着，似乎在玩谁先眨眼谁认输的游戏。直到母亲从楼上喊我，他用手拍拍我肩膀，小兄弟们让开一条路。以后进出，他们总是默默盯着我，并无敌意，然后继续聊天，那架式非聊到地老天荒不可。

淮海中路698号是栋两层小洋楼，七舅和八舅的家。两位舅妈是姐妹，舅妈的亲戚也住在这里，可谓亲上加亲。孩子一个个出生长大，房子越来越小。在我面前冒出一大堆从未谋面的表兄妹，呼啸成群，满口上海话，我在他们当中更加孤单。

八舅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在中学教英文。七舅是飞行员，我心目中的英雄。他参加过“两航起义”——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两大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驾12架机飞回大陆。文革期间七舅被定成“特嫌”，长期关押毒打。多年后平反他来到北京，看见他那被打断变形的右手小指头，我深受震动，不禁失声大哭。

四

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母亲跟二姨最亲。她在上海广慈医院工作，任护理部主任。解放前她加入中共。解放前夕，她是江南造船厂厂长的私人特护，在她劝说下，厂长拖延执行拆除设备的命令，把造船厂完好地交给新政权。1950年，她调到北京为高干做特护，包括江青，这为她的命运埋下祸根。

二姨有病而终身未嫁。她生活简朴，总是穿双排扣蓝布列宁装和白底布鞋。她工资高，却省吃俭用，帮助亲戚的孩子们。逢年过节，她总是给我们寄礼物，包括衣服书包铅笔盒等。在上海期间，母亲与二姨来往最多，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乘三轮车出门，我坐在她们中间，领教了上海话的语速和密度。

1968年冬，半夜收到上海的加急电报：二姨自杀身亡。母亲哭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据广慈医院的造反派讲，她是隔离审查时畏罪自杀的，可家属连尸体都没见到就火化了。后来据说与江青有关，怕她知道太多的秘密。

记得我跟母亲在西单排队等车，她突然哭出声来。我忍住眼泪，低声嘶嘶警告，不许她再为二姨哭——她是阶级敌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作为长子，必须为母亲为家庭的安全负责。那几天北风肆虐，半夜摇撼我家房门。听见母亲嘤嘤哭泣，让我想起当年的郑阿姨。

1957年夏天，乘三轮车穿过上海大街小巷，坐在母亲和二姨中间，我从她们的胸前背后胳膊肘下窥看世界，有一种母性羽翼下的安全感。二姨对我最好，总是给我买最高级的双色冰砖。

五

我对上海的印象是混乱的，其繁华程度令人吃惊，和北京相比，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但那繁华后面似乎藏着什么。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远离北京使我重新辨认北京，知道它的天地、界限及可能的外延。后来我满世界近乎疯狂的奔走，可追溯到这头一次远行。多年后读到俄国诗人巴尔蒙特的诗句：“我来到这个世界，为了看看太阳和蓝色的地平线。”我被这诗句一下击中了，廓清了自上海之行后在内心潜藏的旅行冲动。

在上海只住了十来天，我开始想念北京，想念伙伴，想念家和胡同，还有那特有的气味，甚至想念让我厌烦的学校。我第一次体验到乡愁的滋味。

1957年8月1日是三十周年建军节。当晚，母亲和亲戚们带我来到外滩。黄浦江上，多艘悬挂彩灯的军舰排成队列，汽笛齐鸣，水兵们站在船舷，行礼致意。礼花骤然在空中绽开，照亮江面。坐在七舅肩上，高过周围的人群，我激动得尖叫。第二天是我8岁生日。

那口生铁铸钟，恐怕是仅存的镇寺之宝，穿过朝代的迷雾当当敲响——我们起立坐下，上课下课。代表时间的钟声切割时间，也让人忽略时间，就在这钟声里我们嗖嗖成长

（一）

1957年冬，我正在阜外小学读二年级。我家从阜外保险公司宿舍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我转学，就近在弘善寺小学插班。

当老师把我带进教室，有人拍桌子，有人起哄，昏暗中，那些眼睛和牙齿闪亮。我头戴栽绒棉帽，护耳翘起，像个七品县官。他一个转学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陌生集体的敌意，可有谁在意这对孩子的伤害？

弘善寺是个明代寺庙，在北京林立的庙宇中，它又小又无神灵护佑，香火难以为继，后改成小学。既然跑了和尚也跑了庙，1965年弘善寺胡同索性更名为弘善胡同，小学更名为弘善小学。

我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进入北京，如鹰向下盘旋，沿天安门、故宫、什刹海、德内大街，终于找到三不老胡同，再平移到弘善胡同。我借鼠标变焦——向下猛冲，而弘善胡同3号消失在几棵大树下。旁边是栋丑陋的现代化建筑——天宏善宾馆。我上网去查，居然没找到弘善小学的资料。

整整半个世纪了。1958年开春，乍暖还寒。一进校门，影壁上有“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的题词。传达室旁，一棵歪脖柳树正抽枝发芽。斜穿前院，进东北角的教室，门吱嘎作响，一排小窗东歪西斜，天花板低矮。

再转向后院，绕过由斋房改建的教室和水泥乒乓球台，来到尘土飞扬的操场。北墙根有一砖砌讲台。校长铆足了劲儿喊“升旗——”全校学生齐刷刷立正，一起高唱：“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青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上学路上要过好几关。一出大院门就是俩拦路虎，一是立在路当中的烤白薯窝棚，二是对面花枝胡同口的早点铺。烤白薯的焦糊味和吱吱响的炸锅的油烟香，基本上就让人走不动道儿了。我冲破重围，好不容易出胡同过马路，迎面又撞上小杂货铺，正把着弘善寺胡同口西北角。我下意识摸摸兜儿，咽了口唾沫继续前进。总算到了校门口，一个小贩在那儿迎候。他像古装戏法大师，摇身一变，就地摆出各种零食，有干果、冰糖、山楂片、桂皮等，让人神不守舍。此刻，上课钟声响了。

那口生铁铸钟，恐怕是仅存的镇寺之宝，穿过朝代的迷雾当当敲响——我们起立坐下，上课下课。代表时间的钟声切割时间，也让人忽略时间，就在这钟声里我们嗖嗖成长。“一年级的小豆包儿，一打一蹦高儿；二年级的小不点儿，一打一挤眼儿……”除了蹲班的，只要刚升了级，一转身，我们就羞辱那些新生。

（二）

我是靠说相声在全校出名的。记得那段子叫《乱形容》，先在收音机听过，后来从《曲艺》杂志上找到原本，查字典把生字一一注音，背得滚瓜烂熟。那是一个乱形容的时代，我们写作文东抄西抄，专抄那些浮华空洞的形容词。

登上操场讲台，我头皮发麻，腿肚转筋。扩音器吱嘎的交流声给我喘气的机会。我心中默念：“就把台下当成一块西瓜地吧！”果然灵验，我口若悬河，一发不可收，把听众全都给逗乐了。一周内，我成了全校名人，无数目光迎来送往。说来做名人并无特别之处，就是闹心。一周后再没人多看我一眼：有失落，也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时间之歌》，那是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高士其是个身残志不残的科普作家，他的诗充满科学主义的意味。站在讲台上，我先默念“西瓜地经”，然后直着嗓门高喊：“时间啊——”

在四年级的作文课上，我写下第一首诗，那是根据《人民日报》的几首诗拼凑成的，都是些大词儿，比如“历史的车轮向前”“帝国主义走狗”“螳臂挡车”“共产主义明天”……这恐怕是受到高士其的“时间观”的影响。

与时俱进的代价，首先是饥饿。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课间休息凑在一起，主要是“精神聚餐”。一种流行说法是，所有好吃的东西，都被“苏联老大哥”用火车运走了。大家愤愤然，摩拳擦掌——且慢，消耗体能的结果会更饿。

为改善伙食，学校食堂养了两头猪，在操场放养，一下课，几乎成了全校男生追逐的对象。它们被撵着满处跑，跳栏翻墙，瘦成皮包骨，两眼凶光，与其说是猪不如说是狗。在猪眼中，人类全疯了：只要钟声响起，他们从门窗一涌而出，扑将过来，一个个面目狰狞，眼睛发绿，频频发出食肉的信号。

（三）

学校表面上归校长老师管，但地下存在着另一隐秘的权力系统，那就是暴力。

一天，在操场旁教室的一面墙上，我和雷同学抄黑板报。那是阳光和煦的下午，槐花飘香，同学们大都放学回家了，校园静悄悄的。我们的合作最初是愉快的，有说有笑，后因版面安排发生争执，口角了几句，他突然猛冲过来，拳头雨点般擂到我头上脸上。我顿时眼冒金花，剧痛中模糊看见那因狞笑而扭歪的脸。我无限委屈，眼中噙满眼泪，强忍着，未滚落出来。

这就是拳头中的真理。凭本能，我意识到在这丛林法则中，关键一条是寻找保护人。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李希禹，是校足球队前锋。他个儿矬且四肢短粗，其貌不扬，满脸横肉，眯缝眼儿好像总也睡不醒——静若睡狮，动则矫健凶猛，当地流氓都怕他三分。

不知怎么回事，一来二去，李希禹成了我的保护人。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权力关系，很难说清其中因果。或许大多数同学来自底层，而他父亲是高级工程师，与我有相似的家庭背景。他家离学校不远，独门独院，有一棵让人眼馋的大枣树。他居然有自己单独的卧室，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家似乎很正常很随和，像个很有教养的好孩子。

一个冬天的早上，我像往常那样，上课前一刻钟走进教室，几个同学正围着炉子烤火说笑。李希禹迎过来，递上一块据说抹了黄油的烤馒头。他的过分热情和怪笑引起我的警惕，我拒绝了。他生气说：“瞧不起我？你丫真不够哥们儿。”后来证实，那烤馒头上抹的是鼻涕。

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我，让我意识到在这个世上，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叫尊严。我此后尽量躲着他，同时准备好任何血腥的报复。我一直处在他那半昏睡的眯缝眼的视线边缘，他似乎在掂量在犹豫……

