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玛利亚·斯图亚特传

玛丽·安托瓦内特传

良心反抗暴力: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

人类群星闪耀时

巴尔扎克传

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Stefan Zweig

Die Welt von Gestern Erinnerungen eines Europäer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奥）斯·茨威格著；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插图本茨威格传记丛书）

ISBN 978-7-02-013274-4

Ⅰ.①昨…Ⅱ.①斯…②张…Ⅲ.①茨威格（Zweig,Stefan1881—1942）—回忆录Ⅳ.①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8388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30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6.5　插页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74-4

定　　价　5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文前插图

鸟瞰维也纳

约翰·施特劳斯参加的晚会
弗朗茨·封·贝罗斯 绘

维也纳城市舞会
威廉·高泽 绘（1904）

斯·茨威格

- 文前辅文

- 译者前言

- 战争与和平

- 对犹太人的辩护与哀歌

- 剑锋直指希特勒

- 茨威格何以成为茨威格

- 不同寻常的自传

- 序言

- 一 安稳的世界

- 二 上世纪的学校

- 三 爱欲萌发

- 四 人生大学

- 五 巴黎，青春永驻的城市

- 六 几经周折寻找自我

- 七 走出欧洲

- 八 光影交织笼罩欧洲

- 九 1914年战争的最初几小时

- 十 为精神上的亲密友谊而奋斗

- 十一 在欧洲心脏

- 十二 返回奥地利

- 十三 再次走向世界

- 十四 落日西沉

- 十五 希特勒初露狰狞

- 十六 和平的垂死挣扎

文前辅文

让我们正视

我们面临的时代。

——莎士比亚《辛白林》

译者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茨威格产生了撰写自传的念头。1940年夏，德军开进巴黎，流亡法的德奥难民再度逃亡，茨威格撰写回忆录的心情更加迫切，到1941年1月在纽约开始动笔，同年8月离开纽约，前往南美，定居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的疗养胜地彼特罗波利斯，10月完成这部回忆录，书名为《昨日世界》。

除了托尔斯泰二十多岁便写回忆录之外，写回忆录的人往往都是长者。一般说来，写自传是为了回顾自己的一生，总结过去，为往事画个句号。茨威格并无为自己立传的愿望，他只是想写一代人的命运，想写一部他生活其中的时代的历史。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将描写维也纳，描写犹太人的维也纳、战争和我们在战争中的斗争，描写我们的崛起和希特勒上台后我们的沉沦，描写‘没有祖国的人’所受的屈辱，所过的生活。我将称之为‘我的三种生活’，因为我认为，我在三个不同的时代生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第一种生活，1914年至1939年之间是第二种生活，1939年“二战”爆发后开始第三种生活。这三种生活组成他的回忆录《昨日世界》。所以，“昨日”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几十年时间。希特勒上台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已非“昨日”，而是“今日”。“昨日”又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一战”前的奥地利虽然保守、迂腐、守旧、压抑，甚至在两性问题上还颇为虚伪，学校教育也陈腐落后，但这是一个稳定的安全的时代，有固定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讲究理性、宽容、人性，尊重科学，热爱文艺。奥地利还是一个经济繁荣、歌舞升平、人们安居乐业的国家。虽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复杂尖锐，但都以温和的态度处理之，不使其激化。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凭着机灵巧妙的外交手段，在拿破仑战争后，取得了维也纳会议的主动权，周旋于列强之中，俨然也是一大帝国。他们审时度势，论军事和经济，不及邻近大国，便以宽松高雅的态度使这多瑙河上的名城维也纳成为欧洲的文艺都城，和巴黎抗衡。这独特的政治气候和艺术氛围，使得这一时期的奥地利在文艺方面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然而萨拉热窝一声枪响打破了这个多瑙帝国脆弱的和平，动摇了它那勉强的稳定。

战争与和平

茨威格告诉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纯属德奥利益集团促成的。那位在塞尔维亚遇刺身亡的奥地利皇太子其实并未受到百姓的爱戴，在位的老皇帝也对他毫无好感。之所以因而激起世界大战，并不是理性的行为，更不符合人性。但是一旦战争打响，民族主义狂潮泛滥，群众歇斯底里发作，经过舆论媒体和作家诗人的推波助澜，邻人成为仇寇，朋友变成冤家。法国教授宣称贝多芬是荷兰人，而德国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莫扎特、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莎士比亚被逐出德国舞台，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或敲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印章，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发誓赌咒（致函报纸）她们一辈子再也不说一句法文。三流诗人利骚尔写的一首《仇恨英国之歌》迅速流传，不胫而走，诗人为此获得德国皇帝颁发的红鹰勋章。在这欧洲人民混战一气，人们思想极端混乱的时候，茨威格能够头脑清醒，不受干扰地撰写他的评论文章《三大师》，把敌对国家的三位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世界文学的三位杰出的长篇小说作家。

战争逐步升级，死伤人数飙升。交战者两败俱伤，损失惨重。茨威格作为军事档案馆的特派员，在前线目睹了这场战争的残酷荒谬，预见穷兵黩武者必败。在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时候，写出了反战剧本《耶利米》。随着时间的推移，受骗的民众渐渐清醒，盲目乐观的情绪也被厌战情绪所取代。连军方也有人能够接受这个剧本。于是在茨威格志同道合的法国挚友罗曼·罗兰的帮助下，《耶利米》在瑞士苏黎世首演，取得巨大的成功。

战后德奥两国作为战败国，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物资匮乏之苦。茨威格和民众一同经历了这段艰苦的日子。生活虽苦，但仍有希望。作家还能有所作为，所以他把1924年至1933年视为“持续不断的一系列灾难之中的间歇”。“人们又能写作，聚敛心神，思考精神问题，甚至又能梦想。希望有个统一的欧洲……似乎又要让我们这个经受磨练的一代人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和平的时间虽短，却像甘霖一样滋润禾苗，作家灵感勃发。茨威格在这时写出了他的中短篇小说中的传世名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马来狂人》，一时蜚声文坛，遐迩闻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茨威格提到，有个“不速之客造访我家，并且一片好意地在我家定居下来，这就是成功”。茨威格一向为人低调，视声誉为浮云，一心精雕细刻，尽享精心制作佳作之乐，从不在乎青烟薄雾似的虚名。他之所以一反常态谈起自己取得的成功，是想以此衬托希特勒上台后他遭到的不幸。他从一个雅俗共赏，读者众多，作品畅销的作家，在希特勒上台后变成一个被禁的作家，著作被禁，公开焚毁。从成功到被禁，这当中巨大的落差，正好说明纳粹政权对文化的摧残，因为被禁被焚的还有其他许多著名作家学者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纳粹已向人民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已在天边升起。

茨威格明确表示，他写这本书并非为了写世界现代史。历史是背景，而他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则是一条主要线索。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面，他把自己生平创作的主要事件巧妙地穿插进去。这种以个人的经历为时代作注解，以时代背景为个人发展作解释的手法，做得十分自然，成为此书的特点之一。

对犹太人的辩护与哀歌

奥地利皇室和贵族曾经扮演过文艺赞助者的角色，十九世纪中叶，皇室和显贵渐渐停止对文艺的奖掖，具有远见卓识的维也纳犹太市民便接着扮演这一角色；使得维也纳得以保持文化名城的声誉和魅力，吸引一批文艺新秀来到维也纳，就像当年吸引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一样。维也纳能够历经变乱，魅力不减，风光依旧，犹太人功不可没。

可是纳粹分子为了挑起民众的排犹情绪，编造了犹太人的种种劣迹。茨威格指出，犹太人并非采用非法手段进入上层，位居要津。他们重视知识，重视学习，重视人才，重视精神，轻视物质，这才有这样的成就。犹太人人才辈出，成就卓著，并非放高利贷者为了蝇头小利，进行敲骨吸髓、绝灭人性的剥削所能办到。《昨日世界》从一开头便为犹太人的发展和上升作了很有说服力的介绍，之后便引入几位在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犹太人中的代表性人物。

茨威格先从他自己家庭说起，他的父母便是成功的犹太企业家。他父亲经营企业，认真慎重，绝不投机取巧，绝不骄矜炫富，从不恣意挥霍，对两个儿子要求严格，绝不姑息放纵。他们必须学有所成。茨威格成长过程中，结识维也纳出类拔萃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赫尔茨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外交部长拉特瑙，维也纳大师中的杰出代表、现代派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施尼茨勒，十七岁崭露头角的文坛神童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以及深层心理学上的叛逆者、深层心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这些人都生动地体现了犹太人在各方面的突出贡献。

这是对希特勒的反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恶毒攻击犹太人霸占了维也纳的一切重要机构，霸占了一切肥缺，把一个贪婪的犹太高利贷者的丑恶形象扩大到垄断全国要津的程度，为一切不得志者找到发泄仇恨的对象。善良的犹太人自以为有贡献，对奥地利的繁荣发展有功，并且已经和当地人同化，不复是犹太人的后裔，对希特勒的排犹政策毫无防范。希特勒的排犹政策直如晴天霹雳，打破了他们安稳舒适的美梦，最后沦落到命丧集中营毒气炉的悲惨命运，有的则被剥夺得不名一文，驱逐出境，在全世界漂泊流浪，受到许多国家的冷遇和唾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例外。在全书的最后一章，茨威格描写了这些流亡国外，终日惴惴、不知所措的犹太人的悲惨境遇。德奥已不是故乡，逃到邻近的法国、东欧的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铁蹄占领了这些国家之后，又再度逃亡，其他国家也不肯收留他们。他们到处乞求签证，不然就沦入纳粹魔爪。只有中国和少数南美国家同意收留他们。并非出于巧合，茨威格在伦敦见到的犹太难民在打听中国和上海。凭着一张中国签证，很多犹太人得以逃出虎口，流亡上海。而中国人在上海给犹太人一个新的家园，使他们得以熬过这艰难的遭排挤、受迫害的苦难岁月，直到纳粹覆亡，他们得以安然返乡，顺利地平安地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

[1] 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签发的签证有数千张之多。这一切都铭刻在劫后余生的上海犹太难民的记忆里，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至今仍陈列着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伟大的物证。

剑锋直指希特勒

茨威格的同时代人往往批评他懦弱胆怯，不敢反抗纳粹。他也承认自己是个不问政治的人，遇事退避。可是茨威格的《昨日世界》的第一章便是对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反击。最后几章更是对希特勒的凌厉猛烈的进攻。其实茨威格用影射、含蓄的口吻，对独裁者进行鞭笞、揭露，早已表现在三十年代他写的一系列传记作品之中。在《玛利亚·斯图亚特传》中，他批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是个虚伪残暴的独裁者，同情心在苏格兰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身上。其实矛头是指向一切独裁者，包括纳粹头子在内，他们凶残、伪善，善于欺骗民众。

在《良心反抗暴力》一书中，茨威格更进一步对独裁专政进行无情的揭发批判。只要把宗教领袖“卡尔文”的名字改为“希特勒”，便可以知道这暴力的代表乃是纳粹头子。当年在日内瓦发生的宗教暴行也仅仅是纳粹暴行遥远的前奏而已。

但是在《昨日世界》中，茨威格从一开始就把批判揭发的目标锁定希特勒。揭露他年轻时在维也纳落魄潦倒，沦落街头，干过见不得人的勾当，在收容所里呆过。由于技不如人，处处碰壁，这个不入流的画家在这艺术水平艺术品味都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都城，未能交上好运，本是情理中事，但是这个政治流氓便因而怀着邪火，大搞纳粹运动，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名义蛊惑人心，欺骗民众。他用软硬两手，企图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一方面，向各阶层都许下诺言，表示代表他们的利益，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名，来迎合右派势力，打着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和工人党的旗号来笼络劳苦大众，向现役军人及退役军人亮起国家民族的牌子来投其所好，让大家感到纳粹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摆脱“一战”后《凡尔赛条约》加在德国人身上的屈辱，可以重振国威，使德国重新立于强国之林；另一方面，纳粹得到大企业家、大财团的赞助，组织冲锋队，大搞恐怖行动，由职业军人担任教官，对狂热青年进行准军事训练，让他们用棍棒拳头，驱散工人聚会，打垮工人纠察队，削弱和瓦解工人的斗志，对争取民主的民众起到威慑作用，然后攫取政权，希特勒自己当上帝国总理。

一旦权力到手，希特勒便原形毕露，露出狰狞面目，背叛民主，镇压人民。纳粹自导自演国会纵火案，借机逮捕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取缔工会和各个资产阶级政党，禁止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强力推行独裁专制，一党专政，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或民主人士、进步人士驱逐出境，或者送进集中营。茨威格当时还不知道有六百万犹太人葬身于奥斯维辛等罪恶滔天的集中营中。但是他刻划了不幸的犹太人颠沛流离、四海漂泊的悲惨命运。

在西方列强还为希特勒的骗术蒙蔽，对希特勒此人还捉摸不定的时候，茨威格对希特勒的认识已远比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更为深刻。英国首相张伯伦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上，便是日后坚决领导英国人民抗击纳粹德国的新任首相丘吉尔，在1935年还把希特勒收进他的著作《当代伟人》之中，没有看清希特勒便意味着战争。

机缘凑巧，茨威格在上世纪初远游印度时结识了将成为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的卡尔·豪司霍弗尔。他是重要的地缘政治的代表，提出“生存空间”的论点，借以重建德国霸权。这一论点通过他的学生鲁道夫·赫斯——日后纳粹的重要头目之一，传到希特勒那里，成为希特勒推行侵略政策，用兵各地的理论基础。了解了这层内幕，不难预见希特勒妄想通过武力，称霸全球的企图，不会对他心存幻想。纳粹不灭，世界遭殃。这个被人认为不问政治、不擅战斗的作家，竟是一位杰出的反纳粹战士，《昨日世界》不啻一份反对纳粹的檄文。

茨威格何以成为茨威格

每一个年轻人都是诗人，少年茨威格热爱文学，也想成为诗人。还在中学时代便阅读了大量国内外的文学书刊，在同班同学、学校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走上了文学道路。

天才诗人、神童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十七岁便蜚声文坛，是少年得志的先例，是茨威格的榜样，榜样的作用，使他深受鼓舞。茨威格步其后尘，也在十七岁便发表诗作，一上大学便出版诗集。

但是他缺乏生活阅历，也没有恋爱经历，写不出有深度的诗作。诗句虽很优美，却不能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

茨威格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期间，按照德国中世纪手工艺工人的传统，游走四方，求师学艺，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走进人生大学，寻找现代派诗人的踪迹，寻找上层社会之外的人生百态、各种流落社会底层的流浪艺人。艺术并非洒了香水的上层阶级沙龙里的专利品。便是下等人也迸发出人性的光辉。茨威格看到了人生的光明和阴影，接触三教九流的艺人、文人，尤其看到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展现的现实生活的狰狞和丑陋，从脓血之中看到人性之光，呻吟之中听到人性之声。茨威格便看出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他觉得自己以往的作品只能算是习作，有浓厚的脂粉气，是第二手的现实，从别人那里偷窥得来的技法。越接触人生，越接触名人，越接触真正的作家，他越谦卑，越自律。

于是他告别“昨日”的产品，探索自己文学创作的路程。遵循诗人和翻译家德默尔的忠告，进行翻译，学习写作。这条经验，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诚恳地推荐给文学青年，如何从别人的著作、别人走过的道路汲取养料。他特别强调，通过语言对比，可以加深对自己祖国语言的了解，通过翻译，认真学习名家的艺术精髓和独门技巧。

人生大学还包括走出国门，拓宽视野。于是他前往比利时、法国。结交国外的大师和前辈，结识比利时现代派杰出诗人维尔哈仑、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拜访著名雕塑家罗丹，结交一批文艺界的优秀代表。

人生是学习的过程。茨威格认真学习维尔哈仑的强烈激情，罗丹的一丝不苟，罗曼·罗兰和一代青年法国诗人不求闻达、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的精神。里尔克的质朴平易，弗洛伊德的耿直真诚，对真理的追求和捍卫，对围剿他的所谓学者表示的轻蔑，坚持真理的勇气。托斯卡尼尼的精益求精，理查·施特劳斯的自知之明。茨威格在书中对他接触过的名人所作的简短中肯的评价，说明他的观察精准，分析全面，评判公允，说明他善于学习，勇于实践，严于律己，终成大家的必然性。

不同寻常的自传

《昨日世界》里，几乎没有作者的私人生活，没有提及他的婚恋生活。只有三处提到他的妻子，一处是他得意地删节了许多篇页之后，面有得色，妻子问他为何高兴；另一处是战后在意大利，他朋友在大街上和他热烈拥抱，他妻子大吃一惊，以为他受到歹徒袭击；第三处是他和妻子一起去拜访高尔基于索伦多。可是一次也没提及，他妻子姓甚名谁。他们这段婚姻如何开始，为何结束，没有记载。仔细阅读可以知道，他和妻子离异的原因是对形势的判断不同。茨威格认为希特勒凶相毕露，早晚要鲸吞奥地利，萨尔茨堡近在德奥边境，危机四伏，不可久留，必须尽快侨居国外，他太太弗里德里克认为此家不可抛弃。所以茨威格在他最后离开奥地利时，并没有在萨尔茨堡中途停留，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在托钵僧山上的房子。他的妻子还住在附近。除此之外，夫妻间还有什么隔阂，不得而知。他的第二任妻子，也照样无名无姓。茨威格只提到1939年9月1日大战爆发那一天，他去办理和他第二任妻子夏绿蒂·阿尔特曼的结婚登记，否则这个德国女孩就会关进英国集中营，这是英国政府对待敌对国家侨民的政策，而茨威格自己已经取得了居留证明。

关于他的家庭书中也谈得不多，他简略地提及父亲发家的经过。父亲性格沉稳，弹得一手好钢琴。母亲出身国际犹太金融世家，富家小姐，相当自负。母子关系从未提及。茨威格长年寓居国外，哥哥继承了父母的产业，最后也离开奥地利，只有八十四岁的老母留在维也纳。纳粹并吞奥地利以后，立即颁布绝灭人性的命令，老人已不胜其苦。茨威格为母亲及时离世感到庆幸，否则她将难逃纳粹魔爪。

除了这点点滴滴的记载之外，我们只看见他独自一人到处漫游，漂泊四方，和各式各样的人物交往，经历各式各样的事情。只有友谊，没有亲情，只有朋友，没有亲人。也许有人会感到失望，认为此书并非自传。茨威格的朋友赫尔曼·刻斯腾也说：“这位弗洛伊德的敬仰者、学生和病人过于贞洁，未能写出一本真正的自传来，他过于羞怯，害怕赤身露体。”而这正好是此书的特点。

茨威格一生对抛头露面深恶痛绝，自然做梦也不会想到把纯粹个人的事情公之于众。他要写的是反映在他自己生活中的他这代人的故事，是欧洲重大事件的迅速发展，而他机缘凑巧正好当了见证人。

茨威格的目的在于描绘他看到的世界，而不是描绘他自己。他提到的人是对塑造这个世界做出贡献的人，而不是那些他认识的、遇见的“大人物”。全书重点放在他一生经历的各个时期的时代特点，可以视为他成长成功的不同时代背景，但是对于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只作扼要的概述，只有极少数场景，略作描述，议论多于叙述，他个人的活动若隐若现，他身边的人物往往忽略不计。主角似乎不是茨威格，而是1881年至1939年这一段欧洲历史。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画卷。茨威格成功地再现了这一时期的气氛和生活感觉，因此这本书具有极不寻常的价值。

这位自称欧洲人或世界公民的奥地利作家，对于自己业已逝去的故国充满了深刻的怀念之情。“我为古老的奥地利所能做的，主要是唤起人们对往日究竟如何，对欧洲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个印象。”（1941年9月未写日期的信）《昨日世界》的确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读到这些信件，想到此书完成后几个月，这个过于性急的人便和他年轻的妻子一起，离开了这个战火纷飞的“今日世界”，总觉得他把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他的时代的结束。向昨日世界告别是否也意味着他在向人生、向今日世界告别，明日世界已不再属于他。这不是回忆的结束，而是生命的终结。全书最后谈到他已看到另一场大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但是每个阴影说到底也是光明的孩子，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战争与和平，繁荣和衰亡，这人才算真正生活过了。”这一段话的基调是昂扬的积极的，令人振奋的。所以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些摧毁昨日世界的暴力并不代表人类的未来。人们从他的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它们的破坏性，从而产生反击这股凶残暴力的坚强意志，拯救人类于危亡之中。人类的未来，“明日世界”，仍将无限美好。

译完此书，感到如释重负，也感到若有所失。似乎一位一年多来和我朝夕相处的朋友，突然离我而去。凝神思索，难以排遣失落之感。这样一位心地善良、才气横溢的杰出作家就这样离我们而去，这是世界文坛的一大损失，是人类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愿他的作品、他的精神能激励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中国的茨威格之友，能够学习他的榜样，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创造更多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精品佳作。

我要感谢我的国内外的朋友，出于共同的对茨威格的敬意和热爱，他们帮我完成了这项光荣而又艰难的任务。奥地利国际斯台芬·茨威格学会会长希尔德玛·荷尔先生（Herr Hildemar Holl），德国弗里茨·梯森基金会的前任主席于尔根·克里斯迪安·雷格先生（Herr Jürgen Chr.Regge）及其夫人克勒斯蒂阿娜·雷格（Frau Christiane Regge），韩国韩德文学翻译研究所的埃德尔特路德·金教授（Frau Professor Edeltrud Kim），德国洪堡基金会的卡佳·施密特女士（Frau Katja Schmidt），德国拜罗伊特大学的瓦尔特·盖普哈特教授（Professor Walter Gebhard）都热情地帮我解答我在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没有我多年的合作者曲耀君女士的全力相助和我的学生徐胤在技术上的积极配合，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肖丽媛女士和编辑部主任欧阳韬先生持续不断的热情鼓励，这本书不可能在今天和读者见面。在这里，我谨向我的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并且深信，中国广大的茨威格之友也会感谢你们。

张玉书

2015年2月2日晚，蓝旗营

序言

我从来也不认为，我个人如此重要，以至于有强烈愿望，想向别人讲述我人生的故事。在我有勇气开始写作一本以我自己作为主要人物，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以我作为中心的书之前，必须发生许多事情，发生不计其数的事情，远远超过一代人所经历的事件、灾难和考验。我丝毫没有借此突出我个人的意思，只是像在放映幻灯片时，充当解说员；时代提供图像，而我只不过作些解释。实际上，我讲述的并非“我”个人的命运，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我们当年这一代人，在历史上，没有一代人曾像我们那样承受过这么多命运的重负。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即便是最渺小、最卑微的一个，他的内心生活，也被我们欧洲大地所经历的几乎是毫不停顿、火山爆发似的震撼搅得激荡不已。在这无数的人群当中，我实在不知道该给我自己什么优先地位，除了一点，那就是，我是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恰好每次都站在这些地震爆发得最为强烈的地方。这些地震三次摧毁了我的房子和我的生活，使我脱离了每一种过去的生活和从前的生活，它以戏剧性的强劲力量把我抛到一片虚无之中，抛到我早已熟悉的“我不知道往何处去”的境地。但是我不抱怨；恰好是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一层新的意义上，我是自由无羁的，只有这个无牵无挂的人，不必有任何顾虑。这样我希望，至少能够满足每一部真实表述时代的作品都须具备的主要条件：一片真诚，绝不拘谨。

因为，我在这些时代，脱离了所有的根，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的大地。我这样的人，还真是殊为罕见。我是1881年出生在一个幅员辽阔、国力强盛的帝国，出生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君主国。但是，请不要到地图上去寻找这个帝国：它已被冲刷干净，不留痕迹。我在维也纳长大成人。这是个拥有两千年历史，跨越民族界线的都城，可我却不得不在这座帝国首都沦落为德意志帝国的一个外省城市之前，像个罪犯似地离它而去。我用我现在所操的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已经烧成灰烬，而在这同一个国家，几百万读者曾把我的书籍视为朋友——这样，我也就不再有任何归属，我在哪里都是个陌生人，充其量是个客人。便是我真正的故乡，我的心灵选择的故乡欧罗巴，自从它第二次在兄弟阋墙的战争中，自杀似的互相残杀以来，我也已把它失去。我违心地见证了历代编年史中理性最可怕的失败和凶残最狂野的胜利。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代人，经历了道德从原有的这种精神高度跌落到这样的衰败沦丧——我提到这一点，丝毫也不感到骄傲，而是怀着羞耻。在这样短短的时间跨度之内，从我开始长出胡子到我胡子开始发白的这半个世纪里，发生的激烈变化和变动，比平素十代人的时间里发生的更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发生的激变实在太多了！我的今天和我任何一个昨天都迥乎不同，我的逐步高升和我的猛然跌落，使我有时候觉得我不仅只有一种生活，而是有若干彼此迥乎不同的生活。因为我常常觉得，要是我漫不经心地提到“我的生活”，便不由自主地问我自己：“哪一种生活？”是指的世界大战以前的生活，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生活，还是今天的生活？然后我说“我的房子”，我又发现我一时竟然不知道，指的是从前哪一所房子，是在巴斯[1]的那所还是在萨尔茨堡的那所，还是在维也纳我父母亲的房子。或者，我说，“在我们那儿”，而不由得惶惶然地提醒自己，我早已不属于我故乡的人，就像我不属于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既不再有机地和那里紧密结合，而在这里又从来就没有完全融入；我成长起来的世界，今天的世界和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世界，我自己感觉到，越来越区分为全然不同的世界。每次我和年轻的朋友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插曲，我从他们惊讶不止的问题发现，有多少事情对于他们来讲，已经是历史的陈迹，或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对于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我心里有种本能，暗自觉得，他们是有道理的：在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昨天和我们的前天之间，所有的桥梁都已断裂。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惊讶，我们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当然，是在极不舒适、受到危害的生活当中，加进去了如此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东西，尤其把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先辈的生活方式相比，这种感觉更是强烈。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形式。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生活，没有逐步高升，没有突然坠落，没有震荡，没有危险，一生之中只有小小的波折，觉察不到的过渡；时代的波浪以同样的节奏，平静地、悄悄地载着他们从摇篮直到坟墓。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座城市，甚至几乎都是在同一幢房子里；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只是发生在报纸上，并没有敲打他们的房门。在他们生活的日子里，大概在什么地方进行了一场什么战争，但如果以我们今天战争的规模来衡量，也只是小小的打了一仗而已，远远地在国境线上发生，听不见隆隆炮声，半年之后，战火熄灭，为人遗忘，只是成了干巴巴的一页历史，于是，旧日同样的生活又复开始。而我们经历的一切，都不是旧调重弹，从前的事情，什么也没剩下，也什么东西都没有重新回来。平素历史总是非常节约地，只分给一个国家，分给一个世纪的东西，却在最大程度上全都保留给了我们。当然，过去一代人进行了一场革命，另一代人进行了一次军事政变，第三代人经历了一场战争，第四代人经受了一次饥荒，第五代人经历了一次国家经济的崩溃——有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甚至什么也没有经历。而我们今天，年已六十，照理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什么事情“没有”看见过，“没有”经受过，“没有”经历过？我们把一切可以想象的灾难，根据目录，一一饱尝（而且还没有尝到最后一页）。我自己便是人类两次最大战争的同时代人，甚至每一次战争，我都是站在不同战线上经历的，第一次战争是在德国战线上，另一次是在反德战线上。战前，我曾享受过最充分的个人自由的最高阶段和形式，后来我又认识到，个人自由降到了几百年来最低的程度。我受到称颂和谴责，享有自由和不自由，富裕和贫穷。——《约翰启示录》[2]中的那些灰白的马匹全都闯入过我的人生，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恐怖，时疫和流亡；我亲眼看见了巨大的群众性的意识形态在我的眼前成长、扩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我只能充当无力反抗、毫无权利的证人，眼睁睁地看到人类难以想象地跌落到野蛮状态。这种早已被人遗忘的野蛮状态，如今却具有有意识的纲领性的反人道的教条。留给我们的，又是过了几百年亲眼目睹不宣而战的一些战争，设立集中营，严刑拷打，大肆掠夺，对不设防的城市狂轰滥炸，以往五十代人从未见到过的野蛮暴行。但愿今后若干代人也不要再惨遭这样的暴行。荒谬的是，我发现就在我们的世界道德上倒退一千年的这同一时间里，同一个人类，在技术方面和智力方面却大大提高，创造出预料不到的伟大成就，转瞬之间就超过了人类几百年来创造的一切成绩：造出飞机，征服太空，在同一秒钟把人的话语传达到地球的另一端，从而战胜了宇宙空间。分裂原子，战胜诸多刁钻恶毒的疾病，几乎每天都把昨天还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人类整体直到今天这一时刻，从来没有这样像魔鬼似的邪恶，也从来没有创造出这些只有天神才能做到的伟业。

我觉得我有责任为我们这个紧张的，戏剧性强烈，充满意外事件的生活充当证人。因为——我重复一遍——每个人都是这些巨大变化的证人，每个人都被迫成为证人。我们这代人谁也无法逃避，谁也不像在过去的时代可以置身事外，不理不睬。由于我们有同时进行的新的机制，我们都被卷入时代之中。倘若上海遭到轰炸，房屋被毁，伤员还没从屋里抬出来，我们在欧洲呆在房间里便已知道轰炸的情形。一千海里之外的大洋彼岸发生的事情，立刻就以生动的图像跃入我们的眼帘。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任何安全设备，可以不使我们经常获悉一切，卷入事件的中心。没法找到一个可以让你逃避的国家，没法买到片刻的安宁。命运之手在任何地方都抓住我们，掷回到它正在进行的这场不知餍足的游戏之中。

随时随地都得屈从于国家提出的要求，投身充当最为愚蠢的政治的俘虏，适应光怪陆离的各种变化，不论你如何苦苦挣扎，你总是和集体拴在一起。集体拽着你走，不容抗拒。谁若从头到尾总是顺应这一时代，或者不如说被驱赶着，被追逼着前进——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时间——他就比他任何一位先人都经历了更多的历史。便是今天，我们又一次置身于一个转折点，置身于一次结束，一次新的开始之际。因此，在我回顾我的一生时，在某一个日期上暂时停止我的行动并非毫无目的。因为1939年9月的那一天正好把一个时代画上终止符号。这个时代塑造了并且教育了我们这些六十岁的一代人。倘若我们用我们的证词，哪怕只是从残破不全的真实情况中，给下一代人提供一丝实情，我们也就完全没有白费力气了。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试图撰写回忆录，处境极为不利。但是这种处境对于我们时代而言，却极有典型意义。我是在战争之中撰写，我是在异国他乡撰写，毫无助我记忆的材料。在我旅馆的房间里，我手头没有一本我自己的著作。没有笔记，没有朋友的书信。我无法从任何地方获得消息，因为整个世界，国与国之间已不通邮，或者信件为严格审查所阻。我们每个人又彼此隔离，就像生活在几百年前轮船、火车、飞机和邮政还未发明的时代。我随身携带的往事，只剩下装在我脑子里的记忆。所有其它的一切此时此刻对我而言，已经不可企及或者业已失去。但是我们这代人已经彻底学会出色的本领，不为丢失之物追忆哀伤，也许没有文献证明，没有细节点缀，对于我的这本书甚至是一大收获。因为我把我的记忆力不是看成一个偶尔记住这一事，又偶尔忘却那一事的机体，而是一个有意识地加以整理，很睿智地予以删除的力量。人们从自己生活中忘却的一切，其实是被一种内心的本能早已判决要予以忘却的东西。只有我自己想要记住的东西，才有权利为别人保留下来。所以，你们这些记忆啊，请你们诉说，并且进行选择，在我的生活沉入黑暗之前，请代替我至少把我生活的影像呈现出来！

[1] 伦敦附近的小城。茨威格在英国的最后的寓所。

[2] 《约翰启示录》是《圣经·新约》的最后一章，耶稣的门徒约翰传达上帝的启示，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接二连三的大灾难，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伤害世人。

一 安稳的世界

我们在宁静狭隘之中长大成人，

突然一下子被扔进滚滚红尘；

滔滔波浪千重万重在旁冲刷着我们，

一切都很刺激，有些使我们高兴，

有些使我们恼怒，易于波动的感情

时时刻刻都在摇摆不定；

我们在感受，感受到的沧桑人情，

都被五光十色的世界变故冲刷净尽。

——歌德

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时代里长大成人，倘若要我随手找个词，说明这个时代的特点，我希望，称它为：安稳的黄金时代，这样说最为贴切。我们这个将近千年之久的奥地利帝国，一切似乎都建立在持久的基础之上，而国家自己便是这种经久不变的最高保证。它赋予市民的权利是由国会书面确认的，而国会则是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机构，市民的各项义务也全都仔细限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作为晶光灿灿的金币广为流通，保证这种货币经久不变。人人知道自己拥有多少多少钱财，将来有多少钱财会到达他的手里，人人知道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一切都有自己的标准，特定的尺度和重量。有财产的人可以精确地算出，每年他会得到多少利息，官员和军官在日历里可以非常放心地找到，他该在哪一年得到晋升，哪一年他该退休。每个家庭都有自己一定的预算，知道为住房和饮食，为夏日旅行和交际应酬该花多少钱，另外还有一小笔钱仔细地准备着，以备不时之需，为了支付生病和延请医生。拥有一所住房的人，把它视为留给儿孙的可靠的家产，庄园和店铺代代相传，婴儿还躺在摇篮里，就给他准备一个储蓄罐，或者在储蓄银行为他存上第一笔钱，为了他今后的一生，为了未来，存上一笔小小的“储蓄”。在这疆土广袤的帝国里，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牢固而又不可变动。而在最高的位置上坐着年迈的皇帝；他若去世，大家都知道（或者以为知道）就会有另外一人继位，精密盘算妥善制定的社会秩序，不会有丝毫改变。谁也不信会有战争，会爆发革命，会出现暴乱。在一个理性统治的时代，一切过激行为，一切暴力行径似乎已经不可能发生。

这种安稳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最值得追求的财富，是人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只有拥有了这种安全感，人生才有价值，越来越多的人都渴望占有这种珍贵的财产。起初只有有产者才享受这一优点，渐渐地广大的人民群众也蜂拥而至；安稳的世纪成为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子保险，防火灾和盗窃，为田地保险，防冰雹和恶劣天气，为身体保险，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为老年买人寿保险，生下女孩子，在摇篮里就保上一笔险，作为日后的嫁妆。最后甚至工人也组织起来，争取到一种正常化的工资和医疗保险。帮佣的也省下一笔养老金，作为自己日后的安葬费，预先存上一笔死亡保险。谁若能无忧无虑地注视未来，就能心安理得地乐享眼前。

以为可以防范人生到最后一个空缺，都能不致受到命运的侵袭，这种动人的信任，尽管人生观正派而又谦虚，依然暗含着一种极度危险的倨傲。十九世纪怀着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确信，自己正走在笔直的正确无误的道路上，走向“亘古未有的最好的世界”。人们怀着轻蔑的神气，鄙夷不屑地观看以往战争频仍、连年饥馑、暴乱不停的时代，认为那时的人类尚未成年，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启蒙。现在看来，只消几十年，就能把最后的邪恶行为和暴力行径予以最终克服。这种对持续不断、不可阻止的“进步”所怀有的信念，真正就像那个时代一种宗教的力量；人们信任这种“进步”甚于信任《圣经》，“进步”的福音书似乎已被每天发生的科技新奇迹所证明。事实上这种普遍的繁荣高涨，到这个和平世纪的末尾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多姿多彩。夜里在大街上不再点亮昏黄的路灯，而是亮起电灯，商店从主要大道一直通向郊区，都显示出它们诱人的新颖的光彩。多亏有了电话，人和人之间可以在远距离交谈。人们坐着不用马拉的车辆，以新的速度飞驰。人已经飞上太空，实现伊卡卢斯[1]的梦想。舒适的生活从高雅的豪宅传到市民的家里，不必再从井里汲水，也无需辛辛苦苦地在灶头点火。卫生习惯广泛传播，垃圾污秽不见踪影。自从运动锻炼了人的身体，人们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强壮，更加健康。大街上越来越少看见残障人士、肿瘤患者、断肢缺手的人。所有这些奇迹都是进步的大天使——科学造成的。在社会问题上也有进步；年复一年，个人得到新的权利，司法变得更加温和更有人性。甚至问题中的问题，广大群众的贫困也不再显得无法克服。越来越大的圈子获得了选举权，这也就使他们得到了合法捍卫自己利益的可能性，社会学家和教授们争先恐后地把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塑造得更加健康，甚至更加幸福——因此这个世纪躺在它自己取得的成绩上面，怡然自得，把每过十年都看成更加美好的新的十年的前奏，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信会有野蛮倒退的事情发生，例如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会爆发战争，就像不信女巫和鬼魂一样；我们的父辈深信宽容与和解具有百发百中的使人团结起来的力量。他们真诚地认为，各民族和各种宗教之间差异的界限，将会逐渐地融入共同的人性，从而融入和平和安稳之中，这是全人类得到的最高的财富。

我们早已把安稳一词当作怪影从我们的词汇中删除。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完全有理由讪笑那被理想主义弄得头晕目眩的一代人所拥有的这种乐观主义的妄想，认为人类科技的进步必然会无条件地带动人类道德的迅速提升，我们这些身处新世纪的人，学会不再让集体的暴行突然爆发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等待着明天会比昨天带来更加卑鄙无耻的事情，对于人类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教育，抱更加怀疑的态度。我们不得不认为弗洛伊德说得有理，他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当中只看到薄薄的一层，时刻会被阴曹地府的破坏性力量彻底颠覆。我们渐渐地不得不习惯于生活在一个脚下无底的状况之中，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安全。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早已否定了我们父辈信奉的宗教，早已放弃了他们人性会迅速提升，持续提升的信念；我们这些受到残忍教化的人，面对着一场使我们在人道努力上一下子倒退上千年的灾难，觉得前辈那种过于匆忙的乐观主义，实在显得陈腐乏味。可是我们的父辈信奉的虽说只是妄想，和今天的口号相比，却是一种奇妙的高尚的妄想，更富人性，更为有益。我心里总有一些东西，尽管有了各种认识，经历了诸多失望，很神秘地不能完全和这种妄想彻底分裂。一个人在孩提时代，从时代的空气中吸收到自己血液中去的东西，是无法排除的。尽管每天有震耳欲聋的各式各样的宣传传进我的耳朵，尽管我自己和无数的命运相似的人们经受着各种屈辱和考验，我还是不能把我青年时代的信念完全加以否定，深信尽管如此，迟早总有一天又会形势逆转，否极泰来。我们今天在惊恐的深渊之中灵魂迷惘，残破不全地半似盲人地四下摸索，即使在这惊恐万状的深渊之中，我也会一而再地抬头仰望那些旧日的星辰，它们曾照亮我的童年时代，我以代代相传的信念来自我安慰。在永远不断向前的永恒的节奏之中，这样的倒退仅仅只是短短的一阵间歇。

今天，强大的暴风骤雨早已把这些昔日的信念击成齑粉。我们终于知道，那个安稳的世界只是梦幻府邸。但是我的父母亲在那里生活过，就像住在一幢石砌的房屋里一样，从来没有狂风暴雨或者强劲气流侵入过他们温暖舒适的生活一次；当然，他们还拥有一种特别的避风墙：他们都是有钱人，逐渐富有起来，甚至变得极为富有，这点在那个时代非常可靠地防护了门窗和墙壁。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典型的所谓的“富裕的犹太市民阶级”的生活。这个阶级对维也纳的文化赋予特别的关注，为此得到的酬报却是遭到彻底消灭。我在讲述他们从容安详无声无息的生活时，其实像在诉说一些非个人的事情：像我父母亲这样在维也纳生活的、在那个各种价值得到保证的世纪，不下一万或者两万个家庭。

我父亲的家庭来自摩拉维亚[2]，在那些乡下的小地方，犹太部族和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阶层，相处得十分融洽，所以这些犹太人丝毫没有受到压制的感觉，另一方面也没有加里西亚[3]犹太人、东方犹太人所有的那种灵活机变、急于奋进的焦躁不耐的情绪。乡村生活使他们强壮有力，他们安稳平静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就像他们故乡的农民走在自己的田地上。他们很早就摆脱了东正教的教义，是时代的宗教“进步”的狂热信徒。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时代，他们向国会派出最受敬重的议员。当他们离开故乡，迁居维也纳时，他们以令人惊讶的速度适应了京城更高的文化氛围。他们个人的发迹与时代普遍的繁荣有机地结合起来。便是在过渡的这一形式上，我们这个家庭也完全可以算是典型。我的祖父推销手工业工场的产品。然后在上世纪[4]下半叶，奥地利开始出现工业繁荣期。英国进口的织布机和纺纱机通过合理化改革，和旧日惯用的手工纺织相比，成本大大降低。凭着他们商业上的观察力，他们在国际上的广阔视野，犹太商人在奥地利率先认识到工业生产彻底改造的益处。他们大多以少量资本把那些迅速应运而生的、起先只用水力为动力的工厂创办起来，这些工厂逐渐扩大成为强大的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波希米亚[5]纺织工业。我的祖父是早先那个时期的典型代表，只向中间商提供制成的产品。我父亲却坚定地迈入新时代，在他三十三岁时，在北波希米亚创办了一家小型的纺织厂，以后几年，缓缓地小心谨慎地把这小厂扩建成为一家极为可观的企业。

尽管繁荣景象有利而且诱人，这种小心翼翼的发展方式，完全符合时代精神，另外特别符合我父亲收敛内涵、绝不贪婪的本性，他吸收了他那时代的信条“安稳第一”；他觉得用自己的资本拥有一家“结实的”——这也是那个时代爱用的一个词——企业，对他来说，比用银行信贷或者抵押贷款扩大成规模宏大的企业要重要得多。他一生引以自豪的是，从来没有在借据上、汇票上签过自己的名字。他在银行里始终处于贷方地位——不言而喻，是那些最稳当的银行，罗特希尔德银行，信贷银行。任何成绩，只要稍带最为微小的冒险的阴影，他都反感。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一笔来路不明的买卖。等他尽管如此渐渐富有起来，并且越来越富，那这绝不是归功于冒险投机或者具有远见卓识的经营方法，而是归功于他适应了那个小心翼翼的时代的普遍采用的方法，总是只花掉他收入的极小部分。这样，就一年年把越来越可观的一笔钱投进他的资本，就像他那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我父亲也会把花掉一半收入而不思考未来——这在那安稳的年代也是常用的一个字——的人，视为很成问题的挥霍成性之徒。在那个逐渐繁荣起来的时代，国家并不想从老百姓极为壮观的收入当中，除了百分之几的税收之外，扣除更多钱财。另一方面，国家和工业的证券又会带来很高的利息。在这种时代，对于有钱人而言，把赢利贮存起来，越变越富，其实只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这种生财之道得到报偿：那时候还不像在通货膨胀时期，省吃俭用的人遭到掠夺，殷实稳重的人受到盘剥。那时候，最有耐性的人，不搞投机倒把的人获利最多。我的父亲由于适应他那时代普遍的制度，在五十岁上，即使是根据国际惯用的概念来衡量，也可以算是一个颇有资产的富翁。可是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却只是很缓慢地跟上我们家财富的越来越迅速的增长，我们家的生活条件渐渐地变得舒适一些。我们从一套小的住宅，搬进一套较大的住宅。春天下午，租用一辆出租马车，旅行时乘坐带卧车的二等车厢。一直到他五十岁时，我父亲才第一次奢侈一番，冬天和我母亲一起到尼斯去度假一个月。总的说来，基本态度是享受财富，丝毫也未改变。这就是拥有财富而不是显摆财富，即使当了百万富翁，我父亲从未吸过一支进口的雪茄烟，而是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吸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烟那样，只吸普通的国产烟叶。若玩纸牌，赌注总是很小。他一生低调收敛，生活舒适，但不张扬，这一条始终不变。他弹得一手好钢琴，文章写得条理清楚，颇有文采，能说英文、法文——尽管他比他大多数的同行都更加体面，更有教养，他总是顽固地拒绝接受任何荣誉和荣誉席位，一生都不追求也不接受任何头衔，任何称号。作为大工业家，往往要被人授予各种荣誉，他都一概拒绝。他从来也不请求别人帮忙，也从不非说“请您”或者“谢谢”不可。这种隐秘的高傲，对他来说比一切外在的风光要重要得多。

每个人一生中都势所必然地要出现这样一段时间，在窥视自己的性格时，又会遇到他自己的父亲。我父亲生活中那种不愿抛头露面、倾向暗自匿名行事的特点在我身上也变得一年比一年更为强烈。尽管这和我的职业非常矛盾，我总要被迫在某种程度上让我的姓名和个人予以公开。但是出于一种相同的秘密的高傲，我也历来都拒绝接受任何外在形式的荣誉，不要勋章，不要称号，不在某个协会充当主席，从不充当一个科学院的院士、董事会的董事或者裁判会的委员；就是坐在欢庆宴会的席上我也觉得痛苦不堪，单单想到我要求某人什么而向他开口，——即使是为了第三者——我还没开口，就嘴唇发干，难以启齿。我知道在一个通过计谋和逃避才能保持自由，就像歌德老爹非常睿智地所说“勋章和称号在互相倾轧之中可以使人免于受到打击”的世界里，我的这种心理障碍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在我心里，我父亲和他隐秘的高傲，使我对这些荣誉退避三舍，我不能抗拒我的父亲，因为多亏我的父亲，也许我才感到我唯一安稳拥有的东西：内心自由的感觉。

我母亲娘家姓布列陶尔，和我父亲出身不同，更具有国际性。她是在意大利南部的安哥纳出生的，意大利语和德语都是她儿童时代的语言。每当我母亲和外婆或者我姨妈不想让仆人听懂她们的话，她就说起意大利语来。里索托（意大利的奶酪、鸡肉、洋葱做成的烩饭）或者在当时还很稀罕的美味洋蓟花蕾，和南方烹饪的其它特别菜肴，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熟悉。以后我每次前往意大利，从第一时刻起就感到像回到家里。但是我母亲家并不是意大利人，而是有意识的国际化的家庭。布列陶尔家族原本拥有一家银行——按照犹太大银行家族的榜样，当然规模要小许多，——从瑞士边境上的一个小镇霍厄尼姆斯，早就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家族的成员有的前往圣·加仑，另外的人前往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公则前往意大利，我的一个舅舅前往纽约。这种国际性的联系，赋予他们一种更为出色的风采，视野更加开阔，也使他们具有某种家族的倨傲。在这家里已经不再有小商人、经纪人，只有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和医生，每人都操几种语言。我记得在我巴黎的姨妈家吃饭时，随随便便地就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这个家庭仔仔细细地维持着“自己的水平”，倘若有个比较穷困的亲戚家的少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整个家庭的成员都设法筹集一笔可观的嫁妆，就为了防止她嫁到“下等”人家。我的父亲作为大企业家虽说受到尊敬，我母亲和他婚后的伉俪生活也极为美满，但是她却永远也不能容忍把我父亲的亲戚和她自己的亲戚相提并论。这种出身“优渥家庭”的傲气，在所有布列陶尔家的人身上都是消磨不掉的。多年后他们当中有个人想要对我表示特别的好感，以居高临下的口气对我说：“你其实是个真正的布列陶尔家的人。”就仿佛他想以此表示赞许：“你可是站在正确的一边了。”

有些犹太家庭为了使自己权力完美，给自己加上这种贵族气派，使我和我的哥哥当孩子时，时而感到逗乐，时而感到生气。我们总是听大人说，这些人是“高雅的”，那些人“不高雅”。每个朋友，他们都要追究，是不是出身“体面”人家，既要审查此人亲戚又要查他的财产的来历。这样不断的分门别类，其实是每次家庭谈话和社交谈话的主要题材。我和我哥哥当时觉得极端可笑，非常势利，因为归根结底所有的犹太家庭，都来自同一个犹太居住区，最多只不过早五十年或一百年的差别而已。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所谓“高雅”家庭这个概念，我们这些男孩觉得，完全是人为的假贵族制造出来的一出自相矛盾的闹剧，其实表现出了犹太特性的最为内在最为神秘的倾向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犹太人真正典型的人生目的乃是发财致富，这可是大错特错了。发财致富对他而言只是中间阶段，是达到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而绝不是内在的目的。犹太人真正的志向，他的固有的理想乃是提升到精神境界，进入到更高级的文化阶层。早在东方正统的犹太教里，整个种族的优缺点都表现得更加突出，在那里意志升向精神，对仅仅是物质的东西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表现得生动具体：在部落中，虔信的人，阐述圣经的学者远比富人受到千百倍的尊崇；即便是最有资产的人，也宁可把他的女儿下嫁给穷如乞丐的知识分子为妻，也不嫁给一个商人。这种把知识置于最高地位的做法，在犹太人那里是一致的，遍及各个阶层；即便是贫穷已极背着货物顶风冒雨沿街兜售的小贩，也要设法至少让儿子去上大学，即使付出重大牺牲也在所不惜。要是家里有一个人，明显地可以算作知识分子，有个教授，有个学者，有位音乐家，都会看成是全家的荣誉称号，就仿佛他一个人的成绩使他家成为贵族。在犹太人身上，有种力量会无意识地试图摆脱这种粘在一切商业之上、一切生意之上的道德上的不大可靠、令人憎恶、小里小气、否定精神的特点，把自己提高到更纯净的、与金钱无关的知识领域中去，就仿佛他像——瓦格纳说的——想把他自己和他整个种族从金钱的魔咒中解救出来。因此在犹太人那里，渴求财富的欲望在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充其量在三代人当中就此穷尽。恰好是最有势力的犹太王朝，他们的子弟不接掌父辈的银行和工厂、那些扩建的热气腾腾的企业。一位罗特希尔德[6]爵士是位禽鸟学家，一位瓦尔堡[7]成了艺术史家，一位卡西尔[8]成了哲学家，一位萨松[9]成了诗人，就绝非偶然。他们大家都服从于同样无意识的欲望，从束缚犹太人的桎梏当中挣脱出来，挣脱冷冰冰地只为挣钱这个目的，也许甚至还表现出逃进知识领域，就从纯粹犹太特性融入普通人性这一秘密渴望。所以，一个“高雅的”家庭，不仅意味着它自己用这种称号加在自己身上的单纯的社会性；它意味着犹太人通过适应另一种文化，如果可能，适应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把自己从犹太居民区强加于他们的一切缺陷、狭隘、小里小气之中解放出来或者开始解放出来。这种通过知识性职业的极度扩张遁入知识界，也成了犹太人的灾难，就像从前仅陷于物质利益一样的灾难。这当然是犹太人命运的永恒的自相矛盾。

在欧洲没有一个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情洋溢地涌向文化。正因为这个帝国，正因为奥地利几百年来既不是政治上野心勃勃，也不是在军事行动上特别成功，它的民族自尊心最为强烈地表现在艺术上君临一切。曾经统治过欧洲的古老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早已把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行省失去，成为德意志的、意大利的、佛兰德尔的和瓦隆的行省，只有它的首都还保持着旧日的灿烂辉煌，未遭损害，这是宫廷的宝藏所在，千年传统的维护者。罗马人垒起了这座城市最初的砖石，作为抗击野蛮人、捍卫拉丁文明的城堡的前沿阵地。一千多年后，奥斯曼人蜂拥而至，袭击西方世界，就粉碎在维也纳城下。[10]尼伯龙根人在这里行走，音乐界不朽的七大星辰在这里烛照世界；格鲁克[11]、海顿[12]和莫扎特[13]、贝多芬[14]、舒伯特[15]、勃拉姆斯[16]和约翰·施特劳斯[17]，欧洲文化所有的洪流都在这里汇合。在宫廷里，在贵族当中，在民间，德意志的和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佛兰德尔的因素都融合在血液里。这座音乐之城的真正的天才便在于把所有这些矛盾对立都和谐地融为一体，变成一种新型的、独特的东西，变成奥地利的、维也纳的东西。这座城市赋有兼容并包的能力，具有接受外来影响的特殊感觉。它把极不相同的互相矛盾的各种力量吸收进来，使之情绪缓和，心情舒畅，感到宽慰。在这里，在这种精神和解的气氛中生活极为惬意。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市民都无意识地被教育成为一个超民族的人，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公民。

这种相互适应的艺术，这种柔和的音乐一样的过渡，显然在城市的外形上已明显表现出来。这座城市历经几个世纪，逐渐扩张，从内城几环，有机地延伸开去，拥有二百万市民，人数够多，赋予一个大城市的一切奢侈和千姿百态。但是并不像伦敦和纽约那样，过分庞大，以致和大自然脱节。维也纳这座城市的最后的一些房屋映照在江水浩荡的多瑙河里或者远窥遥远的平原或者化为花园和田野或者缓缓的山丘，爬上最后的绿树成荫的阿尔卑斯山的支脉，你感觉不到大自然始于何处，城市又始于何方。城市和自然交融，没有阻力，没有矛盾，而在城市内部，你又感觉到，城市的成长犹如大树，一个年轮挨着一个年轮。环形大道取代了古老的防护城墙，以大道上庄严堂皇的房屋围绕着全城最内在最珍贵的核心。古老的王宫贵族府邸，在城市中心诉说着石头化成的历史；在李希诺夫斯基[18]府上，贝多芬曾经演奏过。在埃斯特哈茨府上，海顿曾是座上宾。在这古老的大学[19]里，海顿的《创世纪》第一次奏响。皇宫城堡[20]看见过世世代代的皇帝，美泉宫[21]看见过拿破仑。在斯蒂芬大教堂里，基督教世界联盟各国的君王俯首屈膝，感谢上帝解放了维也纳，打败了围城的土耳其人，大学在自己的墙垣里看见了无数学术界的璀璨明星。在这当中，新式建筑在光鲜亮丽的宽阔大街和耀眼生辉的商店中高傲地升起。但是旧式建筑在这里和新式建筑很少冲突，就像刀斧凿出的石头和未经触及的自然互不侵犯一样。住在这里，住在这座城市里实在妙不可言。这座城市以好客精神欣然接受一切陌生的东西，乐于付出自己。在它那轻松的，就像在巴黎一样，洋溢着欢快飘逸气氛的空气里，可以更加自然地乐享生活。大家知道，维也纳是座享乐的城市，而文化不就意味着从人生粗俚的物质中取出其最精致、最娇柔、最细腻的部分来吗？从烹饪术方面讲究美食，人们在这座城市里非常在乎得到一瓶好酒，一杯爽口的新鲜的啤酒，丰盛的面点和蛋糕，也可以高标准地要求得到更加精美的享受。演奏音乐、上演戏剧，对话聊天举止得体，极有风采讨人喜欢，都在这里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得到培植。在个人的生活中就像在全民的生活中，占有优势的并非军事、政治和商业；维也纳一般市民每天早晨打开报纸第一眼看的不是议会里的讨论，或者世界大事，而是剧院的剧目，这在公众生活中具有一种其它城市难以理解的重要性，因为皇家剧院，也就是宫廷剧院对于维也纳人，对于奥地利人不仅仅是座供演员在上面演戏的舞台，它是一座微观世界，反映了宏观世界，是五光十色的影像。整个社会在这里可以自我观赏，是优良品味的唯一真正的“cortigiano”（廷臣）[22]，观众在穿衣打扮、举手投足、谈话聊天方面都把宫廷演员视为楷模，看一个品位优雅的人用哪些词汇，避免用哪些词句；舞台不仅是一个娱乐的场所，而是优雅举止正确发音的一本口头叙述，形象具体的入门手册。一道尊敬的光圈，像圣人头上的光轮，烛照着和宫廷剧院哪怕只有一丝一毫关系的一切。政府总理、首席富豪可以漫步维也纳大街，没人扭头去看他们。但是一位宫廷演员、一位歌剧女歌唱家走过，每个女商贩、每个出租马车车夫全都认得出他们。我们这些男孩要是走路时见到他们当中的一个，就骄傲地互相讲述。我们每个人都在收集他们的相片，他们的墨迹。这种近乎宗教意义上的偶像崇拜发展到这种地步，甚至波及他们身边的人。索能塔尔[23]的理发师、约瑟夫·凯因茨[24]的马车夫，也是我们暗中妒忌的受到尊敬的人物。年轻的帅哥们因为穿上同一个裁缝缝制的衣服而沾沾自喜。一位伟大演员的诞辰纪念或葬礼都成为重大事件，使一切政治事件都黯然失色。自己的作品能在宫廷剧院上演，是每一个维也纳作家的最高梦想。因为这意味着毕生成为显贵，包括一系列的荣誉，诸如：一生观剧均可免费的入场券，参加一切公开活动的邀请函；因为他刚刚成为一幢皇帝之屋的客人。我还记得我自己也牵扯在内的那种庄严的方式。有天上午，宫廷剧院的经理请我到他办公室去，在首先向我表示祝贺之后，通知我，我的剧本已为宫廷剧院接受。等我晚上回家，发现我的住处有他的一张名片。这位经理向我这位二十六岁的作者进行了一次礼节性的回访。仅仅因为宫廷剧院接受了我的剧本，我作为皇家剧院的作者就顿时成为一位“绅士”。皇家机关的经理，就得平起平坐地对待我。剧院里发生的事情，间接地与每个人有关，甚至关系到与此丝毫没有直接关系的人。譬如我记得，我最早的少年时代，我们的厨娘，有一天眼睛含泪冲进房来说：刚才有人告诉她，宫廷剧院最享盛名的女演员夏洛特·沃尔特[25]去世了。这样极度悲哀的荒诞之处自然在于，这位年老的半是文盲的厨娘，自己从来没有到宫廷剧院去看过一次戏，从来没在舞台上或生活中见过夏洛特·沃尔特，但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女演员在维也纳是属于全城集体所有的财产。即便是与此毫不相干的人也会把她的去世视为一场灾难。每一个损失，一位受人喜爱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辞世都会自然而然地化为民族的悲哀。当首次上演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的那座“老”的宫廷剧院拆除的时候，维也纳整个社交界庄严肃穆，感动万分地聚集在剧院里像参加一次葬礼。帷幕刚刚落下，大家都冲上舞台，至少把他们心爱的演员演出过的舞台的一块木头，当作圣物带回家去。几十年后在好几十个市民的家里，这些毫不显眼的木片还存放在珍贵的匣子里，就像教堂里存放着神圣的十字架上的木片一样。当所谓的柏森多尔夫大厅拆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举止也并不见得比他们理性多少。

这座小音乐厅只是用来演奏室内乐的。它本身是一座并不重要，也不是很艺术的一幢建筑物。原先是利希滕斯泰因亲王家的一所骑术学校，仅仅加上了一层木板加以改造，使之运用于毫不奢华的演奏音乐的用途，但是这座大厅拥有一把古老小提琴的优美回声。因为肖邦[26]、勃拉姆斯、李斯特[27]和鲁宾斯坦[28]曾在这里演奏过，许多著名的四重奏小组也在这里举行过首次公演，对于音乐迷而言，便成了一块圣地。如今这座音乐厅须要拆除，重建一幢新的建筑，别有用途，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时刻，觉得这事不可理解。当贝多芬乐曲的最后几拍奏完，——玫瑰弦乐四重奏这次演奏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精彩，——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大声喧哗，热烈鼓掌，有些妇女激动得抽泣起来。谁也不愿认识到，已到离别之时。大厅里灯光熄灭，想以此把我们赶走，可是这四五百个狂热分子谁也不肯离开座位。我们呆了半小时，一个小时，仿佛这样通过我们的存在施加压力，使这古老神圣的大厅可以得救似的。我们作为大学生曾经拼命使用请愿书，游行示威，撰写文章进行斗争，想使贝多芬逝世的那幢房子不要拆除！维也纳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房屋，就像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人们想把这灵魂从我们身上拽走。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在维也纳贯穿所有阶层。维也纳自身通过它的百年传统，其实明显地由不同阶层聚居而成，同时——就像我有一次写过的——又是一座像交响乐队一样交响共鸣融为一体的城市。指挥台始终属于皇家。皇家的城堡不仅从空间的意义上看是全城的中心，便是从文化的意义上看，也是这跨民族的帝国的中心。围绕着城堡，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显贵的府邸皇室，在某种意义上组成第二护墙。然后便是由稍小的贵族、高级官员，工业界和“古老世家”组成的“上流社会”，接下来便是小市民和无产阶级。所有这些阶层分别住在他们各自的圈子里，甚至住在自己的市区里。显赫的贵族住在城市中心的宫殿里，外交官们住在第三区，工业界和商人们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市民住在内部各区，从第二区到第九区，无产阶级住在外面一圈；但是所有各个阶层都在剧院里或者大型的庆祝活动中彼此交往，譬如在普拉特尔公园[29]举行的花车巡礼，有三十多万人热情洋溢地向乘坐装饰得美妙无比的马车的“上层一万人”鼓掌喝彩。在维也纳一切都成为庆祝的契机，庆祝仪式色彩缤纷，乐声震天，宗教性的巡游，例如耶稣圣体节日，各种阅兵仪式，“宫廷音乐”，甚至葬礼也会吸引人们兴致勃勃地驻足观望。每一个真正维也纳人的野心所在，便是举行一次“盛大的葬礼”，场面很有气派，参加者人数众多，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甚至连自己的死，也希望变成别人乐于观赏的盛事。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的空间都容易接受一切色彩鲜艳、乐音嘹亮、庄严隆重的场面，乐于看见人生的戏剧形式和反映形式，在这些方面，维也纳全城上下全都一致。

维也纳人的这种“戏剧偏执狂”，对他们宠儿的生活状况的细枝末节多方打听拼命搜寻，有时的确达到十分滑稽可笑的程度，很容易受到嘲笑，我们奥地利人在政治上的冷漠懒散，在经济上和我们坚毅果决的邻邦帝国相比的落后状态，也许的确该部分地归咎于这种过度的乐享人生的态度。但是从文化上看，这种过度重视艺术的事件，却产生了一些绝无仅有的东西——首先是对每一种艺术成就的无比巨大的敬畏之情，表示了上百年的尊敬之后，产生出绝无仅有的鉴赏能力，有了高度的鉴赏能力，最后在一切文化领域都达到了超群出众的水平。艺术家总是在受人称赞，甚至受到过分褒奖的地方，感到最为惬意，同时也最受启发。艺术总是在成为全民人生大事的地方，达到顶峰，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罗马，把画家吸引过来，并培养画家臻于宏伟境界，因为每个画家都感到，置身于全体市民面前不断进行比赛，必须不断超越别人和自己，所以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也知道他们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重要性。在维也纳歌剧院，在维也纳宫廷剧院什么也逃不过观众的注意；唱错一个音符，立刻被人发现，乐器插入不对，每次漏掉什么都会受到指责。这种检查并不只是在初次公演时由职业的评论家进行，而是由全体观众进行的，他们的耳朵日复一日警惕地不断比较，练得十分敏锐。在政治上，行政管理上，道德风习上，一切都很随和，对于每种“马马虎虎”的事情，大家都脾气很好满不在乎，每种违法犯规的事大家都很宽大为怀，可是在艺术事情上就铁面无私了；在这里事关城市的荣誉。每个歌唱家、每个演员、每个音乐家必须不断地竭尽所能，否则他就完了。在维也纳当个公众的宠儿，实在妙不可言。而要保持宠儿的地位，却并不容易，任何懈怠都不会得到原谅。知道公众不断警惕，毫不同情地不断警惕，就迫使每个艺术家在维也纳都竭尽全力，使整个艺术界达到奇妙的水平。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从青少年时代养成的这种对艺术演出极其严格、铁面无私的尺度，一直伴随终生。谁要是在歌剧院里在古斯塔夫·马勒[30]的教导下，领教了钢铁般严格的纪律直到细枝末节，在爱乐乐团的演奏者那里懂得了昂扬激情和极度缜密不言而喻地连成一体，这人今天就很难为一次戏剧演出或者音乐演出得到充分满足。但是我们从中学会，即使对于我们自己，在每次艺术演出时也要严格要求；有一种水平过去是我们的榜样，将来也依然如此，世上很少有几个城市对未来的艺术家是这样培养的。但是这种对正确的节奏和昂扬的激情的了解，也一直深入到民间；因为即使是最卑微的市民坐在酒馆里，也要求乐队奏出优秀的乐曲，就像要求酒店老板提供优质酒类一样。在普拉特尔公园，民众也清楚知道，哪一个军乐队演奏起来最最“带劲”，是“德意志大师”军乐队呢，还是“匈牙利人”军乐队。生活在维也纳的人，就仿佛从空气里就能获得节奏的感觉。正像音乐性在我们作家这里，要在一种特别讲究的散文里表现出来，那么分寸感在其他人身上就深入到社交举止和日常生活之中。

一个维也纳人若没有艺术感，并对礼仪不感兴趣，就无法想象能进入所谓的“上流社会”，但是，即使在下层民众当中，最穷苦的人，从四外风景、人性欢快的气氛之中，也把某种对于美的本能吸收到他的生活中去。没有这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这种对人生最神圣的多余之物的既享受又审视的感觉，就不算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古斯塔夫·马勒

维也纳普拉特尔公园

犹太人生活在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里，融合到这个民族之中，或者这个国家之中，对于这些犹太人而言，不仅是一种外在的保护措施，也是一种深沉的内心需要。他们渴望故乡，渴望宁静、休憩，渴望安全、渴望亲切，催逼他们热情洋溢地和周围的文化联系起来。除了十五世纪在西班牙之外——在任何一个国家，犹太人的这种与周边文化的联结也没有比在奥地利这样的联结更为成功，更为有益。两百多年来，犹太人聚居在这座皇城里，接触到一个逍遥自在、乐于和解的民族。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似乎有些放荡不羁，其实心里对于精神的、美学的价值十分看重，对此怀有深刻的本能。犹太人在维也纳甚至还碰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个人的任务。在十九世纪，艺术的维护在奥地利失去了它旧有传统的护卫者和保护人：皇家和贵族。在十八世纪，玛利亚·特蕾西亚[31]还让她的女儿们在格鲁克的指导下学习音乐，约瑟夫二世[32]作为一个行家和莫扎特讨论他的歌剧。莱奥波尔德二世[33]自己就亲自动笔作曲，而后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34]、费迪南一世[35]对于艺术之道就毫无兴趣。我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二世[36]活到八十高龄，除了军队官兵的花名册以外，就没读过或者拿起过一本书，甚至对音乐明确表示反感。同样，显赫的贵族也放弃了他们从前艺术保护人的地位。埃斯特哈茨[37]家当年曾延请海顿住在他们府里。洛卜柯维茨、金斯基和瓦尔德斯坦因[38]三家争先恐后把他们的府邸供贝多芬的乐曲首次公演，图恩伯爵夫人跪倒在这个伟大的妖魔面前，求他不要把《菲德里奥序曲》从歌剧中抽出。这样光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瓦格纳[39]、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40]，也不可能在这些显贵之家得到任何支持；为了让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维持旧日的高水平，为了让画家、雕刻家能够谋求生路，市民阶级得出手相助。恰好是犹太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和荣誉心，使他们站在第一线，努力维护维也纳文化，保持旧日的盛名和荣誉。他们从来就热爱这座城市，整个灵魂都倾注在这座城市里，但是只有通过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他们才感到自己有以此为故乡的权利，感到自己真正成了维也纳人。在公众生活中，犹太人平时其实发挥的作用很小；皇室的光彩使每一个私人的财富都显得黯然失色。国家领导的高级职位都是世代相袭，外交界是为贵族保留的，军队和高官是为古老世家所保留的，犹太人连试也不想试一试，野心勃勃地冲进这些特权阶层的圈子里去。他们很有分寸感，把这些传统的特权视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譬如，我记得我父亲一辈子都避免到萨赫尔饭店[41]去用餐，并不是为了节俭，因为这家饭店和其他大饭店价钱的差别也小得可笑，而是出于那种天生的敬鬼神而远之的自然的感觉：要他坐在一位施瓦尔德贝尔格亲王或者洛卜柯维茨亲王旁边的桌子上，他觉得不自在或者觉得不合适。只有面对艺术，在维也纳，大家觉得有同样的权利，因为爱情和艺术在维也纳被认为是共同的义务。犹太资产阶级出资相助，赞助维也纳的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难以估量。他们是真正的公众。他们坐满了剧院、音乐会，他们购买书籍、绘画，他们参观各种展览会，他们的理解力更加灵活，很少受到传统的羁绊，到处成为一切新鲜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锋。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大型艺术收藏都是犹太人促成的，几乎所有的艺术尝试也只有通过犹太人才得以完成；没有犹太资产阶级不断表示兴趣予以促进，维也纳由于宫廷、贵族和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的冷漠疏懒——他们宁可修建马厩，举行狩猎，也不促进艺术——维也纳在艺术方面就要落后于柏林，犹如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意志帝国一样。谁要想在维也纳推行什么新鲜事物，谁若作为外客想在维也纳寻找理解，寻找公众，就得去找犹太资产阶级；在排犹主义盛行的时候，仅仅有一次有人设法建立一座所谓的“民族剧院”，可是既找不到作家，也找不到演员和观众；几个月之后，“民族剧院”的计划可怜巴巴地破灭。恰好在这一例子上第一次表示出来：全世界赞为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东西，十分之九是一种被维也纳犹太人赞助、培养，或者甚至自己创造的文化。

因为恰好在最近几年，就像在西班牙同样悲剧性地沦落之前，——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变得非常多产，当然，并不是以一种特殊的犹太方式，而是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奇迹，让奥地利的、维也纳的特点得到最为积极的表现。高尔特马克[42]，古斯塔夫·马勒和勋伯格[43]变成音乐方面最有独创性的具有国际声誉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44]、莱奥·法尔[45]、卡尔曼[46]把华尔兹和轻歌剧的传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辉煌阶段。霍夫曼斯塔尔[47]、阿图尔·施尼茨勒[48]、贝尔-霍夫曼[49]、彼得·阿尔滕贝尔格[50]使维也纳文学享誉欧洲，这是格里尔帕策[51]和施蒂夫特[52]未能达到的水平。索能塔尔、马克斯·莱因哈特[53]又重新使维也纳在全世界享有戏剧之城的荣誉，弗洛伊德[54]和科学界伟大的泰斗们把人们的视线引到著名的古老大学[55]——作为学者、杰出的演奏家、画家、导演和建筑家，作为新闻记者，他们到处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毫无争议地占有崇高和最高的位置。由于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强烈的爱和他们适应环境的愿望，他们完全适应了维也纳的氛围，很高兴能为增加奥地利的荣誉而效劳；他们感到自己是奥地利的一员，这是在全世界面前完成的一项使命——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一再实话实说——欧洲、美洲在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中赞为重新复活的奥地利文化表现的一大部分，如果不说是绝大部分的成就都是维也纳犹太人做出的贡献，而犹太人在这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又达到了他们千百年来精神活动的最高成绩。几百年来没有出路的知识能量，在这里和这有些疲弱的传统结合起来，使之得到滋养，起死回生，大大提高，以新的力量和不懈的活力使之重新生机蓬勃；一直要等以后几十年才能证明，有人试图使用暴力使这个城市民族化，外省化，这对维也纳是犯了什么样的罪行，维也纳这座城市的意义和文化恰好在于多元化的因素交汇相遇，在于精神的超民族性上。因为维也纳的天才——一种特殊的音乐的天才——从来就是把各个民族、各种语言的矛盾兼容并包吸收进来，使之和谐，它的文化便是西方各种文化的综合；谁若在那里生活、工作，就会感到不囿于偏狭，并毫无成见。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这里那样更容易成为欧洲人。我知道，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在马可·奥勒留[56]时代就捍卫过罗马的精神，包罗万象的精神，我很早就学会热爱集体的思想，把它当作我心里的最高理想。

在那古老的维也纳，你日子过得很好，又轻松愉快又无忧无虑。北方的德国人居高临下地看着多瑙河边的邻居，既生气又不屑一顾；这些邻人并不“能干”，也不秩序井然，而是让自己活得乐享人生，吃得美味，经常庆祝，经常看戏，还演奏美妙悦耳的音乐。维也纳人没有德国人的“能干”，这种“能干”最后使其他各民族日子难过，民不聊生。也没有德国人这种贪婪地想要为天下先、处处冒尖的劲头，维也纳人喜欢气定神闲地谈天说地，喜欢舒舒服服地和大家呆在一起，以一种宽厚的也许有些不够严谨的亲切友好的态度毫无妒忌之心地让每个人都得到自己的一份。“自己活，让人活”，是维也纳人著名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在我今天看来，也比一切绝对命令更富人性。这个原则不可阻挡地在各个范围内都得到贯彻。不论贫富，不论是捷克人还是德国人，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尽管有时有些摩擦，都能和平地共同聚居，即便是政治运动或是社会运动，也都没有那种阴毒的仇恨情绪。这种仇恨情绪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毒的落后状况，渗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在古老的奥地利，人们是以骑士的方法互相斗争，在报纸上和议会里虽然互相诟骂，但是在发表了西塞罗[57]式的长篇大论之后，同样的这些议员又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者咖啡，彼此以“你”相称[58]；即使在卢埃格尔[59]作为反犹党人的领袖，成为维也纳的市长之后，在私人交往方面，也没有丝毫改变。我个人必须承认，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里，还是在文坛上作为犹太人，从未遇到过任何最微小的障碍或者轻视。从报纸上，每天都没有仇恨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从一张桌子传到另一张桌子。仇恨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分开来；那种像牲口和亡民的感觉，在大众生活中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得令人反感；在私人的举止和行为当中自由依然作为不言而喻的原则——这在今天已经几乎难以想象；人们在当时还不像在今天这样，把宽容视为软弱无能，而是把它赞为一种伦理的力量。

因为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个世纪并不是激情如炽的世纪。那是一个安排得井然有序的世界，层次分明，从容大度，一个不慌不忙的世界。新的速度的节奏还没有从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传到人的身上，时间和年龄还另有一种尺度，大家活得更为潇洒从容。我若试图唤醒我童年时代成年人在我心里的形象，我突然发现，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早早地就变得大腹便便。我爸爸我叔叔、我的老师、商店里的售货员，坐在乐曲架前面的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他们一上四十岁就已经变成身材肥胖、派头十足的先生们，他们步履缓慢，说话慢条斯理，谈话中总要捋一捋保养得很好的、往往已经灰白的胡子。但是灰发只是一种新的尊严标记，一个“老成的”男子，有意识地避免做出年轻人的手势和疯劲，认为这都很不合适。即使在我年纪很小的幼儿时代，我父亲还不满四十岁，我记不得，曾经看见他急急忙忙地跑上或者跑下楼梯，或者看见他以明显的方式急急忙忙地做过什么事情。急忙不仅算是不够高雅，事实上也很多余。因为在这个市民阶级建造成的牢固稳定的世界里，有着无数小小的安全措施和有力靠山，从来也不会发生任何突发事件。在外面世界发生的灾祸不会透过砌得很厚的墙壁，侵入到“安全稳定”的生活中来。布尔战争[60]、日俄战争[61]，即便是巴尔干战争[62]也丝毫没有侵入我父母亲的生活之中。他们翻阅报纸上的战争报导，就像翻阅体育栏目一样无动于衷。的确如此，奥地利境外发生的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它改变了他们生活的什么呢？在那风平浪静的时代里，在他们的奥地利没有国家暴乱，没有突然的货币贬值；倘若交易所里股票跌了百分之四或五，他们就认为出了“毛病”，就要皱着眉头说发生了“灾难”。他们抱怨“税收太高”，与其说是真正这样确信，毋宁说是出于习惯。所谓的高额税金与战后的税收相比，实际上只意味着给国家交了一点小额小费。人们在遗嘱里还十分仔细地确定，如何使孙子和曾孙的财产不致受到损失，就仿佛用一张看不见的借据就能够不受各种永恒势力的威胁，永保平安似的。与此同时，大家舒适地生活着，抚摩着他们小小的忧虑，就像抚摩他们善良温驯的宠物。对于这些小动物，说到底，他们并不害怕。因此，每当我偶尔捞到一份那些日子的旧报纸，读到关于一次小镇委员会选举的那些情绪激动的文章，试图回忆起宫廷剧院演出的剧目和它发生的小问题，或者我们年轻时因为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引发的那些不成比例的情绪大大激动，我总不由自主地发出微笑。所有那些忧愁是多么渺小，那个时代是多么风平浪静！我的父母亲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正好碰上了那个时代，他们的生活宁静、笔直，清清楚楚地把那时代从头经历到尾。可是尽管如此，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羡慕他们那一代人。因为他们似乎朦朦胧胧地生活在一切真正的苦难之外，生活在命运的阴险狡诈和种种势力之外，他们似乎生活在一切使心灵受到压抑，同时又使心灵奇妙地大大扩张的那些危机和问题之外！由于他们卷入安全之中，拥有财产，生活舒适，就不知道，生活也可以变成过分和紧张，会永远意想不到，和彻底遭到毁灭；他们信奉感人的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很少预感到，每一个破晓黎明的翌日都可能把我们的生活击成齑粉。即使在他们最恐怖的黑夜里，他们也不可能梦想到，人可以变得多么危险，同样也梦想不到，人又有多少力量来顶住各种危险，克服各种考验。我们，为生活的各种激流所驱赶，我们，与我们联系的所有的根源拔起，我们被驱赶到一个终点，又总是重新从头开始。我们既是未知的、神秘力量的受害者，又是这种力量驯从的仆人。对于我们而言，一切舒适，已成传说，而安全则已成为一种孩子气的幻梦，——我们从一个极点到另一个极点，感受到紧张情绪对永远的新鲜事物的战栗，一直感觉到我们肉体的每根纤维之中。我们岁月的每一小时都和世界的命运相结合。我们无论在受着苦还是充满愉悦之情，都远远超过我们渺小的人生，经历了时代和历史，而那些人则把自己局限起来。因此在今天，我们当中每一个个别的人，我们这代人当中最卑微的人对现实的了解，要比我们先辈最睿智的人多千百倍。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白送给我们的。我们为此付出了充分的有效的代价。

[1] 伊卡卢斯：希腊神话中人物，驾着蜡制的翅膀飞到天上，因离太阳太近，翅膀熔化而坠落。

[2] 摩拉维亚，现捷克东部一地区，当年属于奥匈帝国。

[3] 加里西亚，在今天的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部。

[4] 指十九世纪。

[5] 波希米亚，中欧古地名，位于现捷克共和国中西部。

[6] 犹太裔的罗特希尔德国际金融王朝的后裔。瓦尔特·罗特希尔德（1868—1937）成为英国动物学家。

[7] 犹太裔豪富家族的后裔亚伯拉罕·莫里茨·瓦尔堡（1866—1929）成为德国艺术史家。

[8] 恩斯特·阿尔弗雷德·卡西尔（1874—1945）成为德国哲学家。

[9] 犹太裔富豪之后齐格弗里特·萨松（1886—1967），英国诗人和小说家。

[10] 指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围城，最终被奥地利人击退。

[11] 克里斯多夫·格鲁克（1714—1787），奥地利作曲家。

[12]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1732—1809），维也纳古典时期作曲家。

[13] 沃尔夫冈·阿玛代乌斯·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14] 路特维希·凡·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

[15] 弗朗茨·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

[16] 约翰尼斯·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17] 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华尔兹之王。

[18] 李希诺夫斯基，埃斯特哈茨，均为奥地利贵族，以奖掖音乐著称。

[19] 指维也纳大学。

[20] 皇宫城堡，即奥地利皇室的宫殿所在。

[21] 美泉宫，即夏宫，拿破仑攻占维也纳后，曾下榻于此。

[22] 维也纳宫廷剧院一直被看作良好趣味的场所。茨威格以“廷臣”表示在宫廷里的“高贵绅士”完美无缺。茨威格在此指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巴尔达萨累·卡斯蒂利亚内在1528年发表剧本《廷臣》。

[23] 阿道尔夫·封·索能塔尔（1834—1909），奥地利著名演员，宫廷剧院终身演员。

[24] 约瑟夫·凯因茨（1858—1910），被认为是奥地利最伟大的演员之一，与茨威格有密切交往。

[25] 夏洛特·沃尔特（1834—1897），维也纳深受观众热爱的女演员，生于德国，死于维也纳。

[26] 弗里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1810—1849），波兰钢琴演奏家、作曲家。

[27] 弗朗茨·李斯特（1811—1886），奥地利-匈牙利作曲家、钢琴演奏家。

[28] 安东·格里果耶维契·鲁宾斯坦（1829—1894），俄国作曲家、钢琴家。

[29] 普拉特尔公园是位于多瑙河畔的一个自然游乐园。

[30] 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

[31] 玛利亚·特蕾西亚（1717—1780），奥地利女皇，1745至1765年在位。

[32] 约瑟夫二世（1741—1790），奥地利皇帝，1765至1790年在位。

[33] 莱奥波尔德二世（1745—1792），奥地利皇帝，1790至1792年在位。

[34] 弗朗茨二世（1768—1835），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1792至1806年在位；奥地利皇帝，1804至1835年在位。

[35] 费迪南一世（1793—1875），奥地利皇帝，1835至1848年在位。

[36] 弗朗茨·约瑟夫二世（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至1916年在位。

[37] 莫里茨·埃斯特哈茨伯爵，奥地利显贵，以资助音乐著称。

[38] 洛卜柯维茨、金斯基、瓦尔德斯坦因，均为奥地利显贵家族。

[39] 威廉·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是德国歌剧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40] 胡戈·沃尔夫（1860—1903），奥地利作曲家。

[41] 萨赫尔饭店，维也纳的豪华饭店。

[42] 高尔特马克（1830—1915），奥地利作曲家。

[43] 阿尔诺尔特·勋伯格（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

[44] 奥斯卡·施特劳斯（1870—1954），奥地利轻歌剧作家。

[45] 莱奥·法尔（1873—1925），奥地利作曲家。

[46] 埃默里希·卡尔曼（1882—1953），匈牙利作曲家。

[47] 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奥地利作家。

[48] 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作家，维也纳现代派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49] 理查·贝尔-霍夫曼（1866—1945），奥地利作家。

[50] 彼得·阿尔滕贝尔格（1859—1919），奥地利作家。

[51] 弗朗茨·格里尔帕策（1791—1872），奥地利古典文学的主要代表。

[52] 阿达贝尔特·施蒂夫特（1805—1868），奥地利作家。

[53] 马克斯·莱因哈特（1873—1943），奥地利著名戏剧和电影导演。

[54]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

[55] 指维也纳大学。

[56] 马可·奥勒留（121—180），古罗马皇帝，161至180年在位，也是哲学家。

[57]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法学家和哲学家。

[58] 在德语国家，“您”是正式交往中使用的敬语，只有亲朋好友之间才以“你”相称。

[59] 卡尔·卢埃格尔（1844—1910），奥地利政治家，基督教社会党人，反犹太主义者，1897至1910年曾任维也纳市市长。

[60] 布尔战争，是英国人与南非布尔人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历史上一共有两次布尔战争，第一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80年至1881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99年至1902年。

[61] 日俄战争，是指1905年日本和俄罗斯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

[62] 巴尔干战争，是指1912年至1913年之间在南欧为争夺处于崩溃前夕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属地而发生的两次战争。

二 上世纪[1]的学校

国民小学毕业后我被直接送去上文科中学，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每一户有钱人家为了社交的缘故，十分注意，家里要有个“有教养”的儿子：他们让儿子学法文、英文，让他们熟悉音乐，先延请家庭女教师，然后聘请家庭教师教他们举止得体。只有受到所谓的“学术”教育，去上大学，在那“开明的”自由主义的时代才获得充分的价值。因此每个“上流”家庭的雄心壮志便是至少有一个儿子在姓名前面要加上一个什么博士称号。这条一直通向大学的道路相当漫长，绝不平坦。五年国民小学，八年文科中学得在硬板凳上度过，每天上五六个钟头课，课余时间得做作业，另外普通教育又要求学生放学之后要学法文、英文、意大利文，这些“活”的语言，外加古典文字希腊文和拉丁文——这就是五门语言，再加上几何和物理，以及其它的教学科目，内容繁多，不胜其烦，几乎就没有发展体育、进行运动和散步的时间，尤其没有欢欣和娱乐的余地。我模糊地记起，我们还是七岁孩童的时候，得学唱一首什么关于“欢乐、幸福的童年”的歌曲，我们得背诵歌词，齐声合唱。这首简单幼稚的小歌子的旋律还在我耳际回响，但是歌词在当时我就觉得拗口，唱不出来，更没有让我信服，牢记在心。因为我整个的学习时间，说老实话，不是别的，只是不断叫人感到无聊、厌烦，由于急于摆脱这单调重复的课程，这种情绪逐年增长。我想不起来，在那单调乏味、毫无心肝也没头脑的学校教育里，曾经“欢快”过，“幸福”过。这种学校教育，彻底毁掉了我的人生中最美好最自由的年代。我甚至承认，看见本世纪儿童的童年不知可以发展得多么幸福、自由，独立自主，我今天还不由自主地心生某种妒忌。看到今天的孩子，大大方方地，几乎平起平坐地和老师们聊天，毫无恐惧地到学校去上课，不像我们总感到犯有过错似地跑去上学，看到他们在学校里和在家里可以公开地承认他们年轻的好奇心里有些什么愿望，什么爱好，——我总觉得难以想象他们是些自由自在的、独立无羁的、自然而然的人。而我们一踏进这幢令人憎恶的房子，就仿佛不得不缩起脖子走路，唯恐额头碰到了那看不见的枷锁。学校对我们而言就是强制、荒漠、无聊，在这里得把“不值得知晓的东西当作科学”，分成仔细切开的几块吞食下去，尽是些烦琐的材料，或者弄得十分烦琐的材料。我们感觉到，这些东西和现实的兴趣不可能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并非为了生活而进行的沉闷的、荒凉的学习，是为学习而学习，这是陈旧的教育学强加给我们的学习。我得感谢学校的唯一真正令人兴高采烈的幸福时刻，乃是我永远在身后关上校门的那一天。

并不是我们奥地利学校本身就很糟糕，相反，所谓的“教学计划”是根据上百年的经验认真仔细地制订出来的。倘若传授得法，给人启示，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极为有益、相当包罗万象的教育的基础。可是正因为通过它细致的计划性，和它干巴巴的格式化，我们的课堂教学便变得非常干瘪而又呆板，成了冷冰冰的教案，从来也不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只是像个自动机似的用数字标明：“良好、及格、不及格”，看学生达到教学计划的“要求”到什么程度。恰好是这种对付学生时的毫无人情爱意，这种冷漠的公事公办，军营气息十足的氛围，无意之中使我们都十分恼火。我们得学完我们规定的课程，并且考察我们学到了什么。在八年里，没有一个老师问过一次我们自己渴望学习什么。这样，每个年轻人暗自向往的，那种促人蓬勃向上的冲劲就完全不见踪影。

我们的校舍在外表上就表现出这种冷漠。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建筑，五十年前匆匆忙忙地以低廉的价钱随随便便地建造而成，冷冷的四壁马马虎虎地刷了石灰，低矮的教室没有一张图画或者其余养眼的装饰。整幢房子都散发出规规矩矩的气息，这座教育军营有一些陈旧的饭店的家具，以前已经有无数人使用过，今后将会被无数人漠不关心或者心存反感地继续使用；直到今天我还忘不了这幢房子和所有奥地利官厅都沾有的那种霉味浓重、带有腐臭的气息，我们这里称之为“国家财产的”味道，这是温度太高，过于拥挤，没有通风的房间发出的怪味，一直沾在人们的衣服上和灵魂上。学生两个两个地坐在低矮的板凳上，就像囚犯坐在苦役船上那样。板凳让人脊背弯曲，一直坐到你骨头发痛；冬天，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摇曳的蓝幽幽的灯光，照在我们的书上。夏天则相反，仔细地关上窗户，免得学生的目光做梦似的投到小小方框之中的蓝色天空，神游天外。那个世纪还没有发现，没有长足的年轻人的身体需要空气和活动。五六个钟头一动不动地坐着，只给十分钟休息时间在阴冷狭小的走廊里度过，似乎就够了。一个星期我们有两次被带到体操馆去，那里窗户紧闭，每走一步地板上就扬起一米高的灰尘。我们就在那儿毫无意义地暗中乱摸着；这一来就算满足了卫生的要求，国家按照罗马人格言：“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拉丁文：“健康的思想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对我们尽到了义务。许多年之后，我一走过这幢阴郁的衰败的房子，总感到如释重负，再也不需要踏进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囚牢了。当这座庄严的学校庆祝它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庆典时，我作为当年的优秀学生应邀在部长和市长面前发表一篇贺词，我彬彬有礼地予以婉拒。我对这所学校不存在感激之情，每说一句感谢的话都是撒谎。

我们的老师，对于学校的这种令人绝望的状况也毫无过错。他们既不好也不坏，不是暴君，可是另一方面也不是出手相助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奴气十足地死死捆在条例上面，捆在官方制订的教学计划上面，他们有他们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就像我们有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一样——我们很清楚地感觉到——中午放学的钟声敲响，他们和我们都获得自由，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高兴。老师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为什么要恨我们呢，因为他们对我们一无所知，只过了几年，他们还认得我们当中极少数人的名字。根据当年的教学方法，他们关心的只是记下“这个学生”在上次作业中犯了多少错误。他们高高在上地坐在讲台上，我们则坐在下面。他们提问，我们必须回答，除此之外我们之间便毫无联系，因为教师和学生之间，讲台和学生座位之间，明显的上面和明显的下面之间有着一道看不见的“权威”的障碍，阻止了我们相互之间的一切联系。一个老师得把学生当作一个个人来观察，这要求老师对学生特别的个性有特别深入的了解，或者甚至于得对学生进行观察，写出“报告”。这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在当年却远远超出老师的权限和他的能力之外。另一方面，师生之间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又会削弱老师的权威，因为这一来就把我们做“学生”的提到老师，提到“上级”的同一水平之上。对我而言，说明我们和我们的老师之间，无论精神上还是心灵上毫无关联的最典型的事件乃是，我把老师们所有的姓名和脸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我的记忆力近似照相一样清晰，还保留着讲台和教师登录学生成绩的记分册。我们总想对这记分册瞄上一眼，因为里面有我们的成绩；我看见这本小小的红皮笔记本，老师在里面标明我们的优劣名次，用黑铅笔记上数目字。我看见我自己的作业本，上面写满了老师用红笔做的批改。但是在我面前，我看不见一张老师的脸——也许因为我们站在老师面前总是低垂着眼睛，要不就是眼神漠不关心。

厌恶学校并不是什么个人的态度；在这枯燥烦琐的学校里，我们最好的兴趣和企图受到阻碍，我们感到无聊，受到压抑。我想不起来，我的同学当中，有谁不对此感到憎恶。可是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青少年时代这种没有感情没有灵魂的教学方法，并不是由于国家机关的马虎懒散所致，而是在这里面有某种当然是严加保密的目的所在。我们面前的或在我们头上的世界把它们所有的思想都对准了安全崇拜。它们并不喜欢年轻人，或者不如说，它们对年轻人始终都不信任。资产阶级社会对自己制度的“进步”，对社会的秩序沾沾自喜，宣扬在生活的各种形式方面，中庸之道和稳步前进是人们唯一行之有效的美德。任何促使我们前进的匆忙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个古老的国家，由一位年迈苍苍的皇帝统治着，由年老的部长们管理着，是个毫无野心的国家，一心只希望通过抵制在欧洲范围内出现的一切激进的变化，能够安全无恙地保留下来。年轻人出于本能总是要求出现快速的激烈的变化，因此被看成是一种很成问题的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期地摒除在外，或者遭到压抑。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舒舒服服地度过我们在校学习时期，我们先得耐心忍耐，才能求得任何形式的步步高升。这样不断排斥的结果，年龄的差别，就获得了和今天截然不同的价值。一个十八岁的高中生被当作孩子一样对待，倘若被当场抓获在抽香烟，就要受到惩罚，要想离开教室出去解手，得十分驯顺地先举起手来；即便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也被看作乳臭未干，到了四十岁还被认为尚未成熟，不能担任要职。有一次发生了令人惊讶的意外状况，古斯塔夫·马勒三十八岁就被任命为宫廷歌剧院的经理，整个维也纳都大吃一惊，窃窃私语：竟然把全国第一的艺术机构托付给了“这样年轻”的一个人去掌管，（他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才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他们毕生的事业。）认为每个年轻人都不怎么可靠，在当年任何圈子里都有这样一种怀疑。我父亲从来也不会在他的企业里接纳一个年轻人。谁若不幸长得特别年轻，到处都得克服别人对他的怀疑。年轻竟然会成为步步高升的阻力，只有年长才成为优点，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完全改变了的时代，四十岁的人竭尽全力想看上去像个三十岁的人，六十岁的人又想变成四十岁。在今天，年轻使人显得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充满自信，而在那个安稳的年代，每个想要飞黄腾达的人，设法采用一切可以想象的伪装，使自己显得老气一些。报上推荐使胡须加快生长的手段，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医生，刚通过医学考试，就蓄起浓重的胡须，即使毫无必要，也都戴上金丝边的眼镜，只是为了让他们的第一批病人心里可以产生他们“经验丰富”的印象。他们穿上长长的黑色小礼服，走起路来四平八稳，如果可能，就微微地突出一个小胖肚子，为了体现这种渴望的庄重老练。谁若有野心，在那个怀疑年轻人浮而不实的时代，至少在外表上要拒绝显得年轻；还在六、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拒绝再背书包，为了不至于让人看出自己还是个中学生，我们就拎起公文包。今天我们看来，值得羡慕的一切优点，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信心十足、勇敢进取、好奇心切、生活乐趣，在那个只求“稳定”的时代，全都显得十分可疑。

只有看到了这一个奇特的态度，才可以理解，国家只把学校用来充当维护其权威的工具。我们首先得培养把现存的一切尊为完美无缺，老师的意见视为正确无误，父亲说的话当作无可辩驳，国家的各种机构看成绝对需要，万古长存。那种教育学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即使在家里也须奉行的是，年轻人日子不可过得过于舒适，在给予年轻人什么权利的时候，他们同时应该学会，他们还须尽些义务，尤其有义务完全听话。我们从一开始就得牢记，我们这些在生活中还一无建树、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得对人家给予我们的一切都要心存感激，不要提出任何问题或者要求。在我当时，从最小的时候开始，就施行这种愚蠢的恐吓手段。使女们和愚蠢的母亲们吓唬三四岁的孩子，如果不立即停止吵闹，她们就要把警察找来。我们还是中学生，他们就威胁我们，要是在哪门副科上面成绩不好，就不让我们继续上中学，而要我们去当学徒，学门手艺——在市民阶级范围内，最可怕的威胁就是跌回到无产阶级当中去，——要是年轻人真心诚意地渴望获取知识，向成年人就严肃的时事问题寻求解答，成年人就回答一句：“这个问题你现在还不懂。”把年轻人给打发了。在所有的地方，他们都采用这种技术，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国家机关里。人们不遗余力地嘱咐年轻人，他还没有“成熟”，他还什么都不懂，他只需要充满信任地侧耳倾听即可，永远不要自己插嘴，更不要作出反驳。因此，在学校里，高高在上地坐在讲台上的老师这个可怜虫，就得摆出一副不可接近的泥塑木雕的神明模样，把我们整个的感觉和愿望全都限制在“教学计划”之中，至于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那都无关紧要。按照他们时代的精神，他们真正的使命与其说是要使我们上进，毋宁说是要拉我们后腿；不是塑造我们的内心，而是尽可能使我们毫不反抗地适应安排就绪的国家机构，不是提高我们的精力，而是加以规范，拉到同一水平。

对年轻人施加的这样一种心理上或者不如说是有违心理学的压力，只可能产生两种效果：不是起到麻痹就是起到激励的作用。这种荒谬的教育方法造成了多少“自卑感”的案例，可以参看心理分析师记录的档案。这种自卑感恰巧由那些自己也上过我们古老的奥地利学校的人揭发出来，也许并非偶然。我个人感谢这种压力，很早就显示出一种渴求自由的激情，其强烈程度是今天的年轻人所不会拥有的，另外又激起我对一切威权行为的仇恨，仇恨一切“居高临下”的说话方式。这种仇恨陪伴了我整个一生。年复一年，这种对一切不容争辩的教条主义的东西的反感，渐渐成为我的本能。我都已经忘记，这种反感从何而来。有一次我在举行讲演之旅的途中，有人给我选择了大学的一座宽大的听课大厅。我突然发现，我得从一座讲台上向下讲演，而听众则坐在下面的板凳上，就像我们当年作为学生乖乖地坐着听讲，不得发言，不得反驳。我突然觉得很不自在。我回忆起，在我所有的中学年代，这种居高临下的讲话不亲切不友好，极富威权、教条十足，使我受苦良多，我突然心生恐惧，我这样从讲台上向下讲话也同样会显得很不亲切，就像当年我们老师讲课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一样。有了这种心理障碍，我这次讲演也就成为我一生中所作的最糟糕的一次讲演。

直到十四五岁，我们在学校里还混得不错。我们拿老师开玩笑，我们怀着冷冷的好奇心学习课文，然后，学校让我们感到无聊、感到讨厌的时刻来临。一个奇怪的现象悄然发生：我们是作为十岁的男孩上这文科中学的，八年中学过了前面四年，我们就觉得在精神上已经超过了我们中学，我们本能地感到，我们已从学校学不到什么本质性的东西，有些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甚至比我们可怜的老师们知道得更多。他们从上大学起，就再也没有凭着自己的兴趣打开过一本书。另外一种矛盾对立也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让人感到，我们平时就是屁股坐在板凳上，已经听不到什么新鲜知识，或者值得我们知道的知识。校外是座充满了千万种启发的城市，是座有剧院、博物馆、大书店、大学、音乐的城市，每天都给我们带来其他令人惊讶的事情。于是我们憋足了劲的求知欲，精神上、艺术上、享乐上的好奇心，在学校里找不到滋养，全都热情饱满地倾注在校外发生的一切上面。起先只是我们当中的两三个人发现自己身上有这种艺术的、文学的、音乐的兴趣，接着是十几个，最后几乎是全班同学都有所发现。

因为激情在年轻人身上，就像是一种传染病。在班上会一个传一个，就像麻疹或者猩红热。这些新受洗入教者怀着他们孩子气的虚荣强盛的野心，尽可能迅速地在知识方面试图超越其他同学，他们便互相追逐个不停。这种激情究竟采取什么方向，其实纯属偶然。要是在一个班上有个集邮爱好者，他很快就会使十几个人成为同样的傻子。要是有三个人迷上了舞蹈演员，那么其余的人也会每天守在歌剧院通向舞台的后门口。比我们低三个年级的一个班里，迷上了足球，比我们高一个年级的一个班里，热衷于社会主义或者托尔斯泰[2]。我碰巧分在一个痴迷于艺术的一班同学当中，这也许对我整个人生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其实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热情在维也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报纸赋予文化事件特别多的篇幅，不论到哪儿去，前后左右都能听见成年人在讨论歌剧院或者宫廷剧院。在所有的纸品商店里，著名演员的照片陈列在橱窗里，而体育一直被认为是件粗鄙的事情，文科中学生去搞运动依然被认为应该羞愧。电影艺术连同它的公众理想还没有发明，便是在家里也不必害怕有人会反对我们上剧院。剧院和文学不同于玩纸牌或者追女孩，算是“无邪”的爱好。说到底，我父亲和所有维也纳的父亲们一样，年轻时也热衷于剧院。他怀着类似的激情观看过理查·瓦格纳指挥的《洛恩格林》的演出，就像我们观看理查·施特劳斯[3]和盖哈特·豪普特曼[4]的剧作首演一样。因为我们这些文科中学生每次首演都要挤着去看，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第二天早上那些运气好、看了戏的同学在学校里设法讲述演出的每一个细节，在他们面前，没有去看演出的人，会羞愧成什么样子？要是我们的老师不完全无动于衷，他们应该注意到，首演前的那天下午，全班学生的三分之二都会神秘兮兮地请了病假，因为我们在下午三点就得去排队，弄张我们唯一看得起的站票。严格审视一下，老师们同样应该发现，在我们拉丁语法书的封面里，夹着里尔克[5]的诗篇。我们的数学练习本，用来抄写那些借来的书籍里含有的美丽诗歌。我们每天都发明新的技术，把无聊的上课时间用来阅读我们爱看的作品。老师在上面发表讲过多次的关于席勒[6]的《纯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报告，我们在板凳下面，悄悄地阅读尼采[7]和斯特林堡[8]的作品。我们老实巴交的老师从来也没听见过他们的名字，犹如一阵热病传遍我们全班，大家都想知道在艺术、科学各个领域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想知道，都想了解；下午我们常常挤到大学里去，和大学生一起，听他们的课。我们参观艺术展览会，我们走进解剖室，看他们解剖尸体。我们到处伸出我们的鼻子，对每一件事情，对所有的事情都十分好奇。我们悄悄地溜进去听爱乐交响乐团的乐师们排练；我们去淘旧书店，我们去查看书店的书目，以便立刻弄清楚，昨天至今天又出了多少新书。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拼命念书，落到我们手里的书籍，我们全都拿来阅读。我们从每个公共图书馆借来书籍，我们再互相转借我们可以弄到的图书。但是我们学习一切新鲜事物的最佳学校乃是咖啡馆。

要想了解这点，首先得知道，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个特别的机构，世上没有类似的机构可以和它相提并论。它其实是一种民主俱乐部，只要喝一杯便宜的咖啡就能参加。每个人花这点钱就能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讨论、写作、玩牌、收领邮件，尤其可以阅览数量无限的报纸和杂志。在一家比较高级的维也纳咖啡馆里，陈列着维也纳所有的报纸，不仅如此，还有整个德意志帝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报纸，以及世上所有重要的文学艺术的杂志，有《法兰西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同样还有《新观察报》（Neue Rundschau）、《工作室》（Studio）和《伯尔林顿杂志》（Burlington Magezine）。所以我们对于世上发生什么事情，总获得第一手材料。我们知道每一本新出的书籍，知道每一场演出，不论它在哪里上演，把各报的评论加以比较；也许再也没有比在咖啡馆里这样全面了解世上发生的所有事件，同时又在友好的圈子里进行讨论，对于奥地利人脑子灵活和视野开阔更有贡献的了。我们每天一连几小时坐在咖啡馆里，什么事情都看在眼里。多亏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对于艺术事件的五颜六色的全貌，不是用两只眼睛审视，而是用二十只，四十只眼睛注视。第一个人忽视的东西，第二个人代替他看清了。既然我们孩子气地争强好胜，以一种运动场上的雄心壮志，不断地追求最新的，最最新的知识，想要超过别人，我们便不断地处于冀求获取轰动新闻的妒忌之中。譬如我们讨论当时还备受贬抑的尼采时，我们当中有人突然摆出一副极富优越感的样子，说道：“可是在自我中心思想方面，克尔恺郭尔[9]要比他优越。”我们立刻不安起来：“克尔恺郭尔是谁？居然某甲知道他，我们却不知道？”第二天我们便都冲进图书馆，找出这位早已湮没无闻的丹麦哲学家的作品。因为别人知道的什么陌生的东西，我们却不知道，这是很丢脸的事情。恰好是发现或者预见最近的、最新的、最古怪的、异乎寻常的东西，还没有人知道，尤其是我们可尊敬的报纸还没有广为宣传的东西，这才是我们的激情所在（这种激情我个人还保持了多年之久）。恰好是了解那些一般人还没有公开承认的东西，知道那些难以得到的、稀奇古怪的，别致新颖、趋向极端的东西特别刺激我们去喜欢它们。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这样遮遮掩掩，这样偏远冷僻，我们集体的、互相竞争的好奇心不能从它隐蔽的地方把它搜寻出来。斯台芬·格奥尔格[10]或者里尔克的作品在我们上中学期间多次发行，每一版二三百本，其中充其量有三四本传到维也纳，没有一个书店老板把它们存在书库里，没有一个公开的评论家曾经提到过里尔克的名字。但是我们这伙人凭着意志的奇迹，知道每一首诗，每一行字。我们这些没长胡子，尚未长足的年轻小伙子，白天还不得不去坐在学校的硬板凳上，实际上的确成为一个年轻诗人可以梦寐以求的理想的读者群，好奇心切、怀有批判精神，可又善于理解，自己热情洋溢，又能感染别人。因为我们激情奔放的能力是无边无际的，上课期间，上学去的路上和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咖啡馆里，在剧院，在散步时，我们这些还未成年的小伙子，这些年里什么也没干，尽在讨论书本、绘画、音乐、哲学；谁在公众场合露面，不论是当了演员还是当了指挥，是发表了一本书还是在报上发表了文章，都变成耀眼的星辰出现在我们的天空中。几年后我在巴尔扎克描写他青少年时代的书中读到这句话：“我觉得名人对我而言就像是天神，他们不说话，不走路，不吃饭，不像别人。”简直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也有同感。在马路上见到古斯塔夫·马勒，对我们而言是个重大事件，可以作为个人的胜利，第二天骄傲地向同学们报告。有一次，有人把我这个孩子介绍给约翰尼斯·勃拉姆斯。他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这个不同凡响的事件，弄得我一连几天都晕晕乎乎。我作为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虽说只是模糊地知道勃拉姆斯做出了什么贡献，但是仅仅是他享有盛誉这一事实，他头上独创艺术家的光圈，就对人施加了令人震撼的威力。盖哈特·豪普特曼的剧作，在宫廷剧院首演，还没开始排演，已经使我们全班心烦意乱好几个礼拜；我们溜到演员和渺小的群众演员身边，想比别人更早知道此剧的情节和演员的阵容；我们到一个宫廷剧院的理发师那儿去理发（我并不羞于把我们干的荒唐事都说出来），只是为了获取关于沃尔特或者索门塔尔的一段秘密的消息。低年级的一个学生受到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一些同学的特别关爱：我们用各式各样的小礼物讨好他，就因为他是歌剧院的一名负责灯光照明的检查员的侄儿。我们通过他有时悄悄地溜到舞台上去偷看排练，一登上这座舞台我们就感到浑身战栗，超过但丁升上天堂迈进圣人圈子时感到的战栗。荣誉的光彩夺目的威力对我们而言是如此强大，即使隔开重重阻碍，也使我们对它产生敬畏。一个可怜的小老太婆在我们眼里成了超凡入圣的人物，就因为她是弗朗茨·舒伯特的侄孙女。即便是约瑟夫·凯因茨的贴身仆人，我们在大街上碰见，也尊敬地目送他远去，就因为他一个人有幸贴近这位最受人热爱、最富有天才的演员。

理查·施特劳斯

盖哈特·豪普特曼

今天我当然清楚地知道，在这种不加选择的热情当中夹杂了多少荒唐的事情，有多少仅仅是相互模仿，有多少仅仅是运动场上不甘落后的热情，有多少是孩子气的虚荣心，觉得自己关心艺术，能够傲视周围的亲戚和老师，他们对文艺一窍不通。直到今天，我还惊讶不止，我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激发起文学的激情，在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多少东西。我们不断讨论，认真分析，多么早就拥有了批判性的辨别能力。我在十七岁时不仅知道波德莱尔[11]或者瓦尔特·惠特曼[12]的每首诗歌，还能背出其中重要的诗篇。我想，在我今后整个一生中，都没有再像在中学和大学这几年里这样认真地读过书。十年后才为一般公众尊敬备至的姓名，不言而喻，我们已很熟悉，便是昙花一现的姓名，由于我们热心记取，也已留在我们记忆之中。我有一次告诉我尊敬的朋友保尔·瓦雷里[13]，我和他在文学上神交已久。三十年前我就已经读过他的诗篇，喜欢他的诗歌。瓦雷里温和地冲着我笑道：“亲爱的朋友，您别骗我！我的诗歌到1916年才出版呢。”我便详详细细地向他描绘一番我们1898年在维也纳找到的刊载他最早诗歌的那份小文学杂志的颜色和开本。他不胜惊讶地说道：“这个刊物在巴黎几乎没有人知道啊，您怎么在维也纳弄到它了？”我便回答他：“就像您作为中学生在您所在的外省小城读到过马拉美[14]的诗歌，而文坛对他却还并不了解一样。”他同意我的意见：“年轻人发现他们自己的诗人，因为他们一心想要发现他们。”事实上这阵风还没有吹过国境，我们就已经嗅到，因为我们一直张开鼻翼生活着。我们发现新鲜事物，因为我们想要这新鲜事物，因为我们渴望得到一些属于我们，只属于我们的东西，——而不属于我们父辈们的世界，不属于我们四周人们的世界。年轻人就像某些动物，拥有一种出色的善辨风向的本能，所以我们这代人，在我们的老师和大学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感觉到，随着旧世纪的终结，在艺术观点上也有一些东西告终，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一场价值的转变已经开始。我们父辈时代的出色、作品扎实的大师——文学中的高特弗里德·凯勒[15]，戏剧中的易卜生，音乐中的约翰尼斯·勃拉姆斯，绘画中的赖贝尔[16]，哲学中的埃杜阿尔特·封·哈特曼[17]——我们觉得他们表现了整个安全世界的悠闲自得；尽管他们在技法上，在思想上超群出众，已经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些大师清冷缓慢的节奏，对于我们这些躁动不宁热血沸腾的人的节奏很是陌生，已经和我们时代加快的速度很不合拍。恰好在维也纳生活着更加年轻的一代德国人最为警觉的精神，赫尔曼·巴尔[18]，他作为一切未来的即将来临的一切，是个精神上的打手。他愤怒地挥拳打向四方，凭着他的帮助，“分离派（Sezession）”[19]才得以在维也纳打开局面，画展上使得古老流派大吃一惊，展出了来自巴黎的印象派和点画派（pointillist）[20]，挪威的蒙克[21]，比利时的罗普斯[22]以及一切想象得到的激进主义者；这一来也同时为他们遭到忽视的先驱者格吕纳瓦尔德[23]、格累柯[24]和戈雅[25]打开了道路。人们突然之间学习了一种新的观看法，同时在音乐中通过穆索尔斯基[26]、德彪西[27]、施特劳斯和勋伯格学到新的节奏和声调。在文学上，通过左拉[28]、斯特林堡和豪普特曼开始了现实主义，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29]，开始了斯拉夫的魔力，通过魏尔伦[30]、兰波[31]、马拉美开启了抒情的语言艺术的一种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升华和凝练。尼采进行了哲学的革命；一种更大胆更自由的建筑术，取代了古典主义的奢华堆砌，宣告了不加修饰的实用的建筑物的出现。突然之间，古老的、舒适的秩序给破坏了。它那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正确无误的“审美之美”（汉斯利克[32]）的标准成了问题。正当我们“结实牢固的”市民阶级报纸的官方评论员们，对这些往往是大胆放肆的实验惊愕不止，试图用“颓废”或者“无政府的”这样的咒语来阻止这股不可遏制的洪流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却热情满怀地投身到浪花最为汹涌的波涛中去。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我们的时代已经为我们而开始，在这个时代里，年轻人终于得到了他们的权利。于是我们焦躁不安地四下寻觅探索的激情一下子变得意义明确：我们这些坐在学校板凳上的年轻人在这些为新艺术而进行的狂野的，有时往往是暴烈的战斗中也能参加作战。什么地方进行一场试验，是演出一出魏德金德[33]的戏剧，还是举行一次新抒情诗的朗诵会，我们准会在场，不仅用上我们心灵的全部力量，也会用上我们双手的力气；我亲眼看到在阿诺德·勋伯格青年时代创作的无调性音乐的乐曲举行初演时，有个男子使劲发出嘘声，我的朋友布绪贝克也同样使劲地给了他一记耳光；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是每种新艺术的突击部队和先头部队，只因为这艺术是新的，只因为它要为我们而改变世界，现在轮到我们这些人，按照我们的意思过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事业正蒸蒸日上”（拉丁文：nostra ves agitur）。

但是使我们对这种艺术产生无限兴趣并且无限吸引我们的，还有另外一点。这种艺术几乎完完全全是一种年轻人的艺术。在我们父辈这一代人，一位诗人，一位音乐家，先要经受“考验”，适应了资产阶级社会从容不迫、四平八稳的品味方向之后，才能获得威望。人们教育我们该尊敬的所有的人，举止态度也令人尊敬。他们有着漂亮的打了蜡的胡须——维尔勃兰特[34]、艾伯尔斯[35]、费利克斯·达恩[36]、保尔·海泽[37]、伦巴赫[38]，这些早已湮没无闻的那个时代的宠儿——身穿诗意的天鹅绒外套。他们摆出沉思的目光让人照相，总是摆出一副“很有尊严”“诗意浓郁”的姿态，他们的举止就和宫廷顾问和达官贵人一样，也像他们一样挂满了勋章。年轻的诗人或者画家或者音乐家充其量只能称作“很有希望的天才”，相反，积极的赞许暂时存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小心谨慎的时代不喜欢在一个人没有做出过长年“扎扎实实”的成绩，没有经受过考验之前过早表示恩宠。新涌现出来的诗人、音乐家和画家却都是年轻人；盖哈特·豪普特曼突然从籍籍无名的状况脱颖而出，三十岁上就君临德国舞台，斯台芬·格奥尔格、赖纳·玛利亚·里尔克都是二十三岁，——这就是说，比奥地利的法律规定人们成年的年龄还早就蜚声文坛，赢得了绝妙的一群追随者。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一夜之间便涌现出以阿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理查·贝尔-霍夫曼[39]、彼得·阿尔滕贝尔格[40]组成的“青年维也纳”小组。这些作家的作品里，典型的奥地利文化提炼了一切艺术手段，第一次获取了欧洲声誉。但是尤其是一个人的“形象”使我们着迷，使我们迷惑，使我们陶醉，使我们热情高涨，那就是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的奇妙的无与伦比的形象。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个几乎和我们同年的少年身上，不仅看到了我们最高的野心得以实现，也看到了绝对诗意的完美体现。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这一现象是少年得志的伟大奇迹之一，永远值得纪念；在世界文学中除了济慈[41]和兰波之外，这样年轻就精准掌握语言，只有他写得出思想如此高远的文字，最平常的字句竟渗透如此浓郁诗意，实在没有先例，像他这样了不起的天才，才十六七岁就写出难以磨灭的诗句和至今尚未被人超越的散文，必将载入德语永恒的青史之中。他的突然开始，同时也臻于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一现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难以第二次出现。因此首先听到这一消息的几乎都把这难以置信的事情视为超自然的事件，惊愕不止。赫尔曼·巴尔常常向我谈到他办的杂志从维也纳收到一个名叫“洛里斯”的人写的文章，不知道此人是谁，着实大吃一惊——当时中学生不许以真实姓名公开发表作品。在他从世界各地收到的投稿中，从未有过一篇文章，语言是如此空灵轻盈，典雅高贵，仿佛不经意地就把这样丰富的思想洒了一地。“谁是这个‘洛里斯’，谁是这个陌生人？”——他问自己，肯定是位年老的长者，多年来持续不断默不作声地把他的知识加以提炼，在神秘的幽居密室中把语言的最纯净的精华炮制成一种几乎使人癫狂的魔力。这样一位智者，这样一个获得上帝恩宠的诗人就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而他居然从未听人说起过这位天才！巴尔立即回信给这位陌生人，约好在一家咖啡馆晤谈——就是那家著名的格林斯泰德尔咖啡馆，年轻的文坛新秀的司令部。一个身材颀长，还没长胡子的高中生，穿着男孩子穿的短裤，迈着轻捷的、迅速的步伐走到巴尔的桌前鞠躬致意，用他那高亢的没有完全变声的嗓子干脆果断地说道：“我叫霍夫曼斯塔尔！我就是洛里斯。”若干年后，巴尔谈到他初遇霍夫曼斯塔尔时的惊愕之情还激动不已。他起先根本不能相信，一名中学生还鲜有人生经历就已拥有这样的技巧，这样的远见，这样广阔的视野，这样深邃的眼光，这样惊人的洞察力！阿图尔·施尼茨勒向我叙述的几乎是同样的故事。施尼茨勒当时还是一名医生，他所取得的最初的文学上的成功似乎还无法保证他生活的安定；但是他已是“青年维也纳派”的领袖。更加年轻的作家乐于向他请教，请他提出忠告，作出评判。纯粹是机缘巧合，他认识了这个身材高挑的年轻高中生。这个中学生机敏聪明，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中学生请求向他朗读一出小型诗体剧本，施尼茨勒便邀请他到自己的单身汉寓所去，当然心里并不抱多大的期待——他心想，无非是一出高中生的剧本，多情善感，伪装典雅而已。施尼茨勒请来了几个朋友，霍夫曼斯塔尔穿着男生穿的短裤如约而至，有点紧张，有点拘谨，开始朗读。施尼茨勒对我说：“过了几分钟，我们大家突然都竖起耳朵仔细谛听，彼此交换目光，不胜惊讶，几乎可说惊愕不已。这样精美绝伦的诗句，形象如此鲜明，无懈可击，感人至深的音乐性，我们还从来没有从一个活生生的诗人身上听见过。是啊，歌德之后几乎不可能听见这样的诗作。但是除了这种绝无仅有的把握形式的高超能力之外（从此之后还没有一个人在德语方面达到这一地步），更为奇妙的乃是这个男孩对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只可能来自魔力般的本能。他白天可要在学校里上课啊。”霍夫曼斯塔尔念完，大家都不吭气。施尼茨勒对我说：“我感到，生平第一次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天才。我这整个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震撼过。”谁若十六岁就开始——或者不如说，不是开始，而是一开始就成功——想必是歌德或者莎士比亚的一个弟弟。的确，他那炉火纯青的状况似乎越来越臻于清纯至极的程度：在这第一出诗体剧本《昨日》之后，又发表了宏伟壮阔的断片《提香[42]之死》，在这个断片里，德语也提升到意大利语的优美音韵之中。接着是诗歌，每一首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重大事件。几十年后，直到今天，我还能一行一行地背出来。再就是小型戏剧和那些知识丰富、艺术理解力正确无误、观察世界的目光宽阔辽远的文章，把这一切像凭借魔力似的压缩在这十几页有限的篇幅里：这位高中生，这位大学生所写的一切，犹如水晶玲珑剔透，由内向外散发晶光，朦胧而又炽烈。他的诗歌、散文，犹如伊米托斯[43]（Hymettos）的蜂蜡在他手里，用起来得心应手。每部作品都像借助一个难以重复的奇迹，达到恰如其分的尺寸，增一分太多，减一分太少。你总会感到，有一个无意识的东西，无法理解的东西神秘莫测地在暗中指引他走这些道路，通向迄今为止无人问津的地方。

魏尔伦

瓦雷里

施尼茨勒

这样一个奇妙的现象如何教育我们，吸引我们去感觉事物的价值，我现在简直难以重述。因为一代年轻人一直只是在荷尔德林[44]、济慈和莱奥帕尔蒂[45]的传说般的形式中想象一个纯净、高雅的诗人，难以企及，半是幽梦，半是幻影，如今却发现，有个天生的活生生的纯净高雅的诗人就近在咫尺，就在自己身边，还有什么比这更使我们心醉神迷的呢？因此我直到今日还如此清晰地记得我亲眼看见霍夫曼斯塔尔那一天的情景。我那时十六岁，我们对于我们这位理想的导师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注意，报上一条小小的隐蔽的消息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报上宣布他将在“科学俱乐部”举行一次关于歌德的讲演（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位天才竟然在这样寒碜的房间里讲演；我们期待着霍夫曼斯塔尔若公开亮相，最大的报告厅也必然会挤得水泄不通才是），但是在这件事上，我们这些渺小的中学生，我们的评价，我们——不仅在这里——对于能够持续长存的事物的本能，被证明是正确无误的，远远超过了广大的公众和公开的评论界；总共大约有十几个听众聚集在狭小的客厅里：我性子太急，早出发半个小时，想要占个位子，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等了一会儿，突然有个身材修长，并不引人注目的年轻人穿过我们的座位，走到讲台边上，也没打声招呼，就开始讲了起来。我都没有时间好好地把他端详一番。霍夫曼斯塔尔蓄着柔软的、还没完全定型的口髭，加上他柔韧弹性的身躯，看上去比我预先想的要年轻些。他那轮廓鲜明的、有点像意大利人那样深色的脸似乎有些紧张，有些激动。他那深色的、天鹅绒般然而极度近视的眼睛表现出来的不安加深了他那神情紧张的印象，他像是一头扎到演说中去，就像一个游泳者跳进熟悉的洪流，他越说，手势就越自由，举止就越沉稳；一旦讲得如鱼得水，先前那种拘谨倏尔消失，代之以一种奇妙的轻快和灵动的神采，富有激情的人讲话总是如此（我后来在私下谈话中也常常觉察到这点）。只有在讲开头几句话时，我发现他的嗓音并不悦耳，有时候快要用假声讲话，声音有点劈裂、刺耳，但是演说使我们精神高扬，自由无羁，我们几乎不大注意他的声音，看不见他的脸。他自由讲述，不用讲稿，没有笔记，也许甚至也没有仔细准备，但是每句话都发自他天性的神奇的审美感，说得精雕细刻，结构精美。大胆至极的命题和反命题提出来，使人眼花缭乱，然后以清晰的使人惊诧的词句化解开来。听者不禁感到，他表述的东西，仅仅是相当丰满的材料中偶尔抛出的一部分而已。他激情高扬，飞升到超群出众的境界，还能一连几小时地继续往下讲述，而不致使自己才思枯竭，水平降低。在以后的岁月中，私下的谈话里，我也感到过这位被斯台芬·格奥尔格誉为“流畅滚动的歌曲和才气横溢、机敏流畅的对话的发明人”的魔力：他在个人交往之中焦躁不宁，急促不安，感觉过敏，经不起任何空气的压力，往往抑郁不乐，易于烦躁，要想接近他很不容易。此刻有个问题，他感到有兴趣，他就像个一触即燃的点火装置；犹如一枚猛烈爆发的火箭，光芒四射地腾空飞起，把每次讨论都提升到他个人所有的，只有他才能达到的领域。除了有时和思考问题比较沉稳清晰透明的瓦雷里，和感情激烈奔放的凯泽林[46]谈话之外，我还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在类似的思想水平上进行的谈话像和他进行的谈话那样。在这些真正是富有灵感的瞬间，对于霍夫曼斯塔尔那像是着了魔似的清醒的记忆力，所有的一切，他读过的每一本书，看见过的每一幅画每一片风景，都显得那么具体，近得触手可及；一个譬喻如此自然地和另一个譬喻相连，犹如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重重景色，在我们早已认为消失的地平线上，突然像布景似地升起，——那次讲演是第一次，以后在我们个人的接触中，我真的感觉到了他身上那种“气流”（拉丁文：Flatus），那种无法估量的，单凭理性无法完全理解之物发出的使人起死回生、精神振奋的气流。

从某种意义上讲，霍夫曼斯塔尔再也没有超越过他从十六岁起到二十四岁为止显现出来的这前所未有的奇迹。我也同样欣赏他后来的有些作品：优美的文章，《安德累阿斯》的片断，也许可以成为德语文学中最优美的长篇小说的残篇，他写的剧本中的有些场景；但是随着他和现实戏剧以及他那时代的利益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他的创作计划有着清楚的意识和勃勃野心，他那少年时代最初作品的纯净清澈，灵气横溢，以及我们自己少年时代的陶醉和痴狂，也随之荡然无存。凭着未成年人所特有的有魔力的感悟，我们预先知道，我们青少年时代经历的这一奇迹，纯属是昙花一现，在我们生活中不会再现。

赫尔曼·巴尔

霍夫曼斯塔尔

巴尔扎克以无可比拟的方式描述了拿破仑的榜样，如何在法国像触电似地激励了整整一代人。一个小小的少尉拿破仑令人眼花缭乱地青云直上，变成全世界的皇帝。这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不仅意味着一个个人的胜利，也意味着青年人思想的胜利。人不必非要作为亲王或者公侯出生，才能及早地赢得权力。人也可以出生于随便哪一个渺小的，甚至是贫困的家庭，在二十四岁便当上将军，三十岁当上法兰西的统治者，不久可以当上全世界的君王。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成功促使数以百计的人，脱离他们卑微的职业，离开他们外省的小城——波拿巴特少尉使得一代年轻人脑瓜发热，促使他们野心勃发；他创造了法兰西大军的大批将领和人间喜剧的英雄们和名流们。总是由个别的年轻人在某个方面一举成名，达到了迄今为止未能达到的高度，通过他取得成功的事实，鼓励他身边的和身后的所有年轻人。在这个意义上，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对于我们这些更年轻的人而言，意味着极为重要的激励，促使我们迸发出尚未完全成熟的能量。我们并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人会重复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可是通过他单纯身体上的存在，我们感到力量大增。他的存在恰好形象鲜明地证明，即使在我们时代，在我们的城市里，在我们的环境中，诗人也可能产生。霍夫曼斯塔尔的父亲是位银行经理，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他也是出生在同样的犹太-资产阶级阶层。天才和我们一样，在一幢相似的屋子里，在同样的家具和同样的阶级道德中长大成人，上的是同样枯燥乏味的文科中学，念的是同样的教科书，在同样的木头板凳上坐了八年，像我们一样焦躁不耐，同样热衷于一切精神的价值；瞧，他成功地做到了，还不得不穿着中学生的短裤在这些板凳上蹭来蹭去，在体育馆里跳来蹦去的时候，已经克服了这狭窄的空间、城市和家庭的局限，奋力一跃，臻于无限。通过霍夫曼斯塔尔，在某种意义上，在我们眼前清楚地显示，即使在我们这个年龄，甚至在奥地利中学这样一种囚牢气氛之中，原则上也可能创造出诗意的作品，甚至是诗意浓郁、尽善尽美的作品。甚至还有可能刊印出来，受到称赞，遐迩闻名，而在家里，在学校里我们还被当作半大不小、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呢，这对于一个少年的心灵是多大的诱惑！

里尔克对于我们意味着另外一种类型的鼓励，它以使人安慰的方式成为霍夫曼斯塔尔的那种激励的补充。因为即便是我们当中最放肆大胆之徒，也觉得和霍夫曼斯塔尔去争个高下，颇有亵渎之嫌。我们知道：他是绝无仅有的早熟成才、少年得志的奇迹，根本不可能重复出现。我们这些十六岁的男孩，把我们写的诗歌和他在我们同样年龄写出的、那样备受称颂的诗歌相比较，我们大吃一惊，羞愧得无地自容；同样，他还在中学期间，便像苍鹰一样振翅飞翔，遨游精神的苍穹，面对他，我们在知识领域也自愧不如。里尔克则相反，他虽然同样起步很早，十七八岁便已开始写诗，发表诗作。但是里尔克早期的诗作和霍夫曼斯塔尔那些早年诗篇相比，甚至在绝对意义上是些不成熟的、孩子气的幼稚的诗篇，只有抱着宽厚的态度，才能从中看出薄薄的几缕金色的天才痕迹。只有到二十二三岁，这位奇迹般的、为我们无限热爱的诗人才渐渐地开始成形；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安慰。这就是说，用不着像霍夫曼斯塔尔一样，在中学时代就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像里尔克一样探索、尝试、成形、升华，用不着因为一时写出的作品还缺点累累，并不成熟，不负责任，马上就自暴自弃，也许可以不必效法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而在自己身上重复里尔克的比较寂静、比较正常的逐步上升。

因为不言而喻，我们大家早已开始写作或者写诗，演奏乐器或者吟诵诗文；对于年轻人而言，任何一种消极显示热情的态度都是不正常的，因为年轻人的特性在于，不仅接受印象，也会创造性地回馈印象。喜欢戏剧，对于年轻人而言，至少是希望和梦想自己也能在舞台上一显身手，或者为剧院发挥点作用。如痴如狂地欣赏各种形式的天才，不可阻挡地导致他们反窥自己，在没有研究过的身体里，或者还处于半明半暗状况的灵魂里，是否还能发现这种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华一缕，或者是否有可能成为这种精华。于是在我们班上，根据当时维也纳的气氛和那个时代的特殊局限性，艺术创作之风简直像传染病似的广为流传。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探寻天才，试图使之发扬光大。我们当中四五个人想当演员，他们模仿我们宫廷剧院演员的用字措辞，不停地吟诵朗读，在课间悄悄地分配角色，即兴演出古典作家剧本中一个个完整的场景。我们另外一拨人则变成既好奇又挑剔的观众。两三个同学已经在音乐方面学有所成，但是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当作曲家、独奏演员还是当指挥；多亏他们，我获得了最初的关心新音乐的知识。这种新型音乐在爱乐交响乐团的公开音乐会里还遭到严厉的贬抑，与此同时，他们又把我们的诗作拿去作为他们歌曲和合唱曲的歌词。另外一个，是当时社交界一位著名画家的儿子，他在上课时把我们的练习本都画满了，为我们班未来的天才们一一作画。但是更加强烈的是文学上所做的努力，通过互相激励，越来越迅速地臻于完善。通过对每首诗互相进行批评，我们在十七岁上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一些业余诗人的水平，个别人的成绩的确得到承认。我们的作品不仅只有外省不知名的小报采用，新一代人的领袖刊物也予以采纳、付印，甚至支付稿酬——这可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我的一个同学PH.A，我把他当做天才一样崇拜，在极了不起的豪华杂志《潘神》的头版地位发表作品，极为显眼，和戴默尔[47]和里尔克并列。另一个同学A.M以“奥古斯特·欧勒尔”的笔名，敲开了《艺术之叶》这个刊物的大门。这是德语刊物中最难以企及，最具独创性的刊物，这份刊物只把斯台芬·格奥尔格保留给它那神圣的经过七次筛选的读者圈子。第三位受霍夫曼斯塔尔的鼓舞，写了一出拿破仑的戏。第四位写出了一种新式的审美理论和几首很有分量的十四行诗。而我自己的稿子则被现代派的主导报纸《社交界》和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48]的周刊《未来》所采用，这个周刊对新德国的政治、文化历史起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回顾往事，必须非常客观地承认，我们知识的总量，我们文学技巧的改善和我们的艺术水平，对于十七岁的少年而言，的确令人吃惊。只能通过霍夫曼斯塔尔的奇妙早熟给人作出的激励人心的榜样才能解释，他的榜样促使我们大家都鼓足了最大的劲头，这才使我们彼此能勉强适应我们之间的竞争。我们都掌握了语言的各种窍门、稀奇古怪和放肆大胆的表达方法。我们尝试过每种诗体的技巧，用无数诗句试验过，从品达[49]式的慷慨激昂到民歌式的自然淳朴的各种文体。我们每天交换彼此的作品，互相指出最细小的不妥之处，对音韵的每个细节都进行讨论。我们善良的老师们还浑然不觉地用红笔把我们的课堂作文大肆批改，指出用错的标点符号，我们相互之间已经以高度的艺术知识极端严格、仔细认真在进行批评。我们大型日报的官方文学教皇没有一位在评论古典名著时像我们这样专业，这样严格，这样认真。便是那些官方任命的享有盛名的评论家们，在我们中学阶段的最后几年，我们也凭着我们的狂热激情，在专业评论阐述和修辞表达能力方面，远远超过他们。

对我们文学早熟所做的这一的确忠于现实的描绘，也许会引人产生这样的意见，仿佛我们是一个特别的神童班。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当年在维也纳，在我们邻近的十几所中学里，可以看到同样如痴如狂、同样天才早熟的现象。这并不偶然。在世纪转折时期，一种由城市的艺术土壤决定的特别有利的气氛，不问政治的时代，思想和文学新的方向交相辉映的形势，凡此种种，在我们身上通过化学变化和我们内在的创造意志相结合，这种创造意志几乎必然会在人生的这一阶段发生。在青春期的年龄，其实每个年轻人都会有诗人的气质，或者产生诗人气质的动力，当然在大多情况下只像一阵轻飘的波浪。这种倾向，很少能熬过青年时代，因为它自己也仅仅是青年时代的放射物而已。我们班上的那五个演员，后来谁也没有成为真实舞台上的演员。《潘神》和《艺术之叶》[50]的诗人们在这令人惊叹的最初勃发之后，全都逐渐停止不前，成为老老实实的律师或者官员。也许今天他们正怀着感伤的情绪或者自嘲的神情对他们当年的雄心壮志暗自发笑——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创作的激情始终不衰，成为整个一生的意义和核心所在。但是，想起那些同学的情谊，我是怀着多么感激之忱！这种友情给我多大的帮助！那些热烈的讨论，狂野的角逐，彼此欣赏和互相批评，使我的文笔和神经很早就得到锻炼，对这种精神宇宙进行了多少观察，多少展望，使我们大家精神飞升，凌驾于我们学校的荒芜和悲凉之上！“你这崇高艺术，有多少阴暗的时刻……”，每当舒伯特的这首不朽的歌曲响起，我就形象生动颇为真切地看见我们自己缩着肩膀，坐在我们可怜兮兮的板凳上，然后就看见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眼睛发光，神采飞扬地批评着诗歌，朗诵着诗歌，热情奔放，完全忘记了时空给我们的束缚，真正“进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艺术狂热的这样一种偏执癖，审美趣味这样过分强调到如此荒唐的程度，自然只可能以牺牲我们这个年龄正常的兴趣为代价。倘若我今天问我自己，我们的日子已经被学校上课时间和课外辅导时间所排满，我们什么时候还能找到时间来念这么多书，那我就明白了，大多是牺牲我们的睡眠时间和我们身体的活力来念书的。尽管我早上七点就得起床，我还从未在夜里一两点之前放下我手里的书本——当时养成的这个坏习惯，竟成了我终身的习惯：即使夜里再晚，我也要再看上一两个钟头的书。所以我想不起来，我曾经睡醒了或者梳洗整齐了去上课。我总是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学校去，一路上边跑边吃手里的黄油面包；我们尽管智力发达，全都长得干瘦干瘦，脸色发青，就像没成熟的青涩水果，衣服也都随随便便，不修边幅。因为我们的零花钱全都用来买戏票、音乐会票或者买书了。另一方面，我们一心只想让更高的机构看重我们，也不重视是否取悦于年轻的姑娘。和年轻的女孩子一同散步，在我们看来纯属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自以为智力过人，态度倨傲，从一开头就把女性视为智力较弱，不愿意和她们进行肤浅的谈话，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要让一个今天的年轻人理解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忽视甚至轻视一切体育活动，想必不是易事。当然在上世纪，体育的热潮还没有从美国传到我们大陆。我们这里还没有体育场，要是有个拳击手一拳打碎另一个人的下巴，不可能有成千上万个人在场上喧嚣鼓噪；各报还没有派出通讯员，以荷马式的高昂激情花上几栏篇幅来报导一场曲棍球赛。摔跤比赛、运动员协会、举重纪录在我们那个时代还被视为一种偏远郊区居民的事情，屠宰师傅和搬运工人才是它们真正的观众；充其量只有比较高雅的贵族气派的赛马运动，一年举行几次，把所谓的“上流社会”吸引到赛马场上，但吸引不了我们。我们觉得，任何身体活动，简直都是浪费时间。十三岁时，我开始染上了那种知识文学型的传染病，我就停止溜冰，把父母亲答应给我付舞蹈课的钱拿来买书，十八岁我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不会打网球；直到今天我还不会骑自行车，不会驾驶汽车，在体育运动方面，每个十岁的孩子都能让我羞愧。即使在今天，在1941年，英国棒球和足球之间，曲棍球和马球之间的差别，我还相当糊涂。报上的体育栏所用的那些对我来说无法解释的代号写的文章，我看了直如天书。面对着一切体育方面讲究速度或者技能的记录，我坚定不移地站在波斯国王的立场上。有人试图打动国王去观看一场大型赛马，他以东方人的智慧回答道：“有什么可看的？我分明知道，有匹马比另一匹马跑得快。到底是哪一匹，我无所谓。”我们就像藐视锻炼我们身体一样，也同样轻视用赌博浪费时间；只有下棋得到我们另眼相看，因为下棋要求动动脑子。还有一件事，说起来甚至更加荒谬。尽管我们自己感到是未来的诗人，或者是颇有潜力的诗人，我们却很少关心大自然。直到我二十岁时，我对于维也纳周围绝妙的环境，居然还从未欣赏过；在最美好最炎热的夏天，城里人都离城而去，留下空城。这些天对我们来说甚至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因为我在咖啡馆里可以更快拿到报纸和杂志，报上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多彩。我还得花上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来矫枉过正重新克服这种孩子气的、贪婪的、过分求得平衡的高压，把不可避免的身体上的笨拙多少纠正了一些过来。但是总的说来，我从未后悔我中学时代这种只凭眼睛、只凭神经生活的状况。它把一种对精神事物的激情灌输到我的血液中去，这种激情我再也不愿失去。我此后所读所学的一切都置放在那些年夯实的地基之上。在肌肉方面所失，日后还能补上；但是飞升到精神境界，心灵的内在的控制力则相反，只有在发育成型的那些关键性的年代才能实现，只有及早学会扩张心灵、达到远方的人，才能在日后拥抱整个世界。

我们青少年时代真正的经历乃是有新生事物在艺术中酝酿，它不以满足我们父母亲和我们周围的人为目的，而是更加富于激情，更成问题，更有诱惑力。但是我们为生活的这一断片所迷惑，没有注意到，在审美领域里的这些变化，只不过是涉及面更为宽广的变化的余波和前奏而已。这些变化将震撼我们父辈的世界，安稳的世界，最后要消灭这个时代。在我们古老的瞌睡懵懂的奥地利开始酝酿着一种奇怪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人民群众几十年来默默无言，顺从地听凭自由派的资产阶级统治，突然变得骚动不宁。他们组织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恰好在最近十年，政治突然以阵阵劲风闯入舒适生活的风平浪静之中。新的世纪要求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时代。

在奥地利，第一个这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乃是社会主义运动。迄今为止我们这里错误地称之为“普选权”的选举权，全都倾注在有产阶级身上，他们得展示自己交了一定的赋税。由这个阶级选出来的律师和农场主真心诚意地认为，他们在议会里是真正充当着“人民”的发言人和代表。他们感到非常骄傲的是，他们是些有教养的人，甚至可能是些上过大学的有教养的人，他们重视尊严、体面和谈吐优雅；因此在议会里就像在一个高雅的俱乐部里讨论问题那样。凭着他们自由主义的信念，相信通过宽容和理性，必然能创造一个进步的世界，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真诚地认为，通过小小的妥协和逐渐的改善，定能以最好的方式促进所有臣民的福祉。但是他们全然忘记了，他们只代表五万个或者十万个大城市里生活富裕的人们，而不代表全国几十万、几百万的人民大众。与此同时，机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前四下分散的工人大众全都聚集在工业周围；在一位杰出人士维克托·阿德勒[51]博士的领导下，在奥地利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来贯彻无产阶级的要求，真正使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参加普选的选举权。这一点刚刚实现，或者不如说刚刚争取得到，大家就发现，自由主义是多么单薄的一层，尽管很有价值。随着自由主义的消失，妥协的气氛也从公众政治生活中消失，利益与利益发生激烈冲突，斗争就此开始。

我还记得我最早的童年时期，有一天，在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上升时期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工人提出口号，庆祝五月一日为劳动大众的节日，第一次公开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声势。工人们决定，列队开进普拉特尔公园，也就是走进那条主要的林荫道。平素在这一天只有贵族和富裕市民的豪华马车，在这条美丽宽阔的栗子树林荫道上巡礼。工人游行的消息一公布，善良的自由派的市民阶层吓得全部瘫痪。社会主义者这个字，当时在德国和奥地利，就和从前的雅各宾党人和后来的布尔什维克这两个字一样，有点血腥的恐怖主义味道。在第一时间，大家原来认为，来自郊区的这些赤色暴徒列队进城，不可能不烧毁房屋，掠夺店铺，大施暴行。我们大家都惊慌失措，全城和附近的警察全都安排在普拉特尔值勤。士兵也荷枪实弹在后面待命。没有一辆豪华马车，没有一辆出租马车敢驶近普拉特尔公园，商家让铁制百叶窗在店前降下。我记得父母亲严禁我们这些孩子在这可怕的日子里出门上街。这天，维也纳可能化为一片火海。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带着老婆孩子，四人一排，列队前进，秩序井然，走进普拉特尔公园。每人钮扣里都插着一朵红色的丁香花，这是党徽。他们一面前进，一面高唱《国际歌》。可是孩子们第一次走上这条“高贵的林荫道”，在美丽的绿荫之中唱起无忧无虑的学校歌曲来了。谁也没有挨骂，谁也没有挨打，谁也没有握紧拳头示威；警察和士兵都像伙伴一样冲着工人露出笑脸。由于工人这无懈可击的举动，资产阶级不可能再攻击工人阶级是一伙“赤色暴徒”，结果双方都作出让步——在古老明智的奥地利总是这样；今天粗暴镇压，彻底消灭的制度当时还没有发明。人道的理想（当然还没有黯然失色）即使在党的领导人那里也还有生机活力。

红色丁香花刚刚作为党的徽章别在人们的钮扣孔中出现，另外一种鲜花也在钮扣孔里出现。白色的丁香花，这是基督教社会党的党徽（人们当时还选用花朵，而不是用长筒靴、匕首和骷髅作为党徽，这不是很感人吗？）。基督教社会党完全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其实只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有机的反作用，归根结底两者都是机器战胜手工的产物而已。因为，机器把广大劳动群众吸收到工厂中来，赋予工人力量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机器也同时威胁到小手工业。大型的商场、大量的生产使得中产阶级和小工业作坊的师傅们纷纷破产。有位机智的受人欢迎的领袖卡尔·卢埃格尔博士，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和忧虑心情，打出“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把整个小资产阶级和恼火的中产阶级都吸引过来。其实中产阶级对富有阶级的嫉妒远远没有担心自己脱离市民阶级沦落为无产阶级的恐惧来得严重。恰好就是这同样的一些担惊受怕的阶层，日后组成围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第一批广大的群众，卡尔·卢埃格尔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是希特勒的榜样，他教给希特勒反犹口号这一方便的工具。这个口号形象具体地向心怀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指出了一个敌人，另一方面又不引人注意地把仇恨从大地主和封建富豪身上引开。但是今天政治所具有的全部庸俗化和凶残化，我们这个世纪令人惊恐的倒退，恰好表现在两个人物的对比上面。卡尔·卢埃格尔蓄着一部柔软的金黄色的络腮胡子，长得器宇轩昂——老百姓称他为“美男子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并不是徒然在一个把精神文化置于一切之上的时代受的学校教育。他会用老百姓能懂的语言讲话，脾气暴烈，说话风趣，但是即使在最激烈的演说当中——或者在一些被当时的人视为言辞激烈的演说之中——他也绝对不会有失礼仪。他的助手，一个名叫施耐德的技术员，经常讲些破坏礼仪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或者类似的庸俗事情，卢埃格尔总是认真地控制住他。卢埃格尔的私生活无懈可击，谦虚谨慎，他对他的敌人也始终保持一种贵族气派。他公开反犹，但这并不阻止他对他从前的犹太朋友始终怀有好感并且态度亲切。当他领导的运动最后征服了维也纳的市议会——由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对他的排犹倾向深恶痛绝，两次拒绝任命他为维也纳市长——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市长后，他的市政府办事公正，无可指摘，甚至作风民主，堪称模范；唯恐这个排犹政党取得胜利的犹太人，现在同样生活在权利平等、备受尊重的状况之中。仇恨的毒素和互相残杀的愿望还没有浸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

可是第三朵鲜花又已出现，蓝色的矢车菊，俾斯麦最心爱的花朵，德意志民族党的党徽。这也是一个有意识的革命政党——只不过当时人们还不理解——这个政党以粗暴的冲击力旨在摧毁奥地利帝国，有助于建立一个在普鲁士新教领导下的——希特勒朝思暮想的——大德意志帝国。基督教-社会党立足于维也纳和乡下，社会主义党则扎根于工业中心，而德意志民族党的拥护者几乎全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边远地区；从数量上看，很是微弱，他们便通过狂野的进攻性和无限残暴的手段来使人看出他们并非无足轻重。他们的几个议员成了奥地利议会里的恐怖和（在旧日意义上）的奥地利议会的耻辱；这个政党的思想和技巧，成为希特勒的根源，他同样也是个边缘地区的奥地利人。希特勒从格奥尔格·封·勋纳勒[52]那里接过了他的“摆脱罗马！”的口号，当时有成千上万个德意志民族党人德意志式地顺从他，追随着他，为了使皇帝和教会生气，他们脱离了天主教，皈依新教，排犹的种族理论就来自他——有个杰出的榜样这样说道：“一切污秽就在于种族之中”——特别是从他那里接过这种做法，动用一队肆无忌惮的打红了眼的冲锋队，接过这样的原则，用一小队人施行恐怖震慑住人数要多得多，但是从人性上看要被动得多的多数。冲锋队员为国家社会主义所做的事，就是用橡皮棒打散对立面的群众大会，夜里突然袭击敌人，把他们打翻在地。而参加学生社团的大学生，则为国家民族党人起到同样的作用，这些大学生在学术豁免权的保护下创建一种无与伦比的殴打恐怖制度，每次政治活动时，一声吆喝，一声呼啸，他们就按照军队机制组织起来，列队开来。按照所谓的“学生社团”分成几组，他们脸上满是刀痕，喝醉了酒，凶狠无比，占领了大学的礼堂，因为他们和别人不同，不是仅仅头戴飘带和帽子，而且手持沉重粗大的棍棒；他们不停地到处挑衅，时而猛打斯拉夫学生，时而猛打犹太学生，天主教学生，意大利学生，把这些手无寸铁无法自卫的学生赶出大学。每次“溜达”（这些学生把每次周六的检阅叫做“溜达”）都要流血。根据大学享有的古老特权，警察不得踏进大学的礼堂，只能站在外面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胆怯的喧嚣闹事的小子在里面胡作非为，他们能做的只是把那些被民族党斗殴行凶的小流氓打伤后扔下楼梯、扔到街上的伤员抬走。只要这人数极少，却咧开大嘴拼命叫嚣的德意志民族党在奥地利有什么地方要用暴力达到什么目的，他们就派出这支由大学生组成的突击队。巴德尼[53]伯爵在皇帝和议会赞同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道关于民族语言的法令，企图在奥地利各民族之间缔造和平，这也许还能延长帝国几十年的寿命，法令一公布，这一小撮受人唆使的年轻小伙子占领了环城大道。不得已开出骑兵，挥动佩刀，开枪射击。可是在那个可悲的软弱、感人的人道自由的时代，厌恶任何暴力行动和流洒鲜血，这种厌恶情绪如此强烈，面对着德意志民族党人的恐怖行径，政府只好倒退，总理被迫下台，全然合法的各民族语言法令竟被废除。残暴行径进入政治，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宽容妥协时代辛辛苦苦黏合起来的各个种族和各个阶级之间的一切暗藏不露的裂痕和缝隙全都迸裂，变成深渊和鸿沟。事实上，在新世纪前的最后十年，在奥地利各民族之间互相残杀的战争早已开始。

我们这些年轻人完全沉湎于我们文学的雄心壮志之中，很少注意我们祖国发生的这些危险的变化：我们只瞩目于书籍和图画，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这些喧闹刺耳的争吵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意义？全城因为选举而兴奋不已，我们却跑进图书馆去。人民群众奋起，我们却在写作，讨论诗歌。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火焰燃烧的字迹，我们像当年的巴尔沙查尔国王那样无忧无虑地举行盛宴，品尝一切艺术的山珍海味，丝毫也没有忧心忡忡地预见未来。一直等到几十年后，屋顶和墙垣坍塌，砸在我们头上，我们才认识到，屋子的地基早已掏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个人自由同时在欧洲也开始沦丧。

[1] 上世纪，指十九世纪。

[2]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

[3] 理查·施特劳斯（1860—1949），德国作曲家，以歌剧、歌曲闻名。

[4] 盖哈特·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

[5] 赖纳·玛利亚·里尔克（1875—1926），生于布拉格，死于瑞士，著名德语诗人。

[6] 弗里特里希·席勒（1759—1805），德国古典作家、戏剧家。

[7]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

[8] 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作家。

[9] 索伦·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作家。

[10] 斯台芬·格奥尔格（1868—1933），德国诗人。

[11]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作家，被公认为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现代派文学的开拓者。

[12] 瓦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

[13] 保尔·瓦雷里（1871—1945），法国抒情诗人。

[14] 斯特凡·马拉美（1842—1898），法国作家。

[15] 高特弗里特德·凯勒（1819—1890），瑞士著名作家。

[16] 威廉·赖贝尔（1844—1900），德国现实主义画家。

[17] 埃杜阿尔特·封·哈特曼（1842—1906），德国哲学家。

[18] 赫尔曼·巴尔（1863—1934），奥地利诗人、剧作家、导演、文学批评家。

[19] 分离派（Sezession），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艺术运动在奥地利的支流，该流派反对相对保守的维也纳学院派，并与之决裂。分离派画家风格多样，涵盖绘画、建筑等领域。

[20] 点画派（pointillist），又称点彩派，新印象派。以修拉、西涅克为代表的该画派比印象派更进一步运用科学化的描写法追求对外光的表现。

[21] 爱德华·蒙克（1863—1944），挪威画家，现代表现主义绘画的先驱。

[22] 菲利西安·罗普斯（1833—1898），比利时象征主义派版画家、画家。

[23] 马蒂阿斯·格吕纳瓦尔德（1475？—1528），又名马蒂阿斯·封·阿夏芬堡，德国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画家。

[24] 埃尔·格累柯（1541—1614），意为“这个希腊人”，原名多米尼可斯·台奥可泡洛斯，希腊裔西班牙画家，文艺复兴后期矫饰派大师。

[25] 弗朗齐斯柯·何塞·德·戈雅（1746—1828），西班牙著名画家，近代现实主义绘画的奠基人。

[26] 莫德斯特·彼尔罗德契·穆索尔斯基（1839—1881），俄国作曲家。

[27] 阿西勒·克洛德·德彪西（1862—1918），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音乐界颇具影响的法国作曲家、革新家，同时也是近代“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

[28] 爱弥尔·左拉（1840—1902），法国著名作家，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29]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著名作家。

[30] 保尔·马里·魏尔伦（1844—1896），法国印象主义诗人。

[31] 让·尼古拉·阿图尔·兰波（1854—1891），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32] 埃杜阿尔特·汉斯利克（1825—1904），奥地利音乐评论家。

[33] 弗兰克·魏德金德（1864—1918），德国戏剧家。

[34] 阿道尔夫·封·维尔勃兰特（1837—1911），德国作家，维也纳宫廷剧院经理。

[35] 乔治·艾伯尔斯（1837—1898），德国作家，埃及学研究者。

[36] 费利克斯·达恩（1834—1912），德国作家、史学家。

[37] 保尔·海泽（1830—1910），德国作家。

[38] 弗朗茨·封·伦巴赫（1836—1910），德国著名画家，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人物之一。

[39] 理查·贝尔-霍夫曼（1866—1945），奥地利作家。

[40] 彼得·阿尔滕贝尔格（1856—1919），奥地利作家。

[41] 约翰·济慈（1795—1821），英国浪漫派诗人。

[42] 提香·韦切利奥（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

[43] 伊米托斯，位于希腊首都雅典郊区。该地区蜂蜜很有名。

[44]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

[45] 基阿科莫·莱奥帕尔蒂（1798—1837），意大利诗人。

[46] 埃杜阿特·封·凯泽林（1855—1918），德国作家，印象主义戏剧家。

[47] 理查·戴默尔（1863—1920），德国诗人。

[48] 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1861—1927），德国政论家。

[49] 品达（前522—前446），古希腊诗人。

[50] 原书编者注：关于青年夭折的奥古斯特·欧勒尔，茨威格在此记忆有误。

[51] 维克托·阿德勒（1852—1918），奥地利政治家。

[52] 格奥尔格·封·勋纳勒（1842—1921），奥地利政治家。

[53] 卡西米尔·费利克斯·封·巴德尼（1846—1909），奥地利帝国的总理。他制定法令让捷克语在波希米亚和摩尔达维亚也能和德语一样成为官方语言。这些地方的官员必须掌握德语和捷克语。这一指令在维也纳引起强烈抗议，巴德尼被迫辞职。

三 爱欲萌发

中学里这八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各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都从十岁的男孩渐渐变成十六岁、十七八岁的青年男子。自然人的天性开始提出要求，青春期的觉醒似乎完全是个个人问题。每个正在发育成长的人以他自己的方式来予以解决；乍一看完全不适合进行公开讨论。对于我们这代人，那个危机却超越了自己的范畴，同时也显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觉醒，因为它第一次让我们从更加批判的意义上来观察我们成长起来的那个社会所属的世界及其习俗。孩子们，甚至年轻人，一般说来，首先都倾向于满怀敬意地适应他生活环境的法则。但是他们只有看到别人也真心诚意地屈服于这种他们必须服从的习俗时，他们才屈从。只要老师和父母稍稍显得不那么真实可信，就必然促使年轻人以怀疑的眼光、更加尖锐的眼光来观察他整个周围的世界。不需要很久我们就发现，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十分信任的那些权威、学校、家庭和公众的道德在性欲这一点上态度非常奇怪，不甚真诚，——甚至不仅如此，他们也要求我们在这方面要保守秘密，要诡计多端。

因为在三四十年前，人们对事情的想法和我们今日世界不同。也许由于一系列因素——妇女的解放，心理分析，重视体育运动，青年的独立自主——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在任何领域也不如在两性关系问题上发生过这样完全彻底的变化。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道德基本上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1]的道德。倘若试图把这种道德和今天普遍通行的更加自由，更加大方的观点之间的差别做番研究，也许说那个时代由于感到内心极不踏实，所以胆战心惊地回避性爱问题，这种说法最接近事物的真实情况。从前的一些时代，还真诚地信仰宗教的时代，尤其是严格的清教徒时代，事情要容易得多。中世纪的权威们脑子里灌满了真诚的信念，坚信性欲的渴求是魔鬼的毒刺，猛攻这一问题，予以严厉禁止，——特别在加尔文教盛行的日内瓦——以残酷刑罚强行贯彻他们严酷的道德。我们这个世纪则相反，作为一个宽容的，早已不再相信神鬼的时代，不再有勇气施行这样极端的逐出教门的行径。但是感到性欲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因而是一种捣乱的因素，和这个时代的伦理学无法协调，不能让它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所欲为。因为自由的婚外恋的任何形式都有违资产阶级的“体面”！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那个时代发明了一种奇特的妥协。把道德局限于虽不加以禁止，年轻人却以不惹人注意的方式，把这种令人难堪的事情自行解决。既然无法把性欲逐出这个世界，那就至少在这崇尚礼仪的世界里不要让人看到它。于是就作出了心照不宣的协定，无论在学校里，家庭里，还是在公开场合都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一切会令人想起它存在的东西全都强压下去。

我们从弗洛伊德那里获悉，谁若企图把这些自然的冲动从意识中驱逐出去，丝毫也不能把它们消灭净尽，只能把它们很危险地驱逐到潜意识中去。我们今天看到那种幼稚的保密技巧收效甚微，很容易付之一笑。但是整个十九世纪都当真疯狂地认为，可以用理性主义的理性解决一切矛盾。越是把自然的事情掩盖起来，越能平息其无政府的力量。只要无所作为，不向年轻人对他们的情欲的存在进行启蒙，他们就会忘却自己的情欲。所有的机构妄想通过无视达到平息，便联合起来严格保持沉默共同对情欲进行封锁。学校、拯救灵魂的教会，沙龙和司法机关，报纸和书籍，时尚和风习原则上都避免提及这个问题，甚至科学界也无耻地同意这种观点：“自然之事有伤风化。”[2]科学真正的任务应该是大大方方地接触各种问题。它借口处理这种下流问题有失身份，从而缴械投降。不论查阅那时候的什么书籍，哲学书籍、法律书籍，甚至医学书籍，都会不约而同地发现，人们担惊受怕对此不作任何阐述。当刑法学的学者在大会上讨论监狱中使用人道化的方法提到狱中生活造成道德损害时，他们胆怯地从真正的中心问题上一掠而过。同样，神经科的医生也不敢承认这种病的真实情况，尽管他们在许多病例中对于有些精神病的病源知道得清清楚楚，大家不妨读一下弗洛伊德的著作，即便是他尊敬的老师夏尔科（Charcot）[3]私下里也向他承认，自己很清楚真正的病因，可是从未把它公之于众。尤其是——当时这样称谓的——“优美”文学，最为不敢老老实实地进行描述，因为它只把审美-美丽的东西当作自己的领地。在先前几个世纪，作家并不怯于为他的时代作一幅诚实的、包罗万象的文化图像，在笛福[4]，在彼莱伏斯特神父[5]，在费尔丁[6]和雷蒂夫·德·拉·布列多纳[7]的作品里还能看到真实情况的并未掺假的描写，而上个世纪则认为只能表现“感情丰富的”和“思想崇高的”东西，不能描写使人难堪的和真实的东西。因而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关于大城市青年遭遇到的种种危险，经历的众多阴暗场景，身陷的重重迷误，几乎看不见丝毫表露。即使有个作家大胆地提到卖淫，他也认为必须把它高尚化，给女主人公洒上香水，使之成为“茶花女”，于是我们就站在一个奇怪的事实面前。倘若今天的一个年轻人想知道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年轻人这一生是如何闯过来的，于是打开当时最伟大的大师们的长篇小说，打开狄更斯[8]、萨克雷[9]、高特弗里德·凯勒和比昂松[10]的作品——除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国人置身于欧洲虚假的理想主义之外——只能找到提炼过的、调整过的事件的描述。因为这整个一代人受到时代的压力，严重受阻不能自由表达思想。即便是这种文学上的收敛态度，都还嫌不够，这正好显示了这种祖父辈的道德的几乎已经达到歇斯底里的过分激动的程度，今天看来这种气氛早已无法想象。因为像《包法利夫人》[11]这样一本完全可说是朴实无华、就事论事的长篇小说，竟然被法国公开的法庭以有伤风化的罪名遭到禁止，这事能够想象吗？在我年轻的时候，左拉的小说被视为色情小说，像托马斯·哈代[12]这样一位性情平和的古典主义叙事文学的作家，居然在英国和美国激起了抗议的风暴，这可以想象吗？尽管这些作家尽量收敛，竭力含蓄，他们的作品暴露的现实还是太多。

而我们就是在这个很不健康、令人窒息、充满了香水迷雾的空气中长大成人。这种遮遮掩掩、竭力隐瞒的极不诚实，有违心理学的道德就像沉重的梦魇压在我们身上。由于大家全都一致采取隐瞒的高招，正确的文学的和文化史的文献材料全都缺失，在这种情况下，要把那些已经变得令人不能置信的事情再重新打造出来，想必很不容易。当然，某种根据还是存在的；我们只消看一看当时的时尚，因为一个世纪的每种时尚，以它外露的趣味方向不由自主地暴露了这个世纪的道德。今天，1940年，在电影院里，1900年社交界的男男女女，身穿当时的服装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欧美各国每个城市、每个乡村的观众都会异口同声地大笑起来。即便是今天最天真淳朴的人，看见昨天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人物，都会嘲笑他们是些漫画，是些打扮得不自然、不方便、不卫生、不实际的傻瓜；甚至于我们，我们还看见过我们的母亲、姨妈，我们的女友穿着这些荒谬的长裙，我们自己在少年时代也穿得这样可笑地走来走去，也觉得整整一代人不加反抗地都会强迫自己穿着这样愚蠢的服装，真是一场阴森可怕的幻梦。先说男人的时髦装束，被叫做“弑父凶手”的高高僵硬的领子，使人无法行动轻松灵便，黑色燕尾服的上装，令人想起火炉烟囱的大礼帽组成的男性时髦装束，令人忍俊不置；再看当时的“淑女”，她们辛辛苦苦费尽力气穿在身上的装束，每个局部都在强制她们的天性！一件用鲸骨做成的紧身马甲，把身体束成两段，当中是纤细的蜂腰，下身又四下撑开，变成一口大钟。脖子束得很紧，直到下巴，裙子盖到脚部，直到脚趾；头发被无数的小发卷、发圈和发辫盘起，戴上一顶神气活现摇摇晃晃的大帽子。即使在酷暑盛夏，双手也戴着长长的手套，使得这个今天早已成为历史人物的“淑女”尽管洒满香水，身边香气馥郁，浑身首饰，珠光宝气，穿戴着珍贵已极的花边、镶边和流苏花穗，却是一个不幸的人，全然无助，令人惋惜。乍一看，我们会看到，一个女子一旦穿上这样一身打扮，犹如一个骑士披上他的铠甲，完全不再可能自由自在、弹性十足、举止优美地活动。穿着这样的服装，每个动作，每个姿势，进一步整个装腔作势的样子，就必然会很是做作，极不自然，有违自然。单单“淑女”的这身穿戴，——就不要说她的社交教育，——穿上和脱下这些长裙就是极为麻烦的一件事情，没有别人帮忙，根本不行。首先得在背后从腰部直到颈部要系上无数搭扣，让伺候她的使女使出全力把马甲拉紧。她的长发——我提醒年轻人，三十年前，除了几十名俄罗斯的女大学生，每个欧洲妇女的头发散开来，都可以达到腰部——由一名每天都来的女理发师用不计其数的别针发卡和梳子，再用烫发剪子和卷发筒子弄弯、扯平、刷齐，抹上发油，向上堆起，然后再给她穿上重重叠叠的衬裙、内衣，外套和小外套，把她百般包装、穿戴，直到她女人形状和个人形状的最后残余全都消失。但是这无聊的事情自有它秘密的含义：通过这番摆布，女人身体的线条得完全掩盖起来，即便是新郎官在新婚宴会上都丝毫也无法猜到，他未来的生活伴侣究竟是腰杆笔直的，还是身体佝偻的，是胖的还是瘦的，是短腿还是长腿。这个“讲究道德”的时代认为，为了达到骗人的目的，为了适应普遍的美丽的理想，人为地对头发、胸部或者身体的其它部分加强装扮，绝不是不允许的。一个女人越要显得像个“淑女”，就越发不要让人看出她自己的形状。归根结底，时髦带着它这个有意识的指导原则只是服从于时代普遍的道德倾向，其主要关心的事情是：掩盖和隐藏。

但是这个睿智的道德完全忘记了，若要把魔鬼关在门外，魔鬼在大多情况下就通过烟囱或者后门强行进屋。这种服装企图拼命把赤裸裸的皮肤和真实的身段全都掩盖起来，吸引我们注目的丝毫不是这种衣服多么道德高尚，而是相反，让我们注意到，那种时髦极力突出两性的差异，挑衅到令人难堪的程度。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男女都长得身材高挑、修长，都没有胡子，蓄着短发，光从外表上看都是同伴，互相适应。可是在那个时代，两性尽可能地突出差异。男人蓄着长长的胡子，或者至少留着浓密的口髭，往两边直翘，作为极其鲜明的男性的标志。而在女人那边，紧身马甲把女性的基本标志，她的胸部尽量显突出来。人们要求，所谓的强势性别，面对弱势性别，即使在举止态度上也要得到过分强调，要求男人坚毅果决，富有骑士精神，主动进攻，而女人则要羞怯、腼腆，处于守势，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而不是男女平等。这种外表上的不自然的差异，必然也使两性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爱欲，得到加强；于是由于当时社会所采取的遮掩、保密、有违心理学的方法，真是适得其反。因为，既然当时社会不断地担心害怕，不断地拘谨保守，在生活、文学、艺术、服装的各种形式当中搜寻违反道德的东西，为了避免发生任何诱惑和刺激，结果这个社会实际上被迫不断去想伤风败俗。既然这个社会不断地研究，什么东西可能不合适，自己就不断处于暗中留神的状态。当年世界一直觉得“礼仪”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每个姿势，每句话都会使礼仪陷入危险。也许今天还能理解，女人当时在运动或者游戏的时候不穿裙子，而穿裤子，会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可是，一个淑女在当时，嘴里根本就不许说“裤子”这个字，这样歇斯底里的拘谨怎么能使人理解呢？倘若淑女不得不提及男人的裤子，这个如此容易引起人们性欲的东西存在时，就不得不选用无邪的“腿衣”（Beinkleid）或者自己发明的躲躲闪闪的字眼“那说不出口的东西”。几个不同性别、门户相当的年轻人若要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一同出游，那是完全不能设想的事情——人们想到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这准会“出什么事”。这样一种男女聚会充其量只有在有监护人的情况下才能允许，那就是一定要有母亲啦，或者家庭女教师啦，寸步不离地陪伴着这些年轻人。年轻姑娘，即使在酷暑盛夏，穿着露出双脚的衣服或者裸露着胳膊打网球，也会被认为骇人听闻。要是有个循规蹈矩的女人在社交场合把双脚架在一起，会被认为严重违反礼仪。因为这一来，裙子下面会露出脚踝来。即便是大自然的元素，即便是太阳、水和空气，也不得接触女人裸露的皮肤。在自由自在的大海里游泳，女孩子也得穿上笨重的衣服艰难地往前划动，从脖子到脚后跟都得遮住，在女子寄宿学校和修道院里，为了让女人忘记她们还拥有一个肉体，即使在室内洗澡，也得穿上长长的白色的衬衫。女人直到年老病逝，她们的身体除了接生婆、丈夫和擦洗尸体者，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她肩膀的轮廓或者膝盖，这完全不是瞎说八道或者夸大其辞。所有这一切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看上去像是童话或者幽默的夸张。但是这种对一切肉体的、自然的东西感到的恐惧，以一种真正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凶猛劲头，从最上层一直贯穿到全体民众之中。因为，在世纪交替时期，最初的一些妇女大胆地骑上自行车或者像男人那样跨上马背骑马，农民竟然向这些胆大妄为的女人大扔石头，这种事情今天还能想象吗？在我还上中学的时候，有人建议进行可怕已极的很不道德的革新，让宫廷歌剧院的芭蕾舞演员跳舞时不得穿上紧身的长袜；维也纳各报发表通栏的文章，对此进行讨论。今天能够想象吗？伊莎多拉·邓肯[13]在跳她那些还算是极为经典的舞蹈时，第一次在她那白色的，幸而是向下翻飞的长袍下面露出来的不是通常穿的丝绸小鞋，而是她赤裸的脚底，这竟然成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耸人听闻的事件，这能想象吗？现在请设想一下年轻人，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目光灼灼地长大成人，一旦认识到，人们用来神秘兮兮地遮掩这些东西的道德小外衣，实在破烂不堪，尽是裂缝和窟窿，想必会觉得，这些对永远受到威胁的体面礼仪怀有的担惊受怕，不知多么可笑。最后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这五十名中学生当中的一个，在那些阴暗的胡同里撞见了他的老师，或者在家庭范围内，偷听到这一位或者那一位，其实犯过种种罪过。而他在我们面前特别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其实再也没有什么比那种拙劣的遮掩技术更刺激和提高我们好奇心的了。既然不想让这种自然的愿望公开自由地宣泄，好奇心便在大城市里创造了地下的、大多是不甚干净的排水沟。人们感到通过这种压抑手段，在各个阶层的年轻人当中都会出现一种地下的极度刺激，以孩子气的、无助的方式表现出来。几乎没有一道篱笆或者一间偏僻小屋不是涂满了下流的字句和图画，没有一间游泳池里通向女更衣室的木板墙壁不是布满了所谓的木板节孔的窥视洞。一系列工业部门，如今由于风俗习惯的自然化早已破产衰败，当时却悄悄地兴旺发展起来，尤其是那种制造春宫画和裸体照的行业，每家饭店都有小贩悄悄地向半大不小的小伙子们兜售这种照片。或者是那种叫做“sous le manteau”（法文：大衣底下）的色情文学，——由于严肃文学被迫不得不理想主义和小心谨慎——提供糟糕透顶的书籍，纸张蹩脚，语言粗劣，可是销路极好。那些“香艳刺激”类的杂志，类似的令人反感、淫秽不堪的刊物，今天已经再也找不到了。宫廷剧院为当时的理想服务，思想高尚，洁净如雪。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剧院和歌舞厅，只为最庸俗不堪的下流笑话服务；被压抑的情欲到处制造宣泄的歧途、弯路和种种出路。归根到底，那一代人在两性问题上拒绝进行启蒙，保守地不让人们大大方方地与异性相处，其实他们这一代人远比今天享有更高的爱情自由的青年在情爱问题上要敏感上千倍。因为只有得不到的东西才煽动欲念，只有被禁的东西才刺激渴求。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越少，脑子里才梦想得更多；越是不让空气、光线和太阳触及人的肉体，感官的欲望才越加发酵。总的说来，对我们的年轻人施加的那种社会压力，不是产生更高的道德，而是在我们心里激起对所有这些机构的怀疑和愤懑。从我们觉醒的第一天开始，我们本能地感到，这种不诚实的道德，以其隐瞒和掩饰，想从我们身上夺去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从法律上讲是属于我们这个年龄的，它要牺牲掉我们想要诚实做人的意志，使之屈从于一种早已变得极不真实的习俗。

这种“社会道德”一方面私下里也承认性欲的存在及其自然的流程，另一方面又公开地绝不承认，因而是双重的虚伪。因为它对青年男子闭一只眼，甚至又眨巴另一只眼鼓励他们“历练一番，老成起来”，就像当时脾气温和带有嘲讽意味的家庭俗话说的那样。可是面对妇女，这种道德便惊慌失措地紧闭双眼，假装瞎子。一个男人有欲念，会感觉到性欲冲动，甚至习俗也不得不予以默认。可是一个女人也同样会屈从于性欲冲动，上帝创造世界，为了其永恒的目的也需要有女性这一面，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点，似乎就违背了“女人的神圣性”这一概念。于是在弗洛伊德之前的时代，以下的协定就成了一条公理：只要不被男性唤醒，女性并无肉体上的欲念。不言而喻，这种欲念只有在结婚时才公开地被允许唤醒。既然空气——尤其在维也纳——即使在那讲求道德的时代也充满了危险的情爱的传染体，出身良家的少女从出生直到和她丈夫一同离开婚配的祭坛，都必须生活在一个经过严格消毒的氛围之中。为了保护这些年轻的姑娘，一刻也不能让她们单身独处，她们就得到一个家庭女教师，其任务是设法让姑娘得到上帝保佑，不在无人守护的情况下走到大门口。有人陪她们上学，去上舞蹈课、音乐课，又同样有人把她们接回家去。她们读的每一本书都经过检查，尤其要让年轻的姑娘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为了把她们的注意力从一切可能产生的危险思想分散开去。她们得练习弹钢琴，唱歌，画画，学习外语、艺术史和文学史，让她们受到教育，受到过度的教育。可是一方面对她们这样进行教育，尽可能地在社交上赋有教养，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让她们对一切自然的东西浑然不知。我们今天简直无法理解，一个出身良好家庭的年轻女孩，不得对男子身体的构造有任何设想，不得知道孩子是怎么生到这世上来的，因为这个天使结婚时不仅身体从未被人接触过，而且心灵上也应该纯粹“干净”。“受到良好教养”，在当时对一个年轻的姑娘而言，应该就意味着不谙世事；当时的女人有时候一辈子都这样不谙世事。我有个姨妈在新婚之夜，在凌晨一点钟时，突然又跑回她娘家，大吵大闹，哭着喊着说她再也不愿看见和她结婚的这个可怕的男人，他是个疯子，是个恶魔。因为那人当真试图脱掉她的衣服。我那姨妈费了大劲才摆脱了这个男人显然是病态的欲望。我姨妈的这个稀奇古怪的故事至今还使我忍俊不禁。

我不能隐瞒，这种无知另一方面也赋予当年那些年轻姑娘一种神秘的魅力。这些羽毛未丰的小雏儿以为，在她们自己的世界旁边或者后面，另有一个世界。她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得有所知晓，这使她们好奇，向往，热衷，并且吸引她们，使她们心乱神迷。若在街上向她们问候致意，她们立即满面通红，——今天还会有脸红的年轻姑娘吗？姑娘们若是单独呆在一起，她们就悄声窃笑，轻声耳语，就像薄醉微醺似地笑个不停；她们对一切向她们紧紧封锁的陌生的东西都充满了期待，把人生设想得浪漫已极，同时又十分羞怯，唯恐有人发现，她们的身体渴望得到种种柔情，而她们对此并不知道详情。一种轻微的迷乱不断地使她们整个举止慌乱，不知所措。她们的步态和今天的姑娘们不同，今天的少女通过运动，身体得到锻炼，和她们同样的青年男子相处，行动大大方方，动作轻盈自如。当年隔开一千步就可以从步态和举止看出一个年轻女孩和一个已经认识了男人的妇女之间的差别。她们比今天的女孩更像女孩，而不像当时的妇女。这些女人本性就像暖室里栽培的植物，具有异样的娇嫩，在玻璃房里人工加热的气氛中栽培长大。防止任何邪恶的气浪吹袭：她们是一种特别教育和文化精心培植的产品。

当时的社会就是要把女孩子培养成这样傻里傻气、未经教育、很有教养又浑然无知，好奇而又害羞，心中无数又毫不实际，通过这种不谙世事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决定，在婚姻中毫无主见地听凭丈夫塑造摆布。风习似乎把她们当作秘密理想的标志，当作女性德行保持贞操、超尘脱俗的象征。可是会发生什么样的悲剧呢，倘若她那时代疏忽了这些年轻姑娘当中的一个，倘若她到二十五岁、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那怎么办！因为习俗也无情地要求这个三十岁的姑娘，为了“家庭”和“道德”的缘故，继续完整无损地保持这种毫无经验、无欲无求、天真烂漫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早已不适合她的年龄。然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娇嫩的图像便转化成一张尖刻的残酷的漫画。未嫁的姑娘变成了“蹲班留级”的姑娘，蹲班留级的姑娘又变成了“老小姐”，那些讽刺画报就对她们不断地进行低级的嘲讽。谁若今天翻开昔日某一年的《活页画报》[14]，或者当时另外一些幽默杂志的哪一种，就会非常惊恐地在每一卷里都能找到对一些年华不再、韶华流逝的老姑娘们发出的愚蠢已极的嘲讽。这些姑娘神经受到骚扰，无法掩饰她们理应说是自然的爱情的渴望。人们非但没有看出在这些受到牺牲的姑娘人生中发生的悲剧，她们为了家庭和良好名声的缘故，不得不压抑她们心里天性的要求，压抑她们渴望爱情，渴望生儿育女的欲望，反而对她们百般嘲笑，对她们毫不理解，至今还使我们感到厌恶。一个社会总是对暴露它那秘密、揭露它因为对天性不诚实而犯下罪行的那些人态度最为残忍。

如果说资产阶级的习俗拼命地维护这种虚构的假象，仿佛一个出身“良好家庭”的女人如果尚未婚配，并不拥有性欲，也不得拥有性欲，——否则她就成为一个“不正经的人”，变成一个家庭的“败类”，该逐出家门，那么碰到一个年轻男人，又被迫承认这种性欲冲动的存在。既然根据经验无法阻止成年男子过性生活，那就只好提出一个起码的要求，希望他们在神圣的道德的墙垣之外，解决他们这些拿不上台面的娱乐，就像城市在扫得干干净净的马路、珠光宝气的奢华商店、高雅漂亮的散步道下面掩盖着地下的排水系统，阴沟纵横，将污秽垃圾引入沟渠之中。年轻人的全部性生活也得在社会道德的表层下面，在人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进行。年轻人这一来得冒多少危险，会陷进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对此社会全都满不在乎。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战战兢兢地疏忽了在这方面向青年男子进行启蒙。在最近几年，偶尔有些考虑周到的父亲，或者像人家当年所说的，思想开通的父亲，一旦发现儿子长出了最早的胡子，就想帮他们走上正道；于是把家庭医生请来，大夫捎带着就把年轻人请到一间房间里去，仔仔细细地擦拭他的眼镜，然后开始大谈性病的危险性，嘱咐这年轻男人务必节制，千万不要忽视某些预防措施，而这位年轻人通常在这时候，自己早已精通此道。另外一些父亲还采用一种奇特的手段；他们给家里雇佣一个漂亮的女佣人，其任务是在实践当中开导这个男孩。这些父亲觉得，不如让这年轻人在自己的屋檐底下干掉这麻烦的事情，这样更好。因为这一来，对外保住了礼仪，另外又消除了这年轻人可能会落入某个“阴险狡诈之人”手中的危险。一种启蒙的方法，公开的、真诚的启蒙则遭到各个机关以各种形式的坚决唾弃。

对于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究竟又有哪些可能性呢？在一切其他阶级，在所谓的下层阶级，这种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在乡下，一个长工早在十七岁就和一个使女上床睡觉，如果有了什么结果，也没什么了不起。在我们大多数的阿尔卑斯山区的村子里，私生子的数字远远超过合法孩子的数字。在无产阶级那里，一个工人早在能够结婚成家之前，就已经和一个女工在“非法同居”。在加里西亚正统的犹太人当中，男孩十七岁还没成年，就把新娘迎进家门，到四十岁，就已经可以当上爷爷了。只有在我们这个资产阶级的社会里，真正有效的解救方法，早婚，遭到唾弃。因为当父亲的，谁也不愿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二十二岁，或者二十岁的年轻男子。因为他们认为，一个这样“年轻”的男人还不够成熟。在这点上又暴露了一种内在的不真诚，因为资产阶级的日历和天性的日历并不协调一致。按照天性，十六七岁便已成熟。而对于社会而言，只有当年轻男人有了一个“社会地位”，才算成人，也就是说，在二十五六岁之前不算成熟。于是在真正的成年和社会承认的成年之间便人为地出现了一个六年、八年或者十年的空隙，在这段空隙之中得自己解决他的各种“机会”或者各种“艳遇”。

那个时代并没有给年轻男子这方面太多的可能性，只有少数特别有钱的年轻男人可以奢侈一把，养个情妇，这就是说“金屋藏娇”，给女方买套房子，支付她的生活费用。同样也只有几个特别走运的幸运儿，能碰上当时文学上的爱情理想——这是唯一能在长篇小说中加以描写的题材——那就是和一个已婚女子发生关系。其余的人大多和女店员啊、女侍者啊凑合着解决问题，这很难给以内心的满足。因为在那女性尚未解放、女性尚未独立自主地参加公开生活的时代，只有出身最为贫穷的无产阶级家庭的女孩才会一方面毫无顾忌地，另一方面才有足够自由地去建立这种露水姻缘，并不认真打算结婚。这些可怜的姑娘衣衫寒伧，干了十二小时的工作，工资低得可怜，累得筋疲力尽，毫不修饰（在那个时代有间浴室，可是有钱人家的特权）。她们的社会地位远比她们情郎的水平低下，以致这些男人自己都不敢带着她们公开露面。预防周密的习俗也为这些年轻男人的尴尬发明了特别的措施；所谓的“隔开的单间”，可以在这种房间里和一个姑娘一起共进晚餐，而不致被人看见，其余的一切便在黑黝黝的小街胡同里的小旅馆里解决，这种旅馆就是专为这种事情装备起来的。尽管有这些措施，他们的这些邂逅也只能匆匆了事，并无真正的美感可言，更多的是为了性欲，而不是为了情爱。因为他们的一切总是干得急促，总是悄悄进行，就像犯了一个罪过。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和那些半在社交场合之内，半在社交场合之外的两栖类的女性交往，这就是女演员啦，舞蹈演员啦，女艺术家啦，那个时代唯一“解放”了的女人。但是总的说来，那时候婚外情爱生活的基础就是嫖娼；这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阴暗的拱形地窖，在这之上则高高耸立着市民社会豪华建筑的无懈可击、光彩夺目的门面。

在欧洲，卖淫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极度扩展，眼前这一代人对此已无法设想。今天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已很少碰见妓女，就像在车行道上很少看见马匹一样，可是在当时，人行道上站满了妓女，动不动就能碰见她们，想躲都躲不开。再加上那些“关上大门的房子”，夜间酒馆，歌舞场，跳舞厅，里面有舞女和歌女，酒吧间里有的是陪酒女郎。当时女人犹如商品，各种价码，各种时段全都公开提供。一个男人其实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买到一刻钟、一小时或者一夜春情，就像买一包香烟或者一份报纸那样便宜。今天的青年有可能不再买春，并且是不言而喻地放弃光顾这些艳窟，这些卖春的场所，从前是不可或缺的，并不是警察或者法律把卖淫业逼出我们的世界，而是虚假的道德制造出来的这种可悲的产品由于销路锐减，除了极少数残余之外，都已自行消化了。我觉得这比任何东西都更加证实，今天的生活和爱情的形式更加诚实，更加自然。

国家及其道德对这件暧昧事情的公开态度从来也不怎么舒服。从道德的立场出发，不敢公开承认妇女有自我卖身的权利，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又不能缺少卖淫业，因为它疏导了婚外的性生活。于是那些权威人士就借助于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把卖淫分为两类，一类是秘密卖淫，国家认为不道德，而且危险，予以打击；另一类是允许的卖淫，给予营业执照，由国家征税。一个女孩子下定决心要当妓女，就获得警方的特别许可，取得自己有权营业的证件。她受到警方的检查，有责任每周两次接受医生的检查，这样她就获得了营业的权利，把她的身体租赁给任何一个她认为开价合适的男人。人家承认她有个职业，是一切所有其他职业中的一种，可是——这儿又露出了道德的马脚——又没有完全得到承认。所以譬如说，有个妓女把她的商品，这就是说把她的肉体，出卖给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事后拒不支付他们商定的价钱，这个妓女也无法向他提出控告。于是突然之间，这妓女的要求，就像法律阐述的，由于是可耻的事件，突然变成一种不道德的要求，不受官方保护。

单从这些细节就可感到这样一种观点的自相矛盾。它一方面把这些女人纳入一种国家允许的职业之中，另一方面又把她们个人视为“被摒弃的人”，享受不到一般权利。但是真正的虚伪在于处理的方法，所有这些限制只是指对比较穷困的阶级。一个芭蕾舞女在维也纳，随时都可以用两百克朗出卖给每个男人，就像一个街头妓女用两个克朗就会卖身一样，这样的芭蕾舞女自然不需要营业执照；甚至在刊载跑马比赛和德比马赛的报导中，也会在显要的观众名单之中提到那些风月场上的大牌交际花，因为她们业已属于这个社交界。同样，有些最为高级的女中介人，她们向宫廷，向贵族，向富有的资产阶级提供奢侈品，也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一般的拉皮条活动，按照法律，将判处重刑。严格的纪律，无情的监督和社会的鄙薄，只限于针对成千上万的贫苦大军，他们得以她们的肉体和她们备受屈辱的灵魂，来捍卫一种古老的早已遭到摧毁的道德观念，抵制自由的自然的爱情形式。

这个十分壮观的卖淫大军分为不同种类——也和真正的军队分为不同的兵种，骑兵、步兵、要塞炮兵一样。在卖淫女当中，那些完全占领城市某些街道作为她们地界的妓女，最像要塞炮兵，她们的地界大多是从前在中世纪的时候竖立绞架、麻风病医院或者坟场的地方，是小偷蟊贼、刽子手和其他社会所摒弃的人聚居的地方，这种地方，市民阶级几百年来都避之唯恐不及，绝不在那里居住。在那里，官厅把几条小巷辟出来作为人肉市场：就像在日本吉原[15]或者开罗的鱼市场，在二十世纪还有二百或者五百个女人，门挨门地，一个挨着一个坐在她们住的平房的窗口，尽是些便宜货，分白天黑夜，两班工作。

那些流动的卖淫女，无数卖淫的姑娘在大街上寻找客人，她们相当于骑兵或者步兵，在维也纳一般称之为“线上的姑娘”。警察在人行道上给她们画出了一条看不见的线，她们只得在线内招徕顾客；不分白天黑夜，甚至直到破晓黎明，她们拖着一身好不容易买得的虚假的漂亮装饰，即使冒着冰雪雨水，走在街上，一再向每一个过往行人挤出满脸诱人的微笑，而她们化妆粗劣的脸业已疲惫。自从大街上不再充斥着这群饥肠辘辘、满心忧郁的女人，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城市都变得更加美丽，更有人性。这些可怜的女人强颜欢笑，出卖欢情，漫无止境地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走上同一条道路：通向医院的道路。

但是即使有这样一群卖笑的女郎，也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有些顾客还希望更加舒适，更加隐蔽一些，不愿在街上追逐这些飘忽不定的蝙蝠，或者这些可悲的极乐鸟。他们要更加舒服地享受爱情：要在灯火通明暖谷如春的地方买春，有音乐有舞蹈，还有富丽奢华的气派。对于这些顾客设有“房门紧闭的房子”，妓院。那里用一种所谓的富丽堂皇的陈设、俗不可耐的奢侈排场装饰起来的“沙龙”聚集了姑娘们，她们有的穿着贵妇的衣衫，有的明目张胆地穿着睡衣。有人弹着钢琴，有音乐助兴，先是喝酒、跳舞、闲聊，然后一对对男女悄然退进卧室；有些高级的妓院，特别在巴黎和米兰，拥有某种国际声誉，天真的人在那里会产生幻想，以为应邀走进了一家私人住宅，里面有些感情奔放的社交界的女性。从表面上看，这些妓院里的姑娘比四下游走的街头野鸡日子要过得好些。她们不用冒着风雨在满地泥泞的小巷里穿行，这些姑娘坐在温暖的房间里，穿着漂亮的衣衫，吃得丰盛，尤其是喝得畅快。实际上她们都是老鸨们的俘虏。老鸨们用高利贷的价钱向她们提供身上穿的衣裳，用精打细算的方法来索取她们的膳食费，即便是最勤快最能吃苦耐劳的姑娘，也都欠债，遭到拘留，从来也不可能依照本人的自由意志离开这座妓院。

撰写一部某些妓院的秘密历史想必非常刺激，基本上也对那个时代的文化起到文献的作用。因为这些妓院隐藏了极为稀奇古怪的秘辛，那些平素如此严格的官厅，不言而喻，对此全部非常熟悉。妓院里有几扇秘密的小门和一道特别的楼梯，——有人风言风语说，最高层社会的成员，即便是宫庭成员也会通过这道楼梯前来光顾，而不致为平头百姓看见。这里面有装满镜子的房间，和那些特殊房间，可以窥见隔壁房里一对对男女正浑然不觉地尽情欢娱。还有怪异已极的化妆服饰，从修女的服装一直到芭蕾舞女的装束，锁在柜子里供特殊的恋物狂者使用。同一座城市，同一个社会，同一种道德，看见女孩子骑脚踏车便愤怒异常，可是当弗洛伊德以他平静、清晰、切中要害的方式确定一些他们不愿领悟的真理时，他们就宣布这是玷污了科学的尊严。同一个世界，它慷慨激昂地捍卫妇女的纯洁，却容忍这种可怕的自我卖身的行径，并且加以组织，甚至从中牟利。

读了那个时代多愁善感的小说，千万不要上当，对于年轻人那可是一个糟糕的年代。年轻姑娘们受到家庭的监督，囚居在家，关得密不透风，与世隔绝，身体和精神的发展全都受到阻碍。而青年男子又被一种基本上谁也不相信、谁也不遵循的道德所逼，去干一些偷偷摸摸、阴险狡诈的勾当。大大方方老实正派的关系，照理恰好是按照自然的规律会给青年人带来幸福和欢乐的事情，却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得到。那代人当中谁若想诚实地回忆起他最早和女人的一些交往，只能找到少数插曲，他回想起来，真能感到没有丝毫阴影。因为除了社会的压力不断迫使他小心谨慎、严加遮掩之外，当时还有一个因素使心灵蒙上阴影，即使在最为缠绵悱恻充满柔情蜜意的时刻也是如此，那就是害怕传染。在这点上，和今天的青年相比，当时的年轻人也很吃亏。因为不要忘记，四十年前性病传染之广远比今天严重百倍，其危害性和可怕的程度也比今天严重百倍，因为当时的医疗方法还不知道如何对付这种疾病。今天如此迅速、彻底消除这种疾病，使得这种疾病仅仅只是一个插曲，这样一种科学的可能性当时还并不具备。今天在中小型大学的医院里，多亏保尔·埃尔利希[16]的治疗方法，往往要等上好几个礼拜，一位大学教授才能向他的学生展示一个刚刚染上梅毒的病例。而当时部队里和大城市里的统计显示，十个年轻人起码有一两个成为这种传染病的牺牲品。当时的年轻人不断被人警告，要注意这种危险；走在维也纳的街上，每隔六七幢房子就能看见一个牌子：“皮肤病性病专科医生”。害怕传染之外，当时治疗的方法令人恶心，使人屈辱，也加剧了恐怖。对于那时的治疗方法今天人们也同样一无所知。染上梅毒的病人，一连好几个月身上都抹上水银，其后果是，病人牙齿全都脱落，其它有损健康的现象也随之出现。这种恶劣的偶然事件不幸的牺牲品，不仅心灵受到玷污，肉体也同样污秽不堪。即使经过这样一种可怕的治疗，有关的病人也一生都忐忑不安，这阴险的病毒是不是时刻会从它的包囊里又甦醒过来，从脊髓出发使四肢全都瘫痪，并且在额头后面使脑子软化。因而，当时许多青年一旦诊断身患梅毒，立即拔枪自尽，也就毫不足奇。因为不仅他自己怀疑，便是他最亲的亲人也怀疑他已无药可救。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无法忍受。这种总是悄悄进行的性生活，又会带来其他的忧虑种种。我若老老实实地回忆，我同年的青年时代的同伴，差不多都有那么一次脸色苍白、目光慌乱地跑来，一个是因为得病了，或者担心得了病，第二个是因为让姑娘堕胎而受到敲诈勒索，第三个是没钱瞒着家人去接受治疗，第四个是有个女侍者塞个孩子给他，他无法支付这私生子的赡养费，第五个是因为在妓院叫人把他的钱包给偷走了，而他不敢告发。所以说在那个虚假的讲求道德的时代，年轻人所有的经历，远比那个时代的御用诗人的小说和戏剧所描写的要更富戏剧性。那方面要肮脏得多，要更加紧张，同时又更加压抑，就像在学校里和家里一样；年轻人在情爱的环境里，也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自由和幸福，而在他们的年龄，他们理应得到幸福。

所有这一切，在对那个时代作出一幅诚实的图画时，必须予以强调。因为当我和战后一代更加年轻的朋友聊天时，我往往不得不使劲说服他们，我们的青年时代和他们的青年时代相比，绝不占有优势。不错，我们从国民的意义上看，比今天一代享有更多的自由。今天这代人要被迫去服兵役，要参加劳动，在许多国家要信奉一种大众信仰的意识形态，其实在各个方面都要受制于愚蠢的世界政治的随心所欲。我们当时可以更加不受干扰地献身于我们的艺术，献身于我们精神上的倾向，这些倾向使得个人生活变得更有个性，更有个人特点。我们当时可以更像世界公民那样地生活，全世界都向我们敞开大门。我们旅行时可以无需护照，无需许可证。我们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没有人审查我们的信仰、出身、种族和宗教。我们的确拥有不知要多多少的个人自由——这点我丝毫也不否认——我们不仅热爱这些自由，也利用了这些自由。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7]曾经那么贴切地说过的：“有时我们没有酒，有时没有酒杯。”同一代人很少二者兼而得之；道德若给人以自由，国家就来加以限制。国家若给人以自由，道德就试图来压制他。我们曾经更好地、更多地经历了这个世界，而今天的年轻人却生活了更多，更有意识地经历了他们自己的青春。今天我看见年轻人走出大学时昂首挺胸，面容欢快，看见年轻的男男女女走在一起，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亲密无间地一同上学，一同运动，一同游戏，穿着滑雪板在雪上飞驰，在游泳池里仿效古人，自由自在地互相竞赛，成双成对地坐在汽车里飞快地在原野上奔驰：健康地无忧无虑地生活，而没有任何内心的和外在的负担，那么，每次我都觉得，似乎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横亘着不是四十年，而是一千年。我们当时为了给予爱情，或者接受爱情，总不得不寻找阴暗的场所，隐蔽的角落。今天我真心诚意地高高兴兴地看到，道德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有利于年轻人的革命，年轻人又赢回了在爱情和生活之中的多少自由。年轻人享受着这种新的自由，身体和心灵都变得更加健康：我觉得自从允许女人自由显示她们的身体，女人变得更加美丽，她们的身姿更加挺拔，眼睛更加明亮，谈话更加自然。这新一代青年除了对他们自己和他们内心负责之外，用不着向任何人汇报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业已挣脱了父母亲和姨妈们、老师们的监督，对于一切阻止我们发展的内心障碍、担心害怕、紧张压力早已一无所知。这代年轻人拥有一种什么样的不同的安全啊！新的青年不知道我们必须迂回曲折、偷偷摸摸地把今天的青年理直气壮地感觉到是他们权利的东西，当作违禁品偷运进来。他们幸福地享受着他们的年龄，怀着与之相应的干劲、活力，轻松自在，无忧无虑。但我觉得在这种幸福中最美好的幸福，乃是他们用不着在别人面前撒谎，他们可以诚实面对自己，诚实对待他们自然的感觉和欲望。今天的年轻人这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很可能会对精神之物失去一些敬畏之心，而这些精神之物曾鼓舞过我们这代年轻人。也可能由于轻而易举地取舍，使得他们在爱情中失去有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觉得特别珍贵、特别迷人，譬如有些出于羞怯害臊而产生的内心障碍、柔情蜜意之中的温存体贴。也许这些年轻人丝毫也没有感到，恰好是这些被禁之物和弃绝之物引起的心灵战栗，会神秘莫测地提高我们的享受。但是所有这一切，我觉得和年轻人经历的这种转变、这种拯救人们心灵的变化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今天的青年不再担忧，不再压抑，充分享受我们在那些年代未能得到的东西：那种无拘无束、沉稳自信的感觉。

[1]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统治的时代，达到英帝国的巅峰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表现出自满、乐观、正统、保守、求稳怕变的精神特征。

[2] 原文为拉丁文格言：“Naturalia non sunt turpia.”（自然之事并不有伤风化。）茨威格故意去掉“non”，就变成：“自然之事有伤风化。”

[3] 让-马丁·夏尔科（1825—1893），法国病理学家和神经病学家。

[4] 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作家。

[5] 昂多阿纳-弗朗索阿·彼莱伏斯特神父（1697—1763），法国作家。

[6] 亨利·费尔丁（1707—1754），英国作家。

[7] 雷蒂夫·德·拉·布列多纳（1734—1806），法国作家。

[8]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作家。

[9] 威廉·梅克彼斯·萨克雷（1811—1863），英国作家。

[10] 马蒂尼乌斯·比昂松（1832—1910），挪威作家。

[11] 法国作家福楼拜的长篇小说。

[12] 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作家。

[13] 安杰拉·伊莎多拉·邓肯（1877—1927），美国女舞蹈家。

[14] 《活页画报》为1845年至1944年在慕尼黑出版的一份幽默插图周刊，讽刺德国市民阶级，深受读者欢迎，影响极大。

[15] 吉原，为日本东京的街名，是妓女聚居之地，相当于过去北京的八大胡同，上海的四马路。

[16] 保尔·埃尔利希（1854—1915），德国医生。

[17] 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813—1863），德国戏剧家和抒情诗人。

四 人生大学

渴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我们辞别旧世纪最后一年时，也能告别我们深恶痛绝的文科中学。好不容易通过了毕业考试——我们对数学、物理学和学院式的材料还知道什么？——我们在毕业典礼上必须身穿庄重的黑色礼服，校长发表一通激昂慷慨的演说，对我们进行教诲，说我们现在已长大成人，必须勤奋努力为祖国争光。这样我们八年之久的同学交往就此结束，从此以后，我很少再见我苦役船上的同伴。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注册上了大学，其他一些不得不从事其他营生，一边满怀妒意地注视着我们。

因为在奥地利那业已销声匿迹的时代，大学还带着一轮特别的罗曼蒂克的光圈。当了大学生就能享受某些特权，使得青年学子的地位远远凌驾于同龄人之上；这种老古董式的特殊情况，在德国以外很少有人知晓。因此对这种荒谬绝伦、不合时宜的事情，需要进行一番解释。我们的大学大多是在中世纪创建的，在那个时代，研究学问从事科学还被视为异乎寻常的事情。为了吸引年轻人上大学学习，就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中世纪的大学生们不受寻常法院的管束，警察不能闯入大学搜查或者骚扰大学生，他们身穿特别的衣服，有权进行决斗而不受惩罚。他们被公认为一个完整的行会，拥有自己的规矩或者陋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公众生活日益民主化的进程，其他行会行业纷纷解体。在整个欧洲，学者们的这种特权也随之丧失。只有在德国和德意志所属的奥地利，等级意识始终高于民主意识，大学生们还一直顽固地抱着这种早已失去意义的特权不放，甚至创立了一种大学生自己的规范。德国大学生主要在市民荣誉和普通荣誉之外还加上一种大学生的“荣誉”。谁若侮辱了大学生，就必须答应给他公道，也就是说，必须拿起武器和他决斗，只要此人有资格决斗。根据这种自负的评价标准，并不是商人或者银行家算是“有资格决斗”的，只有学术上有教养的人、大学毕业生或者军官才有资格；除此之外，在几百万人当中，没有人有这种特殊的荣誉，可以和这么一个没长胡子的傻小子去刀剑相向。另一方面，为了表明自己的确可以算作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必须证明自己的男儿气概。这就是说，必须决斗过多次，甚至脸上要落下疤痕，作为这种英雄事迹的标志；脸上光滑，没有疤痕，鼻子没挨过几刀是不配充当一个真正的日耳曼族的大学生的。所以那些色彩大学生，也就是那些属于各种颜色的学生联谊会[1]的大学生们，被迫互相挑衅，或者不断向那些完全性格温和的大学生和军官挑衅，以便找到新的决斗对象。在这些“联谊会”里，在击剑的训练场上要教会每一个新入学的大学生“懂得”这种体面的主要活动，此外还要让他知道这种大学生协会的习惯。每一只“狐狸”，这就是说，每一个新手都分配给一个新的协会的兄长。他得像奴隶一样地听从这位兄长的命令，而这位兄长也教会他懂得这大学生行会规则的各种高贵的技能，这就是：狂饮酗酒，直到呕吐为止，一大缸啤酒一饮而尽，为了尽量锻炼，别当“包软蛋”，或者直着嗓子齐声高唱大学生歌曲，深更半夜大吼大叫齐步走过大街，嘲弄警察。所有这些都算是“男儿气概”“大学生气派”“德国派头”。这些大学生联合会举着高高飘扬的旗帜，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和绶带，星期六列队前进“巡游”，这些幼稚的年轻人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毫无道理的变得傲慢狂妄，自以为是知识青年的真正代表。他们带着鄙夷不屑的神情，俯视那些“贱民”，这些人不懂得对这些学术文化和德意志的男子气概表示应有的尊敬。

一个来自外省的小文科中学生，作为毛头小伙子初到维也纳，一定会觉得这种活力充沛、“欢快欣喜的大学生时代”实在是浪漫已极。事实上那些上了岁数的公证人和医生们，多年之后，在他们所在的村子里有了三分醉意，还都感动不已地望着他们房里交叉着挂在墙上的佩剑和陈列着的仿制品，骄傲地亮着他们脸上的疤痕，作为他们学术等级的标志。而这些幼稚粗野的行为都只能引起我们的反感。倘若我们遇到这群佩着飘带的大学生队伍，我们就明智地退避三舍；因为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个人自由意味着最高财富，而这种酷爱进攻，同时又表现出群体奴性的狂热劲头，我们则认为是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东西。另外，我们也知道，在这种人为的木乃伊行为的浪漫主义精神后面，隐藏着非常狡猾精心盘算的极端实际的目的，因为参加一个“打架斗殴的大学生联谊会”，保证每个会员能得到该联谊会位居上层的“老爷子们”的庇护，便于日后飞黄腾达。这些“英雄”大多知道得很清楚。通过波恩的“Borussen”[2]联谊会是唯一安全的直通德国外交界的门路，而通过奥地利天主教的大学生联谊会则达到基督教-社会党的各个肥缺，他们这些彩色的绶带将来必然会弥补他们努力学习时疏漏的东西，他们额头上留下的几个刀疤在日后求职时，一定比额头后面的脑子更有好处。单看这帮粗野的军国主义化的家伙，这一张张刀伤累累、放肆挑衅的脸，就使我对于在大学教室里上课毫无兴趣。其他真正渴望学习的大学生，到大学图书馆去时，也避免走过大礼堂，宁可选择一道不显眼的后门，免得碰上这些可悲的英雄。

我得上大学学习，这是家庭会议早就已经决定的事情。但是决定上哪个系呢？我的父母亲完全听凭我自由选择。我的哥哥已经投入我父亲的工业企业，因此我这个次子，并不急于作出决定。归根到底，问题只是在于得给家庭的荣誉添上一个博士头衔，哪方面的博士都行。奇怪的是，选择什么学科我自己也同样无所谓。我的灵魂早已迷恋上了文学，讲授专业知识的科学，我一门也不感兴趣。我甚至对每个学术机构都暗怀疑虑，这种怀疑至今都还没有消失。爱默生[3]的公理“好的书籍，可以取代最好的大学”，对我而言一直有效。我今天还依然确信，不用上大学，甚至不用上文科中学，都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或者随便什么专家。我在实际生活中无数次得到证实，旧书店老板对书籍的了解往往超过有关的教授，艺术品商人比讲艺术的学者知识更为渊博。在各个领域，大部分重要的启发和发现都来自门外汉。尽管大学教育对于资质平庸的人而言，很是实际，便于使用，颇有益处，在我看来，对于富有独创性的人，并非不可缺少，甚至会对他们产生阻碍的作用。特别像我们维也纳大学这样的一所学校，拥有六七千大学生，学生人数众多，师生之间有益的接触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另外过分忠于传统，反对时代潮流，也已落后，我没看见一个人能吸引我对他的学术感兴趣。因此我选择专业的标准不是看哪个学科最能吸引我，而是相反，看哪个学科给我的思想负担最少，可以给我最多的时间和自由，来满足我自己激情的需要。最后我决定选择哲学——或者不如说，选择“精确的”哲学，就像我们这里按照旧日的模式所称呼的那样，——但是的确不是出于内心的使命感，因为我进行纯粹抽象思维的能力很差。我脑子里的思想，毫无例外地总是随着事物事件和形象而发展，一切纯理论、纯形而上学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学不会的。总之，在这里，纯粹资料方面最为局限，听课或者参加讨论在“精确”哲学方面最好应付。最最必须做的事便是，第八学期上完之后，必须交出一份博士论文，参加几次考试。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把时间安排妥当：整整三年时间，根本不必过问大学的学习！然后在最后一年铆足劲头，生吞活剥地干掉学院式的材料，迅速写完一篇博士论文！这样，大学就给了我唯一想从它那儿得到的东西：为我一生夺得几年充分自由从事艺术活动的时间——人生大学。

回顾我的一生，我很少能回忆起像我大学头几年所过的这种没有大学的幸福时光。我年纪轻轻，还没有感到有责任非做出什么事情不可。我凑凑合合地还算独立自主，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都属于我，我可以读书写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用不着向任何人汇报。学科考试的阴云还没有在万里无云的天际浮现，因为三年对我这十九岁的人来说，是何等漫长。我还可以把这三年安排得多么丰富，多么充实，多么充满意外的惊喜和馈赠！

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乃是把我写的诗编成一部选集——我自己认为，这是一部精挑细选的集子。我并不羞于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高中刚刚毕业的十九岁学生来说，印刷机的油墨气味，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浓烈的芳香，比设拉子[4]的玫瑰香油更为馥郁芬芳。任何报纸接受了我的一首诗，都会给我极为脆弱的自信心，一次新的鼓舞。我是不是现在就该预先热身，进行决定性的一跃，尝试发表整整一部诗集？我的同伴们比我自己更相信我，他们的欣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便把手稿颇为放肆地径自寄到舒斯特及洛夫勒出版社，这在当时是专门介绍德国抒情诗的出版社，他们两人[5]是李利恩克隆[6]、德默尔、彼尔鲍姆[7]、蒙贝尔特[8]的出版商，是那整整一代诗人的出版商。这些诗人和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一起，同时创造了德国的新抒情诗，真是奇迹的标志！紧接着便是一个接一个难忘的幸福的瞬间，在一位作家的生活中，即使在取得最伟大的成功之后，这种瞬间也不再重复出现：一封印着出版社标志的信寄来，我把这信握在手里，心里忐忑不安，没有勇气把信拆开。然后屏住呼吸，阅读来信的时刻来临，出版社决心出版此书，甚至提出条件，要求出版我以后作品的特权。接着寄来一个邮包，装着诗集的校样。我无比激动地解开邮包，看看印刷的铅字、版心，诗集的胚胎状态。过了几个礼拜，书也寄来了，最初的几本书。我把这几本书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比来比去，一遍又一遍，百看不厌。然后就是孩子气地跑到各家书店，看看是不是已经有样书陈列出来，是放在书店当中显著的地方还是塞在书店边上不显眼的地方。接着我就静等来信，等待最早的几篇评论，等待从陌生的地方、捉摸不定的地方发出的第一个回答——感到情绪紧张，心情激动，热情高涨，每一个年轻作家抛出处女作时，都会这样，为此我暗自羡慕他们。但是我的这种高度喜悦，只是最初时刻的陶醉，并非洋洋自得。我自己不久究竟如何看待我的这些早年的诗歌，这简单的事实可以证明，我不仅没有让这部《银弦集》（这是我那早已湮没无闻的处女作的书名）再版，也没有把集子里的任何诗篇收入我的《诗歌全集》。这都是一些凭着模糊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感受写出的诗歌，不是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诗句，全是出于语言激情之作。不过，这些诗歌具有一定的音乐性，有足够的形式，足以引起一些人的兴趣，我无法抱怨说没有得到人家的鼓舞。当年统领诗坛的两位抒情诗人，对我这个十九岁的新人表示衷心的、可说是同伴似的赞赏，里尔克这位被我崇敬有加的诗人，为了表示感谢我赠送给他的这本“如此优美的诗集”，把他新近创作的诗篇汇集的单行本加上“谨致谢忱”的献词回赠给我。这本单行本是我青年时代最珍贵的纪念品之一，我把它从奥地利的瓦砾堆中救出，一同带往英国。（今天它可能流落到何方呢？）当然，里尔克给我的这第一份友谊的馈赠，最后总让我感到有些鬼气森森，这是他给我的许多礼物中的第一份——为时已有四十年之久，那熟悉的字迹从死人世界向我致意。然而，一切意外事件中最最出人意表的惊喜，乃是马克斯·雷格尔[9]写信给我，要求我允许他为诗集中的六首诗谱曲。他是和理查·施特劳斯齐名的当时健在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此后我常常在音乐会上听人演唱这首或那首我自己的诗歌，可是它们早已被我自己忘怀，早已被我扬弃，是通过一位大师的兄弟般的艺术才把它们一直保留下来。

这些意想不到的赞许，再加上一些友好的公开评论产生的影响，鼓励我迈出这一步。按照我那不可救药的自我怀疑，我自己是永远也不会，至少不会这么早就迈出这一步的。早在文科中学时代，除了诗歌之外，我还在“现代派”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小型的中篇小说和杂文、随笔，可是从来也不敢把我的那些习作，向一家势力强大、广为流传的报纸投稿。在维也纳，其实只有一家独一无二的高档次的新闻报纸《新自由报》，这家报纸态度高雅，在文化界享有盛名，在政治上极有威望，对于整个奥匈帝国而言，其地位犹如英语世界的《泰晤士报》，法语世界的《时代报》（Temps）；即便是德意志帝国的许多报纸，也没有一份达到这样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水平。该报主编莫里茨·贝内蒂克特[10]具有出类拔萃的组织才能和坚持不懈的勤奋努力，他把他的全部简直可说是极不寻常的旺盛精力全都施展出来，在文学文化领域超越一切德国报纸。他若渴望发表某一位声名卓著的作家的什么作品，就不惜工本，一连发出十份、二十份电报给这位作家，答应预付每一笔稿酬；圣诞节和新年的节日专号加上文学副刊，整本整本地介绍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11]、盖尔哈特·豪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萧伯纳[12]，趁此机会汇集在这份报纸上，对于指导全城全国的文学方向，起到无可限量的作用。不言而喻，这家报纸的世界观“进步”，自由，态度沉稳谨慎，以堪称模范的方式，代表了古老奥地利高度的文化标准。

这座“进步”的庙堂，还隐藏着一个特殊的圣殿，那所谓的“杂文副刊”（Feuilleton）就像那些大型巴黎日报《时代报》和《论战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把关于诗文、戏剧、音乐和艺术的最为精彩、最为完美的论文十分显眼地和瞬息万变的政治和时事区别开来，加以发表。在这份副刊上，只有权威人士、久经考验的评论家才得以发表意见。只有判断的精纯，多年相互比较的经验和精致完美的艺术形式，才能把一位作家在经受多年考验之后，召唤到这座神圣的殿堂中来。路特维希·斯派德尔[13]，小型艺术的一位大师，埃杜阿尔特·汉斯利克在这副刊上同样是戏剧和音乐方面教皇一样的权威，就像巴黎《星期一》上的圣·伯夫[14]；他们说的“是”和“否”，都会决定一部作品，一出戏剧，一本书，往往也牵涉到一个人在维也纳取得的成功与失败。他们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有知识有教养的阶层当天的谈话资料。这些文章激起讨论，受到批评，被人赞赏或者遭人反对。在这些早已备受称赞、得到普遍承认的小品文作家的文章里突然冒出一个新的名字，这可成为一件大事。在年轻一代人当中，只有霍夫曼斯塔尔以他的几篇精彩绝伦的文章偶尔进入那个行列；除此之外，年轻的作家只好满足于在文学报的背面捎带着发表一点文章。谁若在首页上发表文章，对于维也纳而言，不啻把姓名镌刻在大理石上。

《新自由报》，是我父辈们的神谕宣示所，是圣贤的家园，我怎么会有勇气把我的一篇小小的谈论文学的文章投给这份报纸，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匪夷所思。可是话说到底，大不了遭到退稿，我不会遭到更大的不幸。副刊的编辑每周只有一天在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接待来访者。这些著名的固定聘用的工作人员经常轮换，很少有余地来考虑一位局外人的作品。我爬上一道小小的旋转楼梯，心脏突突直跳，让人通报。几分钟后，仆人回来告诉我，副刊编辑先生有请，于是我走进那间又窄又小的房间。

《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名叫台奥多尔·赫尔茨尔[15]，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当然我并不知道，他个人在犹太民族的命运中，在我们时代的历史中将会创造什么样巨大的转变。他当时的立场还相当暧昧，难以预测。他以文学习作起步，很早就表现出光彩夺目的新闻记者的天才，起先担任驻巴黎记者，接着作为《新自由报》的小品文作者成为维也纳公众的宠儿。他的文章观察犀利，往往充满睿智，今天读来依然引人入胜。文章的文体优美，境界高雅，即使出语欢快，作出批评，也永远不失天生的典雅气派，是新闻类作品中可以想象得到的精致典雅的极品。全城为之风魔，而这座城市训练有素，最能洞察幽微。他的一部剧作在宫廷剧院上演，也获得成功。于是他就成了一个极有威望的人士，备受年轻人的顶礼膜拜，我们父辈们的高度尊崇，直到有一天，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命运总善于为自己找到一条道路，为了找到它需要的人来达到它的秘密目的，即使此人一直想要躲避。

台奥多尔·赫尔茨尔在巴黎经历了一件事情，使他心灵深受震撼，这一时刻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他作为记者亲身经历了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16]遭到公开贬抑的过程，亲眼看见人们如何从这位脸色苍白的军官身上撕下他的肩章，这位军官高声大叫：“我是无辜的！”赫尔茨尔在这一瞬间直到内心深处都清楚知道，德雷弗斯确实是无辜的。他之所以蒙受这种可怕的叛国罪行的嫌疑，就因为他是犹太人。台奥多尔·赫尔茨尔作大学生时，就感到他那正直的富有丈夫气概的傲气，因为这犹太人的命运而受到痛苦——更确切地说，当犹太人的悲剧似乎还不是一种严肃的命运之时，凭着他那富有预见性的本能，他已事先为这种悲剧受苦受罪。他感到，他生来就该充当领袖。他那气宇轩昂的外表和他恢弘壮阔的思想，以及他那渊博丰富的世界知识，也同样证实他确有领袖才能。他当时有个奇妙绝顶的计划，想永远彻底地一举解决这个犹太人的问题，那就是通过自觉自愿的集体接受洗礼的方法，让犹太教和基督教合二而一。他一直富有戏剧性地设想出这样的场面，成千上万奥地利犹太人排成长队，前往斯台芬教堂[17]，在那里通过一个示范性的象征性的仪式，让这个受人四下驱赶、无家可归的民族永远摆脱隔离和仇恨的诅咒。不久他认识到这个计划根本无法实行，他一直把“解决”他人生这个主要问题作为他真正的任务，做了好几年他自己的工作，终于把他的精力从这个问题引开。现在，在德雷弗斯遭到贬抑的瞬间，他的民族永远遭到诅咒的这个念头，犹如一把匕首插进他的胸中。他对自己说，既然隔离不可避免，那就干脆彻底隔离！既然屈辱将一直是我们的命运，那我们就以高傲的态度直面屈辱，既然我们苦于无家可归，那我们就自己创建一个家园！于是他就发表了他的小册子：《犹太国》，在这本小册子里，赫尔茨尔宣布，一切种族同化的适应，所有全面宽容的希望对于犹太民族而言，都不可能。必须在犹太民族古老的故乡巴勒斯坦创建一个新的自己的家园。

这本薄薄的，却力透纸背的小册子发表时，我还在上文科中学，但是我还清楚记得维也纳资产阶级——犹太人圈子里的人普遍表现出来的惊慌和气恼。他们很不高兴地说，这个平素如此聪明、风趣，富有教养的作家抽什么风啊？他在干些什么傻事，写些什么蠢话啊？为什么叫我们到巴勒斯坦去？我们的语言是德语，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故乡是美丽的奥地利，我们在善良好心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统治下，日子不是过得蛮好吗？我们在这儿不是成长发展得挺好，地位不是很稳固吗？我们不是享有同样权利的公民，不是这座为我们深爱的维也纳市的世世代代定居于此的忠诚的市民吗？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不出几年就会把一切宗教信仰的偏见全都消除干净？赫尔茨尔此人，可是一直作为犹太人说话，要帮助犹太人，为什么他要把论据交到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手里，试图把我们和德意志世界区分开来？我们现在可是每天都和德意志世界联系得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密切了啊！犹太教的拉比[18]们从讲经台上大放厥词攻击赫尔茨尔，《新自由报》的头头禁止在他“进步”的报纸上哪怕只是提及一下“复国主义”一词，维也纳文坛的特西特斯[19]，尖刻讽刺的大师卡尔·克劳斯[20]写了一份小册子《给锡安[21]的王冠》，当台奥多尔·赫尔茨尔踏进剧院时，全场喃喃之声不绝，发出嘲讽的声音：“陛下驾到。[22]”

在第一时间，赫尔茨尔可能以为遭到了误会：多年来他一直受到维也纳的喜爱，自以为在这里最为安全。如今维也纳抛弃了他，甚至对他发出嘲笑。但是回音如此强烈，如此突如其来地轰然反弹，他几乎大吃一惊。他以薄薄的十几页纸，在世上唤起了一个如此强劲有力的、远远超过他能力的运动。当然，这个回音并非来自西方那些生活得舒舒服服、家境富裕的犹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东方那些人数众多的群众，来自加里西亚、波兰、俄国的那些隔离区里生活的犹太无产阶级。他浑然不觉地把犹太教在国外灰烬下暗自燃烧的核心煽动起来，这是在神圣典籍中得到强调的关于重返圣地的预言；千年之久的救世主的幻梦，——这种希望同时也是宗教的确信，只使那千百万遭到践踏、遭到奴役的人的生活还能有些意义。在圣书记载的两千年当中：每当一个人——不论他是先知，还是骗子，——只要一拨动这根琴弦，人民的整个灵魂都立刻颤动起来。但是没有一次振动得像这一次这样的强烈，从来也没有像这一次激起如此喧嚣狂暴的回响。就凭这十几页纸，就这孤零零的一个人把四下分散、争吵不休的民众塑造成为一个整体。

只要思想还只有梦幻般并不确定的形式，这第一时间就确定为赫尔茨尔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等他开始着手在现实的领域里确定目标，集结力量，他不得不认识到，他的这个民族在和不同的民族一起，经历了各自不同的命运，相互之间已经变得多么不同。这里是宗教虔信的犹太人，那里是自由思想的犹太人，这里是社会主义的犹太人，那里是资本主义的犹太人。大家以各种语言互相争吵，都不愿意听从一个统一的权威。1901年，我第一次见到赫尔茨尔，他正处于这场斗争之中，也许也正在和自己作着斗争；他还不够信任他取得的成功，没有放弃那养活他自己和他家庭的职位。他还不得不分头照顾他那渺小的新闻记者的工作和那项任务，那才是他真正的生活。他还依然作为副刊编辑台奥多尔·赫尔茨尔，在当时接见我。

台奥多尔·赫尔茨尔站起身来欢迎我，我不由自主地感到，那个含有嘲讽意味的趣话：“锡安国王”还真有一点道理；赫尔茨尔身上还真有一点王者气概，他额头高爽，天庭饱满，脸上轮廓分明，五官端正，蓄了一部黑里透蓝的长髯，——长了一双深黄色忧郁的眼睛。他那动作很大略嫌夸张的手势并不显得做作，而是出于自然的庄严气派。用不着这个特殊的机会，也使我觉得他真的显得器宇轩昂。即使身在这间狭小寒伧、只有一扇窗户的编辑部办公室里，站在一张堆满了纸张的老旧书桌前面，他看上去也像是一个沙漠里贝都因族的酋长；一件飘飘欲仙的白色披风竟然和他身上穿的做工讲究、显然是根据巴黎的款式制作的黑色高领西装同样合身。短短地停顿一会儿，这是故意安排的——我日后经常注意到，他喜欢这种小小的效果。这大概是他在宫廷剧院学来的——他向我伸出手来，有点居高临下的架势，可是还是十分亲切友善。他指了指身旁的一张小沙发，问道：“我想，我曾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或者读到过您的大名，发表过诗作吧，是不是？”我只好承认。“那么，”说着，他身子往后一靠，“今天您带什么作品给我呢？”我告诉他，我很想把一篇小小的散文作品请他过目，说着把我的手稿递给他。他看了一眼封面，然后一直翻到最后一页，估量一下这篇文章的篇幅，接着在软椅里再往后靠一靠。令我惊讶的是，他居然已经阅读起我的稿子来了（我根本没有指望他会这样）。他读得很慢，总是读完一张再读一张，眼皮也不抬一下。等他读完最后一张，就慢条斯理地把稿纸折叠整齐，相当费事地把稿纸塞进一个信封，用蓝笔在上面做了一个记号，一直没有抬头看我一眼。等他用这些神秘兮兮的动作吊足了我的胃口之后，他才抬起他那沉重、阴郁的目光，有意识地用不紧不慢的庄严神气对我说：“我很高兴地可以告诉您，您的出色的文章已为《新自由报》的副刊采用。”就像拿破仑在战场上把一枚荣誉团骑士十字勋章别在一个年轻军曹的胸前。

这事本身看上去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必须是维也纳人，那一代的维也纳人，才会理解这次提拔对于一个人的升迁有多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来我就从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一夜之间跻身于一批名人的行列之中，而从这最初的时刻起，台奥多尔·赫尔茨尔对我就恩宠有加，他就立即利用一次偶然的契机，在他后来的文章里写道：在维也纳别尽想着艺术颓废。相反，现在除了霍夫曼斯塔尔之外，还涌现出一批青年才俊，可以期待他们会创造出最佳成就。他首先就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一个具有台奥多尔·赫尔茨尔这样显赫名声的人，尽人皆知，因而身在责任重大的位置上，作为第一个人公开为我说话，我的确一直感到这是一个特别的褒奖。而我没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为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活动，甚至参加领导工作——显然是不知感恩——这对我而言，的确是个沉重的决定。

但是我没能成功地和这个运动建立什么联系，使我和这运动疏远的原因，主要是赫尔茨尔自己的党内同志对他个人表现出来的缺乏尊敬的态度。尤其在今天，这种态度实在没法理解。东方的犹太人责备他对犹太民族毫不理解，他连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也一无所知，国民经济学家把他视为杂文作家，每个人都持有异议，而且态度并非永远极为恭谨。我知道，在当时，完全忠心耿耿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使赫尔茨尔最最感到慰藉。在这个圈子里，这种动辄反对，争吵不休，强词夺理的精神，缺乏真诚的忠心的顺从关系，使我和这个运动疏远，而我只是为了赫尔茨尔的缘故，才好奇地接近这个运动的。有一次，我和赫尔茨尔谈起这个题目，我公开地向他承认，我对他的队伍中这种缺乏纪律性的状态表示愤怒。他面带一丝苦笑说道：“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已经习惯于玩弄各种问题，用各种思想争论不休。我们犹太人两千年来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实践在世界上办成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无条件地献身还得到时候现学，我个人到今天也还没有学会献身。因为我还一直在担任《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而我的职责所在应该是除了这一个念头之外，不得有别的念头，不得在纸上为其他任何东西写一笔一画。不过我现在已经在改过自新，我自己也要现学无条件的献身，也许其他人也都跟着在学。”我还记得，他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理解，赫尔茨尔这么久未能下定决心放弃他在《新自由报》里的职位——我们都认为，他是为了养活全家的缘故。而其实并非如此，他甚至把他自己的私人财产奉献给了犹太复国事业。而这些，世人要等很久以后才会听说。不仅是我和他的这次谈话，他日记里的许多记载也都向我证明，在这种矛盾分裂的状态下，他是多么痛苦。

青年茨威格

台奥多尔·赫尔茨尔

维也纳斯台芬大教堂

我后来还和他见过几面。但是在所有这些邂逅之中，只有一次我觉得十分重要，值得回忆，难以忘怀，也许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见面的缘故。我在国外呆了一阵——和维也纳只有书信联系——，后来终于有一天在市立公园里和他相遇。他显然是从编辑部出来，走得很慢，身子有点佝偻，不再是过去那种弹性十足的步伐。我客气地和他打了个招呼，想要走开，他却很快伸直身子，走来把手伸给我：“为什么您躲了起来？您完全不必躲开。”我常常避到国外去，对此他评价很高。“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他说道，“我的全部知识，都是在外国学的。只有在国外，你才习惯于拉开距离进行思考。我确信我在这里是永远不会有勇气去制定那第一个构想的。人家会把我的这个构想，还在胚胎萌芽状态就彻底破坏净尽。可是感谢上帝，等我把这构想带到这里来，一切都已完成。他们除了捣乱，什么都干不成。”然后他气恼地谈起维也纳，他在这里遇到的阻碍最为强烈。倘若不是从国外，特别是从东方，后来也从美国传来新的动力，他也许已经疲惫不堪。“总的说来，”他说道，“我的错误是，开始得太晚。维克托·阿德勒三十岁就当上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正是年富力强，最佳的战斗年华。至于历史上的那些伟人，我就根本不想再谈了。您能知道，想到这些逝去的年华我多么痛苦，那就好了。我后悔没有更早地投身到我的使命中去，倘若我的健康状况和我的意志一样坚强，那么一切还都很好。可惜岁月流逝，无法追回。”我还陪他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门口。他停下来伸手给我，说道：“为什么您从来不到我家里来？您从来没到我家里来看我。事先来个电话，我会专诚接待您。”我答应去看他，同时暗下决心，绝不兑现这个诺言。因为我越爱一个人，就越发不愿浪费他的时间。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去看望他了。也就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当时使他低头的疾病，突然把他打倒。我只能送他前往墓地。七月的一天，一个奇特的一天，每个经历过这一天的人都难以忘怀。因为突然之间，从城里的各个火车站，每列火车，不分白天黑夜，从所有的帝国和国家都有人群涌来，西方的犹太人、东方的犹太人，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犹太人，来自各个行省、各个小城，他们突然蜂拥而至，脸上还布满了噩耗给他们造成的恐惧。大家从来也没有比现在更清楚地感觉到，这里抬进坟墓里去的是一个伟大运动的领袖，这使得从前的激烈争吵和蜚短流长，全都消失不见。无尽漫长的人流。维也纳一下子发现，这里不只是一个作家，或者平庸的诗人去世，而是一位思想的塑造者。这样的思想塑造者在历史的长河中要经过漫长的间歇，才会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中胜利地傲然崛起。在公墓里突然乱成一团；太多的送殡者涌向他的灵柩，嚎啕大哭，大放悲声，抢地呼天，绝望的心情突然爆发，声震四方，简直变成一阵狂叫，一阵怒吼；发自肺腑、无比激烈的悲哀迸发出来，打破了所有的秩序。我以前在葬礼上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以后也从未见过几百万人汇成的整整一个民族，从内心深处像洪水般迸发出这种无比强大的痛苦。从这种深切的痛苦中，我第一次可以衡量出，这位特立独行、孤军奋战的人，通过他思想的力量，把多少激情和希望抛进这个世界。

我本人得以这样庄严隆重地跻身于《新自由报》的副刊之中，这事的真正意义在我的私生活中对我发生了影响。我从而在家人面前赢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安全。我父母亲很少关心文学，也不自以为是地作出任何判断；对于他们，就像对于整个维也纳资产阶级而言，凡是在《新自由报》上受到称赞的东西他们认为都很重要，凡是报上遭到忽视或者受到谴责的东西，他们全都漠然置之。凡是发表在副刊里的文章，他们觉得出自最高权威之手，内容得到保证，因为在报上发表判断，进行褒贬的人，单看他的地位便令人肃然起敬。那么请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家庭，这家人每天都怀着敬畏和期待，把目光射向他们报纸的第一版，有天早上，令人难以置信地发现，坐在他们桌旁的这个并不循规蹈矩的十九岁青年，学校里的成绩也并不名列前茅，他的文章，宽容地当作“不惹是生非”的游戏（反正比玩纸牌赌钱或者和轻佻的女孩调情好些），竟然可以跻身于行家名流和饱学人士之间，站在这个责任重大的位置上发表意见（迄今为止，他的意见在家里并不怎么受到尊重）。即使我写出了像济慈、荷尔德林或者雪莱[23]一样最为优美的诗篇，在这个圈子里，也未必能产生这样彻底让人刮目相看的影响；我若走进剧院，人家就对我这个让人莫测高深的本雅明[24]指指点点，这个小子竟然以神神秘秘的方式挤进了德高望重的长者们神圣的林苑之中。我常在副刊上发表文章，几乎可说定期为它撰稿，不久就有危险成为当地受人尊重的人物；幸亏我及时摆脱了这一危险。有天早上，我告诉我父母亲，下学期我要到柏林去学习，使他们深感意外。我的家人尊重我，或者不如说，尊重《新自由报》，我正处于该报的金色阴影之中，他们不能不赞同我的愿望。

不言而喻，我想也没想过，要在柏林好好“学习”。我在柏林就像在维也纳一样，一学期就到大学去两次，一次是注册听课，第二次是让人考查我先前确实听了课。我在柏林寻找的，既非课程，亦非教授，而是一种更高程度上更完美的自由。在维也纳，我总觉得自己拴在身边的环境里，和我交往的文学界的同行，几乎清一色全都出身犹太市民阶层，和我自己一样；在这个谁跟谁都认识的狭小城市里，我无可争辩的始终只是一个出身“上层”家庭的子弟，已经对这个所谓的“上流社会”厌烦已极；我甚至想去领略一下特别“下流”的社会，一种无拘无束、不受审查的生活方式。谁在柏林大学里讲授哲学，我都没有在课程表上查阅过；只要知道，“新近的”文学在柏林比在我们这儿活动得更加积极更有活力，这就够了。在柏林，可以遇见德默尔和年轻一代的其他诗人，在那里接二连三地有杂志、歌舞厅和剧院创办出来，一句话，在柏林，就像维也纳人说的，“总有新鲜玩意儿”。

事实上我是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性的时刻前往柏林的。1870年，柏林从普鲁士王国的一个非常平淡、狭小，根本算不上富有的首都变成德意志皇帝的京城。从此以后，施普雷河上的这个毫不显眼的地方强劲发展突飞猛进。但是柏林还未能占据艺术文化事务的领导地位，慕尼黑画家和诗人云集，成为艺术的真正中心，德累斯顿歌剧院雄踞音乐之冠，一些较小的首府吸引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尤其是维也纳，拥有百年的传统，集中的力量，自然的天才，始终远比柏林更为优越。然而在最近几年，德国经济迅猛高涨，历史开始翻过一页。大型康采恩和富豪家族纷纷迁往柏林，新的财富连同强劲的勇气，在这里为建筑和剧院开拓了比在德国其他大城市里更大的发展可能性。在威廉皇帝的庇护下，各个博物馆大大扩建。剧院得到奥托·勃拉姆[25]堪称楷模的领导；正因为没有真正的传统，不存在长达几世纪的文化，这就引诱年轻人进行尝试。因为传统也总意味着阻碍。维也纳系于往日陈迹，对自己的过去尊崇备至，对于年轻人和大胆试验总是小心谨慎，迟疑观望。而在柏林，城市本身想要迅速建成，具有个人的形式，总在寻找新颖特色。因此年轻人争先恐后地从全国各地，甚至从奥地利涌向柏林，也就自然不过的了。他们当中才气横溢的人做出成就，证明他们的决定正确。维也纳人马克斯·莱因哈特[26]若在维也纳要耐着性子等上二十年，才能得到他在柏林两年之内就赢得的地位。

就在柏林从小国首都向世界大都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我来到柏林。我脑子里还是维也纳继承了伟大祖先遗留下来的丰腴饱满的美丽景色。相形之下，柏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着实令我失望。向西部拓展的决定性的一步，当时才刚刚开始。新的建筑得取代有些过于张扬炫耀的动物园一带的房屋。建筑物有些荒漠的弗里特里希大街和莱比锡大街，以其笨拙的奢华气派组成了城市的中心。只有乘坐有轨公共马车[27]，才能费劲地前往维尔默尔村、尼古拉斯湖、斯台格利茨这样的郊区。边界地区的一些湖泊景色优美，富有野趣，在那时候非得进行一次远征，才得以欣赏。除了古老的“菩提树下地区[28]”之外，别无真正的市中心，没有我们维也纳的沟边大道[29]这样的“美丽林荫道”。由于普鲁士古老的节俭风气，这里完全缺少一种时髦的风采。妇女们身穿自己缝制的、毫无品味的衣衫去上剧院，到处都看不到一只轻快的巧手会化腐朽为神奇，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它都会用便宜的衣料制成迷人的花哨衣衫。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以感到弗里德里希大帝[30]传下来的吝啬持家的派头；咖啡淡而蹩脚，因为每粒咖啡豆都得省了又省；饭食淡而无味，没有汁水，没有劲道；到处干干净净，一板一眼，秩序井然，没有我们那种乐音袅袅、飘然神往的热情活力。譬如我在维也纳的女房东和柏林的女房东之间，就天差地别。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她们之间的差别更典型的了。维也纳的那位女房东性格活泼，多嘴多舌，并没有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不时丢三落四，漫不经心，可是总是热情饱满，做些事情讨你喜欢。柏林那位太太一丝不苟，什么事都做得无懈可击；但是在第一个月结账的时候，我发现她用干干净净的斜体字，把她为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算得清清楚楚地记在账上：缝了一只裤子上的钮扣3个芬尼，擦掉桌面上的一个墨水渍20芬尼，最后把她所做的一切，努力画一根粗线，加在一起共67个芬尼。我看了以后起先哑然失笑；但是更典型的是，我自己在几天之后也屈从于普鲁士的这种锱铢必较、井井有条、讲求秩序的精神，事无巨细都要交代个一清二楚。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我的开销都一笔不落、仔仔细细地记在账上。

我从维也纳的朋友那里拿到一大堆介绍信，可是我一封也没动用。我这次放荡行为的真正目的所在，可是要摆脱每一个稳当、安全的资产阶级的氛围，从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完全我行我素地生活。我只想认识各式各样的人，通过我自己的文学活动，找到的一些人——尽可能是些有趣的人；话说回来，《流浪作家》[31]这本书也不是白读的，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必然会产生自己也经历一番流浪诗人生活的愿望。

我用不着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这样一个乱七八糟、胡乱凑在一起的小圈子。我在维也纳时，就给柏林“现代派”的主导性报纸写过文章，这张报纸简直是以嘲弄的口吻，自称《社交界》，主编是路德维希·雅可博夫斯基[32]。这位年轻诗人在他英年早逝之前不久，创办了一个协会，用的是对年轻人极有诱惑力的名字“未来的人”，协会每周聚会一次，地点是诺伦多尔夫广场的一家咖啡馆的二楼。这个模仿巴黎丁香花园（Closerie des Lilas）的模式组成的人数众多的聚会，三教九流千差万别的人全都挤进来参加，诗人和建筑师，自命风雅之辈和新闻记者，打扮成手工艺工人或者雕塑家的年轻姑娘，想来提高德语水平的俄国大学生和头发像白金似的斯堪的纳维亚女郎。从德国国内则有来自各省的代表，筋骨强健的威斯特法伦人，忠厚老实的巴伐利亚人，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大家七嘴八舌热烈讨论，完全不拘形迹。有时候有人朗诵诗歌或者剧本，但是大家的主要目的，只是彼此认识一下。这些年轻人有意识地摆出流浪诗人的架势，在这群人当中像圣诞老人似的坐着一个胡子灰白的老人，颇为感人。他受到众人的尊敬和热爱，因为他的的确确是个诗人，实实在在是个流浪诗人：名叫彼得·希勒[33]。这位七十岁的长者，长着一双蓝色的狗眼，性情温和，充满善意地瞅着这群孩子，身上总穿着他那件灰色的风衣，盖着里面破破烂烂的衣裤和非常肮脏的内衣。经不住我们的催请，他每次都会欣然从上衣的哪个口袋里取出揉得皱巴巴的稿纸，朗读他的诗歌。这些诗歌种类不同，其实都是一位抒情天才的即兴之作，只是写得过于随便。他坐在电车里或者咖啡馆里，信手用铅笔写下这些诗句，写完之后也就忘了，到朗诵时，在那张涂得乱七八糟、沾满污渍的纸条上都找不到那些字来。他身上从来没钱，他也不在乎钱。有时住在这人家里，有时在那人家里做客，他忘怀尘世，绝对无欲无求，倒还真是如此，令人感动。其实大家都不清楚，这位善良的林中老人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跑到柏林这座大城市来的，他到这里来究竟有何企图。可他什么企图也没有，既不图名闻遐迩，也不想受人尊崇，凭着他诗人的如梦如幻的神气，比我日后见到的任何人都过得更加无忧无虑，更加自由自在。在他身边那些野心勃勃的讨论者大声喧哗，嗓门一个压过另一个；他神态温和地听他们争论；跟谁也不争吵，有时举起酒杯，向一个人致以亲切的问候；但他从不参与别人的谈话。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就仿佛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那头发蓬乱、有点疲劳的脑袋正在寻找诗句，推敲字词，可总是遍寻不得，不能如愿。

这位纯朴的诗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真实和天真——今天即使在德国，他也几乎已被遗忘——也许从感情上把我的注意力从“未来的人”选出来的主席身上引开，可是这位主席的思想和言论，以后将对无数人在塑造人生道路时起决定性的作用。鲁道尔夫·斯泰纳[34]日后成为人智学的奠基人，他的拥护者为了贯彻他的学说，为他建造了无比富丽奢华的学校和研究院。我在柏林这儿遇见他，是继台奥多尔·赫尔茨尔之后第一次又碰到的一个奇人。命运赋予他的任务是成为千百万人的引路人。他个人给人的印象，不像赫尔茨尔那样俨然是个领袖，更多的像是个诱惑者。他那黑色的眼睛具有一种催眠的力量，我不看他的眼睛，听他说话，反而听得更加真切，更能进行批评，因为他那苦行僧似的瘦削的脸，布满精神上的激情，不仅只对女人才有说服力。鲁道尔夫·斯泰纳在那时还没有完全创立他自己的学说，还是个探索者、学习者；有时候他向我们朗读他对于歌德色彩学的评论，歌德的形象在他的表述中，更像浮士德，更像帕拉彻尔苏斯[35]。听他讲话，使人激情澎湃，因为他的教养着实惊人，尤其和我们相比，我们的教养只限于文学，而他实在多才多艺，真了不起。听了他的讲演，进行了有些坦诚的个别谈话之后，我回到家里总是既感到精神振奋，也有点垂头丧气。尽管如此——我今天问我自己，我当时是否预见到这个年轻人拥有这样一种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影响群众的作用，我必须很羞愧地予以否认。我曾期待于他那探索精神，在学术方面作出了不起的成绩。我若听说，他凭着本能成功地在生物学上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我绝不会感到惊讶。可是当我多年以后在多尔纳赫看见他的学生们建造了一所宏伟的歌德博物馆，这所“智慧的”学校，是他的学生作为“人智学”的柏拉图式的学院赠送给他的，我发现他的影响如此体现在宽泛的现实之中，有时甚至流于庸俗，反而更加失望。我不敢冒昧地对“人智学”妄加评论，因为我到现在还不甚清楚，这人智学究竟想干什么，有什么意义；我甚至认为，这种学说诱惑人的作用基本上并不在于一种思想，而是在于鲁道尔夫·斯泰纳这一迷人的个人。反正他是一个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人，恰好在他青年时期和他相遇，他那时还能亲切地毫不教条地和比他年轻的人士交往，这对我而言，还是一次难以估量的收获。我们凭着文科中学的那股傲慢劲，自以为已经达到多才多艺包罗万象的知识面，可是看到他光怪陆离同时又极为深邃的知识，我认识到，真正的学识渊博，其实是不可能草草了事地读些书，浮皮潦草地讨论一番所能达到的；只有常年苦心研读，拼命用功才能做到。

在那个易于吸收的时代，友谊容易建立，社会差别或者政治差别还没有加剧，一个年轻人其实最好是和一同奋斗的人学习，而不是跟比自己高明的人学习重要的东西。我又一次感到——当然现在是比中学时代更为高级、更具国际性的程度——集体的热情洋溢具有多么强大的促进作用。我在维也纳的朋友几乎全都出身资产阶级，甚至十分之九是出身犹太资产阶级，这样我们的倾向和热情，只是照式照样地加了一倍或者若干倍而已。而在这个新世界里，年轻人来自互相冲突的各个阶层，来自上层，来自下层，这个是普鲁士的贵族，那个又是汉堡船主的儿子，第三个出身威斯特法伦的农民家族。我突然生活在一个圈子里，这里的确有衣衫褴褛、脚踏破烂鞋子的穷人。这个氛围，我在维也纳是从来也没有接触过的。我和那些酩酊大醉的酒鬼、同性恋者和吸吗啡的瘾君子同坐一桌——十分得意地——和一个相当有名、刑满释放的骗子手握手（他后来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这样他也就走到我们这些作家当中来了）。凡是我在现实主义的小说中不大相信的各色人等，全都跑到这些狭小的饭店咖啡馆来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一个人的名声越坏，我就对他越感兴趣，想要认识一下他本人。话说回来，我对这些声名狼藉的人所怀有的特殊的爱或者好感，陪伴了我一辈子。即使在我理当慎交的年代，我的朋友也常常责备我，尽跟一些什么道德败坏、很不可靠、真正会使人丢人出丑之辈交往。也许恰好是我出身的那个稳定安逸的氛围，和我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因此而有负担这一事实，使我觉得把自己的生命钱财、健康和名声恣意挥霍，几乎不屑一顾的那些人，听凭激情发泄、偏执狂放、一无目的地活着的那些人着实迷人。也许人们在我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发现，我对一切一门心思放荡不羁的人物怀有这种偏爱。再加上异国情调外国风光的魅力，几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从陌生世界给我强烈的好奇心带来一份礼物。我认识了画家E.M.利里恩[36]，德罗霍比茨的一位穷苦的信奉犹太正教的旋工师傅的儿子。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一位真正的东方犹太人，从而也接触了这种犹太民族。它的力量和坚韧不拔的狂热劲头，是我迄今为止从来也不知道的。一个年轻的俄国人把当时在德国还无人知晓的《卡拉玛佐夫兄弟》[37]中最优美的段落翻译给我听；一位年轻的瑞典姑娘第一次把蒙克的图画拿给我看；我在一些（当然是）蹩脚画家们的画室里转来转去，观赏他们的技艺，有个信徒把我带进一个唯灵主义的圈子——我感觉到人生的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真是看个没够。在文科中学里，我们专心致志的研究仅仅限于格式、韵律、诗句和字词，现在用来研究活生生的人。从清晨到夜晚，我在柏林总和新人交往，总和不同的人来往，时而精神振奋，时而大失所望，甚至被他们敲诈勒索。我相信，我在十年之内进行的精神上的社交活动，也不及我在柏林的短短一学期内结交的更多，这是我享受的完全自由的第一学期。

这样多种多样的启发想必会使我创作的兴趣极大提高，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事。而事实上，情况却完全相反；在中学里我兴之所至，忽发奇想，促使我的自我意识直线上升，而这时我的自我意识却疑虑重重地熔化开来。在我的诗集出版之后的四个月里，我都想不明白，我从哪儿找来的这股勇气，把那本并不成熟的诗集拿去发表；我一直觉得集子里的那些诗句写得优美、空灵，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值得称道的手工艺品，产生于一种雄心勃勃的玩弄技巧的快乐时刻，但是诗中多愁善感的流露并不真实。同样，自从我这次接触到现实生活之后，我感到我最初写的小说都有一股香水纸的味道；在全然不知现实的情况下写出来，采用的是偷窥来的第二手技巧。我把一部最末一章都已写完的长篇小说带到柏林，本想让我的出版商欣喜一场。不久我就把它扔进炉子里，化为飞灰。因为我第一眼看到真实的生活，对中学时代才能的信念便受到了沉重的一击，就像我在学校里留了几级似的。在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之后，的的确确停了六年才出版了我的第二部诗集，又过了三四年才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作品。听从德默尔的忠告，我利用时间，从外语翻译外国作品。我至今还认为，对于一个年轻诗人，这是最好的方法，可以更深切、更有创意地理解自己的祖国语言，直到现在我还感谢德默尔的这一忠告。我翻译了波德莱尔的全部诗歌，魏尔兰、济慈、威廉·莫里斯[38]的一些诗篇，查尔斯·梵·勒贝尔格[39]的一出短剧，加米耶·勒摩尼哀[40]的一部长篇小说Pour me faire la main[41]。正因为每门外语有它特有的语汇和句型，首先会为翻译制造困难，它便要求译者找出相应的表达方式，这是非斟酌再三绝对写不出来的。从外语中顽强地找出其最为特有的表达方法，竭尽全力把它同样形象生动地在自己的母语之中表现出来，这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对我而言，总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的乐趣。正因为这种沉静的，其实是无人向你致谢的工作，要求极有耐心和坚忍不拔，我在中学时轻率浮躁，放肆大胆，忽视了这些美德，而这种工作我特别喜欢，因为这种译介尊贵的艺术珍品的活动，虽然并不显眼，我却第一次从中感到心里踏实，的确在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证明生命并未虚度。

今后几年我的道路应该如何，现在我心里已经清楚；多看，多学，然后再真正动笔！不要把匆忙制作出来的产品抛向世界——先要了解世界最本质的东西！柏林以它口味甚浓的小餐馆，使我更加饥渴难耐。我环顾四周，寻找夏天想去旅行哪个国家，我选中比利时。这个国家在世纪交替时期，在艺术方面飞跃发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在发展的势头上，超过了法国。

绘画方面的克诺普夫[42]和罗普斯[43]，在雕塑方面有康斯坦丁·莫尼埃[44]和米内[45]，工艺美术方面有梵·德尔·维尔德[46]，文学方面有梅特林克[47]，艾克胡德[48]，勒摩尼哀，他们为新欧洲的创造力提供了一个极了不起的尺度。尤其是爱弥尔·维尔哈仑[49]使我着迷，因为他为抒情诗指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在德国还完全无人知晓，官方文学有很长一段时间把他和魏尔兰混为一谈，就像把罗兰[50]和罗斯当[51]搞混淆了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发现了他。独自喜爱一个人，永远意味着加倍地热爱他。

也许有必要在这里插入一段故事。我们这个时代经历事情过快过多，记忆力再好也难以完全记住。我不知道，爱弥尔·维尔哈仑这个名字在今天是否还有什么意义。他却是法国诗人中第一个试图给予欧洲的，正好是瓦尔特·惠特曼给予美国的东西：肯定当代，肯定未来。他开始热爱现代世界，想要为文学赢得这个世界。机器对于别人意味着邪恶，城市意味着丑陋，现实毫无诗意；而他对于每个新的发明创造，每个技术成就都热情满怀。他为他自己表现出来的洋溢热情，也热情高涨，他有意识地迸发热情，以便在激情之中更强烈地感觉自我。从起先的小型诗歌发展成气势恢宏、才思泉涌的颂歌。他向欧洲各国人民提出的口号是：“你们互相热情赞赏吧！”我们这代人的全部乐观主义，由于我们经历的最为可怕的倒退，在今日时代早已不可理解的这种乐观主义，在他的作品里第一次得到诗意的表现。他有几篇最优秀的诗作，还将长久地证明我们当时梦寐以求的那个欧洲和人类。

认识维尔哈仑，是我前往布鲁塞尔的真正目的。但是加米耶·勒摩尼哀，这位身强力壮、歌颂“男性”的诗人，今天被人遗忘，着实没有道理。我曾亲自把他的一本长篇小说译成德文，他很抱歉地对我说，维尔哈仑难得离开他的小村庄到布鲁塞尔来，现在也不在这里。为了使我不致过于失望，他就竭尽热忱地向我引见其他的比利时艺术家，于是我就见到了白发苍苍的大师康斯坦丁·莫尼埃，一个富有英雄气概的劳动者和塑造劳动者最为出色的雕塑家，接着是梵·德尔·斯塔彭[52]，今天在艺术史里他的名字几乎销声匿迹，可是这个面颊胖乎乎的小个子佛兰德尔人是个多么亲切友好的人啊，他和他那身材高大、性情开朗的荷兰妻子，非常热忱地接待我。斯塔彭让我观看他的作品，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谈论艺术和文学，谈了很久。他们夫妻俩的好心善意很快就使我毫不腼腆。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我很遗憾，在布鲁塞尔偏偏没有见到一个人，而我这次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见他，这就是维尔哈仑。

我今天是不是说得太多？是不是说了些蠢话？反正我发现，无论是梵·德尔·斯塔彭还是他的太太，都开始悄悄地微笑起来，并且互相暗递眼色。我发现，我说的话激起了他们之间秘密的心领神会，弄得我局促不安，想要告辞而去。他们两个却竭力挽留，要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留下吃饭，一丝古怪的笑意，又在他们两人的眉目之间传来传去。我感觉到，他们之间若有秘密，也必然是个友好的秘密，我也就欣然放弃原来前往滑铁卢的行程。

很快就到中午时分，我们已经坐在餐厅里——和所有荷兰人的家里一样，餐厅安排在底层，从屋里通过彩色玻璃窗看到街上，突然有个人影在窗前站住，有根指关节敲敲彩色玻璃窗，这时钟声轰然响起。“他来了！”梵·德尔·斯塔彭太太说道，站起身来。来人踏着稳重有力的步伐走进屋来：他就是维尔哈仑。我一眼就认出这张我从照片早已熟悉的脸。维尔哈仑常在斯塔彭家作客，今天也是如此。当他们夫妻两人听说我在这一带遍寻维尔哈仑不得，他们立即迅速互相使个眼色，什么也不要对我说，而要让他突然出现，给我一个惊喜。现在维尔哈仑就站在我的面前，听到他们夫妻这个玩笑开得成功，脸上露出微笑。我第一次感到他强有力的手和我紧紧地握在一起，第一次看到他向我投来的清澈善意的目光。每次他来都是这样，仿佛一来就把人生经历和满腔热情带进屋来。餐桌上，他一面大口大口地吃菜，一面已经开始讲述，他方才在朋友们那里，在一个画廊里，讲话时还因这番经历而眼睛放光。他回家的时候，总是已到各处去走了一走，这些偶然的经历已在他脑子里升华为激情。热情奔放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神圣的习惯；热情犹如火焰，一而再地从他嘴里喷出。他能非常出色地用鲜明的手势描绘他的话语。他第一句话就深入到人们的心坎，因为他敞开心扉，能够接受一切新鲜事物，对什么也不采取拒绝的态度，准备接近任何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让自己整个的心灵都立即向你迎面扑来，这第一时间我得到的印象是如此，以后上百次我都非常幸运地经历了他的心灵和别人发生的这种激烈的、超强的碰撞。他这时对我还一无所知，可是已经向我表示他的信任，就因为他听说，我觉得他的作品亲切。

午饭后，方才的第一个惊喜之后，又接着第二个惊喜。梵·德尔·斯塔彭早就要满足他自己和维尔哈仑的一个夙愿。好些天来，斯塔彭就在雕塑维尔哈仑的一座胸像；今天应该是维尔哈仑最后一次坐下来让斯塔彭为他创作。梵·斯塔彭说，我在他家实在是天赐的一件友好的礼物，因为在维尔哈仑充当模特的时候，雕塑家恰好需要有人能和这位不肯老实坐着的诗人交谈，以便诗人的脸在说话和谛听时变得生意盎然。于是我就有足足两个小时的时间，深度观看这张脸，这张令人难忘的脸。高爽的额头，艰苦岁月留下的皱纹印在上面，犹如多次深翻的土地，额上覆盖着褐色的鬈发，脸上的轮廓强硬，上面紧绷着饱经风霜的黄褐色的皮肤，下巴犹如山岩，高高崛起，在薄薄的嘴唇上面悬挂着维钦托利[53]式的浓密的口髭。他的一双手瘦削、柔软、秀气，可是强劲有力，显得神经质，薄薄的皮肤下面，青筋直暴。他的全部意志力表现在他农民般宽阔的肩膀上，和肩膀相比，他那强壮的，尽是骨头的脑袋显得太小。只有当他迈步行走时，才能看见他的力量。今天我望着这座雕像，——梵·德尔·斯塔彭从来也没有比那一小时的工作更为成功——方才知道，这尊塑像是如何逼真，如何完全把握住了维尔哈仑的特点。这座塑像是记载了一种诗意伟大的文献，是显示了一种永不消逝的力量的丰碑。

在这三小时里，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人，以后我一生都这样爱他。他的特点是泰然自若，一刻也不显得洋洋自得。他不慕金钱，宁可过乡间生活，也不写一行媚俗媚时的诗。他不追求成功，绝不以妥协让步取悦别人、拉扯关系，从而扩大自己的成功——只要有几个朋友和他们忠实的思想，对于他便已足矣。他甚至不受荣誉的影响，这可是对人格最危险的诱惑，当他达到人生的高峰时，荣誉终于来临，而他不慕虚名。他在任何意义上都襟怀坦荡，内心毫无障碍，不为虚荣心弄得乱了方寸，自由无羁，欢快开朗，很容易欢欣鼓舞。谁和他在一起，会被他肯定人生的意志所感染，而充满活力。

如今他就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这位诗人，就站在我这年轻人的面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像我所梦想的那样。在与这个人邂逅的第一小时，我已下定决心：为这个人效劳，为他的作品出力。这的确是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因为这位欧罗巴的颂歌诗人当时在欧洲还没有多少名气。我事先就已知道，翻译他那直如纪念碑一样宏伟的诗歌和他的三部诗剧，将夺去我三年创作自己作品的时间。但是我一决定把我的全部力量、时间和激情用来翻译一部别人的作品，我便全力以赴。这是一项道义上的任务。我那毫无把握的寻找和尝试，现在有了明确的意义。今天若要我对一个走什么道路还不明确的年轻作家做出忠告，我一定劝他确定，先对一部篇幅较大的作品进行阐述或者翻译，一切牺牲自己、译介别人的活动，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比自己进行创作可以更有把握。任何自我献身中做出的事情，都不会是白费力气。

两年之中，我几乎主要用来翻译维尔哈仑的诗歌，并为写作一部有关他的传记而收集资料。在这两年里，我不时进行旅行，有时也是为了公开发表讲演。献身于维尔哈仑的作品似乎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却得到意想不到的感谢作为回报；维尔哈仑在国外的朋友开始注意起我来，不久也都成了我的朋友。有一天，埃伦·凯[54]前来看我，这位奇妙的瑞典女人，在那个偏见很深、一味抗拒女权的时代，她以无与伦比的勇气为妇女解放而战，并且在她的《孩子的世纪》一书里，远比弗洛伊德更早就指出青少年心灵脆弱，易受伤害；通过她，我在意大利被引入乔万尼·契纳[55]和他的诗人团体，而在瑞典我则赢得了一个重要的朋友约翰·波耶[56]。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学史大师乔治·勃兰兑斯[57]也对我表示兴趣。不久，经过我的宣传，维尔哈仑的名字在德国，比在他的祖国名气更大。最伟大的演员凯因茨和莫依希[58]公开朗读我翻译的他诗歌的译文，马克斯·莱因哈特把维尔哈仑的剧作《修道院》搬上德国舞台。我应该感到心满意足。

但是就在这时，我回忆起来，我除了对维尔哈仑负责之外，还肩负着另外一个责任，我终于该结束我在大学里的学业，把哲学博士的头衔带回家去。现在必须在几个月内把全部烦琐的学究气的材料学习一遍，那些更加规矩的大学生几乎花了四年时间才把这些材料硬吞下去。我和文学上的一个年轻朋友埃尔文·基多·科尔彭海耶[59]一起，通宵达旦地拼命苦读，死记硬背。他也许不大乐于让人提起这段往事，因为他已经成为希特勒德国的一个御用诗人和学者。老师们在考试时并不为难我。好心仁慈的教授，对我公开的文学活动知道得很多，不想用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折磨我。在一次考前的私人谈话时，他微笑着对我说：“您一定宁可不要考精确的逻辑。”事实上，他果然在考试时把我引到那些他知道我确有把握的领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考试成绩得了个优。像我所希望的，这也是最后一次。于是我对外完全自由。所有这些年，直到今天，我全都为使内心也同样保持自由而斗争。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斗争已变得越来越艰辛。

维尔哈仑

乔治·勃兰兑斯

[1] 每个大学联谊会都有自己的颜色。

[2] 拉丁文：普鲁士人。

[3]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哲学家、作家，新英格兰超验主义领袖。

[4] 设拉子，伊朗名城。人称“伊朗的花园”，盛产鲜花，以玫瑰著名。

[5] 即舒斯特和洛夫勒。

[6] 弗里特里希·封·李利恩克隆（1844—1909），德国诗人。

[7] 奥托·尤利乌斯·彼尔鲍姆（1865—1910），德国新闻记者、作家。

[8] 阿尔弗雷德·蒙贝尔特（1872—1942），德国作家。

[9] 马克斯·雷格尔（1873—1916），德国作曲家、钢琴家。

[10] 莫里茨·贝内蒂克特（1849—1920），奥地利政论家。

[11]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2] 萧伯纳（1856—1950），英国作家，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3] 路特维希·斯派德尔（1830—1906），德国作家。

[14] 查尔斯-奥古斯丁·圣·伯夫（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作家。

[15] 台奥多尔·赫尔茨尔（1860—1904），奥地利犹太裔作家、评论家，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创立者。

[16] 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法国犹太裔军官，1894年遭人诬陷，被错判为间谍，激起众怒。左拉拍案而起，对法庭提出控告。德雷弗斯的冤案终于在1906年得到平反昭雪。

[17] 斯台芬教堂，坐落在维也纳市中心的天主教大教堂。

[18] 拉比，犹太教的教士。

[19] 特西特斯，特洛伊之战时希腊军中的一个猥琐丑怪的战士，却能预示天机。茨威格写过诗剧《特西特斯》，以他为主人公。

[20] 卡尔·克劳斯（1874—1940），奥地利讽刺作家、诗人、剧作家，语言与文化评论家。

[21] 锡安，Zion，耶路撒冷的圣山，由此引出Zionismus（犹太复国主义）。

[22] 把赫尔茨尔比作犹太国的国王陛下。

[23] 珀西·比希·雪莱（1792—1822），英国浪漫派诗人、小说家。

[24] 本雅明，《圣经·旧约·创世记（35·18）》中雅各和拉结的小儿子，以此表示此人为最小的一个。茨威格是家里的次子。

[25] 奥托·勃拉姆（1856—1912），德国犹太裔批评家，剧院领导、导演。

[26] 马克斯·莱因哈特（1873—1943），奥地利剧院和电影导演。

[27] 二十世纪初，柏林有轨电车尚未普及，只有有轨公共马车。

[28] 菩提树下地区，有菩提树下大街，洪堡大学就在这里。

[29] 沟边大道，在维也纳的内城。

[30]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又称为弗里特里希大帝。

[31] 《流浪作家》，作者为法国作家亨利·穆尔谢（1822—1861）。

[32] 路德维希·雅可博夫斯基（1868—1900），德国作家，诗人，政论家。

[33] 彼得·希勒（1854—1904），德国诗人。

[34] 鲁道尔夫·斯泰纳（1861—1925），奥地利哲学家，人智学者。

[35] 帕拉彻尔苏斯（1493—1541），德国医生、炼金术士、星占学家，生于瑞士，死于奥地利。

[36] 埃夫兰姆·摩色·利里恩（1874—1925），犹太艺术家。

[37] 《卡拉玛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代表作。

[38]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画家。

[39] 查尔斯·梵·勒贝尔格（1861—1907），比利时诗人。

[40] 加米耶·勒摩尼哀（1845—1913），比利时作家，小说中描写工人生活。

[41] 法文：来练笔。

[42] 菲尔南·克诺普夫（1858—1921），比利时画家、雕塑家。

[43] 费利西安·罗普斯（1833—1898），比利时象征派雕塑家。

[44] 康斯坦丁·莫尼埃（1831—1905），英国雕塑家、画家。

[45] 乔治·米内（1866—1941），佛兰德画家、雕塑家。

[46] 梵·德尔·维尔德（1863—1957），比利时-佛兰德建筑师。

[47] 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法语作家。

[48] 乔治·艾克胡德（1854—1927），比利时法语作家。

[49] 爱弥尔·维尔哈仑（1855—1916），比利时法语诗人。

[50]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作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51] 埃德蒙特·罗斯当（1868—1918），法国剧作家。

[52] 查尔斯-彼耶尔·梵·德尔·斯塔彭（1843—1910），比利时雕塑家。

[53] 维钦托利（前82？—前46），高卢阿维尔尼人的部落首领，率部抗击恺撒，失败后被俘，后在罗马被处死。

[54] 埃伦·凯（1849—1926），瑞典女教育家、作家。

[55] 乔万尼·契纳（1870—1917），意大利作家。

[56] 约翰·波耶（1872—1959），挪威作家。

[57] 乔治·勃兰兑斯（1842—1927），丹麦文学评论家、哲学家。

[58] 亚历山大·莫依希（1879—1935），阿尔巴尼亚裔奥地利演员，1910至1930年成为德语国家最著名演员，堪称世界明星。

[59] 埃尔文·基多·科尔彭海耶（1878—1962），奥地利小说家、戏剧家。

五 巴黎，青春永驻的城市

赢得自由后第一年，我把游览巴黎作为给我自己的礼物。我对这座内蕴无限的城市了解得有限，只在从前匆匆漫游过两次。我知道，一个年轻人在那儿呆过一年，就会一生一世都保留着无可比拟的幸福回忆。一个人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巴黎城里，感官全被唤醒，感到自己正值青春年华，和这城市的气氛完全一致。巴黎把自己献给每一个人，可是没有人探查得出巴黎的深浅。

我清楚知道，我青年时代领略过的巴黎，这座幸福欢欣，又使人欢欣鼓舞的城市如今已不复存在；自从世上最无情的铁拳在它身上粗暴蛮横地盖下了无情的烙印，也许永远也无法再给巴黎那种奇妙无比的无拘无束的神气。在我开始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刻，德国军队和坦克正像一大堆灰色的蚂蚁蜂拥向前，想把这个和谐城市里的幸福安详、天国般五彩缤纷的色调、欢快开朗的情绪、闪闪发光的晶莹油彩和永不凋零的鲜艳花朵全部连根拔掉，彻底摧毁。这事现在已经发生：埃菲尔铁塔上飘扬着卐字旗，拿破仑的香榭丽舍大街上纳粹冲锋队列队前进，一副挑衅的神气。家家户户在家里，心脏都抽搐起来。脾气温和的市民们，当占领军的高筒靴在他们舒适的小酒店和咖啡馆里踩来踩去的时候，眼里都流露出屈辱神气。我在远方也感同身受。我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没有一个像这座城市所遭的屈辱使我这样难过，使我这样震惊，使我这样绝望。上天单单赐福给巴黎这座城市，让它使每一个接近它的人都得到幸福。它还能再一次把给我们的东西又给予世世代代的后人；最睿智的学说，最神妙的范例，同时，让人既自由又富有创意，向每一个人都敞开胸怀，在美妙的挥霍之中，却使自己越来越富有。

我知道，我知道，今天受苦受难的不仅仅是巴黎而已，便是其余的欧洲也模样大变。几十年内，也不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从前欧洲的田野如此美好靓丽，在此之后，某种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阴郁气氛再也不会在欧洲完全消散，苦难和猜疑将像腐蚀性极强的毒药，残存在支离破碎的躯体之中。两次大战之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在社会上，在技术上取得了这么多进步，可是我们西方国家的小天地里，具体说来，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失去无可估量之多的往日的生活乐趣和潇洒劲头。你得没日没夜地描述意大利人从前即使穷困不堪，也总是充满自信，像孩子一样欢欣开朗。他们在小饭店里又笑又唱，风趣地嘲笑那糟糕的“政府”，而现在呢，他们得挺起下巴，列队前进，心灵愁苦，一脸阴沉。你还能想象会有这样一个奥地利人，脾气温和，浑身松弛，随随便便，真心诚意地虔信他那当皇帝的主子，把他们的生活弄得这么舒适的上帝？俄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所有这些人他们大家都不再知道，那个毫无心肝、贪得无厌的名叫“国家”的巨灵怪物，已经从他们心灵深处敲骨吸髓，吸走了多少自由和欢乐。各个民族只是感到，有一片宽阔沉重的陌生阴影悬挂在他们的生活之上。而我们这些人还经历过个人自由的世界，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证明，欧洲当年无忧无虑地乐享它那万花筒一样色彩缤纷的游戏。看到我们的世界由于它那自杀似的愤怒蒙受阴影，漆黑一片，受到奴役，变成监牢，我们浑身战栗。

但是话说回来，在任何地方也比不上在巴黎这样，可以更加幸福地感到人生的这种天真无知，同时又无比睿智的无忧无虑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通过礼仪的优美，气候的温和，累积的财富和悠久的传统得到了光荣的证实。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从这个城市的轻松自在的气氛中吸取一部分到我们心里，而我们也把自己的一部分轻松添加到这城市的轻快中去。中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西班牙人和希腊人、巴西人和加拿大人，每个人在塞纳河畔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没有任何拘束，谁都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想什么就想什么，想笑就笑，想写就写，每个人都怎么舒服就怎么活，合群还是独自一人，挥霍还是节俭，奢侈还是像浪荡艺人那样，悉听尊便。每个特殊情况都有空间，所有的可能性全都具备。这里有精致高级的餐馆，提供各式各样魔术般的美味佳肴，有两三百法郎一瓶的酒类，有贵得叫人瞠目结舌的甜酒，还是马仑哥、滑铁卢战役时期的佳酿；但是你也同样可以在旁边马路拐弯处每一位酒商那里大快朵颐，开怀畅饮。在拉丁区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学生饭店里，花几个苏，买到美味无比的开胃小吃或者在吃了一份结结实实的牛排，就着牛排喝下去红酒或白酒和一长条树干一样长的可口白面包之后，来点美味的尾食。你爱怎么穿戴，也悉听尊便：大学生们头戴他们那种卖弄风情的四角帽，在圣·米歇尔大街漫步，而那些艺术家画家戴着大蘑菇一样的宽边帽，穿着罗曼蒂克的黑丝绒外套，大摇大摆旁若无人地走着。工人们穿着他们蓝色的短外套，或者只穿衬衫，无忧无虑地徜徉在最高雅的大道上，保姆们戴着大皱褶布列冬尼亚的女帽，斟酒的侍者系着蓝色的围裙。用不着到七月十四日庆祝国庆，午夜后就有几对青年男女开始在大街上跳舞。警察在旁冲着他们直笑：大街毕竟是每个人都有份的！谁也不会在别人面前不好意思；最最标致的女郎们和一个皮肤黧黑的黑人挽着胳膊走进附近的一家小饭店，也丝毫不会害臊——在巴黎谁关心这些日后才吹了气鼓起来的怪物，什么种族啊，阶级啊，出身啊。唉，只有见识过柏林，才会真正喜欢巴黎。只有领教过德国的那种自觉自愿的奴性，连同它的生硬的、磨制得如此尖刻的等级意识，才会喜欢巴黎。在德国，军官太太不和教师太太交往，而教师太太又不和商人妻子交往，商人的妻子就根本不和工人的女人交往了。而在巴黎，法国大革命的遗产还生机勃勃地在人们的血液之中流淌，属于无产阶级的工人觉得和他老板一样是自由的、同样重要的公民。在咖啡馆里，跑堂的和身系镶金绦带的将军像平起平坐的同伴一样握手。勤快、稳重、洁身自好的小市民的妻子，看见同一条人行道上行走的妓女，不会皱起鼻子，摆出鄙夷不屑的神气，而是在楼梯上和她聊聊家常，她们的孩子也会给她献上鲜花。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群有钱的诺曼底的农民参加了一场洗礼，走进一家高级饭店——玛德莱娜河边的拉许饭店——这些农民身穿他们农村的服装，踏着笨重的皮鞋像雷声隆隆，走进门来。头发抹了厚厚的发油，连厨房里都能闻到，他们大声讲话，喝酒越多，嗓门越大，欢笑声中毫不在意地碰碰他们胖太太的腰肢。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置身于身着光鲜燕尾服的绅士和盛装打扮的太太小姐们之间，丝毫也不在意。便是那个脸上刮得光可鉴人的侍者也和德国和英国的侍者不同，碰到乡下客人不会皱起鼻子，一脸的鄙夷不屑。这里的侍者会照样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地招待他们，就跟招待部长和显贵人士一样。饭店经理看见这些不甚文雅的客人甚至觉得有趣，对他们表示特别热情的欢迎。巴黎只知道矛盾双方全都平等，没有上下之分；在奢侈华丽的大街和肮里肮脏的胡同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到处都同样生气勃勃，充满欢声笑语。在郊外的院落里，街头乐师在奏乐，从窗口可以听到小女裁缝边工作边唱歌。在不知什么地方，空气中飘荡着一片欢快的笑声，或者一声亲切的招呼。要是有两个马车夫在什么地方互相碰撞了一下，他们事后会互相握手，一起喝杯葡萄酒，敲开几个便宜得要命的牡蛎下酒。没有什么难办的事或者棘手的事。和女人结交容易，解除关系也不难。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所爱，每个年轻人都能找得到一个性情欢快、毫不拘谨的女友。唉，在巴黎生活无拘无束，轻松自在，日子好过，特别是如果你正值青春年少！单单到处闲逛就是一件乐事，同时也等于不停上课，因为一切商铺都敞开在每个人的面前，你可以随便走进一家旧书店，任意翻阅一刻钟书籍，店主都不会嘀咕、埋怨。你可以走进小型画廊，在古董店里尽情观赏一切珍宝，可以在特鲁阿饭店参加拍卖会，随意旁观，也可以在花园里跟家庭女教师信口闲聊。一旦溜达起来，要想站住也不容易，大街犹如磁铁，吸引你直往前走，像万花筒似的不断把新鲜事物呈现在你面前。你要是走累了，有上千家咖啡馆，你就随便找一家，在露台上坐下，在人家免费提供的信纸上写写信，同时让路边的小贩把他们兜售的各式各样傻里傻气纯属多余的小玩意儿给你解释解释。只有一件事非常难熬，那就是呆在家里，或者打道回府。特别是时逢春日，阳光照在塞纳河上，银色光辉柔和安详，大街两旁的树木开始长出绿叶，年轻的姑娘每人都花上一个苏，买来一小束紫罗兰插在头发上。但是在巴黎，的确并不是非要等春天来临才心情欢畅。

在我初识巴黎时，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融为一体，不比现在，通过地铁和公共汽车，全城连成一片。当时的交通主要以笨重的喷着粗气的马匹拉动的大型公共马车为主。当然要想发现巴黎，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乘坐“帝国马车”，从这种宽敞的豪华马车的上层或者从敞篷的出租马车上四下顾盼。反正这种车也跑得不会太快。但是从蒙马特尔到蒙帕纳斯，当年怎么说也还是小小的一段旅程。有传说讲，巴黎的小市民节俭成性，有人住在塞纳河右岸，还从来没有到过左岸，孩子们只在卢浮宫的花园里玩，从来没见过推勒里宫的花园，或者蒙梭花园。真正的市民或者门房，只喜欢呆在自己家里，呆在他的天地里。他在大巴黎城里给自己创建他自己的小巴黎。因而这些小区，各有自己明显的，甚至是外省的特点。因此对于一个外国人，要在哪里安营扎寨，确实需要下定某种决心。拉丁区已经不再吸引我。从前我作为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对巴黎作过一次短暂的访问。我一下火车，径直扑向拉丁区，第一天晚上我就坐在瓦歇特咖啡馆里，满怀敬畏之心，让人家指给我看魏尔伦坐过的座位和那张他敲打过的大理石桌。每当他醉酒之后，他就用他那沉重的手杖，火冒三丈地敲打这张桌子，来博得别人对他的尊敬。为了对他表示敬意，我这个不贪杯的弟子，喝了一杯苦艾酒，虽说这绿兮兮的饮料一点也不配我的口味，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怀有敬畏之心的年轻人，身在拉丁区，有义务遵守法国抒情诗人的礼数；我在书上读到有种拉丁区的气氛，为了能够实实在在地体验这种气氛，我当时恨不得搬到索邦大学[1]旁边的一个六层楼上的阁楼里去住，这才风格一致。到二十五岁就相反，我的感觉就不再这样天真烂漫，我觉得学生区过于国际化，太没有巴黎味。我尤其不再想根据文学上的回忆来选择我长久的住处，而是尽可能有利于我自己的工作。我立即环顾四周，从这个意义上看时髦的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就一点也不合适。更不合适的是和平咖啡厅四周的那个市区，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有钱外国人都在这里聚会，除了侍者，没有一个人说法语；倒不如圣·苏尔彼斯区幽静的气氛对我更有魅力，那里教堂林立，修道院不少，里尔克和苏亚雷斯[2]都喜欢住在那里。我当然恨不得住在圣·路易岛上，和巴黎的两边，塞纳河的左岸右岸同样都有联系。但是散步时，我在第一个礼拜就找到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去处。我溜溜达达地走过王宫的一道道走廊，发现十八世纪由平等亲王[3]很均匀地建造起来的房子汇成这个巨大的正方形的地面，往日独一无二的一座典雅的宫殿便沦落成一家小小的、有点简陋的饭店。我叫人打开一间房间给我看，不觉喜出望外，发现从窗口向外可以远眺王家宫殿的花园，一到夜幕降临，园门就要关闭，这时只听见城市的喧嚣轻轻传来，模糊不清，节奏分明，犹如动荡不宁的涛声，拍打着远方的岸边，园内的塑像映着月光闪闪发亮，而在天方破晓的时分，有时微风从附近的前厅里送来一阵味道浓郁的蔬菜香味。在王家宫殿这历史性的四方形场地里，曾经住过十八、十九世纪的诗人、政治家们。斜对面的那幢房子，巴尔扎克和维克托·雨果[4]曾多次爬上一百级楼梯，直达我深爱的女诗人玛色琳娜·德斯波尔德-伐尔莫尔[5]寓居的阁楼，那里有个地方有块大理石闪烁。当年加米叶·德穆兰[6]在那里号召民众向巴士底狱进攻，那里还有道有屋顶的走廊，当年穷酸的小少尉波拿巴[7]在那里来回徜徉，在德行并不十分高洁的女士当中寻找一名靠山。这里每一块石头都讲述着法兰西的历史；另外，国家图书馆近在咫尺，只隔一条马路，我每天上午都在那里看书。藏画无数的卢浮宫博物馆和人潮汹涌的几条大街也相距不远。我终于来到了我一心想去的地方，来到了几百年来法兰西的心脏热烈而又富有节奏地搏动的地方，来到巴黎最中心的腹地。我记得安德烈·纪德[8]有一次来看我，对于巴黎心脏地带的这片宁谧惊愕不已，他说：“我们得让外国人向我们指出我们自己城市最美丽的所在。”的确，我找不到比这罗曼蒂克的书房更有巴黎气息、同时又更偏僻的场所，而这书房就坐落在最为生机勃勃的世界大都市最内在的禁区之中。

我在当时走遍大街小巷，焦躁不耐之中观看了多少景色，寻访了多少地方！因为我不想只经历1904年的这座巴黎城；我用全部感官，用我的心灵也在寻觅亨利四世[9]和路易十四[10]的巴黎，拿破仑和大革命中的巴黎，雷蒂夫·德·拉·布列多纳[11]和巴尔扎克，左拉和查尔斯·路易·菲利普[12]的巴黎，所有的街道、人物和事件。在这里和以后每次在法国，我都确实感到，一种伟大的忠实可信的文学会回报给它的人民以多少生命常驻的力量。因为在我亲眼看见巴黎之前，通过诗人、长篇小说家、历史学家和风俗画家的表现艺术，巴黎的一切我事先都早已熟悉。初次邂逅，只是使这一切注入生机，肉眼观看其实只是重新认识而已，就是希腊人说的“Anagnosis”[13]，亚里士多德把它赞为艺术享受中最了不起、最神秘莫测的一种。可是，话说回来，要认识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后的犄角，最隐蔽的所在，是不能单靠看书或者无穷无尽地闲逛所能办到，而总是只能通过最优秀的人士才能深入了解。只有仰仗和健在的人士结成的精神上的友谊，才能一窥人民和国家之间的真正的关联。在一旁观看再多，也只能获得一个不真实的匆匆获得的图像而已。

我有不少这样的友谊，其中最出色的乃是和莱翁·巴扎尔杰特[14]之间的友谊。我每周两次到圣·克鲁去见维尔哈仑，多亏我和他建立的密切联系，我避免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陷入国际画家和文人组成的浮而不实的圈子。这些人在教堂、咖啡馆扎堆，归根到底不论在这儿还是那儿，不论在慕尼黑、罗马还是柏林，都是这同一帮人。而和维尔哈仑一起去看的那些画家和诗人却完全不同。在这纵情享乐、激情似火的城市里，他们每个人都悄然隐遁，凝神创作，犹如生活在孤岛之上。我还观看了雷诺阿[15]的画室，见到了他最优秀的学生。从外表上看，这些印象派大师的生活和小市民、退休人员的生活毫无差别，而他们的作品今天要卖到上万美金一幅；普普通通的一幢小房子，旁边加了一个画室，没有任何装潢，而他们在慕尼黑把伦巴赫[16]和其他一些名家的作品放在仿古风格的奢华别墅里陈列展示。这里的诗人也和画家一样，生活俭朴。他们大多都有一份较小的公职，具体工作不多。在法国，从下到上，从最低职位到最高职位，都对精神上的成就极为尊重。多年来他们已经想出一种十分聪明的办法，把一些并不显眼的闲职给予诗人作家，他们单靠写作，收入不会太多。任命他们为海军部或者参议院的图书馆管理员，有笔小额的薪金，没有多少工作，因为参议员很少要弄本书来看看。得到这样一个肥缺的人就可以在上班时间坐在派头十足、古色古香的参议院宫殿里，窗前是卢森堡花园，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写作他的诗篇，不必去考虑是否得到稿酬。这样一来，温饱得到保证，这些诗人也就心满意足。另外一些人却是医生，就像后来的杜哈默尔[17]和杜尔丹[18]；有的开家画店，像查尔斯·维尔德拉克[19]；或者原来是中学教师，例如罗曼[20]和让·理查·布洛赫[21]。他们在哈瓦斯新闻社上班，像保尔·瓦雷里[22]那样，或者在出版社帮忙。没有一个像他们的后辈那样自命不凡，这些人拍拍电影，出书量大，反而毁了他们，刚博得人家称赞，就不可一世，试图就此安身立命。当时的那些诗人对于这种卑微的、毫无野心求得的职业并无苛求，只求他们外在的生活能够安全稳定，保证他们独立自由去创作他们心里想要创作的作品。由于生活这样安定，他们就可以泰然自若地无视那些规模宏大腐败透顶的巴黎各家大报纸，去为那些靠个人作出牺牲才得以维持的小报写作，不收任何稿酬，也才能心情平静地看到，他们的剧本只在文学小剧院里上演。他们的名字起先只在自己的圈子里为人所知：十几年之久，克洛代尔[23]、贝基[24]、罗兰、苏亚雷斯、瓦雷里，只有极小的一批精英知道他们的名字。在这个人们争分夺秒忙忙碌碌的城市里，就只有这些人一点也不匆忙。安安静静地生活，为“节场”之外的一个安静的圈子里的人安安静静地写作，这对于他们而言，要比使劲让自己冒尖突出重要得多。过小市民捉襟见肘的生活，他们并不感到羞愧，换来的是在艺术创作上可以自由大胆地思索。他们的妻子自己做饭，料理家务，日子过得简单朴素，因而在朋友相聚的夜晚，气氛便更加亲切。大家坐在便宜的垫着稻草的软椅上，围着一张随随便便铺了格子布的桌子——并不比同一层楼的装配工人过得更加体面，但是大家感到自由自在，毫无障碍，没有电话，没有打字机，没有秘书，他们避免使用一切技术器材，犹如避免精神上的宣传机器。他们就像一千年前那样用笔写书，即使在大出版社，像《法兰西商报》（Mercure）那样，也不采用口授和复杂的机器。对外，绝不显威风、摆场面而有所浪费。所有这些年轻的法国诗人和全体老百姓一样，活着为乐享人生，当然享受最精致的人生的乐趣，独创性地工作之乐。这些新交的朋友以他们人性的纯净，大大地修正了我脑海里的法国诗人的图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布尔热[25]和其他当代著名的长篇小说家书中所描写的是多么不同啊。对于这些人而言，“沙龙”就是世界！这些诗人的太太们给我很大的教训，让我看到，我们在家里从书本里得到的法国女人的形象真是错误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仿佛法国女人全是交际花式的人物，一心只想冒险艳遇，挥霍成性，盛装打扮！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比那兄弟般的圈子里见到过的太太们更优秀更文静的家庭主妇，她们勤俭节约，谦虚谨慎，即使在最拮据的情况下，也心情开朗，在一个小炉灶上像变魔术似的做出美味佳肴，照看孩子，同时又忠贞不渝地和她们丈夫的一切作品息息相通！只有作为朋友，作为同伴生活在这些圈子里的人，才知道真正的法兰西。

莱翁·巴扎尔杰特是我朋友的朋友，他的名字现在大多数讲述现代法国文学的文章里都忘记提及，这很不公平。他跻身于近代诗人之中，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他把自己具有独创性的力量，全都用来介绍外国作家的作品，把他全部美妙的精力都节省下来留给他深爱的人们。他是个天生的“好伙伴”，我结交他，结交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绝对典型人物：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真正献出自我。他毕生的任务仅仅在于，使他那时代的价值真正发挥作用，想也不想他理应得到的高傲称号，因为发现了这些外国作家或者促进了他们的声誉而备受称赞。他的积极热心，只是他道德意识自然发生作用。他看上去有些军人气概，尽管他自己是个激烈的反军国主义者，和人交往总是赤诚相待，是个真正的好伙伴。他时刻准备提供帮助，提出忠告，真心诚意，始终如一，像个钟表一样准时准点，对人关怀备至，极为周到，可是从来不谋私利。为了朋友，他不在乎时间，也不在乎金钱，他到处都有朋友，人数不多，可是精挑细选。他用十年功夫介绍瓦尔特·惠特曼，翻译了这位诗人的全部诗作，写了一部宏伟的传记，让法国人接近这位诗人，以这位自由无羁、热爱世界的人作为榜样，把他的民族的精神目光引到国境线之外，使他的同胞变成更有丈夫气，彼此更加亲密友善，这就成了他的人生的目的：他是最优秀的法国人，同时也是一个最激烈的反民族主义者。

不久我们成为兄弟般的莫逆之交，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忠君爱国的思想，因为我们两个都乐于全身心地介绍外国的作品，毫无外在的利益，因为我们都把精神上的独立自由视为人生的首要价值和最终价值。我在他身上第一次认识到那个“地下的”法兰西，我后来在罗曼·罗兰的书[26]中读到，奥利维向德国人约翰·克利斯朵夫迎面走去，我几乎以为看到了我们的亲身经历得到展现。但是我们友谊中最美好的事情，也是我最难忘的事情乃是，我们的友谊不断克服一件棘手的事情，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棘手的事老是插在当中，必然会阻止两位作家深交，使他们之间难以建立真诚而又亲切的友谊。这件棘手的事情便是，巴扎尔杰特对于我当时创作的一切全都断然否定，态度却是非常真实诚恳。他深爱我个人，对我献身于介绍维尔哈仑的作品尊敬有加。每次我去巴黎，他总是绝对忠实地站在列车旁，第一个迎上来向我问候，能帮我的地方，他立即出手相助。我们在一切决定性的事情上都观点一致，比一般兄弟之间还要默契。但是对我自己写的作品，他却是坚决彻底地说“不”。他读过我的诗歌和散文，那是亨利·基尔波[27]（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列宁的朋友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的法文译本，他坦诚地拒绝接受的态度毫不含糊，他丝毫不留情面地指责这些作品与现实生活毫无关联，这是一种深奥的文学（他从根本上表示厌恶），他生气的作者偏偏是我。他对自己也是绝对诚实，所以在这点上他毫不妥协，不肯客气地表示一点让步。譬如他在编一份刊物，他就求我帮忙——这就是说，他只是在形式上求我，给他从德国物色几个重要的合作者，也就是要我征求几篇作品，比我自己的作品更好的作品，而我作为他最亲近的朋友，他却一点也不向我约稿，我的作品，哪怕一行字，他也坚决不予发表。与此同时，完全是忠于我们的友谊，他就为一家出版社审校我的一本作品的法文译本，完全是自我牺牲，不拿一分稿酬。我们这种兄弟般的情谊，有十年之久，没有一小时由于这种稀奇古怪的情况而有所削弱，使我觉得它特别弥足珍贵。在一战期间，先前的一切全都宣布无效，我终于找到了一种表示个人意见的形式，这时，恰好是巴扎尔杰特表示的赞同比任何人的赞同更使我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十年来一直诚实地对我的作品表示生硬的否定，现在对我的新作表示肯定，也同样真诚。

赖纳·玛利亚·里尔克，尽管他是个德语诗人，我却把他亲爱的名字写在我在巴黎时日的篇页上，这是因为我在巴黎时，经常和他在一起，和他交往最深，我总看见他的面容就像印在旧日的画幅上，总是以这座城市为背景衬托出来。他爱这座城市，甚于爱任何其他的城市。我今天想起他和另外一些语言大师，他们推敲语言就像那些显赫的金银艺术的大师精雕细刻一样。我想起这些尊敬的姓名，他们像不可企及的星辰一样照亮了我的青年时代。这时，在我心里便会不可抗拒地涌现出一个哀伤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喧嚣嘈杂混乱不堪的时代，这些生性纯净，只为创造抒情产品而生的诗人还能够生存吗？我充满爱意地为他们悲叹，这不是一个业已湮没无闻的种族吗？在我们这个遭受命运的各种疾风暴雨侵袭的日子里，这个种族没有直接的后嗣——这些诗人，对外界的生活无所企求，既不要大众的同情，也不要荣誉的标志，既不慕尊荣，也不牟利益，只求在平静之中生活，让他们充满激情地努力创作，写出一节又一节精雕细刻的诗句，每一行都浸透了音乐的韵味，色彩缤纷光彩照人，图像耀眼生辉。他们组成了一个行会，在我们嘈杂喧闹的日子里，他们组成了一个像僧侣般的修会。这些有意识地避开日常凡俗生活的诗人，对他们而言，宇宙之间最重要的莫过于韵脚，诗韵轻柔无比，却比时代的轰响寿命更长。一个韵脚和另一个韵脚相配，激起那种无法形容的波动，比一片风中落叶引起的声响更为轻柔，却又触动最遥远的心灵的震颤。但是这些忠于自己信念的诗人存在于世，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起到多么振奋的作用，这些语言的维护者，严格忠于职守，只对洗练净化的语言献出他们的爱，语言不是用来满足时代和报纸的一时之需，而是为了持久存在，流传下去。看见这些诗人，我几乎感到羞愧，因为他们生活得那样不声不响，毫不张扬，不见踪影，一个像农夫般蛰居乡间，另一个找了门小差使，第三个漫游世界，活像个倾心虔信的朝圣者。所有这些诗人都只为少数人所知，这少数人因而更加热情地喜欢他们。一位住在德国，一位住在法国，一位住在意大利，可是每个人都住在同一个故乡，因为他们只生活在诗歌之中。他们坚决摈弃一切转瞬即逝的俗物，精心制作艺术品，就把自己的生活也塑造成艺术精品。在我们青年时代，看到这些毫无瑕疵的诗人生活在我们当中，我总觉得生活奇妙无比。但是我暗自提心吊胆，一再问我自己：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把人凶狠已极地从每一个自我审视的角落驱赶出来，犹如一场森林大火把所有的动物都从隐蔽深藏的犄角里直逼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纯粹献身给抒情艺术的心灵能够生存吗？我也知道，诗人的奇迹在不同的时代一再发生，歌德在他致拜伦爵士的哀歌中表达的动人慰藉，永远是真实不爽：“因为大地又创造了他们，犹如他们曾一次次为大地创造一样。”承蒙上帝恩赐，这样的诗人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现，即便是在最低下的时代，不朽的上帝也赋予它珍贵的礼物。但是我们这个时代不正好是一个连最纯洁的人、最避世的人也不允许拥有宁静的时代，那用来等待、成熟、思索和内省所需要的宁静，而在欧战前的世界里，时代比较有利，比较从容，他们还能获得这种宁静？我不知道，所有这些诗人，瓦雷里，维尔哈仑，帕斯柯里[28]，弗朗西斯·耶默[29]，今天还被人承认多少，现在这一代人，年复一年，不听这种柔美的音乐，耳旁听到的全是宣传机器磨轮般劈啪乱响和两度震耳欲聋的大炮轰鸣，他们会欣赏这些诗人多少。我只知道，这样一个连自己都机械化了的世界里面，这些如此圣洁地献身于完美境界的诗人生活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而言，是个多么深刻的教训，是个多么喜人的幸事，我感到有责任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这话说出口来。回顾我的一生，命运允许我从人性的角度，亲近这些诗人当中的有些人，持久的友谊得以和我先前的敬意结合起来，我发现再也没有比这更意义深远的财富。

罗曼·罗兰

里尔克

在所有这些诗人当中，也许没有一个生活得比里尔克更低调，更神秘，更隐逸。但这并不是他故意这样，并不是像斯台芬·格奥尔格在德国郑重其事表现出来的那种勉强装出来的、披上修士外衣的孤寂隐遁；不论里尔克到哪里去，不论他身在何处，他身边在某种意义上便产生出一片静寂。他竭力避开任何喧哗，甚至躲开他自己的名声——他曾经称之为“围绕着我的名字产生的一切误会的总和”，说得真妙——由于好奇而滚滚涌来的虚荣波涛只沾湿了他的名字，永远没有沾及他的本人。很难找到里尔克，他没有房子，没有地址可以寻踪探访。他也没有家，没有长住的寓所，没有职务。他总在世上漫游。谁也不知道，连他自己事先也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的心灵敏感异常，经不起任何压力，每次生硬地做出决定，每做一个计划，宣布一项打算，他都觉得是个负担。因此和他邂逅，总是巧遇。你在意大利的一个画廊里感到有谁向你亲切地微笑，你都没有觉察到此人是谁，接着你才认出他那双蓝色的眼睛。这双眼睛看你一眼，凭着发自他内心的光芒，就使得他脸上原本并不引人注目的轮廓变得生意盎然。恰好这种不引人注目的表情，是他本性最深厚的秘密。这个年轻人蓄着微带忧伤神气、向下垂落的金黄色的口髭，他那有些斯拉夫人似的面部轮廓没有任何线条显出特别令人注目之处。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和他擦肩而过，不会想到这是一位诗人，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只有和他进一步深交，他的特点才会显露出来；那就是他的性格极为封闭、隐逸，他的行动和谈话都轻声轻气，简直难以形容。他若走进一个房间，那里正在聚会，他的行动竟会毫无声息，几乎无人察觉，他就坐下静静谛听，有时若有什么东西引起他的注意，他便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若轮到他自己开始说话，他绝不动感情，也不加强语气。他诉说得十分自然简洁，就像一个母亲给孩子讲述故事，同样是那样亲切和蔼。他讲起话来，即便是最普通的题目，他也说得形象生动，意味深长，听他说话真是妙不可言。可是他一发现，在较大的一群人中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他就戛然而止，又回到他原来一声不吭、全神谛听的状态之中。他的每个动作，每个手势都轻柔无比；即使他展颜欢笑，也只微微发出笑声。他似乎处处都需要弱音器，因此他最受不了的便是喧闹嘈杂，而在感情领域里，便是激烈冲撞。他有一次对我说：“这些人吐露感情犹如咯血，使我心力交瘁。所以我接待俄国人每次人数都不多，就像甜酒，总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他不仅举止总是恰如其分，秩序、清洁和宁静也完全成了他天生的需要。不得不乘坐挤得要命的电车，在大声喧哗的饭店里坐下吃饭，会让他一连几个小时通体不适。一切庸俗的东西，他都无法忍受。尽管他生活的环境并不宽裕，他的衣衫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富有品味，既想得很周到，又绝不引人注目，做得非常到家。可是他身上总有一样东西并不显眼，却带有个人色彩，一个他心里暗自喜欢的小玩意儿，譬如手腕上戴一根细细的银手链。因为他那追求完美和对称的审美趣味一直深入到最为内在的、最为个人的领域之中。有一次我在他寓所里看他出门旅行前收拾箱子，他拒绝我帮忙，认为我帮不上忙，这很有道理。他把每一样东西都仔仔细细地放在用来安放此物的地方，就像是在拼凑一张马赛克图像，这些东西像拼花一样地放在一起，要是叫那帮忙的手把它弄乱，我也会觉得这是亵渎之罪。他的这种原始的美感，陪伴着他直到极为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他不仅在最漂亮的纸上以他书法纯熟的手仔仔细细地写出他的手稿，每行距离相等，就像用折尺量过似的，便是最普通的书信，他也用精选的信纸书写，他那书法优美的字迹，写得工整、干净、圆润，一直写到边上，他从不允许自己信上有划掉的字，即便是最为紧急的通知也是如此。只要有一个句子或者一个表达方式说得不够贴切，他就以了不起的耐心把全信再写一遍。他写的东西，如果不够完美，他绝不罢手。

他性格中这种做事低调同时又全神贯注的劲头，对于每一个和他接近的人都起到催人上进的作用。谁也想象不出曾经见到里尔克有情绪激烈的时候，同样谁在里尔克面前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宁静的电波，也都不会大声喧哗，态度张狂。因为他的沉静收敛的态度，变成一股神秘的力量，教育和道德的力量，持续发挥作用。每次和里尔克交谈的时间稍长，你就会几小时或者甚至好几天不会做出庸俗的事，说出庸俗的话。当然，他的性格不断的调节适度，自己从不向人掏心掏肺，也使得他和别人之间不可能特别推心置腹；我想，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自诩当上了里尔克的“朋友”。在他已经发表的六卷书信里，几乎没有一次用上“朋友”这个称呼。那个兄弟般亲切的“你”，似乎从他中学毕业以后就几乎没有在任何人身上用过。他那异乎寻常的敏感，使他不可能让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过于接近他自己，特别是那种特别嚣张的男性气概，简直只会引起他生理上的反感。他比较容易和女人进行交谈，他给女人写的信件很多，乐于写信给女性，在女人面前他自由自在很多。也许因为女人嗓子里没有浑浊的喉音，这使他感到舒服，因为令人不快的嗓音使他痛苦。我还记得，他曾在我面前和一位显赫的贵族谈话，我看见他缩着身子，耸起肩膀，一副受苦受罪的样子，连眼睛也不抬一抬，免得目光暴露出听见这个贵族讲话时发出的高声尖叫，他浑身都不舒服。但是如果他和什么人志趣相投，和他在一起可是美妙无比！那你会感到他发自内心的善意，尽管在言语和手势中很少流露，直如一股使人温暖、令人振奋的电波一直射进你的灵魂深处。

巴黎这座城市，最最敞开胸怀，使人心胸开阔，心旷神怡，而里尔克在这里显得羞怯，收敛，也许是因为，人们在这里还不知道他的作品，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作为无名氏在这里越来越觉得自由自在，怡然自得。我在那里拜访他，他住在两间出租的房间里。每间都很简朴，毫无装饰，凭着他禀赋的美感，却立刻具有独特的品味，散发出宁谧的气氛。他绝不租用邻居喧闹异常的大型房屋。他宁可挑选一幢老房子，尽管不大舒服，他却能在里面安之如饴，他一直呆在内室里，他善于安排，立刻把这内室布置得富有情趣，符合他的本性。在他身边永远没有多少东西，但是在花瓶里或者杯子里总插着鲜花，发出夺目的光辉，也许是女士们赠送的，也许是他自己精心地带回来的。墙上总排着书籍，闪闪发光，装帧漂漂亮亮，或者用纸仔细地包了封面。他喜欢书籍犹如喜欢无声的动物。桌上整整齐齐地排放着一排铅笔和钢笔，没写过的白纸方方正正地摞成一堆；一幅俄国东正教的圣像和一个天主教的十字架，我想，是他每次旅行必带的随身物品，赋予他的工作地点一股淡淡的宗教味道，虽然他的宗教虔诚并没有确定的教条，每个细枝末节你会感到都是仔细挑选出来，细心守护着的。你要是借给他一本他没读过的书，等他把书送回来时，那本书却用精致的薄纸包了起来，没有一丝折印，还缠上彩色带子，就像是份节日的赠礼。他把他的《爱与死之歌》一诗的手稿作为珍贵的礼物送到我房里来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这份包得很好的书卷，我今天还珍藏着。但是最最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乃是陪着里尔克在巴黎闲逛。这就是说，仿佛一时眼明心亮，即便是最不显眼的事情，你也可以看出，别有韵味。任何微小的事物他都不放过，即便是商店的招牌，只要他觉得听起来节奏鲜明，他就会念出声来。踏遍这座巴黎城，把它最偏远最隐蔽的角落都探个究竟，他兴致勃勃，乐此不疲，这几乎是我在他身上曾经发现的唯一使他激动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在共同的朋友处相遇，我告诉他，我昨天碰巧走到旧日的“栅栏”前面，最后一批丧命于断头机的牺牲者就埋葬在那里的皮克普斯公墓[30]里，其中有安德烈·谢尼埃[31]。我向他描写这些坟墓就分散在一片秀丽动人的草地上，平时人迹罕至。后来我往回走，路过一条街道，透过一扇敞开的大门，看见一座修道院，俗家修女[32]手握念珠，默默地绕着圈子徒步前进，似乎身在虔诚的幻梦之中。里尔克很少流露出急不可待的神情，这一次我看到这个如此沉稳、颇能自控的诗人显得有些性急：他极想看见安德烈·谢尼埃的坟墓和那座修道院。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前往，我们第二天就出发。他静静地站在这座孤寂的公墓前面，一副心醉神迷的样子，称这座公墓是“巴黎最抒情的一座”。但是在往回返的时候，那座修道院却是院门紧闭：这时我可以试验一下里尔克的寂静的耐心，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他的作品里，他都善于控制他的耐心，他说：“咱们碰碰运气吧。”他微微低垂着脑袋，只要大门打开，他就能窥见院内。我们差不多等了二十分钟，这时一个修女沿着大街走来，在门上打铃，里尔克向我轻声低语：“现在成了。”情绪激动。可是修女已经觉察到里尔克默默倾听的神气——我说过，人家从远处就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情绪变化——便走到里尔克跟前，问他是不是等什么人。里尔克便向修女报以他特有的温柔的微笑，立刻便激起对方的信任。他坦诚相告，真希望一睹修道院里散步的回廊。接着，修女也微笑着对里尔克说，她很抱歉，不能让里尔克走进院内，可是她给里尔克出主意，让他到修道院旁边园丁住的小房子里去，打开楼上的窗口，可以眺望院内。这样，里尔克这次和其他很多次一样达到了目的。

以后我还有多次和里尔克途中相遇，可是无论何时，我想起里尔克，总看见他在巴黎。他终于免于经历这座城市最悲惨的时刻。

结识这样一些奇人，对于初出茅庐者，是个巨大收获。但是我还得接受一次决定性的教训，让我整个一生受用无穷。这是一次天赐良机。我们在维尔哈仑家和一位艺术史家进行讨论，这位历史学家连声抱怨，伟大的雕塑和绘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我激烈反驳，罗丹不是还和我们在一起吗？他和往日的大师相比，不是也毫不逊色吗？我便把罗丹的作品列举出来，历历如数家珍，跟每次和反对意见争辩一样，我又情绪激昂，近乎发火。维尔哈仑含笑倾听，不发一言。“你这样热爱罗丹，理应和他认识一下才对。”末了他说道，“明天我要上他的工作室，你要是有兴趣，我带你去。”

我是否有兴趣？我高兴得一夜都没合眼。可是见到罗丹，我却说不出话来，我都没法和他攀谈。站在他的雕塑当中，好像自己也成了一尊泥塑木雕。奇怪的是，他似乎很喜欢我这窘迫的样子，因为在告别的时候，老人向我发出邀请，问我是否想去看看他在穆敦的真正的工作室；甚至请我一同进餐。我得到的第一个教训便是：伟大的人物最具爱心善意。

第二个教训便是：这些伟人在生活中总是最为简单淳朴。罗丹这个人誉满全球，他的作品都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这代人的眼前，就像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在他家里用餐就像在一个中等农民的家里吃饭；结结实实的一大块肉，几枚橄榄，满满一盘水果，再加上浓度强烈的当地葡萄酒。这顿饭使我勇气倍增，临了我又无拘无束地说起话来，就仿佛我已熟识这位老人和他的太太多年。

饭后我们到他的工作室去，这是一间宽阔敞亮的大厅。他最主要作品的复制件都汇集在这里。这些塑像中间，或站或躺，陈列着好几百件精妙的小型局部造型——一只手啦，一堆马鬃啦，一只女人的耳朵啦，大部分都还是石膏浇成的模型；大师自己只是用来练笔的素描，我现在还记忆犹新。这一小时的经历我可以足足讲上好几个钟头。最后大师把我领到一台底座前面，上面放着他最新的作品，上面盖着湿布，这是一座女人的雕像。他那沉重的满是皱纹的双手，活像农民的手，把湿布取下，身子向后退了两步。我不由自主地从压抑的胸中叫出一声赞美：“太棒了！”话刚刚出口，我就感到羞愧，因为这话过于陈腐平庸。罗丹端详着自己的作品，只说了声“可不是？”表示赞同，态度平静客观，毫无虚荣自夸的神气。然后他迟疑了一阵，“就是肩膀这儿……等等！”他一下子脱掉他家居的外套，穿上白色工作服，手里拿起一把刮刀，在雕塑的肩上出神入化地一抹，把这柔软的、似乎在活生生地呼吸着的女人的皮肤抹得平顺流畅。他又往后退了两步：“还有这儿，”他喃喃自语。又巧妙地改动了一个小小的细部，效果立刻显著提高。再往后他什么话也不说。时而往前，时而退后，从一面镜子观察一下这尊雕像，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发出一些谁也听不懂的声音，在雕像上时而这里改改，时而那里抹抹。他的眼睛，吃饭的时候亲切友好，心不在焉似的，现在射出奇特的光芒。他显得身材高大了许多，年轻了不少。他身材魁梧强壮，他把全身的激情和力量全都用来工作、工作、工作。每次他快速地往前走动或往后倒退，地板都压得咯吱咯吱直响。可是他没有听见，他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站着一个年轻人，一声不响，紧张得心脏都跳到嗓子眼里，能够让他亲眼看见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师正在工作，他感到幸福无比。大师把我忘得干干净净，我对他而言，并不存在。对他而言，存在的只有这座雕像，这件作品，后面是那看不见的绝对完美无缺的杰作的幻影。

罗丹

这样过了一刻钟，半小时，我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宏伟美妙的时刻总是不受时间的约束。罗丹全神贯注，沉溺于创作之中。即使霹雳雷鸣也不会把他震醒。他的动作越来越使劲，就仿佛越来越发火；一种狂野的劲头，或者一阵醺然醉意从他身上表现出来，他越干越快，越来越快，接着双手迟疑起来，似乎认识到，它们已无用武之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朝后倒退，什么也没改动，然后他轻声地自言自语一阵，非常温柔地把湿布又盖在他的雕像身上，就像在心爱的女人肩上披上一块纱巾。他深深地松了口气，全身放松。他的身影又显得沉重起来，火焰已经熄灭，然后发生了对我而言难以理解的事情，伟大的教训：他脱下白色工作服，又拿起家居上衣，转身想走。在极端专心致志的时间里，他已把我完全忘记。他已经不知道，有个年轻人，是他自己带到他工作室来观看他工作场所的客人，此刻正站在他身后，深受震撼，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和他的雕塑一样。

罗丹走到门口，正打算关上大门，突然发现了我。他简直有些生气似的眼睛直盯着我：这个陌生的年轻人是谁？怎么溜进他的工作室了？可是马上他就想起来了，几乎带着羞愧的神情，迎着我走了过来，开口说道：“对不起，先生。”我不让他再往下说，只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抓住他的手：我恨不得亲吻这只手。在这一小时内，我亲眼看见了创造一切伟大艺术的永恒的秘密，实际上也是世上任何伟大成就的秘密展示在我眼前，那就是专心致志，全神贯注，汇集一切力量，一切官能，忘形物外，远离尘世。每个艺术家都是如此。我学到这点，一生受用无穷。

我原来打算五月底离开巴黎前往伦敦，但是我被迫提前两周出发，因为我那迷人的寓所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无法再住下去。这是一个奇特的插曲，既使我感到逗乐，同时也给我教训，让我看到在不同的法国环境里人们不同的想法。圣灵降临节那两个节假日[33]，我不在巴黎，和朋友们一起瞻仰我尚未拜访过的壮丽宏伟的夏特尔大教堂[34]。星期二早上，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正打算更衣，发现我的皮箱不见了。这几个月，皮箱一直安安静静地放在角落里。我下楼去找这家小旅馆的老板，他和他太太白天轮流坐在小小的门房间里值班。老板是个矮矮胖胖的马赛人，长着一张红脸膛。我常常欢快地和他开开玩笑，甚至有时候在马路对面的咖啡馆里玩掷十五子游戏，这是他最爱玩的。听我说箱子不见了，他立刻激动万分，高声大叫，一面用拳头猛敲桌子，说出一句神秘莫测的话：“还真是如此！”他和平时一样只穿件衬衫坐着，此刻慌慌张张地穿上外套，脱掉舒服的拖鞋，穿上皮鞋，向我解释事情的经过。不过，事先我得向大家讲讲巴黎房屋和旅馆的一个特点，便于把事情讲述明白。在巴黎，稍小一些的旅馆和大多数私人住房都没有大门钥匙，而是由房主或者房屋主管来锁门，一旦外面打铃，房门就由门房室自动把门打开。较小的旅馆或者住房的房主或者门房，并非彻夜守在他的门房间里，而是躺在床上，摁动一个摁钮——大多是在半睡半醒迷迷糊糊的状态之中——把大门打开。谁要出门，得叫一声：“劳驾，拉一下绳子！”同样，谁要从门外进屋，只消报上自己的姓名。这样，从理论上讲，不会有陌生人半夜溜进屋来。——拂晓两点，有人在我下榻的旅馆门外拉动铃铛，有人进来，自报姓名，听上去和旅馆里的一名客人姓名相仿，取下挂在门房室里的房门钥匙。其实契别鲁斯[35]的责任，就是通过窗玻璃确认这位迟归客人的身份。可是显然他睡意太浓，没有注意。又等了一个钟头，现在有人在屋里叫了一声：“劳驾，拉一下绳子！”他要出门，门房给他开了大门之后，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有人竟然在凌晨两点还要离开旅馆，于是门房便翻身起床，出门察看外面的街道，觉察到有人拎着一只皮箱离开了饭店。门房立即披上睡衣，穿着拖鞋，尾随这个形迹可疑的人，等他看到那人拐过街角，走进小巧乡间大街的一家小旅馆。他当然没有想到这是个小偷或者溜门撬锁的窃贼，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又上床睡觉。

一看搞错了，他大为慌张，就和我一起冲到最近的一个警察岗，警察立刻到小巧乡间大街的那家旅馆去进行盘问。结果确认，我的箱子还在那里，可是那个小偷显然出去到附近哪家酒吧去喝早咖啡去了。两名警察便守在小巧乡间旅馆看门人的小房间里，等着那个坏蛋。等到小偷半小时后毫不提防地回到旅馆，立即被捕。

现在我们两个，旅馆老板和我得到警察分局去参与审讯，我们被带进局长办公室。局长是个其胖无比的先生，脾气很好，留着八字胡，制服上装钮扣解开，坐在写字台前。桌上乱七八糟，堆满文件，整个房间烟味浓烈，一大瓶葡萄酒放在桌上，表明此人绝非凶残成性、愤世嫉俗的警察油子之流。首先，他下令把我的箱子带进屋来；我得确认，是不是缺少了什么贵重物品，唯一似乎值钱的物品乃是一本用得很旧的存折，账面上有两千法郎。不言而喻，不是本人，谁拿到它都没用。果然，它一动不动地放在箱子底上。我承认箱子是我的，箱子里的东西没有丢失，做了记录，警官就下令把小偷押进来。和这小偷见面，我还是颇为好奇。

好奇是值得的。这个可怜虫身材矮小，瘦弱不堪，夹在两个身强力壮的警察当中，益发显得怪模怪样，一眼就可看出他衣衫褴褛，小八字胡两边下垂，长着一张耗子脸，愁容满面，饿得半死。我冒昧地说一句，他可是个蹩脚的小偷，技术很不熟练。单凭他第二天一大清早没有拎着箱子逃之夭夭，就可看出他很不在行。他低垂着眼睛站在警察大人面前，浑身微微哆嗦，仿佛身上有点发冷。我必须羞愧地说，我不仅觉得他有点可怜，甚至还对他怀有某种同情。一位警官把搜身时从小偷身上找到的所有物件神情庄严地放在一块大木板上，这时我对他的同情和兴趣，变得更加强烈。一块脏得要命、破破烂烂的手绢，十几把各种大小的私人配制的钥匙和撬锁工具，用一把钥匙圈串起来，碰在一起，发出音乐般的声响，一只破旧的皮夹。幸而没有武器，这至少证明，这个小偷干他这行手艺非常娴熟，但是只以和平方式进行。

警察首先在我们眼前检查那只钱包，检查的结果出人意表，没有什么一千法郎或者一百法郎的钞票，根本一张钞票也没有，只是一些著名女舞蹈家和女演员的袒胸照片，数目不下二十七张，还有三四张裸体照片。这样一来，没有发现其他犯罪行为，只说明这个瘦骨伶仃、愁容满面的小伙子狂热喜爱美色，巴黎戏剧世界的那些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星辰，他至少可以让她们在照片中憩息在他的心里。尽管警察局长目光严峻地把这些春宫照片和裸体照片一张张仔细观察了一遍，这种社会阶层的一名罪犯居然会有这样古怪的一些藏品，他一定和我一样觉得非常逗乐。我对这个可怜罪犯的同情心，也因为他对这些审美之美所表示的爱好而大大提高。警官郑重其事地把钢笔拿到手里，向我发问，是否要向这个罪犯提出起诉，我理所当然地快速回答：不。

现在要理解当时的情景，又需要插入一段说明。在我们奥地利和其他许多国家，倘若有人犯了罪行，是由官方来提出控告，这就是说，是由国家独断专行地把司法权抓到自己手里。而在法国则由受害人自由选择起诉与否。我个人感觉，这种权利观比所谓的一成不变的权利要合理得多。因为这种观点使人有可能原谅那个加害于你的人，而在德国，譬如说，一个女人妒性大发，开枪打伤了她的情人，受伤者千央告万哀求，也无法使那女人免于判刑。那个女人一时冲动打伤的那个情人，也许正因为女方感情如此激动，更加爱那个女人。可是国家介入案件，硬把女人从那男人身边拽走，把她投入牢房。而在法国，男方原谅女方之后，道歉和解，就手挽着手回家去，这件事情就可以看作已经内部解决。

我刚斩钉截铁地说了那个“不”之后，便发生了一个一波三折的突变。夹在两名警察当中的那个瘦个子男人，突然站直身子，以一种难以描写的感激的目光凝视着我，这我永远不会忘记。分局长心满意足地把钢笔放下；显然我拒绝起诉小偷，分局长也很高兴，这样就省得他再写那些繁琐的公文报告了。可是我的房东却不然，他连脸带脖子都涨得通红，冲着我大吼大叫我不该这么办，这批无赖必须彻底清除，一个不留，说我无法想象这批流氓干了多少坏事，一个正派人得一天到晚都提防这些家伙，放走一个就鼓励其他上百个坏蛋跟着作恶。爆发出来的是一个生意受到损害的小市民身上的全部诚实、正直和心胸狭窄，他要我看到这个小偷在这件事情上给他招来的各种麻烦、烦恼，简直是粗暴地，用威胁的口气要求我立即收回我的宽恕。可是我不为所动。我斩钉截铁地说，我找到了我的箱子，没有遭到什么损害，这事对我来说就算已经了结，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对另外一个人进行过起诉，想到别人不会因为我的缘故而不得不去蹲监狱，吃牢饭，我今天中午也会心情更为舒畅地去吃一块肥硕的牛排。我的房东立即反驳，火气越来越大。分局长宣布，不是他而是我来作出决定。我拒绝起诉，放弃诉讼，就此了结。房东听了这话，突然扭头就走，十分恼火地离开房间，砰地一声在身后关上房门。分局长站起身来，微笑着目送那火冒三丈的房东离去，十分默契地向我伸出手来。这样，官方的案子就此完成。我伸手去拎我的皮箱，打算拎着箱子回家。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那个小偷急急忙忙地走到我的跟前，十分谦卑地说：“啊，别价，先生，我帮您把箱子拎到您家里去。”于是我便迈步回家，身后跟着那个感激涕零的小偷拎着我的箱子，又走完那四条街，回到我住的旅馆去。

就这样，这场起先令人生气的事情似乎以欢快收场，令人极为愉悦。可是很快就引出两场好戏，使我很受启发，得以对法国人的心理有所了解。第二天，我去看维尔哈仑。他一脸坏笑，向我表示问候：“你在巴黎这儿奇遇不少啊。”他开着玩笑，说道：“尤其是我根本不知道，你这么有钱，简直富得流油啊。”我开头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把报纸递给我，瞧，报上登了一篇其长无比的报导，记载昨天发生的事件。当然，在这篇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作里，我简直找不到真正的事实。记者以卓越的新闻报导的技艺，描述在内城的一家旅馆里，一位高贵的外国人——为了使故事更加有趣，我就变成了一个高贵人士——有只皮箱失窃，箱子里装了一批价值连城的珍宝，其中还有一张存折，账面上有两万法郎——一夜之间两千翻了十倍——以及其它一些无可补偿的物品（实际上只是一些衬衫、领带），起先此案似乎漫无头绪，毫无线索，因为小贼异常狡诈，作案时显然对地形十分熟悉，但是该区警察分局局长“某某”先生，以他“著名的干劲”和“敏锐的洞察力”，立即采取各项措施，仅仅在一小时之内，通过电话关照巴黎所有的旅馆和寄宿宿舍，进行仔细调查，并以惯有的精确方式，贯彻执行他的一切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获犯罪分子。警察总监立即对这位优秀的警官作出这一卓越的成绩，表示他的特别赞扬。因为这位警官以他的出色能力和远见卓识，又一次为巴黎警察这一模范组织，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这篇报告自然毫无真实之处，那位优秀的警官根本没有一分钟需要离开他的办公桌。我们把小偷连同皮箱一起送到他的所里，而他却利用这一良好的机会为他个人在报纸上大捞资本。

这段插曲的描写，对小偷和崇高的警察分局长而言，颇为可喜。可是对我却满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从此时开始，从前待人如此和蔼可亲的旅馆老板，现在是不遗余力地让我呆在旅馆里日子难过。男仆打扫我的房间漫不经心，来信莫名其妙地丢失，甚至在邻近的店铺里，大家对我也是冷脸相迎。烟草店因为我需求很大，平日把我看做“好伙计”，现在对我也板着脸。小市民的道德受到伤害，不仅整个旅馆，而是整条大街，甚至全区都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我，因为我“帮助”了小偷。最后我别无他法，只好带着那只获救的皮箱撤走，灰溜溜地离开那家舒适的旅馆，仿佛我自己成了罪犯。

离开巴黎，前往伦敦。伦敦给我的印象是，在炎热无比的日子里，突然走进阴冷的地方：一开始你会不由自主地冷得一阵哆嗦，但是很快眼睛和其它感官也都适应了环境。我从一开始就安排在英国呆上两三个月时间，似乎把这视为一项必须先修的课程，因为如果不了解几世纪来我们世界一直让英国这个国家自行其是，独来独往，怎么能够理解我们这个世界，评价它的力量？另外我也希望，和人家多多对话，多多参加社交活动，把我生了锈的英文也弄得光鲜漂亮一点。话说回来，我从来就没有真正流利地说过英文。可惜这点没有办到：我和我们大陆上所有的人一样，和海峡对岸很少有文学上的联系。在我下榻的小旅馆里，早餐的时候谈话，平时闲聊，都不外谈谈王宫、赛马和聚会，我都觉得插不上嘴，十分窘困。他们要是讨论政治，我搞不清楚，因为他们老说“乔”如何如何，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张伯伦[36]。同样，谈起爵士们，也总是称呼名字，不说他们姓什么；碰到马车夫说伦敦土话，我的耳朵好长时间就像灌了蜡，聋得什么也听不进去。因此，我没有像我预先期望的那样取得快速进步。我试图在教堂里从布道师那里多少学到一点优美的措辞，到法院去两三次，凑凑热闹，旁听判案。我上剧院听演员说标准的英语，——但是我始终不得不费劲地寻找在巴黎向我迎面涌来的东西：社交场合、伙伴友谊和欢快情绪。我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和他讨论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而对于好交往的英国人而言，由于我对运动、赌博、政治以及英国人平素关心的事情极端漠不关心，不以为意，他们大概也觉得我相当缺乏教养，枯燥无味。我从来没有能够和一个环境、一个圈子有深入的联系。于是我在伦敦的时间十分之九是在我旅馆的房间里，或者在大英博物馆里写作研究中度过的。

首先我当然设法好好地散散步，开头八天就逛遍了伦敦城，直逛得脚底发烫。怀着大学生的责任感，游览了旅游指南上介绍的一切名胜古迹，从杜莎夫人蜡像馆[37]直到议会大厦。我学着喝麦芽啤酒，用英国人通常爱用的烟斗取代巴黎的香烟。在上百件细小事情上，我竭力使自己适应英国。但是无论是在社交上还是在文学上，我都没能与英国建立真正的联系。谁若只是在表面上看看英国，那就忽略了本质的东西，就像忽略城里那些家底雄厚、资产高达千百万的公司一样。从外表看，这些公司你也只看见那些擦得锃亮的黄铜招牌而已。被带进一个俱乐部，我不知道到那儿去干什么，一瞅见那些低矮的皮沙发，就跟整个气氛一样，使我精神上发困，想睡，因为我和别人不一样，不是由于聚精会神地工作之余或者做了运动之后，用这种聪明的方法来放松精神的。一个人如果不是腰缠万贯，把悠闲无为提高到崇高的社交艺术的地位，而只是成天无所事事，到处东张西望，这样的人，伦敦城会把他当作一个异类，断然排除在外。而巴黎则会兴高采烈地让他在巴黎更加温馨的活动中一同向前涌动。我的错误在于，我发现这点太迟；我应该在伦敦参加个什么工作，来度过这两个月，在什么企业里当个实习生或者在一家报馆里当个秘书，那我至少深入到英国的生活中去，哪怕只深入一点。仅仅在旁观察，我的经历极少，到多年之后，在战争期间，我才对真正的英国有所了解。

英国诗人中，我只见到亚瑟·西蒙斯[38]，他又为我弄到一张请帖去见叶芝。我很喜欢叶芝的诗歌，纯粹是出于爱好。我把他的温婉的诗剧《湖边的阴影》（The shadowy Waters）的一部分译成了德文。我不知道，这是他朗诵诗篇的晚会，有精挑细选的一些听众获得邀请。我们坐在一间不甚宽敞的房间里，相当拥挤，一些人坐在小板凳上或者干脆坐在地板上。叶芝在他旁边的黑木（或者蒙上黑布的）高案上点燃两支像胳膊一样粗的蜡烛，教堂祭坛上用的巨型蜡烛。朗诵终于开始，屋里所有的灯烛全都熄灭，只有他那长着一头黑色鬈发、精力旺盛的脑袋在烛光中形象鲜明地突显出来。叶芝念得很慢，声音低沉，音韵优美，并不落入慷慨激昂的朗诵腔调，每行诗都念得铿锵有力，分量十足，简直妙不可言。气氛的确极为庄严，唯一让我感到不适的是，诗人的装束打扮有些造作，不大自然。一袭黑色的长袍让叶芝看上去像个牧师。粗大的蜡烛慢慢燃烧，我觉得微微散发出熏香的味道；这样一来，这文学上的享受与其说是普通的诗歌朗诵，不如说是用诗歌在进行一次宗教的典礼——这另一方面也给我看到一种新型的魅力。我不由自主地进行回忆，做出比较，想到维尔哈仑如何朗诵诗歌：他穿着衬衫，挽着袖子，露出强壮的手臂，可以更好地为他朗诵打出节拍，没有任何排场，也不作任何排演。或者想到里尔克如何偶尔从一本诗集里讲述几首诗，简简单单，清楚明了，静静地紧扣字面。叶芝的这次朗诵是我参加的第一次“排练好的”诗人朗诵。尽管我喜爱他的作品，对于这次祭拜偶像似的典礼却有些抵触，我这个客人当时对叶芝还是怀着感激之忱的。

叶芝

威廉·布莱克

约翰王
威廉·布莱克 绘

但是我当时在伦敦真正发现的诗人，并不是一位当时健在的诗人，而是一位那时几乎被人遗忘的艺术家：威廉·布莱克[39]。这位孤寂的天才很是棘手。他的作品集古朴拙涩、精致完美于一身，至今还令人着迷。一个朋友劝我到大英博物馆，当年是劳伦斯·宾容[40]主管的印刷间，让他们把彩色插图本《欧罗巴洲》《亚美利加洲》《约伯书》拿出来给我看，这些书在今天都是旧书店里极其罕见的珍藏本；我在那里第一次看见了那些具有魔术天性的人中的一个，我简直像着了魔一样。他们并不明确知道，他们的道路何在，让幻影像驾着天使翅膀似的载着他们穿过想象力的一切荒郊野地；一连几天、几周，我试图深入到这一天真烂漫，同时又妖魔气十足的灵魂的迷宫中去，把布莱克的几首诗译成德文。拥有一张出自他手笔的画稿，是我日夜渴求的东西。起先这可能性几乎只是一种梦幻，希望极为渺茫。有一天，我的朋友阿切巴德·G.B.罗素[41]，当时已是最好的布莱克专家，他告诉我，在他举办的展览会上，有一张“梦幻般的肖像画”要出售。他和我都认为，这是大师最优美的一幅铅笔画《约翰王》。他向我预言，“这幅画您一定百看不厌”。他这话真是千真万确，我所拥有的书籍和绘画当中，这幅画陪伴了我三十多年；这位发疯的国王目光如炬，具有魔力，常常从墙上凝望着我。在我所有丢失的和留在远方的珍贵物品之中，我在四海漂泊时最最舍不得的，便是这一幅画。我在大街小巷、各个城市里努力寻找英国的天才，却遍寻不得，突然他在布莱克真正星辰般灿烂的形体里显现出来，在我拥有的众多世界之爱中，又赢得了一个新的世界之爱。

[1] 即巴黎大学。

[2] 安德烈·苏亚雷斯（1868—1948），法国诗人。

[3] 平等亲王（Prince Egalité），即奥尔良公爵（1747—1793），法国波旁王族的成员。

[4] 维克托·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

[5] 玛色琳娜·德斯波尔德-伐尔莫尔（1786—1859），法国女作家。

[6] 加米叶·德穆兰（1760—1794），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之一。

[7]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

[8]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

[9]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兰西国王。

[10]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又称“太阳国王”。

[11] 雷蒂夫·德·拉·布列多纳（1734—1806），法国作家。

[12] 查尔斯·路易·菲利普（1874—1909），法国作家。

[13] Anagnosis，希腊文，意为阅读，指古人解释经典或解读先知的言行。

[14] 莱翁·巴扎尔杰特（1870—1926），法国文艺评论家、作家。

[15] 彼耶尔-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

[16] 弗朗茨·封·伦巴赫（1836—1904），德国画家。

[17] 乔治·杜哈默尔（1884—1966），法国作家。

[18] 吕克·杜尔丹，原名安德烈·内普弗（1881—1959），法国小说家、评论家、医生。

[19] 查尔斯·维尔德拉克（1829—1884），法国作曲家。

[20] 儒勒·罗曼（1885—1972），法国作家。

[21] 让·理查·布洛赫（1884—1947），法国犹太裔作家。

[22] 保尔·瓦雷里（1871—1945），法国诗人、哲学家。

[23] 保尔·克洛代尔（1868—1955），法国作家。

[24] 夏尔-彼耶尔·贝基（1873—1914），法国作家。

[25] 保尔·查尔斯·布尔热（1852—1935），法国作家。

[26] 即《约翰·克利斯朵夫》。

[27] 亨利·基尔波（1884—1938），法国作家、记者。

[28] 乔万尼·帕斯柯里（1855—1912），意大利作家。

[29] 弗朗西斯·耶默（1868—1938），法国诗人。

[30] 栅栏：法国大革命前（1785—1788），巴黎城外建有高墙，当中有61条通道，就是“王室的栅栏”，进入巴黎的商品必须在这里交税。1794年6月2日至7月27日，巴黎革命法庭下令在王家栅栏广场把1308人在断头台上处死。尸体埋葬在皮克普斯大街的一幢房子旁边的万人塚里。如今这里变成私人墓地。

[31] 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

[32] 俗家修女，是一些未发修身大愿的修女，随时可以还俗。

[33] 指星期天和星期一两天。

[34] 夏特尔为法国厄尔-卢瓦尔省省会，夏特尔大教堂是早期法国哥特式建筑的典范。教堂的雕塑艺术和玻璃彩画无与伦比。作为世界最绚丽的建筑，被誉为法国乃至西方的先贤祠。

[35] 看守地狱的三头犬，凶恶的看门人，泛指门房。

[36] 亚瑟·奈维尔·张伯伦（1869—1940），英国政治家，1937年至1940年任英国首相。

[37] 玛丽·杜莎夫人（1761—1850），法国蜡像艺术家。1835年她在伦敦贝克街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展览馆，即杜莎夫人蜡像馆。

[38] 亚瑟·西蒙斯（1865—1945），英国抒情诗人。

[39]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

[40] 劳伦斯·宾容（1869—1943），英国诗人。

[41] 阿切巴德·乔治·布罗姆菲尔德·罗素（1879—1955），英国艺术评论家，威廉·布莱克专家。

六 几经周折寻找自我

游览巴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好奇心切地四处漫游，到处流浪，本身非常令人愉悦，在许多方面大有裨益，但是归根结底我还是需要一个固定的地点，由此出发开始漫游，然后又总是回到这里吧？还有什么时候，我知道这点比今天更清楚。如今我周游全球，不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人驱赶。中学毕业后这些年，我收集的图书已经积累成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还有图画和纪念品，手稿已开始变成厚厚的一捆又一捆，堆积起来。说到底，我总不能把这些我喜欢的东西不断放在皮箱里，随身带着满世界乱跑吧。所以我在维也纳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不是真正的住处，而只是像法国人谆谆告诫的那样，只是一个“落脚点”。因为权宜之计的感觉，一直到世界大战爆发，始终以神秘莫测的方式笼罩我的人生。我做任何事情，都对自己说，这并非本意，并非我真正想做的那件事，——我写的作品也仅仅只是试笔，为我真正的作品作为铺垫。同样，对待那些和我交往的女人也是如此。所以我在青年时代还没有完全彻底承担义务接受约束的感觉，同时也喜欢无忧无虑地浅尝辄止，试验一番，充分享受。到了别人早已成家生子，占据重要职位，集中精力，作出最大成绩的年龄，我还一直把我自己看成一个年轻人，一个初出茅庐之辈，一个初学者，还有无可估量的时间，还犹豫不决，不想在任何意义上确定自己的前程。既然我现在只是我“真正作品”的习作，只是一张名片而已，宣告我已在文坛上存在，那么我的寓所暂时也仅仅只是一个地址。我故意在郊区选了一个小住所，免得因为开销太大而限制了我的自由。我也不买特别好的家具，因为我不想对它们特别精心“爱护”，就像我在父母家里看到的那样，每一把圈手椅都蒙上椅套，有客人来访才把椅套取下。我有意识地避免在维也纳扎根定居——定居就多愁善感地拴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多年来，我一直觉得，“适应权宜之计”乃是一个错误。可是后来，我一再被迫离开我建造起来的家园，眼看着我自己在身边创造的一切纷纷坍塌，这种神秘的、不拴在一处的人生感受对我大有帮助。我早就学会放弃，学会离别，以后每逢这种场合，我就没有那么纠结。

在我这第一座寓所里，我还设法存放许多珍贵的物品，但是我在伦敦购置的那幅布莱克的画像已经用来装饰墙壁。歌德最优美的诗歌之一的手稿，写得笔力遒劲，伸展自如——当时还只是我收集的名家手稿之冠。这项收集工作，我在中学时代就已开始。我们当时干什么都随大流，我们整个喜欢文学的小组，大家都写诗，我们当时也都跟着，对诗人、演员、歌手穷追不舍，求他们签名留念。当然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热心运动和迷恋写诗一样，一旦离开学校，就不再着迷，而我对于这些天才人物在尘世间的痕迹所怀的热情，则有增无减，同时还有所加深。单单签名我已不大在意，一位名人所享有的国际知名度，或者获奖的评价，我也不感兴趣。我所寻觅的是文学作品或者乐曲的初稿或者写作提纲，因为一部艺术作品如何产生，这个问题我极感兴趣。不论是以传记的形式还是心理学的形式呈现的原始材料，都比其它一切更加引人入胜。一句诗，一段旋律，从无到有，从一位天才的幻影和本能凝聚成书写的符号流传于世。这一过渡的神秘至极的瞬间，除了到大师呕心沥血如痴如狂之际仓促命笔写下的原始稿件之外，还能到哪里去捕捉，去窃听，去审查？我要是只看见放在我面前的一位艺术家的作品，那我就对他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我赞同歌德说的话，要完完全全地理解伟大的作品，不能只看它大功告成的样子，必须也窥测其逐渐完成的过程。贝多芬随手写下的一页草稿，字迹狂放，焦躁不耐，主题刚刚开始又被涂掉，乱成一团，不可卒读。他那妖魔般灵感充溢的天性迸发出强烈的创作激情，压缩在铅笔的几画之中。这样一张初稿，光凭眼睛一看就会周身为之激奋。因为看上这一眼，我在精神上就大大得到启发；这样一张天书般难以辨认的乐谱，我会着魔似的无比爱恋地百看不厌，就像别人欣赏一幅臻于完美境界的图画。巴尔扎克的一张校样，几乎每句话都改得支离破碎，每句话都改了又改，空白的纸边划满了道道，涂满了符号，字迹弄得黑乎乎的，让我感到此人像维苏威火山[1]一样迸发出火焰岩浆。任何一首我喜欢了几十年的诗篇，我第一次看到它原来的初稿，看见它最早的尘世的形状，总会在我心里激起一阵宗教式的敬畏之情；我碰都不敢碰它一下。拥有几张这样的稿纸，我得意非凡。还有一件让我得意非凡的事便是如何弄到它们，如何在拍卖会上或者展品目录里跟踪追击。这简直是一种运动一样的诱惑力，由于这场追逐，我度过了多少紧张的时光，碰到了多少激动人心的偶然事件！有时候我晚到了一天，一件叫人眼馋的藏品证明是件赝品，接着又发生一个奇迹：有人拥有莫扎特的一篇小小的手稿，可是悲喜参半，因为稿子上有一段曲子被人剪掉了。然而五十年前或者一百年前被一个酷爱音乐的破坏分子剪下来的这一片纸条，突然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场拍卖会上出现，又可以把莫扎特的这曲咏叹调拼凑起来，就像大师在一百五十年前遗留下来的那样。那时候我写作得到的稿酬当然还不足以让我大手笔地购进文物，但是每个收藏家都知道，要获得一件藏品，必须割舍另一种快乐，得到藏品的快乐才会有所增长。另外，我向我所有的作家朋友化缘。罗曼·罗兰把他一卷《约翰·克利斯朵夫》给我，里尔克赠我以他被传诵最广的作品《爱与死之歌》，克洛代尔的《给圣母马利亚报信》，高尔基[2]的一部大型速写，弗洛伊德的一篇论文。他们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博物馆会比我更加珍惜爱护他们的手稿。我的这些珍藏，有多少如今都已连同我其他稍差一些的爱物随风飘逝，不知所终！

贝多芬手稿

巴尔扎克改过的校样

文学博物馆里最奇特最珍贵的藏品，虽说不是珍藏在我的柜子里，却藏匿在我同一幢郊区的房子里。这一点我到日后才极为偶然地发现。在我楼上同样简朴的寓所里住着一位头发灰白的不复年轻的小姐，职业是钢琴女教师。有一天她在楼梯上和我打招呼，态度极为亲切友好。她说打扰了我的工作，心里十分过意不去，我不得不听她教授钢琴，她的女学生们技艺不精，弹起琴来一定让我心烦，受到骚扰。我在谈话中获悉她的母亲和她住在一起，已经一半失明，几乎足不逾户。这位八十岁的老太太不是一般人，是歌德的私人医生伏格尔大夫的女儿，1830年由奥蒂莉厄·封·歌德[3]抱着受的洗礼，歌德当时亲自在场。我听了感到一阵晕眩——在1910年，世上还有一个人，曾经接受过歌德神圣的目光！从此我就一直对天才在尘世间的每一种表现都特别感兴趣，除了那些手稿之外，只要能弄到的大师的遗物，我都收集起来；以后——在我的“第二度的生活”中——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在我的房子里单辟了一间圣物室。那里存放着贝多芬的写字台，他的小储钱匣，他用他那只已被死神触摸过的手，嗦嗦直抖地从这个匣子里取出一小笔钱，交给使女；还有他厨房账本里的一页，他的一绺业已发灰的鬈发。歌德的一支羽毛笔多年来我一直用玻璃罩着，避免受到诱惑，把它抓到我的手里，我的手是不配碰它的。但是这些说到底没有生命的珍品又怎能和一个能够呼吸的活生生的人相比。歌德的深色的圆圆的眼珠还有意识地、充满爱意地看过这个人——这最后一根细细的线，通过这个脆弱的尘世的产物，把魏玛的奥林匹斯的众神世界和科赫大街8号这幢碰巧遇上的郊区房屋联系起来。我请求戴梅利乌斯夫人能允许我前去拜访。老夫人慈祥地、很乐意地接见我，我在她的房间里又找到那位不朽的大师家里的一些东西，是歌德的孙女，老夫人童年时代的游伴赠送给她的：曾经放在歌德桌上的一对烛台，魏玛妇女广场边那幢房子[4]的类似的标志。难道她自己的存在不就是真正的奇迹吗？这位老夫人，一顶毕德麦耶尔时期的女式便帽戴在她业已稀疏的白发上面，布满皱纹的嘴十分健谈，讲述她如何在妇女广场的这幢房子里度过她青少年时代的最初十五年。那幢房子当时还不是博物馆，不像现在。屋里的东西从那位最伟大的德国诗人永远辞世之时起，一切都保持原样，一动不动。她和一般老年人一样，看到自己的青年时代总是十分清晰、具体。她非常愤慨的是，歌德协会犯了一个严重的暴露隐私的罪行，竟然“现在就”把她童年时代游伴奥蒂莉厄·封·歌德的情书予以发表。她的愤慨真叫人感动——“现在就”——唉，老太太完全忘记奥蒂莉厄已经逝世半个世纪！对于这位老太太而言，歌德心爱的孙女现在还依然健在，依然年轻。对她而言，这些事件还依然是现实，而对我们来说，早已成为往事，成为传说！和她在一起，我总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我住在这幢石头砌的房子里，打打电话，用电灯照明，口授书信，用打字机打字，可是迈上二十二级阶梯，就滑进了另一个世纪，身处歌德生前世界的神圣阴影之中。

我以后还碰到过几位女士，她们白发覆盖的头颅，一直高高昂起，直达英雄气概的奥林匹亚仙境。科西玛·瓦格纳[5]，李斯特之女，顽强、坚毅，她的手势慷慨激昂，神态俨然。伊丽莎白·福斯特[6]，尼采的妹妹，清秀苗条，小巧玲珑，富有风情。俄尔伽·莫诺特，亚历山大·赫尔岑[7]的女儿，小时候常常坐在托尔斯泰的膝上。我听见年迈的乔治·勃兰兑斯讲述他和华尔特·惠特曼、福楼拜[8]和狄更斯相遇的情景，或者描述理查·施特劳斯以及他初见理查·瓦格纳的情形。但是最最触动我的是那位戴梅利乌斯老太太的脸，她是歌德还看见过的最后几位依然健在的老人当中最后的一个。也许我自己也是最后一个，在今天可以说：我认识一位老人，歌德的手还曾经充满柔情地抚摸过她的头。

我出行归来休憩的场所终于找到。可是更重要的是，我同时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家园——一家出版社。它三十年来保管并且促进我的全部作品，作出这样一种选择在一位作者的一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我而言，这是最好不过的决定。几年前，一位极有教养的文坛新手产生这样一个念头，不想把他的财产耗费在饲养骏马身上，而是用来完成一项精神上的工程。阿尔弗雷德·瓦尔德·海麦尔[9]作为诗人，自然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决心在德国创办一家出版社。在德国，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出版社主要是建筑在商业基础之上，而海麦尔创办出版社并不瞩目于物质赢利，甚至预料到将不断亏损。出书与否的标准不取决于一部作品是否畅销，而在于它内在的态度。消闲娱乐性的作品，不论收益如何丰厚，绝不发表。相反，极端难以捉摸、难以接近的阳春白雪似的作品则受到欢迎。只有那些纯粹体现艺术意志、表现形式纯净清澈的作品才汇集在这个出版社里，这是这家出版社的箴言。这家高雅的出版社起先只瞩目于极小的一部分真正行家组成的读者群。出于曲高和寡的高傲目的，自称“海岛”，后来称为“海岛出版社”。在这家出版社里，任何作品都不得当作工业产品印制出来，每部作品都必须有一个符合于它的外表形式。因此，每部作品的封面设计、排印、字型、纸张，每一次都必须具有个性，甚至于作品介绍和信笺，在这个雄心勃勃的出版社里，都极受重视，认真对待。譬如说，我不记得三十年里，在我自己的任何一本书中，曾经发现过一个印刷错误，或者在出版社寄来的信里有一行修改过的字句：这里的一切，小到细枝末节，在在都表现出力争完美、堪称楷模的雄心壮志。

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的诗作都在海岛出版社结集出版。这两本诗集，从一开始便说明该出版社把最高标准作为唯一有效的尺度。因此可以设想我的喜悦，我的骄傲，才二十六岁就取得了这个“海岛”的正式岛民的资格。这个身份向外意味着我在文坛地位的提高，而同时向内也说明我的责任更大。谁若走进这批精选分子的圈子，必须加强自律，自我收敛，不得沾染文学界轻率随意、新闻界潦草应付的恶习。因为书上印着海岛的标志，对成千上万人，后来对几十万人也同样成为优质的书本内容和完美的印制技术的保证。

一个作者遇到的最大幸事，莫过于年纪轻轻就碰到一家年轻的出版社，和出版社一起共同扩大影响；只有这种共同发展，才真正在作者本人、他的作品和外部世界之间建立一种有机的生活条件。不久，海岛出版社的老板吉彭贝尔格[10]教授和我之间建立了推心置腹的真诚友谊。由于我们双方都有私人收藏的癖好，我们的友谊得以加深。因为吉彭贝尔格的歌德收藏和我收藏的作家手稿，在这共同努力的三十年里平行发展，都达到一个个人收藏家能够达到的最为壮观的程度。我从他那里得到极有价值的忠告和同样珍贵的劝阻，另一方面，通过我对外国文学概况的特别了解，也能给他重要的启示。于是海岛丛书在我的建议下产生了，它拥有好几百万本书，仿佛在原先的“象牙宝塔”四周建造起一座雄伟的世界都城，把“海岛”变成最具代表性的德国出版社。经过三十年，我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和起步时完全不同：狭窄的企业变成了势力最大的出版社之一，起先只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的作者，成了德国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的确，必须发生一场世界性的灾难，施用最粗暴的法律暴力，才能拆散我们两个之间简直是天造地设的幸运结合。我必须承认，在我的书上看不见我熟悉的海岛标记，比离家去国更使我不舍。现在道路已经畅通，我很早就开始发表作品，简直早得有些过分。可我内心确信，二十六岁还没有创作出真正的作品，我青年时代最精彩的成绩，乃是和当代最优秀、最有独创性的人物交往并建立友谊，而这在我自己创作时，却奇怪地发生危险的阻碍作用。我学习得很好，深切知道真正的价值如何；这使我犹豫不决。多亏这种怯懦的心情，我迄今为止所创作的一切，除了翻译，都小心翼翼地只限于小型的作品，例如中篇小说和诗歌，我还久久没有勇气去动笔写作一本长篇小说（几乎又等了三十年）。这第一次大胆尝试写作一部篇幅较大的作品是在戏剧方面。我第一次试笔开始于一个巨大的诱惑，若干有利的征兆使我屈从于这一诱惑。我在1905或是1906年夏天写成了一个剧本——按照我们那个时代的风格，不言而喻，写的是一部诗剧，而且是仿古的诗剧，剧名为《特西特斯》。要我说，我今天怎么评价这一部单单从形式上看还说得过去的剧作，只要看这一事实就不判自明：无论是这个剧本，还是我在三十二岁前写作的几乎一切作品，我都从来也没有再版过。不过这部作品毕竟还是预示了我内心态度的某种个人的特点。我绝不倾向于所谓的“英雄”这一边，而总是着眼于失败者身上的悲剧。在我的小说中，吸引我的，永远是被命运击溃的失败者。在传记中，传主从来也不是在现实环境中获得成功的人士，而是在道义上正确的人物，是埃拉斯莫斯[11]，而不是马丁·路德[12]，是玛利亚·斯图亚特[13]，而不是伊丽莎白[14]，是卡斯台利奥[15]，而不是加尔文[16]；所以在我的这部诗剧中，我当时也没有用阿喀琉斯[17]作为剧中的主人公，而是用他最不显眼的一个对手特西特斯——那个受苦受难的人，而不是那个凭着力量过人和目标明确、使别人受罪的那个人。剧本完成之后，我没有把它给任何演员看过，即便是我的一个演员朋友，我也没有给他看。我已经有足够的阅历知道，用无韵诗写的剧本加上古希腊的服装，即使出索福克勒斯[18]或者莎士比亚[19]的手笔，也不可能搬上现实的舞台，创造票房成绩。只是出于礼貌，我给各大剧院寄去几本剧本，事后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

科西玛·瓦格纳

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

因此大约在三个月以后，我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印着“柏林王家剧院”的印章，我简直惊讶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心想，普鲁士的国家剧院有什么事要找我呢。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剧院经理路德维希·巴尔奈——从前是最伟大的演员之一——告诉我，我的剧作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之所以特别欢迎这部剧作，因为剧中的阿喀琉斯终于是他寻觅已久的角色，适合阿达贝尔特·玛特可夫斯基[20]扮演。因此他请求我把此剧初次公演的权利授予柏林王家剧院。

我简直高兴得吓了一跳。德意志民族当时拥有两位了不起的演员，阿达贝尔特·玛特可夫斯基和约瑟夫·凯因茨。前者是位北德人，由于他性格中原始的爆发力，他那感人至深的激情达到无可企及的地步——另一位是我们维也纳人约瑟夫·凯因茨，他的精神优美高雅，他的说话艺术无法企及，语言铿锵有力，柔韧佻达，臻于出神入化的境地。如今，玛特科夫斯基想使我的剧中人物变成活人，诵读我的诗句，让德意志帝国首都最有威望的剧院为我的剧作扮演教父的角色，——我觉得一种难以比拟的戏剧前程为我开启，我自己并没有追求这一前程。

但是，我从此以后却学会了在幕布没有真正升起之前，绝不要充满期待地为一场演出表示喜悦。虽说，也的的确确进行了排演，一次又一次地排练，朋友们向我保证，玛特科夫斯基从来也没有比在这几次排演的时候朗读我的诗句，表现得更精彩，更富男子气概。我都已经订好了去柏林的卧车座位，在最后时刻发来一份电报：演出延期，由于玛特科夫斯基患病。我把这当作是一个借口，剧院只要未能按时演出或者无法遵守什么诺言，一贯用这样的借口。可是八天之后，各报登载消息：玛特科夫斯基逝世。我的诗句是他伶俐已极的嘴诵读过的最后的诗句。

我对我自己说，完了，完事大吉。虽说这时还有另外两家名气很大的宫廷剧院德累斯顿和卡塞尔想要上演我的这个剧作，但我内心已经兴味索然。除了玛特科夫斯基，我不能想象还有另一个演员能扮演这个角色。可这时传来一个更加使我瞠目结舌的消息：有天早上，一个朋友叫醒我，凯因茨派他来看我。这位名演员碰巧读到了这部诗剧，发现剧中有个人物很适合他，不是玛特科夫斯基想要扮演的阿喀琉斯，而是他的悲剧性的对手特西特斯。凯因茨将立刻和维也纳宫廷剧院联系，剧院经理施伦特尔[21]是作为当时时尚的现实主义流派的先驱者从柏林来，原则上是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在领导宫廷剧院（这使维也纳颇为生气）。他立即写信给我，他也看到我这剧本里引人入胜之处。但是可惜，除了首演之外，不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我再一次对我自己说，完了。我一向对我自己和我的文学作品抱着怀疑态度。凯因茨则相反，他十分生气，立刻请我到他家里去，我第一次看到我青年时代的神明，当年我们这些文科中学生恨不得亲吻他的手脚。他就站在我的面前，身体像弹簧一样柔韧，即使年已半百，脸上依然洋溢着灵气，一双深色的眼睛顾盼有神。听他说话真是一大享受。即使在我们私下聊天时，他每个字都说得字正腔圆，每一个辅音都发得清晰锋利，每一个元音都发得圆润饱满。直到今日，我诵读有些诗歌时，只要以前曾听他朗读过一次，我都会听到他在抑扬顿挫地随之诵读，听到他朗诵时完美的节奏和英雄气概的昂扬声调。我从来没有再听人使用德语这样使人心情舒畅。瞧，这个我像尊敬神明一样尊敬的人，在我这个年轻人面前表示歉意，未能成功地使我的剧本在宫廷剧院上演。但是他强调，我们两人从此不可再彼此失散。其实他真的对我有一个请求——我听了几乎微笑起来：凯因茨对我有个请求！——事情是这样；他现在常到外地巡回演出，带着两个独幕剧，还缺少第三个。他希望有一个小剧目，如果可能是诗体的，最好有一段抒情的长篇独白——只有在德国戏剧艺术中才有可能——通过他超群出众的朗诵技巧，可以一口气也不停，像晶莹光泽的飞瀑一样降落到自己那些屏息凝神、仔细谛听的观众头上。不知道我是否可以为他写这样一出独幕剧？

我答应一试。就像歌德说的，意志有时可以命令诗艺。我起草了一部独幕剧《化身戏子》，一出像羽毛般轻飘的洛可可时代的剧作，有两段长篇的抒情戏剧性浓烈的独白。我写作时，不由自主地在写每一个字的时候，都根据他的意志进行设想，竭尽一切激情，设身处地地想象他的性格，甚至他的说话方式。这样一来，这偶尔命笔，碰巧成为一部作品，绝没有仅仅表现了我的写作技巧，却完全体现了我的激情。三周之后，我得以把业已写完一半的草稿让凯因茨过目，里面有一段业已安排停当的咏叹调，凯因茨真的兴奋不已，热情高涨，他立即拿起我的手稿，把那段独白朗读了两遍，朗读第二遍时已经念得完美绝伦，令人难忘。他问我还需要多长时间？显然迫不及待。一个月吧。那棒极了！这就巧极了！他现在到德国去客座演出，要几个礼拜。等他回国后，立即开始排演，因为这个剧本已经属于宫廷剧院。然后他答应我，无论他到何处，都把这个剧本带上，作为保留节目。因为这个剧本就像手套一样适合他。“就像一只手套一样”，他一个劲地说这句话，一连三次，诚心诚意地和我握手。

显然他在出发之前就已经造了宫廷剧院的反，因为剧院经理亲自打电话给我，要我把这出还是草稿的独幕剧给他看，并且预先就接受了它。围绕着凯因茨的几个角色的台词早已分配给宫廷剧院的演员们。又一次没有特别费力，似乎就赢得了这场赌注最高的赌局：——赢得了宫廷剧院，我们城市的骄傲。在这宫廷剧院，当代最伟大的演员将和杜塞女士[22]一起，演出我的一部剧作：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剧作家简直是过多的荣耀。现在只还存在一个危险，那就是，凯因茨看到剧本完篇之后，会改变主意，但这可真是多虑啊！总而言之，现在焦躁不耐的是我了。终于我在报上看到，约瑟夫·凯因茨已从国外客串演出回来。出于礼貌，我等了两天，没在他回国后立即去拜访他。第三天我鼓足勇气，在他下榻的萨赫尔饭店，向那个和我很熟的年老门房递交我的名片：“我要见宫廷演员凯因茨先生！”老人越过他的夹鼻眼镜，不胜惊讶地望着我：“是吗，您还不知道吗，博士先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今天一早就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这时我才知道：凯因茨客串演出归来，身染重病，在国外演出时，他忍受着剧烈疼痛，在一无所知的观众面前，富有英雄气概地最后一次扮演他的那些伟大的角色。第二天他就因罹患癌症，动了手术。根据报上公布的病情公报，我们还壮起胆子，希望他能康复，我便到他病榻边去拜访他。他疲弱地躺在病床上，消瘦不堪，病容满面。一双黑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大。我大吃一惊：在他那永远年轻、如此能说会道的嘴唇上第一次露出灰白的口髭，我看到面前是个垂死的老人，他忧伤地冲着我微笑：“亲爱的上帝还会让我演出我们的剧本吗？这会使我恢复健康。”可是几周之后，我们却伫立在他的灵柩前面。

大家可以理解，我继续留下来写作剧本，心里总感到不自在。我只要写完一出新剧，把它交给一家剧院，我总是忧心忡忡。德国两位最伟大的演员，都是最后试读了我的诗句之后逝世，使我变得迷信起来，我并不羞于承认这点。直到几年之后，我才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写作剧本。宫廷剧院经理阿尔弗莱德·贝尔格尔男爵，一位杰出的戏剧专家、吟诵的大师，立刻接受了我的剧本。我简直胆战心惊地看了一下选拔出来的演员名单，不近情理地松了口气：“感谢上帝，名单上没有享有盛名的演员！”灾难不可能落在任何人身上。可是尽管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真是刚把灾祸从前门赶走，它又从后门溜了进来。我只想到演员，却没有想到剧院经理。贝尔格尔男爵准备亲自导演我的悲剧《海滨之屋》，并且已经草拟了导演计划。没有想到的是，阿尔弗莱德·贝尔格尔男爵，果不其然，开始初次排演前两周，便猝然去世。笼罩在我剧作之上的诅咒几乎还依然有效；即使在十多年后《耶利米》和《沃尔波纳》在世界大战后以各种语言搬上舞台，我心里依然不太踏实。1931年，我的新剧本《穷人的羔羊》写完，我有意识地违反我的利益。我把剧本寄给我的朋友亚历山大·摩依西之后，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一份电报，要我在该剧初演时，把主角保留给他。摩依西把他故乡意大利语感性浓郁、优美悦耳的声调带到德国的舞台上来之前，德国舞台上还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声调。摩依西当时是约瑟夫·凯因茨唯一的伟大继承人。他的扮相令人着迷，为人聪明伶俐，朝气蓬勃，而且心地善良，易于迸发热情。每演一出戏，总把他个人的一些魅力倾注进去；我实在想不出有比他更理想的演员来扮演这个角色。可是他一向我提出这一建议，我立刻回忆起玛特科夫斯基和凯因茨。我便找个借口拒绝了摩依西，并没有向他透露真实原因。我知道，他从凯因茨那里继承了所谓的伊夫兰[23]指环，这永远由德国最伟大的演员遗赠给自己最伟大的继承人。莫非他末了也会继承到凯因茨的命运？反正无论如何：我个人绝不想第三次把当代最伟大的德国演员推进灾难之中。于是我出于迷信，也出于对他的爱，放弃了我的剧本能得到完美演出的决定性的因素。然而即使我放了他，也并不能保护他，尽管我拒绝让他扮演这个角色，尽管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新剧交给剧院上演。我还一直以为对别人的灾难没有一丝一毫的罪过。

我清楚意识到，我有正在讲述鬼怪故事的嫌疑。玛特科夫斯基和凯因茨之死，这可以用纯属不幸的偶然事件来进行解释。可是在他们之后的摩依西，又该怎么解释呢？我可是拒绝把这角色分配给他，而且此后我再也没有写出新的剧作。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若干年后——我在讲述我的编年史时，在这里是抢到时间的前面去了——1935年夏天，我毫无预感地在苏黎世突然收到亚历山大·摩依西从米兰发来的一份电报。为了见我，他特地在晚上到苏黎世来，请我务必等他。我心想，这可奇了，什么事让他这样急于见我，我又没有写出新的剧作。几年来，我对戏剧界全然无动于衷，当然，不言而喻，我非常高兴地等他前来。因为我真的像兄弟一样地热爱这个热情真诚的朋友。他跳出车厢，向我直扑过来。我们按照意大利的方法热情拥抱，乘汽车离开火车站时，他就以他可爱的、焦躁不耐的心情告诉我，我能为他做什么事。他有事求我，有件大事求我帮忙。皮兰德娄[24]把新剧《他一无所知》（Non si sà mai）的初次公演交给他处理，以此向他表示特别的敬意。这不是在意大利的初次公演，而是一次世界性的初次公演——公演预定在维也纳举行，用德语演出。这还是第一次，这样享有盛名的一位意大利大师，把他的作品让外国优先上演，甚至压根儿就没有决心选定巴黎。皮兰德娄担心他散文的音乐性和弦外余音在翻译时会有所损失，所以心里有个特别的愿望。他非常希望，不是碰巧让哪一个译者，而是让我来把他的剧本译成德文，我的语言艺术他早就欣赏不已。所以摩依西就亲自把皮兰德娄的请求向我转达。让我翻译就是浪费我的时间这种话，皮兰德娄当然很难开口！的的确确，我已好几年没有从事翻译，但是我非常尊敬皮兰德娄，我和他有好几次愉快的见面，我不忍心使他失望，尤其因为我能向摩依西这样一个知心的朋友表示我们的朋友情谊，实在是件快事。我花了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把我自己的工作搁在一边。几周之后，我翻译的皮兰德娄的剧本就在维也纳用来进行国际性的首演。由于此举的政治背景，得以大大渲染一番。皮兰德娄答应亲自莅临现场，当时墨索里尼被公认为奥地利的保护神，全体官方人士，以总理为首，都答应出席观赏。这场晚会同时也是一次显示奥地利-意大利友谊的政治聚会（实际上是意大利成为奥地利的保护国）。

最初的几场排演就要举行的这几天，我自己也碰巧正在维也纳。我很高兴即将和皮兰德娄再度见面。我也很好奇，想听听摩依西用他富有音乐性的语音语调来诵读我译文的字句。可是同样的事情，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又鬼气森森地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一清早，我打开报纸，读到摩依西得了流感，从瑞士抵达维也纳的消息。排演因为他生病，不得不延期进行。我心想，流感应该不算重病，可是我走近他住的饭店，去探望我罹病的朋友，却不由得心脏狂跳起来——谢天谢地，我自我安慰，他住的不是萨赫尔饭店，而是大饭店！——我那次徒劳无功地探望凯因茨的回忆又在我脑海里浮现，使我毛发悚然。同样的事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又重复发生在当时最伟大的演员身上。人家不许我去见摩依西，他发高烧，已开始神志昏迷。两天之后，我像上次和凯因茨一样，没观赏摩依西的排演，而是站在他的灵柩前面。

我在讲述和我的戏剧习作有关的那个神秘的魔力最后一次实现时，时间大大超前。不言而喻，我认为这种事件的重复出现纯属巧合，但在当时，玛特科夫斯基和凯因茨这样迅速地先后死去，对我人生发展的方向无疑还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倘若当年玛特科夫斯基在柏林，凯因茨在维也纳，把这二十六岁的年轻作家最初几部剧作搬上舞台，凭着他们的卓越演技，即便是最差劲的剧本也会获得成功，那我就会更加迅速，也许是很无道理地迅速走到更加广大的公众面前，这样我就会为此失去缓缓学习、认识人世的几年光阴。而在当时，我觉得受到命运的迫害，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一开始，剧院便向我提供了我做梦也不敢想的诱人的发展可能性，可是到最后关头又如此残忍地使我希望落空。但是只有在年轻时刚起步的那几年，偶然巧合几乎还和命运是一致的。日后我们知道，真正的人生道路是由内心决定的。不论我们的道路看上去如此曲折、如此荒谬地背离我们的愿望，它终归还是把我们引到我们看不见的目的地。