我们班新来个日本归侨，叫赖德生，他有个哥哥赖文龙，高一年级。哥儿俩身高体健，先靠乒乓球拍横扫全校，又打破各项比赛纪录。由于在日本长大，他们毫无城府，对地下权力一无所知，可没人敢招惹他们。他们无形中拓展的权力真空，给我带来安全感。我们住得很近，过从甚密。

他们从日本带来最先进的技术。首先是半导体收音机，造型精巧，音质优美，尤其那些键盘旋钮，更像一个引爆现实的装置，让我有些敬畏。再就是那些日本画报上的美女，更让我浮想联翩：原来在我们的生活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

（四）

第一个班主任是李老师。他每天早上从我家楼下准时穿过，那橐橐的皮鞋声，从纷杂的脚步中脱颖而出，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

他又瘦又高，肤色黧黑，一脸严肃，讲话时喉结翻滚；他身穿洗旧的蓝制服，领口总是扣得严严的，黑皮鞋擦得锃亮。由于经常伤风，他动不动从裤兜掏出大手帕，嗤嗤擤鼻子，或随地吐痰（但从不在教室）。要说他吐痰，那姿势优雅无比：扭头不弯腰，嘴歪眼向前——呸！

在枯燥的课文之间，他经常穿插些警世的小故事。有个败家子，平日爱吃肉包子，但总是把褶角咬下来扔掉，被隔壁老先生拾起收好。后家道中落，他一夜成了叫花子。有一天乞讨到邻居门下，老先生拿出个口袋给他，其中都是包子褶角，他边吃边感叹道：天下竟有如此美味！老先生说，这都是当年你扔的……说到此，李老师意味深长地提高调门，扫视全班。可惜那年头我们既无家可败，更无肉包子可吃。

由于常感冒，李老师在课堂上向我们郑重推荐“银翘解毒丸”：“知道什么是蜜制吗？就是用蜂蜜做的，而你们就是在蜜罐里长大的。什么是蜡丸？就是用蜡密封，怕走了味儿。才两毛钱一丸，不贵，再说那味道特别……”经他一说跟仙丹差不离，全班只有我信了。

大约两个月后，我走进阴森森的中药铺，把凑足的钢蹦儿递到高高的柜台上，得到一丸“仙丹”。我钻进小胡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剥开蜡壳，放嘴里一尝，苦得我差点儿呕吐出来……

上五年级，铸钟换成电铃，班主任也换成董静波老师。她齐脖根短发，戴眼镜，身穿两排扣的列宁女装，既文雅又干净利索。她总是笑眯眯的，至少对我如此，我的作文总是被当成范文，显然我是她的得意门生之一。我爱上语文课，文字比算术让我更有信心。由于练书法，我的钢笔字带有颜体的力道，也深得董老师的赏识，当着全班同学夸奖。我的天空豁然开朗明亮。

多年后，我在散文集《失败之书》的序言写道：“我小学写作文，常得到董静波老师的好评，并拿到班上宣读。记得当时我的心怦怦乱跳。那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董老师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与出版者……”

我在课堂上经常梦游，沉浸在虚构的世界中。董老师会用善意的方式唤醒我，比如，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把我引回到现实中来：“完全正确，赵振开，”她挥着教鞭说，“请同学们不要开小差。”

在海外漂泊多年，我通过母亲终于找到董老师，建立了通信联系。2001年冬，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专程去看望董老师。她已满头银发，腿脚不便，终日卧床不起。

她找出我和其他同学的毕业照，发现很难与现在的我重合。而她说话多少带河北口音，显然也与我的记忆有偏差。最后她喃喃说：“嗨，走吧，别在我这儿耽误太多工夫。”我想，她责怪的是时间。

去年年底，我和母亲在香港九龙塘一家上海餐厅吃午饭。母亲无意中说到董老师去世的消息，我愣住，不禁泪流满面。

在小学升中学的全市统考中，董老师负责监考。教室里静得可怕，除了刷刷书写声，就是屋顶上麻雀的喧闹。我舒了口气，为语文题的简单而暗自得意。在改错字一栏有“极积”二字，我的目光停顿了一下，又滑了过去。正好董老师从我身边经过，我能感到她的目光的压力。她拍了拍我的课桌，转身对大家说：“同学们，别粗心，交卷前再好好检查一遍。”显然，董老师这话是冲我来的。我认真检查了一遍，肯定没错，便提前交了考卷。

因为“积极”，我差两分没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四中。

我平生头一次聚众造反，以失败告终。我悟出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

（一）

1962年夏天，我从小学考上北京十三中。和小学相比，十三中离家远了一倍，我的世界似乎也大了一倍。

这里曾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郡王的王府。1925年，载涛把王府长期租给罗马教廷办大学，即辅仁大学。1929年辅仁大学开办附属中学男生部，1952年改名北京第十三中学。我们学校坐北朝南，大门向东开。中路与东路各有四进院。西路有戏楼、长廊、亭台、假山。岁月如男孩呼啸成群，分三路包抄，灵活的小腿伴随咚咚脚步声，登堂入室，最后消失在西边操场的尘埃中。我们教室紧把着操场入口处。我熟知那脚步声——岁月的去向与动静。

开学头一天，我刚挎书包走进校园就懵了：从那些遮天蔽日的高中生背后，我一眼看到自己的未来——一级级台阶，通向高考的独木桥（下面是深渊），由此进入大学，进入可怕的成人世界。

十三中是男校，没有女生构成的缓冲地带，本来意味着更赤裸的丛林法则。其实不然。我发现，到一定岁数人开始变得狡猾，用智力与意志取代拳头——那才是成人世界的权力来源。入学那年我13岁，从身体到智力都晚熟，有照片为证——我和同龄的一凡在楼前合影：他人高马大，眼镜后目光自信，喉结突出，唇上一抹胡须的淡影；我比他矮半头，短裤下露出麻秆似的小腿，满脸稚气，眼神迷茫散乱。那是转变之年，我们从不同的小学考进十三中，他在二班，我在四班，就像分组比赛的对手，在决赛前趋近。

班里有个同学外号叫“大脖子”，智力有问题，连蹲两年班，若无意外还会继续蹲下去。我们在年级升降的排列组合中相遇。他虎背熊腰，胳膊比我大腿还粗，由于脖上箍着石膏圈，得名“大脖子”。他自称是练双杠失手把脖子戳进去的，要长期做牵引术才能复原。我至今还记得他歉疚的笑容，似乎在为他偶然闯入这个世界而深表歉意。

那时仍在“困难时期”的阴影中。学校食堂没有椅子，大家围饭桌站着吃饭，每餐总是在“大脖子”的歌声中结束。他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饭量惊人，按粮食定量难以存活。于是他靠卖唱换粮食，每首歌价码不等，从半个馒头到一个窝头。

“大脖子”嗓音并不好，但他唱得认真，从不偷懒，到了高音区，会从石膏圈中抻出一截苍白的脖子。唱罢，他两三口就把换来的馒头窝头吞下去，再像狗一样用目光乞讨。他唱的歌特别，显然和底层生活有关。尤其是那些黄色小调，成了我们最早的性启蒙教育。

我们升初二时，“大脖子”由于蹲班超过年限，被校方开除。他将回到苦力的行列，和我们分道扬镳。最后一次告别午餐，几乎每个人都多给他一个馒头。他唱了很多歌，这回不是卖唱，而是为了友情和他自己未卜的命运。唱到动情处，那咧到脖根的大嘴撮成小圆圈，戛然而止。

（二）

1962年秋，我家来了个不速之客，他是我的表舅在北大荒的战友卢叔叔。

瑶表舅原是北京空军后勤部的青年军官，个头儿不高，英俊结实，是我童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特别是逢年过节，他身穿深绿军装，佩戴领章肩章和武装带，头顶大檐帽，格外神气。表舅站在楼门口跟我说话，小伙伴们惊羡的目光，让我的虚荣心获得极大满足。他走后，我可把牛皮吹大了，说他击落过多少架美军战斗机。我家从窗帘到小褂，飘飘然，都来自表舅给的降落伞布，似乎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他开飞机，我们从天而降。

1958年早春，表舅转业去北大荒。最后一次来我家告别，那时母亲也正要下放到山东农村。他脱下军装，黯然失色，这让我很难过。我悄悄退出大人的视野，溜出门去。“我会来看你的。”表舅临走对我说，转身消失在我童年的地平线以外。

卢叔叔的出现，令我暗喜：表舅果然从地平线那边派人来了。卢叔叔是拖拉机手。维修拖拉机，他用铁锤敲打部件，一粒铁屑击中右眼。在当地农场医院治疗无效，转到北京同仁医院。他在表舅的介绍下住在我家。“医生要给我配一只狗的眼睛。”他对我说。这让我有点儿心慌，用狗眼看世界到底会是啥呢？原来是玩笑，医生给他装了一只假眼珠，跟我弹的玻璃球差不多。他常躲进厕所，取出来，放进小玻璃杯冲洗。

表舅常出现在我梦中，他在冰天雪地指挥千军万马的队伍。跟卢叔叔探听，避而不答，想必那是军事秘密。一天晚上，卢叔叔终于给我讲了个故事。灯光下，他双眼色泽不同，那玻璃眼珠显得过于清澈明亮。“半夜，一只熊瞎子钻进农场库房，翻箱倒柜找食吃。哨兵发现后，我们把它团团围住，先鸣枪警告，它猛扑过来，可惜没击中那胸前白毛的要害部位，只好动用冲锋枪机关枪。它最后倒下了，身上共有39发子弹……”这故事让人多少有点儿失望，但在我讲给同学的版本中，表舅成了这场攻打熊瞎子战役的指挥员。

那年头，北京黑灯瞎火，肚里没食，早早回家歇着了。而卢叔叔却发现了北京的“上流生活”——戏剧舞台。他人生地不熟，没伴儿，总把我带上。我跟他看的话剧有《以革命的名义》《带枪的人》等，印象最深的是人艺的《伊索》。

那是深秋的晚上，刚下过雨，一股落叶霉烂味。首都剧场位于王府井大街。玻璃窗高大明澈，如黄昏的晴空；楼梯上的观众，好像正前往另一个星球，其中有个瘦小的男孩，那是我，还有一个戴玻璃眼珠的叔叔。巨型吊灯明亮而柔和，让我有点儿晕眩。随低沉的钟声响起，灯光转暗，红色帷幕徐徐拉开，古罗马的圆柱和台阶出现在舞台上……

那夜我几乎彻夜未眠。此后着魔一般，我居然能把对白大段大段背下来，并模仿那夸张的舞台腔——伊索附体，我处于半疯癫状态，在同学中宣布：为了自由，宁死也不做考试的奴隶。在课堂上，老师问到水分子式，驴唇不对马嘴，我学伊索的口吻回答：“如果你能把河流和大海分开的话，我就把大海喝干，我的主人……”老师认定我神经出了毛病。

当年粮食定量有限，连请客吃饭都要自备粮票。由于没缴够粮票，父母与卢叔叔之间出现摩擦。我暗中站在他一边，道理很简单，是他把我带出北京幽暗的胡同，进入一个光明而虚幻的世界——那与现实无关的一切令我神往。

（三）

初中三年无比漫长，而考试有如一扇扇门，阻挡任何通向永恒的可能。我最恨考试，在我看来，那是人类最险恶的阴谋之一，让孩子过早体验人生之苦。

我在小学算术就差，上了中学数学课，才知此生苦海无边：除了切割整数，正负颠倒，进而用乘方开方肢解世界，非把人逼疯不可。我完全迷失在数学的世界中。如果说期末考试是最后审判，测验摸底就如同过堂大刑伺候。不过各有各的求生之道，期末考试前一天我连看两场电影，在黑暗中忘却一切。大概由于心理放松，考试成绩还马马虎虎过得去。

除了数学，再就是俄文难。中苏反目成仇，大多数中学照样学俄文。首先难的是卷舌音，好在北方车把式的吆喝中也有，于是先学赶车再学俄文。在小纸条正反面分别写上中俄文单词，一大早到后海死记硬背。有的用谐音一辈子都忘不了：“星期六”（суббота）——“书包大”，“星期天”（воскресенье）——“袜子搁在鞋里面”，“回家”（домой）——“打毛衣”。到“文革”下一拨改学英文，没正经上课，用谐音只记住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狼来了前面跑！”

作文课也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政治开始进入写作。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下，不仅要做好事，还得学雷锋叔叔那样写日记。那天下午，我埋伏在厂桥路口，德内大街由此往北是三四百米的大陡坡。一辆满载货物的平板三轮车上坡，光着脊背的师傅奋力蹬车。我冲过去，从后面弓步助推，亦步亦趋，师傅往后瞥了一眼，点点头。我一直帮他推上坡顶。正赶上旁边是家小饭馆，我请师傅等等，冲进饭馆，用两毛钱买了四个火烧，塞进他手里，弄得人家瞠目结舌。回家我把这段经历先写成日记，再抄在作文本上，第二天交给老师。语文课上，老师让我当着全班朗读。起初我还有点儿得意，越读越羞愧，竟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比做坏事被当场抓获还糟。此后，我再没写过日记。

（四）

初二下学期进入尾声，期末考试在即。教师食堂开小灶，而学生食堂大锅熬，好在学生食堂每周三换花样，总算有点儿盼头。一个周三中午，学生食堂供应菜包子外加蛋花汤，同学们排着队，喜气洋洋的。

我端着菜包子和蛋花汤回到教室，与同学们边吃边聊。突然在菜包子里咬到异物，吐出一看，竟是只死蟑螂。我拍案而起，在几个同学簇拥下冲向食堂。盛汤的大师傅正要收工，他含糊其辞，说这事得找食堂管理员。我像丹柯一样举着菜包子，率众包围了食堂办公室。

管理员老李白皙，尖嘴猴腮，三角眼，负责食堂管理和采购，整天悠闲地骑车穿过校园，满筐鸡鸭鱼肉，均与学生食堂无关。听完我的慷慨陈词，他说：“我看这么办吧，让大师傅再给你换个菜包子。”

“什么？”我火了，提高嗓门说：“换个包子就行啦？”

“那你说怎么办？”他平静地问。

我一时语塞，愣住，转而理直气壮宣称：“今后要检查卫生，改善伙食，并向全体同学公开道歉！”

“那你怎么证明那是蟑螂，而不是海米呢？”老李反问道。我转身发动群众：“大家说说，咱们食堂在菜包子里放过海米吗？”“没有！”冲老李大叫大喊：“我向食堂抗议！”“抗议！”群情激愤，跟着我喊口号，一时有点儿失控。

“你还反了？”老李大吼一声，脸色煞白。“赵振开，你一贯调皮捣蛋。我告诉你，你再无理取闹，先取消你入伙资格，我再告到校长办公室，给你记过处分，直到开除。哪个同学跟着他，一样下场！”

这威胁果然奏效，大多数人散去，只剩下我和两三个同班同学。一想到开除和父母的反应，我也含糊了。那两三个同学不见了，只剩下我和老李僵持，怒目相向。上课铃响，我把菜包子狠狠摔在地上，悻悻而去。我平生头一次聚众造反，以失败告终。我悟出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蟑螂就是海米；也悟出，要造反，内心必须强大到足以承受任何后果才行。

（五）

当年在北京中学生中有这么个说法：“八中的会，三中的费，四中的近视眼，十三中的军乐队。”军乐队是十三中的骄傲。那些铜管乐器都是从辅仁附中继承下来的，坑坑疤疤，特别是大圆号还打着补丁。尽管如此，在北京中学生运动会和各种大型集会上，顶属十三中最神气。

1963年暑假，我和一凡都参加了北京中学生的“小八路夏令营”。一凡是班长，走在二班队列前头；我是白丁，加上个头矮小，混在四班队尾。从学校操场出发，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乐队，阳光在铜管乐器上闪着乌光。突然间鼓号齐鸣，惊天动地。调整队列时，我和一凡交错而过，我们得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一）

1965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小学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1中，这基本是我们那一带成绩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时，我因未识破语文考卷中“极积”这一词序颠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个弯，进了13中。

记得那天是董老师监考。她在我书桌前驻足长叹，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细心检查。我扫了一遍考卷，没错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结果名落孙山，被父亲臭骂一顿，那年暑假我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初中三年，在教室门前那棵大槐树的摇晃中悄然逝去。从初三上半学期起，在父亲的压力下，我起早贪黑，深一脚浅一脚“积极”赶路。

临近通考，我变得越来越迷信，尤其对“四”这个数字。一天，我从学校沿大翔凤胡同回家，闭眼走四步睁开，再闭眼走四步。走着走着，快到了柳荫街，猛一睁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满脸惊讶。一见我睁眼，她咯咯乐了：“我心说，这可怜的小瞎子咋没拄根棍儿呢？”

此情可问天，我这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那年夏天，我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父亲另眼相待，亲戚邻居赞许有加，再别上校徽，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宠儿。更让人高兴的是，楼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们俩还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起初叫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学。距离跟13中差不多，从家步行20分钟。

9月1日开学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开书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着一凡去学校。由郭沫若题字的“北京四中”，刻在校门门楣石头上，涂上红漆。那水泥墙体和大小铁栅栏门有些阴森，据说曾出现在某国产故事片中，冒充日本宪兵司令部。

开学第一天是老师与学生见面。我所在的高一（5）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隐隐感到不安，是那种系错纽扣出现在公众前的不安，既无法掩饰又来不及纠正。

开学后不久，扒拉小算盘，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语文优势不再，但还说得过去；关键是数理化，梦魇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尤以数学为甚，一过整数我就如坠五里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而周围同学你超我赶，甚至有人提前读高三的微积分课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该混进这数字的天堂。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班主任田佣是数学老师，只比我们大五六岁。他戴白框眼镜，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整天跟我们跑步打篮球，蹦蹦跳跳，像个孩子王。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每月工资56元，单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学教书，这是命运的良好承诺。

跟我们一起下乡劳动，除了带头干活，还要照顾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绳，亲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个同学给他打下手。肥肉炼油，白薯切丁，过油后用酱油一烹，香飘四溢。开饭了，他再一勺勺分给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运动，重提阶级斗争。我母亲调贵阳一年，参加当地银行系统的“四清”。而我们下乡碰上的首要难题是，和农民打招呼，万一赶上地主富农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认定他们一定鬼鬼祟祟。问村干部，发现这标准靠不住，索性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间休息，Ｋ同学用小刀顶住我腰眼儿，先是开玩笑，随后认真起来：我不肯求饶，他就暗中使劲儿，刀尖越扎越深。我们对视，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剧痛难忍，我一把推开他。他冷笑说，这是考验我的革命意志。此后对他敬而远之。好勇斗狠，正伴随着阶级意识而觉醒。

1966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课间休息，同学们大谈革命理想与生死关头，好像每个人都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我暗中编造牺牲前喊的口号，并反复排练，在想象中，周围必是青松环绕。我甚至把指头放进门缝，越夹越紧，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认，若大刑伺候，我当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连团员都不是，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但不知如何向组织靠拢。一凡是我的入团发展介绍人，也就是说他代表组织，这给我带来希望——毕竟是哥们儿嘛。我试探口风，他守口如瓶。

（三）

“文化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四中从此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老天有眼，当年把我领进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怎么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自5月下旬起，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每天早出晚归，去西郊大红门外的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与饥饿经验有关，难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讲时唾沫星乱溅。食品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费尽口舌，还是闹不懂为什么要罢课，为什么不做蛋糕。在辩论中，一个女学生反问我：“那你说说，蛋糕跟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大多数的敌意坚不可摧，我们只好撤退。