[1] 维苏威火山，意大利著名的火山。

[2]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俄国和苏联作家。

[3] 奥蒂莉厄·封·歌德，歌德的儿媳妇。

[4] 指歌德的住宅。

[5] 科西玛·瓦格纳（1837—1930），李斯特之女，理查华格纳的第二任妻子。

[6] 伊丽莎白·福斯特（1846—1935），尼采的妹妹。

[7] 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俄国作家、哲学家。

[8] 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

[9] 阿尔弗雷德·瓦尔德·海麦尔（1878—1914），德国作家和出版家。

[10] 安东·吉彭贝尔格（1874—1950），德国出版家，1905年至1950年领导海岛出版社。

[11] 鹿特丹的埃拉斯莫斯（1466？—1536），尼德兰的人文主义者、神学家、哲学家。

[12]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

[13] 玛利亚·斯图亚特（1542—1587），苏格兰女王，1559年至1560年也是法国王后。

[14] 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英国女王。

[15]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1515—1563），法国人文主义学者、哲学家。

[16] 约翰尼斯·加尔文（1509—1564），瑞士宗教改革家，基督教加尔文宗的奠基人。

[17] 阿喀琉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将领，英勇善战。

[18] 索福克勒斯，古希腊悲剧作家，代表作《俄狄浦斯王》。

[19]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戏剧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作家。

[20] 阿达贝尔特·玛特科夫斯基（1857—1909），柏林戏剧演员。

[21] 保尔·施伦特尔（1854—1916），德国剧评家、剧院经理。

[22] 埃莱奥诺拉·杜塞（1858—1924），意大利女演员。

[23] 奥古斯特·威廉·伊夫兰（1759—1814），德国演员，深受推崇。以他名字命名的“伊夫兰指环”成为对演员的极大褒奖。

[24] 路易齐·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怪诞戏剧作家。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七 走出欧洲

是不是当年时间的流逝比现在更快，因为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事情，把我们的世界几百年来从表皮到内脏全都彻底改变？还是说，在第一次欧战前，我最后几年青少年的岁月，我之所以觉得模模糊糊，只是因为这几年是在有条不紊的工作中度过的缘故？我写作，我发表作品，我在德国和德国之外小有名气。我拥有拥护者——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更说明问题的是——我已经有了敌人；帝国一切重要的报纸为我敞开大门，我已经无需投稿，而是被人约稿。但是从我内心深处，我丝毫也没有沾沾自喜。我深知，我在那些年里做的事情，写的作品，今天看来并不重要。我们当年所有的雄心壮志，我们所有的忧虑、失望和怨愤，今天看来都是小儿科，微不足道。岁月的流逝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倘若我在几年前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我会详述和盖哈尔特·豪普特曼、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德默尔、皮兰德娄、瓦色曼[1]、沙隆·阿施[2]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谈话（最后的这个谈话，其实是一次欢快的谈话。因为老先生整个下午尽跟我们讲些不太正经的故事，可是他讲的时候带着优越的一本正经的神气和难以描写的优雅气度）。我可以报导宏伟壮观的初演情景，古斯塔夫·马勒的第十交响乐在慕尼黑、《玫瑰骑士》[3]在德累斯顿初演的情景，报导卡尔萨维娜[4]和尼金斯基[5]出演的情景；因为我兴致勃勃，生性好奇，成了许多文艺界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但是，凡和我们今日时代的问题不再有关的一切事情，按照我们更加严格的标准，都不算重要。今天在我看来，我青年时代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那些人，远远不及把我目光引向现实的那些人重要。

这些人当中，首先有一位，在最具悲剧色彩的时代之一，得以掌握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在希特勒上台掌权前十一年，国家社会主义党人[6]第一枪射杀的便是此人：瓦尔特·拉特瑙[7]。我们的友谊联系建立得很早，是真心诚意的友谊，开始建立的方式殊为奇特。我衷心感谢那些首先扶助过我这十九岁青年的一些人，其中之一便是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8]。他的刊物《未来》，在威廉帝国的最后几十年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俾斯麦很乐于把哈尔登用作传声筒或者避雷针，亲自把哈尔登推进政治。哈尔登使部长下台，使渥伦堡案件[9]爆炸，使皇宫每个礼拜遭到其它攻击、揭露而战栗；尽管如此，哈登堡的私人爱好乃是戏剧和文学。有一天在《未来》上刊登了一些箴言警句，用的假名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这些箴言写得特别聪明，而且语言凝练含蓄，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是这个刊物的经常撰稿人，便写信给哈尔登：“谁是这位新人？多年来我没有读到过如此精雕细刻的箴言。”

回信的不是哈尔登，而是另外一位先生，署名瓦尔特·拉特瑙。我从这封信，也从其他方面获悉，此人就是实力强大的柏林电力公司的董事长之子，自己也是一位巨商，大工业家，无数公司的监理会理事。他是一位新型的德意志（照让·保尔[10]的说法）“面向世界型”的商人。他非常亲切地写信向我致谢，说我的信是他发表了文学习作后收到的第一个反响。尽管他起码比我大十岁，他却坦率地向我承认他心情忐忑不安，不知道是否应该把他的一整本随想和箴言予以发表。话说到底，他毕竟是个门外汉。迄今为止，他的全部活动都放在经济领域。我真心诚意地鼓励他，我们从此保持通信联系。在我下一次到达柏林时，我打电话给他。他回答时，声音有些迟疑：“啊，原来是您，多可惜，我明天一早六点就要启程到南非去……”我打断他：“那没有关系，我们就下次再见吧。”他慢慢地思索着，接着说道：“别价，您等等，……等一会儿……下午安排了会议……晚上我得到部里去，下面还有一次俱乐部的晚餐，……您能在十一点十五分到我这儿来吗？”我表示同意。我们一直聊到清晨两点，六点他出门远行。——我日后得知，他受德国皇帝的委托，前往西南非洲。

我之所以讲述这些细节，因为这清楚说明拉特瑙的性格特点。他忙得不可开交，可是总有时间在世界大战最艰难的日子里，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在他遇刺之前没几天，我还乘坐着他不久被人刺死时坐的那辆汽车，和他一起驶过同一条大街。他总是把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排到每一分钟，可总是能够举重若轻地从一件事情转到另一件事情，因为他的脑子随时都在运转，是件无比精确转动迅速的仪器。我在任何人身上都没看见过这样的仪器。他说话流利，仿佛是照一页看不见的稿子在念，可是每个句子都形象生动，清清楚楚，若把他的谈话速记下来，完全是篇立即可以付印的报告。他说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就像说德文一样的精准——他的记忆力从来不出毛病，谈任何题目都不需要特别准备。和他谈话，看见他沉静斟酌、洞察一切的就事论事的态度，会感到自己愚蠢，缺乏教养，忐忑不安，迷惘糊涂。他的思想像强光一样刺眼，像水晶一样清澈，这使人感到不适，就像在他的房间里摆放着精致绝伦的家具，美丽绝顶的画幅。他的精神是架天才发明的仪器，他的住宅犹如一座博物馆。他在边区拥有的富有封建气派的路易丝王后的宫里，一切都井井有条，条理分明，干干净净，你怎么也暖和不起来。在他的思维中总有一些像玻璃一样透明的，因而是轻若无物的东西。我很少在别人身上像在他身上这样强烈地感到犹太人的悲剧性。尽管有许多明显的优越感，他总充满着深切不安和把握不定。我另外的一些朋友，例如维尔哈仑，埃伦·凯，巴扎尔杰特，没有他十分之一的聪明，没有他百分之一的渊博和洞悉世界的能力，但是他们稳稳地站在自己的位子上。而在拉特瑙身上，我总感到，他尽管聪明绝顶，无人企及，可是他脚下没有土地。他整个存在是一系列新的矛盾组成的一大矛盾。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到一切可以想象的权力，却不愿做他父亲的继承人，他身为商人，却想感到自己是个艺术家。他拥有千百万家私，却玩弄社会主义思想。他感到自己是犹太人，却一味侈谈基督。他的思维方式是国际性的，可他却崇拜普鲁士主义。他梦想有个人民的民主，可是每逢威廉皇帝接见和询问，他就受宠若惊。他目光犀利，看透了皇帝的弱点和虚荣，可并未因此而控制住自己的虚荣心。所以他一刻不停地办事，活动，也许只是一剂鸦片，借以掩饰自己内心的烦躁，消除他内心生活的孤独。1919年德国军队崩溃之后，最沉重的历史使命落到他的头上，要他使遍体鳞伤的国家从一片混乱之中重获得生命力，直到他挑起这一重担的时刻，他身上蕴藏着的无比强劲的原始力量凝结成一股统一的力量。他投入他的全部生命献给他唯一的理念：拯救欧洲，从而给自己创造了和他的天性与生俱来的宏伟。

和拉特瑙的谈话，对我启迪良多，使我放眼远眺，这些谈话就其精神上的凝练和光泽，也许只有我和霍夫曼斯塔尔、瓦雷里和凯泽林伯爵[11]的谈话可以相比。我的视野从文学扩展到时事，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拉特瑙的是，他给了我最初的启示，走出欧洲。他对我说：“如果您只了解英伦三岛，您无法理解英国。如果您一次也没有离开过欧洲，您就无法理解我们这个大陆。您自由无羁，充分利用您的自由吧！文学是个奇妙的职业，因为从事这一行，匆忙是不合适的。要真正写出一本书，早一年晚一年无关紧要，您为什么不去印度和美洲一游？”他这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打到我的心里。我于是决定，立即遵从他的忠告。

印度给我的印象比我设想的更为阴森可怕，更为令人压抑。看到那些瘦骨嶙峋的人，我大吃一惊。他们黑色的目光毫无欢乐，极为严肃。自然景色往往单调，令人发怵，尤其是等级和种族的严格区分，我在船上就已经有所领教。两个迷人的姑娘和我们同船旅行，她们长着乌黑的眼睛，身材苗条，极有教养，举止得体，神情谦虚，颇有帅气。第一天我就发现，她们远离人群，或者有道看不见的栅栏把她们远远隔开。她们从来也不在跳舞会上露面，也不参加我们的谈话，而是径自坐在一边，看英文或者法文书。一直到第二、第三天我才发现，不是这两个姑娘避免和英国社交圈子接触，而是其他人不愿和“混血儿”交往，尽管这两个迷人的姑娘是一位信奉拜火教的印度大商人和一位法国女子的女儿。在瑞士洛桑的寄宿学校里，在英国的结业淑女学堂[12]度过的两三年里，她们受到的完全是平等的待遇；可是在前往印度去的船上，立刻出现这种冷森森的、看不见的，但是依然同样残酷的社会排斥的形式。我第一次见到了这种种族纯洁狂的瘟疫，它比以往若干世纪流行的真正的瘟疫对我们这个世界而言，更加灾难深重。

这初次邂逅，使我的目光从一开始就变得犀利无比。人们对欧洲人怀有一种敬畏之情，把他们视为一种白色的天神。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这种敬畏业已消失。我享受这种敬畏，心里总感到有些羞愧。白人若长途旅行，譬如，攀登锡兰的亚当峰，必然会有十二至十四个仆人相随；若不是这样，就有失他的“尊严”。一想到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必然会给这种荒谬的情况带来的变化和变动，我就感到毛骨悚然，摆脱不了不安的情绪。而我们舒舒服服地呆在欧洲，觉得非常安全，对于这种可能发生的变化，想也不敢去想。多亏有了这些观察，我看印度，就不像譬如说皮埃尔·洛蒂[13]那样，在玫瑰红的光泽中看见一些“罗曼蒂克的东西”，而是看见了一种“警告”。在我这次意为内心教养的旅行中，给我收获最多的不是那些庄严巍峨的庙宇，历经风霜的宫殿，不是喜马拉雅山的景色，而是我结识的人。他们习惯于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另外一个世界，不同于在欧洲腹地，和一位作家相遇。

当时人们更加精打细算，库克[14]的观光旅游还没有组织，谁若要旅行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去，那他在他的等级之中，在他的地位上，几乎永远是一个另类。商人就不是一个目光狭窄的小商贩，而是个大商人，医生就是个真正的研究者，企业家就属于征服者一族，大胆无畏，慷慨洒脱，毫无顾忌，即便是作家，也是个在精神上更为好奇的人物。在旅途中这漫长的日日夜夜里，当时还没有无线电以闲聊来充满这漫长的时间，我就在和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交往时，更多地学习触动我们世界的各种力量和各种紧张情绪，而不是从上百本书籍中去学习。和故乡形成的距离，也改变了我们内心的尺度。有些琐碎的小事，我过去过分在意，在我回国后，我又开始觉得小里小气，我再也不把我们欧洲视为我们宇宙永恒的轴心。

我在印度之行中相遇的人们当中，有一个人对于我们时代的历史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往往视而不见。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印度腹地，乘坐一艘内河船只，沿着伊洛瓦底江逆流而上。我每天都和卡尔·豪司霍弗尔[15]及其夫人一起呆上几个钟头。豪司霍弗尔是德国大使馆的武官，奉命调往日本。这位腰杆笔挺、身材瘦削的男子，脸上只见骨头，长着一只尖利的鹰钩鼻，让我立刻看出了德国参谋部军官与众不同的品质和内在的训练。我此前在维也纳自然有时也和军人有些交往，都是些亲切友好，讨人喜欢，甚至是性格欢快的年轻人，大多出身境况拮据的家庭，不得不穿上军装，试图担任军职取得最舒服的待遇。豪司霍弗尔相反，这点一下子就能感到，他出身于一个很有教养的富裕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发表了诗歌，我想是位大学教授吧。他受的教育也不限于军事，而是全面广博的教育。奉命实地考察日俄战争的战场，他和他太太便都努力学习日本语言和文学。我由此又看到，每种科学，甚至军事科学，如果理解得宽泛些，必然超越狭隘的专业范围，要接触到其它一切学科。豪司霍弗尔在船上成天工作，用望远镜观看每个细节，记日记、写报告、查阅辞典。我很少看见他手里不拿着书的。作为一个仔细的观察员，他善于详尽描述；我在谈话中向他学到许多有关东方之谜的情况，回国后，和豪司霍弗尔一家保持友好的联系，我们经常通信，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互相访问。由于身患严重的肺病，他在达沃斯或者阿罗萨养病一年。由于不任军职，转而从事学术；恢复健康后，他得以在世界大战时率领一支部队。德军崩溃后，我常常想到他，抱着很大的同情；我可以设想，几年来他退隐林下，暗中出力帮助建立德国的霸权地位，也许也帮助建设德国的战争机器。看到日本站在获胜的敌人一边，想必十分痛苦。他在日本可赢得了许多朋友。

瓦尔特·拉特瑙

卡尔·豪司霍弗尔

不久证实，豪司霍弗尔是最早系统地、大规模地想到重建德国霸权地位的人之一。他出版了一份地缘政治学的杂志。我往往都是这样，对于这种新型运动含有的深层意义，一开始并不理解。我真心诚意地认为，事情只不过是想窥探其他国家合作时各种力量的组合。我想是他第一个提出的各民族“生存空间”这个词，即便是这个词，我也只是按照斯本格勒[16]的意思理解为一种相对的能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动。每个民族在时间的周期内依次开发出来。便是豪司霍弗尔的要求，要更加仔细地研究各民族各自独特的特性，建立一种科学性的常设指导机关，我也觉得完全正确。因为我认为，这种研究完全旨在服务于各民族相互接近的倾向，也许——我说不准——豪司霍弗尔原先的本意也绝不是政治目的。反正我兴致勃勃地阅读他的著作（话说回来，书中有一次还引用了我），丝毫不起疑心。我听到一切客观评论的人士都称赞他的讲座极富教益，很有启发，谁也没有控告他，说他的思想是在为一种新的霸权政策、侵略政策效劳，只是新瓶装旧酒，把古老的大德意志帝国的要求用新的形式，在意识形态方面予以说明。可是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尔提到了豪司霍弗尔的名字，有人就以不言而喻的语调说道：“啊，希特勒的那个朋友吧？”我听了简直惊讶到了极点，因为首先，豪司霍弗尔的太太就不是纯种[17]，而他的几个（极有天才，讨人喜欢的）儿子就经不住纽伦堡犹太人法令[18]的审查；另外我也看不出在一个极有教养、思想开阔、博学多能的学者和一个以最狭隘最残暴意义上执着于德意志民粹的粗野的宣传鼓动家之间有任何直接的精神上联系的可能性。但是鲁道夫·赫斯[19]便是豪司霍弗尔的学生，他把这两人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希特勒这人不大接受别人的意见，可是他从一起头就有一种本能，能够把一切有助于他达到个人目的的东西全都据为己有；因此地缘政治学对他而言，就完全可以溶入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为此政策所用。他充分利用地缘政治学，使之为他的目的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本事就是把它明目张胆的自私自利的强权本能用意识形态和虚假道德来加以掩饰。有了“生存空间”这个概念，终于为其赤裸裸的侵略意志得到了一袭哲学外衣，通过这个概念的定义模糊不清，便变成了一个似乎使人不致困惑的口号。要是取得成功，可以为任何兼并、侵吞，哪怕是肆意专横的侵吞进行辩护。于是我旧日的旅伴——我不知道是否分明知道，有意如此——对于希特勒的目标发生根本性的、对于世界而言灾难性的转变是有罪责的。希特勒的目标原先严格限制在民族性和种族纯净，现在通过“生存空间”的理论，蜕变成这样的口号：“今天属于我们的是德意志，明天是全世界。”这句话言简意赅，凭着文字固有的力量可以转化为行动，转变成灾难，和当年百科全书派强调“理性”的提法一样，最终转向反面，成为恐怖和群众情绪冲动。据我所知，豪司霍弗尔在纳粹党内从未占有过显著的地位，甚至也许从来就不是纳粹党员。我绝不像今天的那些手指灵巧的新闻记者那样，把他视为妖魔似的“灰衣主教”，躲在后台，制订危险透顶的计划，交付元首付诸实施。但是，他的理论，比希特勒残暴已极的顾问们更加有意识无意识地把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强劲地从狭隘的民族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这点毋庸置疑。只有等到后世，比我们这些同时代人拥有更详尽的文献资料才能对他的形象用正确的历史的尺度来予以衡量。

我这第一次越洋旅行之后不久，就进行第二次越洋旅行，前往美国。这一次也别无其他目的，只想见识一下世界，如果可能，也看一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未来一角。我想，我真的成了极少数的几个作家之一，他们远渡重洋，不是为了获取金钱，或者像新闻记者那样销售美国之行的新闻，而是把对于新大陆的相当模糊不清的设想和现实情况进行对照。

我对美国的设想——我并不羞于说出来——是相当罗曼蒂克的。对我而言，美国就是瓦尔特·惠特曼，新的节奏，未来的世界大同之国；在我越洋过去之前，我又一次阅读了一下伟大的“伙伴”（Comerads）所写的气势狂野奔放犹如飞瀑急流一般奔腾涌流的长行诗句，然后我就怀着坦诚的兄弟般心胸开阔的感情踏上曼哈顿，毫无欧洲人通常怀有的那种倨傲之情。我还记得，我干的第一件事便是向饭店的门房打听瓦尔德·惠特曼的坟墓在哪里，我打算前去瞻仰。我的这个要求当然让那可怜的意大利人狼狈不堪，他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这个名字。

我得到的第一印象极为强烈，尽管纽约当时还没有今天那种令人心醉神迷的夜间美景。时代广场上还没有那种迷人的瀑布状的灯光效果，和这座城市如梦如幻的星空。入夜之后，千百万盏人造的星辰和天上真正的确确实实的星辰交相辉映。城市的景色和交通还缺少今天的这种宏伟壮观的规模，因为新的建筑学正对尝试着建造出个别的高楼大厦还把握不住。商店的橱窗和装潢也刚在羞怯学步的阶段，预示着人们的品味发生令人吃惊的飞跃。但是布鲁克林桥因为人们在上面活动，始终在微微震颤，从桥上俯瞰码头，在这些繁华的街道构成的石头深谷里游荡，依然会有所发现，取得足够的启发，当然经过两三天，又让位给另外一种更加激烈的感情：极端孤独的感觉。我在纽约无所事事，当时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任何地方也不比在纽约这样不合适。那时候还没有众多影院可以让人消遣解闷一个钟头，也没有那种舒适的小咖啡馆，没有像今天这样有那么多图书馆和博物馆。在文化领域一切还都远远落后于欧洲，我花两三天时间，老老实实地参观了博物馆和主要的名胜古迹之后，就像一只无桨的小舟，在冰冷的空洞的大街上飘来荡去。最后我感到这样瞎逛马路实在毫无意义，只有想出一个绝招，使马路上溜达对我更有吸引力，才能克服心里的孤独感。我想出一招，和我自己做个游戏。我跟我自己说，我在这儿孑然一身到处乱逛，是万千流亡者当中的一个，正不知如何是好，兜里只有七元美金。于是我对自己说，别人不得不做的事情，你就自觉自愿去做就是。不妨设想一下，你最晚在三天之后必须挣得你的面包。好好四下看看，一个毫无联系毫无朋友的外国人是如何在这里立即找到一份工资的！于是我就从一个职业介绍所跑到另一个职业介绍所，仔细研读贴在门上的招聘广告，这里在找一个面包师，那里在找一个会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助理文书，这里又要找一个书店的助手：这最后一个位子无论如何总还是我为想象中的我找到的第一个机遇吧。于是我就沿着旋转楼梯爬到四楼，打听工资的数目，拿它和报纸广告上登载的布隆克斯区一个房间的租金相比较。寻找了两天工作，理论上我找到了五个职位，可以帮我维持生活，于是我就比到处闲逛更加确信，在这个年轻的国度里，对于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有多少发展空间，多少可能性，使我不由得暗自称赞。这样逐一造访职业介绍所，在公司里自我介绍，使我看到了这个国家享受的神仙般的自由，没有人问我的国籍，问我的宗教信仰，问我的血统出身。我不带护照在进行旅行——在我们今天这个讲究指印签证和警察局证明的世界里，这可是神奇至极。那里有工作在等人，光是这一点就决定一切。在这传奇的自由年代里，没有国家横加干扰，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工会，在一分钟内就签订了合同。多亏寻找工作，我在开头几天对美国知道的程度比以后几个礼拜了解得更多，后面几周我作为一个旅游者，舒舒服服地遍游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芝加哥；只有在波士顿，在查尔斯·洛夫勒[20]家和人们交往中度过了几个钟头，他为我的几首诗谱了曲。在别的地方，我都是孤身一人。仅仅有一次，巧遇打破了我的纯粹匿名状态。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一瞬间。当时我正在费城沿着一条宽阔的大道溜达，在一家大书店前面我停住脚步，至少看看作者们的姓名能让我联想到什么众所周知的事情，或者我已经熟悉的事情。突然，我吓了一跳：在这家书店橱窗的左下方陈列着六七本德文书，有一本书上我自己的姓名直扑我的眼睛。我像中了魔法似的往那儿看，开始沉思起来。我在那里籍籍无名，似乎无谓地在这些外国的街道上溜达，谁也不认识，谁也不注意，可是我的一部分，在我之前就已到达这里；书商想必在一张书单上写上了我的名字，以便这本书能花十天工夫越过重洋来到这里。刹那间，孤寂之感全都抛尽。两年前，我又重游费城，我无意识地又在寻找那个橱窗。

我已没有勇气到旧金山去——好莱坞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但至少在另一个地方我可以一睹久欲一见的太平洋的风采。在我童年时代读到最初的环游地球的报告，太平洋就使我神往。就在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地方，这个地方，活人的眼睛再也不会看到在当年还正在修筑巴拿马运河的最后几座山岗。我乘坐一条小船，经过百慕大和海地直驶过去——我们这一代诗人，接受维尔哈仑的教育，满腔热情地赞叹我们这个时代技术的奇迹，就像我们的先人热情赞美古罗马古典文化的成就，单单巴拿马运河自身便是一幅难以忘怀的壮美景观，用机器挖掘出来的河床，即使戴上太阳镜去看，也会呈现褐黄色，灼人眼球。一种妖魔似的快感，由千百万、亿万蚊子围绕着乱飞乱舞，只见其受害者一排排安葬在公墓里，无边无际，无穷无尽。这项工程由欧洲人开始动工，将由美国人把它竣工，有多少人为之牺牲殒命！经过三十年的灾祸和失望，现在才形成规模。再过几个月，船闸就最后完成，然后手指一摁电钮，经过几千年，两大海洋将永远汇合涌流。我作为这个时代最后几个清醒而充分地意识到这一历史事件意义的人，还亲眼看见这两大海洋的各分东西。亲眼看到它最了不起的独创性的行动，这是和美国美好的告别。

[1] 雅可布·瓦色曼（1873—1934），犹太裔德国作家。

[2] 沙隆·阿施（1880—1957），依地语（即犹太德语）作家。

[3] 《玫瑰骑士》，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

[4] 塔玛拉·卡尔萨维娜（1885—1978），俄国芭蕾舞女演员。

[5]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1889—1950），波兰出生的俄国芭蕾舞演员和编导。

[6] 即纳粹党，该党全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为：NSDAP。

[7] 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德国政治家、企业家、作家，曾任德国外交部长。

[8] 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1861—1927），德国政论家、评论家、演员。

[9] 渥伦堡案件乃1907至1909年间引爆的重大案件，争论很大。该案件曝出德皇威廉二世的内阁成员中有同性恋者，对皇室的威望有很大损伤。

[10] 让·保尔（1763—1825），德国作家。

[11] 赫尔曼·亚历山大·凯泽林伯爵（1880—1946），德国哲学家。

[12] 淑女学堂，为已受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进入社交界作准备的一种私立学校，内授音乐等课，重视礼仪。

[13] 皮埃尔·洛蒂（1850—1923），法国海军军官，作家。

[14] 托马斯·库克（1808—1892），英国旅行商。近代旅游业先驱，团队旅游的开拓者。

[15] 卡尔·豪司霍弗尔（1869—1946），德国军官，重要的地缘政治的代表。

[16] 奥斯瓦尔特·阿尔诺尔特·斯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17] 并不是纯粹雅利安人。

[18] 纽伦堡犹太人法令，亦被称作种族迫害法令，或雅利安人法令，是在1935年9月15日举行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即纳粹分子的所谓党代会上通过的法令，限制犹太人的自由。

[19] 鲁道夫·赫斯（1894—1987），德国纳粹头目之一。

[20] 查尔斯·洛夫勒（1861—1935），徳裔美国小提琴家、作曲家。

八 光影交织笼罩欧洲

我就这样在新世纪生活了十年，见到了印度，见到了一部分美洲和非洲，开始怀着新的欢乐回顾欧洲，更加了解欧洲。我从来也没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这最后十年更爱我们这古老的大地，更希望欧洲统一，更比这个时候相信欧洲的未来。我们认为，已经看到了新的晨曦。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日益临近的世界大火的火光映空。

现在的一代人在灾难重重、政权崩溃、危机不断之中长大成人，战争时刻可能爆发，灾难几乎每天都可能降临，也许很难向他们描绘我们这代年轻人从世纪转折时期起，就受到的乐观主义的鼓舞，对世界怀有信任。四十年和平使各国的经济机构更加强健，技术使生活的节奏更加迅猛。科学的发现使得这代人的精神更加骄傲；几乎在一切国家都可以同样感到，新的经济高涨开始。各个城市一年年变得更加美丽，居民更多。我在1901年认识的柏林已不可和1905年的柏林同日而语，它已从一个小国首都变成了一个世界都市，可是1905年的柏林又已被1910年的柏林远远超过。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不论何时，你重访这几个城市，都会惊讶不已，欣喜异常。马路变得更加宽阔，更加繁华，公共的建筑物更加雄伟壮观，商店更加奢华，更有品味。所有的事物都让人感到，财富在迅速增长，而且大大扩展，即便是我们这些作家也从作品的印数上感到这点。在这短短十年间，我们著作的印数翻了三倍、五倍、十倍。到处都建造起新的剧院、图书馆、博物馆；舒适的设施，例如浴室和电话，先前只是狭小圈子里的人的专利，如今已进入寻常百姓之家。自从劳动时间缩短，无产阶级也从下向上突出，至少也要求享受生活的这些小小的快乐和方便舒适的条件。各个方面都突飞猛进。谁有胆子，就能获得。谁若买进一幢房子，一本罕见的书，一幅画，就看到不断升值。一个企业投资越大胆，越慷慨，赚钱就越有把握。一种奇妙的无忧无虑的情绪笼罩着全世界，因为这种蒸蒸日上的势头，什么东西能够打断？这种干劲蓬勃发展，从自身获取力量，什么东西能够阻挡？欧洲从来也没有比这时更强大、更富裕、更美丽，从未像这时更加热忱地相信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除了几个业已老朽衰败、满脸皱褶的老人之外，没有人像从前那样连声悲悼“美好的往日”已一去不返。

不仅城市越来越美轮美奂，便是人自己也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健康，通过运动，增进营养，缩短工时，更紧密地联系大自然。冬天，以往一直是荒寂一片的季节，大家情绪恶劣地呆在酒店里玩玩纸牌，或者百无聊赖地猫在过分暖热的家里浪费光阴。如今人们登上高山，发现冬天竟是过滤太阳的仪表，沁润肺脏的玉液琼浆，血液通畅的皮肤感到的极度欢乐。山巅、湖泊、海洋不再像往年那样离得如此遥远。自行车、汽车、电车已经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给予世界一种新的空间感。一到星期天，成千上万的人穿着色彩鲜艳的运动衣，踏着滑雪板和雪橇，沿着积雪的山坡飞驰而下；到处都建造体育馆和游泳池，恰好在游泳池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发生的变化。在我年轻的时候，一个真正长得身材匀称的男子，置身于一群脖子肥厚、大腹便便、胸部凹陷的男子当中显得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现在通过体操四肢灵活，晒了太阳皮肤黝黑，通过运动，肌肉紧绷的男子们在古典式欢快的竞赛中相互争雄。除了穷困至极的人以外，星期天没人留在家里。青年们全都出去徒步旅行、爬山、竞技，从事各种运动。谁若度假，不再像我父母亲的年代，跑到城市近郊，最多也不过是到萨尔茨卡默古特山地去走走。现在大家对世界大为好奇，不知外面各处也这样美丽，或者别有一番美景；从前只有特权阶级才出国游览，现在银行职员、工会小干部也到意大利和法国去走一遭。旅行便宜多了，也方便多了。尤其是，人们有了新的勇气，胆子更大，让大家更加放心大胆地去漫游，生活中不那么胆小怕事，缩手缩脚。整整这一代人都决心让自己变得年轻一些，每个人都和我父母那代人的世界相反，以年轻为荣，以年轻自豪。起先，年纪轻一点的人，脸上胡子突然消失，紧接着年长一些的人也跟着效法，不想显得老成。长得年轻，朝气蓬勃，不再老成持重，成为一时的口号。妇女扔掉了把她们胸部紧紧勒住的紧身马甲，放弃了阳伞和面纱，因为她们不再害怕空气和阳光。她们剪短了裙子，打网球时可以更灵活地运动双腿，也不再羞于把自己长得线条优美的身体裸露出来。时尚变得越来越自然。男人穿上马裤，妇女也敢于骑上男式马鞍[1]。大家相互之间不再躲避，不再遮掩，整个世界不仅更美，也变得更加自由。

在我们后面出生的这代新人的健康和自信，使他们在风习上也赢得了这份自由。我们第一次看见年轻姑娘没有家庭女教师陪同，和年轻男子一同郊游，以公开自信的伙伴关系一同运动。她们不再担惊受怕，拘谨羞涩，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她们摆脱了父母亲忧心忡忡的监督，充当女秘书、女公务员，谋求自己的生计，她们夺得自己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由于这种新颖的、更加健康的自由，卖淫业，这个古代社会唯一允许的爱情机关，明显衰微。任何过分表示拘谨的样子，都已过时。在游泳池里，以往把男子泳池和女子泳池分割开来的木板隔离，一再被人拆毁。无论男女，都已不再羞于露出他们长成什么模样。这十年里比以前的一百年里赢回更多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大大方方。

因为在世上出现另外一种节奏，一年，现在一年之中会发生多少事情！一项发明追着另一项，一次发现接着另一次，而每个发明发现又飞快地变成大众的财富。只要事关公共利益，各国之间也第一次感到须要更加紧密地互相联合。当齐柏林飞艇[2]第一次升空飞行的那一天，我碰巧要到比利时去，途经斯特拉斯堡，在万众欢呼声中，飞艇绕着大教堂盘旋，似乎这飘浮空中的庞然大物要向这座千年之久的宏伟工程鞠躬致敬。晚上我在比利时维尔哈仑家得到消息，飞艇在艾希特丁根摔成碎片。维尔哈仑眼里噙满泪水，悲痛不已。他作为比利时人，对于德国人碰到的灾难并非无动于衷，而是作为欧洲人，作为我们时代的人，感觉到我们共同战胜自然的胜利和我们共同经受的考验。当布莱里阿[3]飞越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也欢呼雀跃，仿佛他也是我们祖国的英雄。我们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不断取得的胜利使我们感到骄傲，我们欧洲人第一次产生集体联合的感情，一种欧洲的民族意识第一次油然而生。我们对自己说，这些国界，每架飞机都能儿戏似的轻而易举地越过，它们是多么无谓。这些关税壁垒，这些国境卫士，多么偏狭，多么小气，多么虚假，多么有违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的时代精神明显地渴望彼此之间相互联系，普天之下建立兄弟情谊！这种感情的蓬勃高涨，直如飞机的迅猛发展一样奇妙无比；每一个没能在年轻时一同经历欧洲互相信任的最后几年的人，我都为他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四周的空气并未死寂，并非虚无，它带着时代的搏动和节奏，把这种节奏无意识地逼进我们的血液，深深地导入我们的心脏和头脑。在这些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从这时代普遍的迅猛发展吸进力量，从集体的信心中提升自己个人的信心。我们人总是忘恩负义的，也许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时代的潮流如何强烈，如何准确地承载着我们。但是只有经历了这世界信任时代的人，才知道以后的一切是向后倒退，是转晴为阴。

这个充满力量的强健世界妙不可言，这股力量从欧洲的各个海岸向我们击来：但是我们没有料到，一切使我们幸福的东西，同时也是危险。当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骄傲和自信的风暴，也带来了层层乌云。也许蒸蒸日上过于迅猛，一些国家和城市过于匆忙地变得强盛有力，力量的感觉总要误导人和国家来使用或滥用力量。法兰西财富惊人，可是它还要求更多，还要一个殖民地，尽管它连占领旧日殖民地的人都没有。几乎因为摩洛哥的缘故而引发战端。意大利想要占领西瑞耐卡（Cyrenaica）[4]，奥地利吞并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又向土耳其用兵，而德国呢，暂时还保持局外，但是已举起利爪准备愤怒地一击。各个国家全都头脑充血，从内部团结统一的有益的意志开始，到处都同时散发出扩张的欲望，就像受到细菌的传染，法国的工业巨头施耐德-克罗索[5]赚得脑满肠肥，唆使大家反对德国工业巨头，而德国的工业巨头克虏伯[6]同样肥得流油，因为双方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大炮的订单。汉堡的航运业拥有巨额红利，和南安普顿的航运对抗。匈牙利的农民对抗塞尔维亚的农民，一批康采恩反抗另一批康采恩——经济景气把他们大家无论是这边还是那边都弄成疯子，都贪得无厌，要求多了更多。倘若我们今天静静地思索一下，反问自己，为什么欧洲在1914年会打起仗来，找不到任何一个理性的理由，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既不是为了什么思想，也不为了什么小小的边境地区摩擦。我找不到别的解释，只能说是这种力量过剩，是这种内在的强大力量造成的悲剧性的后果。四十年和平蕴积起来的这种巨大的内在力量、渴求强暴地发泄出来。每个国家都突然感到自己强大无比，忘记了别的国家也有同感。每个国家都想要得到更多，都希望得自别国。最糟糕的是，恰好是我们最喜欢的那种感情欺骗了我们：我们共有的乐观主义。因为每个人都深信，在最后一刻，别人就会吓退；于是外交官们就开始大玩互相吓唬、互相忽悠的把戏。在阿加迪尔[7]，在巴尔干地区，在阿尔巴尼亚[8]，大家就四五次地处于这种游戏之中，但是大型联盟组织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军事化。德国在和平时期征收起战争税；在法国，军中服役时间延长；最后，这过剩的力量非爆发出来不行。巴尔干半岛上的气象信号显示了浓重的战云从什么方向接近欧洲。

不过人们还没有惊慌失措，但是已经忧心忡忡，惶惶不安。巴尔干半岛上传来阵阵枪响，我们总微微感到不甚自在。为什么？什么目的？我们都不知道，战争就真的要向我们袭来了，反对战争的力量慢慢地——我们今天知道，实在太慢，实在过于犹豫不决——集中起来。社会主义政党，这边和那边的几百万人，在他们的纲领里否定战争。在教皇的领导下，一些强大的天主教组织和一些国际联合的康采恩，少数几位明白事理的政治家，坚决抵制那些地下进行的阴谋挑唆活动。我们这些作家也站在反战的行列里。当时总是个人行动，彼此孤立，而不是团结起来，意志坚决。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可惜都是消极观望，漠不关心，因为我们都有乐观主义的情绪，战争问题及其道义上的后果，压根就没有进入我们内心的视野之中——那个时代，显赫人物的重要文章，没有一篇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一次原则性的探讨或者激烈的警告。我们当时认为，只要我们具有欧洲思维，国际之间兄弟般的友好交往，只要我们在只有通过曲折道路才对一时的事件发生作用的领域里，超越语言和疆界的界限，把相互理解和精神上的亲切交往奉为理想，我们的作为也就足矣。恰好是这新一代人最为强烈地信奉这种欧洲理念。在巴黎，我发现有一批年轻人围在我的朋友巴扎尔杰特身边，他们和上一代人不同，坚决拒绝任何种类的狭隘民族主义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儒勒·罗曼[9]便在战争中写了一首致欧洲的宏伟诗篇。乔治·杜阿梅尔[10]、查理·维尔德拉克[11]、杜尔丹[12]、勒内·阿克罗斯[13]、让·理查·布洛赫[14]先后在“修道院”和“自由的努力”两个社团中聚在一起，他们是一种未来欧洲人的热情洋溢的先驱者，就像在战争中的血与火的考验所显示的，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军国主义——法兰西很少产生过比他们更勇敢，更有天才，道德上更加坚定的年轻一代。在德国，维尔弗[15]写出“世界朋友”，赋予世界各国亲密友善的提法以最强烈的抒情音调，勒内·希克勒[16]作为阿尔萨斯人，命中注定夹在德法两个民族之间，激情如炽地致力于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G.A.波尔杰色[17]从意大利作为伙伴向我们表示问候，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斯拉夫国家传来热情鼓励。有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写信给我：“你们到我们这儿来啊！让那些想驱赶我们去打仗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看看，你们在奥地利的人并不愿意打仗。”唉，我们大家都热爱我们的时代，它用翅膀载着我们翱翔，我们都热爱欧洲！我们过于轻信理性，深信理性在最后关头会阻止这种疯狂的念头。这种轻信同时也是我们的过错。不错，我们没有怀着足够的怀疑来观察墙上的符号。但是真正的年轻人的意识不就在于不要疑神疑鬼，而要深信不疑吗？我们深信饶勒斯[18]，深信社会主义国际，我们相信铁路工人宁可炸毁铁轨，也不让人家把他们的伙伴运到前线去当炮灰。我们指望妇女们会阻拦她们的儿子和丈夫去充当奉献给残暴火神的祭品。我们坚信在最后的性命攸关的时刻，欧洲会高奏凯歌，显示其精神和道德的力量。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我们有赖于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使我们看不清我们共同面临的危险，藐视这个危险。

另外，我们还缺少一个组织者，把潜伏在我们身上的力量，目标明确地团结起来。当时在我们当中只有独一无二的一个警示者，独一无二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高人；可是最奇怪的是，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而我们对他却久久一无所知，对于这个命运安排来做我们领袖的人一无所知。对我而言，在最后时刻发现他实在是件举足轻重的幸事，因为很难发现他，因为他生活在巴黎市中，却远离“节场”。倘若有人要写一部忠实可靠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有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不可不注意。当时在巴黎的报纸上，一切想象得到的诗人和名人都得到吹捧，恰好没有提及三位最主要的作家，或者只在错误的场合提到他们的姓名。从1900年到1914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费加罗报》和《晨报》提到瓦雷里的名字，马赛尔·普鲁斯特[19]被视为沙龙里的花花公子，罗曼·罗兰是个知识丰富的音乐学者；当第一缕荣誉的微弱光芒射到他们的姓名时，他们差不多都是五十岁，他们伟大的作品都是在这世上最为好奇最有智慧的城市里暗中创作的。

我及时发现了罗曼·罗兰，这纯属偶然。佛罗伦萨的一位俄罗斯女雕塑家邀我喝茶，想让我看看她的作品，也想试图为我作一张速写。我四点钟准时登门拜访，忘记了她是位俄国人，根本不在乎时间，也不讲准时。一位老奶奶，听说当过这位女雕塑家母亲的保姆，把我带进她的工作室。室内可是乱得一塌糊涂，老奶奶叫我在那儿等候。总的说来，有四尊小型的雕像乱放在工作室里，我花了两分钟就看完了这几座雕像。于是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就随手抓起一本书，或者不如说抓起几本凌乱地放在那儿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名为《双周刊》（Cahier de la Quinzaine），我想起来，此前曾在巴黎听到过这个名字，可是谁会关注所有这些小型杂志，它们作为短命的理想主义的花朵在全国各地依次出现，又相继消失？我翻开一册，里面是罗曼·罗兰的《黎明》[20]，便开始读了起来，越读越感到惊讶，越读越感兴趣。这位如此深知德国的法国人究竟是谁？呆了一会儿，我就对这个好样的俄国女人感激起来，感谢她不准时。等她最后走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位罗曼·罗兰是谁？”她也说不清楚，等我把其它几卷也都弄来（最后几卷还在写作之中），我就知道，这里终于有了一部著作，不是单独为个别的哪一个民族而写，而是为了各个民族及其相互友好。就是他，就是这个人，这位诗人，他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项工程：认识到需要相亲相爱，真诚地坚持这种认识，怀着经受考验、经过提炼的正义感，坚信艺术具有使人团结的使命，并且因而深受鼓舞。我们在一些琐碎的小事上表现自己，精力分散；而他却静静地耐心地去从事工作，把各民族在最彰显各自最可爱的特点上面，团结起来。这是第一部在这里完成的有意识写出来的欧洲长篇小说，第一次向各民族友好相处发出的坚决的呼吁，有效的呼吁，比维尔哈仑的那些题目更为有效，比所有一切敕文和抗议更为有效，因为它直达更为广大的群众。我们大家无意识地期盼的东西，在这里，在寂静之中完成了。

我到巴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听罗曼·罗兰。我想到了歌德的名言：“他已学成，可以教导我们。”我向朋友们问起罗曼·罗兰，维尔哈仑说他记得在社会主义的“人民剧院”上演过罗曼·罗兰的《群狼》一剧。巴扎尔杰特又听说过，罗曼·罗兰是位音乐理论家，写过一本关于贝多芬的小书；在国家图书馆的目录里我找到了十几本关于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书籍，七八部剧本全都是在一些小出版社或《双周刊》上发表的，最后，为了和他建立联系，我把我的一本书寄给他。不久寄来回信，邀我去看他，从而开始了一段友谊，和我跟弗洛伊德、跟维尔哈仑的友谊并列，成为我一生中最有益处、有些时刻甚至是决定我人生道路的友谊。

人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比平常的日子具有更强的亮度。所以我现在还非常清楚地回忆起我这第一次对罗曼·罗兰的拜访。靠近蒙帕纳斯大街的一幢很不显眼的房子，五道狭窄的盘旋的楼梯一直通到六层楼上，还在门口我就感到一种特别的宁静。大街上的喧嚣听上去只像是阵阵风声，在窗下掠过一座古老修道院的树木。罗兰为我打开房门，把我带进他那狭小的书房，里面堆满了书籍，一直堆到天花板上。他的蓝眼睛奇怪地闪闪发光，这是我曾经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过的最清澈明净，同时又是最善良好心的眼睛。这双眼睛在谈话时从内心最深的感情里抽出色彩和火焰，在悲哀时变黑，犹如蒙上阴影；在沉思时似乎变得更加深邃，激动时熠熠生辉；两只瞳仁嵌在有些过度疲劳，念书过多，醒着的时间过长，因而发炎发红的眼睑当中，在健谈使人欣喜的状况中可以发出奇妙的光彩。我观察着他的形象，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他个子很高，身材修长，走起路来有些勾背，似乎坐在书桌旁的无数钟点压弯了他的脖子。他面容清癯，脸色极为苍白，看上去一脸病容。他说话声音很轻，就像他爱护自己的身体到了极点。他几乎从不散步，饭量很小，不抽烟不喝酒，避免使自己体力上使劲用力。但是我以后发现，这个苦行僧一样的身体里蕴藏着惊人的毅力。在他表面上的孱弱背后有着巨大的精神劳动的力量。他坐在他那堆满书籍纸张的小书桌旁，一写就是几个小时。他躺在床上看书，一看就是几个钟头，从不允许他那疲惫不堪的身体睡觉超过四五个小时。他唯一给予自己的放松和舒解乃是音乐，他钢琴弹得极好，指法轻柔地抚爱琴键，使我难忘，仿佛他不是敲击出音符，而只是想引诱出音响。我曾在最小范围内听过马克斯·雷格尔、布索尼[21]、布鲁诺·瓦尔特[22]的演奏，没有一个杰出演奏家曾给我这样亲密无间地和心爱的大师们直接交流的感觉。

他的知识渊博得使人汗颜。他实际上是在阅读之中度日，掌握文学、哲学、历史，研究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各种问题。他熟悉音乐中的每个节拍，即便是戛卢彼[23]、台勒曼[24]和六七流的音乐家的偏僻至极的作品，他也知道。与此同时，他热情地参与当代发生的每个事件。在这个像僧舍一样的斗室里，世界就像在照相机的暗箱里一样映照出来。他享受了他那时代伟大人物人性的亲密交往，是勒南[25]的学生，在瓦格纳家当过客人，是饶勒斯的朋友，托尔斯泰曾经给他写过一封著名的信，此信可以作为人性的自白，完全可以和他的文学作品并列。在这里我感觉到一种人性的、道德的优越感，一种内在的自由而无傲气，自由作为坚强灵魂的独立行动的能力，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幸福感。我第一眼就看出，这个人在紧要关头会成为欧洲的良心，——时间证明我的判断无误。我和罗兰谈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罗兰向我解释，他试图写这本书来尽三重义务：向音乐表示感谢，表明信奉欧洲统一，呼吁各国人民深思熟虑。他认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每个人从自己的位置出发，从自己的国家出发，用自己的语言发挥作用。他认为现在是提高警惕，越来越要警惕的时候。迫使人去仇恨别人的各种力量，根据其低下的天性，比那些主张和平的力量要更加狂暴，更具侵略性；在它们背后也存在着物质利益，这些利益本身也比我们的利益更无顾忌。显然，荒谬在起作用，抗击这种荒谬，甚至比我们的艺术更为重要。这个人对于尘世结构的腐朽衰败深感悲哀，我感到加倍的感人，此人在他全部作品里赞美艺术永生不朽。“艺术可以安慰我们，我们这些个别的人，”他回答我，“但是它反抗不过现实生活。”

这是1913年，这是第一次对话，我从中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是不能毫无准备无所事事地面对一场欧战可能爆发的事实。罗曼·罗兰事先已经痛苦地加固了自己的灵魂，这在关键时刻比任何东西都更好地给予罗兰一种极为强大的道德上的优越感，优于其他所有的人。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同样已经作了一些事情。我翻译了许多东西，我让人注意到我们邻人当中的诗人。我在1912年陪同维尔哈仑进行了一次演说旅行，穿过整个德国。这次旅行变成一次象征性的德法友好盛举：在汉堡，维尔哈仑和德默尔公开拥抱，一个是最伟大的法语抒情诗人，另一位是伟大的德国抒情诗人。我为维尔哈仑的新剧赢得了莱因哈特来，我们大河两岸[26]的合作从来没像此时这样真诚亲切，这样强烈，这样感情冲动。在有些激情奔放的时刻，我们沉湎于这样一种幻觉：我们向全世界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指出了拯救的力量。但是世界很少关心这样的文学表现，世界走着自己糟糕透顶的道路。只听见屋梁上响起看不见的摩擦发出的一股触电似的哔哔剥剥的声音，时不时地跳出一粒火星。查伯尔恩事件[27]，阿尔巴尼亚危机，一次很笨拙的访谈，每次都仅仅是一粒火星，但是每粒火星都可能使堆积如山的火药爆炸起来。我们在奥地利尤其感到，我们正置身于动乱地带的核心。1910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刚刚过了他的八十大寿。这位已经成为象征性人物的老人看来活的时间不会太长，一种神秘的感觉开始四下传播，影响着人们的情绪，皇上殡天之后，这个千年帝国分崩离析的过程看来难以阻止。帝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相互对抗的压力日益增长，帝国之外，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德国，都等待着瓜分奥地利帝国。巴尔干战争、克虏伯和施耐德-克罗索互相对抗，在外国的“人身材料”上试验他们的大炮，就像日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内战[28]中试验他们的飞机一样。这场战争把我们越来越深地吸引到这激流飞瀑似的潮流之中，大家不时惊醒，但每次都大松一口气，“这一次还没事，但愿永远没事！”

根据经验，把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予以重现，要比重新构造这一时代的心灵气氛容易千百倍。这种气氛不会在公开事件上打下痕迹，主要是留在许多细小的个人的插曲之中。我在这里要插入几件这样的插曲。老实说，我当时也根本不相信会打起仗来。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有两次是做白日梦时梦见过战争，每次都大吃一惊直跳起来。第一次发生在雷德尔[29]事件上，这一事件和历史上一切重要的有关背景的插曲一样，鲜为人知。

雷德尔上校是最为错综复杂的间谍剧之一的主人公，我个人和这位上校只有点头之交。他和我住在同一个区里，只隔一条马路。我的朋友检察官T，在一家咖啡馆里介绍我和一位抽着雪茄、看上去很随和的先生相识，这就是雷德尔上校，从此我们就互打招呼。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在生活中被秘密团团围住，对我们近在咫尺的人都知之甚少。这位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上校是储君的心腹，被委以重任，领导军事情报部门，破坏敌人的情报工作。突然透露出消息，1912年巴尔干战争危机时期，俄罗斯和奥地利都动员军队，互相对抗，奥地利军队的顶尖绝密文件“进军计划”被出卖给了俄国。一旦爆发战争，必然引起史无前例的灾祸，因为俄国人凭借这份计划会事先知道奥地利发起进攻的军队的每个战略行动。这一叛卖事件在奥地利参谋本部的范围内引起极度恐慌。雷德尔上校作为职位最高的专家，查出叛徒的任务落在他的身上，而外交部并不完全相信军事当局的本领，也不知会参谋总部，便自顾自地提出口号，要独立进行调查，——这是各部门之间互相妒忌、彼此侦察的一个典型案例。外交部便委托警察局，除了采取其它一切措施之外，为此还把一切来自外国留局待领的信件全都拆开来进行调查，毫不顾忌通信秘密。

有一天，从俄国边境站波德沃洛斯齐斯卡寄到邮局一封信件留局待领，地址的密码是“歌剧舞会”，拆开一看，里面没有信纸，只有六张或是八张簇新的奥地利一千克朗面值的钞票。这个令人可疑的收获，立即报告给警察总署，总署立即下令，派一位探员守在柜台上，谁来领取这封可疑的信件，就立即逮捕。

转眼间，这出悲剧立即转化成一出维也纳式一团和气的闹剧。中午时分，一位先生露面，要求领取这份写上“歌剧舞会”字样的信件。窗口上的柜员把暗底下的警告信号发给那位侦探，可是那位探员正好吃饭去了，等他回来，大家只能告诉他，那位陌生的先生跳上一辆出租马车离去，方向不明。于是这出维也纳喜剧的第二幕就此迅速开演。在那盛行出租马车的时代，这种时髦的出租马车可是个时兴玩意儿。出租马车的马车夫自以为高贵非凡，不能亲自擦洗他的马车，在每一个马车站都有一个所谓的“洗车员”，他的职务就是给马添料，擦洗马车。碰巧这位洗车员记住了这辆刚才驰走的马车的车号，一刻钟以后，所有的警察分局都得到警报，要立即找到出租马车。人们描绘了这位坐车的先生，他乘车前往皇宫咖啡馆。我一直在这家咖啡馆里碰到雷德尔上校，另外碰巧在马车上还找到了一把随身携带的小折刀，那个陌生人就是用这把小刀拆开信封的。他们描写的那位先生这时又离开咖啡馆而去。可是咖啡馆的侍者众口一词都肯定地说，那位先生不是别人，就是他们的常客雷德尔先生。他刚刚坐车回到克罗姆瑟尔饭店去了。

探员听了目瞪口呆。秘密已经解开，奥地利军方最高情报首脑雷德尔上校，同时也是被俄罗斯参谋总部收买的间谍。他不仅出卖了奥军的秘密和军事计划，也一下子使人明白，为什么在前一年，由他派出的奥地利的间谍在俄罗斯都逐一被捕、判刑。接着便开始狂打一通电话，直到接通奥地利参谋总部的首脑弗朗茨·康拉德·封·霍岑多尔夫[30]。这一场面的一位目击证人告诉我，才听了几句话，封·霍岑多尔夫就脸色煞白，活像一块白布。电话继续打到皇宫，会议一个接着一个。现在该怎么办？警察在这期间采取预防措施，雷德尔上校不得脱身。等他再次想要离开克罗姆瑟尔饭店，只给门房做了交代，一个探员就毫不引人注意地走到他的身边，把那把小刀拿到雷德尔上校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上校先生，您把小刀落在出租马车里了吧？”在这一瞬间，雷德尔知道，他已完蛋。不论他走到哪儿，都看见监视他的一些秘密警察熟悉已极的面孔。等他回到饭店，有两名军官一同跟进他的房间，将一把手枪放在他面前。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宫廷里已经做出决定，以毫不声张的方式来结束这件使奥地利军队极端蒙羞的事件。直到夜里两点，两位军官还在雷德尔的房门前面巡逻，然后在屋里传出手枪的一声枪响。

第二天在晚报上登出了一则讣告，功勋卓著的军官雷德尔上校猝死。但是有太多的人遭到追捕，这一案件无法保密，渐渐地人们又听到许多细节，从心理学上解释了这一事件。无论是雷德尔的任何一位上级或者同僚都不知道，雷德尔天生的是个同性恋者，多年来落在敲诈勒索者的手里，最后逼得他采取了这种绝望的脱身手段。全军上下无比震惊，大家都知道，一旦开战，这一个人将会使几十万人送命，帝国将因他而陷入深渊，直到此时此刻我们在奥地利才理解到，去年我们和战争的距离简直间不容发。

这是第一次我亲身感到战争的恐惧。我非常偶然地在第二天遇到贝尔塔·封·茹特纳[31]，我们时代的这位了不起的、秉性高尚的卡桑德拉[32]。她出生于数一数二的显贵家庭，早在最早的青年时代，就在她坐落在波西米亚的府邸附近，亲眼看到了1866年战争中的残暴行径，怀着弗罗伦斯·南丁格尔[33]的激情，她认定今生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制止第二次战争，制止任何战争。封·茹特纳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放下武器》，轰动全世界。她组织了无数次和平主义大会，一生的重大成功乃是唤醒了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34]的良心，为了补偿他的炸药酿成的灾害，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和国际相互谅解奖。她十分激动地迎着我走来，“人们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她在大街上大声嚷嚷，而她平时说话却是轻声细语，和蔼从容，“这已经就是战争了，他们又一次在我们面前藏起了一切，都向我们保密！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你们毫无作为？这事主要和你们有关啊！你们快反抗啊，快团结起来，别总把一切都让我们这几个老太太去干啊，没人听我们的！”我告诉她，我要到巴黎去，也许我们真的可以设法发表一个共同声明。她催着我：“为什么只是也许，情况比任何时候都更糟，机器可是已经开动起来了。”我自己也十分不安，却努力使她平静下来。

恰好在法国我通过第二个亲身经历的插曲，想起这位在维也纳很少有人认真对待的老太太对未来的预见，具有什么样的先见性。这是很小的一个插曲，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1914年春天，我和一位女友从巴黎前往都兰，在那里过几天，打算前去瞻仰莱奥纳多·达·芬奇[35]的坟墓。我们沿着卢瓦尔河景色宜人、阳光明媚的岸边信步走去。晚上感到疲倦得好不舒服，于是我们决定，在这睡意蒙眬的图尔城里去电影院看场电影，此前先去拜谒巴尔扎克出生的那幢房子。

这是一家郊区小影院，和新时代用铬和玻璃打造的闪闪发光的电影宫毫无相同之处。只有一间勉强改建好的大厅，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小人物，工人啦，士兵啦，市场上的小贩啦，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无拘无束地聊天闲谈，尽管禁止吸烟，却毫无顾忌地把Scaferlatic和Caporal[36]的蓝色烟云吹进污浊的空气中去。起先银幕上放映的是“环球新闻”，英国的一场划艇比赛：人们一边闲聊，一边哄笑，接着是一次法国军队的阅兵式：就是这时观众也不大关心。然后放映第三部分：威廉皇帝[37]在维也纳访问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我一下子看见银幕上出现丑陋的维也纳西火车站，非常熟悉的站台，有几名警察在等候进站的列车，紧接着一声汽笛：年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检阅仪仗队，准备迎接他的客人。年老的皇帝在银幕上出现，有些勾背，步履略显蹒跚地从仪仗队前走过。图尔的观众对于这位长着白色络腮胡子的年迈苍苍的老爷子发出好心的笑声。银幕上列车徐徐进站，第一、第二、第三车厢，豪华车厢的门打开，下车的是威廉二世皇帝，他身着奥地利将军制服，八字胡的两端高高翘起。

就在威廉皇帝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在一片漆黑的放映厅里，完全自发地响起了刺耳的口哨声和跺脚声，大家都狂呼乱叫，猛吹口哨。男男女女和孩子们都发出嘲笑的声音，就仿佛有人侮辱了他们自己一样。图尔的这些性情温和的人们，对于惊恐和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报上登载的消息，一时间都像疯了似的。我大吃一惊，惊恐一直深入我的内心深处，因为我感觉到，长年累月进行的仇恨宣传已把人们毒化到什么程度。甚至在这儿，在一座外省小城里，善良轻信的市民和士兵，已被煽动刺激到如此仇恨德国皇帝、仇恨德国的程度：只在银幕上匆匆忙忙地现出一张照片，就会驱使他们仇恨发作。只是一秒钟，仅仅只有一秒钟。等到其它的图像又显现出来，一切全都忘得干干净净。接着放映的是一段滑稽影片，观众笑得前仰后合，高兴得把膝盖打得山响。就只有一秒钟，可是这一秒钟让我看到，在发生严峻危机的瞬间，边界这边和那边的两国人民，都会多么容易地就给煽动起来，尽管作过各式各样互相谅解的企图，尽管我们自己也作了努力。

整个晚上我的情绪都恶劣已极，无法入睡。倘若这事在巴黎发生，也会同样使我不安，但是不会使我这样震惊。但是这种仇恨情绪竟然会一直深入到外省，一直深入到性格温和、天真烂漫的老百姓身上，这使我不寒而栗。过了几天，我把这个插曲告诉了我的朋友们，他们大多数都没把这事当真：“我们法国人大肆嘲笑肥胖的女王维多利亚，可是两年后，我们和英国缔结同盟。你不了解法国人，政治不会深入到法国人的心里。”只有罗曼·罗兰看法不同：“老百姓越天真，越容易上人家的当。自从波安卡累[38]当选之后，情况很糟。他到圣彼得堡去，可不是去休闲娱乐的。”我和罗兰还长时间地谈论夏天要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罗兰也比别人更持怀疑态度：“一旦贴出总动员令，又有多少人还能坚持得住，谁知道呢？我们身处一个群众感觉的时代，群众歇斯底里的时代，它的力量，在战争情况下，还很难估量。”

但是，我已经说过了，这种忧心忡忡的瞬息犹如风中蛛网，迅速飞散。我们虽说有时想到战争，但也只不过像偶尔想到死亡一样——虽说是件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极可能还远在天边。在那些日子里，巴黎实在太美，而我们自己也太年轻、太幸福。我现在还回忆起儒勒·罗曼想出来嘲笑那位“诗坛王子”的令人着迷的滑稽剧，这是一个头脑有点简单的家伙，希望加冕成为“思想者中的王子”，让大学生庄严隆重地把他带到先贤祠前罗丹的那尊雕像前去。晚上我们像小学生似的在滑稽嘲讽的宴会上疯疯癫癫地闹腾一气。树木吐出新绿，空气甘洌清新，谁愿意面对这么多赏心悦目的景物时，去想那么难以想象的事情？在这陌生的国度里，朋友比以往更多，旧友之外，又添新交。城市比以往更加无忧无虑，人们自己无忧无虑，也爱上了城市的无忧无虑。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陪伴维尔哈仑前往鲁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讲座。夜里我们站在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顶在月光中闪出魔幻似的亮光，——这种优美的奇迹难道只属于一个“祖国”，不属于我们大家吗？在鲁昂的火车站，我们互相告别。在这同一个火车站，两年后，他被他自己歌颂的机器碾成碎片[39]。他拥抱我：“在八月一日，到佳郁吉毕克我家里再见！”我答应他，因为我每年都要去拜访他的这所乡居，和他携手翻译他新的诗作，为什么这一年就不去呢？我无忧无虑地和其他朋友们告别，和巴黎随随便便地、毫不伤感地告别，就像离开自己的家，出门几周而已。我此后几个月的计划一清二楚，此刻在奥地利，在乡间什么地方，离群索居加紧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年之后才得以问世），从而完成《三大师》，这本书通过三位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分别表现了三个伟大的民族。然后去看望维尔哈仑，也许在冬天就进行一次计划已久的俄罗斯之行，在那里为我们精神上的相互谅解组织一个小组。在我三十二岁这一年，一切都平坦顺利，光明靓丽地展现在我眼前；世界在这阳光灿烂的夏天展现得美轮美奂，光鲜宜人，犹如一枚美味绝伦的佳果。我爱这世界，由于它的现代，更由于它的灿烂辉煌的未来。

可是在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响起了那声枪响。这声枪响，在一秒钟之间把安全稳定、具有独创性的理性世界，像口空无一物的陶制大缸似的击成无数碎片，而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受到教育长大成人安家落户的。

[1] 原来有一种女式马鞍，供妇女使用，妇女侧身坐在马上，双腿并不分开。

[2] 齐柏林飞艇，德国人费迪南·封·齐柏林（1838—1917）制造的飞艇。

[3] 路易·查尔斯·布莱里阿（1872—1936），法国工程师和飞行家，是法国飞行事业的先驱。

[4] 西瑞耐卡（Cyrenaica），即今天的利比亚东部地区。

[5] 施耐德-克罗索，施耐德为法国电气康采恩，创建于克罗索，有巨型炼钢厂，亦制造武器。

[6] 克虏伯，德国重工业企业重要公司，亦制造武器。厂址在埃森，原为克虏伯家族的产业。

[7] 阿加迪尔，大西洋上的一个港口城市，在摩洛哥南，为战略要地。1914年，法德在此对持，几乎酿成战争。

[8] 1912年、 1913年曾两次爆发阿尔巴尼亚战争：在奥、俄两国的支持下，巴尔干各国发生了两次战争。第二次战争，阿尔巴尼亚有俄罗斯作后台，与塞尔维亚等瓜分保加利亚，加深了世仇奥俄的冲突，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9] 儒勒·罗曼（1885—1972），法国作家。

[10] 乔治·杜阿梅尔（1884—1966），法国作家。

[11] 查理·维尔德拉克（1829—1884），法国管风琴家、作曲家。

[12] 莱翁·杜尔丹（1881—1959），法国作家。

[13] 勒内·阿克罗斯（1880—1959），法国作家。

[14] 让·理查·布洛赫（1884—1947），犹太裔法国作家、评论家。

[15] 弗朗茨·维尔弗（1890—1945），犹太裔奥地利作家，后流亡美国，入美国籍。

[16] 勒内·希克勒（1883—1940），德国作家，又是法国作家，和平主义者。

[17] 朱色佩·安东尼奥·波尔杰色（1882—1952），意大利历史学家、评论家、作家。

[18] 让·饶勒斯（1859—1914），法国历史学家，社会主义政治家，法国社会党领袖，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改革社会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19] 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批评家。意识流小说重要作家。

[20] 《黎明》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部分。

[21] 费鲁齐阿·布索尼（1866—1924），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

[22] 布鲁诺·瓦尔特（1876—1962），德奥指挥家、钢琴家、作曲家。

[23] 巴尔达撒累·戛卢彼（1706—1785），意大利作曲家。

[24] 乔治·菲利普·台勒曼（1681—1767），德国巴洛克时代的作曲家。

[25] 恩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

[26] 大河两岸是指莱茵河两岸。

[27] 查伯尔恩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内政危机。1913年底，德国驻阿尔萨斯查伯尔恩的一名少尉侮辱了当地居民，引起居民抗议。军队用武力镇压，引发了国会的激烈论战，影响了阿尔萨斯和帝国其余部分的关系，首相遭到弹劾，大大损伤德国皇帝的威信。

[28] 西班牙内战发生于1936至1939年，佛朗哥反叛民选的共和国政府，内战以佛朗哥获胜、合法政府失败告终。德、意均站在佛朗哥一边，大力支持佛朗哥政权。佛朗哥遂在西班牙推行独裁统治。

[29] 阿尔弗雷德·雷德尔（1864—1913），奥地利的情报部门官员，把奥国军事秘密出卖给俄、意、法。

[30] 弗朗茨·康拉德·封·霍岑多尔夫（1852—1925），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任奥军参谋总长，1916年升元帅。

[31] 贝尔塔·封·茹特纳（1843—1914），奥地利贵族，和平主义者、女作家，190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32] 卡桑德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特洛伊城中的公主。她善于预卜未来，预告特洛伊城终将失败。但她的预言当时无人相信。

[33] 弗罗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现代西方护理学的创始人。

[34]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33—1896），瑞典化学家、发明家。

[35] 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工程师和哲学家，文艺复兴三杰之一，为包罗万象的“通才”的代表。

[36] Scaferlatic和Caporal，两种廉价烟草。

[37] 即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1859—1941）。

[38] 赖蒙·波安卡累（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13至1920年间任法国总统，此前曾几次担任总理。

[39] 维尔哈仑于1916年被火车碾死。

九 1914年战争的最初几小时

1914年夏天，即使没有那场席卷整个欧洲大地的灾难，我们也难以忘怀。因为我很少经历过一个比这更丰满更美丽，我甚至要说，更富夏日气氛的夏天。一连好几天，天空湛蓝，宛如一块蓝绸。空气柔软、郁闷，草地芬芳、温暖。森林嫩绿一片，郁郁葱葱，枝叶繁茂。直到今天，我每次说起夏天这个字，我就不由自主地会想起当时我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所度过的那些阳光普照的七月天。我隐居在这座贝多芬特别喜欢选来消夏的浪漫的小城，打算在这一个月里集中心神进行写作，然后把夏天余下的时日，到我尊敬的朋友维尔哈仑在比利时的小小乡间寓所去度过。在巴登，用不着离开这座小城，就能领略乡间的风景。优美的森林布满丘陵起伏的山峦，不知不觉地浸入这些低矮的毕德麦耶风格的房屋，保持着贝多芬时代的质朴雅致的风貌。大家坐在咖啡馆和饭店的露天地段，可以随意参加到疗养者欢快的人群中去。他们在疗养地的花园里进行彩车巡游，或者消失在荒寂无人的小道上。

六月二十九日，是天主教国家奥地利庆祝“彼得和保罗”的节日。前一天晚上就有大批客人从维也纳前来，人们穿着鲜艳靓丽的夏装，欢天喜地、无忧无虑地随着音乐涌来涌去。这天天气温和宜人，晴空高悬在宽阔的栗子树上，万里无云，这真是一个幸福欢乐的日子。不久，大人和孩子们的假期就要来到，大家仿佛把这第一个夏天的节日预先当作整个惠风和畅、茵绿遍地的整个夏季，忘却每日的忧愁。我当时坐在僻静处，远离疗养地挤来挤去的人群，正在看一本书——我到今天还记得，那是梅日科夫斯基[1]写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得全神贯注，心情急切。可是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清风在树梢间吹拂，百鸟啁啾，从疗养地公园飘来清晰的乐声阵阵，并没感到受到骚扰，因为我们的耳朵具有高度适应的能力，持续不断的嘈杂声响，大街上隆隆的车声，潺潺流动的溪水声，几分钟后都会使我们的意识完全适应，相反只有意想不到的节奏停顿才使我们突然惊醒。

因此，当音乐的节拍突然停顿，我不由自主地停止阅读。我不知道，刚才疗养地的乐队演奏的是哪首乐曲。我只感到，音乐突然间戛然而止，我本能地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原来在树木之间像一股光鲜的流水不断涌动的人流，似乎也突然改变；人流突然停止来回走动，想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站起身来，看见乐师们离开了音乐亭。这一点也很奇怪：因为疗养地的音乐会平素长达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想必有什么事情促使乐师们猝然离去。我走过去，发现人们三五成群兴奋地挤在音乐亭前一张刚刚贴上去的布告前面。几分钟后，我获悉，这是一份电报：皇太子弗朗茨·费迪南[2]殿下及皇太子妃前往波斯尼亚去检阅演习，在那里遭到政治谋杀，遇刺殒命。

这张布告前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口口相传这意想不到的消息。但是说实话，大家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特别震惊或者激愤的神情，因为这位储君并不受人爱戴。我还记得在我很早的童年时代的那一天，皇太子鲁道夫[3]，皇帝的独生子被人发现在麦耶林遭人刺死。当时全城震惊，人心激动，悲愤异常，数不尽的人群挤来挤去，想瞻仰死者的遗体，强烈地表现出对皇帝的同情。他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被人公认为哈布斯堡皇族思想进步、富有人性、无比受人拥戴的王子，人们对他抱有最大的期待，如今正值华年，不幸凋零。而弗朗茨·费迪南正好相反，缺乏一种在奥地利赢得万民爱戴的无限重要的因素：个人的亲切和蔼，人性的魅力，待人随和，不拘形式。我在剧院里多次对他认真观察，他坐在他的包厢里，威风凛凛，神气活现，一双眼睛冷漠、僵直，既不向观众报以亲切的一瞥，也不向艺术家报以亲切的目光以示赞赏、鼓励。从来没有看见他脸上泛出微笑，没有一张照片显示出他举止轻松。他对音乐毫无感觉，也没有幽默感。他投向夫人的目光也同样毫不友善，夫妇两人置身在一股冰冷的寒气之中。大家知道，他们没有朋友，知道老皇帝打心眼里恨他，因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继承皇位君临全国，急切的心情都不加掩饰，一点不知分寸。我有一种几乎可说是神秘的预感，这个男人长着斗牛狗一样粗壮的脖子和僵硬冷漠的眼睛，一定会招致什么灾祸，这种预感绝不是我个人的感觉，而是在整个民众当中广为流传的预感。因此，这位皇太子遇刺的消息并没有引发民众深切的同情。两小时后，已经感觉不到任何真正悲哀的迹象。人们照旧聊天的聊天，欢笑的欢笑，深夜时分在酒店里又奏起乐来。在这一天，奥地利有许多人悄悄地暗自吁了口气，老皇帝的继承人，这下算解决了，将有利于无比受人拥戴的年轻大公爵卡尔[4]。

第二天，不言而喻，各报登载了详尽的讣告和悼词，对于暗杀行径表示了应有的愤慨，但是看不出任何苗头，说这一事件会演化成一桩反对塞尔维亚的政治事件。皇太子之死首先给皇家造成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烦恼，关于皇太子安葬的礼仪问题。按照他储君的地位，特别因为他是在为帝国执行公务时去世的，理应把他安葬在托钵僧墓穴之中，这是哈布斯堡皇族世代相传的墓地。但是弗朗茨·费迪南曾经和皇室家族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斗争，为了迎娶一位却德克伯爵小姐[5]，伯爵小姐虽说也属于显贵家族，但是根据哈布斯堡王朝连绵几百年之久的神秘莫测的家族法则，这位伯爵小姐和皇太子并不门当户对。那些大公爵夫人们认为，这位皇太子妃的儿子无权继承皇位，碰到隆重的典礼，她们顽强地坚持要走在这位皇太子妃的前面。这种宫廷的倨傲即使对于死者也不让步。什么？把一位却德克伯爵小姐安葬在哈布斯堡皇室的墓穴里？不行，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一场声势浩大的阴谋活动开始进行；大公爵夫人们在年迈苍苍的皇帝那里大声诉求。一方面官方要求百姓表现深切的悲痛，另一方面在皇宫里却打得天昏地暗，敌意森森。在这种情况下，理亏的总是死者，典礼官们想出了一种说法，已故皇太子自己的愿望是安葬在奥地利的一个外省小城阿尔茨台滕。多亏这个伪造的尊重死者遗愿的借口，就可以无声无息地躲过公开的遗体入殓、大殡，以及由此引发的送殡者地位高低的争执。遇刺身亡的皇太子夫妇的灵柩悄悄地运往阿尔茨台滕，在那里安葬。维也纳人一向喜欢看热闹，这一来失去了看热闹的机会，早已开始把这个悲剧事件忘得一干二净。再说奥地利人由于伊丽莎白皇后[6]和皇太子[7]的暴死和皇家各式各样成员的耸人听闻的逃亡，早已习惯于这样的想法，这位老态龙钟的皇帝将孑然一身，毫不动摇地活得比他的唐塔卢斯[8]家族更长。再过几个礼拜，弗朗茨·费迪南的名字和身影将永远消失在历史之中。

但是差不多过了一个礼拜，报上开始争吵起来，而且越吵越凶，几乎同时进行，不像是完全出于偶然。塞尔维亚政府受到指责，说它默许这一罪行发生，半吞半吐地暗示，奥地利对于它那——据说如此受人爱戴的——储君被刺，不会不要求偿还血债。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媒体上正为某种行动制造舆论，但是谁也没想到会打仗。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私人都没有改变他们的态度。没完没了地和塞尔维亚争吵，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归根到底是因为塞尔维亚的生猪出口，使一些贸易协定引起了争吵。我的皮箱已经收拾好，正打算前往比利时去见维尔哈仑。我的写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躺在石棺里的那位死去的大公爵，究竟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夏日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晴朗美好，看来还会更好；大家都无忧无虑地凝视着世界。我记得，我在巴登度过的最后一天，还和一位朋友一起走过种植葡萄的山岗。有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像今年这样好的夏天已经好久没有过了。倘若天气一直这样晴好，我们的葡萄将会有一个难得的好收成。大家日后还会想到今年夏天！”

但是这位身穿蓝色酒窖管理员衣衫的老人不知道，他说出了一句多么可怕的真话。

我本打算在靠近奥斯坦德的小小的海滨浴场勒·科克去度过两个礼拜，每年我都在那里的维尔哈仑的小小乡间寓所作客，就是在那里，也是一片祥和气氛，无忧无虑。那些高高兴兴地前来度假的人们躺在岸边花花绿绿的帐篷下面，或者下水游泳。孩子们在放风筝，咖啡馆前面年轻人在堤岸上跳舞。各个国家的人在这里都和平相处，特别听见有许多人说的是德语，因为每年临近的莱茵地区最喜欢把它消夏的客人送到比利时的海岸边去度假。唯一的骚乱来自卖报的少年，为了多卖几份报纸，他们大声嚷嚷，把巴黎报上威胁人的大字标题叫了出来：“奥地利向俄罗斯挑衅”，“德国正准备全民总动员”。可以看见，人们买了报纸以后，脸色都变得十分阴沉，但是也不过阴沉几分钟。毕竟这些外交冲突，我们早已领教多年。每次总是在紧要关头，眼看就要较起真来，这些冲突又平复下去。为什么这一次不会这样呢？半小时后，我们看到同样的这些人又兴致勃勃地鼻子里喷着气，在海水里踏水前进，风筝升起来，海鸥在翱翔，艳阳高照，阳光明媚温暖，照射着这片和平宁谧的大地。

但是恶劣的消息纷至沓来，形势越来越严峻逼人。起先是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接着是塞尔维亚躲躲闪闪的答复，各国君王之间电报密切往来，最后是无法掩盖的动员令。我在这狭隘的偏远地方已呆不下去，每天都乘坐小电车前往奥斯坦德，想就近探听消息，消息可是越来越糟。人们还在海边游泳，旅馆依然住满客人，堤岸上消夏的客人依然熙来攘往，一边玩笑，一边闲聊。但是第一次有什么新的东西夹杂在这里面。突然之间，人们发现比利时的士兵出现，他们平时从不踏上海滨。机关枪装在小车上，由狗拉着走——这是比利时军队的一个特点。

我当时和几个比利时朋友一起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其中有一位年轻的画家和诗人克罗默林克[9]。我们在詹姆斯·恩索尔[10]家度过了下午。他是比利时最伟大的现代派画家，一位非常奇特的、深藏不露的隐士。他对自己为军乐队谱曲的小型的蹩脚波尔卡和华尔兹比对他光怪陆离色彩明艳的油画更加自豪。他把自己的作品给我们看，其实很不愿意给我们观赏，因为有个怪念头总压在他的心头：有人想买下他的一幅画。就像他的朋友大笑着告诉我的，他的梦想其实是以高价出售他的画作，而同时又能保留他的全部作品，因为他既对金钱贪得无厌，也同样贪恋自己的每一幅画。每次卖掉一幅画作，他总要伤心欲绝好几天。这位天才的阿巴贡[11]以他的奇思怪想，使我们忍俊不禁，好不开心。正好又有一队士兵带着狗拉的机关枪从旁开过，我们当中有个人站起来摸摸这条狗，使得带队的军官非常生气，他生怕有人这样爱抚一件战争用品会有损军事机构的尊严。我们这圈子里有人咕哝道：“干吗这样傻乎乎地来回瞎走？”但是另一个人激动地回答：“得防患于未然啊，这就是说，一旦开战，德国人想从我们这里突破。”我坚信不疑地说道：“不可能！”因为在那个旧日世界里，人们还相信条约的神圣性。“倘若真要发生什么事情，法德两国互相恶斗，直到消灭最后一个人，你们比利时人也平静地坐在岸上，不受侵犯！”但是我们的悲观主义者并不让步。他说：比利时采取这样的部署必然有它的道理。几年前我们就风闻德国参谋总部制订了一个秘密计划，倘若对法国发动袭击，即使有信誓旦旦签订的协定和条约，也会侵入比利时。而我也同样毫不让步，我觉得，正当成千上万个德国人在这里懒懒散散、高高兴兴地享受着这个并未介入的小国的好客精神，而在边境上却有一支军队正虎视眈眈地打算入侵这个国家，这是荒谬透顶的事情。“荒唐！”我说道，“如果德国人进军比利时，你们可以把我吊死在这根路灯杆上！”我直到今天还不得不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日后没有凭这句话来吊死我。

接着便是七月最后那几天极端紧张的日子，每个小时的消息都和另一个小时的消息自相矛盾。德国威廉皇帝拍给俄国沙皇的一些电报，沙皇致威廉皇帝的一些电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饶勒斯遇刺。大家感到形势严峻起来。一下子，一阵惊恐的寒风吹过海滨，把岸边吹得干干净净。几千人离开各家旅馆，列车挤满了人，连最不轻信的人也开始迅速收拾行李。我刚一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也去订了一张火车票，的确到了该走的时候了。因为这一趟奥斯坦德快车，成为最后一趟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列车。我们站在过道里，无比兴奋，焦躁难耐，大家都在互相交谈，谁也没法安安静静地坐着或者看书。每到一个车站，大家都冲出去打听消息，满怀神秘莫测的希望，说不定有什么坚定的手，还会把已经释放出来的命运再扳回来。大家还一直都不相信会爆发战争，更不相信会入侵比利时。大家无法相信这事，因为这样荒诞不经的事，谁也不愿相信。列车渐渐开近边界，我们越过了维尔维埃，比利时的边境车站。德国列车员上来，再过十分钟我们就要进入德国境内。

在前往第一个德国车站赫尔伯斯塔尔的半路上，列车突然在空旷的田野上停了下来。我们在过道里的人都挤到车窗边，出什么事了？在黑暗中我看见一节节载重的列车向我们迎面驰来，都是敞开的车厢，用粗帆布盖着，下面依稀可以认出大炮的威胁人的形状。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想必这就是德军在挺进。但是这也许——我连忙自我安慰——只是一种自卫的措施而已，只是用动员来进行威胁，而不是真的动员。在危险时刻，仍然还抱有希望的意志，总是无比强大。终于发出信号，“车轨畅通无阻”，列车也继续往前开动，驰入赫尔伯斯塔尔车站。我一下子跳下阶梯，去买份报纸，打听一下消息，但是车站上布满了士兵。我想走进候车室，在紧闭的大门前站着一名官员挡住我们。他长了一脸的胡须，神情严峻，挡住去路，谁也不许踏进车站各个房间。门上的玻璃窗已被仔细地挂上帘子，可我已经听见玻璃窗后面佩刀铿锵作响、枪托砸地的沉闷声音。毫无疑问，令人惊恐的事情正在发生。德国军队准备违背国际公法的一切条款，侵入比利时。我浑身战栗地重新登上列车，继续往前行驶，回到奥地利。现在已无任何疑惑：我正驶入战争。

第二天早晨进入奥地利！每个车站都贴满了布告，宣布进行全民总动员。列车载满了新入伍的士兵，旌旗招展，乐声震天。在维也纳，我发现全城都沉浸在一片陶醉之中，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谁也不希望发生的战争，外交官们拿来玩弄、互相恫吓的战争，如今已违背他们的初衷，从他们手里滑脱。对战争的最初的恐惧，如今突然转变成欢欣鼓舞。大街上组成了各种游行队伍，到处飘舞着彩旗、彩带，到处响起欢快的音乐。年轻的新兵们神气活现地列队行进，他们的脸喜气洋洋，因为民众向他们欢呼，这些平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平素谁也不予理睬，不加赞赏。

说真的，我必须承认，在这大众最初觉醒之中，的确有一种妙不可言、极了不起、无比动人甚至极端诱人的东西存在，你很难不受影响。尽管大家普遍仇恨并且憎恶战争，我不愿忘记我一生中对战争之初的那些日子的回忆。千千万万，几十万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团结一致，最好他们平时、在和平时期能有这种感觉。一个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人口将近五千万的一个国家，在这一时刻感觉到，他们正在共同经历世界历史，共同经历这一永远不会再来的时刻。每个人都受到召唤，把渺小的自我投入到这烈焰燃烧般的群体之中，在那里涤尽自己身上的一切利己主义。所有的等级、语言、阶级、宗教的差异，在这一时刻都被汹涌澎湃的博爱精神、兄弟情谊所淹没。在大街上，陌生人互相攀谈，多年来避免接触的人们互相握手，到处都看到生意盎然的脸。每个人都体验到自我升华，他不再是过去那个孤立的人，他已融入群体之中，他就是民众，而他个人，平时不受人注意的个人获得了一种意义。平素从早到晚分发邮件，一而再地分发邮件，从周一到周六不停分发邮件的邮局职员、抄写员、修鞋匠，突然在生活中发现了另外一种，一种浪漫主义的可能性：他可以变成英雄。每个穿上军装的人都受到妇女的赞赏，留下来的人，事先就用这浪漫主义的名字，毕恭毕敬地向他致意。大家承认这种把他们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显突出来的力量。暗自悲伤的母亲，心惊胆战的妻子，在这最初的感情激昂的时刻，都羞于显露出她们极为自然的感情。也许在这种陶醉之中，有一种更深沉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滔天巨浪向人类劈头盖脑地击来，那样强劲，那样突然，表面上浊浪翻卷，把人这种动物阴暗深沉、无意识的原始冲动和本能掀到上层——这就像弗洛伊德如此深刻地称之为“对文化的憎恶”，那种渴望有朝一日挣脱由法律和条文组成的资产阶级世界，把原始古老的渴血本能发泄出来。也许这些阴暗深沉的力量，也在这种狂野的陶醉之中发挥作用。乐于牺牲的精神和酒精、冒险的欲念，和纯粹的虔信、旌旗和爱国主义词句的古老魔力全都混杂在一起。千百万人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难以用语言描述的醺然醉意，一时间给予我们时代最巨大的罪行一股狂野的、几乎使人如痴如狂的动力。

今天这一代人，只亲眼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许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这一切？为什么民众在1939年不再像1914年那样情绪高涨，热血沸腾？为什么他们只是严肃坚决、沉默而宿命地响应号召？难道同样的情况不起作用？难道在我们现在的这场战争中，不是为了更多的东西，为了更神圣、更崇高的东西？今天的战争是场不同思想的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扩张疆土、争夺殖民地的战争。

回答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这个1939年的世界不再拥有那么多天真幼稚的信仰，不像1914年的那个世界。当时人民大众还不假思索地信赖他们的权威。在奥地利谁也不敢存有这样的想法，那位深受万民信赖的国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凭他八十四岁的高龄，如果没有极端紧迫的情况，他会号召他的民众前去战斗，要不是邪恶成性、阴险狡诈、无法无天的敌人威胁帝国的和平，他会要求百姓流血牺牲？德国人又读到了他们的皇帝发给沙皇的几通电报，谈的是为和平而斗争。对于“上层”，对于部长们、外交官们，对于他们的判断能力和诚实品性，人们都极为尊敬。这种敬意还鼓舞着普通百姓。倘若一旦发生战争，只可能在违反他们自己政治家意志的情况下发生。这些本国的政治家不可能有任何罪责，全国上下不可能有任何人员有丝毫罪责。所以犯罪分子、战争的挑唆者，只可能在外国，在别的国家。拿起武器，只是自卫、反击一个卑鄙下流、阴险狡诈的敌人，这敌人纯粹是无缘无故地“袭击”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可是到1939年则相反，在整个欧洲，对自己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对自己政府的能力所怀有的几乎可说是宗教般的信念已经荡然无存。自从人们愤怒地看见，外交官们在凡尔赛如何背叛了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大家都对外交界表示轻蔑。各国人民记忆犹新，外交官们如何恬不知耻地用裁减军备、取消秘密外交的谎言欺骗大家。而在1939年，民众归根结底，对于任何政治家都毫无敬意，谁也不再迷信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些政治家。法国最渺小的马路工人也嘲笑达拉第[12]。在英国，自从慕尼黑会谈后——提出“Peace for our time！”（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对于张伯伦的远见卓识也失去了任何信任。在意大利，在德国，人们满怀惊惧地看着墨索里尼[13]和希特勒：他又要把我们赶到哪里去啊？当然，人们无法反抗，事关祖国啊。于是士兵们拿起武器，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走上战场，但是不像从前那样坚信不疑：牺牲在所难免。大家默默地服从，但不再欢呼雀跃。人们走上前线，但不复梦想成为英雄。各国人民和各族人民都已感觉到，他们只是牺牲品，不是人世间政治蠢行的牺牲品，就是难以捉摸、充满恶意的命运暴力的牺牲品。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刺杀奥地利皇储的刺客被逮捕

1914年，准备参战的志愿者在柏林街头欢呼

可是在1914年，经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和平岁月，广大民众又对战争有什么了解？他们不知道战争是何物，他们几乎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战争。战争只是一个传奇，正因为它相隔遥远，便被渲染成英雄气概、浪漫色彩。大家于是从教科书的角度和画廊里画幅的角度来观察战争：骑兵身穿光彩耀眼的制服，发动令人眼花缭乱的冲锋，慷慨赴死，致命一枪，击穿心脏，整个战役只是一场号角喧天的胜利进军。1914年8月，新兵们大声欢笑着向母亲们叫道：“圣诞节我们就回到家里！”无论城乡各地，谁还记得“真正的战争”？充其量有几个白发老人在1866年还和普鲁士——这一次的盟友——打过一仗，可这是一场多么迅速就告终结的战争，不流血，远在天边，都还没缓过气来，三个礼拜就结束了征战，最后也没有多少人牺牲，是到浪漫天地里进行的一次快速郊游，是狂野的男性的一次冒险——1914年在普通人的脑子里描绘出来的战争便是如此，年轻人甚至当真害怕他们可能会错过一生中最奇妙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因此他们争先恐后地挤到军旗下面，乘坐在把他们送到屠宰场上去的列车里欢呼、高唱，鲜红的热血波浪在整个帝国的动脉里疯狂地、患了热病似地涌流不息。而1939年的这代人认识战争。他们不再自我欺骗。这代人知道，战争并不浪漫，而是十分野蛮。这代人知道，战争会年复一年地延续下去，占据一生中无法补偿的岁月。这代人知道，人们不是佩着橡叶形的勋章和彩色绶带向敌人冲锋，而是长满虱子，又饥又渴地在战壕里，在野营地里一蹲就是几个礼拜，连敌人都没有看见，就在远方被炸得肢体残缺、血肉模糊。大家事先就在报纸上、电影院里见识了新式的技术精良、凶残无比的杀人武器。大家知道，庞大的坦克在前进路上会把伤残士兵碾成齑粉，飞机会把妇女儿童在床上炸得血肉横飞。大家知道，1939年的一场世界大战，凭着它没有灵魂的机械化会比人类以往的一切战争都要上千倍地卑鄙、残暴，缺乏人性。1939年的这一代人，没有一个还会相信战争会具有一种上帝所要求的公正性。更糟糕的是，大家甚至都不再相信，通过战争想赢得的和平会具有公正性、持久性。因为大家还十分清楚地记得最近一场战争给大家带来的一切失望：非但没有发财致富，反而更加贫困潦倒；非但没有满足，反而更加痛苦不堪，饥馑遍地，货币贬值，动乱连连，损失市民的自由，遭到国家奴役，使人神经严重受损的不安全感，人人怀疑人人。

这就是差异所在。1939年的战争有一种精神上的意义。打仗为了自由，为了维护一种道德财富。而为了一种意义而战，使人坚毅果决。而1919年战争则相反，对现实一无所知，战争只为一种妄想服务，只为梦想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公正而和平的世界服务。只是出于妄想而不是知晓实情，使人幸福，所以当时那些牺牲品欢呼雀跃，飘飘然，醺醺然，向着屠宰场走去，脖子上套着花圈，头盔上缀着橡树叶，街上欢呼声震耳欲聋，灯火辉煌，犹如过节。

我自己没有被这突发的爱国主义的酩酊醉意击倒，并不是因为我头脑特别冷静，或者目光特别清晰，而是由于我迄今为止的生活形式。我在两天前还滞留在“敌人的国度”，可以确认，在比利时，广大民众和我们自己的国民一模一样，生性和平，浑然不觉。另外，我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生活的日子已经相当长久，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会突然去仇恨一个同样是我的世界、同样是我的祖国的地方。我多年来一直怀疑政治，恰好在最近几年，我和我的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在无数次的交谈中，谈论过爆发一场战争这样荒谬的事情，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打了预防针，对于爱国主义激情这样的传染病抱有怀疑，对于这种最初时刻的热病发作，我预先有所准备。我决心不让我对于欧洲必须统一的信念，被这种由笨拙的外交官和凶残的军火制造商激起的一场兄弟阋墙的斗争所震撼。

因此我的内心从最初的时刻开始，作为世界公民就思想稳定；艰难的是找到一个国家公民应有的态度。尽管我只有三十二岁，暂时还没有任何军事义务，因为我在一切军事体检中都被认为不合条件，我当时对此就欣喜异常。第一，免于应征入伍，免于因为愚蠢地参军服役而浪费一年时间；另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还去受训如何使用杀人工具，实在不合时代精神，简直是犯罪行为。一个具有我这样信念的人，真正的态度应该是在一场战争中宣布自己是个“凭良心的反对者”。这在奥地利（和在英国不同）将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要求此人的确具有殉道者的心灵坚定性。可是我的天性和这种英雄气概格格不入——我并不羞于公开承认我的这一缺点。碰到一切危险的处境，我的自然的态度总是退避；不仅在这一件事上，也许我不得不承认人家有理由怪我优柔寡断，几个世纪之前，人们对我尊敬的导师、鹿特丹的埃拉斯莫斯也多次这样责备。另一方面，在这样一种时候，我作为一个相对而言的年轻人，等候人家把我从暗处刨出来，扔到一个我不该去的地方去，这也难以忍受。所以我到处寻找一件我能有所贡献的差使，而不是进行什么煽动性的工作，我有一个朋友，一位在战争档案馆里的高级军官，让我在那里得到一个职位。我负责图书馆工作，我的外语知识使我在那个岗位上有些用处，或者对某些需要发表的通知在修辞上作些修改——我很愿意承认，这并不是什么光荣的差使，但我至少觉得比把刺刀扎进俄罗斯农民的五脏六腑之中，对我合适得多。可是对我而言，决定性的是，干完了这件不算太辛苦的工作之后，给我留下时间去做我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工作：为民众在未来相互理解做些工作。

比这种官方地位更难适应的是，我在我朋友圈子里的地位。我们的诗人很少接受过欧洲文化的教养，完全生活在德国的视野之中。他们认为强化民众的激情，用诗意的呼吁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论证所谓的战争的美，乃是最出色地尽了他们的本分。差不多所有的德国诗人，以豪普特曼和德默尔为首，都认为有责任像古日耳曼人时代那样，作为吟唱诗人，用诗歌和神秘的符号，鼓励开往前线的战士去慷慨赴死，血染沙场。大批的诗歌雨点般落下，打仗必打胜仗，危难何惧死难。作家们当然纷纷发誓赌咒，再也不愿和英国人有任何文化相同之处。不仅如此：他们一夜之间否认存在过英国文化、法国文化。所有这一切在德国本性、德国艺术和德国方式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毫无价值。学者们走得更远，哲学家们突然之间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智慧，只会把战争解释成一种“钢铁的沐浴”，可以维护各民族的力量，使之不致松弛萎缩。医生们也紧紧跟上，他们热情洋溢地赞美自己的义肢，简直叫人恨不得截掉一条腿，为了用一条这样奇妙的假腿来替换。一切宗教的神职人员也同样不甘落后，都参加到这大合唱之中。有时候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就仿佛听见一群疯子在大声喧哗。所有这些人不就是我们在一周前，一个月前，赞美其理性，其塑造能力，其人性态度的同一伙人吗？

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真诚的，大部分人年事过高或者身体不宜于去服兵役，却非常正派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辅助性的“贡献”，他们创造的作品，是对语言的贡献，也是对人民的贡献。他们要通过语言来为自己的人民服务，想让人民听到想要听到的东西：在这场战斗中，正义完全在他们的人民这一边，不正义在别人一边。德意志必将胜利，敌人将无耻地遭到失败。丝毫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完全背叛了诗人的真正的使命：充当人身上所有人性的维护者和捍卫者。当然有些人不久，在最初的兴高采烈的醉意消退后，便在舌头上尝到了他们自己说出的话所引发的那种恶心苦涩的味道。但是在最初那几个月里，谁嚷得最欢最狂，就最能听到他的声音，于是无论是在那边还是这边，他们都狂呼乱叫，合唱一片。

这样一种真诚而又荒唐的心醉神迷状况中最为典型、最令人震撼的例子，我认为就是恩斯特·利骚尔[14]。我很了解他。他撰写一些小型的简短生硬的诗歌，可又是一个你能想象得出的脾气最为温和的人。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访问我时，我得抿紧嘴唇，掩饰我的微笑。读了他那些表达得极为简朴生硬、德国式遒劲有力的诗句，我不由自主地把这位抒情诗人设想成一位身体苗条、骨骼强硬的年轻人，可是摇摇晃晃地走进房间的人，却胖得像只水桶。在他长着双下巴的大脸上布满了温和的笑容，是个心情舒畅的小胖子，极为热心，信心满满，结结巴巴好不容易说出话来，对诗歌极为痴迷，怎么阻拦也无法制止他一再引用和朗读他的诗句。尽管他说不出的滑稽可笑，你还是不得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热心肠，很讲义气，真心诚意，而且简直可说是着迷似的献身于他的艺术。

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德国人家庭，上的是柏林的弗里特里希-威廉文科中学，也许是我认识的一个最普鲁士、最为普鲁士同化的犹太人。他不会说其它外语，从未离开过德国，德国就是他的世界，越德意志的东西，越能使他热情高涨。约克[15]、路德和斯泰因[16]是他的英雄，德国的解放战争[17]是他最钟爱的题目，巴赫[18]是他音乐中的上帝，尽管他的手指又小又短，又肥又胖，可是巴赫的乐曲他演奏得很好。没有谁比利骚尔更熟悉德国的抒情诗，谁也不比他更钟情于德国语言，更对德国语言着迷，许多犹太人，他们的家庭日后才进入德国文化，利骚尔和他们一样，在德国比最虔信的德国人更虔信。

等到战争爆发，他就第一个急匆匆地跑到军营里去志愿参军。我可以想象，那些军曹和二等兵，看见这一大堆肉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来，会笑成什么样子。他们马上就把利骚尔赶走，利骚尔绝望已极；但是就和其他人一样，他至少也想用诗歌为德国效劳。对他而言，德国报纸上和德国军队报告所报导的一切，全是可靠已极的真实情况。他的祖国受人侵略，最邪恶的敌人就像威廉大街[19]所编排的，就是英国外交大臣，那个阴险奸诈的格雷爵士[20]。利骚尔就感到，英国是攻击德国的主要罪犯，也是爆发这场战争的主要罪人。利骚尔就在他的《仇恨英国之歌》这首诗里表达了这种仇英的思想。这首诗——手头没有这首诗——以生硬简练、给人印象深刻的诗句，把对英国的仇恨提高到不共戴天的程度，永不原谅英国的这一“罪行”。不久大家就看见，用仇恨做文章是多么容易。这可真是灾难（这位大腹便便、丧失理智的小犹太竟然预先成了希特勒的榜样）。他的这首诗简直像枚炸弹掉进了军火库。也许在德国还从来没有一首诗，像这首臭名昭著的《仇恨英国之歌》这样迅速流传，不胫而走，连《守卫莱茵》也没有传播得这样迅速。皇帝欣喜异常，向利骚尔颁发了红鹰勋章，各报转载这首诗，教师在学校里向学童们朗诵这首诗，军官们走到士兵的队列前面，向士兵一再吟诵这首诗，直到每个士兵都能背诵这首仇恨的祷词为止。但是这还不够，这首小诗，配上音乐成为合唱，在剧院演唱。在七千万德国人当中，不久，没有一个不能把《仇恨英国之歌》倒背如流。不久全世界都认识了这位诗人——当然不那么激情洋溢。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尔获得了一位诗人在这场战争中获得的最为火热的荣誉——当然，这种荣誉后来便像内苏斯衬衣[21]一样，贴在他身上，因为战争一结束，商人又想做生意，政治家们又真诚地致力于各国之间相互理解，人们便竭尽全力，否认利骚尔的这首诗歌，它要求人们永远与英国为敌。为了摆脱自己身上的罪责，他们就竭尽全力把这个可怜的“鼓吹仇恨”的利骚尔斥为这种荒谬的“仇恨歇斯底里”的罪魁祸首；而实际上，在1914年这种“仇恨歇斯底里”从上到下谁都有份。每个在1914年称赞他的人，在1919年都故意对他嗤之以鼻。报纸上不再刊载他的诗歌；他要是在同伴们当中出现，马上冷场，场面令人难堪。他可是一心一意全都献给了德国，结果遭到唾弃，被希特勒逐出德国国境，结果被人遗忘，郁郁而终。他是这一首诗歌的牺牲品，这首诗把他捧到九霄之上，然后把他打入地狱之中，把他击成齑粉。

他们大家其实都和利骚尔一样。我不否认，当时的这些诗人，这些教授，这些突然冒出来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大家的感觉是诚实的，他们以为自己的行动是诚实的。但是时隔不久，就可以认识到，他们这样赞美战争，鼓吹仇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灾难。交战各国的民众在1914年本来就已经情绪激昂，过度紧张，最最骇人听闻的谎言都会立即转化为真事，最荒谬的诬蔑也会被人信以为真。在德国，许多人都发誓赌咒，他们亲眼看见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有载满黄金的汽车从法国开往俄国；关于挖掉眼睛剁掉双手的童话，在每次战争发生之后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都会迅速流传，很快就充斥报纸。唉，传播这些谎言的那些浑然不觉的人们，谴责敌人的士兵作出这些可以想象得出的残暴行径的技巧，这些人和技巧同样也属于战争物质，就像军火和飞机一样，它们在每场战争中，也在开头几天就从仓库里取了出来。战争无法和理性和正义感协调起来。它需要一种精神激越的状况，需要对自己的事业拥有激情，对敌人怀着仇恨。

强烈的感情无法延长到无限的境界，无论对于每个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这样。这是人的天性使然，这一点军事组织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它需要一种人为的刺激，一种持续的激情如炽的麻醉状态。这样一种刺激人们精神的工作，不论良心安然，还是良心不安，不论真心诚意还是例行公事，需要知识分子去做，需要诗人、作家、新闻记者去做。他们敲响了仇恨的战鼓，使劲敲击，直敲得每一个心胸坦荡、无拘无束的人耳朵轰鸣，心脏颤栗。在德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在俄国，在比利时，他们大家几乎全都在为“战争宣传”，从而也为民众疯狂，为战争的民众仇恨服务，而不是和这一切进行斗争。

这样做的后果灾难深重。当时在和平年代，宣传还没被人滥用，民众尽管有成千上万种失望，还把报上印出来的消息当真。就这样，开战最初几天的那种纯洁、美好，勇于牺牲的高昂激情逐渐变成糟糕已极、愚蠢不堪的种种感情的疯狂发泄。大家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形大道[22]和弗里德里希大街[23]，“打倒”法国和英国，这要方便得多。商店招牌上的法文、英文字样必须消失，甚至连“圣女修道院”（zu den Englischen Fräulein）也必须改名，因为一般老百姓不知道，“Englisch”一字指的是“天使”，不是“英吉利撒克逊”。忠厚老实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敲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印章。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发誓赌咒（致函报纸），她们一辈子再也不说一句法文。莎士比亚被逐出德国舞台。莫扎特、瓦格纳被逐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教授宣称，但丁是个日耳曼人。法国教授宣称，贝多芬是个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地从敌对国家征收精神财富，犹如没收谷物和矿石。这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和平公民，每天在前线相互厮杀致死。这还不够，在后方还彼此辱骂诽谤在坟墓里无声无息地安卧了几百年的敌对国家的伟大死者。这种神经错乱变得越来越离奇，越来越荒谬。炉台边的厨娘，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镇，小学毕业后就没打开过地图，深信奥地利如果不拥有“桑特夏克”（波斯尼亚某地的一个小小边区）就活不下去。马车夫在大街上争吵不休，应该向法国要求多少战争赔款，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其实连十个亿究竟是多少都不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群人没有沾染上这种可怕的仇恨歇斯底里。祭台前的神父们，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月以前还把军国主义斥责为十恶不赦的罪行，此刻也许叫嚣战争比其他人更凶更狂，免得被人家按照威廉皇帝的说法，把他们看成“没有祖国的家伙”。这是糊里糊涂的一代人进行的战争，恰好是各国民众充沛的信仰，片面认为自己的事业无比正义，成为最为严重的危险。

在1914年这最初的几个星期，已经渐渐的不可能和任何人进行一次理性的谈话。性格最为平和、脾气最好的谦谦君子，被嗜血好斗的毒雾所迷惑，变得像醉汉一样。我的那些朋友，我一向认为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甚至是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夜之间变成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从爱国主义者又摇身一变成为贪得无厌的并吞主义者。每次谈话都用这样一种愚蠢的套话结束：“谁不会恨，就不会好好地爱。”或者表示粗鲁的怀疑。多年来从没和我发生过争吵的老同学，非常疾言厉色地责备我已经不再是奥地利人了，我应该跑到法国或者比利时去。是啊，他们甚至小心翼翼地暗示，其实应该把“这场战争是个罪行”这样一类的看法报告官厅，因为“失败主义者”——这个漂亮的词是在法国发明的——是对祖国最严重的背叛者。

这样只有一途：当别人狂热叫嚣之际，我只好缩回去，保持沉默。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即使在流亡地——这点我已深有体会——也不见得比“独自”在祖国日子更难过。在维也纳我已和我的旧友纷纷疏远，现在也不是另寻新交的时候。只和赖纳·玛利亚·里尔克，我有时还能进行一次彼此心领神会的谈话。我总算成功地要求让他也到我们这偏僻的战争档案馆来，因为像他这样神经分外纤弱的人，肮脏、臭味、喧嚣，都会使他浑身难受，直想呕吐。他这个人实在无法去当兵，根本不行。我一想起他身穿军装的模样，就忍不住要笑出来。有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个士兵颇为畏缩地站在门口，我再看一眼，大吃一惊：是里尔克——赖纳·玛利亚·里尔克穿着军装站在那里！他看上去手足无措，模样很叫人感动，领子太紧，一想到每见一名军官，就得把靴子碰响，立正敬礼，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他有个癖好，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十全十美，规章条例上的这些无足轻重的规定，他也要模范地执行，所以他一直处于惊慌失措的状态之中。他有一次轻声轻气地对我说：“从士官学校[24]起，我就讨厌这身军装。我原以为，我从此永远摆脱了它，可是现在还得再穿一次，我差不多都四十岁了！”幸亏有人帮忙，保护了他。不久，通过一次好心的体验，让他复员，他又一次到我房里来，向我告别。这一次他又身穿便服，我简直要说，他是给风吹进来的（他像平素一样，走得步履轻柔，毫无声息，真没法形容）。他要向我致谢，因为我通过罗曼·罗兰，拯救了他在巴黎遭到没收的藏书。他第一次显得不再年轻，仿佛老想可怕的事情，把他弄得筋疲力尽。“到国外去，”他说，“只要能到国外去就好了！战争永远是个监狱。”然后他就走了，我又变得独自一人。

几周以后，我决心避开这危险的群众精神变态，搬到一个乡间郊区去住，以便身在战争之中，开始我个人的战争：针对现实的群众激情，反抗对理性的背叛。

[1] 狄米特里·梅日科夫斯基（1865—1941），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2] 弗朗茨·费迪南（1863—1914），奥地利大公爵，1896年起为储君，1914年与皇太子妃遇刺于萨拉热窝。

[3] 鲁道夫皇太子（1858—1889），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和伊丽莎白皇后（即茜茜公主）之子。

[4] 卡尔大公爵（1887—1922），奥地利新皇太子，登基后为末代皇帝卡尔四世。

[5] 莎菲·却德克伯爵小姐（1868—1914），后来成为奥地利皇太子妃，是位波希米亚的伯爵小姐，门第不够高贵。

[6] 伊丽莎白皇后，即茜茜公主（1837—1898），原为巴伐利亚公爵小姐，1854年与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结婚成为奥地利皇后，1867年后又成为匈牙利王后，后在日内瓦为暴徒刺死。

[7] 皇太子，即鲁道尔夫。

[8] 唐塔卢斯，古希腊神话中人物。他冒犯诸神，受到惩罚，罚他家族五代以上内部互相谋杀。

[9] 费迪南·克罗默林克（1886—1970），比利时法语戏剧家。

[10] 詹姆斯·恩索尔（1860—1949），比利时画家。

[11] 阿巴贡为莫里哀的喜剧《悭吝人》的主人公。

[12] 埃杜阿尔·达拉第（1884—1970），法国政治家，几次担任总理。

[13] 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意大利独裁者，法西斯主义的创立者。

[14] 恩斯特·利骚尔（1882—1937），德国诗人，极端爱国主义者。

[15] 汉斯·大卫·约克·封·华尔腾堡（1805—1865），德国政治家。

[16] 亨利希·封·斯泰因（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改革家。

[17] 德国的解放战争，1813年德意志各国奋起反抗拿破仑的异族统治，成立联军，在莱比锡打败拿破仑。

[18]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德国音乐之父。

[19] 威廉大街，当时德国外交部就在柏林的这条街上。

[20] 埃德瓦尔德·格雷爵士（1862—1933），英国政治家。

[21] 希腊神话中，内苏斯是个半人半马的怪兽，穿上浸透了内苏斯鲜血的衬衣会使人中毒而死。

[22] 环形大道，维也纳的主要街道。

[23] 弗里特里希大街，柏林的主要街道。

[24] 里尔克曾在士官学校学习。

十 为精神上的亲密友谊而奋斗

但是离群索居，隐遁独处，无济于事。四周的气氛令人压抑。正因为如此，我意识到，在敌人破口大骂、疯狂攻击之时，仅仅消极避世、不同流合污还远远不够。话说到底，你是作家，你能说话，就有义务说出你的信念，只要这在书报检查的时代能办到就行。我便试着这样去做。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致外国友人》。和别人那些大肆宣扬仇恨的文字截然相反，我直言不讳地表明我的态度，忠于我在外国的一切朋友。尽管现在不可能有所联系，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和他们一起共同建造一种欧洲文化。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最优秀的一家德国报纸，使我深感意外的是，《柏林日报》毫不迟疑地就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未作任何删改。只有这一句话——“无论轮到谁获胜”——成为书报检查的牺牲品，因为德国要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即使对此抱有最微不足道的怀疑，在当时也都不能允许。但是就算删除这点保留意见，这篇文章依然招来了超级爱国主义者愤怒已极的来信。他们不能理解，在这样一种时刻，怎么还有人会和这些卑鄙下流的敌人有共同之处。这些信件并不怎么使我气恼。我这一生从未打算说服别人相信我的信念。说出我的信念，而且是能够明确表达我的信念，这就足矣。

两周之后，我差点已把那篇文章忘得干干净净，突然收到一封信，贴着瑞士邮票，盖上书报检查官的戳子。我从那熟悉的字迹，认出这是罗曼·罗兰的手笔。他想必读过了我的那篇文章，因为他写道：“不，我永远不会离弃我的朋友。”我立刻就明白，这短短几行文字是想尝试着确认一下，在战争期间是否可能和一位奥地利朋友建立联系。我立刻给他回信，从此我们开始经常通信。这种通信延续了二十五年以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残暴——把各国之间的联系彻底切断为止。

这封信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幸运时刻之一：它像一只白鸽从肆意咆哮、无情践踏、疯狂喧闹的兽性灰烬中飘然飞起。我不再感到孤立无援，而是终于又和志同道合者结合起来。罗兰强大优越的心灵力量，使我自己也变得更加强劲有力。因为我知道，越过边界，罗兰多么奇妙地维护着他的人性。他找到了诗人们在这种时代个人能够采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绝不参加破坏、谋杀，而是——依照瓦尔特·惠特曼的极了不起的榜样，他在南北战争期间充当了卫生员——在救助和人性的事业中工作。罗兰在瑞士生活，由于健康状况欠佳，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战争爆发时，他在日内瓦，立刻就参加红十字会的工作。在那些拥挤不堪的房间里他没日没夜地在这项奇妙已极的工作中服务。我后来在《欧洲的良心》一文中向这项工作公开致谢。在战争最初几个礼拜血腥杀戮般的那些战役结束之后，亲人之间一切联系全都中断。在所有的国家，家人不知他们的儿子、兄弟、父亲是否阵亡，还是只是失踪或者被俘。他们也不知道，该找谁去打听。因为从“敌人”那里是无法指望会得到任何消息的。于是“红十字会”就承担起这一任务。在弥漫着恐怖、充斥着残忍的世上，至少让人们免遭这样阴森可怖的痛苦：不至于因为亲爱的人儿命运未卜而备受煎熬。红十字会从敌对国家中把被俘人员的通信带回故乡。这样一个才筹办了几十年的组织，当然对于通信达到这样的规模，信件竟达几百万封之多，没有思想准备；志愿协助人员的数量与日俱增，时时增加。因为苦苦等待每一个小时，对于被俘人员家人而言，直如永恒。1914年12月，每天像潮水般涌来的信件已达三万封之多。最后在日内瓦面积狭小的市议会博物馆里，已经挤满了一千二百人来处理和答复每天的邮件。诗人当中最富人性的一位，不去自私自利地从事自己的写作，而是和他们一起工作，此人就是罗曼·罗兰。

但是罗曼·罗兰也没有忘记他另一项本分，艺术家的本分，直言不讳地说出他自己的信念。哪怕遭到他本国的阻挠，甚至激起整个交战国家双方的愤怒也在所不惜。早在1914年秋天，大多数作家怀着仇恨竞相怒吼，彼此恶言相向，大声狂骂，罗曼·罗兰却写出了《超越混战之上》那篇值得纪念的声明。在这篇文章里，他批判了各民族之间的精神上的仇恨，要求艺术家即使在战争期间也要坚持正义和人道——这篇文章比那个时代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更加激起人们的争论，一批人反对，另一批人赞同。

因为文字在当时还有力量，这一点有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之有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文学语言还没有被有组织的谎言，还没有被“宣传”作践致死。人们还谛听写出来的话语，还期待着它们。1939年时，诗人的任何表述，不论好坏都产生不了丝毫效果，直到今天，没有一本书，一本小册子，没有一篇文章，一首诗能触动大众的内心，或者影响人们的思维。而在1914年，一首十四行长的诗歌，像利骚尔的那首《仇恨之歌》和那“九十三名德国知识分子”发表的愚不可及的宣言、罗曼·罗兰的那篇八页长的文章《超越混战之上》、巴比塞[1]的一部长篇小说《火线》都会成为一个文化事件。世界的道德良心，在当时还不像今天这样疲弱无力，精血耗尽，那时对于每一句显而易见的谎言都会猛烈作出反应，对于每一种破坏国际公法和人性的暴行，都会挟着存在几百年的坚定信念的全部力量予以反击。自从希特勒把谎言变成千真万确的事情，把反人道的暴行提升为法律，像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这样违反国际公法的暴行，在今天几乎不曾受到严厉指责，若在当年，1914年时期，还会激动全世界，从一头到另一头。枪杀护士凯卫尔[2]的事件，“路西塔尼亚号”轮船[3]为鱼雷击沉事件，由于激起众怒，招致全世界的道德谴责，对于德国而言，其后果灾难深重，甚于打了一次败仗。那时候，对于诗人，对于法国作家而言，还并非没有指望发表自己的意见，耳朵和心灵还没有被无线电一刻不停的胡说八道的声浪所充斥；相反，一位大诗人本能地表态，比政治家们发表的一切官方讲演产生的效果要大上一千倍。因为大家知道，政治家们考虑策略、政治，讲话都得适应当时的需要，充其量也只不过说了一半真话。那一代人——日后大失所望的那一代人——还把诗人视为最佳公民，思想纯正，本着对诗人的信任，他们也就表现出无限的、近乎宗教信仰的信念。军事部门和官厅深知诗人的权威，就设法把一切拥有道德和精神威望的人们都罗致到他们煽动舆论的机构中去：这些人得解释，得证明，得证实，得保证，所有的错误、所有的邪恶全都堆积在别人那边，而所有的正义、所有的真理都归于自己的民族。罗曼·罗兰不吃他们这一套。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在于把那充满仇恨、被一切煽动挑唆的手段弄得火气冲天的气氛再行升温，而是相反，把这气氛予以净化。

谁若今天重读这篇八页长的文章《超越混战之上》，大概已经无法理解它那强大无比的作用；如果头脑冷静、思维清晰地阅读罗兰在文中提出的一切要求，全是极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这些话是在一个群众性精神疯狂的时代说出的。这种疯狂在今天已经无法复制。这篇文章发表时，法国的超级爱国主义者惊叫起来，仿佛他们不经意地把一块炽热燃烧的铁块握在手里似的。一夜之间，罗兰就遭到他最老的朋友们的摒弃，书商们不敢再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陈列在橱窗里。需要用仇恨来激励士气的军事当局已经考虑采取措施来对付罗兰，一份份小册子相继发表，论据是：“战争期间表示人道，乃是伤害祖国。”但是狂呼乱叫每次都证明这一重击正中要害。讨论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态度已经无法阻止。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向每个人都提了出来。

我回忆这段往事时，最感遗憾的是，罗兰那几年给我的信，已无法得到。它们可能毁于这场新的洪水泛滥时期，或者中途丢失，这样的想法压在我的心头，犹如一桩责任未尽。因为尽管我深爱他的作品，我还是认为，他那伟大的良心和他激情的理智曾经释放出来的东西，日后将被人称作最为美丽最富人性的成果。发自一个充满同情的灵魂，挟着无奈的愤怒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向国境之外的一个朋友，也就是一个官方认定的“敌人”写的信件和文章，也许会成为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道德上的文献。在这个时代，理解要求人们拿出极大的力量，忠于自己的信念。单单这一点，就要求人们拥有了不起的勇气。从我们这友谊的通信，提炼出一个积极的建议：罗兰动议，我们得设法把各国知识界最重要的人物邀请到瑞士去参加一次会议，达到共同一致、更有尊严的态度，也许甚至还能更进一步本着互相理解的精神，团结一致，向全世界共同发出呼吁。罗曼·罗兰自己愿意从瑞士出发，向法国和外国的知识界人士发出参加此会的邀请。我的任务则是从奥地利出发，探询一下我国和德国的诗人和学者，只要他们还没有自己作出公开表示仇恨的宣传，败坏自己的名声。我立刻动手采取行动。当时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德国诗人乃是盖哈特·豪普特曼。为了让他便于表态，表示赞同或者反对，我不想亲自出面直接找他，于是我写信给我们共同的朋友瓦尔特·拉特瑙，请他私下里询问一下豪普特曼。拉特瑙表示拒绝，认为现在不是遵守精神上和平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豪普特曼这件事，我一直都不知道。其实这样一来，我的这一尝试就已失败。因为托马斯·曼[4]当时已经站在另一个营垒里，在他刚写的一篇关于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文章里，采取的是德国的权利立场。里尔克，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他照例不会参加任何公开的共同的行动。德默尔，从前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写信时却怀着幼稚的爱国主义的自豪感，签上“德默尔中尉”字样。关于霍夫曼斯塔尔和雅可普·瓦色曼，和他们的私人谈话让我明白，不能指望他们。所以在德国方面，没有多大希望；而罗兰在法国的进展也并不见得更妙。1914年、1915年还为时过早，战争对于后方的民众而言还过于遥远。我们是孤立的。

孤立，但并非完全孤立。通过我们的通信，我们还是有所收获。我们看到第一批十几个人，可以真诚地指望他们。他们在中立国或者交战国，和我们想法相同；我们可以互相介绍这边或者那边出的书籍、文章、小册子，某一个结晶点已经得到保证，新的因素会附着上去。由于时间的压力日益沉重，附着上去的新的因素会越来越多，令人感到自己并非完全置身于真空之中。这种感觉鼓舞我，不断撰文，为了通过答复和作出反应，把那些和我们有同感的分散的隐蔽的人们显露出来。我总算还有德国和奥地利的各家大报可供支配，这样我就有一个重要的发生作用的圈子。我不用担心官厅在原则上进行阻拦，因为我从不干预现实的政治。在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人们对于一切与文学有关的东西怀有的尊敬还非常强烈。我现在浏览一下我当年成功地偷运给最为广泛的读者大众的那些文章，我不能不对奥地利军事部门的官员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表示尊敬。我竟然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斗正酣之际，对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贝尔塔·封·苏特纳热情洋溢地称颂一番；她把战争斥为罪行中的罪行。我还在一份奥地利的报纸上，详细报导巴比塞的长篇小说《火线》。当然我们要使用某些技巧，才能在一场战争期间把我们这些不合时宜的观点介绍给广大的读者圈子。为了描写战争的恐怖和后方民众的冷漠，在奥地利当然有必要把一个“法国”步兵的苦难，在一篇介绍《火线》的文章里显突出来，但是从奥地利前线传来的几百封信件让我看到，我们的士兵多么清晰地看出了他们自己的命运。要不，我们就选择似乎是互相攻击的手段，来说出我们坚定的信念。于是我的一位法国朋友便在《法兰西信使报》上针对我的文章《致我在敌国的朋友们》，和我论战。他假装和我论战，把我的这篇文章，连最后一个字都译成法文印出来，便成功地把这篇文章偷运到了法国，每个人都可以在法国读到此文（而这正是目的所在）。就用这种方法把闪光信号在两国之间传来传去，这些信号仅仅是记忆片断而已。后来有个小小的插曲向我表明，这些信号如何为指定的人群所理解。当意大利在1915年5月向它从前的盟友奥地利宣战，我们这边立刻有股仇恨的浪潮腾空而起。意大利的一切都遭到痛骂。恰好意大利复国[5]时期一位年轻的、名叫卡尔·波哀里阿的意大利人的回忆录在这时出版。他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他对歌德的访问。我刻意写了一篇文章《一位意大利人造访歌德》，以便在切齿痛恨的怒吼狂叫声中说明，意大利人和我们的文化历来关系极为良好。因为这本书的引言是贝内德托·克罗齐[6]所写，我便利用这一契机，写了几句话，献给克罗齐，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这个时候在奥地利根本不允许对敌对国家的任何诗人或者学者表示赞许，而我却对一个意大利文人表示赞赏，这不言而喻意味着明确的示威，这一点也为国境之外的人们所理解。克罗齐当时在意大利当部长[7]，后来有一次对我说，部里有个职员，自己看不懂德文，慌慌张张地告诉他，在敌方的主要报纸上有文章攻击他（这个职员心想敌人提到克罗齐，势必带有敌意）。克罗齐让他把《新自由报》找来，起先颇为惊讶，继而觉得非常逗乐，报上非但没攻击他，反而向他表示敬意。

我丝毫也没过分夸大这些孤立的小插曲的意思，这些事情对于事件的进程，不言而喻没有起到一点点作用。但是它们帮助了我们自己和有些无名的读者。它们缓解了二十世纪一个有真正人性感知的人所处的阴森可怕的孤立状态，心灵的绝望境地——二十五年之后，人们在今天面对超强的力量，又处于同样的无力无奈的境地，我担心的，还更甚于此。我早在当时就充分意识到，我用这种小小的抗议和微不足道的计谋，并不能摆脱压在我身上的真正重负。慢慢地，在我心里酝酿出创作一部作品的计划，在这部作品里我不仅想说出我个别的看法，还能显示我对时代和民众、对灾难和战争的整体态度。

要想在一部文学作品里表现战争，其实我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点：我并没有亲眼看见过战争。我现在差不多有一年之久像抛锚似的枯坐在这间办公室里，而在看不见的远方，战争的“真正的”、确实的、可怕的行径正在进行。我有若干次亲上前线的机会，几家大报三番两次请我担任它们的驻军通讯员。但是无论用什么方式描写战争，都只能本着积极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来进行描述。而我曾经发誓——这一誓言，我在1940年也依然信守——绝不去写一句话来肯定战争，或者贬低另外一个民族。这时突然出现一个机会，1915年春，奥地利和德国联军在塔尔诺夫（Tarnow）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突破了俄军阵线，在一次全力冲锋之后征服了加利西亚（Galizien）和波兰。战争档案馆要为它的图书馆收集在奥地利占领区所有的俄国宣言和公告的原文，趁它们还没撕下来或者以其它方法毁掉。碰巧上校知道我有收藏家的技巧，便问我是否愿意去办理此事。不言而喻，我立即抓住这一机会，于是他们就给了我一张到处通行无阻的通行证。我用不着依附于任何官厅或者任何上级军官，可以乘坐任何军事列车或者自由行动，无论我到哪儿去都行，于是引发了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突发事件：我其实并非军官，只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上士。我身穿一身军装，并没有特别的徽章。我拿出我那神秘莫测的文件，就引起人们特别的敬意。因为前线的军官和官员估计，我大概是一个乔装打扮的参谋总部的军官，要不然就是身负一桩神秘兮兮的使命。我也避免踏进军官餐厅，只在饭店里用餐投宿，这样我也就赢得了一个好处，置身于庞大的军事机关之外，可以没有任何“向导”，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我身负的使命，收集俄军的文告，并未成为我的巨大负担。每当我到达加利西亚的一座城市，来到塔尔诺夫，来到德洛霍比茨，来到伦贝尔格，火车站上总站着几个犹太人，所谓的“小商贩”，其职业是，你想要什么，他们就给你去办什么。我只消给这些万能商贩当中的一个说，我想要俄国占领区的公告和布告，这个商贩就像黄鼠狼似的一溜烟地跑了开去，通过神秘莫测的途径，把这项任务转告他手下的几个小帮手。三小时后，我一步也没迈，就把这些资料完整无缺地收齐了。由于这一堪称模范的组织，我有很多时间去四下观看。我看见了不少东西，我尤其看见了平民百姓的极端苦难的处境，看见他们所经历的恐怖，犹如一片阴影笼罩在他们眼里。我看见了犹太人聚居区的居民经受的意想不到的苦难。他们八个人、十二个人一间，住在底层或者地下的房间里。我第一次看见了“敌人”。在塔尔诺夫我碰见了第一批运来的俄国被俘士兵，他们圈在很大的一块四四方方的地面上，抽着烟，聊着天，由二三十个上了年纪、胡子拉碴的蒂罗尔战时后备军的士兵们看守着。这些士兵也同样衣衫褴褛，军容不整，和那些战俘不相上下，和我们在家里从画报上看到的那些英俊潇洒、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穿光鲜军装的士兵大相径庭。但是这些看守的士兵丝毫没有凶相毕露，或者摆出严酷无情的神气。战俘们并未像一般情况下那样想要逃走的样子。奥地利的这些战时后备军的士兵也丝毫没有严加看守的愿望。他们和战俘们像伙伴一样地坐在一起，正因为他们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因此双方都感到特别有趣。他们互相交换纸烟，相视而笑。有个蒂罗尔后备军的士兵从一只很旧很脏的钱包里取出他妻子和他孩子的照片，给他的这些“敌人”观赏，这些“敌人”挨个观看这些照片，表示赞赏，伸出手指，问这个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我不由自主地感到，这些原始的纯朴的人们，比我们的大学教授和诗人对战争的感受要正确得多，他们感到战争就是灾难，如今大难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对此毫无过错，每一个陷入这场灾难的人都是兄弟。这个认识给我欣慰，一路上始终陪伴着我，走过遭到炮击的城市，遭到掠夺的店铺，店里的家具扔到马路上，狼藉遍地，犹如断肢残臂，五脏六腑。作战地区之间是耕作得很好的田地，这也使我萌生希望，几年之后所有这些破坏又都会荡然无存。当然我那时还难以衡量，人们对战争恐怖的回忆会迅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就像战争的痕迹会迅速地在地面上消失一样。

最初几天，我还没有碰到战争真正的恐怖。战争真正的面貌，远远超过我最厉害的担忧。几乎没有任何按时运行的客车。我有一次就乘坐敞篷的炮兵运炮的列车，坐在拖动大炮的双轮车上，又有一次乘坐运牲口的列车，臭气熏天，大家累得要死，就横七竖八地躺下睡觉给运到屠宰场去，也都成了挨宰的牲口。但是最可怕的是伤兵车，有两三次我不得不乘坐这种车子。唉，这些运送伤员的车子和战争初期画报上登载的那些照得灯火通明、刷得雪白、洗涤得干干净净的救护列车真是千差万别。在那种列车里，大公爵夫人们和维也纳上流社会高贵的太太们充当护士，让人拍照，刊登出来。而我看到的是些普通的运送伤员的列车，没有正式的窗户，只有一个狭小的通风的天窗。车内全靠烟熏发黑的油灯照亮。我看了不禁毛骨悚然。一台台原始的担架，挨在一起，全都躺满了不断呻吟、浑身冒汗、脸色灰白的伤员。他们在弥漫着粪尿臭味和碘酒药味的浓重空气里痰喘着、呼吸着。卫生兵累得一塌糊涂，摇摇晃晃地来来回回，根本不是在走路。画报照片上的那些白得耀眼的床单早已不见踪影，躺在稻草上或者硬邦邦的担架上的伤员，身上盖的全是血迹斑斑的毛毯。在每一节这样的车厢里总有两三个死人，躺在这些身在弥留之中、不断呻吟的伤员中间。我和医生谈话，他向我承认：他其实只是匈牙利一座小城市里的牙科医生，不动外科手术已经多年。他绝望透顶。他对我说，早在七站路以前，他就事先发出电报，要求提供吗啡。但是所有的物资都已耗尽，到布达佩斯医院还有二十小时，已经没有药棉，没有干净的绷带。大夫请我帮忙，因为他的助手们都已累得动弹不得。我设法帮忙，我笨手笨脚，至少每到一站，我都能跑出去帮忙拎几桶水来。水脏兮兮的，并不干净，其实是给火车头用的，现在却成了清凉饮料，至少可以用来洗洗涮涮，把不停地滴到地板上的鲜血擦掉。另外，这些士兵来自各式各样的民族，如今都扔进这口滚滚向前的棺材里，语言混杂，就像当年修建巴比塔[8]时那样，谁也听不懂别人的语言。无论是医生还是看护人员，谁也不懂奥地利境内的乌克兰人的语言和克罗地亚语言；唯一能够多少帮上点忙的是位一头白发的老神父，就像医生因为没有吗啡而绝望一样，这位老神父也深受震撼地抱怨，他没法完成神圣的职责，给临终的伤员施行涂油礼，因为他没有油了。他整整一辈子给临终的人行涂油礼的人数，还没有这最近一个月的人数多。我听他用愤怒的声音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六十七岁了，见过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人类有可能犯下这样一种罪行。”

我乘坐着回家的那列伤兵车，在拂晓时分到达布达佩斯。我立刻走进一家饭店，首先想好好睡上一觉；我在那列火车里唯一的座位乃是我的箱子。我一直睡到十一点左右，和睡觉之前一样疲劳至极。我迅速穿上衣服去吃早餐。可是刚走几步，我就不得不揉揉眼睛，我不断地感到我是否在做梦。天气晴朗，阳光明媚。

早上还是春天，中午已是盛夏。布达佩斯从来没有这样美妙宜人，无忧无虑。身穿白色衣裙的女人和军官们手挽着手漫步街头。我突然觉得这些军官来自另外一个部队，和我昨天、前天才看见的那些躺在伤兵车里的军人迥乎不同。我衣服上、嘴巴里、鼻子里还残留着昨天运送伤员的车上散发出来的碘仿的味道。我看见这些军官在购买紫罗兰花束，潇洒殷勤地献给女士们。漂亮的汽车载着胡子刮得精光、衣着打扮无懈可击的男士们满大街地往来驰骋。而这一切距离前线不过八九小时快车的行程！可是我们有权利控告这些人吗？难道他们活着，试图乐享他们的人生，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吗？也许恰好是因为感觉到，一切都受到威胁，所以能够抓到什么就抓什么，几件好衣服啦，最后几小时好时光啦！正因为大家看到，人是多么脆弱，容易遭到破坏，一小颗铅弹，就能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把人的生命连同它的一切回忆、一切认识和狂喜极乐击成齑粉。于是人们懂得，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几千人挤在波光粼粼的河畔观看太阳，充分感受自我，自己的鲜血、自己的生命，也许还感到力量增强。起先使我大吃一惊的事情，我几乎都已经释然，不再生气。可是不幸的是，那个殷勤的侍者给我送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打开来看了一眼，这下子我才感到一阵恶心，火冒三丈。报上尽登着胡言乱语，侈谈什么不屈不挠的胜利意志，我们自己的军队损失甚微，敌人损失惨重。战争的谎言向我迎面扑来，赤裸裸的弥天大谎，恬不知耻！不，不是这些散步的男女，真正的罪人是那些用自己的语言驱使人们去打仗的家伙。但是我们如果不用我们的语言来反驳他们，我们也有罪。

这下我才找到了我真正的动力：必须坚决反对战争！我心里已有素材，只是我的本能还缺少最后的形象的确认，所以没有动笔。我已认清了我需要抗击的敌人——那就是虚假的英雄气概，宁可先把别人推到前面去受苦，去送死，那就是没有良心的先知们廉价的乐观主义。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先知，他们肆无忌惮地预言胜利，延长杀戮，在他们身后是他们雇佣来的合唱队，就像弗朗茨·维尔弗在他优美的诗歌中批判的那些“用语言美化战争的家伙”。谁若表示有所顾虑，就破坏了他们爱国主义的买卖，谁若发出警告，他们就嘲笑此人是个悲观主义者。他们自己在战争中没有受苦受罪，可是谁若反对战争，他们就把他打成叛徒。任何时候，永远是这么一帮歹徒，他们把谨慎的人斥为胆小鬼，把富有人性的人斥为软蛋。他们轻率地找来灾难，可是等到灾难临头，他们自己却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永远是这一帮歹徒，嘲笑特洛伊城里的卡桑德拉，耶路撒冷的耶利米[9]。我从来也没有像在这些如此相似的时刻里这样理解这些人物的悲剧和伟大。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胜利”，我只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获得了胜利，也无法为这些牺牲进行辩护。可是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作出这种警告的，依然是我独自一人。在打响第一枪以前的嘈杂不堪的胜利叫嚣，在打第一仗以前就瓜分战利品的行为，常常使我怀疑，在所有这些聪明人当中，究竟是我自己疯了，还是说在众人皆醉时，就我一人独自可怕地保持清醒呢？“失败主义者”这个字发明出来，是为了把失败的罪过转嫁到那些为民族间彼此理解而努力的人身上，因此对我而言， 把“失败主义者”自己的悲剧处境用戏剧形式加以描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选择了耶利米这个人物形象、这个徒劳无功的警告者作为象征。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撰写一部“和平主义”的戏剧，把尽人皆知的道理化为语言和韵文，侈谈和平比战争更好，而是为了描述那个在群情激昂的时候被人耻笑为软弱无力之辈、胆怯懦弱之徒的人，在失败之时，往往证明是唯一不仅能够承受失败，甚至能够控制失败的人。从我撰写的第一部剧作《特西特斯》起，我脑子里再三思索着被战胜者的精神优越感的问题——我一直想要让人看到，任何形式的权力在一个人身上都会产生使人心肠变硬的作用，每次胜利都会在各个民族身上产生精神上的僵化状态，只有用那刺激人心、刺痛灵魂的可怕的失败的力量，来对抗这种精神上的僵化状态。战争正酣，其他人正冒冒失失地提前高奏凯歌，互相证明自己万无一失地取得了胜利，我却投身到灾难的最深层的深渊之中，寻找自拔上升之路。

可是当我选择一个《圣经》中的主题时，我却无意识地触及了至今藏在我心里从未动用过的东西，朦胧地建立在我血液里或者传统中的和犹太人的命运共同之处。难道不是我的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其他各个民族战胜，可是多亏有种神秘的力量，通过自己的意志，我们民族转败为胜，一而再地熬过了失败？难道我们的先知，不是事先就知道，这样永远被人驱赶，被人追逐，直到今天还把我们像秕糠似的扔在街上，这些先知不是肯定了这种屈从于暴力之下，甚至祝福它是通向上帝的一条道路？难道考验不是对所有的人和个别的人都永远是个收获？——在我写这出剧本的时候，我很幸运地感觉到这点。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这是第一本我自己也认可的作品。我今天知道：倘若没有我当时在战争期间自己感受到的一切，自己预先感受到的一切，我将和战前一样，是个“惬意地打动人”的作家，就像人家在音乐上说的那样，但永远也不是一个能感动人、吸引人，一直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作家。现在我才第一次感到，我既是在吐露我的肺腑，也同时在说出时代的心声。我在设法帮助别人的时候，在当时也帮助了我自己：帮我写出了我自己最有个人特色、最有私人性质的作品，和我的《埃拉斯莫斯》一样。1934年，在希特勒统治的日子里，我在《埃拉斯莫斯》一书中也奋力挣脱了一个类似的危机。从我开始试图表现当代的悲剧之时起，我也就不再这样严重地承受这种悲剧之苦。

我一刻也没想过，我这部作品会获得明显的成功。剧中涉及这么多问题，先知的、和平主义的、犹太人的问题，最后几个场景，像首赞美诗似的升起，汇成一曲对失败者命运的颂歌，这部作品远远超过一部正常剧本的篇幅，如要上演，非得花上两三个晚上不可。再说，这样一部预示失败，甚至赞美失败的剧本，怎么可能搬上德国的舞台。在德国，每天都在大声鼓噪：“不是胜利，就是沉沦！”要是这本书能够出版，我就得称之为奇迹了，可是即使再糟不过，这本书未能出版，它至少帮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我在剧中的对话里说出了我在和我周围的人们交谈时不得不讳莫如深的话语。我抛掉了压在我灵魂之上的重负，回归到我自己，就在我心里的一切对这个时代表示“否定”的时候，我却找到了对我自己的“肯定”。

[1] 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一战中反军国主义，反对战争。

[2] 爱迪特·路易莎·凯卫尔（1865—1915），英国护士。“一战”期间，德国占领比利时，她帮助协约国的士兵逃离比利时，被德军枪杀，在英国被当作烈士和英雄受到尊敬。

[3] “路西塔尼亚号”为英国轮船，为当时世上最大的船只，航行于英美之间。1915年被德国潜艇击沉，1200人死于非命。

[4]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5] 意大利复国运动，1814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后，意大利人民努力争取统一意大利。这一运动蓬勃发展，到1870年终于成功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意大利王国。许多著名人士均参加这一运动，如加里波第等。

[6] 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

[7] 原编者注：茨威格记忆有误，克罗齐到1920至1921年才担任部长。

[8] 《圣经·创世记》里记载，初民为了直达天庭，竟忘乎所以修建高塔，即巴比塔。上帝震怒，使他们各自所说的语言各不相同。由于无法交流，高塔便未能继续建造。

[9] 耶利米，《圣经》中犹太人的先知，因预言犹太人必败而受到攻击。茨威格以此写作反战剧本《耶利米》。

十一 在欧洲心脏

1917年复活节，我的悲剧《耶利米》作为单行本出版，我经历了一大惊喜。我是内心怀着对时代最激烈的反抗情绪写出这出悲剧的，因此我也有思想准备，必然会遭到外界激烈的反对。可是事实正好相反，这本书立刻就销售了两万册。这对于一个剧本而言，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数字。不仅像罗曼·罗兰这样的朋友们，便是那些先前几乎是站在另外一边的人们，例如拉特瑙和理查·德默尔，也公开赞赏这部剧作。我并没有把此剧送交各剧院的经理，他们却已经主动写信给我，请求我把此剧在和平时期的首演权留给他们——战争期间在德国上演此剧是无法想象的——即便是好战的反对派也表现得客客气气，充满敬意。我什么都想到了，唯独这点没有想到。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别无其它，就是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半：时间十分残忍地使人们冷静下来。在战场上采用了可怕的放血疗法之后，热度开始渐渐消退。人们不像战争爆发时那几个月兴高采烈，而是比较冷静，比较严峻地凝视着战争。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开始土崩瓦解。因为哲学家们和诗人们情绪高昂地宣称为伟大的“道德净化”的活动，已经丝毫也感觉不到。整个民族出现了深刻的分裂。全国似乎一下子分裂成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前面是士兵的世界，他们浴血奋战，经历了极端可怕的物质匮乏。后面是留在后方的那些人的世界，他们无忧无虑地照旧生活，照样上剧院看戏，从别人的苦难里还有利可图。前方和后方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互相对立的两个阵营。任人唯亲的恶劣风气以各种面貌在各个部门猖狂蔓延。大家都知道，使用金钱或者良好关系可以得到收益甚丰的供应，而打得肢体不全的农民或者工人却一而再地被赶到战壕中去。因此每个人只要有一点可能，都设法无所顾忌地自我救助。由于无耻的中间买卖，必须的日常消费品都变得日益昂贵，食品日益匮乏。民众的苦难犹如灰色的泥沼，在此之上摇曳着鬼火似的蓝色幽光，是发战争财的家伙所过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民众渐渐地开始产生强烈的怀疑——怀疑日益贬值的货币，怀疑将军、军官和外交官们，怀疑国家和参谋总部发布的每一份公告，怀疑报纸和报上的消息，怀疑战争自身和战争的必要性。因此我的这个剧本获得这样意外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它文学上的成就，我只不过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出的话：对战争的仇恨，对胜利的怀疑。

当然在舞台上用生动的语言表达出这样一种情绪，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游行示威。所以我必须放弃成为战争时期第一部得到上演的反战剧本的希望。这时我突然收到苏黎世市立剧院经理的一封信，他想立即上演我的悲剧《耶利米》，并邀请我参加此剧的首演。我完全忘记——在这第二次战争时期也一样——在这世界上还有一小块土地，但是非常珍贵的一块德语的土地，承蒙上天恩赐，得以存在于不远处，一个民主的国家，那里还有言论自由，思想还未遭蒙蔽。我当然立即表示同意。

当然我的同意起先只能是一种原则上的赞同，因为我还首先需要获准离职去国一段时间。幸运的是，在所有这些交战国里都设立了一个文化宣传部，在这第二次战争中根本就没有设立这样一个部。在显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精神氛围的区别时，人们一再被迫指出，“一战”时，这些国家，领袖、皇帝、国王们都是在人道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潜意识中还为进行战争感到羞耻，人家指责这些国家是“军国主义者”，一个个国家都对这种指责加以驳斥，认为这是卑鄙的“污蔑”，每个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证明，解释，摆出样子，表示自己是个“文化民族”。1914年全世界还把文化置于暴力之上，并且把“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存空间”这样的口号斥为“不道德的”，予以摒弃。各国还争相以得到世界承认的精神成就，来博得赞美。因此，一切中立国家里便充斥着艺术表演。德国派出它的交响乐团，在世界闻名的指挥家的率领下前往瑞士、荷兰和瑞典。维也纳则派出它的爱乐交响乐团；甚至诗人、作家和学者也都派出国去——并不是为了赞美赫赫战功或者炫耀兼并主义的倾向，而仅仅是用他们的作品证明，德国人并非“野蛮人”，并非只制造火焰喷射器和优质毒气，也会生产绝对的对欧洲有用的价值。我必须一再强调，在1914至1918年期间，世界的良心还依然是人们争相追求的势力，在战争中一个民族的艺术独创因素、道德因素还是一种力量，影响深远，受人尊敬。各个国家还都在努力争取人类的同情，而不像1939年的德国，只会用非人道的恐怖手段把人类打翻在地。所以我申请休假前往瑞士，参加一个剧本上演。这事本身便很有机会获准；需要担心的困难充其量就在于这是一出反战的剧本，剧中一个奥地利人——虽说只是以象征的形式出现——预言战争可能失败。我到部里去求见这个部门的首长，向他提出我的愿望。使我极为惊讶的是，这位首长立刻就答应我，一切照办，而且用的是非常奇怪的理由：“感谢上帝，您从来就不是一个愚蠢的鼓吹战争的人。好吧——您到了国外，就尽您所能，使这件事情赶快结束吧。”四天之后，我请假获准，得到一张出国的护照。

听到奥地利国防部的最高官员之一在战争期间这样自由无羁地发表意见，我还是感到相当惊讶的。但是我不谙政治的秘密通道，我没有料想到，1917年，新即皇位的卡尔皇帝曾经在政府的上层官员当中悄悄启动了一个运动，想摆脱德国军方的独裁专制。德方想肆无忌惮地在违背奥地利内心意志的情况下，拽着奥地利跟着推行他们狂野的兼并政策。在我们的参谋总部里，人们对鲁登道夫[1]专横跋扈的霸道作风深恶痛绝。在外交部里，人们抵制德国人漫无边际的潜艇战，这必然会使美国成为我们的敌人。即便是平民大众也对“普鲁士的骄横放肆”极有烦言。所有这一切，暂时只是表现在小心谨慎的影射暗示和似乎漫无目的的评说之中。但是再过几天，我就会知道得更为详尽，我在无意之中比别人更早就接近了那个时代最重大的政治秘密之一。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前往瑞士途中，在萨尔茨堡呆了两天。我在那里买了一幢房子，打算战后就寓居那里。在这座城里有人数不多的一批具有严格天主教思想的人士，其中两位，在战后奥地利历史上作为总理，要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是亨利希·拉马什[2]和伊格纳茨·赛帕尔[3]。前者是他那时代最为杰出的法学教师之一，曾任海牙会议主席团成员，而后者伊格纳茨·赛帕尔，是一位天主教神父，简直聪明绝顶。他注定了在奥地利帝国崩溃之后，来执掌小小的奥地利的领导权，乘此机会，他的政治天才得到了出色的证明。他们两位都是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者，笃信教规的天主教徒，热情洋溢的旧式奥地利人，因此从内心深处就坚决反对德国的、普鲁士的、笃信新教的军国主义。他们觉得这种军国主义和奥地利传统思想、奥地利的天主教使命不能协调一致。我的剧作《耶利米》在这些宗教的——和平主义者的圈子里赢得了最强烈的同情。拉马什枢密官请我在萨尔茨堡去见他——赛帕尔正好出门在外。这位高雅的年老学者非常亲切真诚地和我谈论我的作品；他认为书中充满了我们奥地利的思想，友好妥协的精神，他迫切希望，此书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方面。使我惊讶的是，他以坦诚的口气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吐露了一个秘密，我们在奥地利正处于一个决定命运的转折时期。他的坦诚证明了他内心的勇敢。自从俄罗斯在军事上被排除在外之后，只要德国愿意放弃它的侵略的倾向，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奥地利都不再存在一个真正阻止他们结束战争的障碍。这个时机不可错过。倘若德国的泛德意志集团继续抵制和谈，奥地利必须夺过领导权，独立行动。拉马什向我暗示，年轻的卡尔皇帝已经答应帮助这种倾向。大家也许不久就会看到皇帝个人政策的效果。德国的主战派不惜继续作出牺牲，定要签订“胜利和约”。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是否能迸发出足够的能量，放弃“胜利和约”，而能把谅解和约贯彻到底。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极端措施：在德国军国主义者还没有把奥地利拽进一场灾难之前，奥地利及时摆脱和德国的联盟。“谁也不能指责我们背信弃义，”拉马什坚定而又坚决地说，“我们已经有一百多万人死于非命。我们已经作出了足够沉重的牺牲，已经尽心尽力！现在不能再为德意志的世界霸权牺牲人命，一个人也不能再牺牲！”

我嗓子发紧，透不过气。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暗中想过多次，只不过谁也没有勇气在青天白日把它们说出口来：“让我们及时摆脱德国人和他们的兼并政策。”因为这话被当作“背叛”我们的战友。而在这里，却有一个人把这句话说给我听。我先前就已经知道，他在奥地利享有皇帝的信任。而在国外，由于他在海牙的工作，享受最为崇高的威望。他把这句话说给我这个可以说是素昧平生的人听，态度是如此安详平静，坚毅果决。我立刻感觉到，奥地利分裂主义的行动早已不是处于准备阶段，而是已在进行之中。想法非常大胆，要么以分别签订和约威胁德国，迫使德国更加倾向于和谈，要么在必要时把这种威胁付诸实现。历史证明，这个想法是当时唯一能够拯救帝国，拯救君主政体，从而也能拯救欧洲的唯一的、最后的可能性，可惜，原有的计划执行起来缺乏坚决果断的劲头。皇帝派他妻子的弟弟帕尔玛亲王[4]，的确带了一份密函去见克里列孟梭[5]，以便在事先没有照会柏林王室的情况下，探听签订和约的可能性，必要时，开始进行和谈。这项秘密使命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被德国获悉，我想，至今尚未完全澄清；灾难深重的是，卡尔皇帝从此再也没有勇气公开他的信念，也许像有些人说的，是因为德国以军事入侵奥地利相威胁，也可能是卡尔皇帝作为哈布斯堡王室的成员，很怕沾上这样的污点：在举足轻重的紧要关头，取消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亲自缔结的、并且由这么多人的鲜血确定的盟约。反正卡尔皇帝没有召唤拉马什和赛帕尔来担任首相，这两个人是唯一作为天主教国际主义者出自内心的道德信念、拥有力量来承担这个脱离德国的污点。这一迟疑成为皇帝的厄运。他们两位未能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首相，而只成了残缺不全的奥地利共和国的总理。除了这两位声誉卓著极有威望的人物之外，当时的确没有人更有能力在全世界面前捍卫这似乎是不正确的行动。拉马什完全可以以脱离德国来公开威胁，或者干脆就脱离德国。这样他不仅可以拯救奥地利的存在，也使德国摆脱其最深重的危险，摆脱漫无限制的兼并欲望。倘若那位睿智而极为虔诚的政治家当时向我公开宣布的行动没有因为软弱无能、笨拙迟钝而毁于一旦，这对于我们欧洲将是一大幸事。

第二天我继续旅行，越过了瑞士边境。现在要我具体回忆，当时从一个严密封锁的、已经饿得半死不活的交战国过境到一个中立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确实非常困难。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只不过是几分钟时间，但是在第一秒钟，人们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是从一个空气浑浊、严加封闭的房间突然走进一片白雪覆盖、空气清冽的平原，似乎有股陶醉的感觉从头脑经过所有的神经传向四肢百骸。即使多年之后，当我从奥地利前来，驶过这个火车站时（它的站名我平素永远也记不住），我又像闪电般迅速重复经历这种突然间松了口气的感觉。大家跳下列车，在自助餐桌上已经放满了食品，在等待着大家取用。大家几乎忘记从前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生活必须的食品，有金色的汁水饱满的橘子、香蕉，巧克力和火腿也公然陈列在那里。这些东西在我们那里只有通过后门偷偷地弄到，还有面包和猪肉，不用面包票，也不用肉票——这些旅客的确都像饥肠辘辘的动物，扑向这些便宜的美食。有一家电报局，一家邮局，从这里可以不经审查，把信和电报寄向全世界的四面八方。法文、意大利文、英文的报纸搁在那里，可以随便购买、打开、阅读，而不致受到惩罚。一切严禁的事情，往前走五分钟，就都是允许的，而在那边允许的事情也都遭到严禁。欧洲战争的一切荒诞不经，通过这两个世界这样并排地展现在这同一个空间，使我非常具体地看得一清二楚；对面那座小小的边境小城，它的招牌，单凭肉眼就能读得出来。从城里的每幢小屋、每间茅舍把男人都抓了出来，运送到乌克兰或者阿尔巴尼亚去，让他们在那里杀人或者被人所杀——离开那座小城五分钟的距离，在这里，同年龄的男子们安安逸逸地和他们的妻子坐在门上爬满常春藤的屋门前，抽着烟斗：我不由自主地问我自己，是不是这条小小的边界河流里，右侧游动的是交战的鱼，左侧游动的则是中立的鱼。在我跨过边界的这一秒钟，我的脑子想法就不一样，更自由，更激动，更不低三下四。我在第二天马上检验一下，不仅我的精神状况，便是我的身体机能在交战的世界里也大大削弱。我应邀到亲戚家做客，饭后浑然不觉地喝了一杯黑咖啡，吸了一支哈瓦那雪茄，突然感到有点头晕，心脏狂跳。我的身体、我的神经在好几个月一直服用代用品之后，已经接受不了真正的咖啡和真正的烟草。人的身体在经受了战争的不自然状况之后，又得转变过来适应和平的自然状况。

这种陶醉，这种惬意的晕眩也使人的精神为之一振。每棵树我觉得都更加美丽，每座山都更加无拘无束，每一片风景都更加赏心悦目。因为在交战国内，草原的宁静，在人们阴翳密布的眼睛看来，就像是大自然无羁放肆，冷漠而无动于衷，黄昏日落时的紫色云霞，使人想起染遍沙场的鲜血；而在这里和平安谧的自然状况之中，大自然的冷静孤僻又变得极其自然。我爱瑞士，以前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地爱它。我总是非常乐于到这个幅员虽小，却妙不可言、花样繁多、奇事层出的国度。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体会它生存的意义。各民族共存于同一个空间，而不抱任何敌意，这就是瑞士的思想。这种极富睿智的生活准则，通过互相尊重和真诚经历过的民主，把语言上和人民间的区别提升为兄弟情谊——这对于我们整个迷惘混乱的欧洲，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啊！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几百年来，是和平和自由的家园，总是殷勤好客地接纳每一种思想，让它忠实地保留其特殊的特点——事实证明，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超民族国家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是何等重要！我觉得这个国家有权利获得美景，得到财富。不，在这里人们不感到陌生；一个自由自在、独立无羁的人在这悲剧性的世界时刻，在这里比在他自己的祖国更有返回家园的感觉。我心潮澎湃，夜里在苏黎世一连几个小时在大街上、在湖岸边漫步。灯光照耀下，一片和平景象，在这里人们还享有人生的优美闲暇，从容不迫。我指的是，还感觉到窗户后面，妇女并没有躺在床上彻夜不眠思念她们的儿子。我没有看见伤员，没有看见缺臂少腿的伤残军人，没有看见明天或者后天就要被列车带走的年轻士兵——人们在这里感到有权利生存。而在交战国里，如果还没有成为伤残士兵，就会感到羞愧，几乎感到有罪。

但是我迫切需要得到的并不是和人家讨论我剧本演出的事宜，也不是急着和瑞士朋友、和外国朋友见面。我特别想要见到罗曼·罗兰。我知道，此人可以使我更加坚定，头脑更加清楚，更有活动的能量。我要感谢他，在我心灵感到无比痛苦极端孤独的日子里，他的鼓励和他的友谊给我的一切。我首先要去看他。我立即前往日内瓦，于是我们这两个“敌人”便处于相当复杂的处境里。不言而喻，交战国家的政府并不乐于看见他们国家的成员在中立国的国土上和敌对民族的成员进行个人交往。但是另一方面也没有法律明文禁止。并没有一条法律条文规定这样的交往应该受到惩罚。只有在商业方面“和敌人进行交易”是严厉禁止和等于叛国的。为了不致稍有不慎而触犯禁令，我们这些朋友甚至原则上避免互相递上香烟。因为毫无疑问，我们都不断受到无数密探的监视。为了避免让人怀疑我们心里害怕或者心里有鬼，我们这些国际性的朋友便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一切全都公开。我们不用隐蔽的地址或者留局待领的方式通信，我们也不在夜里悄悄地秘密聚会，而是一同在街上溜达，或者公开坐在咖啡馆里。所以我一到日内瓦立即在饭店楼下的门房那里通报我的真实姓名，我要和罗曼·罗兰先生谈话，正因为这样对德法两国的通讯社更好，他们若想报导我是谁，我想拜访谁；对于我们而言，只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两位老朋友不会因为他们两人碰巧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而这两个民族恰好正在打仗，因此必须互相回避。我们觉得没有义务跟着去干一件荒唐的事情，就因为整个世界全都举止荒唐。

我终于站在罗曼·罗兰的房间里——我觉得这房间就像在巴黎的那间房子一样。和当年一样，桌子和椅子都放在书堆里，书桌上堆满了杂志、信件和纸张，这同样是个简朴的、用来办公的僧舍，可是和全世界紧密相连。不论他在哪里，在他身边，凭他的本性就筑就了这样一个僧舍。我一时说不出问候的话语，我们只是彼此向对方伸出手去——这是我几年来又能握到的第一只法国人的手；罗曼·罗兰是三年来和我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但是我们两人在这三年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近。我用这外语和他交谈，比用母语和任何一个我本国的人都谈得更加知己，更加坦率。我心里完全有数，我面前站着的这个朋友对我而言，是在我们这个重要的世界时刻最重要的一个人，是欧洲的道德良心在和我说话。这时我才能看到，他为各国人民互相了解曾经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一切了不起的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总是单枪匹马，没有外援，没有秘书。他关注各个国家发表的一切声明，和无数人通信，他们在良心问题上需要他的忠告。他每天写许多页日记，他和所有这个时代的人不同，感到自己有责任亲身经历这一历史时期。他感到需要为后世作出交代。（那不计其数的手写的日记本如今在哪里？这些日记日后将向我们完整地说明那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的道德上和思想上的矛盾。）与此同时，罗曼·罗兰发表文章，每一篇在当时都引起了国际上的激动，还创作长篇小说《克莱朗波尔》——这是他的投入，不歇息，不停顿，充满牺牲精神的全身心的投入，为了他承担的巨大的责任，在人类发疯发狂的时候，能在人性上公平正直，行动上每个细节都成为楷模。每封来信他都回复，每一本关于时代问题的小册子他都阅读；这位作家身体虚弱，娇气，恰好在当时健康很受损害，只能轻声说话，时刻都在和轻微的咳嗽搏斗，每次到走廊里去都得戴上一条围巾，走路快了，就得停下来稍事休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投入的精力和向他提出的要求相比，简直扩展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什么都无法撼动他，无论是攻击还是奸计。他勇敢无畏，目光清晰地注视着世界的混乱。我在这里看到另一种英雄主义，看到精神上、道德上的英雄主义，像纪念碑似的放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即使在我论罗曼·罗兰[6]的书里，我对他的描写也许还不够（在描写健在的人士时，总怕对他赞誉过分）。我在这间斗室里见到他，从这间房间那些视而不见的鼓舞人心的射线，射向世界上各个地方，我当时深受震撼——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得到“净化”，我在几天之后，血液里还有所感觉，我知道：这是当时罗曼·罗兰创造的使人振奋、滋补强身的力量。只有他独自一人，或者几乎是独自一人在和千百万人无谓的仇恨作斗争。这种力量属于那些无法丈量、无法计算的不可估量的事物之列。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证人才知道，他的存在，他那堪称榜样的岿然不动，在当时意味着什么。通过他，那陷入狂怒之中的欧洲才得以保持住它道德的良心。

他在那天下午及以后几天和我进行的多次谈话之中，常有一种微弱的悲哀触动我。这种悲哀包含在他说的话里，就像我和里尔克谈到战争时所发现的同样的悲哀。罗兰对于政治家们和为了自己民族的虚荣心造成外国人大量牺牲还嫌不够的那些人充满了愤怒。但是与此同时，他总对那些受苦受难丧失性命的人抱有同情。这些人是在为一种自己并不理解的意义去受难赴死，而这种意义实际上只是荒唐愚蠢。他把列宁[7]给他的一份电报给我看。列宁在乘坐那一节臭名昭著的密封列车离开瑞士时，请他一同前往俄国，因为列宁知道得很清楚，罗曼·罗兰道德上的权威对他的事业将会多么重要。但是罗兰下定决心，绝不依附任何集团，而只是独立无羁地以他自己个人为他献身的事业服务，那就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他从不要求任何人屈从他的思想，他也拒绝依附于任何组织。谁若爱他，就得自己无拘无束，他不想树立别的榜样，只想树立这样一个榜样，那就是，如何自由自在，忠于自己的信念，甚至反抗整个世界。

在日内瓦，我在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一些法国朋友和其他外国朋友。他们都围绕在《叶子》（Feuille）和《明天》（Demain）这两份报纸旗下。皮埃尔·让·儒弗[8]、勒内·阿克罗斯和弗朗斯·麦绥莱勒[9]，我们很快就激情迸发，变成了真挚的朋友，平素只有青少年才能结成这样的友谊。但是，我们本能地感到正在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我们旧日的关系，大多由于以往的伙伴受到爱国主义的蒙蔽，都不复存在。我们需要新的朋友。既然我们站在同样的战线上，在同样的精神战壕里反击同样的敌人，我们之间便本能地建立一种激烈的同志情谊；二十四小时后，我们彼此之间已经如此熟悉，就仿佛我们已经相识多年，就像每条战线上通行的那样，我们已经互相使用兄弟般的“你”。我们大家都感觉到——“We few， we happy few， we band of brothers. ”（英文：我们少数几个，我们快活的少数几个人，我们是一帮兄弟。）——由于每个人都是危险分子，也感觉到我们的聚会是绝无仅有、异常大胆的事情；我们知道，离开我们五小时的路程，每一个德国人都在窥伺着法国人，每一个法国人都在窥伺着德国人，打算用刺刀袭击或者用手榴弹把他炸烂，从而获得一枚勋章，交战国这边和那边的几百万人唯一梦寐以求的就是互相消灭，从地球上消灭个干干净净。各报讲起“敌人”，都嘴巴白沫乱喷。而我们，这千百万人中绝无仅有的一小撮人，不仅能够心平气和地同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还能够极为真诚，甚至有意识地怀着浓烈的兄弟情谊坐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和一切官方公开言论和奉命而写的文章形成什么样的对照。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那些祖国面前这样忠实地显示我们的友谊，必然会使我们遭到危险；但是正因为这点风险使我们的大胆行为几乎提高到极度加强的程度。我们是要冒险，我们享受这种冒险的强烈快乐，因为风险才赋予我们抗议真正的分量。所以我甚至和皮埃尔·让·儒弗一同在苏黎世举办讲座（这在这次战争中可是独一无二的事情）——他用法文朗读他的诗歌，我用德文朗读我的《耶利米》中的段落。但是正因为这样公开摊牌，我们表示，我们在这场大胆的赌博中态度是老老实实的。在我们的领事馆和公使馆里人们对此是怎么想的，我们都无所谓，即使我们这样一来也许会像科尔特斯[10]一样破釜沉舟，在我们身后把回家的船只全都烧毁。因为我们在心灵深处确认，“叛徒卖国贼”并不是我们，而是把诗人人性的使命出卖给了偶然时刻的那些人。这些年轻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活得多么富有英雄气概！譬如弗朗斯·麦绥莱勒，他用自己的木刻反击战争的暴行，在我们眼前刻出了战争的亘古长存的绘画的纪念碑，这些令人难忘的黑白画页，其强劲和愤怒，绝不亚于戈雅的《战争的灾难》。这位刚强坚毅的男子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地在那默不作声的木头上面，刻出新的人物和场景，他那狭小的房间和厨房已经堆满了这些木块，但是每天早上《叶子》报还登出他另一批图像的控告。这些控告并不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民族，它们全都针对同一个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战争。我们多么梦想能从飞机上把这些木刻当作传单，把每一个人，哪怕是最卑微的人，不需要文字，不需要语言都能懂得的愤怒而又可怕的谴责扔到各个城市里，扔到各个部队里去，而不是扔的炸弹；我坚信，这些木刻将会提前战胜这场战争。可惜这些木刻只发表在《叶子》这份小报上，都传送不到日内瓦以外的地方去。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尝试，都只局限于瑞士狭小的圈子里，要到为时已晚的时候，才发生作用。在暗地里，我们并没有估计错误，对于各国参谋总部和政治部门的庞大机器，我们全然无力。他们之所以没有迫害我们，也许是因为我们对于他们而言，并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的话语被窒息，我们的影响遭阻碍。但是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数是多么稀少，我们是多么孤立无援，所以我们紧密团结起来，胸靠着胸，心贴着心。即使在我更成熟的年龄，我也永远没有像在日内瓦的那些时刻，感到过那么热情如炽的友谊，这种联系经受了日后一切时代的考验。

从心理学和历史的（不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一些人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是亨利·基尔波。我在他身上比在任何人身上都更加坚信不疑地发现，历史的颠扑不破的法则得到证实：在突发巨大变故的时代，特别是在战争或者革命期间，勇气和大胆妄为在一个短时间内，往往比内在的意义更起作用：一时爆发的匹夫之勇，可能比坚毅果决的性格更起决定性作用。每当时代迅速向前发展，发展速度急切匆忙，善于毫不迟疑地投身到时代的浪潮之中的人们便能占尽先机，有多少昙花一现的人物，在当时应运而生。贝拉·孔[11]，库尔特·艾斯纳尔[12]，他们被抬上一个位置，而他们实际上并不能够胜任！基尔波，一个身体瘦弱、一头金发的小个子，长了一双目光犀利不停转动的灰色眼睛，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其实并非天才，尽管他差不多在十年前就把我的诗歌译成法文，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他的文学才能并不出色。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并未超出中等水平，他的教养无论哪方面都缺乏深度。他所有的力量都在论战之中，他出于性格中一种不幸的秉性，属于那种总要“唱反调”的人们之列，根本不论反对什么。他作为一个淘气男孩能瞎打一气，去顶撞一些比他更强劲有力的东西，他就觉得自在。尽管他归根结底是个脾气很好的小伙子，可是战前他在巴黎就不断地和文学上的各个流派和各种人论战不休，然后就在一些激进党派中转来转去，觉得哪个党派都不够激进。如今在战争中，他突然作为一名反军国主义者找到了一个巨大无朋的敌人：世界大战。大多数人都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另一方面，碰上他胆大包天，鲁莽放肆，投身到战斗中去，这就使他在惊动世界的瞬间变得非常重要，甚至不可或缺。使别人害怕的东西，恰恰吸引他：危险。别人好多事都不敢做，而他却有那么多事都敢做。这就使这位其实无足轻重的文人突然形象高大，远远把他的政论和战斗的能力提升到实际的水平之上——这一现象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党人中那些渺小的律师和法学家身上可以看到。在别人保持沉默，我们自己又犹豫不决，一有机会就再三思考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之时，他可是毅然决然地打了出去。基尔波创办并且主编了《明天》这份第一次大战期间唯一的一份思想上重要的反战杂志，这将是他永恒的功绩。这是一份文献资料，每一个真正想要理解那个时代思想潮流的人，都得参考这份文献。他给予了我们当时需要的：在战争期间、国际间、超民族之间进行讨论的一个中心。有罗曼·罗兰在背后支持他，就决定了这份杂志的意义，因为多亏罗兰道德上的权威和他广泛的联系，他可以给基尔波提供来自欧洲、美国和印度的极有价值的工作人员。另一方面，还有当时从俄国流亡在外的革命家列宁、托洛茨基[13]和卢那察尔斯基[14]，又对基尔波的激进态度表示信任，经常为《明天》撰稿。于是在世界上有十二个月或者二十个月，没有一份比《明天》更有趣更独立的杂志。倘若这份杂志能一直办到大战以后，那它也许会对舆论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基尔波又在瑞士领导了法国一些激进小组的代表机构，这些小组被克里列孟梭的强硬手段封住了嘴巴。在大名鼎鼎的基因塔尔[15]和齐默尔瓦尔特[16]两次大会上，剩下来高举国际大旗的社会主义者和那些变成爱国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们分道扬镳。基尔波在这两次会上都扮演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战争期间在巴黎的政治界和军事界里没有一个法国人，甚至连萨杜尔上尉[17]在内，像这个金发的小个子男人这样被人害怕，遭人憎恨。萨杜尔上尉在俄国投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法国谍报机关终于成功地找到基尔波的把柄，在伯尔尼的一家饭店里，在一个德国间谍的房间里偷出来一些吸墨水纸和抄写件，这些东西只能证明，德国有些机构订阅了几份《明天》杂志——这其实只是一个无辜的事实，因为这几份杂志很可能只是按照德国人办事完全彻底的作风，是应不同的图书馆和政府部门的要求订购的。但是在巴黎，只要有个借口就足以把基尔波说成是一个被德国收买的鼓动家，对他起诉，他被缺席判处死刑——这完全是场冤案。事实证明这个判决于十年后在一次平反昭雪的过程中被否定。但在当时，他不久就因为性格暴烈，死不妥协，和瑞士官方发生矛盾，于是被捕，遭到关押，渐渐地使罗兰和我们大家的处境也很危险。只有列宁对他怀有个人的好感，也因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出手相助，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列宁大笔一挥，使基尔波变成一个俄国公民，让他乘坐第二辆密封列车前往莫斯科，这才使他得救。其实这时他应该好好地发挥他的独创性才对，因为在莫斯科他拥有一位真正革命者的一切功劳，他坐过牢，被判处过死刑，他第二次拥有发挥作用的一切可能，就像在日内瓦他有罗兰帮助，在莫斯科他凭借列宁对他的信任，在俄国的建设中完全可以作出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通过他在战争中的勇敢态度，如此出类拔萃，在法国战后的议会和公众生活中也可以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所有的激进小组都视他为真正的实干的勇士，天生的领袖。但是实际上事实证明，基尔波绝对不是一个领袖人才，而只是像许多战争诗人和革命政治家一样，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时代产物，突然青云直上之后又全都跌落尘埃。基尔波在俄国和当年在巴黎一样，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论战行家，浪费他的天才去和别人争执不休，争吵不停，渐渐地和那些尊重他勇气的人都搞坏了关系。首先和列宁，接着和巴比塞，和罗兰，最后和我们大家全都闹僵。在他落魄的时候，就和他起步的时候一样，写些无关紧要的小册子，进行一些毫无意义的争论；在他获得赦免之后不久，他就在巴黎的一个小角落里郁郁而终，无人关注。在战争中最大胆最勇敢的反战战士，倘若能好好利用时代赋予他的优越条件，顺风前进，必定能成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之一。如今已完全为人遗忘。我也许是最后想起他的人当中的一个，还怀着感激之心想起他在《明天》杂志中所进行的战斗业绩。

几天后，我从日内瓦回到苏黎世，为了我剧本的排练，开始进行一些讨论。我一向喜欢这座地势优美的城市，它坐落在湖泊之畔，山峦之阴，也因为这座城市高雅、略微有些保守的文化。由于瑞士和平宁谧，处于交战各国之间，苏黎世便走出它的宁静，一夜之间变成了欧洲最重要的城市，一切思想运动的汇集点，当然也是各种可以想象得出的生意人、投机商、密探、宣传家的交汇处。这些人对这座城市突然如此钟爱，很有理由受到本地居民怀疑目光的审视……在各个饭店里，咖啡馆里，电车里，听到各式各样的语言，到处都能碰到熟人，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熟人；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会像冲起一股急流似的热烈讨论起来。因为所有这些被命运冲刷到这里来的人，他们的生存都和战争的结局紧密相联，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是受自己政府的委派，另一部分人则是受到迫害和唾弃，但每个人都和自己的生活脱离开来，被投入命运偶然的安排之中。既然大家都无家可归，便不断寻找同伴们的亲切交往。正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影响军事和政治事件，他们夜以继日地讨论个不停，仿佛患了一种精神的热病，既使人有所启发，同时也使人疲惫不堪。在家乡经年累月地嘴上贴着封条，现在实在难以摆脱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的乐趣。大家第一次又可以不受监督地思考和写作，都迫切地想写，想发表；每个人都发挥才情到极致，便是资质中等的人物——就像我在基尔波身上所描述的那样——也变得比以前更有才华，日后也没达到这样的水平。各式各样，操各种语言的作家和政治家们也都聚在一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18]在这里发表他的《和平眺望台》，弗里茨·封·翁鲁[19]先前是普鲁士军官，向我们朗读他的剧本，莱翁哈尔特·弗朗克[20]写出了他那激动人心的作品《人皆善良》，安德累阿斯·拉兹阿[21]的作品《战时的人们》引起了轰动，弗朗茨·维尔弗前来发表一次讲演。在我下榻的古老“宝剑饭店”里，我遇到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们。卡萨诺瓦[22]和歌德当年也都曾在这里下榻过。我看见一些日后在革命中出现的俄国人，他们真正的名字叫什么，我永远不得而知。我还看见意大利人，天主教的神父，绝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者和一些绝不妥协的德国战争党的死硬分子。在瑞士人方面，极为出色的牧师莱翁哈尔特·拉戛茨[23]和诗人罗伯特·费埃西[24]站在我们这边。在一家法文书店里，我遇到了我的译者保尔·莫里斯[25]，在音乐厅里遇到了指挥家奥斯卡·弗里特[26]——所有的人都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从旁走过。我们听见各种意见，最荒诞不经的和最合情合理的意见。我们为之生气，为之兴奋。刊物纷纷创办，论战持续进行，矛盾互相交锋，或者逐渐升级。小组组织起来，或者逐个解体。在这个如此集中、又如此热气腾腾的论坛上，我再也没有比在苏黎世度过的这几天或者不如说这几夜看见过这样色彩缤纷、激情如炽的意见交锋，人员交汇（因为大家一直讨论到美景咖啡馆或者莪黛翁咖啡馆熄灯之后，还往往跑到这个或那个的寓所里去）。在这个中了魔法的世界里，谁也顾不上去看风景，去观赏山岳湖泊及温馨的和平景象；大家都生活在报纸、消息和谣言里，生活在发表意见和争论不休之中。说也奇怪，我们在这里，甚至比身在交战中的故乡精神上经历这场战争更加深切。因为问题似乎变得客观起来，完全摆脱了或胜或败的民族利益。我们不再在政治立场上观察这场战争，而是站在欧洲立场上，把它看成一个残忍暴力的事件，不仅要改变地图上的若干疆界，还要改变我们世界的形式和未来。

我似乎预感到未来自己的命运，在这些人当中对我触动最深的乃是那些没有故乡或者更糟的是，没有一个祖国，却有两三个祖国的人。他们内心深处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个国家。在莪黛翁咖啡馆，有一个蓄了一小撮褐色小胡子的年轻人，往往独自一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在他目光犀利的黑眼睛前面，戴着一副镜片厚得惊人的眼镜：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个才气横溢的英国诗人。几天之后，我就认识了詹姆斯·乔伊斯[27]，他态度生硬地拒绝承认和英国有任何瓜葛。他说他是爱尔兰人，他虽然用英文写作，但是他思索起来不用英文，也不愿用英文思索——“我想要”，他当时对我说，“用一种凌驾于一切语言之上的语言，一种所有的语言都为之效劳的语言，我用英文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而不囿于一个传统之中”，这句话我不太明白，因为我不知道，他当时已经在写作他的《尤利西斯》，他只把他的著作《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借给我看，这是他拥有的孤本；还借给我看他的一出小剧《流亡者》，我当时甚至打算翻译这部作品，对他进行帮助。等我越了解他、他那神乎其神的语言知识，越使我惊讶。他那滚圆的、结结实实的额头，在电灯光照耀下像瓷器似的平滑发光。各种方言的词汇都镌刻在这个额头后面，他以出神入化的方式摆弄这些词汇。有一次他问我，在《一个艺术家的肖像》中有一句难解的句子，我会如何把它译成德文。我们便一起设法用意大利语和法语来表达；每个字，他用每一种语言都有四五个相应的词来表述，甚至采用方言。他了解这些词的价值，它们的分量，直到最精微的细枝末节。某种愤懑的情绪他总没法摆脱，但是我认为，恰好是这种神经过敏，这种力量，使他内心感情激烈，富有创造力。他对都柏林、对英国、对某些人所怀的怨恨，在他心里变成一股强劲激烈的能量，的确要在他的作品中释放出来。但是他似乎对自己的这种严酷颇为欣赏。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笑过或者情绪好过，他总像一股凝成一团的阴暗的力量。我要是在街上碰见他，总见他两片薄薄的嘴唇紧紧地抿在一起，疾步向前，仿佛要向什么特定的东西径直走去，于是我对他性格中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那种内心的孤立隔绝的状况，比我们两人在交谈时感觉得更加强烈。日后恰好是他写出了最孤僻的作品，我丝毫也不惊讶。这部作品和一切事物都毫无关联，就像是颗流星似的坠落在我们的时代之中。

詹姆斯·乔伊斯

另外一位像两栖动物似的生存于两个民族之间的人物乃是费鲁齐阿·布索尼[28]。论出生和教育，他是个意大利人，按照他人生的抉择，他是个德国人。从我青年时代起，在专业的演奏家当中，我最崇拜的莫过于他。当他全神贯注在钢琴上，他的眼睛就蒙上一股奇妙的梦幻般的光彩，下面，他的手毫不费力地制造着音乐，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上面，他那美丽的灵光四射的脑袋微微向后靠去，侧耳倾听他制造的音乐，把音乐融入他自己的心灵中去。似乎有一种祥光仙气降落到他身上，我有多少次在音乐厅里像着迷入魔似的看着他这张灵光四射的面孔，柔和的音响使人心灵颤动，又像银子般纯净地渗入到我的血液中去。如今我又看见他了，他的头发呈灰白色，他的眼睛含有深切的悲哀。有一次他问我：“我到底属于哪一国？中宵梦醒，我知道，我在梦中说了意大利文，等我写作时，我是用德文思维。”他的学生散布在世界各地，“也许现在这一个正在向另一个开枪射击”。他还不敢动笔写作他真正的作品，他的歌剧《浮士德博士》，因为他感到心绪不宁。为了自我放松一下，他写了一出小型的轻快的独幕音乐剧。但是阴云在战争期间从未从他头上散去，我很少再听见他那声如洪钟般的爽朗笑声，我从前非常喜欢他的这种笑声。有一次，我深夜在火车站饭店的大堂里遇见布索尼，他独自一人已经喝了两瓶葡萄酒。我从他身边走过，他叫住我，指了指酒瓶：“别喝酒！但是有时候我们得自我麻醉，否则承受不了这沉重的负担。音乐并非永远能够做到这点，而工作只有在美好的时刻才来做客。”

这种暧昧的处境对于阿尔萨斯人最为艰难，而在这些人当中，尤其难堪的是像勒内·希克勒这样心向着法国、却用德语写作的人。这场战争打来打去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的国家，镰刀割穿了他们的心脏。大家想把他们拽向右边，或拽向左边，强制他们表态归依德国，或者归依法国。可是他们憎恶这种“非此即彼”，他们办不到。他们希望德国和法国和他们大家一样都是兄弟，互相理解，而不是相互成仇。因此他们为了两国承受着痛苦。

周围还有一群一半有联系的、混合成姻的人们，他们不知所措。英国女人嫁给了德国军官；奥地利的外交官，母亲却是法国人；有的家庭一个儿子在这边效力，另一个却在那一边，父母亲期待着这边或那边来信；在这里的少数财产遭到充公，在那里的职位丢掉了。所有这些家庭分裂的人们全都逃到瑞士来，为了逃避在旧日的和新近的故乡同样会遭到的怀疑，因为担心使这批人或者那批人受到伤害。他们避免用任何一种语言讲话，像阴影似地到处游荡。这些全都是些遭到破坏、残缺不全的人生。一个人在欧洲越是生活得像欧洲人一样，越会被砸烂欧洲的铁拳所严厉惩罚。

这期间，《耶利米》上演的时间日益临近，这次演出是一大成功。《法兰克福汇报》告密似地向德国报导，美国公使和另外几位协约国显要人物参加了这次公演。这则报告并没有使我过于不安，我们感觉到，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气势已日益虚弱。战争主要由鲁登道夫强迫继续推进，反抗战争已不像在他辉煌灿烂的最初的罪恶时间那样危险。1918年秋天必然会带来彻底结束战争的决定，但是我不想再呆在苏黎世消磨这等候的时间，因为我的目光已经渐渐变得更加清晰，更加警觉。我初到苏黎世时热情洋溢，以为在所有这些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当中可以找到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到为欧洲各国互相理解而战的真正坚定奋战的战士。不久我就发现在那些以逃亡者自居，摆出为英勇果敢的信念吃苦受罪的殉道者当中夹杂了一些形迹可疑的人物，他们为德国的情报机关服务，被人用金钱雇来探听监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根据个人的切身经历不久就会肯定，安宁稳定的瑞士已被两大阵营的大量密探进行的暗中活动弄得遍体鳞伤。室内的使女把字纸篓查了个底朝天，电话接线员、在你身边慢慢地伺候你的饭店侍者都在为一个敌对国家效劳。甚至同一个人，往往在为两边效力。箱子被神秘莫测地打开，吸墨水纸被人拍照，信件在往返邮局途中消失；打扮时髦的女人在饭店大厅里挑逗似地向你微笑。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热心得出奇的和平主义者突然找上门来，邀请你在某项声明上签名或者伪善地请你把可靠的朋友的地址相告。有个“社会主义者”给我一笔高得可疑的报酬，要我在拉绍德封[29] 为工人做个报告，而这些工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你得时时刻刻小心谨慎。隔不多久，我发现真正可以看成绝对可靠的人数量是如此之少。既然我不想牵扯到政治中去，我对我交往的人们便一再限制。但是即使和那些可靠的人士在一起，那老是没完没了的讨论毫无收获，这些人又随意加入激进的、自由派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的和不问政治的小组，这一切也使我感到无聊、厌烦。我第一次学会正确地观察职业革命家的永恒的典型，他感到只要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就能使他在原来无关紧要的位置向上提升，并且紧紧抓住教条主义绝不放松，因为他自己身上并无任何支撑点。呆在这样一种乱七八糟胡言乱语之中，必然使自己思想混乱，培养毫无把握的共同观点，使自己拥有道德稳定性的信念受到损害。于是我抽身退出。的确，这些在咖啡馆里密谋造反的阴谋家们，没有一个敢于造反，所有这些即兴表演的世界政治家们，在的确需要搞政治时，他们全都一窍不通。等到战后恢复建设，要从事积极的活动，他们就停留在说三道四，连声抱怨，一个劲地大唱反调上，就像当年那些反战诗人，只有极少数在战后还成功地写出过一本有分量的作品。是时代的热病，写出了他们的作品，进行讨论，发表政论，就像每一个由于一时的形势促成他们相聚，而不是由于一种共同经历过的理念聚在一起的小组。这个由很有特色、极有天才的人组成的整个小组，等到他们共同反对的敌人——战争——一旦结束，这个小组也就四分五裂，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吕施利孔的一家小旅馆，离苏黎世大约半小时的路程。从这里的小山上可以俯瞰全湖，还能远眺城里显得又小又远的一些塔楼。在这里我只需要见到我请来做客的真正的朋友。他们应邀前来，罗兰和麦绥莱勒。我在这里可以闭门写作，充分利用时间。与此同时，时间正毫不留情地向前移动。美国参战使得一切眼睛没有弄瞎、耳朵没有被故乡的空话胡说弄聋的人都发现，德国战败已不可避免。当德国皇帝突然宣布他从今以后要“民主”治国，我们都知道，正在敲响什么钟声。我坦率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尽管语言一致，心灵相通，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不可避免的事情既然不可避免，那就应该赶快发生；那位曾经发誓赌咒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阵亡、最后一匹马死去的威廉皇帝，却偷偷地逃过边境，而那个让几百万人为赢得他的“胜利和约”而牺牲性命的鲁登道夫，却戴着他的蓝眼镜，悄悄地溜到瑞典去了。这一天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欣慰，因为我们相信——当时整个世界都和我们一起相信，这场战争结束，“世世代代不会再有战争”。那头蹂躏我们这个世界的野兽被降伏了，或者甚至被斩杀了。我们相信威尔逊的那份极端了不起的纲领，这完全就是我们的纲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看见东方俄罗斯的革命还和人道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庆贺新婚之夜，会有某种光芒射来。我知道，我们真是愚不可及，但是并不单单是我们如此愚蠢。谁若经历过那个时代，应该回忆得起，所有城市大街小巷都欢声雷动，像迎接救世主一样欢迎威尔逊。敌对国家的士兵互相拥抱、亲吻，在欧洲从来也没有像在和平刚刚开头的几天充满那么多信任，因为现在世界上终于有了空间可以缔造那久已允诺要实现的正义和博爱的王国，现在便是缔造我们梦寐以求的联合欧洲的时候，不然就永无时机。地狱已经置于我们身后，经历了地狱，还有什么能吓唬我们？另一个世界已在开始新生。既然我们年轻，我们就对自己说：那将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梦寐以求的世界，一个更加美好、更加人道的世界。

[1] 埃利希·弗里德里希·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和政治家。

[2] 亨利希·拉马什（1853—1920），奥地利法学家，1918年任奥匈帝国最后一任总理，和平主义者。

[3] 伊格纳茨·赛帕尔（1876—1932），奥地利天主教高级教士、神学家，两度担任总理。

[4] 帕尔玛亲王（1893—1970），出生波旁-帕尔玛公爵家庭。

[5] 乔治·本雅明·克里列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曾任总理（1906—1909，1917—1920）。

[6] 论罗曼·罗兰，指的是茨威格在战后为罗曼·罗兰写的评论专著《罗曼·罗兰》。

[7] 列宁（1870—1924），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笔名。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

[8] 皮埃尔·让·儒弗（1887—1976），法国作家。

[9] 弗朗斯·麦绥莱勒（1889—1972），比利时雕刻家、画家，以富有激情的木刻著称。

[10] 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者。

[11] 贝拉·孔（1886—1938），匈牙利共产党人、政治家。

[12] 库尔特·艾斯纳尔（1867—1919），德国新闻记者，巴伐利亚州社会党领导人。

[13]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1940），曾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后长期流亡国外。在墨西哥遇刺身亡。

[14] 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十月革命后任苏俄教育人民委员。

[15] 基因塔尔会议，1916年4月24日至30日，第二次齐默尔会议在基因塔尔举行社会主义国际大会，此次会议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和其对立面社会民主党人。

[16] 齐默尔瓦尔特大会，即1915年9月5日至8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出席了此次会议。

[17] 萨杜尔上尉（1881—1956），法国社会党党员，1917年作为法国军事使团成员被派往俄国，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18] 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1864—1921），奥地利著名新闻记者，191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19] 弗里茨·封·翁鲁（1885—1970），德国作家，表现主义诗人。

[20] 莱翁哈尔特·弗朗克（1882—1961），德国反法西斯进步作家。

[21] 安德累阿斯·拉兹阿（1876—1943），奥地利和平主义者，剧作家、小说家。

[22] 贾科莫·卡萨诺瓦（1725—1798），十八世纪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

[23] 莱翁哈尔特·拉戛茨（1868—1945），瑞士改革派神学家。

[24] 罗伯特·费埃西（1883—1972），瑞士作家、德语文学教授。

[25] 保尔·莫里斯（1866—1946），法国作家、翻译家。

[26] 奥斯卡·弗里特（1871—1941），德国作曲家、指挥家。

[27]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现代派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28] 费鲁齐阿·布索尼（1866—1924），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

[29] 拉绍德封 ，瑞士城市，在法语区。

十二 返回奥地利

从逻辑的立场上看，在德奥战争失利之后，我能做的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返回奥地利了。奥地利当时只是作为从前那个奥匈帝国的一片模糊不清、灰暗朦胧、阒无生气的阴影漂浮在欧洲的地图之上。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都把他们的国家夺走；剩下的只是一个断肢缺臂的躯干，全身血流如注。六七百万人被迫自称德意志-奥地利人，其中两百万人都挤在首都，饥寒交迫；从前使国家富裕的工厂，如今都落在外国的土地上。铁路轨道残破不全，惨不忍睹。大家从国家银行取出黄金，把战争贷款的重负加在它的身上。国界还没确定，因为和平大会尚未召开，该履行的义务尚未规定，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炭，没有石油；一场革命或者其它什么灾难性的解决办法似乎不可避免。根据一切人世间的预见，这个由战胜国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国家，不可能独立生存。而所有党派——社会主义党，教权主义党，民族主义党——异口同声地大声叫嚷——他们也根本不愿独立生存。据我所知，在历史的进程中，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自相矛盾的荒谬情况。外人得强迫一个国家独立自主，而这个国家自己却断然拒绝。奥地利希望要么和过去那些邻邦又统一起来，不然就和同宗同源的德国相统一，绝不愿意以现在这种残缺不全的样子，过着备受屈辱的乞丐生活。可是邻邦不愿再和这个奥地利建立经济同盟，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嫌奥地利太穷，另一方面是害怕哈布斯堡王朝卷土重来；至于和德国合并，这可遭到协约国坚决禁止，为了不使战败的德国又因而崛起。于是发出命令：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必须建立。于是在历史上出现了绝无仅有的事情，向一个自己不愿存在的国家发出命令：“你必须存在！”

我今天自己也解释不清，当年究竟是什么促使我在国家最艰难困苦的时候，自觉自愿地回国去的。但是我们这些战前时代的人们，尽管情况各式各样，都是秉承着一种更强大的责任感成长起来的。我们认为，在这极端艰难的时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属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庭。我总觉得，祖国处于悲剧的境地，若贪图安逸，尽量回避，这总是胆怯的行为。我感到，——恰好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有责任用自己的语言来出手相助，克服战争的失败。战争期间，我显得多余。如今战争失败，我觉得我首当其冲，尤其因为我反对战争延长，特别在年轻人那里赢得了某种道义上的地位。即使我不能有所作为，至少我能像我预言的那样，和大家一样受苦受难。

要返回奥地利在当时就和要远征北极一样需要做些准备，得准备暖和的外套和羊毛的内衣。因为大家都知道，边境的那边缺煤少炭——而严冬已经近在眼前。得把鞋换上鞋底，因为国内只有木头鞋底。我得带上干粮和巧克力，瑞士允许我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免得挨饿，一直挨到第一份面包券和猪油券领到为止。给行李保险，保险费能多高就多高，因为大多数行李车都遭到掠夺、抢劫，而每只鞋、每件衣服都是不可取代的；只有在我十年后前往俄国去时，我才做过同样的准备。一年多以前，我兴高采烈地通过边境车站布克斯驶入瑞士境内，此刻站在这个车站还犹豫不决了片刻。我问我自己，是不是在最后时刻宁可返回瑞士。我仿佛觉得，我在做出一个有关我一生的决定。可是最后我还是做出决定，选中艰难的更加困难的前途。我又登上列车。

一年前我抵达瑞士时，在布克斯经历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现在返程时，我在奥地利边境车站弗尔特基尔西，即将经历一个同样难以忘怀的时刻。在下车时我就发现，边境官员和警察骚动不宁，非常奇怪，他们并不特别注意我们，对我们的检查非常马虎：显然他们是在等候一桩更加重要的事情。终于响起铃声，预告从奥地利方向又有一趟列车驶近。警察立刻列队，官员们都急急忙忙地走出他们用隔板做成的小屋。他们的太太们显然也得到了通知，全都挤到站台上来。在等候的人群中，一位身穿黑衣、带着两个女儿的老太太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举止和服装来看，估计她是位贵妇人。她显然十分激动，时不时地用手绢擦拭眼泪。

列车，一列特殊的列车缓缓驶来。我简直要说气概庄严肃穆，这不是破旧不堪、风雨侵蚀的一列普通客车，而是一节黑色的宽阔的车厢，一节豪华车厢。火车头停止前进。等候着的人群队伍里引起一片明显的骚动，我还一直闹不清楚这是什么缘故。在车厢的窗玻璃后面，我认出身材高大的是卡尔皇帝、奥地利的末代皇帝和他那一身黑衣的夫人齐塔皇后[1]。我吓了一跳：奥地利的末代皇帝，统治了这个国家达七百年之久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如今弃国而去！尽管他拒绝正式逊位，共和国仍然答应他以一切礼遇送他离去，或者不如说迫使他离开这个国家。如今这个身材高大、表情严肃的男子站在车窗前，最后一次观看他国家的山岭、房屋和人民：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对于一个在帝国的传统中长大成人的人而言，这一瞬间更显得加倍的令人震撼。我们在学校里唱的第一首歌便是颂扬皇帝之歌[2]，日后在服兵役的时候，都向这个男子——他穿上便服，总显得严肃而又沉思——向他宣誓，“无论在陆地，在水上还是在空中”都效忠于他。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见过年迈的老皇帝，身穿隆重盛大的庆典时的节日盛装，如今早已成为传奇。我看见老皇帝在美泉宫宽大的台阶上，由他的家人和身穿耀眼军装的将军们簇拥着接受维也纳八万学童向他致敬。这些学童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宽阔的绿色草坪上，用他们尖细稚嫩的嗓子高唱海顿谱曲的那首大合唱《上帝保佑吾皇》[3]。我看见老皇帝身穿光彩照人的军装，出现在宫廷舞会上，又看见他头戴施蒂里亚人的绿色毡帽在伊夏尔狩猎。我看见他虔诚地低着头，在基督圣体节的巡游队伍中向斯蒂芬大教堂走去——在那雾气迷蒙、潮湿阴冷的冬日，我看见他的灵柩，在战争期间，人们把这位年迈的老人安葬在托钵僧的墓穴之中。“皇上”这两个字对于我们而言，曾是一切权力和财富的化身，是奥地利绵延永续的象征。大家从孩提时代就学会满怀敬意说出“皇上”这两个字。如今我看见了他的继承人，奥地利的末代皇帝，作为逐客离开祖国。荣耀无比的哈布斯堡王朝，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把帝国的金球[4]和皇冠世世代代地往下传递。而在这一时刻，传到终点。看到这一充满悲剧色彩的场面，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历史和世界史的凝重。宪兵们、警察们、士兵们都感到窘困，略带羞涩地往旁边看，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还允许他们像往日那样敬礼。妇女们都不敢抬起头来仰望，谁也不吱声。突然之间，听到那位身穿丧服的老太太轻声啜泣，不晓得她是从哪个远处赶来，再见一面“她的”皇上。最后火车司机拉响汽笛，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吓了一跳。无可挽回的时刻开始来到，火车头使劲震动一下，似乎它也得对自己施加压力，列车缓缓离去。官员们毕恭毕敬地目送列车驶去，然后都带着一些尴尬的神气回到他们的办公地点，就像参加完一次葬礼似的。此时此刻，这几乎已达千年之久的帝国真正寿终正寝。我知道，我是回到另外一个奥地利，另外一个世界中去。

等到列车在远处消失之后，人家让我们离开光鲜干净的瑞士车厢，改乘奥地利车厢。只要一踏上奥地利的车厢，就可以预先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我们安排座位的列车员们瘦骨嶙峋，面有饥色，衣衫褴褛，穿旧了的制服破破烂烂挂在他们瘦削的肩上。拉动车窗玻璃升降的皮带被人割断取走，因为每块皮革都是宝贝，软座的座位也遭到强盗般的小刀子和刺刀的蹂躏，某一个肆无忌惮的家伙十分野蛮地把软垫上蒙的皮面整张割掉，拿去给自己补鞋，哪儿有皮，他就拿走。同样，烟灰缸也被偷走，上面有点镍和铜。透过砸烂的车窗，晚秋的劲风从窗外把可怜巴巴的褐煤烟尘和炉渣吹进窗来。现在火车头烧的是褐煤，它染黑了车厢的地板和墙壁，但是煤炭的臭气至少冲淡了刺鼻的碘仿的怪味，不再使人想起这些像骷髅一样快散架的车厢在战争期间运送了多少伤病员。不管怎么说，列车居然能往前开动，这总是一个奇迹，当然是个费了大劲很艰难地发生的奇迹。每当没上油的车轮发出的声音不那么刺耳的时候，我们就担心，使用过度的机器喘不上气来了。平时只消一小时就能拿下来的路程，现在得开上四五个小时才行。等到夜幕低垂，我们就陷入一片黑暗之中。电灯泡不是给打烂了，就是给偷走了，要找什么东西，得划根火柴往前摸索。大家之所以不觉得天冷难受，是因为一上车就是六七个人、或者七八个人挤在一条凳子上坐着。可是刚走了一站，就有新的乘客进到车厢里，越来越多。大家都因为等了几个钟头，疲惫不堪，过道里都塞满了人。就是上下车的踏板上，在这初冬的夜里也蹲坐着人。另外，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地把自己的行李和食品盒抱在怀里，谁也不敢在这黑暗之中把什么东西从自己手里松开，哪怕一分钟也不行。我是从和平时期返回到我以为早已结束的战争恐惧之中。

奥地利皇帝卡尔

快到因斯布鲁克时，火车头突然痰喘不已，不管怎么喷气、尖叫也没法开过一个小小的高地。在黑暗中，列车的工作人员打着直冒黑烟的手提灯跑来跑去，忙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一台辅助性的机车才气喘吁吁地开来。再一次，我们花了十七小时，走完七小时的路程，驶抵萨尔茨堡。附近没有一个搬运工人，最后多亏几个穿着破衣烂衫的士兵帮忙，才把行李搬到马车上。可是出租马车的马匹年纪太老，营养不良，与其说是叫马拉车辕，不如说是马靠车辕支撑着别倒下。我简直没有勇气再要求这匹疲累已极的老马再拉什么东西。我把几口箱子装在车上，放在车站的仓库里，当然忧心忡忡，生怕再也看不见这些东西。

战争期间，我在萨尔茨堡购置了一幢房子。由于我和我从前的朋友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对立，只想远离他们，使我心里产生一种欲望，不再在大城市里和许多人当中生活。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日后对我的写作也大有裨益。我觉得在奥地利所有的小城市当中，萨尔茨堡的出众之处，不仅在它的景色，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是最理想的城市。因为它位于奥地利的边缘地带，离开慕尼黑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路程，离开维也纳只消五小时，花十小时就到苏黎世或者威尼斯，二十小时到巴黎，真正是欧洲的枢纽。当然，当时还没有因为举行盛大的节日音乐会而闻名遐迩，成为知名人士在夏天故作风雅争取聚会的城市（否则我不会选择它作为我写作的地方），而是一个古色古香、睡意浓重、罗曼蒂克的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最后的山坡上，阿尔卑斯山就在那里，连同山峦和丘陵缓缓下降，进入德意志的平原之中。我住的这座森林密布的小山，就像是起伏绵延、巍峨高耸的山岭上最后一道山岗，刚一升起，旋即平复。汽车开不上去，只有一条三百年之久、有一百多级石阶、像通往骷髅地[5]去似的小路通到山上。爬山虽然艰苦，但是从小山的露台上可以眺望这座多塔之城迷人的景色，屋顶和墙垣重重叠叠，鳞次栉比，山后是庄严肃穆的阿尔卑斯山的山峦全景（当然也看到贝尔希特斯戛登[6]附近的萨尔茨山，那里不久将有一个名叫阿道尔夫·希特勒的人住在我的对面，此人当时还籍籍无名）。这所房子本身并不罗曼蒂克，也不合实用。在十七世纪时，它是一位大主教的行猎宫，边上修建了坚固的城堡墙垣。到十八世纪末左右，两边又都扩建了一个房间，有非常讲究的古老的糊墙纸和一台彩绘的保龄球。1807年弗朗茨皇帝巡幸萨尔茨堡时，在我们屋里的长长走廊里曾经亲手扔过保龄球。除了几张表明此屋许多基本权利的羊皮纸外，这些旧物都明显地证明它那极为显赫的光辉历史。

这座小府邸有个宽阔的门面，显得很有气派，其实一共只有九个房间，因为无法往纵深发展——是个古色古香的奇葩，后来使我们的客人看了赏心悦目。可在当时它的历史渊源却成了一个灾难。我们发现我们的房子几乎处于无法居住的状态，雨水直往屋里滴落，每次雪后，走廊里都浸满了水。屋顶无法进行彻底修理，因为木匠没有木头来做椽子，管道工没有铅皮来做屋檐上的水沟，只好费尽力气用厚纸板权当屋顶，把漏雨的地方勉强遮住。要是再下一场新雪，别无他法，只好自己爬上屋顶，及时把积雪铲掉。电话也不听话，因为电线不是铜做的，而是用的铁丝。没人送货，每一件小东西都得我们亲自从山下搬上来。但是最糟糕的是寒冷，方圆几里地里都没有煤。花园里的木头太湿，一烧起来像蛇似的嘶嘶直叫，噼噼啪啪乱响，可就是烧不起来生不出热气。急切之中，我们只好烧泥炭，至少还给我们一点取暖的样子。可是三个月之久，我几乎一直坐在床上捂着被子写作，手指冻得发紫，每写完一页，就把手伸到被子里去焐热。可是即便是这样一个没法居住的容身之地，也得拼命保卫。因为这灾难深重的一年里，除了普遍的粮荒、煤荒之外，还有一个房荒。四年之久，在奥地利没盖房子，许多房屋年久坍塌，而退伍士兵和释放回来的战俘难以计数，全都无房，纷纷涌来，只要可用的每间房子，都势所必然地要安排给一家人家居住。委员会的人到我家来了四次，我们早已自觉自愿地交出了两个房间。我们原来痛恨我们家的房子没法居住，加上屋子奇冷，现在经受了考验，谁也不愿意爬上百十来级小坡，到我们这儿来受冷挨冻。

每次下山进城，在当时都是一个令人深受震撼的经历。我第一次直视了饥荒的狰狞面目。面包碎成黑色的粉末，吃起来味同泥土、沥青，咖啡就是烧焦了的大麦水，啤酒就是黄汤，巧克力是染了色的沙土，土豆全是冻僵的。为了不致完全忘记肉的滋味，有人就饲养家兔。在我们家的花园里有个小伙子射杀了一只松鼠，当作礼拜天的佳肴。营养良好的狗或者猫，要是出门遛的时间稍长，就很少回到家里。提供的衣料实际上全是加过工的纸，比代用品还代用品。男人几乎全都穿着旧制服甚至是俄军的制服到处瞎逛，衣服是从一个仓库或者一家医院拿来的，医院里已经有些人死去。用旧麻袋制作的裤子，并不罕见。到大街上去走一走，橱窗里空荡荡的，就像遭了抢劫。颓败的房屋灰浆剥落，就像长满疥癣。人们显然营养不良，费力地拖着脚步去上班工作，叫人看了心烦意乱。平原地带的营养状况较好，在道德普遍沦丧的时候，没有一个农民会把他的黄油、鸡蛋、牛奶用法定的“最高价格”脱手。他尽可能地把他拥有的东西藏在仓库里，等待着买主来向他提出更高的价格。不久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所谓的“囤积居奇的商贩”，一些没有职业的家伙拿着一两个背包，挨家挨户地去找农民，他们甚至乘坐火车到出产特别丰富的地方，非法地收买粮食，然后到城里去以四五倍的高价出卖。起先农民卖掉鸡蛋和黄油，看到那么多纸币像大雨似的落进家来，感到喜出望外，他们就把纸币“囤积”起来。等他们拿着鼓鼓囊囊的钱包到城里去购物时，这才发现，就在他们只用五倍的价钱出售他们的粮食和食品时，他们想买的镰刀、铁锤、锅子却已经涨价涨了二十倍，或者五十倍。他们真是火冒三丈，怒不可遏。从此以后，农民只要工业品，要求以物易物，以货换货；人们在战壕里呆过之后，快快活活地回到穴居时代，此刻又把推行了千年之久的金钱交易消除，回到原始的交换方式。一种稀奇古怪的贸易开始席卷全国。城里人把他们用不着的东西拿到乡下去找农民，什么中国瓷花瓶啦，地毯啦，佩剑和火枪啦，照相机和书籍啦，灯具和装饰品啦；所以如果走进萨尔茨堡的一家农户，你会惊讶地发现，一尊印度菩萨正凝视着你。或许你会发现一架洛可可的书柜，盛放着皮革封面的法国书籍。新主人对此特别自豪。他们鼓起腮帮子大肆炫耀：“真皮的！法国货！”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要真货，就不要纸币。有些人不得不从手指上脱下结婚戒指，从肚子上解下皮带，就为了填饱肚子。

最后官厅介入，刹住这种黑市交易。这种交易实际上只对有钱人有利。一个省一个省地设立警戒线，截获自行车上和火车上这些囤积居奇者的货物，交给各市的粮食机关。囤积居奇者的反制手段是，按照美国西部的野性方式，组织夜间运输，或者向负责监督的官员行贿，这些官员自己家里也有孩子在挨饿；有时候的确激起火拼，动用手枪和小刀。这些家伙在前线打了四年仗，善于摆弄刀枪，也同样善于在逃遁时，从军事的角度巧妙地利用地形地势藏身隐匿。一周周过去，形势越来越乱，民众越来越火，因为货币贬值逐日加剧。邻近国家发行自己的货币来取代旧日奥匈帝国的纸币。旧日“克朗[7]”的主要债务现在多多少少全都扔到这缩小了的奥地利身上。随着硬币的消失，民众产生第一个怀疑的信号，因为一小块铜或者镍和印出来的纸币相比，总还算是物质。国家开足马力，印制大量钞票，想按照梅菲斯托[8]的方子，尽可能地多制造一些这种人造的纸币，可是还是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于是每个城市、每个小镇，最后每个村子，都自己印制“纸币”，可是在邻村就给退了回去。后来真正认识到这东西毫无价值，大多干脆就把它扔掉。一位国民经济学家若善于把通货膨胀的这些阶段——先把奥地利的通货膨胀，再把德国的通货膨胀——进行形象化的描述，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描述紧张，轻易超过任何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混乱日益加剧，形式越来越光怪陆离。不久谁也不知道东西究竟是什么价钱。价格随意跳跃，一盒火柴在一家及时涨价的店里卖出的价钱比另外一家老实巴交的老板浑然不觉地以昨天的价钱卖出的火柴要贵二十倍。为了酬报这位老板的诚实正直，他的商店在一小时之内就给抢购一空，因为一个传俩，口口相传，大家都跑来购买，能买什么就买什么，也不管这东西是否有用，甚至一条金鱼、一台旧式望远镜也被抢购。它们反正总是“物质”：大家只要物质，不要纸币。最最荒谬的是房东和住户在房租上面的混乱关系。政府为了保护住户（他们包括广大群众），禁止房租涨价，从而伤害房主。不久在奥地利，一个中等大小的住宅住户付出的全年房租还不够吃一顿午餐。在奥地利全国差不多有五年或者十年（因为即使在后来也不许解约）住房多多少少是白住的。由于这种疯狂的混乱局面，形势一周比一周变得更加疯狂，道德更加沦丧。谁要是抠抠搜搜地节省了四十年，还把省下的钱出于爱国心存了个战争贷款，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乞丐。谁要是负债累累，一下子就债务全消。谁要是老老实实地遵守食品分配，就得饿死；只有放肆地违反这种分配方法，才能吃饱。谁会行贿，就青云直上。谁投机，就大发利市。谁要是按照收购的价格出售，就等于被人抢夺。谁要是仔细盘算，就始终处于被诈骗状态。在这金钱像流水一样逝去，像空气一样化为轻烟的过程中，也就没有尺度，没有价值可言。别无其它美德，只剩一种：机灵、圆滑，毫无顾忌，纵身一跃，跳上狂奔的骏马，而不是被马活活踩死。

另外，在价值分崩离析之际，在奥地利也就任何尺度全都丧失。有些外国人发现，在我们这儿很可以浑水摸鱼一番；在通货膨胀时期——通货膨胀了足足三年之久，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在国内拥有的稳定价值，乃是外币。既然奥地利的克朗像冻胶似的捏在手里，会在指缝里化掉，大家都要瑞士法郎和美金。大批外国人利用这经济情况，都跑来对临死抽搐的克朗这头死马咬上几口。奥地利突然被人“发现”经历了一次灾难深重的“外宾旺季”。维也纳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这批吸血鬼；他们什么都抢购，从牙刷一直到庄园。他们把所有的收藏，私人的收藏和古董店的藏品全都一抢而光。这些收藏的主人身处困境，都来不及发现他们遭到了什么样的掠夺和抢劫。瑞士的小饭店门房、荷兰的女打字员都住在环形大道一些饭店的王侯套间里。这一事实显得如此难以置信，可我作为证人可以证实，萨尔茨堡著名的豪华饭店“欧罗巴”，很长一段时间完全租给美国的失业工人居住。他们拿到充足的失业救助金，在这里完全可以比在他们的贫民窟里生活得更加便宜。凡是没拿铆钉钉牢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渐渐地这条消息不胫而走，在奥地利生活和购物便宜得很，于是贪婪的客人从瑞典和法国涌来。在维也纳的内城听到说意大利文、法文、土耳其文和罗马尼亚文的人比说德文的人多。甚至于德国——那里的通货膨胀发展的速度比我们的缓慢得多，当然，日后超过我们的速度几百万倍——也充分利用马克对正在崩溃的克朗的优势。萨尔茨堡作为边境城市，给我最好的机会来观察这每天进行的掠夺行径。巴伐利亚人数以千百计地从邻近的村子里和城市里越过边界过来，涌入这座小城。他们在萨尔茨堡定制服装，修理汽车，到药房购药，找大夫看病。慕尼黑的大公司把他们的涉外邮件和电报拿到奥地利来寄出，利用邮资的差价赚上一笔。最后在德国政府的推动下，设立了一个边界警卫队，阻止德国人在比较便宜的萨尔茨堡购物，而不在本国商店里购买所有的日用必需品。在萨尔茨堡，一个马克可以换得七十个奥地利克朗。海关执法严厉，每一件来自奥地利的商品全都没收。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法没收，那就是装在肚子里的啤酒。爱喝啤酒的巴伐利亚人，根据每天的行情算出，由于克朗贬值，他们在萨尔茨堡用在家里喝一升啤酒同样的价钱，究竟是可以喝五六升还是十升啤酒。更加美妙的诱惑实在想不出来，于是他们就带上老婆孩子成群结队地从邻近的弗赖拉辛和赖辛哈尔边境前来，好好奢侈一把，肚子能装多少啤酒就灌多少。每天晚上火车站都展现一幅群魔乱舞的场面，一帮醉酒的人怪声怪气地大叫大唱，又打嗝又呕吐，有些人肚子里的酒实在装得太多，只好用搬运行李箱子的运货车把他们运到车厢前面，列车就装满了酗酒者的狂呼乱叫和怪里怪气的歌唱返回德国。这些欢天喜地的巴伐利亚人当然没有预料到他们将要遭到可怕的报复，因为等到克朗稳定下来，而马克相反，却以难以想象的比例大幅度贬值时，奥地利人从同一个车站开过边境，也要廉价痛饮啤酒。同样的一出戏第二次开场，当然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在两边通货膨胀时进行的这场啤酒大战，是我的一段最为奇特的回忆，因为它以形象而怪异的方式，具体而微地把那年代的全部荒谬疯狂的特性，也许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最奇怪的是，我今天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这些年里，我们家里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奥地利每个人又都拥有了成千上万的克朗，而在德国，得弄到几百万马克来才能支付每天最起码的生活必需。但是神秘莫测的是，大家就有了这些钱。大家习惯了、适应了这种混乱的形势。没有经历那些年代的外国人理所当然地会这样设想，那年头在奥地利，一枚鸡蛋值的钱，在先前可以买一辆豪华汽车，后来在德国值四亿马克——这么多钱先前可以买下大柏林地区所有的房产——在这种时候，妇女们一定披头散发，像疯女人一样跑过几条大街。商店里空无一物，一片荒凉，没法再买到什么东西。尤其是剧院和娱乐场所，照例应该全都空无一人，完全闲置才对。可是令人惊讶的是，情况正好相反。延续生活的意志比货币的不稳定性更为坚强。就在财政混乱当中，每天的生活居然不受干扰继续进行。就个人而言，改变许多。有钱人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和国家公债里的钱大大缩水。但是投机商却大发横财。命运的飞轮快速旋转，不顾个人的命运如何，按照自己的节奏转个不停，一切都不停顿；面包师傅烘烤面包，鞋匠制造皮靴，作家写作书本，农民种地，列车照例按时开来开去。每天早上，报纸在惯常的时间放在门口，娱乐场所、酒吧、剧院人满为患。因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从前最牢靠最稳固的东西——金钱，每天贬值。人们现在对人生中真正的价值——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大自然评价更高——全民在灾难之中，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全力以赴，更加紧凑；少男少女到山间漫步，晒得黑黝黝的回来。舞厅里乐声大作，直到深夜。新的工厂和商店到处创办。我自己也认为，我的生活和写作从来也没有像在那几年那样全力以赴，全神贯注。我们先前以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在奥地利从来也没有比在那混乱的年代里更加热爱艺术。由于金钱背叛我们，我们感到，只有我们身上永恒的东西才真正恒久不变。

譬如说，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些极端艰难的日子里看过的一次歌剧演出。大家摸索着走过半明不暗的大街，照明因为煤荒受到了限制，大家花了一大捆钞票买到了一张顶层的座位。过去用这笔钱订一个全年的豪华包厢都绰绰有余。大家穿着大衣坐在座位上，因为剧院大厅没生暖气。大家和邻座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这大厅过去观众身着耀眼的制服和昂贵的礼服，何等光彩夺目，如今看上去多么凄惨，多么灰暗！如果货币继续贬值，煤炭供应就这一周，以后不复供应，谁也不知道，下个礼拜这歌剧是否还会继续公演。在这极端奢华、富有皇家气派的大厦里，一切都显得倍感绝望。乐师们坐在乐谱架前，也都像是灰色的影子。他们穿着过去穿旧了的燕尾服，瘦骨嶙峋，被各种物质匮乏弄得筋疲力尽；我们自己在这座鬼影憧憧的剧院里也都形同鬼魊。可是紧接着指挥举起指挥棒，帷幕往两边拉开，从来也没有这样美妙的景象。每一个歌手、每一个乐师都竭尽最后的能力。因为他们都感到，也许这是在这心爱的剧院里最后一次演出。我们侧耳谛听，细细倾听，从来没有这样全神贯注，因为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倾听。我们大家，成千上万个人，几十万、上百万的人，都这样生活；每个人在这几周、几个月、几年里，在沉沦前的这段时间里，都使出最后一点力气。我从来也没有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自己身上像当时这样强烈地感受到求生的欲望，事关最后关头：为了生存，为了延续生命。

然而尽管如此，要我向什么人解释，遭到掠夺、穷困不幸的奥地利当时怎么能够撑下来的，我还是会感到窘迫不安。右边在巴伐利亚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左边匈牙利在贝拉·孔的领导下已经成了布尔什维克掌权；可是革命并没有蔓延到奥地利来，这点我至今感到匪夷所思。看来炸药并不缺少。大街上到处是退伍返乡的士兵，饥肠辘辘，衣衫褴褛，对发战争财、发通货膨胀财的人荒淫无耻的穷奢极欲怒目而视。军营里一营“红色卫队”，已经子弹上膛，根本没有和它对垒的组织存在。两百名意志坚定、下定决心的汉子在当时就能拿下维也纳，拿下整个奥地利。可是什么严峻的事情也没发生。只有一次，一群纪律散漫的家伙试图发起一次暴乱，可是五六十个武装警察毫不费劲地就把他们镇压下去，于是奇迹成了现实；这个遭到掠夺的国家切断了它的力量的源泉，它的工厂，它的煤矿，它的油田，拥有的是变得一文不值、雪崩似的飞速贬值的纸币，这个国家居然撑住了，坚持下来——也许多亏了它的特点，因为人们过于孱弱无力，过于饥饿难熬，无法再为争取什么而抗争。但是也可能是多亏了它那最为秘密、它那典型的奥地利的力量：它那与生俱来的妥协精神。因为国内最大的两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在这国家面临最艰难困苦的时刻，捐弃了它们深沉的内在矛盾，组成了联合政府。它们互相让步，来避免可能把整个欧洲都席卷进来的一场灾难。情况开始渐渐步入正轨，巩固起来，使我们自己深感错愕的是，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情：这个切割得残缺不全的国家继续生存下去。后来当希特勒跑来，想把这个乐于牺牲、忠诚可靠、在匮乏之中也表现得绝顶英勇的民族所拥有的灵魂夺走之时，这个国家甚至愿意捍卫自己的独立自主。

德国女画家画珂勒惠支宣传的《德国的孩子们在挨饿！》

1924年通货膨胀期间，德国垃圾清理工在收集纸币

但是只是在表面上，在政治的意义上阻止了这种极端的颠覆；在内心深处，在这战后的最初几年还是发生了一场无与伦比的革命。随着军队被打垮，对于权威无错误论的信仰也随之被摧毁，而我们自己在青少年时就是被人教育得对这样的信仰极度谦卑。德国人对他们的皇帝还得继续无比钦佩吗？这位皇帝发誓要战斗到“人和马都直到最后一口气！”，可是趁着夜雾迷蒙，他却连夜逃到国外；还得继续无比钦佩他们的统帅们或者诗人们？他们不断地赞美战争，每战必胜，歌唱苦难，直到死亡。到现在，战争的硝烟已在全国消散，战争造成的破坏已经显露出来，景象才显得分外可怕。四年之久一直以英雄行为和战争征用的名义所进行的杀人放火强行夺取的行为，这样一种道德的信条怎么可能还被视为神圣的诫命？这个国家把一切在它看来极不方便的、一切对百姓应尽的义务全都取消，民众怎么还会相信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允诺？如今，同一批人，同一帮老家伙，同一帮所谓的经验丰富的老东西，在和平时期的拙劣行径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战争时期的愚蠢行为。大家今天都知道——而我们这些少数人当时已经知道——这次和平，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次道德上的可能性，即使不是最大的一次可能性。威尔逊认识到这点，从他高瞻远瞩的设想，他判定了一个真正的持久的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计划。但是老将军们、老政治家们、老利益集团把这个宏伟的计划弄得支离破碎，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纸。人们给予千百万人的宏伟神圣的诺言：这次战争将是最后一场战争。这个诺言，在那些半已大失所望，半已筋疲力尽、彻底绝望的士兵们身上，吸出最后的力量；这个诺言，被人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为军火工厂老板的利益和政治家的赌博作出牺牲。这些人善于无视威尔逊的明智、人性的要求，关在密室里，洋洋得意地挽救他们旧日惯用的签订秘密协定、进行秘密商谈的灾难性的战略。全世界只要睁开眼睛就会看见，已经受到欺骗。那些献出了自己孩子的母亲感到受骗，那些像乞丐一样回归故里的士兵感到受骗，所有那些出于爱国心、认购了公债的人感到受骗，每一个相信了国家允诺的人感到受骗。我们大家梦想有个新的整顿得更好的世界，如今看见，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产，作为赌注，投入其中的那场赌博，被同样一些赌徒，或者新的赌徒又开始赌了起来。这时，整个一代年轻人怒不可遏，充满轻蔑地望着他们的父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些父辈，先是打了败仗，如今又失掉了和平，他们把一切都搞得一塌糊涂，什么也没能预见，一切全都失算。如今这新的一代人对他们毫无敬意，这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整整一代新型的年轻人不再相信自己的父母，不再相信政治家和教师；国家的每一道命令，每一份公告，他们谈起来都表示怀疑。战后的这一代人猛的一下子挣脱了一切迄今为止行之有效的规矩，背离任何传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摆脱一切陈年往事，一举扑向未来。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一个完完全全崭新的世界，一个截然不同的秩序随着这代人开始；不言而喻，一切都极度夸张，只要不是同龄的一切，全都算是彻底过时。十一二岁的孩子，不像从前那样和父母亲一同出游，而是组织起来，成群结队，在性爱上得到完备的教导，像“候鸟”一样，走过全国，直达意大利，或者北海之滨。在学校里，按照俄国的模式组织起学生委员会，监督老师，教学计划被推翻，因为孩子们只应该、只想要学习他们喜欢学的东西。纯粹出于造反的欲望，他们反对每一种通行的形式，甚至反对大自然的意志，反对男女对立的属性。女孩子剪短头发，短到看不出和男孩子有什么区别。年轻的男子又剃掉胡子，显得比女孩子更像女孩子。男女的同性恋大肆流行，并非出于内在的性取向，而是反抗自古流传下来的合法的正常的爱情方式。生活的每一种表达方式，都努力要表现得极端激进，富有革命气息，不言而喻，艺术也是如此。新式的绘画公开宣布，伦勃朗[9]、霍尔拜因[10]和委拉斯凯兹[11]所创作的一切都已过时，开始出现了狂野已极的立体主义[12]、超现实主义的实验。人们可以理解的艺术元素到处遭到唾弃：音乐里的旋律，肖像与真人相似，语言可以理解，“der、die、das[13]”这三个冠词被取消，句子的结构颠倒过来。人们用电报体写东西，用激烈的感叹词写得“陡峭”，写得“唐突”。每一种文学，只要不显得进步，这就是说，不进行政治性的激烈论战，全都扔到垃圾堆里去。音乐一个劲地寻找新的调式，把节拍进行肢解，建筑把房子的里里外外弄得颠三倒四。跳舞时引进古巴和黑人的舞蹈造型，华尔兹退出舞池，流行时装特别强调裸露，一再发明其它的荒谬玩意儿。剧院里上演《哈姆雷特》，演员身穿燕尾服，试图寻找爆炸性的戏剧情节。在各个领域都开始了一个狂乱实验的时期，试图猛地一跳就超越过往存在的一切，以往变成的一切和过去创造的一切；一个人越年轻，学的越少，越受欢迎。因为他和任何传统都毫无瓜葛——终于，青年人对于我们父母的世界洋洋得意地爆发了一次强大的复仇行动。在这场混乱不堪的狂欢节中，让我感到最具悲喜剧色彩的好戏莫过于许多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惊慌失措，唯恐被人超越，被人视为不复“时兴”，就拼命急急忙忙地装扮成一副人为的狂野劲头，在明显已极的歧途上跛着脚步拼命跟着别人瞎跑一气。老实巴交的、规规矩矩的胡子花白的画院里的教授们，在他们从前绘制的、现在卖不出去的“静物画”上涂上象征性的小方块，立方体，因为年轻的院长们（现在到处都物色年轻人，恨不得找到最年轻的）把其它一切画幅全都当作“古典主义的”，统统从画廊里搬走，送到库房里去。几十年来一直书写一种圆润流畅、清晰明快的德语的作家们，如今顺从地把他们的句子切得支离破碎，以实际行动表现他们的“奋发激进”。大腹便便的普鲁士枢密顾问在讲台上大讲卡尔·马克思[14]的学说，年老的宫廷芭蕾舞娘裸露了四分之三的身体，笨手笨脚地为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和勋伯格的《升华之夜》伴舞。老年人到处都在惊惶失措地追逐着最新的款式。突然之间，人们只有一个野心：“必须年轻”。在昨天还是时髦的方向之后，赶快发明一个更加时髦、更加激进的，还从来未曾出现过的方向。

那个年代是个多么狂野的、无政府主义的、不真实可信的时代啊。由于货币贬值，在奥地利和德国其他一切价值也都纷纷急剧下滑！整整一个时代极度兴奋，心醉神迷，诡计多端，漫天欺诈。人们既焦躁不耐，又盲目信仰。凡是稀奇古怪、难以控制的一切，都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接种论、神秘学、招魂术、梦游症、人智学、手相术、笔迹学，印度的瑜伽修炼法，帕拉契尔苏斯的神秘主义，凡是能突破一切迄今为止熟悉的、最为剧烈的紧张关系的东西，任何形式的毒品、吗啡、可卡因和海洛因，都能获得极度畅销。剧作当中乱伦和弑父，政治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成为唯一期待的极端的题材；相反，各式各样正常和缓和的方式必然遭到扬弃。但我并不想从我自己的生活中、从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否定这个乱七八糟的时代。就像任何精神革命一样，初兴的时候，总是放任恣肆地向前突进，这个时代也把浓重浑浊的传统的空气涤荡干净，把多年的紧张情绪一举发泄。珍贵的启发尽管经历了放肆大胆的实验，仍能保留下来。尽管它那夸张过分的劲头使我们反感，我们并没有权利对它进行指责或者态度倨傲地把它加以拒绝，因为归根到底，这代新型的年轻人试图弥补我们这代人由于小心谨慎、偏颇狭隘所疏忽的东西，虽说做得过火一些，过于缺乏耐心，但从本质上看，它的本能是正确的。战后时代必然应该和战前时代不同。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在战前和战争之中不是也希望有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更好的世界？当然，即使在战后，我们这些年长的人，新近也证明了我们全然无能，无法用一种超民族的组织来及时的和危险的世界新政治化相抗衡。还在举行和平谈判的时候，亨利·巴比塞——他的小说《火线》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曾经试图本着和解的精神使全欧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这个组织本该叫做“清朗”（Clarté），即“思想清朗者”——各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联合起来一起宣誓，今后坚决反对挑动各国人民互相敌对。巴比塞委托我和勒内·希克勒共同领导德国小组，也就是这项任务中最艰难的部分，因为在德国，人们对于《凡尔赛和约》还怒不可遏，只要莱茵地区、萨尔地区和美因茨桥头堡还为外国军队占领，要想争取有头有脸的德国人来支持精神上的超民族主义，看来希望不大。尽管如此，倘若巴比塞不弃我们于不顾，要想创办一个日后高尔斯华绥[15]实现的“笔会P.E.N俱乐部”[16]那样的组织，还是会办成的。可惜巴比塞到俄国去旅行了一次，那里广大的群众向他个人表示无比强烈的热情欢迎，使他确信，资产阶级国家和民主主义者没有能力实现真正的各民族变成真正的兄弟，只有在共产主义才能想象全世界会结成兄弟。不知不觉中，他试图把“清朗”变成一个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我们则坚决抵制极端化，这必然会削弱我们的队伍。所以这个本身很有意义的项目也早早地归于失败，我们又一次在争取精神自由的斗争中遭到挫折，由于我们过于热爱自己的自由和独立。

于是只剩下一件事可做：过隐逸的生活，写自己的作品。我已三十六岁，对于表现主义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对于张扬的诗人而言，我已经滑到老一辈，滑到业已消逝的那一代人当中去了，因为我拒绝像猴子似的效法他们。我先前的作品，我自己也不再喜欢。我“唯美”时代的作品，我一本也不让再版，所以得重新开始，静等所有这些“主义”的焦躁不耐的波浪退去。我这人缺乏个人的野心，这对于我当前这种安于现状的状况极为有利。我开始创作《世界建筑师》[17]这一宏大的系列，恰好是为了心中有数，这样一来，我可以好几年都有事可干，我完全是在非激进主义的从容不迫的状态中写作了像《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样的中篇小说。我身处的国家，我周围的世界，开始渐渐秩序井然，因此我也不得再多事犹豫；我可以骗我自己的时代终于过去，不能再说我动笔写的东西都是暂时应景之作。人生的中途[18]我已达到，只是空头许愿的年龄已经一去不返，现在必须确认已经许诺的事情，证明自己能有所作为，或者干脆自暴自弃。

[1] 齐塔·玛利亚·德莱·格拉齐耶·封·波旁-帕尔玛（1892—1989），奥地利末代皇帝卡尔四世的皇后。

[2] 即《皇帝颂歌》，为当时的奥匈帝国对皇帝的颂歌。

[3] 由海顿谱曲的《上帝保佑吾皇》为奥地利国歌。

[4] 奥地利帝国金球——皇帝权力的象征。

[5] 骷髅地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通往此地的这段路程为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完的一段苦难的路程。

[6] 德国巴伐利亚边境城市。希特勒在此地有一座名为“鹰巢”的别墅。1938年建造。希特勒将其用作款待重要客人的场所。1945年盟军对“鹰巢”进行了轰炸，别墅并未受到损坏。

[7] 克朗，奥地利的货币。

[8] 梅菲斯托，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反面人物。他在该诗剧第二部里提出多印纸币的建议。

[9] 伦勃朗·哈尔曼松·梵·莱因（1606—1669），巴洛克时代最重要的荷兰画家。

[10] 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3），德国画家，欧洲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最擅长油画和版画。

[11] 迪埃哥·委拉斯凯兹（1599—1660），西班牙巴洛克画家。

[12] 立体主义，1907年在法国产生的先锋派运动中的一派，毕加索为其代表之一。

[13] der、die、das，为德语中的三个冠词，德语名词均需加上冠词，分别代表阳性、阴性、中性。

[14]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15]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作家，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6] 笔会P.E.N俱乐部，“P.E.N”为POETS/ESSAYISTS/NOVELISTS（诗人/评论家/小说家）的缩写，国际作家协会，于1921年由英国小说家凯瑟琳·阿莱·道森·司各特在伦敦建立。

[17] 《世界建筑师》，茨威格传记系列，包括《三大师》《与妖魔搏斗》和《三作家》。

[18] 人生的中途，但丁在《神曲》一开始就宣称已到“人生的中途”， 即三十五岁。

十三 再次走向世界

1919、1920、1921是奥地利最艰难的战后三年。我深埋在萨尔茨堡，已经放弃重新展望世界的希望。战后彻底崩溃，国外对每一个德国人或者写德文的人都满怀仇恨。我们的货币严重贬值，凡此种种都灾难深重。我们事先就早已认命，就拘囚在我们狭隘的故乡范围里，终老一生。但是日子又都好过起来，我们又能吃饱饭，又能安然无恙地坐在书桌旁，没有遭到掠夺，没有发生革命。我们太太平平地活着，感到自己浑身是劲，是不是又该检验一下青年时代的兴致，出门远行呢？

长途旅行还不敢设想，但是意大利近在咫尺，只消八到十小时的路程，是不是该冒险去走一走呢？作为奥地利人，在那边是被当作“世仇”看待的，尽管我们自己从来也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会被人家很不客气地撵走，为了不使老朋友陷入难堪的境地，只好和他们擦肩而过，也不打个招呼？好吧，我就冒一下这个风险，有一天中午我乘车越过边境。

晚上我抵达维罗纳，走进一家饭店。他们给我一张登记表，我填好表；门房看了一眼这张登记表，看见我在国籍这一栏里填上了“奥地利人”字样，大吃一惊。他问我：“您是奥地利人？”我心想，现在他要赶我出门了吧，可是等我给予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几乎欢呼起来：“啊，真是莫大荣幸！终于来了！”这是第一声问候，再次证明我在战争期间就产生的感觉，全部宣扬仇恨的宣传和挑唆只能激起一阵短暂的知识分子的热病，归根到底并没有触及欧洲真正的人民大众。一刻钟以后，这位好样的门房特地到我房里来一次，察看一下我的需要是否都已得到满足。他竭力称赞我说的意大利语。临别时，我们热烈握手。

第二天我到达米兰。我又瞻仰了大教堂，在画廊里徜徉，听到意大利语元音众多的乐声，走在哪条街，都是熟门熟路，略感陌生反而感到亲切。享受这样的感觉，真令人心旷神怡。走过一幢高大的建筑物，看见《晚间快报》的招牌，我忽然想起，我的老朋友G.A.波尔杰色在这里的编辑部担任领导职务。我和他一起——连同凯泽林伯爵和本诺·盖格[1]——在柏林和维也纳度过一些思想极为活跃的夜晚。波尔杰色是意大利最为优秀最富激情的作家之一，对年轻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虽说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者，德国哲学的狂热爱好者，在大战期间他却采取了坚决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和墨索里尼并肩作战（后来他又和墨索里尼分道扬镳），鼓动参加大战。在整个大战期间，我都觉得，看到一个旧日的伙伴作为干涉者站在对立面，是个奇怪的念头，因此我就更加强烈地想要看见这样一个“敌人”。可是无论如何我也不想沦落到被人拒绝的境地，所以我给他留了一张名片，写上我的旅馆的地址。可是我还没有走下楼梯，已经有人向我追了过来，一张生机勃勃的脸上充满了欢快的神情——波尔杰色；五分钟后，我们像平时一样真挚地交谈起来，也许比从前更加真挚。他也从这场战争得到了教训，我们从两个不同的岸边走来，比以往更加接近。

到处都是如此，在佛罗伦萨，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尔特·斯特林加[2]在马路上向我直扑过来，出其不意地和我使劲拥抱，以至于站在我身旁的我的太太[3]，还以为这个胡子拉碴的陌生人想要向我行刺。我太太不认识他。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不，甚至比从前更加推心置腹。我松了口气：战争已被彻底埋葬，战争已经过去。

但是战争并没有过去，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我们大家失之轻信，把我们自己的准备和误解认为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必因为犯了这个错误而感到羞愧，因为比我们更高明的人物，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也都错了。他们在这些年里同样把骗人的经济繁荣视为经济恢复，把疲惫视为满足。斗争实际上只不过是转移了方向，从民族转向社会。在最初几天我就亲眼看到了一个场面，一直要到日后我才理解这个场面深远的意义。我们当时在奥地利，对意大利的政治知道得不多，只知道由于战后出现的失望，激起了尖锐的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布尔什维克的倾向。在每道墙壁上都可以看到用笨拙的字迹、用煤炭或者粉笔写下的“列宁万岁”的字样。另外我们听说，社会主义党人的领袖之一名叫墨索里尼，在战争期间脱离了他的党，另外组织了一个反对的党派，但是大家对于这样的消息只是漠然置之。这么一小撮人又能成什么气候？当时在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小帮派；在波罗的海东岸三国，有一帮志愿军跑来跑去，在莱茵地区，在巴伐利亚，都组织了分裂主义者的小组，到处都有游行示威和武装暴乱，但几乎全都被镇压了下去。这批“法西斯主义者”不穿加里波第[4]红衬衫，而是穿上了黑衬衫。谁也不会把这批人视为未来欧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在威尼斯，单单“法西斯分子”这个词，我就突然觉得具有感性的内容。下午我从米兰来到我热爱的这座泻岛之城[5]，没有搬运工过来帮忙，没有贡多拉小划船[6]，工人们和官员们都无所事事地呆着，双手特意插在裤兜里。我有两只相当重的箱子要搬，我便环顾四周，找人帮忙，我问一位年纪较大的先生，这儿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搬运工人。这位先生深表遗憾地答道：“您今天来可没选上一个好日子，不过我们现在常有这样的日子。今天又举行总罢工。”我不知道罢工的原因是什么，也就不再追问。我们在奥地利对这种事情已经司空见惯，社会民主党人很倒霉，使用他们的这种最为极端的手段过于频繁，实际上并未能充分利用。我于是费了牛劲把我的两只箱子拖走，终于在水边上的一个河道里看见有个贡多拉船夫急急忙忙地、悄悄地向我招手，然后把我和两只箱子装到他的船上。半小时后我们就到达了饭店，一路上有几个人举起拳头威胁这个罢工破坏者。我按照旧日的习惯，不言而喻立刻前往圣马可广场。广场显得十分荒凉，令人惊愕。大部分商店都关上店门，咖啡馆里不见人影，只有一群工人分成几堆，站在拱廊里，像在等待着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我和他们一起等着，事情接着就突然发生。从一条旁边的小巷里走出一队年轻人，或者不如说是用急促的步伐齐步走来，秩序井然，按照练习过的节拍唱着一首歌，歌词我没听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青年之歌》（Giovinezza）。霎时间人数比他们多一百倍的群众还来不及冲向敌人，他们就挥舞着木棒，跑步从旁经过。这训练有素的一小群人放肆大胆，的确非常勇敢，如此迅速地穿过人群，等到其余的人悟到他们的挑衅，这些敌人已经走远，再也抓不住他们。人群现在恼火地聚在一起，握紧了拳头，可是已经为时太晚，这一小股冲锋队已经再也追赶不上。

亲眼看见的东西印象深刻，令人信服。我现在才第一次知道，这传奇般的法西斯主义，我几乎一点也不熟悉，竟是真实存在，组织严密，领导有方，把一群意志坚定、大胆无畏的年轻人调动起来。此后我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一些年长的朋友，非常轻蔑地耸耸肩膀，把这些年轻人当作一帮“雇佣来的家伙”嗤之以鼻，嘲讽他们的“魔鬼修士”[7]时，我不再表示赞同。出于好奇心，我买了几份《意大利人民报》[8]，从墨索里尼像拉丁文一样简练锋利、形象生动的文风，感觉到那些年轻人快步跑过马尔库斯广场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果决。不言而喻，我还不能预感到这场斗争一年后会具有多大的规模，但是我从此时此刻起已经意识到这里会有斗争，到处都会有斗争；我们的和平并不是真的和平。

在这看来平静无事的表层下面，我们欧洲充满了危险的暗流，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警告。第二个警告接踵而至，我又重新激起旅行的欲望，决定夏天到德国北海之滨的威斯特兰（Westerland）一游。当时对于一个奥地利人来说，访问德国是令人振奋的事情。迄今为止，马克对于我们一蹶不振的克朗，始终保持坚挺状态，不受影响，经济恢复的过程，似乎全面进行。列车准点到达，一分不差。饭店整洁光鲜，铁路两旁到处修建起新的房屋、新的工厂，到处都秩序井然，无可指责，不声不响。这一切我们在战前十分痛恨，而在混乱之中我们又学会予以赞许。当然一种紧张情绪还弥漫在空气之中，因为全国都在等待，在热那亚和拉帕罗进行的谈判，是德国第一次作为平等的国家和先前敌对的列强平起平坐一起讨论的谈判，是否会带来期盼中的对战争赔偿的减免，或者至少带来一点微弱的真正谅解的姿态。在欧洲历史上如此值得纪念的两次谈判，德方代表团长不是别人，恰好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那天才的组织才能早在战争期间便已得到出色的证明；在开战后的第一时刻他便立刻看出了德国经济的最薄弱的环节，后来在这里也受到致命的打击：那就是原料供应；他及时地（在这里他也是超前的）把整个经济由中央统一组织起来。等到战后，需要物色一个人，和敌人当中聪明绝顶、最富经验的人旗鼓相当，能出来担任外交部长和这些人对阵，选择自然而然地落在他的身上。

我在柏林打电话给他，心里有些犹豫。此人正在安排时代的命运，我怎么去打扰他？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不错，是很困难，我现在为了公务都不得不牺牲友谊了。”但是凭他超群出众的技巧，每分钟都充分利用，他立刻就找到了和我会面的可能性。他得到不同的公使馆去投放自己的名片，从格鲁纳瓦尔特[9]出发他得乘坐汽车，花上半小时时间去转上一圈办完这件事情，所以最简单的办法便是，我去看他，然后和他一起在汽车里聊上半个小时。果然他有极强的集中心神的能力，能够很快地把注意力从一件事情转到另一件事情，无论是在汽车里或是火车里，他说起话来随时都像在他办公室里那样精准深刻。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想他也很愿意和一个政治上并不介入、而在私交上多年来却有友好关系的人推心置腹地交谈一番。谈话时间很长，我可以证明，拉特瑙个人并不是完全没有虚荣心，当他接受外交部长这个职位的时候，心情绝不轻松，更不会充满贪欲，迫不及待。他事先就知道，这项任务暂时还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充其量他只能取得一个局部的小成功，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还不可能希望得到一张真正的和约、宽宏大量的妥协。 “也许再过十年，”他对我说，“前提是，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不仅仅是我们日子难过。首先外交界的老一辈必须彻底清除，将军们只不过作为无声的纪念碑竖立在公共广场之上。”他完全意识到，由于他是犹太人这个负担，他负有双倍的责任。在历史上也许很少有人怀有这么多怀疑、这么多内心顾虑去承担这项任务的。他知道，这个任务不是他所能胜任，只有时间才能解决，他认识到他个人面临的危险。埃尔茨贝尔格[10]承担了签订停战协定这个棘手的职责，而鲁登道夫却小心翼翼地溜到国外去了，结果埃尔茨贝尔格遭到谋杀，从此之后，拉特瑙就不会心存怀疑，作为一个谋求民族谅解的先锋战士，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他。但是，他没有结婚，没有儿女，归根结底极端孤独，他认为他也没有害怕危险的必要。我也没有勇气提醒他个人要多加小心。拉特瑙在拉帕罗工作做得如此出色，在当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已竭尽所能，这在今天已是一个历史事实。他以令人目眩神迷的天才，迅速抓住每一个有利的时机。他善于交际，加上个人威望，从未像这次这样出色地得到证明。但是国内有些小集团日益猖獗，他们知道，只有向被战胜的民众保证他们并未战败，这样他们才会受人拥戴。任何谈判、任何让步都是对民族的背叛。这些被同性恋者强烈掌控的秘密社团已经十分强大，远远超过当时共和国领导人的估计。这批社团的领导人设想的自由就是听任一切想要在德国永远消灭自由的人为所欲为。

我在城里的外交部前和拉特瑙分手，没有料到这竟是永诀。后来我在照片上认出来，我和他一同乘车驶过的那条马路，就是不久之后刺客埋伏下来向他的座驾发起袭击的那条马路。我自己未能成为这一历史性灾难场景的证人，纯属偶然。所以我感受这个悲剧的插曲，心情才会更加激动，感情上印象才会更加深刻。随着这个悲剧事件的发生，德国的不幸、欧洲的灾难就此开始。

这天我已经在威斯特兰，好几百个疗养者心情欢快地在海滩游泳。一支乐队又在面对无忧无虑的消夏客人演奏，就像弗朗茨·斐迪南遇刺的那天一样，卖报的童子像搏击风暴的白色海鸟似的在散步道上奔跑：“瓦尔特·拉特瑙遇刺！”人们惊恐万状，全国震撼，马克顿时下跌，再也控制不住，迅速达到一万亿这样令人神志晕眩的疯狂数字。这才真正开始了通货膨胀的妖魔狂舞的盛典。本来已经荒唐透顶，与之相比，我们奥地利克朗从1涨到15000，只是一个可怜见的儿童游戏而已。要讲述这事的细节，其难以令人置信的种种，足足需要一本书才行，而这本书在今天给人的印象直如一则童话。我经历过这样的日子，早上我用五万马克买一份报纸，晚上就得用十万马克才行。谁若想兑换外币，就得分时间段去进行，因为在四点钟他可以换得的马克数目是三点钟时换得的好几倍，而在五点他又可以得到一小时前他可能换得的数目的几倍。譬如说，我给我的出版家寄去一份我写作了一年的稿件，为了保险起见，我要求立即预付印刷一万册的稿酬，可是等到支票寄来，这笔钱连支付一周前寄一包书的邮费都不够；在电车上买票要花几百万马克，载重汽车把纸币从国家银行运往各家银行。两周之后，人们在阴沟里发现十万马克面值的钞票：一个乞丐十分不屑地把它扔进阴沟。一付鞋带的价钱比先前一只鞋还贵，不，比奢侈品商店里两千双鞋还贵，修理一扇打破玻璃的窗户，比先前买一幢房子还费钱，一本书的价钱比先前拥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所还贵。用一百美元可以在选帝侯大街[11]买上一排七层楼的房子。几家工厂折算起来不比先前的一台手推车更加值钱。几个半大不小的少年在码头上捡到一箱被人遗忘的肥皂，就可以乘坐汽车到处兜风一个多月，过着王侯似的生活，他们只消每天卖掉一块肥皂就行。而他们的父母，过去都是有钱人，现在却像乞丐似的到处踯躅。送货的人创办起银行来，利用各种汇率波动进行投机。高居于这些人之上的是斯蒂纳斯[12]巨人般的宏伟形象，他赢利最多。他利用马克狂跌的机会扩大他的信贷，能买什么就买什么，他收购矿山、船舶、工厂和大宗股票、府邸和庄园，购买一切其实支付的都是零，因为每一笔钱、每一笔债最终都变成零。过不多久，四分之一个德国都掌握在他手里。违反常情的是，民众向他欢呼，把他当作天才崇拜。在德国，民众总是看到明显的成功便醺然陶醉。失业工人成千上万地站在一起，握紧了拳头，愤怒地指向乘坐豪华轿车的投机商和外国人。这些家伙买下一整部电车就像买了一包火柴似的；每一个只要能识字写字的人都在做买卖，搞投机，挣钱牟利，同时暗自感觉，他们大家都在自我欺骗，被一只暗藏的手在欺骗。这只手故意制造这番混乱的局面，为了让国家能摆脱债务和义务。我自以为对历史了解得相当透彻，但是据我所知，历史还从来没有制造出类似的这样大规模的疯狂时代。所有的价值全都改变，而且不仅在物质方面，国家的种种法规政令遭到耻笑，任何规矩、任何道德都不再受到尊重。柏林变成了世界上的巴比伦[13]。酒吧间、游乐场和小酒馆大批涌现，直如雨后春笋。我们在奥地利所见到的仅仅被证明为这种喧嚣狂乱的妖魔世界的文静温和的前奏而已，因为德国人做事的强劲彻底，也都带到这种反常状态之中。涂脂抹粉的青年男子穿着妇女的紧身胸衣，沿着选帝侯大道招摇过市，并非全是职业男妓；每一个文科高中学生都要挣点小钱，在光线昏黑的酒吧里可以看见国务秘书和高级财务人员不顾羞耻地向醉酒的水手柔媚地大献殷勤。即便是苏埃东[14]笔下的罗马也没有见过柏林的变装男女舞会这样疯狂放荡的盛会。几百个男人穿着女装，女人穿着男装，在警察赞许的目光下婆娑起舞。一切价值全都跌落，尤其是迄今为止一直秩序良好，从未动摇过的市民阶级圈子受到疯狂的打击，年轻的姑娘们以自己变态而沾沾自喜；十六岁还被人怀疑是个处女，在当时每一所柏林的中学里都被视为奇耻大辱。每个姑娘都希望能有自己的艳遇可讲，越离奇越好。而这种激情昂扬的爱情故事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乃是虚假得叫人害怕。归根结底，德国的这种随着通货膨胀而发生的恣意放纵的行径只是一种竞相效法的努力。看得出来，这些出身体面的市民阶级家庭的女孩，宁可梳一个头发两边分开的简单发式，也不愿梳一个油光锃亮的男人头，宁可用小勺慢慢地吃浇上奶油的苹果蛋糕，也不愿狂饮烈性烧酒；到处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大众都觉得这种过分狂热的表现，这种每天神经极度紧张、近乎断裂，简直无法忍受。整个民族经过战争筋疲力尽，其实只渴望过一个秩序井然、安宁稳定的市民生活。大家心里暗自憎恨共和国，并不是因为共和国把这种野性的自由给镇压下去了，而是正好相反，因为共和国过于手软，管束不严。

谁若自己也厌恶而又愤怒地经历过这些像世界末日一样不幸的混乱岁月，定会感到必然会有反复，会有一阵可怕的反击。把德国人民驱入这种混乱状态中去的那些人呆在幕后，手里握着跑表，笑眯眯地静静等待着：“国家越糟，对我们越好。”他们知道，他们的时间就要来到。反革命势力越来越多，明目张胆地聚集起来，主要是聚在鲁登道夫的周围，而不是聚在当时还毫无势力的希特勒周围。那些给扯下了肩章的军官们组成了秘密团体，眼看着自己的储蓄全被骗光的小市民们悄悄地凑在一起，只要是答应恢复秩序的口号，他们就事先都表示拥护。德意志共和国[15]提出理想主义的尝试，把自由给予人民，甚至给予共和国的敌人。对于共和国而言，再也没有比此举更加灾难深重的了。因为德意志民族，一个讲究秩序的民族，拿到自由，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焦躁不耐地四下张望，寻找能把自由从他们那里拿走的那些人。

德国通货膨胀结束的那一天，本可以成为历史的转折点，钟敲一下，飙升到每十亿马克换一个新马克时，指标算确定下来了。果然过不多久，所有的污泥浊水连同浑浊的泡沫全都退潮。酒吧间、烧酒铺倏尔不见，各种关系渐趋正常。每个人又可以计算清楚赚了多少钱，蚀了多少钱。大多数人、广大民众全都输了。但是该负责任的却不是酿成这场战争的那些人，而是勇敢地做出牺牲、把建立新秩序的重负承担起来——虽说吃力不讨好——的那些人。必须一直记住的是，再也没有比通货膨胀更使德国人民愤怒，更使他们充满仇恨，更使他们倾向希特勒的了。因为战争尽管杀害了这么多人，毕竟还有欢声雷动的时刻。那时钟鼓声喧，号角齐鸣，凯歌阵阵。德国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尚武民族，通过短暂的胜利，使他们的傲气大大提高，而通货膨胀只能使他们感到受到玷污，遭到欺骗，备受屈辱：整整一代人都不能忘记共和国让他们经受了这些年月，宁可把他们的屠夫再重新召回，也不能原谅共和国。不过这一切还相隔甚远。外表上看来，1924年似乎令人眼花缭乱的幻景转瞬即逝，犹如一片闪烁不定的鬼火。又开始出现晴朗的白天，大家重又发现该如何进退，如何取舍。眼看着秩序渐渐恢复，人们又欣然看见持续安居乐业的生活开始。我们再一次、又一次认为，战争已一去不返。傻瓜，我们永远是些不可救药的傻瓜。但是这一欺人的妄想毕竟还是给予了我们十年工作，十年希望，甚至是十年的安全。

从今天来看，1924年至1933年之间的这短短十年，从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夺权上台这十年，不论怎么说，是持续不断的一系列灾难之中的间歇。我们这代人从1914年起就是见证这些灾难的证人和受害者，并不是说这十年就没有紧张，没有激动和危机——特别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但是在这十年里，在欧洲似乎和平得到了保障，单是这一点就可说意义重大。人们接纳德国很有尊严地加入国联，借助贷款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建设——实际上是促成了德国的军备。英国裁减了军备。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担负起保护奥地利的责任。世界似乎又想进行建设，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罗马，战胜国的城市和战败国的城市全都变得比以往更美。飞机加快了交通，护照的规定不复森严，货币的摇摆不定终于停止。大家知道自己收入多少，可以支出多少，再也不如此狂热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外在的问题上。人们又能写作，聚敛心神，思考精神问题。甚至又能梦想，希望有个统一的欧洲。这短短十年，只是宇宙弹指一瞬，似乎又要让我们这经受磨练的一代人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在我个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几年有一个不速之客造访我家，并且一片好意地在我家定居下来，这就是成功。要我提到我的著作外表上取得的成功，我会觉得不是非常舒服，这可以理解。在正常情况下，哪怕只是极为轻描淡写地提这么一句半句，我都会坚决制止。这会被人解释为洋洋自得或者自我吹嘘。但是我有特别的理由，我甚至被迫不去隐瞒我生命史上的这一事实，因为我的这一成功，从希特勒上台之后，七年来已经成为历史。我的几十万册甚至几百万册书籍，原来安安稳稳地呆在书店里和无数家庭里，如今在德国已经一本也买不到；谁若还拥有一册，也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悄悄隐藏起来。有几本书还留在公开图书馆里，藏在所谓的“毒品箱”里，供少数人凭官方的特许才能阅读——说是为了科研需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进行口诛笔伐。从前和我通过信的读者和朋友，早已一个也不敢把我受到唾弃的名字写在信封上。这还不够：便是在法国，在意大利，在所有这些目前遭到奴役的国家，从前我的书的译文，在那里属于最为畅销的作品，如今奉希特勒的命令，也同样遭到摒弃。我今天作为一名作家，就像我们的格里尔帕策说的，是“活生生地走在自己的尸体后面”；我四十年来在国际上建造起来的一切，或者说，差不多一切，都被这只拳头击成齑粉。所以当我提到我的“成功”时，并不是指的现在属于我的什么东西，而是曾经属于我的东西，就像我的房子，我的故乡，我的自信，我的自由，我的无拘无束；如果我不先指出我是从什么样的高处坠落，我根本无法形象具体地显示我——和其他不计其数的同样不幸的人们——究竟跌得多么深，多么彻底，也无法显示我们这整个一代文人前所未有地遭到了完全彻底的消灭殆尽，而我清楚知道在历史上无人能和这一代文人相提并论。

“成功”这位客人，并非突然闯进我家，它是慢慢地走来，小心谨慎地走来的。但是它一直坚定而忠实地呆在我身边，直到希特勒用他指令的皮鞭把它从我身边赶走为止。成功年复一年地提升它的影响。我在《耶利米》之后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我的《世界建筑师》的第一卷，三部曲《三大师》，就打破了对我的魔咒；表现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实验主义者全都纷纷衰微，对于坚韧忍耐、始终不渝的人通向民众的道路又畅通无阻。我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脍炙人口，通常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如此，它们被改编成戏剧，公开朗诵，拍成电影；一本小书《人类群星闪耀时》变成各所中学的读物——在《海岛丛书》中短期内便创下二十五万册的记录。短短几年，我便成功地赢得了一群读者。根据我的感觉，这是一个作家能够得到的最有价值的成功。这是一群可靠的读者，他们期待着这位作家的每本新作，购买他的每本新书，信任这位作家，不能丧失他们的信任。渐渐地我的读者群变得人数更多；我出版的每一本书，在德国，第一天就售出两万册，在报纸上还没有登出一份广告呢。有时候我试图有意识地避开成功，可它出乎意料地坚韧不拔地对我紧追不舍。譬如我完全是为了自娱自乐写了一本书，富歇[16]的传记，我把书稿寄给出版家后，他写信告诉我，他马上就下令印出一万本。我立即请求他，这本书千万别印这么多，富歇是个令人憎恶的人物，书中也没有一段女人的香艳插曲，不可能吸引更多的读者；我劝他先印五千本即可。一年之后，这本书在德国售出了五万册。而就在这同一个德国，今天谁也不许阅读我的作品，一行也不许读。类似的情况是我对我自己加过工的《沃尔波纳》的译本，我打算用韵文制作一部译文，九天之内我先以轻快流畅的文笔，用散文把全剧写了出来。恰好这时德累斯顿的宫廷剧院向我打听有什么新的计划，而该剧院是上演我的处女作《特西特斯》的剧院，我对它怀有道义上的责任。我便把《沃尔波纳》的散文本寄了过去，并且表示歉意：我呈上的，只是计划中的韵文译本的初稿而已。剧院立即回电，要我千万不要再做任何修改；果然这个剧本就以这散文本在世界各个剧院上演——在纽约由阿尔弗雷德·龙特[17]领衔在“基尔特剧院”（Theatre Guild）上演。这几年我无论做什么事情——成功和不断增长的德国读者群始终忠于我。

既然我一直觉得有责任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或者审视别人的人物时，总要在它们的时代内用传记或者评论文追溯其产生影响与否的原因，我在沉思默想时也不由得反躬自问，我的著作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竟然奠定了对我而言如此出人意表的成功。归根到底，我想这成功来源于我个人的一个怪癖。这就是，我是一个很没耐心、容易冲动的读者。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传记，一篇思想论争文中，任何离题万里、臃肿堆砌、笼统狂热的词句，一切含糊不清、拖拉延宕的章节，我都不喜欢。只有一页又一页不断使人情绪高涨，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都能使人屏息凝神，爱不释手，这样的一本书才能给我十足的享受。我接触过的所有书籍，十之八九我都觉得有纯属多余的描写，过分啰嗦的对话和毫无必要的配角，弄得篇幅臃肿，因而悬念太少，缺少蓬勃的生气。即使在最享盛名的经典名著中也有许多毛毛糙糙、拖泥带水的段落使我不悦。我常常向出版家们提出大胆的计划，搞一个一目了然的系列丛书，把整个世界文学从荷马，经过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魔山》，彻底删除一切带有个人色彩的多余部分，作为删节本出版，那么具有超越时代的内容的所有这些作品，无疑又能重新栩栩如生地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作用。

这种在阅读别人作品时，对一切旁生枝节、极端无聊的东西产生的反感，也必然会转移到我自己的写作中来，并且教育我要对此怀有特别的警惕。其实我自己写作时不费力气，运笔流畅，写一本书的初稿时，我总是信笔写去，把我心里所思所想的一切尽情创造出来。同样，我在写一部传记时，首先总要充分利用我能找到的一切文献资料中的细枝末节；譬如写《玛丽·安托瓦内特[18]传》这部传记时，我的确把每份账单都审核了一下，为了确定她个人的消费究竟是多少，我又研究了当时的一切报纸和传单，挖掘审讯的档案直到最后一行。但是印成书以后，所有这一切，一行字也看不见，因为初稿刚刚誊写清楚，真正的工作对我而言就此开始，那就是提炼和编排的工作。这项工作我可以一稿一稿地搞，永远没够。这是一个不断把压舱物扔进海里的过程，一个内部建筑不断浓缩、不断净化的过程。别人大多下不了决心，把知道的事情隐而不说，怀着某种偏爱，写出一句半句成功的文字就想把自己写得比实际情况更渊博更深邃。而我的雄心壮志则在于知道的总比表现出来的要多。

这种提炼浓缩的过程以及戏剧化的过程接着就在修改校样时一而再、再而三地一遍遍地重复进行；最后就形成一种极为有趣的逐猎，再找出一个句子，哪怕只是一个字，删掉了它们不会使表达有失精准，却能提高速度。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删节其实成了最惬意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我写作完毕站起身来，显得特别满意。我太太对我说：“你今天大概成功地写出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了吧？”我颇为得意地回答她：“不错，我又成功地删掉了整整一节。这样一来，文章的转折就更顺更快。”所以倘若听到人家称赞我的作品具有动人心弦的速度，那么这种特点绝不是源于自然的热烈或者内在的激动，仅仅是由于那种不断地彻底清除纯属多余的停顿和旁生枝节的噪音。若说我身怀什么绝技，那便是拥有割爱之术。因为倘若我写了一千页，结果八百页扔进了字纸篓，而把二百页作为筛选过的精华保留下来，我也并不抱怨。要说真有什么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我作品的影响，那便是严格的纪律，宁可把精力只用在比较狭小的文学形式上，但总是限于绝对本质的东西。我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全部指向欧洲，指向超民族之上，这对我而言的确是件幸事，现在国外的出版商也都纷纷找上门来，有法国的，保加利亚的，亚美尼亚的，葡萄牙的，阿根廷的，挪威的，立陶宛的，芬兰的，中国的出版商们。不久我不得不去购买一只庞大的柜子来盛放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的译本。有一天，我在日内瓦国联“智力合作组织”的一份统计表上读到，我是世界上拥有译著最多的作家（根据我当时的脾气，我把这当作一则错误的报导）。另一天寄来一封俄国出版家的来信，告诉我他打算出版我作品的俄文版全集，问我是否同意由高尔基为这套书写一篇前言。我在中学念书时已经偷偷地在阅读高尔基的小说，从此就一直喜欢他的作品，对他赞赏不已。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狂妄到这样的地步，认为他会听见过我的名字，更不用说他会读过我的什么作品，绝对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大师竟然会觉得有必要为我的作品写一篇前言。又有那么一天，一位美国出版家带着一封推荐信——似乎来看我需要带这么一封介绍信似的——造访我于萨尔茨堡的家中。他建议出版我的全部作品并且连续发表，这就是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的本雅明·许普施[19]，从此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既然所有其它一切都已被希特勒的皮靴踩在脚下遭到蹂躏，我的古老的、真正的故乡，德意志的、欧洲的故乡已经丧失殆尽，我总算还在文字上保留了我最后的故乡。

这样一种外在的成功还是相当危险的。有人先前更相信自己善良的目的，而不是相信自己的才能和自己作品的影响力，会被这种成功弄得糊涂迷惘、不知所措。任何形式的一旦成名，本身就意味着打破了一个人自然的平衡。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姓名仅仅就像雪茄烟上的标签：是个识别的标记，是个外在的、几乎可说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和实实在在的主体、和真正的“自我”，只有松懈的联系。一旦成功，这个名字就似乎膨胀起来，和叫这个名字的人摆脱了关系，自己变成了一种势力，一种力量，成了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在内心深处又变成一股强烈的反弹力量，开始影响叫这个名字的人，控制他，使他转变。幸运的、天性自信的人们于是习惯于把他们自己和他们发生的影响等同起来。一个头衔，一个职位，一枚勋章，反正是他们的姓名产生的名气在他们身上提高了自信心和自尊心，并误导他们意识到，他们在社会上，在国家里，在这个时代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于是他们不由自主地自我膨胀起来，想使他们自己达到他们外在影响所达到的程度。可是谁若本性就对自己抱有怀疑态度，就把任何方式的外在成功全都视为责任，恰好在这艰难的时刻使自己尽可能地保持不变的本色。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表示我对我取得的成功并不欢欣鼓舞。完全相反，我欣喜异常。但是这仅限于我刚刚完成的产品，我的著作，以及与我的姓名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幻影。倘若我在德国，偶然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个小小的中学生走进书店，也没认出我来就要一本《人类群星闪耀时》，用他极为有限的零花钱买了这本书，我觉得那场面真是动人。在列车的卧车车厢里，列车员认清我护照上的姓名之后，毕恭毕敬地取过我的护照，或者一位意大利的海关官员读了我的某一本书十分感激，就非常宽宏大量地对我的行李不作彻底搜查，这的确使我的虚荣心大大得到满足。个人发生的作用，单单从数量上看，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也是十分诱人的事情。纯属巧合，我有一天来到莱比锡，那天恰好开始发行我的一本新作。我亲眼看见我在三四个月里写成的一部三百页的书稿，无意之中要调动多少人来为之工作，一些工人把书装进巨大的箱子，另外一些工人气喘吁吁地把它们扛下去装进卡车，送到货车的车厢里，分别运到世界各地。几十个年轻姑娘在印刷厂里叠放纸张，排字工人、装订工人、搬运工人、批发商们从早上一直忙到夜里，完全可以算得清楚，这些书籍像砖头似地堆积起来，可以铺成一条宽阔的大街。便是物质方面，我也从来没有傲气凌人地表示过鄙夷不屑。在经济复苏的初年，我从来也不敢设想，我能用我的作品赚到的钱或者可以用这些收益来维持生计。现在这些书籍突然之间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日益增长的款项，似乎可以使我永远摆脱任何忧虑——谁能想到我们的时代能够这样？我又可以醉心于我少年时代旧有的嗜好，大手笔地去收集作家的手稿。这种奇妙的圣者遗物当中最为精美最为珍奇的东西在我这里得到悉心的照料，妥当的保存。我自己所写的作品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看，都是一些相当短命的东西，但我可以争取得到长存不朽的著作的手稿，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和巴尔扎克的手迹。所以如果我会说，我对这出人意表的外在成就漠然置之，或者甚至于从内心就表示反感，那就完全是可笑已极的装腔作势了。

如果我说，我很高兴取得了成功，只要这成功仅限于我的著作和我的文学上的名字，但是如果成功使人们对于肉体上的我感到好奇，那我就觉得成功令人厌烦了。我这样说，是真心诚意的。早在我十分年轻的时候，我心里最强烈的便是本能的希望，能自由自在，独立自主。我感觉到，每个人的个人自由，通过照相似的知名度，大部分受到阻碍，遭到歪曲。另外，我出于嗜好而开始做的事情，颇像从事一种职业或甚至是在经营一种企业。每一次邮班都带来一大堆信件，邀请信、要求和询问，希望得到答复。要是我出门在外一个月，那么事后必然要浪费两三天来处理那堆积如山的邮件，把“企业”又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并非心愿，却是由于我的书籍成为市场上畅销的商品，我也就陷入了一种买卖之中。这项买卖要求有条不紊、统揽全局、准时和干练，才能做好——所有这些非常值得尊敬的美德，可惜都和我的本性格格不入。它们非常危险地扰乱我纯粹的无拘无束的思考和梦想。因此人家越是要我参与在庄严隆重的场合致辞讲演，出场露面，我就越往后缩。要我用我这个人为我的姓名承担责任，对此我怀有一种病态的羞怯，我一辈子也未能克服这种羞怯的心理。直到今天，走进一个大厅去听音乐，或者在剧院观看演出，我会完全出于本能，在最不引人注意的最后一排入座。再也没有比在一个讲台上或者在一个暴露的座位上去露一下我的脸更叫我难以忍受的事了。任何形式的隐姓埋名是我的迫切需要。我还是个孩子，就一直不能理解那些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穿着丝绒的外套，蓄着波浪形的头发，额上披着下垂的发卷，像我尊敬的朋友阿图尔·施尼茨勒和赫尔曼·巴尔那样，或者以异乎寻常的胡子式样和怪异夸张的服装，想让人家在马路上一眼就认出他们。我确信，让自己身体的外表引人注目的任何方式都会把一个人误导到照维尔弗的话所说的，变成他的自我的“镜中人”生活着，一举手一投足都要摆出某种气派，而随着这种外表举止的变化，就会失去通常拥有的内在本性中的真挚诚恳、自由自在和无忧无虑。要是今天我还能从头开始，我将设法使这两种幸运的状况、文学上的成功和个人的隐姓埋名合在一起加倍地享受，我要把我的作品用另外一个名字，一个虚构的名字，一个笔名来加以发表；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魅力和意外惊喜，更不用说这双重生活！

[1] 本诺·盖格（1882—1965），奥地利艺术史家、作家。

[2] 阿尔贝尔特·斯特林加（1881—1931），意大利画家。

[3] 我的太太，指茨威格的第一任太太弗里特里克·茨威格（1882—1971）。

[4] 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复国统一的英雄。

[5] 泻岛之城，即威尼斯。

[6] 贡多拉小划船，威尼斯的一种小船，为内河航运的重要交通工具。

[7] “魔鬼修士”，确有其人。原名米凯勒·彼查（1771—1806），为意大利强盗和反对法国占领南意大利的战士。他的生平常用作文学题材。法国作曲家达尼埃尔-弗朗梭阿-埃斯佩里·奥贝（1782—1871）借此写成歌剧。

[8] 《意大利人民报》（Popolo d’Italia），墨索里尼于1914年创办的报纸，法西斯的机关报。

[9] 格鲁纳瓦尔特，柏林一个区，拉特瑙的住所在这个区。

[10] 马蒂阿斯·埃尔茨贝尔格（1875—1921），德国作家、政论家、政治家。

[11] 柏林的繁华大街。

[12] 胡戈·斯蒂纳斯（1870—1924），德国企业家、政治家。

[13] 巴比伦，这里指《圣经》中道德沦丧的城市。

[14] 戛依乌斯·苏埃多尼乌斯·特朗基路斯，德文名字是苏埃东（70？—122），罗马作家。

[15] 即1919年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亦称魏玛共和国。

[16] 约瑟夫·富歇（1759—1820），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风派人物。

[17] 阿尔弗雷德·龙特（1892—1977），美国演员，电影演员。

[18] 即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19] 本雅明·许普施（1876—1964），美国出版家。

十四 落日西沉

在那个人[1]扰乱我们世界之前，1924至1933年之间的这十年，对于欧洲而言比较平静，我要一再怀着感恩的心情记起这点。正因为我们这代人在动乱之中深受其苦，所以我们也把这相对的和平视为意料之外的馈赠。我感觉到，必须弥补战争和战后这些恶劣的年代对我们的幸福、自由、精神专注所进行的盗窃，我们大家干得越多，就干得越轻松。大家到处漫游，到处尝试，又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欧洲和世界。人们从来没有像在这几年这样频繁出游——是由于年轻人焦躁不耐，急于想挽回他们在封闭期间造成的缺失？还是说也许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趁封锁还没有重新开始，必须及时跳出这狭小的天地？

我在那个时候也进行了许多旅行，但是这已和我年轻时候的旅行大不相同，因为我在这些国家现在已不再是个陌生人，我到处都有朋友，有出版家，有读者。我是作为我的那些著作的作家前来，不再是从前那个好奇心切的无名之辈。这给我带来各式各样的好处。我可以为欧洲精神团结的理念大做宣传，多年来这种理念已成为我人生的真正理想，现在宣传起来力度更加强大，影响更为广泛。本着这个宗旨，我在瑞士在荷兰讲演；在布鲁塞尔我在艺术宫（Palais des Arts）用法文讲演；在佛罗伦萨，在当年米开朗琪罗[2]和莱奥纳多[3]曾经呆过的历史性的杜景多大厅（Sala dei Dugento）用意大利文讲演；在美国我举行一次文学之旅，从大西洋海岸直至太平洋之畔，用英文讲演。这可是另外一种旅行；我到处都见到该国最优秀的人士，像伙伴一样用不着我特地去拜访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我都满怀敬畏之心抬头仰望他们，从来不敢写封短信给他们，如今却成了我的朋友。我进入了一些圈子，平素他们都非常高傲，拒不接纳任何陌生人。我看到了圣日耳曼郊区的那些豪华府邸，意大利的宫殿和一些私人收藏；在公共图书馆里我不再在借书处请求借阅图书，而是由馆长们亲自把他们珍藏的宝贝展现在我面前。我在费城像罗森巴赫[4]博士这样一些家私亿万的古董商家里做客，一些小收藏者都会目光畏怯地从他们的商店前面走过。

我生平第一次得以把目光投进那所谓的“上流社会”及其享受的舒适方便的生活，用不着请求任何人允许我进去做客，一切都是自动呈现给我。但是这样一来，我看见的世界就更加美好了吗？我一再渴望着像我年轻时那样旅行，没有人期待我。由于离群独行，一切都显得更加神秘；因此我丝毫不想完全抛弃过去那种漫游的方式。我到巴黎，不让自己在第一天就告诉别人，即便是我最好的朋友罗杰·马丁·杜·加尔[5]、儒勒·罗曼，杜阿梅尔、麦绥莱勒也不通知。我想首先像从前当大学生时那样，无拘无束、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我寻找旧日的咖啡馆和小饭店，我又返回我的青年时代。同样，如果我想写作，我也同样到最冷僻的地方去，到布罗涅、蒂拉诺或者帝雍这样一些外省小地方去。住过令人生厌的豪华宾馆之后，住在小饭店里，我可以时而出门，时而返回，全凭我个人的兴致。尽管希特勒日后夺去我很多东西，可是我还是有十年之久完全按照我个人的意志、内心自由自在地过着欧洲人的生活。单单这点他无法从我这里没收，也无法扰乱。

在那些旅行当中使我特别激动、对我特别有教益的是我对新型俄国的一次旅行。早在1914年，大战即将爆发，我正在写作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本书时，就已经准备前往俄国。当时战争血淋淋的镰刀把我们劈开，此后我又有了顾虑，使我望而却步。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俄国对于一切知识界人士，成为战后最令人神往的国度，大家并不了解详情就对它热情洋溢地赞不绝口，又对它狂热偏激地仇视敌对，谁也没有可靠的消息——由于宣传和粗暴激烈的反宣传——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是大家知道，那里在试验一种崭新的事物，对于我们世界未来的形式，从好或者坏两个方面都会同时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萧伯纳、威尔斯[6]、巴比塞、伊斯特拉蒂[7]、纪德和其他许多人都到那里去了一次。有些人热情满怀，有的人大失所望地从那里回来。我若没有立刻同样受到诱惑想去亲眼看看，形成自己的看法，那我就不是思想上与之相联系、对新鲜事物极感兴趣的人了。我的著作在那里广为传播，不仅有高尔基撰写前言的那套全集，还有花几个戈比[8]就能买到的廉价版一直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所以我一定会在那里受到很好的接待。但是阻止我前去的是，当时到俄国去，从一开头就意味着表态，就迫使你公开表示承认或者反对。而我打心眼里就对于政治和教条深恶痛绝，不愿意对一个幅员广大、辽阔无边的国度，对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仅靠几个礼拜走马观花就被迫形成一个判断。所以我虽然好奇心切，迫不及待地想要到苏俄去看看，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这时候，在1928年夏天，我收到一封邀请信，请我作为奥地利作家的代表到莫斯科去参加列夫·托尔斯泰的百岁寿辰庆典，并在那里的庆祝晚会上发表对他的颂词。这样一个契机，我没有理由回避。因为通过一个不带党派性质的对象，我的访问也就不和政治沾边。托尔斯泰作为一个非暴力主义的倡导者，不能解释成布尔什维克。而我作为一个作家，有显而易见的理由来谈论他。因为我那本论述他的著作[9]已经有几千册在那里流传；另外从欧洲的意义上我也觉得世界各国的作家联合起来，为了向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作家表示共同的敬意，也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示威运动。所以我接受邀请，我这样迅速做出决定并不感到后悔。单说穿过波兰的行程便是一次美好的经历。我看见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多么迅速地治愈我们自己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创伤。加里西亚的一些城市，我在1915年看见时到处都是废墟，如今重建得光鲜靓丽。我又发现，十年工夫在个人的一生中意味着人生的极大一部分，而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在华沙已无法看出胜利的军队和败北的军队，曾经在这城里两次、三次、四次冲进冲出的痕迹。咖啡馆里坐着时髦的女人，光彩照人。军官们穿着紧身的军装，身材高挑，在大街上漫步，看上去更像演技出众的宫廷演员在扮演军人。到处都可感到人们精力充沛，充满信任，有种合情合理的骄傲，因为新建的共和国如此坚强地从几个世纪的废墟中站立起来。从华沙继续前进驰向俄国边境，田野尽是平展展的沙土地；每个车站都有全村的居民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在观看列车，因为在当时每天只有一次客车驰入这严密封锁的禁锢之国，对于村里人来说，看见特别快车擦得铮亮的车厢，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这趟列车把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联系了起来。终于开到了边境车站涅戈洛尔耶，在铁轨上方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我看不懂的西里尔字母[10]的标语。有人给我翻译，那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这条火烧火燎的红色横幅底下走过，就迈进了无产阶级的帝国，苏维埃共和国，一个崭新的世界。当然，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绝不像是无产阶级的，这是沙皇时代的一列卧车，比欧洲所有的豪华列车都更加舒服，更加惬意。因为车身更宽，速度更慢。我这是第一次穿过俄罗斯大地，奇怪，我一点也不觉得陌生。我感到一切都非常奇特地熟悉，辽阔空旷的大草原及其淡淡的哀愁，矮小的茅屋，外省小城拥有的大蒜形状的塔楼，蓄着长胡子的男子半是农民半是无产者，带着温厚的笑容，咧着大嘴欢迎我们。女人扎着五颜六色的头巾，穿着白色的长袍出卖格瓦斯[11]、鸡蛋和黄瓜。我怎么会熟悉这一切？只是通过俄罗斯文学的杰作，通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萨可夫[12]、高尔基——他们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这样了不起地向我们描写了“人民”的生活。这些穿着白色衬衫的男人叉开双脚舒展地站在那里，尽管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相信，这些感人的纯朴的男人开口说话，我会明白他们的意思。坐在列车里面的年轻工人下着象棋，或者看书或者讨论，这些年轻人思想活跃，难以驾驭，渴求所有的力量，还将经历一次特别的复活。这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民”的爱，作为回忆在我身上发挥作用——反正我还在列车里就对这些人身上那种质朴感人、聪明可又固执的特点产生强烈的好感。

我在苏维埃俄国的两个礼拜，始终是在一种持续不断的高压电流中度过。观看、谛听、赞不绝口，厌恶反感，兴高采烈，恼火异常，始终是处于忽冷忽热的交流电之中。莫斯科本身便是一个矛盾体——那里是宏伟的红场，旁边是宫墙和大蒜形的教堂塔楼，有点奇妙的鞑靼式的、东方的、拜占庭式的建筑，周围是古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群，旁边则像是站立着由美国巨人组成的一群陌生人，一些现代化的、超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全都不相匹配，却并行不悖；在教堂里那烟熏火燎的古老圣像和供奉圣人的珠光宝气的祭坛还散发着幽光，而一百步以外，列宁的遗体就躺在玻璃灵柩里，（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向我们致意）身上穿着黑色的西装。几辆崭新铮亮的小汽车驰过，旁边是几个胡子拉碴、衣衫邋遢的马车夫，嘴里吧嗒吧嗒地吐些亲热的话，一面挥动鞭子驱动他们瘦骨嶙峋的马儿往前奔跑。我们在大歌剧院发表讲演，歌剧院气势恢宏，金碧辉煌，一派皇家气象，和无产阶级的观众形成对比。郊区的房屋又老又朽，活像衣衫褴褛无人照看的老人，不得不互相紧挨着，免得倒塌。一切都衰老、疲惫、朽坏的时间太长，现在想一举变得现代化，极度现代化，超技术化。由于行动匆忙，莫斯科显得拥挤不堪，人满为患，成为大杂烩。到处挤来挤去全都是人，商店、剧院前面，到处都得等待，一切都组织得过了头，因而就运转不灵，想要建立“秩序”的新式官僚主义还在充分享受批写条子、签发指令、表示批准的乐趣，把一切工作全都耽误、延宕。那个原定六点开始的庆祝晚会，到九点半才正式开始；等我累得贼死，到深夜三点离开歌剧院时，演说的人还在没完没了地讲个不停。每个招待会，每次约会，我们作为欧洲人，总是早到一个小时。时间就这样白白地从我们的指缝中流逝，可是每秒钟还都排得满满的，不是观看、观察就是讨论；不论干什么都像生了热病似的，我发现大家不知不觉地都染上了那种神秘莫测的俄罗斯的灵魂炎症，怀着那种无法控制的欲望，热气腾腾地从自己心里掏出各种感情和思想。我也不大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已经兴奋若狂。可能是受到气氛的感染，那种极不安定的崭新气氛的感染；也可能我心里也已长出一个俄罗斯的灵魂。

许多东西都非常了不起，尤其是列宁格勒。这座由胆识过人的君王们天才构想出来的城市，有着宏伟壮阔的全景，气势逼人的宫殿，可是同时这还依然是《白夜》[13]和拉斯科尔尼柯夫[14]的那个令人压抑的彼得堡；隐士庐[15]恢宏壮丽，里面的景象使人难忘，一群群工人、士兵、农民手里拿着帽子，就像当年满怀敬畏之心站在古老圣像前面一样，如今穿着他们笨重的皮鞋，穿过从前沙皇的大厅观赏名画，心里暗自怀着骄傲的情绪：这一切现在都属于我们，我们要学习懂得这样一些东西。老师们领着腮帮子鼓鼓的学童们穿过各个大厅。艺术委员们向那些有点拘谨的正全神贯注地谛听的农民们解释伦勃朗和提香的名画；指给他们看画上的细部时，他们就怯生生地从沉重的眼皮底下抬起眼睛。在这里也像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他们一心一意地真诚努力，想一夜之间能把“民众”从文盲水平一举拔高，使之能理解贝多芬和维米尔[16]，这显得有点可笑。一方面企图一蹴而就，努力让人明白文艺的最高价值，另一方面也想理解，教育者和学习者双方都同样急不可待。在学校里让学生画最狂野最古怪的东西。在十二岁女孩子的凳子上放着黑格尔[17]的作品，索累尔[18]（这位作家我自己当时还不认识呢）的书，识字不多的马车夫也手里拿着书本。就因为这是书本，而书本意味着“教养”，所以读书是无产阶级的光荣和责任。他们让我们去看一些中型的工厂，期待我们表示惊讶，仿佛我们在欧洲和美国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工厂。唉，我们为此常常不由得哑然失笑。有一个工人指着一台缝纫机，十分骄傲地对我说：“电动的。”并且充满期待地瞅着我，认为我该大加赞赏才对。因为人民都是第一次看见所有这些技术器械，他们就谦卑地认为是革命和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位大叔发明创造了这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赞佩地微笑着并且赞美不已，而暗地里我们也觉得挺逗乐；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心地善良的大孩子啊，这个俄罗斯，我老是这样想，并且问我自己：他们真的会像他们预想的那样，迅速地学会这一非同寻常的课程？这个计划还会继续得到惊人的发展还是说又会在俄罗斯的奥勃洛莫夫[19]式的懒散之中流于失败。有时我信心十足，有时我又疑虑重重，我看的东西越多，心里越不明白。

但是这种矛盾难道只存在于我的身上，不是更多的存在于俄罗斯人的性格之中，甚至于存在于托尔斯泰的灵魂里？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庆贺他啊！在我们乘坐火车到雅斯纳亚-波良纳[20]去的路上，我和卢纳察尔斯基谈到这一点。他对我说：“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是个革命者还是个反动派？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吗？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他想要过于迅速地改变一切，经过了几千年却想在弹指一挥间就改变整个世界——就像我们一样。”他微笑着补充道，“就用一个公式改变世界，就跟我们一模一样。有人说我们俄国人很有耐心，那他实在看走眼了。我们的肉体，甚至我们的灵魂是有耐心的，但是我们的思想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缺乏耐心，我们总是希望一下子就马上知道一切真理，马上知道那唯一的真理。这位老人，他为此把自己折磨得多苦啊。”的确如此，我在雅斯纳亚-波良纳托尔斯泰住的房子里走过时，一直感觉到这句话：“这位伟大的老人把自己折磨得多苦啊。”就在这张桌子上，他写下了他那些不朽的著作，他离开这张桌子到旁边一间寒伧的小屋里去掌鞋，很蹩脚的鞋，这扇门、这道楼梯，他就穿过这道楼梯和这扇门，打算逃离这所房子，逃离他生活中难解的矛盾。那儿搁着那把火枪，战争中他用这把枪打死过敌人，而他自己却是一切战争的敌人。他生活中的整个问题，在这幢低矮白墙的地主庄园屋里，极为鲜明地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在前往他最后安息地去的路程使这悲剧色彩大大冲淡。

因为我在俄国没有看见过比托尔斯泰的坟墓更了不起、更感人肺腑的东西了。这个崇高的朝圣地孤零零地处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安置在森林之中。一条狭窄的步行小径通向一个小小的山包，什么也没有，就是泥土堆成的一个四方形。没有人看守，没有人守卫，只有几株大树的浓荫覆盖着它。这几株高高耸立的大树，据他孙女在墓前对我说，是列夫·托尔斯泰生前亲自栽种的。他和他弟弟尼古拉小时候听一个村妇讲过一个传说，你亲手种了树的地方，就是你的幸运的宝地。所以他们兄弟两个就像游戏似的种了几株树苗。很久以后老爷子才想起这个奇妙的预言，立刻就表示心愿，要安葬在那些他亲手栽种的树下。事情就这样照办了，完全按照他的愿望。于是就变成这座因为朴实得令人心悦诚服而成为世上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坟墓，一座小小的正方形的土包，坐落在树林之中，在树林的浓荫覆盖之下——nulla crux nulla corona[21]！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铭文。这位伟人无名无姓地安葬在这里，没有像其他任何人那样因为自己的姓名和荣誉而受罪，完全就像一个偶尔发现的流浪汉，一个籍籍无名的士兵。谁都可以不受阻挡地走近他最后的安息地；四周薄薄的木板篱笆并没有把坟地封闭起来；没有任何东西保护这位不安宁者最终获得的安宁，保护它的只有人们对死者的敬畏。平素豪华的坟墓会吸引好奇的人争相观赏，而在这里，惊人的平易朴素使得看热闹的人不会马上驻足张望。只有清风犹如上帝的圣言吹拂着这位无名氏的坟墓，此外别无其他声响。你可以从旁走过，只会获悉不知是谁埋葬在这里，不知是哪一个俄国人安葬在这块俄罗斯的土地上，无论是荣誉军人教堂大理石穹顶之下的拿破仑的地下墓穴，公侯陵墓中歌德的灵柩，还是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里的那些墓碑，都不会像这座感人至深的无名氏的坟墓这样令人看了之后深受震撼。这座坟墓庄严地沉默无语，安置在林中某处，只有微风悄声细语，自己并无任何信息，也未留下片言只语。

我在俄国呆了两个礼拜，我还一直感到这种内心的激动不已，这种精神上微醺酩酊引起的轻烟薄雾。这样激动我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不久我就认识到，是人，是从这些人散发出来的真挚诚恳的感情。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他们每个人都确信，他们是在参加一项有关整个人类的无比宏伟的事业。大家都沉浸在这种信念之中，他们今天不得不为此而承担的物质匮乏和限制，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加崇高的使命。旧日面对欧洲而产生的自卑感，现在转化成一种醉酒后的骄傲，觉得自己已经赶在前面，超越了众人。“Ex oriente lux”[22]——救星就来自他们那里；他们就这样真诚而诚实地认为，他们已经认识了“真理”，他们的任务便是实现别人只是梦想到的事情。当他们把小小不言的东西给我看的时候，眼睛发光：“这是我们创造的。”“我们”这个字贯穿整个民族。马车夫载我出行时，指一指一幢新房子，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这是我们建造的。”学生宿舍里的鞑靼人、蒙古人向我走来，十分骄傲地把他们读的书给我看，一个说：“达尔文。”另一个说：“马克思。”那种骄傲的神气就仿佛他们就是这些书的作者。他们不断争先恐后地向我表示，向我解释。有人能来看看“他们的”作品，他们非常感谢。每一个人对欧洲人都怀有无限的信任——这是在斯大林上台前好几年——他们总以善良忠诚的目光仰视欧洲人，像兄弟一样使劲地和欧洲人握手。但是恰好是这些最卑微的人既表示出他们爱欧洲人，同时也表示出他们对欧洲人并无“敬意”——大家都是兄弟，Towarisch[23]，意思是同志。啊，就是在作家那里，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大家一起坐在当年属于亚历山大·赫尔岑的那幢房子里，不仅有欧洲人和俄国人，还有通古斯人、格鲁吉亚人和高加索人，每一个苏维埃国家都派出自己的代表来纪念托尔斯泰。我和大多数人都没法互相交谈，但是我们都心领神会，有时候有人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说出我刚完成的一部作品的书名，然后指了指自己的心，想说：“我很爱它。”然后抓住我的手使劲摇晃，仿佛出于爱要把我所有的关节全都弄断似的。更加动人的是，每个人都带来一件礼物。那时候日子还很艰难，他们都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带来一件东西给我留作纪念；一张不值钱的旧版画啦，一本我看不懂的书啦，一件农家的木雕啦。我当然送起礼来方便得多，因为我可以用俄国多年没见的珍贵物品回赠——一把吉列剃须刀，一支自来水钢笔，几张优质的白信纸，一双暖和的皮拖鞋。等我回国时，行李的分量大大减轻。恰好就是这种默不作声，却出于本能的真情实意使人感动不已。我在这里凭感官感受到的这种影响具有在我们那里陌生的宽度和暖意——因为在我们那里我从来也没有接触到“人民”——每次和这些普通人相聚一堂，都是一次危险的诱惑。有些外国作家在访问俄国时也的的确确为这种经历所蒙骗，他们发现自己从来也没有这样受人赞扬，为真正的民众所热爱，就相信必须赞美这个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人们这样热切地阅读他们的作品，这样热爱他们；人家慷慨大方地对待我，我也慷慨大方地回报，人家热情满怀地对待我，我也以满腔热情相报，这也是人情之常。我必须承认，我在俄国时，有些时候我差不多也想大唱赞歌，看到别人的热情，我也热情起来。

我没有陷入这种着了魔法似的晕眩状态，与其说要归功于我自己内在的力量，毋宁说要归功于一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永远不会知道。那是在和大学生们一起欢庆之后。他们紧紧地包围着我，和我拥抱，和我握手。他们的热情使我感到温暖，我高高兴兴地看着他们表情生动的面孔。四五个人送我回家，简直成了一支队伍。派来给我充当译员的女孩也是一名大学生，把他们说的话都翻译给我听。一直等我回到饭店，在身后关上房门之后，我才真的独自一人。其实十二天来我才真正第一次独自一人，因为始终有人陪伴着我，保护着我，温暖的波浪始终拥载着我。我开始脱衣服，刚脱掉我的上装，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窸窣作响。我把手伸进口袋，是封信，不是通过邮局寄来的信，想必有人趁着大家和我拥抱，挤来挤去的时候把这封信巧妙地塞进了我的口袋。

这封信没有签名，写得非常聪明，极有人性。虽说不是一个“白色分子”写的信，却对最近自由越来越受限制充满了怨恨。这位陌生人写信告诉我：“请您别相信人家告诉你的一切。您别忘记，尽管他们给您看了不少，但是还有许多他们没有给您看。请您记住，跟您说话的人，大多没有说出他们想跟您说的话，而只说了他们可以说的那些话。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而您自己也是如此。您的译员每句话都向上汇报，您的电话遭到窃听，您走的每步路都受到检查。”他给我举了一系列例子和细节，我无法一一审核，但是我根据他的指示把这封信烧掉了——“您别仅仅只把这信撕掉就完了，因为他们会从您的字纸篓里把每张碎片都取出来拼好还原。”——并且第一次开始把一切都仔细考虑一下。他们对我是真心实意的热忱，的确是奇妙无比的同志式的关系，可我从来没有一次机会大大方方地和什么人单独谈过一次话。他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不懂俄语，使我无法和来自民间的人们有真正的接触。再说，这个国家幅员广大，一眼望不到边，我在这十四天里只看见其中极为微小的一角！我若要老实对我自己和别人承认，我必须说，我得到的印象不论有些细节上多么激动人心，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可是在客观上经不起推敲。所以其他欧洲作家从俄国归来，差不多全都立刻发表一本著作，或是热情洋溢地表示肯定，要不就是满腔愤怒地表示否定。而我则只写了几篇文章。我采取这种收敛的态度很有好处，因为三个月以后就发生了许多事情，和我看见的东西迥乎不同。一年之后，由于事态的急剧转变，每一句话都被事实证明纯属谎言。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俄国发生的我们时代汹涌澎湃的激情，其强烈的程度，为我一生中所罕见。

在我离开莫斯科时，我的箱子差不多都空了。我能送人的东西都分送掉了，而我自己只带走两幅圣像，后来作为装饰品在我的房间里放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带回家的最珍贵的东西乃是我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我在莫斯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一两年之后我在索伦特[24]又遇见他。由于他那受到损害的健康的缘故，他不得不到那里去。我在他家作客，度过了三天难忘的日子。

我们这次相聚其实非常奇特。高尔基一门外语也不懂，而我也不懂俄语。按照逻辑推论，我们看来只能默默无言地相对枯坐，或者只能依靠我们尊敬的女友玛利亚·布特贝尔格男爵夫人[25]翻译，才能进行一次谈话。但是高尔基并不仅仅是出于偶然才成为世界文学中最有天才的小说家，叙述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而是他整个本性的功能性的释放。叙述时，他就活在他叙述的故事中，完全融化在他叙述的事情里，通过他面部形象逼真的表情，我虽然不懂他的语言，却事先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本人看上去就只是一个“俄国人”——只能这样形容他，别无他法。他的面部轮廓毫无引人注意之处；完全可以把这个长着麦黄色头发，身材高挑瘦削、颧骨很宽的男人设想成田里的一个农民，出租马车上的一名车夫，一个小鞋匠，一个潦倒不堪的流浪汉——他不折不扣地就是“民众”，是俄罗斯人的原始典型。走在街上，大家会毫不在意地和他擦肩而过，不会看出他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有等你坐在他的对面，他开始叙述，你才会认出他是谁。因为他不由自主地已经转变成他正在描写的那个人。我记得他如何描述他在漫游时，有一次遇到的一个疲惫不堪的驼背老人，男爵夫人还没有给我翻译，我就已经明白了。他身不由己地低下脑袋，肩膀耷拉下来。他的眼睛开始讲述时，明亮湛蓝，闪闪发光，这时变得昏暗疲惫，声音沙哑；他自己也不知道竟转化成那个驼背老人。而他要是描述什么欢快的事情，他的嘴里立刻发出爽朗的笑声，他身子往后一靠，全身放松，额头发出亮光；听他说话，真是其乐无穷。他张开双臂比划，就像用画笔描摹身边的景色和人物。他身上的一切全都简单而又自然，一举手，一投足，他的步态，他的坐姿，他侧耳倾听，他忘乎所以，都是如此。有天晚上他装扮成一名显贵，腰上系了一柄佩刀，顿时眼睛就显出睥睨一切的气概。双眉一蹙，显出颐指气使的神情，神气活现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仿佛正在思考着要颁发一道严酷的命令。可是待一会儿等他卸去这身装束，他就像一个农家娃一样天真地大笑起来。他强劲的生命力简直就是个奇迹；他的肺受到损伤，可他还活着，其实是有违一切医学法则的。但是他那令人惊怵的生命意志、钢铁般的责任感支撑着他，使他不致垮下；每天早上他都用苍劲有力、轩昂流畅的字迹写作他那伟大的长篇小说，回答他故乡的青年作家和工人向他提出的几百个问题。和他呆在一起，对我而言就是经历俄罗斯，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不是从前和今天的俄国，而是永恒的人民的灵魂，辽阔坚强，阴郁深沉。在那几年，他内心还没有完全做出决定。作为一位老革命家，他欢迎推翻旧王朝，和列宁有私人的友谊。但是他那时还犹豫不决，不想完全献身给党，就像他自己说的“究竟是当东正教的牧师还是当天主教的教皇呢。”在那些年，每周都有重大事件发生，他没有和自己人呆在一起，良心总感到压力。

真是机缘巧合。恰好在那些日子，我亲眼看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完全可说是新俄罗斯式的场景，让我看清了他内心的全部矛盾。一艘俄罗斯军舰在进行一次训练航行中，第一次驶入那不勒斯港。从未见过世界都市的年轻水兵穿着他们挺帅气的制服在托莱多大道（Via Toledo）上散步，睁着大大的农民的眼睛好奇地观看这么多新鲜景物，真是看个没够。第二天，他们当中有一个小组决定前往索伦特去访问“他们的”诗人。他们事先并未通知；凭着他们俄国式的人人皆兄弟的想法，他们认为，不言而喻，“他们的”诗人随时随地都必须有时间接待他们。冷不丁地他们就站在高尔基的房子门口，他们的感觉一点没错：高尔基没有让他们多等，邀请他们进屋做客。但是——高尔基第二天哈哈大笑着亲自告诉我——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事业”高于一切。他们起先对高尔基态度相当严峻，刚走进这幢漂亮舒适的别墅，就说：“你在这儿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日子过得完全像个布尔乔亚。你到底为什么不回到俄国去？”高尔基只好竭尽所能，向他们详详细细地把一切都解释一遍。可是归根到底，这些好小伙子的意思也并不是那么严厉。他们只是想表示一下，他们对名人毫无“敬意”，首先每个人的思想都得审查。他们无拘无束地坐了下来，喝茶聊天，最后每个人都和高尔基拥抱作别。听高尔基讲述这一幕，真是妙极了。他完全为这年轻一代的这种随随便便、自由自在的样子所倾倒，丝毫也没有因为这些人的大胆放肆而生气。他总是一再这样说：“我们当年是多么不同啊，我们要不是忍气吞声，就是肝火极旺，其实对自己心里根本没数。”整个晚上他始终情绪高涨，眼睛发光。我对他说：“我心想，您大概恨不得和他们一起回国吧。”他愣了一下，目光犀利地看着我：“您怎么会知道这个？的确，我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思考，我是不是撂下这里的一切，书本啦，纸张啦，工作啦，和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一起乘坐他们的舰艇，漫无目的地航行它两个礼拜。这样，我又会知道，俄罗斯是什么。身在远方，人会忘记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当中谁在流亡之中也没有写出过什么佳作。”

1930年，茨威格和高尔基在意大利索伦特

高尔基若把索伦特说成是一个流亡地，那可是说错了。他每天都可以回到故乡去，后来也的确回去了。他并没有像梅日科夫斯基那样，连人带书遭到流放——我曾在巴黎遇见过这位满腔忧愤、悲苦不堪的诗人——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格里尔帕策说得好，是“两个外国人，没有故乡”，借用别人的语言，无家可归，随风飘荡，不知所终。我在以后几天，得以在那不勒斯拜访一位真正的、但却是特殊的流亡者：贝内德托·克罗齐。克罗齐有几十年之久始终是意大利青年的精神领袖。他担任参议员和部长，拥有国内一切外在的荣誉，直到他反抗法西斯主义，使他和墨索里尼发生矛盾。他辞去了所有的职务，退隐林下；但是那些绝不妥协的死硬派还嫌不够，他们硬要使他屈服，必要时甚至对他进行严惩。大学生们和以往迥乎不同，今天到处都充当反对派的冲锋队，冲进他的屋子，砸烂他家的玻璃。但是这个身材矮小、身体敦实长着一双聪明的眼睛和一副山羊胡子的男子，看上去更像一个性情开朗的市民，他可不怕别人吓唬。尽管他拥有好几所美国大学和其他外国大学的聘书，他并不去国离家。他留在家里，呆在图书的壁垒后面。他按照同样的思想继续主编他的杂志《评论》（Critica），继续发表他的著作。他享有的威望如此之高，平素冷酷无情的书报检查奉墨索里尼之命，碰到克罗齐就止步不前。而他的学生们，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全都彻底完蛋。要造访克罗齐，对于一个意大利人，甚至对于一个外国人都需要有特别的勇气。因为当局清楚知道，克罗齐在他的堡垒里，在他坐拥书城的房间里，说起话来必然不戴面具、不抹脂粉，必然口无遮拦。就这样，他似乎生活在一个紧紧关闭、密不透风的空间里，在四千万同胞当中，他独自一人呆在一个贮气瓶里。在一座几百万人的城市里，在一个几千万人的国度里，单单有这样一个人处于这种密不透风的孤立状态之中。我感到这可真有点阴森可怕，同时我又觉得，真有些了不起。那时，我还不知道，比起我们以后将要遭受的精神摧残的形式来，这种形式还仅仅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我当时不由自主地佩服这位不论怎么说，已经是年迈的长者，在这场每天都在进行的斗争中，还能保持这样蓬勃的朝气和这样充沛的精力。克罗齐笑道：“恰好是这种反抗的劲头使人永葆青春。倘若我还在当参议员，我就不会那么较真。我在思想上早已迟钝，就会随波逐流。对于一个思想敏锐的人，对他最有害的莫过于缺乏反抗的意志；等我真的在孤军奋战，不再有青年围在我的身边，我就迫使自己又焕发青春。”

还得再经过若干年，我才开始懂得，考验提出挑战，迫害使人坚强，孤立增强斗志，只要这些东西没把人彻底摧毁。这样一种认识就和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情一样，我们都不是从别人的经验中学到，永远总是在自己的命运里获得。

我从来没有见过意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这是由于我的心理障碍，不愿接近政治人物。即使在我自己的祖国，在小小的奥地利，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家，无论是赛佩尔、道尔弗斯[26]，还是舒施尼克[27]，这并不足为奇。我从我们共同的朋友处获悉，墨索里尼是我的著作在意大利获得的最早、最热情的读者之一。其实我有责任亲自向墨索里尼表示感谢，因为我生平第一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请求，他爽快地予以实现。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朋友从巴黎寄出的快信，告诉我有位意大利女士为了一件要事要到萨尔茨堡来拜访我，要我立即接待。第二天，这位女士登门求见，她告诉我的事情，的确令人震撼。她丈夫是位杰出的医生，出身寒微，是马特奥蒂[28]资助他，把他培养长大的。这位社会主义党人的领袖遭到法西斯分子的凶残谋杀，使得业已大大疲惫的世界良心对这一个别的罪行愤怒地作出反应。整个欧洲都义愤填膺，奋起反抗。这位医生是位忠实的朋友，他是六名勇士之一。他们当时竟然胆敢公开地抬着被谋杀的马特奥蒂的灵柩穿过罗马的大街；紧接着医生遭到制裁、封锁和威胁，于是流亡国外。但是马特奥蒂一家的命运使医生极为不安。想到他的恩人，他决定把死者的孩子们从意大利偷运到国外。偷运过程中，他落到密探或者挑起事端的特务手里，遭到逮捕。对马特奥蒂的任何回忆对于意大利而言都是难堪的事情，因而由此引起的一场诉讼对于这位被捕的大夫未必结局会极为糟糕，但是行政长官巧妙地把这位医生塞进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案子里，那是计划用炸弹来行刺墨索里尼。这位医生获得过最高的军功章，如今被判处十年严酷的监禁。

医生的这位年轻的妻子当然极为激动，这完全可以理解。她希望大家能出把力反对这个判决。她丈夫这样判刑，别想活着出来。她希望全欧洲的著名作家能联合起来，大声抗议，她请我能出手相助。我马上就劝她不要试图搞什么抗议活动。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所有这些抗议示威活动已经用滥，不起作用。我设法让她明白，单单出于民族自尊心，没有一个国家会让外国人来纠正它的司法程序。在美国的萨可和旺泽蒂案件[29]上，欧洲发出的抗议对当事人与其说起了促进作用，毋宁说发生了不利的影响。我急切地请求她，别干这样的事情。这只会使她丈夫的处境更加恶劣，因为倘若人家从国外对墨索里尼施加压力，迫使他下令缓刑，那么即使他愿意，他也永远不会改判，永远不能改判。但是我真的深受震撼，我答应那位医生的太太，将竭尽全力设法影响判决。我告诉她，我恰好下个礼拜要到意大利去，我在那里有些朋友心地善良，身居要职，很有势力，也许他们能悄悄地起些作用，有助于她的丈夫。

我到了意大利第一天就想方设法，可是我发现，恐惧已经深深地咬噬了人们的心灵。我刚一提那医生的名字，每个人就脸色尴尬，都说：不行，无能为力，完全办不到。一个个都这样表态。我很惭愧地回到家里，因为这个不幸的女人说不定会以为，我并没有想尽一切办法。我也的确没有做最后的努力，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采取直接的公开的途径：给那个做出最终决定的人写信，亲自给墨索里尼写信。

说干就干，我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的确是非常诚实的信。我写道，我不想用些阿谀奉承的话作为开场白。我开门见山就说，我并不认识此人，他犯的事有多严重也不知道。但是我见到了他的妻子，妻子无疑是无辜的。倘若她的丈夫得在囚牢里度过这么多年，那么这惩罚的全部分量也都落在他的妻子身上。我丝毫不想批评这一判决，但是我可以设想，倘若她的丈夫不是关进牢狱，而是放逐到拘留囚犯的一座小岛上，允许囚犯的妻儿到岛上和他们同住，这意味着救了这个妻子一命。

我写完此信，投进萨尔茨堡一个普通的邮箱里，寄给贝尼托·墨索里尼阁下。四天之后，维也纳的意大利公使馆写信给我，贝尼托·墨索里尼阁下向我致谢，告诉我他将满足我的愿望，也打算缩短此人的刑期。与此同时，从意大利发来一份电报，对我请求的运送犯人一事予以确认。墨索里尼大笔一挥，亲自答应了我的请求，被判刑的犯人不久完全获得赦免。我这一生中再没有一封信能给过我更大的快乐和满足。要说我有什么文学外的成就值得怀念，那么，此刻我就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想起这件事来。

在那风平浪静的最后几年里，出门旅行是件快事，而遨游之后回到家里也很美妙。可是在寂静无声之中，却发生了一件引人注意的事情。只有四万人口的小城萨尔茨堡就因为位置偏僻、富有浪漫情调被我选中在此安家，这时却令人惊讶地发生了变化：夏天，这座小城不仅变成欧洲的艺术首都，而且变成了全世界的艺术京城。在战后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演员和音乐家在夏天几乎有断炊之虞。为了减轻演员和音乐家的困境，马克斯·莱因哈特和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组织了几场演出，尤其是在萨尔茨堡的教堂广场上举行的《耶德曼》的那场露天演出，首先吸引了邻近各地的人们前来观赏；后来他们又尝试着演出歌剧，演出越来越出色，越来越完美，渐渐地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最优秀的指挥家、歌唱家、演员，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不必仅仅为他们自己当地的观众演出，而是可以向国际性的观众献艺，所以都野心勃勃、争先恐后地前来参加演出。于是萨尔茨堡的音乐节演出一下子就成了吸引全世界的一大盛事，就仿佛成了新时代艺术的奥林匹克演出会，各个国家都在这里竞相献演他们自己最出类拔萃的节目，谁也不想错过这些不同寻常的演出。国王，显贵，美国的百万富翁和影星，音乐爱好者，艺术家，诗人和附庸风雅的人士，在最近几年都在萨尔茨堡欢会；在欧洲，从来没有看见过像在这小小的、被人忽视已久的奥地利的这座小城里这样成功地集中上演了戏剧和音乐的最完美的节目。萨尔茨堡繁荣起来。夏天在这座小城的街上，可以碰到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任何一位寻找艺术表演最高形式的人们，身穿萨尔茨堡的民族服装——男人是白色亚麻布短裤和宽大的短上衣，妇女是花花绿绿的“少女花裙”——小小的萨尔茨堡一下子统领了世界时尚。旅馆里人满为患，一房难求。音乐节演出前，剧院门前，豪华的轿车一辆接着一辆，其气派犹如当年参加皇家宫廷舞会的盛况。火车站总是人山人海；其他城市试图把这条载有金沙的江河引过去，可是没有一座城市办得到。在这十年里萨尔茨堡成了欧洲的艺术朝圣地，并且此后一直是欧洲的艺术圣地。

就这样，我在自己的城市里一下子就住在欧洲的中心。命运又一次实现了我自己想都不敢想的愿望。我们那幢坐落在托钵僧山上的房子，变成了一个欧洲之家。有谁没到我们家里来做过客？我们的宾客签名册比我单凭记忆可以更好地证明这一点。但是就是这本签名册也连同这幢房子和许多其它东西，落入了纳粹分子手里。我们在那儿和多少人度过真诚友好的时光啊！从露台俯视美丽和平的景色，可没想到，在正前方，在贝尔希特斯戛登山上就坐着一个人[30]，想把这一切全都毁掉。罗曼·罗兰在我们家住过，还有托马斯·曼，其他作家当中，H.G.威尔斯、霍夫曼斯塔尔、雅可普·瓦色曼、梵·洛恩[31]、詹姆斯·乔伊斯、埃米尔·路德维希[32]、弗朗茨·维尔弗、乔治·勃兰兑斯、保尔·瓦雷里、简·亚当斯[33]、沙龙·阿施[34]、阿图尔·施尼茨勒都曾是我们亲切接待过的客人。音乐家当中，有拉威尔[35]和理查·施特劳斯，阿尔邦·贝尔格[36]，布鲁诺·瓦尔特，巴托克[37]；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们、演员们、学者们当中的许多人，谁没当过我们的客人？每个夏天都给我们带来多少美好欢快的时光来交流思想，互相切磋！有一天，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38]辛辛苦苦地爬上这陡峭的石级，同时开始了一种友谊，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爱音乐，更加懂得音乐，享受音乐。接着有几年之久，在他排练时，我都是最忠实的客人，亲身经历了他如何一而再地为使演出臻于完美而作的激烈斗争。这样完美的演出在公开举行的音乐会上既显得像奇迹一样，同时又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试图撰写一篇文章来描写他的这些排练，不到无懈可击绝不停止努力。它们应该成为每一个艺术家的最佳榜样和推动力）。莎士比亚的那句话“音乐是灵魂的养料”绝妙地证实了这一点。眼看着各门艺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我赞美命运对我的厚爱，让我持续不断地和这些艺术紧密相连。这些夏日，艺术和上天赐福的大地交相辉映，互相促进，内容是多么丰富，色彩是多么绚丽！回忆往昔，我想到大战刚刚结束时，这座小城衰败、灰暗、压抑，而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住在里面，冬天挨冻，还得和屋顶上漏下来的雨水作战。我才知道，这和平幸福的几年时光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我又可以相信世界，相信人类。

在那几年，许多期盼中的著名客人来到我们家里。在我独自呆在家里的时候，像魔术一般在我周围聚集了一些崇高的形象，我成功地把他们的影子和痕迹渐渐地召唤出来：各个时代的最杰出的大师们，都有手迹汇集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我的手稿收藏之中。十五岁时我是出于业余爱好，开始收集名人手迹。这些年来积累了很多经验，资源也更加雄厚，尤其是激情更加高涨。我的收藏便从原来简单地把藏品一件件并排放在一起，经过分门别类，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我简直可以说，它们变成了一件件真正的艺术品。起先我像每个新手一样，只追求名人的签名；接着出于好奇的心理，只收集手稿——原始的稿件或者作品的残篇，让我同时一窥我心爱的大师的创作方法。世上无法参透的谜团无数，其中埋得最深、最为神秘的谜团乃是创作的秘密。大自然在这里不容人偷听，也从不容人偷窥这最后的绝技——地球是如何形成的，一朵小花是如何生长的，一首诗和一个人是如何产生的。在这里，大自然极端无情地拉上帷幕，绝不让步。即便是诗人和作曲家自己事后也无法再解释，他获取灵感的这一瞬间。一旦作品塑造得尽善尽美，艺术家自己也不知道这作品的起源、成长和完成。他永远也不可能，或者几乎永远也不可能解释清楚字、词如何在崇高意义上组成一节诗，个别的音响如何融成各种旋律，然后历经许多世纪，一直回响。唯一能让我们朦朦胧胧地猜想到这无法捉摸的创造过程的东西，乃是一页页手稿，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拿去付印，修改得面目全非的修改稿，尚未成型的初稿。就是从这些最初的手稿，才渐渐地提炼出未来确定形式的结晶。我那手稿收藏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更内行的阶段，便是把各个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和音乐家的这些手稿、校样，也就是他们艰苦创作过程的证明收集起来。对我而言，在各个拍卖会上追逐这些手稿，是我的一大乐趣，把它们从隐蔽最深的角落里发掘出来，是我乐于付出的辛苦，同时也成了一门学问。因为渐渐地，除了我的手稿收藏之外，又产生了第二种收藏，那就是收集一切关于手稿的书籍、一切已经印出来的图书目录，合在一起有四千种之多，是个独一无二的私人参考书藏书室，绝无竞争对手。因为即便是书商也不可能对一个专业投入这么多时间，倾注那么多热爱。我敢斗胆说一句——关于文学或者生活中的另外领域，我都永远不敢说这样的话——经过这三四十年的收藏，我已经在名人手迹方面成为第一权威。每一张重要的篇页，我都知道它存放在哪里，属于谁，是如何落到它主人手里的。我成了一个真正的行家，一眼就能判定藏品的真伪，估起价来比大多数行家都更加在行。

我这种收藏的野心愈演愈烈，单单拥有一个收藏世界文学和音乐的手稿长廊，反射千百种独创手法的明镜已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单单扩大我的收藏，已不再吸引我。在我进行收藏的最近十年所致力的事情，乃是使我的收藏不断得到优化。如果说我起先能得到一位诗人或者音乐家的几页手稿，看出他在进行创作时的情景就满足了，那么我继续努力的目标乃是，找到每位诗人或作曲家在创作的最为幸福的瞬间，表现他取得了最为出色的成功。这样我不再寻觅一位诗人在创作他的任何一首诗歌时的手迹，而是他最佳诗歌中的一首。这些诗歌恰好是灵感通过墨水或者铅笔，第一次找到了尘世间的表达，并且一直通向世世代代的永恒。我要在这些不朽的大师遗留的手稿这一圣物之中——何等狂妄的非分之想——恰好找到那使他们在我们世上变得永垂不朽的东西。

所以我的收藏永远处于流动状态；凡是我拥有的那些达不到这最高要求的篇页，都遭到剔除，不是卖掉就是和别人交换，只要我能找到一张更加重要，更有特性——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更具有永恒的特点的篇页。奇妙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我都获得成功。因为除了我之外，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这样的知识，这样的韧性，同时又进行过这样一种研究，在收集这些重要的稿件。这样，起先是用一个文件夹子，接着是用一个大箱子，把持续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作品的原始手稿或者作品收集在一起，用金属和石棉来防止朽坏。我像今天一样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的生活，那些早已散失的收藏的目录不在手边，我只能随便列举几件，在这些藏品身上，体现了尘世的天才在一个永恒的瞬间表现出来的光芒。

这其中，有莱奥纳多[39]工作手册中的一页，用反写字的字体写的关于画幅的说明；有拿破仑在里沃里[40]战役期间，用潦草已极几乎难以卒读的字迹写的致他士兵的一道四页长的作战命令；巴尔扎克的一本印在整张印张纸上的长篇小说，每一页都是布满千百个校正处的战场，校正之处又复校正，乱七八糟，难以描写，表现出他泰坦巨人般的战斗（所幸此书的照相复印件已为一所美国大学所挽救）；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的一部不为人知的初稿，这是尼采在此书发表之前许久为他心爱的科西玛·华格纳所写的；巴赫的一部大合唱曲；格鲁克的《阿尔契斯特》的咏叹调和亨德尔[41]的一部咏叹调，他的音乐手稿最为难得。我总是寻找最有代表性的手稿，在大多数情况下总能觅得，有勃拉姆斯的《吉普赛人之歌》，肖邦的《Barcarole》，海顿的《皇帝四重唱》中那一曲的不朽的旋律《愿上帝保佑》（Gott erhalte）。在有几种情况下，我甚至于通过独创性的独一无二的形式扩张到独创性的人物的整个一生的形象。所以我不仅拥有莫扎特还是个十一岁男孩时留下的一张写得不大流畅的乐谱，还有他歌曲艺术的标志性作品，歌德的那首不朽的《紫罗兰》，他舞曲音乐中对《小步舞曲》、《费加罗》的《别再跑来跑去》（Non più andrai）[42]进行的自由修饰，还有《费加罗》中柴鲁比尼咏叹调。另一方面我又拥有他那些奇妙的不正经的书信，从未公开地全文发表过，写给贝斯勒[43]的一首轻浮俏皮的加农曲，最后还有一页手稿，那是莫扎特即将去世之时写的《提图斯》[44]中的一首咏叹调。同样，歌德悠长的一生也涵盖在我的收藏之中，第一个藏品是出自这个九岁男孩之手的一篇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稿子，最后一件则是诗人在八十二岁高龄去世前不久撰写的一首诗歌，在这两者之间则是一大张稿纸，选自他创作巅峰之作《浮士德》中对折在一起的两页，他关于自然科学的一份手稿，很多诗歌，还有他一生不同阶段创作的图画，从这十五张稿纸可以纵览歌德整个一生。当然，在我们大家最尊敬的贝多芬身上，我未能成功地收集到手稿来这样完整地概括他的一生。我的出版家吉彭贝尔格教授是我收集歌德手稿时的强劲对手，在收集贝多芬手稿方面，我的强劲对手和拍卖时的竞争者乃是瑞士最富有的富豪之一，他收藏的贝多芬的珍宝简直无与伦比。但是除了我所拥有的贝多芬青年时代的笔记本，他的歌曲《吻》和《哀格蒙特》乐曲中的一些断片之外，我至少还能把一个瞬间，把他一生中最富悲剧色彩的一个瞬间，从外观上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是世上任何一个博物馆都办不到的。我碰到运气，把贝多芬去世后拍卖、由枢密官布洛伊宁购得的全部剩下的贝多芬的房里设施，全都弄到我的手里，尤其是那张巨大的写字桌，在桌子的抽屉里还深藏着大师的两个恋人朱丽哀塔·吉契阿尔狄伯爵夫人和埃尔多迪伯爵夫人[45]的两幅肖像；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放在他床边的钱箱；那张斜面写字台，他躺在床上还在上面写他最后的曲子和书信；在他临终时从他头上剪下来的一绺白色鬈发；参加他葬礼的邀请函；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最后一张清洗内衣的单子；拍卖时清点他家具的文件；他全部维也纳的朋友答应给他留下来的身无分文的厨娘莎莉资助的清单。真正的收藏家总是鸿运高照，我刚购得贝多芬临终时的屋子里所有的东西，我又有机会买到他临终时躺在床上的三幅画像。我曾从他同时代人的描绘中获悉，在3月26日[46]那一天，贝多芬已在弥留之际，有个年轻的画家，舒伯特的朋友约瑟夫·台尔契尔[47]试图为这位垂死的大师画像，可是枢密官布洛伊宁认为这是对病人不敬，把画家从病房里赶了出去。一百年里这些画下落不明，后来在布吕恩举行了一次小型的拍卖会。这位名气不大的小画家有几十本速写本，以便宜得惊人的价钱出卖。人们突然发现，那几张关于贝多芬的速写就在这些速写本里。接着又是偶然加上偶然。有位商人打电话问我，是否对贝多芬临终前画幅的原件感兴趣。我回答他，我已经拥有它了。谈话的结果弄明白，这幅要提供给我的画乃是丹豪瑟[48]为临终时的贝多芬制作的石版画的原件，此画后来非常有名。这一来我就收集到了一切有关画幅，它们把这值得纪念的不朽的最后瞬间以形象具体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但是我从来不以这些藏品的所有者自居，仅仅只是觉得自己是它们一时的保管者而已，这点是不言而喻的。并不是拥有它们、为我个人所有的感觉吸引我，而是把一组藏品汇集起来，使之成为艺术品，个中的魅力使我着迷。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这个收藏作为整体传承下去，比我自己的作品更有价值。尽管有很多人提出建议，要我做出我藏品的目录，我一直犹豫着没有动手。因为我觉得这个建筑物还在修建之中，尚未竣工，有些名人的名字和有些作品尚还缺失，作为最完整的形式还嫌不足。我那深思熟虑后的目标是，在我死后把这至为罕见的收藏交给一个能实现我的特别条件的研究机构，也就是每年得花一笔款项，按照我的本意继续使这个收藏臻于完善。这样，它就不是一个僵死不变的完整的东西，而是一个灵活有机的机体，在我身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在不断补充不断完善，成为一个越来越美不胜收的整体。

但是我们这个经受考验的一代人，没法设想我们身后的事情。等到希特勒时代一开始，我一离开我的家，我对收藏的乐趣便顿时消失。深信有些东西还能保存下来的信念也荡然无存。有一段时间我还把部分藏品安置在保险箱里或者存放在朋友处，但是接着我就根据歌德警示的话语：“博物馆、收藏品和武库，如果不能发展，就会僵死。”于是我下定决心，和一个我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努力使它发展的收藏诀别。一部分藏品，我在临别时送给了维也纳国家图书馆，主要是我同时代的朋友们馈赠给我的手稿，一部分我变卖了，剩下的藏品遭遇如何，或者将会如何，已经不会太让我揪心了。因为一直只有创造才是我的快乐所在，而不是已经创造的东西。所以我不会对我曾经拥有过的东西哀叹不已。因为如果我们这些被追捕被驱逐的人，在这对每一种艺术和每一种收藏都怀有敌意的时代，还有什么新的艺术可以学习的话，那就是诀别的艺术。从此和以前构成我们骄傲和爱的一切诀别。

于是这些年我就时而写作，时而旅行，在学习、阅读、收藏和享受之中度过。1931年11月，有天早晨我一觉醒来，我已五十岁了。这个日期对于那位萨尔茨堡勤勤恳恳、老实巴交的白发邮递员可是个糟糕的日子。在德国有个好习惯，在各家报纸上对于一位作家的五十岁寿辰总要详详细细地撰文庆祝一番。这位老人在这天可要背着极为壮观的一大堆信件和电报沿着陡峭的石级爬上山来。在我拆开这些邮件阅读之前，我思忖了一下，这个日子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五十岁意味着人生的一个转折；人们忐忑不安地回首往事；人生的道路究竟已经走了多少。人们暗暗扪心自问，这条道路是否还继续向上延伸。我把已经经历过的岁月从头想了一遍，就像从我们家眺望阿尔卑斯山连绵的山峦，又往下俯视缓缓向下的山谷。我回顾了我这五十年，必须对自己说，我若不知感恩，实在罪不可赦。我最终得到的东西远远超过我的期待，或者说超过我希望得到的东西。我想用来发展我的本性、并把它表现出来的手段，那文艺的手段，文学的生产，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我少年时代最大胆的梦想。海岛出版社给我的五十岁寿辰的礼物是我的作品用各种语言出版的目录，它本身就已经是一本书了；什么语言都没缺少，既不缺保加利亚文和芬兰文、葡萄牙文和亚美尼亚文，也不缺中文和马拉提文[49]。盲文版、速记版，各式各样富有异国情调的文字和语言把我的话语和思想传送到众人身边。我把我的存在无限扩大到我本性的空间之外，我赢得了我们时代最为出类拔萃的人士当中的有些人，他们成为我个人的朋友。我欣赏过最为完美无缺的演出；我得以观看并且欣赏那些永恒的城市、不朽的画幅和世上最美好的景色。我一直自由自在，不依赖职位和职业。我的工作便是我的快乐，不仅如此，它还给别人带去欢乐！还可能发生什么恶劣的事情？我的著作就在这里：有什么人能把它们消灭殆尽？（我在这一时刻还浑然不觉地这样思忖）这是我的屋子——有谁能把我赶出我的屋子？这是我的朋友们——难道我会在什么时候失去他们？我毫无畏惧地想着死亡，想着疾病，但是我即将经历的事情，哪怕只是它最遥远的影像，也没有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我将不得不变成一个逐客，无家可归，受到驱逐，受到追赶，再一次从一个国家流浪到另一个国家，越过重洋，浪迹天涯。我的著作将被焚毁，遭到禁止，遭到唾弃。我的名字在德国将像罪犯的姓名一样遭到批判。我的朋友们的信件和电报曾放在我面前的书桌上，就是这同一批朋友，倘若和我在街上偶遇，他们会立刻脸色发白。我在三四十年间坚毅顽强地作出的成绩，竟然会毫无痕迹地遭到抹杀。我眼前的这个生活，创造得坚固结实，似乎不可动摇，却会毁于一旦。我眼看着已攀登到顶峰边上，却被迫要凭着我业已趋向疲弱的力气、怅然若失的灵魂，再一次从头开始向上攀爬。的确，在我生日这一天，我没法想象出这样无谓、这样荒谬的事情。我真的可以感到满意。我没有任何忧虑；即使我再也不动笔写字，我的著作也已经可以使我无忧无虑，我似乎已经达到了所有的目的。命运已被我降服。我小时候在爸妈家里所熟悉而在战争期间所失去的安全，现在凭着我自己的力量又重新夺了回来。还有什么可企求的呢？

可是说来奇怪——恰好在我无所企求的这一时刻，我心里涌现出一种神秘莫测的不适之感。我心里有个声音——不是我自己——问我：如果你的生活就继续这样度过，这样风平浪静，这样安排妥帖，这样富有收益，这样安逸舒服，这样不消重新鼓劲，没有任何考验，这样就真的很好吗？这种享有特权的生活，这种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生活，和你，和你身上的本质不是格格不入的吗？我沉思着，在家里踱来踱去。这些年生活变得非常美好，就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可是且慢，难道叫我就一直在这里生活，一直坐在这样一张书桌旁写书，写了一本又写一本，然后收取版税，更多的版税，渐渐地变成一个极有威严的人物，善于非常体面、极有风度地维护自己的姓名和作品，脱离了一切偶发事件，一切紧张情绪和各种危险？叫我的生活就一直这样度过，直到六十岁、七十岁，一直沿着这条笔直光滑的轨道前进？我心里不断梦想——是不是发生点什么别的事情，什么新鲜的事情，使我更加不安，更加紧张，更加年轻，向我挑衅，去进行新的战斗，也许是更加危险的战斗，这样是不是对我更好？总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矛盾寓于每一个艺术家的心里：要是生活把他折腾得昏天黑地，他就渴望这安宁平静，可要是给了他安宁，他又会渴望回到紧张生活中去。所以在我五十岁生日这一天，在我灵魂深处只有一个罪孽深重的愿望：只希望发生点什么事情，把我再一次从安逸平稳的生活中拽走，迫使我不能继续这样的生活，而得再一次重新开始。这是害怕我会变老，变得疲惫不堪、惰性十足？还是说这是一种神秘莫测的预感，让我当时为了内心得以发展，渴望过另外一种生活，一种更艰苦的生活？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在这奇怪的时刻，从我朦朦胧胧的潜意识中升起的想法，根本不是什么可以清清楚楚地说出来的愿望，肯定也不是什么和清醒的意志有关联的东西。只是转瞬即逝的念头向我扑面吹来，也许根本就不是我自己的思想，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什么念头，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这股笼罩着我生命的阴暗的力量，已经帮我实现了那么多我自己都不敢大胆心存的愿望，这难以捉摸的力量，想必听到了我的思想。它立刻顺从地举起手来，把我生活的最后基础砸烂，迫使我从原有生活的废墟中把一个全然不同的，更加艰苦、更加艰难的生活从根本上重新建立起来。

[1] 即希特勒。

[2]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画家、雕刻家，与达·芬奇、拉斐尔并称文艺复兴时期三杰。

[3] 莱奥纳多，即达·芬奇。

[4] 亚伯拉罕·沃尔夫·罗森巴赫（1876—1952），美国古董商，图书收藏家。

[5] 罗杰·马丁·杜·加尔（1881—1958），法国作家，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6]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

[7] 巴奈·伊斯特拉蒂（1884—1935），罗马尼亚裔的法语作家。

[8] 戈比，俄国最小的货币单位，如铜板。

[9] 即《世界建筑师》中《三作家》的第三部分。

[10] 西里尔字母，即俄语所用的字母。

[11] 格瓦斯，俄罗斯人喜欢的饮料。不含酒精。

[12] 塞尔盖依·阿克萨可夫（1791—1859），俄国作家。

[13] 《白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14] 拉斯科尔尼柯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15] 隐士庐，原为皇宫，后改为博物馆，藏有很多名画。

[16] 维米尔（1632—1675），荷兰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作品大多为风俗题材，代表作有《倒牛奶的女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

[17]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特里希·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

[18] 乔治·欧仁·索累尔（1847—1922），法国社会哲学家，工团主义的先驱思想家。

[19]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的同名主人公，一个懒散的地主。

[20] 雅斯纳亚-波良纳，托尔斯泰的故乡。

[21] 拉丁文：既无十字架，亦无王冠。

[22] 拉丁文：出自东方，光芒万丈。

[23] 俄文：同志，伙伴。

[24] 索伦特，意大利地名。

[25] 玛利亚·布特贝尔格（1891—1974），俄国男爵夫人，高尔基的情人、生活伴侣。

[26] 恩格尔贝尔特·道尔弗斯（1892—1934），奥地利政治家。

[27] 库尔特·舒施尼克（1897—1977），奥地利政治家，曾任总理，1938年纳粹并吞奥地利后，被囚于集中营。

[28] 基阿柯莫·马特奥蒂（1885—1924），意大利政治家，社会主义统一党总书记，被法西斯谋杀，墨索里尼的独裁从此更加变本加厉。

[29] 萨可和旺泽蒂案件，费迪南多·萨可（1891—1927）和巴尔托洛美阿·旺泽蒂（1888—1927）为移居美国的两名意大利工人，被控参与双重抢劫谋杀罪，被判处死刑，于1927年8月23日坐电椅处死，引发群众抗议游行，认为这是司法不公，是政治谋杀，到1977年两人被马萨诸塞州州长平反。

[30] 指希特勒。

[31] 亨德里克·梵·洛恩（1882—1944），荷兰-美国作家、历史学家。

[32] 埃米尔·路特维希（1881—1948），犹太裔德国-瑞士作家。

[33] 简·亚当斯 （1860—1935），美国芝加哥赫尔宫协会的创始人，因争取妇女、黑人的权利而获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

[34] 沙龙·阿施（1880—1957），依地语作家。

[35] 约瑟夫-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法国作曲家，印象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

[36] 阿尔邦·贝尔格（1885—1935），奥地利作曲家。

[37] 贝拉·维克托·巴托克（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

[38] 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1867—1957），意大利指挥家。

[39] 即莱奥纳多·达·芬奇。

[40] 里沃里，意大利城市。1797年1月15日，拿破仑率领的法兰西大军在此打败奥地利军队。这是意大利战役中的决定性一战。

[41] 乔治·弗里特里希·亨德尔（1685—1759），德国-英国作曲家。

[42] 下面是此咏叹调的第一节， 原文为意大利文：
别再跑来跑去，多情的蝴蝶，
别不分白天黑夜到处乱晃，
别打搅美女娇娃的香甜幽梦，
爱情的阿童奇诺，你这自恋狂。

[43] 贝斯勒，即莫扎特的堂妹玛利亚·安娜·苔克拉·莫扎特（1758—1841），在莫扎特给她的书信中，她被称作“贝斯勒”。

[44] 《提图斯》，为莫扎特的歌剧。提图斯为罗马皇帝。

[45] 朱丽哀塔·吉契阿尔狄伯爵夫人（1782—1856）和埃尔多迪伯爵夫人为维也纳两位贵族小姐，曾向贝多芬学习钢琴。

[46] 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去世。

[47] 约瑟夫·台尔契尔（1801—1837），奥地利画家。

[48] 约瑟夫·弗朗茨·丹豪瑟（1805—1845），奥地利画家。

[49] 马拉提文，印度的一种语言，使用者分布在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

十五 希特勒初露狰狞

历史有个颠扑不破的法则，恰好是它总不让同时代人在初始阶段认清那些决定他们时代的巨大运动。所以我想不起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见希特勒这个名字的。多年来，我们被迫每天、几乎每一秒钟都在一定关联之中，要想到这个名字或者说出这个名字。叫这个名字的人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灾难，比所有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多。反正相当早的时候我就听见了这个名字，因为我们萨尔茨堡和慕尼黑只隔开两个半小时的铁路路程，慕尼黑也算得上是个邻近城市。因此哪怕是当地的本埠消息，我们也会很快获悉。我只知道，有一天——具体日期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有个熟人从那边过来，连连抱怨慕尼黑又要不得安宁了。特别是那个名叫希特勒的鼓动家，口吐狂言，粗野不堪，甚至用大打出手的办法破坏群众聚会，用极端庸俗低级的方式攻击共和国[1]，攻击犹太人。

这个名字进入我的脑海，毫无分量，毫无影响。我听过之后也就忘了。因为当时在残破不堪的德国，曾经出现过多少鼓动家和政变分子，他们不久又重新消失，他们的名字今天早已无声无息。诸如埃尔哈特舰长[2]和他的波罗的海部队，沃尔夫冈·卡普[3]，政治杀手，巴伐利亚的共产党人，莱茵地区的分裂主义者，志愿军的首领等等。几百个这样的小水泡在发酵的污水池中泛起，挤来挤去，一旦破裂，只剩下一股臭气，明显地暴露出尚未愈合的德国创口上暗自发生的腐烂过程。便是那份新版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出的小报《米斯巴赫报》（由它发展出日后的《人民观察家报》[4]），我也只接触过一次。米斯巴赫本来就是一个小而又小的村庄，报纸又写得粗俗不堪，谁会去关心它？

可是接着在我几乎每周都要过去的临近的边界地区赖兴哈尔和贝尔希特斯戛登，突然出现了一些小型的和越来越大型的部队。这些年轻人都穿着高筒皮靴，褐色衬衫，每个人胳臂上都戴着一个颜色刺眼的卐字袖章。他们组织大会和队列式，一面唱歌一面高呼口号，列队走过大街，把巨型横幅贴在墙上，涂上卐字符号。我第一次意识到，在这些突然出现的队伍后面，一定有人给予财政资助，也有一些颇有势力的人物在暗中支持。不是希特勒一个人，此人当时不过在巴伐利亚的啤酒窖里发表发表讲演而已，他还不可能把这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装配成这样昂贵的一台机器。势必有更加强劲有力的手把这崭新的“运动”推向前进。因为他们的制服是簇新锃亮的。在一个穷困匮乏的时代，这些派到一个又一个城市去的“冲锋队员”，却能支配一大批令人吃惊的崭新的小轿车、摩托车和载重汽车，而真正的退伍军人却穿着褴褛的制服到处踯躅。有军事领导人员在对这些年轻人进行战术训练，这是显而易见的——要不就像当时人们说的，在对他们进行“准军事的”纪律训练——而国防军自己想必亲自对于向他们志愿提供的这批材料进行有规律的技术训练，希特勒自己从一开始就在国防军的情报机关里充当密探。我不久碰巧有机会观看了一次这样事先训练的“战斗活动”。在一个边境地区，恰好有社会民主党党员以和平的方式举行大会，突然有四辆载重汽车风驰电掣般开来，每辆车上都装满了手执橡皮棍的国社党青年，完全像我当年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看见的那样，他们以飞快的速度对毫无准备的群众发起突然袭击。他们采用的是从法西斯党徒[5]们那儿学来的同一种方法，只是经过了军事方面更加精确的训练，按照德意志的精神，直到细枝末节都全做了系统的准备。这些冲锋队员听到一声哨子响就闪电般从汽车上跳下，用手里的橡皮棒见人就抽，只要那人拦了他们的路。在警察干预之前，趁工人们还没集合起来，他们已经重新跳上汽车，绝尘而去。我感到惊诧的是，这些人从车上跳下跳上的精准技术，只要队长的哨子尖叫一声，他们就立即执行。我看到，每一个小伙子事先都牢记在心，该做什么动作，该从汽车的哪个轮子跳上汽车，该坐哪个座位，而不至于影响下一个人上车，从而搅乱全局。事情绝不仅仅关系到个人的机敏灵巧，而是每个动作都必须事先在兵营里和练兵场上训练几十次乃至几百次。从一开始，这个部队就受到关于进攻、暴力和恐怖的训练。

不久，我们就听到更多在巴伐利亚州进行这种地下演习的消息。等大家上床睡觉以后，年轻的小伙子们偷偷溜出家门，集合起来进行夜间的“野外训练”。现任的或者退伍的国防军军官们，得到国家或者该党的一些秘密的赞助者的资助，训练这些队伍。而官方对于这种罕见的夜间演习并未多加注意，它们是真的睡着了呢，还是故意闭上眼睛视而不见？他们是认为这个运动无关紧要，还是甚至暗地里在促进这一运动蔓延开去？反正等到这一运动突然发展壮大，其手段之残暴，动作之迅速，也使那些地下支持运动的人大吃一惊。一天早晨，官方一觉醒来，慕尼黑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6]。所有的官方机构都被占领，各家报纸被人用手枪逼迫，暴动者得意洋洋地宣布革命业已成功。浑然不觉的共和国只是做梦似的抬头仰望，就像有舞台上的神仙从九霄云中出现，那就是鲁登道夫，此人是许多自以为能在智力上胜过希特勒的人当中的第一个，结果非但未能智胜希特勒，反而被希特勒愚弄了一番。上午，那个旨在夺取德国的著名暴乱开始，中午（我在这里并不想讲述世界史），这场暴动众所周知，就告结束。希特勒仓惶奔逃，不久就被捕获；这个运动似乎就此烟消云散。这一年，1923年，卐字旗和冲锋队都一举消失，阿道尔夫·希特勒这个名字也几乎被人遗忘，没有一个人再把他想成一个可能掌权的人物。

直到几年之后，他又突然出现。这一次，民众不满的汹涌波涛把他高高举起。通货膨胀，工人失业，政治危险，不可忽视的是，外国干预的愚蠢，使得德国百姓群情激愤。德意志人民的各个阶层都极为强烈地要求建立秩序。对于德意志人民而言，秩序历来高于自由和权利。甚至歌德都说过，漫无秩序，他深恶痛绝，甚于憎恶不公正的行为——谁若答应建立秩序，从一开头就会赢得几十万民众的拥护。

但是我们还一直没有觉察到危险，作家当中少数人真的花了点工夫读了希特勒的书[7]，也并没有研究他提出的纲领，而是嘲笑他那单调乏味的散文文体，浮夸堆砌，装腔作势。各大民主报纸非但不向读者发出警告，反而每天都一而再地宽慰读者，这个运动的确辛辛苦苦地用重工业方面的金钱资助和大胆举债的方法，来支付它庞大的宣传鼓动的费用，明后天不可避免地就会彻底崩溃。也许国外从来就没有理解德国这些年对希特勒这个人和他日益增长的势力如此低估、如此不当回事的真正理由：德国不仅一直是个等级国家，而且在这个等级理想中，除了等级观念，还有对“教育”的不可动摇的过高估计和极度崇拜这一重负。在那里，除了几位将军之外，国家的高级职位，往往是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保留的；在英国有劳合·乔治[8]，在意大利有加里波第和墨索里尼，在法国有布里昂[9]，的确是出身平民，平步青云，成为国家职位最高的政治家。对于德国人而言，一个连市立中学都没有上完，更不用说大学毕业，一个在男子收容所里过夜，以至今尚未澄清的方式好几年都过着一种不清不楚生活的人，竟然能够接近一位封·斯泰因男爵，一位俾斯麦，一位比洛[10]侯爵曾经担任过的职位。再也没有比这种教育的倨傲更加误导德国知识分子，把希特勒还看成那个啤酒窖里的鼓动家，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真正危险人物的了。而这时希特勒早已通过那些隐在幕后的牵线人，在极不相同的圈子里赢得了强劲有力的帮手。即使当他在1933年那个正月天[11]变成了总理，很多人，甚至那些自己把他推上这个位置去的人，都只把他看成这个位置的临时占有者，把国社党的统治看成一段插曲。

希特勒玩世不恭的天才技巧，当时第一次大规模地展现出来。几年来他向各个方面都作出允诺，把各党派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全都争取过来。他们每个人都认为拥有神秘力量，可以支配这个“籍籍无名的士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希特勒日后在大政方针方面施行的这同一技巧，在此庆祝其第一次辉煌胜利，那就是信誓旦旦地用德意志的忠诚，恰好和他打算一一消灭和彻底灭绝的那些人缔结联盟。他善于通过允诺，向各方面进行蒙骗，以致在他上台掌权之日，互相尖锐敌对的各个阵营全都欢声雷动。在多尔恩（Doorn）[12]的拥护君主制的分子，认为希特勒是皇帝最忠实的开路先锋。同样欢欣鼓舞的，是在慕尼黑的维护维特尔斯巴赫[13]家族的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他们也把希特勒当作“自己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希望，希特勒会帮他们把柴火劈好，供他们生炉子取暖；他们的领袖胡根贝尔格[14]和希特勒签订过协定，保证他在希特勒的内阁中占据最重要的席位， 以为这样一来他的地位就十拿九稳——当然尽管他有双方的协议为凭，希特勒上台后最初几周里就把他一脚踢开。重工业方面感到，通过希特勒他们就消除了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症，于是如释重负，他们看到几年来他们暗中资助的那个人，如今上台掌权；与此同时，那些家道中落的小资产阶级热情洋溢地松了口气，希特勒在上百个群众大会上向他们许诺，要“打破利息奴役”。小商贩们想起了希特勒允诺关闭大百货商店，这是他们最危险的竞争对手（这项允诺从未得到实现）。军人特别欢迎希特勒，因为他拥有军国主义思想，辱骂和平主义。甚至于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看见希特勒的崛起并不是那么怒目相向，因为他们希望希特勒能把他们的死敌，那在他们背后拼命挤兑他们的共产党人干掉。极端不同、彼此对立的各个党派都把这个“籍籍无名的士兵”视为他们的朋友。他向每个阶层、每个党派、每个方面允诺一切，向他们发誓赌咒——甚至德国犹太人也并不太感到不安。他们自欺欺人，认为一个“雅各宾部长”也就不再是雅各宾党人[15]了——一位德意志帝国的总理，自然而然地会把一个宣扬排犹主义的鼓动家的那些庸俗主张统统废弃。最后，在这个人民的权利根深蒂固的国家，议会的大多数议员是反对他的。每一个国民都认为，根据庄严宣誓制定的宪法，国民的自由和平等全都会得到保障。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希特勒怎么可能强行通过暴力行径？

接着就发生了“国会纵火案”，议会就此消失。戈林[16]放出他的爪牙，德国国内一切权利全都一举摧毁。大家惊惶失措地听说，在这和平时期也建造了集中营，在军营里安置了秘密的小黑屋。无辜的人们未作法律审讯、未经任何手续就在小黑屋里被处决。大家对自己说，这只可能是第一拨无谓愤怒的爆发，这样的事情在二十世纪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然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头而已。国际社会怵然惊醒，开始拒绝相信这种无法相信的事情。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看见了第一批难民。他们夤夜爬过萨尔茨堡山或者涉水游过边境线上的界河。这些人饿得不行，衣衫褴褛，神情慌乱。随着这一批人，惊恐万状地挣脱非人暴行的逃亡就此开始，接着逃往世界各地。可是在我亲眼看见这些逐客之时，我还是没有预感到，他们脸色苍白的面孔已经预示了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将成为这一个人的权力狂欲的牺牲品。

我们把三四十年形成的内心对世界的信念，在短短几个礼拜里彻底改掉。我们对法理的观念根深蒂固，我们深信有一种德国的、欧洲的、世界的良心存在。我们坚信，非人性的行径有个限度，它面对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会一劳永逸地自行消亡。既然我在这里试图尽可能地保持老老实实的态度，那我必须承认，我们大家在1933年，甚至在1934年，每一次对于在德国和奥地利几周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哪怕只是其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认为不可能发生。当然，我们这些自由、独立的作家从一开头就清楚地知道会碰到一些麻烦，一些不愉快，一些敌意。“国会纵火案”发生之后，我就立即对我的出版家说，不久我的书在德国就不能销售了。我忘不了我的出版家听了这话露出的惊愕神情。他当时，这是1933年，还不胜惊讶地说道：“谁会禁止您的著作出版？您可从来没有写过一句反对德国的话或者卷到政治中去。”你瞧，像焚烧书籍、钉书在耻辱柱上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几个月之后就会成为事实，而在希特勒上台后一个礼拜，即使对于卓有远见的人士而言，还依然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纳粹分子在推行肆无忌惮的骗术时，在世界还没经受考验之前，避免把他们目的所蕴藏的极端暴戾全都暴露出来。所以他们非常谨慎地施行他们的方法：总是只给人服用一剂苦药，然后休息一下；总是只给一粒丸药，然后等上一会儿，看它是否药性过猛，看世界良心能否容忍这个剂量。既然欧洲的良心——这是我们文明之害，也是我们文明之耻——忙不迭地强调绝不参与德国事务，因为这些暴行还在“国界之外”发生，纳粹下的药量便越来越重，直到最后，整个欧洲都毁在这些暴行之上。希特勒的作为再也没有比这种缓缓试探反应，逐步增加压力来对待一个在道德上、不久在军事上也越来越衰弱的欧洲更富天才的了。便是内心早已打定主意，要在德国消灭任何自由言论、任何独立著作的行动，也是在采用那种试探反应的方法之后进行的。他们并不是一上来就马上颁布一项法令——法令要到两年之后方才出台——一下子就禁止销售我们的著作；而是首先只轻轻地迈出一小步试探一下，看这一招能走多远，他们让一群无法公开负责的人、一些国社党的大学生们首先发难，攻击我们的书籍。他们制造出“人民的义愤”，来把早已决定的对犹太人的封锁贯彻下去。他们也采用同样的手法，给大学生们一个暗号，把他们对我们著作的“愤怒”公开表现出来。德国大学生有机会表现他们的反动思想，欣然响应。他们驯从地在每个大学集合起来，把我们的书籍一堆堆地从书店里取出来，带着这些战利品，高举迎风飘扬的旗子，列队前往一个公开的广场。他们或者按照古老的德国习俗——中世纪顿时成了一张王牌——把这些书钉在耻辱柱上，钉在公开的行刑柱上——我自己就有一本我的书被人用钉子钉穿了，这是我的一个大学生朋友在这样一次行刑处决之后救出来送给我当作礼物的。要不然就把这些书放在大型的柴火堆上烧成灰烬——既然不许把人活活烧死，这很遗憾，他们便一面朗诵爱国主义的警句格言，一面烧书——虽说宣传部长戈培尔[17]犹豫了很久，到最后时刻才决定对焚书一事表示赞许，但是这依然只是一个半公开的措施。德国当时还很不情愿和这种行为联系在一起，这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公众对于大学生这种焚书侮人事件丝毫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只要还没有以囚禁和集中营相威胁，我的著作在1933年和1934年几乎和此前销售的情况一样，尽管困难重重，受到百般刁难，首先必须把那道极为了不起的《保护德意志人民》的法令变成法律，把印刷销售和传播我们的作品宣布为政治罪行，用暴力的手段把我们和几十万、几百万德国人割裂开来——这些德国人即使现在还更喜欢阅读我们的作品，甚于阅读那些突然被他们胡吹乱捧出来的“热血和土地”诗人[18]的作品，愿意一路忠实地陪伴着我们的创作。

1933年，维也纳街头的儿童在行纳粹礼

这种彻底消灭文学生命的命运落在像托马斯·曼、亨利希·曼[19]、维尔弗、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20]以及其他一些人身上，他们的作品远比我自己的作品重要得多，能够分担如此出类拔萃的同时代人的命运，我与其说感到羞耻，不如说感到荣幸。我极端讨厌任何形式的殉道者的姿态，很不乐意提及我被这样卷入一般人的命运之中。但是恰好命中注定，要把纳粹分子，甚至把阿道夫·希特勒自己置于一个特别难堪的境地。在所有这些受谴责的作家当中，恰好是我的文学形象在贝尔希特斯戛登别墅的上层和最上层的圈子里一再成为他们无比激动、争辩不休的对象，所以在我一生中使我愉悦的事情当中，还可以加上我一点微小的满足，我曾给阿道夫·希特勒这个短时间内可说是现代最有权力的人物添了麻烦。

早在新政权建立之初，我就纯属无辜地挑起了一场骚乱。那时全德国恰好正在放映一部影片，是根据我的中篇小说《火烧火燎的秘密》改编而成，并且同样采用了小说的题目。谁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可是国会着火的第二天就出事了，纳粹分子千方百计地设法把纵火的罪名硬加在共产党员身上，可是徒劳，于是在电影院的海报和《火烧火燎的秘密》的横幅广告前面挤满了人。他们彼此使使眼色，碰碰身体，同时哈哈大笑。不久盖世太保们明白了，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就哈哈大笑。当晚警察就乘坐摩托车到处乱窜，电影立即禁演。第二天，我的中篇小说《火烧火燎的秘密》的标题在各报的预告栏中和一切广告柱上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要禁止他们看不顺眼的一个字，甚至要烧掉或者毁掉我们所有的著作，也还是相当容易办到的事情。不过在特定情况下则相反，他们不可能在伤害我的同时，却不伤及另一个人。恰好在这紧要关头，为了在全世界面前维护自己的威信，他们迫切需要此人，这就是德意志民族尚还健在的最为伟大、最负盛名的音乐家理查·施特劳斯，而我刚好和他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部歌剧。

这是我和理查·施特劳斯的第一次合作。此前从《埃莱克特拉》和《玫瑰骑士》[21]起，一直是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为他撰写歌剧的文学脚本。我自己从来没有遇见过理查·施特劳斯。霍夫曼斯塔尔去世后，施特劳斯通过我的出版人告诉我，他很想动笔创作一部新歌剧，问我是否乐意为他撰写一部歌剧文学脚本。这样一项建议使我深感荣幸。自从马克斯·雷格尔为我的诗歌谱曲之后，我始终对音乐大感兴趣，和音乐家们交往甚密。我和布索尼、托斯卡尼尼、布鲁诺·瓦尔特、阿尔班·贝尔格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时代正在创作的音乐家当中，有谁比理查·施特劳斯让我更乐意为之效劳。他是我们德意志正宗音乐家家族的最后一位。这个家族从亨德尔和巴赫，经过贝多芬和勃拉姆斯延续到今天。我立即表示准备和他合作。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立即向施特劳斯建议采用本·琼生[22]的《沉默的女人》的题材，作为歌剧的主题。施特劳斯迅速采纳我的建议，表现得目光清晰，洞察一切。这使我感到意外，十分愉快。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对艺术的理解力能如此迅速地把握一切，对戏剧的知识着实惊人。我在向他叙述一个题材时，他已经在把它进行戏剧加工。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他立刻用这题材来适应他自己能力的限度，以令人吃惊的清晰目光看到自己的局限性。我这一生遇见过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从来没有一个善于如此抽象、如此准确无误地对自己保持客观的态度。施特劳斯在我们见面的第一小时就向我坦率承认，一个七十岁的音乐家已经不再拥有原来那种音乐灵感的原始力量。像《梯尔·欧伦施皮格尔》或者《死亡与神化》这样的交响乐曲，他现在已经再也写不出来了。因为恰好是这种纯粹音乐创作起来需要最高度的清新独创力，但是语言还依然一直给他灵感。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一份已经具有雏形的材料，他还可以用戏剧的方式把它充分表现出来，因为从情景和词句，他还可以本能地展现音乐的题材，因此在他进入暮年之后，只创作歌剧。他清楚地知道，歌剧作为艺术形式其实早已到了尽头。瓦格纳是个极了不起的顶峰，谁也不可能再超越他。“但是，”他发出爽朗的巴伐利亚人的笑声说道，“我想出一个自救的办法，我绕道避开了他。”

我们讨论清楚了基本轮廓之后，他还给了我几点指示。他要给我绝对的自由，因为一份事先按照威尔第[23]的风格剪裁妥帖的歌剧文本，永远不可能给他灵感。给他灵感的始终只可能是一篇诗意独创的作品。要是我能编织几个复杂的表现形式进去，那他就求之不得了，因为这些东西能给歌剧的色彩赋予特别发展的可能。“我不像莫扎特那样会想出长长的旋律，我总是只能写出小题材的旋律。但是我擅长做的，便是处理这个题材，把它自由地加以修饰，从中取出所有的内涵。我相信，今天没有人效法我这样做。”我又一次为他的坦率大吃一惊，因为的确在施特劳斯的歌剧里几乎没有一个旋律超过几个拍子；可是就这短短的几拍——譬如《玫瑰骑士》中的华尔兹——不断升高，通过赋格曲的形式变化，达到了完美的充盈的地步！

以后每次我们重新相聚，就和这第一次碰面一样，我都对他充满了赞赏，这位年迈的大师以何等稳健准确、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他自己的作品。有一次我和他两人在萨尔茨堡的节日剧院中，单独旁听他的歌剧《埃及的海伦娜》的排练。房间里没有别人，我们身边一片漆黑。他专注地倾听。我突然注意到，他用手指在椅子的扶手上轻轻地、极不耐烦地敲打。然后他在我耳边悄声说道：“糟糕！糟透了！我竟然什么也想不出来。”几分钟后他又说：“要是能把这段删掉就好了！啊，上帝，啊，上帝，空洞无物，而且过于冗长，太长了！”又过了几分钟：“您瞧，这段不错！”他就这样就事论事地评述他自己的作品，没有丝毫先入为主的看法，就仿佛他是第一次听到这支乐曲，就仿佛这曲子出于一个纯然陌生的作曲家之手。他一直拥有这种令人惊讶的感觉，知道自己的尺寸。他一直都清楚知道他是谁，他有多大能耐。别人和他相比究竟有多少分量，对此他并不怎么在意。同样，他在别人心目中有多少分量，他也并不在乎。使他高兴的，只是工作本身。

这“工作”在施特劳斯身上可是个非常奇特的过程，没有什么妖魔般的东西，没有什么艺术家的“灵机一动”，没有意志消沉和悲观绝望，我们在贝多芬和瓦格纳的生平描述中却曾经看到。施特劳斯创作起来，态度冷静务实，他作曲时心情平静，按部就班——就像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就像所有那些熟知自己那门艺术、手艺高超的工匠。早上九点，他坐在桌旁，恰好就在他昨天停止作曲的那个地方继续往下写，很有规律地用铅笔写出第一份稿子，然后用墨水写出钢琴总谱，就这样毫不间断地一直干到十二点或者一点。下午他就玩斯卡特[24]，然后花两三个小时把草稿写成总谱，晚上必要时到剧院去指挥。任何形式的精神紧张、不安、烦躁、激动都和他无缘，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的艺术悟性总是同样的敏锐、清澈。等仆人敲门，给他拿来燕尾服让他上剧院指挥，他才放下工作起身乘车前往剧院，以同样的稳健、同样的平静指挥演奏，就和下午玩斯卡特时一样，灵感到第二天早上恰好在同一个地方又开始涌现。因为施特劳斯按照歌德的说法，对他的灵机一动“发号施令”；艺术对于施特劳斯而言，就是“能够”，甚至是“万能”，就像他那句玩笑话所说的：“谁想当个真正的音乐家，就必须连张菜单也谱写得出来。”困难吓不倒他，只能使他这位谱写乐曲的大师感到有趣。我愉快地回忆起，在乐曲的某一个地方，他扬扬得意地对我说，说时，他那双蓝色的小眼睛闪闪发光：“我在这儿给女歌手安了个钉子，让她去破解！她可得好好地费尽心机，直到把这钉子拔出。”在这种罕见的时刻，他目光闪闪。我感觉到有些妖魔般的东西深深地躲藏在这个奇人身上。他先是以他的工作方式准时无误，有条不紊，妥妥帖帖，匠人般的平凡，工作起来似乎神经也不会牵动，多少有些使人对他怀疑，就像他的脸看上去似乎平淡无奇，孩子气的面颊胖乎乎的，脸上的轮廓有点圆滚滚的，显得平平常常，额头很勉强地向后拱起。但是看一眼他的眼睛，这双明亮的闪闪发光的眼睛，你立刻会感到在这张市民阶级的面具后面，有一股特别的魔法力量。这也许是我曾经在一位音乐家身上看到过的最为警醒的一双眼睛，不是妖魔似的，而是一双不知怎地洞察一切的眼睛，是一个对自己的任务从头到尾全都认识得一清二楚的人所拥有的眼睛。

这次见面使我精神大为振奋。回到萨尔茨堡后，我立即投入工作。我自己也很好奇，理查·施特劳斯是否能够接受我的诗句。我便在两周之后把第一幕寄给他，他马上就回我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工匠歌手》[25]中的一句歌词：“第一节诗成功了。”第二幕寄去后，寄回来的是更加亲切的问候，用的是他的歌曲的开头几拍：“唉，我终于找到你了，可爱的孩子！”他表现出来的这种快乐，甚至可说是欢欣鼓舞，使我继续写作成为一种难以名状的欢乐。我写的整个歌剧的脚本，理查·施特劳斯连一行也没有改动。只有一次，他请求我，为了反向的声部，让我再加进去三四行诗。就这样，在我俩之间发展出来一种可想而知的极为亲切的关系；他到我家来看望我，我也到戛尔米施去回访他。他用他清秀的长长的手指，在钢琴上根据提纲把整部歌剧一段一段地弹给我听。没有合同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可是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约定事实。在这部歌剧结束之后，马上得起草另一部歌剧，这另一部脚本的基本构思已经事先得到施特劳斯的无保留的赞同。

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掌权。我们的歌剧《沉默的女人》的钢琴总谱也差不多已经完成，大概第一幕也配成了管弦乐。几周之后，当权者向德国各个剧院颁布了严格的禁令。凡是非雅利安人撰写的剧作，或者有犹太人不论以何种形式参加写作的剧本，全都不准上演；这道沉重的禁令甚至扩展到死者头上。莱比锡音乐厅前的门德尔松[26]的塑像被拆走。全世界音乐之友都大为愤怒。对我而言，这道禁令似乎使我们歌剧的命运就此终结。我认为，理查·施特劳斯放弃继续和我合作，开始与另外一个人写作另外一部作品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合作非但没有中断，相反，他的信一封封地寄来，问我想到哪里去了。既然他已经在为这部歌剧配上管弦乐曲，我就得为他的下一部歌剧准备脚本。他根本想都不想会容忍任何人禁止他和我合作。我必须公开承认，在这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只要可能，他都一直维系对我的朋友般的忠诚。当然，与此同时，他也采取一些我不太喜欢的预防措施——他接近那些当权派，经常和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相聚，让他们任命他为帝国音乐协会主席。而当时，连富特文格勒[27]都公开拒绝接受这项任命。

理查·施特劳斯的这种公开参与，在那个节骨眼上对于纳粹分子而言至关紧要。因为使他们气恼的是，不仅最优秀的作家，甚至连最重要的音乐家也公然离他们而去，而少数拥护他们，或者投靠他们的人，在最广阔的圈子里毫无名气。在这样一种使人难堪的时刻，能把德国最享盛名的音乐家争取到他们这边来，对于戈培尔和希特勒而言，可以大装门面，是个难以估量的收获。据施特劳斯对我说，希特勒还在维也纳过着流浪汉生活的年代，用不知什么方法辛辛苦苦地弄到的钱，坐车到格拉茨去观看歌剧《莎乐美》的首演，他对施特劳斯明显地表示敬意。在贝尔希特斯戛登举行的所有的庆祝晚会上，除了瓦格纳的乐曲，几乎只演唱施特劳斯的歌曲。而在施特劳斯这边则相反，参加进去更有目的，他在任何时候都公开地冷漠地承认他的艺术利己主义。他在内心深处对任何政权全都毫不在乎。他担任过德国皇帝的乐队长，为德皇谱写大军进行曲，然后又在维也纳充当奥地利皇帝的宫廷乐队长，无论在奥地利共和国或是在德意志共和国，他始终是个备受恩宠的人物。除此之外，他之所以对纳粹分子特别殷勤，还和他的切身利益有关。因为从纳粹的意义上讲，他还负债累累。他的儿子娶了一个犹太女人，他得担心，他爱得高于一切的孙子们会不会当作渣滓被开除出校。他的新歌剧受到了我的牵连。他过去写的歌剧又受到那个并非“纯种雅利安人”的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的牵连，而他的出版家又是个犹太人。因此他似乎更加迫切地需要找个靠山，他为此卖力到了极点。新的主人要求他在哪里指挥，他就指挥。他为奥运会[28]谱写了一首会歌，而他同时在极度坦率的书信里向我提到这项任务时，并不欢欣鼓舞。实际上在他艺术家的神圣利己主义中，他关心的只有一点：他的作品能继续产生影响，尤其是他特别心爱的新歌剧能够公开上演。