四中校党委瘫痪，由高三各班团支部联合接管。我在学校抄写大字报，三天两夜没睡觉。第三天晚上，和同学一起去清华附中，声援被压制的红卫兵。我精神恍惚，脚下软绵绵的，灯光耀眼，声浪忽近忽远。而革命就像狂欢节，让人热血沸腾。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暴发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应运而生，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我们班同学Ｌ把它谱成歌曲，流传甚广。在当时的辩论中，对方头一句话是：“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来就是一顿臭骂或暴打。我出身职员，但父亲旧社会在银行工作过，属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外。

在操场靠校墙一侧的树丛中，我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那是辆倒轮闸，锈迹斑斑，辐条稀少，车铃上拴着细麻绳，一拽叮当响。观察几日，竟无人认领，我如获至宝，权当借用。

骑破车的好处是，即使没锁，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虽说与高干子弟的“永久13型锰钢车”不可同日而语，但自我感觉良好，这毕竟是我拥有的头一个交通工具。由速度所产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我骑车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当外人，甚至产生幻觉，自认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后读堂吉诃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骑把他弄疯的。

一天，骑车沿德内大街从家去学校，快到厂桥十字路口，顺大陡坡滑行，一个跟头栽在警察岗楼前。顿时围满看热闹的人。我浑身是伤，更倒霉的是丢人现眼。那似乎是个严重警告，我激流勇退，把车悄悄放回原处。没过半天，那车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那是个疯狂的夏天。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5日，全校召开女校长杨滨的斗争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四中学生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8月4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被带回学校，在操场上被活活打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被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8月25日，以四中几个高干子弟为首，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接连发布了十号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密谋正在进行，为随后出现的各种派系组织留下伏笔。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班同学T的遭遇。他生性腼腆，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谁料到，这些忏悔的细节被大字报公布出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笑料。T被划为反动学生，从此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到底是谁把这些玩意儿公布出来的呢？我暗自庆幸，好在没有为入团干这类傻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涌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踮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那么几个绿点。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如也。

35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五）

当年全北京的中学只有四位特级教师，四中就占了两位，化学老师刘景昆和物理老师张子谔，那都是国宝级人物。有一年，张子谔老师辅导高三物理，据说高考六道题押中四道，学生提前交卷，高呼“张老万岁”。

教三角函数的老师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铁青。每次上课，他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画一道题。那对我来说如同鬼画符——眼晕，而同学们几乎个个胸有成竹，举手抢答。李老师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扫视一圈，习惯性摸一下铁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浓重的河南口音点名“赵—振—开—”，还把“开”读成第三声，更加勾人心魄。我一问三不知。这竟成了我永远的心病：多年后我帮女儿做作业，一听说三角函数，第一反应是头晕恶心。

《学习》杂志1958年停刊，部分编辑改行当老师，于是黄庆发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四十出头，谢顶，一脸苦笑，好像在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让我们写批注。他摇头晃脑领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停顿一下，念批注“当乐”，然后继续朗读下去。照猫画虎，没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赏识——孺子可教，于是让我当众宣读。我美滋滋地摇头晃脑，待读到“心乐之”也停顿一下，接着读我的批注——“颇为不错”，竟把“颇”错读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语教师凌石军肥头大耳，没架子，但骨子里透着股傲气。他每次上课只捏着一张小卡片，嘟噜嘟噜说个没完，好像那是一种语言戏法。他出过俄语语法专著，且日文好，据说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课本自学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学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报纸，手脚不动。我俄语没学好，倒是暗中偷学了这一手，但一不留神会灌上两口水。

英语老师项立斜穿校园，总会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国绅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带短裤，白色长袜，锃亮的皮鞋。他上课会把全套刀叉带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规矩。据说他当年在教会学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师请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这时他用错了一个词，女教师把蛋糕收回以示惩罚……

两位体育老师韩茂富和吴济民，都是国家级篮球裁判。韩茂富个儿不高，精明强干。吴济民人高马大，都管他叫大吴。据说苏联国家女篮来京与中国女篮比赛，由韩茂富在场上主吹，大吴坐镇裁判台。临近终场正打得难解难分，这两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时间，被苏联队发现提出抗议，大吴被降级成一级裁判。

女校长杨滨，延安陕北公学出身，参加革命后的重要见证人填的是叶群。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女一中校长，1965年调到四中。据说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四中校长两个职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副校长刘铁岭踌躇满志。“文革”中揭发他在日记中的志向：二十岁当校支部委员，三十岁当区委委员，四十岁当市委委员，五十岁当中央委员。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文革”开始时他四十出头，已当上了市委委员。

谁承想，这些老师校长，一夜之间斯文扫地。“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其中顶数副校长刘铁岭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军宣队主持的批斗会上，大吴跳出来指着校长杨滨说：“杨滨，你胆敢反对解放军。”然后振臂高呼“打倒解放军！”愕然惊醒，意识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嗫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于是到毛主席像前弯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噼啪滚下来。

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语文教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到底为什么？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

（六）

1966年8月初，我搬到学校住。学生宿舍在学校东南角，与教研组小院毗邻，由两排相向的平房构成独立的小院。开间不等，上下铺，按数字排列，一律称为“斋”。我先住十三斋，后搬进六斋，一住两年多。学生宿舍本是为家远的同学提供的，趁“文革”之乱，没人管，大家纷纷搬进去。

由于顶棚相通且破败，隔墙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传播。每次生炉子起浓烟，邻居跟着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点熄灯，提前十分钟响预备铃。宿舍小院离厕所较远，由于是男校，毫无顾忌，住宿生纷纷冲出来，在下水池或树旁撒尿。宿舍小院永远飘散着浓烈的尿骚味儿。学生辅导员禹启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点来小院检查，一时奏效，传为“大禹治尿”的佳话。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爱吹牛，好色，说话幽默，是个挺好玩的伙伴。1966年8月底，有天晚上，他说刚抓来个本地流氓，关在地下室，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窥视。

那天由Z主审，两个穿军装的老兵充当打手。那“流氓”光着上身，跪在地上。Z厉声问了一句，他含糊其词，一个打手抡起粗铁链，哗啦抽在他肩上，顿时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铁链再次抡起，Z赶紧拦住……实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来了，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得意，问我观感。我把话题岔开。由于他属于那残酷的一幕，我和他渐渐疏远了。不久我从十三斋搬到六斋。

“文革”期间，学校宿舍的流动性很大。1967年春，六斋搬进来个新住户，是前国家主席的公子。他住在上铺，郁郁寡欢，平时只是回来睡觉。我们讲鬼故事时，他也支着耳朵听。一个多月后，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讲鬼故事要先关灯，同时需要特殊音响效果。比如口头音乐伴奏，并事先备好破脸盆，关键处扔出去，或索性推出护床板。一惊一乍，连讲鬼故事的都吓得半死。这几乎是每天睡觉前的保留节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们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给自己做饭。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来学校的同学纷纷到六斋取暖，但要投足硬币才给开门。他们跺脚诅咒，但冰天雪地，没辙，只好留下买路钱。我们还到处收集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眼见着玻璃瓶的硬币快满了，我们摩拳擦掌，先订菜单，再采购，大快朵颐，最后撑得走不动道儿。

（七）

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学校只有一栋二层教学楼，条件极差，冬天没暖气，天一冷就要安装煤球炉。家境贫寒的子弟多自备午饭，铝饭盒装在网袋中，课间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锅腾热。有的同学图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炉台上，课堂上飘荡各种混杂的香味。

再说食堂，每天伙食费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几百号人。每桌十人，自由组合，没椅子，直立就餐。大师傅用木杠抬着大木桶进来，引起一阵激动——那些年轻的胃。各桌派代表用两个脸盆排队。一个脸盆盛主食，一个盛菜。校长杨滨发现营养标准不够，提出把伙食费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个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学生没有响应，可见平均家境之贫寒。这在“文革”成了杨滨搞修正主义和挑动学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发育期，到处是带酸味的饥饿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两个窝头夸好饭，一行长队上青天。窗含师傅丰脸笑，门泊学生瘦骨寒。”

“文革”爆发后，停课串连，食堂秩序被打乱。而学校规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费，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诉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饭票，排他前面是前国家主席的公子，为了退伙食费跟食堂管理员刘庆丰争了几句，居然遭断然拒绝：“不行，开了证明再来。”弄得他面红耳赤，悻悻而去。而拒绝前国家主席公子退饭票的刘庆丰，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来，跳河自杀了。

人世沧桑，公子落难，这本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后听说他发迹了，但愿没忘掉当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着想。

（八）

1966年9月初，我自制了个小木箱，用红漆写上“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小木箱刚好装进四卷毛选。随后我到积水潭医院去看望父亲。他写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右手腕。我没带水果或营养品，只带来一个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头柜上。

由于搞到一张介绍信，我们七个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学，决定一起去全国串连。到医院看望父亲的第二天，我背着装毛选的小木箱上路了。

一个多月后回到北京，形势大变，由于对“血统论”的批判，彻底动摇了老红卫兵的统治地位。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包括我们班成立的“红峰”战斗队。

1967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学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温和的“四三派”。发表在《四三战报》上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

由四中几个学生办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出身论》，是对“血统论”和“特权阶层”最彻底的批判，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作者遇罗克1968年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审后被处死，年仅27岁。

两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据说老校长刘铁岭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想必依旧声音洪亮。我不禁想起1966年那个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师一起唱《鬼见愁战歌》的情景。

九

“告诉你们，要是你们六斋丢了东西，就是我张育海干的。”我隔着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只见他瘦高挑儿，背着破书包，双手插腰，几颗青春痘随着嘶喊在脸上跳跃。我回应说一凡不在，他这才骂咧咧走开。自打他勾上一凡，六斋从此不得安宁，大家嫌他痞，劝一凡少跟他来往。

他所在的高二二与我们高一五两班关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属“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斋外，主要还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识，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种戏谑态度。按张育海的说法：“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

要说他可是正牌好学生。学校曾实行免修制度，通过免修考试者可在自修室自学。期中数学考试，他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就交了卷还得了满分，除了数学还免修英文。“文革”期间，他主持数学改革研讨会，连特级教师张子锷都来了。他反客为主，在黑板上纵横勾连，眉飞色舞。若无社会巨变，他本来是块当教授的料。

除了功课好，打篮球、游泳、拉小提琴，几乎样样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绝——只见他嘴唇撮圆，用两腮每块肌肉控制气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问，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后来一听这曲子就会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国，因车祸多年前身亡。母亲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独自把他们拉扯大了。

张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个有望升官的同学，“将来嘛，他会过得很殷实，不到四十岁就秃顶。”边说他边模仿那干部派头：懒洋洋陷在沙发里，俩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转动。

这高二二能量大，居然一下办了两份报纸。一份是牟志京主编的《中学文革报》，发表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另一份是张育海和几个同学办的《只把春来报》。这报名是他起的，用毛泽东诗句一语双关。第二期发表了他写的《论出身》，与遇罗克的《出身论》相呼应。相比之下，《中学文革报》影响大得多，波及全国，《只把春来报》也跟着沾光。我帮他们卖过报，沿街叫卖。人们一听是四中办的，又和出身有关，争相抢购。

高二二办报闹得满城风雨，高一五不甘落后，由一凡挑头，决定为大家做一个纪念章。设计方案是马恩列斯毛并列头像，下面是“新四中公社”几个红字。用尽浑身解数，我们从七机部搞到最佳铝板，托人找中央美院艺术家设计，最后到珐琅厂制作模具。待模具做好却节外生枝：上面有指示，不许把毛与四大领袖并列。

1967年深秋，高一五和高二二纠集了十几号人，前往永定门外珐琅厂。行动指挥是张育海和我们班的徐金波。打仗先布阵——史康成、郎放和吴伟国守在厂门口，骑车待命；从厂门口到车间沿途安插几个腿脚利索的，装成闲人。由一凡出面跟厂方交涉，张育海如影随形。威胁利诱无效，一凡恳求管模具的刘师傅冲个样品作纪念。刘师傅递过样品，张育海一把抢走模具，夺路而逃，几经转手传到大门口，由史康成和郎放打掩护，吴伟国骑车扬长而去。工人们边追边喊：“抓住那瘦高个儿，他是带头的……”张育海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厂方扣下三人质，却问不出所以然，只好放人。

在六斋胜利会师，七嘴八舌，从不同角度回放惊心动魄的一刻。张育海有点儿心不在焉，用口哨吹起《斗牛士之歌》。

1968年秋，工宣队要隔离审查他，据说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有关。他仓促做出决定，先到云南农场落脚，然后参加缅共人民军。临行前他跟朋友告别时说，京城终归容他不得，与其如此，倒不如去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活个自在。

1969年春，他跨过边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同年夏天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1岁。他从缅甸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死后在知青中广为传抄。就在死前没几天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们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

我有一首《星光》是这样开始的：“分手的时候，/你对我说：别这样，/我们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你转身走去，/牵去了一盏星光。/星光伴着你，/消失在地平线上……”

很多年，一直有个漂亮高挑的女人，以“小四女友”的身份出入他母亲家。她告诉老人，她在等着张育海回来。

十

1965年，我刚进校门，四中成了北京市教育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高二二成了全校的重点，那里出了个反动学生牟志京。这一心理伤害有如巨大的阴影，催人早熟，使他们成为特殊的群体。

而牟志京本人早就从这阴影中跨出来。他生性乐观，思路敏捷且与众不同。按一个朋友的说法，他是从不说套话的人。他高颧骨，宽鼻梁，专心倾听别人说话。我去过他家。那是个温暖和睦的家庭：父亲在铁道研究院搞翻译，母亲是绘图员，他有个可爱的妹妹。

由于和同学交换日记看，被揭发出来作证据，于是他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倒并怎么不在乎，真正激怒他的是另一件事。“一天，我从操场踢球回到教室，”他后来跟我们说，“很多同学围观墙上一张小字报，我也探过头去，上面写着‘牟志京是爱情至上主义者’。我一下子就想到自杀，因为我不能允许别人践踏我的感情领域。当时兜里有两块多钱，我决定大吃大喝一段，然后自杀……”

按天性他不会自杀，再说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他去干。

他头一次听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感到震惊，马上到清华附中贴出批判的大字报。紧接着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辩论会上，他上台发言批对联，几个女红卫兵冲上来抢走话筒，并朝他脸上吐唾沫。几个在场的四中同学上台揭发他是反动学生。在四中组织的批判会上，他不仅不屈服，反而为另一个同学打抱不平，结果被杀气腾腾的刘辉宣打掉一颗门牙。

那年冬天，牟志京在街头看到《出身论》的小字报,通过上面地址找到遇罗文，谈得很投机，于是他决定办一份铅印小报，让此文广为人知。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创刊，其中《出身论》占了三个版面，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真正作者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他成了《中学文革报》的主笔。

18岁的主编牟志京，当时并不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谁。他追述与遇罗克初次见面时的印象：“他相貌奇特，个子不高，背驼得厉害，脸色极苍白，深度近视，眼镜一圈一圈的，但目光犀利，声音洪亮，机智幽默……那时正是冬天，在他家住房边搭的称为‘冰窖’的小屋里，我感到非常温暖……”

《中学文革报》供不应求，不断加印。那一阵，四中门口挤满来自各地的人，焦虑与期盼的眼睛像大海中的泡沫。他们一共出了六期，直到中央文革公开表态批评《出身论》。牟志京召开编辑会，说谁要是没有准备牺牲可马上退出。无人退缩，全体都留下来。

1968年年底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审后被处死，年仅27岁。被捕前他对牟志京说：“我觉得对不起你，你这么年轻，我把你拖了进来。”最后他把一封 “致毛主席的信”托他保管。遗憾的是，此信在辗转藏匿中遗失了。

1975年秋，我和刘羽去五台山，路上把钱花光了。经大同回北京，我找到在铁路局当工人的牟志京借了五块钱，并在他们宿舍过夜。那天晚上，牟志京疯狂地拉着手风琴，他眯起眼咧开嘴，如醉如痴。

十一

赵京兴比我低一年级，却比我早熟得多。刚满18岁，他已通读过马恩列斯全集，仅《资本论》就读了六遍，精通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等西方经典哲学，并写下《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等书稿。在随革命退潮而兴起的读书热中，由师大女附中同学摘抄部分书稿，油印成册，在北京中学生中流传。还记得初读时我的震惊程度，虽说每个字认得，却不懂大意，而且一看就串行——这个跟我同姓的家伙让我生气。

赵京兴出身贫寒。父亲是裁缝，平日穿缅裆裤，光脊梁，又黑又胖。一个与文化毫不沾边的家庭，居然出了这么个哲学家。

他公然反对“上山下乡运动”，并写大字报贴在学校。他认为，由于每亩地平均人口增加，必然加重农民负担，把城市危机转嫁给农民。他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原生物实验室召开的第二次批斗会上，主持人大喝道：“赵京兴，你狼子野心，竟然要批判毛泽东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赵京兴先引用马恩两卷集某页某段的一句话：“批判就是学习，批判就是革命”，接着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四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一一作了具体说明。

他的言论可谓石破惊天。比如“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比如“社会主义走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步，就像火车头一样在那儿左右摇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伴随着人们的地下活动，将会出现新的历史舞台。”他在《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中写道：“要让商品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如此大逆不道，自然会招致种种处罚。

1968年年底，我在史康成家见到赵京兴的女友陶洛诵，她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学生，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白色连衣裙。至今还记得她说的一句话：“赵京兴不反毛主席。”和艰深的哲学笔记一起，还流传着陶洛诵情书中的字句：“少女面前站着一个18岁的哲学家。”

陶洛诵长得挺漂亮，却被百万庄一个号称“俊男美女鉴定专家”的人评为79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美女的标准是维纳斯，俊男的标准是大卫。

一凡和我在家练习气枪打靶，靶纸是冲洗报废的照片，包括我们自己的头像，背后垫着《红旗》杂志，为了回收气枪子弹。正赶上赵京兴托我们为陶洛诵放大标准照，顺手把一张废照片当靶纸。这事不知怎地传了出去。有一天，赵京兴来借书时说：“陶洛诵让我问问，你们是不是特别恨她？”

1968年冬，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格外寒冷。六斋越来越冷清，大多数住户先后去插队了。校园人迹稀少，大字报棚区空荡荡的，只有几张告示。

在一个小院里，有四个学生被工宣队隔离审查。其中包括赵京兴，他是公安部钦定的“要犯”。他总是笑眯眯的，埋头读书，沉浸在冥想的世界中。他的兴趣正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

除了赵京兴，还有我们班两个同学，一个是刘辉宣，一个是史康成，正好关隔壁。他们分别因宣扬或反对“血统论”而在押，殊途同归。看守是同学，睁一眼闭一眼。我常去看望史康成，给他送书或捎口信，碰见刘辉宣也打个招呼。他们四位相处融洽，早晚拢火，互相借用火钩子，顺便交流案情或读书心得。

1970年2月，赵京兴和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

十二

从1966年10月起，北京中学造反派逐渐取代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简称老兵），成为主流，但很快就出现了分裂。1967年春，由于中央首长4月3日和4月4日的两个讲话而形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温和的“四三派”，或称“四三点五派”。

1967年4月底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柳絮飞扬。“北京老兵合唱团”在北京四中的食堂排练《长征组歌》，由刘辉宣指挥，当“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的乐句爬升到高潮处，总是被他的咆哮打断。中间休息，一帮合唱团男生聚在校门口晒太阳。

当时我正和同学在传达室抄大字报——那年头用不着看大门的，传达室被征用了。隔窗传来阵阵闲聊，继而起哄架秧子，骤然转向叫骂与追打。只见他们从校门外拖进一人，拳打脚踢，拽四肢用头撞树。据说是两个追赶游行队伍的外校男生，骑车路过，与合唱团的人发生口角，一逃脱一生擒。