他对纳粹分子作的这样一些妥协、迁就，不言而喻势必使我感到极为难堪。因为，多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就仿佛我自己也悄悄地在一起发生作用，或者我也同意他们在进行这样无耻的封锁时，把我个人当作罕见的例外来对待。我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催逼我，公开抗议这个歌剧在纳粹德国上演。但是首先，我从原则上讨厌做出这种公开的慷慨激昂的姿态，另外我心里很有抵触，不愿制造麻烦。归根到底，施特劳斯是当时健在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年已七十。他在这部作品上花了三年功夫，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向我显示出友好的情意，态度无懈可击，甚至表现出勇气。因此我这方面觉得正确的做法是保持沉静，静观其变，听任事情自然发展。另外我知道，我能给德国文化新的守护者们最大的麻烦莫过于采取全然消极被动的态度。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帝国文化部和宣传部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用更加站得住脚的方式来说明他们为何把禁令用来对付他们最伟大的音乐家。所以譬如说，向一切可以想见的机关和个人要求提供一部文学脚本，暗中希望能找到一个借口，要是《沉默的女人》里面含有《玫瑰骑士》中的那个场景：一个年轻男子从一位已婚女子的卧室里走了出来，那该多么方便啊！这样他们就可以出手干预，必须捍卫德国的道德。但是使他们大失所望的是，我的脚本里丝毫也没含有任何不道德的东西，于是接着就把盖世太保的一切想象得到的卡片和我从前的著作都翻了个遍。但是就是在这里也没有找到我曾经说过一句贬抑德国的话（同样也没说过任何反对世上其他任何民族的话），或者进行过任何政治活动。无论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如何想方设法，其决定都会毫不改变地落到他们自己头上，要么就是在全世界眼前拒绝给这位年迈大师上演他的歌剧的权利，是他们自己让这位大师擎起国家社会主义的音乐大旗的，要么就是让斯台芬·茨威格这个名字再一次玷污德国的剧院节目单，像过去那么多次一样，因为理查·施特劳斯竭力坚持要写上斯台芬·茨威格是歌剧脚本的作者。看到他们为此无比烦恼，伤透脑筋，我心里暗自发笑；我预感到，就是没有我出手采取什么行动，或者正因为我无所作为或者不加反对，我的这部音乐喜剧，将势所必然地发展成为一阕党派政治的噪音乐曲。

纳粹党只要还有一点办法，就竭力推三阻四不做决定。但是到1934年初他们非做决定不可，究竟是违反他们自己颁布的法令呢，还是反对当代最伟大的音乐家呢？日期已定，不容继续推后。歌剧的总谱，钢琴曲的选段，歌剧的文学脚本都早已印好。德累斯顿宫廷剧院已把服装订好，角色已分配妥当，甚至已在分角色演练。可是层层机关，戈林和戈培尔帝国文学部和文化委员会，教育部和施特莱歇[29]的团队还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尽管所有这一切可能看上去像是痴人在做梦，《沉默的女人》这一案件最终变成了一桩激动人心的国家大事。所有的机关无一敢于发出“批准上演”或者“禁止上演”的命令来解除烦恼，谁也不敢对此负起全部责任。于是别无他法，只好把案件呈交德意志国家的主人和纳粹党的主人阿道夫·希特勒，由他亲自裁决。我的著作先前已经有幸被纳粹党人充分阅读；特别是那本《富歇》，他们把他尊为政治上无所忌惮的楷模，一再研读，进行讨论。但是我这抒情的三幕文学脚本，在戈培尔和戈林审阅之后，根据职位的高低，要烦劳阿道夫·希特勒亲自研读。这可是我始料所不及的。要他做出决定并不容易。我事后通过各种渠道，辗转听人诉说，他们又没完没了地开了一系列会议，最后理查·施特劳斯被叫去觐见这位拥有无上权威的人物。希特勒亲自告诉他，尽管这次演出违背新德意志帝国的一切法律，他还是例外地允许此剧上演。希特勒做出这一决定，就像他在和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协议上签字一样，大概同样不情不愿，极不诚实。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这个阴惨的日子终于来到，又是一部刊登着斯·茨威格名字的歌剧开始上演。这个受到唾弃的名字如今堂而皇之地印在一切海报上面。不言而喻，我没有出席这次演出。因为我知道，观众席上一定坐满了身穿褐色制服的人，甚至希特勒也可能亲自前来观看演出。歌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必须对音乐评论家们表示敬意。他们当中十分之九都欢欣鼓舞地利用这一良机，能够再一次、最后一次显示他们内心对种族歧视立场的反抗，他们对我的文学脚本诉说了能够想象得出的最为友好的话语。德国所有的剧院，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立即预告在下一个演出期上演这部歌剧。

在第二次演出之后，从七重天上突然打下晴天霹雳，一切全都取消。一夜之间，这部歌剧在德累斯顿，在全德国一律禁演。不仅如此：大家十分惊讶地读到，理查·施特劳斯提出辞呈，辞去帝国音乐协会主席的职务。谁都知道，想必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还得再过一些时间，我才知道事件的全部真相。施特劳斯又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催我马上开始动笔撰写一部新歌剧的文学脚本。在这封信里，他极为坦率地谈到他个人的态度。这封信落到了盖世太保手里，他们把这封信放到施特劳斯面前，大师紧接着便不得不立即提出辞呈。歌剧便遭到禁演，只有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这出歌剧才得以用德语上演。后来还在米兰的斯卡拉剧院用意大利语上演，这是得到了墨索里尼的特许。墨索里尼当时还没有屈从种族歧视的立场，德意志人民却从此再也不允许听到这部歌剧一点声响了。他们最伟大的健在的音乐家老年时代创作的这部歌剧，有的部分十分迷人。

这个事件在喧嚣声中落幕时，我在国外。因为我感到奥地利骚动不宁的情况使我没法安宁地工作。我在萨尔茨堡的住宅离边界如此之近，我单凭肉眼就能看见贝尔希特斯戛登山。阿道夫·希特勒的房子就建造在那座山上。这可是个不怎么使人愉悦，却非常使人不安的邻居。德意志帝国的边界就近在咫尺。当然也使我有机会，比我在维也纳的朋友能够更好地判断，奥地利的形势极为危险。维也纳的人们坐在咖啡馆里，甚至连那些政府部门的官员，都把国家社会主义视为“国境那边”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和奥地利有任何牵连。难道组织严密的社会民主党不在这里吗？几乎半数居民都是团结一致支持他们的。自从希特勒的“德意志基督徒”公开迫害基督教徒，并且明目张胆地公开宣称他们的元首“比基督更加伟大”，我们的教权主义党不是也和社会主义党人联合起来一同激烈反抗吗？法国、英国、国联不是奥地利的保护者吗？墨索里尼不是明确表示充当奥地利的保护国，甚至保证奥地利的独立自主吗？甚至犹太人也并不忧心忡忡，就仿佛那些剥夺医生、律师、学者、演员就业权利的行径是在中国发生的，而不是在距离他们只有三小时路程的国境那边，是在同一个语言区里发生的事情。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寓所里，乘坐他们的汽车出游。另外，每一个人都有一句自我安慰的口头禅：“这种事，长不了。”而我却回想起在我短暂的俄罗斯之行时和我当时的出版家在列宁格勒进行的一次谈话。他告诉我，他从前是个多么有钱的富豪，拥有哪些美丽的名画。我便问他，为什么革命爆发后，他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立即离家去国。“唉，”他这样回答我，“当时谁会相信，像苏维埃共和国和士兵共和国这样一种事情，会延续两个礼拜以上？”出于同样生存意志的同样错觉，在自我欺骗。

当然在萨尔茨堡，紧挨着边界，看事情就清楚得多。开始时不断有人在狭窄的界河上来来去去，小伙子们夜里悄悄地溜到河对岸去参加训练，宣传鼓动员们乘坐汽车或者拿着登山棍装扮成普普通通的“旅游者”越过边境线到这边来，在各个阶层都组织他们的“支部”，他们开始招兵买马，同时进行威胁，谁若不及时表态，以后将不得不付出代价。这番恫嚇吓唬住了警察和政府官员。我越来越感到人们举止有些反常，看出他们开始动摇。在生活中，微小的个人经历往往最有说服力。我在萨尔茨堡有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一位相当有名的作家。我和他三十年来友好交往亲密无间。我们互相以“你”相称，互赠自己的书籍，还写上献词，每周相聚一次。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这位老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在一起，我发现他立刻在一个对他而言完全漠不相关的橱窗前面驻足观看，背朝着我饶有兴趣地把橱窗里的什么东西指给那位陌生先生观看。我心想，这可真是奇怪，他肯定看见我了啊。不过这也可能只是偶然。第二天，他突然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到我家里来闲聊片刻。我表示赞同，心里觉得有些惊讶，因为平时我们总是在咖啡馆里见面的。事后发现，他这样急匆匆地要来我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告诉我。我立刻明白，他一方面想维持和我的友谊，另一方面不愿让人怀疑自己是犹太人的朋友，所以不愿在这个小城市里再让人看见他和我交往密切。这可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久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有一批常来我家串门的熟人再也不复露面，我的地位相当危险。

我当时没有想过要离开萨尔茨堡，一去不返；但是我下定决心，比平时更加乐意在国外度过这个冬天。这样可以避免所有这些细小的紧张关系。可是我没有预想到，当我在1933年10月离开我那美丽的住宅时，这已经是一种诀别。

我原来的目的是，正月、二月在法国度过，进行写作。我喜欢这个美丽的灵气十足的国家，视之为我的第二故乡，在那里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瓦莱里、罗曼·罗兰、儒勒·罗曼、安德烈·纪德、罗杰·马丁·杜·加尔、杜阿美尔、维尔德拉克、让·理查·布洛希，这些文坛的领袖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的著作在那里拥有的读者之多和在德国几乎相同，没有人把我当作外国作家，当作外国人。我爱这个民族，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巴黎这座城市，我在那里觉得就像在家里一样，每当火车在北火车站进站，我就觉得我“回家”了。但是这一次由于情况特殊，我比往常出国更早出发，打算过了圣诞节才到巴黎。那么中间这段时间到哪儿去呢？这时我想起来，从我当大学生的时候起，我其实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没有再到英国去过。我对我自己说：为什么我每次出国总是前往巴黎，为什么不到伦敦再去过上十天半个月，为什么过了那么多年不用另外的目光再看看那些博物馆，再看看这个国家，这座城市。于是我没有乘坐快车开往巴黎，而是乘坐快车前往加莱，在三十年后，照例在十一月天的浓雾中，又在维多利亚车站下车。到站后，我惊讶的只是，我不是乘坐出租马车前往我的旅店，而是乘坐一辆汽车。阴凉柔软的灰色浓雾依然和从前一样。我还没有向这座城市瞥上一眼，但是我的嗅觉经过三十年，还依然重新认出这奇特刺鼻的、浓重潮湿的空气，似乎在近处把你包裹起来。

我随身携带的行李很少，同样我的期待也有限。我在伦敦几乎可说毫无友情联系，就是在文学上，我们大陆作家和英国作家之间也很少联系。他们有一种自己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并且在他们自己的传统之中自己发生作用。这种传统我们也无法完全接近：我想不起来，从世界各地寄到我家里、送到我桌上的许多书籍，曾经有过一本是英国作家作为同事之间礼尚往来的礼物寄给我的。我在赫勒罗（Hellerau）和萧伯纳见过一面。威尔斯曾经到萨尔茨堡我家里来看望过我一次。我自己的著作虽然全都译成了英文，但是不大出名；英国始终是我的作品发生影响最小的国家。我和我的美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的出版家都变成了个人的朋友，可是在英国发表我作品的那家公司的人，我还一个都没有见过。因此我有思想准备，我这次在英国一定和三十年前一样，感到同样陌生。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几天后，我在伦敦感到难以形容的舒服，并不是因为伦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是我自己变了。我已经年纪大了三十岁，经历了充满紧张和过分紧张的战争和战后年代，如今强烈渴望又一次能非常悄然无声地生活，不想听到政治事件。不言而喻，在英国也有党派，辉格党和托利党，一个保守而自由的党和工党，但是他们的讨论与我毫不相干。在文学界，毫无疑问也有不同派别和流派，争吵和隐而不见的对抗，但我在这里完全是局外人。其实真正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终于又感到置身于一种极为文明、文质彬彬、毫不激动、不怀仇恨的气氛之中。最近这些年严重毒害我生活的，莫过于总感到在国内、在我身边的城市里充满了仇恨和紧张关系，我永远得使劲挣扎，别卷入这些争论。在英国，民众并没有同样搞得心烦意乱，这里和我们那些因为通货膨胀这个巨大的欺骗弄得道德败坏的国家相比，在公众生活中，还具有一种更高的遵纪守法、诚实正直的标准。人们生活得更加平静，更加满足，更加关注自己的花园和自己小小的嗜好，甚于关注自己的邻居。在这里可以呼吸、思考和深思熟虑。但是真正留住我的，是一项新的工作。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传》[30]刚刚出版，我正在阅读我的《埃拉斯姆斯》[31]一书的校样，我试图在这本书里描绘一位人文主义者的精神肖像。尽管他比那些职业的世界改造家们更清晰地了解时代的荒谬，但可悲的是，他未能以他所有的理性来阻止这个时代的荒谬。完成了这幅隐蔽的自我描述之后，我的目的乃是撰写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写传记我已经写够了。可是恰好在第三天，我在大英博物馆里被我旧日的收集手稿的激情所驱使，仔细观看在公开的大厅里展出的文献。其中有一份是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公开处死的手写的报告。我不由得问我自己：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一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她的确参与了她第二位丈夫的谋杀案，还是说她并非同谋？反正晚上无书可读，我就买了一本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书。这本书是首颂歌，像捍卫圣女似的捍卫这位苏格兰女王，写得平平淡淡，有些愚蠢。我那不可救药的好奇心，又驱使我在第二天另买一本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书。此书所述差不多与上一本书的内容截然相反。这个案例这下开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打听是否有一本真正可靠的书，谁也没法给我举出一本。我就这样边寻觅边打听，不由自主地就开始进行比较，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已开始动笔撰写一本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著作，让我在图书馆里又呆了好几个星期。当我1934年初又回到奥地利去时，我已决心重新回到我已开始喜欢的伦敦，在那里静静地完成这本著作。

我到奥地利，用不着两三天的工夫就看见在这短短几个月里，形势已经恶化。从英国寂静安全的气氛，来到为种种热病和各种斗争弄得震颤不宁的奥地利，就像在一个酷热的纽约七月天，从一间空气清凉、装了空调的房间突然走到火热滚烫的大街上去。国社党的压力开始摧毁了教权主义者和市民阶级各个阶层的精神抵抗力，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经济压力和失去耐心的德国，旨在颠覆奥地利所施加的压力。道尔弗斯政府想到维护奥地利的独立自主，不受希特勒的侵略，越来越拼命地寻求最后的支柱。法国和英国离得太远，而且也过于漠不关心。捷克斯洛伐克还对维也纳怀有旧日的怨恨和抵触——于是只剩下意大利，它当时还力争成为奥地利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保护国，以便保护阿尔卑斯山的各条通道和特利埃斯特。当然，为了给予这样的保护，墨索里尼要价甚高，要求奥地利得适应法西斯的倾向，这样议会和民主也就此终结。而要做到这点，如果不消灭奥地利最强大的组织最完善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或者剥夺此党的政治权利，是不可能的。而要摧毁此党，除了采用暴力，别无他法。

为了进行这种恐怖主义的行动，道尔弗斯的前任伊格纳茨·赛泊尔已经建立了一个组织，所谓的“家国军”。从外表上看，它体现的是想象得到的最寒碜的一件事了，卑微的外省律师啦，退伍的军官啦，可疑人物啦，找不到工作的工程师啦，每个人都资质平庸，深感失望，大家都彼此仇恨，胸怀怨毒。最后找到了一个年轻的侯爵斯塔尔海姆贝尔格[32]来充当所谓的首领。此人从前蹲在希特勒的脚下，破口大骂共和国和民主。如今领着一帮雇佣来的士兵，充当希特勒的对手，到处乱窜，宣布“要人头滚滚落地”。到底这批家国军要干哪些好事，谁也搞不清楚。他们实际上别无其他目的，只是想方设法地要过上好日子。他们全部力量所在便是墨索里尼的拳头，是墨索里尼在推动他们往前走。这些所谓的奥地利爱国者使用意大利提供给他们的刺刀，锯下他们坐着的那根树枝，这点他们没有注意到。

1933年5月，支持法西斯的德国大学生和纳粹分子在焚书，茨威格的作品也被焚毁

埃拉斯姆斯

社会民主党更加清楚地理解，真正的危险究竟何在。照理他们不用害怕公开的争斗，他们拥有自己的武器，可以举行总罢工，使全部铁路、全部自来水厂、所有的发电厂瘫痪。但是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希特勒就只等着这样一种所谓的“赤色革命”爆发，这样他就有借口作为“拯救者”开进奥地利。所以社会民主党人觉得还不如放弃他们一大部分权利，甚至牺牲议会，来达成一个可以忍受的妥协。面对奥地利在希特勒主义的阴影之下身陷困境，所有理性的有识之士都赞成采取这样一种弥补的办法，甚至道尔弗斯似乎也倾向于和解，他手段灵活，野心勃勃，但是绝对现实主义。但是年轻的斯塔尔海姆贝尔格和他的同伙费伊[33]少校，此人后来在刺杀道尔弗斯案件中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他们要求保卫联盟（Schutzbund）缴出武器，民主和市民自由的任何痕迹都得消除得一干二净。对于这样一种要求，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两个阵营之间互相发出威胁，传来传去。大家都感觉到，一项决定挂在空中悬而未决，我也感觉到这种普遍的紧张气氛。我心有预感，不由得想起莎士比亚的名句：“So foul a sky clears not with out a storm[34]” 。

我在萨尔茨堡只呆了几天，不久又继续乘车前往维也纳。恰好在二月份这头几天，风暴终于到来。家国军在林茨袭击了工人联合会之家，为了端走那里的军火库，他们以为军火就存放在那里。工人立刻发动总罢工作为回答，道尔弗斯旋即下令，用武力把这个被迫挑起的“革命”镇压下去。于是正规的国防军用机关枪和大炮对付维也纳的工人住房。挨家挨户进行战斗，激战了三天之久。欧洲的民主力量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最后一次是在西班牙。工人坚持了三天，然后屈服于技术上占优势的武力。

这三天我在维也纳，成了这场决战和奥地利的独立自杀身亡的证人。既然我要成为诚实无欺的证人，必须承认这乍一看显得荒谬绝伦的事实：我自己对于这场革命却是一点也没有看见。谁若打算对他的时代作出一幅尽可能真实可信、形象鲜明的画幅，也必须要有勇气，使那些具有浪漫主义设想的人彻底失望。在一座现代化城市庞大无比的空间里，现代的革命其实只在为数极少的几个地方发生。因此大多数居民完全看不见革命的进程，我觉得这似乎是现代革命的技术和特性最为典型的特点了。所以，在1934年2月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几天里，我身在维也纳，却对于在维也纳发生的这些举足轻重的事件一点也没看见，而且丝毫也不知道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这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用火炮进行了轰击，房屋被占领，几百具尸体被搬走——我可一具尸体也没看见。在纽约、伦敦、巴黎，每个人看报，对于我们这里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比我们这些似乎是目击证人的人知道得更多。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离开决定性事件不过十条街道之遥，却比那些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人知道得更少。这一令人惊讶的现象，我以后一而再地得到了证实。当道尔弗斯在几个月以后的中午时分在维也纳被人刺死，我在下午五点半已经在伦敦各条街上张贴的号外上看到了这则消息。我立刻设法和维也纳通电话；令人惊讶的是，电话立刻接通，但是使我更加惊讶的是，在维也纳，离外交部只有五条街，人们对这事了解的情况还不如伦敦每个街角的号外。因此，譬如说，我对维也纳这场革命的经历便只能表述它否定的方面。今天，一个同时代人，若不是碰巧处于一个决定性的位置，对于那些会改变世界面貌和他自己生活的事件将知道得十分稀少。我自己的经历仅仅是：我和一位歌剧院的芭蕾舞女导演玛尔加累特·瓦尔曼[35]有约，在环行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我步行前往环形大道，正下意识地想要穿过这条大街，突然有几个身穿急忙抓来的旧日军装、手握步枪的人向我走来，问我要上哪儿。我告诉他们我要到那家J.咖啡馆去，他们就平静地让我通过。我既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老近卫军在街上站岗，也不明白他们到底目的何在。事实上当时在郊区已经激烈交火战斗了几个小时；但是在内城，大家还一无所知。等我晚上回到饭店想要结账的时候，因为我第二天上午打算回萨尔茨堡去，那个门房对我说，他担心我恐怕走不成了，因为铁路停运。铁路工人在罢工，另外在郊区还出了点事。

第二天各报关于社会民主党进行的一次起义登载了相当模糊不清的报导。这次起义多多少少已被镇压下去。实际上，战斗在这一天才达到最激烈的程度。政府决定动用机关枪之外，还动用大炮来对准工人的住房。但是炮声我没有听见。倘若当时整个奥地利被人侵占，不论是被社会民主党人还是被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还是被共产党人占领，我也会同样知之甚少，就像当时慕尼黑居民那样，他们第二天早上一觉睡醒，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报》获悉，他们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城市的内部一如既往，一切照旧，平静如初，秩序井然。而在郊区，战斗激烈。我们愚蠢地相信官方的报告，一切都已平息，都已解决。我在国立图书馆里查阅什么资料，像个大学生坐在那里和往常一样进行研究。所有的商店全都营业，人们丝毫也不激动。到第三天，一切都已过去，大家才逐渐获悉真相。第四天，铁路刚一开通，我就一早返回萨尔茨堡。有两三个熟人在街上遇见我，马上就向我提出一大堆问题，在维也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毕竟是这场革命的“目击证人”，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你们最好买份外国报纸看看。”

奇怪的是，与这些事件相联系，我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是在下午从维也纳回到我在萨尔茨堡的家里的，发现几大堆校样和信件，我一直工作到深夜，为了把这些没有处理的事处理完毕。第二天一早，我还躺在床上，就有人敲门。我们忠实的老仆人只要我没告诉他一个明确的时间，平时从不叫醒我。他这时跑来，一脸慌张，让我下楼去，有几位警察局的先生说要见我。我有些惊愕，披上睡袍，来到楼下。有四位身穿便衣的警察对我说，他们奉命要搜我的家；要我缴出家里藏匿的共和国保卫联盟的武器之类的东西。

我必须承认，我第一时间过于惊讶，竟什么话也答不上来。共和国保卫联盟的武器藏在我的家里？这事太过荒谬。我从未属于任何政党，从未关心过政治。我有好几个月没在萨尔茨堡，且不说这一切，我家的房子坐落在城外的山上，谁若拿着一把步枪或者一件武器走到我家，大家都会看见。竟然把军火库安置在我家里，这简直是世上最可笑的事情。我不作任何回答，只冷冷地说了一句：“您请查吧。”这四个侦探走遍我家的房子，打开了几个箱子，敲了敲几堵墙壁。我从他们干这些事情时懒懒散散的样子，立刻看出搜查只是走走过场，他们谁也没有当真相信这屋里有个军火库。半个小时后，他们宣布搜查已经结束，立即消失。

为什么这出闹剧当时使我如此愤怒，可惜已经需要做一个历史性解释加以说明。因为最近几十年，欧洲和全世界几乎已经忘记，从前个人的权利和国民的自由是多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1933年以后，随意抄家，无端拘捕，财产充公，扫地出门，驱逐出境，遣送流放和其他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得出的使人屈辱的形式，几乎已成家常便饭。我认识的欧洲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这类事情。但是当时，在1934年初，在奥地利进行一次抄家，还是一个天大的污辱。像我这样一个完全远离任何政治、多年来连选举权也不行使的人，偏偏给挑选出来，必有特殊原因。事实上也真是一件典型的奥地利事件。国家社会主义党员一夜又一夜用炸弹和爆炸物品弄得居民不得安生，萨尔茨堡的警察局被迫要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这样一种监督，无非是想显示勇气。这很成问题，因为早在当时纳粹党就采用了恐怖手段。官方机构每天都接到许多恐吓信，威胁官方，若敢继续“迫害”国家社会党人，定将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要说报复，国社党人绝对百分之百地说话算数。在希特勒开进奥地利以后，最忠实的奥地利官员第二天全都被送进集中营。所以官方似乎有这样的打算，想以抄我的家来昭告众人，施行这种安全措施对谁也不会有所顾忌。而我却从这件本身并不怎么了不起的小小插曲背后，感觉到奥地利的形势是多么严峻，德国对奥地利施加的压力是何等沉重。自从那次官方来人造访之后，我已不再喜欢我的这幢房子，某种感觉告诉我，这样的插曲，只是进一步更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小心翼翼的前奏而已。当天晚上我就开始把我最重要的文件装进箱子，下定决心，从此一直在国外生活。这次分离不仅离开了房子和国家，因为我的家人[36]依恋这幢房子，把它视为故乡，她爱这个国家。可是对我而言，个人自由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两天之后，我启程回到伦敦，没有向我的朋友和熟人中的任何人透露我的意图；一到伦敦，我做的第一件事情：通知萨尔茨堡的官厅，我已明确地放弃了我的住处。这是我迈出的脱离我故乡的第一步。但是我从维也纳经历的那几天中，知道奥地利是完了——当然我还没有预见到，这一来我失去了多少东西。

[1] 即当时的德意志共和国，史称魏玛共和国。

[2] 赫尔曼·埃尔哈特舰长（1881—1971），德意志帝国海军军官，排犹，反对魏玛共和国，曾进行武装暴动。

[3] 沃尔夫冈·卡普（1858—1922），德国行政官员，于1920年与埃尔哈特舰长、鲁登道夫将军一同进行反共和国的武装暴动，未能成功。

[4] 纳粹党的机关报。

[5] 指的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徒。

[6] 1923年11月8至9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发动慕尼黑武装暴乱，暴乱被镇压，希特勒被捕。

[7] 指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

[8] 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16至1922年领导战时内阁，1926至1931年任自由党党魁。

[9] 阿罗斯蒂德·布里昂（1862—1932），法国政治家。

[10] 伯恩哈德·封·比洛（1849—1929），德国政治家，1900至1909年任总理。

[11]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成为总理。

[12] 多尔恩（Doorn），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逃亡荷兰，住在多尔恩，这里从此成为德皇流亡地。

[13] 维特尔斯巴赫，巴伐利亚国王的王族。

[14] 阿尔弗雷德·恩斯特·胡根贝尔格（1865—1951），德国企业家、政治家。

[15] 雅各宾党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有些雅各宾党人，一旦位居要津，也就不复激进。

[16] 赫尔曼·戈林（1893—1946），是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

[17] 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极力维护希特勒政权和第三帝国的体制，希特勒自杀后不久，戈培尔夫妇毒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后自杀。

[18] “热血和土地”诗人，代表人物为弗里特里希·格里泽（1890—1975），德国作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为迈克伦堡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

[19] 亨利希·曼 （1871—1950），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哥哥。

[20]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德国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21] 《埃莱克特拉》和《玫瑰骑士》均为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

[22] 本·琼生（1572—1637），英国戏剧家。

[23] 朱泽培·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浪漫派作曲家、歌剧作家，代表作有《弄臣》《茶花女》《阿依达》等。

[24] 三个人玩的纸牌游戏。

[25] 《工匠歌手》，瓦格纳的著名歌剧。

[26] 雅克布·路德维希·菲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1809—1847），德国著名作曲家，纳粹时期因是犹太人而遭到贬抑。

[27] 威廉·富特文格勒（1886—1954），德国指挥家、作曲家。

[28]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29]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1885—1946），纳粹头目之一，反犹刊物《先锋报》主编。“二战”结束后，经纽伦堡审判，被处以绞刑。他的团队指他掌控下的新闻机构。

[30] 《玛丽·安托瓦内特传》，是茨威格为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所写的传记。

[31] 《埃拉斯姆斯》，是茨威格为荷兰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埃拉斯姆斯写的传记。这位人文主义者的性格中有茨威格的某些特点。

[32] 恩斯特·吕迪格·封·斯塔尔海姆贝尔格侯爵（1899—1956），奥地利政治家，“家国军”领袖。

[33] 埃米尔·费伊（1886—1938），奥地利军官。

[34] 英语：要涤净这样臭气弥漫的空气，非有一场风暴不可。

[35] 玛尔加累特·瓦尔曼（1901？—1992），奥地利-德国女舞蹈家，歌剧导演。

[36] 我的家人，这里是指茨威格的第一任妻子弗里德里克·茨威格。

十六 和平的垂死挣扎

罗马的太阳已经陨落。我们的日子一去不返。

乌云、露水和危险接踵而至；我们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

——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

就像索伦特当年并非高尔基的流亡地，英国开头几年也不是我的流亡地。奥地利继续存在，即使在那次所谓的“革命”和国家社会党人嗣后发动突然袭击，并且刺杀道尔弗斯，试图把这国家夺为己有之后，奥地利还依然存在。我的故乡为此还得垂死挣扎四年。我时刻都能回家，我并未遭到放逐，也未受到唾弃。我的书籍依然完好无损地放在我萨尔茨堡的房子里。我还拿着我的奥地利护照，故乡依然是我的故乡，我还是那里的公民——拥有充分权利的公民。那种可怕的没有祖国的状况还没有开始，凡是没有切身经历过这种状况的人，都对此无法解释。那是一种使人的神经备受煎熬的感觉，就仿佛清醒地睁着双眼在虚空之中跌跌撞撞地蹒跚，明明知道无论把脚迈向哪里，都随时随地会被人推了回来。但是我还只仅仅处于开始状况。当我1934年2月底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的时候，这次回来已是另外一种样子。反正你决定在这座城市里呆下去，和你只是作为客人踏入这座城市，同一个城市，看上去却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将在伦敦住多久。只有一点对我而言是至关紧要的：我又能重新开始进行我的写作，又能捍卫我内心的和我外在的自由：因为所有的财产都意味着固定的联系，所以我没有买房子，只租了一套小公寓，把我不愿舍弃的少量书籍安置在两个壁橱里，再放上一张书桌。这样我实际上就拥有了一个脑力劳动者身边所需要的一切，当然就没有空间来进行社交活动。但是我宁可住在最狭小的房子里，以便时不时地可以进行自由旅行：我的生活无意之中已成为临时安排，不再是长期定居。

第一天晚上——天色已经昏暗，墙壁的轮廓在夜色朦胧中变得模糊一片——我走进终于安排停当的小住宅，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似乎又走进了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布置的另一个小住宅。房间同样很小，只有墙上同样的书籍向我致以亲切的问候。还有就是布莱克的“约翰王”，他那双产生幻觉的眼睛，不论我走到哪里都一直陪伴着我。我的确需要花点时间定一定神，因为年复一年过去多年，我一直没有回忆起我这第一个住宅。我的生活——这么长时间一直向外扩展——如今又缩回到已经经历的往事，而我自己也变成了我自己的影子，难道这是一种象征？三十年前当我在维也纳选择那间小屋时，那仅仅是个开始。我还什么都没有创作出来，或者什么重要的作品都还没有创作出来；我的著作，我的名字还都没有活在我的国内。而现在——奇怪的相似啊——我的著作又在它们的语言圈子里消失，我所写的一切对于德国而言，又变成陌生的东西。朋友们离我很远，旧日的圈子已被破坏，我的房子连同里面的收藏、画幅和书籍都已丢失；完全像当年一样，我又为陌生的一切所包围。我在这期间所尝试、所完成、所学习、所享受的一切，似乎全都随风飘逝。我已年逾五十，又站在一个起点之上，又是一个坐在书桌前的大学生，早上跑着小跑赶到图书馆去——只不过不像从前那样深信不疑，那样热情洋溢，在头发里已有一绺银丝，在疲惫不堪的灵魂之上覆盖了淡淡的一层沮丧的阴影。

我很犹豫，是不是该对1934至1940那几年英国的情况多谈一些。因为我已经很接近我们的时代，我们大家几乎都同样经历了这个时代，怀着同样由无线电广播和报纸所挑起的不安情绪，怀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忧虑。我们大家今天都不怎么骄傲地想起它们政治上的盲目，惊恐地想起它们把我们引到了何方；谁要想解释，就必须控诉，而我们当中谁有权利控诉！再说了：我在英国的生活过得收敛已极。尽管我愚蠢地认为，这样一种多余的心理障碍难以控制。我在这半流亡和流亡的这些年里，去除了一切坦率交流的社交活动，因为我妄自认为，在异国他乡，别人讨论时事时，我不宜参加发表意见。我在奥地利也无法纠正领导层犯的愚蠢行为，我在这里只是这个善良海岛的客人，我又怎么能凭着我们清晰的、较为灵通的消息，指出希特勒这个危险正威胁着全世界，别人就会把这当作个人感兴趣的意见，予以接受？当然，有时候看到显而易见的错误，要紧闭嘴唇，实属不易。眼睁睁地看到英国人的最高美德、忠诚，他们诚实的意志，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被一种设计得天衣无缝的宣传所误导，对任何人都表示信任。他们总是一再被骗术所迷惑，以为希特勒只想把边缘地区的德国人吸收到自己身边，这样他就心满意足，为了表示谢忱，他将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诱饵很起作用。希特勒只消在一篇讲演中说出“和平”二字，各报就热情洋溢，欢呼雀跃，全然忘记他所干过的一切，不再追问德国何以如此疯狂地扩军备战。旅游者在柏林被人预先安排好导游了一番，又被人恭维和奉承了一通，从柏林回来就称赞那里秩序井然，对他们新的领袖赞不绝口。渐渐地，人们在英国对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要求”觉得合理，也就悄悄地表示赞同——谁也不理解，奥地利乃是城墙上的石头，一旦把这块石头炸掉，欧罗巴也就轰然坍塌。我睁着火辣辣的眼睛，感觉到英国人及其领导人天真烂漫，怀着高贵的轻信态度被迷住心窍。而我在家乡是亲眼就近看见那些冲锋队员的脸，亲耳听见他们高唱：“今天德意志属于我们，明天属于我们的是全世界。”政治的紧张形势日益加剧，我就越发从这类谈话和任何公开行动中抽身退出。英国是旧世界里唯一的一个国家，我没在那里的报上发表过一篇与时事有关的文章，没有在电台里讲过话，没有参加过一次公开的讨论。我在那里隐姓埋名地生活在我的小住宅里，就像三十年前作为一名大学生住在维也纳的小住宅里一样。所以我没有权利作为一个有资格的证人来描述英国，就像我后来不得不承认的，我更没有在战前真正看到英国最深厚的力量。这种力量完全蕴藏在内心深处，只有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才充分显露出来。

便是作家，我看见的也不多。恰好是我日后开始有些联系的作家，约翰·德林克瓦特[1]和胡格·瓦尔波尔[2]，早早地被死神夺走。年轻一些的作家，我又不经常见面，因为我怀有那种不幸地压抑着我的身为“外国人”的不安全感，避免进入俱乐部、午餐会、公开的集会。但是不论怎么说，有一次我还是得到了特别的、的确难忘的享受，亲眼看见两位头脑最为聪敏的人物，萧伯纳和H.G.威尔斯，在一种暗地里火药味甚浓，而外表上却彬彬有礼、光彩照人的气氛中进行论战。这是在萧伯纳家里的一次午餐会，只有最亲近的一圈人参加。我是处在一种既吸引人、又使人难堪的境地。事先并不知道是什么激起了这暗中存在的紧张关系，可以像电流似的在这两位族长之间感到，单看他们两人互致问候的方式，亲切之中交织着一股轻微的冷嘲热讽——两人之间想必存在着一种原则性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可能在不久前得到消弭，或者要通过这次午餐来予以消除。这两位大人物，每人都是英国的荣耀。在半个世纪前，曾经在“费边社”[3]里，肩并肩地为当时同样还年轻的社会主义进行过战斗。从此以后他们按照各自独特的个性进行发展，越离越远。威尔斯坚守他那积极的理想主义，不遗余力地建造他的人类未来的幻想。萧伯纳则相反，无论对于未来还是现在都以怀疑而又冷嘲的目光观察之，从而检验他那优越而逗乐的智力游戏。便是在身体的外表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也越来越形成对比。萧伯纳，八十岁的老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矍铄。吃饭时，只吃核桃和水果，身材高挑、干瘦，不断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在他稍稍有些过于健谈的嘴唇旁边，总挂着一丝尖刻的笑意，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钟情于他那奇谈怪论迸发出来的耀眼烟火。而威尔斯，充满生活乐趣的七十岁老人，比以往更加耽于享乐，喜欢舒适，五短身材，面颊红润，偶尔欢快过后，却是无比严肃。萧伯纳咄咄逼人，使人晕眩，快速而灵巧地变换出击点。另一位则采取策略上的防守，严密顽强，坚定沉着，就像信徒和坚信者那样。我马上得到这样的印象，威尔斯并非仅仅前来参加一次友好的午餐，还准备进行一次原则性的论争。正因为我不知道两人思想上的矛盾背景如何，我对于这气氛的感受就更加强烈。在他们两人的每一个手势、每一道目光、每一句话里，往往都闪烁着一种纵情恣肆的，可是又相当严肃的好斗之情；就仿佛有两个击剑手在火拼之前，先举剑尝试着交手几下，试试各自的机敏灵巧。萧伯纳拥有智力更快捷的运转，他若给予回击或者避开锋芒，他那浓密的眉毛底下总是射出光芒。他喜欢风趣，爱用妙语双关。六十年来他已臻无与伦比的、炉火纯青的地步，渐渐地达到一种忘乎所以的境地。有时候因为心里暗自发笑，他那一部浓密的白胡子颤抖不已。他老是歪着个脑袋，似乎一直在目送他射出的箭，看它是否命中鹄的。威尔斯的两个小腮帮子红扑扑的，平静的眼睛隐而不露，他却更加尖锐，更加直率；他的理解力运转起来也极为迅速，他不打出那些光彩夺目的闪避剑法，宁可肌肉放松，完全以一种松快的不言而喻的架势刺将过去，剑锋如此锋利、如此迅速地闪电般地刺来刺去，挡开、刺出，刺出、挡开，看上去似乎是停留在戏谑之中。局外人看这场花剑比赛，剑光闪闪，左右飞舞，目不暇接，赞不绝口，但是这场快速的、始终在最高层面上进行的对话，背后有一股精神上的怒气，以一种英国式高贵的最为文质彬彬的形式约束起来。戏谑之中含有严肃，严肃之中又有戏谑——这使得这场讨论变得分外紧张，两个各执一个极端的性格猛烈地相撞，表面上是在具体事实上激发争议，实际上根植于一些不可更改的我并不知情的原因和背景。反正我目睹了英国最优秀的两位大师身处于他们最为才华横溢的那些瞬间之一。这场论战的续篇，几周之后刊印在《民族》杂志上，能够给我的乐趣不及这个充满激情的对话给我的乐趣的百分之一。因为在这些变得抽象的论据后面，再也看不见活生生的人，再也看不见论战的真正本质。可我很少享受过精神和精神摩擦出的火花，从来没有在任何剧院的喜剧中看见过对话的艺术——从前没有见过，后来也没见过——像在这一契机时这样精湛地演出过。因为这时这种艺术毫无目的，毫不夸张，以最为高贵的形式完成。

萧伯纳

但是那几年我只是在空间上身在英国，并没有全部灵魂都在英国。恰好是由于担心欧洲，这种痛苦的、压迫着我神经的担忧，促使我在希特勒掌权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这几年，旅行很多，甚至两次横渡大西洋。也许是预感催促我，趁世界还敞开在我们面前，船只还可以太太平平地在汪洋大海上航行，赶快多积攒些印象和经验，心里能攒多少就攒多少，为了更加阴暗的时间，也可能是渴望知道，正当我们这个世界毁于猜疑和不和时，是否有另一个世界建造起来，甚至说不定有一种更加朦胧的预感，我们的未来，甚至我自己的未来是在欧洲的彼岸。一次横跨美利坚合众国的演说旅行，给我求之不得的机会，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观看这个强大国家的多姿多彩，可又内部团结一致。但是南美洲给我的印象也许更强烈，我欣然接受邀请，前往南美去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在那一时刻不顾国家和语言的差异，强调精神团结的思想更重要的了。这次旅行前在欧洲度过的最后几个小时，还给我一个令人担忧的警告，送我上路。在那1936年的夏天，爆发了西班牙内战。表面看来，这只是这个美丽的悲剧性的国家内部的纷争，可是实际上已是两大意识形态的权力集团为它们未来的冲突所作的预备性的演习。我是在南安普敦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出航的。原来以为，我们的轮船为了避开交战地区，会绕开平时通常停泊的第一站维哥。使我深感意外的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开进了这个港口，我们这些乘客甚至还被准予上岸几个小时去走走。维哥当时落在佛朗哥分子手里，还远离真正的战场。可是在这短短的几小时里，已经看到了有些东西足以使我产生一些使人压抑的念头。市政厅飘扬着佛朗哥的旗子，市政厅前排列着穿着农家衣裳的年轻小伙子，大多由神父领着，显然是从临近的村子里招募来的。我一时不明白，他们找这些小伙子想干什么，是些年轻的工人，招募来干一件什么急活？还是说是些失业人员到这儿来免费进餐？可是一刻钟之后，我看见同样这一批年轻的小伙子摇身一变，从市政厅走了出来，他们穿着簇新军装，拿着步枪和刺刀，在军官的监督下，登上同样簇新闪闪发光的汽车，穿过大街，疾驰出城。我大吃一惊，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这样的场面？起先是在意大利，接着是在德国！这些缝制得无懈可击的新军装，崭新的汽车和机关枪突然在这里和那里出现。我又问我自己：这些新制服是谁提供的，谁付的钱，谁组织的这些穷苦的年轻人，谁驱使他们去反对现存的政权，反对民选的议会，反对他们自己合法的民众代表机构？据我所知，国库是掌握在合法政府手里，军火库也是如此。那么这些汽车，这些武器想必是国外提供的，它们无疑是从附近的葡萄牙越过边境运来。可是谁提供的？谁付的钱？是一股想要掌权的新势力，这同一股势力，到处插手，酷爱暴力，需要暴力。对于这股势力而言，我们所信仰的，我们为之生存的一切理念，和平、人道、和解，全都算是落伍的虚弱现象。这是一些秘密小组，躲藏在他们的办公室和康采恩里。他们玩世不恭地使用年轻人天真的理想主义，为了他们的权力欲望和他们的买卖。这是为了掌权的意志，它使用一种新颖的更加精致的技巧，想把战争的古老野蛮暴行，带到我们不幸的欧洲来。亲眼看到这种直击感官的印象，永远比千百件报纸文章和小册子对于人的灵魂更有力量。我亲眼看见这些年轻的无辜的小伙子，由躲在幕后的秘密牵线人提供武器，来对付他们自己祖国的同样无辜的年轻小伙子们。在这种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预感到，我们将面临什么，欧洲将面临什么。我们的轮船在停泊几小时后，又起锚开航，我很快就进到我的船舱里去。我觉得心里非常痛苦，无法向这美丽的国家看上一眼。由于别人的罪过，这个国家正遭受着可怕的破坏；我觉得欧洲，我们神圣的故乡欧洲，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帕特农神庙[4]，由于自己的妄想，似乎已经注定了要死于非命。

后来看到阿根廷总算使人心情欢畅。西班牙古老的文化在一片新式的、更加辽阔的土地上得到保存和维护。这是一片还没有被鲜血浸透、还没有被仇恨毒化的土地。这里粮食富足，富裕丰盈，有一望无际的空间，足以为未来提供食物。难以估量的幸福感和一种新的信念在我心里涌现。不是几千年来各种文化都是从一个国家流传到另一个国家，大树被利斧砍倒之后，不是种子得到挽救，从而开出新的花朵，结出新的果实？我们历代的前辈和我们同辈所创造的东西，从来也不会完全丢失。我们只不过需要学习，从更大的规模来进行思考，用更加辽阔的时代空间来进行计算。我对我自己说，我们应该开始，不再单以欧洲的方式来思考，而是跳出欧洲；不是把自己埋葬在一个行将死绝的过去，而是参加到它的新生中去！这座新的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全体居民，这样真诚地参加我们的大会，我从中看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陌生人。我们把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奉献给了人类精神团结一致的信念。这种信念在这里生机勃勃，依然有效，发挥作用。在我们这个产生新速度的时代，汪洋大海也不可能把我们截然分开。一项新的任务取代了旧的任务：在更广阔的程度上，以更加大胆的集体力量把共同精神家园建造起来。自从我向那即将来临的战争投去了最后一瞥，从而失去了欧洲，那么，我在南国的十字星座下面又开始希望和信仰。

巴西给我的印象之强烈并不弱于阿根廷，让我产生的希望也并不少于阿根廷。这是一个蒙受大自然的馈赠极为丰盈的国家，它拥有世上最美丽的城市。这个国家幅员辽阔，铁路、公路至今还没有纵横遍地，几乎没有飞机。在这里往日的一切比在欧洲维护得更加细心认真。这里民风淳厚，还没有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粗野风习，这种粗野也没有渗入各民族的精神。人们平静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即使在差异最大的种族之间，人们的交往也比我们之间客气友善，不像我们彼此之间那样敌意森然。在这里，人并没有被关于血统、种族和出身的荒谬理论人为地加以区分。人们怀着奇怪的预感，觉得在这里可以和平地生活。在这里，空间正以难以估量的丰盈为未来预做准备，而在欧洲，为了一丁点儿空间，各国之间互相斗争。政治家们抱怨连天。在这里，国家还等待着人们来使用它，并在这里定居。在这里人们可以把欧洲人所创造的文明，以新的另外的形式更加了不起地予以继续和发展。我的眼睛有幸见到这新的大自然所拥有的千姿百态的美丽，我把目光投向未来。

但是旅行，甚至长远的旅行，直到别的星球之下，别的世界之中，也无法摆脱欧洲，摆脱对欧洲的担忧。凭着所有科技发展的成果，人把最神秘莫测的力量抓到自己手里，同时也扰乱了自己的灵魂，这似乎是大自然对人的恶意的报复。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最恶劣的诅咒莫过于它阻止我们逃避现实，哪怕只是逃避片刻。以往世世代代的人们在灾难时期可以逃避到孤寂之中，遁迹于僻远地带，而我们这些人却不得不在同一时刻获悉、并且感到在我们地球上任何地方发生的灾难祸害。不论我如何远离欧洲，它的命运都伴随着我。夜里我们在彼尔-南布柯登陆，头顶上是南国的十字星座，街上尽是皮肤深色的人们走在我的身边。我看见在一张纸上张贴着巴塞罗那遭到轰炸和一个西班牙朋友遭到枪杀的消息。几个月前，我和这位朋友一同度过了几小时美好的时光。在德克萨斯，我在休斯敦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间乘坐普尔曼型的豪华列车向前疾驰，突然听见有人拼命地用德语大叫大嚷：一位浑然不觉的同行者把无线电拨到德国波段上，于是当列车快速奔驰在得克萨斯平原上时，我不得不听到希特勒的一篇煽动性的讲演。我逃避不掉，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始终不得不怀着痛苦的担忧，想着欧洲，想着处于欧洲之中的奥地利。这也许看上去是种小里小气的爱国主义，因为这是一个错综复杂庞大无比的危险，从中国一直到埃布罗河[5]和曼萨那累斯河[6]全都受到波及，而我恰好对奥地利的命运特别揪心。但是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恰好和这个小国——碰巧是我的祖国——相联系，倘若我们试图回顾往事，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上的错误，就会认识到最大的错误在于，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们都没有贯彻执行威尔逊的明确而简单的计划，而是把这计划歪曲了。威尔逊的理念是，给弱小民族以自由和独立。但是他也正确地认识到，这种自由和独立只可能在大大小小的国家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覆盖这些国家的统一体内才可能持久。如果不缔造这种涵盖各国的组织——真正的包罗各国的国际联盟——而只是实现他规划中的另一部分，小国的独立，那么不是制造宽慰，而是不断增添紧张，因为再也没有比小国怀有的大国狂更危险的了。这些小国刚刚建立，头一件事便是彼此之间大搞阴谋诡计，为了小小的一点土地争吵不休。波兰人反对捷克人，匈牙利人反对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反对塞尔维亚人，而处于所有这些互相争夺的国家之中最虚弱的乃是奥地利，和极为强大的德国抗衡。这个被肢解得面目全非的小国，其国君曾经统治过整个欧洲。我必须一再重复，它是城墙上的一块石头。我知道，我身边的这座英国的百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人们都能理解，奥地利一倒，捷克斯洛伐克必倒无疑。巴尔干便公然暴露在希特勒面前，成为战利品。国家社会主义拿到维也纳，由于该城特别的结构，也将把杠杆拿到他们粗野的手里。使用这根杠杆，他们可以把整个欧洲弄得分崩离析。只有我们奥地利人知道，是什么样为怨恨所刺激的贪欲，会驱使希特勒进占维也纳。这座城市曾看见他极端落魄潦倒，如今他希望作为胜利者进入这座城市。因此，我每次匆匆忙忙地探访奥地利，然后又越过边界返回，都要好好地松一口气：“这一次还没沦陷。”我回头张望，就仿佛这是最后一次看望。我看见灾难正在逼近，不可避免；在所有那些年里，正当别人信心十足地拿起报纸来看时，我却每天早上心里上百次地担心，害怕读到一个头条：奥地利完蛋了。唉，我今天自己蒙骗自己说，我早已脱离了奥地利的命运。这可真是自我欺骗！我在远方每天都为它进行的迟缓而紧张的垂死挣扎而跟着受罪——不知要比我在国内的朋友严重多少倍，这些朋友以爱国的示威行动自我欺骗，并且每天彼此担保，“法国和英国不会让我们沉沦的，尤其是墨索里尼，他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相信国联相信和约，犹如病人相信挂着美丽标签的药品。他们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地一天天活下去，而我却比他们看得清楚，担忧得把心都操碎了。

我最后一次回到奥地利去，也没有其他理由，只是因为对这日益临近的灾难心生恐惧。我于1937年秋天来到维也纳，看望年迈的母亲，很长时间在那里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没有什么紧迫的事情叫我前去。几周之后，有一天中午——大概是十一月底——我越过摄政王大街回家，路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这一天，哈利法克斯爵士[7]飞往柏林，第一次企图和希特勒亲自谈判。在这份《旗帜晚报》的第一页上——我今天还清清楚楚地看见我面前的这页报纸，文章是用粗体字印在这一页的右边——列举了哈利法克斯打算和希特勒达成共识的那些条款，其中也有关于奥地利的条款。从字里行间我发现，或者我认为读到：放弃奥地利，因为和希特勒交换意见可能会有其它的意思吗？我们奥地利人当然知道，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绝对不会让步。奇怪的是，这样提纲挈领地列举讨论的题目，只包含在《标准晚报》的那期正午版里，该报下午各版里这些题目全都无影无踪（我后来听到谣传，该报的这条消息是由意大利公使馆提供的。因为在1937年，意大利最担心的还莫过于德英两国背着意大利达成协议）。《标准晚报》这一期的这条——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简讯，在事实上究竟有几分对，几分错，我不知道该如何判断。我只知道，一想到希特勒和英国之间已经在就奥地利进行谈判，我个人可是大吃一惊。我并不羞于说出，报纸拿在我手里，索索直抖。不论对或错，多年来没有一条消息像这条消息这样激动我。因为我知道，但凡这条消息里面有一丁点是真实的，那么这便是结局的开始。因为只要这块石头从墙上掉下，那么这堵墙也随之坍塌。我立刻掉头就走，跳上下一辆公共汽车，到“维多利亚站”停下，驶往皇家航空公司，去打听第二天早上飞机上是否还有空位子。我想再一次见我老母亲一面，见见我的家人，我的故乡。我碰巧还拿到一张机票，扔几样随身用品到箱子里，便径飞维也纳。

我的朋友们看见我这么迅速、这么突然地又赶回来了，惊讶不已。当我向他们暗示我的忧虑，他们把我大大地嘲笑一顿。他们讽刺我，还依然是那个老“耶利米”。我是不是并不知道奥地利全体居民现在百分之百地站在舒施尼克背后？他们不厌其烦地向我大讲“爱国阵线”组织的这些了不起的游行示威，而我在萨尔茨堡已经观察清楚，这些游行者大多数都把明文规定须要佩戴的团结徽章只别在外面上衣的领子上，以免危及自己的职位。与此同时，在慕尼黑，为了谨慎起见，人们早就登记参加国社党——我学习了很多历史，也写了很多历史，不会不知道，广大群众总是立刻倒向眼前势力所在的一边。我知道，今天高呼“舒什尼克万岁”的声音，明天又都会齐声吼出“希特勒万岁”来，同样的声音，同样的人。我在维也纳谈过话的人，全都表现出真诚的无忧无虑的神气。他们彼此互相邀请，身穿黑礼服和燕尾服参加社交活动（并未预感到，不久就会穿上集中营的囚服）。他们去逛商店，给他们家美丽的房子购买圣诞节所需的物品（并未预感到，几个月以后人家就会把他家里的东西洗劫一空）。古老维也纳的这种永远无忧无虑的态度，我从前非常喜欢，其实我一生都梦想着这种态度，就像维也纳的民族诗人安岑格鲁伯[8]总结成简洁洗练的公理所说的：“你不会有事。”这话第一次使我心疼。也许，他们，我在维也纳所有的朋友们说到底都比我明智，因为他们只有当事情发生了才痛苦。而我事先就在想象中受罪，等到事情发生了我又再一次痛苦。反正——我没法理解他们，也没法和他们沟通。两天之后我也就不再警告谁了，干吗去扰得他们心神不宁？他们根本就不愿人家打扰他们。

但是请你们别说我放马后炮，如果我说，我在维也纳度过的最后两天，和我出生的这座城市的每一条我熟悉的街道，每一座教堂，每一个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都一一道别，向它们默默地投以一瞥绝望的“就此永诀”的目光，我说的是再真实不过的真话。我怀着这种隐蔽的“这是最后一次拥抱”的想法和我母亲拥抱作别。这城里的一切、这国家的一切我看到了都感到“永别了”，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诀别，这是永诀。我乘火车从萨尔茨堡经过，在火车站都没下车。我的房子就在这座城市里，我在这房子里写作了二十年。我完全可以从车窗望见小山上我的房子，有多少年的回忆和它萦绕在一起。但是我看也没有看它一眼，何必看呢？——我反正永远也不会再在那房里居住。当列车越过边境的那一时刻，我就像《圣经》里的人类祖先罗得[9]，知道在我身后一切都将化为灰尘，化为盐质凝成的往事。

希特勒对维也纳恨之入骨，这座城市在他年轻落魄时把他赶走。我预感到，倘若希特勒仇恨之梦得以实现，他作为凯旋的君王占领这座城市，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当奥地利，包括欧洲在1938年3月13日[10]作为战利品落到赤裸裸的暴力手中时，我的想象力，任何一种人道的想象力和这时发生的反人道的暴行相比是多么猥琐，多么渺小，多么寒碜！现在面具已经脱落。其它国家公开表示畏惧，残暴无须再有任何道义上的障碍——现在英国还算什么？法国和全世界还算什么？——残暴也就无须再使用“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必须消灭殆尽作为伪善的借口。现在不仅是又偷又抢，而是听任一切个人的复仇欲大行其道。大学教授们得单靠两只空手去擦洗大街，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给拖进教堂，被狂呼乱叫的年轻小伙子们逼着做下蹲动作，并且齐声高喊“希特勒万岁”。他们在大街上像捕捉兔子一样地把无辜的人们抓起来，带到冲锋队的军营里去打扫厕所。病态肮脏的仇恨幻想在许多夜里恣意妄为地胡思乱想出来的种种暴行，在青天白日爆发出来。他们冲进人家的住宅，从浑身颤抖的女人身上扯下她们的耳环——这种事情在几百年前中世纪战争中掠夺城市时也同样可能发生；如今新鲜的是，对于公开折磨人表示无耻的欢乐，心灵上的酷刑，精心设计的屈辱，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个别人记录下来，而是由成千上万名遭受过这样暴行的人所记录。若在一个更加平静的时代，不像我们这样一个道德上已经疲惫不堪的时代，有人读到二十世纪，在这座文化之城，一个仇恨得发疯的人所犯下的罪行，定会浑身战栗不已。因为这是希特勒在他军事和政治的胜利当中，最具妖魔色彩的凯旋——就这一个人成功地通过持续不断的过火行动削弱了任何法律观念。在执行这种“新秩序”之“前”，不经审判、没有外在原因地谋杀一个人，还可以使全世界为之震撼。在二十世纪施行刑罚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剥夺人家财产还明确地被称作偷盗行为，可是“现在”，经过一再连续发生的巴托罗缪之夜[11]，在冲锋队的囚室里，在铁丝网后面每天发生的酷刑致死的事件，还有什么叫做不正义的行为，什么叫做人间的苦难呢？1938年，在奥地利沦陷之后，我们的世界已经这样习惯于不人道的行为，习惯于无法无天的残暴行径，为以往几百年所未有。以往，单单在维也纳这所不幸的城市里发生的事情，就足以引起全世界的谴责。而在1938年，世界的良心表示沉默，或者在它遗忘和原谅之前，只是稍稍抱怨两声而已。

这些日子，每天都从家乡发出尖声求救的呼声。因为最亲近的朋友给带走了，受到酷刑，遭到凌辱。大家都无助地为每一个至爱亲朋哆嗦，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并不羞于告诉大家——时代已经把我们的心扭曲到这种地步——我们把年迈的母亲独自留在维也纳，当她过世的消息传来，我并不吃惊，并不抱怨。相反，我甚至觉得放心了，因为我知道，她再也不会受到任何折磨，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我年迈的母亲八十四岁，几乎完全失聪。她在我们家老房子的一套寓所里住着，即使按照新的《雅利安人法律》，暂时还不至于被扫地出门。我们原来希望用什么方式把她带到国外，可是维也纳颁布的最初几道命令之一就沉重地打击到她。我母亲八十四岁，腿脚很不利索，每天去进行小散步时，习惯于勉强走上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就在环形大道上或者公园里的椅子上坐下休息片刻。希特勒占领这座城市还不到八天，就颁布了一道兽性十足的命令，犹太人不得在公共的板凳上坐下——这道禁令和其它那些禁令一样，显然只是出于虐待狂的目的，挖空心思地想出来，阴险毒辣地折磨人的。因为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这怎么说还符合逻辑，有点意思，可以理解。因为强占了犹太人的工厂，住宅中和别墅里的设备和空出来的职位，还可以喂养自己人，酬劳旧日的追随者；戈林之所以拥有如此豪华壮观、内容丰富的画廊，主要要归功于这种大肆进行的抢占掠夺行径。但是不允许一个年老的女人或者一个精疲力尽的老人坐在凳子上歇息几分钟，喘喘气，这可是二十世纪所特有，是一个被千百万人当作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来顶礼膜拜的人发明的专利。

所幸我的母亲用不着忍受这类粗暴和屈辱很长时间。她在维也纳被侵占后几个月就去世了，我不由自主地记住了一个与她去世有关的插曲；我觉得记下这样一些细枝末节，对于未来的时代十分重要。未来时代可能会认为这些小事不可能发生。这位八十四岁的老太太一清早突然失去知觉。请来的大夫诊断，老太太熬不过今夜。请了一个女护理员，大约四十岁，守在病人的床边。老太太自己的两个儿子，我哥哥和我都不在身边，当然没法赶来，就是赶到一个垂死母亲的床前，在那些德国文化的维护者看来，也会算是一桩罪行。于是我们的一位堂兄便打算这天晚上在我母亲的寓所里过夜，以便在老太太辞世时至少有一个亲人在场。我们的这位堂兄当时已是一个六十岁的老人，自己身体也并不怎么健康。果然他在一年后也去世了。他刚准备在旁边的房间里铺了床，打算守夜，这名女护理员——为了她的名誉起见，应该说明，她颇为羞涩地解释，根据新颁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可惜她不可能在一个即将死去的女人家里过夜。她说我的堂兄是个犹太人，而她是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人，不许同时和这个犹太男人一起在同一个屋檐下为一个弥留之中的女人守夜——根据斯特莱歇尔宣称的心态，一个犹太男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向这个女人施行玷污种族的坏事。女护理员说，当然，她自己也感到这项法令极为令人难堪，但是她被迫非遵守不可。于是我那六十岁的堂兄只好被迫连夜离开那所房子，以便那女护理员可以守在我弥留之际的母亲身边。也许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说我母亲真是有福，不用再继续活在这样一些人当中。

奥地利的沦陷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起先我把这个变化完全视为小事一桩，纯粹是形式而已；我失去了我的奥地利护照，必须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色的代用证件，一张无国籍人员护照。在我世界公民的幻梦中我常常悄悄地描绘，能够当上一个无国籍人士，完全根据我内心的感受，不向任何国家承担义务，因而毫无差别地属于一切国家，这将是多么妙不可言的事。但是我必须又一次认识到，我们人世间的想象力是多么缺陷累累。恰好是最为重要的感情，只有亲自忍受之后，才会懂得。十年前我在巴黎遇见德米特里·梅日科夫斯基[12]时，他向我抱怨他的著作在俄国被禁。我没有切身经验，还相当不动脑子地试图安慰他说，他的著作在世上广为传播，比起他的国际影响，在国内被禁算不了什么。可是等到我自己的作品在德语圈子里消失之后，我才多么清楚地理解他的抱怨。他创造出来的词语只能在译文中，在遭到稀释、经过改变的媒体中出版！我也只有在前厅里坐在申请者的板凳上等候多时，才得以被放进英国的官厅办公室去时才刚刚懂得，用我的护照去换取一张外国人代用护照意味着什么。因为我有奥地利护照，就享有我的权利。每一个奥地利公使馆的官员或者警官都有责任向我这个享有全部权利的公民发放护照。而我得到的英国颁发的外国人代用护照则相反，我必须去请求。这是我求得的别人的好意，而这种好意是随时可能被人收回的——一夜之间我又降了一等。昨天我还是外国客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位绅士，在这里花费我的国际收入，支付我的捐税，今天我就成了流亡者，成了一个“难民”。我给压到低一等的范畴之中，虽说并非不光彩的范畴。另外从现在起，每一份外国的签证都必须特别请求印到这张白纸上面，因为一切国家对这一“类”人都非常怀疑，而我现在就属于这一类人。这种不受法律保护、没有祖国的人，只要人家嫌他讨厌，嫌他呆的时间太长，必要时就可以被驱逐出境，像其他人一样遣送回国。我不得不一再想起一个俄罗斯流亡者几年前跟我说过的话：“从前一个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灵魂，今天他还需要一张护照，否则他不会受到人一样的对待。”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极大地倒退了一步，再也没有比限制人的个人行动自由和削减人的自由权利更让人对人类的这一倒退感受更深的了。1914年以前，世界属于所有的人，每个人想上哪儿去，就去，想在哪儿呆多久，就呆多久，没有许可证，没有批准书。我跟年轻人说，1914年以前，我旅行到印度和美国，身上没有护照，或者不如说，根本就没见过护照。看到年轻人听我这么说惊讶不已的样子，我总是一再乐不可支。我们当时上船就径自上船，下船就径自下船。不提什么问题，也不向我们提什么问题。今天人家要我们填写的上百张文件，我们当时身上一张也没有。没有批准书，没有签证，没有任何事情麻烦我们；同样的边境线，今天由于大家对大家、人对人都怀有病态的怀疑，海关人员、警察、宪兵岗哨密布，国境线变成了一堆铁丝网圈起来的障碍。在当时意味着象征性的一些线条，你可以无忧无虑地迈过去，就像跨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一直等到战后，世界才开始被国家社会主义搞得精神错乱。我们这个世纪的这种精神病症的第一个明显的现象便是Xenophobie（排外）：仇恨外国人或者至少是害怕外国人。人们到处都自我防护，抵抗外国人，到处都把外国人排除在外。从前发明出来只是对付犯罪分子的令人屈辱的事情，现在每次旅行之前、旅行期间全都用在旅行者身上。他得让人照相，左边、右边，侧面、正面都得照，头发要剪短，得让人看到他的耳朵，他得摁上指印，起先只摁大拇指，后来十个指头都得摁印。另外，还得出示各种证件，健康证书、疫苗注射证书、警察局开出的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信，各种推荐信，还得出具邀请信，亲友的地址，还得加上道德上、财政上的保证书，填写各种表格并且加上签名，一式三份四份。在这堆文件之中，只要缺少一份，那就全都完了。

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是琐碎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把这些事情提出来，乍一看，似乎是我这人小里小气，过于计较，但是我们这代人，就为了处理这些无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无可挽回地把大好光阴白白浪费。我粗粗统计一下，我在这些年里填写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时写了多少声明，纳税申明，出具多少外汇证明，过境证明，居留许可证，出境许可证，报户口和销户口。我有多少小时站在领事馆和官府的接待室里，坐在多少官员面前，有的客气，有的不客气，有的百无聊赖，有的肝火很旺。在边境上我得经受多少次搜查行李，接受多少次盘问。然后我才感到，在这个世纪我失去了多少人的尊严，而我们年轻时坚信不疑把这个世纪梦想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公民的未来世纪。我们的创造，我们的创作，我们的思想受到这种毫无创造性，同时又使灵魂受到屈辱的纠缠，不知受到多少损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些年里阅读这些官厅的规定比阅读颐养精神的书籍要多。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每到一个外国，第一条路不像从前那样是直奔博物馆，直奔赏心悦目的风景区，而是到领事馆去，到警察局去取一份“批准书”。我们这同一拨人，从前要是坐在一起，就讨论波德莱尔的诗歌。现在我们发现，都在谈论保证人对移民的保证书和批准书，谈论应该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认识领事馆的一名小小的女公务员，可以让你等待的时间缩短，这在最近十年比和一位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罗曼·罗兰建立了友谊更加性命攸关。凭着生而自由的灵魂，你得经常感到，你是个客体，而不是主体，我们毫无权利，一切都是官府的恩典。你得经常被人讯问、记录、编号、严格调查，盖上印记。我这个生于更加自由时代的不可教诲的人，一个梦想中的世界共和国的公民，至今还感到在我的护照上所盖的每一个印章，都像是给我打上的一个烙印，而他们提的每一个问题，他们做的每一次搜查，都是对我的一次羞辱。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永远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我知道，是在人生的价值比货币的价值跌得更加迅速的时代发生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只有抓住这些细微渺小的标志，以后的时代才能记下这些精神关系和精神错乱的正确的病理诊断，这种精神错乱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攫住了我们的世界。

也许我从前过于娇惯，也许我的敏感也被最近这些年疾风暴雨似的转变渐渐地弄得过于激动。每一种形式的流亡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失去平衡。你会失去原来正直的态度——这点也必须有所经历，才能被人理解——如果你感到身体下面已经没有自己的土地，你会感到更不踏实，对自己更加怀疑。我毫不犹豫地承认，从我不得不拿着外国人的证件或者护照生活之日起，我已经不再觉得我自己完全属于我自己。我的自然的身份本来和原来的真正的我融为一体。如今我的身份有一部分已经永远被破坏，我变得更加收敛，完全不符合我的本性。我——这个过去的世界公民——今天却不断地产生这种感觉，仿佛我现在得为每吸一口空气，都要特别表示感谢。我吸掉了别国人民的空气。头脑清楚的时候，我自然知道，这种奇思怪想荒谬绝伦。但是，理性什么时候能反抗一点儿自己的感情呢！我差不多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教育我的心，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心，以世界公民的气度那样搏动。可是不行，在我失去我自己护照的那一天，我以五十八岁的年龄发现，丢失自己的祖国，不仅仅是丢失了地球上有界标的一小块土地而已。

但是我并不是独自一人怀有这种心里不踏实的感觉。不安的情绪渐渐开始弥漫整个欧洲。从希特勒袭击奥地利之日起，欧洲的政治天际便乌云密布。原来英国悄悄地为希特勒开路，希望以此为自己的国家买来和平的那些人，现在开始沉思起来。从1938年起，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一切城市乡村，任何谈话，不论起先话题多么偏远，最后无不汇合到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战争是否能够避免或者至少能够推迟，如何才能使战争避免或者推迟。回顾欧洲在经常不断、日益增长的战争恐惧之中度过的这几个月，总的说来，只回忆起两三天真正怀有信心的日子。这两三天里，人们最后一次感到，战争的阴云即将飘散，大家又能和平自由地呼吸，就和从前一样。反常的是，大家信心满满的这两三天，恰好是今天被人当作现代史上最为灾难深重的日子：这是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会晤的日子。

我知道，大家今天不喜欢回忆起他们的这次会晤。张伯伦和达拉第在这次晤谈时被迫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投降。不过既然我在这里要为文献的忠实效劳，我必须承认，在英国度过这三天的每一个人，当时都觉得这三天妙不可言。1938年9月的最后几天，形势恶劣已极。张伯伦刚第二次飞去会见希特勒返回，几天之后，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张伯伦到德国去，在哥德斯堡把先前希特勒在贝尔希特斯戛登所要求的东西，无保留地全部同意给他。但是几周前，希特勒觉得够了的东西，现在已经不能再满足他的权力贪欲。绥靖政策和“try and try again”[13]的政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英国，轻信的时代一夜告终。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别无选择，只好屈从于希特勒的不容置辩的权力意志，不然就和他兵戎相见。英国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他们不再隐瞒自己在扩大军备，而是公开地张扬地显露出来。突然之间，工人出现在伦敦各个公园里。在海德公园、摄政王公园，特别在德国大使馆对面，堆起掩蔽部，准备对付咄咄逼人的轰炸。舰队动员起来，参谋部的军官们不断地在巴黎和伦敦之间飞来飞去，为了共同制定最后的措施。驶往美国的轮船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要及时进入安全地带。从1914年以来，英国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觉悟。人们的脸色更加严肃凝重，人们的神情更加心事重重。看见一排排的房屋，摩肩接踵的大街，人们心里暗自思忖，明天炸弹会不会把这一切全都夷为平地？大门后面，人们或站或坐，在广播新闻的时间，人们都围坐在，或者环立在收音机的旁边收听消息。在每一个人身上，在每一秒钟，虽然看不见，却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紧张气氛笼罩着全国。

然后议会里就举行那次历史性的会议。张伯伦向议会报告，他又一次尝试着和希特勒达成一致意见，再一次，第三次向希特勒建议，在德国任何地方去拜访他，为了拯救已经严重受到威胁的和平。希特勒对他建议的回答还没有传来。就在会议期间，传来了那份电报——真是富有戏剧性到了极点——电报告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在慕尼黑召开一次共同会议。在这一时刻，英国议会完全失控——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议员们跳将起来，大声喊叫，掌声雷动，欢呼之声响彻走廊。这座庄严肃穆令人敬畏的大厦，不知多少年来，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因为群情欢腾而为之震颤。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是一场绝妙的演出。人们真诚地为和平终于获救而欢欣鼓舞，竟克服了英国人一向如此善于摆出来的绅士派头和收敛态度。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次喜极而狂的爆发，却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错误。因为通过这欢声雷动，议会和国家都暴露出它们是多么憎恶战争，只要保住和平，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不惜损害自己利益，不惜有损自己威望。这样一来，张伯伦从一开头就被认为，到慕尼黑去，不是为争取和平而战，而是为了乞求和平。但在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面临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投降。大家都认为——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并不否认——张伯伦到慕尼黑去是去谈判，并不是为了去投降。接着又过了三天火烧火燎的等待，在这三天里，全世界都好像屏住了呼吸。公园里还在挖掘，兵工厂里还在工作，高射炮安装起来，防毒面具分发给居民。从伦敦疏散儿童的计划正在考虑，秘密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一般人并不明白都是些什么，可是每个人都知道目的何在。又过了一个早上，中午，晚上，夜里，一直在等报纸，一直在听广播。1914年七月份的那些瞬间又重复出现，那可怕的使人神经崩溃的等待，期盼着听到“战”还是“不战”的消息。

然后突然之间，仿佛一阵铺天盖地的狂风吹来，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乌云吹散，心里石头落地，灵魂又自由自在。消息传来，希特勒和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索里尼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不仅如此——张伯伦还成功地和德国签订了协定，保证为了未来，和平地消除这些国家之间的一切可能存在的矛盾。这位微不足道、枯燥无味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和平意志，似乎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所有的人在这第一时间，心里都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在广播里我们先听见“peace for our time”（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的公告，向我们这代受过考验的人宣布，我们又一次可以参加创建一个新的、一个更好的世界。每个人都在撒谎，事后又都设法否认。我们当时被这句具有魔力的话迷惑得多么晕头转向，因为谁能相信，一个落魄的回乡士兵[14]会装备军队，准备胜利进军？倘若伦敦的广大民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国的具体时间，几十万人都会涌向克洛伊顿机场去欢迎他，向他发出欢呼，就像我们当时认为的那样，他拯救了欧洲的和平和英国的荣誉。接着，报纸送来，报上的照片显示，张伯伦——他的顽固的脑袋和一只激怒了的鸟的脑袋简直相似得叫人讨厌——站在飞机的机舱门口，神情骄傲，满面笑容，挥动着那张历史性的报纸，宣告“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他把这份文告作为最为珍贵的馈赠，带来交给他的人民；人们从座椅上跳将起来，欢呼雀跃大声喊叫——差点儿出于新的兄弟情谊互相拥抱起来。这种新的情谊从此将开始遍及全世界。对于当时生活在伦敦和英国的每一个人，这是无可比拟的，使人灵魂昂扬飞翔的日子。

在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喜欢在街上到处闲逛，为了更强烈地、更感性地体验这时的气氛，在最为真实的意义上呼吸时代的空气。公园里工人们已经停止挖掘防空洞，人们围着他们闲聊，说说笑笑，因为通过“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防空洞已经变得多余。我听见两个小伙子操着一口标准的伦敦土话在嘲笑，但愿当局能把这些防空洞变成地下公共厕所，这种厕所伦敦太少了。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跟着一起笑，所有的人都变得神清气爽，更加活力充沛，就像花草树木经过了一场暴风雨似的，他们走起路来腰板也比前一天挺得更直，肩上负担大大减轻。他们平时那么冷漠的英国眼睛里似乎闪出一道开朗的光芒；自从大家知道房屋已不再受到炸弹的威胁，房子也显得更加光鲜，公共汽车更加漂亮，太阳更加明亮。就通过这一句使人心醉神迷的话，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得到升华，更加坚强。我发现我自己也受到极大的振奋，我不知疲倦地一个劲地往前走，越走越快，越走越轻松。这种新颖的自信的波浪也带动我更加有力、更加欢快地往前走。在彼卡迪利街的拐角处，突然有人急急忙忙地向我走来。这是一位英国的政府官员，我其实和他只是点头之交，这是一个感情冷淡、极端收敛的男子。通常我们见了面，只是彬彬有礼地打个招呼就完了，他从来也不会想到要和我开口攀谈。可是此刻他眼睛闪闪发光地向我走来：“您怎么看张伯伦，”他说道，高兴得满脸通红，“谁也没有想到他能这样，可是他干得再妙不过了。他没有让步，从而拯救了和平。”

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结束慕尼黑谈判，回到伦敦

1938年10月27日，希特勒在维也纳国家剧院

大家都这样感觉，我在那一天也这样感觉。第二天还依然是个幸福的日子，所有的报纸齐声欢呼，交易所里指数飙升，多年来第一次又听到人们对德国说些友好的话，在法国有人建议给张伯伦建立一座纪念碑。但是，唉，这只是火焰完全熄灭之前最后一次闪亮升起。下面几天，糟糕的细节便渐渐显露出来，张伯伦如何向希特勒彻底投降，捷克斯洛伐克又是如何被可耻地出卖，而他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庄严保证过，要给予帮助和支持。到下一个礼拜，一切全都得到公开，即便是这样的投降，希特勒还嫌不够，协议上的签字墨迹未干，希特勒便在一切细节上破坏了这一协议。戈培尔于是毫无顾忌地公然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在慕尼黑把英国逼到墙根。巨大的希望的明灯就此熄灭。但是这盏灯燃烧了一天两天，温暖了我们的心。我不能也不愿忘记这些日子。

自从我们认识到慕尼黑事件的真相，反常的是，我在英国只看见少数英国人。这过错主要在我，因为我避开他们，或者不如说，我避免和他们说话，尽管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佩服他们。他们现在对于成群结队地来到英国的那些难民非常慷慨，表现出高贵已极的同情心和热心助人的关怀。但是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出现了一堵墙，出现了那边和这边：我们已经遭到了不幸，而他们还没有遭到。我们懂得，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发生什么事情，而他们还拒绝——部分是违背他们自己更好的内在的认知——理解这一切。尽管他们如此试图呆在自己的妄想之中，认为说话算话，协议就是协议，可以和希特勒谈判，只要理性地、人性地和他交谈。英国的领导层，通过民主传统，几百年来献身给法律，他们不能也不愿承认在他们旁边，一种新式的、有意识的、玩世不恭的、无视道德的生活方式正建立起来，新的德国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法律范畴中曾经有效的一切游戏规则统统颠覆，只要他们觉得这些规则碍事。思维清晰、想得很远的英国人，早已弃绝了一切冒险行径，觉得此人这么迅速地取得了这么多成功，似乎不大会孤注一掷，冒最大的风险。他们一直相信和希望，此人首先会对付别的国家——最好对付俄国！在这期间说不定可以和他达成某种和解。我们则相反，知道应该期盼的、不言而喻的将是最最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幅被打死的朋友的相片，遭受酷刑的伙伴的相片，因此我们拥有更加犀利更加无情的眼睛。我们这些人受到谴责，遭到驱逐，被褫夺权利。我们知道，只要为了掠夺，为了权力，再荒谬、再骗人的借口，他们都会使用。所以我们这些经受过考验的人和尚未经受考验的人，我们这些流亡者和英国人，说的是两种语言；如果我说，除了极少数英国人之外，我们当时在英国，是绝无仅有对未来的危险究竟有多大不抱任何幻想的人。就像当时在奥地利，如今我在英国也注定了只能够良心受到折磨，敏锐的眼睛十分痛苦地更加清晰地预见到不可避免的事情。只不过我在这里是个外国人，是个受人容忍的客人，没有资格提出警告。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已经预先尝到即将发生的灾难的苦涩滋味时，我们这些已被命运打上烙印的人，除了自己，无人可以倾诉，只能暗自悲伤。我们为那个兄弟般收留我们的国家担惊受怕，心灵受到多大的煎熬！但是即使在黑暗透顶的时间里，和一位德行无比高洁的智者进行一次谈话，都会得到难以估量的安慰，心灵会为之振奋。因此在灾难来临前的最后几个月，我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同度过的亲切友好的时刻，以难以忘怀的方式证明了这点。几个月来，想到这位身患重病的八十三岁老人留在希特勒控制下的维也纳，我一直心情沉重，直到最后，他最忠实的女学生，奇妙的玛利亚·波拿巴[15]公主，终于成功地把生活在备受奴役的维也纳的这位最重要的人物从那里救到伦敦。我在报上读到弗洛伊德已经踏上这座海岛，看见我以为业已失去的朋友中这位最尊敬的朋友又一次从阴曹地府回到人间，这是我一生中一个伟大的幸运的日子。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位伟大的严谨的学者，加深了并且扩大了我们对人的灵魂的认识，在我们这个时代，无人能出其右。我是在维也纳认识他的。在那个时代，他在那儿还被人视为刚愎自用孤傲怪僻之人，很受敌视。他狂热追求真理，同时又清楚认识到每个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经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像很少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 他以这种坚韧顽强的方式脱离了大学及其学术上的小心谨慎；他坚毅沉着地勇往直前，一直探索到浮现在表层又深埋在地下的情欲世界，迄今为止这些领域从未有人踏入，大家心惊胆战地退避三舍，也就是那个时代庄严地宣布为“禁区”的那些领域。乐观主义的、自由派的世界无意识地感到，这位毫不妥协的学者以他的深层心理学，破坏了他们提出的通过“理性”和“进步”可以逐渐压倒欲念的论点，他以毫不同情、彻底揭发的技术，对于他们无视这个讨厌家伙的方法，殊为危险。但是并非单单大学，并非只有那些老式的神经病学的医生联合起来反对这个惹人厌烦的“局外人”——而是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旧的思想方式，道德上的“惯例”在反对他，是整个时代害怕他这个揭露者。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医学界反对他的封锁圈。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既然他的命题，甚至他最大胆的提法，在科学上无法反驳，他们便设法用维也纳的方式，把他释梦的理论嘲笑一番，或者把它说成玩笑似的社交戏说，把它庸俗化，从而把它处理掉。只有一小圈忠实的朋友聚集在这个孤身作战的人周围，每周举行一次晚间讨论。就在这种讨论时，心理分析这一新颖的科学得以获得雏形。慢慢地从弗洛伊德最初的那些奠基性作品中酝酿出一场精神革命。在我还远远没有觉察到这场精神革命的整个规模之时，这位超群出众的学者的坚强刚毅，道德上坚定沉着的态度已经完全使我对他折服。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位从事科学的学者堪作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楷模。他在没有得到最后的证明、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把握之前，他的任何论述都极为谨慎小心。可是他的一种假设一旦变成确实有效的论述，他便毫不动摇地对抗全世界的反对。此人平素谦虚谨慎臻于极点，可是为了他学说中的任何一个信条，他都决心战斗到底，他至死都忠于他所捍卫的他认识中所含有的真理。没法想象还有比他在精神上更加勇敢无畏的人；弗洛伊德在任何时候都敢于说出他在想些什么，尽管他知道，他这样清楚明了，坚定无情地倾诉己见会使别人心烦意乱，惊慌失措；他从来也不设法作出丝毫让步，哪怕只是形式上让步一番来改善他艰难的处境。我敢肯定，弗洛伊德若能同意小心翼翼地把他的理论改装一下，把“性欲”（Sexualität）说成“爱欲”（Erotik），把“欲念”（Libido）说成“爱恋”（Eros），不是永远无情地把最后的结果确定下来，而只是暗示一下，那么他就能减少学界的阻力，说出他理论的五分之四。但是，只要事关学说和真理，他就寸步不让；阻力越强硬，他的决心也就变得越坚强。倘若我要为道德上的勇气这个概念——世上唯一不要求别人为之牺牲的英雄主义——寻找一个象征，我面前就会一直看见弗洛伊德英俊男性、轮廓分明的面容和他那双目光坦诚、平静泰然的深色眼睛。

这个学者给他的故乡带来遍及全球穿越时代的荣誉，如今离开他的故乡，逃到伦敦，这些年来早已垂垂老矣，而且重病缠身，但他并非疲惫不堪，弯腰曲背。他肯定在维也纳度过折磨人的时光，我心里暗自有些担心，生怕看见他时，他愁苦满面或者惊惶失措。可是我发现他泰然自若，甚至比以往更加心情舒畅。他把我领到他在伦敦居住的郊区房屋的花园里。“我难道以前住得更好吗？”他问我，在他平素如此严峻的嘴边泛出一丝开朗的微笑。他把他心爱的几座埃及雕像指给我看，这是玛利亚·波拿巴特帮他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到家了吗？”他手稿的大型对开本打开来放在写字台上，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依然用他圆润流畅、线条清晰的字迹，每天写作，他的脑子依然和他最佳年华时那样不知疲倦；他那坚强的意志克服了一切。疾病，年龄，流亡，在漫长的斗争岁月中积聚起来的他本性中的善意好心，如今第一次从他心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迸涌而出。只有高龄使他变得更加温和，经历过的考验只是使他对人更加体贴关怀。现在有时候他会做出一些温存的手势，是我从前在这位性格内敛的学者身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他把手臂放在我的肩上，眼睛透过闪闪发亮的眼镜，更加温暖地看着我。在所有这些年里，每次和弗洛伊德谈话都是我最高的精神享受。学习他的同时，还欣赏他。我感到，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为这位了不起的毫无成见的长者所理解，任何自白都不会让他吃惊，任何看法都不会让他激动，对他而言，教育别人要看清楚、要感觉清楚的意志早已变成他本能的生活意志。但是我从未像在那黑暗的一年、他人生中最后一年那样更加怀着感激之忱，感觉到和他进行的这些长谈，真是难以取代。一走进他的房间，外面世界的疯狂仿佛就被搁在一边。最残忍的事情变得虚幻，杂乱无章的事情变得清澈，当代现实的事情卑微地屈从于伟大的宇宙循环。我第一次经历了一位真正的智者，他已超越自我，连痛苦和死亡也不再感到是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个超个人的观察和审视的对象；他的死也和他的生同样是一个道德的壮举。弗洛伊德当时病情已很严重，这个疾病不久将致他于死命，用他假牙托的颚板说话显然十分困难，他跟别人每说一句话，别人看了其实都很羞愧，因为清楚地发音已经叫他非常费劲，但是他不让人阻止他说话；向朋友们显示，他的意志远比他的身体带给他的低下的折磨要坚强得多，这对他而言已经成为他钢铁般的灵魂特别的雄心。他的嘴巴痛得扭曲着，他忍着病痛坐在书桌旁一直工作到最后几天，即使夜里病痛折磨得他无法入睡——八十年来，这健康的沉沉酣睡是他力量的根源——他依然拒绝服用安眠药或注射任何麻醉剂。他不愿用这种减轻病痛的方法，使他失去精神的清晰明亮，哪怕只是一小时，他也不愿失去；宁可忍受痛苦，也要保持清醒。宁可在痛苦之中思考，也不要停止思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最后一个瞬间，他一直都是精神上的英雄。这是一场可怕的斗争，斗争持续得越久，越显得壮丽辉煌。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阴影越来越明显地投到他的脸上，掏空了他的面颊，像刻刀似的在他的额头上刻出凹陷的太阳穴，使他的嘴巴扭曲，使他的嘴唇说不出话来：只有他的眼睛，抵抗住这阴沉的死神，这座无法攻克的瞭望塔，死神无可奈何。这英雄的学者通过这座瞭望塔直视这个世界，他的眼睛，他的精神，直到最后一刻都始终保持清澈。有一次，是我最后去看望他时的某一次，我带着萨尔瓦多·达利[16]同去，我认为他是崭新一代当中最富天才的画家，他对弗洛伊德无限尊敬。我在和弗洛伊德谈话时，达利在作速写。这幅速写我一直不敢给弗洛伊德看，因为达利目光如炬，已经在他身上画出了死亡的形象。

弗洛伊德

茨威格

我们时代最顽强坚韧的意志，最能洞察精微的精神，在沉沦前所作的斗争越来越惨烈，直到他自己清晰地认识到——对他而言，清晰永远是思维的最高美德——他已不能再继续写作，不能再继续发挥作用，他便像古罗马的英雄那样，允许医生终止他的痛苦。这是了不起的一生的了不起的终结，即使在这个互相杀戮的时代杀人如麻、死人无数，他的去世依然值得纪念。我们这些朋友把他的灵柩沉入英国的泥土中去时，我们知道，我们把我们祖国最珍贵的宝物送给了英国大地。

我在和弗洛伊德呆在一起的那些时间里，经常和他谈到希特勒世界的恐怖和战争的恐惧。作为富有人性的人，他自然深受震撼。但是作为思想家，他对于这种兽性可怕地爆发并不感到惊讶。他说，人家老是责备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有能力控制欲望；现在大家看到——当然这丝毫也不使他感到骄傲——他的意见得到了可怕的证实：深埋在人灵魂里的原始破坏欲无法彻底消除，也许在今后若干世纪里，能找到一个形式，至少在各民族的共同生活里面把这种本能强压下去；而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些本能依然不能消除，也许还会作为必要的、具有张力的力量存在于内心的本性之中。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弗洛伊德思考得更多的还是犹太人的问题及其当前的悲剧；这位从事科研的学者想不出解决的公式，他那清醒的头脑找不到任何解答。不久前他发表了关于摩西[17]的研究文章，把摩西写成一个非犹太人，写成一个埃及人。他的这个安排，在科学上不大有根据，既得罪了虔诚的犹太人，也大大地伤害了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这本书恰好在犹太人的遭遇最为恐怖的时刻出版，弗洛伊德深感遗憾：“此刻，人家把犹太人的一切全都剥夺干净，我还把他们最优秀的人抢走。”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理。每一个犹太人现在都比平时敏感几倍，因为即使在这场世界悲剧之中，他们也是真正的牺牲品，到哪里都是牺牲品，因为在打击面前，他们已经惊惶失措。他们都知道，一切糟糕的事情，首先打击的是他们，而且打击得比其他民族沉重好几倍。他们到哪里都知道，所有的时代中最最满怀仇恨的那个人定要羞辱他们，要把他们赶到地球的最边远的地方，赶到阴曹地府。一周又一周，一月复一月，越来越多的难民前来，一周复一周，他们比先来的难民更加穷困潦倒，更加惊惶失措。第一批，也是最迅速地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还能救出他们的衣服、箱子和家庭用具，有些人甚至还能带上一些钱。但是谁对德国的眷恋越深，越难和他亲爱的故乡断然分开，受到的惩罚也越加沉重。起先当局只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不许他们上剧院，上电影院，参观博物馆，不许研究人员使用图书馆；他们留了下来，无论出于忠诚还是出于惰性，出于怯懦还是出于傲气，宁可留在故乡备受屈辱，也不愿在异国他乡沦为乞丐受人凌辱。然后当局又夺走了他们的佣人，从他们的住宅里搬走了收音机和电话，最后连他们的住宅本身也被夺去，接着迫使他们把大卫星缝在衣服上，让每个人在大街上看见他们都像看见麻风病人似的，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是遭到唾弃、遭到排斥的人，被大家百般嘲笑。所有的权利都被褫夺，所有精神上、肉体上的暴行都可以施在他们身上，借以戏谑，借以取乐。每个犹太人都发现，古老的俄罗斯谚语突然变成了残酷的真理：“是去当乞丐还是进监狱，谁心里都没底。”谁要是不走，就把他投进集中营。在那里，严格的德国式的管教会把最骄傲的人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然后把他剥夺得只剩下身上的这套衣服和口袋里的十个马克，驱逐出境，也不问到哪儿去。于是这批人就站在国境线上，然后他们就在各个领事馆乞讨，但几乎总是徒劳。因为哪个国家愿意收留被抢得不名一文的人，收留乞丐？我永远忘不了我有一次走进一家旅行社看到的一番景象。屋里挤满了难民，几乎全是犹太人，大家都想到什么地方去。不论什么地方，不论哪个国家，到北极的冰原上去还是到撒哈拉灼热的沙丘里去，哪儿去都行，只要往前走就行。因为这里允许他们居留的时间已经到期，他们得继续往前走，带上老婆孩子继续往前走，到陌生的星辰照射之下的地方去，到讲陌生语言的世界去，到那些他并不认识别人、人家也不喜欢他的人群中去。我在旅行社里遇见了一个当年在维也纳相当富有的企业家，此人同时也是我们最聪明的艺术收藏家之一；我起先没有认出他来，他变得头发灰白，老态毕露，疲惫不堪，他虚弱地用双手抓住桌子。我问他想到哪儿去，他说：“我不知道，今天谁还问我们想去哪儿？人家还让我们到哪儿去，我们就到哪儿去。有人告诉我，在这里也许可以得到一张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各的签证。”我听了心里一沉，一个疲惫不堪的老人，带着一帮儿孙，心里满怀希望，忐忑不安地要到一个他以前从来没在地图上好好看上一眼的国度去，只是为了在那儿继续沿街乞讨，继续人生地不熟地漫无目的地苟且偷生！旁边有一个人拼着老命打听，怎么样能到上海去，他听说中国人还能收容他们。就这样大家挤在一起，从前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每个人都准备拖着他生活的残破瓦砾向前走，无论拖到哪里，无论是拖过大地，还是拖过海洋，不论去干什么，去受什么罪，只要离开欧洲就行，只要离去，只要离去！这是鬼气森森的一群人，但是，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想到这五十个受尽折磨的人，只是五百万、八百万，也许是一千万犹太人这一惊人庞大的大军极为微不足道的先遣部队而已。这支大军在他们身后，已经启程，正争先恐后准备出来，所有这些被掠夺得一干二净、在战争中还遭到踩踏的几百万人，正等待着慈善机构的邮包，官府的批准书和旅费。这是数量惊人的一大群人，他们被凶杀的手段所惊扰，心惊胆战地想逃避希特勒燃放的这场森林大火。他们在欧洲所有的边境，把火车站围得水泄不通，挤满了所有的监狱。这是一个遭到驱逐的民族，人家不允许他们成为民族。可他们的确是一个民族，两千年来他们别无所求，只希望用不着再到处流浪，能感觉到在他们休憩时，脚下有一片土地，寂静的、和平的土地。

但是这部二十世纪的犹太悲剧最可悲的是，他们受苦受难，却看不出这悲剧有什么意义，自己有什么罪过。所有在中世纪被驱逐的人，今天被驱逐的犹太人的远祖和祖先，至少知道他们为什么受苦受难：为了他们的信仰，为了他们的法律。他们还拥有对自己上帝的牢不可破的信仰，作为自己灵魂的护身符。今天的犹太人早已失去这护身符，这些犹太人的祖先生活和受苦，怀着骄傲的梦想，身为创世主的遗民注定了要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去完成特殊的使命。《圣经》中预言性的话语对他们是号令和法律，若把他们扔到熊熊燃烧的柴火堆上去，他们会把他们神圣的《圣经》压在胸上，通过这内在的火焰就不会感到杀人的凶焰如此炽热。把他们从各个国家赶出去，他们还剩下最后一个故乡，他们在上帝心里的故乡，任何一种世上的权力，任何皇帝，任何国王，任何宗教法庭都无法把他们从中赶走。只要宗教还能把他们团结起来，他们还是一个集体；若把他们赶走，驱逐出去，他们就为自己的罪过赎罪，因为他们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宗教和习俗，把自己孤立起来，自别于世上其他的民族。而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再是个集体。他们没有共同的信仰，他们觉得身为犹太人与其说是个骄傲，毋宁说是个负担。他们也没意识到自己有什么使命。他们在背离他们从前圣书所规定的命令的情况下生活，不再想要他们古老的共同的语言。融入他们四周的那些民族之中，和他们融成一片，是他们越来越迫切的追求，只希望得到和平，不受任何迫害，在永恒的逃亡中能够休憩。所以一部分人不再理解另一部分人，他们已融入其他民族，更多的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早已不是犹太人。现在，人家把他们大家又扔在一起，就像街上的垃圾扫在一块儿，来自柏林豪宅的银行行长，来自东正教教区的教堂仆役，巴黎的哲学教授们，罗马尼亚的出租马车的车夫，尸体洗涤师和诺贝尔奖金得主，音乐会上的女歌手们和葬礼上雇来哭丧的妇女们，作家和酿酒工人，有产业的人和没有产业的人，伟大的人物和渺小的人物，虔信的人和开化的人，放高利贷者和智者，主张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业已同化者，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人，西班牙、葡萄牙和东方犹太人，虔信的和非虔信的犹太人，在他们背后还有一帮惊惶失措的人，他们是那些受了洗礼的犹太人和父母亲当中一半受过洗礼的犹太人中的一小部分，自以为早已逃离这种诅咒——几百年来，这些犹太人早已不再感到彼此之间有什么共同性，现在第一次又把一种共同性强加在他们身上。那就是他们逃离埃及之后一再遭遇到的被驱逐的共同命运。但是为什么这种命运落在他们身上，一而再地总是落在他们身上？这种无谓的迫害，原因何在？意义何在？目的何在？把他们从所有的国家赶走，却不给他们一个国家；人们说：别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却不跟他们说，叫他们生活在哪里；人们说他们有罪，却拒绝给他们任何手段来赎罪。于是这些犹太人在逃亡途中睁着火烧火燎的眼睛面面相觑：为什么该我倒霉？为什么该你倒霉？为什么该我和你倒霉？谁也不知道答案。即便是弗洛伊德，这个时代头脑最清楚的天才，我在那些日子里和他交谈多次，他也不知道这种荒谬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出路。但是也许犹太民族的最终意义就在于通过它那谜样的经久不败的生存，一而再地重复约伯[18]向上帝提出的永恒的问题，以便他们在世上的生存不致完全被遗忘。

人生中，早已被人以为业已死灭，装进棺材的东西，突然以同样的形状、同样的模样又向我们走来，再也没有比这更阴森可怕的了。1939年夏天来到，慕尼黑连同它那短命的妄想“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早已过去。希特勒早已背信弃义地袭击了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把它据为己有。默麦尔[19]已被占领。被人为地弄得暴跳如雷的德国媒体要求占领但泽[20]和波兰走廊。英国不复轻信，痛苦的觉醒笼罩全国。即便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单凭本能憎恶战争，也开始表现出激烈的气愤。平时如此内敛的英国人也向我打招呼，照看我们宽敞的公寓房间的门房，开电梯的司机，打扫我们房间的女佣，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每个人都还记得一点，那不可否认的公开的事情，英国首相张伯伦三次飞往德国，为了拯救和平，哪怕是这样亲切友好的迁就态度都还没有打动希特勒。在英国议会里人们突然听见强硬的声音：“停止侵略！”到处都感觉到在准备（或者实际上是反对）即将来临的战争，再一次升起显眼的阻拦气球[21]——现在看上去还像灰色的儿童游戏气球——在伦敦上空飘浮，又一次挖掘防空洞，分给居民的防毒面具经过仔细的检查。形势又和一年前那样紧张，也许更加紧张。因为这一次站在政府背后的不再是天真的浑然不觉的民众，而是已经下定决心、满腔愤怒的民众。

我在那几个月离开伦敦，搬到乡下，隐居在巴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感觉到，人们对于世事是如此的无可奈何。一边是个清醒的、会思维的人，远离一切政治事件，独自工作，献身给自己的工作，寂静地顽强地致力于把他的岁月融入他的作品之中。另一边是在不知什么地方，在世人看不见的地方，另外有十几个人，大家都不认识，从来都没见过，在柏林的威廉大街，在巴黎的奥尔赛码头，在罗马的威尼斯宫，在伦敦的唐宁街[22]，这十个或者二十个人，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迄今为止证明自己具有特殊的聪明才智或者机智灵活。他们谈话、写字、打电话，对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达成协议。他们做出决定，大家并不参与，详细情况大家一无所知。他们就这样最终决定了我自己的生活和欧洲每个人的生活。现在，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里。他们破坏或者保护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他们给我们自由或者迫使我们被奴役，他们为千百万人决定战争还是和平。而我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坐在我的房间里，像苍蝇一样毫无抵抗能力，像蜗牛一样毫无力量，与此同时却在内心进行殊死的斗争，关系到我内在的自我和我的未来，关系到我脑子里正在形成的思想，已经制订和尚未制订的计划，我的清醒和我的睡眠，我的意志，我的财产，我整个的生命。我坐在那儿等待着，凝视着了无一物的空间，犹如一个囚犯坐在他的囚室里，紧紧关押在牢房里，用锁链牢牢地拴在这毫无意义、毫无力气的等待而又等待之中。左右的同屋囚犯发出问题，提出忠告，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就仿佛我们当中有什么人知道或者会知道人家会怎样处置我们，会给我们做出什么决定。这时电话铃响了，有个朋友问我有什么想法，这时报纸送来，使我的脑子更加糊涂。这时无线电响了，一种语言反驳另一种语言。我便走到街上，我碰到的第一个人，和我一样无知的人，问我意见如何，到底会不会打仗。我心情焦躁地反问，说啊，聊啊，讨论啊，虽然我清楚地知道，我这些年来积累的养成的一切知识，一切经验，一切预见，碰到这十几个陌生人所做出的决定变得毫无价值。我在二十五年当中第二次又孱弱无力、意志颓丧地站在命运面前，思想毫无意义地敲击着我疼痛不已的太阳穴。最后，我再也忍受不了这大城市，因为在每一个街角，张贴的海报用刺目的词句，像凶险的恶狗向你扑来。因为我不由自主地想从成千个从旁一涌而过的行人额上看出，他在想些什么。我们大家想的都是同样的事情，想着是还是否，黑还是红[23]。在这场决定生死的博弈中，我整个的人生也成了赌注，我最后还剩下来的岁月，我的尚未写成的著作，我迄今为止视为我的任务，我的生活意义的一切，全都成了赌注。

但是在外交的轮盘上，弹子滚来滚去，速度慢得使人神经备受摧折，迟迟没有结果，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时黑时红，时红时黑，希望，失望，佳音，噩耗，一直没有决定，没有最后结果。忘了吧！我对我自己说。逃走，逃到你内心深处的灌木丛中，逃进你的工作，逃进你只是活生生的自我的所在，不是公民，不是这场地狱般博弈的对象，在那里只有你那一丁点理智还能在一个疯狂了的世界里起点作用。

我并不缺少任务。多年来，我一直在为一部两卷集的巨型的评述巴尔扎克生平和著作的传记做着准备工作，不断地收集资料，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动笔撰写这样一部长期着眼的大部头。恰好是愤怒给了我动笔的勇气，我隐居到巴斯去。恰好是巴斯，因为光芒璀璨的英国文学中许多最为优秀的人物，尤其是费尔丁曾经在这座城市里写作过。这座城市比其它任何一座英国城市都更加忠实、更加有力地向一个心情已经平静下来的人演变出另外一个世纪，一个更加宁静的世纪：十八世纪。可是这个温和的、呈现出柔和之美的景色，和世上日益增长的骚动不宁和我思想的焦躁不安形成了多么痛苦的对比！就像我在奥地利能够回忆起来的1914年那个最美好的七月天那样，1939年英国的这个八月天也是气候宜人，叫人心旷神怡，同样是晴空万里，犹如一幅碧蓝柔美的丝绸，像是上帝和平时期的一顶帐篷，同样是璀璨的阳光四射，映照草地和森林，繁花似锦，美不胜收——同样是一派和平景象笼罩大地，而人们却在厉兵秣马，准备开战。这种疯狂和当年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面对着巴斯幽谷中沉静的花繁叶茂，这种酣畅淋漓、自我陶醉的深邃静谧，这种赏心悦目的景色，使我神秘莫测地回忆起1914年巴登的风光。

我又一次不想信以为真，我又和当年一样收拾行装进行一次夏游。国际笔会的全球大会定于1939年9月第一个星期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瑞典朋友看见我这两栖动物不再代表任何国家，便邀我作为贵宾参加会议。未来几周的中午、晚上，每一小时都为亲切友好的东道主们所决定。我早已订了船票，可这时关于即将发布动员令的紧张消息纷至沓来。根据一切理性的法则，我应该赶快收拾起我的书籍、我的手稿离开英伦三岛才对，这里很可能就要变成战场。因为我在英国是个外国人，如果打起仗来，我马上就变成敌对的外国人。可想而知，我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可是一股无法解释的劲头在我心里表示反抗，不让我逃离英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倔强，不愿意一次又一次地逃亡，反正我到哪儿，命运就追到哪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疲劳，我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面对时代吧，它到处找我们。”它要找你，你都快六十了，不要多事反抗！反正你的精华，你已经度过的岁月，它也抓不着了。于是我留了下来。但是无论如何，我得事先把我外在的市民生活尽可能地安排妥帖。我打算第二次结婚，一刻也不能浪费，免得我未来的生活伴侣遭到拘留[24]或者因为其他难以估量的措施和我长期分开。所以那天早上——这是九月一日，星期五——我就到巴斯的户籍管理所去登记结婚。官员拿过我们各式各样的证件，态度特别亲切热心。他像每个人一样明白，我们在这种时候希望尽快办理手续，婚礼安排在第二天；他取过钢笔，开始用优美圆润的笔迹在他的登记簿里写上我们的姓名。

这时——大约在十一点左右——旁边房间的门猛地一下给打开，一名年轻的官员冲了进来，一面走路一面脱掉外套，“德国人已经入侵波兰，这就是战争！”他冲着安静的房间大声嚷嚷，这句话像铁锤似的砸在我的心上，但是我们这代人的心已经习惯于各式各样沉重的打击。我真心诚意地说道：“这还未必就是战争。”可是这个官员几乎发起火来。他厉声说道：“不，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不能让他们每隔六个月又重新再来一回！现在必须有个了结！”

与此同时，另一位官员，本来已经开始给我们签发结婚证的那一位，一脸沉思地放下钢笔，他在考虑，我们归根结底是外国人，要是打起仗来就自动变为敌对的外国人。他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允许我们结婚，反正他得请示伦敦给以指示——于是我们就等待，希望，心惊胆战地度过两天，极端可怕分外紧张地过了两天，到星期天上午，无线电宣告消息：英国已向德国宣战。

这是一个奇特的早晨。大家从收音机旁退回来，默默无言，收音机电台刚向房里扔进了一条消息。这个消息将持续若干世纪，这个消息注定了要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这个消息包含着此刻默默地倾听它的那些人当中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意味着我们大家的悲哀和不幸，绝望和威胁，也许在多年之后才有一个独创性的意义。又是战争，一次比世上任何一次战争都更加可怕、影响更加深远的战争。又一次，一个时代结束，又一次，一个新时代开始。我们默默无言地站在突然鸦雀无声的房间里，避免互相张望。窗外传来鸟儿啁啾的声音，无忧无虑，随心所欲，它们轻佻地调情嬉戏，任由和风载着它们飞翔。树木在金色的霞光中迎风轻摆，仿佛它们的树叶像嘴唇似的柔情万种地彼此亲吻。古老的大自然母亲，它又一次对它的造物的忧愁，一无所知。

我走到我的房里，把我的东西拾掇到一只箱子里。倘若身居高位的一个朋友向我所作的预言一旦成真，我们这些身在英国的奥地利人就要算做德国人，将要受到和德国人同样的限制；也许夜里我又不能再在自己的床上睡觉。我又往下跌落了一级，就这一个小时，我在这个国家已不再是个外国人，而是一个敌对的外国人；我被强制流放到一个地方，而我的心脏并不在那里跳动，因为我们能够设想一个人会处在比这更荒谬的境地吗？此人早已被逐出了德国，那个因为他的种族和思想方法给他打上了反德意志的烙印，如今在另一个国家根据一纸官僚主义的法令，又强迫他归在一个德国人的集体之中，而他作为奥地利人根本就不属于这个集体。有人大笔一挥，人的整个一生的意义变成了疯狂；我还一直用德语写作，用德语思维，但是我想出来的每一个思想，我感觉到的每一个愿望，却属于那些手执武器为世界的自由而战的那些国家。任何其他联系，一切往事和旧日种种，全都扯断，打得粉碎。我知道，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一切都不得不从头开始。因为我四十年来，竭尽我信念的一切力量意图实现的内心最深沉的任务，欧洲的和平统一，已被摧毁。我比怕我自己的死亡更害怕的事情，大家混战一场的战争已经爆发了第二次。我一辈子强烈地致力于使人们人性上、精神上实现团结一致，在这一时刻感到，此刻比任何其它时刻都更要求这牢不可破的团结一致。这硬生生的人为隔离，使我感到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无用和孤独。

我再一次下楼到城里去逛逛，为了向和平投射最后一道目光。城市寂静地沐浴在正午的阳光中，我觉得似乎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人们迈着他们惯常的步伐，走他们平常走的路。他们并不匆忙，并不七嘴八舌地聚在一起。他们举止安详从容，一派星期天的样子。我一时问我自己：他们是不是还不知道那事？可是他们是英国人，控制感情他们早有训练。他们坚毅卓绝，不爱慷慨激昂，而是暗下决心，用不着旌旗招展，鼓声雷动，用不着喧哗和音乐来加强他们的决心。这和1914年那个七月天在维也纳是多么不同，而今天的我自己也和当年那个毫无阅历的年轻人又是多么不同，回忆多么使人心情沉重！我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我看到货物琳琅满目、陈设光彩夺目的商店，我眼前便幻化出1918年那些商店的景象，商店被抢购一空，店堂空荡荡的犹如睁着大眼睛凝视着人们。我像在白日梦中，看到食品店门前面容憔悴的女人们排着长队，穿着丧服的母亲们，伤员们，残疾人，所有这些往日的巨大恐惧又像幽灵似地来到这灿烂明媚的正午阳光之中。我想起我们旧日的士兵，形容憔悴、衣衫褴褛地从战场回来，我那怦怦直跳的心脏在今天开始的那场战争中感觉到过去那场战争的经过，而今天的战争还掩饰它，不让人们看见那可怕的景象。我知道：一切过去的东西又将逝去，一切创造出来的成就将被摧毁——欧洲，我们的故乡，我们为之而生，将要遭到破坏，远比我们的生命更为久长。另外一些东西，一个新的时代将要开始出现，但是要走到新的时代还要经历多少地狱的痛苦，炼狱的磨难！

太阳高照，阳光炽烈。我走回家去突然发现我自己的影子就在前面，就像我看见另一场战争的影子跟随在这一场战争的后面。我这影子，经历了所有这些时间，没有再和我离开，它不分白天黑夜去依附在我的每一个思想之上，也许它那阴森森的轮廓也附着在这本书的有些篇页上面。但是每一道阴影说到底也是光明的孩子，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战争与和平，繁荣和衰亡，这人才算真正活了一场。

[1] 约翰·德林克瓦特（1882—1937），英国作家。

[2] 胡格·瓦尔波尔（1884—1941），英国作家。

[3] 费边社，英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改良主义研究和宣传团体，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著名。

[4] 帕特农神庙，古希腊雅典娜女神的神庙，兴建于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卫城，是现存最重要的古希腊建筑物。

[5] 埃布罗河，在西班牙境内。

[6] 曼萨那累斯河，是西班牙的河流，流经马德里。

[7] 哈利法克斯爵士（1881—1959），英国保守党政治家。

[8] 路德维希·安岑格鲁伯（1839—1889），奥地利作家、戏剧家。

[9] 罗得，《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人物，敬畏上帝。而他所住的索多玛城极为邪恶，将被毁灭。罗得全家逃到城外获救，但不许回头。罗得的妻子回头一看，立即变成一根盐柱。天火降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城，全都烧成灰烬。（《创世记》第十九章第十一至第二十八节）

[10] 这一天希特勒正式占领奥地利。

[11] 巴托罗缪之夜，1572年8月23至24日那天夜里，法国天主教徒对新教徒施行大屠杀，那一天是圣人巴托罗缪的纪念日，所以史称巴托罗缪之夜。

[12]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日科夫斯基（1865—1941），俄国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后流亡法国，主要居住在巴黎。

[13] 英语：试一试，再试一次。

[14] 指“一战”结束后的希特勒。

[15] 玛利亚·波拿巴（1882—1962），希腊和丹麦公主，法国心理学家和作家。

[16] 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西班牙画家。

[17] 摩西，《圣经》中的人物，公元前13世纪时犹太人的民族领袖。史学界认为他是犹太教的创始者。

[18] 约伯为《圣经》中人物，为人正直，却受到考验，必须承受许多痛苦，为此向上帝发出问题， 为什么要在世上受苦受难。详见《旧约·约伯记》。

[19] 默麦尔，即立陶宛。

[20] 波兰海滨城市，即今日波兰的格但斯克。

[21] 这种气球用来阻拦敌机逼近进行轰炸。

[22] 柏林的威廉大街，德国的行政中心，总理府和外交部所在地。巴黎的奥尔赛码头，为法国外交部所在地。罗马的威尼斯宫，为意大利政府所在地。伦敦的唐宁街，为英国首相府所在地。

[23] 黑还是红，赌台轮盘上不同颜色的格子。

[24] 茨威格在1938年底解除他和弗里德里克·茨威格的婚约。“我未来的生活伴侣”，指的是茨威格的第二任妻子夏绿蒂·阿尔特曼（1908—1941），是流亡英国的德国难民。英德一旦开战，她将作为敌对的外国人被关进集中营，失去行动自由。

Stefan Zweig

Maria Stuar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利亚·斯图亚特传/（奥）斯·茨威格著；章鹏高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插图本茨威格传记丛书）

ISBN 978-7-02-013275-1

Ⅰ.①玛…Ⅱ.①斯…②章…Ⅲ.①传记小说—奥地利—现代Ⅳ.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8399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3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0.75　插页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1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75-1

定　　价　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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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插图

少女玛利亚·斯图亚特在法国

玛利亚·斯图亚特辞别法国

玛利亚·斯图亚特回到苏格兰爱丁堡

玛利亚·斯图亚特临刑前与侍从告别

- 小引

- 传中人物

- 第一章 摇篮里的女王

- 第二章 少女时代在法国

- 第三章 王后，孀妇，自生至死的女王

- 第四章 返回苏格兰

- 第五章 推动岩石

- 第六章 政治婚姻的闹市

- 第七章 再婚

- 第八章 霍利罗德的发难之夜

- 第九章 叛逆们被出卖

- 第十章 难解的疙瘩

- 第十一章 痴情的悲剧

- 第十二章 通向谋杀的道路

- 第十三章 多行不义必自毙

- 第十四章 绝路一条

- 第十五章 废黜女王

- 第十六章 葬送自由

- 第十七章 结网

- 第十八章 收网

- 第十九章 幽闭度日

- 第二十章 最后一个回合

- 第二十一章 一了百事了

- 第二十二章 伊丽莎白首鼠两端

- 第二十三章 “我在终结中开始”

- 尾声

小引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事自是不言而喻，但费解的哑谜会催人萌发创见。因此，已成烛影斧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不断促使人们对之进行别具新意的诠释与构想。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抱恨终天可视为堪称经典的绝佳实例，给人以永不干涸的钩稽史事幽微的雅趣。世界史上几乎没有第二个妇女引发出这么多的笔墨：剧本、长篇小说、传记和论著。三个多世纪以来，她一再吸引了作家，推动了学者。现在，她的形象依然以并未衰减的力量获取常新的面貌，因为盼望将纠结的乱丝梳理得清清楚楚，把莫测的奥秘揭示得明明白白，便是此中真谛所在。

对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身世之谜人们屡屡绘声绘影给以阐释，结论也往往截然相反。或许还没有哪个女性，其面目经人描画，竟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差异：这个说她是谋害别人的凶手，那个说她是殉难的女杰，又有人说她是耍阴谋的蠢货，也有人说她是天使般的圣者。然而，奇怪的是，她的种种形象迥然不同并非由于流传下来的资料不足，倒是由于它浩如烟海，反而令人眼花缭乱。留存下来的文件、笔录、卷宗、信函、记载数以千计。究竟玛利亚·斯图亚特有罪还是无辜人们争讼不已，三个世纪以来，年复一年，这类官司打了又打。但是人们对文献钻研愈加深入，也就愈加感到苦恼，因为人们从中发现所有的历史见证（及其陈述）无不存在着疑点。一份文件尽管笔迹并非伪造，确系当时的记述，且已正式入档，这些都已得到了公证，但是这样的资料不一定因此就可靠，从人为因素看还不一定就符合真实情况。恐怕在玛利亚·斯图亚特这桩公案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能明确地断言，在同一时刻，对同一事件，同时代观察者的记述会如此大相径庭。在这里，每有一种以文件作证的肯定论断，就有一种以文件作证的否定论断，每有一种指控，就有一种申辩，两者针锋相对。真假虚实掺杂一处，黑白混淆，以至于任凭怎样理解都能自圆其说，使人深信不疑：谁要证明玛利亚·斯图亚特是杀害丈夫的同谋，就能提出几十份证言；谁要力图说她并无牵连，也能同样言之有据。用于描绘她庐山真面目的每幅图像，都有事先调好的各种颜料。现有的记载既如此杂乱无章，再加上渗进政治原因或民族观念造成的偏见，因而她的形象必然被扭曲得更加匪夷所思。撇开这些因素不谈，实有其事还是子虚乌有之争事关两造、两种见解、两种世界观，人性天生就几乎难以摆脱偏袒的诱惑，总会肯定这一方，否定那一方，说这个有罪，说那个无辜。而在眼下这一事例中，陈述者本身大都分属两个水火不容的派别、宗教或世界观。这样，他们的一边倒态度可以说是不可避免地事先便已确定。一般说来，新教作者完全诿过于玛利亚·斯图亚特，而旧教作者则把一切都归咎于伊丽莎白。在英国的记述者的笔下玛利亚·斯图亚特几乎总被描绘成杀人凶手。而苏格兰的记述者则说她清白无辜，在卑劣的诽谤下成为牺牲品。关于最有争议的辩论焦点，即那些“首饰盒中的书信”，双方都起誓把话说死：这一边认为这些是真的，那一边认定这些是假的。甚至小而又小的事情也不遗余力地涂上袒护一方的色彩。也许既不属于英国，也不属于苏格兰的人不为血缘和荣辱与共的关系所左右，才有可能比较不带倾向与成见地客观论事。也许倒是这样的人得以仅仅怀着艺术家的兴趣，既热情又公允地处理这场悲剧。

当然，谁若申明对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全部生平事迹都了解真实情况，都了解舍此无他的真实情况，那也言过其实。他能做到的一切，只是或然性的一种极限。而且即使他尽己所知，问心无愧地觉得自己持论客观，事实上依然难脱主观窠臼。由于源泉流水不洁，他必须从混浊中寻求清澈。由于同时代的记述互相矛盾，他必须在此案的控诉证据与辩护证据之间就每一个细节进行抉择。而且尽管他挑拣时小心行事，有时他还得老老实实地将自己的看法打上一个问号，承认玛利亚·斯图亚特生活中的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从是否失真来看，依然朦胧莫辨，也许永远如此。

因此，本书所作的尝试严守这样一个原则：凡是动用刑具或使用其他手段通过恐吓或施压榨取的证言都不采用。一个名副其实的真相探索者决不能认为屈打成招的供词完备有效。同样，使用密探与使臣（这在当时往往合二为一）的呈文也慎之又慎，对每一份文件都持怀疑的态度。尽管如此，本书还是赞同这样的观点：可以认定那些十四行诗和大部分“首饰盒中的书信”并非赝品。这是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核和在个人品性方面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之后做出的判断。只要在入档文件中出现互相抵牾的主张，就对两者追本溯源，细察其中的政治动机。如果不可避免地必须择取这一种或那一种说法，则以单一行为从心理角度看在何种程度上可与整个性格取得协调作为最终衡量标准。

这是因为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性格在本质上并非不可捉摸：她的心理特点如果仅就外在的发展过程而言显得并不一致，但是就深层来说则自始至终都表现为爽直与坦率。玛利亚·斯图亚特属于极其罕见而令人难忘的一类女性：她们真正品味生活的能力集中在一段极短的时间里；她们都有一个转眼即逝，却是繁花怒放的季节；她们并非在整个一生中，而只是在仅有的一度痴情凝成的窄小而炽热的空间里纵情享受。二十三岁以前，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感情并无波澜；二十五岁以后，也再无翻腾的怒涛。可在这中间，在那短短的两年里，却如狂飙横扫，剧烈地迸发出伟大的原始力量，在平凡的日子里蓦地酿成一出古典气派的悲剧，恢宏而强劲，俨然如一部《奥瑞斯忒亚》[1]。只是在这两年之中，玛利亚·斯图亚特才成为真正的悲剧角色，也只是在这种压力下，她才超越了自我，由于如此逾越常度，她毁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又使之流传千古。而且仅仅由于使她本人归于毁灭的一度痴情，她的名字才至今活在创作与论著之中。

内心世界的活动过程被压缩得如此之甚，完全集中在这样猛然爆发的一瞬间，这一格局从一开始也就在样式和节奏上决定了任何一种记述玛利亚·斯图亚特生平的文字。依样画葫芦者在描画这样陡升骤降的生活曲线时，只需力求充分表现出这种令人感到意外而又独一无二的特点即可。因此，本书写她最初二十三年以及囚禁几达二十年的悠长岁月并未超过发生痴情悲剧的两年所写的篇幅，想来人们也不会觉得有悖情理，原因是：在已经过去的日子里，一个人的内在时间与外在时间似乎一样长短；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对于心灵来说，只有充实的体验才是量度的标准——思想感情不像没有生命的日历，要从内心深处计数流逝的时刻。情浓神迷，乐以忘忧，得到命运的垂青时，心灵能在极短的一段时间之内感受到无穷的满足。一旦心如槁木死灰，就会觉得岁月空虚，像飘忽的幻象，无知无觉，化为乌有。由于这个原因，记述生平事迹，只有那些扣人心弦、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才值得大书特书。由于这个原因，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和从这样的时刻下笔才能真正把传记写好。一个人行事处世只有投入整个身心，才能真正谈得上活在世上，对自己来说如此，对他人来说也是这样。一个人只有在内心炽烈地燃烧之时，才能显示出外在的形相。

[1] 《奥瑞斯忒亚》，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三部曲。奥瑞斯特斯是希腊神话中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与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子。阿伽门农被克吕泰涅斯特拉谋杀后，奥瑞斯特斯为父报仇而弑母，复仇女神将其追逐，要他血债血偿。在战神山法庭对他的审判中，庭长女神雅典娜投了关键一票，宣告奥瑞斯特斯无罪。

传中人物

事件发生的第一地点 苏格兰 1542—1548

第二地点 法国 1548—1561

第三地点 苏格兰 1561—1568

第四地点 英国 1568—1587

苏格兰

詹姆士五世（1512—1542） 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父亲。

玛利·德·吉斯（1515—1560） 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母亲。

玛利亚·斯图亚特（1542—1587）

詹姆士·斯图亚特，莫雷伯爵（1533—1570） 詹姆士五世和欧斯金勋爵之女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的非婚生儿子，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同父异母兄，玛利亚·斯图亚特掌权以前和未能当权之后的摄政。

亨利·达恩莱（斯图亚特）（1546—1567） 亨利七世的外曾孙，母亲为亨利八世的外甥女伦诺克斯夫人。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第二位丈夫，被扶立同为苏格兰国王。

詹姆士六世（1566—1625） 玛利亚·斯图亚特和亨利·达恩莱的儿子。玛利亚·斯图亚特死后（1587）成为合法的苏格兰国王；伊丽莎白死后（1603）成为英国国王，即詹姆士一世。

詹姆士·赫普伯恩，波思威尔伯爵（1536—1578） 后为奥克尼公爵，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第三位丈夫。

威廉·梅特兰（勒廷顿） 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首相。

詹姆士·麦尔维尔 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外交代表。

詹姆士·道格拉斯，莫顿伯爵 莫雷伯爵被杀后成为苏格兰摄政，1581年被处决。

马修·斯图亚特，伦诺克斯伯爵 亨利·达恩莱死后控告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主要起诉人。

四个玛利 玛利亚·斯图亚特少小时的游戏女伴。

约翰·诺克斯（1505—1572） 苏格兰教会的传道士，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死对头。

戴维/大卫·里齐奥 玛利亚·斯图亚特宫中的歌手兼秘书，1566年被杀。

皮埃尔·德·夏斯特拉尔 玛利亚·斯图亚特宫中的法国诗人，1563年被处死。

乔治·布坎南 人文主义者，詹姆士六世的导师，满怀敌意攻击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谤书作者。

法国

亨利二世（1518—1559） 1547年即位为法国国王。

卡塔琳娜·美第奇（1519—1589） 亨利二世的妻子。

弗朗西斯二世（1544—1560） 亨利二世和卡塔琳娜·美第奇的长子，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第一位丈夫。

查理九世（1550—1574） 弗朗西斯二世的弟弟，弗朗西斯二世死后继位为法国国王。

英格兰

亨利七世（1457—1509） 1485年即位为英格兰国王，伊丽莎白的祖父。

亨利八世（1491—1547） 亨利七世之子，1509年即位为国王。

安娜·布林（1507—1536） 亨利八世的第二位妻子，以通奸罪被处死。

玛利亚一世（1516—1558） 亨利八世与亚拉冈的卡塔琳娜的女儿，爱德华六世死后（1553）成为英格兰女王。

伊丽莎白（1533—1603） 亨利八世与安娜·布林的女儿，父亲在世时被宣布为私生女，但在同父异母姐姐玛利亚死后（1558年）即位为英格兰女王。

爱德华六世（1537—1553） 亨利八世第三次结婚与约翰娜·西摩所生的儿子，幼年时与玛利亚·斯图亚特订婚，1547年即位为英格兰国王。

詹姆士一世 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儿子，伊丽莎白的继承人。

威廉·塞西尔，伯利勋爵 伊丽莎白的首相，权倾朝野，忠心耿耿。

弗朗西斯·瓦尔辛亚姆爵士 国务秘书兼警务部长。

威廉·戴维逊 第二秘书。

罗伯特·达德利，勒斯特伯爵（1532—1588） 伊丽莎白的情人和宠臣，伊丽莎白曾向玛利亚·斯图亚特建议选他作为丈夫。

托马斯·霍华德，诺福克公爵 英国贵族第一人，曾向玛利亚·斯图亚特求婚。

塔尔波特，施鲁斯伯里伯爵 奉伊丽莎白之命，监管玛利亚·斯图亚特达十五年之久。

阿米亚斯·鲍勒特 囚禁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最后看守。

伦敦的行刑官

第一章 摇篮里的女王

1542年—1548年

玛利亚·斯图亚特来到人世六天成为苏格兰女王。命运赐予的一切每每来得太早，致使她未能领略个中兴味。她出世伊始，这一纵贯毕生的规律便见端倪。在1542年12月那个阴霾的日子当她在林里思戈宫诞生的时候，她的父亲詹姆士五世正躺在邻近的福克兰宫，生命垂危。国王年仅三十一岁，已为生活压垮，厌倦于王权，厌倦于争斗。他原是一往无前、侠肝义胆的男子汉，本来生性开朗，醉心于艺术，倾心于妇女，也与子民亲密无间。他常微服来到乡间参加喜庆活动，同农夫一起跳舞，说笑。他创作的一些歌谣仍长存于国人的记忆之中。然而他出身于一个不幸的家族，作为一个不幸的继储生逢乱世，又在这个桀骜不驯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注定命运多舛。刚愎自用、肆无忌惮的邻人亨利八世咄咄逼人地要他推行宗教改革。但是詹姆士五世依然忠于教会[1]。一向伺机要教君主不得安宁的苏格兰贵族马上利用这个矛盾，不断地使这个爽朗、随和的国王身不由己地陷入战乱之中。早在四年之前，当詹姆士五世向玛利·德·吉斯求婚时，他就清楚地描述了自己遭逢的厄运，这是指：顽固贪婪的氏族同他作对，他硬着头皮在做国王。“尊敬的女士，”他在那封真诚感人的信里写道，“我才二十七岁，可是生活已经像王冠一样使我不堪重负……我从小便是一个孤儿，曾受制于不可一世的贵族。炙手可热的道格拉斯家族曾长期奴役我，因此我憎恶这个姓氏，每一想起就会怨恨难消。安格斯伯爵阿基巴尔德、他的弟弟乔治，以及所有他那些被流放的族人都不停地挑拨英国国王与我为敌。在我的国家里，英国国王不曾用许诺来引诱、用金钱来贿赂的贵族现在一个也没有了。我并无人身安全可言，也无法保证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公正的法律来行事。所有这一切使我如履薄冰。尊敬的女士，我因此期待您给我以臂助和良策。我阮囊羞涩，只能在法国提供的资助里打转，或者依靠富裕的神职人员为数有限的捐献，装潢宫室，维修要塞和建造舰船。但是我的那些男爵却把一个真正以当明君为己任的国王视作势不两立的敌手。虽然法国国王对我友好，他的军队援助我，我的百姓拥戴我，但我担心在同这些男爵决一雌雄时难操胜券。如果本国贵族没有外援，我将排除万难，为这个民族伸张正义，获致安宁而扫清障碍，也许我会达到这个目的。可是英国国王不断地在他们和我之间制造不和，在我的国家里散布异端教义，流毒所及侵蚀着各个层次的教徒与国民。而国民和教徒一向是我和祖辈仅有的依靠力量，现在我不禁自问：这种力量还会长期支持我们吗？”

在这封卡珊德拉[2]式的信里，国王预见的各种祸害果然应验，而且他还遭到更大的灾难。玛利·德·吉斯为他生的两个儿子都夭折于摇篮之中。詹姆士五世虽然正当年轻力壮，但是依然膝下无嗣可以继承那顶年复一年把他的额头压得越来越痛的王冠。终于他那些男爵逼得他违背本意同占有优势的英国进行一场战争。谁知到关键时刻他们又背弃了他，在索尔威湾[3]一役，苏格兰不仅吃了败仗，而且也丢了脸：还未真正交手，为氏族首脑遗弃的队伍就因群龙无首，狼狈地四散溃逃。而国王本人，这位平素如此豪迈的大丈夫，在那决定命运的关头，早已不是在同外族的敌人，而是同自己的死神在搏斗。他在发烧，疲惫地躺在福克兰宫的病榻上，对毫无意义的争斗与变成羁绊的生命都已厌倦。

这时，在那个阴沉的冬日，就是1542年12月9日那一天，雾锁窗前，一个使者叩响了房门。他向这个久病不愈、垂危不起的国王奏报：他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女继承人。但是詹姆士五世干枯的灵魂再也无力寄予希望和品尝乐趣。为什么不是一个儿子，一个男继承人呢？难逃一死，在他眼里一切都成了祸患、惨剧与灭顶之灾。万念俱灰，他回了一句：“我们的王冠来自一个女人，也将和一个女人同归于尽。”这句凄楚的谶语也是他的临终遗言。他长叹一声，在床上翻过身去，面壁而卧，不再回答任何问题。不多几天以后，他被安葬。这样，玛利亚·斯图亚特还没有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便成为她这个王国的继位者。

但这是在双重意义上前途黯淡的继位：做一个斯图亚特家族的女人和一个苏格兰的女王，原因是：斯图亚特家族中至今没有一个能够平安地或者长久地坐在这个王位上。有两位国王，即詹姆士一世和詹姆士三世被谋杀。有两位国王，即詹姆士二世和詹姆士四世阵亡。而命运给他们的两个后代，即眼前这个浑然不明事理的婴孩和她的嫡孙查理一世则安排了更加残酷的结局：上断头台。在这个像阿特柔斯家族[4]那样的世系中谁也未能得天独厚享受高寿、清平和洪福。斯图亚特家族不得不同外来的敌人，同国内的敌人，同自己的族人进行无穷无尽的搏斗。他们的周围，他们的内心都永难平静。他们的国家，同他们自身一样，始终不得安宁。而且在这个国家里，最不忠实的恰恰是本来最该忠实的：这就是那些勋爵和男爵，那些深沉、强大的，那些暴戾、放肆的，那些贪婪、黩武的，那些傲慢、顽固的天潢贵胄。正如诗人龙沙[5]漂洋过海来到这烟笼雾罩的岛国后苦恼地说：这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和一个凶恶的民族”。这些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和宫室里俨如小国之君，他们像赶肉畜一样永无休止地驱使成群的农夫和牧人去械斗和掳掠。这些专断的氏族主宰活在世上除了战争别无乐趣。惹是生非是他们的爱好，嫉妒猜忌是他们的动力，而他们念念不忘、梦寐以求的则是权势。这位法国使者写道：“金钱和私利是仅有的塞壬[6]，他们就爱听她们的歌声。如想劝导他们对自己的君主要尽天职，要讲荣誉，讲正义，讲美德，行为要光明正大，便会招惹他们的耻笑。”这些人不顾道德，争斗掠夺已成癖好，在这一点上，与意大利雇佣兵队长相似，只是他们的种种习性表露得更加粗鄙，更加肆无忌惮。他们蝇营狗苟，唯我独尊之争未有穷期。这里说的是戈登、汉密尔顿、阿兰、梅特兰、克罗福特、林稷、伦诺克斯、阿盖尔这些历史久、权势盛的氏族。他们有时各自纠集起来，彼此世代结仇； 有时信誓旦旦，暂时结盟，为的是纠合在一起对付第三者。他们总是拉帮结派，但谁对谁都不是真心修好。尽管每一个人同其他人都因家庭之间，甚至个人之间联姻而结亲，可是始终嫉妒和敌视对方，毫不容情。在他们粗野的灵魂里，有某种不信教和未开化的习性在不断延续下去。为私利所驱使，他们无论自称为新教徒或者天主教徒，都无关紧要。归根结底，他们全是麦克白和麦克德夫[7]的后代，正如莎士比亚以如炬的目光所洞察的那样，全是沾有血腥的上层人物的子孙。

这些永难驯化、妒忌成性的帮派只有出于一个动机，即在需要挟制他们共同的君主，他们的国王时，才会马上步调一致，因为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恭顺都同样不好受，忠诚都同样不习惯。如果这“一群无赖”——土生土长的苏格兰人彭斯[8]谴责这些人时这样叫他们——还能容忍一种形同虚设的王权高踞于他们的城堡和产业之上，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氏族对另一氏族的嫉妒。戈登氏族仅仅由于免得王冠落入汉密尔顿氏族之手而让斯图亚特氏族坐在王位上；反之，汉密尔顿氏族出于对戈登氏族的忌恨而听任斯图亚特氏族当权。可是，如果一个苏格兰国王真要敢于统治，强使举国上下讲礼仪守秩序，凭青年血性，与倨傲而贪婪的勋爵们作对，那就是自讨苦吃！遇到这样的国王，这群彼此心怀敌意的恶棍立刻就亲如兄弟抱成一团把他除掉：如果刀兵相见未能奏效，那么杀手的匕首定能发挥作用。

这是一片上演悲剧的土地，阴鸷的贪欲把它撕得支离破碎，它的历史宛如一首气氛沉郁、荒诞不经的叙事谣曲，这个位于欧洲北端的海上岛国小而又穷，这里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战乱，国力遭到了彻底的破坏。那么几个城市——其实也谈不上城市，只是几所依赖一座碉堡的庇护挤靠在一起的极其简陋的房子而已——也一再被劫掠，被焚毁，始终富不起来，连平头百姓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而贵族的城堡——今天还阴沉蛮横地矗立在废墟中——亦非装饰高雅、富丽堂皇的真正宫殿，而是牢不可破的堡垒，符合战争的需要，并无为求宾至如归而设计的柔和的造型。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大家族和他们的奴仆之间缺少一个中间阶层，这个阶层拥有满足需求的力量，以此养活国民。只有从特威德河[9]到弗思狭湾[10]那一带是密集聚居的地区，又因紧靠着英国边界而一再遭到入侵、破坏，致使人口缩减。而在北方，人们沿着周围无人居住的湖泊，穿过荒凉的牧地或者茂密的北欧森林，可以漫步几个钟头而不见一个村庄、城堡或市镇，不像在人烟辐辏的其他欧洲国家，那里紧挨着一个又一个居民点，宽阔的街道上人来车往，进行着各种买卖，不像在荷兰、西班牙和英国从飘扬着三角旗的泊地驶出轮船，远渡重洋，运回黄金和香料。这里还像在宗法制时期那样，大家靠牧羊、捕鱼、打猎来艰苦度日。在法制与礼仪上，在富裕程度和文化水平上，当时的苏格兰比起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至少落后一百年。随着近代史的开始，在沿海各城市，银行和交易所发达起来。但在这里，凡是提财产，却依然像处于《圣经》里所说的时代，都以地有多大、羊有几头来衡量。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父亲詹姆士五世有羊一万头，这便是他的全部家当。他并无王室珍宝，他没有军队，没有近卫确保他能行使王权，因为他支付不起养兵的费用。而勋爵们说了算的国会从来就没有同意过国王真能用来施政的拨款。赖以勉强生活的必需品之外，其他一切全从国王富有的盟友，从法国和教皇处借来或由他们赠送。他那些居室和宫殿里的每一条地毯、每一幅织花壁毡、每一副灯架都以屈辱为代价而取得。

这种永难解脱的贫困状况无异于一个脓包，它将苏格兰这片美丽的净土上治理国家的潜力虚耗殆尽，原因是：国王们、军人们、勋爵们的艰窘与渴求使得苏格兰始终是各种外国势力不折不扣的玩物。谁反对国王，宣扬新教，就能从伦敦得到酬金。谁支持天主教与斯图亚特家族，就能从巴黎、马德里和罗马领取工钱。所有这些外国势力都心甘情愿地花钱让苏格兰人替他们流血。英国和法国这两大民族之间的争衡依然胜负未定，因此紧贴英国的近邻苏格兰便成为法国在这场角逐中不可取代的伙伴。每当英国的军队突入诺曼底的时候，法国立即拿苏格兰匕首刺入英国的背部。于是尚武的苏格兰人便越过“边界”，攻击他们的宿敌。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们也始终是英国的心腹之患。强化在苏格兰的军事力量，一直是法国的施政要点。所以英国唆使苏格兰的勋爵们，不断挑起叛乱，力图借此摧毁这支力量，也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不幸的国家就这样变成百年血战的场所，而这场搏斗在这个懵然不谙世事的婴孩度过的未能善终的一生中方才见出分晓。

事实上，争夺就在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摇篮旁边开始。这无疑是有声有色的戏剧性象征。这个裹着尿布的婴孩还不会说话，没有思想，没有感情，那双小手在襁褓中几乎还不会舞动的时候，政治的魔爪已伸向她尚未发育的躯体，伸向她浑然不觉的灵魂。玛利亚·斯图亚特命中注定永远被禁锢于尔虞我诈的角斗之中。她将绝无机会舒畅地展露自我的本性。她将永无休止地卷进政治的纷争。她将永远是外交活动的猎取对象，永远是异族意旨的玩偶，永远只是国君、王储、盟友或者仇敌。信使一把詹姆士五世已经病逝，他的新生女婴作为继位者已是苏格兰女王这两则新闻带到伦敦，英国亨利八世就迫不及待地为他尚未成年的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求亲，想替他谋取这个无价之宝的未婚妻。玛利亚·斯图亚特发育未全，心窍未开，便像商品一样被人用来讨价还价。事实上，政治从来不重感情，只讲王位、国王和继承权利。政治无视涉及哪一个人，在国与国之间你争我夺，只有可见而实在的利益，与此相比，无论什么人都一文不值。但是就事论事，亨利八世要为苏格兰的王位继承者与英国的王位继承者订立婚约倒是明智之举，甚至是人道的设想，因为两个兄弟国家进行这场连绵不断的战争早就失去了意义。以四外一片汪洋的同一岛屿为家，为同一片海水所拱卫与冲刷，属于互有亲缘关系的种族，更兼生活条件相似，英国与苏格兰两国人民无疑只有一个使命：联成一体——显而易见，这是天意使然。只是都铎与斯图亚特两个王族还在阻碍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如能通过联姻在这两个统治家族之间化干戈为玉帛，那么斯图亚特和都铎的共同后裔就会既是英国的又是苏格兰的又是爱尔兰的国王，一个联合起来的大不列颠便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奋斗，争取整个世界的统治权。

但是造化弄人：偶尔在政治活动中出现某种思路清晰、顺理成章的想法，又总是为愚蠢的做法所误。起初一切看来都很顺遂。勋爵们眼明手快往口袋里塞钱，都高高兴兴同意订婚。可是精明的亨利八世却并未凭一纸文书就认为万事大吉。他对这伙正人君子的虚伪和贪婪已经领教过无数次，深知这帮人不可信，他们不会受制于纸上协议。只要法国出价更高，他们马上就会把这个婴孩国王卖给法国王储。因此，他向这批苏格兰掮客提出立即把这个幼小的未成年人交给英国作为首要条件。可是既然都铎家族信不过斯图亚特家族，斯图亚特家族也对都铎家族不放心。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母亲尤其反对这个婚约。作为吉斯家族的一员，她受过严格的天主教教育，不愿意听任自己的孩子受到邪说异端的影响。何况她用不着怎么费力便看出这份婚约里面有一个危险的陷阱，因为其中一项秘密条款写明，收受亨利八世贿赂的苏格兰掮客们承担了这样的责任，即：万一这个婴孩早夭，他们就得设法使“王国的全部统治权力和财富”也归亨利八世所有。而这一条里面便大有文章，原因是：此人曾将两个妻子送上断头台，不能不提防他急不可耐地要实现关系如此重大的继承，到时说不定会做手脚让这孩子早早归西，死得离谱。太后是思虑缜密的母亲，她拒绝将自己的女儿送去伦敦。于是求亲一事差点引发战争：亨利八世派兵企图强夺这价值连城的抵押品。他向军队发布命令简直是一幅残酷的图像，反映出那个时代毫不掩饰的暴虐行径。“用火和剑灭绝一切，这是国王的旨意。一俟你们竭尽所能取得夺得一切，即烧毁爱丁堡[11]，将它夷为平地……霍利罗德[12]和爱丁堡周围许多城市和村庄你们务必全力抢空。抢空、烧毁、征服莱特[13]及所有其他城市。凡遇抵抗，杀尽男女及儿童，无须手下留情。”亨利八世的武装暴徒像成群的匈奴人越过边界。但在最后关头，母婴二人被送往坚固的斯德林宫躲了起来。亨利徒唤奈何，遂以一份协议了事，里面规定：在玛利亚·斯图亚特十周岁那天，苏格兰应将她交给伦敦（她一生总是像物品一样让人议价出售）。

看起来一切又都安排得非常妥善。然而，政治始终是一门荒谬的学问。任何简便、不言而喻、顺理成章的解决办法都同它格格不入。对于玩弄政治的人来说，设置重重障碍是他们莫大的乐趣，制造不和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不久，天主教一方开始暗地里耍弄阴谋诡计，说：与其把这孩子——她还只会牙牙学语，只会微笑——卖给英国王储，还不如卖给法国王储。而且亨利八世一死，有意依约行事的人更是少而又少了。但是这时英国摄政梭默塞特代表尚未成年的国王爱德华，要求将要垂髫的未婚妻交给伦敦。苏格兰拒不履约，英国摄政便派兵进击，让那些勋爵们听到舍此充耳不闻的唯一语言：武力。1547年9月10日平基狭谷[14]大会战——或者说得确切一些，大屠杀——中，苏格兰全军覆没，战场遗尸万余。玛利亚·斯图亚特未满五岁，这世界便为她流血漂杵。

此时，苏格兰已无招架之力，任凭英国人为所欲为。可是在这个遭到洗劫的国家，再要抢夺也已所剩无几。对都铎家族来说，苏格兰其实只有一件珍宝，这就是那个集王位与王权于一身的孩子。然而，玛利亚·斯图亚特从斯特林城堡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使英国间谍不知如何是好。连最贴心的亲信当中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太后把她藏在哪里。这个庇护所选得极好：通过一些完全可靠的臣仆在夜色掩护下极其秘密地把孩子送到英奇莫霍姆修道院。这座隐蔽的修道院建在门提思湖的一个小岛上。法国使臣在报告中说：这是“荒无人烟之地”。道路崎岖难行，也没有小桥通到这满目野趣的孤岛，人们只好用小船把这可居的奇货载到岸边，在这里交给足不出户的虔诚的修女照看。此处与世隔绝，远离扰攘的尘嚣。这个一无所知的女孩生活在人事纷争的阴影里。与此同时，忙碌的外交使臣跨越国家与海洋编织着她的命运之网。在这中间，法国已剑拔弩张登上战场，阻止英国鲸吞苏格兰。弗朗西斯一世之子亨利二世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以他的名义，法国援军统帅[15]为亨利二世之子，王储弗朗西斯向玛利亚·斯图亚特求婚。挟带火药味的强风横扫海峡，一夜之间改变了这个孩子的前途。这个斯图亚特家族的幼女突然被选中以后做法国王后，而非英国王后。这一更加有利的买卖终于成交。接着就于8月7日将五岁八个月的玛利亚·斯图亚特，这次交易的贵重物品包装停当，发送出去，终身卖给另外一个同样并不认识的丈夫。他人的意志又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决定和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

天真烂漫实属儿童时代的恩赐。一个三岁、四岁、五岁的孩子哪里知道什么叫战争与和平、会战与条约？哪里知道法国与英国、爱德华与弗朗西斯这类名字与自己有什么相干？世人所作所为如此狂乱而匪夷所思与自己有什么相干？一个细腿纤纤的小姑娘，金发飘拂，在一座城堡中幽暗或者明亮的屋子里奔跑玩耍，四个同龄的女童陪她嬉戏，因为人们一开始就给她找了四个同岁的游戏女伴，她们全从苏格兰最高贵的家庭里挑选出来，名字都叫玛利：玛利·弗来明、玛利·比顿、玛利·利文斯顿、玛利·塞顿。这在那残酷无情的时代堪称自具魅力的妙思。都是孩子，今天她们是她少小时欢乐的游戏女伴，明天是她在异国的侍女，使她在他乡不致因举目无亲而过于伤感，日后她们将成为她的内廷女官，亲昵地立下誓言：在她自己选定夫君以前，她们决不出嫁。她们当中有三个后来在厄运降临时离她而去；余下一人继续陪伴她过流亡生活，直至她撒手西归：童年的幸福之光始终在映照，照射到异邦，照射到极度悲惨的时刻。不过那段不堪回首、阴云密布的日子隔得还远。现在这五个小女孩还日复一日在霍利罗德的或者斯德林的王宫里快活地嬉戏，不懂得什么叫高贵、尊严与王权，不懂得什么叫女王的自豪与危险。可是接着有一天晚上人们将玛利亚从童床里抱出去，夜幕下湖边已有一只小船在等候。人们划着船，把她送上一个小岛，此处清静而舒适，这便是英奇莫霍姆——平安福地。一些陌生的男人在这里迎接她。他们的穿着不同于其他男人，身披宽大飘拂的黑色长袍。但是这些人都和蔼可亲。他们在窗户五颜六色的高高的屋子里唱歌，非常好听。这小姑娘渐渐习惯了。但是一天晚上人们又把她送走。（玛利亚·斯图亚特将不断被迫趁着夜色上路，逃出一种处境，又陷入另外一种处境。）接着她忽然站在一艘高高的大船上，白帆哗啦啦地响，四周全是外国军人和留着胡子的水兵。可是这小姑娘并不害怕，因为大家都很和气、亲切、善良。十七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詹姆士——詹姆士五世婚前众多私生子之一——抚摩着她的头发。还有可爱的玩耍女伴，即四个玛利在身边。五个小女孩在法国战船的大炮和身披铠甲的水兵之间无忧无虑地嬉笑着，任何意想不到的变化都会使儿童快活得忘乎所以。但是在头顶上的桅楼里，一名水手小心翼翼地在瞭望：他知道，英国舰队在海峡上游弋，要在玛利亚·斯图亚特成为法国王储的未婚妻之前的最后关头，截住这个英国国王的未婚妻。然而这小姑娘只看到近在眼前的新事物，她只看到蓝色的海，和善的人，破浪前进的大船，它像一头力大无穷、喘着粗气的巨兽。

8月13日这艘战船终于驶抵布勒斯特[16]附近的小港罗斯柯夫。人们分乘小船靠了岸。应接不暇的奇遇使不满六岁的苏格兰女王兴奋不已，她笑着闹着，天真无邪地跳上了法国土地。可是她的童年时代也就从此结束。履行职责与经受考验的岁月开始了。

[1] 教会，此处指天主教会。

[2] 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儿，曾预言灾祸，但无人相信。

[3] 索尔威湾，位于苏格兰与英国之间。

[4] 阿特柔斯家族，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家族。阿特柔斯杀了堤厄斯忒斯的两个孩子，并在宴席上让他吃自己孩子的肉。为此众神将诅咒降落到阿特柔斯家族身上，使他们不得好死：阿特柔斯为堤厄斯忒斯的儿子埃癸斯托斯所杀。埃癸斯托斯又与阿特柔斯的儿媳克吕泰涅斯特拉通奸。克吕泰涅斯特拉杀死丈夫阿伽门农。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儿子奥瑞斯特斯弑母为父报仇。

[5] 龙沙（1525—1585），法国诗人。

[6] 塞壬，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妖，以美妙的歌声诱惑过往的航海者，使之触礁毁灭。

[7] 麦克白和麦克德夫，莎士比亚的剧本《麦克白》中的人物。

[8] 彭斯（1759—1796），苏格兰诗人。

[9] 特威德河，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界河。

[10] 弗思狭湾，流入北海的弗思河的狭湾。

[11] 爱丁堡，苏格兰京城。

[12] 霍利罗德，苏格兰王宫。

[13] 莱特，爱丁堡近郊海港。

[14] 平基狭谷，位于苏格兰境内，离爱丁堡不远。

[15] 此处原文为Generalleutnant（陆军中将），疑误植，现暂译“统帅”。

[16] 布勒斯特，法国西海岸军港。

第二章 少女时代在法国

1548年—1558年

法国宫廷素谙礼节，精通仪式这门莫测高深的学问也是无懈可击。瓦罗亚[1]王族的亨利二世深知王储未婚妻应有的尊贵。在她到达之前，他便颁旨：沿途城乡须以接待他的亲生女儿之礼欢迎苏格兰小女王。因此在南特[2]，玛利亚·斯图亚特便受到许许多多令人心醉神迷的礼遇：在所有通衢街角都修建回廊，陈列古典的纹章图案和表现女神、山林水泽仙女与塞壬的造型艺术作品；提供成桶美酒，使护送人员轻松愉快；烟花冲天，礼炮齐鸣向她致敬。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宛如来自里里普特[3]的，全由不到八岁的一百五十名白衣幼童组成的行列，俨然一个仪仗队，有的吹号击鼓，有的手持小矛小戟，欢呼着为这位小女王开道。就这样，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在接二连三的活动中，孩童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终于到达圣日耳曼宫。在那里，这个未满六岁的小姑娘第一次见到她的未婚夫，一个孱弱、面色苍白、患软骨病的四岁半的男孩，他由于血液中毒从一开始便注定多病早夭，现在怯生生羞答答地迎接自己的“未婚妻”。其他王室成员反而更加热情地款待玛利亚·斯图亚特。她稚趣可人，深得他们的喜爱。亨利二世也在信里高兴地说：“我还未见过这样十全十美的孩子。”

在那个年代，法国宫廷是全世界最华丽最雄伟的宫廷之一。暗无天日的中世纪刚刚过去，但是垂死的骑士阶层最后一缕浪漫色彩的余光还停留在处于过渡阶段的这一代人身上。在打猎、跑马挑圈、比武中，在冒险与战争中寻求乐趣时，体力与胆量还以古老、激烈的方式透出勃发的英气。但在统治阶层中对智力才能的重视已处于主导地位；继修道院与大学之后，王宫亦已为人文主义的思潮所占领。教皇讲究排场的癖好，人们对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特点的精神与感官享受的追求，对各种艺术的喜爱形成了风气，毫无阻挡地从意大利传到法国。在这历史长河的瞬间，力与美、勇往直前与安闲自在于此处以独一无二的方式结合起来。这是视死如归而又喜爱感性生活的高超技巧。热烈与轻松在法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自然更无阻碍地凝聚在气质之中。高卢的骑士精神与文艺复兴的古典文化奇妙地交融在一起。一个贵族身披铠甲比武时要纵马冲向对方，挺矛用力刺去，同时又要体态优美地拨转马头，呈现出美不胜收、堪称典范的舞姿，既须掌握粗犷的沙场拼搏技法，又须精通细腻的宫廷礼仪定则。同一只手，要在短兵相接时挥动沉重的剑，又得熟谙在琉特上弹出情意绵绵的曲调，为恋人写出十四行诗：即要合二为一——既刚健又轻柔，既严酷又儒雅，既能英勇善战，又有艺术修养，这便是那个时代的理想。白天，国王与贵族带着伺机猛扑的猎犬一连几个钟头追逐野鹿和野猪，投枪折断，长矛碎裂。夜晚，贵族与名媛淑女聚集在卢浮宫、圣日耳曼宫、布卢瓦宫或昂布瓦宫装修一新、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吟诗，唱牧歌，演奏乐曲，举行化装演出，以重温古典文学的精神实质。淡妆浓抹的如云美女，诗人画家如龙沙、杜·倍雷[4]与克卢埃[5]等的作品，赋予奢侈的宫廷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华美与欢快的情致，这种意趣丰富多彩地展示在所有的艺术和生活形式中。像带来灾难的宗教战争之前在欧洲所有其他地区那样，法国当时也即将开始文化大发展时期。

谁在这样的宫廷里生活，尤其是谁日后在这样的宫廷里当家做主，就要在文化上适应这些新的要求，就要钻研各种门类的艺术和科学以臻于完善，就要懂得在锻炼体魄的同时增长才智，以便能够灵活应变。人文主义使要想君临芸芸众生而有所作为的人们，把熟悉各种艺术视为责无旁贷之事，这永远是它极为光辉灿烂的一页。几乎任何时候都没有如此迫切地不仅要求上层的男子，而且也要求贵族出身的妇女接受全面的教育：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始。与英国的玛利亚和伊丽莎白一样，玛利亚·斯图亚特既要学古典语言希腊文和拉丁文，也要学现代语言意大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但对这个聪颖的小女孩来说却易如反掌，她明慧敏悟，具有从祖辈遗传的爱好文艺的天性。她从伊拉斯谟[6]的《对话录》中学了拉丁文，十三岁时便在卢浮宫大厅里面对宫廷所有人朗读用拉丁文自撰的演说辞。她的舅父洛林红衣主教满意地告诉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母亲玛利·德·吉斯：“您的女儿开朗、美丽、明智。她在进行各种有益、正当的事情时都做得完满无疵。在这个王国里出身贵族或其他阶层的女孩当中没有一个能够与她相比。我可以对您说：国王十分喜欢她，时常与她一个人坐谈一个钟头以上。她也懂得以机智而得体的言词为他助兴，如此出色，非有二十五岁的妇女不能做到。”确实如此，玛利亚·斯图亚特在智力发育上异乎寻常地早熟。很快她就熟练地掌握了法语，敢于赋诗抒情，能就龙沙、杜·倍雷等的称颂之作唱和而并不逊色。除了在宫廷里逢场作戏，她从此如有内心苦闷，便最爱寄情于诗行。她爱诗，亦为每一位诗人所喜爱。在所有其他艺术形式中，她也显示出非凡的情趣。她用琉特自弹自唱，歌喉优美。她的舞姿被誉为令人心醉。她的刺绣不但是巧手的杰作，更展示出一股灵气。她的服饰素来雅致，从未给人以繁缛的感觉，不像伊丽莎白那样穿上阔气的锥形礼服神气活现。玛利亚·斯图亚特无论穿苏格兰的齐膝短裙，还是穿丝绸的节日盛装，她那窈窕少女的妩媚都同样纯任自然。言行得体与审美能力同属她与生俱来的禀赋。这种高贵而并不做作的气度使她处处都透着诗意。这个斯图亚特家族的女儿即使大难临头也依然保持着得自王室血统与君主教育的可贵风致。就是在体育运动方面，她也并不落后于这个骑士宫廷里最熟练的佼佼者。她是不倦的女骑手、入迷的女猎人、灵活的女球员。她那高挑、苗条的少女体态优美动人而又永不疲软。她精神焕发，轻松愉快，逍遥自在，称心如意，遍尝丰富多彩、充满幻想的青春酿成的美酒，却未料到：她一生完美无缺的幸福不知不觉至此结束。在这个乐观、热情、髫龄为王的女孩身上，比以任何其他形态都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女性的骑士精神、浪漫色彩。

不仅缪斯，就是神明也赐福给这个孩童。她禀赋非凡，天生丽质。这个孩子还未成年，所有诗人就争相称誉她的美貌。“她才十五岁，便艳若正午的耀眼金光。”布朗托默[7]这样夸奖她。杜·倍雷的颂扬更加热情：

在想象中你居于上天之上，

兼备自然美与艺术美，

你是诸美毕集之美的化身。

洛佩·德·维加[8]啧啧称叹道：“星辰从她的明眸借去至美的异彩，从她的脸庞借去得以变得如此奇妙的诸般色泽。”弗朗西斯二世死后，龙沙以国王的弟弟查理九世的口吻用两行诗吐露亦近艳羡的赞美：

坐拥这样一个丽姝，

易以江山，亦有何不可！

而杜·倍雷则将众多的描述和诗歌中的称颂归结为热烈的赞叹：

应该知足，我的眼睛，

你之所见，举世无双。

可是诗人干这一行往往言过其实。宫廷诗人一旦需要歌颂女君主的种种优点，就更加如此。于是我们饶有兴趣地观看当年克卢厄[9]的那些画像，大师手笔自当保证酷肖而不夸张。看了之后，既未感到失望，亦未由于那种忘情赞扬而倾倒。画中人与其说是容光焕发的佳丽，倒不如说有魅力。一张柔媚的瓜子脸，鼻子略尖，显得并不那么匀称，却别具韵致，这每每赋予女性的容貌以特有的吸引力。深色的眼睛流露出温柔的目光，充满了神秘、含蓄的神采。文静地抿着的嘴巴给人以守口如瓶的感觉。我们不得不承认：大自然的确用了极其贵重的材料造就这王家少女，给予她异常白皙、光滑、润泽的皮肤，珠串交错赏心悦目的一头灰黄色的浓发，细长、纤小、洁白如雪的双手，高挑的身材和袅娜的体态，“领口微露雪白的胸脯，高高的衣领衬出完美的肩部曲线”。她的脸上毫无瑕疵可以挑剔。可是正因为毫无缺陷而一览无余，美得这般直露，也就少了任何独一无二的特色。人们看着画像，对这娟秀的少女无法形成特别的印象，她也还不知道自己真正是个什么。这张脸孔还没有饱含由内而外透出的情感与性感。女性特征还未从这个少女身上流露出来。只是一个秀气、温柔的女校学生和蔼可亲地望着看她画像的人。

这种还未成熟、还未开窍的特点得到众口一词的证实，尽管人们说得啰唆而夸张。正是由于人们仅仅赞扬玛利亚·斯图亚特无可指摘，极有教养，勤勉而得体，因而谈起她来，就等于谈一个优秀的女学生。大家知道，她学习非常突出，说话和气，举止大方，心地善良；无论哪种艺术和娱乐她样样精通；各方面的天赋都非一枝独秀，而是各有千秋。她规矩、顺从地完成王储未婚妻规定要做的功课。然而人们颂扬的也只是她在社交、宫廷礼节上的，并非属于个性的而是属于人际活动的种种优点。对她的为人、品格都只字未提。这说明：眼下，人们的目光还接触不到她天性当中固有的、本质的因素，就因为这些还未充分展露出来。这位王储妃良好的教养和视野广阔的修养还将长时间地遮挡住一种强大的激情潜力，它将在一旦被触动被唤醒时从女性的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现在她的额角还泛出洁净、清朗的光泽，她的嘴角露出可亲可爱的笑意，她的眼睛还在迷茫地寻求探索，只朝周围看去，目光尚未射进自己的心底。还没有人知道——玛利亚·斯图亚特同样也还不知道她血液中遗传下来的祸根，不知道她自身的种种危险。只有女性的潜在激情才能展示极为隐蔽的内心，只有在爱情与磨难中，它才会充分显露出来。这个女孩前途似锦，必将成为未来的君主，因而婚礼的操办比原来规定的时间要早。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人生时钟在任何方面都比同龄人要走得快，现在命运又一次作了这样的安排。虽然根据协议与她相配的法国王储还不到十四岁，而且还是一个特别虚弱、脸色苍白、疾病缠身的男孩，但是在这件事上政治比自然要焦急，它不肯也不许等待下去。正由于人们从医生报告的忧虑口气中得知这个王位继承人孱弱多病，性命难保，因而觉得法国宫廷要匆匆做成这笔婚姻买卖实属可疑。这桩婚事对瓦罗亚家族来说至关重要的只是保证得到苏格兰的王权，因此便急忙把这两个小孩拉到圣坛前。在这个与苏格兰国会特使共同签署的婚约中规定，法国王储因联姻而并列为苏格兰王。而同时玛利亚的那些亲戚，即吉斯家族的那些人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硬要这个对自己所负责任毫不知情的十五岁少女签署另外一份文件，按照规定，对苏格兰国会不能泄露此事，而且玛利亚必须事先承担这样的义务，即如果早夭或无嗣而终，则将她的国家——好像这是她的私有财产那样——甚至连同她对英国及爱尔兰的继承权也都一并转给法国国王。

通过这样的手段取得这份协议当然不是光明正大之举，秘密签署便已证明这一点。事实上，玛利亚根本无权随意更改继承序列，无权将祖国像一件外套和其他私人物品那样遗赠给异国王室。可是那些舅舅却迫使这个当时还不明底细的玛利亚签了字。这是具有悲剧意义的象征：玛利亚被那些亲戚硬把着手在政治文件上头一回签字，便是这个生性真挚、深信不疑、直率的人头一回作伪。然而为了做女王，做下去，她将从此身不由己，只能背离自己的禀性的最高标准，遵从与此不同的准则行事。

然而，这些深藏内心的阴谋诡计却通过盛大的婚礼在世人面前被遮掩得天衣无缝。两百多年来法国还没有一位王储在自己国内度过大喜的日子。因此瓦罗亚宫廷认为应该义不容辞地向子民展示空前的豪华场面，以做出榜样。出身于美第奇家族[10]的卡塔琳娜在本国见过一流艺术家设计的庆典游行队列，她要使自己孩子[11]的婚礼超越她童年记忆中最奢华的盛典，觉得这样才有面子。1558年4月24日这一天巴黎仿佛成为整个世界庆祝节日的城市。圣母院前修了一座无墙的亭子，用塞浦路斯蓝缎做顶，织着金色的百合花，气派豪华；亭前铺着同样绣有百合花的蓝色地毯。身穿红色或黄色服装的乐师前导，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随后，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出现王室新人的车驾。万民共睹婚礼盛况。那个羸弱的、脸色苍白的男孩几乎为自己庆典的隆重排场压得喘不过气来。从数不清的眼睛里射出赞美的目光，一齐投向这个男孩身边的新娘。宫廷诗人也趁这个机会竞相赞颂玛利亚的美丽，心醉神迷地加以描绘。惯谈风流韵事的布朗托默狂热地写道：“她看起来比天上仙女还美百倍。”彼时彼刻，也许幸福的光泽真的给这个异常要强的女人添上一种特有的娇艳。这个韶颜稚齿的少女带着微笑欣然朝四周点头致意，也许正在品味一生极度的辉煌。排场奢华，四周激荡着赞叹声、欢呼声，玛利亚·斯图亚特置身其中，在整个欧洲首屈一指的王子身边，后面跟着装束华丽、骑马的扈从，穿过条条大街，万众欢腾，声震屋宇，此情此景将永逝不再。晚上，在司法宫举行公开的宴会。这时，全巴黎的居民兴高采烈地蜂拥而至，一睹这位给法国王冠带来另外一顶王冠的妙龄少女的丰采。这个大喜日子以舞会作为结束，为此艺术家们出了令人大感意外的绝妙点子。六艘通体金色的大船，扬起银色的风帆，模仿在惊涛骇浪中航行的动作，由深藏不露的机匠拽进大厅。每一艘船里坐着一位王子，身穿金色服装，戴着锦缎面具，彬彬有礼地引导宫廷里一位淑女上船：首先是王后卡塔琳娜·美第奇；然后是王储妃玛利亚·斯图亚特；接着是那瓦尔[12]王后及公主伊丽莎白、玛格蕾特与克劳迪娅。这次表演本意在于以象征的方式借喻毕生航行顺利而光辉灿烂。但是天数不容人愿来摆布，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人生之舟从这个浑然不识愁滋味的时刻起驶向截然不同、危机四伏的险滩。

首次的危险突如其来。玛利亚·斯图亚特早已成为苏格兰女王。现在法国王位继承人又立她为王储妃；这样，另有一顶更加高贵的无形王冠悬在她的头上。这时，命运来诱惑她，这将置她于死地：它向她递来第三顶王冠。玛利亚幼稚无知，未加思量，盲目地将双手伸向虚幻的光泽。同在1558年那一年里，玛利亚·斯图亚特成为法国王储妃，英国女王玛利亚去世，后者的同父异母妹妹伊丽莎白立即登上英国王位。可伊丽莎白真的是拥有继承权的女王吗？那个粉黛成群的蓝胡子亨利八世留下三个孩子，即爱德华和两个女儿：亨利八世同亚拉冈的卡塔琳娜结婚生了玛利亚，他同安娜·布林结婚生了伊丽莎白。爱德华早夭后，玛利亚年长，而且父母的婚姻不容置疑地合法，这就继承了王位。但她身后无嗣，伊丽莎白是否也成为合法的继承人呢？是的，英国王位法学家们说，理由是：亨利八世与安娜·布林的婚姻曾由主教作证缔结，并且得到教皇的承认。不是，法国王位法学家说，理由是：亨利八世事后宣布他与安娜·布林的婚姻无效，而且通过国会决议认定伊丽莎白为非婚生女儿。然而，如果按照这种——为整个天主教世界所强调的——理解，伊丽莎白被视为非婚生女儿而无权登位，那么现在有权继承英国王位的不是别人，正是亨利七世的外曾孙女玛利亚·斯图亚特。

就这样，一夜之间，要由一个少不更事的十六岁姑娘做出无比重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决定。玛利亚·斯图亚特有两种选择。她可以忍让，圆通行事，可以承认表姑伊丽莎白为合法的女王，放弃只有动武才能坚持到底的合理要求。她也可以果断、坚决地指责伊丽莎白夺取王位，出动法国的、苏格兰的军队，推翻篡位者。可是命该如此：玛利亚·斯图亚特及其谋士选取了第三条道路，在政治策略上后患无穷的中间道路。法国宫廷只是装腔作势地虚晃一拳，而不是狠着心有力地打击伊丽莎白：根据亨利二世的旨意，王储和王储妃在他们的纹章上添了英国王冠的图像；后来玛利亚·斯图亚特正式地并在所有的证书中自称为“法兰西、苏格兰、英格兰与爱尔兰女王”。就是说：宣布应有的权利，却又不去捍卫它。不是与伊丽莎白兵戎相见，而是仅仅使她恼火。不是采取使用真刀真枪的实际行动，而是仅仅挑选在木头上描画、在纸张上写字的方式软弱无力地摆出姿态。这就造成了旷日持久的模棱两可局面，因为这样一来，玛利亚·斯图亚特对英国王位的权利要求便变得既存在，又不存在。人们随心所欲地一会儿把它藏起来，一会儿又把它掏出来。当伊丽莎白根据协议要求收回加来[13]时，亨利二世这样回复她：“就此事而论，加来必须转给王储妃，即我们都视为英国女王的苏格兰女王。”可是在另一方面亨利二世又不采取实际行动来保卫儿媳的这一权利，而是像面对平起平坐的君主那样，继续与所谓夺取王位者谈判。

这种愚不可及而并无意义的姿态，这种形同儿戏而毫无价值的添上一笔的纹章并未使玛利亚·斯图亚特得到什么，却断送了一切。任何人一生当中都有未能补偿的失误。这里也是如此：由于这一少小时候与其说出于清醒的考虑，不如说出于执拗和虚荣而在政治上干下了这桩蠢事，玛利亚·斯图亚特实际上就此毁掉了一生，因为这一伤害使欧洲最有权势的女人将她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一个真正的女君主可以容许与隐忍一切，只有这一件事除外，即：存在着另外一个人，致使她的君主权利变成一个问题。因此人们不能责怪伊丽莎白从这个时刻起把玛利亚·斯图亚特看做最危险的敌手，把她看做国王宝座后面的阴影，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从这时刻起，两人之间无论说些什么写些什么都得虚与委蛇，假意咬文嚼字，以掩饰内心的敌意。可是尽管这样遮盖，裂痕依然存在，永难弥合。政治上和生活中不彻底不诚实的作为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比坚决果断的行动更大。在盾形纹章上仅仅象征性地出现英国王冠的图像，比为了夺取真正的王冠而真正进行的战争要付出更大的流血代价。明争只需一次便成定局。可是现在这样较量，这种暗斗却没完没了，使得这两个女人的统治与生活都乱了章法。

1559年7月，为了庆祝签订卡托·坎布勒西和约[14]举行骑马比武大会，人们得意而显眼地高举有着象征英国王权图像的、包孕严重后果的纹章，为王储与王储妃前导。具有骑士精神的亨利二世为了“博取美人们的欢心”非要亲自上场折断对手的长矛不可。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意中的美人是谁，这就是迪安娜·普瓦蒂埃，她端坐在包厢里自得而容光焕发地俯视身为国王的情人。可是这场比武突然酿成惨剧。这次短兵相接竟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苏格兰近卫队长蒙哥马利在长矛折断后，却用矛杆胡乱猛击比武对手国王。这时一块断裂的碎片穿透头盔面甲深深地扎进国王的一只眼睛。国王昏厥栽倒在马下。起初人们还以为这是轻伤，但国王再也没有苏醒过来。家人都惊恐地站在正在发烧的国王床边。这位勇敢的瓦罗亚人强壮的体格同死神搏斗了好几天，终于在7月10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即使在万分悲痛的时刻，法国宫廷依然尊重礼仪，把它视为生活的最高准则。在国王家人离开王宫时，亨利二世的妻子卡塔琳娜·美第奇突然在门边收住脚步。从这时刻起，她已孀居，在王宫里走在人前的不应该再是她，而是在同一时刻成为王后的那位女子。玛利亚·斯图亚特作为法国新国王的妻子不得不迈开迟疑的步子，拘束地，不知所措地在已成过去的王后身边走了过去。而这仅有的一步使她这个十七岁的姑娘超越了所有同龄的少女，到达权力的顶峰。

[1] 瓦罗亚，法国瓦罗亚王朝（1328—1589）。

[2] 南特，法国西北部一城市。

[3] 里里普特，英国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国名。

[4] 杜·倍雷（1522—1560），法国作家。

[5] 克卢埃（1510—1572），法国宫廷画家。

[6] 伊拉斯谟（1466—1536），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

[7] 布朗托默（1540—1614），法国作家。

[8] 洛佩·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作家。

[9] 克卢厄（约1510—1572），法国宫廷画家。

[10] 美第奇家族，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家族。

[11] 亨利二世与卡塔琳娜·美第奇的长子，法国王储弗朗西斯二世。

[12] 那瓦尔，位于西班牙北部，当时为王国。

[13] 加来，法国北部海港。

[14] 卡托·坎布勒西和约，1559年4月2日—3日法国为一方与西班牙和英国为一方在法国城市卡托·坎布勒西签订和约，法国获益良多。

第三章 王后，孀妇，自生至死的女王

1560年7月—1561年8月

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生活路线如此急速转上悲剧的轨道，其缘由就在于造化弄人，致使表面看来人间种种权力她都得来全不费工夫。她青云直上，犹如焰火冲天——出世六天被立为苏格兰女王，六岁便是欧洲最有权势的王子之一的未婚妻，十七岁即成为法国王后，以至于她的内在活力还未觉醒，她手中的外在权力已经达于极点。一切都从无形的丰饶角[1]涌出，归她所有，似乎永不枯竭。所有这些均非通过自己的意志而获得，或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取得，所有这些均非付出辛劳，做出贡献的结果。一切都只是遗产、赏赐、赠品。像在五彩斑斓、一切都稍纵即逝的梦境里，她看见自己穿着结婚时、加冕时的礼服。可是她还来不及以觉醒的意识品味早到的春天，它就已凋谢、枯萎，成了明日黄花。她醒了，感到失望，明白已经遭到掠夺与抢劫，不知如何是好。在其他人才开始产生意愿、希望、愿望的年龄，她已遍历一切可能的辉煌，却未能好整以暇地体味心灵的享受。命运的步伐如此急促，这就埋下了潜藏着不安宁不知足因素的种子：谁这么早就成为举国第一人，举世第一人，谁就永远也不会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如果生性软弱，也就认了，忘了。但是强者不会屈服，即使面对占有优势的命运，也敢挑战。

身为法国王后的日子如此短暂，确实像梦一样逝去，像一个短促、纷乱、恐惧、愁闷的梦。在兰斯[2]大教堂，大主教为那个苍白、病态的男孩加冕，芳容韶齿、珠光宝气的王后置身于贵族之间，宛若一朵纤细、袅娜、尚未充分绽放的百合花，光彩照人。在这里她度过了仅有的一个灿烂时刻。除此以外，史书并无关于盛典与喜庆的记载。命运并未给玛利亚·斯图亚特以足够的时间，使她得以建成她梦寐以求的具有行吟诗人特色、充满艺术与诗歌气息的宫廷；也并未给画家以足够的时间，使他们得以在气派豪华的画面上留下国王与美丽的王后的形象；也并未给史家以足够的时间，使他们得以描述他们的性格；也并未给子民以足够的时间，使他们得以认识、甚至爱戴他们的君主。这两个少年的身影在长长的法国国君行列中一晃而过，仿佛遭到狂风横扫，倏然而逝。

弗朗西斯二世疾病缠身，从一出世便注定早夭，像森林里面标了记号的一棵树，一个苍白、瘦小的男孩长着一张浮肿的圆脸，胆怯地抬起沉重的眼皮，仿佛从睡梦中惊醒似的用疲惫的目光望着面前的人。现在却突然开始长个子，这并不正常，更加损害他的抵抗力。医生们总是围着他看护，竭力劝导他要爱惜身体。可是这个男孩有一种愚蠢、幼稚的好胜心理在作祟，不肯落后于苗条而结实的妻子。由于她酷爱打猎与运动，他也勉强迫使自己拼命骑马，进行过度的体力活动，摆出一副强健、阳刚的架势。然而，自然规律不容蒙骗。他的血液依然流动乏力，含有毒素，无法医治，这是他的祖父遗传的恶果。弗朗西斯二世不时发热。每当天气恶劣，他就得待在家里，焦躁，胆怯，倦怠，形容枯槁，许多医生围着他发愁。这样一个可怜的国王在宫廷里得到的是同情多于敬畏。相反地，在民众中流传着可怕的谣言，说他得了麻风，为了治病，杀掉孩童拿鲜血来洗澡。每当他一脸病容骑着骏马缓慢地从农夫们的身边过去，他们便用阴沉的目光看着这个孱弱的半大小子的背影。朝臣们则有先见之明，已开始拥到太后卡塔琳娜·美第奇和王储查理的身边。一双这样疲软无力的手难以持久地勒紧治国马车的缰绳，这个男孩不时在文件和诏书上签下“Francois”[3]，笔迹僵硬、歪斜。事实上，不是他，而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亲戚们，即吉斯家族那些人在掌权，他只为一件事在挣扎：保住日薄西山的生命和体力，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玛利亚·斯图亚特，苏格兰女王

弗朗西斯二世，法国国王

这样一种在病室中的共同生活，这样一种无休无止的担忧与护理，如果真的也算是一种婚姻，那么这实在难以说是一种幸福的夫妻关系。可是又无迹象表明这两个半大孩子彼此并不和睦。宫廷里飞短流长，布朗托默在他的《风雅女士们的生活》中记下每一桩桃色事件，尽管如此，却不见有谁指摘或怀疑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行为。由于国家利益他们在圣坛前结合在一起，在此之前他们早就是青梅竹马、形影不离的伙伴，因此情爱对这两个半大孩子来说几乎不起重要作用。还要几年时间，玛利亚·斯图亚特热情倾心的本能才会觉醒，但是弗朗西斯，这个由于经常发热而浑身无力的男孩绝无可能把她从这种拘谨、深深自我封闭的状态中唤醒。玛利亚·斯图亚特生性能同情人，帮助人，心地善良，肯定会无微不至地照料丈夫，即使不是从情感上体会到，也必然从理智上认识到：所有她的权势与显赫都系于这个可怜、病弱的男孩是否尚有气息与心跳，保住了他的性命也就保住了她的幸福。可是在他们当政的这段日子里却也没有真正享受幸福的余地。国内胡格诺派[4]正在酝酿叛乱，备受谴责的昂布瓦斯[5]骚动危及国王与王后的人身安全。事后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得不履行君主的职责，为此付出可悲的代价。她必须亲临处决叛逆的刑场，必须看着——这一瞬间会在她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烙印，这也许像一面魔镜，在另外一个，即她自己赴死的时刻会突然重现在她眼前——一个活人，反剪着双手，被按倒在木砧上，刽子手猛地用力一砍，利斧一闪，喀嚓一声，随着这低沉的闷响，齐颈斩断的头颅鲜血四溅，滚进沙土里。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使兰斯加冕变得黯然无光。随之，凶讯接踵而至：她的母亲玛利·德·吉斯替她治理苏格兰，于1560年6月去世，这个继承下来的国家陷于宗教纠纷与骚乱之中，边疆的战事正在进行，英军已经深入国土。稚气十足梦想穿上节日盛装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却不得不披上孝服。她喜爱的音乐不得不休止，舞蹈不得不停息。接着，那只骨瘦如柴的死神之手又揪住了心，叩响了门。弗朗西斯二世越来越衰弱，败坏的血液使他不得安宁，捶击着他的太阳穴，在他的耳朵里轰响。他再也不能走路，再也不能骑马。他只能躺在床上让人从一个地方抬到另一个地方。终于他的耳朵发炎流脓。医生们回天乏术。1560年12月6日这个不幸的男孩终于撒手归天。

于是卡塔琳娜·美第奇与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两个女人在一个逝世者的床边的那一幕又重演了一次——这是具有悲剧意义的象征。弗朗西斯二世一断气，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门边马上退到卡塔琳娜·美第奇的后面，因为她也不再是法国的王后。年轻一些的孀居王后理应让年长一些的先行，前者不再是法国的第一女性，而是重新成为第二女性。仅仅过了一年，魂归梦逝，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再是法国的王后，她还有唯一的从一出世便已得到而且一直保留到最后一刻的称号，这就是苏格兰女王。

按照法国宫廷的礼仪，孀居王后最严格的丧期为四十天。在这无情的幽居期间，她片刻不能离开自己的宫室。在最初的两个星期里，除了新国王和他的亲人，谁也不能到这人为的墓穴，即光线阴暗、仅仅点着蜡烛的屋子里探望她。孀居王后在这些日子里不像普通妇女那样穿一身给人以阴郁印象的黑色孝服，那永远是公认的戴孝的颜色。玛利亚·斯图亚特却应穿白色的丧服。她脸色苍白，头戴白色的便帽，身穿白缎的连衣裙，脚上是白色的鞋袜。这一身缟素异常鲜亮，唯独表示热孝在身的黑纱毫无光泽。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那些日子里的衣着就是这样，雅奈的名画上就是这样，龙沙在他的诗里也这样写道：

一条细长而宽松的黑纱，

皱褶弯弯曲曲，宛若波浪，

从头上披到腰际，

盖住了身上的孝服，

如同风送扁舟时

张开的轻帆一样。

唉，穿戴如此怪异，

你离开了这一块

王权在握的福地。

晶莹的泪水，在沉思中，

沾湿了你的前胸。

别了以清流命名的王宫禁苑，

你循着长长的小径，

悲伤地踽踽独行。

弗朗西期二世去世

穿丧服的玛利亚·斯图亚特

确实如此，在这里比在几乎任何一幅画像上都更加突出地展露了她年轻的脸庞所具有的容易得到好感、和蔼可亲的特点。凝重的沉思净化了她平时不安的眼神，单一的素色使白皙的皮肤变得越发光润。在以往的画像中，她总是显得雍容华贵，神态庄重，缀满珠玉与种种权力的标志；但是只有在她戴孝时，人们才无比清楚地感受到她的常人情愫中透出的高洁与王者气度。

这种高洁的忧伤在她自己的诗作中也流露出来。在那些日子里她为哀悼亡夫写下的诗行并不亚于诗坛名家兼师长龙沙的佳作。这首低吟诉说的挽歌即使不是王后亲手所书，也能以其直抒胸臆的真挚打动人们的心，因为在这里孀居者并非倾诉对长逝者炽烈的爱——不像在政治活动中那样，玛利亚·斯图亚特在写诗时从来不说假话——只是吐露无望与孤寂：

幽明永隔，

我的心充塞着

无尽的轸念。

偶尔仰望天空，

在云彩之中，

我看见他柔和的目光。

不经意间

我俯视流水，

又似目睹复活而自慰。

每当深夜静卧床上，

睡意袭来，

我总感到他在身旁。

无论醒时还是梦里，

我都觉得他和我在一起。

玛利亚·斯图亚特悼念弗朗西斯二世远非虚构成诗，这是发自内心、真情流露的悲痛，此事不容置疑，原因是：弗朗西斯二世撒手人寰后，玛利亚·斯图亚特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善良、随和的伴侣，体贴入微的朋友，还有她在欧洲的地位，她的权力，她的安全。很快这个童心未泯的孀妇就将体会到今非昔比：当时身为后宫第一人的王后何其尊贵。如今退居第二，仰赖新国王的恩赐度日又何其卑微。她的婆婆卡塔琳娜·美第奇重新成为后宫第一人后，马上对她采取敌视态度，使她的本已令人沮丧的处境变得更加艰窘。看来确有其事，即：玛利亚·斯图亚特曾经出言不慎，说这个盛气凌人、阴险狠毒的美第奇家族的女人是“商人的女儿”，出身微贱，不能同自己的世代相传的天潢帝胄相比。这就无可挽回地伤害了她。这种冒失的举动——这个粗心、急躁的年轻女子日后对伊丽莎白也有类似的冒犯行为——在妇女之间比当面侮辱还要伤人。卡塔琳娜·美第奇先是由于迪安娜·普瓦蒂埃，后则由于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得不将自己的虚荣心压抑了二十年之久。现在政权在手，她马上就摆出主子的架势，咄咄逼人地让这两个从天上掉到地下的女人品尝她的嫉恨是什么滋味。

这时，玛利亚·斯图亚特性格中最主要的特点——她那无法遏制、坚强不屈、具有男子气概的刚毅的自尊心显露出来。她有一颗孤高、炽热的心，对卑微的地位、不高不低的身份不屑一顾。她倒宁愿一无所有，宁愿一死了之，一个瞬间，她想：既然在这个国家里再也不能居于至尊的地位，不如从此抛却诸般名分，遁入空门。然而，尘世的诱惑依然太大，对一个十八岁的女子来说，永远摒弃一切，这还有悖于固有的本性。更何况尽管丢失了既有的尊荣，但是仍可以彼易此，同样有君临之贵：西班牙国王的使臣已来为新旧大陆的未来主人唐·卡洛斯提亲。奥地利宫廷也已派来谈判的密使。瑞典的与丹麦的国王也都向她求婚，表示愿意奉献王位。不管怎样，世代相传的苏格兰王冠依然归她所有，而且获得另外一顶，即紧邻的英国的王冠亦尚有可能。这个年轻的孀居王后，这个正值花季容华娟秀的女子还有不可胜数的机会。只是再也不像以往种种际遇都是命运的馈赠与赐予，从现在起一切都得力争才能获得，都要机巧地耐心地从不易就范的对手那里夺取。她有这么大的勇气，她有这么美的容貌，她那热血奔流、生机勃发的躯体里有这么多的活力，自可满不在乎地投下最大的赌注。于是玛利亚·斯图亚特毅然决然为维护自己继承的王位而斗争。

当然，她对法国恋恋不舍。她在这个王宫里度过了十二年。这个美丽、富饶、充满感性情趣的国家，比她曾在那里有过早已逝去的童年时代的苏格兰更像故乡。这里有呵护她的外祖母的亲戚。这里有给她留下愉快印象的宫室。这里有颂扬她理解她的诗人。这里有她深感合乎自己天性的宽松、洒脱、优雅的生活方式。因而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她迟迟不回自己的王国，虽然人们早就急迫地盼她归去。她到儒瓦维尔和南锡看望亲戚；她去兰斯参加她十岁的小叔子查理九世的加冕典礼。好像有难以说清的预感在告诫，她总是寻找各种不同的借口以推迟回归，仿佛在等待命运的某种安排，到时可以免掉回苏格兰的归国之行。

这个十八岁的女子尽管对处理国务如此陌生而少不更事，但玛利亚·斯图亚特必定已经意识到：到了苏格兰，她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她的母亲原来作为摄政代她治理由她继承王位的国家，母亲去世以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那些死对头，即信仰新教的勋爵们得势，他们几乎并不掩饰对吁请一个热衷于可恨的弥撒、皈依天主教的信徒回归故国的反感。英国使臣兴奋地向伦敦汇报：勋爵们公然宣称，苏格兰女王尚宜推迟数月启程。“如果他们不是理当服从，那么他们根本就不想见到她。”他们早就在暗地里使坏：他们曾想将最有权利继承王位的阿兰伯爵推荐给英国女王做她的丈夫，借此把无疑属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王冠非法地塞进伊丽莎白的手里。同样的，玛利亚·斯图亚特也不能信任受苏格兰国会委托来法国接她归去的同父异母兄詹姆士·斯图亚特即莫雷伯爵，因为他太接近伊丽莎白，说不定已被她收买，成了她的人。唯有立即回去才能及时挫败所有这些暗中进行的阴谋诡计，唯有拿出她从祖先即斯图亚特历代国王传下来的勇气才能保住她的王权。于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终于打定主意，心情沉重、满腹狐疑地接受并非出于真心、她自己也只能姑妄听之的吁请，以免在同一年里继失去第一顶王冠之后又失去第二顶。

可是在踏上自己的国土之前，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定觉察到：苏格兰与英国接壤，那里的女王是另一个人，而不是她自己。伊丽莎白没有理由，更无兴趣让这个对手兼王位继承人过轻松的日子。伊丽莎白的首相塞西尔公然恶毒地对任何敌视的做法都推波助澜：“苏格兰女王面对的那些事情悬而未决的时间越长，对陛下的事业也就越有利。”在证书和纹章上表示有权继承王位的纷争还未能解决。虽然苏格兰使臣在爱丁堡与英国使臣签订了一份条约，里面写明苏格兰的代表以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名义保证永远承认伊丽莎白为合法的英国女王，可是当条约送到巴黎，要在这份无疑是有效的文件上签字时，玛利亚·斯图亚特和她的丈夫弗朗西斯二世却又顾左右而言他。玛利亚·斯图亚特怎么也不愿意下笔。她既然在纹章上昭示了拥有英国王位的继承权，也就像举起过一面出行时开道的大旗，因而永远都不会把它收起来。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她或许可以把她的权利暂时搁置一旁，但是永远也不会让人说动她公开而心悦诚服地放弃祖先传下来的遗产。

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叫伊丽莎白受不了。她宣称：既然苏格兰的使者们以他们女王的名义签订了《爱丁堡条约》，因此玛利亚·斯图亚特就理所当然地要在上面签字。伊丽莎白并不满足于讳莫如深的默认，原因是：她是新教徒，她治下有一半国民都虔诚地皈依天主教，对她来说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王位觊觎者不仅危及权力，而且也危及生存。如果一个身为女王的对手不以白纸黑字声明放弃任何对于王位的要求，那么伊丽莎白便做不成真正的女王。

谁都不能否认：无疑，在这一争端中，伊丽莎白本来并无失误，可她很快就使自己有理变无理：她想解决这么重大的政治冲突，但所采取的方式却显得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置身于政治斗争，女人总有这种包孕危险的特点：只拿针尖去刺伤对手，以致感情用事地恶意激化彼此的对抗。素来洞察幽微的女王这回也犯了从政女性的通病。玛利亚·斯图亚特为返回苏格兰正式申请“通行证”——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过境签证——她这么做，人们甚至可以理解为客气的表示、正式的官方礼节，因为她完全可以直航返国，不必多此一举。既然她取道英国，这就不言而喻地提供了友好对话的机会。可是伊丽莎白马上趁机刺了对手一下：她以粗暴回答礼貌，声称：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在《爱丁堡条约》上签字，她就拒发“通行证”。她以为击中了那个女王的要害，谁知道却侮辱了那个女人的自尊。她不是采取动武的有力姿态，却听任个人意志恶毒地选取了无力的伤害。

这两个女人本来在心里较劲，现在双方撕破了脸皮。两个人眼睛里喷出冷酷无情的怒火，两颗高傲的心撞个正着。玛利亚·斯图亚特马上召见英国使臣，激动地对他吼叫：“我怎么能这样健忘？！竟然要求你们的君主，你们的女王给予我根本用不着的恩典，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使人痛心的了。我在哪儿都不需要她批准，就像她随便去哪儿不需要我批准一样。没有她的通行证，没有她的许可证，我也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王国去。在我来这个国家时，你们已故的国王多方阻挠，想把我截住。特使先生，您也知道，我还是平安无事地过来了。如果我请朋友帮助，我也有妥善的办法，能够顺利地回到家乡……您公开对我说过，如果你们女王和我之间保持友好关系，这是人人的愿望，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现在我可以说有理由认定你们女王并不这么看。否则她就不会这样不留情面地拒绝我的请求。看来，比起我同她的友谊，她更看重我那桀骜不驯的臣属同她的友好关系。我是他们的君主，我的身份与她的对等，就算我不如她那样乖觉、老练，可说什么也是她贴得最近的亲戚和邻人……我只不过表示友好，并没有扰乱她的国家，也没有同她的臣属计议什么，可我知道：在她的王国里，乐于倾听我提出的建议的大有人在。”

这是有力的威胁，或许虽然有力，但是不大明智。玛利亚·斯图亚特还未踏上苏格兰的土地，便已经透露了秘密的意图：要将同伊丽莎白的斗争转移到英国本土来进行。特使恭敬地避开正面应对，他说，所有这些疙瘩的起因都在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当时把英国纹章绘成自己纹章的一部分。对这一指摘，玛利亚·斯图亚特马上反驳道：“当时我得听从我的公公亨利国王和我的君主与丈夫，不管做什么事都由他们吩咐和安排。他们去世以后，您也知道，我就没有用过英国女王的纹章和尊号，理应叫你们女王放心。再说，我同她一样是女王，如果使用英国纹章，也并不怎么使她脸上无光。何况我知道，还有一些人身份比我低，亲缘关系也不像我这么近，却同样使用英国纹章。您总不能否认：我的祖母是她父王的两个姐妹之一，而且是他的姐姐。”

又一次她貌似亲切，却隐约透出咄咄逼人的告诫：玛利亚·斯图亚特点明她是长房后裔，再度强调她有权继承。不管英国使臣如何好言相劝，请她信守诺言，在《爱丁堡条约》上签字，以解决这次不愉快的事件。玛利亚·斯图亚特却一如既往，每当接触到这个难题，便借拖延来搪塞，她说：在她同苏格兰国会商讨以前，她绝不能这么做。英国使臣也同样不以伊丽莎白的名义做出任何承诺。每次谈判到了紧要关头，即到了这个或那个女王不能不放弃一点权利的时刻，就出现尔虞我诈的局面。各人都把王牌牢牢地握在手里。这样谈来谈去，没完没了地拖下去，终至酿成悲剧。最后玛利亚·斯图亚特中断关于安全过境的谈判，态度生硬，就像布料剪开的地方那么难看：“如果我的准备工作不是这么到家，你们的女王，你们的君主这么不通人情，可能就使我走不成了。可现在我已经打定主意，鼓起勇气去做自己的事，不管结果如何。但愿一路顺风，不必在英国靠岸。可是万一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就会落到你们的女王，你们君主手里，到时她要拿我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是她狠心要我的命，那就随她的便宰了我就是。说不定这样解决对我来说比活着还好些。这件事全由天主定夺吧！”

这一番话里又带着玛利亚·斯图亚特那种气势汹汹、自信、坚定的口吻。玛利亚·斯图亚特天性善良、随和、漫不经心，喜欢享受生活乐趣，不爱争斗。可是一旦事关荣誉，涉及作为女王的权利，这个女子马上变得冷酷、顽强而果敢，宁毁不屈，宁可做干蠢事的国王，不愿做小心眼的弱者。英国使臣惶惶然向伦敦报告未能完成使命。伊丽莎白处理政务有明智、灵活的一面，于是连忙让步，签发过境证书，派人送往加来，可是已晚了两天。在这中间，玛利亚·斯图亚特已经下定决心冒险航行，不管英国劫夺船[6]是否在海峡游弋。她宁可自由而果断地选取一条危险的航线，也不愿以屈辱为代价换取万无一失的走法。伊丽莎白错过了唯一的机会，不然可以使得她害怕与之为敌的那个女王由于受到待客之礼的款待而心怀感激，借此化解令人寝食不安的对抗局面。但是理智与政治很少并行不悖。也许只有错过了种种机遇，才会形成世界历史的戏剧性进程。

像迷人的夕阳余晖给原野镀上一层亮丽的金光一样，在这告别时刻，玛利亚·斯图亚特充分体会到法国为她举行的欢送仪式之隆重与壮观。她曾作为王储的未婚妻踏上这片国土，在离开这个她失去君临身份的地方时，也就不应该没有护卫与随从，要让公众都看到：苏格兰女王不是作为一个可怜的孑然一身的孀妇，不是作为一个柔弱的无依无靠的女子返回故国。以实力为后盾的法兰西荣誉保护她平安归去。从圣日耳曼宫出发，一队威风凛凛的骑士一直把她护送到加来。法国贵族精英的装束显示出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特有的挥霍与奢侈，佩带的刀剑叮当作响，他们骑着鞍褥华丽的骏马，身披镶嵌精美的镀金铠甲，一路拱卫着国王遗孀。前面是阔气的马车，里面坐着她的三位舅父：古斯公爵、洛林红衣主教和吉斯红衣主教。她自己的身边则是四个忠心耿耿的玛利、命妇、男童、诗人和乐师。在这个色彩斑斓的队列后面载着沉重的行李，那是昂贵的家用器物；匣子里锁着王冠上的宝石。玛利亚·斯图亚特来时体面；如今离开这片难舍的热土，依然拥有女王的威望与荣耀、显赫与尊贵。只是当初那双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童眼睛闪亮的欢乐已经失落。送行总像夕照，这就到了半是余光暂留，半是暮色已露时分。

这个公侯显要组成的队列中大多数人都在加来停留下来。贵族们骑马回去。他们明天将在卢浮宫侍候另一个王后，因为朝臣只认权位不认人。所有这些人现在都向玛利亚·斯图亚特下跪，用迷醉的目光仰望她，信誓旦旦，虽然她将远去，他们仍然对她永世效忠。可是一旦风吹帆张大橹舰起航，他们便心不在她，把她放在一边。送行护卫在这些骑士不过是装模作样的仪式，与加冕和殡葬没有什么两样，如此而已。在玛利亚·斯图亚特离去之际，只有诗人们真正感到悲伤与痛苦。他们比较敏锐，他们有预感，有警觉。他们知道：她曾想把宫廷变成一个美好的乐园，如今她这一走，缪斯的身影也从法兰西消失。对他们和对所有人来说，随之而来的是黑暗的岁月——一个这样的政治时期：人们将见到争端与冲突，胡格诺战争[7]，圣巴托罗缪之夜[8]，骚乱者，宗教狂热分子。骑士精神，浪漫情调，明朗、安宁和美好这些特点和艺术硕果都将与这位年轻的女王一起消逝。诗歌创作的“七曜之星”[9]很快就要在硝烟弥漫的天空中失去光辉。他们悲叹，精神生活里那种醇厚的乐趣将随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去不返：

这一天，同一艘船从法国远远地

带走了愿在此安身的缪斯女神。

每当感受到青春与优雅展示的魅力，龙沙的心总因迷醉而变得年轻，他再一次在哀歌《别离》中颂扬玛利亚·斯图亚特种种特具的美，意在退而求其次，借助诗行以留住曾使他的眼睛流露出兴奋的目光，可是如今已永远消逝的一切，于是内心的悲伤化为感人至深的慨叹：

你离开时，缪斯默然无言，

又怎能教诗人们引吭高歌？！

每一种美都难以永驻不衰，

玫瑰与百合只能逢春绽开。

你的美展现在我们法兰西，

也只有一十五年，就从此长逝，

仅仅给我们留下了惋惜，

像闪电过处，只能瞥见一缕痕迹。

惦念着这样一位王后，

悲伤将永远与我形影不离。

法国的廷臣、贵族、骑士很快就忘掉了这个不在眼前的女子。与此同时，所有人当中只有诗人们依然忠于他们的王后，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幸只是另外一种高尚。他们曾经赞颂过她作为王后的美，此刻他们心情抑郁，也就加倍地觉得她可亲，他们将对她保持忠诚，歌颂和追忆她的生与死，直至最后。如果一个高尚的人终其一生的所作所为都像一首诗、一出戏、一部叙事谣曲，那么便不断有诗人重新讴歌它，使它不断获得新生。

加来海港有一艘豪华的漆成白色的大橹舰在等候，上面悬挂着苏格兰的和法国的国旗。三位尊贵的舅父、百里挑一的廷臣和忠实的幼时玩耍伙伴四个玛利陪伴玛利亚·斯图亚特登上这艘旗舰。另外有两艘船护航。大橹舰还未驶出内港，船帆还未扯起，玛利亚·斯图亚特向不可捉摸的海水投去最初的一瞥，便见到一个凶兆：一只引进港口的驳船触礁撞碎，船上那些人差点淹死。玛利亚·斯图亚特离开法国去执掌政权时最先见到的一个场面成为不祥的象征：驾舟不当，难逃灭顶之灾。

是面对这个先兆暗自惊心？还是告别家园感慨万端？还是觉察到往日种种永逝不再？——不管怎样，玛利亚·斯图亚特泪眼模糊，未能将目光从这片土地上移开，在这里她曾经是那样年轻、纯真，因而感到幸福。布朗托默描述她临别时的隐痛，感人至深：“大橹舰一驶出港口，微风徐来，人们马上扯起船帆，这时，她两臂支在艄舵旁的船尾上放声大哭，一再扭头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眺望港口，眺望驶离的地方，悲怆地反复说着一句话：‘别了，法兰西！’直至夜幕降临。大家劝她到右舷舱休息，她断然拒绝。人们只好在甲板上给她铺了一张床。她再三明确嘱咐舵工助手：天一亮，只要还能远远看到法国的海岸线，就要马上叫醒她，即使大声呼喊也不必有什么顾虑。幸运之神真的成全了她的心事：风已停息，人们只好借助船桨来划行。一夜也没有驶出多远。破晓时分，果然还能看到法国的海岸。舵工一喊，玛利亚·斯图亚特便一跃而起，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一句话：‘别了，法兰西！别了，法兰西！我看，永远见不到你了！’”

[1] 丰饶角：神话中幸运女神盛礼物的羊角，里面全是鲜花和果子，象征着丰饶。

[2] 兰斯，法国北部一城市，因大教堂而闻名。

[3] Francois，弗朗西斯。

[4] 胡格诺派，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新教徒（加尔文派）的称呼。该教派反对国王专制，企图夺取天主教会地产。

[5] 昂布瓦斯，历史上法国东北部的城镇。

[6] 劫夺船，海战时劫夺敌方商船的战船。

[7] 胡格诺战争，胡格诺派（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新教徒）与天主教派在1562至1598年之间进行的内战。

[8] 圣巴托罗缪之夜，1570年，在圣巴托罗缪节日（8月24日）的前夜和凌晨，天主教派发动突然袭击，胡格诺派死数千人。

[9] 七曜之星，指七星诗社（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一个诗歌流派），由龙沙、杜·倍雷、左台尔、狄亚尔、巴依夫、贝罗和多拉等七位诗人组成。

第四章 返回苏格兰

1561年8月

玛利亚·斯图亚特于1561年8月19日在利斯下船，这时北部海岸夏季罕见的浓雾笼罩着沙滩。她抵达苏格兰时和告别可亲的法兰西时的情景大不相同。在那里，法国贵族的精英组成浩浩荡荡的队列护送她。公爵与伯爵们，诗人与乐师们对她执礼甚恭，向她致敬问候。在这里，没有人迎候。帆船靠岸时，才有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惊讶而好奇地聚集拢来：几个身着质地粗劣、干活时穿的衣服的渔夫；几个闲荡的士兵；几个小贩和赶羊到城里来卖的农人。他们畏怯地，而不是兴奋地看着这些衣着阔气、打扮考究的命妇和贵族从驳船上岸。双方对视彼此都是陌路人。这样迎接她实在太冷漠、无情而严峻，一如这片北国土地上常见的习性。就在最初的时刻里，玛利亚·斯图亚特痛苦地看到故乡极度贫困。她在海上航行五天，等于倒退了一个世纪，从一个拥有广阔的天地和丰足的财富、耽于享乐、惯于铺张、善于品味的文化背景转入一个空间狭窄、死气沉沉和满目凄凉的环境。这个城市曾经几十次遭到英国人和内讧者的劫掠和烧毁，已经没有一座宫殿，没有一处豪宅可以勉强地用来接待她。作为本国的女王她只好在一个普通的商人家里借宿，聊以栖止。

乍见留下的印象具有巨大的威力，能够刻骨铭心，影响此后的人生道路。也许这个年轻的女子还不清楚，在她去国十三年后归来踏上自己的土地时像陌生人一样的深刻感受究竟是什么。这是思念家园的痛苦？还是并不自觉的渴望，祈求在法兰西土地上已经习惯喜爱的温暖而甜蜜的生活？还是这片灰暗、异样的天空投下的阴影？还是灾祸临头的预感？不管怎样，正如布朗托默所述，玛利亚·斯图亚特一见身边无人，便忍不住流泪。不是像威廉（征服者）[1]那样坚强而自信地怀着“理当为君，舍我其谁”的豪情登上不列颠岛——惶惑是她最初的感觉，这是对来日遭遇的预感与恐惧。

第二天，她的同父异母兄詹姆士·斯图亚特摄政（大家都管他叫莫雷伯爵）闻讯带了几个贵族骑马赶来，护送她去近处的爱丁堡，做出给她面子的姿态，但这不是一个气派不凡的接驾队列。英国人则找了一个有破绽的借口，说是为缉捕海盗扣了其中一艘船，上面载着御厩的骏马。而在这座小城利斯只能勉强给女王找来一匹凑合着能骑、凑合着戴上笼头的马。但伴送她的妇女和贵族们非常恼火，他们只能将就着骑上从附近的草料棚和马厩里牵来的粗野的驽马。此情此景令玛利亚·斯图亚特泪水盈眶。她不由得再一次体会到，丈夫去世使她失去的何其多，而仅仅当一个苏格兰女王，比起过去做法兰西王后，又算得了什么。她生性高傲，不愿让臣民见到她这副有失身份的寒酸相，因而她无意招摇过市进入爱丁堡，而是带着随从立即骑马去城墙外面的霍利罗德宫。这座她父亲营造的建筑修有几个圆形塔楼，黑黝黝地坐落在原野深处，碉堡的雉堞在平畴的衬托下显得那样倔强。从外面乍看，这座宫殿轮廓清晰，像方石那样厚实，气势宏伟。

可是到了里面，每一间宫室都给这个被法兰西娇惯了的女王留下冷冰冰、空荡荡、四壁萧然的印象！没有织花壁毯，没有四面墙上在意大利镜子里互相映照的灯光，没有昂贵的帷幕，没有闪亮的金银。多年来这里已没有作为王宫使用过，在那些不见人影的居室里已听不到笑声。她父亲去世后，没有一个国王亲自主持翻修和装饰过这座建筑。在这里，她举目四顾，也是了无生气的贫困，一如她这个王国自古以来多舛的命运。

爱丁堡的居民一听到他们的女王已经到了霍利罗德，便连夜出城欢迎她。风雅、娇气的法国贵族用自己的趣味来衡量，觉得当地民众表示敬意的方式略嫌粗率和土气，这也并不奇怪。爱丁堡的市民没有宫廷乐师演奏的柔和的牧歌和谱成美妙曲调的抒情诗，可供龙沙的女门徒欣赏。他们仅仅按照古老的传统方式庆祝女王回国：这个贫瘠的地方只有大木块取之不尽，他们就在一片片空地上把这些木头堆积起来，于是冒出赏心悦目的火焰通宵达旦。然后他们聚集在女王的窗下，用风笛、横笛和其他粗笨的乐器，奏出他们听来是器乐、温文尔雅的客人们觉得是喧嚣的声音，同时男人粗大的嗓门唱起赞美诗和宗教歌曲，因为加尔文派的牧师不许他们唱世俗歌曲。他们竭诚奉献的只能是这样。但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对这样的善意迎接感到高兴，至少表示出觉得亲切和愉快。在这抵达的最初时刻，君主与臣民之间几十年来总算第一回又有了融洽的气氛。

一个政治上毫无经验的君主将面临无法估计的难题，对于这点女王与谋臣都没有自己欺骗自己。苏格兰显贵、智囊中的翘楚梅特兰（勒廷顿）写道：玛利亚·斯图亚特归来，将不可阻挡地上演一部又一部非同寻常的悲剧。即使是一个充满活力、坚决果敢的男人运用铁腕，也难以在这里争得长治久安，更何况是一个对本国已不了解，对治国完全外行的十九岁女子！一个贫穷的国家；一伙腐败的贵族——他们巴不得有机会兴风作浪，挑起战争；无数家族——他们陷于无休无止的争执与纠纷之中，等着有一个借口把彼此的仇恨变成一场内战；天主教的和新教的僧侣——他们咬牙切齿地争夺霸权；一个虎视眈眈、居心叵测的邻国——它使出高明的手段，利用每一个由头制造混乱；还有，互相敌对的列强——它们都冷酷地想把苏格兰拖进他们之间的血腥搏斗中去。这便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看到的局面。

在她踏上自己的国土时，正是这些纷争处于剑拔弩张的关头。她从母亲那里接过来的并不是充盈的国库，而是要命的遗产——“祖传的祸胎”。这就是宗教矛盾，这一争斗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激烈，教人无所适从。她无忧无虑地在法国度过的那几年里，宗教改革在苏格兰取得了节节胜利。一家人之间、乡村和城市之间、宗族之间、家庭之间都出现了可怕的裂隙：贵族当中一部分人信新教，一部分人信天主教；城里的人们转而改宗新的教派，城外的人仍然信奉旧的教派；这个氏族同那个氏族作对；这个家族同那个家族为敌。狂热的教士不断煽动彼此之间的仇恨。异族列强则在政治上支持这一方或另一方。但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危险首先在于：正是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贵族站在敌对的一方，站在加尔文宗的阵营里。这一伙人觊觎权位，一身反骨，他们窥伺机会，以攫取他们垂涎的大量教会财产。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打着卫道的旗号，说是作为“会众[2]勋爵”要保护真正的教派，因而反对他们的女王。他们随时都能为此得到英国的援助。为了通过叛乱与征讨从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家族手中夺取苏格兰，素来节俭的伊丽莎白已经花费了二十多万英镑。甚至到了现在，已经煞有介事地缔结了和约，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大部分臣民依然在暗地里为伊丽莎白效劳。玛利亚·斯图亚特只要改宗新教，本可马上恢复均势，她的一部分谋臣也竭力这样劝说她。然而她是吉斯家族的一员，出身于热心的天主教先驱之家。她自己虽然不是虔诚到入迷的程度，但也坚定而热烈地忠于祖祖辈辈的信仰。她永远也不会背离自己信奉的宗教。即使身处极度危险的境地，由于天性果敢，她也宁愿选择永无休止的斗争，而不肯违背良知采取一时懦弱的做法。可是这样一来，便在她与贵族之间形成了不可弥合的裂隙。一个君主与群臣分属不同的宗教，必将酿成灾祸。天平不可能永远剧烈地摆荡，总有一天会见分晓。事实上，玛利亚·斯图亚特只能两者择一：控制住或者屈从于宗教改革。路德[3]、加尔文[4]与罗马[5]之间无法避免的纷争有如鬼使神差竟交织在玛利亚·斯图亚特应付各方的过程中，产生戏剧性的结局。而决定因素则是伊丽莎白与玛利亚·斯图亚特之间的个人矛盾，英国与苏格兰之间的斗争，这一矛盾与斗争影响甚大，因而英国与西班牙、改革与反改革之间的冲突亦有了结果。

形势本已严重，而宗教的分歧在这里又渗入到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家族中、宫室内、枢机里，这就雪上加霜。她不得不把国务重任交托给苏格兰最有权势的人物，她的同父异母兄詹姆士·斯图亚特，即莫雷伯爵。他是铁杆新教徒，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玛利亚斥之为异端的苏格兰教会的保护人。四年前，他带头在护教者即“会众勋爵”的誓词上签字，承担“摒弃撒旦教义及其迷信与偶像崇拜，公开声明与之对抗”的义务。他们摒弃的撒旦教义就是天主教教义亦即玛利亚·斯图亚特信奉的宗教教义。这样，女王与摄政之间从一开始便出现了在人生观的终极与根本上的鸿沟，这样一种情况也就预示了国无宁日。女王内心深处只有一个念头：要在苏格兰镇压宗教改革。但她的摄政哥哥则一心要在苏格兰将新教奉为舍此无他的宗教。这样一种严峻的信念对立不可避免地一有机会便会导致公开的冲突。

这个詹姆士·斯图亚特注定要在“玛利亚·斯图亚特”这部剧本里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之一，命运为他安排了一场重头戏，而他也深谙此道，得以成为演好这个角色的能手。虽为同父之子，他却是父王与出身苏格兰最高贵的家族之一的名门闺秀玛格丽特·欧斯金多年同居所生。尽管他有王室的血统，同样又有坚毅的活力，看来天生就是当之无愧的王位继承人，然而当时詹姆士五世的政治地位处于劣势，被迫放弃与他宠爱有加的欧斯金小姐缔结合法婚姻的念头，为了巩固政权，确保财力不得不与后来成为玛利亚·斯图亚特母亲的法国公主结婚。因此，这个雄心勃勃的王子便有了非婚生的致命伤，永远无望登上国王的宝座。虽然经詹姆士五世的请求，教皇公开承认他与另外五个非婚生子女的王室血统，但莫雷依然只是一个无权问津父亲王位的私生子。

历史及其最伟大的描绘者莎士比亚无数次写下了私生子的心灵悲剧。这类子而非子者被国家的、教会的、尘世的规章制度无情地夺走了大自然铭刻在他们血液里和外貌上的权利。受制于成见——所有意见中最冷酷最顽固的一种——这些非婚生儿子，这些不是在龙床上生出的儿子被置于大都庸庸碌碌的龙种之后。那些无能的儿子并非爱情的结晶，而是政治权术的产物，而私生子却永远被排挤被驱逐，他们本该发号施令，应有尽有，反要仰面求人。然而，一个人要是被盖上有目共睹的劣质印记，那么这种恒久的自卑感或者会使人一蹶不振，或者会使人自强不息。这种压力既可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也可能奇迹一样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如果一个人生性懦弱而温顺，将由于这种屈辱而变得比原来还要卑微，作为乞求者或谄媚者接受被承认的合法者的施舍或一官半职。可是如果一个人生性刚强，这种厚彼薄己的处境就会使各种各样原来模糊不清、受到压抑的内在力量变本加厉。如果不知趣不让他顺顺当当地取得政权，他就会自辟蹊径夺取权力。

莫雷就是一个生性刚强的人。那些身为国王的斯图亚特家族祖先睥睨一切的果敢禀性、他们的傲气、他们的统治意志在他的血液里剧烈地激荡，孕育着阴鸷可怕的冲动。他堪称伟岸丈夫，相貌堂堂，凭他的机巧、心无旁骛的决断，在贪婪成性的勋爵和伯爵那伙宵小之徒当中无异于鹤立鸡群。他目标远大，诸般算计都用政治眼光通盘考虑。他聪敏一如妹妹，但这个年届三十的哥哥遇事冷静，具有男性的阅历，在这方面他的妹妹就难以望其项背。他居高临下，看她就像看一个正在玩耍的小孩，只要她并不妨碍他的运作，便让她尽情玩耍。他是一个成熟的男子，不像他的妹妹一样会一时兴起，神经质地想入非非。作为执政者，他并非大勇过人；但他深谙等待时机、韬光养晦的诀窍，这比在激情驱使下匆忙行事更能确保成功。

真正的政治才干总是首先表现在：一个男子从一开始便放弃无法强求的利益。对于这个非婚生儿子来说，这种不可企求的利益就是那顶王冠。莫雷深知，他永远不能自称为詹姆士六世。既然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取得君王的称号，因此这个思虑周密的政治家始终把有朝一日登上苏格兰王位的非分之想搁置一边，以便更加实实在在地保住苏格兰执政者——摄政的地位。他放弃了权位的种种标志，放弃了表面的风光，都是为了把真正的权力更加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他年纪轻轻便攫取最具感性形态的权力：财富。他继承父王的大宗遗产，他获得旁人丰厚的馈赠，他利用废除寺院土地私有，他利用战争从中得益，每次收网都以满载而归为当务之急。他毫无顾忌地接受伊丽莎白的津贴。等到他妹妹玛利亚·斯图亚特作为女王归来，就不得不承认，他已是国内最有财势的人物，尾大不掉，谁也动不了他。她想同他好好相处，与其说是真有感情，不如说是无可奈何。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她听任他予取予求，以填塞他永不餍足的追求财富与权力的贪心。这样一来，莫雷这一双手——玛利亚·斯图亚特总算碰得好——还真管用：能收能放。他是一个天生的国务活动家，擅长屡试不爽的中庸之道：既是新教徒，又非圣像捣毁者；既是苏格兰的爱国者，又得到伊丽莎白的青睐。他同勋爵们的交情还过得去，但到时候也会让他们知道他的厉害。——总的来说，这个人冷酷、刚强而工于心计，不会为权力的表象所迷醉，只有权力本身才能使他得到满足。

这样一个非凡的人物，如果辅佐玛利亚·斯图亚特，会使她受益无穷；一旦反目，便是她的灾星。作为同父的哥哥，由于相同的血统而联结在一起，就算事事为私，保住妹妹的权位，对自己也有百利而无一弊，因为要是汉密尔顿或戈登家族有人取代她，就绝不可能给他这么多毫无节制的执政权力与自由，他也乐得让她出头露面。他看着在举行各种隆重的仪式时人们以节杖与王冠为她开道，只要他确知真正的权力握在自己的手里，便一点也不嫉妒。可是在她打算自己执政、有损他的权威时，此一高傲的斯图亚特与彼一高傲的斯图亚特便产生针锋相对的冲突。出于同样的动机，具有同样的力量而同类相争，这种敌对情绪比任何仇恨都更强烈。

还有，梅特兰（勒廷顿），宫廷里第二号要人，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国务大臣也是新教徒。但他起初也拥护她。梅特兰其人能干、灵活而儒雅——伊丽莎白称之为“智多星”。他不像莫雷那样专横跋扈。作为一个善于权变者，他爱玩弄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权术、阴谋，醉心于纵横捭阖的技巧。他关心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则，并不是宗教或祖国，并不是女王或王国，而是到处插手，随心所欲地把千丝万缕的关系编起来或者拆开来的杂耍一样的本领。他个人对玛利亚·斯图亚特出奇地抱有好感——四个玛利之一，玛利·弗来明成为他的妻子——但他对女王既非很忠诚，又非很不忠诚。女王诸事顺心，他为她效劳；女王处境危险，他就离开她。在他身上，在这面色彩斑斓的风信旗上，他可以看出风向对他有利还是不利。作为地道的政客，他不是为她，为这位女王，为这个朋友出力，而是仅仅为她交上好运而锦上添花。

这样，玛利亚·斯图亚特在踏上自己的国土时，左顾右盼，无论在这座城市里，还是在自己的宫廷里都找不到一个可靠的朋友——这可是凶兆哇。但总算有一个莫雷，有一个梅特兰，可以靠他们执政，同他们通气——可是从最初一刻开始就有一个平民出身、炙手可热的人物与她作对，同她势不两立，对她寸步不让，怀着冷酷无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敌意。这就是约翰·诺克斯，他是爱丁堡的民众传道士，苏格兰教会的组织者与带头人，宗教煽动的老行家。在她与他之间展开了一场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斗争。

个中缘由在于：诺克斯的加尔文派绝不是仅仅要革新教会，而且还要实行一成不变的国教制度，这可以说已是新教的顶峰。他盛气凌人，摆出一副主宰的架势，甚至狂热到这样的程度，竟强求国王屈从于神权戒律的奴役。玛利亚·斯图亚特生性温顺随和，要是遇上高教会派、路德宗或者仅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改革形式也许都有谅解的余地。可是唯我独尊的加尔文派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与一个真正的君主取得协调的任何可能。甚至在政治上利用诺克斯给她的对手制造麻烦的伊丽莎白也讨厌他的为人，因为他目空一切叫人受不了。这种可怕的狂热必然更使玛利亚·斯图亚特感到恼火。她乐观开朗，讲究享受，爱好文艺，最使她难以理解的莫过于日内瓦教义[6]的枯燥、严厉的规范，对生活乐趣的敌视，对艺术的极端仇恨；最使她难以忍受的莫过于目中无人、古板僵化的戒律，竟然要禁止笑，要谴责美，把美视为罪恶，把她所珍爱的一切毁掉：习俗的欢快形式、音乐、诗歌、舞蹈，而且使这个本来已够死气沉沉的环境充满了阴森气氛。

约翰·诺克斯正是使爱丁堡的苏格兰教会呈现出这种僵化、古板的面貌的人，他是所有教会创始人当中最死硬、最狂热、最冷酷的一个。他的无情与刚愎甚至超过自己的老师加尔文。他本是一个职位低下的小小天主教神父，凭着一股自以为是的狂热投身于宗教改革，成为乔治·威沙特[7]的弟子。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母亲曾将威沙特活活烧死。吞噬他老师的火焰继续在诺克斯的心底冒出。他曾是反抗女摄政的首领之一，被法国援军俘虏押送到法国在橹舰上划桨服苦役。他戴着镣铐待在那里很长时间，但是很快他的意志就变得像那副镣铐的铁一样。释放以后，他去投靠加尔文，体会到布道的力量，出于极端拘谨的心理对一切具有明快特点的文化现象产生冷酷无情的憎恨。他返回苏格兰不到几年，便以其强加于人的高超本领使得勋爵们和老百姓加入了宗教改革。

约翰·诺克斯或许是历史上宗教狂热者中最极端的典型人物。他比路德要冷酷，路德偶尔还会有动于衷。他比萨伏那洛拉[8]要刻板，萨伏那洛拉还有能言善辩的、又无形之中会令人得到启迪的才华。诺克斯生性固执，毫无变通，这种要命的闭目塞听的思维方式使他成了思想狭隘、僵化的那种人之一。这种人只认定自己的真理才是真理，自己的道德才是道德，自己的基督教才是基督教。如果谁另有想法，就被视为罪人；如果谁偏离他的要求一丁点儿，就被视为撒旦的奴仆。诺克斯身上有自我陶醉者那种蛮勇，有目光短浅的狂热者那种亢奋，有自以为是者那种令人掩鼻的傲气。它的无情中同时潜藏着一种包孕危险的乐趣，领略自己冷酷的乐趣。他的刚愎中隐含着一种阴险的兴致，欣赏自己永远正确的兴致。每逢星期天，他便站在圣贾尔斯大教堂的布道坛上，长须飘拂，俨然是苏格兰的耶和华，声嘶力竭地发泄仇恨，诅咒所有不来听他讲道的人。他，这个除灭欢乐者，咬牙切齿地辱骂那些“撒旦种”，他们漠不关心，无所用心，不按他的教条，不按他的观点敬奉上帝。这个狂热的老人除了固执己见而洋洋得意以外，别无任何乐趣，除了自己的事业取得成功以外，别无任何公道。只要随便哪个天主教徒或者其他方面一个对头被除掉、或者被侮辱，他便幼稚可笑地欢欣雀跃。要是一个苏格兰教会的敌人被谋杀，这一可喜可贺的举动当然出于上帝的旨意，得到上帝的支持。当可怜、瘦小的男孩弗朗西斯二世，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丈夫由于他那只“不肯听上帝的声音”的耳朵流脓而死去时，诺克斯在传道坛上奏起了得胜的歌曲。当玛利·德·吉斯，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母亲去世时，他兴高采烈地宣讲：“但愿上帝大发善心使我们摆脱瓦罗亚血统的其他人。阿门！阿门！”他布道无异于咄咄逼人地挥舞着惩戒的鞭子，人们从未感受到福音的宽容与善良。只有复仇之神，只有仇恨、无情的复仇之神才是他的上帝；只有《旧约》，只有《旧约》之中关于凶杀、残忍的记述才是他的《圣经》。他在布道时气势汹汹，反反复复地讲到摩押[9]、亚玛力[10]，讲到所有长相像以色列人那样的敌人，说应该用火与剑来灭绝所有这些人。事实上，他是指真正的——亦即他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敌人。要是他言词激烈，痛骂耶洗别王后[11]，听众心里雪亮，明白它实际上指的是谁。像雷暴骤起，黑云压顶，来势凶猛，遮没了无垠的天空，闪电焦雷令人胆战心惊，加尔文宗教思想覆盖了苏格兰大地，敌对的紧张气氛随时都会爆发，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这个毫不动摇、自有主见的人只是自己发号施令，只要别人俯首帖耳，同这样的人根本无法妥协。任何招抚、争取的努力只会使他更加无情、更加傲慢、更加苛求。这种自负而顽固的习性宛如石块，任何互谅的意图都将撞得粉碎，这种自称为上帝而奋斗的人是世上最不安分的人。他们自以为听到神谕，所以充耳不闻任何反映人情的言词。

玛利亚归国还不到一个星期，就自然而然地觉得眼前这个狂热者确实会令人不寒而栗。在她执掌政权以前，她不仅确认了全体臣民都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她本性宽容，这几乎并不意味着一种牺牲——甚至还对在苏格兰有禁止公开做弥撒的法律听之任之——这是对约翰·诺克斯的追随者一种痛苦的容忍，用诺克斯自己的说法，他“宁可目睹一万个敌人在苏格兰登陆，也不愿意耳闻仅仅做了一次弥撒”。当然，这个虔诚的女天主教徒，这个吉斯家族的外甥女保留了这样的权利，即：在家庭小教堂里不受干扰地进行自己的宗教礼仪活动。国会也并无异议，同意了这一正当要求。可是第一个星期日，在她自己家中，即在霍利罗德小教堂里刚准备好要举行天主教礼拜仪式，就有被煽动起来的人群气冲冲地拥到门前。教堂司事正要拿往祭坛的祝圣蜡烛硬给夺走毁掉。叽里呱啦声越来越响，说要把“崇拜偶像”的神父赶走，甚至干掉。反对做“撒旦礼拜”的叫喊声越来越激烈。眼看在女王自己家里随时都会掀起一场宗教风暴。幸亏莫雷勋爵——尽管他自己就是“苏格兰教会”的开路先锋——赶来挡住狂热的群众，守住入口。礼拜仪式在惶恐不安中结束后，莫雷把吓坏了的神父送回房间，使他并未受到伤害。公然挑衅可能引起的不幸事件终于被制止了，女王的威信也勉强保住。但是欢庆女王返国的活动——诺克斯怒火中烧讥之为“笑料”——便草草中止，让他看着打心眼里高兴：惯于幻想的女王第一次尝到在本国的现实中碰壁的滋味。

约翰·诺克斯

玛利亚·斯图亚特勃然大怒，以此回答这次侮辱。她泪如泉涌，言词激烈，发泄着压在心头的怨恨。这就又一次较为清晰地反映出她迄今表现得并不明显的性格特点。这个从小得天独厚的年轻女子心地善良，性情温柔，待人宽厚随和。从宫廷里最上层的贵族，到侍女、奴婢众口一词盛赞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诚恳真挚。她之所以得到每一个人的好感，因为她对谁都从不疾言厉色、盛气凌人、自诩尊贵。由于她纯朴自然，宽以待人，也就使人忘掉她所处的优越地位。但是这种大方而诚挚的基础却是坚定的自信，在没有人触动它的时候，始终看不出来。一旦有谁胆敢对此加以抵制或反抗，它马上就会剧烈地迸发出来。这个引人注目的女子有时可以忘掉对她个人的冒犯，然而丝毫不能容忍对她王权的侵犯。

因此，这破天荒的侮辱她一刻也不能置之不理。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必须从一开始就立即彻底制止。她心里明白这要依靠谁才行。她知道就是那个异端教会里的大胡子煽动民众反对她所信仰的宗教，驱使这帮家伙上门闹事。她马上决定要好好地教训他。玛利亚·斯图亚特从小习惯于法国的王权统御一切、子民俯首帖耳的制度，在受到上帝恩赐的感觉中长大成人，无法想象竟然有一个臣民，一个百姓与她作对。她对什么都有思想准备，就是没有料到居然有人胆敢公然甚至无理地同她对着干。可是诺克斯就等着她，还巴不得她采取行动。他说：“我曾经面对众多发怒的男子毫无惧色，并未失态，怎么会让这个尊贵的女子那张漂亮的脸蛋给吓唬住呢？！”他兴冲冲地赶往王宫，因为争论——用他的话来说，为上帝的争论——是每一个宗教狂热者的极大兴趣。上帝把王冠赐给国王，也把热情的言词赐给自己的牧师和使者。在约翰·诺克斯看来，苏格兰教会的牧师作为神权的卫士居于国王之上，他的任务是在尘世维护上帝的统治，必须毫不犹豫地挥舞凝聚着愤恨的大棒教训那些离经叛道者，像古代撒母耳[12]和《圣经》里面的士师[13]那样。这就出现了如同《旧约》里所记载的场面：国王的高傲和牧师的自负发生了针尖对麦芒的冲突。这里并不是仅仅一个女子和仅仅一个男子谁占上风的问题。这是两种古老的思想成千上万次后的又一次殊死搏斗。玛利亚·斯图加特尽量采取温和的态度，以求达成谅解。她隐忍了恼怒希望国家太平无事，于是彬彬有礼地开始谈话。可是约翰·诺克斯打定主意对她不客气，要让这个“崇拜偶像的女人”看看，在世上任何有权有势者面前稍稍低一下头他都不干。他缄默而阴沉，不像一个被告，倒像一个原告。他倾听着女王指摘他写的《反对牝鸡司晨咄咄怪事的第一声号角》，因为他在这本书里认为妇女不应该拥有王权。可是同一个诺克斯，由于同一本书却卑躬屈膝地向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祈求原谅，现在又在他的“教皇派”女国君面前，使用各种含混不清的言词，以此固执地坚持己见。谈话渐趋激烈。玛利亚·斯图亚特直截了当地问诺克斯，臣民是否应该绝对服从君主。玛利亚·斯图亚特期待的回答是“当然”。可是这个机灵的变色龙借助譬喻硬说服从的本分也有一定的限度。他说：如果一个父亲失去了理智，要想杀害自己的孩子们，那么这些孩子就有权利把他的手缚住，把他的剑夺下。如果国君迫害上帝的孩子们，那么他们就有反抗的权利。女王一听到这种通过假设来表述的限制，立刻就感受到：这个神权政客对她的统治权抱着逆反的心理。“这么说，”她问道，“我的臣民要服从您，而不是服从我吗？这么说是我臣属于您，而不是您臣属于我吗？”

这虽然正是诺克斯的想法，但他很谨慎，在莫雷面前并没有十分明确地把它说出来。“不是这样，”他支吾地答道，“君主和臣民两者都应该服从上帝。男国王应当是教会的衣食之父，女国王应当是教会的乳母。”

“可是，我并不想给你们的[14]教会喂奶，”女王为他措辞模棱两可所激怒，反唇相讥道，“我要照料罗马天主教会，我认为这才是上帝的教会。”

现在终于短兵相接了，对话已经集中到一个虔诚的女天主教徒和一个狂热的新教徒彼此无法妥协的焦点上。诺克斯变得非常粗鲁，竟说罗马天主教是不能嫁给上帝的婊子。女王不许他使用这种污辱她良知的字眼。于是诺克斯用挑衅的口气回答说：“良知需要真知。”他还说，他担心女王缺乏真知。这第一次谈话不仅没有取得和解，反而加深了敌对情绪。他心里明白：“这个撒旦不好对付”，不能指望这个年轻的女王会知难而退。“在同她争论时，我看到至今从未在这般年龄的人身上见过这样坚定的意志。从此，宫廷与我，我与宫廷都已一刀两断。”他愤恨地写道。另一方面，这个年轻的女子也第一次意识到她的王权有多大的限度。诺克斯昂首离开宫室。他得意洋洋，因顶撞了女王而踌躇满志。玛利亚·斯图亚特留在原处，闷气郁结，痛苦地看到自己无能为力，不禁热泪滚滚。但这是最后一次流泪。很快她就会认识到：人们不能仅仅依靠血统关系继承权力，还得不停地通过斗争和蒙受屈辱重新夺取才行。

[1] 威廉（征服者）（1027—1087），英国国王（1066—1087），原为法国诺曼底公爵，1066年英王爱德华（忏悔者）死后，在教皇支持下入侵英国，自立为英王，称威廉一世。

[2] 会众，指苏格兰教会（即苏格兰长老会，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教会）会众。

[3] 路德（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4] 加尔文（1509—1564），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创始人。

[5] 罗马，此处指设在罗马城西北梵蒂冈的罗马教廷，这是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领导机构。

[6] 日内瓦教义，指加尔文主持拟订的强调严谨道德规范的新教信仰纲要。

[7] 威沙特（1513—1546），苏格兰宗教改革家，抨击罗马教廷与天主教，后被判火刑，死于圣安德鲁斯。

[8] 萨伏那洛拉（1452—1498），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抨击教皇与教会的腐败，揭露美第奇家族的残暴统治，拒绝教皇的召见，焚毁教堂奢侈品，后被判火刑处死。

[9] 摩押，指死海之东摩押的闪米族人。

[10] 亚玛力，指西奈半岛的贝督因人。

[11] 耶洗别，转义指荡妇，悍妇。据《旧约·列王纪下》第十六章，以色列王亚哈娶耶洗别为妻。耶洗别放荡而残忍。

[12] 撒母耳，《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最后一名士师和早期先知。

[13] 士师，以色列人建国前临时性军事首领。

[14] 你们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在此以前用“您”称呼诺克斯，在这里改用“你”（“你们的”），流露出情绪、态度的改变。

第五章 推动岩石[1]

1561年—1563年

年轻的女王在苏格兰孀居中度过的最初三年里还算风平浪静。在她身上，所有重大事件都集中表现为一个个极其短促而又震撼人心的生活片断，这（深深地吸引了剧作家们）是她一生境遇的特有形式。那几年里，莫雷与梅特兰治国，玛利亚·斯图亚特挂名。这样分权，对整个国家再好不过。无论莫雷还是梅特兰的治国手法都灵活而审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挂名技巧亦属上乘。她是天香国色，丰姿绰约，擅长各种高雅的艺术，又是尚武刚勇的女骑手、动作敏捷的女球员、志在必得的女猎人，凭她的体态神采便已博得众人的倾慕。爱丁堡的老百姓自豪地看着这个斯图亚特家族的女儿清早在花团锦簇的骑兵行列中，举手托着猎鹰，骑马出来，见到有人向她致敬，便亲切、愉快地答礼。这位姑娘一样的女王回归故土，给这个苦寒、死气沉沉的国家带来了轻松欢快的活力、激动人心的景象、富有幻想的情调、像一缕阳光般的青春气息和美好意趣。一个具有青春气息和美好意趣的君主不可思议地在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得到子民的爱戴，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尚武刚勇气概更能赢得那些勋爵的尊敬。她可以一连几天率领随从骑马往前猛冲而毫无倦意。正如在她和蔼可亲获得好感的举止后面那个尚未敞开的内心世界里潜藏着不屈的高傲心性，她那高挑、娇嫩、轻盈、柔软有如柳条的女性躯体里积蓄着非凡的力量。她的尚武热情如火，不识辛劳为何物。有一回，她沉醉于绝尘疾驰中，对一个随从坦言，她愿生为男儿身，可以一尝通宵待在野外的况味。当摄政莫雷征讨反叛的亨特利家族时，她毅然骑马随军，胯边佩带重剑，腰里别着短铳。这次令人兴奋的冒险使她感到无比痛快。狂暴与危急给她带来新鲜而强烈的刺激。将自己整个投入进去，连同全部的力量、全部的兴趣、全部的热情，这便是这个女强人深藏心底的奥秘。在这次出征的马背上、车子里，她像一个猎人、一个武士，吃苦耐劳；而在宫廷内，她则是深谙艺术和文化的君主，又能以与此相称的身份行事。在自己这个小天地里，她是最愉快、最和气的女性。她将转眼逝去的青春和时代的理想、勇武与轻盈、坚强与温厚结合在一起，显示出高雅和富有情趣的气度，堪称典范。在这多雾、寒冷、笼罩着宗教改革阴影的北国，她的形象映射出行吟诗人歌咏的温文尔雅即将消失时的最后一缕余晖。

这位姑娘模样的少妇或者说少女一般的孀妇娴雅洒脱，她的形象从来没有像在她二十岁、二十一岁时那样光彩照人。就在这一点上，极度辉煌亦来得太早，她浑然不觉，亦未加发挥。她的内在活力还未充分觉醒，潜在的女性还未感受到热血奔腾的取向，个性也还未定型、成熟。只有在亢奋中，在危急时，真正的玛利亚·斯图亚特才显露出来。但是在苏格兰的最初几年里仅仅是漠然等待，打发时光，准备行动，却又不知道为了什么，为了哪个，有如奋力进行关键的一搏之前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是一个乏味、无聊的瞬间。玛利亚·斯图亚特还是半大孩子时便已拥有法兰西。她根本就不在乎在这不值一提的苏格兰做国王。她回归家乡并非为了统治这个贫穷、窄小、偏远的故国。从一开始她就把这顶王冠看做赌注，要在世界赌场上赢得一顶更加体面的冠冕，可见玛利亚·斯图亚特绝非像人们所想或所说的那样胸无大志，作为循规蹈矩的苏格兰王位继承者，但求安分守己、太平无事地管理父王的遗产。谁认为她的雄心不过尔尔，那就小看了她的抱负。事实上，她十五岁曾在巴黎圣母院与法国王储结婚，在卢浮宫作为几百万人的女君主受到过隆重的庆贺。她永远也不会满足于做一个手下只有二十几个飞扬跋扈、土气未脱的伯爵和男爵的国君，做一个统治几十万羊倌与渔夫的女王。仅凭主观臆断硬说她对自己民族具有爱国心，那是虚假透顶的编造，其实这是此后几百年间的发明。除了她的头号对手伊丽莎白以外——十五、十六世纪的君主心目当中还完全没有自己的子民，他们只想到个人的权势。王国与王国可分可合，就像衣服可以缝制可以拆开一样。国家的成因在于战争与婚姻，而不是民族内部规律的必然发展趋势。所以我们不能感情用事，以免产生误解——当时玛利亚·斯图亚特随时都会拿苏格兰去换取西班牙的、英国的、法国的或者随便哪个国家的王位。真要那样，她离开故乡的森林、湖泊、具有诗情画意的城堡时，可能不会流下一滴眼泪。强烈的雄心，驱使她一直只把自己这个蕞尔小国视为实现更高目标的跳板。她知道：凭她的继承权利，注定该当君主；凭她的美貌和修养，配戴欧洲任何一顶王冠。像她这般年龄的其他女子梦想着无可估量的爱情，她的雄心促使她以同样朦胧的激情一心要取得无可估量的权力。

因此，起初她将政务托付给莫雷和梅特兰，毫无嫉妒之心，甚至确实没有与闻其事的意兴。——这个贫穷小国对于她，对于这个早早登位的女子，对于这个过早地为命运所娇惯的女子算得了什么？——她放手让那两个人当政治国，并不猜忌。她从不统御一切，从不聚敛钱财。她就有这种极为高超的政治手腕，这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一大长处。她只会自卫，却不会保全。只有在她的权利受到威胁时，她的高傲遭到挑衅时，他人的意志侵犯她的合理要求时，只有在这时候，她的活力才会觉醒，一阵一阵地剧烈地迸发出来。只有在关键时刻，这个女子才显出卓尔不群，精力充沛，而在平常日子，她则仅及中人水平而无所用心。

在这风平浪静的时日，她那个头号对手的敌意也偃旗息鼓。每当玛利亚·斯图亚特容易冲动的情绪保持平和适度，伊丽莎白也心神安定。这个非常讲究实际的女子在政治上一向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优点，那就是：承认事实。面对不可逆转的局势，她不会执意蛮干。她曾竭尽全力阻挠玛利亚·斯图亚特回归苏格兰，千方百计拖延此事，可是到了对方返国已成定局的时候，伊丽莎白也就不再斗下去。既然除灭不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她便反过来想方设法同自己的敌手修好。伊丽莎白是明智的女性，并不喜欢打仗——这正是她的不可捉摸、固执己见的性格中最起作用、最可称道的特点——到了需要动武、承担责任的关头，她便畏首畏尾。她天生胸有城府，宁可借助谈判、协议来取利，运用机巧的心计以争胜。莫雷勋爵一确知玛利亚·斯图亚特回归苏格兰已是势在必行，便以动听的言词劝告伊丽莎白要同她建立信实的睦邻关系。“你们两位都是超越常人的年轻女王，同属女性，不宜以战争与流血来增添荣耀。你们各方都知道你们之间的敌意缘由何在。设若我的君主，我的女王对陛下王国的实体或名称未曾提出过要求，那本是我赤诚的心愿。纵然如此，你们两位一定要而且始终要视对方为朋友。可是，既然她表示过那种想法，我担心，只要这个障碍尚未排除，你们之间的隔阂仍将存在下去。陛下在这一点上不会让步，而她在血统上如此亲密的英国却被视为路人又会感到不近人情。那么这里就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吗？”伊丽莎白对这样一个建议表示了并非充耳不闻的态度。玛利亚·斯图亚特只是苏格兰女王，又有领取英国津贴的莫雷在她身边看住，因此对伊丽莎白暂时也就没有什么危险，就像她当时一身而兼法兰西和苏格兰双重君主并未构成威胁一样。为什么不对她做出并不是出于真心的友好姿态呢？不久，伊丽莎白与玛利亚·斯图亚特之间开始了书信往来。在容纳得下千言万语的信笺上，“亲爱的姊妹”[2]之一向另外一个传达了绵绵情意。玛利亚·斯图亚特给伊丽莎白送去一只钻戒作为捐赠物品；伊丽莎白回赠她一只更加昂贵的戒指。她们两个都在世人面前，彼此都在对方面前演戏，以示亲戚情深，皆大欢喜。玛利亚·斯图亚特明确表示：她在人间最大的愿望莫过于一见好姐姐。她要解除同法国的结盟关系，因为她珍视伊丽莎白的情谊“超过世上所有长辈的好感”。而伊丽莎白则以其在极为隆重的场合方才使用的粗大、端正的字体，信誓旦旦，陈述自己对她的情谊与诚意。可是到了真要签订协定，落实晤面一事的时候，两个人马上都谨慎地规避了。说到底，谈来谈去，就在原来那一点上卡住。玛利亚·斯图亚特要伊丽莎白先确认她的继位权才肯签署承认伊丽莎白的《爱丁堡条约》。而这在伊丽莎白看来无异是签署自己的死刑判决书。谁对自己的权利都寸步不让，因此口吐莲花只是遮掩未能逾越的鸿沟，正如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斩钉截铁地说过的那样：“天无二日，地无二君。”两个当中非有一个让步不可：不是伊丽莎白就是玛利亚·斯图亚特。两个人内心深处都明白这一点。两个人都在等待这个关键时刻的到来。可是时候未到，享受这个刀兵相见之前的短暂间歇何乐而不为？既然心底的猜疑无法消除，那就不会没有由头将暗红的星火煽起来变成吞噬一切的烈焰。

在那几年里，年轻的女王有时因小事而发愁，有时因政务而烦恼。她越来越觉得与这些冷酷、好斗的贵族格格不入。担任神职的盛气凌人，施展阴谋的暗中使坏，同这些人争吵不休令人感到憎恶。在这样的时刻，她便遁入对法国的记忆之中，这是她牵挂心头的故乡。当然她不能离开苏格兰，因此，在霍利罗德的宫中构建了一个独自拥有的小型法国。在这具体而微的世界一隅她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自由自在地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里便是她自己的特里阿农[3]。在霍利罗德圆塔里，她仿照法国的格调塑造了一种温文尔雅、富有诗情画意的宫廷生活方式。她从巴黎带来挂毯，土耳其地毯，华美的卧榻、家具、图画，装帧美观的书籍：她爱读的伊拉斯谟、拉伯雷[4]、阿里奥斯托[5]和龙沙的作品。在这里，晚间伴着摇曳的烛光，人们演奏音乐，做社交游戏，吟诗，唱牧歌。在这里，这个小型宫廷首次试演英吉利海峡彼岸的“面具”小戏，后在英国剧场繁荣达于顶峰的古典“即兴”小品。人们化装跳舞，直至半夜以后。有一次在“属意”假面舞会上，年轻的女王甚至穿上黑绸紧身长裤，扮作男子，而她的舞伴——年轻的诗人夏斯特拉尔——却化装为女王。此情此景要是让约翰·诺克斯看了定将惊骇万分。可是在这样的娱乐时刻，人们便谨慎地拒不接纳清教徒、宗教狂和诸如此类的挑刺者。诺克斯对这些“玩物丧志之徒”非常恼火，却又奈何不得。他站在圣贾尔斯大教堂的布道堂上大喊大叫，胡须像钟摆一样晃来晃去。他说：“王侯显贵演奏音乐，参与宴会已经成了习惯，却不爱诵读或聆听上帝的圣谕。他们偏爱摧残青年的摆弄乐器的和阿谀奉承的人，就是不喜欢上了年岁、独具慧眼的人。”——这个自命不凡的人这么说会指谁呢？——“其实有识之士苦口婆心规劝，无非是要大家去掉一些我们与生俱来的自傲习性。”然而，这一群快活的年轻人并不怎么需要这个“除灭欢乐者”“有益身心的规劝”。四个玛利、几个思想倾向法国的青年男子庆幸能在充满友情的明亮而温暖的宫室里，得以忘却这片冷酷、凄惨的土地上那种沉闷阴郁的气氛；玛利亚·斯图亚特也因能够脱下冰冷的至尊面具，在一群年龄相近、性情投合的同伴中仅仅做一个快乐的女郎而喜不自胜。

这种愿望本属天性。可是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随意为之无异于甘冒风险，着意装假使她感到苦闷，长此小心行事令她难以忍受。然而，正是这种“不会遮遮掩掩”，像她有一回所写的那样，“我做不到喜怒不形于色”的优良品质在政治上给她带来的苦恼比最阴毒的欺骗和最无情的冷酷给别人造成的麻烦还要多。女王在这些年轻人面前举止纯任自然，面带笑容接受他们的倾慕，或许甚至无意中触动他们产生这种心理，使这些无缰野马变得熟不知礼，没有了分寸。在易于动情的青年男子眼里，玛利亚·斯图亚特更成了一种诱惑。在这个画像上未能充分显示韶秀的女子身上一定有过性感的吸引力量。也许透过不易觉察的迹象，个别男子当时早就感觉到：这个女孩一般的少妇一举一动显得和蔼可亲，看来规行矩步，在这后面却蕴藏着非同寻常的激情，宛若一座地面景色秀丽的火山。或许在玛利亚·斯图亚特本人意识到自己的奥秘之前很久，由于男性的本能他们就已觉察到、体味到她那种不受拘束的天性，因为在她身上存在着某种魅力，驱使男子变得亢奋，甚至于产生痴情。可能正因为她自己的欲望本能尚未觉醒，所以比一个洞悉个中况味、深知无拘无束的举止隐含挑逗危险的妇女更易做出细小的肌肤亲昵动作——摸一下，吻一下，投去脉脉含情的一瞥。无论如何，她使周围的青年男子有时忘掉：对女王的性别特点决不可想入非非。一个年轻的苏格兰船长，名叫赫普伯恩，有一回愚蠢而放肆地对她有非礼的举动，事后只好出逃才未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对这一令人恼火的事件处理过于宽容，轻率地将它看做可恕之罪而加以原谅，这就给她那个小圈子里另一个贵族壮了胆。

这一件荒唐事简直匪夷所思。像苏格兰这片土地上几乎每一个生活插曲那样，它也成了无限凄怆的悲歌。在法国宫廷里第一个倾慕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是诗人丹维尔先生。他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和旅伴，便是诗人夏斯特拉尔。丹维尔将他引为知己，向他吐露了自己情之所钟的心迹。丹维尔先生曾和其他贵族一起全程伴送她回到苏格兰，现在他将返回法兰西，回到自己妻子那里，回去尽他的本分。但行吟诗人夏斯特拉尔却留在苏格兰，聊且代庖诉说他人的衷曲。可是行行情诗，写了又写，也不无危险，很容易变成假戏真做。这个年轻的胡格诺教徒对向女士献殷勤的本领样样精通。玛利亚·斯图亚特轻率地接受了他饶有诗意的颂词。她甚至自己也作诗唱和。一个才思敏捷的年轻女人，置身于这片荒凉、落后的土地上，在百无聊赖中，听到有人以如此情意绵绵的诗行赞颂自己，哪有不喜欢的呢？

啊，永生的女神，

你一定要倾听我的声音。

我之力所能及的一切，

都听命于你的裁决。

让我敞开胸怀说一句，

如果你毫不心软，

就是短暂的欢娱，

竟使我命归黄泉，

那只是因为你秀色可餐。

更何况她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事实上，尽管夏斯特拉尔激情如沸，但她却未真正与之相爱。他不得不黯然神伤地承认：

纵使激情的火焰

猛地燃起，

将我化为灰烬，

也从未在你的灵魂里

催发一点相爱之心。

可能玛利亚·斯图亚特只是把它看做写诗称颂，等同于宫廷内和奉承者的众多其他恭维文字。她自己就是诗人，熟知这些抒情之作无不言过其实。对这个单相思的英俊青年所写的这类诗句她也就一笑置之。这些艳诗她都不当一回事，仅仅视之为逢场作戏，这在富有情趣的女王宫廷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她举止落落大方，毫不在意地同夏斯特拉尔开开玩笑，就像跟四个玛利打趣一样。她对他另眼相看，说说无关紧要的客气话，挑了他做舞伴（按照地位，他几乎不能接近她）。有一回，跳芙金舞做出一种舞姿时，她身子前倾，同他肩膀挨得很近。他对她讲些少了顾忌的话，越出苏格兰的，越出约翰·诺克斯的布道坛三条街这块地方的常规，她也听之任之，可是诺克斯指摘说：“这是窑姐作风，正派妇道怎么可以这样！”她跳假面舞或者做罚物游戏时，也许甚至给夏斯特拉尔一个短吻。这类亲昵的动作本身无足轻重，却带来了恶果：这个年轻的诗人，像托尔夸托·塔索[6]那样，已经看不清楚女王与臣仆、敬意与友谊、献殷勤与讲礼貌、严肃与戏谑之间的界线了，头脑发热，恣意妄为。这就发生了一桩意外的麻烦事。一天晚上，服侍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几个姑娘发现夏斯特拉尔躲在女王寝室的帷幕后面。她们起初也没有往非礼上头去想，只是把它看做年轻人调皮捣蛋的莽撞行为，于是七嘴八舌装作生气的样子说了他一通，将他轰出卧室。玛利亚·斯图亚特本人对他这样胡来也是宽恕多于动气。这件事就周到地瞒过了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哥哥，很快人们再也不提重罚如此严重地触犯一切礼法的行径。可是这回手下留情并未使那个青年幡然悔悟。这些年轻女子没有认真对待此事，反而给这个狂徒壮了胆子再次胡闹取乐；也许他真是迷恋玛利亚·斯图亚特，竟至肆无忌惮——不管怎样，女王去伐夫[7]途中，他偷偷跟着，内侍中谁也没有察觉到他，直至女王就寝脱去部分衣服时，人们才又一次在她的卧室里发现这个浑人。受到冒犯的女王猛然吃了一惊大叫起来，刺耳的呼喊响彻整个屋子。女王的同父异母兄从邻室赶来。这回再也无法宽恕和隐瞒了。据说玛利亚·斯图亚特当时要求——这不大可能——莫雷立刻用短剑捅死这个冒失鬼。可是莫雷行事同他任性的妹妹不同，他每走一步都要明智地通盘筹划，考虑一切后果。他深知，在女王寝室杀死一个年轻男子，鲜血不仅弄脏地面，而且也将玷污女王的名誉。这样一种罪行必须公开声讨，必须在闹市中公开惩罚，才能在臣民面前，在世人面前表明女王完全清白。

过了没有几天，夏斯特拉尔被押上断头台。他的胆大妄为被法官们定为犯罪的行为，他的轻佻放肆被定为恶意的动机。他们一致判他极刑，斩首处死。玛利亚·斯图亚特此时就算有心，也已再无可能赦免这个糊涂虫。使节们都已向本国朝廷报告了这一事件。在伦敦、巴黎人们都好奇地注视着她有何动作。为他开脱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被理解为串通犯禁。所以即使她心软，也只得做出严厉的姿态，抛弃这个欢乐愉悦时刻的伙伴，致使他在死到临头的瞬间陷于无望与无助之中。

夏斯特拉尔死得无可指摘，既然臣服于一位洒脱的女王，就该如此。他拒绝了牧师的任何祈祷，只有诗歌，只有

我这可悲的不幸，

也就是我的永生。

这一信念会给他以慰藉。这个勇敢的行吟诗人挺胸走向法场。在路上他既未唱赞美诗，亦未念祈祷文，而是大声朗诵友人龙沙的名篇《赴死诗》：

问候你，可人、利人的死神，

解脱极度痛苦的良药与素馨。

在断头台的砧子前，他再次昂首呼唤，听起来与其说是叹息，不如说是怨恨：“最毒妇人心哪！”然后镇定地俯下身子，接受致命的一铡。这个幻想者以谣曲、诗歌的方式死去。

但是这个夏斯特拉尔仅仅是一群为玛利亚·斯图亚特而死的冤魂中的第一个。他只是走在他们的前头而已。从他开始了所有为这个女子命丧断头台者可怖的死之舞。他们为她的遭遇所吸引，同她本人祸福与共。他们来自各个国家，一如霍尔拜因[8]的作品，他们拖着脚步走在黑色的头骨鼓后面，听任摆布。一步又一步，年复一年，王侯与摄政、伯爵与贵族、神父与武士、青年与老人，所有这些人都舍己为她，为她捐躯，她无辜地成了他们走向毁灭的罪人，自己为了赎罪走在这个行列的最后。命运在一个妇女身上注入死亡魔力如此之多实属罕见。像一块不祥的磁石，包含着极大的危险，吸引了周围所有男人走上绝路。谁要是走上她所走的道路，无论是否得宠，都难逃厄运而不得好死。恨她的人都没有交上好运。胆敢爱她的人则付出了更加惨重的代价。

因此夏斯特拉尔这段插曲乍看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一个突发事件。事实上，在这里面第一次显示出她这一生的规律——她未能及时领悟——她的草率、随便、轻信从来都不会使她不受到惩罚。从一开始，她的生活特点就在于：她必须表现为一个具有代表性质的形象：女王，自始至终只能是女王，出头露面的人物，世界游戏当中的玩物，而且起初一切看来都是恩泽，诸如幼年登上的王位，与生俱来的王位，实际上全是祸根。每当她想还自己以本来面目，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情、爱好、真正的兴趣来生活时，便会由于失职而遭到可怕的惩罚。夏斯特拉尔一事只是首次警告。度过了并无童趣可言的幼年时代，在人们第二次、第三次拿她的身体和生命去同某一个陌生的男子讨价还价，以换取某一顶王冠之前，她曾有一段短暂的间歇，只想有几个月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年轻女人，就这样喘口气过日子，快活自在，别无他求。可是严酷的手马上把她从随意消遣中拽了出来。这次出事使得摄政、国会、那些勋爵感到不安，大家都催促她重新结婚。玛利亚·斯图亚特应当挑选的丈夫当然不能是她的如意郎君，而是能够加强国家实力和安全的男人。早就开头的各项谈判眼下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这些身居要职的人物忧心忡忡，生怕这个轻率的女人又会干出蠢事，完全败坏了名誉和声望。在婚姻市场上的肮脏交易又一次开始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又陷身于政治魔圈，一生自始至终被无情地禁锢在里面。而且每当她想突破这种冷酷的束缚，短暂地过一下自己的温暖、真正的生活，便会遭到别人和自己的命运的迎头痛击。

[1] 推动岩石，希腊神话中的渎神者、暴君西西弗斯死后堕入地狱，被罚推动一块沉重的岩石上山，但岩块在接近山顶时又滚落下来。于是他再推，如此循环不已。常被用来比喻劳而无功。

[2] 原文如此。

[3] 特里阿农，法国巴黎郊外凡尔赛行宫名。

[4] 拉伯雷（约1494—1553），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

[5] 阿里奥斯托（1494—1533），意大利诗人。

[6] 托尔夸托·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

[7] 伐夫，苏格兰东部一区名。

[8] 霍尔拜因（1497—1543），德国画家，曾作版画系列“死之舞”。

第六章 政治婚姻的闹市

1563年—1565年

彼时彼刻，向两个年轻女子求婚者趋之若鹜：向英国的伊丽莎白和向苏格兰的玛利亚。在欧洲，不管哪个，只要拥有王权而尚无配偶，无不派出自己的求婚使者：哈布斯堡王室[1]和波旁王室[2]，西班牙菲力普二世和他的儿子唐·卡洛斯，奥地利大公国，瑞典的和丹麦的国王——老翁和男孩，半大小子和成年男子莫不如此。政治婚姻市场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生意兴隆了。对一个男性统治者来说，同一个女君主结婚是扩大实力的最为简便的形式。在专制时代，不是通过发动战争，而是通过缔结婚姻曾经不止一次产生影响巨大的继承权：统一的法兰西、称霸世界的西班牙与显赫的哈布斯堡王室。谁知现在欧洲还有最后两颗价值连城的王冠宝石，这就令人垂涎不已。伊丽莎白或者玛利亚·斯图亚特，英国或者苏格兰，谁能通过婚姻获得这一个或者另一个国家，也就在世界赌场上成了赢家，而且与民族赛跑的同时，另外一场，即精神上宗教上的战争也会见出分晓，因为如果与两个女王之一缔结婚姻，大不列颠岛归属于信仰天主教的并肩王，那么天主教与新教之争的天平指针最终就倾向罗马，普世宗教又将在全球获胜。因此，这场激烈的新娘争夺战所具有的意义无可估量地超越了一桩家事，角逐的结果意味着：这个大千世界谁主沉浮已成定局。

谁来主宰世界成了定局：而对这两个女人来说，对这两位女王来说，也是一生荣辱系于此。她俩的命运曲线纠缠得难解难分。两个对手之一通过缔结婚姻增强了实力，另外一个的王位便不可避免地岌岌可危。这一只天平托盘上升，另一只必然下沉。只有在玛利亚·斯图亚特与伊丽莎白两个都不婚配，这一个只当英国的女王，那一个只当苏格兰的女王这段时间里，她俩的虚情假意才能勉强维持下来。一旦砝码不是半斤八两，其中之一必然势力更大，成为赢家。可是两个都铁了心，以高傲对高傲，谁也不愿、不会向对方让步。只有进行殊死搏斗才能打开这个要命的僵局。

这是一出气派十足的高档戏，历史为此选定了两名最重量级的死对头女演员。两个人，玛利亚·斯图亚特与伊丽莎白都具有特殊的、无与伦比的禀赋。撇开她俩充满活力的形象不谈，当时其他专制君主——僧侣那样僵化的西班牙菲力普二世、任性有如男孩的法国查理九世、平凡庸碌的奥地利斐迪南都像无能的配角演员。他们连接近这两个非同寻常的女子钩心斗角的高超才智也谈不上。两个人都聪明——只是往往由于女性喜怒无常、感情用事而打了折扣。两个人都要强，竟然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两个人都在少女时代刚一开始便为各自尊贵的身份做了特殊的准备。两个人作为头面人物公开亮相的仪态都堪称十全十美。两个人的文化修养都居于人文主义时代的顶峰。每一个人除了母语以外都能流利地使用拉丁文、法语、意大利语。伊丽莎白还通希腊文。两个人所作的书函均形象而生动，就其表达能力来说，都远远超过各自最为卓越的廷臣。伊丽莎白的信札远比她那机敏的首相塞西尔鲜明而富有活力。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书信比梅特兰和莫雷这些人满纸外交辞令的公文要细腻而别致。两个人的才智、艺术鉴赏能力、君主气度就是在极为严格的评判者面前也能通过。如果说伊丽莎白会使像莎士比亚和本·琼生[3]这样的作家不得不钦佩她，那么玛利亚·斯图亚特也会自然而然地受到龙沙和杜·倍雷这样的诗人的景仰。可是除了这一学识修养方面的共有高度以外，这两个女子便毫无相似之处，内在的反差因而变得更加清晰，作家们从一开始便把它视为典型戏剧性的冲突而施以重彩浓墨。

这种反差如此泾渭分明，以至于就是生活道路便已把它显示出来，像几何图形那样一目了然。具有决定意义的区别在于：伊丽莎白在开始时，而玛利亚·斯图亚特则在终结时处境艰难。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幸福与权势有如在晴朗的天空中轻巧、明亮、迅疾地升起的一颗晨星。她出生不久即为国王，还未成年又再度接受涂油仪式成为王后。她的陨落也同样急骤而突如其来。她的命数关键集中表现在三四次厄运上，就是说，具有典型戏剧性冲突的形式——因此，她也一再被挑选作为悲剧的主角。伊丽莎白则缓慢而顽强地攀登上去（因此只有叙事形式的长篇描述对她才合适）。她什么都不是得之于馈赠或上帝漫不经心的恩赐。她小时候被宣布为非婚生的女孩，被亲姊姊关进伦敦塔，面临判处死刑的危险。她不得不依靠权术和早熟的交际手腕以苟全性命。玛利亚·斯图亚特由于有权继承，从一开始便得到了至尊地位；伊丽莎白则靠自己投入整个身心方才成为人上人。

两条迥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必然各有走向，彼此可能偶尔交叉穿过，但是从来不会真正地合在一起。这一个的王位犹如头发生来就有；另一个则要进行斗争，玩弄权术，做出努力方才取得自己的地位。这一个从一开始起便是合法的国王；另一个却非名正言顺的君主。这种根本区别必然会影响到性格深处出现的每一次颤动和呈现的每一种色调。这两个女子当中的每一个都因不同的境遇而形成不同的气质。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一切都——过早的！——得来全不费功夫：唾手可得，不劳而获，这就使她变得极为罕见地轻率与自信，使她行事大胆而莽撞，这也是她卓尔不群与万劫不复的根由。上帝赐她这顶王冠，谁也无法将它夺走。她只消发号施令，他人就得俯首听命。虽然所有人都怀疑她为君是否合适，她自己却总觉得主宰臣民劲头十足。她遇事不细加思考，动辄情绪激昂，仅凭心血来潮，就急如拔剑下定决心。她是大胆的女骑手，惯于一拉缰绳，一冲，一跃，便越过栏架与障碍。她以为在政治上也只要鼓起勇气便可以克服困难，摆脱危机。如果说伊丽莎白执政有如下棋，必须绞尽脑汁，每时每刻都得全力以赴，那么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则是痛快的享受、生活乐趣的增强、豪放的比赛。教皇有一回说她是“妇人身有男儿心”。正是这种轻率大胆、唯我独尊的习性使她在诗歌、谣曲、悲剧中显得如此动人，却埋下她早早陨落的祸根。

伊丽莎白为人只讲实际，可以说是洞悉客观情况的天才。她之所以取胜，完全是因为她机智地利用了大大咧咧的对手欠思量干下的蠢事。她用一双明亮锐利的鹰眼（请看她的画像）狐疑地注视着这个可怕的人世，过早地懂得它的险恶。少小时，她便有机会看到幸运之球急遽地上下滚动：王位与断头台只隔开一步，死神的前院伦敦塔与威斯敏斯特[4]仅在咫尺之间。所以她总觉得权势无常，居安须思危。伊丽莎白小心翼翼、忧心忡忡地紧紧握住王冠与权杖，好像它们全由玻璃制成，随时都会被失手打碎。她这一辈子也确实都在忧虑与犹豫中度过。所有的肖像都令人信服地补充了描述她品性的文献。没有一幅画像使人觉得她的目光透出一个真正的女君主所具有的坦荡、自在与高傲。她那副浮躁的面相显得胆怯、不安而紧张，仿佛在倾听、在等待什么。她的嘴角从未粲然露出自信的微笑。她衣饰奢华，礼服缀满珠翠，畏缩而又自负地抬起那张苍白的脸孔，由于过分艳丽给人以僵化的感觉。这就使人想起：只要她身边无人，只要那件华丽的女衫从骨瘦如柴的肩头滑落下来，只要从她狭长的面颊上抹去脂粉，她那高贵的仪态便了无痕迹，依然是一个可怜、不知所措、过早衰老的女人，只是孤家寡人，自身难保，更不要说主宰世界。作为君主她这副窝囊相实在难以给人英姿勃发的印象，老是迟疑不决、优柔寡断，确非王者气度。可是伊丽莎白的政治手腕不在于洒脱时的情趣，而是自有过人之处。她的潜在力量不是表现为展宏图、立大志，而是表现为坚持不懈、思虑周密地长期致力于积累、保护、储存与聚集这些本属平民的持家之道。正由于她有种种缺陷，由于她畏首畏尾，谨慎行事，因而在国务活动方面卓有成效。如果说玛利亚·斯图亚特心中只有自己，那么伊丽莎白则视国如命，她一向务实，把治国看做自己的职责所在。但玛利亚·斯图亚特富有幻想，她把女王的地位视为生而固有，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每个人都各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往无前、一味莽撞的强劲使她遭殃，而伊丽莎白的迟疑、犹豫最终使她得益。在政治上不操之过急而又锲而不舍的做法总是胜过难于控制自己的脾性；思虑缜密的计划总比一时冲动的激情要强；现实主义总会击败浪漫主义。

玛利亚·斯图亚特

伊丽莎白，英格兰国王

在这场姊妹决斗中，这种歧异表现得更加深刻。不仅作为女王，而且作为女性，伊丽莎白与玛利亚·斯图亚特都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仿佛造化乘一时兴会，通过两个彼此直至任何一个细节都属两极的伟大人物，进行一次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分化。

作为女性，玛利亚·斯图亚特是十十足足的女性，彻头彻尾的女性，她一生至关重要的种种决定正来自她所属的性别这一最深的源泉。但并不是说：她一直是激情澎湃，仅仅受制于本能的冲动——恰恰相反，从性格逻辑看，玛利亚·斯图亚特身上引人注目之处倒首先在于女性的矜持延续很久，过了许多年，感情的活力才在她内心觉醒。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只看到（那些画像可以作证）一个和蔼可亲、温柔、善良、随顺的女子，眼神略带忧虑，嘴角漾出稍显稚气的微笑，一个并不果断、活跃的女子，一个姑娘一般的女子。她异乎寻常地敏感（如同任何真正的女性一样），情绪很容易波动，一丁点儿事也会使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她动不动就会抹眼泪。但是这些热血涌起的急骤的细浪有好多年都并未波及她的内心深处，而且正因为她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一个纯粹的、一个真正的女性，所以玛利亚·斯图亚特只在一次激情迸发时发现自己固有的、真实的力量——这种情况她一辈子总共也只有一次。到那时人们才感受到：她身上的女性非同寻常地强烈，冲动与本能制约她到了何等程度，女性束缚她致使她身不由己到了何种程度。在无限风光的销魂时刻，这个一向沉着、稳重的女子身上那些文化修养的外衣一下子全都扔掉，像被一把拽走一样，所有教养、风化、身份的堤坝都被冲决。面对要荣誉还是要激情的抉择，玛利亚·斯图亚特作为真正的女人并未选取国王的体面，而是顺从女性的本能。王袍猛地脱去，她觉得一无牵挂，热血沸腾，与不可计数的女人无异，一心只要承受和给予爱情。而最使她这个形象显出这种慷慨气度的则是：为了尽情享受人生几度片刻之欢，简直不屑一顾地丢弃国家、权力和尊严。

与此相反，伊丽莎白从来不能以这种方式彻底献身。这有难言之隐，因为她在生理上——如同玛利亚·斯图亚特在她那封人所熟知的咬牙切齿的信札里所写的那样——“与所有其他女人不一样”。她不仅不能生育，而且大概也不能以女子的自然形式充分委身于异性。尽管她想掩人耳目说做一辈子“童贞女王”，其实并不那么自愿。虽然当时某些关于生理缺陷的传闻（如本·琼生的记述）不一定可靠，但有一点还是确凿无疑的，即：生理上或心理上的障碍使她在涉及女性的最隐蔽处时感到怅然若失。这样一种不幸给予女性的气质以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这一秘密可以说构成了她性格当中所有其他秘密的核心。她的内心令人捉摸不透，她摇摆不定，忐忑不安，反复无常，这使她的举止总是显得急促而神经过敏；她的决心轻重失调，难以预测，总是由热而冷，由肯定而否定；她故作姿态，诡诈，狡猾，阴险，同样还有卖俏，这使她的君王尊严遭到极为难堪的戏弄——凡此种种都来自她那失去了平衡的心理状态。这个心灵深处受到伤害的女人无法确定不移、合乎自然地感受、思考和行动。谁都不能信赖她，而最不能指望她的则是她自己。尽管她最隐蔽处残缺不全，尽管她心情矛盾，左右摇摆，尽管她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危险人物，然而伊丽莎白在做法中从不残忍、蛮横、冷酷、无情。与此相关，那种把她视作一成不变的看法实属最虚伪、最浅薄、最无聊的杜撰（席勒在他写的悲剧[5]里即采此说），仿佛伊丽莎白是一只阴毒的猫，拿玛利亚·斯图亚特当做一只听任摆布、无力反抗的老鼠来玩弄。这个女人虽坐拥权势，但孑然一身，战战兢兢；虽有几个名不副实的男宠，但有苦难言，简直要使她发疯，因为她不能完全、真正委身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看得深入一点，就会在这个女人身上感受到潜在的柔和的温情和在种种古怪的念头与过激的行动背后感受到真诚的意愿，想以宽容与善良之心待人。她生性畏首畏尾，与暴力无缘，倒喜欢钻到令人心痒的权术小技中去，玩玩不负责任的幕后游戏。可是每次宣战，她都犹豫、畏怯；每次宣判死刑，她都心情沉重，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她全力以赴，以确保国家太平无事。她同玛利亚·斯图亚特斗争，只是因为她觉得受到后者的威胁（这也不无道理），但还是避免公开对抗，原因在于她天生只是玩牌者和作弊者，却不是一个搏斗者。由于玛利亚·斯图亚特漫不经心，伊丽莎白胆小怕事，因此两个人本来最好能勉强在表面上相安无事。可是当时的形势并不容许彼此共存。历史的意志更加坚强有力，它无视潜藏极深的个人愿望，常将人们和各种势力推入它那置人于死地的游戏。

在重要人物之间的内在差异背后，咄咄逼人地矗立着时代的重大冲突投下的巨大阴影。玛利亚·斯图亚特捍卫旧教，即天主教；而伊丽莎白保护新教，即主张改革的宗派——这不能说是偶然现象。她们的对立只是象征着两个女王各自代表彼此不同的世界观：玛利亚·斯图亚特体现垂死的、中世纪骑士时代的世界，伊丽莎白代表正在成长的新时代的世界。在她们的对立中进行的斗争，贯穿在整个时代的转折里，直至结束。

玛利亚·斯图亚特作为最后一个勇武的骑士为已成过去、已经过时的事业而战斗，而牺牲，这使她的形象呈现出浓厚的浪漫色彩。她完全按照历史的塑造意志，转向既往、在政治联合中已过全盛时期的势力：西班牙与罗马教廷。伊丽莎白头脑清醒，派遣使者去极为遥远的国家，去俄罗斯和波斯，而且凭着预感将本国臣民的活力转向海洋，仿佛她已意识到：必须在那些新天地里竖立未来世界帝国的支柱。玛利亚·斯图亚特固守继承的基业，未能超越王权世袭的观念。在她看来，国家依附君主，而不是君主依靠国家。事实上，在所有这些年里，玛利亚·斯图亚特只是统治苏格兰的女王，从来也不是造福苏格兰的女王。她写了无数书札，全是为了巩固、扩大她个人的权益，可是就找不到有一封信谈及平民的福祉，谈及如何发展贸易、航运或军事实力。正如终其一生玛利亚·斯图亚特作诗交谈全用法语一样，她的思想感情也从来没有苏格兰的、民族的特点。她既未为苏格兰而生，亦未为苏格兰而死。只是为了自始至终当她的苏格兰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最后留给自己国家的除了关于她这一生的稗史逸闻以外别无独创的建树可言。

玛利亚·斯图亚特这种超然于万物之外的态度必然造成孤家寡人的结果。作为个人，在胆略、决断方面玛利亚·斯图亚特无可比拟地胜过伊丽莎白。然而，伊丽莎白却不是孤立无援地同她斗争。伊丽莎白自知没有把握，早就知道必须加强实力地位，她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遇事冷静、头脑清醒的人。在这场斗争中，她身边有一整套人马为她筹划献计，教她采取什么策略和做法，免得她在做出重大决定时，感情用事，变化无常，心神不定。伊丽莎白善于在自己周围组织如此完善的班子，以至于几百年后的今天，仍难以从伊丽莎白时代的集体成果中离析出她的个人作用。用她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无上光荣，也包含着那些高明的谋士所做出的贡献。玛利亚·斯图亚特只是玛利亚·斯图亚特而已；伊丽莎白却总是伊丽莎白加上塞西尔，加上勒斯特，加上瓦尔辛亚姆，加上全民的力量。人们几乎无法分辨哪个是莎士比亚时代的天才：是英国还是伊丽莎白，两者已难分彼此地融合而成浑然一体。伊丽莎白在同时代的国君当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就在于：她无意做英国的统治者，只想做英国平民意志的体现者、民族使命的担当者。她已看到时代由专制向立宪发展的趋势。她自觉地承认从重组等级的过程中，从世界空间由于不断发现而扩大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生力量。她鼓励一切新生事物：行会、商人、富翁，甚至海盗，因为他们为英国，为她的英国独霸海上打开了局面。无数次她为了公众的、民族的利益而放弃了个人的愿望（玛利亚·斯图亚特绝不会这么做），她解脱内心痛苦的最佳方式便是投身于建功立业。伊丽莎白将身为女人而遭到的不幸转化为自己国家的福祉。这个没有孩子、没有男人的女人把全部的私心、全部的权欲变换成民族利益。通过使英国成为伟大的国家而使自己成为伟大的人物出现在后人面前，是她种种要强心理中最高尚的想法，而且她确实只是为了使未来的英国变得更加伟大而活着。没有另外一顶王冠能让她动心（而玛利亚·斯图亚特如能以自己的王冠换取一顶更好的便会求之不得）。而且眼下，此时此刻玛利亚·斯图亚特正发出璀璨的光亮，而伊丽莎白这个节俭而有远见的女子已经把全部力量奉献给了自己民族的未来。

因此，玛利亚·斯图亚特与伊丽莎白之争的结局有利于面向进步、世界现实的女王，不利于代表倒退、骑士精神的女王，这并非偶然的现象。奋力前进的历史意志像扔掉果皮一样抛弃了过时的形式，并采取不断更新的途径试验自己的力量进行创造。它通过伊丽莎白取得了胜利。伊丽莎白的存在象征着一个要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的民族所拥有的潜力；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终结只是已属过去的骑士精神有声有色、无畏无悔的消亡。然而每一个人都完美地演好了自己的角色：现实主义的伊丽莎白在历史上，浪漫主义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在创作与传记上，各自都是优胜者。

这场对抗从空间、时间、人物来看都不同凡响，只是如果殊死搏斗的手段不那么卑鄙低贱那就好了。尽管她们的身份非同寻常，然而这两个女人毕竟是女人，未能克服女性的弱点：不是直来直往，总是只耍小心眼，搞小动作对着干。如果不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而是两个男人，两个国王对立，马上就会产生强烈的冲突，就会用真刀真枪来打仗。你非要这样不可，我也非要这样不可，硬碰硬，你敢动手我也敢。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与伊丽莎白的斗法缺乏这种男性的干脆利落。这是两猫相斗，悄没声儿地兜圈子，收起利爪窥伺着对方，这是一场鬼鬼祟祟、完全不走正道的游戏。整整四分之一世纪，这两个女王老是互相欺骗（然而始终谁也没有上谁的当）。她们从来不坦然正视对方，她们的仇恨从来没有公开地、真正地、明白地表示出来，她们微笑着谄媚地虚伪地互相问候、送礼、祝愿，同时各人都悄悄地在自己背后拿着一把刀。不，伊丽莎白与玛利亚·斯图亚特之战的编年史上并无伊利亚特式的杀戮，并无轰轰烈烈的场面，这不是英雄之歌，只是马基雅弗利[6]著作中关于阴险手段的一章，从心理上看使人非常紧张，从道义上看令人感到厌恶，因为这是历时二十载的阴谋诡计，却非正经八百、响声震耳的战斗。

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婚事的谈判一开始，那些求婚的君主一登台，这场并不光明正大的演出也就马上开锣。随便哪个求婚者，玛利亚·斯图亚特都会同意，因为女性意识在她身上尚未觉醒，并未影响择偶。她倒愿意要那个十五岁的男孩唐·卡洛斯，尽管传闻骂这小子刁钻、暴躁。她也同样可以和嘴上无毛的查理九世结婚。好胜心使她觉得：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不管是令人讨厌的还是讨人喜欢的，都完全无所谓，只要办了婚事使她比可恨的敌手强就行。她个人对此可以说毫无兴趣，所以把谈判的事交给了异母哥哥莫雷，他起劲地操办此事则完全出于私心。要是他的妹妹在巴黎或马德里戴上王冠，他便摆脱了她，又可以做苏格兰的无冕国王。可是伊丽莎白的苏格兰密探服务周到，她很快便得知那些外国王储求亲的事情，马上着手从中作梗。她赤裸裸地威胁苏格兰使节：如果玛利亚·斯图亚特接受奥地利、法国或西班牙君主的求婚，她将视之为敌对行动。可是这种做法一点也不妨碍她写信给她亲爱的表亲；同时用极其婉转的言词规劝玛利亚·斯图亚特只相信她一个，不管旁人许诺玛利亚·斯图亚特多大的幸福与人间荣华。啊，她一点也不反对玛利亚·斯图亚特答应一个信奉新教的王子、丹麦国王或者斐拉拉[7]公爵——说穿了，就是不反对没有危险、并不般配的求婚者。可是最好莫过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就地”选择夫婿，要一个苏格兰的或英国的贵族。如果这样，她永远以姊妹之情给予帮助。

伊丽莎白的动作当然明摆着是“犯规”，谁都看透她的用意。自身无可奈何的“童贞女王”一心只想破坏敌手的任何一个机会。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却以同样灵活的身手把球掷回去。她当然也根本不会承认伊丽莎白在她的婚事上有什么否决权，只是这桩大买卖还没有做成，主要考虑对象唐·卡洛斯还在犹豫，所以玛利亚·斯图亚特眼下先虚与委蛇，对伊丽莎白无微不至的关心表示诚挚的谢意。她保证，绝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致使自己与英国女王的可贵友情蒙上阴影。啊，不会这样！啊！绝不会这样！——她诚心诚意、不折不扣地听从英国女王所有的建议，就盼着伊丽莎白点拨她哪些求婚者“可供考虑”，哪些不宜。如此听话，令人感动。可是说着说着玛利亚·斯图亚特以谨慎的口气插进一个问题：她既然这么顺从，那么伊丽莎白准备怎么补偿呢？她大致这么说：好吧，如你所愿，我深深地爱你，姊姊，我不同地位超越你的男子结婚；你也要让我放心，请你好人做到底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继位权怎么样？

这一来，最后又回到老死结。只要叫伊丽莎白对继位问题讲个清楚，那就神仙也无法从她嘴里掏得出一句语意明白的话。她期期艾艾，吞吞吐吐，转弯抹角。“由于她一心为了她妹妹的利益”，所以她要关切玛利亚·斯图亚特像自己女儿一样，一页又一页的甜言蜜语。可是那一句话，那一句要说到做到的话，那一句关键的话就是不说出来。像两个中东商人，双方都要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生意，可是谁也不肯先把手摊开。伊丽莎白说：如果你同我建议的男子结婚，我就立你为继承人。玛利亚·斯图亚特回答道：如果你立我为你的继承人，我就同你建议的任何男子结婚。可是谁都不相信对方，因为各人都想欺骗对方。

关于婚事、求婚者、继承权的谈判，拖了两年之久。奇怪的是：两个女骗子都不知不觉地互相配合默契。伊丽莎白只想把玛利亚·斯图亚特拖住；玛利亚·斯图亚特倒霉，偏偏遇上要同所有君主中性子最慢、迟疑不决的菲力普周旋。等到西班牙已经谈不下去，必须另做决定，玛利亚认为顾左右而言他已无必要，她把短铳顶在亲爱的姐姐胸口：她要使臣问个明白，伊丽莎白到底要建议谁作为与她般配的夫婿。

要伊丽莎白简单明了说个清楚，最使她感到不是滋味，尤其是涉及这种事情。她早就婉转地暗示，她替玛利亚·斯图亚特找的是哪一个。她言辞闪烁，含含糊糊地说过：她“替玛利亚·斯图亚特找的是谁都没有想到她会这么选定的人”。但是苏格兰宫廷假装不懂，要求提出具体的建议，把名字说出来。伊丽莎白被逼到墙角，再也不能后退，拿暗示来搪塞。终于她从牙缝里挤出被选中者的姓名：罗伯特·达德利。

这一来，外交喜剧眼看就要变成一出滑稽戏。伊丽莎白这个建议意味着闻所未闻的侮辱或者闻所未闻的恫吓。她竟然要求一个苏格兰女王，一个法兰西国王遗孀嫁给一个“下人”，她的姐姐女王属下的一个臣仆，一个没有一滴门当户对的血液、微不足道的贵族，就这一点，按照当时的观点，已几近辱骂，更加无耻的则是挑选此人推荐给玛利亚·斯图亚特，因为整个欧洲都知道：罗伯特·达德利多年来是伊丽莎白的情场游伴，英国女王只是想把这个人当做一件破衣扔给苏格兰女王，她认为他太不值钱，配不上自己。当然，这个一辈子老是拿不定主意的女人曾经在胡思乱想时还有过下嫁给他的念头（她一向只是在胡思乱想时有这个念头）。只是到了发现罗伯特·达德利的妻子爱弥·罗勃萨特非常离奇地被人杀害的时候，她才赶紧避开，以免沾上任何同谋的嫌疑。就是这个男人，他已在公众面前两次丢人现眼：由于那次可疑事件，也由于他那情场关系，现在就把此人送给玛利亚·斯图亚特做丈夫，这也许是她执政期间诸多生硬而令人咋舌的举动当中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例。

到底伊丽莎白提出这个难以索解的建议内心有何打算，将永远无法彻底弄清：可谁会有勇气去条分缕析地表述一个神经过敏的女人纷至沓来、随心所欲的想法呢？！莫非是她真心实意爱自己的情人，却又不敢同他结婚，便想把王祚至宝连同继承权赠送给他？还是只想摆脱已经使她厌恶的情夫？是不是她希望利用这个她信得过的男人更好地控制那个要强的敌手？是不是仅仅试探达德利有无忠心？是不是她梦想三角恋爱，梦想共有的爱情之家？还是提出这个荒唐的建议，只是引玛利亚·斯图亚特回绝，从而使她陷于不义？所有这些可能都存在，但最近情理的可能则是：这个情绪变化无常的女人也完全不知道有什么所图。大概就像她老爱不把别人，不把决心当一回事那样，也并没有认真去想这件事。要是玛利亚·斯图亚特正经八百地接受下嫁伊丽莎白抛弃了的情人这个无理的要求，那又会怎么样呢？谁也无法想象。说不定伊丽莎白又会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许她的达德利同玛利亚·斯图亚特结婚，在她的敌手身上除了接受建议的笑柄以外，还添上遭到拒绝的耻辱。

玛利亚·斯图亚特认为：伊丽莎白建议她同并无王室血缘关系的男人结婚是对上帝的亵渎。在气头上她语带讥诮地质问来使，他的君主是否当真觉得她玛利亚·斯图亚特作为膏立的女王只该嫁个“罗伯特勋爵”。但是很快她便将恼怒掩盖起来，装出一副亲善的样子：不能由于断然拒绝过早地激怒这个危险的敌手。一旦得到西班牙的或法国的王储作为夫婿，便能彻底清算这次侮辱行径。在这场姊妹之争中，总是以假报假。伊丽莎白居心不良，玛利亚·斯图亚特立即同样以虚伪的友好姿态做出反应。就是说，在爱丁堡，人们并未立即拒绝达德利作为求婚者，没有，啊，没有拒绝。女王假装认真考虑这场闹剧，这就使她得以演出又一幕好戏。詹姆士·麦尔维尔正式奉命出使伦敦，说是为达德利事开始进行谈判，可实际上却是为了把说谎和作假那团乱丝缠得更加难解难分。

玛利亚·斯图亚特属下的贵族中最为忠心耿耿的要数麦尔维尔。他既有灵活的外交手腕，又有一支生花妙笔，我们要特别为此感谢他。他的出使为世人极其鲜明、生动地描述了伊丽莎白的个人习性与历史悲剧中精彩的一幕。伊丽莎白很清楚，这个人有修养，曾长期待在法国的和德国的宫廷。因此，她竭力在他面前展示女性风姿，谁知他以无情的记忆力巨细无遗地笔录了她的种种癖好和媚态流传后世。女性的虚荣常使女王之尊陷于难堪的境地，这回也是如此。这个卖俏的女人不是在政治上说服苏格兰女王的使者，而是首先像一再开屏的孔雀向使臣炫耀自身的骄人之处。她从无数衣着——死后遗下三千套——中挑了最贵重的礼服，时而按照英国的，时而按照意大利的，时而按照法国的方式来打扮，不惜穿出颇具挑逗意味的低领露肩女衫。在这当中，她卖弄她的拉丁文、她的法语和意大利语，以博取使者的表面看来无限钦佩的赞颂而乐此不疲。可是所有最高级形容词，说她多么漂亮，多么聪慧，学问多么高深，都不能使她感到满足：她简直——就像问小镜子：“挂在墙上的小镜子，你说说，全国哪个女子最标致？”——硬要苏格兰使者说出这么一句话：他倾慕她超过他自己的君主。她想听到他说：她比玛利亚·斯图亚特漂亮或者聪慧或者更有学问。她让他欣赏自己的拳曲而别具韵致、金黄泛红的头发，问他：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头发是不是更好看——这对女王使者是一个难题。麦尔维尔以沙罗门般的机智应对，巧妙地摆脱了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他说：在英国没有一位妇女能与伊丽莎白相比；在苏格兰没有哪个妇女超过玛利亚·斯图亚特。但是这种半斤八两的说法不能让这个虚荣得稀奇古怪的女人听着舒服，她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炫示自己的魅力：她弹奏羽管键琴，在琉特伴奏下唱歌。麦尔维尔牢记在政治上把她套牢的使命，最后也就趁势承认：伊丽莎白肤色白一些，键琴弹得好一点，舞姿也比玛利亚·斯图亚特更有韵味。伊丽莎白忙于自我表现，却忘掉了正事。当麦尔维尔提起这个棘手的话题时，伊丽莎白便先从抽屉里取出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小像——这已同演戏搅和在一起了——肉麻地吻它，然后她以抖动的声音谈起她多么想同玛利亚·斯图亚特，同她亲爱的妹妹本人见面（事实上，她曾想尽办法一再破坏这样的会晤）。如果有人相信这个大胆的女演员，也就必定会认为：对伊丽莎白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得知邻国女王生活幸福。但麦尔维尔头脑冷静，目光锐利，所有这些欺骗手法全都未能使他上当。他点滴不漏地向爱丁堡报告：伊丽莎白的言行均无诚意，一味装聋作哑，暴露了内心的不安与畏惧。后来伊丽莎白自己冒出这个问题：“玛利亚·斯图亚特对于与达德利结婚一事有何想法？”这位老练的外交官同样避免以一清二楚的“不”或者明明白白的“是”来应对，而是兜圈子不正面作答，说：“玛利亚·斯图亚特还未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可是他愈回避主题，伊丽莎白也就逼得愈紧。她说：“罗伯特勋爵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喜欢他就像亲兄弟。要是我有意结婚，绝不会要其他任何人。既然在这方面我不能勉强自己，因此希望我的妹妹能够挑中他。我不知道还有谁我更乐意看到她与之共同继承我的王位。我过几天便颁赐给他像勒斯特伯爵或邓拜男爵那样的爵位，免得我的妹妹小看他。”

果然，几天以后，这出喜剧的第三幕上演：举行事先宣布的仪式，场面极其隆重。全体贵族目睹达德利勋爵跪在他的女君主兼女挚友面前成为勒斯特勋爵。可是在这庄严的时刻，伊丽莎白身上的女性特质又使女王失态，有损女王的尊严：正当女国君把伯爵礼帽安到这个忠顺的奴仆头上时，这个多情女子忍不住亲昵地搔挠自己男友的头发，使得严肃的仪式变成一出笑剧。麦尔维尔不禁窃笑：一定得向爱丁堡女君主发回令人喷饭的报告。

可是麦尔维尔出使伦敦并非仅仅为了欣赏一场女王喜剧，有闻必录。在这出假凤真凰的滑稽戏中，他自己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的外事公文包里有几个夹层他绝不会打开给伊丽莎白看。关于勒斯特伯爵的官场清谈只是一个障眼法，借以遮掩他在伦敦的真正的任务：首先他得着力向西班牙使节打听，到底唐·卡洛斯依违不决的最终结果如何。玛利亚·斯图亚特不想再等下去了。除此以外，麦尔维尔还得审慎地接触次等候选人亨利·达恩莱。

这位亨利·达恩莱暂时靠边站着。玛利亚·斯图亚特把他储存起来，万一所有较好的婚议都成泡影，无路可走，就拿他来替补。亨利·达恩莱既非国王，亦非亲王。他的父亲伦诺克斯伯爵敌视斯图亚特家族，被驱逐出苏格兰，领地也被没收。但从母系看，这个十八岁的青年男子身上流动着真正高贵的国王血液，都铎王室的血液。作为亨利七世的外曾孙，他是英国宫廷的第一个男性王族，因此同任何女君主结婚都般配。此外，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信奉天主教。无论如何，这个年轻的达恩莱完全可以被视为第三、第四或第五个考虑的对象，因此麦尔维尔同这个应急候选人的野心勃勃的母亲玛格丽特·伦诺克斯进行了各种各样并无承诺的谈话。

每一部真正的、地道的喜剧都有这样一个必要因素：尽管剧中所有同台的演员都在互相欺骗，然而始终未能做到天衣无缝，所以各人总要不时朝对方的牌上瞟一眼。伊丽莎白的头脑也不是那么简单，竟会相信麦尔维尔专程来伦敦仅仅为了恭维她头发漂亮，弹琴技艺高超。她知道，她建议玛利亚·斯图亚特选取自己弃置的知己朋友，苏格兰女王可能不怎么感兴趣。她也知道她那位好亲戚伦诺克斯夫人的野心和活动能力。而且，可能她的密探也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在举行骑士晋封仪式上，亨利·达恩莱作为宫廷第一王子手捧御剑走在前头，这时那个狡诈的女人突然一时真情流露，转过来直截了当地对麦尔维尔说：“我很清楚，你们更喜欢这个毛头小伙子。”她竟这样毫无顾忌地想摸他的暗袋，可是麦尔维尔依然完全没有失去镇定。如果他没有在尴尬的时刻撒一个弥天大谎的本事，那么他就是一个蹩脚的外交官了。他只在那张聪明的脸孔上露出一丝蔑视的表情，鄙夷地朝就在昨天还起劲地为之进行谈判的同一个达恩莱看去，回答说：“一个聪慧的女子绝不会要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脸蛋漂亮，身材细长，嘴上没有胡子，不像一个成年男子，倒像一个女人。”

这样假装蔑视，伊丽莎白真的会上当吗？外交家巧妙的表演真的消除了她的疑忌吗？还是她在整个过程中玩了一场更难捉摸的两面游戏？不管怎样，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先是达恩莱的父亲伦诺克斯勋爵得到重返苏格兰的许可。1565年1月连达恩莱本人也可以去那里。伊丽莎白——人们永远无法知道，她到底出于什么心理或者施展什么诡计——恰恰打发最危险的候选人到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宫廷里去。奇怪的是：促成此事者不是别人，竟然是勒斯特伯爵，他也玩了自有所图的两面游戏：为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他的女君主给他设下的婚姻圈套里脱身。这一来，笑剧的第四幕便可以有声有色地在苏格兰继续演下去。可是到了那里，突然冒出的因素使得所有剧中人物全无用处。人为的纷扰编就的那条情节线索一下子被扯断了，求婚喜剧以令人目瞪口呆的、为所有演员始料未及的结局收场。

政治，这一尘世的人为力量，在那个冬天的日子碰上一种永恒而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那个储备新郎来朝见玛利亚·斯图亚特，不意发现女王身上的女性特质。在长年累月耐心而平静的等待之后，女性意识终于觉醒。迄今为止，她只是公主、王储的未婚妻[8]、王后、国王的遗孀，只是他人意志的玩物，外交活动中的乖孩子。可是现在真正的情感从她身上迸发出来。她一下子把好胜心给扔掉，像抛开一件压得难受的衣服，完完全全地、轻轻松松地拥有自己年轻的躯体，拥有自己的生活。她第一次不再听任别人摆布，只是听从自己血液的奔流，听从自己各种感官的愿望与欲望。这就开始了她内在活力的历程。

[1] 哈布斯堡王室，曾经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一些小王国及公国。

[2] 波旁王室，曾在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建立王朝。

[3] 本·琼生（1573—1637），英国戏剧家。

[4] 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所在地。

[5] 指席勒所写的悲剧《玛利亚·斯图亚特》。

[6]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与历史学家，主张建立君主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著有《君主论》。

[7] 斐拉拉，意大利北部城市，十六世纪为意大利一个文化中心。

[8] 引处原文为Königsbraut，可作“国王的未婚妻”或“国王的新娘”解。事实上，玛利亚·斯图亚特曾经是王储未婚妻和王储妃。她作为王储妃过了一年多后成为王后。

第七章 再婚

1565年

这个时候出现的意外事件在人间原已司空见惯：一个年轻的女子爱上一个年轻的男子。天性不容长期压抑。玛利亚·斯图亚特，一个热情奔放、感官健全的女人，在这岁序交替、命运转折之际，正站在二十三岁的门槛上。孀居四载并无任何有损名誉的艳事，操守完全无可指摘。可是无论以哪种形式克制情感总难持久：在这位女王身上，女性也终于要求得到自己最为神圣的权利。

玛利亚·斯图亚特初次迷恋的对象——这在世界史上属于罕见的一例——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政治求婚者达恩莱。他奉母命于1565年2月初抵达苏格兰。这个年轻男子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并不太陌生：四年前，他是十五岁的少年，当时去过法国，为的是到阴暗的居丧屋子里，向国王遗孀转达他母亲的慰唁。在这中间，他已长得很壮实，变成高大、强健、头发草黄的青年男子，脸上像女人一样光洁，没有胡子，面孔像女人一样漂亮，睁着一双滚圆的孩子般的大眼睛，有点游移不定地朝四下张望。莫维西埃尔这样描绘他：“不可能见到更加漂亮的王子。”年轻的女王也认为他是“挺有活力，身材非常匀称的高个男人”。玛利亚·斯图亚特生性热情，急躁，容易想入非非。像她这样耽于白日做梦的幻想者看人看事难得恰如其分，往往只是随心所欲，不是估计过高，便是感到失望，不断地在两者之间摆荡。这样的人老是不接受教训，总把假相当真相，就是看不清现实的本来面貌。玛利亚·斯图亚特对这个小白脸燃起一见倾心之情，也使她首先就没有看出达恩莱徒有英俊的外表，却无深刻的思想，绷紧的肌肉里面并无真正的力量，深谙宫廷礼教，但是缺乏气质方面的修养。她与清教徒式的环境格格不入，因此只看到这个年轻的王子骑术高超，舞姿轻巧，爱好音乐与娱乐，为了应急，也能凑几行讨人喜欢的诗句。这类肤浅的雅趣每次都给女王留下了印象。她真诚地乐于把这个年轻的王子视为跳舞与打猎、进行各种艺术活动与游戏时趣味相投的伙伴。他一出现便使有点沉闷的宫廷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散发出清新的青春活力。他的母亲颇为精明，他按照她的指点，对人执礼甚恭，也就博得了其他人的好感。很快他成了在爱丁堡到处都受欢迎的客人。伊丽莎白的耳目兰道尔夫不知底细，在报告中说他“风采动人”。达恩莱的乖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不仅在玛利亚·斯图亚特面前扮演邀宠的角色，而且也向各方讨好。他结交女王新任的机要秘书、反改革派的代言人大卫·里齐奥，白天他们一起打球，夜里同睡一床。他一方面如此接近天主教派，但同时又阿谀逢迎新教徒。到了星期天他总是陪伴改革派摄政莫雷去教堂，在那里露出深受感动的神情，恭听约翰·诺克斯布道。中午，为免被人猜忌，他到英国使节处进餐，赞颂伊丽莎白的仁慈。晚间，他同四个玛利跳舞。总而言之，这个并不高明、却有人点拨得法的高个小伙子干得也挺像样。正是由于他躬行实践中庸之道，因而并未受到任何先入为主的怀疑。

接着蓦地火花四射，燃起了烈焰：这个国王与君主们竞相追求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却突然对这个没有头脑的十九岁的少年郎青眼相看，这种激情以久蓄难忍的巨大力量迸发出来。性格健全的人，如果并未轻率地在逢场作戏、调情挑逗中空耗、浪掷自己的感情，都会这样。在达恩莱身上，玛利亚·斯图亚特第一次体验到女性的需求。她尚未成年即与弗朗西斯二世成婚，那只不过是一种类似友谊、徒有其名的关系，从那时起所有这些年来在她身上的女性仅仅存在于情感的朦胧状态之中。现在突然出现一个人，一个男人，这积储起来、融化开来的过量激情可以像湍急的溪流那样径直朝他奔泻。未加思索，未加考虑，像其他常见的女人，她把这偶遇的第一个男人看成唯一的最终确定的意中人。当然比较明智的做法是：等待一段时间，考虑一下此人能起什么作用。可是要求一个堕入爱河的女性在激情奔放时按理智行事，无异于夜半寻找太阳。真正的激情具有始终无法分析、不合理性的特点。它无法预料，甚至也难以追忆。毫无疑问，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选择完全背离了她平时清醒的理智。这是一个并不成熟、虚荣、仅仅长相漂亮的小伙子，就其气质来说，无法解释玛利亚·斯图亚特情重如此的缘由：如同无数那样的男子，他们为才智上比他们优越的女子所爱，远远超过自己心中企求的分寸。达恩莱既无功绩，亦无魔力，只是偶然在一个女人情窦将开的关键时刻遇上她那颗迄未觉醒的春心。

这位高傲的斯图亚特家族的女儿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过于漫长，她的激情到这时方才真正喷薄而出，在急不可耐中涌动不已。每当玛利亚·斯图亚特有了某种意念，她从来不会等待与思考。她忘情于眼前的欢乐。英国、法国、西班牙，前途都算得了什么？！不干了！她无意再同伊丽莎白装蒜胡闹下去，也等不及磨磨蹭蹭的马德里求婚者，就算他带来两个大陆的王冠也不干了：眼前她有了这个伶俐的、年轻的、温顺而带来欢乐的小伙子，他那鲜红而富有肉感的嘴唇，他那透着傻气和稚气的眼睛，他那初试身手的抚爱，就让她满足了！现在赶快结合，赶快同他成婚，这是她唯一的念头，因为她已沉浸于情爱的幸福之中失去了理智。所有廷臣之中只有一个人首先洞悉她的激情，令她心醉的急需，这便是新任机要秘书大卫·里齐奥。他想方设法，巧妙地将恋人之舟引入爱神西赛丽亚[1]的港湾。这个教皇的心腹看到女王同一个天主教徒结婚将会使教廷在苏格兰取得统治地位。看来他热心撮合与其说是为这两个人的幸福着想，不如说是为反对改革的政治目的出力：王国的两位掌玺大臣莫雷与梅特兰还未察觉到玛丽亚·斯图亚特的意图，他已经向教皇报告，请求允准这桩符合需要的婚事，因为玛丽亚·斯图亚特与达恩莱有四等亲的血缘关系。他慎重地考虑到各种后果，并向菲力普二世征询，万一伊丽莎白对这门亲事从中作梗，玛丽亚·斯图亚特能否指望他假以援手。这个可靠的坐探确实夜以继日地在操劳，盼望促成这桩婚事，以求飞黄腾达，也能使天主教事业取得辉煌胜利。尽管他起劲地钻营奔忙，为此事铺平道路，可是对急不可耐的女王来说，一切都还进行得太缓慢、太谨慎、太小心。她不愿意等下去。过了一个又一个星期，文件才会像蜗牛爬行那样远涉重洋来到这里。她确信圣父会批准她要办的事情，不一定非要见到证书才算数。玛丽亚·斯图亚特打定了什么主意，总会显示出这种盲目地走向极端、大大咧咧而又傻里傻气地逾越限度的特点。圆滑的里齐奥终于想出办法满足了女君主这个愿望，像她的任何其他要求一样。他约了一名天主教神父到他的屋子里来。虽然无法证实：的确提前举行了遵照教廷精神的婚礼——事关玛丽亚·斯图亚特的这一种或那一种记载从来都不能完全相信——然而在两个人之间肯定有过某种类似订婚或结合的形式。“赞美天主！”能干的帮手里齐奥高喊：现在谁也不能“从中作梗”了。宫廷里其他人还没有察觉到达恩莱是求婚者时，他其实已是她的灵魂的，或许同时也是她的肉体的主宰者。

这桩“秘密婚姻”对所有人都讳莫如深，只有这三个人和必须守口如瓶的神父知道。然而，青烟袅袅使人想到看不见的火焰。含情脉脉使人悟出看不见的春意。没过多久，宫廷里的人们都开始观察这两个人。大家注意到：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害了麻疹——对于一个未婚夫来说，这是罕见的疾病——玛丽亚·斯图亚特悉心照料这个亲戚，天天守在他的床边。病一痊愈，他就在她身边寸步不离。被这番情景惹得眼里冒火的第一个人便是莫雷。他曾经真诚地（这番美意首先是替自己考虑）促进妹妹的各种婚议。尽管自己是虔诚的新教徒，但他还是赞同玛丽亚·斯图亚特与天主教支柱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族的儿子结婚，因为马德里离霍利罗德很远，不可能妨碍他。可是如果选定达恩莱，那么莫雷的利益便将一笔勾销。莫雷目光锐利，他看出：一旦这个虚荣、性格软弱的男孩成了女王的丈夫，他将立即就要行使王权。莫雷的政治嗅觉也很灵敏，他已经觉察到那个意大利来的秘书兼教皇坐探施展阴谋的目的在于：在苏格兰重建天主教的统治权，扼杀宗教改革运动。在莫雷坚强的意志中，夹杂着个人野心和宗教信仰、贪权的欲念和忧国的情怀。他看得很清楚：达恩莱一结婚，苏格兰便开始由别人来统治，不再是他的天下了。因此他向妹妹进谏，告诫她不要缔结这样一种婚姻，它将在这片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国土上产生无穷无尽的冲突。当他看到玛丽亚·斯图亚特对自己的规劝充耳不闻，便愤而离开了王宫。

另外一位老练的谋臣梅特兰也试图抵制，他同样看到自己的地位和国家的安宁受到了威胁。作为重臣和新教徒，他反对挑选一个信天主教的王子做女王的丈夫。慢慢地全国的改革派贵族都聚集到这两个人的周围。英国使臣兰道尔夫也恍然大悟。在关键时刻失察，误了时机，他为此感到问心有愧。于是在汇报材料中，他把那个小白脸对女王的影响描绘成魔力，告急求助。这类小人物的不快与不满，同伊丽莎白的气愤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伊丽莎白得知玛丽亚·斯图亚特的选择后无名火起，怒不可遏，却又无可奈何。她的态度暧昧，确实使她遭到惨痛的报应。在这出婚议趣剧中，她被耍了，闹了笑话：对方借口为勒斯特进行商谈，却巧妙地把真正的求婚者从自己手里骗走，悄悄地弄到苏格兰；自己空有一套高超的外交手腕，如今却只能待在伦敦干瞪眼。盛怒之下，她先将达恩莱的母亲伦诺克斯夫人关进伦敦塔，因为她是这次整个求婚事件的教唆者。伊丽莎白气势汹汹地传旨要她的“臣下”达恩莱立即返国。她以没收全部财产恐吓他的父亲。她召开枢密院会议，会议遵照她的旨意宣称这桩婚事危及两国的友谊，就是说，她用隐晦的言词以战争相威胁。可是内心深处，这个被骗的女人却感到惊慌和惶恐，因为她同时又乞灵于讨价还价的交易。为了挽回面子，她连忙打出最后一张牌。这张牌她一直紧张地夹在手指中间：她第一次采取公开的、说到做到的形式（反正已经输了）给玛丽亚·斯图亚特以继承英国王位的权利。她甚至——突然变得急如星火——派遣特使转达言出必行的承诺：“如果苏格兰女王接受勒斯特，她就被认定可以随后继位，等同于英国女王的亲生女儿。”外交舞台上各显神通永远都是瞎折腾，这里就有一个妙不可言的样品：玛丽亚·斯图亚特多年来殚精竭虑、锲而不舍、耍尽花招想从对头手中取得的王位继承权，现在竟由于她干下的毕生最大的蠢事而得来全不费功夫。

可是政治上的让步总是姗姗来迟。玛丽亚·斯图亚特昨天还是政治家，今天却只是女性，只是热恋中的女人。直到不久以前，玛丽亚·斯图亚特还一心渴望成为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今天，这种希望得到王位继承权的全部雄心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代之以并不那么心高气傲的女人冲动的欲望，只想尽快得到和占有这个修长的英俊少年。伊丽莎白的恫吓和关于王位继承权的承诺都已来得太晚。真诚友好的，譬如她的舅父洛林公爵的告诫也来得太晚。他劝她一定要离开这个“小白脸”，但是她已急不可耐，理性、国家利益都已无法约束她。她以嘲讽的口吻回复怒火中烧的伊丽莎白：“好心的姐姐不高兴了，这确实使我感到了惊讶，因为姐姐现在指摘的选择正是完全照您的心意行事的结果哇。我拒绝了所有国外的求婚者，就要了一个英国人，他有我们两国的王室血统，在英国又是名列首位的王子呀！”对此伊丽莎白有口难言，因为玛丽亚·斯图亚特依样画葫芦，丝毫没有违背伊丽莎白的愿望——当然这是阳奉阴违。伊丽莎白挑了一个英国贵族，而且用意暧昧地将他送上门来，可又心神不宁，乱了章法，一会儿许诺，一会儿威胁，纠缠不休，弄到后来惹得玛丽亚·斯图亚特也不客气了，摊开来直说。这么久了伊丽莎白都拿动听的言词把她拖住，她的希望总是落空。现在好了，举国上下都赞成。她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不管伦敦来信好听还是难听，爱丁堡紧锣密鼓在筹备婚礼，还赶着将达恩莱封为罗斯公爵。最后一刻英国使臣带着一大堆抗议书匆匆赶来时，刚来得及听到：亨利·达恩莱从这时起被称为，被尊为国王。

7月29日伴着齐鸣的钟声举行了婚礼。在霍利罗德的天主教宫内小教堂里，一位神父为一对新人祝福。在隆重的婚礼上，玛丽亚·斯图亚特往往别出心裁，这次成婚时，她出乎大家的意料竟穿起为她前夫法国国王送葬的那套丧服，借此当众表示：她不会轻易忘却亡夫，只是为了满足国人的愿望而再次走向婚礼圣坛。当她听了弥撒，回到自己的寝室以后，才在达恩莱嗲声嗲气的请求下，容许将她的丧服脱下，换上适合于庆典和喜事的诸般颜色——这一幕安排得天衣无缝，吉服也早已放在手边。下面欢腾的人群簇拥在宫殿的四周，大把大把的钱币扔了下去，女王与子民同乐，尽情欢笑。可是这让约翰·诺克斯极为恼火，虽然他自己已五十六岁，刚刚又纳了一个十八岁的小妾，看来除了他自己，别人谁都不能有任何乐趣。然而，喜庆活动一转眼进行了四天四夜，仿佛沉闷的气氛从此一去不复返，王国从此沉浸在青春的幸福之中。

未婚而又未能结婚的伊丽莎白自知落入难以言喻的绝境，她玩弄权术，却使自己陷入极度被动之中。她向苏格兰女王推荐自己的知心朋友，对方却公开拒绝。她对选中达恩莱表示异议，对方宛如东风过马耳。她派遣使者进行最后的警告，对方在婚礼结束之前拒之于门外。为了挽回面子，她现在必须采取某种行动。她一定要断绝外交关系或者宣战。可是能找到什么借口呢？因为明摆着理在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一边。她满足了伊丽莎白的愿望，没有挑选外国的君主。这桩婚事无可指摘，亨利·达恩莱是继承英国王位的首选人物，又是亨利七世的外曾孙。她成为女王的夫君完全般配。事后提出任何抗议都毫无说服力，只会在世人面前将伊丽莎白出于私心的苦恼暴露得更加清楚。

然而，诡计多端本来是、始终是伊丽莎白一辈子特有的行事态度。这是头一回吃了苦头，可是她并未改弦更张：她当然没有向玛利亚·斯图亚特宣战，也未召回使节，却在暗中想方设法要给这对乐得忘乎所以的新人制造要命的麻烦。她太胆怯，也太谨慎，不敢堂而皇之地推翻达恩莱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统治，于是偷偷地收罗反对他们的人。在苏格兰要找与世袭君主为敌的叛逆者、不满者易如反掌。这一回其中甚至有这样一个人，一个就尽力和痛快的程度来说都比那一小撮坏东西要高出一头的人。莫雷非常显眼地并未出现在妹妹的婚礼上。了解内情的人认为，莫雷回避便是不吉之兆，因为他对政治风云的突变具有惊人的嗅觉——这使他变得富有魅力而又深不可测。他凭令人难以置信的准确预感，觉察出事态转为危险的时刻必将到来。针对这种情况，他挑选了一个干练的政治家能够采取的最为明智的做法：销声匿迹。他将手从车把上抽回。人们蓦地看不见、找不到他了。就像在大自然中突然河道断流，溪涧枯竭，预示着巨大的天灾，每次莫雷消失，便意味着政治生活中大难临头。——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起初莫雷还在采取消极的态度。他待在自己的城堡里足不出户，执意不见宫廷里的人，以此表示他这个摄政和新教保护人不赞成挑选达恩莱作为苏格兰国王。可这只会让这对国王新人明白，他是在抗议而已，伊丽莎白对此并不满足，她要制造动乱，便在莫雷那里和同样心怀不满的汉密尔顿家族中进行收买。她“以极其机密的方式”指令她的坐探之一，用武力加金钱支持那些勋爵，要造成这是他自作主张、她并不知情的印象，绝对不能有损她自己的名声。金钱流进那些勋爵贪婪的手心，一如露水渗进干枯的草地。他们的胆子大起来了，军事援助的承诺很快就促成英国企求的叛乱。

一向精明、眼光远大的政治家莫雷犯了一个或许是仅有的错误：他果真信赖所有女君主中最不可靠的一个，居于反叛者的首位。当然这个审慎行事的人并未贸然动手，暂时只是聚集盟友，原想等到伊丽莎白公开宣布站在新教勋爵一边，他便可以不是作为叛乱者，而是作为新教派受到威胁时的捍卫者起而反对自己的妹妹。而玛利亚·斯图亚特则因哥哥态度暧昧，置身事外，明显怀有敌意而感到不安，当然她不会听之任之，于是郑重向他提出应向国会说清缘由。莫雷同他妹妹一样高傲。这种传讯被告的做法他不予接受，傲然拒绝服从。这样，他和支持者便公开在闹市中遭到谴责。又一次必须用武力，而不是由理性来进行裁决。

在需要做出重大的决定时，玛利亚·斯图亚特与伊丽莎白在脾性上的差异总会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来。玛利亚·斯图亚特表现得粗鲁而果断，心情急躁，呼吸短促，行动迅速。可是伊丽莎白由于生性畏怯而犹豫再三，迟疑不决。等到她最后考虑，要不要下令司库拨款装备军队公开援助叛乱分子时，玛利亚·斯图亚特早就动手了。她发布文告，彻底清算叛逆的罪行：“他们得到越来越多的财富与荣誉，但是并不满足，还想将我与王国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随心所欲地加以支配，迫使我唯他们之命是从——总之，他们想自己成为国王，将我架空，越权统治王国。”这个勇敢的女人随后立即跃上马背，短铳插在腰带里，年轻的丈夫身披金甲在她身边，由依然效忠的贵族护卫着，带领一支临时召集起来的部队，向叛军扑去。一夜之间，婚礼的行列变成了出征的队伍。这种风风火火的行动确实取得了效果。大多数作乱的勋爵还未领教过这样雷厉风行的气势，他们手足无措，再加上本来已经说好的援军始终未到，伊丽莎白仍然说些遮遮掩掩的话，却未派兵，这样一来，这些叛乱分子只好一个接着一个回到合法的女王面前低下头来。只有莫雷不肯也不会屈服，可是众人已弃他而去，他还来不及拼凑一支像样的军队，便被击败，只好逃亡。这一对得胜的国王夫妇疾驰猛冲，把他追到边界。莫雷好不容易于10月中旬逃到英国。

大获全胜！现在全国所有男爵和勋爵都站在玛利亚·斯图亚特一边。苏格兰第一次又完全处在一个国王和一个女王的掌握之中。在一段时间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安全感激荡得如此强烈，她甚至考虑要不要主动出击，突袭英国。她知道，英国的天主教派将会欢呼雀跃，把她视为救星。比她明智的谋臣费了一番周折才使女王控制住自己的冲动。然而，无论如何，她已经把对手明里暗里的牌都吃掉，现在也用不着说什么客套话了。自己决定的婚姻是她对伊丽莎白的第一个胜利。粉碎叛乱是第二个胜利。从此，她可以满怀信心，无拘无束地直视国境那边的“好姐姐”了。

如果说，伊丽莎白的处境本来就不是好到哪里去，那么，现在由她资助和煽动起来的叛乱分子遭到失败以后，她的情况简直糟糕透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暗中在邻国网罗叛逆，要是叛乱失败，事后便不承认有任何牵扯，这在国际上已是司空见惯。然而运交华盖总是祸不单行。由于苏格兰女王果断出击，伊丽莎白援助勋爵们的那些钱中有一笔偏偏落到莫雷的死对头波思威尔的手里。伊丽莎白属于同谋的证据就一清二楚。而且还有一个棘手的难题。莫雷在逃亡途中自然投奔曾经公开地、秘密地许诺给予支持的国家，也就是投奔英国，以求保全性命。这个战败者甚至跑到伦敦来。这使素来得心应手的两面派窘态毕露！要是她在宫廷里接待与玛利亚·斯图亚特为敌的莫雷，那就是事后赞同骚乱。要是她拒绝接见这个秘密的盟友，公然给他难看，他将怨气冲天，可能把他的豢养者并不想让外国宫廷得知的一切全抖搂出来。伊丽莎白几乎还从来没有由于玩弄两面派手法而陷于比此时更加难堪的境地。

然而，幸亏这是一个产生喜剧杰作的时代，伊丽莎白像莎士比亚与本·琼生那样，饱含醇厚的独创灵气，并非偶然。她是天生的演员，深谙表演艺术，善于安排有声有色的场景，如同任何精于此道的女王那样。当时，汉普顿宫和威斯敏斯特的演出并不比“环球”和“幸运”这些剧院的差。她一得知那个叫人难堪的盟友已经到达，当天晚上就让塞西尔以类似彩排的方式指点莫雷学会次日为伊丽莎白挽回面子而扮演的角色。

第二天早上上演了一出喜剧，人们又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比这场戏更加厚颜无耻的了。法国使节来访，同伊丽莎白笑谈着政治方面的事情，他哪里知道是让他来看一场滑稽戏！突然一个侍臣进来，通报莫雷伯爵求见。女王皱起了眉头。怎么啦？难道她听错了？真是莫雷勋爵？这个卑鄙的乱臣贼子背叛她的“好妹妹”，怎么跑到伦敦来了？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在她伊丽莎白面前露脸？她与她情同姐妹的表亲一德一心——世人有目共睹。可怜的伊丽莎白！她先是由于惊讶与恼火而难以自制！经过谁都摸不透的犹豫之后，还是决定接见这个“冒失鬼”。可是，绝不能单独接见！绝不能这样！她特意把法国使臣留下来，以便有人亲眼看到她恨之“入骨”的情景。

现在轮到莫雷登场了。他一本正经地表演学会了的这一幕。他一出场便定格为认罪的扮相，显然这是一着高着：低声下气，畏葸不前，已无平素昂首阔步的气概，通身上下穿着黑色的衣衫。他走过来，屈膝乞求，开始用苏格兰语向女王陈情。伊丽莎白马上打断他的话头，叫他说法语，以便让法国使臣能够听着他们一直谈下去，也让谁都无法说她同这样一个人所不齿的逆贼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瓜葛。莫雷装出一副尴尬的样子，期期艾艾，东拉西扯。可是伊丽莎白立刻就毫不客气地说开了：她不明白，一个与她好友为敌的逃亡者和叛逆者怎么竟敢自作主张跑到她的宫廷里来。固然，她和玛利亚·斯图亚特之间偶尔有这样那样的误会，可这些根本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她一向视苏格兰女王为自己的好妹妹，相信玛利亚·斯图亚特始终是个好妹妹。因此，如果莫雷无法拿出证据向她伊丽莎白说明：他仅仅由于一时糊涂或者为了自保而反对他自己的女君主，她将下令逮捕他，要他因反叛行为而自食其果。莫雷必须说个清楚。

经过塞西尔的点拨，莫雷对自己的角色已了然于胸，心里已经有底：现在他说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讲真话。他明白，他必须包揽全部罪责，一切都由自己一人来承担，这样才能在法国使节面前开脱伊丽莎白，表明她与受命作乱一事毫无牵连。他得想法证实她身在事外。因此，他并未怨恨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而是对她颂扬备至，说她赐给他领地、荣誉、恩德远远超过自己所起的作用，所以他总是忠心耿耿为她效劳。只是由于害怕别人暗算他，担心别人谋杀他，他才做出这荒唐的事情。他来朝见伊丽莎白仅仅是请求她垂恩为他说情，希望获得他的君主苏格兰女王的宽恕。

这一番话听起来已经把这次叛乱的罪魁祸首洗刷得够干净了。可是伊丽莎白并不餍足：上演这出喜剧不是让莫雷在法国使节面前包揽全部罪责，而是要莫雷以主要证人的身份申明伊丽莎白与此没有丝毫关系。煞有介事的谎言对一个狡诈的政客来说易如反掌。于是莫雷当着法国使节的面言之凿凿地说伊丽莎白“对这次叛乱阴谋一无所知，也就无从挑动他或他的盟友背叛自己的女王了”。

现在伊丽莎白有了想要的身在事外的证据，把什么都推卸得干干净净。接着，她以绝妙的演员激情叱责她的配角：“现在你讲了真话！可见我并没有，也没有什么人用我的名义煽动你反对你们的女王！这种卑鄙的背叛行径只能起坏榜样的作用，怂恿我自己的臣民与我为敌。快给我滚开，你这个恬不知耻的叛逆！”

莫雷深深地低下头来，说不定也是为了掩饰嘴角露出的浅笑。他并没有忘记以女王名义交给他自己妻子和其他勋爵的那些数以千计的巨额英镑，并没有忘记那些函件，兰道尔夫的恳求，并没有忘记英国国务办公厅的承诺。但是他明白，如果他现在扮演替罪羊的角色，伊丽莎白绝不会把他驱逐到沙漠里去。法国使节也默不作声，表面上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他是明眼人，自会品味这一喜剧佳作。只在回到住处，独自坐到书桌前，记下这个场景向巴黎报告时，他才莞尔而笑。此时此刻也许只有伊丽莎白心头不是滋味，大概连她自己也觉得不会有人相信她。可是毕竟也不会有人胆敢公然表示存疑待考。这层窗户纸保住了，真相又值得几文呢？宽大的礼服作响，伊丽莎白仪态俨然，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厅堂。

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对手在无奈中采取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伎俩，以求在败北之后至少得以在道义上确保有一条退路，这最有力地显示出玛利亚·斯图亚特此时的强大。现在苏格兰女王可以昂首自雄了。一切都已如愿以偿。她选定的那个男人戴上了王冠。同她作对的那些勋爵或已归降，或已被逐流落异邦。万事如意，要是这次婚约再能带来一个继承人，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最大的梦想也就实现了：一个斯图亚特家族的成员将成为联合起来的苏格兰与英国的王储。

万事如意，王国太平，看起来是一片罕见的祥和气象。玛利亚·斯图亚特本可安享终于得到的幸福。可是她秉性不羁，不是不得安宁，便是无事生非。谁要是天生任性，便不大会珍视顺心、平静的外在环境，因为这种天性总是不断地从内心掀起狂澜，因而一次又一次酿成灾难和祸害。

[1] 西赛丽亚，古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的别称。

第八章 霍利罗德的发难之夜

1566年3月9日

炽烈的感情都有这样的特点：不计较，不撙节，不犹豫，不查问。如果一个人气度不凡而又处于热恋之中，就会倾心相爱，虚掷一切亦在所不惜。新婚的最初几个星期里，玛利亚·斯图亚特对她年轻的丈夫情爱甚笃。她已经给了他种种无价之宝，已经给了他国王尊号和她那颗活跃的芳心，现在她每天都会给他不同的礼物，使他又惊又喜：这一天是一匹马，那一天是一套衣服，无数物小而情浓的赠品。英国使臣向伦敦报告：“一个女人能给一个男人的荣誉都已毫无保留地赐予他了，她可以颁发的奖励与头衔早就授予他了。他不喜欢的人没有一个她会中意。我只能这么说：她之所欲全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依着玛利亚·斯图亚特风风火火的脾性，她做什么都不会虎头蛇尾，都要干到底、干过头才过瘾：如果她委身于人，就不会迟疑、畏怯，而是炽烈而胡乱地奉献无度。“她完全听从他的意愿行事，”兰道尔夫写道，“由着他随心所欲地操纵她自己。”沉迷于情爱，她将整个身心融化在盲目和如痴似醉的柔顺之中。也只有一个女子忘情热恋时，睥睨一切的高傲才会急遽地转变为无视一切的奉献，自是不同凡响。

然而，重礼馈赠只是对与之相称的人来说才是情愿的表示，施之于任何不配接受的人将是潜在的危险。性格坚强者由于权力突然增长而变得更加坚强，因为权力属于这些人固有的素质；而性格软弱者，却因无功纳福而陨灭。春风得意未能使后者谦恭自律，反而变得盛气凌人，这种人幼稚而愚蠢，误把从天而降的礼物当成自己应得的酬劳。很快便可以看出，玛利亚·斯图亚特草率而毫无节制地取悦这个狭隘、虚荣的小伙子只是滥用了一片真情，以至于造成严重的后果。其实，此人本身还需要一个保育员，却自以为主宰着一个气度恢弘、胸怀坦荡的女王。达恩莱一发现自己有着多大的权力，便变得狂妄自大、恬不知耻。他把玛利亚·斯图亚特送给他的礼物看作理当向他交纳的贡品，他将以女王之尊赐予的情爱视为他所固有的男人特权。他以为：既然登上了主子的地位，也就有权待她如下人。从内在的素质看，他只是一个可怜虫，玛利亚自己后来也都鄙夷地说他“其心如蜡”[1]。这个宠坏了的小伙子已肆无忌惮，自我膨胀，干预国务，俨然一副君主架子。他不再吟诗邀宠，多情作态，这些都已用不上了。如今他在内阁会议上颐指气使，说话粗鲁大声，和他同伙一起饮酒。有一回她劝他不要再跟那些实在有失身份的妄人混在一起，他竟教训她。她当众受辱，无地自容，不禁潸然泪下。由于玛利亚·斯图亚特赠了他国王的尊号——只是称号，别无其他——他就自以为是国王了，蛮横地要求夫妻共治。这个十九岁的男孩嘴上无毛，便要成为独断独行的君主统治苏格兰。可是谁都知道：别看他气势汹汹，骨子里却没有真正的胆识，只是夸夸其谈，并无坚强的意志。不久，玛利亚·斯图亚特也感到丢尽了脸，竟然将无限美好的初恋之情虚掷在一个负心的纨绔子弟身上。就像以往多次那样，现在她也后悔当时没有听从极有才干的谋臣们种种善意的告诫。

轻率委身于一个并不值得倾心相爱的男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将是一生莫大的耻辱。一个真正的女人永远都不会宽恕自己的失误，也不会放过那个罪人。两人之间恋情如沸虽成过去，却非马上只剩下冷漠和客套，否则亦有悖常理：激情既曾点燃，余烬一时也不会变成冷灰，但是色调不可能鲜艳如初。在微燃中郁结着仇恨和鄙视，再无爱情之火的冲天烈焰。每当玛利亚·斯图亚特感情冲动，她做什么都不顾一切。现在她一发现达恩莱一文不值，就取消她给予他的特殊待遇。一个行事审慎、工于心计的女人也许不会做得这么生硬、突兀。但她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现在她逐项收回最初激情勃发时不加考虑、不加盘算就奉送给达恩莱的特权。关于她当时曾经交给十六岁的弗朗西斯二世的夫妇共治权如今只字不提了。达恩莱发现不再请他参加重要的国务会议，也不让他把王权象征绘在他的纹章上，感到十分恼火。降格为光杆的女王丈夫以后，他再也不能扮演梦想成真的满朝文武的主宰角色，只是一个发发牢骚的龙套而已。冷落的待遇很快也影响了宫内侍臣。他的朋友大卫·里齐奥不拿国务文件给他看，也不向他请示便将所有公文都盖上国王签字的铁印。英国使节不再称他“陛下”，到圣诞节时，就是蜜月过后不到半年，他就有把握报告苏格兰宫内发生“奇怪的变化”：“不久以前还是说：国王与女王；现在只说：女王的丈夫。他本已习惯在所有诏书中先被提到，现在他居于第二位。最近铸了几种硬币，上面镌刻‘亨利与玛利亚’的双头像，这些钱币随后已被收回，另外发行新币。两人之间出现某种不睦。然而，这是情人光火，或者如老百姓所说，小两口拌嘴，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除非愈演愈烈。”

果然愈演愈烈了！有名无实的国王在自己的宫廷里不得不忍受遭到冷落的痛苦，除此之外，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内心深处具有真挚的天性，这些年来在政治上不得不学会撒谎，但是涉及个人的感情，她从来不会假装。她一旦明白自己将一片真情虚耗在多么无用的废物身上，一旦看出求婚期间情人眼里的达恩莱原来是愚蠢、虚荣、狂妄的负心汉，情爱便猛然转变为厌恶。她自从对他心冷以来，再要委身于丈夫，就感到无法忍受。

女王觉得已经怀孕了，立即以各种借口避开他的拥抱，一会儿说病了，一会儿说累了，每次她总能想法来推托。而在最初几个月里（达恩莱在气头上自己透露了所有这些细节）她是性行为的需求者，现在她却屡加拒绝，使他感到羞恼。在这极其亲昵的行为中，达恩莱先征服了这个女人，现在他觉得蒙受了刻骨的，最令人痛心的耻辱，他蓦地意识到被剥夺了权力，遭到了摈斥。

达恩莱缺乏闭口不谈自己失败的精神力量，愚蠢而又笨拙，到处公开大喊大叫、喋喋不休诉说自己遭到冷落。他抱怨、他恫吓。他夸下海口要报复，绝不手软。他越是添油加醋地到处大声发泄怨气，他的胡言乱语越发使人觉得可笑。过了几个月，他便徒有国王称号，已沦落为别人讨厌、自己苦恼、无所事事的闲人。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谁都不理睬他。每当这个苏格兰国王亨利有什么意图、愿望或者要求，大家再也不会鞠躬从命，只有讪笑。对于一个君主来说，遭到众人的鄙视甚至比被人憎恨更加可怕。

玛利亚·斯图亚特对达恩莱痛感失望，不仅涉及人性，而且也涉及政治。她不能老是让莫雷、梅特兰这类人和那些男爵牵着鼻子走。为此她曾寄希望于能够一心一意辅佐她的年轻夫君。可是蜜月一过，幻想破灭。当初她有了达恩莱，把莫雷和梅特兰搁在一边。如今她比任何时候都更感孤独。虽然她的失望有切肤之痛，但是秉性如她又不能活着无人可以信赖，她一直在寻找能够放心托付的亲信。她宁肯选取这样一个人，他出身低微，外表不如莫雷、梅特兰等人派头十足，但有一种她在苏格兰宫廷更加需要的品质，最为难能可贵的仆人禀赋：绝对忠贞可靠。

偶然的机缘带来了这样一个人：萨伏依公国[2]使节莫里塔侯爵访问苏格兰时，随从中有一个皮肤黝黑、年轻的佩蒙特[3]人大卫·里齐奥，约莫二十八岁，一双圆眼炯炯有神，嘴唇鲜红，歌声悦耳。谁都知道，在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富于浪漫色彩的宫廷里，诗人和歌手都是受到欢迎的嘉宾。她具有父王的、母后的气质，痴迷艺术。在这沉闷的环境里，她最大的爱好和乐趣便是欣赏美好的歌声，欣赏小提琴和琉特的演奏。当时，她的合唱队里刚巧缺了一个男低音，而这位“戴维[4]先生”（从这时起在这小圈子里都这么称呼他）不仅善唱，而且还是作词谱曲的能人，因此玛利亚·斯图亚特商请莫里塔把这位音乐高手留在她身边侍奉。莫里塔同意，里齐奥也愿意，便以年薪六十五英镑受雇。他在账册里登记为“歌手大卫”，在仆人中间被叫作“内侍”，这都并无任何贬低身份的含义，因为直至贝多芬时代，就是音乐圣手到了宫内也无分高低全被视为侍役。沃尔夫冈·阿曼德乌斯·莫扎特和白发皤然的海顿尽管已经驰名全欧，但在宫内赐宴时，还是不得与公侯贵族同席，须与马夫、宫女一起在不铺台布的餐桌旁吃饭。

里齐奥不仅歌声悦耳，而且头脑灵活，具有清醒、活跃的判断能力和良好的艺术修养。他精通拉丁文，流畅的程度一如其法语和意大利语，文笔优美。他写的十四行诗有一首保存了下来，从中可以窥见他能诗的情趣和真正领会此种样式的感受。不久，出现了他求之不得的提升机会，得以离开仆役的行列。原来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机要秘书劳勒特对苏格兰宫内的传染病，即对英国的行贿缺乏足够的抵抗力。女王只好断然将他解除职务。于是灵活的里齐奥便填补了机要室里的这个空缺，从此很快平步青云。过了很短一段时间，他便由一名微不足道的文书成为女王的顾问。很快玛利亚·斯图亚特就不再向这个佩蒙特秘书口授公文，而是由他自己斟酌草拟。才过了几个星期，人们便能察觉到他个人在苏格兰国家事务中的影响。女王匆匆忙忙地与天主教徒达恩莱结婚主要是他在撮合。莫雷和其他苏格兰叛乱分子把女王非常坚决地拒绝赦免他们归因于他从中捣鬼，也不无理由。说他同时又是教皇安插在苏格兰宫廷里的坐探，或许是事实，或许是猜疑。虽然他是教皇的、天主教的狂热信徒，但是无论如何玛利亚·斯图亚特在苏格兰一直没有见过谁像里齐奥这样忠心耿耿地为她效劳。而玛利亚·斯图亚特在谁身上感受到忠心，她就会不折不扣地酬报谁，就会对谁敞开心扉，就会对谁出手大方。她奖掖里齐奥很显眼，太显眼。她赐他贵重的衣服。她将国玺交给他，让他与闻所有国家机密。过不了多久，这个内侍大卫·里齐奥便成为一个大人物。他与女王及她那些女伴同席进餐，他像当时夏斯特拉尔（难兄难弟）那样当起娱乐总管卖力地协助安排音乐会和其他消遣活动。雇佣关系愈来愈成为朋友情谊。这个出身微贱的外国人可以熟不拘礼地单独在宫内待到深夜，招来了那些侍役的妒忌。此人就在几年前还是一贫如洗，身穿敝旧的仆人号衣来到宫里，只是会唱唱歌，让人听着舒服而已，如今却成了一个人物，衣着有如公侯，举止傲慢，目中无人，行使着全国最高的职权。在苏格兰王国，再也没有他未表态、他不知情的决定。话又说回来，虽然里齐奥居于万人之上，却依然是女王最为忠心的奴仆。

女王自主的第二根牢固的支柱是：现在不仅政治上的，而且军事上的权力也掌握在亲信的手中。在这一方面也有一个新人辅佐她，这就是波思威尔勋爵。他本人是新教徒，但在青年时代却效忠女王的母后玛利·德·吉斯，与新教会众斗争，遭到莫雷的忌恨，被迫离开了苏格兰。死对头垮台后，他带了一帮人回国，投奔女王。这是一股不可等闲视之的势力。波思威尔自己便是一个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武夫，铁骨铮铮，爱与恨同样强烈。他统帅着边防部队，而且他本人就意味着一支坚强的军队。出于感激的心情，玛利亚·斯图亚特任命他为海军上将，知道不管同谁对垒，他都会挺身而出，保卫她，保卫她的王权。

有了这两个对她忠贞不贰的荩臣，二十三岁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终于牢牢地握住治国的两根缰绳：政治的和军事的。现在她可以第一次敢于一个人与所有人对着干来执政了，这个莽撞的女人遇事总是天不怕地不怕。

然而，每当一个苏格兰国王要想真正治理国家，那些勋爵便会从中作梗。这些人桀骜不驯，一个女君主既不讨好他们，又不畏惧他们，这叫他们最受不了。他们施出浑身解数，包括发动银弹金弹攻势，谁知玛利亚·斯图亚特软硬不吃。于是这些贵族的恼怒首先集中在她的顾问里齐奥身上。很快，怨言与谣言就悄悄地在各处城堡里流传。新教徒们担心：在霍利罗德正在进行一场周密的马基雅弗利式[5]的外交活动，不禁怨气冲天。他们与其说是确知，不如说是猜测：苏格兰参与了庞大的反对宗教改革的秘密行动计划，也许玛利亚·斯图亚特确实对天主教大同盟承担了义务。对此，人们首先就归咎于外国佬里齐奥。他虽然得到女君主的无限信任，但是除此以外在宫廷里没有一个朋友。智者行事往往愚不可及。里齐奥手中有权，并未韬光养晦，而是大肆张扬，以此自炫。尤其让高傲的苏格兰贵族难以忍受的是：不能不干瞪眼看着一个昔日的仆役，一个来路极为可疑、投奔到这里的流浪乐师，现在竟然在紧贴女王卧房的她的居室中可以一连深谈几个钟头。密谈的目的可能就在于扼杀宗教改革，建立天主教的统治地位，这种疑心越来越重。为了及时粉碎所有这类计划，一批新教勋爵偷偷地纠集起来进行密谋。

几百年来，苏格兰贵族总是用一种办法对付眼中钉：谋杀。只有踩死这只暗地里四处布网的蜘蛛，只有除灭这个刁滑、深沉的意大利投机分子，他们才能重新掌握大权，玛利亚·斯图亚特才会重新变得顺从一些。谋害里齐奥的计划可能很早就在贵族当中有了支持者，因此此事发生前几个月英国使臣就向伦敦报告：“上帝要么让他早早了结，要么让他们活得难受。”可是这些密谋者还远远没有真正的胆量公开起来反对。他们对玛利亚·斯图亚特迅速而坚决地粉碎了上次叛乱，依然心有余悸。他们不想重蹈莫雷及其他流亡者的覆辙。他们同样畏惧波思威尔的铁腕，他就喜欢重拳出击。他们也知道，这个人自视甚高，不会自贬身份与他们同谋。因此他们只能私下嘀咕，暗中攥紧拳头，直到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终于想出了——绝妙的点子——将杀害里齐奥这一叛乱行为化作合法的爱国行动这个计划，办法是：把国王置于密谋的主角地位作为挡箭牌。这个主意乍看荒诞不经：一个国家的君主会在叛乱当中反对自己的妻子吗？国王会反对女王吗？但从心理上看，这个构想却又完全正确。如同每一个弱者，达恩莱所作所为的动力全在于永不满足的虚荣心。给予里齐奥的权力太多了，以至于遭到冷落的达恩莱不会不对过去的朋友由于嫉妒而生出怨恨来。这个来此投奔的穷小子主持各种外交谈判，对此他这个苏格兰国王亨利却毫不知情。里齐奥在女王内宫待到深夜一两点钟，就是说待了好几个钟头，那是妻子应该同丈夫一起度过的时刻。里齐奥的权力与日俱增；相反地，达恩莱自己却在满朝廷臣面前日益失势。玛利亚·斯图亚特拒不给予夫妇共治权，达恩莱认为这是里齐奥的影响造成的结果——可能确实如此——对一个受了伤害、心术不正的人来说，就这一点便足以煽起他的仇恨。虚荣宛如已经裂开的伤口，而那些勋爵还在上面撒盐，使他备感难受。他们刺激达恩莱最为敏感的痛处，即男人的自尊心。他们借助种种暗示引起他的疑心，说里齐奥不仅与女王同席，而且还与她同床。这本是一种猜测，无从证实，可是窝了一肚子火的达恩莱听了却觉得特别可信，因为玛利亚·斯图亚特最近愈来愈频繁地拒绝与他过夫妻生活。莫非她——想到这上头去，真要命！——偏爱这个黑不溜秋的乐师就这么干了？自尊心受到挫伤，又没有胆量公开指名道姓地陈诉，便容易疑神疑鬼。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才好，很快就会怀疑任何人。用不了多久，那些勋爵便把他煽动起来，使得他失去了理智，生出了黑心。很快达恩莱就深信不疑：“他蒙受了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结果难以置信的事情竟成了现实：国王成了密谋分子的盟主，与自己的妻子，与女王作对。

说那个皮肤黝黑的矮个子乐师大卫·里齐奥真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情人这一讲法从未得到证实，也无从证实。然而，正是女王在满朝文武面前对她这个机要秘书示宠，反而最有力地驳斥了这种怀疑。就算男女之间情投意合，与肌肤之亲仅有一步之隔，偶尔把持不住的瞬间，急切难耐的表情都会突然使人逾越界限，但是一个真正与人私通的妻子绝不可能装出当时已经怀孕的玛利亚·斯图亚特以女王之尊赐予里齐奥以友谊时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纯任自然与漫不经心的神态。如果她与里齐奥真有不正当的关系，那么她首先会避嫌，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她就不会同他在宫内待到凌晨一起欣赏音乐和打牌，就不会单独同他关在政务厅里草拟外交文件。就像在夏斯特拉尔那件事上一样，这一回也正是她那些最能博得好感的品性成了她的祸害：她不把流言蜚语当一回事；她以君主气度不理睬废话空论。轻率与勇敢往往结合在一个人的性格当中，就像危险与美德属于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只有软弱无能和缺乏自信的人见到过错的影子便害怕，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反复盘算。

尽管谣言编造得这般恶毒、悖理，可是只要议论一个女人，一旦传播开来，就没完没了。很快便口口相传，好奇心的触动更助长了扩散的势头。半个世纪以后，亨利四世又提这段诽谤的旧话，嘲讽玛利亚·斯图亚特怀抱里的儿子英国詹姆士六世，说他应该叫作所罗门，因为他像后者一样是大卫的儿子[6]。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名声第二次遭到极大的损害，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是由于行事的轻率。

而且两年以后，这帮密谋者隆重地宣告这个所谓“杂种”为国王詹姆士六世一事也证明：这些调唆达恩莱的人自己也不相信他们编造的谎言。否则，这些不可一世的人怎么会对一个外来乐师的私生子宣誓呢？！这些撒谎者就在满怀仇恨当中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进行诬蔑只是为了挑拨达恩莱。此人本来就已忍无可忍，自卑感更使他乱了方寸，现在起了疑心，便剧烈地爆发出来：他勃然大怒，像公牛朝提着的红布猛冲，火冒三丈，一头扎进让人摆布的圈套。他也不细想，就不由自主地卷进针对自己妻子的阴谋活动。谁也不像里齐奥昔日的朋友那样急切地要他的命，这个曾经与他同席同床，靠他这个来自意大利的矮个子乐师的帮助得到一顶王冠的朋友。

对当时苏格兰贵族来说，政治谋杀是一件大事，他们认真地进行准备：不急躁，不忙迫，并未火气一上来便轻举妄动。为防万一，这些同伙——人格、誓言保不了险，对此这类人彼此都已看穿——用加盖印章、白纸黑字的文书把大家结合在一起，来做这笔别开生面的大气派买卖，仿佛这是依法进行的交易。里面包含应有尽有的强制举措，像购销合同那样，逐项逐点明明白白写在一张羊皮纸上，算是盟约，将这些身为公侯的强盗拴在一起荣辱与共，唯有结成团伙，结成帮派，结成群体，他们才有胆量起来反对君主。这一回——这在苏格兰历史上是头一回——那些死党得到了一个国王在这样的盟约上签字的殊荣。勋爵们和达恩莱签了两份完全正规的协议，一项一项写明这个被排挤的国王与这些被挫败的勋爵共同承担从玛利亚·斯图亚特手中夺取权力的义务。达恩莱在第一份协议中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使同党受到处罚，在女王面前亲自为他们说话，为他们辩护。他还同意：一旦他获得王权，即获得玛利亚·斯图亚特一直拒绝给他的夫妇共治权，便起用被驱逐的勋爵们，不咎既往。他进而申明保护苏格兰教会，反对缩减它的权利。对此，参与密谋的这些勋爵在第二份协议中，用生意场上的说法，即在对应协议中承诺赋予达恩莱以夫妇共治权，或者甚至（下文可以看出，他们并非不经意间提及这种可能）女王万一早逝，王权依然归他所有。可是在这些表面上明确的言词背后隐约还有达恩莱并未领会的弦外之音——英国使臣已经准确地听出了真意所在——即：彻底摆脱玛利亚·斯图亚特，制造一起“意外事故”将她连同里齐奥一起除掉的意图。

为进行这桩可耻的政治交易而签订的协议墨迹未干，专差们便赶去通知莫雷，让他做好归国的准备。而积极参与密谋的英国使臣则做了安排，以便伊丽莎白能够及时得知邻国女王遭到的飞来血灾。早在进行杀害之前很久，他已于2月13日在向伦敦的报告中写道：“现在我知道：女王后悔这次婚事，她憎恶他和他那一帮人。我也知道：他认为在这个牌局中有了一个搭档，他们父子正在暗中酝酿违背她的意图取得王权的计划。我知道：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现，那么由于国王同意，再过十天，大卫便将身首异处。”这个坐探看来对密谋分子的隐蔽意图也了如指掌。“我还听到比这还要危急的情况：甚至对女王本人下手。”从这份报告看，这次密谋的内容确实超过了他们告诉这个蠢货达恩莱的目的，矛头所指说起来只是针对里齐奥，其实玛利亚·斯图亚特本人也是目标，她也命悬一线，几乎像里齐奥一样。已被挑拨得失去理智的达恩莱——最卑怯的人一旦感到有了靠山，总是会变得无比残忍——迫不及待地要对夺走他的国玺、夺走他妻子的信任的那个人进行精心设计的报复。为了打掉妻子的威风，他要求当她的面动手。这是懦夫异想天开，以为杀鸡能吓猴，妻子瞧不起他，就让她看看残忍的手段才会重新乖乖听话。果然，按照他的意愿，将凶杀的地点定在怀孕的女王内宫，挑了3月9日当做黄道吉日。谋杀本已卑劣，而做法竟然更加令人发指。

身在伦敦的伊丽莎白和她的重臣们得知一切细节已有几个星期（她却未出于做姐姐的情义告诫命在旦夕的妹妹）；莫雷在边界勒住放好鞍子的战马；约翰·诺克斯在准备布道词，要把凶杀说成“最值得庆颂的”壮举。此时此刻，玛利亚·斯图亚特遭到众人的背弃，却对此一无所知。正是在最后几天里，达恩莱——假装每每使背叛更加令人反感——显得异乎寻常地柔顺，没有丝毫迹象使她可以猜测到：3月9日随着黄昏的逝去就将开始什么样的夜晚——这是一个恐怖之夜，还要延续多年的厄运之夜。里齐奥倒是接到过一封匿名的警告信，但他并不在意，因为当天下午为了免得他起疑心，达恩莱约他打一局棒球。这位歌手还兴高采烈，满不在乎地接受了邀请。

在这中间已是黄昏时分。玛利亚·斯图亚特像往常那样让人把晚餐安排在二楼她卧房隔壁的塔形建筑的小室里。这是一个小房间，仅能容下最接近的一些人。一个最亲密、最知己的小圈子——几个贵族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异母姐姐——大家围坐在那张厚重的橡木餐桌旁边，银质的枝形烛台上点着蜡烛。她的对面坐着里齐奥，衣着有如一个大人物，头上戴了一顶法国式的帽子，身上穿了毛皮滚边的锦缎上装，正在兴致勃勃地讲述什么。也许餐后听一会儿音乐，或者随便消遣一下。突然，通向女王卧房的门帘揭起，女王丈夫进来，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大家马上起立，在拥挤的餐桌旁给这位稀客在他妻子身边让出座位。他宽松地搂住她，给她一个犹大之吻[7]。热烈的闲谈仍在继续，杯盘叮当作响，悦耳而殷勤。

可是这时门帘再次掀起。这一回大家猛地跳了起来，感到诧异、恼火、吃惊，因为门口站着谁都惧怕、人们骂他为巫师的帕特里克·卢塞文，像一个全身披挂的恶煞，手握出鞘的利剑，脸色呆滞而且苍白异常。他身患重病，发着烧从床上爬起来，就为了不错过这一盛举。他那通红的眼睛透出绝情的神色。女王马上预感到大事不好，因为除了她丈夫谁也不能使用这道通到她卧房的螺旋形暗梯。她喝问谁允许他不经奏报擅闯内宫。卢塞文冷酷而从容不迫地回答说：无意动她或任何其他人一根毫毛，只是“冲着那边的胆小鬼里齐奥来的”。

在那顶华丽的帽子下面，里齐奥的脸孔泛白。他马上就明白：自己大祸临头了，于是拼命用手抓住桌子的边缘。现在只有他的女君主，只有玛利亚·斯图亚特还能庇护他，因为国王丝毫没有斥逐这个狂人的意思，而是冷漠而发窘地坐着，仿佛此事与他毫无关系。玛利亚·斯图亚特立即设法居间斡旋。她问，指摘里齐奥什么事？他犯了什么罪？

对此，卢塞文轻蔑地耸耸肩膀说：“您问您的丈夫。”

玛利亚·斯图亚特不由得朝达恩莱转过身去。可是在这关键时刻，几个星期以来都在煽动进行这次凶杀的懦夫却胆怯了，缩作一团。他没有胆量毫无顾虑地、态度鲜明地挺身为同伙说话。“我对整个事情一无所知。”他窘迫地说了谎话，把目光掉开。

可是这时人们又听到门帘后面传来重浊的脚步声和兵器的碰撞声。同谋者一个接着一个通过窄小的楼梯上来，他们像铠甲筑成的铜墙铁壁，挡住了里齐奥的退路。逃脱已无可能。这样，玛利亚·斯图亚特心想，通过谈判也许能够拯救自己的忠仆。她说：如果大卫有什么事，她自己就要他到国会向出席的全体贵族说个清楚。接着她命令卢塞文等人离开宫内。可是阴谋分子不听。卢塞文已经靠近面如死灰的里齐奥想捉他，另外一个人抖动一条绳索飞快缚住他的身躯，拖住他往外走。在乱哄哄当中，餐桌掀翻，蜡烛熄灭。里齐奥手无寸铁，体弱无力，既非战士，亦非英雄，他只能牢牢地拽住女王的衣服。他那惊骇的尖叫声穿透拥挤的人群：“圣母哇，我这就没命啦！天理，天理何在！”阴谋分子当中有一个举起上膛的短铳瞄准玛利亚·斯图亚特。要不是旁边有人把它挡开，他就按密谋计划扣动扳机了。这时达恩莱用两臂箍住孕妇笨重的身子，直到那些人将狂叫着、在垂死的恐惧中挣扎着的人拖出了屋子才松开。当他们拉着里齐奥走过隔壁卧房时，他又抓住女王的床不放。她听到他喊救命，却无能为力。这些凶神恶煞砍断他的手指，拖着他，一直把他拽进仪仗房。到了那里，这些人发疯似的对他下手。据说，本来打算先把他关起来，第二天在闹市郑重其事地将他绞死。可是怒火中烧，他们发狂了，拿匕首朝这个无力还手的人捅去，不停地捅，捅了又捅，嗜血的渴望使他们丧失了理智，到后来他们狂暴到伤了自己人。满地已是殷红的鲜血，他们还在发疯。一直到这个遭难者抽搐着的、五十多处伤口淌血的躯体失去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活力，他们方才住手。玛利亚·斯图亚特最忠实的朋友已成为惨不忍睹的肉泥，他的尸体被扔出了窗外。

玛利亚·斯图亚特听着自己忠顺的臣仆垂死时的每一声呼号，愤恨莫名，但无法将行动不便的孕妇躯体从牢牢地箍住她的达恩莱两臂中挣脱出来，在情绪冲动中使尽全力挺直身子，她受不了在她自己宫内面对臣子遭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屈辱。达恩莱可以将她的双手夹住，但堵不了她的嘴巴。她怒不可遏，气昏了头，突然啐了这个她极度鄙视的懦夫一脸，说他是叛徒，叛徒的儿子。她责备自己竟然将他这样的废物扶上王位。以前，这个女人在心里对她丈夫只是反感，但在这几分钟当中，这种厌恶却凝成永世不忘、永难消解的仇恨。达恩莱埋怨她几个月来不肯同他亲近，说她给里齐奥的时间比给她丈夫还多——他竭力为自己辩解，可是枉费唇舌。对此时进了屋子，因干此事而筋疲力尽跌坐在椅子上的卢塞文，玛利亚·斯图亚特也先把话说在头里：必将狠狠惩处。要是达恩莱能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对他毫不掩饰的切齿痛恨，将会在她逼视的怒火前因害怕而后退。如果他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一定会听出她的警告意味着多大的危险。她不再把自己看做他的妻子。如果不使他也像她此时这样感到椎心泣血的痛苦，她绝不罢休。可是达恩莱只能感受短暂、肤浅的冲动，不知道自己已经深深地伤害了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自尊心，察觉不到在这一瞬间她已对他做了判决。达恩莱，这个可怜、卑微的叛徒由着众人把他当猴子耍了。叛徒见这个精疲力竭的女人现在默不作声，旁人送她回卧房，看样子也听任摆布，便以为她终于被打掉气焰，又对他百依百顺了。但是很快他就会知道，善于隐忍仇恨比破口大骂更加可怕，就会知道，谁一旦深深地伤害了这个高傲的女人，谁就种下了杀身的祸根。

玛利亚·斯图亚特听大卫·里齐奥弹唱

大卫·里齐奥被杀

里齐奥被拽走时的呼喊声，内廷杂乱的刀剑碰撞声惊动了整个王宫。女王的忠臣波思威尔和亨特利手握利剑急忙离开自己的屋子。但是阴谋分子早已料到这种情况：此时霍利罗德已被他们的武装家仆团团围住。每条通道都已封锁，防止城里派兵赶来援助女王。为了解救女王，尽快调进援军，波思威尔和亨特利只好跳窗。接到女王生命受到威胁的急报，市长立即下令敲响警钟。市民聚集起来，从各座城门出去奔向霍利罗德。他们要看到女王，要同她说话。但是接见他们的并不是女王，而是达恩莱。他欺骗他们，叫他们放心，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只是王宫里除掉一个企图替西班牙军队带路入境的外国坐探。国王开口了，市长当然不敢怀疑。听话的市民安静地返回城里去。事实上，玛利亚·斯图亚特虽然想方设法把消息传递给忠实的臣子，但是无法通气，因为她已被反锁在自己的卧室里，看管极严。命妇、宫女都被挡住，不得入内。所有宫门都设了三道守卫。这一夜玛利亚·斯图亚特一辈子头一回由女王变成了女囚。这次阴谋直到每一细节都已得逞。王宫里，女王最可信赖的臣仆躺在血泊中，尸体已被剁成肉泥；在敌人的行列里，为首者便是苏格兰国王。现在王位已归他所有，而她自己连离开屋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她从最高处猛地摔了下来，无可奈何，孤身一人，没有帮手，没有朋友，周围全是仇恨与嘲讽。在这可怕的夜晚，她的一切似乎都已丧失。但是在命运的撞击下，一颗刚烈的心却变得更加坚强。每次总是在危及她的自由、荣誉、王位的时刻，她从自己内心比从所有帮手与仆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力量。

[1] 意思是：此人只是软骨头。

[2] 萨伏依公国，地处法国西南部。

[3] 佩蒙特，意大利西北部一地名。

[4] 戴维，大卫的昵称。

[5] 马基雅弗利式，不择手段，使用权术以达到政治目的。

[6] 据《旧约·列王纪上》第一章，所罗门为大卫王的儿子。

[7] 据《新约·马可福音》第14章，叛徒犹大借亲吻来指认，让人抓捕耶稣。

第九章 叛逆们被出卖

1566年3月至6月

从为人禀性来看，危难总使玛利亚·斯图亚特因祸得福。只有在需要投入整个身心的关键时刻，人们才会看到这个女人身上蕴藏着哪些异乎寻常的能力：必不可少的永不动摇的决心；迅速而清醒地纵观全局的眼光；无所畏惧的堪称豪气的胆量。要发挥她这种潜力达于极致，必须先得剧烈地撞击她品性当中最深邃最敏感的底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她那些平时松散的心灵潜质才能凝聚成真正的活力。谁要想折辱她，谁就实际上在激励她。命运的每一次考验就更深一层而论都使她获得收益和礼物。

首次遭受屈辱的夜晚改变了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性格，永远改变了她的性格。她过于轻率地信任他人，现在意识到，在这同一时刻，她被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哥哥、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臣下欺骗了。这永世难忘的经历像熔炉中的烈火使这个一向重感情、软心肠的女人身上的一切都变得坚如钢铁，同时又具有锤炼而成的柔韧性质。但是，正如一把地道的剑两面都有利刃那样，从往后一切灾祸从此开始的这一个夜晚起，她的性格也有了两面的特点。这部血淋淋的大悲剧开场了。

现在她一心一意要进行报复，可是她被禁闭在自己的卧房里，成了叛逆臣子的囚徒，无计可施。她来回踱步，只想着一件事，只考虑一件事：怎样才能突破敌人的包围？怎样才能为忠顺的仆人复仇？——他的鲜血余温尚在，正从地板上漏下去。怎样才能使所有那些人屈膝或者将他们送上断头台？——他们刚才如此嚣张，竟然对她这位膏立的女王下手。眼看公理遭到践踏，这位一向温文尔雅的女勇士觉得今后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正当的。内心起了变化：她素来行事轻率，现在变得谨慎而城府很深；她素来觉得对人说谎太不光明磊落，现在学会假装；她素来对所有人都公平相待，现在运用她卓尔不群的全部智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时候，一个人仅仅在一天之内比平时成年累月所学会的还要多。玛利亚·斯图亚特学了这样的一课，影响毕生、至关重要的一课：阴谋分子的匕首不仅在她眼前刺死了忠顺的仆人里齐奥，也在她的内心深处残杀了漫不经心轻信与纯真。轻率地信任叛徒，诚实地对待骗子，实在是大错特错！对那些冷酷无情的人敞开心扉，实在是愚蠢已极！不能这样了！现在要装假，要在感情起伏时不形之于色，要压抑怒火，要对永世为敌的人故意亲切，怀着深藏不露的仇恨等待能为被害朋友复仇的时刻。等待以牙还牙的时刻！现在要用尽全力掩盖真实的想法，趁敌人还在因成功而陶醉的时候欺骗他们。最好在那些无赖面前假装顺从一两天，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降服他们！只有更加胆大妄为，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满不在乎地出卖叛逆们才能报复如此骇人听闻的背叛。

即使是一个委靡不振、无所用心的人面临死亡的威胁有时也会急中生智。玛利亚·斯图亚特蓦地开窍，定下了行动计划。她一眼就看清，只要达恩莱与阴谋分子抱成一团，她便一筹莫展。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救她：即顺利、及时地在阴谋分子中间安插一个内应。既然她无法一下子挣断令人窒息的锁链，她就必须用计锉断最薄弱的一环。她必须使其中一个叛逆变成其他成员的叛逆。这些无情的骗子当中哪个的灵魂最脆弱，她不幸了如指掌：达恩莱“其心如蜡”，这颗心只消用手指一按便会随之改变形状。

玛利亚·斯图亚特想出的第一步在心理上便是高着。她对人说，她感到剧烈的阵痛。昨夜在怀孕四个多月的女人面前进行血腥的凶杀，她受了惊吓，这就使人以为要早产了。玛利亚·斯图亚特装出抽搐的痛苦样子躺到床上去。这一来，谁都不敢担当赶尽杀绝的恶名，谁都不能不让女侍和医生来照料孕妇。玛利亚·斯图亚特暂且不想提出更多的要求，因为严加禁闭的局面总算打破了。现在她终于有了可能通过可靠的宫女传递消息给波思威尔与亨特利，要他们为她出逃做好一切准备。此外，她以早产来要挟，使得阴谋分子和达恩莱在道义上陷于十分为难的境地，原因是：她所怀的孩子既是苏格兰的，又是英国的王位继承人，如果这个孩子的父亲由于在孕妇面前教唆施虐杀人，因而使之胎死母腹之中，那么他面对整个世界该承担多么重大的责任哪！达恩莱焦急地来到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卧房。

于是开始了一幕莎士比亚气魄的场景，它那匪夷所思而竟获得成功的大手笔，堪与理查三世[1]向丈夫被他杀害的遗孀在死者棺柩前求爱而如愿以偿媲美。在这里被杀害者也还躺在地上，没有掩埋；在这里，元凶又是帮凶，站在一个被他兜底儿出卖了的人面前；在这里，伪装的玄机发挥出超常的雄辩力量。没有一个人目睹这个场景的演出，人们只知道开端与结局。达恩莱走进妻子的卧房：昨天他曾经毫不留情地折辱她。她愤激之初，说了心底的真话，发誓要毫不留情地报复他。像克里姆希尔特[2]在齐格弗里特的尸体旁边那样，她昨天还对着凶手挥舞拳头，但是也像克里姆希尔特那样，为了复仇在这一夜里学会了掩饰自己的仇恨。达恩莱见到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已经不再是昨天的样子，已不再是傲然挺直身子的敌对者和复仇者，而是一个可怜的、沮丧的妇人，疲惫不堪，百依百顺，一脸病容，一个妇人，恭谨而深情地抬起目光看他，他这个呼风唤雨、说一不二的丈夫，对她摆了主宰威风的丈夫。这个虚荣的笨蛋发现昨天的美梦已全部实现。玛利亚·斯图亚特终于又向他邀宠了。她尝到他的铁腕滋味以后便服帖了，这个高傲、自大的女人。自从他除掉了那个意大利坏蛋以后她又侍候她真正的主人和师长了。