这回可捅了马蜂窝。对手是北京建工学校“飞虎队”——铁杆“四三派”，以英勇善战而威名远扬。因武斗有人阵亡，他们全副武装抬尸到北京卫戍区抗议示威。有人报信，“飞虎队”掉头杀将过来。

那是原始版“闪电战”：先狂轰滥炸——无数石块飞进校园，擂动大地，砸碎房瓦玻璃。紧接着“飞虎队”队员冲进校门，兵分两路，迅速占领制高点，院墙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封锁校园。他们头戴柳条帽加防护罩，手持钢管式长矛。先锋部队开路后，主力列方阵层层涌入，杀声震天，由一口棺材压阵。

“老兵合唱团”纷纷逃向校园尽西头的食堂。幸好“新四中公社”与“飞虎队”是一家人，在我们劝阻下，减缓了大军的推进速度。

突然从宿舍小院斜冲出一人，赤手空拳，破口大骂，拦住大军去路。他就是刘辉宣。顿时他被十几个“飞虎队”队员团团围住，长矛从四面八方指向他，矛头在阳光下闪着寒光。班主任田佣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同学一拥而上，用身体护住他，一边为他求情，一边连拖带拽，把他护送到宿舍小院，他还是骂不绝口。

大军如潮，棺材如舟，绕过这漩涡继续向前。刘辉宣又出现在食堂，在他带领下，合唱团的散兵游勇高呼口号，但一见大军压境，长矛林立，刘辉宣只好下令：“放下武器，撤！”合唱团男生扔掉棍棒，各自逃生；女生尖叫着，乱成一团。我们竭力把双方隔开，劝合唱团的脱掉军装——这“老兵”的身份标志，混进人群中。少数躲进食堂与院墙的夹道中，最后翻墙逃跑。由于我们介入调停，这场血腥的武斗只造成少数轻伤。老兵最大的损失是，那些停在食堂周围的锰钢自行车被砸得稀烂。

因写中篇小说《当晚霞消失的时候》而出名的刘辉宣回顾说：“那时我们学校有一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是我们的对立面。他们当中有一个同学叫杨小青，和我们积怨甚深，见了面就怒目而视。后来有一次外校的武斗打进了我们学校，混战中我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命将我救了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管这叫‘坚持原则’。但我心里却尊重他，当时就敬重他……”

十三

1968年春，学校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直奔原校长室小院东侧尽南头的“革委会教育革命办公室”，门口还挂着“中学红代会作战部联络处”的牌子——这里也是北京中学“四三派”唯一的常设机构。

他们是北师大学生，因持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而显得骄横，把桌椅弄出声响。此行目的嘛，是为了调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的高考制度，即旧高考制度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子弟。

曾主管高考的前教导主任屈大同应声而至，诚惶诚恐，但他心里有数——“文革”快两年了，什么阵势没见过。读罢介绍信后沉默片刻，他悠悠叹了口气说：“恐怕我得让你们各位失望了。”事实是，四中高考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但同在分数线以上，往往是出身不好的被筛选下来。他说：“告诉你们，每个学生的档案袋正面是张表格，表格右上角就是中学政审意见，只要建议不录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

屈大同本人就是国民党少将之子，熬到名校教导主任，深知其中奥秘。见来访者满脸惊色，他更加得意：“给你们举个例子，知道钱伟长是谁吧，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兼教授，也是个大右派。他儿子钱元凯就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合格，成绩再好也没用，哪个大学都没录取。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屈大同是钱元凯的高三班主任，曾对他发誓说出身问题绝不会影响升学。于是钱元凯报考了清华大学，虽获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竟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1958年9月，他到石景山钢铁厂当壮工，两年后改车工，他在劳动中坚持自学。由于爱好摄影，1968年他自制了照相机等摄影器材，后调到北京照相机厂，从技术员熬到总工程师，成为照相机技术理论的权威。

高考落榜后，父亲对他说：“上学的机会是受人控制的，但读书与实践才是获取知识的主要课堂，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权力只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是任何人都剥夺不了的。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这比任何名牌大学的校徽重要得多！”这番话他一直记在心中。

要说人生这苦酒，最初是他跟老师共同酿造的，却不能分享。每逢校友聚会，只要听说有钱元凯参加，屈大同退避三舍。

十四

1968年夏秋之交，北京出现了一个署名为“红卫兵6514部队”的秘密组织，神出鬼没，到处张贴大标语，诸如“揪出镇压北京中学文革的小爬虫李钟奇！”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 “公社的原则永存！”同时张贴的还有油印小报《原则》。

其实这是我们班五六个同学干的。那番号有虚张声势之嫌，要破译并不难：四中高一五班六斋，反之“6514部队”。

1968年春，由于对中央精神解释的歧义和大学各派组织的介入，“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冲突不断升级。为了控制局面，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北京中学，成立“革委会”。当时负责中学军管的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

“文革”草率收场，我们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与此同时，在两派冲突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

“红卫兵6514部队”在行动——并不是和一个名叫李钟奇的将军过不去，而是为了在官史中留下潜台词，让本来顺理成章的叙述出现漏洞。我们白天刻蜡板印刊物刷标语，半夜出动，甚至把标语贴到卫戍区司令部对面的墙上。

一天半夜，我们骑车蹬平板三轮，来到西长安街小巷深处的北京六中，那儿离天安门不远。在校门外砖墙上刚贴完标语和《原则》小报，从校园内突然冲出十几个男生，手握垒球棒和弹簧锁，而我们只有扫帚铁桶。对峙中，双方身体几乎贴在一起，甚至能听到对方的呼吸。我心跳加快，血向上涌，头脑一片空白，从对方眼中能看到自己渴血的愿望。那是人的原始本能，可追溯到古老的狩猎和战争，在某些时刻仍在控制着我们。

僵持几分钟，如同世纪般漫长。我们后退一步，在对骂中走开。撤退速度要把握好，太快太慢都不行。走出小巷，来到长安街上。秋风乍起，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原则》总共办了三期，无疾而终，几乎没在世上留下什么痕迹，除了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夜之间长大了，敢于挑战任何权威。而在刚刚拉开序幕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中，所有原则必须修正、变更或延伸。

十五

1968年冬，我们一行十余人，包括田佣老师，到河北安新县白洋淀地区进行“教育革命考察”。这有点儿不可思议，在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就是教育革命的对象。这旅行多少带有那时代的疯狂印记。

我们正赶上武斗高潮，由省军区和38军分别支持的两派打得天昏地暗，战火波及白洋淀——那是抗日根据地，农民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刚住进县委招待所，就接到讣告及追悼会通知。在县城攻防战中，控制县城的一方七人阵亡。在人家地界别无选择，我们除了献花圈，还把鲁迅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抄成巨幅挽联，横挂在街上。高音喇叭播放着哀乐。我们走进停尸帐篷，向死者三鞠躬。那是我头一次目睹死人，有男有女，皮肤蜡黄，在阳光反衬下呈半透明状，让人想起皮影戏。更可怕的是那股恶臭，要尽力屏住呼吸。

作为来自北京的代表，自然成了“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造反派头头和死者家属一再挽留我们作流水席上宾。婉言谢绝，我们回到县委招待所，一阵干呕，省了顿晚饭，在昏暗的灯下长吁短叹。

为安全起见，调查先从城关中学开始。那些农村孩子读书之刻苦是超人的：起早贪黑，伴着油灯熬夜，没有娱乐，居住伙食条件极差。他们的心愿就是进城读大学，彻底改变绑在土地上的命运。由于名额有限，要远远超过北京人的标准线才有录取的可能。这让我们震惊，按这个标准，北京四中有一半考不上大学。这种社会的不公平，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烽烟再起，对方开始攻打县城。枪炮声不断，特别是晚上，子弹呼啸声让人难以入睡。县城随时都会失守，而县委招待所是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田佣老师腰扎草绳，蹿出招待所大门侦查火力。只见他猫腰躲避，继而匍匐前进。招待所看门的老头细听枪声后打哈欠说，敌人还很远着呢，不耽误睡觉。

龟缩在县委招待所十来天，除各种传闻，对外界一无所知。在背后军方的压力下，双方终于坐下来谈判。我们乘头一班去保定的长途汽车，逃出围城。

回北京不久赶上过春节。在同学聚会上，杯盘狼藉，醉后高歌痛哭。写旧体诗词成了时尚，互相唱和，一时多少离愁别绪！北京火车站成了我们最后的课堂，新的一课是告别。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给父亲》

北岛

一

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愣住，抬头看父亲，他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我虽自幼起常思考死亡，还是无比震惊，很久都没缓过劲儿来。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迭，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照片沿汉白玉栏杆剪裁，由于栏杆不感光，乍一看，还以为衣袖从照片内框滑出来。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以前。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从未见父亲这样笑过，充满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摘自父亲的笔记）

出生后不久，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排成长串儿，像点燃导火索，火花五颜六色，转瞬即逝。

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我和父亲管它叫“叮当车”。

过了长安街就是中山公园。父亲在草地铺上床单，让我晒太阳。那儿几乎每周末都放露天电影。让我困惑的是：一放电影，宫墙绿瓦就消失了（被银幕遮蔽），在我看来，电影和宫殿都是真实的。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一朵小红花》，具体情节都忘了，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姑娘，为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与怪兽（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结尾处，她一路呼喊“凯哥哥——”异常凄厉，一直深入我梦中。某周日晚，中山公园重放《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过度兴奋，怎么也不肯午睡，被父亲关到门外。我光着脚哭喊，用力拍门，待母亲抱我进去，我已睡着了。醒来时夜色朦胧，我们错过了那电影。

二

“庆庆很不愿意上托儿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总是特别高兴，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有个星期一早上，怎么劝说也没用，我们急着上班，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快到时他看出是受骗，便大声哭叫，我紧紧抱住他，怕他跳车。到了托儿所门口，他在地上打滚，我只好硬把他抱进托儿所。他看见阿姨才安静下来，含着眼泪说了声‘爸爸，再见！’”（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来昏天黑地，彻夜不眠，父母轮流抱我。一位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才有效。这药是进口的，非常贵，父亲用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遵医嘱，每颗去掉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药面特别苦，一喝就吐。父亲对我说，这药特别贵，你要再吐，父母就没钱再买了，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牙流泪把药咽下去。