转变如此急骤，一个明智的，一个冷静的男人怎么都会感觉到蹊跷。一个这样的男人耳畔一定还会回响着尖厉的呼喊，这个女人昨天就用这样的声音说他是叛徒，是叛徒的儿子，目光如闪电，像索命的利刃。一个这样的男人一定会记得：这个斯图亚特家族的女儿如果遭到屈辱，决不会饶恕，如果受了伤害，决不会忘记。然而，达恩莱像所有的虚荣者那样，只消迎合他，便会深信不疑，像所有的糊涂虫那样，事过即忘。此外，引人注意的是：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在玛利亚·斯图亚特曾经遇上的所有男人当中这个浮躁的小伙子最贪恋她。这个登徒子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像狗一样听话，所以她最近突然不让他拥抱最使他恼火和怨恨。可现在——没有想到出现奇迹——这个他所渴求的女人又随他怎样摆布都可以了。这个平时不让他接近的女人恳求他在她这里过夜，他马上就浑身酥软，马上又变得温存而柔顺，成了她的感情奴隶、她的佣工、她的忠仆。没有人知道：玛利亚·斯图亚特用什么妙计最终创造了促使达恩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奇迹。凶杀过后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才同公侯们一起背叛了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达恩莱现在就变得俯首帖耳，要竭尽全力背叛昨天的同党，这个女人又把这个已被迷住的男人引诱到自己这一边，比他们拉他入伙还要容易。他将所有参与其事者的姓名都泄漏给她，还表示愿意设法让玛利亚·斯图亚特逃出去。他还愚蠢到愿作报复工具的地步，报复的结果必将追究到他这个叛逆者中的主犯自己头上。进屋时，他自以为是统摄一切的主宰；离开时，他已经是百依百顺的奴才。遭到极度屈辱后没有几个钟头，玛利亚·斯图亚特利用仅有的一个裂缝便将锁链挣断了。那些阴谋分子却未想到，他们当中的头号人物已倒戈出卖了他们。天才的伪装战胜了对手卑劣的伪装。

莫雷同另外那些遭到唾弃的公侯骑马进入爱丁堡的时候，玛利亚·斯图亚特逃出樊笼的举措已经完成一半。莫雷素来讲究策略，凶杀发生时他不在场，也无法证实他与此事有何关系——这个人很狡猾，要在动手的角落当场逮住他永远都不可能。可是别人做完脱不了干系的事以后，他就出现了，毫无牵扯。这回也是如此，他沉着，得意而自信地来摘取果实。本来就在3月11日这天，按照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安排，他将在国会里被宣布为叛逆，可是你瞧！遭到幽禁的妹妹一下子完全不记恨了。她扑过来拥抱他——事出无奈的出色演员——亲了他，与她昨天从丈夫那里得到的犹大之吻如出一辙。她迫切而亲昵地请求这个不久以前才被她赶出国门的人给她以同胞的忠告与帮助。

莫雷是一个高明的心理学家，清楚地看到了全局。毫无疑问，为了破坏玛利亚·斯图亚特秘而不宣的天主教政策，他也希望和赞成杀害里齐奥。对他来说，这个皮肤黝黑的阴谋家既是发展新教、发展苏格兰的害人虫，又是实现他个人统治欲的一块讨厌的绊脚石。现在已经顺利地除灭了里齐奥，他就想尽快改变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因此他提出和解的办法：要立即停止那些反叛的公侯监禁女王的可耻行径，要立即恢复玛利亚·斯图亚特至高无上的王权。至于女王这一边，则请她也既往不咎，赦免那些爱国的杀人犯。

玛利亚·斯图亚特早已同她惯于出卖的丈夫谈好，关于脱逃的最小细节也都做了准备，当然不会放过凶手们。但是为了麻痹叛乱分子的警惕性，她表示出宽宏大量的态度。凶杀过后四十八个钟头整个事件似乎连同里齐奥血肉模糊的躯体一起埋进泥土里，大家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了。杀掉一个小小的乐师而已，又有什么？大家会忘记这个外来的穷光蛋，而苏格兰则天下太平。

口头协议订立了。但阴谋分子还不能下决心撤掉玛利亚·斯图亚特卧房门前的守卫人员。他们隐隐约约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们当中那些最有头脑的人太了解玛利亚·斯图亚特了。因此尽管她做出种种和解的亲善姿态，但他们都并不相信玛利亚·斯图亚特真的会宽大为怀，忘掉和宽恕那些卑鄙地杀害她臣仆的人。他们认为，还是长期监禁这个任性的女人，使她完全无法报复比较保险。他们意识到，只要给她自由，她便始终是个祸根。还有，达恩莱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她卧房里跑，在那里同这个装病的女人进行长时间的密谈，这使他们很不高兴。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这些人知道，只消稍微施加压力，便能教这个软骨头就范。他们开始公开表示这样的揣测：玛利亚·斯图亚特要把他拉过去。他们告诫他，她的什么承诺都不能相信；他们劝说他，要对他们保持忠实，否则——话先说在头里——他们两个都没有好果子吃。虽然这个骗子对他们发誓说：一切都宽恕了，都忘掉了，但他们还是不想在玛利亚·斯图亚特把赦免文件发给他们之前撤去女王内宫各处的岗哨。这些法制怪友为了得以免除杀人之罪，也同为了杀人一样，需要一份白纸黑字的文书，一种“协议”。

人们可以看出，这些已经满师且已熟练的誓言违背者知道：只是空口一句话并不牢靠，也无价值。他们要求签发文件。这样才保险。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自尊而谨慎，决不签署文件，以免受制于那些凶手。这伙无赖谁也别想拿她亲笔签字的“协议”来炫耀。也因为她下定决心不给这些阴谋分子赦罪文件，她便假装乐意答允。——只是为了争取时间，挨到晚上！达恩莱又完全变成她手里随便怎么捏都行的蜡块，这时受命执行一项很不光彩的任务：佯作热心办事把他昨天的同伙拖住，借签字这个环节哄骗他们。作为受委托者，他来到反叛分子中间，同他们一起草拟完全按照他们意愿的赦罪文件，最后就差女王的签字。这时，他说：啊，现在这么晚了，他无法再要女王签字，女王累极，已经睡了。但他答应——这个扯谎者又在乎什么？——明天早上把已经签署的文件交给他们。既然一个国王这样承诺，再要表示怀疑便是大不敬了。因此阴谋分子为了履行协定，撤走了内宫的守卫。能够这样就行，女王别无需要。于是出逃之路畅通无阻了。

围住宫门的岗哨一撤去，玛利亚·斯图亚特就急忙从装病的床上起来，风风火火地做好一切准备。宫外的波思威尔和其他支持者早已接到通知：几匹已鞴好鞍的马午夜时分将等候在教堂墓园墙边的暗处。现在还得麻痹阴谋分子的警惕性。这个利用佳酿和亲昵把他们弄得稀里糊涂的可耻角色，同所有其他可鄙的行径一样，又非达恩莱莫属。按照女王的吩咐，他邀请昨天的同伙参加极为丰盛的夜宴，大家开怀畅饮，亲如手足，共庆大事化了，直至深夜。等到这群酒友头重脚轻去睡觉的时候，达恩莱为免引起任何怀疑，故意不去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卧房。那些公侯则以为已有十分把握，也就不再小心翼翼了。女王答允赦免，国王为此作了保证。里齐奥长眠地下，莫雷已经回国，还用得着顾虑、窥测吗？大家躺到床上，这一天如此劳累，现在沉醉在美酒和胜利之中，美美地睡个够吧。

半夜时分，整个王宫已在沉睡，各条通道早已寂静无声，这时楼上轻轻地打开一道门。玛利亚·斯图亚特蹑手蹑脚地穿过宫女卧室，走下楼梯，来到地下室，那里有一条地道通向教堂墓园的地下墓穴——这是一条阴森可怖的通道，拱顶下寒气逼人，潮湿滴水。摇曳的火把亮光映照在黑魆魆的墙壁上，从一具具棺材和一堆堆白骨旁边走过，终于呼吸到顺畅流通的新鲜空气了，出去已不成问题！现在只消穿越墓地到达墙边，女王的支持者已在外面牵着鞴好鞍子的马在等候。突然达恩莱收住脚步，差点绊了一跤，女王赶到他身边，这才辨出是一座不久前堆成的土丘，原来这是里齐奥的新坟。两人直打哆嗦。

这无疑是最后一锤，使这个遭受屈辱的女人本已像钢铁一样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强。她很清楚：她要做的只有两件事——飞出樊笼挽救女王之尊和生下一个接替王位的孩子。——然后对参与羞辱她的所有人进行报复，也向这个人报复，他此刻由于愚蠢而成为她的救助者！这个怀孕已有四个多月的女人毫不犹豫地跃上男式马鞍，坐在忠心的侍卫长阿瑟·欧斯金身后。他虽非亲人，但同他一起她觉得比同自己的丈夫一起要安全一些。事实上，她的男人也并没有等候她，便自己先疾驰而去。这样两个人骑一匹马：欧斯金和牢牢地从背后抱住他的玛利亚·斯图亚特飞快地奔向二十一英里外萨顿勋爵的城堡。到了那里，她终于独自坐一匹马，由两百多名骑士护卫。随着白天的到来，这个逃亡的女人又成为万人之上的君主。上午她到达自己的邓巴宫，但她并没有休息，未喘一口气，便开始行动：徒有女王的名号还不顶事，此时此刻一定要斗争，才能真正做得成女王。她口授亲笔函件发往各地，以召集保持忠诚的贵族，组建一支军队，征讨盘踞在霍利罗德的叛乱分子。生命已经保住，现在要的是女王之权和女王之尊！每当事关复仇，每当热血沸腾，这个女人就能完全战胜自己的疲软和困倦。总是到了这种事关大局、胜负未卜的时刻，她的意志才发挥出极大的潜力。

霍利罗德宫中的那些阴谋分子次日早晨一觉醒来，方知大事不妙：宫室里阒无一人，女王已逃之夭夭。他们的盟友和靠山达恩莱也不见踪影。在最初的瞬间，他们还没有充分理解到自己处境的严重程度。他们还以为达恩莱说话算数，他们昨晚同他一起起草的大赦文件依然有效。而且事实上他们远未认识到有可能是这样一种叛卖行为。不会的！他们还不相信这是一场骗局。他们低声下气地派了塞姆皮尔勋爵作为使者去邓巴，请求女王颁发那个文件。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却让这位和平使者在宫门外就像在卡诺莎古堡[3]前那样站了三天。她不同叛乱分子谈判，现在更不会谈了，因为波思威尔已集结了他的部队。

这些叛逆吓得冷汗直流。很快这个团伙里越来越多人离散了，一个接着一个偷偷地溜到女王跟前，请求饶恕。可是像带头逮住里齐奥的卢塞文，拿短铳瞄准女王的福多赛德这些为首分子心里明白，对他们来说，开恩无希望。他们急急忙忙逃离国境。这一回约翰·诺克斯也同他们一起亡命异域，他过早地、过于张扬地将这次凶杀誉为善举。

玛利亚·斯图亚特复仇心切，依着她的性子巴不得现在就惩一儆百，要让这伙天生反骨的贵族明白，施展阴谋诡计跟她作对别想逃脱惩罚。可是局势非常严峻，她也学乖了，今后行事还得多用脑筋，多长点心眼。异母兄莫雷固然事先知道阴谋，他来得这么及时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动手时他并未参与。玛利亚·斯图亚特看到，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放过这个头号强人，“以免同时树敌过多”，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是她认真依法行事，她首先必须控告的不就是自己的丈夫达恩莱吗？不是他将那些凶手带进她的卧房吗？不是他在他们行凶时把她的两只手箍住吗？夏斯特拉尔丑闻已经使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名声受到严重的损害，她自然不会让自己的丈夫以出于疑心、醋意，为了保全自己名誉而进行报复的面目出现。怎么样都捉襟见肘，现在不如从头到尾作假，把他——整个惨剧的主谋——说成根本就没有参与凶杀。当然，要使人们相信这个说法委实大非易事，因为他签署了两份“协议”，事先正式保证凶手们不会受到惩罚，他也巴结地把自己的匕首——在里齐奥血肉模糊的躯体上被发现——借给其中一个屠夫。但是木偶既无意志，亦无尊严。玛利亚·斯图亚特一提线，达恩莱便乖乖地舞动手足。他一本正经地让人在爱丁堡广场上宣讲当代最厚颜无耻的谎言，说他以坐拥君主之尊无戏言作为保证，从未参与过叛乱阴谋，关于这次行动说他曾经建议、指示、赞成、准许过的指摘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蔑。可是无论在城市或者在乡村，谁都知道，关于此事，他不仅“建议、指示、赞成、帮助过”，而且以白纸黑字加盖大印“准许过”。如果还有什么比这个意志薄弱的骗子在发生凶杀时所暴露出来的卑鄙更加无耻，那就是这次宣讲所表现出来的下贱：爱丁堡广场上面对全国民众的伪证也是对他自己的判决。玛利亚·斯图亚特发誓要对之进行报复的所有人当中，她对达恩莱比对其他任何人都更狠。她使这个她早就打心眼里瞧不起的人不得不当众丢人现眼。

现在，谎言宛如一块雪白的裹尸布盖住了这次凶杀事件。喜气洋洋，号角嘹亮，最近和好得出奇的女王与国王进入爱丁堡。一切似乎都已安静下来，平息下来。为了装点法制的门面，又不至于吓着什么人，便绞死了几个可怜虫，这些都是无足轻重、不知就里的奴仆和兵卒。当那些氏族头子在上面拿匕首捅人的时候，他们听从主人的吩咐守住了宫内一道道大门，现在这些大老爷自己反倒无事了。人们在王室墓园里给里齐奥修了一座体面的坟墓，聊供死者安息。他的弟弟在女王的宫廷侍从中接替他的位置。这桩惨事也就不再计较，被人遗忘了。

度过了所有这些危难与焦虑，现在玛利亚·斯图亚特只有一件事要做，那便是平安地顺利地生下王位继承人，以此巩固自己已经摇摇欲坠的地位。只有成为未来国王的母后，而不是做一个如此窝囊的傀儡国王的妻子，才能让谁都不敢正眼觑她。她不安地期待着分娩的时刻。最近几个星期里，她觉得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忧郁和沮丧。莫非里齐奥之死的阴影依然使她感到压抑？还是她出于强烈的预感觉察到正在逼近的厄运？不管怎样，她写了遗嘱：把达恩莱在结婚时给她戴上的那枚戒指留给他；也没有忘记被害人的弟弟约瑟夫·里齐奥、波思威尔和四位玛利。这个一向满不在乎的大胆的女人第一次害怕死亡，或者说害怕危险。她离开了霍利罗德，那个悲惨的夜晚已经说明，这个地方并不那么安全，她去了爱丁堡要塞，这个据点虽有诸多不便，但是雄踞高处，易于防守。她要在这里生下苏格兰的和英国的未来王位继承人，即使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6月9日早上，要塞里炮声隆隆，把喜讯传到了城里：生下了一个儿子，一个斯图亚特家族的儿子，一个苏格兰的国王。此后再无妇人当政酿成的祸害。母亲朝思暮想的美梦，全国祈求诞生一个斯图亚特家族男性后代的宏愿现已圆满实现。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一生下这个孩子，马上就意识到有责任同时确保他的名誉。显而易见，她一定清楚地知道：那些阴谋分子透露给达恩莱的恶毒的谣言，说她不守妇道委身于里齐奥的怀疑早已渗过了宫墙。她心里明白：凡是否认这个继承人的合法出身，或许以后进而怀疑其王位继承权的任何借口，伦敦都会求之不得。因此，她要及时地、一劳永逸地在众人面前彻底揭穿这无耻的谎言。她让人把达恩莱叫进产房，当着所有聚集在那里的人把孩子指给他看，同时说道：“天主送给你和我一个不是由别人，而是由你生的儿子。”

达恩莱狼狈不堪，因为正是他自己出于醋意喋喋不休助长这种毁人名节的谣言四处扩散。教他怎么回答如此认真的表白呢？！为了掩饰羞惭的神色，他俯下身去吻孩子。

然而玛利亚·斯图亚特把孩子抱起来，大声重复说：“我在天主面前作证，就像在这里面临末日审判一样：这是你的儿子，不是别人的儿子。我希望，所有这里在场的男子和妇女都能成为见证人，亲耳听到我说过：正因为这孩子是你自己的儿子，致使我几乎担心，说不定将来有一天这一事实对他不利。”

这是郑重的誓言，同时又是古怪的忧虑。甚至在如此庄严的时刻，这个受了伤害的女人也未能掩饰她对达恩莱的怀疑。此时此刻，她同样难以忘却这个男人使她多么失望，给她带来多大的创痛。玛利亚·斯图亚特讲了这几句耐人寻味的话后，便把孩子递给其中一位叫威廉·史丹顿的勋爵。她说：“我希望这个儿子成为第一个把苏格兰和英国两个王国联合起来的人。”

史丹顿有点吃惊，回答道：“陛下，为什么是他呢？他怎么能在陛下您和他父亲之先呢？”

于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又一次怨恨地说：“因为他父亲破坏了我们的结合。”

达恩莱在众人面前丢了脸，想劝说正在气头上的女人。他不安地问道：“这不是违背你答应过宽恕、忘掉一切的诺言了吗？”

“我可以宽恕一切，”女王答道，“但我永远不会忘掉。如果当时福多赛德扣动短铳的扳机，不知道这个孩子和我将会怎样？！天晓得，他们又会对你怎样？！”

“夫人？”这时达恩莱提醒她，“这些都早了结了！”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女王答道。这场犹如闪电雷鸣渐次逼近的谈话就此结束，但它发出了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危险讯号。玛利亚·斯图亚特即使在坐月子的时候，在她表示不会忘掉，但可以宽恕的时候，也只说了半句真话，因为在这座城堡里，在这个国家里，将以血偿血，以暴还暴，永无宁日。

母亲一分娩，婴儿一出世，詹姆士·麦尔维尔爵士，这位一直是玛利亚·斯图亚特最可靠的使臣，就于正午十二点跃上马背出发。黄昏时分，他已穿越苏格兰到了边境，当夜在伯威克歇息。第二天一早他又飞快地奔驰。6月12日晚上他骑着口吐白沫的马进了伦敦——了不起的体育成绩。这时他得知伊丽莎白在格林威治的王宫里举行舞会。他又一次不顾疲累，换了一匹骏马飞奔而去，想在当夜向她报信。

伊丽莎白自己也在这盛大的舞会上跳舞。长期重病之后，她恢复了体力，轻松愉快，兴高采烈，还施了脂粉，身穿一件宽大华丽的喇叭形夜礼服，像一朵硕大无朋的异国郁金香，由许多忠心耿耿的宫廷侍臣簇拥着。这时，她的国务大臣塞西尔穿过正在跳舞的人群，身后跟着詹姆士·麦尔维尔。塞西尔径直朝女王走去，在她耳畔轻声奏报：玛利亚·斯图亚特生了一个儿子，一个继承人。

身为治国的女君主，伊丽莎白一向老练圆滑，善于控制自己，善于掩饰真实的感情，但是这个消息却击中了她内心深处的女性要害，像一把匕首直刺人心正中。作为女人，她太激动，控制不住难以接受的情绪。此事突如其来，如此急骤，以至于她那冒火的眼睛，她那紧闭的嘴唇忘了撒谎。在一个瞬间，她的表情完全凝住，脂粉后面的血色消退，僵直的手在抽搐。她马上下令停止奏乐，跳舞的人们一下子呆住了，只见女王急急忙忙离开了大厅，因为她觉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一进了卧房，身边全是焦急不安的侍女，她便失去了矜持。承受不了内心的痛苦，她呻吟着跌坐在一把椅子上，抽泣起来：“苏格兰女王生了一个儿子，可是我只是一截枯死的树干。”

七十年中，这个不幸的女人最大的一块心病在这一瞬间比在任何时刻都暴露得更清楚。她欲爱不能，渐失生趣，自知生育无望，毕生抱恨一定给她带来难以负载的悲苦，这一隐痛从来都没有像在这一声叫喊中呈现得如此清晰，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最温柔、最纯真、最深挚的感情激流，像大口咯出的鲜血那样。人们可以感觉得到：如有可能，这个女人愿以全世界所有王国换取这种极其普通、明确、自然的幸福，即：可以做地道的女人，地道的施爱于人的女人，地道的母亲。尽管心怀嫉妒，她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拥有任何其他实力，取得任何其他成果或许并不在意，但在这一点上，她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恨之入骨，极其隐蔽的感情驱使她与之不共戴天，就为了这做母亲的幸福。

然而，第二天早上，伊丽莎白又成为地道的女王，地道的女政治家、外交家。她将自己的怨恨、不满、切肤之痛都隐藏在沉着的严正的言词后面，她就有这种本领，屡试不爽，可为人师。脸上露出功夫精湛的亲切的微笑，她以隆重的仪式接见麦尔维尔。如果相信她说的那一番话，一定以为：她难得听到比这更教她高兴的消息。她让麦尔维尔向玛利亚·斯图亚特转达她最真挚的祝愿；她重申担负这个孩子的教母监护责任和如有可能亲自参加洗礼仪式的承诺。正因为她在内心深处妒忌这个天生的冤家妹妹的幸福，所以她——这个自认伟大的演员——要在众人面前装出一副宽大为怀的施主模样。

情况又有利于那个勇敢的女人。所有危机似乎都已度过；所有困难看来都已解决得很圆满。那片从一开始便时时笼罩着玛利亚·斯图亚特命运的愁云惨雾又一次放过她，消散了。然而，已经度过的危机从来都未能使敢冲敢拼的人们明智一些，相反地，总是使他们更加胆大妄为。玛利亚·斯图亚特秉性不得安生，不能享福，孕育着灾难的强大力量从内心推动着她。命运从来都没有按照外部世界发生的种种事端与意外赐予生活以内容与形式，造就或破坏生活的永远是与生俱来、本身固有的规律。

[1] 理查三世：莎士比亚同名剧本中使用血腥手段取得王位的暴君。

[2] 克里姆希尔特：德国民间史诗《尼贝龙根之歌》（包括《齐格弗里特之死》与《克里姆希尔特的复仇》）中古代尼德兰有一位王子叫齐格弗里特，他娶勃艮第国公主克里姆希尔特为妻。齐格弗里特后为勃艮第国王的忠臣哈根刺杀。克里姆希尔特立志为夫复仇。

[3] 卡诺莎古堡，位于意大利北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因与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争夺主教续任权，被开除教籍，境内诸侯乘机叛离。1077年1月，亨利四世被迫冒着风雪，翻越阿尔卑斯山，到卡诺莎向教皇悔罪。亨利四世立于城堡门前三昼夜，始获赦免。

第十章 难解的疙瘩

1566年6月至圣诞节

孩子的诞生意味着在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悲剧中只能算做开场锣鼓的第一幕可以说已经结束。形势一下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各种未决与紧张的因素激荡不已。新的人物与角色登场，演出舞台改换，政治悲剧变成个人悲剧。直到现在为止，玛利亚·斯图亚特与国内的叛逆斗，与边界那边的对头斗，现在却另有一股力量向她袭击，比所有那些公侯与男爵更强大：她自己的官能起来造反，玛利亚·斯图亚特身上的女性向她这个女王宣战。权力的意志面对激情的欲望第一次失去了优势。已经觉醒的女性以其狂热与轻率破坏了这个女君主以往由于谨言慎行而勉力维持的局面：像纵身跳入深渊一样，她奋不顾身地投入极度的欢乐之中，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见过更加狂放的例子，忘掉一切，毁弃一切：名誉、法律、道德、她的王冠、她的国家——她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变成以前——无论在她还是勤奋、规矩的公主时或者在她还是淡然期待、风光不再的国王遗孀时——几乎无法预料的悲剧主角。仅仅在一年之中，玛利亚·斯图亚特生活的戏剧性提高了上千倍，就在这一年里，仅仅在这一年里，她毁坏了自己的一生。

在这第二幕里，达恩莱也出场，他也变了，也变成悲剧角色，成了孤家寡人。他出卖了所有人，谁也不相信他了，连真心打个招呼的人也没有。他怨气冲天，怒火中烧，却又无可奈何，使得这个虚荣的年轻人内心痛苦万分。他做了一个男人为一个女人能做到的一切，以为能够得到回报，对方至少会表示感激，会表示柔顺、倾心，甚至情爱的意思。可是达恩莱看到，玛利亚·斯图亚特一旦不再需要他便更加厌恶他。女王始终冷漠无情。为了向这个叛徒报复，逃亡的公侯们偷偷地设法把达恩莱签署的关于杀害里齐奥的保单送到女王手中，让她了解她丈夫同谋的情况，这份“协议”固然并未给玛利亚·斯图亚特提供什么新内容，但是她愈鄙视达恩莱叛卖和怯懦的习性，这个高傲的女人也就愈难原谅自己曾经爱上这一个空虚的小白脸。她同时也悔恨自己在他身上的错觉。达恩莱作为丈夫早就使她感到恶心，像黏液，像糨糊，像蛇，像蜗牛，她根本就不想碰，更不要说让他挨近自己温软、充满活力的身子。他的身影，他的存在就像噩梦一样压在她的心头。她日日夜夜只有一个念头：怎么样离开他？怎么样摆脱他？

此时，围绕着这个念头还丝毫没有想下毒手的影子。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体会并非仅有的例子。像无数其他女子婚后不久便感到失望，如此痛苦，以至于再也无法忍受已成路人的丈夫拥抱与亲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离异是顺理成章的解决办法。确实如此：玛利亚·斯图亚特同莫雷及梅特兰谈过这种方式。可是关于她与里齐奥的所谓关系人言可畏，不能生了孩子这么短时间便分手。否则马上就会有人把这小孩叫做私生子。詹姆士六世只能作为完全清白的婚姻关系的后代才有继任王位的权利。为使他的名字免遭玷污，女王不得不放弃这最自然的解决办法，的确痛苦异常。

本来还另有一种可能：夫妇之间私下达成默契。表面上继续保持国王与女王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彼此还给对方以自由。如能这样，玛利亚·斯图亚特既可以摆脱达恩莱在情爱上的纠缠，又可以在众人面前维持婚姻生活的门面。一次流传下来的她与达恩莱的谈话证实，玛利亚·斯图亚特也曾为这种解脱方式做过努力。当时她向他提出找一个情妇，如有可能，去找他的死对头莫雷的妻子。她想借助这个迹近戏言的建议暗示：要是他另找途径不再纠缠，她将不会感到不快。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要命的疙瘩：达恩莱不要别的女人，只要她，只要她一个人。这个窝囊的可怜的小伙子迷恋和渴望这个健壮、高傲的女人。他根本不想另找女人，除了这个避开他的女人，他哪个女人都不要碰，不想碰。只有这个肉体才能使他产生欲望和激情。他不停地乞求给予身为丈夫的权利。他越情急，越迫切地祈求她，她也就越严厉地拒绝他，他的饥渴也变得越狡猾越强烈，他也就越卑贱地哀求她。这个女人当时不幸草率行事，给予这个行为、人品皆不足道的浑小子以作为丈夫的权利，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令她失望到了极点。尽管她现在一百个不愿意，却木已成舟，同他结合在一起了。

处于这样苦不堪言的精神状态，玛利亚·斯图亚特也只能采取像绝大多数无路可走的人那样的态度。她避免做出决定，避免撕破脸皮：她躲开他。玛利亚·斯图亚特产后并未调养一段时间，过了四个星期，事先没有吩咐，便离开城堡和婴孩，乘船游览去了玛尔伯爵的领地阿罗亚——很奇怪，对此几乎所有关于她的传记都表示费解。事实上，完全可以理解：这是躲避。随着几个星期的过去，尊重产妇的期限已到。在那段时间里，她无需特别的借口就可以不让讨厌的丈夫亲近；现在他很快又来纠缠，将会每日每夜求她给予肌肤之亲。她心里无法忍受一个她已不再喜欢的男人，因此玛利亚·斯图亚特自然要避开他，自然要在他与自己当中留出空间和距离，自然要使自己在表面上显得自在，为的是在内心里获得自由！在随后的那几个星期，那几个月里，在整个夏天直至深秋，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从一个猎场到另一个猎场，一路漫游，以此，以这种躲避方式获得解脱。在这个过程中，她寻求乐趣；在阿罗亚，在任何其他地方，不到二十四岁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玩得非常开心；已成家常便饭的化装游戏和舞会以及五花八门的娱乐，像夏斯特拉尔、里齐奥在世时那样，又给这个不接受教训的女人打发日子。——这些只能说明：这个漫不经心闯祸的女人很快又把所有吃过的苦头置诸脑后。有一回达恩莱胆怯地想要行使丈夫的权利：他骑马来到阿罗亚，但三言两语便给打发走了，根本就没有请他在城堡里过夜。玛利亚·斯图亚特心里已厌弃了他，她对他的热情曾经一下子冒起来，现在也一下子熄灭掉。当时她那盲目的恋情使亨利·达恩莱成为苏格兰的君王和她自己肉体的主宰；现在对她来说，这是一个不愿意再想起的失误，一件最好从记忆中抹掉的往事。

达恩莱已无可指望；她的异母兄莫雷也不再完全可信，尽管已经和解；犹豫再三同样放过的梅特兰她也不认为怎么可靠了。可是她不能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凡是留有余地、小心翼翼的，凡是缩手缩脚、迟疑不决的人和事都同她这种冲动的秉性格格不入。她只能什么都奉送，什么都拒绝，只能完全不信或者完全相信。作为女王和女性，玛利亚·斯图亚特一辈子有意无意地都在寻找和她浮躁的气度完全相反的品性，寻找坚强、坚毅、坚定的男子。

里齐奥死后，她只有波思威尔可以信赖。命运曾经无情地拨弄这个强者。年轻时由于不肯同那伙公侯沆瀣一气被赶出国门；他反对“会众公侯”，捍卫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母后玛利·德·吉斯，忠心耿耿，直至最后一刻，而且在斯图亚特家族的天主教事业已经完全失败的情况下，他还进行抗争。然而对方的力量过于强大，迫使他背井离乡。在法国，这个被放逐者马上就成为苏格兰近卫队的统领，这是一个尊荣的宫廷职位，使他的举止变得优雅，却未稍减他天生的威武。波思威尔是勇士的化身，不会满足于一个肥缺，所以当他的死敌莫雷起来反对女王时，他便立即渡海为斯图亚特家族的女儿而投入战斗。现在，每当玛利亚·斯图亚特需要有人帮助她对付那些狡诈的臣仆时，他总是乐意伸出有力、无坚不摧的手。在里齐奥遭到杀害的那天夜里，他毫不犹豫地从二楼窗口跳下去调兵驰援。他的缜密促进了女王大胆出逃，他的勇武震慑了那些阴谋分子，使得他们连忙求饶。在苏格兰，直到现在还没有比这个三十来岁、一往无前的武士更好地为玛利亚·斯图亚特效忠过。

这个波思威尔仿佛用一整块黑色大理石凿成的人像。犹如他那位同行——意大利雇佣兵队长柯勒奥尼的立式雕像[1]，他显示出傲视古今的逼人气势。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男子，透着强化的男性所具有的那种严酷与粗犷。他姓赫普伯恩，这是一个古老的家族，但是人们可能认为，他的身上流动着维京人，即诺曼人[2]粗野的武士和强盗那种尚未驯化的血液。尽管他通过学习变得有教养（他法语说得极好，喜欢阅读和藏书），当时仍然保留着天生叛逆的好斗本性，反对狭隘而方正的规矩，保留着拜伦喜爱的富于浪漫色彩的亡命之徒铤而走险的狂热。高个子，宽肩膀，力大无穷——他能把沉重的巨剑挥动得有如轻便的短剑；他能在暴风骤雨中独自一人驾着大船破浪前进。——在体力上有恃无恐使他具有不同凡响的藐视一切的习性。这个粗暴的汉子天不怕地不怕，他只认强者的道德：毫不容情地攫取、保存、捍卫。虽然他生性好斗，却与其他男爵卑鄙的贪婪与挖空心思的诡计毫无共同之处。他并无顾虑，他藐视那些男爵，因为这些人总是小心地纠合在一起打劫，胆怯地利用夜幕的掩护才敢动手。他不拉帮结派，不同人合伙。他单枪匹马，神情傲慢，咄咄逼人，行事无视法规与道德，谁敢挡道，他必挥舞铁拳，予以迎头痛击。光天化日之下，无论允许与否，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毫无顾忌。虽说波思威尔是一个完全不管道德标准、肆无忌惮的暴徒，但是比起别的人来至少还有直率的优点。在所有这些言行模棱两可，真假难辨的公侯与男爵当中，他像一头凶猛而威风凛凛的野兽，像豹子，像狮子在所有那些狡诈的豺狼和鬣狗之中那样，不讲道德，不近人情，但总是一个男子汉，一个纯粹的典型阳刚的孔武有力的男子汉。

因此，其他男人就恨他，怕他。可是他这种暴露无遗、不加掩饰的蛮力却能吸引女人。人们不知道这个情场强梁长相是否英俊，没有一幅可以把他看得真切的画像流传下来（人们不禁把他设想为弗朗兹·哈尔斯[3]所画的那样气势逼人的勇士人像之一：帽子歪戴在脑门上，目光放肆地注视着人们的眼睛）。有些记述说他丑得令人作呕。可是为了博得女人的欢心，并不需要相貌堂堂，就这类大力士身上散发出来的浓烈的男性体味、狂妄的骄横、无情的残暴、战争与胜利的气息，便能使女人动心，最使女人忘情相爱的是一个对之既畏惧又佩服的男人。在这样的男人身边有一种轻微酥麻的恐怖与危险的感觉，使得激情更加勃发，进入难以言传的境界。如果这样一个粗野的男人不仅仅属于“雄性”，不仅仅是一头公牛那样狂暴的男人，而是像波思威尔那样，这种不加掩饰的狂暴仿佛包容在宫廷的气度和个人的修养里面，而且这个男人又很聪明机智，那么他的魅力便无法抗拒。波思威尔在哪里都有艳遇，显然得来全不费工夫。在法国宫廷，他是出了名的情场骄子；在玛利亚·斯图亚特周围，他也已征服了一些贵妇；在丹麦，有一个女人由于他的缘故牺牲了丈夫、产业和金钱。尽管所向披靡，波思威尔却绝非真正的风流荡子，绝非唐·璜，绝非好色之徒，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着力去追求她们。赢得芳心对他的尚武习性来说太无惊险，太不费劲，像劫掠成性的维京人那样，波思威尔要女人只是把她们当做捎带得来的战利品。跟饮酒、赌博、骑马、打斗一样，他要女人只是为了间或小试锋芒，增添生活乐趣，将它看作所有男性消遣方式中最具男性特点的一种。他要女人，却并未沉醉在温柔乡中，并未在她们身上忘乎所以。他要女人，是因为获取与夺取是他显示威不可挡的欲望极其自然的表现形式。

波思威尔

玛利亚·斯图亚特起初并未注意到波思威尔这个可靠的臣仆身上的这种男性特点。波思威尔也没有把女王看成让人动心的年轻女子。他曾经还满不在乎地信口开河谈论过她本人，话说得相当露骨：“她跟伊丽莎白凑在一起也算不上一个地道的女人。”他根本没有想到用情人的目光注视她。她也并未属意于他。起初她还甚至不想让他回国，因为他在法国时关于她散布过放肆的言论。可是一旦她考验了他的军人气质，便对他宠信不衰，接二连三给予恩泽，他先后被任命为北方边防总指挥，苏格兰海军上将及戡乱时期武装部队统帅。她将遭到贬黜的叛乱分子的领地赐给他，而且作为亲切关怀的殊荣，女王为他选了富裕的亨特利家族一位年轻女子——可作他俩初期关系毫无性爱色彩的最佳佐证。

这样一个天生的嗜权成性者只要给予权力，他便会把它据为己有。很快波思威尔便成为事无巨细的首席顾问，实际上成了在这个王国里统揽一切的主宰，以至于英国使臣恼火地报告说：“在女王身边，他的威望高于所有其他人。”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一回却做出正确的选择，终于找到一个行使权力的总管。波思威尔非常自傲，不可能被伊丽莎白用许诺和贿赂收买，也不会为了小利而与那些公侯结成一伙。有了这个睥睨一切的军人，有了这个忠贞不渝的臣仆，玛利亚·斯图亚特头一回在自己的国家占了上风。那些公侯很快就感觉到依靠波思威尔的军事独裁，女王的威信提高到何等程度。他们很快就开始抱怨说：“他目空一切，里齐奥也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被人憎恶。”于是他们很想把他除掉。可是波思威尔既非无力招架、只好任人宰割的里齐奥，也非无力对抗、被人排挤的达恩莱。他了解那些同僚贵族的卑鄙伎俩，因此身边总有一大群卫士，而且只要他使个眼色，他的边防军就会拿起武器。他根本不理会朝中那些阴谋分子是喜欢他还是憎恶他。只要他们怕他，只要他腰间悬剑，这伙心怀不轨、天生反骨的歹徒尽管咬牙切齿，却依然在女王面前低头，也就可以了。由于玛利亚·斯图亚特明白表示了自己的愿望，他的死敌莫雷也只好同他和解。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权力整体，各有侧重，分工明确。自从有了波思威尔万无一失的保护，玛利亚·斯图亚特只消体现她即国家便可。莫雷继续管理内政，梅特兰负责外交事务，心腹波思威尔则是“一切的一切”。他的铁腕促使苏格兰恢复了秩序和安宁：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创造了这个奇迹。

波思威尔以强硬的手段取得的权力越大，理所当然属于那一个人，属于国王的权力便越小。连这一丁点权力也徒有其名。终至变成一无所有。仅仅过了一年那段时间已经远去，当时美丽年轻的女王一片痴心挑选了达恩莱，当时宣布他为国王，他身披金甲纵马征讨叛逆！可是现在，孩子出世以后，义务履行以后，这个可怜虫越来越觉得遭到排挤和蔑视。他要说什么，人们由他说，可没有人听他；他要去哪里，人们由他去，可没有人陪他；人们也不再请他出席国务会议，不再请他参加社交活动。孑然一身，四处游荡，所到之处都是无尽的寂寞与冷落，如影随形。无处不感受到从背后刮来的嘲讽和憎恶的劲风。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住处，他都是外人、敌人，都置身于对立的人们之中。

如此完全漠视达恩莱，如此突然由热变冷，是由于女人心生反感，这可以理解。但是女王这样公然表示鄙弃，从政务角度来看实属愚蠢的行为。她本当明智一些，至少要给这个好胜、虚荣的人留点面子，不是如此绝情地听任那些公侯肆无忌惮地侮辱他，因为侮辱每每产生恶果，就是最没有出息的人也会被逼得横下一条心。达恩莱也是这样：在此以前，只是软弱无能，慢慢地变得恶毒而凶狠。他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怨恨。每当他带着武装的奴仆——里齐奥被杀害后他也学得谨慎了——骑马出去，一连几天待在猎场里，这时那些猎手就会听到他公然说要对莫雷及另外一些公侯动手。他独断独行地向国外寄发外交函件，指摘玛利亚·斯图亚特“信仰动摇”，向菲力普二世自荐，愿做天主教的真正捍卫者。作为亨利七世的外曾孙，他认为自己有当政与议政的权力，而且尽管这个小伙子见识如此浮浅，意志如此薄弱，但在心底仍然有亮光闪烁的荣誉感。人们只能说，这个不幸的人没有骨气，不能说他不知羞耻。可能达恩莱正是出于错误的荣誉观念和过分的风头主义才有这些最可鄙视的举动。这个遭到鄙弃的人终于——实在逼人太甚——下了不顾一切的决心。9月底他突然骑马从霍利罗德去了格拉斯哥[4]，并不隐瞒离开苏格兰到国外去的意图。他表示：不再周旋了。既然不给他国王应有的权力，那好吧，连这个称号他也扔掉了。既然在国内在家里不给他相应的活动范围，那好吧，他也就离开王宫和苏格兰。按照他的吩咐，一艘大船张帆待发，做好启航的一切准备。

达恩莱出人意料地这样进行示威真意何在？是不是已经警告他了？是不是已经暗示他，要施展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因而他——既然斗不过那一大帮人——打算及时避往借助毒药和匕首都鞭长莫及的地方？是不是猜疑使他痛苦？是不是恐惧使他不安？还是让人知道这一切只是虚张声势，故作对着干的姿态，吓唬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些皆有可能，甚至同时存在——往往多种情绪融合而成唯一的决心——不能断然认定或否定哪一种，因为到了这里，道路开始通向内心幽暗的地府，历史的烛光已经黯淡，只能谨慎地依靠各种揣测，在这座迷宫里继续摸索前行。

显然，达恩莱说要出走，使玛利亚·斯图亚特感到非常吃惊。眼看就要给婴儿举行隆重的洗礼仪式，孩子的父亲竟要恶意地逃亡国外，这对她要维护的好名声将是致命的打击！偏偏现在，轰动一时的里齐奥事件才过去不久，真要这样，危害多大呀！如果这个愚蠢的小伙子气昏了头，到卡塔琳娜·美第奇或伊丽莎白的宫廷将所有对她并不光彩的事情全抖搂出来，那可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当初深得欢心的丈夫如此急着同她分道扬镳，这两个对头会多么高兴啊！会给众人留下多大的笑柄啊！玛利亚·斯图亚特立即召开国务会议，抢在达恩莱之前，匆匆忙忙先给卡塔琳娜·美第奇写了一封详细的外事公函，把所有不是都推在外逃者的头上。

可是这个警报发得太早，因为达恩莱根本就没有起身。这个软弱的小伙子总是只有力量做出男子汉的姿态，却永远没有力量采取男子汉的行动。9月29日，就在那些公侯往巴黎发送告诫公函的当天，达恩莱突然出现在爱丁堡，来到王宫前面。这时还有几个公侯在宫里，他便不肯进去：又是一个古怪的，几乎无法解释的举动！是不是害怕里齐奥的遭遇在他身上重演？是不是他知道那些死敌在里面，出于谨慎不进王宫？还是这个被侮辱的人一定要玛利亚·斯图亚特公开请求他才回来？莫非他只是试探一下他的威胁效果如何？这是一个疑团，一如所有其他围绕达恩莱其人其事的难解之谜！

玛利亚·斯图亚特很快镇定下来。如果这个脓包现在要扮演主宰或叛逆的角色，她已经有了对付他的办法。她知道这个时候必须尽快——就像在里齐奥被杀害后那天夜里一样——在他耍小孩子犟脾气闯祸之前就瓦解他的意志，换句话说，快别怕这怕那讲什么道德，也别扭扭捏捏有什么顾虑！她又假装顺从。为了将他软化，玛利亚·斯图亚特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她让那些公侯离开，自己朝固执地等在宫门前的达恩莱迎上去，不仅煞有介事地带他进入王宫，可能也把他带到塞栖[5]岛上，带进她的卧房。你瞧，这种魔法对这个一心迷恋她的小伙子奏效了。当时如此，永远如此：第二天达恩莱已驯顺，玛利亚·斯图亚特又把他拴在牵引带上了。

这个上钩者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像当时里齐奥被害那个夜晚以后那样。达恩莱又自以为成了统摄一切的主宰，不料却在接见大厅里撞见法国使节和那些公侯。就跟伊丽莎白为了上演莫雷喜剧一模一样，玛利亚·斯图亚特也招来证人。这时，她在他们面前，“为了天主”大声而急切地问达恩莱，为什么想离开苏格兰，是不是她有什么不是促使他这么做。他像一个被告给带到这些公侯和这位使节面前，这对还一味自己以为是她的心上人和主宰者的达恩莱不啻一记闷棍。他灰头土脸地站在那里，这个长着一张苍白的没有胡子的孩子面孔的高个小伙子。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硬汉，那么现在正是采取强硬态度、大发牢骚的时候，不是作为被告，而是作为高踞于这个女人之上的法官与国王挺身面对自己的臣仆。可他骨软如蜡，也就不敢以牙还牙。像干坏事当场被逮住，像有气不敢出的眼泪随时都会流出来的胆怯的学童，达恩莱站在大厅里，咬紧牙关就是一声不吭。他不回答。他不说别人不是，也不说自己不是。这样默不作声使那些公侯感到尴尬。他们有礼貌地开始劝说他：女王这么美丽，国家这么伟大，怎能舍得离开呢？！这也没有用。达恩莱依然不予回答。这种充满反感、暗含威胁的沉默使在场的人们觉得更加压抑。他们意识到，这个可怜虫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发作。这种沉默无异于有力的控诉，要是他鼓起勇气这样坚持下去，玛利亚·斯图亚特将遭到惨败。但是达恩莱软了下来。使臣与这些公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了一大堆话催逼他，他终于低声地、勉强地承认他的妻子没有什么不是致使他要出走。这样表态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已经足够，可他这么一说，便变成错在自己。女王在法国使节面前保住了好名声。现在她又可以莞尔一笑，做一个“就这样吧”的手势，意思是：达恩莱的表态使她非常满意。

然而达恩莱并不满意。他感到羞愧难当：他又一次屈从于这个大利拉[6]，被骗出了沉默的堡垒。她现在神气活现地好像“原谅”了他，其实本来可以扮演原告角色的应该是他，可是他刚才上当被耍了，一定感到难言的痛苦。他略微恢复常态时已经太晚，便生硬地中断谈话，既未客气地向那些公侯告辞，也未拥抱自己的妻子，便像奉命下战书的使者绷着脸离开了屋子，临走时只说一句：“夫人，您不会很快再见到我。”可是那些公侯和玛利亚·斯图亚特只是轻松地彼此相视微笑。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傻瓜”来时咄咄逼人，这时又低着头溜走了。他的威胁再也吓唬不了谁。巴不得他不在眼前，对他自己，对所有人他都离得越远越好！

可又不是这样！这个废物，还有一回用得着他，还有一回得急着把这个家里谁也不要的人叫回来：拖了好久，这才定于12月16日在斯德林宫为小王子举行隆重的洗礼仪式。许许多多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教母伊丽莎白虽然并未亲临——她一辈子都避免和玛利亚·斯图亚特见面，但一反出名吝啬的习惯例外地派贝德福特伯爵送来一只沉甸甸的精美的边缘镶着宝石的纯金洗礼盆。法国、西班牙、萨伏依的使节都到场；所有贵族都被招来；讲究名声和地位的人都不想错过参与这次庆典的机会。场面如此盛大，无论如何不能将一个就其本身来说毫不足道的人排除在外，这就是亨利·达恩莱，婴儿的父亲，国家的主人。但是达恩莱知道，这是人们最后一次需要他。他再也不那么容易让人逮住了。他已经尝够了在公开场合遭受羞辱的滋味：他知道，英国使节奉命不能以“陛下”尊号称呼他；他想登门看望法国使节，对方却以想象不到的傲慢态度叫人告诉他：达恩莱从这一道门走进屋子，他便从那一道门走开。这一回在这个遭到践踏的人身上终于激发了自尊心——当然它的力量又仅够做出幼儿撅起嘴巴生气那样的姿态。可是这回的姿态却起了作用。达恩莱虽然留在斯德林宫里，但是不露面。他以缺席来抵制。他示威似的不离开自己的房间，不参加自己儿子的洗礼仪式、舞会、庆祝活动和假面游戏。遭人憎恶的波思威尔身穿华丽的新装代他接待宾客——大家恼火地嘀嘀咕咕。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得不竭力装出亲切、开心的样子，免得别人想起家里的行尸走肉，想起那个君主、父亲兼丈夫，他把自己关在楼上的屋子里，彻底破坏了妻子和她那些人的喜庆欢乐。他又一次证明他在那里。他还在那里；正是由于他不在，达恩莱最后一次让人记起他还存在。

这一举动有如小孩赌气，为此很快就要挨管教的鞭子了。几天以后，在圣诞节前夜，抽打的鞭子狠狠地落在他的身上。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从来毫不妥协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竟然听从莫雷与波思威尔的劝告，赦免了因杀害里齐奥而逃亡的那些凶手。这一来，对达恩莱恨之入骨的死敌，当时被他欺骗的阴谋分子又都被召回国。尽管达恩莱一向头脑简单，他也马上看到他的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如果这一帮人——莫雷、梅特兰、波思威尔、莫顿勾结在一起，那就意味着一场围猎，那就是最终他被困死。他的妻子突然同他的这些势不两立的死敌取得谅解，一定有某种含意，是一种含意，也是一种代价，一种他不想付出的代价。

亨利·达恩莱，苏格兰国王

达恩莱看出了危险，意识到现在已到生死关头。像一头被一群猎犬紧追的野兽，达恩莱急忙离开王宫去了格拉斯哥他父亲那里。自从人们把里齐奥埋入土中以来，这个凶年还未过完，那些凶手又已结成一伙。某种可怕的事情越来越迫近。死者不愿孤眠地下，他们总要把那些将他们推入深渊的人也拉到身边，他们总会事先派遣使者传递信息，这便是畏惧与恐怖。

确实如此：几个星期以来霍利罗德宫笼罩着某种黯淡而沉重的气氛，像刮燥热风的日子，令人感到压抑，不寒而栗。在斯德林宫为王子举行的洗礼仪式的那个晚上，点燃了无数枝蜡烛，映照着众多的宾客，向陌生人展示着宫室的豪华，对朋友们表示款待的好意，彼时彼刻玛利亚·斯图亚特又一次拿出全副精神来酬酢。她本来就是能在短时间里控制自己情绪的能手：眼睛里流露出矫饰的喜悦，神采奕奕，亲切地周旋，博得了好感，使来宾都为之倾倒。但是烛光刚刚熄灭，她那假装的愉快便也一扫而光。霍利罗德四处冷寂，冷寂得可怕，冷寂，在她内心冷寂得出奇。一种难以名状的烦恼，一种难以捉摸的苦闷向女王袭来，她的脸上蓦地露出从未有过的忧伤，像一抹模糊的阴影。内心深处似乎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情绪使她感到惘然若失。她不再跳舞；也不再要人演奏乐曲；打那次在吉特堡骑马时人们把她像死人一样从马上抬下来起，她的健康看来也完全垮了。她说腰痛，整天躺在床上，什么娱乐都不参加。她在霍利罗德只能待很短时间，在偏僻的居处和其他王宫一连度过几个星期，可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待久。极度的烦躁不安不断地驱赶她，好像有某种破坏作用的因素在她的内心作祟，好像她带着可怕的紧张的好奇心理听从这种折磨她的痛苦感觉。——她开始有了新的不同的心理活动。敌意和恶意侵入她素来明净的心灵。有一回，法国使节突然入内，见她躺在床上伤心地抽泣着。女王羞愧地急忙说左边腰痛，疼得她流眼泪。这当然瞒不过阅世已深的老人。他马上看出，痛在心头，不在身上。这并非女王的，而是一个不幸的女人的痛楚。“女王有病，”他向巴黎报告，“但是我相信真正的病因在于她无法忘掉的深切的苦处。她一再说：‘我不想活了！’”

女王抑郁寡欢逃不过莫雷、梅特兰和那些公侯的眼睛。他们善战，但要窥透别人的心理却非所长，他们只能看到她在婚姻上失意的粗略、表面、明显的因由。梅特兰写道：“他是她的丈夫，她无法摆脱他，这叫她受不了。”但是处世经验丰富的杜·克洛克说这是“无法忘掉的更加深切的苦楚”，这就看得比较准确。另外一种内在的无形创伤折磨着她。未能忘掉的苦楚在于：她忘掉了自己、婚姻、法律与道德，一种冲动像一头凶猛的野兽从暗处突然向她扑来，撕碎她的肉体、她的五脏六腑。一种无穷无尽的无法抑制的、无法平息的、无法满足的冲动，以犯罪开始，除了不断犯罪，永难消解。她在斗争，对自己感到吃惊，感到羞愧。她在折磨自己，竭力去掩盖这个可怕的秘密，但是感觉到，认识到这是无法掩盖无法隐瞒的。比她体会得到的意志更加有力的意志已经笼罩在她的心头。她不再属于自己，而是无助地无奈地屈从于这种极其强大的、非同寻常的冲动。

[1] 柯勒奥尼的立式雕像，意大利雕塑家、画家维罗克约（1436—1488）雕刻的柯勒奥尼立像。

[2] 诺曼人，亦称维京人，北欧航海者，他们从事贸易和劫掠。

[3] 弗朗兹·哈尔斯（约1580—1666），荷兰画家。

[4] 格拉斯哥，苏格兰中南部主要港埠。

[5] 塞栖，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魔女，她将奥德赛的同伴变成猪。转义指妖精似的迷惑男人的女子。

[6] 据《旧约·士师记》，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参孙，力大无穷，喜爱一个名叫大利拉的妇人，她用计使他失去了力量。

第十一章 痴情的悲剧

1566年—1567年

玛利亚·斯图亚特因波思威尔而芳心躁动当属那些在历史上最应记得的痴情悲剧。就疯狂程度和震撼力量而言，几乎没有哪部古代希腊罗马的和尽人皆知的艳史能够超过它。她的激情犹如蓦地腾起的火舌，挟带迸射的炽热，一直蹿上满目紫红异彩的销魂境界，也滑入漆黑如夜的罪恶深渊。情感一旦如此逾越常度，再以逻辑与理智来衡量，便过于简单，因为不可抑制的冲动违背理性表现出来，这属于它的本质。激情冲动一如疾病发作，既不能对之指摘，亦不能为之辩解。人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吃惊地描述它，又由于面对一种原始力量而有点慌张，这种力量源自不可抗拒的因素，有时在自然界，有时在某个人身上像暴风骤雨一样爆发出来。这种极度冲动的激情，不再听从它所袭击的那一个人的意志力量，它们及其各种表现与后果都不再属于这一个人自觉生活的范围，这一切似乎都从他的头上越过，超出了他的责任能力。要对这样为激情所左右的人用道德标准去评说，就跟要求狂风暴雨承担责任或要将火山绳之以法一样毫无意义。所以，也很难要玛利亚·斯图亚特对她在官能与心灵处于迷醉状态时的所作所为负责，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她那种荒谬的举动完全不是她一向规矩的，倒可以说拘谨的生活态度。在一片痴心的迷乱中，并非出于本意，甚至违背自己的意志做了这一切。她闭目塞听，为令她心醉的魅力所吸引，宛如一个梦游的女人，行走在毁灭与犯罪的道路上。忠告难入耳，呼喊唤不醒。一俟内心的烈焰在她的血液中燃尽，她才幡然醒悟，但已身心交瘁，一蹶不振。经过了这样一番烧灼，活力也就焚毁殆尽。

如此过度冲动的激情永远也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再次出现。正如一次爆炸烧掉全部火药一样，一度这样剧烈的迸发总是毕生难再。玛利亚·斯图亚特极度欢乐的白炽状态为时不过半年。可是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她的心灵强化、集中到这样火热的程度，致使此后她只能成为冲天火光映照下的阴影。如同有些诗人（如朗波[1]）和音乐家（如马斯卡涅[2]）在唯一的天才作品倾注了全部心力，从此才尽凋谢，有些女人也在仅有的一度欲望勃发中一下子虚掷了满腔情愫，而不是像行事适可而止、普普通通的女人年复一年把情感分摊开来。前面那种女人将毕生全部情爱加以浓缩，一股脑儿享用。那样的女人，浪费自我的天才，她们纵身一跳，堕入激情深渊的底部，再也无法救出，有去无回。这种无视危险与死亡的情爱可以说是勇士情爱，玛利亚·斯图亚特堪称此中翘楚。她一生只有一次真正体验了激情，深得其中三昧，充分享受，直至自我消融，自我毁灭。

像玛利亚·斯图亚特对波思威尔那种如此不可抗拒的激情这般急遽地紧接在她过去对达恩莱的好感之后，乍看也许匪夷所思。事实上，正是这样的演变才是唯一合理而自然的结果。如同任何另外一种高超的艺术那样，情爱也要学习、检验与体会才能掌握。初次涉足便要做得十全十美，这是永远，或者说几乎永远不可能的事，就同从事艺术活动一样。心灵之学有这样一条永恒的规律在起作用，即：出现达于极峰的激情之前差不多总是先有较早或较弱的冲动作为铺垫。善窥心灵的顶级大师莎士比亚在他的创作中卓尔不群地揭示了这条规律。他那部不朽的爱情悲剧并不是（像才华稍逊一筹的行家和能手那样）一上来就写罗密欧像迸出闪电的火花似的爱上了朱丽叶，而是貌似阴差阳错地先写他属意于某个罗莎琳德。这也许是他那部爱情悲剧中最见匠心独运的一笔。在这里，有意安排错位的钟情先于真正的热恋，因为那是一种稚气未脱，并非完全无意为之的前奏，预示后继的娴熟技巧。莎士比亚借助生动的事例说明：如果不是先有印象，也就没有认识；如果不是先尝到滋味，也就没有欢乐。情感一定先被引发与点燃，然后才能腾起火焰，升向无限的天际。只是因为罗密欧内心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因为有力而狂热的心灵渴望激情冲动，他身上求爱的意志最初也就愚蠢而盲目地抓住最初的机会，扑向完全偶然遇上的罗莎琳德，后来明白、清醒过来，这才很快便将并不完全的爱换成完完全全的爱，从罗莎琳德转向朱丽叶。玛利亚·斯图亚特也正是这样：她最初怀着尚在盲目状态的感情走向达恩莱，只是因为他当时年轻英俊，来得正是时候。但是他那乏力的气息太弱，难以保持她内心的烈火。他不能使她升入销魂的境界，她无法充分燃烧，无法化为熊熊烈火。于是余烬暗淡地继续微燃，它使官能受到刺激，却使心灵感到失望。受到限制的火焰只能朝里面蔓延，这是一种难言的痛苦。一旦来了意中人，他被赋予解除这种痛苦的力量，为自行熄灭下去的余火输送氧气和燃料，遭到压抑的火苗一下子腾起，照亮了一切。正像罗密欧对罗莎琳德的爱慕了无痕迹地融化在他对朱丽叶的真正激情之中，玛利亚·斯图亚特也在对波思威尔的极度快感中忘掉了对达恩莱的官能兴趣。任何最终的激情在形式和意义上都只能从所有过去的冲动中吸取滋养并得到强化。一个人曾误以为是激情的一切，在真正的爱情中才成为事实。

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对波思威尔的情爱发展过程我们有两类佐证。一类是同时代人的记载、编年史和文献。另外一类是一批流传下来的、认定为她所写的书信与诗作。两种形式，客观事实的外在反映和心灵活动的内在明证完全吻合。然而，也有人认为必须按照后世的道德标准为玛利亚·斯图亚特辩护，反对指摘她有过自己无法辩解的激情冲动。所有这些人都拒不承认这些书信和诗作的真实性。他们直截了当地说这些是赝品，在史学上不足为凭。从诉讼角度来看，他们无疑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玛利亚·斯图亚特那些流传到我们手上的书信和十四行诗只有译文，也许甚至还有曲解。原件已告阙如。也永远不会重新出现。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手迹，亦即无可辩驳的最后证据已经被毁，也知道为谁所毁。她的儿子詹姆士一世当政，就把从世俗眼光来看有损母亲妇女清白的手迹付之一炬。从此关于这些“首饰盒中的书信”的真伪展开了相持不下的争论，充分反映出在评价玛利亚·斯图亚特上由于宗教与民族的原因而形成的偏见。因此一个持论公允的传记作者就有必要仔细比较分析双方的论据，但是判断必然具有独特的个性，原因是：由于未能提供原件，学术上和法律上的最终定论已无可能，只有从逻辑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肯定或否定其真实性。

无论如何，要想正确认识玛利亚·斯图亚特，阐述她的内在本质，就得做出判断，认定这些诗作，这些书信到底是真还是假，不能耸耸肩膀说一句：“有可能，也不一定”，不能畏首畏尾说一句：“或许是真的，或许是假的”，便从这个问题边上绕过去，因为内在演变过程的心灵关键就在这里。传记作者必须以十分认真负责的态度比较分析“赞成”与“反对”两方的论点——如果肯定真实性，将那些诗作视为可信的依据，用在自己的论述中，那么就要公开而明确地阐述自己之所以如此认定的理由。

波思威尔仓皇出逃以后，人们在一个上锁的银质首饰盒里发现这些书信和十四行诗，所以它们被称为“首饰盒中的书信”。玛利亚·斯图亚特确实将她第一个丈夫弗朗西斯二世给她的首饰盒像其他各种各样礼品一样送给了波思威尔，这一点毫无疑问。波思威尔在这个上锁的盒子里存放了绝密的文件，当然也收藏着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书信，这一点亦可肯定。同样没有问题的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写给情人的信函下笔不慎，有损名声。第一因为玛利亚·斯图亚特一辈子都是一个大胆、说干就干的女人，从来不善在言词里、文字中克制自己的感情；第二因为她那些对头发现这些书信时喜不自胜，也可说明，信里一定有某种会使玛利亚·斯图亚特受到损害的、丢脸的内容。但是坚持赝品说者都不再着力否定这些书信与诗作的存在，而是仅仅认为：这些勋爵从一起审阅到交给国会的短短几天之内以恶意伪造的赝品偷换了原件，认为：那些公之于众的函件根本就不是最初在上锁的盒子里发现的原件。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同时代人当中谁曾提出这样的指摘：答案不利于持这种论点的人们。事实上，没有人这样指摘。首饰盒落入莫顿手中那天，这些勋爵一起把它打开，起誓认定书信确系真迹，国会议员（其中有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密友）又将手札审查一遍，亦未表示怀疑。第三次、第四次则在约克法庭和汉普顿法庭展示，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其他手迹原件进行了比较。而令人深信不疑的特别重要的论据是：伊丽莎白将这些书信印发给各国宫廷。尽管从为人看她居心叵测，但她决不会庇护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作伪的冒牌货，因为如果这样，说不定有朝一日不知哪个参与者把这件事捅出来。这个女政治家非常谨慎，不会因小事弄虚作假让人抓住把柄。只有一个人当时为了自己的名声理应呼吁全世界伸出援手，这就是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个首要的当事人，这个据称无辜、遭到诽谤的女人——使人感到惊讶——仅仅轻描淡写地，完全不能令人信服地提出抗议。她先是通过秘密谈判力图劝阻向约克法庭交出这些书信——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因为证实伪造，只会更能使她挺直腰板哪！——后来又嘱咐自己那些代表，要一开始就将所有对她的指控全都斥为不是事实。这对玛利亚·斯图亚特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她在政治问题上很少讲真话，而且竟然要求人们确认君王之言重于所有证据。但是当布坎南将这些手札印在谤书中，到处散发加以指摘，在所有宫廷里人们好奇地谈论这些书信的时候，玛利亚·斯图亚特并未提出强烈的抗议，完全没有说到有人伪造，只是不痛不痒地称布坎南为“可恶的无神论者”。在任何手札里，无论是给教皇的，给法国国王的，或者是给她那些亲戚的信里她都没有写过一句话，说有人伪造了那些书信和诗作。法国宫廷从一开始手里就有真迹的印件，在这桩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中从来也没有为玛丽亚·斯图亚特撑腰。可见同时代人当中谁都丝毫没有怀疑手迹的真实性；她那些同时代的朋友当中也谁都没有公开说过，用赝品来掉包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原件早已被她的儿子销毁了。过了一百年，两百年，伪造的说法才逐渐抬头，意在竭力将这个大胆、任性的女人说成受了卑鄙的阴谋之害，说她完全清白无辜。

同时代人的态度，具有史学意义的论据无疑说明了手迹的真实性。依我看来，从语文学与心理学来分析也可以同样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先谈诗作吧——人们不禁要问，在当时的苏格兰，谁对玛丽亚·斯图亚特的私生活了如指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用外语，即用法语写出一系列十四行诗呢？的确，世界史上有无数伪造文件与书信的例子，文学中也时常不可思议地出现各种伪作。然而，像麦克弗尔逊[3]的《莪相诗集》，或者柯尼金霍夫手稿[4]的赝品都是年代久远、湮没无闻的文字复制。但是从来也不见有谁将整组诗歌伪托为一个在世的同时代人所写。要说对创作一窍不通的苏格兰贵族地主，为了丑化自己的女王，竟用法语急忙写出十一首十四行诗，这个想法实在太荒谬了！那么谁是这位无名的魔术师，他竟能用一种外语写出伪托女王的一组诗作，文词如此优美，每一句话语、每一种情感都完全切合这个女人内心深处的奥秘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辩护者曾经回答过。就是像龙沙、像杜·倍雷这样的人也不可能下笔这么快，也不可能把心理活动写得这么逼真。更不要说莫顿、阿盖尔和汉密尔顿之流，这些人充其量会使剑，可是要用法语在席间对话就难矣哉！

如果诗作的真实性可以确认（现在也不大被否认了），那么就有必要承认书信的真实性。当然译回拉丁文和苏格兰语时（只有两封信以原文件形式保存下来），可能有几处改动过，也许甚至确实添了一两处。但就整体来看，同样的论据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书信的真实性，特别是最后提及的心理学上的论据。如果有“一伙”所谓“胡作非为之徒”怀恨在心，蓄意炮制中伤玛丽亚·斯图亚特的书信，自然就会编造露骨的表白，让人鄙视她，使她看上去像一个淫荡、阴险、恶毒的妇人。为了毁谤玛利亚·斯图亚特而将书信与诗作伪造成像流传下来的那样，这就太不合情理了，原因是：这些文字与其说是给她抹黑，不如说是替她辩白，字里行间流露出玛利亚·斯图亚特感人的恳切，倾诉了作为罪行的知情人与协助者的畏惧心理。这些书信展示的不是那种激情的欢乐，而是极度的危机，是活活被焚烧和被烧死者透不过气来的呼喊。文字如此缺乏藻饰，思路如此纷乱，显然非常匆促和惊惶，由着一只因激动而在执笔的发抖——人们可以感受得到——的手写到哪里算哪里。这恰恰充分说明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那些日子里由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神经过度紧张的心情。只有一个善窥人心的顶级天才才能针对无人不知的种种事实，如此完美地虚构出这样一种心理基调。以维护玛利亚·斯图亚特名声为己任的人们轮番随口指责莫雷、梅特兰或布坎南伪造手迹。事实上，他们并不是莎士比亚，并不是巴尔扎克，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只是可鄙的小人，也许有本事干些卑微无赖的蒙骗勾当，却没有本事在办公室里组合如此感人的言为心声的真实图像，如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书信经历各个时代所展示的那样。如果这些书信竟是赝品，就得先把这一位作伪的天才寻找出来。所以不持偏见者可以心安理得地认定只在心灵遭到困厄和深重的压抑时才提笔诉诸文字的玛利亚·斯图亚特是这些书信与诗作的作者和她极度痛苦的最为可靠的证人。

只有透过诗中的自我暴露，人们方才得以了解这次不幸的激情从何开始，只有借助火热的诗行，人们方才知道这场情爱并非缓慢地凝结而成，而是骤然扑向这个不知就里的女人，永远攫取了她。直接的缘由则是一次粗暴的肉体行为，波思威尔的突然袭击，半是强暴或者就是强暴。她写的一首十四行诗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幕后的秘密：

由于他，我泪流不止，

当他离开我的身子，

还未获取我这一颗心之时。

一下子人们就看清了全局，几个星期以来，玛利亚·斯图亚特愈来愈多地同波思威尔在一起。他作为王国的首席顾问、全军统帅在女王旅行与游览期间陪伴她从一座城堡来到另外一座城堡。女王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年轻的新郎垂涎自己，正是她自己替这个男子挑了一位美貌的贵族女子，还参加过他的婚礼。由于促成这桩婚事，因而面对这个忠心耿耿的臣子，她一定感到双重的安全，不会受到侵犯。她可以毫无猜疑地同他旅游，毫无顾虑地同他待在一起。玛利亚·斯图亚特由于轻信而产生的安全感（这本是她性格中最可宝贵的特点）每次都成了她自己的灾难。可能——人们恍如目睹——她偶尔对他举止随便、亲昵，也有女性卖俏忘了分寸的时候，就像当时对夏斯特拉尔，对里齐奥的态度给她造成严重的后果那样。也许她长时间单独同他待在屋子里，她寻开心，耍笑，逗趣。可是这个波思威尔不是弹奏琉特的浪漫诗人夏斯特拉尔，不是阿谀奉承的新贵里齐奥：波思威尔是这样一个男人，有火热的情感和结实的肌肉，由着冲动，由着本能行事，胆大包天。这样一个男人不能轻易撩拨、挑逗。他陡然动手，抓住春情亢奋，官能被愚蠢的初恋激发，却又未能酣畅尽兴的女人。“也许这是肉体占有者的行为。”他向她袭击或者说向她施暴。（在这样半推半就的迷醉时刻谁能分辨自愿与自卫呢？）人们可以相信：从波思威尔一方来看，这次袭击确实不是预谋的举动，不是克制已久的温存得以如愿以偿，只是一时情欲冲动，并非心心相印，纯属肉体的，纯属本能的暴力行为。

但对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影响则宛如遭到雷击。某种全新的感受像暴风骤雨一样突然侵入她平静的生活：波思威尔占有她肉体的同时，也夺取了她的情感。她至今只在两个丈夫，在十五岁的青年弗朗西斯二世和嘴上无须的达恩莱的身上接触到阳刚之气不足的男性：病夫和懦夫。她担当赐予者、慷慨的造福者、甚至在这最为隐蔽的深处也担当主宰与君王的角色，早已成了理所当然的常事。她从来都不是被索取者、被占有者、被征服者。可是在这粗野的施暴行为中，她突然——这意外的袭击使她的官能酣畅如醉——遇上真正的男性，终于遇上一个男人，他将她的女性潜质，她的羞耻心、自尊心、自信心全都打得粉碎，终于遇上一个男人，他欢快地为她敞开她自己的、迄未意识到的火山世界。她还未觉察到危险，她来不及推拒，就被击败。密致的外壳一破，深藏的熔岩往四外喷射，在吞噬，在烧毁。可能她最初只是感到恼火、愤怒，气头上恨死这个伤害女性自尊的色狼。可是自然法则中最为难解的奥秘之一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往往碰在一起。正如皮肤几乎无法区分极冷与极热，正如严寒可能给人以像火一样的烧灼感觉，相反的情感也会融合在一起，在某一瞬间，女人心中的恨可能变成爱，受到伤害的自尊可能变成失去控制的顺从，她的躯体可能贪得无厌地渴求刚才还由于极度反感而拒不接纳的行为。从这时起，这个至今还算审慎的女人激情勃发，在内心的烈焰中焚烧，渐渐化为灰烬。所有迄今她借以安身立命的支柱，名声、尊严、体统、高傲、自信与理性全都坍塌：一被压倒，扔了过去，她便只想越来越深地沉醉其中，但求堕落与毁灭。前所未有的异乎寻常的欢乐向她袭来，她尽情地享受，贪婪地、迷恋地，宛如融化了自我：她温顺地吻了这个男人的手，他毁了她的女性自尊，却教会她委身进入从未有过的极乐境界。

这种从未有过的，这种无可比拟的醉意远远超越了她对达恩莱的初次激情。在达恩莱身上，她仅仅发现委身的乐趣，浅尝辄止。现在她才痛快淋漓地享受。她只愿与达恩莱分享王冠、权力、寿命。她要给波思威尔的不再是某一件礼品，不再是这个和那个，而是她在世上拥有的一切。为了使他富有，她可以变成穷人；为了使他飞黄腾达，她乐于贬低自己。在难以言传的迷醉中，为了抓牢他留住他，为了这唯一的一个人，她扔掉束缚她限制她的一切。她知道，她的朋友们会离开她，世人会辱骂她看轻她。看到了这一点使她在旧的高傲遭到践踏以后产生新的高傲，她兴奋地表明态度：

为了他我从此无视名声，

这一生造就的唯一真正的幸福，

为了他我拿良知与权力去冒险，

为了他我抛却亲情与友谊，

任何顾虑在他面前都得让开。

我想起他，朋友们便微不足道，

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会使我发抖，

我乐于为了他送掉一切，

我愿意为了他让出整个世界，

为了他能高升我可以死去。

从此再无他求，一切都只是为了他，她第一次感觉到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他。

为了他我要获取最高的奖赏，

永不停息，直至他终于知道，

没有其他乐趣能点燃我的心，

除却不断地不倦地为他效劳。

为了他愿命运之神使我长在，

只是为了他使我常年幸福、健康，

让我可以追随他依靠他，

永远作为她的这一个女人。

她所拥有的一切，她所体现的一切，她的王位、她的名声、她的肉体、她的灵魂，她都扔下自己激情的深渊，在堕入深处的过程中肆意品尝自己漫溢的春心。

内心激动与过于激动到如此疯狂的程度一定会发生心理变化。过度的激情促使这个至今随和、拘谨的女子萌发出从未有过的和无与伦比的力量。在这几个星期里，她的肉体与灵魂所得到的享受增强了十倍，从她身上可以看出以前没有见过、以后不再见到的能量与能力。在这段时间里，玛利亚·斯图亚特能够骑马疾驰十八个钟头，随后彻夜写信而无倦意。平时只是写些简短的警句箴言、即兴小诗，现在她却能热情如沸，灵感如潮一口气写下那一首十四行诗，字里行间用以往从未有过、后来未再见过的表现力与说服力，诉说了自己的种种欢乐与痛苦。她，这个一向轻率、粗心的女人竟能在众人面前伪装得完全不露痕迹，以至于几个月里没有一个人觉察到她与波思威尔的关系。她在众人面前同这个男人说话就像对臣子那样一本正经。事实上，只要这个人稍微碰她一下，她便激动得直打哆嗦。她能在她的神经紧张得使她发抖，内心由于绝望而痛苦已极的时候，却能装得轻松愉快。在她身上形成一股魔鬼般“超越自我”的力量，它拽着她，使她远远超越原有的潜质。

然而强迫意志促使情感负担过重带来了恶果，这便是可怕的虚脱。每次她事后都得精疲力竭地在床上躺好几天，一连几个钟头迷迷糊糊地在一些屋子里四处乱走，在卧榻上抽抽搭搭地呻吟：“我还是死了好！”叫喊着要别人给一把匕首让她自尽。正如这种超常力量袭来时那样，过了几个钟头它又不可思议地消失了。她的身体再也无法长期承受这种狂暴的强化自我行为，这种剧烈的尽力超越自我行为，它叛乱了，它反抗了，神经都在燃烧，都在颤抖。她的身体由于毫无节制的放荡已被伤害到了何种程度，在吉特堡事件中暴露得最清楚。10月7日波思威尔在与一个偷猎者搏斗时受了重伤，消息传到吉特堡，玛利亚·斯图亚特当时正在那里举行地方法院庭审。为免引起注意，她克制自己没有立即上马疾驰二十五英里去赫密塔治城堡。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坏消息使她六神无主。她身边最无先入之见的观察者，即法国使节杜·克洛克当时还对她与波思威尔的暧昧关系一无所知，他向巴黎报告：“对她来说，失去他并非没有多大的损失。”梅特兰亦觉察到她心不在焉，神思恍惚，但是同样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他说：“抑郁寡欢，闷闷不乐，可能由于她与国王关系不好。”过了几天，女王才在莫雷勋爵以及几个贵族的陪同下骑马飞奔去看波思威尔。她在受伤者的床边待了两个钟头，随后同样骑马狂奔返回，好像想借发疯似的疾驰将心乱如麻的痛苦压住。可是这一来，她那被朝里面烧灼的激情掏空的身体突然垮了。人们把她扶下马鞍，这时她晕了过去。昏迷不醒地躺了两个钟头。随后开始发烧，这是典型的伤寒。她辗转反侧说胡话。后来忽然身子僵直。她不能辨认，也没有知觉了。那些贵族和医生束手无策地围住这个令人困惑不解的病人。信使被派往各地，去请国王，去请主教，以防万一，到时候可以为她举行最后的涂油仪式。就这样，玛利亚·斯图亚特在生死之间躺了八天。看起来好像她那不想再活下去的意愿在一次猛烈的爆发中撕断了她的神经，摧毁了她的力量。然而，人们用有护栏的大车将正在康复的波思威尔一送来，女王便感到好了一些——这像临床诊断那样清楚地显示出：这次虚脱实质上是一次心灵的衰竭，典型的歇斯底里的发作。而且——又是一个奇迹——过了两个星期，这位人们认为必死无疑的女王又能骑马了。危险来自内心，这个垂危的病人又从内心排除了危险。

女王虽然身体已经恢复健康，但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依然心绪不宁，失魂落魄。连最不了解情况的人都觉察到，她已换成“另外一个人”。她的神情、举止都有了某种已经定格的变化。在她身上已无往日的轻巧与自信。她步履维艰，生活与行事有不胜负担的重压。她把自己锁在屋子里。透过门缝使女们听见她在抽泣、呻吟。她一向坦诚待人，这回却三缄其口，不把心事告诉任何人。谁都没有料到她日夜守住、逐渐使她的心灵窒息的可怕的秘密是什么。

原来她这种激情潜藏着一种祸患，它使她变得非同寻常而又令人寒心。这贻害无穷的祸根就在于：她从最初一刻起便意识到，她选取这种情爱是犯罪行为，只有绝路一条。第一次拥抱——一个特里斯坦[5]瞬间——之后的醒悟一定非常可怕。他们误饮了迷魂酒，猛然从沉醉中惊醒，两个人都记起，他们不是生活在并无旁人的无边无际的感情天地里，而是受制于这个世界，受制于责任与法律。感官恢复功能，蓦然眼前通亮，他们看清了自己多么荒唐，这是骇人的觉醒。委身于他的她是有夫之妇，她对之委身的他是有妇之夫。这是通奸，他们疯狂的情欲造成的双重通奸。才多少天前，才两个星期，二三十天前，她自己，玛利亚·斯图亚特，作为苏格兰女王隆重签署并颁发诏书，在她的王国内，犯通奸与任何其他形式的有伤风化的罪行者处以死刑。所以从最初一刻起，她这种激情便已打上罪恶的烙印。如果要将这种欲望持续下去，只有接二连三地犯罪，才能得以实现。为了永远结合在一起，两个人都得以强制的方式脱身——这一个离开丈夫，那一个离开妻子。这种罪恶的情爱只能结出毒果，玛利亚·斯图亚特从一开始就畏惧而清醒地看到，从此她不得安宁，无可救药。正是在这样绝望的时刻，玛利亚·斯图亚特产生出最后的勇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向命运挑战，并不是胆怯地退缩、躲藏，而是昂首在这条通向深渊的道路上走到底。就让一切都失去吧，在这种痛苦中，为他做出牺牲便是她的幸福。

我将在尘世上拥有的一切，

我的孩子、国家、生命、幸福与荣誉，

全都放在他那大权在握的手中，

我的心永生永世都向着他，

只能是，一定要归他所有，

听命于他，在他身旁便是极乐，

不管发生什么，我对他至死忠贞。

“不管发生什么”，她都敢于走上通向绝境的道路。她已经牺牲了一切，牺牲了肉体、灵魂与命运。为他，为这个她爱得无法形容的情人，这个爱他到了难以名状程度的女人在这世界上只担心一件事：失去他。

然而，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这祸患中最大的祸患，这痛苦中最大的痛苦还在后头。她尽管做了种种蠢事，但是目光敏锐，她很快便发觉：这一回她又是虚掷了感情：她对之倾注了满腔如火真情的男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爱她。波思威尔在情欲驱使下，急骤而残暴地占有她，像对许多其他女人一样：官能的兴奋一冷却，他便把她们全抛掉，现在他也同样满不在乎地准备离开玛利亚·斯图亚特。对他来说，这种施暴行为只是炽热的瞬间，转眼即成过去的艳遇。这个不幸的女人自己也很快就不得不承认，她以一片真心热恋的主宰对她完全没有另眼相看：

你以为我放荡不羁，

——我看得出——你不了解我的品性，

你以为——啊，你冤枉了我！——

我的心像蜡一样，水性杨花，

你体会不到我对你一片真情，

你以为别人也会使我动心，

你以为我软弱，毫无主见。

猜疑使我对你情意更炽烈，

使我更热切地为你献身！

但是这个为自己的激情所迷醉的女人不是傲然转身离开这个负心汉，不是克制自己约束自己，而是跪倒在这个漠不关心的男人面前，为的是留住他。她过去的高傲突然变成极度的自我作践。她恳求，她乞求，她自卖自夸，把自己像商品一样推销给并不爱她的情人。她完全丧失了自尊心，忍受莫大的屈辱，以至于这个往日气度不凡的女王如今像一个市集女贩那样斤斤计较，在他面前历数她为他做出了哪些牺牲。她一再恳求他——人们甚至不得不说：纠缠不休地——保证对他像奴隶一样恭顺。

你的女友舍此无他的要求

便是喜爱你，为你效劳，对你忠诚，

让自己的愿望完全合你的心意，

为了你，我面对危难也不退避，

你会看到我的奉献何等恭顺，

我多么热切地渴望

学会充实自己来侍候你，

按照你的意愿在爱抚中解脱——

我只求为这个奖赏而生而死。

在这个直率的女人身上如此彻底地毁灭自尊心，令人不寒而栗，感到震惊。她一向面对世上任何君主、人间任何危险都毫不畏惧，现在竟然这般糟蹋自己，出于嫉妒的恶意采取极为可耻的手段。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定从某些迹象中觉察到，波思威尔心里对自己年轻的，也就是她当时毫无私心为他选定的妻子比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更喜欢，他决不会为了她而背弃前者。于是她便想——正是强烈的情绪能使一个女人变得狭隘想起来实在可怕——以最不光彩、最可悲、最恶毒的方式贬低他的妻子。她竭力撩拨男子性爱的虚荣心：她提醒他（显然根据某些私下相告的情况），他的妻子在他拥抱时不够热切，她只是略带迟疑地委身，并无充盈的激情。她过去傲气十足，如今落到可怜地自夸的地步。她比较了她这个通奸者为波思威尔做出的牺牲与奉献比他自己的妻子大了多少，而后者只是靠了他才得到好处与乐趣。不能啊！他应该留在她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身边，只该留在她的身边，不能被那个“虚情假意的”妻子的书信和眼泪所蒙蔽。

可是现在她开始认真思考，

她给自己出的主意多么糟糕，

无视情重如此的男子给予宠爱，

一旦惊觉，便以满纸虚情假意

引诱我的朋友离我而去

唉！我已看到，她成功地

用骗人的眼泪、呼喊与哀诉，

再度将你拽入过去的罗网。

你却保存这些虚妄的手书，

相信笔下谎言超过我的申述。

她的哀号越来越绝望：希望他不要将她这个唯一匹配的女人同那个并不般配的女人弄混了；希望他抛弃那个女人，同她结合，因为她愿和他生死与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跪着哀求他向她索取一切作为她忠贞不渝的明证，她愿意牺牲一切：宫室、家园、产业、王冠、荣誉与孩子。希望他把一切都拿去，只求留她在身边，她已经把整个儿都给了他，给了她心爱的男子！

这时可悲的局面第一次展露出它的背景，从玛利亚·斯图亚特喋喋不休的自白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幅图像：波思威尔要她就像占有其他许多女人一样只是逢场作戏，春风一度，也就了结。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全心全意迷恋他，情热如火，忘乎所以，只想留住他，永远留住他。然而对这个婚姻美满、野心勃勃的男子来说，仅仅是情人关系并无多大的吸引力。波思威尔至多由于近水楼台有利可图才同一个能够支配苏格兰一切显职与尊荣的女人再敷衍一段时间，或许将玛利亚·斯图亚特视为情妇而继续容忍她。但是这不能满足一个具有女王胸怀的女王，同样不能满足一个不愿与人共享的女人，她只想在激情冲动中独占这唯一的男子。那么怎样才能羁縻他呢？怎样才能永远笼络他，这个野性未驯、胆大包天的男子呢？承诺无限忠贞与恭顺只会使这种男人感到厌烦，不可能诱惑他，他从其他女人那里早听腻了。只有一种奖赏才能吸引这个贪婪的男人，就是许多人竞相夺取的最高奖赏：王冠。波思威尔尽管无意继续与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女人相好，但是一想到这个女人是女王，在她身边他能当上苏格兰的国王，便感到巨大的诱惑。

当然，这个念头乍看似乎非常荒谬，因为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合法丈夫亨利·达恩莱还活着：不可能有第二个国王。但是这个荒谬的念头却成了从此刻起将玛利亚·斯图亚特与波思威尔像锁链一样缚在一起的唯一的想法，这个可怜的女人再无其他引诱办法可以拴住这无法无天的男人。除了王冠，世上别无他物可以使这个不受约束、我行我素的狂人为此而被对他绝对恭顺的女人收买和喜爱。没有一种代价她不肯付出。这个醉意蒙眬的女人早已忘掉名誉、身份、尊严、法律。即使玛利亚·斯图亚特必须用犯罪为波思威尔谋取这顶王冠，她也不会畏缩，因为情欲已使她丧失了理智。

正如麦克白为了利用女巫们残忍的预言当上国王，除了血腥灭绝整个王族以外，另无其他可能一样，波思威尔也无法通过正当的、合法的途径成为苏格兰的国王。要走这条路，只有踩着达恩莱的尸体才能过去。为求血与血得以交融，就得流血。

如果他在使玛利亚·斯图亚特摆脱达恩莱之后向她求婚并索要王冠，可以预料，她不怎么会拒绝，对这一点波思威尔无疑有绝对的把握。据说在那个尽人皆知的银首饰盒里发现了明确的书面承诺，玛利亚·斯图亚特答应，就是“遭到亲属和其他人的反对”也同他“结婚”。即使这份保证书是赝品，即使没有白纸黑字、加盖图章的承诺，波思威尔也能确信她会顺从。

她不知有多少回向他（也向所有其他人）抱怨，说一想到达恩莱是她的丈夫，就感到非常苦闷。她在十四行诗里过分热切地，在情话喁喁时或许更加热切地向波思威尔倾诉，说她非常渴望同他永生永世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可以放胆使用极端手段，为她采取暴戾恣睢的举动。

波思威尔无疑也确信那些勋爵都会赞同——至少默许。他知道，这些人无一例外全恨死那个令人讨厌、叫人难以忍受的年轻人，是他出卖了他们。波思威尔也知道，最使他们高兴的事莫过于能以某种方式尽快将此人撵出苏格兰。波思威尔自己就出席过11月间在克莱格密勒宫那次奇怪的会议，玛利亚·斯图亚特当时也在场。会议内容隐隐约约地涉及达恩莱的命运。王国最高的显要们：莫雷、梅特兰、阿盖尔、亨特利和波思威尔当时一致向玛利亚·斯图亚特建议，将放逐的贵族，即杀害里齐奥的莫顿、林稷和卢塞文召回来，他们定会自告奋勇使她摆脱达恩莱。在女王本人面前起初只谈摆脱他的合法形式，即离婚。玛利亚·斯图亚特提出这样的条件：摆脱的形式一方面要合乎法律，另一方面不能对她儿子产生偏见。这时，梅特兰以含糊得费解的方式回答说：方式方法交给他们去处理，他们一定把事情办得不让她的儿子吃亏；莫雷虽然身为新教徒，但在这类问题上并不较真，也会“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番话说在前头令人感到奇怪，因此玛利亚·斯图亚特再次强调，不能干出有损她的“名声或良知的事情”。在这样话里有话的言词背后潜藏着某种话里有话的意向——波思威尔当然不会听不出弦外之音。只有一点却很清楚：当时大家，玛利亚·斯图亚特、莫雷、梅特兰、波思威尔这些悲剧的主要角色都要搬掉达恩莱；只是最好用哪种方式，还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好好商量，是耍手腕，还是用暴力？

波思威尔最性急，最鲁莽，他主张使用暴力。他不能也不想等待，因为他不仅像其他人那样要把这个讨厌的小家伙挤走，而且还要继他之后取得王位和王国。其他人只是巴不得有机会弄走他，可他非果断地行动起来不可。看来他早就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在这些勋爵当中找过同伙和帮手。但是这一点在历史的烛光中依然显得朦朦胧胧，罪行总是在背阴或昏暗的角落里策划。人们永远也不知道波思威尔把计划告诉了多少和哪些勋爵，他又争取到哪些人给予的协助或默许。莫雷看来知道此事，但未参与。梅特兰往前迈步可能没有那么多顾虑。可靠的则是莫顿临终时的一番话。莫顿恨死出卖他的达恩莱，放逐后刚刚返回时，波思威尔策马相迎，直截了当地向他建议，一起杀掉达恩莱。可是莫顿经过上回那件事，当时那些同伙将他弃置不顾，所以变得谨慎了。他吞吞吐吐没有把答应的话说出，而是要求做出保证。莫顿先询问女王是否同意谋杀。波思威尔毫不迟疑地做了肯定的回答。里齐奥被害以来，莫顿知道，口头协定事成之后很快便被否认，因此他在承担责任之前，要求见到女王白纸黑字的书面保证。他希望按照良好的苏格兰道德，得到一份正规的“协定”，以便出现麻烦时可以拿出来推卸罪责。波思威尔同样答应了。当然他永远也不会提供这样的“协定”，因为只有玛利亚·斯图亚特完全居于幕后，用事出“意外”做挡箭牌，他们以后才能结婚。

因此，动手一事又落回到波思威尔这个最性急最鲁莽的人肩上，于是他下定决心独立完成此事。无论如何，莫顿、莫雷、梅特兰在听取他的计划时态度暧昧，据此他已经感觉到，这些勋爵不会公开反对。他们尽管没有明确保证，但都通过心照不宣的沉默和置身事外的友好态度表示了赞同的意思。从玛利亚·斯图亚特、波思威尔与这些勋爵有了一致的想法这一天起，活人达恩莱便穿上了寿衣。

可以说，万事俱备。波思威尔已与铁杆同伙当中的几个说好，并通过多次密议定下动手的地点和方式。但是举行祭祀仪式尚缺一物，即：牺牲品。达恩莱尽管非常愚蠢，但还是不知怎的一定隐隐约约觉察到他面临的厄运。几个星期以前，只要那些勋爵戒备森严，待在霍利罗德，他便不进宫门。自从被出卖的杀害里齐奥的那些凶手意味深长地得到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赦免回到国内以来，连在斯德林宫他也觉得不安全了。他坚决拒绝所有的邀请与诱惑，始终待在格拉斯哥。那里有他父亲伦诺克斯伯爵，那里有忠实的自己人，那里有一座坚固的可以防守的府邸。紧急时，如果敌人强攻，可以登上泊在港口的那艘船逃走。在这危急关头，仿佛命运要保护他，让他在一月初得了天花，他求之不得，拿害病当借口，一连几个星期留在格拉斯哥，躲在这万无一失的港口宝地。

波思威尔在爱丁堡等候牺牲品，可达恩莱这一病却意外地打乱了他酝酿成熟的整套计划。波思威尔一定由于某种我们不能确知，只能揣测的原因急着要动手——也许由于他急不可耐地要夺取王冠；也许他有理由担心，这个阴谋有这么多靠不住的知情者，再拖下去，可能会被泄漏：也许他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暧昧关系造成的后果已见端倪——无论如何，他不想再等待下去。可是怎么样把这个害病的人，起了疑心的人骗到谋害的地方来呢？怎么样把他从床上，从有围墙的宅院里弄出来呢？公开的约请会使达恩莱感到突兀，而且无论莫雷、梅特兰或者宫廷任何其他人同这个被唾弃、被憎恶的人都没有亲密的关系，都无法说动他自愿回来。只有一个，唯一一个女人能够支配他，她曾两度成功使这个对她俯首帖耳的不幸的男人顺从她的意志。玛利亚·斯图亚特，只有她一个人，如果她假装喜欢这个渴求她爱他的人，或许能把这个起了疑心的人诱进绝境。只有她，世界上所有人当中只有她一个人才能设下这个闻所未闻的骗局。再说，她已不再是自己意志的主宰，完全听从于暴君的命令。波思威尔只消吩咐即可。于是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或者可以说人们在感情上不愿相信的事情发生了：1月22日，几个星期来胆怯地避免同达恩莱在一起的玛利亚·斯图亚特骑马来到格拉斯哥，表面上说是探望害病的丈夫，实际上是按照波思威尔的嘱咐引诱他回到爱丁堡城里，在那里死神手持已经磨好的匕首焦急地在等候他。

[1] 朗波（1854—1891），法国诗人。

[2] 马斯卡涅（1863—1945），意大利作曲家。

[3] 麦克弗尔逊（1736—1796），苏格兰作家，出版据传古代苏格兰英雄诗歌《莪相诗集》。

[4] 柯尼金霍夫手稿，古代捷克诗歌的伪造手稿。

[5] 特里斯坦，古代凯尔特人传说中的人物，他与叔父未婚妻伊索尔德误饮魔汤，两人产生无法抗拒的爱情。

第十二章 通向谋杀的道路

1567年1月22日至2月9日

现在，玛利亚·斯图亚特叙事曲中最隐晦的一节开始了。她从格拉斯哥将尚在病中的丈夫带回来，使他遭到杀身之祸。此行成为她一生最有争议的举动。玛利亚·斯图亚特真是像阿特柔斯家族的成员吗？她是不是像克吕泰涅斯特那样的人？——后者假装关心为归来的丈夫阿伽门农准备好热腾腾的洗澡水，而她的情夫兼凶手埃癸斯托斯这时却手执利斧藏在暗处。她是不是另一个麦克白夫人？——后者以甜言蜜语伴送邓肯国王就寝，让麦克白趁国王熟睡时杀掉他。她是不是那些像魔鬼一样的女罪犯当中的一个？——极度痴情往往使那些非常大胆、堕入爱河不能自拔的女子变成这样的罪犯。莫非她只是这个残暴的靠女人干禄的波思威尔手中没有自己意志的工具？莫非她在迷恋恍惚中不知不觉地按照无法抗拒的命令行事，对为这桩骇人听闻的事件所做的种种安排一无所知，只是轻信而顺从的玩偶？首先在感情上我们自然而然地不愿意认定她真的有这种犯罪行为，指摘一个素来温厚的女子，说她是这一罪恶勾当的知情人与协助者。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力求对她这次格拉斯哥之行做出另外一种基于人之常情的比较温和的解释。我们一次又一次撇开所有作为玛利亚·斯图亚特罪证的记载与文件，抱着希望自己能被说服的真诚意愿，检验了替她说话的人们找到或编造出来的为她辩解的全部论述。但都徒劳无益！尽管我们非常愿意相信，可是所有这些为她辩白的论据都缺乏说服力。玛利亚·斯图亚特此举做得滴水不漏，这个环节同一连串事件严丝合缝地联在一起，而替她辩护的任何说法都一经推敲，便破绽百出。

如果说是恩爱关切驱使玛利亚·斯图亚特来到达恩莱的病榻旁边，以便把他从万无一失的庇护所带回家里，更好地照料他，那么这是怎样推定的呢？几个月来，这对夫妇可以说已完全分居。达恩莱总是从她面前被赶走。不管他怎样卑躬屈节地恳求玛利亚·斯图亚特容许他作为丈夫重温伉俪之情，他对那些婚姻生活权利的要求总是遭到断然拒绝。西班牙、英国、法国的使节早就在各自的报告中都谈到这对夫妇关系冷淡，说这是一个无法改变、势所必然的事实。那些勋爵则在表面上建议离婚，背地里甚至考虑了更加偏激的解脱方法。两个人各自生活，互不关心到了这样的程度，这个多情的丈夫甚至得到玛利亚·斯图亚特在吉特堡病危的消息时，竟然没有赶去看望受了终傅的妻子。就是借助最高倍数的放大镜，在这对夫妇之间怎么样都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恩爱、一点一滴的温情，所以认定玛利亚·斯图亚特此行是由于情爱甚笃、忧心忡忡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这是那些铁杆辩护人最后一个论据——也许玛利亚·斯图亚特正是想借此行消除令人痛苦的不和局面。说不定她来探望病人就是为了同他和解。怎奈并非如此：一份由她亲笔签署的文件否定了这个对她有利的大轴子辩解说法。就在动身去格拉斯哥的前一天，这个轻率行事的女人——玛利亚·斯图亚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札会被后人用作不利于自己的佐证——给大主教皮顿写了一封信，以极其憎恶和恼怒的口气谈到达恩莱。“至于国王，我的丈夫，天主知道我一向待他如何，天主和世人也同样了解他那些与我为敌的无情无义的行径。我的臣民全都看在眼里，我不怀疑他们会在心中谴责他。”和解的心声是这样的口吻吗？这是情真意切的妻子焦灼地赶去探视病中丈夫的心思吗？还有一个情况无可辩驳地说明有罪——玛利亚·斯图亚特此行并非只是看望达恩莱，随后就回来，而是打定主意立即把他带回爱丁堡。这也有点关心过头，很难说是光明正大的举动，很难教人相信。将一个正在发烧、脸部还肿得厉害的天花病人，在这1月寒冬从床上拉起来，放在敞篷马车里，整日都在赶路，运了两天，这不是有悖一切医学与理性的原则吗？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却从一开始便带了两边有护栏的大车，由不得达恩莱说半个不字，就急急忙忙把他运回爱丁堡，而这里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谋害他的阴谋。

但是——我们再看看替她辩护的人们说些什么，因为冤枉一个人犯有谋杀罪，这个责任可担当不起——说不定玛利亚·斯图亚特对这次阴谋一无所知。不幸这一方面也有阿奇巴尔德·道格拉斯写给她自己的一封信排除了这种揣测。在那次可悲的格拉斯哥之行的途中，进行此事的主要阴谋分子之一阿奇巴尔德·道格拉斯甚至见到她本人，希望她公开赞同谋害的计划。就算她当时没有对他表示许可或同意，作为妻子既然知道了这些阴谋活动，怎能只字不提这一个请求呢？怎么能不提醒达恩莱呢？怎么能确知有人正在进行某种对他不利的活动，又劝说他回到充满谋害气氛的地方去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沉默已经不仅仅是知情，这是暗中消极协助了，因为面对犯罪行为而不设法制止，这样漠不关心至少难辞其咎。所以玛利亚·斯图亚特最有力的说法是：关于策划中的罪恶行为她一无所知，因为她声称不知道此事；她闭起眼睛，转过身去，以便事后可以起誓说：她未参与这次行动。

因此，一个没有偏见的研究者总觉得：就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丈夫遭到杀害一事来说，她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属共同犯罪。如果要为她辩解，只能说这个女人差不多落到身不由己的地步，但并非不知情。这个恭顺的女人在行动中并不愉快，并不狂妄，并不自觉，行事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听从另外一种，即他人的意志。玛利亚·斯图亚特到格拉斯哥引诱达恩莱回去，却并不冷酷、自私、阴险、刻薄，倒是在关键时刻——首饰盒中的书信可以作证——她对强加于己的角色感到憎恶和恐惧。她当然同波思威尔谈过把达恩莱带回爱丁堡的计划，但是从她的信里非常清楚地看出：她离开主宰者一天路程，由于他在身边产生的迷醉力量便有所减弱，与此同时，这个举足轻重的共犯身上已被麻痹的良心也就觉醒。行为的分界线将不可思议的力量促使其犯罪的人与真正的在内心力量推动下犯罪的人，将居心不良，按照预谋来作案与身不由己，因激情冲动而犯罪区别开来。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行为也许是最能说明这类罪责的例证之一，这不是某一个人自己主动犯下的，而是屈服于他人更加有力的意志犯下的罪行。到了那个时刻，当玛利亚·斯图亚特必须真正完成讨论过、赞成过的计划的时候，当她按照吩咐要将牺牲品引上屠宰台，并与之面对面站着的时候，在这个女人的心里，所有的憎恶与报复情绪却倏地消失，她天生的原始人性与任务的冷酷无情开始了一场殊死搏斗。可是为时已晚，徒劳无益。在这一罪行中，玛利亚·斯图亚特不仅是蹑手蹑足靠近牺牲品的猎人，自身也被人驱策。她感觉得到在背后赶着她前行的鞭子。要是她不把谈好引诱的牺牲品带来，那个靠她干禄的情夫一定会发火，想到这里，她发抖了；如果她不听使唤，又将失去他的欢心，想到这里，她也发抖了。在这里，一个在意志上身不由己的女人从心底不愿意干这件事，一个在心灵上无力自卫的女人反对这桩强加于她非干不可的事情。仅仅由于这一点，她这次行动虽然从正义角度来看是不可原谅的，但以人性角度来看还是可以理解的。

按照这一比较温和的看法，这个可怖的事件之所以可以理解，仅仅由于她从害病的达恩莱床边发给波思威尔的那封众所周知的信，而她那些辩护者却总想否认它，其实只有这封信还能给她这次行动的令人反感之处涂上一抹宽容的人性微光。通过这封信像透过壁上的裂隙一样可以窥见在格拉斯哥的那几个钟头里的可怕情景。午夜早已过去。玛利亚·斯图亚特穿着睡袍坐在陌生的房间里一张桌子旁边。壁炉里火苗在跳动，高高的清冷的四壁上阴影乱舞。然而炉火并未使寂寥的屋子，也未使凄楚的心境变得温暖。这个女人穿得不多，肩头一阵阵地打着寒战。天这么冷，她这么累，多想睡觉，然而百感交集，焦躁不安，难以安眠。最近这几个星期，这几个钟头，她经历了太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她的神经直至最敏感的末梢还在颤抖，灼痛。对自己的任务心里充满恐惧，但又顺从地听凭意志的主宰摆布，波思威尔的这个心灵女奴踏上邪恶的旅途，为的是把自己的丈夫诱出确保安全的处所，引入必死无疑的绝地。可是人们也并不轻易地由着她进行这场骗局。达恩莱父亲伦诺克斯派了一个使者在城门口就将她挡驾。这个女人几个月来非常讨厌他的儿子，总是避开他，现在却突然这么亲热地赶到他的病榻旁边来，这位老人觉得很可疑。老年人对祸事有预感，或许伦诺克斯也记起，每当玛利亚·斯图亚特表面上满足他儿子的愿望时，总是用伪装来骗取私利。她好不容易招架住使者的种种盘问，总算一路顺利通过到了病人的床边。他同样——她在他面前演的假戏也太多了——心怀疑虑地接待她。他马上就问：干吗要带大车来？目光里闪动着不安的惶惑的神色。她一定要竭力保持镇定，回答问题不能结结巴巴，不能脸色泛白或面红耳赤，否则就会露出马脚。对波思威尔的畏惧使她学会假装。抚摩的双手和柔媚的话语慢慢地平息了达恩莱的怀疑，一点一滴地抽走他的决心，注入她自己的更有力的意志。到第一天下午事情便已成功一半。

时已入夜，她现在独自坐在昏暗的屋子里，冷森森，空落落，烛光摇曳有如鬼火，室内寂静无声，可以听出她最隐蔽的思想在自语和被践踏的良心在叹息。她难以入睡，也不得安宁。她多么需要对随便哪个人倾诉沉重地压在心头的苦闷，在这无法摆脱而又极度孤独的困境中对随便哪个人说几句话。他不在身边，他，世上唯一的那个人，对他她可以谈所有除他以外，除他一个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的事情，谈那些对她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可怕的犯罪行为，于是她取过几张纸开始写起来。这是一封长而又长的信，当夜没有写完，第二天日间没有写完，直到第二天夜里方才结束。在信里一个正在犯罪的人同自己的良心进行搏斗。这封信在疲惫不堪、神思昏乱中写就。由于意识蒙眬，精疲力竭，一切都杂乱无章。蠢话与深意、呼喊与空言，还有无可奈何的牢骚、狠毒的念头像蝙蝠那样四处飞舞，一会儿她又谈毫无意义的琐事，一会儿陷入困境的良心嚎叫着起来反抗。仇恨猛地爆发，怜悯又将它压下去。在这中间，她对这唯一一个人的喜爱之情始终强烈而热切地溢于言表，他的意志控制了她，他的手将她推向前去，使她堕入深渊。突然她又发现这张信纸也写满了。她接着写下去，不断写下去，因为如果她不是至少用言词紧紧地抓住自己拴在他身上的那个人——女罪犯拴在男罪犯身上，血脉相通——她就觉得好像恐惧会将她扼杀，寂静会使她窒息。可是正当发抖的手中那支笔宛如脱缰之马飞快地滑过纸面的时候，她发觉：在信里所写的一切并没有像她想说的那样去说，她已经没有力量管住和梳理自己的思想。在她意识的另一部分她同时了解这一点。因此请求波思威尔把这封信读两遍。但是正由于这封词语多达三千的长信，在考虑与下笔时意识不清醒，条理不分明，正由于各种想法纷至沓来，乱成一团，语无伦次，互不连贯，正由于这个原因，这封信成为一个反映心路历程的无与伦比的文献。在这里，不是一个自觉的人在说话，而是内心的自我由于疲惫与冲动而恍恍惚惚时在独白，平时绝不可能窥见的潜意识在展示，再也不被羞耻心裹住的毫无掩饰的情感在流露。在这种未能全神贯注的情况下，交替出现听得清和听不清的声音，条分缕析的和平时不敢说出口来的完全真实的思想。她在信里写得重重复复，自相矛盾，在激情的蒸腾和波涛中一切都不停地翻滚起伏，搅和在一起。从来没有或者极少见到流传下来的自白如此彻底地展示出犯罪过程中过度紧张的思想和心理。——不可能！无论是布坎南、梅特兰，或者是这些人当中任何一个（他们只是智囊而已），凭他们的才智，都不可能虚构出六神无主时伴有幻觉的内心独白，这样逼真，到了已入化境的程度，都不可能虚构一个女人在犯罪时的可怖的处境，她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消除良心的痛苦，只好不停地给情夫写信，以求沉迷其中，把自己忘掉，为自己辩解，替自己表白，她借写信来躲避，免得在寂静中听到自己的心在胸膛里狂跳。人们不禁又一次想起麦克白夫人，她也穿着宽松的睡袍，浑身发抖，在昏暗的城堡里四处乱走，被恐怖的思想所围困所逼迫，像梦游者那样，在令人震惊的独白中说出了自己的罪行。只有莎士比亚这样的人，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才有这样的创作能力，而他们的至高无上的大师则是：现实生活。

就这开头一段便如闻其声，从心底打动了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累了，昏昏欲睡，只要还有纸，我就停不下来……请原谅字迹潦草，你得揣摩另外一半是什么……可是趁别人都已入睡能够给你写信，我还是感到高兴，因为我觉得由于渴望投入你的怀抱我会写不成信，我的命根子呀！”她以令人倾倒的诚恳与真挚描叙可怜的达恩莱意外地见她来到非常高兴，使人仿佛亲眼看到这个听话的小伙子，脸部烧得发烫，由于痘疮未好而泛红。他日日夜夜都独自躺着，想起自己一心迷恋的妻子推开他，抛弃他，不由得心都碎了。现在她，这个自己真心喜爱的女子，这个年轻的女子，这个美貌的女子突然来了，忽然又亲热地坐在他的床边。这个可怜的傻瓜喜不自胜，以为是在“做梦”，说“见到她这么高兴，以至于觉得自己一定会乐极死去”。当然，在他心里怀疑的旧伤有时也会猛地灼痛。他感到此事来得太出人意料，太难以置信，可是他拙于运思，尽管她诓了他多次，可他就是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场闻所未闻的骗局。对于一个软弱的人来说，可以相信与可以托付是令人愉快的事；要想说服一个虚荣的人，使他以为别人喜欢他，也轻而易举。没有多久，达恩莱便心软了感动了，又变得百依百顺，就像杀害里齐奥以后的第二天夜里那样。这个好说话的小伙子请求她原谅他冒犯她的一切。“你的臣民做错事情，你原谅了他们，我可是这么年轻啊。你可能说：你已经多次原谅了我，我却一再重蹈覆辙。但是在我这个年纪，有人出了馊主意，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没有照着自己的承诺去做，终于有了切身体会才把自己管住，这不是很自然吗？如果这次我能得到你的原谅，我发誓不会再有任何过失。再说除了我们作为夫妻起居与共，我也别无他求。如果你不肯，我便永远不从这张床起来……天主知道，由于把你奉若神明，由于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受了多大的罪呀！”

透过这封信，我们又看到远方那间昏暗的屋子。玛利亚·斯图亚特坐在病人的床边，听着他突然表白相爱之情，滔滔不绝倾诉恭顺之心。现在她该舒心了，计划已经成功，她又使这个傻小子入她彀中，俯首帖耳。但是她深深地为自己的骗局而感到羞愧，因而高兴不起来。在实施预定计划的过程中，她为自己可鄙的行为感到恶心，憋得难受。她表情阴郁，目光冷淡，惘然若失地坐在病人身边。达恩莱也注意到有什么可疑的费解的事情折磨着这个自己迷恋的女子。这被出卖被欺骗的可怜虫还想——此情此景妙不可言！——劝慰这个出卖和欺骗他的女人。他要帮助她，使她愉快，高兴，开心。他恳求她在他屋子里过夜。他，这个不幸的傻瓜又要在温柔乡里做春梦。从这封信里人们感觉到：这个脓包又轻信地对她百依百顺，以为她完全可以信赖，真是使人不寒而栗。不能啊，他不能不看她，他尽情地享受着这种重新得到、思念已久的亲昵乐趣。他请她把烤肉先切成一块一块。他傻乎乎地说呀说呀，和盘托出了所有的秘密：他说出了所有他的跑腿和眼线的名字。他对她坦言恨死梅特兰和波思威尔，做梦也没有想到她把身心都奉献给了波思威尔。就这样，他愈深信不疑地，愈情意绵绵地暴露自己，他就——这完全可以理解——愈加使得这个女人难以出卖这个毫不知情的人，听任摆布的人。眼看自己的牺牲品如此无力抗拒，如此轻信，她不由得心软了。她不得不竭力强制自己把这出可鄙的喜剧不停地演下去。“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话这么入耳，这么谦和。要是我不知道他心软如蜡，就好了；如果我不是心如铁石，就好了。此事是你亲自安排，否则谁下命令都无法使我不同情他。”可以看出：她自己对这可怜虫早已恨意全消。他的脸孔烧得发红，一对含情、渴求的眼睛在注视她。她已忘掉这个渺小、愚蠢的撒谎者以前给她带来的种种痛苦。怀着深切的感情，她很想救助他。强烈的反感袭来，于是她将这一犯罪行为归咎于波思威尔。“要是替我自己报复，我不会这么干。”只是为了自己的一片痴情，不是为了谋求其他报酬，她将利用这个人孩子气的信赖，干出这桩丑事来。突然她声色俱厉地发出指责的呼喊：“是你逼我装假，害得我担惊受怕，是你要我演这个叛徒的角色。可你得记住：要不是为了听从你，我宁愿死去也不干。我的心在淌血呀！”

然而，痴情者无力反抗：在无情的鞭子驱赶下，只能声声叫唤。随着屈从的哀诉，玛利亚·斯图亚特马上又在意志的主宰者面前低下头来。“我痛苦哇！我从来没有骗过什么人，我这么做可是全为了你呀！你总得说一句话呀，我该怎么办哪！不管怎么样，我一定听你的。你也想想看，能不能用什么药做得隐蔽一点，因为他要在克莱格密勒宫服药，沐浴。”可以看出：她至少想替这个不幸的人找到一个比较缓和的死法，避开凶狠的粗野的暴力行动。如果她不是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不是完全依赖波思威尔，只要她身上还有一点一滴力量，还有一星半点道德自主心理，她一定会——人们可以感觉得到——救助达恩莱。但是她不敢不听话，因为她担心这样一来会失去她所迷恋的波思威尔，同时她也担心——独创的心理描写，哪个作家都想不出来——到头来说不定波思威尔正由于她干得出这样可悲的行径而鄙视她。她举起双手恳求他，“不要由于此事便不像原来那样尊重”她，“因为根源就在他身上”。她跪下来，从心灵深处发出最后的走投无路的呼号：请求他以情爱酬报她现在为了他而忍受的种种痛苦。“我牺牲一切：名誉、良心、幸福与尊严。你要记住，不要听信你那虚伪的内兄，抛弃你无论过去或者将来都最为忠实的恋人，也别理睬她（波思威尔的妻子）的虚伪的泪水。你看看我，看看这桩我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我硬着头皮这样干，为的是获得应有的地位，而且为了此事我违背天性欺骗所有人，祈求天主宽恕我，祈求天主赐给你——我亲爱的朋友诸般幸福与恩泽。这是你最恭顺最忠实的恋人对你的祝愿。她希望很快就将变得更能合你的心意，超过对她所受痛苦的回报。”如果不带偏见从这一番话中听出那颗备受折磨与煎熬的心在倾诉，那就不会说这个不幸的女子是凶手，虽然她在这些白天和夜晚所做的一切都为谋杀做准备。她的对抗情绪，厌恶心理比她自己的意愿不知强烈多少倍。也许在这段时间里的某些时刻，这个女人离开自杀近于谋杀。可是受人奴役，命该如此：舍弃了自己的意志，就不能再自己选择道路，只能为人效力，听命于人。就这样她跌跌撞撞地往前走进犯罪行为的深渊，这个痴心的女仆，这个并不自觉而又极为自觉的情感梦游病患者。

第二天玛利亚·斯图亚特已经彻底完成由她承担的一切。这一任务中更为细致，更为棘手的部分已经顺利完成。她消除了达恩莱心里的猜疑。这个可怜的害病的傻小子，他现在一下子变得轻松、自信、平静、愉快，甚至高兴。虽然他还很虚弱，乏力，痘疤使他变丑，但是他已经又想对他夫人表示亲热。他想亲吻她拥抱她。她好不容易才掩饰了自己的反感情绪，阻遏了他的迫切要求。听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意愿，就像她听从波思威尔的命令那样，他，这个奴隶的奴隶表示愿意随她回爱丁堡去。他深信不疑地由着人把他抬出万无一失的城堡放在大车上，脸部蒙着一个薄呢面罩，免得别人看见他这副丑相。于是这个牺牲品终于上了通向屠宰场的道路。见血的粗活则由波思威尔去干，这对那个恶棍比违背良心行事对玛利亚·斯图亚特不知要容易多少倍。

大车由马队护送，冒着严冬的寒冷一路缓缓向前驶去。经过几个月来无休无止的不睦，现在表面上已完全和好，女王与国王又回到爱丁堡。回到爱丁堡？回到爱丁堡什么地方？人们当然以为是回到霍利罗德城堡，回到王宫，回到君主舒适的住所。不是！权倾朝野的波思威尔已另有安排。国王不能待在自己的住所，不能待在霍利罗德，据说，原因是传染的危险还未过去。那么是不是到斯德林宫？是不是到宏伟而坚固的要塞爱丁堡城堡？或者再退一步说，是不是到其他豪华的住宅客居，譬如到主教的府第？都不是！非常奇怪，竟挑了一所至今谁也没有想到的、很不起眼的偏僻的房子，一所毫无气派可言的房子，坐落在社会渣滓成堆的地带，在城墙的外面那些园林草场之间，很快就会坍塌，多年无人居住，不易守卫和保护——真是挑得奇怪而又意味深长。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呢？竟然给国王偏偏在这柯克·奥菲尔德挑了这所偏僻得使人起疑的房子，只有那些小偷夜间出去活动时的必由之路才通到这里。瞧，现在说了算的就是波思威尔。在这错综复杂的事件中，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所有的书信、文件、证言中，点点血迹无不汇集到这唯一的一个人身上。

这所配不上国王寓居的小房子建在荒芜的田野上，只与波思威尔的一名贴身随从的住处相邻，总共有一个门厅和四个房间。楼下给女王临时安排了一间卧房。因为女王突然说很想能够体贴入微地照料这个以前她避之唯恐不及的丈夫。她的侍女们住在另外一间。楼上一间是国王的卧室，隔壁住着他的三个仆役。当然，这个教人犯疑的住所房间低矮，但陈设并不短缺：从霍利罗德送来的地毯与挂毯，还特地放了玛利·德·吉斯当年从法国带来的其中一张华丽的绣床。另外一张摆在楼下供女王使用。玛利亚·斯图亚特忙得不亦乐乎，尽可能让别人看到她对达恩莱的关心和亲近，一天数次带着所有随从过来陪伴病人，可就是她——人们不由得一再记起这种情况——几个月来总是避开他。她从2月4日到7日一连三夜都在这所偏僻的房子里度过，没有待在自己舒适的宫殿里。每一个爱丁堡人都看到：国王和女王又伉俪情深了。这互怀敌意的一对在全城臣民面前特意显示重修燕好，到了令人讨厌、起疑的程度。可以想象，感情的突变首先一定使那些勋爵觉得奇怪。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同玛利亚·斯图亚特商讨过让她摆脱他的种种办法，可现在两个人却一下子如此急骤地变得如胶似漆，那也做得太煞有介事了。勋爵当中最有头脑的莫雷已心里明白，他不久以后的态度便说明这一点。他一刻也没有怀疑，断定在这所偏僻得出奇的房子里正在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于是悄然巧妙地自己做好准备。

无论在城市或者在乡村，也许只有一个人真诚地相信玛利亚·斯图亚特已经回心转意：这个人便是达恩莱，这个不幸的丈夫。她对他无微不至地关切，这迎合了他的虚荣心。他看到往日看轻他避开他的那些勋爵突然又来到他的病榻旁，弯腰弓背，露出关心的样子，这使他很得意。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于2月7日写信给他父亲，说自己的健康由于女王的关切而大有好转，她现在确实是一位真心爱他的妻子。那些医生也高兴地告诉他正在康复，这场使人变丑的疾病留下的疤痕也开始渐渐消失掉。他可以搬回自己的王宫去了，已定在星期一早上来几匹马，再过一天他便端坐在霍利罗德，与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那里共同生活，终于又成了国家的主人，她那颗心的主人。

但是在2月10日星期一之前，还有一个2月9日的星期天。人们宣布那天晚上在霍利罗德有喜庆活动：玛利亚·斯图亚特最忠诚的臣仆中有两个到时将举行婚礼，为此将有盛大的喜宴与舞会，女王也答应侍女们去参加。可是公告此事并非当天要闻，因为这天另有真正的头条消息，其意义日后才显示出来，这就是：早上莫雷伯爵突然向他妹妹请了几天假，说是要去自己的一处城堡探望害病的妻子。而这便是一个凶兆，因为每当莫雷忽然离开政治舞台，此中必大有文章，接着总会发生剧变或灾祸，事后堂而皇之回来，言之凿凿，证明自己并未插手。谁要是觉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眼看这个有心计有远见的人现在又趁还未变天悄然抽身他去，一定会感到不安。里齐奥被害的次日早上，他骑马进入爱丁堡，看起来他好像一无所知。现在他同样又装作不知就里，在即将发生更加可怕的惨剧那一天早上动身离去，把危险留给别人，确保自己的名声和利益。

还有一个迹象令人费解。据说，玛利亚·斯图亚特已嘱咐将她那张昂贵的绣床和毛皮的毯子从柯克·奥菲尔德的卧房搬回到霍利罗德。看起来这样安排的本身完全可以说得过去，因为已经宣布的喜庆活动那天夜里，女王不在柯克·奥菲尔德，而是在霍利罗德过夜，而第二天反正不再分居。只是这样小心谨慎地急着搬床，由于发生了种种事件，后来就被理解或者说曲解为性命攸关的事。暂时，下午和傍晚人们丝毫觉察不到可怕的事情或真正的危险。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举动也尽可能不引起他人的注意。白天她带着朋友们去探望差不多已经康复的丈夫。晚上她同波思威尔、亨特利、阿盖尔一起坐在婚礼贺客中间，对侍役非常和蔼可亲。多么令人感动啊：她又一次——异乎寻常地令人感动——虽然达恩莱明天早上就要回霍利罗德去，但是她又一次在寒冷的冬夜去柯克·奥菲尔德那所冷寂的房子。她特地中途离开欢乐的喜宴，只是为了再在达恩莱的床边坐一会儿，同他聊聊天。玛利亚·斯图亚特在柯克·奥菲尔德一直待到夜里十一点——必须牢记这个时刻——然后返回霍利罗德。黑夜里远远就可以看见擎着火炬、灯笼前导的马队，可以听见笑语喧哗。各处城门大开，整个爱丁堡都一定看到女王照料、探视丈夫以后回到了霍利罗德，这里在中提琴和风笛的伴奏下，使役和女仆们正翩翩起舞。女王又一次亲切地来到婚礼贺客中间，谈笑风生。午夜过后，她方才回宫就寝。

深夜两点钟，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大地抖动，“简直像二十五门大炮同时轰响”，空气在震荡。马上可以看到一些可疑的人影从柯克·奥菲尔德那个方向拼命跑出来：在国王那所房子里一定发生了祸事。全城的人都从睡梦中惊醒，惶恐不安。城门立即打开。几名使者朝霍利罗德飞驰而去，报告可怕的消息：柯克·奥菲尔德那所冷清清的小房子连同国王以及所有他的使役都被炸得飞上天空。参加过婚礼的波思威尔——显然为了证明在他的部下准备爆炸时自己不在场——被人从睡梦中叫醒，或者说得准确些，被人从床上叫起来，他装作躺在那里睡觉。波思威尔匆匆穿上衣服，带了武装侍卫赶到现场，只见达恩莱和睡在屋子里的仆役都陈尸现场，只穿着一件衬衣，这所房子已完全被炸药毁掉。波思威尔只说此事使他感到非常意外和震惊，其实只是表面文章：他比谁都更了解真相，所以他也没有再费事抖搂全部内情。他吩咐收尸，过了不到半个钟头便回城堡去了。到了那里，他懂得向同样毫不知情，从睡梦中被人叫醒感到恼火的女王报告：她的丈夫，苏格兰国王亨利已被不知哪些凶手用不知什么方式杀害了。

第十三章 多行不义必自毙

1567年2月至4月

激情多能。它能在一个人身上唤起无法形容的异乎寻常的潜力。它能以不可抗拒的重压从沉静逾常的心灵里榨出巨大的强制力量，驱使这一颗心无视道德的一切规范与形式走向犯罪。但是激情又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如此猛烈的爆发之后，它那急骤的冲动便因力竭而归于平息。激情罪犯与真正的、天生的、不思悔改的罪犯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仅仅一次作案者，即激情犯罪者力之所及止于作案，但事后种种却无法顾及。这样的人一时冲动便下手，双目所视者只有想干的那件事，全副精神都放在这唯一的目的上。目的一达到，事情一结束，冲劲立即松弛，决意随之消失，头脑马上不灵。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冷静的、清醒的、自私的罪犯开始同原告与法官捉迷藏。这种罪犯最费心思之处并不在于犯罪行为，而是在于事后开脱自己。

玛利亚·斯图亚特由于对波思威尔百依百顺而陷入犯罪境地无力摆脱，这并未贬损，反而增益了她的形象，原因是：她虽然是罪犯，但这是激情驱使的结果，并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是迫于他人的意志，因而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她只是没有及时阻遏祸害的力量，而且事后又毫无主见。本来她这时有两件事可做：或者打定主意，厌弃波思威尔，避开他的罪恶活动，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她心甘情愿的限度；或者不得不帮助遮掩他的罪恶，这样她又得装假，做出悲痛的样子，免得旁人怀疑他。然而玛利亚·斯图亚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嫌疑重大的情况下做了莫名其妙、愚蠢不过的事，也就是什么都不做。她始终木然，默然，惘然若失，这就暴露了自己。像那种机械玩具，一上了发条，便按照设计呆板地做几个动作，玛利亚·斯图亚特也在百依百顺的迷醉中由着别人摆布，做了波思威尔要她去做的一切：她去了格拉斯哥；她抚慰了达恩莱；她把他哄骗回来。现在发条已转完，外力顿时消失。正是现在，当她必须充当情感演员，让大家都深信此事与她无关的时候，她却颓然听任面具脱落，陷于僵化，严重的心灵呆滞与说不清楚的冷漠，麻木地无视涉嫌的重压像一柄出鞘的利剑直奔自己的头顶。

在这非常需要装假、自保、聚精会神去应付的时刻，整个身心都完全僵化，听之任之，淡然处之，这种心灵呆滞的奇怪现象本身并不反常，因为这是精神过度紧张的必然反映，这是自然对所有逾越其限度的人们进行恶意的报复。在滑铁卢前夜，拿破仑就突然丧失了超凡的意志力。正是在这危急关头，在这非常需要他进行各项部署的时刻，他却木然呆坐，并未做出安排，所有力量一下子就从他身上流走，像葡萄酒从刺穿的酒桶里漏掉那样。同样地，奥斯卡·王尔德[1]在被捕前的瞬间也这样发愣：朋友们已经给他通风报信，他还有时间，他有钱，他本来可以乘上火车，然后横渡海峡去逃亡。可是他也一下子呆住了，坐在旅馆的房间里等待又等待，不知道他等什么，等待奇迹的出现，还是等待自己的毁灭？我们只有借助这些类似的情况——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才能解释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那几个星期里的举动，才能解释那种不近情理、愚不可及、消极对待因而惹人注意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才促使人们怀疑她。谋害事件发生以前，谁也没有料到她会同波思威尔一个鼻孔出气：探视达恩莱的确可能出于和解的愿望。但是惨剧发生以后，被害者的未亡人马上置身于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时候，或者自然而然显示出自己的清白，或者更加装假，不露丝毫破绽，两者必居其一。然而这个不幸的女人对这种撒谎和装假的厌恶心理已经占了上风，她不去消除人们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合情合理的怀疑，完全置之不理，因此她的罪责在人们的眼里就显得或许比实际情况更要深重。像一个跳进深渊的自杀者，她闭起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一心只求了结，再也没有思索和权衡的痛苦，只有虚无，只有毁灭。在犯罪学中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个典型病态的激情罪犯案例：在犯罪过程中耗尽全力，随着犯罪行为的结束而崩溃……上天要诛灭谁，必先让其丧失理智。

一个清白、贞洁、多情的妻子，一个女王深夜听到一个使者奏报，说她的丈夫刚才已被身份不明的凶手们杀害，会怎样反应呢？她一定像四周起火一样跳起来，一定会大吵大闹，大喊大叫，一定会传旨立即捉拿凶犯，一定会将每一个稍微有点嫌疑的人都投入监狱，一定会召唤臣民关注此事，一定会吁请外国君主在边境扣押每一个越境逃亡的人。不把最后一个作案者和知情人逮住并绳之以法，她一定会像弗朗西斯二世殂谢时那样，日夜足不出户，一连几个星期、几个月不思欢乐、自娱、聚会，首先是不得安宁。

一个确实感到意外、真正不知就里的多情妻子的心态一定大致如此。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一个身为从犯的妻子至少也会装出这副样子，尽管反常，却也合乎情理，因为还有什么比作案以后装作完全清白、毫不知情的人更能使罪犯免遭怀疑呢？可是谋害惨剧发生以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冷漠简直是闻所未闻，连最轻信的人都觉得蹊跷：不见一丝一毫里齐奥被杀时她流露出来的那种恼怒与怨恨，不见一丝一毫弗朗西斯二世驾崩后她表现出来的那种忧伤。她并未像为第一位丈夫写下令人感动的挽歌那样，为悼念达恩莱而动笔，而是在人们奏报凶信以后几个钟头内便冷静地签署了致各国宫廷的公函，转弯抹角地向全世界说明谋害的情况，当然意在竭力开脱自己。在这奇特的陈述中，有意捏造事实，仿佛凶杀的对象根本不是国王，首先是女王本人。根据这个官方版本，阴谋分子误以为女王与国王在柯克·奥菲尔德过夜，只是女王事先离开这所房子去参加婚礼，凑巧躲过了与国王一起被炸得血肉横飞的劫难。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顺从地签署撒谎文件时拿笔的手也未发抖：“女王不知道哪些人是这一罪行的指使者，但她相信，内阁会议各个成员必将尽心尽力查明罪魁祸首，到时她将予以堪为后世儆戒的惩处。”

这样歪曲事实当然过于笨拙，未能产生误导舆论的作用。实际上——整个爱丁堡的居民都目睹——女王已于晚间十一点钟离开了柯克·奥菲尔德那所孤寂的房子，这显然要让全城的人都看见，所以埋伏在暗处的凶手们过了三个钟头把这座房屋炸飞决不会是为了谋害女王。而且利用炸药毁掉这所房子，也只是掩盖真相的障眼手法，因为达恩莱可能事先已被破门而入的凶手扼死——官方的说法如此拙劣，破绽百出，只会给人们以更加深刻的共同犯罪的印象。

然而，奇怪的是：苏格兰一片沉默。在那几天里，不仅玛利亚·斯图亚特漠然置之，而且举国上下也一片沉寂，这使全世界都感到诧异。试想：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是在这部用鲜血写就的史册中也闻所未闻的事情——苏格兰国王在本国首都被谋害，连人带屋都被炸得飞上了天空。那又怎样？全城的人有没有愤恨得浑身发抖？那些贵族爵爷们有没有从他们的城堡赶来保卫据称同样处境危险的女王？那里的神父们有没有在布道坛上控诉？法庭有没有采取措施来揭露凶手？有没有关闭城门，拘捕数以百计的嫌疑犯严刑拷打？有没有封锁边境？王国的那些贵族有没有在出殡行列里抬着受害人的棺材穿过大街去送葬？有没有在一个公共场所搭起灵柩台四周点起油灯和蜡烛？有没有召开国会从头到尾听取关于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并且依法采取行动？那些勋爵，那些王位的卫士有没有集合起来，庄严宣誓去缉拿凶手？——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去做。霹雳震耳，过后竟是不可捉摸的沉寂。女王杜门不出，并未在公开场合说一句话。那些勋爵都默不作声。莫雷毫无表示，梅特兰也这样，曾对国王卑躬屈节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他们既不谴责也不赞扬这次谋害的行为。他们按兵不动，引而不发地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大家觉得：公开议论国王被害眼下对谁都有不便之处，因为他们或多或少事先都已知道此事。市民们则小心翼翼地关起门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各种猜测。他们明白：小百姓不宜妄议大人物的事情，好管闲事难免成为替罪羊。在最初这段时间里出现这种局面，正是凶手们求之不得的事情。谁都把这次谋害当成令人不快的小事一桩听了便算。整个宫廷、全体贵族和市民如此默然而胆怯地想对国王被弑一事避而不谈，这或许在欧洲历史上还从未有过。非常显眼的是：甚至有意识地未去采取清查案情必不可少的措施。行政与司法部门都未派人到凶杀现场调查，未做任何笔录，没有呈交反映真相的汇报，没有公布关于谋害详情的一目了然的文告。人们百般掩饰这个案件。尸体并未由医生，由官方做出鉴定，因此直到今天都不清楚，在凶手们用大量炸药毁掉房屋以前，达恩莱究竟是被勒死、刺死还是毒死的（人们看到裸露的尸体横陈在花园里，脸部发黑）。为了避免人们七嘴八舌，为了避免太多人看到尸体，便由波思威尔将它草草收殓。赶快掩埋达恩莱！尽快彻底了结这桩丑事，以免闹得臭气熏天！

这一来，便显露出最引人注意的迹象，等于告诉所有人，高层人物一定在暗中插手这件凶杀案。人们并未为苏格兰国王亨利·达恩莱举行恰如其分的葬礼：既未以隆重的仪式安放遗体，随后亦未以庄严的送葬行列出殡，抬着灵柩穿城而过，后面跟着悲痛的遗孀，跟着那些贵族。既未鸣炮，亦未敲钟，而是悄悄地在夜幕掩护下将棺材抬进小教堂。没有什么排场，没有什么仪式，就这样畏葸而匆促地将苏格兰国王亨利·达恩莱的遗体放进墓穴，仿佛他自己是凶手，而不是死于他人的嫉恨和贪得无厌的受害人。再就是做弥撒，便万事大吉！从此这个受苦的灵魂不会再使苏格兰不得安宁了。上天要诛灭谁，必先让其丧失理智……

玛利亚·斯图亚特、波思威尔与那些勋爵巴不得棺盖一合上，这桩丑事便就此了结。为了免得多管闲事的人们问个不休，譬如免得伊丽莎白指责他们并未采取行动揭露罪行，他们决定做个有所行动的样子。为了避免真调查，波思威尔安排了一次假调查，就用这种聊备一格的姿态表示他们正在着力追捕那些“不知姓甚名谁的凶手”。当然，这些姓名全城无人不晓：参与包围那所房子、采购大量炸药、装入袋子搬进屋内的帮凶太多，彼此不会不记得这个那个。再说城门口哨兵想忘也忘不了那天夜里爆炸以后，他们让哪些人进了爱丁堡。然而，内阁会议成员现在实际上只有波思威尔和梅特兰，即同案犯[2]与知情人两个，他们只要照一下镜子，便能认出主谋，因此人们硬要坚持“不知姓甚名谁的凶手”这一说法，并且发布公告：如能指出罪犯的姓名，将获两千苏格兰镑。对于一个贫穷的爱丁堡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可是谁都知道，只要一多嘴，马上就会当胸挨一刀，别想把那两千镑放进腰包。波思威尔很快就实施军事独裁。他的部下，即边防军咄咄逼人地骑马在大街上疾驰而过。人们可以看见他们佩带的武器。这副架势很明显地吓住了每一个胆敢说真话的人。

但是每当人们想用暴力压制真理的时候，真理总会巧施妙计保护自己。白天不让真理开口，它就会在更加沉寂的黑夜讲话。发布公告的次日早上，在市场上、甚至在霍利罗德王宫大门上都发现了写着凶手名字的揭贴。在这些揭帖上毫无顾忌地说波思威尔与他的帮凶詹姆士·巴尔福以及女王的内侍巴斯蒂安与约瑟夫·里齐奥都是凶手。有些名单中还列出其他一些名字，但在所有招贴中一再出现的则是波思威尔与巴尔福、巴尔福与波思威尔。

如果不是鬼迷心窍，如果不是疯狂的激情彻底冲垮了她审慎行事的能力，如果不是她的意志力完全由人摆布，既然百姓的呼声如此清晰，那么有一件事玛利亚·斯图亚特本来非做不可，即：同波思威尔分清她是她，他是他。只要她那糊涂的头脑里还有一丝一毫理智，她现在就得对他疏而远之。她本来应该用巧妙的手法由“官方”证明他一身清白，在此之前，她不能与他有任何往来，必须随便找个借口先让他离开宫廷。只有一件事她本来不应该去做，那就是：人们在大庭广众或高声或低声都说那个人是杀害国王，即她丈夫的凶手，她却让他继续在苏格兰王宫里发号施令，尤其是不应该交托这个舆论一致认为是凶杀祸首的人负责调查那些“不知姓甚名谁的凶手”。更要命更糊涂的是：在那些招贴上除了波思威尔与巴尔福以外还提到她的两个内侍巴斯蒂安和约瑟夫·里齐奥（大卫·里齐奥的弟弟），说他们是帮凶。在这种情况下，玛利亚·斯图亚特首先该当如何？不消说应将这两个受到指责的人交给司法机关去处置。可是她并没有这样做——这个时候，愚蠢差不多等于胡来与不打自招：她悄悄地辞退了他们。有人塞给他们护照，匆匆忙忙地偷送他们出境。所以她的所作所为与为了维护自己名誉本来该做的事情恰恰相反。她不是把嫌疑犯交付法庭，却帮助他们脱逃。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这种包庇行为使她自己坐上了被告席。而败坏名声的荒唐事还有更多更多。在那段时间里，任何人都没有见她流过一滴眼泪，她也没有像当年那样一身缟素，足不出户四十天——虽然这回本来更有必要假装服丧——而是刚过一个星期便离开霍利罗德，动身去了塞顿勋爵的城堡。这位遗孀为宫廷丧礼的门面装个样子也提不起精神，而且藐视物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简直就像指着人们的鼻子挑衅，竟然在塞顿城堡接受朝见。谁来朝见？就是那个詹姆士·波思威尔，就是那个人，他那幅有“此人便是弑君凶手”字样的画像这时正在爱丁堡街头被人分发。

然而，苏格兰并非全世界。虽然那些心虚的勋爵和敢怒不敢言的市民胆怯地保持沉默，仿佛国王遗体入土以后对他被害一事也失去了任何兴趣，但是在伦敦、巴黎、马德里的宫廷里人们对待这桩惊天大案绝非如此冷漠。对苏格兰来说，达恩莱不过是个碍眼的外人，一旦厌烦他，便用常见的办法干掉他就是。可是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宫廷来看，他是膏立的国王、显赫家族的成员，具有他们那样不可侵犯的地位，因此把他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当然，任何人都根本不相信官方胡诌的陈述。整个欧洲从一开始便看出：罪魁祸首肯定是波思威尔，玛利亚·斯图亚特肯定是他的心腹。连教皇与他的使节都以激愤的言辞指摘这个失去了理智的女人。但是最使这些外国君主耿耿于怀的，最使他们恼火的，倒不完全是谋害的本身。在那个时代，人们并没有什么道德观念。事关一条人命也并不特别难办。自从出现了马基雅弗利的主张以来，在所有国家，对政治谋杀都视为情有可原。几乎每一个欧洲王室在自己的宗谱里都有类似的做法。亨利八世需要除掉他那些妻子时一点也不手软。菲力普二世不喜欢别人问起他的亲生儿子唐·卡洛斯被害的情况。教皇家族博恰[3]得了恶名，手段之一便是毒药。然而在这一点上却有不同之处——这些君主无一例外都避开任何凶杀甚至同谋的嫌疑。他们都让别人动手，自己并不沾边。他们只希望玛利亚·斯图亚特做个洗刷自己的样子。最使他们恼火的仅仅是她漠然置之的愚蠢做法。这些外国君主先是愕然，既而愤然注视着这个不知深浅、鬼迷心窍的同行姐妹，她竟毫无推卸嫌疑的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找几个小人物，将他们绞死或四马分尸了事。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却在球场上优哉游哉，还挑了那个罪魁祸首做她玩乐的搭档。玛利亚·斯图亚特派驻巴黎的忠诚使臣焦虑而恳切地报告了这种消极态度造成的恶劣影响。“此间人们诽谤您为这一罪行的祸首，说您自己下了这道命令。”这位正直的教徒如此坦率，足以使他万古流芳，他对女王说：如果她现在还不以极其有力与坚决的方式弥补这次谋害的罪过，“那么失去了生命和一切对您来说或许还要好些。”

这是一位友人的诤言。如果在这个自暴自弃的女人身上还有一丁点理性，在她的灵魂里还有些许自己的意志，她一定会振作起来。伊丽莎白唁函的措辞更是直叩心扉。事有凑巧，说来也怪：玛利亚·斯图亚特面对一生最严峻的危机和最冷酷的行为，世上竟没有一个女人，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做她一辈子死对头的这个女人那样了解她。伊丽莎白一定在这一事件中像照镜子一样看到了自己：在与达德利·勒斯特打得火热的那段时间里，她自己就曾经处于同样的境地，也有同样的与或许同样事出有因的嫌疑。为了扫清结婚的道路，在玛利亚·斯图亚特这里必须除掉一个丈夫，在伊丽莎白那边则是一个碍事的妻子。伊丽莎白或许知情，或许并不知情——这永远是难解之谜，总之，发生了同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一天早晨人们发现罗伯特·达德利的这个妻子即爱弥·罗勃萨特被某些“不知姓甚名谁的凶手”杀害了——现在达恩莱也这样。当时大家都用谴责的目光注视伊丽莎白（就像眼下人们盯着玛利亚·斯图亚特一样），那时还是法国王后的玛利亚·斯图亚特自己甚至也随随便便地讥讽这位表亲，说她要下嫁杀妻的马厩总管。正如今天世人自然而然地都把波思威尔视为凶手一样，当时人们都将勒斯特看作杀人犯，将女王看作帮凶——一定是伊丽莎白想起了当初渡过的难关，这使她成为诚心诚意替这个处境相同的表亲出主意的最佳智囊。伊丽莎白当时明智而坚决地传旨进行——自然毫无收获的——调查。不管怎样总是调查过了，这就保住了她的名声。她抛却与那么引人注意地卷入此事的勒斯特结婚的渴望，从而最终完全平息了种种闲言碎语。这样在众人面前便显得同谋害事件毫无联系了。现在伊丽莎白也希望玛利亚·斯图亚特采取同样的做法。

伊丽莎白1567年2月24日写的那封信之所以值得注意，也由于这是一封只有伊丽莎白才能写得出来的信，只有出于女人感情才能写得出来的信，只有由于人性流露才能写得出来的信。她在这封真诚关切的唁函中写道：“夫人，您的丈夫即我的表亲惨遭杀害，噩耗传来，我惊骇莫名，木然不知所措，以致此刻我还无法就此提笔详谈。虽然感情驱使我为血缘如此相近的亲戚死于非命而悲不自胜，但我还是不能对您隐瞒——恕我直言：您比他更使我伤心。夫人！如果我想方设法对您说些甜言蜜语，而不是竭力维护您的名声，那么我便不是您忠实的表亲和真正的友人，因此我对您不能不说我的臣民关于此事的议论，他们认为您对这一罪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意缉捕那些曾经为您效劳的人犯。这就造成这样的印象，人们以为这些凶手作案曾得到您的准许。我请求您相信我，就是给我人间全部财富，我也不会往这方面去想。我永远都不可能让他人这样荒诞不经的看法留在我的脑子里，我对任何君主都不会有这样糟糕的想法，对您更是根本就不这么看。我只希望您诸事顺遂，如我所想，如您所愿。因此我提醒您，忠告您，请求您认真对待此事。如果罪有应得，就是追到您最亲近的人头上也不能瞻前顾后，您别听信旁人的劝说而不向大家表明您既是高贵的君主，又是正派的女人。”

这个平时难以捉摸的女人所写的书信中或许从来没有哪一封比这一封更加真诚、和善的了。这封信本当像一颗枪弹那样使这个麻木不仁的女人大吃一惊，唤醒她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现在有人又一次指责波思威尔，又一次无可置辩地向她表明，如果对他姑息，人们便会认定她是同谋。但在那几个星期里——我们必须反复强调，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内心毫无自主意识。她“可耻地迷恋波思威尔”，以至于伊丽莎白的一个暗探在发往伦敦的书面报告中写道：“有人听她说过：她可以舍弃一切，只穿一件衬衣同他一起远走高飞。”她对任何劝告都充耳不闻，理性已无法控制沸腾的热血。而且由于她忘掉了自己，便以为别人也会忘掉她及其所作所为。

在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在3月份整整一个月里，玛利亚·斯图亚特毫无动静好像做对了，因为整个苏格兰都在沉默，司法部门诸公装聋作哑，波思威尔也怎么都逮不住那些“不知姓甚名谁的凶手”——碰得这么巧，真是咄咄怪事，虽然在大街小巷，家家户户，市民们都在小声传播案犯的姓名。每一个人都认得这些人，每一个人都说得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没有一个人为了得到赏格而甘冒生命危险。终于有人开口了。被害人的父亲，伦诺克斯伯爵，全国最有威信的贵族之一，他据理质疑：为什么已经过去几个星期还未对谋害他儿子的凶手采取有力的措施。这样一来，说什么都不能不给他一个回答。与杀人犯同床共枕、由知情人出谋划策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当然只会虚应故事，说她一定尽心尽力，交由国会处理此事。可是伦诺克斯非常清楚，这样搪塞意味着什么。他再次提出要求，希望先捉拿所有在爱丁堡四处张贴的揭贴上有名有姓的那些人。应付如此确切的要求就更加困难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又一次敷衍他，说她很愿意这样做，只是名字太多，又各有不同，彼此毫无关系，因此请他自己指出谁是罪犯。她显然希望炙手可热的军事独裁实施的恐怖统治会把伦诺克斯吓住，不敢说出波思威尔这个要命的姓名。然而，在这中间伦诺克斯已经找了靠山，腰杆子硬了。他已与伊丽莎白取得联系，这就等于有了保护伞。使当局非常难堪的是：他一清二楚地写下所有的名字，要求对这些人进行调查。第一名便是波思威尔，接下来是巴尔福、大卫·查梅斯，以及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与波思威尔的侍从当中的几个小喽啰，这些人的主子早已把他们送出境外，免得他们受刑时供出真相。这个时候，狼狈不堪的玛利亚·斯图亚特方才看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滑稽戏再也演不下去了。她明白，伦诺克斯采取死硬态度是由于伊丽莎白以自己的全部实力与威望为他撑腰。在这当中，卡塔琳娜·美第奇也极其尖锐而明确地告知玛利亚·斯图亚特：如果不通过正式的公正的审判程序将这次谋害事件的凶犯绳之以法，她将视玛利亚·斯图亚特为“已经无脸见人”，苏格兰也别指望法兰西友好相待。现在需要赶快改弦易辙，不能再演“查无结果”的滑稽戏了，而是另演一出，即上演公开审理的滑稽戏。现在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得不表示同意波思威尔到贵族法庭为自己辩护——对那几个小人物以后再作处置。3月28日伦诺克斯伯爵接到去爱丁堡并于4月12日到法庭控告波思威尔的邀请。

波思威尔这个人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去认罪，决不会畏怯地自卑地去见法官。他之所以表示愿意接受传讯，只是因为他已打定主意，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迫使法官做出无罪释放的判决，而不是由他们定罪。首先，他让女王将所有要塞的指挥权都交给他，这样全国所有可供使用的武器弹药都掌握在他手里。他知道，谁有权，便有理。此外，他把自己的边防军全都调到爱丁堡，把他们装备起来，好像要一决雌雄。他以其特有的暴戾恣睢、践踏道德的习性，毫无顾忌、不知羞耻地在爱丁堡建立起地地道道的恐怖统治。他公然叫嚣：“如果他得知谁张贴过那些指控的揭帖，他就要用他们的鲜血来洗手。”——这是对伦诺克斯进行严厉的警告。波思威尔和他手下那些人总是把手搭在腰间的短剑上。他的部下反复露骨地叫嚷：他们决不答应拿他们的首领当罪犯来审问。请伦诺克斯有胆来指控他吧！叫这些法官试试看，把这个苏格兰的独裁者定罪吧！

这类准备活动如此明目张胆，以至于伦诺克斯毫不怀疑等待他的是什么。他知道，他可以去爱丁堡控告波思威尔，但是波思威尔不会让他活着离开这座城市。伦诺克斯又一次向他的后台伊丽莎白求助。伊丽莎白毫不迟疑地给玛利亚·斯图亚特写了一封信，措辞激烈，要她悬崖勒马，不能对这种公然违法的行为听之任之，致使自己陷于同谋嫌疑的境地。

她非常激愤地写道：“夫人，如果不是对无助者与不幸者的请求施以仁爱的信条驱使我这么做，我不会如此不近人情地写这封信来打扰您。夫人，我得知，您已发布公告于本月12日开庭审理参与谋害您的丈夫即我的表亲一干嫌疑人的案件。非常可能有人施展诡秘而狡诈的手段掩盖此事的真相，亟须加以防止，是为当务之急。死者的父亲与友人们恳求我转请您推迟开庭日期，因为他们已经看到，那些歹徒正在想法通过暴力得到依法不能取得的结果。因此，出于对您的情谊——因为此事对您关系最大，也为了使那些与这一闻所未闻的罪行毫不沾边的人们安心，我不能不这样做。纵使您原本清白，但此姑息养奸的做法便足以使您丧失君主的尊严，遭到寻常百姓的鄙弃。如您竟至名誉扫地，我倒愿意您光荣死去，而不要苟且偷生。”

这样再次直刺良知，照理一定会使一颗已经麻木、失去知觉的心醒悟过来。然而完全无法肯定，这一封告诫信有无在最后关头发送到玛利亚·斯图亚特手里，因为波思威尔耳目众多，这个肆无忌惮、凶狠强悍的狂徒天不怕地不怕，根本就不把英国女王当一回事。奉命向玛利亚·斯图亚特呈交此信的英国使节在王宫大门口被他那些喽啰挡住，不让进去，只是告诉他，女王在睡觉，不能接见他。为一个女王向另外一个女王送信的使者彷徨街头，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见到波思威尔，后者毫无顾忌地拆看了那封写给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信，随随便便塞进口袋里。后来他有没有把信交给玛利亚·斯图亚特谁都不知道，也无关紧要。这个驯服女人早就什么事情都不敢违逆他的意志，甚至据说她还干下这样的蠢事：就在那个时候，他在形同土匪的马队护卫下去法院大楼，她竟从窗口朝下面向他挥手，仿佛她祝愿这个尽人皆知的凶犯在审判闹剧中取得成功。

然而，就算玛利亚·斯图亚特并未接到伊丽莎白的最后警告，也绝不是没有人提醒过她。开庭之前三天，她的异母兄莫雷来向她辞行：他突然想去法国和意大利游览，看看威尼斯和米兰。根据以往多次的经验，玛利亚·斯图亚特照理会悟出：莫雷如此仓促地离开政治舞台意味着风暴即将来临。他这样显眼地置身事外，便是事先就反对这出卑劣的法庭闹剧。而且莫雷也毫不隐讳此行的真正原因，他对愿意了解情况的每一个人都说：他曾力图拘捕凶杀案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詹姆士·巴尔福，但是波思威尔为了庇护同伙从中作梗。一个星期以后，他在伦敦对西班牙使节德·西尔伐说：只要如此异乎寻常、骇人听闻的罪行在王国里不被惩办，他再待在那里，便难保无损名誉。他说话这样直言不讳，想来对自己的妹妹也会知无不言。人们的确注意到，玛利亚·斯图亚特噙着眼泪让他离开。但她无力留住他。自从她依恋波思威尔以来，就完全不能有所作为了。她只能听任这个骑在她头上的人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她身上的女王已向激情勃发、甘作牛马的女人俯首称臣。

审判闹剧于4月12日以无视物议的架势开场，同样以无视物议的架势收场。波思威尔身佩利剑，腰插匕首，在众多的——据说有四千人（这可能是夸大了的数字）——爪牙簇拥下，骑马去法院大楼，宛如去攻取一座要塞。可是人们又援引了一道过去的诏令，只允许伦诺克斯进城时至多带六名随从。女王的偏袒于此可见。这样剑拔弩张来审理此案，伦诺克斯不想出庭了。他知道，伊丽莎白已发信给玛利亚·斯图亚特，感到有一种道义的力量在支持他，因此他只派了一名家臣去法院宣读他的抗议书。那些法官已被吓住，也已被收买，捞足了土地、金钱、荣誉。他们看到原告缺席，求之不得，顺手做出了原来棘手的判决，心上一块石头落地。经过看来十分繁琐的合议——其实一切都早已串通好——可耻地以“并无指控”为由，一致裁决波思威尔无罪，说他同“策划并参与上述谋害国王”无关。要是为人正直，面对这个很不像样的判决，一定不会满意。可是波思威尔却马上耀武扬威，在全城驰骤，兵器叮当作响。他拔剑挥舞，大声公然向每一个当时还敢指控他是谋害国王的元凶或帮凶的人挑衅。

从此车轮飞快地滚向深渊。市民们感到震惊，法律遭到空前的嘲弄，人们小声地在嘀咕。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友人们惊惶地注视着她，他们忧心忡忡。对这个发疯的女人告诫已无济于事，这使他们痛心疾首。她最忠诚的朋友梅尔维尔写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善良的女君主滑向深渊，但是谁都无法使她意识到危险，真不知如何是好。” 可玛利亚·斯图亚特就是听不进良言，听不进告诫。最荒唐的事也敢干的那种难以理解的欲望驱使她不断干下去。这个听任情感支配的狂乱女人，她不回头看看，也不问问别人的想法，也不听听别人的意见，只顾往前直冲，奔向毁灭。波思威尔向全城挑衅以后，有一天她伤害了整个国家的臣民：她给予这个臭名昭著的罪犯以苏格兰的最高荣誉——在国会开幕那一天，她让波思威尔高举国宝，即王冠与节杖前导。这个时候，谁都不会怀疑，波思威尔今天可以把王冠捧在手里，明天就会把它戴在自己的头上。波思威尔生性不会遮遮掩掩——此人无法无天，但这一点倒往往让人刮目相看。现在他肆无忌惮，劲头十足，毫不躲躲闪闪地径直把手伸向他要索取的酬报。他无耻地要国会由于他的“丰功伟绩”把全国最坚固的顿巴尔要塞奖给他。而且趁那些勋爵都已在场，全由他控制，都对他唯命是从，他便对他们恣意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为他效劳，以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同意他与玛利亚·斯图亚特结婚。国会闭幕那天晚上，他作为显贵和统揽军权的独夫邀请这一帮人在艾恩斯利斯酒家共进晚餐，大家开怀畅饮。当大多数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他要这些勋爵在一份盟约上签字——这使人想起《华伦斯坦》[4]尽人皆知的那一场戏，盟约中写明：这些勋爵不仅在波思威尔遭到任何诽谤者的攻击时必须替他说话，而且也有责任将他“这位高贵而举足轻重的勋爵”推荐给女王作为与她般配的丈夫。这个妙不可言的文件里写着：全体贵族既已申明波思威尔无罪，“而女王目前又在孀居，为了公众的福祉，祈求女王俯允，纡尊降贵下嫁一个臣子，即上面提到的勋爵”。他们则有义务，如同“向天主负责”一样，支持和捍卫该勋爵，反对任何人企图破坏或阻挠这一婚事，为此不惜投入自己的生命与家产。

这份盟约宣读之后，大家一时不知所措，只有一个勋爵趁这当口悄然溜出酒家。其他人都乖乖地签了字，或者由于波思威尔那些手执武器的爪牙包围了这座酒家，由于打定主意到时候便撕毁这份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盟约，他们深知，白纸黑字可以用鲜红的血液洗得不留痕迹，谁都不怎么操心——对这帮家伙来说，大笔一挥算得了什么？！——一签过字，便继续胡闹，酗酒，高谈阔论，而最得意的则是波思威尔。他已得手，如愿以偿。再过几个星期——在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看起来难以置信的夸大的虚构故事，在这里便将变成现实：“一个王后为自己丈夫送葬时穿的那双鞋子还未破旧”，就同杀害她丈夫的凶手一起走向婚礼圣坛。多行不义必自毙。

[1] 王尔德（1856—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

[2] 同案犯：原文如此。

[3] 教皇家族博恰，从西班牙迁往意大利的贵族世家，罗德里乔（1431—1508）于1492年成为教皇六世，其子契萨尔（1475—1507）属文艺复兴时期强者为尊、冷酷无情的典型人物。

[4] 《华伦斯坦》，席勒的戏剧三部曲，第二部《波柯洛米尼父子》中有借酒诱人签字的场景。

第十四章 绝路一条

1567年4月至6月

波思威尔悲剧正逐步趋向高潮，人们似乎在一种内在力量的驱使下，不由自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莎士比亚。这部悲剧与哈姆莱特悲剧的情节外部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像在那里一样，在这里也有一个遭到自己妻子的情人暗害的国王，也有一个急得离谱赶着同谋害自己丈夫的凶手走向婚礼圣坛的遗孀，也有凶杀带来的影响，致使掩盖与否认此事比当时进行此事更要费力。这一方面非常相像，已是匪夷所思，而莎士比亚创作的苏格兰悲剧[1]与作为史实的苏格兰悲剧中好些场景之间的惊人类似之处使人产生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则更加强烈而深刻。莎士比亚有意无意地移植了玛利亚·斯图亚特悲剧的气氛写下《麦克白》：在创作里发生于顿锡南宫中的种种实际上是霍利罗德宫里的遗事。像在那里一样，在这里凶杀之后也有同样的孤寂、同样的心灵阴影的压抑、同样的可怕的盛宴，席间谁都无心取乐，一个一个地悄然溜走，因为不祥的乌鸦在屋外盘旋，呱呱声预报着灾祸临头。人们往往几乎难以分辨：是历史上的玛利亚·斯图亚特深夜绕室彷徨，不能安眠，在良心的折磨下六神无主，但求一死解脱？还是作品中的麦克白夫人想洗掉手上无形的鲜血？是波思威尔还是麦克白？——犯下了罪行变得越来越死硬越冷酷，对举国上下敌视自己进行越来越大胆越狂妄的挑衅，但又知道，再凶也无济于事，冤魂总比活人要狠。在这里和在那里驱动的力量都是一个女人的激情，下手的凶犯都是男人。两部悲剧特别相似之处则是那种气氛，那种沉重的压力——迷惘而痛苦的心灵所承受的那种压力，男人和女人被同一罪行缚在一起，互相拉扯堕入可怖的深渊。这两部悲剧——一部是创作，一部是史实——将罪犯的心理活动和死者不可思议地施加在凶手身上的威慑力量刻画得入木三分，这在世界史上，在世界文学中都是未曾有过的事情。

这种相似之处，这种罕见的类似现象只是一种巧合吗？还是不妨这样设想？——即：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浓缩与提炼了玛利亚·斯图亚特亲身经历的悲剧。童年的印象永不磨灭地留存在作家的心灵里。这位旷世奇才将过去的启示出神入化地变为从此超越时间而永驻的现实。无论如何，莎士比亚肯定知道发生在霍利罗德宫中的种种事情。他在边陲地区度过整个童年，一定听到过许许多多关于这个浪漫女王的故事和传闻。狂热的激情使她丧失了王国和王冠。为了惩罚她，将她从一座英国城堡押解到另外一座。他——一个年轻人，已是半大的男子，真正的作家——大概刚好在伦敦，听到钟声响彻全城大街小巷，人们欢呼伊丽莎白的死对头终于授首，达恩莱最后还是将这个不贞的妻子拽进了坟墓。后来他在霍林谢德[2]的编年史里读到关于苏格兰国王遭遇不幸的记载时，想起玛利亚·斯图亚特悲惨的结局。或许他在创作的虚构过程中，将这一个和那一个题材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谁都没有把握肯定就是这样；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有着玛利亚·斯图亚特亲身经历的那部悲剧的印记。然而只有读了《麦克白》，并且设身处地去体会，才能充分理解在霍利罗德那段日子里的玛利亚·斯图亚特，才能充分理解一个坚强的灵魂在无法承受投入整个身心犯下的罪行时那种难言的痛苦。

在这两部——虚构的和真实的——悲剧里使人感到震惊的首先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和麦克白夫人犯罪以后发生的变化极为相似。在此之前，麦克白夫人是一个多情、开朗、富有活力的女人，有主见，好逞强，一心只想到自己所爱的丈夫是一个伟人，玛利亚·斯图亚特十四行诗中的“为了他我要获取最高的奖赏”也有可能出现在她的笔下。

要强的心理产生出使她犯罪的动力。当此事只是想法、意图、计划的时候，当鲜红的热血还未在她手上、在她心头流过的时候，麦克白夫人行事机智而坚决，像玛利亚·斯图亚特将达恩莱哄骗到柯克·奥菲尔德一样，她也用甜言蜜语将邓肯引诱到匕首在等候他的卧室里。谋杀得手以后，她马上变成另外一个人。她的力量已耗尽，她的勇气已消失。良知像一把火在徒有生命的躯体里燃烧。她目光呆滞，神不守舍，在各个房间里乱窜，朋友担忧，自己恐惧。唯一的狂乱的渴求使得遭到折磨的头脑失常了：渴望忘却，这是一种病态的希求，盼着不再知道此事，盼着不必再想到此事，盼着沉沦解脱。达恩莱遭到杀害以后，玛利亚·斯图亚特也正是这样。她一下子变了，变了模样，从她过去的气质来看，甚至连她的脸部特征也显示出这种前所未见的变化，以至于伊丽莎白的暗探德拉利向伦敦报告时这样写道：“从未见过一个女人没有重病，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外貌变得像女王这样厉害。”仅仅几个星期以前，她还是一个开朗、理智、健康、自信的女子。现在人们再也没有这种印象了。她杜门不出，躲起来，藏起来。也许她像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那样还抱着这样的希望：只要自己保持沉默，人们也不会说话，黑浪就会开恩从她头顶越过去。可是人们开口了，开始提出疑问，提出坚决的要求。她听到，人们从爱丁堡街头向上面朝她的窗口高喊那些凶手的名字。被害人的父亲伦诺克斯、她的对手伊丽莎白、她的朋友皮顿、整个世界都要求她表态，要求她进行审判。这时，她逐渐不知所措了。她知道，她一定要想点办法来掩饰来辩解，可是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无法找到瞒天过海的说法。好像被人催眠那样，她仿佛听到来自伦敦、巴黎、马德里、罗马的声音在说话、规劝、告诫，但是无法从心灵的麻木中振奋起来。她听到这些呼喊就像一个遭到活埋的人觉察到头顶地面上的脚步声，挣扎不得，动弹不得，求生不得。她知道，现在她一定要装成哀痛的寡妇、绝望的妻子，大声抽泣、诉苦，让人们相信她的清白。但她觉得口干舌燥，再也无法说话，她再也不能装模作样。这样过去几个星期，她终于忍受不了。像一头四面被困的野兽在极度恐惧中拼死转身扑向猎人，像麦克白为了自保，想以一次又一次凶杀来逃避未偿的血债，玛利亚·斯图亚特这时也终于从再也难以忍受的麻木状态中挣脱出来。她变得根本就不在乎人们怎么看她，不在乎自己的做法是明智还是荒谬，但求别再陷身于呆滞之中，但求做些什么，但求现在继续和不断做些什么，做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借以避开告诫的和威胁的声音，但求向前向前，千万不要停下来，别去细想，否则她一定会看出：再好的主意也救不了她。心灵有各种各样的奥秘，其中之一便是：快速的行动能够暂时掩盖内心的恐惧，宛如一个马车夫，觉察到车下的桥面发出咯吱咯吱的断裂声响，便抽打辕马，因为他知道，只有朝前猛冲才能逃生。玛利亚·斯图亚特现在也拼命驱策她那匹命运黑马，想在奔驰中冲过种种顾虑，将各种非议踩得粉碎。别再思考什么，别再了解什么，别再听见什么，别再看到什么，但求往前，继续往前直冲，冲入疯狂的境地！宁可在惊惧中了结，也不要永无了结的惊惧。这是永恒的规律：一块石头落进深渊，越往下掉，速度越快。自知无路可走的灵魂行事也越来越仓促越荒谬。

凶杀案发生后这几个星期里玛利亚·斯图亚特所做的一切都不能以清醒的理智，只能以极度恐惧造成的慌乱心理来解释。就在六神无主之时，她也一定心里明白：她已永远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发生凶杀案后没有几个星期便又结婚，而且偏偏下嫁给谋害自己丈夫的凶手，苏格兰全国和整个欧洲都一定将此事视为对正义与美德的空前挑衅。要是偃旗息鼓一两年，大家或许也就淡忘了中间的种种纠葛；事先在外交上巧妙地活动活动，便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她为什么挑他，就挑这个波思威尔做她的丈夫。只有一种情况会将和必将玛利亚·斯图亚特毁掉，即：如果她不服丧，急不可耐到目中无人的地步，就将王冠戴到凶手头上。可玛利亚·斯图亚特现在却硬要采取的做法正是这种极其荒唐的行为，急切得露骨已极。

一个素来行事明智，还算审慎的女人竟然做出这种难以理解的事情，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事出无奈。显然，她不能再等待了，因为有什么事情不容许她再等待下去，因为等待与拖延不可避免地必将暴露目前尚无人知晓的秘密。她之所以慌乱地一头扎进同波思威尔结婚的事情里，唯一的原因只能是：这个不幸的女人当时已经知道自己怀孕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将证实这一揣测。她所怀的孩子不是亨利·达恩莱国王的遗腹子，而是犯禁、罪恶的孽种。可是一个苏格兰女王不能有私生子，尤其是如有此事，则无异于在所有墙壁上用火红的字体记述了她犯罪或同谋的嫌疑，无可置辩地表明她在丧期里同情人寻欢作乐。最不会计数的人也会按月回头算出玛利亚·斯图亚特到底在达恩莱被害之前还是遇害之后不久便与波思威尔有染——那样也可耻，这样也可耻。只有匆匆结婚取得合法地位才能挽救孩子的名誉，勉强保住自己的面子。如果孩子出世时，她已经是波思威尔的妻子，人们对早产倒还会谅解，不管怎样总算有一个人在旁边，将自己的姓氏给孩子，保护孩子的权利。同波思威尔结婚的事，每拖延一个月一个星期，都是无可挽回地在浪费有限的时间。或许她觉得——这是要命的选择！挑选谋害自己男人的凶手做丈夫，也不会像生下一个不知谁是父亲的孩子而公开认罪那样丢脸。只有认定这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压力可能就是事实，才能理解玛利亚·斯图亚特在这几个星期里的反常行为。所有其他解释都是闭门造车，使人难以看清她的内心世界。人们只有理解了她的这种恐惧心理——任何时代都有成千上万的女人采取荒唐、罪恶的做法，人们只有理解了它的这种令人寝食不安的焦虑，理解了她生怕由于始料未及的怀孕而暴露出人所未知的关系，才能懂得她由于心虚而迫不及待。只有这个解释，只有这个唯一的解释才能使人在她匆忙行事的慌乱中寻获某种缘由，同时得以窥见这个可悲的女子内心有何等深重的苦楚。

这是可怕、悲惨的处境，连魔鬼也想不出更加残酷的处境。一方面，由于女王觉得已经怀孕，时间促使她在极度匆忙中成婚；而另一方面，如此忙迫等于告诉人们她是从犯。在举国上下和整个欧洲众目睽睽之下，作为苏格兰女王，作为遗孀，作为庄重正派的女人，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应该挑选一个像波思威尔这样臭名远扬、嫌疑重大的男人做丈夫。但是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她一个无助的女人除他之外别无救星。她不应该同他结婚，又不得不同他结婚。可是为了不让公众觉察到成婚的内在压力，必须虚构另外一种外在压力，随便什么都行，但求谁能够解释为什么忙乱到这种地步。必须想出一个借口，证明这桩在法律上与道义上极为荒唐的事情自有原因，迫使玛利亚·斯图亚特这样结婚。

可是一个女王怎能被迫下嫁一个地位偏低的臣子呢？按照当时的名誉规范只有一种可能，即：如果一个女子遭到强奸，那么施暴者就有责任通过结婚恢复这个女子的清白。只有她事先已被强奸，玛利亚·斯图亚特还可勉强解释与波思威尔结婚的缘由。只有这样，才能在民众面前造成假相：她非自愿，迫于无奈出此下策。

只有无路可走，绝望到了极点，才会采取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办法；只有慌乱的心态才会产生慌乱的想法。玛利亚·斯图亚特在关键时刻一向有胆识，有决断，可是当波思威尔向她建议演出这样可悲的闹剧时，连她也吓得后退：“我宁愿死去，因为我看到一切没有好结果。”这个痛苦万分的女人写道。可是不管伦理学家们怎样议论波思威尔，这个亡命之徒依然故我，神气活现，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整个欧洲非议，他就敢扮演不要脸的无赖，奸污女王的流氓，对正义与美德嗤之以鼻、拦路行劫的强盗这样的角色。如果事关王冠，即使地狱大门对他打开，他也不会悬崖勒马。面对任何危险，他都不会退缩、发抖。人们不禁想起莫扎特的唐璜，想起他向死者挑衅，“邀请”骑士立像共进晚餐的无赖嘴脸。他的勒波雷罗[3]，即内兄亨特利在一旁吓得发抖。亨特利因赞同波思威尔与他妹妹离婚曾得到几个受俸神职作为报酬[4]，可他没有那么卤莽，这出胡来的闹剧使他非常害怕。他赶紧去找女王，想劝阻她。但是波思威尔恬不知耻地已向全世界挑战，再多一个人反对，他根本就不在乎。突然袭击的计划可能已经泄漏出去——伊丽莎白的密探在实施计划的前一天已向伦敦报告了此事，但无论人们认为劫持是真是假，他都完全不放在心上，只要这次行动能使他更加接近当上国王的目标就行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何况他还有力量挟持那个并不情愿的女人。

人们又一次从首饰盒中的书信里看到，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内在本能拼命挣扎着反对她主子冷酷的意志。她清楚地意识到：她这样子再骗一次瞒不过别人，只是自欺而已。这个唯命是从的女人像往常一样由着这个男人来摆布。像她当时帮他诱骗达恩莱离开格拉斯哥那样听话，这回她也怀着沉重的心情甘愿听任他“诱骗”自己。这部一个鼻孔出气的强奸闹剧一幕一幕地按部就班开演了。

4月21日，即在贵族法庭上通过施加压力波思威尔得以无罪释放和在国会受到嘉奖之后没有几天，4月21日，在波思威尔于艾恩斯利斯酒家迫使绝大多数勋爵同意这桩婚事之后不过两天，自从她当时作为半大姑娘与法国王储成婚，正好过去九年，一直不大为小孩操心的玛利亚·斯图亚特说是很想去斯德林宫看看儿子。受命监护王储的玛尔伯爵迎接她，心里很不踏实——大概已有各种各样的传闻透露出来。只有在其他妇女陪同下，玛利亚·斯图亚特才可以看她的儿子，因为伯爵们生怕她抢走孩子交给波思威尔。谁都知道，这个女人俯首帖耳地听从主宰她灵魂的暴君对她发出的任何命令，甚至意味着弥天大罪的命令。在少数几名骑兵——还有无疑已经卷入这一计划的亨特利和梅特兰——护卫下，女王看过儿子后又骑马回去。在离城六里处，突然有一大队骑兵冲过来，在波思威尔的率领下，“袭击”了女王一行。当然没有发生战斗，因为玛利亚·斯图亚特为了“避免流血”，不许她的随从人员抵抗。波思威尔一抓住她那匹马的缰绳，她便自愿“被俘”，由着人们把她带到顿巴尔去过甜蜜、快活的囚禁生活。一个带兵的热心过头，打算率领援军救驾，很快便经人暗示作罢。遭到袭击的随行人员亨特利与梅特兰在一团和气中被释放了。谁都未损一根毫毛，只有女王自己继续被“囚禁”在她迷恋的“暴徒”那里。一个多星期这个“遭到强奸的女人”与玷污她清白的施暴者同床共枕。而同时在爱丁堡却急如星火地通过重贿在教会法庭办理波思威尔与合法妻子离婚的手续。在新教法庭利用的借口破绽百出，说是他与女仆私通；在天主教法庭又说事后发现他与妻子珍妮·戈登有四等亲关系。这桩肮脏交易终于做成。现在可以向公众说：波思威尔狂妄地拦路劫持了事先一无所知的女王，出于一时邪念玷污了她。只有与这个以暴力占有了她的男人结婚，才能挽救苏格兰女王的名声。

用这样的“劫持”来骗人也太愚蠢了。谁都不会真正相信苏格兰女王“遭到了强暴”。甚至最善意的西班牙使节也向马德里报告说：这完全是串通起来干的事。可奇怪的是：正是把这场骗局看得最清楚的那些人，即那些勋爵现在却都装得好像他们真的相信这是一次“暴力行动”。他们已经又订立了一份除掉波思威尔的“盟约”。这伙人煞有介事地把劫持闹剧当成确有其事，实际上，这是颇具匠心的恶作剧。他们忽然变得赤胆忠心，令人感动，满腔怒火地宣称：“身为一国之君的女王横遭囚禁，此事危及苏格兰的尊严。”他们又突然抱成一团，身为臣属要从恶狼波思威尔的利爪下救出无助的羔羊。他们寻找多时的借口现在得来全不费工夫：戴上爱国的面具，从背后袭击这个兵权在手的独裁者。他们匆匆聚集起来，要从波思威尔手里“解救”玛利亚·斯图亚特，就此阻挠他们在一个星期前还赞同过的婚事。

她那些勋爵突然巴结得过了头，硬要在“劫持者”魔爪下搭救她。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再也没有比这种情况使她感到更尴尬的了。这样一来，她这副做了手脚洗的牌便被他们吃掉。事实上，她并不希望别人将她从波思威尔手中“解救”出去，相反地，只想永远同他在一起。因此，她又连忙把波思威尔对她施暴的谎言扔掉。既然她昨天要往他脸上抹黑，那么今天她就得又把他洗刷干净，于是这出闹剧便毫无效果可言。为了使她的波思威尔不被追究，不被控诉，她急忙为她的诱骗者充当雄辩的律师，说虽然她“受到奇怪的对待，但是从那以来却很好，所以完全没有抱怨的理由”。由于身边没有人帮助她，“她只好按捺最初的反感，考虑他求婚的事情”。这个陷身于激情荆棘丛中的女人处境越来越难堪。她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已被钩住留在这片树丛里，等到她挣脱出来，便赤裸裸地站在那里，任由人们嘲弄。

5月初，玛利亚·斯图亚特从爱丁堡返回，朋友们在迎接这位他们一向极为尊敬的女王时感到非常惊愕：波思威尔牵着她那匹马的缰绳，为了暗示女王自愿跟随他，他的士兵都把枪矛扔在地上。少数真心关切玛利亚·斯图亚特与苏格兰的人力图劝诫这个鬼迷心窍的女人，但都白费唇舌。法国使臣杜·克洛克对她说：如果她同波思威尔结婚，那么与法国的友好关系也就结束。对她忠心耿耿的臣子当中有一个哈里斯勋爵，他曾跪在她的脚边苦谏。矢志不移的麦尔维尔想在最后关头劝阻这桩不幸的婚事，好不容易才逃脱波思威尔的报复。眼看这个勇敢、开朗的女子一味听命于一个狂妄的野心家，大家都很痛心。他们都忧心忡忡地预见到：玛利亚·斯图亚特这样不顾一切地匆匆与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结婚，必将失去王冠与名声，而对她的敌人来说却提供了大好时机。约翰·诺克斯所有话里有话的预言都可怕地成了事实。他的后继者约翰·克莱格起初断然拒绝在教堂里张贴罪恶的结婚启事，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桩“当众露丑、骗人”的婚事。后来波思威尔威胁要绞死他，他才答应谈判。为此被迫屈从的玛利亚·斯图亚特低下头来，低得越来越厉害。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她迫不及待地要尽快结婚。每一个无耻的勒索者都借表示同意，促成其事而尽量敲诈她。亨特利由于办成妹妹与波思威尔离婚的事，得到原来拨给王室的领地。天主教主教索取的高额报酬是各种圣职与称号。而要价最狠的则是新教神职人员。牧师在女王和波思威尔面前俨然是一个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法官，而不是臣下。他要她当众低头：女王，这位信奉天主教的女君主，吉斯家族的外甥女不得不表示愿意也按改革教派的，即异端的仪式举行婚礼。玛利亚·斯图亚特作了这一屈辱的妥协，也就丧失了最后的依靠，打出了她剩下的最后一张牌：失去了天主教欧洲的援助，失去了教皇的好感，失去了西班牙与法国的同情。现在她孤身与所有人为敌。十四行诗里那些话语已成为可怕的现实：

为了他我从此无视名声，

这一生造就的唯一真正的幸福，

为了他我拿良知与权力去冒险，

为了他我抛却亲情与友谊。

然而，自暴自弃者无可救药；神明无意听取做出无谓牺牲者的请求。

在她身后数百年间，历史几乎没有留下比1567年5月15日的婚礼更加可悲的一幕：在这幅凄凄惨惨的图像里反映出玛利亚·斯图亚特达于极点的屈辱。她的第一个夫婿是法国王储，婚礼在大白天举行，那是辉煌的日子、荣耀的日子。几万人向这位年轻的王太妃欢呼。法国城乡贵族，各国使节都来一睹王太妃在王室成员与骑士精英簇拥下前往巴黎圣母院的风采。她经过一个个看台和窗口，那里挤满了激奋不已、挥手致意的人群。众多的平民怀着敬意和喜悦的心情看着她。第二次婚礼就已没有那么风光：不再在大白天，而是在曙光初露时分六点钟，神父将她与亨利七世的外曾孙结为夫妇。但不管怎样，全体贵族都到场，还有外国使节。当时热热闹闹地摆了几天宴席。爱丁堡回响着欢乐的喧闹声。可这一次，即第三次婚礼，同波思威尔（她赶在最后时刻封他为奥克尼公爵）结婚却偷偷地进行，就像作案那样。凌晨四点，全城居民还在睡梦中，家家户户的屋顶上还笼罩着夜色的时候，有几个身影生怕人家看见蹑手蹑脚地进了宫内小教堂。人们曾在这里——此事过去还不到三个月，玛利亚·斯图亚特还在戴孝——为她被害的丈夫的尸体举行过祈祷仪式。这一回，小教堂里却一直冷冷清清。发出了许多请帖，可是来宾少得使人脸上都挂不住。谁也不想亲眼看到苏格兰女王把戒指戴到杀害达恩莱的那只手上去。几乎所有的王侯都未在场，也不找个理由说明一下。莫雷与伦诺克斯已经出国。甚至梅特兰和亨特利这两个忠奸参半的近臣也不露面。虔诚的女天主教徒玛利亚·斯图亚特以往只会对仅有的一个人，即对听取她忏悔的神父吐露内心深处的秘密，现在他也永远离开了她。这位庇护她良心的神职人员凄然断言：现在他认为她已无可救药。任何重视名节的人都不想看到杀害达恩莱的凶手与达恩莱的妻子结为夫妇，效忠天主的神父更不愿意为这一罪恶的结合祝福。玛利亚·斯图亚特恳请法国使臣杜·克洛克到场，想以此挽回一点面子，可也未能遂愿，这位一向善意相待的朋友断然加以拒绝。他如在场，将意味着法国对此表示赞同。他说：“我如应邀到场，人们可能以为我国君主曾经插手此事。”此外，他也不愿意承认波思威尔为女王的丈夫。没有做弥撒，没有奏风琴，仪式匆匆收场。晚上举行舞会的厅堂没有用蜡烛照明，没有大摆筵席。没有像在达恩莱婚礼的过程中那样，伴着“恩赐！恩赐！”的叫喊声，把钱从楼上扔到正在欢呼的人群中去。小教堂冷清清，空荡荡，黑黢黢，活像一口棺材。在这奇怪的婚礼上，见证人都宛如吊丧者神情肃穆地站着，随后并无婚礼行列浩浩荡荡地在人们夹道欢呼声中穿过全城。新婚夫妇在凄清、阴森的小教堂里冷得发抖，连忙躲进自己的屋子，把各扇门都闩上。

她曾由着性子，像鬼迷心窍一样奔向目标，如今已经达到目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她感到了失落。她曾以灼热的目光盼着结婚时刻的到来，在虚幻的想象中以为他的亲近、他的爱抚将使恐惧心理一扫而光。但是现在，当她再也没有热切的盯住不放的目标时，她的眼睛也就能够看清所处的境地了。她环顾四周，突然发现置身于空白与虚无之中。就是在他——这个她爱得发疯的男人——和她之间看来结婚之后也马上开始不和了。如果两个人曾经各把对方推向毁灭，那么彼此总说错在对方。在举行这次可悲的婚礼当天下午，法国使臣便已发现她一副六神无主、走投无路的样子。还没有到傍晚时分，夫妇两人之间便出现了冷漠的阴影。杜·克洛克向巴黎报告：“悔恨已经开始。星期四女王陛下召我入宫，我觉察到她与丈夫之间在举动上有点异样。她想对我解释：如果我看到她神情忧郁，那是因为她永远不想再有乐趣，但求一死了之。昨天，她和波思威尔伯爵锁了门待在屋子里的时候，人们听到她大声呼喊，叫人给她一把刀子，她要自尽。大家在隔壁听见她的叫喊声，生怕要是天主不来救助，她可能会在绝望中伤害自己。”不久又有报告谈到这对夫妇之间出现严重不和。据说，波思威尔实际上不把他与年轻美丽的妻子离婚当一回事，同她过夜，而不是同玛利亚·斯图亚特待在一起。这位使臣再次向巴黎报告：“从举行婚礼那一天起，玛利亚·斯图亚特以泪洗面，终日唉声叹气。”这个鬼迷心窍的女人已经获得她向命运索取的一切，现在她明白了：一切都已完蛋，自讨苦吃，恐怕只有死去，才可解脱。

玛利亚·斯图亚特与波思威尔在痛苦中度过了总共持续三个星期的蜜月，这是只有恐惧和挣扎的三个星期。这两个人为了硬挺，为了解救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徒劳无功。在公共场合，波思威尔对女王显得非常尊敬而体贴，他假装恩爱和恭顺。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如此伤天害理，言辞与举动已无济于事。全城的居民都闭紧嘴巴沉着脸注视这对罪犯夫妇。这个独裁者想收买民心也是枉然。贵族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他便装成开明的、善良的、虔诚的样子。他去看望改革派的布道师，但是新教的神职人员像天主教的一样对他心怀敌意。他给伊丽莎白写了几封信，措辞卑谦，她不予回复。他写信到巴黎，人们也不理睬。玛利亚·斯图亚特召见那些勋爵，他们却待在斯特林。她想要回孩子，人们并不给她。谁都毫无动静，谁都对他们两个三缄其口。为了装出一点满不在乎、轻松愉快的样子，波思威尔急匆匆地举办了一次假面舞会和水仗游戏。波思威尔自己也骑马去参加比赛。脸色苍白的女王在看台朝他微笑。老百姓一向好奇，他们一群一群地聚集在一起，但是并没有欢呼。全国笼罩着冷酷的淡漠和使人瘫软的恐惧，一经触动必将变成愤怒和怨恨。

可是波思威尔并非属于沉迷在一厢情愿的错觉之中的那一类人。作为有经验的水手，他在这样沉闷的静寂中觉察到风暴即将来临。像往常一样，他果断地着手准备。他知道，人们是要他的命，很快就是武力最后讲话了，因此他急忙从各处拼凑骑兵和步兵对付袭击。玛利亚·斯图亚特自愿为他招募雇佣兵而牺牲她还能牺牲的一切。她变卖珠宝，举债筹款，最后甚至——这对苏格兰女王是耻辱，对英国女王是耻辱——叫人将刚刚收到的伊丽莎白送给孩子的礼物金质洗礼盆熔化掉，只是为了以此铸几枚金币，勉强支撑她的统治地位。沉默越来越可怕。那些勋爵聚集起来，像阴云四合压向王宫，闪电随时都会直刺而下。波思威尔对他同伙的奸诈深有了解，当然不会相信现在太平无事。他知道，这些人很阴险，正在酝酿突然袭击他的计划。他不想在这不设防的霍利罗德等着挨打，便于6月7日，结婚才三个星期，就逃往坚固的博斯维克城堡，那里离他自己的部下近些。玛利亚·斯图亚特算是最后一次出力，号召“国民、贵族、骑士、地主、缙绅、自耕农”于6月12日也去那里，全副武装，携带六天口粮。显然波思威尔打算趁他那些敌人还未集结，便发起闪电一样的攻击，把他们打垮。

然而，正是逃出霍利罗德这一行动给那些勋爵壮了胆。他们马上向爱丁堡进发，未遭到抵抗便占领了全城。谋杀帮凶詹姆士·巴尔福连忙出卖同伙。他将固若金汤的王宫交给波思威尔的敌人，这样他们便可以带一两千骑兵奔赴博斯维克，在波思威尔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之前就将他俘获。可是波思威尔并不像一只兔子那样让人捕捉。他急忙从窗口跳出，骑马疾驰而去。只有女王还留在城堡里。面对女君主，他们不想马上动粗。他们只想劝她离开祸根波思威尔。可是这个不幸的女人依然全心全意迷恋这个施暴者。夜里她匆忙换上男装，未带随从，抛下一切，大胆地驰往顿巴尔，去与波思威尔同生共死。

一个耐人寻味的迹象应该使女王意识到：她已完蛋，无可挽救。她唯一还在身边的谋士梅特兰·勒廷顿突然“不辞而别”。在玛利亚·斯图亚特丧失理智那几个星期里，只有他依然对她怀着几分善意。在女王的绝路上，梅特兰伴随她走了好长的一段，也许谁都没有像他那样卖力卷入杀害达恩莱的那一张网里。可是如今他觉察到女王已危如累卵。一个真正精于权术之道者总是转动风帆驶向得势者，从来不会驶向失势者。梅特兰再也不想待在已经失败的一方，趁前往博斯维克时一片忙乱之机，悄然从随行人群中拨转马头，驰往勋爵他们那边。最后一只老鼠离开了正在下沉的大船。

现在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使这个屡教不改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畏葸不前或心怀警惕了。危险在这个非凡的女子身上总会激发出不顾一切的勇气，这使她那些荒谬绝伦的愚蠢行为显示出一种匪夷所思的动人之处。她身穿男装，骑马来到顿巴尔。这里没有女王服饰，没有铠甲，没有兵器，这无所谓！朝觐和仪态都已成过去，现在是打仗了！于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向某个贫苦的女人借来乡间常见的普通衣服：一条短裙，一件红衫，一顶绒帽。尽管她穿起来显得并不合身，也没有了女王的气派，但是只要能够骑着马同他在一起，在这个男人身边就行，自从她失去了一切，这个人现在对她来说就是世上的一切。波思威尔匆忙将他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集中在一起。骑士和贵族中没有一个人应召赶来。整个国家早就没有人对女王唯命是从了。只有两百名使火绳枪的雇佣兵作为主力向爱丁堡进发，尾随其后的是一群装备粗劣的农夫和边民，充其量不超过一千两百人。为了抢在那些勋爵的前面，波思威尔只有依靠自己坚强的意志驱赶他们前进。他知道，理智告诉人们已经无路可走时，往往只有蛮勇还能挽救颓势。

在卡贝里山附近，离爱丁堡六英里处，这两群人（双方实在都不能叫军队）遇上了。玛利亚·斯图亚特这边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但是在舒展开来气势逼人，上有雄狮王徽的大旗下，却没有一个勋爵，没有一个骑着骏马的贵族。除了使火绳枪的雇佣兵以外，只有武器差、士气低的族人簇拥着波思威尔。在他们对面，相隔不到半英里，近到玛利亚·斯图亚特可以认出每一个人。那些勋爵排成队伍，骑在鞍辔华丽的马上，盔甲闪着微光。这些人既惯于打仗，也乐于打仗。他们那面旗很怪，白底上画着一个遭到杀害的男人，躺在一棵树下面，旁边跪着一个小孩，一边哭泣，一边举起双手朝天叫喊：“上帝呀！请求你为我的事审判，复仇！”这面旗竖在王室旗标的对面，一副对着干的架势。这些勋爵当时参与过挑唆，致使达恩莱被害，现在一变脸又要借此表示他们是替达恩莱复仇，只是与谋害凶手刀兵相见，并非反叛女王。

两面图像鲜明的彩色大旗迎风招展。这边和那边双方都缺乏真正动手的勇气，这两群人谁都没有渡过小溪发起攻击。两边都在等待，都在观察对方。波思威尔仓促拼凑起来的边区农夫并不想为与己无关、毫不了解的事去送死。而那些勋爵这样堂而皇之对合法的女王动武也感到有点尴尬。施展精心策划的阴谋除掉一个国王，然后绞死几个可怜虫，一本正经地说自己一身清白，干这种暗算的勾当，这些勋爵从来也不怎么于心不安。但是背离以坚不可摧的武力统治着那个时代的封建意识，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向女君主冲杀，又实在拉不下脸来。

法国使节杜·克洛克作为中立的观察者来到战场，双方都不想诉诸武力的心态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立即从中斡旋。一面阵前谈判旗展示在人们眼前，于是两方大群人都享受这晴好的夏日，互不侵犯，在自己这边驻扎下来。骑兵下马，步兵放下沉重的武器，大家开始吃饭。杜·克洛克则在一小队人护送下，渡过小溪，骑马上了女王所在的山坡。

这样朝见不寻常。女王以往总是身穿贵重的王袍在华盖下接见法国使节，这时却坐在一块石头上，穿着一条杂色的农妇短裙，连膝盖也遮不住。但她身上那种雍容华贵、傲视万物的气派并不比一身朝服要逊色。她神情激动，脸色苍白，睡眠不足，难以抑制一腔怒火，自以为还是局势的主宰，还是国家的主宰，要求那些勋爵立即按照她的旨意行事，说当时他们郑重其事地宣判波思威尔无罪，现在又指控他是凶手；说当时他们自己向她建议同他结婚，现在又声称这桩婚事是犯罪行为。玛利亚·斯图亚特火冒三丈当然自有道理。可是一旦举起刀枪，讲理的时刻也就成为过去。玛利亚·斯图亚特同杜·克洛克正在谈判的时候，波思威尔骑马过来。这位使节对他打了招呼，但没有伸出手来。波思威尔开口了，他的话说得明白而又毫无保留。他那坦然傲视的目光并无丝毫畏惧的阴影。杜·克洛克尽管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无赖巍然不动的气概。这位使节在报告中写道：“我只能实话实说：我看他真是了不起的将才。他说起话来信心十足，深谙带兵之道，大胆果断而机灵。他看出：对方已经铁了心，而他自己手下一半人都未必靠得住，可他依然毫不动摇，教我不得不佩服。”波思威尔提出通过由他与任何一个地位相同的勋爵决斗来彻底解决这件事。在这生死关头，他甚至还兴致勃勃建议杜·克洛克登上一座小山，亲自观战取乐。可是女王不许决斗，她还是要对方俯首听命。这个不可救药、耽于幻想的女人总是缺乏现实感。杜·克洛克很快便明白，他此行已徒劳无益。玛利亚·斯图亚特噙着泪水，这位正派的老人很想帮助她。然而只要她不离开波思威尔，她便无可挽救，而她却硬是不肯抛开他。那么就此分手了，他躬身行礼，缓缓地骑马回到勋爵们那里去。

言尽于此，现在该是刀兵相见了。可是小卒都比将领乖巧。大人物们和颜悦色地谈判，他们看在眼里，那么自己这些穷汉干吗又要在这晴好的热天互相厮杀呢？他们四处闲逛，非常显眼。玛利亚·斯图亚特眼看自己的最后希望就要落空，便传旨发起攻击。但是这些乌合之众已经游荡了六七个钟头，现在慢慢地四散走开。那些勋爵一发现这个情况，马上派出两百名骑兵，准备切断波思威尔与女王的退路。这个时候，女君主方才意识到他们处境何等危险。然而她情深如此，并未想到自己，只想到对之倾心相爱的波思威尔。她知道，没有一个臣子敢对她下毒手，可他们对他就不客气了，就是为了免得他一翻脸又将替达恩莱复仇的那些人不爱听的一些事情抖搂出来，他们也不会放过他。因此她——这些年来头一回——收敛了她的傲气，派出一名使者，他手持阵前谈判旗，朝那些勋爵走去，请骑兵队长柯克坎尔第·格兰奇单独来她这边。

女王的神圣旨意此时尚有令人敬畏的威力与魔力。柯克坎尔第·格兰奇马上传令骑兵停止前进，自己只身去见玛利亚·斯图亚特，还未开口，便先按臣下本分下跪行礼，他提出的最后一个条件是：请女王离开波思威尔，同他们一起回爱丁堡。然后他们让波思威尔上马，随他去哪里都不追击。

波思威尔——妙不可言的场景，妙不可言的角色！——默然站在旁边。他没有对柯克坎尔第说一句话，也没有对女王说一句话，免得影响她做出决定。人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准备单枪匹马驰向那两百名骑兵，他们在山脚下勒住缰绳，等着柯克坎尔第举剑发出信号，马上就冲破敌方防线。波思威尔听到女王同意柯克坎尔第的建议，便朝她走去，拥抱了她，两个人都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接着他上马疾驰而去，只带了几名仆人。浑浑噩噩的痴心终须抛却。透彻的、残酷的醒悟随之而来。

大梦乍醒，却醒得这般可怕而无情。那些勋爵曾经许诺玛利亚·斯图亚特，他们将体面地送她回爱丁堡。这些人的本意大概确实如此。可是这个遭到屈辱的女人穿着寒酸的积满尘土的衣服一靠近那一队雇佣兵，便像群蛇吐信，响起嘲讽的嘶嘶声。在波思威尔的铁拳庇护她的时候，百姓的仇恨都压在心里。现在没有人保卫她，他们便肆无忌惮地发泄怨气。一个投降了的女王对于叛乱的士兵来说就不是君主了。人群越聚越多，先是好奇，继则挑衅，到处都可以听到尖声的叫喊：“烧死这个妓女！烧死这个谋害亲夫的凶手！”柯克坎尔第用剑身抽打他们也无济于事，毫无办法。愤怒的人群重新聚集起来，终于以凯旋的方式结队而行，在女王前头高举画着一个遭到杀害的丈夫和一个祈求复仇的小孩的那一面旗。从下午六点到晚上十点，从兰赛德到爱丁堡，女王一路上遭到夹道旁观的人群百般辱骂。人们从每一幢房屋，每一个村庄蜂拥而来，争看一个女王被俘的绝妙好戏。好奇的人群推挤过猛，竟然冲散了士兵的队列，他们只能一个跟着一个向前行进。玛利亚·斯图亚特从来没有遭受过比这一天更加难堪的侮辱。

人们可以侮辱这个高傲的女人，但是无法使她屈服。正如伤口在感染后开始灼痛，玛利亚·斯图亚特也是在遭到嘲讽的毒素侵袭后方才感受到失败。她那容易激动的脾性和斯图亚特家族的脾性、吉斯家族的脾性猛地暴露出来。她不是心里明白，表面装蒜，而是把老百姓的辱骂算在那些勋爵的账上。像一头发怒的母狮，她呵责他们，要将他们绞死，钉在十字架上。突然她抓住在她旁边骑着马的林稷勋爵的手，威胁他说：“我以这只手起誓，我要你的脑袋！”每到危急关头，她在情绪冲动中产生的勇气便会促使她干出蠢事来。虽然她的命运攥在他们的手里，她这回也还是当众发泄自己对那些勋爵的仇恨与鄙视，而不是明智地隐忍或者怯懦地讨好他们。

或许她这样决绝使得那些勋爵也做得更加决绝，尽管他们的初衷并非如此。他们看到绝不可能指望她会放过他们，便想方设法让这个桀骜不驯的女人体会到自己已经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他们不是护送她回到坐落城郊的霍利罗德，而是强迫她沿着挤满围观人群的主干道进城——这条路经过谋杀现场柯克·奥菲尔德。在大街上，她被关进监狱看守的屋子里，好像将她示众一样。严禁他人入内，她的侍女与使女一个也不许进去。绝望的黑夜开始了。一连几天她没有解衣歇息，从早上起不曾吃过一点东西。这个女人从日出到日落经历了无可估量的痛苦：失去了江山，失去了情侣。外面窗下像在一只关着野兽的笼子面前聚集了流里流气的人群，嘲弄这个毫无还手能力的女人。激怒的市井小人不断地朝上面辱骂她。这时那些勋爵以为她屈服了，于是想法同她谈判。他们的要求也并不高，只是要她同波思威尔彻底断绝关系。可是这个刚愎的女人在毫无希望时拼搏比在充满希望时斗争还要奋不顾身。她鄙夷地拒绝了这个提议。甚至她的对头当中有一个事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比置身于这些场合的女王还要勇敢，果断。”

那些勋爵威胁玛利亚·斯图亚特抛弃波思威尔未能奏效以后，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一个打算使用计谋。梅特兰，这个往日甚至忠于她的老谋臣采用比较微妙的办法。他想激起女王的自尊心和忌妒心。他对她说——或许是谎言，或许是实话，遇上权术家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波思威尔骗取了她的爱情，就是在结婚的那个星期他还同已经离异的年轻妻子继续亲热，还对她起誓，说他仅仅把她看作合法的妻子，女王只是小妾而已。可对这类骗子玛利亚·斯图亚特见怪不怪，早就一个也不相信了。梅特兰这一番话只会激起她更深的怨恨。于是爱丁堡市民看到了一个凄惨的场面：在铁窗后面，苏格兰女王衣衫褴褛，露着胸口，披着头发，像一个疯女。她突然扑到窗前，抽泣着歇斯底里地向人群叫喊，要他们解救她，说她被自己的臣子关在监牢里。老百姓尽管恨她，但目睹这番景象也感到震惊。

渐渐地局面很难再这样继续下去了。那些勋爵很想找个台阶下。可是他们看到已经做得太过分，无法再走回头路了。再把玛利亚·斯图亚特送回霍利罗德已不可能。把她留在看守的屋子里，责任重大，担当不起，因为周围全是愤慨的人群，而且这也可能激怒伊丽莎白和所有外国君主。唯一有勇气有威望做出决定的是莫雷，但他不在国内。没有他，那些勋爵不敢断然采取什么行动。于是他们商量好，先把女王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认为罗奇勒文城堡最保险，就选定这里。这座城堡位于湖心，四面都不同陆地相连，而且城堡的主人是莫雷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估计她不会太善待玛利·德·吉斯的女儿，因为玛利·德·吉斯曾使詹姆士五世背弃了她。在勋爵们的文告中谨慎地避开了“囚禁”这个字眼。按照文告的说法，隔离只是为了免得女王本人同波思威尔勋爵取得任何联系，也免得女王本人同企图保护此人逃脱对他所犯罪行进行正义惩罚的那些人通气。这只是权宜之计，暂时变通的办法，只是惶恐与内疚产生出来的结果：他们还不敢将这起事件说成造反，还是把过错全推到在逃的波思威尔身上，用空洞的说法怯懦地掩盖更隐秘的意图：一劳永逸地将玛利亚·斯图亚特从王位上撵下去。

老百姓盼着审判与处决这个“妓女”，为了欺瞒民众，那些勋爵于6月17日傍晚派三百名警卫将玛利亚·斯图亚特送到霍利罗德。可是一俟市民们上床休息，他们便组成一小队人，把女王从那里带往罗奇勒文，一路奔驰，冷寂而悲凉，东方发白时方才到达。晨曦中，玛利亚·斯图亚特看到面前是波光潋滟的小湖，湖心便是囚禁她的城堡，坚固，孤寂，四面环水。人们划着小船把她送过去，随后那些铁皮的小门全都无情地关上了。关于女王与达恩莱和波思威尔的激情迸发而又阴森可怖的叙事曲至此结束；随之开始了忧伤凄苦的终曲，那是一部终身囚禁的编年史。

[1] 指《麦克白》。

[2] 霍林谢德（？—1580），英国编年史家。

[3] 勒波雷罗，莫扎特所作歌剧《唐璜》中唐璜的仆人，编写了勒波雷罗名录，记载主人的情人。

[4] 原文如此。

第十五章 废黜女王

1567年夏

从6月17日开始，那些勋爵将女王囚禁在罗奇勒文，这是她命运转折的一天，从此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遭遇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欧洲动乱的主题。她的经历向时代提出一个影响无比广泛的崭新的，可是说具有革命意义的问题：一个君主同子民势成水火，已经不配再戴王冠，该拿这样的一国之主怎么办？就眼前的事例而言，罪责无疑全在女王本人：玛利亚·斯图亚特情欲迷心、恣意妄为、不成体统、令人发指。她无视贵族、平民、神职人员的意愿选取这样一个男人，而且是这样一个有妇之夫作为自己的配偶，此人被舆论一致认定为谋害苏格兰国王的凶手。她置法律与道德于不顾，现在甚至还拒不宣布这次荒谬绝伦的婚姻无效。连对她最有好感的友人们也都一致认为：这个凶手在她身边，她这个苏格兰女王就再也当不下去了。

可是有什么办法迫使女王要么离开波思威尔，要么让位给她的儿子吗？回答真要命：没有办法，原因是：在那个时代，就国家制度来说，对付一个君主的法律依据等于零。臣民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非议或责备自己的君主。司法权止于国王宝座之前。国王不在民法适用范围之内，国王置身于民法之外，高踞其上。国王像神父一样受命于天主，不能将自己的王位转让或转赠他人。谁都无法剥夺一个膏立的国王坐拥的尊号。按照专制观点，人们倒可以夺去君主的生命，但无法夺去他的王权。人们可以谋杀君主，却不能将他废黜，因为逼迫国王无异于摧毁人间的等级制度。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罪恶婚姻促使世人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决定。决定她何去何从不是仅仅决定如何解决一个单一的矛盾，而是意味着决定如何确立一个精神生活的原则，一个关于怎样看待整个世界的原则。

因此，那些勋爵急切地寻求一个平和的解决办法，虽然就其性质来说一点也不客气。事隔几百年，人们还能感受到那些勋爵由于自己的革命行动而进退维谷。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在开始时回去做她的国王确实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她宣布同波思威尔的婚事违背情理，借此认错就可以了。这样一来，虽然声望、威信大大降低，但她还能勉强体面地回到霍利罗德，还可以住在那里，重新挑选一个般配一些的丈夫。谁知玛利亚·斯图亚特依然没有醒悟，依然自以为是，无法理解，自己的轻狂闹出这一桩紧接一桩的丑闻——夏斯特拉尔、里齐奥、达恩莱、波思威尔——已经罪不可逭，却丝毫不肯让步。她同自己的国家，同整个世界为敌，只知袒护凶手波思威尔，坚持说不能不要他，否则她腹中由他而来的胎儿出生后将成为私生子。她依然浑浑噩噩，这个耽于幻想的女人就是不肯正视现实。可是这种刚愎自用，也可以说愚不可及或者超然物外的态度——爱怎么说都行——必然招致人们对她采取种种极端的行动，亦即促使人们做出一种延续几个世纪的决定，以至于不仅她自己，连她的嫡孙查理一世也为坚持王权无限、君主可以为所欲为这一要求而以自己的鲜血付出代价。

当然，最初的时候，她还可以指望有人助以一臂之力。这种君民对立的局面恶事传千里，那些休戚相关的人们，那些同道中人，即欧洲其他各国君主决不会熟视无睹。首先，伊丽莎白就坚决地站在自己的老对手一边。她此时突然如此斩钉截铁地为自己的对头说话，每每被视为反复无常，表里不一。事实上，伊丽莎白此举旗帜鲜明，完全合乎情理，意向一清二楚。此时此刻她有力地支持玛利亚·斯图亚特绝非偏袒后者，偏袒这个女人，偏袒她那种见不得阳光而且比嫌疑还要严重的行为——这一区别必须着力加以强调。她是作为女王维护另一个女王，维护王权不可侵犯这一潜在意识，这样也就在维护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伊丽莎白对自己国内这些贵族的忠心太不相信了，所以不能容忍邻国有以下犯上，用武力对付女王，囚禁女王而不受惩罚的先例。她手下的塞西尔倒很想为庇护这些新教勋爵而出力，可是伊丽莎白同他截然相反，下定决心要尽快迫使这些冒犯国王尊严的叛逆重新归顺。她为玛利亚·斯图亚特撑腰亦即巩固自己的地位。她说她对此事至为关切，我们可以例外地相信她这一番话。她立即声称给予这位被推翻的女王以亲如姊妹的支持，但同时又咄咄逼人，尖锐地向这个女人指出她的罪责过错，毫不含糊地将关于个人的看法与关于国君的态度区分开来：“夫人！”她写信给玛利亚·斯图亚特，“幸福引来朋友，忧患考验朋友，人们一向都视之为友谊特有的规律。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通过行动来说明我们之间的友谊。考虑到我们的立场，考虑到您的处境，我们认为应该用这几句简短的话语向您表示出我们之间的亲睦之情……夫人，我对您直说吧。您在婚事上甚欠持重，致使我们不得不确信，您在世界上的好朋友没有一个会赞同您的做法，此事曾使我们忧心忡忡。要是我们不这样说或者不这样写，那便是言不由衷。您如此匆忙地同这样一个人结婚，此人除了常见的种种恶劣品质以外，更是遭到舆论谴责的凶手，他谋害了你现已亡故的丈夫，因此您也难免有同谋的嫌疑，虽然我们满怀信心希望事实并非如此——再也没有什么比此事更加败坏您自己的名声了。您冒了多大的风险同此人结婚，而他的妻子还在人世，因此无论根据神明的还是人间的准则，您都不能算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孩子也不是嫡出的子女。您这就可以清楚地了解我们对您这桩婚事的看法；非常遗憾，我们无法形成此事尚有可取之处的见解，尽管您的使者提出了言之凿凿的理由。我们本来希望，您的丈夫死后，您该做的第一件事应是拘捕凶手，将其绳之以法。如果真是这样去做——这样去做也很容易，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情——那么有关您这次婚姻，好些事情看来都有回旋的余地。现在情况既然如此，出于与您的友情，也由于我们同您已故的丈夫在血统上的天然联系，我们只能说：我们将竭尽全力给予谋害国王的凶手以应有的惩罚，不管他是您臣下当中的哪一个，不管他与您多么接近。”

这些话明明白白，词锋锐利如刀。这些话一点都不费解，也不可能曲解。这些话说明伊丽莎白通过自己的密探，通过莫雷私下通报，比几百年后千方百计为玛利亚·斯图亚特辩解的那些人更加确切地了解柯克·奥菲尔德事件，完全确信玛利亚·斯图亚特犯有同谋之罪。伊丽莎白直截了当地指出波思威尔是凶手，但意味深长地在外交函件中只是使用了客气的说法：她“希望”——而不是譬如说：她深信——在凶杀案件中，玛利亚·斯图亚特并不是同谋。“希望”，这在谈及这样一种犯罪行为时是一个极其温和的说法，可是细听话音便知伊丽莎白绝非担保玛利亚·斯图亚特白璧无瑕，而是仅仅由于休戚相关，希望尽快结束这桩丑闻。从个人角度出发，伊丽莎白生怕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行为沾边，避之唯恐不及，而——事关切身利益——维护其君主的尊严却又更加坚决。在这封意义重大的信函里她继续写道：“可是我们获悉，您遭逢飞灾，望能宽慰。我们向您保证，愿尽全力采取我们认为合适的处置方式，以保护您的声誉与安全。”

伊丽莎白果然信守诺言。她命自己的使臣毫不客气地反对叛逆的一切行动。她让那些勋爵明白：要是他们动粗，她甚至准备打仗。在一封措辞尖锐、强硬的信里，她指摘他们企图审判一位膏立的女王这种僭越行为。“在《圣经》里，有哪一个地方载明臣子可以废黜君主呢？在哪一个欧洲君主国里根据成文法臣子可以冒犯、囚禁或审判自己的君主本人呢？我们与勋爵们一样强烈谴责谋害我们的表亲即国王，对妹妹与波思威尔的婚事我们比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更加反感。然而对勋爵们后来冒犯苏格兰女王的做法我们不能坐视、姑息。遵从天意，勋爵为臣，女王为君，决不容许臣子迫使君主应对指控，因为这不符合天然的法度，否则成了本末倒置。”

伊丽莎白却第一次遭到那些勋爵的公开反抗，虽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这些年来都暗中接受伊丽莎白的收买。杀害里齐奥这件事过去以后，他们已非常清楚，要是玛利亚·斯图亚特重新掌权，只能等着她怎样来收拾他们，因为无论威胁还是诱骗，始终都未能说动她离开波思威尔。这个遭到屈辱的女人骑马去爱丁堡时发誓复仇，要将他们的脑袋搬家。她咒骂的尖叫声这时还在他们耳边回响，眼看就要大祸临头。他们先是去掉里齐奥，然后是达恩莱，接下来是波思威尔，并不是要在这个难以捉摸的女人面前再做驯服、无权的臣子。对他们来说，如将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岁的儿子扶上王位，那么比较起来行事就大大方便了，因为婴孩不会发号施令，在他尚未成年的二十年里，他们又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国说了算的人物。

尽管如此，如果不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一个始料不及，真能要玛利亚·斯图亚特命的把柄落入那些勋爵的手里，他们还没有胆子公然反抗自己的东家。在卡贝里山下双方剑拔弩张之后六天，一次卑鄙的出卖使他们获得了教这些人非常高兴的消息。詹姆士·巴尔福原是波思威尔谋害达恩莱的同伙，现在风向转变，顿时慌了手脚，眼看只有一个办法才能自救，就是：重施无耻故伎。为了确保得势者的好感，他出卖遭到驱逐的朋友：暗地里把重要的消息透露给那些勋爵，说：出逃的波思威尔已经派出一个仆人来爱丁堡，要从王宫里把藏着重要文件的首饰盒偷运出去。这个仆人叫达尔格列施，很快就被逮住。在严刑拷打下，这个人害怕被折磨死，便供出藏匿的地方。根据他的供词，发现床下藏着一个贵重的银首饰盒，便取了出来。这是当时弗朗西斯二世送给妻子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礼物，而她又如同把她所拥有的一切也把它给了她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波思威尔。他得到这只坚固的，只能用好几把精巧的钥匙才能打开的盒子以后，经常将私人资料收藏在里面，可能也保存了女王关于同他结婚的书面承诺与那些信札，还有使那些勋爵丢脸的文件。在逃往波思博斯与双方对阵的时候，带着这样重要的文字资料，对他来说——可想而知——大概风险太大。他宁可先将这些文件藏在宫中万无一失的处所，以便事后伺机叫可靠的仆人去取。无论是与那些勋爵签订的“协议”，还是女王关于婚事的书面承诺以及她那些情真意切的信件，在他处境不利时都大有用处，可以讹诈，可以辩解：他有了这些书面的自白，这个任性的女王万一想撇开他，便逃不出他的掌心，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勋爵如果想指控他谋杀，也有把柄在他的手里，因此这个出逃者几乎还未完全脱离险境，就一定想到取回这些一眼便能看清的物证是至关重要的一着。所以，恰恰在这个时刻竟有如此意外的收获，对那些勋爵来说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喜事：现在他们既可以为所欲为地销毁所有证实他们自己共谋的文字材料，又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所有证明女王有罪的文件。

这一伙人的首领莫顿伯爵将这个锁住的首饰盒保管了一夜。次日，所有其他勋爵都被召集起来，其中也有——这是重要的事实——天主教徒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朋友。然后在众人面前，撬开了这只锁住的盒子。里面收藏着她亲笔写下的那些经常提及的首饰盒书信以及十四行诗。印刷的文本与原件是否完全一致的问题再次搁在一边，有一点马上就可以看出：这些书信的内容肯定对玛利亚·斯图亚特非常不利，因为从这一刻起那些勋爵完全换了一种做法：更大胆，更稳健，更强硬。随着最初一阵欢呼雀跃，他们连忙把这消息散播出去，等不及抄写这些文件，更不要说篡改，就在当天派了一名使者去法国向莫雷口述作为主要物证的那封信大致有些什么内容。他们通知法国使节，说他们对那些擒获的波思威尔仆人严加刑讯，并就他们的口供作了笔录。要是这些文字材料并未令人信服地表明玛利亚·斯图亚特在波思威尔的讼事中已陷得很深，他们绝不会摆出这样稳操胜券、志在必得的架势。对女王来说，形势一下子变得异常严峻。

在这危急关头发现了这些书信意味着叛逆们的地位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增强。这一发现终于为他们目无君主提供了长期寻求的道义依据。在此以前，他们只说波思威尔是谋害国王的罪犯，同时却又把握分寸不去穷追这个出逃者，唯恐他把他们自己的同谋老底揭出来。对女王他们一直别无把柄，只能说她与凶手结婚。可是现在幸亏看到了这些书信，他们这些一清二白、一无所知者这才“发现”女王原来有共谋之罪。她不慎坦言，留下白纸黑字，成了这些老练而刁钻的讹诈者有力的手段，借此促使女王屈服。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有了强迫女王“自愿”让位给她儿子的杀手锏。要是她拒绝，就让人指控她通奸和参与谋杀。

让人去指控她，并不是自己来指控她。那些勋爵非常清楚：伊丽莎白绝对不会赞同他们自己有审判女王的权力，因此他们谨慎地隐在幕后，让第三者提出公开起诉的要求。约翰·诺克斯很愿意替他们包揽煽惑人心反对玛利亚·斯图亚特一事。此人极其冷酷无情，以恨为乐。在里齐奥遭到杀害以后，这个狂热鼓动能手小心翼翼地避往国外。可是关于“祸水耶洗别[1]”及其失于检点而生出的后患他曾作过种种预言，这些现在都已出奇地应验了，而且其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他便摆出一副先知面孔回到爱丁堡。从此布道台上传出响亮的声音明确要求起诉这个罪责难逃的女天主教徒。这个宣讲《圣经》的牧师主张审判这个通奸的女王。改革派传教士们的调门一个星期天比一个星期天高昂。他们从讲台上向着下面亢奋的人群叫喊，说女王通奸与谋杀应像微不足道的村妇一样罪不可恕。他们直截了当地要求处死玛利亚·斯图亚特，而这样不停地煽动果然也不无效果。很快仇恨便从教堂散播到寻常百姓家。他们那么久来总是畏惧地仰望这个女人，现在眼看她就要身穿囚服被押上断头台，这些平民兴奋不已，要求公开审判她。而要拿女王问罪闹得特别起劲的则是那些妇女。“那些女人对她恨之入骨，爱怎么骂就怎么骂。那些男人也够厉害。”每一个贫苦的苏格兰妇女都知道：如果她也同样大胆地沉浸于通奸的情欲之中，那么等待她的便是耻辱柱和火刑架——难道就是这一个女人，由于她是女王，便可以放荡和杀人而不受惩罚，逃脱火刑吗？“烧死这个妓女！”的叫喊声越来越激烈。英国使节非常害怕，他向伦敦报告：“以意大利人大卫和女王丈夫开始的悲剧恐怕就将以女王本人结束。”

那些勋爵已如愿以偿。现在重炮已经架好。玛利亚·斯图亚特如再拒不“自愿”让位，必将遭到致命的打击。材料已准备就绪，约翰·诺克斯可以据此指控女王：即应指控女王“违背法律”和——他们挑了一个谨慎的说法——在与波思威尔及另外一些人的关系上“有失检点”。如果女王现在依然不肯让位，那就可以当庭宣读在首饰盒中发现的那些书信，把她的丑事揭露出来。这样就足以在世人面前说明犯上有理。女王亲笔写下的文件证实自己是凶杀从犯和荡妇，就是伊丽莎白和其他国王也将无法再为她辩护。

以公开审判这种逼供手段做后盾，麦尔维尔与林稷于7月25日启程去罗奇勒文。他们携带三份已经拟好的羊皮纸文件，如果玛利亚·斯图亚特想避免受到公开审判的耻辱，就得在上面签字。在第一份文件中，玛利亚·斯图亚特必须申明：她已倦勤，“乐于”卸掉王冠重压，她已无力无意再戴下去。第二份的内容是她同意立她儿子为王。第三份是说她允许将摄政的权力交给同父异母的哥哥莫雷或一位候补摄政。

出面谈判的是麦尔维尔，在所有这些勋爵中他同她最接近。在此以前，他已来过两次，为的是以好言相劝，调解矛盾，说服她离弃波思威尔。但两次她都拒绝了，原因是：不然的话，她所怀的来自波思威尔的孩子生下后变成了私生子。可是现在那些书信被发现了，已到摊牌的时候。起初，女王极其任性地在硬顶。她突然流泪，郑重地表示：宁愿不要生命，也不愿放弃王位——她的遭遇也确实反映出她的表白。可是麦尔维尔打开天窗说亮话，极其具体地向她描述了她面临的境地：当众宣读那些书信，提讯在押的波思威尔仆人，在法庭上审问和判决。玛利亚·斯图亚特意识到由于自己行事轻率，受了牵连，这些事情多么肮脏多么可耻，不禁吓得发抖。她害怕当众受辱，逐渐失去了克制的力量，在长时间犹豫之后，气愤，激怒，绝望——一次又一次剧烈发作以后，她终于软下来，在那三份文件上签了字。

协议已经达成。但是涉及苏格兰的“协议”，双方一向谁也不把誓约和承诺真当一回事。那些勋爵依然会在国会里宣读那些书信，到处散播她有同谋之罪，使她无法再打退堂鼓。而玛利亚·斯图亚特也并不由于在了无生气的羊皮纸上用墨水和笔尖画一下就算退位。赋予了这个世界以现实价值和本质意义的一切，诸如名誉、诚信、义务，与她的王权固有意识相比，对她来说便一文不值。她觉得王权像脉管里流动的热血一样，同生命不可分离地连在一起。

几天以后，幼王登位。老百姓不能在开阔的广场上目睹围观者人山人海的火刑，只好看看并不那么热闹的场面。即位仪式在斯德林举行。阿托尔勋爵端着王冠，莫雷举着权杖，格林凯恩勋爵捧着佩剑，玛尔勋爵抱着那个男婴，从这个时刻起这孩子被称为苏格兰詹姆士六世。约翰·诺克斯为他祝福，这是向公众表示：这个孩子，这个刚刚即位的国王永远摆脱了罗马邪教的羁绊。民众在宫门前欢呼，喜庆的钟声响起，全国都在燃放焰火。这一瞬间——总是只在一瞬间——苏格兰又呈现出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这时，每一件硬来、难办的事情都由旁人处理了，莫雷这位表演细腻的人物便可以俨然以奏凯的统帅姿态回来。他那到了危机的关键时刻韬光养晦为上策的圆滑手法又一次取得成效。在里齐奥遭到杀害时，在达恩莱遭到杀害时，他都身在异地。他也没有参与针对他妹妹的叛乱活动。他的忠诚没有留下污点，他的双手没有沾上鲜血。时间为这个置身事外的聪明人完成了一切。他善于盘算，伺机而动，因而他处心积虑所要攫取的一切都能异常体面地唾手可得。那些勋爵公认他是顶尖智囊，异口同声地请他出任摄政。

可是天生治人的莫雷也懂得制约自己，一点也没有急急巴巴地伸手去捞取。他的脑筋太灵活，因而不想让日后听他发号施令的那些人像施舍一样给予自己这样的恩典。而且他也不想造成这样的印象：他这个亲切而卑顺的兄长回来就是为了索要硬从她妹妹手上夺走的权力。应当让她自己求他出任摄政才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炉火纯青的高着：他要由这些反叛的勋爵和由这个下台的女王两方都任命他、请求他。

他到罗奇勒文看望女王这个场面当由一位伟大的剧作家动笔来描绘。这个落难的女人一见到他便情不自禁地扑进这个异母兄的怀里。她希望现在终于能够得到一切：安慰、帮助、情谊，特别是这么久以来迫切需要的真心为她着想的解决办法。但莫雷却装出冷淡的样子，看着她激动不已。他把她带进屋子，严词指摘她的劣迹，没有一句话可以让她产生得到从宽处理的希望。他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漠使女王感到惶恐，她不禁潸然泪下，竭力申辩解释。然而莫雷俨然是个指控者，他皱着眉头拉下脸，沉默，沉默，再沉默。他要使这个绝望的女人始终不能摆脱恐惧的心理，仿佛他的沉默掩藏着更加可怕的遭遇。

整整一夜，莫雷将她的妹妹扔在这种恐惧的炼狱之中。他要让滴注到她身上使她六神无主的剧毒液汁腐蚀她的内心深处。这个怀孕的女人对外界的情况毫不了解——完全不许外国使节来看望——她不知道她将面对什么：指控还是审判，屈辱还是死亡。度过了不眠之夜，到次日早晨她已完全失去反抗的勇气。于是莫雷逐渐缓和下来。他谨慎地暗示：如果她不打算出逃或者与外国君主通气，尤其是如果她不再同波思威尔缠在一起，也许——也许——他用游移不定的口气说出这个字眼——人们还能设法在公众当中保全她的颜面。这么一点似有若无的希望微光就使易动感情、走投无路的女王振奋起来。她扑进哥哥的怀里，请求他承担摄政重任。只有这样，她的儿子才能确保无事，王国才能治好，她本人也能摆脱危险的处境。她一再请求，而莫雷让女王在那些亲眼目睹者面前请求了好长时间，最后才宽大为怀地从她手中取去他专程为此而来的猎物。此时此刻，他可以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玛利亚·斯图亚特也放下心来留在那里，她以为权力既然在她的哥哥手里，关于那些书信的秘密也就不致泄漏，她便能在众人面前保住自己的名声。

然而，失势者不会有同情者。莫雷的铁腕一旦掌握了大权，当务之急便是设法使他的妹妹永远不能回去。作为摄政，他必须在道义上除掉这个碍手碍脚的争夺王权的对手，从此只字不提将她从囚禁中释放出来的事了。相反地，人们想方设法长期羁押玛利亚·斯图亚特。虽然莫雷答应过伊丽莎白，也答应过他的妹妹，说要保全她的名声，但他还是容许人们于12月15日在苏格兰国会从银质首饰盒中取出玛利亚写给波思威尔的使她丢脸的那些书信与十四行诗，当众宣读、比较，并一致确认为她亲笔所写。四个主教、十四个修道院院长、十二个伯爵、十五个勋爵和三十多个下层贵族，其中有好几个女王密友，他们以人格起誓，确认这些书信与十四行诗为真迹。没有任何一个人，甚至在她的朋友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表示出一点点怀疑——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因而这个场面无异于审判，无形的女王面对臣民站在法庭上。近几个月里的种种非法行为，叛乱、囚禁等等在宣读了那些书信以后都在法律上得到认可。人们明确宣称：女王的遭遇都是咎由自取，因为她在策划时和行动上参与谋害她的合法丈夫，而且“证明这一事实的是：动手谋害之前和之后她亲笔写给这一凶杀案件的主犯波思威尔的那些书信和在谋害以后立即进行的有失体统的婚事”。除此之外，为了使整个世界都得知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罪行，使每一个人都了解：循规蹈矩、光明正大的勋爵们完全出于义愤起来反对女王，他们向所有外国宫廷分发那些书信的抄件。这样一来，玛利亚·斯图亚特便被公开打上令人齿冷的烙印。莫雷与那些勋爵心想：额上有了这个红色标记，她就再也不敢为她这颗有罪的脑袋索取王冠了。

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君主自尊意识过于牢固，诟骂或羞辱都不能使她低下头来。她认为：烙印不可能使戴过王冠衬箍和涂过受命圣油的额头变形。她不会在任何判词和命令前低头。人们愈是硬要强迫她接受卑微而无权的命运，她就愈加坚决地起来反抗。这样一种意志无法长期禁锢，它会炸毁所有围墙，淹没所有堤坝。如果人们用铁链缚住它，它就会不顾一切地抖动，致使四壁震颤，惊心动魄。

[1] 指玛利亚·斯图亚特。

第十六章 葬送自由

1567年夏—1568年夏

关于波思威尔悲剧，只有一个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巨匠才能将那些隐秘而可叹的场景写成完美的作品。另外一位作家，即瓦尔特·司各特[1]则创作了罗奇勒文城堡中较为缓和的，像传奇一样令人伤感的尾声。尽管作者稍逊一筹，但是小孩，男童读了以后，就会觉得比历史事实还要教人喜欢，因为书中偶尔妙笔生花，美丽的传奇便胜过现实的生活。我们大家都曾经是热情的年轻人，非常喜爱这些情节，它们鲜明地印入脑际，让我们内心充满了同情。这里涉及的素材仿佛已经包含着现成的像传奇那样动人心弦的各种因素：有凶狠的看守，他们监管着清白无辜的女王；有诽谤女王名誉的恶棍；有女王本人：年轻、善良、美丽。她将敌人的冷酷转化为宽容，使男子们具有慷慨助人的胸襟。像主题一样，背景也带有传奇色彩：一座阴森可怖的城堡，四面环绕着令人心旷神怡的湖水。女王从阳台远眺美丽的苏格兰，那里的森林和群山影影绰绰，灵秀而迷人。远方某处便是波涛汹涌的北海，苏格兰民众喜爱自己的女王，蕴藏在他们心中充满诗意的全部力量都围绕她此时此刻的遭遇像结晶一样凝集起来，这样一部传奇一旦完美地创作出来，就会深深地渗入整个民族的血液之中，融化在里面。人们一代一代重新讲述与确认这部传奇，宛如一棵永不枯败的树木，年年发芽开花，成了层次更高的真实，而用纸张记载事实的文献却可怜巴巴地搁在一旁，无人问津，原因是：不管什么一经创作出来给人留下美感，便会由于美好而得以存在。等到日后人们变得成熟一些，觉得有点不大对劲，便会设法从这个动人的传奇后面寻找真相。这时，真相就仿佛亵渎神明似的露出本来的面目，犹如用缺乏想象、缺乏情趣的散文记下一首诗的内容。

传奇的危险在于：为了拨动人们的心弦，隐瞒可悲可叹的真相。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在罗奇勒文遭到囚禁的传奇性叙事曲也对她真正的、极为深切的、人性当中莫此为甚的苦楚只字不提。这是指瓦尔特·司各特闭口不谈这位传奇女王当时正值怀孕，胎儿来自杀害她丈夫的凶手。事实上，正是这一情况是她遭受屈辱度日如年的那几个月里最难忍受的精神痛苦。如果她所怀的孩子，像可以预料的那样提前出世，人们便可毫不容情地根据完全可信的自然历法回头推算出她什么时候委身给波思威尔。人们无法确知具体时期与时刻，但可以肯定此事发生在情理不容的时间，发生在情爱或者表现为通奸，或者表现为放纵的时间里：也许发生在为亡夫服丧期间，在塞顿勋爵的城堡时和从这一个城堡到那一个城堡那次非同寻常的旅游途中；也许，或者说大概就发生在这以前，就在她丈夫还在人世的时候——属于这一种可能是可耻的，属于另一种可能同样是可耻的。人们只有记得：波思威尔的孩子一出世，就会像日历一样清晰地向全世界揭出他们的情欲罪行何时开始，只有记住这一情况，才能充分理解这个绝望的女人多么痛苦。

但是这个秘密永远地没有被揭开。我们不知道，人们把玛利亚·斯图亚特送到罗奇勒文时她已怀孕多久；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摆脱了内心的恐惧；不知道，这个孩子出生时是活的还是已经死掉；不知道任何可以确切地说明问题的情况；不知道，人们将这个通奸的情爱之果弄走时已经过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围绕此事全是模糊的和揣测的说法，各种各样的证据互相矛盾。只有一点确凿无疑：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定很有必要掩盖有关她身为母亲的各种日期。从此她没有再在任何一封信里，任何一句话里提到这个波思威尔的孩子。根据在玛利亚·斯图亚特亲自监督下由秘书纳奥执笔的报告，她提前生下不能成活的双胞胎——提前，不妨揣测：提前并非完全事出偶然，否则她为什么偏偏要带自己的药剂师来这囚禁她的地方呢？！根据另外一种同样未能证实的说法，孩子是一个女婴，出生时活着，悄悄地被送往法国，后来死在那里的一所女修道院里，并不知道自己出身王室血统。面对这一无法探究的情况，猜想与议论都无济于事，这一方面的种种事实成为永远难解的疑团。她最后一个秘密的钥匙已经沉入罗奇勒文的湖水深处。

然而，罗奇勒文城堡里私生子的出生或早产这一秘密严重地危及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名声，而那些狱吏竟然帮着隐瞒真相，仅此一事便足以说明：这些人并非凶神恶煞，像异想天开的传奇里所竭力丑化的那种人。受托监管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罗奇勒文城堡主人道格拉斯夫人三十多年前是她父亲的情妇，曾给詹姆士五世生了六个孩子，其中最大的便是莫雷伯爵。她后来与罗奇勒文的道格拉斯伯爵结婚，又生了七个孩子。她十三次受到分娩之苦，由于头几个孩子被认定为非婚生，本身就遭受过精神折磨，她比其他女人更能体会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难处。人们说她冷酷无情，看来不是事实，纯属无中生有。说不定她将这个女囚完全当贵宾来接待。有一整排房间供玛利亚·斯图亚特使用。她带了厨师、药剂师、四五名侍女。在城堡里她的自由完全没有受到限制，大概还曾经允许她去打猎。如果完全将动人的传奇放在一边，尽量公允地加以观察，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是非常宽厚的待遇。毕竟这个女人在丈夫被害三个月后便与凶手结婚，至少有了行为极其轻浮的过错——传奇让人忘记这一点——放在近代法庭也只是以精神错乱或奉命行事为由从宽发落，免去同谋之罪而已。这个女人闹得满城风雨，引起整个欧洲的公愤，在一段时间内迫使她冷静下来，不仅对国家，也对她本人都有好处。隔离了几个星期，使这个心乱如麻的女人终于有了机会放松过度紧张的神经，重新获得内心的坚定和由于波思威尔而丧失殆尽的意志力。事实上，在罗奇勒文被囚的几个月倒使这个过于恣意妄为的女人免除了莫大的危险，免除了折磨自己的不安与焦灼的心理。

尤其是与她的同谋犯和心上人遭到的惩罚相比，她干了这么多蠢事，而囚禁却这样别致，我们只能说是宽大处理。命运对待波思威尔完全不是这样。尽管有过承诺，这个被放逐者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依然被这一伙人追捕。为了买他这颗人头，悬赏一千苏格兰克朗。波思威尔知道，在苏格兰就是最好的朋友也会为了这笔钱背弃他出卖他。可是要逮住这个亡命之徒也不容易。起初他想方设法纠集他管辖的边区居民，以进行最后一次抵抗，随后逃到奥克尼群岛[2]，准备从那里跟那些勋爵打一仗。但是莫雷率领四艘战船向奥克尼进发紧追不舍。这个逃命者上了一条像胡桃壳一样的小船进入公海，好不容易才脱身，却又遇上风暴。这条本来只用于沿海行驶的平底小船靠破烂不堪的帆篷向挪威漂去，最后被一艘丹麦战船截住。波思威尔为免引渡，想法不让别人辨认出来，便向水手借来普通的衣服——他宁愿被人当做海盗，也不想被认出是遭到追捕的苏格兰国王。可是他最终还是给认了出来，从一个地方被移送到另一个地方，在丹麦他一度曾被释放。刚看来侥幸得救了，这个好色的登徒子却又意外地让内美西斯[3]给逮住。他的处境便每况愈下，是这样一回事：他曾经答应娶一名女子，诱骗了她，现在她告发他。在这中间，人们在哥本哈根了解到更为确切的情况，得知他被控犯了什么罪。从此他的头顶上晃荡着行刑的利斧。于是外交使者来去匆忙。莫雷要求将他引渡回国。伊丽莎白则表现得更加急切，为的是将这个可以用来对付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首要人证控制在手。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法国亲戚们则悄悄地设法让丹麦国王把这个要命的人证交出来。现在囚禁越来越严，可监狱倒是他免遭报复的唯一庇护所。这个人在战场上面对成百敌人满不在乎，毫无惧色，现在却每天都得担心带着刑具被押送回国，遭到百般折磨，作为杀害国王的凶手被处死。监禁的地方不断变换，像一头危险的野兽被关在越来越小的牢房里，愈来愈严酷地被囚在铁窗和高墙后面。很快他就明白：只有死神才能将他解脱。这个健壮的充满活力的男子汉，这个教敌人丧胆、教女人喜欢的人在可怕的孤寂与无聊中度过了几个星期又几个星期，几个月又几个月，几年又几年。生命宛如庞然大物，在活生生的躯体里烂掉、死去。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他只在有逾常的精力、无限的自由时曾经感受到自己的充实；他曾经在郊野疾驰行猎；他曾经跨上马背率领部属去战斗；他曾经在不同的国家赢得妇女的欢心；他曾经享受过精神果实的雅趣——对这个人来说，没有生气、没有言语、没有光明的囚室里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无所事事的落寞，这种枯坐度日致使充盈的生命力化为乌有的空虚比刑讯，比死亡还要难受。有些记述说——姑妄信之——他像疯子一样猛撞铁窗，在精神错乱中凄然死去。在为玛利亚·斯图亚特而送命和遭到拷打的许多人当中，她最爱这个人，他受的罪也最久最惨。

然而玛利亚·斯图亚特还会想起波思威尔吗？使她变得百依百顺的魔力远在异域还能产生作用吗？是不是炽烈的情箍已悄然缓缓地松开了？人们不知道，这也同她生活中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只有一点使人感到惊奇：她生了孩子刚恢复不久，刚摆脱身为母亲的艰辛不久，便又重新施展女人的魅力，又一次生出祸乱。又一次——这是第三次——使一个年轻人卷进她的命运漩涡。

我们不得不一再重复并感到遗憾：流传下来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像大都出于中等画家之手，我们无法窥见她真正的精神面貌。我们面对一张秀丽、文静、温婉动人的娇嫩的脸庞，冷漠而缺乏情趣，丝毫没有透出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肯定具有的性感。她一定曾经发挥出某种博取好感的特殊的女性威力：不管在哪里，甚至在敌人中间，她都能争取到朋友。在做新娘时，在做孀妇时，在每一个王位上，在每一座监狱里，她都懂得在自己周围创造大家意气相投的环境，使自己处于和善的亲切的气氛之中。她一到罗奇勒文，便使看守之一，年轻的勋爵卢塞文这样听话，以至于那些勋爵觉得必须把他弄走。但他一离开城堡，她又使另外一个年轻的勋爵，罗奇勒文的乔治·道格拉斯着了迷。几个星期以后，女监管的儿子就愿意为她去做任何事情。而且他果然成了她出逃时最可靠最忠诚的帮手。

他只是帮手吗？在囚禁期间的这几个月里，这个年轻的道格拉斯对她来说不是意味着更多吗？这种感情真的完全是侠义心肠，精神恋爱吗？不知道！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玛利亚·斯图亚特完全出于需要利用了这个小伙子的激情，不惜欺蒙哄骗。除了她的个人魅力之外，女王始终另有一种引诱手段：同她结婚也就成了君主这个迷惑工具像磁力一样吸引她遇上的每一个人。看来——此事只能揣测，无法遽下断语——玛利亚·斯图亚特为了使她更加宽容，拿结婚的希望诓了年轻的道格拉斯的母亲，她被灌了迷汤，看管越来越松。玛利亚·斯图亚特终于得以进行一心想干的大事，即脱逃。

第一次试图脱逃（那是3月25日）没有成功，虽然做了巧妙的安排。当时每周都有一名洗衣妇女带着另外几个女仆坐小船到对岸，然后划回城堡。道格拉斯设法同洗衣妇说通，她表示愿意跟女王互换衣服。玛利亚·斯图亚特身穿洗衣妇粗劣的女衫，为免被人认出戴上厚实的面纱，侥幸通过了守卫森严的城堡大门。乔治·道格拉斯在对岸等候，备好几匹马。人们帮她划桨，刚要横渡湖面，一个船夫忽然想逗逗这个身材苗条、戴着面纱的洗衣妇。他想看看她是不是漂亮，便要揭开她的面纱。玛利亚·斯图亚特紧张地用她白嫩纤细的双手护住它。可正是保养得这么好的手指如此白嫩纤细同一个洗衣妇并不相称暴露了她。船夫们马上发出警报，尽管女王生气地要他们向对岸划去，人们还是将她送回囚禁她的地方。

这件事马上通报出来，于是监管更严，再也不许乔治·道格拉斯进城堡了。可这也难不住他留在近处同女王保持联系，他变成忠实的使者，将消息传递给她的追随者。瞧！她虽然遭到谴责，当做凶手被送来监禁，可是莫雷执政一年以后女王又有了追随者。勋爵中有一些，尤其是亨特利家族与塞顿家族始终忠于女王——至少不是出于对莫雷的嫉恨。说来也怪，汉密尔顿家族一直是玛利亚·斯图亚特最凶狠的对头，恰恰就在家族里面却有她最可靠的追随者。本来汉密尔顿家族与斯图亚特家族自古以来就世代结仇。前者势力强大，仅次于后者，妒忌后者拥有苏格兰王位，竭力要为自己家族争取王权。可是现在出现了通过与玛利亚·斯图亚特结婚使他们当中的一个成为苏格兰之主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他们马上就站到这个女人一边——政治与道义无关，尽管几个月前他们还说她是凶手，要求处死她。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很难说真是想同一个汉密尔顿家族的人结婚（波思威尔已经给忘掉了吗？），可能她答应这桩婚事，是权衡了得失，以求获得自由。她也答应过乔治·道格拉斯的求婚——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胆大妄为的两面手法，而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当她与汉密尔顿家族之间的使者角色，同时又是逃亡这一决定性行动的关键人物。5月2日一切准备就绪。每当胆量而不是明智在起作用的时候，玛利亚·斯图亚特从来不是脓包。

这种传奇式的逃亡就该发生在一个传奇式的女王身上。玛利亚·斯图亚特或者乔治·道格拉斯在堡内人当中争取到一个当少年侍从的男孩威廉·道格拉斯从中协助，这个灵活机敏的小伙子巧妙地完成了任务。城堡守则严格规定：罗奇勒文城堡内在共进晚餐时，为了安全起见，所有出堡的小门的钥匙都要放到桌子上去，搁在城堡总管手边，由他带走，夜里藏在他的枕头下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他也要看得见手边的钥匙。这一回，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也放着那些粗笨的钥匙，泛出金属的微光。在上菜的时候，这个小机灵鬼飞快地把给城堡总管的那块餐巾盖在这些钥匙上面。进餐时大家痛饮畅谈，他便趁人不注意在收走杯盘时，将那些钥匙连同餐巾也一起拿去。然后一切都连忙按事先的准备来进行。玛利亚·斯图亚特穿上其中一个女仆的衣服，小男孩在前头带路，从里面打开一扇扇小门，然后又认真地从外面锁住，这样谁也不能很快就追过来。他把那些钥匙全扔进湖里。事先他已将所有那里的小船都连在一起，用他自己的那只船把那些船朝堡外拽向湖面，人们就无法追捕了。现在他只消在这暖和、晴朗的5月夜晚迅疾地划桨，把小船送到对岸，那里已经有乔治·道格拉斯和塞顿勋爵带了五十名骑兵在等候。女王毫不犹豫地飞身上马，通宵疾驰，直到抵达汉密尔顿家族的城堡。有了自由，她身上又有了过去的豪气。

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逃离岛上城堡的叙事曲。她逃出这个四面环水的城堡，靠的是一个感情炽烈的年轻人的忠诚和一个男孩的自我牺牲精神。如果方便，不妨读读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印证这个故事的传奇色彩。编年史家关于此事的思考比较冷静。他们认为：严谨的女监管人道格拉斯夫人不会像她装成的那样，不会像传说中所说的那样毫不知情，只是事后编出这个美丽的故事替那些看守辩解，无意赶尽杀绝，需要装聋作哑。既然传奇这般美丽，也不应该拆穿西洋镜。干吗非要将玛利亚·斯图亚特一生仅存的一抹如诗如画的晚霞涂得漆黑一团呢？天边已是浓云翻滚，艳事种种已经了结。这个年轻、狂放的女子最后一次激发了爱情，体味了爱情。

过了一个星期，玛利亚·斯图亚特有了一支六千人的队伍，看来乌云又被驱散，一段短暂的时间里她又看到吉星在头上闪耀。不仅是亨特利家族、塞顿家族这些老伙伴回来了，不仅是汉密尔顿家族，而且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苏格兰贵族当中大部分人，八个伯爵、九个主教、十八个勋爵和一百多个男爵也都为她效劳。说是令人感到惊讶，却又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在苏格兰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当家做主而不遭到贵族的反对。莫雷冷酷无情，引起那些勋爵的反感。他们宁肯要一个尽管有一百个不是，但已低下头来的女王，也不要一个严酷的摄政。外国君主马上都为这个获得自由的女王撑腰。法国使节来见玛利亚·斯图亚特，向她这位合法的君主表示敬意。伊丽莎白派了一名专使表达她获得“脱险的喜讯”以后的宽慰心情。在遭到囚禁的一年里，她的地位更加巩固，前途更有希望，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处境也就大大改善。可是这个一向非常勇敢好斗的玛利亚·斯图亚特仿佛内心产生了一种隐约的忧虑，但求不以兵戎相见而能有个了断：她宁愿同她的哥哥不动刀枪达成和解。如果他现在能够给她留点浅淡的国王之尊的余晖，那么这个受过严峻考验的女子就会把权力让给他。波思威尔坚强的意志支撑着她时活跃在她身上的力量有一部分似已被摧毁——在随后几天里便可以看出。经历了这么多忧虑、苦难、折磨，经历了这么多恨之入骨的敌对行为，现在她仅仅渴求自由、平静、安宁。然而，莫雷根本不想分享大权。他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雄心同有一个父亲，与生俱来。何况高明的参谋更使他铁了心。在伊丽莎白向玛利亚·斯图亚特祝贺的同时，英国首相塞西尔又使劲催促他彻底除掉玛利亚·斯图亚特与苏格兰的天主教派。莫雷也没有犹豫多久。他知道，只要这个死硬的女人能够自由行动，苏格兰便不会太平无事。他要一劳永逸地清算那些反叛的苏格兰勋爵，让他们尝到厉害，知道不能这么干。他像平时一样行事风风火火，很快组建了一支军队，尽管在人数上不如玛利亚·斯图亚特那边多，可是在指挥、纪律方面都占上风。他并未等待其他援军，便从格拉斯哥出发。5月13日，在兰赛德附近，女王与摄政，哥哥与妹妹，这一个斯图亚特家族成员与那一个斯图亚特成员进行了最终的清算。

兰赛德一战历时虽短，却立见分晓。这一仗不同于卡贝里山之战，双方并未长时间犹豫与谈判。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骑兵发起攻击，朝敌方猛冲。但是莫雷所选的阵地位置很好，趁敌军骑兵还未攻上山坡，便以猛烈的火力将他们打得七零八碎，然后进行反攻，击溃敌方的整条防线。过了三刻钟，一切都已结束。女王的残兵溃不成军，扔下大炮和三百具尸体，拼命逃窜。

玛利亚·斯图亚特在一座山冈上观战，一看到败局已定，便急忙下山，翻身上马，只由少数几个骑兵护送，飞驰而去。她已经吓得要命，再也不想阻击，马不停蹄，拼命奔逃，穿过牧地和沼泽、森林和原野，第一天一直往前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逃命！后来她写信给洛林的红衣主教：“我忍受辱骂、诽谤、囚禁、饥饿、寒冷、暑热。我逃走了，但不知逃往何方，一口气奔驰了九十二英里，没有进食，没有歇息。我不得不在光秃秃的泥地上睡觉，喝发酸的牛奶，吃燕麦糁粥，见不到面包。我像猫头鹰一样在野外过了三个夜晚，没有一个侍女伺候我。”就这样她以最近几天的形象，一个勇敢的巾帼英雄，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杰，留存在民众的记忆之中。今天，在苏格兰人们已经忘记了她的种种弱点与蠢事，宽恕和谅解了她因激情勃发而犯下的过错。留存下来的只有这个形象——即：这个温柔的女子被囚在冷寂的城堡里——和另外一个形象——即：勇武的女骑手为了保住自身的自由，跨着口吐白沫的马奔驰在暗夜之中，宁愿上千次冒着死亡的危险，也不肯畏惧地怯懦地向敌人投降。她在夜间出逃已有三次：第一次是同达恩莱一起逃出霍利罗德；第二次是女扮男装，从博斯维克城堡逃往波思威尔处；第三次是跟道格拉斯逃离罗奇勒文城堡。三次她都是大胆地快马奔驰，为了保全自由和王位。这一回她只救了自己一条命。

兰赛德之战后三天，玛利亚·斯图亚特到达坐落在海滨的敦德伦南修道院。这里是她的国土尽头。人们将她像一头逃窜的野兽追逐到她自己辖地的边缘。对这个昔日的女王来说，如今在整个苏格兰再也没有安全的处所。后退已无路可走，在爱丁堡等待她的将是毫不容情的约翰·诺克斯，将是又一次平民的嘲弄，又一次神职人员的仇恨，也许还有耻辱柱和火刑架。她最后的一支队伍已经溃败，她最后的一线希望已经破灭，现在到了艰难选择的关头。身后是失去了的国土，再无一条道路通往那里。面前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可以通向所有国家。她可以渡海去法国，去英国，去西班牙。她在法国长大成人，那里有她的朋友和亲戚，那里还住着许多人，他们喜爱她。有曾经歌颂她的诗人，有曾经伴送她的贵族。这个国家曾经以待客之礼接纳过她，举行过豪华的盛典使她母仪天下。可是正因为她在那里曾经贵为王后，世间荣华集于一身的人上人，现在也不想形同叫花子，作为衣衫褴褛、名声有损的乞求者回到那里去，也不想看到满怀仇恨的意大利女人卡塔琳娜·美第奇的奸笑，也不想接受任何施舍或者由着他人把自己关进修道院里去。逃到西班牙去找满面冰霜的菲力普意味着看人脸色过日子：这个一意孤行的君主永远也不会原谅她在一名新教牧师前面表示愿意与波思威尔结婚，不会原谅她接受异教徒的祝福。这样一来，只剩下不是选择的一种选择，其实这是一种无奈的做法：渡海去英国。在囚禁期间最无希望的日子里，伊丽莎白不是叫人转告她，“她随时都可以把英国女王看作可靠的朋友”吗？伊丽莎白不是郑重地承诺过，要使她重登王位吗？伊丽莎白不是派人送来一枚戒指，任何时候都可凭此信物唤起姐妹之情吗？

可是谁的手一旦触到厄运，伸出去抓到的骰子点数总不对头。像做出每一重大的决定时那样，玛利亚·斯图亚特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也过于仓促地打定了主意。她事先并未要求得到保证，便从敦德伦南修道院写信给伊丽莎白：“至亲的姐姐，我遭到的种种不幸你大概多半已经获悉。但是促使我今天给你写信的事情就在不久前发生，你可能还未听到。因此我必须尽可能简要地告诉你下面这些情况：我最信任最器重的臣子当中有一些人对我动武，所作所为极其无礼，是全能的主宰将我从陷身其中的残酷的囚禁中解救出来。但是后来在一次决战中，我被打败，忠于我的臣子中绝大多数已在我眼前牺牲了。我被逐出自己的王国，处境艰窘，除了天主，我只能寄希望于你的善意。至亲的姐姐，我请求你做出安排，让人将我带到你的面前，以便向你倾诉所有的事情。

“同时，我请求天主赐你以上天的一切幸福，给我以宽容和安慰，首先是我希望通过你得到的安慰。为了使你记起我信赖英国的缘由，我派人给英国女王送来这枚宝石戒指，这是你答允给予友情与援手的信物。 爱你的妹妹 女王玛利亚”

玛利亚·斯图亚特写得匆匆，仿佛落笔算数，就此放下了心，这些话使她的未来永远成了定局。随后她将戒指封入信封，将这两样东西交给一名骑马的使者。封在里面的不仅是那枚戒指，还有她的命运。

现在事情已经定下来了。5月16日玛利亚·斯图亚特登上一条小渔船，横渡索尔威湾，在海港小城卡立斯尔附近踏上英国的土地。在一生前途系于此的这一天，她还不到二十五岁，但她这一辈子实际上已经到此结束。包罗万象的生活能够给予人们的一切她都享受过和遭受过。她登上了人间欢乐的顶峰，踏遍了世上悲苦的低谷。在极短的时间里，在心灵的极度紧张中，她体味了诸般幸福和灾祸，埋葬了两个丈夫，丢掉了两个王国，遭到监禁，走过犯罪的邪路，但是一再以重新焕发的自尊踏上通向王位、圣坛的台阶。这几个星期，这几年，她生活在火焰之中，生活在如此炽烈、吞没一切的火焰之中，以至于它的反照历经几个世纪还在闪耀。但是现在火堆坍落了，熄灭了。她已在里面销蚀殆尽：只留下熔渣与灰烬。这是令人瞩目的耀眼的火光消失之后可怜的残余。玛利亚·斯图亚特仅仅剩下自身的影子，融入人生的暮色里。

[1]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诗人、历史小说家，出生于一个苏格兰家庭。

[2] 奥克尼群岛，苏格兰东北一郡。

[3] 内美西斯，希腊神话中司天诛的女神。

第十七章 结网

1568年5月16日至6月28日

毫无疑问，伊丽莎白得到玛利亚·斯图亚特抵达英国的消息时，大吃一惊。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使她非常狼狈。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臣子作乱，最近一年里，她的确出于君主相护的义气，尽量帮玛利亚·斯图亚特说话。她曾热情地——白纸不值钱，在外交文件上动笔写几句客气话易如反掌——向玛利亚·斯图亚特保证给予关切、友谊、亲情。她热情洋溢地，唉，热情过头地向她承诺：玛利亚·斯图亚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把她看作可靠的姐姐。可是伊丽莎白从来没有邀请玛利亚·斯图亚特到英国去。相反，多年以来她一再使两人见面一事成为泡影。可现在这个给人添麻烦的女人却突然来到了英国，来到了不久以前她还神气活现地自诩为其正牌女王的英国。事先既未询问，亦未得到邀请，也未提出要求，她就这样来了，劈头便提过去仅仅意在借机喻事的友好承诺。玛利亚·斯图亚特在第二封信里就不征询伊丽莎白是否愿意见她，而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我请求您尽快派人来接我，因为我现在所处的境地，不仅对一位女王，就是一个普通贵族妇女也太艰窘。我现在除了第一天越过原野奔驰了七十英里才保住的这条性命，其他一无所有。如果您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同情我一言难尽的遭遇，您就会亲眼看到这种情况。”

同情，这确实是伊丽莎白最初的心理活动。她要将这个女人从王位上撵下来，现在这个女人自己倒台了，用不着她去动手，这必定大大地满足了她那颗高傲的心。她这回可以将这个过去不可一世，如今屈膝下跪的女人扶起来，俨然以一个保护神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将她拥在怀里，在世人面前这将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啊！因此，大度地邀请这个已被推翻的女人是她真正的初衷。法国使节写道：“我已获悉，女王在枢密会议上竭力维护苏格兰女王，让每一个人都明白：她准备按照玛利亚·斯图亚特原有的身份和荣耀，而不是按照目前的处境会见她尊重她。”伊丽莎白怀着强烈的世界历史使命感打算信守诺言。要是她按油然而生的情感行事，也就会保全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生命和她自己的名声。

然而，伊丽莎白并不是独处一隅。在她旁边站着塞西尔，他那钢青色的眼睛里闪射着阴冷的光芒，他用一副铁石心肠在政治棋盘上走了一着又一着。此人冷静，坚韧，工于心计。那个喜怒无常，风吹草动也会受到影响的女人早有预见，所以将他放在身边。塞西尔绝无音律的清雅，绝无浮想的奇幻，生就清教徒式的天性，发自内心地憎恨玛利亚·斯图亚特那种激情迸发、放浪形骸的气质。塞西尔坚定不移地崇奉新教，厌恶这个天主教的女信徒，而且完全相信——他的私人笔记说明这一点——她是杀害达恩莱的同谋与帮凶。伊丽莎白表示愿意对玛利亚·斯图亚特助以一臂之力，他马上就加以阻挡。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清楚地看到英国政府如果同这个很难伺候的恣意妄为的女人有了瓜葛，就得承担许许多多责任。多年来，她到哪里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在伦敦以接待国王的礼仪欢迎玛利亚·斯图亚特，实际上意味着承认她对苏格兰拥有统治权，英国就有义务用兵和花钱对付莫雷与那些勋爵。塞西尔根本就不想这么做，因为唆使这些勋爵起来作乱的就是他自己。在他眼里，玛利亚·斯图亚特从来就是，现在还是新教的死敌和英国的主要危险。他成功地使伊丽莎白确信这种危险性。英国女王听到她自己的贵族在她自己的土地上以什么样的仪式欢迎苏格兰女王感到不高兴。信天主教的勋爵中最有权势的诺塞姆伯兰把她请到自己的城堡里。信新教的贵胄中最有影响的诺福克去拜望了她。所有人看来都让这个女囚给迷住。伊丽莎白生性多疑，作为女人又虚荣到了愚蠢的地步，于是很快便打消了宽宏大量地邀请玛利亚·斯图亚特进宫的念头，这个女君主会使她黯然失色，使本国那些不满分子将其视为备受欢迎的王位接替者。

仅仅过了几天，伊丽莎白便抛却了善心，打定主意既不让她进宫，也不让她离开英国。如果伊丽莎白在某一件事情上说法做法都一清二楚，那么她便不成其为伊丽莎白了。像在政治活动上那样，在人道问题上模棱两可也总会带来极大的不幸，它使人无所适从，不得安宁。伊丽莎白对玛利亚·斯图亚特应负的深重而不容置辩的罪责就从这里开始。命运向她奉送梦想多年的胜利：她这个敌手公认为具有一切高尚品质的光辉榜样，如今却用不着伊丽莎白亲自动手，便已可耻地被人打倒。这个女王伸手要摘她的王冠，如今却失去了自己的王冠。这个女人自以为有合法继位的权利，对她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如今却站在她面前乞求给予帮助。现在伊丽莎白可以有两种做法。英国一向宽以待人，向每一个逃亡者提供避难的机会，此时也可以给予这个请求者以同样的权利，这样一来，便从道义上使对方跪倒在地。或者伊丽莎白也可以出于政治原因拒绝她在本国逗留。这一种做法或者另一种做法都可以戴上公正合理这一顶神圣的王冠。人们可以接纳一个求助者，也可以拒绝一个求助者。但是有一种做法却背离天地之间任何公正合理的准则：将一个求助者引诱过来，然后又违反其本人意愿加以扣留。尽管玛利亚·斯图亚特明确要求离开英国，但伊丽莎白就是不让她走，而是借助花招与谎言、奸刁的承诺和隐蔽的暴力将她扣住，通过这种阴险的囚禁驱使一个已经低下头来、遭到失败的女子身不由己地越走越远，终至陷于在绝望中挣扎，在罪责中打滚的死路。

这样明目张胆地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成了伊丽莎白一生品格中永远也洗刷不了的污点，比以后将玛利亚·斯图亚特判处和执行死刑还要无法辩解，因为强行扣留她缺乏做得有理的任何借口。拿破仑逃到贝勒罗封号战船上[1]，并在那里要求英国给予避难权——人们有时以此作对比的例子来反证，英国认为这是装模作样的闹剧，当然有理由加以拒绝，因为法国与英国双方处于交战状态。拿破仑身为敌军统帅，整整四分之一世纪死死地盯住大不列颠的大动脉。相反地，苏格兰与英国之间并未发生战争，两国十分和睦，伊丽莎白与玛利亚·斯图亚特多年来互以朋友与姐妹相称。玛利亚·斯图亚特逃到伊丽莎白处，可以递给她那枚戒指，那是一件“纪念品”，友好情谊的信物。玛利亚·斯图亚特可以援引伊丽莎白说的那些话：“世界上没有人会这样热情地倾听她的诉说。”她还可以指出：直到现在为止，伊丽莎白收留过所有逃到英国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臣子，收留过莫雷和莫顿，收留过杀害里齐奥的那些凶手，收留过杀害达恩莱的那些凶手，尽管他们都犯了罪。而且说到底，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英国不是要求得到王位，而是只有一个无足轻重的请求：希望能在英国平安度日，或者如果这对伊丽莎白有不便之处，就让她转去法国。伊丽莎白当然知道，她没有什么把柄可以扣留玛利亚·斯图亚特，甚至塞西尔也了解这一点。他亲笔写下的一页记述（见《关于苏格兰女王》）可以作证。他写道：“人们不能不帮助她，因为她来这里是出于自愿对女王的信任。”可见这两个人在内心深处都很明白：难觅一根正义的细绳，把它编成一条不义的粗索。可是如果不在局面难以应付时编造种种借口与遁词，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那么什么才算是政治家的任务呢？既然扣留这个逃亡的女子并无言之成理的缘由，那就得编造一个说法。既然玛利亚·斯图亚特并无任何加害于伊丽莎白的罪责，那就得使她变成有罪之人。但是只能谨慎行事，外界众目睽睽呀。一定得悄悄地，隐蔽地张网，把这个毫无还手之力的女子罩住，趁她还未觉察到意图所在，收紧它，再收紧。等到她——为时过晚——想挣脱时，随着每一个手忙脚乱的动作，会将自己缠得更紧。

这一罩住与缠住的手法始于种种礼遇与客套。伊丽莎白身边地位极高的贵族当中有两位，即斯克罗普勋爵和诺利斯勋爵急忙——多么体贴——作为迎宾骑士被派往卡立斯尔去见玛利亚·斯图亚特。但是他们的真正的任务却既机密又复杂。他们以伊丽莎白的名义欢迎这位贵宾，向这位已被废黜的女王对她的遭遇表示惋惜。同时，他们还要稳住这个情绪波动的女人，使她安下心来，免得她过早警觉，向外国宫廷要求援助。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则在暗中交给他们，叮嘱他们对这个其实已经被囚的女人严加看管，阻挡所有来访者，没收所有信件。而且在同一天派了五十名执戟兵到卡列斯尔也绝非偶然。除此以外，斯克罗普和诺利斯要将玛利亚·斯图亚特所说的每一句话立即向伦敦报告，因为在那里人们迫切而焦急地盼望得到的莫过于玛利亚·斯图亚特终于有把柄落入他们的手里。他们可以为已成事实的拘禁补找一个借口。

威廉·塞西尔

诺利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刺探的任务。他运笔灵巧，极其生动而形象地刻画了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性格。人们一再看到，这个女人偶尔在聚精会神的时刻使得最有头脑的男人也会自然而然地生出敬佩的心理。弗朗西斯·诺利斯写信给塞西尔说：“无疑地，她是女中人杰，恭维不能使她动心。同样的，看来只要她认为对方为人正派。她也并不在意对方说话直来直去。”他发现，她能言善辩，头脑灵活。他赞扬她心性正直，胸怀坦荡，和蔼可亲。但是他也觉察到狂放的傲气啃噬着她这颗心。“她急切渴望得到的是胜利，与此相比，财富与世上其他一切她都看不上眼，认为无足轻重。”——可以想象，生性多疑的伊丽莎白读到她的敌手具有这些特点时会有怎样的感受，她马上便铁了心下毒手。

但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听觉也很敏锐。她很快就注意到：两位使者亲切地慰问与致敬只是虚与委蛇的手法。两人之所以这样巴结，这样随顺地同她对话，是为了避开不谈某些事情。像吃苦药一样，拿一大堆奉承话掺在里面使它变甜，人们慢慢地，一点一滴地透露给她：她没有把所有对她的指控洗刷干净，伊丽莎白不想接待她。亏得在这当中伦敦那些人想出这个干巴巴的遁词，这就掩盖了将玛利亚·斯图亚特晾在一边，留住不放的赤裸裸、冷冰冰的意图。玛利亚·斯图亚特或许没有看穿这个圈套，或许假装并未领会这样推托的伪善本质。她贸然激动地表示愿意申辩。“但是当然只向我认为身份相当的，仅有的一个人，向英国女王一个人申辩。”她说，越快越好，不，她想马上就去，“扑进她这个知心人的怀里。”她迫切地请求，赶快让她去伦敦，先不要考虑其他情况，先听她申诉，驳斥人们狂妄地损害她名誉的诽谤。她说，她乐于请伊丽莎白评断是非，当然只是她一个人。

伊丽莎白最要听的就是这句话。玛利亚·斯图亚特在原则上同意申辩，伊丽莎白就有了第一个突破口，将这个作为客人来到英国的女人慢慢地拖进一场讼争里去。当然，这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慎之又慎，免得这个已经感到不安的女人过早地惊动外界。采取关键步骤，致使玛利亚·斯图亚特最终名誉扫地之前，先得让她陶醉在种种承诺之中，这样她才会不声不响地、毫不挣扎地引颈受戮。于是伊丽莎白写了一封信，人们要是不知道枢密会议此时早就决定扣留玛利亚·斯图亚特，便会觉得这封信的口气令人感动：信里委婉地拒绝了亲自接待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个狡猾的女人写道：“夫人，我听了哈里斯勋爵的奏报，他说您想在我面前解释您所受到的种种指责。夫人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自己更想听您申辩。谁都不会更加乐意地听取旨在恢复您名誉的每一句解释。但是我不能为了您的事情拿我自己的威信去冒险。跟您实说，人们已经认为我只想为您辩护，却不睁开眼睛看看您的臣子指控的那些事情。”可是这样巧妙地拒绝以后，却更狡诈地继之以引诱。伊丽莎白郑重许诺——人们必须在这几句话下面画线加以强调——“君主一言九鼎：无论是您那些臣子或者是我可能从自己那些谋士得到的忠告，都不会促使我要求您去做任何有损或涉及您名声的事情。”这封信越写越急切，越写越顺耳，“我不能让您来见我，您觉得奇怪吗？我请您站在我的地位替我想一想，如果您洗刷了这种嫌疑，我一定以最高的礼遇接待您。在此之前，我不能见您。但是我向上帝起誓，在此之后，永远也不会有人抱着更好的愿望见您，对我来说，这将是世间万千乐事的第一件。”

这些话给人以安慰、温暖，说得入耳而熨帖，却掩盖了冷酷无情的真相。送信的使者同时受命最终要向玛利亚·斯图亚特说清楚，向伊丽莎白当面解释绝无可能，只能按章办事侦查在苏格兰发生的案情。当然，此事暂时还得一本正经地用比较体面的叫法“会议”来遮掩。

一听到讼争、侦查、判词这类字眼，高傲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像碰到烧红的铁块一样跳了起来。她抽泣着流下愤怒的眼泪：“我别无法官，除了天主，谁都不能审判我。我知道我是什么人，也知道我的身份所拥有的权利。我出于自愿，出于我对女王，即对我姐姐的充分信赖，曾经建议请她评断我这件事情。但是如果她不同意我去她那里，这件事怎么能进行呢？”她语带威胁地宣称（这句话已经不折不扣地说中了！）：要是伊丽莎白把她扣留在英国将一无所得。于是她提起笔来，激动地回答道：“哎呀，夫人，您在哪里听见过可以指摘一位君主，因为他倾听人们诉说遭到无理的指控？……夫人，您别以为，我来这里是为了苟全性命——全世界和整个苏格兰都并没有否认我，我来英国是为了恢复名誉，寻求支持，谴责诬陷者，并不是认为他们的身份与我相同，向他们进行申辩。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我挑选了您，我最近的亲戚和最好的朋友。这样，我可以在您面前指责那些人，因为我当时以为，吁请您恢复一个女王的名誉，您会以此为荣。”她说，她逃离一座监狱，到这里又被扣留在“与此相差无几的另外一个牢房中”。最后她强烈要求伊丽莎白明确自己的做法——这正是任何人向伊丽莎白提出，但都不会有结果的要求：要么给予帮助，要么给予自由。玛利亚·斯图亚特说，“出于善意”她愿向伊丽莎白申辩，但不愿意以诉讼的方式向她的臣子解释，除非将他们的两手捆住押解到她的面前。她满脑子君权神授的意识，拒绝将她与臣子等量齐观。她说，如果这样，还不如去死。

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个观点在法律上无可辩驳。英国女王完全没有处置苏格兰女王的权利。一件发生在其他国家的谋杀案，用不着她来侦查；也用不着她来干预一个外国君主同这个君主的臣子之间的矛盾。这一点伊丽莎白在内心深处非常清楚，因此她设法尽量用甜言蜜语诱骗玛利亚·斯图亚特使她离开不败之地，将她引入讼争的泥泞。伊丽莎白说：不是，不是作为法官，而是作为朋友和姐姐。她希望能够澄清此事，唉，要想了却终于能够亲眼见到心仪的表亲，使她得以恢复王位这个心愿又非这样不可。为了促使玛利亚·斯图亚特离开稳固的阵地，伊丽莎白做出一个又一个重要的保证，装得好像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被诽谤者的清白，好像这场讼争同玛利亚·斯图亚特无关，只是针对莫雷和其他叛逆的官司。她谎话连篇，表示由她负责，一定做到在这次侦查中不许讨论任何有损玛利亚·斯图亚特名誉的事情——这一承诺如何兑现，人们以后自会看到。伊丽莎白信口雌黄，哄骗居间谈判的那些人，说：不管侦查结果如何，一定保证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女王地位。可是在伊丽莎白信誓旦旦、大包大揽的同时，塞西尔首相却在另一条路轨上飞驰。在侦查这件事情上为了使莫雷听话，他又背地里加以抚慰，说：绝对不会重新将他的妹妹扶上王位——可见两面手法并非当代的政治发明。

玛利亚·斯图亚特很快便觉察到人们在暗中布下天罗地网，引她入彀。就像伊丽莎白不会被她蒙骗，她对这个满嘴情义的表亲安着什么心也不是不清楚。她自卫，她抵制。她不止一次写信去，一会儿让人听着舒服，一会儿尖酸刻薄。而伦敦方面再也不松开收网的绳索，慢慢地越来越紧，在皮肉里越陷越深。为了加大心理压力，逐步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让她明白，他们已经铁了心，如有必要，如果吵闹，如果抗拒，他们就会使用强制手段。提供给她的各种方便缩减了；她不能再接待来自苏格兰的朝见者；每次骑马外出，随她一起的骑兵不少于一百名。而且有一天来了一个通知，使她感到意外：将她从卡列斯尔——这里濒临大海，至少可以远眺，说不定哪天来一条小船帮她逃离此地——转移到约克郡那座万无一失的博尔顿城堡中“一所非常坚固，非常漂亮，非常高大的房子”里。当然这道无情的命令也像裹着蜜糖一样极为动听，利爪还藏在柔软的绒毛里面：人们在玛利亚·斯图亚特面前断言，说：伊丽莎白安排这次搬迁是出于关切之情，这样她就觉得离玛利亚·斯图亚特近了一些，书信往来也更方便；住在博尔顿，玛利亚·斯图亚特“会有更多的乐趣和自由，她那些敌人也就完全无法加害于她。”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并非那么天真，自然不会相信伊丽莎白对她这般厚爱。她继续自卫，抵制，虽然明知大势已去。她还有什么办法呢？她苏格兰回不去，法兰西不能去。有目共睹的处境越来越难堪。她吃别人的面包活命，她向伊丽莎白借来衣服蔽体，孤单一人，与所有真正的朋友完全隔绝，周围全是她那个死对头的臣子。逐渐地，玛利亚·斯图亚特感到不知如何抵制才是。

果如塞西尔所料，她终于铸成伊丽莎白翘首以待的大错。在一个警惕松懈的时刻，玛利亚·斯图亚特表示愿意进行侦查。这是她所犯的最大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她原来坚持的不容侵犯的立场是：伊丽莎白不能审判她，不能剥夺她的自由，她作为女王与宾客不能接受异国的判决。现在她却由着别人驱使自己背弃了这个观点。玛利亚·斯图亚特总是只能短暂而剧烈地爆发出勇气，却始终缺乏一个君主必须具有的坚韧的毅力。她感到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便想事后再提条件，在被诱骗表示同意之后，至少可以抓住那条将她推向深渊的手臂，却是枉费心机。1月28日她写信说：“不会有任何事情我不按您所说的去做，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格和作为君主的真诚。”

然而一旦束手就擒，事后说理、求情全都无济于事。胜者自己认为浑身是理，对败者来说，这就成了无理可讲。败者遭殃！

[1] 1814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后逃到英国战船贝勒罗封号上，要求英国给以客人的待遇，但英国却将他当做阶下囚。

第十八章 收网

1568年7月—1569年1月

玛利亚·斯图亚特被人诱骗轻率地同意采取“公正的仲裁”形式，英国政府马上就动用一切权力手段进行并不公正的审理。那些勋爵可以亲自出庭，各种证据应有尽有；对玛利亚·斯图亚特则仅允许派两名亲信去代表她。她只能在法庭之外，通过中间人对进行叛乱的那些勋爵提出控诉；而这些人却可以大声地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也可以暗中互相串通——这一阴险的手法迫使她一开始就从进攻的地位转到防守的地位。所有动听的承诺都一个接着一个悄然扔到审理案件的桌子下面去了。同一个伊丽莎白，她刚刚说过，如果在讼争结束以前让玛利亚·斯图亚特见她，有碍她的声誉，却毫无忌惮地接待叛逆莫雷，突然只字不提她的“声誉”了。当然，将玛利亚·斯图亚特强按在被告席上的意图仍以狡诈的方式掩盖起来——尚需顾忌国外的反响，口径一致的说法是：那些勋爵要把起来造反一事“说清楚”。伊丽莎白装模作样地要求那些勋爵“说清楚”自然意味着：他们应当说明对女王动武的缘由，实质上就是要他们将谋害国王的整个事件都抖搂出来，这样便自然而然地将矛头指向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只要这些勋爵对她提出足够的指控，那么伦敦方面继续扣留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理由在法律上就站住了脚，拘禁她本来说不过去，现在面对世人总算也说得通了。

可是这次设计起来遮人耳目的会议——实在不能称之为审理，否则就玷污了“司法”二字——出乎意料地逐渐变成完全与塞西尔和伊丽莎白的愿望相左的闹剧。人们一把双方带到圆桌旁边坐定，想让彼此互相指控，两边就都无意抛出文件和资料，大家心照不宣。——这场官司真是怪事！——在这里，原告与被告从根本上说是同一罪行的共犯。双方对谋害达恩莱这件棘手的事情都想避而不谈，因为策划和参与此事两边都有份。如果莫顿、梅特兰与莫雷打开那只首饰盒，认定玛利亚·斯图亚特是帮凶或者至少是知情人，那么这些一脸正气的勋爵说得完全有理。然而，如果玛利亚·斯图亚特指摘他们也是事先得知或者默许此事，同样完全有理。要是这些勋爵将那些令人尴尬的信件放到桌面上来，那么玛利亚·斯图亚特可能也将这些事后国王忠臣的假面具撕下来，因为她通过波思威尔知道谁在谋害协议上签了字，或许手里就捏着这些文件。因此双方都不想动真格，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以不为已甚的方式处理这桩令人难堪的事情，不去惊动坟墓里可怜的亨利·达恩莱，成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这也完全可以理解了。“让死者安息！”成为双方假惺惺的祝愿！

这就出现了伊丽莎白完全意料不到的怪事：开庭审理时，莫雷只指控波思威尔——他知道，这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家伙远在他国，不会说出这些同伙，但他出奇地审慎，在任何问题上都避开指摘他的妹妹，好像完全忘掉了一年前人们在国会里公开控诉她参与谋害那件事。这些令人费解的骑士完全不像塞西尔所希望的那样一往无前地冲进竞技场的围栏：他们并没有把那些做出指控铁证的书信扔到桌面上。而且——这出挖空心思编出的闹剧还有并非最后一个的怪现象——连那些英国仲裁委员们也手下留情，保持缄默，很少动问。诺塞姆伯兰勋爵是天主教徒，对玛利亚·斯图亚特也许比对自己的女王伊丽莎白更要亲近一些；诺福克公爵出于逐步暴露出来的个人原因则在进行心平气和的调停。谅解的基本线条已经显示出来：玛利亚·斯图亚特重新获得尊号与自由；莫雷保留他唯一看重的统治实权。伊丽莎白盼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德行上击垮对手，但轻轻吹拂而来的却是一缕柔风。大家关起门来，亲切交谈，而不是扯着嗓子争论文件和资料，气氛越来越融洽，越来越友好。几天以后——这场官司真怪！——不是铁面无私开庭审理，而是原告与被告、仲裁委员与法官已经亲密无间地进行合作，要为这次会议，为这一伊丽莎白苦心经营，准备以此对付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全国政治大事举行头等体面的丧礼。在两方之间来回跑动的合适的媒人、够格的掮客便是苏格兰国务大臣梅特兰（勒廷顿）。在达恩莱谋杀案这桩见不得人的事件中他扮演了最见不得人的角色，他是天生的权术家，两面角色非他莫属。这些勋爵曾在克莱格密勒朝见玛利亚·斯图亚特，建议她以离婚或其他方式摆脱达恩莱，这时代表他们说话的就是梅特兰，他作了语意暧昧的承诺，说：莫雷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另一方面他又怂恿她与波思威尔结婚，在那次劫持时，他也“凑巧”目击了此事，到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大势已去的最后关头他才又转到勋爵们那一边。如果女王与那些勋爵火并，他就难逃两边夹击的厄运。因此，他连忙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不管合情合理与否，但求达成和解。

首先，他吓唬玛利亚·斯图亚特，说：要是她不让步，那些勋爵就会使用所有能够借以自卫的手段，即使让她丢脸也顾不得了。为了让她看到，那些勋爵手里有哪些使她出乖露丑的武器，他偷偷地叫他妻子玛利·弗来明抄下主要指控证据，即首饰盒中的情书和十四行诗，将抄件送到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手上。

这样偷偷地将她还不知道的指控材料交给玛利亚·斯图亚特当然是梅特兰吃里爬外的一着棋，而且也严重地违反了诉讼规定。勋爵们立即反击，也以同样上不得台面的方式，将“首饰盒中的信件”有点像从审理案件的桌子下面塞给了诺福克和其他英国仲裁委员。这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刚想进行调解的法官们本人马上就对她有了反感。尤其是诺福克对这个打开了的潘多拉的盒子[1]里冒出的臭气大为震惊，立即向伦敦奏报——他本来也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在这场咄咄怪事的讼争里，什么都畅通无阻，只有正义寸步难行：“波思威尔与女王之间放纵、肮脏的情爱，她对后遭杀害的丈夫的厌恶，置他于死地的阴谋如此显而易见，一定会使每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都感到惊骇，不寒而栗。”

这份报告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是坏消息，对伊丽莎白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喜讯。现在她知道有什么能使玛利亚·斯图亚特名誉扫地的指控材料可以放到桌面上来。在材料公开之前，她急不可耐了。现在玛利亚·斯图亚特越是希望私下调解，她就越要坚持让她当众出丑。诺福克看了人人皆知人人皆骂的首饰盒里的那些信件，便抱着敌对的态度，感到非常气愤，看来玛利亚·斯图亚特在这场赌博中已经输定了。

然而，在赌博时和在政治斗争中，只要手里还有一张牌，就永远都不能认输。正是在这一短暂的时刻里，梅特兰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一着棋。他去找诺福克，同他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瞧，大家都感到奇怪，起初大家都不会相信那些记述：一夜之间发生了奇迹，扫罗变成了保罗[2]。一腔义愤、怒火中烧、对她成见已深的法官诺福克，现在成了玛利亚·斯图亚特最起劲的帮手和同党。英国的女王希望公开审理，但他不是按照她的意向行事，而是突然反而更多地为苏格兰女王的利益卖力了。他出人意外地劝说玛利亚·斯图亚特不要放弃苏格兰的王冠和英国的继位权利。他支持她，鼓励她，同时竭力劝阻莫雷不要将这些书信抖搂出来。瞧，莫雷同诺福克密谈一番以后蓦地换了一副面孔。现在他不硬来，好说话了。他完全赞同诺福克的态度，只拿波思威尔问罪，并不涉及玛利亚·斯图亚特。看来夜间解冻的和风拂过千家万户，坚冰融化，再过几天，这个稀奇古怪的法庭上将会春意盎然，皆大欢喜。

人们不禁要问：拿什么能说动诺福克，使他一夜之间竟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伊丽莎白的法官变成她自己意愿的叛徒，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对头变成她最热心的朋友？第一个想法是：梅特兰一定贿赂了诺福克。再想一下，这看来不会起什么作用，因为诺福克是英国贵族的首富，他的家族紧挨着居于都铎家族之后。一个梅特兰，整个贫穷的苏格兰都凑不起这么多钱。但是像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第一个感觉准确无误——梅特兰果然成功地贿赂了诺福克。他向这个年轻的鳏夫使用了唯一能让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动心的行贿手段，这就是更大的权势。他向这位公爵建议与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结婚。这样，可以同时得到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利。王冠仍然能够产生魔力，使最胆怯的人变得勇往直前，使最恬淡的人变得野心勃勃，使最明智的人变得愚不可及。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什么诺福克昨天还那么急切地硬要玛利亚·斯图亚特自动放弃王权，突然又那么显眼地劝说她要加以维护。他要同玛利亚·斯图亚特结婚，只是为了一下子便能使他取代都铎家族的权利，正是这个家族曾以叛国罪处决了他的父亲和祖父。一个国王家族曾经借刽子手的利斧砍杀了他自己的家族成员，如果他这个做儿子、做孙子的背叛了这样的国王家族，人们就不好责怪他了。

同一个人昨天还对那个杀人犯、通奸犯玛利亚·斯图亚特深恶痛绝，对她“肮脏的”奸情义愤填膺，现在却这么快就打定主意同这个女人结婚。在最初的瞬间，我们现代人觉得实在难以理解这种闻所未闻的做法。当然，关于此事，替玛利亚·斯图亚特辩解的人又有一个说法，认为在那次密谈中，梅特兰肯定说服了诺福克，使他相信玛利亚·斯图亚特清白无辜，肯定证实了那些“首饰盒里的信件”全是赝品。可是流传下来的文献对此却无只字提及，而且实际上几个星期以后诺福克还继续在伊丽莎白面前称玛利亚·斯图亚特为女杀人犯。以现代人的眼光要想倒退四百年来谈道德，那是大谬不然，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在不同时代和地域并非一成不变，每个时代的衡量标准都不一样。道德始终只是相对的概念。当今这个时代对政治谋杀远比十九世纪宽容，同样地，在十六世纪干这类事也没有多大顾忌。在一个道德观点不是源自《圣经》，而是源自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时代，人们不知良心的责备为何物。那时谁想登上王位，通常不会多愁善感地左思右想，太跟自己过不去，而是眼睛盯住丹墀，只怕它洒了鲜血还未干透。《理查三世》[3]里，王后嫁给她知道这就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的那个人。这场戏出于一位同时代人之手，观众看了并不觉得难以置信。为了当上国王，谋害、毒杀自己的父兄，驱使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互相残杀，赶走这个，除灭那个，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人们几乎无法在当时的欧洲找到一个没有公然犯下这类罪行的君主家族。只要事关王冠，十四岁的男童娶来五十岁的贵妇，尚未成年的少女嫁给可以做爷爷的白发老翁。人们不大理会德行、美貌、尊严与人品，配偶可以是弱智、驼背、瘫子、梅毒患者、罪犯。既然这个年轻、貌美、热血沸腾的女君主表示愿意扶持他做她的丈夫，为什么偏偏要这个爱虚荣、有野心的诺福克就非顾虑重重不可呢？诺福克为非分之想所蒙蔽，对玛利亚·斯图亚特过去的所作所为不怎么在意，而是一心想着她对他有何用处。这个人意志薄弱，不甚明智，心目中自以为已经在威斯敏斯特取代了伊丽莎白。一夜之间，形势陡转，梅特兰这只巧手松开了罩住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罗网。她本来难免面对一名严厉的法官，谁知却又有了一个求婚者和援助者。

但是伊丽莎白有顶用的耳报神，她生性多疑，头脑清醒。她曾得意地对法国的使节说过：“君主有大耳，远近都能听清楚。”从许许多多细小的迹象中她觉察出：在约克郡正在酿造不合她口味的可疑的饮料。她先召见诺福克，语带讥刺地劈头告诉他：听说他在求婚。诺福克并不是一个铁打英雄汉，连忙狼狈不堪地加以否认，虽然他昨天还向玛利亚·斯图亚特求过婚，使人想起彼得听见响亮而清脆的鸡啼声[4]。他说：这些传闻全是谎言，全是诽谤，他决不会娶这样一个通奸犯和杀人犯。他虚伪透顶地表示：“如果我要入睡，枕头就非保险不可。”

然而伊丽莎白心里有底，事后她说：“他们当我是傻瓜，以为我什么都没有看出来。”这个女人按捺不住了，恶狠狠地揪住他，就当宫内唯唯诺诺的一个小角色，他便把自己所有的秘密和盘托出。她立即采取有力的措施。根据她的旨意，于11月25日将审理会议由约克郡迁到威斯敏斯特的迪庇克泰推事室里举行。到了这里，离她门前只有几步路，就在她警惕的眼皮底下，梅特兰做手脚便不像在约克郡那么容易了，到那里有两天路程，远离了警卫和密探。此外，伊丽莎白看出她那些委员不牢靠，又添了几个她完全信得过的人，首先是宠臣勒斯特。现在她这只无情的手握住了缰绳，审理便按指定的步调高速运行。莫雷这个老食客得到简单明了的指示：“要为自己辩护”，也得到隐含风险的鼓励：“即使要进行臭不可闻的指控”也不能退缩，这是指提出玛利亚·斯图亚特与波思威尔通奸的物证，也就是出示首饰盒里的信件。伊丽莎白曾对玛利亚·斯图亚特郑重承诺：不许提出有损她名声的事情，现在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倒是那些勋爵还感到不怎么自在。他们犹豫再三，没有拿出这些信件来，而且仅限于谈及一般的疑点。伊丽莎白不能公开要求他们交出那些信件，否则她那居心不善的用意就暴露得太清楚了。因此，她采取一种更加伪善的做法。她装作仿佛她自己深信玛利亚·斯图亚特清白无辜，怀着身为姐姐的焦急心情迫切要求彻底查清事实，要求呈交所有“造谣中伤”的物证，认为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挽救她妹妹的名誉。她要使有关的信件、写给波思威尔的十四行诗都出现在审理案件的桌子上，非把玛利亚·斯图亚特最终弄得身败名裂不罢休。

在这样的压力下，那些勋爵终于软化。在最后的瞬间还演了一幕不听话的小闹剧：莫雷不是自己把信件放到桌子上去，而是仅仅扬了一下，便让一名文书“强行”夺去。无论如何，此时此刻——伊丽莎白赢了，这些书信摆在桌子上了。此时此刻，这些书信被朗读了，读了一遍；次日在扩大委员会上又被朗读了一遍。那些勋爵虽然早就宣誓确认这些书信为真迹，但还不够，还不够哇。伊丽莎白仿佛提前几个世纪早已预见到为玛利亚·斯图亚特恢复名誉的人们会把这些信件称作赝品，提出种种质疑，因此她传旨，在委员会全体成员面前，认真比较这些信件与她收到的玛利亚·斯图亚特来信的笔迹。在进行鉴别时，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代表们离开会场（证明信件确系真迹的又一重要论据），同时——理直气壮地——申明，伊丽莎白自食其言：不许提出任何“有损”玛利亚·斯图亚特“名誉”的材料。

主要被告不许出庭，而她的对头如伦诺克斯却又可以随便指控，试问在这场所有案件当中最不公平的讼争里还有什么公正可言呢？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代表们一离开，与会委员们便一致通过《暂行决议》：玛利亚·斯图亚特洗刷干净所有这些指控以前，伊丽莎白不能接待她。伊丽莎白达到了目的。人们终于编造了她迫切需要的借口，她可以据此将这个逃亡的女人一脚踢开了。再找一个遁词，将她继续“置于体面的监护”之下——这是代替“囚禁”的漂亮说法，也并非难事。伊丽莎白忠实的追随者之一大主教派克得意忘形地欢呼：“我们善良的女王现在揪住这只狼的耳朵了。”

这个《暂行决议》公之于众之后，玛利亚·斯图亚特名誉扫地，低下头来，露出脖子，现在可以判决了，就像等着利斧猛地砍下一样。她可以被定为杀人犯，引渡到苏格兰，到了那里约翰·诺克斯就绝不容情了。但是在这个时刻，伊丽莎白抬了一下手，致命的一击化解了。每当需要做出最后决定去行善或者去作恶时，这个哑谜一般的女人总是缺乏应有的勇气。这回是萌发了时常在她内心像暖流一样涌起的宽容厚道的人性，还是感觉到身为君王，自食维护玛利亚·斯图亚特名誉的承诺而问心有愧？是权术家工于心计，还是——这个不可捉摸的人物经常如此——种种互相矛盾的情绪混作一团？无论如何，伊丽莎白退缩了，放弃这次彻底击垮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机会。她并未要法庭很快做出不留情面的判决，而是推迟最终的审判，以便与玛利亚·斯图亚特讨价还价。从根本上说，伊丽莎白只要这个倔强、执拗、不怕硬来的女人听话，她只要她顺从，服从。因此，她开导她，趁还未最后判决，应该对物证提出质疑；私下又让人透露给玛利亚·斯图亚特，只要她愿意让位，就会裁定她无罪。这样，她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领取养老金留在英国。与此同时，又拿公开审判的消息吓唬她——又是糕点，又是鞭子——英国宫廷红人诺利斯奏报：他已竭尽全力恫吓她。伊丽莎白又同时施展她爱用的两种手段：吓唬和引诱。

但是玛利亚·斯图亚特既不怕吓唬，也不被引诱。每次都要到危险迫在眉睫之际，她才会振作精神，随着勇气的增长，态度也越来越坚决。她拒绝查验物证。虽然为时过晚，但她终于看清陷身其中的圈套，于是又回到过去的立场，她说：不让别人摆布与自己的臣仆平起平坐来对质。她身为君王只消说一句：所有这些指控和物证全不足信，这就比所有证据和证言都更有效。她断然拒绝向她提出的交易：以自己的逊位来换取裁决无罪，她根本就不承认这个法庭。她毫不妥协地扔给居间谈判的人们她用生命与死亡加以兑现的几句话：“不要再谈放弃我这顶王冠的可能性了！我宁愿死去也不会同意。我一生最后的话语注定是一个苏格兰女王的临终之言！”

恫吓失败。伊丽莎白欲进又退。玛利亚·斯图亚特勇往直前。伊丽莎白又开始举棋不定了。尽管玛利亚·斯图亚特不肯屈服，人们还是不敢公开裁决。伊丽莎白每次都在如愿以偿有了最后结果的时候畏葸不前（人们将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这种情况）。终于裁决了，虽然未按原来的计划置人于死地，却仍像整个审理那样奸诈可鄙。1月10日宣布的暗中做了手脚、未能自圆其说的判词煞有介事地说：人们并未提出莫雷及其追随者背弃人格与职责的举动。这就明确认可了那些勋爵起来叛乱这件事。对玛利亚·斯图亚特名誉的说明则极为含混，说：勋爵们未能充分证明他们对女王的指控，也就未使英国女王对她妹妹形成不良的印象。从字面上看，人们可以把这个说法视为保全名誉，可以把证据看做被宣布等于没有提出来，没有提成功。但在“充分”一词中却藏有淬毒的倒钩，隐含的意思是：各种各样说明嫌疑与罪行极为重大的物证已经提出来了，只是还不那么“完备”，未能说服一个像伊丽莎白这样善良的女王而已。但对塞西尔来说已经够用了：现在嫌疑依然笼罩在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头顶，这就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拘禁这个无力还手的女子。就这一时刻而言，伊丽莎白已经取胜。

但这是一个付出惨重代价的胜利。只要她不放走玛利亚·斯图亚特，英国国内便有两个女王，而且只要这一个活着，另一个不死，这个国家就不得安宁。不公平总会带来不安全，居心不善有所得总会变成自己吞食的恶果。从伊丽莎白剥夺玛利亚·斯图亚特自由那一天开始，她便葬送了自己的自由。她对待玛利亚·斯图亚特像敌人一样，也就使对方任何敌意行为变得合情合理。她自食其言，对方当然也随时都可以言而无信。她撒谎骗人，对方当然随时都可以口是心非。伊丽莎白未按纯任自然的初衷行事，一步走错，年年岁岁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她后来认识到：面对此事原是明智之举，可是为时过晚。要是伊丽莎白举行低档仪式，冷淡地接见一下，让这个哀求的女人离开英国，那么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余生将会多么可悲而渺小，消失在无声无息中！在那种情况下，这个遭到鄙弃的女人还能去哪里呢？没有一个法官，没有一个诗人还会提到她。由于那些丑闻而令人齿冷，由于伊丽莎白宽厚而显得卑贱，她只能漫无目的地从这个宫廷到那个宫廷四处游荡。在苏格兰，莫雷已切断她的通道。在法兰西和西班牙，人们都不会特别欢迎这个给人添麻烦的不安分的女人。依着她容易动情的习性，说不定又会卷入新的桃色事件，说不定渡海去丹麦追随她那个波思威尔去了。但是她的名字要么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要么充其量作为与预谋自己丈夫的凶手结婚的女王，并不那么体面地被人提一下。只是由于伊丽莎白对她心怀鬼胎的不义行为在世界史的角度上解救了她，她才免除了所有这些凄惨、卑微的遭遇。只有伊丽莎白才又使她敌手所处的地位反而显得具有重大的意义。她竭力要贬低玛利亚·斯图亚特，实际上却抬高了她，在这个被推翻的女人头上围上一个殉道者的光轮。玛利亚·斯图亚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情像平白无故遭到不公平待遇那样使她成为传奇人物。伊丽莎白也没有一件事情像在重要时刻未能真正以宽厚待人那样损害了她自己的道义水准。

[1] 潘多拉的盒子，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个女人潘多拉私自打开主神宙斯的一个盒子，装在里面的各种祸患一起飞出，只有希望留在盒底。人间充满了疾病、罪恶等等各种灾难。潘多拉的盒子常被用来指祸根。

[2] 保罗，据《圣经·新约》，扫罗曾迫害基督徒，在去大马士革途中听见耶稣对他说话，转而信奉耶稣基督，接受洗礼，宣扬耶稣，后在各地传教，改名保罗。

[3] 《理查三世》：莎士比亚所写关于无耻、罪恶的窃国大盗理查的剧本（1592年）。

[4] 鸡啼声，据《圣经·新约》，耶稣对彼得说：“我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当晚耶稣被捕。彼得三次对人说不认得耶稣，第三次说“不认得那个人”以后，立时鸡就叫了。

第十九章 幽闭度日

1569年—1584年

空白最难描述，单调最难展示。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囚禁生活便是这样沉寂的虚无，这样不见星光、无限凄清的暗夜。裁决之后，她生活中狂放而炽热的节奏终于戛然而止。岁月不居，像海水那样一浪接着一浪向前涌去，有时起伏较大，有时又较缓慢平静，然而深藏不露处永远也不会狂澜翻滚了。美满的幸福并非这个孤单的女人所能安享，也谈不上受到折磨。太平无事过日子反而加倍难挨，她昔日那种热情奔放的生活如今已凄然逝去。这个渴求迸发活力的年轻女子心如槁灰，无精打采地度过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个年头。接着又一个十年开始了，同样空虚而无聊：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个年头——书写一个挨着一个的数字就已使人感到腻烦。但是还得一个个列出来，一个数字接着一个数字，为的是让人体会到灵魂濒死延续多久，这是一段使人化为齑粉，敲骨吸髓的时间。这些年头当中的每一个都有几百天，每一天又有太多的时刻，但是没有一个时刻充满生机和乐趣。接着到了第四十个年头。她已不是经历这个转折的年轻女子，而是萎靡不振，疾病缠身了。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个年头缓慢地悄然来到。终于死神而不是活人给予同情，引导这个疲惫不堪的灵魂离开了囚笼。在这些年里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但总是一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时候玛利亚·斯图亚特身体健康，有时候害病。一度有了希望，接着便有百倍的失望。一会儿人们对她严厉一点，一会儿又客气一点。有时候她给伊丽莎白写信发火，有时候又表示亲热。但从根本来说，依然总是千篇一律，刻板得令人恼火。毫无生趣的时刻像一串用旧了的念珠白白地从指缝间流失。表面上，牢房不断变化：有时候人们把女王关在博尔顿城堡，有时候又关在查茨沃思城堡、谢菲尔德城堡、塔特布莱城堡、温菲尔德城堡或者福瑟琳海城堡，只是名称、石块、墙壁不同；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城堡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它们都阻断了自由。星星、太阳、月亮，在这个窄小的圈子外面，沿着伸向远处、越过山山水水的路线，恶意而顽固地周而复始绕行不已。黑夜来了，白天来了，岁月悠悠无尽期。一些王国消亡了，更新了；一些国王登位了，废黜了。多少女子长成了，生育了，凋谢了。在海岸和山峦的后面，世界不停地变化着，只有这棵生命之树永远陷于幽闭的阴影之中，树根和树干都已被砍断，再也不能开花结果。慢慢地在徒唤奈何，渴念不已的毒素侵蚀下，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青春枯萎了，她的活力消失了。

在这遥遥无期的囚禁生活中最残酷之处竟在于表面上从来一点也不残酷。一个人如果生性高傲，会在面对粗鲁的暴力时起来自卫，会在遭到屈辱时燃起怒火。一个心灵总会在拼命反抗中不断成长。可是当它陷于空虚之中时，便会束手无策，变得软弱无力。在橡皮囚室里，挥拳猛击墙壁将无济于事。这比四面铜墙铁壁的地牢更加难以忍受。貌似卑躬屈节，阿谀奉承，实为蹂躏自由，比什么样的鞭笞，什么样的辱骂都更加深切地烧灼着一颗自尊的心。装模作样的虚礼比任何嘲讽都更加可怕地刺痛人。而正是这种伪善的照顾并非给予受到磨难的人本身，而是针对身外的地位，使玛利亚·斯图亚特遭到难以摆脱的伤害。总是只有这种毕恭毕敬的关注，这种不露痕迹的监视，这种礼仪警卫帽子拿在手里，卑顺地垂下目光，寸步不离的“体面的守护”——在这些年里，从来都一分钟也没有忘记：玛利亚·斯图亚特是女王，人们可以给她一切无关宏旨的待遇，所有微不足道的方便，只是不给她人的一生当中这一特有的、极为神圣的、至关重要的东西：自由。伊丽莎白生怕有损自己的君王仁慈的美誉，城府极深，对待这个敌手并不采取睚眦必报的方式。啊！她可关心自己的好妹妹呀！每当玛利亚·斯图亚特有病，伦敦方面马上忧心忡忡地探询；伊丽莎白向她提供御医，明确希望由玛利亚·斯图亚特自己的仆人来料理饮食——不能让人居心叵测地嘀咕，说她企图毒死这个不好对付的敌手；免得别人抱怨，说她将一位膏立的女王关在监牢里：她只是迫切地（迫切得令人难以推却）请求苏格兰妹妹长期住在美丽的英国庄园里！当然，将这个倔强的女人关进伦敦塔，而不是花这么多钱让她住城堡，对伊丽莎白来说本来是方便一些，保险一些。那些大臣就一再催促伊丽莎白采取这种粗暴的安全措施。但是伊丽莎白比他们世故，她要避开敌视行动带来的恶名。她坚持要将玛利亚·斯图亚特像国王一样养起来，但是必须用令人肃然起敬的拖裙缚住她，用黄金锁链拴住她。这个一毛不拔的女人在这一件事情上竟然硬着头皮一反锱铢必较的吝啬习惯，一边诅咒，一边叹息为这自作多情的好客之举每个星期花费五十二镑，达三十年之久。此外，玛利亚·斯图亚特每年还可从法国领取一笔可观的退休金：一千镑。所以她确实不必节衣缩食。她像一位君主驻跸在这些城堡里。她还可以在接见大厅中张起王冠华盖，让每一个来访者都清楚地看到：这里住着一位女王，虽然被囚。她进餐都用银质食具，插在银烛台里的昂贵的蜡烛照亮每一个房间，地板上铺着当时特别贵重的土耳其地毯。家用器具极多，每次从一个城堡迁往另一城堡时都需动用几十辆四驾马车。玛利亚·斯图亚特身边有一大群贵妇、侍女、婢子。全盛时期，陪伴她的不少于五十人，俨然是一个各司其事的小朝廷，有管事、神父、医生、文牍、主计、内侍、尚衣吏、裁缝、裱糊匠、厨师。悭吝的英国女当家要想裁减也无可奈何，都让玛利亚·斯图亚特硬顶软磨给保住。

确定长期看守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人选一事，从一开始便说明本来就不准备将这个废黜的女君主关在暗无天日、难以想象的牢房里。施鲁斯伯里伯爵乔治·塔尔波特是真正的贵族君子，而且直到1569年6月伊丽莎白看中他时为止，人们还可以说他有福气。在北部和中部各省他拥有大片领地、九座城堡。他像一个小国之君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平安无事，与世无争，也与实权、尊号无缘。这个人安于富裕，从未受到政治野心的逼迫，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正派而满足。胡子已略显灰白，自以为可以安度晚年了，谁知伊丽莎白却把这个令人厌恶的差使压在他的肩头，要他看守这个雄心未泯，由于蒙受冤屈而满腔怨愤的敌手。他的前任诺利斯一得知施鲁斯伯里接替他，自己卸去了这个要命的任务，便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一身轻松。他说：“说真的，我宁愿受到任何惩罚也不想再干下去了。”这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这“体面的守护”应该管的和不该管的都是些什么极不明确。这种职责模棱两可，凡事都讲究得体。一方面玛利亚·斯图亚特既是女王又不是女王；她说起来是客人，实际上是囚犯。因此，施鲁斯伯里作为正人君子，身为东道主，对她应该殷勤款待；而作为伊丽莎白的代理人又得恰到好处地事事限制她的自由。他是她的顶头上司，但是只能膝行到女王的面前。他必须严加看管，但要戴上卑躬屈节的面具。他应该招待客人，但要时时加以防范。他的妻子使这本已令人头昏脑涨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这个女人已经埋葬了三个丈夫，老是搬弄是非，现在将这第四个弄得焦头烂额。她诡计多端，一会儿站在伊丽莎白一边，一会儿站在伊丽莎白对面，一会儿帮玛利亚·斯图亚特，一会儿害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个老实人夹在三个动不动就发火的女人中间过日子真不容易。他是其中一个的臣子，是另外一个的配偶，又身不由己地被无形的绳索拴在第三个身上。实际上，在所有这十五年里，这个可怜的施鲁斯伯里并不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看守，而是同她待在一起的囚犯。在多灾多难的人生的道路上，她碰到谁，谁就遭殃，这一天机不可泄的厄运在他身上也得到了应验。

玛利亚·斯图亚特是怎样度过所有这些一片空白、毫无意义的年月的呢？看起来十分平静而闲适。表面上，她每天的活动与年复一年生活在封建领地上的高贵命妇并无区别。如果她觉得身体可以，常爱骑马出去打猎，当然身边围着那些不是东西的“礼仪近卫”，或者她借打球或其他活动为已经有点疲累的身体保持活力。社交活动也不是没有，从邻近的城堡常有客人来访，向这位用得上便是宝的女囚表示敬意，因为——人们绝不能忽视这个事实——这个女子眼下尽管无权无势，但毕竟是名正言顺的直接继位者，要是伊丽莎白有三长两短，明天她可能就取代女王成了君主。因此，那些有头脑、有眼光的人，首先是这位长期看守施鲁斯伯里非常重视同她保持极好的关系。甚至于伊丽莎白的宠臣、挚友，如哈顿、勒斯特都背着他们的女靠山向她最死硬的对手与敌手写信、致意，只是为了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说不定明天就会向她下跪乞求恩赐。因此，玛利亚·斯图亚特虽然困居乡村，却对宫内和偌大的世界各种事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施鲁斯伯里夫人还对她谈了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说出来的伊丽莎白这样那样的隐私。这个女囚通过多种隐蔽的渠道不断得到鼓励。所以人们不能把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幽闭想象为阴暗的牢房，不能想象为与世隔绝。冬天的夜晚鼓瑟吹笙。当然，再也没有年轻的诗人像在夏斯特拉尔时期那样作卿卿我我的情歌，高雅的霍利罗德假面舞会也一去不复返，这颗浮躁不安的心亦与迷恋和激情无缘了。风流韵事层见叠出的岁月已随韶华永逝。对她痴迷的朋友只剩下帮她逃离罗奇勒文的救星，少年侍从威廉·道格拉斯。男性随从人员当中——唉，再也没有波思威尔和里齐奥那样的人了——她接触最多的是医生。玛利亚·斯图亚特时常害病，她得了风湿，还莫名其妙地腰疼，有时两腿浮肿，使她动弹不得。她不得不泡在温泉里，希望得到缓解。由于不大活动，活力衰减，以前纤细、苗条的身躯逐渐松弛、发胖。只是偶尔来了兴致，她还想像过去那样劲头十足地活动一下。整天不离马鞍在苏格兰大地上扬鞭疾驰，已成为过去。从这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一路尽兴漫游，也已成为过去。幽闭时间越久，这个女囚也就越来越多地在家务中寻求乐趣。她一身黑衣，宛如修女，在绣花架前一坐便是几个钟头，纤细的、依然灵秀白皙的双手制成精美绝伦的金线刺绣，我们今天还能欣赏她的杰作。有时她恬静地坐拥书城。在这近二十年里，再无任何关于艳事的记述。她天生的如潮春情也无法倾注到一个像波思威尔那样的男人，一个自己为之痴迷的男人身上，这样她便较温和，较有节制地转向万物之中从不使人失望的群体——动物。玛利亚·斯图亚特让人从法国运来犬类之中最驯顺、最聪明的狗：西班牙犬和猎犬；常年喂养鸣禽；还修了一个鸽棚；自己在院子里种花；关心仆役当中的侍女。如果人们只是看她表面，只是做客，而未往深处观察，就会以为曾因情令智昏，恣意妄为，使世人感到震惊的冲动，在她身上已荡然无存，就会以为她已看破红尘。这个垂垂老矣的女人不时——而且越来越频繁地去望弥撒。她常常跪在小教堂里的祈祷座前面，只是有时还会在祈祷书里或者空白纸上写些诗句，这是非常少见，而且也不再是热情奔放的十四行诗，字里行间透出虔诚地顺应天命，凄楚地了却凡心的思绪。譬如：

还有什么？我将何以为生？

此身除了心在跳动，

只是不幸投下的影子，

等着一了百了，此外无他。

越来越多的表面现象使人觉得仿佛这个历经重重磨难的女人已经完全抛却对尘世权势的欲念，只是虔诚而平静地等候着安息的使者——死神的来临。

可是人们切莫信以为真：这一切全是表象，面具游戏而已。实际上，这个自视甚高的女人，这个内心炽热的君主只靠和只为一个念头而活着：重获自由，重掌王权。玛利亚·斯图亚特没有一个瞬间当真准备怯懦地听凭命运来摆布。绣花呀，读书呀，闲聊呀，神游天国呀，所有这些全是为了遮掩她每日的真正活动：密谋策划。从她被囚禁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停地进行八方串联和外交联系。无论住在哪里，她的居室都变成政治机密办公厅。在那里，她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玛利亚·斯图亚特关起门来同两个文书一起亲手草拟机密指示，发给法国的、西班牙的、教廷的使节，发给她在苏格兰的追随者，发往荷兰。当然，为了谨慎起见，她也同时写信给伊丽莎白，或提出请求，或让她放心，或卑顺，或发火，虽然这些信伊丽莎白早就不回复了。化装成各种各样面目的使者被派往巴黎和马德里来来去去。约定接头暗语，编制成套密码，每月更换。天天都有正规的国际邮递，以便与伊丽莎白所有的敌人保持联系。全部随从人员——塞西尔了解这一情况，因此总想裁减她的随从人数——就像一个参谋总部策划解救行动。这五十名服务人员不断接待或访问邻近各个乡村的居民，探听或传播消息。那些村民都借领取赏赐为名经常得到好处。借助这种周密的组织，开通了直达马德里和罗马的外交驿站业务。那些函件一会儿放在内衣里，一会儿夹在书本里，塞在掏空了的棍子里或者藏在首饰箱的盖子里，有时甚至放在镜子的水银涂层后面。不断变着法子糊弄施鲁斯伯里，有时割开鞋底，嵌进用显隐墨水书写的信函，有时又制作特殊的假发，将纸卷捻在发卷里。玛利亚·斯图亚特让人从巴黎或伦敦送来的书籍里，按照某种代号在有关的字母下面画线，连在一起便可表示某种意义。但是极为重要的文件则由她的忏悔师缝在圣衣里携带。玛利亚·斯图亚特年轻时学会书写与解读密码，亲自指导所有这些事关国务的主要行动。这一具有诱惑力的游戏扰乱了伊丽莎白的部署，也大大地激活了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精神力量，可以代替体育锻炼和任何其他活动。她以冒失行事的十足冲劲投身于外交活动和八方串联。有时候，从巴黎，从罗马，从马德里通过不断更新的途径把消息和承诺传到她房门紧闭的居室里，这个遭到屈辱的女人又感受到真正的权势，甚至觉得成了欧洲众所瞩目的中心。伊丽莎白对她潜在的威胁深有了解，但又无法使她屈服。虽然有这些看守与警卫，玛利亚·斯图亚特还是能从自己的居室指挥一场又一场战斗，参与塑造世界的命运。这些也许正是她唯一的乐趣，使得她的心灵在那些漫长而空虚的岁月里依然透出如此充盈的生机。

这种坚持不懈的干劲，这种身陷囹圄发挥出来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却因徒劳无功而令人扼腕。无论玛利亚·斯图亚特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结果都成泡影。她不断策划的密谋与串联从一开始便注定失败。双方力量太不相称。面对一个整体，孤身一人必然处于弱势。玛利亚·斯图亚特孑然一身，但在伊丽莎白背后却是整个国家，有大臣、谋士、警官、士兵和密探。而且在国务议事厅里指挥作战要比在牢房里方便。提供给塞西尔的经费与防范手段并无限制。他可以完全自己做主采取行动。他可以用上千双密探眼睛监视这个形单影只、并不世故的女人。警方掌握当时三百万英国居民当中几乎每一个人的任何情况。在英国海岸入境的每一个外国人都被调查和观察。侦探被派到旅馆、监狱、海船里。任何一个可疑分子都遭到暗探的跟踪。如果这种抵挡手段不能奏效，立即动用极其残酷的手段：严刑拷打。集合的暴力很快便显示出它的优势。玛利亚·斯图亚特那些具有献身精神的朋友这些年里一个又一个被关进伦敦塔幽暗的牢房里。施刑的绳索迫使囚犯招供，说出其他参与者的姓名。一个又一个密谋在刑具的铁钳中被夹得粉碎。即使玛利亚·斯图亚特偶尔通过使节成功地将函件与建议偷带出境，要过多少个星期，这样的一封信才能到达罗马或马德里，要过多少个星期，才会在那里的国务议事厅里做出复信的决定，又要过多少个星期，才能接到复信。就算这样，对于这颗热切、焦躁的心，对于期待着派来陆军和无敌舰队解救自己的这颗心来说，这种援助又是多么不当一回事，多么不像个样子，令她感到难以忍受。被囚者、孤独者日日夜夜只想到自己的遭遇，总觉得别人在自由的有所作为的世界也一心一意想着自己。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再把解救自己视为反宗教改革力量的当务之急，视为天主教教会的头一件和最重要的营救行动，无怪乎不能成事。事实上，别人自有小算盘，舍不得掏钱，彼此意见也并不一致。无敌舰队并未做好战斗准备。她的援助主力西班牙菲力普二世善于祷告，却未能敢作敢为。他无意为这个女囚发动一场没有把握的战争。他或者教皇有时送些钱去，收买一些冒险分子进行叛乱或谋刺。可是这些密谋总是不成气候，漏洞百出，很快就被泄露给嗅觉灵敏的瓦尔辛亚姆手下的暗探。于是在伦敦塔山刑场上留下几具四肢不全、曾遭严刑拷打的尸体，一再提醒民众：在某个城堡还活着一个被囚的女人，她硬要说自己本来是英国合法的女王，总有一些傻瓜兼英雄为她争取这一权利而卖命。

这种串通和密谋最终必定会将玛利亚·斯图亚特拽进毁灭的深渊。这个一辈子都改不了冒失脾性的女人单枪匹马从一座监牢里向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王挑战，等于开始了一场已经输定的赌博。这些情况每一个她的同时代人都早已看得清清楚楚。1572年利道尔费阴谋败露之后，她的小叔查理九世气恼地说：“这个可怜的傻瓜不到人头落地总要使人不得安宁。他们一定会动真格要她的脑袋。明摆着她这是咎由自取，谁教她这么蠢。我知道，她已无可救药。”这话说得粗鲁，出于这样一个男人之口，他在圣巴托罗缪之夜只敢毫无危险地从窗子后面朝手无寸铁的正在奔逃的人们开枪，而对真正的英雄气概可以说一无所知。但从冷静权衡利害的角度来看，玛利亚·斯图亚特并未选择容易一些，但也怯懦一些的投降道路，而是宁可明知无望，依然坚决硬干，无疑是愚蠢的做法。或许及时放弃王位继承权真的会使她从囚禁中解脱出来。很可能这些年里牢房的门闩一直留在她的手中。她只消低下头来，只消郑重而自愿地放弃所有涉及苏格兰和英国的王位权利，英国就会松一口气把她放走。伊丽莎白多次——绝非出于宽厚，而是出于畏惧（因为只要这个危险的女囚在她面前便等于对她控诉，这像梦魇一样压在她的心头）——试图让她有台阶可下，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判，向她提出公平的条件。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宁愿做一个戴着王冠的女囚，也不肯做一个没有王冠的女王。诺利斯看透了她的内心，在她被禁的最初几天里，他就说起过她：只要有一线希望，她便有足够的勇气坚持下去。她心高气傲，已经看清：作为逊位的君主，在某个令人齿冷的角落等待她的是一种多么卑微、可怜的自由；只有屈辱才能使她在历史上再度成为伟大的人物。她曾说过，她永远也不会退位，而且她最后的话语也必定是一个苏格兰女王的临终之言。她觉得自己的誓言比囚禁的监狱要牢固一千倍。

在这里，一味蛮干与一往无前之间的界线很难划定，因为英勇与憨直总是两者同在。事关常识，桑乔·潘萨[1]总比堂吉诃德聪明；谈到理智，特西特斯[2]就比阿喀琉斯[3]冷静。哈姆莱特所言，在名誉攸关时刻，就是为了一根稻草也要战斗，这是千古不朽的英雄本色的试金石。当然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反抗面对如此强大的优势几乎毫无希望，但还不能由于它并未奏效便说它毫无意义。这个貌似无能为力，形影相吊的女人正由于她的不屈不挠在这么多年里，一年比一年更加强烈地象征着一种巨大的力量，而且正因为她抖动身上的锁链，有时也震撼了整个英国，使得伊丽莎白心惊胆战。后人如以自己习惯的观点考察历史事件，便会从错误的角度出发指指点点，同时也把成者为王败者寇的看法包括进去，然后就很容易说失败者愚蠢，因为他冒冒失失地进行了一场危险的斗争。可是实际上，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这两个女人始终斗得难解难分。策划起来旨在使玛利亚·斯图亚特东山再起的密谋当中有一些如果稍微幸运、巧妙一点取得成功，对伊丽莎白来说确实是危及生命，有两三回她已遭到突然袭击，间不容发，真是死里逃生。先是诺塞姆伯兰纠合天主教贵族开始动手，整个北方陷于混乱之中，伊丽莎白好不容易控制了局势。接着诺福克施展阴谋，那更要危险得多。英国贵族的头面人物，其中甚至还有伊丽莎白最亲近的朋友们如勒斯特都支持他同苏格兰女王结婚的计划，她为了鼓动他，已经给他写肉麻得要命的情书——只要能取胜，她什么干不出来？通过佛罗伦萨人利道尔费居间联系，西班牙与法国的军队已经做好登陆的准备，如果这个诺福克不是孬种——在此以前他曾怯懦地否认此事，已证明这一点，如果不是偶然因素：风向、天气、大海和泄密，这些也都从中作梗，破坏了这个计划，局面就会彻底改变，角色就会互相调换，玛利亚·斯图亚特就会驻跸威斯敏斯特，伊丽莎白就会关在伦敦塔或者躺在棺材里。另一方面，诺福克的鲜血，诺塞姆伯兰和这些年里为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在断头台上送命的所有其他人的下场都未能吓退最后一个求婚者。又有一个人来向她求婚了：这就是奥地利唐璜，查理五世的私生子，菲力普二世的同父异母弟，勒潘托之役[4]的胜利者，自由骑士的榜样，基督教界武士之首：由于私生，与西班牙王冠无缘，他先想在突尼斯建立自己的王国，这时女囚伸出手来，另外一顶王冠从苏格兰向他示意。他已在荷兰组建一支军队，所有解救她的计划都已准备就绪，谁知——玛利亚·斯图亚特同所有她的援助者总是倒霉——他身染恶疾倒了下来，过早去世。幸运之星从来不给任何向玛利亚·斯图亚特求婚或者为她效劳的人照亮前进的道路。

细细想来，我们只能说：归根结底，伊丽莎白与玛利亚·斯图亚特之争实际上取决于运气：所有这些年来，伊丽莎白总是走运，玛利亚·斯图亚特总是倒运。从潜力、从外表来看，这两个人几乎不相上下。但是她们的运气完全不同。玛利亚·斯图亚特遭到了废黜，遭到了幸运的弃绝，她在牢房里策划的行动都成了泡影。派来攻打英国的舰队在风暴中撞得粉碎，使者迷了路，求婚者死去，朋友们在紧要关头丧失了精神力量，谁有意帮助她，谁其实是自掘坟墓。

所以诺福克在断头台上说的那一句话千真万确：“由她或为她着手去做的事情从来不见一件有好结果。”自从她遇上波思威尔那一天起，灾星便紧盯着她，寸步不离。谁爱她，谁就完蛋。谁爱她，谁就遭殃。谁对她怀有好意，谁就使她受到损害。谁为她效劳，谁就自己找死。像童话中黑色的磁石山吸住过往船只那样。她也将别人的命运纳入自己的命运，毁了别人。渐渐地围绕着她的名字形成了可怖的传说，说她有一种死亡的魔力。但是她的事业愈无望，她的斗志却愈强烈。长期悲惨的囚禁未能使她屈服，反而增强了对抗心理。她明知必败，却主动挑起最后的决战，以了结这段公案。

[1] 桑乔·潘萨，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写小说《堂吉诃德》的主角堂吉诃德的随从，富于常识，流于庸俗。

[2] 特西特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一个多言而爱嘲讽人的驼背瘸子。

[3] 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国王珀琉斯和爱琴海海神涅柔斯的女儿忒提斯所生的儿子。公元前十二世纪希腊人远征特洛伊的战争中最骁勇的希腊英雄。

[4] 勒潘托之役，奥地利唐璜于1571年在勒潘托打败土耳其人。

第二十章 最后一个回合

1584年—1585年

岁月流逝，一个又一个星期，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像浮云一样在这个苟活人间的孤寂者头上掠过，仿佛并未触及她。但是时间不知不觉地使人们及其周围的世界发生变化。第四十个年头来了，这是女人一生当中的转折年龄，可是她依然深陷囹圄，依然未获自由。年岁已悄然从她身边擦过，头发开始花白，身躯发胖，变得臃肿，面部线条显得安详一些，富态一些，一举手一投足都透出一丝唯求消融在宗教中的忧伤痕迹。这个女人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两情缱绻的岁月，精力充沛的日子即将一去不复返。此时未能遂愿，必将抱恨终天，黄昏来临，黑夜已近。久已不见求婚者登门，也许从此绝迹。再过一段短暂的时日，岁月蹉跎，韶华就将永逝。等待，等待解救的奇迹，等待人们事不关己慢慢来的援助真的还有意义吗？她在最后那几年里使人越来越强烈地觉得，仿佛这个磨难重重的女人已对斗争感到厌倦，逐渐愿意和解与放弃王位。她扪心自问的时刻越来越多：这样未能有所作为，未能为人所爱，像阴影中的一朵花慢慢地枯萎，这是不是很愚蠢？她是不是识趣地从日渐灰白的头发上取下王冠来换取自由要好一些？在这第四十个年头，玛利亚·斯图亚特开始对这沉重而空虚的生活越来越感到乏味，渐渐地那种强烈的权力意志溶化在听之任之，不可思议的但求一死的渴望之中。大概在这样的时刻，她用拉丁文将动人心弦的诗行写到纸上，既有怨艾，又在祷告：

啊，至高无上的主，我对你抱着希望，

关心我吧，耶稣，请将我解放！

幽暗这条锁链，苦难这种惩罚

使我渴想你，思念你，我祈求，

呻吟，下跪，流泪，只盼得到解救。

由于援助者裹足不前，举棋不定，她便将目光转向救世主。宁愿死去，再也不要这种空虚，这种无常，这种遥遥无期的等待与希望与渴望与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最后总得有个了结，无论是祸是福，无论是得是失！斗争不可阻挡地走向终局，因为玛利亚·斯图亚特倾注全部的心灵力量要了断此事。

这场可怕的，这场欺诈的，恐怖的，这场寸步不让的有你无我的斗争持续时间愈久，玛利亚·斯图亚特与伊丽莎白这两个老敌手的对立局面也就愈加严峻。伊丽莎白在政治上一次又一次取得成功。她与法国已经和解。西班牙还不敢开战。面对所有不满分子她仍保持优势。只有一个敌人，一个要命的危险的敌人，这个已被击败而又并不认输的女人还毫发未损地生活在她这个国家里。只有除掉这一个敌人，这最后一个敌人，她才算是真正的胜利者。除了伊丽莎白一个人以外，玛利亚·斯图亚特也不恨任何其他人。在一个极为绝望的时刻，她再一次写信给她这个亲戚，这个影响她一生荣辱的姐姐，感人肺腑地呼吁她拿出人性来了结此事。她在这封非同寻常的信里喊叫：“夫人，我已再难忍受！在这临终时刻，我不能不弄清慢慢使我瘐死的那些罪人。在您的监狱里，允许最低贱的囚犯要求人们倾听自己的申诉，人们应该告诉他们谁是指控者，谁是原告人。为什么这种权利偏偏不给我，一个女王，与您最近的亲戚和合法的继承人呢？我相信，正是这最后提及的合理要求是我那些敌人进行……[1]的真正起因。但是他们现在没有多大理由，也完全没有必要继续由于这个缘故折磨我了，因为我以名誉担保：除了天主的王国我并不希望得到任何其他王国了，我心甘情愿去天国，因为这是我所受的一切磨难与痛苦的最好结局。”最后一次她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全部真诚的热情恳求伊丽莎白，将她从囚禁中释放出来。“我以自己的名誉与救世主耶稣所遭受的苦难起誓，再一次向您恳求，允许我从这个王国退回某个僻静的去处，让因无尽的焦虑而精疲力竭，徒具形骸的身体得到一点安宁，使我的灵魂得以做好准备，归向每天都在召唤我的天主……请您在我去世之前赐予这一恩典，以便我的灵魂在我们之间的纠葛一了百了后就脱离躯壳，不至于被迫带着怨艾去见天主，控诉您使我在此间人世而遭到的无妄之灾。”可是对这震撼人心的恳请伊丽莎白依然置若罔闻，连一句劝慰的话也不想说。玛利亚·斯图亚特这就闭紧嘴巴捏紧拳头，此时她对这一个女人只有一种情绪：仇恨，冷酷而又炽烈，咬定不放而又灼痛如火，而且这种深仇大恨现在由于所有其他敌人与对头都已亡故而变本加厉地汇集到这个唯一的女人身上，因为所有这些人都已在互相争斗中丧生，仿佛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那种死亡魔力要展示自己，恨她的和爱她的每一个人都难逃此劫，所有替她效力或与她为敌的人，所有为她或同她斗争的人也都先于她弃世。在约克郡指控她的人，莫雷和梅特兰都已暴死。在约克郡受命审判她的人，诺塞姆伯兰和诺福克都已上了断头台。所有共同密谋先是对付达恩莱，然后对付波思威尔的人都已互相将对方除灭。柯克·奥菲尔德、卡贝里与兰赛德的所有叛徒都已互相出卖了他们自己。所有这些桀骜不驯的苏格兰勋爵与伯爵，这一伙狂妄、阴险、贪权的暴徒自相残杀，死于非命。战场空落落，这世上她再也没有仇恨的对象，除了这一个女人，伊丽莎白。长达三十年的民族大搏斗变成了两个人的决斗。在这场女人对女人的决斗中再无谈判的可能，现在已到你死我活的关头。

为了这最后一战，为了这场白刃战，玛利亚·斯图亚特还需要最后一股冲劲：还得将她最后一点希望，最后那点希望夺走。她还得再一次在心底遭到屈辱，才会凝成无比巨大的力量。玛利亚·斯图亚特总是在一切已无或似无希望的时候才会获得非凡的勇气，才会下定不可动摇的决心。只有身陷绝境，她才显出英雄气概。

如要这样，还得从玛利亚·斯图亚特心中夺走最后的希望——同她儿子沟通的希望。在所有这些一片空白的，平淡无事到了难以忍受程度的年月里，她只能等待，隐约觉得光阴在身边流逝，像沙土不断从围墙上剥落下来。在这无穷无尽的时间里，她累了，老了，一个她亲生的孩子却慢慢长大。当年她骑马离开斯德林宫，波思威尔率领骑兵在爱丁堡城门前围住她，将她带入苦难的绝境。从那时起，她就没有再见到詹姆士六世，那时他还是一个婴儿。在这十年，这十五年，这十七年里，这个混沌未开的小把戏成了一个小孩子：成了一个小男孩，小伙子，眼看就是一个男子汉了。在詹姆士六世的秉性中带有他父母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但都混在一起，模糊难分。这是一个脾气古怪的孩子，手脚不灵，口齿不清，外貌笨重粗壮，生性畏缩胆怯。这个男孩让人一看就觉得不正常。他不参与任何社交活动，一见到雪亮的刀子就吓得往后退，什么狗他都害怕。他的举动笨拙而粗鲁。首先在他身上看不到他母亲那种气质的优美、天生的风雅。他毫无艺术禀赋，不爱音乐，不爱跳舞，生来就不善进行轻松愉快的对话。但他学习语言非常出色，记忆力强；一旦事关个人利益还有几分心计和韧性。但要命的是他父亲那种卑劣的品质影响了他的性格。达恩莱遗传给他软弱的意志、不诚实不可靠的习性。伊丽莎白有一回气得大声说：“对这么一个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的人能指望什么？”像达恩莱一样，他完全屈从于每一个占上风者的意志。这个苦恼的利己主义者完全不知心胸豁达为何物。他的所有决定都是冷漠、浮浅的虚荣心驱使的结果。人们只有完全撇开情义和孝道，才能理解他对母亲冷若冰霜的态度。玛利亚·斯图亚特那些不共戴天的敌人将他抚养成人，乔治·布坎南教他拉丁文，此人撰写尽人皆知的诽谤小册子《侦破》攻击他的母亲。所以关于那个囚禁在邻国的女人，他只听说过，她曾帮着除灭他的父亲，她否认他这个已经戴上王冠的国王拥有戴王冠的权利。此外，他大概几乎一无所知。从开始起，人们就不断教他将母亲视为路人，视为障碍，因为她使他难以实现自己的权欲，令人恼火。即使詹姆士六世出于童心真想见见那个给他生命的女人，英国的和苏格兰的看守也会非常警惕，根本不让这两个囚犯接近——玛利亚·斯图亚特，伊丽莎白的囚犯；詹姆士，那些勋爵与有关摄政的囚犯。天各一方，但在这么多年里极少书信往还。玛利亚·斯图亚特送给他礼物，玩具，有一回送去一只小猴子。但是大多数信件和文书并未被接受，因为她生性倔强，难以下决心将国王尊号给她的儿子，而那些勋爵又认为所有只称詹姆士六世为王子的来函都是一种侮辱，便把它们退了回去。只要在他和她的心里，权欲说了算，骨肉之情便无从谈起。只要她坚持以苏格兰女王自居，而他又自视为苏格兰唯一的国王，母子之间的关系就不会超越不冷不热、流于形式的限度。

一俟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再坚持将那些勋爵拥立她儿子加冕一事视为无效，同时表示愿意给他一定的王位权力，这时母子方才得以接近。当然，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仍然不肯挪动她的女王尊号，不肯彻底放弃。在她活着时和死去时，她这涂过香膏的头上都要戴着王冠。但是为了付出换取自由的代价，她现在愿意至少要与儿子分享这一尊号。她第一次想到妥协。只要人们允许她继续称为女王，只要人们替她找到一种形式，为她的禅让在颜面上薄薄地镀一层金，留下一抹光辉，那就让他执掌朝廷，称作国王吧。秘密的谈判逐渐开始进行了。在那些男爵的威胁下，詹姆士六世经常身不由己，在谈判中冷酷无情，寸利必争。他肆无忌惮地同时与各方谈判。他借玛利亚·斯图亚特来对付伊丽莎白，借伊丽莎白来对付玛利亚·斯图亚特，又借一种宗教来对付另外一种。他冷漠地待价而沽，哪边给得最多就靠向哪边。对他来说，并非事关名誉，只是为了依然做他的苏格兰国王，同时又能确保英国王位继承身份。他不是只想继承这两个女人当中的一个，而是两个全要继承。如果有利可图，他愿意继续信奉新教；否则，只要向他出价更高，他也可以皈依天主教。这个十七岁的男人但求快些当上英国国王，竟然不怕恶心，准备与伊丽莎白结婚，这个明日黄花的女人比他母亲还大九岁，又是她的死敌和对头。对詹姆士六世，对这个达恩莱的儿子来说，所有这些谈判都是无情的算题，而玛利亚永远是一个幻想者。她与世隔绝，这最后的希望已使她心潮澎湃。她希望与她儿子沟通，获得自由，最终还是做她的女王。

伊丽莎白看到：母子达成协议，对她是一种危险，不能听之任之。她马上干预基础还很薄弱的谈判。她冷眼看人，目光敏锐，很快就琢磨出怎样才能把这个反复无常的小子攥在自己的手心：就是抓住他的习性弱点。她给这个打猎入迷的年轻国王送犬送马，都是良种极品。她收买他的谋臣，甚至每年提供给他本人五千镑补贴，永远缺钱的苏格兰宫廷凭这一点便能一锤定音。此外，她还将英国王位继承权这个屡试不爽的诱饵伸出去。金钱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毫不知情的玛利亚·斯图亚特还在枉费心机进行外交活动，正与教皇及西班牙拟定关于天主教苏格兰的计划。就在这时詹姆士六世悄悄地与伊丽莎白签订了同盟协议，里面详细规定这笔肮脏的买卖能使他得到多少钱，有什么好处，但没有包含按照常情不会缺少的关于释放他母亲的条款。自从他母亲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他，他就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所以关于这个女囚只字不提。将她撇在一边，仿佛世界上没有她这个人，儿子与母亲的死敌达成了协议。这个给他生命的女人现在再也无法给他什么了，就让她仍然离得远远的吧，别让她同他有什么瓜葛。协议一签，这个好样的儿子家里有了钱有了狗，就立即不同玛利亚·斯图亚特谈判了。现在对这个无权无势的女人还客气什么？奉国王旨意，人们起草了一份强硬的废黜文告，以粗暴的官腔永远取消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女王尊号与权力。继王国、王冠、权力、自由之后，那个绝后的女人从对头身上夺走了仅存的硕果：对头的亲生儿子。现在总算痛快地解恨了！伊丽莎白这一胜利粉碎了玛利亚·斯图亚特最后的梦想。在她的丈夫、她的哥哥、她那些臣子之后，现在连最后一个人，自己的骨肉，亲生的儿子也弃她而去，此时此刻她已茕茕孑立了。她失望已极，愤慨已极，再无任何顾虑了！对谁都不必顾虑了！既然她的孩子不把她当自己的母亲，她现在也不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既然他把她的王冠权力卖给别人，她现在也把他的王冠权力卖给别人，她说詹姆士六世堕落，忘本，忤逆，粗俗。她咒骂他，她申明将在遗嘱中不仅取消他的苏格兰王位，而且也取消继任英国王位的权利。斯图亚特家族的王冠与其传给这个异教的，这个变节的儿子，不如转赠异族君主。她下定决心将苏格兰的和英国的继承权送给菲力普二世，只要他表示愿意为她获得自由进行斗争，制服毁掉她所有希望的罪魁祸首伊丽莎白，使她不得翻身。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她的国家还算得了什么！她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只要活着，只要自由和取胜！现在她已无所顾忌了！最胆大妄为的事在她看来都已不够胆大妄为了。谁失去了一切，谁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

年年岁岁怒火与怨气积聚在这个遭受折磨与屈辱的女人心中。年年岁岁，她在希望，谈判，串联，寻求种种协调途径，到了这个地步，事情已经做绝。终于压在心头的仇恨像火焰一样蹿向那个施行暴虐的，那个霸占王位的，那个总管监牢的女人。不仅是女王同女王斗智，而且也是女人同女人扭打了，如今玛利亚·斯图亚特怒不可遏，伸出指甲，像利爪般向伊丽莎白扑去。一桩心胸狭窄造成的意外事情是触发的缘由：施鲁斯伯里夫人，这个阴险、恶毒、搬嘴弄舌的女人在一次歇斯底里发作中指摘玛利亚·斯图亚特同她丈夫有暧昧关系。这当然是谁都不会相信的胡诌，就是施鲁斯伯里夫人也没有真把它当一回事，可是伊丽莎白总要尽量在世人面前贬损自己敌手在道德方面的名声。她连忙设法让这桩新出的丑闻在外国宫廷中传播，大肆渲染，就像以前她将布坎南的谤书和“首饰盒里的信件”散发给各国君主那样。这一回玛利亚·斯图亚特暴跳如雷。人们夺走了她的权力、自由和她对孩子的最后希望，这还不够，现在竟要恶毒地玷污她的名誉。她已经像一个修女，没有乐趣，没有爱情，与世隔绝地活着，人们还要在世人面前说她通奸。自尊心受了伤害，她勃然大怒，要讨回公道。果然，施鲁斯伯里伯爵夫人不得不下跪收回这可耻的谎言。但玛利亚·斯图亚特非常清楚，是谁利用了这一谎言诽谤她。她已感觉到她的敌人那只黑手。从阴暗的角落里出手的打击损害了她的名声。她现在的反击却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咬牙切齿的仇恨煎熬她太久了，她急于要对这个以美德化身自居的所谓童贞女王说一句女人对女人才好说的真话。于是她给伊丽莎白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好意”向她转告施鲁斯伯里伯爵夫人关于伊丽莎白的私生活散布了哪些难听的言论，实际上等于对“亲爱的姐姐”当面大喊大叫，正是她最没有资格冒充作风正派、品德高尚的女人。在这封透露着恨入骨髓的信里，她的重拳雨点般不断落下来。一个女人对另外一个女人可以说得出口的真实情况在这里都冷酷地说了个透。她指着鼻子点滴不漏地数落了伊丽莎白的恶劣品性，毫不留情地抖搂了她最不想让人知道的女性秘密。玛利亚·斯图亚特写信告诉伊丽莎白——说起来是出于亲情好意，其实是为了使她受到致命的伤害：施鲁斯伯里伯爵夫人说她非常虚荣，自以为漂亮得很，简直是天上的女王；说别人再怎么奉承她都不满足，老是逼着内侍表示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一发起火来便虐待宫女和侍女：她斩断其中一个的手指；另外一个侍膳不周，她便拿刀砍手。但是比起揭露伊丽莎白千万不能外传的有关肌肤之亲的秘密，所有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非议而已。玛利亚·斯图亚特写道：施鲁斯伯里伯爵夫人肯定地说伊丽莎白的腿上有一个流脓的溃疡——暗指她父亲患梅毒遗传给她。她已青春不再，就会停止行经，可是她仍喜欢男人，乐此不疲；说她不仅和一个伯爵（勒斯特伯爵）同床无数次，而且还到处想法满足欲望，决不错过寻欢作乐的机会，随心所欲地更换面首；说她夜间偷偷溜进男人们的屋子里——只穿内衣，披着斗篷，为这类欢娱她倒贴了好多钱。玛利亚·斯图亚特说出一个又一个人名，一个又一个细节。对这个恨之入骨的女人也没有忘掉揭开她最隐蔽的秘密，给予最致命的一击：她嘲弄地向她挑明（本·琼生在酒馆餐桌旁当众讲过这一情况），说伊丽莎白同别的女人不一样，那些煞有介事期待她同安茹公爵结婚的人其实是在装模作样，因为她根本就结不了婚。就该这样，就该让伊丽莎白知道：她战战兢兢地想捂住的秘密，她那种女性的生理缺陷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她只有欲望，却无法满足，只能浅尝辄止，未能酣畅地委身。今生今世已与女王成婚一事无缘，难为人母了。世上没有一个女人像伊丽莎白牢狱里的这个女囚一样，对这个世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如此令人难堪地捅穿了她的最后一层窗户纸：凝聚了二十年的仇恨，被压抑的愤怒和被束缚的潜力，突然可怕地迸发出来，像巨兽的前爪向这个施虐的女人胸口猛击。

这封信满纸狂怒，从此再也无法和解了。写了这封信的女人和收到这封信的女人再也无法呼吸共同的空气，再也无法在同一个国家继续生存下去。正如西班牙人所说：Hasta al cuchillo，即：现在只有白刃战，你死我活的搏斗，这是仅有的，最后的可能。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从未中断，从未放松的窥测与敌视，玛利亚·斯图亚特与伊丽莎白之间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争斗现在终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人们确实可以说：到了刺刀见红的程度。反改革派已用尽了外交手段，而军事手段则尚未准备就绪。西班牙还在艰难而缓慢地建造无敌舰队，但是这个流年不利的宫廷尽管获得了印度珍宝，却总是缺钱，总难下定决心。菲力普（虔诚者）像约翰·诺克斯一样，认为除掉一个异教徒就是替天行道。他想：干吗不挑选便宜一些的做法，收买一个杀手干脆收拾这个异教徒靠山，岂不是更好？事关权力，马基雅弗利及其徒子徒孙的时代对种种道义方面的顾虑不大在乎，在这场争斗中，牵涉极为广泛的决战已箭在弦上：这种宗教信仰与那种宗教信仰之争，南方与北方之争也都在此一战，因此只消在伊丽莎白胸口捅一刀便能使整个世界摆脱异端的影响。

詹姆士六世，苏格兰国王

政治上的激情达到最高的热度，所有道义与法律上的顾虑便化为乌有，也丝毫不会顾及体面与廉耻，这时暗杀也被看做殉道的壮举。天主教的两个主要敌人伊丽莎白和奥伦治的邦君[2]分别于1570年与1580年被革出教会，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自从教皇将圣巴托罗缪之夜杀戮六千人视为值得赞扬的行动以来，每一个天主教徒都知道：以暗杀手段除灭这两个宗教信仰世仇死敌之一，只是一桩顺应天主之举而已。大胆用力捅一刀，当机立断开一枪，玛利亚·斯图亚特便能走出囚室，步上登位的台阶，英国与苏格兰就能以货真价实的信仰结合起来。下这样大的赌注却毫不犹豫、畏缩：西班牙政府恬不知耻地如此重视暗杀伊丽莎白的事情，将它当做国家的头等政治活动。西班牙使臣门多萨在他的紧急奏报中反复将“杀掉女王”说成是值得费力的行动。荷兰总督阿尔巴公爵也明确表示赞同，两个大陆的君主菲力普二世关于谋杀计划亲笔批示：“但愿天主赐以恩典。”不再运用外交手腕，不再通过主动、公开挑起的战争来寻求解决办法了。现在举起了雪亮的屠刀，刺客的匕首。这边和那边在做法上不谋而合：在马德里，枢密院通过决议谋刺伊丽莎白；在伦敦，塞西尔、瓦尔辛亚姆、勒斯特取得一致意见：必须采取强制手段干掉玛利亚·斯图亚特。这样一来，既不能绕道，也没有出路：只能用鲜血勾销这笔早已到期的旧账。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谁出手更快？是改革派还是反改革派？是伦敦还是马德里？未知玛利亚·斯图亚特在伊丽莎白之前还是伊丽莎白在玛利亚·斯图亚特之前被除掉。

[1] 此处原文为省略号，应为对玛利亚·斯图亚特进行迫害的方式等。

[2] 奥伦治的邦君，奥伦治为法国侯爵领地。奥伦治的邦君指奥伦治的威廉（1533—1584），曾经是新教荷兰对西班牙菲力普二世的自由斗争中的领袖。

第二十一章 一了百事了

1585年9月—1586年8月

“总得有个了结”——伊丽莎白的一个大臣急躁地将全国的情绪归结为这句像铁石一样无情的口头禅。一个民族，一个人最难忍受的莫过于旷日持久未知鹿死谁手的局面。改革派的另一先锋奥伦治邦君（于1584年）遭到一名天主教狂热分子杀害，清楚地向英国揭示了下一刀要捅的是谁。现在越来越快地接二连三发生密谋事件——所以已到了对这个女囚动手的最后关头了，所有这些危险的动乱祸根全在她身上！已是“除恶要除根”的最后时刻了！1584年9月新教勋爵和官僚几乎扫数参与集会，结成“同盟”，在会上不仅“在永恒的上帝面前以名誉与誓言保证，凡参与加害于伊丽莎白的阴谋者均须处死”，而且也要“此等人密谋为之效劳的王位觊觎者”本人对此负责。随后国会通过“女王陛下人身安全法令”，赋予这些决议以法律形式。凡参与行刺女王者或者——这一条是要害所在——凡仅在原则上赞同行刺者从现在起均将处死。此外还规定：“凡被控阴谋加害于女王者应在有二十四名奉旨陪审的法官组成的法庭受审。”

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玛利亚·斯图亚特两种情况：第一，此后她那国王身份再也无法使她免遭公开的指控。第二，行刺伊丽莎白如果得手，对她并无好处可言，她只会毫不留情地被送上断头台。这无异于最后一声号角，催逼一个负隅顽抗的堡垒投降。再要犹豫，便会错过得到宽恕的机会。伊丽莎白与玛利亚·斯图亚特之间再也不做虚实难辨、模棱两可的文章了。现在吹的是刺骨的强风，现在终于一清二楚了。

风雅地书信往还和潇洒地装腔作势的时日已成过去。数十载争斗，如今已是最后一个回合，手下不留情了——不久玛利亚·斯图亚特从其他各种举措中也看出：这是一场白刃战。英国宫廷已经决定，发生了这么多次行刺事件，对玛利亚·斯图亚特必须更加严加监控，彻底杜绝她继续进行串联与密谋的任何可能性。施鲁斯伯里是一个高尚而高贵的人。作为牢房看守则太宽容。现在卸去了这项职务——“卸去”一词在这里说到点子上了，他真的向伊丽莎白跪谢：苦恼了十五年，终于还他一个自由身。接替他的是一个狂热的新教徒阿米亚斯·鲍勒特。现在玛利亚·斯图亚特第一次有理由说自己处于“被奴役”境地，因为来了一个凶神恶煞般的牢头，这可不是一个好说话的看守。

阿米亚斯·鲍勒特，一个死硬到底的清教徒，一个走正步和过分走正步的人，一个《圣经》所要求，但是天主教不喜欢的人，他毫不隐讳，要叫玛利亚·斯图亚特觉得日子难过，难受，一门心思，甚至快意而自得地以无情剥夺她的每一种优待为己任。他向伊丽莎白奏报：“如果她由于某种叛卖行为或狡猾手段逃出我的手，我将永远都不会请求宽容，因为这只有钻我粗心大意的空子才能得逞。”他惯于无情而清醒地按照章法履行职责，现在把监控与防范玛利亚·斯图亚特视为上帝委派给他的毕生重任。从此，这个严厉的正人君子除了出色地完成狱吏任务，别无其他雄心壮志。任何诱惑都无法使这个加图[1]堕落。任何偶发的善心、涌动的温情都一刻也不能松动他那僵硬冷漠的态度。在他眼里，这个害病的疲惫的女人并不是一个命运多舛令人肃然起敬的君主，只是自己女王的一个敌人，这个基督教中的魔鬼，非得收拾她不可。她身体衰弱，两腿患风湿，行动不方便，他曾嘲讽地说：“这对看守倒是一件好事，不必过分担心她会逃跑。”他不怀好意地欣赏自己的能耐，一条一条地履行狱吏的职责，像官员一样每天晚上将自己的观察有条不紊地记在本子里。即使世界史上曾经有比这个刻板得要命的人更冷酷，更粗鲁，更凶恶，更蛮横的牢头，也几乎不会有谁如此善于将职责转化为津津有味的公务。首先，玛利亚·斯图亚特至今有时仍然与外界联系的地下渠道被无情地截断了。现在有五十名士兵日夜把守通向城堡的路口。以前随从人员可以随便在邻近的村庄走动，传递口头和书面的讯息，现在也被剥夺了所有的行动自由。只有取得同意之后，在士兵的跟随下，一名管事方可离开城堡。玛利亚·斯图亚特对周围穷人亲自进行的定期施舍也停止了。鲍勒特目光锐利，确实已经看出，这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小恩小惠使得这些穷人心甘情愿地替她暗中传递消息。现在接连不断地采取严厉的措施。内衣、书籍、各种递送的物件都像在今天的海关一样被彻底检查。越来越严密的监控掐断了任何形式的通信。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两个文牍纳奥和柯尔现在闲坐在屋子里无所事事。他们已无信要破译，也无信要草拟，从伦敦，从苏格兰，从罗马与马德里都再也没有任何消息渗进来，孤寂的玛利亚·斯图亚特见不到一线希望。不久，鲍勒特夺走了她最后的个人乐趣：她那十六匹马只能关在谢菲尔德，骑马去打猎或闲逛也已成了过去。在这最后一年里，生活空间变得非常狭窄，在鲍勒特手下过日子越来越像——这是朦胧的预感——在一间牢房，一具棺材里。

为伊丽莎白的声誉着想，人们倒希望她这个妹妹女王有一个温和一些的看守。但是令人苦恼的是，人们不得不承认，为了她的安全，她确实找不到谁比这个冷酷的卡尔文派教徒更可靠。鲍勒特出色地履行了将玛利亚·斯图亚特与外界的联系割断的职责。几个月后，她便与世隔绝，宛如密闭在玻璃罩里。再也没有一封信，再也没有一句话传送到她的牢房里。伊丽莎白完全有理由放心，对这个臣仆感到满意。确实如此，她对他这些卓越的功绩，以兴奋的言词表示谢意：“如果您知道，我怀着多么感激的心情欢迎和肯定您以无可指摘的处置和毫无差错的做法，明智的安排与扎实的举措来完成这样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将会给您减轻忧虑，带来喜悦。”

可奇怪的是，先不说别的，伊丽莎白的大臣塞西尔和瓦尔辛亚姆对这个“一板一眼的家伙”，这个认真过头的阿米亚斯·鲍勒特费这么大劲就并不感激。将这个女囚如此彻底地隔离开来，表面上似乎很有成效，其实违背了他们极为隐蔽的意图。他们根本就不希望完全剥夺玛利亚·斯图亚特进行密谋串联的机会，不希望鲍勒特对她严加防范，致使她未敢轻率行事。相反，塞西尔和瓦尔辛亚姆完全不需要一个无罪的玛利亚·斯图亚特，他们要的是有罪的玛利亚·斯图亚特。他们巴不得这个他们视之为英国任何时候一切动乱与阴谋祸根的女人继续进行密谋，最终自己找死，陷身于罗网之中。他们希望了结此事，他们希望玛利亚·斯图亚特被指控，被判刑，被处决。仅仅关押她他们已经不满足了。除了最终干掉这个苏格兰女王，别无万全之策。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因此他们也得像阿米亚斯·鲍勒特采取严厉的措施使玛利亚·斯图亚特无法参与任何活动那样，想方设法人为地将她诱入一个圈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需要一个杀害伊丽莎白的密谋和玛利亚·斯图亚特参与其事的确凿证据。

这种行刺伊丽莎白的密谋本来就已存在，可以说从未中断过。菲力普二世在欧洲大陆设立了一个正规的反英密谋分子中心，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心腹与暗探摩根常驻巴黎，在西班牙的资助下不断策划反对英国和伊丽莎白的危险活动；经常在那里招募年轻人；通过西班牙与法国的使臣，在心怀不满的英国天主教贵族与反宗教改革的国务议事厅之间进行秘密沟通。但有一点摩根并不了解：瓦尔辛亚姆，这个历代最能干最冷酷的警务大臣之一派了几名坐探，假装狂热的天主教徒打入议事厅。摩根认为最可靠的那些联络人员实际上已被瓦尔辛亚姆收买，并由他定期发给津贴。不管为玛利亚·斯图亚特做些什么，计划还未实施，便已透露给英国。1585年年底，英国内阁也得知——上一次的阴谋分子在断头台上的血迹还未干透，另一次谋害伊丽莎白的行动又已在进行之中。摩根为玛利亚·斯图亚特登位而拉拢和争取过去的英国天主教贵族是哪些人，叫什么名字，瓦尔辛亚姆都知道。他只要一动手，便能借助勒紧用的绳索、拷打用的刑台及时揭开密谋。

但是这位精明的警务大臣手法更有远见，更加狡诈。当然，他现在只消一伸手就可以扼死这些密谋者。可是将几个贵族或者冒险分子分尸对他来说在政治上毫无价值。这种永无休止的密谋活动像许德拉[2]，砍掉五六个蛇头，过了一夜又重新生出来，这有什么用？必须毁灭迦太基，这才是塞西尔与瓦尔辛亚姆的格言，必须除掉玛利亚·斯图亚特本人，为此他们需要用作借口的并非不痛不痒的，而是牵连极广，可以证实犯罪有利于这个女囚的行动。无怪乎瓦尔辛亚姆并不急于扼杀所谓巴宾顿阴谋于萌芽状态，而是千方百计以表示善意，舍得花钱，假装粗心等手法人为地使之扩大化。也只是靠他引蛇出洞的权术才慢慢地把几个乡巴佬反对伊丽莎白的不成气候的密议变成无人不晓的借以除灭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巴宾顿阴谋。

这一借助国会法令条文堂而皇之谋害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做法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要使密谋者进而策划谋刺伊丽莎白，并有真凭实据；第二，要说动他们，将他们的意图一五一十告知玛利亚·斯图亚特；第三，要诱使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一点最难——明确地以书面形式赞同谋刺计划。怎好不分青红皂白杀掉一个无罪的女人？真要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伊丽莎白的面子往哪儿搁？所以最好还是想办法让玛利亚·斯图亚特自己作孽，将她蒙在鼓里，把刀子塞到她手上，叫她自己去送死。

英国警方这一陷害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阴谋从一开始就采取卑鄙的手段：人们忽然给予这个女囚以各种各样的方便。看来，瓦尔辛亚姆并没有费多大力气便让虔诚的清教徒阿米亚斯·鲍勒特相信，将玛利亚·斯图亚特诱入一个阴谋陷阱，比使她隔绝种种诱惑更好。鲍勒特按照英国警方总部的布置突然改变了做法：一天，这个一向冷酷的人来找玛利亚·斯图亚特，非常客气地通知她，人们已准备将她从塔特布莱迁到查特利。玛利亚·斯图亚特根本不可能窥透她那些对头的诡计，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塔特布莱是一座阴森可怕的城寨，与其说像城堡，不如说像监狱。而查特利所在的地方不仅景色宜人，视野开阔，而且附近——一想到这一点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心便跳得更快——住着信天主教的家庭，他们对她友好，可以指望得到帮助。在那里她终于又可以骑马和打猎，在那里也许甚至从大海那边她的亲友处得到消息，借助勇气和机智获得对她来说意味着一切的自由。

果不其然：一天早上，玛利亚·斯图亚特惊讶不已，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像魔力起了作用似的，阿米亚斯·鲍勒特可怕的天罗地网竟然出现了漏洞。一封信，一封暗语密信送到她的手上。封锁了几个星期，几个月以来又收到这第一封信。啊，这些朋友，这些心思周密、头脑灵活的朋友多么巧妙哇。他们终于又找到了一条通道，瞒过了这个无情的阿米亚斯·鲍勒特。真幸运，没有想到！她现在不再与世隔绝了，她可以感觉到友谊了，感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情了！她又能了解到为解救她正在进行的所有各种计划与准备工作了！然而一种不可思议的本能仍使玛利亚·斯图亚特保持警惕，她回复坐探摩根时谆谆告诫他：“您可要多加小心，别卷入让人抓住把柄的事，这里对您已经起疑心了，不要落下更大的嫌疑。”可是不久她一获悉她那些朋友——其实是谋害她的凶手——想出多么高超的传递消息的办法，以便畅通无阻地转交信件，就失去了警觉。每个星期都从附近的酿造厂给女王的侍役送来一桶啤酒，看来她那些朋友已经同马车夫谈妥，他每次都将一个塞紧壶嘴的木壶放进装得满满的酒桶，让它浮着。在这块中间挖空了的木头里藏着给女王的密信，以此定期联系，畅通有如正规的邮务。这个有心人——记述里称他为“老实人”——每星期都把啤酒连同桶中宝物运过去送到城堡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地窖管事在地下室将这个木壶捞出来，换上邮件以后又将它放进空桶。这个乖觉的马车夫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这份偷运的差使让他左右逢源。一方面玛利亚·斯图亚特那些国外朋友给他高额报酬；另一方面他向管家算双倍的酒价。

但是有一点玛利亚·斯图亚特没有料到：这个壮实的马车夫干这瞒天过海的勾当还向第三方拿钱，因为他也得到英国警方的酬劳。当然，阿米亚斯·鲍勒特洞悉这桩买卖的全部底细。借酒通邮并不是玛利亚·斯图亚特那些朋友，而是基福德出的点子，此人是瓦尔辛亚姆手下的一个暗探，在摩根和法国使节面前装作女囚的亲信。这样一来——对警务大臣有无可限量的好处，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定期秘密通信便处于她那些政敌的监视之下。给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和玛利亚·斯图亚特写的每一封信在放入酒桶和从酒桶取出之前都由摩根认为最可靠的自己人，英国警方暗探基福德截获，交由瓦尔辛亚姆的文牍托玛斯·弗立帕斯破译，复写[3]，这些复写件墨汁未干便被送往伦敦。然后原件才通行无阻地直送玛利亚·斯图亚特或法国使馆，使得这些受骗者一点也不起疑，放心地继续采用这种通信方式。

这是似真实假的局面。双方互相欺骗，双方皆大欢喜。玛利亚·斯图亚特舒了一口气。这个拒人于千里之外冷冰冰的清教徒鲍勒特每一件内衣都要检查，每一只鞋底都要割开。他监管她当她是罪犯一样，现在终于被蒙骗了。她暗笑他没有料到：尽管这些士兵四处把守，尽管重重封锁，尽管使出各种各样狡诈的手段，她还是每个星期都从巴黎、马德里和罗马收到重要的信件，她那些自己人干得头头是道，已经为她准备了军队、战船和匕首！有时她或许高兴得太露骨、太明显，从眼神都可以看得出来。阿米亚斯·鲍勒特讥诮地把它记入本子：自从她以这种希望的毒素注入自己的灵魂以来，她的心情、身体都不断好转。他每个星期都看到那个能干的马车夫赶车送来重新装上的啤酒，心怀恶意地看着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管家每回都急忙将酒桶滚进幽暗的地下室，以便背着人在那里捞出装有重要信件的木壶，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更有理由在他无情的嘴角露出冷笑，玛利亚·斯图亚特将要读到的内容，英国警方早就看过。在伦敦，瓦尔辛亚姆和塞西尔坐在办公楼的安乐椅里，面前放着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一字不差的秘密信件。从中可以看出：玛利亚·斯图亚特将苏格兰王位和英国王位继承权奉送给西班牙菲力普二世，只要他愿意帮助她获得自由——他们得意地微微一笑，这样一封信到时候也有用处，要是詹姆士六世借他母亲要价太狠，便可以拿这封信给他浇一头冷水。他们也读到：玛利亚·斯图亚特在迫不及待地发往法国的亲笔信里不断要求让西班牙军队为了她入侵英国。这封信在庭讯时当然也用得上。但遗憾的是，最重要的信，关键所在的信，他们盼望得到的对于指控不可缺少的信直到此时在所有这些函件中始终还未发现，就是还未见到玛利亚·斯图亚特在信中表明赞同某种谋刺伊丽莎白的计划。她还未触犯法律。要想开动审理一个案件的杀人机器，还差一枚小螺丝钉，即玛利亚·斯图亚特表示“同意”，明确赞成谋刺伊丽莎白。现在瓦尔辛亚姆这个要人性命的本行能手打定主意要把这最后一颗非有不可的螺丝安上去。这就开始了世界史上最难令人置信，却有文献可以作证的卑劣行径之一：瓦尔辛亚姆的卧底计，其目的在于使玛利亚·斯图亚特成为他自己炮制的一桩罪行的知情人，这就是所谓巴宾顿阴谋，实际上是瓦尔辛亚姆阴谋。

瓦尔辛亚姆的计划堪称杰作——取得成功证实了这一点。可是这个计划之所以如此卑鄙，致使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令人恶心，令人寒心，原因就在于：瓦尔辛亚姆利用人类最为纯洁的潜力，即年轻人富于幻想而深信不疑的天性去干他的无耻勾当。在伦敦的那些人选定安东尼·巴宾顿作为置玛利亚·斯图亚特于死地的工具。巴宾顿有理由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敬佩，因为他出于非常高尚的动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与名誉，这个醉心于梦想的年轻人是一个出身清白人家的低级贵族，已婚，同妻子一起住在里奇菲尔德庄园里，紧靠查特利——这一下人们马上就悟出为什么瓦尔辛亚姆恰恰挑了查特利作为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住地。长期以来，密探向他报告：巴宾顿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具有舍身精神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追随者，曾多次帮助她传递信件。悲惨的命运总会首先深深打动高尚的青年的心。这样一个不谙世事的理想主义者纯真而戆直，对瓦尔辛亚姆之流的用处比任何雇佣的密探好上一千倍。女王对他更容易信赖。她知道：这个光明磊落的，或许有点迷茫的贵族热诚为她效劳，并非出于有利可图的贪心，更非出于个人的好感。至于说他早在施鲁斯伯里处担任少年侍从时就认得玛利亚·斯图亚特并且爱上了她，这或许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瞎编。可能他从来都没有遇见过她。他效忠她只是喜欢效忠，只是由于对天主教的信仰，只是由于对这个女人的冒险行为感到令人迷醉的兴趣，他把她视为英国合法的女王。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举止大方，行事冒失，出言无忌，在他的朋友当中为这个女囚争取支持者，有一些年轻的贵族天主教徒跟着他走。形形色色的特殊人物聚集在他的周围，口无遮拦。其中有一个狂热的神父，名叫巴勒德；有某个叫萨维奇的是什么都敢干的莽汉；其余都是毫无猜疑之心、头脑简单的青年贵族，这些人读了太多普鲁塔克的作品，满脑子是乱成一团的英雄伟业梦想。可是不久在这一群光明磊落的人中间出现了另外几个人，他们比巴宾顿与他那些朋友要坚决得多或者看上去是这样。特别是那个基福德，后来伊丽莎白每年给他津贴一百镑奖励他的功绩。这些人认为解救幽禁的女王还不够，他们异乎寻常地强烈要求采取不知要危险多少倍的行动，即要求谋刺伊丽莎白，除掉这个“篡位的女人”。

这些敢字当头异常坚决的朋友当然只是瓦尔辛亚姆雇佣的警方暗探，不择手段的警务大臣将他们打进这个由理想主义的年轻人结合而成的秘密同盟，不仅是为了及时了解他们所有的计划，而且首先是为了驱使一味幻想的巴宾顿走得更远，超过他的本意。巴宾顿原来只是打算（有关文献使人对此毫不怀疑）同自己几个朋友果断地从里奇菲尔德出发在打猎时或者利用其他机会将玛利亚·斯图亚特从囚禁中解救出来。这些政治过激、本性非常善良的人心里根本就没有想要采取像谋刺这样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然而仅仅劫走玛利亚·斯图亚特不能满足瓦尔辛亚姆的需要，这无法提供给他在法律上进行指控所不可缺少的证据。他需要的是进一步的行动。为了达到他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他需要一个货真价实的行刺阴谋。他就叫他那些无赖暗探反复教唆不断催促。巴宾顿和他那些朋友终于果真考虑符合瓦尔辛亚姆期望的行刺伊丽莎白的计划。5月12日，与密谋者保持经常联系的西班牙使臣向菲力普二世奏报可喜的情况：四名有地位的贵族天主教徒可以出入伊丽莎白的王宫，他们已在圣坛前起誓，将用毒药或匕首把她除掉。瞧，这些暗探干得多漂亮。瓦尔辛亚姆策划的行刺阴谋终于施展开来。

到这一步，瓦尔辛亚姆布置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这个圈套只在一端系牢，现在也必须把它固定在另一端。行刺伊丽莎白的阴谋已经安排妥帖。更加困难的工作开始了：要把玛利亚·斯图亚特牵扯进去，要促使这个被蒙在鼓里的女囚对此表示“同意”。于是瓦尔辛亚姆又一次招来他那些打进去的暗探，把他们派往巴黎天主教秘密活动中心菲力普二世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总代理人摩根处，向他抱怨，说巴宾顿他们太窝囊，不想真正动手行刺，这些人老在犹豫、拖拉。为了神圣的事业，当务之急是推动这些懒散、疲沓的人。此事只有玛利亚·斯图亚特开口鼓励他们才能奏效。这些暗探说：要是巴宾顿确知，他所敬仰的女王赞同行刺，他无疑便会马上采取行动。这些暗探劝说摩根：为使这一壮举得以顺利成功，无论如何他要设法让玛利亚·斯图亚特给巴宾顿写几句话，以鼓励他的斗志。

摩根踌躇不决，仿佛在一瞬间他已清醒地看透瓦尔辛亚姆的手法。可是这些奸细缠住不放说：这不过是应景说几句嘛！最后摩根答应了。但是为防玛利亚·斯图亚特下笔不慎，他给她草拟了一个写给巴宾顿的信稿。女王对她的坐探完全放心，一字不差地抄了这封给巴宾顿的信。

这样玛利亚·斯图亚特与行刺阴谋有了关系。瓦尔辛亚姆在这一点上的努力成功了。起初摩根还能小心行事。玛利亚·斯图亚特第一次写给援助者的那封信尽管热诚关怀，但始终没有什么承诺和把柄。但瓦尔辛亚姆需要的是不慎的话语、明确的表态和对行刺计划直言不讳的“同意”。在他的指使下，这些暗探又从另一方面入手。基福德催促厄运当头的巴宾顿，说：现在既然女王如此施恩信任他，他也应该同样信赖她，理所当然地将各种意图告诉她。像谋刺伊丽莎白这样危险的行动不能不得到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同意。通过那个规规矩矩的马车夫可以畅通无阻地同她商定一切细节，得到她的指点，否则还要这条安全的渠道干什么？巴宾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笨蛋，冒失有余，慎重不足，就这样傻乎乎地上了当。他向最亲爱的女王写了一封长信，向她透露了各种预谋计划的每一细节。干吗不让这个不幸的女人高兴呢？干吗不让她事先就得知解救她的时刻已经近在眼前了呢？他那样天真，仿佛天使循着无形的通道会将他那些话语传送给玛利亚·斯图亚特，却一点也没有想到：暗探和奸细阴毒地潜伏着，要截获他所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这个可怜的傻瓜在一封长信里详细地说明了密谋的实施计划。他写道：他本人要带十名贵族和一百个援助者大胆地发起袭击，将她从查特利解救出来，同时有六名全是他可靠的好友，忠于天主教事业的贵族在伦敦将把那个“篡位的女人”除掉。这封异乎寻常、知无不言的长信透出他们具有火热的决心，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危险。这封信读来确实感人至深。如果对这样表白高尚的思想准备的来信，由于谨小慎微而在回复时不予鼓励，这只能是一颗冷酷的、可怜而冷漠的心。

瓦尔辛亚姆料定在玛利亚·斯图亚特身上准会出现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和那种屡见不鲜的轻率。如果她获悉巴宾顿预告谋刺一事表示赞同，他便达到了目的。这样玛利亚·斯图亚特就使他不必多花力气派人暗杀她，她自己就在脖子上套了绞索。

这封索命的长信发了出去。暗探基福德马上就把它交给国务议事厅，在那里人们仔细地破译和复写。这封信完好无损地通过啤酒桶邮路发给那个蒙在鼓里的女人。7月10日玛利亚·斯图亚特把它捧在手里。有两个人同样焦急地在等待着，看着她是否和怎样回复这封信，这就是塞西尔和瓦尔辛亚姆，便是这个伦敦行刺阴谋的发明者与指挥者。最紧张的时刻已经来到，这是令人紧张得发抖的瞬间：鱼嘴已在饵边碰撞。它会吞吗？它不吞吗？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但是无论如何，对塞西尔和瓦尔辛亚姆的政治手段可以各有看法，或褒或贬。不管塞西尔这个国务大臣置玛利亚·斯图亚特于死地的做法多么卑劣，他总是为一种思想而效力，对他来说除掉新教的死敌是刻不容缓的、势在必行的国策大事；而对瓦尔辛亚姆，对一个警务大臣，人们也很难要求他放弃密探活动，仅仅使用合乎道义的方法。

那么伊丽莎白呢？她这辈子凡有什么行动总是反复思量，想着后人会怎样看她。她知道这一回在幕后制造了比任何断头台都更阴狠的杀人机器吗？她这些参与国家机密的谋臣这种伤天害理的行径是否得到了她的同意？英国女王在这陷害她敌手的可悲阴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不能不提。

回答并不困难：扮演双重角色。固然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伊丽莎白对瓦尔辛亚姆的伎俩完全了解，她自始至终对塞西尔和瓦尔辛亚姆打进奸细的诡计，对其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件事情都采取纵容、赞同，也许甚至乐意促进的态度。历史永远也不会赦免她的罪责，她看着或者甚至帮着阴险地将信赖她的女囚诱入毁灭的罗网。但是——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如果伊丽莎白行事干脆利落，也就不是伊丽莎白了。尽管说谎、装假、骗人在她已是司空见惯，然而决不能说这个万千女性当中古怪之尤丧尽天良，还从来没有见过她明摆着不仁不义。每到关键时刻，总有某种宽容之心占了上风。这一回借这样卑下的手段从中取利也使她觉得不是滋味。正当她自己的臣子诱使牺牲品进入罗网之际，她突然出人意料地回头帮了一下那个身陷险境的女人。发自和发往查特利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所有信件全由法国使节中转，他却不曾料到，为他传书递简的信使是瓦尔辛亚姆收买的那些爪牙。伊丽莎白召见他，简单明了地告诉他：“公使先生，您与苏格兰女王联系频繁。请您相信我，在我这个王国里进行的事情我全了解。在我姐姐当女王执政期间，我自己就被关押过。我也知道得很清楚：为了争取别人替自己办事，进行秘密的联系，被囚者会开辟哪些人为的渠道。”说了这一番话，伊丽莎白在良心上感到宽慰一些。她已经明明白白地警告了法国使节，等于提醒了玛利亚·斯图亚特本人。她可以说的那些话已经说了，却并未暴露自己臣子的所作所为。要是玛利亚·斯图亚特还不悬崖勒马，伊丽莎白依然可以洗刷自己，理直气壮地说：我已在最后时刻告诫过她了。

同样的，要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听从告诫，就此住手，要是她什么时候能小心谨慎地行事，也就不成其为玛利亚·斯图亚特了。虽然她开头只用一句话确认收到巴宾顿的来信，塞西尔派出的那个人非常失望地报告说，还没有讲出“她的心里话”，还没有讲出她对行刺计划的内心想法。但是她在犹豫，她在摇摆：该不该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呢？她的文牍纳奥也竭力劝阻她，不要在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情上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在别人手里留下把柄。可是这个计划太诱人了，这一呼吁的前景太美好了，使得玛利亚·斯图亚特无法克制串联密谋的致命欲望。纳奥明显不安地写道：“她情不自禁地要表示同意。”她同两个机要文牍纳奥与柯尔一起关在她的屋子里详尽地逐点回复了各项建议。7月17日，即她收到巴宾顿来信没有几天，她的复信通过平时的啤酒桶邮路发了出去。

不过，此次这封招来横祸的复信无须远行，根本就没有送去伦敦，以往都在那里的国务议事厅里破译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秘密函件。这一回塞西尔和瓦尔辛亚姆急着要早一些获悉结果如何，便将奉命破译的文牍弗立帕斯直接派往查特利，让他从仿佛还是湿漉漉的信纸上译出来。说来也怪，这么巧，玛利亚·斯图亚特坐马车外出看见了这个死神使者。来人面生，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个难看的麻面小伙子（她在一封信里这样描述他的脸孔）朝她微微一笑——可能忍不住幸灾乐祸，玛利亚·斯图亚特陶醉在希望之中，以为这个人受她那些朋友的派遣，悄悄来到这里察看地形，以便人们按计划解救她。事实上，这个弗立帕斯察看的比这要危险得多。她那封信一从啤酒桶里取出，他急忙开始破译。猎物已在手里，现在赶快剖开。一句一句地很快译出。开头只是一些套语。玛利亚·斯图亚特感谢巴宾顿。关于使用武力将她救出查特利一事她提了三点建议。密探对此感到兴趣，但这还不是极为重要的关键所在。可是随后弗立帕斯蓦地喜不自胜，似乎连心都停止了跳动：他终于接触到那一段话，里面明明白白地包含了“同意”——瓦尔辛亚姆盼望了和引诱了几个月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对谋刺伊丽莎白一事所表示的“同意”。巴宾顿在信里告知她：有六名贵族将在王宫里刺杀伊丽莎白，对此玛利亚·斯图亚特冷静而切实地回复，表示了这样的意见：“那么就派这六位贵族去进行此事，同时告诉他们，完成任务以后，趁我的看守还未接到通知，马上就将我从这里接走……”这已够用，玛利亚·斯图亚特这就说出了“心里话”，她赞同行刺计划。至此瓦尔辛亚姆的阴谋得逞。首犯与帮凶、主子和奴才彼此握住肮脏的手，握住很快就会沾满鲜血的手，互相称贺。弗立帕斯得意地写信给他的主人：“关于她的书面证据您现在掌握得够多了。”阿米亚斯也觉察到：不久将处决他看管的囚犯，他也就摆脱牢头的职责，不由得感到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他写道：“上帝因我努力工作而赐福，因我忠心效劳而重赏。”

如今极乐鸟已罩在网里，瓦尔辛亚姆完全不必再瞻前顾后。他的计划已实现，他那肮脏的行径已完事。现在他已十拿九稳，可以把他这些俎上肉戏弄几天，满足自己龌龊的欲望。他依然让玛利亚·斯图亚特这封（早已复写了的）回信畅通无阻地送到巴宾顿的手上。瓦尔辛亚姆心想，要是他再回复，指控的卷宗增多一份材料，那也无妨。可是在这中间巴宾顿肯定从某种迹象意识到：不知从哪里射来恶毒的目光已经窥透了他的秘密。这个冒失的小伙子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惧。一个人即使非常勇敢，但是如果蓦然觉察到自己被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强大力量控制住，也会吓得头皮发炸。他像一只被追赶的老鼠四处乱窜。他骑上一匹马，打算逃往乡间，忽然又折回转向伦敦——在这一瞬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情节，恰恰去找玩弄他命运的那个人，去找瓦尔辛亚姆。一个人六神无主，逃到他最危险的敌人那里。这种情况难以理解，却又可以理解。显然，巴宾顿想从瓦尔辛亚姆嘴里探知人们是否已经对他起疑。可是这个警察头子淡然泰然，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地让他离去：这样更好，这个笨蛋冒冒失失还会弄出其他证据。然而，巴宾顿已经感觉到暗处那只手。他急急忙忙地写了一张字条给一个朋友，为了给自己壮胆，写下豪气十足、耽于幻想的[4]话语：“炉火已旺，是考验我们信念的时候了。”同时他最后用一句话安慰玛利亚·斯图亚特，请她给予信任。但是瓦尔辛亚姆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突然他动手了。一个密谋分子被逮住，巴宾顿一得到这个消息，便知道一切都完了。他建议同伴萨维奇最后拼一下，径直赶到王宫将伊丽莎白刺死，但为时已晚。瓦尔辛亚姆的差役早就跟在他们身后。在抓捕他们的瞬间，他们行动果断，得以逃脱。可是逃到哪里去呢？所有的道路都封锁，所有的港口都已接到通知提高警惕。而且他们没有食物，身无分文，藏身在当时属于伦敦近郊，现在已是伦敦中心的圣约翰树林。在惊骇中，在走投无路的恐惧中度过十天，然而饥饿无情地折磨着他们，后来不得已进了一个朋友家里，在那里吃了面包，最后一次受圣餐，随后便遭逮捕，戴上手铐脚镣游街。这些勇敢、年轻、虔诚的人在伦敦塔的一间牢房里等待拷打，等待审判。而胜利的钟声在他们的头顶上回响，遍及整个伦敦。居民以欢乐的焰火和盛大的游行庆祝伊丽莎白获救，阴谋破产，玛利亚·斯图亚特毁灭。

在这中间，查特利城堡中那个毫不知情的女囚多年以来又一次享受到欢乐激奋的时刻，她的全部神经都绷紧了。随时都会有人飞驰而来，向她报告：“那个方案已经付诸实施”，今天，明天，后天她这个女囚会被接到伦敦王宫里。她已在想象：贵族与市民身穿节日的盛装在城门口迎接她，欢快的钟声在回响。（她并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女人，为了庆祝伊丽莎白获救，钟真的在晃荡，从钟楼里传出钟声。）再过一天，两天，一切都完成了，英国和苏格兰将统一在她的王冠之下，在全世界将恢复天主教信仰的地位。

对于疲惫的肉体，对于颓丧的灵魂，哪个医生都开不出比希望更有疗效的灵丹妙药。玛利亚·斯图亚特一而再，再而三地轻信而又深信，自从梦想胜利近在眼前，在她身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她突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活力，迥然不同的青春。最近几年来她总感到浑身无力，步行不到半个钟头便腰疼、疲倦、关节作痛。现在她又跃上马背。恢复得如此出人意料，她自己也感到惊讶，写信（此时密谋已遭腰斩）给那个“神通广大[5]的摩根”说：“感谢天主，他还未使我一蹶不振，我还能拉弓射鹿，还能纵马随犬去追猎。”

因此，那个一向没有好脸色给她看的阿米亚斯·鲍勒特邀请她于8月8日到附近的蒂克沙尔城堡打猎时，她感到又惊又喜——她想：唉，这个傻里傻气的清教徒没有料到，他那牢头差使很快就将结束。大队人马整装出发：内务总管、两位文牍、医生纵身上马。这天阿米亚斯·鲍勒特也特别随和亲切，同几名军官一起，陪着这支兴高采烈的队伍。这是一个晴好的早晨，阳光灿烂，温暖宜人，原野一片葱绿。玛利亚·斯图亚特催马飞驰，要更强烈、更痛快地从中感受活力与自由。好多个星期以来，好多个月以来，她一直没有这样活跃过，在所有这些坐困愁城的年头里从来没有像在这个美好的早晨这样愉快、舒畅过。在她看来万事如意，一切顺利。希望醉心，自以为身在福中。

在蒂克沙尔猎园大门前，坐骑都从疾驰慢慢变为小跑。突然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心急速地跳动。在城堡的边门前面大队人马在等候。啊，福星高照的清晨！这不就是那些朋友，就是巴宾顿和他那些伙伴吗？莫非那封信里的秘密预告提前实施了？可是奇怪，等候的那些人中只有一个离开队列，缓缓而异常严肃地骑着那匹小跑的马靠近她，然后脱帽鞠躬，自称托马斯·乔治爵士。可是一转眼，玛利亚·斯图亚特觉得欢蹦乱跳的心突然停住，因为托马斯·乔治爵士用简短的几句话通知她巴宾顿的阴谋已被揭露，他奉命拘捕她的两名文牍。

玛利亚·斯图亚特无法开口说话。无论说“应该抓”，或者说“不该抓”，无论是提问题，或者是发牢骚，都会暴露自己。或许她还未觉察到危险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当她发现阿米亚斯·鲍勒特根本就不准备同她一起骑马回查特利时，便很快疑虑重重，这时她才悟出这回邀请打猎的真意：人们要将她诱出住处，以便放手搜查她的各个房间。现在所有她的文件肯定都彻底翻检和审读过了。整个外事活动场所已被捣毁，她曾以至高无上的安全感在那里公然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好像她是一国的君主，而不是异国的囚徒。不过她将有足够的、过多的时间思考所有这些差错和疏忽。人们把她扣在蒂克沙尔十七天，使她无法写下或收到一行字。她明白：所有她的秘密现在都已暴露，任何希望都已幻灭。她又降下一个等级。她不仅是被囚，她已经是被告。

当她十七天以后回到查特利时，玛利亚·斯图亚特已变成另一个人。她再也不是快马飞驰，手持投枪，在那些忠心的朋友簇拥下，长驱直入猎园大门，而是缓慢地、无言地夹在严厉的看守与敌人中间前行。她已成了一个疲惫、灰心、垂老的女人。她知道已经没有盼头。看到所有箱子和柜子都被撬开，她留下来的所有文件和信函都被搬走，她还会感到惊讶吗？看到少数几个忠心的管事噙着眼泪露出失望的目光迎接她，她还会感到奇怪吗？不会了，她很清楚，现在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结束。可是一件意外的小事帮助她克服了最初的麻木绝望的心情。楼下侍役小屋子里一个女人发出临产的呻吟。这是她忠实的文牍柯尔的妻子。人们把柯尔解往伦敦，要他招供，以便更能陷害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个女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没有助产的医生，也没有见到神父。于是女王出于妇女彼此永远亲如姐妹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下楼去帮助哀号的产妇。由于没有神父在场，她按天主教仪式亲自为婴儿施洗，欢迎小生命进入这个世界。

玛利亚·斯图亚特在这令人厌恶的城堡又待了几天，接着来了命令，将她押往另外一个城堡，在那里她更跑不了，更加与世隔绝，人们给她挑了福瑟琳海。玛利亚·斯图亚特作为客人，作为女囚，作为一国的君主，作为遭到屈辱的女人在众多的城堡之间辗转流徙，这是最后一个。漂泊到此为止，这个不安生的女人很快也就安生了。那些为玛利亚·斯图亚特敢冒生命危险做出牺牲的不幸的年轻人在这些日子里受到残酷的折磨。与此相比，表面上看起来已是悲剧尽头的一切其实只是小小不言的苦头。世界史的编写总是缺乏正义感和社会性，它叙述的往往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者的忧患、君主的悲欢，但对其他人，对不在台上露脸的普通人则漠然置若罔闻，仿佛这一个肉体和另一个肉体在遭到折磨与拷打时的感觉并不一样似的。巴宾顿和他那九个同伴——今天还有谁认得，还有谁说得出他们的名字？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命运却在数不清的舞台上，在书本里图画中永远流传下来！——巴宾顿和同伴在三个钟头的严刑拷打中比玛利亚·斯图亚特在所有这二十年的不幸中受到的肉体痛苦还要大。按照法律应判他们绞刑，可是如果这样，在阴谋策划者看来未免太便宜了被他们煽惑的那些人。同塞西尔与瓦尔辛亚姆一起，伊丽莎白亲自决定——这给她的名声添了一个污点，通过别出心裁的折磨延长巴宾顿和他那几个同伴的处决过程，使他们死无数次。这些信仰坚定的年轻人当中有六个——里面有两个半大男孩——所犯的罪行只是在他们的朋友巴宾顿逃到他们家门口行乞时给了几块面包而已。为了做做依法行事的文章，先把他们绞了一会儿，可是接下来趁他们还活着，割断绞索，以便极尽野蛮时代残忍之能事折磨他们还有知觉的、无比痛苦的肉体。刽子手开始宰割，不厌其烦，令人恶心。这些牺牲品如此缓慢、如此痛苦地遭到千刀万剐的活杀，以至于连伦敦的市井无赖也觉得非常可怕，第二天不得不缩短行刑的过程。刑场又一次满地鲜血，一片恐怖，又是由于这个女人，她被赋予决定命运的魔力，一次又一次地不断有年轻人被拽进毁灭的深渊。这是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夏斯特拉尔开始的盛大的死神之舞至此收场。从此再也无人为她的权力与尊荣之梦做出牺牲，现在轮到她自己当牺牲品了。

[1] 加图（前234—前149），古罗马政治家，以严厉、正直著称。公元前三世纪开始非洲北部国家迦太基与罗马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加图在元老院演说鼓吹毁灭迦太基。

[2] 许德拉，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怪的译音，斩去蛇头后会重新长出。

[3] 此处原文如此。实际情况似应为：每一封给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信在放入啤酒桶之前和每一封玛利亚·斯图亚特写的信在（从啤酒桶取出）送往国外之前都由基福德截获，交托玛斯·弗立帕斯破译，复写。

[4] 此处原文为römische（罗马的），疑为romantische的误植，现暂按后者译出。

[5] 此处原文为“got”，疑为“god”的误植，现暂按后者译出。

第二十二章 伊丽莎白首鼠两端

1586年—1587年2月

终于达到目的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已落入圈套：她表示了“同意”；她已罪责难逃。现在伊丽莎白可以高枕无忧了，司法部门会替她裁决与处置。四分之一世纪的争斗已经结束，伊丽莎白赢了。伦敦街头平民欢呼雀跃，庆祝自己的君主获救和新教事业取得胜利。伊丽莎白本可洋洋得意，然而在万事如意的同时，不可思议地桩桩件件夹杂着苦涩。现在正是伊丽莎白可以出手的时候，她的手却发抖了。将那个轻率行事的女人诱入圈套，比此时让这个陷入罗网挣扎不得的女人命归黄泉要容易一千倍。要是伊丽莎白想用暴力除掉这个碍手碍脚的女囚，她早就有上百种不留痕迹的办法。十五年前国会就曾要求用斧头最后警告玛利亚·斯图亚特。约翰·诺克斯临终时还请求伊丽莎白：“如果不把树根铲掉，枝条又会发芽，而且比人们想象得到的还要快。”可是每回她都回答说，她“不能弄死躲避苍鹰逃到她这里求助的小鸟”。可是现在要么赦免，要么处决，别无其他选择。现在迫使她面临一再搁置，然而终于无法拖延的决定。伊丽莎白害怕这个决定。她知道，她的裁夺后果非同小可，简直无法想象。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几乎难以体会得到这一决定的重要性、革命性，因为这在当时还会撼动世界上正在运作的整个等级制度：将一个膏立的女王强按到利斧之下就意味着向欧洲各国一向顺从的民众揭示：一国君主也是一个可以判刑、可以处决的人，并非不可侵犯——因此，伊丽莎白的决定涉及的并非一死了之的一个人，而是一种观念。如果伊丽莎白开了决定处死的先河，必将产生几百年之久的影响，警示世上所有的国王：已有一颗戴着王冠的脑袋在断头台上掉下来。如果不是援引这一判例，斯图亚特家族的后裔查理一世[1]就不至于人头落地；如果不是查理一世成了刀下鬼，就不会有那样下场的路易十六[2]和玛丽·安托瓦内特[3]。伊丽莎白高瞻远瞩，具有强烈的人性责任感，意识到她做出的决定将带来无可挽回的影响。她犹豫，她畏缩，她摇摆，她能拖则拖。再一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激烈地在她内心开始了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伊丽莎白与伊丽莎白的斗争。目睹一个人与自己的良知在搏斗，自是一番惊心动魄的景象。

伊丽莎白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只想最后一次绕过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她总是将决定搁在一边，但是决定每次又都回到她的手上。她想再一次在最后关头解脱干系，将责任推给玛利亚·斯图亚特，便给她写了一封（未能保存下来的）信，在信里劝她写一封私人函件以女王对女王的关系坦率承认参与密谋，表示愿意由伊丽莎白发落，不想接受公开审理的判决。

伊丽莎白的建议确实是这个时候还能找到的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使玛利亚·斯图亚特免遭公开审讯的屈辱，免遭判决与处死。对伊丽莎白来说，这意味着无可估量的安全保证。手握那个令人头痛的王位觊觎者亲笔书写的出乖露丑的自白书，伊丽莎白就能万无一失地等于将她拘押在道义的牢笼里。然后，玛利亚·斯图亚特可以安静地隐居在某个地方继续生活下去，由于写了自供状，也就毫无还手之力；而伊丽莎白则安然沐在光辉之中，高踞于君临一切的宝座上。角色亦就永远分派停当，在历史上她们不再平起平坐，不再你争我夺，而是犯罪者跪在宽恕者面前，获赦者伏在救命者脚边。

然而玛利亚·斯图亚特根本就不屑于别人饶她一命了。高傲始终是她最强大的潜力，她宁肯对着断头台俯首，也不愿面向庇护者屈膝；她宁愿徒然否认，也不愿如实招认；她宁愿一死百了，也不愿低头乞求。因此玛利亚·斯图亚特对这一既使她保全性命，又使她蒙受屈辱的建议傲然不予理睬。她知道，作为君主她已一败涂地，在世上她力所能及的只是使她的对手伊丽莎白陷于不义。她活着再也无法损她的敌人一根毫毛，因而毅然拿起这最后的武器：以死得光荣来羞辱伊丽莎白，在世人面前让她蒙受冷酷无情的恶名。

玛利亚·斯图亚特将向她伸过来的那只手推了回去。在塞西尔和瓦尔辛亚姆的催促下，伊丽莎白现在只好走上本来使她反感的道路。为了给已经策划好了的诉讼程序提供一个法律基础，首先召集了王室法学家商议，这些人可以说总是顺水推舟做出当时掌权者所要求的论断。他们卖力地在历史上搜寻以前国王正式受审的先例，以免指控出现过于明显地背弃传统的缺陷，以免标新立异。可是他们勉强凑集的例子又可怜得很：有卡耶泰努斯，一个恺撒时代的小君主；有同样并不出名的里奇涅乌斯，君士坦丁[4]的一个小舅子；还有霍亨斯陶芬[5]的康拉定和那不勒斯[6]的约翰娜——这些是仅有的有史为证判决处死的君王。这些奴性十足的法学家巴结得很，竟然认为伊丽莎白建议成立的贵族法庭是多此一举。按照他们的意见，由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在斯塔福德郡“犯罪”，将她交给这一地区的普通平民陪审团处置即可。但是这种百姓参与行使政权的司法程序根本不合伊丽莎白的心意。她很在乎表面形式。处决一个都铎王室的外曾孙女和斯图亚特王室的女儿，她要显示出真正的王家气派，显示出庄严与尊贵，要有奢华而壮观的排场，要有与一个君主相称的显赫气势，令人敬畏，而不能让几个农夫小贩一锤定音。伊丽莎白恼怒地训斥这些卖力过了头的人：“像你们这样审判一个女王真是妙不可言。为了避免这类荒唐怪事（譬如由十二名平民来判决），我看如此重大的案件应该交给多位显贵的要人和法官来审理才是。我们俩都是君主，站在世界舞台上，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身上。”她要为玛利亚·斯图亚特安排符合国王地位的审判，符合国王地位的处决，符合国王地位的葬礼，因此在全国最优秀最高贵的精英中挑选，组成贵族法庭。

然而，玛利亚·斯图亚特却不想听任她的女王姐姐手下血统最纯的臣仆来审讯或判决。她在自己屋子里接见那些来使，却并未朝他们迈出一步。她斥责他们：“你们的主子难道不知道我生来就是女王吗？莫非她以为我会接受这样的传讯吗？——这将贬低我的地位，我的国家，我的出身之本的家族，我的继承王位的儿子，所有的国王和国外的君主，他们的权利都会因我受辱而遭到损害。不！决不！即使我看起来好像已被压弯，但我这颗心却傲然不屈，不会由于贬损而低三下四。”

然而，有一条永恒的规律：无论幸运还是厄运都不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优点始终是原来的优点，失误也始终是原来的失误。在危急关头她总能显示出非凡的气势，但随后又总是过于漫不经心，在压力持续较久的情况下，未能始终保持最初的坚定态度。像约克郡案件中一样，她最后又一次在别人的影响下背离了不可侵犯的一国之主的立场，放下了伊丽莎白害怕的唯一武器。经过长时间苦斗之后，她表示愿意向那些来使讲清原委。

8月14日福瑟琳海城堡大厅里气氛庄严。厅堂正面靠壁处张着华盖，下设靡丽的宝座，在演出悲剧的整段时间里始终空着，这把圈椅只是一种象征，无声地表示御驾亲临，表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用无形的方式在主持审理，以她的旨意与名誉做出终审判决。不同身份的法庭成员在丹墀左右两侧按照官阶依次落座。大厅正中放着一张桌子，靠桌坐着原告、预审法官、法庭工作人员和笔录文牍。

玛利亚·斯图亚特像这些年来那样一身庄重的黑衣，由事务总管搀扶着进了大厅。在步入厅堂时，她朝全场扫了一眼，鄙夷地说道：“这里法律行家多着哩，可没有一个替我说话。”然后她向一把指定的椅子走去，她这个座位在华盖的前面，但比那个空着的宝座低几级台阶。通过伊丽莎白的座椅高于玛利亚·斯图亚特那一把椅子这一细小而微妙的安排，形象地显示出反复争夺的英国对苏格兰的宗主权。但是即使死到临头，玛利亚·斯图亚特也不承认这种居高临下的架势。为了让人听得见听得懂，她大声说道：“我是女王，我曾经同一位法国国王结婚，所以上边那个座位应该属于我。”

审判开始。就像在约克郡与威斯敏斯特那样，审理这个案件也践踏了最起码的法律概念。人们又一次在诉讼开场之前就将那些主要证人——当时是波思威尔的仆人，这次是巴宾顿和他的同伴——处死，如此匆促，实属可疑，审判席上只有他们在死亡威胁下硬逼出来的供词。还有一个情况也违背了法律：用来给玛利亚·斯图亚特判罪的文字依据，即她写给巴宾顿的和巴宾顿写给她的信函在宣读时也不是原件，而是抄件，这又如何解释？！玛利亚·斯图亚特叱责瓦尔辛亚姆，问得在理：“我怎么能肯定，人们为了让人判我死刑而并未簒改我的密写符号？”依法论事，在这一点上本可进行有力的辩护。如果允许玛利亚·斯图亚特有一名律师，他要是指出这类公然违背法律的做法，易如反掌。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那些法官面前孤掌难鸣，不懂英国法律，闹不清楚定罪证据，而且要命的是，她又犯了当时在约克郡和威斯敏斯特时同样的错误。她并不是限于驳斥个别确有疑点的情况，而是一股脑儿否认一切，连无可争辩的事实也不认账。她先是说从来就不认得巴宾顿其人，可是第二天又在种种证据的压力之下承认先前推得一干二净的事实。这样她在道义上越来越难站得住脚，因此在最后关头，她又逃避到原来的立场上时，已经太晚；她坚持认为：“君无戏言，有权要求人们相信我。”她大声说：“我来到这个国家，是信得过英国女王讲情义，重承诺。请看，各位勋爵——”说到这里，她从手上脱下一枚戒指，拿给法官们看，“这是我从您诸位的女王那里收到的表示友好、提供保护的信物。”这些法官根本就不想维护永恒而不容置疑的正义，他们只求国家太平无事，判决早已准备就绪。10月28日在威斯敏斯特的星厅举行法官会议，当时只有苏彻一个人鼓足勇气表示他并不完全确信玛利亚·斯图亚特蓄意谋害英国女王。这样一来，便不能用无比漂亮的“一致通过”来装点判词了。其他法官都很听话，认定玛利亚·斯图亚特有罪。于是一名文牍坐下来，用美观的字体将判词写在羊皮纸上：“该玛利亚·斯图亚特自称有权取得本王国即英国的王位，曾赞同与制订各种计划，旨在伤害，毁灭或刺杀我们的君主，即本国女王陛下。”这样的罪行应该怎样惩处，国会事先已有决议，那便是：死刑。

组建起来的贵族法庭负有依法审理、做出判决的职责。法庭认定被告有罪，应处死刑。但是伊丽莎白女王身居万人之上，拥有一种特权，即崇高、神圣、仁慈、宽容的赦免权，可对已定的罪行不予惩处。只有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取消已经宣判的死刑，饶人一条活命。这个让她头痛的决定又落到她的，落到她一个人的肩头。如何对付呢？伊丽莎白再次首鼠两端。如同在古希腊悲剧中，一个人在良知施加压力时左右两边的歌咏队针尖对麦芒似的轮着唱那样，从外界和从内心都发出声音，一种声音要从严处置，另外一种声音要宽大为怀。可是我们尘世行为的法官凌驾所有声音之上，这就是历史，它对在世的人们始终讳莫如深，只是在他们已经走完人生道路时，它才向后世衡量永逝者的所作所为。

右边的声音无情而清晰地一再说：执行死刑，执行死刑，执行死刑。首相、御前会议成员、密友、勋爵、市民、百姓，他们都认为，要想求得国家太平，女王安宁，只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即：玛利亚·斯图亚特人头落地。国会郑重地提交了请愿书：“为了维护我们信奉的宗教，为了女王的安全和王国的福祉，我们怀着耿耿忠心恳请陛下降旨公布关于苏格兰女王的判决，尽快处死该女王，以伸张正义，舍此别无确保圣体平安的良策。”

对伊丽莎白来说，这一请求正中下怀。她求之不得的正是向世人表明：并非她要迫害玛利亚·斯图亚特，而是英国民众坚持要求执行法庭的判决。这种喧嚣声音越响，传得越远，越是有目共睹，对她的好处也就越多。这样她便有了机会在“世界舞台”上高歌善良与仁慈的独唱曲。她是经验丰富的优秀演员，这就借题发挥，表演得淋漓尽致。伊丽莎白听着国会言之成理的规劝，深受感动，谦恭地感激上帝，他的意志使她在有生命危险时获救。可是随后，她提高声音，仿佛越出大厅，对整个世界，对历史说话，洗刷干净自己在玛利亚·斯图亚特遭遇上的种种罪过。“虽然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但在这里我必须坦言：使我感到痛苦的莫过于有人与我同属一个性别，地位，与我出身相同，与我亲缘如此接近而竟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但我毫无怨尤，而是在谋害我的犯罪行为揭露以后立即私下写信对她说：如果她在信里以诚待人，坦白相告，那么一切都不公开，就此了结。我写信对她说这一番话，绝非想引诱她落入陷阱，因为我当时完全掌握她能对我坦言的一切。就是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要是她愿意公开表示悔罪，没有人再以她的名义对我提出自称有理的要求，我还是愿意宽恕她，如果仅仅是我的生命，而不是我这个国家的安全与幸福也取决于此事，因为我希望活下去，只是为了你们，为了我的子民。”她坦率地承认，由于畏惧历史的评说，因而犹豫再三。“我们身为君主有如站在世界舞台上，成为整个世界的注意力与好奇心的焦点。我们服装上很不显眼的污渍也会被人看出，我们行为上任何一点欠缺很快就会被人发现。所以我们必须万分小心，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合理而高尚。”因此，她请求国会谅解，她不能马上决断。“我一向如此，就是处理远远没有这么重要的事情，也要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方才定夺。”

此话当真，还是说得好听？两者兼而有之。在伊丽莎白心里存在着双重的意愿：她要除掉自己的敌手，又要在世人面前扮演一个仁厚宽容的角色。十二天以后她又询问首相，是否再无其他办法，既能饶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命，又能确保她自己的安全。但是首相再一次、国会再一次请求说：别无出路。于是伊丽莎白又开口了。这一回从中可以听出说真心话的口气，显得切实，可以说显得真诚——她还从来没有说得这般入耳。她说出了内心深处的感受：“今天我陷入比这辈子任何时候都更加棘手的两难境地：我该当说话还是沉默？要是我说话，即我指摘，这将表达不出我的真实想法；要是我沉默，那么你们的一番苦心又将化为乌有。你们可能觉得奇怪：我一面指摘，一面又承认在我心底的愿望是：为了确保你们和我太平无事，在已经提出的建议以外能够找到任何其他解决途径……可是既已肯定，除非将她处决，我的安全无法得到保证，我感到非常难受，因为我，正是我赦免了这么多叛乱分子，一声不吭放过了这么多叛卖行为，现在却要毫不容情地对待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可以体会得到，她已有这样的意向，只要继续坚持要求，她就会让人说服。但她素来头脑清楚，态度模糊，现在也不明言“可”“否”，免得作茧自缚，而是用这样一段话作结：“我请你们暂时满足于未作回答的回答。我并不否定你们的看法，我知道你们言之成理，但是我请你们接受我的谢意，原谅我内心的疑虑。我以未作回答来回答你们，望能蔼然置之。”

右边的声音说过了，响亮而清晰地说要执行死刑。但是左边的声音，心这一边的声音越来越有力量。法国国王隔海派来专使，告诫她应以所有国王的共同利益为重。他提醒伊丽莎白，维护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可侵犯的人身亦即自保不受侵犯。他劝诫说治国有方的最高准则是不流一滴鲜血。他提起所有民族都视为神圣的做客权利，请伊丽莎白不要冒犯天主让一位膏立的女王引颈受戮。伊丽莎白一向行事狡诈，只是作了可进可退的承诺，满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陈词滥调，于是那些使者的口气越来越凶：起初只是请求，逐渐变成咄咄逼人的警告，变成露骨的威胁。可是伊丽莎白老于世故，积四分之一世纪的经验，熟谙种种政治把戏，善于分辨是否话里有话。别人慷慨陈词，她只细听一件事：听听那些使者的弦外之音中是否透出受有断交宣战的使命。很快她便听出：在这些嗓门高口气重的话语后面并无兵器碰撞的声响；听出：就是刽子手的利斧砍进玛利亚·斯图亚特后颈，无论亨利三世或者是菲力普二世也都不会当真打定主意动刀动枪。

因此，最后她对法国和西班牙在外交舞台上虚张声势的雷声至多漠然耸耸肩膀。当然，敷衍另外一方，即来自苏格兰的指责须得巧妙一些。如果世上谁有神圣的义务阻止在异邦处决玛利亚·斯图亚特，那就是詹姆士六世，因为将要洒在刑场上的鲜血与他自己的完全一样，将被夺去生命的女人便是给他生命的同一个女人，即他的母亲，只是在詹姆士六世身上，亲子爱母之情淡于水。自从他成了伊丽莎白的年金受惠者和同盟者，这个拒不给予国王尊号，同他恩断义绝，曾经打算将他的继位权利让给外国君主的母亲只是他的绊脚石。他一听到巴宾顿阴谋被揭露，便迫不及待地向伊丽莎白道贺，而且在他兴致勃勃打猎的时候，法国使节请他利用他的影响力帮助自己的母亲，他气呼呼地回答道：“她这是自作孽不可逭！”他还毫无顾忌地说：关她的牢房多么窄小，她那些卑鄙的奴仆是不是全被绞死，这些对他都无所谓。但最好是：“她除了向天主祈祷以外什么也别干”。他又说：这整个事情同他无关，而且这个寡情的儿子起初连派一个使团去伦敦也不干。到玛利亚·斯图亚特已被判决，一个外国女王加害于膏立的苏格兰女王在整个苏格兰激起了民族的仇恨，这时他终于觉察到，要是他再不说话，再不做做样子，他将扮演的角色就可悲了。苏格兰国会的要求是：如果执行死刑，就马上结束同盟关系，甚至宣战。当然詹姆士六世没有走得这么远，但他总算在书桌旁边坐下来，用坚决、激愤、威胁的口气给瓦尔辛亚姆写信，并派出一个使团到伦敦去。

伊丽莎白自然注意到这一指摘举动。在这方面她也只是听话听音。詹姆士六世的使者分成两组。一组是正式的，大声而清楚地提出要求：无论如何不能执行死刑。这一组以解散同盟为要挟，剑拔弩张。这些言词激烈的苏格兰贵族情绪高昂，因为这是他们真诚的想法。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在接见大厅里又是叫喊又是恫吓的时候，另外一个特使，詹姆士六世的个人代表从后面悄然进入伊丽莎白的私人居室，在那里轻声地谈判另一要求，这对苏格兰远比他母亲的生命重要得多，即要求确认他是英国王位的继承人。詹姆士六世这个密使奉命——据消息灵通的法国使节记述——转告伊丽莎白：詹姆士的人这样扯着嗓门咄咄逼人地恫吓她，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做做表面文章。这样气势汹汹，请她别计较举动不得体，别以为态度不友好。这样，伊丽莎白有力地证实她可能早就知道的情况，即：只要向詹姆士六世伸出诱饵，含含糊糊地或者明明白白地答应让他继位，那么关于处决他母亲一事他便会心中有数，不吭一声。于是很快就关起门来开始一宗卑鄙已极的买卖。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敌人和儿子彼此靠得更近，同样见不得人的意图驱使他们第一次站在一起。他们两个人都暗地里盼着同一件事，两个人都想在世人面前遮掩此事。玛利亚·斯图亚特成了两个人的障碍，但是两个人都得装出一副样子，仿佛庇护她，拯救她是他们最神圣的、最重要的、最关心的事情。其实伊丽莎白并没有为命悬一线的妹妹，詹姆士六世并没有为生母保住一条性命而做过努力，两个人都只是为了在“世界舞台”上展示漂亮的造型而下工夫。事实上，詹姆士六世早已流露出：即使伊丽莎白采取极端的做法，他也不会找她麻烦，这就等于向她签发了处决他母亲的许可证。还在这个外国女人，这个敌人对她下毒手之前，她自己的儿子已经将她献祭了。

现在伊丽莎白明白了：如果她要了结此事，法国、西班牙和苏格兰，谁都不会真正从中作梗。现在或许只有一个人还能拯救玛利亚·斯图亚特，就是玛利亚·斯图亚特自己。她只请求赦免就行，如果这样，伊丽莎白可能打心眼里得意洋洋，因而感到满足。甚至在内心深处她正暗地里盼着向她求饶，这将使她解脱良心的折磨。在这几个星期里做了种种努力，以期摧毁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自傲习性。法庭一宣布死刑，伊丽莎白便给她送去判决书。而阿米亚斯·鲍勒特，这个冷面、寡情，显出教人看着难受的正人君子模样因而更加令人恶心的狱吏则马上趁机想羞辱她，在他眼里一个判了死刑的女人毫无尊严可言。在她面前他第一次将帽子留在头上——这是芝麻绿豆官厚颜无耻的举动，卑微而愚蠢——别人的不幸并未使他纡尊，反而使他倨傲。他要她的仆人马上把饰有苏格兰国徽的华盖撤去，这些侍役并未听从这个牢头的吩咐。鲍勒特叫自己手下人拆掉华盖，玛利亚·斯图亚特便在一直缀有苏格兰国徽的位置挂起耶稣受难像，表示比苏格兰更加强大的力量支持着她。从此，她那些对头稍有侮弄的小动作，她必有力地报之以颜色。她写信给她的朋友们说：“如果我不祈求赦免，他们就逼迫我。不过我说：既然她将我置于必死的境地，那就让她自行不义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吧。”她说：就让伊丽莎白谋害她吧，这样对伊丽莎白更糟糕。她说，宁可一死教敌人面对历史无法抬头，也不让对手以虚情假意的宽容骗取慈悲为怀的光环。玛利亚·斯图亚特既未对送达的死刑判决书提出责难，亦未乞求赦免，她以信徒恭顺的诚心感谢天主做出决定。而对伊丽莎白她则以女王的身份傲然回答道：“夫人，我衷心感谢天主愿意借您的举措结束我漫长的人生历程。我无意请求延长这一苦旅，我已有过太多的时间身受人世的艰辛。由于我并不指望居于英国首要地位的大臣们施恩，我只请求您（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给予下列各项优待：

“第一，我请求：在我那些敌人喝足了我无辜的鲜血之后，由我的仆人将我的躯体运往任何一片净土埋葬，最好是法国，我尊敬的母后的遗骸在那里安息，以期我这个与灵魂合在一起时永难平静的可悲的躯壳，在脱离灵魂以后获得这种安宁。第二，您听凭人们对我施展残暴的手段，我对这些人的专横做法心存疑虑，因此请您安排不要在偏僻的地方，而是在我的仆人和其他人面前处决我，他们事后能够证明我忠于真正的宗教，驳斥我那些敌人可能散播的谣言，为我生命的终结与最后的叹息申辩。第三，我请求让这些仆人顺利地去他们爱去的地方，我在遗嘱中将非常有限的财物分送给他们，各人所得微乎其微，他们在这么多的艰难竭蹶中这么忠心耿耿地服侍过我。

“在怀念我们共同的祖先亨利七世和我至死依然拥有女王尊号的情况下，我恳请您，夫人，别让我这些正当的愿望成为泡影，亲笔写一句话为我保证此事。然后我将死去，与生无异。您的怀有善意的妹妹和女囚，女王玛利亚。”

瞧！争斗几十年，到了最后几天里，不可思议地，出乎意外地对调了角色：自从玛利亚·斯图亚特收到死刑判决书以来，她感到踏实而自信。她的心在她接过死亡文书时不像伊丽莎白的手在她签署这一文件时抖动得那么厉害。玛利亚·斯图亚特赴死不像伊丽莎白杀她那样害怕。

或许她在内心深处并不相信伊丽莎白有胆量让刽子手朝着这位膏立的女王举起刀来。或许她只是表面上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来掩饰，但是无论如何像阿米亚斯·鲍勒特这样一个多疑的监视者也没有觉察到她有丝毫慌乱的迹象。她没有打听，她没有抱怨，她没有向任何看守请求照顾。她不再试图同国外的朋友暗中通气。所有挣扎、抵制、自卫都已结束。她清醒地将自己的意志交还给命运，交还给天主：请他决定一切。

在认真的准备中，她度过一个又一个时刻。她写遗嘱，她将身外之物预先分给自己的仆人，她给全世界的君主与国王写信，不过现在不再是为了催促他们发兵和备战，而是让他们确信，她已做好准备，真诚地怀着天主教信仰和为了天主教信仰而死去。这颗扰攘不已的心终于获得卓然超绝的安宁。歌德说过：畏惧与希望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现在它们对她这个已经变得坚定不移的灵魂已奈何不得了。正如日后与她遭遇相同的玛利·安托内特那样，面对死亡时，她方才领悟真正的使命何在。历史责任的内涵使她一贯漫不经心的习性得到非凡的升华。她在进行准备，不是为了获致赦免而准备，而是为了能够产生效果，表明心迹的死亡而准备，为借助最后一刻取得胜利而准备。她知道，只有英勇地死去，引起轰动，才能在世人面前为可悲的失误赎罪，此生她只能再有一次胜利，这就是：慷慨赴死。

与福瑟琳海城堡的死囚这种镇定而崇高的平静心态形成了强烈对比的是：伦敦的伊丽莎白那种摇摆不定，极度的紧张不安，因无计可施而暴躁愠怒的情绪。玛利亚·斯图亚特已经打定主意，伊丽莎白还在为下决心而苦苦思索。对手已经完全由她摆布，可是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烦恼。这几个星期里伊丽莎白夜不成眠。一连几天她一声不吭，愀然不乐。人们感觉得到，她不停地盘算那唯一的难以忍受的念头：她是不是应该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她是不是应该传旨执行死刑。她像西西弗斯翻滚那块岩石一样，颠来倒去地考虑这个想法，但是它一再滚回来重重地落在她的心头，压住她的灵魂。大臣们对她劝说只是白费唇舌，良知的声音依然比他们的更加有力。她拒绝了每一个建议，又不断要求别人提出新的想法。塞西尔觉得她“像天气一样多变”，她一会儿要处决，一会儿要赦免，她反复催问她那些朋友是否真的没有“其他途径”，其实她心里明白，再无第二条路可走。但愿还是能够办妥此事就好，能够不让她知道，不用她下旨说得一清二楚就好，能够替她而不是由她去进行此事就好！对承担责任的恐惧使她感到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她不断权衡这样一种惹人注意的做法有何得失。而那些大臣则非常失望，她总是说些两可的、恼火的、惶惑的、含混的话，将最后决定推开，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拖向猴年马月。塞西尔抱怨说：“已经舌敝唇焦，女王陛下将此事拖下去，未知要到何年何月。”他手段冷酷，头脑灵活，擅长于打算盘，无法理解这个不得安宁的灵魂为何非要吃这个苦不可，因为伊丽莎白虽然派了一个无情的牢头监管玛利亚·斯图亚特，可是现在她自己却有一个更加无情得多的、世上最为残酷的狱吏夜以继日地囚禁她，这就是：她的良知。她应该听从理智的还是人性的声音，这一伊丽莎白对伊丽莎白的内心斗争已持续了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几乎半年。在神经处于这样难以忍受的过度紧张的状态下，突然某一天像发生爆炸一样下定了决心，那也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1587年2月1日，星期三，国务秘书戴维逊——瓦尔辛亚姆运气好或者脑瓜灵，这几天病了——在格林威治御苑忽然被海军上将霍华德叫住，说是请他马上去见女王，将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死刑判决书送给她签署。戴维逊拿着这个塞西尔亲自拟定的文件，连同其他一批公文一起交给女王。可奇怪的是：伊丽莎白这个高明的演员又突然好像并不急于签字。她装作若无其事，同戴维逊闲聊毫不相干的话题。她朝窗外眺望，欣赏冬日清晨鲜亮的景色。随后她才随便地——她真是忘了叫他拿死刑判决书来吗？——问他：他拿了什么来。戴维逊回答说：待签署的公文，其中也有霍华德勋爵特别吩咐他呈交给她的那一件。伊丽莎白拿起文件，却未通读，便飞快地签署了一份又一份，当然也包括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死刑判决书。看来她本来打算假装好像漫不经心地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签了这份夺命的文件。但是这个多变的女人往往出人意外地转换风向。接着她便显示出她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清楚，因为她明白地告诉戴维逊，她之所以犹豫这么久，是向大家表明，她很不愿意同意这件事。她说：现在请他把这份已经签署的死刑判决书拿给首相盖国玺，但不要让别人知道，然后将文件交给指定的执行人员。任务明确，戴维逊认为，伊丽莎白无疑已经下定决心。随后伊丽莎白非常冷静而清楚地同戴维逊谈了所有的细节，这一情况更加无可置辩地说明她早有此意到了何种程度。她说：处决应在城堡的大厅里进行，她觉得天井或后院都不怎么合适。此外，她还谆谆嘱咐他，签署死刑判决书这件事要对所有人保密。长期苦恼之后做出了决定，总能使人感到轻松。她终于有了自信，看来心情也因此好转。伊丽莎白简直高兴了起来，她对戴维逊开玩笑说：这个消息一定会教瓦尔辛亚姆痛苦得要命。

戴维逊这时以为——可以理解——事情已经办妥。他鞠躬行礼，朝房门走去。可是实际上伊丽莎白遇事从未明确地下过决心，任何一件事情到她手里从未真正地有过了结。戴维逊到了门边，她又把他叫回。这个女人反复无常，此刻那种愉快的心情，那种真的或假的决心又已完全消失。伊丽莎白不停地踱步。是不是还有一条路可走？不管怎样，“同盟”的成员们曾经发誓，凡参与行刺女王者均须处死。而阿米亚斯·鲍勒特和他在福瑟琳海城堡的同伴两个都是“同盟”的成员哪。完成此事，免得她这个女王为公开执行落下恶名，这难道不是他们怎么都要尽的义务吗？因此，她嘱咐戴维逊转告瓦尔辛亚姆，要他无论如何按照这个意思给那两个人写信。

善良的戴维逊逐渐不安起来。他清楚地意识到：女王做了这件事，却又想推得一干二净。可能他已感到无可奈何：在进行这次重要的对话时，没有人在场可以作证。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的任务是明确的。因此，他先去国务议事厅，由那里的人在死刑判决书上盖上大印，然后去找瓦尔辛亚姆。瓦尔辛亚姆马上按照伊丽莎白的意思给阿米亚斯·鲍勒特写了要求他写的那一封信。他这样写：女王遗憾地发现鲍勒特在忠君之事方面稍欠勤谨，因为他目睹玛利亚·斯图亚特对女王构成的危险并未“主动而无须另候旨意”寻获除灭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手段。他可以此方式自行除灭而问心无愧，因为他曾在“同盟”的大会发过誓。这样他就能消除女王的心理负担，谁都知道，她不愿造成流血的局面。

这封信可能还未送到阿米亚斯·鲍勒特的手上。福瑟琳海那边更不会有回音，而格林威治的风向又已改变。第二天的，即星期日的早上，一个使者拿着女王一张便笺来戴维逊处叩门，说：如果死刑判决书还未交给首相加盖大印，在女王同他再谈一次之前暂时搁置此事。戴维逊连忙去见女王，向她奏明：他当时即刻就遵照旨意办了此事，死刑判决书已经盖印。伊丽莎白露出不满的神色。她不吱声，但她并未责备戴维逊，特别是这个不可琢磨的女人一字不提要他取回这份已经盖印的文件。她只是又在抱怨，说：那副担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在她的肩头。她心神不定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戴维逊在等待，等待一个决定，等待一道命令，等待一种明确而清楚的表示。可是突然伊丽莎白离开了屋子，并未吩咐他做什么。

这是伊丽莎白在这位唯一的看客面前上演的莎士比亚气派的一个场面。人们又想起理查三世在白金汉面前嘟嘟囔囔，说他的对头还活着，可是又不明确下令谋害他。白金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却又假装没有听懂，理查三世露出愠怒的目光。同当时一样的目光现在射向不幸的戴维逊。这个可怜的国务秘书意识到：上当不得翻身了，便拼命挣扎，想拿别人当救命稻草，心想：千万不能一个人承担这事关世界史的天大的责任，他先去找女王的朋友哈顿，向他谈了自己可怕的处境，说：伊丽莎白命他将死刑判决书送去执行，但是从她整个做法他现在就已看出：事后她不会承认这个说得模棱两可的命令。哈顿太了解伊丽莎白了，但他同样不想明明白白地对戴维逊说：“会”或者“不会”。现在像踢球一样，大家都把责任推给别人。伊丽莎白把它推给戴维逊。戴维逊又想把它推给别人。哈顿则连忙转告塞西尔首相。首相也不想自己兜揽，便通知次日开会，算是商讨国家机密，只约请了伊丽莎白的密友与心腹，有：勒斯特、哈顿和另外七位贵族，这些人对伊丽莎白说话不算数都有亲身的体会，深有了解。在会上大家第一次把事情摊到桌面上来。他们一致认定：伊丽莎白为了维护自己的道义信誉，力求避免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处决玛利亚·斯图亚特是她一手造成的结果。她要营造一个与己无关的局面，要在众人面前显得“事出意外”，木已成舟她才获悉。因此，她这些忠臣理所当然地应该合演这出滑稽戏：表面上违背女王的意志去做实际上她求之不得的事情。不言而喻，这种看似越俎代庖，实则梦寐以求的做法责任重大，所以如果女王当真或假装发火不能由某一个人来负责，塞西尔建议：大家一起共同安排，共同承担责任。肯特勋爵和施鲁斯伯里伯爵被选定监察执行，文牍比尔事先被派往福瑟琳海城堡，带去有关的各项指示。现在所谓罪责共同由十名国务会议的出庭者分担，他们通过——伊丽莎白暗暗要求的——逾越权限的办法终于将“担子”从女王肩上卸下来。

伊丽莎白最根本的习性之一本来是好奇。王宫和王国里无论发生什么她总是都想知道，而且就想马上知道。可是奇怪得很：这回她既未向戴维逊，也未向塞西尔或其他什么人询问她所签署的玛利亚·斯图亚特死刑判决书的情况。在这三天里她似乎完全忘掉了几个月来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的这件独一无二的事情。仿佛她喝了忘河[7]水，这件大事似乎已从她的脑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第二天的，即星期日的早上，阿米亚斯·鲍勒特对那个建议的回信送到伊丽莎白手里时，她对已经签署的死刑判决书的下文如何，依然不吭一声。

阿米亚斯·鲍勒特的回复使女王大为不快。他一眼就看出：硬派给他的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角色。他马上悟出：要是他真的除掉玛利亚·斯图亚特，便躲不过悲惨的下场。到那时女王就会公开责骂他是凶手，将他交给法庭处置。不，阿米亚斯·鲍勒特并不指望都铎家族感恩，他不想让人挑出来当替罪羊。可是为了躲避留下对女王不恭顺的印象，这个滑头的清教徒躲到她的上司背后，躲到上帝背后。他连忙用道义的外衣，遮掩抗旨行为。他激动地回复道：“我心里充满了痛苦，因为我很不幸，经历了这样的一天，有人遵照我慈爱的君主的旨意，要我去做上帝与天理不容的事情。我的财产、我的职位和我的生命都由陛下支配。只要陛下愿意，明天我就全部奉献，因为我只是由于您的恩赐才得到这一切。但是如果不是法律允许，如果不是公开受命而制造流血事件，那么我的良知必将遭到可悲的贬损，我的后代必将蒙受极大的耻辱，我决不这样去做。我希望：陛下会以一贯的仁慈欣然接受我忠实的回复。”

然而伊丽莎白根本就不会慈爱为怀，接受鲍勒特这封回信，虽然她不久前由于“毫无差错的做法，明智的安排与扎实的举措”而兴奋地赞扬了他。她怒火中烧，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责骂那些“神经过敏的和过于拘泥的家伙”，他们承诺一切，却不兑现。她暴跳如雷，说鲍勒特违背誓言，说他曾在那份“盟约”上签过字，曾表示就是有生命危险也要替女王出力。她说：甘愿为她效劳者还大有人在，譬如其中有一个叫温菲尔德。不知道是真发火还是假发火，她又叱呵倒霉的戴维逊——头脑灵活的瓦尔辛亚姆运气好，装了病——这个人天真得可怜，他还向她建议不如采取公开合法的途径。她训斥他，说别人比他聪明，谁都不会这么想，现在已到最终了结这件事的时候了，可还没有把事情办好，这是大家的耻辱。

戴维逊不吱声。他本来可以卖弄一下对她说：这件事进行得很顺利。但他觉得：老老实实奏报她大概早就获悉，只是不肯如实说出的事情可能最使她恼火——这就是：专使带着盖了国玺的死刑判决书已在前往福瑟琳海的路上。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矮胖、健壮的汉子，他将把文字化为鲜血，将命令付诸实施：这是伦敦派出的刽子手。

[1] 查理一世（1600—1649），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即位后对抗国会，压迫清教徒，1649年被国会处死。

[2] 路易十六（1754—1792），法国国王，玛利·安托内特的丈夫。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路易十六表面接受立宪政体，实则扼杀革命，1792年9月被废黜，次年1月被处死。

[3]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与革命派对抗。1793年10月被处死。

[4] 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大帝（约280—337），即君士坦丁一世，古罗马皇帝（306—337）。

[5] 霍亨斯陶芬，霍亨斯陶芬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王朝（1138—1254）。

[6] 那不勒斯，那不勒斯王国，意大利南部的封建国家。

[7] 忘河，据希腊神话，冥府有一条忘河，饮了河水便忘却往事。

第二十三章 “我在终结中开始”

1587年2月8日

“我在终结中开始”——几年前，玛利亚·斯图亚特曾在一件缎子针线活上绣下这一句话，当时还不甚了了。如今，她的预感就要成为现实。原来她惨烈地死去方才是她留名后世的肇始。只有这样死去，才能在后人面前勾销青年时代的罪愆，使他们以超越世俗的眼光看待她的失误。几个星期以来，这个已经判了死刑的女人周密而坚定地为这一无比严酷的考验进行了准备。在她还是年轻的女王时，曾两度不得不亲眼目睹贵族死于利斧之下的景象。所以她早就了解：一动手便是冷酷无情的不归之路，如此残忍，只有大无畏的心态才能使人淡然处之。玛利亚·斯图亚特知道：她是第一个在断头台砧子上俯下头颅的膏立女王，整个世界和后人都将评说她临刑时的一举一动。稍微有点颤抖，稍微有点畏缩，稍微有点因胆怯而泛白的面色，在这关键时刻都无异于对女王之尊的玷污。因此，在待决的几个星期里，她悄然积聚所有的内在力量。这个平时容易冲动的女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还从来没有像为最后时刻进行准备这样冷静而清醒。

所以当星期二，即2月7日，她的仆人通报，施鲁斯伯里伯爵和肯特伯爵带了几名当地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到时，她没有露出丝毫吃惊或诧异的神色。她预先将所有侍女和大多数仆人叫来，然后才接见来使，因为从此时此刻起，她都希望自己忠心的臣仆在场，以后他们可以作证：詹姆士五世的女儿，洛林的玛利的女儿，她——身上流动着都铎王室和斯图亚特王室的血液——能够坚强而豪壮地经受自古艰难唯一死的考验，她在施鲁斯伯里家住了将近二十年，现在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对她下跪俯首。他以带点颤抖的声音宣布：伊丽莎白别无办法，只能勉强接受臣仆们的强烈请求，安排执行判决。面对这一凶讯，玛利亚·斯图亚特看来并不感到惊讶。她完全不动声色地听着他宣读死刑判决书——她知道：她的任何表情都将载入史册，然后镇定地画了十字，说：“赞美天主让您带给我这个消息，这个不能再好的消息，因为它宣布了我的苦难至此结束，宣布了天主赐给我恩典：为了他的名义和为了他的宗教，即罗马天主教的荣誉而死去。”她再也不说一句话指责判决。她无意再以女王的身份抵制另一女王的不义行为，她愿意作为天主教徒承受这一苦难，或许她乐于殉难，把它看做自己此生仅存的最后胜利。她只有两个请求：让听取忏悔的神父以宗教的慰藉帮助她；不要在次日早晨就执行判决，让她有机会认真地做出最后的安排。两个请求都被拒绝。狂热的新教徒肯特伯爵回答说：她不需要邪教的神父，但他倒乐于派一个改革派的牧师来指点她真正的宗教教义。此时此刻玛利亚·斯图亚特正要以殉难向整个天主教世界证明自己的信仰，当然不要异教牧师来宣讲。对一个必死无疑的女人提出这个过分的要求实在愚蠢，与此相比，推迟执行的请求遭到拒绝便显得没有那么残酷。只有一夜工夫给她准备，留给她的不多几个钟头里事情这样多，也就没有了畏惧或慌乱的空隙。垂死者的时间总是过于紧迫，这可是造物主对人类的恩赐。

她过去吃亏的是不知审慎与周到为何物，这最后几个钟头她却这样细微地做了安排。她身为伟大的女王，也要死得伟大。她以完美而独具只眼的风格感受能力，得自遗传的艺术禀赋和与生俱来的临危岿然不动的气概准备着自己的归去，像过节，像凯旋，像举行盛大的典礼一样。什么都不能将就，什么都不能瞎碰，不能任性，一切都得衡量效果，一切都得透出君王卓荦而显赫的气势，任何细节都要恰到好处而又富有意义地写进颂扬殉难典范的英雄史诗里，成为感人肺腑或惊心动魄的一节。为了留出时间从容地写几封该写的信，稳定一下心神，玛利亚·斯图亚特吩咐比平时早些用膳，并采取郑重其事的形式，象征着最后的晚餐。她自己吃过之后，把侍役都叫到身边，让人递给她一杯酒。她严肃而淡定地举起酒杯，环视跪在她周围的臣仆。她为他们祝福，一饮而尽，然后说了一番话，谆谆嘱咐他们，要永远忠于天主教，大家和睦共处。她请求——像圣徒生平的一个片断——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原谅她以往可能有意或无意地使他遭受到的委屈。随后她送给每一个人一件精心挑选的礼品：指环、宝石、项链、花边，所有这些珍贵的小物件都曾给正在消逝的生活带来愉快，增添色彩。受赠者跪在地上吞声饮泣，接过礼物，而女王也不由得为忠心的臣仆这种饱含悲痛的爱戴之情深深感动。

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对她下跪俯首

玛利亚·斯图亚特临刑前

她终于站起来，走过去进了自己的屋子，书桌前已经点起了蜡烛。在夜晚和早晨之间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要把遗嘱再读一遍，要为艰难的归去做出安排，要写最后的几封信。在第一封，也就是在最迫切的一封信里，她请求忏悔神父通宵不要入睡，为她祈祷。虽然他住在同一城堡里面，离她只有两三个房间，可是肯特伯爵——狂热者总是毫无同情心可言——不许这个给人安慰的神父离开居室，以免他为玛利亚·斯图亚特举行“天主教的”涂油仪式。然后女王写信给她的亲戚，给亨利三世和吉斯公爵。在这最后的时刻，特别使她担心的是——这又使她变得特别令人景仰：她在法国的孀妇年金停发以后，她这些侍役便将生活无着落。因此她请求法国国王承诺履行她的各项遗言，同时降旨举行弥撒，悼念“诚笃信奉天主的女王，所有一切均被剥夺而赴死的天主教徒”。此前，她已向菲力普二世，向教皇发了信。本当还要给这个世上一个君主，即给伊丽莎白写信，但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再也没有给她写一句话。玛利亚·斯图亚特再也无意祈求什么，再也无意感谢什么，只有无言自尊和慷慨殉难还能羞辱这个夙敌。

午夜过后很久，玛利亚·斯图亚特方才躺到床上去。一息尚存时该做的一切她都已完成。现在灵魂只剩下几个钟头还可以寄寓在这疲惫不堪的躯体里。侍女们跪在屋子的角落里，无声地翕动嘴唇祈祷。她们生怕惊动主人的睡眠。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并没有睡，她睁大眼睛看着无边的黑暗，只让肢体休息一下，以便明天她能怀着一颗坚定而有力的心向更加有力的死走去。

玛利亚·斯图亚特曾盛装参加许许多多庆典韵事：为即位、施洗、婚礼、高尚娱乐、游览、宣战、狩猎、接见、舞会、竞技，总是衣着华贵。她深知美在人世发挥的威力，但是从来没有像为她一生荣辱中最为伟大的时刻，为她的殉难穿戴得这般考究。一段时间以前，她便细细地思量过极其体面的赴死仪式，每一个细节都包含着自己的意图。她一定一件一件地审视了对这从未有过的场合非常适宜的服饰，仿佛作为女人走到生命尽头也爱虚荣，要为万世后人树立典范，让人看到一个女王应该以完美无缺的方式向断头台走去。早上六点到八点侍女们为她梳妆打扮两个钟头。她不想像一个可怜的罪犯那样，衣衫褴褛瑟缩着走到砧子前面。为这段不归之路她挑了一套节日盛装，这是最庄重最高雅的深褐色丝绒礼服，貂皮镶边，白色的领子竖立起来，袖子垂落下去，显得高贵而华美，外面披着黑缎斗篷，后襟长长地沉沉地拖在后面，总管麦尔维尔只好恭敬地托住跟着她走。从头顶到脚边飘拂着一块白色的孀妇面纱。精巧的无袖外衣和镶嵌宝石的念珠代替了任何尘世的饰物。她去断头台时，摩洛哥革皮鞋在可以想象得到的一片寂静中能使她无声地轻移脚步。女王亲手从收藏珍品的柜子里取出一块用来蒙住眼睛的手帕，这可能是她自己用极细的麻纱绣成，缀有金色穗状缘饰，其薄如纸的织物。她衣服上的每一个扣子都经过挑选，富有寓意；每一个细枝末节简直在音乐节奏上都能与整个场景互相配合，甚至事先就想到：面对那些陌生男人的眼光，在砧子前不能不把这些含意莫测高深的华美的衣服脱去。为最后血溅刑场的瞬间，玛利亚·斯图亚特让人帮自己穿上鲜红的内衣，准备火红的长袖手套，以免利斧砍进颈项的时候飞溅到衣服上的鲜红颜色太刺眼。从来没有一个待决的女人竟会如此精巧如此自重地为走向死亡做好准备。

早上八点有人叩门。玛利亚·斯图亚特没有应声，她还跪在祷告椅前大声诵读临终祷文。祈祷完毕后她才站起来。第二次叩门声响。郡长入内，手执白色权杖——马上就要折断，深深鞠躬，恭敬地说道：“夫人，勋爵们在等候您。他们派我来您这儿。”“我们走吧。”玛利亚·斯图亚特回答说，准备离开。

现在开始走最后一段路。左右两边各由她的一名仆人搀扶，她缓慢地挪动因患风湿而软弱无力的双腿。她已用信仰的武器为自己布置了三道防线，因此恐惧的冲击将无法动她一根毫毛：她颈上悬挂一个金质耶稣受难像，腰带上垂下一串镶嵌宝石的念珠，手里拿着虔诚信徒当宝剑的象牙十字架——这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一位女王如何心怀天主教和为了天主教而死去。人们应当忘掉她在青年时代犯下的罪愆和做出的蠢事，应当忘掉她作为蓄意谋害的从犯被押到刽子手的面前。她要向万世后人表明：她是天主教事业的殉难者，她也是遭到异端敌人杀害的牺牲品。

按照事先考虑和约定，她自己的仆人陪伴和搀扶她只到门边为止，这是要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仿佛他们也参与这一令人憎恶的行动，他们自己把女主人送上刑场。他们愿意在她自己的居室里帮助她，服侍她，却不愿意做她惨死时的帮凶。从门边到梯级前面只能由阿米亚斯·鲍勒特的两个手下人来搀扶她：唯有敌人，对头才可以参与将一位膏立的女王带到行刑的砧子旁边的罪行。靠近下面最后一道梯级处，在执行死刑的大厅入口前面跪着她的总管安德鲁·麦尔维尔。处决以后告知她儿子的任务就落到他这个苏格兰贵族身上。女王把他扶起来，拥抱他。她欢迎这个忠实的见证人。有他在场只会增强她起誓要使自己保持的坚定态度。麦尔维尔说：“告知我尊敬的女王与主人去世是我毕生最为艰难的任务。”玛利亚·斯图亚特马上答道：“我已抵达艰辛的尽头，你倒应该高兴才是。望转告：我已忠于自己的宗教而死去，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一个真正的君主。愿天主宽恕曾经要求我归去的那些人。望告诉我的儿子：我未做过有损于他的事情，从未放弃过我们的主权。”

说完这番话，她转向施鲁斯伯里与肯特提出请求：行刑时允许她随从中的侍女也可以在场。肯特伯爵不同意，说：女人们会哭喊，会造成混乱，也许会用手帕浸蘸女王的鲜血从而引起麻烦。但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坚持自己的最后愿望：“我保证：她们不会这样做。我相信：您的君主不会拒绝另一个女王将自己的女仆留在身边侍奉。您的君主绝不可能下达过如此无情的命令。如果我的身份较低，她也会同意此事，何况我是她最近的亲戚，我身上流动着亨利七世的血液，我是已故法国国王的王后，是膏立的苏格兰女王。”

两个伯爵商量了一下，最后同意由四个仆人和两个侍女陪伴她。玛利亚·斯图亚特对此表示满意。在这几位最优异最忠诚的侍役与为她提着后襟的安德鲁·麦尔维尔的跟随下，她在郡长与施鲁斯伯里及肯特后面步入福瑟琳海城堡的大厅。

在这个大厅里，彻夜响着铁锤敲击声。人们已经搬走所有的桌椅。在正厅尽头处搭建了一个平台，两英尺高，蒙着黑麻布，像一个灵柩台。大厅中央，铺着黑布的砧子前面，预先放了一张黑色的矮凳，上面有一个垫子，女王要跪在这里成为刀下之鬼。左右两边各有一把为施鲁斯伯里伯爵和肯特伯爵准备的靠背椅。他俩为伊丽莎白行使权力。靠壁站着两个人，没有露出脸孔，身穿黑色绒衣，戴着黑色面具，一动也不动，像铜像一样，这便是刽子手和他的助手。只有受戮者与行刑者可以登上这个可怖而庄严的舞台。但在大厅深处挤满了观众。那里布了一道栅栏，由鲍勒特和他的士兵把守。在这后面站着两百位贵族，他们匆匆从附近赶来，要看看这个绝无仅有的、闻所未闻的处决一个膏立女王的场面。堡门全部关闭，门前也聚集着好几百下层民众，他们为这个消息所吸引，但被挡住不能入内，仅仅具有贵族血统的人们才可以观看君主鲜血飞溅的景象。

玛利亚·斯图亚特镇定地步入大厅。她一出世便是女王，从一开始就学会保持君王的气度。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她也并未乱了章法。她昂首登上通向断头台的两级台阶。十五岁时她就是这样登上台阶，走向法国王后的宝座，就是这样登上兰斯大教堂圣坛台阶。如果在她命运的上方另有一种星象，她也会这样登上通向英国国王宝座的台阶，她曾顺从而自尊地跪在一个法国国王旁边，跪在一个苏格兰国王旁边，接受神父的祝福，像她现在俯首承受死神赐福一样。她淡漠地听着文牍再次宣读死刑判决书，但她的脸上却显示出和善的，可以说愉快的表情，连对她恨得咬牙切齿的对头温菲尔德在给塞西尔的报告里也不得不说：在宣读死刑的判决书时，她仿佛在听赦免的福音一样。

但是严酷的考验还在后面。玛利亚·斯图亚特要使这最后时刻具有这样的特点：纯洁而伟大，要使它变成信仰的烽火，变成为天主教殉难的冲天烈焰，照亮整个世界。然而那些新教勋爵却一心要阻挠她一生的最后姿态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坚持自己信仰的突出表现。他们力图在最后一刻通过不登大雅之堂的恶意举动贬损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君王之尊。从她居室到刑场大厅这段有限的几步路上她几次回头，看看她的忏悔师是否在场，盼望至少能够得到无言示意的赦罪与祈福。但是她没有看到他。她的神父不能离开自己的屋子。她也做好并无宗教慰藉便被处决的准备。谁知突然在断头台上出现彼得波罗的改革派牧师弗勒彻博士。两个教派恐怖而残酷的斗争损害了她的青春，毁掉了她的前途，侵扰了她的整个人生，直至最后一息。虽然勋爵从她连续三次拒绝的态度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虔诚的天主教徒宁愿没有神父的安慰，也不要异端牧师的祈祷，但是正如玛利亚·斯图亚特要在断头台前弘扬自己的宗教，新教徒们也要颂扬他们的宗教，他们也要自己的上帝降福。借口深情关切她的灵魂得救，这个改革派牧师开始宣读一篇极其一般的讲道稿。玛利亚·斯图亚特唯求速死，只想打断他的布道，但是无济于事。她三四次请弗勒彻博士不必白费力气，因为她崇奉罗马天主教，由于天主的恩典，现在她可以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而洒下自己的鲜血。可是这个卑微的小小牧师对这个临终意愿并无敬意，却是虚荣心十足。他曾煞有介事地准备了布道稿，现在面对如此高贵的大群听众兜售奇货自以为荣耀得很。他叽叽呱呱地继续唠叨。后来玛利亚·斯图亚特没有其他办法对付这讨厌的说教，只好一只手拿起耶稣受难像当武器，另外一只手取过祈祷书，跪了下来，大声用拉丁文祈祷，为的是用神圣的祷词遮没他饶舌的声响。两大教派不是共同为一个殉难者的灵魂向共同的造物主祷告，而是在离断头台两步处斗得不可开交。看到别人身处逆境而恶意作弄比萌生敬意又畏葸不前的心理要强烈。施鲁斯伯里与肯特，还有聚集在场的大多数人便用英语祈祷。但玛利亚·斯图亚特和她的侍役却念拉丁文祷文。牧师终于读毕，全场恢复寂静。这时玛利亚·斯图亚特才同样也用英语说话，大声为耶稣的受到迫害的宗教祈祷。她因结束苦难而感激。她将耶稣受难像紧贴在胸口，大声宣称，她希望借助耶稣基督的鲜血而得救，他的十字架她捧在手里，为了他她愿意抛洒自己的热血。狂热的肯特伯爵又一次试图干扰她问心无愧的祈祷。他告诫她别再拿教皇的骗人把戏糊弄人。但是这个转眼撒手归去的女人已经离开任何尘世的争执太远。她并未为回答他而吭一声看一眼，而是提高嗓音，响彻整个大厅，说她全心全意宽恕所有这么久以来盼着她鲜血四溅的敌人，请求天主引导他们认识真理。

一片寂静。玛利亚·斯图亚特知道现在就要发生什么。她再一次吻了耶稣受难像，在胸前画十字，说道：“耶稣基督，如同你的双臂在这十字架上伸开，也请用你这两条同情的胳膊接纳我，宽恕我所有的罪愆，阿门。”

中世纪是冷酷残暴的时代，但又并不因此而对情感一无所知。在当时的一些习俗中可以看出：他们依然比在我们这个时代更加深切地意识到灭绝人性的恐怖。那时候，每次处死尽管非常野蛮，但在残忍的行刑过程中都短暂地显示出人性的伟大。在刽子手杀人或施刑之前，他必须向死囚请求宽恕对后者的血肉之躯所犯的罪行。现在刽子手和助手都戴着面具跪在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面前，请求原谅他们被迫使她致死。玛利亚·斯图亚特答道：“我诚心宽恕你们，因为我希望，这样死去可以结束我所有的苦难。”于是刽子手和助手站起来准备动手。

同时两名侍女开始为玛利亚·斯图亚特脱去衣服，她自己也帮着从颈脖上取下圣像项链，两手并未发抖——正如她的敌人塞西尔的使者所说，“如此匆促，仿佛急于离开这个世界。”当黑色的斗篷、深色的女衫从她肩头滑落下来时露出了红绸内衣。女仆将红色的手套罩在她的袖子上。她突然像一团血红的火焰似的站在那里，一个卓尔不群、令人难忘的形象。现在要永别了。女王拥抱了自己的侍女，提醒她们不要大声抽泣、抱怨。然后她跪在垫子上，高声诵读拉丁文赞美诗：“我信赖你，主啊！有了这个依靠我永远不会失去理智！”

接下来没有多少事情要做了。她还得把头弯下来搁在砧子上，并用两臂护住它，犹如对自己的死亡一往情深的烈女。直至最后一刻，玛利亚·斯图亚特都保持着君王的尊严，没有一个表情，没有一句话语透出她心怀畏惧。斯图亚特家族的，都铎家族的，吉斯家族的这个女儿凛然赴死。可是面对离不开残酷的任何凶杀，任何人类的尊严，任何学会和天生的气度又有什么用处呢？！处决一个活人从来都不可能富有情趣而纯洁动人。刽子手举刀让人丧命总是丑恶的可怕景象和卑鄙的宰杀行径。行刑者第一下砍得不好，并未从颈项穿过，只是落在后脑勺上发出钝声，受刑者嘴里冒出一阵喘息声，一阵呻吟声，模糊而低沉。第二下深深地砍脖子，鲜血刺眼地飞溅出来。第三下才把头颅从躯体上砍下来。接着又出现了令人恶心的一幕：刽子手扯住头发要将脑袋提起来给人看时，发现抓牢的只是一具假发。人头脱落，鲜血淋漓，像九柱戏球似的，咕咚一声滚到地板上。这时刽子手再次把它抓住，提了起来，人们方才看到——又如见到鬼魅那样的景象！——这一个老妪剃过花白头发的脑袋。这一宰杀场面令人骇然，一时间镇住了观看的人们，谁都屏住呼吸，谁都没有说话。最后彼得波罗的牧师费力地迸出“吾王万岁！”的呼喊。

那颗陌生的苍白的脑袋睁着无神的眼睛盯住那些贵族，要是出现另外一种结果，他们都会变成她最忠诚的侍役和最卖劲的臣仆。他们的上下牙齿打战，嘴唇抽搐着还哆嗦了一会儿。大家以非同常人的强制力量压抑常人的恐惧心理。为了冲淡这番景象的恐怖气氛，人们连忙用一块黑布盖住那个身躯和那颗像美杜莎[1]般的头颅。在人们吓呆了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差役们正想把那个黑糊糊的重物搬走，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消解了使在场者惊骇得面无人色的氛围。行刑者和助手抬起血污狼藉的躯体，打算扛到邻室涂油，这时尸体衣服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原来谁都没有发觉，她宠爱的小狗悄悄地跟在后面，仿佛为她的命运担忧贴着她的身体。现在它跳到人们面前，湿漉漉地遍体流着死难者身上飞溅出来的鲜血。它又叫又咬，尖声狂吠。它不肯离开尸体。刽子手们想硬将它拉开。但它不让逮住，也不肯放松。它发疯似的向这些陌生的高大的坏人猛扑过去，这些人使它喜爱的女主人流血，因而伤害了它的心，像烧灼般疼痛。这小动物为它的女主人搏斗，比她的儿子，比向她宣誓效忠的臣仆都要英勇、真诚。

[1] 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

尾声

1587年—1630年

在古希腊戏剧中，继凄怆而漫长的悲剧之后，往往安排一出紧凑轻松的羊人剧[1]。演罢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一场戏也不能没有这样一段尾声。2月8日早上她人头落地，第二天整个伦敦都得知执行死刑的事情。听到这一消息，城乡一片欢腾。要不是一向听觉灵敏的君主突然变得迟钝而耳聋，伊丽莎白现在一定会询问，她的臣仆如此热烈庆祝，这是什么节日，因为日历上并未标明。但她精于此道，不闻不问，将自己严实地而且越来越严实地裹在毫不知情这种奥妙莫测的外衣里。关于对手已经被处决一事，她需要的是：人们正式向她奏报，或者不如说，人们“出乎她意外地”先斩后奏。

向这位据称一无所知的女王上报她“亲爱的妹妹”已被处死的苦差落在塞西尔身上。他实在高兴不起来。二十年来，这位百炼成钢的谋臣在各种类似的情况下，屡屡劈头盖脸遭到雷暴的袭击：有时是逢彼之怒的真雷暴，有时是驾驭朝政的假雷暴。这一回冷静而进退有方的首揆先以逾常的镇定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步入女王的接见大厅，迟至此时正式向她奏报死刑已经执行。可是这时蓦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场面。怎么？有人竟敢在她并未明确降旨的情况下就背着她处决了玛利亚·斯图亚特？怎么可以这么干？！这还了得！她从来都未曾想过要采取这样一种残酷的做法，除非国外的敌人踏上英国的国土。她这些谋臣欺骗了她，背叛了她，像无赖一样作弄了她。他们干出了这样阴险、卑劣的勾当，她的威信、她的名声在全世界都遭到了玷污。唉，她这可怜的不幸的妹妹，她成了可悲的失误、卑鄙的伎俩造成的牺牲品！伊丽莎白抽泣、叫喊、顿足，宛如一个疯婆。她以最粗鲁的言词痛骂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臣，指责他和国务会议的其他成员竟敢未得到她明确准许便派人执行了她签署的死刑判决书。

塞西尔和他那些朋友从来没有怀疑过，伊丽莎白会把这项自己精心编排的“非法”国务活动当做“下属越权”，将责任推给别人。他们体会到她巴不得他们擅自做主，因此大家商定，一起承担责任，卸掉女王肩上的“重负”。但是他们以为，伊丽莎白仅仅在重任面前拿这个遁词做个样子，背地里进了私人接见室，由于他们利索地除掉她的敌手甚至还会表示感谢。可是伊丽莎白一心想着假装发火，结果背离了，至少是忘掉了本意，弄假成真。此时落在塞西尔低垂的脑袋上的已经不是戏中骤雨，而是真正动怒，噼里啪啦爆发出来的雷暴：责骂犹如狂风，非难犹如暴雨。伊丽莎白就差没有动手打了她这个最忠心的谋臣。她以闻所未闻的言词侮辱这个老人，致使他表示愿意辞去职务。果然为了惩罚他的所谓冒失，他有一段时间不能再入宫朝见。这时人们方才恍然大悟，真正出谋划策的瓦尔辛亚姆多么有头脑，多么有远见。在关键的几天里，他不是害病就是装病。君王满腔灼人的怒火直往他的助手，倒霉的戴维逊身上喷去。他注定成了替罪羊，成了表示清白无辜的挡箭牌。这时伊丽莎白明确说：他永远也无权将死刑判决书交给塞西尔，让人盖上国玺；她说戴维逊违背她的意愿擅自行事，冒天下之大不韪，给她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根据她的旨意，人们在星厅法庭公开指控这个不忠的，实则太忠的官员。通过法庭判决可以向欧洲郑重表明：处决玛利亚·斯图亚特应该完全归咎于这个恶棍，伊丽莎白事先对此毫不知情。当然，那些信誓旦旦，要以兄弟之情共同分担责任的国务会议成员可耻地背弃了他们的同事。在君王震怒的雷霆之下，他们忙不迭地挽救自己的大臣职位和薪俸。除了无言的墙壁，戴维逊别无其他为伊丽莎白执行命令的证人。他被判罚款一万镑，这是一个他永远都偿付不了的数目。此外，他还被投入监狱。果然后来有人悄悄给他一笔年金，但在伊丽莎白有生之年再也不许他朝见。他的前程已经断送，他的生活从此毁掉。身为朝臣而未悟出君王秘而不宣的愿望总是一个祸根，但是把它摸得太透有时反而更加危险。

关于伊丽莎白清白无辜、蒙在鼓里的优美童话编得也太离谱，周围谁都不会认为真是如此这般。或许只有一个人事后相信了这个异想天开的故事，说起来令人感到惊讶：这个人便是伊丽莎白。具有神经质习性或带有神经质色彩的人最本质的特点之一便是不仅有欺骗别人的绝技，还能欺骗自己。他们嘴上说是事实的一切，他们都会认为就是事实。他们作证时往往撒谎，还自以为最真诚，因而也最危险。可能伊丽莎白向各方面表示或坚称从未下旨，甚至从未起意要处决玛利亚·斯图亚特时，自己觉得完全是实话实说，因为在她的内心意愿中事实上曾经有一半是不想采取行动的倾向，这给她留下的印象逐渐排挤了当时居心叵测地也想采取行动的意向。她听了塞西尔奏报处决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个消息时，虽说已经遂愿，但又不想与此有任何瓜葛，所以火冒三丈，不仅是事先排好的一场戏，同时也是——她习性如此，干什么都依违两可——真正光火，确实光火：她不能原谅自己，竟被别人玷污了自己堪称纯洁的天性。她对塞西尔也是真正光火：他使她受到牵连，却无法使她卸掉干系。伊丽莎白一头扎进自我辩解之中，认定人们处决玛利亚·斯图亚特违背了她的意志，起劲地唠叨、说谎，从此在她的言谈里总是带着强调这一说法的弦外之音，好像真是这么一回事。她身穿丧服接见法国使节，推心置腹地说：她父亲去世，她姐姐去世都没有这样使她伤心；又说：她是一个可怜的弱女子，周围都是敌人。听起来仿佛真的不是在骗人了。那些国务会议成员这样可恶地作弄了她，要不是他们为她效劳了这么久，她早就让他们脑袋搬家了。她自己之所以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仅仅是为了平息民愤。只有在外国军队入侵英国的时候，她才会真的降旨执行。在亲笔写给詹姆士六世的信里，伊丽莎白也坚持自己从来就不想真要处决玛利亚·斯图亚特这种半真半假的说法。她又一次言之凿凿，说对这样完全违背她的意愿，在她一无所知，亦未得到她同意的情况下就“无耻地胡来”感到非常痛心。她请求上帝作证，她“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清白无辜”，她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要让人处死玛利亚·斯图亚特，虽然她那些谋臣天天都在她耳边嘟囔要她这么做。人们当然会责备她把戴维逊推出来承担罪责，因此她先发制人，傲然说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驱使她把自己下令去做的事情推到别人身上。

詹姆士六世也并不急于了解真相，从自己这边来看，他现在只想做一件事：避开并未着力保住母亲生命的嫌疑。他当然不能马上就说：行啦，就此算数，而是必须像伊丽莎白那样撑起感到意外和激愤的门面。于是他搭足架子，郑重声明，这样胡作非为，非以牙还牙不可。他不许伊丽莎白的特使踏上苏格兰的国土；他派专人到边境城市贝威克去取她那封信。他要让全世界看看詹姆士六世对杀害他母亲的凶手们咬牙切齿了。可是伦敦内阁早就配好对症下药的药粉，能把这位虚火上升的儿子治得一声不吭地将处决他母亲的消息吞下去消化掉。与伊丽莎白发出为“世界舞台”而写的那封函件的同时，有一封涉及外交关系的私人书信送到爱丁堡。瓦尔辛亚姆在这封信里告知苏格兰的首相：保证詹姆士六世获得英国的王位继承权。于是这笔肮脏的交易就此成交。这种甘甜的冲剂在这个自称痛不欲生的儿子身上产生了神奇疗效。詹姆士六世再也不提解除同盟的事了。母亲的尸体依然搁在一个教堂的角落里还未安葬，他也不闻不问。母亲要求在法国泥土里安息的遗愿遭到了粗暴的践踏，他也未加指摘。变戏法似的，他突然确信伊丽莎白清白无辜了，主动同意“胡来”的骗人说法。他在写给伊丽莎白的信里说：“您这就把并无参与那个不幸事件的罪责说清楚了。”吃人家的嘴软，他祝愿她这“正派的做法永远在全世界流传”。承诺宛如送爽金风转眼就将气愤难平的巨浪吹得服服帖帖。于是乎从此以后儿子和签署他母亲的死刑判决书的女人之间相安无事，和睦共处，实则横亘着一片空虚。

道义与政治各行其是。因此，人们都从完全不同的层面来评说一个事件，或者从人道主义的，或者从政治利益的立场来衡量。从道义上看，处决玛利亚·斯图亚特是完全不可宽恕的行为，因为人们违背了任何国际法，在和平情况下拘禁了邻国女王，暗中设下圈套，以极其阴险的方式诱她上当。但是同样难以否认，从国家大政方针的角度来看，除灭玛利亚·斯图亚特，就英国而言，没有做错。在政治上——有什么办法！——决定一切的并不在于一种举措是否正义，而是效果如何。而在处决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件事上，从政治观点着眼，最后的效果表明应该把她除掉，因为此举带给英国和女王的并非动乱，而是安宁。塞西尔与瓦尔辛亚姆看准了实力地位的积极作用。他们知道，面对真正强大的政权，其他国家都会无能为力，都会对它的暴力行为，甚至犯罪行为胆怯地听之任之。他们准确地预料到，人们不会由于这一处决事件而大动肝火。果不其然，法国与苏格兰的复仇号角突然噤若寒蝉。亨利三世并未像当时恫吓的那样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当时需要救助活着的玛利亚·斯图亚特时，他都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渡海打仗，现在更不会为已经死去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复仇而动武了。当然他吩咐在圣母院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弥撒；那些诗人也写了几首哀歌。可是对法国来说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事就此了结，置诸脑后。在苏格兰的国会里叽里咕噜地嚷了几声；詹姆士六世穿上孝服，但不久就骑上伊丽莎白赠送的骏马，带着伊丽莎白赠送的猎犬，兴致勃勃地去打猎，他依然是英国任何时候最好讲话的邻人。只有西班牙的菲力普姗姗来迟，打起精神，准备无敌舰队。但他孤掌难鸣，他的敌手却是伊丽莎白的幸运，伊丽莎白天大的本事就在这里，像所有威名赫赫的君主。无敌舰队还未开火，便在暴风雨中撞得粉碎。这样，长期策划的反改革派的进攻就此偃旗息鼓。伊丽莎白取得最后胜利，随着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死去英国也就消弭了最大的危险。抵御防守的日子已经过去，英国的舰队此后将以跨海远航的雄姿向欧洲大陆驶去，把它们联成世界帝国，睥睨全球。英国的财富在增长。在伊丽莎白的暮年新艺术趋于繁荣。她最卑劣的行径已事过境迁，女王受到从未有过的敬佩、爱戴、景仰。巍峨的国家大厦都用残酷与不义的巨石建成，基础都用鲜血当砂浆来胶接。在政治上失败者都一无是处，历史迈着钢铁般的步伐从他们身上踩过。

当然，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儿子还得经受不是滋味的耐心考验：并非如他所梦想的那样，纵身一跳便能登上英国王位。对方支付他卖母求荣的收购贷款未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快捷。他野心勃勃，可是只好等待，等待，等待，实在苦不堪言。他不得不在爱丁堡无所事事地打盹等待，等待，等待十五年，差不多像他母亲被伊丽莎白囚禁那么久，到那时候权杖终于从这个老妪冰冷的手里掉下来。平日里他在苏格兰的各处城堡中枯坐。他时常骑马出去打猎，他时常写些关于宗教与政治问题的文章。但是他所务的正业依然是漫长的空虚的令人恼火的等待，等待来自伦敦的某一消息。消息仍然久候不至。伊丽莎白看起来仿佛敌手四溅的鲜血给她注入了活力。玛利亚·斯图亚特死后，她越来越矍铄，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健康，如今，不眠之夜已成过去。在连年累月决心难下时良知使她紧张不安的心理，由于她的国家、她的生活现在已经获取的安宁而得到了平衡。尘世再无一人敢与她争夺王位。这个好胜的女人对死神也要竭力反抗，她不想向它交出自己的王冠。这个七十岁的老妪顽强而固执，并不想死，整天到处转悠，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不待在床上，不待在屋子里。她竭力而出色地撑住不放她如此顽强地无情地争夺到手的位置让给世上任何人。

然而，终于她气数已尽，在残酷的搏斗中死神最后将她摔倒，只是肺部还在呼吸，喉头发出呼噜声，衰老而执拗的心脏还在跳动，虽然越来越弱。窗下，急不可耐的继位者从苏格兰派来的一名使者牵着已经鞴好鞍的马，在等候一个约定的信号。伊丽莎白的一名宫女已答允，伊丽莎白一断气，她马上扔下一枚指环。使者等候好久了。他朝上看看，依然毫无动静。这位拒绝了好多位求婚者的童贞老女王还不让死神进入自己的躯体。终于在3月24日，窗子格格作响，一只女人的手急匆匆地伸出，那枚指环掉了下来。使者连忙飞身上马。马不停蹄，仅两天半就赶到爱丁堡。这一次疾驰将百世皆知。就像三十七年前麦尔维尔勋爵也这样匆忙地从爱丁堡赶去伦敦，为的是向伊丽莎白奏报玛利亚·斯图亚特生下一个儿子，这回另一名使者飞驰回爱丁堡去向这个儿子奏报伊丽莎白之死给他带来第二顶王冠。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此刻终于同时也是英国国王了，终于成为詹姆士一世了。在玛利亚·斯图亚特儿子身上两顶王冠永远联在一起，这一许多家族之间的不幸的斗争结束了。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有人走邪门歪道，但是历史的真谛最终成为事实，必然的事物最终总会取得应有的地位。

詹姆士一世踌躇满志地在他母亲梦想取得的白厅王宫住了下来。缺钱的忧虑终于摆脱了，贪婪的野心冷却了，他只想图个舒服，无意追求不朽。他时常骑马去打猎。他喜欢上剧院看演出，在那里捧一个叫莎士比亚的和其他值得钦佩的作家——这是后人称道他的唯一善举。他性格软弱，生性懒惰，禀赋平庸，并无任何伊丽莎白具有的内心的宽容，并无富于情趣的母亲所有的勇气和热情，规规矩矩地守住两个敌对女人共有的遗产。那两个女人殚精竭虑，斗得不可开交都想据为己有的一切，现在全落进了这个耐心等待者的怀里，无需你争我夺。一位苏格兰女王和一位英国女王曾经互相仇恨，彼此都视对方为敌人，使得双方都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可是现在英国和苏格兰已经联在一起，这段往事也可以忘掉了，现在也没有这个错那个对这回事了。死神已经把同样的地位还给她们两个。她们互相对立这么久，终于可以靠在一起安息了。詹姆士一世让人将孤零零地有如被放逐者躺在彼得波罗教堂墓地的母亲遗骸，在火炬照耀下隆重迁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英国国王陵园墓穴。镌刻着玛利亚·斯图亚特雕像的墓碑竖立起来，近处便是伊丽莎白的墓碑雕像。于是夙愿永远勾销，彼此再也不争权利不争地盘了。她们在世时心怀敌意，彼此避开，从未见过一面，现在终于像姐妹一样，在同样神圣的长眠中比邻安息。

[1] 羊人剧，古希腊在演出悲剧之后安排的轻松戏剧，因剧中歌队扮成希腊神话中的小神“羊人”而得名，题材与悲剧有一定联系，借以调剂剧场气氛。

Stefan Zweig

Marie Antoinette Bildnis eines mittleren Charakters

根据S.Fischer Verlag 1981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丽·安托瓦内特传/（奥）斯·茨威格著：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插图本茨威格传记丛书）

ISBN 978-7-02-013276-8

Ⅰ.①玛…Ⅱ .①斯…②张…Ⅲ .①传记小说—奥地利—现代Ⅳ.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8375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任祎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04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31　插页　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7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76-8

定　　价　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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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插图

玛丽·安托瓦内特

玛丽·安托瓦内特

玛丽·安托瓦内特在狱中

玛丽·安托瓦内特与子女诀别

译者前言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爆发了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这场历经曲折，震撼全欧，延续几十年的大革命从一开始便出现了革命派和保王派。革命派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决心推翻千年之久的封建王权。波旁王室的当朝国王乃是路易十六，聚集在他身边的乃是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的贵族和教士。他们竭力维护自己享受的一切封建特权、财富和荣耀。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等级，则处于没有权力、备受压迫的状态，他们渴求改变现状。两派之间进行了殊死斗争。革命派要打倒这股封建势力，自然集中打击国王。但路易十六和祖父路易十五不同，虽被视为无能无害之辈，但还进行过一些改革，支援过美国独立战争，不是一个他祖父那样荒淫无度、大肆挥霍的昏君。革命派的矛头便指向王后，把她和历史上著名的妖姬淫娃相提并论，把一切脏水泼在她头上，给她取了“奥地利母狼”“亏空夫人”的绰号，安上各式各样的罪名。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之后，到1793年10月16日，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处以死刑，死于断头机下，时年三十八岁。

茨威格把这样一个王后的一生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加以描述，写下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传记，并加以“一个平庸的人的肖像”这样一个副标题，显然是想拨开纷繁杂乱的历史迷雾，还历史人物本来的面貌，也让读者从这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中，看出当时的叱咤风云者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且看茨威格如何以心理分析的方法，从人性的角度描写她的一生。在茨威格笔下，她既非保王派所说的纯洁无瑕的伟大圣女，亦非革命派攻击的下贱娼妇，而是“一个性格平庸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并不特别聪明，也不特别愚蠢；既非烈火，亦非寒冰；没有从善的特别力量，也无作恶的坚强意志……一个不好不坏的女人，没有心思去做恶魔，也没志向去当英雄”。

稚嫩的公主 骄纵的王后

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以睿智、开明著称的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的小女儿。作为娇生惯养的公主，在维也纳美泉宫里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这位公主和普通百姓家的女儿毫无差别：聪明伶俐，但不深刻；悟性不低，但不努力；美丽迷人，举止优雅；温柔善良，活泼开朗；轻率成性，漫不经心；贪玩懒惰，不爱学习，不爱思索；知识限于肤浅，注意力不肯专注……女皇的娇女，上天的宠儿，她也的确看不出有努力的必要。可是命运偏偏让她作为加固奥法同盟这一政治联盟的女主人公下嫁给国力强大，而实际上已经日趋衰微的法兰西王国路易十五国王的孙子，未来的路易十六国王。这不是一桩因为爱情而缔结的婚姻，而是两大帝国之间进行的一桩买卖。

茨威格接着便描写这对年轻的王太子夫妇，在新婚之夜的奇特经历。未来的路易十六国王，对年轻美貌的新娘居然毫无兴趣。这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为性无能所困扰，洞房花烛夜并未成为两人婚姻的高潮，丈夫对妻子毫无柔情。这种已婚未婚的状况持续多年，等到王太子登基成为路易十六国王，还依然没有变成名副其实的丈夫。国王无能已是公开的秘密，成为宫廷笑柄，使王后蒙受羞辱，国王遭人耻笑。最后是大舅子，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亲自前往巴黎，说服路易十六动了手术，才平息了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小夫妻之间的这一床帏秘密，使得他们有七年之久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叙述这件后宫隐私，是为了说明国王何以对王后百依百顺、俯首帖耳。这对了解今后事态的发展至关重要。国王由于性无能而产生自卑感，在闺房里不像丈夫，在众人面前不像君王。他看不惯王后挥霍成性、纵情游乐，不喜欢王后的游伴，觉得这些游乐有失王家风范，不合他的口味，但是夜夜在闺中备受羞辱，又怎能在大白天摆出主子的谱来？于是他便完全屈从于王后的意志，毫不反抗。

然而七年之久，守着一个名不副实的丈夫，望梅止渴，情欲被煽起又强行压下，整夜受着青春的煎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不自然的克制，使得这心理生理都有正常要求的少女永远得不到满足，变得烦躁、懊恼，又羞又恨。夜里的失望使她白天渴求用别的方式发泄，燎起的神经只有用激烈的游乐才能得到平静。难以排遣的柔情竟化为对女性的友谊。害怕失望，对卧床望而生畏，跳舞游乐饮宴观剧直达清晨四五点。她的那种纵情娱乐的疯劲实乃婚姻不幸造成的绝望心情的变形。就这样，一个稚嫩的公主便逐渐变成一个骄纵的王后。

万民爱戴 众人憎恶

1773年，二十八岁的年轻王太子妃第一次进入巴黎城，城里万人空巷，欢呼、鲜花，盛况空前，玛丽·安托瓦内特深受震撼，写信给她的母亲，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上星期二我经历了一次盛典，我今生今世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进入巴黎的入城式。人们想象得出的一切荣耀，我们全都收到。但是感动我最深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可怜的百姓显示出来的柔情和激情。尽管处于沉重税收的高压之下，依然因为见到我们而欢欣鼓舞。在推勒里宫的御花园里人群如此众多，足足有三刻钟，我们进退不得。这次散步之后回来的路上，我们在露天的平台上又足足待了半个小时。我亲爱的母亲，我简直没法向你形容大家在这一时刻，向我们迸发出来的爱和欢乐。在我们退下来之前，我们还向民众挥手致意，他们高兴已极。处于我们的地位是多么幸福啊，我们可以如此轻易地就赢得友谊。可是再也没有更加珍贵的东西了，这点我已经很好地感觉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可惜这位深受感动、欣喜异常的王太子妃容易激动，也容易忘怀。访问了巴黎几次之后，她完全被声色犬马所吸引。那些身处沉重税收的高压之下，还对她表现出柔情和激情的民众，渐渐被她忘怀。她把享受这两千万民众的热爱当作她的权利，“丝毫没有想到，权利也意味着义务。即便是最纯洁的爱，如果没有感到回报，最后也会疲惫”。

逃离了凡尔赛宫和宫中令人厌烦的礼仪，玛丽·安托瓦内特觉得“似乎逃出一座暖房，进入自由的空气。在这里可以依着自己的性子生活和享受，而在那边（在凡尔赛）只为位子而活着。她兴致勃勃地出入娱乐场所，定期造访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意大利喜剧院，参加舞会，出入赌场。最最吸引她的是化装舞会。因为化装舞会上的行动自由，是允许她享受的唯一自由。在这里，在面具的掩护下可以无忧无虑地纵情欢笑。在巴黎可以纵情娱乐，乐享人生”！岁月流逝，1774年4月路易十五驾崩。王储即位成为法王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太子妃升到王后，使她终于置身于众人之上，不再臣属于任何人，只听从她自己任意妄为的脾气。可是她并没有利用她拥有的权力和自由，作为王后赢得胜利，像她母亲那样，而是作为女人赢得胜利。于是她在之后的十五年里变成整个宫廷最为时髦，最能卖俏，穿着最好，最为骄纵，尤其是玩得最为高兴的女人，成为引领时尚的一代名媛，风姿卓绝叹为观止的洛可可王后。茨威格无情地指出，这个年轻的王后，近小人、远君子，母亲的遥控她阳奉阴违，充耳不闻。两位年长的顾问和导师，也不能无休止地在贵为王后的弟子耳边絮聒个没完。而那些精通一切诱惑灵魂、销蚀意志之道的宫廷佞臣便乘虚而入，王后身边恃宠而骄，牟取私利的“闺蜜”想方设法促使王后弄权，造成闺蜜干政。

这些年她从未踏进过一家市民的住房，从未出席过一次议会的会议，或者参加过一次法兰西学院的会议，从未造访过一次医院、市场，从来没有试图了解她的人民日常生活的一星半点。在探访巴黎时，总是只待在消遣娱乐的花花世界，金碧辉煌的狭小圈子里。她乘坐着豪华马车来来回回，却与真正的人民和真正的巴黎擦肩而过。你置人民的疾苦于不顾，又怎么能叫民众对你好感如旧？王后不懂民众与统治者的关系始终是载舟覆舟的关系。二十年后，国王夫妇终于被人民所唾弃。

敌人环伺 风云变色

究竟谁是王后的敌人？玛丽·安托瓦内特做梦也没有想到，密谋叛乱的司令部分布在卢森堡宫、王宫、美景宫和凡尔赛宫里，其首领乃是路易十五的三位终身未嫁的公主、国王和王后的姑妈。因为年轻的王后大权在握，三位年长的公主无人搭理，自尊心受到严重损害。等到王后越来越失去人心，三位公主居住的美景宫便越来越门庭若市，一切失意的贵妇，遭到贬抑的贵族，都在美景宫定期会面，秘密制造中伤王后的谣言，在凡尔赛宫里广为流传。这是老一辈的痛恨王后的敌人。

与此同时，新的潮流激醒了聪明的市民阶级。他们受到卢梭关于权利的教诲，看见邻近的英国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形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后回到祖国的法国人，带来了大洋彼岸陌生国度的消息。在那里，社会等级和阶层的差别，通过平等和自由的观念而被取消。新一代人看不惯法国的宫廷无能，政府衰败。路易十五的情妇当政终于结束，代之以玛丽·安托瓦内特不经意的“王后弄权”和波利涅克等人有意识的“闺蜜干政”。这些要求有个新制度，更好的秩序，对时局不满的革命派，聚集在奥里昂公爵的王宫里。这位公爵是和王室同样古老的支脉之后，王后伤害了这位平庸已极的贵族的虚荣心，阻止他获得法兰西海军元帅的权杖。感到深受侮辱的奥里昂公爵，决意反击，成为一切革新派、自由派的领袖。还有那些不满分子，很有教养却怀才不遇的市民，闲着没事的律师，蛊惑人心的家伙和新闻记者，一切极不安分、过于活跃的力量，日后凝聚起来成为革命突击队的一分子，也都聚集在奥里昂公爵的麾下。

这支强大的队伍正枕戈待旦，等待进攻的信号，人人都认清了方向，知道了口号：反对国王！尤其反对王后！

革命尚未爆发，王后已被弄得声名狼藉。王后的随心所欲，国王的竭力袒护造成了敌人攻讦的诸多口实，杜撰虚构的王后秽行竟成街谈巷议的话题。

茨威格告诉我们，在革命派和反动派之间还站着一个人。此人也许是王后最危险的敌人，那就是她丈夫的亲弟弟，普罗旺斯伯爵，日后的路易十八国王。在路易十六无嗣的七年里，这位御弟一直做着“国王无嗣，弟继兄位”的春秋大梦。可是王后紧接着一连生下两男两女，这位御弟篡夺王位的阴谋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他便不得不走着隐蔽虚伪的道路，不动声色，强压住徐徐冒烟的嫉妒之火，一直等到革命爆发，他才活跃起来。等他逃到国外，不是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他的兄嫂，而是竭力用挑衅的宣言，使囚居在国内的国王王后处境日益险恶。他借法国革命派之手，把他的兄嫂侄儿送进坟墓，希望在他们的棺材里找到他渴望已久的王冠——这个希望果然得到实现。

骄傲的王后对这种仇敌环伺、险象丛生的局面，并非浑然不觉，她也知道有不少攻击她的讽刺诗文，她那哈布斯堡家族的骄傲使她蔑视危险，鄙夷不屑地把这些点点滴滴的脏水从衣服上拭掉。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盛行讽刺小曲的时代，人们写这种东西攻击宫廷中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法兰西的轻浮在国王面前也不止步，而我也未能幸免。”她的态度何等“洒脱”，却不知这些仇恨和贪婪合作制造的卑鄙无耻的产品，成功地达到了它们预期的目的：使玛丽·安托瓦内特无论是作为女人，还是作为王后，在整个法国都彻底为众人深恶痛绝。

在这期间，博马舍的喜剧把贵族当成笑柄，把市民塑造得聪明伶俐，也动摇了千年王权贵族神圣的根基。而王后居然在她的独立王国特丽雅侬宫中上演《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并且亲自扮演女主人公的角色。在市民的讪笑和贵族的愚昧之中，法兰西王国的基石渐渐松动。茨威格没有描写法国人民如何啼饥号寒，民不聊生，于是民怨沸腾，革命的浪潮高涨，而是通过王后日渐脱离人民，王室变成孤家寡人的过程，表现了民众拥戴的年轻王储和王太子妃，如何变成民众唾弃、万民憎恨的国王和王后。正当轻浮的王后乐陶陶地醉心于洛可可王后的轻歌曼舞之际，突然风云变色，响起晴天霹雳，革命的风暴终于爆发。

王后的秘密 费尔森伯爵

大革命爆发后，聪明人都急流勇退。王后旧日的游伴，国王的二弟阿尔托阿伯爵，宫廷显贵都纷纷抛弃王后，逃往国外。王后身边一片寂静。这时，真正的朋友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他就是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

茨威格在尘封的史籍里，把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瑞典贵族费尔森引到读者眼前。费尔森伯爵是王后的挚友。他们两人的初次邂逅发生在1774年1月20日的一次假面舞会上，玛丽·安托瓦内特那时还是王太子妃。以后他们的感情就在秘密中发展，无论是法国宫廷还是王后的敌人都不知道费尔森的存在。一直等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王后的朋友们四下逃散。费尔森才在1789年8月底正式登场，出现在凡尔赛宫。在以后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日子里，费尔森成为王后唯一可靠的朋友和助手。10月6日，国王全家被迫从凡尔赛移居巴黎城里的推勒里宫，行动受到限制。费尔森便成为国王夫妇对外联系的唯一可靠的信使。1791年6月20日至25日，国王全家准备逃亡。整个出逃计划，从筹措费用，定制马车，到制订计划，安排沿途各站官兵的接应，都由费尔森一手操办。其中最惊险的一步是如何走出推勒里宫，登上出租马车，驰到巴黎城外。费尔森亲自担任马夫。出逃失败，费尔森又冒着生命危险，再闯推勒里宫，和国王王后一起密议，商讨新的营救计划，在王后卧室里和她单独待了一个夜晚。可以想象，这对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直到国王被处死之后，王后被囚禁在重点把守的塔楼之中，远在国外的费尔森也没有放弃营救王后的努力。王后被杀之后，费尔森对王后的缅怀并未终止。

保王党人不愿承认费尔森和王后的亲密关系，无法想象一个圣洁的殉道者王后竟然会有一个情夫。费尔森家族的后人也羞于承认这段恋情，不惜涂改甚至销毁费尔森的日记和王后给他的书信。殊不知这些动了手脚的地方正好欲盖弥彰地暴露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真情和实情。茨威格特意举出一封为编选者忽视的抄件，在信件的末尾写着：“别了，一切男人当中最深爱我的，和我最深爱的男人。”茨威格写道：“一个王后这样勇敢，这样超乎习俗地称呼一个男人，毫无疑问，早已把她缱绻柔情的最后证明交给了他。”

这位游戏一生的王后竟然还有一个情人，至死不渝地怀着深情思念着她。这也足以使这不幸的女人在临终之时感到慰藉。

所以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是王后生平埋得最深的秘密。没有他的存在，许多历史事件便不可能发生。茨威格不惜用感情浓重的笔触，介绍这两个人的几乎可说是匪夷所思的恋爱，把它称之为“一出心灵的戏剧被公之于众，内容精彩绝伦、险象环生，一曲牧歌，一半发生在宫廷的阴影之中，一半已笼罩着断头机的阴影，是那种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中的一部，这样难以置信，只有历史自己才敢于命笔撰写：两个人在火烧火燎的恋情之中彼此委身，迫于义务和谨慎，极为胆战心惊地把他们的秘密严加隐瞒，一再被迫分离，又从渺若星空的两个世界彼此苦苦寻觅，一个是法兰西王国的王后，另一个则是北国陌生的小容克贵族。在这两个人的命运当中横亘着一个正在崩塌的世界，一个世界末日般不祥的时代——一页熊熊燃烧的历史，正因为人们从这些半已抹去，残缺不全的暗号和密码当中，只能逐渐参透这些事件的整个真实情况，这段历史才更加显得激动人心”。

革命和革命派

法国革命终于摧毁了暴政，砸烂了旧制度，开启了新时代。一向被人轻视的第三等级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法国发生了天翻地覆，令人欢欣鼓舞的变化。“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权宣言》的内容迅速传到欧洲各国。

这个革命受到欧美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革命政府宣布华盛顿、克洛卜斯托克和席勒等人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荣誉公民。黑格尔、谢林和荷尔德林听到法国革命的消息，在图宾根种下自由之树，围着自由之树欢呼舞蹈。席勒甚至一度打算举家迁往法国，足见法国革命如何深得人心。

然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是个复杂的概念。茨威格对他们进行了如下的分析：

“革命派的成分十分复杂。总的说来，是两种人。明显地区分为两种典型：出于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和出于怨恨愤懑的革命者。理想主义者，希望以市民阶级的统治取代贵族阶级的统治，用自由、平等、博爱取代千年王权，一心想把群众提升到他们自己的水平，提高群众的教育文化、自由和生活方式。国民议会中占多数的吉伦特党人和雅各宾党人中的一部分便是如此。

另外一种是长期以来日子过得不好的革命者，他们想对那些日子过得更好的人进行复仇，试图把他们新的权力发泄在从前有权有势者身上。他们投机革命，提出极左的口号蛊惑人心，希冀夺得更大的权利，因为权利就意味着利益。”

这样一种状况，自然会引起革命派内部争权夺利的纷争。

果然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革命政府以“自由”的名义，把原来在革命政府中掌权的温和派革命者吉伦特党人罗兰夫人等送上断头台。罗兰夫人在临行前说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名言：“啊，自由，以你的名义犯下了多少罪行！”1792年9月，担任司法部长的丹东，大开杀戒，制造九月恐怖，杀人无数。

受到法国革命威胁的欧洲各国迅速组织起反法联盟，企图一举扑灭法国革命的烈火，联军直逼法国国境。法国的革命军队初战失败，旺代和里昂的保王党先后起义。内忧外患交相逼近，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危在旦夕。于是巴黎和全国群情激愤，慷慨悲歌，热血沸腾。革命派中的激进分子越来越偏激，越来越嗜血。断头机不停地运转，乱葬冈里无名尸体堆积如山，不计其数的无辜百姓纷纷成为恐怖行动的牺牲品。

其实革命派也并不是非要把国王夫妇置于死地不可。就是在这种群众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情况下，1792年12月，开庭审讯路易十六。1793年1月16日，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国王的命运，革命派本来只求废黜国王便算达到目的，大部分温和派吉伦特党人，前一天还决定不杀国王，在公开表态时，慑于激进派的压力和民众的激烈情绪，此时迫于形势也纷纷主张处死国王。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死刑。

然而保王党营救王后的计划并未中止，而且每次都险些成功。革命派当中的激进分子便对王后严加防范。保王党的营救之所以还有可能，都是因为革命者内部受贿的人员充当内应。这些貌似革命的激进分子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其实都已开始腐化、堕落。

负责照管国王全家的，是这批满怀怨恨的革命者当中最为恶劣的人物埃贝尔。最为高贵、最有头脑的革命者罗伯斯庇尔，卡米耶·德穆兰，圣·鞠斯特早就看出这个极端龌龊的拙劣文痞，是玷污革命荣誉的一个脓疮，他贪污受贿，位居要津，拼命敛财。正如圣·鞠斯特所说：“就像只爬行动物，根据时代的阴晴和危险的情况，变换着自己的颜色。”

这样的变色龙在法国大革命中并非个别现象。三朝元老、警察大臣富歇，自动还俗的天主教主教，历届政府的外交大臣塔勒朗，都是这一大变动时代的典型产物。

备受凌辱的死囚 悲剧的女主人公

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位奥地利幼稚娇嫩的小公主，在奢华无比的凡尔赛宫里，从太子妃变成王后，为万众艳羡，为全国仰慕，过着昏天黑地的奢华靡费的生活十五年之久。直到二十九岁，巴士底狱攻陷，涌向凡尔赛的民众呐喊、怒吼，一直攻进王后的寝宫，被杀害的近卫军的头颅在长矛尖上摇晃，王后这才感到命运的压力，开始奋起反抗，与此前判若两人。一向慵懒成性、贪图安乐的年轻女子，毅然决然地接受挑战。国王迟钝，逆来顺受，王后便挺身而出，变得出奇地勤奋好学，没有秘书，没有助手，一切都亲力亲为。和外界通信，接见来宾，制订计划，向外国发出呼吁，谋求外援，想方设法麻痹敌人，千方百计想夺回她丈夫和儿子即将遭到褫夺的权力。出逃失败，王室的境遇更加困难。但是王后并不气馁。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生前，当女儿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未能很好地接受母亲的谆谆教导，此时她却以女皇为榜样，临危不乱，临危不惧。以后命运的打击越来越沉重，国王被废黜，成为囚犯，旋即被处以死刑。国民公会继续囚禁遭到废黜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把她当作人质。可是奥地利皇帝并无通过交换俘虏，接回这位奥地利的公主之意。而保王党营救废后的行动一再发生，于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被移囚关押死囚的贡西哀尔杰里监狱。无耻文痞埃伯尔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对于王后这个孑然一身的女子施加完全没有必要的非人道待遇，仿佛不如此便无以表示自己革命意志的坚定。他把不到十岁的王储和年仅十五岁的公主，全都从王后身边夺去，让一个半文盲鞋匠西蒙充当王储的导师，旨在把这幼童教育成一个没有教养没有文化的粗人。革命法庭准备对王后进行审判，埃贝尔罗织了大量的罪行，想出无耻之尤的乱伦罪，促使王储亲自出面控告生母，最后甚至命令一个宪兵待在王后的囚室里，监视她的一举一动，连王后临刑前更衣都必须在宪兵的亲眼监视之下进行。这位奥地利的公主经受严峻的考验，才悟出“只有在不幸之中，才真正知道自己是谁”的道理，失去了王冠，恢复了人的价值。无论是在囚室里，法庭上，面对看守，面对法官，甚至面对亲生儿子在埃贝尔之流教唆下和她对簿公堂，她都表现出人的尊严和才智，以她父母和列祖列宗的榜样，极力保持镇定，不失尊严，接受命运的打击。作为王后，她是失败者；作为人，她变成了一出悲剧的主人公。

茨威格在本书中不想对路易十六的统治和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详加阐述，只是借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生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用来激起读者的联想，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他描写的是十八世纪的政治家，勾勒的却是当代政治家的众生相。政治在他们手里，直如纸牌。人人都想欺骗别人，以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各种政治力量互相角逐。德国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竞相争夺人民的拥戴。最无耻的自然是纳粹。纳粹（Nazi）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的缩写（NSDAP）。这批政治骗子也以革命者的面貌出现，在社会主义深入人心，工人阶级势力强大的德国，盗用这些铿锵有力的字眼来作为他们罪恶匪帮的称号，借以欺骗群众。几年来，希特勒向各方面作出许多允诺，使各党派重要的代表性人物纷纷受骗上当。他们都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无名小卒的神秘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保王分子，原来国防军的军官都视希特勒为“自己人”。可笑的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首领胡根贝尔格[1]，自恃和希特勒有秘密协定，十拿九稳将在希特勒内阁里获得最重要的席位。这位自作聪明的政客想利用别人，却为别人所利用。他实际上在为希特勒上台效犬马之劳，却还白日做梦以为希特勒在帮他飞黄腾达。这样愚蠢的骗子又何止胡根贝尔格一人？日后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领袖之一的丘吉尔，在他1935年发表的《当代伟人》一书中，也误判希特勒为当代伟人之一。

关于这部传记，弗洛伊德曾经给予高度评价。茨威格的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心理学家，几乎读过茨威格所有的作品。他认为茨威格的这部传记超过了他以往写作的所有传记。“感谢您的慷慨，我现在几乎拜读了您所有的大作。关于人和命运的各种描绘，我不由自主地想说，我觉得它们当中没有一部像最近这本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传记这样令人信服，感人至深，并且很可能和那如此难以把握，可又无法替代的历史真实如此的吻合。”（1932年10月20日致茨威格信）不仅如此，他对茨威格的风格也极为赞赏：“便是那充分成熟，摆脱了某种激越夸张的语言，以及描述仅限于最贴近最必要的事物的手法，也证明是大师的手笔。”

翻译这本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传记，我获益良多。在此书即将面世的时候，我要感谢国内外的朋友们：我的同窗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罗新璋教授，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卡琳·莫瑟尔·封·费尔塞克博士（Frau Doktor Karin Moser von Filseck），德国洪堡基金会的卡佳·施密特女士（Frau Katja Schmidt），热情地帮我解答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肖丽媛女士和编辑部主任欧阳韬先生一如既往，热情而持久地对我鼓励和支持。我的合作者曲耀君女士，不仅把我六百多页的手稿和两次修改稿打进电脑，还帮我查找了许多人名和事件的出处，保证了译文完稿的速度。

但愿茨威格的中国朋友能够喜欢这部译作。

张玉书

2016年12月9日

下花园

[1]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尔格（1865—1951），德国工业家，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NVP）右翼领袖。

- 引言

- 第一章 雏儿出阁

- 第二章 床帏中的秘密

- 第三章 在凡尔赛首次登场

- 第四章 一言之争

- 第五章 征服巴黎

- 第六章 国王驾崩，国王万岁！

- 第七章 一对国王夫妇的肖像

- 第八章 洛可可王后

- 第九章 特丽雅侬

- 第十章 崭新的社交圈子

- 第十一章 长兄访妹

- 第十二章 终为人母

- 第十三章 王后不复受人爱戴

- 第十四章 洛可可剧院遭到电殛

- 第十五章 项链事件

- 第十六章 诉讼和判决

- 第十七章 人民觉醒，王后觉醒

- 第十八章 决定一切的夏天

- 第十九章 朋友四下逃散

- 第二十章 挚友出现

- 第二十一章 是他吗？不是他？

- 第二十二章 凡尔赛的最后一夜

- 第二十三章 君主制的灵车

- 第二十四章 反思

- 第二十五章 米拉波

- 第二十六章 准备出逃

- 第二十七章 逃往瓦累纳

- 第二十八章 瓦累纳之夜

- 第二十九章 回京之旅

- 第三十章 尔虞我诈

- 第三十一章 挚友最后一次出现

- 第三十二章 遁入战争

- 第三十三章 最后的呼喊

- 第三十四章 8月10日

- 第三十五章 庙堂

- 第三十六章 王后孑然一身，形影相吊

- 第三十七章 最后的孤寂

- 第三十八章 贡西哀尔杰里监狱

- 第三十九章 最后一次营救

- 第四十章 无耻之尤

- 第四十一章 审讯开始

- 第四十二章 审判

- 第四十三章 最后的行程

- 第四十四章 哀悼

引言

撰写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故事，意味着接受一次长达百余多年的诉讼，控诉人和辩护人互相攻击，言辞极为激烈。讨论的语气激情四射，这主要是控方引起的。革命为了击中王国，必须攻击王后。而在王后身上，主要攻击女人。于是真实和政治罕见地同时并存。为了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而描绘一个人物，很难指望舆论的热心帮手会态度公正。为了把玛丽·安托瓦内特送上断头台，有人无所不用其极。不择手段，什么诬蔑全都用上。报纸上，小册子里，书本中，把各式各样的罪恶，道德败坏的行径，变态反常的行为全都不假思索，一股脑儿地推到这只奥地利母狼[1]身上；即使在秉持公正的大厦——法庭上，公诉人也慷慨激昂地把“卡佩[2]的寡妇”，和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妖姬淫娃梅萨丽娜[3]和婀格里彼娜[4]、弗累德贡狄斯[5]相提并论。正因为如此，1815年，又一位波旁家族的国王登上宝座，情况便发生了更加激烈的转变；为了给王朝涂脂抹粉，妖魔化的王后图像用浓墨重彩涂改一遍：这个时代描绘出来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肖像，无不加上缭绕的乳香迷雾和耀眼的圣女光辉。赞歌一首接着一首，玛丽·安托瓦内特纯洁无瑕的美德得到义愤填膺的捍卫。人们用诗歌和散文赞美她的牺牲精神，她的仁爱之心，她毫无瑕疵的英雄业绩；这位殉难王后神化的容颜披上不计其数用泪水沾湿的轶闻旧事的纱幕，大多出于贵族之手。

心灵的真实情况在这里，像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样，是在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玛丽·安托瓦内特既不是保王派的伟大圣女，也不是革命派所说的下贱娼妇，而是一个性格平庸之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并不特别聪明，也不特别愚蠢，既非烈火，亦非寒冰，没有从善的特别力量，也无作恶的坚强意志。一个昨天、今天、明天都会遇到的不好不坏的女人；没有心思去做恶魔，也没志向去当英雄，显然不配成为一出悲剧的女主人公。但是历史这伟大的造物主，为了创造一部动人心弦的戏剧，并不需要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来充当主人公。悲剧的紧张关系并不仅仅产生于一个人物的感情过度，而总是来自一个人物和他的命运关系不和。倘若一个无比强大的人物，一位英雄，一位天才和他周围的环境发生冲突，事实证明环境对于他与生俱来的使命过于狭窄，过于怀有敌意，这种紧张关系就可以戏剧化地表现出来。——譬如拿破仑窒息在圣海伦娜岛上小得可怜的房间里面，贝多芬拘囚在他失聪的状况之中——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找不到自己合适的天地，无法宣泄自己内心的积蕴，永远是这样，到处都如此。但是同样，一个中等资质或者甚至天性荏弱之人遭遇到极不寻常的命运，肩负的个人职责把他压垮，击成齑粉，就会产生悲剧。这样一种悲剧的形式，我甚至觉得在人性上，更加激动人心。因为出类拔萃的人在不自觉地寻找一种极不寻常的命运；英雄气概地或者像尼采所说，“危险地”生活，这完全符合他那超乎寻常的天性；他通过寓于自己体内的强劲要求，以暴力向世界提出挑战。所以天才的性格归终对于自己的苦难并非完全无辜。因为他身负的使命神秘地渴求经历这种烈火的考验，来唤起一股最终的力量；就像风暴承载着海燕逐步飞升，他那强劲的命运也更加强劲地承载着他扶摇直上，越飞越高。性格中庸的人则相反，出自天性，只想太太平平地生活；不愿意也根本不渴求更大的紧张形势，宁可安安静静地生活在阴影之中，在平静无风的环境里，在冷暖适中的命运的气温之中生活；因此，当一只无形的手震撼他、摇晃他的时候，他进行反抗，惊慌失措，拔脚就逃。他不愿承担世界历史的重大责任，相反，他望而生畏；他不去自寻苦难，而是苦难硬加在他的身上；他是迫于外部，而非迫于内心，使自己变成一个比他真正的状况更加伟大的人物。我并不认为，因为缺少明显的意义，这种非英雄人物的苦难，平庸之人的苦难，就比真正英雄的崇高庄严的苦难要略逊一筹，我看也许更加震撼人心。因为芸芸众生必须承担自己的苦难，不像艺术家拥有幸福的救星，可以把他的苦难化为他的作品，变成持久长存的形式。

可是命运有时如何能把这样一个中等资质的人树立起来，以它强求的拳头，凭暴力硬使这人脱离自身的平庸状态，也许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生正好为此成为历史上最有启发的一例。这个女人一共活了三十八岁。其中三十年她漫不经心地走着人生的道路，当然是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环境里；无所谓是好，是坏，她都没有超越平常的标准：是个不冷不热的灵魂，一个中庸平稳的性格，从历史上看，起先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倘若革命没有侵入她那开朗欢快无拘无束的游戏世界，这位本身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哈布斯堡王室的公主，会像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妇女一样地生活下去；跳跳舞，聊聊天，做做爱，欢笑，打扮，做客，施舍；她会生儿育女，最终躺在床上悄然死去，会全然不问世界精神度过一生。人们会把她当作王后庄严隆重地安放在灵床上，举行国丧，可是接着就和其他无数的公主们，玛丽-婀德莱德和婀德莱德-玛丽们，安娜-叶卡捷琳娜和叶卡捷琳娜-安娜们一样，渐渐地淡出人类的记忆，只有她们的墓碑写着冷冰冰的生气全无的字母留在哥达年鉴[6]里，无人阅读。没有一个活人会有这样的愿望，想询问这位王后究竟是何许人，她那业已湮灭无闻的灵魂究竟怎样，谁也不知道她本人究竟如何——最主要的是——她，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如果没有经受这番考验，永远也不知道，也不会听说，她自己究竟是谁。因为平庸之人从来也没感到自己会有压力，想自我测定一下，他从来也不会感到好奇，在命运向他询问之前，先问问自己是谁，这是中等资质者的幸运或者不幸：他总让他的各种能力在自己心里沉睡，让他天生的禀赋日益枯萎，他那从未一试锋芒的力气和肌肉渐渐委顿，直到困境迫使它们振奋起来进行反抗。一个中等资质的人物必须为环境所逼，摆脱自我，变成他可以充当的各式各样的人，也许远远超过他自己从前所感，从前所知；而要做到这点，命运使用的鞭子乃是不幸。就像一个艺术家有时候故意寻找一个外来的小小指责，而不是一个慷慨激昂、包罗宇宙的责难，来证明他独创性的力量，同样命运也时不时地寻找一个无关紧要的主人公，为了显示它能用脆弱易碎的材料创造出高度紧张的情节，从一个荏弱无力不情不愿的灵魂演化出一出波澜壮阔的悲剧。这样一出悲剧，表现这种并不心甘情愿的英雄业绩的最美丽的悲剧之一，就叫作玛丽·安托瓦内特。

因为在这里，命运以什么样的艺术，什么样的独创能力，以多么宏大的历史紧张的规模，把这个平庸的人安排到它的戏剧中去；以多么娴熟的手法把各式各样的矛盾，精心布置在这个原本不是那么内容丰富的主要人物的周围。命运先以妖魔般的诡计多端来宠爱这个女人。她还是个孩子，命运就馈赠给她一座皇家宫廷作为她的家；她还是个半大不小的女孩，就赠送给她一顶王冠；当她成为少妇，命运就极为挥霍地把优雅和财富的各种赠品，加在她身上，另外还赋予她一颗轻浮的心，从不询问这些礼物的价钱和价值。多年来命运一直娇惯宠爱这颗不假思索的心，直到它丧失理智，越来越无忧无虑。但是命运这样迅速而又轻易地把这个女人拽上幸运的巅峰，却诡计多端地让她越来越残忍，越来越迟缓地往下坠落。这出戏剧以激情戏的粗暴让极端的矛盾互相对抗，把这个女人从一幢拥有几百个房间的宫殿，推到寒伧已极的囚室之中；从王后的宝座推到断头台上；从镶嵌玻璃、黄金打造的豪华马车，推上一辆刑车；从无比奢华推向极度匮乏；从深受万民爱戴推向遭到民众痛恨；从凯旋推向备受污蔑，使她无情地越来越低地一直跌落到最后的深渊之中。这个身材娇小，中等资质的女人，在备受娇宠之际遭到袭击，这颗不谙世事的心灵，根本不理解这陌生的势力究竟想把它怎么办，它只感到一只无情的拳头在强压着它，一只火热的利爪紧紧抓住她备受折磨的肉体；这个浑然不觉的女人不甘心也不习惯身受的一切苦难，她进行反抗，不愿逆来顺受。她发出呻吟，四下躲藏，设法逃脱。但是那只通晓一切的灾难之手，以艺术家坚毅果决的精神，不从他的素材中逼出最高的张力，逼出最后的可能性绝不罢休。那只灾难之手也总要锤炼这颗柔嫩、孱弱的灵魂，使之坚毅卓绝、镇定自若，只要掩埋在她灵魂深处的她父母亲和列祖列宗的宏伟庄严的气概，还没有从她身上形象生动地逼出来之前，绝不放过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经受考验的女人从未反躬自问，终于在痛苦中蓦然惊醒，认识到这巨大的变化；正当她外在的力量趋于穷尽之时，她感觉到在她内心深处，萌发出一些崭新的、宏伟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经受那种考验，不可能产生。“只有在不幸之中，才真正知道自己是谁。”这句一半傲气凛然，一半震撼人心的话，突然从她惊愕不止的嘴里直跳出来：她产生预感，只有通过这场苦难，她那渺小平庸的人生才会成为后世的榜样而长存。意识到更加崇高的责任，她的性格才超越自己。在那尘世的躯体破灭之前不久，那得以永世长存的艺术品才终于成功。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平庸之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达到了悲剧的尺度，变得像命运一样的壮丽辉煌。

[1] 原文为法文。以后原文中出现的非德文词，皆用楷体，不再一一加注。

[2] 法王路易十六在法国大革命中无人承认，只叫他的名字“路易·卡佩”。

[3] 梅萨丽娜，古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的王后，以色情狂闻名于世，为西方著名淫妇。

[4] 婀格里彼娜，古罗马暴君尼禄之母，据说她毒死了丈夫，是淫荡、恶毒、阴险的代名词。

[5] 弗累德贡狄斯，法兰克国王希尔佩里克一世的王后，谋杀了国王及其两名前妻，为儿子夺得王位。

[6] 哥达（Gotha）年鉴，记载欧洲王室、贵族的谱系与资讯。

第一章 雏儿出阁

哈布斯堡王室和波旁王室，几百年来在德国、意大利、佛兰德斯的几十个战场，为争夺欧洲霸权而拼死搏杀；终于双方都筋疲力尽。在最后关头，两个争战不已的宿仇终于认识到，它们不知餍足的妒忌，只是给其他王室扫平了道路；从英伦三岛一个异教徒的民族已经将利爪伸向世界帝国。信奉新教的勃兰登堡边疆区侯国已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王国。半是异教徒的俄罗斯打算把势力范围延伸到无限辽阔的境地；法、奥两国的统治者和外交官开始反躬自问——永远总是太迟了一点——彼此保持和平，不是比一再开启战端，进行灾难深重的战争游戏，让那些不虔信上帝的暴发户们从中渔利要好得多吗？路易十五[1]宫廷里的舒瓦瑟尔[2]，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3]的顾问考尼茨[4]，订立了一个同盟。为了让这同盟持久有效，而不仅仅存在于两次战争间的喘息时间，他们建议，哈布斯堡和波旁两个王室应该建立血亲联系。哈布斯堡王室任何时候都不缺乏年已及笄的公主；这一次也有一大批不同年龄的公主可供挑选。起先大臣们和路易十五都在考虑，尽管国王已是祖父的身份，对他的品德也颇有微辞，仍想迎娶一位哈布斯堡王室的公主。但这位笃信天主教的国王迅速逃离蓬巴杜夫人[5]的卧榻，溜进另一位宠姬杜巴里夫人[6]的眠床。而约瑟夫皇帝第二次丧偶，成为鳏夫，也毫无兴趣和路易十五的三位年齿已长的公主之一结为连理，——于是自然不过的结合乃是第三种，让路易十五的孙子，那位正在长大成人的王太子，法兰西王国未来王冠的继承人[7]和玛利亚·特蕾西亚的一位公主联姻。1766年，年方十一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已被公认为可以当真考虑的人选；奥地利大使在5月24日在上书女皇时着重指出：“国王已经以一种方式明确表示，女皇陛下尽可把此项目视为业已确认，万无差池。”但是外交官的骄傲在于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尤其使每个重要事件巧妙地百般延宕，否则他们也就不成其为外交家了。两个宫廷之间钩心斗角，阴谋迭现，一拖就是一年、两年、三年，玛利亚·特蕾西亚很有理由心生疑窦，担心她那惹人讨厌的邻居，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8]，就像女皇在火冒三丈时称呼他的：这个妖怪，会以他那狡猾的权术，不择手段地把这个巩固奥地利霸权至关重要的计划，加以破坏。于是她就摆出极端亲切可爱的姿态，使出全部激情，费尽心机，想方设法让法兰西宫廷半推半就地做出允诺，无法言而无信。她以职业媒婆不辞辛劳的劲头和办外交时坚韧卓绝、不屈不挠的耐心，接二连三地派人把公主的诸般优点向巴黎报告；她对公使们极尽礼贤下士之能事，加上众多礼物，以便他们最终能从凡尔赛宫取来一份具有约束性的求婚建议书；玛利亚·特蕾西亚此时更多的是作为女皇，而不是作为母亲，考虑问题时更多的是考虑“皇权”的增长，而不是她女儿的幸福。她的公使向她提出警告，向她报道，王储毫无天赋：智力极为有限，举止极为粗鲁，感觉极为迟钝。这样的警告，女皇也毫不在意。皇女何必须要幸福，她只要变成王后就够了。玛利亚·特蕾西亚越是心急火燎地催着签订协约和婚书，处世有方的路易十五国王越是感到优越，态度矜持沉稳。三年之久，国王让奥地利宫廷不断把年幼的皇女的肖像和有关她的报告送来，宣称在原则上倾向于赞同这一通婚计划。但是那解决一切问题的求婚的话语他却始终没有说出口来，他不愿被捆住手脚。

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

路易十五

这笔国家之间买卖的浑然不觉的抵押品，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的安托瓦内特娇嫩地日益长大，出落得举止优雅，身材窈窕，无疑是个美人坯子，在美泉宫[9]的房间里、花园里和兄弟姐妹们游戏疯玩；很少读书学习，很少受到教育。应该管教她的女傅们、神父们，她都会用她那自然而然的爱娇神气和灵巧敏捷的欢快情绪，十分巧妙地把他们搞得服服帖帖，听她摆布。这样她就可以什么课也不上，自由自在地玩耍。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忙于处理繁杂的国事，无法认真地关心她这帮孩子每个人的学业。有一天她发现，这个未来的法国王后已经芳龄十三，还不会正确地书写德文或者法文，最起码的历史知识和一般教养，也全都没有具备，着实大吃一惊。音乐成绩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给她上钢琴课的老师不是一般人，而是格鲁克[10]。现在已到最后关头，得把缺下的东西补上，把这玩疯了的懒惰成性的安托瓦内特培养成一个颇有教养的淑女。对于未来的法兰西王后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跳舞要跳得端庄高雅，法语要说得流畅纯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玛利亚·特蕾西亚急急忙忙地聘用了享有盛名的舞蹈大师诺韦尔[11]和当时正在维也纳访问演出的一个法国剧团的两名演员，一个负责发音，另一个负责唱歌。可是法国公使刚把这条消息报告给波旁王室，从凡尔赛就传来一个愤怒的暗示：一位未来的法国王后不能让一帮戏子给她上课。于是又匆匆忙忙地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外交谈判。因为凡尔赛已把建议成为王储未婚妻的教育视为自己的事情。经过长时间来来回回的一番周折，终于由奥里昂主教推荐，把一位名叫维尔蒙[12]的神父派到维也纳去充当公主的导师。多亏维尔蒙神父，我们拥有了关于这位十三岁的皇女最早的一批可靠的报告。“她的一张俏丽迷人的脸庞，汇集了可以想象得出的爱娇优雅。诚如人们所希望的，她若长大成人，定将拥有高贵的公主应该具备的一切魅力。她的性格和她的心情都超群出众。”正直的神父，谈起他女学生实实在在的知识和学习的热情来，要谨慎得多。年幼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玩心太重，不会专心，丢三落四，灵活敏捷，情绪欢快。尽管悟性极强，可是丝毫也没用心思考任何严肃的题目。“她的智力远远超过人家的估计，可惜直到十二岁还没有习惯于全神贯注。小公主有些懒惰，相当轻率，使我给她上课相当困难。我开始用六周时间讲授文学的概况，她领悟得很好，判断也很正确。但是我没能打动她更加深入地去钻研这些题目，尽管我感到，她完全具备这样做的才能，最后我终于认识到，只有在娱乐的同时，才能对她进行教育。”

十年、二十年之后，所有的政治家们也对这位王后连连抱怨，叫苦连天；尽管她智力很强，却懒得思考问题，每次彻底的谈话，她都会百无聊赖地扭头走开；早在这个十三岁的女孩身上，已经表现出了这种性格的全部危险。这种性格的人什么都能干，但是什么也不想当真去干。可是在法兰西宫廷里，自从宠姬争锋以来，一个女人的举止态度比她的性格内涵要重视得多；玛丽·安托瓦内特长得俊俏，能够代表王家风范，性格正直——这就够了，还要求什么。于是到1769年，渴望已久的路易十五致玛利亚·特蕾西亚的信函终于发出。国王庄严地为他的孙子、未来的路易十六国王向年轻的公主求婚，建议婚礼订于翌年的复活节。玛利亚·特蕾西亚深感荣幸，表示赞同；这么多年忧患连连，这位具有悲剧色彩、业已听天由命的女人，再一次经历了一段欢快开朗的时光。她觉得这一来，帝国的和平，进而欧洲的和平都得到了保证；通过驿站信使和特别信使向各国宫廷庄严通报哈布斯堡王室和波旁王室已经永远化敌为友，结成姻亲。哈布斯堡古老的传家箴言，让别人去征战杀伐，而你，幸福的奥地利，去联姻结盟[13]，又一次经受了考验。

外交官的任务已经顺利而圆满地完成。大家这才发现，这仅仅是全部工作中比较容易的部分。因为说服哈布斯堡王室和波旁王室彼此取得谅解，让路易十五和玛利亚·特蕾西亚彼此言归于好，和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难相比，真是儿戏一桩。困难的是，把法国和奥地利两国的宫廷礼仪和王室礼仪在这样一种无比庄严、富丽堂皇的典礼中融为一体。双方的最高宫廷典礼官和其他死守规章制度的狂热分子，纵然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把婚礼庆典无比重要的记录，各条各款都制定出来，但是对于像中国人一样讲究错综复杂的礼仪，死抠细节的大臣而言，只有十二个月的一年，转瞬即逝。法国的储君迎娶一位奥地利的大公爵小姐——这样的契机将激起震撼世界的礼仪分寸问题。在这里，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周详，这就需要认真研究几百年之久的文献，来防止多少不可挽回的失误啊！凡尔赛宫和美泉宫的那些风俗习惯的神圣捍卫者们，夜以继日地思考一切，弄得脑袋发烫；两国的公使们夜以继日地为每一份邀请函进行谈判；加急信使带着各种建议和反建议，在两地之间来回飞速奔驰，因为，请诸位设想一下，倘若碰到这样一个崇高的契机，这些尊贵显赫的家族，有一家的等级虚荣心受到伤害，将会引爆什么样难以预料的灾难（比七次战争都更加严重）！在莱茵河左右两岸无数的博士论文里，人们掂量和论述棘手的博士问题，诸如在结婚协议书上，究竟是谁的名字应该放在首位，是奥地利女皇的名字还是法兰西国王的名字，谁该首先签字，该拿出什么礼品，陪嫁如何商定，谁来陪同新娘，谁来迎接新娘，该用多少骑士、贵妇、军官、近卫军骑兵、上等女侍、普通女侍、理发师、忏悔师、医生、文书、宫廷秘书、洗衣妇，参加陪送一位皇女的结婚队伍，直到国境线上。又该有多少同样的人员，该把这位法兰西的太子妃从边境一直接到凡尔赛宫。双方头戴假发的大臣们对于基本问题的基本方针，久久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双方宫廷里骑士们及其夫人们彼此争吵得不可开交，就仿佛在争夺伊甸乐园的钥匙。大家争来争去，互相攻击，各不相让，争夺谁能有幸陪同新娘的新婚队伍，谁能有幸迎接新婚队伍。每个人都用一大堆羊皮纸记载的古代手抄本的典籍，来捍卫自己的要求。尽管礼宾官像苦役船上的犯人一样玩命工作，要想在一年之内完全解决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样样符合宫廷的规矩，这样一些有关世界存亡的天大的问题，也不可能：到最后时刻，譬如说阿尔萨斯的贵族觐见这一点就从日程表上删除，“要消除烦琐的礼仪问题，因为已经没有时间来对此进行处理”。倘若国王没有下旨把日程定在十分明确的某一天，奥地利和法兰西那些维护礼仪的官员们，说不定直到今天还都不可能对婚礼的“正确”形式取得一致意见，那么就不可能有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也许也就根本不会有法国大革命。

尽管法奥两国都迫切需要节俭，可是婚礼却依然被双方搞得极尽铺张奢华之能事。哈布斯堡王室不愿屈居波旁王室之后，波旁王室也不愿被哈布斯堡王室比了下去。法兰西驻维也纳的公使馆显得太小，无法容纳一千五百名客人，几百名工人飞速添造附加的房舍。与此同时，在凡尔赛修建了一座独立的歌剧大厅。无论在奥地利还是法兰西，宫廷的供货商、理发师、珠宝商、奢华马车制造商可是交了好运。单单为了迎娶公主，路易十五向巴黎的宫廷供货商弗朗西安，订制了两辆前所未有的富丽堂皇的旅行马车：精致的木料，耀眼的玻璃，车内铺上天鹅绒，车身画上绚丽的图画，四周缀以王冠。纵使花饰繁多，车身弹性十足，轻轻一拉，马车便向前滚动。为王储和全部宫廷侍臣制作了簇新的礼服，缀以昂贵的珠宝。当时最负盛名的硕大钻石彼特，用来装饰路易十五在结婚典礼上戴的帽子，玛利亚·特蕾西亚也以同样的奢华来装点她女儿的嫁妆；大量的花边，统统是在麦欣编织的，使用最为精致的亚麻布、丝绸和珠宝。终于杜尔福公使[14]作为王储派来的求婚使者抵达维也纳，对于特别爱看热闹的维也纳人而言，这可是一场热闹非凡的好戏：四十八辆六匹马拉的奢华马车，其中两辆镶嵌大量玻璃，直如奇幻宝车，沿着挂满花环的大街缓缓驶向皇宫，气派庄严，神气十足。单单陪送求婚大使的一百一十七名近卫军和仆从的新制服就花去了十万七千杜卡登[15]。整个入城式的花费不下三十五万金币。从这一时刻开始，庆典一个接着一个：公开的求婚仪式，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圣经、十字架和燃着的蜡烛面前，庄严地放弃她在奥地利的各种权利，宫廷表示庆贺，大学表示庆贺，举行阅兵式，剧院装饰一新，在美景宫举行三千人的招待会和舞会。作为回应，在利希滕斯泰因宫举行一千五百人的答谢招待会和晚宴。终于到了4月19日，在奥古斯丁大教堂举行代理婚礼，由斐迪南大公爵[16]代表王储。然后再举行一次温馨的家庭晚宴。到4月21日便是庄严隆重的辞别仪式，最后一次拥抱。法兰西国王的车队拥载着奥地利前任的大公爵小姐玛丽·安托瓦内特，穿过两旁毕恭毕敬夹道欢送的人群，驰向她的命运。

送别女儿，玛利亚·特蕾西亚心情沉重。这位年华逝去、日益苍老、身心疲惫的女皇，为了增长哈布斯堡“皇室权力”，争取这桩婚姻，把它视为齐天洪福，而到最后时刻，她亲自为女儿确定的命运使她忧心忡忡。仔细阅读她的书信，深入探视她的人生，可以看出：这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女皇，奥地利帝国唯一伟大的君王，早已感到头上的皇冠只是沉重的负担。她凭着坚持不懈的无限努力，在持续不断的历次战争中，把这个通过联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为拼凑起来的帝国维持下来，抗击了普鲁士人和土耳其人，抗击了东方和西方的敌人，维护了帝国的统一。可是正好在现在，表面上看来，帝国的安全似乎得到保证，女皇却勇气顿消，一种奇怪的预感向这位值得尊敬的女人袭来。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激情献给这个帝国，到了她孩子们手里这个帝国将日益衰败，土崩瓦解。这位目光如炬，几乎预见未来的女政治家很清楚，这个帝国是由各个民族，全凭机缘巧合拼凑起来的混合体，她得多么小心谨慎，多么收敛忍让，多么聪明睿智，绝不轻举妄动，才得以让它延续下来。可是她这样小心谨慎开创的事业，谁能继续下去？她对孩子们大失所望，在她心里唤醒了一种卡桑德拉[17]情绪。她在他们身上，完全看不见她自己性格中最为本质的力量，极大的耐心，慢慢地周密计划，静等时机，勇于舍弃，能够明智地自我约束。但是从她丈夫洛林人[18]的血液中，想必有一种躁动不宁的热烈波浪，涌入到她孩子们的血管之中；他们大家都准备为了贪图一时的欢娱，毁掉难以估量的远景：这一小小的支脉，生性轻浮，缺乏虔信，只致力于获得瞬间的成功。她的儿子和共同摄政王，约瑟夫二世[19]怀着皇储的耐心，取悦腓特烈大帝。这个腓特烈大帝一辈子迫害并且嘲笑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他追求伏尔泰[20]的好感，而女皇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伏尔泰这个反基督徒恨之入骨；女皇为她另外一个孩子玛利亚·婀玛利亚大公爵小姐[21]，也同样准备了一个宝座。这位大公爵小姐刚一嫁到帕尔玛，就因为生活放荡，使整个欧洲瞠目结舌。她在两个月里就使得帕尔玛财政破产，风纪败坏，而她自己则和一帮情人纵情玩乐。女皇另外一个女儿在那不勒斯，也没有为母亲增光添彩。没有一个女儿严肃端庄、检点自持。这位伟大的女皇一生做出巨大的牺牲，努力恪守本分，创造了宏伟的事业。她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私人生活全都毫不留情地为此做出牺牲，放弃了每一个欢乐和每一种轻松的享受。现在看来这一事业虽然完成，却毫无意义。她恨不得逃进一座修道院去，只是出于正确的预感，唯恐她那行事鲁莽的儿子不假思索，妄想进行实验，会把她建造的一切毁于一旦，年迈的女皇才把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她的手早已感到疲惫。

这位阅人甚多、知人很深的女皇，对于她的幼女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不抱幻想；她知道她最小的女儿的那些优点——心地善良，待人真诚，思想活跃，聪明伶俐，毫不做作，但她也深知玛丽性格中的那些危险，很不成熟，性格轻浮，贪图玩乐，漫不经心。为了接近她的这个女儿，在最后时刻还想把这个性格奔放的疯丫头塑造成一位王后，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在女儿离家前最后两个月，和女儿一起睡在她自己的卧室里：和女儿多次长谈，让她适应她显赫的地位；女皇带着她的女儿到玛利亚柴尔[22]去进行一次朝圣，来赢得上天的庇佑。离别的时间日益逼近，女皇的心情越发忐忑。总有一种阴森森的预感搅得她心神不宁。她预感到灾祸即将来临，使出全部力气，来驱赶这些阴暗的势力。临别前，女皇给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份详尽的举止守则，让这粗心大意的女儿向天发誓，每个月都认真仔细地把守则通读一遍。除了一封正式的官方文书之外，女皇还给路易十五写了一封动人的私人信函。这位年迈的老妇人请求那位年迈的男人，对她这个十四岁的女儿表现出来的幼稚任性能够格外宽容。但尽管如此，她内心的忐忑不安并未得到平息。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没能抵达凡尔赛宫，女皇已经在重复她的警告，让女儿从那份守则中去汲取忠告：“我亲爱的女儿，我提醒你每个月的21日，都要重新阅读一下那份守则。我求你，一定要信守我的这一愿望；我对你别无担心，只担心你在祈祷时、阅读时马马虎虎，以及由此产生的粗心怠惰。要和它们坚决斗争……别忘了你的母亲，尽管相距遥远，但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她都不会停止对你的关心。”当全世界都为她女儿取得的胜利报以欢呼之际，年迈的女皇却走进一座教堂，去祈祷上帝，扭转一场灾难，众人之中，只有她对此已有预感。

浩浩荡荡的骑兵队伍——拥有三百四十匹马，在每个驿站都得换马——缓缓地走过上奥地利、巴伐利亚，经过了不计其数的庆典和欢迎会，走近国境线。与此同时，木匠、裱糊匠们在科尔和斯特拉斯堡之间莱茵河里的一座小岛上，正敲敲打打建造一座稀奇古怪的建筑。在这里，凡尔赛宫和美泉宫的两位总管家打出了他们的惊人王牌；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新娘子庄严隆重的移交仪式，究竟应该在奥地利的领土上，还是要到法兰西的领土上进行，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他们当中有个机灵鬼想出了一个所罗门王那样睿智的解决办法。仪式在莱茵河当中一座无人居住的沙土小岛上举行，也就是在法兰西和德意志的领土之间，单独为庄严的移交仪式建造一座木制小亭，这是一个表示中立的奇迹，在莱茵河右边建造两间接待室，玛丽·安托瓦内特还将作为大公爵小姐走进这两个房间。在莱茵河左边，又建造两间接待室，仪式完毕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将作为法国的太子妃，离开这两间接待室。夹在两边接待室当中的是一间举行隆重移交仪式的宏伟大厅。在这间大厅里，大公爵小姐终于变成法兰西王位的女继承人。从大主教的府邸里搬来的珍贵织锦壁毯，盖满了迅速打造起来的木头墙壁，斯特拉斯堡大学借出一顶华盖，斯特拉斯堡富裕的市民借出他们家里最华丽的家具。不言而喻，市民阶级的目光是不许窥视这花团锦簇王家气派的神圣殿堂的；可是给几枚银币，也可以使各处看守的卫士变得宽宏大量一些。所以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抵达前几天，有几个年轻的德国大学生便悄悄溜进了那些尚未装修完毕的房间，充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特别是其中一个身材高挑，目光无拘无束，激情如炽，富有丈夫气的额上笼罩着天才光芒的大学生[23]，对这些依照拉斐尔的画稿制作的珍贵哥白林壁毯看个没够；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向这个年轻人显示了哥特式风格的精神，这些壁毯又在他身上激起了强烈的兴趣，以同样的爱情来了解古典艺术。他热情洋溢地向那几个不大能说会道的伙伴，大讲那几位意大利大师无意中向他敞开的美轮美奂的世界，但是说到一半，他突然住口，情绪顿时恶劣，两道乌黑的浓眉几乎愤怒地在他刚才还热情焕发的目光之上，变得乌云密布。因为只有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这张壁毯表现的是什么，事实上这是一则对于新婚庆典极不合适的传说，讲述的是伊阿宋、美狄亚和克罗埃莎[24]的故事，是灾难深重的婚姻最典型的范例。“什么，”这位天才少年大声叫道，丝毫也不注意旁边的人惊讶错愕，“在一位年轻的王后第一次踏上法国国土时，就这样不假思索地把曾经有过的、最为血腥恐怖的婚姻范例，展现在她眼前，这难道是允许的吗？在法国的建筑师、装饰师和裱糊师当中，就没有一个人理解画幅表现的是什么东西，它们会对人的感官、感觉发生影响，会产生印象，会激起预感？这不就等于给这个美丽的，就像人们说的，生性欢快的女人，把最可怕的魔鬼送了过去，一直送到国境线上。”

他的朋友们使了好大的劲，才把这个热情爆发的青年的情绪平息下来。大家几乎是使用暴力，才把歌德拉出这幢木板做的房子——因为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并非别人，正是歌德。不久那股婚礼队伍汇成的“皇家奢华的洪流”浩浩荡荡地滚滚涌来，以欢快的谈话和喜悦的情绪冲刷这精心布置的房间，没有想到，几小时前，一位诗人的具有预见性的目光，在这花团锦簇的装饰物中已经看到了预示灾祸的黑色线索。

玛丽·安托瓦内特移交给法方，应该清楚地公开表明，她和她的家庭，和奥地利的一切诀别。对于这一点，最高礼宾官们也挖空心思地想出一个特别的象征：不仅她的随从人员一个也不得陪她走过那道看不见的国境线，礼仪甚至还强烈要求故乡生产的任何一根纤维，任何鞋袜，任何衬衫，任何丝带都不许留在她赤裸的身上。从玛丽·安托瓦内特变成法国太子妃的这一瞬间起，她只可以身穿法国产的衣料。所以这个十四岁的公主，必须在奥地利的接待室里当着她全部奥地利随行人员的面，脱得一丝不挂；在这间漆黑的房间里，这娇嫩柔美、含苞待放的少女肉体得精赤条条地待上片刻，然后给她披上一件法国丝绸的衬衣，巴黎生产的衬裙，里昂生产的长筒丝袜，宫廷鞋匠制作的鞋子，还有花边和织品；任何东西都不得作为亲爱的纪念品保留下来，无论是戒指还是十字架，——倘若她保留了一枚别针或者一条亲切的丝带，讲究礼仪的世界不是就会轰然坍塌了吗？从现在开始，十四年来她所熟悉的面孔，一张也不得在她身边让她看见。怀着这样一种感情，这个被所有这些豪华场面和这些装腔作势的礼节，吓得不知所措的小女孩，突然抛进这种异国他乡的环境之中，孩子气十足地泪流满面，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但是她立刻就知道要镇定下来，注重仪表，因为在一桩政治联姻之中，感情奔放是不允许的。法国的随行人员就坐在那边，等在另一个房间里，眼泪汪汪，一脸泪水，一脸惊恐地走去，面对她那些新的随行人员，这可就要贻笑大方了。奥地利的伴郎斯塔尔赫姆堡伯爵向她伸出手来，扶她走向这决定性的走廊。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时身穿法国衣衫，最后一次由奥地利随从伴随着，踏入交接的大厅。这最后两分钟，她还是奥地利人。在大厅里，波旁王室的代表团身着盛装，正在恭迎。路易十五派出的伴郎发表了一通庄严的演讲，宣读了婚姻的议定书。大家屏住呼吸，凝神以待，举行隆重的典礼。典礼的每一步都经过周密计算，犹如一段小步舞，事先经过排练、演习。桌子放在大厅的中央，象征性地表示两国的边界。桌子前面站着奥地利人，桌子后面站着法国人。首先，奥地利的伴郎斯塔尔赫姆堡伯爵放开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手；法国伴郎便握住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手，迈着庄严的步伐，把这个微微哆嗦的少女缓缓地绕过桌子的一边。在这精准算好的几分钟里，法国随从人员缓步走向他们未来的王后，而奥地利的随从人员则按照同样的节奏，缓步向后退去，一直退到大厅入口的门边。正当玛丽·安托瓦内特置身于她新的法兰西宫廷侍臣当中的时候，奥地利的随行人员正好全部离开大厅。这场讲究礼仪的盛典就这样无声无息、完美无缺地宣告礼成；只有在最后时刻，这个备受惊吓的小女孩受不了这冷冰冰的欢庆仪式。当她新的侍从女官诺哀耶伯爵夫人毕恭毕敬地向她行屈膝礼时，她不是冷静自若地接受伯爵夫人的敬礼，而是抽泣着，仿佛求助似的扑进夫人的怀里。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姿势，表示孤立无助，无论是奥地利还是法兰西，有关礼仪的重要典籍都忘了预先对此做出规定。但是在宫廷规则的条文里，感情是没有计算在内的。镶满玻璃的豪华马车已经在外等候，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钟声已经轰鸣，炮兵的礼炮已经发出隆隆的响声，在人群的欢呼声中，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此永远离开她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岸边，她的妇女的命运就此开始。

玛丽·安托瓦内特进入法国的仪式，对于法兰西人民而言，变成了一个难以忘怀的喜庆节日的时刻。这些老百姓已经很久没有经历喜庆时光了。几十年来，斯特拉斯堡没有见过一位未来的王后，也许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这个年轻姑娘这样迷人的王后。金灰色泽的秀发，修长苗条的身材，这个女孩透过车窗的玻璃，用一双感情奔放的蓝眼睛向那难以估量的人群展露笑容，微笑示意。人群穿着漂亮的阿尔萨斯地方的服装，从各个城市和乡村赶来，围着这极端富丽堂皇的车队高声欢呼。几百名身穿白衣的儿童走在马车前面，边走边撒鲜花。建立了一座凯旋门，门上缀满花环。市中心的广场上，葡萄酒像泉水般涌流。整头整头的公牛放在铁架上烧烤，硕大的篮子里盛放着面包，分发给穷人。晚上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烟火沿着大教堂的塔楼升到空中，火花四射，祭祀上帝的大教堂，犹如一座绛红色的花边织就的建筑，烧得里外透明。无数船只挂着灯笼，犹如烧得通红的橘子，点着色彩绚丽的火把，在莱茵河上游弋。五彩缤纷的玻璃球挂在树上，被灯光照得色彩鲜艳。在河中的小岛上，在众多神话人物之中，王储和太子妃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交织在一起，成为这惊人壮观的烟火的最后一场，让众人都能看见。直到深夜，爱看热闹的民众还在岸边和街上逡巡。音乐彻夜奏个不停，声震四方。在上百个地方，男人们和姑娘们情绪欢快地婆娑曼舞；似乎随着这个来自奥地利的金发使者的来临，一个黄金时代已经来到。法兰西心怀怨毒、怒气冲冲的民众又一次情绪高涨，对未来充满希望。

但是，即使是这幅宏伟壮丽的画幅，也暗藏着一个裂缝，这里也和接待厅的哥白林壁毯一样，命运也象征性地把灾难的记号织了进去。第一天启程之前，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想去望一台弥撒。在大教堂的门口，欢迎她的，不是令人尊敬的主教本人，而是他的侄儿，主教助理，率领神职人员表示迎迓。这个善于社交的神父身穿飘逸的紫色长袍，显得有些女里女气，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大献殷勤的演讲——法兰西学院不是白白地把他选进他们的行列——这篇演讲以这样几句符合宫廷口味的高雅词句达到极致：“殿下对于我们而言，是备受尊敬的女皇陛下的肖像。长久以来，欧洲对女皇陛下赞誉有加，后世亦将同样尊敬女皇陛下。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灵魂，如今和波旁王室的灵魂融为一体。”欢迎仪式结束之后，迎亲队伍依次进入闪着蓝色光辉的大教堂。年轻的神父领着年轻的公主走向祭坛，用他那戴着戒指、纤巧秀气的恋人之手把圣体匣高高举起。他就是路易·罗昂[25]亲王，他是第一个在法国向玛丽·安托瓦内特表示欢迎的人，也是日后项链事件的那位悲喜剧的男主人公，玛丽·安托瓦内特最危险的对手，给她带来最严重灾难的敌人。现在放在她头上向她祝福的这只手，日后也把她的王冠和名誉抛进污秽之中，使之遭受侮慢轻蔑。

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得在斯特拉斯堡，不得在她半个故乡的阿尔萨斯多事滞留：如果法国国王在等待，那么任何耽搁都是违法行为。迎接新娘的队伍，经过浪涛般夹道欢呼的民众，穿过搭起来的凯旋门和缀以花环的城门，终于驰向第一个目的地，贡比埃涅[26]森林，王室家庭数目惊人的车队筑成一个城堡，正在那里等候王室一名新成员的来临。宫廷显贵、贵妇、军官、近卫军士兵、鼓手、号手和木管乐器的吹奏者们都身着簇新鲜亮的礼服，按照官阶和爵位的高低站在一边。这座明亮的森林，被这花团锦簇的人群弄得光彩照人。两支随行队伍的喇叭刚刚吹响，宣告迎亲车队已经临近，路易十五便跳下马车，去迎接他孙子的新娘。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迈开她那备受赞赏的轻盈步伐，快步走向国王，在她未来夫君的祖父面前，以绝顶优美的姿势（她可不是白白拜伟大的舞蹈大师诺韦尔为师的），行了一个屈膝礼。国王凭着多年鹿苑[27]的经验，对于少女新鲜娇嫩的肌肤熟悉异常，对于新娘仪态万千的优雅举止极为受用，顿时心花怒放，十分温柔地向那讨人喜欢的金发姑娘弯下身子，把他孙子的新娘从地上扶起，亲吻她的两个面颊，然后才向新娘介绍她未来的夫婿。这位夫婿，身高五英尺十英寸，态度僵硬，笨手笨脚，神情尴尬地站在一边，现在终于抬起他那双睡眼惺忪的近视眼，也不显得特别热心，完全按照礼仪，礼节性地在他新娘的面颊上吻了一下。在马车里，玛丽·安托瓦内特坐在祖父和孙儿中间，坐在路易十五和未来的路易十六中间。这位老爷子显然更像在扮演新郎的角色，他兴致勃勃地聊个没完，甚至还向他的孙媳妇献点殷勤。而那位未来的夫君则一言不发，百无聊赖地缩在他的角落里。晚上，这对未婚夫妇根据婚约已是夫妻，就到他们特定的房间里去就寝。这位愁容满面的情郎还没有和他这个迷人的黄毛丫头说过一句温柔缠绵的情话；在他的日记本里，他为这个决定性的日子所做的总结只是寥寥数字：“和太子妃会晤。”

三十六年后在同一座森林，贡比埃涅森林，法兰西的另一位统治者拿破仑，在这里等候着另一位奥地利的大公爵小姐，玛丽·路易丝[28]。作为他的妻子，玛丽·路易丝不像玛丽·安托瓦内特那么相貌美丽，那么年轻迷人，是个胖乎乎的女人，性格温柔，没有情趣。可是那位坚毅果断的丈夫和追求者立刻就充满柔情，迫不及待地占有了这个确定给他的新娘。在同一天晚上，这位丈夫便询问主教，和维也纳缔结的这桩婚事是否已经给予了他婚配的权利，不等主教回答，他就径自做出结论：第二天早晨，他们已经在床上共进早餐。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贡比埃涅森林遇到的既不是一个情郎，也不是一个丈夫：只是一个国家认定的新郎。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第二次婚礼，真正的婚礼于5月16日在凡尔赛宫路易十四的教堂里举行。整个基督教世界最虔信的王室举行的如此庄严隆重的盛大国家庆典，是个极为私密亲切，却又极为显赫专横的事件，不容民众充当观众在旁观赏，哪怕在门前夹道迎送也不允许。只有贵族血统的人士——至少要拥有一份上百支脉的家谱——才有权迈进这座教堂。春日阳光灿烂，透过五彩缤纷的窗玻璃，射进教堂。这些精挑细选的贵族身披彩绣辉煌的缎子，晶光四射的丝绸，无比铺张的奢华服饰，就像旧世界发出的最后一道光彩照人的信号，再一次在教堂里发射出耀眼的光辉。赖姆斯大主教主持这一结婚仪式，他给十三枚金币和结婚戒指祝圣。王储把婚戒戴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无名指上，把金币交给新娘，接着这对新婚夫妇便跪下，接受祝福。管风琴奏响，弥撒开始，在吟诵天主经时，一把银制的华盖在年轻的新婚夫妇头上张开，紧接着国王和全部至亲按照严格的顺序，在结婚契约上签名。这是一份奇长无比、叠成几折的文件，今天还能在这张发黄的羊皮纸上，看见十五岁的女孩的小手使劲地在上面用歪歪扭扭、十分笨拙的字体写下的四个字：玛丽·安托瓦内特·约瑟芬·约翰娜，在她的签名旁边，留下一个大大的墨点，在所有签名的人当中，就只有她的羽毛笔不听使唤，溅出了这滴墨点——大家又一次窃窃私语——不祥的象征。

典礼结束，总算非常仁慈地允许百姓也能共庆君王的盛典。无数的人们——半个巴黎变成空城——像潮水般涌入凡尔赛的各个花园。今天各个园子向平民百姓也展现园中喷泉奇观，人工瀑布，遮阴长廊和绿茵草坪；最大的欢庆项目乃是入夜后的烟火，这是在任何哪一个君王的宫廷里都从未见过的最为壮丽辉煌的景观。可是老天爷为烟火做出了自己的安排——到下午天色阴沉，预示灾祸的不祥阴云密布，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倾盆。民众极度慌张，好戏没有看成，纷纷逃回巴黎。好几万人冷得浑身哆嗦，在大街上奔逃，为疾风骤雨驱赶，浑身湿透，乱成一团。花园里，冷雨撼动树木，东摇西摆，而在新建的观景厅，被几千支蜡烛照得灯火通明的窗户后面，按照模范的典礼，不为风暴和世界的震颤所撼动，正举行着盛大的婚宴：这是路易十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超越他伟大的前任，路易十四的豪华壮丽的气派。六千名精选出来的贵族宾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夺得了入场券，当然不能参加宴会，只能毕恭毕敬地在走廊里，观赏二十二位王室的成员，如何举起刀叉进食用餐。六千名贵族都屏住呼吸，免得破坏了这场宏伟戏剧的崇高庄严。只有八十名乐师组成的乐队，从大理石的拱廊里奏出轻柔低回的乐声，为这王室的盛宴伴奏。然后在法兰西近卫军发出的礼炮声中，整个王室成员走过在两旁谦恭地弯腰致敬的贵族队列：公开的庆祝活动到此结束，王室的新郎现在别无其他任务，只有任何一个丈夫都要尽的职责。国王右手牵着王太子妃，左手牵着王储（这两人加起来不到三十岁），把他们引进卧室。规定的礼仪一直深入到新房里面，因为谁能把睡衣递给储君，除了法兰西国王本人，谁又能把睡衣递给太子妃，除了刚刚结婚的爵位最高的贵妇，在这一场合便是夏特尔公爵夫人[29]。除了新婚夫妇之外，只有赖姆斯大主教才允许走近新人的眠床，大主教对这张床进行祝福，向它洒上圣水。

宫廷成员终于离开了这间最私密的新房。路易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一次作为夫妇待在一起。有华盖的新床上，帐子哗啦啦地从他们头上落下，这是一出看不见的悲剧的绸缎帷幕。

[1] 路易十五（1710—1774），法国国王，祖父为路易十四的储君，祖父于1711年逝世，父亲继任储君，第二年父母双亡，成为曾祖父路易十四的储君。1715年路易十四逝世，五岁的储君即位，是为路易十五，由摄政王奥里昂公爵执政，十六岁亲政。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致使美国独立。他的两个儿子夭折，他的孙子成为储君，即日后的路易十六。1774年死于天花。

[2] 舒瓦瑟尔（1719—1785），法国政治家。1766—1770年曾任外交大臣，路易十五时达到权力顶峰，1770年失宠。

[3] 玛利亚·特蕾西亚（1717—1780），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室卡尔六世皇帝的公主，1736年与洛林公爵弗朗茨·斯台番结婚并主管政务。1740年卡尔六世皇帝逝世，皇帝无嗣，玛利亚·特蕾西亚作为长女继承皇位。1745年，其丈夫弗朗茨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年弗朗茨一世逝世，玛利亚·特蕾西亚让长子约瑟夫加冕为皇帝，与女皇共同执政，进行多种改革；通过幼女玛丽·安托瓦内特与法国王储联姻，与法国交好，成为开明专制主义时期最杰出的君王之一。

[4] 文策尔·安东·考尼茨亲王（1711—1794），奥地利政治家。1753—1793年任奥地利外交大臣，深得玛利亚·特蕾西亚信任。

[5] 德·蓬巴杜侯爵夫人（1721—1764），原名约娜·安托瓦内特·波阿松，1745—1764年为路易十五情妇，权倾一时。

[6] 杜巴里伯爵夫人（1743—1793），原名约翰娜·贝居，路易十五的最后一名情妇。

[7] 路易十五的儿子，长孙夭折，次孙便成为储君。1774年路易十五逝世，储君即位，即路易十六（1754—1793）。

[8] 弗里德里希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

[9] 美泉宫，为奥地利皇室的夏宫，在维也纳西郊。

[10] 克里斯多夫·维利巴尔特·格鲁克（1714—1787），德国歌剧作曲家。

[11] 让·乔治·诺韦尔（1727—1810），法国舞蹈家。

[12] 马修-雅克·德·维尔蒙神父（1735—1806），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导师。

[13] 原文为拉丁文：“Bellagerantalii，tu，felixAustria，nube”。

[14] 埃玛奴哀尔-斐利西代·德·杜尔福公爵（1715—1789），法国政治家。

[15] 杜卡登，当时欧洲通用的金币。

[16] 斐迪南大公爵（1754—1806），玛利亚·特蕾西亚的幼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哥哥。

[17] 卡桑德拉，《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的公主，能预见未来。她预告特洛伊必败。

[18] 玛利亚·特蕾西亚的丈夫弗朗西斯一世，原为洛林公爵，1745—1765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9] 约瑟夫二世（1741—1790），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及其丈夫弗朗西斯一世的长子，1765年继任奥地利皇帝。

[20]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哲学家。原名弗朗梭阿-玛丽·阿鲁埃。

[21] 玛利亚·婀玛利亚大公爵小姐（1746—1804），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之女，帕尔玛公爵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姐姐。

[22] 玛利亚柴尔，奥地利小城。据说圣母玛利亚曾在此显圣，因而是天主教徒的朝圣地。

[23] 这是当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的青年歌德。

[24] 古希腊传说中英雄伊阿宋在他妻子美狄亚的帮助下，在海外取得金羊毛。美狄亚为他生了两个孩子。伊阿宋在归途中经过科林斯，国王要他娶自己的女儿克罗埃莎为妻，伊阿宋同意。美狄亚痛恨丈夫失信，送一件衣服给克罗埃莎作为结婚礼物。谁若穿上此衣，便会被活活烧死。克罗埃莎和援救她的父亲都被烧死，接着美狄亚为了向伊阿宋复仇，把他们的两个儿子也活活杀死。伊阿宋赶到后，美狄亚已独自回到雅典。

[25] 路易·勒内-德·罗昂红衣主教（1734—1803），出身亲王之家，原为斯特拉斯堡主教，法国政治家。

[26] 贡比埃涅，巴黎近郊的一座森林。

[27] 鹿苑为凡尔赛城一个修道院中，由一千八百名童真少女组成的唱诗班。路易十五每晚从中挑选他的玩物。

[28] 玛丽·路易丝（1791—1847），奥地利大公爵小姐，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之女，1810年嫁给拿破仑一世，成为法国皇后。

[29] 路易丝-玛丽-阿德拉伊德·德·波旁，夏特尔公爵夫人（1753—1821），波旁家族的一位公主。1769年4月5日与奥里昂公爵之子路易-菲利普结婚，仅比王储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联姻早一年。因是至亲，故爵位最高。

第二章 床帏中的秘密

可是在那张床上起先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年轻的夫君第二天早上在日记里写道：“没什么事。”这话却有一种后果极为严重的双重意义。无论是宫廷的礼仪，还是大主教对婚床的祝圣，对于储君天然的痛苦障碍，都不起作用。“婚姻并未完成”，婚姻在它本来的意义上并未完成，不仅今天，明天，在今后几年都没有完成。玛丽·安托瓦内特嫁了一个“漫不经心的丈夫”，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丈夫。起先大家以为是腼腆害羞，毫无经验，或者晚熟的天性（我们今天会说：天性幼稚的落后状态，使得这个十六岁的丈夫碰到这个令人陶醉的年轻姑娘，变得无能为力）。经验丰富的母亲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心想，千万不要催逼，不要使得这个有心理障碍的年轻人烦恼，她警告安托瓦内特不要把她婚姻生活中的失望看得太重，——女皇在1771年5月的信里写道，千万别对此发脾气，她向女儿建议“抚爱，奉承”，要多做温柔的爱抚，情意缠绵，但另一方面又警告不可过头：“过分热情会适得其反。”可是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两年，女皇开始对于这位年轻丈夫“如此奇特的举止”不安起来。对于这位丈夫的善良愿望不容置疑，因为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王储对于他优雅迷人的妻子越来越温存，他不断地夜访妻子的香闺，进行无效的尝试，可是在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的温存之举时，那“该死的魔力”，一种神秘的障碍阻止他前进。未被开化的安托瓦内特以为这只是“笨拙和年轻”，只是笨手笨脚，没有经验；这个可怜的少妇，自己没有经验，甚至亲自“对那些此间流传的，关于她丈夫无能的恶毒谣言”予以断然批驳。现在她的母亲亲自过问此事。女皇把她的御医梵·斯维滕找来，和大夫一起讨论“王储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冷淡”，大夫只能耸耸肩膀。倘若一个天生丽质的少女如此迷人，都不能使王储迸发出热情，那么任何医学药物全都无效。玛利亚·特蕾西亚一封接一封地写信，寄往巴黎。最后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精于此道的路易十五国王对孙子进行劝诫；法国的宫廷御医拉索纳被告知此事，倒霉的爱情男主角经过体检，事情这下弄清楚了：王储的阳痿并非由于精神作用，而是缘于一种无关紧要的生理缺陷（一种包皮过长症）。“有人说这是由于包皮系带过紧，造成了插入时包皮不能松弛，以致引起强烈的疼痛，国王陛下不得不放弃冲动。还有人推测，或许由于包皮遮护得如此严密，导致龟头不能伸展膨胀，于是形成勃起困难。”[1]（西班牙公使的秘密报告）。现在一次次的会诊，到底外科医生是否可以拿起手术刀来——为了给他一个忠告，就像大家在前厅里以嘲讽的口气悄声诉说的那样。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这期间经过她富有经验的闺蜜的开导，也采取一切最为必要的行动，让她的丈夫去接受这一外科治疗。她在1775年写信给她母亲：“我劝说他下定决心去接受这个小手术，人们已在谈起这事，我也认为这个手术是必要的。”但是路易十六——王储虽然在这期间已经登基当了国王，可是过了五年还依然没有当上丈夫——性格优柔寡断，一直下不了决心采取任何断然行动。他迟疑不决，一拖再拖，试来试去，这种没完没了的试验，一而再地失败，处境十分可怕，令人反感，极为可笑，使玛丽·安托瓦内特蒙受羞耻，整个宫廷发出耻笑。玛利亚·特蕾西亚怒不可遏，路易十六备受屈辱。就这样又拖了两年，合起来整整七个可怕的年头，到最后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亲自前往巴黎，劝说他那一直勇气不足的妹夫去动手术。这样，这位不幸的爱情上的恺撒大将，才成功地渡过了鲁比孔[2]。但是他终于征服的这片心灵王国，由于这七年的可笑的斗争，两千个夜晚已经荒芜。在这两千个夜晚，玛丽·安托瓦内特作为女人和妻子，经受了女性曾经遭受过的最为难堪的屈辱。

有些性格敏感的人也许会问，床笫间的这种棘手的最神圣的秘密就不能不翻出来吗？就不能把国王无能的这一事实蒙上一层阴影，使之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悄悄地绕过这婚床上的悲剧，最好散布委婉的流言蜚语，就说“尚无充当母亲的喜讯”？难道这样强调如此私密的细节，对于人物的性格描写，真的就不可或缺吗？是的，这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国王和王后之间，在王位的继承者们和宫廷之间，逐渐形成的一切紧张关系，依赖关系，言听计从和深刻敌意，以及它们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如果不直率坦诚地探究其根本的原因，是无法理解的。许多影响世界历史的后果严重的事件，都是起源于国王的卧床之上、帷幕之后，远比人们普遍承认的数目为多。在其他任何一种情况下，最私密的契机和政治上世界史上的逻辑连带关系中，也没有比在这个私人的悲喜剧中表现得这样清楚明白、显而易见，每一个性格的描写都显得不真实。这种描写把发生的主要事件，都逼到阴影之中。而这种事件，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己都称之为“要点”，她忧愁和期待的要点。

再说：如果坦率真诚地谈到路易十六长年性无能，是不是就真的揭示了一个秘密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只有十九世纪在它病态的道德方面的性拘谨，才把大大方方的阐述生理学上的关系视为禁区。在十八世纪和以前的那些世纪，国王能否传宗接代，王后能否生儿育女，不是私人事件，而是政治事件，国家大事。因为它决定“王位的继承权”，从而也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这样眠床也就公然和施洗礼的圣水缸或者棺材一样，属于人的生活内容。玛利亚·特蕾西亚和玛丽·安托瓦内特通信的信件，毕竟还是要通过国家档案管理员和抄写员之手，当时一位奥地利的女皇和一位法兰西的王后，在通信中却自由自在地公然谈论这桩奇怪的婚姻状况的一切细节和不幸。玛利亚·特蕾西亚极有说服力地向她女儿描绘同床共枕的好处，并且给以小小的女性的提示，如何巧妙地利用每个机会，来造成私密的结合；女儿又向母亲报告，每个月的月经是否准时，丈夫的无能，每一次点点滴滴的微小进步，最后洋洋得意地报告自己已经怀有身孕。有一次甚至把这样一些私密的消息托付给歌剧《伊菲盖妮》的作者格鲁克，请他转达，因为他比信使更早启程：在十八世纪还完全以自然的态度对付这些自然的事情。

要是当时只有母亲一个人知道那秘密的无能就好了！实际上，宫廷里所有的女侍都对这事闲言碎语，所有的命妇、骑士、军官都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事；仆人和凡尔赛宫的洗衣婆都知道这事，甚至在他自己的饭桌上，国王也得容忍有些粗俗的玩笑。另外，既然波旁王朝的一位国王缺乏生育能力，直接影响王位的继承权问题，因而是件高度政治性的事件，外国的一些宫廷也就分外紧迫地研究这一问题。在普鲁士、萨克森、撒丁的公使发出的报告中，对于这一棘手的问题都有详尽的论述；其中最热心的一位乃是西班牙公使阿朗达伯爵，他甚至贿赂了一些用人，对国王夫妇的被单进行检查，来尽可能地仔细确认那个生理事件的痕迹。欧洲的君主们、国王们到处在信件里和口头上，耻笑嘲讽他们那位笨头笨脑的同等地位的伙计；不仅在凡尔赛，在整个巴黎和法国，国王在婚姻中大出洋相、丢人现眼，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秘密。国王丢脸事件成为街谈巷议，变成一篇讽刺文暗地流传。在任命莫累巴[3]为大臣时，有首调侃的小曲到处传诵，大家乐不可支：

莫累巴绵软无力，

国王让他更加雄起。

大臣不胜感激，

连声说道，

万岁吾王！

微臣心怀的一切渴望，

也能使陛下同样强壮。

这事听上去挺搞笑，挺好玩，实际上却含有决定命运极为凶险的意义。因为这失败的七年在心理上决定了国王和王后的性格，导致了政治上的后果。不了解这一事实，这些政治后果便无法理解：一桩婚姻的命运，在这里和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

不了解那一个私密的缺陷，尤其无法理解路易十六心灵的态度。因为他人性的仪表简直可说像病理学上表述的，同样清晰地表现出源于男性弱点的自卑感。这个有着心理障碍的男人，因为在私人生活中很不顺遂，在公众生活中也缺乏任何进行创举的力量。他不善于公开登场，既不会显示个人意志，更不善于把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这位暗自怯场的国王，总是十分笨拙畏缩不前地逃避任何宫廷聚会，尤其害怕和女人打交道。因为这位归根到底诚实正直的男人心知肚明，宫廷里每个人都知道他的不幸。知情人的那种暗含嘲讽的微笑，使他不知所措。有时候，他试图强迫自己摆出某种权威的姿态，勉强装出男儿气概。可是他一出手就有些过分，显得粗鲁、生硬、无情、凶残，典型的遁迹于一种卖弄自己力大无比的样子，可是无人置信他孔武有力。他从来没有在出场时显得自由自在，自然从容，镇定自信，尤其显不出仪容端庄威严。因为他在卧室里没有扮演丈夫的角色，在别人面前也演不好国王的角色。

他个人的嗜好却是丈夫气十足的纵马狩猎，繁重的体力劳动——他曾经给自己设了一个铁匠炉，他用过的车床今天还能够看到——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生病的图像，而只是证实了它。因为恰好只有不是男人的人，无意中喜欢扮演男性十足的人物；恰好是染有暗疾的弱者，喜欢在人们面前显摆自己的力量。他骑着汗水淋漓的奔马，一连几个小时在林中疾驰，追逐公猪，抡起铁锤向铁砧猛敲，使得浑身肌肉耗尽力气，只是意识到身上强壮有力，以抵消他荫蔽的弱点，使自己得到宽慰：谁若没有伺候好维纳斯[4]，就觉得自己是赫菲斯托斯[5]。可是当路易一穿上大礼服，走到他的廷臣中间去时，他就感到这只是肌肉的力量，而不是心灵的力量，他立即感到窘迫，人们很少看见他面露笑容、心情欢畅。

但是这种隐蔽的自卑感最危险的是，在性格上影响他和他妻子心灵上的关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态度有很多地方不符合他个人的趣味。他不喜欢王后的社交圈子，老是疯狂地寻欢作乐，挥霍无度，不符王家气派的放荡行为他都极为反感。一个真正的丈夫立刻就会想出补救的办法，但是每夜被妻子羞辱，在妻子面前束手无策，整个是个可笑的失败者的丈夫，白天又怎么可能在妻子面前扮演主人的角色？作为男人荏弱无力，路易十六对他的妻子也无力抗拒；相反，他那令人蒙羞的状况持续的时间越长，他就越发陷入完全依赖，甚至可说是俯首贴耳的状况。王后可以向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他就以漫无节制的忍让态度来赎回他暗自的负疚心情。他根本没有魄力来霸气十足地对王后的生活横加干预，这种魄力归根到底，是男人肉体上的性能力在心灵上的表现而已。满朝大臣，身为岳母的女皇，整个宫廷都绝望地看到，由于丈夫的这种可悲的性无能，所有的权力都落在年纪轻轻、活泼好动的女人手里，她轻率地耗尽了这些权力。但是在一桩婚姻中一旦形成夫妇之间的力量关系，根据经验，将会形成心灵上持久不变的相互关系。即使在路易十六真正变成了丈夫和孩子们的父亲之后，他理应成为法兰西主宰，却依然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没有意志、没有主见的奴仆，就只因为他没有及时地成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真正的丈夫。路易十六在性生活上的失败，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心灵的发展，也产生了同样灾难深重的影响。根据两性之间互相对立的规律，一式一样的障碍在男性和女性的性格上面正好激起相反的对立的现象。一个男人如果在性战斗力上失败，必然产生心理障碍，缺乏自信；而女人如果消极地准备委身的心情无济于事，必然表现出异外兴奋，漫无顾忌，表现出一种飘忽不定的极度活跃。玛丽·安托瓦内特按照本性，其实完全正常。一个女性十足、充满柔情的女人，注定了该多生子女，也许就一心期待着，委身于一个真正的男人。但是灾难在于，恰好是这个感觉敏锐，愿意回报别人感觉的女人，陷身于一桩极不正常的婚姻，碰到了一个并非男人的丈夫。当然，结婚的时候她才十五岁；照理她丈夫那讨厌的失败，想必还没有成为她心灵的负担；因为谁能把一个女孩子到二十二岁还依然是个处女这一事实，在生理学上说成是不自然的事情呢！可是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下，使她的神经备受震撼，处于过分炽热的危险状况的，乃是这个为了国家的缘故，分摊给她的这位丈夫，不是让她在一种无拘无束、白璧无瑕的童贞状况之中度过了七年虚假的徒有虚名的夫妻生活，而是在两千个夜晚里，一个笨手笨脚身心都有障碍的丈夫一个劲地在她年轻的肉体上折腾不已。几年来，她的性欲被这种不能使她满足，只会使她感到羞耻蒙受屈辱的方式，毫无结果地一再受到挑动，一再受到刺激，一次也没有得到成功的结合。因此，用不着请神经科医生，就能诊断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这种后果严重的过分活跃，这种来回折腾，永不满意的状况，这种急急忙忙地寻欢作乐，永不停歇的劲头，恰好就是那种不断受到丈夫性的刺激，却又得不到性满足的典型病理结果。因为在心灵深处没有触动，也没有得到安慰，这位结婚七年一直未被征服的女人必然会经常在自己身边营造出活动频繁、喧闹不宁的氛围，开头时候只不过是孩子气的欢快贪玩，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痉挛的、病态的贪图玩乐，整个宫廷都感到骇人听闻。玛利亚·特蕾西亚和所有的朋友都试图制止她的这股疯劲，可是徒劳。国王那边未能释放的男性，转化为粗野的铁匠活和狩猎狂，转化为沉重的累人的肌肉紧张。而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这边，她那没有耗尽的感情力量，用得不是地方，就转变为和妇女们建立缠绵温柔的友谊，和年轻的骑士们打情骂俏，转变为酷爱打扮，以及类似的聊以自慰的方法使自己得到满足。一连好几夜，好几夜，她避免登上她丈夫的卧床，这是她遭受女性屈辱的可悲的场所。在她丈夫，有名无实的丈夫因为狩猎疲劳而倒头酣睡之际，玛丽·安托瓦内特却在舞厅里，赌场里，酒宴上，在暧昧的社交场合彻夜鬼混，直到凌晨四五点钟，在别人的炉火上取暖，变成一个失去尊严的王后，就因为遇到了一个不配当丈夫的男人。但是这种伤风败俗的行径其实并无欢乐可言，只不过是借胡乱跳舞，瞎寻欢乐来忘却她心里的失望情绪。有时候她怒气冲冲地陷于忧伤之中，就暴露了这一点，有一次，她的亲戚德·夏特尔公爵夫人刚生了一个死婴，玛丽发出的尖叫就把这种情绪爆发得最为强烈。她写信给她的母亲：“尽管这事非常可怕，我希望，我至少也能做到这一步。”宁可生个死婴，但是得生个孩子！只希望终于能摆脱这使人崩溃的，令人屈辱的状况，只希望终于真的能成为她丈夫正常的妻子，而不是在结婚七年之后还依然是个处女。谁若不懂得这个女人寻欢作乐的嗜好后面，所掩盖的女人的绝望之情，就既无法解释，也无法理解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变成女人和母亲之后，所发生的奇怪的转变。突然之间，她的神经全都明显地变得平静起来。另外一个，第二个玛丽·安托瓦内特产生了，那个能够自控的，意志坚强，勇敢无畏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她生命的第二部分，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但是这个转变来得太晚。就像每个人童年时代的经历至关紧要，每桩婚姻中最初的经历也关系重大。几十年的生活在人的心灵最为精致，极度敏感的材料里，也敌不过一个微小的故障造成的创伤。恰好是这种最内在的，看不见的感情的伤口，不可能完全愈合。

所有这些事情原本只是私人的一场悲剧，一桩不幸，即使在今天也每天都在紧闭的房门里发生着。可是在这里，这样一种婚姻中的尴尬事情产生的不幸后果，却远远影响到私人生活之外。因为这里的丈夫和妻子乃是国王和王后，他们不断置身于公众舆论的凹面镜之中，形象被歪曲，不得脱身；在别的夫妻身上是极端机密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则成为供人胡扯和讥评的内容。像法兰西这样习惯于嘲弄宫廷，自然不会满足于确定发生了不幸，于是表示惋惜，而是不断地对这个问题探寻究竟，玛丽·安托瓦内特碰到丈夫的失败，是以什么方式来弥补她从中遭到的损失。他们看到眼前是一个迷人的年轻女子，非常自信，极为佻，一个激情如炽的少妇，身上年轻的血液涌动奔流。他们知道，这个降落凡尘的天仙，碰到了一个多么糟糕的性无能的丈夫，于是这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宫廷无赖，便成天关心这个问题：王后和谁勾搭在欺骗自己的丈夫。正因为事实上无事可以报道，王后的名誉便沦为轻薄之徒胡言乱语的谈资，和某一位骑士一同骑马出游，不论是和洛冲，还是和柯阿尼，这些无事生非的长舌小人已经把他称作王后的情人；王后在御花园里和宫廷命妇，和骑士们清晨散步，他们便立刻讲述令人极端难以置信的彻夜宴饮。整个宫廷脑子里想的都是大失所望的王后的爱情生活，从蜚短流长变为歌谣小曲，讽刺文章，战斗檄文和淫秽诗歌。起先宫廷命妇们躲在扇子后面，悄悄地把这些淫秽小诗互相传递，后来干脆肆无忌惮地在外面哼唱。这些淫词秽句印制出来，散落民间。等到大革命时开始进行宣传，雅各宾党的新闻记者根本用不着长久寻觅论据，就能把玛丽·安托瓦内特说成是伤风败俗的典范，恬不知耻的罪犯，公诉人只消把手往这些盛满各色风流污蔑的潘多拉之盒[6]中一探，便足以找到把柄，把这颗小巧玲珑的脑袋推到断头机下。

在这里，夫妻间发生的一种故障所产生的后果，超越个人的命运、不幸和厄运，一直影响到世界历史的事件之中：王室权威的破坏，事实上并非始于巴士底狱被攻陷，而是始于凡尔赛宫。因为关于国王性无能的消息，关于王后性欲不知餍足的谎言，之所以会从凡尔赛宫传出，弄得整个民族都尽人皆知，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秘密的家族政治的背景。原来在这座王宫里还有四五个人，而且是国王最亲的亲人，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夫妻生活中大失所望怀有个人的兴趣。尤其是国王的两位御弟，他们对于路易十六这一可笑的生理缺陷，出奇地欢迎，路易十六害怕外科医生，不仅会破坏国王和王后之间正常的夫妻生活，也会破坏正常的王位继承，因为两位御弟从中看到自己有意想不到的机会，可以登上宝座。路易十六的大弟弟德·普罗旺斯[7]伯爵，后来也的确即位成为路易十八——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样阴险狡诈、曲里拐弯的道路才达到他的目的的——伯爵永远也忍不下这口气，一辈子作为第二号人物，站在宝座的后面，而不是亲自手执王笏，当上国王。国王无嗣，即使不让他充当王位继承人，也将使他成为摄政。他的焦躁不耐简直难以控制。可是他自己也同样是个颇为暧昧的丈夫，而且膝下无儿，国王的幼弟德·阿尔托阿伯爵[8]也就有幸从他两位兄长的缺乏生殖能力获益，这可以使德·阿尔托阿伯爵的儿子成为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于是这两位御弟就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不幸当作鸿运加以享受。这个可怕的状况持续得越久，他们就感到这仓促的候补资格越有把握。因此当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七个年头创造奇迹，使她丈夫突然恢复男性，国王和王后之间的夫妻关系又完全趋于正常，这两个御弟就萌生出漫无节制、毫无顾忌的仇恨。这可怕的一击粉碎了德·普罗旺斯伯爵的一切期望，对此他永远不能原谅玛丽·安托瓦内特。通过笔直的道路未能得到的东西，他就试图用卑劣的手段得到。等到路易十六当上父亲，他的御弟和亲戚们就成为他最凶险的敌人。大革命在宫廷内部拥有了得力的帮手。王子和公侯伸手帮革命打开宫门，把最锋利的武器交到革命派手里；宫闱床笫间的这则插曲，比一切外在事件更严重地从内部损坏了王室的权威，使之彻底崩塌。几乎总是秘密的命运，把外在的可见的公开事件唤来，几乎每个世界事件都是内在的个人矛盾的反映。从微小的原因演化出难以预料的后果，经常属于历史的伟大艺术秘密。由于一个个别男人暂时的性障碍，使得整个宇宙骚动不宁，这应该不是最后一次。塞尔维亚的亚历山大[9]为阳痿所困扰，对情爱上消除他烦恼的女人德拉迦·马欣唯命是从，他们两人遭到谋杀，卡拉格奥尔格维契[10]受到任命，与奥地利交恶，世界大战爆发，这都是像雪崩一样无法阻止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因为历史用蛛丝编织成命运的难以逃脱的罗网；最微小的原动轮，以它奇妙地组合起来的驱动装置释放出难以估量的巨大力量；所以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生中，无足轻重之物，也就变得强劲有力，在她新婚的最初几夜，婚后的最初几年发生的似乎可笑的经历，不仅形成了她的性格，也塑造了整个世界。

但是这凶险逼人的浓重云层还不知在遥远的天边何处堆积！这个十五岁的女孩所拥有的孩子气的思想，所产生的所有这些后果和纠缠，还不知远在何方。这个姑娘毫无恶意地和她那笨拙的伴侣开着玩笑，怀着一颗小小的、跳得很欢的心，睁着一双好奇的明亮的眼睛，笑吟吟地，自以为正一步步走上一张宝座的台阶——尽头处却矗立着断头台。但是群神一开始把这阴惨的命运分派给谁，是不会给他任何信号任何暗示的。他们让他浑然不觉，从容不迫地走他的路，命运是从他内心深处向他走来。

[1] 原文为西班牙文。

[2] 在西方，“渡过鲁比孔河”是一句很流行的成语，意为“破釜沉舟”。源于公元前49年，恺撒破除将领不得带兵渡过鲁比孔河的禁忌，出兵攻打庞培，进军罗马，展开内战。

[3] 让-弗雷德里克·菲利彼·德·莫累巴（1701—1781），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六的主要谋士。

[4] 维纳斯，古罗马神话中的女神，主管爱情、美丽、性、丰收、繁荣和欲望，被认为是罗马人的母亲。

[5] 赫菲斯托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相当于古罗马的乌尔卡鲁斯。天神宙斯让阿芙洛狄忒（即罗马人的女神维纳斯）成为他的妻子。妻子不忠，夫妻分离。

[6] 古希腊神话中，根据天神宙斯指示，赫菲斯托斯用泥土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取名为潘多拉。她是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后，天神给人类的一部分惩罚。宙斯让潘多拉把一个盒子赠给人类，但绝对不能把它打开。可是潘多拉结婚后就把盒子打开，各种罪行和恶习都从盒中逸出，遍布人间。此前人类不识罪恶、疾病和死亡，盒中唯一可取的是还盛有希望。

[7] 路易·斯坦尼斯拉斯·克萨维埃·德·普罗旺斯伯爵（1755—1824），日后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八，在兄长路易十六去世后，立即自我宣布为他侄儿路易十七的摄政王，侄儿死后，他便自行宣布为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八。

[8] 查理·菲利普·德·阿尔托阿伯爵（1757—1836），为路易十六的幼弟。在路易十八去世后，于1824年即位，为查理十世，波旁王朝的末代国王。1830年七月革命后，流亡英国，死于国外。

[9] 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一世（1876—1903），在位期间，与比他年长12岁的寡妇德拉迦·马欣结婚，引起朝野上下极大不满。这对夫妻没有子嗣。亚历山大在政治上极为保守，并且追随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900年突然宣布，立王后的不得人心的弟弟为继承人，更使国王遭人反对，尤其是军队的反对，于是发生暴乱，国王夫妇被杀死。

[10] 国王夫妇被杀死后，暴乱的军官立即宣布卡拉格奥尔格维契家族的彼得王子担任塞尔维亚新任国王，成为彼得一世。

第三章 在凡尔赛首次登场

直到今天，凡尔赛宫也依然是专制独裁的最为宏伟壮丽，最具挑衅性的一个姿态；平白无故地在地面上矗立起一座硕大无朋的宫殿，偏离首都，建立在一座人工垒起的山丘之上。千百扇窗户俯瞰着人工挖掘的河渠，人工修剪的花园，一直伸展到空旷的地面中去。没有河流从旁流过，既不促进贸易，也不引起变化，没有街道，没有铁路在此交会；全凭偶然，是一位伟大君王的一时兴起，化为石块，这座宫殿以它毫无意义的壮丽辉煌映入人们眼帘，激起人们惊愕。

而这恰好是路易十四[1]的恺撒般的意志所想达到的目的：为他自己的坚定自信，自我崇拜的倾向建造一座光彩夺目的祭坛。他是位意志坚定的专制独裁者，一位追求权力的统治者，他把统一全国的意志成功地强加在四分五裂的国家之上，把秩序强加给一个帝国，把道德风尚强加给全社会，把礼仪强加给整个宫廷。规定信仰必须一致，语言必须纯洁。这种强求一致的意志，从他个人发散出去，因而一切光辉也回归到他身上。“朕即国家”，我在哪里，哪里便是法兰西的中心，世界的中心！为了形象化地表现他地位的无限显赫，这位太阳王故意把他的宫殿搬离巴黎。他把他居住的宫殿放在一个完全空旷无人的地方——借以强调，一位法兰西的国王无须城市、市民和大众作为他权力的支柱或者陪衬。他伸出手臂进行统治，这就足矣，于是从沼泽地、沙土地里便建造起花园和森林，人工瀑布和人造山洞，建立起最为美轮美奂、宏伟壮丽的宫殿；他那恣意妄为的意志自作主张地挑选了这个天文定位，他那帝国的太阳就从这里升起和降落。凡尔赛宫建造起来，为了诏告法国，人民什么也不是，国王乃是一切。

但是独创性的力量，总是只存在于实现这种力量的个人身上；只有世代相传的王冠，而不是凝结在王冠之中的权力和威严。继承这座宏伟的宫殿，这个建造得声威浩大的王国的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是一些心胸狭隘、感情虚弱、贪图享受之辈，不再是极有建树的明君英主，在他们的统治下，表面上一切都没有改变，边界、语言、风习、宗教、军队，一切依旧；路易十四那只坚定的手把这些形式都刻画得过于强劲，经历一百年都不会褪色、湮灭，但是这些形式不久就失去了内容，缺乏独创性冲动的物质。作为图像，凡尔赛宫在路易十五治下并无改变。改变的只是意义：在他治下，依然有三四千名仆役身穿华丽号服，在走廊里、宫室里挤来挤去。马厩里依然养着两千匹良驹骏马。在所有的晚会上，招待会上，舞会上和化装舞会上，礼仪的人工机器的机簧上足了油，依然运转得顺畅自如。骑士和贵妇们身穿镶着宝石的锦衣华裳，依然缓步走过晶光四射的镜厅和金碧辉煌的宫室。这座宫殿依然是当年欧洲最负盛名，最为精致，最为高雅的宫殿。但是先前表现出来的是充沛的源源不断的权力，而今早已只是一阵空转，是没有灵魂毫无意义的瞎忙。又是一位路易[2]当了国王，但他已不再是一位统治者，而是一个女人的奴仆，对政务漠不关心；他也把大主教们、大臣们、统帅们、建筑师们、诗人们、音乐家们叫到宫廷里来。但是正如他自己并非路易十四，那么请来的也不再是波苏埃[3]、杜累纳[4]、黎塞留[5]、芒沙[6]、柯尔贝尔[7]、拉辛[8]、高乃伊[9]式的人物，而是一批渴望升迁，圆滑机灵，善搞阴谋诡计的家伙，只想享受，不想建树；只想在已有的成就上过寄生生活，而不想把意志和精神倾注在事业上面。在这座大理石砌成的暖室里，再也不会酝酿出大胆无畏的宏伟蓝图，坚定果决的改革创新，精彩隽永的雄文诗篇。只有沼泽地里滋生出来的植物，阴谋诡计和殷勤奉承，在这里盛开怒放。不再是成就贡献决定一切，而是狡诈计谋和后台庇护；谁在蓬巴杜夫人或者杜巴里夫人晨起时鞠躬弯腰弯得最低，也就飞黄腾达得最高。不看行动，而看话语；不看本质，而看表象。这些人永远处于近亲交配状况，只是彼此之间扮演着国王、政治家、神父、统帅的角色，带着优雅的姿势，没有任何目的；他们大家都全然忘却了法兰西，忘却了现实，只想着自己，想着他们的前程，他们的欢娱。路易十四想把凡尔赛宫变成欧洲最宏伟壮观的平台，在路易十五治下，凡尔赛宫却沦为一群贵族票友粉墨登场的社交戏台，当然是全世界曾经见过的最为矫揉造作，最为铺张糜费的戏台。

在这座气派辉煌的舞台上，现在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迈着初登台者迟疑不决的脚步亮相。她起先只试演着一个小角色：太子妃、王储妃的角色。但是这批显贵组成的观众全都明白，这位来自奥地利的金发大公爵小姐，日后注定要在凡尔赛宫扮演主要角色，王后的角色。因此在她到达之后，所有的目光都十分好奇地射到她身上。第一印象超群出众：人们很久以来都没有看见过一个迷人的少女在这里出场露面；她那令人着迷的窈窕纤细的身材就像是出自赛弗尔窑的素烧瓷制的人物，皮肤像是着色的瓷器，一双顾盼有神的蓝色眼睛，一张小巧灵活颇为自负的嘴巴，善于天真无邪地纵声欢笑，也会优美动人地噘嘴生气，举止无懈可击；步履轻盈，动作高雅，舞步简直令人心醉。可是别忘了——她可不是白白地身为一位女皇的女儿——当她走过明镜长廊，自有一种稳重自信的姿态，身子挺直，神情高傲，态度自若地向左右两边点头致意。这些显贵命妇在女主角缺席的情况下，还得以扮演主要角色。如今发现这个肩膀瘦削，尚未长足的姑娘将成为必然战胜她们的对手，实在难掩她们的气恼。当然，这个严苛的宫廷社会还得一致指出这个女孩在举止上有个缺点：这个十五岁的孩子有个奇怪的愿望，不愿僵硬死板地待在这些神圣的厅堂里，而希望无拘无束地在这里活动；玛丽·安托瓦内特天性是个野孩子，和她丈夫的御弟们玩耍时，裙子飞舞，像阵风似的飞来飞去；她还不习惯于单调乏味地沉稳深思，一脸霜冻，收敛矜持。而宫廷里对于一位王子的妻室，却不断要求她做到这些。遇到盛大隆重的场合，玛丽·安托瓦内特知道如何举措才无可挑剔。因为她自己就是在一个同样场面宏大，西班牙-哈布斯堡的礼仪之中长大成人的。但是无论是在城里的宫中还是在美泉宫里，也只有在盛大的节日，大家才举止庄严隆重，大家在招待会上把这套礼节像节日盛装似的取出来，一旦客人散去，宫廷仆役关上大门，大家又都松了口气，把这一套全都脱下。然后大家又都缓过劲来，变得无拘无束，随随便便，孩子们又可以到处疯跑，快快活活。在美泉宫虽说也讲究礼仪，但是对礼仪并不奴性十足，像伺候一位神明。而在这里，在这个矫揉造作，老而过时的宫廷里，人们并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而只是为了应酬交际而生活。地位越高，规章越多。因此上天保佑，千万不要做出一个本能的动作，无论如何，千万不要顺其自然，举止随便，就会变成无法挽回的触犯风尚的行为。从早到晚，从黑夜到黎明，始终要注意举止，不得松懈，否则这批冷酷无情的宫廷佞臣就会连声抱怨，嘀咕个没完。他们活着的目的无非就是生活在这座剧院里，为这座剧院而生。

凡尔赛宫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严肃认真，庄严无比，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崇尚礼仪，对此，玛丽·安托瓦内特无论是孩子时期，还是当了王后，都从来也不理解；她不理解这里的人竟如此看重一次点头或谁走在前面，也永远不会明白这些。她本性我行我素，倔强任性，尤其是坦率真诚，无所顾忌，痛恨一切形式的心胸狭窄；作为真正的奥地利女人，她喜欢一切听其自然，活得自然潇洒，没法容忍这种装腔作势、自以为是的样子。她在家里逃学，不做功课。她在这里也是一有机会就躲开她严厉的宫廷太傅德·诺哀耶夫人，——她揶揄地称之为“礼仪夫人”；这个过早为政治所贩卖的孩子，尽管身处养尊处优的奢华之中，却硬是被扣除了她的童年，她无意识地一直在希望：还能再过几年真正的童年时代。

但是一位太子妃不应该也不允许再是个孩子：大家都联合起来让她记住，她有责任维护不可动摇的尊严。除了那位虔诚的首席女太傅之外，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主要教育便落在三位姑妈身上，那就是路易十五的三个女儿。这是三位未能出阁的老处女，古怪而又奸刁。她们德行卓著，即便是最邪恶的，专门诽谤她们的长舌妇也不敢表示怀疑。她们是婀德莱德夫人[10]、维克托阿夫人、莎菲夫人。这三位命运女神，便来关怀这位遭到丈夫冷落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表面上非常亲切友好；她们躲在一旁暗生闷气，满腔怨毒，把全套进行宫廷斗争的战略教给玛丽·安托瓦内特。她得学会恶意中伤的本事，说出阴险狡诈的恶毒话语，搞阴谋诡计的技巧，巧妙地来两句冷言冷语，像针刺似的让人难受。起先，毫无经验的小玛丽·安托瓦内特还觉得这门新鲜的学问挺好玩，有口无心地鹦鹉学舌，模仿这些粗俗的俏皮话，但是她天生的正直诚恳，对这些恶毒把戏心生反感。成天装模作样，把自己的真实感情掩饰在仇恨或者爱慕之中，这一套，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辈子也没有学会，这对她颇为有害，不久，她凭着正确的本能也摆脱了这三位姑妈的监护：她那耿直率真、毫无顾忌的天性对于一切不诚实不真实的东西都深恶痛绝。同样，德·诺阿耶伯爵夫人教导她的女弟子也收效甚微；这个十五六岁的女孩，脾气难以控制，不断地反抗重重“限制”，反抗精密思考。依照一定的条文制定出来的每日时间表，可不容丝毫改变。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样描写她每天的日程：“我在九点半或十点起床，穿好衣服，进行晨祷，然后用早餐，去看几位姑母，在那里通常能碰到国王陛下。这样一直待到十点半，接着，在十一点，我就去梳妆打扮。正午我把我的全体宫廷侍从叫来，除了没有爵位或者姓氏的人，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我抹上胭脂，当着在场众人的面洗手。然后所有的男人全都退出，女士们留下，我在她们面前穿上礼服。十二点上教堂，国王陛下若在凡尔赛，我就和他，和我丈夫，和我的姑母们一起去望弥撒。国王陛下若不在，我就和太子先生一同去。但总是在同一时间。望了弥撒之后，我们就公开共进午餐。但是在一点半就用餐完毕，因为我们两人吃饭都很快。紧接着我就到太子先生那里去，他若有事要忙，我就回到自己房里，念念书，写写什么或者干点活，因为我在为国王陛下做一件上装，就是进度很慢，但是我希望得到上帝的帮助，这件上装几年之内能够做好。三点钟我又去看姑母们，这时国王陛下也会在她们那里。四点钟，神父来到我这里。五点，钢琴教师或者歌唱教师来，直到六点。六点半，我若不去散步，几乎总去姑母那里。你得知道，我的丈夫总是和我一起去姑母那里。从七点到九点，我们就做游戏。倘若天气晴朗，我就去散步，那么做游戏就不在我房里，而是在姑母房里。九点，我们共进晚餐。倘若国王陛下不在，姑母们就在我们这里用餐。可是如果国王陛下在宫里，我们就吃完晚餐后去姑母房里。我们在那里等待国王陛下，他通常到十点三刻来到。在他到来之前，我就躺在一张长沙发上，直到国王陛下来到。国王陛下若不在宫里，我们就在十一点钟上床睡觉。这便是我每天的日程。”

在这张时间表里，玩乐的时间不多；而玛丽·安托瓦内特焦躁不耐的心却正好渴望着玩乐。在她身上，奔流不止的年轻血液渴望着嬉笑打闹，渴望着游戏，渴望着胡闹。可是“礼仪夫人”立即严厉地竖起一根手指进行警告。玛丽·安托瓦内特想干的这件事，那件事，其实她想干的所有事情，都不可能和太子妃的地位相协调。她从前的导师维尔蒙神父和她的情况更糟，神父现在是她的忏悔师和朗读者。其实玛丽·安托瓦内特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多得很，因为她受的教育远在平均水准之下：十五岁了，她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她的德文，而法文还没有完全学会。她的一笔字写得歪歪扭扭，难看之极；她的文体纯粹胡来，满篇拼写错误。她写的书信还一直都要让乐于帮忙的神父为她起草。另外，神父还得每天为她朗读一小时，并且迫使她自己阅读，因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几乎每封信都问及她读了些什么书。女皇并不怎么相信人家报告，说她的小安托瓦内特的的确确每天下午都在读书或者写字。她提醒女儿：“你设法读些优秀的书籍来装饰你的脑袋。”“这对你就像对每个人都是必要的。我足足等了两个月，等神父开出的书单。我担心你没有好好念书，什么驴啊马啊，把那些该用来念书的时间都驮走了。既然你什么都还没有好好掌握，无论是音乐，还是图画、舞蹈、美术，或者其他任何美丽的学术，都没掌握，那么现在是冬天，别忽视了念书。”可惜玛利亚·特蕾西亚的怀疑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她的小安托瓦内特善于以她既天真烂漫又机巧灵敏的方式完完全全迷惑维尔蒙神父——总不能强迫或者惩罚太子妃吧！——于是阅读时间总变成闲聊时间；玛丽·安托瓦内特学得很少或者什么也没学。母亲的催逼并没能使她更加用功去学一样正经的本领。过早迫使她成婚，破坏了一种笔直的、健康的发展。论头衔，她已是女人，实际上还是个孩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得仪态万方地代表尊严和爵位，另一方面她还得坐在课堂里恶补小学教育中最低级的知识；时而她被人当作一位显赫的尊贵夫人受到尊敬，时而又被老师当作小孩那样训斥；宫廷女太傅要求她显示身份，姑母们要求她搞些宫廷阴谋，母皇要求她受到教育；而她年轻的心，什么也不要，只要好好活着，活得年轻。在这年龄和地位、个人意志和别人意志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在这个平素完全长得正直的性格里，产生了那些无法控制的不安情绪，渴求自由的焦躁不耐的情绪。这种焦躁决定了日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如此灾难深重的命运。

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完全了解女儿在外国宫廷里这种危险重重、危机四伏的地位，她也知道，这个过于年轻，很不严肃，有些浮躁的小丫头永远也不可能凭着自己的本能，就能避开宫廷政治中的阴谋诡计、圈套陷阱。于是她便把她最优秀的一位外交官麦尔西[11]伯爵，派到玛丽·安托瓦内特身边去充当忠诚的艾卡尔特[12]。女皇以绝妙的坦诚写信给伯爵：“我担心，我女儿过于年轻，她身边的人对她谄媚过多。她生性怠惰，对严肃的活动又缺乏认识。我对您完全信任，因此我托付您特别注意，别让她落在坏人的手里。”女皇陛下不可能找到更佳人选。麦尔西伯爵出生在比利时，但对女皇陛下赤胆忠心，一位出色的廷臣，但并非宫廷宵小。他思考冷静，但并不因此性格冷漠。洞察一切，虽说并无天才的真知灼见。这位家私万贯并无野心的单身汉一生一世只想尽心尽力地为他的女皇效命，以竭尽所能的举措得体，令人感动的耿耿忠心接受了这个保卫者的岗位。表面上他是奥地利女皇派驻凡尔赛宫的大使，实际上只是那位忧心忡忡的母亲的耳目，得力的帮手：玛利亚·特蕾西亚凭借麦尔西详尽的报道，就仿佛通过一台望远镜，可以从美泉宫观察女儿的一举一动，知道女儿所说的每一句话，所读的或者不如说，没有读的每一本书，知道女儿穿的每一件衣服，知道玛丽·安托瓦内特每天是怎么度过的，或者每天是如何虚度的，跟哪些人说了话，犯了哪些错误。因为麦尔西非常巧妙地在他的被保护人四周布下了一道密网。“我得到了大公爵小姐的三名仆从的保证，每天都通过维尔蒙神父观察大公爵小姐。我从杜尔福侯爵夫人那里获悉，她和她的姑母们闲聊时说的每一句话。我还有更多的方法和途径，来了解太子妃在国王陛下身边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另外再加上我自己的观察，这样每天每小时她干了什么，说了什么，听见什么，我都可以详加报告。我把我的侦察延伸到足以使女皇陛下放心的程度。”这位忠心耿耿的臣仆，毫不留情完全如实地向女皇陛下禀告他所听到，他所探听到的事情。他派出特别的信使来递送这些私密的，只供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御览的报告。因为互相偷窃信件，是当时外交界主要的诀窍。给女皇的报告，由于有密封的信封，加上“仅供御览”字样，连国务秘书和约瑟夫皇帝都不能拆阅。当然，毫不猜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有时发现，美泉宫里的人们竟然如此迅速，如此详尽地获悉她生活中的每个细节，惊讶不止。但她丝毫没有料想到，那位像父亲一样亲切友好的白发老先生，竟然是她母亲私密的间谍。她母亲的提醒，充满神秘的无所不至的书信，都是应麦尔西之请，并且事先和麦尔西一起商定之后写出的。因为要影响这个难以控制的女孩，麦尔西别无他法，只有仰仗这母亲的权威。作为一个外国宫廷，虽说是友好国家的宫廷的大使，是不允许他向一位太子妃宣告道德守则的。他不得大胆妄为，企图对法兰西王国未来的王后进行教育或施加影响。所以麦尔西若想达到什么目的，总请女皇写出一封充满爱意，却又措辞严厉的书信。玛丽·安托瓦内特收到并且拆阅这一类信件，总要心跳不止。这个性格并不严肃的女孩，对谁也不买账。可是一听见母亲的声音——哪怕只是写在信上——总怀有一种神圣的胆怯；在最严厉的指责面前，她也会怀着敬畏之情低下头来。

多亏这种经常不断的监督，玛丽·安托瓦内特开头几年没有受到最大危险的伤害：那就是她自己的放纵无度。有另外一个更加坚强的头脑，她母亲的高瞻远瞩，博大广阔的智慧在代替她思考，母亲坚定严肃地在守护着她的轻率任性。女皇对玛丽·安托瓦内特所亏欠的，便是过早地把这年轻的姑娘牺牲给国家利益，她试图以千百种担忧来加以补赎。

玛丽·安托瓦内特脾气随和，实心实意，懒得思考，是个孩子，其实对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毫无反感。她喜欢路易十五，这位通过联姻给她带来的爷爷。国王陛下总是和蔼可亲地轻轻抚摩她的面颊。她和三位没出嫁的老姑妈和“礼仪夫人”也处得很好。她信任她善良的忏悔师维尔蒙。对于她母亲的那位沉静友好的朋友麦尔西大使，她怀着一种亲切的孩子气的好感充满敬意。可是，他们大家都是老年人，全都严肃、沉稳、端庄、威严。而她，这个十五岁的姑娘，希望无拘无束地和人交往，欢快而又充满信任；她希望有游伴，不仅仅只有老师、监督者、训导者；年轻的姑娘渴望着年轻的朋友。可是在这座冷冰冰的大理石砌成的庄严肃穆的宫殿里，她能和谁一起欢笑，和谁一起玩耍呢。按照年龄，其实分配了一个好游伴给她，她自己的丈夫，就只比她大一岁。可是这个笨手笨脚的小伙子总是绷着脸，狼狈不堪。因为窘迫，有时甚至态度粗暴，总是躲开他年轻老婆的各种亲热的表示；他也丝毫没有这种早早就结婚的愿望。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下定决心，勉强对这个陌生姑娘客气一点。于是剩下的只有她丈夫的两个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尔托阿伯爵，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三岁。玛丽·安托瓦内特有时就和他们两个干些孩子气的把戏，寻寻开心，他们借来戏服，悄悄地演出戏剧，但是只要“礼仪夫人”走近，一切全都得藏起来：一位太子妃不能在演戏时给人撞见！但是这个难以控制的孩子，总得要有点什么东西开开心，表示一下柔情吧；她有一次央求麦尔西大使，叫人给她从维也纳送条狗来——一只哈巴狗。有一次，那位严厉的女太傅发现，法兰西王国的太子妃把一个女用人的两个小孩弄到她房里来——简直吓死人了！——丝毫不顾她漂亮的衣服，和那两个小孩一起在地上乱滚乱爬，疯得要命。从最初的时刻到最后的时刻，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的那个自由自在的自然人，都在她下嫁过去的那个不自然的环境里，和这种身穿鲸骨架长裙和紧束胸部的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庄严神态进行斗争。这个轻浮散漫的维也纳女人，在凡尔赛这座庄严宏伟的千窗之宫里，始终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

[1] 路易十四，或称路易大帝，太阳王（1638—1715），1643年即位，他奠定了法兰西王国坚实的基础，建造了凡尔赛宫，以彰显他的丰功伟绩。

[2] 即路易十五。

[3] 雅克·贝尼涅·波苏埃（1627—1704），法国主教、作家，对历史、哲学有很大贡献，应路易十四之邀，常在凡尔赛布道。

[4] 亨利·德·拉都尔·多维尔涅，德·杜累纳子爵（1611—1675），法兰西元帅。

[5] 阿尔芒-让·杜普莱西斯德·黎塞留红衣主教（1585—1642），路易十四任命的首席大臣。

[6] 儒勒·阿尔杜安-芒沙（1646—1708），法国建筑师，巴洛克风格建筑的主要代表，路易十四的首席建筑师，设计凡尔赛宫的建筑群。

[7] 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1619—1683），路易十四治下重要政治家，任财政大臣。

[8] 让·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

[9] 彼耶尔·高乃伊（1606—1684），法国剧作家。

[10] 这里的“夫人”只是表示尊敬，与她们是否结婚无关。

[11] 弗洛里蒙·克劳德·封·麦尔西-阿尔让多伯爵（1727—1794），生于比利时，奥地利高级外交官。

[12] 德国浪漫派作家路特维希·蒂克的小说《忠诚的艾卡尔特》的主人公。

第四章 一言之争

“不要干预政治，不要关心别人的事情”，玛利亚·特蕾西亚一而再地向女儿重复这些话，其实这个忠告纯属多余，因为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世上除了她的娱乐，别无其他重要的事情。凡是需要深思熟虑或者系统思考的事情，都使这位年轻自恋的女人感到无聊。就在她刚到凡尔赛的最初几年，她就立即卷进路易十五宫廷里正在进行的那场卑微可怜、勾心斗角的战争之中。这种战争正好取代了他的前任路易十四的气势磅礴的国家政策。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到凡尔赛，就发现宫中分为两派。王后早已去世。女性的第一把交椅和所有的权威，照理都应该属于国王陛下的三个女儿。但是这三位爱搞阴谋、性格古怪的公主极为笨拙，头脑简单，小里小气，根本保不住她们的地位，只能保持在望弥撒时坐在第一排，招待会上走在宫廷命妇的前面而已。这三个老处女让人生厌，脾气乖张，对她们一心只想享乐的父王没有任何影响。国王喜欢的，尽是粗俗的声色犬马之娱，甚至是极度粗俗的那些形式。三位公主既然手中无权，自然毫无影响。既然不能给人官位，自然连最卑下的宫廷佞臣也不会谋求她们的恩宠。所有的光彩，所有的荣耀便都落在那位和荣誉极不相干的女人身上，那就是国王陛下最后一名情妇杜巴里夫人。她出身民间最底层，先前的生活极为暧昧。倘若听信坊间谣传，她是绕道青楼到达国王卧室的。为了窃取属于宫廷成员的身份，她让她那意志薄弱的情郎给她买了一个贵族丈夫杜巴里伯爵。这是一个极为讨人喜欢的夫君，在签订婚约文书的那天之后便永远消失。不过，不管怎么说吧，他的姓氏使得这个昔日的街头野鸡可以出入宫廷。这位最为笃信基督的国王，就让人家把他熟悉不过的这个情妇，严格按照规矩当作陌生的贵妇介绍，并在宫中加以引见。于是这场可笑的使人屈辱的闹剧，就在整个欧洲面前上演。通过这次引见，杜巴里夫人的身份便得到合法化。国王陛下的情妇便堂而皇之地住在这幢宏伟的宫殿里面，离开那三位愤慨不已的公主仅三个房间。通过一道特别打造的楼梯，和国王的卧室连在一起。她把这个年老体衰的色鬼路易十五，牢牢地掌握在她的魔力之中，既凭着她自己历经风月的肉体，也依靠那些美丽乖巧的女孩。为了满足那个老淫棍的欲念，夫人向他提供尚未被人尝鲜的，这些少女的肉体：要想获得国王的恩宠，除了通过杜巴里夫人的沙龙，别无其他途径。因为她能给人权力，因此所有朝廷命官都对她趋之若鹜。各国公使都在她的前室里恭候，国王们、公侯们都赠送礼物给她；她可以把大臣撤职，给人席位，可以下令建造宫室，支配国王的国库。沉甸甸的钻石项链在她丰腴的脖子上闪闪发光，硕大的戒指戴在她的手上耀眼生辉，所有的红衣主教、公侯显贵和钻营之徒都来亲吻她的素手。在她浓密的褐色秀发之上，看不见的王冠光芒四射。

国王陛下所有的恩宠之光，全都照射在这位不合法的床笫女主人的身上，所有的谄媚和敬畏全都围绕着这位放肆大胆的宠姬。她在凡尔赛宫比以往任何一位王后都更加自鸣得意。而在后面的房间里却坐着国王的三个怒气冲天的女儿，她们又哭又闹，破口大骂这个放肆的婊子，使整个宫廷蒙受耻辱，使她们的父王变成笑柄，使政府毫无作为，让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都无法维持。这三位公主怀着她们并非自愿的美德，切齿痛恨这个巴比伦的娼妇，占据了她们母后的地位，在这里享受王后的荣耀，——这份美德也是这三位公主唯一的财富，因为她们既不高雅又不聪明，也无威仪，——她们从早到晚别无其他欲念，一心只想嘲笑这个婊子，对她表示轻蔑，让她受到伤害。

就在这时，这位陌生的孩子，外国的大公爵小姐玛丽·安托瓦内特出现在这座宫廷里。这对三位公主而言，真是不啻鸿运当头。这位外国公主才十五岁，但是由于她应得的爵位，即将成为未来的王后，按照法律，就是宫中第一夫人；打出这张牌来对付杜巴里夫人，就成为这三位老处女求之不得的任务，从最初时刻起，她们就不遗余力地设法挑唆这个毫无思想准备，全然蒙在鼓里的女孩，让她冲在头里，帮忙把这头肮脏的野兽干掉，而她们自己却躲在暗处。于是她们三个表面上柔情脉脉地把这位小公主拉到她们的圈子里来。几周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便意想不到地置身于一场分外激烈的斗争之中。

抵达凡尔赛时，玛丽·安托瓦内特既不知道有一个杜巴里夫人存在，也不知道这位夫人的特殊地位：在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循规蹈矩的宫廷里，情妇这个东西，大家都很陌生。玛丽·安托瓦内特只有在第一次进晚餐时，看见一个胸部隆起，一身珠宝，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置身于其他宫廷命妇当中，正一脸好奇地向她张望，听见人家管她叫“伯爵夫人”，杜巴里伯爵夫人。充满柔情，热忱关心这个女孩的三位姑妈，立刻向她详详细细地说明一切，而且目的十分明确，因为几周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便写信给她母亲，谈到那个愚蠢无礼的女人，不假思索地把那些亲爱的姑母们教给她的那些恶毒阴险的评语，毫不掩饰地大声说了出来。宫廷里的男男女女本来就百无聊赖，总是渴望发生这类轰动事件。现在突然之间，又有好戏可看，简直乐不可支：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脑子里有这样的想法——或者不如说，姑妈们让她脑子里产生这样的想法，可要彻底收拾一下这个放肆的闯入者。杜巴里这个女人在这座王宫里简直像头开屏的孔雀，展现羽毛，非把她的羽毛全都剪掉不可。按照礼仪的铁律，在凡尔赛宫里一个爵位低的贵妇人，不得主动向地位高的贵妇人攀谈。她必须毕恭毕敬地等候着，直到爵位高的贵妇人和她打招呼。在王后缺席的情况下，不言而喻，太子妃自然是爵位最高的贵妇人；玛丽·安托瓦内特便充分使用这一权利。她冷漠地微笑着，一脸挑衅的神气，让这位杜巴里伯爵夫人等着她来打招呼，等啊，等啊；一连几个礼拜，几个月，玛丽·安托瓦内特都让这位伯爵夫人心急如焚地干等着，渴望太子妃叫她一声。不久，这批喜欢通风报信的宫廷佞臣，自然全都注意到这点，对于这场决斗，可是高兴到了极点。整个宫廷兴趣盎然地观赏着这场姑妈们刻意点起的火灾，大家都心情紧张地观察杜巴里夫人，强压怒火坐在整个宫廷的所有显贵夫人当中，眼巴巴地看着这个年方十五，一头金发，肆无忌惮的小丫头欢快地，也许是故意装出欢快的样子，和所有的贵妇们谈笑风生地闲聊个没完；就是走到杜巴里面前，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总是翘起微微突出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嘴唇，一言不发，看着一身珠光宝气的伯爵夫人就像看见一层玻璃。

其实杜巴里夫人并非秉性邪恶的女人。作为一个真正出身民间的女子，她拥有一切下层阶级的优点，像突然高升的暴发户那样脾气随和，对每一个向她示好的人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摆架子。出于虚荣心，她对每一个向她阿谀奉承的人都乐于帮忙；有人向她乞求什么，她都态度慵懒、神情高贵地给以满足。她绝非让人讨厌或者嫉妒心重的女人。但是，正因为从底层平步青云迅速飞升，快得令人晕眩，杜巴里这女人实在感受权力的滋味，总嫌不够。她也想实实在在地、十分明显地享受权力的滋味，想充分饱尝那不该属于她的光辉荣耀，尤其想让众人觉得这些光辉完全和她匹配。她要坐在显贵夫人的第一排，要佩戴最为璀璨夺目的珠宝，拥有最鲜艳美丽的锦衣华裳，最富丽堂皇的马车，跑得最快的骏马。所有这一切，她都毫不困难地从那个意志薄弱，性欲上完全对她百依百顺的男人那里得到，无一遭到拒绝。可是——每一种不合法的权力身上都会发生这样的悲喜剧，即使在拿破仑身上也毫不例外——这种不合法的权力最后的野心，恰好是被合法的权力所承认。所以杜巴里夫人也是如此，尽管所有的王公贵族簇拥着她大献殷勤，受到所有廷臣的百般娇纵，所有的愿望都已实现，还剩一个未了的心愿：被宫廷中第一夫人承认她的存在，被哈布斯堡皇室的大公爵小姐所亲切友好地接纳。但是这个黄毛小丫头（她在情急无奈地大光其火之际，就这样称呼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十六岁的傻丫头，法文都还说不利索，连让她自己的丈夫尽真正的丈夫之责，这样一点可笑的小事都还办不到，这个并非自愿的小老处女老是噘着嘴，在整个宫廷显贵面前故意对她不理不睬——甚至放肆到这种地步，公开地无耻地取笑她，取笑整个宫廷最有权势的女人——这事，不行，这样的事情她可不能容忍！

在这场荷马式的争夺权位之争中，从字面上看来，道理无可争辩的是在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边。她的爵位更高，用不着和这位“夫人”说话。此人作为伯爵夫人，地位远远排在太子妃之下，哪怕她胸口有价值七百万的钻石在闪闪发光。但是真正的权力可站在她的背后：她完全把国王掌握在手掌之中。路易十五已经道德败坏到将近彻底沦丧的地步，对国家、家庭、臣仆和世界，采取完全无所谓的态度，是个傲慢已极的玩世不恭之徒，——“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滔天”，——他一心只想安宁和作乐，他对一切都听之任之，毫不关心他宫廷里的道德风尚，他心知肚明，不然他就得从自己做起。他执政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这最后几年，他要好好生活，只为自己生活。哪怕他周围的一切，他身后的一切全都毁灭。因此这突然爆发的妇女之战搅乱了他的平静，他很生气！根据他伊壁鸠鲁派的原则，他恨不得不掺和进去。但是杜巴里夫人每天在他耳边絮叨，她可不能让这么一个年轻的女人，当着整个宫廷显贵的面当众羞辱，当作笑柄，国王必须保护她，维护她的荣誉，从而也维护国王自己的荣誉。最后，这又哭又闹的场面搞得国王烦不胜烦，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首席宫廷女傅德·诺阿伊夫人叫来，以便让人知道这风是从哪儿吹来的。起先国王只是亲切地说了一些关于他孙媳妇的好话，可是渐渐地话里有话，把他的一些评论也夹杂在他的话里：他觉得，太子妃竟然对她看到的东西随便发表意见，最好让她注意，这样一种态度会在家庭的亲密圈子里产生不良影响。这位宫廷女傅立刻（国王的用意就是如此）把国王的这一警告向玛丽·安托瓦内特报告。玛丽·安托瓦内特又把这话告诉了三位姑妈和维尔蒙神父，神父又把它转告给奥地利使节麦尔西，麦尔西一听自然大吃一惊——法奥同盟，法奥同盟受到威胁！——整个事件都通过信使加急送往维也纳，禀告女皇陛下。

对于虔诚到盲目迷信程度的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而言，这可是个极为棘手的处境！她在维也纳让她著名的风化委员会，把这类风流娘儿们铁面无私地痛加鞭打，然后带进教化所去。难道叫她给自己女儿规定，对于这样一个女人要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吗？可是另一方面，她又能反过来站在反对法国国王的立场上吗？她身上的双重身份，母亲、严格的天主教徒和政治家，陷入极为尴尬的矛盾之中。最后，这位精明强干、经验老到的女外交家，抽身脱出这一事件，把这全部事情都推给国务总理办公室。不是她亲自写信给她女儿，而是让她的国务大臣考尼茨，给麦尔西下达一道指示，把一段政治性的按语呈给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样，一方面既保持了奥地利的道德地位，另一方面也向这位小公主阐述，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因为考尼茨这样解释：“拒绝对国王陛下社交圈子里的人士以礼相待，就是侮辱国王陛下的社交圈子。这些人已被视为国王陛下的亲信，一国之主自己也把他们当作心腹，谁也不得深究这是否合理。公侯和君王的选择必须毫无异议地得到尊重。”

这话说得很清楚，甚至过分清楚。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身受三位姑妈的激烈挑唆，麦尔西把信件念给她听时，她懒懒散散地随口答应了一声：“行，行，知道了。”心里却暗自思忖，考尼茨这个老古董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吧。她可不会让什么总理大臣来对她的私事横加干涉。自从她发现这个愚蠢的娘儿们气得要命，这事对于这个傲气凌人的小姑娘就加倍地逗乐了；她恶意而欢快地公然保持沉默，就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她每天都遇到国王陛下的这位宠姬，在各式各样的舞会上，庆典上，在赌台旁，甚至在国王陛下的宴会席上，冷眼观察，看那女人一个劲地等啊，等啊，眼睛瞄过来，等到玛丽·安托瓦内特走近，她激动得浑身哆嗦。可是你就等吧，一直等到末日审判：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目光偶尔往那个方向一扫，总是噘着嘴唇，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气，满脸冰霜地从旁走过；杜巴里夫人、国王、考尼茨、麦尔西所殷切期盼的那句话，也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暗中渴望的那句话，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来。

这下可就公开宣战了。所有的宫廷佞臣就聚在这两个女人周围，就像围观一场斗鸡似的。这两个女人可是铁了心，一声不响，一个是眼睛里噙着泪水，无可奈何的愤怒的泪水；另一个则是唇边浮现着优越的微笑，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气。大家想观看，想知道并且打赌，究竟是谁的意志得以贯彻，是法兰西合法的女主人还是不合法的女主人。多年以来，凡尔赛还从未上演过更加讨人喜欢的戏剧。

现在国王陛下可真的生气了。国王陛下习惯于在这座宫殿里，所有的人都像拜占庭人一样奴气十足地俯首贴耳。他只消眨巴一下眼睛，还没有表明他的意志，每个人就都卑躬屈膝地向他意志所暗示的方向奔去。如今这位法兰西最最笃信基督的国王第一次遇到了阻力：一个半大不小的女孩，竟然胆敢公开无视他的旨意。当然，最简单的方法，自然是把这个犟头倔脑的女孩叫到他跟前来，使劲地给她洗洗脑子；但是，即使在这个道德败坏，全然玩世不恭的人心里，还有一种最后的畏惧。要他对业已长大的孙媳妇下道命令，让这女孩和祖父大人的情妇交谈一番，总是件非常难堪的事情。窘迫之余，路易十五就像玛利亚·特蕾西亚身处困境之中做出同样的事情：把这件私人的家务事，变成一桩国家大事。奥地利大使麦尔西十分惊慌地发现，法国外交部和他约谈，不是请他到国王的接见大厅，而是请他到杜巴里夫人的私人房间。麦尔西根据这一奇特的地点选择，立刻开始产生各式各样的预感。他期待的事情终于发生，他和外交大臣没说上几句话，杜巴里伯爵夫人便走了进来，亲切地和他问候，接着详详细细地告诉麦尔西，人家硬说她对太子妃怀有敌意，这可真是冤枉她了；相反，她才是受到污蔑，受到无耻污蔑的人。这样突然之间，把奥地利女皇的心腹变成了杜巴里夫人的亲信，对于这位善良的麦尔西大使可是件十分尴尬的事情。他就运用外交辞令说来说去，可是这时，一扇裱糊过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路易十五亲自参加到这场棘手的谈话之中。他对麦尔西说：“到现在为止，您一直是女皇陛下的大使，请您担任一阵我的大使吧。”然后他就非常坦率地说出他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意见，他觉得玛丽·安托瓦内特十分迷人；但是实在年轻，过于活泼，另外又偏偏嫁了一个控制不了她的丈夫，于是就陷入阴谋诡计之中，听凭别人（国王指的是那三位姑母，国王的亲生女儿）给她出些坏主意。因此他请麦尔西利用他的全部影响，让太子妃改变态度。麦尔西立即领会这一事件已经成为政治事件，国王是给了他一项公开的明确的任务，必须立即贯彻执行。不言而喻，麦尔西把这整个事态，飞速向维也纳报告，为了缓和他这使命的棘手之处，就对杜巴里的肖像友好地稍加涂脂抹粉，说夫人其实并不是那么糟糕。她的全部要求无非是一件小事，希望太子妃在公开场合和她说句话而已。与此同时，麦尔西又去拜访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她一再敦促，不遗余力，最厉害的手段也都用上。他吓唬玛丽·安托瓦内特，悄声提到什么下毒之类的事。在法兰西宫廷里，各式各样地位显赫的人物都是被投放毒药给干掉的。特别具有说服力的是，他描绘的哈布斯堡皇室和波旁王室之间可能产生纷争。这是麦尔西最厉害的一张王牌：倘若她母亲的毕生事业，奥法同盟，由于她的态度而发生破裂，一切罪责就都落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头上。

事实上，这门重炮发生了作用。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吓唬住了。她眼里含着愤怒的泪水，答应麦尔西大使，某一天，在牌局上和杜巴里夫人说话。麦尔西喘了一大口气，谢天谢地！奥法同盟这下得救了。

一场第一流戏剧的盛大演出，正等候着宫廷的内部人士观赏。这神秘的演出消息口口相传：今晚太子妃终于要第一次向杜巴里夫人说话了！布景已经仔细认真地搭了起来，暗号已经事先商定。麦尔西大使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之间已经约定，晚上在俱乐部里，一副牌局终了，麦尔西便走向杜巴里夫人，和夫人开始一场小小的对话。然后，也同样出于偶然，太子妃就从旁经过，走近大使向他问好，趁此机会也和国王陛下的宠姬说上几句。一切都计划得天衣无缝，但是可惜这天晚上的演出没有演成，因为三位姑妈不愿让她们深恶痛绝的对手，获得这公开的成功：她们那方面商定，在这曲和解的二重唱还没演唱之前，就提前落下这张铁幕。这天晚上，玛丽·安托瓦内特诚心诚意地去参加社交活动，场景已经布置就绪。按照程序，麦尔西开始领唱，仿佛出于偶然，他走近杜巴里夫人，和她攀谈起来。与此同时，完全按照事先约定，玛丽·安托瓦内特开始绕场走上一圈。她和这位夫人聊上几句，又和下一位夫人谈话，接着又和另一位夫人攀谈。也许有些害怕，有些激动，有些生气，把这最后一场谈话说得时间稍稍长了一些；现在只有一位夫人，最后一位夫人夹在她和杜巴里夫人之间——只消两分钟，就一分钟，她就必须走到麦尔西和国王的宠姬身边。可是在这决定性的瞬间，阿德莱德夫人，三位姑妈当中领头挑唆的那一个，使出她的绝招，快步走向玛丽·安托瓦内特，用命令的口气说道：“是时候了，我们该走了。走吧，我们得在我姐姐维克朵阿房里等候国王陛下呢。”玛丽·安托瓦内特大吃一惊，深感意外，丧失了勇气；她当时惊慌失措，竟不敢说“不”，另一方面，她也不够镇定，没在此刻赶快向那个期盼已久的杜巴里随口打声招呼。她双颊绯红，慌乱不已，简直不像走开，更像跑掉。盼望已久，安排就绪的那句话，通过外交手段，四方约定争取到的那句话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来。大家全都僵住了，这整个场面白白安排了；非但没有达到和解，反而招来一次新的嘲弄。宫廷里不怀好意的人乐得连连搓手，一直到仆役住的房间里，人们都在咯咯笑着，讲述杜巴里如何徒劳无功，白等一气。杜巴里气得要命，火冒三丈。更让人担心的是，路易十五真的勃然大怒，他压住怒火对麦尔西大使说：“可惜您的忠告没有产生影响。我有必要在这里亲自介入。”

法兰西国王怒火中烧，发出威胁。杜巴里夫人待在房里大吵大闹，整个奥法同盟发生动摇，岌岌可危。欧洲的和平危机四伏。麦尔西大使立即把这事件发生的逆转，报告维也纳。现在轮到女皇陛下那“七倍炽热的灯光”亲自出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必须亲自出面干涉，因为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她拥有控制这个犟头倔脑、不管不顾的孩子的力量。玛利亚·特蕾西亚对于整个事件受到的惊吓，真是非同小可。当她把女儿下嫁到法国去时，她真的诚心诚意希望她的女儿，能和政治这个污浊的行业没有任何瓜葛。从一开始，她就写信给她的大使：“我坦率地承认，不希望我的女儿对于一切国家事务有任何影响。我有切身体验，领导一个大国是多么沉重的压力。另外我也认识到，我女儿年轻轻率，对于任何一种严肃的追求都不怎么感兴趣（她对此也毫无知识）；这使我对法兰西王国这样日渐衰落的帝国，不抱任何希望。倘若我的女儿未能成功地改善这一状况，或者甚至于状况趋于恶化，我宁可希望，人家会为此责怪某位大臣，而不是责怪我的女儿。因此我总下不了决心，和她谈论政治和国家事务。”但是这一次——真是灾难！这位可悲的老妇人只好违背初衷，因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近来正好怀有严峻的政治忧虑。一件阴暗的，并不干净的事情正在维也纳进行。几个月以前，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和俄罗斯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1]，送来一份极为棘手的共同瓜分波兰的建议。女皇痛恨这个普鲁士的国王，称他为卢西弗[2]派到世上来的活生生的使者。而俄罗斯的这位女沙皇，她也极其怀疑。他们两人的这一建议，受到考尼茨和女皇的儿子，和女皇共同摄政的约瑟夫二世[3]的热烈欢迎，这都使女皇的良心从此不得安宁。“瓜分他国领土从根子上讲都不合理。对于我们而言，是有害的。我对于这一提议只能深表遗憾。我必须承认，我羞于对这事听之任之。”她立刻看出这一政治思想的实质是个道德上的犯罪行径，是像强盗一样地对一个无力反抗、极为无辜的民族进行掠夺：“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抢夺一个无辜的民族，我们一直自诩在对它进行保护。”女皇当真非常气愤，拒绝接受这一建议，完全无视人家会把她道德上的顾虑视为软弱，“我们宁可被人家说成软弱，也不要成为不仁不义的人”，她态度高贵、极为聪明地说道。但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早已不再是独自掌权的君王。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皇帝也共同执政，他一直梦想着打仗，用武力扩充版图，厉行改革。而女皇陛下明智地意识到奥地利的这些人为的改革，没有基础，并不牢固，只是臆想守成和维持现状；为了抵制女皇的影响，约瑟夫二世便惴惴不安地尾随那位久经沙场、崇尚战争的腓特烈大帝，此人可是他母亲不共戴天的死敌。日渐衰老的女皇看见她一手提拔、一向忠心耿耿的臣仆考尼茨，也倾向于她儿子的那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不禁又气又惊。她感到自己操劳过度，心力交瘁，无论是作为母亲还是作为女皇，都大失所望，恨不得放下权柄，撒手不管。但是责任感阻止她迈出这一步，她以未卜先知的眼力预见到——在这里，女皇的处境和弗朗茨·约瑟夫[4]的处境神秘地相似，弗朗茨·约瑟夫也同样倦于执政，同样未把权力撒手——，这位鲁莽行事的改革家，即将面临这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地维持统治的整个帝国到处骚乱不宁的局面。于是这位虔诚的、极为诚实的女人直到最后时刻，一直在为她视为最高品德的名誉而斗争。“我承认，”她写道，“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心惊胆战过。以往倘若我的国家有事，我就挺起腰板，坚持我自己应有的权利和上帝的保佑。可是在目前情况下，不仅权利不在我这一边，而且责任、权利和公正都反对我，于是我的良心不得安宁，只有心灵的不安和自责。就这样习惯于自欺欺人，或者把口是心非当作坦率真诚。忠诚和信仰就此永远丧失，而这正好是一个君王所拥有的，最为贵重的珍宝和对抗别人真正强大的力量。”

腓特烈大帝

叶卡捷琳娜

然而腓特烈大帝的良心极为结实，他在柏林嘲笑道：“叶卡捷琳娜女沙皇和我，我们是两个老土匪，可是这个谦卑的女人，怎么跟她的忏悔师交代清楚这件事情呢？”他再三催逼，对约瑟夫二世进行威胁，如果奥地利不服从，他就不可避免地会一再挑起一场战争。最后玛利亚·特蕾西亚只好含泪屈服，她的良心受到伤害，灵魂痛苦不堪：“我不够坚强，没有独自推进这些事件，因此只好听任事情这样发展，但是我心里却是极为悲伤。”女皇终于签字，但是留下这样一个伏笔：“因为所有头脑聪明、经验丰富的男人都劝我签字。”但是在她内心深处，她知道自己是个同谋犯。想到这一秘密协定及其后果公之于世的日子，她就不寒而栗。法兰西会怎么说？三国联盟，强盗似地向波兰发动突然袭击，法兰西会对此满不在乎？或者会坚决反对它们提出的要求，女皇自己已感到这个要求并不合法（玛利亚·特蕾西亚要亲自把“合法”一字从占领令上划去），一切全都取决于路易十五的态度，究竟是亲切还是冷淡。

就在女皇愁肠百结、良心矛盾激烈之际，传来了麦尔西大使的警报信件：路易十五国王陛下对玛丽·安托瓦内特非常生气，他在大使面前公开显示他的不悦。而在维也纳，人们还一直在哄骗那位天真幼稚的法国公使罗昂亲王，让他成天参加娱乐聚会，骑马出猎，丝毫也没注意到奥地利的政治。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不愿意和杜巴里说话，瓜分波兰就可能会演变成一桩国务事件，最后甚至会引发一场战争——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这次受惊真的非同小可。不行，她自己五十五岁，不得不为国家利益做出这样痛苦的牺牲，她自己的女儿，这个天真无邪的十六岁的女孩，不该变得比教皇更加严格，比她母亲更有道德。——于是女皇写了一封信，比以往任何一封信口气都更加坚毅果决，企图以此一劳永逸地击破她小女儿的倔强。当然，只字不提波兰，只字不谈国家利益，而是尽量淡化整个事件。这对于年老的女皇想必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唉，和国王陛下，和父亲当中最仁慈的父亲说说话，这有什么可害怕，会有什么思想障碍呢！或者人家劝你和那些人说说话，这有什么难办的呢！只不过说声‘你好’而已，害怕什么？对一件小事说一句话，居然让你愁容满面，面有难色，说不定还不仅于此？你似乎被人家拽进这样一种奴役之中，看来理性，甚至你的义务已经不再有力量说服你。我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在和麦尔西谈话之后，从他的讲述中知道了国王的愿望和你的职责所在之后，你竟然胆敢不服从国王的旨意！你倒给我说说看，你有什么合情合理的动机？一个也没有。你应该把杜巴里看得和宫廷里国王社交圈里的其他女人一样。作为国王陛下的第一臣仆，你必须向整个宫廷显示，你主子的愿望必须无条件地得到贯彻执行。当然，如果人家要你干卑鄙的勾当，或者向你进行挑逗，那么无论是我还是另一个人都不会劝你去做，但是人家要求你的无非是无关紧要的一句话，不是为了照顾那个女人的面子，而是看在你祖父，你的主子和你的恩人的分上！”

这场猛烈的炮轰（论据并不完全诚实）摧毁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精力；尽管难以驯服，执拗任性，犟头倔脑，她可永远也不敢违抗母亲的权威。哈布斯堡家族的家规，在这里和平时一样又获得胜利。为撑点面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又稍稍忸怩了一下，“我没有说‘不’，也没说我永远不和她说话。但是叫我在一个确定的日子，一个确定的时间和她说话，以便事先就广为宣布，为此洋洋得意，这我办不到。”但是实际上她内心的反抗早已摧毁，这几句话只是虚晃一枪，掩饰她的撤退而已：投降早已事先确定。

1772年的元旦，终于使这场富有英雄气概，又显得滑稽可笑的女人之间的战争分出胜负，使杜巴里夫人高奏凯歌，玛丽·安托瓦内特被迫屈从。又安排了一次戏剧性的场景，庄严肃穆的整个宫廷显贵又一次相聚一堂，充当证人和观众。宫廷命妇按照爵位的高低，依次从太子妃面前走过。盛大的朝觐大典开始，臣下逐一表示朝贺。贵妇中有大臣夫人埃济荣公爵夫人和杜巴里伯爵夫人。太子妃向埃济荣公爵夫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脑袋略为转向杜巴里夫人的方向，说了一句，并不确定是对夫人说话，可是听者若怀有些许好意，也可以算是给夫人发话——大家都屏住呼吸，免得遗漏一个音节。人们期盼已久，愤怒地斗争得来的一句话，玛丽·安托瓦内特向杜巴里夫人说的那句闻所未闻，决定命运的话，是：“今天宫里人不少。”七个字，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勉强说出了这七个字。可在凡尔赛宫里，这可是一桩了不起的特大事件，比赢得一个省份更为重要，比一项早已必须进行的改革都更加激动人心——太子妃终于和国王的宠姬说话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投降了，杜巴里夫人得胜了。现在又天下太平，凡尔赛的天空又是天使齐集，管弦齐奏。国王陛下张开双臂迎接太子妃，柔情满怀地拥抱她，就像拥抱一个失而复得的回头浪子，麦尔西十分感动地向她致谢。杜巴里像只开屏的孔雀，傲气凌人地走过各个大厅。极端恼火的三位姑母大吵大闹，整个宫廷激动万分，从屋脊到地窖，到处都唧唧喳喳、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就只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对杜巴里说了“今天宫里人不少”。

但是这七个字暗含着更深层的意义。就这七个字，确定了一桩政治罪行，赢得了法兰西对于瓜分波兰表示默认，使杜巴里夫人、腓特烈大帝和女沙皇叶卡捷琳娜的意志得到贯彻。这七个字不仅使玛丽·安托瓦内特受到屈辱，整个国家都受到屈辱。

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战胜了，她知道这点。她那年轻的，还孩子气地控制不住的傲气也遭到了狠狠的一击。她第一次低下脑袋，但是在上断头台之前她不会第二次低下脑袋。通过这一契机，人们突然发现，这个心地善良、行动轻率的女人，这个善良温柔的安托瓦内特只要关乎荣誉，隐藏着一颗极为高傲、不可动摇的灵魂。她愤怒地对麦尔西说：“我跟她说了一次，但是我已下定决心，仅此一次而已。这个女人再也听不到我的嗓音。”她也向她母亲明确表示，经过这绝无仅有的一次让步之后，别指望我再作出任何牺牲：“您可以相信我，我永远会放弃我的成见和反抗。但是只有在不要求我做出任何引人注意的事情，或者做出违背我荣誉的事情时，才能如此。”母亲对于她的这只小鸡第一次做出独立自主的反应时，十分恼怒，立刻加以斥责，但是徒劳：“你简直使我发笑，你竟然设想，我或者我的大使会给你忠告，要你违背你的荣誉，或者甚至违背做人务必正直的起码诫命。看到你为了短短几个字就这样激动，我真为你担心。你说，你再也不会搭理此人，真让我为你发抖。”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一而再地写信给女儿：“你必须像对国王宫廷里其他任何贵妇那样地和她说话。这是你对国王陛下和我应负的责任。”但是白费力气。麦尔西和其他人不断向她进言规劝，要她对杜巴里夫人态度友好一些，从而稳住国王陛下对她的恩宠，但是徒然。所有这些劝告，全都在这位太子妃新近学会的自我意识上撞得粉碎。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只这一次违背自己的心意，打开了她那两片薄薄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嘴唇。从此她的嘴唇就像两扇铁门紧紧关闭。任何威胁、任何诱骗都无法再使它们分开。她跟杜巴里说了七个字，她深恶痛绝的这个女人永远也听不到第八个字。

杜巴里夫人就这一次，在1772年元旦，战胜了奥地利的大公爵小姐，战胜了法兰西的太子妃。有路易十五国王和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这样强大有力的盟友，这个宫廷娼妓满可以和未来的王后继续作战下去。但是有些战役，打过之后，胜利者认识到对手的力量，对于自己的胜利反倒大吃一惊，思忖是不是自觉自愿地撤离战场，和敌人缔结和约更为聪明。杜巴里夫人得胜之余，极不自在。这个性格温和、微不足道的女人其实从一开头就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并未怀有敌意；她只是傲气大大受挫，才怀有恶意，只希望得到一个小小的报复就足矣。如今她心满意足，不仅如此：她还因为公开获胜感到羞愧，感到胆怯。因为她还是有足够的聪明，自然知道，她的权力是建筑在很不牢靠的双脚之上的，是建筑在一个迅速衰老的男人患痛风病的双腿之上。这位六十二岁的国王，只消得一次中风，明天这个黄毛小丫头就是法兰西王国的王后；一道监禁令，这样一张送人进巴士底狱的通行证，很快就会签署。因此杜巴里夫人刚刚战胜玛丽·安托瓦内特，就一个劲地真心诚意、老老实实地拼命设法和太子妃和解。她强压怒火，控制傲气，一再出席太子妃的社交晚会。尽管太子妃对她不理不睬，她丝毫也不露出生气恼怒的神气，而是通过通风报信的人和偶尔派出的信使，让太子妃知道，她对太子妃是多么怀有好感。她千方百计地想在她的情人国王那里，为她往日的敌人求得恩宠；最后她甚至采用大胆已极的手段：既然她知道无法用表示亲近，显示盛情的方法赢得玛丽·安托瓦内特，就试图收买她的恩宠。宫廷里都知道——可惜知道得太清楚，就像日后臭名昭著的项链事件所表现的那样——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珍贵的首饰毫无顾忌地表示痴迷。于是杜巴里就想——十年之后，红衣主教罗昂也同样遵循这条思路——也许有可能通过馈赠，使玛丽·安托瓦内特上钩。有一个大珠宝商，也就是项链事件中同一个波希米亚人，拥有一副钻石的耳坠，估计约值七十万里弗尔。玛丽·安托瓦内特很可能已经悄悄地，或者公开地欣赏过这件首饰，杜巴里夫人获悉她的欲念。因为有一天，夫人通过一位宫廷命妇悄悄告诉玛丽·安托瓦内特，她若真想拥有这副钻石耳坠，夫人极为乐意去说服路易十五，把这副耳坠馈赠给她。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这一无耻的建议毫不理睬，不作回答，一脸蔑视的神气，转过脸去，继续冷漠地从她的敌人面前走过；不行，即使给她全世界皇冠上所有的珠宝，这个公开使她蒙受一次屈辱的杜巴里夫人，休想从她嘴里再听到第八个字。在这个十七岁的少女心里，一股新的傲气，一种新的沉稳已经开始萌生：她用不着仰仗别人的恩惠和赏赐获得珠宝，因为她的额上已感到即将戴上王后的冠冕。

杜巴里夫人

[1] 叶卡捷琳娜二世，亦称叶卡捷琳娜大帝（1729—1796），俄国女沙皇，开明专制主义的代表人物。

[2] 卢西弗，即魔鬼撒旦。

[3] 约瑟夫二世（1741—17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玛利亚·特蕾西亚的长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长兄，协同女皇执政。

[4]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年即位至1916年逝世一直执政。皇后伊丽莎白，即茜茜公主，他们的儿子为储君鲁道夫大公，1889年皇储自杀，于是立侄儿斐迪南大公爵为储君。1914年，储君在塞尔维亚遇刺身亡，引发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死后，侄孙卡尔一世为奥皇。

第五章 征服巴黎

在夜色迷蒙的晚上，站在凡尔赛的山丘上，可以望见巴黎的灯火辉煌映照在天上。这座城市离开凡尔赛宫如此之近，乘坐一辆加了弹簧的单马双轮轻便车，沿着大街驶去，两小时就到达巴黎，步行前去也用不了六个小时——新婚的太子妃在大婚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想去探访一下她未来王国的首都，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但是礼仪的本意，或者不如说，礼仪的荒谬恰好就在于压制或扭曲生活中各种形式的自然之事。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凡尔赛和巴黎之间横亘着一道视而不见的栅栏：礼仪。因为只有在发表了特别宣告之后，并且事先获得国王陛下的恩准，法兰西的王太子和他的夫人才能第一次庄严隆重地踏进首都。但是恰好是这个庄严隆重的入城式，这个“欢快的入城式”，那些亲爱的亲戚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它一拖再拖，直拖下去。那几个假仁假义的老姑妈、杜巴里夫人和那对野心勃勃的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尔托阿伯爵，尽管平时相互之间水火不容，互为寇仇，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都齐心协力，一同拦阻玛丽·安托瓦内特通向巴黎的道路。他们不愿让她赢得这一胜利，彰显她未来崇高的地位。宫廷里的这一阴谋集团每个礼拜，每个月都会变着法子想出一个不同的障碍。就这样，六个月，十二个月，二十四个月，三十六个月，一年两年三年过去，玛丽·安托瓦内特还依然被囚禁在凡尔赛黄金的栅栏后面。到1773年5月，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失掉耐心，展开公开的攻击。既然宫廷礼仪官对于她的愿望，频频摇晃他那戴着扑粉假发的脑袋，玛丽·安托瓦内特径直前去求见路易十五国王陛下。国王陛下并未发现她的这一请求有丝毫怪异之处，再说他对一切美女全都心软耳软，立刻对他那迷人的孙媳妇的要求表示赞许，使得整个阴谋集团大为恼火。国王陛下甚至同意，由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己选定举行这庄严隆重的入城式的日子。

玛丽·安托瓦内特选定6月8日。现在，既然国王陛下已经恩准了她的请求，这个恣肆放纵的女人就想对她深恶痛绝的宫廷清规戒律，再悄悄地开一个玩笑。这些条条框框竟然把她和巴黎隔开了三年之久，就像有些钟情的新婚男女，在家里预想不到的情况下，在神父祝福他们之前，早已度过了他们缠绵悱恻、柔情万种的夜晚，悄然偷尝了禁果的美味，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说服她的丈夫和她的小叔子，就在公开举行进入巴黎的隆重仪式之前，偷偷地访问巴黎一次。在欢快的入城式之前几个礼拜，他们在夜深人静时，下令把国王专用的豪华马车配上马匹，乔装打扮，蒙上面纱，驱车前往圣城麦加——巴黎，参加歌剧舞会，驰进这座紫禁城。第二天一早，他们在望早弥撒时，穿得规规矩矩地露面。这次并未得到恩准的冒险行径完全没有被人发现，没有任何麻烦。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却顺利地对她极端痛恨的礼仪，第一次报仇雪恨。

在她偷尝了乐园里的禁果巴黎之后，那次公开的庄严隆重的入城式便显得更加气势磅礴。

在法兰西的国王恩准之后，天国的君王也神态庄严地表示赞同：6月8日这一天是个阳光灿烂万里无云的夏日，一望无际的人流都被吸引出来充当观众。从凡尔赛到巴黎的这条大街，倏时变成密密麻麻、汹涌澎湃的男女人群汇成的丛林。人们挥动帽子，迎风招展的彩旗和五彩缤纷的花束、花环。首都的总督，德·布利萨克元帅，在城门口等待着披上节日盛装的皇家豪华马车，为了毕恭毕敬地向和平的征服者献上银托盘里的城门钥匙。然后集市上的妇女们，今天都走来（以后她们欢迎玛丽·安托瓦内特，态度将会多么不同！）献上当年初生的鲜花和水果，并且宣读王朝的格言。紧接着，荣誉军人教堂、市政厅和巴士底狱都响起隆隆的礼炮声。皇家豪华马车缓缓驰过全城，沿着推勒里码头一直驰到巴黎圣母院；无论走到哪里，在大教堂，在各个修道院，在大学，人们发表致辞，对他们表示欢迎。他们驰过特地为他们建造的凯旋门，穿过密如森林的旌旗。但是对他们最为真诚的欢迎则来自民众，正等待着的上万人，十几万人从这座巨大无朋的城市的大街小巷，像潮水般汹涌而出，汇集起来，来观看这对年轻的夫妇。这位意想不到的迷人女子的模样激起了难以名状的激情。大家热烈鼓掌，欢呼雀跃，挥舞手帕、帽子，孩子们、妇女们都挤了过来。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推勒里宫的阳台上，看见这激情洋溢的人群激起的一望无际的汹涌波涛，简直吓了一跳：“我的上帝，这么多人！”这时站在她身边的德·布利萨克元帅鞠了一躬，以真正法兰西式向妇女献殷勤的口气答道：“夫人，但愿太子殿下不会不悦，但是您在这儿看见的二十万人都钟情于您。”

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民众的这第一次邂逅，给她留下悚然震惊的印象。她的天性不大沉思默想，但是能够迅速领悟，她理解一切事件，总是只凭直接的个人印象，只凭亲眼看见的直接观感。摇晃的旗帜，欢呼的声响，晃动的帽子汇成的一望无际、活生生的浩渺森林，无名的民众组成的温暖波涛，奔腾呼啸着向她涌来，只有在这种时刻，她才第一次预感到命运把她抬上的地位，拥有什么样的耀眼光芒和显要意义。迄今为止人们在凡尔赛宫称呼她为“太子妃夫人”，但这只是千百种其他称号中的一种。在漫无止境的贵族阶梯上，只是上面的一步，僵硬的一个级别，是个空洞的字眼，冰冷的概念。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一次感性地理解到，“法兰西王国太子妃”这个称呼所内含的炽热意义和高傲预兆。她深受震撼地写信给她母亲：“上星期二我经历了一次盛典，我今生今世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进入巴黎的入城式。人们想象得出的一切荣耀，我们全都收到。但是感动我最深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可怜的百姓显示出来的柔情和激情。尽管处于沉重税收的高压之下，依然因为见到我们而欢欣鼓舞。在推勒里宫的御花园里人群如此众多，足足有三刻钟，我们进退不得。这次散步之后回来的路上，我们在露天的平台上又足足待了半个小时。我亲爱的母亲，我简直没法向你形容大家在这一时刻，向我们迸发出来的爱和欢乐。在我们退下来之前，我们还向民众挥手致意，他们高兴之极。处于我们的地位是多么幸福啊，我们可以如此轻易地就赢得友谊。可是再也没有更加珍贵的东西了，这点我已经很好地感觉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点。”

这是我们从玛丽·安托瓦内特给她母亲的书信里听到的最初真正个人的字句。这些强烈的印象，立刻就映入她那容易感动的天性。民众向她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并不是她应该得到的，她为此深受震撼。在她心里，激起了一种既感激又宽容的感情。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接受得快，忘记得也快。对巴黎又进行了几次访问之后，她就把民众的欢呼当作理所当然的崇敬，理应属于她的等级和她的地位，对此她像孩子似的不假思索地欣喜异常，就像接受人生给她的一切馈赠。她觉得让这些热情的民众簇拥着，受到排山倒海似的欢呼，受到这些素不相识的民众的爱戴，真是奇妙：从此她就把享受这两千万民众的热爱，当作她的权利。丝毫没有想到，权利也意味着义务，即便是最纯洁的爱，如果没有感到回报，最终也会疲惫。

初次访问，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征服了巴黎。但与此同时，巴黎也征服了玛丽·安托瓦内特。从这天起，她就迷恋上了这座城市。她常常——不久就过于经常——驱车前往这座诱人的有着无尽娱乐的城市；有时，青天白日，盛装打扮，带着全体宫廷命妇；有时轻车简从，只带少数亲信，夤夜出游，上剧院，赴舞会，以私人身份，以令人难堪，或者并不令人难堪的方式尽情欢娱。现在，摆脱了宫廷日历一成不变的时间安排，这个半大不小的女孩，这个野性十足的女孩才意识到，凡尔赛宫这座拥有几百扇窗户的大理石、砖石砌成的匣子里面鞠躬屈膝如仪，阴谋诡计不断，庆典盛会举止僵硬，是多么阴森可怕令人厌恶。三位嘴巴尖刻，绷着臭脸的姑妈，多么令人厌烦。而她早上不得不和她们一同去望弥撒，晚上和她们坐在一起，编织长筒袜子。和巴黎自然而然，无拘无束，奔流不息的旺盛精力相比，她觉得整个宫廷这套上朝、觐见，既无欢笑又无自由，总是摆出神气活现的姿态，这场永远跳个没完的小步舞，永远摆出同样的造型，做出同样精密刻板的动作，稍稍失礼，人们就总是表示大惊失色，简直鬼气森然，既像木乃伊一样干瘪，又矫揉造作，极不自然。玛丽·安托瓦内特觉得，她似乎逃出一座暖房，进入自由的空气。在这里，在这浩若烟海、纷纷扰扰的巨大城市里，你可以倏而消失，隐遁无踪，摆脱每天日程安排的无情指针，和偶发事件戏谑玩耍。在这里可以依着自己的性子生活和享受，而在那边只为镜子而活着。于是现在每周定期有两三次，一辆皇家豪华马车里坐着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夤夜驰往巴黎，直到破晓时分才返回凡尔赛。

那么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巴黎看些什么呢？开头几天，她出于好奇，还参观各处名胜古迹、博物馆、大型商店，她参观了一次民间节庆，甚至参观了一次绘画展览。但是这一来，她对巴黎城里的知识需求，在今后二十年里完全得到满足。此外她就专门出入娱乐场所，定期造访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意大利喜剧院，参加舞会，化装舞会，出入赌场。恰好是今天那些富有的美国女人心向往之的“夜巴黎，欢乐之城巴黎”。最最吸引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是歌剧舞会，因为化装舞会上的行动自由，是允许她这个地位显赫的囚徒所能享受的唯一自由。一个眼睛上罩着面具的女人可以开点玩笑，找点乐子，这是一位太子妃平时不可能干的事情。她可以找些陌生的骑士来进行几分钟轻松欢快的谈话——那个乏味无能的丈夫正在家里睡大觉——她可以和一个名叫费尔森[1]的，令人着迷的年轻瑞典伯爵坦诚攀谈，在面具的掩护下，和他聊天，直到宫廷命妇们又找一个人到包厢里来为止：在这里可以无忧无虑地纵情欢笑，唉，在巴黎可以纵情欢笑，乐享人生！这些年，她从未踏进过一家市民的住房，从未出席过一次议会的会议，或者参加过一次法兰西学院的会议，从未造访过一次医院、市场，从来没有一次试图了解她的人民日常生活的一星半点。在这些探访巴黎的放荡行为过程中，玛丽·安托瓦内特总是待在消遣娱乐的花花世界金碧辉煌的狭小圈子里，自以为对于善良的百姓，对这些“善良的人民”，只要微笑着慵懒地回答他们热情洋溢的问候，就已经够了。你瞧，他们总是兴高采烈地成群结队夹道欢迎。同样，她在剧院里走到脚灯的护栏前面，贵族们和富裕的市民们也高声欢呼。晚上，当她驱车驶进巴黎城里，人们刚拖着疲惫的脚步下班回家。早上六点，“人民”又赶着前去工作。这个年轻女人总觉得她欢快懒散的生活，喧闹的寻欢作乐总是被人赞同，到处被人赞同。她这样恣肆放纵，这样轻浮地打发日子，又有什么不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凭着年轻狂热，因为自己无忧无虑，幸福欢快，就傻乎乎地以为全世界也都欢欣异常，无忧无虑。可是，正当她毫无猜忌地认为，她到巴黎去的寻欢作乐之行，使她背离了宫廷，使自己相当亲民，实际上二十年之久，她乘坐镶着玻璃窗、装了弹簧的奢侈豪华的马车，和真正的人民，和真正的巴黎擦肩而过。

巴黎的接待产生强烈的印象，使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气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外界的赞赏总会加强自身的自尊心：一个年轻女子，成千上万人向她证实，说她容貌美丽，立即意识到自己美丽而变成更加美丽；同样这个腼腆羞怯的少女，在凡尔赛宫里迄今为止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是多余的人，现在在她的性格里，一种年轻的，她自己也深感意外的高傲，完全消除了她的忐忑和羞怯；这个十五岁的少女，一向受到大使和忏悔师、姑妈和亲戚们的庇护和管束，轻手轻脚地走过各个房间，看见每一个宫廷命妇都蜷缩起身子，低下头去，这样一个姑娘已经消失。玛丽·安托瓦内特现在一下子学会了长久以来人们要求她保持的尊贵威严的仪表；她从内心昂首挺胸起来；她挺直腰板，仪态优雅地把所有宫廷命妇视为臣仆。她身上的一切全都改变，她的性格开始显露出来。她的笔迹也突然一下子发生改变：原先是笨拙迟钝，孩子气的字母写得老大，现在纤细的女性字体密密麻麻地写在秀气的明信片上。当然，她性格中那股极不耐烦的不大连贯、不假思索的劲头并没有完全从她的字体上消化。可是在她文字的表达上，却已开始表现出某种独立自主的神气。现在这个热血沸腾的少女感情充盈，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渴望过一个个人的生活，热爱上一个人。可惜政治把她拴在这个蠢笨的丈夫身上，而他还不是男人。既然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芳心还别无所属，她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个可爱的男人，这位十八岁的少女便爱上了她自己。谄媚这剂甜蜜的毒药，在她的血管里炽热地奔流。人家越赞赏她，她就越要人家赞赏。在她还没有通过法律成为全国的女主人之前，她希望作为女人，通过她的爱娇妩媚让整个宫廷，整座城市和整个国家作为她的臣仆，一旦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便产生欲望，要尝试着施展自己的力量。

恰好——简直可说：例外地有一个绝妙的契机，使这位少妇进行第一个试验，看她是否能把她的意志强加到整座宫廷和这座城市之上。音乐大师格鲁克完成了他的歌剧《伊菲盖妮》，想要看到他的这一作品在巴黎首演。对于极通音律的维也纳宫廷而言，大师的成功也是宫廷的光荣，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考尼茨、约瑟夫二世皇帝，都期待太子妃能为大师扫平道路。在评定艺术价值方面，无论是在音乐、绘画和文学方面，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鉴别能力并不出色。她有某种自然的品味，但是不善独立审视，只是慵懒地表示好奇，顺从每种新的时尚，对于社会上公认的一切，表示五分钟的热度，喜欢一阵。她缺乏进一步深入理解的能力。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来没有把一本书从头念到尾，善于回避每一种言辞恳切、谆谆教导的谈话，她的性格并不具备必要的做出真正判断的前提条件：严肃认真，敬畏之心，尽心费力，深思熟虑。艺术对她而言，只是人生的装饰，其他娱乐当中的一种。她只知道毫不费劲的享受，因而也永远不是真正的艺术享受。在音乐方面，她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只是懒懒散散地使了点劲。在维也纳上大师格鲁克的钢琴课，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她业余地弹奏一下羽管键琴[2]，就像她有时候在舞台上演戏，在亲密的小圈子里唱歌一样。不言而喻，她自然毫无能力预感到，并且理解歌剧《伊菲盖妮》的新颖别致和气势磅礴，丝毫也没注意到她的同胞莫扎特[3]就在巴黎。但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嘱咐她关照格鲁克，她对这个表面上非常厉害，肩膀很宽，和蔼可亲的大师的确怀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好感。另外，正因为当时在巴黎，意大利歌剧和法兰西歌剧阴险地串通起来，共同抵制这个“野蛮人”，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显示一下她的力量。正好宫廷乐师先生们纷纷宣称，这出歌剧“无法上演”，玛丽·安托瓦内特便立即迫使有关方面，接受这出歌剧，马上开始排练。格鲁克这位大师身材粗壮，脾气暴躁，具有大艺术家那种狂热的、绝不退让的态度，当然让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他的庇护很不容易。在排练时，他愤怒地大肆叱责备受娇宠的女歌手们，弄得这些女歌手流着眼泪，直奔那些身为显贵的情人哀声诉苦；这位大师对于那些不习惯于这样认真排练的乐师们，无情地纠缠不休，像个暴君似的控制着歌剧院，通过紧闭的大门，听见他洪亮的嗓子像跟人吵架似的大声咆哮。不下十几次，他威胁着要撂下挑子，什么也不顾，返回维也纳，只是因为害怕他那身为太子妃的恩主，才阻止他酿成一桩骇人听闻的丑闻。终于，初演决定在1774年4月13日举行。王宫已经订下了座位和豪华的王家马车。这时一位歌手病倒，得赶快用另一位歌手代替。不行，格鲁克下达命令，初演得延期举行。大家拼命求他，他在想什么呢，宫廷已经做好安排，一个作曲家，更何况是个市民阶级的作曲家，而且还是个外国人，竟敢因为一个勉强还算不错的歌手生病，就彻底推翻宫廷的崇高命令，一切显贵的老爷和夫人的安排。这个土里土气的乡下顽固脑袋大叫大嚷，这一切他都满不在乎，他宁可把他的歌剧总谱扔进火堆，付之一炬，也不愿凑凑合合地上演他的歌剧。他怒气冲冲地跑去见他的恩主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觉得这位野性十足的大师非常逗乐。她立刻站在这个“善良的格鲁克”这边，宫廷豪华马车又都退掉，歌剧改在19日初演。王子们十分生气。另外，玛丽·安托瓦内特又让警察局长采取措施，阻止这些显贵们吹口哨、喝倒彩来发泄他们对这位作曲家的气恼，此人并非宫廷成员：她特别明显地公开表示，她的这个同胞的事情也就是她的事情。

格鲁克

《伊菲盖妮》的首次公演的的确确是一大胜利，但是，与其说是格鲁克的胜利，不如说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胜利，各报和公众态度相当冷漠；认为歌剧中“有几段非常精彩，有几段非常平淡”。因为在艺术中总是这样，大胆独创的作品乍一看很难为顽固不化的公众所理解。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把整个宫廷都拖来观赏这次首演；甚至她的丈夫，这位储君平素绝不会为了虚幻世界的音乐而牺牲他的狩猎。对他而言，撂倒一头牡鹿比九位缪斯女神加在一起都更加重要。既然合适的气氛不是立即就能出现，玛丽·安托瓦内特便在每一首咏叹调唱完之后，就从她的包厢里特意鼓起掌来。出于礼貌，她的小叔子们、弟媳妇们和整个宫廷显贵也都跟着使劲鼓掌。这样，尽管搞了不少阴谋活动，这晚的演出成为音乐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格鲁克征服了巴黎。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一次向巴黎城和宫廷公然贯彻了她的意志：这是她的个性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这个年轻女人第一次向整个法兰西显示她的实力。再过几个礼拜，王后的称号将确认她的权力，而她凭着自己的能力早已独断专行地赢得了这种权力。

[1] 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伯爵（1755—1810），瑞典政治家，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情人，1779年起在法国军队中服役，接近法国王室。

[2] 流行于十六至十八世纪之间的键盘乐器，后来为钢琴所取代。

[3] 沃尔夫冈·阿玛代乌斯·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天才作曲家，1763、1766、1778年曾三度到达巴黎。

第六章 国王驾崩，国王万岁！

1774年4月27日，路易十五国王在狩猎时，突然感到浑身无力，脑袋剧痛，便返回他心爱的王宫特丽雅侬。夜里，大夫们诊断国王发烧，立即把杜巴里夫人接到国王陛下的床边。第二天早晨，大夫们忧心忡忡地开出医嘱，把国王陛下迁往凡尔赛宫。即使无情的死亡，也必须服从更加无情的礼仪的规定：法兰西的国王除了在自己的御床上之外，不得在任何其他地方罹患重疾或者晏驾。陛下生病得在凡尔赛宫。在凡尔赛宫立即有六名医生，五名外科医生，三名药剂师，总共十四人环侍在国王病床周围，每小时每个医生都要为他切脉六次。但是全凭偶然做出诊断。晚上有个仆人举起蜡烛，守在床边的医生中有一位在病人脸上发现恶名远扬的红斑，整个宫廷整座皇宫从上到下立即明白：这是天花！一阵恐惧的狂风吹过整幢巨大的宫殿，害怕传染的恐惧。果然往后几天，就有几个人受到传染，但是比害怕传染更强烈的恐惧乃是，国王一旦晏驾，宫中朝臣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国王的三个女儿表现出真正虔信者的勇气，她们白天守在国王的病床旁边，杜巴里夫人做出自我牺牲，夜里守在病人床边。可是太子和太子妃则相反，由于有传染的危险，宫廷家规禁止他们踏进国王的寝宫：三天以来，他们两人的性命变得珍贵了许多。现在猛地一下子，宫廷就分成两派。在路易十五的病榻边，老一辈的人，昨日的势力，三位姑妈和杜巴里夫人守护着、颤抖着；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只要国王发烧的嘴唇呼出最后一口气，他们的辉煌就此终结。而在另外的房间里聚集着新一辈人，未来的路易十六国王，未来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普罗旺斯伯爵，只要他的哥哥路易还下不了决心生下子嗣，伯爵就暗地里觉得自己也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在这两个房间之间横亘着命运。谁也不许踏进病房，统治王国的旧日太阳正在陨落。谁也不许踏进另一间房，那里王权的崭新太阳正冉冉升起：而在两间房间之间，在巨大的前厅里，宫廷群臣正战战兢兢摇摆不定地等待着，犹豫不决，不知向哪里去表述他们的愿望，是倒向垂死的国王，还是倒向未来的国王；是倾向西沉的落日，还是倾向初升的朝阳。

在这期间，致命的疾病彻底摧毁了国王那消耗殆尽、衰朽不堪、精疲力竭的躯体。活着的肉体，肿得令人毛骨悚然，布满脓包，正在逐渐溃烂，但是一刻也未丧失意识。三位女儿和杜巴里夫人需要极大的勇气坚持下去，因为尽管窗户洞开，瘟疫般的恶臭依然弥漫整个国王的寝宫。不久大夫们退到一旁，他们认为国王病体已经没救——于是开始另一场斗争，为拯救这罪恶的灵魂而进行搏斗。但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神父们拒绝走近国王的病床去听他忏悔，让他领取圣体；这位垂死的国王这么久过着极不虔诚，纵情淫欲的生活，得先要证明他确有悔过之意才行，先得把那阻止他改过自新的绊脚石搬开，就是拼着老命守护在他床边的那个情人，她曾有违基督教的教义，和国王同床这么多时间。恰好现在落得孤家寡人最后孤寂的可怕时刻，把他唯一内心牵挂的女人遣走，国王实在难下决心。但是他越来越害怕地狱的烈火，恐惧卡住他的咽喉。他以近乎窒息的声音和杜巴里夫人诀别。夫人立即毫不引人注目地被人用一辆马车，送到附近的一座小府邸里：她得在那里静候，等国王陛下得以康复再返回凡尔赛宫。

等到国王做出了这个明显的悔罪行动之后，他才有可能进行忏悔，领取圣体。三十八年来整个宫廷里最最清闲、无所事事的人，国王的忏悔师才迈步走进国王的寝宫，房门在他身后关闭。守候在前厅里的那些宫廷权贵们深感遗憾的是，他们不能听见这位鹿苑国王的长篇罪孽的目录（若能听见，一定非常有趣）。但是他们手里握着怀表，在门外仔细地计时，至少他们恶毒的酷爱丑闻的心里能够记下，一位路易十五国王需要多少时间，来承认他所有的沉重罪孽和放荡行为。恰好过了十六分钟，房门终于又一次打开，忏悔师走出门外。但是有些迹象指出，路易十五还没能得到最后的赦免，一个三十八年来，从未涤荡过他那罪孽深重的心灵，当着他儿孙的面在耻辱和肉欲之中生活的国王，教会还要求他经受一次更深的羞辱，不仅是这样一种秘密的忏悔。正因为他曾是世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自以为可以无忧无虑地，妄自凌驾于教会法律之上，教会这时才要求他在无上至尊的上帝面前，特别谦卑地深深低下他的脑袋。这位罪孽深重的国王必须为他有辱身份的一生，公开地在众人面前，向众人表示悔恨。只有这样才能让他领取圣体。

第二天早上，上演了极为精彩的一场好戏：基督教世界权力无限的独裁者，必须在他自己的一群聚集一堂的臣仆面前当众赎罪。宫廷整个台阶站满了手执武器的近卫军，从小教堂直到临终的房间。瑞士卫队分成两行，夹道站立。等到崇高的神职人员手捧圣爵[1]，在华盖之下汇成庄严的队伍走进皇宫，立即擂起沉郁的鼓声，所有的人都手执点燃的蜡烛。走在大主教及其随从身后的是太子和他的两位御弟，王子们，公主们。为了护送最为神圣的圣体直到门边，他们在门口停步，双膝跪下。只有国王的三个女儿和没有王位继承权的王子们，跟随着崇高的大主教走进垂死国王的卧室。

在鸦雀无声的寂静之中听见红衣主教低声致辞，通过敞开的房门看见他施予圣体，然后出现充满惊怵和敬畏的意外瞬间——红衣主教走到通向前厅的门槛边，向汇集一堂的全体宫廷人员扬声说道：“先生们，国王陛下委托我告诉你们，他请求上帝宽恕他对上帝所做的侮慢和他为全国人民所树立的坏榜样。他答应，如果上帝重新使他恢复健康，他将进行赎罪，支持宗教信仰，减轻他人民的命运。”大家听见从病床上传来一阵轻声的悲叹，只有站在最近处的人清楚听见垂死的人喃喃说道：“我愿意，我自己有力气亲自说这番话。”

现在发生的事情，只是一阵惊恐。不是一个人在死去，而是一具周身肿胀，业已发黑的腐尸在溃烂下去。但是路易十五的躯体奋力抗拒这不可阻拦的死亡，就仿佛他波旁王室列祖列宗的力量都凝聚到他身上。这些日子对于所有的人都可怕已极，仆人们闻到那可怕的腐臭，纷纷晕倒。三个女儿迸出最后的力气守护在病床旁边。大夫们早已表示回天无力，放弃治疗。宫廷显贵越来越焦躁不耐地等候着这出令人憎恶的悲剧赶紧终场。楼下王家豪华马车早已在几天前就已套上马匹，准备起驾。为了避免受到传染，只等老国王一旦晏驾，新即位的路易国王就必须一刻也不耽搁，带着他的全部随从，迁居舒阿西宫。骑士们早已装上马鞍，箱子都已装好，仆人们和马车夫们在楼下等了一小时，又一小时；大家都凝视着弥留者的窗户上点燃的一支小蜡烛。这是大家约定的信号，——只等某一时刻这支蜡烛就要吹灭。但是这位老波旁王朝的国王身材魁梧，还是足足抗争了整整一天。星期二，5月10日，三点半，这支蜡烛熄灭了。悄声耳语顿时变成轰然巨响。消息像一阵奔流的波浪，从一个房间流向另一个房间，呼声犹如越来越响的风声：“国王驾崩，国王万岁！”

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丈夫在一间小房间里等候。突然之间，她听见那阵神秘的汹涌澎湃的声响，一阵话语喧哗，犹如一阵听不清楚的江涛拍岸，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越来越近，就仿佛狂风暴雨袭来，房门应声洞开，德·诺阿伊夫人走进屋来，跪倒在地，作为第一人称呼玛丽·安托瓦内特为王后。在德·诺阿伊夫人身后，其余的人蜂拥而至，人数越来越多，整个宫廷显贵悉数涌来，每一个人都想迅速赶来表示朝贺，每一个人都想显现自己，被国王王后发现自己是最初前来朝贺的人当中的一个。鼓声隆隆，军官们挥舞佩剑，千百张嘴同时山摇地动般地发出呼喊：“国王驾崩，国王万岁！”

玛丽·安托瓦内特作为太子妃走进这个房间，如今作为王后走出这个房间。在遭人抛弃的房子里，人们吁了口气，放下心来，迅速地把路易十五业已呈蓝黑色、无法辨认的尸体装进早已备好的棺材里，只想尽量不惹人注意地加以安葬。与此同时，宫廷豪华马车载着一位新的国王、新的王后驶出凡尔赛宫镀金的花园大门。在大街上，百姓向他们高声欢呼，就仿佛随着老国王殡天，百姓苦难也就此终结。随着新国王和王后登基，将开启一个新世界。

那位信口胡扯的老太太康庞[2]夫人，在她那时而甘甜如蜜，时而泪洒满纸的回忆录里告诉我们，当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获得路易十五驾崩的消息时，跪倒在地，啜泣着高呼：“我的上帝啊，保护我们，保佑我们吧！我们太年轻太年轻，难以胜任治理国家。”这是一则十分动人的轶事，真是天晓得，满可以用来充当一本儿童读物。可惜的只是，它和大多数有关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轶事一样，有个小小的缺点：杜撰得过于笨拙，完全不符合心理学。因为这样一种假仁假义的感动，完全不适合那位冷血如鱼的路易十六。他完全没有理由为了这样一个事件而感到心灵震撼。八天以来，宫廷上下都手里握着怀表时刻期盼着这一事件的发生。这种假模假样的感动更不适合玛丽·安托瓦内特。她心里无忧无虑地接受时光的这一馈赠，就像接受任何一种礼物一样。并不是她野心勃勃，渴望掌权或者迫不及待地想抓住王笏，当朝执政；玛丽·安托瓦内特可是从来也没有梦想过要变成一位伊丽莎白女王，一位叶卡捷琳娜女沙皇，一位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她心灵的干劲太少，智力的幅度过窄，性格过于懒散，不会想做这样一位女统治者。她的愿望，就像在每一个性格平庸的人身上那样，永远不会超过她自己的个人范围；这位少妇并无政治理念，想强加在世界之上，毫无压迫别人或者侮辱别人的愿望；从小开始，她拥有一种强烈的，倔强的，往往是孩子气的独立自主的本能。她不想统治别人，也不愿意被任何人统治和影响。充当女主人，对她而言，仅仅只是自己得以自由，经过三年多受人管束，受人监护，她现在第一次感到无拘无束，没人再在这里命令她停住（因为严厉的母亲住在千里之外，她那卑躬屈膝的丈夫战战兢兢地提出什么抗议，她都付之一笑，不屑一顾）。从太子妃升到王后，这举足轻重的一步，使她终于置身于众人之上，不再臣属于任何人，只听从于她自己任意妄为的脾气。姑妈们的哭哭闹闹终于结束了，也不用再到国王那里去请求恩准，是否允许她驱车前去参加歌剧舞会。她那切齿痛恨的敌人，杜巴里那个女人的骄横也都过去了，明天就打发这个女人永远滚到流放地去，她身上的珍宝永远也不会在晚宴上闪闪发光。在她的闺房里，永远也不会再有公侯们、国王们竞相亲吻她的手。玛丽·安托瓦内特骄傲地抓住落到她头上的王冠，不因自己的骄傲而感到羞耻。她写信禀告母亲：“尽管上帝让我在生下来时，就具有我现在拥有的那个爵位，我不由自主地赞赏上苍的善心好意，选拔我，您最小的女儿来君临欧洲这个最美丽的王国。”在这番宣告之中，谁若没有听出她内心深处的欢快余音，实在是耳朵不灵。正因为她只感觉到她地位的显赫宏伟，没有同时感到她的责任，她便无忧无虑、轻松愉快地登上了王后的宝座。

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刚登上宝座，喧闹的欢呼之声便从内心深处响起。这两位年轻的国君和王后，还什么也没允诺，什么也没遵守，万众便向他们表示热情欢迎。永远相信奇迹的人民梦想，是不是一个黄金时代就此开启？那个吸尽百姓骨髓的先王情妇已被流放，那个对民间疾苦漠不关心的老淫棍路易十五已被埋葬。一位年轻单纯，勤俭节约，谦虚谨慎而且十分虔诚的国王，一位迷人、可爱、年轻、心地善良的王后正统治着法兰西。在所有的橱窗里都引人注目地陈列着这一对新王夫妇的肖像。人们怀着完全未被销蚀的希望，热爱着他们。他们每做一件事情都受到百姓的热情欢迎。便是终日提心吊胆不知所从的整个宫廷也开始高兴起来：现在又会举行舞会和阅兵式，又会有欢快和新的人生欢乐，青春和自由又将笼罩一切。人们长吁一口气，欢送老国王殡天，整个法兰西的钟楼上敲的丧钟，声音清越欢欣，就仿佛在欢度一个节日。

整个欧洲，只有一个人听到路易十五的死讯感到真正的激动和惊讶，那就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因为她为一种忧郁的预感所侵袭。作为女皇，她历经三十年的艰辛，深知一顶王冠的重量。作为母亲，她深知自己女儿的弱点和错误。她真心诚意地希望看见她女儿登基为后的时刻能够推迟，直到这个头脑轻浮、毫无顾忌的女孩能够更加成熟，更能抵御她挥霍无度的癖好对她的诱惑。这位年迈的女人，心情沉重，阴郁不祥的预感似乎压得她忧心忡忡。她在得到这一消息后写信给她忠心耿耿的使臣：“得到这一消息我万分激动，但是我更为我女儿的命运思虑万千。她的命运可能会灿烂辉煌，也可能极端不幸。国王，大臣，国家的地位不能让我看到任何使我安心的东西，她自己实在年轻极了！她从来不曾追求过更加严肃的事情，也永远不会，或者几乎不会有这样的追求。”对于她女儿颇为得意的通报，她的回答也充满忧伤：“我对你新近获得的尊荣，不作任何祝贺。获得这个尊荣，代价昂贵，倘若你不能下定决心，过着这同样安静而纯洁的生活，还将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多亏这位仁慈的父王宽宏大量，你这三年过着这样安静纯洁的生活，博得了你们民族的赞同和热爱。这对于你们目前的地位极为有利；但是现在需要懂得保住这个地位，善于好好利用这个地位来为国王和国家谋求福祉。你们两个都还非常年轻，负担很重；因此我忧心忡忡，的确很是担忧……我现在能给你们的忠告只是，千万不要鲁莽行事；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好好审视一切，什么也别改变，让一切顺其自然地发展，否则会酿成混乱一片，阴谋无限。你们，我亲爱的孩子们，将会陷入这样的混乱之中，几乎难以自拔。”这位历经磨难的女皇，根据她多年的经验，从远方，以她卡桑德拉的目光通览法兰西摇摆不定的局势，比那些就近观察的人看得更为真切。她急切地请求这两位年轻的国王王后：“尤其要维护和奥地利人的友谊，从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这两个帝国只需要安宁，来整顿自己的事情。倘若我们紧密联合，意见一致，统一行动，谁也无法扰乱我们的工作。欧洲将会获得幸福和安宁。不仅我们的人民将幸福生活，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能如此。”但是女皇向她爱女警告再三的，乃是要她务必注重自己轻率散漫的个性和她耽于游乐的倾向：“我担心你的这种倾向，甚于担心你身上的其他一切，你要从事一些严肃的事情，千万不要受人诱导，恣意挥霍，这点至关紧要。一切都取决于，这个超乎我们期望的良好开端，得以持续下去。你们使人民幸福，也使你们自己幸福。”

玛丽·安托瓦内特为母亲的忧愁所感动，一再答应，再三允诺。她认认真真地承认自己的弱点，发誓改过自新。但是这位老太太的忧虑，具有先知的色彩，难以平息。她不相信这顶王冠带来幸福，不相信她女儿得到幸福。正当全世界都围绕着玛丽·安托瓦内特欢呼雀跃，向她表示羡慕，女皇在给她知心的大使信中，发出了母亲的叹息：“我想，她最美好的日子已一去不返。”

[1] 盛放圣体的金杯。

[2] 约翰娜·路易丝·亨利哀特·康庞（1752—1822），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第一贴身侍女，是王后的心腹，在1792年8月10日，推勒里宫遭袭击时曾保护过王后，王后被囚禁后，被迫离开巴黎。1823年，她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私生活的回忆录出版，此书很有影响。

第七章 一对国王夫妇的肖像

在新王登基后的最初几个礼拜，各地的铜雕艺人、画家、雕塑家和纪念章铸造家总要忙得不亦乐乎。在法兰西，人们也激情满怀，急急忙忙地把不再“受万众爱戴的”国王路易十五的肖像搬开，换上新王夫妇庄严隆重地围上花环的肖像：国王驾崩，国王万岁！

要在路易十六的这张老实巴交的庸人脸上，加上一点恺撒似的君王气概，一个训练有素的纪念章的铸造家，用不着采用多少谄媚的本领。因为这位新王除了结实的短脖子之外，无法说他的脑袋长得不够高贵：额头均匀地向后推去，鼻子有个坚强的，简直可说是勇敢的弧形，丰满性感的嘴唇，下巴肉鼓鼓的，但是形状很是端正，侧面看去，圆圆的脸，形状很魁梧，完全讨人喜欢。特别需要美化的，主要是他的目光。这位极度近视的国王如果不用长柄眼镜，都认不清谁是谁；在这里，雕刻工人的刻刀必须费尽心思，给这双眼皮沉重、模糊不清的牛眼睛加上一点权威的气势。这位动作迟钝的路易，举止也拿不上桌面；让他穿上君王的隆重礼服，当真腰板挺直，摆出神气活现的样子，可使所有的宫廷画家都煞费苦心。因为他早年发胖，笨手笨脚，再加上眼睛近视，使他举止笨拙到可笑的地步。路易十六尽管身高几乎达到六英尺，长得身材挺拔，可是在任何公开场合，模样都极为难看堪称“可以见到的最为糟糕的外表”。他走在凡尔赛光滑的镶木地板上，脚步笨重，肩膀摇晃，“活像一个农夫走在犁杖的后面”，他既不会跳舞，又不会玩球；要是他匆忙迈步，会绊在他自己的佩剑上面。这个可怜的男人对于自己这些身体上的笨拙，十分清楚，这使他非常窘困。这种窘困新近又进而变成蠢笨，所以每个人首先有这样的印象：眼前的这位法兰西国王是个可怜的笨蛋。

但是路易十六绝不愚蠢，头脑绝不简单。只有在出场时，由于眼睛近视，受到障碍，在精神上由于腼腆（归根到底大概是因为在性的方面不够男性所致），大受障碍。进行谈话，对于这位病态羞怯的国王每次都是很费心力的一件事情。因为路易十六知道，自己思想缓慢迟钝，总是说不出的害怕。那些聪明伶俐风趣机敏的人，很快就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位诚实的男人和他们相比，就感到自己笨嘴拙舌，羞惭不已。可是如果给他时间整理思想，不要逼他迅速做出决定，给予回答，那么他的看法虽说绝不超群出众，但毕竟还是诚实直爽，思路健康，使得他将信将疑的谈话对手，像约瑟夫二世皇帝或者彼济翁[1]那样，都深感意外；只要他神经质的羞怯很好地得到克服，他就显得完全正常。一般说来，他宁可阅读或者书写，也不愿谈话，因为书籍静止不动，从不催逼；路易十六（人们简直难以想象）喜欢读书，读书很多，在历史地理方面，知识丰富，他不断提高他的英文和拉丁文水平，他极好的记忆力帮了大忙。他的文件和家务流水账簿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无懈可击。每天晚上，他都用清晰圆润，甚至可以用作法帖的清爽字迹，把他生活中可怜见的干巴巴平淡无奇的事件，“射杀六头麋鹿”“给我通了大便”，写进他的日记。这本日记完全无视世界史上一切重大事件，简直令人震撼——总的说来，这是一幅智力中等、毫不独立的人的标准图像，论天性，他适合于充当一个诚实可靠的海关检查员，或者公务员，适合于在重大事件阴影下，进行某种纯机械性的附属工作——适合于从事一切一切，唯独不适合一样：不适合当统治者。

路易十六天性当中真正的灾难乃是：他血液里有铅，反应迟钝。有些发霉的滞重的东西黏住了他的血管，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很不轻松。此人认真努力，每次都要克服一种物质上的阻力，心里的一种朦胧睡意，才能进行思维或者仅仅有所感觉。他的神经像松弛了的橡皮筋，绷不紧，伸不开，没有弹性，迸发不出电光火花。这种天生的神经迟钝，使得路易十六无法表现任何强烈的感情流露：爱情（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生理学上的爱情）、快乐、欲念、恐惧、痛苦、惊恐，所有这些感情因素，都无法穿透他身上那种像象皮一样厚实的冷漠，连直接的生命危险也无法撼动他，让他摆脱漠不关心。当革命者们冲进推勒里宫时，他的脉搏一秒钟也没有跳得更快。即便是上断头台的前天夜里，他舒适生活的两大支柱，睡眠和食欲，都没有摇晃。这个人即使手枪顶住他的胸口，也不会脸色发白。他那迟钝的眼睛，从来不会因为愤怒而闪闪发光。什么东西也吓不倒他，什么东西也无法使他兴高采烈。只有干最笨重的粗活，譬如锁匠活和狩猎，至少从外表上看，让他的身体活动活动；一切柔和的、精致的脑力活动，优雅的事情，那就是说，艺术、音乐、舞蹈则相反，和他的感情世界格格不入；没有一个缪斯女神，没有一个神仙能够让他迟钝的感官振动起来，即便是爱神厄洛斯也不行。在二十年里，路易十六从来没有为另外一个女人动过心，他只爱他的祖父为他确定的那个女人，和这女人在一起，他感到幸福，心满意足，就像他对一切都心满意足一样。他无欲无求，简直令人气愤。因此命运偏偏要求这样一个黏黏糊糊的天性像动物一样迟钝的人，做出整个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决断；偏偏要求这样一个天性喜欢安逸的人来面对最为惊天动地的世界灾难，实在是命运残忍的恶意摆布。因为恰好在行动开始，意志的肌肉应该紧绷起来进行出击或者反抗的时候，这个肉体上身强力壮的人却可耻地软弱起来：做出每个决断，对于路易十六而言，都是一件极端可怕而令人窘困的事。他只会退让，只会做别人想做的事情，因为他自己除了安宁、安宁、安宁，别无所求。受到催逼，受到意外袭击，他就答应每个人要求的东西。同样软弱无力，心甘情愿地答应另一个人正好相反的东西；谁能走到他的身边，就已经把他征服。由于这种莫名其妙的软弱，路易十六一再无端变得总有过错，尽管企图真心诚意，总被看成极不老实，他是他妻子，他大臣手里的玩物，一个豆子国王[2]可是没有欢乐，也没气派，要是不去惹他，让他安宁，他就高兴。若是非要他真的执政不可，这时他就绝望已极，丧失信心。若是革命没有把利斧砍到这个毫无恶意、麻木不仁的人又短又粗的脖子里，而是恩赐给他在某个地方的一间农家小屋，加上一个小小的花园，赋予他一个无关紧要的职责，那么就会比赖姆斯大主教，把法兰西王国的王冠加在他的头上，更加使他幸福。他无动于衷地戴着这顶王冠，二十年之久既无骄傲也无欢乐和尊严。

即便是一切宫廷诗人当中最有骑士风度的诗人，也不敢把这样一个脾气温和、缺乏男性的男子当作伟大的皇帝来加以歌颂。而王后则相反，受到各种形式各种语言的赞美，刻成大理石像，制成陶土人像，烧成素瓷人像，做成粉笔画像，放在精巧的象牙小画像里，或者优雅的诗歌中，再造王后的风采，为此所有的艺术家都竞相创作。因为王后的容貌、举止正好完美无缺地反映了时代的理想。娇柔窈窕，优雅迷人，轻佻戏谑，卖弄风情，十九岁的王后从一开始就成为洛可可的女神，时尚标准典型，统领一时风气。一个女人若想出落得俏丽诱人，便努力仿效王后。实际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脸庞既无特色，也不特别给人深刻印象；一张光滑的鹅蛋脸轮廓精致，有些小小的迷人的不规则的地方，譬如哈布斯堡家族突出的下嘴唇，有些过于平坦的额头不够高爽，既不因具有灵气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具有个性的外貌特点令人心醉。这张没有长足，还对自己颇为好奇的少女脸庞，散发出一些冷淡、空洞的气息，犹如发自色彩均匀的瓷釉，一直等到几年之后，成为少妇，这张脸略显丰满，才添加某种庄重威严、坚毅果决的神气。只有那双柔和的眼睛，表情变幻不定，容易噙着泪水，可是很快又露出游戏逗乐的光彩，表明她感情生动活泼，因为近视，赋予她轻柔平和并非深蓝色的眼睛一种迷惘感人的特点；在这张苍白的鹅蛋形的脸上，没有一处有坚定的意志刻下来的生硬线条：人们只感到一种柔软、温和，容易迁就的性格。这种性格由情绪所左右，完全是女性的特点，只是追随她感觉的暗流而动。这股娇柔优雅的风致，也是所有的人特别欣赏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处。在这个女人身上，真正美丽的其实只有她那本质上的女性特点。她那一头浓密的金灰色夹着微红的头发，微微闪光。她的皮肤呈现瓷器般的白皙和光滑，她的身段丰满柔软，她那像象牙一样光滑的双臂娇嫩圆润，呈现出完美无缺的线条，她那双保养得很好的素手秀美绝伦。一个花苞初放的少女身上所有朝气蓬勃、芳香四溢的娇媚，一股过于短暂、瞬间即已升华的魅力，在所有复制的艺术品中都难以让人感受。

因为即便是她的肖像画中少数杰作，也不能让我们看见她天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她给人的印象中最具个人特色的东西，画像几乎永远只能把一个人勉强装出来的、僵硬的姿态抓住，而玛丽·安托瓦内特最本质的魔力，只在于她动作的难以模仿的优雅之中，对此，可是众口一词。只有在生动灵活的姿态里，玛丽·安托瓦内特才显露出她身体与生俱来的音乐性；当她迈动纤细的足踝，身材颀长婀娜多姿地走过镜厅里夹立两旁的人群，当她卖弄风情地在一张小沙发上顺从地往后一靠，打算和人闲聊，当她霍地一下站起身来，步履轻快地跑下台阶，当她姿势自然优美地伸出她白得耀眼的纤纤玉手给人亲吻，或者充满柔情地把她的手臂放在她女友的腰上，这种时候，她的举止没有任何做作，全凭女性身体的本能，显得超群出众。平时十分冷静的英国人霍拉斯·沃尔波尔[3]心醉神迷地写道：“她挺直身子站在那里，俨然是一座美的雕像。她身子一动，简直是优雅的化身。”的确，她骑马、打球，活像一个亚马孙族的女战士。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她那形态柔韧、天赋卓绝的身体发挥作用，她就超越宫廷里最美丽的女人。有人说她跳舞时，并未永远按照节奏，那个痴迷的沃尔波尔断然反驳这种指责，话说得很妙：那是因为音乐有误。每个女人都知道自己美丽的规则，所以玛丽·安托瓦内特生性好动，不停活动，她便得其所哉。静静地坐着则正好相反，谛听、阅读，静静倾听，深思熟虑，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睡眠，她都难以忍受，是对耐心的考验。只有时不时地不断开始干点什么，每次都是另一件事，而且总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老是忙忙叨叨，或者想忙点什么，但是自己从来也不当真使劲，总是只感到时间并未静止，定要跟上时间，赶上时间，超过时间！吃饭时间不能长，赶快吃上几口甜食；睡觉时间不长，思考时间不长，赶快想方设法优哉游哉。就这样，玛丽·安托瓦内特充当王后的二十年岁月，只是一个永恒的，围绕着自我旋转的不停活动，既不关注外在的，也不关注内心的目标，从人性和政治上看，完完全全是空忙一气。

这种不着不落的神气，这种从来也不驻足观望的样子，这样自我浪费一股出色的，只是用得不得其所的力量，这正是她的母亲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如此恼火的地方：这位阅人无数、识人甚深的老母亲清楚地知道，这个女孩天资聪慧，很有灵气，完全可以迸发出成百倍的能量。玛丽·安托瓦内特只消扮演好她归根到底业已在演的角色，她就拥有国王的权力；但是，真是灾难，她出于懒散，总是置身于她自己的精神水准之下。作为地道的奥地利女人，她无疑拥有许多天才，甚至过多的天才，可惜就没有丝毫意志力，把这些与生俱来的天赋认认真真地充分利用，或者予以深化：她轻率地消磨了自己的这些天才，只是为了给自己消遣。约瑟夫二世皇帝评判：“她的第一个冲动永远是正确的，要是她能坚持下去，稍稍再多思考一下，那她就不同凡响了。”但是恰好是这稍稍再多思考一下，对于她那不肯安宁的脾气成为负担；只要和即兴涌现的想法不同的其他想法，对她来说都过于使劲。她那任性的满不在乎的天性，憎恶任何形式的用心费脑。她只要游戏，只要在所有的事情上，在每件事情上轻松愉快，不要努力，不要真正的工作。玛丽·安托瓦内特跟人聊天只是有口无心，只用嘴巴，不用脑子。要是人家跟她说话，她就心绪不宁，漫不经心地听着；谈话时，那种令人着迷的亲切和蔼的神情，使人折服。每一个思想刚起了个头，立刻又弃之不顾。她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什么东西都只读个开头，不读到底，任何词句都不记住，没法从中吸取一点真正有阅历的思想和真相。因此她也就不喜欢书籍，不喜欢国家文件，不喜欢要求她耐心阅读，全神贯注的东西。即便是万分必要的书信，她也不爱写，只是极不耐心信笔涂鸦似地匆匆写就。即便是给母亲的家书，也往往可以看出她急于写完、敷衍了事的痕迹。千万别让生活负担沉重，千万不要那些使头脑阴郁、迟钝、忧伤的东西！谁能绝妙地遮掩她的这种思想的怠惰，她就认为其聪明绝顶。谁若要她费劲动脑，她就认为是讨厌的迂夫子。她就这样一跃，疏远了她的骑士们和志同道合的姐妹们当中明智理性的劝告者们。只求一味享受人生，千万不要用沉思默想精打细算节约储蓄来打扰自己，她这样想，她圈子里所有的人也都这样想。只为感官而生，绝不静心思索：这是整整一代人的道德，十八世纪的道德。命运让她象征性地变成这个时代的女王，她将显而易见地和这个时代而生，也显而易见地和这个时代而死。

没有一个诗人能够凭空想象出，比这对极端不同的夫妻更加显著的性格差异；一直到他们身体的最后一根神经，一直到他们血液循环的节奏，一直到他们脾气秉性最外在的震颤，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在他们个性特点的方方面面，都形成绝对的对照。路易十六笨重，玛丽·安托瓦内特轻盈；国王迟钝，王后灵巧；国王阴郁沉闷，王后兴高采烈；国王麻木不仁，王后明快敏感。再进入到心灵之中：国王优柔寡断，王后迅速决定；国王思考再三，王后当机立断；国王虔诚笃信，王后钟爱尘世；国王谦虚谦卑，王后轻佻自信；国王迂腐死板，王后轻率毛草；国王节约俭朴，王后挥霍无度；国王极度严肃，王后极度贪玩；国王思想深邃凝重，王后思想轻松活跃；国王感到独自一人最为惬意，王后酷爱喧闹的社交活动；国王怀着动物般的舒适感觉，大快朵颐，贪杯豪饮；王后滴酒不沾，吃得又少又快；国王在睡眠中得其所哉，王后跳舞时最为欣喜。国王的世界是白天，王后的世界是夜晚。因此，他们生活钟表的时针运行起来就像日月一样相对。晚上十一点，路易十六上床睡觉，玛丽·安托瓦内特才真正容光焕发。今天在镜厅中亮相，明天在舞会上露面，总要另换一个去处；等到早上，国王已经狩猎了好几个小时，王后才开始起床。他们两人的习惯倾向和时间分配无处交汇，毫无汇合之处。其实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辈子大部分时间过的是“分开生活”，他们几乎总是“分床而眠”。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对此非常遗憾。

这么说，这是一桩糟糕的婚姻，夫妻争吵，怒目相向，勉强凑合在一起？完全不是这样！相反，这完全是桩非常舒适的令人满意的婚姻——要是没有开头的时候，丈夫性功能发生障碍，产生众所周知的令人难堪的影响，甚至可说是桩非常幸福的婚事。因为夫妻之间会产生紧张关系，双方都需要有股力量，意志必然和对方的意志对抗，必然会硬碰硬。而他们两位，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全都避免发生摩擦产生紧张关系，国王是出于肉体上的懒散，而王后则是由于心灵上的懒散。玛丽·安托瓦内特在一封信里这样随口道来：“我的爱好和国王的爱好不同，他的兴趣只在狩猎和机械性的工作……您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在铁匠炉里的位子绝对不会特别优雅：我在那儿当不了火神，而爱神的角色，也许比我其他的爱好更招我丈夫的讨厌。”而路易十六又发现玛丽·安托瓦内特寻欢作乐的那种令人晕眩、喧闹嘈杂的方式也完全不合他的口味，但是这位松弛无力的丈夫，既无意志亦无力气来横加干涉；他对妻子漫无节制的行为，只是报以温和的微笑。说到底，拥有这样一个众人欣赏、娇媚迷人的女人，他感到骄傲。只要他那疲弱的感情能够经得起一番波动，这位老实巴交的丈夫便按照他的方式——也就是迟钝而正直地——对他那美丽、悟性比他更高的妻子，完全唯命是从，他意识到自己的自卑感，总是闪在一边，不要抢了妻子的风头。而王后则对于这个不找麻烦的丈夫，稍稍加以取笑，并无任何恶意。因为王后以某种宽厚的态度，也很喜欢她的丈夫，就像喜欢一头毛茸茸的雪山救人大狗，有时会挠挠它的茸毛，抚摩抚摩它的脑袋，因为他从来也不发出狺狺的叫声，或者咕咕哝哝表示不满，总是温顺柔和地听从女主人最微小的示意：日子一长，她没法对这个善良迟钝的丈夫生气。单单出于感激之情，也没法生气，因为国王让她按照自己的想法，随着自己的性子处理各种事情。要是发现王后不希望他在场，他便体贴地自行引退；事先不作通报，绝不迈进王后的房间；他是个理想的丈夫，尽管他生性节俭，总会一而再地偿还王后的债务，对她的一切他都允许，最后甚至允许她拥有情人。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共同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尊敬这个在一切弱点背后隐藏着的、极为值得尊敬的性格，渐渐地从这桩出于外交考量而撮合的婚姻，变成了真正的伙伴关系，良好真诚的共同生活，一桩真挚的婚姻，反正比那个时代大多数君王的婚姻更为真挚。

只有爱情，这个伟大而神圣的字眼，在这个场合最好不要牵扯进去。要说真正的爱情，这位缺乏丈夫气的路易十六，缺少心灵的活力。另一方面，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他的好感，又暴露出过多的同情，过分的宽容，过多的居高临下的神气。这样一种不温不火，夹杂着各种感情的复杂情感没法称之为爱情。这个敏感娇嫩的女人，出于责任感，也顾及国家利益，可以也必须在肉体上献身给她的丈夫。但是如果认为，这个肥胖、懒散、感觉怠惰的男人，这个福斯塔夫[4]竟然能在这个欢快活跃的弗拉斯太太[5]身上，唤醒爱欲的激情，或者使之得到满足，那干脆就是胡说。约瑟夫二世皇帝在他发给维也纳的，关于他巴黎之行的报告中，做出平静而又实事求是的断言。他简单明了地报告：“她根本不爱国王。”在给母亲的信里，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己写道，在他们三兄弟里，她觉得还是上帝馈赠给她作为丈夫的那一个最最可爱。这句话里的“还是”这个字，这个字里行间滑出来的“还是”泄露了天机，泄露了比她自己想要表达的更多的意思，大约是：既然我不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丈夫，那么这个正派的老老实实的丈夫“还是”最能接受的代用品。在这一个字上衡量出他们之间关系的全部不冷不热的温度。要是说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最终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这种弹性的婚姻观表示满意——女皇听到她的另一个女儿在帕尔玛更糟的事情——那只是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她和国王的关系里稍稍表现了一点伪装的技术，心灵上多了一点分寸感，她只不过是在别人面前更好地掩饰，她其实把她这位身为国王的夫婿，在丈夫气上视为零，视为“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量”！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忘记了维护夫妻的形式，从而也忘记了她丈夫的荣誉。这点，她母亲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不能原谅她；幸亏她母亲及时抓住了她说出口的这些轻率的字句当中的一个。女皇国务上的一位朋友罗森贝尔格伯爵[6]前来访问凡尔赛，玛丽·安托瓦内特喜欢这位举止高雅、彬彬有礼的老先生，对他表示极大的信任，以轻松愉快的闲聊口吻，给他写了一封信寄往维也纳，在讲述德·舒瓦瑟尔公爵请求觐见王后时，她悄悄地捉弄了一下她的丈夫。“您一定乐于以为，我事先没有关照国王，就没有见到公爵。但是您没法想象，我多么灵活巧妙地做到，不让人家看出我向国王请求了他的恩准。我说，我很想见一见德·舒瓦瑟尔先生，就是日子还没有选定。我干得这样巧妙，结果这个‘可怜的人’自己找出了我能接见公爵的最方便的时刻。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只是充分利用了一下我身为妻子的权利而已。”“可怜的人”这个字非常轻松地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笔端流出，她漫不经心地用火漆封好这封信，因为她以为只不过讲了一桩有趣的逸闻而已。“可怜的人”这个表达方式在她内心的语言里，完全老老实实地意味着一番好意：“这个可怜的好小子。”可是在维也纳，人家读起这个包含着好感、同情和轻蔑的字来，就是另外一种意思。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立刻看出，法兰西王后在一封私人信件里，把法兰西王国的国王，基督教世界最高的统治者公然称之为“可怜的人”，居然对她那身为君王的丈夫也不尊重，不表敬意。这个疯丫头在花园庆典和跳舞会上，和她的那些朗巴勒们[7]和波利涅克们[8]一起，和那些年轻的骑士们在一起，不知会用什么语气来嘲笑法兰西的统治者！于是马上在维也纳举行严肃的商讨，写出一封措辞如此严厉的致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信件，奥地利皇家档案馆几十年都禁止发表此信。年迈的女皇训斥她那忘却自己职责的女儿：“我不能向你隐瞒，你写给罗森贝尔格伯爵的信件，使我极为震惊。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什么样的漫不经心，那位玛丽·安托瓦内特大公爵小姐的如此善良，如此温柔，如此富有忘我献身精神的心如今安在？我在那里只看见种种阴谋，心胸狭窄的仇恨、嘲讽和恶意；只看见一个叫蓬巴杜的女人，一个叫杜巴里的女人会去扮演一个角色，但不是一位公主，尤其不是一位出身哈布斯堡—洛林家族，充满善意懂得分寸的公主，去扮演一个角色。从今年冬天开始，你纵情寻欢作乐，引领可笑的时尚，穿着打扮别出心裁。你迅速获得的成功和你身边的阿谀奉承，使我不寒而栗。你从一种娱乐奔向另一种娱乐，没有国王相伴，虽然你清楚知道，国王对此并不高兴，他纯粹是为了迁就你，才陪伴着你或者容忍这些娱乐，所有这一切使我在先前写给你的信件中，有理由表示我的担心。通过这一封信，我只发现，我的担忧得到了证实。这是一种什么语言！‘可怜的人’你的尊敬何在？对他所有的迁就让步，你的感激何在？我让你自己对此好好地反省，我就不再说什么，尽管还有很多话可说……但是如果我继续发现还有这样不得体的事情发生，我不会保持沉默。因为我深爱着你，而我可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地预见到这些事情，因为我知道，你是如此轻浮，如此激烈，如此不假思索。你的幸福只会过于迅速地结束，你会由于你的过错而陷入最大的不幸之中，而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那可怕的寻欢作乐的瘾头，它不让你做严肃正经的事情。你在读些什么书呢？而你竟敢对所有的事情都要插嘴，对最最重要的事情，对选拔大臣，都要横加干涉？……看来你那位神父和麦尔西大使，你已经不喜欢了。因为他们不会效法那些卑下的马屁精，因为他们想使你幸福，而不仅仅是让你高兴，并且从你的弱点来获得好处。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一点，可惜为时太晚。我希望，不至于非经历这个瞬间不可，我祈求上帝让我尽快地了却我的残生，因为我对你已经不再有用，因为我无法忍受，我会失去我的女儿，看见她不幸，直到我最后的时刻，我都会充满柔情地爱她。”

仅仅因为这一个字，只不过是在忘乎所以时说出来的玩笑话“可怜的人”，女皇就把魔鬼过早地画在墙上。这是不是言过其实，过于夸张？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在乎的，不是一个偶然脱口而出的字，而是一个征兆。这种说法闪电似的让女皇眼前一亮。路易十六在他的婚姻里是多么不受尊敬，在他整个宫廷范围里是多么不受尊敬，女皇心里大为不安。倘若在一个国家里面，轻视君王已经掏空了最坚实的梁柱，——他自己的家庭，那么在风暴来临时，其他的支柱和栋梁又怎么能够坚挺不倒？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没有君王怎能撑住，一个宝座周围尽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怎能不倒？这些人无论在血液里、脑子里还是心里都从未感受过国王的思想？一个懦弱的男人，一个喜欢社交的女人，一个犹豫不决，另一个不假思索，这样轻率从事的两个人，怎么能够维护他们的王朝，抵御一个重重危机汇聚起来的时代？年迈的女皇其实并没有对她女儿发怒，她只是对她担心不已。

的确，怎么能对这两个人大发雷霆，怎么能对他们百般谴责？即便是他们两人的控告者国民议会，也很难把这个“可怜的人”说成暴君和恶棍；归根到底，这两个人身上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像大多数平庸的人一样，他们身上没有凶狠，没有残暴，甚至连野心或者粗野的虚荣心也没有。然而，可惜，便是他们的优点，也没有超出市民阶级的中等水平，老老实实的心地善良，马马虎虎的待人宽厚，不温不火的好心善意。要是生逢一个和他们性格相仿的，平凡中庸的时代，他们定会受到尊敬，树立良好的形象。但是面对一个戏剧化地日益拔高的时代，内心也随之巨变，以心灵的同样振奋高扬来对抗这一时代，那么无论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是路易十六都无法办到；他们更懂得体体面面地去死，不懂得坚强而富有英雄气概地生。每一个不善于把握命运的人，只能听凭命运摆布——在所有的失败当中都有意义和过错。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这个情况下，歌德已经明智地对他们进行了判决：

为什么像用扫帚一样，

把一个国王扫地出门？

倘若所有国王都是这样，

他们都还健在，毛发无伤！

[1] 热罗默·彼济翁·德·维勒奈夫（1756—1794），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前为一外省律师，1789年后作为第三等级代表参加三级会议，1790年任国民议会主席，1791年任巴黎刑事法庭庭长，参与押送在逃的国王全家返回巴黎。1791年11月当选巴黎市长，后任国民公会主席，受到罗伯斯庇尔攻击，被捕后得以脱逃，逃亡途中为群狼所伤，死于南方。

[2] 德法等国的民俗，吃饼时吃到故意放在饼里的豆子者，便当选为豆子国王。以后人们便设想这个通过抓阄选出的国王是个胖乎乎的傻小子，非常逗乐，是嘉年华中的人物。

[3] 霍拉斯·沃尔波尔（1717—1797），英国作家、政治家、艺术家，英国首相奥尔福特伯爵的第四个儿子。

[4] 福斯塔夫，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身材肥胖，嗜酒如命，喜欢享受。

[5] 弗拉斯太太，《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女主人公。

[6] 弗朗茨·克萨维尔·沃尔夫冈·封·奥尔西尼及罗森贝尔格伯爵（1723—1796），出身显贵的外交官，与奥地利皇室关系密切，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亲信。

[7] 玛丽-路易丝·德·萨瓦（1749—1792），出生显贵之家，嫁给波旁家族的一位亲王后，成为德·朗巴勒亲王夫人，法兰西王家成员之一。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闺蜜，始终忠于王后，1792年9月被杀。

[8] 约朗德·玛尔蒂娜·加布里埃勒·德·波拉斯特萨，德·波利涅克伯爵夫人（1749—1793），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宠儿。

第八章 洛可可王后

奥地利的世仇腓特烈大帝在他的宿敌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登上法兰西王后宝座的这一瞬间，极为不安。他一封接一封地致信普鲁士公使，要他仔细认真地探查这位王后的政治计划。实际上，对于普鲁士国王而言，形势极为危险。玛丽·安托瓦内特只要愿意，只消稍稍使劲，法兰西王国一切外交线索都会完全经过她的手心，整个欧洲将被三个女人统治，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沙皇。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丝一毫也不被宏伟壮观，决定世界历史的任务所吸引，这对普鲁士是万幸，对于法国王后自己却是灾难。王后根本不想了解这个时代，仅仅只想消磨时间。她慵懒地伸手抓起王冠，就像抓起一个玩具。她非但不去利用那落到她手里的大权，反而只想享受这个权力。

这点从一开始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灾难性的错误：她只想作为女人，而不是作为王后赢得胜利。对她来说，她那渺小的女人的胜利，比世界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胜利要重要得多。因为她那贪玩爱闹的心，不知道赋予王后思想以境界高扬的内容，只会给以一个平淡完整的形式，宏伟壮观的使命在她手里，就萎缩成一场转瞬即逝的游戏。崇高的位子只变成一个演员的角色，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当了王后，归终只是轻浮的十五年之久：作为整个宫廷最为时髦、最为卖俏，穿着最好，最受娇纵，尤其是玩得最为高兴的女人受人赞美，她引领时尚，在那过分繁荣滋长的高雅社交界，作为一代名媛起主导作用，而这个社交界竟把自己当作整个世界。在凡尔赛她自己的这个私人舞台上，她已自我钟情地作为首席女演员演出了二十年之久，风姿卓绝叹为观止地扮演着洛可可风格的王后的角色。这座舞台犹如一条缀满鲜花的日本小径，建造在一道深渊之上。

这个社交喜剧院的全部保留节目是多么贫乏啊：几段小小的短暂的卖弄风情，几桩乏味的单薄的阴谋诡计，灵气很少，舞蹈很多。在这些戏剧和游戏当中，除了国王，她并无合适的搭档，没有真正的男主人公充当她的对手，永远是同样百无聊赖故弄风雅的庸俗观众，与此同时，在这镀金的铁栅栏后面，千百万民众却期待着他们的女主人。但是这个失去理智的女人放不下她的角色，她乐此不疲，一而再地用花样翻新的无聊琐事，来迷住她那愚蠢的心窍；甚至当巴黎响起的隆隆雷声，已经以逼人之势，传到凡尔赛花园的上空，她也没有停歇。一直等到革命用暴力，把她从这座微乎其微的洛可可舞台，拽到世界历史的宏伟壮阔的悲剧舞台上，她才认识到她犯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错误，二十年来她选择了一个过于渺小的角色，轻歌剧中一个滑稽欢快的女高音角色，一位沙龙贵妇的角色，而命运其实赋予她力量和坚强的心灵，去扮演一个女英雄的角色。她认识这个错误，时间已晚，但是还不算太晚。因为恰好在这出牧羊人悲剧的终曲上演之际，玛丽·安托瓦内特不能再扮演着王后的角色而生，只能扮演着王后的角色而死，这时她才达到了她真正的高度。只有等到假戏变成真戏，人们夺走了她的王冠，玛丽·安托瓦内特才的确发自心灵深处成为王后。

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玛丽·安托瓦内特为了毫无意义的事情，而牺牲本质的事情，为了享乐而牺牲职责，为了轻松的事情而牺牲沉重的事情，为了凡尔赛而牺牲法兰西，为了她的游戏世界而牺牲真实世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这种思想上的过错，或者不如说，这种没有思想的过错，——这种历史性的过错，简直令人不可理解。为了对她在无谓之中过的生活能有感性的理解，最好把一幅法兰西的地图拿在手里，标出那个小得可怜的生活空间，玛丽·安托瓦内特执政的二十年，就在那里度过。其结果令人目瞪口呆，因为这个圈子小到这样的程度，在一幅中等的地图上仅仅只是个小小一点，凡尔赛、特丽雅侬、玛尔利、枫丹白露、圣·克鲁、朗布耶，这六座王宫分布在一个小得可笑的空间里，仅仅相隔短短几小时的路程。王后匆匆忙忙度过的无聊生活，就像一只金子的陀螺在这几座王宫之间不停地转来转去。尽管空间如此狭小，思想如此狭隘，玛丽·安托瓦内特可一次也没有感到，有需要踏出这个五角星的符咒。所有魔鬼当中最愚蠢的一个，寻欢作乐的魔鬼就把王后拘囚在这符咒之中。整整一个世纪的五分之一的时间里，法兰西王国的女统治者，几乎一次也没有产生认识一下她自己的王国，自己的省份的愿望，她自己可就是这个国家和省份的王后，她没有愿望认识一下那惊涛拍岸的大海，认识一下山脉、城堡、城市和教堂，那幅员辽阔多姿多彩的国家。她在终日懒散之中竟一次也没有抽出一小时时间，去探访一下她的一个臣民，或者仅仅想到他们，一次也没有踏进过一户市民的家中：所有这些除了她的贵族圈子之外的真实世界，对她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来也不知道，在巴黎歌剧院四周还延伸着一个庞大的城市，充满了贫穷和愤懑。在嬉游着中国鸭子，喂得很好的天鹅和孔雀的特丽雅侬的池塘后面，在宫廷建筑师设计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样板乡村哈曼后面，真正的农家房屋朽坏坍塌，谷仓颗粒全无。在她花园的镀金铁栅栏后面，千百万民众在劳作，在挨饿，在希望。也许只有那种对于世上的一切悲惨和阴郁一无所知或不想知道的人，才把那种使人着迷的优雅风采，那种轻浮飘逸，无忧无虑的绝世妩媚赋予了洛可可。只有不识人世间严峻沉重的人，才会演得这样幸福陶醉。但是一个忘记了百姓的王后，可是在冒极大的风险。只要提个问题，便会给玛丽·安托瓦内特打开这个世界。但是她并不提问。只要瞅一眼这个时代，她就会理解。但是她不想理解。她只想待在一边，欢快开朗，保持年轻，不受打扰。她为一道鬼火误引，她一直不断地在圈子里转动，和她的那些宫廷玩偶一起，置身于一个虚假的文化之中，耽误了她一生至关紧要无法追回的岁月。

这是她的过错，她不可否认的过错：怀着一种无可比拟的轻浮，去直面历史上最强劲有力的任务，以一种柔软的心肠，投身到她那世纪最无情的争辩之中，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过错，可是也是一种可以饶恕的过错，因为这是可以理解的。碰到这样的诱惑，即便是一个性格更加坚强的人也难以抵抗。从儿童室径直带到夫妇的婚床上，从一座宫殿幽静的后宫，仿佛一夜之间像做梦似的召唤到最高的权力巅峰，还没有成熟，思想上还没被唤醒，这颗毫不精致，并不特别坚强，并不特别清醒的灵魂，突然觉得自己像颗太阳似的，被连声赞赏的众多行星围着舞蹈；十八世纪这一代人，多么卑鄙下流善于诱惑一个年轻的女人！多么诡计多端训练有素，精于调制精致的谄媚毒液；脑子多么灵活地善于以无足轻重的琐碎小事，来使人心醉神迷；手段多么出众地大献殷勤，悠闲自在地消磨光阴，把人生变得轻松异常！这些宫廷佞臣精通一切诱惑灵魂、销蚀意志之道，经验丰富，甚至可说过于丰富。他们从一开头就把这颗对自己还充满好奇的少女之心，吸进他们的魔法圈中。从即位成为王后的第一天起，玛丽·安托瓦内特便被无边无际的赞美崇敬的香雾浓烟所缭绕，她说什么都被视为聪明绝顶，她做什么便成为玉律金科，她想要什么就立即照办不误。她有一个奇思怪想，明天就成为时髦。她干件傻事，整个宫廷都热情洋溢地争相效法。对于虚荣心重，野心勃勃的一小撮人，她在身旁，便是太阳，她的目光便是馈赠，她的微笑使人幸福，她的光临便是庆典。她若举行招待会，所有的贵妇，最年老的到最年轻的，最高贵的到刚刚允许进入宫廷的全都拼命使劲，使出各种解数，有的显得特别急切，有的显得过分活跃，有的极为可笑，有的非常愚蠢。老天爷啊，就只是为了有一秒钟能引起王后对她的注意，能听到王后的一句客气话，一个字，实在不行，至少能受到注意，而不是遭到忽视。而在大街上，民众成群结队深信不疑地向她欢呼。在剧院，全场观众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全都起立。当她从镜子旁边走过，看见镜中有个年轻的美女身穿华丽衣衫，为自己的凯旋而神采飞扬，精神振奋，无忧无虑，兴高采烈，和宫中最美丽的绝色佳人一样艳丽——她总把宫廷混同于世界，因而她也是世上的顶尖美女，怎么可能怀着一颗孩子气的幼稚心灵，并不坚强的力量，来抵御一种如此使人心醉神迷的幸福魔汤。这种使人陶醉的魔汤，是用感情的一切浓烈的香甜香料调制而成，取自男人钟情的仰视，女人艳羡的妒忌，民众的倾心献身和她自己的骄傲。既然一切如此轻易地得来，她又怎么能不轻浮放荡？既然金钱随风飘来，只要一再在纸条上草草地写上一个字“请付款”，成千枚金币便源源滚来，珍贵的宝石，花园和宫殿便变魔术般，变了出来，她又怎么能不轻浮放荡？既然幸福的和风这样甜蜜，这样轻快地使全部神经放松，如果这样的翅膀从天上降下，粘在这年轻的闪闪发光的肩上，她怎么能不无忧无虑、心胸松快？如果这样一种诱惑在勾引她，她又怎么能不失去脚下的地面？

这样轻浮的人生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她的过错，但同时也是她整整一个时代的过错：正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完全融化在她时代的精神里，她也就变成了十八世纪典型的代表。洛可可，这古老文化极度培植出来的一朵最为娇柔的花朵，那慵懒悠闲的纤纤玉手，过度贪玩极度娇纵的精神的世纪，在沦亡破灭之前，还希望在一个人物身上得到体现。在历史的图画书里，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个男人能够代表这个女人的世纪——只能在一个女人，在一个王后身上才能把它具体感性地描绘出来，这个洛可可王后便以玛丽·安托瓦内特作为榜样。在无忧无虑的女人中以她为最，在挥霍无度的女人中也以她为最，在卖弄风情的风流女子中，她是最为风流，最有意识地卖弄风情的女人。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她自己身上简直像文献似的清清楚楚，令人难忘地把十八世纪的风俗习惯，艺术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德·斯太尔夫人[1]这样谈起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可能把更多的优雅和善心倾注在彬彬有礼之中，她（玛丽·安托瓦内特）拥有某种和蔼可亲的社交方式，不允许她忘记自己是王后，可是她总做得仿佛她已忘记了这点。”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像在一件非常娇贵、轻巧易碎的乐器上演奏她的人生。她没有为千秋万世留下一个人性上宏伟高贵的形象，只是对她自己的时代变得如此具有性格特点。在她无谓地消耗她内在的力量之时，她毕竟还是实现了一种意义：十八世纪在她身上得以完成，也随她而告终。

一位洛可可的王后清晨在她凡尔赛的宫中醒来，首先担心的是什么？是城里传来的报告，是有关国情的报告？是驻外公使们传来的信函，大军是否获胜，是否对英国宣战？全都不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和通常一样，在拂晓四五点钟才回到宫里——她只睡了几个小时。她内心不宁，无须很长时间的休息；白天现在随着重要的仪式开始，负责王后梳妆打扮的首席宫廷女侍捧着几件衬衫、手绢、毛巾，走进屋来侍候王后清晨更衣。在她身边站着第一内廷女侍，鞠了一躬，送上一本书，供王后御览，书中用别针把衣橱中存放的所有服装的衣料花样都别在上面。玛丽·安托瓦内特得做出决定，今天她想穿哪件礼服：这是多么艰难，责任多么重大的选择啊，因为每个季节都规定要制作十二套簇新的国事盛装，十二套梦幻盛装，十二套典礼盛装，其他上百套每年都要新添置的衣裳根本不算在内。（诸位不妨想想，一位时尚王后，同样的衣裳穿了好几次，这是什么样的耻辱！）再配上晨服，贴身内衣、花边手绢、三角形大披肩、帽子、大衣、腰带、手套、长筒袜、内衣内裤，取自那看不见的武库，有一支女裁缝和服装管理员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在为此忙碌。通常选择衣服的时间很长：最后用别针标明了玛丽·安托瓦内特今天想穿的服装的样品。国事盛装为了接待宾客，便装为了下午，华丽盛装为了晚上。第一个忧愁就这样消除了。盛装衣料样品的大书传了出去，选定的盛装的原样给送了进来。

既然服装如此重要，首席女裁缝，那位天仙似的贝尔丹小姐，比一切国务大臣对玛丽·安托瓦内特都更有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国务大臣可以成批成批地撤换，而贝尔丹小姐却是独一无二、无法比拟的。这位高级针线活的大师，论出身，虽说是个来自民间最底层的普通女制帽匠，长得粗壮、自信，善于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与其说她举止文雅，不如说她举止粗俗。这个女人完完全全把王后置于她的掌控之中，因为这个女裁缝的缘故，在真正的革命爆发之前十八年，在凡尔赛宫里，策动了一次宫廷革命：贝尔丹小姐打破了礼仪的规章制度。制度规定市民阶级的人士不得进入王后的内室。这位她那行里的艺术家，取得了当时伏尔泰和一切诗人、画家都未能得到的东西：为王后单独接见。每当贝尔丹小姐每周两次带着她的新设计图前来时，玛丽·安托瓦内特就离开她的宫廷贵族们，到她深锁的私人密室里去，和那位深受尊敬的女艺术家秘密商谈，和她一起推出一个比昨天的时尚更加傻气的新时尚。不言而喻，这位特会经商的女裁缝自然会充分利用这样一种胜利，来捞取好处。等她骗得玛丽·安托瓦内特付出最高昂的价钱之后，就对整个宫廷的显贵夫人们大肆敲诈勒索。她在自己圣-奥诺累大街上的店铺上面，挂上用斗大的字写的她的称号“王后的宫廷供应商”，故意大摇大摆漫不经心地向那些等她的顾客解释道：“我刚和王后陛下一起干了点活。”不久就有一大帮女裁缝和刺绣女工为她干活，因为王后穿得越时髦，其他贵妇也就更加玩命地努力使自己不要落后。有些命妇甚至以重金贿赂这个绝不忠实的女魔术家，给她们缝制一袭王后自己还没有穿过的衣服：服装的奢靡之风犹如时疫大肆蔓延。国内频频发生的动乱，议会里的争论不休，和英国人的战争，对这渴慕虚荣的宫廷社会引起的骚动，远远不如贝尔丹小姐带来的时尚，一种深褐色的新款式衣裙，或者一种特别大胆的，拖着裙裾的鲸骨长裙的款式，或者是里昂初次生产出来的一种精致丝绸。每一个自视甚高的贵妇，都觉得有责任亦步亦趋地跟上这出闹剧。有位当丈夫的喟然长叹：“法国女人从没有花这么多钱，来把自己弄得滑稽可笑。”

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身在这种气氛之中，身为王后，觉得这正是她本身的职责。当了王后才三个月，这位小公主便已经扶摇直上，成为时髦世界的时尚玩偶，引领一切服装和发式的时尚。她的凯旋号声，响彻一切沙龙，一切庭院，最后，胜利的消息也一直传到维也纳。从那里立即传来不悦的回响，玛利亚·特蕾西亚原来希望她的女儿能完成更加有价值的任务，生气地把一幅画像退给大使，这幅画像让女皇看到她的女儿，打扮得极为时尚，极尽奢侈华丽之能事，更像一个女演员，而不像一位法国王后。女皇极为生气地警告女儿，当然永远是徒劳无功：“你知道，我一直认为，追随时尚要适可而止，永远不能过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一位仪态万千的王后，完全用不着这些胡闹玩意儿；相反，衣着简朴更加适合王后，也和一位王后的身份更加相配。既然王后引领时尚，大家都会努力效法，即使是她细小的失足，大家亦都紧跟不舍。而我呢，我深爱我的小王后，一步步地观察着她。我不能迟疑，必须向她指出这些小小的轻率行为。”

每天早上王后的第二个忧愁便是发式：幸好在这方面也有一位高级艺术家待命，莱昂纳德先生，这可是一位创意不绝、无法超越的洛可可风的费加罗。作为一位大人物，他每天早上乘坐六匹马拉的马车，从巴黎前往凡尔赛，用梳子、洗发水和香膏，在王后头部试验。他每天创造的高贵的新型艺术，就像伟大的建筑师芒沙，在房子上面盖上以他命名的优美的屋顶。莱昂纳德先生也在每位有爵位的，自视甚高的贵妇人头上建造用头发制作的整座塔楼，把这巍峨高耸的建筑，塑造成象征性的图案，用巨大的发针和大量的凝脂般的发脂，先把头发从根部笔直地竖起在额部上方，大约比一顶普鲁士掷弹兵的帽子高上一倍，然后才在虚悬的空间，比眼睛部位高上半米，开始建造这位艺术家真正的形象生动的王国。不仅是果实、花园、房屋、舟船的整片整片的景色和全景，还有——摇曳动荡的大海，一幅包罗万象的景观，用梳子在这些“妇女头饰”上，或者在这些“鸡窝”（博马舍[2]的一篇檄文里这样称呼它们）上展现出来，而且为了使这时尚发式花样翻新，这些造型每一次还象征性地模仿重大的时事事件。这些蜂鸟脑子在想什么，这些大部分空空如也的女人脑瓜装些什么，都必须放在头上炫耀。格鲁克的歌剧《伊菲盖妮》引起轰动，莱昂纳德便立即发明一种伊菲盖妮式的发式，用黑色的丧礼缎带和狄安娜[3]的半月形。国王接种了预防天花的针剂，这件令人兴奋的时事要闻，立即出现“接种发饰”。美国爆发起义，成为时尚，自由发式便成为当天的胜利者，还有更卑鄙更愚蠢的：当巴黎的面包店在闹饥荒时遭到抢劫，这些肤浅的宫廷贵妇们，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戴上“暴乱软帽”来表现这一事件。这些空空如也的脑袋上建造的艺术建筑竞相比美，日益疯狂，渐渐地，这些头发塔楼借助越发庞大的底座和人造头发，变得如此高耸，贵妇们梳了这样的发式，在她们的豪华马车里没法坐下，不得不拉起裙子，跪在车里，否则这珍贵的发式就要碰到马车的车顶。宫里的门框特地加高，以便盛装打扮的贵妇们在走过门框时，不必弯下腰来。剧院包厢的屋顶也都改成拱顶。这些非尘世所有的发式，给这些贵妇人的情郎们造成多少特别的麻烦，在当代的讽刺文章里可有一些逗人发笑的东西。但是要玩时尚，女人们通常做出什么牺牲也在所不惜。王后那方面显然以为，她若不引领这些傻事或者超越这些傻事，那她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王后了。

维也纳又传来隆隆的愠怒的回响：“我不得不指出一点，我在报纸上经常不断地发现这一点，那就是你的发式！据说，你的发式从发根算起，高达三十六英寸，上面还插着羽毛和丝带。”女儿便找借口回答她亲爱的妈妈：在凡尔赛这里，人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以致全世界——玛丽·安托瓦内特总是只把宫廷里的百十名贵妇说成世界——都没觉得这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莱昂纳德兴致勃勃地，继续不停地建造他的头上建筑，直到全能的君主一高兴，禁止这种时尚。第二年，头上的建筑统统拆掉。当然只是为了让位给另外一种更加费钱的，插鸵鸟毛的时尚。

第三个忧虑：怎么可能没有相配的珠宝，而能永远穿戴得别致？不，一位王后需要比别人戴更大的钻石，更大的珍珠。她需要更多的指环、手箍、手镯、冠冕、发链、宝石，更多的鞋扣，弗拉哥那尔[4]画的扇子都有钻石镶边，王后扇子上的钻石，必须比国王的两个弟媳妇，和其他一切贵妇扇子上镶边的钻石更多。虽说她从维也纳已经带来很多钻石作为陪嫁，在大婚时从路易十五国王那里也拿到整整一匣家传的珍宝，但是，如果不能接连不断地购买新的更漂亮更贵重的宝石，又何必当王后呢？在凡尔赛，人人知道玛丽·安托瓦内特对珍宝痴迷——不久就可看见，如果人人都对此说来说去，窃窃私语，这可不是好事。那些机警、灵活的珠宝商，那些来自德国的犹太人，波默尔和巴桑日用铺了天鹅绒的托盘，把他们最新款式的艺术品呈献在王后面前，令人着迷的耳环、指环、扣子，另外这些老实人从来不使王后因为这些买卖而为难。他们善于尊敬一位美丽的王后，虽说总向王后折算双倍的价钱，但是可以赊账，万不得已时把王后的旧首饰用半价扣除；玛丽·安托瓦内特丝毫没有感到这种高利贷的买卖有侮辱人的味道，就到处举债——必要时，她知道，她那节约成性的丈夫自会过问。

现在从维也纳传来的警告更加严厉：“巴黎传来的所有的消息，在这点上全都一致，说你花二十五万里弗尔买了一些手镯，这一来就使你收支不平衡，居然债台高筑。为了还债，你甚至廉价出售你的钻石……这种消息使我心碎，特别是当我想起未来，什么时候你能变成你自己？”做母亲的绝望地向她呼喊，“一个国母这样使劲地打扮，实在有失身份。恰好在这样的时代，竟然开销如此庞大，那就更加有失身份。我实在太了解这种挥霍成性的劲头，不能对此表示沉默。因为我是为了你的缘故爱你，而不是为了对你谄媚。你要注意，不要因为这样一些轻佻的行为，而失去你在即位之初赢得的威望。大家都知道国王非常俭朴，这样所有的过错全都落在你的头上。我不希望经历这样一种变化，这样一种颠覆。”

钻石要花钱，打扮要花钱，尽管那位脾气温和的丈夫刚一登上宝座，立即把王后的俸禄加了一倍，那只盛得满满的钱箱，想必有个漏洞，因为钱箱里总是缺钱。

可是怎么才能把钱弄来呢？幸好魔鬼为这些轻浮之徒发明了一个乐园：赌博。在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前，在宫廷里赌博还算是无伤大雅的晚间娱乐，就像台球和舞蹈，就像那种并不危险的纸牌赌博朗斯盖耐[5]，赌注很小。玛丽·安托瓦内特为自己和其他人发现了臭名昭著的法老牌，我们从卡萨诺瓦[6]的书里知道，这种赌博是一切骗子和撒谎者用来捕捉猎物的手段。国王再次命令，任何形式的赌博都该受惩罚。王后的牌友不予理睬：警察不得进入王后的沙龙。至于国王自己不能容忍这些压着黄金的赌台，这帮轻浮的家伙一点也不在乎：他们背着国王照赌不误，把门人得到的任务是，倘若国王驾临，立即发出警报，于是纸牌就像施了魔术，马上就消失在桌子底下。大家只是谈天说地，笑话这个老实巴交的庸人，牌局又继续赌下去。为了使生意兴隆，营业额增长，王后允许任何一个带钱来的人，到她的绿呢桌旁来赌：帮人偷渡的，进行走私的不法商人也争先恐后地前来。不久城里就传遍这样的丑闻，在王后的社交圈子里，有人玩牌作弊。只有一个人对此一无所知，那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玩得昏天黑地，目迷神眩，什么也不想知道。她只要玩得起劲，情绪高涨，就谁也别想让她刹车。她一天接一天地赌博，每天赌到清晨三点，四点，五点，有一次在万圣节前一天，她甚至通宵达旦，彻夜豪赌，成为宫中轰动性的丑闻。

反响又从维也纳传来：“毫无疑问，赌博是最最危险的娱乐之一，因为它引来恶劣的社交人士和糟糕的流言蜚语……它过于强烈地以赢钱的欲望吸引人，如果正确地计算总是受骗上当，因为时间一长，若是规规矩矩地赌，都不会赢，所以我请你，我亲爱的女儿：不要屈从，你要毅然决然地和这种激情一刀两断。”

但是更衣、打扮和赌博只占了半天、半夜。另外一种忧愁又随着钟表的时针再转一圈：怎么消遣呢？王后便骑马出游，狩猎。这是古老的君王娱乐：当然很少陪同她自己的丈夫出猎——他实在无聊得要死——出游，宁可选择那个比较活泼的小叔子德·阿尔托阿和其他骑士。有时候王后为了寻开心，也骑骑驴子，这当然并不那么高雅，但是这样一头灰色畜生不听使唤，发起飙来，王后就能以令人着迷的样子跌将下来，让整个宫廷的人都看见王后镶了花边的内衣和她那长得匀称的两条美腿。冬天她裹得严严实实，暖暖和和地乘坐雪橇出去散心；夏天晚上她就观赏焰火，参加乡间舞会，在花园里举行小型夜晚音乐会作乐，从露台上往下走几个台阶，就和她精挑细选的社交圈子一起，在夜幕的保护下，和他们欢快地聊天说笑——当然都规规矩矩，可还是戏弄危险，犹如戏弄人生的其他一切。事后有个不怀好意的宫中廷臣，用韵文写了一本小册子，描述一位王后的夜间冒险，“晨曦初露”，这本身还有什么内涵？——那位宽宏大量的丈夫国王陛下，受到这样的讽刺挖苦，并不勃然大怒，大家大大地解闷开怀。千万不要独自一人，千万不要晚上待在家里拿本书念，和自己的丈夫待在一起。但愿总有欢快的活动，总有事情忙活，总是热热闹闹，只要出现一个新的时尚，玛丽·安托瓦内特便第一个为之着迷。德·阿尔托阿伯爵刚把赛马从英国引进——这是他为法国作的唯一贡献，大家就看见王后为几十名年轻的，崇拜英国的花花公子簇拥着坐在看台上，猜哪匹马跑得快，赌哪匹马获胜。这新式的刺激神经的玩意儿使她激动万分。王后的热情通常都是五分钟热度，当然不会持久。大多数情况下，昨天还使她兴奋不已的事情，第二天就使她感到厌烦。只有不断变着法子娱乐，才能使她克服内心神经质的烦躁不安。这种不安情绪的根源，无疑是房帏中的秘密。在上百种不断变换的娱乐当中，她的最爱，她不断痴迷地乐此不疲的那种娱乐，恰好也就是最危及她名声的东西：那就是假面舞会。这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持续不断地激烈热衷的娱乐，因为这样她就能得到加倍的享受。先是享受身为王后的快乐，其次是借助一张丝绒的面具，叫人认不出她是王后，可以大胆地一直壮着胆子走到柔情蜜意的冒险边缘。这就是说，不像在牌桌旁，只把金钱当作赌注，而是把自己作为女人当作赌注，乔装打扮成阿尔忒弥斯[7]，或者身穿撩人心神的多米诺舞衣[8]，她就可以从礼仪的不胜其寒的冰冷高处降下，置身于陌生、温暖，挤来挤去的人群之中，浑身战栗地体验到柔情的呼吸，近在咫尺的诱惑，业已一半陷入危险之中的刺激。她可以在面具的保护下，拥抱一个年轻帅气的英国绅士半小时之久，或者向那位令人心醉神迷的瑞典骑士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说上几句大胆的话，表示这位夫人已多么倾心于他，只可惜，唉，真可惜，这位夫人作为王后，被迫约束自己遵守道德。这些小小不言的玩笑，在凡尔赛立刻为流言蜚语加上粗俗的色情色彩，在所有的沙龙里到处流传。有一次王家的豪华马车中途有个车轮断裂，玛丽·安托瓦内特走了二十几步，搭乘一辆出租马车前往歌剧院。秘密小报把这些蠢事添枝加叶，渲染成轻浮放荡的艳遇奇闻。这一切玛丽·安托瓦内特并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母亲徒然发出警告：“倘若有国王做伴，我将保持沉默，可是总没有国王在场，总是和巴黎的那些名声最坏、年纪最轻的一帮人在一起，而迷人的王后竟是这帮人的首领。报纸杂志过去对我而言，总是令人欣慰的东西，因为它们对我女儿的宽容和善心交口称赞。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我只听见关于赛马、赌博、彻夜欢娱的消息，以至于我再也不愿看见它们；大家都知道我对我孩子们的爱和柔情，尽管如此，大家现在都在讲述和谈论你的这些事情，我无法改变，我甚至常常避免走进社交圈中，为了不致听见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所有的指责和规诫，对于这个缺乏理性的女人已没有任何作用。她已发展到这种地步，她不再理解，人家竟然不理解她。为什么不乐享人生，人生本来就别无其他意义。她以令人震惊的坦率，向麦尔西大使表述了她对母亲警告的回答：“她想干什么？我害怕百无聊赖。”

玛丽·安托瓦内特用“我害怕百无聊赖”这句话，说出了这个时代和她整个社交圈子的关键词。十八世纪已臻终结，它已完成了它的意义。凡尔赛宫已经建成，礼仪已经实现，宫廷其实已经无事可做；没有战争，元帅们仅仅是身穿制服的摆设，这一代人不再信奉上帝，主教们变成身穿紫色法衣的风流帅哥，没有真正的国王陪在身边，也没有储君需要教育，王后变成了一个活泼欢快的、身着漂亮衣衫的社交场上的时髦女子。他们大家都百无聊赖、不明世事地站在那波涛汹涌、滚滚而来的时代洪流面前；他们有时好奇心切地伸手到这狂涛之中，抓出几块光彩夺目的小石头；他们像孩子似的喜笑颜开地耍弄着这些江水，因为流水如此轻捷地冲刷着他们的手指。但是没有一个人感觉到潮水正迅猛上涨，越涨越快，等到他们觉察到危险逼近，已经无法遁逃。赌博已经输定，此生已经虚度。

[1] 安娜·路易丝·日耳曼娜·德·斯太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其作品《德意志论》广为流传。父亲是瑞士公民，路易十六时曾任财政部长和政府首脑。十七岁嫁给瑞典驻巴黎大使斯达尔·封·荷尔斯泰因，故称斯太尔夫人。起先同情法国大革命，1792年后同情王室，同年9月逃离巴黎。

[2] 彼耶尔·奥古斯丁·卡隆·德·博马舍（1732—1799），法国剧作家，喜剧《费加罗的婚礼》的作者。

[3] 狄安娜（Diane），古罗马神话中，月亮女神和狩猎女神。

[4] 让-奥诺雷·弗拉哥那尔（1732—1806），法国洛可可时代的画家。

[5] 朗斯盖耐，一种纸牌赌博，产生于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时，在士兵中广为流传。

[6] 基阿科莫·卡萨诺瓦（1725—1798），威尼斯作家，十八世纪冒险家，其《回忆录》影响很大。

[7] 阿尔忒弥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狩猎、森林、月亮女神，妇女和儿童的保护神。宙斯之女，阿波罗的孪生姐妹，相当于古罗马神话中的狄安娜。

[8] 化装舞会上带有面具头巾的化装舞衣。

第九章 特丽雅侬

玛丽·安托瓦内特伸出她轻盈、灵巧的玉手抓起王冠，就像拿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她还过于年轻，不会知道生活什么也不会白给。人们从命运得到的一切，冥冥之中都记下了它的价钱。玛丽·安托瓦内特不想付出这笔价钱。她只取得了王后地位的权利，欠下了并未偿还的义务。她想把两样东西结合起来，而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两者无法结合；她想要统治，同时又要享受。作为王后，她希望一切都随她的心愿，又不受骚扰地顺从她的任何欲望。她想要王后的权柄和女人的自由，那就是加倍地，提高两倍地乐享她年轻的狂热的人生。

可是在凡尔赛宫，自由是不可得的。在这些照得透亮的明镜走廊里，没有一步路能够瞒过别人，每一个动作都受到监督，每一句话都被叛徒似的清风传播开去。这里没有单人独处，或两人相处；没有休息，没有放松。国王是一架坚持正常运转的巨型时钟的中心，从出生到死亡，人生的每一步，从起床到睡觉，即使是爱情的时刻也都变为一桩国家行为。天下一切都属于统治者，统治者在这里也属于大家，而不是属于自己。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憎恨一切监督；所以她刚当上王后，就向她那百依百顺的丈夫要求，给她一个避难所，她在那里可以不必非当王后不可。路易十六，半是由于性格软弱，半是出于骑士风度，把小型夏宫特利雅侬当作清晨的馈赠送给王后，这是强大的法兰西王国里第二个微型的，但是独特的王国。

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她丈夫那里得到的特丽雅侬宫，本身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馈赠，只是一个玩具，让她在十几年里愉快地保持住无所事事的状况。这座小宫殿的建造者，从来没有打算让它成为王室家庭经常寓居的场所，仅仅只是一个行乐宫，一个绝妙的退隐之处，歇息之地，路易十五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无人窃听的爱巢，和他的杜巴里，和其他不时变换的情妇充分使用了这座小宫。一位能干的技师为那些欢情四溢的晚餐，设计了一张可以升降的桌子，这样，配好的饭菜就毫不引人注意地从地下的厨房里，摆在桌上送到上面的餐厅里，没有一个仆人能偷窥进餐时的场景：为了这样提升缠绵柔情的舒适惬意，杰出的勒波莱罗获得一万二千里弗尔作为特殊报酬，而为整幢行乐宫，国库支付给他的酬报是七十三万六千里弗尔。凡尔赛花园里这幢偏僻小宫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接手的时候，还弥漫着香艳柔情场景的浓郁气氛。现在她拥有了自己的玩具，虽说是法兰西品味曾经创造出来的最迷人的玩具之一，线条柔和，尺寸精准，正如一只恰当的首饰盒子，正好赠予一位风度优雅的年轻王后。这座原先为一位宠姬，如今为一位王后拥有的小宫殿，其建筑风格简洁明了，略带仿古之风。在众多花园的一片苍翠茵绿之中，白得耀眼，完全处于偏远地带，却又挨近凡尔赛宫，并不比今天独家独户的房子更大，也并不更加舒适，更加奢华：总共也就是七八个房间，一个前室，一个餐厅，一间小沙龙，一间大沙龙，一间卧室，一间浴室，一座微型图书馆，“灯，但不放光芒”[1]，因为根据人们异口同声的证明，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打开过一本书（除了几本翻了一翻的小说之外）。在这幢小宫殿的内部，所有这些年里，王后对于室内陈设改变不多。她有准确的品味，没有把奢侈豪华富丽堂皇，尽讲排场的家具，放进这些讲究亲切私密气氛的房间；相反，她把一切都安排得温馨柔和，明朗淡雅，内敛含蓄，布置出一种新的风格。人家毫无道理地称之为路易十六风格，就像根据亚美里哥·维斯普契[2]命名新大陆为亚美利加一样。这种风格照理应该根据她，根据这位清秀灵动、风华绝代的女人称之为玛丽·安托瓦内特风格，因为这种风格的娇柔优美的式样，无一会使人想起那个肥胖粗壮的男人路易十六和他那粗俗的趣味，一切都会联想到那轻盈娇小、风度优雅的女人形象。她的肖像至今还装饰着这些房间，从眠床到粉盒，从羽管键琴[3]到象牙扇子，从软垫躺椅到微型肖像，一律用精致至极的材料，绝不刺眼的形式，看上去娇弱易碎，实际上经久耐用，把古典的线条和法兰西的优雅结合起来。这种风格我们今天还能理解，它和先前的任何风格都不相同，宣布了女人，一个有教养、有品位的女人开始在法兰西的统治，以亲切私密的氛围和沁人心脾的韵味，取代了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四富丽堂皇宏大浮夸的气派。房子的中心不复是傲气十足、回声响亮的显示身份的接待大厅，而是轻松聊天、温柔闲谈的沙龙。镀金雕花的木板护墙取代了生硬的大理石墙面，柔软熨帖闪闪发光的丝绸取代了沉甸甸的丝绒和硬邦邦的缎子。柔媚浅淡的色调，浅浅的奶油色、桃红色，春日的淡蓝色成为温和的主打色调：这个艺术针对女性和春天，针对风流撩人的欢聚和无忧无虑的会晤。这里并不是在气势汹汹地追求超群出众，并不是庄严雄伟，而是毫不张牙舞爪，保持低调收敛。这里不该强调王后的强权威力，而是年轻女子的优雅妩媚，得到她四周一切的温柔回应。只有放在这珍贵的柔媚风情的框架之中，克洛蒂翁[4]那些纤秀娇小的小型塑像，华多[5]和帕特尔[6]的画幅，波切里尼[7]银铃般的音乐和十八世纪其他一切精致的作品，才能找到它们真实的真正的尺度。在巨大的忧愁即将来临之前，这种表现幸福的无忧无虑状态的无法比拟的游戏艺术，在任何地方也不如在这儿显得如此合理，如此真实。特丽雅侬是个极端精致、娇嫩已极，可又不会砸烂的花瓶，永远适合于存放这朵精心培植的花朵。在这里，精巧异常的享受的文化在一幢房子里，一个人物身上，完美无缺地构成一种艺术。洛可可的天顶和天底，鲜花怒放的时刻，同时又是奄奄死去的时刻，直到今天，人们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房间里的大理石壁炉上面的那座小小的摆钟还最清楚地觉察到这种时刻。