我长大后，父母反复讲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业绩。其实这类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还有祖先们的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立功立德立言。

“庆庆出麻疹，住在托儿所隔离室。我们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兴，比划着手势跟我们交谈。后来听托儿所阿姨说，那天我们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摘自父亲的笔记）

弟弟刚好相反，他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接他，他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

我年幼时父亲很有耐心，总陪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同时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独门独户。平时父母早出晚归，在钱阿姨监督下，我们按时睡觉起床做功课，只有星期天例外。妈妈起得早，帮钱阿姨准备早饭，我们仨赖在父母床上，跟父亲玩耍。有一阵，我们迷上语言游戏，比如按各自颜色偏好，管父亲叫“红爸爸”“蓝爸爸”和“绿爸爸”，再随意互换，笑成一团。

三

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也给我们的生活蒙上阴影。

在我记忆中，父母从那时开始吵架，几乎与俞彪文事件同步，尽管二者并无必然联系。而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她是弱者。父亲发起脾气丧心病狂，形同暴君。说来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儿，也并非都是父亲的错。比如他喜欢买书，有一次买来一部城砖般的《俄汉大词典》，要说他正学俄文，本无可厚非，但我还是站在母亲一边，立场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

母亲也会被激怒。有一次，父亲把着卧室门叫喊，母亲抄起花瓶扔过去，他闪身躲过，花瓶粉碎。作为惟一的目击者，我吓得浑身发抖，但还是冲到父母中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这是他万万没料到的，扬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亲生病似乎总是和吵架连在一起。每当她卧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饼店买一块奶油蛋卷，好像仙丹妙药。走在半路，我打开纸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从未动过一指头。

一天晚上，父亲认定我偷吃了五屉柜里的点心。我虽以前偷吃过，但那回纯属冤枉。我死不认账，被罚跪并挨了几巴掌。最让我伤心的是，母亲居然站在父亲一边，尽管她暗中护着我，拦住鸡毛掸子的暴打。

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而我的预感几乎每次都应验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无力，不能保护母亲。

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某日，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他忽然冲出去，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他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振开贪玩，学习成绩平平，但语文写作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测验，我看他的成绩册，数学是4.5分。我问振开，他说：‘5分是满分，我差一点，所以给4.5分。’他这么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我去学校问了老师，才知道振开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了一个点，便成了4.5分。为这事，我批评了他，他也认了错。”（摘自父亲的笔记）

父亲的记忆肯定有误。我怎么可能轻易逃过那一劫？

四

从1960年夏天起，父亲从民主促进会借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中共统战的一部分，所有学员都来自各民主党派上层。

社会主义学院位于紫竹院北侧，由六层白色建筑群组成。每逢周末，我带弟弟妹妹去玩，乘无轨电车在紫竹院下车，再沿白石桥向北走五六百米。那是一片荒郊野外，蛙噪虫鸣。

父亲在他住处旁临时借了个房间给我们。我们跟着沾统战的光，那里伙食好，周末放电影，设备先进，比如有专用乒乓球室。父亲是国家三级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级），主裁的都是业余比赛，却保持一贯的专业精神：他一字一顿报分数“三比二，换发球”，并交叉双臂宣布交换场地。

父亲很忙，往往在餐厅吃饭时才出现。我喜欢独自闲逛，常常迷失在楼群的迷宫中。跟开电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帮他开电梯。他是转业军人，更让我充满敬意，总是缠着问他用过什么枪。后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

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告诉我，有个学员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损失达十万元。那可是天文数字。父亲又补了一句：“没什么，他当天坐飞机回上海，又置办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国有名的‘红色小开’……”他低声说出那名字，好像是国家机密。

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一起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到结尾处，他俩总是故意走调，把我气疯了——这可是立场问题，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向父亲告状，他摸摸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该耐心点儿。”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想尽办法让孩子吃得好些，怕营养不良影响他们的发育成长。学院在校内拨出一块空地，分给职工们作自留地。我把给我的三分地种了绿豆和白薯，平时没时间管，到秋天倒收获不少。我和振开一起把绿豆、白薯装进麻袋运回家里，总算添了些口粮。”（摘自父亲的笔记）

那是我头一次干体力活儿。顶着毒日头，用铁锨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装进麻袋。父亲蹬平板三轮车，我坐在麻袋上，为劳动的收获骄傲，更为与父亲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阳台过冬的白薯变质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烂白薯。父亲刚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收音机反复播放《春节序曲》，和烂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记忆深处。

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五

1974年夏天，父亲买来中华书局刚出的繁体字版《清史稿》，共48卷，书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边地上。我发现他总在翻看同一卷，原来其中有我们祖上的记载。据家谱记载，赵家可上溯到安徽徽州一带，后迁至浙江湖州。祖宅坐落在湖州衣裳街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后捐巨款买官封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并用青铜包住西城门。1860年2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固守湖州两年多，最终弹尽粮绝，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据《清史稿》记载：“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湖州城破，赵家死的死逃的逃。长子赵深彦在湖南闻此噩耗，立即饮毒酒自杀，年仅12岁。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规格予以抚恤，在湖州专立祠堂，并关照国史馆立传。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经学大师。一天，他正在苏州曲园家中沉坐，有人求见，来者正是赵景贤的孙子赵鋐。他拿来祖父遗墨，包括湖州告急时让人带出的密信。俞樾展读赵景贤的几首五言律诗，长叹不已，其中有李鸿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乱刃交挥处，危冠独坐时。”

次子赵滨彦，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职而被封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办及两淮盐运使和广东按察使等职。由于国事纷乱与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辞职，在苏州定居。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了，在这场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的功臣中，有我的外公孙海霞。赵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横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我爷爷赵之骝那辈就败落了，靠典卖字画古董度日。轮到我父亲，快到喝西北风的地步了。他四五岁时母亲病故，12岁那年父亲辞世，由舅舅收养。他不得不中辍学业，从15岁起靠抄写文书糊口，还要抚养弟妹。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据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徐福林先生回忆，当初进保险公司，父亲见他字写得差，让他反复抄写元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的碑帖练字。

赶上兵荒马乱，父亲被卷在逃难的人流中，走遍大半个南方。在桂林时，有一天日本飞机俯冲扫射，他背靠树干，慌张中撑起雨伞挡子弹。那年头命不值钱，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来。边打工边自学，他终于考进重庆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调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与母亲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邂逅。

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职权，协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粮食储备等情报。一天晚上，国民党宪兵挨家挨户搜查，由于顶撞宪兵队长，他被抓去关了一夜。那时母亲已怀上我。后来说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彻夜未眠，默默盼着一个孩子和新中国的诞生。

六

父亲算得上半个文化人，是鲁迅、茅盾、张恨水、艾芜和茹志鹃的“粉丝”，可见读书之杂；他订阅各种杂志，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可见爱好之广。

而他骨子里却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困难时期，他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四种变速电唱机，把《蓝色的多瑙河》带进我们阴郁的生活。“文革”中他曾卷入派系斗争，后急流勇退，热衷于组装半导体收音机。

他买回一大堆电子零件，借助参考书，把红红绿绿的电线焊在接线板上。焊前先把电烙铁戳在松香上，吱吱冒出浓烟。我半夜醒来，灯总是亮着，他歪斜的影子投在墙上。经过反复拆装组合，噪音终于变成样板戏的过门，全家都跟着松了口气。

父亲用三合板做成木匣，装上小喇叭，再把鼠肚鸡肠般的线路塞好，合上后盖。他把第一个半成品给我。我当时住校，在去学校路上，书包里的半导体正播放《红色娘子军》。由于焊接或天线角度问题，时断时续，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到学校没来得及显摆，已经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们家买来红灯牌9吋黑白电视，这是全楼（除民进秘书长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轰动。每天晚饭后，邻居们自带小板凳涌进我家，欢声笑语。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救场，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

为照顾后排观众，又在电视前加上放大器，画面难免变形。好在那年头人不挑剔，有声有影足矣。一个物质匮乏时代的好处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么贴身。

父亲的技术热情寻找新的方向。从借来的转盘式录音机起步，在连夜排队购得的单声道答录机歇脚，继而向四个喇叭以至分箱式立体声挺进—音响革命让我们进入半聋的状态。与此同时，父亲又分出少许精力给彩电和摄像机，而电脑问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儿摄走。他单指敲键，却及时地更新换代，一直走在消费者的最前列。他在晚年赶上新时代的末班车，还是有一种遗憾，他甚至对我说，如果再年轻20岁，他一定改行搞电脑。显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电烙铁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后，父亲先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1952年参与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了新中国保险业的创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后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那完全是虚职。民进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党支部书记。他刚上任时的书记叫王苏生，待人诚恳热情，书生气十足，时常来家坐坐，谈天说地。50年代末，王苏生因“右倾”被降级调到哈尔滨，“文革”中自杀了。

他的继任徐世信是个典型的笑面虎。不过得承认，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杀凶猛，无人能抵挡其凌厉的攻势。他级别不高，但实际上掌控这小小的王国，每个人对他都敬而远之，谨言慎行。暑假徐世信约我们几个孩子乒乓球比赛。他把残兵败将带到会议室，说是随便聊聊，但很快就发现他另有所图—设法套出父亲们在家的言行。我们年纪尚小，却深知其中厉害，装傻充愣。我对父亲不满，还是抱怨了几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回家尽看闲书。他马上问是哪类闲书，我说电影杂志什么的，让他失望了。徐世信最后总结说，你们的父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为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需要你们的配合。他再三叮嘱，这次会面一定要保密。今后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跟他联系。

会后徐世信把我单独留下，说派出所来人调查，问起一支钢笔手枪的下落。我这才想起，大约两三个月前，为吓唬弟弟，我声称我的钢笔是无声手枪，随手一挥，在弟弟床头墙上留下弹洞（那儿本来就坑坑疤疤）。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没想到这恶作剧闹大了，说到派出所什么的多半是骗人，但看来徐世信掌握各种信息渠道。他最后摸摸我的头说，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现很好。我回家后做贼似的，不敢与父亲对视。他问起时，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过乒乓球，输了。