这座特丽雅侬宫，——一个微型的游戏世界：从它的窗口向外，看不见生动活泼的现实世界，看不见城市，看不见巴黎，望不到全国。十分钟就走完了宫里的百十来米的地方，可是这个微小的空间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比整个法兰西连同它的二千万臣仆更加重要，因为她在这里感到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不受典礼、礼仪，几乎也不受道德风尚的约束。为了明确显示，在这块极小的土地上只有她在发号施令，而不是任何别人，她不是以她丈夫的名义，而是以她自己的名义“通过王后”颁发一切指令。这使严格尊重萨利安人古老法律的宫廷大为恼火；所有的仆人不穿红白蓝三色的王家号衣，而是王后的红银二色的号衣。甚至她自己的丈夫到这里来，也只是作为一位客人，——当然，是一位极有分寸，相当随和的客人，从来不会不召即至，或者在不恰当的时间光临，而是严格尊重他妻子作为女主人的私人权利。可是这位俭朴的男人乐于前来，因为在这里比在宏大的宫殿里，一切都要舒服得多：“谨奉王后懿旨”。这里，一切凛然严肃的架势，矫揉造作的派头全都废除。在这里不是朝堂议事，而是不戴帽子，身着轻松便服坐在绿茵地上，大家欢聚一堂，不问爵位高低，不讲生硬的礼节，有时也不顾尊严。在这里，王后觉得心情舒畅，有时候她对于这种彻底放松的生活方式如此习惯，以致晚上总难于返回凡尔赛。自从她尝试了这种乡间的自由之后，宫廷对她就日益陌生，身为王后，显示身份的义务，也许连尽妻子的义务也变得越来越无聊。白天她就退回到她快活的鸽棚里去，恨不得永远待在她的特丽雅侬。既然玛丽·安托瓦内特总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就的的确确完全搬到她的消夏宫里，布置了一间卧室，当然卧室里只有一张单人床，身躯肥胖的国王根本睡不下。就像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夫妻之间的房帏私事，从此不再取决于国王的意志，就像萨巴女王[8]，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只有在她高兴的时候，才去看望她的丈夫（她的母亲激烈地痛骂这种“分床而眠”）。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床上，国王可是一次也没有当过客人，因为特丽雅侬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是一个幸福的未被玷污的王国，纯粹是维纳斯的一座小岛，仅仅献给欢娱。她可从来没有把义务，尤其没把夫妻间的义务也算在欢娱的账上。她要在这里毫无阻拦地为她自己活着，只想充当一个娇生惯养，受人尊敬，漫无节制的年轻女子。在一千多种闲来无事忙忙碌碌的消遣之余，忘记一切，忘记国家、丈夫、宫廷、时代和世界，有时候——也许是快活至极的时刻——甚至忘记自己。

有了特丽雅侬，这个无所事事的灵魂终于有事可做，有了一件可以一再花样翻新的玩具。就像在女裁缝那里，可以定制一件又一件衣裳，在宫廷珠宝商那里可以订购别的首饰，玛丽·安托瓦内特为了装饰她的王国，老要订购新鲜玩意儿；除了女裁缝、珠宝商、芭蕾舞老师、音乐老师、舞蹈老师之外，现在建筑师、园艺师、画家、装饰人员，她那袖珍王国的一切新任大臣，填满了她那漫长的，唉，真是长得可怕的时间，同时也使劲掏空国家的钱袋。玛丽·安托瓦内特最关心的是她的花园，不言而喻，她的花园和凡尔赛宫具有历史意义的花园相似，它必须是整个时代最为时尚，最具特色，最有风情的花园，一个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洛可可风的花园。玛丽·安托瓦内特又一次，有意无意地一心想要追随她那时代全然改变了的趣味，因为大家已经厌倦了花园将军勒诺特尔[9]像用直尺画出来的草坪平面，像用剃须刀切割出来的灌木树丛，厌倦了他那用绘图铅笔冷静地计算出来的图案花纹，这些花纹旨在显示太阳国王路易十四不仅能把国家、贵族、等级、民族强行塞进他要求的形式，也能使上帝的自然风景具有他所希望的模样。人们看见这种绿色的几何图形已不胜其烦，对于这样“大砍大杀自然界”的暴行极为厌恶，又是那位“社会”的独行者让-雅克·卢梭[10]，在他的小说《新哀洛伊斯》里要求有个“自然公园”，用这个拯救一切的词来表达他对这时代整个文化的不悦，这个词也适用于这里的花园。

毫无疑问，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来也没有读过《新哀洛伊斯》这本小说，让-雅克·卢梭这个名字，她充其量也只知道是音乐小品《乡村占卜者》的作曲家。但是让-雅克·卢梭的种种观点当时充斥于空气之中，只要有人向侯爵夫人们和公爵夫人们谈起这位贞洁的律师（在私人生活中是个极端变态的人），她们就眼睛湿润。这些夫人们非常感谢卢梭，因为他在许多撩拨春情的手段之后，又成功地发明了最后一种刺激：故作天真，贞洁的变态，自然的面具。不言而喻，玛丽·安托瓦内特现在要建造一个“自然”花园，一片贞洁的风景，也就是一切最新时尚的自然花园中，最为自然的花园。于是她把当代最为优秀，最具匠心的艺术家们召到一起，让他们以最为矫揉造作的方式，挖空心思地为她设想出一座最为自然的花园。

因为——时代的时尚！——王后要在这座“英国中国合璧的花园”里，不仅要表现自然，而且要表现整个自然，在这个方圆几平方公里的微观世界之中，把整个宇宙都像玩具似的缩小，所有的一切都得安置在这微小的地面上。法国的、印度的、非洲的树木，荷兰的郁金香，南国的玉兰花，一个池塘，一条小河，一座山和一个岩洞，一片浪漫的废墟和几幢乡间的房屋，希腊的神庙和东方的景色，荷兰的风车，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最自然的和最奇特的，一切全是人造的，一切又都想象得出的真实；建筑师原来甚至想把一座喷火的火山和一座中国的宝塔都以相应的风格，在这块巴掌大的地面上表现出来，幸亏他的建议后来证明实在过于昂贵。为王后焦躁不耐的性子所驱使，几百个工人根据建筑师和画家的图纸，迅速地把一片尽可能景色如画，有意识地展现得轻松自然的景观化为真实的风景。首先在草地之间开凿了一条汩汩流淌的小溪，富有抒情情调，任何一阕牧羊人田园诗中不可或缺的景物；虽然溪水得用二千英尺长的水管从马尔利引来，许多金钱也就随着这些水管流掉，但是：主要的是，小溪流动蜿蜒曲折，看上去明媚秀丽，极为自然。小溪轻柔地潺潺流淌，注入人工挖掘的池塘，池中有座人工垒起的小岛，小溪温顺地俯身从纤细娇小的小桥下面流过，优雅地载着白天鹅闪闪发光的绒毛。岩石布满人工铺设的苔藓，恍若来自阿那克里翁[11]流派的诗篇，岩石上面有人工掩盖的爱情的岩洞和罗曼蒂克的观景台。没有一样景物让人想到，这片如此动人的简朴风景，事先在无数着色的画幅上描绘出来。为了这整个花园，事先制造了二十个石膏的模型，其中池塘和小溪，用剪下的镜片制成。草地和树木，就像在耶稣诞生剧里的布景，是用填塞的描绘的苔藓来暗示。但是还有，还有！王后每年都有一个全新的欲望，总要有更加精致更加自然的设备来美化她的王国，她不愿等到旧账还清之后再有动作；她现在有了一种游戏，想要把这种游戏继续玩下去。一些小巧玲珑的珍贵玩意儿，逐一安排在花园里面，看上去像是出于偶然散置其中，其实是她浪漫的建筑师仔细考虑精心安排的，用来增添这座花园的秀丽风光。一座小型的神庙在小山丘上拔地而起，供奉那个时代的神明，爱情的神庙，庙里露天的古典圆形小建筑，呈现了布沙东[12]创作的最优美的雕像之一，一座爱神，他把赫拉克剌斯粗大的木棒，给自己刻出了一把百发百中的弓。一个岩洞，爱情的岩洞，如此巧妙地凿在岩石里面，洞中调情的爱侣可以及时发现走近的生人，不致在他们风流快活之时被人撞见。曲曲弯弯的小径穿过小树林，草坪上布满了奇花异草，蓦然间在光鲜的茵绿丛中，也会闪现一座音乐亭，一座白得耀眼的八角亭，所有这一切极有品位地依次排列，互相交融，使人在这片优美的景致之中，的的确确不再感到人工造作的痕迹。

但是，时尚还需要更加真实。为了更加狡猾地把自然搞得更加逼真，把布景修饰得巧夺天工，逼近生活的真实，为了提高骗人的真实感，便把真正的群众演员放到这出古往今来，最为昂贵的牧羊人喜剧中来：真正的农夫和真正的农妇，真正的挤奶女工带着真正的奶牛、牛犊和猪、兔子和绵羊，真正的收割者、割草者和牧羊人、猎人，洗衣工人和奶酪工人，让他们割草、洗衣、施肥、挤奶，让这木偶戏不断活跃地演出。这就要从国库掏出更多的钱。遵照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懿旨，在特丽雅侬旁边，为这些玩疯了的男女，从匣子里掏出一座真人大小的木偶剧场，有牛棚、草垛、谷仓、鸽棚和鸡棚。那著名的小村庄，伟大的建筑师米克[13]和画家于贝尔·罗伯尔[14]画图，设计，建造了八个认真模仿乡间原型的农舍。谷草盖顶，旁边加上养鸡场和肥料堆。为了让这些簇新的仿造品，在这付出高价建造起来的自然界里，老天保佑，不致显得不真实，在外表上甚至还模仿真实农家茅舍的贫穷和衰败。他们用铁锤在墙上砸出裂纹，让石灰剥落下来，挺浪漫地又把屋顶上的几块木板拆下。于贝尔·罗伯尔在木头上涂上一些人为的裂缝，以便一切都显得年代久远，衰朽不堪；烟囱熏得发黑，有些外表衰败的小房子的内部却安排了各式各样的舒适设备，装了镜子和炉子、台球桌和舒服的长沙发。因为王后有时感到无聊，有兴致扮演一下让-雅克·卢梭，譬如带着她的宫廷命妇们亲手制作一下黄油，可不能让她在这时弄脏了手指。她要是想在牛棚里看望一下她的奶牛褐毛、白毛，那么不言而喻，有人事先在无形之中把地板洗刷得像镶木地板一样干干净净，把牛皮刷得雪白或者像桃花心木一样褐黄，不是把冒着泡沫的牛奶装进粗陋的农家水桶，而是装进赛弗尔[15]的工厂制造的，带有王后姓名的交织字母的细瓷花瓶。这个小村庄，今天因其衰败景象而显得分外秀丽，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乃是露天剧院，可以演一场轻松的乡间喜剧，正因为内容轻浮几乎可说颇为诱人。正当全国各地农民都在聚众闹事，正当真正的农民受到苛捐杂税的压迫，无比激愤纷纷奋起反抗，纷纷要求改善他们难以忍受的处境之时，在这座用骗人的假象制成的虚假布景搭成的村子里，还弥漫着愚蠢可笑自欺欺人悠然自得的闲适，用蓝绸的细细带子拴着绵羊，牵到草地上去放牧，王后在宫女打着的阳伞下面，观看洗衣妇如何在汩汩流淌的溪水中浣洗亚麻布料：唉，这种单纯简朴是如此美妙，如此富有道德，如此无拘无束！在这乐园般的世界里，一切都洁净迷人。在这里，无论是生活还是从奶牛的乳头喷出的牛奶，都是这样的明亮清澈。王后穿着麦斯林薄纱制成的衣衫，乡村的简朴风格（她这样打扮，用几千里弗尔让画家作画）。王后醉心于纯洁的娱乐，以充分餍足之余的全部轻浮，崇尚“大自然的品味”。王后钓鱼、摘花，在弯弯曲曲的小径上散步——很少独自散步——王后跑过草地，观赏那些忠厚的农民群众演员干活。王后做传球游戏，在花丛中，而不是在光滑的石块上面跳小步舞和迦伏特舞，王后在树木之间支上一个秋千架，搭起一个中国式的环形赌台，王后赌输了，在小房子和小道遮阴之间与人邂逅，王后骑马，取乐，让人家在这天然的剧场里演戏，最后王后自己在别人面前演出。

爱神
布沙东作

最后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发现的这种演戏的激情。原先她让人给她建造一座小型的私人剧院，保存至今，依照它秀丽的模样，颇为迷人，——王后一时的脾气，只花掉了十四万一千里弗尔——，为了在这剧院里让意大利和法兰西的演员登台表演，可是突然之间，王后大胆地下定决心，亲自跳上舞台。王后身边的这一帮风流人物，也同样对上台演戏兴致勃勃。她的小叔子德·阿尔托阿伯爵、波利涅克夫人和她的骑士们乐于参加演出，有时候，国王陛下也过来欣赏他的王后作为女演员粉墨登场。就这样，这欢快的嘉年华在特利雅侬持续了整整一年。有时候是为丈夫、为御弟举行庆典，有时候是为了外国来访的君侯贵宾，玛丽·安托瓦内特要向他们显示她的魔法王国。举行庆典时，上千个暗藏的小小灯火，罩上彩色玻璃，从幽暗处射出，犹如紫水晶、红宝石、黄玉，与此同时，一束束焰火划过夜空，从天散落。悦耳动听的音乐从看不见的近处传出。有几百付餐具摆在桌上，建造了集市的摊位木棚，供人取乐，伴人舞蹈。那纯净质朴的风景，驯从地为奢华充当精心设计的别致背景。不，在这“大自然”里，不会百无聊赖。玛丽·安托瓦内特退隐到特利雅侬去，并不是为了冥思苦索，而是为了更好地，更加无拘无束地娱乐。

直到1791年8月31日，为特丽雅侬付出的款项最终清单才公之于众，一共一百六十四万九千五百二十九里弗尔，而实际上和其他隐蔽的单笔款项加在一起，超过两百万里弗尔——当然，这笔款项在王家经济衰败的这个漏水的桶里，仅仅是一滴水珠而已，但是在财政破产，普遍穷困之际，这可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在革命法庭上，“卡彼的寡妇”[16]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小小的特丽雅侬，很可能耗去了巨大的款项，也许还超过了我自己的愿望。我们渐渐地就越付越多。”但是在政治意义上，王后为了她一时的脾气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她让宫廷显贵这一帮人留在凡尔赛宫无所事事，也就剥夺了这个宫廷存在的意义。把手套递给她的那位夫人，把坐便器毕恭毕敬地推过去供她使用的那个宫女，那些宫廷贵妇和宫廷骑士，上千名御林军，仆人和宫廷佞臣，现在没有了职务，叫他们何以为生？他们就整日价坐在观景室里无所事事，就像一部机器要是不用就会生锈，所以这些被冷漠地弃置一旁的宫廷贵族就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怨恨，怨愤变得越来越危险。不久就发展到这种地步，这批贵族暗中达成默契，拒绝参加宫中的盛典：让这个高傲的“奥地利女人”在她的“小美泉宫”，在她的“小维也纳”去独自一人自娱自乐吧；就只为了在接见时，见她草草了事地冷冷地点点头，这些和哈布斯堡皇族同样古老的贵族觉得太不值得。自从王后离开了凡尔赛宫之后，法兰西显赫贵族组成的反对王后的反对派变得日益公开。德·莱维公爵[17]非常形象地描写了这一情形：“王后在纵情欢娱、极为轻浮的这几年里，陶醉于享受最高权力，不喜欢强迫自己。礼仪和典礼使她感到不耐和无聊。人们向她证明，在这样开明的世纪，人们从各种成见中解放出来，统治者也应该摆脱那些风俗习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讨厌的枷锁。简而言之，认为百姓的驯从与否取决于国王家庭置身于宫廷佞臣当中时间的多寡，这种想法十分可笑。这些宫廷佞臣极端无聊，自己也百无聊赖……除了几个备受恩宠的近臣之外，其余的人都被排除在宫廷之外，而那几个宠臣之所以得到遴选，全仗王后的一时脾气，或者一场阴谋。显赫的爵位，建立的功勋，高贵的出身，不再是吸收进王家心腹圈子的理由。只有在星期天，那些被推荐的贵族，才能有几秒钟之久见到国王和王后。但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久已经对这种不必要的劳累不感兴趣，这样劳累丝毫也不讨好；他们发现，这样老远地赶来，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接待，着实愚蠢，也就只好放弃……凡尔赛，这是彰显路易十四庄严崇高的舞台，人们从欧洲四面八方兴高采烈地前来，为了学习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和礼节，如今只是一个小小的行省小城，大家只是心怀反感地来到这里，只想尽快地离开这里。”

这些危险，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身在远方也已预见：“我自己也知道这种应酬交际十分无聊，内容空洞，但是请相信我，如果忽略这点，就会产生后果更加严重的烦恼，远比这些小小的麻烦更甚，特别在你们那儿，这个如此生气勃勃的民族。”可是，只要玛丽·安托瓦内特不想明白，和她讲道理也毫无意义。她住在离凡尔赛只有半小时路程之遥的地方，会引起什么轩然大波！事实上，通过这两三英里的路程，她永远脱离了宫廷，也永远脱离了人民！倘若玛丽·安托瓦内特一直待在凡尔赛，置身于法兰西的贵族和传统的习俗当中，在危险的时刻，她会有王子们、公侯们、贵族的大军守在她的身边。另一方面倘若她像她长兄约瑟夫皇帝所尝试的那样，摆出民主的姿态去接近民众，那么几十万巴黎人，千百万法国人就会对她赞美不已。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她的行为既不取悦于贵族，也不取悦于民众，她只想到她自己。由于她这一个心爱的古怪念头特丽雅侬，她使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都同样不喜欢她。因为她只想在幸福中单独待在一起的时间太长，在不幸中她就孤独地孑然一身。为了一个孩子气的玩具，她不得不付出王冠和生命作为代价。

[1] 原文为拉丁文。

[2] 亚美里哥·维斯普契（1451，1452或1454—1512），意大利商人，航海家，按照他的名字称呼美洲，但他并不是发现美洲的人。

[3] 钢琴的前身。

[4] 克洛德·米歇尔·第·克洛蒂翁（1738—1814），法国雕刻家。

[5] 安多阿纳·华多（1684—1721），法国洛可可时代的画家。

[6] 让-巴普蒂斯特·帕特尔（1695—1736），法国画家。

[7] 路易基·波切里尼（1743—1805），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演奏家。

[8] 《圣经》故事：大卫王七十岁，拟找接班人。所罗门王子充满智慧，性情平和，于是大卫王传位给所罗门。埃及法老拟消灭以色列，美丽的萨巴女王成为埃及法老的同谋，她主动访问以色列，拟勾引所罗门，找出其弱点，把他灭掉，但两人坠入爱河。

[9] 安德烈·勒诺特尔（1613—1700），法国园艺建筑师，公园的布置讲究几何图形，路易十四的主要园艺家，设计凡尔赛宫的花园。

[10]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思想家、作家、教育家，主张“回归自然”。

[11] 阿那克里翁（约前6—前5世纪），古希腊宫廷诗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诗体一度流行于后世欧洲，歌咏醇酒与爱情、友谊和自然。

[12] 埃德美·布沙东（1698—1762），法国画家、雕塑家、建筑师。

[13] 理查·米克（1728—1794），法国建筑师。

[14] 于贝尔·罗伯尔（1733—1808），法国画家。

[15] 法国著名的瓷器。

[16] 即王后。

[17] 彼耶尔-马克-夏斯东·德·莱维公爵（1764—1830），法国政治家、作家。

第十章 崭新的社交圈子

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在她欢快的房子里住下来，新的扫帚就开始使劲地扫动起来。首先是让老家伙们滚蛋——老家伙总是让人厌倦，丑陋不堪。他们不会跳舞，不会作乐，总是传道、说教，要她小心谨慎，深思熟虑，没完没了地要她沉稳收敛，接受警告。早在她还是大公爵小姐的年代，这个感情激烈的女人就已经对此腻烦。所以让那个僵化的女太傅，礼仪夫人德·诺哀耶伯爵夫人滚蛋；身为王后，用不着再受教育。她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得和维尔蒙神父，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是她母亲派来陪同她的忏悔师和顾问。凡是让她不得不动脑子的人，统统滚开，滚开！只把年轻人召来，欢快活跃的一代人，他们不会因为愚蠢地严肃对待生活而耽误了游戏和取乐！这些一同游乐的伙伴，究竟是否拥有崇高的爵位，顶级的家庭，性格是否值得尊敬，无可指责，这都并不怎么重要，也用不着特别聪明，特有教养——有教养的人吹毛求疵，聪明人不怀好意——只要他们机智风趣，会讲一些刺激的趣事轶闻，在盛典上形象英俊，这就够了。娱乐、娱乐、娱乐，这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她那狭小的社交圈子提出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要求。于是在她身边，就像玛利亚·特蕾西亚叹息着说的，围绕着“巴黎最糟糕的，也是最年轻的一帮人”，像她兄长约瑟夫二世皇帝气恼地嘀咕的，围绕着一个“所谓的社交圈子”，一帮看似懒散，实则极端自私的家伙，他们作为王后的“欢乐大师”，干的是轻松愉快的差使，得到的却是油水最多的职位。在进行风流游戏时，悄悄地把最丰厚的年金塞进他们插科打诨的小丑口袋之中。

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无聊先生有时短暂地破坏了这个轻浮的社交团体。但是又不能随随便便把他支走，因为——大家差点儿把这点忘记了——他就是这位欢快开朗的女人的丈夫，法兰西的统治者。宽厚的路易十六，老老实实地钟情于他那迷人的妻子，事先得到允许，有时从凡尔赛到特丽雅侬来，看看这些年轻人如何痛快地玩耍。有时看到他们满不在乎地越过习俗的界限，或者开销过于庞大，便设法怯生生地规劝几句；这时王后便哈哈大笑，这样一笑，一切也就都一风吹了。那些兴致勃勃的旁观者看见国王总是乖乖地、驯从地在王后给他的那些政令下面，签上他书法漂亮的“路易”。用这些政令，王后把最高的职位塞给他们，这些家伙对国王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好感。这个善良的好人从来也不打扰他们很长时间，他每次总是只待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然后就溜溜达达地回到凡尔赛宫去，看他的书或者去干他的钳工活。有一次他在那儿瞎坐的时间太长，王后很不耐烦，急着要和她的这个欢快的圈子，驱车前往巴黎，就悄悄地把摆钟的指针拨前一个小时。国王没有发现这个小小的欺骗，温顺地不是在十一点，而是十点就上床。这帮风度翩翩的小子肩膀都笑歪了。

当然，这样开玩笑不能提高国王尊严这个概念，可是特丽雅侬拿这么一个笨手笨脚、笨嘴拙舌的男人派什么用场呢？他既不会讲述风流香艳的趣事轶闻，又不会扬声大笑。他总像是肚子痛似的怯生生地、畏畏缩缩地坐在这帮情绪高昂的人们当中，哈欠连天，行将入睡；而其余的人要到午夜时分，才有了精神，活跃起来。他从不参加假面舞会，不赌骰子，不向任何女人献殷勤，——不，这个善良的毫无情趣的男人没法派用场，在特丽雅侬这个社交圈子里，在洛可可王国里，在这个轻浮放荡、纵情欢娱的牧歌似的田野里，他的确格格不入。

所以国王根本不算是这个新社交圈子的成员。他的御弟德·普罗旺斯伯爵，把自己的勃勃野心藏匿在假装淡漠的外表之下，认为不和这批年轻的花花公子交往，以免毁掉自己的尊严这样更为聪明。可是既然总要有一位男性的王室成员，在王后寻欢作乐时伴随左右，路易十六最小的御弟德·阿尔托阿伯爵便占据了守护神的位子。德·阿尔托阿伯爵不爱动脑，性格轻佻，放肆大胆，但是灵活多变，机敏灵巧。他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一样，也害怕百无聊赖，或者害怕从事严肃事情。他是个追逐妇女的能手，动辄举债，是个非常有趣的帅哥，吹牛大王。与其说他勇敢，不如说他放肆，表面看来激情四射，其实并非如此，只要有新型的体育运动，新颖的时尚，崭新的娱乐，他就指挥起这欢快的队伍。不久他欠的债超过国王、王后和整个宫廷的总和。可是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就极其符合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需要。王后并不十分看重这个放荡轻佻的御弟，更谈不上喜欢他。尽管恶毒的舌头很快就散布王后爱上这位御弟的流言，德·阿尔托阿伯爵只是掩护王后的后背。不久这叔嫂二人在寻欢作乐的狂热之中，就变成不可分开的一对。

德·阿尔托阿伯爵是这批选拔出来的近卫军司令官。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带着这支队伍白天黑夜地漫游于欢娱闲荡的各个行省；这支队伍其实人数不多，但不断变换其领导阶层。因为宽宏大量的王后，原谅她随从的一切过失，债务缠身，狂妄自大，举止莽撞或者过于亲昵，风流恋情，或者其他丑闻——但是只要此人一旦开始使王后感到厌倦，那么她的恩宠就此终止。贝尚伐尔男爵曾经一度占尽优势，这是一位五十岁的瑞士贵族，具有老军人的粗暴举止，接着优势又落到德·柯阿尼公爵身上，他“经常不断受到恩宠，最受请教的人当中的一个”。他们两位和野心勃勃的德·基内公爵和匈牙利的埃斯特尔哈奇伯爵，同时接到奇怪的任务，在王后犯风疹时伺候她，这件事在宫廷里激起一个恶毒的问题：国王在同样的情况下，要挑选哪几位宫廷命妇来伺候他呢？只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红人，波利涅克伯爵夫人的情人，德·伏德娄伊伯爵一直保持他的职位。所有这些人当中最聪明最高雅的一位，德·里涅亲王，稍稍后退待在背景深处。他是唯一没有从他在特丽雅侬的地位，捞到数量可观的国家养老金的人，也是在年迈时写回忆录，想起王后，还怀有敬畏的唯一的一个。这片牧歌般天宇里，摇摆不定的星辰是“美男子”狄庸和年纪轻轻性格火爆的莽撞小子德·洛冲[1]公爵。他们两人对于被迫保持处女身的王后，一度曾是相当危险的人物。麦尔西大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趁那莽撞小子赢得王后单纯的好感之后，还将别有所图之时，把他排挤开去。阿德玛尔伯爵又能以竖琴伴奏，曼声歌唱，并且演戏出色：这就足以使他获得公使职位，派驻布鲁塞尔，而后派驻伦敦。其余的人宁可留在家里，在这人工喷涌的泉水里，捞取宫殿中收入最丰的位置。除了德·里涅亲王之外，这些骑士中没有一个拥有真正精神上的等级，没有一个有雄心壮志，把王后的友谊给予的权力地位在政治上充分利用。这批特丽雅侬化装舞会的英雄们，谁也没有变成历史上真正的英雄人物。他们当中也没有人在内心深处，真正尊重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年轻风流的女人，也向有的人表示了过多的社交亲昵，超过了适合王后地位的程度。但是她无论是心灵上还是作为女人，从未委身给他们当中的任何人。这点十分重要。他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应该是，也将是唯一的一人，曾经达到王后的内心，并且永远达到她的内心，此人现在还隐藏在阴影之中。这批跑龙套之辈忙乱一气，也许只起到更好地掩饰他的临近和他的出场。

对于王后而言，比这些不可靠的，时刻变换的骑士们更危险的，乃是她的那些女友；在这里神秘地混杂起来的感情力量，灾难性地掺和进来。玛丽·安托瓦内特性格上完全是个自然的，女性十足，极为柔软的女性，渴望着委身于人，充满了柔情蜜意。而她的这种渴望在婚后最初几年，在那个瞌睡懵懂、感情迟钝的丈夫那里毫无反应。按照正常的发展，她想要把她心灵的紧张情绪向什么人倾诉。既然为了风习的缘故，此人不能是，或者还不能是一个男人，一个男友，玛丽·安托瓦内特从一开始便不由自主地寻找一位女友。

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女友的友谊中总有一股柔情的声调，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尽管已经结婚，或者不如说是表面上已经结婚，在心灵上可是一般女孩在女生寄宿学校，结交女友的典型年龄和典型倾向。作为女孩，她早早地就从母亲身边，从她真诚喜爱的女傅身边拽走，放在一个笨拙的不谙柔情的丈夫身边，自然就有那种容易信任别人，一头扑到任何人怀里的劲头，还从来没能充分发泄出来，这种劲头属于少女的天性，犹如芳香属于花朵。所有这些小孩子的细小动作，手拉着手，胳膊挽着胳膊，待在角落里窃窃私笑，穿过房间疯跑，互相崇拜得五体投地，所有这些天真烂漫的“春的苏醒”的征兆，还没有完全从她孩子般的身体里表现出来。十七岁、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玛丽·安托瓦内特依然显得非常年轻，而且孩子气地钟情恋爱——在这样一种狂风暴雨般感情激荡中，纵情发展的并不是性欲，而是性欲的怯生生的预感，那种奔放的爱慕。所以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女友之间最初的关系，也是柔情缠绵，臻于极致，一位王后这样一种不合常规的举止，立刻为风流的宫廷做出最为不堪的曲解。这个宫廷过分文雅，业已变态，反而不能理解自然而然的事情。不久流言蜚语漫天飞舞，窃窃私语王后的萨福[2]倾向。玛丽·安托瓦内特对自己的感情满有把握：十分坦然而轻松地写信告诉她母亲：“人们大肆宣扬我特别偏爱女人和情人。”她以高傲的坦诚，蔑视宫廷，蔑视舆论，蔑视世界。她当时还不了解造谣污蔑、众口一词的强大威力，她当时还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意想不到的快乐，终于可以相爱一次，信任一次，牺牲任何小心谨慎，只为了向她的女友们证明，她可以多么无条件地热爱她们。

王后的第一位宠姬德·朗巴勒亲王夫人，是一位相当不错的人选。出身法兰西第一流的家庭，因而并不贪财或者贪权，生性温柔多情，并不十分聪明，因此也不搞阴谋诡计；并不出类拔萃，也不野心勃勃，王后对她怀有好感，她以真正的友谊作为回报。她的品德无懈可击，她的影响仅仅限于王后的私人生活圈子，她不乞求王后来庇护她的朋友，她的家庭，不干预国事或者干预政治。她不开设赌场，不把玛丽·安托瓦内特更深地推进寻欢作乐的循环之中，而是静静地不动声色地保持对王后的忠诚，最后，她英勇的死难为她的友谊盖上了最后的印记。但是有一天晚上，她的势力突然熄灭，就像一盏吹灭的油灯。1775年，在一次宫廷舞会上，王后发现了一个她还并不认识的年轻女子。这个女子谦逊优雅，楚楚动人，蓝色的目光像天使一样纯净，娇柔的身姿像少女一样柔媚。王后问左右，她是谁？人们告诉她这少妇的姓名，是儒勒·德·波利涅克伯爵夫人。这一次和上次结识德·朗巴勒亲王夫人不同，不是出于人性的好感，而是一种突发的激烈兴趣，是“一阵电击”，一种狂热的钟情。玛丽·安托瓦内特向那位陌生女人走去，问她为什么不常在宫廷露面，波利涅克伯爵夫人老老实实地承认，她家境不够富裕，没有资格参加宫廷的盛会。这样坦诚使王后高兴，因为一颗如此纯洁的灵魂，想必深埋在这个迷人的女人的心里，所以她一开口就如此动人，如此大方地承认当时最最不堪的耻辱——没钱——！这样一个女人，不就会变成她寻觅已久的理想女友了吗？玛丽·安托瓦内特立刻把波利涅克伯爵夫人拉进宫廷，把如此引人注目的恩宠全都加在她的身上，激起了众人的妒忌：王后公开和她挽着胳膊走路，让她住在凡尔赛宫里，到哪儿去都带着她，有一次甚至把全体朝臣都带到马尔利去，只是为了能够挨近她所宠爱的、正在坐月子的女友。几个月之后，这个家境贫困的贵妇人摇身一变成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整个宫廷的女主人。

可惜，这个清秀纯洁的天使并非来自天国，而是来自一个债台高筑的破落家庭。不久，财政大臣对此可有切身体验了。首先为她支付了四十万里弗尔的债务，她女儿获得八十万里弗尔的嫁妆，她女婿获得一个上尉的职位，一年之后获得一座庄园，每年带来七万杜卡登[3]的年金，她父亲得到一笔养老金，她的丈夫，实际上早已被她的一个情夫所取代，获得了公爵的称号和法兰西收入最丰的肥缺之一，邮政局。她的妯娌狄亚娜·德·波利涅克，尽管名声恶劣，也变成了宫廷贵妇，而儒勒·德·波利涅克伯爵夫人自己，则成为王后子女的女太傅，伯爵夫人的父亲除了领养老金之外，还成为公使。整个家庭财源广进，鸿运高照，还把他们身受的恩惠广施给亲朋好友。最后，王后这一时兴起，波利涅克这一家人，让国家每年花去五十万里弗尔。麦尔西大使大吃一惊，写信给维也纳：“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把这么一大笔款项分给唯一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事从无先例。”即便是曼特侬夫人[4]、蓬巴杜夫人也没有比王后的这个像天使一样低眉敛目的宠姬，这位如此谦逊，如此善良的波利涅克夫人更加费钱。

德·朗巴勒亲王夫人

那些自己没有卷入旋涡中去的人站在一旁瞠目结舌，无法理解王后竟这样百依百顺，把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声誉，都滥用来施恩于这个不顾体面，毫无价值，拼命榨取的家族。人人知道，王后不论天生智慧，内心力量和正直诚恳，要比那些成天围在她身边的小人物优越上百倍。但是在性格和性格较劲的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从来不是力量，而是机敏，不是精神的优势，而是意志的优势。玛丽·安托瓦内特慵懒成性，而波利涅克则拼命钻营。王后的性格变化无常，而那一位则坚韧不拔。王后孤身一人，而那帮人则结成一个小集团，处心积虑地把王后和余下的整个宫廷割裂开来；他们紧密团结，让王后取乐开心。那个可怜的老忏悔师维尔蒙，警告他过去的女弟子又有什么用处：“您对于您的朋友和女友的品德和名声过于宽宏大量。”以至于他以值得注意的大胆态度对王后进行规劝：“举止不当，品德恶劣，遭人诟病的名声或者名誉丧尽，竟成为要想进入您社交圈子的一种手段。”这一段话又怎么敌得过挎着膀子，温柔缠绵，亲亲热热的一番聊天；机智聪明又怎么敌得过这一天天处心积虑的狡诈用心！这个波利涅克女人和她的小集团，攫取了打开王后心脏的魔术钥匙，他们只消给王后逗乐，让她开心，消除她的无聊情绪，几年下来，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冷静地精于算计的这帮人完全百依百顺。在波利涅克的沙龙里，他们互相帮衬，一个为另一个谋取职务和地位大做广告，互相递送肥缺和年金。每个人似乎只是在为别人的利益而努力，于是就从这位浑然不觉的王后手里，把业已枯竭的国库里最后一点黄金的源泉，都流到少数几个人家里。大臣们对于这种行为无法制止，他们耸耸肩膀，对那些向他们请愿的人说道：“您让王后说话吧”“您设法让王后说话，向您施加恩典吧”。因为在法兰西，爵位和头衔、职位和年金都由王后之手赋予，而王后的这只手，却悄悄地由那个长着紫罗兰眼睛的女人，那个美丽温柔的波利涅克所操纵。

这个小集团就经常不断地用各种娱乐，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周围设立了一道无法逾越的栅栏。宫廷里其余的人不久就看到了这点，他们知道在这道墙垣后面，便是人间天堂。在那里，职位犹如繁花怒放，年金恰似江河奔流。在那里，开个玩笑，说句轻松的奉承话就像摘果子似的，能得到一个恩宠。其他人十年来持续不断地建功立业，想求得这么一点恩宠而不得。在那幸福的彼岸，世界永远弥漫着开朗欢笑、无忧无虑和欢乐欣喜。你若闯进这王室恩宠的乐园仙境，人间所有的恩赐都为你准备就绪。难怪那些流放在大墙这边的那些人，那些功勋卓著的古老贵族世家，火气越来越大。他们不许到特丽雅侬去，他们同样贪婪的双手永远不得接受那黄金的雨露。奥里昂家族，罗昂家族，诺哀耶家族，玛尔桑家族的人，怨声载道；难道我们比不上这些穷困破败的波利涅克家的人吗？再说，咱们还有一个谦虚正直的年轻国王，终于有了一个不是情妇手中玩偶的国王，可是难道咱们在蓬巴杜、杜巴里消逝之后，还得从一名宠姬，一个宠臣的老婆手里去求得理应属于我们的东西？难道真要我们容忍这种遭人无耻排挤的状态，这样遭到这个年轻的奥地利女人冷漠的忽视，她身边老是围着陌生的小伙子和暧昧的女人，而不是围着有根有底，有着几百年家世渊源的贵族？这些被排斥在外的贵族团结得更加紧密，他们的队伍逐日壮大，逐年增加。不久之后，从凡尔赛宫荒凉的窗户里，有几百道仇恨的目光射向王后那个无忧无虑、浑然不觉的游戏世界里。

[1] 阿尔芒-路易·德·贡当，德·洛冲公爵（1747—1793），法国将军。

[2] 萨福（前612？—前570？），古希腊最著名的女抒情诗人，诗歌大多以性爱为内容，传说她是同性恋者。

[3] 杜卡登，十四至十九世纪在欧洲通用的金币名。

[4] 弗朗梭阿斯·德·奥比涅，德·曼特侬侯爵夫人（1635—1719），路易十四最后一位情妇，后嫁给国王，成为国王第二任妻子。

第十一章 长兄访妹

1776年和1777年狂欢年，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欢乐陶醉，达到了直线上升的弧度的顶点。这位时髦王后，没有一次赛马，没有一场歌剧，没有一次舞会不出场，没有一天在黎明之前回到宫里。她经常不断地避免和国王同床，到清晨四点，她还坐在牌桌前。输掉的钱，欠下的债，已经激起公众的不满。麦尔西大使绝望地向维也纳接二连三地发出紧急报告：“王后陛下完全忘却了她外表的尊严，简直无法向她进行规劝，因为不同种类的娱乐极为迅速地接踵而至，只有使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找到几秒钟的时间，和她谈谈严肃的事情。”

好久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凡尔赛宫像今年冬天这样荒寂无人。最近一个月，王后一直在忙碌，或者不如说一直在寻欢作乐，毫不改变，毫不减弱，就仿佛这个年轻女子为妖魔控制：她的躁动不宁，她的烦躁不安从来也没有像在这决定性的一年之中这样荒唐、无谓。

而在这时，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新的危险。玛丽·安托瓦内特在1777年，已经不再是她嫁到法国时那样的一个十五岁天真烂漫的女孩，而是一个二十二岁，身材丰腴的美女，犹如盛开的鲜花，一个诱人，自己也受诱惑的女人；在凡尔赛宫廷这种充满情欲，洋溢色情的氛围之中，她若完全无动于衷，态度冷漠，那就该是极不自然的事情了。和她同龄的所有亲戚，她所有的女友，早已生儿育女，每人都有一个真正的丈夫，或至少有个情人；只有她独自一个，因为不幸的丈夫无能，被排除在外。只有她，比所有的这些女人都娇艳美丽，比她圈子里的每个女人都欲望强烈，也遭人渴慕，还没有向任何人献出她的感情。她努力把她渴求柔情的强烈欲望转移到她的女友身上，想用不断的社交活动来克服她内心的空虚，可是徒然——这都无济于事。自然的天性在每个女人身上，同样也在这个完全自然而又正常的女人身上，渐渐地要求满足它的权利。在和年轻的骑士们交往中，玛丽·安托瓦内特渐渐失去她原先的那种气定神闲沉稳安详的样子。虽说她自己还害怕那最危险的事情发生，可是她依然不停地玩弄危险，玩火时又未能控制她年轻的血液，暴露了她的内心；王后时而两颊绯红，时而脸色苍白，在这些无意识地被她渴求的小伙子身边，她开始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她心猿意马，眼含泪水，一而再地重新挑动这些骑士向她致以风流的恭维奉承。洛冲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场面，刚才还在生气，火冒三丈的王后，突然之间把他轻轻地拥抱一下，王后自己也吓了一跳，马上就一脸羞涩地快步逃走。这则故事完全有其真实性，因为瑞典公使的报告，记述了王后明显地对年轻的费尔森伯爵迸发出的激情，反映了王后同样激动的状况。一眼就可看出，这个从未被她愚蠢的丈夫触碰，遭到牺牲的二十二岁的王后，备受折磨，正处于失去自控的边缘。尽管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努力自我保护，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的神经经受不住这看不见的紧张状态。仿佛想为这幅临床诊断的图像做些补充，麦尔西大使的确报道了王后的这种突发的“神经质的矫揉造作”，这种所谓的“晕眩”。她的那些骑士心怀恐惧，顾虑重重，暂时还拯救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免得她真正触犯夫妻的名誉——洛冲和费尔森两人，一旦发现王后对他们表现出过于明显的兴趣，都急急忙忙地离开宫廷而去，——但是毫无疑问，王后与之卖弄风情的年轻宠臣，要是有一个在有利的瞬间，大胆出手，就很可能战胜王后内心深处，只是极为虚弱地维护着的美德。迄今为止，玛丽·安托瓦内特总算幸运，在失足之前仅仅一步，还能把握住自己。但是随着王后内心不安的增长，危险也与日俱增：蝴蝶围着诱人的灯火盘旋，越来越近，越来越不安宁；只要翅膀扇动稍一不慎，这只玩火的蝴蝶就会栽进毁掉一切的火焰之中，无法挽回。

是不是母亲派来的守卫者也看到了这个危险？可以估计，麦尔西关于洛冲、狄戎、埃斯特尔哈奇的警告都在暗示，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单身汉，比王后自己都更加清楚地理解这紧张局势的最终根源。王后并未预感到，她那突然的情绪激动，她那狂野的、难以平息的烦恼状态，多么泄露其中玄机。麦尔西大使极为充分地理解到，倘若法兰西王后，在为自己的丈夫生下一个真正的继承人之前，成了任何一个陌生情人的战利品，会意味着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因此这必须制止，不惜一切代价都得制止。于是他向维也纳发出一封接一封的书函，要求约瑟夫皇帝现在必须前来凡尔赛，采取合适的措施。因为这位在旁宁静而安详地观看事态发展的观察家知道：现在已到紧急关头，必须挽救王后，免得她被自己毁掉。

约瑟夫二世皇帝的巴黎之行有三重目的。他得男人对男人地和法兰西国王，他的妹夫，谈一谈他尚未尽到丈夫义务这一棘手的事情。他得以兄长的权威，对他那迷恋游乐的妹妹，好好洗洗脑子，让她看见她那耽于娱乐的毛病，将会带来的政治上和人性上的危险。第三，他得加固法兰西王室和奥地利皇室，这两个统治者家族之间的国与国的联盟。

在这为他预定的三大任务之外，约瑟夫二世还自愿地加上第四项任务：他要利用这次引人注目的访问，让人家更加注意他，为他个人赢得尽可能多的赞赏。此人骨子里颇为正直，并非毫不聪明，虽说也并非极有天才，尤其还很有野心，几年来一直身患典型的储君顽疾；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还一直没能自由独立，不受限制地执掌大权，而是处在他享有盛名备受称颂的母亲的阴影之中，在政治舞台上只扮演一个第二号角色，或者像他自己十分气恼地说的，成为“车上第五个轮子”，是个多余的人物。正因为他知道，无论讲聪明还是论道德权威，他都无法超越那伟大的、处处妨碍他的母皇，他就设法赋予这次要角色以一种特别突出的色调。既然女皇已经在欧洲面前体现了统治者英勇果断的形象，他就想要扮演一个人民皇帝的角色，扮演现代的仁爱国父，毫无成见，极为开明。他作为农夫扶犁耕作，他身着朴素的市民外套，混迹于群众之中。他在简单的士兵军用床上睡觉，为了试验，他让人家把他幽囚在“斯彼尔山”[1]上，同时又尽可能设法让全世界都广泛知道，他在这样故意炫耀他的谦虚。迄今为止，约瑟夫二世只可能在他自己的臣仆面前，扮演和蔼可亲的哈利发[2]；这次巴黎之行，终于给他机会登上宏大的世界舞台。早在行前几个礼拜，这位皇帝就在排练他那谦虚简朴角色的一切想象得出的细节。

约瑟夫皇帝的这个目的至少达到了一半，虽说他未能欺骗历史，历史在它的账本上记下了这位皇帝的一桩桩错误，过早地、拙劣地推行改革，灾难深重的种种冒失行为，也许只有他的英年早逝，才使奥地利免于当时已经面临的、岌岌可危的崩溃境地。但是传说比历史轻信，约瑟夫皇帝赢得了传说。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在歌唱这位仁慈的人民皇帝，无数廉价小说描写一个高贵的陌生人，披着一件朴素的大氅，伸出仁慈的手到处行善，爱上民间的少女。这种小说一再出现的结尾极为著名：这个陌生人敞开他的大氅，大伙惊讶地看见里面是一身华丽光鲜的制服。这位贵人说了这句意义深邃的话语：“我的姓名你们永远不会知道，我是约瑟夫皇帝。”说罢，转身离去。

一句愚蠢的玩笑话，但是出于本能，比人们所想的要聪明得多；这句话几乎以天才的方式对约瑟夫皇帝的那个历史特色做了漫画化，一方面扮演一个谦逊质朴的人，而同时又竭尽全力，让这种谦逊朴素也得到应有的赞赏。他的巴黎之行，为这种做法提供了一次典型的试验，因为不言而喻约瑟夫二世皇帝，并非以皇帝的身份前往巴黎，他不想引起人们注意，而是化名法尔肯施泰因伯爵踏上旅程，最重要的一点乃是无人知晓他的这次微服私行。好几份长长的文件规定，谁都得称他为“先生”，不得使用其他称呼，连法国国王也不例外。他沿途不愿在宫殿府邸中过夜，只乘坐简朴的出租马车。但是欧洲各个宫廷，自然而然地详细知道他到达的日期和时间；还在斯图加特，符腾堡公爵就给他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公爵下令把所有旅馆的招牌全都摘掉。这下，这位人民皇帝别无其他落脚之处，只好在符腾堡公爵的宫殿里睡觉。但是这位新时代的哈茸·阿尔·拉希德[3]迂腐固执，坚持他那早已举世闻名的微服出行，直到最后一刻。他乘坐普通的出租马车进入巴黎，作为陌生的法尔肯斯泰因伯爵，在特莱维耶饭店，也就是今天的福阿约饭店下车；在凡尔赛宫里，他住在一所普通房子的一个房间里，睡在一张行军床上，只盖着一件大衣，就仿佛是在临时的宿营地里。他的估计非常正确，巴黎民众只知道自己的国王总是非常奢侈，对于他们而言，这样一位国君简直耸人听闻。一位皇帝却在养老院里喝穷人的汤水，参加科学院的会议，旁听议会的讨论，和水手、商人交谈，参观聋哑医院、植物园、肥皂工厂，和手工业工人交谈；约瑟夫二世在巴黎看很多东西，同时也高兴被人们看见。他那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民众欣喜异常，而他为此赢得的热情欢迎，也使他更加欣喜。这位性格神秘莫测的皇帝扮演这样一种真真假假的双重角色，时刻意识到他内心的分裂和矛盾。在离开巴黎之前，他写信给他御弟：“你比我更有价值，但是我更像一个江湖骗子。在这个国家里就得当个江湖骗子，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出于谦虚谨慎，才变得平易近人。但是我故意把这点予以夸大；我在这里激起的热情，的确使我有些难堪。我十分满意地离开这个王国，但是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我这个角色已经演够了。”

约瑟夫二世

除了他这个人的成功之外，约瑟夫也达到了他预定的政治目的。尤其和他妹夫关于那件棘手事件的恳谈，进行得出乎意料的轻松。路易十六为人诚实，态度和蔼，接待他的这位大舅子时充满信任。腓特烈大帝指示他的公使戈尔茨男爵，在全巴黎宣布，约瑟夫皇帝曾经对他说过：“我有三个妹夫，三个都很糟糕。在凡尔赛的那位妹夫弱智低能，在那不勒斯的那位是个傻瓜，在帕尔玛的那位是个笨蛋。”可是无济于事，在这件事情上，这位“恶劣的邻居”白白地挑拨离间了一番，因为路易十六在虚荣心上并不敏感，这支利箭射到他那天真的好脾气，弹落在地。内兄和妹夫两人谈得坦率而又真诚，进一步相互了解之后，路易十六也赢得了约瑟夫二世某种人性的尊重：“此人意志薄弱，但并非蠢货。他有知识，能判断，但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麻木不仁。他进行谈话很有头脑，可是没有兴趣加深自己的教养，没有真正的好奇心；要有光[4]，在他身上还没有来到，物质还处于原始状态。”几天之后，约瑟夫二世已经把路易十六国王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在一切政治问题上都有共识。毫无疑问，约瑟夫二世也成功地，甚至毫无困难地说服他的妹夫去进行那种私密的手术。

约瑟夫二世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态度，要艰难得多，因为责任更大。妹妹怀着复杂的感情期待着兄长来访，她既高兴终于能和一位至亲，而且是和她最亲近的兄长坦诚地谈心，但是也害怕这位皇帝总爱用生硬的训人口气来和妹妹谈话。前不久他还像对待小学生似的把妹妹训斥了一顿：“你干预了什么事情啊，”约瑟夫写信给玛丽·安托瓦内特，“你把大臣撤职，把有位大臣流放到他的庄园里去，你在宫廷里设立昂贵的新职位。你有没有扪心自问过一次，你凭什么权利干预宫廷和法兰西王国的事务？你获得了什么样的知识，敢于干涉政务，妄自以为你的意见在某个方面非常重要，特别在国家政务方面，那是要求特别深刻的知识的。你，一个可爱的年轻女人，成天不想别的，只想些轻佻放荡的事情，只想服装和娱乐，什么书也不读，一个月都没有进行过一刻钟理智的谈话，或者听人进行理智的谈话，从不认真思索，也从不把事情想透。我敢肯定，也从来不想自己的所言所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王后在特丽雅侬受到宫廷佞臣的娇惯纵容，不习惯这样一种严厉的教师爷似的口吻。所以当内廷总监突然通报法尔肯斯泰因伯爵已经到达巴黎，明天将在凡尔赛宫出现，大家也就可以理解王后此时心脏狂跳起来。

但是情况比她预期的要好得多。约瑟夫二世有足够的外交家风度，没有一上来就雷电交加；相反，他说了一些亲切的话语，说妹妹看上去真是迷人，并且保证要是他再次结婚，一定要娶个和妹妹面貌相似的女人，他扮演了一个献殷勤的男人的角色。玛利亚·特蕾西亚写信向她的麦尔西大使预告这位兄长访妹时，又一次做出了正确的预言：“我其实并不担心，当哥哥的会对妹妹的行为严加评判。我更相信，像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样漂亮迷人的女人，凭着她的机敏，谈话时一定会十分聪明，举止得体，会赢得哥哥的赞美，而这又会使当哥哥的感到得意。”事实上，这位着实迷人的美丽妹妹亲切可爱的态度，她和哥哥再次见面表现出来的真心诚意的快乐，听哥哥讲话时流露出来的尊敬；另一方面，妹夫亲密的温和脾气，他自己在巴黎上演的谦逊喜剧获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这位令人害怕的迂夫子哑口无言；这头严酷的抱怨个没完的笨熊，喂了满嘴的蜜糖，不再唠叨。他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很是友好：“她（他妹妹）是一个讨人喜欢，极为正派的女人，还有些年轻，还不够深思熟虑。但是她有正直和美德的深厚底蕴，另外还有某种正确的理解力，往往使我大吃一惊。第一个反应永远是正确的，只要她能听从她感情的第一次冲动，然后再加上一些深思熟虑，而不屈从于围在她身边的那一大帮吹鼓手的谄媚，那她就完美无缺了。她有强烈的寻欢作乐的欲念，既然人家知道她的这一弱点，就紧紧抓住不放。而她一再最听信的，就是那些善于在这件事上为她效劳的人们。”

约瑟夫二世皇帝在他妹妹为他提供的各种盛典上，看上去似乎懒洋洋地娱乐玩耍，这个奇怪的摸不透的精灵同时却在尖锐而认真地从旁观察。首先他必须承认，玛丽·安托瓦内特“丝毫不爱她的丈夫”，她对待丈夫态度漫不经心，相当怠慢，完全带着一种极不合适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不费多少力气，就看透了这个“疯狂女人”身边的这个恶劣的社交团体，尤其是波利涅克家族那帮人，只有在一点上他似乎感到一块石头落地。约瑟夫二世发现，他的妹妹尽管和年轻的骑士们百般卖弄风情，她的美德迄今为止依然经受住了考验——这位皇帝小心翼翼地加了一个附加条款——“至少到目前为止”。在这个道德败坏的环境里，她的举止在道德方面远比她的名声要好。当然，根据皇帝在这方面的所见所闻，对于妹妹的未来，他并不很有把握；因此给妹妹一些结结实实的警告，他觉得并不多余。他有几次教训了他的妹妹，闹到激烈争吵的地步。譬如说，他当众粗暴地责备妹妹，“实在配不上她的丈夫”，或者说他妹妹的女友，德·格梅内公爵夫人的牌戏室是个“一个真正藏污纳垢的地方”，真正是个骗子窝。这类公开的责备使玛丽·安托瓦内特大为恼火，有时候两兄妹在这样谈话时彼此恶言相向。这位年轻女子孩子气的倔劲发作，抵抗哥哥自以为是的监护；但与此同时，她正直的内心感到，哥哥的这些责备还都在理，凭她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其实身边多么需要有这样一个守卫者。

兄妹两人之间看来并没有举行一次总结性的恳谈。虽说约瑟夫二世后来在一封信里以警告的口气，向玛丽·安托瓦内特回忆起他俩在一条石凳上进行的一次谈话，但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他显然也不愿在偶尔进行的谈话中告诉她。约瑟夫二世花两个月时间看遍了整个法国，比法国自己的国王对他的国家都了解得更多，比他妹妹自己更清楚地看到了危机四伏。他也认识到，这个浮而不实的妹妹，别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耳旁风，过一小时，一切全都忘记，特别是那些她想要忘记的事情。所以约瑟夫二世安安静静地写了一份指导意见，把他所有的观察和思考全都汇集起来，把这份三十页长的文件故意留到最后的时刻才交给他的妹妹，要求王后等哥哥离去之后再读。“书面的话语万古长存”[5]，这份书面警告应在他离去以后陪伴在他妹妹身边。

这份“指导意见”，对于了解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性格，也许是我们拥有的最有启发的一份文件。因为约瑟夫二世写这篇东西满怀善意，铁面无私。风格有些浮夸，对于我们今天的趣味而言，也许道德说教有些过于慷慨激昂，但是这篇文章同时也表现外交上的机敏，因为这位奥地利皇帝很有分寸，避免对法兰西王后的举止直接说三道四，规定几条行为准则。他只是列举了一个个问题，是一种《教理问答》[6]，为了激发这个懒于思考的妹妹去进行沉思，认识自我，自我反省，但是不由自主地把这些问题都变成了控告，看上去漫不经心的排列顺序，变成列举玛丽·安托瓦内特所犯过错的一张完整的目录。约瑟夫二世主要提醒他妹妹，白白浪费了多少时间，“你的年龄在增长，你已经没法用自己还是孩子来原谅自己。你若继续迟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变成什么？”这位兄长以令人惊骇的预见性，自己做出回答：“变成一个不幸的女人，一个更加不幸的王后。”接着他以提问的方式列举她的疏失：一道锋利冷凝的闪电主要射在她对国王的态度上。“你真的寻找一切机会？你回报了他向你展示的感情？他和你谈话的时候，你不是态度冷淡，心不在焉？有时候你不是显得百无聊赖，或感到厌烦？你怎么想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一个天性冷淡的男人向你接近，并且真心爱你？”约瑟夫皇帝好像总是只在提问，而实际上是在尖锐地控告。他责备自己的妹妹，不是屈服于国王，而是利用国王的笨拙和弱点，取代国王，把一切成功和注意力都吸引到她自己身上。“你明白如何使你自己真正对国王有用吗？”他更加严厉地责问他的妹妹。“你有没有向他证实，谁也没有像你这样真心诚意地爱他，比谁心里都更加在乎他的荣誉和幸福？你是否曾经抑制过你的愿望，想以他为代价来使自己引人注目？你是不是处理一些他忽视的事情，为了避免给人印象，你是靠了他才取得成绩的？你为他做出牺牲了吗？你对他的错误和弱点，有没有保持叫人看不透的沉默？你有没有原谅他的这些错误，并且命令那些胆敢对此作出暗示的人不许胡说！”

约瑟夫二世皇帝接下来便一页一页地翻开他妹妹寻欢作乐的目录：“你有没有好好想过，你的那些社交关系，你的那些友谊，如果不是把每个方面都无可指摘的人士都牵扯进去，必然会对公众舆论有不良影响，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产生怀疑，这些恶劣的风习，要么你是赞成的，或者甚至是你亲自参与的？你是否曾经掂量过赌博，通过恶劣的社交圈子和它带来的不良名声会有什么样的可怕后果？你好好回忆一下在你面前发生的那些事情，你回忆一下国王自己从来不赌，这么说你就是整个王族唯一支持这种恶习的成员，这会产生煽动性的作用。同样，你至少花一秒钟时间想想，那些和歌剧舞会相联系的一切令人难堪的事情，想想你自己在这方面亲自向我讲过的一切糟糕的惊险奇遇。我不能向你隐瞒，所有这些寻欢作乐，无疑以此为最不合适，特别通过你去参加这些舞会的方式。因为你的小叔子陪你前去，一点也不解决问题。在那里想不被人认识，戴上面具做个陌生女人，这究竟有什么意思？你难道没有看到，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认得你，并且向你说些你不该听的事情，可是人家故意说出来，为了让你高兴，让你相信，他们完全是在无辜的情况下说出这些话来的？单单那个地方，名声就很坏。你到那里去干什么？戴了面具无法进行正经的谈话，你也不能在那里跳舞，所以何必找这些冒险奇遇，何必做这些不合适的事情，何必跟这些放纵的青年男女和外国人搅在一起，听些暧昧的讲话，也许自己也说些类似的话语？不行，这过于离谱。我向你承认，这一点我发现是一切爱你的人，一切品行正派的人最为恼火的地方，国王一整夜一整夜地单独撂在凡尔赛宫里，而你却和这帮无赖做伴待在巴黎！”他急切地重复他们母亲古老的教训，要他妹妹终于该开始读点书了，每天读两小时不算太多，但可以使她更聪明更理智地度过其余二十二小时。在这长篇大论的说教之中，突然冒出一句极有预见性的话，读到此话会吓出一身冷汗。约瑟夫二世说，如果妹妹在这点上不听从他，那他就预见到可怕的东西，他这样直接写道：“我为你浑身颤抖，因为这样下去难以为继；如果你们不预先防备，革命将是十分残忍的。”“革命将十分残忍”——这句可怕的话，在这里第一次写了出来。尽管另有含义，但这是作为预言说出，一直要等到整整十年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才将领会这句话的意义。

[1] 斯彼尔山在奥地利中部，有修道院，供人清修。

[2] 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

[3] 哈茸·阿尔·拉希德（786—809），伊拉克犹太人国王。

[4] 原文为拉丁文。《圣经·旧约·创世记》，神创造了天地之后，神说：“要有光”，以区分光明和黑暗，昼和夜。在此指路易十六还在混沌状态。

[5] 原文是拉丁文，来自成语：“说的话语随风飘逝，书面的话语万古长存”，据说取自卡依乌斯·梯图斯在古罗马元老院演讲中的后半句。

[6] 天主教的基本读物，用问答的方式把教理传授给儿童和新入教的信徒。第一问便是：人生世上是为什么？答：人生世上是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灵魂。

第十二章 终为人母

约瑟夫二世皇帝的这次造访，历史地来看，似乎只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生活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而实际上它却激起了决定性的转变。因为奥地利皇帝和路易十六之间关于床帏之事，这一棘手题目所进行的密谈，几星期后就显示出了结果。这位体质增强了的法国国王，鼓起新的勇气去尽丈夫的义务。在1777年8月19日这天，玛丽·安托瓦内特向维也纳报告时还只说：情况“稍好一些”，她的（处女）“状况依然没有改变”，大举进攻未能成功，“但是我对此丝毫也不怀疑，因为情况有点小小的改善，那就是，国王比先前要温柔一些，这对他而言意味着很大进步。”8月30日终于吹响了胜利的号角；在这场七年爱欲战争中，遭遇了无数次失败之后，这位“漫不经心的丈夫”攻克了那座根本没有设防的堡垒。玛丽·安托瓦内特急忙向她母亲报告：“我正处于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之中。到现在为止，已有八天之久，我的婚姻完全得到实现，又一次进行尝试。昨天的尝试比第一次更加完美。我起先心想，立刻派一名急使去通知我亲爱的母亲，可是接着我害怕这样一来是不是会过分惹人注意，招人闲话，我也希望，等我对这件事更有把握以后再说。我还不相信，我已怀孕，但是我现在至少有希望时时刻刻都会怀孕。”话说回来，这个光荣的转变不可能长久保密：西班牙大使比所有的人消息都更加灵通，甚至连命运发生转折的这一天（8月25日）的确切日期也都向他的政府报告，并且补充道：“既然这一事件十分有趣，所以我和莫累巴，和维尔杰内两位大臣分别对此进行交谈，两人都向我证实了同样的情况。话说回来，肯定的是，国王把这事告诉了他的三位姑母之一，并且相当坦率地说：‘我非常喜欢这种娱乐方式，遗憾的是，那么长时间我不知道这点。’现在国王陛下的心情要比先前欢快开朗许多，而王后现在常常眼圈发黑，比人们迄今为止看到的次数要多。”话说回来，这位年轻的女人对她能干的丈夫发出的欢呼，事实证明还为时过早。因为路易十六从事这项“新的娱乐”，远不如前去狩猎那样热心。仅仅十天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就不得不向她母亲抱怨：“国王不喜欢和我双双同床睡眠。我设法打动他，至少不要完全放弃和我同床。有时候，他在我这里过夜，不过我想，不要折磨他，经常这样。”母亲听到这条消息，心里难免不悦，因为她认为这一点“至关紧要”。但是她同意她很有分寸的女儿的意见，不要催逼她的丈夫；只不过她比以往更加适应她丈夫睡觉的时间。维也纳热切期待王后怀孕的消息，在这桩缺乏激情的婚姻里一直迟迟不来，直到四月份，这个焦躁不耐的女人才认为，她内心最迫切的愿望已经得以实现。刚有一点迹象，玛丽·安托瓦内特就迅速地派出一名急使去通报她的母亲。但是御医，尽管私底下以一千金路易为赌注，证实王后说的有理，还是依然劝她先等等再说。到5月5日，小心谨慎的麦尔西报告，消息属实。到8月4日，王后怀孕的消息在宫中官方宣布。王后在7月31日晚上11点，感觉到胎儿在腹中最初的动作。王后写信告诉玛利亚·特蕾西亚：“从此以后，他常常活动，动个不停，使我非常开心。”使情绪极好的王后感到特别有趣的是，她以毫不做作的自然方式，告诉国王已经当了父亲。她走到国王面前，摆出一张阴沉沉的脸，一副十分委屈的样子：“陛下，我必须向您控告，您的一个臣仆，竟如此胆大妄为，用双脚在我肚子里乱踢。”老实巴交的国王一时没有明白，过了一阵才骄傲自得地纵声大笑，紧紧拥抱他的妻子，为他自己意想不到的能干，一时弄得异常迷惘。立刻开始举行多种多样的公开庆典。所有的教堂里都唱起“主啊，我们赞美你”[1]，议会发出祝贺，巴黎大主教下令为王后顺利妊娠进行祈祷；为这未来的王家婴儿万分仔细地寻找奶娘，准备十万里弗尔施舍给穷人。大家都迫切希望这一伟大事件来临，助产士也是如此，因为如果生下一位储君，他将获得四万里弗尔的年金，若是生下一位公主，只有一万里弗尔年金。整个宫廷都十分激动地在期待着这场久违了的好戏，因为根据几百年之久的神圣习俗，法兰西王后的分娩，并不只是一个私人的家庭事件；王后的艰难时刻按照古老的章法，必须在所有的王子、公主面前，在整个宫廷的监督之下度过。王室的每一个成员以及一系列最高显贵，都有权在王后分娩时待在产妇的房间里。当然，谁也丝毫不想放弃这个野蛮的、有损产妇健康的特权。好奇的人们从外地各省，从偏远已极的府邸里驱车赶来。凡尔赛这座小城里最狭小的阁楼都住满了人，大量的人群涌来，哄抬食品的价格猛涨三倍。可是王后让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等了又等，终于在12月18日夜里，铃声响彻整幢房子，王后的阵痛开始。第一个冲进产房的是德·朗巴勒夫人，紧随其后，激动万分的是全体贵妇。夜里三点，国王和王子们、公主们被唤醒，宫廷侍童和近卫军飞身上马，风驰电掣般奔向巴黎和圣-克鲁，把具有王子级别的王家血亲，及时请来充当证人：就只差敲响风暴警钟，发射大炮报警。

等御医大声宣布王后艰难的时刻已经来临后几分钟，这帮显贵便脚步杂沓地走了进来。这批观众在这狭小的房间里，按照爵位高低坐在产床四周，前面几排的靠背软椅里，找不到座位的人就爬到椅子上、凳子上。上帝保佑，千万别漏看那备受折磨的产妇的任何一个动作，漏听她的任何一声呻吟。紧闭门窗的房间里，由于五十个人的呼吸，醋和香料的味道，空气越来越浑浊，越来越闷热。但是谁也不去开扇窗，谁也不离开他的座位；这折磨人的场面足足持续了七个小时，终于到中午十一点半，玛丽·安托瓦内特生下一个孩子——哎呀！——是个女儿。人们怀着敬畏之情把这国王的后代抱进旁边的小房间，给她洗澡，然后立刻交给女太傅去照顾；国王充满了自豪感，跟了过去，观赏一下他的腰部做出的迟到的贡献。和平素一样，整个宫廷都好奇地挤在国王身后——突然响起助产士的一声刺耳的命令：“快通风，拿热水来！必须放血。”血液突然涌上王后的头部；她立即昏厥，一动不动地躺在枕头上，呼噜呼噜地痰喘不已，一半是由于五十个好奇的观众毒化了的空气，使王后几乎窒息，也许是因为这些观众，她得使劲忍住疼痛，使她呼吸艰难。大家全都吓了一跳，国王亲手把窗户统统打开，大家都惊慌失措地跑来跑去，可是热水还迟迟不来。这批宫廷佞臣在王后这次临盆时，所有的中世纪的仪式全都想得十分周全，就没有想到在这件事上最自然不过的措施：准备好热水。于是外科医生也就不做任何准备，大胆地为王后放血，一股鲜血从王后脚部割开处直射出来，瞧：王后张开双眼，她获救了。直到这时，欢呼之声才毫无保留地迸发出来。大家互相拥抱，喜极而泣。钟声齐鸣，向全国各地传送这一喜讯。

女人的苦难终结，母亲的幸福开始。尽管欢乐并不十全十美，为庆祝公主诞生，只鸣礼炮二十一响，而不是发射一百发礼炮欢迎一位太子出生，可是凡尔赛和巴黎依然欢声雷动。信使已经派往欧洲各国，全国施舍救济，债务拘留所和监狱里的囚徒纷纷恩赦获释。一百名未婚夫妻由国王出资，身披新衣举行婚配，各自获得一份嫁妆。等到王后产褥期满，前往巴黎圣母院大教堂，有一百对新婚夫妻——警察大臣故意挑选特别漂亮的一百对——在那里怀着满腔幸福之情，列队等待着王后，热情洋溢地欢迎他们的恩人。为巴黎市民燃放焰火，点燃节日灯火。葡萄酒像泉水般喷涌，面包和香肠免费分发；不用买票，可以进入法兰西喜剧院；烧炭工人坐进国王的包厢，卖鱼的女贩坐进王后的包厢：穷人也可以来庆祝盛典。现在大家都显得幸福而又善良。现在路易十六，一个开朗自信的男人变成了父亲，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位幸福严肃、认真仔细的女人变成了母亲；巨大的障碍已经清除，婚姻得到巩固、加强。父母亲，宫廷和整个国家都可以欢欢喜喜，大家也的确充分通过庆典和娱乐来进行欢庆。

只有一个人并不是那么满意：那就是玛利亚·特蕾西亚。有了这个外孙女，她爱女的地位虽说似乎得到了改善，但还不够巩固。作为女皇，作为政治家，玛利亚·特蕾西亚不仅只想到私人的家庭幸福，还不断地往前想，尤其想到维持这个王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太子，一位储君。”她喋喋不休地向她女儿重复这一警告，现在千万不可和国王“分床而眠”，不可热衷于任何轻浮放荡的事情。先前一个月一个月没有怀孕的消息，女皇简直怒火冲天，玛丽·安托瓦内特怎么这样不会利用夫妻之间共度的良宵。“国王每夜早睡，清晨早起，王后恰好相反，怎么可能会有好的消息？要是他们只是随便见上一面，不可能指望会有真正的效果。”女皇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急切。“迄今为止，我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可是现在我可要纠缠不休了；如果不多生几个这一血脉的孩子，简直就是犯罪。”就这一件事，她还想要亲身经历，“我焦躁不耐——在我这个岁数，再也等不了多长时间。”

但是亲眼看见从她哈布斯堡家族的血液里，生下一个未来的法兰西王国的国王，上天可没有把这最后一份快乐恩赐给她。玛丽·安托瓦内特下一次怀孕无果而终；为了关上她王家豪华马车的车窗，王后用力过猛，酿成了一次早产。女皇焦急地等待着的外孙还没出生，或者王后还没怀孕，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便在1780年11月29日驾崩，卒于肺炎。这位早已被生活弄得大失所望的年迈女皇对人生还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是：看到她女儿为法兰西王国的宝座生下一个王储，——命运没有让她如愿以偿。但是另一个愿望：那就是别让她亲眼看见她自己心爱的女儿由于愚蠢和缺乏理智会遭到不幸。上帝满足了这虔诚女人的这一愿望。

一直等到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殡天之后一年，玛丽·安托瓦内特才生下了大家盼望已久的儿子：考虑到王后生头胎时发生的那些使人激动不安的事件，这一次在产房里不许再有众人围观；只有王家的至亲才得以进入产房。这次分娩非常顺利。可是等人家把新生的婴儿抱出产房时，王后已经没有力气问一声，这是个男婴还是女婴。可是国王已经走到床前，平时不容易感情激动的男子，眼泪沿着面颊直流下来。国王以他洪亮的嗓音宣布：“王太子进屋请求觐见。”这时欢声雷动，两扇房门庄严地打开。在全部宫廷人员的掌声欢呼声中，洗得干干净净，裹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德·诺曼底公爵——抱到幸福已极的母亲面前。现在宏伟的太子诞生庆典终于可以全面展开。命中注定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对手，红衣主教罗昂，总在决定性的时刻要和王后的道路相交，这时他为太子施行洗礼；招来了一位强健的奶妈，令人逗乐的是，她名叫“波阿特里娜”[2]。礼炮轰鸣，不久巴黎就都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一系列庆祝活动重新举办，只不过比公主诞生时更加壮丽辉煌。各行各业都派代表团，由乐队相伴，前往凡尔赛；各行业色彩缤纷的朝贺队伍持续了九天之久。因为每个等级都要以其特殊的方式，欢迎这位刚出生的未来国王。通烟囱工人喜气洋洋地把一整根烟囱拖来，上面坐着几个小小的通烟囱工人，唱着欢快的歌曲；轿夫们抬来一乘镀金的轿子，里面坐着玩偶做的奶妈和小太子；制鞋匠带来儿童穿的小鞋，裁缝带来他们未来团队的一套小号制服；铁匠带来一座铁砧，他们按照音乐的节拍敲打铁砧。钳工师傅知道，国王可是他们热心的同行，特别卖力，赠送一把精致的密锁，路易十六怀着行家的好奇心打开这把密锁，里面跳出一个小太子，是十分奇妙地用钢铁做成的。市场上的那些女商贩，穿上高贵的黑绸衣衫，高声背诵拉·哈尔佩[3]撰写的致辞。就是这同一批女人，几年后用极端粗俗下流的猥亵笑话来嘲笑王后。每个教堂都举行弥撒，在巴黎市政厅里，商人们举办大型宴会；抗英战争，饥馑、匮乏，一切不快全都忘怀。一时间不再有任何不合，不再有任何不满，甚至于未来的革命者和共和党人，也都沉湎于这喧嚣嘈杂的古老的忠君保皇的情绪之中。日后雅各宾党人的主席科洛·德尔布阿[4]，当时还是里昂的一个普通演员，亲自撰写了一出戏，献给“崇高的王后，她的美德征服了众人的心”。他，这个日后亲手签署路易·卡彼的死刑令的人，怀着敬畏之心祈求上天：

我们善良的路易十六

为了法兰西人的福气，

和特蕾西亚的血脉

永远地联结在一起，

从这个幸福的结合，

产生了一个美丽的后裔。

为了把完美的幸福

喷洒在我们的心上。

啊，天上的保佑者，

请保佑安托瓦内特的时光。

人民和他们的统治者们还紧密相连，这个婴儿还是为整个国家而生，他的来临还是普天同庆的节日。在所有街道的拐角处，都出现小提琴手和鼓手，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他们都在演奏，又拉琴又敲鼓，载歌载舞。大家都热爱和赞美国王和王后，他们终于这样勇敢地尽了自己的职责。

如今那灾难深重的魔圈终于打破，玛丽·安托瓦内特又两度怀孕分娩，1785年她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未来的路易十七，一个健康强壮的孩子，“一个真正的农民之子”。1786年生下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莎菲·贝婀特里克丝，可是这个女婴只活了十一个月就不幸夭折。因为当了母亲，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发生了第一个转变，还不是决定性的转变，但是一种决定的开始。单单怀孕就使她不得不一连几个月，不得去无谓地寻欢作乐，她觉得和孩子们温柔地玩耍，远比绿呢赌台上放荡的玩乐更有魅力。她那强烈的发泄柔情的需要，以前全都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卖弄风情出尽风头之上，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正常宣泄的地方。进行反省的道路，现在已经敞开，只要再过上几年平静幸福的日子，她将自行安静下来。这个眼睛充满柔情的美貌少妇，她将逃脱这些毫无意义的喧嚣闹腾，回归自我，心满意足地瞅着自己的这些孩子慢慢地成长起来，踏进人生。但是命运没有再把这点时间给她；恰好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心里的骚乱不宁终结之时，外面世界开始骚动不安起来。

[1] 原文为拉丁文，这是天主教赞美、感谢上帝的颂歌中的第一句。

[2] poitrine，法文：胸脯。

[3] 让-弗朗梭阿·德·拉·哈尔佩（1739—1803），法国评论家，诗人。

[4] 让-玛丽·科洛·德尔布阿（1750—1796），法国革命家、演员、国民公会成员。

第十三章 王后不复受人爱戴

太子出生之时，意味着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她为王国奉献了一位王位继承人，就仿佛她第二次变成了王后。群众狂风怒号般的欢呼声再一次显示，尽管百姓有诸多失望，世代相袭的王室依然在百姓当中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爱与信任的雄厚资本。国君不费大劲即可把这个民族拴在自己身上。现在王后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从特丽雅侬回到凡尔赛，回到巴黎，从洛可可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之中。从她那轻浮的社交圈子回到贵族，回到人民之中，那么一切又都可能赢得。可是在经历了她那艰难的时刻之后，她又无忧无虑地回到轻浮放荡、寻欢作乐的时光。在民众举行庆祝活动之后，在特丽雅侬又开始了铺张靡费、灾难深重的庆典。可是现在巨大的耐心已到尽头，幸福的分水岭已经到达。从现在开始，水就要往下流，流向谷底。

起先并没有发生任何看得见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只是在凡尔赛宫里变得寂静，越来越寂静无声，前来出席大型招待会的贵族和贵妇越来越少。少数人在问候时也表现出某种就事论事的冷淡，他们还维持礼节，但只是为了礼节而不是为了王后。他们还行屈膝礼，还依照宫廷礼节亲吻王后的手，但是并不争先恐后地想争取和王后攀谈的恩宠，目光总是阴沉而又陌生。玛丽·安托瓦内特走进剧院，正厅和包厢里的观众不再像从前那样热情奔放地站起身来，在大街上听不见早已熟悉的“王后万岁”的呼喊。当然还没有爆发公开的敌意，只是先前鼓舞民众表示应有敬意的那种热情不复存在；大家还服从这位王后，但是不再尊敬这个女人，大家毕恭毕敬地为国王的妻子效劳，但不再关心这个王后。大家并不公然违抗她的意愿，但是保持沉默；这是那种密谋叛乱的沉默，顽强、恶意而又含蓄。

这一秘密叛乱的司令部，分布在国王家族的四五座宫殿里，卢森堡宫，王宫，美景宫和凡尔赛宫自己，它们大家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王后的官邸特丽雅侬。

领导这支充满敌意、恶意大合唱的乃是那三位年老的姑妈。她们还依然没有忘记，这个年轻的姑娘逃离了她们恶毒的学校，作为王后，地位远在她们之上；她们恼怒已极，因为没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便退隐到美景宫中。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奏凯的最初几年，这三位姑妈相当孤寂，百无聊赖地坐在自己的房里，谁也不去搭理她们。因为大家都全力以赴去巴结奉承那位年轻迷人的王后，大权掌握在她那双轻盈白皙的手掌之中。可是等到玛丽·安托瓦内特越来越失去人心，美景宫可就越来越门庭若市。没有接到去特丽雅侬邀请的贵妇们，被免职的“礼仪夫人”，卸任的大臣们，因为相貌丑陋，所以循规蹈矩的女人们，遭到贬抑的骑士们，遭到排挤的那些掠夺职位的海盗们，对这“新的路线”恨之入骨，痛苦万状地缅怀古老的法兰西传统，笃信宗教的虔诚和“良好的风习”，他们在受歧视者的这个沙龙里，定期举行幽会。姑妈们在美景宫的房间，变成秘密炮制毒药的药房。在这里，全部恶毒尖刻的宫廷流言蜚语，这个“奥地利女人”最新的蠢事，关于她风流韵事的种种谣传，一滴一滴地得到蒸馏提炼，装进瓶子。一切恶毒搬弄是非炮制出来的成品堆积存放的大型武库，那臭名昭著的“造谣中伤工作室”就坐落在这里，小型的尖酸刻毒的歌曲就在这里制作，公开朗读，得到鼓舞，然后就在凡尔赛宫广为流传。一切想使时间车轮再次倒转的人，那些大失所望，失去宝座，断送前程的行尸走肉，一个过往世界的面具和木乃伊，整个遭到抛弃的旧日一代人聚集在这里，态度阴险狡猾，诡计多端。但是贮存下来的仇恨的怨毒，并不针对那可怜的“善良的国王”。他们对国王只是伪善地表示遗憾，只是针对玛丽·安托瓦内特，那容光焕发，幸福快乐的年轻王后。

比这些老得掉牙的，属于昨天和前天的老一辈人更危险的是新一代人。老一代已经没法咬人，只能喷射恶言恶语，而新一代人还从未有人得过权力，不愿更长久地待在黑暗之中。凡尔赛以其孤傲慵懒的态度，和真正的法兰西彻底隔绝，对此浑然不觉，竟丝毫没有觉察到使全国动荡不宁的各种新的潮流。一个聪明的市民阶级已经觉醒。他们受到让-雅克·卢梭关于权利的书籍的教诲，看见邻近的英国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形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后回到祖国的法国人，给他们带来了来自一个陌生国度的消息。在那里，社会等级和阶层的差别，通过平等和自由的观念，全都取消。在法国，由于宫廷完全无能，他们只看见僵死和衰败的景象。在路易十五去世时，人民一致希望，现在情妇当政的耻辱，肮脏的提携庇护的胡作非为终于结束；可是这些祸害走了，取而代之的又是妇人当政，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背后的波利涅克，业已得到启蒙的市民阶级越来越愤怒地认识到，法国的实力地位日益衰落，债台高筑，军队和舰队衰弱，殖民地大大丧失，而周围其他国家强劲发展；广大的民众圈子都产生强烈的愿望，结束这一懒懒散散管理不善的政府。

这些具有真诚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的人士，凝聚起来的恼怒尤其针对玛丽·安托瓦内特，这并不冤枉。国王既无能力，亦不愿意做出真正的决定，根本算不上是个国君。只有王后的影响才有无上威力。玛丽·安托瓦内特当时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像她母亲一样认真积极、坚决果断地关心政务，或者干脆撒手不管。奥地利的一帮人不断试图逼着她去干政，但是徒劳，因为要统治或者协同统治，每天必须有规则地阅读几个小时公文，但是王后不喜欢阅读。她还得仔细倾听、周密思考大臣们的禀报，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喜欢思考。单单非倾听不可，对于这位天性轻浮的王后而言，已是过分的紧张。麦尔西大使写信向维也纳抱怨：“她几乎听也不听，几乎从来也不可能和她讨论一件重要而严肃的事情，或者把她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上。寻欢作乐的瘾头对她具有一种过于神秘的力量。”要是大使奉她母亲或者长兄的委托，对她逼得太紧，王后充其量有时会这样回答他：“那您告诉我，我该做些什么，我就照办好了。”然后果然去见国王。但是她变化无常，第二天早就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她的干政限于“某些极不耐烦的冲动”，最后考尼茨在维也纳宫廷只好听天由命：“我们以后别再指望她，在任何事情上也别指望。我们只好满足于把她当作一个不爱付款的付款人，至少能从她那儿取多少就取出多少来吧。”考尼茨写信给麦尔西：想想在其他宫廷里，女人根本就不干预政事，我们也只好满足了。

但愿玛丽·安托瓦内特真的撒手不管国政，就好了！这样她至少没有过错，也不负责任！但是只要需要任命一位新的大臣，有个国家的职位出缺，王后在波利涅克小集团的催促之下，就不断地干预；她干的恰好是政治上能够干的最危险的事情。她到处张口说话，可是对于这件事情一窍不通。她满口说的都是外行话，不假思索地随手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做出决定，耗费她对国王所具有的极为巨大的影响力，只是为了有利于她的那帮宠臣。“倘若事关严肃的事情，”麦尔西抱怨道，“她做起事来立刻变得畏缩不前，心里没底；如果受到那帮阴险奸猾、诡计多端的小人的催逼，她就竭尽全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国务大臣圣普里斯特注意到：“再也没有比这种不公正的，凭人情靠关系进行的任命，给王后招来更多的仇恨了。”因为在市民阶级的眼里，执掌国政的是王后，而由她任命的这些将军、公使和大臣全是无能之辈。一意孤行的独裁专制制度遭到彻底失败，法兰西这一江河，变成日益湍急的激流，冲向经济破产，所有的罪过全都落在王后身上，而她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唉，她只不过帮助几个讨人喜欢的可爱的人，得到不错的位置而已！）所有在法国要求进步，要求新秩序、公正和独创行动的人，都在谈论特丽雅侬宫的这位挥霍成性、无忧无虑、永远兴高采烈的女主人，人们对她怨声载道，对她进行威胁，因为她愚蠢地漫不经心地为二十个贵妇和骑士组成的狂妄倨傲的小圈子，牺牲了两千万法兰西人的爱情和幸福。

所有要求有个新制度、更好的秩序，要求更有意义地分配责任的人都对时局极为不满，早就缺少一个集合的地方。他们终于在一幢房子里，一个人身上找到了他们的集合地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这个顽强的敌人也具有王室的血液，就像反动势力聚集在三位姑妈所住的美景宫一样，革命派聚集在德·奥里昂公爵的王宫里：两个阵线本着完全相反的意思，向玛丽·安托瓦内特宣战。这位平庸已极的贵族，其实更耽于享乐而不是野心勃勃，贪恋女色，喜欢赌博，挥霍成性，追求时髦，绝不聪明，其实也并不恶毒。他具有那些毫无独创性人物的通病：流于表面的虚荣心，而玛丽·安托瓦内特却偏偏伤害了他的这种肤浅的虚荣心。她以轻松的口吻开着玩笑——就像人家用奥地利话说的，“取笑”她的这位堂兄的战功，阻止他获得法兰西海军元帅的权杖。德·奥里昂公爵感到深受侮辱，接受挑战，准备决斗，他作为和王室同样古老支脉的后裔富可敌国，独立无羁，不怕在议会里倔强地顶撞国王并且公开把王后当作他的敌人一样对待。一切不满王室的人们有了他，终于赢得了他们渴望已久的领袖。谁若想反哈布斯堡皇室，反对波旁王族执政的支脉；谁若把绝对的国王专制独裁视为业已过时，令人感到压抑；谁若要求在法兰西建立合乎理性的、民主的新秩序，从此都投到德·奥里昂公爵的庇护之下。在王宫里，在革命真正的第一个，还受到公侯提携的俱乐部里，一切革新派、自由派、君主立宪派，伏尔泰追随者、博爱主义者、共济会成员都相聚一堂；还有一切不满分子，负债累累之徒，遭到贬抑的贵族，很有教养却怀才不遇的市民，闲着没事的律师，蛊惑人心的家伙和新闻记者，所有一切极不安分、过于活跃的力量，日后凝聚起来成为革命突击队的分子，也都聚集在这里。在一个性情软弱却野心勃勃的领袖领导下，最为强大的精神队伍束装待命，法兰西将凭着这支队伍，来争夺自由。还没有发出进攻的信号，但是人人都认清了方向，知道了口号：反对国王！尤其反对王后！

在这两股敌人之间，在革命派和反动派这两派之间，还有一个人站在当中，也许是王后最危险最灾难性的敌人，她丈夫的亲弟弟，弗朗茨·萨维埃·德·普罗旺斯伯爵殿下，日后的路易十八国王，为人谨小慎微，从不抛头露面，诡计多端，小心翼翼，为了不致鲁莽地引人注目，败坏名誉，这两派，他一派也不参加。他在左右两派之间摇来摆去，静候其变，直到命运向他显示合适的现身时刻。他并不乐于看见日益增长的困难，但他避免对此公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他是一只潜伏很深的沉默的黑色鼹鼠，在地下挖掘他的布雷区，等待着他哥哥的地位受到撼动。因为只有当路易十六和路易十七被解决掉了，弗朗茨·萨维埃·德·普罗旺斯伯爵才能当上国王，终于变成路易十八——从童年时代便是他悄悄地深锁心底的野心勃勃的目标。他曾经一度沉湎于合法的希望，充当代理人，充当“摄政”，他兄长合法的继承人；在那悲剧性的七年里，路易十六的婚姻，因为那可疑的障碍，未有子嗣。对于御弟普罗旺斯伯爵焦躁不耐的野心而言，可是《圣经》里的“七个丰年”[1]。但是紧接着，他那阴谋篡夺王位的希望遭到沉重的打击：玛丽·安托瓦内特生下了一个女儿，在这位御弟给瑞典国王的信函里，迸发出这样一声痛苦的自白：“我并不向我自己隐瞒，情况触及了我的痛处……对此我很快又控制住了我自己，表现出先前同样的态度，当然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快乐。人家会把这看成虚伪，后来这也的确是真的……可是在我内心，我更难保持胜利的样子。有时候，感情又翻腾起来，但是我希望，我能稳住它，即使不能完全战胜它。”

王太子的出生彻底粉碎了他继承王位的最后梦想；现在直达宝座的道路已经被阻，他不得不拐弯抹角走隐蔽虚伪的道路。这种道路最后让他达到他热切盼望的目的，——当然一直要等到三十年之后。普罗旺斯伯爵的敌对和奥里昂公爵的敌对不同，奥里昂公爵的敌对，是一股公开的仇恨的火焰，而普罗旺斯伯爵的敌对，则是埋在伪装的灰烬下面徐徐冒烟的嫉妒之火；只要权力无可争议地牢牢掌握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手里，这位暗藏的谋求王冠者，态度冷漠而沉寂，丝毫也不公开提出要求，一直等到革命爆发，他才开始态度可疑地倒来倒去，在卢森堡宫里举行奇怪的会议，可是刚一逃到国外，他就使劲地用他挑衅的宣言，挖掘他兄长、嫂子、侄儿的坟墓，——希望在他们的棺材里找到他渴望已久的王冠——这个希望果然得到实现。

普罗旺斯伯爵还干过更多事情？难道他的角色竟像这么多人所说的，更具梅菲斯托[2]的特性？他那篡位者的野心的确一发不可收拾，竟亲自让人家刊印，并且广为散发诋毁他嫂子名誉的小册子？那不幸的孩子路易十七被人秘密救出塔楼[3]，难道当叔叔的普罗旺斯伯爵又偷窃了文件，使这不幸的王储又被投入黑暗的命运之中，至今没有查明？他的态度使得许多地方都会产生极度的怀疑。因为在路易十八国王即位之后，立即斥重金或者以暴力把普罗旺斯伯爵从前写的许多信件重新夺回，或者予以销毁。他不敢把那个塔楼里死去的小孩尸体，当作路易十七予以安葬，不是只能解释为，路易十八自己也不相信路易十七业已死亡，而只相信实际上，是把一个陌生的孩子调包换了路易十七而已？但是这个顽固地生活在阴影中的人，善于把自己藏得很深；今天他用来炸毁法兰西宝座的那些秘密地雷通道，早已被泥土覆盖。大家只知道一点：玛丽·安托瓦内特即使在她最凶恶的敌人当中，也没有比这个专搞阴谋诡计，根本捉摸不透的普罗旺斯伯爵更危险的敌人。

经过十年尽情玩耍，白白浪费的执政岁月，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1785年，仇恨已经达到巅峰。一切仇恨王后的集团——几乎包括全体贵族和一半市民——都已各就各位，只等一个信号，就发起进攻。可是世袭王权的权威还过于强大。还没有制订确定的计划，只有一阵悄声谈论，窃窃私语，一片嘤嘤嗡嗡之声，像一阵羽毛精致的利箭穿过凡尔赛宫；每一支箭的箭镞都带着一滴美德的毒汁，所有的利箭都从国王身边掠过，射向王后。印刷的或手抄的小传单在桌子底下手手相传，若有陌生的脚步走近，立即消失在裙子底下。在王宫的书店里，佩戴着路易十字勋章，钻石鞋扣的极为高贵的贵族老爷，跟着书商进入后屋，书商小心翼翼地闩上房门之后，在厚厚的旧书堆当中，某一个尘封的隐蔽角落里取出最新的嘲讽王后的文章，说是从伦敦或者阿姆斯特丹偷运进来，实际上印刷还很新鲜，真是奇怪，油墨还未干透，也许就是在这同一幢房子里，在属于奥里昂公爵的王宫里印制的，要不就是在卢森堡宫里印的。高贵的顾客二话不说，往往数出比这些小册子的篇数更多的金币；有时候这些小册子的篇页不会超过十页或者二十页，可是饰以许多淫秽的铜版插图，加上恶毒的玩笑。这样一种浸满毒汁的诽谤文章，成为贵族们献给一位情妇的最受欢迎的礼物。玛丽·安托瓦内特没有给予这位情妇荣誉，邀她到特丽雅侬宫去；这样一件阴险的礼品，比一枚珍贵的戒指或者一把扇子更能取悦这位情妇的芳心。这种攻击王后的恶意诽谤的文章，出自陌生作家的手笔，通过难以置信的一些手广为传播，像蝙蝠似的在黑暗中飞出凡尔赛宫花园的大门，飞进贵妇们的香闺和外省的府邸；等到警察局长想要追查它们的来源去处，却突然被视而不见的种种势力所阻。这些传单到处都是：王后就餐时，在餐巾底下发现传单，国王在书桌上、公文堆里发现传单；在王后的包厢里，她的座位前面，有一首恶毒的诗歌，用一根缝衣针别在丝绒上，要是王后夜里把身子伸到窗子外面，就能听见那首嘲弄人的街头说唱诗歌，这首诗早就人人会唱，是用一个问句开头：

每个人都在私下询问自己：

国王能行吗？他不行吧？

悲伤的王后失望已极……

在色情的细节描写之后，这首诗以威胁结尾：

二十岁的小王后，

这样刻薄地对待人家，

你滚回巴伐利亚去吧。

一开始的这些诽谤性的传单、小册子和以后的传单相比，当然还相当收敛。与其说是恶毒，毋宁说是刻薄。箭镞还只是浸泡了碱水，还没有蘸上毒汁，只是削得尖尖的，为了让人难受，不是为了叫人致命。一直到了王后怀孕，这出人意表的事件，使宫廷里各式各样的阴谋夺取王位者，受到深切的打击。从这时起，传单的声调才明显地加强了敌意。恰好在现在，传言不再真实，大家都开始大声嘲笑国王性无能，王后有奸情，这样，从一开头就把可能出生的国王后嗣打成杂种——可以预料，这对谁有好处。特别是在太子，这个无可争议的合法王位继承人出生之后，从那些阴暗的、隐蔽的地下掩体里用“红色炮弹”射向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的女友朗巴勒和波利涅克，被当作训练有素的同性恋爱情技巧的大师，钉在耻辱柱上。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描写成不知餍足的变态色情狂，国王说成可怜的戴绿帽子的受骗丈夫，太子是个野种。下面这段格言诗在当年已是到处流传，可以当作样品：

路易，你要想看看

野种、王八、婊子，

就照镜子看看

王后和太子。

1785年，诽谤污蔑的音乐会大肆举行，节拍已经确定，歌词已经提供，革命只消把沙龙里挖空心思炮制出来的诗文，在大街上大声吆喝，就可以把玛丽·安托瓦内特送上革命法庭。宫廷已经把控告书的真正提纲，轻声作了提示。砍倒王后的仇恨利斧，是由纤细、狭小，戴着戒指的贵族之手塞到刽子手的手里去的。

是谁撰写这些彻底破坏王后名誉的诗文的？这其实是个次要问题，因为创作那些小诗的桂冠诗人，从事他们的职业大多并无预感，漫无目的。他们只是拿别人的钱，为别人的目的干活。在文艺复兴时期，高贵的大人们想要干掉一个碍手碍脚的家伙，就用一袋黄金去买一把万无一失的匕首，或者定制毒药。十八世纪变得讲究仁爱，就采用更精致的方法，为了对付政敌，不再雇佣匕首，而是雇佣一支羽毛笔；不再在肉体上消灭政敌，而是在道德上把他们干掉：借滑稽可笑杀人。幸运的是在1780年，出高价可以雇佣最棒的刀笔，博马舍先生，两部不朽喜剧的作者，未来的护民官布里索[4]，自由的天才米拉波[5]，却德洛斯·德·拉克洛[6]，这些杰出人物尽管才气横溢，因为生不逢时，都可以廉价雇佣。在这些天才的诽谤诗文作者身后，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更加粗野，更加卑劣的骚人墨客，指甲污黑，饥肠辘辘，时刻准备什么都写，只要对他们提出要求，是蜂蜜，或是毒药，是婚礼献词或是污蔑小品，是颂歌或是传单，不论长短，尖刻还是柔和，政治性还是非政治性，全看老爷大人如何下达订单。除此之外，倘若这些文人还胆大妄为、机敏聪明，在这种买卖里可以赚得两倍三倍的收益。起先，不知姓名的定制者，花钱让他们提供匿名的诽谤文章攻击蓬巴杜，攻击杜巴里，现在攻击玛丽·安托瓦内特；然后有人悄悄向宫廷报告：有这样一篇污蔑文章已在阿姆斯特丹，或者伦敦等着付印，于是从宫廷财务总管或者警察局长那里领到一笔款项，来帮助阻止此文付印。那个三重聪明的家伙，又赚到第三笔钱——博马舍就拿到过这样的钱——尽管发誓赌咒，用名誉担保，从那据说已彻底捣毁的版本里，他还是留下了一两册，威胁着以稍加改动或者一成不变的样子，重新印制，——一个轻松愉快的玩笑，它那天才的发表者在维也纳玛利亚·特蕾西亚治下，落了个十四天的监禁，而后来在惶恐不安的凡尔赛却得到一千枚金币的补偿，外加七万里弗尔的收益。不久，在那些以泼脏水为业的人们当中，传开了这样的消息：攻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诽谤文章，为时下进账最丰的买卖，而且还不十分危险；于是这灾难性的时尚便广为传播。沉默和闲聊，买卖和卑鄙行为，仇恨和贪婪，在定制和传播这种文章的过程中，十分有效而又忠实地互相合作。不久它们共同的努力成功地达到它们预期的目的：使玛丽·安托瓦内特无论作为女人，还是作为王后，在整个法国都彻底为众人深恶痛绝。

博马舍

玛丽·安托瓦内特清楚地感觉到，在她背后搞的阴谋诡计，她知道有这些讽刺文章，也感觉到谁是策划者，但是她的洒脱，她那天生的，不可教诲的哈布斯堡家的骄傲，认为与其聪明地或者小心翼翼地面对危险，不如蔑视危险。于是她鄙夷不屑地把这些点点滴滴的脏水，从衣服上捋掉。她迅速地写信给她母亲：“我们生活在一个盛行讽刺小曲的时代。人们写这种东西攻击宫廷中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法兰西的轻浮在国王面前也不止步，而我也未能幸免。”这便是一切。看来这就是她的全部气恼，全部愤怒。要是有几只苍蝇落在她的衣服上，又能伤害得了她吗！她用王后的尊严作为铠甲，自以为刀枪不入，不怕这些笔墨的利箭。但是她忘记了，单单一滴这种魔鬼似的污蔑毒汁，一旦渗入舆论的血液循环之中，就会产生一种热病。即便是医术再高明的名医，日后碰到这种热病也束手无策。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脸微笑，步履轻盈地从危险旁边走过，话语对她而言，只是风中烟尘，一直要到风暴来临，才会把她唤醒。

[1]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42章，约瑟在埃及成为法老的治理全埃及的宰相，先是七个丰年，接着是七个荒年。

[2] 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

[3] 路易十六之子也随同父母拘囚在庙堂监狱的塔楼之中，是否被人秘密救出，众说纷纭。

[4] 布里索（1754—1793），原名雅克-彼耶尔·布里索·德·瓦尔维勒，法国政论家、新闻记者，雅各宾党人，后为吉伦特党人的领袖，死于断头机下。

[5] 米拉波（1749—1791），原名奥诺累·夏布利哀尔·维克托·德·里格蒂，法国政治家、作家。三岁时得天花，毁容。革命爆发后，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国民议会主席，后猝死。

[6] 彼耶尔-阿姆布罗阿斯-弗朗梭阿·却德洛斯·德·拉克洛（1741—1803），法国军官、作家。他的声誉归功于唯一的一本书《危险的恋情》（1782）。

第十四章 洛可可剧院遭到电殛

1785年8月的前几个礼拜，王后忙得不亦乐乎，但并不是因为政局特别艰难。尼德兰的起义使法奥同盟经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她那特丽雅侬的洛可可小剧院依然还是比世界大舞台更为重要。这一次使她兴奋不已的只是一出新剧的首演。她焦躁不耐，急于在宫廷剧院里上演博马舍先生的喜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那些精挑细选的演员阵营领衔主演这些普通角色！阿尔托阿伯爵亲自扮演费加罗，伏德娄伊[1]扮演伯爵，王后亲自扮演性格开朗的少女罗西娜。

博马舍先生的剧作？该不会是警察局熟悉的那位卡隆先生吧？十年前他撰写了那本卑鄙无耻的小册子《论西班牙支脉拥有法兰西王冠权利的重要意见》，把路易十六性无能向全世界大声宣告。此文据说是他发现的，而实际上是他自己所写，并把此文交给愤怒的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博马舍和卡隆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女皇称他是个“无赖”，路易十六称他为一个小丑，一个“坏蛋”？此人当年在维也纳奉女皇懿旨，当作一个放肆的敲诈勒索者关进监狱，在圣-拉查尔监狱挨了一顿当时通行的鞭挞？不错，正是这同一个人。只要事关娱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记性坏得要命。考尼茨在维也纳说：她的蠢事，“只是使她日益成长，越变越美”。他说这话并未言过其实。因为这个过分活跃，同时又才气横溢的冒险家不仅嘲弄了王后自己，激怒了她的母亲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联系到这位喜剧作家的名字，国王的权威也大为丢脸，简直可怕已极。文学史，还有世界史，在一百五十年后，还记得一位国王在一位诗人那里蒙受过可悲的失败；只有国王的妻子，在四年之后就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1781年，书报检查官以聪敏的鼻翼嗅出，这位诗人的新作，喜剧《费加罗的婚礼》发出凶险的火药味，若在夜晚演出变成丑闻，把火样激烈的情绪点燃，会把整个旧制度都炸得粉身碎骨：国务大臣会议一致决定，禁止此剧上演。可是博马舍，只要事关他的荣誉，或者甚至事关他的金钱，他总会无可比拟地精力充沛，找到上百条路子，一而再地推出他的剧本，最后他争取到，向国王亲自朗读此剧，以便做出最后、最终的决定。国王这位老实人，尽管平素似乎迟钝，但并没有头脑简单到这种地步，竟看不出这出喜剧含有犯上作乱的内容。他愤怒地骂道：“此人把一个国家之内必须尊重的东西，全都拿来取笑。”对于王后而言，一次饶有趣味的首演，远比国家的幸福更为重要。她大失所望地问道：“这么说，这出戏就当真不得上演了？”路易十六答道：“不演了，肯定不能上演。这点你放心好了。”

这一来，这出戏似乎已经遭到判决；最笃信基督的国王，法兰西权力无限的统治者不愿看到《费加罗的婚礼》在他的剧院里上演：谁也不得违抗。对于国王而言，这事已经了结。但对于博马舍而言，绝非如此。他可不想就此认输，表示屈服。他知道得很清楚，国王的脑袋，只是印在银币和公文上面装装样子，事实上统治国王的是王后，而统治王后的又是波利涅克集团，那就直奔这最高机关吧！博马舍十分卖力地在各个沙龙朗读这个剧本——因为被禁，这个剧本反而大为流行——整个贵族阶级，为那种神秘的自我毁灭的欲念所驱使，这种欲念对于那个时代蜕化变质的社会而言，非常典型，热情洋溢地庇护这出喜剧，第一是因为剧本讽刺了他们自己，其次是因为路易十六认为这个剧本很不合适。伏德娄伊，波利涅克的情人，竟然大胆地让国王禁演的这个剧本在国王厚爱的剧院里上演；但是这还不够：国王必须公开表示自己错了，博马舍在舆论上是对的，正因为国王禁止上演此剧，这出被他禁演的喜剧，必须在他自己的家里演出。演员们悄悄地奉命排练自己的角色，也许只有王后知情，对王后而言，波利涅克的微笑远比自己丈夫的威信更为重要；入场券已经分发完毕，剧院门前已经挤满了马车，——可是在最后时刻，国王还是想到了他那受到威胁的尊严。他下旨禁止此剧上演；现在事关他的权威。在开演前一小时，路易十六一道手谕禁演此剧。灯光全都熄灭，马车只好开回家去。

这件事情再一次看上去是结束了。但是王后的那个肆无忌惮的小集团觉得，现在才正式证明，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要比一个头戴王冠的懦夫的力量要强大得多。阿尔托阿伯爵和王后打头阵，去疏通国王；和往常一样，只要王后开口有什么事求他，这个意志薄弱的丈夫便会屈从。为了掩饰他的失败，他只要求把那些挑衅的段落予以改写，实际上也就是大家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那些段落。于是《费加罗的婚礼》定于1784年4月17日在法兰西剧院上演：博马舍战胜了路易十六。国王曾想下令禁演此剧，并希望此剧上演失败，使得反对派的贵族们把这天晚上的演出当作轰动的新闻，观众争先恐后拥挤不堪，挤坏了大门，挤断了铁栏杆；古老的社会以疯狂的掌声欢迎此剧上演，而此剧将在道德上给这古老社会以致命的一击，它没有预见到，这阵掌声就是叛乱的第一次公开的姿态，革命的强烈闪电。

在这种情况下，玛丽·安托瓦内特理应保持最起码的体面，在上演这位博马舍先生的喜剧时有所回避。恰好是这位博马舍先生，极端放肆地用他的笔墨玷污王后的名誉，在整个巴黎面前嘲笑国王，不能让他洋洋自得地看到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女儿，路易十六的妻子亲自扮演他剧中的一个人物。而这两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和路易十六国王，可是曾经把他当作无赖囚禁起来的。但是对于这位花花世界王后的最高机关乃是时尚。自从博马舍先生战胜了国王之后，就变成了巴黎伟大的时尚；王后服从于时尚。荣誉和体面算得了什么，她不过演演戏而已。再说，扮演的又是这个古灵精怪的姑娘，一个多么迷人的角色啊！剧本里是怎么说的？“您设想一下这个如花似玉的小宝贝，温柔亲切，充满柔情，感情奔放，朝气蓬勃，秀色可餐，一双小脚步履轻盈，腰杆笔挺，弹性柔韧，丰满圆润的胳膊，朝露一样新鲜的嘴巴！什么样的素手！什么样的皓齿！什么样的明眸！”难道除了法兰西和纳瓦拉的王后，的确还另有一个女人可以扮演这个令人着迷的角色？谁有这样白皙的纤手，这样柔软的双臂？那就把一切顾虑和犹豫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吧！快去把法兰西喜剧院那个杰出的达青古尔[2]找来，让他教这些高贵的门外汉学会优美的姿势，向贝尔丹小姐定制最为丰姿秀逸的服装！王后只不过是想再娱乐一番，不要老去想宫廷里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至爱亲朋的那些恶毒行径，政治上那些愚蠢的令人厌恶的事情。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日复一日地忙着这出喜剧，在她迷人的白金两色的小剧院里演出的事，丝毫没有预感到，另外一出喜剧的大幕已经升起，她毫不知情，身不由己地被选拔出来，在剧中扮演主角。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排练已经结束。玛丽·安托瓦内特还一直极为忐忑，忙碌不已。她扮演小罗西娜是不是看上去的确够年轻、够美丽，她请来坐在正厅里的那些要求很高，极为娇惯的朋友们是不是又会责怪她，说她动作不够灵巧，姿势不够大方，更像一个外行，不像一个专业演员？的确，她忧虑重重——一位王后奇怪的忧虑！为什么康庞夫人今天还一直没来，她是要跟这位夫人从头到尾排练一遍的啊。康庞夫人终于，终于出现了，但是出什么事了？她的神情激动万分，真是奇怪。康庞夫人终于结结巴巴地说了出来：宫廷珠宝商波默尔昨天神情极度慌乱地去找她，求她能让他立即觐见王后。具说这名萨克森的犹太人讲了一则极为疯狂、混乱的故事；说王后几个月前，让人在他那里买了那条著名的珍贵的钻石项链，当时讲好分期付款，可是交第一期欠款的日期早已过去，一块金币也没付给他。他的债主们向他讨债，他现在就急需他的钱。

怎么啦？什么事？什么钻石？什么项链？什么钱？什么分期付款？起先王后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最后说到那条奢华珍贵的项链，是波默尔和巴桑日这两名珠宝商如此精致地制作出来的项链，这条项链她当然认识。这两个珠宝商一连三次向她兜售这根项链，开价是一百六十万里弗尔；不言而喻，王后很想拥有这件精品首饰，可是大臣们不拿钱上来，他们净在那儿唠叨国库亏空，说个没完。这两个骗子怎么能说她已买下这根项链，甚至用分期付款的方法秘密购置，为此欠了他们一笔钱？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当然啰，现在她也还记得，大约在一周前，这两个珠宝商不是寄来了一封奇怪的信，信里为了什么东西致谢，谈到了一件珍贵的首饰？这封信搁在哪儿啦？唉，对了，信给烧了。她从来不习惯把信件念清楚，她当时也马上就把这封充满敬意，看不明白的尽是胡言乱语的信给毁了。可是他们到底想要从她这儿得到什么呢？玛丽·安托瓦内特立即让她的秘书写封短信给波默尔，当然她没有约他明天就来觐见，而是约在8月9日；我的上帝，这傻瓜的事没那么急，王后还需要把脑子用来排练《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呢。

8月9日，珠宝商波默尔来了，神情激动，脸色苍白。他说的故事，完全听不明白。王后起先以为，她面前的这个人是个疯子。他说一位瓦洛阿伯爵夫人，王后的闺中密友——“什么？我的女友？我从来没有接见过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女人！”——在他那儿看到了那件首饰，说王后想要把它秘密买下。主教大人，红衣主教罗昂——“什么？这个恶心的家伙，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奉王后陛下的懿旨接见了他，收下了这件首饰。

尽管这些话听上去像是一派疯话，可是这件事情想必有些真实之处。因为这个可怜人一脑门的汗水，全身上下都在哆嗦。王后也因为这些陌生的无赖，这样卑鄙地滥用她的名义气得发抖。她命令这个珠宝商立刻把整个事件用书面详细描述。8月12日，王后手里就拿到了这份光怪陆离的文件，它至今还保存在档案馆里。玛丽·安托瓦内特真以为是在做梦。她读了下去，越往下读，火气越旺，怒火冲天；这样的欺骗简直没有先例。这事必须惩处，以儆效尤。暂时她还没有告诉大臣们，也没和她的任何朋友商量；她只在8月14日向国王倾诉了这整个案件，要求国王捍卫她的名誉。

后来，玛丽·安托瓦内特才会知道：这样杂乱无章、捉摸不透的事件，她最好还是要仔细认真地思考一下。可是彻底认真地深思熟虑，审慎地周密思考，从来就不是这位天性霸气十足、焦躁不耐的王后的优点，尤其当她性格中决定性的神经，她那容易冲动、一触即炸的傲气激动起来，更不是她的优点。

王后在失控的情况下，在这封控告信里读到的看到的首先是那位红衣主教路易·德·罗昂的名字，并且一直只看见这一个名字。多年来，她怀着她那控制不住的内心的全部激烈感情，憎恨这个红衣主教，不假思索地认为此人任何放荡行为、卑劣行径都干得出来。实际上，这位身居神职的世俗贵族，从来没有加害过王后。他甚至在王后进入法国时，还站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门口，以热情奔放的方式，向王后表示过欢迎。他为王后的儿女施行洗礼，并且寻找每一个机会，亲切友好地接近王后。在内心深处，这两个人的性格并无矛盾；相反，这位德·罗昂红衣主教实际上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男性影像，和女王同样轻浮，同样肤浅，同样挥霍成性，对于神职职务，就像王后对她王后的职务同样的懒懒散散。红衣主教是个花花世界的神职人员，犹如王后是个花花世界的女王，一个是洛可可的主教，另一个是洛可可的王后。这位红衣主教举止很有教养，谈吐机敏，取悦于人，慷慨无边，放在特丽雅侬宫里实在合适不过。这位帅气十足、性格轻浮、伤风败俗的红衣主教和这位爱出风头、相貌妍丽、喜欢赌博、寻欢作乐的王后，也许可以互相理解，相得益彰。只是偶然事件使他们两人成为仇敌。可是往往是那些根本上彼此最为相似的人，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

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从中挑拨，使得罗昂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成为仇寇。王后对红衣主教的仇恨是母亲的遗传，是从母亲那里继承过来，听信母亲意见的结果。在斯特拉斯堡担任红衣主教之前，路易·德·罗昂是法国驻维也纳的公使：在维也纳，罗昂的所作所为招致了女皇极度的愤怒。女皇期待的是一个外交家，看到的却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吹牛大王。倘若他在智力上低人一等，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也还乐于接受，因为一个头脑简单的公使来自强大的外国，对于自己的政治乃是一大幸事。罗昂主教的奢华排场，女皇也还能够原谅；尽管耶稣的这个虚荣成性的仆人进入维也纳时，拥有两辆贵族乘坐的豪华马车，每辆都价值四万杜卡登，还有一座拴满马匹的马厩，一批宫廷侍从和宫廷仆役，一批雇佣兵和文书，宫廷总管和家庭教师，一大批身着色彩缤纷的制服，头戴插着羽饰的头盔，挂着绿绸绦带的仆人。花销之大，使奥地利皇家宫廷为之逊色。但是在两点上，年迈的女皇铁面无情，只要事关宗教，或者关于品德，她可从来也不让人和自己开玩笑。看到一个上帝的仆人脱掉神圣的外衣，由迷恋他的女士们簇拥着，身穿褐色外套在一天之内射杀一百三十只野兽。这在这位笃信虔诚的女皇心里激起无限的愤怒。而主教的这种放荡、挥霍，伤风败俗的行为，在维也纳，在女皇的耶稣会修士和风习委员会到处都是的维也纳，非但没有激起公愤，反而得到普遍的喝彩。看到这点，女皇的愤怒陡然上升，变成真诚的怒火。美泉宫廷节俭成性的严格方式，使得整个贵族阶级脖子上的轮形皱领卡得透不过气来，在这位轻浮主教高贵时髦的社交圈子里，大大地吁了口气；尤其是那些贵妇人，被这位清教徒似的老寡妇的循规蹈矩弄得日子很不好过，争先恐后地参加主教欢快的晚餐会。火冒三丈的女皇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这些女人，不论老少、美丑，都着了他的魔障。他成了她们的偶像，她们对他全都疯了。所以他在这里过得出奇地心情舒畅。他保证，甚至在他叔叔，斯特拉斯堡主教去世之后，他也愿意待在维也纳这里。”不仅如此，这位受到伤害的女皇还不得不看到，她忠心耿耿的心腹考尼茨称罗昂为他亲爱的朋友。她自己的儿子约瑟夫，只要母亲说“不”，他总爱说“是”，以此为乐，现在也和这位主教骑士交上了朋友；女皇不得不亲身经历这位帅哥如此勾引整个家庭，整个宫廷，整座城市，去接受他那轻浮的人生艺术。但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不愿把她严格信奉天主教的维也纳，变成一座伤风败俗的凡尔赛，变成特丽雅侬，不愿让她的贵族当中通奸成风，外遇不断：这种黑死病不得在维也纳扎根蔓延，因此罗昂必须滚蛋。一封封信寄给玛丽·安托瓦内特，要她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这个“卑鄙的家伙”，这个“下流的主教”，这个“不可救药的东西”，这个“发表谬论的大胖子”，这个“坏蛋”，这个“真正挥霍无度的浪子”走近王后身边——大家瞧，满腔怒火诱使这个深思熟虑的女人说出什么样厉害的话来。女皇呻吟，女皇简直可说绝望地呼喊，赶快让她“摆脱”这个反基督徒派来的使者。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当上王后，便遵从母亲的意见，立刻把路易·罗昂从维也纳公使的职位上召回来。

但是罗昂若是倒下，他可是向上倒去。他失去了公使职位，却被晋升为主教，紧接着擢升为大布施官，宫中最高的神职显贵，国王的一切慈善布施都经过他的手发放出去。他的收入难以估量，因为他擢升为斯特拉斯堡主教，外加阿尔萨斯侯爵，收入极丰的圣-瓦斯特修道院的院长，国王医院的主管院长，索尔本大学的校长。此外，不知是由于什么贡献——又当上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但是，尽管他的收入累积得非常可观，支出总是超过收入，因为罗昂脾气很好，秉性轻浮，挥霍成性，大把大把地把金钱抛洒出去。他花了好几百万在斯特拉斯堡新造了主教宫殿，举办奢华无比的节日盛典，碰到女人绝不吝啬，尤其是卡利奥斯特罗[3]先生属于他的宠儿之列，单单他一个人花的钱财就相当于七个情妇。不久，主教的财政状况极度寒伧，已经不是秘密。人们在犹太贷款人那里看见这位基督的仆人，要比在上帝的殿堂里次数更多；在贵妇人的社交圈子里要比在学识渊博的神学家当中次数更多。此刻，议会正好在调查罗昂领导的医院负债累累的情况。王后一看这种样子，就确信是这个轻浮的家伙策划了整个骗局，以便用王后的名义来骗取贷款，这有什么可奇怪的？王后一开始在火头上写信给她哥哥：“红衣主教滥用我的名字，活像一个卑劣而笨拙的伪造者。也许他手头拮据，急需金钱，希望在预定时间能够把钱还给珠宝商，而不致走漏任何消息。”大家理解她的疏忽，理解她的愤怒，恰好不能原谅这个人。因为自从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门口第一次邂逅以来，十五年间，玛丽·安托瓦内特遵照她母亲的命令，一次也没有和这个人说过话，用粗暴的态度在整个宫廷面前冷落此人。恰好是这个人，把她的名字卷进一桩骗人的把戏之中。王后想必把这看作一种卑劣的复仇行径。王后觉得法国显贵们对她的名誉所进行的全部挑衅行为当中，这一件事最为放肆大胆、最为阴险奸诈。她用激烈的词句，眼睛噙着泪水命令国王，要毫无怜悯之心地在公众面前惩治这个骗子，以儆效尤——她错误地把那个自己受骗的人当成了骗子。

国王没有主见，王后有什么要求，他总是唯命是从，也不多加思考。而王后自己无论有什么行动，有什么愿望，从不考虑后果。既不对指控进行审视，也不把档案调来，也不询问珠宝商或者红衣主教，国王就奴性十足地成为不假思索的女人盛怒的走卒。8月15日，国王向御前大臣会议表示自己的意图，立即下令逮捕红衣主教，使大臣们深感意外。逮捕红衣主教？红衣主教罗昂？大臣们惊讶得目瞪口呆，瞠目结舌，面面相觑。终于有位大臣壮起胆子，小心翼翼地问道，倘若把一个地位如此崇高的显贵，而且是一位教会的显贵，像个卑下的罪犯似的公开逮捕，影响是不是过于令人难堪。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恰好就要这个，就要他当众丢丑作为惩罚。就要有这样明显的惩戒，以儆效尤。不是可以出卖王后的名字来从事任何卑鄙勾当的，因此她坚定不移地坚持采用公开的程序。大臣们极不愿意，非常不安，怀着不祥的预感，终于让步。几小时之后，这出意想不到的好戏就此开演。圣母升天日恰好也是王后的命名纪念日，凡尔赛宫廷各色人等前来觐见庆贺。会客室和走廊里都挤满了朝臣和显贵，浑然不觉的主人公罗昂主教的任务，是在这隆重的日子里，作为红衣主教主持神圣的大弥撒。他身着猩红色的主教长袍，祭礼的白色罩衫已经披上，在为显贵的贵族们准备的“贵宾室”里等待着，就在国王的寝宫前面。

但是路易十六并没有庄严地露面，和他的王后一起去望弥撒，一个仆人走近罗昂。国王有请，让他到国王的私人房间里去。王后站在那里，嘴唇紧闭，目光转向一边，没有回答主教的问候。同样，他的死敌，大臣布莱多耶也同样摆出公事公办的样子，一脸冰霜，毫不客气。国王开口说话，语气直截了当，相当粗鲁：“亲爱的堂兄，您以王后的名义购买的钻石项链，到底是什么情况？”——

罗昂顿时脸色刷白，他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他结结巴巴地说：“陛下，我发现，我受人欺骗了。但是我自己并没有进行欺诈。”

“倘若情况是这样，亲爱的堂兄，那您就不必担心。但是请您把整个事情解释清楚。”

罗昂无言以对。他发现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声不响，咄咄逼人地站在他的面前。他说不出话来，他那手足无措的样子激起了国王的同情。国王给他寻找一条出路：“您把想给我的报告，统统写下来吧。”说罢，国王就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布莱多耶一起离开了房间。红衣主教独自一人留下，在纸上大约写了十五行字，把他的解释交给重新走进屋来的国王。有个名叫瓦洛阿的女人指定他为王后购买这串项链。现在他发现，他受到了这个女人的欺骗。

国王问他：“这个女人在哪儿？”

“陛下，我不知道。”

“项链在您这儿？”

“在这个女人手里。”

国王于是派人把王后、布莱多耶和掌玺大臣请来，宣读两个珠宝商的呈文。他询问据说是王后亲笔写下的委托书在哪里。

红衣主教只好惊惶万状地承认：“陛下，委托书在我手里，显然是伪造的。”

“当然是伪造的。”国王答道。尽管红衣主教现在表示愿意支付项链的款项，国王严峻地结束他的谈话：“先生，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下令把您的房子贴上封条，把您本人加以扣留。王后的名字对我弥足珍贵。如今她的名字受损，我不能再有任何损失。”

罗昂苦苦哀求，别让他蒙受这样的羞辱，特别在此时此刻，他理应走到上帝面前为整个宫廷主持弥撒。国王性格温和、软弱，眼看这个自己受到欺骗的人，明显地陷入绝望的境地，心有不忍。可是这时，玛丽·安托瓦内特再也按捺不住，她眼里噙着愤怒的泪水斥责罗昂。她八年之久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他怎么能相信，王后会背着国王，挑选他来作为中介人进行秘密的生意。对于这个责备，红衣主教无言以对：他现在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毫无意义地卷进这场傻瓜进行的冒险行径中去。国王表示遗憾，但是他做出结论：“我希望，您能进行自我辩护！但是我必须做我作为国王和丈夫理应去做的事情。”

谈话到此结束。门外，挤得水泄不通的接待室里，全体显贵等得焦躁不耐，好奇心切。弥撒早就应该开始，为什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出了什么事了？有几个人很不耐烦地来回走动，脚步沉重，把窗玻璃震得发出轻微的咣啷咣啷的声响。另外一些人坐下来交头接耳：大家都感到空气中弥漫着暴风雨的味道。

突然，进入国王内室的双扇门猛地打开，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身穿猩红色长袍的红衣主教罗昂，他脸色惨白，嘴唇紧闭。他身后跟着老军人布莱多耶，长着一张葡萄农红通通的粗糙脸庞，眼睛激动得闪闪发光，走到房间中央，突然故意向近卫军上尉大声喊道：“逮捕红衣主教先生！”

大家都大吃一惊，愣在那儿一动不动。逮捕一位红衣主教！逮捕罗昂！在国王的前室里！这个老丘八是不是喝醉了？可是，不，罗昂不加反抗，并不发火，他低垂着眼睛，驯从地走向卫兵。宫廷的朝臣们战栗着退到两边。这位德·罗昂亲王，国王的大布施官，救赎众生的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阿尔萨斯的侯爵，法兰西学院院士，无数荣耀的获得者就在众人探寻、羞辱、愤怒的目光逼视之下，走过一座又一座大厅，一直走下楼梯。那无情的卫兵就像看守，走在苦役船上犯人身后。卫兵把一间偏僻房间里的罗昂交给宫廷卫队，这位从麻痹状态苏醒过来的红衣主教，利用大家错愕之际，迅速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指示他的管家神父，把放在一个红色信封里的所有文件立即全部焚毁——就像人们后来在审讯中获悉的，这些就是伪造的王后书信。罗昂手下的一个卫兵在楼下飞身上马，带着这张纸条驰向斯特拉斯堡饭店，慢了一步的警察还没来得及赶来封存文件，法兰西的大布施官，应该在国王和整个宫廷人员面前主持弥撒之前，给押进了巴士底狱——史无前例的羞耻啊！同时下达命令，把这件还模糊不清的事件中的一切帮手，全都缉拿归案。这一天，凡尔赛就没有再做弥撒，还做它干吗？谁也没有这样虔诚的心思去望弥撒，整个宫廷、整座城市、整个国家听到这则消息，就像遭到晴天霹雳，被震得头晕目眩。

只有王后一人，心情激动地待在紧闭的房门后面，她的神经还因为愤怒而震颤不已；刚才的场面使她自己也激动得要命——最后，至少造谣污蔑者，阴险狡猾地破坏她名誉的坏蛋当中的一个已经捕获。现在一切好心好意的人不是都会赶来祝贺她逮住了这个无赖？整个宫廷不是会赞扬这么长久以来，被人认为软弱无能的国王魄力惊人，他坚毅果决地把一切神职人员中最没价值的一个抓了起来？可是，奇怪：谁也没来，即便是她的女友，也都目光尴尬地避免和她见面。今天在特丽雅侬和凡尔赛都很沉寂，贵族们并不努力掩饰他们的愤懑，竟然这样令人屈辱地对待他们这个特权圈子里的一员。国王向红衣主教罗昂表示，主教若愿意由国王亲自判决他的案子，将获得国王的宽大处理。红衣主教从最初的惊恐中缓过劲来，冷冷地拒绝了国王的这一恩宠。他选择议会做他的法官。过于鲁莽的王后感到很不自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她的成功并不感到快活：晚上，宫女们发现王后在暗自垂泪。

可是不久，旧日的无忧无虑又压倒一切，她在傻乎乎的自我欺骗的状况中，写信给她的兄长约瑟夫：“至于我呢，我很高兴，我们再也不用听到这个恶心的事件。”这话是八月份说的，而在议会举行的诉讼，最早也得到12月份才会开审，也许甚至要拖到明年——干吗现在就为这沉重的负担而伤尽脑筋？让大家去胡说八道或者怨声载道，这有什么了不起！赶快把胭脂拿来，还有新的服装，总不能为了这无足轻重的小事，拒绝演出这么迷人的一出喜剧。排演继续进行，王后练习《塞维利亚理发师》中那个活泼动人的罗西娜的角色（而不去阅读警方提供的关于那件大案的档案，也许当时这场官司还能阻止）。不过看上去，这个角色，王后演练得也过于马虎，因为要不然，她读到她的搭档巴西利奥下面这段台词时，一定会吓得一愣，沉思起来。巴西利奥极有先见之明地描述污蔑的威力：“污蔑！您想象不到，您这是在藐视谁！我看见过极为诚实的人士栽在它的手里。请您相信我，什么极端恶毒的言论，什么无耻下流的勾当，什么荒谬绝伦的故事，都能灌输到一个大城市的那些闲来无事的人耳朵里去，只要你善于安排，而我们这里巧手多的是……！起先只是轻微的一阵声响，就像暴风雨前的燕子一掠而过，微弱到了极点，只是一声声呢喃，倏而消逝。可是飞行之中，它已撒下了有毒的种子。一个嘴巴接住这粒种子，以微弱的，微弱的声音，无比机灵地送到另一人的耳中。现在灾难就此发生，它逐渐长大，伸得很长，突然强劲起来，开始上路，口口相传，就像魔鬼似地奔跑。可是突然之间，上帝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污蔑站起身来，吹着口哨，身躯胀大，蹦得老高，旋转身子，凌空转圈，拽走一切，化为一阵雷鸣，借助上天的伟力，变成一声众人的呐喊，声调公然越变越强，变成一阕仇恨和唾弃的万人合唱。哪个魔鬼能抵抗得住？”

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历来不大仔细倾听她谈话对手说些什么，这次也是这样。否则她定然能够理解：这一出看上去轻松的戏剧，闲聊般说出了她自己的命运。这场洛可可喜剧，随着1785年8月19日这最后一场演出，也最终演完：悲剧就此启幕。

[1] 德·伏德娄伊侯爵（1724—1802），原名路易-菲利普·德·里哥，美国独立战争时，法国海军第二司令。

[2] 达青古尔（1747—1809），当时法国著名演员。

[3] 亚历山德罗·第·卡利奥斯特罗（1743—1795），意大利冒险家，大骗子。

第十五章 项链事件

到底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想把这事描述得令人置信，并不容易。因为，真正发生的项链事件，的确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事情中，最最匪夷所思之事。这样的事情，就是在一部小说里也叫人难以置信。倘若现实生活有个高深精妙的念头，同时又有一个诗意盎然的日子，那么现实生活一定在想象力上，在情节的错综复杂上，会超越最富创造力的诗人。那么所有的诗人最好还是别染指这一出戏，别想用自己的巧妙构思来超越它那天才的联想艺术：即便是歌德试图在《大科夫塔》[1]里把项链事件变成一出戏剧，结果也只写成一个枯燥无味的玩笑，而实际上这却是历史上最为放肆大胆，光芒闪耀，激动人心的闹剧之一。即使把莫里哀[2]所有的喜剧合在一起，也找不到这样五颜六色乌七八糟的大杂烩，把骗子手、说谎者和受骗者，傻瓜和被愚弄的人，逻辑上这样混乱地交织在一起。在这个大杂烩里，一只贼溜溜的喜鹊，一只身上涂满各式各样江湖郎中膏药的狐狸和一只愚蠢轻信的笨熊，联合炮制了世界史上最疯狂的一出笑剧。

一出真正地地道道的喜剧中心人物，总是一个女人。在项链事件里，这个女人是个落魄的贵族和一个堕落的使女的女儿，这女孩沦为小乞丐，长大成人，肮脏不堪，没人照管，赤着脚到地里去偷土豆，为了一片面包去给农民看牛。父亲死后，母亲沦落为娼，小女孩就到处瞎逛；要是没有交上好运，这个女孩七岁上就要彻底堕落。她恰好在大街上用令人错愕的哀号向德·布兰维利埃侯爵夫人乞讨：“请您对流着瓦洛阿[3]血液的可怜孤儿发发慈悲吧！”什么，这么一个满身虱子，都快饿死的孩子是王家血脉的后裔？虔诚路易的神圣血脉？这不可能，侯爵夫人心里暗忖，可是她毕竟还是让她的豪华马车停下，把小叫花子问了一通。

在项链事件中，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习惯，把最不可能的事情当作真事看待。其中最令人错愕的事情会变成事实。这小约翰娜[4]的确是雅克·德·圣-雷米的一个私生女。他的形象像是偷猎者、酒鬼和农民害怕的家伙，但是尽管如此，是瓦洛阿家族嫡传的后裔。这个家族论爵位和年龄，和波旁王族相比，毫不逊色。布兰维利埃侯爵夫人看到一个王族的后裔，沦落到这样落魄潦倒的地步，深受触动，立刻把这姑娘和她的妹妹一起带走。自己掏钱把这两个女孩送到一家寄宿学校去受教育。约翰娜到十四岁时，到一个女裁缝那里去学手艺，变成洗衣工、熨衣工、挑水工、衬衣缝制工，最后终于安顿在一所贵族小姐待的修道院里。

但是不久就显露出来，这个小约翰娜并没有当修女的天分。父亲遗传的流浪汉血液在她血管里翻腾，到二十二岁时，她就和妹妹一起下定决心，翻过篱笆，逃出修道院。身无分文，脑子里却装满了冒险奇遇，她们在巴尔-苏尔-奥伯出现。约翰娜天生丽质，在那儿找到了一个小贵族出身的宪兵军官尼可拉斯·德·拉·莫特，莫特马上娶她为妻，而且已到紧要关头，因为神父的祝福再不及时来到，再过一个月，就要生下一对双胞胎。这位宪兵军官倒是从来也不吃醋。跟着这样一个道德上粗枝大叶的男人，德·拉·莫特夫人满可以舒舒服服地度过一个简朴的小市民的生活，可是“瓦洛阿家族的血液”强烈要求它的权利；从一开始，这个小约翰娜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向上爬！不论采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首先，她就缠上了她的恩人德·布兰维利埃侯爵夫人。算她走运，在查伯恩红衣主教罗昂的府邸，得到侯爵夫人的接待。约翰娜长得漂亮，人又机灵，立刻就充分利用这位喜欢向女人大献殷勤，脾气又温和的红衣主教可爱的弱点。通过红衣主教的推荐，她的丈夫——也许戴了顶看不见的绿帽子作为代价——就立刻获得了一个龙骑兵团骑兵上尉的委任状，也付清了他迄今为止欠下的债务。

现在约翰娜又可以心满意足才是。但是这次向上飞升，她也只看成是一个阶梯而已。她的丈夫拉·莫特被国王任命为骑兵上尉，如今为了权力完整，干脆自己任命自己为伯爵，反正用不着交税。既然可以用“瓦洛阿·德·拉·莫特伯爵夫人”这样响亮的名字，到处吹嘘，难道还甘心拿着一份靠人施舍的养老金和一份穷酸的军官薪俸，在外省潦倒终生？胡扯！这样一个名字，配在一个毫无顾忌的美貌女子身上，一年值二十来万里弗尔，只要她决心干净彻底地去敲那些虚荣成性之徒和傻瓜们的竹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两个串通一气的同谋犯，就在巴黎奈夫-圣-纪勒大街上租下整幢房子，向放高利贷者瞎吹，伯爵夫人作为瓦洛阿家族的后裔，有权利取得好几座庞大的庄园。利用借来的物件，他们大演盛大的社交集会，——所用的银器，总是从附近的店铺里借来，用上三个小时。等到巴黎的债主逼债逼得厉害，瓦洛阿·德·拉·莫特伯爵夫人就宣布，她要前往凡尔赛，到宫里去提出她的要求。

不言而喻，她在宫里一个人也不认识。她尽可在宫里一连几个礼拜，把她漂亮的双腿站断，也不可能在王后的前厅里得到接待。但是这个诡计多端的女骗子早已想好了她的绝招。她和其他想要申诉的女人一起待在伊丽莎白夫人[5]的前厅里，突然晕厥过去，大家都跑了过来，她丈夫说出了她那显赫的名字，眼含泪水讲述她长年累月忍饥挨饿，是她因而脱力，不幸晕倒的原因。于是这个极端健康的病人，就被人家满怀同情地用担架抬回家去，还附上两百里弗尔。她的年金从每年八百里弗尔提高到一千五百里弗尔。可是对于一位瓦洛阿家的后代，这岂不是打发叫花子的施舍吗？因此她使劲往这打开一条缝的缺口往里钻，于是在阿尔托阿伯爵夫人的前厅里，她第二次晕倒；在镜子长廊里，第三次晕倒。王后想必会从那里走过。这个想用暴力行乞的女乞丐，特别指望王后会对她宽容对待。可惜王后对她晕厥一事一无所知。要是在凡尔赛再晕倒一次，定会引起疑心，于是这对夫妇只好返回巴黎，收获不多。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不言而喻，他们小心翼翼，没把这事张扬开来；相反，他们鼓起腮帮子神吹，王后如何仁慈，如何亲切地把她当作亲爱的亲戚加以接待。反正有好多人觉得认识一位在王后社交圈子里备受尊敬的瓦洛阿伯爵夫人殊为重要。所以不久就有好几头肥羊跑来，任她剪羊毛。莫特夫人的信用一时又得到恢复。这两个债台高筑的乞丐建立起了自己的满朝侍从——“世界喜欢受骗”[6]——，由一位所谓的秘书率领，名叫雷多·德·维莱特，此人实际上不仅不假思索地和尊贵的伯爵夫人分担招摇撞骗的行径，也分享她的卧榻眠床；第二个秘书洛特甚至是个神职人员，此外还雇佣了马车夫、仆人、贴身女佣，不久在奈夫-圣-纪勒大街日子过得相当轻松愉快。那里设有愉快的赌局，那些受骗上钩的傻帽不会有多少收益，可是因为有一帮暧昧的女人，这可是个开心的去处。可惜那些纠缠不休的家伙又掺和进来，一看就知道是债主和法警，提出很不恰当的要求，拖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终于该还债了。这对值得尊敬的夫妇又一次山穷水尽。那点小儿科的技巧已经无济于事，不久就该大张旗鼓地大干一场了。

要设一个颇具规模的骗局，有两样东西必须具备：一个大骗子和一个大傻瓜。所幸这个傻瓜就在手边：他不是别人，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斯特拉斯堡主教阁下，法兰西的大布施官，红衣主教罗昂。完全是他那时代的人物，不比别人聪明，也不比别人愚蠢，这位极端具有魔力的教会公侯，也患有他那世纪的毛病，极为轻信，人类绝不可能没有信仰长期生存。既然这个世纪的偶像伏尔泰把宗教信仰弄得不复时髦，迷信便取而代之。悄然溜进十八世纪的各个沙龙之中，对于炼金术士、犹太教神秘教义学者，玫瑰十字会[7]，江湖郎中，向亡灵问卜的巫术和奇迹医生而言，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没有一个贵族男子，上流社会的女子会错过机会，不到卡利奥斯特罗的包厢里去过，不和圣-日耳曼伯爵[8]一同进过餐，没有领教过梅斯美尔[9]的磁石魔力。正因为一切生活是如此飘逸轻盈，风趣轻佻，正因为将军们并不认真对待他们的职务，王后并不认真对待她的尊严，神父不再严肃对待他们的上帝，追求享乐的“开明”人士便需要玩弄玄学，神秘主义，超自然的玩意儿来克服他们可怕的空虚，尽管神志清醒，机智风趣，却都愚不可及地纷纷上了蠢笨拙劣的骗子手的圈套。在这批精神可怜虫当中，最轻信的一位，红衣主教罗昂阁下，恰好碰上最阴险狡猾的骗子大王，一切骗子手的教皇，“天神般的”卡利奥斯特罗。这个骗子大王在查伯恩宫安营扎寨，把他东道主的金钱和理智全都极为巧妙地骗入囊中。预言家和骗子手这么彼此瞄上一眼，就互相认出对方是谁。卡利奥斯特罗和拉·莫特家的女人，在这里便是如此；卡利奥斯特罗知晓红衣主教的一切秘密愿望，拉·莫特家的女人通过他获悉罗昂最最隐秘的愿望乃是充当法兰西的首席大臣，也查出罗昂害怕的唯一障碍乃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他本人怀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反感。了解一个男人的弱点，对于一个狡谲的女人而言，就等于已经把他掌握在股掌之中；这个女骗子飞快地织出一根绳索，拴着这头笨熊主教跳舞，一直跳到他冒出黄金之汗来。1784年4月，拉·莫特家的女人开始时不时地露出一句半句，她“亲爱的女友”王后多么充满柔情地吐露衷情；这个女人想象力越来越丰富，杜撰出一些趣事轶闻，在那浑然不觉的红衣主教心里激起这样的想法，这个漂亮的小女人满可以在王后面前，成为他理想的代言人，为他说些好话。不错，对他而言，最高的幸福，莫过于能够满怀敬畏之情地为王后效劳而已。可是几年来，王后陛下连看都不乐于看他一眼，这使他很伤心，这点他公开承认。唉，要是最后真有人能向王后解释一下他真正的心思，该有多好！王后的这位“闺中密友”，对红衣主教充满同情，深受感动，预言一定在玛丽·安托瓦内特面前说些好话：使他得到恩宠。她的说情想必分量极重，罗昂为之惊愕。因为在五月份，拉·莫特家的女人已经向他预告，王后已经改变主意，很快就会向红衣主教暗示，她的思想已经转变，当然这还不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王后将在下次宫中觐见时，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悄悄地向他点头致意。要想相信什么，就很乐于相信；要想看见什么，就很容易看见。这位善良的红衣主教在下次觐见时，自以为在王后面前见到某种“微微的颔首”，给那位令人感动的中间人好多金币作为酬劳。

红衣主教路易·德·罗昂

德·拉·莫特夫人

但是拉·莫特的女人觉得这座打开的金矿，金水流淌得还不够顺畅。为了让红衣主教更进一步上当受骗，必须让他看见一些明显表示王后恩宠的东西，采用信件如何？干吗把一个寡廉鲜耻的秘书留在家里，留在床上？雷多果然毫不迟疑地写出了一些王后亲笔写给她的女友瓦洛阿的信函。既然那位傻瓜把这些信函当作真货，大加惊叹，干吗不在这条收益甚丰的道路上再迈出一步？干吗不马上策划罗昂和王后之间的一段秘密通信，以便把这位红衣主教的钱箱掏个底朝天？根据拉·莫特家女人的忠告，昏头昏脑的红衣主教撰写了一份详尽的解释，为他迄今为止的态度做了辩护，花了几天加以修改，最后把一份誊清稿交给这个在真正意义上价值昂贵到无法估量的女人。你瞧——她不真正是一个魔法师，王后最亲近的闺中密友吗？过不几天，拉·莫特家的女人就带来了一封短简，写在尺寸很小的切口烫金的棱纹白纸上，一角还印了一朵法兰西的百合花。这位出身哈布斯堡王室的骄傲王后，平素无法亲近，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竟然写信给她一向鄙夷不屑的红衣主教：“我很高兴，不必再把您看成有过错之人；可是您请求觐见，我还不能同意。只要环境一旦允许，我就会通知您。望守口如瓶！”这个遭到欺诈的傻瓜乐不可支，喜不自胜。根据拉·莫特家女人的劝告，写信向王后致谢，又收到回信，又继续写信，他心里越是充满骄傲和渴望，获得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最高恩宠，拉·莫特家的女人也就越发掏空他的钱包。这场放肆大胆的好戏，便紧锣密鼓地上演起来。

只可惜还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重要的人物，来真正演出这出喜剧，那就是主角：王后。没有王后的介入，这个危险的部分便难以为继，因为即便是最轻信的人，也不可能永远骗他说王后向他致意，而实际上王后总是直愣愣地把目光从她憎恶的这个人身旁掠过，从不和他招呼。这个傻瓜最终会感到苗头不对，这个危险越来越大。所以必须想出极为放肆大胆的一步棋。既然根本就不存在王后单独和红衣主教谈话的可能性，只要让这头笨熊相信，他和王后说过话了，岂不就够了吗？倘若利用一切骗人把戏最喜欢发生的时间，黑夜时分，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凡尔赛宫御花园里某一条浓荫密布的林荫道，不是把王后，而是把王后的一个双身人，教她几句话，把她带去见罗昂，这样办如何？反正到了夜里，所有的猫都是黑猫，善良的红衣主教心情激动，色迷心窍，用这种方式一定会同样受骗上当，不论是采用卡利奥斯特罗的鬼话，还是用一个毫无教养的文书手写的切口烫金的信件都会让他上钩。

可是急忙之中到哪儿去找这样跑龙套的演员，或者像今天拍电影时说的，找一个“替身演员”来呢？那就到王家花园，巴黎卖淫业的乐园去找吧，那里各式各样，不同大小，非常讨人喜欢的女人和小女人，身材苗条的和身段丰满的，瘦削的和肥胖的，金发碧眼的和褐发黑眼的应有尽有，时时刻刻在那里来回走动，招徕生意。德·拉·莫特“伯爵”承担这一棘手的任务，前去物色；没有多少时间，他就找到了王后的双身人，一个名叫尼柯儿的年轻女士——后来叫作德·俄利伐男爵夫人——自称是位女裁缝，实际上更多的是为男顾客效劳，而不是侍候女顾客。没花多少工夫就说服她扮演这个轻松的角色，“因为，”德·拉·莫特夫人向她的法官们说明，“她十分愚蠢。”8月11日，他们把这个乐于效力的爱情女仆，带到凡尔赛一间出租的住宅里，瓦洛阿伯爵夫人亲手给她穿上一件白色圆点的麦斯林纱的长裙，完全是模仿王后在维谢-勒布隆夫人[10]作的肖像画上穿的那条。现在再加上一顶宽边帽子，扣在她那仔细扑了粉的头发上，把脸遮住，然后就带上这个微微有些战战兢兢的小妞，麻利放肆地上场吧。这个小妞将有十分钟之久，在夜晚漆黑的花园里，在法兰西的大布施官面前扮演法兰西的王后！古往今来最为放肆大胆的骗子手的好戏正在上演。

这对夫妇带着他们乔装打扮的冒牌王后，悄无声息地溜过凡尔赛的露台。上天永远对骗子们开恩，这时星月无光，向他们洒来一片黑暗。她们往下走进维纳斯灌木丛，一些枞树、雪松和红杉将灌木丛浓荫覆盖，人影几乎都看不出轮廓，犹如着魔的世界，正好适合上演恋爱戏剧，更加适合演出这出光怪陆离的愚人闹剧。这个可怜的小婊子开始浑身哆嗦，她糊里糊涂地让这些陌生人，在这里拽进什么样的冒险奇遇中去了啊？她恨不得拔腿就跑，她惊恐万状地手里握着一朵玫瑰和一封短简。按照规定，她得把这封短简交给一个在这儿和她攀谈的高贵的先生。碎石路上已传来脚步声，一个男人的轮廓显现出来，这是那个秘书雷多，他扮演一名王家仆人，把罗昂带过来。突然之间，尼柯儿感到被人猛地向前一推——她身边那两个拉皮条的男女倏地消失，就仿佛被黑暗的洪流冲走。她就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或者不如说，不再是独自一人，因为现在有一个陌生男人，身材高大、修长，帽子低低地压在额头上，向她迎面走来：这就是红衣主教。

这个陌生人的举止疯疯傻傻，真是奇怪。他毕恭毕敬地一躬到底，亲吻这个小婊子的裙边。现在尼柯儿该把那朵玫瑰花递给他，还有她拿在手里的那封信。可是慌乱之中，尼柯儿把玫瑰掉在地上，忘记把信交给那个陌生人。她只是用行将窒息的嗓音，嗫嚅着说出人家辛辛苦苦地灌输给她的那几句话：“您可以希望，往事种种已被遗忘。”这几句话似乎使那个陌生骑士欢欣无比，他一而再地鞠躬，显然喜出望外，结结巴巴地连连表示最为谦卑的感谢。这个可怜的小女裁缝不明白，这骑士为什么道谢。她只是害怕，怕得要死，唯恐说出什么话来暴露了自己。但是感谢上帝，碎石路上又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有人激动地低声叫道：“赶快，赶快走开！夫人[11]和阿尔托阿伯爵夫人就在附近。”这句提示的话发生作用，红衣主教吃了一惊，在拉·莫特家的女人陪同下急匆匆地离去。而那位高贵的丈夫则把小尼柯儿带走。这出喜剧里的冒牌王后，心脏像小鹿般狂跳，悄无声息地从宫殿旁边溜走，而那位真正的王后则在那漆黑的夜晚，窗帘遮住的窗玻璃后面浑然不觉地酣睡。

这场阿里斯多芬式的胡闹圆满成功。现在红衣主教这头可怜的公牛在脑袋上挨了重重一击，全然神志混乱。迄今为止，他们只是一而再地用哥罗仿麻醉他的怀疑，那个臆想的王后“颔首”，只能算是半个证明。同样，那些信件也是如此。可是如今，这个遭到诈骗的红衣主教自以为亲自和王后说了话，从王后的嘴里亲耳听见王后原谅了他。对他而言，这样一来，德·拉·莫特伯爵夫人说的每一句话，比《福音书》里的圣言都更加真实可信。现在他可完全掌握在这位伯爵夫人手里，要和夫人同甘苦共患难了。在这天晚上，整个法兰西再也没有比罗昂红衣主教更幸福的人了。他看见自己已成为首席大臣，王后的宠臣。

几天之后，拉·莫特家的女人已经向红衣主教再次提供王后施加恩宠的证明。王后陛下有个心愿，要赐给一个陷于困境的贵族家庭五万里弗尔，可是眼下支付款项有些困难——罗昂知道王后心肠仁慈，乐于行善——王后不知道，红衣主教是否能为她去从事这一善举。罗昂深感幸福，一刻也不惊讶，王后收入丰厚，竟然会手头拮据。全巴黎不是都知道吗，王后经常债台高筑。红衣主教立即把一个名叫赛尔夫-贝尔的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叫来，向他借了五万里弗尔。两天之后，金币就在拉·莫特家女人的桌子上叮当乱响了。现在这对骗子手夫妻，终于把牵着玩偶跳动的线拽在手里。三个月后，他们更加使劲地牵动手里的线；王后又希望要钱，罗昂巴结地把家具和银器拿去典当，只是为了迅速而充分地取悦于他的女恩人。

现在，德·拉·莫特伯爵和夫人的美妙时光终于来临。红衣主教远在阿尔萨斯，但是他的钱财却在他们口袋里欢蹦乱跳叮当乱响。现在他们不再需要为生活而担忧。一个傻瓜和付款人已经找到。只要时不时地以王后的名义给他写上一封信，这个傻瓜就会汗流浃背地拼命挤出新的金币来。迄今为止，日子过得舒心惬意，过一天算一天，根本不想明天如何！不仅统治者、公侯们、红衣主教们，在这个放荡的时代都很轻浮，骗子手们也是如此。这对骗子手夫妇急急忙忙地在巴尔-苏尔-奥伯购买了一幢乡间别墅，有个漂亮的花园和一座富饶的农庄。他们用黄金打造的金碗吃饭，用晶光四射的水晶杯饮酒。他们在这高贵的宫殿里赌博、奏乐，最高级的社交界人士，争先恐后地想要获得和瓦洛阿·德·拉·莫特伯爵夫人交往的荣誉。世上有这样一些傻瓜，这世界何其美妙！

谁要是在赌博时，一连三次抓到王牌，就会不假思索地第四次冒险把最高赌注押上。一个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把王牌爱司送到拉·莫特家女人的手里。在她家里的一次社交活动中，有人说，那两个可怜的宫廷珠宝商，波默尔和巴桑日现在可是愁上加愁，走投无路。他们把全部资本和一大笔贷款，全都投到一根无比华丽的钻石项链上面去了，世上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这样精美的首饰。这根项链本来是为杜巴里夫人打造的，倘若路易十五不是这样不幸地身染天花殡天，杜巴里夫人肯定会买下这根项链；这两个珠宝商后来又把这根项链向西班牙宫廷兜售，第三次是献给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王后不是酷爱珠宝，一向购买首饰大手大脚，从来也不多问价钱的吗。可是路易十六，这个讨厌的家伙，特别抠门，可不愿掏出这一百六十万里弗尔来；现在这两个珠宝商面临灭顶之灾，利息正咬噬着这些美丽的钻石，也许他们不得不把这根奇妙的项链又砸成碎片，这就把他们所有的钱又都砸得粉碎。听说瓦洛阿伯爵夫人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关系如此亲密，不知伯爵夫人是不是可以说动她的“闺中密友”王后买下这件首饰，当然分期付款，条件绝对优惠——这笔买卖必然大大有利可图。拉·莫特家的女人正挖空心思地在捉摸，如何维持她对王后的影响经久不衰的传说，便好心好意地答应那两个珠宝商，为他们说好话。12月29日，这两个珠宝商便把那只珍贵的首饰匣子拿到奈夫-圣-纪勒大街来，让伯爵夫人鉴赏。

什么样的一番景象啊！拉·莫特家的女人心脏都停止了跳动。这些钻石在阳光中熠熠生辉、光彩夺目，也把胆大妄为的念头闪电般射进这个女人聪明的脑瓜：倘若能骗得这头超级蠢驴红衣主教悄悄地为王后买下这根项链，将会如何？红衣主教刚从阿尔萨斯回来，拉·莫特家的女人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有一件新的恩宠正向他招手。王后希望，当然在她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买下一件贵重的首饰。为此她需要有个守口如瓶的中间人，王后就想把这项秘密的光荣任务交给罗昂，以此作为她信任的标记。果不其然，几天之后，拉·莫特家的女人就可以洋洋得意地告诉那个欣喜异常的波默尔，一位买主已经找到：那就是红衣主教罗昂。1月29日，在红衣主教官邸，在斯特拉斯堡饭店，这笔买卖成交：一百六十万里弗尔在两年之内，分四期付清，每六个月为一期，共四期。这件首饰在1785年2月1日提供给买主，第一期付款在1785年8月1日完成。红衣主教在这些条件上签了字，把文件交给拉·莫特家的女人，让她把这合同递交给她的“闺中密友”王后；很快，在1月30日，这个女骗子就带来了回音，王后陛下一切都同意。

但是这头温顺的蠢驴在迈进厩门之前还有一步——突然倔劲发作。归根到底，这事情关乎一百六十万里弗尔，即使对于再挥霍无度的王公贵胄，这也不是一桩小事！要提供数目这样庞大的一笔保证金，这可真是性命攸关的事情，至少手里要拿到一张借据，拿到一份由王后签名的文件。要一份书面的东西？乐于照办！干吗养着一个秘书？第二天，拉·莫特家的女人又把合同带来。在每一项附加条款的边上亲手写着“批准！”二字，在合同的末尾有“亲笔”签名：“法兰西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位宫廷的大布施官，法兰西学院院士，当年的公使，在美梦中已经是未来的首席国务大臣的人，只要稍稍有点脑子，立刻就看出毛病。在法兰西王国，一位王后只会用别的方式签名，绝对不会写上她的名字。所以“法兰西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签名，一眼看上去，暴露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巧妙的伪造者，而是一个非常没有教养的末流伪造者的手笔。可是怎么能心生疑窦呢，王后不是在维纳斯小树林里，亲自秘密接见过他了吗？这位骗得瞎了眼睛的红衣主教向那个女骗子，郑重其事地发誓赌咒，永远把这张借据攥在手里，绝不让任何人看见。第二天，2月1日早上，珠宝商把首饰交给红衣主教。晚上，红衣主教又亲手把这首饰带给拉·莫特家的女人，以便亲自确认，这首饰会交到王后亲爱的御手之中。红衣主教用不着在奈夫-圣-纪勒大街等多久，就听见有一阵男人的脚步声走上楼来。拉·莫特家的女人请红衣主教走进旁边一个房间，通过一道玻璃门可以观察首饰匣按照规定接交的过程，并且予以确认。果不其然，一个身穿黑衣的年轻男子出现——原来又是雷多，那个能干的秘书，——进来就自我通报：“奉王后的懿旨。”多么奇妙的女人啊，红衣主教想必在想，这位瓦洛阿·德·拉·莫特伯爵夫人多么审慎，忠诚而又巧妙地为她的女友调停好了一切！他完全放心地把首饰匣交给拉·莫特家的女人，拉·莫特家的女人又把这首饰匣交到那个神秘的信使手里，信使便带着这个贵重的匣子，一转身就消失，就像他来时一样迅速，这根项链就跟着他一直奔赴末日审判。红衣主教感动万分，经过这样一个表示友谊的效劳，要不了多少时间，他，这个暗中帮助王后的朋友，不久就会变成国王的第一臣仆，法兰西的首席国务大臣！

几天之后，一个犹太珠宝商出现在巴黎警察局，以他受到损害的同行的名义提出控告，一个叫作雷多·德·维莱特的人，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兜售价值连城的钻石，想必是盗窃的赃物。警察局长把雷多召来。雷多解释，这些钻石是从王后的一位亲戚，瓦洛阿·德·拉·莫特伯爵夫人那里拿来出售的。瓦洛阿伯爵夫人，这个高贵的名字，在这个官员身上像一剂泻药发生作用，他忙不迭地把那个吓得要死的雷多放走。不过这一来：伯爵夫人现在发现，自己继续把项链上取下来的钻石——他们已经把这头逐猎已久的野兽的内脏全都掏空，肢解开来——在巴黎脱手可有生命危险，于是这位伯爵夫人就在她能干的丈夫口袋里塞满了钻石，把他派到伦敦去——新邦德大街和彼卡底里的珠宝商们，不久对于这些丰富已极、价钱低廉的商品，颇为满意。

赶快，赶快，现在一下子钱财到手，远远超过这个胆大包天的女骗子大胆的梦想。这疯狂的成功使她变得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她毫不迟疑立刻把这笔新到手的财富大肆炫耀，买了四匹英国牝马拉的马车，雇了身穿华丽号服的仆从，一个黑人，从头到脚衣裳都用金丝镶边，地毯、哥白林双面挂毯，青铜的艺术品，插上羽毛的帽子，床上铺着猩红色的丝绒。等到这对可敬的夫妇把他们显赫的住所搬到巴尔-苏尔-奥伯去时，足足需要四十二辆货车装载他们迅速收买来的这么多奇珍异宝。巴尔-苏尔-奥伯经历了一次一千零一夜中难忘的盛典，身着奢华服饰的先行官开道，后面是这位新来的大亨乘坐的一辆涂了银灰色油漆的英国马车，用白布衬里。给这对夫妇焐脚的绸缎被子（他们其实最好拔脚逃往国外），绣着瓦洛阿家族的徽章，“我从国王，我的祖先，继承了鲜血、姓名和百合花”。这位往日的宪兵军官把自己大大地打扮了一番：所有的手指全都戴着指环，鞋上装着钻石的鞋扣，在这位英雄的胸前有三四条表链闪闪发光，他的服装的清单——以后可以从他的法院档案中去核对——表示有十八套簇新的绸子的或者缎子的男式西装，装饰了麦西纳花边，镂花的金纽扣和珍贵的绦带。在他身边的夫人，要论奢侈，绝对不比他逊色：夫人一身珠光宝气，活像一尊印度的神像。这样的财富，在小小的巴尔-苏尔-奥伯可是前所未见，不久财富就发挥了它的磁铁作用，附近所有的贵族都涌进他们的府邸，饱尝这里举行的美味盛宴。一群仆人用珍贵的银器，端上精美绝伦的菜肴，乐师们演奏宴会音乐。作为新生的大富豪，伯爵昂首阔步，走过他的这些王宫一般华美的房间，大把大把地把钱币撒向人群之中。

项链事件的故事发展到这个点上，已变得荒诞不经、光怪陆离，令人不可置信。难道这个骗局过了三周、五周，最迟过了八周、十周之后，还没有东窗事发？正常的理性不由自主地会问：——这两个骗子手怎么能够这样无忧无虑、肆无忌惮地炫耀他们的财富，就仿佛根本没有警察似的？但是拉·莫特家的女人，其实盘算得完全正确，她心想，倘若真有什么横祸出来，咱们也有一个好人在前面顶着。事情一旦暴露，那么这人也会把事情摆平，这就是红衣主教罗昂大人！他一定不会让这个事件暴露在公众面前，这位法兰西的大布施官，这个事件可要让他贻笑大方，永远成为笑柄。他宁可保持沉默，吃哑巴亏，眼睫毛眨也不眨，自掏腰包偿付这条项链的价钱。所以干吗担心呢：有这样一个业务上的伙伴，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睡在缎子被子里高枕无忧。这位能干无比的拉·莫特家的女人，她那值得尊敬的丈夫，还有那个善于舞文弄墨的秘书，他们的确毫不担心，而是大口大口地享受他们用机灵的手，从人性愚蠢这一取之不尽的资本中汲取的利息。

在此期间，有一件小事使善良的红衣主教感到奇怪。他期望着在下一次正式觐见时，会看见王后佩戴那条价值连城的项链，大概也希望能博得王后的一言半语，或者一次亲切的颔首，希望看到一次别人无法看透，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理解的暗号，以示谢忱。可是什么也没有！玛丽·安托瓦内特依然一如既往，冷冷地把目光从他身旁掠过，那条钻石项链也没有在她肌肤白皙的脖子上闪闪发光。最后红衣主教不胜惊讶地问拉·莫特家的女人：“为什么王后没有佩戴我的首饰？”这个足智多谋的女人从不会被一个问题难倒：“在这条项链的钱没有悉数付完之前，王后觉得戴着它，心里别扭。只有等钱付完，她才戴上项链，给她丈夫一个惊喜。”这头很有耐心的蠢驴听了这话，心满意足，又低下头去吃起草来。但是4月过去，渐渐就是5月，从5月又引出6月，8月1日越挨越近，灾难深重的第一笔欠款四十万里弗尔支付的日期就在眼前。为了推迟付款的日期，这个女骗子又想出一个新的花招。她说，王后考虑过了这件事，觉得价钱过于昂贵，倘若珠宝商不能降价二十万，她决定退还这件首饰。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估计，珠宝商一定会讨价还价，这样时间就过去了。可是她失算了，珠宝商本来就把价钱定得太高，此刻又有燃眉之急，居然非常爽快地表示同意。巴桑日草拟了一封信，告诉王后，同意减价。波默尔就把这封信连同罗昂的同意书一并在7月12日交给王后，反正这一天，他要把另外一件首饰交给玛丽·安托瓦内特。这封信的内容如下：“王后陛下，我们不胜荣幸，可以认为，您向我们提出的最近的支付条件，我们非常努力，极为尊敬地表示接受，以此作为我们对陛下您发出的命令，表示忠诚和服从的新的证明。我们感到真正满意的是，想到这世上最精美的钻石首饰，能为王后中最崇高、最善良的王后效劳。”

这封信写得曲里拐弯，不知就里的人乍一看，不知所云。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深思熟虑一下，王后必然会不胜惊诧地问道：什么支付条件？什么钻石首饰？但是我们从其他上百个事例知道：玛丽·安托瓦内特很少把手写的或者印刷的任何东西，认真阅读到底，这对她而言，太无聊了。认真思考从来就不是她干的事。所以等波默尔都已经告辞离去，她才把信拆开。既然她对事件真正的过程全然一无所知，这些曲里拐弯的词句到底什么意思，当然看不明白，便命令她的侍女，把波默尔叫回来进行解释。但是可惜，珠宝商已经离开了宫殿。那好吧，波默尔这个傻瓜到底说些什么，不久自会澄清！王后想道，那就下次再说吧，便把这封书简立刻投进火里。

王后那边销毁书信，不再追究，——就像项链事件中的一切一样——乍一看，也不真实可信，即便是像路易·勃朗[12]这样诚实无欺的历史学家，也认为这样迅速地弄掉信件是一个疑点，就仿佛王后对于这件暧昧的事情，还是有所知晓似的。而实际上这样匆忙地烧毁信件，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她一生害怕自己粗心大意，害怕宫中的暗中侦察，总把写给她的每一行字都立即销毁：即使日后在人们冲进推勒里宫时，在她的写字台上也没有找到一张写给她的信件。只不过，原来为了谨慎而做出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却成了不慎的证明。

所以必须有一系列偶然事件凑在一起，才使得这个骗局没有更早穿帮。但是现在再变什么戏法也无济于事。8月1日马上就要来到，波默尔要拿到他的钱。拉·莫特家的女人又想出最后一招来进行阻挡：她突然在两个珠宝商面前摊牌，放肆地宣称：“你们受骗上当了。红衣主教所拥有的那份保证书上，签名是假的，但是这位王爷富可敌国，他可以自己偿付这笔款项。”她希望这样一来，把打击的锋芒引开。希望——其实她的盘算非常合乎逻辑——珠宝商现在会火冒三丈地扑向红衣主教。把一切都告诉他，而红衣主教深怕在整个宫廷和全社会丢人现眼，永远成为笑柄，会羞愧无地，闭上嘴巴，宁可在自己身上悄悄地拔下一百六十万里弗尔。可是波默尔和巴桑日却不按逻辑和心理学来想问题，他们所担心的只是他们的钱。他们不想和那个负债累累的红衣主教再有什么瓜葛。他们两个还都认为，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一定有份，她不是对那封信表示默认了吗？王后对他们而言，可是一个比那轻浮的红衣主教更有支付能力的债务人，再说了，在最糟的情况下——这点他们又想错了——那条项链，那珍贵的凭证还在王后手里。

现在已经到了无法再愚弄人的地步了，只要再猛地一震，这座用谎言和互相误导构成的巴比伦高塔，就会轰然坍塌。波默尔来到凡尔赛，要求觐见王后。一分钟之后，珠宝商和王后都知道，这是一场无耻的骗局：究竟谁是真正的骗子，那就要让诉讼来予以证明。

审问这场一切诉讼中最为错综复杂的诉讼呈现的一切档案和口供，今天看来，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可辩驳：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这场用她的名义，她的个人，她的荣誉所进行的卑鄙无耻的骗局，丝毫也不知情。在法律意义上绝对清白无辜，只是受害者，不是知情人，更不可能是这一世界历史上最放肆大胆的骗子手把戏的共谋犯。她从未接见过红衣主教，从来不认识女骗子拉·莫特家的女人，从来也没有用手摸过项链上的一粒宝石，只有坚决的恶毒的仇恨心情，只有有意诬蔑，才能诬告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这个女骗子，和这个头脑简单的红衣主教沆瀣一气；再说一遍，再说一遍，王后是在全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一帮骗子手、伪造者、小偷和傻瓜拽进这桩伤害名誉的案件中去的。

可是尽管如此——在道德的意义上，玛丽·安托瓦内特并不能完全开脱罪责，因为这整个骗局之所以能够策划出来，是因为她那全城著名的不良名声，鼓励了骗子手们，是因为这些骗子手从一开头就深信不疑，王后对什么事都全然不假思索，轻率从事。没有多年来特丽雅侬的漫不经心和蠢事连连，这场谎话的喜剧就缺少任何先决条件。没有一个正常思维的人敢于设想，一位玛利亚·特蕾西亚，一位真正的女王会背着丈夫和人家秘密通信，或者甚至于会在御花园昏暗的小丛林里，跟人家幽会。倘若事先在凡尔赛没有到处窃窃私语，说有人夜半在花园里散步，换回来珍宝，还有债未还，无论是罗昂，还是这两个珠宝商，永远也不会上这愚蠢的阴谋诡计的当，说王后手头拮据，想要背着丈夫，通过中介人暗地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珍贵的钻石首饰。倘若王后的轻浮没有自己先埋下一块基石，王后的恶劣名声没有为之搭起了扶梯，拉·莫特家的女人永远也不敢制造这样惊人的谎言。又一次，又一次：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这整个项链弊案上绝对无辜，但是人们竟然敢以她的名义进行这样一桩欺骗行为，并且被人信以为真。这依然是，并且永远是她的历史性的罪过。

[1] 《大科夫塔》是歌德在1791年所写的五幕喜剧，以项链事件为内容，把骗子手卡里奥斯特罗也放进剧情之中，人物的姓名全都改变。

[2] 莫里哀，原名让-巴普蒂斯特·波克蓝（1622—1673），法国杰出的喜剧作家。

[3] 瓦洛阿，为法国波旁王室之前古老的王室；十六世纪的法王亨利二世便是这一家族成员。

[4] 约翰娜·德·圣-雷米（1756—1791），法国贵族，父亲雅克·德·圣-雷米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一个私生子。

[5] 伊丽莎白·菲力庇娜·玛丽·海伦·德·法兰西，称为伊丽莎白夫人（1764—1794），法国公主，路易十六的妹妹，“夫人”为对公主的尊称。恐怖时期，与国王王后囚禁在一起，死于断头机下。

[6] 原文为拉丁文mundus vult decipi，这个成语的下半句为ergodecipiatur：那就让它受骗吧。

[7] 玫瑰十字会兴起于十七世纪，是新教的一种改革运动。1760年左右，在共济会的基础上成立新的黄金-玫瑰十字会，宣传一种神秘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主张。

[8] 圣-日耳曼伯爵（1710—1784），欧洲著名冒险家、骗子手、炼金术士。出身不详。

[9] 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1734—1815），德国医生，动物磁气说理论，即催眠术原理的奠基人。

[10] 路易丝·伊丽莎白·维谢-勒布隆（1755—1842），法国著名女画家，亦称勒布隆夫人，系洛可可时代引领新古典主义艺术的画家之一，为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共绘制了二十多幅肖像，其中最著名的是作于1787年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和她的孩子们》，现藏凡尔赛宫。

[11] 指路易十六的御妹伊丽莎白公主。

[12] 让-约瑟夫-查理-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历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法国大革命史》（1878）。

第十六章 诉讼和判决

拿破仑曾以他鹰隼般锐利的目光，确认玛丽·安托瓦内特在项链案件中决定性的思维错误。王后纯属无辜，为了在公众面前公布她的无罪，她要求国会能充当法官。结果便是，人们认为王后“有罪”。事实上：在这件事上，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一次失去了自信。平时她鄙夷不屑地从这些发出阵阵臭气的闲话和诬蔑旁边走过，看也不看一眼。现在她却设法到一个她一向轻视的机构来寻求庇护：向公众舆论寻求庇护！多年来，她的态度一向是，对于这些染毒的利箭在旁飞舞的声音，她似乎一无所闻，也一无所见。现在她突然像歇斯底里发作似的怒气迸发，对法庭提出要求，这就暴露出她的傲气已经被刺激了多久，刺激得多么厉害；现在得让这个胆敢走得最远的罗昂红衣主教作为最明显的罪犯，为所有人付出代价。但是糟糕的是，只有王后一个人还相信这个可怜的傻瓜怀有敌意的目的。甚至在维也纳，约瑟夫二世皇帝看到他妹妹把罗昂描写成一个天大的罪犯，也连连摇头，表示怀疑：“我所认识的这位大布施官是个轻浮已极、挥霍无度的人。但是我承认，我从来也不认为他会施行骗术，或者会干出这样卑鄙龌龊的勾当，就像现在人家指控他的那样。”而凡尔赛的显贵们更不相信罗昂有罪。不久传出稀奇古怪的谣言：王后用粗暴逮捕的方法只是企图甩掉一个讨厌的知情人。由她母亲灌输给她的仇恨，促使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假思索地愤然出击。动作笨拙激烈，那一袭起保护作用的王后大氅从肩上滑落，她把自己暴露于众人的仇恨之下。

因为现在所有的敌人终于可以为了一件共同的事情而集合起来。玛丽·安托瓦内特冒冒失失地伸手探进一个虚荣心受到伤害的蛇窟之中，路易·德·罗昂红衣主教——她怎么能忘记这点！——是法兰西最古老最荣耀的一个姓氏的成员，和其他封建世家，尤其和苏比士、玛尔桑、龚代有共同的血脉相联系：所有这些家庭，看到他们当中的一员像个扒手似的在国王的宫殿里被捕，不言而喻都感到深受致命的侮辱。另外，全体教士也被激怒，把一位红衣主教阁下，在他本该当着主的面做弥撒，前几分钟身上还穿着教会的庄重法衣，让一个粗野的武夫抓住。他们告状一直告到罗马：无论是贵族还是教士，都觉得他们整个一个等级都受到玷污。强劲有力的共济会的成员也都抱着战斗的决心，走上竞技场。因为宪兵不仅把他们的恩人红衣主教抓进巴士底狱，把这些目无上帝之徒的首脑，他们的主席卡里奥斯特罗也投进巴士底狱；现在机会总算来了，可以通过窗户向崇高壮丽的宝座和祭坛，扔进几块强劲有力的石头。相反，一向被排斥在宫廷世界节日盛典和辛辣丑闻之外的民众，如今对这整个项链事件都极为兴奋，现在这场宏伟的好戏终于让他们观看了：一位活生生的红衣主教公然成了被告。在主教长袍的紫色阴影之中，汇集了一批真正堪称样品的流氓、骗子、皮条客、伪造者，而在这帮人之上，身居幕后的——这可是最大的乐事！——是那傲气冲天、狂妄自大的奥地利女人！对于所有凭借摇摇笔杆，舞文弄墨撞运气的家伙，讽刺小品的作者，漫画家和叫卖报纸的小贩而言，再也没有比这位“帅哥红衣主教”的丑闻更逗乐的题材了。即便是蒙哥尔菲耶兄弟[1]飞上天空，为整个人类征服了一片天空，也不及这次一位王后提出的诉讼在巴黎，不，在全世界引起这样的轰动效应，而这位王后提出的诉讼，渐渐变成剑指王后的诉讼。根据法律，在审讯前，一切辩护词都可以不经书报检查，付印发表。书店便拥挤不堪，警察不得不出来干预。无论是伏尔泰，让-雅克·卢梭，还是博马舍的不朽著作，几十年内出版的数量都达不到这些辩护书在一周之内发行的惊人巨大的数量。七千、一万、两万份辩护书油墨未干，就被人从图书兜售商的手里抢购一空。在外国大使馆里，各国公使成天捆扎邮包，一点时间也不耽误地把关于凡尔赛宫丑闻的最新讽刺文章，寄给他们对此表示亲切友好的好奇心的君王。他们大家什么都想读，不论新的文章，还是旧的作品，一连几个礼拜，别无其他话题。最疯狂的估计也被人盲目信以为真，甚至从外省也有大队人马赶来参加听审。贵族、市民、律师；在巴黎，手工业者一连几小时，不顾他们的商铺。人民确实可靠的本能无意识地感觉到，这里不仅是在审理一个个别的犯罪行为，而是从这个肮脏的小线团将会自动滚出各种线索，悉数引向凡尔赛，“有国王封印的秘密签发的监禁令”，这种不法行为，这种任性妄为的监禁令，宫廷的恣意挥霍，财政的经营不善，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可以成为瞄准的对象，全民族第一次可以通过偶然扯开的一道篱笆，窥见一向难以企及的人们的秘密世界。在这次诉讼里，不仅只关系到一串钻石项链，而是关乎现存的政府制度，因为这项控告，如果转动得巧妙，也可以反弹回来指向整个统治阶级，指向王后，从而也指向整个君王政体。一个秘密的持不同政见的人在议会里叫道：“一个多么宏大，多有前途的事件啊！”

“一位红衣主教被揭发出来是个骗子！王后卷入一件诉讼丑闻！在主教的权杖和国王的王笏上沾了多少污秽！对于自由的思想，这是多么伟大的胜利！”

王后还没有预见到，她那过于冒失的一个手势惹出了多大的祸害。但是只要一幢房子业已朽坏，早已蛀空，只消从墙上拔出一枚钉子，整幢房子顿时坍塌。

在法庭上，神秘莫测的潘多拉魔盒悄然打开，其内容散发出来的并非玫瑰的芳香。情况对女贼有利，那位高贵的丈夫拉·莫特带着项链上剩下的珠宝，及时拔腿逃到伦敦，这一来就缺少了看得见的证据，她就可以说这看不见的东西遭到偷窃，被人据为己有，推到另一个人身上，与此同时总可以透露出这种可能性，说不定这项链甚至还在王后手里。拉·莫特家的女人预感到，高贵的老爷们将在她身上解决掉这件事情。她便指控全然无辜的卡利奥斯特罗偷窃了项链，硬把他扯进这件案子，为了让罗昂成为笑柄，并且洗刷掉自己的嫌疑。这个女人毫无顾忌，什么手段都会使用。为了解释她怎么突然发了横财，便不顾一切，不知羞耻地解释，她是主教阁下的情妇。这位风流倜傥的教士慷慨大方尽人皆知！事情一下子对于红衣主教，至少有点难堪。最后终于找到雷多和那个小女裁缝“德·俄利伐男爵夫人”这两名从犯。通过他们的口供，一切都得以澄清。

只有一个名字，控辩双方都总是战战兢兢地从旁滑过：王后的名字。每一个报告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对玛丽·安托瓦内特进行指控，哪怕只是一丁点儿指控，即便是拉·莫特家的女人，也把王后收到了项链这个念头当作恶意的诽谤，予以坚决驳斥——日后她将有另外的说法。可是正因为他们大家在说起王后时，像是不约而同地深深鞠躬，毕恭毕敬，对疑虑重重的舆论界却正好起到反作用；谣言四下传播，日益猖獗，都说有道口令，要“保护”王后。人们立即窃窃私语，说红衣主教宽厚高尚，把罪责揽在自己身上。他如此忙不迭地让人把信件全部付之一炬——难道烧的都是伪造的信函？或许还有点什么，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总还有点什么，在这件案子里还是有点什么对于王后很棘手的东西？

所有事实都已澄清，依然无济于事。“总会有点什么粘在上面”[2]；正因为在法庭上她的名字未被提及，玛丽·安托瓦内特无形之中也跟着上了法庭。

5月31日终于应该做出判决。从早上五点钟起，法院门口聚满了人群，一望无际，单单塞纳河左岸容不下那么多人，新桥和塞纳河右岸也挤满了焦躁不耐的人们，骑警费了好大劲才维持住秩序。六十四名法官在半路上就从群众激动的目光，从观众激情的呼喊感到，他们的判词对于整个法兰西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举足轻重的警告在宏大的协议厅，在大会议厅的前厅里在等待着他们。罗昂、苏比士、洛林家族的十九名代表身穿丧服，在他们到来时，分列过道两旁，向从旁走过的法官们深深鞠躬。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走出行列。他们的服装，他们的举止说出了一切。他们默默地请求，法庭能以自己的判决恢复罗昂家族受到危害的名誉。这对法官们产生强烈的作用，他们自己也大部分属于法兰西的显赫贵族；在法官们开始协议之前已经知道：民众和贵族，整个国家都希望判决红衣主教无罪。

但是这次协议持续了十六个小时。罗昂家族和一万民众得在大街上等待十七个小时，从早上六点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因为法官们面临着一个后果深远的决定，关于那个女骗子，判决早已做出，同样对于她的帮手也是如此，那个小女裁缝，他们很乐于把她无罪开释，因为她长得这样漂亮，纯粹是浑然不觉地撞进维纳斯小树林里去的。真正的决定仅仅只是关乎红衣主教，宣判他无罪开释，因为业已证明，他是受到欺骗，自己并非骗子。这点大家意见完全一致；只是用什么方式判他无罪，对此存在意见分歧。因为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与此关联，宫廷派要求——并非没有道理——这无罪开释的判决必须对他“不可饶恕的狂妄大胆的行为”予以训斥，因为红衣主教这边居然会相信，堂堂法兰西王国的王后，会同意在一座昏黑的小树林里和他幽会。控方代表要求，红衣主教对王后神圣的御体如此缺乏敬意，必须在大会议厅面前表示谦卑的公开道歉，并且辞去他的一切职务。而反对派，也就是反王后派则相反，希望停止进行处理。红衣主教受到欺骗，那就没有瑕疵，没有罪过。这样一种完完全全的无罪开释，不啻把一支毒箭藏在箭囊里。因为如果同意红衣主教的口供，他是从王后众所周知的举止得出结论，认为这样一些秘密行径和擅自行动完全可以设想，这样一来就公开谴责了王后的轻浮。一个更重的砝码放在天平上：倘若认为罗昂的举止至少是对王后极不尊敬，那么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滥用她的名字的行为就得到了补偿；倘若宣布罗昂完全无罪，那么同时也就在道德上判决王后有罪。

这点，议会的众法官都心知肚明。这点，两派也都明白。这点，渴求知晓真相，等得焦躁不耐的民众也都清楚。这就不仅是对一个个别的微不足道的案子做出决断。这里裁决的并非是私人的事件，而是事关时政，究竟法兰西议会是否还把王后个人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还是当作一个和任何法国市民同样隶属于法律之下的普通人；未来的革命第一次把黎明的曙光投入这幢房子的窗户。这幢房子也包括那座贡西哀尔杰里[3]看守所，那座阴森可怕的监狱，玛丽·安托瓦内特日后将从这里带到断头台上去。在同样的房子里开始的事，将在同样的房子里结束。在同样的大厅里，王后日后将和拉·莫特家的女人一样，为自己进行辩护。

法官们足足协议了十六小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利益也同样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因为两派，保王派和反王派都把所有的招数全都施展出来，自然也把黄金这一招用上；几周之内，所有的议会议员都受到影响、威胁，有人劝说，有人行贿，有人收买，大街小巷都传唱这样的小曲：

您若觉得逮捕

红衣主教太不合法，

您也知道，在法兰西，

好吧，

财政指挥天下，

您好好听我说话！

多年来，国王、王后对议会漠不关心，最终遭到报复。法官当中有过多的人认为，现在是给独裁专制一个彻底、响亮的教训的时候。二十六票对二十二票——这一局以勉强获胜告终——红衣主教“不受任何谴责”，无罪开释，同样，他的朋友卡利奥斯特罗和那个王宫的小女裁缝同样获释。便是对那几个从犯也从宽处理，只不过遭到驱逐出境便算了事。一切后果都由拉·莫特家的女人承担，法官一致判决她由刽子手施加鞭刑，并且烫上一个V字[4]，然后一辈子消失在萨尔沛济哀尔医院[5]里。

但是还有一个人，并未坐在被告席上，也因为红衣主教无罪开释而遭到判决，而且同样是终生判刑：那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此时起，她就完全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听凭她敌人肆意污蔑和恣意泄恨。

第一个人拿着判决书冲出法庭，几百个人尾随其后，心醉神迷地满街高声宣读判词，欢呼之声迅速增长，犹如狂涛拍击对岸。“议会万岁”——一声新的呐喊取代了习惯的呼声：“国王万岁”——犹如雷鸣，在全城轰响。法官们使劲抵御民众感激的激情。人们拥抱他们，接待室的妇女们亲吻他们，鲜花撒在他们的路上。无罪开释的人十分气派地开始他们的归程。一万民众紧跟着如今又穿上紫袍的红衣主教，像追随一位凯旋的统帅，去到巴士底狱，他还得在那里度过一夜，重新聚拢来的民众在那里一直等到黎明，向他发出阵阵欢呼。卡利奥斯特罗也受到同样的崇拜；只有警察下令，阻止全城灯火辉煌地向他表示敬意。全体人民就这样为两个人热情欢庆——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信号，——这两个人对于法兰西并无任何业绩，并无任何其他贡献，只是对王后和国王的威望做出了致命的伤害。

王后努力掩饰自己绝望的心情，但是徒劳：这一鞭子抽在她的脸上，打得过于狠毒，过于公开。她的侍女发现她成了一个泪人儿。麦尔西向维也纳报告，王后的痛苦过于“巨大，理由似乎不是按照理性的方式所能解释清楚”。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向总是凭本能去感觉胜过有意识地沉思默想，她立即认识到这次失败，含有一些无法弥补的东西。自从她头戴后冠以来，她第一次面对一股比她的意志更加坚强的力量，拦住她的去路。

但是最后决定权还掌握在国王手里。国王还可以采取一个果断的措施，来拯救他妻子受到侮辱的名誉，及时震慑住这个阴沉的抵抗。一位坚强的国王，一位坚定的王后定会把一个这样叛逆的议会驱散；路易十四就会这样行动，也许路易十五也会如此。可是路易十六的勇气绵软无力，他不敢向议会动手，只是把红衣主教流放，把卡利奥斯特罗驱逐出境，以此作为给他妻子的一种补偿——这是个半吊子的措施，使议会恼怒却并没有击中要害，让法官们受到侮辱，却并没有恢复他妻子的名誉。他像平常一样犹豫不决，采取中庸之道。这在政治上任何时候都证明是最为错误的事情。这样就踏上了一条斜路，不久，这对夫妇共同的命运就实现了古老的哈布斯堡皇朝的诅咒，格里尔帕策[6]用诗句令人难忘地表述了这种诅咒：

这是我们高贵皇朝的诅咒，

总是半路停步，半途而废，

犹豫不决，用半吊子的手段追求。

国王错过了一次重大的决定，不可挽回。一个新的时代随着议会对王后的判决，就此开始。

宫廷对于拉·莫特家的女人也采取了这种同样的半吊子的极为糟糕的处理方法。这里原来也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温和宽容，免去这女罪犯即将经受的残酷刑罚——这会产生极佳的印象——或者采取另外的方法，尽可能公开地对犯人施行刑罚。但是内心的窘困又使宫廷悄然采取不温不火的中庸手段。官方郑重其事地搭起了行刑架，以此向全体民众预告即将上演公开烙刑的野蛮戏码。四周房子的窗户都以天价出租；可是在最后时刻，宫廷自己对于自己的勇气吓了一跳。清晨五点，故意选在这一时刻，不必担心有人充当目击证人，这时十四名刽子手把一个尖声嚎叫，狂怒地乱打乱踢的女人拖到法院的台阶上，在那里向她宣读判决：施以鞭笞，然后烙字。他们抓到的简直是头发疯的母狮，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发出尖厉的狂号，她对国王、红衣主教和议会的连声咒骂，惊醒了住在四周的民众。这个疯婆子又叫又咬，双脚乱踢，最后刽子手们无奈，只好把她身上的衣服扯下来，烫上烙印，就在炽热的烙铁就要碰到她肩膀的那一时刻，这个受刑的女人猛地一阵痉挛，身子平地跳起，裸露全身，让旁观者看得高兴。这一来，那个火烫的“V”字，没有烙在她的肩上，而是烙在她的胸口。这只发狂的野兽大声号叫起来，透过短上衣，一口狠狠咬住刽子手，然后这个受到酷刑的女子便栽倒在地，晕厥过去。刽子手们把这失去知觉的女子像头死狗似的拖进萨尔沛济哀尔医院，按照判决得在那里身穿灰色麻布衣裳，脚踏木头拖鞋度过一生，只靠黑面包和小扁豆充饥。

这次行刑的恐怖细节一公开，所有的同情心，一刹那间都转向拉·莫特家的女人身上。五十年前——请参阅卡萨诺瓦的回忆录——全体贵族偕同他们的夫人，观看弱智的达米安行刑的过程。达米安用一把小小的折刀在路易十五身上划了一个小小的伤口，却受了四小时的酷刑。他们看得心花怒放，只见这个不幸的人被刽子手用冒火的钳子夹着，滚烫的热油浇在身上，经过无限漫长的垂死挣扎，他的头发突然间全都变白，在头上直竖起来，这才把他用车刑处死。这同一个社会碰到凶杀案例，如今变得仁爱为怀，突然之间对于“无辜”的拉·莫特家的女人深表同情，关怀备至，感人至深。因为大家现在高兴地找到一个新式的、一点儿也不危险的形式来反对王后：只消对那个“受害者”，那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明显地公然表示同情就行了。奥里昂公爵公开举行一次募捐活动，全体贵族都派人赠送礼物到监狱里去。日复一日，都有显赫的豪华马车驶到萨尔沛济哀尔医院门前。访问这个遭到刑罚的女贼，已成为巴黎社会的“最新的时尚”。院长嬷嬷有一天在感动已极的女性来访者中，认出了王后最好的女友之一，德·朗巴勒亲王夫人。夫人是自己主动前来的，还是像人们立即发出的窃窃私语所说的，是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秘密使命而来的？反正这份极不合适的同情对王后的事情投下了一道难堪的阴影：大家全都发出疑问，这引人注目的关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王后感到良心责备？是王后在悄悄地寻找她的“受害者”的谅解？风言风语没完没了，几周之后，——无人知晓的陌生人的手，夜里给那女人打开牢门，拉·莫特家的女人以神秘的方式逃往英国。整个巴黎只有一个声音：王后把她的“女友”救出牢笼，以感谢这位女友在法庭上，对王后在项链事件中的罪过，或者共同的罪行宽宏大量地守口如瓶。

事实上，拉·莫特家的女人之所以得以越狱脱逃，完全是阴谋集团暗地操纵的险恶万分的招数。因为现在不仅关于王后和女贼合谋的神秘谣言可以畅通无阻，另一方面，这个受过酷刑的拉·莫特家的女人，可以从伦敦出面，以控诉人自居，印刷极端无耻的谎言和诬蔑，甚至还可以借此大赚一票。因为在法国和欧洲，期待着得到这类“彻底揭晓”的人不计其数。就在拉·莫特家的女人抵达英国的当天，一位伦敦的出版商就提供给她一大笔钱；法国宫廷现在认识到这种诬蔑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徒劳无功地试图截住这支毒箭；王后身边的红人，波利涅克夫人被派往伦敦，想用二十万里弗尔作为女贼的封口费，——这个奸刁狡猾的女骗子再一次欺骗宫廷，她收下了这笔封口费，却毫不迟疑地一遍、两遍、三遍出版她的回忆录，形式一再改变，内容添油加醋，愈发耸人听闻。在她的这些回忆录里，写着嗜丑闻成瘾的读者们希望听到的一切，而且还不仅于此：议会里的审判纯粹是一桩假装搏斗的骗局。他们卑鄙已极地把可怜的拉·莫特家的女人弃之不顾。不言而喻，订购项链的不是别人，正是王后。王后也接见了罗昂，而她，拉·莫特家的女人纯粹是无辜的，只是出于友谊，才把罪行全都揽到自己身上。为了保护王后遭到诋毁的名誉，她到底以什么方式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友谊这样深厚，关于这个问题，这个厚颜无耻的撒谎的女人也像那帮好色之徒希望的那样做出解释，是：“同性恋”，是床笫之亲。每个不带偏见的人都能一眼望穿这些笨拙无耻的外衣，揭露大部分的谎言。拉·莫特家的女人声称，玛丽·安托瓦内特作为大公爵小姐，还在罗昂红衣主教在维也纳担任公使时，就有爱情关系——因为每一个好心人扳着指头都可以算出来，玛丽·安托瓦内特在罗昂充当驻维也纳公使时，早已是凡尔赛宫里的太子妃了。但是这都无济于事。善意的人现在已变得非常稀少，广大民众则相反，心醉神迷地阅读王后致罗昂的那些芬芳的情书。这都是拉·莫特家的女人杜撰出来，插入自己回忆录中去的。她把王后说得越变态，越不堪入目，大家就越想知道。诽谤文章如今一篇接着一篇，一篇比另一篇更淫荡、更下流：不久就发表了一份公开的情人名单，他们都和王后有纵情淫乐的关系。这份名单包含的人数不下三十四名之多，有男有女，有公爵、戏子、奴仆、国王的御弟，连同他的内侍，有波利涅克夫人、朗巴勒夫人，总而言之，包括“巴黎的一切同性恋的女子”，其中有受过鞭刑的马路上的野鸡。但是这三十四个人还远远没有穷尽，还有各个沙龙和大街小巷人为地激起的意见，强加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的情人的数目。倘若一个城市，整个民族的情色淫荡的幻想抓住了一个女人，管她是女皇还是电影明星，王后还是歌剧演员，不论今天还是当时，人们就像雪崩似的编造一切可以想象的荒淫生活和反常行为，以便在匿名的性高潮之中，假装愤怒地分享他们梦想出来的内心喜悦。另外一篇讽刺文章《玛丽·安托瓦内特淫荡的一生》集中报道一个孔武有力的内廷卫兵，早在奥地利皇帝的宫廷里便已缓解了这个十三岁女孩的“子宫里的狂热激情”（这是第三篇诽谤文章的极有品味的题目）；“皇家妓院”（另一篇诽谤文章的题目），根据无数的色情铜版画，向那些乐不可支满心欢畅的读者，详细地描绘了那里的娇小可爱的雏儿们。这些铜版画暴露了王后正和她形形色色的性伴侣，摆出各种阿累蒂诺[7]描写的做爱姿势。脏水越射越高，谎言越来越狠毒。每条谎言都被人信以为真，因为大家对这个“女罪犯”的一切秽事丑闻都愿意相信。项链事件审判之后两三年，玛丽·安托瓦内特已在整个法兰西臭名昭著，成为最淫荡下贱，最道德败坏，最阴险狡诈，最专横跋扈的女人，完全无法挽救；而最老奸巨猾，身遭烙刑的拉·莫特家的女人则相反，被公认为无辜的受害者。法国大革命刚刚开始，许多俱乐部纷纷设法把那逃往国外的拉·莫特家的女人，在他们的保护下，又接回巴黎。为了人为地把项链事件的诉讼再一次展开，但这一次是在革命法庭前进行。由拉·莫特家的女人担任控诉人，而玛丽·安托瓦内特则待在被告席上：只是因为拉·莫特家的女人猝然死去——1791年她迫害狂症发作，突然从窗口坠落——才阻止人们把这出类拔萃的女骗子像凯旋将军似的高高抬起，穿过巴黎全城并且向她宣读一份法令：“她为共和国做出了卓著功勋”。没有命运的干预，全世界将会经历一次比项链事件的诉讼更加怪诞离奇的司法喜剧：拉·莫特家的女人将受万民欢呼，旁观那个受她诬蔑的王后被送上断头台执行死刑。

[1] 约瑟夫·米歇尔·蒙哥尔菲耶（1740—1810）和雅克·埃济哀纳·蒙哥尔菲耶（1745—1799），兄弟二人为法国人，热气球的发明者。

[2] 这是弗兰西斯·培根自由引用普鲁塔克的原话，原文为：Audactercalumniare，semperaliquidhaeret.“放肆地诽谤吧，总会有点什么粘在上面”。

[3] 贡西哀尔杰里，原为法国古代宫殿，后变为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囚禁重要犯人。

[4] 法文“小偷（Veleuse）”的第一个字母。

[5] 萨尔沛济哀尔医院为巴黎的一家医院，创建于十七世纪，后来成为囚禁女犯人的监狱。

[6] 弗朗茨·格里尔帕策（1791—1872），奥地利作家、戏剧家，被称为奥地利“民族诗人”。

[7] 彼特罗·阿累蒂诺（1492—1557），意大利诗人、剧作家，生活放荡，其诗歌以荒淫无耻著称。

第十七章 人民觉醒，王后觉醒

项链事件这场官司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把舆论的探照灯刺目而清晰地瞄准了王后个人和凡尔赛宫的窗户；在群情骚动的时代清晰易见，永远非常危险。不满情绪为了具备作战的能力，为了转化为行动，总须要有一个具体的人的形象，不论是作为一种思想的旗手，还是给蓄积的仇恨充当靶子：就是《圣经》上说的替罪羔羊，——其实这还是一种被动的状况。“人民”这个神秘莫测的群体，从拟人化的角度，只想到人。各种概念对它而言，从来就不是完全清楚，只有看见各种人物它才清楚。永远是这样，人民感到哪儿有罪，就要看到一个罪人。法兰西人民很久以来，朦朦胧胧地感到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一种不公正落在它的身上。法兰西人民很长时间卑躬屈膝，一味顺从，虔诚地希望有个更加美好的时代。每当一位新的路易国王即位，人民总是热情洋溢地挥舞旗子，总是虔诚地向封建领主和教会缴纳租税和徭役，可是人民弯腰弯得越低，压迫就越重，赋税就越发贪婪地吮吸它的血液。在富饶的法兰西，粮仓空无一物，在肥沃的土地上，佃户穷困不堪。在欧洲最美丽的晴空下，面包匮乏，总有什么人必须承担罪责；倘若面包太少，想必是有人吃得太多。要是有一部分人为义务折磨致死，必然有另一些人夺得更多的权利。于是在全国各地渐渐地产生一种阴郁的不安情绪，它永远是每种清晰的思想和探索的具有创意的前导。伏尔泰、让-雅克·卢梭擦亮了市民阶级的眼睛，他们便开始独立判断，独立谴责，独立阅读写作和互相交谈。有时候掠过一道闪电，预示磅礴的风暴即将来临。庄园将被掠夺，封建主将受到威胁。很久以来，严重的不满情绪犹如乌黑的云层，沉重地压着全国各地。

这时有两道刺眼的霹雳紧接着直劈下来，给全国人民照亮了整个形势：其中之一是项链事件，其二是卡洛纳[1]，揭露了国家的巨大亏空。这位财政大臣推行改革受阻，可能也是由于对宫廷暗藏敌意，第一次清晰地公布了数字。现在大家获悉了多年来讳莫如深的事实：在路易十六执政的十二年间，国家竟举债十二亿之多。这一霹雳打得全国人民脸色苍白。消耗了十二亿，真是天文数字。怎么消耗的？谁消耗的？项链事件对此给予了回答：穷鬼们每天拼死拼活地干上十个小时才挣得七个苏。现在听说，价值一百五十万的钻石，在某些阶层里面只是偶尔当作爱情馈赠而已，花上一两千万里弗尔，购买一座座府邸豪宅，而老百姓却在忍饥挨饿。尽人皆知，国王是个笨蛋，生性简朴，精神上是个小市民，这样奇幻离谱的大量消耗，他并未参与。于是全民的愤懑一股脑儿地，急流飞瀑似的倾注在这个美艳动人、挥霍成性、生性轻浮的王后身上。造成国债累累的主犯已经找到。现在大家明白，纸币为何一天比一天贬值，面包的价格何以一天比一天昂贵，税收为何日益高涨：因为这个婊子大肆挥霍，用钻石装饰她特丽雅侬宫里的整个房间，因为她悄悄地把一亿金币送到维也纳去，支援她哥哥约瑟夫皇帝进行战争，因为她把年金、职位和种种肥缺恩赐给她的面首和宠姬。灾难突然找到了原因，破产找到了根源。王后找到了一个新的绰号，从法兰西的一端到另一端，大家都称她为“亏空夫人”。这个字犹如烙印，深深地印在她的背上。

现在满天乌云崩裂：小册子、战斗檄文犹如一阵冰雹，文章、建议书、请愿书直如洪涛狂澜铺天盖地地袭来。在法兰西，人们从来没有说过那么多话，写过那么多文章，做过那么多布道；人民开始觉醒。在北美参战的志愿军和士兵回来，一直回到最愚蠢落后的村子，讲述一个民主的国家，那里既没有宫廷，也没有国王和贵族，只有公民，除了公民，还是公民。大家一律平等，共享自由。在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不是明确地写着，而在伏尔泰、狄德罗的文章里，不是更精致更隐晦地写道，君王制度绝不是现存的一切世界中，唯一上帝所希望的，最好的世界？人们怀着古老的敬畏默默地低头弯腰，第一次好奇心切地抬起头来；贵族、人民和市民阶级从而感到一种新的沉着自信；在共济会会员的包厢里，在地方的民众大会上发出的窃窃私语，声调渐渐提高，变成一种远处都能听闻的牢骚抱怨和隆隆雷鸣。空气中郁积了电流的高压，孕育着烈火的天体。麦尔西大使向维也纳报告：“使得灾祸以惊人的比例恶性膨胀的原因，乃是人们的精神越来越激动。可以说，宣传鼓动逐渐赢得了社会的各个阶级，这阵热病似的骚动不宁给予议会以力量，坚定地保持反对者的地位。简直难以相信，人们以何等大胆的态度，甚至在公开的地点，对国王、王子们和大臣们发表意见；批评他们的开支，用浓重漆黑的色彩描绘宫廷的挥霍无度，强调召开三级会议的必要性，就仿佛这个国家没有政府似的。已经不可能用惩罚措施来镇压这种言论自由，因为热病已经遍及各地，即使把几千人投入监狱，也已经无法克服这个灾祸，只能把人民的愤怒刺激到不可避免会发生起义的程度。”

现在普遍的不满情绪已经无须戴上面具，无须小心谨慎。不满情绪公开挺身而出，说出它想说的话：即便是外表上表示的敬畏形式也不再遵守。王后在项链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第一次踏进她的包厢时，迎接她的是一片如此强烈的嘘声，从此王后不再迈进剧院。维谢-勒布隆夫人想把她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绘制的肖像画放在“沙龙”里公开展出时，民众极有可能对这幅“亏空夫人”的画像大肆辱骂，还是急急忙忙地把王后的肖像搬走为妙。在闺房里，在凡尔赛的那几座镜厅里，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不再是到处感到有人在背后向她表示冰冷的敌意，而是目光正对目光，面对面地表现出来。最后她还经历了最后的羞辱：警察局长措辞委婉地报告，王后此时最好不要访问巴黎，这样比较妥当。碰到令人生气的突发事件，他们已无法保障她的安全。全国郁积起来的所有激动情绪，现在猛地一下松开，狠狠地砸在一个人的身上；王后从她无忧无虑的状况下倏然惊醒，直跳起来，为左右两边仇恨的鞭子所抽打、所惊醒，绝望地向她身边最后几个忠实可靠的侍从叹息：“他们想把我怎么样……？我怎么伤害他们了？”

必须打下一声惊雷，才能把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她那种倨傲冷漠，“听之任之”的状况中惊醒。现在她已惊醒，这位一向听信阿谀奉承的甜言蜜语，拒不接受任何及时忠告的王后，现在开始理解，她错过了多少良机。于是她以惯有的冲动，急躁的突然行动，急急忙忙地把她错误中最最惹人气愤的错误，明显地予以纠正。她首先大笔一挥，压缩了她那奢靡的生活费用。贝尔丹小姐给送走了。服装、生活、马厩的开销予以紧缩，一年省下一百万以上。沙龙里的赌局，连同庄家全都消失。圣-克鲁宫的新添建筑被中断，其他几座宫殿尽快卖掉，一系列不必要的职位被取消，特丽雅侬宫中，她的那些宠信的职位首当其冲。生平第一次，玛丽·安托瓦内特张开耳朵活着。生平第一次，她不再服从古老的势力，社会的时尚，而是听从新的势力：听从舆论。就是这第一次尝试，也得归功于她弄清楚了迄今为止她的那些朋友的感情态度。十几年来，她给予这些朋友各种恩典，使她自己的名声蒙受损失，因为这些剥削者对于国内进行的改革颇不理解，这些改革竟然是以牺牲他们为代价。这些恬不知耻的宫廷佞臣，公开抱怨昨天自己拥有的东西，明天是否还属于自己，心里都没有把握，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简直无法忍受。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坚定不移，不为所动。自从她睁开眼睛，清醒地观看世界，许多东西都看得更加真切。她明显地退出了波利涅克这帮人极为危险的圈子，又渐渐地靠近旧日的顾问麦尔西和早被辞退的维尔蒙，就仿佛她后来的认识，事后证明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当年给她的徒劳无功的劝告的确有理。

但是“太晚了”——这几个灾难深重的字现在将成为她每一项努力的回答。所有这些小小放弃的成绩，在普遍的骚乱之中无人觉察。这慌慌张张的节约行为，在亏空形成的巨大非凡不断漏水的桶里直如杯水车薪。宫廷现在惊慌失措地发现，偶尔采取的个别措施已经无法再挽回颓局，需要有一个赫剌克勒斯最终来把这硕大无朋的亏空巨石挪开。一个个拯救者，一个个大臣被任命来主掌财政，但是他们大家只是采用了那些只顾眼前的措施，使我们清楚地记得昨天和今天的情景（历史总是一再重复）：巨额的贷款，似乎使先前的贷款消失，征收赋税，狂征暴敛，印发纸币，把金币消融成贬值的形式，也就是隐蔽的通货膨胀。可是实际上病源埋得更深，埋在缺陷累累的货币流通之中，埋在病态的国民经济的资产分配之中，全部财富都累积在几十个封建家族手里。治疗财政顽疾的医生，不敢在这里进行必要的外科手术，结果国库便渐渐地虚弱脱力。麦尔西写道：“浪费挥霍和轻浮放荡消耗了国王的国库，于是响起一阵绝望和惊恐的呼号。于是财政大臣便采取越来越凶残的手段，就像前不久进行的，以骗人的形式重新融炼金币，或者征收新的赋税。这种暂时有效的救助手段平息了一时的困难，于是人们立刻以一种难以理解的轻率态度，从绝望一变而为极度的无忧无虑。最后有一点是肯定的，眼前的政府治国无方，只顾剥削，远远超过先前的政府，从道德上讲，事物的现状不可能再长久持续下去，而不引发一场灾难作为后果。”但是人们越快感到崩溃临近，宫廷里的人便越发不安。最后，人们终于最后开始理解：不断撤换大臣，远远不够，必须改换制度：濒临破产的绝境，王室第一次不再要求于他们渴望的救星，必须出身高贵的家庭，主要是必须受人爱戴——在法兰西宫廷，这可是个新的概念——而且能够博得那陌生危险的群体“人民”的信任。

这样一个人就在眼前。国王在宫廷里认得他，在困难的时候还让他出过主意。尽管他是市民阶级出身，是个外国人，一个瑞士人。让人生气千百倍的是：是个货真价实的异教徒，一个加尔文教派的信徒。但是大臣们对这个局外人并不是非常欢欣鼓舞，因为他在他的报告中让全民族过于深入地观看到政府工作的内情，便忙不迭地把他撵走。这个给惹恼了的外国人当时用一张侮辱人的小小四方形信纸，向国王递交了辞呈；他的这种不符宫廷礼仪的狂狷无礼，路易十六不能原谅；很长一段时间，国王的确宣布——或者甚至发誓——绝不重新任用奈克尔。

可是现在，奈克尔可是最合适的人选，要不就永远别去找他；王后终于理解，一个能够把这狂野咆哮的野兽：舆论，驯服的大臣，对她而言是多么必要。她也必须克服内心的反抗，把她的选择贯彻下去。因为那位这么快就不受民众爱戴的洛梅尼·德·布里哀纳[2]也完全是凭王后的影响才得到任命的。倘若再一次任用非人，她是不是又要为之承担责任？可是看到她的丈夫老是犹豫不决，一直迟迟不做决定，她便果断地起用这个危险人物，犹如饮鸩止渴。1785年8月，王后下诏叫奈克尔到她的私人内阁之中，运用她全部的劝说技术，来争取这个气恼已极的瑞士人。奈克尔在这一时刻经历了双重的胜利，不是被一位王后任命，而是受到王后的请求，与此同时又受到全体人民的要求。这天晚上，奈克尔的任命一公布，凡尔赛所有的走廊里，巴黎的大街小巷都像雷鸣般响彻“奈克尔万岁！”——“国王万岁！”的呼声。

只有王后没有勇气一同欢呼：用她那毫无经验的手来干预命运之轮的运转，这个责任过于沉重——使她心惊肉跳。此外，提起这个名字，有一种无法解释的预感，使她心情阴郁。她不知道为什么，她的本能又一次比她的理智表现得更加强劲。同一天她写信给麦尔西：“想到是我又把他召来，我就浑身战栗。我的命运总是召来灾祸。倘若魔鬼似的阴谋诡计又一次使他失败，或者他抵抗了国王的权威，人家会比以往更加恨我。”

“想到是我又把他召来，我就浑身战栗”“请您原谅我的这个弱点”“我的命运总是召来灾祸”——“我迫切需要一个像您这样善良而忠诚的朋友在此时此刻支持我”——这样的话语，我们在先前的玛丽·安托瓦内特那里从来没有读到过，也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是一种新的声调，一个受到震撼，内心翻腾的人的声音，不再是那个备受娇纵的年轻女子轻松任性，欢声笑语的声音。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尝到了认识的苦涩的苹果，现在她那种夜游人般的自信已经荡然无存，因为只有没认识危险的人，才无所畏惧。现在她开始理解到，压在崇高宏伟地位上的沉重代价：那就是责任。迄今为止，她戴的后冠就像贝尔丹小姐制作的时髦帽子一样轻盈，现在后冠第一次沉重地压在她的头上。自从她感觉到龟裂的大地下面，沉闷的火山爆发般的隆隆声响，现在她的脚步变得多么迟疑不决：现在千万别再往前走，宁可后退！宁可待在一旁，不作任何决定，永远不要插手政治和政治的各项混沌不清的事务。不再干预那些看上去如此轻易，而现在认识到实际上却是如此危险的决断。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先前一直在人声喧闹欢腾和人群熙熙攘攘之中感到幸福的王后，如今寻找寂静的所在和偏僻的角落。她避免前往剧院、舞会和假面舞会，她不再参加国王的国务会议；只有在她孩子当中，她还能自由呼吸。仇恨和嫉妒的瘟疫，无法挤进这充满欢笑之声的房间。她觉得作为母亲比充当王后更有把握。这个大失所望的女人很晚也发现了另一个秘密：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心灵的朋友，第一次触动并且抚慰她的感情，使她得到幸福。现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只要现在悄悄地活着，生活在最狭小最自然的圈子里，别再向命运挑衅，这个神秘莫测的敌人，她生平第一次理解了这个敌人的威力和阴险。

可是恰好在现在，她心里的一切都渴求宁静的时候，时代的气压计预示风暴来临。恰好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觉察到自己的错误，抽身隐退想要使自己隐遁之际，一个毫无怜悯之心的意志推她向前，进入历史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中。

[1] 查理·亚历山大·德·卡洛纳子爵（1734—1802），法国政治家，1783—1787年任财政总检察官。

[2] 埃济哀纳·查理·德·洛梅尼·德·布里哀纳（1727—1794），法国政治家，1787年任财政大臣，不到一年便下台。

第十八章 决定一切的夏天

奈克尔是王后在波涛汹涌的海难之际召来为国家掌舵的人，他直截了当地采取坚定的方向，还击狂风暴雨。他并不是胆战心惊地收起船帆，也不长时间左躲右闪避开风浪。半吊子的措施已经无济于事，只有采取果断、强劲的措施一途：彻底扭转民众的信任。最近几年民族信心的重点已从凡尔赛移开，民族已不复信任国王的诺言，不信任他发行的债券和纸币，不复指望贵族的议会和名流集会；必须创造一个新的权威——至少是暂时的——为了巩固信任，抑制无政府状态，因为严酷的冬天也把人民的拳头变得坚硬；时时刻刻从农村逃出，现在在城市里挨饿的一帮帮暴民的绝望就会爆发出来。于是国王在他惯有的迟疑之后，终于在最后关头决定召开三级会议。两个世纪以来，这次的确是代表全体人民。为了从一开始就把那些手握大权，拥有财富的人，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贵族和教士的优势予以剥夺，国王听从奈克尔的忠告，把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增加一倍。这样两股势力势均力敌，从而使国王保持最后的决断权。宫廷心想，三级会议的召开将减轻国王的责任，加强他的权威。

但是人民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们第一次感到自己负有使命。知道国王们只有在绝望之际，从来也不是出于好心善意才向人民征求忠告。这一来整个民族都肩负了一项极大的使命，但同时也得到了一个不会再来的机会；人民下定决心，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一阵激情洋溢的陶醉之情从城市燃烧到乡村。选举变成庆典，群众大会变成全民宗教性崛起的场合。在强烈的风暴之前，大自然总要创造出色彩缤纷、幻象毕陈的万道霞光。这个事业开始动工。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开幕。凡尔赛第一次不仅是国王的王宫，而是整个法兰西王国的首都、头脑、心脏和灵魂。

小小的凡尔赛城从来没有在1789年的这几个阳光明媚的春日，见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和平素一样，这王家的宫廷之国容纳四千人。法兰西共派出将近两千名议员，还有无数好奇成性之人来自巴黎和上百个别的地方，想要参与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戏剧。花了厚厚一口袋一口袋金子，好不容易买下一个房间，用一把把金币买得一个草垫，成百的没有找到下榻之处的人，就睡在门廊里或者大门口。尽管大雨如注，许多人夜里分列两行，只是为了不致耽误这出宏伟的戏剧。食品价格飙升三四倍。渐渐地，涌来的人潮已拥挤得难以忍受。现在已经象征性地表露：这个狭小的外省小城，只容得下法兰西的“一位”统治者，容不下两位。时间一长，这两位当中将有一位不得不腾出位子：究竟是君主政体，还是国民议会。但是这最初的时刻不该用来争吵，而是表示国王和人民之间伟大的和解。5月4日这天，从清晨起就钟声齐鸣：在人们议事之前，先得在神圣之地祈求上帝降下福祉，赐给这崇高的事业。整个巴黎的市民，朝圣似地前往凡尔赛，以便向孩子们讲述这一天的情景，一个新的时代就从这天开始。珍贵的壁毯从窗口垂落，窗口旁挤满了人，脑袋碰在一起，烟囱上扒满了人，就像挂着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大家完全不顾生命危险，谁也不想漏看这宏伟壮观的巡游场景的每一个细节。这三个等级的列队出场的确场面极为壮观。凡尔赛宫廷最后一次展现了它的全部辉煌，以便作为真正高贵庄严的国王陛下，作为与生俱来，上帝遴选的统治者呈现在人民面前，给人印象深刻。早上十点，国王的队伍离开皇宫，骑马前导的是宫廷侍童，身穿耀眼生辉的号服，放鹰猎手，在他们笔直地朝天伸出的拳头上停放着猎鹰。紧接着徐徐驶来的是国王金碧辉煌、镶嵌玻璃的御用豪华马车，套着几匹挽具奇妙的骏马，马头上五颜六色的羽饰四下摇晃。在国王的右边坐着他的大御弟，在车夫座上坐着他的小御弟，在后座上坐着德·昂古莱姆、贝里和波旁这三位年轻的公爵。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国王万岁！”迎接第一辆豪华马车，和王后和公主们乘坐的第二辆豪华马车驰过时，遭到的硬邦邦、气呼呼的沉寂形成难堪的对照。在这清晨时分，公众的评判已经在国王和王后之间画下了一条清晰可见的分界线。同样的沉寂迎接随后的几辆马车，车中乘坐者是王室其他成员。这些马车正以缓缓的庄严步态，驶向圣母教堂，三个等级，两千名议员每人都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正在那里等待着宫廷人员，以便共同巡游，穿过全城。

一辆辆豪华马车在教堂前面停下。国王、王后和宫廷成员全都走下马车。一幅不同寻常的景象展现在他们面前。贵族等级的代表经常参加庆典和舞会，王室人员当然熟悉他们。这些代表身披丝绸大衣，缀以金丝绦带，帽子上白色的羽毛大胆地翘起。同样，教士阶层的服装也色彩斑斓，奢华无比。红衣主教犹如烈焰的红袍，主教的紫色长袍：这两个阶层，第一第二两个阶层，上百年来忠心耿耿地围在国王的宝座四周。他们历来都点缀着宫廷的盛典，可是那黑乎乎的一群人，他们是谁？故意穿着黑色的外套，只有脖子上的白色围巾闪闪发光，这些头上戴着寻常的三角帽的陌生人是谁？他们每个人今天还都籍籍无名，作为一块团结的整体，犹如山岩站在教堂前面。他们究竟是谁？这些陌生的从未见过的脸庞，目光大胆清晰，甚至严峻，他们脑子里到底隐藏着什么思想？国王和王后定睛打量他们的敌人，而这些人因为团结一致，而变得强大有力。他们既不奴才似的弯腰鞠躬，也不发出热情洋溢的欢呼，而只是丈夫气十足地默默等候，以便具有平等地位，和这些神情倨傲、锦衣华裳之人，和享有特权、享有盛名之人，一同去从事国家复兴大业。这些人穿着一身阴沉沉的黑衣，一脸严峻，一副捉摸不透的神气，看上去不是更像法官，不像俯首帖耳的顾问？也许在这初次邂逅之际，国王和王后已经多少预见到他们的命运，而浑身为之战栗。

但是这第一次相遇并非为了交战。在不可避免的战斗之前，先得有一小时的和睦相处。宏大的巡游，严肃而又从容。两千人，每个人都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走过从教堂到教堂，从凡尔赛的圣母教堂走向圣·路易大教堂，穿过排列在两旁的法国卫队和瑞士卫队光彩夺目夹道欢迎的队伍。在他们头上钟声轰鸣，在他们身旁鼓声隆隆。各色制服光彩夺目，只有教士们唱出的宗教歌曲缓解了浓重的军事特色，变成更加崇高的节日气氛。

在这漫长的巡游队伍的最前面，——殿后的变成领先的——走着第三等级的代表，两人一排。他们身后是贵族阶级，然后是教士阶层。当第三等级最后的代表走过时，在民众当中发生了（并非突然的）骚动，观众爆发出狂风暴雨般的欢呼声，这股热情是冲着奥里昂公爵而发的。这位宫廷的背叛者出于蛊惑人心的精心盘算，宁可跻身于第三等级代表的队伍之中，而不排在王家成员的队伍里面。巴黎大主教身披缀有钻石的弥撒法衣，手捧主耶稣的圣体，走在华盖下面。即便是走在华盖后面的国王，也没能得到奥里昂公爵得到的欢呼声。公爵在百姓面前公开表态拥护民族，反对国王的权威。为了把这种秘密的反对宫廷的态度显露出来，有几个人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走近的瞬间，故意不喊“王后万岁！”，而是高声大喊她敌人的名字：“奥里昂公爵万岁！”玛丽·安托瓦内特感觉到这种侮辱，有些手足无措，脸色苍白；使了大劲，她才毫不引人注目地控制住她的举止，昂首挺胸地走完这段屈辱的路程。可是到第二天，在国民议会开幕之际，一阵新的屈辱等待着她。国王进入大厅，人们热烈鼓掌，发出欢呼，而在王后进入大厅时，没有一张嘴唇发声，没有一只手动弹。一片明显的沉默犹如一股强劲的朔风，向她迎面吹来。米拉波悄声对他邻座的人说：“这就是牺牲品！”甚至一个完全没有介入的人，美国人戛伏纳尔·莫里斯[1]努力鼓励他的法国朋友发出喊声，使得这侮辱人的沉默显得不那么严重。但是未能成功。这位自由民族之子在他的日记里写道：“王后流泪哭泣，没有一个人扬声拥护王后，我恨不得举起手来，但是我在这里没有权利表达我的感情。我央求我的邻人表达感情，可是徒劳无功。”足足三个钟头，法兰西的王后就像坐在被告席上。人民代表没有任何人表示欢迎，也没有任何人表示关注。等到奈克尔冗长无比的演说讲完之后，王后站起身来，打算和国王一起离开大厅时，才有几个议员出于同情振作起来，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王后万岁！”玛丽·安托瓦内特深受感动，微微颔首向这少数几个人表示感谢。这个姿态激起了全体听众的掌声、喝彩声。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回到宫里，并不为这幻象所迷惑，她极为清楚地感觉到这犹犹豫豫出自同情的问候和她当年第一次来到凡尔赛时，人民出于热爱，向她发出的宏大温暖，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大不相同。当年那种出于本能，无须召唤自然发出的欢呼，在她那时天真烂漫的心灵四周轰鸣不已。她已经明白，她已被排除在和解之外，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已经开始。在这几天，所有的观众都注意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神情忧郁不安，心烦意乱。甚至在国民议会开幕那天，玛丽·安托瓦内特身着王后富丽堂皇的盛装出现，紫白银饰的长裙，头戴华丽已极的鸵鸟毛的帽饰，端庄高贵，雍容华美，德·斯太尔夫人发现她的举止流露出悲哀和压抑的心情。在这个平素如此无忧无虑，开朗轻佻，喜欢卖弄风情的女人身上显得无比新奇而又陌生。的确，玛丽·安托瓦内特只能费劲地，凭着极度的意志力强迫自己登上这座国王和王后就座的平台，而她的感官和她的忧虑，在这几天都在别处。因为她知道，正当她身穿王后的华丽盛装，按照本分摆出王后气度之际，她的长子，六岁的太子正躺在墨东的小床上死去。早在一年前，她已痛苦地失去了她四个孩子中的一个，才十一个月的公主索菲-贝阿特丽克斯，现在死神第二次在儿童室四周盘桓，寻找一个牺牲品。她的长子在1788年就表现出佝偻病的征兆。玛丽·安托瓦内特当时写信给约瑟夫二世：“我的长子令我非常担心。他有一点畸形，一边腰部比另一边高，背上脊椎骨有点错位，显突出来。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高烧不退，人很消瘦，体力虚弱。”三级会议开幕式的那次庄严的巡游，这场五彩缤纷、新颖别致的大戏，将是这个可怜的病儿经历的最后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他裹着大衣，靠在垫子里，早已过于虚弱，没法走路，只好用他黯淡无神的目光从皇家席位的楼厅看他父母亲和身着光彩夺目的服装，列队欢迎的队伍从他眼前走过：一个月以后他已得到安葬。这些日子，玛丽·安托瓦内特脑子里想的是她这个孩子，不久不可避免地将要死去。她的全部忧虑都围绕着她的孩子：因此一再被人重复提出的传说，说这几个星期玛丽·安托瓦内特陷入母性和人性最沉重的忧愁之中，却居然从早到晚，尽在从事反对三级会议的阴险狡诈的阴谋诡计，没有比这种传说更加愚蠢的了。在那几天，她的斗争意志由于经受到的痛苦，遭受到的仇恨，被摧毁殆尽；直到以后她完全孤立无援，像个彻底绝望的人为了活命，为她丈夫和她第二个儿子的王国而奋战时，她才重新振作起来，进行一次最后反抗。而现在，她的力量已经全部消失，恰好在那几天，需要一位上帝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心烦意乱极为不幸的人的力量，才能阻止命运向前滚动。

因为事件以一阵飞瀑的速度一个接着一个。短短几天之后，贵族和教士这两个享有特权的等级和第三等级，互相妒忌，争执不休。第三等级受到排斥，宣布国民议会将自行其是，并且在网球场宣誓，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若不能实现，绝不解散。国王见到他自己召到家里来的妖魔，大吃一惊。在他所有受到委任和未受委任的顾问们的影响下，国王举棋不定，今天认为第三等级有理，明天又认为第一、第二等级有理。在要求国王极端明确地表态和采用强力的时刻，他却极为糟糕地摇摆不定，时而倾向于军方自吹自擂者的意见，他们根据旧式傲慢的方式，要求用锃亮的刺刀把这些暴民撵回家去，时而又倾向于奈克尔，他一再谏言，要求国王迁就。今天国王禁止第三等级迈进议事大厅，等到米拉波宣布：“国民议会只会在刺刀的暴力面前退却”，国王又胆战心惊地缩了回去。宫廷的态度愈是优柔寡断，民众的坚定决心便越发增长。一夜之间，这个沉默无声之物“人民”，通过新闻自由，获得了一个声音，在上百种小册子里为它的权利大声疾呼，在烈火燃烧般的报刊文章里宣泄它那叛逆的愤怒。在王宫里有奥里昂公爵特权的保护，每天聚集着上万人，有的演说，有的呐喊，有的鼓动，彼此不断地互相激励。籍籍无名的人们，一辈子紧闭着嘴，突然发现演讲、写作的兴趣，几百个野心勃勃无所事事之徒感到时机有利。大家都大搞政治宣传鼓动，宣读文章，进行讨论，公开辩护。英国人亚瑟·杨[2]写道：“每个小时都有小册子问世，今天有十三册出版，昨天十六册，上个礼拜二十二册，二十册当中有十九册是关于自由。”——这就是说，是关于废除特权，也包括废除君王的特权。每天，每小时都有一小块国王的权威被冲走。“人民”“民族”这样的词语在两三个礼拜内，对于几十万人而言从冷冰冰的字母变成权利无限，最高公正的概念。军官们、士兵们已经参加到这不可阻挡的运动之中。城市和国家的官员惊慌失色地发现，人民力量奋起反抗，已使他们手里的缰绳脱落。甚至连国民议会也陷入这股潮流之中，失去了跟从王朝的航向，开始摇摆不定。在国王的皇宫里，谋士们越来越畏缩不前，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内心的忐忑不安总是试图以突然炫耀力量来使自己摆脱惊恐：国王为了进行威胁，把依然忠心耿耿坚定可靠的最后几个团调到身边，下令巴士底狱做好准备。最后为了假装自己坚毅果决，——而他内心实际上并非如此，——国王向全民族进行挑战：7月11日，他把最后一名深得人心的大臣奈克尔免去职务，把他像个罪犯似的流放。

紧接着的这几天，以不可磨灭的字迹镌刻在世界史里，但是在唯一的一本书里，我们无从查阅，那就是不幸的浑然不觉的国王手书的日记。在他的日记里，7月11日只写着：“无事，奈克尔先生启程。”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的那天，国王的权力彻底土崩瓦解。在日记上又写着那同一个悲剧性的字眼：“无事”——这就是说，在这一天没有狩猎，没有射杀麋鹿，所以没有重要的事件发生。在巴黎，人们对这一天的想法完全不同。直到今天，整个民族还把这一天当作他们自由意识的诞辰来庆祝。7月12日，正午早些时候，奈克尔免职的消息传到巴黎，犹如火星掉进火药桶里，在王宫，加米叶·德穆兰[3]，奥里昂公爵俱乐部的朋友之一，跳上一把椅子，挥舞着一把手枪，大声叫道：“国王正在准备一个巴托罗缪之夜[4]”，号召大家拿起武器。一分钟之内，就找到了起义的象征，帽徽，共和国的三色旗帜。几小时之后，军队到处受到袭击，军火库被抢掠，道路被阻断。7月14日，两万人从王宫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巴黎人人痛恨的城堡，巴士底狱进军。几小时后，城堡被攻陷。本想坚守城堡的司令官的首级呈死灰色，插在长矛尖上晃动：这个血淋淋的革命的灯笼第一次光芒四射。人民的愤怒，这样异常剧烈的爆发，谁也不敢再加以抵抗。部队没有从凡尔赛接到明确的命令，纷纷撤退。晚上巴黎点燃了成千支蜡烛，举行胜利庆典。

离开这重大的世界事件十英里之遥，在凡尔赛，大家对此一无所知。国王把那个讨厌的大臣撵走，从此天下太平。不久又可以出骑狩猎，但愿明天就能上马出行。可是这时一个个信使从国民议会赶来：巴黎骚乱不宁，军火库被抢劫一空。民众正向巴士底狱进发。国王下令详加报道，可他自己做不出什么正确的决定；再说，干吗召开这个讨厌的国民议会？是让议会提出忠告。和平素一样，这一天神圣不可侵犯的时间安排没有一点改变。像平素一样，这个懒懒散散，反应迟钝，对什么事情都不好奇的男人（反正明天什么事情都会及时获悉），在十点钟准时上床，去睡他那肥肥胖胖，麻木不仁，任何世界大事也不能震撼的美美一觉！但是时间是多么放肆，多么大胆，多么无政府主义！它甚至变得目无尊长，竟敢骚扰一位君王的睡眠。德·里安古尔公爵[5]骑着口喷白沫的骏马飞驰到凡尔赛，要报告巴黎发生的事件。内侍告诉他，国王正在安寝，公爵坚持叫醒国王，最后他被带进国王神圣的寝宫！他报告：“巴士底狱被攻陷，司令官被杀害！他的首级插在长矛上游遍全城！”

“这可是一次暴乱。”惊慌失措的不幸君王嗫嚅着说。

可是这位无情的使者纠正道：“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加米叶·德穆兰

巴士底狱被攻陷

[1] 戛伏纳尔·莫里斯（1752—1816），美国政治家。美国开国元老之一，支持华盛顿，参加起草美国宪法，1789年前往法国，1792—1794年担任大使。他的日记记述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情。

[2] 亚瑟·杨（1741—1820），英国农业专家和政论家，1787年游历法国，撰文描写法国大革命前和大革命期间法国的状况。

[3] 加米叶·德穆兰（1760—1794），法国大革命领袖之一，政治家，与丹东关系密切，被激进分子送上断头台。

[4] 1572年8月23日至24日夜里，在巴黎爆发天主教徒屠杀新教徒的惨剧。这天是圣人巴托罗缪的纪念日，故称之为巴托罗缪之夜。

[5] 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克·德·拉·罗歇富哥尔-里安古尔公爵（1747—1827），法国政治家，1789年作为贵族代表参加三级会议。

第十九章 朋友四下逃散

人们对路易十六百般嘲笑，笑话他在1789年7月14日这天从睡梦中惊醒，听到巴士底狱的陷落，没有立刻理解这个刚刚出生的“革命”一词所具有的全部深远影响。莫利斯·梅特林克[1]在《智慧与命运》一书那著名的一章里，提醒那些事后未卜先知的聪明人：“在知道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全部过程之后，认识到该采取什么措施，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毫无疑问，在这个政治风暴来临之际的最初征兆发生之时，无论是国王还是王后，对于这个地震到底会激起多大程度的破坏，都没有最起码的预见。在他们的同时代人当中，有谁感觉到这个怪物在此初显峥嵘，即便是点燃并且发动这场革命的那些人，又有谁感觉到这点？这场新的人民运动所有的领袖，米拉波、巴依利[2]、拉法耶特[3]他们自己不是也丝毫没有预见到，这释放出来的力量会把他们带到离开他们目标多远的地方，会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志裹挟着他们走多远，因为1789年即便是日后革命者中最为狂暴的分子，罗伯斯庇尔[4]、马拉[5]、丹东[6]还都是一些信仰坚定的保皇派。一直要经过法国大革命自己，“革命”这个概念，才变成我们今天在语言上使用的那个涵盖极广，狂野激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概念。一直要用数字来赋予这个概念血肉和精神，而不是最初的一小时。于是出现了奇怪的悖论：并不是因为国王路易十六未能理解革命，所以革命才对他变得后果如此严重。而是正好相反：这位资质中庸的男人以感人至极的方式，努力设法理解革命，情况才变得如此。路易十六爱读历史书籍，这个天性羞涩的男孩，受到的最深的印象莫过于著名的大卫·休谟[7]先生，《英国史》的作者，亲自介绍给他的这本书。因为这本《英国史》是他最爱的读物，作为储君他已经怀着特殊的激情阅读了书中描写革命如何反抗另一位国王的一章。革命反抗英国国王查理[8]，国王最后被处死：这个先例对于胆小怕事的法国储君，不啻一个强劲的警告。等到类似的不满情绪激起的运动，在他自己国内爆发，路易十六认为，最好要保障自身的安全。他一再研读《英国史》，要从他的这位不幸的前辈所犯的错误当中及时学习。一位国王遭遇到这样一种暴乱，“不该”做什么事情：那一位反应激烈，他就要顺从迁就，希望这样一来，能够躲过最糟糕的结局。可是恰好是他这种根据类推法，用另外一场迥乎不同的革命，想要理解法国大革命的态度给国王路易十六造成了灾难。因为一个统治者在处于世界历史的时刻，绝对不可根据现成的药方，根据早已失效的榜样来做出他的决断：只有天才的具有先知的目光，才能在当前看出救星何在，正确的判断是什么，只有英勇无畏勇往直前的行动才能降伏这种狂野不羁、杂乱无章、汹涌澎湃、排山倒海猛扑过来的原始伟力。永远不可能用收起风帆来消弭一场风暴；这样一来，风暴反而以毫不减弱的力量继续兴风作浪，直到它自己力竭而衰，平息下来为止。

这便是路易十六的悲剧：他想要理解他并不理解的东西，于是去翻阅历史书籍，就像在一本教科书里查找答案。他想要在革命面前自我保护，他便战战兢兢地把他自己举止态度方面的一切王者气概全部抛弃。玛丽·安托瓦内特完全不是这样：她从不向书本请教忠告，也不请教任何人。反思过去和设想未来，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她也不会去做。她的性格直来直去，从不精心盘算，仔细联想。她的人性的强项仅仅在于本能。这个本能从一开始就断然否定革命。出生在帝王的宫殿里，秉承上帝的恩典长大成人，坚信她那君王的权利乃是得自天赐，从一开始她就认为人民对权利的要求乃是暴民极不恰当的反抗：凡是要求自己拥有一切自由和各种权利的人，最不愿意承认别人也有自由的权利。玛丽·安托瓦内特无论从内心还是外表都不会进行一次讨论；就像她的哥哥约瑟夫皇帝，她也说：“我的任务仅仅是充当保王党人”“我的任务仅仅是代表国王的立场”；她不肯降尊纡贵，百姓也不得犯上作乱。从攻陷巴士底狱起到押上断头台为止，她时刻毫不动摇地觉得自己有理。她内心没有一秒钟和这个新生的运动表示妥协：革命一词对她而言，只是一个美化造反的言辞而已。

大卫·休谟

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被处决

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待革命的这种倨傲、生硬，坚定不移的僵硬态度（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丝毫也不包含对人民的敌意。在气氛更加温和的维也纳成长起来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觉得人民，“善良的人民”，只是并不非常理性的一群人；她坚若磐石地深信，总有一天，这老老实实的一群牛羊会大失所望地脱离这些肆意挑唆者，摇唇鼓舌者，回到自己的羊圈，回到他们所属的主人家里。所以她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在“叛逆分子”身上，倾注在这些造反者、挑唆者、俱乐部成员、蛊惑人心者、演说家、拼命钻营者、无神论者身上，他们以各种混乱不堪乱七八糟的意识形态的名义，或者以野心勃勃的各种利益为诱饵，想说服过于天真的人民对宝座和祭坛提出要求。她把两千万法国人选出的议员称之为“一群疯子，一群恶棍”，一群傻瓜、无赖和罪犯，谁只要一度参加过这可拉一族[9]，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就全完了。谁若和这些热衷改革的狂徒说过话，就已经形迹可疑。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三次救过她丈夫和她孩子性命的拉法耶特，从来没有听见过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句表示感谢的话：宁可彻底玉碎，也不要这个虚荣的追求百姓恩宠的家伙出手相助！绝不，即使在监狱里，她也不会给那些法官面子，向他们提出请求，她不承认这些法官，称他们为刽子手，也不给某个议员这样的面子，向他提出请求；凭着她性格中的全部倔劲，她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反抗，绝不进行任何妥协。从最初的时刻直到最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始终把革命看成是一股人性中一切最卑下、最恶劣的本能所掀起的肮脏不堪的污泥浊水；她对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权利，对革命的建设性的意志一概毫不理解，因为她下定决心，只理解和坚持她的君王的权利。

这种不愿理解的态度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历史性的错误：大家不要否认这一点。这位平平庸庸，政治上思想狭隘的女人，既未通过教育，也未通过内在的意志，获得统揽思想上各种关联的才能和内心深邃的目光。她可以理解的，永远只有那些人性的，自己身边的感性的东西。从身边附近来看，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政治运动都浑浊不清，一种思想一旦在尘世间得以实现，其形象每次都立即扭曲。玛丽·安托瓦内特总是根据领导革命的人来判断革命——她又怎么可能有别的方法呢？在发生颠覆活动的时代，嚷得最凶，嗓门最高的人在这里永远不是最正直最优秀的人士。在贵族当中，总是债台高筑臭名昭著之辈，像米拉波、塔勒朗[10]这样道德败坏之徒，首先对自由大表热心，这能不使王后疑虑重重吗？玛丽·安托瓦内特发现，天性吝啬，贪得无厌，每件肮脏勾当都要插手的奥里昂公爵[11]热衷于新的博爱，她能把革命事业看成一种诚实、正经、道德高尚的事业吗？国民议会把米拉波选作自己的宠儿，此人无论在贪污行贿上，还是在撰写各种猥亵下流的笑话方面，都是阿累蒂诺的门徒，这个贵族的糟粕，由于拐骗、绑架和其他见不得人的勾当，在法兰西的各个监狱里都蹲过牢房，然后作为密探打发光阴，倘若这个事业为这些人设立祭坛，这个事业能够神圣吗？这些贩鱼的婆娘，街上的野鸡，把砍下的脑袋插在血淋淋的长矛上，作为她们胜利的残忍的标记，难道叫王后把这些污秽不堪的垃圾似的女人，当真看成一种新的人性的先驱？正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首先只看见暴力，不相信自由，正因为她只看见人，就没有预见到在这狂野的扰乱世界的运动背后，隐藏着看不见的思想；对于这个运动伟大的人性的成果，玛丽·安托瓦内特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理解。这个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人性关系中最为了不起的基本原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就业自由、集会自由，它把各个阶级，各个种族，各种宗教信仰一律平等作为首要条款，镌刻在新时代的法律石板上。把中世纪可耻的残余，刑讯、拷打、徭役、苦工和奴隶制度全部废止，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大街上血腥的动乱后面的这些精神上的目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她也没有理解，也没有设法去理解一点。在这阵漫无头绪的人声鼎沸、骚动不宁之中，她只看见一片混乱，没有看见想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搏击和痉挛之中诞生的新秩序的轮廓。因此，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怀着她那倔强心灵的一切坚定意志，只仇恨那些领袖和被领导的群氓。于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便发生了。既然玛丽·安托瓦内特对革命采取不公正的态度，革命对她也就冷酷无情，绝不公正。

革命就是敌人——这是王后的立场。王后就是障碍——这是革命的基本确信。民众凭着他们确实可靠的本能感觉到，王后是唯一强劲有力的对手。从一开始，斗争的全部火气都冲着王后个人。路易十六无论是在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不算数，这点乡村里最后一个农民，大街上最小的孩子全都知道。这个胆小怕事、腼腆羞怯的男人只要开上几枪，就能把他吓得对每个要求全都表示赞同；你可以把红帽子套在他头上，他会戴着。倘若向他厉声命令，叫他高喊：“打倒国王！打倒专制暴君！”——尽管他身为国王，他会像个木偶似的听命照办。只有一个意志在法兰西捍卫宝座和王权，根据米拉波说的话，“国王所拥有的唯一的壮士”，那就是“他的妻子”。所以谁若拥护革命，必须反对王后。从一开始王后便是挡箭牌。为了让大家认清她这个靶子，划出清晰的界限，一切革命的文章开始把路易十六说成人民真正的父亲，说成“善良高贵的人”，可惜过于软弱并且“受到诱惑”。倘若按照这个人民之友的心思行事，在国王和民族之间将存在美妙已极的和平。但是这个外国女人，这个奥地利女人驯从她的哥哥，卷进她宠信的男女组成的圈子里，具有强烈的统治欲，专横、暴戾，她不愿看到君王和民众之间关系融洽，处心积虑地想出新的阴谋诡计。为了凭借召来的外国军队，把这自由的巴黎变成一片废墟，她用恶魔似的诡计笼络军官，让他们把大炮对准手无寸铁的人民，怀着渴血的贪婪，用美酒和馈赠鼓动士兵进行一次巴托罗缪之夜；真的，现在是打开这个可怜的不幸国王的眼睛，让他看清这个女人的时候了！基本上这两派的思维方式都向着同一个方向：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人民是善良的，但是受到“叛逆分子”的挑唆。对于人民而言，国王是善良的，只是受到他老婆的唆使，蒙蔽了双眼。所以斗争其实只在革命者和王后之间进行。反对王后的仇恨越凶，对她的辱骂越不公正，诬蔑越发严重，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就变得越加倔强。谁若坚定不移地领导或者反抗一个宏伟的运动，自己的内涵也就随着反抗而增长。自从整个世界都与玛丽·安托瓦内特为敌，她那孩子气的倨傲也变成了高傲，她那四下分散的力量也就汇聚成真正的性格。

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日后的力量只可能在防卫之中得到证明；脚上拴着一坨铅块，她不可能去迎战敌人。这个铅块便是那位可怜的优柔寡断的国王。通过他的巴士底狱被攻陷，他的右颊挨了一记耳光，第二天早晨，他还像谦卑的基督徒那样，把左颊伸过去；他非但不发火，不谴责，不惩罚，反而在国民议会做出允诺，把他的军队撤出巴黎，这些部队也许还准备为他而战，这样一来，他就否认了那些为他而阵亡的保卫者。他对那些杀害巴士底狱司令官的凶手，一句重话都不敢讲，就承认了恐怖行为在法兰西是合法的势力，他的退缩使得起义合法化。为了感谢他承受这个屈辱，巴黎乐于准备给这位愿意合作的君王戴上花环，并且赋予他“法兰西自由的修复者”的称号——但只是很短时间。在城门口，市长用一语双关的词句迎接路易十六：人民把他们的国王又征服过来了；路易十六驯从地接过帽徽，这是民众为了攻击他的权威选定的冲锋标记。他没有觉察到，民众并不是真的向他欢呼喝彩，而是欢呼他们自己的力量，竟使他们的统治者变得这样低三下四。7月14日，路易十六失去了巴士底狱。4月17日又丢掉他的尊严，向他的对手深深鞠躬，竟使王冠从他的头上滚落尘埃。

既然国王做出了自己的牺牲，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不能不做出自己的牺牲。她也不得不提供证明，表示良好的意愿，公开宣布和新的主人，人民，最有理由憎恨的那些人脱离关系，那就是她旧日的游伴，波利涅克那伙人和阿尔托阿伯爵：这些人得永远作为遭到唾弃的人，离开法国。其实离别，如果不是被迫分手，王后也并不会怎么心情沉重，因为她内心里早已从这帮放荡的男女当中抽身出来，只不过现在，在这离别时刻，和这些同伴之间早已冷却的友谊，又一次活跃起来。她和他们共同度过的，她一生中最美好、最精彩、最最无忧无虑的年代，他们曾经干尽傻事，波利涅克曾经分担过她的全部秘密，带大了她的孩子，亲眼看见他们逐一长大。现在波利涅克得离她而去：怎么会看不出来，这次离别同时也是和她自己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的诀别？因为现在那无忧无虑的时光已经永远一去不返；像瓷器一样光亮，像雪花石膏一样光滑的十八世纪的世界已被革命的铁拳砸得粉碎，热衷于精致纤秀享受的乐趣已永远一去不返。正在逼近的兴许是个伟大的时代，但是粗野，是个强劲的时代，但是杀气腾腾。洛可可时代银质的八音钟已经奏完了它的旋律，特丽雅侬的日子已成往事。玛丽·安托瓦内特忍着泪水，下不了决心，送她往日的朋友们踏上最后的路程：她实在害怕她自己心里的感动，她一直待在自己房间里。可是到了晚上，下面院子里马车已经备好，正等待着阿尔托阿伯爵和他的孩子们，贡代公爵、波旁公爵、波利涅克夫人，各位大臣和维尔蒙神父，等待着青年时代围在她身边的那些人上车，这时玛丽·安托瓦内特迅速从桌上撕下一张信笺，给波利涅克夫人写下这样几句震撼人心的话语：“别了，最亲爱的朋友！诀别的话很可怕，但非说不可。这里是命令马匹启程的命令。我现在只剩下和您拥抱的力气。”

从此之后，这响亮的弦外余音都回荡在王后的每封信里：一种带有预见性的忧伤，开始给她所有的话语都蒙上黑纱。过了几天，她写信给波利涅克夫人：“我无法向您表示，和您分开我心里感到的全部遗憾，我只希望，您也有同样的感受。我的健康状况相当不错，尽管身体受到接连不断的震撼，有些虚弱。我们身边尽是苦难、不幸和不幸的人——那些离去的人不算在内。大家四下逃散，想到那些从前和我很亲近的人，现在已离我远去，我还很高兴。”就仿佛她不愿让这个久经考验的女友还发现她的一个弱点，仿佛她知道，作为王后她往日的权力已只剩下一点，那就是王者的态度，她急忙补充一句：“但是您可以相信，这些讨厌的事情只会教会我要更加小心谨慎，只有在目前这样的瞬间才会认识人，学会区别，谁是真正对我有好感，谁不是。”

现在王后身边一片寂静，而王后是乐于，太乐于在喧闹声中生活的。大举逃亡已经开始。往日的朋友都在哪里？大家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犹如去年飘落的雪花。平素像贪婪的孩子一样挤在摆满礼物的桌子上大声喧闹的人，洛冲、埃思特尔哈奇、伏德娄伊他们如今何在，这些牌桌上的伙伴、共舞的舞伴和骑士们？他们骑着马或者乘着车纷纷乔装打扮离开凡尔赛，——“能自救就自救”。但这一次并非去参加一次化装舞会，而是遮着面孔，不致被人民认出，受到私刑。每晚都有辆马车穿过镀金的大门，一去不还，空旷的大厅里，越来越寂静；不再有戏剧演出，不再有舞会，没有巡游，没有觐见，只在早上还有弥撒，然后就是在小书房里和众大臣举行漫长而徒劳的议事，大臣们自己也一筹莫展。凡尔赛变成了埃斯柯里阿尔[12]：聪明人，都急流勇退。

可是恰好在现在，一向在世人面前算是王后亲近朋友的人，纷纷抛弃王后的时候，那个真正的朋友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只要充当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宠信会给自己带来光彩荣耀的时候，这位模范情人，为了爱护他心爱女人的名誉，总是羞怯地躲在一边，从而使王后一生中埋得最深的秘密得到保护，不致受到好奇心和闲言碎语的侵袭。可是现在，王后遭到贬谪，作为她的朋友，得不到荣誉，得不到尊敬，不会遭人妒忌，而是要有勇气和无限的牺牲精神，这时这个唯一深爱王后的情人和唯一为王后深爱的恋人便自由自在、坚定不移地走到玛丽·安托瓦内特身边，从而也载入了史册。

[1] 莫利斯·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的法语作家、戏剧家，象征主义派的重要代表之一，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 让·西尔万·巴依利（1736—1793），法国数学家，法国大革命后任巴黎第一任市长。

[3] 吉尔贝尔·杜·莫济埃·德·拉法耶特侯爵（1757—1834），法国军人、政治家，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被称为“两世界的英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八位名誉公民之一。

[4] 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大革命领袖之一，激进派的代表，后死于断头机下。

[5] 让-保尔·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中激进的理论家、政治家，为吉伦特党的同情者刺死。

[6] 乔治·雅克·丹东（1759—1794），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之一，公安委员会首任主席，死于断头机下。

[7]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8] 查理一世（1600—1649），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的国王，为克伦威尔所败，1649年被处死。

[9] 可拉，《圣经·旧约全书》中，聚众造摩西反的利未的曾孙。可拉一族，喻聚众闹事的歹徒。

[10] 查理·莫里斯·德·塔勒朗亲王（1754—1838），法国主教，政治家、外交家，任职于路易十六、法国大革命、拿破仑、路易十八、路易-菲利普时期。

[11] 路易·菲利普二世，约瑟夫·奥里昂公爵（1747—1793），出身于波旁-奥里昂王室，反对路易十六，大革命时倾向革命派，投票主张处死国王路易十六，1793年恐怖时期仍被激进分子处死。

[12] 埃斯柯里阿尔：西班牙旧日的王宫，在马德里西北，渐渐失去政治中心的位置，仅仅成为文化遗迹。

第二十章 挚友出现

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这个名字，这个人物长久地被秘密所笼罩。在那份公开印出的王后情人的名单里没有提及他，在公使们的信件里，同时代人的报告中，也都没有提及他，费尔森不属于波利涅克沙龙中那些熟悉的宾客之列。只要是光彩夺目、灯火辉煌的场所，都看不见费尔森面容严肃的颀长身影。多亏他这聪明而又巧妙算计的收敛态度，他逃脱了宫廷宵小恶毒尖刻的蜚短流长。但是历史也忽视他很长时间，也许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生平埋得最深的秘密，也会永远深埋在黑暗的阴影之中；可是在上世纪[1]下半叶，突然有一则罗曼蒂克的谣言广为流传。在瑞典的一座府邸里，存放着好几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私密信件，无人得以接近，全都加以密封。起先没人相信这则几乎不大可能的谣言，直到那些秘密通信突然面世为止。这本通信集尽管有很多私密的细节遭到删除，使这位籍籍无名的北国贵族一跃登上玛丽·安托瓦内特朋友的首位，占据优先的位置。这本通信集的出版，根本上改变了这位迄今为止被认为是轻浮女人的性格形象；一出心灵的戏剧被公之于众，内容精彩绝伦，险象环生，一曲牧歌，一半发生在宫廷的阴影之中，一半已笼罩着断头机的阴影，是那种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中的一部，这样难以置信，只有历史自己才敢于命笔撰写：两个人在火烧火燎的恋情之中彼此委身，迫于义务和谨慎，胆战心惊地把他们的秘密严加隐瞒，一再被迫分离，又从渺若星空的两个世界彼此苦苦寻觅，一个是法兰西王国的王后，另一个则是北国陌生的小容克贵族。在这两个人的命运当中横亘着一个正在崩塌的世界，一个世界末日般不祥的时代——一页熊熊燃烧的历史，正因为人们从这些半已抹去、残缺不全的暗号和密码当中，只能逐渐参透这些事件的整个真实情况，这段历史才更加显得激动人心。

这出伟大的历史爱情剧一开场绝非场面宏大、气势磅礴，而是完完全全按照当时的洛可可风格；这出戏的序曲完全像是抄自小说《福布拉斯》[2]。一个年轻的瑞典人，是位参议员之子，世袭了显贵的姓氏。十五岁时，在一位家庭教师的陪同下出国游学三年，——以便学成处世交际的艺术，在意大利学习医学和音乐，在日内瓦不可避免地去造访一切智慧的巫师伏尔泰先生。伏尔泰用绣花的睡袍裹着他枯干瘦削、轻若羽毛的身躯亲切仁慈地接见了他，这一来费尔森便赢得了精神上的学士身份。现在这位十八岁的少年只差最后一道加工：到巴黎去学习优雅的谈吐举止。这样，十八世纪的一位青年贵族该受的典型教育过程就算完成。于是这位十全十美的骑士就可以充当公使，担任大臣或者将军，上流社会向他敞开大门。

年轻的阿克瑟尔·封·费尔森出身贵族家庭，严格遵守礼仪，聪明务实，应对得当拥有巨额财产和外国人的名声，除此之外，他还随身带来一封特别的信用证明：他是个出奇英俊的男子，腰板笔挺，肩膀宽阔，肌肉发达，像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富有丈夫气概，但并不因而显得粗笨臃肿。我们怀着无限的好感观赏众多画像上他那神情坦诚、线条匀称的脸庞，配上一双清澈坚定的眼睛，眼睛上面是两道土耳其佩刀似的引人注目的黑色弯眉。高爽的前额，温婉性感的嘴，这张嘴善于沉默，无可指摘，这点已经绝妙地得到证实：根据画像可以理解，一个真正的女人会深爱这样一个男人，不仅如此，还会出于人性，信赖这个男人。当然，只有极少数人称赞费尔森是个能说会道的健谈者，是个“极有机智的人”，是个讨人喜欢的社交界的人物；但是他那平淡的聪明完全和待人坦诚、办事自然而有分寸相结合。早在1774年，瑞典大使便向国王古斯塔夫[3]报告：“和我同时待在这里的瑞典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这宏大世界的最佳接纳。”

再说这位年轻的骑士并非性情阴郁寡欢、厌恶美味佳肴之人，太太小姐们都称赞他，在寒冰般的外壳之下有一颗“火样的心”。他在法国并未忘记及时行乐，经常光顾宫廷和上流社会的舞会。在那里他经历了一次惊人的艳遇。有一天晚上，那是1774年1月20日，在时髦男女，也是可疑人物聚会的歌剧院舞会上，一位服装出奇高雅，身段苗条，蜂腰纤细，步态极为轻盈的青年女子向他走来，在天鹅绒的面罩保护下，开始和他进行一番风流的谈话。费尔森得到这样的荣誉，受宠若惊，极为愉悦地以轻松的语气回答，发现他那咄咄逼人的谈话对手颇有辣味，而且讨人喜欢，也许心里已暗存种种希望如何度过这一良宵。可是他突然发现，有几位先生和女士一面好奇地窃窃私语，一面向他们聚拢，汇成一个圈子，自己和那位戴面罩的夫人成为人们越来越注意的中心。情况已经变得相当难堪，这位巧施计谋的风流女子终于脱下面罩：她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宫廷的编年史里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件——，法兰西的太子妃又一次摆脱她瞌睡懵懂的丈夫的眠床，驱车前去参加歌剧院的舞会，把一个外国骑士招来闲聊。宫廷女侍们连忙防止引起过于严重的轰动，立刻把这稀奇古怪逃出宫来的太子妃团团围住，把她带回自己的包厢里去。但是在这蜚短流长成风的凡尔赛宫里，哪有什么秘密？太子妃这样违反礼仪地滥赐恩宠，每个人都在议论纷纷，表示惊讶。明天，麦尔西大使大概就会十分气恼地在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驾前进行抱怨，美泉宫就会派出急使，把一封口气辛辣的信件带给女皇的“疯丫头”女儿，要她赶快放弃这些不合适的“放荡的生活”，不得在这些该死的舞会上和阿猫阿狗进行谈话。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把她的意志贯彻下去，她喜欢这个年轻人，也向他表示出来。从那天晚上开始，这个论爵位、论地位都不怎么出类拔萃的年轻骑士，在凡尔赛举行的各种舞会上都得到特别亲切的接待。经过这番前景如此看好的开端，是不是在当时这两人中间已经发展出某种倾心相恋？谁也不知道。反正不久之后，一个重大的事件打断了这段——无疑还是纯洁的——调情，因为小公主在路易十五驾崩之后，一夜之间变成了法兰西王后。两天之后，——是不是有人给费尔森做出了暗示？——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启程返回瑞典。

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

第一幕到此告终。它不过是一场风流的前奏，真正戏剧的序幕。两个十八岁的少年男女彼此邂逅，互相爱慕，“这就是一切”——译成现代的语言：一桩舞会上的友谊，一场高中生的调情而已。实质性的东西还丝毫没有发生，还没有触及感情的深处。

第二幕：四年后。1778年费尔森又一次出游到法国。父亲把这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派出国去，旨在钓得一位有钱的太太，或者是伦敦的封·累耶尔小姐，或者是奈克尔小姐，日内瓦的银行家之女，以后作为德·斯太尔夫人世界闻名。但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并不特别热心于谈婚论娶。不久，大家才明白原因何在。这位年轻的贵族刚到巴黎，立即穿上节日盛装亮相于宫廷。人家还认识他吗？还会有人记得起他吗？国王闷闷不乐地点了点头，其余的人漠不关心地看看这个无足轻重的外国人，谁也没有向他说句友好的话。只有王后，刚一看见他就热烈地叫道：“啊，这可是个老相识啊！”——“啊，我们早就认识了。”没有，王后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她的这个英俊的北国骑士。她的兴趣立即又蓬勃燃烧起来——这可不是五分钟热度！王后邀请费尔森参加她的种种聚会，跟他说了一大堆亲切友好的话语；就像他们在歌剧院的舞会上初次相识时那样，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迈出了第一步。不久，费尔森就可以向他父亲报告：“王后，我所认识的世上最为可爱的女王，居然有好心来打听我。她问克洛埃茨[4]我为什么不去参加她星期天举办的赌局。她听说，有一天觐见取消，我却去了，她几乎为此向我道歉。”这个高傲的女人，即使公爵夫人们向她问候，她也不予回礼，七年之久没有向红衣主教罗昂颔首致意，四年之久没有理睬杜巴里夫人，如今却向一个来自外国的小小贵族表示歉意，因为他白白地到凡尔赛来了一趟。人们不由得想和歌德那样说道，王后“给予这个男孩可怕的恩宠”。几天之后，年轻的骑士向父亲报告：“每次在王后举办的赌局上得以拜见她本人，她总和我攀谈。”“这位最可爱的王后”有一次违反一切礼仪，请求这位年轻的瑞典人，下次穿上他祖国的军装到凡尔赛来，王后无论如何一定要看看，这套外国服装究竟对他如何合身——这是一位恋人的突发奇想！不言而喻，这位“帅哥阿克瑟尔”满足了她的这个愿望，古老的戏文又重新开始上演。

只不过这一次对于王后而言，可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宫廷有成千双眼睛虎视眈眈地看守着她，玛丽·安托瓦内特现在必须加倍地小心谨慎，因为她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十八岁的小公主，可以用年幼无知、稚气未脱来加以原谅，而是法兰西的王后。但是她的血液已经苏醒，经过七年可怕的岁月，那位笨拙的丈夫路易十六成功地完成了丈夫的职责，真的让王后变成了他的妻子。但是这个感情细腻的女人，出落成一个完完全全的美人，几乎可说是相当丰满的美人，把这大腹便便的丈夫和她年轻貌美、光彩照人的情人两相比较，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第一次激情满怀地陷入爱河中的女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就开始说了一大堆亲切友好的话语，不仅如此，还不自觉地满面红晕，神情慌乱，从而在一切好奇成性的人们面前暴露了她对费尔森的感情。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人性最令人产生好感的特点，以前多次，现在又一次把她拽入险境：无论是产生好感，还是反感，她都不会装假。有位宫廷女侍官声称，亲眼看见费尔森有一次出人意表地走了进来，王后又惊又喜，开始战栗；另外一次，王后坐在钢琴旁边歌唱狄多的咏叹调[5]，当着宫廷全体人员的面，唱到这句歌词：“啊，当我把您接到我的心中，我激情勃发。”她那双平时如此冷漠的蓝眼睛，带着爱慕的柔情射向她的芳心秘密（这下可就不再秘密）挑选的人儿，于是闲话陡起。不久，把王室的隐私视为最重要的世界头等大事的整个宫廷社会，激情如炽、无比贪婪地探查形势：王后会把费尔森变成她的情人吗？怎么变成的，什么时候变成的？因为她的感情已经表现得过于明显，每个人都会发现，只有她自己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那就是，只要费尔森有勇气，或者够轻率，伸手去攫取他的战利品，定能赢得这位年轻王后的任何恩宠，即便是最后的恩宠。

但是费尔森是个瑞典人，是个人品完整、性格完美的男子汉：在北国人身上，强烈的罗曼蒂克的秉性可以和平静的理智，几乎可以和冷静的理智并行不悖。费尔森一眼便看清了形势难以为继。王后已经钟情于他，王后的这个弱点谁也没有比他更加清楚，可是尽管他深爱并且尊敬这个年轻迷人的女人，滥用她感情上的这一弱点，毫无益处地使王后陷于流言蜚语之中，这可有违他那诚实正派的秉性。公开的恋爱关系，势必会引起一场史无前例的丑闻：单单通过她柏拉图式的流露恩典，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使自己的名誉大受损害。另一方面，费尔森又觉得自己过于热情，过于年轻，无法扮演约瑟[6]的角色，贞洁而冷漠地拒绝一位年轻美貌，自己深爱的女人流露出来的爱情。于是这个卓尔不群的男子做了一个男人在这样一种棘手的情况下，所能做的最高尚的事情：他让上千英里的距离，横亘在自己和这位遭到危害的女人之间，他迅速报名参军，作为拉法耶特的副官前往美国。他趁这根绳索还没变成解不开的死结，还没可悲地乱成一团，就把它一刀剪断。

关于这对恋人的离别，我们拥有一份无可置疑的文件。瑞典公使寄给古斯塔夫国王的公开信函，把王后对费尔森的激情四射的恋情做出了历史性的证明。大使写道：“我必须禀告国王陛下，年轻的费尔森被王后如此看好，已经激起了有些人的怀疑。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相信，王后对他怀有一种好感。我注意到十分清晰的迹象，不能对此表示怀疑。年轻的费尔森伯爵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谦虚谨慎，十分收敛，尤其下定决心前往美国，他的态度堪称模范。他通过远走美国的举动，消弭了所有的危险；下定决心抗拒这样一种诱惑，无疑超过了他的年龄。在分手前最后几天，王后的眼睛始终停留在他身上，看他一眼，王后的眼睛便噙满泪水。我请求国王陛下独自和费尔森参议员守住这个秘密。宫廷的宠臣们一听到伯爵出发的消息，都喜不自胜。费茨-杰姆斯公爵夫人对费尔森说：‘怎么，先生，您竟把您征服的女子弃于不顾？’——‘我要是征服了什么人，不会弃之不顾。我就此离去，无牵无挂，了无遗憾。’陛下定会承认，这个回答聪明而又克制，远远超过他的年龄。话说回来，王后现在显得比先前更能自我克制，更加聪明。”

那些捍卫玛丽·安托瓦内特美德的人们，从此不停地挥动这份文件，犹如挥舞一面旗帜，证明王后雪白无垢纯洁无瑕。他们这样论证：费尔森在最后关头，逃脱了一场迹近通奸的恋情，这两个彼此深爱的恋人斩断情丝，放弃对方，令人钦佩。这伟大的激情，终于保持“纯洁”。但是这个证据丝毫不能作出一劳永逸的证明，这只能证明暂时的事实。在当时，在1779年，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费尔森还没有走到最后亲昵的程度，只有最后几年，才是这场激情决定性的危险年头。我们才刚走到第二幕的结尾，离开他们感情纠葛最深刻的地步还相距甚远。

第三幕：费尔森又一次回到法国。经过四年自觉自愿的流亡，他在1783年6月，和自愿赴美援助的队伍一同在布列斯特登陆，便立即赶往凡尔赛。他在美国一直和王后保持通信联系，但是爱情需要活人在场。现在可别再非分离不可，终于可以彼此接近，建立牢固关系，四目相视，不再横亘着遥远的距离！显然是依照王后的愿望，费尔森立即谋求一个法国团长的职位；为什么？这个谜语，远在瑞典的那位节俭成性当参议员的老爸，没法参透，汉斯·阿克瑟尔干吗非要待在法国不可？作为业已经受考验的军人，声名显赫的古老贵族世家的继承人，作为罗曼蒂克的国王古斯塔夫的宠儿，在故乡，任何职位都尽可供他挑选，为什么非要待在法国不可？大失所望的参议员一而再气恼地发问，儿子连忙糊弄他那满腹狐疑的父亲，他在法国是为了娶个富有的继承人，拥有几百万瑞士货币的奈克尔小姐。但是他在同一时间写给他妹妹的一封私密信件暴露实际上他什么都想，恰好不想结婚。他给妹妹的这封信里赤裸裸地存放着开启他心灵的钥匙。“我下定决心，绝不缔结一次婚约，否则就不自然了……我想要属于我唯一深爱的女人，而她也是唯一深爱我的女人，我却无法属于她。那我就不愿属于任何人。”

难道这还说得不够清楚吗？难道还需要问，谁是这“唯一”深爱他的女人，而他又不可能通过婚姻，永远属于这个女人——谁是她，费尔森在日记里简单地称王后为“她”？必须发生一些决定性的事情，才使他敢于对自己，对他妹妹这样满有把握地，这样直率公开地承认他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倾心相爱。他对父亲说，有“上千种私人的理由，无法书之于信件之中”，让他留在法国，那么在这上千种理由里面，只有一种理由是他不愿告诉父亲的，那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愿望或者命令，让她这位遴选出来的朋友持续地待在她的附近。因为，费尔森现在刚一申请团长的职位，谁又表示“给予”恩宠，干预这一事件？——是平素从不关心军官任命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是谁不久把这项得到贯彻实施的军官职位的授予通知瑞典国王的？不是那唯一与此有关的机关，全军的最高统帅，而是他的妻子，王后，用一份亲笔书写的信函通知瑞典国王的。

在这几年或者往后的几年里，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费尔森之间的那种亲密的，或者不如说最为亲密的关系极有可能就此开始。当然，费尔森还得“非常勉强地”作为副官陪同古斯塔夫国王出国旅行两年，然后到1785年终于彻底落脚于法兰西。在这几年，玛丽·安托瓦内特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项链事件使得这位过去相信世人的王后孤立起来，使她终于懂得本质的东西。她从那些极为聪明而不可靠的人，讨人喜欢而背叛成性的人，风流倜傥而输得精光的人组成的令人晕眩的圈子里抽身退出，抛弃了许许多多毫无价值的人物。她的心迄今为止大失所望，现在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在她遭到众人普遍仇恨之际，她那渴求柔情，渴求忠诚可靠，渴求爱情的需求无限增长；现在她已成熟，不再虚荣而愚蠢地在万众惊羡的镜面映象上浪费光阴，而是委身于一个灵魂开朗坦诚、坚定不移的人。而费尔森呢，自从他知道这个女人受到污蔑诋毁与迫害威胁，天性富有骑士精神的他便以全部充沛的感情深爱这个女人。只要王后受到万众的崇拜，有上千个阿谀奉承者围在四周，费尔森便竭力避开她的恩宠。自从王后需要帮助，变得孤立无援，他才敢于爱上王后。他写信给他妹妹：“她非常不幸，她的勇气超乎一切，值得称赞，使她变得更加迷人。我唯一感到不幸的是，不能完全补偿她所受到的一切痛苦，不能使她像她应得的那样幸福。”王后越不幸，越遭人唾弃，越惊惶失措，他那用爱来补偿一切的男性意志便发展得更加强劲有力。“她常常和我一起哭泣，您说，我是否应该爱她。”灾难越是逼近，这两个人便愈加激烈，愈加悲惨地挤在一起，王后是在经历了这么多失望之后，再一次在费尔森身上找到她最后的幸福，而费尔森则想以他富有侠义精神的爱情，以他毫无保留的牺牲，弥补王后一个失去的王国。

于是从前肤浅的好感变成发自心灵的爱慕，调情变成了爱情，他们两个做出一切可能做出的努力，在世人面前掩饰他们的关系。为了消除任何怀疑，玛丽·安托瓦内特不让巴黎，而是让靠近边境的瓦伦西埃纳作为这位年轻军官的驻防地。倘若“有人”（在费尔森的日记里这样含蓄地称呼王后）召他进宫，他就想出一切招数，不让所有的朋友知道他真正的目的地。这样人家对他出现在特丽雅侬就没法大做文章。他从凡尔赛写信给妹妹，提醒她：“别告诉任何人，我从这里写信给你，因为我所有的其他信件都写的是寄自巴黎。再见，我现在得去见王后了。”费尔森从不造访波利涅克那帮人的聚会，从不在特丽雅侬的私密圈子里露面，从不参加雪橇滑行、舞会、赌局：让王后的那些表面上的宠臣们在那里继续尽可能张扬地自我炫耀吧，因为恰好凭着他们大献殷勤，他们浑然不觉地在宫廷中帮忙把真正的秘密掩盖起来。他们统治着白天，而费尔森的王国却是黑夜。他们一个劲地表示敬意，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而费尔森则为王后所爱，沉默不语。深知内情的圣普里斯特[7]知晓一切，唯独不知道他自己的妻子也爱上了费尔森，给费尔森写了好些炽热火烫的情书，这位圣普里斯特极有把握地报道，这使他的论断比所有其余的人所做的论断更加有效：“费尔森每周造访特丽雅侬三四次，王后也是如此，不带任何随从。这样的一些幽会引起了公开的蜚短流长，尽管王后的这位宠儿谦虚谨慎、含蓄收敛。他对外从不炫耀他的地位。在王后所有的朋友当中，他最不引人注目。”当然，在这五年当中，单单属于恋人的两人相处的时间，永远只是匆匆偷得的短暂仓促的几个小时。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尽管个人很有勇气，她的贴身侍女也很可靠，但她不敢过于冒险；一直到1790年，在诀别之前，费尔森才能怀着恋爱中的幸福感报告，他终于可以和“她”，一起度过整整一天。只是在黑夜和清晨之间，在花园的阴影里，也许在杂乱地散布在特丽雅侬的乡村中的一间村舍里，王后可以在那里期待她的契鲁比诺[8]；《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花园场景，连同它的充满柔情的罗曼蒂克的音乐，在凡尔赛花园的小灌木林中，在特丽雅侬曲曲弯弯的小路上神秘地演到终结。但是骑士团首领石头一样捣碎一切的脚步声，已在门前轰隆轰隆地响起，以唐璜音乐沉重的节拍作为精彩的前导：第三幕就这样从洛可可的柔情万种转变到革命悲剧宏伟壮阔的风格之中。只有被鲜血和暴力的风暴强劲地掀起的最后一幕，才带来了逐渐加强的旋律，诀别时的绝望，沉沦时的神魂颠倒。

只有在现在，在极度的急险之中，其他所有的人都已纷纷逃离，那个在幸福时光高贵地躲在一边的人，那真正唯一的朋友才走了出来，准备和她一同去死，准备为她而死；费尔森迄今为止一直置身于阴影之中的形象才在时代灰暗惨淡的暴风雨来临的天空中显出轮廓。他心爱的女人越是受到威胁，他下的决心就越大；他们两人无所顾忌地逾越了迄今为止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传统习俗的界限，他们两人一位是哈布斯堡皇室的公主，法兰西王国的王后，另一位是外国的，瑞典的世袭贵族。费尔森每天都出现在宫中，所有的信件都通过他的手传出去，每一项决定都和他一起斟酌掂量，最艰巨的任务，最危险的秘密全都托付给他。他是唯一知道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切企图、一切忧虑和一切希望的人，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王后的眼泪，她的沮丧和她强烈的悲哀。恰好在所有的人都离她而去，她失去了所有的人之际，王后找到了她徒劳无功地寻找了一辈子的东西：那正直、诚实、正派，具有男子气概，勇气十足的朋友。

[1] 上世纪是指十九世纪。

[2] 全名为《德·福布拉斯骑士的香艳情史》为让-巴卜蒂斯特·卢埃·德·古弗拉依的长篇小说，分三部分，描写一个外省贵族青年在巴黎的恋爱故事，分别发表于1787、1788、1790年。

[3]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1746—1792），1771—1792年在位。

[4] 古斯塔夫·菲利普·克洛埃茨伯爵（1731—1785），瑞典政治家、外交家、诗人，时任瑞典驻法大使。

[5] 英国作曲家亨利·派塞尔的歌剧《狄多和埃奈阿斯》中的咏叹调。迦太基女王狄多因为恋人特洛亚的英雄埃奈阿斯抛弃她，愤而自尽。

[6] 《圣经·旧约·创世记》中记载了约瑟的故事。他被卖到埃及人波提乏家中，波提乏之妻勾引他，为他所拒。波提乏之妻便诬告约瑟，使之被投入狱中。见《创世记》第39、第40章。

[7] 弗朗西斯-埃玛努艾尔·桂格纳特，贡特·德·圣普里斯特（1735—1821），法国政治家、外交家。

[8] 契鲁比诺，《费加罗的婚礼》中伯爵的侍童，伯爵夫人侍女苏珊娜的追求者。

第二十一章 是他吗？不是他？

在无限漫长的时间内，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不像人家以为的那样，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心灵长篇小说中的配角，而是主角，这点大家都知道，而且不容反驳；大家知道他和王后的关系不仅是风流的嬉戏，罗曼蒂克的调情，行吟诗人的骑士行径，而是一股二十年里经过淬炼、经受考验的爱情，具备王后权力的一切象征，火焰般炽热的激情，君临一切的勇气，极度充溢的宏伟感情，最后这份爱情还笼罩在把握不定的气氛之中。难道这份爱情——像人们在上世纪喜欢用文学的形式所说的那样——就是一种所谓的“纯洁的爱情”，人们很卑劣地以此指那种不允许激烈相爱、激烈被爱的女人拘谨地拒绝最终委身于对她钟情，并且被她所爱的男人？还是说，这份爱情就那种意义上说，是“应受惩罚”的爱情，这就是说：我们意义上的一种完整的、自由的、慷慨的，勇敢大胆地勇于献出自己，勇于献出一切的爱情？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是否仅仅是一个“骑士般的仆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个浪漫的崇拜者，还是说的的确确在肉体上也是王后的情人——是他吗？还是说不是他？

“不是！”“绝对不是！”某些保王的——反动的传记作家立刻大叫起来——带着一种稀奇古怪的愤慨和十分可疑的仓促，不惜一切代价要捍卫王后，“他们的”王后，“纯洁无瑕”的王后，不容人们对王后进行任何“侮辱”“贬抑”。维尔纳·封·海登斯塔姆[1]以一种令人羡慕的确有把握的口气声称：“他（指费尔森）激情四射地热爱王后，可是从来不让任何肉欲的念头玷污这份爱情，完全配得上行吟诗人和圆桌骑士的爱情。玛丽·安托瓦内特深爱他，但一刻也没有忘记妻子的义务、王后的尊严。”对于这类充满敬畏的狂热分子，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这就是说，他们抗议居然有人想到——法兰西最后一位王后竟然会背叛我们历代国王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母亲遗赠给她的“荣誉的存款”。所以，天呀，千万别对这个“可怕的诽谤”（龚古尔[2]语）进行深入调查，根本就不要对此展开讨论，别让“极端阴险狡诈之徒，或者厚颜无耻之辈”来揭示真实情况！倘若有人哪怕只是接近一下这个问题，这些无条件捍卫玛丽·安托瓦内特“贞洁”之人，立刻神经质地摇铃示警。

是不是我们的确非遵照这一命令，紧闭双唇，默默无言地走过这个问题：费尔森究竟是不是一辈子只是额上戴着祥光四射的光环，看着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是也用男性的、人性的目光看着她？问题不是更在于谁贞洁地回避这一问题，径直从真正的问题旁边走过？因为只要不知道一个人最后的秘密，就不了解这个人，只要不理解一个女人爱情的本质形式，就一点也不了解她的性格。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关系当中，长年强压下去的激情并不仅仅是偶然地掠过一个人的生活，而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充满了甚至过分充满了心灵的空间，那么问及这个爱情的终极形式并非多余的、恶意的提问，而是对于一个女人的心灵肖像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问题。而要正确地画像，就得好好睁开双眼。那么：我们就迈步向前，审查情况和文件。让我们好好研究，也许问题就能找到答案。

第一个问题，其前提是，我们本着资产阶级的道德，认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如果无保留地委身于费尔森，乃是一种罪过——谁来指责她这样彻底地委身呢？在同时代人当中只有三名，当然这是三位规格最高的人物，不是在后楼梯偷听窥视之徒，而是了解实情的人物，可以相信他们无条件地了解情况：那就是拿破仑、塔列朗和路易十六的大臣圣普里斯特，此人是每日事件的目击证人。他们三人都毫无保留地声称，玛丽·安托瓦内特曾是费尔森的情妇。他们这样说的方式，排除了任何疑问。圣普里斯特最熟悉情况，他叙述的细节最为详尽。他对王后不抱敌意，完全实事求是地叙述费尔森对特丽雅侬、圣-克鲁宫和推勒里宫的秘密夜访。拉法耶特只允许费尔森一人可以秘密进入这些地方。圣普里斯特报告波利涅克也是知情人，她似乎很同意王后的恩宠恰好落在一个外国人身上，此人不想从他得宠的地位得到任何好处。把三种这样的陈述全都推到一边，把拿破仑和塔列朗称为诬蔑者，就像那些怒气冲冲的王后美德的捍卫者所做的那样，这其实比进行一番不带成见的深入调查，要求更多的勇气。但是第二个问题：同时代人中，谁把对费尔森的指控，说他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情人，看成是诬蔑？一个也没有。引人注目的是，恰好是那些熟悉内情的人，都非常奇怪地行动一致，根本避免说出费尔森的名字：麦尔西特别细心，每枚发针他都要审视三遍，才能插进王后的头发。在他所写的公开急件中，一次也没有提到费尔森的名字。宫廷的忠实可靠的朋友们只写道，王后把信件交给“某一个人”，但是谁也不说他的名字；一个世纪之久，大家统统保持沉默，就算有个可疑的密谋，最初写就的几部公开的传记，全都故意忘记提及费尔森。所以我们没法抵御这样的印象，就仿佛事后下了“一道命令”，尽可能让大家把罗曼蒂克的美德传说中的这个捣蛋鬼完全彻底地忘个一干二净。

所以历史研究长时间面临一个艰难的问题。到处都碰到急切的令人怀疑的因素，决定性的文献证明到处都被勤快的手，变戏法似的变得不见踪影。根据现有的材料——不复存在的材料才包含真正的罪证，——历史研究无法确认真正的现行作案。也许是这样，也许又不是这样，只要缺少最后的有说服力的证明，历史科学在费尔森案件上就只能众说纷纭，然后合上公文袋，发出一声叹息：我们没有书面材料，也没有印刷出来的材料，所以也就没有我们这一领域唯一有效的证明。

但是严格按照亲眼看见的材料为依据的研究告终之地，心灵察看的自由翱翔的艺术便开始发挥作用。古文字学失灵的地方，心理学必须经受考验，它那根据逻辑征服到的种种可能性，往往比档案和事实提供的赤裸裸的真实情况更加真实。倘若我们只有历史文件，别无其他，历史将是多么狭窄，多么贫乏，多么残缺不全！科学的领域是直截了当的、显而易见的，而心灵艺术随之诞生的领域则有着多种含义，需要进行阐述，需要加以澄清。只要材料不足以充当书面证明，那么心理学家还有不可限量的许多可能性。感情对一个人的了解永远胜过一切文件。

可是让我们首先再来审查一下文件。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虽然拥有罗曼蒂克的心灵，却是一个讲究秩序的人，几乎以近乎迂腐的仔细认真的劲头，记着日记。每天早上仔仔细细地记上天气、气压，除了天气的变化，还记上政治和个人的事件。另外他还记上邮件的来往——真是个井然有序的人，——按照日期，记上每一封来往的信件。另外他还对他的笔记作些简短的摘记，把他的通信分门别类地保存下来——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真是个理想的人物；因为当他1810年去世时，他遗留下来整个一生整理得井井有条、无懈可击的文档，一份无与伦比的文献宝藏。

那么这份宝藏有什么遭遇呢？没有什么。单凭这点就显得有些奇怪。它的存在受到继承者们认真仔细地——或者不如说：战战兢兢地隐瞒，谁也不得接近这些档案，谁也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终于在费尔森去世半个世纪之后，他的一位后代，一位克林柯夫斯特累姆[3]男爵，发表了费尔森的通信集和一部分日记。但是奇怪的是——这些东西都不完整。一些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信札，在邮件来往录里标明的是“约瑟芬”的信件，全部失踪。费尔森在决定性的那几年里的日记也同样失踪——而最最奇怪的是——信件里面有不少行字是用一连串的小黑点取而代之，不知是谁强行插手这些遗物之中。只要是一份存在过的，当年是完整的信件资料被他的后代篡改或销毁，我们在那些地方便不得不产生怀疑，一定是为了达到虚弱的理想化的目的，硬把事实掩盖起来。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意见。让我们保持冷静和公正。

这么说，信件中缺少若干段落，用表示省略的小黑点取代了它们。为什么？克林柯夫斯特累姆说：这些段落的字迹在原稿之中已给弄得没法辨认。是谁弄的？很可能是费尔森自己。“很可能！”但是为什么？克林柯夫斯特累姆（在一封信里）对此的回答相当窘迫，很可能那几行字包含了政治秘密，或者有玛丽·安托瓦内特对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发表的一些不讨人喜欢的言辞。既然费尔森把这些信件全部——全部？——都向国王呈阅，他很可能就把信中的那些段落全都予以删除。奇怪！这些信件绝大部分都用密码写成，所以费尔森只可能把抄件呈国王御览，干吗要把原件搞得残缺不全，令人无法卒读？单单这点就令人怀疑。但是就像我们说的，不要抱有成见。

我们来进行研究吧！让我们再更仔细地审查一遍那些给弄得无法卒读，用虚点取代字句的段落吧。什么东西引人注目？首先是：那些可疑的黑点几乎总是只出现在信的开头或者结尾部分。在称呼对方时，或在说了“再见”时，譬如说“我说完了”。这就是说：关于事务和政治，我说完了，现在该出现的是……不，现在这个遭到删改的版本里，出现的全是点、点、点，别无其他。倘若删节的地方是在一封信的中间部分，那么我们发现奇怪的是，总在那些与政治无关的段落。再举一个例子：“您的身体如何？我敢肯定，您一定不大关心自己，那您就错了……我的状况很好，超过我应有的水平。”——哪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会在这里想出一段政治事件来？或者譬如说，王后写到她的孩子们，“这件事情是我唯一的幸福……我悲哀时，我就抱起我的小儿子”。那么在一千个人当中，有九百九十九个人会认为，在这个空缺的地方，不言而喻，应该补上：“自从你离开这里以后”，而不是加上一句，对瑞典国王讽刺一通。所以克林柯夫斯特累姆那些尴尬的说辞不值得认真对待；这里被压下去的，绝不是政治秘密，完全是另外一些事情；是一个人性的秘密。幸好有一个手段可以揭示这一人性的秘密：用显微摄影术可以轻易地重现信件中这些涂抹过的字行。那就把原件取来！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原件已不复存在：直到1900年左右，也就是有一百多年，这些信件都完好如初、井井有条地存放在费尔森世袭的府邸里，接着突然不见，全都毁掉。因为技术上可以把涂抹掉的段落重新显现，这种可能性对于品行端正的克林柯夫斯特累姆男爵而言，简直成了一场梦魇；所以他干脆在逝世前把玛丽·安托瓦内特致费尔森的信札，全都付之一炬——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名利狂的行动，非常荒谬，大家将会看到，还毫无意义。但是克林柯夫斯特累姆在费尔森事件上，他宁可把事情笼罩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之中，也不愿让这事置于阳光之下，宁可使之成为一则传说，也不愿让人洞悉清清楚楚、无可辩驳的真相。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安安心心地死去了，因为彻底清除了这些信件证物，费尔森的“名誉”，王后的名誉，从此得到拯救。

但是焚书一词根据古词，不仅是犯罪：这是愚蠢。首先，消灭证据本身就构成了犯罪感的一种证明，再说：犯罪学上有条阴森可怕的法则认为，每次匆忙挪去证明材料其实总留下一个证明。于是杰出的研究者阿尔玛·斯杰德海姆，在审阅剩下的文件时，找到了费尔森亲笔抄写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那种信件当中的一封，出版者们当时忽视了这份抄件，因为这份抄件只放在费尔森的抄件当中（而那只“无人知晓的手”大概已把原件烧毁）。多亏找到这件东西，我们才第一次拿到王后的一封私密书简的全文，从而在我们手里握有开启所有其他文件的钥匙，或者不如说掌握了一切其他信件的情爱音叉。现在我们可以猜到，那位过分拘谨的编造者在其他文件里用黑点取代的是什么东西。因为在这封信的末尾也是一个“再见”；但是接下来的不是刮去的字迹和用黑点代替的段落，而是：“Adieu，leplusaimantetleplusaimédeshommes.”译成德语便是：“别了，一切男人当中，最深爱我的和最为我深爱的男人。”

这个信号给我们的影响是多么不同！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克林柯夫斯特累姆那帮人、海登斯塔姆那帮人和一切其他为王后“贞洁”而发誓赌咒的人们，在人们想要不带成见地研究费尔森事件时，过去和现在都这样稀奇古怪地神经过敏、烦躁不安，他们手里大概掌握过比后世将会获悉的更多这类文件。因为对于一个理解心声的人而言，一个王后这样勇敢，这样超乎习俗地称呼一个男人，毫无疑问，早已把她缱绻柔情的最后证明交给了他：这个得以获救的一行字，取代了其他一切遭到毁灭的那些字句。如果说，销毁本身便已是证明——那么这获救的一句话，给善于理解的人们带来了这个证明。

继续看下去，还有更多内容！除了这封获救的信札之外，在费尔森的生活中还有一个场景，对于了解他的性格举足轻重。这一场景发生在王后去世后六年，费尔森要在拉斯塔特会议上代表瑞典政府。这时波拿巴特粗暴地对埃德尔斯海姆男爵说，他不跟费尔森谈判，他了解费尔森的保王党的思想，另外此人还和王后睡过觉。拿破仑不说：和王后有关系，而是以挑衅的口气说出了这个近乎粗俗的字眼，“和王后睡过觉”。埃德尔斯海姆男爵并没有想到要为费尔森辩护；看来男爵也觉得这个事实是不言而喻之事。于是他大笑着回答道：他还以为这种发生在“旧政权”。“旧政权”的故事早已彻底解决，已经和政治无关。然后他就跑去把他和波拿巴特的这番谈话，告诉费尔森。那么费尔森如何反应呢？或者不如说，倘若波拿巴特这句话并不属实，他该如何对付？费尔森不是应该驳斥这种诬蔑（如果王后确是受到冤枉），捍卫已故的王后吗？他不是应该高声大叫：纯属诬蔑吗？这个初出茅庐的科西嘉来的小个子将军，竟然还挑选了粗俗的字眼来指控别人，不是马上就应该要求和这家伙进行决斗吗？一个性格正直的正派男人，怎么能容忍人家诬蔑一个女人是他的情人，而那女人事实上并不是他的情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费尔森总算有机会，甚至有责任把这暗地里早已流传的说法，用明晃晃的剑锋彻底砸烂，一劳永逸地把这谣言彻底驱散。

可是费尔森干了什么呢？啊，真该死。他一言不发，他拿起羽毛笔，把埃德尔海姆和波拿巴特的那番对话，连同说他和王后“睡过觉”的指控都工工整整地记在他的日记本里。他没有用一个字一句话，在他最深沉的私事中来削弱这种说法。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的意见，这种说法是“卑鄙无耻，恶意嘲弄”的诬蔑。他低下脑袋，等于说了个：“是的”。几天之后，英文报纸让这一事件广为流传。“与此同时谈论他和不幸的王后”，他附上了一句：“Cequimechoqua.”译成德文就是：“这使我很生气。”这便是费尔森的全部抗议，或者不如说，一点未加抗议。沉默又一次比所有的话语表达更多的意思。

由此可见：那些战战兢兢的后代们如此不遗余力地试图掩盖的事情：费尔森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情人这点，那位钟情的情人自己，从来没有加以否认。从一大堆事实和文件产生几十个细节可以证明：费尔森在布鲁塞尔和他另外一位情人公开露面时，他妹妹请求他一定要设法别让她知道这事，不然她一定会深受伤害。我们要问，如果她不是费尔森的情人，她有什么权利受到伤害？在费尔森的日记中有一处被删去了。费尔森在那里提到，他在推勒里宫王后的私室里过了一夜；有位王后的贴身女侍在革命法庭陈述，有人经常在深更半夜悄悄离开王后的房间。这些细节，当然因为这样惊人地一致，这才显得很有分量。但是，这些因素彼此相隔甚远，如果缺少最后的联系，那决定性的和性格的联系，这个证明依然不能使人信服。永远只有从一个个性的整体来看，一种行动的方式才能得到解释，因为一个人的每一个个别的意志行为都取决于他天性完整的因果关系。因此，探询费尔森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激情洋溢，极为私密，还是充满敬意，循规蹈矩，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个女人心灵的整体态度。看完所有这些证明有罪的细节之后，首先要问：究竟哪个态度从逻辑上看，从性格上看更符合王后的性格，是充满委身情绪，还是小心谨慎地拒不同意？谁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会迟疑太久。因为尽管玛丽·安托瓦内特有许多弱点，在她身上有着一股巨大的力量，她那毫无阻碍，毫无顾忌，的确君临一切的勇气。从内心深处而言，正直，绝对不会装假，这个女人几百次在许多无关紧要的契机上完全无视习俗的限制，完全不在乎有人在她背后散布的谣言。尽管她只有在命运决定性地把她抬高的时候，才达到了她真正的宏伟高大，她平时也从来不是小里小气、谨小慎微，从来就没有把另外一种名誉和品德的形式，社会和宫廷道德的形式置于她自己的意志之上。难道碰到这唯一的一个她真正深爱的男人，这个勇敢的女人会突然扮演一个十分拘谨的女人，扮演一个战战兢兢品行端正的女人，扮演她的丈夫路易的妻子？她和这个路易仅仅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从来不是出于爱情而结合在一起的。她会在一个世界末日似的可怕时代，所有的道德和秩序的纽带全都松懈，在死亡临近的那种如痴如狂的醺然醉意之中，在玉石皆焚彻底崩溃的惊恐之中，她会为了社会的利益牺牲掉自己的一段激情？谁也无法把她阻止，谁也无法把她制服，她竟会被迫从感情最自然不过，最女性不过的形式退缩回来，就为了幽灵般的一段婚姻，为了一个丈夫，为了一种道德？这段婚姻实际上是对真正婚姻的嘲笑，这个丈夫她从来就没有觉得是个丈夫，而这种道德是她凭着控制不住的本性中一切渴求自由的本能，从来都深恶痛绝的。谁愿相信这难以相信的事，就不会不同意这事。但是并不是那些充分、自由地承认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她那唯一的激情四射的爱情经历中，表现出勇气和无拘无束的人丑化了她的形象，而是那些想给这个勇敢无畏的女人安上一颗虚弱无力、胆小怯懦、顾虑重重、谨小慎微的灵魂的人，这颗灵魂不敢冒最后的险，把自然的感情强压下去。但是谁若能把一个人的性格当作整体来理解，他就绝对不会怀疑，玛丽·安托瓦内特把她整个失望的灵魂，连同她那被滥用已久，也深感失望的肉体都是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的情人了。

那么国王呢？每次通奸，那个被欺骗的人都是个棘手的、难堪的、可笑的人物，可能是为了路易十六的利益，那个三角关系中有好大一部分，事后被掩盖了。实际上路易十六并不是那个可笑的戴绿帽子的人，因为他对于费尔森和他妻子的这段亲密关系无疑是知情的。圣普里斯特明确说过：“她（王后）找到了手段和途径，使得他（国王）能够知道她和伯爵之间的关系。”

这个理解完全适合当时环境的情景。玛丽·安托瓦内特丝毫不会伪善和装假；诡计多端地欺骗她的丈夫，不符合她的心灵的态度；通常频频出现的不干不净的混乱关系，那种丑恶的同时介乎于丈夫和情人之间的状况，按照王后的性格是不可取的。毫无疑问，一直到相当晚的时候，大约在她婚后第十五年和二十年之间，等到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丈夫解除了肉体关系之后，她和费尔森的亲密关系才开始建立；这个纯粹是性格学上的估计，极为意外地为她当皇帝的兄长写的一封信得到了补充。这位哥哥不知怎的在维也纳听说，他妹妹在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之后打算从路易十六身边退下：这个时间点完全和她跟费尔森亲密关系的开始相吻合。喜欢看清一切的人，可以看清形势了。玛丽·安托瓦内特为了国家利益，和一个她完全不爱，绝不讨人喜欢的男人结了婚。多年来，为了顺从婚姻的压力，压制着她心灵中爱情的需求。可是等她生了两个儿子之后，也就是为王朝提供了两位有着不容置疑的波旁王朝血液的储君之后，她觉得她已经为国家、为法律、为她的家庭尽完了她的道义上的责任，终于可以自由了。为政治牺牲了二十年之后，在具有悲剧色彩的惊天动地的最后时刻，这位经受了许多考验的女人把她纯粹的自然的权利收回，不再继续拒绝她深爱已久的男人。这个男人对她而言，集朋友和情人、心腹和同伴于一身，和她自己一样勇敢，准备以牺牲的勇气来回报她的牺牲勇气。面对王后的态度这一清清楚楚的现实，有关一位假模假样规规矩矩的王后所做的一切人为的假设是多么贫乏。而无论如何定要捍卫这个女人王家“名誉”的那些人，多么严重地贬低了她的人性的勇气和灵魂的尊严！因为一个女人，从来没有比完全自由自在地跟随自己确实可靠的，多年来经受考验的感情更诚实更高贵的了，一个王后再也没有比完全根据人性而行动更具王者风范的了。

[1] 维尔纳·封·海登斯塔姆（1859—1940），瑞典诗人，小说家，19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 埃德蒙特·德·龚古尔（1822—1892）和儒勒·德·龚古尔（1830—1870），法国作家，兄弟两人联名写作，除长篇小说外，他们一同撰写了《玛丽·安托瓦内特传》《蓬巴杜夫人传》《路易十五的情妇们》。

[3] 克林柯夫斯特累姆男爵为费尔森的姐姐赫特维希·埃莱奥诺拉·封·费尔森（1753—1792）的后人。她在1773年嫁给克林柯夫斯特累姆伯爵。

第二十二章 凡尔赛的最后一夜

在千年之久的法兰西，谷子从来没有像1789年的这个夏天这样迅速地成熟。麦粒在麦秆里蹿得老高，但是革命的种子一旦浇灌了鲜血当作肥料，成熟得更加迅速。大笔一挥，消除了几十年的疏忽，几百年的不公正，现在将要拆除另外一座看不见的巴士底狱，法兰西人民的权利被历代国王监禁在那里。8月4日，在万众不休不止的欢呼声中，封建主义用来镇压人民的古老城堡被推倒，贵族们放弃了他们的徭役和什一税，教会的主教们放弃了租金和盐税，农民得到解放，市民得到解放，宣布了新闻自由和人的各种权利；让-雅克·卢梭的各种梦想在这年夏天全都实现。在这座“游乐宫”[1]（国王们用来娱乐，民众用来争取权利）的大厅里，窗玻璃时而被欢呼声，时而被争吵声震得叮当乱响。离开一百步远的地方就已经可以听见这一群人性的蜜蜂发出的没完没了的嗡嗡声。可是隔开一千步远，在凡尔赛宫宏伟的宫殿里，却是一片惊慌失措的静寂。宫廷透过窗户远眺这个喧闹的客人，尽管这个客人只是请来共商国是的，却已经准备扮演统治者的主人了。如何把这位魔法师的学徒又打发回家去呢？国王一筹莫展，和他的谋士们商量对策，谋士们又互相反驳，众说纷纭。王后和国王心想，最好再等一会儿看看，等到这阵风暴平息下去。现在保持平静，待在幕后静观其变。只要赢得时间，便满盘皆赢。

但是革命却要求向前，革命若不想搁浅，必须前进。因为革命是潮水般汹涌澎湃地运动，停止不前，便是它的灾难，往回运动，便是终结；它必须提出要求，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必须不断征服，为了不致被人战胜。各家报纸为这骚动不宁的进军敲击着隆隆的鼓声；革命的这些孩子，这些胡同里的男孩大声喧闹着，无拘无束地跑在自己大军的前面。羽毛笔一挥就赋予了写出的说出的话语以自由，这些自由在最初的感情奔放之际总会野性勃发，漫无节制。十份、二十份、三十份、五十份报纸应运而生。米拉波创办一份报纸，德穆兰、布里索、卢斯塔洛[2]、马拉各办一报。既然各报都要为自己招募读者，每家报纸都想在市民爱国主义上超过其他报纸，于是报纸就噼噼啪啪地放炮，毫无顾忌。全国都听到它们的声音。尽量地大声叫喊，尽量地狂放不羁，声音越大越好，把全部仇恨都倾注在宫廷身上！国王策划叛国，政府阻止谷物供应，外国军团已经逼近，大会将被驱散。一个新的巴托罗缪之夜即将发生。醒来，市民们！醒来，爱国者！咚咚，咚咚，咚咚隆咚，咚咚隆咚！各报以隆隆的鼓声夜以继日地把恐惧、怀疑、愤怒、怨恨敲进千百万人的心脏中去。在鼓手背后，已经站好了手执长矛、佩刀，尤其是怀着满腔难以估量的怒火，迄今为止还看不见的法兰西人民的大军。

国王嫌时间过得太快，革命又嫌它太慢。这么年轻的思想，激情如炽的进军步伐，这位小心谨慎、大腹便便的男人，无法和它步调一致。凡尔赛犹犹豫豫，一再推迟：那么，巴黎，前进吧！于是各报鼓声雷动：结束这场漫长无边、议而不决的争论，结束国王和人民之间的这场难以忍受的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你有一万只、两万只拳头，在军火库里存放着火枪无数，还有好多大炮：把它们取出来，把国王、王后从凡尔赛拽出来，抓住他们，这样你就把你的命运牢牢地攥在你的手里！在革命的司令部，在奥里昂公爵的宫殿里，在王家宫殿，已发出口号：所有的人都已武装起来，宫廷的倒戈分子之一，德·迂吕杰侯爵已在暗中准备进行征讨。

但是在皇宫和城市之间，还有几条地下通道暗中相连。通过受贿的宫中仆役，俱乐部的爱国者们知道宫中发生的一切。而宫廷又通过特务，知道策划中的进攻。凡尔赛宫里决定采取行动，因为法国士兵不愿反对自己的同胞，已经不够可靠。便调来一个佛兰德人的团队来保卫皇宫。十月一日，部队从他们原来的驻地开到凡尔赛宫，为了让官兵士气高涨，宫廷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宽敞的歌剧大厅腾清，举行一次盛宴。丝毫不顾巴黎食品奇缺，宴会上充分供应美酒佳肴，绝不节省：忠诚犹如爱情，往往来自肠胃。为了使部队特别对他们的国王充满激情，给予官兵从未有过的荣誉，——国王，王后抱着太子，走进宴会大厅。

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来也不懂得那些必要的本领，不善于盘算，不工于心计，不会阿谀奉承来笼络人心。但是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天生有某种高贵的气派，和她初次见面的人立即对她产生好感，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无法摆脱这初次影响的魔力（这种魔力在进一步了解她之后又逐渐消逝）。这一次，在这位美丽的少妇仪态万千，尊贵可同时又极为可爱地走过大厅时，官兵们都从他们的座位一跃而起，拔剑出鞘，向国王和王后发出惊涛拍岸般的“万岁”声，这时，大概忘记了该向人民发出欢呼。王后走过他们的队列。她善于发出迷人的微笑，以一种奇妙的冷漠的方式表示亲切。她和她独裁专制的母亲，和她的哥哥们几乎和全体哈布斯堡皇族的人们一样，尽管内心怀着不可动摇的高傲，恰好对最下层的人们能以最自然的方式表现得客客气气，亲切可爱，并不因而显得居高临下。她带着她的几个孩子绕着宴会桌走了一圈，脸上挂着一副真正感到幸福的笑容，因为她多长时间没有再听见“王后万岁！”的呼声了啊。看到这个善良仁慈的、真正具有王者气派的女人，作为客人，走到他们身边，走到这些粗野的士兵身边，官兵们立即陶醉在为国王效忠的心醉神迷的状态之中：此时此刻，每个人都准备为玛丽·安托瓦内特而死。王后在离开这喧闹的人群时，也感到幸福。在她喝掉向她敬献的欢迎之酒时，她也饮下了信心的金色美酒：对于法兰西的宝座而言，还有忠心，还有安全。

可是到第二天，爱国主义的各报又擂起了隆隆的鼓声。咚咚隆咚，咚咚隆咚，咚咚隆咚！王后和宫廷已经雇佣了杀手来谋杀百姓。他们用鲜红的酒浆灌醉了士兵，以便让他们驯从地遍洒同胞们鲜红的血液，奴性十足的军官把三色徽章扔在地上践踏，百般嘲弄，官兵们大唱奴气十足的歌曲——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王后挑衅性的微笑之下，你们难道还一直没有发现这点？——他们要进袭巴黎，各个团队已向巴黎进军，所以就是现在，公民们，奋起进行最后的斗争，奋起进行决战！团结起来，爱国者们——咚咚隆咚，咚咚隆咚，咚咚隆咚……

两天之后，10月5日，巴黎发生动乱。动乱开始，这属于法国大革命许多无法参透的秘密之一。因为这场动乱，似乎是原发的，自然发生的，而事实证明这一动乱考虑得极为周密极有远见，组织缜密，政治上无法超越。炮口笔直地准确地从一个正确的位置，射向一个正确的目标，想必是非常聪明，非常机灵，极有经验的手射出了这发炮弹。单单这一点，便是一个超群出众的想法：不是用男人组成的大军，而是由一队妇女用暴力把国王从凡尔赛抓来。只有像却德洛斯·德·拉克洛斯这样的心理学家才能想出这样的招数。他在王宫里为奥里昂公爵领导着夺取王冠的战役。若是一队男人，可以称之为暴动分子，称之为叛乱；训练有素的士兵会驯从地向男人开枪。而在暴动之中，妇女永远只是绝望的人群，而对着她们柔软的胸脯，最锋利的刺刀也会缩回去。另外，这些教唆者们知道，一个像国王这样胆小怕事、多愁善感的男人绝对不会把大炮对准妇女。所以首先激起群情高涨，接着——又不知道是经过谁的手，搞的什么阴谋，——有两天之久，人为地停止对巴黎供应面包，从而引起饥荒。这是激起人民愤怒的唯一的动力，一旦形成骚乱，迅速把妇女们召来，让她们打头阵！

的确是个年轻的妇女，据说是个双手戴满了戒指的女人，在10月5日清晨，冲进了一间警卫室，抓起了一面鼓。在她身后一下子就聚集了一大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妇女，大声叫喊着要面包。动乱就此形成。不久，乔装打扮的男人也混进这人群之中，给这汹涌澎湃的江河一个预定的目标：冲向市政府。半小时后，市政府被攻陷。一批手枪、长矛，甚至还有两门大炮被抢。突然之间，一个领袖也出现了——是谁委任的，谁发生的影响？——这个领袖名叫玛雅尔达[3]，他把这毫无纪律乱成一团的人群组织成一支大军，煽动他们进军凡尔赛，说是要求面包，实际上是为了把国王拽到巴黎去。太迟了，总是这样——国民卫队司令拉法耶特骑着他白色的骏马驰来，可惜太迟了，这位思想高洁、诚实笨拙的人总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一个小时赶到。他的任务照理自然是阻止民众出发——他的确老老实实地想贯彻执行——但是他的士兵拒不服从命令。于是他只好带着他的国民卫队，跟在妇女大军后面前进，为了事后以法制的名义掩饰这次公开的叛乱。这位热衷于自由的老战士知道，这不是什么高尚的职务，他对自己身负的任务并不高兴。拉法耶特骑着他那匹著名的白马，脸色阴沉地跟在妇女们的革命大军后面，这是合乎人性的理性的象征，理性冷静地进行合乎逻辑的盘算却毫无能力。理性努力想跟上那些自然元素不合逻辑的激情，但是徒然。

凡尔赛宫廷一直到中午，对于千头攒动列队逼近的危险还毫无预感。和平素一样，国王下令备马出猎，又驰向墨东的森林之中；王后一清早又独自徒步到特丽雅侬去，叫她待在凡尔赛这硕大无朋的宫殿里干什么呢？宫廷显贵和最好的朋友都早已四下逃散，附近的国民议会里那些“叛逆者”，每天都提出反对她的提案，充满敌意。唉，她已疲倦，倦于怨恨，倦于毫无结果的斗争，倦于和人打交道，甚至倦于她的王后地位。现在只想休息，只想静静地坐几个小时，没有别人，远离一切政治，独自待在这秋意甚浓的园子里，10月的太阳把园中的树叶都染上古铜色！只想静静地摘下花坛里残留的最后几朵花，趁冬天还没有来临，那可怕的冬天。也许再喂喂鸡，喂喂小池塘里的那些中国金鱼。然后彻底休息，终于摆脱所有这些情绪激动，惊慌失措，好好休息；无所事事，无所希求，只是摊开双手，身着一袭简单的晨衣坐在岩洞里，一本翻开的书放在凳子上，却不去阅读，体验大自然巨大的疲惫，在自己心里体验秋天。

王后就这样坐在岩洞里的岩石凳子上——她早已忘记，人们曾经称之为“爱情的岩洞”——，这时她看见一名宫廷侍童沿着小路走来，手里拿着一封信，这是大臣圣普里斯特的信，报告王后，暴民已经向凡尔赛挺进，请王后马上回宫。王后迅速抓起她的帽子、大衣，踏着她那依然年轻、轻盈的步履，急急赶回宫去。走得那么急促，竟没有回头看上一眼她心爱的小巧玲珑的宫殿和那花了那么多游戏般的努力人工制造的风景。因为她怎么能预料到，她竟是生平最后一次看见这些芳草如茵的草地，山势柔媚的山丘上面的爱情神庙和秋色浓郁的池塘，她那人造的乡村，她的特丽雅侬，这次离别竟是永诀！

在宫里，玛丽·安托瓦内特发现显贵们和大臣们焦急地聚在一起，一筹莫展，只有一个飞快赶来的仆人带来不大确定的关于暴民从巴黎出发的消息，其余的信使都在途中被妇女们截住。终于有一名骑士飞骑驰来，跳下口吐白沫的骏马，快步踏上大理石的台阶：这是费尔森。这位时刻准备自我牺牲的挚友，一看到危险的迹象，立刻飞身上马，一阵飞奔，赶在妇女大军——加米叶·德穆兰慷慨激昂地称之为“八千尤迪特”[4]的前面，在危险时刻出现在王后身边。终于国王也出现在会议室里，人们在夏底容门附近的森林里找到他，不得不打扰他喜欢的赏心乐事。晚上，他在日记里生气地写明，这次狩猎收获甚少，并且附加一笔：“为发生的事件所打断”。

此刻他站在那里，一脸惊愕，眼睛里满是惊慌失措的神情。现在大家乱作一团，忘记了在赛弗尔炸毁桥梁，阻止叛逆者的先头部队，看来一切时机都已耽误，这时他们开始商议。还有两个小时，还有足够的时间做出果断的决定。一位大臣建议，国王应立即上马，率领龙骑兵和弗兰德的各团士兵冲向那批乌合之众：只要国王陛下一出现，就会迫使那群乱糟糟的妇女向后撤退。比较谨慎的几位大臣谏言，国王和王后应该立即离开王宫，前往朗布耶，这样阴谋策划的袭击宝座的一击就会落空。但是路易十六这个永远举棋不定的家伙，一直迟疑不决。由于下不了决心，他再一次又让事件向他迎面涌来，而不是挺身迎上前去。

王后抿紧了嘴唇，站在这批一筹莫展的男人当中，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男人。出于本能，王后知道，一切暴行都会成功，因为自从流洒了鲜血之后，大家对所有的人都害怕：“所有这场革命都只是一系列恐惧”。可是怎么能叫王后独自一人对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负责。下面院子里，豪华马车已经备好，已经套上骏马，只要一个小时，国王全家连同所有的大臣和国民议会中发誓追随国王到底的议员，就能到达朗布耶。但是国王一直迟迟不发出发的信号。大臣们催促再三，越催越急，尤其是圣普里斯特：“倘若他们明天把您带往巴黎，陛下，那么您的皇冠可就丢了。”而奈克尔更在乎民众对他的好感，甚于在乎维护一切王国。他提出异议，国王就像一只钟摆，在这两种意见当中摇摆不定。渐渐地暮色四合，夜幕低垂，下面马匹这时在突发的暴风雨中焦躁不耐地用马蹄刨着地皮，仆役们守在车门边，等了好几个钟头，国王和大臣们还一直在商量个没完。

这时从通往巴黎的林荫道上传来人声鼎沸乱成一团的喧闹声，人们头上顶着罩衫，为了抵御滂沱大雨，在黝黑的夜色中，几千人一路踏着泥泞走来，这些市场上的女贩们组成的一群巾帼英雄，革命的先锋已经站在凡尔赛宫前面。一切都太晚了。

现在这些妇女列队走来，冷雨浇得她们一直湿到骨头缝里。她们饥寒交迫，街上泡软的泥泞灌满了她们的鞋子。这六个小时可不是消闲取乐的漫步，即使她们在途中使用暴力光顾了出卖烧酒的酒店，让她们饥肠辘辘的肠胃得到一丝暖意。这些妇女的嗓音沙哑粗粝，她们的叫声王后听来绝不友好。她们首先探访的是国民议会，那里从清晨开会直到现在，其中有些人是奥里昂公爵的开路先锋，他们对于这批巾帼英雄的进军丝毫也不感到出人意表。

妇女们首先只向国民议会要求面包：根据程序，首先只字未提要把国王带到巴黎去！于是做出决定，派一个妇女代表团进宫去，由议长德·穆尼埃[5]和几位议员陪同前往。这六名当选的妇女向凡尔赛宫走去，宫中仆役客客气气地为这几个制女帽的女工，卖鱼的女贩子和胡同里的女神们打开大门；这个特殊的代表团受到隆重的礼遇，带上宽阔的大理石的阶梯，引进内室，平素只有血管里流着蓝色血液的，精挑细选出来的贵族才能迈进。陪同国民议会议长的议员中间，也有一位身材魁梧，大腹便便，态度随和的先生，并不特别引人注意。但是他的名字给这第一次和国王邂逅以一种象征性的分量。因为跟着这位基罗丁[6]博士，巴黎的议员，断头机在10月5日对宫中进行了它的就职访问。

性格温和的路易十六，如此和蔼可亲地接见了这几位女士，竟使她们的发言人，一位年轻的姑娘窘困之极，晕倒在地。这位姑娘在王宫向熟悉的常客兜售鲜花，也许还兜售更多的东西。当下给这姑娘仔细地喂了食物，使她恢复体力。这位仁慈的一国之父，亲切地拥抱了这位吓坏了的姑娘，答应这些热情洋溢的妇女，提供面包，她们要求什么，全都答应，甚至用他自己乘坐的王家豪华马车送她们回去。谈判结果一切似乎都解决得漂漂亮亮。可是到了下面，在秘密特务的煽动下，妇女们以连声怒吼来迎接她们自己的代表团，说她们已被国王用贿赂收买，用谎言把她们打发了事。大家冒着倾盆大雨从巴黎走了六个钟头，可不是为了让国王用空洞的许诺，让她们饥火中烧地又精疲力竭地拖着脚步往回走的。不行，咱们待在这里，不把国王、王后和这一帮人全都带回巴黎，咱们绝不回去。在巴黎要戒掉他们的阴谋诡计和拖延战术。妇女们毫无顾忌地冲进国民议会，在那里睡觉，特别是她们当中那些专业人士，尤其是台罗阿涅·德·梅里古[7]，则去说服佛兰德各团，让他们俯首帖耳。随后赶来的一些恶劣分子大大增强了起义者的队伍，危险的人影在燃点油脂的路灯发出的摇曳的微光照耀下，围着宫殿的铁门蹑手蹑脚地走动。

楼上宫廷还一直没能做出决定，是不是留下？毕竟还是逃走为妙。但是怎么敢乘坐沉重的豪华马车，穿过这群情激愤的人群呢？实在太晚了。终于，终于挨到午夜时分，听见远方传来隆隆的鼓声：拉法耶特驰近王宫。他首先拜访国民议会，其次拜见国王。尽管他真心诚意忠心耿耿地鞠躬致敬，说道：“陛下，我到这里来，拯救国王陛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谁也不向他表示感谢，玛丽·安托瓦内特更是如此。国王宣布，他已不再打算离去，或者远离国民议会，一切似乎又安排妥帖。国王做出了允诺，拉法耶特和全副武装的人民军队已经开到，前来勤王保驾。于是议员们纷纷回家，国民卫队和暴乱分子都在军营里、教堂里，甚至在拱门下遮檐的台阶上，躲避淋透筋骨的大雨。渐渐地，最后几盏灯也渐次熄灭。拉法耶特再次查完所有的岗哨之后，尽管答应过要维护国王的安全，凌晨四点时，他还是在德·诺耶饭店上床睡觉，王后和国王也回到他们的卧室；没有预感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凡尔赛宫安寝。

[1] 凡尔赛的一座游乐宫，其大厅亦用作网球场。1789年5月5日，在这里召开三级会议。

[2] 埃利塞·卢斯塔洛（1761—1790），法国新闻记者，报纸《巴黎的革命》的编辑。

[3] 斯坦尼斯拉斯-玛丽·玛雅尔达（1763—1794），法国革命家。

[4] 尤迪特，又译“尤滴”：《圣经》中以色列的女英雄，曾亲手杀死来犯的亚述人统帅赫罗弗尼斯，斩其首级。

[5] 让-约瑟夫·穆尼埃（1758—1806），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时，在网球场宣誓后，当选国民议会议长。

[6] 约瑟夫·伊涅阿斯·基罗丁（1738—1814），法国医生、政治家。他设计的断头机以他命名。

[7] 台罗阿涅·德·梅里古（1762—1817），法国女政治家，革命时期著名人物。

第二十三章 君主制的灵车

古老的政权，君主政体及其守护者，贵族们都去上床就寝。但是革命，年纪轻轻、热血沸腾、难以控制，它不需要休息，焦躁不耐地等待着白天和行动。在大街上燃起篝火，围着篝火，聚集着巴黎起义的战士，他们找不到下榻之处：谁也无法解释，他们究竟为什么还留在凡尔赛，而不是回家去上床睡觉，国王不是驯从地什么都同意，什么都答应了吗。但是有一种地下的意志，维系着并且控制着这些骚动不宁的人群。人影憧憧，幽灵似地在各个门口出没，发送秘密指令，凌晨五点，宫殿还安卧在黑暗和睡眠之中，几个小组，为知情的手所指引，绕道穿过小教堂的院子，一直悄无声息地溜到王宫的窗下。他们想干什么？谁带领这些形迹可疑的人物，谁驱使他们向前，谁把他们推向一个还辨别不清，但是已经认准的目标？这些驱使者待在暗处；奥里昂公爵和国王的御弟德·普罗旺斯伯爵，这天夜里他们宁可不留在宫里，不待在他们合法的国王身边，他们也许知道，为什么，反正：突然之间一声枪响，挑衅性的枪响。对于一场刻意制造的冲突，这种枪声十分必要。紧接着，起义分子立即从四面八方涌来，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起义分子手执长矛、斧头和火枪，妇女们和乔装打扮成妇女的男人们组成的团队。他们挺进的方向笔直：直指王后的寝宫！可是这些从未踏进过凡尔赛宫大门的巴黎的贩鱼女子、市场上的女商贩，在这座有着几十道楼梯，几百个房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宫殿里，怎么会这么准确无误地马上就找到通向目的地的楼梯呢？这股由妇女和乔装改扮成女人的男人汇成的波涛，一下子便涌上通向王后寝宫的楼梯。几名御林军企图阻止他们进入，其中两人被拖了下去野蛮地遭到杀害。一个胡子拉碴的大个子男人，在一块空旷的地方从尸体上面砍下首级，几分钟后，两颗人头就滴着鲜血插在巨大的长矛上示众。

但是这两个受害者尽到了他们的职责，他们临终时的尖锐号叫及时惊醒了整座王宫。三名御林军中的一位挣脱暴民的纠缠，负伤冲上楼梯，向着楼里空洞的贝壳形大理石话筒高声喊叫：“快救王后！”

这声喊叫的确救了王后。一位贴身侍女从床上跳起，冲进王后的卧室警告王后，御林军迅速紧闭大门，插上门闩。外面用刀斧猛砍大门的声响传来。已经没有时间再穿鞋袜，玛丽·安托瓦内特便飞快地在衬衣外面套上一袭长袍，肩上披着一条围巾。就这样赤着脚，手里拎着袜子，心脏狂跳，奔过长廊。这条长廊通过顶楼，穿过这宽敞的房间通向国王的卧室。可是真叫可怕！国王卧室的大门紧闭，王后和她的侍女们拼命用拳头敲门，敲啊，敲啊，这无情的房门硬是紧闭不开。敲了五分钟之久，可怕的漫长的五分钟，旁边，那些雇佣来的凶手已经撬开王后的房门，在床上、柜子里乱翻一气，而王后却不得不等着，直到门那边有个仆人终于听到敲门声，把门打开救了王后；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才得以逃到她丈夫的卧室里，与此同时，女太傅把太子和公主带到王后跟前。全家相聚一堂，他们的性命得救。但是也仅仅只有性命得救。

最后，那位梦中人拉法耶特也被惊醒。在这天夜里，他也不想牺牲掉墨菲乌斯（梦神），因而从此时起便被人轻蔑地加上了“墨菲将军”的绰号。拉法耶特发现，由于他漫不经心，过于轻信，犯下了什么样的过错。他只能苦苦哀求，百般央告，而不能以指挥官的权威才使那些御林军免遭杀戮，救了他们的性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些闯入王后卧室的暴徒请了出去。现在，等到危险过去，国王的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和奥里昂公爵也露面了，他们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假发上扑了香粉；奇怪的是，非常奇怪的是，情绪激昂的人群十分尊敬地为他们让路。现在御前会议可以开始。可是还有什么可以商议？人数高达一万之众的人群，把这座宫殿当作一枚单薄易碎的小小核桃壳，捏在他们颜色黝黑沾满鲜血的拳头里，要想突围，逃出包围圈已不可能。胜利者和被战胜者之间的谈判已经结束，不可能达成协议；窗外几千人雷鸣般的怒吼表达出群众的要求，这项要求是昨天和今天由俱乐部的密探们，暗中悄声耳语告诉他们的：“国王回到巴黎！国王回到巴黎！”这咄咄逼人的吼声震得窗玻璃隆隆作响，挂在古老宫殿墙上的国王列祖列宗的画像吓得索索直晃。

听到这些下达命令般的喊声，国王向拉法耶特投去一道询问的目光。他得服从吗，或者不如说：他已经非服从不可？拉法耶特垂下了眼睛。从昨天开始，这位人民的天神知道，人民已不再把他奉若神明。国王还希望拖延时间：为了稳住这拼命咆哮的人群，至少必须向这些渴望得到胜利的人群扔去一小块面包——于是国王决定，走到阳台上去。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刚一现身，群众就欢呼喝彩：他们战胜了国王，就向国王欢呼。一位统治者，光着脑袋，不戴帽子，走到他们面前，和蔼可亲地向院子里的人群点头致意，而捍卫他的两名卫士，刚才就在这院子里像被屠宰的小牛犊似地被人砍下脑袋，插在长矛上，人群干吗不欢呼雀跃？但是这位天性冷淡，在荣誉这点上感情也不容易激动的男子，做出道德上的牺牲并不真正困难。像他这样自我屈辱之后，民众如果安安静静地回家去了，他大概在一小时后也会跨上马背，从容不迫地前去狩猎，为了弥补昨天因为“发生的事情”而不得不耽误的事情。可是人民获得这一项胜利还不够，在强烈的自尊心的陶醉之中，还要求痛饮更加浓烈更有火力的酒浆。还有她，那个王后，那个高傲、死硬、放肆、不屈不挠的奥地利女人，她也得走到阳台上来！她也得走出来，恰好是她，这个狂妄自大的女人得低下头来戴上那无形的枷锁。叫喊声变得越来越狂野，跺脚声越来越疯狂，吼叫声越来越沙哑：“王后，王后到阳台上来！”

玛丽·安托瓦内特气得脸色煞白，嘴唇抿紧，一动不动。使她挪不动脚步，脸上失去红晕的，并不是害怕也许已经向她瞄准的火枪，并不是害怕石头和辱骂，而是傲气，而是这个高傲的脑袋和脖子体现出来的世代相传，从未摧毁的高贵尊贵的感觉，她从未低过头，从未向任何人弯过腰。大家都窘迫地凝视着她。终于，窗玻璃被狂暴的吼声震得叮当乱响，马上就会有石块飞来。拉法耶特走到王后面前说道：“为了安抚民众，夫人，这是必要的。”——“那我毫不犹豫。”玛丽·安托瓦内特答道，把她的两个孩子拉到她的左右两边。她昂首挺胸，抿紧嘴唇，走到阳台上去。但是并不像一个乞求恩典的请愿者，而是像个士兵，怀着坚定不移的意志，一往无前去向前冲锋，睫毛也不眨一下，慷慨赴死。她现身阳台，但并没有弯下身子。可是恰好是她这种昂然挺立的态度起到了不可抵御的作用。在双方的目光中，在王后的目光和民众的目光中，两股电流交汇，激起强烈的电压，在巨大的广场上，竟出现一片完完全全的死寂，达一分钟之久。谁也不知道，为惊讶和惊吓而激起的绷得很紧的寂静，将如何收场，是化为一场盛怒的咆哮，一声火枪的枪响，还是狂扔一场石头的冰雹。拉法耶特每逢关键时刻，总表现得英勇无畏。他这时走到王后身边，做了一个骑士般的姿势，在王后面前弯腰鞠躬，亲吻王后的手。

这个姿态一下子打破了紧张形势，最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王后万岁！王后万岁！”千万个嗓音，犹如一阵狂涛卷过广场。同一批民众，原来还在因为国王的软弱而乐不可支，这时不由自主地都对这个女人的傲气和不屈不挠的犟劲大声喝彩。她让人看到，她绝不以勉强的微笑和怯懦的致意，来争取民众的好感。

等玛丽·安托瓦内特从阳台退回房里，大家围着她向她祝贺，就仿佛她刚刚逃脱了致命的危险似的。但是一度大失所望的王后，并不会被民众的这声迟到的“王后万岁！”的欢呼声所蒙骗。她眼里噙满了泪水对奈克尔夫人说：“我知道，他们将强迫我们，强迫国王和我到巴黎去，他们将在前面举着我们御林军的头颅开路。”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感觉正确无误。人民对于国王鞠一个躬已不再满意，民众宁可把这座宫殿一砖一瓦、一块块玻璃全都砸成齑粉，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意志。那些俱乐部可不是白白地把这硕大无朋的机器开动起来的，这几千人可不是白白地在雨中进军六个小时的。抱怨的声浪已经又一次杀气腾腾地高涨起来，为保卫国王开来的国民卫队，已经真心诚意地倾向于和民众一起向皇宫冲锋。宫廷终于让步，他们从阳台上，从窗口，把写好字的纸条往下扔：国王已经下定决心，举家迁往巴黎。人民也并不要求更多，现在士兵已经把枪放在一边，军官们也和民众混在一起。大家互相拥抱，欢呼雀跃，高声喊叫，人群头上旌旗飞扬，人们匆匆忙忙地把插着血淋淋人头的长矛先送到巴黎去，这样的威胁现在已不再需要。

下午两点，凡尔赛宫镀金的铁栅栏大门洞开，一辆六匹马拉的庞大的轻便马车载着国王、王后和王室家庭驰过坑坑洼洼的石头路，永远离开了凡尔赛。世界史的一章，一千年之久的国王专制独裁在法兰西寿终正寝。

瓢泼大雨，狂风助虐。10月5日，革命奋起出发，进行战斗，为了把国王攥到手里。10月6日，阳光灿烂，迎接革命胜利。秋天的空气清澈似水，天空犹如一片蓝绸，没有一丝微风吹拂染得金黄的树叶，就仿佛大自然好奇地屏住呼吸，静观这几百年来绝无仅有的戏剧，人民如何劫持他的国王。因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重返他们的首都是多么精彩的一场好戏！半是送葬的行列，半是狂欢节的滑稽剧，是君主政体的葬礼和民众的嘉华年。尤其是，什么样新式的，特别时尚的礼仪啊！不是像平素那样有身穿镶金丝绦的前卫，跑在国王御辇前面开道；没有骑着铁灰色骏马的行猎兵和穿着束腰上装的近卫军随侍在御辇的左右两侧；也没有身穿华丽衣裳的贵族，簇拥着节日装扮的皇家豪华马车，而像是一条肮脏不堪、混沌一片的江河裹挟着一辆寒碜的轻便马车，活像一艘遇难将沉的破船。前面是身穿破烂军装的国民卫队，也不是队伍整齐地列队前进，而是胳膊挽着胳膊，嘴里叼着烟斗，又笑又唱，每个人的刺刀上都插着一块面包。这当中，那些妇女骑在大炮上，或和那些乐于助人的龙骑兵同骑一匹战马，或徒步前进，她们和工人、士兵手挽着手，像是前去跳舞。在她们身后，满载着面粉的马车隆隆直响地开来，从国王的仓库中取来的面粉，由龙骑兵守卫着。骑兵队伍不断地前后奔跑，向看热闹的民众大声欢呼，狂热地挥舞佩刀向这些巾帼英雄的领袖台罗阿涅·德·梅里古喝彩。在这汹涌的波涛般的喧闹声中，漂浮着那辆沾满灰尘可怜巴巴、阴森寒碜的大型轻便马车。路易十六，路易十五的这位性格软弱的后代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悲剧性的女儿，他们的孩子们和女太傅都紧紧地挤坐在这辆马车里，车窗的帘子垂落一半。他们后面跟随着王子们、宫廷显贵们、议员们和少数还忠于王室的朋友们，法兰西的旧势力乘坐的豪华马车，他们为新势力所裹挟，行驶在这同一个送葬的行列里。这股新势力不可阻挡，今天初次受到考验。

从凡尔赛到巴黎的这次送葬的行程足足持续了六个钟头。一路上家家户户都有人挤到门外，但这些观众不是充满敬畏之情地，向这些可耻地被打败的人脱帽致敬，而只是默不作声地排起队来，好奇地观看。每个人都想看见国王和王后遭到屈辱的情景。妇女们得意洋洋大声喊叫，展示她们的战利品：“我们把他们带回来了，带回来了面包师傅、面包师的娘子和面包师家的小崽子。现在饥荒结束了。”所有这些充满仇恨的吼声和充满嘲笑的喊叫，玛丽·安托瓦内特全都听到耳里，身子往车厢深处直躲。她什么也不想看，也不想被人看见，她的眼睛被遮得严严的。也许在这场漫长的六个小时无休无止的行程中，她回忆起了另外无数次在同样的街道上进行的快活轻松的行程，和波利涅克一起，乘坐双轮轻便马车去参加假面舞会，去观赏歌剧，去赴晚宴，拂晓又驱车回宫。也许她的目光也在近卫军中寻找一个人，寻找一个乔装打扮之人，正骑马伴随着这一行人，寻找那唯一真正的朋友费尔森。也许王后什么也不想，只是感到浑身疲惫，只是感到精疲力竭，因为车轮不断慢慢地，慢慢地滚动，她知道，这是直奔灾难。

君主制度的灵车终于在巴黎城门前面停住：在这里，庄严的祝福典礼正在等待着这位政治上已经死去的国王。凭着摇曳不定的火把照明，巴黎市长巴依利迎接国王和王后，赞美10月6日这一天，是个“美好的日子”，使路易永远成为他臣仆的臣仆。他慷慨激昂地说：“多么美好的日子，巴黎市民在这一天，在他们的城市里可以拥有国王陛下和王室全家。”即使迟钝的国王，也感觉到这根刺刺透了他像象皮一样厚的皮肤，他简短地予以反驳：“我希望，先生，我在这里居住能把和平和睦和屈从，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但是这几个累得要死的人依然不能得到休息。他们还得到市政厅去，让整个巴黎都能看到自己的战利品。巴依利转达国王的话：“我永远怀着愉快的心情，充满信任地置身于我善良的城市巴黎的居民当中。”但是他忘了重复“充满信任”这个词，王后出人意表地清醒觉察到市长的这一疏忽。她认识到，这个字把一种责任加在这些叛乱的民众身上，这个字是多么重要。她于是大声提醒巴依利，国王还说出了他的信任。巴依利迅速稳住心神，说道：“诸位先生，您们听见了吧，这比我自己说出这字更好。”

最后他们又让这对被迫回家的国王夫妇走到窗前，火把在左右两边高举，挨近他们的面孔，以便让民众确认，从凡尔赛带来的不是乔装打扮的玩偶，而是真正的国王和王后本人。民众陶醉于他们意想不到的胜利之中，兴奋不已；此时此刻，干吗不宽容一点？早已无声无息的呼声：“国王万岁！王后万岁！”又像雷鸣似的传遍整个格累弗广场。作为报答，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现在可以不必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乘车进入推勒里宫，经历了这个可怕的日子，终于可以得到休息，并且衡量一下，这一天已让他们跌进了多深的谷底。

盖满灰尘，车身滚烫的几辆马车停在昏黑一片年久失修的宫殿前面。自从路易十四的时代起，一百五十年来，宫廷人员就不再居住在推勒里宫，这历代国王安寝的古老宫室里。房间一片荒凉，家具全都搬走，没有眠床，没有蜡烛。房门关不拢，冷风穿过打破的窗玻璃直吹进来。大家急忙之中凭着借来的烛光，设法为这像流星一样从天上陨落的王室一家，凑凑合合地临时勉强安排一个过夜的地方。四岁半的储君走进房间时说道：“这里的一切都是多么丑啊，妈妈。”他在凡尔赛和特丽雅侬的灿烂辉煌之中长大，习惯了烛光通明的枝形吊灯和晶光四射的镜子，习惯于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王后答道：“我的孩子，路易十四就住在这里，觉得很舒服。我们不可以比他要求更高。”性情淡漠的路易十六没有一句怨言，适应了他那很不舒适的过夜的地方，他打着哈欠，懒洋洋地对其他人说：“大家尽量想法安顿下来，我自己感到很满意。”

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却一点也不满意。她永远只会把这间不是她自己自由挑选的房子，看成监狱，永远也不会忘记，人家是用什么方式把她拽到这里来的。她飞快地写信给她忠心耿耿的麦尔西：“人们永远无法相信，在最近二十四小时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论人家说什么，都不会言过其实；相反，远远不及我们看见的和经历的那些痛苦。”

第二十四章 反思

在1789年，革命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有时候对它自己的勇气还会大吃一惊：这一次也是如此；国民议会、巴黎市议员，整个市民阶级内心深处还依然是忠于国王的。他们对于这批巾帼英雄发起的突然袭击，把手无寸铁的国王攥到自己手里，与其说是惊喜，毋宁说是惊骇。出于羞愧之情，他们想尽办法，竭尽全力把这凶残的暴力行为有违法律之处全都抹去。他们一致努力，事后发出谎言，把这劫持王室全家的行动说成是一次“自觉自愿”的搬迁。他们感人地争相在国王权威的坟墓上，撒上最为瑰丽的玫瑰，暗自希望这能掩盖。君主专制实际上在10月6日这天，已经永远寿终正寝，装进棺木。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向国王保证他们的耿耿忠诚。议会派出三十九名议员，巴黎市政府十分尊敬地觐见国王、王后。市长在玛丽·安托瓦内特面前深深地鞠躬，说了这样一番话：“巴黎城高兴地在王室列祖列宗的宫殿里见到陛下，巴黎城希望国王和王后陛下能显示恩典，选择此城，成为陛下经常驻跸之地。”大法院、大学、审计委员会、枢密院，最后在10月20日，整个国民议会同样毕恭毕敬地全都出现，大批人群每天挤在窗前高叫：“国王万岁！王后万岁！”大家都竭尽所能来向国王表示，他“自愿迁居”，万众欢欣不已。

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一直不会装假，国王对她唯命是从，他们顽固地拒绝对事实进行这种欺人的美化，这种态度从人性上看，虽说可以理解，但从政治上看，却是愚不可及。王后这样写信给麦尔西大使：“倘若我们能够忘记，我们是以什么方式到这里来的，我们可以相当满意！”但是实际上她既不能也不愿忘记这点。她经受了太多的耻辱，人们是以暴力把她拽到巴黎，强占了她的凡尔赛宫，杀害了她的御林军。而国民议会、国民卫队却听之任之，未加干涉。人们使用暴力把她禁锢在这推勒里宫，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些人如何玷污了一位君王神圣的权利。他们两人不断地故意强调自己的失败：国王放弃了他的狩猎，王后不上剧院观看演出，他们甚至不在大街上露面，不驱车出去，从而耽误了在巴黎又赢得人心的重要机会。可是这种倔强的自我封闭，也就创造了一种危险的裁判先例。因为宫廷宣布遭受了强暴，也就向民众证明，民众确有暴力。国王不断表明他是弱者，他也就的确成了弱者。不是人民，不是国民议会，而是国王和王后自己，在推勒里宫四周挖了一道看不见的深沟，是国王和王后自己出于一种愚不可及的执拗劲头，把他们尚未剥夺的自由变成了真正的囚禁。

国王这样过于慷慨激昂地把推勒里宫视为监狱，那就让它成为一座王家的监牢吧。过了几天，巨大的车辆就把家具从凡尔赛宫运来，木匠和裱糊匠在各个房间敲敲打打，一直干到深夜。不久之后，旧日宫廷里的官员，只要没有选择流亡，又都在这新的王宫里聚集。一大群宫廷侍者、仆役、马夫、厨师住满了仆人的住房。旧日的号服又重新在过道里闪闪发光，一切都反射出凡尔赛的景象。便是宫廷礼仪，也照搬过来，一成不变，充其量只发现一个差别，在各道门前不再由已经遣散的贵族御林军守卫，而是由拉法耶特手下的市民连队站岗。

推勒里宫和卢浮宫房间无数，皇家只占用了极少几间。因为现在不想再举行庆典，既无舞会也无化装舞会，不想引人注意，也不想显示不必要的光华，只有推勒里宫冲着花园的那部分（1870年巴黎公社时被火烧毁，没有重新修复）修葺一新供皇家使用：楼上是国王的寝室和接待室，国王御妹伊丽莎白夫人的一间卧室，每个孩子一人一间卧室，外加一间小客厅。楼下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卧室，外加一个会客室和一个梳妆室，一间台球室和一间餐厅。除了原有的楼梯，这两层楼还通过一道小小的，新安装的楼梯连接起来。这道小楼梯从楼下王后的房间，通向楼上太子和国王的房间，只有王后和孩子们的女太傅，拥有这扇连接楼上楼下的房门的钥匙。

观察一下房间这样分配的平面图，有一件事引人注目：那无疑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己安排的，和全家其他成员分割开来。她睡觉休息，日常起居都是独自一人，她的卧室、会客室安排得任何时候她都可以接待客人，而不被人看见，客人不必使用公用的楼梯和主要的入口处。不久，这些措施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显现出来，同样也显出其优点，王后随时可以上楼，而她自己则可以得到保护，不致意外被仆人、密探和国民卫队撞见（甚至也不致被国王意外撞见）。即使在幽囚之中，她的“我行我素”还在保卫她的个人自由的最后残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座古老的宫殿里，阴森森的走廊白天黑夜都用冒着煤烟的油灯勉强照明，蜗牛形弯曲的楼梯，挤得满满的仆役室，尤其是显示人民无上威权的国民卫队，这里真的不是一个舒适的住处；命运安排让国王全家挤在一起，在这里却比在凡尔赛宫这场面宏大的石头匣子般的房子里，过着更加宁静，更加亲密，也许甚至更加舒适的生活。早餐后，王后把孩子们从楼上叫到楼下她身边来，然后她去望弥撒，独自待在自己房里直到共进午餐的时间。午餐后，她和她丈夫一起玩一局台球。国王很不甘心地放弃了他的狩猎，台球对他只是一种很没劲的代用运动。然后国王就去看看书或者睡睡觉，而玛丽·安托瓦内特就退回到自己的房里，和她知心的朋友们，和费尔森，和朗巴勒亲王夫人或者其他人商量事情。晚餐后，全家都聚集在客厅里：住在卢森堡宫的国王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及其妻子，几位老姑妈和少数几位忠心耿耿的家臣。十一点熄灯，国王和王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这种宁静的，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小市民的日常生活里没有变换调节，没有喜庆盛典，没有奢华排场。贝尔丹小姐，这位衣着打扮的艺术家，几乎再也没有受到召唤，讲究珠宝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因为路易十六得把钱攒起来，派更加重要的用场：用来行贿和雇人从事秘密的政治事务。从窗口瞥一眼花园，已是秋色一片，落叶开始凋零：时间匆匆掠过，过去王后一直感到时间过得太慢。现在她周围终于已是一片寂静。她过去一直害怕寂静，现在第一次有机会进行严肃清晰的自我反省。

宁静是个有独创性的因素。它能凝聚心神，涤净心灵，整顿内心的力量，把狂野的运动驱散的一切又聚集起来。就像一只摇晃过的瓶子，把它放在地上，沉重的和轻盈的东西截然分开。同样，在混成一片的大自然里，寂静和沉思可以把性格更清晰地提炼出来。玛丽·安托瓦内特被猛然一击后孤身独处，开始找到她的自我。现在她才认识到，她那无忧无虑轻松轻浮的天性中，后果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轻而易举，命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一切都馈赠给她；恰好是这种不应得到的生活馈赠，使她内心贫乏。命运过早过多地娇惯了她，高贵的出身和更加高贵的地位，都落在她的身上，她无须费什么力气；于是她认为，根本用不着努力，只要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一切似乎全都合适。大臣们去思索，老百姓去干活，银行家为她的舒适付钱，这个备受娇纵的女人伸手取过一切，既不假思索，也不用感谢。只有现在，受到这异乎寻常的要求的挑战，必须奋起捍卫她的王冠，捍卫她的孩子，捍卫她自己的生命，捍卫这一切，来抵抗这史上最宏伟壮观的叛乱，她才在自己心里寻找抵抗的力量，才突然从自己内心取出她尚未动用过的聪明才智和精力活力的储存。终于完成了突破。“只有在不幸之中，你才知道，你是谁。”这句优美动人，感人至深，也使人震撼的话，现在突然在她的一封书信里闪现。那些警告者，她的母亲和朋友们几十年来，对于这颗倔强的灵魂毫无办法。对于这个屡教不改者还为时太早。苦难，才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一位真正的老师，这个屡教不改者唯一向他学习的老师。

随着不幸，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不同寻常的女人的内心生活中开始。但是不幸其实从来也改变不了一个人的性格。它并没有把新的因素硬塞进这个性格之中；只是发展了早已存在的一些素质。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这进行最后斗争的几年里，并没有变得聪明能干、坚毅果决、充满活力；——如果这样看那就错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她原来固有的素质，只是由于一种心灵的神秘莫测的惰性，一种孩子气的贪玩爱闹的习性，她没有动用她个性中的这一本质的一半；迄今为止，她一直在游戏人生——这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从来没有和人生进行过斗争；只有现在，遭遇到这样巨大的挑战，所有这些能量才砥砺成武器。玛丽·安托瓦内特只有在非思考不可的时候才思索、才考虑。因为她被迫非工作不可，她才工作。因为命运迫使她变得伟大，她才提高自己，为了不至于被优势的力量可怜巴巴地碾成齑粉。在推勒里宫中，她的外部的和内心的生活才开始完全改变。同一个女人二十年之久，从来没有能够全神贯注地、从头到尾地听完一位公使的报告，一向总是匆匆忙忙地看信，从来也不读一本书，只是关心游戏、运动、时尚和类似的无足轻重的琐事，现在把她的书桌变成了一个国务办公厅，把她的房间变成一个外交部。现在大家都把她的丈夫当作软弱的案例，厌恶地推到一边，王后便代替他和一切大臣和公使谈判，监督他们的措施，审阅他们的信件。她学习使用密码，想出最奇特的秘密通信的技巧，以便通过外交途径和身在国外的朋友们进行磋商。时而用显影墨水写信，时而在杂志和巧克力盒子上用一种数字系统，把消息偷偷地骗过监视人传送出去；每个字都必须挖空心思巧妙选择，让知情人看了心知肚明，让不知情的人看了莫名其妙。所有这一切都是她独自完成，身边没有助手，没有秘书，密探守在门口，待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只要一封信遭到截获，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就会遭殃。这个女人从来也不习惯于干这种工作，这时干得筋疲力尽。她有一次在一封信里发出呻吟：“我简直写得疲惫不堪，”又一次叹道，“我已看不清楚，我写了些什么。”

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心灵的转变：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学会认识到耿直正派的顾问存在的必要，放弃了愚蠢的妄自尊大，擅自做主，轻而易举地匆匆瞥上一眼，就对政治事件做出决定。从前她总是强忍着哈欠接待性格沉静、头发花白的麦尔西大使，等到这个讨厌的迂夫子在身后关上房门，她显然松了口气，现在她可是暗自羞惭地追求这位长期以来始终遭到误解的性情耿直经验丰富的朋友：“我越不幸，就越发感到打心眼里感激我的那些真正的朋友。”现在她就用这种充满人性的语气给她母亲的这位老友写信，或者：“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寻找一个瞬间，又能自由自在地和您交谈，和您见面，向您保证我所有的这些感情，我有那么多理由为我一生，把我这些感情奉献给您。”在她三十五岁时，她终于觉察到，她被一种特别的命运选中，不去和另外一些美丽风流、资质平庸的女人争夺时尚短暂的胜利，而是去争取持久的、延续不断的胜利，在后世坚定不移的目光前面经受考验，经受作为王后，作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女儿的双重考验。她的傲气，迄今为止只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子小里小气的孩子气的骄傲而已，现在全都坚定不移地用在这样一个任务身上，置身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要向全世界显得庄严伟大，勇气十足。她不再为个人的东西而奋斗，不为权力或者私人的幸福而战：“至于我们个人，那我知道，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任何关于幸福的念头都已过去。可是一个国王的职责在于，为别人去受苦受难，我们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职责。但愿有朝一日，这点能为人所认识。”玛丽·安托瓦内特虽说很晚才认识到，她注定了要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但却是直到灵魂深处都认识到这点，这个超越时代的要求极为了不起地大大提高了她的力量。因为当一个人接近自己面临的深渊，当他下定决心要挖开他个人的心灵深处，他便掀起了深埋在自己血液中祖祖辈辈模模糊糊的力量。她是一个哈布斯堡皇族的成员，古老皇帝荣誉的孙女和继承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女儿，这一下子就使这个内心虚弱、心里没底的女人超越了自己。她觉得有责任要使自己配得上“玛利亚·特蕾西亚”，配得上她的母亲，“勇气”一字便成为她死亡交响曲的主旋律。她一再重复，“任何东西也无法摧毁她的勇气”；当她听到维也纳传来消息，哥哥约瑟夫皇帝在可怕的弥留之际，富有丈夫气地决定，直到最后一息都坚定果决，绝不失态，她自己也似乎预见性地感觉受到召唤，用她一生中最为自信的一句话作为回答：“我敢说，他的死配得上我。”

这股傲气犹如一面旗帜，在全世界面前高高举起。当然，这让玛丽·安托瓦内特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别人的预料。因为这个女人究其最深层的本质而言，既不高傲，又不坚强，绝不是女英雄，而是极富女性的女人，天生的愿意献身，充满柔情，并非为战斗而生。她表现出来的勇气，只是用来使别人勇敢；她自己内心深处早已不再相信会有更加美好的日子。她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她那两条向全世界高擎高傲旗帜的臂膀，立即疲倦地耷拉下来。每次费尔森看见王后，王后几乎总在不断垂泪；和这个被她无限深爱，终于找到的朋友共度的恋爱时光，丝毫不像是缱绻柔情销魂荡魄的良辰美景，这位自己也深深感动的情人得使出全部力气，帮助他深爱的女人摆脱疲惫和忧伤。恰好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不幸，在这位钟情于她的情人心里激起了极为深切的爱怜之情。费尔森写信给他妹妹：“她常常以泪洗面，非常不幸。我该怎么爱她才好！”这最后几年，对于这颗轻信的心的确十分严酷。“我们看到了太多阴森可怕的事情，太多的鲜血，没法还会再感到高兴。”但是仇恨一再激起，针对这个无力自卫的女人。她除了自己的良心，再也没有任何人来捍卫她。她写道：“我向全世界挑战，让他们证明我的确犯了什么过错。”或者这样写道：“我期待着未来能对我做出公正的判决，这个想法帮我忍受一切苦难。那些拒绝给我公平判决的人，我对他们极度轻蔑，也就不再理会他们。”可是她还是发出呻吟：“怀着这样一颗心，怎么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感到，这个绝望的女人在有的时候只是希望，但愿不久就会终结。“但愿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和我们忍受的痛苦，至少有朝一日能使我们的孩子们幸福！这是我现在还允许我自己怀有的唯一的愿望。”只有想起她的孩子们，这唯一的愿望，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敢把它和“幸福”这个字联系在一起。她有一次叹息：“倘若我还能够得到幸福，那也是通过我的两个孩子才得到的。”另外一次她说：“要是我非常悲哀，就把我的小儿子找来。”又有一次：“我整天独自待着，我的孩子们是我唯一的安慰，我尽可能地留他们在我身边多待一会儿。”她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现在她那遭到拒绝的，以往曾经向全世界轻率地敞开的爱，都绝望地激烈地涌向那两个残留下来的孩子身上，特别是储君给王后很多欢乐。他长得身体健壮有力，欢快聪明而又充满柔情，王后深情地称他为“心爱的小宝贝”。但是，在这个经受过许多考验的女人身上，一切柔情和温情也和她的感情一样，渐渐地变得明察秋毫。尽管她对这个男孩宠爱有加，她并没有把他惯坏。她写信给女太傅：“我们对这孩子的柔情必须严厉，我们不该忘记，我们是在把他培养成一位国王。”她用德·图尔赛尔夫人取代波利涅克夫人，成为王太子新的女太傅时，给德·图尔赛尔夫人写了一篇心理描写作为指导，第一次把她一直埋藏心底的判断世人和内心本能的全部能力全都出色地表现出来。她写道：“我的儿子四岁四个月差两天，我不谈他的体格和仪表，这些您自己可以看见。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好，但是还在摇篮里就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神经分外敏感，极为微小的特别声响就会对他发生作用。他最早的几颗牙齿出得很晚，但是他没有生过病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直到他最后一颗牙齿，我想是长第六颗牙齿时，他发了一次痉挛。从此以后，这种痉挛只发过两次，一次是在1787年到1788年之间，另一次是他接种疫苗时；但是第二次发得十分轻微。他的神经极为敏感，任何他不习惯的响动都会使他害怕，譬如说他害怕狗，因为他听见过几只狗在他身边狂吠过。我从来也不强迫他看狗，因为我相信，等他懂事一些以后，他对狗的害怕也会自行消失。和一切身体强壮、长得结实的孩子一样，他也会纵情放肆，也会突然凶巴巴地发起火来。尽管如此，只要他的倔脾气不发作，他还是一个性格善良、娇嫩温柔的孩子。他有很强的自尊心，只要引导得法，这自尊心有朝一日会对他很有好处。在他对什么人产生信任之前，他很会自我控制，即便是他的急脾气和他的怒火也会掩饰起来，为了表现得温柔可爱。他要是答应了什么事情，他会很可靠地办到；可是他话多，喜欢重复听到人家说的话，往往并不想说谎，却加上一些他的想象力让他信以为真的事情。这是他最大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纠正他。除此之外，就像我重复说的，他是个好孩子，怀着一腔柔情，同时也要花些精力，用不着过于严厉就可以很容易地引导他，总能从他那里达到预期的目的。严厉只会激怒他，因为按照他的年龄，他已经很有性格。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在他最早的童年时代，‘请原谅’这个字总让他发火。他要是做错了事，你只要要求他，他什么都会做，什么都会说，只有‘我请您原谅’这句话，他只有流着眼泪，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才说出口来。我从一开始就教育我的孩子们，要对我抱有极大的信任，要是做错了什么事，就要告诉我。这是因为即使我责骂他们，也决不做出很生气的样子，永远只是仿佛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伤了我的心，我很震惊。我让他们习惯于我所说的话都是说一不二，每一个是或者否都是不可挽回的；但是我总让他们知道，我做出这些决定的理由是什么，这个理由是他们这个年龄能够理解的理由，这样他们就不会以为，我这样做纯粹是一时兴起，突发奇想。我的儿子还不能念书，学习很糟；他过于心不在焉，还不知道勤勉努力。他对自己所处的显要地位还一无所知，我非常希望，他能一直这样。我们的孩子会在够早的时候就学会，他们是些什么人。我的儿子深爱他的妹妹，全心全意地爱；要是有什么东西使他高兴，无论是到哪儿去，或者得到了什么礼物，他做的第一件事，乃是也为他的妹妹要求同样的礼物。他的天性明快开朗，为了使他健康，有必要让他多在户外活动……”把这个女人做母亲时写下的这份文件和她从前写的书信并排放在一起，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这些文件书信系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这位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另外那位玛丽·安托瓦内特真有天渊之别，就像不幸和幸福，绝望和放纵之间相隔那么遥远。不幸最明显地在柔软的灵魂，在尚未成熟，容易迁就的灵魂上面盖上它的印记：一个性格现在轮廓分明地显现出来，而这个性格迄今为止一直像汩汩流淌的水一样骚动不宁、模糊不清。她的母亲曾经绝望地抱怨：“什么时候，你终于能够变成你自己。”现在随着最初的几丝白发在鬓角出现，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变成了她自己。

有一幅肖像也证明了玛丽·安托瓦内特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这是王后叫人在推勒里宫为她所作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幅肖像。古察尔斯基[1]，一位波兰画家以不受拘束的轮廓画出了这幅肖像，出逃瓦伦纳一事，阻止他完成这幅画作；尽管如此，这却是我们拥有的这位王后最完美无缺的一幅肖像。维尔特米勒[2]的那几幅标志性的画像，维谢-勒布伦的那几幅挂在沙龙里的肖像，都在不断地努力通过华丽贵重的衣裳和布景，让观赏者记起这个女人是法兰西的王后。她头上戴着奢侈的帽子，上面插着精彩绝伦的鸵鸟羽毛，身上披着珠光宝气的绸缎长袍，走到她那盖着丝绒面子的宝座面前，便是那些画她身着一袭神话里的袍子或者乡间的衣裳的画像，上面什么地方总有一个明显的标志，让人知道，这位女士是一位高贵的夫人，是全国最高贵的夫人，是王后。古察尔斯基的这幅画把这些引人注目的装饰品全都抛开：只有一个丰满的美女坐在一把软椅上，带着梦幻的神情向前凝望。她显得有些疲倦，有些虚弱。她没有身着华美的盛装，也没戴首饰，脖子上也没有宝石闪闪发光，她没有涂脂抹粉精心打扮——那些戏子常用的花招已成陈迹，现在已不是时候；那种招人欣赏的心情已为宁静歇息的心情所取代，虚荣已让位给简朴。头发松散而自然地垂落，收拾得极有品味，秀发中已泛出最初的几缕银丝，长袍从她依然丰腴闪光的肩头滑落，但是举止之间没有刻意卖弄风情，向人讨好的印象。嘴巴已不再露出微笑，眼睛也不旨在讨人喜欢；她身上有一片秋日的光辉，依然美丽，但是一种更加柔和的母性的美，闪现在一股朦胧的光影之中，介乎渴求和放纵之间，是一位介乎两个年龄段的女人，不复年轻，可并未年老，不再强烈追求，还依然惹人追求，这个女人就带着这样一副如在梦中的神情。在观赏她的其他肖像时，总有这样的印象，就像一个钟情于自己美丽的女子在奔跑、在舞蹈、在欢笑之中飞快地向画家看上一眼，然后又继续去疯玩，可是在这里我们感到：这个女人已经沉静下来，她喜欢宁静。在观赏了上千种放在珍贵的画框里的偶像画幅，大理石和象牙制作的偶像塑像，这一幅只完成了一半的画像终于画出了一个人；在所有的作品当中，这幅肖像作为唯一的一幅画像，第一次让人预见到，这位王后也拥有一个类似灵魂的东西。

[1] 亚历山大·古察尔斯基（1741—1819），波兰画家，主要在法国作画。

[2] 阿道尔夫·乌尔里克·维尔特米勒（1751—1811），瑞典画家，曾受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委托，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画肖像。

第二十五章 米拉波

王后在这场反抗革命的消耗精力的斗争中，迄今为止只有在一个盟友身边找到庇护之地：那就是时间，“只有容忍和耐心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时间是一个极不可靠的机会主义的盟友，它通常总是站在强者一边，把那些无所事事，一味信赖它的人都鄙夷不屑地弃之不顾。革命大步向前进军，每个礼拜都在城里、在农民当中、在部队里面招募上千个新兵。新建立的雅各宾俱乐部每天都更加使劲地扳动扳子，为了最终把君主制度扳倒。王后和国王终于认识到，他们孤独地退缩回来有着多大的危险，于是开始寻找盟友。

一位重要的盟友，已经多次以含糊的话语向宫廷自我推荐——这个珍贵的秘密一直讳莫如深地保藏在最狭小的圈子里。自从九月天以后，人们在推勒里宫里已经知道，国民议会的领袖，为多方畏惧，为众人赞赏的米拉波伯爵，这头革命的雄狮，准备从国王手里接受黄金的饲料。他有一次对一个中间传话的人说：“你想办法让宫里的人知道，我更多的是站在他们身边，而不是反对他们。”可是，只要国王还稳稳地坐在凡尔赛宫里，就觉得还稳坐江山，王后也没有认识到这位米拉波的重要性。他比任何人都更善于领导革命，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革命的精灵，自由意志的活生生的体现，颠覆力量化身为人，灵动呼吸的无政府状态。国民议会中其他的代表，正直的、具有善意的学者，目光犀利的法学家，为人诚实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对秩序和新秩序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梦想；只有这一个人，国内的混乱局面成为他摆脱自己内心混乱的自我拯救。他那火山迸发般的力量，他自己有一次骄傲地称之为十个人的力量，需要一场世界风暴，让自己能以正确的尺度充分发展；他自己在道德上、物质上和家庭关系上都残破不堪，他需要有一个残破不堪的国家使自己在废墟上昂然挺起。他这种暴烈天性迄今为止的一切迸发，诸如撰写小册子、引诱妇女、和人决斗，种种丑闻，只是他那满溢过剩的脾气取得的并不通畅的阀门，他的这个脾气便是法兰西所有的监狱都未能驯服。这颗狂野的灵魂需要更广阔的空间，这个强劲的精灵需要更重大的任务：犹如一头发狂的公牛，在一个狭窄的牛圈里关的时间太长，他被轻蔑像扎眼的花标头上的尖端激得狂怒起来，冲进革命的竞技场，第一次冲击便推倒等级制度朽坏的栏杆。当他雷鸣般的嗓音第一次响起，整个国民议会都怵然震惊，国民议会就此屈从于它那专横独断的枷锁；强大的精灵，犹如伟大的作家，米拉波这个强劲的铁匠，在短短几分钟里就把最艰难的法律、最大胆的措辞，镌刻到青铜板上。凭着他熊熊燃烧的激情，他夺走了国民议会的意志，倘若不是因为人们对他声名狼藉的往事心存怀疑，倘若维持秩序的思想不是无意识地自我防卫，反对混沌世界的这名使者，那么法兰西的国民议会从第一天起就不是拥有两百个脑袋，而是只有一个唯一的首脑，只有一个独一无二、权力无限的主宰者。

但是这个自由的男高音自己并不自由：债务压弯了他的腰，一系列肮脏的官司犹如罗网，捆住了他的手脚。一个米拉波只有在挥霍无度地使用他的精力时，才能发挥作用。他需要无忧无虑的生活，场面宏大，腰包鼓鼓地装满了叮当作响的金银，铺张的宴席，秘书众多，女人如云，许多助手，无数仆人：只有奢侈无度的生活，才能使他施展全部才能。本着他这唯一的意愿，这个被债主们四下追逐、负债累累之人，向每一个人都表示愿意效劳：向奈克尔，向奥里昂公爵，向国王的御弟，最后向宫廷自己示好。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最恨的莫过于贵族中的倒戈者，在凡尔赛时，觉得自己还足够强大，便放弃这个“怪物”提供的可以收买的恩宠。王后对中间人德·拉·马克伯爵[1]说：“我希望，我们永远也不至于不幸到这等地步，竟不得不回过头来重走这最后的难堪的一步，向米拉波这样的人寻求帮助。”

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到了这等地步。五个月后——在一场革命之中，这可是无限漫长的时间——德·拉·马克伯爵从麦尔西大使那里得到消息，王后准备和米拉波谈判。这就是说，准备收买米拉波。幸运的是这还不算为时已晚：接到这个第一次建议，米拉波便立即一口咬住这黄金的诱饵。他贪婪地听说路易十六准备为他支付他亲手签字的四张借据，每张二十五万里弗尔，合计一百万里弗尔，不过要在国民议会闭幕之后，——“其前提是，”就像这个节俭的国王小心翼翼的附言中所说的，“他为我很好地效劳。”这位护民官一看见国王大笔一挥就能清除他的债务，他每月还可能有六千里弗尔进账，这个为法警和暗探追捕之人“一时醺然陶醉，其欢欣鼓舞的模样，起先使我大吃一惊”（德·拉·马克伯爵语）。他平时激昂慷慨地说服别人，如今，他同样激昂慷慨地说服自己：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而且愿意拯救国王，拯救革命，同时拯救全国。自从金币滚进他的口袋，他突然想起，他，这头革命的雄狮，其实一直是热烈的保皇党人。5月10日，他用下面的话，为他出卖自己的卖身契签了字：他答应“以忠贞、热忱和勇气”为国王效力……“即使当我在宫廷里只看见弱点，还不了解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女儿的灵魂和思想，还不能指望有这样地位崇高的同盟者时，我已承认我信奉君主政体的原则。即使当我认为，从一位虽说公正，但被人误导的国王那里，既得不到权利，也得不到酬报时，我已经为国王效过力。如今信心加强了我的勇气，因为国王接受了我的原则，我产生的感激之情，使我浑身充满了力量，我这才更要好好地效劳。我过去是什么人，将永远是那个人：本着法律确定的意义，充当君王权力的捍卫者，只要自由为王权所确认，充当自由的倡导者。我的心将沿着理性划定的道路前进。”

尽管这样加重语气，双方都很清楚：这个协定并不正大光明，其实是件怕见阳光的事情。因此双方约定，米拉波绝对不许在宫中露面，只能用书面通信的方式向国王提出忠告。对于大街上的民众而言，米拉波得是革命者，而在国民议会中他得为国王的事业效力——一桩混混沌沌的买卖，没有一个是赢家，谁也不信任谁。米拉波立刻开始行动，接二连三地写信给国王，提出各种忠告：而真正的收信人则是王后。他的希望是能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所理解。因为他不久就知道，国王根本不算数。在他的第二封信里就写道：“国王能支配的只有‘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乃是他的妻子。对于王后而言，只要国王的权威没有重新建立起来，她就没有安全可言。我估计，没有王冠，她就不愿再活下去，但是我可以肯定，她要是不能保住宝座，也保不住她的性命。这一时刻将会来临，也许不久就会来临。这时人们将不得不指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骑在马上能有什么作为。这一点在她的家里已经经受过考验；但是到那一步，一切都必须预做准备，不能以为，无论是借助偶然事件的帮助，还是通过小小的计谋策划，单凭一些寻常的人和手段，就能走出这个不同寻常的危机。”米拉波就十分露骨地把自己当作这个不同寻常的人，这个超凡出众的人推荐给王室。他希望用语言的三叉戟[2]能够同样轻易地把他掀起的滔天浊浪平息下去；陶醉在这种过高估计自我，灼热的自尊自大之际，他一方面看见自己既是国民议会的主席，另一方面已是国王和王后的首席大臣。但是米拉波失算了。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刻也不想把真正的权力交给这个“坏东西”。带有妖魔气息的人，总让平庸的人感到可疑。玛丽·安托瓦内特丝毫也不理解她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精灵，不理解这个精灵的这种极了不起的没有道德底线的生活方式。看到他性格的种种大胆的转变，王后只感到很不舒服。这个像泰坦巨人般激情迸发的男人，非但没有赢得她，反而使她害怕。因此她的极端秘密的思想乃是，等到不再需要这个狂野粗暴捉摸不定的人，就赶快付钱给他，把他撵走。既然收买了他，他首先得好好地为这笔昂贵的价钱干活，得提出各种忠告，因为他很聪明，也很机灵。只要他提出的忠告，不是太过稀奇古怪，太过于放肆大胆，她会阅读，并且加以采纳，这就完了。王后需要这位出色的鼓动家在投票时充当侦察兵，需要他在国民议会中为了“善良的事业”，充当和平的中介人，必要时也需要这个受贿之人来贿赂别人。这头狮子得在国民议会上大声吼叫，与此同时又能接受宫廷的约束。玛丽·安托瓦内特对这位极为巨大的精灵，就是这样设想的，一丝一毫真正的信任也不给他。她过于轻视此人的用处，对他的“道德良心”，始终鄙夷不屑，对他的创意天才，从头到尾完全没有看到。

不久，双方初次激情的蜜月期过去。米拉波发现，他写的书信全都送进了国王的字纸篓，没有激起一缕精神的火焰。但是不论是出于虚荣心，还是贪图国王允诺的一百万里弗尔，米拉波并不放松对宫廷发起进攻。他既然看到他的书面建议没有结果，他便试图做出最后的努力。凭着政治上的经验，凭着他和女人的无数艳遇，他知道他的最强大的力量，他的真正的力量不在书写，而在讲话。他那让人触电的力量最为强烈地、最为直接地从他个人身上发出。于是他就不断催逼中介人德·拉·马克伯爵，最终给他谋求一次和王后面谈的机会。一小时谈话，王后对他的猜疑就会像在上百个其他女人身上一样，立即转化为赞赏钦佩。只消一次觐见，一次就行！因为想到这次会见不会是最后一次，他的自信心不禁陶醉。谁若一旦认识他，就不可能再逃出他的掌心。

玛丽·安托瓦内特抗拒了很久，最后终于让步，表示准备于7月3日，在圣-克鲁宫接见米拉波。不言而喻，这次邂逅必须严加保密；命运的一种稀奇的嘲讽，使米拉波得到红衣主教德·罗昂，这个受骗的傻瓜梦寐以求的好事——在丛林的掩护下，演出一场花园场景。圣-克鲁宫的花园——有各式各样的秘密隐蔽处，同年夏天，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也知道了这点。王后写信给麦尔西：“我找到了一个秘密藏身之处，虽说并不舒适，但完全适合于在那里和他相遇，把一切不受欢迎的人跟家里和花园隔离开来。”

约定时间为星期天早上八点，这时国王还在酣睡，近卫军还没估计到会有客人。米拉波无疑激动万分，在帕西他妹妹家里过了一夜。一清早一辆马车把他拉到圣-克鲁宫，他的外甥乔装打扮充当他的车夫。在一个秘密地点，米拉波让马车等在那里，接着他把帽子拉得低低的，遮住他的脸，把大衣领子高高竖起，活像一个阴谋策划者，通过一扇事先确定的，故意没有关严的侧门走进御花园。

不久他就听见碎石路上传来轻轻的脚步声。王后出现，没带任何随行人员。米拉波想要弯腰鞠躬，可是在王后看见这位卑贱的贵族那张被激情所破坏，为天花所侵蚀，为乱发所覆盖的残暴却又强劲有力的面孔时，浑身不由自主地激起一阵寒噤。米拉波注意到王后吃惊的神情，这种情况他早已熟悉。他知道，所有的女人，包括温柔的莎菲·沃朗[3]第一次看见他都吓得直往后退。但是他丑陋的相貌，美杜莎[4]式的力量，能唤起恐怖，也能把人攫住；他一直成功地使女人的这最初的惊恐转化为惊愕，转化为赞赏，甚至！多少次，转化为不由自主的激情。

王后和米拉波在这一小时里究竟谈些什么，始终是个秘密。既然没有证人，所有的报道，譬如自认为知晓一切的王后贴身侍女康庞的那份报告，都仅仅是虚构的故事和臆想的估计。只有这点大家知道，不是米拉波让王后屈从于他的意志，而是王后让米拉波屈从于她的意志，她那世代相传的尊严具有的自然的高贵气派，通过皇权永放光芒的祥光得以加强。在初次交谈时，她与生俱来的尊贵和她突发的理解力，使得她显得比现实生活中那个变化无常的女人，总要聪明得多，果断得多，坚定得多，这一切以不可制服的魔力对米拉波的一点就燃、超群出众的天性发生作用。在米拉波离开花园时，还心情激动地抓住他外甥的胳膊，怀着他特有的激情说道：“她真是一个奇妙的女人，非常高贵，极为不幸。不过我要救她。”单单在这一小时里，玛丽·安托瓦内特就把这个可以收买，摇摆不定的小人变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人物。米拉波写信给他的中介人德·拉·马克：“什么也阻拦不了我，我宁死也不会不遵守诺言。”

我们没有看到王后关于这次邂逅的任何报告。她这张哈布斯堡公主的嘴里，从来没有说出片言只语表示感激或者信任。她从来不想再见米拉波，从未给米拉波写过一行字。就是在那次邂逅中她也没有和米拉波缔结同盟，只是接受了米拉波向她表示的忠诚，她只是允许米拉波为她牺牲自己。

米拉波

米拉波在三级会议上

米拉波做出一个允诺，或者不如说，他做了两个允诺。他向国王宣誓效忠，也向民族宣誓效忠；在这场战斗中，他既是这一派的参谋总长，也同时是另一派的参谋总长。一位政治家从来也没有接受过一个比这双重角色更危险的任务，从来也没有人更加天才横溢地将这个角色扮演到底（华伦斯坦[5]与之相比只是一个外行），单从体力上说，米拉波在那富有戏剧性的几个礼拜，几个月里的成绩是无与伦比的。他在国民议会和俱乐部里发表演讲，从事宣传鼓动，进行谈判商议，接待来访人员，中午时阅读、工作，为国民议会写出报告和提案，晚上为国王撰写秘密报告。三四个秘书同时为他工作，还赶不上他那语流飞快的速度。但是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穷尽他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气。他还要求更多的工作，还要求更多的危险，还要求更多的责任，与此同时还要追求生活和享受。就像一个走钢丝的舞者，他在寻求保持平衡，时而向右，时而向左，把他那不同寻常的天性中的两股基本力量，他洞察一切的政治精神和他那热血沸腾不可抗拒的激情，全都用来为两个事业效劳。他挥剑直劈，又像闪电一样迅速地收剑阻挡，飞快地让剑锋四下旋转，竟无人知道，锋芒究竟指的是谁，是国王，还是人民，是新政权，还是旧政权，也许他在自我陶醉的瞬间，自己也弄不清楚。但是时间一长，这样一种矛盾也难以维持。人们终于产生疑窦。马拉称他被人收买，弗莱荣[6]威胁着要把他吊上路灯。在国民议会里人们向他高呼：“多点美德，少点天才。”但是他，一个真正陶醉忘我之人，不知道害怕，不知道恐惧，整个巴黎都知道他负债累累，他却无忧无虑地挥金如土。他毫不在乎，众人惊讶不已，窃窃私语，纷纷打听他用什么款项支撑他那富若王侯的豪宅，开出令人咂舌的盛宴，买下布丰[7]的藏书，用珠宝钻石装饰歌剧院的女歌手和小婊子；他像宙斯般毫无畏惧地步入狂风暴雨之中，因为他是主宰一切风暴的主人。倘若有人向他进攻，他就用他愤怒的大棒，讽刺的闪电，像另一个参孙[8]把非利人统统打倒在地。在他脚下是万丈的深渊，在他四周是阴森的怀疑，在他身后是致命的危险，他那巨人般的力量终于真正的得其所哉；一股独一无二惊人宏大的火焰在行将熄灭之际，蹿得老高，他那不可比拟的十个壮汉合起来的伟力，在这决定胜负的日子里，燃烧殆尽。这个难以想象的男人终于获得了一个和他的天才相符合的尺度：阻止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命令命运停止运行；他以整个人的全部重量投入正在发生的事件中去，试图以他个人抵御几百万人，使那硕大无朋的革命巨轮倒转。这个轮子可是他自己使之转动起来的。

理解这场两面作战的斗争的奇妙大胆，理解这个介于两面的地位的超人之处，这可逾越了像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样一些秉性直来直去的人的政治理解力。米拉波呈上来的备忘录写得越大胆，他所做出的忠告越显得面目狰狞，王后那归根到底冷静的理智便越发害怕。米拉波的想法是：他要用妖怪来驱赶魔鬼，让革命恶性膨胀，变成无政府状态，从而消灭革命。既然无法改善目前状况，就必须尽快让它恶化——这就是他那臭名昭著的“最坏的政策”[9]，就像一个医生使用兴奋剂，激起危机，从而加速恢复健康。不是阻挡人民运动，而是抓住人民运动；不是从上到下来制服国民议会，而是以秘密的方式挑唆人民，让他们自己把国民议会彻底摧毁；不是希望安宁与和平，而是相反，把不公正和不和睦催到极度炽热的程度，从而激起人们强烈的要求秩序，要求旧日秩序的需求，遇见什么也不退缩，即使爆发内战也不退缩——这就是米拉波的不道德的建议，可是在政治上看，这可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米拉波就这样大胆地像吹响号角似地宣称：“四个敌人快步逼近，那就是税收、破产、军队和冬季，必须做出决定，准备意外事件的发生，把一切事态控制在手里。”简而言之，内战肯定爆发，也许必须爆发。这样大胆的宣称，王后听了心里发颤。她惊慌失措地答道：“米拉波或者任何一个能够思维的人怎么能够认为，在任何时候，甚至就在现在，就到了唤起一场内战的时刻？”她称这个计划是“彻头彻尾的疯狂”。这个道德败坏者准备采用任何手段，甚至采用最为可怕的手段。王后对他的怀疑渐渐地达到不可克服的程度。米拉波试图用“震天霹雳来撼动这可怕的漠不关心”，可是徒然，国王夫妇不听他的忠告，他对国王王后的这种心灵的懒散充满愤怒，愤怒之中逐渐又加上某种轻蔑，对于这种“牲口一样的君王”鄙夷不屑，这些拥有绵羊性格的国王引颈待戮，耐心地等着屠夫来宰杀他们。米拉波早已知道，国王只是懒洋洋地准备行善，根本没有能力采取真正的行动，他为国王斗争着实是白费力气。但是米拉波天性喜欢斗争，即使是个失败者，他依然在为一桩失败的事业做斗争，已经卷进黑色的滔天巨浪，他还再一次向这对夫妻喊出他绝望的预言：“善良，然而软弱的国王啊！不幸的王后！你们好好看看这可怕的深渊，在过于盲目的信任和过于夸张的疑虑之间摇摆不定，驱使你们走向这无底深渊！但是双方还保留着做出努力的余地，但这将是最后的努力。倘若放弃这一努力，或者这一努力失败，那么一片黑纱将覆盖这个王国。这个王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艘船遭到雷劈，又被风暴打得来回旋转，它将飘向何方？我不知道。但是即使我自己得以逃脱这公开的沉船之劫，我也会永远在我退隐之时，骄傲地对我自己说：我让自己冒着沉沦的危险，为了拯救他们大家。但是他们不愿获救。”

他们不愿获救；《圣经》就禁止牛和马拉同一张犁。国王迟钝保守的思想模式，不能和伟大的护民官的烈焰腾腾、冲锋向前、怒气冲冲、撼动一切障碍羁绊的脾气步调一致。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个旧世界的妇女，不理解米拉波身上的革命天性，她只理解率直坦诚的性格，不理解这个天才政治赌徒大胆放肆的孤注一掷。直到最后一刻，米拉波出于好斗心切，出于对他无边无际的放肆大胆的骄傲，一直在斗争。独自一人对抗众人，受到人民怀疑，宫廷怀疑，受到国民议会怀疑，他戏弄大家，同时也反抗大家。他拖着糟蹋殆尽的身体，发烧滚烫的血液，又踏进竞技场，企图再一次把他的意志强加在这一千二百名议员身上，然后在1791年3月——在他同时既为国王又为革命效力了八个月之后，——死神便扑到他的身上。他还发表了一个演讲，直到最后一刻还向他的秘书们进行口授，最后一夜还和两个歌剧院的歌女共度了良宵，然后这位超级强人便力竭身亡。一群群民众伫立在他家门前，想听听这颗革命之心是否还在搏动。三十万人跟随在他的灵柩后面为他送殡。先贤祠第一次敞开大门，让他的棺木在那里永久停放。

但是在这样风疾云涌的时代，“永久”一词是多么卑微可怜！两年之后，米拉波和国王暗中联系之事被揭露，另外一道法令把他尚未腐烂的尸体从坟墓中取出，扔到埋葬动物尸体的坟场中去。

只有宫廷对米拉波的去世表示沉默。国王知道，他何以默不作声。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康庞夫人讲述的愚蠢的逸闻推到一边：据说人们看见玛丽·安托瓦内特听到米拉波的死讯时，眼里泛着泪光。再也没有比这更不足信的了，因为很可能王后会发出一声叹息，感到轻松，欢迎这样的伙伴关系就此解决；此人过于伟大，不可能为王家效劳；过于大胆，不可能一味顺从。宫廷害怕这个活人，甚至害怕这个死者。当米拉波还在弥留之际，躺在床上挣扎之时，宫中派出一个心腹密探，到米拉波家里，从他书桌上把可疑的信件全都清除，这样那种让双方都感到羞耻的勾结得以保密。米拉波感到羞耻，是因为他为宫廷效劳。王后感到羞耻，是她使用了米拉波。随着米拉波的去世，最后一位也许可以在君主政体和人民之间进行斡旋的人也倒下了。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和革命之间就面对面地正面交锋了。

[1] 奥古斯特·玛丽·赖蒙特，德·拉·马克伯爵（1753—1833），法国军人，贵族出身，出入宫廷，1789年与米拉波结识，过从甚密。

[2] 三叉戟是希腊神话海神波塞顿的武器，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3] 莎菲·沃朗（1716—1784），法国知识妇女，与启蒙运动学者狄德罗交往甚密。

[4] 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相貌怪异丑陋，人看见她即化为石头。

[5] 席勒名剧《华伦斯坦》的主人公，十七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中天主教诸侯的统帅，后与新教诸侯暗通款曲，事败，被天主教势力刺死。

[6] 路易-玛丽·斯塔尼斯拉斯·弗莱荣（1754—1802），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家，马拉的学生。

[7] 乔治-路易·勒克莱克，德·布丰伯爵（1707—1788），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博物学家。

[8] 参孙，《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人物，以色列的英雄，参看《士师记》第13至16章。参孙孔武有力，被俘后，倾覆非利士人的神室，与大批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9] 即“物极必反”的政策，把一切都推向极致，而后“物极必反”，出现转机。

第二十六章 准备出逃

随着米拉波的去世，王国在这场反抗革命的斗争中唯一的助手也死去了。宫廷又成了孤家寡人。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同革命作斗争，或者向革命投降。和往常一样，国王选择的是二者之中最糟糕的一条道路，中间道路：出逃。

米拉波就曾经考虑过，国王为了重建他的权威，应该摆脱巴黎民众强加在他身上的毫无自卫能力的状况，因为囚徒无法打仗。为了能够很好地作战，手臂必须能够自由活动，脚下必须有坚实的土地。只不过米拉波要求，国王不得偷偷溜走，这有违他的尊严。米拉波说：“一个国王不会在他人民面前逃跑。”他更加急切地要求，“一个国王只能在青天白日离去，只能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国王。”米拉波建议路易十六，乘坐他的御用豪华马车到郊区去出游一次，那里得有一团依然效忠的骑兵等待着国王，国王应该在这团骑兵的簇拥下，高踞马上，在阳光照耀下，前去会合他的部队，作为自由人，和国民议会进行谈判。当然，只有一个男子汉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坚毅果决才能大胆行动，可是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比路易十六更加犹豫不决的人。他脑子里虽说也有过这样的念头，可是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他贪图舒适方便甚于热爱他的生命。现在既然米拉波已死，每天受够了屈辱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便毅然决然地拾起这个念头。她倒并不害怕出逃的危险，只害怕逃走这个概念有损王后的尊严。但是形势日益险恶，不容王后多做选择。她写信给麦尔西：“只还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要么暴乱者获胜，就毁在他们的剑下，因而不再有任何意义，要么就屈从于那些人的暴政，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们最高的利益，而实际上总是加害于我们，还将永远加害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前途。倘若我们不是下定决心，通过自己的力量和态度，来引导舆论，也许等待着我们的时刻比我们预想的要更近一些。请您相信我，我现在跟您说的话，并非出于过度兴奋的思考，或者由于憎恶我们的处境，或者迫不及待地想要行动。我清楚地认识到危险和此时此刻我们还有的不同的可能性；但是我从各方面只看到可怕的东西在我们面前，最好还是寻找一种自救的手段，而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地听人宰割。”既然冷静而谨慎的麦尔西从布鲁塞尔一再表示他的顾虑，王后便更有远见更加激烈地写了一封信，表示这位从前十分轻信的女人，如何无情地认清了她自己的沦落：“我们的处境十分可怕，可怕到这样的程度，没有直接机会亲眼看见我们处境的人，根本没法设想。现在对我们而言，只有一种选择：要么就照那些‘叛逆者’的要求行事，或者死于高悬在我们头上的剑下。请您相信我，我并没有夸大危险。您也知道我的原则一直是：只要可能，始终委曲求全，对时代和舆论的转变，抱有希望。但是今天一切都已改变；我们必死无疑，或者就踏上现在还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一条道路。我们绝不是这样丧失理智，以为这条道路没有任何危险。但是，既然我们非沉沦不可，那就至少让我们光荣地死去，让我们为了荣誉和宗教尽到我们应尽的职责……我相信，外省一定不像首都这样道德败坏，但是整个王国唯巴黎的马首是瞻。俱乐部和秘密集团领导整个国家，正派人士和心怀不满者尽管为数甚众，却逃亡国外或隐匿起来，因为他们不是更加强大的一派，或者因为他们并不团结，只有等到国王能自由地在一个固守的城市里现身，人们将会惊讶地发现，会有多少迄今为止一直保持沉默或叹息的不满时局的人出现。但是举棋不定的时间越长，将会得到的支持也就越少。因为共和思想在各个阶级都有新的进展，部队已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处于窘迫的境地，如果拖延的时间再长，部队已无法指望。”

除了受到革命的威胁，还有第二种危险在咄咄逼人。法国的王子们，阿尔托阿伯爵，贡代亲王和其他流亡贵族，都是些糟糕的英雄，都是大声喧哗的吹牛大王。他们小心翼翼地把佩刀放在剑鞘里，在边境线上却挥舞佩刀耀武扬威。他们在各国宫廷进行阴谋活动，只要形势对他们并不危险，他们完全想要扮演英雄的角色，以便为了掩饰他们逃到国外的窘态；他们从一个宫廷窜到另一个宫廷，试图挑动各国皇帝和国王出来反对法国，丝毫也不考虑，也不担心通过这些空洞的示威，会使国王和王后的生命更加受到危险。莱奥波尔特二世皇帝[1]写道：“阿尔托阿很少关心他兄嫂的安危。他谈到国王时就这样说：‘他关心的只是一个结果’根本想也不想，他的计划和他的尝试，会严重地危及国王和我的妹妹。”这些大英雄们坐在科布伦茨和都灵，摆出珍馔杂陈的盛宴，同时宣称，渴饮雅各宾党人的鲜血；王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至少阻止他们干出最为粗鄙的蠢事。这帮人的阴谋诡计也得彻底打破。国王必须获得自由，以便把激进革命派和激进反动派都强压下去，也就是巴黎城里和国境线上那些漫无节制的人们。国王必须获得自由，为达到这一目的，只好选择最为难堪的弯路：出逃。

出逃计划掌握在王后手里，因此可以理解，王后不言而喻把实际的准备工作都托付给那个她无须隐瞒任何事情，可以毫无顾忌完全信赖的人：那就是费尔森。费尔森说过：“我活着，只是为了为您效力。”王后把这件事情交给这个朋友，只有他会无保留地竭尽全力，不仅如此，他会献出自己的性命去办成这事。困难难以估量，要走出这座由国民卫队严加看守，几乎每个仆人都是特务的王宫，穿过整座陌生的、敌意森然的城市，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特殊的措施。而要穿过全国，则必须和部队里唯一可靠的指挥官布耶[2]将军商量妥当。按照计划，布耶将军得在半路上，一直到蒙美第，也就是大约一直到夏隆为止，把个别的骑兵支队派去迎接车驾，以便万一被人认出，或者受到追捕，装载着国王全家的马车能够立即得到保护。现在新的困难是：在边境地区，这样引人注目的部队调动必须要有解释，因此必须找到一个借口，奥地利政府必须在边境上集结一个军团，这样布耶将军才有理由调动他的部队。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无数的信件往还，秘密商量，而且还需要极端小心谨慎，因为大部分信件都必须打开，接受审查。就像费尔森自己说的：“只要人家发现他们最无关紧要的措施，那就一切全都付诸东流。”另外——又有困难出现——这次出逃需要大量金钱，国王和王后已经一贫如洗。他们试图从王后的哥哥，从英国、西班牙、那不勒斯的其他君王们，从宫廷银行家处借贷几百万里弗尔，这些企图全都失败。于是对其他所有事情全都负责的这个外国小贵族费尔森，也为筹措金钱负起责任。

但是费尔森是从他那热恋的激情中汲取力量。他几乎是用十个脑袋十只手在干活，还有一颗充满献身精神的心。他在夜里或者下午通过秘密通道偷偷溜了进来，一连数小时和王后讨论各个细节。费尔森和外国君主们通信，也和布耶将军通信。他选拔最最可靠的贵族，让他们化装成信使，陪伴出逃的国王，有的来回传送文件，又把信件送到边境。费尔森用自己的名义定制了一辆豪华马车，他置办假护照，筹措金银。他用自己的财产担保，向一位俄国贵妇人和一位瑞典贵族分别借了三十万里弗尔，最后甚至向他自己的总管借了三千里弗尔。他把必要的伪装衣服一件一件地带进推勒里宫，另一方面又把王后的钻石首饰偷运出去。他一周复一周，夜以继日地写信、谈判、计划、出差，持续不断地处于紧张状态，同时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因为这张覆盖着整个法国的大罗网，只要有一个网眼脱了线脚，有一个知情人滥用了他的信任，有一句话走漏风声，有一封信遭到截获，他就会因此丧命。但是这位潜伏在幕后的不声不响的英雄，为激情所驱使，大胆而又冷静，头脑清晰又不遗余力，在这出世界史宏伟壮观的戏剧中恪尽他的职责。

但是国王一直还犹豫不决，这位优柔寡断的国王还一直心存希望，会发生什么令人愉悦的事件，可以免去他这次出逃的难堪和辛苦。但是白等了一场，豪华马车已经预订，必要的款项已经筹集，就护送队伍和布耶将军进行的谈判已经结束。现在只缺少一点：这次出逃不管怎么说，不怎么高贵，总得为此寻找一个可以公开的理由，一种道义上的掩护。总得找到一个什么借口，为了在全世界面前明显地证明，国王和王后并非仅仅由于胆怯才出逃，而是恐怖行为自身迫使他们做出出逃的决定。为了制造这个借口，国王向国民议会和巴黎市政府宣布，他要在圣-克鲁宫度过复活节那个礼拜。于是就像国王和王后暗中所希望所预计的那样，雅各宾党人的报纸立即横加干涉，指出宫廷想到圣-克鲁宫去，只是为了在那里望一台由没有宣誓效忠[3]的神父做的弥撒，并且向这个神父忏悔。另外，国王带着他的全家从那里逃亡的危险极大。这些挑动性的报刊文章产生效果，4月19日，国王想要登上他那引人注目的御用马车时，大批人群蜂拥而来。马拉和各俱乐部的大军，前来使用暴力阻止国王出行。

王后和她的谋士们所要得到的，恰好就是这样一桩公开的轰动性的丑闻。这一事件将显而易见地向全世界证明，路易十六个人在法兰西，已经不再有驱车外出十英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王室全体成员故意示威似地登上马车，静等马匹套在车上。但是人群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国民卫队，拦在马厩门前。最后那位永恒的“救星”拉法耶特赶来，作为国民卫队的司令，下令不得拦住国王的去路，但是谁也不服从他的命令。拉法耶特要求巴黎市长把表示警告的红旗展开，市长冲着他的脸直乐。拉法耶特想向民众讲话，大伙一阵怒吼，气势汹汹，把他制止。无政府状态公然宣布它们有权做出不公正的事情。

在这位可悲的司令官徒劳无功地央告他的部队听从他的命令时，国王、王后和伊丽莎白公主安安静静地端坐在马车里，被这群狂呼乱叫的民众团团围住。这狂野的喧闹声，大量的骂人话丝毫也没有使王后内心不安；相反，她怀着愉悦而宁静的心情，静观拉法耶特，自由的使徒，人民的宠儿，如何在尽情煽动的人群面前变成一个束手无策的弱者。王后不掺和到这两股势力的纷争之中，这两股势力她都同样深恶痛绝；她平静地、毫不动摇地让这阵骚乱在她身旁大吵大闹，因为它明显地让全世界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证明，国民卫队的权威已不复存在，彻头彻尾的无政府状态已统治着法国，暴民可以侮辱国王家庭而不受惩罚。这样，国王如果出逃，完全在道义上占理。足足两小时一刻钟，他们让人民充分贯彻自己的意志，然后国王下令，重新把豪华马车拉回到马厩中去，并且宣布放弃到圣-克鲁宫去的一次郊游。这些刚才还在狂呼乱叫，愤怒咆哮，乱蹦乱跳的人群像平素一样，一旦获胜立即群情欢腾，就转过来向国王夫妇发出欢呼。国民卫队突然思想转变，答应王后，好好保护王后。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知道，这种保护究竟如何，便大声回答：“好的，我们就指望你们保护，但是你们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行动自由。”她故意把这几句话大声说出，表面上是向国民卫队说的，实际上是说给整个欧洲听的。

倘若就在4月20日这天夜里，企图变成行动，原因与效果，侮辱与愤怒，打击和反击完全按照逻辑发展的过程互相补充，两辆简单的轻便马车，毫不引人注目，一辆坐着国王和他的儿子，另一辆坐着王后和她的女儿，充其量再加上伊丽莎白夫人，谁也不会注意这样普通的两辆双轮单马轻便马车里面分别乘坐两个人；国王全家会毫不引人注意地抵达国境线：国王的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同一时间多亏这样轻车简从逃亡成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故，便是证明。

但是即使身处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际，国王之家也不愿破坏神圣的王家规矩，即使进行一次危险至极的旅行，也必须遵守不朽的礼节。第一个错误：他们决定五个人同乘一辆马车，那就是国王全家，父亲、母亲、姑母和两个孩子。法兰西最偏僻的乡村里，人们通过上百幅铜雕像认识他们的相貌。但是这还不够：德·图尔赛尔夫人想起她曾宣誓，一刻也不离开国王的两个孩子，因此也必须作为第六个人同行，这是第二个错误。由于这些不必要的负担，此行的速度自然要减缓，而这行程中也许每一刻钟、每一分钟都起决定性作用。第三个错误：难以想象，王后这时还需要带着贴身侍女，于是两位贴身侍女得乘坐第二辆马车；现在人数已经达到八人，但是马车夫、先导骑士、驿车夫和仆从必须由可靠的人员担任，他们虽然不认得路，但必须出身贵族。国王和王后很幸运地找到十二个人，加上费尔森和他的马车夫，总共是十四个人。对于一次秘密出行，这样的人数实在过多。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个错误：必须带上礼服，以便国王和王后到达蒙美第以后能身着盛装礼服出现，而不是随随便便地穿着旅行的服装，所以又得再加上几百磅分量，装在簇新的箱子里，高高地堆在马车的顶上——这又使行进的速度减慢，这又更加引人注意。照理应是一次秘密出逃，渐渐地竟变成了一次极为铺张的远游。

一切错误中最大的错误乃是：倘若国王和王后要驱车出行二十四小时，即便是逃离地狱，也必须旅行得舒舒服服。所以必须定制一辆新的马车，特别宽敞，弹簧特别有力，一辆发出新鲜油漆和荣华富贵气味的马车，在每一个换马的驿站，都必然会激起每一个马车夫，每一个驿站马车夫，每一个驿站长，每一个马夫的特别好奇。但是费尔森——深陷爱河之人从来也不会想得深远——想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把一切都安排得尽可能的精彩美丽、奢华，根据他详尽的指示（据说是为一位科尔夫男爵夫人）制造了一辆硕大无朋的车辆，简直是一艘装了四个轮子的战舰，不仅容得下国王全家六口人，还可乘坐女太傅、马车夫和仆役，此外还装得下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舒适条件，银子的餐具、大礼服，旅途的干粮，甚至还有国王内急时也需要的坐便器。还安装了整整一个酒窖，装满了美酒佳酿，因为大家都知道国王嗜酒；为了把这荒唐的事情做得更加疯狂，车厢内部蒙上浅色的锦缎，人们几乎会感到奇怪，车门上居然没有明显地装上白色百合花的王家徽章。这辆极尽豪华能事的马车，有着这样沉重的装备，若想以一般的速度前进，至少需要用八匹马拉动，大多数情况下则要用十二匹马，这就是说：一辆两匹马拉的轻便邮车用五分钟就能换马完毕，而给这辆车换马，通常一次需要半个钟头，合在一起，在旅途中要延长四五个小时，而每一刻钟都可以决定生死。那些贵族近卫军必须二十四小时内都身穿低级的仆役的服装，为了给他们做出补偿，就让他们穿上簇新锃亮的，因而也就引人注目的号衣，正好和计划中乔装打扮的国王、王后的简朴服装形成奇特的对比。更因为龙骑兵队突然大大增强，在和平时期占着大道，驶进这几座小城里，据说是为了等待一辆“运钱的马车”，使得国王全家更加引人注意。最后一个真正是历史性的蠢事，乃是舒瓦瑟尔公爵找到了一个最不合适的人，那天神般的莱奥纳德来充当这些部队之间的联络官。此人是王后的理发师，整个人就是个费加罗，极其适合给人理发，但不适合交际，与其说他忠于国王，不如说他忠于他那永恒的费加罗的角色，把已经乱成一团的形势，搅得彻底混乱。

唯一可以原谅这一切的理由乃是：法兰西的国家礼仪，对于国王出逃，在历史上没有榜样可循。如何驱车前去施行洗礼，如何驱车去参加加冕礼，如何上剧院，如何去狩猎，穿什么衣服、什么鞋，戴什么别针去参加大型的、小型的觐见礼，去望弥撒，去狩猎，去游戏，对此都有上百条礼仪的细节规定让人遵循。但是一位国王和王后如何乔装打扮，从他们列祖列宗居住的王宫出逃，对此没有任何规定。在这里还必须大胆地、自由地即兴想出解决办法，并且见机行事。宫廷不谙世事，因此在这初次接触现实世界时，必然漫无头绪，遭到失败。法兰西的国王在穿上一名仆役的号服准备出逃时，他已经不能再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没完没了地拖延之后，定下出逃的日子是6月19日；这已经是非逃不可的关键时刻，因为这张由这么多双手张开的秘密大网，随时随地都可能在什么地方破裂。马拉的一篇文章犹如挥鞭一击，击中这窃窃私语和悄声谈话，突然宣布有人阴谋劫持国王：“有人企图竭尽全力，把国王劫往荷兰，借口是，他的事业也是一切国王的事业。你们若不阻止这一逃亡，那就是愚不可及。巴黎人，失去理性的巴黎人，我已经倦于一而再地向你们重复：告诉你们，把国王和王储牢牢地关在你们的墙垣之中，好好地看住他们，把那个奥地利女人和她的小姑子，还有这个家庭其余的成员统统关押起来。单单失掉一天，对于整个民族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此人通过他那病态怀疑的眼睛，变得目光特别犀利，做出了这一奇怪的预言。只不过“失掉了这一天”并没有对整个民族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而是对于国王和王后灾难深重。因为到最后一小时，玛丽·安托瓦内特又一次推迟这每个细节都已确定的出逃计划。费尔森殚精竭虑，干得心力交瘁，确定6月19日一切准备就绪，可是徒劳。几个礼拜几个月以来，他夜以继日地把全部精力都用来为这件事情效劳。他一夜又一夜在夜访王后时，把别人的服装藏在大衣下面带出宫去，写了无数的便函和布耶将军敲定，在哪个点上，龙骑兵和轻骑兵该期待国王的御用豪华马车到来；他亲自手握缰绳在前往文塞纳的大道上，试验他亲自订下的驿站马匹。所有的心腹都已知情，整个机械装置，直到最后一个齿轮都已调试完毕。可是在最后瞬间，王后收回先前发出的命令。她的一个侍女和一个革命者有暧昧关系，极为可疑。于是做出这样的安排，恰好在第二天，6月20日，这个侍女不必上班伺候，必须静等这一天的到来。于是灾难深重地耽搁二十四小时。收回前命的命令下达给布耶将军。准备上马出发的轻骑兵又奉命卸下马鞍，已经疲于奔命的费尔森和王后又重新紧张起来，王后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焦躁不安。终于这最后一天也过去了。为了消弭任何嫌疑，王后在下午带着她的儿女和她的小姑子，驱车前往蒂沃里的一座消闲花园。在回宫时她以惯常的尊严和稳健，向司令官布置第二天的安排。看不出她的心情有什么激动，更看不出国王有任何异样，因为这位没有神经的男子根本就不会心情激动。晚上八点，玛丽·安托瓦内特退回自己的卧室，把侍女们打发走。把孩子们安排上床，又假装无忧无虑地在晚餐后，在大客厅里和全家聚在一起。只有一点，一个目光特别尖锐的人也许可以看到，王后有时站起身来，看看时钟，仿佛她已疲倦。但实际上她从来没有比在这天夜里更加神经紧张，更加头脑清醒，更有准备迎接命运。

[1] 莱奥波尔特二世（1747—1792），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之子，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兄。

[2] 弗朗梭阿-克洛德-阿姆尔·德·布耶侯爵（1739—1800），法国将军。国王出逃失败后，布耶致函国民议会，承认自己独自劫持国王，被判叛国罪，被悬赏捉拿。

[3] 指的是没有向共和国宣誓效忠的神父，这种神父当时受到共和国迫害。

第二十七章 逃往瓦累纳

1791年6月20日的这天晚上，即便是疑心最重的观察者也看不出推勒里宫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和平素一样，国民卫队在值勤上岗，宫中侍女和仆人在晚餐后退下；在大厅里，国王和他的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和王家的其他成员宁静和睦地坐在一起玩十五子游戏，或者从容不迫地闲谈聊天。王后大约在十点钟，谈话之中站起身来，离开大厅一会儿，这有什么引人注意之处？丝毫也不引人注意。也许她要去处理一件小事或者写封信，没有仆人跟随着她。她走进走廊时，走廊里空无一人。可是这一次玛丽·安托瓦内特却是紧张地站住脚步，屏住呼吸，谛听卫兵生硬的脚步声，然后快步上楼，走向她女儿的房间，轻轻敲门。小公主惊醒，害怕地叫喊（第二位女太傅，副太傅，布吕尼埃）夫人。这位夫人走来，没弄明白王后下达的命令，叫她赶快给孩子穿上衣服，心里惊讶不已，却不敢反对王后的命令。与此同时，王后也叫醒了太子，她掀开床上缎子华盖的帷幔，向太子柔声低语：“快起来，我们出门旅行。去到一座城堡，那里有许多士兵。”瞌睡懵懂的小王子口齿不清地说了点什么，要求把他的佩刀和制服拿给他，他不是要到士兵那里去吗。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命令第一女太傅德·图尔赛尔夫人：“快，赶快，我们马上出发。”夫人早已知晓这一秘密，于是借口去参加假面舞会，把太子化装成女孩。两个孩子不声不响地被带到楼下王后的卧室里，那里有件快活的惊喜等待着他们。因为王后打开壁橱时，一位近卫军的军官从橱里走了出来，一位德·马尔登先生，是计划周全不遗余力的费尔森预先把他安置在那里的。于是这四个人便一起走向那没有守卫的出口处。

院子里几乎完全没有灯光。马车排成长长一排，有几个马车夫和仆役懒洋洋地走来走去，或者和国民卫队闲聊，这些军人解下他们沉重的枪支——这柔和的夏夜是多么美妙啊——既没想到职责，也没想到危险。王后亲自打开楼门，向外张望。在这种关键时刻，她一刻也没有失态慌神。马上从马车的阴影里悄悄溜出一人，打扮成马车夫，一言不发，握住王储的手：这就是那个不知疲劳的费尔森，他从一大清早就做出了超人的工作。他预先订好了驿车夫，把三名卫队士兵化装成马车夫，每个人都站在合适的岗位上。他把过夜的物品从王宫中偷运出来，准备好马车，下午还安慰了一番激动得泪流不止的王后。他在巴黎城里来来回回奔驰了三次、四次、五次，其中一次乔装打扮，其余几次穿着他通常的衣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现在他冒着生命危险，把法兰西的王储带出王宫，他不求别的酬报，只希望看到他情人的一瞥感激的目光。他的情人已把自己和她的孩子们全都托付给他。

四个人影溜回黑暗之中。王后轻轻地关上楼门。然后迈着轻盈的脚步，无忧无虑毫不引人注目地又走回大厅，就仿佛她刚才只不过去取了一封信而已，她假装无所谓的样子继续聊天。与此同时，孩子们由费尔森领着，顺利地走过宽阔的广场，装进一辆旧式的出租马车，马上就进入酣睡之中；王后的另外两个贴身宫女，乘坐另外一辆马车，预先送往克莱耶。十一点，关键时刻开始。普罗旺斯伯爵和他的妻子，也同样准备今夜逃亡，和往常一样离开王宫。王后和伊丽莎白夫人回到自己的房里。为了不致引起怀疑，王后让她的贴身侍女为她更衣，为第二天清晨出游预订马车。十一点半，拉法耶特照例每晚要去参见国王的仪式，现在应该结束。王后于是下令，全楼熄灯。这就给仆人一个信号，可以回房休息。可是宫女们刚在身后关上王后的房门，王后便又从床上跳了起来，迅速穿上衣服；虽说只是穿上一件并不显眼的灰绸长裙，戴上一顶带有紫色面纱的黑色帽子，面纱使人认不清她的面孔。她再轻手轻脚地走下一道小梯子，走到楼门口，有一个心腹在那里等她，把她带过黑影浓重的卡鲁塞尔广场，一切都进行得极为顺利。但是发生了讨厌的偶发事件，恰好在这时灯火逼近，一辆马车带着随车奔跑的马弁和高擎火炬的随从驶来，拉法耶特的马车，他刚四下查岗完毕，一切都和平素一样稳当妥帖。王后看见灯光，急忙躲进房子门洞的阴暗之处。拉法耶特的豪华马车从旁驶过。挨得如此之近，王后几乎可以摸到车轮。谁也没有注意到她，再走几步，她就走到出租马车跟前。马车里装载着她在这世界上最最深爱的人儿：费尔森和她的儿女。

国王要溜出王宫可就困难多了。首先他还得忍耐拉法耶特每晚都要进行的夜访。这一次访问的时间如此之长，甚至连这位感觉迟钝的国王也难以保持平静。他一个劲地从小沙发上站起身子，走到窗前，仿佛要观测夜空。终于挨到十一点半，这位讨厌的客人起身告辞。路易十六回到他的卧室，在这里开始了和礼仪进行的最后一场绝望的斗争。这个礼仪实在对他的保护过于周到。根据古老的习俗，国王的贴身侍从得和国王同睡一室，手腕上系上一根细绳，只要国王一拉细绳，就能把沉睡中的侍从叫醒。那么现在路易十六想要脱身，这可怜的家伙首先得逃脱他自己的贴身侍从。路易十六于是和平素一样，不慌不忙地让侍从帮他脱去衣服，上床躺下，把床上华盖的两边垂落，仿佛他要睡觉了。而实际上他只在等待仆人到隔壁房里去脱衣服。就在这短促的一瞬间——这一场景完全配得上博马舍的手笔——国王就飞快地从华盖下面钻了出来，赤着脚，穿着睡衣，通过另外一扇房门跑到他儿子空无一人的房间里，有人在那里给他准备了一套简单的服装，一顶粗陋的假发，——又是新的屈辱！——一顶仆人戴的帽子。与此同时，那位忠心耿耿的近侍十分，十分小心翼翼地走进国王的卧室，心惊胆战地屏住呼吸，只希望别把华盖底下他心爱的国王惊醒，和平时一样，他把细绳缠在自己的手腕上。而这时，路易十六，圣路易国王的后裔和继承人，法兰西和纳瓦拉的国王则穿着衬衫，手臂夹着灰色外衣、假发和仆役的帽子，沿着楼梯，轻手轻脚地溜到楼下，那位藏在壁柜里的近卫军军官德·马尔登就在楼下等他，给他引路。借助这身墨绿色的外套，尊贵的脑袋上戴着的这顶仆役的帽子，谁也认不出他来，国王就从容不迫地走过他王宫荒无一人的院子；并未严密守卫的国民卫队，没有认出国王，就让他走了过去。这一来，最艰难的一道关卡看来已经顺利通过。午夜时分，国王全家齐聚在出租马车里；化装成马车夫的费尔森跳上车夫座，带着伪装成仆役的国王和王室全家，横穿巴黎全城。

横穿巴黎，糟糕已极，横穿巴黎全城！因为费尔森这位贵族习惯于让马车夫驾车出行，而不是亲自驾车，他不熟悉这座街道杂乱无章的城市里，没完没了的迷宫。另外出于小心谨慎——糟糕透顶的小心谨慎！——他不是立即驱车出城，而是再一次驶进马蒂侬大街，来确认那辆巨型豪华马车已经驶出。一直到两点，而不是午夜十二点，他才把装载着尊贵乘客的马车穿过城门，带到城外。——足足失去了两个小时，难以弥补的两个小时。

那辆硕大无朋的豪华马车应该停留在关税栅栏旁边；第一个意外：马车不在那里。又浪费时间，直到最后终于发现马车，只套上四匹马，车灯全都熄灭。费尔森这才把出租马车带到豪华马车旁边，以便王室全家可以换车，而不致在法兰西大街的烂泥里弄脏鞋子——把鞋弄脏那就可怕极了！当马匹终于拉动马车的时候，已是拂晓两点半，而不是夜里十二点。这时，费尔森便不断地挥鞭驱马，半个钟头他们就赶到了邦迪。一位卫队军官已经带着八匹养足精神的信使专用的新马匹，等待着他们。在这里得互相告别了，真有点难舍难分。玛丽·安托瓦内特很不乐意看见她唯一可靠的朋友离她而去，但是国王明确表示，他不希望费尔森继续陪伴他们。究竟是什么原因，无人知晓。也许为了不和他妻子的这位过于亲密的朋友，一起去跟他忠实的臣下见面，也许他对费尔森就有顾虑，——反正费尔森在日记里记下：“他不愿意”。然后按照约定，费尔森立刻就去寻找那些终于逃离虎口的人：所以只是一个短暂的离别。这时天边已经升起一道淡淡的霞光，预示一个炎热的夏日——这时，费尔森再一次策马来到马车旁边，为了迷惑陌生的驿站车夫，故意大声叫道：“一路保重，德·科尔夫夫人！”

八匹马拉车比四匹马强，这辆宏大的豪华马车便轻快地在乡间大道的灰色泥土地里，摇摇晃晃地前进。大家都表现出欢快的情绪，孩子们都已睡醒，国王也比平时开朗。大家都拿自己取的假名假姓取乐：图尔赛尔夫人算是高贵的德·科尔夫夫人，王后算是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名叫罗歇夫人，戴着仆役帽子的国王是夫人的管家杜朗，伊丽莎白夫人算是夫人的侍女，王储已经变成了一个女孩。其实在这辆舒适的马车里，全家比在他们家里那座大宫殿里要自由得多，那里有一百个仆人和六百名国民卫队在四周窥伺；不久，和国王形影不离忠心耿耿的朋友向他报到：国王饿了。丰富的干粮便取了出来。大家用银制的餐具饱餐一顿，鸡骨头和空酒瓶从车窗里飞了出去，那些勇敢的近卫军也没被忘怀。孩子们碰到这番奇遇非常开心，在车厢里玩了起来。王后和大家聊天，国王趁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认识一下他自己的王国：他便取出地图，饶有兴致地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观看这次出行的进程。渐渐地他们大家都感到一种安全感。清晨六点，在第一个换马站，居民还都睡在床上，谁也不来询问科尔夫男爵夫人一行的护照。现在只要安然顺利地通过大城市夏龙，那么就满盘皆赢了，因为离开这最后一道障碍四英里，在朔姆维斯勒桥边，第一支挺进到那里的骑兵队伍，在年轻的舒瓦瑟尔公爵的率领下，已在等待着他们。

下午四点，终于到达夏龙。许多人聚集在驿站前面，这可并非出于恶意。一辆驿车开来，大家都想从驿车马夫那里迅速获得巴黎的消息，当然会托他把一封信或者一个小包裹，送到下一个驿站。反正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乡间小城市里，大家都喜欢闲聊一会儿，今天和当时都是如此，大家很喜欢看看陌生人，看看一辆漂亮的马车：我的上帝，在一个炎炎夏日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干呢！行家们带着专家内行的神气打量着这辆豪华马车。他们首先怀着敬意断言，这是一辆簇新的豪华马车，高贵得异乎寻常，车厢里蒙着绸缎，隔成绝妙的方格，装载华美的行李，肯定是个贵族之家，也许是一批流亡分子。大家都满怀好奇之心，想看看他们，和他们聊聊。可是奇哉怪也：车里六个人在这样晴朗暖和的日子，走了这样长的一段路程，竟一个劲地坐在车厢里，也不下车活动一下坐僵了的双腿，或者十分健谈地喝上一杯清凉的葡萄酒？为什么这些穿着金丝滚边号服的奴仆，这样放肆地装出高贵的样子，就仿佛他们是些特殊人物似的？奇了，奇了！人们开始低声地喃喃自语，有人走向驿站长，在他耳边悄声说了几句，驿站长似乎吃了一惊，大吃一惊。但是他并没有多加干预，而是让这马车平静地向前驰去，可是——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半小时后全城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国王和王室全家刚才驾车穿过夏龙。

而国王和王室全家却一无所知，也毫无预感；相反，他们尽管疲劳却心情欢快，因为下一站，舒瓦瑟尔就会率领他的轻骑兵等待他们：那时候就不必再进行伪装躲躲藏藏，国王就可以扔掉那顶仆人戴的帽子，把假护照撕得稀烂，他们终于又将听见沉寂已久的“国王万岁！王后万岁！”的喊声。伊丽莎白夫人焦躁不耐地一再观望窗外，想第一个向舒瓦瑟尔公爵表示欢迎，传令兵迎着落日举起手来，想从远方就能看到轻骑兵的佩刀闪光。但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终于出现一名骑马的人，但只是一个人，一个赶在前面的近卫军军官。

“舒瓦瑟尔在哪儿？”国王大声问他。

“走了。”

“其余的轻骑兵呢？”

“一个也没有。”

欢快的情绪一下子化为乌有。准是出了什么漏子。可这时天色已经昏暗，夜幕低垂。现在驱车前往陌生地方，前往毫无把握的去处，可是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没有退路，也不能驻足不前，逃亡者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前，继续向前。王后安慰大家。这里没有轻骑兵，那么在圣-梅内胡尔就能找到龙骑兵，到那里只不过两小时的路程，到了那儿就平安无事了。可是这两小时路程却比一整天的路程拖得更长。可是——新的意外事件发生——在圣-梅内胡尔也不见护驾骑兵的踪影。这些骑兵在那里等了很久，白天都坐在酒店里，无聊已极，喝得酩酊大醉，大声喧哗，引起了所有居民的注意。最后指挥官被宫廷理发师的一则混乱的消息所迷惑，认为把部队撤出这座城市，往回撤退一程，在路边等候，就他独自一人留在城里，这样比较聪明。终于那辆八匹马拉的豪华马车极有气派地驰来，后面跟随着一辆双驾轻便马车。对于这个城市的善良小市民，这可是当天发生的第二件难以解释的神秘莫测的事件。起先是一队龙骑兵开来，懒洋洋地闲坐了半天，也不知道他们干吗前来，想干什么。现在驰来两辆马车，车上是些身穿高贵号衣的马车夫；你们瞧啊，龙骑兵的指挥官欢迎这些奇怪的客人，神情是多么毕恭毕敬！不对，不仅毕恭毕敬，简直是低三下四：在他和他们说话的全部时间里，他的手一直放在帽沿上敬礼，没放下来。驿站长德鲁埃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狂热的共和主义者。他目光犀利地凝视着，心想，车里坐的必然是显赫的贵族或者流亡分子，高贵的，最最高贵的一帮无赖，咱们可必须采取行动才对。反正他首先悄悄地向他的驿车夫们下达命令，驾车速度不要太快，不必载着这些神秘的乘客赶路。于是这辆乘坐着昏昏欲睡的乘客的豪华马车，便昏昏欲睡地缓缓向前驰去。

但是马车走了还不到十分钟，——是不是有人已从夏龙带来了消息，还是人民的本能猜个正着？——突然谣言四下传开，说马车里乘坐着国王全家。大家鼓噪起来，群情激动，龙骑兵的指挥官迅速感到危机四伏，想把他的士兵派去给国王护驾。但是已经为时太晚，愤怒的群众提出抗议，龙骑兵喝酒之后，情绪激昂，和民众团结起来，成为兄弟，不再服从命令。有几个坚定分子发出紧急警报，大家奔来跑去乱成一团，只有一个人独自下定决心：驿站长德鲁埃，他曾在军中服役，是个优秀的骑手。他立即让人给他备马，然后由一名同伴陪同，纵马飞驰，选择捷径，赶在那辆笨重的豪华马车的前面，抢先赶到瓦累纳。在瓦累纳还可以和这些可疑的旅客详细交谈，倘若真是国王，那就让上帝对他和他的王冠开恩吧！就像曾经发生过千百次的故事一样，这一次也是一个坚决果断的人，做出的一个坚决果断的行动改变了世界历史。

与此同时，国王的这辆硕大无朋的马车，沿着曲曲弯弯的道路向瓦累纳驰去。在被太阳晒得火烫的车顶下面，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走了二十四小时的路程。这些旅客已经疲惫不堪，孩子们早已睡着，国王已把地图折好，王后沉默不语。只要再走一小时，最后一小时，他们将稳稳当当地会有骑兵护驾。但是又有一件意外事件发生：在瓦累纳城外事先约定的换马匹之处，没有马匹等着。马夫在黑暗中到处乱闯，敲敲玻璃窗，回话的尽是并不友善的声音。两个奉命在这儿等候的军官都已躺下睡觉——真不该选择费加罗充当信使——这个打前站的理发师莱翁纳德颠三倒四地胡说一气，让人以为，国王不再驾到。两位军官便上床睡觉，他们这一觉对国王而言，就和拉法耶特在10月6日睡的那一觉一样，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那就只好驱赶着累得筋疲力尽的马匹到达瓦累纳，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替换的马匹。但是接着发生第二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从门洞中跳出几个年轻人，直扑骑马走在车前的护卫，喝令：“站住！”一下子两辆马车被一帮年轻人团团围住。德鲁埃和他的人早到十分钟，已把瓦累纳的全部革命青年从床上或者酒店里叫了出来。有人命令：“护照！”从马车里有个女人的声音答道：“我们有急事，必须马上赶到。”这是那个所谓的“罗歇夫人”的声音，实际上是王后的声音。在这危机四伏的关头，只有王后一个人还有精力。但是反抗无济于事，他们必须到附近的酒店去——世界历史居然会如此恶毒！——那酒店叫作“伟大君王”，市长就站在那里，看模样是个食品商，听见人家叫他的味道鲜美的名字“沙司”。他要查看护照。这个小商贩心里是臣服于国王的，可是害怕陷进一桩棘手的事件，草草了事地看了一下护照，说道：“没有问题”。按照他的心意，想要让这两辆马车平平稳稳地继续前进。但是那个年轻的德鲁埃已经感到鱼儿上钩，猛拍桌子，大声吼叫：“这是国王和他全家，您要是让他逃到外国去，就犯了叛国大罪。”这句威胁，吓得这个善良的一家之主心惊胆战。与此同时，德鲁埃的伙伴们敲响警钟，家家户户的窗口都亮起灯光，全城听到警报，骚动起来。马车旁边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没法想象不用暴力还能继续驱车前进，因为新鲜的马匹还没有套在车上。为了使自己摆脱困境，这个能干的小商贩——市长建议，反正时间已晚，没法继续旅行；科尔夫男爵夫人和她的随从人员不如到他家里去权住一宿。这位狡猾的商贩心里暗忖，到明天一早，想必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会见个分晓，我也就摆脱了这凭空落在我头上的责任。没有更好的办法，再说龙骑兵就会赶来，于是国王迟迟疑疑地接受了市长的邀请。

不出一两个钟头，舒瓦瑟尔或者布耶想必会赶到这里。于是路易十六就戴着一顶假的假发，心情平静地走进了市长的房子。他做出的第一个国王的大事乃是，要一瓶酒和一块奶酪——老妇人们和纷纷赶来的农民们心绪不宁，十分激动地悄声耳语：这是国王吗？是王后吗？因为当年一座小小的法国城市，离开宏伟的望不到边的王宫相隔不过若干英里，国王的这些臣仆还没有一个曾经见过他的尊容，只见过银币上镌刻的国王的头像。其实应该派个信使去见一位贵族大人，这样才能最终确认，这位陌生的旅客的确只是一个科尔夫男爵夫人的仆役或是路易十六本人，法兰西和纳瓦拉最虔信基督的国王。

第二十八章 瓦累纳之夜

在1791年6月21日这一天，玛丽·安托瓦内特，活到三十六岁，当了十七年法兰西王国的王后，她才第一次踏进一个法兰西市民的房子。这是从王宫到王宫、从监狱到监狱唯一的一次中间间隔。这条道路首先穿过食品商人的店堂，里面发出陈年油料的哈喇味，风干香肠和调味香料的刺鼻味道。沿着一道咯吱咯吱直响的狭窄楼梯，国王，或者不如说那个戴着假的假发的陌生先生，那位所谓的科尔夫男爵夫人的家庭女教师，一个接一个地爬到楼上；楼上有两间房间，一间起居室，一间卧室。房间低矮寒酸，肮脏不堪。门口马上就有两个崭新的近卫军站岗，和凡尔赛那些穿着锃亮军装的近卫军迥乎不同，这是两个手执长柄干草叉的农民。他们八个人，王后、国王、伊丽莎白夫人、两个孩子、女太傅和两位贴身侍女，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或站或坐。孩子们累死了，抱到床上，立即睡着，由德·图尔赛尔夫人守护着。王后在一张小沙发上入座，用面纱蒙着面孔：谁也无法自诩，曾看见过她的愤怒和她的怨恨。只有国王立刻把自己安排得舒舒服服，就像到了家里一样。他平静地坐在桌旁，用刀子切下几大块干酪。谁也不发一言。

终于在大街上响起嘚嘚的马蹄声，但与此同时也响起了几百人大声嚷嚷的声音：“轻骑兵来了！轻骑兵来了！”同样为错误的消息所迷惑的舒瓦瑟尔终于赶到，他挥动佩刀，劈开一条通道，把他的战士聚集在市长住房的四周。他给骑兵们做的演讲，这些勇敢的德国轻骑兵只听懂了两个德文字“国王和王后”。但是无论如何，士兵们还是服从命令，使劲逼退人群，马车一时从人群的重重包围中挣脱出来。

舒瓦瑟尔公爵急急忙忙地踏着铿锵的脚步跑上楼梯，提出他的建议。他准备腾出七匹马来，国王、王后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可以骑上这些马匹，趁附近的国民卫队还没有集合起来，就在他的部队簇拥之下迅速脱离这个地方。做完报告之后，这位军官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陛下，我等候您的旨意。”

但是发号施令，当机立断，从来不是路易十六擅长的事情。他和这位指挥官来回商量，不知舒瓦瑟尔能否保证在这次突围中，不会有一枚子弹击中他的妻子，他的妹妹，他的孩子？是不是再等一等，等到分散在各个酒馆里的龙骑兵也集合起来，更加妥当？这一来二去又过了好几分钟，弥足珍贵的好几分钟啊。在阴暗的斗室里，国王一家，整个旧时代就坐在秫秸秆垫子的沙发上犹豫不决，谈判个没完。可是革命，那年轻的一代却并不等待。民兵们被警钟惊醒，从各个村子赶来，国民卫队全数集合，从围墙上把古老的火炮拆了下来，大街上筑起了街垒。那些四下分散的士兵骑在马上，毫无意义地东奔西突了二十四小时，乐于接受市民送来的酒浆，和居民打成一片，成为兄弟。大街上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就仿佛在决定时刻，共同的预感一直侵入民众的潜意识里。附近整个地面从睡梦中惊醒的农民、有房无地的村民、牧羊人和工人，列队向瓦累纳进发。岁数很大的老太太出于好奇，拿起拐杖，想看看国王的模样。现在既然国王不得不公开亮相，大家也就下定决心，不再让他离开他们的墙垣。任何换上新鲜马匹的企图，都遭到失败。“回到巴黎去，不然我们就开枪了，我们把他打死在他车里。”疯狂嘈杂的声浪向马车夫迎面打将过去，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又一次敲响警钟。在这戏剧性的夜晚发出的新的警报是，一辆马车从巴黎方向驰来，国民议会随意向全国各个方向派出特派员，让他们截住国王。其中两人碰巧找到了国王的踪迹。无边无际波涛汹涌的欢呼声欢迎他们共同权力的使者。现在责任已经从瓦累纳身上卸下，现在这座可怜的小城里的那些小面包师、小铁匠、小裁缝、小屠户不再需要去决定世界的命运。国民议会的特派员已经来到，这是唯一的权威，人民也承认它是自己的权威。大家把这两个特派员像凯旋的将军似的送到那个正直的肉食店老板沙司家里，登上楼梯，送到国王面前。

在这期间，可怕的黑夜已经渐渐走到尽头，时间已是清晨六点半。两位特派员之一叫罗茂夫，他脸色苍白，态度拘谨，并不乐于肩负这项使命。作为拉法耶特的副官，他常常在推勒里宫为王后值勤。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待一切下属，态度总是自然温和、和蔼可亲，对他也一直怀有好感，往往和他几乎亲切友好地谈话，国王也是如此；拉法耶特的这位副官心灵深处只有一个愿望：拯救国王和王后夫妇。但是那看不见的逼近国王的灾难，却偏偏给他配了一个同伴，名叫拜容。此人极富野心，完全忠于革命。罗茂夫在没有找到国王的踪迹时，心里暗暗地试图拖延自己的行程，为了放国王一马，但拜容这个坚决无情的侦探却逼着他快走。此刻罗茂夫面红耳赤地站在那里，惊慌失措，不敢把国民议会那份后果严重的政令交给王后，政令命令他拦阻国王一家。玛丽·安托瓦内特无法抑制她的惊愕：“什么？是您，我的先生？不会吧，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窘迫之中，罗茂夫结结巴巴地说道：“整个巴黎群情激昂，国家利益要求国王返回巴黎。”王后不耐烦起来，转过脸去，她从罗茂夫的胡言乱语后面感到了一点恶意。终于，国王要过那份政令，读到他的权利已被国民议会废除，任何一个人碰到国王全家，都可以采用一切措施，阻止国王继续他的行程。虽说十分巧妙地避免使用逃走、逮捕、俘获这些字眼，但是通过这份政令，国民议会第一次昭告天下，国王已失去自由，臣服于国民议会的意志。即便是迟钝者路易也理解了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

但是国王并没有反抗，他用睡意浓重的声音说了一句：“现在不再有法兰西王国的国王了。”仿佛这件事情和他自己没有多大关系，心不在焉地把那道法令，随手放在他那两个极度疲劳的孩子正在熟睡的床上。玛丽·安托瓦内特却突然跳了起来，只要她的高傲遭到冒犯，她的荣誉受到威胁，这个在所有的细小事情上表现得小里小气，在所有肤浅的事情上表现得十分肤浅的女人，突然增长了一份尊严。她把国民议会的政令揉成一个纸团，它竟敢大胆地来支配她和她的家人，她把这个纸团鄙夷不屑地扔在地上：“我不愿让这张纸弄脏了我的孩子。”

这一挑衅行为使得在场的小官员们惊出一身寒噤。为了避免一场争吵，舒瓦瑟尔迅速地从地上捡起这张纸来。房间里所有的人都惊愕不止，国王为他妻子的勇气吃惊，两位特派员为自己的尴尬处境感到手足无措；所有的人都迟疑不决。这时国王做出一个建议，看上去似乎是放弃争论，而实际上是暗藏玄机。他们只需要让他在这里休息两三个小时，然后他就乘车返回巴黎。你们自己也看得清清楚楚，孩子们累成什么样子，经过这样可怕的两天两夜，需要稍稍休息一下。罗茂夫立刻明白，国王打的是什么算盘。两个小时之内，布耶的全部骑兵就会赶到这里，紧接着是步兵和大炮。既然他暗地里一心想要拯救国王，便不提任何异议：再说他得到的任务只是一道阻止国王行程的命令。这点他已做到。但是另一位特派员拜容很快发现，这里在搞什么鬼，他就决定用阴险对付阴险。他假装同意国王的意见，懒洋洋地走下楼梯。情绪激动的群众立即把他团团围住，问他做出了什么决定，他就十分伪善地叹了口气：“他们不肯出发……布耶已经赶到附近，他们正在等待布耶。”这几句话不啻火上浇油，这绝对不行！不能再受骗上当！“返回巴黎！返回巴黎！”咆哮之声震得窗玻璃叮当直响。市政府的官员们，尤其是那个不幸的食品商贩沙司，绝望地催促国王赶快出发，否则他们保证不了国王的安全。轻骑兵们陷在民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动弹不得，或者已经倒向人民，大伙洋洋得意地把马车拖到沙司家的门口，还套上了马匹，为了阻止任何拖延。于是开始了一场屈辱的好戏，因为时间就只差几十分钟，布耶的轻骑兵肯定已到附近，这里赢得的每一分钟，都可能拯救王国：那么，只好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最不体面的办法来拖延返回巴黎的行程，甚至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不得不降低身份，生平第一次亲自出面，央求食品商贩的太太出手帮忙。但是这个可怜的女人担心她丈夫的安危，眼里含着泪水连声抱怨，她竟然不能把法兰西的国王和王后当作客人好生接待，这实在可怕已极，但是她自己也有孩子，要是接待了国王夫妇，她的丈夫将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这个可怜女人的预感真有道理，那位不幸的食品商贩因为在那天晚上帮助国王烧毁了几份秘密文件，后来丢掉了脑袋。国王和王后想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借口赖着不走，但是时间不断流逝，布耶的轻骑兵始终不见踪影。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路易十六突然宣布，他还想吃点东西——他已沦落到什么田地，竟不得不演出这样的滑稽戏。能够拒绝一位国王吃顿便饭吗？不能，那就赶快把饭端来，千万别再延误行程。路易十六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了好几口，玛丽·安托瓦内特则不屑地把盘子推到一边。现在可就再也没有借口了，国王全家已经走到房门口，王后的一位贴身女侍奈夫维勒夫人突然装病，倒地抽搐。玛丽·安托瓦内特立即霸道地宣称，她不能把她的侍女弃之不顾。不把医生请来，她是不会走的。但是即便是医生，也比布耶的部队来得早些——整个瓦累纳的居民都已起床。医生让那个装病的宫女服用了几滴镇静药水，那场可悲的戏剧也就没法再演下去。国王叹了口气，第一个走下那狭窄的楼梯。玛丽·安托瓦内特跟在国王后面，紧闭双唇，挽着舒瓦瑟尔的手臂。她预感到，这次归途之中，他们大家将面临什么事情。但是在她担心自己处境的同时，还想到了她的朋友：在舒瓦瑟尔到达的时候，王后的第一句话乃是：“您说，费尔森获救了吗？”要是身边有个真正的男人，即便是这次地狱之行，她也能顺利通过；可是置身于孱头和懦夫之中独自坚毅勇敢，那就难了。

国王全家登上马车。他们还一直寄希望于布耶和他的轻骑兵。但是毫无动静。只有群众排山倒海气势汹汹的鼓噪围在他们四周，震耳欲聋。浩浩荡荡的车队终于起动。六千人围着他们，整个瓦累纳的居民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向前迈进，这时愤怒和惊恐转化为响亮的胜利欢呼。这艘君主政体的灾难之舟，在革命歌曲的伴随之下，在无产阶级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驶离它方才搁浅的礁石。

只差二十分钟，瓦累纳后面的大道上，滚滚车尘还像烟柱似的直插火烫的晴空，从城市的另一端，骑兵风驰电掣般飞奔而来，整整几个骑兵中队。布耶的轻骑兵，人们徒劳无功地期盼已久的轻骑兵终于赶来！国王要是还能再坚持半个小时，他们就能把国王簇拥到自己大军的中心，现在欢呼胜利的这群人就会惊慌失措地逃回家去。可是当布耶听说，国王没有胆量，业已屈服，他便撤回他的部队。何必还毫无益处地流洒鲜血？布耶也知道，由于君王的软弱，这个王国的命运已经注定。路易十六不再是法兰西的国王，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不再是法兰西的王后。

第二十九章 回京之旅

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行驶要比在狂风暴雨之中迅速得多。国王的豪华马车从巴黎到瓦累纳只走了二十小时，而返回巴黎之旅则持续了三天。国王和王后得把屈辱的酒杯一点一滴地喝下去，直喝得涓滴不剩。两天两夜不眠不休，没换衣服，国王的衬衫已被汗渍弄得肮脏已极，不得不向一名士兵另借一件。他们六个人坐在像火烧的烤箱一样的车厢里。六月的太阳毫无同情心地直照下来，照在已经火烫的车顶上，空气中散发出火热的尘土的味道。人数越来越多的人群围着马车前进，阴鸷地嘲笑着颜面丢尽、悲惨回京的国王夫妇。那次从凡尔赛到巴黎的六小时路程和这次返回巴黎的行程相比，直如乐园之行。粗野不堪、极端恶劣的话语像石头一样地滚进车窗，每个人都想从这两个被迫还乡的人蒙受的耻辱中取乐。所以宁可车窗紧闭，待在这向前滚动的油锅散发出来的滚烫的热气里，备受烧烤之苦、干渴之罪，也不要让窗外的人用嘲讽的目光来尽情打量，用骂人的话语来横加侮辱。这些不幸的旅客脸上已经蒙上了灰色的尘土，眼睛因为熬夜并且遭受灰尘的侵袭，又布满血丝。但是仍然不许他们一直放下窗帘，因为每次经过一个小站，芝麻绿豆大的小镇长都觉得有必要向国王发表一通训话，每次国王都得保证，他并无离开法国的意图。在这种时刻，所有的人当中只有王后最为镇静，态度沉着。到达一个车站，有人终于给他们送来一些食物，王后就放下窗帘让大家充饥。这时车外的民众大叫大嚷，要求把窗帘拉起来。伊丽莎白夫人已经准备屈服，可是王后断然说“不”，她神情平静地听凭民众鼓噪，过了一刻钟已经不再显得她在服从那道命令，她才亲自拉开窗帘，把鸡骨头扔到窗外，态度坚定地说道：“直到最后，都必须保持镇静。”

终于闪现一点希望的微光：夜里在夏龙休息。市民们在那里的一座石头垒起的凯旋门后面等着，——这真是历史的嘲讽——就是这座凯旋门，二十一年前是为了向玛丽·安托瓦内特致敬而建造的。她当时从奥地利前来乘坐镶嵌玻璃的豪华马车，由向她欢呼雀跃的民众簇拥着前去会见她未来的夫婿。在凯旋门上方的带状花饰上镌刻着一行拉丁文：“但愿这座纪念碑像我们的爱情一样长生永存。”但是爱情比优质的大理石和刻字的石块要短暂得多。玛丽·安托瓦内特觉得一切都像是场梦，她记得盛装的贵族曾在这座凯旋门下迎接过她，街上张灯结彩，民众摩肩接踵，泉眼里流出的全是美酒，为了对她表示敬意。而现在等待着她的只是冷冷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带点同情的礼貌。但是经受了那大声喧哗放肆逼人的仇恨，这毕竟还算是好事。他们可以换换衣服，好好睡觉；但是第二天，太阳又充满敌意地灼烧，他们必须继续受苦受难的路程。越走近巴黎，民众仇恨越深。国王要求给他一块湿的海绵，让他洗去脸上的尘土和污垢，一位官员便这样冷言冷语地嘲笑：“出门旅行就是这样。”王后休息了一会儿，踏着马车的阶梯上车，有个女人叫道，声音就像毒蛇的咝咝叫声：“小心点，我的小妞，过不多久你就要踩上另外的阶梯了。”有个贵族向国王夫妇表示欢迎，被人从马上拽了下来，用手枪和小刀打倒在地。到这时，王后和国王才理解到，并不只是巴黎沉溺于革命的“谬误”之中，而是在他们王国所有的田野上，新的种子已经长出丰腴繁盛的花朵；但是他们也许已经不再有力气细细体验这一切：疲劳已使他们完全麻木不仁，毫无感觉。他们虚弱地坐在马车里，对于命运已经完全漠不关心；终于，终于有信使骑马前来报告，国民议会的三名成员向他们迎面驰来，保护国王全家的这一行程。于是他们的性命得到拯救，但也仅此而已。

马车就停靠在敞开的大道上；三位议员，一位保皇党人莫布尔，市民出身的律师巴尔纳弗和雅各宾党人彼济翁向他们走来。王后亲自打开车门，迅速向他们伸出手去，激动地说：“唉，先生们，请您们注意，别让不幸的事件发生，我们的陪同人员不要成为牺牲品，他们的性命能够得到尊重。”王后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恰如其分的分寸感，立刻使得言行恰当：一位王后不得请求别人保护自己，而是保护那些忠心耿耿地为她效力的人。

王后的这种果断坚决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使这些派来的代表无法摆出恩人的架势：即使是那个雅各宾党人彼济翁也不得不在他的札记里颇为勉强地承认，王后感情热烈的话语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他立刻命令鼓噪的人群保持安静，然后向国王建议，最好让国民议会派来的两名代表也在车里就座，他们在场可以保护国王全家免遭任何不测。德·图尔赛尔夫人和伊丽莎白夫人可以登上另外一辆马车。可是王后答道，她们不下车也行，只要大家挤一挤，腾出位子来就好了。于是匆忙之中做出这样的安排：巴尔纳弗坐在国王和王后中间，王后则把王储抱在自己怀里，彼济翁则坐在德·图尔赛尔夫人和伊丽莎白夫人之间，德·图尔赛尔夫人则把小公主夹在自己的双膝之间。六个人变成了八个人，大腿和大腿紧靠在一起，现在君主制的代表和人民的代表就都坐在一辆马车里，可以说：国王一家和国民议会的代表，从来也没有像在这几个小时之中这样彼此接近。

在这辆马车里，现在发生的事情既出乎意外也自然而然。首先在两个对立面之间，在王家的五名成员和国民议会的两名代表之间，关系极为紧张，敌意森然。双方都下定决心，各自都坚决地向对方保持自己的权威。玛丽·安托瓦内特正因为身处这些“叛道者”的保护，仰仗他们的恩典，所以顽固地把目光从他们身上掠过，绝不开口。而那两位代表也绝不让彬彬有礼和低三下四混为一谈：这次行程，必须要给国王一个教训，国民议会的议员和国王的那些卑躬屈膝的宫廷佞臣不同，都是坚毅廉洁的自由人士，态度坚决。所以保持距离，保持距离，定要保持距离！

怀着这样的情绪，那个雅各宾党人彼济翁公开发起进攻，从一开头他就要给王后，这个最为高傲的女人一个小小的教训，让她手足无措。彼济翁便开口说道，他得到详细的报告，国王一家是在王宫附近登上了一辆普通的出租马车，驾车的是个瑞典人，姓什么来着……一个瑞典人，叫……说到这里，彼济翁停了下来，仿佛他想不起那人的姓名，便问王后，这个瑞典人叫什么名字。当着国王的面，向王后询问她情人的名字，这可是用抹了毒药的匕首刺向王后。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用强劲有力的一击，挡住这次进攻：“我从不过问我马夫的姓名。”这第一次交火之后，浓重敌意和紧张气氛弥漫了这狭窄的空间。

接着，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使这难堪的紧张局面得到松动。小王子从他母亲的怀抱中跳下地来。这两位陌生的先生大大地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用细小的指头抓住了巴尔纳弗节日盛装上的一粒黄铜纽扣，吃力地读出纽扣上的铭文：“不自由，毋宁死。”未来的法兰西国王，恰好以这种方式认识革命的基本原则，自然使这两位特派员非常开心，渐渐地便衍生出一段对话，于是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巴兰[1]出门去，原来是为了去发出诅咒，结果却不得不决定去祝福别人。双方都开始觉得对方其实都比他们原来从远处估计的要可爱得多。彼济翁既是小市民又是雅各宾党人，巴尔纳弗，年轻的律师，在他们私人生活中一直把“暴君”想象成难以接近，目空一切，傲慢无礼，愚蠢而又放肆的家伙，认为宫廷的那种顶礼膜拜的缭绕香烟，早已窒息得他们人性全无。此刻，这个雅各宾党人和市民革命家，看见王室家庭中那种自然亲切的交往举止，大为惊讶。那个一心想要扮演加图[2]的彼济翁不得不这样报道：“我发现他们彼此之间，态度简单亲切，我很喜欢；没有丝毫王家气派，而有一种轻松自在，家人之间的和睦亲切的味道。王后称伊丽莎白夫人为‘我的小妹’，伊丽莎白夫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回答，她称国王为‘我的哥哥’。王后让小王子在她膝上跳舞，小公主又和她弟弟玩耍。国王看着这一切，一脸心满意足的神气，尽管并不怎么动情，有些迟钝。”两位革命家惊讶地看到，国王的子女和他们自己的子女在家里玩耍时一样。他们甚至有些感到尴尬，发现他们自己其实比法兰西的统治者穿得体面得多，这位国王甚至还穿着肮脏的内衣。开头时候那种抵触情绪变得越来越松动。国王喝酒时客客气气地把他自己的杯子递给彼济翁。这位法兰西和纳瓦拉的国王在太子要小便的时候，亲手解开他小裤子的纽扣，在他撒尿时，亲自给他端着银质的尿盆，在那个目瞪口呆的雅各宾党人眼里，简直是个超乎自然的事件。这位满腔怒火的革命者不胜惊讶地认识到，这些“暴君”其实和我们是同样的人。同样深感意外的是王后，国民议会的这些“叛逆者”，这些“怪物”其实也都是些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人！根本不是嗜血成性、毫无教养，尤其是丝毫也不愚蠢；相反，他们和王后聊起天来，显得比阿尔托阿伯爵和他那帮同伴要聪明得多。他们一同乘车走了才三小时的路程，原来双方都想以态度强硬、神情高傲来压倒对方，却经历了奇妙的，可是深刻的人性的转变，互相都想争取对方。王后提出政治问题来进行讨论，为了向两位革命者证明，她那个圈子里的人，完全不像人民受到恶劣的报纸误导所猜想的那样头脑狭隘，满怀恶意。两位特派员又努力向王后解释清楚，让她不要把国民议会的目的和马拉先生的狂呼乱叫混为一谈；谈到共和国，彼济翁甚至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不久就表现出来，——这是古老的经验——即便是最坚定不移的革命家也会被宫廷的空气弄得晕头转向。挨近世代相传的王家尊严，竟会使一个虚荣心重的男人达到什么程度的傻劲大发，这一点再也没有比彼济翁的札记提供的证明更为逗乐的了。经过担惊受怕的三个夜晚，在极不舒服的马车里，难受已极的酷热之中，经过的三天行程，经历了所有这些心灵的激动和屈辱，妇女们、孩子们自然全都累得要命。伊丽莎白夫人身不由己地靠在她的邻座彼济翁身上悄然入睡。这立刻使那虚荣心重的蠢货兴奋不已，达到疯狂的地步，以为他已风流地征服了一颗芳心，于是他在札记中写下了那些话语，让这个被宫廷空气弄得神志昏迷的可怜家伙几百年来都成为笑柄：“伊丽莎白夫人把她那双柔情似水的眼睛转向我，这一时刻露出以身相许的表情，唤醒了我浓烈的兴趣。我们有时四目相遇，彼此会意，互相吸引。夜已深沉，月光开始向四下散布一种相似的柔和的清光。伊丽莎白夫人把小公主抱在怀里，让小公主一半坐在我的膝上，一半坐在她的膝上。小公主睡着了，我伸出一条手臂，伊丽莎白夫人伸出她的手臂搁在我的臂上。这样我们两人的手臂便缠在一起，我的手臂碰到了她的腋下。我透过衣服感觉到动作和暖流。我觉得伊丽莎白夫人的眼睛更加摄人心魄，我注意到她的举止中有某种委身的意味，她的眼睛湿润，在她的忧郁之中夹杂着某种欲念。我也许会搞错，人们也许会把不幸和欢愉的表现形式彼此混淆。但我相信，倘若我们两人单独相处，她一定会滑进我的怀抱，委身于天性的冲动。”

王家尊严危险的魔力对于彼济翁的陪伴者巴尔纳弗的影响，要比“美男子彼济翁”的这段可笑的爱欲幻想严肃得多。巴尔纳弗年纪轻轻，是个初出茅庐的律师，从他的外省小城来到巴黎。当一位王后，法兰西的王后十分谦虚地请他解释革命的根本思想，他俱乐部朋友们的理念时，这位理想主义的革命家简直像着了魔一样。这位波萨侯爵[3]不由自主地思忖，多么好的机会，能影响王后对神圣的原则表示敬畏和尊重，也许能赢得她支持立宪的思想。这位热情如炽的年轻律师说个不停，听见自己在说，瞧——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个据说非常肤浅的女人（上帝知道，人家对她大肆污蔑！），她侧耳细听时，神情多么关注，充满了理解，她反驳的理由，多么聪明！凭着她奥地利式的亲切可爱的神气和她假装乐于探讨这位年轻律师的建议的样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完全把这个天真轻信的律师吸引住了。巴尔纳弗感到非常意外，人家对这位高贵的女人的态度多不公平，大大地冤枉了她。她要求的其实只是最好的结果，要是有人给她正确的提示，那么在法兰西，一切都会安然无恙。王后使他毫不怀疑，她在寻找这样一个谋士，也毫不怀疑，倘若他在将来愿意给缺乏经验的女王正确的启蒙，王后一定会感激他。对，这将是他的任务，从此开始把人民真正的愿望，转达给这个如此出人意表的明白事理的王后。在他那方面，又去说服国民议会，确信王后民主思想的纯洁。他们在莫阿的大主教宫殿里休息时，进行了长谈。玛丽·安托瓦内特居然以她亲切可爱的态度，把巴尔纳弗笼络到这种地步，这位特派员愿意为她做各种事情，听她支配。谁也没法预料，会有这样的结果，王后的瓦累纳之行竟然悄悄地带回了一个了不起的政治上的巨大成功。其余的人一路上只是热得冒汗、吃饭、困倦、垂头丧气，王后却在这辆向前滚动的囚牢马车中，还为王家的事业夺得了最后一个胜利。

行程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成为最可怕的一天。便是法兰西的天空，也是向着民众，反对国王。从清晨到夜晚，太阳都在烧烤着豪华马车，这座布满灰尘拥挤不堪的四轮烤炉。没有一丝云翳用清凉的手，把阴影覆盖在这火烧火燎的车顶之上一分钟之久。终于车子来到巴黎的城门前面，可是几十万人想要观看用苦役船运回来的国王，他们的愿望必须得到满足：于是国王和王后不得穿过圣-德尼城门回到自己宫里，而得绕个大圈，走过无穷无尽的环形大道，整条路上听不见一声喊叫，对国王夫妇表示敬意，也听不见一声辱骂，因为横幅已经使每一个向国王表示问候的人遭到蔑视，也对每一个攻击民族俘虏的人发出威胁，要给予一顿痛打。可是在国王的马车后面跟着的那辆马车，却受到万众的无尽欢呼，车里神气活现地坐着驿站长德鲁埃，那位勇敢的猎人，他用计谋和愤怒逮住了这头国王野兽。民众能有这场胜利，全都得归功于他。

这次行程的最后一个瞬间，变成了最为危险的时刻，这就是从马车通向王宫大门的两米路。国王一家有特派员保护，而民众的愤怒总要找个牺牲品，于是火气便都发泄在那三个无辜的卫队士兵身上，他们帮助“劫持”了国王。这三个人已经从车夫座上被拽了下来，一时之间，似乎王后又要再一次在她王宫的门前，看见鲜血淋淋的头颅插在长矛上摇来晃去。这时国民卫队冲到车前，用刺刀扫清了王宫的大门口。这时候，这只烤箱才打开来；国王第一个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下车来，汗流浃背，衣服肮脏，浑身疲倦无力。王后跟着下车。立刻响起一片危险的含混不清的低语声，冲着这个“奥地利女人”。王后快步跨过马车和大门之间短短的距离，孩子们跟在后面。残忍的旅行到此结束。

宫里仆役们列队恭候，队伍排得庄严隆重：餐桌摆得和平素一样，按照爵位高低，安排座次；返回家园的人们简直可以以为，只是幻梦一场。可是实际上这五天对王国基础的撼动，甚于改革的五年，因为当了俘虏就不再是头戴王冠的君王。国王又下降了一级，革命又升高了一级。

但是这似乎一点也没有打动这个疲惫不堪的男子，他对一切都无所谓，对他自己的命运也淡然置之。他用一只不可动摇的手在他的日记里没写别的，只记下了：“六点半从莫阿出发，八点到达巴黎，没有停顿。”这就是路易十六对他一生中蒙受的最深沉的屈辱所说的一切。彼济翁同样报道：“他（国王）是如此平静，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人们简直可以认为，他刚狩猎回来。”

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却知道，已经全盘皆输，这次徒劳往返的行程中所经历的全部苦难，对于她的傲气几乎是致命的震撼。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和的的确确的恋爱中人，她怀着迟到的义无反顾的最后一次激情，即使身在这地狱之中，她也仅仅思念已经离她而去的那个男人，她担心她的朋友费尔森会为她过分担心。危机四伏，形势可怕，在苦难中最最使她不安的是，费尔森跟着受苦，跟着担心。王后立即飞快地在一张纸上写道：“您对我们不必担心，我们还活着。”第二天早上，写得更加恳切，更加充满爱意（真正亲密的段落已被费尔森的后人抹去，但是从字句的震颤，仍然可以感到缠绵悱恻的呼吸）：“我还活着……可是我为您担心。因为得不到我们的消息，您受尽痛苦，我真叫苦连天！但愿上天保佑，您能得到这条消息，别写信给我，这就是说，这会使我们遭到危险，尤其不要用任何借口到这里来。他们知道是您帮我们从这儿出走的。您要是回来，那就全都完了。我们在这儿白天黑夜都有人看守，但是我对此已满不在乎。……您千万别担心，我不会出什么事的。国民议会会非常宽厚地对待我们。别了……我可能无法再写信给您……”

可是不然。恰好现在收不到费尔森的片言只语，她受不了。第二天她又写出一封无比炽热，充满柔情的一封信，要求得到他的消息，他的安慰，他的爱情：“我只能跟您说，我爱您，可我自己几乎没有时间爱您。我很好，不要为我而担惊受怕，我只乐于听到关于您的同样消息。请用密码写信给我，让您贴身侍从写下地址……请告诉我，我给您的信该寄谁的地址，因为我不写信给您简直活不下去。祝您一切都好，所有的人当中，爱得最深的，最亲爱的人儿。我用全部心神拥抱您！”

“我不写信给您，简直活不下去。”从来没有人从王后的嘴里听到过这样激情迸涌的呼唤。可是王后，她还剩多少是王后，她被剥夺了多少往日王后的这种权力；只有作为女人，谁也无法从她身上夺走她的爱情。这种感情给她力量，无私地、坚毅刚强地捍卫她的生命。

[1] 巴兰，古代幼发拉底河附近比多地方的一个术士。摩押王巴勒召他来，要他诅咒以色列人，但他服从耶和华，反而祝福以色列人。见《圣经·旧约·民数记》第22至24章。

[2] 马尔库斯·波齐乌斯·加图·尤替赞希斯（前95—前46），又称小加图，古罗马政治家。支持元老院共和派，反对恺撒。

[3] 席勒名剧《唐·卡洛斯》中的人物，卡洛斯王子的挚友，理想主义者，曾向暴君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当面进谏，痛陈专制主义的罪恶。

第三十章 尔虞我诈

出逃瓦累纳揭开了法国大革命史新的一章；就在这一天，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诞生。到现在，到1791年7月21日为止，国民议会还无一例外地，统统都是保王党人。因为大会代表全都由贵族和市民组成，但是为了即将举行的选举，在第三等级，即市民阶级后面又冲出第四等级，无产阶级，那人数众多，狂热暴躁，不可抗拒的群体。市民阶级看见他们惊慌失措，就像国王看见市民阶级惊恐不已。广大的有产阶级心惊胆战地认识到，他们释放出了什么样妖魔鬼怪的原始伟力，他们深感遗憾，可惜为时已晚。所以他们希望迅速制定一部宪法，界定国王和人民各自的权限。为了赢得路易十六的赞同，有必要对他个人加以保护；所以态度温和的各个党派贯彻他们的主张，不因国王出逃瓦累纳而对他加以任何谴责。他们伪善地坚持，国王离开巴黎并非自觉自愿，出于个人意志，而是被人“劫持”。雅各宾党人则相反，在练兵场上举行群众大会示威，要求废黜国王。这时市民阶级的领袖巴依利和拉法耶特便第一次坚决地动用骑兵，开枪射击来驱散民众。可是王后被紧紧地围困在自己家里——出逃瓦累纳之后，不许她再紧闭房门，国民卫队严格看守她的一举一动——她心里对于这些迟到的营救企图，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早已不抱幻想。她在窗前已经不再听到“国王万岁！”的口号，而是新的口号“共和国万岁！”她清楚地知道，这个共和国只有在她、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统统毁灭的情况下，才能诞生。

王后不久也认识到，瓦累纳之夜的真正灾难并不是他们自己出逃的失败，而是路易十六的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同时逃亡却得到成功。刚到布鲁塞尔，普罗旺斯伯爵便立即扔掉他如此长久，如此勉强地戴着的尊崇兄长的面具，宣布只要真正的国王路易十六还在巴黎充当俘虏一天，他就当一天摄政王，当一天王国的合法代表，并且暗地里竭尽全力使得这个时间尽可能地延长。费尔森从布鲁塞尔报告：“人们在这里以极不合适的方式对国王被俘表示高兴。阿尔托阿伯爵简直笑容满面，喜形于色。”现在这两位御弟终于可以挺着胸脯坐在马鞍上，他们不得不谦卑地骑马跟在他们王兄的身后，时间已经太长。现在他们可以把佩刀弄得铿锵作响，毫无顾忌地挑衅，引发战争。倘若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但愿也加上路易十七为此统统毁灭，那就更好。因为离开宝座的两步，现在一步就可以跳过去。这样，“普罗旺斯伯爵先生”就可以自称路易十八。糟糕的是，外国的君王们也附和这种观点。对于君主制的思想而言，究竟是哪一个路易坐在法兰西的宝座上全无所谓；主要的是，革命的毒素、共和主义的毒素得从欧洲彻底消灭，得把“法兰西传染病”窒息在萌芽状态之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曾经以非常恶劣的冷漠写道：“尽管我对法国国王全家的命运极为关注，但是保持欧洲平衡的普遍状况，维护瑞典的特殊利益和各国君王的事业，这些困难就更加沉重地落在天平的秤盘上面。一切全都取决于谁能在法兰西重建王国，究竟现在坐在这个宝座上的是路易十六、路易十七还是查理十世，我们都无所谓；前提是，这个宝座必须重新建立；骑术学校的这个怪物（国民议会）必须彻底砸烂。”表达得不可能比这更露骨，更玩世不恭的了。对于各国君王而言，只有“君王的事业”，这就是说他们自己丝毫未损的权力才重要，就像古斯塔夫三世说的，究竟是哪个路易拥有法兰西的宝座，他们“都无所谓”。事实上，这事现在和未来对于他们都无所谓。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使得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丢掉了性命。

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得和这内外交困的双重危险，和国内的共和主义，王子们在国境界上煽动战争的行径同时进行斗争，这可是需要超人力量才能完成的任务。对于独自一人、势单力薄、惊魂未定，为所有朋友都抛弃的女人，这项任务完全无法解决。这里需要一个天才，兼有奥德赛和阿喀琉斯[1]的特点，既诡计多端，又英勇大胆；一个新的米拉波；但是在这艰难已极的困境之中，附近只有几个小小的帮手，王后便求助于他们。从瓦累纳返回巴黎途中，玛丽·安托瓦内特很快便一眼认出，这个在国民议会上大放厥词的外省小律师巴尔纳弗，只要王后给他戴几顶高帽子，很容易就可以手到擒来；王后现在决定充分利用他的这一弱点。

于是王后就写了一封密函直接寄给巴尔纳弗，信上说，从瓦累纳回来后，她“对那个和她谈了很多，也有许多同感的人沉思良久，深思此人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精神，若能和此人通过书信进行交谈，定会大有裨益”。她定会守口如瓶，对此完全可以像对她的性格一样放心。她的性格是，只要事关大众的福祉，永远准备屈从大势所趋。在这样一个引子之后，王后变得更加直截了当：“不能在目前状况中长待下去。必然会有什么事件发生。发生什么呢？这点我不知道。我向他请教，想知道这事。他完全可以从我们的谈话中看出，我的意图多么良好。我将永远如此。这是我们还剩下的唯一财富，谁也不可能从我手里夺走。我深信在他身上看到追求正义的愿望，我们也同样怀有这样的愿望，并且随时随地都怀有这一愿望，尽管人们说些情况相反的话。但愿他能让我们有可能共同实现我们的愿望。他若找到一种方法让我知道他的思想，我将坦然回答，我们如何贯彻。倘若我真的看到公共的福祉，我愿做出任何牺牲。”巴尔纳弗把这封信给他的朋友们看，他们既高兴又害怕。可是，他们最后终于决定，从此共同充当王后的秘密谋士，路易十六根本就不算在内。他们首先要求王后敦促王子们回到国内，并且说服她的哥哥，奥地利皇帝，承认法兰西的宪法。王后假装服从，接受他们的这些忠告，根据谋士们的口授，王后写信给她哥哥，她按照他们的指令采取行动；“只有在事关荣誉和感恩这点上”她拒绝让步。这些新的政治教师爷，以为他们已经找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么一个全神贯注、知恩图报的学生。

但是这些善良的先生们可是大错特错了！实际上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刻也没有想过，完全听凭这些“叛逆者”摆布。这一系列的谈判，只是为了便于执行旧日的“拖延政策”，直到王后的哥哥召开那渴望已久的“武装会议”为止。她就像珀涅罗珀[2]一样，把她和她的新朋友们在白天织好的轻纱，在夜里统统拆开。她一方面假装顺从地把他们口授的书信寄给她的哥哥莱奥波尔特皇帝，同时又写信让麦尔西知道：“我在29日写了一封信给您，您想必一定会毫无困难地发现，那封信不符合我的风格。但是我想，我得满足这里的政党的要求，这个党亲自把这封信的草稿交给了我。我把另外一封这样的信昨天写给了皇帝。我希望我的哥哥会懂得，目前的处境，迫使我不得不去做他们要求于我的事情。希望我哥哥会理解这点，不然我将会感到非常屈辱。”王后强调：“皇帝会确信，这封信上没有一个字是她的意思，是她观看事物的方式，这点十分重要。”这样，她写的每一封信都成了乌利亚信札[3]。尽管她“不得不公正地承认”，她的谋士们虽然总坚持己见，却非常正直，并且怀有强烈的诚实的意愿，要恢复秩序，从而也就恢复了王国以及国王的权威。但是王后还是拒绝老老实实地听从她的这些帮手们，因为“尽管我深信他们善良的意图，但是他们的思想过于夸张，绝不可能适合于我们”。

玛丽·安托瓦内特以这种内心的矛盾，开始进行一种阴森可怕的两面派把戏，对她而言，并不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因为自她从政以来，或者不如说，因为她从政，她可是第一次被迫撒谎，而实际上她撒的是极为放肆的弥天大谎。她一面伪善地向她的助手们保证，她走的每一步路都私下里并无其他盘算，可同时她写信给费尔森：“您不用害怕，我不会让这些‘狂犬病患者’抓住的。我有时和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见面，或者和有些人联系，那只是为了利用他们；但是我对他们深恶痛绝，绝对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最后，王后完全清楚地知道，她对这些怀有好意的人们所做的这种欺骗，实在很不体面。这些人为了她，把脑袋带上了绞刑架。她清楚地感到道义上的罪责，但是她坚决地把责任推到时代、推到环境身上，是时代和环境迫使她扮演了这样可怜的角色。她绝望地写信给她忠实的费尔森：“有时候，我自己也不再理解我自己。我被迫沉思，说话的那个人是否真的是我。可是您说怎么办？所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请相信我，要是我不立刻采取这种方法，我们也许还会跌得更惨，比我们现在更惨。我们这样做至少会赢得时间，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要是有朝一日，我又能成为我自己，我可以向这些讨饭的家伙证明，我没有让他们愚弄我，这将是多大的幸事。”她那无法遏制的傲气就只梦想着这一点，梦想着又能重获自由，不再被迫去搞政治，去搞外交，去一再撒谎。既然她作为加了冕的王后，觉得这种不加限制的自由乃是上帝赋予她的权利，她便认为对一切妄想限制她这一级别权利的人，毫无顾忌地进行欺骗，也就完全在理。

但是并不只有王后独自一人在欺骗别人，在这胜负未定危机重重的时刻，在这场大型博弈中，所有参与者人人都在互相欺骗，——不妨仔细阅读当时各个政府、各位君主、公使和大臣之间无穷无尽的通信，就会发现很少有机会这样形象生动地看到一切秘密进行的政治交易这样不讲道德。大家都在暗地里互相攻击，每人都只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路易十六欺骗国民议会，国民议会那边又只是在等待，共和主义的思想能渗透到足够的程度，以便废黜国王。立宪派人向玛丽·安托瓦内特假装自己还拥有早已不再拥有的权力，又被玛丽·安托瓦内特非常不屑地愚弄了一番，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背地里在和她哥哥莱奥波尔特皇帝协商。这位皇帝又尽量敷衍他的妹妹，因为他心里早已决定，绝不为了他妹妹的事业派出一兵一卒，付出一枚金币，与此同时他正和俄国、普鲁士相勾结，第二次瓜分波兰。普鲁士国王一面从柏林和奥地利皇帝商讨，举行反对法国的“武装会议”，他自己的公使，同时又在巴黎赞助雅各宾党人，并且和彼济翁同桌进餐。流亡国外的王子们又煽动战争，但并不是为了保住他们王兄路易十六的宝座，而是为了自己能尽快地登上王位，而在这些用纸张进行的比武大赛之中，那位捍卫君王制的堂吉诃德，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忙活得极为起劲，其实这一切归根到底和他毫不相干，可是他一心要扮演欧洲的拯救者古斯塔夫·阿道尔夫[4]。布劳恩什维格公爵[5]应该率领反法联军，却同时和雅各宾党人密谈，雅各宾党人则把法兰西的宝座献给这位布劳恩什维格公爵。丹东和杜姆里埃[6]又玩弄着两面派的把戏。君王们和革命家们内部意见也都同样并不一致，哥哥欺骗妹妹，国王欺骗人民，国民议会又欺骗国王，一位君王欺骗另一位君王，大家尔虞我诈，互相欺骗，就只为了给自己的事业赢得一点时间。每个人都想浑水摸鱼，通过自己的威胁，使得大家更加心神不定。谁也不想烫着自己的手指，大家又都玩火。可是大家，皇帝们、国王们、王子们、革命家们这样不断地互相勾结，彼此误导，创造了一种互不信任的气氛（就和今天毒化世界的那种气氛相似），最终并非自己有意，却终于把二千五百万人拽到一场二十五年之久的战争急流之中。

与此同时，时代继续汹涌向前，根本不顾这些小小的花招诡计。革命的速度决不迁就这种旧日外交的“延宕”。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国民议会终于制定了一份宪法草案，把它呈给路易十六，让他采纳。必须给予回答。玛丽·安托瓦内特明白，这份“妖魔鬼怪似的”宪法，——就像她在致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的信中写的，——“意味着一种道德上的死亡，它比使人解脱一切苦难的死亡更糟千倍”，她也明白，在科布伦茨[7]和各国宫廷，人家会把他们采纳这部宪法指责为自我背叛，也许甚至于指责为个人解脱，但是国王的权力已经降低到这种地步，甚至连她这个最为高傲的人，也不得不劝人屈从。

王后写道：“我们通过这次出游，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明，在事关大众福祉的时候，我们并不害怕个人去承担风险。但是看到目前形势，国王无法再拖下去，拒不采纳这个宪法。请相信我，如果我这样说了，这事便真是这样。您对我的性格有足够的了解，不会不知道，我的性格宁可促使我去从事一桩高贵而又勇敢的行动。可是分明知道这是危险，却要无谓地去冒险，那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正当羽毛笔已经放好，准备签字投降，玛丽·安托瓦内特与此同时却告诉她的一些心腹，国王打内心深处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向人民信守诺言，——欺骗别人，自己也被欺骗——“关于采纳宪法一事，我认为每一个有头脑的人不会看不出，我们之所以会做，是因为我们已失去自由。重要的只是，我们不要唤醒围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怪物’的怀疑。无论如何，只有外国列强才能拯救我们。我们的军队已经丧失，金钱已不复存在，任何缰绳任何堤防都无法制止这些武装暴民。即便是革命领袖，如果宣讲要有秩序，便没人理会：我们现在身处的便是这样一个可悲的状况。您再加上：我们一个朋友也没有，全世界都背叛了我们，有的是由于恐惧，有的是由于软弱或者由于野心，我甚至已经堕落到这样的地步，竟然害怕有朝一日，人们又给予我们自由。现在，我们是处于毫无权力的状况，我们至少不必自我责备。”王后以奇妙的真诚态度继续写道：“您在这封信里会发现我整个的灵魂。也许我搞错了，但这是我现在看见的让我熬下去的唯一手段。我尽我所能，倾听两方面人士的意见，从中形成我自己的看法；我不知道我的看法是否得到遵从。您认识和我打交道的那个人；在我认为已经说服他的时刻，另外一个人的一句话或者意见，就能使他改变主意，而他自己却未察觉。单单因为这个缘故，上千件事情都无法贯彻执行；反正，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请保持您对我的友谊和忠诚。我是多么需要您的友谊和忠诚。请相信我，不论我会遭遇什么样的灾难：我也许会迁就客观形势，但我绝不会同意采取有损我尊严的任何措施。只有在困厄之中，你才感觉到你是谁。我的血液在我儿子的血管中流淌，我希望有朝一日，他会证明自己配得上充当玛利亚·特蕾西亚的外孙。”

这都是些铿锵有力、感人肺腑的话语。但是这些话无法掩饰她内心的羞愧。这个一心只想为人正直的女人，被迫进行这种骗人的把戏时，总感到羞愧。她从内心深处知道，她做出这种不诚实的举动，实在比她自愿放弃宝座更加有失王后风范。但是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她写信给她心爱的费尔森：“也许拒绝采纳宪法要高贵得多，但是目前情况下这不可能。我原本希望，采纳宪法要简单得多，可惜，我们一直被怀有恶意的人团团包围着；可是我向您保证，得到突破的版本是最不恶劣的版本。王子们和流亡者们干的蠢事，也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方法。所以有必要在采纳宪法时，把每一行可能会引起误解的字句全都删除，它们可能会解释成仿佛我们没有怀着最佳意图就表示赞同。”

通过这种不诚实，因而也就是非政治的假装采纳宪法，国王一家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这是这场两面派的游戏赢得的全部收获，——但是不久就表明，——这是残忍的收获。大家都喘了口气，假装每个人都的确相信别人的谎言。浓云密布，预示风暴来临，刹那间，云破天青，乌云消散，民众恩宠的灿烂阳光，又一次骗人地照在波旁王室的头上。国王在9月13日通知，第二天他将在大会上向宪法宣誓。消息传出，原来看守王宫的国民卫队立即撤去，推勒里宫的花园向民众开放。王室被俘的状态到此结束，——就像大多数人冒失地相信的那样——革命也就此结束。很多星期很多月以来，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听见上万个人同声高喊那早已消逝的欢呼：“国王万岁！王后万岁！”

可是所有的人，朋友和敌人，国境界这一边和那一边早已阴谋策划，不让他们再继续活下去。

[1] 《荷马史诗》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前者足智多谋，后者骁勇善战。

[2] 珀涅罗珀，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为斯巴达公主，奥德赛之妻，丈夫去参加特洛亚围城之战，不少人向她求婚，她表示要织完一件她公公的尸布再考虑婚嫁，但她白天织出的东西，夜里又统统拆掉，如是三年。

[3] 乌利亚信札，《圣经》中乌利亚送信的故事，指送信人传送的信件给自己带来灾祸。（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11章14—17节）

[4] 古斯塔夫·阿道尔夫（1594—1632），即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尔夫1611—1632年为瑞典国王，是瑞典历史和三十年战争（1618—1648）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他使瑞典一度居于北欧霸主地位。

[5] 卡尔·威廉·斐迪南·封·布劳恩什维格公爵（1735—1806），普鲁士陆军元帅，法国大革命期间担任普奥联军统帅，反对法兰西共和国。

[6] 查理-弗朗梭阿·杜·彼里埃·杜姆里埃（1739—1823），法国将军，在第一次反法同盟的联军进攻法国时，起先曾打败联军，不久背叛法国，反击法军。

[7] 德法边境的城市，法国流亡分子的聚集地。

第三十一章 挚友最后一次出现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沉沦中，其实悲剧时刻并非疾风暴雨雷电交加的惊人风暴的瞬间，而是这过程中不时闪现的虚幻骗人的艳阳高照的晴好日子。倘若革命像山洪暴发汹涌澎湃，把封建王国一举击成齑粉，王国的沦丧像雪崩似的完成，没有沉思默想，暗怀希望，进行反抗的喘息时间，那么革命对于王后而言，就不会像垂死挣扎的缓慢过程这样可怕地折磨她的神经。可是在风狂雨骤之中总会突然风平浪静：在革命过程中，国王一家五次十次地可以深信，终于和平得以重建，斗争已经结束。但是革命是像大海一样的自然元素，这样的滔天巨浪并非一跳就突破一切，扑上陆地，而是在每次狠狠一击之后又波涛退落，似乎精疲力竭，而实际上只是酝酿着新一轮毁灭性的潮水高涨。受到威胁的人从来也不知道，最近的一层波浪是否就是最为强劲，决定一切的浪涛。

国王采纳了宪法之后，危机似乎已经克服。革命已经变成法律，骚动不宁已经凝固成型。接下来是几天、几周骗人的舒适安宁，几个礼拜虚幻的回光返照。大街小巷充满了尽情欢呼的声浪，议会洋溢着昂扬的激情，戏院里喝彩声掌声犹如雷鸣。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早已失去了她青年时代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盲目轻信。当她孩子们的女太傅从充满节日气氛、灯火通明的城里回到宫中的时候，王后叹着气对她说：“多可惜啊，这样美好的东西，在我们心里只能引发一种悲哀和不安的情绪。”不，失望的次数太多，她不愿再继续受骗上当。她写信给费尔森，她心灵的挚友：“一切只是暂时平静，但是这阵平静是系于一根绳索。民众现在如此，以往也总是这样，时时刻刻都准备采取一切恐怖行动。他们向我们保证，是拥护我们的。我对此根本不信，至少不信这和我有关。我知道，所有这一切究竟有几分可靠。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花钱买来的。只要我们按照人民的要求办事，人民才爱我们。但这不可能再长期继续下去。在巴黎，现在比从前更不安全，因为大家已习惯于看见我们备受屈辱。”事实上，新选出来的国民议会使他们大失所望。按照王后的看法，这个议会比先前的那个议会要“糟上千倍”，这个议会最初通过的决议之一，便是剥夺国王叫作“陛下”的称呼。几周之后，领导权便转到吉伦特党人手里，他们对共和国公然表示好感，彼此和解的神圣彩虹迅速消逝在重新升起的浓重云层后面。又一次开始战斗。

国王和王后对于自己处境的急剧变化，倒并没有算在命运的账上，而是归咎于他们自己的亲戚。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尔托阿伯爵把自己的总部设在科布伦茨，从那里公然向推勒里宫宣战。国王身陷困境，采纳了宪法，成为他们最佳的把柄，通过他们收买的新闻记者，把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当作懦夫大肆嘲弄，而他们自己处于安全地位，则装作唯一有资格充当君王思想真正的捍卫者。他们的兄长为了这场游戏，有可能要以送掉性命为代价，这点他们就不管不顾了。路易十六央告请求他的两位御弟，甚至命令他们返回巴黎，从而消除人民合理的怀疑，但是白费力气。这两个阴谋篡位的家伙阴险地声称，这并不是被俘的国王表现出来的真正意愿，他们待在科布伦茨，身处枪炮的射程之外，不受任何威胁地扮演英雄的角色。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这些流亡分子的怯懦，愤怒得浑身颤抖。那些“可鄙的族类，一再声称，他们如何喜欢我们，而实际上一直在对我们下着毒手。”她公开谴责她丈夫的这些亲戚，完全是“他们（这些亲戚）的态度使他们陷入现在所处的境地”。——“但是”，她愤怒地写道，“他们想干什么？为了置我们的愿望于不顾，他们便装腔作势地说，我们失去了自由（当然这是事实），因而便不能说我们想说的话，于是他们便不得不采取违反我们意志的行动。”她白白地请求奥地利皇帝，希望他拦住那些身在国外的王子们和其他法国人，但是普罗旺斯伯爵赶上了王后派出的使者，把王后发出的一切命令都说成是在“胁迫下写出的”命令，赢得求战各派人士的赞同。路易十六写信通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他已采纳宪法，古斯塔夫把路易十六给他的信函，拆都没有拆开就退了回去。俄罗斯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更加鄙夷不屑地嘲讽玛丽·安托瓦内特，除了手里的一串念珠，别无其他希望，这也着实十分可悲。王后自己在维也纳的哥哥，拖了好几个礼拜才写了一封曲里拐弯的回信；归根结底列强都在静观其变，直到机会对他们有利，可以在法兰西的无政府状态中浑水摸鱼。谁也没有提供真正的帮助，谁也没有做出明确的建议，谁也没有真诚地问过，那对困在推勒里宫的国王夫妇有什么愿望，有什么需求；他们大家演出的这台两面派的好戏越演越来劲，——以这两个不幸的俘虏为代价。

那么到底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己又有什么愿望，又希望发生什么事情呢？法国大革命几乎和每个政治运动一样，总以为敌人在制定深不可测、神秘已极的计划，深信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推勒里宫有个“奥地利委员会”，正在制定一场极为出色的反对法兰西人民的十字军东征，有些历史学家也跟着瞎说八道。实际上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位出于绝望的外交家，从来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思想，从来就没有一个确切的计划。她只是抱着一种令人赞佩的牺牲精神，以一种对她而言令人意外的坚韧勤奋，写出一批批的信函，寄给各个方面，撰写和编审各种备忘录和建议，和人们商议讨论。可是她写得越多，人家越不明白她的政治思想究竟如何。她隐隐约约地希望出现一个列强的武装会议，一个半吊子的措施，既不过于激烈，也不过于温和，一方面可以通过威胁吓唬革命派，另一方面又不至于伤害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但是到底如何进行，何时进行，她自己也不清楚。她的行动和思想并不符合逻辑，她的生硬突兀的行动和呼喊，使人想起一个溺水的人，挣扎只使他溺水越来越深。王后有一次宣称对她而言，唯一行得通的道路乃是赢得人民的信任，可是紧接着，在同一封信里，她又写道：“已经不再有和人民和解的可能性。”她不希望发生战争，并且正确而清楚地预见到：“我们一方面有责任为反对他们而进行斗争，这似乎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又会有勾结外国军队之嫌。”过了几天，王后又写道：“只有武装力量才能重建一切。”“没有外国的帮助，我们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王后一方面煽动她哥哥，希望这位皇帝终于应该感觉到，人们加在他身上的侮辱。“但愿你们不要再关心我们的安全，是这里的这个国家在挑动你们开战。”可是紧接着她又来阻止她的哥哥：“倘若从国外发动进攻，将使我们死于刀下。”最后，谁也弄不明白她的企图究竟是什么。各国外交部门，根本不想只为召开一次“武装会议”而浪费金钱。倘若花钱把军队投到国境线上，就希望精力充沛地大打一场，有领土兼并，又有战争赔偿。而他们只是“为了法兰西国王”，去让他们的士兵枕戈待旦。对于这种非分的要求，他们只能耸耸肩膀。俄国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写道：“有些人不断地以互相矛盾的两种方式和你谈判，对这种人该怎么想呢。”甚至对王后最为忠心耿耿的费尔森，自以为了解王后最深层的思想，最后也弄不清楚，王后到底是要什么，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她是从内心深处已经顺从宪法，还是只想拖住立宪派人士，她到底是在欺骗革命，还是欺骗各国君王，而实际上，这个备受折磨的女人只希望得到一点：那就是活着，活着，活着，不再受到屈辱。搞这种两面派的把戏，使她真诚直率的天性难以忍受，她内心受到的痛苦远远超过大家的预料。对这种强加于她的角色，她深恶痛绝。这种憎恶之情，一再化为一声深沉的人性的呼喊：“我自己也不明白，该采取什么态度，什么腔调。全世界都责怪我虚伪、作假，谁也不相信——这还很有理由——我哥哥对他妹妹可怕的处境，竟如此不感兴趣，让他妹妹不断遭受危险，却一句话也不对她说。是的，他让我遭受危险，比他自己真正采取行动，要让我遭受千百倍的危险。仇恨、怀疑和放肆是目前驱使这个国家行动的三股力量。人们由于极度恐慌变得放肆狂妄，因为他们同时深信，国外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再也没有比像我们现在这样待着不动更糟糕的事了，因为我们已不再指望从时代，从法兰西内部得到任何帮助。”

最后仅仅只有一个人理解，王后所有这些信件的来来往往，下达命令，又撤销命令，只是不知所措的绝望的表示。这个女人孤立无援，无法自救。这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站在王后一边，因为路易十六优柔寡断，根本不算在内，便是王后的小姑子，伊丽莎白夫人，也并不是保王派传说所称颂的，完全像天使般献身上帝，赤胆忠心，和王后志同道合。“我的妹妹是如此轻率冒失，为阴谋家们重重包围，尤其受国外两个哥哥的绝对控制，根本没法互相交谈，不然就会成天吵架。”从王后坦诚真挚的内心深处还迸发出更加厉害、更为狂野的话语：“我们的家庭生活简直是座地狱，即使怀有全世界最良好的企图，你也没法有别的说法。”身在远方的费尔森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只有一个人现在可以帮助王后，这个人拥有王后的信任，不是她的丈夫，不是她的哥哥，也不是她的任何亲戚，而是他自己。几周前王后还利用秘密途径，通过埃斯特尔哈奇伯爵[1]向费尔森传递过去始终不渝的爱情的信息：“您若给他写信，请告诉他——无论相距多少里路，相隔多少国家，都无法把两颗心彼此分开，我现在每天都更加深刻地感觉到这一真理。”还有一次：“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得不到任何消息，甚至都不知道，我所爱的那些人都在何方，这对我而言真是可怕的折磨。”有一份礼物伴随着这些最后的火热滚烫的情话，这是一枚小小的戒指，正面刻了三枝百合和一句铭语：“谁离弃她，便是懦夫。”玛丽·安托瓦内特写信告诉埃斯特尔哈奇，这枚戒指她是根据自己手指的尺寸叫人打造的，在她寄出这枚指环之前，先把戒指在自己手上戴了两天，就仿佛这样一来，就把她活生生的鲜血的热度渗透到这冷冰冰的金子里去。费尔森把他情人的这枚指环戴在手上。这枚刻着铭文“谁离弃她，便是懦夫”的指环将每天都向他的良心发出呼唤，为这个女人甘愿冒一切风险。既然王后的信件这样强烈地发出绝望的声调，既然费尔森认识到，他心爱的女人已经开始被狂野的感情迷乱所攫住，因为她眼看着自己已被众人所抛弃，他感到自己身受刺激，想要去从事真正的英雄业绩。既然他们两人无法以通信的方式互通消息，为重大的事情做出决定，费尔森决定前往巴黎探访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在这座巴黎城里，他的性命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他的存在对他而言就意味着必死无疑。玛丽·安托瓦内特听到这个预告大吃一惊。不行，她绝不希望她的挚友做出这样重大的，真正体现英雄本色的牺牲。作为真心恋爱中的情人，王后深爱费尔森的性命甚于自己的性命，也甚于费尔森来到她的身边给她带来的难以名状的安慰和幸福。因此她在12月7日急忙回信：“在目前这一当口您绝对不能前来。这将是把我们的幸福进行赌博。我这样说，您就应该相信我，因为我按捺不住地想要见您。”但是费尔森并不让步。他知道，让王后挣脱目前处境已是绝对必要。他和瑞典国王一起制订了一个新的出逃计划，尽管王后表示拒绝，但是一个受到召唤的情人听觉灵敏，他知道王后实在极其渴望见到他。写了这么多小心翼翼、百般掩饰的书信之后，又能自由自在不受限制地交换思想，这个孑然一身的孤独女人定会感到心灵的负担大大减轻。2月初，费尔森做出计划，不再继续等待，径自前往法兰西去见玛丽·安托瓦内特。

这个决定其实是个自杀行为。简直可以有一百比一的把握，证明他这一去，不可能回来，因为当时在法兰西，谁的人头也没有他的人头这样价值昂贵。谁的名字也没有像他的名字这样经常被人提及，这样咬牙切齿地被人提及，费尔森在巴黎已不受法律保护，几乎人人手里都有他的通缉令。只要有一个人在途中，或在巴黎认出他来，他就会遍体鳞伤，横死街头。但是，费尔森却不仅要前往巴黎，在那里找个隐蔽的角落潜伏下来，而且要径直进入米诺陶鲁斯[2]难以进入的洞穴之中——这一行动千百倍地提高了他的英雄主义——他要一直进入推勒里宫，那里有一千二百名国民卫队日夜看守。进入宫中，那里仆役成群，其中每一个仆役，每一个侍女，每一个马车夫都认识他本人。但是这一次这位贵族机会难得，可以证明他这恋人的海誓山盟，不然就永无证明的机会。“我活着只是为了给你效劳”。于是在2月11日，费尔森实现这一诺言，做出了全部法国大革命史上最为英勇大胆的行动之一。费尔森戴了一顶假发，揣着一张假护照上路，他放肆地伪造了此行必要的瑞典国王的签名，说是执行外交使命，前往里斯本，仅仅由他的副官陪同，而他自己则假装是这位副官的仆人。几乎是个奇迹，护照和本人都没有遭到仔细盘查，2月13日，他顺顺利利地在下午五点半抵达巴黎。尽管他在巴黎有个可靠的女友，或者甚至是他的情人，冒着生命危险，准备把他隐蔽起来，费尔森却下了邮车，直接前往推勒里宫。冬日里很早就夜幕低垂，夜色亲切地庇护了这个胆大妄为的情人。他还拥有那道秘密房门的钥匙，这扇门——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幸运，——这一次也没人守卫。他忠实地揣在身上的那把钥匙尽了它的职责，费尔森开门进入房间：相隔八个月残忍已极的分离，和发生的难以言表的事件，——一个世界从此彻底改变——情人又回到他心上人的身旁，费尔森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身边。

关于这次值得记忆的探访，有两份记录都出自费尔森的手笔，一份是公开的，一份是私密的。两者有引人注目的差异。恰好是这些差异，给人以无限的启发，看出费尔森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之间的关系，究竟真正的形式如何。因为费尔森在致国王的正式信函中这样报告：他是在2月13日晚上六点抵达巴黎，同一天晚上就见到了两位陛下，并与之交谈，——他特意强调“陛下”为复数，那就是路易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二次交谈是在第二天晚上。这份报告是费尔森为瑞典国王所写，费尔森知道国王非常饶舌，他不愿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妇女名誉交到国王手里。这份报告便和费尔森日记里的那份意味深长的私密报告有些出入。日记里这样写道：“去见她；采取我通常走的那条路。担心国民卫队，她的房间奇妙无比。”这里明确写道：“去见她”，而不是“去见他俩”，接下来在日记中还有两个字，后来被那只臭名昭著的极其拘谨的手涂了墨水，无法卒读。但是幸运的是后来又成功地抹去了墨水，显出了这两个内容至关紧要的字，那就是“restélà”，译成德文是“留在那里”。

凭这两个字，那个特里斯坦[3]之夜的整个情景就清楚了：费尔森在那天晚上不是像他向瑞典国王报告的那样，为两位“陛下”所接见，而是为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人单独接见，而他这天夜里是在王后的寝宫里度过的，这点已不存在任何怀疑。夜里离宫而去，又返回来，再一次离开推勒里宫，必然会无谓地增加许多倍危险，因为在走廊里国民卫队日夜巡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寝宫就在楼下，大家都知道，只包括一间卧室和极小的一间盥洗室：因此除了使那些道德维护派极为难堪的解释之外，别无其他解释：费尔森在这一夜和第二天直到午夜就一直躲在王后的卧室里。在整座皇宫里，只有这一个房间能够安全地避开国民卫队的监视和仆人的目光。

关于他们两人单独相处的那些小时，费尔森只字未吐，守口如瓶，他很善于保持沉默，即使在他的秘密日记本里，他也只字未提。所以其他任何人也应该遵守这一最为高尚的义务。任何人都有权利相信，即便是这天夜晚，费尔森也都在恪尽罗曼蒂克骑士的职责，为王后效劳，两人谈论的尽是政治。但是谁若用心灵感受，而且感觉清明，谁若深信沸腾热血的力量甚于相信永恒的法律，定会意识到，即使费尔森以前没有很早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情人，那么在命运安排的这个夜晚也就成了王后的情人，这可是以人性的无限勇气为赌注才赢得的夜晚，是个一去不复返的最后的夜晚啊。

第一夜完全属于这对情侣，第二个夜晚才属于政治。晚上六点，也就是在费尔森抵达之后正好二十四小时，谨慎的丈夫才走进王后的卧室，和那富有英雄气概的使者进行对话。费尔森呈献的出逃计划，路易十六断然拒绝。首先因为他认为这一计划根本不可能执行，其次是出于荣誉感。因为他曾公开向国民议会承诺待在巴黎，不愿背叛他自己的诺言。（费尔森对此在日记中满怀敬意地写道：“因为他是一个正派人。”）接着，国王作为男人信任另一个男人，向这个可靠的朋友分析他的处境：“我们这里都是自己人，可以袒露心扉地说话。我知道，人家责备我性格软弱，不能当机立断，但是谁也没有经历过我这样的处境。我知道我错过了（出逃）的最佳时机，7月14日，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重新找到这样的良机。全世界都已把我弃之不顾。”无论是王后还是国王，都已不再抱有自我拯救的希望。列强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而不顾及国王和王后本人。只是列强也不要奇怪，国王在这里会对有些事情表示赞同；他们处于现在的地位，也许不得不做一些有违他们心愿的事情。他们只可能给自己争取时间，而救星则只能来自外国。

费尔森在宫里一直待到午夜，该讨论的全都讨论过了。然后就到了这三十小时中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不得不告别。他们两人都不愿觉察到，却又确确实实地预感到：再无见面之日！绝对不会再见！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见面！王后心肝皆摧，为了安慰王后，费尔森答应她，只要一有可能，他一定再度前来，看到自己待在王后身边，使她情绪大大平静下来，心里深感欣慰。王后陪伴费尔森走过那幸亏无人问津的黑暗走廊，一直走到门边，他们还没来得及说出最后惜别的话语，还没有最后一次拥抱告别，陌生人的脚步声已经迫近：致命的危险！费尔森披上大氅，戴上假发，闪身溜出门外，玛丽·安托瓦内特则逃回她自己的卧室；这两个情侣就这样最后一次彼此相见。

[1] 瓦伦丁·拉迪斯拉斯·埃斯特尔哈齐伯爵（1740—1805），原为匈牙利人，为法国骑兵军官。

[2] 米诺陶鲁斯，希腊神话中的人身牛头的怪物，食人肉，饲养于克里特岛的迷宫之中。

[3]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为公元七世纪初，欧洲骑士时代的一对情侣，他们的爱情悲剧成为在西方流传千年的古老传说和，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并称西方两大爱情经典。

第三十二章 遁入战争

古老的药方：倘若国家和政府无法再控制国内的危机，就设法把紧张局势引向国外；根据这一永恒的法则，革命的代言人们为了避免引发不可避免的内战，几个月来，一直要求向奥地利开战。路易十六经过采纳宪法，虽然削弱了他的国王的权威，但却巩固了国王的地位。那些像拉法耶特一样毫无猜疑的人也深信——革命现在已经到头。可是吉伦特党人控制着新选出的国民议会，打心眼里就是共和主义者。他们要取消这个君主制度，为此别无更好的办法，只有通过一场战争，因为战争必然会不可避免地使王室和民族发生冲突。因为外国军队的先锋便是国王的两个大声鼓噪的御弟，而敌对国家的参谋本部全都置于王后哥哥的麾下。

玛丽·安托瓦内特明白，一场公开进行的战争成不了她的事，只会坏了她的事。无论做出什么军事决定，都必然会对她不利。倘若革命军队战胜了流亡者，战胜了列强的皇帝们、国王们，那么可以肯定，法兰西不会继续容忍一个“暴君”。反过来，倘若国民的军队被国王和王后的亲戚们所打败，那么毫无疑问，群情激愤或者受到别人挑唆的巴黎暴民，会让幽囚在推勒里宫的这两个俘虏对此负责。法兰西获胜，他们将失去宝座；外国列强获胜，他们将失去生命。出于这样的原因，玛丽·安托瓦内特写了无数的信函，请求她的哥哥莱奥波尔特皇帝和流亡者们保持平静。这位小心翼翼、犹豫不决、冷静盘算、内心反战的奥地利皇帝，果然把那些挥舞刀剑，进行挑衅的王子们和流亡者们甩开，避免采取一切有可能被解释为挑衅的行动。

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幸福之星早已黯淡无光，命运准备突然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对她不利。恰好在现在，在3月1日，一场突发的疾病，夺去了她的哥哥莱奥波尔特，这位和平的维护者的生命。十四天之后，一位谋反分子举枪一击，刺杀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王后失去了她在欧洲君王当中拥有的保王思想最佳的捍卫者。这样一来，战争便不可避免。因为古斯塔夫的后继者不再思考去维护君主主义者的事业，而莱奥波尔特二世的后继者根本不考虑他的这两位至亲，最后只是衡量他自己的利益。这位弗朗茨皇帝年方二十四岁，幼稚冷漠，毫无感情，在他的灵魂里已经不再燃起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精神的火花。玛丽·安托瓦内特在他那里既得不到理解，也感觉不到想要理解的愿望。他凛若寒冰似的接见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使者，漠不关心地接读了她的书信。皇帝的这两位至亲是否陷入极端可怕的心灵矛盾之中，他的措施是否会危及他们的生命，他都全然不顾。他只看到，这是扩张势力的良好机会，拒绝接受国民议会的一切愿望和要求，态度冷漠，令人气愤。

于是吉伦特党人幸运地占了上风。4月20日，路易十六经过长时间的反抗，终于被迫，——就像人家说的——眼含泪水，向“匈牙利国王”[1]宣战。军队开始启动，命运不可逆转地发展下去。

在这场战争中，王后心里到底站在哪一边？站在她旧日的祖国，还是她新的祖国一边？倾向于法兰西军队还是倾向于外国军队？保王派的描述者，王后的无条件捍卫者和歌颂者，对于这一决定性的问题忐忑不安地躲躲闪闪，不敢正面回答，甚至把一段段伪造的文字塞进回忆录和信件之中，为了掩饰清楚明了的事实：在这场战争中，玛丽·安托瓦内特全部心灵都在渴求外国联军取得胜利，法国军队遭到失败。这个立场显而易见，不会看错。谁若隐瞒这一立场，就是篡改；谁若否认这一立场，就在撒谎。因为不仅如此：玛丽·安托瓦内特首先感到自己是王后，然后才感到自己是法兰西王后，她不仅反对那些限制她君王权力的人们，站在那些本着王朝思想，想要加强她君王权力的人一边，甚至还做出一切允许她干和不许她干的事情，来加速法兰西的失败，促进外国的胜利。她写信给费尔森：“但愿上帝保佑，人们这次能为我们从这个国家得到的一切挑衅行为进行复仇。”尽管她早已忘记了自己祖国的语言，被迫让人把德文信件译成法文，她还是写道：“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因生为德国人值得骄傲的事情。”宣战前四天，她把尽可能获悉的革命军队的作战计划，转达给——或者说得更清楚些——出卖给奥地利大使。她的态度完全一清二楚：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国旗是友好国家的旗帜，而祖国的三色旗则是敌人的旗帜。

毫无疑问，人们立即就会脱口而出——这是公然叛国，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庭在今天，都会把这样一种态度视为罪行。但请勿忘记，何谓“民族的”，何谓“民族”，这种概念在十八世纪尚未发现，一直等到法国大革命才为欧洲塑造了这一概念。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脑子都是十八世纪的观点，不可须臾离弃。十八世纪只知道纯粹王朝的立场，国家属于国王；国王在哪里，正义也在哪里。谁若为国王和王国而战，便绝对是在为正义事业而战。谁若反对王国，便是暴乱者，便是叛逆者，即使他是在捍卫自己的祖国。爱国主义思想完全没有定型，这出人意表地在这场战争中，敌对方面在感情上产生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最优秀的德国人克洛卜斯托克[2]、席勒[3]、费希特[4]、荷尔德林[5]，为了争取自由思想，都渴望德意志军队[6]败北，它们还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专制暴政的军队。而在法兰西，国王和王后又欢迎他们自己国家的军队失败，把这视为他们个人的利益。无论是边界的这边，还是那边，这场战争都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一种精神上的思想而战。或者是为了主权思想，或者是为了自由思想。这新旧两个世纪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奇怪的矛盾，最明显地体现在德意志各邦联军的统帅布劳恩什魏格公爵身上。开战前一个月，这位公爵认真地思考他是否宁可接受法兰西军队的指挥权，来反对德意志军队。由此可见：在1791年，祖国和民族的概念，在十八世纪人们的心灵之中尚未澄清。一直要到这次战争创造了人民军队，人民意识，从而也创造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兄弟阋墙的战争，民族爱国主义才应运而生，并且遗传给下一个世纪。

在巴黎，人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玛丽·安托瓦内特希望外国列强获得胜利，证明她有叛国的事实。可是尽管人民作为群体，从来也不会按照逻辑，根据计划地进行思维，但是人民比任何个人拥有更加原始更加灵敏的嗅觉；它不是进行深思熟虑，而是全凭本能。这些本能几乎从来也不会舛错。从一开始，法兰西人民就感觉到推勒里宫弥漫着森森敌意；没有任何根据，人民就嗅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确实对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事业，进行了军事上的背叛；距离王宫一百步之遥，有一个吉伦特党人维尔尼阿[7]，在国民议会上向全场议员大声发出公开控告：“我现在在这座讲台上向你们说话，从这里可以看见王宫，蜕化变质的谋士们正在诱惑欺骗那位把宪法交给我们的国王。这些谋士正在那里锻造锁链，想把我们都拴起来。他们设下阴谋诡计，要把我们交由奥地利皇室摆布。我看见了王宫的窗户，宫里正在酝酿一场反革命，并且想出一切手段把我们扔回奴役状态之中。”为了让大家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玛丽·安托瓦内特是这次所谓的叛乱的主谋，维尔尼阿又以威胁的语气补充了几句：“但愿住在那座王宫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宪法只答应给以国王一人拥有不受侵犯的权利。但愿他们知道，法律毫无例外地将把一切罪犯逮捕归案，没有一颗证明有罪的头颅可以逃脱宝剑的惩罚。”革命开始懂得，只有解决掉内部的敌人，才能打败外面的敌人。为了在全世界面前能赢得这一盘棋，国王必须在家里被将死，让他毫无影响。现在一切真正的革命者使劲地激发冲突；于是报纸又打头阵，要求废黜国王。臭名昭著的小册子《玛丽·安托瓦内特丑恶的一生》，连续印出新版，在大街小巷散发，借助新的动力来激活旧日的仇恨。在国民议会故意提出一些动议，希望国王能动用宪法赋予的否决权，予以否决，尤其提出那些虔诚的天主教徒路易十六无法赞同的动议，即用武力把那些拒绝向宪法宣誓效忠的神父驱逐出境，人们试图借此挑动公开的决裂。果不其然，国王第一次振作起来，投了否决票。这位国王在实力强大时，没有使用过任何权利；现在距离沉沦仅半步之遥，这个不幸的人在最为不幸的时刻第一次显示了他的勇气。但是人民已经不愿意再容忍这个蜡制玩偶提出异议。这一声否决应该是国王反对人民，也是向人民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给国王，尤其是给她，给这个不屈不挠傲气凌人的奥地利女人一个彻底的教训，雅各宾党人，革命的这支冲锋队选定了一个象征性的日子，6月20日。三年前的这一天，人民选出的议员在凡尔赛的网球场，第一次聚集起来，庄严宣誓，绝不躲避刺刀的威力，用自己的力量，赋予法兰西国家形式和法律。一年前的这一天，国王化装成仆役，通过他王宫的小门，夤夜出逃，避开人民提出的苛刻要求。在这个周年纪念日，得让国王永远记住，他什么也不是，人民却是一切。就像1789年冲击凡尔赛宫，1792年冲击推勒里宫也是有条不紊地预做准备的。但是当年还不得不在黑夜的保护下，秘密而违法地把那支巾帼英雄的队伍召集起来；今天可是在青天白日，警钟长鸣的情况下，有一万五千人在啤酒酿造商桑台尔[8]的指挥下列队前进。市政府一看形势，倒向他们一边。国民议会向他们敞开大门，市长彼济翁应该负责城里的秩序，也都装聋作哑，促使这次羞辱国王之举能取得圆满成功。

革命纵队的进军，一开始仅仅只是在国民议会前举行的一次节日游行队伍。一万五千人排列得整整齐齐，列队前进，举着大字横幅：“打倒否决权！”“不自由，毋宁死！”合着《这样干》[9]的节拍，从骑术学校走过，国民议会就在这所骑术学校里开会。下午三点半，这台大戏似乎终场，游行队伍撤退。可是真正的示威活动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这整个庞大的民众人群，非但没有和平地撤退，反而在没有接到命令，却显然有人指挥的情况下，扑向推勒里宫的大门口。那里虽然有国民卫队和宪兵站岗守卫，他们手执步枪插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但是宫廷按照惯有的犹豫不决的态度，对于这一事先可以预见的情况并未下达命令，士兵不作反抗，民众便一举涌入这大门狭小的入口处。人群的压力如此巨大，人们似乎是自动被推上楼梯，一直上到二楼。现在人流已不可阻挡，房门统统被挤开，门锁全被砸烂，还来不及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第一批冲进来的人已站在国王面前，只有一小队国民卫队勉强保护国王免遭不测。现在路易十六不得不在自己家里检阅这些起义民众，只有他那不可动摇的迟钝冷漠的沉着镇静，阻止一场冲突发生。国王耐心地对一切挑衅做出彬彬有礼的回答，把一个无套裤党人从自己头上摘下的红帽子，顺从地戴在自己头上。在燃烧般的炎热之中，国王竟毫不拒绝，毫不反抗地容忍了这些充满敌意的客人爱看热闹的好奇心和冷嘲热讽。

与此同时，另外一群暴乱者冲进了王后的寝宫；10月5日，在凡尔赛发生的那个恐怖的场面似乎就要重复，可是既然王后受到威胁的程度甚于国王，军官们便把士兵迅速调来。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挤到一个犄角里，为了保护她，把一张大桌子推到她的面前，使她不致在肉体上受到虐待；另外有三排国民卫队守卫在桌子前面。发疯似的冲进屋来的男男女女无法接近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身体，但是也已靠得很近，可以像观赏一件展品似的带着挑衅的神气，观看这个“怪物”，近到玛丽·安托瓦内特都不得不听到每一句辱骂，每一声威胁。桑台尔进行这次活动的本意，只是想充分凌辱，彻底吓唬王后，努力避免发生真正的暴力行为，便命令掷弹兵退到一边，让民众能称心如意好好观看一下他们的牺牲品，被战胜的王后。同时他又试图安慰王后：“夫人，有人蒙骗了您，民众丝毫不想对您干什么坏事。只要您愿意，每个人都会像爱这个孩子似的爱您。”（说着他用手指了指那个受到惊吓，浑身发抖，紧靠着母亲的王储）“再说了，您不必害怕，他们不会加害于您。”可是，每逢一个“叛乱者”向王后提出帮助，王后的傲气便顿时振作起来。王后口气强硬地回答：“人家既没有蒙骗我，也没有误导我，我并不害怕。在正派人当中，永远也用不着害怕。”王后冷冷地高傲地承受了敌意森然的目光和放肆大胆的讲话。只有当他们想强迫她，给她儿子戴上一顶红帽子，她才转过身去对军官们说：“这太过分了，超出了人的耐心。”但是她坚持住了，一秒钟也没流露出惊恐或者不安。只有等她已不再真正受到她房间里那些闯入者的威胁之后，市长彼济翁方才露面，请求人群都回家去：“别给人家机会，怀疑民众的值得尊敬的企图。”可是一直要到晚上，人群才完全撤离王宫。这时王后，这个遭到屈辱的女人，才体会到她毫无抵抗能力的全部痛苦。现在她才知道大势已去，一切都完了。她匆匆写信给挚友费尔森：“我还活着，这可真是个奇迹，这一天真是可怕。”

1792年6月20日，游行群众冲进推勒里宫

[1] 即向奥地利宣战，因为奥地利皇帝身兼匈牙利国王。

[2] 弗里特里希·高特里特·克洛卜斯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

[3] 弗里特里希·席勒（1759—1805），德国戏剧家，和歌德并列为德国古典文学两大代表。

[4] 约翰·高特利普·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

[5] 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特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抒情诗人。

[6] 这里的德意志还不是统一的德国，而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德意志境内的大大小小的封建国家。

[7] 彼耶尔·维克图尼安·维尔尼阿（1753—1793），法国大革命时吉伦特党人的首领之一，死于断头机下。

[8] 安多阿纳·约瑟夫·桑台尔（1752—1809），原为啤酒酿造商，法国大革命时跃升为国民卫队司令，指挥民众1792年8月10日攻击推勒里宫。

[9] 《这样干》歌词大意是：“啊，我们将这样干，这样干，把贵族们吊上路灯。啊，我们将这样干，这样干，把贵族统统吊死。专制暴政将要死去，自由将要高奏凯歌，不会再有贵族教士。我们将这样干，到处都将人人平等。”

第三十三章 最后的呼喊

自从玛丽·安托瓦内特感到仇恨的呼吸扑面而来，看到革命的长矛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在推勒里宫中闪闪发光，经历了国民议会的荏弱无力，巴黎市长的满腔恶意，她心里明白，如果国外不迅速出手援助，她和她的家人就毫无办法，彻底完蛋。只有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出师大捷，才可以使他们获救。尽管如此，在最后时刻，在最后关头，旧日的朋友和新近突然赢得的朋友都在设法让他们逃走。拉法耶特将军想要身先士卒，亲自率领一支骑兵，在7月14日那天从练兵场举行的庆祝活动中，把国王和国王全家带出来，举起出鞘的佩刀，把他们带出城去。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还一直把拉法耶特视为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宁可全家沉沦，也不把她的孩子们，她的丈夫和她自己托付给这个生性轻信容易上当的将军。

出于一种更加高尚的原因，她也拒绝了另外一个建议。黑森-达姆斯塔特的侯爵夫人认为王后受到的威胁最为严重，打算把她从宫中救出，侯爵夫人只考虑了王后独自一人的出逃计划。玛丽·安托瓦内特答道：“不行，公主殿下。尽管我完全体会到您的建议极有价值，可我不能接受。我把我的一生献给了我为我的那些亲爱的人该尽的义务，分担他们的不幸，不论人家怎么谈论他们，他们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勇气使他们值得大家同情。……但愿有朝一日，我们所做的一切，所经受的一切苦难，至少能使我们的孩子们更加幸福，这是我可以怀有的唯一愿望。永别了，公主殿下！我的一切已被剥夺，除了我的心。我的心将一成不变，永远热爱他们。请您永远不要对此怀疑，不然，这将是我无法忍受的唯一的不幸。”

这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再为她自己，而是为后世所写的第一批信件当中的一封。她从内心深处已经明白：灾难若不再能够得到制止，她只想再尽最后一个职责，沉着稳重，昂首挺胸地走向沉沦。也许她在下意识里已在渴求一死，一种迅速而尽可能富有英雄气概的死亡，而不是陷在泥潭里缓缓地淹死，一刻不停地越陷越深地向下沉沦。在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的民众欢庆之日，她最后一次不得不在练兵场上参加盛大的庆典。她拒绝像她小心翼翼的丈夫那样，在外衣里面穿上铠甲防护衣。夜里，她独自睡在房里，尽管有一次有个可疑的人影在她房里出现。她不再离开房子，因为她早已不可能踏进她自己的花园，而不会听见民众在唱“否决夫人早已许下诺言，要把整个巴黎割喉宰杀”。夜里已无法安睡；每当钟楼上钟声响起，整个王宫里的人便都毛骨悚然，这可能就是要对推勒里宫发起进攻的警钟之声，这次进攻早已准备妥当。通过散布在各个秘密俱乐部和郊区各部门的信使和密探，每天，几乎每小时都传来消息，宫廷知道，只还有几天工夫，三天，八天，十天，也许十四天，雅各宾党人就要用暴力做个了断。这些密探并没有泄露什么秘密。因为马拉和埃贝尔[1]的报纸早已发出越来越刺耳的声音，要求废黜国王。玛丽·安托瓦内特心里明白，只有发生奇迹，要不就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大军以毁灭性的阵势迅速进军，才能使他们获救。

王后写信给她最为忠实的密友的信札反映了她在那些最后等待、焦躁期盼的日子里，如何惊恐万状担惊受怕。其实这些信札已不再是书信，而是呼号，狂野抽搐的惊呼哀号，既不清不楚，又尖锐凄厉，就像一个遭到追逐，被人扼杀的人发出的呼喊。现在只有极端小心谨慎地采用大胆无畏的手段，才能把消息从推勒里宫偷送出去，因为仆人都不再可靠，密探就在窗前门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信函总是藏在巧克力盒子里，卷在帽檐里，用显影墨水和密码写成（大多数不再是亲手书写）。信函的内容写得巧妙，即使被人截获，看上去也都显得无关紧要。似乎只在谈论各种各样的琐事，胡编乱造的事务和事故；王后心里的确想说的事情，往往假托第三人称，而且使用密码。现在这种极度困厄之中的呼喊迅速地、接二连三地传出去，越来越快；6月20日之前，王后还写道：“您的朋友们认为，恢复旧日状况已不可能，或者至少非常遥远。因此如若可能，请您安慰他们，他们需要您的安慰，他们的处境已经一天比一天更可怕了。”6月23日，王后的警告已更加急切。“您的朋友现在身处极为危险的境地，他的病势日益加重，进展迅速，大夫们已束手无策……您若还想见他一面，请您抓紧，请把他这令人绝望的状况转告他的父母亲。”温度计标明的热度飙升。（6月26日）她写道：“为了拯救他，有必要迅速制造危机。危机至今尚未出现，我们非常绝望。请把他的状况转告一切和他有联系的人，以便他们采取措施。时间紧迫……”即使在她发出一阵阵警报之际，这个心情迷乱的女人和每一个真心深爱的恋人一样感情细腻，深怕她已使她爱得超乎一切的情人感到深切的不安。玛丽·安托瓦内特即使在她惊恐万状极度困苦之中，首先想的不是她自己的命运，而是她的惊心呼喊会使她的情人心灵震颤：“我们的处境是可怕的，但是请您不要过于不安。我觉得我有勇气，感到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对我说，我们不久就会得到幸福，获得拯救。单单这个想法就支撑着我……别了！什么时候我们又能平静地再见！”（7月3日）接着她又写道：“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心情焦虑。请相信我，勇气总会得到贯彻……别了，如可能，请设法加快实现您答应的帮助，使我们获救……为了我们，请爱护您自己，千万不要为了我们而烦心焦虑。”可是紧接着，又追着发出一封封信。“明天有八百人从马赛开来，据说他们在八天之中将有足够的力量，贯彻执行他们的计划。”（7月21日）三天之后：“请您转告麦尔西先生，国王和王后的生命在极度危险之中，损失一天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这帮杀人凶手在不断增长，人数一天天增多。”8月1日的最后一封信，也是费尔森收到的王后的最后一封信，以洞察一切的预见性极端绝望地描述了全部危险。“国王的性命，正如王后的性命，的确早已受到威胁。大约六百名马赛人的到来和来自雅各宾党人俱乐部的另一批人的到来，加剧了我们可惜很有理由的不安情绪。人们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障国王一家人的安全，但是杀人凶手整个这段时间一直绕着王宫打转：他们煽动民众，国民议会里一部分议员中弥漫着邪恶的思想，另一部分议员则笼罩着软弱和胆怯……现在我们必须思忖，如何避开匕首的锋刃，制止叛乱者的把戏，他们已经蜂拥在宝座周围，想要把它推倒。很久以来，‘叛逆者们’已不再努力掩饰他们的目的，把国王一家抛在一边。在最近两次夜里举行的大会上，他们只是对于如何实施这一目的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您从我从前写的信里可以知道，哪怕只是赢得二十四小时，都是何等重要。我今天只能重复此言，并且补充一句，倘若现在不来援助，那就只有上天才能拯救国王和王后了。”

身为情人的费尔森在布鲁塞尔收到了他心上人的这些信，可以想象他的心情多么绝望。从清晨到夜晚，他一直在和国王们、统帅们、公使们的怠惰、懒散、举棋不定进行斗争。他写出一封封信，访问各式各样的人，凭着鼓动起来的焦躁不耐的情绪所具有的全部力量，敦促大家迅速进军，采取军事行动。但是联军指挥官，封·布劳恩什魏格公爵是个出身旧日军事学派的士兵，这种学派认为，要举行一次进攻，必须事先要有几个月时间精准算出该在哪天出击。根据从腓特烈大帝处学来的战争艺术制定的早已过时的规律法则，布劳恩什魏格慢慢地、认真地、系统地布置他的部队，抱着永恒的将军的倨傲，既不让政治家们，更不让旁观者们说三道四，哪怕只是对他所写的动员计划改变分毫。这位公爵宣称，八月中之前，不可能越过国境线。接下来他可保证，按照计划——武装散步是一切将军永恒的心爱的梦想——将一举挺进到巴黎城下。

可是被推勒里宫发出的惊恐呼喊弄得心烦意乱的费尔森知道：时间已不可能拖那么久。必须采取点什么措施来拯救王后。可是在激情迸发、六神无主之际，这位恋人做出的事情，恰好会使他的情人遭到毁灭。正因为他想采取措施，阻止暴民攻击推勒里宫，不料却加速了暴民的进攻。很久以来，玛丽·安托瓦内特要求联盟各国发表一个公报。

她的——非常正确的——思路乃是，在这份公报里应该设法把共和党人，雅各宾党人的事业和法兰西民族的事业区分开来，从而使法兰西思想正派的（这就是说，那些在她的意义上思想正派的）人士受到鼓舞，使那些“叛逆者”“乞丐们”感到害怕。王后尤其希望，在这份公报里千万不要涉及法兰西的内部情况，要避免过多谈论国王，避免过于让人感到，他们是要支持国王。她梦想着有一份对法兰西人民表示友谊，对恐怖分子进行威胁的声明。但是那个不幸的费尔森，心灵深处都感到惊恐，知道要这些同盟国方面提出一份真正的军事援助，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他要求这份公报必须以最强硬的口气写成；于是他自己起草了一份公报，让一位朋友把这份草稿转交有关方面。糟糕的是，恰好就是这份草稿得到采纳！联军致法军的那份臭名昭著的公报完全是以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方式写成，就仿佛布劳恩什魏格公爵的大军已经赢得胜利，打到巴黎城下。公报含有的内容，恰好是更了解形势的王后所要避免的一切。公报中不断地谈到最为虔信基督的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御体，不断攻击议会违法攫取国家管理的权利，要求法兰西士兵立即臣服于他们合法的君王，巴黎市受到威胁，倘若使用暴力占领推勒里宫，将会“遭到永志难忘的报复，以儆效尤”，由武装部队施以极刑，遭到彻底破坏。还没有打响第一枪，帖木儿[2]的思想已经由一个低能的将军说了出来。

纸面上的这个威胁，效果惊人。甚至于迄今为止，一直忠于国王的人们，一听说他们的国王如此受到法兰西敌人的珍视，认识到，外国军队若取得胜利，将要毁灭革命的一切成果，那时，巴士底狱已被攻陷，网球场上发下的誓言毫无益处，难以计数的法兰西人在练兵场上的宣誓根本不算，他们也就一下子都变成了共和党人。费尔森的手，这只情人的手，用这愚蠢的威胁，把一枚炸弹扔进刚刚冒烟的微火之中，两千万人的这一怒火被这一无谓的挑衅激发，顿时爆炸。

在七月份的最后几天，布劳恩什魏格的这篇灾难性的公报在巴黎传开。联盟各国威胁，倘若民众进攻推勒里宫，就要把巴黎夷为平地，被民众视为挑衅，促使民众进攻。人们立即做好准备，采取措施，之所以没有立即发起进攻，因为还在等候核心部队赶到，这就是从马赛开来的六百名精挑细选的共和主义者。8月6日，这六百人开了过来，他们被南国的太阳晒得脸色黝黑，模样野性十足，神情坚毅果决，合着脚步唱着一首新歌。这首歌的节奏将在几周之内席卷全国，这就是《马赛曲》。这是一位并非才气横溢的军官[3]，在灵光闪现的时刻创作出来的革命的赞歌。现在一切全都准备就绪，要对这衰朽的封建王国进行最后一击。进攻可以开始：“前进，祖国的儿女们……”[4]

[1] 雅克-勒内·埃贝尔（1757—1794），法国新闻记者，法国大革命时激进分子的首领之一，成为罗伯斯庇尔的对立面，最后死于断头台上。

[2] 帖木儿（Tamerlan）（1336—1405），又名瘸子铁木儿，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他的统治以凶残专横著称，但奖掖文学艺术。

[3] 克劳德·约瑟夫·卢歇·德·李斯勒（1760—1836），法国作曲家、诗人、军官。

[4] “前进，祖国的儿女们”系《马赛曲》里的第一句歌词。

第三十四章 8月10日

从8月9日至8月10日的这一个夜晚，预示着将迎来炎热的一天。天上不见一片云翳，万千星辰闪烁不已，没有一丝微风；大街上寂静无声，映照着夏夜月亮清晖的屋顶闪闪发光。但是这片寂静骗不了人。街道之所以如此异乎寻常地荒凉，只是因为有什么异乎寻常殊为离奇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革命没有睡觉。革命的领袖们聚集在各个区，各个俱乐部，他们的住宅里。信使们带着命令，形迹可疑地悄无声息地从一个区，急急忙忙地跑到另一个区，起义的参谋总部的成员们，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吉伦特党人，自己处于隐身人的位置，正在把非法的军队，巴黎的民众武装起来，准备进攻。

可是在宫里也无人安睡。几天来大家都在等着爆发一场起义。大家都知道：马赛人并不是白白地跑到巴黎来的。最新的消息是：第二天一早，马赛人就会开到。在这酷热难耐、令人窒息的夏夜，窗户洞开，王后和伊丽莎白夫人探出脑袋向窗外谛听。但还是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从大门紧闭的推勒里宫御花园里传来的只是宁静的幽寂，院子里只听得见卫兵们的脚步声，有时候佩刀相碰发出撞击声，或者马匹蹬蹄之声，因为有两千多士兵露宿在王宫里，走廊上尽是军官和全副武装的贵族。

终于在清晨一点三刻，一声钟响——大家都冲到窗前——遥远的郊区传来冲锋的信号，紧接着钟响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远方很远的地方鼓声隆隆。现在已无任何怀疑，起义人士正在集结。再过几个钟头，便可决出胜负。王后心情万分激动，一再快步走向窗前，想倾耳细听，这咄咄逼人的信号是否越来越强。这夜无人睡眠。终于挨到凌晨四点，血红的太阳在万里无云的天空冉冉升起。这将是个酷热难当的夏日。

王宫里一切准备就绪。在最后一小时，王家最可靠的团队共有九百人之多开到王宫，全是瑞士士兵，坚毅果决不可动摇，军纪严明，尽忠职守。除此之外，从晚上六时起，还有精挑细选的十六营国民卫队和骑兵守卫着推勒里宫。吊桥已经放下，卫兵增至三岗，十几门大炮用寂静无声的慑人炮口封锁了王宫的进口大门。另外还给两千名贵族送去通知，直到午夜，宫门都为他们敞开，当然这是徒劳；只有一小撮贵族，大约一百五十人前来勤王，大多是些年纪较大、头发苍白的贵族。负责宫内秩序的是芒达，一位勇敢坚毅的军官。他下定决心，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后退一步。但是这一点，革命者们也很清楚，清晨四点，芒达突然被撤，要他前往市政府去。荒谬的是，国王竟然让他前去。虽然芒达心知肚明，什么东西威胁着他，等待着他，他还是应召前去。一个新成立的革命公社，未获任何人的委托，强占了市政府。这个公社接见了芒达，并未审判就把他判决；两小时后，他已阴险地遭人谋杀，浮尸塞纳河上，头颅已经砸碎。守卫王宫部队的领袖，这颗坚定不移的心，这只坚强有力的手，被人除掉。

因为国王并非领袖。这个心慌意乱六神无主的男人身穿紫色外衣，睡得假发乱七八糟，目光空洞可怜，犹豫不决，跌跌撞撞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等啊，等啊，一个劲地在等。

大家昨天还一致约定，保卫推勒里宫直到最后一滴鲜血，带着死不买账的劲头，把这座宫殿改造成一个堡垒，一座军营。可就是现在，敌人都还没有露面，大家就又开始心里没底起来，这种忐忑不安的情绪来自路易十六。此人其实并不怯懦，可是叫他负任何责任，他都惊慌失措。每当需要下定决心的时候，他就像生了病似的，怎么能指望士兵勇气百倍，如果他们看见自己的领袖尽在发抖？瑞士兵团，被军官们严加管理，军心稳固，但是国民卫队里开始出现一些可疑的迹象，他们一再听到这样的问题：“会战斗吗？不会战斗吗？”

王后简直无法再掩饰对她丈夫软弱无能的愤怒。玛丽·安托瓦内特希望现在进行最后的决战。她那疲惫不堪的神经无法再承受这没完没了的紧张气氛。她的傲气也承受不了老是处于危机四伏的状态，总是有失尊严地逆来顺受。在这两年里，她已经充分体验到，一味迁就，动辄退缩，并不能削弱一场革命的要求，而只能增强革命的自信。如今王国已经站在最后一级，最下面的一级，在它后面只有万丈深渊；再退一步，就丧失一切，也包括荣誉。这个傲气难以抑制、浑身战栗的女人恨不得自己走下台阶，走到丧失勇气的国民卫队中去，用自己的坚定决心来激励他们的决心，提醒他们尽忠职守——此时此刻，在无意识之中，在她心里已经唤醒了对她母亲的回忆，特蕾西亚女皇当年处于极端严重的困厄之中，如何怀抱皇太子，走到同样犹豫不决的匈牙利贵族面前，用一个坚定的手势，热情洋溢地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身边来。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也知道，在这样一个时刻，一个女人不得代替她的丈夫，一位王后不得代替国王。于是她便说服路易十六，在开战之前再举行一次最后检阅，发表一篇演讲，摧毁守卫者身上的摇摆不定。

这个想法非常正确：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本能总是正确无误。说几句火热滚烫的话语，就像拿破仑在危险的瞬间，找到的那些发自内心坚信不疑的话语，国王向大家发誓，愿与士兵们同生共死，做出一种果敢断然的手势——还有点动摇不定的这几营士兵顿时会团结起来，组成钢铁长城。可是这时一个动作迟钝、毫无军人气概的男人，眼睛近视，动作笨拙，帽子掖在胳膊底下，跌跌撞撞地从宽大的阶梯上走下来，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断断续续极不得体的话语：“有人说，他们来了……我的事业也是一切善良国民的事业……我们将勇敢战斗，是不是？……”他那摇摆不定的语气，尴尬窘迫的举止，非但没有减弱士兵的不安情绪，反而使之有所增长。国民卫队带着鄙夷不屑的神气，看着这个意志薄弱的国王，迈着怯生生的步伐走近他们的队伍；本来指望他们高呼：“国王万岁！”他们的回答先是一片沉寂，然后是十分暧昧地呼喊：“民族万岁！”等国王冒险一直走到栅栏边，部队和民众已经在那里不分彼此，融成一片，国王听到公开的叛乱口号：“打倒否决权！”“打倒这口肥猪！”国王的拥护者和大臣们大惊失色，围住国王，把他簇拥着带回王宫。海军大臣上到二楼叫道：“我的上帝啊！他们嘲笑国王！”玛丽·安托瓦内特因为流泪和失眠眼睛发炎，眼圈通红，低头凝视了楼下这出可怜见的好戏，愤怒地转过头去。她深受震撼，对她的侍女说：“一切全都完了。国王没有显出魄力和干劲，这次检阅造成的恶劣影响甚于良好效果。”这场斗争还未开始，便已经结束。

在王国和共和国之间进行最终决战的这个早晨，聚集在推勒里宫前的人群当中也有一位年轻的少尉，一位来自科西嘉岛，尚无职位的军官，名叫拿破仑·波拿巴。倘若有人对他说，他将作为路易十六的继任，居住在这座宫殿里，他定会嘲笑此人是个傻子。拿破仑正好没有职务，便以他精准的军人目光估计一下进攻的结果和守卫者的结局。射出几发炮弹，派出一支尖兵冲锋，这批流氓（他日后在圣·海伦娜岛上极度轻蔑地管这些郊区部队叫流氓）就会被铁扫帚扫得四下溃散。倘若国王当时有这位小个子的炮兵少尉在身边，定能和整个巴黎相对抗。可惜在这座王宫里，没有一个人拥有这位小个子少尉钢铁般的心脏和抓紧时机迅速出击的目光。人们给士兵们下达的全部命令乃是：“不要进攻，保持镇静，强化防卫”——一个半吊子的措施，因而就铸成整个的失败。与此同时，时间已到清晨七点，起义队伍的先头部队已经开来。这是一群杂乱无章、装备极差的乌合之众，其威慑力不在于能征善战，而在于下定决心，不屈不挠。有些部队已经聚集在吊桥旁边。决战在即，不会拖延太久。掌玺大臣罗德雷感觉到他的职责所在。一小时前就劝国王移驾国民议会，置身于国民议会的保护之下。玛丽·安托瓦内特听了，直跳起来：“先生，我们这里有足够的兵力，现在终于到了确定谁占上风的时候，是国王占上风还是叛乱分子，是宪法还是革命分子。”可是国王自己现在却找不到一句坚毅果决的话语。他坐在靠背椅里，呼吸沉重，目光慌乱，等着，等着，也不知道在等什么；他还只想拖延时间，只是下不了决心。这时罗德雷又一次走来，身上佩着绶带，就凭这绶带他到处通行无阻，有几位市政府的官员陪他前来；他用果断的语气对路易十六说：“陛下，您现在连五分钟都不能耽搁，您现在除了在国民议会，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安全。”路易十六心惊胆战地答道：“不过我在骑兵竞技场上还没看见有多少人呢。”他还一直只想争取时间。“陛下，有一大群人从各个郊区逼近，还携带着十二门大炮。”

一位市政府的官员是个卖花边的商人，王后从前经常在他那里购物，这时也帮着罗德雷劝说国王。“您住口，先生！”玛丽·安托瓦内特立即打断他（只要有哪一个她看不起的人想要救她，她总是这样愤怒），“请您让掌玺大臣说话！”然后自己扭头对罗德雷说，“不过，先生，我们不是自己也有一支军队吗？”——“整个巴黎都向这里涌来，无法进行任何抵抗。”

玛丽·安托瓦内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热血一直涌上她的面颊，她必须强迫自己按捺住自己的弱点，不要向这些男人大发脾气，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像男子汉一样地思维。但是责任实在过于重大；当着法兰西国王的面，她作为一个女人不得发出作战的命令。她只好等待着她那永远举棋不定的丈夫做出决定。国王终于抬起头来，凝神看了罗德雷几秒钟，然后叹了口气，高兴地终于下定决心：“咱们走吧！”

路易十六从站成两排的贵族中间走过，贵族们看着他，没有任何敬意；从瑞士士兵面前走过，忘了对他们说一句话，究竟他们要不要战斗；又从越来越密的人群中走过，大伙对国王、王后和他们少数亲信公然嘲笑，甚至威胁，路易十六没有进行斗争，也没有试图反抗，便走出了他祖先建造的宫殿，此后再也不得重新踏入。他们一行穿过御花园，走在前面的是国王和罗德雷，他身后走着王后，挽着海军大臣的胳臂，身边是她的儿子。他们毫无尊严地疾步走向盖了屋顶的骑术学校，宫廷人士从前在这里兴高采烈无忧无虑地观赏骑兵队列，现在国民议会在这里骄傲地亲身经历他们的国王，为逃命浑身战栗，不做抵抗，到他们这里来寻求庇护！一共大概二百步的距离。但是走完这二百步，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便从他们至高无上的王权地位，不可挽回地降了下来：封建王国就此终结。

国民议会看见他们过去的主人，来向他们乞求充当宾客的权利，感情错综复杂，通过宣誓和荣誉，他们和这位主人还始终有着联系。在最初深感意外之际，维尔尼阿态度宽容，作为议长宣布：“陛下，您可以指望国民议会态度坚决，议会代表曾经发誓，为维护人民的权利和依法任命的权威的权利而死。”这是一句气度恢弘的允诺，因为根据宪法，国王依然是两个依法任命的权威之一，在一片混乱之中，国民议会采取行动，仿佛还有合法秩序存在似的。他们拘泥于宪法的条文，迂腐地认为，在国民议会进行讨论之时，禁止国王在场。既然还要继续讨论，就把平时由速记人员待的旁边的包厢作为国王的避难所。这个包厢是间低矮的房间，低到人在里面没法直立，前面是几把椅子，后面是一张稻草垫子的长凳；有一架铁栏杆一直把这包厢和真正的大会会场分开。现在由议员们亲自动手，用锉刀和铁锤把这铁栏杆拆掉，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大街上的这批暴民有可能会设法使用暴力，把国王全家从这里抓走。考虑到这种极端的非常状况，议员们将中断一切讨论，把国王全家安置在他们当中。这个小笼子在这烈火燃烧般的八月天，热得令人窒息。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得带着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待上十八个小时，暴露在议员们充满好奇，怀有恶意和怜悯同情的目光之下。每一道着意强调的，或者尖酸刻薄的敌意辱骂都使国王夫妇蒙受难忍的屈辱，但是更加残忍的乃是在这十八小时内，国民议会对于国王全家的存在完全漠然置之。大家根本就忽视国王全家，就仿佛他们是些看门的或者观礼台上的观众；没有一个议员起身走来向他们致意，没有一个人想到提供一点舒适的设备，使他们待在这个牲口圈里日子好过一点。只允许他们侧耳倾听，大家如何自顾自地高谈阔论，根本无视他们：这个鬼气森森的场面，就仿佛有人透过一扇窗户，亲自观看自己的葬礼。

突然会场上发生了一些骚动。有几个议员跳起身来，仔细倾听，大门猛地打开，只听见从旁边推勒里宫传来几声枪响，现在窗户也被沉闷的轰然一声震得直颤：大炮的轰鸣。起义者在冲进王宫时，遇到瑞士卫队。国王方才逃走时心慌意乱，魂不守舍，完全忘记下达命令，或者像他平素一贯的那样，完全没有力气振作起来，明确地说声守还是不守。忠实按照先前，并未收回的命令，瑞士卫队处于抵抗状态，奋力保卫王国的这个空落落的外壳——推勒里宫，奉军官之命，开了几枪。他们已经驱散了王宫院子里的人群，缴获了从外面拖来的大炮，从而证明，一位意志坚强的君王，置身于忠心耿耿的臣下之间，完全可以非常光荣地自我保护。可是这时国王路易十六，这个没有头脑的国君——不久他可真要没有脑袋了——想起了他的职责，他自己表现得勇气尽丧，又怎能要求别人显出勇气，抛洒热血。于是他向瑞士卫兵发布命令，停止保卫王宫。可是决定他王国命运的命令总是：太迟了！国王的迟疑不决或者健忘成性，已经使一千多人丧失了性命。愤怒的人群犹如洪水决堤，涌入无力抵抗的王宫，革命的鲜血淋漓的灯笼又点燃起来：长矛上挂着被杀害的保王党人的头颅，直到上午十一点，血腥的屠杀方才结束。这一天不再有一颗头颅落地，只掉下一顶王冠。

国王一家只好在那闷热的包厢里挤在一起，一句话也不许说，只能默默地经历在国民议会上发生的一切。他们首先看到他们忠心的瑞士卫队，浑身沾满了火药的烟尘，血迹斑斑，冲进议会大厅，身后是获胜的起义人员，企图用暴力把这些士兵从国民议会的庇护下夺走。然后把王宫中抢来的东西陈列在大会的主席台上：银器，珍宝，信件，首饰匣，指券[1]。玛丽·安托瓦内特只好紧闭嘴唇，倾听人们如何称赞起义的领袖们。她只好毫无抵抗能力地倾听各区的代表们，如何纷纷发表无比激烈的言辞，要求废黜国王；如何在报告中把最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全都予以歪曲，譬如，是奉宫廷之命，警钟敲响，宫廷包围了民众，而不是民众包围了宫廷。王后得以经历那一再重复上演的永恒的戏剧：政治家们一旦感到风向骤变，立即变得怯懦畏缩。同一个维尔尼阿，两小时前还以国民议会的名义许诺，宁可死去也不让法定权威的权利受到侵犯。现在急忙表示投降，提出动议，立即取消执行权的拥有者，也就是废黜国王，要求把国王全家迁往卢森堡宫，“置于市民和法律的保护之下”，这就是说，成为俘虏。为了使那些拥有保王思想的议员们的思想容易拐弯，假装要求为王储任命一位太傅，而实际上谁也不再去想王冠或者去想一位国王。国王唯一的权利否决权被褫夺，同样，国王否定掉的法律，国民议会又自作主张、独断专横地使之生效，没有一道目光射向那个疲惫不堪地坐在速记员包厢里的软椅上，汗流浃背的无助的男人，征求他的赞同。也许他心里正暗自庆幸，不再被人问及。从现在起，路易十六不用再作任何决定。从现在起，人们将决定他的命运。

大会持续了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十四个小时。挤在包厢里的五个人，在这个惊恐之夜没有睡觉，从这天早晨起，他们经历了整整一个永恒。两个孩子对这一切一点也不懂，困得昏昏入睡，国王和王后的额上沁出汗珠，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得不让人家把她的手帕在水里浸湿，有一两次喝了一杯冰水，这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递给他们的。王后眼睛发炎，既疲劳同时又清醒得要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发着高烧的锅炉房，制造话语的机器，一连几小时，十几小时地围绕着他们的命运拼命旋转。王后一口东西也不吃，和她的丈夫完全不同。路易十六完全不顾有人在旁观看，让人家送来几顿饭，在这间小包厢里，他用沉重的颚骨慢吞吞地咀嚼个不停，就像在凡尔赛宫里摆放银质餐具的餐桌上那样从容不迫。极度危险也不能消除这毫无王者气概的身体里的饥饿感和瞌睡欲，沉重的眼皮渐渐垂落，这场会使他丢掉王冠的斗争进行正酣，路易十六却闭目小憩了足足一个小时。玛丽·安托瓦内特从他旁边挪开，躲进后面的黑影之中。在这种时刻，她总为她丈夫的这一极端有失尊严的弱点感到羞耻。她的这个丈夫，关心自己的胃甚于关心自己的荣誉，就是身处可怕已极的屈辱之中也会不紧不慢地把饭食塞下去，睡一觉。玛丽·安托瓦内特火热的眼睛转向别处，为了不把她的愤怒流露出来，她也从会场把脸转开，恨不得用双手把耳朵捂住。她独自一人感觉到这一天所经受的一切屈辱，在卡住的喉咙里，已经感到了必然会到来的一切所呈现的苦胆一样的味道；但是她一分钟也没有失态，感到有人挑衅，总表现得端庄尊严；不能让这批造反者看见她一滴眼泪，听见她一声叹息。她只是退到包厢更浓重的黑暗之中。

在这滚烫火烧的小笼子里度过了十八小时残忍的时光之后，国王和王后终于可以前往从前斐扬派修士的一座修道院，在一间没有家具、闲置已久的僧房里，匆匆忙忙地给国王和王后搭了一个床铺。几个陌生妇女借给法兰西王后一件衬衫和一身内衣。王后不得不向她的一个侍女借了几枚金币，她自己的钱不是丢了，就是在混乱之中落在柜子里忘了带走。现在终于身边没人，玛丽·安托瓦内特便吃了几口东西。在那装着铁栏杆的窗外，还没有安静下来——因为全城都患着热病——，不断有人成群结队地从窗前经过，从推勒里宫的方向，还传来沉闷的车轮滚动的声音。这是运走一千多具阵亡者尸体的运尸车：夜里进行的丑恶工作。而王国的尸骸将在青天白日清除。

第二天早上和第三天早上，王室全家必须再一次待在同一个可怕的牲口圈里，旁听国民议会的商议；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他们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权利如何在这烈火熊熊的炉子里熔化。昨天人家还在谈论国王，今天丹东已经在谈“镇压人民的人”，而克洛兹[2]则在谈论“被称为国王的那个人”。昨天人们还选定卢森堡宫作为国王夫妇“居留”之地，并且提议给王储安排一名太傅，今天的提法已经严峻得多：把国王置于“置于全民族的保护之下”，这是把充当俘虏说得好听一点而已。另外，公社[3]，也就是8月10日夜里新建立的巴黎革命市政府，不同意把卢森堡宫或者司法部作为国王未来居住的地方，并且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从这两幢大楼太容易逃走。只有把国王王后放在“庙堂”[4]里，他们才能保证这些“在押犯”——对“监禁”的用词已经越来越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安全，国民议会暗自高兴，推卸了责任，不用做出决定，便让公社照管国王。公社答应以“对不幸中人应有的尊敬”，把国王全家带到“庙堂”里去；这样问题便全都解决。这一天余下的时间，直到深夜两点，这座语言的磨坊一直在转个不停，但是没有一句话有利于这两个备受屈辱的人，他们一直弯腰曲背地坐在包厢暗处，犹如置身于命运的阴影之中。

终于到8月13日，“庙堂”已做好准备。在这三天里走完了阴森可怕的一段路程。从封建专制王国到国民议会用了几个世纪，从国民议会到宪法用了两年，从宪法到攻陷推勒里宫用了几个月，从攻陷推勒里宫到囚禁国王只用了三天。从现在到断头台只还有几个礼拜，然后仅仅一哆嗦就进了棺材。

8月13日晚上六点，国王全家在彼济翁的率领下带进庙堂——晚上六点，还不到夜色朦胧的时候，还不在夜里，因为他们希望胜利的人民能够亲眼看到他们昔日的君王，尤其看到她，那个傲气冲天的王后，带往监狱的途中。他们花了足足两个小时，故意让车子慢吞吞地走过半个城市，特意让车子绕道旺多姆广场，为了让路易十六能够看到他曾祖父路易十四的塑像奉国民议会之命从底座上拖下来砸个粉碎，不要再心存疑虑，不仅是他的统治，而是他整个帝王家族的统治都已寿终正寝。

迄今为止一直统治着法国的主人用他祖先的王宫和一座囚牢相换，就在同一天晚上，巴黎的新主人也变换了他的居留之地。同一天夜里，断头机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贡西埃尔杰里的大院里取出来，以威慑之势安置在骑兵竞技场的广场上。法兰西应该知道，从8月13日起，统治法兰西的不再是路易十六，而是恐怖。

[1] 1789—1797年间流通的一种证券，有国家财产为之担保。后当作通货使用。

[2] 阿那夏尔西斯·克洛兹（1755—1794），法国作家、政治家、革命家，原来是荷兰-普鲁士贵族，二十岁时定居巴黎，后漫游全欧；大革命爆发后回到巴黎，放弃贵族称号，为激进报刊撰文；1792年获法国国籍，成为国民公会成员，欲建世界共和国。他的出身和财富引人怀疑，终于死在断头机下。

[3] 巴黎公社有两个：一个是1870年的巴黎公社，一个便是1791年10月建立的巴黎公社。

[4] 巴黎城郊的庙堂是个古建筑，原为十字军东征时天主教骑士修会的大本营。这些身为骑士的修士保护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信徒。这一修会在十四世纪被解散，后来这里的宫殿变成贵族饮宴娱乐的场所，这里的塔楼变成坚固的城堡，日后在修道院长管理时，又设立了一座监狱。

第三十五章 庙堂

国王全家到达“庙堂”，也就是昔日庙堂骑士的宫殿时，天色已经昏黑。主楼的窗户点着不计其数的小灯笼——大家不是正在欢庆一个全民节日吗。玛丽·安托瓦内特认得这座小宫殿。在洛可可幸福轻松的年代，国王的御弟阿尔托阿伯爵，王后的舞伴和寻欢作乐的伙伴就住在这里。十四年前的冬天，她有一次头上戴着叮当作响的小铃铛，身上拥着珍贵的皮大氅，乘坐彩绘缤纷的雪橇来到这座宫前，为了迅速地在她小叔子家里用餐。今天这所宫殿不甚友好的房主，巴黎公社的成员把她请到这里来长久居住，站在门口迎候的不是殷勤周到的仆役，而是防范甚严的国民卫队和宪兵在充当守卫。这几个囚犯用晚餐的大厅，我们从名画《孔蒂亲王家的一次茶会》上就已见过。画上的男孩和小女孩，在这里为一个上流社会奏乐助兴，不是别人，正是年方八岁的小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和他的姐姐。音乐声和欢笑声笼罩了这些房间，幸福的、乐享人生的贵族们最后就住在这幢房子里。

这幢高雅的宫殿里，镀金的护墙板上也许还有莫扎特银铃般轻柔的音乐在微微震荡。但是并不是这座精致的宫殿被公社指定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居住的场所，而是宫殿旁边的两座盖着尖顶的圆形堡垒式的古老塔楼，它们是中世纪庙堂骑士主人用沉重的方石建造的无法攻破的城堡。塔楼灰暗阴沉，酷似巴士底狱，首先使人感到阴森可怕毛骨悚然。塔楼笨重的包了铁皮的大门，低矮的窗户，四周筑有高墙的阴惨惨的院落，使人想起湮没已久的往日歌谣，古老的私设刑庭，宗教法庭，女巫的地窖和刑讯的密室。巴黎人很不乐意以怯生生的目光抬头张望这一施行暴力时代遗留的残余建筑物。房子荒废已久，因而让人倍感神秘地伫立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小市民聚居的市区里：这是一个诉说着残酷往事的象征，这座古老的废弃许久的旧屋破楼如今用来充作囚牢，关押古老的，同样毫无用处的专制王国的国王、王后。

接下来几个礼拜用来加固这座宽阔的监狱。塔楼周围一些矮小的房屋都被拆掉，院子里的树木悉数砍伐，四外不致在哪一边有任何东西阻挡看守的视线。此外，塔楼旁边的两片砍光树木空无一物的院子，用一道砖墙和其他房屋隔开，先得走过三道要塞的围墙，才能走到这真正的城堡跟前。在所有出口处都设立了守卫的岗亭，每一层楼的走廊和过道的每一扇内部门口都安装了一道栅栏，迫使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在七八个不同的卫兵面前出示证件。为这些囚犯提供担保的市政府，每天用抽签的方式，任命四位不同的特派员，轮流监督所有的房间，有责任每天晚上把所有房门的钥匙管理起来。除了这几个特派员和市政府的官员，任何人没有市政府的特许，不得进入庙堂全部城堡中的房间。无论是费尔森还是任何哪一个乐于效劳的朋友，都不可能再接近国王家庭，互相通信或者互通消息的可能性从此不可挽回地就此结束——或者似乎就此结束。

另外一个安全措施对国王全家的打击更加沉重。8月19日夜里，两名市政府的官员前来发布命令，把不属于国王家庭的一切人员统统带走。对于王后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和朗巴勒夫人的诀别。夫人早已到达安全地带，又一次自愿从伦敦返回巴黎，为了恰好在危险时刻证明她对王后的友谊。她们两人都预感到不会再度见面；离别时，没有旁人在场。想必就在这时，玛丽·安托瓦内特把一绺浅黄色的头发缠着一枚戒指，附上一句悲惨的铭文：“它们都因不幸而变白。”作为她最后一件爱情的信物送给朗巴勒夫人。后来人们在这位遭到谋害的亲王夫人残损的尸体上找到了这件信物。公主的女太傅德·图尔赛尔和她的女儿也从这座共同的监狱里搬到另外一座监狱——福尔斯监狱[1]里去关押。同样，国王的陪同人员也都被遣走：只有一个贴身侍从留下为他个人侍候。这样，宫廷的最后一道微弱的光泽和表象，就此破灭。国王全家，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他们的一双儿女和伊丽莎白公主就完全孤零零地留了下来。

害怕即将发生的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事件本身更难忍受。尽管囚禁对于国王和王后而言，意味着屈辱，但是囚禁首先也给予他们某种安全。围在他们四周的厚厚的墙垣，封锁得十分严密的院落，始终荷枪实弹的卫兵，阻止了一切逃走的企图，但是同时也保护他们免遭任何袭击。国王、王后再也不会像在推勒里宫里那样，每天每夜，时时刻刻都要侧耳倾听警钟轰鸣和战鼓隆隆，是不是今天或者明天会发生突然袭击；而在这座孤零零的塔楼里，今天和明天一样，日子过得同样有条不紊，同样安然无恙，风平浪静，与世隔绝，远离尘世的一切喧闹。市政当局起先竭尽全力，使遭到囚禁的国王全家过得舒适一些。革命在斗争中毫无顾忌，但是依照它内在的意志，并非毫无人性。每次狠狠地打击一下之后，总要停歇一会儿，没有想到这些停顿，这些表面上看来的休息，恰好使败北之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失败的痛苦。把国王一家移送到塔楼之后的最初几天，市政当局努力给囚禁者们把监狱尽可能弄得好过一点。巨大的塔楼重新裱糊了墙壁，添加一些家具，整整一层楼四个房间归国王使用，四个房间供王后、伊丽莎白夫人和孩子们使用。他们随时随地都可离开这发出霉味的阴郁的塔楼，在花园里散步。公社尤其对丰盛美味的食品特别关注，这对于国王的身体健康，可惜竟是头等重要的东西。至少有十三名雇员为国王的餐桌服务。每天中午起码有三道汤，四道冷菜，两道烤肉，四种甜食、蜜饯、水果，玛尔伐西尔葡萄酒，波尔多葡萄酒，香槟酒，以至于三个半月之中，厨房的开销不少于三万五千里弗尔。只要路易十六还没有被当作罪犯对待，他的内衣、服装和房间的装饰也供应得相当充足。按照国王的愿望，提供给他二百五十七本书籍作为他的藏书，大部分是拉丁文的古典作家的作品——供他消遣：在最初的短暂时间内，国王全家遭到拘留还并不像是受到惩罚，除了内心备受压抑之外，国王和王后日子还过得相当平静从容，几乎平安无扰。每天早上，玛丽·安托瓦内特把孩子们叫来，给他们上课或者和他们游戏；中午大家共进午餐，饭后玩一盘十五子游戏，或者下盘象棋。国王带着储君在花园里散步或者放风筝的时候，王后大多留在房里做做手工，她过于高傲，不愿在卫兵的监视下公开散步。晚上她亲自安排孩子上床，然后再闲聊一会儿，或者玩玩纸牌。有时候她试图弹奏一阵羽管键琴[2]，就像在往日那样，或者唱上几曲，但是和宏伟的外部世界隔绝，和她的女友们隔绝，她轻快的心情早已永远消失不可复得。她很少开口说话，最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或者独自待着。路易十六和他妹妹极端虔诚，长时间地祈祷，严格遵守斋戒的日子。这种虔信的态度使小市民路易十六和他御妹感到安慰，让他们能够从容忍受苦难。王后却没有这种由于虔诚而得来的安慰。她的生命的意志不像那些缺乏热情者的生命意志那样易于摧折：即使在这四周紧闭的墙垣之中，她也依然心系世界；她那习惯于每仗必胜的心灵还拒绝放弃，她不愿意放弃希望——这些蕴蓄的力量现在凝聚在内心深处。在这囚牢之中，只有她一个人不甘心遭到囚禁；其余的人根本就感觉不到这是囚牢，要不是有卫兵看守，要不是永远害怕明天将会如何，对于小市民路易十六和修道院修女伊丽莎白夫人而言，其实人生的方式已经得到实现，多年来他们无意识地渴望和追求的不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吗：那就是，不思不想，不担责任的消极被动状态。但是卫兵就在这儿。关押在这里的人不断地被人提醒，另外一种权力在掌控着他们的命运。在餐厅里，公社用大型字母把《人权宣言》的原文挂在墙上，用的是一个对于国王殊为痛苦的付印日期：“共和国元年”。在壁炉的黄铜炉台上，国王必然会读到铭文：“自由、平等”，进午餐，一位特派员，或者驻防部队的司令官作为不速之客出现。每一片面包都由陌生人切开检查，看里面是否含有秘密通信。任何报纸不得带进塔楼的房间里来，同样，每一个进出塔楼的人都必须要由警卫队员严加搜身，看是否夹带了什么文件纸张，另外所有的房门都在外面反锁。国王或者王后每走一步，身后都有一个荷枪实弹的看守，如影随形地跟在身后。没有旁证，不得进行任何谈话，未经书报检查，任何印刷品都不得阅读。只有在他们彼此隔离的卧室里，他们才有幸得到恩赐，单身独处。

这样严厉的看守，是否预先就精心策划得这样残酷毒辣？国王囚禁期间充当看守和监督的人员是否真的像保王党的殉难者故事里所描绘的，的确尽是些虐待狂似的刑讯酷吏？他们是不是不间断地以毫无必要的折磨刁难来侮辱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亲人，并且选择了一些特别粗暴的无套裤党人来干这事？公社的报告反驳了这种论点，不过这些报告也都具有党派色彩。究竟革命对于国王这一手下败将是否真的还有意识地加以侮辱和虐待，对于这个关键性的问题要做出公正的判断，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因为革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含义极广的词：它的幅度包括从无上崇高的理想主义，到的的确确的野蛮凶残，从恢弘伟大到残忍凶狠，从精神直到其反面，暴力；革命这个概念，光彩闪烁，时刻变化，因为它的色彩总取之于具体的人们和不同的状况。在法国大革命中——就像在任何革命之中，革命者明显地区分为两种典型，出于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和出于怨恨愤懑的革命者：一种是些日子比群众过得好些的革命者，一心想要把群众提升到他们自己的水平，提高群众的教育、文化、自由和生活方式。另外一种是长期以来日子过得不好的革命者，他们想要对那些日子过得更好的人进行复仇，试图把他们新的权力发泄在从前有权有势者的身上。这种态度因为根植于人性的矛盾之中，适用于一切时代。在法国大革命中，首先是理想主义占上风：国民议会由贵族和市民，由全国有威望的人士组成，想要帮助人民，解放民众，但是被解放的群众，被释放的暴力，不久就转过身来反对其解放者：在法国大革命的第二阶段，激进分子，心怀怨恨的革命者占了上风；对于他们而言，权力还过于新鲜，他们无法抗拒充分享受权力的欲念。那些小知识阶层的人物，终于摆脱了备受压抑的状态，上台执掌政权。他们的野心就在于，把革命直往下拽，拽到他们自己的水平，拽到他们自己心灵平庸的状态。

就是这批满怀怨恨的革命者当中的埃贝尔，被委以照管国王全家的责任，这是一个最为典型、最为恶心的人物。革命中的最为高贵、最有头脑的人物罗伯斯庇尔、加米叶·德穆兰、圣-鞠斯特立刻就看出了这个极端龌龊的拙劣文痞，这个狂呼乱吼最会无理取闹的家伙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是玷污革命荣誉的一个脓疮。罗伯斯庇尔用炽热的火钳把他去除——自然太晚了一些。此人过去的生活十分可疑，有人控告他在剧院售票处有贪污行为，于是失业，毫无顾忌，便投身革命，犹如一头被追捕的野兽，跳进河里，顺应潮流，因为他，像圣-鞠斯特说的，“就像只爬行动物，根据时代的规定和危险的情况变换着自己的颜色”。共和国身上涂上的鲜血越多，他在他撰写的或者不如说在他胡乱涂鸦的《杜歇斯奈老爹》上写字的羽毛笔也就越红；这是大革命时期最低级的一份马路小报。埃贝尔用庸俗不堪的语气，——就像加米叶·德穆兰说的，在报上取悦于最低下的阶级所拥有的令人反感已极的本能，从而使革命在国外丧尽威望；而他自己却多亏这种暴民的拥戴，除了获得高额收入之外，还在市政府赢得一个席位和越来越大的权力。不幸的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命运就交到了他的手里。

这样一个人，一旦置于国王全家人的主宰和看守的地位，可以为所欲为，尽情欺侮并且居高临下地对待一位奥地利的大公爵小姐，一位法兰西的王后，他那渺小的心灵自然志得意满。在和王室的个人交往中，埃贝尔故意表现得神情冷漠，彬彬有礼，总是沉稳谨慎地显出他便是新型正义真正的委任代表。可是在《杜歇斯奈老爹》这份报上，他就破口大骂，来发泄他的愤怒，因为王后居然拒绝和他进行任何谈话；《杜歇斯奈老爹》的声音，不断要求对“这个醉鬼和他的婊子”“彻底了断”，动用“民族剃刀”，来对付这位市府特派员埃贝尔每周都要极为客气地进行访问的那几个人。他的嘴巴无疑比他的心更为激烈，恰好是爱国主义者当中这个最卑劣、最伪善的家伙被委派来充当监狱的首脑。单凭这一点，对于这些被打败的人而言就是不必要的屈辱。因为对埃贝尔的恐惧不言而喻也影响到卫兵和官员，因为他们唯恐被埃贝尔看作不可靠的人员，必须干得比他们实际想干的更为粗鲁；可是另一方面他在报上发出的那些满怀仇恨的尖声怪叫，对于关押在这里的囚犯却意外地帮了大忙，因为埃贝尔调来充当看守的这些老老实实、浑然不知的手工业工匠和小市民，从埃贝尔的报纸《杜歇斯奈老爹》中总是读到这个“嗜血成性的暴君”和那婊子似的挥金如土的奥地利女人，现在派来充当守卫，他们看见了什么呢？一个毫无恶意，肥肥胖胖的小市民，手牵小儿子在花园里散步，和儿子一起丈量这个院子究竟有多少平方米和多少平方英尺；他们看见此人，爱吃贪睡，酷爱读书。不久之后他们认识到，这个迟钝的老实巴交的一家之主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的确很难仇恨这样一个暴君。要不是埃贝尔如此严加看管，这些士兵很可能和这位和善的先生，像跟一个来自民间的伙伴似的聊聊天，开开玩笑，或者玩玩纸牌。当然，王后则迫使他们保持更大的距离。玛丽·安托瓦内特在餐桌上从来不对任何看守说一句话。当一个委员会前来询问她有什么愿望，或者有什么事情上诉，王后总是说，她没有愿望也不要什么。她宁可忍受一切，也绝不要求她的任何狱卒为她帮什么忙。可是恰好是这种在不幸中保持的尊严，打动了这些天性质朴的人们。一个显然在受苦受难的女人总能激起人们特别的同情。日久天长，这些看守，实际上也是他们看守的囚徒的同囚犯，对于王后和王室全家产生了某种好感。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怎么可能发生过不同的越狱企图；倘若士兵就像保王党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外表上表现得极为粗暴，特别带有共和主义的神气，有时候也粗鲁地咒骂几句，毫无必要地故意大声歌唱或者大声吹口哨，其实只是为了在监督人员面前掩饰他们内心的同情。这些普通人民比国民公会[3]中的理论家们更加懂得，应该对失败下台的人表示敬畏。王后从塔楼中这些据说是如此粗鲁的士兵处受到的仇恨和丑态的流露，远远少于当年在凡尔赛宫的沙龙里所经受的一切。

埃贝尔

《杜歇斯奈老爹》报头

但是时间并没有静止，尽管在这四面围着高墙的房子里没有感受，可是在楼外，时间却振动着它硕大无朋的翅膀。从边境传来恶劣的消息，普鲁士人和奥地利终于开动，初次交锋就击溃了革命的队伍。在旺代省农民起义，内战就此开始，英国政府已把公使召回。拉法耶特对于这场由他自己掀起的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极为愤怒，已经离开军队。粮食匮乏，民心浮动。所有的词语当中最危险的词，“背叛”，在每次失败之后从成千上万个人的嘴里迸发出来，使得全城惊慌失措。在这一时刻，革命队伍里最强劲有力，最肆无忌惮的一位，丹东，抓起恐怖的血腥大旗，做出可怕的决定，在九月份的三天三夜里，把监狱中一切多少有些可疑的囚犯，一律处死。在这两千人当中也包括王后的女友，朗巴勒亲王夫人。

对于这些异常恐怖的事件，囚禁在塔楼中的国王一家一无所知，他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况之中，听不见活人的声音，看不见印刷出来的文字。他们只是突然听见警钟齐鸣，玛丽·安托瓦内特认得这些传播噩耗的青铜飞鸟。只要这些飞鸟振翼翱翔的响声在城市上空轰响，王后知道一定刮起狂风暴雨，一场灾难已经飞近。关押在塔楼里的这几个囚犯心情激动地悄声耳语。是不是布劳恩什魏格公爵的军队已经开到巴黎城下？是不是已经爆发了一场反对革命的革命？

楼下，通向塔楼的大门紧闭。卫兵和市府官员万分激动。正在商议：他们知道更多的消息。先前派出去的信使回来报告，乌泱泱一大伙人从郊区各地涌来，打头阵的长矛上插着被杀害的朗巴勒亲王夫人死灰色的头颅，挂着飘飘荡荡的长发，后面拖着她那赤裸裸的遭到肢解千疮百孔的尸体。毫无疑问，这批人性尽丧的杀人放火的匪帮，被鲜血和酒精弄得大醉，正想给自己取得野蛮残忍的最后胜利，让玛丽·安托瓦内特亲眼看见她死去的女友苍白的头颅和赤裸裸地遭到蹂躏的身体。大伙确信，长期以来，王后和这个女人的肉体一直干着淫乱的勾当。看守拼命派人到公社去请求武装援助，因为单靠卫兵无法抵抗这样疯狂的人群，但是阴险狡诈的彼济翁一到形势危急，就看不见他的身影。没有增援部队前来，大部队携带着可怕的战利品已在塔楼大门前鼓噪叫嚣。为了不使人群更加疯狂，免得他们破门而入——守卫塔楼的司令官设法拖住这群暴民。倘若让他们闯进门来，将会使国王全家遭到流血的致命后果。司令官首先让这支醉醺醺的队伍走进塔楼地区的外面院落，人群立即像一股汹涌澎湃的污浊洪流，泡沫飞溅地冲进大门。

两个食人蛮子握住死者的双腿，拖着她的裸体，另一个食人蛮子手里捧着鲜血淋漓的内脏高高举起，第四个高擎长矛，上面插着亲王夫人白得发绿，血肉模糊的脑袋。这些暴民想要拿着这些战利品直上塔楼，像他们所预告的，要强迫王后亲吻她婊子的头颅。暴力已经控制不住这些疯狂的暴民；于是公社有位特派员便使用计谋来对付他们。他身上有市议员公务绶带作为标志，要求大伙肃静后，他发表了一通演说。为了钓这些暴民上钩，他首先称赞他们干下的丰功伟绩，建议他们不如拿着这颗人头走遍整个巴黎，以便全体人民都能把这“战利品”当作“胜利的永恒的纪念品”来加以赞赏。幸运的是这番阿谀奉承居然让暴民们上套，这批醉汉在狂呼乱叫声中撤去，拖着这具血肉模糊的赤裸尸体继续往前走过大街小巷，直达王家宫殿。

德朗巴勒亲王夫人被杀

与此同时，囚禁在塔楼里的国王一家已经焦急难耐。他们只听见楼下有一批愤怒的群众发出混乱嘈杂的叫喊，而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有什么渴求。但是他们从攻陷凡尔赛宫和推勒里宫的日子就认识这种阴森可怕的咆哮喧闹，他们发现，卫兵们脸色苍白，惊慌失措，跑到自己的岗位上，想要抵御什么危险。国王极为不安，向一名国民卫队的士兵打听，这个士兵脾气暴躁地答道：“先生，既然您想知道，那好吧，先生：他们想把朗巴勒夫人的脑袋拿来给您看。我只能劝您，如果不想招民众冲上楼来，就别在窗口露面。”

一说这句话，大家只听见一声低沉的呼喊，玛丽·安托瓦内特晕厥过去倒在地上。她的女儿在日后的一篇报告里写道：“这是唯一的瞬间，她心力不济，支撑不住。”

三周之后，9月21日，街上又人声鼎沸、喧闹不已。塔楼里的囚徒们又内心不安地倾听窗外。但是这一次并不是民众发出愤怒的吼声，而是欢声雷动，犹如波涛汹涌澎湃。囚徒听见塔楼下面，报童们故意抬高嗓门，大声喊叫：“国民公会已经通过决议，废黜国王！”第二天，几名议员前来通知不复是国王的国王，他已遭到废黜。这位末代路易——在人家鄙夷不屑地称他为路易·卡彼之前，就管他叫“末代路易”——如此从容不迫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二世国王一样。

一个国王需要干什么？低头屈从？国王会这样做的。必须剥夺他的宝座？国王听从安排。必须失去国王这个名字？那就失去吧，以上帝的名义！

从一片阴影不可能取回什么光线，早已失去权力的人也不可能取回权力。这个早已对一切屈辱都麻木不仁的人未作任何抗议，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不作任何反驳；也许他们两个甚至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从现在开始，他们对自己和国家的命运都不再负有任何责任，不可能再做错什么或者耽误什么，用不着再担心什么，除了他们自己的小命，也许人们还会饶他们一命。现在最好在人性洋溢的小事情上寻找乐趣吧，教女儿做针线活，或者指点她弹钢琴，批改儿子用老大的、僵硬的、孩子气的笔迹写的家庭作业（当然，看到孩子吃力地把刚学会的“王储路易·查理”的这几个字写在纸上，玛丽·安托瓦内特得赶快把这张纸撕掉，——一个六岁的孩子怎么会懂得发生的事情？）她从新的一期《法兰西信使报》上破解谜语，走到楼下花园里去，又走上楼来，注视着壁炉上那只走得过于缓慢的古老的座钟指针的运行，远眺遥远的屋顶上烟雾缭绕，观看秋日的云彩如何带来肃杀的冬天。尤其是，她试图忘记她从前是个怎样的人，试图设想，什么事情将要发生，而且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发生。

现在看上去，革命似乎已经达到目的。国王已经遭到废黜。他并不抗辩，放弃了王位，如今安安静静地和妻子孩子一起，住在他的塔楼里。但是每一场革命都是一只向前滚动的圆球。谁领导革命，并想继续充当革命领袖，必须像一个站在球上奔走的人一样，要不断地踩着圆球往前奔跑，才能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在这不断向前流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得有片刻驻足不前。这点每个党派全都知道，因此害怕落在别的党派后面。右派害怕温和派，温和派又害怕左派，左派又害怕他们当中的极左翼吉伦特党人，吉伦特党人又害怕马拉党人，领袖害怕人民，将军害怕士兵，国民公会害怕公社，公社害怕各区。恰好是这种各个党派之间传染病似的互相害怕，驱使它们内在的力量去进行一次如此激烈的赛跑；大家都害怕被看成温和派，就是这种害怕心理推动法国大革命，超出自己真正的目的如此之远，而同时也赋予法国大革命那种像激流飞瀑似的突破自身的旺盛动力。其命运是，推翻自己既定的一切休止点，一旦达到目的，又继续向上攀升。起先革命认为只要让国王靠边站，就算完成了任务，后来又把废黜国王当作完成任务。可是这个并不危险的不幸之人就是遭到废黜，去掉王冠，依然还是一个象征，即便是死去几个世纪的国王，革命还要把他们从坟墓里挖出来，把早已变成尘土灰烬的尸骸都还要再焚烧一次，它又怎能容忍一个活生生的国王的影子继续存在？所以这些革命领袖认为，把国王在政治上处死之后，还必须在肉体上也把他消灭，这才能保证不致出现任何复辟。对于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人而言，共和国的大厦只有用国王的鲜血作为灰浆，才能牢固屹立不倒；不久，其他一些不大激进的人士，唯恐在追逐人民恩宠的赛跑中落后，也纷纷附和这项要求，于是确定在12月开庭审讯路易·卡彼。

在塔楼里的人是通过一个委员会突然的出现，才知道这个决定。这个委员会收缴了他们一切尖利的物品，诸如小刀、剪刀和叉子。原来只是由卫兵看守的“在押犯人”，如今被称为“被告”。此外，路易十六和他家人分开。虽说仍然关押在同一个塔楼里，就关在楼下，和他家人只隔着一层楼，可是从这天起，他既不许看见他的妻子，也不许看见他的孩子。这点显示了这一措施的残忍。在所有这些决定命运的几个礼拜里，妻子不得和她的丈夫谈一次话，不得获悉诉讼进程如何，如何做出决定。她不许阅读任何报纸，不得询问丈夫的辩护人；这个不幸的女人必须在一无所知、忐忑不安、万分激动的状况中独自度过这些紧张得心惊胆战的时刻。就低一层楼，仅隔一堵墙，她听得见丈夫沉重的脚步声，可是不许看见他，不许和他说话：完全是无谓的措施，造成难以言表的痛苦。1月20日，一位市政府的官员来见玛丽·安托瓦内特，声音有些压抑地通知她：今天破例，允许她带着家人到楼下去和她丈夫相会。她立刻明白这个恩典的可怕：路易十六已被判处死刑；她和孩子们是去和她的丈夫，他们的父亲见最后一面。考虑到这是一个悲剧时刻，——谁若明天要上断头台，也就不复危险——这四名市政府的官员就第一次让这个家庭，妻子、丈夫、妹妹和两个孩子，待在这个房间里单独相会。他们只是通过一道玻璃门监视这一诀别的场景。

这个充满激情的庄严时刻，既是和判处死刑的国王重新见面，又是和他永远诀别，这一时刻没有外人在场；所有印刷出来的报道，全是罗曼蒂克的信笔编造；同样，那些多愁善感的铜雕画，以那个时代流行的伤感风格，用哭天抹泪过分感伤的元素，大大贬低了这样一个时刻的悲剧色彩。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孩子们的父亲这一诀别，是她一生中最为痛苦的瞬间之一。为什么对此表示怀疑，为什么还要试图超越这一震撼人心的事情？看见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一个判处死刑的人即将走上他人生的最后一程，单单这一点，对于一个有着人性感受的人都是使人心情激动的痛苦。玛丽·安托瓦内特虽说从来没有激情满怀地爱过这个男人，她的心早已献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但是她和这个男人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为他生了四个孩子；在这动荡不宁的时代，她看见她丈夫一直对她非常善良亲切，体贴入微，这两个原来只是为了国家利益而缔结姻缘的人，在塔楼度过这些阴郁暗淡的时刻，通过共同经历的极度不幸，在人性上更加接近，现在比当年欢快的年头更加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另外：王后也知道，她不久也必然会跟着丈夫，迈上这最后的台阶。她丈夫不过比她稍稍早走一步而已。

在这非常时刻，在这最后的时刻，国王极度的麻木不仁，曾是他一生中的灾难，如今竟然成为这个经受考验的人的一大好处：路易十六平素无动于衷，镇静自若，叫人如此难以忍受，在这决定性的时刻给予他某种道德上的恢弘伟大。他既不显得惊慌，也不显得激动，待在隔壁房间里的四名特派员，一次也没有听见他抬高嗓门大声说话或者抽泣呜咽。这位软弱得令人抱怨不止的男人，这位完全不称职的国王在和家人诀别的时候，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更多的力量和尊严。这位被判处死刑者和平时任何其他一个晚上一样，在十点钟平静地站起身来，等于示意他的家人，该和他作别。面对国王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意志，玛丽·安托瓦内特不敢表示反对，尤其是当国王怀着毫无恶意的骗人企图对王后说，明早七点他会再一次上楼去看她，她更无言以对。

紧接着周遭一片平静。王后独自一人待在楼上的房间里，接下来的这一夜，漫长、无眠。终于曙光初露，随着清晨来临，各项准备工作的可怕声响也纷纷苏醒。王后听见一辆装着笨重轮子的马车驰来，听见有人上楼、下楼，尽是脚步声，老是脚步声：起先来的是忏悔师吧，接着是些市议员，还是说已经是刽子手？列队进发的各个团队的鼓声隆隆直响，从远方传来。天色越来越亮，已是白天，孩子们被夺去父亲，她自己被夺去了值得尊敬、善良体贴的多年生活伴侣的时刻越来越近。拘囚在她的房间里，无情的卫兵守在门口，这个备受考验的女人不得走下这短短的几步楼梯，正在发生的事情，她什么也不许听，什么也不许看，只能在内心经历一切，也许因而比现实中发生的事情要恐怖上千倍。接着，她楼下一层楼突然寂静无声，令人惊骇。国王已经离开了这幢房子。沉重的马车载着他驰向刑场。一小时后，断头机给予了玛丽·安托瓦内特，昔日的奥地利大公爵小姐，后来的王太子妃，最后的法兰西王后一个新的名字：卡彼的遗孀。

[1] 福尔斯监狱囚禁了不少政治犯，朗巴勒夫人也关在那里，1792年9月大屠杀时在此遇难。

[2] 流行于16—18世纪的旧式钢琴（Clavecin），后为现代的钢琴取代。

[3] 1792年9月21日，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维持到1795年10月，称为国民公会。

第三十六章 王后孑然一身，形影相吊

刑斧无情地落下，接着是一片难堪的寂静。国民公会只想通过处死路易十六，在专制王国和共和国之间画上一条血红的分界线。大多数议员把这个性格软弱、脾气温和的国王推到刑斧之下，暗自感到遗憾，起先没有一个议员想到也要控告玛丽·安托瓦内特。公社未经商议便批准遗孀可以身穿她所要求的丧服，守卫明显地有所松动。他们把这个哈布斯堡皇室的公主和她的子女还继续囚禁起来，主要是想把她本人当作一件珍贵的抵押品捏在手里，以此使奥地利就范。

但是这个算盘打得不对：法兰西的国民公会大大高估了哈布斯堡皇族之间的家庭亲情。弗朗茨皇帝麻木不仁、感情冷漠、贪得无厌、胸襟狭窄。皇家首饰盒里除了佛罗伦萨钻石之外，还有其他的珍贵珠宝无数，弗朗茨皇帝根本没有想过，哪怕只是取出一枚宝石来赎买他的一位血亲；另外，奥地利的主战派也动用一切力量，使得谈判归于失败。维也纳虽说起先曾庄严宣告，进行这场战争只是为了一种理念，绝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获得赔偿，但是——法国大革命不久也否认曾经有过允诺——，每次战争的本质在于，不可阻挡地变成一场兼并之战。在任何时候，将军们都不喜欢在作战方面受人干扰，各国人民很少依照他们的品味，给予他们打仗的机会，因此打得时间越长越好。老麦尔西在费尔森的催促下，提醒维也纳宫廷，玛丽·安托瓦内特既然被剥夺了法兰西王后的称号，她就又变成奥地利的大公爵小姐，又是奥地利皇家的一个成员，所以奥地利皇帝有道义上的责任，要求接她回国，可是无济于事。在一场世界大战之中，一个被囚的女人是多么无关紧要！一个活人在玩世不恭的政治游戏之中是多么微不足道，人心到处都冷酷无情，大门都紧紧关闭。每一个君王都声称深受感动；可是谁也不动一根指头。玛丽·安托瓦内特完全可以重复路易十六对费尔森说过的一句话：“整个世界都已把我抛弃。”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死

整个世界都已把她抛弃。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她孤寂深锁的房间里，深深地感到这一点。但是这个女人的生活意志尚未摧折，她由此做出决定：自己救自己。人家可以夺去她的王冠，但是这个女人虽然已经疲倦，脸庞见老，但是她还保存着一种奇怪的力量和强大的魔力，让她能够争取周围的人。埃贝尔和市政当局的其他成员所采取的一切防范措施，碰到这股神秘的磁铁般的力量，丝毫不起作用，这种力量还一直从一位真正的女王身边，从真正女王的威望照射到这些小市民的卫兵和官员身上。短短几周之后，理应看守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切人等，或者几乎一切发过誓的无套裤党人，都从卫兵变成了秘密的援助者，尽管有公社的严令，把玛丽·安托瓦内特与世隔绝的那道看不见的墙壁已被突破。多亏争取过来的卫兵帮忙，不断有讯息偷运进来，传送出去，有的是用柠檬汁，有的是用显影药水写在小纸条上，然后作为水瓶上的瓶塞，或者放在炉子的通风道里继续传送出去。他们发明了一种手势和表情的语言，不顾十分警惕的特派员们的看守，仍然能让王后知道每天发生的政治事件和战争状况。另外还约定，特地让一个叫卖报纸的商贩在塔楼前面大声叫喊最为重要的新闻，渐渐地在卫兵当中，这个援助者的秘密圈子越来越大。路易十六因为永远迟疑不决，使得任何切实的行动都受到阻碍，如今国王已不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身边，她已被众人抛弃，便敢于自己坚决地设法自我拯救。

危险是一种硝酸。在平平淡淡、不温不火的生活状况中含含糊糊地凑合着混在一起的东西——人的勇敢和胆怯，碰到危险这一考验就区分开来。旧社会里丧失勇气者，贵族当中的自私自利者，等到国王从出逃途中押回巴黎，全都逃亡国外充当流亡者。只有真正赤胆忠心的人留了下来，每一个没有逃亡的人都可以算作绝对可靠的人，因为每一个国王旧日的臣仆，只要留在巴黎便有致命的危险。在这些勇敢分子当中，首先要推从前的夏辖耶将军，他的妻子曾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宫廷女侍官。为了时刻都能待在王后身边提供帮助，他特地从安全的科布伦茨回到巴黎，让人知道，他准备做出任何牺牲。1793年2月2日，在国王行刑后两个礼拜，有个素昧平生的陌生男子出现在夏辖耶身边，出人意料地向他建议，把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塔楼中拯救出来。这个陌生人看上去活像一个货真价实的无套裤党人，夏辖耶满腹疑窦地看了他一眼，立刻估计这是一个密探。可是这个陌生人递给他一张小小的，显然是王后亲笔写的小纸条：“您可以相信来人，他以我的名义和您谈话并且递给您这张纸条。他的感情我很熟悉，五个月来，从来没有改变。”此人名叫图兰，是塔楼的长期卫兵之一，心理学上一个奇怪的案例。8月10日，在需要粉碎封建王国时，他是第一批向推勒里宫发起冲锋的志愿兵之一。他的胸前骄傲地挂着表彰这一壮举的奖章。多亏这枚奖章公开证明了图兰的共和主义思想，市政府才把他当作一个特别可靠，不会受到诱惑的革命者，把看守王后的任务托付给他。但是扫罗变成了保罗[1]，图兰为自己看守的女人遭到的不幸所感动，变成了王后最忠实的朋友。而他曾经手执武器冲锋上阵，反对过这位王后，如今他向王后表现出这么多牺牲自我的献身精神，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她的秘密报告里总是用别号“忠心耿耿的人”来称呼他。在所有这些卷入这场营救密谋的人当中，这位离奇古怪的图兰是唯一的不是为贪财而去冒生命的危险，而是为了一种人性的激情，也许是为了大胆冒险的欲念：永远总是勇敢的人喜欢危险。当这件事情败露的时候，其余的人全都知道巧妙地自救，这完全合乎逻辑，唯有图兰为他的英勇大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夏辖耶信任这个陌生人，但并没有完全信任。信件完全可能伪造，通信总有危险。所以夏辖耶要求图兰，让他有可能潜入塔楼，和王后当面讨论一切。起先看来根本无法把一个陌生人，一个贵族带进这个围得水泄不通的塔楼。可是在这期间，王后允诺给以金钱，已经在卫兵当中赢得了新的帮手，几天之后，图兰就传给夏辖耶一张新的小纸条：“既然您一定要到这里来，那就最好不久就来。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您要小心，别让人认出来，尤其不要被那个和我们一起关在这里的女人认出来。”这个女人名叫蒂松，王后凭本能觉得，这是一个密探，她的本能是对的：这个女人诡计多端，异常精明，一切全都坏在她的手里。可是开头一切都成功了：夏辖耶被偷运进塔楼，潜入的方式使人想起侦探喜剧。原来每天晚上都要有人进入监狱的院子里来点燃路灯；根据市政当局的命令，这个院子里里外外都得照得特别明亮，因为黑暗可能会有利于逃亡。图兰说通了这个点灯人，说他有个朋友很想寻寻开心，看看塔楼，他让点灯人把衣服和装备借给他用一个晚上。点灯人听了大笑，很乐意用图兰给他的钱去喝酒。于是夏辖耶裹得严严实实的，顺利走到王后跟前，和她一起制订了一个大胆的出逃计划：王后和伊丽莎白夫人将化装成男人，身穿市议员的制服，携带偷取得来的身份证明离开塔楼，就仿佛她们是市政府的成员，前来视察了一通。比较困难的是，如何把两个孩子偷运出去。可是机缘凑巧，那个点灯人前来点灯时，总让他的半大不小的两个孩子陪他一同前来。于是就让一名意志坚定的贵族来扮演他那点灯人的角色，带上两个孩子，穿着穷人家孩子的衣裳，就仿佛是他平素带来的孩子。点完路灯之后，从容不迫地走过栅栏。附近有三辆轻便马车等候，第一辆乘坐的是王后，她儿子和夏辖耶，第二辆是她女儿和第二个参与这一密谋的勒庇特尔，第三辆是伊丽莎白和图兰。他们希望趁人不备抢先五小时乘坐这些轻便马车，逃脱任何追捕。这个计划的大胆放肆并没有吓倒王后，她表示赞同。夏辖耶准备去联系第二名参与密谋者勒庇特尔。

这第二名参与密谋者勒庇特尔，从前是名教师，碎嘴子，小个子，有点跛脚——王后自己这样写道：“您将看到这位新人，他的外表未必使人对他产生好感，但是他绝不可少，我们必须把他争取过来。”——他在这次密谋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决定他参加这次密谋的，既不是人性，更不是冒险的欲念，而是夏辖耶答应给他的巨额款项，——可惜这笔钱还没到手，因为奇怪的是，这位骑士夏辖耶，和原来那位在巴黎反对革命，提供金钱的人，德·巴茨男爵[2]没有联系。他们这两股密谋几乎同时在平行进行，并无接触。双方互不相识。于是浪费了时间，非常重要的时间，因为先得取信于王后过去的银行家不可。几经周折，款项终于到手，准备停当。可是在这期间，勒庇特尔作为市政府的成员之一，已经弄到了所期待的几张护照，可他自己却失去了勇气。有则谣言四下传开，巴黎的各道关卡都已紧闭，所有的车辆都要严加搜查：勒庇特尔，这个谨小慎微的人害怕起来。也许他从某一个迹象也发现，女密探蒂松正在一旁窥伺；反正他拒绝提供帮助，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同时把这四个人全都救出塔楼。只有王后一人得以获救。夏辖耶和图兰都设法说服王后。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以真正高贵的神气拒绝了这一建议，不同意独自一人获救。宁可放弃这一计划，也不能抛弃她的儿女！人们可以感到她心情万分激动，她向夏辖耶说明做出这一不可动摇的决定的理由：“我们曾经怀有一个美好的梦想，这就是一切。有了这一契机，我得以再次体会到您为我献身的一个新的证明，这是我的一大收获。我对您的信任是完全彻底的。您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现我身上的人格和勇气，但是我儿子的利益必须是支配我行动的唯一动力。不论逃出这个地方会对我意味着多少幸福，我绝不能同意和我儿子分离。我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您昨天对我说的话里含有对我的忠诚。请您相信我，我既感到您的理由完全是为我的利益效劳，也感到以后绝不可能再有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若非把我的孩子们留在这里不可，那我再有任何幸福，也无法享受。”

夏辖耶尽到了他骑士的义务；现在他已不可能对王后再有任何帮助。但是这位忠诚的骑士还能为王后再效劳一次：王后可以通过他，安全可靠地向她在国外的亲友带去最后一次表示爱，表示她还活着的信息。路易十六在行刑前不久，想通过他的一个贴身侍从带给他的家人一枚印章戒指和一小绺头发留作纪念，巴黎市政官员却估计这个死囚礼物一定是一次神秘莫测的密谋信号，便把死者的这些遗物悉数没收，封存起来。那个为了王后始终勇气过人的图兰拆开了封存的火漆印记，把这些纪念品带给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可是王后觉得，放在她身边，日子一长也不安全。既然现在有一名可靠的信使，便把这枚指环和头发寄给国王的两位御弟，予以更加安全的保护。为此她写信给普罗旺斯伯爵：“既然我拥有一位赤胆忠心的朋友，我们可以对他彻底信任，我就利用这一机会，把这份遗嘱传送给您，我的兄弟和朋友。在您手里，它将得到最好的保管。送信人将告诉您，我们是以何等奇妙的方式才得以获得这些珍贵的纪念品。此人现在对我们非常有用，我采取保留态度，不把他的名字告诉您。我的处境使我到现在为止一直不可能把我们的消息告诉您，和我们现在感到的极度快乐，让我们更强烈地感到这残忍的分离。但愿这种分离不会再持续很久！我拥抱您，爱您，直到那时为止，您也知道，这完全发自内心。”一封同样的书信也寄给阿尔托阿伯爵。夏辖耶还一直迟疑着没有离开巴黎，这个勇敢的人还一直希望留在这里，还能对玛丽·安托瓦内特有点用处。最后他待在巴黎纯粹成为无谓的危险。在他行将离去之前，他通过图兰还收到王后的最后一封书信：“您多保重；既然您现在决定离去，我认为最好立即成行。我的上帝，我是多么为您太太表示悲叹！倘若我们不久能相聚一堂，我将感到多么幸福。为了您给我们所做的一切，我对您怎么感谢也不为过。别了！这个字是多么残忍！”

玛丽·安托瓦内特预感到，也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能向远方寄出亲密的信息，这是向她提供的唯一的，最后的机会。难道除了给普罗旺斯和阿尔托阿两位伯爵之外，她就没有想向其他任何人传递爱的标记吗？她可没有什么需要感谢这两位伯爵，只是由于血统关系才把他们定为兄长遗嘱的保存者。难道她真的就一点问候也不给予她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她的孩子们以外最珍爱的人，不给予他，不给予费尔森吗？她自己说过，得不到费尔森的消息，“没法活下去”。她不是从被围困的推勒里宫这个地狱圈里送给费尔森那枚戒指，让费尔森永远记住她吗？而现在，趁这个最后的，的确是最后的机会，她居然会没有再一次向费尔森敞开心扉？然而没有：哥格拉[3]发表的回忆录，像文献一样详细地记载着夏辖耶那次和王后的诀别，还附有书信的复印件，并没有包含给费尔森的片言只语，没有包含对他的任何问候；我们的感情期待着在这里能突破心灵的压抑，发出最后的信息，可是大失所望。

可是并非如此，感情到末了总是对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便是在她人生最后的孤寂之中，也没有忘记她的情人。——怎么可能不是如此呢！——夏辖耶极端忠诚地把王后那封出于责任，写给两位御弟的信件也许只是一个幌子，为了掩盖她真正想要发出的信息，这个信息夏辖耶也极端忠诚地传送到了。只不过当这些回忆录在1823年发表时，那个对费尔森的一切保持沉默的密谋已经开始，要向后世隐瞒那桩秘密的关系。便是在这里，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信中段落（就像在玛丽·安托瓦内特一案中通常碰到的那样），被那些想要谄媚的编者们已经封杀。一直等到一个世纪之后，这一段落才重见天日。这段文章显示：王后激烈的感情，从来也没有比在她沉沦前最后这段时间表现得更为强烈。为了让她对情人的回忆，永远刻骨铭心地牢记在心，使心灵得到慰藉，她让人打造了一枚戒指，这枚戒指没有刻上法兰西王家的百合花的徽章（这样一枚戒指她已经派人送给了费尔森），而是刻上费尔森的纹章；这样费尔森在自己的手指上戴着王后的铭文，王后在他们远远分开的日子里，自己的手指上则戴着这位瑞典贵族的徽章。法兰西王后向自己手上看上一眼，就必然会想起远在天边的情人。既然现在终于又有可能，向远方的情人再寄去一个信息，——她预感到——这是最后一个爱情的标记，她要告诉她的情人，凭着这枚戒指，她也要保持住她已献给她情人的这份感情。王后把刻着签名的纹章摁在热的蜡烛油上，把这个复印件通过夏辖耶转交给费尔森：用不着再说任何话语，这个印记说出了一切。王后写信给夏辖耶：“请您把我附在这里的这一复印件，转交给您已知道的那位人士。他在去年冬天从布鲁塞尔过来看我。请您告诉此人，这一铭文从来没有比在此刻更加有效。”

玛丽·安托瓦内特特地叫人打造的这枚印章戒指上的那句：“从来没有比此刻更加有效”的铭文，究竟讲了些什么？这枚法兰西王后特意叫人刻上一位瑞典小贵族纹章的印章戒指，在她从前价值几百万的首饰当中，唯一的一件首饰，即使在监狱里也仔仔细细地戴在手指上守护着，上面的铭文究竟讲了些什么？

这句铭文由五个意大利字组成，这句话在离开死亡只有咫尺之遥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它们是：“Tuttoatemiguida”，“一切都带我到你跟前”。死亡的激情，永远也不熄灭的烈焰，从一位即将赴死的女人，在她活生生的躯体化为灰烬之前，发出的这一无声的问候里，再一次强劲有力地腾空而起。那身在远方的情人知道这颗热爱他的心，直到最后一刻也在为他搏动。在这诀别的问候中，也唤起了对永恒的思索，在行将消逝的万物之中，又重新召来永不消逝的感情。这出宏伟壮阔、无与伦比的爱情悲剧在断头机的阴影之下已经说出了最后一句台词：现在大幕可以落下。

[1] 耶稣的门徒保罗原名扫罗，是罗马军队的士兵，专门迫害基督徒，后来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改名保罗，全力宣扬天主教的教义。详见《圣经·新约》。

[2] 让·彼耶尔·德·巴茨男爵（1754—1822），法国商人，保王党人。

[3] 弗朗索瓦·德·哥格拉男爵（1746—1831），法国军人，曾任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秘书。

第三十七章 最后的孤寂

如释重负：诀别的话已经说出，感情再一次得以自由宣泄。现在以镇静的态度来等待即将到来的事情，这要轻松得多。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和这世界告别。她不再抱任何希望，不再做任何尝试。维也纳宫廷，联军的胜利已经不再指望。自从夏辖耶离她而去，忠实的图兰被公社下令除去之后，她知道，城里已经不再有人救她。通过女密探蒂松，市政当局对于卫兵们密切注意。如果说先前企图营救已经极端危险，现在若再试图营救，简直荒谬之极，不啻自杀行为。

但是有些人出于天性，恰好神秘莫测地为危险所吸引。这些生活中的赌徒喜欢孤注一掷，只有冒险去做办不到的事情，才感到自己力量充溢。对于这些人而言，只有放肆大胆的冒险行径才是人生唯一合适的方式。在平平淡淡的时代，这种人简直无法呼吸。人生对他们而言，过于无聊，每个行动都过于狭窄，过于怯懦。他们需要疯狂的任务，显示他们极度的勇敢，狂野疯癫的目标，尝试去做无谓的、匪夷所思的事情乃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激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当时生活在巴黎，名叫德·巴茨男爵。国王的统治璀璨耀眼，备受尊荣的时候，这位极为富有的贵族，态度高傲地待在幕后；干吗为了一个职位，一个肥缺，低三下四，低头弯腰？只有危险，才把这个天生的冒险家勾引出来。当大家都把那判处死刑的国王彻底放弃之际，这位忠君保皇的堂吉诃德却显出无谓的英雄气概，投入战斗中去营救国王。不言而喻，这个莽撞的家伙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一直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他使用几十个假名躲在巴黎，作为唯一的无名氏孤身抗击革命。他牺牲了全部财产从事无数行动，迄今为止最疯狂的一次乃是，当路易十六被押赴刑场时，突然在八万名武装人员当中，他独自一人跳了出来，挥舞佩刀大声叫喊：“拯救国王的人，都随我来！”但是无人响应。在整个法兰西，没有人有这么疯狂的勇气，试图在大青白日劫走一个人。于是德·巴茨男爵趁卫兵们遭到意外，还没缓过劲来，又潜伏到人群中去。但是这次失败，并没有使他丧失勇气，他就做好准备，超越他自己的这一行动，在国王处死之后，立即制订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大胆计划来营救王后。

德·巴茨男爵以行家的目光，一眼看出革命的弱点，它那内心最深层的，秘密的毒芽，罗伯斯庇尔试图用火烧的铁钳把它清除：开始萌芽的腐化。获得政权之后，革命家们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职位，所有的职位都贴着金钱，这种危险的腐蚀剂一直浸入人的灵魂，犹如铁锈侵蚀钢铁。无产阶级的生活，地位低下的渺小人物，一辈子没有和巨额收入打过交道，手工业工人、抄写员和至今都还失业的宣传鼓动家，现在突然之间有数额庞大的款项来自军需供应，部队征用，由他们分发，出售流亡分子的财产，由他们掌管，不加监督。没有几个人拥有加图式的严格道德规范，抗拒得了这惊人强大的诱惑。在思想和生意之间建立起暧昧的联系，为共和国建立了功勋之后，最狂野的革命者当中有些人就想在革命身上大捞一把。在腐化分子的鲤鱼池里，这些人玩命似的扭成一团，争夺战利品，德·巴茨男爵就在这鲤鱼池里断然抛下他的钓钩，同时悄声说了一句，这句话就是在今天，也和当时一样使人神志昏迷，那就是：一百万。这一百万就是给那些帮助把王后营救出塔楼的人的！就凭着这样一大笔钱，即使是最厚的监狱墙壁也能炸开，因为德·巴茨男爵和夏辖耶不同，不是和那些下等的帮助者，和什么点灯人和个别士兵打交道，他可是大胆而又坚定地全面进攻：他不是收买低级官员，而是收买监督系统的主要机关，尤其是市政委员会中最重要的人物，从前的柠檬水商人米肖尼斯，所有监狱，包括塔楼的监督检查都归他管。德·巴茨棋盘上的第二枚棋子，乃是整个这一区的军事领导人科尔泰。这样一来，这名为警察日夜通缉的保王党人，把塔楼的民政管理机构和军事监督部门都攥在手里。就在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1]里，大家都大声怒斥那“卑鄙无耻的巴茨”时，巴茨却掩护得极为严密，正在逐步完成他的任务。

这位密谋大师德·巴茨男爵，既在谋划、行贿时镇静淡定，同时又有一股烈焰冲天般的勇气。几百名密探特务在全国各地拼命追捕这位男爵，公安委员会已经获悉，他正策划一个又一个旨在颠覆共和国的计划，他却化身为塔楼卫队的一名普通士兵，用伏尔盖这个假名排在队伍里，亲自去侦察地形。这位家私万贯、娇生惯养的贵族，手持步枪，身着一名国民卫队士兵脏兮兮破旧不堪的军装，和其他一切士兵一样，在王后的囚室门前执勤站岗。他是否成功地一直进屋走到玛丽·安托瓦内特本人跟前，这事无人知晓，这对于执行计划本身也并不需要，因为应该分得一百万巨款中很大一部分的米肖尼斯，毫无疑问已经亲自告诉了王后。与此同时，由于买通了的军事指挥官科尔泰表示同意，男爵越来越多的帮手已经偷运到卫队的士兵中间。于是最后在世界史上，出现了最为使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的情况之一：在革命的巴黎，不相干的人若无市政当局的允许，不得进入整个塔楼的院落，在1793年某一个确定的日子，囚禁在那里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位不受法律保护的法兰西王后，竟然完全为共和国的敌人，足足有一营人之多的乔装打扮的保王党人所守卫。他们的首领就是那个被国民公会，被公安委员会以上百道政令和通缉令所追捕的德·巴茨男爵：一位诗人永远也不可能杜撰出比这更加疯狂、更加大胆的情节突变。

巴茨终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发起决定性的奇袭。夜晚已经来临，倘若此举成功，这将是世界史上最为难忘的改变命运的壮举之一。因为在这次行动中，法兰西的新王，路易十七将一劳永逸地从革命的势力范围中救出。在这天夜里，德·巴茨男爵将为共和国的兴衰存亡和命运豪赌一把。天色已经昏黑，一切计划直到细枝末节都已准备就绪。受了贿的科尔泰带着他的分队开进院子，和他一起进入塔楼院子的是这次密谋的首领，德·巴茨男爵。科尔泰调配他的部下，把关键性的出口都交到德·巴茨男爵招募来的保王党人手里。与此同时，另一个受贿的官员米肖尼斯负责各个房间的值勤，已经给玛丽·安托瓦内特、伊丽莎白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儿提供了军用大衣。一到午夜时分，这三个人就该头上戴着军帽，肩上背着步枪，和另外几个冒牌的国民卫队士兵一起，像一支普通的巡逻队，在科尔泰的率领下，齐步走出塔楼，把小王储夹在他们当中。一切似乎都万无一失，计划周密，连最微小的细节都考虑周全。科尔泰作为卫队的司令官，有权随时下令打开大门，让巡逻队进出。由他亲自率领的队伍顺顺当当地走上大街，这已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后面的事情，密谋大师巴茨已经全都做了安排。他在巴黎近郊用假名拥有一幢自己的乡间别墅，警察还从未闯进去过。他们将在这里把国王家人先藏几个礼拜，一有安全的机会，再把他们带过边境。另外还有几个能干而又坚定的年轻保王分子安排在大街上，每个人兜里都藏着两把手枪，一有警报，就阻止追捕者。尽管这个计划疯狂荒诞，大胆惊人，实际上考虑得十分周全，差不多已在实现。

时间已近十一点。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家人已经做好准备，时刻准备跟着营救者就走。她们听见楼下有巡逻队踏着沉重的脚步走来走去，但是看守已经不使她们害怕，因为她们知道，在这身无套裤党人的制服下，跳动着的是朋友的心。米肖尼斯只等着德·巴茨男爵的一个信号。可是突然之间——出什么事了？她们胆战心惊地吓得直跳起来——有人在使劲地敲打监狱的大门。为了避免引起任何怀疑，他们立刻让来人进来。这是鞋匠西蒙[2]，诚实可靠绝不受贿的革命者，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万分激动地冲进大门，想亲自检查一下，王后是否已经被人劫持。几小时前有名宪兵递交给他一张纸条，说米肖尼斯正在策划当天晚上进行背叛。西蒙立刻把这个重要消息转达给市政当局各位委员。委员们并不当真相信他的这个罗曼蒂克的故事；每天都有好几百件告密信像雨点似的落在他们桌上。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塔楼不是有二百八十名官兵在看守，有最为可靠的特派员在检查吗？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就委托西蒙，这天夜里取代米肖尼斯，负责塔楼内部的监督工作。科尔泰一看见西蒙前来，立即明白，一切全都完了。幸亏西蒙丝毫也没有估计到，科尔泰也是帮助者当中的一员。西蒙亲切友好地对他说：“你在这儿，我放心了。”便上到塔楼去找米肖尼斯。

德·巴茨男爵眼看着这个疑心极重的家伙使整个计划失败，飞快地思忖了一下：是不是快速地跟上西蒙，及时地一枪让他脑袋开花？不过这样不妥。因为枪声想必会把其余的卫兵全都召来：再说，他们当中肯定已经出了叛徒。王后已经无法再获得营救：任何暴力行动都会毫无必要地损害她的性命。现在至少要把那些乔装打扮溜进塔楼的人，安然无恙地带出塔楼。与此同时，科尔泰也感到大事不妙，便迅速地把参加密谋的人组成一个巡逻队，德·巴茨男爵也在其中。他们大模大样地走出塔楼的院子，走上大街：密谋者们获救了，王后却被放弃。

这当儿，西蒙愤怒地责问米肖尼斯，要他立即向市政当局去进行辩解。米肖尼斯迅速地把伪装的衣服处理掉，态度坚定不移。他不加反驳地跟随这个危险的家伙，走上那危险的法庭。可是奇怪的是，法庭相当冷淡地打发了西蒙，虽然称赞了他的爱国主义，他的善良愿望和他的警惕性，但是让这个老实的西蒙明白，他是疑神疑鬼，见了鬼了。看来市政当局并没有认真对待这整个密谋。

事实上，市政委员会的委员们非常严肃对待这次逃亡计划，只是小心翼翼地对此不说什么而已，这使人深刻认识到政治的曲里拐弯、神秘莫测。一个非常离奇的行动证明市政当局的态度。福利委员会[3]在审讯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案件时，明确指示公开控诉人，压下那个被西蒙挫败的庞大计划的一切细节，不予提及巴茨和他的帮手们参加了这个计划，只谈试图逃亡这一事实，不提任何细节。市政委员会唯恐让全世界知道，腐败已经多么深重地毒害了他们最优秀的分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去，世界史上最富戏剧性，最匪夷所思的插曲之一，始终瞒过世人，讳莫如深。

不过，似乎最可靠的官员也贿赂公行，市政委员会对此无比震惊，不敢公开审讯那些逃亡计划的帮手们，他们却决定从此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使得这个胆大妄为的女人不可能再进行这类尝试。这个女人非但没有放弃出逃，她那无法控制的心灵冥顽不化，一而再地为争取自由而搏斗。首先是那几个令人怀疑的特派员，尤其是图兰和勒庇特尔被解除职务。玛丽·安托瓦内特则像一个罪犯似的严加监管。深夜十一点，埃贝尔露面。这个市政委员会中最为肆无忌惮的委员，出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伊丽莎白夫人房里。她们两位一无所知，早已上床睡觉。埃贝尔利用公社的一道命令，极为充分地“随意”检查有关人员及其住房。一直到凌晨四点，每个房间，每件衣服，每个抽屉和每件家具，都里里外外彻底搜查了一遍。

可是这次检查的收获却少得叫人生气——一个红皮的旧钱包，有几个可有可无的地址，一只铅笔套，却没有铅笔，有一块打印的火漆，两幅袖珍肖像和其他几件用作纪念的标记，路易十六的一顶旧帽子。再进行一次搜查，依然没有找到可以作为罪证的结果。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为了不致毫无必要地暴露她的朋友和帮手，坚持不懈地把每一张写过字的纸张立即烧毁。这一次也没有给这几名前来搜查的官员，任何微不足道的起诉的借口。市政委员会抓不到任何把柄证明这个机智果断、聪明善战的对手有违法乱纪的行径，可是另一方面又确信，她并没有放弃她那捉摸不定的努力，于是决心在这个女人最敏感的部位，给以沉重打击：那就是她那母亲的感情。这一次，打击正好命中她的心口。7月1日，密谋被揭穿之后不几天，福利委员会受市政委员会的委托，做出决定，把年幼的王储，路易·查理·卡彼，和他母亲分开，不得与母亲进行交谈，安置在塔楼最安全的房间里，或者说得更露骨更残忍些：把储君从他母亲身边夺走。市政委员会保留为储君选择老师的权利，显然是为了感谢那个鞋匠西蒙的高度警惕性，决定由这个最为可靠，备受考验的无套裤党人充当储君的老师。无论是使用金钱，还是诉诸感情，利用多愁善感，他都不为所动。西蒙是个简单朴素，生性粗鲁，来自民间的汉子，一个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无产者，绝不是保王党人胡编乱造、信口瞎说的那个粗野放荡的醉鬼，嗜血成性的虐待狂；可是话说回来，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教师是多么恶毒啊！因为此人大概一辈子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从我们所知的唯一的一封他写的书信证明，他连正字法的基本规律都没掌握：单凭他是诚实的无套裤党人，这在1793年似乎便有足够的资格胜任任何职位。六个月来，革命的精神路线急转直下，国民议会起初还打算让高雅的大作家，《人类精神进步史》一书的作者孔多赛[4]充当法兰西储君的太傅。他和鞋匠西蒙形成了多么可怕的差异。但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字里面，自从建立了监督委员会，自从动用了断头机，博爱这个概念就像“指券”一样贬值；只有平等的思想，或者不如说，暴力平均主义的思想，还统治着革命的最后阶段，激进暴力的阶段。因此这是有意识地展现他们的目的：这个少年王储不得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人，甚至都不得成为有文化的人，而是让他在精神上处于人民当中最低级、最无教养的那群人之中。他得彻底荒废，完全忘却他出身什么家庭，这样也更加便于别人把他忘记。

国民公会已做出决定，玛丽·安托瓦内特丝毫也没有预感到，要把她孩子从母亲的保护下夺走。晚上九点半，市议会的六名议员来敲塔楼的大门。这种残忍的突然袭击的方法，属于埃贝尔惩罚人的体系。他进行视察总以深夜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事先不作预告。孩子早已上床，王后和伊丽莎白夫人还醒着，并未安寝。市里的几位官员走进房门，王后满心疑虑地站起身来；这样的夜访，每次给她带来的都是屈辱或者噩耗，而不是别的。这一次连市政官员们自己也显得有些尴尬。他们要实施的，是个艰难的公务。他们大多数都有儿女，却要去告诉一位母亲，福利委员会下令，要她立即交出自己的独生子，让他永远置于陌生人的保护之下，没有任何外在的理由，也不让她好好地和儿子告别。

那天夜里，在这位绝望的母亲和市政官员之间演出的场景，我们别无其他报告，只有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儿所提供的那份极不可靠的报告。是不是真像日后的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5]所描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泪流满面，苦苦哀求这几名只是奉命行事，完成公务的市政官员，把孩子留给她。王后向官员们叫道，不如把她自己杀死，也不要把她儿子夺走；官员们威胁王后，要是继续拒绝交出储君，他们就要把她儿子和小公主统统杀死（这话听上去不大可信，因为这些官员没有得到这样的命令），最后经过一个多小时你抢我夺的斗争，他们终于使用暴力把那个大声喊叫、拼命哭泣的孩子带走，情形真是这样？官方报告对此一无所知；官员们文过饰非，这样报道：“分离是在感情强烈爆发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样一种时刻会这样，也在意料之中。人民的代表表现得体贴入微，考虑周到，这和他们这项公务的严峻，完全和谐一致。”这里，报告和不报告，党派和党派针锋相对，如果按党派的立场说话，很少说出实情。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这次采用暴力造成的母子分离，无谓的残忍，也许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一生中最沉重的瞬间。母亲特别眷恋这个金发早熟、性情奔放的孩子，想把他培养成一位国王。这孩子话多爱说，开朗欢快，好奇心重，喜欢提问，就是他使母亲在孤寂的塔楼中，日子还可以忍受。毫无疑问，对母亲而言，这个儿子比女儿更加贴心。女儿性格总是阴郁寡欢，情绪恶劣，精神怠惰，在任何方面都无足轻重。她不像这个长得漂亮娇嫩，出奇的头脑清醒的男孩，能给玛丽·安托瓦内特永远活跃的柔情，这么多感情的涌流，而这个男孩却被人以无谓的恶毒，残忍的方式永远从她身边夺走，因为尽管王储继续住在塔楼的范围内，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塔楼只隔开几米。市政委员会的一条不可原谅的形式主义的指令，不允许母亲和自己的儿子说一句话；即使在她听说孩子病了，也不许她去探望儿子：她就像是一个瘟疫病人，不得和孩子有任何接触。甚至于和孩子奇怪的老师，鞋匠西蒙，也不许说话，——这是又一桩无谓的残暴行为——任何有关她儿子的消息都瞒着她。母亲不得不默默地、无助地知道自己的儿子就近在咫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却不能对他问候，不得和他有其他任何接触，除了她和儿子内心感情的交流，这是任何公告都无法禁止的。

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发现，——一个小小的，不能使人满足的安慰！——通过塔楼楼梯里的一扇窗户，可以从四层楼向下窥视院子里的一角，王储有时在那里玩耍。这个备受考验的女人，曾经是这整个王国的王后，现在就一连几个小时无数次白白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是否能偷偷地（卫兵们相当宽容）在她监狱的院子里，一刹那间发现那可爱明亮的孩子身影的轮廓。孩子没有想到，他的母亲从一扇装着铁栅栏的小窗户，往往泪眼模糊地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地在玩——一个九岁的孩子哪里懂得他的命运？——这个男孩很快，实在太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日子过得很开心，他忘记了他是谁的孩子，身上流的是谁的血，用的是谁的姓。他勇敢地大声唱着西蒙和西蒙的伙伴们教他唱的《卡尔玛尼奥勒》[6]和《这样干》，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头上戴着无套裤党人的红便帽，觉得很是有趣。他和看守他母亲的卫兵开开玩笑，——这个孩子现在和她在内心上已经不是隔开一堵石头的墙壁，而是隔着整整一个世界。尽管如此，看到她的孩子这样兴高采烈、无忧无虑地玩耍，虽说不能再用手臂，只能用目光来拥抱她的孩子，母亲的心又跳得非常强烈，非常欢快。这可怜的孩子将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国民公会毫无怜悯之心地把她交到卑鄙的埃贝尔手里，埃贝尔不是在他可耻的报纸《杜歇斯奈老爹》中，写下了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话语：“可怜的民族，这个小顽童迟早要成为你的灾难；他现在越引人发笑，讨人喜欢，将来越是危险，应该把这条毒蛇和他姐姐放到一座荒岛上去，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干掉，再说了，事关共和国的福祉，一个孩子又算得了什么？”

一个孩子算得了什么？对于埃贝尔而言，算不了什么，这点做母亲的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哪一天，这母亲看不见她的宝贝在院子里玩耍，便感到毛骨悚然。因此她打心眼里痛恨的这个敌人走进她的房间，她总因为无助，怒火中烧而浑身战栗，人家就是听从了这个人的意见，才把孩子从她身边夺走，在道德世界里，犯下了最最令人不齿的罪行：对一个战败的女人施行无谓的暴行。革命恰好把王后交到埃贝尔，这个革命队伍里的特西特斯[7]手里，这可是革命史上阴暗的一页，最好把它翻过去不去读它。因为即便是最纯洁的理念，只要它把权利交到小人手里，以革命的名义去做非人道的事情，这个理念也就变得卑下和渺小。

自从孩子的朗朗笑声不再照亮塔楼上铁窗后的房间，这里时间显得漫长，房间变得更加阴暗。再也没有声响，没有消息从外面传来，最后几名出手相助的人已经消失，朋友们都远在他乡，遥不可及。三位孤独的女人日复一日地坐在一起：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的小女儿和伊丽莎白夫人；她们早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互相讲述，再也不会心存希望，也许也不再担惊受怕。尽管冬去春来，不久，夏日来临，她们也不下到楼下的小花园去，巨大的疲劳使她们四肢沉重。在这经受极端严峻考验的几个星期里，王后脸上有一点东西也已熄灭。倘若观看某一位无名画家在这个夏天，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所做的那幅最后的肖像，几乎认不出这就是从前演出牧羊剧的那位王后，洛可可时代的女神，也认不出推勒里宫中依然神情高傲，昂首挺胸进行战斗的那个威仪凌人的女人。在这幅运笔不甚流畅的画上，孀妇的面纱覆盖着已经发白的头发，尽管她才三十八岁，可是经历了过多的苦难，——她已是一个幡然老妪。她从前那双灵动奔放的眼睛，已失去了生气勃勃的光辉，双手因为极度疲劳，慵懒地向下垂落，她坐在那里，准备听从任何呼唤，哪怕叫她去走向终点，她也会驯从地毫不反抗。她脸上往日的妩媚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泰然自若的悲哀，焦躁不安已经不见，如今是极度的漠不关心。远远望去，会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最后一幅肖像，看成是一位修道院院长嬷嬷的肖像，一个不再有任何尘世欲念的女人，看破红尘，对人世不抱任何希望，已经不再过这个人生，已经在过另一个人生。在这张脸上感觉到的不再是美丽，不再是勇气，不再是力量，而只是一种巨大的默默忍受一切的漠不关心。画上的王后已经逊位，女人已经弃绝：只有一个无精打采黯然神伤，年高德劭的妇女，抬起她那明朗的蓝色的目光，不再有任何事情使她愕然，使她惊慌。

几天之后，在拂晓两点钟时，又有人粗暴地敲她的房门，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没有惊慌。在夺走了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情人，她的王冠，她的名誉和她的自由之后，这个世界还能做出什么反对她的事情？她平静地起床，穿好衣服，让特派员们走进她的房间。他们宣读了国民公会的一道政令，要求把卡彼的遗孀移送贡西哀尔杰里监狱，因为已经对她提出了控告。玛丽·安托瓦内特静静地倾听，不作回答。她明白，革命法庭提出控告就意味着判处死刑，而贡西哀尔杰里就意味着死囚牢房。但是她并不哀求也不争吵，也不请求延期审判。她一句话也不回答这些人。他们像杀人凶手似的拿着这么一张通告，夤夜向她发动突然袭击。她满不在乎地让他们搜查她的衣服，把她戴在身上的东西统统取走。只允许她保留一块手帕和一小瓶用来强心的嗅盐。现在她得再一次告别——她都已经告别过多少次了——这一次是和她的小姑子和她的女儿告别。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告别。但是这个世界已经让她习惯了告别。

玛丽·安托瓦内特头也不回，挺直身躯，步履坚定地走到她起居室的门口，快步走下了楼梯。任何帮助她都拒绝接受，把盛装强烈提神香料的小瓶子留给她，以防她力量不济时可以使用，这可实在多余：她从内心已经取得了强大的力量。最最沉重的苦难早已度过：再没有什么比她这最后几个月的生活更阴惨沉重的了。现在比较轻松的事情即将来临：那就是死亡。她简直是迫不及待地向着死亡扑了过去。她如此匆忙地快步走出这座充满了可怕回忆的塔楼，竟然在低矮的出口处的小门口忘记低头——也许是泪水糊住了她的双眼——她的额头重重地撞在门口坚硬的横梁上。陪同人员担心地直跳过来，问她有没有撞疼。她平静地回答道：“不疼，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再能把我弄疼。”

[1] 公安委员会为1792—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的执行机构，拥有警察的全权，监察国家的内部安全，推行恐怖统治。

[2] 安多阿纳·西蒙（1736—1794），激进的雅各宾党人，革命者，死于断头机下。

[3] 1793年4月6日，从国民公会中组成的执行机构，与公安委员会分开，主要任务是监督国民公会和政府的工作，也负责保卫革命。到1793年10月10日，在罗伯斯庇尔领导下，成为权力无限的机构。

[4] 玛利·让·安多阿纳·尼可拉斯·卡里塔·德·孔多赛侯爵（1743—1794），法国哲学家、政治家。

[5] 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即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的长女，玛丽·特蕾丝·夏洛特·德·波旁（1778—1851），1795年法国与奥地利交换战俘，玛丽·特蕾丝·夏洛特获释，前往维也纳，1799年与其堂兄路易-安多阿纳·德·波旁，即昂古莱姆公爵结婚。

[6] 《卡尔玛尼奥勒》，曲名来自意大利一个地名，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

[7] 特西特斯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军队里最丑陋、最怯懦的一个战士。

第三十八章 贡西哀尔杰里监狱

另外一个女人这天夜里也被叫醒了，理查太太，贡西哀尔杰里监狱管理员的妻子。在深更夜半突然交给她一个任务，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准备一间牢房。在公爵们、侯爵们、伯爵们、主教们、市民们，各阶层的受害者之后，现在连法兰西的王后也带到这个死囚的监狱里来了。理查太太着实大吃一惊。对于一个来自民间的女人，听到“王后”这个字就像敲响了一口大钟似的，一阵敬畏之情沁入她的内心。一位王后，把王后安置在她的屋顶下！理查太太立即找出她所拥有的最精致最洁白的床单；美因茨的征服者居斯丁[1]将军的头上也同样悬着刑斧，他必须马上离开他的装了铁窗的囚室。这间囚室在许许多多年以前曾经作过市政厅的会议室；理查太太急急忙忙地把这间阴暗的房间为王后安排妥当。一张折叠的铁床，两个褥垫，两把草垫子软椅，一个枕头，一床薄被，另外还有一个水罐，在潮湿的墙壁前面，铺了一块旧地毯：更多的东西理查太太不得提供给王后。然后她们大家在半是地下室的古老石头房子里等待着。

凌晨三点，有几辆车子隆隆驰来。首先是几名宪兵手持火把走进昏黑的走廊，后面跟着那个善于随机应变的柠檬水商人米肖尼斯，——他巧妙地从巴茨事件中脱身出来，保住了他作为各个监狱总督察的职务。在他身后，在摇曳的灯光照耀下是王后，后面跟着她的一只小狗，这是唯一可以陪她进入囚室的生物。由于时间已晚，省去了王后通常该办的登记手续，要真是办起来，可真是一场喜剧，就仿佛在贡西哀尔杰里监狱里，大家都不知道，法兰西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究竟是谁似的。他们允许玛丽·安托瓦内特立即进入她的囚室休息。管理员太太的使女，一个来自乡下的年轻穷苦的小女孩罗莎莉·拉莫利哀尔不会写字，但是多亏这个姑娘，我们获得了有关王后生命中最后七十七天最真实动人的报告。当时她深受震撼地跟在这位脸色苍白、一身黑衣的女人身后，提出帮她脱衣卸装。王后答道：“谢谢你，我的孩子。自从我身边不再有人帮忙，我就自己侍候自己。”王后先把她的怀表挂在墙上的一个钉子上，为了测量时间，留给她的时间很短，却又无限漫长。然后她就脱衣上床躺下就寝。一名荷枪实弹的宪兵走进囚室，然后关上房门。这出恢宏壮丽的悲剧，最后一幕就此开始。

贡西哀尔杰里是座精选出来的监狱，专门关押政治犯中最为危险的犯人，这点大家在巴黎和全世界，全都知道。一个名字登上这座监狱的收押名单，完全可以看成是开了死亡证书。从关进圣-拉撒尔、卡尔姆、阿巴耶和其他一切监狱还能回到这个世上，关进贡西哀尔杰里监狱者无一生还，或者只有极不寻常的罕见案例。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公众舆论想必认为，迁往这个死囚牢房去关押，已经奏响了死亡舞曲的第一个音符。实际上，国民公会还根本没有想要这样鲁莽地控诉这位王后，这样珍贵的人质。和奥地利进行的交换战俘的谈判迟迟不见进展，这样带有挑衅性地把王后迁往贡西哀尔杰里关押，只不过是对谈判挥上一鞭，促其加速而已，只是一个威胁性的手势：“你们赶快”，只是一个政治上施压的手段。事实上大家已把国民公会中大声喧嚣的控告压了下去，不再作声。这次慷慨激昂地把王后移押至“死神的前厅”，不言而喻，引来外国所有报纸的一阵惊恐的喊叫，作为回答（这正是福利委员会的期望）。在这移押事件发生三周之后，革命法庭的公开起诉人福基埃-丁维勒[2]还一份公文都没有拿到手里，在这次号角齐鸣地大肆喧嚷之后，无论在国民公会还是公社里，没有一次公开的辩论还提及玛丽·安托瓦内特。埃贝尔这头革命的肮脏野狗虽说有时还在他的《杜歇斯奈老爹》里狂吠：“这个‘婊子’终于也该试用一下参孙的领带了”，刽子手“也该用这头母狼的脑袋玩撞柱球运动了”。但是福利委员会高瞻远瞩，纹丝不动地随他连连追问：“咱们干吗要胡扯那么多借口，才把这只奥地利母老虎判刑，干吗去瞎找把她判刑的罪证，她可是血债累累，要是公平对她，完全可以把她碎尸万段。”——所有这些胡言乱语，狂呼怪叫，丝毫也没有影响福利委员会的秘密计划，福利委员会眼睛只瞅着作战地图。谁知道，这位哈布斯堡皇室的女儿还能派上什么好的用场，也许甚至很快就用得上她，因为七月天对于法兰西军队可是灾难深重。每时每刻联军都可能进逼到巴黎城下；何必浪费这样珍贵的一摊鲜血不加利用！所以他们就泰然自若地让埃贝尔大叫大嚷，因为这可以加强这样的印象，就仿佛他们正在计划不久就把王后处决：而实际上国民公会让她的命运悬而未决。玛丽·安托瓦内特未被释放，也未判决。他们只是非常露骨地把宝剑架在她的头上，时不时地把闪闪发光的刀刃往下垂落一些，因为他们希望吓唬一下哈布斯堡皇室，最终，最终能在谈判中就范。

糟糕的是，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移至贡西哀尔杰里关押的消息，丝毫也没吓着她的至爱亲朋：对于考尼茨而言，只要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是法兰西的王后，就是哈布斯堡皇室政策的一笔资产；一旦遭到废黜，成为一个不幸的普通妇女，对于各位大臣、将军和皇帝，完全变得可有可无。外交是不懂多愁善感的。只有一个人，一个完全无权无势的人，这个消息像烈火一样烧灼到他的心里，这就是费尔森。他绝望地写信给他的妹妹：“我亲爱的莎菲，我唯一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大概已经获悉这可怕的不幸的消息，王后被移押至贡西哀尔杰里监狱。卑鄙无耻的国民公会发出政令，把王后交付革命法庭审判。从这一时刻起，我已活不下去，因为像我这样留在世上，经受我所感受的一切痛苦，不能算活。我想，我若至少能为解救她做点什么事情，我也会少受一些痛苦。但是除了到处央告乞求，我什么也干不了，对我真是可怕。只有你可以体会，我在忍受什么样的痛苦，对我而言，一切全都完了，我将永远追悔莫及，只有死亡能让我忘记这事。我什么事也干不了，什么事也不能想，一想就是这位经受沉重严峻考验的尊贵王后所蒙受的不幸。我都没有力气来表达我的感受。我真想献出我的生命来营救她，可惜我办不到；我最大的幸福将是为了营救她而死。”几天之后他又写道：“当我想到，她深锁在一座可怕的监狱里，我往往责备我能自由地呼吸空气。这个想法撕碎了我的心，毒化了我的生命，我一刻不停地在痛苦和愤怒之间翻腾。”但是这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封·费尔森先生对于一个权力无边的参谋本部而言，对于那睿智崇高的伟大政治而言又算得了什么？他别无他法，只好把他的愤怒、怨恨与绝望在他心里熊熊燃烧，烧毁他灵魂的全部地狱的邪火，一再化为无效的连声哀求央告发泄出来，跑遍各部门的接待前厅，逐一请求将军、政治家、君王、流亡者们，千万别这样可耻地冷眼旁观，法兰西的一位王后，哈布斯堡皇室的一位公主正受到屈辱，遭到杀害。但是他到处碰壁，遇见的人都对他躲躲闪闪，他们彬彬有礼，然而态度冷漠，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忠心耿耿的埃卡尔特[3]麦尔西伯爵，他觉得态度也“冷若冰霜”。麦尔西对费尔森态度恭谨，但是断然拒绝他干预此事，不幸的是恰好在这个时候，个人怨恨对麦尔西发生了影响：麦尔西永远不能原谅费尔森和王后关系过于亲密，超过了礼仪允许的界限。他可不愿让王后的情人，这唯一的一个深爱王后和她生命的人——来规定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但是费尔森并不让步。众人冷冰冰的态度，和他炽热的烈火形成如此可怕的区别，简直使他发狂。既然麦尔西拒绝，费尔森就去求助于国王家庭另一个忠实的朋友，德·拉·马克伯爵，当年曾经主导过王室和米拉波的谈判。伯爵表示理解，态度也更有人情味。德·拉·马克伯爵便去找麦尔西，提醒老人二十五年前向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所做的允诺，直到最后一刻都要保护她的女儿。在麦尔西的书桌上，他们共同撰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函，致奥地利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封·科堡亲王[4]：“只要王后还没有直接受到威胁，我们还可以保持沉默，由于担心会唤醒把王后团团围住的野蛮人的怒火。可是今天，王后已被交付给一个血腥的法庭，每一个拯救王后的措施，都将变成您的职责。”在德·拉·马克的鼓动下，麦尔西要求科堡亲王立即迅速率领军队向巴黎挺进，为了在巴黎扩大惊恐；其他任何军事行动都应退居这一最为必要的行动之后。麦尔西警告：“请您听我说，倘若在这样一种时刻，我们无所作为，我们大家有朝一日都会感到遗憾。后世无法相信，这样令人发指的罪行竟然会在离开这些常胜的军队只有几小时路程之遥的地方发生，而这些军队居然没有设法加以阻止。”

这个及时拯救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要求可惜是向一个软弱无能，尤其是极端愚蠢，空空如也的脑袋瓜提出的。联军总司令科堡亲王于是做出了相应的回答。就仿佛1793年大家还都生活在巫师横行，宗教法庭的时代，这位以其“无能”著称的亲王建议，“倘若他们敢对王后陛下御体做出丝毫暴力行动，我们就把新近擒获的四名国民公会议员，活活地用车刑处死”。麦尔西和德·拉·马克两人都是高雅而有文化的贵族，听到这样的蠢话真是瞠目结舌，发现和这样一个蠢货交涉毫无意义，因此德·拉·马克便恳请麦尔西，火速致函维也纳宫廷：“请立即另派一位信使，务必让那边的人认识到全部危险，请您表达最严重的忧虑，可惜现在实在太有理由担忧。有必要让维也纳的人终于理解，对于皇帝政府这将是多么难堪，我甚至敢说，是多么糟糕，倘若历史有朝一日会说：离开强大的、常胜的奥地利只有四十英里之遥，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崇高的女儿命丧断头台，而人们不作任何努力出手援救。对于这样的事情，这将是我们皇帝徽章上的一个拭抹不掉的污点。”为了给这位行动不大灵活的老先生再添一把火，德·拉·马克又补充了一句对麦尔西个人的警告：“请您允许我再说一句，所有的朋友们都非常尊敬您真诚的感情，可是现在我们的宫廷陷入一种灾难深重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之中。在目前这种令人深感遗憾的情况下，您若不从一开始便努力，并且一再重新努力设法把我们宫廷从麻木状态中震醒，世人一向不公正的判断就不会正确地评价您的真诚的感情。”

受到这样一种警告的刺激，老麦尔西终于毅然决然地行动起来，立即上书维也纳：“眼看着自己尊贵的姑母受到命运的威胁，而不设法帮她摆脱这种命运或者甚至挣脱这种命运的威胁，我反躬自问，难道这样做符合皇帝的尊严和利益……难道皇帝在这种情况下无须尽到特别的义务？……我们可不能忘记，我们政府的态度有朝一日要受到后世的评判；倘若吾皇陛下既不设法出手相救，又不打算为此做出牺牲，难道就不害怕后世评判的严峻？”

这封信函出自一位公使之手，可以说是相当勇敢，但却冷冷地放在宫廷办公厅的某一个档案卷宗里，未作回答，蒙上灰尘。弗朗茨皇帝丝毫不想为这事动一根指头；他悠哉游哉地在美泉宫中到处散步，科堡亲王则心情平静地等在他的冬季宿营地里，让他的士兵操练个没完，直到溜号的逃兵比一场浴血战斗中丧失的战士更多。各国的君王全都保持平静、冷漠，丝毫也不担心。因为在古老的哈布斯堡皇室，多一点荣誉，少一点荣誉又算得了什么！谁也不为援救玛丽·安托瓦内特动一根指头，麦尔西勃然大怒，尖刻地说道：“他们即使亲眼看见玛丽·安托瓦内特迈步走上断头台，也不会出手相救。”

对科堡亲王，对奥地利已不能指望，对王子们，对流亡者们和亲戚们也不能指望——于是麦尔西和费尔森就自己行动，尝试最后的办法：行贿。通过舞蹈家诺韦尔，通过一个来路不明的银行家把钱寄往巴黎：谁也不知道这些钱落到谁的手里。他们首先设法接近丹东，——罗伯斯庇尔的嗅觉无误——普遍认为丹东容易接近；奇怪的是，他们走门路也走到埃贝尔那里，尽管大多数行贿受贿都没有证据，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位主要的狂呼乱叫的家伙，几个月来像癫痫病人似的怒吼咆哮，要让这个“婊子”鱼跃一次跳进鬼门关去，现在却突然要求把她带回塔楼里去。究竟这些怕见阳光的谈判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或者可能会取得多大成功，谁又说得清楚呢？反正这些金弹射出的时间已经太晚。因为正当这些机灵的朋友们在设法拯救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时候，一个最不机灵的朋友已经把她推进深渊：在她一生中一直都是如此，她的朋友比她的敌人给她带来更多的灾难。

[1] 亚当-菲利普·德·居斯丁伯爵（1740—1793），法国将军，占领普鲁士的美因茨，声名大噪，后因战争失利获罪，有反对雅各宾党人的言论，死于断头机下。

[2] 福基埃-丁维勒（1746—1795），法国革命者，大革命时期任革命法庭的公诉人。罗伯斯庇尔倒台后，他也被判处死刑。

[3] 埃卡尔特，德国民间传说中的忠贞骑士。

[4] 弗里特里希·约西阿斯·封·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特亲王（1737—1815），在奥地利军中服役，1792年成为奥地利对法战争的总司令。

第三十九章 最后一次营救

大革命时代所有的监狱当中，以贡西哀尔杰里这座“死神的接待室”规章制度最为严格。这是一座年代久远、石头砌成的建筑物。厚重的墙壁无法穿透，拳头般厚实的房门都箍上铁皮，每扇窗户都装了铁栏杆，每道走廊都有路障阻拦，有整整几连卫兵团团围住，完全可以在监狱的巨石墙上刻上但丁的名言：“必须放弃一切希望……”[1]严格的监管制度，几百年来经受考验。恐怖时期大批犯人送到这里，监管制度更加严格了几倍，狱中囚犯根本不可能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因为这里的监管人员并不像塔楼里的看守选自外行的卫兵，而是一些狱卒中的老手，任何花招都能识破。另外，未雨绸缪，在犯人当中安插了一些所谓的“绵羊”，一些职业密探，他们会把每一个越狱计划事先向官厅报告。不论何处，只要一个制度试用了几年，乃至几十年之久，对于个别人而言，要想反对它似乎毫无希望。

但是，面对一切集体主义的暴力，神秘莫测的安慰乃是：个别人只要不屈不挠，坚定不移，最后证明几乎总是比任何制度都更加坚强。只要人的意志未被摧折，人性总会摧毁纸上印的命令；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一个例也是如此。搬来几天之后，凭着那股半是从她的名字散发出来的神秘魔力，半是从她个人举止的高贵尊严显示出来的力量，就是在贡西哀尔杰里监狱里她也使那些理应看守她的人员，都成了朋友、帮手和仆人。管理员的妻子其实别无其他任务，只是打扫打扫房间，做顿粗陋的饭菜。可是她却以感人的细心，为王后精心制作最佳菜肴；她主动建议为王后理发；并且每天特地从另外一个城区去弄来一瓶玛丽·安托瓦内特爱喝的饮用水。管理员妻子的侍女，又利用每个机会飞快地溜进这个女犯人的囚室，主动发问，看她能帮上什么忙。那些一脸严肃的宪兵长着两撇往上直翘的胡子，挂着宽宽的、铿锵直响的佩刀，荷枪实弹，照理应该禁止这些事情才对，他们又干些什么呢？他们——审讯的记录证明——自觉自愿地每天自己花钱从市场上买了鲜花，送进王后荒芜一片的囚室。下层的人民，生活比市民更接近不幸，可恰好在他们当中，却对这位王后有着一种感人的同情之心，在这位王后养尊处优的日子里，人民可是对她深恶痛绝。贡西哀尔杰里监狱附近的女商贩们，听理查太太说她是给王后买的鸡或者蔬菜，她们就仔仔细细地把最好的货物挑选出来给她。福基埃-丁维勒在审讯时不得不非常恼火，极为惊讶地确认，王后在贡西哀尔杰里比在塔楼日子要好过得多。恰好在死神残忍已极地笼罩一切的地方，人们身上的人性作为无意识的抵抗力量，勃然升起。

在对待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样重要的国家重犯身上，监守的状况如此松懈，想到她先前曾经有过的逃亡企图，乍一看，的确令人惊讶。但是只要想到，这座监狱的最高督察不是别人，而是柠檬水商人米肖尼斯，他曾插手塔楼密谋，予以帮助，有些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透过贡西哀尔杰里监狱厚实的方石砌成的墙垣，德·巴茨男爵的一百万金币发出粼粼鬼火，也照样像闪烁着诱人的微光，米肖尼斯依然在扮演他那惊人大胆的双重角色。他每天都恪尽职守，严肃地走进王后的囚室，摇摇铁窗，检查房门，一丝不苟地向公社报告他对囚室的这些探视。公社暗自庆幸，任命了一个这样可靠的共和党人充当看守，充当监察。而实际上，米肖尼斯每次都只等着宪兵离开房间，便和王后近乎亲切地闲聊，把王后渴望知道的关于她儿女的消息从塔楼带来；有时候，不论是由于贪财还是出于好心，他在视察贡西哀尔杰里监狱时，甚至会私自带进一个好奇心重的人来。有一次带来一个英国人，或者一个英国女人，也许就是那个古怪的阿特金斯女士。有一次带来一个未曾向共和国宣誓效忠的神父[2]，这位神父应该听到了王后的临终忏悔。有一次带进来一位画家，多亏这位画家，我们才看到卡尔特伐莱博物馆中的那幅肖像。最后也极为糟糕地带进来了那个大胆的蠢货，他的鲁莽冒失使得所有这些自由和优待全都一下子摧毁殆尽。

这个臭名昭著的“康乃馨事件”，这桩“丁香密谋”，日后被大仲马改写成一部宏伟的长篇小说，是桩不清不楚的故事，大概永远也不可能把这个故事完全讲透，因为法庭档案的报告很不完整；故事真正的主人公所讲述的极为可疑，听上去有夸大吹牛的味道。倘若相信市政当局和监狱的最高督察米肖尼斯的说法，那么整个事件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插曲。他有一次在晚餐时和朋友们谈起王后，职责所在，他每天都得去监狱里探望王后。这位陌生的先生，他不知道此人的姓名，表示十分好奇，问他是否可以陪他前去一次。他心情很好，也没有多加考虑，就把这位先生带着一同巡视牢房，不言而喻，得保证不和王后说一句话。

难道德·巴茨男爵的心腹米肖尼斯，真的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天真？难道他真的没有费心动问一下，他要偷偷带进王后囚室的那位陌生的先生究竟是谁？他要是打听一下就会知道，此人乃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个老熟人，德·罗杰维勒骑士[3]，是6月20日拼着性命捍卫王后的那些贵族当中的一个。但是从一切迹象来看，这位大力帮助过德·巴茨男爵的米肖尼斯，有很好的理由，尤其是听上去十分重要的理由，没有多问这位陌生的先生究竟有什么意图，也许密谋已经非常成熟，远远超过今天那些抹去的痕迹让人看到的程度。

反正在8月28日这天，囚室门上的钥匙咣啷咣啷地直响，王后和宪兵都站起身来。每次囚室的房门一打开，王后第一眼几乎总会大吃一惊，因为几个星期，几个月以来几乎每一次官方有人出人意表的来访，都给她带来恶劣的消息。可是这次并非如此，只是秘密朋友米肖尼斯，在某一个陌生先生的陪同下前来，被囚的王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陌生人。玛丽·安托瓦内特吁了口气；她和米肖尼斯闲聊，打听她孩子们的情况：当母亲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迫切的问题总是有关她的儿女。米肖尼斯作了友善的回答，王后的情绪几乎开朗起来：这短短的几分钟，打破了囚室里灰色玻璃罩似的沉默，母亲在别人面前说出了自己孩子们的名字，这对她而言，永远意味着幸福。

可是突然之间，玛丽·安托瓦内唰地一下脸色煞白。霎时间，她面无血色。然后血液才突然涌入她的面颊。她开始浑身哆嗦，勉强挺直身子。实在过于出人意表，王后认出了罗杰维勒。此人在宫中曾上百次地待在她身边，她知道，此人什么大胆鲁莽的事情都干得出来。这是怎么回事——时间飞快掠过，没法把一切都想上一遍——这个稳妥可靠的朋友一下子出现在她的囚室里，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想营救她？跟她说些什么？转告什么？她不敢跟罗杰维勒说话，因为害怕宪兵和打杂的女工，都不敢过于露骨地望他一眼。可是她发现，罗杰维勒一个劲地给她打暗号，可惜她看不懂。几个月来，发现有个使者就在身边，看不懂来者的信息，这既使她欣喜异常，同时又使她痛苦激动。这个女人被突然惊醒，心里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怕自我暴露。

也许米肖尼斯觉察到王后有些神色慌乱；反正他想起还得去巡视一下其他的牢房，便急急忙忙地带着那位陌生人离开了王后的囚室，可是明确宣布，回头还要再来。

玛丽·安托瓦内特独自留了下来——膝盖一直哆嗦——她坐了下来，尽量稳住心神。她决定，等这两个人回来，一定要比第一次意外相遇时，精神更加专注，心情更加平静地注意每一个暗号，每一个手势。果然，他们又回来一次，钥匙又咣啷咣啷地响了一回，米肖尼斯带着罗杰维勒又一次走进囚室。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又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心绪。她一面和米肖尼斯谈话，一面更加犀利，更加警觉，更加自控地观察罗杰维勒。突然她发现罗杰维勒手指迅速地一弹，什么东西给扔到火炉后面的角落里。她的心脏怦怦直跳，她按捺不住，急于读一下信息的内容；米肖尼斯和罗杰维勒刚一离开囚室，玛丽·安托瓦内特便神态自若地找个借口把宪兵也跟着打发出去。她利用这无人监督的一分钟，一下子就把扔在角落里的东西抓到手里。怎么回事？只是一朵康乃馨？可是不对，在康乃馨里夹着一张叠好的便条。她打开来读道：“我的恩人，我永远也忘不了您，我将永远寻找一切方法，向您证明我愿为您牺牲的决心。您若需要三四百金路易给您身边的人，我将下周五带来。”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不幸的女人，在经历了这一充满希望的奇迹之后的心情。天上浓密的乌云又一次像被天使的宝剑劈开，露出晴空。她的一个心腹，路易骑士团的一名骑士，一个熟悉可靠的保王党人，居然不顾一切禁令，藐视公社的种种措施，一直闯进这可怕已极、无法接近的死屋中来：救星想必近在咫尺。肯定是亲爱的费尔森一手安排了这一切，一定又有强劲有力的不知名的帮手参与此事，为了在濒临深渊之际，营救她的性命。霎时间，这个早已万念俱灰、一头白发的女人又获得了生的勇气和愿望。

她有了勇气，糟糕的是，甚至有了太多的勇气。她有了信任，可惜有了太多的信任。她立刻明白，这三四百金币应该用来贿赂她室内的宪兵；只有这一点是她的任务，其他的一切，朋友们自会处理。她突然燃起乐观主义的火花，立即开始行动。她把那张会暴露实情的纸条撕成碎片，自己准备了一个回答。监狱方面拿走了她的羽毛笔、墨水和铅笔，她只有一小张纸。灾难使人脑子灵活，——她把这张纸取来，用她的缝衣针把回答拼成字母，扎在纸上。这张纸条作为圣物保留了下来，当然后来又扎上其他的针孔，已无法卒读。王后把这张纸条交给宪兵吉尔伯尔，答应给他高额酬劳，要他等那个陌生人再来时，把纸条交给那人。

现在这个事件就蒙上了阴影。似乎是宪兵吉尔伯尔内心产生了动摇。三百金路易，四百金路易对于这样一个穷鬼来说，自然闪烁着诱人的光芒；但是断头机上的刑斧也发出阴森可怕的耀眼闪光。他同情这个可怜的女人，但是他也害怕失去他的职位，怎么办？执行这个任务就是背叛共和国，倘若告发这件事，就是滥用了这个可怜的不幸女人的信任。于是这个老实的宪兵首先就走上了中间道路，他向管理员的妻子，那位全能的理查太太倾诉了这件事情。瞧，这下子理查太太分担了吉尔伯尔的尴尬。她也不敢保持沉默，也不敢公开说出此事，更不敢掺和到这样一件要砍脑袋的密谋中去；说不定她耳边也响起了那成百万银币神秘的叮叮当当的声响。

最后理查太太和那个宪兵吉尔伯尔干的一样：既不告发，也不完全沉默。完全和那个宪兵一样，她把责任推开，只是把这张秘密书简的故事，极为机密地告诉了她的上级米肖尼斯。米肖尼斯听到这个消息，当即脸色发白。难道米肖尼斯先前已经发现，他带进监狱的罗杰维勒就是王后的一名帮手，还是说，他直到此时此刻才知道这点？究竟他对这一密谋是知情的，还是说，罗杰维勒骗了他？反正现在一下子有了两个知情人，他感到很不自在。他神色极端严肃地从善良的理查太太手里，把那张可疑的纸条拿来塞进自己的口袋，并且命令理查太太不得和别人谈起这件事情。他希望这样一来，可以弥补王后行事不够谨慎的疏失，顺顺当当地了结这桩棘手的事件。不言而喻，他没有继续向上级报告；就像上次和德·巴茨一起搞的那桩密谋一样，一旦形势危险，他就悄悄地从事件中抽身出来。

其实事情也就此可以风平浪静。可是要命的是，这事让那个宪兵心里总是七上八下，不得安宁。也许给他满满一把金币可以使他闭嘴，可惜玛丽·安托瓦内特没钱。渐渐地，宪兵吉尔伯尔担心起他的脑袋来了。在他勇敢地面对他的同伴和官厅，完全保持沉默了五天之后（这是这件事情值得怀疑，神秘莫测之处），他终于向上级打了报告；两小时后，市政委员会的特派员们万分激动地冲到贡西哀尔杰里监狱，对一切有关人员都进行审讯。

王后首先矢口否认，她谁也没有认出来。特派员们问她，几天前她有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她冷峻地答道：她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写字的文具。米肖尼斯一开始也装聋作哑，希望大概同样已经受贿的理查太太也会保持沉默。可是理查太太说，她已经把纸条交给了米肖尼斯，这下米肖尼斯只好出示这张纸条（但是他聪明地已经事先把纸条上的那封信用针孔扎得读不清楚）。第二天进行第二次审讯时，王后放弃抵抗。她宣布她在推勒里宫时就认识那人，收到此人放在康乃馨里面的一封书简，并且作了回答。她不再否认自己参与此事和自己的罪行。

但是她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保护这个愿意为她牺牲性命的人，没有说出罗杰维勒的姓名，只是声称她已记不清这位近卫军军官的姓名。她非常高尚地掩护了米肖尼斯，从而救了他一命。但是二十四小时后，市政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就已经知道了罗杰维勒的名字。警察们徒劳无功地满巴黎追捕这个想要营救王后的人，而实际上他只是确定了王后非死不可的下场。

因为这次密谋开始得极为笨拙，大大加速了王后不幸的命运。对待王后的宽容态度，官方原来一直采取默认的态度，表示容忍。如今一下子戛然而止。她所有的财产，最后几只指环，全部没收。甚至她从奥地利带来的一只小金表，对她母亲的最后一件纪念品，以及她充满柔情地存放着她孩子们头发的圆形小装饰盒，也被没收。不言而喻，遭到没收的还有几枚缝衣针，就用这些缝衣针，她突发灵感，写了给罗杰维勒的那封书简。晚上禁止她点灯。态度宽厚的米肖尼斯被免职，同样免职的还有理查太太，改由波尔太太担任新的女看守。同时市政委员会在9月11日颁布的政令中规定，这个一再企图越狱的女犯人，得移送到一个比原来的囚室更加安全可靠的囚室里去监禁；可是在整个贡西哀尔杰里找不到一个牢房，让担惊受怕的市政委员会感到足够可靠，就把药剂师的房间腾出来，加上双重的铁门。窗户可以望到女囚庭院[4]，如今砌上砖头，足足有半个铁栏高，窗下设立双岗。隔壁房间里的宪兵轮流站岗，用生命担保女囚不得越狱。按照一切人世间的考量，现在任何不相干的人都不得再进入囚室：除了那个由于职务的缘故，应召前来的人：刽子手。

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可就茕茕孑立，彻底孤立地站在她最后的一个台阶，最下面的一个台阶之上。新的监狱看守尽管对她怀有好感，都不敢和这个危险的女人再说一句话，宪兵们也是如此。她的小金表原来用微弱的嘀嗒嘀嗒的声音，为她把无限的时间切碎，现在已被没收。针线活也被拿走，什么都没给她留下，只留下那只小狗。经过二十五年，陷入这彻底遭到抛弃的境地，玛丽·安托瓦内特才想起她母亲经常向她推荐的安慰：她生平第一次要求书籍，用她视力模糊，一直发炎的眼睛一本接一本地读书，人们都来不及给她提供。她不要长篇小说，不要戏剧作品，不要内容欢快，多愁善感的图书，不要爱情故事，这太容易勾起她对往日的记忆，只要非常狂野的冒险故事，库克船长[5]的游记，沉船的故事，大胆的航行，那些动人心弦，使人迷恋、激动、紧张的书籍，让人忘记时代和世界。杜撰虚构的梦想出来的人物，是她孤寂之中绝无仅有的伴侣。没有人再来探望她，一天到晚她只听见附近圣-夏佩勒教堂的钟声和钥匙在锁孔里吱嘎旋转的声响，然后又是一片寂静，在这低矮的房间里，永无止境的寂静，这房间狭窄、潮湿、黑暗，活像一口棺材。缺少活动，缺少新鲜空气，大大削弱了她的身体，过量的月经失血使她浑身疲惫无力。等到叫她去上法庭的时候，她已是一个满头白发的幡然老妪，从这漫漫长夜走到那久违的阳光之下。

[1] 但丁的名诗《神曲》“地狱篇”中描写地狱的门口有一句铭文：“进来的人们，必须放弃一切希望。”

[2] 大革命爆发后，革命政府要求全体天主教神父向共和国宣誓效忠，否则即遭到迫害，投入监狱。

[3] 亚历山大·多米尼克·约瑟夫·龚斯·德·罗杰维勒骑士（1761—1814），为法国大革命中的保王党人，“康乃馨事件”的主人公。

[4] 女囚庭院为坐落在巴黎西岱岛上的古监狱贡西哀尔杰里的一部分，是供女囚放风和洗衣的院子。

[5] 詹姆士·库克船长（1728—1779），英国航海家，多次在太平洋上航行，有许多冒险经历，在夏威夷与土著人战斗中战死。

第四十章 无耻之尤

最后一步台阶已经走完，道路通向终点，命运所能编造的矛盾的极度紧张已经完成。这个生于皇宫之中，曾经拥有自己宫殿里几百个房间的女人，如今住在一间装着铁窗，一半埋在地下的狭小斗室里，又潮湿又阴暗。这个酷爱奢侈的女人，身边曾经堆满了千百件精致绝伦、巧夺天工的奇珍异宝，价值连城，如今房里连一口柜子，一面镜子，一把靠背椅也没有，只有极为必需的东西，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铁床。往日有无数侍从组成浩浩荡荡的、极为自负的一群人马围在她身边，为她效劳，一位高级御用女总管，一位宫廷贵妇，一位宫中梳妆女官，两位贴身宫中女侍白天值勤，两位贴身宫中女侍夜里值勤，一位朗读者，一位御医，几位外科御医，一位秘书，宫中御膳总管、仆役若干，宫中司库总管、御用理发师、御用厨师若干，宫廷侍童若干。如今她自己梳理她那已经变白的头发。从前每年需要制作三百套新衣的女人，现在睁着半已失明的眼睛，缝补她破损不堪的囚衣的贴边。曾经坚强的女人，已经疲劳不堪。以前艳光四射惹人渴慕的美女，如今脸色苍白，老态毕露。以往从正午到深夜都喜欢高朋满座，宾客如云，如今独自沉思，彻夜不眠，直到铁窗后面晨光初露。夏天日益退去，幽郁的囚室越发阴森，犹如棺材，因为暮色越来越早地侵入囚室，自从监守的规定得到加强，玛丽·安托瓦内特晚上不许再点灯火；只有一盏油灯可怜巴巴的微弱光亮，通过上面的一个玻璃天窗，从走廊射进这一片浓重的黑暗以示同情。可以感到已是秋天来临，寒冷从赤裸裸的石头地板上升起，弥漫在附近塞纳河上的雾气迷蒙的潮湿，透过墙壁浸入囚室，每根木头摸上去都又湿又烂；囚室里充溢着腐烂霉坏的气味，死亡的味道越来越浓重。内衣破损，外套朽烂，一阵阵湿冷爬进骨头缝里，化为关节炎的锥心疼痛。这个内心冻僵的女人越来越疲倦，她曾经——对她的感觉而言，这已是千年前的往事——是这个国家的王后，是法兰西生活乐趣最为旺盛的女人。现在她的周围，寂静越来越冷酷，时光越来越空寂。倘若叫她现在去死，她不再会大吃一惊，因为身在这间囚室里，已活生生地经历了何为葬身棺材之中。

那年秋天刮过全世界的惊天动地的疾风暴雨，没有丝毫声响侵入巴黎城里这座住着活人的坟墓。法国大革命还从来没有比此时此刻更加危机四伏，形势严峻。法兰西共和国的两座最坚固的堡垒，美因茨和瓦伦西哀纳已经沦陷，英国人攻占了最重要的军港。法兰西的第二大城市里昂已经起义，殖民地全部丧失，国民公会里争论不休，巴黎在闹饥荒，情绪沮丧，意志消沉：共和国眼看着就要覆灭。眼前拯救共和国只有一条：大胆抗击，拼命挣扎，勇于挑战，视死如归。共和国只有让别人害怕，自己才能克服害怕心理。“把恐怖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这句使人心惊胆战的话，响彻国民公会的大厅，使人汗毛直竖，事实肆无忌惮地证实了这句威胁。吉伦特党人遭到清洗，奥里昂公爵和其他无数人提交革命法庭。刑斧挥舞起来，这时比约·瓦莱纳[1]站起身来提出要求：“国民公会刚才给叛国者们一个巨大的严肃处理的范例，这些叛国者不遗余力地准备让自己的国家灭亡。但是国民公会还有义务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一个女人，她是人类和女性的耻辱，终于应该在断头台上为她的罪行赎罪。现在大家到处议论纷纷，说她又被迁回塔楼囚禁，对她进行了秘密审讯，革命法庭已经洗刷了她的罪行，就仿佛一个身上沾满了千万人鲜血的女人，会被法兰西法庭，法兰西的陪审团宣布无罪开释似的。我要求革命法庭在本周之内能对她做出判决。”

尽管这个提案不仅要求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做出判决，也毫不掩饰地要求把她处死，这个提案毫无异议地得到通过。可奇怪的是：福基埃-丁维勒，这位平素雷厉风行，像台机器一样冷静迅速办案的公诉人，现在还犹豫不决，十分可疑。他非但本周没有提出针对王后的动议，下一周，下下周也未提出，不知道是有人暗地里拖住了他的手，还是这个心如铁石的人平素以变戏法的速度，把白纸变成鲜血，把鲜血变成白纸，此刻真的还没有掌握站得住脚的证明文件？反正他延宕着，一个劲地把控诉拖了又拖。他致函公安委员会，要求给他提供材料，奇怪的是，公安委员会方面也引人注目地迟迟不予作答。最后，公安委员会把几份不大重要的文件收集在一起：康乃馨案件的审讯资料，一份证人名单，国王案件的卷宗。可是福基埃-丁维勒还一直没有出手，不晓得他还缺少什么，要不是缺少秘密指令，要他终于起诉，就是缺少一份无往不利的文件，一样显而易见的犯罪的真凭实据，可以给他的公诉书添加光彩，显示共和主义者义愤的火焰，缺少一桩令人发指，使人激奋的罪行，无论是作为女人犯的过失，还是作为王后犯的罪过。这慷慨激昂地要求提出的控告似乎又要无果而终。正在最后时刻，王后最无情最坚决的死敌埃贝尔，突然把一份文件塞到福基埃-丁维勒手里，这是整个法国大革命中最可怕、最卑鄙的一份文件。这个强烈的动力决定了一切：整场诉讼一下子便得以起动。

发生什么事了？9月30日，埃贝尔出乎意料地收到王太子的导师鞋匠西蒙，从塔楼寄来的一封信。信的第一部分是陌生人的笔迹，按照正字法的要求，写得规规矩矩、清清楚楚：“你好！赶快过来，我的朋友，我有些事情要对你说，很乐意看见你；你设法今天就能过来，你将发现，我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共和主义者。”信的剩余部分则相反，是西蒙亲笔写的，拼法错误百出，稀奇古怪，显示了这位“导师”的教育水平：

“Je te coitte bien le bon jour moi e mon est pousse Jean Brasse tas cher est pousse et mas petiste bon amis la petist e fils cent ou blier ta cher soeur que jan Brasse.Jan tan prie de nes pas manquer a mas demande pour te voir ce las presse mois.Simon，ton amis pour la vis.”[2]埃贝尔忠于职守，雷厉风行，毫不迟疑地赶去会见西蒙。他听到的一切，甚至对于这个老练已极、刀枪不入的家伙都觉得阴森可怕，他本人都不愿继续插手这件事情，而是由整个市政委员会建立一个委员会，由市长担任主席，全体一起前往塔楼，就地以一式三份（至今还都保存下来）的审讯记录，记下针对王后的决定性的控诉材料。

如今我们就接近了长期以来难以相信，心灵上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接近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历史上的那个插曲，只有考虑到那个时代神经上的过分刺激，公众舆论几年来受到的系统的毒化，才勉强可以理解这个插曲。小王储是个非常早熟、激情奔放的小孩。几周前，他还在母亲的保护之下的时候，在玩耍时让一根木棍弄伤了睾丸，找来治疗的外科医生给这孩子贴了一张疝气带子，这个事件似乎也就处理完毕，被人遗忘。这事发生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还囚禁在塔楼的时候。可是有一天，西蒙和他老婆发现，这个管教不严的早熟的孩子正在做某种男孩会犯的顽劣行为，大家全都知道的“手淫”。孩子被当场抓获，没法否认。西蒙于是追问，是谁教他染上了这个恶习。这不幸的少年被逼，信口就说，或者在诱导下说出，是他母亲，他姑母，诱导他染上这个恶习。西蒙觉得这头“母老虎”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便是干了妖魔鬼怪干的恶事，他也会信以为真，就连连追问，问个没完。一个母亲的品德竟然如此堕落，他愤怒异常，最后逼得孩子说出，这两个女人在塔楼时，常常把他叫到床上，他的母亲就和他干出乱伦的罪行。

一个不满九岁的男孩说出这样骇人听闻的话来，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正常的时代，都不言而喻，只会报以极度的怀疑。但是由于革命方面散发的数不胜数的污蔑性的小册子，早已深入到人们的血液之中，坚信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情欲上贪得无厌，即使说亲生母亲对她八岁半的儿子进行性侵，这样荒谬绝伦的指控也没有引起埃贝尔和西蒙的怀疑。相反，这两个狂热的丧失理智的无套裤党人，觉得这件事情完全合乎逻辑，清楚明了。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巴比伦的大婊子，这个腐化堕落，搞同性恋的娘儿们，早在她的特丽雅侬宫里就习惯于每天都得消受几个男人和几个女人。他们于是得出结论：这样一头母狼，囚禁在塔楼里，找不到任何伴侣来满足她厉害无比的花痴欲念，就扑向她自己无助无辜的孩子，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不过的事情。埃贝尔和他那些可悲的朋友们完全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刻也不怀疑这个孩子谎话连篇，对自己母亲做出控诉的正确性。现在只需要把王后的耻辱，白纸黑字固定在记录上，以便全法兰西都能获悉，这个卑鄙下流的奥地利娘儿们这一极端严重的道德败坏的罪行，这个娘儿们嗜血无厌，罪恶累累，上断头台只能算是从轻处罚了。于是举行了三次审讯，审问一个不满九岁的男孩，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和伊丽莎白夫人——场面是如此恶劣，如此无耻，真可以把它当作并不真实的事情。可是，这些可耻的文件，今天不是还存放在巴黎的国家档案馆里吗？虽然纸张有些发黄，可是还清晰可读，并且还有这两个未成年孩子亲自写下的乱七八糟的签名。

10月6日第一次审讯，到场的有市长帕歇[3]，法律顾问肖麦特[4]，埃贝尔和其他市议员。第二次审讯在10月7日举行，看看签名，还有著名的画家大卫[5]的名字，此人也是大革命时期最最没有气节的人当中的一个。首先把这个八岁半的孩子当作主要证人叫上法庭，讯问他塔楼里发生的其他事情，这个饶舌的孩子也不管他的口供会有多大影响，把暗中帮助他母亲的帮手全都供了出来，尤其是图兰。然后话锋一转，谈到那件棘手的事情，法庭记录写道：“西蒙和他太太多次撞见他在床上搞他的有损健康的恶习。他告诉他们，是他母亲和姑母教他去做这件危险的事情，她们常常看他在她们面前干这件事，来从中取乐。她们常常让他睡在她们当中干这件事。从这孩子表达的方式，让人明白，他母亲有一次接近他，要和他进行性交，所以他的一个睾丸才会肿大，他因而还系上了一根绷带。他的母亲不许他把这事告诉别人，此后这种事情又重复了好几次。另外，这个孩子还控告米肖尼斯和另外几个人，特别亲切地和他母亲说过话。”

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就这样白纸黑字记录下来，加上七八个人的签名：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这个受到蒙蔽的孩子，的确做了这样可怕的口供，这个事实无法否认；最多可以提出反对。恰好关于和这个八岁半的孩子进行乱伦行为的指控，没有写在记录里，这段话是事后添加在正文的边上，——这些宗教法庭的法官们显然自己也有顾虑，把这件无耻的事情记录在文件里是否合适。但是有一点是无法抹去的：孩子费劲地用笨拙的字母描成的“路易·查理·卡彼”[6]的签名，就写在口供的下面。亲生儿子的的确确在这些陌生人面前，对自己的母亲提出了最卑鄙无耻的控告。

但是这件疯狂的事情到此还嫌不够——审案的法官想要彻底干净地完成他们的任务。在审完了这个还不满九岁的男孩之后，又把他姐姐，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叫上法庭。肖麦特问她，在她和她弟弟一起玩的时候，弟弟有没有摸过她身上不该摸的那个地方，她的母亲和姑母有没有让她弟弟睡在她们两人的当中？女孩的回答是“没有”。于是——发生了可怕的场景——这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五岁，弄来当面对质，让他们当着这个宗教法庭的面，为他们母亲的名誉而互相争吵。小王储坚持他的说法，十五岁的公主被在场的这些神情严峻的男人吓得要死，又被这些极不恰当的问题弄得不知所措，一再做出这样的口供：她什么也不知道，这些事她什么也没看见。于是把第三个证人，伊丽莎白夫人，国王的御妹叫上法庭：碰到这个二十九岁性情刚烈的姑娘，审问者可不像审问两个毫不猜疑，或者吓得够呛的孩子时那样顺利。他们刚把审问王储的记录放在她的面前，姑娘便立即感到侮辱，面颊涨得通红，一脸鄙夷不屑地把那张纸扔开，说道：这样可耻的事情过于低下，她根本不屑于回答。马上——又展现一场新的地狱里的场景——把那男孩叫来和她对质。男孩勇敢而放肆地坚持，是她，他的姑母和他母亲误导他去做这些淫乱事情的。伊丽莎白夫人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她有理由火冒三丈，可又不知所措，这个撒谎成性的小鬼竟然诬蔑她干了这样恬不知耻的事情，她愤怒地叫道：“啊，这个怪物！”特派员们已经听到了他们想听的东西。这份记录工工整整地签署停当，埃贝尔洋洋得意地把这三份文件交给审案法官，希望这样一来，这个王后对当代人和后世，在眼下和永远，都被揭露无遗，钉上耻辱柱。他摆出一副爱国者的神气，昂首挺胸地准备为审讯此案效劳，作为证人走上法庭，控告玛丽·安托瓦内特道德败坏，犯了乱伦之罪。

一个儿子控告自己的母亲，也许因为在史籍中从无先例，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传记而言，属于巨大的谜团。为了绕过这个令人难堪的礁石，王后的一些激情如炽的辩护者们绕着圈子进行解释，歪曲事实。他们一直把埃贝尔和西蒙描写成人形的魔鬼，认为是这两人一同密谋，对这个可怜的浑然不知的男孩施以最粗暴的压力，强行逼迫这个孩子硬做出这样无耻的一个控告。保王党的第一个版本是：他们两人一部分是用甜面包，一部分是用鞭子让孩子听话，或者——第二个同样不符合心理学的版本——他们事先用烧酒把孩子灌醉。孩子的口供是在醉酒的情况下做出的，因而完全无效。可是这个场面的一个目击证人做出的清楚明了的描写，丝毫也不偏袒任何一方，尤其反驳了这两种未经证明的断言，此人就是亲手制作这份记录的秘书唐优：“小王子的脚还够不着地，坐在一把靠背椅上，来回摇晃着他的两条小腿。问到相关的事情，他答道：事情就是这样……”王储的整个态度倒不如说是表现出一种放肆大胆的神情，带有挑衅的味道，像是闹着玩似的。同样从另外两份记录的正文也可清清楚楚地看出，这个男孩并不是在别人胁迫之下这样行动，而是相反，带着一种孩子气的执拗劲头——甚至可以感到他是带着某种恶意和报复的快意，自觉自愿地重复他对姑妈做出的这个骇人听闻的控告的。

这一点该如何解释呢？这对于我们这代人，并不是极端困难的事情，我们对于孩子们在性欲事情上满嘴谎话连篇，在科学上和法律心理学上，都比先前的那些时代拥有更加彻底的看法，已经习惯于更加理解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灵上的偏差错误。首先我们必须把那种多愁善感的观点抛在一边，就仿佛王储觉得交给鞋匠西蒙来照看他是天大的屈辱，因而特别怀念他的母亲；孩子习惯于适应新的环境，快得令人惊讶。所以这第一句话听上去叫人十分害怕：这个八岁半的男孩也许觉得在这个脾气粗鲁，但是颇为幽默的西蒙身边，比在塔楼里待在两个不断哀悼、哭哭啼啼的女人身边要舒服得多。这两个女人整天给他上课，逼他念书，还是个孩子就把他当作未来的法兰西国王，不断地试图教他要有尊严，要举止端庄。而在鞋匠西蒙那里，这位小储君完全自由，天知道，就没用学习来对他多加折磨；他可以随心所欲，到处疯玩，不用担心弄坏身体，不用注意修饰外表；很可能对他而言，和士兵们在一起大唱《卡尔玛尼奥勒》，比和虔诚乏味的伊丽莎白姑妈一起念玫瑰经[7]要好玩得多。因为每个孩子都本能地有向下滑溜的倾向，反对接受强加于他的文化和规矩道德。他觉得在随随便便毫无教养的人们那里比强行接受教养要幸福得多；越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地方，越不要求自我约束，孩子本性中那种原本就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就发展得越强烈。在社会上要求上进的愿望要等到聪明才智甦醒之后才会出现，——一直到十岁，往往甚至直到十五岁，出身良好家庭的每一个孩子都会妒忌他们出身无产阶级家庭的同学。这些同学毫无顾忌什么都可以干。而好人家的孩子管教很严，有些事不许干。感情这样迅速转变，对于孩子们来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十分自然的事情，那些多愁善感的传记作家绝对不肯承认——储君似乎不久就摆脱了母亲忧伤的气氛，进入了鞋匠家更加无拘无束，虽说更加低下，可是对他而言，却是更加有趣的氛围之中；他自己的姐姐承认，他曾大声歌唱革命歌曲；另外一个不容置疑的证人说出王储对他母亲和姑妈这样粗野放肆的意见，简直叫人不敢重复。对于孩子信口雌黄胡言乱语的这特别病态的倾向，还有一个更加不可反驳的证据：不是别人，恰好是他自己的母亲在几年前，已经在给女太傅的那篇指导意见中，这样写到这个四岁半的孩子：“他多嘴多舌，喜欢重复听见别人说的话语。他不想撒谎，却把他自己的想象力让他信以为真的东西添加进去。这是他最大的错误，也是必须要帮他改正的一点。”

通过这个性格描写，玛丽·安托瓦内特提供了解决这一谜团的决定性的启示。通过伊丽莎白夫人的一番诉说，这一启示完全合乎逻辑地得到了补充。大家都知道，孩子们若在做什么禁止他们做的事情时，被人当场抓住，几乎总要设法把过错推到另外什么人身上。出于一种本能的自卫措施（因为他们预感到，人家不大喜欢追究孩子的责任），他们几乎总是说自己是受到某人的“诱惑”。眼前这个案子里，关于伊丽莎白夫人的记录，完全澄清了这一情况。她是这样陈述的：——这一事实大多被人愚蠢地略而不提，——她的侄儿很久以来，的确一直犯有这种男孩的恶习，她记得很清楚，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孩子的母亲因此常常对他厉声叱责。这里总算露出了真正的线索。这就是说，孩子先前就已经被他的姑母，他的母亲撞见过，并且大概多多少少受过严厉的处罚。西蒙一问，是谁教他这一恶习的，他回忆起来，便自然而然地从这件事联系到第一次被人撞见的情形，势所必然地首先想到那些为此责罚过他的人。他无意识地就在为他受过的惩罚进行报复，丝毫没有想到，这样一句口供会惹出什么麻烦，就把惩罚者的名字当作教唆者的名字说了出来，或者毫不迟疑地随声附和，在这个意义上进行诱供的问题，表面上看来极为真实可信。现在事情的脉络就清楚了。一旦卷进谎言之中，这孩子就再也没有退路；只要他还感觉到，就像在眼前这件案子里那样，大家愿意听他的陈述，甚至乐于相信他的陈述，他完全觉得谎话说得十分安全，就高高兴兴地回答特派员们向他问到的一切。自从他发现哪一种说法使他免受责罚，他就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牢牢抓住这种说法。即便是那些比这帮鞋匠、前任演员、粉刷工和公文抄写员更加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面对这样一份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地记载下来的口供，要想起先保持头脑清醒，也着实非常困难。另外在这桩特别的案件里，审案人员还受到群众意愿的影响；对于群众而言，这些每天都读《杜歇斯奈老爹》的读者，孩子的这一可怕的指控完全符合母亲恶魔般的性格。在法兰西全境，那些淫秽小册子已经把王后诬蔑成一切罪恶行为的化身。没有什么罪行，哪怕是最最荒诞不经的罪行，安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那些受到诱导的办案人员都不会感到意外。所以他们没有表示惊讶，也没有多加思考，就和那个九岁的孩子一样，在自古以来曾经对一个母亲想得出来的最严重的卑鄙下流的事情上，加上了他们的签名。

幸而贡西哀尔杰里监狱密不透风的囚禁，使得玛丽·安托瓦内特免于立即知道她儿子这个骇人听闻的口供，一直等到她生命的倒数第二天，对她的公诉书才让她知道了这极端严重的屈辱。十几年来，她淡定地接受一切对她名誉的诬蔑，对她进行的无耻之尤的诽谤，从未因而开口。但是这一件事：眼看着自己已被亲生儿子这样可怕地诬陷，这一难以想象的痛苦想必在她心灵深处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这一折磨人的思想一直陪伴她到死亡的门槛边上；临上断头台的三小时前，这个平素完全可以自控的女人写信给她同时受到指控的伊丽莎白夫人：“我知道，这个孩子一定给你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但是，请你原谅他吧，亲爱的妹妹，想想他的年幼无知，想想人家多么容易把他们想听的话，甚至把他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情放进他的嘴里。我希望这一天终将到来，那时他会更好地理解你的爱和你的柔情所具有的价值。”

埃贝尔未达到预期目的：通过这一到处乱传的指控，在全世界面前败坏王后的名誉；相反，在诉讼过程中，那闪闪发亮的刑斧已从埃贝尔手中脱落，砍到他自己脖子上。但有一点他是成功地做到了：给王后的心灵造成了致命的创伤，把这即将殒命的女人最后的几小时，也浸满了毒汁。

[1] 杰克·尼可拉斯·比约·瓦莱纳（1756—1819），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后流放国外。

[2] 法文，大意是：我向你问好，我的小朋友没有忘记你亲爱的妹妹。请你不要忽视我的要求，我要见你一面，请到我这里来。西蒙，你一生一世的朋友。

[3] 让-尼可拉斯·帕歇（1746—1823），法国政治家，大革命时期颇为活跃。

[4] 彼耶尔-加斯派尔·肖麦特（1763—1794），法国大革命时的激进分子。

[5]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法国画家，国民议会议员，因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著称于世。

[6] 路易·查理·卡彼，为王储平民化之后的姓名。

[7] 天主教徒手执念珠，根据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苦难之路，念一系列的《天主经》《圣母经》，祈求上帝。

第四十一章 审讯开始

现在锅里已放了足够的黄油，公诉人可以把肉煎熟了。10月12日，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召到大型会议大厅进行第一次审讯。在她对面坐着福基埃-丁维勒，他的陪审法官赫尔曼[1]，几个书记员。在她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没有辩护律师，没有帮手，只有一个看守她的宪兵。

玛丽·安托瓦内特单独拘押了许多礼拜，使她聚集了力量。危险教导她，思想凝练概括，说话清晰恰当，最好沉默不语：她的每一句回答都无可辩驳，出人意表，同时又小心谨慎，非常聪明。没有一刻失去镇定；即便是愚蠢已极或者阴险异常的问题，都没有使她手足无措。现在到了最后，真正最后一分钟，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理解到她的名字所负的责任，她知道：在这里，在这间昏暗阴沉的审讯室里，她必须变成王后，从前在凡尔赛宫富丽堂皇的厅堂里，她做王后，做得不够。她在这里不是在回答一名被饥饿驱使，遁入革命的小律师，自以为在这里扮演控诉人的角色，也不是在回答这些化装成法官的警官和书记，而是在回答唯一真实的、真正的法官：历史。二十年前，她的母亲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绝望地写信给她：“什么时候你终于会变成你真正的自我。”现在，离开死亡不足半步，玛丽·安托瓦内特开始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她的尊严，迄今为止，她只是在外表上显出尊严而已。按照规定，向她提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口齿清晰地大声答道：“奥地利-洛林皇室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三十八岁，法兰西国王的遗孀。”福基埃-丁维勒战战兢兢地一心想要在表面上维持一种规规矩矩的司法程序的形式，认真按照审讯的手续继续发问，仿佛并不知道王后被捕以后关押在哪里似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丝毫不露嘲讽的神气，告诉她的控诉人，她从未遭到拘捕，而是被人家从国民议会接走，然后送进塔楼。他接着开始以那个时代枯燥乏味的虚假激情，对王后提出各种问题和各种控诉：指控她在革命爆发前，和“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有政治联系，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取得丧尽天良的大臣们的认可，大肆挥霍法兰西的钱财，“人民血汗的成果来纵情欢娱，施展阴谋”，让奥地利皇帝获得“千百万的巨款，用来反对哺养她的人民”。

革命爆发以后，她大搞反对法兰西的阴谋活动，和外国间谍密谈，唆使她的丈夫，法兰西国王投否决票。所有这些控告，玛丽·安托瓦内特全都实事求是地一一予以断然否定，等到赫尔曼提出一个表述得特别拙劣的说辞时，对话才活跃起来。

“您就是那个教会卡彼巧妙的装假艺术的女人，凭着这种本事，卡彼欺骗了善良的法兰西市民这么长时间。善良的人民没有料到，你们进行无耻下流阴险奸诈的勾当会达到什么程度。”对于这篇空洞无物的激情独白，玛丽·安托瓦内特回答得心平气和：

“不错，人民是受到了欺骗，甚至受到了残忍已极的欺骗，但是欺骗他们的并不是我丈夫和我。”

“那么是谁欺骗了人民呢？”

“是那些从中获利的人们。我们自己没有丝毫兴趣去欺骗人民。”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赫尔曼立刻出手攻击。他希望现在逼得王后说出一句话来，可以解释成对共和国怀有敌意。

“那么按照您的意思，哪些人有兴趣欺骗人民呢？”

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巧妙地闪过。她说，她不知道。她个人的兴趣是给人民启蒙，而不是欺骗人民。

赫尔曼感觉到这个回答暗含嘲讽，立即训斥：

“您并没有清清楚楚地回答我的问题。”

但是王后并没有受到赫尔曼的诱惑，依然坚持守势：“我要是知道这些人的姓名，我会直截了当地回答的。”经过这第一次交锋之后，审讯又变得就事论事一些。他们追问国王全家出逃瓦累纳的详细情况；王后小心翼翼地回答，公诉人想把暗中相助的一些人拽进这场官司，王后竭力掩护了这些朋友。等到赫尔曼提出下一个幼稚的控告时，王后立即使劲反击。

“您从来也没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设法毁掉法兰西。您想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掌权执政，您想踏过爱国者的尸体，重新登上宝座。”对于这华而不实的连篇废话，王后神情高傲、语气尖锐地答道，（唉，他们干吗把这样一个蠢货弄来向她连连发问！）她和她丈夫根本没有必要登上宝座，因为他们已经拥有王位，除了法兰西的幸福，他们不会有其他要求。

这下赫尔曼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他越感到，玛丽·安托瓦内特不会受到诱惑，放弃她那小心翼翼而又安全稳妥的态度，不会为公开审判提供“材料”，就越发暗暗发火，提出更多的控告：说王后灌醉了佛兰德人的团队，和外国宫廷暗通款曲，对爆发战争负有罪责，影响彼尔尼茨协定[2]。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根据事实逐条予以纠正，是国民公会，而不是她丈夫决定打仗，在官兵的宴会上，她只不过两次走过大厅而已。

最危险的问题，赫尔曼留到结尾的时候才提出来，王后碰到这些问题，要不是否定她自己的感情，就会在某句话里反对共和国。于是赫尔曼向王后问及国家法的基本原理：

“您对于共和国打这一仗的命运有什么样的兴趣？”

“法兰西的幸福是我高于一切的愿望。”

“您认为对于人民的幸福，国王是必要的吗？”

“个别人不能对这样的事情作出决定。”

“毫无疑问，您一定深感遗憾，您的儿子失去了一个宝座。倘若人民没有明白自己的权利所在，没把这个宝座砸烂，您的儿子可能登上这个宝座。”

“我绝不会为我儿子的什么东西感到遗憾，只要这会给他的国家带来好处。”

大家看到，审案法官没有得逞。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可能说得更加精细入微，更加刁钻狡猾，她只说她不会为她儿子的什么东西感到遗憾，只要“这会给他的国家带来好处”。因为王后用了表示拥有关系的这一个词“他的”，并没有公开宣布共和国不负主管责任，却向这个共和国的审案法官当面宣布，她一直认为法兰西是她儿子合法的国土和财产，即使在危险之中，她也没有放弃她最神圣的东西，她儿子的王位继承权。在这最后一次交锋之后，审讯很快结束。法庭问她，为了这场主要的审讯，她是否自己举出一位辩护律师。玛丽·安托瓦内特表示她不认得任何律师，同意让他们用官方名义为她提供一两名她并不认识的律师。归根到底，她知道，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谁当她的律师，都无所谓。因为现在整个法兰西再也没有人会如此勇敢认真地为往日的王后辩护。谁只要公开说一句对王后有利的话，就立刻从辩护律师的席位转移到被告席上。现在，——一次合法审讯的表面现象已经得到维持——这位久经考验的形式主义者福基埃-丁维勒可以着手工作，撰写公诉书了。他的笔头灵活，飞快地一张一张地书写：谁要是每天都得炮制一大摞起诉书，自然写得顺畅流利。这个来自外省的法学家有责任为这个特殊的案子注入诗意浓郁的活力：要控告一位王后，必须使用一种更加慷慨激昂的庄严语气，不像对付某一个高呼“国王万岁！”时给当场抓住的缝衣女郎。所以他的公诉书的开头极为浮夸，华而不实：“经过认真研究公诉人提供的各项证词，可以确定，犹如过去人们称之为法兰西王后的梅萨莉娜，布隆希尔德，弗累德贡德[3]，美第奇家族的卡塔琳娜[4]一样，她们永远遭到鄙视的名字不能从历史上抹去，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卡彼的遗孀，自从来到法兰西之后，就成为法兰西人的灾难和吸血鬼。”在这样错误百出的一小段历史人物的简介之后——因为在弗累德贡德和布隆希尔德的时代，还根本不存在法兰西王国——紧接着便是众所周知的指控：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一个称作“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的人，保持政治联系，提供给奥地利皇帝几百万巨款，参加近卫军团队的“纵酒狂欢”，挑起内战，致使大批爱国者遭到屠杀，向外国提供作战计划。以隐蔽一些的形式把埃贝尔的指控也接受过来，“玛丽·安托瓦内特如此有违天性，熟悉一切罪行，不顾自己母亲的地位，违背自然的法则，肆无忌惮地和她自己的儿子路易·查理·卡彼，干出极不道德的事情，只要设想一下或者仅仅提及这事都会使人厌恶得浑身战栗”。使人深感意外的新罪行乃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竟然卑鄙、伪装到这种地步，让人印制书籍，予以分发，书中她自己受到颇为不利的描绘，以此让外国列强坚信，她受到法兰西人多么严苛的虐待。根据福基埃-丁维勒的观点，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己把拉·莫特家的女人和其他无数人所制造的有关王后搞同性恋的小册子预备出来的。根据所有这些指控，玛丽·安托瓦内特从仅仅是被人看守的状况进入受控告的状况。

这份文件，并非法庭雄辩艺术的杰作，墨迹未干，便在10月13日交给辩护律师肖复-拉加尔德[5]，这位律师拿着这份文件立即前往监狱去见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控告者和律师共同阅读这份公诉书，但是只有律师看到这充满敌意的语言感到惊讶，深受震撼。玛丽·安托瓦内特经过审讯，不指望还有更好的结果，心情倒是非常平静。可是这位认真负责的法学家却一再感到极度绝望。不行，这样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指控和文件，要在一夜之间理出头绪，这不可能。他只有真正看清楚了这些枯燥乏味的一堆乱麻之后，才能有效地进行辩护。于是他敦促王后申请延迟三天，以便这位辩护律师能根据他整理过的材料和审阅过的证明彻底地准备好他的辩护词。

玛丽·安托瓦内特问道：“那么我得找谁申请呢？”

“找国民公会。”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可是，”肖复-拉加尔德催促道，“您不该出于一种在这里毫无用处的自尊心，放弃您的好处。您有责任，不仅为您自己，而是为了您的孩子们保住您的性命。”为了她的孩子们，听到这声警告，王后只好屈服。她于是致函国民公会的主席：“主席公民[6]，法庭派来为我辩护的特龙松公民和肖复公民让我注意到，他们今天才接手这项任务。我明天就将判决，他们不可能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研究一切诉讼文件，哪怕只是读上一遍。我对我的孩子们负有责任，不能错过为他们母亲进行充分辩护的任何手段。我的辩护律师申请宽限三天。我希望，国民公会会予以批准。”

读到这封信函，玛丽·安托瓦内特精神上的转变，又使人深感意外。这个一辈子都不会写文章的女人，一个拙劣的外交家，现在开始以王者的气度写信，很负责任地进行思索。因为即使在生命遭到极大危险的情况下，她不得不诉诸法律上的上级机关，国民公会，她也没有给国民公会面子，向它提出请求。她并不是以自己的名义提出申请——不，宁可沉沦也不乞求！——而只是转达一个第三者的申请：“我的辩护律师申请宽限三天”，写在信上是“我希望，国民公会会予以批准”，而不是“我请求批准”。

国民公会未作回答。王后必死这事早已决定，何必再延长法庭的手续？任何拖延都是残忍。第二天早上八点开始审判，每个人都知道，这场官司将如何结束。

[1] 阿芒·约瑟夫·马琪阿尔·赫尔曼（1759—1795），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与革命法庭的公诉人福基埃-丁维勒同时死于断头机下。

[2] 1791年8月25—27日，在德累斯顿的彼尔尼茨宫举行君王会议。8月27日，普鲁士与奥地利两国在此签订协议，其中包括：支持法王路易十六，为此发表宣言。

[3] 布隆希尔德和弗累德贡德为六世纪时法兰克人的两位王后，为争夺王权进行凶残野蛮的血腥仇杀。其丑恶的历史流传下来，但后来的法兰西王国当时还并不存在。

[4] 美第奇家族的卡塔琳娜（1593—1629），为洛林大公爵的第二个女儿，后嫁给今意大利境内的曼都阿公爵，成为曼都阿公爵夫人，被称为法兰克人的女王。

[5] 克洛德·弗朗梭阿·肖复-拉加尔德（1756—1841），法国律师、政治家，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辩护而著名。

[6] 法国大革命后，人们不再使用“夫人”“先生”，更不使用贵族称号，而是互称“公民”（Citoyen）。

第四十二章 审判

贡西哀尔杰里监狱里的七十天，把玛丽·安托瓦内特折磨成一个病容满面的幡然老妪。因为流泪不止，眼睛发炎发红，已经不习惯亮光，最近几周，由于不断地严重月经失血，嘴唇白得吓人。现在她得经常和浑身疲惫做斗争，医生不得不多次让她服用强心剂。但是她知道，今天是个历史性的日子，她不能显得疲惫不堪，不能让法庭里的任何人嘲笑这位王后，这位女皇的公主。必须从这个业已筋疲力尽的躯体里，从这早已麻木迟钝的感觉里拼命挤出一切活力，然后这个躯体可以永远休息。在这个世上，玛丽·安托瓦内特只有两件事情要做：昂昂然地自我辩护，昂昂然地前去赴死。

但是不仅内心下定决心，外表上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必须极有尊严地面对法庭。得让人民感到，今天在法庭受审的女人是哈布斯堡皇室的一位公主，尽管有许多废黜国王王后的政令，她却是一位王后。她比平时更加仔细地梳理她已经发白的头发。戴上一顶折叠好的，刚刚浆洗过的白色亚麻布的小帽，两边垂下服丧的黑色面纱；玛丽·安托瓦内特要作为法兰西王国最后一位国王，路易十六的遗孀，出现在革命的法庭上。

上午八点，法官们和陪审团齐聚大厅。罗伯斯庇尔的同乡赫尔曼担任庭长，福基埃-丁维勒担任公诉人。陪审团由各阶层人士组成，一位从前的侯爵，一位外科医生，一位贩卖柠檬水的商人，一位乐师，一位印刷工人，一位制作假发的工人，一位从前的神父和一位木匠。在公诉人旁边还坐了几名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为了监视诉讼的过程。大厅挤得水泄不通。看见一位王后坐在被告席上，这可是一个世纪只遇到一次的机会。

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容不迫地走进法庭，平静自若地就座。她可和她的丈夫不一样，没有给她提供一张特别的靠背椅，只有一张光秃秃的木头凳子等着她。便是法官们也不再像庄严隆重地公诉路易十六时那样，是国民议会里挑选出来的代表，而是进行日常审讯工作的人员，就像干本行活路似的处理他们阴郁的职务。但是观众们白白地在王后疲惫不堪，但是并不心烦意乱的脸上寻找明显的心情激动或者惊慌失措的迹象。她腰板挺直，举止坚定，等待着开庭审讯，神情平静地看着法官，看着大厅，积聚力量。

福基埃-丁维勒第一个起立，宣读公诉书。王后几乎听也没听。她现在已经知道所有这些保留的罪状：昨天她已经和她的辩护律师逐条审查了一遍。她一次也没有抬起头来，即使听到最为严重的控告，她也没有抬头，她的手指漫不经心地在椅子的扶手上弹动，“就像在弹一台钢琴”。

然后四十一名证人列队进入大厅，他们将根据他们的誓言，“不怀仇恨，亦不害怕地说出真相，全部真相”。这场官司准备得颇为匆忙，——可怜的福基埃-丁维勒在那几天的确忙得要死，已经轮到吉伦特党人罗兰夫人[1]和其他上百人在劫难逃——，所以各式各样的控告，毫无时间上或者逻辑上的关联，乱七八糟地搅在一起提了出来。证人们时而谈到10月6日在凡尔赛发生的事件，时而谈到8月10日在巴黎发生的事件，谈到革命前或者革命爆发时的罪行。大部分口供都毫无意义，有些简直荒唐可笑，譬如有个叫米洛的使女所做的口供，她声称曾经听说，1788年柯阿尼公爵曾对人家说，王后曾给她哥哥寄去了一笔两亿的巨款，还有更愚蠢的，说玛丽·安托瓦内特随身携带两把手枪，准备谋杀奥里昂公爵。当然有两名证人在庭上发誓证明，亲眼看见王后汇款；但是这些举足轻重的文件的原件却拿不出来。同样，玛丽·安托瓦内特写给瑞士近卫军司令官的一封信也不在手头。信上说：“可以万无一失地去指望您的瑞士士兵吗？在紧要关头他们会勇敢地挺住吗？”提供不出一份玛丽·安托瓦内特亲笔写的信纸，便是在塔楼中遭到没收的那只存放王后私人财物的密封匣子里，也没查出有什么罪证。只有她丈夫和孩子们的卷发，两帧袖珍肖像是朗巴勒亲王夫人和王后青年时代的女友黑森-达姆斯塔特侯爵夫人的肖像，在她的记事本里记下的是她的洗衣妇和她的御医的名字：没有一样东西对控告有用。于是公诉人只好一再回过头来提出一般性的指控，但是王后这一次已有准备，回答得尽可能比预审时更加坚定，更加稳妥。于是便展开下面这样的辩论：

“您从什么地方弄来款项，扩建小宫殿特丽雅侬，并且配备家具，您在那里举行庆祝活动，您自己永远是活动中的女神？”

“为了这些开销，设立了一笔基金。”

“这笔基金想必极为可观，因为小小的特丽雅侬花掉了巨额金钱。”

“这座小特丽雅侬很可能花掉了大笔金钱，也许超过我自己的愿望。人们是逐渐扯进这些开销中去的。话说回来，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希望，能把这一切都调查清楚。”

“您不就是在这座小特丽雅侬宫里，第一次见到拉·莫特太太的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在那臭名昭著的项链事件中，她不就是您的牺牲品吗？”

“她不可能是我的牺牲品，因为我并不认识她。”

“这么说，您坚持否认认识她？”

“我的原则并不是否认。我说的是实话，并将继续只说实话。”

要是真的还有希望存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完全可以心存希望，因为大多数证人都完全失败而归。她害怕的证人当中，没有一个提供了有分量的罪证。王后的反击变得越来越强劲有力。当公证人声称，她通过自己的影响，使从前的国王办到了她所要求的一切，玛丽·安托瓦内特答道：“给某人出出主意，和让别人去执行什么事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审讯过程中，庭长向她指出，她做的口供和她儿子的口供发生矛盾，她满脸鄙夷地说道：“让一个八岁的孩子说出人家要他说的话，这很容易办到。”碰到真正带有威胁性的问题，她就小心翼翼地用“我不知道这事，我不记得了”来自我掩护。所以赫尔曼一次也没能洋洋得意地证明她公然说了假话，或者自相矛盾。在冗长的几小时内，专注倾听的听众没法发出一声愤怒的大喊，或者激起充满敌意的情绪激动，或者激发爱国主义的欢呼。审讯过程空洞无物，进度缓慢，许多地方搁浅停顿。现在该是提出一份决定性的、的确摧枯拉朽的证词的时候，使得控诉变得生气勃勃。埃贝尔终于觉得提出王后大搞乱伦的可怕指控可以引起轰动。

他走到前面。坚决、自信，大声重复那骇人听闻的指控。可是不久他就觉察到，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控告产生的效果居然是无人置信。整座大厅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道德败坏的母亲，对这个丧尽人性的女人发出愤怒的叫喊，表示深恶痛绝。大家默默无言地坐着，脸色苍白，深受震惊。于是这个可怜的家伙以为，还必须再提供一番特别精心设计的心理学上—政治上的解释不可。这个笨蛋解释道：“大家可以设想，这一罪恶的享受并非由娱乐的需求所决定，而是有其政治目的，想在肉体上使这孩子神经麻木。原来卡彼的遗孀是希望，等她儿子一旦登上宝座，她就可以通过这种阴谋诡计，有权力控制她儿子的行动方式。”

但奇怪的是，即使听到这番世界史上罕见的幼稚可笑的蠢话，听众依然保持寂静，令人震惊。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做回答，一脸轻蔑，对埃贝尔都不屑于正眼看上一眼。她腰板挺直地坐着，不为所动，神情漠然，就仿佛这个阴毒的笨蛋在说中国话，王后脸上毫无表情。庭长赫尔曼也装作没有听见这全部指控。他故意忘记询问那位遭受诬蔑的母亲可有什么话说——他已经在所有的听众，尤其是妇女们的脸上，觉察到这乱伦罪的指控激起的令人难堪的印象，因而匆匆忙忙地想把这个令人憎恶的指控忽略过去。不幸的是，在陪审团里有人冒冒失失地提醒庭长：“庭长公民，我请您注意，被告关于埃贝尔公民声称的，她和她儿子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还没有表明态度。”

这一来，庭长无法再继续躲躲闪闪，只好违背他自己内心的感情，向被告提出这个问题。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下子高傲地抬起头来——甚至连平时如此枯燥乏味的《箴言报》也作了报导——“被告在这里显得感情极为激动”，她以难以名状的轻蔑态度大声回答：“我之所以没有回答，因为人之天性让我拒绝对这样一种针对母亲的控诉作任何回答，我在这里向在场的所有母亲求助。”

果然，一阵地下的狂风呼啸，一阵强烈的心情激动穿过整个大厅。来自民间的妇女们：女工、女鱼贩子、编织女工，屏住呼吸，她们感同身受，奇妙地和王后心心相连：污辱这一个女人，把整个女性全都污辱了。庭长沉默不语，那名好奇心切的陪审员垂下了目光：这个受到污蔑的女人声音里痛苦的愤怒打动了大家。埃贝尔一声不吭从围栏前退了回去，对自己的成绩没法感到骄傲。大家都感觉到，也许埃贝尔自己也感觉到，恰好是他的指控在最严重的时刻，帮助王后赢得了一场巨大的道德上的胜利。想要羞辱她的东西，反而提高了她的地位。

罗伯斯庇尔在当天晚上听到了这一突发事件，无法控制他对埃贝尔的恼怒，他是这批大声嚷嚷喧闹不已的民间鼓动家当中唯一具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他立刻理解，把一个不满九岁的孩子出于恐惧或者负罪感，把别人灌输给他的对自己母亲所做的疯狂的指控，搬到公众面前，是件多么疯狂的蠢事。罗伯斯庇尔怒不可遏地对朋友们说：“这个埃贝尔真是个笨蛋，竟然还帮她赢得了一场胜利。”这个粗野的家伙，通过庸俗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和他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损害了罗伯斯庇尔心目中神圣的革命事业，他早已对这家伙忍无可忍；在这一天，他心里暗自决定除掉这个污点。埃贝尔本想扔向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这块石头，狠狠地砸在他自己身上，要了他的命。再过几个月，他将装在同样的车子里，走上同样的道路，可是不像王后那样勇敢，而是一副贪生怕死的样子，以致他的伙伴隆珊[2]不得不对他厉声斥责：“该行动的时候，你胡言乱语瞎说一气。现在至少学学怎么去死。”

玛丽·安托瓦内特感觉到了她的胜利。但是她也听见观众席有一个声音惊讶地叫道：“你瞧，她是多么骄傲啊！”于是玛丽·安托瓦内特问她的辩护律师：“我的回答里面是不是含有太多的尊严？”她的辩护律师安慰她：“夫人，您就保持您的本色吧。您将是出类拔萃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有第二天需要战斗，诉讼沉重地拖拖拉拉地继续下去，听众和与会者都疲惫不堪。但是尽管玛丽·安托瓦内特由于出血，筋疲力尽，休庭期间只吃了一盘汤，无论是她的举止还是她的精神都充满活力，挺拔昂扬。她的辩护律师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请您设法想象一下，为了能够承受这样漫长而又可怕的审讯，王后所需要的全部心灵的力量。当着全体人民的面，在舞台上和嗜血成性的敌人进行斗争，抵抗别人为她布置的一切陷阱，与此同时还要保持镇定自若的举止，把握恰如其分的分寸，而不致失去自己平素的尊严。”第一天她奋战了十五小时，第二天已经战斗了十二小时以上，庭长终于宣布审讯到此结束，向被告提出询问，是否还要补充什么来减轻自己的罪名。玛丽·安托瓦内特自信地答道：“昨天我还不认识这些证人，我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反对我的口供。现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一样实实在在的事实来反对我。我没有别的话，只想说，我只是路易十六的妻子，因此我必须顺从他所决定的一切。”

于是福基埃-丁维勒站起身来，总结公诉，加以论证。两名上面指派的辩护律师相当不温不火地作了回答：他们大概还记忆犹新，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因为过于坚决地站在国王的立场上，结果被送上断头台。所以这两名辩护律师宁可呼吁人民的宽容，而不是断言王后的无罪。庭长还没有把判罪问题提交陪审团，玛丽·安托瓦内特就被带出法庭，于是就只有法官们和陪审团留在法庭上。现在废话说了半天，庭长赫尔曼就把话说得清楚明了：他把百十桩不确定的个别指控搁到一边，把所有的问题集中起来，用简洁明了的方式予以说明：是法兰西人民向玛丽·安托瓦内特提出控告，因为五年来发生的一切政治事件，全都证明玛丽·安托瓦内特有罪。所以庭长向陪审团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是否已经证明，确实有人和外国列强及共和国的敌人暗通款曲，制订阴谋诡计，为了向他们提供金钱援助，允许他们进入法兰西的国土，支持他们的军队获得胜利？

第二，奥地利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卡彼的遗孀是否负有罪责，参加了这些阴谋诡计，从事了这类暗中勾结的活动？

第三，是否已经证明，确实存在密谋和叛乱，企图在国内煽动内战？

第四，奥地利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卡彼的遗孀是否受到控告，参加了这一密谋？

陪审团的团员默不作声，站起身来，退到旁边一间房里。午夜已经过去，在这间因为人多过于温暖的大厅里，蜡烛的光芒闪烁不定，大家的心脏也随着烛火颤动，紧张而又好奇。

这里插入一个问题：从法律上看，陪审团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庭长在他结束的动议里，把整个案件政治上的华丽修饰全都抛到一边，把所有的指控其实全都集中到一个女人身上。没有询问陪审团是否认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一个违背天性，与人通奸，犯有乱伦罪行，极端挥霍无度的女人，而只是问他们，这个前任王后是否犯有与外国暗通款曲，希望并且促成敌方军队获得胜利，而在国内爆发一场起义。

那么，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否在法律意义上犯有这一罪行，并且证明有罪？这可是个双刃的问题，只能予以双重回答。毫无疑问，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共和国的意义上讲，的确有罪。——这正是这场诉讼的强劲有力之处。——我们知道，她无可否认，经常和敌对的外国暗通款曲。按照控告的意思，她的确犯有叛国罪，她把法兰西的军事进攻计划提供给奥地利公使，她的确无条件地利用了并且促进了任何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只要能夺回她丈夫的宝座和自由。

所以这个控告是合法的。但是——这里是这场诉讼的弱点——这个控告丝毫也没有得到证明。今天这些文件已经公之于众并且印制出来，清清楚楚地证明玛丽·安托瓦内特犯下了背叛共和国的叛国罪；这些文件存放在维也纳的国家档案馆里，费尔森的遗物之中。但是这场官司是1793年10月16日开庭审理的，当时这些文件一份也没有落到公诉人的手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没有一份真正有效的证明呈放在陪审团的面前，证明王后确实犯下叛国罪行。

玛丽·安托瓦内特受审

玛丽·安托瓦内特受审

一个正直正派，不受影响的陪审团势必要窘迫异常。倘若依照他们的本能，这十二名共和主义者必然会无条件地把玛丽·安托瓦内特判刑，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这个女人就是共和国的死敌，只要可能，她一定会为她的儿子完完整整地把国王的权力夺回来。但是从字面上看，权力是在王后一边；缺乏实实在在的罪证。作为共和主义者他们可以认为王后有罪，可是作为宣誓秉公办事的陪审团员，他们又得维护法律，只能认为业已证实的罪行才是罪行。幸而这些小市民省去了这种内心斗争。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公会根本就不要求公正的司法判决。国民公会派他们来，并不是叫他们做出什么决定。他们奉命前来是为了把一个危及国家的女人判处死刑。他们不是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脑袋送上断头台，就是把自己的脑袋送上去。所以这十二个人实际上只是装装样子商讨一番，他们之所以好像思考的时间不止一分钟，只是为了假装讨论了一阵，实际上明确的决定早已有命令下达。

拂晓四点，陪审团默默无言地回到大厅。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等着他们的判决词。他们一致宣布，玛丽·安托瓦内特犯下了控告她的一切罪行。庭长赫尔曼提醒听众——现在离开午夜时分已经很久，听众已经不多，大部分人已经困得不行，早已回家去了——不可做出任何赞同王后的样子。接着就把玛丽·安托瓦内特带进大厅。就她一个人还没有权利显得疲倦，而她在这第二天，从早上八点就已经毫不停顿地在战斗。法庭向她宣读了陪审团的决议。福基埃-丁维勒要求对她判处死刑，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然后庭长就询问被判刑的犯人，她是否还要提出任何异议。

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动不动，十分平静地倾听了陪审团的判词和法庭的判决。她没有表现出丝毫恐惧、愤怒和软弱。她没有回答庭长的问题，只是摇头表示否定的回答。她头也不回，谁也不看，就在全场鸦雀无声之中走出大厅，走下台阶；她已经厌倦了这个人生，厌倦了这些人，打心眼里感到满意，所有这些渺小的折磨就此告终，现在只需要保持坚定，度过这最后的时刻。

在这漆黑的走廊里，她那双过度疲劳、视力衰退的眼睛一时间看不清楚，她的脚踩不到台阶，她迟疑了一会儿，身子摇晃了一下。她还没有跌倒，宪兵军官德·布斯纳便迅速向她伸出手臂，把她扶住。这位宪兵军官是唯一的一个，在审讯期间有勇气递杯水给她喝的人。就因为这名军官扶住了王后，在陪伴这个判处死刑的女囚往前走的时候，帽子拿在手里，就立即被另外一名宪兵举报，不得不做出自我辩护：“我之所以这样做，是防止她摔倒。一切有健全理性的人都不会看出这里别有其他原因，因为倘若她在阶梯上摔倒，立刻就会有人大叫这是密谋，这是背叛。”王后的两名辩护律师在审判结束之后也被拘捕；对他们进行调查，是不是王后暗地里把一份书面讯息交给了他们；可怜的法学家们，这些法官在这个女人离开坟墓只有短短一步距离的时候，还害怕她那无法摧毁的精力。

但是他们害怕、忧虑的这个可怜的女人失血太多，疲惫不堪，对于这些可怜见的烦恼已一无所知；她泰然自若、从容不迫地回到她的牢房。现在她的生命只用小时计算。

在狭小的囚室里，桌上点着两支蜡烛，他们对这判处死刑的女人，给以最后的恩典，不要在黑暗之中度过永恒的黑夜之前的这一夜晚。那个迄今为止一直过于谨慎的监狱看守也不敢再拒绝她的另一个请求：玛丽·安托瓦内特要求纸笔墨水，写一封信；从她那最后的极度阴暗的孤寂状态之中，她还要向那些为她担忧的人说几句话。看守拿来墨水、羽毛笔和一张折好的信纸。最初的晨曦已经照进铁窗，玛丽·安托瓦内特开始用她最后的力气，写她最后一封信。

歌德曾经对人们临死之前最后说的那些话，有过一句精彩的名言：“在生命终结时，从那镇静的精神里便有思想升起，是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思想。这些思想宛如幸福的精灵，憩息在往事的峰巅，光彩夺目。”这样一种神秘莫测的诀别的光芒，也闪耀在这个待死的女人这封最后的书信里；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来也没有把她的灵魂，像在这封给伊丽莎白夫人，她丈夫的妹妹，如今也是她女儿的保护人的这封诀别信里，这样强劲有力，这样坚定清晰地凝聚起来。在囚室里一张寒碜的小桌子上写的这张信纸，字迹比那些在特丽雅侬宫中描金的书桌上写的，如今早已四下飘散的信件中的笔迹要更加坚毅、沉稳，几乎带有男子气。信里的语言更加洗练，感情毫无保留：就仿佛这阵被死神搅起的内心风暴，撕碎了全部焦躁不安的乌云。长期以来，这片乌云灾难性地阻止这可悲的女人张望自己的内心深处。玛丽·安托瓦内特写道：

“亲爱的妹妹，我最后一次写信给你。我刚才被判刑，不是判处一种可耻的死刑，那只是用来对付罪犯，而是让我和你哥哥重逢。你哥哥清白无辜，我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能和他一样。我心情平静，只要不受良心责备，就会如此。我深深感到遗憾的是，要离开我可怜的孩子们。你知道，我活着只是为了他们，为了你，我善良的温柔的妹妹。你出于友谊，牺牲掉一切，就为了和我们待在一起，而我却把你留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中！我从审讯的辩护词里获悉，我的女儿已被迫和你分开。唉，可怜的孩子！我不敢和她写信，因为她不会收到我的信——我甚至都不清楚，这封信是否能到达你的手中。请代替他们两个接受我信中的祝福，我希望以后，等他们长大一些，能和你相聚，能完全享受你温柔的关切。但愿他们两个能想到我不断给他们的教导：遵守基本原则并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乃是人生最重要的基础；他们相互之间表示的友谊和信任将使他们幸福。但愿我的女儿作为姐姐，能感到，必须始终如一地帮助她的弟弟，更多的经验和友谊促使她向弟弟提出忠告。但愿我的儿子又能多方照顾他的姐姐，出于友谊，为姐姐尽力效劳。但愿他们两个终于感到，在他们人生的任何境地，只有彼此和睦相处才能真正幸福。但愿他们能拿我们作为榜样！我们的友谊在我们的苦难之中给了我们多少安慰！只有与朋友分享幸福，才能加倍享受这个幸福。除了在自己家里之外，又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更温柔、更真挚的朋友。但愿我的儿子永远不要忘记他父亲最后的遗言，这是我经过慎重考虑，向他重复的：但愿他永远不要设法为我们的死亡复仇！

“我必须和你谈一件事情，这事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知道，我这个儿子一定给了你许多痛苦，请你宽恕他，亲爱的妹妹，想想他年纪多小，多么容易让一个孩子说他们要他说的话，甚至说他自己也不明白的话。我希望，有朝一日他会更好地理解你给予他们两人的爱和柔情的价值。

“我还必须把我最后的思想向你倾诉。我其实在诉讼一开始就想把这些思想写下来，且不说他们不会允许我写，诉讼进行得如此迅速，我实际上也根本没有时间去写。

“我是抱着罗马天主教会的信仰而死的，这是我父辈的宗教信仰，我从中受到教育，我一直宣称信仰这个宗教。既然我不可能期待任何宗教的慰藉，我不知道，这里是否还有这个宗教的神父，他们若到我这里来，我现在身处的地方会使他们蒙受巨大的危险，我只好从内心祈求上帝，宽恕我有生以来所犯下的所有罪过。我希望上帝仁慈，会俯听我最后的祈祷，就像俯听我很久以来向他发出的所有那些祈祷一样，以便我的灵魂能分享上帝的慈悲和宽容。

“我请求我认识的所有人，特别请求你，我亲爱的妹妹，宽恕我无意中加在你们身上的痛苦。我宽恕我所有的敌人使我遭受的一切恶行。我在此向姑母们，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们道别。我有一些朋友。想到我将永远和他们分开，意识到他们的悲痛，是我临死时依然折磨着我的最大的痛苦。但愿他们至少知道，直到我生命的最后瞬间，我始终想着他们。

“永别了，善良温柔的妹妹！但愿这封信能转到你的手里！别忘了我！我用全部心神拥抱你和我可怜的亲爱的孩子们！我的上帝，我将永远离开他们，真叫人心碎肠断！永别了，永别了！我现在将只考虑我的宗教的义务。既然我不能自由做出决定，也许他们会带一名神父过来。但是我在此宣布，我一句话也不会和他说，我将把他当作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对待。”

这封信突然在此中断，没有结尾，没有签名。也许疲劳压倒了写信的人。桌子上还继续燃着两支火光摇曳的蜡烛，烛火也许比活着的人活得更加长久。

信中提到的收信人几乎一个也没收到这封在黑暗中发出的信。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刽子手进来前，把信交给监狱长波尔，请他转交给她的小姑子；波尔总算有足够的人性，把信纸和羽毛笔给了她，但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在没有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把这份遗嘱转交给伊丽莎白夫人（看见砍下来的脑袋越多，就越发担心自己的脑袋！）。波尔便把王后的信按照规定交给了审案法官福基埃-丁维勒。法官把此信签字画押，但同样没有往下传递。等到两年后，福基埃-丁维勒也得爬上刑车——他曾订了这种刑车，把另外许多人送到贡西哀尔杰里监狱去——这封信件已经消失。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预料到或者知道有这封信件存在，除了一个极端微不足道的人，他名叫古尔都阿。这位没有头衔也没有头脑的议员，在罗伯斯庇尔被捕后，得到国民公会的委托，整理并出版罗伯斯庇尔遗留下来的文件。趁这个机会，这位从前制造木鞋的商人忽然灵光一闪，悟到，谁若拥有秘密的国家档案，手里将会掌握多大的权力。因为所有受到牵连的国民公会的议员，现在都极为谦卑地围着这个渺小的古尔都阿大献殷勤。从前他们几乎从来都不屑于向他问好，现在向他做出天花乱坠的许诺，只要他把他们写给罗伯斯庇尔的信件还给他们。这个训练有素的商人发现，把尽可能多的陌生人的书信放进自己的抽屉，很有好处；于是他就利用当时各个部门都混乱不堪的机会，把革命法庭的全部档案洗劫一空，用来大做买卖；只有此时落到他手里的这封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书信，这个狡猾透顶的家伙扣了下来：时势变化多端，谁能知道，等到风向一转，这样珍贵的秘密文件能派什么用场。他把这份赃物隐藏了二十年，果然：风向转了。又是一名波旁家的王子，路易十八当了法兰西的国王，当年的“弑君者”，也就是那些投票赞成把他御兄路易十六处以死刑的人，现在都感到脖子上奇怪地发痒。为了获得国王的恩宠，古尔都阿上书路易十八，伪善地表示，愿意把他“拯救”的这份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书信，作为礼物献给国王（偷窃文件真有好处！）。这个卑劣的诡计没帮上忙，古尔都阿和其他人一样也遭到流放。但是这封信总算获救了。在王后寄出此信之后二十一年，这封奇异的诀别信又重见天日。但是为时已晚。玛丽·安托瓦内特在临死前想要问候的人，全都追随她死于非命。伊丽莎白夫人命丧断头台上，王后的儿子不是真的死在塔楼里，便是在当时顶着一个陌生的名字，没有被人认出，跟随自己的命运，成为陌生人，浪迹天涯，漂流四方（至今无人知道全部真相）。便是费尔森，也没能接到这爱人的问候。在那封信里没有片言只语提到他，可是——那些动情的词句不是写给他的，又是写给谁的：“我有一些朋友。想到我将永远和他们分开，意识到他们的悲痛，是我临死时依然折磨着我的最大的痛苦。”职责不允许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全世界面前提到她最亲爱的人，但是她希望有朝一日费尔森能看到这几行字，即使在含蓄收敛的字句里，她的情人也能看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她也一成不变地以整个心灵献身给他，想念着他。感情的神秘莫测的遥相感应！——就仿佛他感觉到了王后渴望在最后时刻和他在一起！接到王后殒命的噩耗后，就像受到了神秘的召唤，费尔森在日记里答道：“在那最后的时刻，她不得不单身独处，没有任何慰藉，身边没有一个她可以说话的人，这可真是痛苦中最可怕的痛苦啊。”就像她在极端的孤寂之中思念着她的情人，她的情人也在同样的时刻想念着她。相隔遥远的路途，重重的墙垣，一个看不见另一个，也够不着另一个，但是这两颗灵魂在同一个瞬间表达出同一个愿望：越过时间的阻隔，在不可思议的空间，他们两人的相互思念将在宇宙的振荡之中互相接触，犹如两人的嘴唇交融在亲吻之中。

玛丽·安托瓦内特放下手中的羽毛笔。最艰难的事情已经完成，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已告别，现在再躺一会儿，集聚力气。今生今世她已不再有许多事情可做。只还有一点，那就是：死亡，但是要昂昂然从容赴死。

[1] 罗兰夫人，即约翰娜-玛丽（或玛侬）·罗兰·德·拉·普拉基埃尔（1754—1793），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女政治家，吉伦特党人，恐怖时期死于断头机下。其名言为：“啊，自由，以你的名义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

[2] 查尔斯·菲利普·亨利·隆珊（1751—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埃贝尔派的首领之一，与埃贝尔一起死于断头机下。

第四十三章 最后的行程

凌晨五点，玛丽·安托瓦内特还在写信，巴黎四十八个区已经鼓声隆隆。七点，全体武装部队已经肃立待命，炮弹上膛的大炮封锁了所有的桥梁和大道，卫兵的步枪安上刺刀，穿过全城，骑兵夹道排列。——动用了无数的士兵对付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别无其他愿望，只求一死。暴力往往惧怕其受害者，甚于受害者惧怕暴力。

七点钟，监狱看守家的厨房小使女罗莎莉悄悄地溜进王后的囚室。桌上还燃着两支蜡烛，角落里坐着一个阴影，警惕性很强的宪兵队长。罗莎莉起先没有看见王后，后来发现了，不由得大吃一惊：玛丽·安托瓦内特躺在床上，身上穿着寡妇的黑色丧服。她没有睡觉，只是疲倦，不断流血使她耗尽体力。

这个令人感动的乡下小女孩浑身战栗，站在这个判处死刑的女人，她的王后面前，怀着双重的同情。她心情激动地走近玛丽·安托瓦内特：“您昨天晚上什么也没吃，白天也几乎没吃什么东西。您今天早上想吃点什么？”

“我的孩子，我什么也不需要了。对我来说，什么都已结束。”王后答道，没有站起身来。可是女孩又一次坚决地请王后喝点她特地为王后煮的汤，筋疲力尽的王后便说道：“好吧，罗莎莉，给我把汤拿来吧。”她喝了几勺汤，女孩便开始帮她更衣。有人劝告玛丽·安托瓦内特，别穿着她见法官时穿的那身黑色丧服去上刑场，引人注目的丧服可能会激怒民众。此时此刻她哪里还在乎一身衣服！玛丽·安托瓦内特不作反抗，决定穿上一件轻便的白色晨衣。

但是这最后的努力居然还让她蒙受最后的羞辱。这几天王后不断失血，她所有的衬衣都沾上了血渍。她很自然地要求身上干干净净地走上最后的路程，现在她想要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请求看守她的宪兵长官稍稍退出囚室一会儿，可是此人奉有严令，必须时时刻刻严密注视玛丽·安托瓦内特，他宣布不得离开他的岗位。于是王后便蹲在她的床和墙壁之间那块狭小的空间，在她更换衬衣时，那个厨房小使女满腔同情地挡在她的面前，遮住她赤裸的身体。可是那件沾了血污的衬衣往哪儿搁呢？作为女人，王后羞于把这染了血渍的亚麻布衣裳，暴露在这个陌生男人面前和其他一些人好奇粗鲁的目光注视之下，再过几小时，这些人就会前来瓜分她的遗物。所以她迅速地把那件沾有血渍的衬衣卷成一小团，塞到炉子后面的墙角落里。

然后王后就特别仔细地穿着打扮起来。她已经一年多没有走上大街，没有见到头上自由辽阔的天空：特别是这最后一段路，她必须穿得体体面面、干干净净地把它走完。不再是女人的虚荣心驱使她这样做，而是意识到这一历史时刻的尊严。她仔细地穿好她的白色晨衣，把一块轻柔的高级薄纱的围巾系在脖子上，穿上她最好的一双鞋，已经变白的头发拢在一顶双褶的女帽里。

八点整，有人敲门。不，来的还不是刽子手。来的只是刽子手的先驱，是一位神父，可是只是曾经向共和国宣誓效忠过的一名神父。王后彬彬有礼地拒绝向他忏悔，她只承认没有宣誓效忠的神父是上帝的仆人。这位神父问道，他是否可以陪同王后走过这最后一程，王后以无所谓的口气答道：“随您的便。”这股看来无所谓的神气在某种程度上是道防护墙，玛丽·安托瓦内特正在后面凝聚内在的决心，去走这最后的路程。十点整，刽子手参孙，一个长着像巨人体魄的年轻人走进囚室，为她剪发，王后平静地让参孙把她的双手捆在背后，不作任何反抗。她知道，她的生命已经无法挽救，能挽救的只有她的名誉。现在千万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只有保持坚定的意志，向一切渴望看见她死去的人显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一位女儿是如何从容赴死的。

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带往刑场

将近十一点，贡西哀尔杰里监狱的大门打开。运载死囚的囚车停在门外，这是一种两边有栅栏的马车，车前套着一匹强壮的黑马。路易十六那时还是乘坐他的那辆密封的宫廷豪华马车，庄严肃穆极有尊严地前往刑场，玻璃的墙壁挡住了最为粗野的好奇心和令人极端痛苦的仇恨。在这期间，共和国在烽火连天的征程之中走得很远，远得无可限量，即使走向断头台的路程也要讲究平等：一名王后不必比任何哪一个市民死得更加舒服，一辆普通囚车对于卡彼的寡妇已经够好的了。车上的座位就是架在两部梯子横木中间的木板，没有垫子也没有罩子：便是罗兰夫人、丹东、罗伯斯庇尔、福基埃-丁维勒、埃贝尔，所有把玛丽·安托瓦内特送去处死的人，也都坐在这硬邦邦的木板上完成这最后的行程；这位被判死刑的王后，只是比她的法官们先走了一小段路程而已。

起先是一些军官从贡西哀尔杰里监狱阴暗的走廊里走了出来，他们后面跟着整整一连卫兵，手里端着步枪。然后走来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神情平静，步履坚定。刽子手参孙用一根长绳牵着她，用这根绳子把她的双手捆在背后，就仿佛他的牺牲品在几百名看守和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下，还会有逃走的危险似的。围观的民众也对王后受到这想不到的，没有必要的羞辱感到惊愕。听不见一声通常会有的嘲讽的喊叫，大家鸦雀无声地让王后一直走到囚车前面。参孙在那里伸出手来扶她上车，身穿市民便服的神父杰哈尔，在她身边坐下。刽子手身体笔直地站着，脸上毫无表情，手里拉着长绳：就像卡隆[1]把亡灵渡到阿刻隆河的彼岸，参孙则每天无动于衷地把他运载的货物送到人生的彼岸。但是这一次，无论是参孙自己，还是他的几个助手在整个路途中都把三角帽用手臂夹着，就仿佛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这个可悲的职务，他们要向这个被他们送上断头台的无力反抗的女人表示歉意。

这辆寒碜的马车在碎石路上咔嗒咔嗒地缓缓前进。他们故意拖延时间，得让每个人都能仔细观看这绝无仅有的好戏。王后坐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感觉到这辆简陋的马车走在蹩脚的碎石路上的颠簸，每颠一次都叫她痛彻骨髓。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煞白的脸上毫无表情，眼圈发红的眼睛凝视着前方，丝毫也不向密密麻麻的好奇观众流露出恐惧或者痛苦的迹象。她把所有的心灵力量都汇集起来，以便直到最后都能保持坚强，她最厉害的敌人想窥见她丧失勇气，或者心灰意冷的瞬间，可是徒劳。什么东西也不能使玛丽·安托瓦内特心乱，无论是聚集在圣-罗旭教堂旁边的一帮女人用流行的嘲讽喊声迎接她，还是演员格拉蒙为了在这个阴郁的场景里制造气氛，身穿国民卫队的制服，骑马走在囚车前面，手里挥舞佩刀，大声叫道：“这个就是卑鄙无耻的安托瓦内特！现在她完蛋了，我的朋友们！”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依然方寸不乱。她的脸紧绷着，犹如一块钢铁，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双手捆在背上，使她的脖子挺得更高，眼睛笔直地凝望着前方，街上形形色色杂乱荒诞的景象都不再侵入她的眼帘，眼睛已经充满了从内心涌流出来的死亡的信息。她的嘴唇没有颤抖，她的身体没有哆嗦，她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力气，坐在车上，神情高傲，一脸轻蔑，连埃贝尔第二天也不得不在他的《杜歇斯奈老爹》上承认：“话说回来，这个婊子始终大胆放肆，直到最后。”

在圣-奥诺累大街的拐角处，在今天的摄政时期咖啡馆的位置，有一个人等着，他手里拿着铅笔和一张纸。他就是路易·大卫，那个时代最胆怯的懦夫之一，也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是摇旗呐喊的人当中嗓门最大的一个。当权者大权在握时，他为他们效劳。当权者一旦身处险境，他就赶快抛弃。他画过临终时的马拉，在热月[2]八日，他慷慨激昂地向罗伯斯庇尔宣誓效忠，“和他一起把酒杯一饮而尽”，可是等到热月九日，在那危机四伏的会议上，他的这种英勇的渴望就没有了。这位可悲的英雄宁可缩着脖子躲在家里，就凭这阵怯懦，躲过了断头台。大革命时期他是专制暴君不可戴天的敌人，可他又是第一个转变立场，投向新的独裁者。他为拿破仑的加冕典礼作画，放弃他从前对贵族的仇恨，换来“男爵”的称号。这是一个永远投靠权势的倒戈者的典型，对于成功者阿谀奉承，对于失败者冷酷无情，他为加冕典礼上的胜利者作画，也为前往断头台的失败者作画。

后来丹东也从今天运载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同样的囚车上下来，一眼看见了大卫。他深知此人的卑微下贱，居然还迅速地扔给他一句无比轻蔑的骂人话：“奴才坯子！”

尽管大卫长着一颗奴才的灵魂，一个可怜巴巴的胆怯的心，他的眼睛却是精妙无比，他的手万无一失。王后正乘车前往刑场，一刹那间，他已经把王后的面容飞快地捕捉到他的纸上，永不消逝，这是一张令人惊叹的了不起的速写，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热腾腾地取自生活：一个衰老的女人，不复美丽，只是依然高傲。嘴巴紧闭，傲气凌人，似乎在向内心发出呼号，眼神漠然、陌生，她双手捆在背后，上身笔直地坐在囚车上，一副挑衅的神气，就仿佛她是坐在宝座之上。在这张石化了一般的脸上，每一根线条都流露出难以名状的轻蔑鄙薄，她那高高隆起的胸部，表现出不可动摇的坚毅果敢。容忍已转化为对抗，苦难已在内心变成力量，这都赋予这个备受折磨的身躯一种新的可怕的王者尊严。即便是仇恨，也无法在这张纸上否认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王者的气度，王后就以她那非凡高贵的气度和超群出众的举止克服了囚车给她的羞辱。

巨大无比的革命广场，即今天的协和广场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一万多人从清晨就站在那里，不想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戏，观看一位王后如何死去，按照埃贝尔粗野的话：“如何被民族的剃刀给她修面。”好奇的人群已经等候了好几个钟头。为了解闷，打发时间，和身边的一个漂亮女子聊上几句，大家说说笑笑，从报童那里买上几份报纸或者漫画，翻翻最新出版的现实小册子《王后给她的宠儿和嬖幸的诀别词》或者《前王后的惊人狂热》。大家窃窃私语，胡乱猜测，谁的脑袋明天、后天会在这儿掉进篮子里，与此同时从路边的摊贩那里买点柠檬水、小面包或者核桃：观看这样盛大的场面值得花点耐心。

这批好奇的人群熙熙攘攘，黑压压的一片如潮水涌动，在他们头上耸立着仅有的阒无生气的东西，一动不动地耸立在人群活跃的空间，那是两个侧影：断头机修长的线条，这座从此岸通向彼岸的木头桥梁；在它上端的横梁上那明亮的路标，刚磨得极为锋利的刑斧，在暗淡的十月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这断头机犹如一位可怕的天神遗忘的玩具，轻盈自如地刺向灰暗的天空；飞鸟没有料到这残忍的工具阴惨的意义，正无拘无束地在它上面飞翔嬉戏。

但是在这断头机旁边，矗立着巨大无朋的自由女神的雕像[3]，安放在从前路易十五纪念碑的底座上，严峻而又肃穆，骄傲地高过那死亡之门。这不可亲近的女神坐在那里，头上戴着雅各宾党人戴的红色小帽，宝剑握在手里，沉思着；这自由的女神坐着，像石头一样冷凝，正在酣梦之中。她那白色的眼睛越过她脚下那些永远骚动不宁的人群，远远地越过旁边那台杀人机器，凝视着远方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她没有看见她周围的人性，没有看见生命，没有看见死亡，这个不可理解的，永远被人所爱的女神睁着一双石头的睡梦中的眼睛。她没有听见所有向她呼吁的人的呼喊，没有感觉到人们在她石头的膝盖上放下的花圈，也没有感觉到流进她脚下土地里的鲜血。她是永恒的思想，在人们当中殊为陌生，她默默地坐着，凝望着远方，直视她看不见的目标。她不发问，也不知道，以她的名义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们骚动起来，顿时人潮汹涌，突然之间又趋于沉默。在这寂静之中，人们听见从圣-奥诺累大街传来的狂野的吼叫，大家看见前面带路的骑兵，现在那悲剧的囚车装载着捆着双手的女人，以前法兰西的女主人，拐过街角；在她身后站着刽子手参孙，一只手骄傲地握着绳子，另一只手谦卑地拿着帽子。在这巨大的广场上鸦雀无声，叫卖的人不再呼喊，每个字都不再发出声来，周遭是如此寂静，都能听出马蹄沉重的踏地声和车轮刺耳的转动声。这一万多人，方才还活跃地聊天欢笑，现在都惴惴不安像着了魔似的怀着恐惧的感觉，看着那个捆着双手脸色苍白的女人，可她谁也不看。她知道，只有这最后一次考验！只还有五分钟的死亡，然后便是永生不死。

囚车停在断头台前。王后安详地，独自一人，“脸上的表情比离开监狱时更加严峻冷漠”，拒绝任何帮助，径自踏上断头台木板的阶梯；她穿着缎子的高跟鞋，步履轻盈灵动，登上这最后几步台阶，就像当年走上凡尔赛宫的大理石阶梯一样。现在再越过这熙熙攘攘的人群，抬头远望眼前的天空，抛去茫然的一瞥！她是不是透过秋日的迷雾，认出了远处的推勒里宫，她曾住在那座宫里，经受了难以名状的苦难？在这最后的一分钟，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莫非她又回忆起同样的这些民众，曾经在同样的花园里热情洋溢地欢迎她这位太子妃？这谁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一个临死的女人最后的思想。这一切都已过去。刽子手们在背后抓住她，迅速地把她推到木板上，脑袋放在刑斧的利刃之下，一拉绳子，一道闪光，利刃嗖地一下飞落，沉重的一击，参孙已经握住头发，抓起流尽鲜血的头颅，举到广场上空，人人都可看到。一刹那间，一万多人屏住呼吸，暗自恐慌，化为一声狂野的呼喊，从憋得近乎窒息的嗓子眼里，迸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共和国万岁！”然后人群便近乎匆忙地四下分散。当然啰，时间也已到十二点一刻，早就该是吃午饭的时候；现在赶快回家。干吗还在这儿瞎混！明天，以后几个星期，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可以在这同样的广场，每天一次又一次再观看同样的好戏。

已是正午时分，人群都已散去。刽子手用一辆小推车把尸体运走，鲜血淋漓的脑袋放在尸体的两腿之间。几名宪兵还看守着断头台。但是没有人再关心那慢慢渗入泥土的鲜血。广场又变得一片空寂。

只有自由女神着了魔似的化为白色的石头，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继续不断地凝望着她看不见的目标。她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她严峻地越过人类的疯狂而又愚蠢的所作所为，望着永远的远方。她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以她的名义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卡隆，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幽灵和夜的儿子，在冥界把亡灵用小舟渡到阿刻隆河的彼岸，通向阴间。但丁在他的《神曲》“地狱篇”第三章中描写了卡隆。

[2] 热月即大革命后一度推行的共和历的第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20日至8月17—18日。

[3] 1792年8月11日在巴黎的路易十五广场竖立了自由女神塑像，广场更名为革命广场，自由女神像旁边设立断头台，1800年被毁。

第四十四章 哀悼

那几个月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谁也不可能长时间地去想某一个人的死亡。时间过得越快，人的记性越差。过几天，过几个星期，巴黎城里早已忘怀，有个名叫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王后被斩首，已被埋葬。在王后处死后第二天，埃贝尔还在他的《杜歇斯奈老爹》上咆哮：“我看见那个否决权娘儿们的脑袋掉进口袋之中，这只母老虎坐在这辆装着三十六根棍子的车里穿过巴黎的时候，他妈的，我真想描写一下无套裤党人的欢欣鼓舞，……她那该死的脑袋终于和她那婊子脖子分家，共和国万岁的喊声不断，真见鬼，弄得空气里雷声隆隆。”但是大家听也不听他在说些什么，在这恐怖之年，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的脑袋。与此同时，王后的棺材停放在坟地里，没有安葬。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缘故而去挖掘坟墓，这样就太费钱了。就等着勤快的断头机把后续的死尸送来，等到积满了一堆棺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棺材才会洒上生石灰，和新送来的棺材一起扔进万人坑里。这样，事情就全都了结。王后的那条小狗还在监狱里焦躁不安地跑来跑去，叫唤了好几天，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嗅来嗅去，跳到所有的垫子上，寻找它的女主人，接着连这条狗也漠然无动于衷，监狱看守出于怜悯收留了它。后来：一个掘墓人跑到市政当局，拿出一张账单：“卡彼寡妇的棺材六个里弗尔，坟墓和掘墓人十五个里弗尔三十五个苏。”然后一个法庭仆役还把王后几件穷酸的衣服包在一起，立了一个卷宗，把这些衣服送进一家医院；可怜的老太婆们就穿上这些衣服，既不知道，也不打听这些衣服原来属于什么人。这样一来，对于同时代人，玛丽·安托瓦内特是怎么回事的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几年后有个德国人来到巴黎，问及王后的坟墓，在全城已找不到一个人能够回答，法兰西从前的王后究竟葬在何处。

国境线的那边，玛丽·安托瓦内特处死没有引起多少激动，大家早已估计到这事。科堡公爵过于胆怯，没有及时援救王后，这时在军队的战报中慷慨激昂地宣称要进行复仇。普罗旺斯伯爵因为王后被杀，再一次向日后的路易十八的宝座迈出了极大的一步，——只有塔楼里的男孩想必还隐藏了起来或者已被处理掉，——伯爵这时表面上很动感情地让神父做了几台弥撒，虔诚地哀悼亡灵。在维也纳的宫廷里，弗朗茨皇帝前些日子过于懒散，都没写过一封信去援救王后，这时下令整个宫廷大肆举丧致哀。女眷们一律身着黑色丧服，皇帝陛下几周不进剧院看戏，各报得到命令，全都极为愤怒地撰文抨击巴黎邪恶的雅各宾党人。皇帝总算仁慈地接受玛丽·安托瓦内特托付给麦尔西的一些钻石，后来又拿被俘的几名法国的特派员换来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儿。可是等到需要偿还拯救王后时付出的款项，还清王后的债务，维也纳宫廷突然装聋作哑。总而言之，皇室不大喜欢让人提及王后遭受死刑一事，这样卑鄙地在全世界面前对一个血亲这样不管不顾，甚至连皇帝也感到良心有些压抑。若干年后，拿破仑还指出：“对于法兰西王后保持深度沉默，这在奥地利皇室是绝对有效的原则。提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名字，他们就垂下眼睑，顾左右而言他，仿佛想要避免一个不合适的、令人难堪的话题，这是全家都遵循的一条规则，也让他们的外交代表予以遵循。”