八

1999年秋天，父母来美国探亲，我常开车陪他们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亲无意间说起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当时父母坐在后座，我正开车，试图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表情。晚饭后，母亲先去睡了，我和父亲隔着餐桌对坐，我提起路上的话茬，他似乎也在等这一刻，于是和盘托出。

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特殊使命，那就是“监视”谢冰心，设法套出心里话。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都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给组织写报告，记录谈话内容。

我好奇的是，作为“卧底”，他能得到什么重要情报呢？父亲摇摇头说，谢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单纯，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对父亲说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看来她知道父亲的特殊身份，试图通过他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后院传来阵阵虫鸣，冰箱嗡嗡响。我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这绝非个案，而是制度性的普遍现象。他点点头，显然有所顾虑，说再想想。这事就此搁置，再未提起。

70年代初我开始写诗。父亲从湖北干校回京休假，说起谢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学院宿舍。父亲回干校后，我独自登门拜访。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开门，问我找谁，我说我是赵济年的儿子，特来求教。她先把我让进客厅，沏上茶。她丈夫吴文藻打个招呼就出门了。谢冰心满脸褶皱，但眼睛异常明亮。我坐定，取出诗稿，包括处女作《因为我们还年轻》。此后她还专门写了首和诗《我们还年轻》，副标题是“给一位年轻朋友”。或许由于诗歌与青春，她对我，一个“密探”的儿子毫无戒心。也正由于此，与父亲相反，多年后我把她卷进一个巨大的漩涡中。环环相扣，谁又能说清这世上的因果链条呢？

父亲，你在天有灵，一定会体谅我这样做。那天夜里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九

父亲说：“人生就是个接送。”

1969年无疑是转变之年。那年开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当工人，接着弟弟去了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母亲去了河南信阳干校，秋天妹妹由母亲的同事带到干校，父亲留守到最后，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干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楼空，全家五口分五个地方，写信都用复写纸，一式四份。

“头天晚上我们全家五个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点心，算是给他送行。第二天，他离开家，我们都送到大门口。我还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观上车，便在他走后不久，搭无轨电车赶到那里，我看见他在等车，没跟他打招呼，只是在远处看他上车后才回家，我的眼眶湿润了。”（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在河北蔚县工地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那年夏天收到父亲“珊珊病速归”的电报，我请了假，从老乡家买来新鲜鸡蛋，搭工地运货的卡车赶回北京。珊珊连发高烧，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我一到家烧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来的。北京城空荡荡的，北海公园更是游人稀少。我们划了船，照了相，在漪澜堂吃午饭。父亲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对女服务员说，这是我儿子女儿，你看我多福气。

每年12天法定探亲假让我沉闷的生活有了奔头。第二年我独自从河南去湖北，那时父亲从干校下放到农村，住在老乡家。

“我匆忙赶回住处，远远看见振开蹲在池塘边给我洗衣服。第二天，我和振开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独自把振开带来的三个肉罐头全都吃光了。振开看我这样狼吞虎咽，觉得我可怜，他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摘自父亲的笔记）

1971年深秋，父亲独自回京。那天晚上，我备了几道小菜，爷俩边喝边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说越激动，父亲随声附和。我们都醉了，隔着书桌昏睡过去。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父亲呆望天花板，很久才开口，再三叮嘱我不要出门乱说，免招杀身之祸。由于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结成政治同谋。

1972年春节，全家在北京团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诗的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办。决心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十

1972年，父母先后从外地回到北京，母亲随父亲一起调到沙河的干校，在医务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区某军工厂当技术员。

父亲那年五十整，年富力强，每天都干农活儿。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号，空荡荡的家顿时显得拥挤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织，让父亲眼花缭乱，尤其像彭刚、姜世伟（芒克）这样的“先锋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刘羽等个别人例外，几乎全吃过闭门羹。一提到父亲，他们都条件反射般伸舌头。

彭刚为我临了列维坦的油画《湖》，钉在我床铺上方。彭刚的列维坦与19世纪俄罗斯画风无关，基调变成赭灰色，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跟他眼神一样处于半疯癫状态。

家里地方小，父亲像笼中狮子踱步，每次经过那画都斜扫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于恐惧与愤怒所致的内心的颤栗，看来彭刚的列维坦深深伤害了他——现代派风格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亲终于爆发了，他咆哮着命令我把画摘下，我不肯，他一把从墙上扯下来，撕成两半。旁边正好挂着我叔叔赵延年为父亲作的墨线肖像画，礼尚往来，我狠狠摔到地上，镜框碎裂。

每次争吵，往往以同样的方式告终——他打开大门叫喊：“这不是你的家，给我滚出去！”如果泡病号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刘羽家打地铺，最后由母亲出面调停，把我劝回家。

1975年夏和父亲大吵后，一怒之下我和刘羽上了五台山。十天后回家，珊珊从湖北回北京出差。我们兄妹俩感情最深，不愿让她为家庭纠纷烦恼，我尽量瞒着。可在她逗留期间，我和父亲再次冲突。待平息下来，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厨房，相对无言。她沮丧地靠着墙，我依在水池上，水龙头滴滴答答淌着水。

“人生就是个接送”，总有最后一次。那次为珊珊送行，由于无轨电车太挤太慢，赶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钟了。我们冲向站台，好歹把行李塞进货架，车厢哐当摇晃，缓缓移动。隔车窗招手，几乎没顾上说句话。谁想到竟成永别。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传达室接到长途电话，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踪的消息，连夜骑车去电报大楼，打长途电话通知在远郊的父亲和弟弟。第二天凌晨山摇地动，唐山地震。父亲和弟弟中午赶回家，人们都聚在院子里，母亲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我和父亲决定立即动身去襄樊，先上楼取随身衣物。我紧跟在父亲后面，磕磕绊绊，几乎连滚带爬上四楼。他老泪纵横，喃喃自语，我冲动地搂住他一起痛哭，并保证今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狱之旅，不堪回首。

两年后，母亲因长期抑郁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们轮流照看。“一个做母亲的，从痛失女儿到精神濒临崩溃，再到战胜病魔，那得多么坚强、需要多大毅力啊。济年总劝我女儿是为救人而牺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顽强地活下去。”（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十一

197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张，父亲从民进调回去，主管国内业务部。他整天飞来飞去，开会调研，忙得不亦乐乎。1980年秋，我结婚搬了出去，与父亲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平时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过节全家聚聚，吃饭打麻将东拉西扯。80年代是“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虽说阴影重重险象环生，但人们似乎充满希望，直到进入一个更让人迷失的夜晚。

1989年春我离开中国。两年多后，父母带田田去丹麦看我。母亲的腿摔坏了，走路不便，我和父亲轮流推轮椅。父亲1990年退休，明显见老了，身材抽缩，满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惯，我跟父亲还会闹别扭，但很少争吵，相当于“冷战”。有时出门散步，我故意推着母亲疾走，把他远远甩在后面，回头看他弱不禁风的身影，又心生怜悯，放慢速度。

父亲在国外闹了不少笑话，成为亲友的趣谈。巴黎，一个星期天早上，父亲独自出门摄像。一个白人小伙子很热情，比划着要为他拍摄，摄像机一到手撒腿就跑。父亲紧追不舍，行人们跟着围追堵截，那贼慌了神，一头扎进自己家中。有人报警，警察随即赶到，人赃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亲跟着去警察局作证，一个法文词儿都不会，居然完成笔录。原来那台摄像机一直没关上，录下全部过程，包括晃动的大地和贼的喘息。那年父亲73岁。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过两次。美国乡下生活实在太无聊，我又忙，只能偶尔陪他们出门散心。

自80年代起，我和父亲的地位颠倒过来——他对我几乎言听计从，至少口是心非。我们从未真正平等过，有时我多想跟他成为朋友，说说心里话什么的，但发现这不可能。

其实，几乎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个小暴君，且角色复杂：在社会上基本是衙役顺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阔脸就变”，对手下对百姓心狠手毒，这在历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显，关键是转换自如，无须过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无平等可言。

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1999年年底，盛传世界末日来临。我开车从旧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圆，金灿灿，果然有末日迹象。父亲在后座自言自语：“我怎么活了这么大岁数，人生总有个头吧？”

十二

2001年12月2日晚，我搭乘美国联航班机从旧金山抵达北京，享受特殊待遇——专人迎候，专车运送。

病榻中的父亲一见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头紧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为他买的新款数码相机，终于让技术至上主义者平静下来。但他左手已不听使唤，根本玩不转。

每天访亲会友，晚上回家，我在床头陪他一会儿，把红酒倒进玻璃杯，让他用吸管嘬几口，享受这人世间的那点儿醉意。他摘掉假牙后两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诉我，他问医生火化疼不疼？他试图用幽默的方式面对死亡。

父亲离世前我获准回去三次，每次一个月。由于强烈的生存意识，他过了一关又一关，最后半年他全面崩溃，只能靠药物维持。第二次脑血栓废掉了语言能力，对他这样话多的人是最大磨难。他表达不出来，就用指头在我手上写，并咿咿呀呀发出怪声。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温箱带到304医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说说话，但这会让他情绪激动，因无法表达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无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头，我心如刀割。

2003年1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样，上午十点左右来到304医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国了。中午时分，我喂完饭，用电动剃须刀帮他把脸刮净。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舌头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几个清晰的字：“我爱你。”我冲动地搂住他：“爸爸，我也爱你。”记忆所及，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机场的路上再见他一面，但时间来不及了。坐进机舱，扩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软绵绵的声音，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向北京城，向父亲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祷。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城门开

序：我的北京

光与影

味儿

声音

玩具与游戏

家具

唱片

游泳

养兔子

三不老胡同1号

钱阿姨

读书

去上海

小学

北京十三中

北京四中

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