这一噩耗只扎进了一个人的心窝，那就是忠心耿耿的人当中最为忠心的人，费尔森。每天他都心惊胆战地等着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做思想准备，我想我将因此接受这个噩耗，不致太受震撼。”可是等到布鲁塞尔的报纸送来，他还是感到被击成齑粉。他写信给他妹妹：“那个意味着我全部生命，我从未停止过深爱的女人，不，不是从未，而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深爱的女人，我愿为她牺牲一切。我现在才深切地感到，她在我心里的地位，我恨不得千百次为她付出生命，可她已不复存在。啊，我的上帝，为什么这样惩罚我，我究竟怎么激起了你的愤怒？她已不复存在，我的痛苦达到了顶点。我不理解，我自己怎么还苟活在世上。我不知道，我怎么还能忍受我的痛苦，因为我的痛苦过于强烈，永远也不会消失。我将永远把她留在我的记忆里，为她哭泣。我亲爱的妹妹，唉，为什么我没有死在她的身边，在那个6月20日，为她而死，那样我将比现在幸福，现在我痛苦地苟延残喘，一天天耗下去，责备自己，直到我生命终止才会停歇，因为我所爱慕的她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逝去。”他感到，他现在只能生活在哀悼之中，只能生活在对她的思念之中：“那唯一充满我心灵的对象，对我而言，那唯一融万物为一体的对象，如今已不复存在。直到现在我才领悟，我对她是多么迷恋。她的形象不停地萦绕在我心里，追随着我，不断地陪我到任何地方，我只能谈论她，只能把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瞬间从我记忆之中唤醒。我派人到巴黎去，把一切还能收集到的能回忆起她的东西全都买来。她的一切都是神圣的，都是圣人的遗物，将是我亲爱的永远赞赏的对象。”什么都无法填补他的损失。几个月之后，他还在日记里写道：“啊，我每天都感到，我失去了多少，她在任何方面都完美无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也永远不会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年复一年，岁月流逝，都无法减弱他感受到的震撼，一切都成为他重新怀念那被夺去生命的女人的契机。当他1796年来到维也纳，在那里第一次在皇宫里看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儿，印象是如此强烈，眼泪不禁涌入他的眼眶：“在我下楼的时候，我的双膝索索直抖。我强烈地感到悲痛和欢乐交集。”

每次看见女儿，他就想起母亲，眼睛立即湿润。女儿身上流淌着母亲的血，深深地吸引着他。但是她不得和费尔森交谈。是维也纳宫廷的那道要忘却这位受害者的密令，还是忏悔师的严禁在起作用，这位忏悔师也许知道了女孩的母亲和费尔森之间“不可饶恕”的关系？奥地利宫廷不乐于看见费尔森出现，很高兴看见他又启程离去：这位最忠心耿耿的挚友从未听见哈布斯堡皇室对他说一句“谢谢”。

玛丽·安托瓦内特去世之后，费尔森变得很不友善，非常严酷。他觉得世界对他极不公平，很是冷酷，生活毫无意义，他的政治上、外交上的雄心壮志都已结束。在战争年代，他作为公使，走遍全欧，时而在维也纳，时而在卡尔斯鲁厄，在拉斯塔特，在意大利，在瑞典；他和其他一些女人建立联系，但这一切并没有触动他的心弦，使他内心得到安慰。在他的日记里一再出现证明，这位恋人归根到底一直在靠那亲爱的阴影活了下来。多年之后，在10月16日，王后逝世的日子，还这样写着：“这一天对我而言是充满敬畏的日子。我永远也不可能忘怀，我失去了什么，我的遗憾将与我的生命同样久长。”但是另外还有第二个日子，费尔森一再把它当作他人生的命运之日，那就是6月20日。他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在王室出逃的日子，他屈从于路易十六的命令，让玛丽·安托瓦内特独自一人留在危险的境地之中；他一再感到，这一天是他个人尚未补赎的罪过。他一直在重新控告自己，宁可当时被民众撕成碎片，也比心里毫无欢乐，灵魂充满自责地继续苟活，甚至活得比她更长要好得多，要更加富有英雄气概。“为什么我当时，在6月20日，没有为她而死？”这个神秘的自责一再出现在他的日记里，发出控诉。

但是命运喜欢偶然事件的类比和数字的神秘莫测的游戏；多年之后，命运实现了他的罗曼蒂克的愿望。恰好在这一天，又是一个6月20日，费尔森找到了他这梦寐以求的死，而且这个死法也恰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费尔森渐渐地不求闻达，不慕名利，全凭他的姓名在他的故乡变成一个要人：贵族元帅，国王最有势力的谋士，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但却是一个无情严酷的人物，上世纪意义上的一位贵族老爷。从瓦累纳那天起，费尔森就憎恨民众，视之为恶毒的暴民、卑鄙的流氓，因为他们夺走了他的王后，而民众也以同样极度的憎恨回敬这个贵族。他的敌人悄悄散布谣言，这个放肆大胆的封建贵族，为了向法兰西复仇，想亲自当上瑞典国王，把瑞典民族拽进战争之中。1810年6月，瑞典王储猝死。在整个斯德哥尔摩莫名其妙地出现一则谣言，一则疯狂、危险的谣言，说是贵族元帅费尔森用毒药把王储谋害，从而除清道路，自己可以攫取王冠。从这一瞬间起，费尔森的生命也受到民众愤怒的威胁，就像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生命在大革命时期受到威胁一样。因此在王储出殡那天，朋友们听到各式各样的阴谋计划，好心好意地劝告这个脾气倔强的人，不要去参加葬礼，宁可小心谨慎地待在家里。可这是6月20日，费尔森神秘的命运注定的日子：阴郁的意志驱使他去实现这梦寐以求的天命。十八年前如果民众在马车里发现费尔森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陪同人员，在巴黎可能发生的事情，恰好在6月20日发生在斯德哥尔摩。费尔森的豪华马车刚刚离开府邸，愤怒的暴民便突破了军队的警戒线，用暴力把这个头发花白的贵族元帅拽出马车，用棍棒石头把这手无寸铁的人打倒在地。6月20日的梦中景象得以实现；当年把玛丽·安托瓦内特推上断头台的那些不可驯服的狂野分子，如今对费尔森大肆践踏。末代王后的最后一名骑士，“美男子费尔森”的尸体，就横陈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楼前，鲜血淋漓，残缺不全。活着，无法使他和王后结合，至少在他们共同的命运之日，他能象征性地为王后而死。

随着费尔森的逝世，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深切怀念，永志不忘的最后一人也就此消逝。每一个人，和对他的思念，只有在世上还真正有人爱他时，还活在世上，否则便完全死灭。费尔森对死者的哀诉，是最后一句忠诚的话，然后便寂然无声。不久，其他忠于王后的人们也随之死去，特丽雅侬衰败凋零，那些精致的花园也荒芜一片，画像、家具当年和谐地摆放在一起，映照出王后独特的优雅妩媚，如今被拍卖，被抛售。玛丽·安托瓦内特曾经存在过的，最后可以看见的痕迹终于荡然无存。时间又流入时间的长河，鲜血覆盖着鲜血，革命在执政府时期熄灭，波拿巴登上舞台，不久他就叫拿破仑皇帝。他从哈布斯堡皇室又迎娶另外一位大公爵小姐，举行一场新的灾难性的婚礼。但是，这位新的大公爵小姐玛丽·路易丝，尽管和另一位大公爵小姐有同样的血脉相连，却——对于我们的感觉而言，简直难以置信——由于心灵的迟钝，一次也没有问起过，那个女人在哪里痛苦地沉睡不起，那个女人在她之前曾经生活在同一座推勒里宫，同样的几间宫室里，并且备受苦难：这样贴近的一个人物，一位王后，竟然被她最亲近的至亲和后人，如此冷酷如此残忍地遗忘。终于发生转折，良心的不安产生了回忆。普罗旺斯伯爵踏过三百万尸体，终于爬上了法兰西的宝座，变成路易十八，这个潜伏在阴影之中的人终于达到了目的。既然那些如此长久地拦住他道路的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有他们不幸的儿子路易十七总算万幸都已被消灭干净，既然死者不会复活提出怨诉，——干吗不事后给他们补建一座富丽堂皇的陵墓？现在终于分配任务，去寻找他们的坟墓（亲弟弟居然从来没有打听过哥哥的坟墓何在）。但是二十二年来这样可耻的漠不关心，要想找到当年的墓地已经很不容易，因为在玛德莱娜教堂旁边那座臭名昭著的修道院花园里，恐怖时期曾经埋葬了上千具尸体，掘墓人匆忙行事，根本没时间为个别的坟墓做上标记，他们只能迅速地把那不知餍足的刑斧每天给他们送来的大量尸体并排堆在一起乱挖乱埋。没有十字架，没有皇冠，让人辨认出那业已下落不明的地点；只有一点他们知道，国民公会下令，国王和王后的尸体得撒上石灰。于是他们就挖啊，挖啊，挖个不停，终于铁锹碰到了很硬的一层。从一只业已朽坏的吊袜带上，他们认出，他们毛骨悚然地从潮湿的泥土里刨出来的一把灰白的尘土，便是那个朽坏了的女人留下的最后痕迹。这个女人在她风华正茂的时代曾是风度优美，品味高雅的女神，然后便是备受考验，选拔出来经受一切苦难的王后。

后记

通常在一本历史书籍的末尾要列举使用过的资料的出处，可是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一特殊案例，我觉得几乎更重要的是，确认哪些出处“没有”被使用，出于什么原因。因为平素最为可靠的文献，亲笔书信，在这里证明并不可靠。在这本书里，多次提到，依照玛丽·安托瓦内特缺乏耐心的性格，她在写信方面十分疏懒；若不是为真正的压力所逼，她几乎从来也不会自觉自愿地去坐到她那绝妙的精致的书桌旁，这张书桌今天还陈列在特丽雅侬宫，可以观赏。因此在她逝世之后十年，几乎没有什么出自她手笔的书信为人所知，除了那难以计数的账单之外，上面写着必不可少的“请支付，玛丽·安托瓦内特”，这就丝毫也不令人惊讶了。她的确详细进行的两种通信，是和她母亲以及维也纳宫廷的通信，另外一种是和封·费尔森伯爵的私密通信，当时还深锁在档案馆里，以后还有半个世纪也不得公之于世，少数几封已经发表的，王后致波利涅克伯爵夫人的信函原件，也同样不可得见。因此到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1]几乎在巴黎举办的每一次手稿拍卖会上，都有王后手写的书信出现，就使人益发感到意外。奇怪的是，这些书信都带有王后的亲笔签名，而实际上王后只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亲自签名。于是紧接着大量的书籍纷纷面世，一本是胡诺尔施坦因伯爵出版的书，一本是费耶·德·贡歇男爵弄到的王后的书信集（直到今天依然是篇幅最大的一部书信集），第三是克林柯夫斯特雷姆出的集子，里面——当然是删节得贞净已极的节选本——包含着玛丽·安托瓦内特致费尔森的书信。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看到资料这样大幅度地丰富起来，当然欣喜异常，可是仍有隐忧。这些书籍出版之后不过几个月，就有一大批由胡诺尔施坦因和费耶·德·贡歇发表的书信遭到怀疑，于是爆发了旷日持久的论战，不久一些作风正派的人士不可能不怀疑，有某个灵巧的，甚至可说是天才的伪造者肆无忌惮地，把真假信件混杂在一起，与此同时，甚至把伪造的手稿投入市场进行交易。

学者们出于一种奇怪的顾忌，没有提及那位出神入化的伪造者，大家所认识的最巧妙的伪造者之一的名字。虽然最优秀的两位研究者弗拉默蒙和罗歇特里，早已在字里行间明确地暗示，他们认为谁有嫌疑。今天已经不再有理由隐瞒那个名字，从而使伪造学的历史缺少一个心理学上殊为有趣的案例。这位过分热心地增加玛丽·安托瓦内特书信宝藏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她书信的出版者，费耶·德·贡歇男爵；他是一位高级外交官，拥有不同寻常的教养，一位杰出的、有趣的作家，杰出的法兰西文化史专家，他花了十年或者二十年时间，在一切档案馆的私人收藏室里，追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切书信，以真正令人赞赏的勤奋和渊博的知识，把那本著作编制出来——这一成绩至今还值得称道。

但是这位可敬的勤勉的先生怀有一种激情，而激情总很危险：他怀有真正的热忱收集手稿，算得上是这一领域学术上的教皇。多亏他的《好奇者琐谈》，我们得到了有关这本书信集的一篇出色的文章。他收集的原稿，或者，像他自豪地所说的，他的“珍品收藏室”在法国首屈一指。但是有哪一个收藏家觉得藏品已经够多了呢？也许正因为他自己的钱财不足以让他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增加他存放藏品的文件夹子，他就亲手制作了一定数量的拉封丹[2]、布瓦洛[3]和拉辛的手稿，甚至在今天，他伪造的产品有时还在市场上出现，并且通过巴黎和英国商人予以出售。但是他真正的杰作，无疑是那些伪造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信件。在这方面没有第二个健在的人比他更熟悉题材、字体和附带情况。所以他作为第一个查阅过王后致波利涅克伯爵夫人的货真价实的七封信的原件之后，再凭空杜撰出同样数量的伪造信件，或者伪造一些王后给她的那些亲戚当中的某些人的小便条，对他而言就并不怎么过于困难，他知道，这些亲戚和王后的关系殊为亲密。由于他对王后的书法特点和修辞特色具有特殊的知识，他比任何人都更能胜任这一特别的业务，可惜他也决定，伪造书信达到登峰造极、以假乱真的程度，字体逼真，文笔也因深有体会，模仿得惟妙惟肖，因为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每个细节都编造出来。因此大家尽管想尽办法——我们得老实承认——今天读到这些个别的信件，根本就无法区分孰真孰假，究竟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思想和文字，还是费耶·德·贡歇的杜撰和伪造。不妨举个例子，存放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里的那封王后致弗拉克斯兰登男爵的信，我就不能确有把握地说出，这是原件还是赝品。书信的本文说明自己的真实，可是书法四平八稳，圆润丰满，尤其因为此信从前的拥有者是从费耶·德·贡歇那里购得的，都说明这封书信是件赝品。由于所有这种种原因，为了更高程度的历史性的安全可靠起见，在这本书里无情地把每一个别无其他来源，只是取自费耶·德·贡歇男爵可疑的“珍藏室”的任何文件，全都不予考虑。这本书里采用信件的心理学上的原则乃是：宁可少而真实，也勿多而可疑。

在可靠性方面，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口头证词也不比书信更强。如果说在其他时代，我们总是抱怨回忆录和目击证人的报告太少，那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我们就要因为材料太多而喟然长叹了。在风云突变的几十年里，整整一代人毫不停顿地从一个政治浪潮掷到下一个政治浪潮中去，很少有时间沉思默想，纵览一切；在二十五年间，当时一代人经历了纯粹意想不到的重大变故，几乎一刻不停地经历了王朝最后的繁荣昌盛和垂死时的拼命挣扎，大革命最初的幸福时光，恐怖时期的可怕时日，督政府时期，拿破仑的崛起，他的执政府，他的独裁统治，帝政时期，世界帝国，千百场胜仗和决定性的失败，又来一个国王，又来一次拿破仑，一百天之久。终于滑铁卢一战后，来一次大休整，在风狂雨骤二十五年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风暴终于停顿。人们于是从恐惧之中醒来，揉揉眼睛。他们起先惊讶的是自己居然还活着，接着惊讶的是，他们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多少事情——我们自己的情况也没什么不同，湍急的潮水从1914年起，把我们搅得昏天黑地，接着又突然波平浪静——现在他们大家待在平静安全的岸边，想要安安静静有条有理地通览他们心情纷乱激动地看见过和经历过的一切。当时每个人都想在目击证人的回忆录里读到历史，以便把自己没有整理过的人生经历复制出来；于是在1815年以后，出现回忆录得到热销的一片繁荣景象，就和我们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书籍大肆热卖一样。职业写作者和出版商，不久嗅到这个热门，趁读者兴趣尚未消退——这点，我们也曾经历过——赶快为了满足这突然爆发的好奇的需要，制作一系列有关这一伟大时代的回忆录、回忆录、回忆录。凡是曾经为那些在此期间已经成为历史名人效过力的人，公众都要求他们每一个人叙述自己的经历。可是这批可怜的小人物，大多是稀里糊涂、跌跌撞撞地走过了这些伟大的事件，想不起多少细节，另外他们也不善于把他们回忆起来的事情，描述得生动有趣。于是狡黠灵巧的新闻记者就借用这些人的名义，用少数几粒葡萄干烘烤厚厚的一块面团，用甜腻腻的佐料把面团加上甜味，翻来覆去加上多愁善感的虚构和捏造，最后炮制出一本书来。

每一个当年在推勒里宫，或者在监狱里，或者在革命法庭上经历过那么一小段世界史的人，现在都作为作者登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裁缝啦，贴身女侍啦，第一、第二、第三使女啦，理发师啦，监狱看守啦，孩子们的第一、第二女太傅啦，以及她们朋友当中的每一个人。最后一位，但并非最微不足道的一位，甚至是刽子手参孙先生，现在也得写回忆录，或者至少把他的名字借给别人，用在七拼八凑制作出来的什么书上，当然用钱交换。

不言而喻，这些胡编乱造的报告，在每个细节上都互相矛盾，恰好关于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至关紧要的过程，王后在推勒里宫遭到突击时的态度，或者关于王后最后几小时，我们拥有七八种，十种，十五种，二十种所谓的目击证人提供的彼此大相径庭的版本。所有的版本，只在政治思想上完全一致，那就是无条件地感人至深而又不可动摇地忠于国王，只要想想，所有这些回忆录都是凭着波旁家的优惠刊印的，这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样的这些仆人和监狱看守在大革命时期统统是最为坚决的革命派，而在路易十八统治下全都不厌其烦地百般保证，他们当年私底下多么强烈地尊敬和热爱这位仁慈高贵、纯洁无瑕、德行高超的王后：这些事后忠诚之流，倘若在1792年，真有一小部分像他们在1820年所说的那样忠心耿耿富有献身精神，玛丽·安托瓦内特就绝对不会被关进贡西哀尔杰里监狱，绝对不会踏上断头台。所以那个时代十分之九的回忆录是为了引起轰动效应，或者纯粹是为了阿谀奉承；谁若想寻找历史的真相（和以往的那些描述正好相反），最好把这些突然冒出来的宫廷侍女、理发师、宪兵、侍童，由于他们的记忆力过于讨人喜欢，从一开头就把他们当作不可置信的证人，统统从证人席上撵走；在这本书里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

从以上表述得到解释，为什么在我对玛丽·安托瓦内特所做的这份描述当中，一大批文献、信件和谈话录都未加利用，没有出现，而在以往的一切书籍中都毫不怀疑地得到采用。在那些传记中，有些趣事轶闻使读者感到欣喜，或者觉得逗乐，其中最早的一则便是，莫扎特小时候在美泉宫曾向玛丽·安托瓦内特求婚，接着一个劲地发展下去，直到最后一则轶闻，王后在处死时，不小心踩了刽子手一脚，据说她曾经彬彬有礼地向刽子手说了声：“对不起，先生。”（这个故事编得实在过于聪明，不可能是真的）这些趣事轶闻，读者在本书中就读不到了。另外读不到的是无数信件，尤其是写给她“亲爱的心肝”朗巴勒亲王夫人的那些缠绵悱恻的书信，干脆就是因为这些信件是费耶·德·贡歇男爵为了骗人，自己杜撰出来的，而不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亲笔书写的，同样也看不到一系列口头流传的感情充溢、聪明绝顶的话语，只是因为它们过于聪明，感情过于充沛，不符合玛丽·安托瓦内特中庸平和的性格。

一方面，这是有所失，但只是在感伤主义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历史真实的意义上有所失。可是另一方面却有所得，那便是赢得了重要的新资料。尤其在维也纳国家档案馆里进行仔细审查之后发现，已经发表的所谓完整的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之间的通信集，有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段落由于内容私密硬被扣住，未予发表。这些信件在本书中得到毫无保留的利用，因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之间的夫妻关系，如果不了解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这个生理学上的秘密，在心理学上是不可理解的。另外，杰出的女研究员阿尔玛·索德杰尔姆，在费尔森后裔的档案馆里所进行的彻底研究，也极为意义深远，她非常成功地揭示了许多出于道德的考量而做出的涂改掩饰之处。由于这些涂抹之处，而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文献，使得这一“虔诚的欺人之谈”，即费尔森对于不可亲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只怀有行吟诗人般贞净爱情的传说，再也难以为继；此外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细节得以澄清。我们关于一个女人，在人性和道义上拥有权利的观点更加自由，哪怕她碰巧是位王后，我们今天更加贴近真实，更不害怕心灵的真相，因为我们和先前那代人不同，不再相信，为了给一个历史人物赢得同情，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性格理想化，加上多愁善感的色彩或奉之为英雄，把重要的性格特点予以抹煞，把另外一些特点悲剧化地大肆彰显。然而，一切具有独创性的心理学最高法则不是神化人物，而是把人物人化；不是用人为的理据来为之开脱，而是解释其所负的使命。本书在此尝试着在一个性格平庸的人物身上做出这番解释，这个平庸的人多亏她那无与伦比的命运，才拥有超越时代的影响，而她内心的宏伟壮丽得益于她身受的超乎寻常的不幸。我至少希望，无须任何夸张，恰好由于它世俗的局限，也能赢得当代人的同情和理解。

斯·茨威格

1932年

[1] 指十九世纪。

[2] 让·德·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

[3] 尼可拉斯·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文学理论家。

玛丽·安托瓦内特年表

1755年11月2日　玛丽·安托瓦内特出生

1769年6月7日　路易十五书面求婚

1770年4月19日　在维也纳举行代理婚礼

5月16日　在凡尔赛举行婚礼

12月24日　舒瓦瑟尔失宠

1772年1月11日　罗昂到维也纳

8月5日　波兰被瓜分

1773年6月8日　王太子妃进入巴黎

1774年5月10日　路易十五去世

第一次向玛丽·安托瓦内特兜售项链

费尔森第一次到凡尔赛

罗昂调离维也纳

博马舍向玛利亚·特蕾西亚出售他的污蔑文章

1777年4/5月　约瑟夫二世访问凡尔赛

8月　夫妇之间第一次亲密接触

1778年12月19日　长公主出生，即日后的昂古莱姆公爵夫人

1779年　第一份攻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小册子出版

1780年8月1日　在特丽雅侬的剧院首次登场

11月29日　玛利亚·特蕾西亚去世

1781年10月22日　第一位王储出生

1783年9月3日　凡尔赛和约——英国承认美利坚合众国

1784年4月27日　《费加罗的婚礼》在法兰西剧院首演

8月11日　冒乐顶替的“王后”和罗昂相会于维纳斯小树林

1785年1月29日　罗昂买下项链

3月27日　第二位王储出生

8月15日　罗昂在凡尔赛被捕

8月19日　《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在特丽雅侬上演，同时也是那里的最后一次演戏

1786年5月31日　项链案宣判

7月9日　莎菲-贝阿特里克丝公主出生

1788年　开始和费尔森有亲密交往

8月8日　宣布1789年5月1日召开三级会议，奈克尔再次出任大臣

1789年5月1日　三级会议开幕

6月3日　第一位王储去世

6月17日　第三等级组成国民议会

6月20日　网球场宣誓

6月25日　新闻自由

7月11日　奈克尔被流放

7月13日　建立国民卫队

7月14日　攻陷巴士底狱

7月16日　开始流亡（阿尔诺阿、波利涅克）

8月底　费尔森在凡尔赛

10月1日　宴请近卫军团

10月5日　巴黎民众向凡尔赛进发

10月6日　国王全家前往巴黎——雅各宾党人俱乐部创建于巴黎

1790年2月20日　约瑟夫二世皇帝去世

6月4日　最后一次在圣-克鲁消夏

7月3日　与米拉波见面

1791年4月2日　米拉波去世

6月20—25日　出逃瓦累纳

巴尔纳弗及其朋友在推勒里宫

9月14日　国王向宪法宣誓

10月1日　立法会议成立

1792年2月13—14日　费尔森最后一次在推勒里宫

2月20日　玛丽·安托瓦内特最后一次上剧院

3月1日　莱奥波尔特二世皇帝去世

3月24日　罗兰组阁

3月29日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去世

4月20日　法国向奥地利宣战

6月13日　罗兰政府下台

6月19日　国王行使否决权

6月20日　第一次攻击推勒里宫

8月10日　攻陷推勒里宫，丹东任司法部长

8月13日　免除国王的权力——国王全家移囚庙堂

8月22日　第一次旺代起义

9月2日　凡尔登陷落

9月2—5日　九月大屠杀

9月3日　朗巴勒亲王夫人遇害

9月20日　瓦尔米炮战

9月21日　国民公会建立——废除王国，建立共和国

11月6日　耶马柏战役

12月11日　开始审判路易十六

1793年1月4日　波兰第二次被瓜分

1月21日　路易十六被处死

3月10日　建立革命法庭

3月31日　法兰西人撤离比利时

4月4日　杜姆里哀投向敌人

5月29日　里昂起义

7月3日　王储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分开

8月1日　移囚贡西哀尔杰里监狱

10月3日　控诉吉伦特党人

10月9日　里昂陷落

10月12日　第一次审问玛丽·安托瓦内特

10月14日　开始审判玛丽·安托瓦内特

10月16日　王后被处死

1795年6月8日 据说王储死去（路易十七）

1814年 路易十八（先前的普罗旺斯伯爵）成为法兰西国王

Stefan Zweig

Castellio gegen Calvin oder Ein Gewissen gegen die Gewal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良心反抗暴力: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奥)斯·茨威格著；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插图本茨威格传记丛书）

ISBN 978-7-02-013277-5

Ⅰ.①良… Ⅱ.①斯…②张… Ⅲ.①传记文学—奥地利—现代Ⅳ.①I52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8400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任祎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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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1 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2.25　插页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9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77-5

定　　价　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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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插图

杀死一个人绝不是捍卫一种学说，而只是：杀了一个人。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

塞尔维特

加尔文与塞尔维特

- 译者前言

- 文前辅文

- 一 引言

- 二 加尔文攫取政权

- 三 《纪律》

- 四 卡斯台利奥出场

- 五 塞尔维特案件

- 六 谋杀塞尔维特

- 七 宽容宣言

- 八 良心奋起反抗暴力

- 九 暴力压倒了良心

- 十 两级相碰

译者前言

由于纳粹的蛊惑人心的宣传，这批人民公敌被美化成人民救星，俨然也代表“人民”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也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又高呼民族主义的口号。所谓的“纳粹”（NAZI）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的缩写，似乎代表了德国广大人民的利益，是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政党。他们标榜民族纯洁，纪律严明，实际上却背叛一切动听的口号，镇压人民，推行独裁专制政治。一九三三年一月底，希特勒上台，三月初便导演了国会纵火案，逮捕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和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接着取消工会和民主党派。于是康德、歌德、贝多芬的祖国竟成了一座其大无比的监狱，集中营林立，盖世太保横行。犹太人、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持不同政见者都纷纷被捕，遭到严刑拷打，长期囚禁。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在柏林洪堡大学门前的广场上，纳粹大学生大举焚烧书籍，马克思、海涅、弗洛伊德、托马斯·曼的书籍均在焚毁之列，茨威格的作品也未能幸免。听到这个消息，茨威格立刻看出纳粹的罪恶本质。在很多人还对纳粹抱有幻想的时候，茨威格已猛然惊醒。他向克劳斯·曼表示，要以他擅长的武器，文学写作，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茨威格收到日内瓦牧师让·肖尔的信件和资料，关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人文主义者卡斯台利奥[1]反抗新教领袖加尔文[2]的斗争。

十六世纪，马丁·路德[3]、加尔文等人不满天主教的腐败，反对天主教的宗教法庭镇压民众，把不同政见者当作异端分子处以极刑，于是奋起反抗，展开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运动。欧洲大陆的基督教一分为二，除了俄罗斯、希腊的东正教外，派别众多的新教——耶稣教崛起，似乎代表开明进步，思想开放，更富人性，和保守反动，缺乏人性的旧教——罗马天主教相对峙。

不料日内瓦的新教领袖加尔文一旦大权在握，从受迫害者转变为统治者，也居然成为迫害者，推行更加残忍的思想迫害，政治高压。新教教规之严格，思想控制之严密，政治迫害之凶残，竟比天主教有过之无不及。茨威格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日内瓦道德契卡（秘密警察）对百姓的全面监督，致使民众动辄得咎，不断受罚，随时皆可抄家，人人都会告密或被人揭发，终日惶惶不安，不知所终。加尔文之所以采取这样阴险凶残的措施，归根结底是由于蔑视人，不把人当人。人只是贱民，只配受他统治，不配享有人权。于是他把日内瓦变成一座思想牢笼，稍有不同意见或对他有所不满者，立即受到控告，遭受酷刑。西班牙神学家塞尔维特[4]由于在阐释《圣经》时和加尔文的观点略有差异，便被逮捕，遭受酷刑，判处火刑，成为新教建立以来第一个被当作异端分子活活烧死的牺牲品。这一案件使日内瓦全城噤若寒蝉。

生活在这种高压之下，人们通常有三条道路可走。第一是勇敢地奋起反抗，最后遭到镇压，以丧失性命为代价。第二是遁入内心，表面上容忍这种政权，骨子里则是反抗、拒绝，不直接和暴力正面冲突，思想上保持反抗暴力主张人性的态度，人文主义者大多采取这条道路，不卖身投靠，助纣为虐，也不引火烧身，以明哲保身，超然物外的姿态，苟全性命于乱世。第三便是去国离家，走上流亡的道路。这本《良心反抗暴力》的主人公，哲学家、语言学家卡斯台利奥看到加尔文采取卑劣伎俩，施行暴力，残杀无辜，感到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公然反抗加尔文，对他的暴行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若非英年早逝，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

茨威格之所以从尘封的故纸堆里找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发生在日内瓦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一场“蚊子抗大象”的力量悬殊的战斗，——撰写人文主义者卡斯台利奥不顾个人安危，孤身一人反抗势力强大的教会领袖加尔文的感人故事，固然是歌颂这位英勇无畏的人文主义者的精神和品质，但并非仅仅是缅怀往日，抒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针对现实，鞭笞现实生活中的施暴者，不遗余力地施行褐色恐怖的纳粹分子。反动血统论，纳粹种族论把人分成高贵的雅利安族和不高贵的贱民非雅利安族，犹太人，反法西斯分子，均属此列，算是“人民公敌”，“国家敌人”。卡斯台利奥当年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人是异端分子，谁有权对他们进行迫害？”加尔文等极端分子以是否反对上帝作为衡量的标准，实际上是以是否反对加尔文作为标准。纳粹分子则以反对国家作为罪名，实际上是因为反对了纳粹。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直言不讳，明目张胆地承认：“谁是国家的敌人，由我决定。”加尔文当年把持不同政见者打成异端分子，对他们施以极刑，都是加上离经叛道的罪名，实际上是当权者施暴者的私利受到侵犯或仅仅只是权力受到威胁。

在十六世纪，天主教以宗教法庭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加尔文执政以后，依然沿用这条老路，剥夺人民发表意见的自由。他和纳粹分子一样，采用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乃是“恐惧”。人人自危，整日忐忑，大家朝不保夕，不敢犯上作乱。似乎人民噤声不语，江山就能稳定，天下才能太平。加尔文斥巨资设立密探网络，鼓励告密，犹如纳粹的盖世太保深入民间、军中、社会的各个方面。

可是茨威格不仅批判施暴者，也批评受害者。老百姓的逆来顺受正好助长了敌人的凶焰，人们统统变成顺民，犬儒主义、市侩哲学盛行，人民的素质受到毒害，人民的性格遭到扭曲，独创性、想象力硬遭壅塞。足足两个多世纪，日内瓦硬是没有产生出像样的艺术家和诗人。城市黯淡无光，人民精神委顿，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艺术的独创。

茨威格批评人文主义者说得多，做得少，是言语中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面对专制暴政，不敢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些批评似乎是冲着十六世纪日内瓦城里的知识分子，实际是针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德国纳粹分子所裹挟的那些有眼无珠，不辨是非，受过良好教育，却无抗暴勇气的软骨头。这本书也是茨威格的自我批评。纳粹上台后，他也曾经想退缩退让，来逃避这些暴徒们的凶焰，但是焚书的烈焰，使他下定决心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来反击纳粹，那就是口诛笔伐。小说《象棋的故事》和回忆录《昨日世界》都是反法西斯的利器，而这本《良心反抗暴力》更是最为强烈的炮火。读过这本书，不会再说茨威格是不问政治的人，遁世避祸，无视哀鸿遍野。面对禽兽不如的暴君，不敢反抗。

张玉书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于蓝旗营

[1]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1515—1563），法国神学家、思想家。

[2] 约翰·加尔文（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与德国的马丁·路德同为宗教改革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在反对罗马天主教会时，坚定果决，旗帜鲜明。新教或耶稣教成立后，加尔文则刚愎自用，无情镇压持不同意见者。他的思想影响深远。

[3]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领袖，威丁堡大学神学教授，一五一七年在威丁堡教堂贴出反对罗马教廷腐败的九十五条论纲，从而掀起了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成为基督教新教，即耶稣教路德教派的首领。信奉新教的德国诸侯曾庇护他。

[4] 米盖尔·塞尔维特（1511—1553），西班牙神学家，医生。

文前辅文

后世不能理解，我们在光明一度显现之后，又不得不生活在如此浓重的深沉黑暗之中。

——卡斯台利奥《论怀疑的艺术》（1562）

一 引言

有人倒下，但勇气长存；虽然死亡危险逼近，信念绝不放松；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注视敌人，目光坚定，充满轻蔑。他虽然失败，并非败给我们，而是被命运打败。他虽然死去，但未被战胜：最勇敢的人，有时也最为不幸，同样也有人笑对沉沦，仍渴望着胜利……

——蒙田[1]

“蚊子抗大象”是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在他反抗加尔文的巴塞尔战斗檄文里的一段亲笔书写的铭文，乍一看令人惊愕，简直就像是人文主义者常用的夸张笔法。但是卡斯台利奥的这句话既不言过其实，也不冷嘲热讽。这位勇士用这突兀的比喻只想向他的朋友阿默尔巴赫[2]明确表示，他自己如何悲哀地清楚认识到，他公开控告加尔文，出于狂热的刚愎自用杀害了一个人，从而也扼杀了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信仰自由。这是在向一个多么庞大的敌人挑战。

卡斯台利奥从一开始，举起手中的笔，犹如挺起长矛投入这场危险的斗争，就清楚地知道，反抗一个全身披挂、刀枪不入、拥有优势的独裁者，与之进行任何纯粹精神的战争，自己是软弱无力的，从而也就知道自己的作为毫无胜算。独自一人，手无寸铁，怎么可能向加尔文发动战争并战而胜之，支持加尔文的人成千上万，还有一个国家暴力的战斗机器！凭着无与伦比的组织技术，加尔文成功地将整座城市，整个国家连同成千上万迄今为止一直自由自在的公民都变成唯命是从的机器，任何独立自主性均被消除殆尽，为了维护他那独一无二的学说，任何思想自由均被他褫夺。城里、国内一切权力机构全都置于他的全权控制之下，全部机关、官厅、市政委员会和教会监理会，大学和法庭，财政和道德，牧师、学校、警察、监狱，所有写出的字、说出的话，甚至悄声耳语的谈话全都受他控制。他的学说变成了法律，谁胆敢对此发出丝毫异议，监狱、流放或者柴堆，这些精神专制公然用来终止一切讨论的有效论据，立即会对那人进行教育。于是在日内瓦只有一种真理得到容忍，而加尔文便是这种真理的先知。此人令人望而生畏，他可怕的权力还远远延伸到城墙之外。瑞士联邦各个城市都视他为最重要的政治盟友。新教世界选择这位最为强横暴烈的基督徒充当他们的精神统帅，君王们纷纷争夺这位教会领袖的恩宠，他在罗马天主教会之外，在欧洲建立了基督教世界最强有力的组织。当代没有一个事件的发生他不知道，更没有一个事件会在违背他意志的情况下完成。与彼耶尔教堂[3]的这位布道师为敌就像和皇帝和教皇为敌一样的危险。

他的反对者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是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他以人类思想自由的名义向这种和任何一种精神上的专制暴政宣战，此人究竟是谁？——和加尔文的令人晕眩的强大权力相比——真是蚊子攻大象！就公众影响而言，他是一个无名之辈，是个无足轻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且还是个不名一文、穷得像乞丐的学者，全靠翻译和给人当家教含辛茹苦地养活妻儿，身处异国的逃亡分子，既无居留权，亦无公民权，一个双重的流亡分子：每逢狂热主义统治世界之时，个人总是无能为力形单影只地置身于互相争斗的各派宗教狂之中。这位伟大谦虚的人文主义者多年来一直处于迫害和贫穷的阴影之中，过着极度艰难困苦的生活，永远受到压抑，可是也永远自由自在，既不依附任何党派，也不沾染宗教狂热。只有等到塞尔维特遭到谋杀，他的良心深受震撼，他才放弃平静的著述，拍案而起，以受到损害的人权的名义，控告加尔文。只有这时，他的孤立无援才升华为英雄气概。因为和他能征善战的对手加尔文不同，卡斯台利奥并没有团结一致、组织严密的追随者围在他的身边，为他掩护；没有一个党派，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会向他提供援助；没有地位显要的人物，既无皇帝，亦无国王像当年庇护路德和埃拉斯姆斯[4]似的庇护他；甚至为数甚少的几个欣赏他的朋友，也只敢悄悄地给他壮胆打气。因为在其他国家，由于时代的疯狂，异教徒像牲口似的被人驱赶，遭人折磨，他大胆无畏地为这些权利被剥夺，遭到奴役的人仗义执言，并且通过个例，永远否定世上所有的当权派因为世界观而有权对世界上任何人进行迫害。公开站在这样一个人的身边是多么危险，多么性命攸关的危险啊！！在人的心灵阴沉昏暗的那些可怕的瞬间，当各国人民良心都遭到蒙蔽之际，他敢于保持清朗而又人性的目光，直呼其名，称那些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杀戮为谋杀、谋杀、再谋杀，尽管这些杀戮名义上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进行的！此人深切地感觉到，他的人性受到了最深切的挑战，他就独自一人打破沉寂大声呼喊，表示他对这些不人道行径的绝望，呼声直达天庭，单枪匹马为捍卫众人而战，单枪匹马对抗一切敌人！因为谁若向当时的当权派和掌权者扬声抗议，就别指望会有众人追随，因为世间俗人都有永生不死的怯懦心情。因此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在关键时候，身后除了自己的影子，别无一人相随，除了战斗的艺术家拥有的不可转让的财产：在不畏强暴的灵魂里的那颗不屈不挠的良心之外，别无其他财物。

日内瓦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从一开始就预感到他在进行无望的斗争，然而尽管如此，服从自己的良心，他依然斗争。这神圣的“尽管如此”，“依然斗争”，使得人类解放斗争中的这位“籍籍无名的战士”世世代代永远成为英雄；单单凭着这股勇气，他独自一人、孑然一身对一种世界性的恐怖发起激烈的抗议。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的这场斗争，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该铭记在心。但是这种历史性的争论，就其内在的问题而言，也已远远超过了它那时代的契因。因为这里争论的不是一个狭窄的神学问题，不是关系一个名叫塞尔维特的人，甚至也不是只关系到新教中自由派和正统派之间发生的举足轻重的危机：在这场强硬坚决的争论中，提出了一个涉及面广泛得多，时间包括更长的问题，我们的事业行动起来了[5]！战斗已经打响，这场战斗将不得不用另外的名字，用另外的形式一再重新进行。神学在这里只意味着一种偶然的时代的面具，即便是卡斯台利奥和加尔文，也只是作为一种无形的无法克服的对抗所推出的最为有血有肉的代表人物而已。不论人家把这种张力的两极称作什么——是叫宽容反抗不宽容，自由反抗约束，人性反抗狂热，个性反抗机械性，还是良心反抗暴力——所有这些名字，归根到底只表达最后的、最内在的、最个人的决定，对于每个个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人性的还是政治性的，是道德还是理念，是个性还是集体性。

在自由和权威之间需要不断进行必要的界定，每个民族，每个时代，每个有思想的人都不能幸免：因为没有权威不可能有自由（否则自由将导向混乱），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有权威（否则权威将导向专制）。毫无疑问，在人性的根本，有一种神秘的欲望想自我消融于集体之中。我们原始的妄想无法消除，会找到一种确定的宗教的、民族的或社会的制度，它对大家都极为公平，最终把和平和秩序馈赠给人类。陀思妥耶夫斯基[6]的大宗教裁判官以残忍的辩证法证明，大多数人其实都害怕自己的自由，广大群众面临千头万绪的问题，人生的复杂，责任的繁重，的确感到疲劳，渴望出现最终的、普世的、断然的秩序，使世界井然有序，人们不必进行任何思索。人们渴望出现救世主，渴望消除人生的种种问题，这种渴望形成真正的酵母，为一切社会和宗教的先知出现扫平道路。每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了火焰和色彩，总需要有一个会发生强烈影响的人昂然崛起，以不容抗拒的口吻宣称，他，只有他找到了或者发明了新的公式；成千上万人的信任便向着这个所谓的人民的大救星或者世界的大救星涌去——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大概是它的形而上的意义）总是首先在世上创造出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因为每一个给人们赠送一种新的统一和纯洁的妄想的人，首先总是从人们当中吸取最神圣的力量：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强烈热情。千百万人像着了迷似的准备为他所俘，为他怀孕甚至甘愿为他强暴；这样一个宣传福音者，预言幸福者，向他们要求得越多，他们就越发迷恋上他。昨天还是他们的最高乐趣，还是他们的自由之物，今天为了他的缘故，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把它抛弃，只是为了更加心悦诚服不加反抗地受他引导。古老的塔西陀[7]说的话——急忙投入奴役之中[8]——便一再得到实现，在一种万众一心的热烈陶醉的状态之中，人们自觉自愿地投身到受奴役的状态中去，还要赞美人家用来抽打他们的皮鞭。

始终是世上的一种思想，一种最为非物质的力量，一而再地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冷静的、技术化的世界里产生这样一些匪夷所思的影响力造成的奇迹。其实对于每一个有头脑的人来说，这种思想本身都含有一些使人上进的成分，人们很容易受到诱惑，去欣赏和赞扬这些使世界为之痴迷的人物，因为他们成功地凭借精神的力量，去转变迟钝的物质。可是灾难深重的却是这些理想主义者，空想主义者一旦胜利，几乎立即变成精神的最恶劣的背叛者。因为权力使人觊觎专权，获胜使人滥用胜利，这些征服者让许多人如此热衷于个人的妄想，兴高采烈地准备为它而生，甚至为它而死，这些征服者对此还不餍足，他们全都受到诱惑，要变获得多数为占领全部，甚至还想把他们的教条强加到无党派人士身上；仅仅控制对他们俯首帖耳之辈，控制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心灵的奴隶，仅仅控制每个运动都永远积极参与之徒，他们尚嫌不足，——不，他们还想把自由无羁、无拘无束之人，少数独立分子也变成他们的吹鼓手和他们的奴才。为了把他们的教条变成独一无二的信条，他们便用国家的名义把每一个不同意见全都打成罪行。一切宗教、政治的意识形态，都永远一再重复这一厄运，一旦转变为独裁统治，就蜕化为专制暴政。因为一个才智之士不再信任他的真理所拥有的内在力量，而是采用蛮横的暴力，向人性的自由宣战。不论什么思想，只要它采用恐怖手段来使别人的信念全都与它一致，并且加以监督，它就不是作为理想的观念而存在，而是转化为粗野残暴的行径。即便是纯粹无比的真理，如用暴力强加于别人，它就成为反对精神的罪行。

但是精神是个神秘莫测的元素，像空气一样难以把握，无影无形，似乎任何形式和任何公式都能适应。它总是一而再地诱使专横成性的人物产生这种妄想，认为自己可以完全控制精神，对它封锁、堵塞，把它乖乖地装进瓶子。可是随着每次压迫都产生出精神的强烈反弹，正因为受到压抑、压缩，它就变成火药，变成炸药；任何压迫都迟早会引发暴乱。因为人类道德上的独立自主天长日久，不可摧毁，——这可永远令人欣慰！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能用独裁的手段把独一无二的宗教，独一无二的哲学，独一无二的世界观强加给整个世界，也从来不可能做到，因为精神总会抗拒任何奴役，总会抗拒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拒绝被迫变得平庸浅薄，低头屈服。因此仅仅凭着以暴力贯彻执行的原则，试图把人生的天神般的千姿百态、多姿多彩变成单一的模式，把人类分成非黑即白，好人坏人，敬畏上帝的信徒和离经叛道的异端，分成服从国家的顺民和反对国家的敌人，这种努力是多么庸俗，多么徒劳！任何时代都有独立不羁的精英，奋起反抗这种对人类的自由所施的强暴，总有一些“精神反对派”，坚定不移地抗拒任何一种精神强制，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会如此野蛮，从来没有一种专制暴政会如此周密，总有一些个别人会懂得如何逃脱这种群众性的施暴行径，总会捍卫个人信仰的权利，反抗那些以暴力推行其独一无二的真理的偏执狂们。

十六世纪尽管和我们这个世纪相似，也狂热地信奉施行暴力的意识形态，但是也有自由思考、公正无私的人们。读一读那些时日的人文主义者们所写的信札，我们会像兄弟一般亲切地感受到他们深切的悲哀，因为世界被暴力搅得惊慌失措，他们对于那些教条主义者做出的愚蠢以及大吹大擂的种种预告，打心眼里感到憎恶。我们感同身受，厌恶已极。这些教条主义者每人都宣称：“我们教导的，全是真理，我们不教导的，纯属谬误。”唉，面对这些不人道的人类改造者，什么样的惊恐震撼着这些思想纯净的世界公民。这些人类改造者闯进这些世界公民信奉美丽的世界，唾沫星子四溅地鼓吹他们施行暴力的教条。啊！这些萨沃那诺拉[9]们，加尔文们和诺克斯[10]们一心想要摧毁世上的美，把世界变成一所道德神学院！面对这些人类改造者，信奉美丽的世界公民打心眼里感到恶心，感到由衷的、深切的憎恶。所有这些睿智的人文主义者明察秋毫，悲哀地认识到这些疯狂的自以为真理在手的人们必然会给欧洲带来灾难。他们从这些人竭力吆喝的词句背后已经听到武器铿锵之声，在这种仇恨之中，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可怕的战争。但是这些人文主义者，尽管知道自己拥有真理，却不敢为真理而斗争。人生中的命运几乎总是这样区分，认识者并非实行者，实行者并非认识者。所有这些可悲的，悲哀的人文主义者互致动人的精妙的信函，待在他们房门深锁的书斋里，抱怨喟叹，但是无人挺身而出，向反基督徒迎面走去。埃拉斯姆斯时不时地壮起胆子，从阴影中射出几箭。拉伯雷[11]阴沉地放声大笑，以小丑的服饰为掩护挥鞭击去。蒙田，这位高贵、睿智的哲学家，在他的散文论述中找到最具说服力的词句，但是没有一个人试图认真干预，或者阻止哪怕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无耻的迫害和死刑。这些人富有人世经验，因而变得谨小慎微。他们认识到，智者不得和疯子争吵；在这种时代，为了不使自己遭殃，成为受害者，最好还是逃回阴影中去。

可是卡斯台利奥，这可是他不会销蚀的荣誉——却在这些人文主义者当中，单枪匹马，独自一人坚定不移地挺身而出，直面他的命运。他敢于为受迫害的同伴们英勇地进行辩护，从而也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尽管时刻受到狂热分子的威胁，他毫不狂野，也不热情洋溢，而是以一种托尔斯泰式的坚定不移不可动摇的态度，举起一份关于这个阴惨时代的声明，犹如高擎一面战旗：不得把一种世界观强加于任何人，世上任何世俗权势任何时候都不得对一个人的信仰施加暴力。正因为他并非以某一个党派的名义发表这一声明，而是出于不会消逝的人道的精神发出此言，他的思想就和他说的有些话一样，不受时间限制，亘古长存。所有人道的、超时代的思想，如由一位艺术家所塑造，就永远保持其印记，而把全世界联合起来的声明，永远比个别教条主义的，咄咄逼人的声明更为持久。这位业已被人遗忘者的史无前例、堪称榜样的勇气尤其在道德的意义上，对于后世若干代人都堪称楷模，因为当卡斯台利奥不顾世上所有神学家的反对，把那个被加尔文牺牲掉的塞尔维特称作一位无辜遭到谋杀的人时，当他用下面这句永垂不朽的话——“烧死一个人，并不意味着捍卫了一种学说，而只是：杀害了一个人。”——来抗击加尔文的一切似是而非的狡辩时，当他（远在洛克、休谟、伏尔泰[12]之前，并且比他们更精彩地）一劳永逸地宣布人人有权获得思想自由时，那么此人是以他的生命为他的信念作为抵押。不，请别把卡斯台利奥对于施加在米盖尔·塞尔维特身上的司法上的谋杀所进行的抗议，和伏尔泰在卡拉斯[13]一案和左拉在德莱福斯[14]一案中所做的著名千百倍的那些抗议进行比较——这些比较远远达不到他的行动所达到的道德高度。因为当伏尔泰在为卡拉斯而战时，他已经生活在一个更为人道的世纪；此外在这位举世闻名的诗人背后，有着一些国王、王公贵族的支持。同样在埃米尔·左拉身后，聚集着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赞赏，直如一支看不见的大军。他们两位为了一个陌生人的命运，出手相助，的确是冒着失去他们的名誉和舒适生活的风险，但是并不像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那样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这一差别却是决定性的。卡斯台利奥在他以全部人道的分量，为了维护人道精神而战时，忍受着他那世纪非人道的杀气腾腾的压迫。

卡斯台利奥

拉伯雷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充分使用了他的力量，直到耗尽精力，付出了他道德英雄主义的代价。这位宣扬非暴力的哲人，如何被粗野的暴力扼杀，实在令人震惊，他并没有使用任何武器，而只是想使用精神武器——唉，人们一再发现，当个人，没有其他势力在背后撑腰，只有道德的权利作为依靠来反抗一个结构严密的组织时，每次战斗都如何毫无指望。倘若有一种教条有朝一日成功地攫取国家机器及其他压迫手段，便毫无顾忌地使用恐怖政策。谁若对它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提出质疑，它就把此人的话语扼杀在喉咙里，大多数情况下也把喉咙予以扼杀。加尔文从未认真回答过卡斯台利奥。他宁可让卡斯台利奥沉默，无法出声。他们把他的著作撕得粉碎，禁止出版，付之一炬，或干脆没收充公。他们以政治压力在邻州[15]取得禁止他写作的禁令。卡斯台利奥根本来不及回答，来不及纠正，加尔文的追随者便扑了上去，横加诬蔑。不久就不成其为斗争，而是恣意强暴一个无力反抗者。因为卡斯台利奥没法说话，没法写作，他的文章默默地躺在抽屉里。而加尔文却拥有印刷所、报刊和讲台、布道台，教会代表会议，整个国家的权力机器。他毫无怜悯之心地让这部机器运转。卡斯台利奥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每一句话都遭到窃听，每封信都被截住——这样一个由几百人组成的组织，对付起某个别人来尽占上风，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因为卡斯台利奥英年早逝，才使他免于遭到流放或火刑的命运。即使对于死者的遗骸，这些洋洋得意、高奏凯歌的教条主义者们也不放过。他们大肆发泄疯狂的仇恨，把种种怀疑和各种诬蔑抛进他的墓穴，犹如抛洒腐蚀性强的石灰，把灰尘洒向他的姓名，目的在于世世代代都要忘记这个人，让他永远消逝，此人不仅反抗加尔文的独裁专制，而且反抗每一种思想独裁的原则。

压制这个手无寸铁者所使用的暴力几乎也达到了极致：那种有条不紊的压迫不仅扼杀了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当时发生的效果，也一连许多年扼杀了他的死后美名。即使在今天，一位有教养的人士，也丝毫不必因为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而感到汗颜羞愧。因为既然他最主要的著作都被书报检查封杀，几十年几百年都不得付印，怎么可能认识他呢！在加尔文的势力范围内，没有一个印刷所敢于发表这些著作。等到这些著作在卡斯台利奥死后多年面世，已经为时太晚，无法给以公正的荣誉。另外，一些人在此期间，接受了卡斯台利奥的思想，这场斗争便以陌生的名字继续进行。在这场斗争中，他作为第一位领袖阵亡，几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有些人遭到的厄运是，生于阴影之下，死于黑暗之中。——后继者赢得了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的荣誉。时至今日，在每一本教科书里都可以读到休谟和洛克是最早在欧洲宣扬宽容思想的人，就仿佛卡斯台利奥为异端分子辩护的文章从未撰写出来，从未印刷出版。他的道德上的宏伟壮举，他为拯救塞尔维特所进行的斗争，已经为人忘怀。他反对加尔文所进行的战争，“蚊子反抗大象”之战已被人忘却。他的作品，——在荷兰出版的全集中一幅残缺不全的肖像，瑞士和荷兰各图书馆里的一些手稿，他的学生对他表示感谢的一些词句，这就是此人留下的一切痕迹，他的同时代人不仅异口同声地称他为他那世纪最为学识渊博者之一，也是最为高尚者之一——我们对于这位业已被人遗忘的人，还亏欠多少感谢之诚啊！

因为历史没有时间来表示公正。它作为冷漠的编年史家，只计算成功，很少用道德的尺度来丈量成功。它只俯视胜利者而把战败者置于阴影之中。这些“籍籍无名的战士”被毫不在意地踢进宏大的遗忘的深坑里。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花环[16]，来赞许他们因为徒劳无功，因而无声无息的牺牲。而事实上，没有一种纯粹出于思想的努力，会是徒劳的，没有一次投入的道德力量，会完全消逝于太空之中，无影无踪。那些身处劣势者，一种超前理想的过早宣扬者，作为战败者也实现了他们的意义。因为一种思想，只有创造出为它而生、为它而死的见证人和坚信者，它在这个世界上才富有生气。从精神出发，“胜利”和“失败”这两个字，完全获得另一种意义。因此有必要一而再地提醒一个只看见胜利者纪念碑的世界，并不是那些在千百万人的坟墓和毁掉的生命之上建造他们过眼云烟般的王国的人们，是人类真正的英雄，而恰好是那些不用暴力，为暴力压垮的人，像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一样，为精神自由和人道精神终于来到人世而战，却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人，才是人类真正的英雄。

加尔文

[1] 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法国作家，哲学家。反对教会。其散文对后世影响很大。

[2] 博尼法茨·阿默尔巴赫（1495—1562），瑞士法学家。卡斯台利奥的好友。

[3] 彼耶尔教堂，在日内瓦，加尔文为这座教堂的布道师。

[4] 德希德里乌斯·埃拉斯姆斯，又译：伊拉斯谟（1465—1536），荷兰人文主义者，生于鹿特丹，被称为“鹿特丹的埃拉斯姆斯”。反对封建统治和天主教会，但态度和缓，带有保留。

[5] 原文是拉丁文。

[6] 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罗斯著名作家。

[7] 塔西陀（55—120），古罗马政治家，历史学家。

[8] 原文为拉丁文。

[9] 基罗拉莫·萨沃那诺拉（1452—1489），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反对罗马天主教会，被处以火刑，成为殉道者。

[10] 约翰·诺克斯（1515—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苏格兰长老会创始人。

[11] 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法国人文主义者，作家，其长篇小说《巨人传》流传甚广。

[12]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法国哲学家，作家。

[13] 卡拉斯案件，发生于一七六一至一七六五年。法国布商让·卡拉斯为新教胡格诺派教徒，其信仰天主教的长子被人杀害，地方长官判他杀害天主教徒，判处死刑。伏尔泰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迫使当局撤销原判，改判卡拉斯无罪，政府给予死者家属赔偿。

[14] 德莱福斯案件，发生于一八九四至一九○六年。法国军官德莱福斯为犹太裔，于一八九四年被人诬陷，说他向德国武官出卖军事秘密。法庭判他犯有叛国罪，予以囚禁。作家埃米尔·左拉拍案而起，发表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反对这一判决。斗争持续多年，到一九○六年才推翻原有的判决，为德莱福斯恢复名誉。

[15] 即巴塞尔。

[16] 原文为拉丁文。

二 加尔文攫取政权

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天，日内瓦的市民为阵阵号角声催动，在公开的广场上庄严集合，万众一心举手宣示，他们从此只愿依照《福音书》和上帝的圣言而生活。通过全民公决——这古老的民主设施，今天在瑞士依然通行——，在从前的主教领地首府，宗教改革后的宗教便成为城市的宗教和国家的宗教，作为惟一有效的，得到允许的教义，引入该城。仅仅几年之久，在这座罗纳河畔的城里，古老的天主教不仅被挤退，也被击垮，连根拔掉。受到暴民的威胁，最后几位神父，本堂神父、修士和修女，全都逃出修道院。所有教堂里的圣像，和其他“迷信”的标记，全被扫荡一空，毫无例外。这个庄严的五月天从此标志着新教的彻底胜利：从此以后，新教在日内瓦不仅在法律上占了上风，变成压倒一切的势力，也成了独一无二的权力。

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得以在日内瓦这样极端的、彻底的得到贯彻，基本上是一个极端的恐怖主义者，宣道者法累尔[1]的功劳。此人是个狂热分子，思想狭隘但是意志如钢，脾气暴躁，同时不顾一切——性情温和的埃拉斯姆斯这样谈论法累尔：“我生平从未见到过这样狂妄自大、厚颜无耻之徒。”——这位“罗曼国家的路德”，对市民大众行使权力，既强迫，又威逼。法累尔身材矮小，相貌丑陋，胡子发红，头发直竖，他在宣讲台上以雷鸣般的嗓音，凭着强暴天性所赋予的极度愤怒，使得台下民众的感情陷入发高烧般的激荡之中。就像作为政治家的丹东[2]，这位宗教的革命家也善于调动并煽动起街上四下分散的、深藏不露的各种本能去进行决定性的冲击和进攻。在胜利之前，法累尔曾上百次以生命为赌注，在旷野里受到投掷石块袭击的威胁，为各个官厅所逮捕和追捕。但是他只受惟一的思想所控制，仅仅凭着这样一个人所拥有的原始冲击力和绝不妥协的劲头，粗暴地摧毁了每一种阻力。他野蛮地率领他的突击队闯进天主教堂，神父当时正在祭坛上做弥撒，表演耶稣受难。法累尔擅自登上讲经台，在他的拥护者的鼓噪声中布道，反对反基督徒的暴行。他把街上的浪荡少年组成一个少年队，雇佣了一大帮孩子，让他们在举行弥撒时冲进教堂，大叫大嚷，尖声怪叫，不断哄笑，来扰乱圣礼。最后，由于追随者日益增多，变得放肆大胆，他就动员他的突击队作最后一次冲击，让他们行施暴力，冲进各个修道院，从墙上扯下圣像，予以焚毁。这种赤裸裸的施暴方法，取得了成功：一小股积极活动的少数人，只要表现出勇气，不惜施行恐怖手段，会使一大群懒散的多数人吓得手足无措，历来都是如此。天主教徒虽然抱怨他们的权利遭到破坏，一齐向市政委员会呼吁，可是同时他们却无可奈何地待在自己家里。最后主教不加抵抗急忙逃走，把他教区的首府拱手让给获得胜利的宗教改革派。

可是一旦奏凯，法累尔让人看到，他只是一个毫无创意的革命者的典型，虽说能通过热忱和狂热推翻一个旧秩序，却没有能力建造一个新秩序。法累尔是个辱骂者，并非塑造者，是个造反者，并非建造者。他可以愤怒地唤起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强劲风暴，能够激起愚钝的民众去憎恨修士和修女，他能够以他叛逆者的铁拳把镌刻旧日法律的石板击成齑粉。但是站在这片碎石面前他一筹莫展，漫无目标。现在要取代被驱逐的天主教，得有一个新的法令生效，这时法累尔就完全不知所措了。作为一个专务破坏的精灵，他只会给新鲜事物创造一个空旷的空间，一个在街头闹革命的人物永远也不会在精神上进行创造性的塑造工作。摧毁旧事物之后，他的事业也就到头了，进行建设必须另找别人。

在赢得了一次过于迅速的胜利之后，当时不仅法累尔一人经历了这一摇摆不定的严重关头，在德国和瑞士的其余地方，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也意见分歧，对于落在他们身上的历史任务并不清楚，因而犹豫不决。路德和茨文利[3]原来想要贯彻的，只不过是清理和涤净现有的教会，使信仰挣脱教皇和最高宗教会议[4]的权威，引回到业已被人忘怀的《福音书》的学说。宗教改革，对于他们来说，顾名思义，起初还真只是改革而已，也就是改善、净化、回归。可是既然天主教会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丝毫也不准备妥协，有个任务便出乎意料地落在他们身上，不是在天主教会内部而是在天主教会之外，实现他们所要求的宗教。一旦从破坏转为建设，这些领导者立即分道扬镳。不言而喻，宗教界的革命家，路德、茨文利，和其他的宗教改革的神学家们情同兄弟，应该会一致同意建立新教教会统一的信仰形式和实践。再也没有比这更合乎逻辑的了。但是在历史上，什么时候，逻辑的和自然的事情曾得到贯彻？没有建立起一个新教的世界教会，而是到处都建立起各自的教会[5]。威丁堡不愿接受苏黎世的宗教教义，日内瓦又不愿接受伯尔尼的宗教习俗。每个城市，都要自己的宗教改革，苏黎世式的，伯尔尼式的和日内瓦式的宗教改革。早在那个危机当中，在乡里精神的缩小镜里事先反映出欧洲各国民族主义的自我倨傲。路德、茨文利、麦朗希通、布塞尔、卡尔施塔特[6]，他们大家曾一起共同摧毁了普天之下的教会[7]的宏伟大厦，如今彼此争吵不休，在神学上咬文嚼字，散发论战小册子，消耗掉他们最旺盛的精力。如今法累尔站在日内瓦站在旧秩序的废墟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完成了命运赋予他的历史性壮举，却感到承担这一壮举的后果，满足这一壮举提出的要求，实在力不从心——这是他这样的人永恒的悲剧。

纪尧姆·法累尔

因此，当法累尔偶尔听说，加尔文，大名鼎鼎的加尔文，从萨伏耶前来，路过日内瓦，将在此逗留一天，这一消息对于这位悲剧式的凯旋将军不啻幸运女神降临。法累尔立刻前往加尔文下榻的旅店去拜访他，想从加尔文处获得忠告并为建造他的事业求得帮助。因为加尔文虽然比法累尔几乎年轻二十岁，这位二十六岁的加尔文已被公认为无可争议的权威。约翰·加尔文［Jehan Calvin（或Chauvin）］出生在法国的诺亚容（Noyon），是位主教采邑的税务官和公证人之子，在严格训练的蒙太古学院[8]（和埃拉斯姆斯和罗耀拉[9]一样）受到培养，起先决定当神父，后来改为做法学家。他二十四岁时，由于赞同路德的学说，不得不离开法国，逃往巴塞尔。但是他和大多数流亡者不同，这些流亡者一离开祖国，便失去了内在的力量，而流亡对他却成了一大收获。就是在巴塞尔，这个欧洲道路的交汇处，新教的不同派别在这里相汇，互为寇仇，加尔文以他深谋远虑的逻辑家天才的目光理解到这一时刻的必然性。越来越激进的论点已经从新教学说的核心剥落。泛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狂热分子和宗教狂，开始使新教反基督教化和超越基督教化。再洗礼教派[10]令人恐怖的悲喜剧已经用鲜血和惊恐在明斯特演出。宗教改革已经有分化为若干个别派别，变成民族产物之势，不像它的对立面，罗马天主教会那样，变成一种包罗万象的庞大势力昂然挺立。这位二十四岁的宗教改革家，以先知先觉的预见性，满有把握地看到这一形势，认为必须及时把力量集合起来，对付这种自我崩溃、自我瓦解的状况，必须把新学说的精神提炼出来，凝结在一本书里，一个框架里，一个纲领中，终于必须草拟一份新教教条的具有创意的概要。于是这位籍籍无名的年轻法学家和神学家以年轻人特有的、妙不可言的大胆放肆，在宗教改革真正的领袖们还在为细枝末节争论不休时，从最初时刻开始，便坚定不移地将目标指向全局。在一年之内以他的论著《基督教教理基本纲要》[11]（1535年）奠定了新教教义的第一个纲领，新教的教材和指导，新教的经典著作。

世界上有十本或者二十本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加尔文的这本《基本纲要》便是其中之一，它是路德翻译《圣经》以来，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一部指导行动的著作。它从一开始就以其逻辑性的铁面无私，独创性的坚定不移，在同时代人当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个精神运动总需要一个富有天才的人来开始它，也总需要一个才气横溢的人来结束它。路德作为发起者，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加尔文作为组织者，在这种运动四分五裂成为上千个宗派之前，阻止了它的发展。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基本纲要》结束了这场宗教革命，犹如《拿破仑法典》阻止了法国大革命：二者为革命画了句号，也就总结了这两次革命，两者都把一个奔流不绝、汹涌澎湃的运动开始时期的烈焰奔腾的部分去掉，为了给运动加上法律和稳定的形式。从随心所欲变成教条，从自由变成独裁，从心灵的激动奔放变成生硬的精神规范。当然，就像每个革命停顿下来，总会丧失一些初期时原来的动力，这场宗教革命到了最后阶段，也会失去它原有的冲劲；但是现在有一个新教教会作为精神上统一的世界大国，从此和天主教会分庭抗礼。

加尔文的力量在于，他丝毫没有缓解或者改变最初撰写此文时表述的僵硬态度。他的这部作品以后发表的各个版本只是扩大，而不是修正他最初的决定性的认识。在二十六岁时他就像马克思或者叔本华那样，在经历一切之前，就已从逻辑上思考过了他的世界观，并且想得十分彻底。此后所有的岁月只是用来把他组织方面的思想在现实的空间予以贯彻执行而已。他再也没有改变过任何实质性的词句，尤其没有改变自己。他不会后退一步，也不向任何人迈进一步。这样一个人你只能把他砸碎，或者被他砸烂。所有居于中间的感觉，无论是拥护或者反对他，全都枉然。只有一种选择：否定他或者完全屈服于他。

这一点，法累尔在和加尔文初次相遇的交谈中就立刻感觉到了，这里可以看出他人性的伟大。尽管他年长加尔文二十岁，从此时此刻起，却完全屈从于加尔文。他承认加尔文是领袖和大师，他从此刻起，使自己成为加尔文精神上的仆人，他的下属，他的奴仆。在今后三十年里，法累尔永远也不敢说一句话来反对这位比他年轻的人。在每场斗争中，在每件事情上，他都站在加尔文一边，听从加尔文的每一声召唤，从任何地方赶到加尔文的麾下作战。法累尔首先作了那种彻底服从的榜样：不提疑问，不加批评，完全自我献身。加尔文这个狂热分子要求别人绝对服从，在他的学说中正是要求每一个人把这种服从视为最高职责。而法累尔相反，一生只向加尔文提出仅有的一个要求，便是他此时此刻提出的这个要求：希望加尔文作为惟一配有这种身份的人，承担起日内瓦的精神领导工作，以他优势的力量建设宗教改革事业，而法累尔自己过于软弱，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加尔文后来报导，他如何长时间地激烈反对，拒绝听从这一出人意表的召唤。对于才智之士来说，要下定这一决心，离开思想纯净的天地，进入现实政治污浊的氛围，永远是责任重大之举。加尔文此时也体验到这样一种暗自心悸的感觉。他举棋不定，指出自己年纪太轻，经验不足；他请求法累尔，最好还是让他与书籍为伍，思考各种问题，进行创造性劳动。加尔文顽固倔强，一个劲地想要挣脱任命，最后激怒了法累尔，使他失去耐心，以《圣经》中先知的力量大声斥责那犹豫不决的加尔文：“你用研究工作作挡箭牌；但是我以全能之主的名义向你宣告：你若拒绝出手相助上帝的事业，听从自己的愿望甚于听从基督，上帝的诅咒将落到你的头上。”

这番号召才打动了加尔文，决定了他的一生。他表示准备在日内瓦建立新的秩序：他迄今为止用语言和思想宣示的一切，从此得以化为行动和事业。他从此将试图不把他个人意志的印记赋予一本书，而是把它强加在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之上。

每个时代的人总是对自己的时代知道得最少。最为重要的瞬间，总是悄然飞逝，不被他们注意。真正决定性的时刻几乎从来没有在他们的编年史里得到相应的重视。所以日内瓦市政厅的记录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也就这样记载了法累尔的申请：持续聘用加尔文为《圣经》的宣讲者。但认为没有必要写上此人完整的姓名。而这个人将在全世界面前给日内瓦带来无上的荣耀。市政厅的书记官只是干巴巴地记上了这一事实：法累尔建议，“让‘那个高卢人’继续他的布道活动。仅此而已。又何必费劲去拼写此人的姓名，并把它登记到档案中去？似乎这只是一个并无约束力的决定，批准给这个衣食无着的外国布道师一份小额的薪金。因为日内瓦市政委员会还是认为，只不过任用了一名下级官员，别无其他。这位下级官员今后将和任何一位新任用的学校教师、财会人员或者刽子手一样地谦虚谨慎，服从听命。

当然，这些忠厚老实的市政官员并非学者，他们闲暇的时候并不阅读神学著作。他们当中肯定没人事先，哪怕只是翻阅一下加尔文的《基督教教理基本纲要》一书，否则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书中，用明白无误的语言，十分霸道地规定，“那个高卢人”要求赋予布道者在教区里多么巨大的权力：“这里要明确描述一下布道者在教堂里应该拥有的权力。他们既然被任命为上帝圣言的保卫者和宣示者，他们得冒险去干一切，去迫使这个世界上一切大人物和有势力的人物，在上帝的无上尊严面前低头臣服，为之效力。他们有权向所有人，从最显赫者到最卑下者，发号施令。他们必须树立起上帝的章程，破坏撒旦的王国，爱护羔羊，消灭豺狼。他们必须提醒并教导服从听命之人，控告和消灭那些倔强反抗之人。他们可以联系一切也可以解除一切，能用闪电霹雳手段，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依照上帝的圣言行事！”

加尔文的这句话：“布道者有权向所有的人，从最显赫者到最卑下者发号施令”，显然为日内瓦市政当局的官员们所忽视。否则他们绝对不会冒冒失失地把自己交到这个要求如此之高的人手里。他们浑然不觉地径自委任他以职务和荣誉，不知道他们派到他们教堂去工作的这个法国流亡者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成为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的主人。但是从这天开始，市政当局自己的权力就此结束，因为，凭着他毫不妥协的干劲，加尔文将把一切攥到自己手里，毫无顾忌地把他的极权主义的要求化为事实，从而使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变成一个神权政治的独裁专制国家。

加尔文采取的最初几个措施，就证明此人的思维逻辑清晰、高瞻远瞩、目标明确、意志坚定。他后来这样写道他的这段日内瓦时期：“我首先走进这座教堂时，教堂里几乎一无所有。有人布道，仅此而已。大家把圣像收集起来，加以焚毁。但是这还不算宗教改革，一切都乱七八糟。”加尔文是个天生的组织天才：一切不规则的、不系统的东西，都和他那像数学一样精确的天性格格不入。要想对人进行教育，使他们信奉一种新的宗教，首先就必须要使他们知道，他们信仰什么，承认什么。他们必须能够清清楚楚地区别，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每一个精神王国都和尘世王国一样，要有清晰可见的界限和法律。因而加尔文上任才三个月，便向市议会提出一份教理问答[12]。共二十一条，以浅显易懂、简明扼要的文字，表达了新教的基本原理。这份教理问答——在某种意义上是新教教会的十诫[13]——得到市议会原则上的赞同，获得通过。

但是加尔文并不满足于市议会仅仅表示赞同，他要求市议会彻头彻尾、毫无保留地表示服从。他绝不满足于这个学说得到表述，因为这样一来，个别人依然还保有一些自由，看是否服从这个学说，在什么程度上服从这一学说。可是加尔文在学说和生活各项事情上，绝对容不得半点自由。他根本不打算在宗教和精神事件上给个人的内心确信留下些许回旋的余地。根据他的看法，教会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把无条件尊重权威的服从用暴力强加在所有的人身上，甚至无情地严惩不温不热的保留态度。“不论别人想法如何不同，我不认为，我们的职务会受到这样严重的限制，以至我们在布道之后，就像已经尽了我们的职责，万事大吉，可以无所事事。”他的教理问答不仅应该表现出虔诚的准则，而且应该成为国家的法律。因此他还要求市议会，从官方出发，迫使日内瓦城所有市民依次逐一公开宣布承认并且宣誓信奉这份教理问答。市民们得每十个人一组，像小学生似的由“长官”带领，走进大教堂。在那里举起右手，重复市政秘书宣读的誓词，进行宣誓。谁若拒绝宣誓，就被迫立即离开这所城市。这就清清楚楚、一劳永逸地表示：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市民，若想生活在日内瓦的城墙之内，可以在宗教事务上，哪怕有一丝一毫背离约翰·加尔文的要求和观点。在日内瓦，路德所要求的“基督徒的自由”就此告终，宗教观作为一种个人良心的事情就此告终。理性战胜了伦理，宗教改革的词句战胜了宗教改革的意义。自从加尔文踏进日内瓦，任何自由在这座城市里全告终结。一个人的意志现在开始统治一切。

任何独裁专制，若无暴力，都难以想像，难以为继。谁若想保持权力，手里需要有权力的手段：谁若想发号施令，必须有违令则罚的权力。根据任命加尔文的法令，他并没有丝毫权力向犯了教会罪孽的人发布驱逐出境的命令。市政委员会只不过任命了一位“圣言的宣讲者”，以便他向信众阐释《圣经》，任用了一位布道者，以便他公开布道，提醒社区民众信奉正确的上帝的信仰。但是对于市民法律上、道德上的举止进行惩罚的权力，他们不言而喻认为应该保留在他们自己的司法权限之内。无论是路德，还是茨文利或者宗教改革的任何一位其他领袖，迄今为止都从未试图否认市民行政当局的这一权利和权力。可是加尔文则不然。他天性专横跋扈，立即凭借他个人强大无比的意志，把市政委员会强压下去，使之仅仅变成他个人命令和法规的执行机构。可是既然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加尔文并无任何依据可以这样行事，那他就利用他自己手里的权利通过行施逐出教门律来给自己创造这一依据：他用天才的手法，把宗教里关于圣体的神话[14]转化为个人的权力手段和压制手段。因为加尔文教的布道师只允许他个人认为品行端正，毫无问题的人才能领圣体，参加“主的圣餐”[15]。布道师若拒绝谁领圣餐[16]，——这里显示出这一武器的全部强大威力——，这个人作为市民也就彻底毁了。从此谁也不许和此人说话，谁也不许和此人进行买卖。这样一来，这个由教会施行的，看上去似乎只是教会采取的措施，立刻变成社会对他的封锁，商业上的封锁。倘若这个遭到开除的人还一直不肯缴械投降，而是拒绝进行布道师规定的公开忏悔，加尔文便下令把他放逐。这样一来，加尔文的敌人，哪怕平素是最受尊敬的市民，也无法在日内瓦再继续生活下去。从此以后，每一个遭到神职人员憎恶的人，作为市民的生活也受到威胁。

加尔文手握这道霹雳，可以把每一个反抗他的人击成齑粉。他采取了这一大胆的举动，把火焰闪电和轰雷巨石放在自己手掌之中，这是在他之前城里的主教也未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在天主教教会里，教会在决心把一名教徒公开驱逐出教之前，需要经过一段漫长无边的审理过程，要经过高级机关直到最高机关的逐一批准。逐出教会是个超乎个人的行动，完全不由个人恣意妄为。而加尔文目的性更强，意志更加坚定不移，定要攫取权力，他就每天都把革出教门的权力随意地放在布道师和教会监理会手里。他把这可怕的威胁几乎变成常规的惩罚。作为心理学家，他对恐怖的效果计算得颇为精准，就利用人家害怕这种惩罚的心理，把他这种个人的暴力无限提高。加尔文要求把分送圣体的仪式规定为每月一次，市政委员会克服重重困难，结果总算成功地把这项规定改为每三个月分送圣体一次。但是加尔文再也不让人家把他最强有力的武器从手里夺走，因为只有凭着这件武器，他才能展开他自己的斗争：为全面夺取权力而进行的斗争。

一个民族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认识到，一个独裁专制暂时的好处，它的更加整肃的风纪，它的强化的集体战斗力，是要以丧失个人的自我权利为代价的，而每一项新法律的代价必然是失去一项旧的自由。在日内瓦这种认识也是渐渐觉醒的。市民们真心诚意的赞同宗教改革，他们自觉自愿地聚集在露天广场上，作为独立自主的男子，举手表示皈依新的宗教。但是相反，叫他们在一名警察的监视下，每十个人一组像苦役船上的犯人似的依次被驱赶着走过全城，然后在教堂里对加尔文先生的每一条条文庄严宣誓，这可大大挫伤了他们共和主义者的自尊心。他们之所以赞成一种更为严格的风习改革，并不是为了现在每天都受这个新来的布道师轻率地用逐出教门相威胁，仅仅因为他们有一次喝了杯葡萄酒，喝得欢快一些，或者穿的一些衣服，被加尔文先生，或者法累尔先生觉得过于花哨或者过于华丽。老百姓开始反躬自问，这样神气活现、指手画脚的一些人到底是谁。他们是日内瓦的市民吗？他们世世代代都是本地人？为本城的壮大和富裕也都做过贡献？还是些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者，若干世纪以来，都和名门贵族关系密切，沾亲带故？不，他们都是新近才来的外来户，是从别的国家，从法国过来的逃亡者。大家殷勤好客地接纳了他们，给他们吃住，给他们收入可观的职位。现在这个来自邻国的税务官的儿子，马上就把他的弟弟和妹夫一起接到这个温暖的窝里来，来辱骂和训斥他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市民！他，这个逃亡者，这个由他们雇佣的人胆大妄为，擅自决定谁该留在日内瓦，谁不该留！

每次在一个独裁专制开始的时候，只要自由的灵魂还没有被蹂躏，独立自主的灵魂还没有被驱逐出境，反抗还有一定的分量：在日内瓦具有共和思想的人们，谁也不想让自己被人恣意呵责，“就仿佛他们是剪径蟊贼似的”。整条整条大街尤其是德国人大街拒绝按照要求去进行宣誓，他们大声抗议，态度叛逆。他们既不会宣誓，更不会按照这些跑来要饭的法国饿殍之命离开他们的故乡之城。加尔文虽然成功地强迫那个臣服于他的“小小的议会”，的的确确向那些拒绝宣誓者发出驱逐出境令，但是他们不敢把这个不得人心的措施实际予以贯彻执行，新一届市民选举的结果清清楚楚地表明，全城大多数人已经开始反抗加尔文随心所欲的恣意妄为。他的铁杆追随者在一五三八年二月选出的市议会里不占上风。民主在日内瓦又一次得以贯彻自己的意志，反抗加尔文的威权要求。

加尔文往前走得过于迅猛。搞政治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总是过于低估根植于人性中惰性的抵抗。他们总说，决定性的革新在现实的空间就和在他们的精神结构中一样可以迅速实现。现在睿智想必命令加尔文，在他没有赢得世俗的官厅之前，必须更加柔和地行事，因为现在他的事业还依然处于有利的形势，新当选的市议会也只是向他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并未露出敌意。即便是他最顽强的敌人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也不得不承认，一种坚定不移的整肃风化的意志是基于加尔文的狂热信仰。这个不顾一切的人并非为了狭隘的个人野心，而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采取这种行动。他的战友法累尔依然是年轻人和街上少年的偶像。倘若加尔文稍稍施展一点外交的机敏，使他的侮辱人的激进要求适应市民阶级更为悠闲从容的观点，完全可以轻易地缓解一下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可是在这点上，恰好碰到加尔文坚如花岗岩的坚守原则的性格，碰到他钢铁般不可动摇的倔劲。这个狂热分子，终其一生最最看不得的莫过于妥协。对加尔文而言，没有中间道路，只有一条路，他自己的路。要么达到全部目的，要么什么也达不到，不是获得全部权威，便是放弃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永远也不会迁就妥协。因为对他而言，真理在手，有理有据。这是始终有效的特点，他根本就无法理解，也不会想到，竟然另外有人认为自己同样有理。对于加尔文而言，公理便是只有他可以教育别人，别人得向他学习。他就是这样满怀真诚的信念直言不讳，他说：“我的教导取自上帝，这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以一种令人惊愕并不寒而栗的自信心把他所说的话语等同于绝对真理——“上帝给我恩典，让我宣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倘若另外有人胆敢发表反对他的意见，这位自我着迷的狂人又会勃然大怒，深受震撼。反驳本身在加尔文身上便引发一种神经病发作，精神上的敏感促使身体也有反应。他的胃发生痉挛，使他口吐胆汁。尽管反对者实事求是、温文儒雅地提出反驳意见，但是他胆敢怀有不同的想法，这一事实就使他转变成加尔文的死敌，从而也成为一个世界公敌，上帝的敌人。这位在私人生活中极有分寸，举措得体到过火程度的人，竟把同时代最初的一批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斥为向他嘶嘶乱叫的毒蛇、狺狺狂吠的恶狗，斥为野兽、无赖、撒旦的奴才。只要有人哪怕只是在学术上稍微反驳一下加尔文，这位上帝的“仆人”立刻感到“上帝的荣誉”受到侮辱，只要有人敢于说圣·彼耶尔教堂的布道者个人有统治欲，加尔文立刻认为“基督的教会”受到威胁。和别人交谈，对于加尔文而言只是别人得皈依他的意见，赞同他的意见：这位平素目光清晰的人一辈子没有一时一刻怀疑过，就他一人才有权阐释上帝的圣言，就他一人才知道真理何在。但是，正好多亏他的这种冥顽不化的自我信任，多亏这种先知般的自我癫狂，这种超群出众的自我偏执狂，加尔文在现实的空间里总保持有理；单凭他的这种坚若磐石的不可动摇的态度，这种冷若寒冰、不近人情的僵硬态度，他在政治上的胜利才能得到解释。因为只有这样一种自我癫狂，这样一种了不起的褊狭的自信才使此人在世界历史上成为领袖。永远屈从于诱骗者的人类从来也不会屈从于有耐心的人和公正无私的人，而总是只屈从于伟大的自我癫狂者们。这些人有勇气把他们的真理当作惟一可能的真理，把他们的意志当作世界法律的基本公式来加以宣扬。

所以新的市议会的大多数都反对加尔文，他们很客气地嘱咐他，为了和平起见，希望他不要采用狂野的威胁口吻，动辄把人开除教籍，希望他接受伯尔尼教会会议的较为温和的观点。这些都丝毫也影响不了他。像加尔文这样倔犟的人，哪怕只是要他在细枝末节上让一小步，他也不会接受任何廉价的和平。他天性飞扬跋扈，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妥协。在市政委员会反驳他的那一瞬间，这个自己曾经要求其他所有的人必须无条件地屈服于任何上级的人，几乎不假思索地变成了反抗他上级机关的革命者。他在布经台上公开辱骂“那小小的议会”，并且宣布，“他宁可自己死去，也不愿把吾主的神圣的肉体扔到这些狗仔面前。”另一位布道师在教堂里把市议会说成是“一群醉鬼的会议”。加尔文的追随者们像一块山岩，冥顽不化，难以移动，竭力和官厅对抗。

这些布道师向市政委员会的权威这样挑衅，这样叛逆，市政委员会无法容忍。它首先毫不含糊地发出指示：布经台不得继续为政治目的加以滥用，在那里只能对上帝的圣言进行解释。可是既然加尔文和他的部下满不在乎地完全忽视这道官方的命令，那就除了禁止布道师登上宣讲台外，别无良策。这些布道师中最善挑衅的一位古尔托尔，由于公开激起叛乱而遭到逮捕。这一来，教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便公开宣战。但是加尔文坚定不移地接受这次战争。他在追随者们的簇拥下，冲进圣·彼耶尔大教堂，倔犟蛮悍地登上禁止他上去的布道台，双方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全都戴着佩剑挤进教堂，一部分是要强制夺取被禁止的布道权利，另一部分则是想用武力阻止对方得逞，于是乱成一团，几乎要酿成流血的复活节。此刻市政委员会的耐心已到尽头，它召开二百人大会，这是最高权力机关。会上提出问题，加尔文及其他被雇佣的布道师态度倔强，公然蔑视市政委员会的命令，是不是应该让他们滚蛋。压倒的多数人投票表示赞同。这些叛逆的神职人员被免除职务，得到严厉的指示，在三天之内离开日内瓦城。加尔文在最近一年半内以流亡的刑罚威胁该城这么多市民，现在这一刑罚落到他自己头上。

加尔文向日内瓦发起的第一次冲击遭到失败。但是这样一种挫折在一个独裁者的一生中并不意味着什么危险的事情。相反，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当权者在最终登上权力巅峰之前，起先总要遭受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失败。流亡、监禁、流放，对于这些伟大的世界革命者而言，从来就不是阻碍，永远只是有助于促进他们的人气，更加受人爱戴。为了让群众对他们顶礼膜拜，他们首先得成为殉道者；只有受到遭人憎恶的制度的迫害，这才能为一位人民领袖日后在群众当中决定性的成功，先创造心理上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通过显而易见的考验，未来领袖头上的光环才能在人民面前提高到神秘莫测的高度。对于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言，没有什么比暂时退到后台去更为必要的了，因为大家一时看不见他，他就变成了传奇；声誉犹如一片云霞，围绕着他的名字，给他无上荣光，等他再次返回，面对着的是提高了一百倍的期待。这种期待自然而然地不消他自己费劲，就仿佛自成气候。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英雄，都是通过流亡，对他们的民族拥有最为强大的感情的威力。譬如恺撒在高卢，拿破仑在埃及，加里波的[17]在南美洲，列宁在乌拉尔，都是因为他们不在场而变得更加强大，比他们亲自在场要强大得多。加尔文也是如此。

当然，在那遭到放逐的时刻，加尔文根据人们的预见，已经彻底落魄。他的组织都被击溃，他的事业完全失败，他的成绩只剩下狂热的要求秩序的意志和几十个可靠的朋友，此外别无所有。他和一切政治性人物一样，在危险关头，不是与人达成协议，而是坚决撤退。这时跑来帮忙的是他的继任和对手所犯的错误。市政委员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几个驯从听话的布道师，来取代加尔文和法累尔这样宏大伟岸的人物。这些驯从的布道士害怕采用严酷的措施会受到民众的厌恶，宁可把缰绳放松，让它松松垮垮地拖在地上也不要把它拉得太紧。在他们的作用下，加尔文在日内瓦如此起劲，甚至过分起劲地开始建造的宗教改革的大厦，不久就陷于停顿。市民在信仰问题上如此犹豫不决、把握不定，以至被排挤的天主教会又渐渐重新鼓起勇气，试图通过聪明的中间人卷土重来，又重新争取日内瓦回到罗马天主教会的怀抱中去。情况紧急，越来越急。这些宗教改革派人士原来觉得加尔文过于粗暴过于严厉，同样的这些人，现在渐渐开始不安起来。他们反躬自问，这样一种钢铁般的纪律说到头来，是不是比具有逼人之势的混乱状况，更符合他们的愿望。越来越多的市民，甚至于有些旧日的反对派催着逼着官方，把那些流放的布道师都找回来。最后市政委员会眼看别无出路，只好听从一般民众的愿望。最初写给加尔文的那些消息和文件，还只是轻声细语，小心谨慎的询问，渐渐地就变得更为坦率，更为迫切。邀请已经不容置疑地变成请求：市议会不久不再写信给加尔文“先生”（Monsieur），请他回来，帮助城市，而是写信给加尔文“大师”（Matre）。最后，一筹莫展的市议会的先生们简直跪地请求“这位好兄弟和惟一的朋友”，重新接受布道师的职位。信上已经附了这样的允诺：他们“要这样对待他，使他有理由感到满意”。

倘若加尔文只是一个格局很小的人物，这样廉价的胜利已经可以使他满意，两年前人们把他这样鄙夷不屑地赶出日内瓦城，而现在大家这样苦苦哀求，要他回到这座城去，那么他完全可以心情舒畅，心满意足。可是渴望赢得全局的人，从来不会满足于半吊子的结果的。对于加尔文来说，他这件最神圣的事业并不关乎个人的虚荣心是否得到满足，而是关乎权威是否获得胜利。在他的事业中，他不愿有任何官厅再一次来妨碍他的工作。他若回到日内瓦去，在那里就只能有一个意志有效，那就是他的意志。只要日内瓦城不是自缚双手完完全全地降服于他，奴颜婢膝地宣布彻底服从他的意志，加尔文拒绝表示任何赞同。他老谋深算，以夸张的厌恶姿态，长时间地拒不理会日内瓦城提出的迫切建议。他写信给法累尔：“我宁可千百次地去死，也不愿再一次展开这从前的痛苦万分的斗争。”他一步也不向他旧日的对手走近。等到最后市政委员会终于跪地请求加尔文回到城里，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法累尔也忍耐不住，写信给他：“莫非你还在等待，连石头也召唤你？”加尔文纹丝不动，坚定异常，直到日内瓦彻底投降，是生是死全凭他来摆布。一直等到他们发誓，根据他的意志恪守教理问答和“纪律”，市政官员们向斯特拉斯堡城写出措辞谦卑的信函，向那里的市民像兄弟般地提出请求，把这位不可或缺的人恩赐给他们，一直等到这样日内瓦不仅在他个人面前，而且在全世界面前降低身份，这时加尔文才做了让步，终于宣布以崭新的充分的权力，同意接受他旧日的职位。

就像一座被击败的城市在准备迎接它的征服者，日内瓦也在准备加尔文的入城式。一切想像得到的事情全都做了，为了平息他的愤懑。旧日严峻的敕令又急急忙忙地生效，只是为了让加尔文一开头就发现他的宗教的命令已经贯彻执行。小市议会亲自负责在花园旁边为这位久盼的人选择一幢合适的住宅，并且准备好必要的设备。圣·彼耶尔大教堂古老的讲经台特地翻修一遍，以便加尔文能更加舒适地演讲，而加尔文的身影随时随地都能被在场所有的人看见。一个荣誉接着一个荣誉：加尔文还没有从斯特拉斯堡动身，一位传令官已经派来迎接，以便中途就能以日内瓦城的名义向他表示欢迎。市民出资，十分庄严隆重地迎接他的全家。最后在九月十三日，旅行马车渐渐驰近科尔纳文城门，大量的人群立即聚集起来，在欢呼声中把这位重新返回的客人接进城去。于是这座城市在加尔文手里就像一块烂泥一样柔软驯从。若不把这座城市造就成一件符合他思想的艺术品，他绝不罢休。从此时此刻起，加尔文和日内瓦，精神和形式，创造者及其造物，这二者就再也不可分离。

[1] 纪尧姆·法累尔（1489—1565），原为法国神父，后成为宗教改革家，一五三一年领导日内瓦城的市民，进行宗教革命，成立信奉新教的自由城政权。加尔文的亲密战友。

[2] 乔治·雅克·丹东（1759—1794），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家，雅各宾党人的领袖之一。一度大权在握，后被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

[3] 乌尔里希·茨文利（1482—1531），原为瑞士神父，一五一八年起主管苏黎世大教堂，后接受人文主义思想，领导瑞士东北各州的宗教改革运动，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之一。

[4] 宗教会议，原为基督教世界的主教会议，讨论并决定重大方针政策。新旧教分裂后，成为罗马天主教的重要主教会议。

[5] 新教或耶稣教，并非统一的世界性教会，没有统一的领袖。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新教不同，北德与南方的新教也有区别。但在反对罗马天主教这点上，他们观点一致。

[6] 菲利普·麦朗希通（1497—1560），德国人文主义者，一五一九年起，成为路德的主要助手，路德去世后，成为路德教派的领袖。马丁·布塞尔（1491—1551），原为法国神父，后受马丁·路德影响，成为宗教改革家。在新教内部纷争中，他持温和态度。卡尔施塔特，原名安德烈阿斯·波登斯泰因（1480—1540），德国宗教改革家，后与路德对立。

[7] 原文为拉丁文，指天主教会。

[8] 蒙太古学院，又译为：尖山学院，为法国天主教教会学校，以要求严格，纪律严明著称。加尔文、诺克斯、罗耀拉、埃拉斯姆斯均为该校学生。

[9] 伊纳爵·德·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贵族，后为天主教神父，反对宗教改革运动，创建耶稣会，培养精英成为修士，旨在捍卫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坚决对立。一五四一年任耶稣会第一任会长。

[10] 再洗礼教派，宗教改革中出现的宗派。不承认婴儿所受的洗礼，主张成年后重新受洗礼。其成员于一五三四年参加明斯特起义，天主教徒与富裕的新教徒离城奔逃。起义者没收逃亡者的财产，建立“上帝之国”，其首领自称“基督王”，这一起义遭到当局镇压。

[11] 原文为拉丁文。

[12] 教理问答，原为天主教的教理入门，言简意赅地把天主教的教理以问答的方式告诉信众，尤其是儿童。

[13] 十诫，基督教原有的十条诫命，信徒应该遵守，不得违背。以此规范信徒的思想行为。

[14] 基督教把极薄的面饼当作耶稣的身体，称之为“圣体”。信众必须忏悔，涤净自己的罪孽，方能从神父手里领取圣体。谁若未经忏悔，便领圣体，乃是对上帝的亵渎。

[15] 主的圣餐，即从神父手里领取圣体。

[16] 领圣餐，即神父把圣体放在信众嘴里。神父有权拒绝把圣体放在有罪之人的嘴里，以此表示，此乃罪人。

[17] 恺撒（前100—前44）于公元前五十四至公元前五十三年远征高卢，即今日的法兰西；拿破仑（1769—1821）于一七九八年远征埃及；裘塞佩·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建国三雄之一，毕生为推翻奥地利统治和意大利独立而战。一八三四年失败后，逃亡南美，一八四八年回国，参加意奥战争，继续为意大利独立而战。

三 《纪律》

自从这个身材瘦削、神情严峻、身穿黑色拖地牧师长袍的男子走进科尔纳文城门之时起，古往今来最值得纪念的试验之一就此开始：一座有着无数生命细胞、呼吸畅快的国家一下子变成一部僵硬的机械，一个拥有各种感觉、各种思想的民族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制度。这是在欧洲范围内进行的最初尝试，以一种理念的名义把整个民族完全变成平等划一的人群。加尔文怀着一种妖魔般的严肃态度，经过深思熟虑，想得精致周密，条理分明，着手进行他的大胆计划，把日内瓦变成世上第一个上帝之国：一个没有人世间卑劣行径，没有腐败、紊乱、恶行和罪孽的集体，真正的、新颖的耶路撒冷，全世界的幸运福祉都该从这里发出——这个理念，也是惟一的理念从此成为他的人生，而他的一生又反过来只为这惟一的理念效劳。对于这位拥有崇高乌托邦思想，像钢铁一样坚忍不拔的思想家而言，这可是严肃到可怕程度的事情，神圣而又真诚。在加尔文推行精神独裁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从未怀疑过，只要毫无顾忌地夺走人们的每一个个人自由，只会对人产生促进作用。因为这个虔诚的专制暴君认为，他提出的所有要求和一切无法忍受的过分要求，其实无非是要求人们应该正确地生活，也就是依照上帝的意志和规定正确生活，别无其他。

事实上这话听上去的确非常简单、清晰、无可争辩。但是怎么才能认清上帝的意志呢？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上帝的指示？加尔文答道：在《福音书》[1]里。上帝的意志和圣言，以永远生动活泼的文字生意盎然地存在于《福音书》里。这些神圣的书籍保存在我们手里，并非偶然，上帝十分明确地把自古以来的流传写成文字，以便他的诫命能清清楚楚地被人认识并牢记在心。《福音书》的产生先于教会，地位也高于教会。除了《福音书》，背离了《福音书》，再无其他真理。因此在一个真正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圣经》的语言，“上帝的圣言”是道德、思想、信仰、权利和生活的惟一准则，因为这是一本汇集一切智慧、一切公正、一切真理的书。对于加尔文而言，《圣经》是世上万物的始与终，所有事情做出的一切决定都建立在《圣经》里的圣言之上。

用《圣经》里的文字裁定世上一切行动在加尔文看来，其实只是重复宗教改革耳熟能详的最初要求而已。而事实上他大大地超越了宗教改革，甚至完全远离了宗教改革原来的思想范畴。因为宗教改革开始时是一种心灵的、宗教的自由活动。它想把《福音书》自由自在地放在每个人的手里；不是罗马的教皇和宗教会议，而是每个人凭着自己个人的信念来组成其基督教。这种由路德倡导的“基督徒的自由”却被加尔文毫无顾忌地连同精神自由的任何其他形式又从人们手里夺走；对他个人而言，上帝的圣言是十分清晰的，因此他专横地要求，不得再对上帝的学说进行一切其他方式的解释和阐述。《圣经》里的话，必须像大教堂里的石柱一样“巍然屹立”，不得撼动，这才不致使教会发生动摇，《圣经》里的圣言，从此不得成为理性胚胎[2]，不得成为永远不断日益更新，日益改造的真理发生作用，而永远只能在加尔文所确定的解释之中发挥作用。

加尔文提出这个要求实际上就是用一种新的新教的正统教义来取代教皇的正统教义，人们完全有权利把这种教条主义的独裁专制的新形式称之为《圣经》专制主义。因为现在惟一的一本书在日内瓦成了主人和法官，成了立法者的上帝，而它的布道者便是这种法律惟一有资格的解释者。加尔文成了《摩西圣经》[3]意义上的“法官”，他的权力不可争辩地置于各国国王及民众之上。现在只有教会监理会对《圣经》的解释，决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而不是市政委员会和市民权利。谁要是胆敢在某个细节上反对这种强制，那他就惨了！因为谁若反抗布道者们的独裁就将作为反对上帝的叛乱者判处死刑，不久将以他的鲜血来书写对《圣经》的评论。从自由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教条主义的暴力统治，对待自由思想，总比任何世袭的权力更为严酷，更为凶狠。那些多亏革命自己才获得统治权的人，日后在镇压每种革新运动时，永远是最为无情、最不宽容的人。

所有的独裁专制总是始于某一理念，但是任何理念一定要在实现它的人身上，才能获得自己的形状和色彩。加尔文的学说作为精神的产物，必然要和它的创造者在外貌上相似。只消看一看他的脸，就能预见到，这种学说比以往任何一种基督教教义的诠释都更为严酷，更令人厌烦，更使人不快。加尔文的脸就像一片喀斯特地形，一块岩浆熔成的石头，那种孤独偏僻的山岩风景，沉默不语，心扉紧闭，只令人想起上帝，任何具有人性之物，他一概想不起来。使生活变得滋润、丰富、欢快、欣欣向荣、温暖而肉感的一切，在这张缺乏善意，毫无慰藉，难辨年龄的禁欲者的脸上丝毫看不出来。这张阴沉狭长的椭圆形的脸，轮廓生硬、丑陋瘦削，毫不协调：额头狭窄、冷峻，下面是两只眼窝深陷、经常熬夜的眼睛，就像燃烧的煤球发出灼热的光芒，尖削的鹰爪鼻，面颊深陷，突出一张惯于发号施令的嘴巴，薄得像用小刀切开似的，难得看见这张嘴边漾着笑意。他那干瘪皱巴、泛灰发干的皮肤，很少发出温暖的肉色，就仿佛内心的寒热像吸血鬼似的从他面颊上吸走了鲜血，于是两颊皱了起来，呈土灰色，一副病容，憔悴不堪，除了他发火的短暂时间，愤怒使他面颊升起一阵肺痨病患者的红晕。那副像《圣经》里的先知一样飘落胸前的长髯（他所有的学生和门徒都驯从地模仿着蓄起这样的胡须）试图赋予这张肝火极旺，颜色蜡黄的面孔一种男性力量的模样，可是徒劳。即便是这副长髯也不见得滋润丰腴，它不是像圣父上帝那样气势强大地垂落，而是形成薄薄的、一绺一绺的胡子掉了下来，就像从山岩间挣扎出来的小小的灌木丛。

所以加尔文在画幅上看上去就像一个热切的狂热信徒，被他自己的精神燃烧过后消耗殆尽。人家恨不得要对这个过度疲劳，过分劳累，被自己的热诚耗得油干灯尽的人表示同情；可是，低头一看，瞥见他的双手，不觉大吃一惊。这双手就像一个贪得无厌者的手，冷冰冰的，瘦骨嶙峋，就像两只爪子，凡是能用强韧吝啬的关节抓到的一切，都会拼命抓住，死也不放。难以想像，这些皮包骨头的手指，会温柔地摆弄一朵鲜花，爱抚一个女人温润的肉体，会亲切地欢快地向一个朋友直伸过去。这是一个心如铁石者的双手，单凭这双手，就可以预感到加尔文一生散发出来的那股强大的、残酷的统治一切、把握一切的力量。

加尔文的这张脸，多么暗淡无光，毫无欢乐，多么孤独，拒人于千里之外！有人居然愿意把这个冷酷无情地向人提出要求提出警告的人的肖像挂在自己房间的墙上，简直无法理解：倘若有人时时刻刻感到这个众人中最为令人不快者的警惕窥视的目光在关注他每天的一举一动，他嘴里喷出的呼吸都会更加冷凝。只能设想，楚尔巴朗[4]最适合绘制加尔文的肖像，用那种西班牙式的狂热笔触，像绘制禁欲主义者和隐士似的，黑暗的背景，黑黝黝的人影，与世隔绝，栖息在山洞之中，面前放着一本书，总是一本书，必要时再放上一个骷髅或者一个十字架作为精神生活与宗教生活的惟一象征；身边别无其他，只有一片阴冷漆黑，难以接近的幽寂。因为这种空间一辈子冰冻在加尔文的四周，人们无法接近，只能敬而远之。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从头到脚穿了一身同样的无情的黑色衣衫，短短的额头上面戴的教士的四角帽是黑色的，半似僧人的斗篷，半似士兵的头盔，宽大的一直拖到鞋子的长袍是黑色的，是不断惩罚人的法官的服装，是永远在治愈人们的罪孽和溃疡的大夫穿的衣服，黑色，总是黑色，总是选用严肃，死亡和冷酷无情的颜色。加尔文几乎从来没有露出过别的样子，总是身着他职务的象征，因为他只愿意让别人看到他是上帝的仆人，只是身穿他执行职务时的服装，从而让人对他心生畏惧，不愿别人像对待普通人，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来爱他。不过他对这个世界严苛，对自己也同样严苛。他一辈子约束他自己的身体。为了精神生活，他只让自己的肉体得到最少量的食物和休息，夜里最多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只吃一顿简单的饭菜，迅速吃饭的时候，旁边还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本。从不散步，从不游戏，从来没有快乐，从不放松一下，尤其是从来没有一次真正的欢乐：归根到底，加尔文在他狂热献身于精神事业时，总是在发挥作用，在思考、写作、工作、战斗，从来也没有一个钟头他是在为自己而活。

这样绝对的杜绝情欲和永无青春是体现加尔文性格的最本质的特点。因此对他的学说而言，他也就变成最危险的人，这毫不足奇。因为当其他的宗教改革家们认为，最忠实地为上帝服务的办法，便是满怀感激之忱，把人生的一切馈赠全都从上帝手里接收过来，作为身体健壮的正常人，享受健康，乐享人生。茨文利在第一次担任牧师时马上就留下一个私生子，路德有一次哈哈大笑地说出这句话来：“要是老婆不干，就让使女干嘛。”他们大吃大喝，纵声大笑，而在加尔文身上，一切肉欲的冲动全都压抑下去，或者只留下影子似的一层痕迹。作为一个狂热的知识分子，他完完全全只生活在文字和精神之中，只有逻辑清晰明确之物对他来说是真实的，只有规规矩矩的东西他才理解，并且容忍；不规矩的东西，永远遭他排斥。一切使人陶醉，使人心醉神迷的东西，不论是美酒、女人、艺术或者上帝在人间的任何赐予，这位狂热的保持冷静的人，从不要求从中得到欢乐，或得到过欢乐。只有绝无仅有的一次，为了满足《圣经》的要求，他前去求婚。而这次求婚进行得像演戏一样，干巴巴就事论事，冷漠异常，就仿佛他去订购书本或者购买一顶新的四角帽。加尔文不是自己去寻找新娘，而是委托他的朋友们，给他选择一位合适的太太。这个对肉欲深恶痛绝的男子，差一点碰上一个淫荡的女孩。加尔文大失所望，最后娶了一个经他说服、皈依新教者的遗孀为妻。但是命运决定他无缘得到幸福或者使人幸福，他的妻子为他生下的惟一的孩子，难以存活。人们几乎要说，他身上的血这样苍白，他的感官这样冷淡，生下这样的孩子纯属不言而喻的事情。没有几天孩子就夭折了，不久他的妻子也随之死去，留下他一个人成为鳏夫。于是对于三十六岁的鳏夫而言，不仅男女婚事就此告终，就是对于女性他也不再感兴趣。直到他死为止，那就是说，还有二十年男子最佳的年华，这位自觉自愿的苦行僧，再也没有接触过另外一个女人，只是献身于精神生活，献身于宗教事业，只是献身于“学说”。

沉思中的圣弗朗西斯
弗朗西斯科·德·楚尔巴朗 绘

但是一个人的肉体也和精神一样要求发展。谁若强使肉体压抑，必然受到惩罚。在人的尘世间的肉体内，每个器官出于本能都渴望着充分享受。它本性所希望的欲念、鲜血希望有时能奔流得更加狂野，心脏希望跳动得更加热烈，肺脏希望欢呼，肌肉希望活动，精液希望浪费。谁若只顾智力，经常阻碍这些生机勃勃的意愿，尽量予以抵制，这些器官最后必然奋起反抗。加尔文的肉体对付拘囚它的狱卒所进行的复仇殊为可怕：这个禁欲者这样对待神经，就仿佛神经根本就不存在；这些神经就不断地发明各种痛苦来对付它们的暴君，来向这个禁欲者证明它们的存在。也许只有少数脑力工作者曾经像加尔文那样一辈子由于身体不好，疾病缠身而大受其苦。一个毛病接着另一个毛病，毫不间断。加尔文的每封信几乎都要报告他又受到新的疾病的阴险恶毒的袭击。一会儿是偏头疼把他一连几天撂倒在床上，一会儿又是胃疼、头疼、痔疮、肠绞痛、感冒、神经痉挛、口吐鲜血、胆囊结石和长了痈疽；一会儿发高烧，接着又发冷，关节炎和膀胱疼。医生得时时刻刻地守护着他。因为在这个娇气脆弱的身体里没有一种器官不向他造反，不恶毒地让他痛苦。加尔文有一次呻吟着写道：“我的健康真糟，使我生不如死。”

但是这个男子把这句话选作他的座右铭：“积聚力量从绝望的深渊里破土而出”[5]；这个人的妖魔一样的精神力量绝不让人夺走哪怕只是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加尔文经常受他身体的阻碍，他便总是重新向他的身体证明，他具有精神的超强意志。倘若他在发烧，无法爬上布道台，他就叫人用一乘轿子把他抬进教堂，在那里布道。倘若他不得不缺席市政委员会的会议，市政委员会的人员就到他家里来听取他的忠告。他若发着寒热躺在床上，在他冷得发僵、冷得颤抖的身上盖上四五条焐热了的被子，那么在他床旁就坐着两三名实习助手，他轮番向他们口授。他若有一天到附近一家庄园去看望朋友，为了吸取更加自由的空气，秘书们就乘车陪同前往。刚到庄园，信使就赶回城里。他又执笔开始工作。无法想像，加尔文会闲着什么事也不做。这是一个勤奋的妖魔，一辈子一刻不停地在工作。家家户户还在酣睡，天未破晓，在夏努阿纳大街他的办公桌上台灯已经亮起；而到午夜之后，大家早就全都上床安寝，在他的窗前还一直亮着这盏仿佛永不熄灭的油灯。他工作的成绩难以想像，人们都以为他是用四五个脑子在同时工作。因为事实上的确如此。这位总是疾病缠身的病人，在做着四五种职业的工作。他那歇斯底里的权力欲渐渐把许多职务抓在手里，他的本职工作，担任圣·彼耶尔大教堂的布道师，只是众多职务中的一种而已。单单他在这座教堂里宣讲的布道词就印制成册，装满一个壁柜，足够一个抄写员抄写一辈子，尽管如此，这仅仅只是他全集中的一小部分。他是教会监理会的主席，没有他就无法做出任何决议。作为不计其数的神学书籍和论战著作的作者，作为《圣经》的译者，作为大学的缔造者和神学院的发起人，作为市议会的常任顾问，作为宗教战争中的总参谋部的政治官员，作为新教的首席外交官和主要组织者，这位“圣言部的部长”引导和领导他那神权政治国家的其他各部于一身。他监视来自法国、苏格兰、英吉利和荷兰的布道者们写的报告，建立一种面向外国的宣传，通过书籍印刷工人和书籍兜售商制造一个特务机构，延伸到全球各地。他和其他新教的领袖进行讨论，和各国君王和外交官进行谈判。每天，几乎每小时都有客人来自外国。没有一个大学生，没有一个年轻的神学家途经日内瓦不去向加尔文请教，或者向他表示敬意。他住的房子就像一个邮局，或者对于各种国家事务或个人私事常设的问讯处。他有一次叹息着写道，他想不起来，在他办公时间会有两个小时不受人骚扰。他的亲信每天会从最远的国度，从匈牙利和波兰寄信给他。与此同时，不可胜数的人都来找他，求得他的帮助，为了得到灵魂上的帮助，要求和他个别谈话。不久有一个流亡者想在这里住下，并把他的家眷带来：加尔文为他募集金钱，帮他寻找住房，安排他的生计。这里有人想结婚，那里又有人想离婚，两者的道路都通向加尔文。因为在日内瓦没有一件宗教事务，可以在没有得到他的首肯，他的忠告的情况下进行。但是这种独断专行的乐趣，只限于它自己的王国，只限于宗教事务！然而对于加尔文而言，他的权力是无限的。因为作为神权政治家他认为，世上一切事务都隶属于神性事物和精神事物。他霸气十足地把全城所有事情都置于他坚强无情的手掌之下：几乎没有一天，在市议会的记录里没有这样一条附注：此事须请问加尔文大师。没有一件事情，能被这双一刻不停地在警觉审视的眼睛所疏忽，所忽视。人们不得不把这个不停活动的大脑赞为奇迹，这样一种精神上的禁欲主义不是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危险吗！因为谁若这样完完全全地放弃个人生活的享受，也会把这种——在他身上可是自愿的——放弃，变成其他所有人的法律和标准，对他而言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却变成有违自然的事情强加在别人身上。禁欲主义者历来是最为危险的专制暴君的典型，罗伯斯庇尔[6]便是一例。谁若自己不充分欢快地享受人性的欢乐，便永远会毫无人性地对待别人。

但是严加管束和冷酷无情乃是加尔文学说大厦的基础。根据加尔文的理解，人根本没有权利昂首挺胸、直视前方、良心坦荡、心情欢快地走过我们的世界。人应该不断处于“害怕上帝”的状况下，弯腰低头，谦卑愧悔，感到自己缺点累累，无可救药。从一开始，加尔文的清教徒的道德就把心情欢快、大大方方地享受这一概念和“罪恶”的概念等同起来。一切使我们尘世间的生活得到修饰，显得生机盎然的东西，一切想使灵魂幸福地得到放松，得到高扬、解脱和松快的东西——也就是说首先是艺术——加尔文的清教徒的道德都鄙夷不屑地斥为虚荣，令人厌恶，完全多余。加尔文甚至毫无例外地把他自己意识形态上的就事论事的劲头，都带到宗教的王国中去，而自古以来宗教的王国就一直和神秘、迷信的东西，密切相联。凡是使感官活跃起来，使感情柔软模糊地得到慰藉的东西，都得毫无例外地从教堂和礼拜中驱逐出去，彻底消灭。因为真正的信徒并不是怀着一颗得到艺术感染的灵魂接近神性。真正的信徒并不是为甜丝丝的乳香的烟雾弄得迷迷糊糊，被音乐弄得魂不守舍，被那些所谓的虔诚的（实际上是罪恶的）画像和雕塑的美所引诱的情况下接近神性。真理只存在于清晰明快之中，确切的含义只存在于上帝明确的圣言之中。因此，必须排除一切“偶像崇拜”，把一切画像和雕塑从所有的教堂里全部清除，把所有的法衣、祈祷书和神龛都从上帝的神坛上弄走，——上帝无需任何华丽修饰。把一切麻醉灵魂，使之晕眩的东西统统扬弃，在向上帝进行礼拜仪式时不要音乐，不要管风琴演奏！甚至日内瓦教堂里所有的钟，从此也噤声沉寂，不得敲响：真正的信徒不该由铁制的死物来提醒他们的职责，虔诚永远不是通过外在的事物，永远不是通过祭献和捐赠来得到证实，而只是通过内心的驯从。因此他把大型弥撒和各种典礼，把一切象征物品和各色小型仪式都逐出教堂，停止举行一切庆典和节日！加尔文大笔一挥，把日历上所有的节日全都废除。早在基督教早期、在罗马的地下墓穴中就已庆祝过的复活节和圣诞节也就此废止，所有圣人的纪念日也被废止，久已深入人心的风俗习惯全遭废止；加尔文的上帝不要大家崇敬，甚至也不要大家热爱，永远只要大家畏惧。倘若世人试图怀着狂热的心醉神迷的激情，奔放狂喜的情绪接近上帝，而不是永远怀着敬畏之情，远远地侍奉上帝，那纯属狂妄自大。因为这就是加尔文重新估价的最深层的意义所在：为了尽可能地提高神性，使之凌驾于人世之上，加尔文便把世俗性尽可能地压到难以估量的深层地下；为了赋予上帝的理念以最为完美无缺的尊严，他就剥夺了人的思想的权利，把它百般贬抑。这位憎恶人类的宗教改革家从来就认为人类只不过是一群卑劣不堪、放荡不羁的罪人。加尔文一生就无比厌恶我们世界气势浩荡，不可阻挡地从千百个源泉迸涌出来的欢娱之情，对它怀有一种僧侣般的畏惧和惊恐。加尔文一再喟然叹息，上帝凭着什么样难以理解的意旨，把他的造物——人——创造得这样残缺不全，这样违背道德，总是倾向于犯罪，没能认出神性何在，急不可耐地要沉湎于犯罪之中！每次看到他的弟兄们，他总产生一身寒噤，也许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宗教缔造者把人的尊严贬抑到这样低下的程度；人只是一只“难以驯化的狂野的野兽”，更为恶毒的是，他把人称作“一堆垃圾”。他在《基督教教理基本纲要》中这样坦率直白地写道：“只要看一看人的自然的禀赋，你就在他身上从头顶到脚底都找不到丝毫善的亮点。在他身上还值得称道的东西，全都来自上帝的恩典……我们所有的公正，都是不公正，我们的功劳乃是污秽，我们的荣誉乃是耻辱。我们身上产生出来的最好的东西，还始终通过肉体的不洁遭到污染，变得堕落下贱。”

谁若在哲学意义上把人看成是上帝的如此失败、如此变态的拙劣产品，那么，不言而喻，作为神学家和政治家的他，永远也不会承认，上帝会允许这样一个怪物哪怕得到最少量的自由或者独立自主。因此必须毫不仁慈地把这样一个毁得不成样子，为他的生活的贪欲所毁的东西予以监护，不得自由行动。因为“如果任由人自己为所欲为，他的灵魂只会从事邪恶之事”。必须彻底打断亚当之子的脊梁，不得狂妄自大地认为，凭着他个人的身份，自己就有什么权利，可以形成他和上帝的关系以及他和尘世的关系。这种顽固意志摧毁得越狠，使人越处于从属地位，对人约束得越严，对他越有好处。就是不能给他自由，因为给他自由，他就滥用！只有用暴力使他屈服于上帝的伟大！只有让他冷静下来不复狂妄自大，使他胆小怕事，直到他不发怨言不做反抗乖乖地进入那虔诚的驯从的一群羊羔之中，直到一切与众不同之处全都消融在普遍的秩序里，个人融化于群众之中！

为了这样无情地剥夺个人的人权，为了这样野兽似的掠夺个人，使集体获益，加尔文使用了一种特别的方法，这就是那著名的“纪律”，“教会管教”。直到我们今天，还从来没有一个更严酷的进行管教的空间强加在人类身上。从最初的时刻开始，这位天才的组织者就把他的“羊群”，他的“集体”圈在一个由条文和禁令组成的铁丝网的后面——那所谓的“各种训令”，与此同时特地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机构，来监督他的道德暴政的施行，这就是“教会监理会”。其任务的定义首先就极为模棱两可：“监督集体，以便上帝得到纯粹的尊崇。”但是这个道德监察官厅的势力范围只是看上去限于宗教生活。因为在加尔文的极权主义的国家观中，世俗的东西和世界观的东西完全紧密相连。因此从此以后即便是最为私人的生活内容也自动地落在官厅的控制之下。教会监理会的差役，那些“长官”奉命“对每个人的生活都要注意”。他们的注意力什么也不得遗漏，不仅是人们“说的话，便是他们的意见和看法都得受到监督”。

不言而喻，这样一种包罗万象的检查在日内瓦开始执行之日起，那里也就没有私人生活了。加尔文一跃就超越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宗教法庭还得根据控告和告密，派出特务和探子，而在日内瓦根据加尔文的世界观制定的制度，每个人经常都想作奸犯科。因此每个人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有犯罪的嫌疑，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检查。自从加尔文回来之后，家家户户一下子都门窗敞开，四壁突然都由玻璃制成。时时刻刻，不分白天黑夜，都会有人使劲敲门，一位精神警察就会出现，进行“探访”，市民不得反抗。从豪富到赤贫，从显贵到卑微者，每月至少有一次得详细回答这些职业的道德警探的询问。一连几个小时——因为在训令中写道：“每人得花些时间，以便在闲暇之中进行检查。”——白发苍苍、备受尊敬、久经考验的男子，得像学童似的经受考查，看他是否能流畅地背诵祷告词或者如何回答，他为何——譬如说——没去聆听加尔文的一次布道。但是单单回答教理问题，接受道德说教，访问并未结束。因为这种道德契卡[7]无缝不入。他们用手指触摸一下妇女的衣衫，看它是否太长或者太短，是否镶了多此一举的花边，或者领口太低有伤风化。他们打量头发，看发式耸起是否过于花哨，数数手指上戴几枚戒指，柜子里放几双鞋。从盥洗室一直查到厨房的桌子，看是否有一小碗汤或者一小块肉超过了惟一允许的一道菜的命令，或者还在什么地方藏匿了一点点心和果酱。虔诚的警察继续往前检查全屋。他伸手到书柜里，看那里什么地方搁着一本未经教会监理会的审查盖章的书籍，他们翻遍了抽屉匣子，看里面是不是藏着一帧圣像或者一串念珠[8]。仆人受到盘问，要他们揭发主人。孩子受到盘问，要他们揭发父母。同时这虔诚的警察又谛听窗外，看外面是否有人在唱低俗的歌曲，或者奏乐，或者甚至在痛享欢乐这种魔鬼的恶行。因为从现在开始，在日内瓦就对任何形式的娱乐进行毫不间断的逐猎，逐猎每种“下流故事”，市民若在工作之余想到酒店去喝上一杯，或者甚至于掷下色子玩玩纸牌取点乐子，这小子可就惨了！日复一日逐人不休，即便在礼拜天这些道德密探也绝不休息。大街小巷新近都察看了一遍，挨门挨户地敲门而入，看是否有哪个懒鬼或者吊儿郎当的家伙宁可赖在床上，不去认真聆听加尔文的布道，从中得到精神滋养。在教堂里又另有一些密探在注意，准备揭发每个去教堂时迟到早退的家伙。这些官方的道德捍卫者无处不在，工作卖力，不知疲倦。晚上他们逐个搜寻罗纳河畔黝黑的树丛，看是否有一对犯罪的男女在悄悄地亲热，忘情陶醉，在旅店里，他们把陌生人的床铺和箱子翻个乱七八糟。他们拆开从日内瓦寄出或寄到日内瓦来的每封信件，教会监理会组织严密的警觉系统远远地一直延伸到城墙之外。在旅行马车里、在船上、在小艇里、在外国的市场里、在邻城的旅馆客栈里，到处都坐着那些花钱雇佣的密探；任何哪一个不满时局的人在里昂或在巴黎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一字不落地向这里汇报。但是使这些原本已经无法忍受的监督工作，变得雪上加霜的是，这些担任官方职务，花钱雇来的监视员之外，不久又出现不计其数的、不招自来的监视员。因为只要一个国家用恐怖拴住他的百姓，那里就必然会有自愿告密的令人反感的植物疯狂滋长。哪里从原则上允许告密，甚至期待人们告密，那么平素正直诚实的人出于恐惧，自己也会变成告密者：只不过为了摆脱嫌疑，免得人家说自己“犯了有损上帝荣誉之罪”，每个市民都斜眼偷觑自己身边的人。恐怖激发的热忱焦躁不耐地走在一切告密者的前头。几年之后，其实教会监理会“完全可以停止布置任何监视”，因为所有的市民已经自觉自愿地变成了监督者。污浊的告密洪流不分日夜，恣意涌流，使得精神上的宗教法庭的磨轮不断地旋转。

既然加尔文把一切使生活欢乐，使生活有价值的东西全都予以禁止，在这种不断施行道德恐怖的情况下，人们动辄都有逾越上帝诫命之罪嫌，又怎么可能感到安全？剧院、娱乐场所、民间庆典，各种形式的跳舞游戏全都被禁；甚至像溜冰这样一种无害的体育也引起了加尔文的肝火，使他恼怒异常。除了最质朴，直如僧侣长袍的服装之外，其他任何服装全都被禁。所以如果没有市政委员会的允许，裁缝不得缝制任何新款式的衣服。女孩子在十五岁之前禁穿绸裙，过了十五岁又禁穿天鹅绒的裙子。凡有金银刺绣，饰有金丝带金纽扣的衣裳、金发夹、金鞋扣统统被禁。同样严禁使用任何黄金和首饰。男子禁留长发。妇女的发式不得把头发往上梳起，或使头发打卷。禁止使用带花边的女子头饰、手套、镶边、开口皮鞋。禁止乘坐轿子和豪华马车。禁止举办超过二十人的家庭庆典；禁止在洗礼或订婚礼的宴会上，提供超过一定数量的菜肴甚至加上甜食，诸如加工过的水果。除了本地酿造的红酒之外，禁止饮用其他酒类。禁止互相敬酒，禁止食用野味、家禽和有馅点心。禁止新婚夫妇在婚礼上，或在婚后六个月互赠礼物。任何婚外性交不言而喻全都禁止，即便是订了婚的未婚夫妇，也不得宽容。本地人禁止进入旅馆，客店老板也禁止向外地来人提供饮食，除非此人先做祈祷，此外客店老板奉到严格命令，有义务暗中侦察他的客人，努力地[9]注意可疑的一言一行。禁止未经许可，付印任何书籍，或向国外写信。各式各样的艺术一律禁止。圣像和雕塑被禁，音乐被禁。即使在演唱虔诚的赞美诗时，“训令”也下令要大家“仔细认真”，注意力不得集中在赞美诗的旋律上，而要注意词句的精神和意义，因为“上帝只应该在鲜活的词句中得到赞美。”甚至在洗礼时给孩子取受洗的名字，从前一向是由市民自由选择，如今也不允许。沿用几百年大家熟悉的名字克劳德（Claude）或者阿玛黛（Amadé），现在禁止使用。因为《圣经》里没有这两个名字，而把《圣经》里的名字诸如伊萨克（Isaak）和亚当（Adam），强加给市民。禁止用拉丁文念诵“天主经”，禁止庆祝复活节和圣诞节。一切打破灰色冷漠的日常生活的庆祝活动，全都禁止。不言而喻，以印刷的文字或者口头的语言表示出来的任何一种精神自由的影子或者光芒，都得禁止。而对加尔文的独裁专制进行的任何批评，则被视为一切罪行中最严重的罪行，——自然遭到严禁。全城击鼓发出严正警告，“对公共事务发表的意见千万不要和市议会的意见不同。”

严禁、严禁、严禁：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奏。人们错愕地反问自己：有那么多禁令，究竟还有什么事情是允许日内瓦的市民做的呢？可做的事不多。允许你活，允许你死，允许你工作，允许你听话、服从、上教堂去。或者不如说，最后一条不仅允许，还是法律上严格命令，非做不可，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为市民如若耽误时间，没去听他本教区的布道，那他就惨了。星期天布道两次，每周布道三次，这是孩子们怡养德行的时光！即使在主日（即礼拜天）强制的枷锁也不会松动，尽忠职责的过程无情地循环往复，尽忠职责、职责、职责。为了赚得每天的面包顽强效力，接着便为上帝效力，一个星期干活，星期天便去教堂。只有这样才能把附在人身上的撒旦杀死，这样一来，每种自由和生活的乐趣自然也一同消灭。

人们不胜惊讶地反躬自问，一座共和主义的城市，几十年来生活在赫尔维蒂安[10]的自由之中，怎么可能忍受这样一种萨沃那罗拉式[11]的独裁专制，迄今为止，一直是南国欢乐开朗的民族，怎么能容忍人家这样扼杀生活乐趣？一个知识分子型的禁欲主义者怎么可能孤身一人这样完完全全地强奸成千上万人生存的乐趣？加尔文的秘密并非崭新的独创，只是自古以来一切独裁专制永恒的秘密：恐怖。请别弄错。暴力，遇到什么东西都不会吓退，把任何人道思想都视为弱点，肆意嘲笑，这种暴力是强大无比的力量。一种经过周密系统思考的国家恐怖，以专制独裁的方式予以施行，麻痹了个人的意志，使集体社会解体掏空。恐怖就像一种侵蚀性很强的疾病，逐步侵入人的灵魂，不久——这就是它最后的秘密——普遍的怯懦成为它的助手和帮凶。因为人人感到受人怀疑，也就怀疑别人，出于恐惧，那些胆小怕事的人，甚至热心过头，跑到专制暴君的命令和禁令之前。一种组织完备的恐怖政权，总能创造奇迹。倘若关系到他的权威，加尔文从来也不犹豫，总是一再使这奇迹成为现实。就坚决无情而言，没有哪一个精神暴君超过他。加尔文的顽强——犹如他的一切性格特点——其实只是他意识形态的产品，但这无法为他开脱。这位纯粹精神的人物，这位神经敏锐的人，这位知识分子，肯定极端厌恶鲜血——就像他自己所承认的——他无法忍受残忍。他也许永远也无法亲自参与一次在日内瓦进行的严刑拷打或者施行火刑。可是这全都是这些理论家们最严重的罪行，他们自己没有坚强的神经哪怕就观看一次执行死刑，或者甚至亲自去执行死刑，——再说一遍：罗伯斯庇尔的类型，——但是只要他们觉得，内心得到他们的“理念”，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制度的掩护，他们就毫无顾忌地下达几百道这样的死刑判决书。态度顽固，对每个“罪人”都毫不怜悯，这被加尔文视为他的制度的最高章程，而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制度，从世界观而言，又被视为上帝加诸他的一项工作。这样他就认为，违反他的本性米教育自己变得冷酷无情，再把这种冷酷无情经过培训，系统地锻造成残忍，这只是他的职责所在。他“练习”变得严酷无情就像训练自己掌握一门崇高的艺术：“我训练自己采取严厉态度，来战胜普遍的恶行。”当然，这位具有钢铁意志的人极为成功地掌握了自我约束的能力，学会态度冷酷。他公开承认，他宁可看见一个无辜的人受到惩罚，也不愿看见一个罪人逃脱了上帝的审判。有一次，由于刽子手动作笨拙，行刑延长，成了并非故意的折磨。加尔文写信给法累尔表示歉意。“被判刑的犯人不得不忍受这样延长的苦刑，肯定没有上帝的特别意志不致如此。”加尔文于是论证：倘若需要维护“上帝的荣誉”，宁可过严，不可过宽。只有不断惩罚，才能产生一个有道德的人类。

把基督设想成这样冷酷无情，把上帝设想成要不断地“维护自己的荣誉”，这样的论点只能在一个还是中世纪的世界里化为现实，不难想像，这会多么草菅人命。在加尔文统治的最初五年，在这座相对来说比较小型的城市里，就有十三人处以绞刑，十人斩首，三十五人活活烧死。除此之外，还有七十六人被扫地出门。许多及时逃脱这种恐怖的人还不计算在内。于是在这座“新的耶路撒冷”里，所有的监狱不久就人满为患。监狱长不得不向市政委员会报告，他已无法再接纳其他囚犯。这种令人心惊胆战的刑罚，不仅用来对待已经判刑的犯人，也用来对付稍有嫌疑的人。受到控告的人宁可自我了断，也不愿被拖进刑讯室去。最后市议会甚至不得不发布命令，囚犯必须白天黑夜都戴上手铐，为了阻止“这种意外事件发生”。但是从来没有人听见加尔文说一句话，来停止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相反，根据加尔文的建议，在叫人痛苦的行刑拷问之际，除了拧转大拇指和牵引肢体绳之外，还加上烧烤双脚，烧灼脚底。这座城市为了“秩序”和“教化”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大得可怕。因为日内瓦在加尔文以上帝的名义统治该城之前，还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么多血腥的判决，还从来没有采用过这么多刑罚、拷打，还从来没有那么多人流亡。所以巴尔扎克完全有理由说加尔文的宗教恐惧，远比法国大革命时发生的一切血腥暴行更为令人发指。“加尔文狂暴的宗教褊狭，缺乏宽容，比罗伯斯庇尔的政治上的缺乏宽容从道义上讲更加周密，更加无情。倘若他得到一个比日内瓦更加广阔的施展身手的空间，加尔文一定会比主张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可怕的使徒[12]，溅洒更多的鲜血。”

尽管如此，加尔文用来摧毁日内瓦人热爱自由的感觉的手段，主要的并不是这些野蛮的血腥判决，而是系统的烦恼和每天对人的恐吓。乍一看，加尔文在他的《纪律》里掺进去的那些芝麻绿豆般无足轻重的小事，也许显得可笑。但是请别低估这种方式的精妙绝伦。加尔文故意把他禁令的网编织得细小紧密，结果就完全不可能从中溜走，或置身事外；他故意把禁令设置在琐碎小事，鸡毛蒜皮之上，这样每个人就不断地感到自己有罪，于是便出现一种对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权威持续不断的恐惧状态之中。因为，在人们每天行走的道路的前后，设置的陷阱越多，此人就越发不容易自由自在、昂首挺胸大步前进。不久，在日内瓦，已不可能感到安全。因为教会监理会其实也把无拘无束地自由呼吸宣布为罪行。只消翻阅一下会议记录的名单，就可以理解这种吓唬人的方法实在精妙绝伦。有个市民在一次洗礼上发出微笑：判三天监禁。另一个市民由于夏天炎热感到疲劳，在布道时睡着了：关进监狱。工人把肉馅饼当作早餐：罚三天只能喝白水吃面包。两个市民玩了保龄球：坐牢。另外两个掷色子，赌注是四分之一升葡萄酒：坐牢。有名男子拒绝在他儿子受洗礼时给予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坐牢。有个瞎眼的小提琴手奏乐让人跳舞：驱逐出城。另一个人赞美卡斯台利奥的《圣经》译文：驱逐出城。一个女孩在溜冰时被人撞见，一个女人扑倒在她丈夫的坟上，一个市民在做礼拜时给他身边的人一撮鼻烟：都被传到教会监理会去，受到警告、受罚忏悔赎罪，如此等等，如此等等，没完没了，没有止境。快活的人们在三王来朝日把一粒豆子放进蛋糕[13]：被罚二十四小时只许喝白水吃面包。有个市民称加尔文为先生，而不是叫他大师。有几个农民按照古老的习俗上了教堂之后谈论生意：坐牢，坐牢，统统坐牢！有名男子玩了纸牌：被捆在耻辱柱上，把纸牌挂上他的脖子。另一个市民在大街上忘乎所以地唱起歌来：罚他“到外面去唱”，这就是说：放逐到城外。两个船夫的小伙计斗殴，并没有打死任何人：统统处死。三个未成年的男孩相互之间做些下流的事情，先被判处火刑，后来得到赦免，罚他们站在熊熊燃烧的柴堆旁示众。当然，反对加尔文在治国和宗教方面无错误论的任何活动，受到的惩罚最为厉害。有个人公开发表讲话，反对加尔文的天命注定论的学说，罚他在全城各个十字路口，受到鞭笞直到鲜血直流，然后遭到流放。有个印书匠醉酒之后，辱骂加尔文，便用灼热的铁条刺穿他的舌头，然后把他赶出城去。雅克·格吕哀[14]遭到刑讯拷打，然后处死，只因为他称加尔文为伪君子。每个过失，哪怕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全都认真仔细地载入教会监理会的档案。这样，每个市民的私人生活全都一览无余。加尔文的道德风纪警察和他本人一样，既不会遗忘什么，也不会原谅什么。

这样一个警钟长鸣的恐怖统治，最后不可避免地必然会摧毁个人和群体的尊严和力量。倘若在一个国家制度里，每个市民必须时刻准备好被人询问，受人审查，遭到判刑，倘若他知道，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会有看不见的密探在对他窥视侦察，倘若不分白天黑夜，大门就会出乎意料地突然打开，“搜查”就会破门而入，那么人们的神经就会渐渐松弛，群众性的恐惧就会产生，即使最突出的勇敢分子受到传染也会渐渐染上惊恐。抗争这样徒劳，最后维护自我的意志必然麻痹。通过加尔文的管教制度，通过这种纪律，日内瓦城不久果然变成了加尔文所希望的那样：敬畏上帝，胆小怕事，冷静冷漠，不做反抗，心甘情愿地屈服于惟一的意志：加尔文的意志。

加尔文

这种纪律施行几年之后，日内瓦开始发生变化。就像有一张灰蒙蒙的纱幕笼罩在这座以往自由自在欢乐欣喜的城市之上，花花绿绿的衣裳就此消失，斑斓绚丽的色彩洗刷尽净，教堂的钟楼不再发出钟响，大街上再也听不见欢快开朗的歌声。每幢房子全都变得光秃秃的毫无修饰，就像加尔文教的一座教堂。从此提琴不再奏响邀人翩翩起舞，保龄球不再欢蹦乱跳地滚进球道，骨制的色子不再在桌子上轻轻叮咚乱撞，饭店也就无人光顾。舞池里空无一人，幽暗的林荫道，以往一直是钟情的爱侣出没的地方，现在阒无人迹。只有教堂里空旷无物的内厅，每逢星期天聚集了神情严肃、沉默无语的人群。城市得到了另外一副容貌，严峻、郁闷，加尔文的容貌。城里其他居民，由于恐惧或者无意中想要适应，渐渐地也全都接受了他那僵硬的态度，他那阴沉的喜怒不形于色的自我封闭的态度。他们走路，再也不是步履轻盈，体态放松，他们看人，目光再也不敢显示温暖的眼神，唯恐亲切被当成好色。他们已不会举止大大方方，由于害怕这个阴鸷的人，他自己可是从来也不流露欢快的情绪。甚至在至爱亲人最狭小的圈子里，他们也养成悄声耳语的习惯，不再扬声说话，因为隔墙有耳，门背后也许会有仆役和使女窃听。恐惧已成为慢性病，使他们到处都感到有隐身不露的暗鬼和密探，在暗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尽量别引人注意！千万不要因为服装怪异、说话冒失、表情欢快而引人注意！千万别引人怀疑，只求被人遗忘。日内瓦人恨不得就待在家里，至少门闩和墙壁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保护他们免遭窥视和遭人怀疑。但是倘若他们碰巧看见有个教会监理会的人沿着大街走来，马上就吓得脸色苍白，心惊胆战地从窗口退了回来。有谁知道，邻居向上面报告了他们什么事，或者说了他们什么话？倘若不得不出门上街，他们就低眉敛目、一声不吭地、穿着黑色的大衣默默地溜着墙根往前走，仿佛是去听布道，或者去参加葬礼。甚至于孩子，在这种新式的严厉的训导下长大成人，从小在“修身课”上吓得要命，游戏时已经不再纵情疯玩，不再大声喊叫，他们也都缩着脖子，畏首畏尾，就像害怕会挨到看不见的重重一击。他们就像那些终年不见阳光，只在寒冷的阴影中成长的花朵一样，这些孩子也没有鲜活气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犹如钟表，滴答滴答。节奏分明，悲悲惨惨，冷冷清清，从来不被喜庆节日打断，单调乏味，循规蹈矩，切实可靠。倘若外地人初次走过城里的街道，定会以为全城都在举丧。人们的目光是这样阴沉冷漠，大街小巷是这样沉寂，毫无欢乐气氛，绝不兴高采烈，而是压抑沉闷。当然训导严格，纪律严明，这都妙不可言。但是加尔文强加给此城的这种严格的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代价惊人，这是以不可估量的损失为代价换来的，失掉一切只有在精力充盈、狂放不羁时才能产生的神圣的力量。尽管这座城市能说自己拥有一大批信仰虔诚、敬畏上帝的市民、布道勤奋的神学家和态度严谨的学者，可是即使在加尔文身后二百年，日内瓦也未能创造出一名拥有世界声誉的画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与众不同的特色，牺牲于四平八稳之中。独创性的自由精神，为委曲求全的驯从奴性所压倒。等到又有一位艺术家在这座城市里诞生，他整个一生都在为捍卫个性不遭强暴而进行反抗。只有等到此城最为独立无羁的市民，让·雅克·卢梭[15]出生，日内瓦才完完全全地从加尔文的精神桎梏下解放出来。

[1] 《福音书》，主要指《圣经》中的《新约全书》，内含《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等。

[2] 原文是拉丁文。按照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的观点，神性被视为宇宙的理性胚胎，从中发生和发展宇宙万物。

[3] 《摩西圣经》，指《圣经·旧约》前五卷，从创世纪开始，以以色列人的历史为主要内容。摩西为以色列人的领袖。茨威格文中提到的“法官”实乃以色列人当时的“首领”，权力在众人之上。

[4] 弗朗西斯科·德·楚尔巴朗（1598—1664），西班牙画家，作品以宗教画为主。

[5] 原文为拉丁文。

[6] 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的领袖，一度成为政府实际首脑，推行激进主义政策，使无数无辜者死于断头台上，自己最后也被推翻，遭到同样命运。

[7] 契卡，为苏联的秘密警察。道德契卡，指加尔文手下控制市民的监督人员。

[8] 圣像，念珠，均为天主教所采用，宗教改革后为新教所严禁。

[9] 原文为意大利文。

[10] 赫尔维蒂安：公元前的赫尔维蒂人占领高卢南部地区及今日的瑞士，是为赫尔维蒂人之国。至今瑞士仍自称赫尔维蒂安。

[11] 基罗拉莫·萨沃那罗拉（1452—1498），意大利神父，鼓吹一种神权统治的民主，主张以严格的禁欲主义措施改革教皇治下的腐败，与教皇发生冲突，后被处死。

[12] 使徒，主要指耶稣的十二门徒，他们的责任在于传播福音，这里指的是罗伯斯庇尔。

[13] 把一粒豆子放进蛋糕，然后把蛋糕分而食之，吃到豆粒者胜。原是游戏，亦可变为赌博。故遭禁。

[14] 雅克·格吕哀（？—1547），日内瓦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因反对加尔文被处死。

[15]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生于日内瓦。对法国大革命有巨大影响。

四 卡斯台利奥出场

对一个独裁者敬而远之绝不意味着对他无比爱戴，谁若表面上屈服于一种恐怖，并不因而就完全承认它有理由存在。当然：在加尔文重返日内瓦的最初几个月里，市民和官厅还都一致对他赞赏有加。所有的党派似乎都倾向于他这一边。从此只有一党存在，大多数人起先都热情洋溢地沾染上一党统治的热狂。可是不久，大家开始冷静下来。因为那些把加尔文请来维持秩序的人，不言而喻，都暗暗希望等到“纪律”一旦稳固，这个阴狠的独裁者所推行的超乎道德的严峻措施也会随之松弛下来。可是情况完全不同。他们发现，勒住人的缰绳，一天比一天绷得更紧。他们丧失了个人的自由和欢乐，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却从未听到过片言只语的感谢。他们只能愤怒地听到从布道台上传来这样的话语，诸如：绞死七八百年轻的日内瓦人，极有必要竖立绞架，这样终于可以把真正的德行和风纪引进这座道德沦丧的城市。现在这些人才发现，他们没有请到治愈心灵病患的医生，而是把束缚他们自由的监狱看守召进了他们城里。加尔文采取的日益严厉的强制措施，最终使他最忠实的追随者也无比恼火。

所以仅仅几个月之久，日内瓦城里新近对加尔文出现了不满情绪：他的“纪律”，远远看去，作为一种人们心向往之的景象，远比在它霸气十足的现实里要诱人得多。于是罗曼蒂克的斑斓色彩逐渐脱落，昨天还欢呼雀跃的人，现在开始轻声呻吟。可是每一次都需要有个十分明显、人人理解的缘由，来震撼独裁者头上的光环。而这个缘由旋即出现。可怕的黑死病在城里猖獗施虐达三年之久（从1542年到1545年）。在这三年里，日内瓦人从人性的角度看，对于教会监理会永远正确不会产生谬误这点，开始表示怀疑。因为布道师们平素要求每个病人必须在三天之内请神职人员来到床前，否则便威胁着要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可是等到这批布道师中有一个人染病死亡，他们就听任黑死病医院里的病人在得不到宗教安慰的情况下苟延残喘，逐一死去。市政委员会苦苦哀求，“至少能够有一位教会监理会的成员愿意在精神上鼓励黑死病院里可怜的病人，给他们安慰。”可是除了学校的校长卡斯台利奥之外，没有一个教会监理会的成员应召前来报名。可是这项任务并没有委托给卡斯台利奥，因为他不是教会监理会的成员。加尔文自己则叫他的同事们宣布他是“不可缺少的人员”，并且自己公开承认，“这事和我无关。不能为了帮助一部分人，而把整个教会置之不顾。”可是其他布道师并没有这样举足轻重的使命要捍卫，也都顽固地躲在后面，远离危险。市议会向这些胆怯的灵魂的牧人发出的一切请求全都枉然：其中一人甚至不加遮拦，坦率宣布，“他们宁可去绞刑场也不去黑死病医院。”一五四三年一月五日，日内瓦经历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场景。城里所有宗教改革后的布道师，以加尔文为首，出现在市议会会议，在那里公开发表一篇令人羞愧的自白。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勇气踏进黑死病医院，尽管他们都知道，无论是在顺利的日子里或是恶劣的日子里，侍奉上帝和上帝神圣的教会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再也没有比领袖个人的勇气对于人民发生的影响更加令人信服的了。在马赛，在维也纳，在其他许多城市几百年后还在纪念那些英勇的布道师，他们在大闹瘟疫的时期，给医院里的病人送去安慰。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领袖们的这种英勇事迹，更不会忘记领袖们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怯懦。现在日内瓦人暗含嘲讽，观察和取笑这些布道师，他们在讲经台上慷慨激昂地要求大家做出最大的牺牲，可是自己却并不准备做出最细小的奉献。为了分散大众普遍的愤怒，他们想出了一场很不光彩的戏剧，可是徒劳。那就是，奉市议会的命令，把几个饿饭的家伙抓起来，极为残酷地严刑拷打，直到他们承认，他们用魔鬼的屎尿制成油膏，涂抹在各家的门把上，从而把黑死病带进日内瓦城里。加尔文作为人文主义者非但没有挺身而出，十分轻蔑地反驳这种老太婆瞎说的胡言乱语，这位从不理睬往昔的聪明人，居然承认自己对这种中世纪的奇思妄想坚信不疑，竭力捍卫。他公开宣称，这些散播黑死病的家伙纯属活该，这话很伤他的威信。但是他在讲经台上说有人因为不信上帝，在大青白日被魔鬼从床上抓起来，扔进罗纳河里，这话可比那句话对他更为有害。加尔文不得不第一次经历到，有些听众丝毫不加掩饰他们对这种迷信态度露出的嘲笑神情。

总而言之，对领袖无错误论[1]的信念，是每一个独裁者都不可缺少的权力心理因素，这种信念在这次黑死病施虐的时期破坏了一大部分。人们开始明显地冷静下来：反抗出现，范围越来越广。对于加尔文而言，这种反抗幸亏仅仅是扩大范围，并未聚集起来。因为对于任何时期的独裁专制而言，暂时的优势在于，它在数量上，虽说早已只占少数，它的军事化的意志却表现得坚强一致。而反对它的意志来自四面八方，动机千差万别，永远不可能团结起来，或者一直要到以后才能凝结成真正的冲击力量。许多民众，哪怕再多的民众内心反抗独裁专制，只要他们没有团结一致，制定一种统一的计划，拥有一种严整紧密的组织结构，他们的反抗就毫无用处。因此一个独裁者的权威从最初受到震撼到他最后垮台，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走。加尔文、他的教会监理会、他的布道师们和他的从境外流亡而来的追随者们意志坚定，坚若岩石，这股力量团结一致，目标明确。相反，他的反对者们来自各个领域，各个阶级，彼此毫无关联。一方面是从前的天主教徒，他们还秘密地信奉旧日的信仰，除了他们以外，也有嗜饮的酒友，当局关闭了他们通常畅饮的酒店，还有那些不得再浓妆艳抹的妇女们，再就是旧日日内瓦的城市贵族，他们对于这些一无所有的新生穷鬼十分恼火，这些人刚从流亡地回来就得到接纳，安插在各个官厅里面——这股在数量上大占优势的反对派，一方面包括城里最高贵的人士，另一方面又包括最寒碜卑下的分子。但是只要这种不满情绪不和某种思想挂钩，他们只是荏弱无力的瞎吵瞎闹之辈，只是一股暗藏的力量，而不是真正的力量。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从来也不可能抗击一支武装齐备的军队，未经组织的不满情绪，永远无法抗拒组织完备的恐怖势力。因此在开头几年，对于加尔文而言，控制这批四分五裂的人群，轻松异常。因为这些人永远也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和他对垒。他不时左刺一剑右刺一剑就能把他们统统干掉。

对于一个怀有某种理念的人，真正危险的永远只可能是向他提出另外一种思想的人。加尔文以他洞察一切，疑心很重的目光立即看出这点。因为从最初的时刻到最后的时光，他在所有的反对者中，最害怕的就是那惟一的人。此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和他平起平坐。他以一个有着自由信念者的全部激情，奋起反抗加尔文的精神独裁专制：此人便是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

流传给我们的卡斯台利奥的肖像仅仅只有一帧，可惜只是一帧平庸的肖像。像上显示的是一张精神灵动、神情严肃的脸，有着一双坦诚直率，你甚至想说，真实可信的眼睛。额头高爽开阔：就相貌而论，这张脸并没有表示更多的内涵。这不是一幅可以让人直窥性格深处的画像。但是这个人的最为本质的性格特点，还是表露了出来，不致让人误解：那就是他内心的安稳和平衡。若把加尔文和卡斯台利奥这两个对手的肖像放在一起互相比较，那么两人日后在精神方面表现出来的这样泾渭分明的差别，在感性方面便已看得清清楚楚：加尔文的脸神情紧张，有一股痉挛般病态地汇集起来的干劲，迫不及待地想要发泄出来，难以遏制。卡斯台利奥的脸温和柔顺，一副从容不迫耐心等待的神气。一个的眼光火焰熊熊，另一个的目光幽暗平静。焦躁不耐冲着沉稳忍耐，狂躁的激情冲着沉着的决心，狂热盲从冲着人文精神。

我们对于卡斯台利奥的外表知之甚少，对于他的青年时代，我们几乎也同样了解不多。一五一五年他出生在瑞士、法国和萨伏依之间的边界地区，比加尔文小六岁。他的家庭自称夏蒂容（Chatillon）或者夏塔容（Chataillon），也许在萨伏依统治下有时又叫卡斯台利奥纳（Castellione）或卡斯蒂利奥纳（Castiglione），但是他的母语并非意大利语，而是法语。当然不久之后，他自己真正采用的语言却是拉丁语，因为在二十岁时，卡斯台利奥在里昂大学当了大学生，除了掌握法语、意大利语之外，还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后来又学习了德语。即使在其他一切学科方面，他的勤奋好学和丰富知识也十分出众，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都异口同声地称他为当时最为博学多识之士。起先是音乐艺术吸引了这个青年学生，他极为穷困，却勇气百倍地以授课维持生计，从而产生了一批拉丁文的诗文。可是不久，一股更加强烈的激情超过他对业已逝去的往日所怀的激情：他对当代的新问题感到浓烈兴趣。古典的人文主义，我们若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它，其实只有很短暂的一段光辉灿烂的时间，就是伟大的覆盖全世界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之间的短短几十年。只有在这短暂的时间，年轻人希望通过古典作家的复兴和系统的教育，来解救世界。可是不久这一代人当中最为激情奔放，最为优秀出色的人才发现，从古老的羊皮纸里把西塞罗和图基狄德斯[2]的作品一再进行加工，只是老年人的工作和低下的车夫的工作，与此同时，一场宗教革命，犹如一阵森林大火似的从德国传来，攫住了千百万人的灵魂。不久在所有的大学里讨论得更多的是新教和旧教，而不是讨论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教授们和大学生们不再研究古老的法学家演说摘录的汇编，而去研究《圣经》。就像在以后的年代里，政治、民族或者社会的波浪席卷了欧洲全部年轻人，在十六世纪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激情驱使他们在当代宗教思想上一同思考，一同讨论，互相帮助。卡斯台利奥也为这股激情所攫住，而对他的人道天性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一段个人的经历。他在里昂第一次目睹了焚烧异端分子的场景。一方面是宗教法庭的残忍，另一方面则是牺牲者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使他心灵深处极受震撼。从这一天起，他下定决心，要为新的学说而生，为这种学说而奋斗，他在这种学说里看到了自由和解放。

不言而喻，这位二十五岁的年轻学者在内心决定支持宗教改革之时起，他在法国，生命便遭到危险。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制度使用暴力来镇压信仰自由，对于那些不愿屈从、不愿让自己的良心遭到强暴的人，只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可以公开反对国家恐怖，从而成为烈士；贝尔甘和哀济埃纳·多莱[3]选择的便是这条进行公开反抗的勇敢至极的道路。当然他们为自己奋起反抗，付出了焚身柴堆的惨痛代价。或者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同时也保住自己的生命，可以表面上屈从，隐匿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埃斯拉姆斯和拉伯雷的技巧。他们表面上和教会与国家保持和平状态，披着学者的外衣或者戴着小丑的小帽，从背后射出浸了毒汁的剑矢。他们灵巧地避开暴力，以奥德赛[4]的方式，用计谋蒙骗残暴行径。第三条出路乃是流亡国外：他们在国内遭到迫害和唾弃，便试图把内心自由完整无缺地带到另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不受干涉自由自在地呼吸。卡斯台利奥生性耿直，但是软弱，他选择了加尔文一样最和平的道路。一五四○年春，他在里昂心情沉痛地看到第一批新教的殉道者被活活烧死以后不久，他就离开祖国，决定从此以后作为新教学说的信使和传播者。

卡斯台利奥首先前往斯特拉斯堡，为了接近加尔文[5]，是为了加尔文的缘故，就像大多数这类宗教流亡者一样。因为自从加尔文在他《基本纲要》的前言里，如此英勇大胆地向弗朗茨一世[6]要求宽容和信仰自由以来，尽管他年纪还轻，已被全体法国青年公认为新教学说的宣告者和旗手。受到同样迫害的流亡者都希望向他学习。他善于提出要求，并确定目标。大家希望从他那里获得终身为之奋斗的任务。因为卡斯台利奥天性渴望自由，还认定加尔文就是精神自由的代表，便作为学生，一个热心的学生，立即前往加尔文的家里，加尔文太太在斯特拉斯堡为传播新学说的未来传教士设立了一个大学生旅舍，卡斯台利奥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可是期望和大师建立进一步的关系，一时还不可能，因为加尔文不久在沃尔姆斯和哈格瑙[7]的两次宗教会议上被撤职。第一次建立联系的机会错过了。但是当时才二十四岁的卡斯台利奥已经给加尔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点不久就获得证明。因为加尔文最终被召回日内瓦的事刚一确定，根据法累尔的建议，无疑也得到加尔文的赞同，卡斯台利奥这位年纪轻轻的学者就被任命为日内瓦学校的教师，并且特地给他加上校长的头衔，有两位助理教师充当他的助手。此外，还交付给卡斯台利奥他所期望的职责，在日内瓦的一个教区梵德娄弗的教堂里布道。

卡斯台利奥完全不负所望，此外他的教学活动还给他带来特别的文学上的成功。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拉丁文的动力，卡斯台利奥把《旧约》和《新约》中最为形象生动的插曲翻译成拉丁文对话的形式。这本小书，原来只是作为日内瓦的孩子学习拉丁文的辅助教材，不久竟成为举世闻名的著作，就文学和教育学的效果而言，也许可以和埃拉斯姆斯的《知心的谈话》[8]相提并论。在几世纪后，这本小书还一再重版，起码出版了四十七次之多，几十万学生用它学会古典拉丁语的基础知识。尽管就他人文主义的抱负而言，这本拉丁文的初级课本仅仅是部次要作品，偶然之作。但是卡斯台利奥通过这本处女作已登上时代精神的前台。

但是卡斯台利奥的雄心壮志远远不止于为学童撰写一本受人欢迎、十分有用的手册。他放弃人文主义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在许多小事上分散他的力量和学问。这位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胸怀崇高的计划，在某种意义上是要一举重复和超越埃拉斯姆斯和路德的惊人壮举：他的计划乃是把整部《圣经》再次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他的民族，法兰西人民也得拥有全部真理，就像通过埃拉斯姆斯和路德的独创性意志，使整个人文主义的世界和德语世界获取全部真理一样。卡斯台利奥凭着他性格中坚忍不拔、默默无言的信念，开始着手去完成这一规模宏大的任务。这位年轻的学者白天通过薪金菲薄的工作为全家挣得每日寒碜的吃穿用度，夜里他就一夜一夜地从事这最为神圣的计划，他将为之奉献终生。

然而，在卡斯台利奥迈出这第一步时，就碰到了坚决的反对。日内瓦的一位书商表示，准备印刷他的《圣经》拉丁文译文的第一部分。但是在日内瓦，一切有关精神和宗教的事务，加尔文都是一个权力无限的独裁者。没有他首肯许可，在城墙之内，任何书籍都不得付印。书报检查历来都是一切独裁专制自然而然的近亲之子。

于是卡斯台利奥便去见加尔文，一位学者去见另一位学者，一位神学家去见另一位神学家。他以亲切友好的态度恳请加尔文给他出具出版许可。但是具有威权思想的人，总把独立思考者看成无法忍受的敌对者。加尔文的第一个反应便是生气，难以掩饰的恼火。因为他自己给他一个亲戚译的《圣经》法文译本写了前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普遍赞赏的作品[9]，新教世界公开承认的译文。“这个年轻人”怎么这样“大胆”，竟然那样狂妄，毫不谦虚，敢于不承认他亲自肯定的，他自己也参加译述的这个版本是惟一有效、惟一正确的版本，而是标新立异，取而代之，另外再搞一个他自己的新版本！在加尔文给维累[10]的信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对卡斯台利奥的“放肆”火冒三丈。“现在请你听听我们赛巴斯蒂安的想像力：让我们有理由大笑，但是也有理由大怒。三天前他跑来见我，请我给予许可出版他的《新约全书》的译文。”从这讽刺的口吻就可以想像，他是如何亲切地接待他的竞争者的。事实上他十分干脆地就把卡斯台利奥打发走了。他说，他乐于给卡斯台利奥出具一张出版的许可，但是要有一个条件。他得先读一下译文，并把他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予以改正。

卡斯台利奥的性格并没有毫无虚荣的自我欣赏或者自以为是的特点。他从来不像加尔文那样，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惟一正确的，自己对任何事情的意见是无懈可击无可指摘的。他日后为这一译本所写的前言，简直在学术上、人性上都可看作谦虚的典范。他在前言中坦率地写道，他自己并没有全部明白《圣经》的所有段落。因而警告读者，不要毫无顾虑地信任他的译文。因为《圣经》一书，晦涩难懂，充满了矛盾。他所提供的只是一种解释，绝非满有把握的译文。

埃拉斯姆斯

可是尽管卡斯台利奥如此谦虚，富有人性地评价自己的译著，可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人而言，他却把个人的独立性的高贵置于无可估量的崇高地位。他意识到，作为希伯来文和古希腊文学者而言，绝不在加尔文之下。他完全有权认为这种想要居高临下地进行审查的打算，这种要他“进行改正”的威权要求，是对他的一种贬抑。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学者和学者之间，神学家和神学家之间，地位相当，一律平等。他不愿意把自己和加尔文之间的关系置于师生关系之中，不愿让他的作品任人像学童的作业一样用红笔划来划去。为了寻找一条人性的出路，并且向加尔文表示他个人的敬意，他建议，在加尔文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向加尔文朗读他的手稿，并且事先表示，愿意采纳加尔文的一切忠告和建议。但是加尔文的原则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他不愿意只做做顾问，他要的是发号施令。他干脆利索地断然拒绝：“我告诉他，即使他答应给我一百枚金币，我也不准备受到束缚，在某个待定的时间前去会晤，然后说不定花两个小时讨论一个字。接着他就悻悻然地走了。”

两柄宝剑第一次交锋。加尔文感到，卡斯台利奥并不打算在宗教和精神事务上乖乖地屈从于他。他终于在众口一词的谄媚奉承中认出了那个永恒的敌人，那个特立独行之人。从此时此刻起，加尔文便下定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个不为他效劳而要为自己的良心效力的家伙从他的职位上赶走，如果可能，把他赶出日内瓦。

要找借口，随时都会找到。加尔文不用等很长时间，因为卡斯台利奥单靠他那极其菲薄的学校教师的工资，无法养活他那子女众多的家庭，他力争获得一个“上帝圣言宣讲师”的职位。他自己觉得，这个职位更加符合他的性格，而且待遇也更好。从他离开里昂之时起，他人生的目标便是去做新教学说的仆人和宣扬者。几个月以来，这位出类拔萃的神学家已经在梵德娄弗教堂布道，在这个风纪严谨的城市里并未引起丝毫非议。在日内瓦没人能够提出同样要求，盼望接纳到布道师的行列中去。事实上卡斯台利奥谋求这一职位的申请，获得了市政委员会的一致赞同，委员会在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做出决定：“有鉴于赛巴斯蒂安是位博学之士，极为适合为教会效力，兹决定，任命他在教会事务上供职。”

但是市政委员会没有把加尔文考虑进去。怎么回事？市政委员会竟然事先没有十分恭顺地征求加尔文的意见，就贸然下达命令，把卡斯台利奥任命为布道师，从而成为他的教会监理会的成员之一？而此人刚愎成性，特立独行，会给他造成麻烦！加尔文立即对卡斯台利奥的任命表示抗议。在他给法累尔的信里为他的这种很不仗义的处理方法做出论证，措辞极为晦涩暧昧：“有些重要的原因阻碍了他的任命……当然我在市政委员会里只是暗示了一下这些原因，并没有明说，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批驳了一切错误的怀疑。为了使他的名声不致受到攻击。我的目的旨在保护他。”

读到这些参不透的神秘兮兮地绕来绕去的词句，不由得让人首先产生一种很不舒服的怀疑：这话听上去不是就像卡斯台利奥的确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使他不配拥有布道师荣誉的资格吗？一定有什么污点，为了“保护”他，加尔文极为仁慈地用基督教的宽容精神把他的污点掩盖起来。大家暗自问道，这位备受尊敬的学者究竟犯了什么罪过，让加尔文这样宽大为怀地对此秘而不宣？他是侵吞了别人的财产，还是和什么女人有染？他的品德无可指摘，这点全城闻名。莫非盛名之下还隐藏着什么秘密的不轨行为？但是加尔文故意说得不清不楚，听任卡斯台利奥头上笼罩着这种把握不定的怀疑。而对于一个人的名誉和威望最为致命的乃是一种“庇护性的”模棱两可。

可是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不愿受到“庇护”。他襟怀坦荡，问心无愧。刚刚听说是加尔文在背后施出阴谋诡计，想要破坏他的任命，他便站了出来，要加尔文在市政委员会公开解释，什么原因拒绝给他布道师的职位。这一来加尔文不得不表态，明确揭示卡斯台利奥的秘密罪愆。人们终于获悉，加尔文如此宽厚地秘而不宣的卡斯台利奥的罪行：卡斯台利奥在两个无关紧要之处对《圣经》的神学阐述和加尔文的意见不尽相同，真是滔天大罪啊！第一处是，卡斯台利奥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所罗门的《雅歌》并非宗教诗歌，而是世俗诗歌——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神学家都表示赞同，有的大声，有的小声。所罗门的《雅歌》是对苏拉米特[11]的颂歌，赞美她的乳房像两只小鹿，在草地上欢蹦乱跳。这首颂歌表达的是一首完全世俗的情诗，绝对不是赞美教会的诗篇。第二个偏离之处也无足轻重：卡斯台利奥对基督的地狱之行赋予的意义与加尔文不同。

加尔文“宽厚地秘而不宣”的卡斯台利奥的罪行原来就是如此微不足道，如此无足轻重！为此之故居然拒绝给卡斯台利奥以布道师的职位。但是对于加尔文这样的人而言，在学说问题上没有小事，也没有小气。这点可是关键。他那井井有条的精神，追求的是新的教会的最高一致和权威，任何最细小的偏离行为都和最大的偏离一样的危险。加尔文要在他设计得宏伟之极的逻辑大厦上的每块石头，每个石子，都各居其位，不得挪动，无论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风俗和权利上，他认为也像在宗教意义上一样，任何形式的自由，原则上是无法忍受。新教教会若想长存，必须从地基一直到最后一个最细小的装饰全都显出霸气和权威。谁若不承认他加尔文这领袖的原则，谁若试图在自由的意义上独立思考，这个国家就没有他容身之地。

因此市政委员会要求卡斯台利奥和加尔文互相公开阐明各自的观点，以便极为妥善地消弭他们之间意见的分歧。这一努力从一开始就是白费力气，徒然浪费时间。因为大家必须一而再地重复这一点——加尔文归根到底只愿意教育别人，从不愿意听人教训或者被人说服；他从不和任何人讨论，只是下达命令。刚说第一句话，他就要求卡斯台利奥“皈依我们的意见”，警告卡斯台利奥，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他这样做是完全本着他的世界观，在新教教会里必须意见统一，必须树立权威。但是卡斯台利奥也忠于自己的信念。因为信仰自由对于卡斯台利奥而言，是最高的心灵财富，为了信仰自由，他不惜付出任何尘世的代价。他清楚地知道，他只需要在这两桩微不足道的枝节上屈从加尔文，立刻就能满有把握地获得在教会监理会中的收入甚丰的职位。但是卡斯台利奥性格独立，刚正不阿，他回答道，他不能遵守的事情，没法允诺。他不能违背他的信念，采取任何行动。于是这次两人的交谈，无果而终。这一时刻，两种宗教改革在这两人之间交锋。自由的宗教改革，要求每一个人在宗教事务上都有自己的自由，再就是正统的宗教改革。加尔文在和卡斯台利奥经过这次毫无结果的论争之后，满有理由地在信中这样评论卡斯台利奥：“经过我们的谈话，我可以这样说，他这人对我有这样一些看法，很难假设，我们之间有朝一日会意见一致。”

那么，卡斯台利奥对加尔文有哪些“看法”呢？加尔文自己并没有说明那些“看法”是什么，他写道：“赛巴斯蒂安脑子里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我渴望主宰一切。”实际情况也的确不可能表达得更加正确。卡斯台利奥不久就认识到，其他人日后将要认识的事情：加尔文依照他专横的天性决心在日内瓦只容忍一种意见，那就是他的意见。大家只有像德·贝兹[12]和他其他跟屁虫一样，奴性十足地屈从于他的教条的每字每句，才有可能生存于他的精神领域。可是卡斯台利奥却不愿呼吸这种精神强制统治下的牢狱空气。他之所以离开法国，逃离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并不是为了来屈从于新教的新的信仰监督，他之所以抛弃旧教条，不是为了充当新教条的奴仆。对他而言，基督并不是像加尔文所看见的那样：一个顽固无情、拘泥形式的法学家，他的《福音书》是部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法典。而卡斯台利奥则只把基督看成最富人性的人，一个伦理上的楷模，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以自己的方式谦卑地按照他的榜样生活，并不因此就狂妄地声称，他，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真理。卡斯台利奥看到日内瓦的那些新任命的布道师如何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地解释上帝的圣言，就仿佛这些圣言只有他们才能明白，这位心灵自由的人就不由得怒火中烧，愤慨不已：他的怒气冲着这些狂妄傲慢的家伙，他们不停地自诩自己神圣的使命，而谈到其他所有的人，却像谈及令人厌恶的罪人和毫无尊严之辈。在一次公众大会上他们对使徒的圣言做出这样的评述：“我们必须在一切事情上通过巨大的耐心，证明我们是上帝的使者。”这时，卡斯台利奥突然起立，要求这些“上帝的使者”审查一下自我，不要老是审查别人，惩罚别人，裁决别人。看来卡斯台利奥也许知道许多事情（这些事后来在市政委员会的记录里也透露出来），证明日内瓦布道师的私生活，并非毫无错误可言，过的生活也不大像清教徒那样，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教训一下这些狂妄傲慢的伪君子们。卡斯台利奥发出攻击的原文，可惜我们只在加尔文告诉我们的那个版本里找到（加尔文拿到敌人的文章，一向擅自改动，从来没有特别的顾忌）。但是即使从他片面的阐述也可以看出，卡斯台利奥在承认大家都有谬误时，也把自己包括在内，因为他说道：“圣保罗[13]为上帝效劳，而我们只为我们自己效力。他很有耐心，我们则非常缺乏耐心。他曾经遭受过别人的不公正待遇，而我们却迫害无辜的人。”

加尔文也出席了那次会议，似乎对卡斯台利奥的攻击毫无思想准备，深感意外。若是一个激情如炽、脾气暴躁的参加讨论者，若是路德，定会霍然跳将起来，发表一通火爆的演讲作为回答。若是埃拉斯姆斯，若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也许就会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地参加讨论。然而加尔文首先是个现实主义者，精通战略通晓实战，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感觉到，卡斯台利奥的话对在场的人产生何等强烈的影响。现在和他正面冲突并不可取。于是他一言不发，把他薄薄的嘴唇抿得更紧，事后为他这种特殊的收敛态度做出解释：“我在这一时刻保持沉默，但只是为了不要在众多的陌生人面前激起一场激烈的讨论。”

以后他会在熟人的圈子里进行激烈讨论吗？他会单挑独斗，和卡斯台利奥针锋相对地争论一番吗？他会把卡斯台利奥召到教会监理会，要求他列举姓名和事实来为他所做的普遍性的指控提供论据吗？满不是这么回事。加尔文在政治上从来不讲信义。对他来说，任何批评的企图，不仅是理论上的意见背离，也立刻就犯了国法，就是罪行。而罪行则归世俗官厅处理。他不是把卡斯台利奥拽进教会监理会，而是拽到世俗官厅去，把一场关于道德的讨论转变成一个违反国法的案件。他向日内瓦市的市政厅提出的控告是：“卡斯台利奥贬低了神职人员的威信。”

市政委员会于是召开会议，但心里并不十分自在。它并不喜欢布道师之间的这种争吵，甚至给人这样的印象，现在终于有人敢于出来对教会监理会的狂妄自大公开发表激烈的言辞，对此，世俗官厅似乎并不认为这有违他们的心意。首先，市政委员会的官员们延宕许久不做决定，他们最终做出的判决竟是惊人的模棱两可。卡斯台利奥受到口头责备，但并未受到惩罚，或免除职务；只不过他在梵德娄弗教堂的布道师工作就此停止。

对于这样一个不温不火的惩戒，卡斯台利奥照理应该感到满意才对。但是他内心已经做出决定。他新近发现，在日内瓦有加尔文这样一个如此专横跋扈的人物，思想自由的人是没有栖身之地的，这点已经得到证实。于是他就要求市政委员免去他的职务。但是从这第一次力量的较量，他已对他对手的战略有了足够的认识。这下他就知道，这种党派观念十足的人总是自作主张，随意摆弄真理，要真理为他们的政治服务；他预见到，他自愿地放弃职位和荣誉，表现得富有男儿气概，可他们事后会把此事歪曲成，他是由于某些不大体面的原因丢掉了他的职位，他这样估计有充分的理由。因此卡斯台利奥要求在他离开日内瓦之前要为这个事件给他一份书面的证明。这一来加尔文便被迫亲自签署证明（今天还可以在巴塞尔的图书馆里看到这份文件）。卡斯台利奥之所以未被任命为布道师，只是因为在两个个别的神学问题上有所背离。在文件中还有以下字句：“为了不至于有人把卡斯台利奥的离城而去归咎于其他原因，谨在此全面证明，他是自愿地[14]辞去教师的职位。他先前担任教师职务殊为称职，使我们认为他完全有资格属于布道师之列。但他尽管如此未能当上布道师，并不是由于他的举止有任何瑕疵，而仅仅是由于上述原因。”

把惟一的和他旗鼓相当的学者从日内瓦排挤出去，对于加尔文的独裁专制而言，意味着一大胜利，但是实际上这是个皮卢斯[15]的胜利。因为在极大的范围内，人们都把这位享有崇高威望的学者卡斯台利奥就此离去视为严重的损失，对此深表遗憾。有人公开宣称，“卡斯台利奥大师是通过加尔文遭受这一不公正的待遇的。”通过这一事件，在整个世界主义人文主义的圈子里，加尔文在日内瓦只还容得下对他顶礼膜拜之徒和一味追随之辈，这点已得到证实。在两个世纪之后，伏尔泰还把卡斯台利奥受到压迫一事，当作决定性的案例来加以引用，以证明加尔文专制的精神态度。“从他[16]让卡斯台利奥蒙受的迫害可以衡量他专制暴戾的精神态度。卡斯台利奥是一位比他自己更为伟大的学者，被他出于嫉妒从日内瓦赶走。”

加尔文从此听到非难和指责，就变得敏感，过分敏感。他立刻感觉到，排除卡斯台利奥激起了人们普遍的反感。他刚达到目的，把这惟一有地位有身份，特立独行的人从日内瓦驱逐出去，立刻就担心起来，舆论也许会怪罪于他，让卡斯台利奥从此完全身无分文地在世上踯躅。事实上，卡斯台利奥做出这一决定完全是出于绝望，不顾后果。因为他公然宣布自己是政治上最为强大的新教领袖的对立面，他在整个瑞士境内的任何地方就都不可能指望会在宗教改革的教会里马上找到职位，他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使他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日内瓦宗教改革学校的前任校长沦为乞丐，饿饭的乞丐，挨家挨户地乞讨。加尔文有足够的远见，能够认识到，他的一个遭到排挤的竞争对手，公开处于困境，必然会给他带来极为严重的损害。既然卡斯台利奥现在不再待在身边打扰他，他便设法给卡斯台利奥搭起金色的桥梁，帮他寻找出路。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他便一封接一封地向他的朋友们写信，其热心令人惊讶。他告诉他们，他如何使劲给这个穷困潦倒的卡斯台利奥谋求一个合适的职位（此人之所以沦落到落魄穷困的地步完全是咎由自取）。“我希望，他能在什么地方顺顺当当地安顿下来，而不引起激愤。我在这方面将伸出援手。”但是卡斯台利奥并没有像加尔文所希望的那样，闭上他的嘴巴。他到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公开讲述，他如何由于加尔文权欲熏心，不得不离开日内瓦。这正好打中加尔文最为敏感的部位，因为加尔文从来没有公开承认他拥有独裁专制的权力，始终只想作为一个极为谦虚最为谦卑的仆人在执行他沉重的职务，让大家赞赏。于是信件里的口气顿时改变；对卡斯台利奥的同情便一下孑然无存。他向朋友抱怨，“你真该知道，这条狗——我指的是赛巴斯蒂安——如何向我狺狺狂吠。他说，他只是由于我的专制独裁才丢掉他的职位，以便我能独自掌权。”几个月以前，加尔文曾经亲自签署文件，证明卡斯台利奥完全有资格担任上帝的仆人这一神圣的职位。这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加尔文眼里，在短短几个礼拜之后竟变成了野兽，变成了狗，仅仅因为卡斯台利奥宁可承受最为严酷的穷苦潦倒的困境，也不愿为了谋求肥缺而出卖自己，接受招安。

卡斯台利奥自愿选择贫穷，富有英雄气概，已经在同时代人当中激起赞佩。蒙田强调说，一个像卡斯台利奥这样功绩卓著的人，竟然不得不承受这样的苦难，实在可悲，他接着补充一句，倘若有许多人及时获悉此事，肯定会给以帮助。但实际上人们并不愿意出手相助，哪怕让卡斯台利奥免除最露骨的穷苦，他们也不愿意。不知还要持续多少年，这位逐客才找到一个和他的渊博学识和超群品德勉强相称的职位。起先没有一所大学聘用他，他也得不到布道师的职位。因为瑞士各城在政治上依赖加尔文已经过于严重，没有人敢公开任用这位日内瓦独裁者的反对派。这位逐客最后好不容易在巴塞尔的奥坡林印刷厂找到一个校对员这样低下的职位，得到一些生计。但是这不规则的工作不足以使他养活妻儿。卡斯台利奥不得不另外担任家庭教师，挣得必要的铜板来喂饱桌旁嗷嗷待哺的六张或者八张嘴巴。难以名状的卑微可怜的穷困苦难，每天敲击着他的心灵，麻痹他的力气，就这样他不得不苦撑苦熬许多阴暗的年头，最后大学终于把这位受过通才教育的学者任命为希腊文教师！但是就是这个职位也是荣誉多于收益，很长时间未能使卡斯台利奥免于从事那永恒的徭役。他这一生将继续充当伟大的学者，有些人甚至称他为他当时学识最为渊博的学者，但却不得不从事低下的辅助工作。在巴塞尔市郊他自己的小屋子里，他亲手铲土。既然白天的工作不足以使他养家糊口，他便整夜整夜地苦干，校阅印刷样稿，改正外文著作，从事各种语言的翻译。为了谋生，他为巴塞尔的出版商们从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德文翻译的作品达到数万页之多。

但是这种成年累月的贫穷匮乏只能摧垮他的躯体，他那虚弱敏感的身体，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摧毁他高傲的灵魂所保有的特立独行和坚定不移。因为尽管从事这种遥遥无期的徭役，卡斯台利奥并没有丝毫忘记他真正的任务。他不可动摇地继续从事他的毕生事业，把《圣经》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与此同时还撰写一些时评文章、论战文章、评论和对话。没有一天，没有一夜，卡斯台利奥不在工作。这位永恒的苦役工人从未体验过旅行的乐趣和放松的恩典，从来也不曾享受过荣誉和财富给人的感性的酬报。这个自由的精神宁可永远充当贫穷潦倒的奴隶，放弃夜里的睡眠，也不放弃他独立自主的良心——那些秘密的精神英雄给他树立了无与伦比的榜样，他们不为世人所知，在遗忘的黑暗之中为他们最神圣的事业进行斗争：为了言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为了维护自己思想的不可动摇的权利而进行斗争。

卡斯台利奥和加尔文之间真正的决斗还没有开始。但是这两个人，两种思想已经互相直视对方的眼睛，认识到对方是不可调和的对手。这两个人哪怕就一个小时，也不可能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同一个精神的空间中。尽管两人已经彻底分开。一个住在巴塞尔，另一个住在日内瓦，他们都彼此十分警觉地观察着对方。卡斯台利奥没有忘记加尔文，加尔文也没有忘记卡斯台利奥，他们的沉默只是在等待着那决定生死的一句话。因为那种最为内在的矛盾，已经不再是不同意见而已，而是世界观和世界观之间的根本对立，相互之间不可能保持和平。精神自由永远不可能在独裁专政的阴影之中感到自己已经实现；只要有那惟一的独立自主的人昂然屹立在国境之内，独裁专制制度也不可能无忧无虑地生存下去。总是需要有一个原因，把潜在的紧张关系引向爆发。只有当加尔文点燃了焚烧塞尔维特的柴火堆，挂在卡斯台利奥唇边的话语才会燃放，发出控告。只有当加尔文向每一个自由的良心宣战，卡斯台利奥才会以良心的名义向他发起殊死的战斗。

[1] 领袖无错误论，源于天主教主张的教皇无错误论，都是教会愚民的手段。领袖或教皇的言行全都正确，不会有错，不得怀疑。谁若胆敢怀疑，便犯了弥天大罪，必须惩罚。

[2]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图基狄德斯，又译：修昔底德（前460？—前404？），古希腊军事家，历史学家。

[3] 路易·德·贝尔甘（1490？—1529），法国人文主义者，因“异端”罪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哀济埃纳·多莱（1509—1546），法国人文主义者，后被判处火刑。

[4] 奥德修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人物，此人足智多谋，特洛伊城因其木马计而被攻陷。

[5] 原文为拉丁文。

[6] 弗朗茨一世（1494—1547），法国国王。

[7] 沃尔姆斯和哈格瑙，两次最高宗教会议在此二城召开。

[8] 埃拉斯姆斯的《知心的谈话》（1518），极为畅销。

[9] 原文为拉丁文。

[10] 彼耶尔·维累（1511—1571），瑞士宗教改革家。

[11] 苏拉米特，《圣经·旧约·雅歌》中的新娘。

[12] 台奥多尔·德·贝兹（1519—1605），法国作家，神学家，加尔文的忠实追随者。

[13] 圣保罗，《圣经》中的人物，天主教的圣人，原为罗马士兵，迫害基督徒，后皈依天主教，努力传教，遂被尊为圣人。

[14] 原文为拉丁文。

[15] 皮卢斯（前319—前272），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曾引兵至意大利，与罗马人作战，战胜罗马军队，但自己牺牲惨重，从此以“皮卢斯的胜利”表示得不偿失，牺牲惨重。

[16] 即加尔文。

五 塞尔维特案件

有时候，历史在千百万人当中选拔出个别的人，为了在此人身上形象地表现出一种世界观上的论争。这样一个人并不总得是顶级的天才不可。命运往往满足于在芸芸众生中找出一个偶然发现的姓名，为了把它写进后世的记忆中永不磨灭。所以米盖尔·塞尔维特并非由于天才出众，而仅仅是由于他遭到可怕的下场，才变成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这位奇人天资聪慧，多才多艺，可惜杂乱无章，他是个坚强、聪明、好奇、偏执的文人，但是蜻蜓点水似的从一个问题转向另一个问题，有着纯粹的追求真理的意志，但是并无能力达到具有独创性的清晰明白的程度。这位浮士德式的学者，没有对任何一门学问进行过深入研究，尽管对每门学科他都欣然一试，像游击队似的东打一枪，西打一枪，既涉足哲学，同时也涉及医学、神学，有时候是大胆的观察者，令人刮目相看，可有时又轻率地采用江湖骗术令人生气。当然有一次在他做出预见性宣告的书中，明确闪现开拓性的观察，在医学方面发现了所谓的血液小循环。但是塞尔维特并不想把他发现的宝藏进行系统化的充分利用，在学术上予以深入研究。这道天才的闪光映现在他那世纪阴暗的墙壁上，就像一道过早发光的闪电转瞬即逝。在这位独来独往者的身上蕴藏着许多精神的力量，然而只有内心对明确目标的执著追求才能把一个坚强的学者造就成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人物。

据说每一个西班牙人身上都含有一定分量的唐·吉诃德特点。这话已经重复多次，多到过分的程度；但是在米盖尔·塞尔维特身上，这种观察还真是妙不可言，简直可说逼真已极。不仅从表象上看这位身材瘦弱，脸色苍白，蓄着山羊胡子的阿拉哥尼亚人酷似那位瘦骨嶙峋，身材细长的德·拉·曼恰的英雄[1]；便是在他心里也燃烧着同样了不起的稀奇古怪的激情，要为荒诞不经的事情而奋斗，怀着盲目炽烈的理想主义要向现实中的一切阻力发起冲锋。这位四下漫游的神学骑士，毫无自我批评精神，总在发现什么，或者主张什么，他策骑冲向时代的一切围墙和风车。只有冒险才能激起他的兴趣，只有对荒诞不经、离经叛道、危机四伏的事情，他才觉得趣味盎然。怀着活跃的好斗精神，他和身边其他一切刚愎自用之徒混战一场，既不和任何派别有瓜葛，也不属于任何团体，总是孤军奋战，既充满幻想，也奇幻耀眼，因而是一个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稀奇古怪的人物。

谁若这样突出地高估自己，经常感到自己鹤立鸡群，势所必然会跟所有的人搞坏关系。塞尔维特大概和加尔文同年，还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他已经和世界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十五岁那年，他就为了躲避宗教法庭被迫从故乡阿拉哥尼亚逃到吐鲁斯，在那里继续上大学。卡尔五世[2]的忏悔师后来直接把他从大学里抽调出来，充当秘书，带到意大利，后来又带到奥格斯堡会议上。这位年青的人文主义者在会上和他所有的同时代人一样，沉溺于当时的政治热情，关注伟大的宗教争论。亲眼见到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旧两派宗教学说之间的论战，他那骚动不宁的精神立即沸腾起来。哪里有争论，他就要到哪里去参加论战。大家试图对教会进行改革，他也要一同改革。怀着年轻人的激进情绪，这个热血沸腾的学者认为迄今为止一切脱离旧教教会的方法，全都过于迟疑不决，过于不温不火，过于缺乏决断。甚至于路德、茨文利和加尔文这些大胆的革新者在他看来，在净化《福音书》方面都还远远不够革命，他们不是还把三位一体[3]的教条吸收到他们新的学说中去了吗？而塞尔维特以一个二十岁年轻人所有的不依不饶的劲头干脆宣布尼西亚宗教会议[4]无效，认为上帝永远是三位一体的教条完全和上帝本质的统一性不相协调。

这样一种激进的观点在一个宗教问题上反应如此激烈的时代也并不显得怪异。每当一切价值和法律开始动摇的时候，每个人都为自己独立思考，背离传统寻找理由。但是糟糕的是塞尔维特从所有那些争论不休的神学家那里不仅吸取了讨论之乐，也吸取了他们最不可取的性格，狂热的自以为是。因为这位二十岁的小伙子立即要向宗教改革的领袖们证明，他们对教会进行的改革很不彻底，只有他，米盖尔·塞尔维特才知道真理是什么。他急不可耐地拜访当时伟大的学者们，在斯特拉斯堡访问马丁·布赛尔和卡彼托，在巴塞尔访问欧柯拉姆帕迪乌斯[5]，要求他们尽快把耶稣教[6]里关于三位一体的教条彻底去除。这些德高望重、功成名就的布道师和教授们突然看到一个没长胡子的西班牙大学生贸然闯进屋来，脾气火暴，歇斯底里，野性十足地要求他们立即推翻他们所有的观点，驯从地接受他的激进论点，他们的惊讶不难想像。就仿佛魔鬼亲自把他们地狱里的一个兄弟送进这些人的书斋，他们看见了这个野性勃发的异端分子，连连划着十字。欧柯拉姆帕迪乌斯把他像条野狗似的赶出家门，骂他是“犹太人，土耳其人，亵渎上帝者，妖魔附体者”。布赛尔在讲经台上痛斥他是一个魔鬼的奴才，茨文利公开警告大家，“防范这个作恶多端的西班牙人，他的错误的邪恶的学说想否定我们整个基督教。”

德·拉·曼恰的愁容骑士在他的迷途之中，不为羞辱和殴打所吓退，他的神学界的老乡[7]在斗争中也不为别人的论据或者驳斥所动摇。既然领袖们不明白他的意思，既然智者和聪明人不愿在书斋中听他诉说，那就必须让这场斗争公开进行，让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阅读他写在书里的论证吧！二十二岁，塞尔维特把他最后一点钱都掏了出来，在哈格瑙把他的全部论点付印。这下子可激起了强烈的狂风暴雨公开向他击来。布吕赛在讲经台上宣布这个亵渎上帝的罪人该受的惩罚不多不少，就该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活活地从他腔子里剜出来”。从此刻开始，在整个耶稣教的圈子里，塞尔维特被当作活生生的撒旦派来的特命使者。

以这样挑衅的姿态反对整个世界，既把天主教会，也把耶稣教会的学说全都宣布为荒谬之说，这样一个人，在整个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不可能再找到一个平静的所在，既找不到安身的房子，也找不到遮风的屋顶。自从米盖尔·塞尔维特出版了他的书籍，就被认为犯了“阿里安教派[8]的异端邪说”，此人受到的驱赶和迫害甚于一头野兽。惟一可以拯救他的小路，想来想去只有一条：完全消失，无影无踪，别让人看见，别让人发现，把他的姓名像件着火的衣裳从身上剥去。这位被人追杀的家伙，化名为米歇尔·德·维勒内夫返回法国，顶着这个假名在里昂的一家印刷厂里充当校对员。他这个外行，有强烈的适应能力，在这个领域不久也找到了新的刺激和进行论争的可能性。在校阅托勒密[9]的地理书时，塞尔维特一夜之间发展成地理学家，给这部作品加上了一篇详尽的前言。在修订医学书籍时，这个思想活跃的人，又把自己培养成医学家。不久之后他已认真学习医学，他前往巴黎，想要继续深造，他和维萨利乌斯[10]一起为讲授解剖学预做准备。但是就像先前在神学上一样，这个焦躁不耐的家伙在医学上也没有真正学到家，大概也没有取得博士称号。就在这个新的学科里，他立即开始想要教训和超越其他所有的人。他在巴黎的医学院大胆地预告，要开设一门跨数学、天文学、星占学的课程，但是星相学和医学这样搅在一起的杂拌和他有些骗人的把戏惹恼了医生们。塞尔维特-维勒内夫和权威人士发生冲突，最后在议会公开受到控告，控告他用星占学这样一种受到教会法律和市民法律都严厉批判的学科，尽干些荒诞不经的胡作非为。塞尔维特再次迅速消失，潜伏下来，以便官方调查时不致查明他和那个被官方拼命追捕的大异教徒是同一人。一夜之间，维勒内夫讲师在巴黎消失，就像当年神学家塞尔维特逃离德国一样。好久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等他新近浮出水面，他又戴上了另一张面具：谁能估计到，维埃纳的大主教保罗米尔，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礼拜天都去望弥撒，而他新任的御用医生，竟然是一个受到追杀的极端异教徒，被议会判罪的江湖郎中？当然，米歇尔·德·维勒内夫在维埃纳十分明智地不去传播他的异端邪说的论点。他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绝不引人注意。他探望病人，治愈许多病患，挣了大量的钱财。老实巴交的维埃纳的市民看到大主教大人阁下的御用医生米歇尔·德·维勒内夫大夫先生神气十足带着西班牙贵族的气派从他们身边走过，总要毕恭毕敬、浑然不觉地脱帽致敬。一个多么高贵，多么虔诚，学识多么渊博，又是何等谦和的人啊！

但是事实上，在这个激情如炽、野心勃勃的人身上的那个极端异教徒丝毫没有死灭。在米盖尔·塞尔维特的心灵深处，那个旧日拼命探索极不安分的精灵依然不屈不挠地存活着。倘若一个人迷上了某种思想，这种思想就控制着他直到他思想和感觉的最后一根纤维之中，从而不可阻止地就会产生一种内心的热狂。一个生气勃勃的思想永远也不甘心在惟一的世俗的人身上存活和消逝，它要扩大空间，征服世界，争取自由。因而每一个思想家身上都会有这样一个时刻来临。他毕生的思想从内心向外部迸涌而出，犹如扎进肉里的一根木刺从一根化脓的手指拱了出来，一个孩子从娘胎里生了出来，一枚果子从果壳里脱了出来。像塞尔维特这样富有激情和自信的人长此以往无法忍受，他毕生的思想就他一人独自享有。他不可阻挡地渴望，最后全世界都会和他一样思考。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耶稣教的领袖们把他认为是错误的婴儿洗礼[11]和三位一体的教条大肆宣告，基督教的信仰如何一直为这些“反基督的”谬误所玷污，这一如既往，一直是他每天都在遭受的痛苦。终于挺身而出，给全世界带来真正信仰的讯息，这难道不是他的责任所在？这些年他被迫保持沉默，想必实在是可怕的重负压在他身上。一方面是有话说不出口，心里憋得难受，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个被追杀的隐姓埋名之人，又不得不抿紧嘴唇。最后就是身处这种痛苦的境地之中，塞尔维特终于试图至少在远方找到一个和他思想相同的兄弟，可以和他进行精神上的对话，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渴求。既然在家乡，他不敢和任何人在精神上互相交流，他就以书信的方式说出他神学方面的信念。

塞尔维特

糟糕的是，这个有眼无珠的家伙把他的全部信任，恰好都交给了加尔文。塞尔维特想从这位福音学说的最激进最大胆的改革者那里得到对《圣经》的一种更严格更大胆的解释：也许这一来他可以把从前只是口头表述的意见加以革新。因为早在大学阶段这两个同年的朋友曾在巴黎邂逅过一次；但是一直要到多年后，加尔文已经变成了日内瓦的主人，米歇尔·德·维勒内夫成了维埃纳大主教的御用医生，他们俩才通过里昂的一位书店老板建立起通信联系。由塞尔维特率先开始。他以一种叫人难以拒绝的急迫态度，甚至可说是以逼人之势，致函加尔文，想争取宗教改革的这位最坚强的神学家支持他进行反对三位一体教条的斗争。他的信一封接一封。起先加尔文回信时，只是以恪守教条的口气警告他。他有责任教育迷失者，使之迷途知返。作为教会的领袖，他有责任把离群游荡的羔羊引入修筑完善的羊栏之中，便试图向塞尔维特指出他的谬误。可是最后无论是塞尔维特的离经叛道的论点，还是他表达这些论点时的狂妄放肆，骄横自负的口气都使加尔文极为恼火。像加尔文这样霸道的性格，哪怕有人在琐细之极的小事上提出些许异议，都会激起他的怒火，可是塞尔维特竟然写信给他说：“我经常提醒你，竟然同意在上帝本性的三大组成部分上具有极为严重的差异，你可真是走上了歧途。”光是这句话就意味着塞尔维特以最为危险的方式激怒了一个如此危险的敌人。但是当塞尔维特最后把加尔文撰写的那本《基督教教理基本纲要》一书寄到此书的那位举世闻名的原作者加尔文家里，并且像小学教师教导学生似的在该书的书页边上做出标记，指出他认为是错误的地方，那么日内瓦的主人加尔文碰到一个业余神学家的这种放肆行为时，心情如何，不难描述。加尔文以鄙夷不屑的口气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法累尔：“塞尔维特扑到我的书上，用侮辱人的评语，在书上乱涂一气，就像一条狗咬住一块石头啃个不停。”何必浪费时间去和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糊涂脑瓜进行讨论？他一脚就踢开了塞尔维特的论点。“我不再注意此人的话语，充其量只把它当作一头驴的号叫[12]。”

但是这个不幸的唐·吉诃德，非但没有及时感到他手举细细的长矛直冲过去，遇到的是一副什么样的自以为是的钢铁铠甲，反而咬住不放。恰好是这一位，这惟一的不想理睬他的人，塞尔维特却偏偏要不惜任何代价来赢得此人支持他的思想，他死不放手。就像加尔文写的，塞尔维特的确像是“撒旦”附体。他非但没把加尔文当作可想而知最为危险的敌人，避之唯恐不及，反而把他正在准备的神学著作中还未付印的章节充当阅读材料寄给加尔文。别说内容必然会激起加尔文的怒火，便是题目也使他勃然大怒！因为塞尔维特称他这本表白性的著作为《基督教教理修正》[13]只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更加引人注目地强调，加尔文的《基督教教理基本纲要》需要进行一次“修正”。这一来对于加尔文而言，这位反对者病态的劝人皈依的瘾头和他小丑似的逼人太甚的态度实在过于嚣张。他清楚明了地告诉那位之前介绍他们两人通信的书商弗莱龙，他的确有更加紧迫的事情要做，不愿和这样一个自吹自擂的傻瓜浪费时间。与此同时，他写信给他的朋友法累尔：“塞尔维特不久前写信给我，随信附上厚厚的一本他的胡思乱想，并且以难以想像的狂妄口气宣称，我会从其中读到不少令人惊讶的东西。他表示准备到这里来，只要我愿意……但是我不愿为此说话；因为他若前来，只要我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一些影响力，我就绝对无法忍受他活着离开此城。”这些话在日后将会具有可怕的分量。

不知道塞尔维特是否知道这一威胁，或者（在一封丢失的信件里）加尔文曾经亲自警告过他，——反正塞尔维特终于产生一种预感，他已落到一个把他恨之入骨的人手里。他第一次感到有些不自在。他以密封邮件给加尔文寄出的那份危险的手稿，还依然落在此人手里，而此人曾公开表示对他敌意森然。突然惊醒的塞尔维特写信给加尔文：“既然你认为，我对你而言是个撒旦，那我就此罢手。请把我的手稿寄还给我，你就好自为之吧。倘若你当真认为，教皇是个反基督徒，你也必然会确信，三位一体和婴儿洗礼作为教皇学说[14]的一部分，也是妖魔的教条。”

然而加尔文避不回信，更不想把那份作为罪证的手稿寄回给塞尔维特。加尔文仔细地把这份异教徒的文稿珍藏在一只抽屉里，就像一把危险的武器，打算在必要时再取出来。因为经过这最后一次交换意见两个人都知道，必然会有一场恶战。怀着阴沉的预感，塞尔维特在这些日子里写信给一位神学家：“我现在完全明白，我将为了这个事业而送命，但是这个念头不能使我丧失勇气。作为基督的学生，我正步我老师的后尘。”

卡斯台利奥和塞尔维特以及其他上百个人，每人都已知道对于加尔文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狂热分子，哪怕只是在他学说的无足轻重之处，反对过他一次，这也是非常放肆大胆，性命攸关的事情。因为加尔文的仇恨就和他性格中的其他特性一样，都是僵硬不变，彻头彻尾的，并非突然迸发出来又自然平息下去的怒火，就像路德那样暴跳如雷，大发脾气，和法累尔那样态度粗暴、破口大骂。加尔文的仇恨是怀恨在心，坚硬、尖锐、犀利，犹如矿石，不像路德的那种仇恨来自血液，由于脾气，由于火气太大或者肝火太旺。加尔文的韧性、冰冷的仇恨来自脑子，他的仇恨具有极好的记性。加尔文从不遗忘，从不忘记任何人。德·拉·马累牧师这样说加尔文：“他要是生谁的气，就永远不会忘记”。他要是用这支石笔在他内心深处刻上一个名字，就永远也磨不掉，除非此人自行从人生的大书中消失。所以这些年，加尔文没有再听到塞尔维特什么事情，也就相安无事：但这并不是说加尔文已把他忘怀。他不声不响地在抽屉里保存着那些有损名誉的书信，在他的箭囊里存放着箭矢，在他顽固坚硬冷酷无情的灵魂深处，埋藏着旧日不可更改的仇恨。

事实上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塞尔维特表面上态度非常沉寂。他已放弃说服这个不可教诲的人；他的全部激情现在都倾注在他的著作上。这位大主教的御用医生以寂静无声，确实令人震撼的献身精神悄悄地继续写作他的《基本纲要修正》。他希望这本书在真实可信性上远远超过加尔文、路德和茨文利的宗教改革，最终解救全世界，使之皈依真正的基督教。因为塞尔维特根本不是那个“极端蔑视《福音书》的人”，后来加尔文试图把他当作这样一个人来加以批判，同样，塞尔维特也不是大胆的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人们今天有时把他这样进行赞美。塞尔维特始终停留在虔信宗教者的范围之内。他在自己这本著作的前言里发出以下的号召，证明他是如何感到自己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愿意为信仰神性而奉献生命：“啊，耶稣基督啊，上帝之子，你是上天赐给我们的，请你把你自己显现给你的仆人，以便用真实的方式使我们明白这样重大的一次启示。我遵循内心神性的冲动，设法予以捍卫的，正是你的事业。早在从前我就做出过第一次尝试，而现在，既然时间当真已经来临，我又被迫重新再做尝试。你教育我们不要藏匿我们的光芒。因此，我若不去宣扬真理，那就让我活该倒霉！”

塞尔维特在付印他的著作时采取特别谨慎的措施，这证明他充分意识到发表此书将会引起的危险。因为大主教的御用医生竟然把一本长达七百页的离经叛道的作品拿去付印，这在一个喜欢蜚短流长的小城市里可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不仅作者，便连制作者及其助手，参与这一风险惊人的事件，可都是赌上了性命。但是塞尔维特愿意把他多年来行医治病辛辛苦苦地挣得的一笔财产作为牺牲，来贿赂那些犹豫不决的工人，让他们不顾宗教法庭，悄悄地印制他的作品。为了谨慎起见，他们把印刷机从原来的印刷厂搬进一幢废置的房子里，塞尔维特本来就是为了印书才租下了这幢房子。一批可靠的工人就在房子里工作，他们全都赌咒发誓，保守这一秘密，以绝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印制这本异端邪说的著作。不言而喻，在这本大功告成的著作里，任何表示印刷地点和出版地点的印记全都隐而不显。就是在最末一页塞尔维特让人在该印出版年份的地方，印上了暴露实情的作者姓名的缩写第一字母M.S.V.（米盖尔·塞尔维特·维拉诺乌斯），给宗教法庭的猎犬提供了一个无法反驳的证据，证明塞尔维特是作者，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塞尔维特根本用不着自我暴露，他那冷酷无情的敌人所怀的仇恨，似乎在沉睡之中，而实际上正目光如炬地在一旁窥伺，自会查个一清二楚。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极为精彩的密探和侦察的组织越来越井井有条，越来越细致周密，已经远远超出本城的范围，延伸到邻邦各地，它在法国的组织甚至比教皇的宗教法庭工作得更加细致精确。塞尔维特的作品还根本没有真正出版，一千册书，捆成一包一包，存放在里昂或者没有打包，就装进运书车，源源不断地送到法兰克福的书展上去。塞尔维特自己也没有亲手寄出过几册，以致今天总共只有三册书保留下来，而加尔文当时已经弄到一册。他立即动手一举消灭二者：这个异教徒和他的作品。

加尔文对塞尔维特所进行的这第一次（比较鲜为人知的）谋害企图，就其阴险卑劣而言，其实远比日后在香佩尔集市广场上所进行的公开的谋杀要令人反感得多。因为如果加尔文在收到这本被他视为极端离经叛道的书籍之后，就把他的敌人送到宗教官厅里去，那他走的是一条公开的诚实的途径。他只消在布道台上号召基督教世界警惕这本书，那么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就会在短时间内亲自在大主教宫殿的阴影之中发现此书的作者。但是这位宗教改革的领袖省掉了教皇的官厅为此进行调查研究的辛苦，而且是以最为奸刁的方法帮了他们的大忙。为加尔文大唱赞歌的人试图在最阴暗的这一点上也对加尔文进行辩护，那是徒劳。因为他们没有认清他性格的最深层，却在试图洗刷他的性格：加尔文就他个人而言，无疑极为真诚热忱，具有最为纯净的宗教意志，但是问题如果涉及他的教条，关系到“事业”，这时他就立刻变得无所顾忌。为了他的学说，他的党派，他就立刻愿意（在这点上，他和罗耀拉[15]之间的天壤之别竟变成了完全一致）赞同任何手段，只要行之有效。塞尔维特的著作一到加尔文的手里，他的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一位名叫纪尧姆·德·特吕的信奉新教的流亡者，就在一五五三年二月十六日从日内瓦写了一封信到法国给他的表兄安多阿纳·阿尔耐，此人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正如德·特吕变成一个狂热的耶稣教徒一样。在这封信里，德·特吕首先泛泛地赞美了一下信奉新教的日内瓦如何精准地镇压了一切异教徒的为非作歹，而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却让这类杂草遍地丛生。可是突然之间，这亲切友好的闲聊变得严肃起来，暗藏杀机：德·特吕写道，譬如说现在还有个异教徒在法国那儿正逍遥法外，此人不论在哪里，只要被人找到，就理应活活烧死。

人们不由自主地警觉起来。因为这句话和加尔文当年所做的宣告简直如出一辙，暗露杀机：塞尔维特若走进日内瓦，他就要设法使得此人不再活着离去。但是加尔文的帮凶德·特吕，现在说得更加露骨。他现在公然明确地告密：“我说的是一个阿拉哥尼亚地区的西班牙人，名叫米盖尔·塞尔维特，可是自称米歇尔·德·维勒内夫，操的是医生的职业，”并把塞尔维特那本书印好的书名内容提要和前面四页一并附上。然后他对这世上的罪恶，发出一声充满同情的喟叹，寄去他这封凶残致命的信件。

日内瓦的这枚地雷埋得过于巧妙，不可能不立即在所期望的地方爆炸，一切都完全按照这封阴毒的告密信所期望的那样发生。那位虔诚的信奉天主教的表兄阿尔耐心慌意乱，一筹莫展地拿着这封告密信到里昂的教会官厅去，红衣主教立即十万火急地召见教皇的宗教法庭法官彼耶尔·奥里。由加尔文转动起来的轮子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前滚动。二月二十七日来自日内瓦的告密信抵达，三月十六日米歇尔·德·维勒内夫已经在维埃纳押上法庭。

但是，使那些日内瓦虔诚热心的告密者无比恼火的是：那个安置得殊为巧妙的地雷并未爆炸。想必有什么人出手相助，硬是把引线中途切断。很可能是维埃纳的大主教亲自给他的御医一个珍贵的信号叫他及时隐蔽。因为当宗教法庭的法官在维埃纳出现时，印刷机已经奇迹般从印刷地点消失，工人们纷纷表白并且发誓赌咒，从来没有印过这样一本书。那位备受尊重的维拉诺乌斯[16]十分气愤地否认他和那个米盖尔·塞尔维特有任何相同之处。奇怪的是，宗教法庭对于这种随口一说的抗议竟然就表示满意，这种奇怪的宽容态度证实了这样的估计，一定有哪一位有权有势的人，在当时出手庇护了塞尔维特。宗教法庭若在平时，早就立刻动用了拇指夹和绞盘这样的刑具，这次却当即释放了维勒内夫，宗教法庭法官则一无所获地返回里昂，告诉阿尔耐，他提供的情报可惜还不足以构成控告。日内瓦的阴谋，绕着弯通过天主教的宗教法庭，把塞尔维特就此干掉，看来遭到可耻的失败。倘若阿尔耐没有第二次致函日内瓦，要求他的表弟德·特吕提供新的，这一次必须是站得住脚的证明，这整个见不得人的事件大概就此化为乌有了。

到此刻为止，人们也许还可以以极度宽容，可谓宽容之极的态度假定，德·特吕的确纯粹是出于信仰的热忱向他信奉天主教的表兄谈及一位他个人并不认识的作者，无论是他还是加尔文都没有料到，他们纯粹是个人的告密竟然会传到教皇的官府那里去。可是现在，既然司法机器业已启动，日内瓦这帮人想必清楚地知道，阿尔耐可不是出于个人的好奇心，而是受宗教法庭的委托，向他们进一步索取证明，那他们就不能再装糊涂，仿佛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取悦于谁。根据一切人世间的预测，一名耶稣教的神职人员现在想必会吓得退避三舍，因为他们恰好在给那个曾把加尔文的几个朋友用文火缓缓烧死的官厅充当密探。塞尔维特日后很有理由劈头盖脑地向他的杀人凶手加尔文掷过去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不是不知道，充当官厅的控诉人，受官府之命跟踪别人，这并不是《福音书》的仆人的本行。”

但是只要事关学说，加尔文就失去了道德的尺度和人道的感情，这话必须一再重复用在他的身上。塞尔维特必须干掉，至于用什么武器，什么方式把他干掉，此刻对于加尔文已经完全无所谓，他对此人实在恨之入骨。事实上这事也进行得极为阴险，无比可耻。因为德·特吕给他表兄新写的这封信无疑是加尔文口授的，可以说是伪善的极品。德·特吕起先故作惊讶，他表兄竟然把他的书信转送到了宗教法庭。他其实纯粹是“私人性质地”向他表兄一个人报导这一消息。“我的目的只是让你看看，那些自称为教会柱石的人，他们美丽的信仰热忱究竟是什么样子。”可是现在他分明已经知道，火刑的柴火堆已经准备妥当，他非但没有拒绝给天主教的宗教法庭进一步提供任何材料，这位卑劣的告密者反而抬眼仰望上天，摆出一副虔诚的模样宣布，既然错误已经发生，那么“上帝一定是为了最好的结果，才希望它这样发生的，以便基督教世界能够涤净这种污秽的龌龊，这种致命的瘟疫。”于是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情：在这样恶劣地试图把上帝扯进这件人性的或者毋宁说非人性的恶毒事件之后，这位笃信无疑、诚实不欺的耶稣教徒便向天主教的宗教法庭提供了能够想像得到的致人死命的证明材料，那就是塞尔维特亲笔写的书信和他作品的部分手稿。现在宗教法庭审判异教徒的法官可以迅速而便捷地开始工作了。

塞尔维特亲笔写的书信？德·特吕怎么弄到这些信，从哪儿弄来这些亲笔信？塞尔维特可从来也没有给他写过信呢。现在已经不用再捉迷藏：加尔文在这件阴暗的事件中，一直想十分谨慎地躲在后台，现在必须从后台走向前台了。因为不言而喻，这些亲笔信就是塞尔维特写给加尔文的信件和寄给他的部分手稿，而加尔文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是为谁把这些信件从抽屉里拿出来的——这是决定性的一点。他完全知道，这些信件会转交给谁：就是交给那些“教皇走卒”，他每天在布道台上把他们斥为撒旦的奴才，他们把他的学生严刑拷打，活活烧死。他清楚地知道，宗教法庭的大法官这样急切需要这些信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为了把塞尔维特送到柴火堆上去活活烧死。

因此，如果加尔文以后试图抹煞这个明摆着的事实，以狡辩的口吻写道：“谣传我设法让教皇的宗教法庭把塞尔维特抓获。有几个人甚至说，我把他交给我们新教信仰的死敌，把他投进狼群的咽喉，我这做法很不正大光明。不过我请问您，我能以什么方式和教皇的走卒们建立联系？说我和他们互相交往，那些像纠缠基督的贝利亚尔[17]一样死缠我的家伙，我会和他们串通一起，策划阴谋，这可很难令人置信。”可是这个看似符合逻辑的愚蠢遁词旨在隐瞒真实情况，实在过于拙劣；因为当加尔文嗫嚅地说，“他能以什么方式可以和教皇的走卒们建立联系呢？”文件却给予了一个摧毁性的明确回答：是通过他的朋友德·特吕建立的直接的途径。话说回来，德·特吕自己也在给阿尔耐的信件中极为天真地承认，加尔文帮了大忙。“我必须承认，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加尔文先生那里得到我附上的文件。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可耻的、亵渎上帝的罪行必须得到镇压，而是因为他个人认为，他有责任通过教训来说服异教徒，不是用司法的宝剑来迫害他们。”书写这封信件的作者实在拙劣，他（显然是在加尔文的授意下）企图把一切罪责都从真正有罪的人身上抹去，但是纯属徒劳，他这样写道：“可是我一个劲地催逼加尔文先生，并且为了说服他而向他挑明：他若不向我提供帮助，人家就会责备我做事轻率，最后他也只好把现有的材料提供出来。”但是文件记载的事实，在此远比一切机灵的话语说得更加明确：不论存心也好，半推半就也罢，加尔文为了达到谋杀的目的，毕竟最后还是把塞尔维特写给他个人的私人信件，提供给了“教皇的走卒们”。只有通过加尔文有意识的出手相助，德·特吕才可能在他致阿尔耐——实际上：是致教皇的宗教法庭的信里——把这批致命的证明材料附上并且在信末写上这样一句明确的附言：“我相信，我以有效的材料武装了你，现在抓获塞尔维特并将他告上法庭，应该不存在任何困难。”

根据报告，红衣主教德·图尔农和大法官奥里接到控告异教徒塞尔维特的最终的证明材料，而这恰好是他们的死敌，极端异教徒加尔文热心殷勤十分巴结地硬送上门来的，他们起先纵声大笑，完全可以理解天主教教会的首脑们何以心情这样舒畅；因为假装虔诚的修饰手法实在过于笨拙，难以掩饰加尔文名誉上无法抹去的污点：说加尔文出于善意，出于对德·特吕的友谊的忠诚，以极为亲切可爱的方式，想要帮助天主教的头头们，把一个异教徒活活烧死。可是他毕竟，说到底毕竟是耶稣教的领袖。这两个教会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互相以钢铁和火焰、绞架和车轮在拼死斗争，两个教会之间平素这样彬彬有礼，表示好意，实属罕见。但是这一令人欢愉、让人放松的瞬间过后，宗教法庭的法官们立即着手进行他们无情的工作。塞尔维特被抓获，投入监狱，紧接着就进行审问。由加尔文附上的信件构成的证据，如此令人瞠目结舌，把人击成齑粉的证据，被告无法再长久否认，米歇尔·德·维勒内夫和米盖尔·塞尔维特实为同一个人，也无法再否认，他自己确是那本书的作者。塞尔维特输掉了这场官司。不久在维埃纳火刑柴火堆的烈火就要熊熊燃起。

加尔文极端强烈地希望，借助他天主教的死敌，把他的另一个死敌干掉，但是这个希望第二次证明还为时过早。因为，要么是塞尔维特多年来在这一地区行医，极端受人爱戴，特别是有贵人相助，要么就是——这种可能性也许更大——天主教会的头头脑脑非常高兴地发现，正因为加尔文如此迫切地要把此人弄到行刑柱上去，他们就故意松松垮垮地处理这件事情。他们心想，宁可放过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异教徒，也不能让那个危险千百倍的一切异端邪说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日内瓦的加尔文大师称心如意！对塞尔维特的看守松得出奇，平时异教徒都关在狭窄的监牢里，带上铁环，钉在墙上，而塞尔维特却完全异乎寻常地每天都可以到花园里去散步放风，呼吸新鲜空气。四月七日这天就是在这样一次散步之后，塞尔维特突然消失。监狱长只找到他的睡袍和梯子。他就是利用这把梯子越过花园的围墙。在维埃纳的市场广场上，没有焚烧他的真人，只好把他的画像和五捆他的作品《基本纲要修正》放在柴火堆上烧掉。日内瓦思考得极为巧妙极为周全的计划未能成功，加尔文本打算利用别人的宗教狂热，阴险奸诈地把自己精神上的敌人彻底干掉，而自己的双手则保持干干净净，不染血污。日后加尔文继续对塞尔维特施虐，仅仅因为此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把他活活弄死，这一暴行加尔文不得不在自己双手沾满鲜血，受到一切有人性的人憎恨的情况下，自己负责了。

[1] 即唐·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蒂斯名作《唐·吉诃德》的主人公。

[2] 卡尔五世（150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反对宗教改革。

[3] 三位一体，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或天主系由圣父、圣子和圣神（或圣灵）三者组成。为了救赎世人，圣父派圣子作为圣母玛利亚之子降生人间，是为耶稣基督。对此不容有任何怀疑。新教也接受这一教条。

[4] 尼西亚宗教会议。基督教原来在罗马帝国受到迫害。公元325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召开最高宗教会议，确认上帝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确立基督教为国教。君士坦丁大帝自己也皈依基督教，后被尊为圣人。

[5] 马丁·布赛尔（1491—1551），法国宗教改革家。沃尔夫冈·法布里齐乌斯·卡彼托（1478—1541），德国人文主义者。约翰·胡思根·欧柯拉姆帕迪乌斯（1482—1531），德国人文主义者。

[6] 耶稣教即新教。新教派别甚多，有时统称耶稣教，以示与旧教，即罗马天主教有别。

[7] 指塞尔维特。两人都是西班牙人。

[8] 阿里安教派，因阿里乌斯而得名。阿里乌斯（250—336），生于利比亚，古代基督教神学家，反对三位一体说。三二五年的尼西亚会议及针对他们的这派教义，确定三位一体说。阿里乌斯给斥为异端，遭流放。

[9] 克劳狄乌斯·托勒密，公元二世纪时的天文学家。他的地心中心论在哥白尼之前影响极大。

[10] 安德烈亚斯·维萨利乌斯（1514—1564），比利时医师，近代解剖学奠基人。

[11] 按照基督教的教理，人出生时带有原罪，需经过“洗礼”涤清原罪。婴儿受洗礼为人生接受的第一圣礼。成年人皈依基督教首先需受洗礼。

[12] 原文是拉丁文。

[13] 原文是拉丁文。

[14] 即天主教学说。

[15] 罗耀拉，天主教为了抵制宗教改革而建立的耶稣会的领导人。

[16] 维拉诺乌斯即维勒内夫的拉丁文写法。

[17] 贝利亚尔，地狱里的厉鬼。

六 谋杀塞尔维特

逃出监狱之后，塞尔维特有几个月消失得无影无迹。谁也没法想像或者说清，这个被追捕的人一直到那个八月天为止，都经受了什么样心灵的恐惧。这一天，他骑着一匹租来的马进入日内瓦城，下榻在玫瑰旅店。

就像加尔文日后自己说的，这个为不祥之星所指引的人[1]，为什么偏偏要到日内瓦来找个歇脚之处，这座城市对他来讲，可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啊。这一点，从来无法揭示清楚。他在这里真的只住了一夜，以便第二天乘船越过湖面继续逃亡？他希望通过口头的交流比通过书信能更好地说服他的死敌？还是说他旅行到日内瓦也许只是神经过分亢奋而做出的一桩无谓的行动，是那种无比惬意、极端刺激的与危险赌博的游戏，是人们恰好在绝望已极的情况下才会萌生的念头？谁也不知道实情，也永远不会知道实情如何。塞尔维特从加尔文身上只能指望得到最阴毒的损招，可他为什么偏偏造访日内瓦，所有的审讯和记录都未能揭示这真正的秘密。

但是他那疯狂的喜欢挑衅的勇气，驱使这个不幸的人还进一步行动。刚到日内瓦，塞尔维特就在星期天走进教堂。加尔文的全部信众都在那里聚会。更荒唐的是，——这么多教堂，他偏偏选中圣·彼耶尔教堂。加尔文在那里布道，就他一个人在那业已淡忘的巴黎时间，曾和塞尔维特有数面之缘，因而认识。这里在两人之间有一种心灵的催眠作用，无法对此进行任何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毒蛇在寻觅它牺牲品的目光？还不如说更是牺牲品在寻觅毒蛇钢铁般的、可怕的吸引人的目光？反正势必有一种神秘的力量，驱使塞尔维特硬是迎着他的命运走了过去。

因为在一座每个人都向官厅保证，要互相监视的城市里，一个陌生人的出现必然会吸引大家好奇的目光，可以预见的事情立即发生；加尔文在他虔诚的羊群当中认出了这头凶猛的豺狼，立即向他的走卒下令，在塞尔维特离开教堂时，把他逮捕。一小时后塞尔维特身上就戴上了铁链。

逮捕塞尔维特不言而喻是一件公然违法的行为，粗暴地违反了世界各国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客人的权利和国际公法。塞尔维特是外国人，西班牙人。他是第一次踏上日内瓦的土地，因此他不可能在那里犯有前科，也不应被逮捕。他撰写的书籍全都是在国外印刷的，因此他也绝不可能教唆任何人，以他的离经叛道的观点，使日内瓦的虔诚灵魂受到毒害。此外，一位“宣讲上帝圣言的布道师”，一个神职人员在法院没有下达逮捕令之前，也没有任何权力在日内瓦城里逮捕任何人，给他戴上锁链。——不论从哪方面看，加尔文对塞尔维特发动的袭击，都是世界史上专制独裁恣意妄为的行为，这样公开的嘲弄一切法律章程和协定，只有拿破仑对昂济安公爵[2]的袭击和谋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在这里，以违法剥夺人犯自由开始，对塞尔维特进行的，也不是一场正规的诉讼案，而是一个有预谋的谋杀，任何虔诚的谎言也无法掩饰。

没有事先提出控告，塞尔维特就遭到逮捕并投入监狱；现在至少事后得设计出一桩罪行。对于塞尔维特的被捕，在良心上负有责任的那个人，也应该作为他的控告人站出来——加尔文自己承认“由于我的倡议[3]”，使之被捕——，这才符合逻辑，可是根据的确堪称榜样的日内瓦的法律，每个市民在控告别人犯有某种罪行时，自己也得和被告同时关在牢里，一直待到他的控告被证明为铁证如山为止。这就是说，为了合法地向塞尔维特提出控告，加尔文必须听从法院支配。对于这样一种使人难堪的司法程序，作为日内瓦神权统治者的加尔文觉得有伤他的尊严：因为，万一市政委员会确认塞尔维特实际上并无罪过，那么他自己就得作为告密者继续待在监狱里，那怎么办？这岂不大大有损他的威望，他的敌人岂不是会得意非凡！反正加尔文一向善于机变，宁可让他的秘书尼可拉斯·德·拉·芳泰纳去扮演这个令人不快的控告者的角色。果然，他的秘书便老老实实、不声不响地代替加尔文蹲进了监狱，事先向官厅递交了一份包括二十三条罪状的起诉书，控告塞尔维特。不言而喻，起草人是加尔文：一出喜剧就这样导出这出阴毒的悲剧。随便怎么说，在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法律之后，现在至少从表面上看又保持了合法程序的表象。塞尔维特第一次遭到审讯，法院根据一系列的条款通知他原告控告他的不同罪行。对于庭上提出的问题和控告，塞尔维特都回答得心平气和，聪明机警，他的精力并没有因为囚禁而受损，他的神经完好如初。他逐条反驳原告提出的罪状，譬如，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加尔文先生进行了人身攻击。他说，这条正好是颠倒事实，因为首先是加尔文先生对他进行了攻击，这才使他接着阐述加尔文在某些方面也并非毫无错误。如果加尔文指控他顽固地坚持某些个别论点，他也同样可以指责加尔文态度顽固。在加尔文和他之间只存在着神学上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不是一个世俗的法庭所能裁决。倘若加尔文尽管如此仍要坚持把他逮捕，那就不是别的，纯粹是个人的报复行为。不是别人，正好是耶稣教的这位领袖，当时向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对他进行告密。他没有早就死于火刑，这可并不是这位阐述上帝圣言的布道师的功劳。

塞尔维特的这一立场在司法上无懈可击，无可指责。法庭的情绪已经非常倾向于塞尔维特，很可能就仅仅判他一个驱逐出境就了结了这桩案子。但是加尔文想必不晓得从什么信号，感觉到案情对于塞尔维特并非不利。他瞩目的牺牲品到末了很可能得以安全脱身。因为在八月十七日，他突然现身法庭，出人意表地把他演出的所谓并不参与的喜剧就此终结。他清楚明白地公开表态：他不再继续否认，自己就是塞尔维特的真正控告者，他请求法庭允许他从此参加审讯，利用一个伪善的借口，“以便向被告更好地指出他的错误”。——而实际上，不言而喻，是投入他整个个人的威力来阻止他的牺牲品即将成功地逃脱法网。

从此刻开始，既然加尔文独断独行地挤到被告和法官之间，塞尔维特的案情就此恶化，令人担忧。加尔文这位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和经过深造的法学家自然不同于那个微不足道的秘书德·拉·芳泰纳，他以另外的方式发起攻击。控告者的攻势加强，被告的安全感也就相应地减弱。看到他的控告者和死敌出乎意料地和法官并排坐在一起，容易冒火的西班牙人明显地渐渐失控，看到他的死敌神情冷峻、严厉，摆出一副绝对客观的样子蒙骗众人，提出一些问题。塞尔维特深切感到，加尔文已经铁了心，定要用这些问题把他逮个正着，勒死他才罢休。一股邪恶的好斗精神，一股死硬的愤怒攫住了这个无力防御的被告。他非但不能镇定自若地、安安静静地坚守住自己稳妥的司法立场，反而被加尔文的这些引人上钩的问题诱骗到神学讨论的滑不留步的土地上，以热切的强词夺理的论述自己伤害自己。因为单单他说的这么一句话：魔鬼也是组成上帝本体的一部分，就完全足以使这些虔诚的法官背上激起一阵寒噤。可是一旦激起了他哲学上的野心，塞尔维特便毫无顾忌地对最为棘手、最为敏感的信仰教条大放厥词，就仿佛他面前的这些法官全是业已启蒙的神学家，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他们面前阐述真理。但是恰好是这种喋喋不休的论述劲头，激情洋溢的论战渴念，使得法官们觉得塞尔维特十分可疑：他们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加尔文的观点，这个陌生人目光如炬，拳头紧握，滔滔不绝，反对他们教会的学说，想必是一个危险的叛乱分子，要破坏宗教上的和平，极其可能是个无可救药的异端分子；反正对他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有益无害。法庭判定将他继续收押狱中，而他的控告人尼可拉斯·德·拉·芳泰纳则予以释放。加尔文的意志得到贯彻，他高高兴兴地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我希望，他被判处死刑。”

为什么加尔文这样急切地希望把塞尔维特处死？为什么他不满足于一个稍微小一些的胜利，只是把这个老唱反调的家伙驱逐出境或者给予一个可耻的下场把他打发了事？人们不由自主地首先产生这样的印象，仿佛这件案子，完全是在泄私愤，报私仇。可是实际上加尔文对塞尔维特的仇恨并不甚于仇恨卡斯台利奥和其他任何哪一个敢于冒犯他权威的人：对于每一个敢于发表和他不同教义的人怀着无比的仇恨，这对于他那独裁暴君似的天性纯粹是绝对本能的感情。他恰巧反对塞尔维特，并且恰好在眼下这一时刻试图以他所能采取的最为严厉的措施对付塞尔维特，这的确不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而是由于争权夺利的政治原因：塞尔维特这个叛乱分子得为另外一个反对新教正统教义的敌人偿付代价。此人是从前的多明各修会的神父希罗尼姆斯·波尔塞克，加尔文同样想用捕捉异教徒的钳子把波尔塞克抓住。可是令人万分气恼的是，此人竟逃出了他的掌心。这个希罗尼姆斯·波尔塞克在日内瓦一些最高贵家庭充当私人医生，受到普遍的尊敬。他公开攻击加尔文学说中最为薄弱最有争论之处，僵死的宿命论的信仰，就像埃拉斯姆斯在同样问题上攻击马丁·路德时使用的是相仿的论据。他把这种思想斥为荒谬：说上帝作为一切善行的原则，竟会有意识地故意地决定和驱使人们去从事他们无比邪恶的罪行。大家都知道，路德是多么不友好地接受了埃拉斯姆斯的指责。这位极善动粗、精通骂人之术的大师是如何把满车的脏水和恶毒的诅骂都劈头盖脑地倾倒在这位年迈、睿智的人文主义者身上。可是他尽管脾气火爆、态度粗野、残暴成性，在他给埃拉斯姆回信时，依然守住思想争辩的方式，丝毫也没有想过，因为埃拉斯姆斯反对宿命论的学说，所以就立即向一个世俗的法院控告他是个异教徒。加尔文则不然，他深信自己的学说绝无错误，达到疯狂的地步，便把每一个持反对意见者，统统视为异教徒。对他而言，反对他的教会学说，几乎相当于叛国大罪。所以不是作为神学家来回答希罗尼姆斯·波尔塞克的问题，而是立刻下令把他投入监狱。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想把希罗尼姆斯·波尔塞克当作先例予以严惩，以儆效尤的打算遭到失败，使他十分难堪。因为在日内瓦有众多的民众，深知这位学养深厚的医生敬畏上帝，就像在卡斯台利奥案中一样，大众怀疑，加尔文只是想摒弃一名独立思考、对他不是俯首帖耳的人，以便在日内瓦一人独大，唯我独尊。波尔塞克在狱中写的怨诉歌，陈述自己清白无辜。这首歌的手抄件到处流传。尽管加尔文对市政委员会百般施加压力，市政委员们还是没有勇气，根据加尔文的要求，宣判波尔塞克为异教徒。为了摆脱这个令人进退失据的判决，他们宣布，宗教问题不归他们处理；他们拒绝作出最终决定，因为这个神学事件远远超过他们判断的能力。在这件棘手的事情上，他们首先必须征得瑞士其他各州的教会法律上的鉴定意见。这一征求意见，却使波尔塞克获救，因为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的这些经过宗教改革的教会暗地里都很乐意给他们的这位自以为毫无舛错的狂热同事一次小小的打击，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在波尔塞克的言论中没有看见任何亵渎上帝的思想。于是市政委员会宣判波尔塞克无罪开释。加尔文只好放开他的牺牲品，勉强同意根据市政委员会的要求，让波尔塞克离开日内瓦，从此销声匿迹。

要使人遗忘加尔文的神学权威这次公开遭到的失败，只能用一场新的审理异教徒的官司才能办到。波尔塞克获释，那就得把塞尔维特拿来补偿。在第二次试图审理塞尔维特时，加尔文的机会简直有利到了极点。因为塞尔维特是个外国人，一个西班牙人，他和卡斯台利奥和波尔塞克不同，他们在日内瓦都有朋友、崇拜者和援手。另外，塞尔维特在所有进行了宗教改革的神职人员当中，这些年来，因为他肆无忌惮地攻击三位一体，并且摆出一副挑衅的架势，已经非常令人憎恨。把这样一个毫无背景的外来人用来作为杀一儆百的例子，要容易得多。因此这场官司从第一时刻起，对于加尔文而言，就完完全全是场政治性的诉讼，是个权力斗争问题，对于加尔文要想达到精神独裁的意愿而言，这是考验它能否承载压力的检验，是决定成败的一次检验。倘若加尔文并不想达到别的什么目的，只想摆脱他个人的私敌，神学上的对手塞尔维特，情况对他而言，已经变得多么轻松有利。因为日内瓦的调查刚一开始，法国司法部门的一位使者已经在日内瓦出现，要求把那个在法国判刑的逃犯引渡到维埃纳，并在那里受到火刑。对于加尔文而言，去扮演宽宏大量之人，并且彻底干净地摆脱掉这个令人憎恶的唱反调的家伙，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日内瓦的市议政委员会只需批准引渡此人，这场令人烦恼的塞尔维特案件对于日内瓦而言，便可了结。但是加尔文阻止引渡塞尔维特，对他来说，塞尔维特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个主体，主要是个物体，在这个物体身上，他要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显示他自己的学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国官厅派来的使者一无所获地给打发回去。耶稣教的独裁者要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进行这场诉讼，并且结束这场官司，为了把这一条提升为国家的法律：谁若试图反对他，要冒生命的危险。

不久在日内瓦，无论是加尔文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注意到，塞尔维特案件对他而言，仅仅关乎一次政治权力的较量。因此他的敌人不遗余力地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加尔文的这块漂亮的样板，就再也没有比这更自然不过的事了。不言而喻，这些政治家丝毫也不在意塞尔维特此人的命运如何，对于他们而言，这个不幸的家伙也仅仅只是一只皮球，一个试验品，一个小杠杆而已。他们要利用这个小杠杆动摇独裁者的权力。进行这次试验时，这把工具在他们手里是否会折断，这对他们大家全都无关紧要。事实上这些危险的朋友只是对塞尔维特大帮倒忙而已。他们用谣言来提升这个歇斯底里者摇摆不定的自我意识，并且向他狱中悄悄地送去消息，要他务必坚决抵抗加尔文。这场官司只有变得尽可能地激动人心、引起轰动，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塞尔维特反抗得越激烈，对他深恶痛绝的敌人进攻得越疯狂，那就越好。

但是此人行事本来就不假思索，要让他变得更加不假思索，已经没有多大的必要，这个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长时间这样残酷地囚禁早已产生作用，使得这个神经亢奋的人，达到毫无顾忌、暴跳如雷的境地，因为塞尔维特在狱中受到有意识的、刁钻古怪的虐待（这点加尔文想必一清二楚）。这个神经质的歇斯底里的病人，觉得自己完全清白无罪，却一连几个礼拜，像个杀人犯似的被深锁在一间潮湿冰冷的牢房里，加上脚镣手铐。衣服已经霉烂，挂在冻僵了的身上，尽管如此，仍然不准给他一件干净的衬衣，保持身体清洁的最原始的要求也遭到忽视，谁也不许向他提供援助，哪怕是最起码的援助也不行。他苦难深重，难以忍受，塞尔维特写信给市政当局，要求给以更为人道的待遇。此信的措辞令人震撼：“跳蚤把我活活咬死，我的鞋已经破烂，我没有衣服，连内衣也没有了。”

但是有只秘密的手，——大家都认得它。这只无情的手，像螺丝钳一样灭绝人性地把每一个反抗都夹得粉碎。——尽管市政当局对塞尔维特的投诉，立刻做出反应，下令结束这样糟糕的状况，这只手却在阻碍改善塞尔维特的命运。他们让这个大胆的思想家和追求自由的学者像条浸在屎尿堆里的癞皮狗似的，在他潮湿的粪坑里生不如死地苟延残喘下去。几周之后，塞尔维特发出第二封信，哀号之声更加凄厉。他简直就泡在自己的粪便之中窒息：“我请求你们看在耶稣基督的仁爱分上，请把你们会给予一个土耳其人和犯罪分子的东西，也给我一点，不要拒绝。你们下令给我衣物，让我保持清洁，可什么也没有给我。我现在的处境比以往更加凄惨。他们不让我把我排出的屎尿弄干净，这可真是惨无人道。”

但是没有任何动静！这个从他自己湿漉漉的粪坑里捞出来的人，脚上挂着铁链，每次都屈辱万状地身披发出恶臭的破布条子，而他对面那个人，坐在法官席上，穿着熨得挺挺括括的黑色牧师长袍，冷酷冷静，做好充分准备，精神上养精蓄锐；他一心想和这个人精神对精神，学者对学者地开展一场对话，而此人对他却比对待一个凶手更加凶狠，对他真是百般虐待。此情此景，他火冒万丈，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被卑鄙到家、阴险已极的问题和暗示百般折磨，拼命刺激。这些问题一直探到他最隐秘的性生活里。他看不见敌人的真正意图，不复谨慎对待，也用极端恶毒的辱骂攻击那个法利赛人[4]，这难道不是无法避免的吗？由于夜夜失眠，虚火上升，他用以下的话语刺向那个害他遭受那么多非人待遇的人的咽喉：“你否认自己是个杀人凶手？我将用你的行动予以证明。至于我，我对我正义的事业确有把握，我视死如归。而你却像一个盲人在沙漠中狂呼乱叫，因为复仇的精神焚烧了你的心脏。你撒谎，撒下弥天大谎，你这个无知之徒，你这个诬告者！愤怒在你心里沸腾，你把别人驱向死亡。我本来希望，你的全部魔法还留在你母亲的腹中，而我却有机会，一一指出你的谬误。”狂怒使他心醉神迷，这个不幸的塞尔维特完全忘记了自己一筹莫展、无力反抗；这个发狂的人，身上铁链琅琅地直响，嘴上唾沫星子四溅，要求审判他的法庭，不该判他有罪，要判破坏法律者加尔文，日内瓦的独裁者，有罪。“因此，他这个魔法师，不仅该判有罪，该对他判刑，也应该把他驱逐出城，他的财产应该判给我，用以补偿我因他之故而失去的财产。”

不言而喻，这批老实巴交的市政官员听到这样的话，看到他的这副尊容，真吓得浑身汗毛直竖，惊恐异常：这个骨瘦如柴、脸色苍白、只有皮包骨头的男子，长了一蓬杂乱无章的胡子，眼睛熬得通红，用稀奇古怪的语言，像乱喷乱洒的飞泉似的吐出一大堆骇人听闻的罪状，来攻击他们基督教的领袖，使得这些市政官员不由自主地把他看成魔鬼附体之人，一个被撒旦驱赶着的人。一场审讯又一场审讯，气氛对他越来越不利。其实官司到现在已经结束，塞尔维特判罪已不可避免。但是加尔文的秘密敌人都有兴趣延长官司，把它直拖下去，因为他们不想让加尔文就此高奏凯歌，而反对他的人败在法律手里。他们再一次试图拯救塞尔维特，他们请其他进行了宗教改革的瑞士教会会议发表意见，就像在波尔塞克案子里请他们发表看法一样，他们暗自希望加尔文的教条主义的牺牲品这一次也能在最后时刻逃出加尔文之手。

但是加尔文心知肚明，现在最终事关他的权威。他不会第二次再上他们的当。这一次他及时急忙采取措施。他的受害者毫无抵抗能力地关在监狱里逐渐腐烂，他却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和夏夫豪森的宗教领袖们，企图事先影响他们对塞尔维特一案的鉴定。他向四面八方派出信使，把所有的朋友都动员起来，警告他自己的同事们，切莫让这样一个该受惩罚的亵渎上帝之徒逃脱公正的判决，逍遥法外！而塞尔维特恰好是一个出了名的神学界的捣蛋鬼，从茨文利和布塞尔那时候起，这个“放肆的西班牙人”在整个教会的各个圈子里，就已经为大家所深恶痛绝，而这一情况对加尔文所做的片面影响殊为有利。事实上，瑞士所有的教会会议都异口同声地认为塞尔维特的看法错误不堪、可笑之极。尽管这四个宗教集体没有一个公开要求把塞尔维特判处死刑，或者只是欢迎采用死刑，他们至少在原则上同意使用任何严厉的刑罚。苏黎世这样写道：“究竟对此人采用什么惩罚，我们完全信赖您的智慧。”伯尔尼向上帝呼吁，希望上帝赋予日内瓦人“智慧和坚强的精神，以便您能为您的教会和其他教会效力，把它们从这场鼠疫中解脱出来。”可是这个关于用暴力排除此人的指示同时又被以下的警告所削弱：“可是以这种方式，即你们同时并不做出任何不宜于由基督教的市政委员会做的事情。”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地鼓励加尔文采用死刑。可是既然各个教会都批准他对塞尔维特判刑，加尔文感到，他们也会赞同后续的行动，因为他们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让他放手做出一切决定。一旦让他放手行动，这只手就凶狠、坚定地打将出去。现在那些秘密帮助塞尔维特的人，一听到其他教会城市的教会做出的鉴定，立即设法在最后关头来拖延那即将做出的判决，可是徒劳。佩林[5]和其他共和党人动议，再去咨询他们这一地区的最高当局，二百人会议。可是时间已经太晚，加尔文的敌人也感到再作反抗已经过于危险：十月二十六日法庭一致同意，判处塞尔维特火刑，活活烧死。这个残酷的判决第二天就要在香佩尔广场执行。

几个星期，几个月之久，塞尔维特关在监狱里，与现实世界隔绝，心里始终热情洋溢地满怀希望。他天性充满幻想容易激动，另外那些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向他发出的秘密的悄声耳语也使他晕头转向。他于是越来越热切地沉溺于妄想之中，认为他早已使法官们信服他的论点所阐述的真理，这个篡权者加尔文不出几天，就会蒙受羞辱，在谩骂声中从这里赶出去。因此当市政委员会的几个秘书脸上毫无表情地走进他的囚室，笨手笨脚地打开一卷羊皮纸，宣读对他的判决时，这猝然惊醒就变得更加可怕。这判决对于塞尔维特而言，直如晴天霹雳。他僵立在那里，仿佛这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丝毫也没听懂，他倾听秘书向他宣读判决，他第二天就得作为一个亵渎上帝的罪人，活生生地被烧死。足足有几分钟之久，他像个聋子，完全丧失意识。紧接着，这个受尽酷刑的人神经崩溃。他开始呻吟、怨诉、抽泣，从他的喉咙里迸发出他用西班牙母语发出的狂乱不堪的尖声惊叫：“发发慈悲吧！”他那迄今为止一直病态地紧紧绷着，过分绷紧的高傲神气，似乎被这惊人的消息彻底砸烂，一直砸到根部。这个不幸的人两眼发直，失魂落魄地直瞪着前方，他已被击成齑粉，彻底消灭。自以为是的布道师们认为在取得了世俗的胜利之后，现在已是在宗教上战胜塞尔维特的时候，趁他绝望之际，引诱他自觉自愿地承认他的错误。

妙极了：这个人已经被踩得粉碎，几乎已经油尽灯灭，可是刚一触及他信仰最最深层的这一点——他们刚刚要求他收回他的论点，他旧日倔强的反叛精神立即好像熊熊烈火似的强劲有力，无比高傲地腾空升起。他们尽可把他判刑、施加酷刑，把他烧死。他们尽可把他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塞尔维特是一寸一分也不会离开他的世界观的。恰好是他人生的最后几天，使得这位学术上的漫游骑士升华，成为具有坚定信念的殉道者和英雄。为了一同庆祝加尔文的胜利，法累尔特地从洛桑赶来，催逼塞尔维特改变观点，塞尔维特断然驳回法累尔的催逼；他声称，人世间的判决丝毫不能证明，一个人在有关上帝的事情上是否在理。谋杀不算说服。他们没有向他证明什么，只是试图把他勒死。无论法累尔采取威胁还是允诺都无法逼着这个上了镣铐必死无疑的牺牲品，哪怕说出一句改变看法的话来。但是为了明显地表示，他尽管坚守自己的信念，并不是异端分子，而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因此有责任，即使和他的敌人当中最最杀人成性的家伙，也要争取和解，塞尔维特于是宣布，在他去世之前还准备在监狱里接受加尔文造访。

关于加尔文这次探望他的牺牲品的事件，我们只拥有一方的报告，即加尔文的报告。但是即使在加尔文自己的表述里，他的心灵冥顽不化，冷酷无情也展现出来，令人惊悚，使人反感。那个宰杀牺牲者的人下降到潮湿阴冷的囚室里去看望他的牺牲品，但并不是为了说句话安慰那个必死无疑的人，不是为了给那个明天将在最惨烈最可怕的刑罚中死去的人以兄弟般的鼓励或者基督徒的关怀。加尔文以冷漠的就事论事的口气开始和塞尔维特交谈。第一个问题便是，塞尔维特为什么要叫他来，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显然他在等待着，塞尔维特这下将屈膝跪下，开始痛哭流涕，哀求这个全能的独裁者能毁掉这份判决书，或者至少能减轻刑罚。但是这位遭到判决的犯人只是非常质朴地回答道——单单这点想必就使每一个人性尚未泯灭的人都深受震撼——，他让人把加尔文叫来，只是为了请他原谅。这个牺牲者向宰杀他的人提出基督徒式的和解。可是加尔文的眼睛，像石头一样阴冷漠然，从来也不愿把一个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敌人看成基督徒，也不愿承认那是人。加尔文他在报告里冷冰冰地报导：“接着我便干脆提出异议，我从来对他就没有抱着个人怨恨，这也完全符合事实。”他既不明白塞尔维特临死前做的基督徒的姿态或者也根本不想明白，他拒绝接受在他们两个之间进行任何形式的人性的和解。他要塞尔维特不妨把一切有关他个人的事全都搁置一边，只要承认他对上帝犯下的错误，否认了上帝本质是三位一体的。加尔文作为理论家有意识无意识地拒绝把这个早已注定要牺牲性命的人看成自己的兄弟，这个在第二天就要像一根毫无价值的劈柴一样给扔进熊熊烈火之中。作为一个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者，他只把塞尔维特看成否定了他个人的上帝概念，因而也否定了上帝的罪人。现在对于喜欢强词夺理的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在这个注定了必死无疑者吐出最后一口气之前逼出此人的供词，承认塞尔维特是错误的，而他，加尔文则正确无误。可是，塞尔维特既然感觉到，这个绝灭人性的宗教狂，还想从他那已经毁坏的身体里夺走他惟一生机活跃而且是他身上惟一永生不死的东西：他的信仰，他的信念，这个受尽折磨的人便挣扎着奋起反抗。他断然拒绝做出任何胆怯的让步。这样加尔文觉得再多说每一句话都是多余：一个在宗教事务上不愿完全屈服的人，对他而言，就不再是基督意义上的兄弟，而是撒旦的奴仆，就是罪人。跟他说每一句话都是浪费唇舌。何必为一个异端分子表示一丝一毫的好心善意？加尔文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子，离开了他的牺牲品，一声不吭，也不投去一瞥友好的目光。在他身后哐啷啷一响，铁门的门闩紧紧插上。这个宗教狂热的控告者用毫无感情的冷酷话语结束了他的报告，而这份报告直到永远都将对他自己做出控告：“既然我用规劝和警告都达不到任何目的，我不想变得比我老师允许我达到的更为睿智的程度，我遵循圣保罗[6]的规则，抽身离开这个异端分子。他自己对自己进行了宣判。”

捆在火刑柱上用文火慢慢烧烤致死是一切死刑中最为痛苦惨烈的方式，即使因极端凶残而臭名昭著的中世纪在它全部阴森恐怖的漫长岁月里，这种刑罚也采用得少而又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死刑犯在遭受这种刑罚前，已事先捆在火刑柱上被人用刀子刺死或者使之麻醉。恰好打算把这种最为恐怖最为可怕的处死方式用来处分耶稣教的第一个被视为异教徒的受害者，这事激起了整个人道世界愤怒的惊呼。可以理解，加尔文事后，事隔很久之后，将想尽一切方法，把谋杀塞尔维特的暴行中采用这样特殊的残暴行径的责任全都推在别人身上。（在塞尔维特的尸体早已化为灰烬之时），加尔文说道，他和教会监理会的其他成员曾经努力设法，把犯人活生生的用文火烧死这一极端痛苦的死刑改为用剑刺死这一缓和的刑罚。但是“他们的努力毫无效果”[7]。对于这些所谓的努力，在市政委员会的记录里，可没有找到片言只语。加尔文可是独自一人强迫法庭打成了这场官司，对俯首贴耳的市政当局施加强大压力才争得了对塞尔维特的死刑判决，哪一个不存偏见的人会相信，就是这个加尔文突然之间成了日内瓦一个毫无影响、毫无权力的普通人士，竟然无法使塞尔维特得到一种更为人道的死刑方法？从字面上看，加尔文也确实考虑过让塞尔维特获得更和缓的死刑，但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惟一的情况下才能考虑（在这里他的说法出现一种辩证的重点转移），那就是塞尔维特必须以“精神上的牺牲”[8]，即在最后时刻以改变观点来买得这个缓刑；不是出于人道精神，而仅仅只是出于赤裸裸的政治考量，加尔文这才——他生平可是第一次——对一个敌人表示温和态度。因为倘若在离开火刑柱只有一寸的地方能从塞尔维特那里夺得他的忏悔，承认自己错了，加尔文对了！这对于日内瓦的这派学说将是多么重大的胜利！能迫使那个吓得心惊胆战的犯人承认，他并不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学说作为殉道者而死，而是在最后时刻向全体民众宣布，只有加尔文的学说，而不是他的学说是正确的，是世上惟一正确无误的学说，这是什么样的胜利！

可是塞尔维特也知道，他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在这里倔强对抗倔强，狂热对抗狂热。宁可为了自己的信念，忍受难以名状的苦刑而死，也不为彰显约翰·加尔文大师的教条而换得较为松快的死刑！宁可忍受半小时难以估量的痛苦，但是赢得精神上殉道者的荣誉，同时让敌人直到永远都烙上人性泯灭的污点！塞尔维特断然拒绝进行这笔买卖，做好思想准备，为他的倔强承担一切可以想像的酷刑，以此作为痛苦的代价。

余下的是令人骇然的惨烈场面。十月二十七日早晨十一点钟，身穿破衣烂衫的囚犯从监狱里押了出来。很久不见天日已经怯光的眼睛第一次看见天光，也是最后一次，直到永远。蓬乱的胡子，一身污秽，骨瘦如柴，这个判处死刑的犯人戴着哐啷做响的脚镣手铐，摇摇晃晃地向前迈着步子。明亮的秋日照着他死灰色的脸，一脸衰败，使人惊骇。刽子手们在市政厅的台阶前推推搡搡地把那吃力地向前挪动蹒跚脚步的死囚粗暴野蛮地推倒在地。囚禁了几个礼拜，他已不会走路。法官向聚集起来的民众宣读死刑判决，死囚自己也得低着脑袋聆听。判决书是这样结尾的：“我们宣布，将你，米盖尔·塞尔维特，戴上锁链，带到香佩尔广场去活活烧死。你的手稿和印出的书也一并焚烧，直到你的身体烧成灰烬。一切妄想犯这样罪行的人，应以你的下场为戒，切勿效尤。”

判处死刑的犯人浑身战栗，冷得发抖，倾听对他的判决。在死亡的痛苦之中，他膝行着挪近市政委员会的官员们，苦苦哀求他们给他一个小小的恩典，让他死于剑下。“这样，他所受的极度的痛苦，不至于把他逼到绝望的境地。”他说，他若犯了罪，那是由于无知。他一直被这种思想所驱使：认为是在促进上帝的荣誉。在这一瞬间，法累尔走到法官和膝行者中间。远处都可以听到他问那个即将处死的犯人，是否准备否定他那反对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学说，从而获得一个和缓刑罚的恩宠。现在——恰好是在最后时刻，一个平时资质平庸的人在道德上得到升华。塞尔维特再一次把向他提出的这场交易顶了回去，下定决心，实现他从前说过的话，他准备为了他的信念忍受一切苦痛。

于是只剩下走完这悲剧的道路。这一行人慢慢地向前挪动。走在最前面的是少尉大人和他的助手，两人都戴着标明他们头衔的徽章，由武装的弓箭手簇拥着，后面挤挤搡搡地跟着那些好奇心切的观众。队伍穿过全城，一路上，从不可胜数的民众面前走过，他们投来胆怯的目光，默不做声，法累尔紧挨在死囚犯的旁边。他一个劲地不停开导塞尔维特，让他在最后关头承认他的错误，收回他的错误观点。塞尔维特给他一个真正虔诚的回答：他判了死刑，纯属冤枉。但尽管如此，他仍然祈求上帝在审判控告他的人时，能充满怜悯之心。法累尔听了，燃起教条主义的怒火，冲着塞尔维特大声斥责：“什么？你犯下了一切罪过中最严重的滔天大罪，你还想自我辩护？你若再这样执迷不悟，我就听凭上帝对你做出的判决，再也不陪你往前走了。我本来是下定决心，一直到你呼出最后一口气，也绝不离开你。”

但是塞尔维特不再做出任何回答。这些刽子手，这些争吵不休的家伙叫他感到恶心：再也不跟他们说一句话！这个所谓的异教徒和亵渎上帝者，不断地喃喃自语，似乎是想麻醉自己：“啊，上帝，拯救我的灵魂吧！啊，耶稣，永恒的上帝之子，矜怜我吧！”然后他又扬起嗓音，请求在场所有的人，和他一起祈祷，为他祈祷。即使到了刑场，看见了火刑柱，他又再一次跪倒，虔诚地收敛心神。但是害怕一个所谓的异教徒的纯洁的手势可能会对民众产生印象，狂热的法累尔就越过那个怀着敬畏之心，跪倒在地的犯人，冲着观众叫道：“你们瞧，撒旦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他把一个人抓到他的魔爪之中。此人很有学问，也许深信自己做得很对。可是现在他已落到撒旦的手里。这种事情你们每个人都会碰上。”

与此同时那些令人发指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柴禾已经堆在火刑柱的周围，要把塞尔维特吊到火焰上去的铁链锒铛做响，刽子手已经把死囚的双手捆绑起来。这时法累尔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挤到塞尔维特的身边。塞尔维特这时只在轻声叹息：“啊，上帝，我的上帝啊！”法累尔大声向他呼叫，说了这句阴险的话：“你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这个强词夺理的家伙依然希望塞尔维特看见了这根折磨人的行刑柱会承认那惟一的真理，加尔文主义的真理。可是塞尔维特答道：“除了谈论上帝之外，我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呢？”

法累尔深感失望，放开了他的牺牲品。现在只有另一个刽子手，那屠宰人们肉体的刽子手去干他那令人憎恶的差事。一根铁链把塞尔维特吊在火刑柱上，一根绳子在这骨瘦如柴的身上捆了四五道。刑吏们还把塞尔维特的著作和他当年为了求加尔文给予兄弟般的意见而秘密地（通过密封的信札）[9]寄给加尔文的那份手稿都插在这活生生的人体和残忍地嵌进肉里的绳索之间。最后为了嘲弄死囚，还把一顶令人反感的苦难之冠扣在塞尔维特的头上，一个用浸泡了硫磺的树叶编成的花环。做完了这件最残忍的事情之后，刽子手的工作就算完成。现在他只需要把柴堆点燃，谋杀行动就此开始。

当火焰从四面八方腾空而起时，受到折磨的死囚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围观的人都感到惨不忍睹，一时都浑身寒噤地转过脸去。霎时间烟火弥漫，把那具在浓烟中挣扎的躯体盖住，但是大家还听见被火焰缓缓吞噬的鲜活的人肉里不断发出那无名无姓的受难者越来越刺耳的、痛彻心肺的锐声号叫，最后只听见那人在苦难中发出的最后一声虔诚的尖声呼喊：“耶稣啊，你永恒的上帝之子，矜怜我吧！”这无法描述的惨烈残酷的与死神的搏斗持续了足足半个小时。然后火焰似乎得到了餍足，渐渐熄灭，黑烟四下飘散，在烧焦了的死刑柱上有一团黑糊糊的冒着浓烟已成焦炭的东西吊在烧红了的铁链上，一堆令人触目惊心的胶状物体，已无法让人想起这曾是一个活人。从前曾经是一个能够思维，激情满怀地追求永恒的人间造物，是具有神性的灵魂能够呼吸的那一部分，如今已变成一堆可怕的粪土，一堆如此令人恐怖，叫人反感，臭气熏天的一堆残灰。这番景象也许会有一瞬间使加尔文认识到自己的恣情狂妄，竟然大胆地让自己既充当一个同信仰的兄弟的法官，又充当他的凶手。

但是在这恐怖时刻加尔文又在哪里呢？为了表示自己与此无涉，或者为了保护自己的神经，他小心翼翼地待在家里。他坐在窗户紧闭的书房里，把这残忍的差使交给刽子手和残暴的同信仰的兄弟法累尔。需要找出一个无辜者，对他进行控告，刺激得他火冒三丈，最后把他送到火刑柱上去，这种时刻加尔文总是不遗余力地挤在众人前面：可是在行刑的时候，只看见花钱雇来施刑的差役，可是看不见那真正有罪的人，此人希望进行这场“虔诚的谋杀”，下令把它付之实现。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天，加尔文才身穿黑色法衣庄严肃穆地登上布道台，在沉默无语的当地百姓面前，对一个事件大加赞赏，称之为伟大壮举，必要而且公正，而他自己却不敢襟怀坦荡、无拘无束地正视这一事件。

[1] 原文是拉丁文。

[2] 昂济安公爵（1772—1804），法国波旁王族的成员。1804年8月2日，拿破仑对他发起袭击，并加以杀害。

[3] 原文是拉丁文。

[4] 《圣经》中的伪君子。此处指加尔文。

[5] 阿米·佩林（？—1561），日内瓦自由派，反对加尔文，后领导武装暴动，失败后，逃往国外。

[6] 根据《圣经·新约全书·圣保罗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至二十四节。圣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世人不可能认清智慧和聪明。

[7] 原文是拉丁文。

[8] 原文是意大利文。

[9] 原文为拉丁文。

七 宽容宣言

寻找真理，说出你所想的真理，这永远也不可能是犯罪行为。不能强迫任何人接受任何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

一切同时代人立即感到塞尔维特被烧死一事是宗教改革运动在道德方面的分水岭。在那暴力横行的世纪，其实个把人被处死并不是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从西班牙海岸一直远到北海和不列颠各岛，当时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有无数的异教徒被活活烧死。成千上万手无寸铁、无法自卫的人被人以各自所谓的“惟一真正”的教会和教派的名义，押往刑场，被烧死、砍头、闷死或淹死。在卡斯台利奥的《论异端分子》中这样写道：“倘若就此毁灭的，——我根本不说那是些马，而只是些猪，那么每个君王都会说，蒙受了一次巨大的损失。”可是被除掉的只是些人，因而就根本没有人想到，去数一数这些牺牲品有多少。深感绝望的卡斯台利奥当然还不能预见到我们这个战火纷飞的世纪，他喟然长叹：“我不知道，是否曾经有过哪个年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流洒过这么多的鲜血。”

但是在以后若干世纪里，在无数暴行恶事中总有一桩使得似乎沉睡的世界良心突然惊醒。塞尔维特遭受酷刑的火焰照亮了他那时代所有其他的人。二百年后吉本[1]还承认：“这一次牺牲给他的震撼比宗教法庭的柴堆上发生的第一千次牺牲对他的震撼都更加深刻。”因为塞尔维特的行刑——借用伏尔泰说的话——是在宗教改革期间发生的第一次“宗教的谋杀”，也是第一次相当明显的否定了他们原来的思想。“异教徒”这个概念本身对于新教的学说而言，便是荒谬绝伦的事情，新教的教理允许每个人都有解释《圣经》的自由权利。事实上路德、茨文利和麦朗希通从一开始也都对施加于他们运动中的局外人和夸大狂的每种暴力行为明确表示厌恶。路德明确表态：“我不大喜欢死刑判决，甚至对那些罪有应得者判的死刑我也不喜欢。在这件事上使我吃惊的是人们举出的例子。因此我怎么也不能同意把假博士们处死。”他以引人注目的简洁明了的方式写道：“对异端分子不得以外部的暴力来予以镇压或制服，而只能以上帝的圣言来打倒。因为异端是一种精神事件，无法用某种尘世的火焰或者尘世的流水来洗涤干净。”茨文利也同样对市政委员会的每个诉求，对于每次采用暴力行为都明确表示反感。

爱德华·吉本

可是不久，这种新的学说因为在此期间已成为一种“宗教”，不得不认识到——其实旧的教会早已认识到——，长此以往，如不动用武力帮助，无法维护权威的地位。因此为了推迟那不可避免的决定，路德建议，先做一个妥协。他想知道如何区别“异端分子”和“暴乱分子”，如何区别那些“抗议派”和“暴乱派”。前者只是在精神宗教事务上背离了宗教改革过的教会，而后者则是真正的暴乱分子，他们想通过宗教秩序的改变，同时也改变社会秩序。只有在对待后者时——指的是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再洗礼派教徒，——他同意当局有权进行镇压。可是对于那决定性的一步，即把持有不同意见者和自由思想者交给刽子手去行刑时，进行过宗教改革的教会领袖们，无一愿意对此下定决心。在他们脑子里，他们自己作为精神上的革命者，认为有责任，奋起反抗教皇和皇帝，捍卫内心的确信，把它视为最神圣的人权。这个时代他们还都记忆犹新。因此引进一种新的，一种耶稣教会的宗教法庭，在他们看来是不可行的。

如今加尔文以焚烧塞尔维特迈出了这世界历史性的一步。他一下子就把宗教改革争取到的“基督徒们的自由”权利撕得粉碎，一步就赶上了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为了自身的荣誉，在把一个随心所欲地解释基督教信仰问题的人活活烧死之前，至少迟疑了一千多年，这是它的光荣。加尔文执政还不到二十年，就以他精神暴政的这一寒碜已极的行为，玷污了宗教改革，在道德风习意义上，他这行动也许比托尔奎马达[2]的种种暴行，更加值得鄙视。因为，当天主教会把一个异教徒从他们社会当中驱赶出去，交付给世俗法庭发落时，教会认为，这绝不是为了泄私忿报私仇，而是把永恒的灵魂从它那罪孽深重的尘世肉体里解救出来，这是一种净化，一种拯救，使人回到上帝身边。这种救赎灵魂的思想，在加尔文冷冰冰的司法机关里是完全忽视不顾的。他关心的并不是拯救塞尔维特的灵魂：完完全全是为了巩固加尔文对上帝阐述的不可侵犯性，才点燃了香佩尔广场上的柴堆。塞尔维特之所以死得那么惨烈，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否定上帝者，他根本就不是这样一个人，而只是因为他否定了加尔文的某些论点。因此，几百年后，自由城市日内瓦为自由思想家塞尔维特树立的纪念碑上刻的铭文，称塞尔维特为“时代的牺牲品”，想以此来为加尔文洗刷罪名，也是徒劳。因为并不是他那时代的盲目和妄想，把塞尔维特推上了火刑柱——蒙田和卡斯台利奥，也生活在那个时代——完完全全是加尔文个人的独裁专制造成了这场惨剧。没有什么借口可以为新教的托尔奎马达洗刷这一行动的罪名。因为可以说，缺乏信仰或迷信盛行都有可能产生于一个时代；但是一件孤立的恶行，永远只该由干这件事的人来对此负责。

从一开始，对于塞尔维特的残暴死刑激起的公愤日益高涨，这一点显而易见，甚至于德·贝兹，巴结加尔文的走卒和信徒，也不得不这样报导：“这不幸的人尸灰未寒，人们已经开始激烈地争论这个问题，究竟异教徒是不是可以惩罚。一些人认为，必须镇压他们，但不是采用死刑。另一些人要求，对他们的惩罚应该完全听凭上帝的判决。”即便是这个对加尔文的一切行动全都无条件加以赞扬的人说话时，也突然很奇怪地采用犹豫不决的口气。加尔文其他的朋友就更是如此。当然，塞尔维特当年曾对麦朗希通进行过恶毒的人身攻击，极尽诟骂之能事。虽说麦朗希通给他“亲爱的兄弟”加尔文的信里这样写道：“教会向你致谢，并且将永远向你致谢。你的司法人员审理得很公正，把这个亵渎上帝者判处了死刑。”甚至还有一个过分热心的语言学家姆斯库鲁斯利用这一契机创作了一首节日欢歌。永恒的“学者的背叛”[3]。但是除此之外听不见任何真正表示赞同的声音。苏黎世、夏夫豪森和其他的教会代表会议丝毫没有像日内瓦所希望的那样，对于塞尔维特遭受酷刑而死如此热情洋溢地发表意见。尽管他们原则上对于这种杀一儆百，吓唬“宗教狂热分子”的办法还是表示欢迎的，可是历史上耶稣教第一名异教徒遭到火刑不是发生在他们自己城市的墙垣之内，约翰·加尔文将向历史独自承担做出这一可怕决定的罪责，他们无疑还是心里暗喜的。

与此同时，还听见完全不同的声音。当代伟大的法学家彼耶尔·布丹公开做出他的举足轻重的鉴定：“我的立场是，加尔文无权因为一个宗教上有争议的问题而使用惩罚性的迫害。”但是并不仅仅是整个欧洲自由精神的人文主义者感到震惊和愤怒，就是在耶稣教神职人员的圈子里，反对的声音也日益增多。离开日内瓦的城门只一小时之遥的瓦特兰的神职人员，仅仅通过伯尔尼当局的统治才免于受到加尔文的警卒的骚扰，他们在讲经台上批判加尔文对塞尔维特所犯的过错，说这是非宗教的，不合法的。甚至在加尔文自己的城里，他也必须使用警察的暴力才能把批评的声浪强压下去。有个妇女公开地说，塞尔维特是耶稣基督的一名殉难者。这个女人被投入狱中。同样有个印刷工人因为宣称，市政委员会只是为了取悦个别人而把塞尔维特判处死刑，也被投入监狱。有几位杰出的外国学者特意离开此城，以此表明，他们觉得，自从思想自由受到这样的思想独裁的威胁，他们在这座城里不再感到安全。不久加尔文也认识到，塞尔维特作为牺牲品而死，比以往任何时候通过他的著作和他的生命对他都更为危险。

加尔文缺乏耐心，焦躁不宁，听不得任何反对他的意见。在日内瓦，人们胆小怕事，公开发表意见都小心翼翼，但无济于事。加尔文通过墙壁和窗户，感觉到人们强压下去的激动心情。但是事情已经做了，再也无法挽回。既然他无法逃避这件事情，那就别无他法，只好公开面对。加尔文在不知不觉中在这件事情上已被挤到被动防守的位置。这件事情他可是斗志昂扬地首先发动的。他所有的朋友都众口一辞地鼓励他，现在可是紧要关头，终于要对这引起轰动的焚人事件进行一番辩护。加尔文在处心积虑地亲自勒死了塞尔维特之后，决心向全世界“澄清”塞尔维特事件的真相，并且为自己的行为撰写一篇辩护书，这其实是违背他的初衷的。

但是加尔文在塞尔维特这件事上感到良心不安，良心不安也就写不出好文章。因此他的辩护书《捍卫真正的信仰和三位一体的学说，反对塞尔维特惊人的谬误》，这篇文章就像卡斯台利奥说的，“是他双手还沾满了塞尔维特的鲜血时撰写的”，是他写得最差的作品之一。加尔文自己也承认，这篇辩护词是他“匆忙之作”[4]，是在心情烦躁的情况下草草写成的。他在这篇强加于他的辩护词里心里如何感到忐忑不安，由以下事实证明：他让日内瓦所有的神职人员，对他提出的论点全都签名，免得他独自承担责任。显然，把他算作谋杀塞尔维特的真正凶手，已经使他坐立不安。所以在这篇文章里有两个互相对立的倾向相当笨拙地搅在一起。加尔文一方面受到民众普遍愤慨的警告，想要把责任推给“上级官厅”，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证明市政委员会把这样一个“怪物”[5]彻底清除，这一行动是正确的。为了首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性格特别温和的人，打心眼里反对任何暴力，这位训练有素的辩证法家，把这本书的一大部分篇幅用来抱怨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残暴凶狠，它在无人辩护的情况下便把信众判罪，并且用残暴至极的方法把他们处死。（“而你如何呢？”这个问题卡斯台利奥日后将予以回答。“你指定谁充当塞尔维特的辩护人呢？”）可是接着加尔文用以下通告使愕然的读者大吃一惊：他曾“暗中不断设法把塞尔维特引回到更好的思想上去”（“我一直不停地尽我所能，为了把他带回到更加神圣的感情中去”[6]）；而其实只是市政委员会一意孤行，不顾加尔文倾向于宽容，争得了死刑，而且是特别残忍的那种死刑。但是加尔文为塞尔维特所做的这些所谓的努力，杀人犯为受害者所做的努力，实在过于“秘密”，竟没有一个人世间的活人会相信这个事后杜撰出来的传说。卡斯台利奥轻蔑地确认了真实的事实真相。“你最初发出的提醒是辱骂，第二次提醒便是监狱，塞尔维特后来离开监狱，只是被拖到火刑柱上去活活烧死而已。”

加尔文就这样一只手把塞尔维特受到酷刑的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开，另一只手又为“上级官厅”做出的那次判决百般辩解。在需要为镇压行动进行辩解时，加尔文立刻变得口若悬河。他论证道，问题并不在于，给每个人以想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因为这只会大大取悦于那些享乐主义者、无神论者和侮慢上帝者。只有真正的教义（加尔文的教义）才允许宣扬。因此这样一种检查绝不意味着限制自由——那些思想暴君一再重复这些同样的反逻辑的论据。这并非对教会进行独裁专制，而只不过是阻止那些居心叵测的作家公开扩散他们脑子里想过的东西[7]。如果他们使那些不同意见的人噤声不语，那么根据加尔文和与他相同的人的意见——绝不是对别人施加压力，只是公正行事，并为一个更高的理念——这一次是“上帝的荣誉”——效劳。

但是加尔文真正需要捍卫的有争议之处，并不是在道德上对异端分子进行镇压，——这点早已作为一个论点为耶稣教所采纳。决定性的是这个问题：是否可以杀死有不同思想的人，或者让人把他处死。既然加尔文在塞尔维特案件上用行动对这个问题事先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那他现在必须事后予以论证。不言而喻，他在《圣经》里找寻掩护，为了阐述，他只是在接受“更高级的委托”，服从一道“上帝的命令”，才把塞尔维特除掉的。他进而遍寻整个摩西学说（因为《福音书》谈“爱你们的敌人！”谈得太多）寻找处死异教徒的例子。但是真正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他未能提供，因为《圣经》里还根本没有异教徒这个概念，只找到“亵渎上帝者”，否定上帝者的概念。而塞尔维特葬身火海之中，还在高呼基督的圣名，从来就不是一个反基督徒。可是加尔文永远是在他用起《圣经》来特别得心应手的场合，以《圣经》为根据，不顾一切地宣布，通过上级官厅清除异端分子为“神圣的”职责：“就像一个普通人的房子，因为祭祀邪神受到玷污，他的一个家庭成员起来反对上帝时，他若不举起宝剑反击，那他是有罪过的。而这种懦夫行为若发生在一个君王身上，当宗教受到伤害时，他想闭上眼睛，对此视而不见，这种怯懦更不知要卑劣多少倍。“宝剑已经给了他们，他们就该‘为了上帝的荣誉’”（加尔文在他号召使用暴力时，总是滥用这个字眼）使用宝剑。凡是用“以虔诚的热忱”所做的每一件事，早已事先得到辩护。捍卫正统，捍卫真正的信仰，按照加尔文的说法，解脱了一切血亲的纽带，一切人性的诫命；即便是最亲的亲人，只要撒旦驱使他们去诋毁“真正的”宗教，就必须把他们消灭，——可怕的对上帝的亵渎：“你丝毫也不能增添他的荣光，倘若你不能把为他效劳置于一切人性的感情之上，不论是谁，既不在乎亲情，也不在乎血缘和生命，只要事关为他的荣耀而战，将把一切人性统统忘怀。”

这可怕的一句话，可悲地证明，盲目狂热可以把一个平素思维清晰的人弄到如此目迷神眩的地步！因为这里可是令人吃惊地赤裸裸地说出，只有为了“学说”——他的学说——把“心里一切人性的感情”全都扼杀，只有当自己的妻子、朋友、兄弟和族人，在真正信仰的某一点上，或者某一小点上和教会监理会的意见不一致时，就心甘情愿地把他们交给宗教法庭处理，这样的人，按照加尔文的意思，才算是虔诚的信徒。为了不让大家对这样一种鲜血淋漓的论点进行攻击，加尔文便采用了他最后的论据，也是他最爱使用的论据：恐怖。他解释道，每一个为异端分子进行辩护，为之开脱的人，自己就犯了异端罪，应该予以惩罚。既然加尔文听不得反对意见，他打算从一开头就吓唬每一个敢说反对意见的人，他拿塞尔维特的命运来威胁他们：要么保持沉默，驯从听话，要么自己到火刑柱上去！加尔文想要干净利索一举摆脱并且结束关于谋杀塞尔维特一事令他难堪的讨论。

但是被谋害者控诉的声音无法平息，难以归于沉寂，尽管加尔文向全世界发出他刺耳的愤怒的吼叫。加尔文的辩护书提出追捕异端分子的要求，造成了最为恶劣的印象。最为真诚诚实的耶稣教徒看到在他们进行了宗教改革的教会里如今有人从布道台上要求推行宗教法庭，感到深恶痛绝。有几位宣称，这样血淋淋的一个论点若由市政委员会来努力提倡，要比由一个宣扬上帝圣言的布道师，由一个基督的仆人来提倡更为恰当。伯尔尼的城市文书策尔沁特斯，后来也是卡斯台利奥的最忠实的朋友和保护人，以坚定无比的语气做出回答。他写信给加尔文：“我公开承认，我也属于那些要尽可能地限制对信仰运动的敌人判以死刑的人，甚至属于那些自愿居于谬误之中的人。特别使我变成这样的因素，不仅是《圣经》里的那些可以引用来反对使用暴力的段落，也因为有这个例子：人们在这座城市里如何对待再洗礼派教徒。我亲眼看见一个八十岁的老妇人被拖到断头台上，和她一同带去行刑的还有她的女儿，一位六个孩子的母亲，她并没有犯任何罪行，只是拒绝给孩子施行洗礼。在这样一种事例的影响下，我不得不担心，你自己想把法庭的官厅限制在狭窄的界线之内，可它们不会在这些界线之内停步，它们很可能把小小的错误当作重大的罪行来加以惩罚。因此我认为，宁可责备官厅过于宽大，过于照顾犯人，也比责备它们决定使用刀剑施以严刑要好……我个人宁可抛洒自己的鲜血，也不愿让一个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的鲜血来玷污自己。”

一个微不足道籍籍无名的市政厅的文书在那个狂热的时代这么说，许多人也这么想。但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暗地里这样想想他们的意见而已。即便是为人正直的策尔沁特斯，也和他的老师鹿特丹的埃拉斯姆斯一样，害怕参加当时问题的讨论。他老老实实地带着羞愧的情绪向加尔文承认，他只能把不同意见写信告诉加尔文，在公开场合他宁可保持沉默。“只要我的良心不逼着我，我不会走到竞技场去。只要我的良心允许我不去挑起争论，伤害任何人，我宁可保持沉默。”人文主义者的天性都是很快就表示放弃，从而使施加暴力者容易大行其道。他们大家的行动都像这位为人方正，但是毫无战斗之心的策尔沁特斯一样：保持沉默。这些人文主义者，这些神职人员，这些学者，一些人是对于大声争吵感到厌恶，另一批人是感到害怕，害怕他们如若不伪善地把塞尔维特处死事件当作值得称赞的事情大肆赞扬，自己会被人怀疑为异端分子。所以表面上，加尔文那极端粗暴的要求，对思想异己分子进行全面的迫害，似乎并未遭到反驳。这时突然有一个声音响起——加尔文十分熟悉的深恶痛绝的声音——以受到侮辱的人性的名义，公开控告对米盖尔·塞尔维特所犯的罪行：这是卡斯台利奥清亮的声音。日内瓦的施暴者加尔文的威胁从来没有把他吓唬住，他坚决镇定地把他的生命当作赌注投入，为了拯救无数人的生命。

每次精神战争，并不是那些轻率地、激情满怀地发动一场争斗的人是最好的战士，而是那些长期犹豫不决，内心热爱和平，先要慢慢地下定决心做出决断的人，才是最好的战士。只有当他们把一切谅解的可能性都已穷尽，认识到诉诸武力已在所难免的时候，他们才心情沉重，很不愉快地被迫进行自卫。但是恰好是那些最难做出战斗决心的人，将永远是决心最大、最为坚决的战士。卡斯台利奥便是如此。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并不是天生的坚信不疑的斗士。彬彬有礼、乐于和解、真心妥协，其实更加符合他温和的最深意义上的宗教的天性。就像他精神上的先人埃拉斯姆斯一样，他知道每一个人世间的真理和每一个上帝的真理都形式多样，含义也多样。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书名叫作《论怀疑的崇高艺术》[8]（拉丁文：De arte dubitandi）这并不偶然。但是这样不断地自我怀疑和自我审查，并没有使卡斯台利奥变成一个冷漠的怀疑论者。他的小心谨慎只是教育他要小心翼翼地对待所有不同意见。他宁可保持沉默，也不要冒冒失失地参加别人的争论。自从他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自愿放弃他的职位和尊荣之后，他已经完全从当代的政治中抽身引退，去从事一项精神上建设性的工作，用他的拉丁、法语译双语《圣经》译文更好地为传播《福音书》效力。巴塞尔，这个宗教和平的最后一个岛屿，已成为他的宁静的故乡。这里的大学还守护着埃拉斯姆斯的遗产，因此所有那些受到教会独裁专制迫害的人都逃亡到这里，当年全欧人文主义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卡尔斯塔特[9]被路德从德国驱逐出来之后，住在这里。贝尔纳特·奥契诺[10]被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从意大利赶出来之后，住在这里。卡斯台利奥被加尔文从日内瓦排挤出来之后，住在这里，雷利阿·索契诺和库里阿内[11]也在这里，还有在荷兰获罪的再洗礼派教徒大卫·德·约里斯[12]也改名换姓，神秘兮兮地蛰伏在这里。共同受到的迫害造成共同的命运，把这些流亡者联合起来，尽管他们并不是在所有的神学问题上都拥有同样的坚定信念。但是人类的不同天性并不需要把宇宙观全都系统地弄得整齐划一，连最后一枚纽扣也完全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在富有人性的气氛中联合起来，友好地进行交谈。所有这些拒绝在道德的独裁专制下效劳的人在巴塞尔过着一种悄然无声，闭门索居的学者生涯。他们并不把一篇篇宣传文章，一本本小册子倾洒在世上，也不在讲堂上重点强调什么观点。他们不拉帮结伙组成门派；仅仅只有对日益严重的精神控制和监督所产生的共同悲哀把这些各自孤立的“抗议派学者”（日后人们用这个字眼称呼这些反对任何教条恐怖的学者）联系起来。

对于这些独立自主的思想家而言，塞尔维特受火刑烧死和加尔文的血淋淋的辩护书，不言而喻是一份宣战书。这件放肆大胆的挑衅行为激起了他们的痛苦和惊恐。他们大家立刻认识到，决定性的时刻已经来到。倘若这样一种暴行无人回答，那么自由精神在欧洲已经退位下台，暴力也就变成了权力。“在黑暗已经一度变成光明之后”，在宗教改革已经把思想自由的要求带到世上之后，人们难道又要重新回到黑暗中去？难道真像加尔文所要求的，该用绞架和利剑把一切思想不同的基督徒，全都斩尽杀绝？难道现在，在最危险的时刻，趁成千上万个柴堆还没在香佩尔广场上点燃，难道不该昭告天下，不得把那些在精神事务上持不同意见的人像一群恶兽似的四下追赶，像强盗和杀人犯似的残忍地严刑拷打，折磨致死？现在，在最后，真正是最后的时刻必须大声清晰地向全世界表明，一切不宽容的行为都是非基督徒的行为，如果采用恐怖手段，那就是非人性的行为。他们大家都感受到这点：现在必须大声清晰地说一句对被迫害者有利的话，一句反对迫害者的话。

大声、清晰，——但是在那个时刻怎么还能办到！有些时候，人类最简单、最清楚的真理被迫变得模糊不清，进行一番乔装打扮，才能传到人们那里。因为敞开的大门已由当权者的警务官吏和海关官员严加把守，最人道、最神圣的思想必须遮上面纱，包上头巾，像小偷一样通过后门悄悄偷运进去。当一个民族或者一种信仰获得攻击另一个民族或另一种信仰的言论自由之时，一切表示和解的倾向，一切和平主义的妥协让步的理想全都遭到怀疑和镇压，借口是：这些倾向和理念危害某一个（永远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权威或神的权威，它们通过其倾向人性的意志，以“失败主义的思想”削弱宗教虔诚的热忱或爱国主义的热忱。这种荒谬的事情一再重复。所以在加尔文的恐怖统治下，卡斯台利奥和他的伙伴，绝对不敢清楚地公开阐明他们的观点。要是像他们计划的那样，发表一篇宽容宣言，一份呼吁人道的号召书，它们第一天就会被宗教专制制度没收。所以暴力只能用计谋来对付。卡斯台利奥采用了一个完全杜撰出来的名字“马蒂努斯·贝利乌斯”作为主编，在封面上加上一个假冒的印刷地点（用马格德堡来代替巴塞尔），尤其是在正文中甚至把拯救无辜受迫害者的这一呼吁也伪造成一部学术著作，神学著作。这本书看上去就仿佛是一些学识渊博的教会和其他方面的权威们泰斗们在对以下问题进行纯学术性的探讨：“De haereticis an sint persequendi et ominino quomodo sit cum eis agendum multorum tum veterum tum recentiorum sententiae”（拉丁文）——翻译过来就是：“异端分子是否应该迫害，以及该如何处理他们，根据古往今来许多作家书面意见摘引而成”。的确，如果只是草草翻阅一下此书的篇页，首先就会认为，的确手持了一本虔信的纯理论的小册子，因为书里写着最著名的教会长老们圣·奥古斯蒂努斯、圣·巴里索斯托姆斯以及希罗尼姆斯[13]的警句名言，和伟大的耶稣教的权威泰斗们，如路德和赛巴斯蒂安·弗朗克[14]或者不偏不倚毫无派性的人文主义者埃拉斯姆斯的摘引名句像兄弟般友好地并列在一起。这只是一部繁琐的学院派的选集而已，一部法学和神学方面的引文选篇，选自不同派别的哲学家，似乎在这里拼凑在一起，便于读者看到纯个人的不受人影响的对这道难题的判断。可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里挑选出来的评审意见都一致认为对异端分子判处死刑是不允许的。这部就其内容而言，极为严肃的著作，含有最为聪明的一条妙计，即本书所做的惟一的恶作剧乃是：引用的反对加尔文的演说家当中还有一位，其论点一定会使加尔文特别生气：此人并非别人，乃是加尔文自己。他自己作的鉴定评语，当然那是他自己还是个受迫害者时作的鉴定，生硬粗暴地反驳了他自己现在狂热地要求对异端分子采用火与剑的呼声。塞尔维特的这位铁石心肠的凶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加尔文只好被称作非基督徒，因为这里印在纸上并且用他个人的名字标明的这句话：“用武器来迫害那些被教会驱逐出来的人，并且拒绝赋予他们人性的权利，这种做法是非基督教的。”

卡斯台利奥以笔名马丁·贝利乌斯出版的著作《论异端分子》

但是决定一本书的价值的是明白说出的话，而不是暗藏在内的隐蔽起来的意见。这明白说出的话是卡斯台利奥在他致符腾堡公爵的献词里的那篇提纲挈领的引言。只有他的引言和结束语提高了这本神学选集，使之超越他那时代。因为尽管这引言和结束语不足十二页，但它们却是欧洲第一篇明确要求把思想自由当作神圣的居住权的文章。在那个时候，只要写出有利于异端分子的文章，那就是为日后所有因为政治上或者世界观上独立自主的态度而得忍受其他独裁专制制度迫害的人所发出的和解呼吁。在这里为日后所有的时代向一切精神公正的死敌进行斗争，向思想狭隘的宗教狂热进行斗争，——这种宗教狂热除了自己那一派的意见之外，要镇压任何其他意见——，这场斗争以宽容思想来胜利地对抗这种宗教狂热，只有这种宽容思想能够战胜世上一切敌意。

卡斯台利奥以平稳持重、毫不冲动的逻辑，清晰地、不可反驳地展示他的论点。问题是：异端分子是否可以迫害，是否可以仅仅因为他思想上的罪行在生活中对他进行惩罚。卡斯台利奥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先提出一个决定性的问题：究竟什么算是异端分子？什么人我们可以不失公允地称作异端分子？卡斯台利奥以他毫不畏惧的坚定语气这样论述，因为“我不相信，所有那些被人们称作异端分子的人都是异端分子……这个称号在今天是如此可耻、如此可怕、如此可鄙、如此恐怖，以至于谁若想除掉一个私仇，有个非常方便的方法，那就是怀疑他有信奉异端的嫌疑。因为别人一听这话，立刻就因异端分子的名字而大吃一惊。他们就捂上耳朵，盲目地、疯狂地迫害此人。不仅如此，也迫害那些敢于为他说话的人。”

但是卡斯台利奥并不想从这样一种迫害的歇斯底里出发来进行判断。他知道每个时代都要找出另外一群可怜虫，把他们贮积已久的仇恨集体发泄到这批可怜虫身上。每一次都选出人数较少，力量较弱的一群人，以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肤色，他们的种族，他们的出身，他们的社会理想，他们的世界观为借口，让他们供强势者宣泄那些潜藏在人性之中的破坏性的能量。口号、契机时时在变，但是诬蔑、鄙视、消灭的手段一成不变。一个有头脑的人永远也不该被这些轻蔑鄙夷的话语所迷惑，被群众本能的狂怒所裹挟：每一次他都应该以新的从容和公正的态度来寻找正义。因此卡斯台利奥在完全吃透异端分子这个仇恨的字眼之前，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

那么，异端分子究竟是什么？卡斯台利奥一而再地向他自己，并且向读者提出这个问题。既然加尔文和其他宗教法庭的法官们总是把《圣经》当作惟一有效的法律典籍，他也逐页研究了《圣经》。可是你瞧，他在书里根本就没有找到这个字，这个概念——首先必须由一种教条，一种正宗教义，一种统一的学说来发明这个概念。因为，要想反对教会，必须先创建一个教会来作为机构。《圣经》虽说谈到了诋毁上帝者以及对他们必要的惩罚。但是一个异端分子并不非是诋毁上帝者不可，这一点在塞尔维特案件上已经得到证明；相反，恰好是人们称作异端分子的人，尤其是那些再洗礼教派的信众，特别热情洋溢地声称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把救世主当作崇高无比、至亲至爱的榜样来崇拜。既然土耳其人、犹太人、异教徒，从未被称作异端分子，那么异端行为归根到底只是发生在基督教世界内的一种罪行而已。所以新的表达方式：异端分子虽说是基督徒——并不依附于“真正的”基督教教义，而是刚愎自用，在不同的个别的问题上背离了“正确的”理解。

表面上看，这一来似乎找到了一劳永逸始终有效的定义，但是——灾难深重的问题啊！——在基督教教义所有不同的解释当中，哪一个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义呢？什么是对上帝的圣言做出的“正确”阐释呢？是天主教的，路德派的，茨文利派的，再洗礼教派的，胡斯派[15]的，还是加尔文派的诠释？在宗教问题上的确有万无一失的把握吗？是不是《圣经》里的词句总是可以解释的呢？卡斯台利奥和那个强词夺理的加尔文相反，他有勇气用一声谦虚的“不行”来作为回答。他发现《圣经》里，可以理解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并存。这位在内心深处坚守宗教精神的学者写道：“宗教的真理就其本质而言，神秘莫测。一千多年来还始终成为争论不休的对象。在这场争论中，只要爱情没有照亮这些聪慧的人们，没有把持着最后的话语权，鲜血将流淌个不停。”每一个解释上帝圣言的人，都有可能失误，陷入重重谬误之中，因此相互之间表示宽容应是首要义务。“倘若所有的事情都如此清楚明了，就像上帝只有一个，这样地清楚，那么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轻易地在所有事情上都意见一致，就像所有的民族都认识一致，世上只有一个上帝。然而因为一切全都黯淡不清，混乱一片，基督徒就不该彼此互相批判，倘若我们比异教徒更有智慧，那么我们也该比他们更善良更富有同情心。”

于是卡斯台利奥在探讨时，又多迈出了一步：“每个人都会被称作异端分子，虽说他承认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法则，但是并不是按照他国内以权威的方式要求于他的那种形式。所以异端行径——终于指出了最为重要的区别！——并非绝对的，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加尔文教徒不言而喻，对于一个天主教徒来说，是个异端分子。同样不言而喻的是一个再洗礼教派的基督徒，对于加尔文派信徒而言，也是个异端分子。同一个人，在法国算是个正宗的信徒，可是对日内瓦而言，他可是个异端分子。反过来，也是如此。在一个国家作为罪犯，遭受火刑，被活活烧死的人，对于邻国而言，是个殉道者——“你在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算作正宗教徒，而在另一个城市，将被视为异端分子，所以如果有人在今天想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就得拥有许多信念和许多宗教。有多少城市和国家就得有多少信念和宗教。”于是卡斯台利奥就做出了他最后一个、也是最大胆的一个结论：“我现在努力思索，究竟异端分子是谁，我别无所获，只找到了这样的看法，那就是我们把所有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统统称之为异端分子。”

这句话看上去非常简单，就其不言而喻而言，几乎可说是句套话。可是要把这句话大大方方地公开说出来，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因为这一来，整个时代，其领袖们，君侯们，神父们和牧师们，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们都被一个无权无势之人在脸上抽了一鞭，他们对异端分子的残酷迫害纯粹是胡闹，是嗜血成性的荒谬妄想。对千千万万无辜的人进行追捕，把他们绞死、淹死，用火烧死完全是违法行为，因为他们并没有对上帝和国家犯下任何罪行；他们并没有在活动的现实空间和其他人隔离开来而只是在思想的看不见的空间和他们隔开而已。谁有权利，审判一个人的思想，把他的内心的私人的信念等同于一个卑下的罪过？国家无权，官府无权。根据《圣经》的圣言，只有恺撒拥有的东西，才属于恺撒；卡斯台利奥强调引用路德的话：尘世的王国只有权利管理人的肉体；但是人的灵魂，上帝可不愿意让任何尘世的权利来控制它们。国家可以要求每一个臣民维护外在的秩序，政治秩序。不论是哪一个权威，干预人们道德的宗教的——我们要补充的还有艺术的——信念的内在世界，只要它们不是表示对国家本质明显的愤怒（我们要说，只要不进行政治鼓动），这种干涉便是越权，便是侵犯人家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谁也不必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向一种国家机关负责，也没法负责，因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得把自己做的事情直接展现在上帝面前。”国家权力不管思想上的问题。要是有人世界观上有其他的信念，为什么人们就口泛白沫，令人恶心地大叫大嚷？为什么一个劲地大叫要调动国家警察？为什么流露出杀气腾腾的仇恨？没有宽容和解之心，不可能产生真正人道的精神，因为“只有当我们内心可以自控，我们才能和平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即使我们有时候意见分歧，至少我们可以互相谅解，并且互相承认有爱情与和平的纽带，直到我们达到信仰上的一致。”

所以说产生这些令人憎恶的可怕杀戮，进行这些有伤人类尊严的野蛮迫害，其罪责不在异端分子，他们是无辜的（谁又该对他们的思想和信念负责呢？）。真正负有罪责的，永远对我们世界的这种嗜血成性的妄想和狂野的迷误有罪的，对卡斯台利奥而言，是宗教狂热，是负责意识形态的人的那种绝不宽容的态度，他们眼里只看到他们的理念，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世界观。卡斯台利奥无情地鞭笞这种疯狂的倨傲自大。“人们这样地确信他们自己的意见，或者更多的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意见中得出的错误的信心进而确信，他们傲慢地鄙视其他人。从这种傲慢产生种种残忍和迫害，以致谁也不愿意容忍另一个人，只要那人和他意见不同，尽管在今天，不同意见之多就和人数之多一样。然而没有一个派别不批判其他所有派别，只想独自统治，独霸天下。因此所有这些流放、流亡、囚禁、火刑、绞死，所有这些每天都在执行的卑劣的处死和拷打狂潮，仅仅因为有几个意见遭到大人物的憎恶而发生，往往甚至因为没有明确的缘故而发生。”只是出于固执己见才会演变出荒谬绝伦，只是由于思想上不能宽容，才会产生“那种狂野的野蛮的欲望，去做残忍的事情。人们看到今天有些人由于听到这些撩动情绪的污蔑，变得狂躁不宁，倘若他们打算执行死刑的人当中有一个人首先被人用刀杀死，而不是痛苦万状地被文火活活烧死，他们便勃然大怒。”

因此对于卡斯台利奥来说，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把人类从这些野蛮行为中拯救出来。那就是宽容。我们的世界有空间容纳许多真理，不仅只容纳一个真理。只要人们愿意，可以彼此为邻，住在一起。“让我们彼此互相宽容，不要批判别人的信仰！”那么，那种粗野的反对异端分子的叫嚣就完全多余，一切因为思想问题进行的迫害就完全没有必要。加尔文在他的文章里竭力鼓动君王们，使用宝剑去干净彻底地消灭异端分子，而卡斯台利奥则请求君王们：“请你们更多地倾向于温和这一边，不要听从那些鼓动你们去杀人的人。因为当你们必须在上帝面前清算你们的账务之时，他们不可能作为你的帮手站在一边，助你一臂之力；他们那时要为自己进行辩护，这已经够他们忙的了。请相信我，倘若基督此时就在这里，他绝对不会规劝你们去杀死那些承认他的圣名的人，即使他们在某个细节上迷失方向，或者误入歧途……”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不偏不倚、毫不偏袒地对所谓的异端分子有罪还是无辜这个危险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就像处理思想问题应该做的那样。他审查了它，掂量了它。当他现在出于内心最深刻的确信，为这些被追捕被迫害的人要求和平和精神的避难所时，尽管内心确有把握，也几乎是低声下气地把他的这个意见放在别人面前。而那些帮派人士就像市场上的小贩似的，高声尖叫，大肆喧哗，称赞他们的教条。这些思想狭隘的教条主义者们人人都不断地从布道台上向下大叫，他，只有他出售纯正的学说，真正的学说，只有他的声音才地地道道地宣扬上帝的意志和圣言，卡斯台利奥则用朴实的语言说：“我不是作为一个上帝派来的先知跟你们说话，而是作为一个来自群众的人，此人厌恶争论不休，只希望宗教能够不通过争吵而是通过感同身受的爱，不是通过外在的习俗，而是通过内在的心灵效力来得到证明。”教条主义者跟别人说话，就像跟学生和仆从说话一样。而人文主义者和人谈话，就像兄弟和兄弟之间，人和人之间交谈。

但是一个真正有人性的人，看到不人道的事情发生，不可能心情不激动。一位诚实作家，当他的灵魂因为当代的荒谬绝伦的事情发生而颤抖时，他的手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写出冷漠的原则性强的词句；倘若他的神经为义愤而灼热燃烧时，他的声音不可能保持平稳适度。所以卡斯台利奥看到了香佩尔广场上那根行刑柱，一个无辜的人捆在柱上，因为受到酷刑而扭动至死，他也不可能长此以往保持平静，而只是进行学术性的探讨。这是一个活人，遵照一个精神上的兄弟之命，活活地充当了牺牲，一个学者被另一个学者，一个神学家被另一个神学家活活害死，而且是以充满爱的宗教的名义。心灵深处涌现出那个受到折磨的塞尔维特的图像，看到对异端分子进行的残酷的群众性的迫害，卡斯台利奥从他写满字迹的纸页上抬起目光，寻找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的制造者，他们徒劳无功地想用对上帝虔诚地侍奉来为自己的褊狭，缺乏宽容进行开脱。当卡斯台利奥喊出：“尽管这些事情如此残忍，倘若这些暴行的制造者试图用基督的外衣来掩盖这些暴行，并且声称，他们这样做只是贯彻了基督的意愿而已，那么这些施暴者就犯了一个更加可怕的罪行。”这时，他就一直看到加尔文残忍的眼睛里去。他知道，这些施暴者随时随地都想用某一个宗教的世界观上的理想来掩饰他们的暴行。但是鲜血玷污了每一个理想；暴行贬抑了每一个理念。不，米盖尔·塞尔维特并不是遵照基督的指令被烧死的，而是奉约翰·加尔文的命令死于火刑。因为不然整个基督教世界都会因为这样一个事件而在世上受到糟蹋。卡斯台利奥叫道：“倘若承认基督的人都会通过火刑和水刑遭到屠杀，受到的虐待甚于杀人犯和强盗所受的待遇，今天谁还愿意当基督徒……倘若人们看到，在今天有人在某一个细节上和那些攫取了权力和暴力的人意见相左，就会以基督的名义被活活烧死，尽管他葬身火穴之中，还大声承认，他是信仰基督的，那么谁还愿意侍奉基督？”

于是这位崇高的人文主义者感到，终于必须制止这种疯狂的妄想：认为可以折磨人并且杀死人，只因为他们反抗此时此地的暴力拥有者。卡斯台利奥看到，暴力拥有者始终不断地滥用暴力，在这个世上就他一人，独自一人，这个渺小的，弱势的人在关怀这些受迫害、受驱赶的人，他便拼命向着苍天扬起嗓音，在一曲充满激情的怜悯赋格曲中他的呼吁这样终结：“啊，基督，宇宙的创造者和宇宙的君王，你看见这些事情了吗？你真的和从前判若两人，变得这样残忍，对你自己变得这样充满敌意？当你还在人世的时候，没有比你更温柔更好心的人，没有人比你更温和地容忍人们的嘲弄。你受到百般辱骂，被人吐了唾沫，被人嘲笑，扣上荆冠，在两个强盗当中钉在十字架上，在蒙受最深沉屈辱之际，你会为那些把污辱和诟骂加诸你的人们祈祷。现在你真的已变成另一个样子？我祈求你，以你圣父最神圣的圣名祈求你：你的的确确要求，把那些没有遵守你的指令和诫命的人，像你的布道师们所要求的那样，统统扔到水里去淹死，用铁钳撕得粉碎，一直撕到五脏六腑，撒上咸盐，用利剑扎烂，用文火烧烤，用各式各样的酷刑慢慢地折磨，尽可能缓慢地折磨至死？啊，基督，你真的批准了这些暴行？那些做出这些屠宰行径，这样折磨人肢解人的人们，的的确确是你的仆人？当这些残忍的屠宰行径进行时，他们呼唤你的圣名作证，你的态度真的，就仿佛你饿得发慌，想吃人肉？倘若你，基督，真的要求人们做这些事情，那么还有什么事情留给撒旦去做呢？说你和撒旦干的事一模一样，啊，可怕的对上帝的亵渎啊！啊，人的这些勇气多么卑劣啊！把这样的暴行统统推在基督身上，这样的暴行只可能是魔鬼的意志和独创啊！”

倘若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没有写别的，只写了《论异端分子》一书的这篇前言，而在这篇前言里只写了这一页，他的名字也必将载入人文主义的史册，永远不会磨灭。因为在刀剑的铿锵声盖过人们说话的声音，战争把最后的决定权悉数夺走的世界里，他这样的声音扬起，显得多么孤独，他的令人震撼的申诉，希望被人听见，又是多么无望。但是尽管所有的宗教和传播智慧的教师已无数次宣扬过这些最富人性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还得一再让健忘的人类记住。谦虚的卡斯台利奥补充道：“毫无疑问，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我不说。但是只要是真实正确的事情，重复多次直到被人承认，这也并不多余。”因施暴者在每一个时代都会以其他的形式更新，那么反对他们而进行的斗争也必须由知识分子一再更新。他们永远不得逃避，借口眼下暴力过于强大，因此用语言来对抗暴力毫无意义。因为必要的事再多说也不嫌多余，说出真理绝非徒劳。话语虽说没有取胜，但它证明了真理永恒的现实性。谁在这样的时刻为真理效力，已经以行动证明，任何恐怖势力都不能控制自由灵魂，即使在最无人性的世纪，也有容纳人性之声的空间。

[1] 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

[2] 托马斯·德·托尔奎马达（1420—1498），西班牙第一任天主教宗教法庭裁判官，以残酷无情著称。

[3] 《学者的背叛》为法国作家于连·班达（1867—1956）于1927年发表的艺术评论文集。他认为，从事文学哲学的知识分子理应维护人类的理性的普世价值，反对时代的政治精神，但从1890年后，学者往往趋炎附势，与权贵勾结，背弃了自己的使命，是为学者的背叛。

[4] 原文是拉丁文。

[5] 原文是拉丁文。

[6] 原文是拉丁文。

[7] 原文是拉丁文。

[8] 原文如此。“崇高”为茨威格的译法。

[9] 卡尔斯塔特（1480—1541），德国宗教改革家，原名安德烈亚斯·波登斯泰因，原与路德共同作战，后因激进观点，与路德关系破裂。

[10] 贝尔纳尔特·奥契诺（1487—1565），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原为天主教徒，后改宗新教。其结局参看本书第九章。

[11] 雷利阿·索契诺（1525—1562），意大利正统派神学家。因反对“三位一体”论亦被新教视为异端。后放弃己见，仍为宗教法庭迫害，逃往苏黎世。库里阿内（？—1569），意大利宗教改革家。

[12] 大卫·德·约里斯（约1501—1556），佛兰德宗教改革家。

[13] 圣·奥古斯蒂努斯，即奥雷利乌斯·奥古斯丁（354—430），古代基督教著名神学家，任北非希波地区主教，为教皇祝圣为圣人，其著作《忏悔录》影响深远。圣·巴里索斯托姆斯，即：约翰尼斯·巴里索斯托斯（约347—407），古代基督教神学家，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被祝圣为圣人，后遭流放。索夫罗尼姆斯·希罗尼姆斯（约342—420），古代基督教神学家，因编订《圣经》拉丁文译本而著称。

[14] 赛巴斯蒂安·弗朗克（1499—1543），德国宗教改革家。

[15] 扬·胡斯（约1372—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天主教神父，后改宗新教，反对德国君侯及天主教会。被判处火刑，其追随者统称胡斯派，继续受到迫害。

八 良心奋起反抗暴力

永远是那些最为肆无忌惮地试图强奸别人意见的人，自己对别人的反驳意见最为敏感。所以看到外部社会竟然允许人家把塞尔维特遭受死刑一事拿来讨论，而不是热情洋溢地百般歌颂这是件虔诚的、取悦上帝的好事，加尔文把这看成天大的不公平。此人刚才还仅仅因为一个原则上的意见分歧把另一个人弄到文火上去慢慢烤死，对于受难者毫无同情之心，而现在这同一个人却要求别人对他表示同情。他写信给一个朋友：“你但凡知道我现在遭受到的污蔑和攻击的十分之一，你都会同情我的悲惨的处境。群犬从各个方面向我狂吠，所有想像得出的污蔑都堆在我的身上。比教皇阵营里那些公开的敌人更加阴险的是，现在我自己阵营里那些妒忌我仇恨我的人对我的攻击。”加尔文不得不十分气恼地确认，尽管他多方引用《圣经》里的段落和论据，人们还是不准备默默地承认他对塞尔维特的谋杀。他已听说，卡斯台利奥和他的朋友在巴塞尔正准备着一份攻击他的文书，良心不安使他焦虑烦躁，最后竟变成惊恐万状。

一个具有暴君性格的人，他对付反对意见的第一个念头总是：进行镇压、书报检查和种种限制。刚得到第一个消息，加尔文就扑向书桌，根本看都没有看见《论异端分子》一书，就心急火燎地快速预告瑞士的各个新教教派，务必千方百计阻止此书的发行。现在千万不要再进行讨论。日内瓦已经发过言了[1]；其他人现在就塞尔维特案件说的话，全是谬误、胡言乱语、一派谎言、异端言论、诋毁上帝，因为这些话反对加尔文。羽毛笔飞速舞动：一五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加尔文已经写信告诉布林格[2]，有人正好在巴塞尔用假名印制了一本书，卡斯台利奥和库里阿纳[3]想在书里证明，不该用暴力消灭异端分子。这样一种邪说不得扩散，因为这是“毒素，叫人宽容，从而否认，异端邪说和亵渎上帝必须受到惩罚。”所以赶快来阻止这宽容信息的扩散！“这个教堂的牧师们，虽说迟了一步，仍然应该关注这个灾难不致再进一步扩大。”但是单单这样呼吁还远远不够，第二天加尔文的应声虫台奥多尔·德·贝兹的警告更加急切：“他们在封面上印上马格德堡的名字，但是这座马格德堡，我想是在莱茵河畔：我早就知道他们是在那里挖空心思制造这些可耻的东西。倘若我们容忍这个可耻之徒在他的前言里喷吐污泥浊水，那么请问，这个叫基督教的宗教，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屹立不动？”

但是为时过晚，在这期间这本小册子已经赶到告密者的前面。当第一本小册子运到日内瓦时，的确燃起了一阵惊恐的火焰。怎么回事？把人道置于权威之上的人找到了？有不同思想的人不该拖到柴火堆上去活活烧死，应该照顾他们，像兄弟一样地对待他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圣经》，而不是只有加尔文一人才敢于这么做？这样一来，教会，——加尔文不言而喻自然指的是：他的教会，就要受到危害。一个信号发出，日内瓦就发出了迫害异端分子的呼声。他们向四面八方大喊大叫，一股新的异端邪说已经发明出来，一种特别危险的异端邪说，叫“贝利安主义”，——他们根据这一派的使徒马丁·贝利乌斯（即卡斯台利奥）[4]的名字，把这种在信仰事务上主张宽容的学说称之为“贝利安主义”，所以赶快趁这种地狱的邪火还没在人世间广泛传播之际，就把它踩灭。德·贝兹对书中第一次提出的应该宽容的要求大发雷霆，大声叫道：“创建基督教以来，这样的诋毁还从来没有听见过。”

立即在日内瓦召开军事会议：该回答呢还是不回答？日内瓦人如此急切地请求茨文利的继任布林格，及时镇压这本书，他却从苏黎世聪明地回绝：这本书会自行被人遗忘，因而最好不要去理睬它。可是法累尔和加尔文焦躁不耐、心急火燎地坚持要公开作答。既然加尔文在做出初步辩护时，经历了惨痛的经验教训，宁可躲在后台，自己并不出头，可他委托他的一个年轻的崇拜者，台奥多尔·德·贝兹对这种宣扬宽容的“撒旦”学说发起一次凌厉的进攻，从而在神学方面初露锋芒，并获得他这位独裁者的谢意。

台奥多尔·德·贝兹是个虔诚的人，规规矩矩，由于他多年来忠心耿耿地为加尔文效劳，日后作为酬谢成为加尔文的继任，他对每一口思想自由的气息都充满疯狂仇恨，比加尔文更变本加厉，一切依赖性人物和独创性人物之间，永远都是如此。那句可怕的话，就出自德·贝兹之口，这句话使他永远承载着以破坏行动求得扬名的荣誉，而在精神史上得到千古骂名：良心的自由乃是魔鬼的学说[5]，绝对不要自由！宁可用火与剑把这些人斩草除根，也不能容忍强调独立思考。德·贝兹大声嚷嚷，唾沫星子四溅，“宁可有一名暴君统治，哪怕他残忍至极”，也不要允许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行动……，声言不得惩罚异端分子，就仿佛声称不得杀死弑父弑母的凶手，其实异端分子远比这些弑杀父母的凶手更加罪孽深重。”根据这个样品，就可以设想，这份反对贝利安主义的狂热发烧的论战小册子体现的正统教义的褊狭已经达到了多么疯狂的程度。什么？这些“伪装成人的妖魔鬼怪”说到头还得用人道精神来对待？不行——先得维持纪律，然后才谈人道。倘若事关“教义”，一个领袖绝对不能，无论如何不能屈从于一时的人道念头，因为这样一种博爱精神不是基督教的，而是魔鬼的。但是这是第一次，并不是最后一次在这里碰到这种好战的理论，就像德·贝兹所写的，人性，可怕的人性，乃是反人类的一种罪行，只有通过钢铁般的纪律和毫不留情的严厉态度才能把人类引导到某一种意识形态的目标上去。不能“姑息几只咬啮人的豺狼，如果不想把基督的整群笃信的羊群交给这些豺狼的话……这些所谓的温和真该唾弃，它实际上是极端的残忍。”德·贝兹怀着宗教狂热冲着贝利安主义者吼道，并且要求官厅，应该“德行满怀地手握宝剑劈将过去”。卡斯台利奥自己满腔同情，呼吁上帝也发出同情，以便使这残暴已极的屠戮终于得到制止，而日内瓦的牧师德·贝兹则以同样的热忱，但却是满腔仇恨的热忱，祈求同一个上帝，但愿这大屠杀不要就此终结，“能给予基督教的君王们以心灵的伟大和坚定，把这些行恶者彻底消灭。”但是即使这样把具有不同思想者消灭干净对于德·贝兹的复仇欲而言也还不够残忍。异端分子不仅得全部杀死，而且他们的死刑还得尽可能地加上想像得到的痛苦酷刑，德·贝兹从一开头就用虔诚的暗示为一切想像得出的酷刑进行了开脱：“倘若按照他们罪行的程度来惩罚他们，我想，我们想像不出一种酷刑能符合他们罪大恶极的罪行的程度。”

这种对恐怖的颂歌，这种反对人性的、阴森可怕的论述，即使只是重复一遍，已经令人十分厌恶！但是有必要确认它们，并把它们逐字逐句地记载下来，为了理解，倘若耶稣教世界的确为日内瓦的这些狂热分子所迫，创立一种新的宗教法庭，这新教世界会遭到什么样的危险，也可以怀着敬意理解，那些勇敢分子和深思熟虑者，在迎击这些中了迫害异端分子狂热之邪的疯子时，冒着什么样的危险——当然是冒着抛弃生命做出牺牲的危险。因为为了及时“排除”宽容的思想，德·贝兹在他的论战文章里专横地提出要求，每一个宽容之友，每一个“贝利安主义”的辩护律师，从现在起，都该当作“基督教之敌”，当作异端分子来对待。这就是说，都该处以火刑。“得在他们身上，使用我在此代表的论述中的那一点，即诋毁上帝者和异端分子应该得到官厅的严惩。”为了让卡斯台利奥和他的朋友们明白，倘若他们继续为那些由于思想的缘故，而被驱赶的人进行辩护，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德·贝兹握紧拳头威胁道：即使伪造印刷地点，并且报以假名，也无法使他们“免遭迫害，因为尽人皆知，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我及时地警告你们，贝利乌斯和蒙福尔[6]，还有你们整个小集团。”

请看：德·贝兹的这篇文章只是表面看来是一篇学术论争的文章，它真正的意义却在这一威胁之中。得让这些令人憎恶的思想自由的捍卫者们知道，他们提出的每一项维护人性的进一步要求都是在拿生命冒险，德·贝兹急于要让他们的首领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不再谨慎行事，便挑衅似的指责这批最为勇敢的人是懦夫，谨小慎微。他嘲笑道：“他（指卡斯台利奥）这个平素如此大胆无畏、如此肆无忌惮的人，在这本只谈同情和宽容的书里，却显得如此怯懦，胆小怕事，以致他只好乔装打扮，易容变脸，才敢伸出他的脑袋。”也许他希望卡斯台利奥会看到危险，吓得不敢公开报出姓名，承认自己是作者，于是小心翼翼地缩了回去；但是卡斯台利奥接受了挑战。正因为日内瓦的正统教派现在想把他们所做的该遭谴责的行为提升为一种教条，一种实践，这就强迫这位热烈拥护和平的朋友公开和他们作战。卡斯台利奥认识到，采取行动的决定性时刻已经来到。如若不把谋害塞尔维特的罪行拿到全人类的法庭上去做最后裁决，那么便会有千百件火刑在这次的火刑堆上点燃，到目前为止仅仅是个别的谋杀罪行，将会固定为一种谋杀的原则。卡斯台利奥毅然决然地把他自己的艺术工作和学术研究抛到一边，为了写出他那世纪的“我控诉”，为了一场宗教谋杀案指控约翰·加尔文，在香佩尔广场谋杀了米盖尔·塞尔维特。这份公开指控约翰·加尔文的控诉书《批加尔文书》，虽说只是针对个别人，由于它的道德力量，变成最了不起的战斗檄文之一，反对任何卑劣的企图：通过法律来强奸话语，通过教条来强奸思想，通过那永远可鄙的暴力来强奸那永远生而自由的良心。

卡斯台利奥认识他的敌人已经多年，因而也了解他敌人的手段。他知道，加尔文把每一个对他个人的攻击都解释成，对“学说”，对宗教，甚至是对上帝的攻击。因此卡斯台利奥从一开始便明确限定，他在他的文章《批加尔文书》里，既不代表塞尔维特的论点也不加以批判，丝毫不想介入宗教的问题或诠释性的问题，而只是控告约翰·加尔文这个人，此人杀死了另一个人米盖尔·塞尔维特。卡斯台利奥下定决心，从一开始就不容忍别人进行狡辩式的曲解。他像一个法学家似的，一开头就用几句话说明他想进行的这一案件。他的控告书这样开始：“约翰·加尔文今天享有极大的威望，如果我看到他浸透了温和的思想，我希望他的威望变得更大。但是他最近的行动是一场血淋淋的死刑并且对许多虔诚的人们进行威胁。因此我这个对流血事情深恶痛绝的人（难道全世界不该都来做这样的事？）便借助上帝的力量，在全世界面前揭露他的企图，至少把几个被他误导的人，从他的错误中再引导回来。

“去年，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人们为了宗教信仰之故，在日内瓦，受那里教堂的牧师加尔文鼓动，把西班牙人米盖尔·塞尔维特活活烧死。这次火刑激起了许多人的抗议，尤其在意大利和法国。加尔文为了回答这些非难，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外表来看，此书染上了十分巧妙的色彩，目的是进行自我辩护，打倒塞尔维特并进而证明，塞尔维特判处死刑，实在是咎由自取。我想对这本书进行一次批评性的审阅。根据加尔文的习惯，他甚至会把我称作塞尔维特的学生，从而不致有人受到误导。我并不为塞尔维特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只是攻击加尔文的错误论点。我把一切有关洗礼、三位一体和每一个这类问题的讨论往往搁置一边，我也并不拥有塞尔维特的著作，因为加尔文已把它们全都付之一炬。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塞尔维特代表的是什么思想。但是在有些根本不涉及这些原则性意见分歧的其他各点上我将阐述加尔文的谬误。每个人都会看见，被鲜血弄得糊里糊涂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我不会像他对待塞尔维特那样地对待他。他先把塞尔维特和他的书放在一起活活烧死，等他死了以后，再对他口诛笔伐。如果塞尔维特的敌人，把书籍连同作者一同焚烧，如今还大胆地向我们指出这些著作，引用其中的一些篇章，那么这种做法就仿佛是一个纵火犯把一幢房子烧成灰烬之后，就要求我们审视一下几间房间里的设备。至于我们呢，我们永远不会把一位作者活活烧死，永远不会把一本著作烧成飞灰。我们严厉批判的这本书，人人都可以阅读。这本书已有两个版本，一本是拉丁文版，一本是法文版。为了不让人有可能提出指责，我将一直历数我将引用的每个章节，而把我的回答置于引用的章节之下，标上同样的相应的数字。”

不可能比这次讨论进行得更加公正。加尔文在他业已印制的书籍里，已经清楚明白地确定了他的立场。卡斯台利奥利用这份人人皆可取得的文件，就像一名预审法官使用一名被告的业已记录在案的口供。他把加尔文的全书再抄写一遍，为了不至于有人会说，他不知怎地，歪曲或者纂改了他对手的意见。为了从一开始就能去除这样的怀疑，说他故意删节加尔文的书，从而歪曲加尔文的原文，他就把加尔文书中的每个句子都进行了编号。所以在塞尔维特案件上进行的第二次思想诉讼，要比在日内瓦进行的那第一次诉讼公正得多。在第一次诉讼时，被告人被关在一间小小的囚室里挨冻受冷，与世隔绝，任何证人和辩护人都不予提供。而这一次，塞尔维特案件得以自由无羁地在整个人文主义世界的关注下，作为一桩道德决断审理清楚。

事实情况清清楚楚，不容争论。人们在加尔文的催逼下，奉日内瓦市政委员会之命，以极端残忍的方式把一个人判刑处死，而这个人当火焰在他周围熊熊燃烧的时候，还能用响亮的嗓音宣称他是无辜的。于是卡斯台利奥提出了一系列决定性的问题：米盖尔·塞尔维特到底犯了什么过错？约翰·加尔文并不担任国家公职，而只是担负一个神职职位，他怎么可以把这个纯粹神学的事件，转交给市政委员会？难道日内瓦的市政委员会有权，单凭这个所谓的过错就把塞尔维特判刑？最后——根据哪个权威，依照哪条法律，竟把这个外国神学家判处死刑？

关于第一个问题，卡斯台利奥审阅了法庭记录，加尔文自己的证词，为了首先确认，加尔文控告米盖尔·塞尔维特的罪过究竟是什么。他没有发现其他指责，只发现塞尔维特根据加尔文的意见“以大胆的方式歪曲了《福音书》，并且为一种难以解释的欲望所驱使，妄想擅自修正《圣经》。”所以加尔文指控塞尔维特并无其他罪行，只是独立无羁一意孤行地对《圣经》进行了阐释。于是卡斯台利奥立即进行反击。在宗教改革这一范围内，对《福音书》进行这种一意孤行的阐述的人，塞尔维特难道是惟一的？谁敢声称，他这样做是违反了新的学说的真谛了呢？这种个人的阐述，不是甚至可说，正好是宗教改革的基本要求吗？耶稣教的领袖们，除了对圣言和《圣经》进行了这种全新的阐释之外，还做了什么别的事呢？加尔文，恰好就是加尔文和他的朋友法累尔，难道他们两位不是教会的这种改造和新建的过程中最大胆最坚定的人吗？“不仅是他自己投入到一种真正革新改造的纵情恣肆之中，他甚至还把这种纵情恣肆强加到别人身上，以致违拗他的意志，便成了非常危险的事。他事实上在十年之中进行的革新多于天主教会在六百年内所进行的革新。要说谁有权把耶稣教会中进行的新的阐释说成是罪过，并进行判罪，那么加尔文作为最大胆的宗教改革家就最没有权利说三道四。”

加尔文认为他是不会有舛错的，这已不言而喻。因而他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别人的任何意见都是错误的。在这里卡斯台利奥立即提出第二个问题：谁让加尔文当上法官，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加尔文当然认为所有这些作家都有错误思想，他们不愿成为对他的教条照本宣科的人。因此他要求，不仅要阻止这些人写作，也要阻止他们说话，这样只有他一个人有权把他认为正确的东西说出口来。”可是恰好是这一点，卡斯台利奥要一劳永逸地否定掉，某人或某个党，可以提出要求，说只有我们才知道真理，其他任何意见都是谬误。所有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的真理，可以争论，含义很多，“所以用这样一种刚愎自用的态度，对于只属于上帝的秘密进行争论是狂妄自大的，就仿佛我们介入了上帝最隐蔽的秘密。对于一些归根到底我们毫不了解的事情假装确有把握的样子，借以欺骗别人，这是一种傲慢的态度。”从创世之初起，一切灾难均来自教条主义者，他们焦躁不耐地宣称，他们的意见和世界观是惟一的，只有这些狂热地宣扬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狂热分子才以他们自以为是的好斗精神扰乱了世上的和平，把自然的思想并存变成思想对立和你死我活的相互敌对。卡斯台利奥控告加尔文就是这样一个鼓动思想上绝不宽容的教唆者：“所有的宗派都在上帝圣言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宗教，都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是正确的。根据加尔文的观点，必须一种宗教迫害另外一种宗教。不言而喻，加尔文宣称，他的学说是正确的。但是别人也同样宣称自己的学说正确。他便说，别人错了。别人也同样说他错了。加尔文要当法官，别人也要当。那么怎么才能做出决断？可是谁又任命加尔文担任最高裁判长裁判所有其他人并拥有最终判处死刑的权力？他用什么充当证物，支持他的法官垄断权？支持他拥有上帝的圣言。可是其他人也声称自己拥有上帝圣言，或者说，他的学说无可争论。可是在谁眼里不可争论？在他自己眼里，在加尔文的眼里。倘若他宣布的真理，真是真理，真是那样显而易见，那他何必写这么多的书？为什么为了证明譬如谋杀或者通奸是个罪行，他一本书也没有写过？因为这些事情每个人都很清楚。倘若加尔文的确渗透了并且揭露了一切思想上的真理，为什么他不给别人留点时间，让他们同样理解这些真理？为什么他从一开始就把他们打倒，从而剥夺了他们承认这真理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第一步和决定性的一步可以确定下来：加尔文在精神和宗教问题上狂妄地要求得到法官的职位，而他丝毫也没有这种权利。其实有项任务会落到他身上。倘若他认为塞尔维特的意见不正确，他完全有责任向塞尔维特解释他的错误，并让他皈依正确教义。可是他并没有好言好语地进行解释，而是立即采用暴力。“你的第一个行动乃是逮捕，你把塞尔维特关进监狱，你不仅把塞尔维特的每一个朋友都排除在这场官司之外，只要不是塞尔维特的敌人，全都排除出去。”他只采用了古老的，沿用至今的讨论方法，当教条主义者们感到讨论棘手之时，总是采用这种方法：他们自己把耳朵堵上，把别人的嘴巴封住。但是躲在书报检查后面，总是最明确地暴露了这一个人或这一种学说心灵上的毫无把握。卡斯台利奥仿佛预感到他自己的命运，他叫加尔文承担道德上的责任：“我请问你，加尔文先生，倘若你和某人就遗产问题打一场官司。你的敌人争取到法官只让他一个人讲话，同时禁止你发言，你难道不会奋起反抗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为什么你要把己所不欲的事情强加于人？我们是在这里讨论信仰问题，为什么你要封住我们的嘴巴？你对你的事业的寒碜如此确信无疑，你如此害怕被人打败，害怕失去你作为独裁者的权力？”

这一来对加尔文的原则性的控告已经措辞完毕。加尔文依靠他的国家权力，放肆地要求在神性的、道德的和尘世的问题上独自决定一切。这样他就犯了严重侵犯神性的权利的罪过。上帝赋予每个人的脑子进行独立思考，让人的嘴巴讲话，让人的良心成为最后的内心的道德机关的权利。加尔文犯了侵犯每一个人间权利的罪过，因为只要一个人有一点背离正规的意见，他就对此人像对待卑下的罪犯一样进行迫害。

这时卡斯台利奥稍稍中断一下他的官司，为了召来一名证人。叫一位尽人皆知的神学家来反对布道师约翰·加尔文。根据神的法律，单凭思想上的罪过，就进行官方的迫害，是不允许的。令人难堪的是，卡斯台利奥给予发言权的那位伟大的学者，不是别人，正好是加尔文自己。这位证人，非常勉强地给请来参加这次辩论。“加尔文确认，大家全都晕头转向，他便急急忙忙地控诉别人，以便人家不至于对他产生怀疑。但是非常清楚，激起这场混乱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作为迫害者的态度。他让塞尔维特遭到判刑这惟一的事实，不仅在日内瓦，而是在整个欧洲都激起了恼怒，把所有的国家都弄得动荡不安。现在他试图把他自己犯下的罪过推到别人身上。可是当年，当他自己还属于那些遭受迫害者之列时，他使用的可是另一种语言。当时他还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页，来反对这种迫害。为了不致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我在这里抄下他的《基本纲要》一书中的一页。”

于是卡斯台利奥就引论《基本纲要》中的字句，当年的加尔文所写的字句。就凭这些字句，今天的加尔文可能就会把作者处以火刑活活烧死。因为当年的这位加尔文一个字母一个音节也不偏离的论点恰好就是卡斯台利奥现在代表的反对他的论点。在《基本纲要》的第一版里，一字不落地写道：“杀死异端分子，纯属犯罪行为。通过铁与火让他们毁灭，就是否定任何人道的原则。”当然，一旦掌权，加尔文就急急忙忙地把承认人道从他作品中划去。在《基本纲要》的第二版，全书的面貌已经改变，原有的明确的决定性的态度已经荡然无存。就像拿破仑当了执政和皇帝就极端仔细地把他青年时代写的那份雅各宾党人的宣传品统统销毁，这位教会首脑加尔文刚从一个受迫害者变成迫害者，就想让他承认宽容的观点永远消失。但是卡斯台利奥不让加尔文从他手里滑走。他逐字逐句地重复《基本纲要》中的字句，并且用手指直指加尔文：“现在请大家把加尔文的第一份宣言和他今天的文章、行为进行比较，大家可以看见，他的现在和他的过去如此迥乎不同，就像光明之于黑暗。因为他把塞尔维特处死，他也就希望，那些和他意见不同的人全都这样毁灭。他违背了他自己制定的法律，要求处死……因为加尔文害怕其他人会过于公开地暴露他的朝令夕改，他的变化多端，会把这一切都公之于众，便想把这些人统统处死，现在大家还对此表示惊讶吗？因为他干了坏事，所以他害怕暴露真相。”

可是卡斯台利奥偏偏要弄清真相。加尔文终于得向全世界阐明，直截了当不要任何模棱两可。他，这位当年主张言论自由的辩护士，出于什么原因，让米盖尔·塞尔维特受尽残暴的酷刑，在香佩尔广场上当众活活烧死：于是铁面无私的审讯重新开始。

两个问题已经解决。首先事实已经调查清楚，米盖尔·塞尔维特无非只犯了一个思想罪，其次是偏离了现在通行的解释，这永远也不该算是一个卑劣的罪行。卡斯台利奥质问，加尔文作为一个教会的布道师，在一个纯理论的抽象问题上，为什么要调动世俗的官厅来镇压不同意见？在有头脑的人们当中，思想问题，只能以思想方法来解决。“倘若塞尔维特手执武器来反对你，那你有权向市政委员会乞求援助。既然他只用羽毛笔和你作战，你为什么用火与剑来对付他的文章？你倒是说啊，你为什么躲在市政委员会的背后？”有关人们内心的良心问题，国家毫无权威可言，“捍卫神学学说，这不是市政委员会该管的问题。宝剑和学说毫无关系，学说纯粹是学者的事。市政委员会对于学者的保护也和保护工匠、工人、医生或者市民一样，倘若他的肉体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话。只有当塞尔维特想要杀死加尔文时，市政委员会才有权采取行动，保卫加尔文。可是塞尔维特只用文章和理性的理由在进行战斗，那么人们也只能通过理性的理由和文章来叫他负责，而不能用别的方法。”

加尔文企图通过更高的神的诫命来为他的行动进行辩护，卡斯台利奥却不可反驳地把加尔文的企图都一一驳回：对于卡斯台利奥而言，没有什么神的诫命，也没有什么基督教的诫命，规定可以谋杀别人。加尔文在他的文章里试图依照摩西的法律，要求用火与剑把伪信徒彻底消灭，卡斯台利奥便严厉而尖锐地回答道：“加尔文想怎样用上帝的圣名执行他在这儿祈求的法律呢？那他不是就得在所有的城市里破坏掉住宅、房屋、牲畜和家具。倘若有朝一日他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那天不是就得去袭击法兰西和其他所有被他看作是异教徒的民族，把城市夷为平地，把人们消灭干净，把孩子们和妇女们，甚至还在娘胎里的孩子也都杀死？”当加尔文为自己辩护时，提出如果没有勇气把一个腐烂的肢体从基督学说的躯体上切割掉，就会危害它。卡斯台利奥便这样回答：“把不信神的人从教会里割除，这是牧师的事情，这只意味着把异端分子逐出教会，赶出社会，但并不意味着要取他的性命。”在《福音书》和世上宣讲道德风习的书里，没有任何地方要求这样不讲宽容。“你最后是不是想说，是基督叫你把人活活烧死的？”他把这句话劈头盖脑地扔向加尔文，此人双手沾满塞尔维特的鲜血，写下了他这一篇绝望的辩护书。既然加尔文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他是为了捍卫学说，为了保护上帝的圣言，被迫把塞尔维特活活烧死的，既然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像所有的施暴者那样，试图用另外一种高高在上的超个人的兴趣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这时——就像一个黑暗世纪里的一道霹雳，划过天际，照亮夜空，——卡斯台利奥的永不消逝的话语向他迎了上去：“杀死一个人绝不是捍卫一种学说，而只是：杀了一个人。当日内瓦人处死塞尔维特时，他们并没有捍卫任何学说，而只是牺牲了一个人。但是并不是活活烧死另外一个人就表示信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只是为了这种信仰给自己烧死了一个人。”

“杀死一个人绝不是捍卫一种学说，而只是：杀了一个人。”——这句话说得真了不起，真实、清晰、永不消逝、最富人道的一句话。用这句像用坚硬的铁石铸成的句子，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为古往今来所有时代进行的世界观上的迫害做出了裁决。不论用什么逻辑的、伦理学的、民族的或者宗教的借口蒙骗或者搪塞，来为除掉一个人进行辩护，这些理由无一可以为那个犯了这个罪行或者下令进行这一罪行的人减轻其个人的罪责。永远总有一个人对这血腥的罪过负有罪责，永远也不可能把一次谋杀事件通过一种世界观来进行辩护。真理可以传播，但不能强加于人。没有一个学说因为大吼大叫而变得更加正确，没有一种真理因为大吼大叫而变得更加真实，没有一种真理可以通过暴力宣传能突破它本质自己的空间，人为地拔高，但是如果一种学说，一种真理去迫害那些从内心深处反对它的人们，就更不真实，更失人心：坚定信念是个人的经历和事件，不隶属于任何人，只属于它们所从属的人本身；个人的坚定信念不能限制和训练，哪怕有个真理千百次地以上帝为依据，并且自称为一种神圣的真理，它永远也不能认为自己有权把上帝创造的一个人的生命这样的圣物破坏净尽。生命有限的人为了加尔文认为生命无限的思想而毁灭，这对于加尔文这个教条主义者，这个派性严重的人来说，纯属次要问题，可是对于卡斯台利奥而言，每一个为自己的信念受苦受难以致死亡的人，都是无辜遭到屠戮的牺牲品。但是在思想问题上进行强制，对他来说不仅是反对精神的罪行，也是白费力气一场。“不要强制任何人！因为强制从来也没有能使一个人改过迁善。有些人想强迫人们皈依某种信仰，这些人的行动荒谬绝伦，就像有人想用一根大棒，采用暴力把食品塞进病人嘴里一样的荒唐。”因此应该一劳永逸地结束对持不同思想者的镇压！“请你剥夺你的官厅人员采用暴力和进行迫害的权力！就像圣保罗所要求的，给每一个人以言论和写作的权利，不久你就会认识到，自由一旦从强制中解脱出来，会在人间世上做出多少丰功伟绩！”

所有的事实都审查完毕，所有的问题都得到回答。现在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以受到侮辱的人性的名义做出判决——历史对此签名。一个名叫米盖尔·塞尔维特的人，一个寻找上帝的人，一个圣经大学的学生遭到杀害——加尔文是作为这次谋杀案件的精神发起者受到控告。日内瓦的市政委员会是作为此案的执行机构受到控告。道德复审将此案进行了审查，断定：两个机构，精神机构和尘世机构在此案中都越过了自己的权限。市政委员会犯的是越权罪，“因为它并无权利对一个思想错进行审理。而罪行更严重的是加尔文，他把这个责任强加在市政委员会身上。“根据你提供的证据，以及你的同党提供的证据，市政委员会杀死了一个人。市政委员会同样并不拥有这种能力，在这件事上做出决定或做出区分，就像一个盲人无法区分色彩一样。”加尔文犯有双重罪过：他对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做出的安排和执行全都负有罪责。不论加尔文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个不幸的人推到火焰中去烧死，他的行动都是一种恶行。“你下令把塞尔维特杀死，要不是因为他所想的正是他所说的，就是因为他出于内心的坚信说出了他所想的。倘若你是因为他表示了他内心的信念而杀死他，那你是因为他说了真话而杀他，因为真理在于，即使身在谬误之中，也说出真实的想法。倘若你仅仅因为他有一个错误观点便下令杀他，那么你其实事先就有责任设法争取他来接受正确的观点，不然就手里拿着文章，向他证明，一切出于诚信而身陷谬误的人都必须统统杀死。”可是加尔文杀了人，毫无道理地除掉了反对派；因此他犯有罪行、犯有罪行、犯有蓄意谋杀的罪行……

有罪、有罪、有罪；三次用喇叭发出的冷酷的钢铁般的声音以雷鸣般的声响向他那时代宣布了判决；最后的最高的道德法庭，人性，做出了决定。但是拯救了一个死人的名誉又有什么用处，没有任何人的赎罪能帮他重新回到光明：现在需要的是保护活着的人，谴责一桩反人性的活动，从而阻止无数次其他反人性的罪行。不仅仅是约翰·加尔文这个人理应受到批判，还有他那本宣扬可怕的恐怖教义和进行镇压的书也要得到批判。卡斯台利奥训斥那个有罪之人加尔文，“你难道没有看见你的书和你的行动将把人们引向何方？有许多人声称，要捍卫上帝的荣誉，但是现在他们如果要杀人可以以你的证明为依据，走上你那灾难深重的道路，他们将和你一样，全身沾满血污。他们将和你一样，把那些和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统统杀死。”个别的狂热分子并不危险，危险的是狂热主义的灾难性的精神。所以有头脑的人需要反对的不是那些态度生硬、强词夺理、嗜血成性的人，而是要反对每一种摆出恐怖主义姿态的思想，因为——一个人在开启一场百年宗教战争时发出的先知般的预言——“即便是最为残忍的暴君，用他们的大炮也不可能使那么多鲜血流淌，比不上你们通过你们血淋淋的符咒流洒的鲜血，和不久还将流洒的鲜血，除非上帝怜悯世间的人类，让君王、官厅都睁开眼睛，让他们最终拒绝他们那些血腥的差使。”就像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在他温和的宽容宣言中所声称的，面对那些被驱赶、被驱逐的人所受的苦难，最后他实在不能再保持从容不迫的态度，就像他在那文告中扬声冲着上帝祈祷，绝望地祈求上帝，赐给人间更多的人性，在这本战斗小书中，他的话语声调高扬，变成了一声令人震撼的诅咒，诅咒一切以他们刚愎自用的仇恨来破坏世界和平的人们。他的这本著作把最高贵的义愤化为电闪雷鸣，击向一切狂热激情，以如下宏大的大型终曲结束：“早在达尼哀尔[7]时期，这种宗教迫害的无耻行径已大行其道，要是在他的生活行止方面找不到可以攻击之处，他的敌人就说：我们必须在他的信仰上攻击他。今天人们正好就是这样干的。倘若在一个敌人的道德态度方面抓不住他，就依靠‘学说’，这种做法非常巧妙，因为官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自己的判断，更容易被人说服。用这种方法人们镇压那些更加弱势的人，同时让‘神圣的学说’中的口号大声响起。啊，他们的‘神圣的学说’——基督在末日审判之日将会多么憎恶它啊！基督将会要求清算他们的品行举止，而不是清算学说，倘若他们对基督说：‘主啊！我们曾经与你同在，我们曾经按照你的意旨教导人们’，那他会回答他们：‘滚开，你们这些罪人！’

“啊，你们这些盲人，啊，你们这些深受蒙蔽的人，你们这些嗜血如命、无可救药的伪君子！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最终认识真理，你们这些尘世的法官什么时候才会停止随心所欲地盲目地让人们的鲜血流淌！”

[1] 原文是拉丁文。

[2] 约翰·亨利希·布林格（1504—1575），瑞士宗教改革家，苏黎世的牧师。

[3] 切利奥·色孔多·库里阿纳（1503—1569），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卡斯台利奥的合作者。

[4] 卡斯台利奥化名马丁·贝利乌斯，发表此书。于是他的主张被称作贝利安主义。

[5] 原文是拉丁文。

[6] 巴契尔·蒙福尔也是卡斯台利奥的化名。他以马丁·贝利乌斯为此书的封面署名，以巴契尔·蒙福尔为此书的撰稿人。

[7] 达尼哀尔，即《圣经》中的先知但以理，《旧约全书》中有“但以理书”，记载尼布甲尼撒时期之事。

九 暴力压倒了良心

很少有比卡斯台利奥的《批加尔文书》更加坚毅果决的反抗一个思想暴君的战斗檄文，或许也从来没有一篇檄文具有相似的激情光采。这篇檄文以自身感情的真实和论据的清晰，也教训了那个漠不关心的时代。倘若他们不及时的抵抗日内瓦的思想宗教法庭，新教的思想自由以及欧洲精神的思想自由都将荡然无存。因此根据人世间一切或然性来看，可以期待，根据卡斯台利奥的丝丝入扣的证明，在塞尔维特案件上，整个道德世界都会一致同意谴责性的判决，并且签字表示赞同。谁要是在这场斗争中，被这样一只手抓住撂倒，这人似乎就永远给解决掉了，因而卡斯台利奥的宣言对加尔文的绝不让步的正教主义是沉重的一击。

但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卡斯台利奥的振聋发聩的战斗檄文和他妙不可言的呼吁宽容的号召对于现实世界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原因非常简单也非常残酷：因为卡斯台利奥的《批加尔文书》根本就没有付梓。奉加尔文之命，此书从一开始就被书报检查所扼杀。它还来不及震醒欧洲的良心。

在最后一刻，——抄写本已在巴塞尔最知己的朋友圈子里流传，此书付梓已做好准备——日内瓦的掌权者们，早有信使送来消息——听到风声，卡斯台利奥正在向他们的权威准备一次性命攸关的危险进攻。他们立即进行反击，在这种时候，一个国家组织所拥有的权力优势高于个人的实力，马上可怕地显现出来。加尔文干了绝灭人性的罪行，使一个思想不同的人备受酷刑，将他活活烧死，由于书报检查的片面性，允许加尔文不受干扰地对他的罪行进行辩护。而卡斯台利奥想以人性的名义提出抗议，却被褫夺了发言权。尽管巴塞尔城本身并无理由，禁止一位自由的市民，该城大学的一位教师进行文学论战，但是加尔文一向精于战略和实战，十分巧妙地在政治上下手。一场外交事件制造出来。不是加尔文作为普通私人个人提出抗议而是日内瓦城由于有人对“学说”进行攻击，公开提出责难。巴塞尔城的市政当局和巴塞尔大学便面临一个棘手的选择，不是扼杀一位自由作家的权利，便是和一个强大的联邦城市陷入一场外交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永远是权力政治的因素战胜道德。市政官员们宁可牺牲个别人而发出禁令，禁止某些不严格遵守正统的文章发表。于是卡斯台利奥的《批加尔文书》就被阻止，不得付梓，加尔文可以发出欢呼：“所幸那些跟在我们身后狂吠的群狗不能再咬我们了。”

柴堆上的火焰使得塞尔维特的声音被吞没，书报检查也使卡斯台利奥发不出声。世上的“权威”又一次通过恐怖获救。卡斯台利奥的骁勇善战的手被剁了下来，这位作家不许再进行写作，更加不公、更加残忍的是，当洋洋得意的敌人现在以加倍的邪火向他进攻时，他都无法反抗。差不多要过一个世纪，《批加尔文书》才得以付印。卡斯台利奥在他的战斗檄文中预示出来的话，竟变成了可怕的真理：“你为什么将己所不欲之事，硬要强加于人？我们在这里进行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诉讼，你为什么要封住我们的嘴巴？”

然而反抗恐怖，既无权利亦无法官。暴力掌权之处，被战胜者无从发出呼吁。在那里恐怖永远是第一法庭，同时也是终审法庭。被迫采取悲剧的放弃的态度，卡斯台利奥只好勉强接受，承担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对所有那些暴力高踞于精神之上的时代而言，令人欣慰的是，那些被暴力击败的失败者可以保持昂然自得的轻蔑：“你们说的话和你们的武器，只不过是那专制暴政所特有的。你们梦想得到这种专制暴政，这种更多是时间性的统治，而不是精神上的统治。它不是建立在上帝之爱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暴力强制的基础之上。我并不羡慕你们的权力和武器，我有别的，我有真理，有纯净的情感和上帝。他帮助人们并给予恩典。即使真理在某一个时间，被世界，这盲目的法官，所压制，也没有人能对真理施暴。让我们把一个杀死了基督教的世界的判决搁在一边，别去管这个世界的法庭，在这个法庭面前总是暴力的事业获胜。上帝的真正的王国不在这个世上。”

恐怖又一次有理，更富悲剧色彩的是：加尔文的外在权力并没有因为他干了最恶劣的行为而受到撼动，而是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更加加强。因为在历史的空间寻找虔诚的道德和教科书上感人的公正，纯属徒劳！只好适应：历史，这世界精神的尘世影子，既不道德，亦非不道德，它既不惩罚恶行，亦不酬报善行。既然它在最终的意义上是立足于暴力而不是立足于权利，它往往把外在的好处大多推向权力人士，毫无顾忌的放肆行为、凶残暴戾的专断决定在时间性的斗争中往往把好处而不是坏处给予作案人或作恶者。

加尔文由于他的强硬遭到攻击，也认识到只有一件事可以拯救他：那就是更加强硬、更加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同样的规律屡试不爽。谁若使用过一次暴力，必须继续使用。谁若开始使用恐怖，别无其他方法（别无他法），只有让恐怖升级。加尔文在塞尔维特案件执行之中，和执行之后所遭到的反抗，只是更加加强了他的认识：对于一个威权统治而言，合法的镇压反对派和仅仅吓唬反对派是个很有缺陷的方法。只有惟一一种方法可以稳固极权（者）的权力：那就是彻底消灭任何反对派。起先加尔文也满足于在合法的道路上使得日内瓦市政委员会里的共和党少数派瘫痪，他暗中活动，使选举制度有利于他。在每一个乡区的议会里从法国逃亡来的新的流亡分子都变成了日内瓦公民，也被写进选举名单中去，他们在物质上和道德上还都依赖于他：用这种方法，议会里的情绪和意见渐渐地会染上对他有利的色彩。所有的机关都推到那些盲目听话的人那里去，古老的共和主义的城市贵族的影响就会完全遭到排挤。但是这种有系统的逐渐陌生化的倾向对于爱国的日内瓦人来说不久变得过于透明、过于露骨。这些为日内瓦的自由抛洒过鲜血的民主主义者很晚、很晚开始不安起来。他们召开秘密集会，他们商量怎么才能抵抗这些清教徒的统治欲，捍卫他们旧日独立自主的最后残余。情绪激动起来，越来越激动。在大街上发生扎根当地的居民和流浪而来的居民之间的激烈争论，最后甚至发展到挥拳相向。当然只是一种相当无害的斗殴，一共只有两个人被石头砸伤。

但是加尔文就在等候这样一种借口。现在他终于可以把他蓄谋已久的政变付诸实现，巩固他的极权。小小的一场街上斗殴立刻被炒作成一场“可怕的叛乱”，只有通过“上帝的恩典”才遭到失败。（在这种实践中，令人反感的永远是虚假的道德和故作虔诚的仰望上天的姿态）。一下子，和这次郊区斗殴事件毫无瓜葛的共和党全部领袖统统被捕，并且加以残酷的拷打，直到他们把独裁者为了达到自己目的所需要的一切全都招出来为止：计划进行一次圣巴托罗缪之夜[1]，加尔文和他的家人将被杀害，外国军队将被引进城来。根据这些仅仅依靠凶狠至极的酷刑逼供才逼出来的“坦白交代”，涉及计划中的“叛乱”和巧妙设计的“叛国行径”，最后刽子手就可以开始工作。一切哪怕只对加尔文进行过极小反抗的人，只要没有及时逃出日内瓦，统统都被处死。仅仅一夜之间，日内瓦除了加尔文派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政党。

加尔文在取得了这样彻底的胜利，这样干净地清除了他在日内瓦的最后一批反对派之后，其实满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从而变得宽大为怀。但是我们从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那里知道，那些寡头政治家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打了胜仗之后，总是只会变得更加缺乏耐心。一切专制暴君的悲剧在于，他们把性格独立的人在政治上弄得无权、无声之后，反而害怕此人。此人一声不吭，不得不保持沉默之后，他们并不满足。单凭此人不是诺诺连声，不再侍奉左右，不再弯腰屈膝，不是急于参加到阿谀奉承之辈和仆从的行列中来，表示他还存在，而他还存在，却使暴君们极为恼火。正因为加尔文在那次凶残的政变之后摆脱了所有的政敌，只有这一位，这位道德上的敌人依然残留下来，他便以万分急切的心情，把他全部的战斗激情全都倾注到这个敌人身上，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

这次进攻惟一的困难在于，如何把这位生性平和的学者从他那稳妥的沉默状况中勾引出来。因为卡斯台利奥自己已经对于公开争吵十分厌倦。人文主义者或埃拉斯姆斯主义者天生的都不是持久作战的战士。热衷党派纷争的人那种坚忍不拔的劲头和他们坚持不懈地劝诱他人改宗自己教会的毅力在人文主义者看来，是有失一个脑力工作者的身份的。他们宣布了一次他们的真理，但是等他们宣布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他们就认为一而再、再而三地想用宣传的方式让世界信服，他们的真理是惟一正确、惟一有效的真理，他们就认为，这实在是多此一举。卡斯台利奥在塞尔维特事件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冒着一切危险，为受迫害者进行了辩护，对那些向良心施暴的恐怖行径迎头痛击，态度比他那时代任何一个人都更加坚定不移。但是世界的时势还对他的自由言论不利，他看到，暴力会胜利一段时间。所以他决定，静等机会到来。那时，宽容和不宽容之间的决战又会爆发。他大失所望，但依然坚信，绝不屈服，他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大学终于聘请他为教师。他的伟大的毕生事业，他的两种语言的《圣经》翻译即将完成。一五五五年和一五五六年，语言的武器被人从他手里打掉之后，作为论战专家，卡斯台利奥已完全沉默无声。

但是加尔文和日内瓦人通过探子获悉，卡斯台利奥在他大学狭小的圈子里依然继续保持他的人道的观点。人家把他写字的手捆了起来，他可不让人家把他的嘴完全封住。那些主张不容忍的十字军战士发现，他提出的那个可憎的主张宽容的要求，和他反对宿命论的无法反驳的论据，在大学生当中越来越受到欢迎。一个崇尚道德的人单单通过他的存在就起作用，因为他的本质在他周围创造了一种有说服力的氛围，虽然看上去只对一个狭窄的小圈子起作用，这种内在的影响却像波浪的涟漪一样，不知不觉地、绝不停顿地向远方流去。既然卡斯台利奥很危险地存在着，不肯低头屈服，就必须及时打破他的影响。加尔文想尽计谋，给他设了一个陷阱，重新把他引诱到为异端分子进行的斗争中去。他在大学里的一个同事心甘情愿地为这项差使效劳，充当奉命挑衅者。他写了一封非常客气的信给卡斯台利奥，请求卡斯台利奥和他讨论关于宿命论的观点，仿佛事情只是关系到理论问题而已。卡斯台利奥表示准备参加一次公开的讨论，可是他才开口说了几句，听众当中突然有人冷不丁地站起身来，指责他推行异端行为。卡斯台利奥立刻就觉察到他们的目的。他没有跳进陷阱，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以便他们找到足够的材料来对他进行控诉），他打断了这次讨论，他大学里的同事们阻止任何人对他进一步骚扰。但是日内瓦却不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这次阴险的奸计失败之后，他们立刻改变方法。既然卡斯台利奥不理会他们的挑衅，不参加讨论，他们便想法用各种谣言和论战小册子来激怒他。他们嘲笑他的《圣经》翻译，让他对不具名的污蔑文章和传单负责。他们向四面八方泼洒出敌意森然的污蔑：仿佛听到一声号令，突然之间从四面八方掀起反对他的疾风暴雨。

但是正因为他们过份起劲，在这期间一切不带派性的人都清清楚楚地发现，他们在剥夺了这位伟大的真正虔诚的学者自由发表言论的可能性后，现在要直接加害他的人身。恰好是这次迫害的阴险奸诈，给这位受迫害者从各方面都招来了朋友。出人意表的是，德国宗教改革的鼻祖麦朗希通，突然走到卡斯台利奥的身边，故意展示他的支持。麦朗希通也和从前的埃拉斯姆斯一样，对于那些认为人生的意义不在和解，而在争吵之上的人所做的荒谬行为，感到深恶痛绝。他本能地写了一封信给卡斯台利奥，他在信中写道：“迄今为止，我不曾给你写过信。因为我事务繁忙，这些俗务数量巨大，令人反感，把我彻底压垮，没有多少时间进行这类通信。其实我很喜欢和人通信。其他阻止我写信的原因是，我看到那些自命为智慧和美德之友的人们中间横亘着可怕的误会，我也就为一阵巨大的悲哀所袭，不能自已。而我对你总很欣赏，欣赏你写作的方式……我希望这封信能向你证明我对你的赞同，证明我对你抱着真诚的好感。但愿永恒的友谊能把我们联合起来。

“你不仅抱怨意见分歧，也抱怨真理之友怀着仇恨对有些人的迫害。你只是增加了我自己经常感到的一种痛苦。寓言说，从泰坦巨人的血液里产生出巨人。那么从僧侣的种子里产生出新的诡辩家。他们试图在宫廷，在家庭，在人民当中进行统治。他们认为，学者们拦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不过上帝将会保护他剩余的羊群。

“所以我们得怀着智慧忍受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对我来说，年龄渐长，缓解了我的痛苦。我希望，不久能进入天国的教会，远离愤怒的风暴，这些风暴如此恐怖地震撼了这里人世间的教会。倘若我还活着，我将和你一起谈论许多事情。祝好！”

这封信表达了麦朗希通试图保护卡斯台利奥的愿望，它立即广为传抄发到大家手里。同时也是警告加尔文，不要再对这位伟大的学者进行毫无意义的迫害。果然，麦朗希通肯定卡斯台利奥的言辞在整个人文主义世界发生强大影响，甚至加尔文最亲近的朋友们也敦促加尔文讲和。伟大的学者波杜安写信到日内瓦：“现在你可以看到，你愤怒地迫害此人，麦朗希通对此狠狠地加以批判，同时你也可以看到，他对你的前后矛盾的论点很不以为然。继续把卡斯台利奥当作第二个撒旦来对待，同时又把麦朗希通尊为天使，究竟有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认为可以教育一个狂热分子或者平息他的怒气，这种想法实在是天大的错误！矛盾的是，或者合乎逻辑的是，麦朗希通的这封旨在起保护作用的书信恰好对加尔文起到了相反作用。因为人家对他的敌人甚至还表示赞赏，这个事实只是增加了他的仇恨。加尔文知道得非常清楚，这种思想上的和平主义者对他那充满战斗性的独裁而言，是比罗马教会、罗耀拉和他的耶稣会修士更为危险的敌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教条对教条，词句对词句，学说对学说，而在这里，面对卡斯台利奥的自由要求，他感到他愿望和行动的最初原则，建立统一权威的思想，正统教义的意义，全都成了问题。在每场战争中总是自己行列里的和平主义者比好斗嗜战的敌人更为危险。正因为麦朗希通的保护信在全世界面前提高了卡斯台利奥的威信，加尔文现在再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彻底破坏卡斯台利奥的名声，从此刻开始，真正的战斗打响了，拔刀相向的战斗。

现在是进行一场毁灭性战斗，由加尔文亲自登场这一事实所证明。就像在塞尔维特一案中，到致以最后的决定性的一击时，他把他的稻草人尼可拉斯·德·拉·芳泰纳推到一边，亲自来手执锋刃，那么现在他也不再使用他的小帮手德·贝兹。现在对他来说不再关乎公平与不公平，不再关乎《圣经》中的圣言及其解释，不再关乎真实与不真实，而只关乎一点：即迅速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把卡斯台利奥干掉。进攻他的正确的理由，眼下还不具备，因为卡斯台利奥已经退缩到他的工作中去了。既然找不到理由，那就人为地创造一个，随手抓起一根棒子，向着这个深恶痛绝的家伙拼命打去。加尔文把他的密探在一个游方的商人那里找到的一篇匿名的讽刺文章作为借口，尽管连一点论据的蛛丝马迹都没有，无法证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卡斯台利奥。事实上卡斯台利奥也根本不是此文的作者。但是迦太基必须消灭[2]，卡斯台利奥必须消灭。于是加尔文就利用这本根本不是卡斯台利奥撰写的书作为把柄，把他当作此书的作者，用卑鄙至极、怒火冲天的辱骂加以大肆咒骂。加尔文的战斗文章不再是一位神学家攻击另一位神学家的文字论战，而是肆无忌惮地疯狂泄愤：卡斯台利奥在当中被加上小偷、流氓、诅咒上帝者的骂名，比一个车夫骂另一个车夫来得更粗鲁。甚至指责这位巴塞尔大学教授的竟然在大青白日偷了别人家里的劈柴。这带有醺然醉意的仇恨逐页增高，最后这本怒气冲天的论战文章用这样一句唾沫星子四溅的愤怒叫嚣结束：“愿上帝把你消灭掉，撒旦！”

加尔文的这篇污蔑文章，可以当作值得纪念的一个范例，证明党派的愤怒可以把一个思想水平很高的人，降低到多么低下的程度。但是此文也是一个警告，警告一个政治家要是无法控制他的激情，行动起来会多么不合政治的要求。因为一个名誉甚好的正派人受到攻击，便是一件可怕的不公正的事情正在发生，巴塞尔大学校董会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撤销了卡斯台利奥作品出版的禁令。一所欧洲级别的大学，让它聘请的教授在整个人文主义的世界面前被人指责为一个卑下的偷柴火的小贼、流氓、无赖、流浪汉，这是和大学的尊严不相协调的。既然这里显然已经不再是讨论关于“学说”，而是关系到私人的嫌疑和卑下的贬抑别人名誉的行动，校务委员会就特别明确地批准卡斯台利奥可以公开发表一篇回应的文章。

卡斯台利奥的这篇回敬的文章在人道的、人文主义的论战文章中堪称范文，真的使人激情升华。最最极端的仇恨敌意也不能使这个内心宽容的人为仇恨所毒化，没有什么卑劣行径可以使他自己变得卑劣。文章一开始那节奏便显得那么安详、那么高雅。“我这次踏上这条通向公开讨论的道路并无昂扬的热情。我多么希望和你以兄弟般的情意，本着基督的精神好好讨论，而不是以村夫农家的粗鄙方式互相诟骂，这只会有损于教会的威信。但是既然通过你和你的朋友，我那和平交往的梦想不可能得到实现，我想，以温和来回答你激情满怀的攻击，这对于我所要尽的基督徒的义务而言不是不可协调的。”首先卡斯台利奥揭露加尔文的不诚实的行动方式，加尔文在他那篇关于《“无赖”》的文章的第一稿里公然把他说成是那篇讽刺文章的作者，而在第二稿里——显然已经有人告诉他犯的谬误——没有再说一句话来攻击卡斯台利奥是作者，但是也没有表现出忠诚，老实承认他冤枉了卡斯台利奥。卡斯台利奥以无情的一击把加尔文逼到墙边：“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你把那篇文章说成是我写的，是冤枉了我？我自己对这事的原委很难确定。你提出这种控告时，你自己已经知道，这控告并不真实。这是一种欺骗行为。如果你那时还心中无数，那么这一控告至少是相当草率的。无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你的态度都不够漂亮，因为你提出来的一切，都不真实。我不是那本小册子的作者，从来没有把它寄到巴黎去付印。倘若它的传播是个罪行，那么为了这个罪行应该受到控告的是你，因为你是第一个对它进行公开宣传的人。”

等他揭露出来加尔文是用哪些站不住脚的借口，向他发起攻击的，卡斯台利奥才涉及攻击的粗鲁方式，“在辱骂方面，你方法很多，你说出了你满溢的心声。在你的拉丁文的小书中你先后称我为污蔑上帝者、诽谤者、作恶多端者、狂吠的狗、满腔无知野蛮成性的放肆之徒、毫不虔诚、糟蹋《圣经》的家伙、一个嘲笑上帝的丑角、一个嘲笑信仰的人、一个厚颜无耻的家伙、还骂我是一条肮脏的狗、一个缺乏敬畏、令人憎恶之徒、一个扭曲变态之人、一个流浪汉、一个坏东西。你先后八次称我为无赖（我把nebulo一字这样翻译），你把这些恶毒的字眼心情欢畅地写满了两大张纸，并且给你的书冠以《一个无赖的污蔑》。书中最后一句话是：‘愿上帝消灭掉你，撒旦！’与此同时，一切都属于这种风格；这应该是一位拥有使徒般严肃、基督徒般温和者的风格？你领导的那些人民，如果受到这样的思想影响，倘若你的人民得到证实，你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相似，你的人民可就惨了。但是你的所有的这些辱骂丝毫也伤不到我……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终将复活，而你，约翰·加尔文将向上帝汇报，你把辱骂加在那个人身上。基督同样为他而死。你难道真的没有感到羞耻，你心灵深处真的没有感到上帝的圣言：‘谁若无缘无故地对自己兄弟大发脾气，应该受到法庭审判！”“谁若称自己的兄弟是个坏人，将被抛进黑暗中去。’”然后卡斯台利奥——简直可说欣欣然以自信自己不可侵犯的感情，回应了加尔文对他的主要指控，说他在巴塞尔偷了柴火。他嘲笑道：“这事实上，的确是件非常严重的罪行。前提是：我若的确犯了这个罪行的话。但是一个同样重大的罪行是污蔑。我们不妨假设事实真是如此，我的确偷了柴火，因为——（这是极为出色的一下旁敲侧击，暗指加尔文的宿命论学说）——事先被确定下来，偷柴的是我，像你所教的，为什么你要辱骂我呢？是上帝确定我承受这个命运，让我不可能不偷窃，你难道不应该先对我表示同情吗？为什么你满世界的大叫大嚷，说我偷窃？是为了将来阻止我去偷？但是倘若我被迫地、由于上帝预先决定好了去偷窃，那你应该在你的文章里为我开脱，由于我是被强迫去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同样不可能不偷，就像让我的身高再增加两三厘米同样不可能。”

等到卡斯台利奥把这无聊的污蔑阐述清楚之后，他才描述这件事情真正的来龙去脉。在一次莱茵河发大水时，他和其他百十来个人一样，用一把大鱼叉从河水中捞取柴火，不言而喻，这不仅是一件法律上允许的行动，因为众所周知，劈柴到处都是自由的财产，甚至还是市政当局特别希望大家捞到的东西，因为这些柴堆在河水泛滥的时候会危及桥梁。卡斯台利奥甚至可以证明，他和其他那些“小偷”一样，因为这次“偷窃行为”，从巴塞尔城的市政府那里，得到四分之一个金币作为酬劳。而这一“偷窃”实际上是个有生命危险的辅助性的工作。根据这条记录，即便是日内瓦的小集团从此也不敢再重复那个愚蠢的诬蔑，它不会伤害卡斯台利奥的名誉，只会使加尔文丢脸。

任何否认、任何美化都无济于事：加尔文在狂怒之下千方百计地要把一个政治上、一个世界观上的敌人清除干净，他也同样像在塞尔维特一案中一样，试图放肆地施暴于真理。可是怎么也没法，在卡斯台利奥的人性举止态度上找到最微小的瑕疵。卡斯台利奥可以从容不迫地回答加尔文：“大家可以判断我写的东西，我一点也不害怕别人的意见，只要他不是怀着仇恨评判我。每一个从我孩提时代起就认识我的人，可以证实我个人生活的贫穷。如果必要，我可以请来无数的证人。可是这真的必要吗？你自己制作的伪证和你手下人制作的伪证还不够吗？……甚至你自己的学生也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承认，对于我严肃的生活态度，不存在最微小的怀疑。既然我的学说和你的相异，他们不得不局限于宣称，我搞错了。你怎么胆敢去散布这种有关我的事情，同时呼唤上帝的圣名？你难道看不出来，加尔文，你呼唤上帝出来作证，对于那些仅仅由仇恨和愤怒引发的指控是多么可怕？

“但是我也同样可以呼唤上帝，你呼唤上帝是为了在众人面前以绝顶狂野的方式控诉我，我呼唤上帝是因为你对我的控告不符事实。倘若我说谎，你说实话，那我请求上帝，按照我罪行的程度惩罚我。我请求众人结果我的生命，毁掉我的名誉。但倘若我说了真实情况而你是个说假话的控告者，那我请求上帝保佑，别让我跌进我的敌人设下的圈套，让你死前还有机会，为你的态度感到悔恨，以便将来你的罪过不至于影响你的灵魂获救。”

这个心灵自由、大大方方的人，面对那位感到自己满有把握、思想僵化的人有着什么样的差别，什么样的优越感！在人性的性格和教条的性格，在从容不迫的人和刚愎自用的人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差异。前者只想维护他自己的意见，而后者则不能容忍，并非整个世界都降低身份，对他鹦鹉学舌或者向他顶礼膜拜。在那边纯净清澈的良心以温和合适的方式和人交谈，在这边神经质的统治欲高声大喊，又是威胁又是祈求。但是真正的清澈，不会让仇恨来扰乱自己。精神上最为纯洁的行动不是用狂野主义勉强求得，而是平静地通过自我控制和温和态度而求得。

党派中人则相反，从来不是为了争取公正，而只是争取胜利。他们不愿说别人有理，只是认为自己有理。卡斯台利奥的文章刚发表，他们就立刻发动新的攻势。虽然像“狗”“野兽”这样对卡斯台利奥的个人攻击，捏造出来的他偷劈柴这样幼稚的童话已很可耻地自我消散，连加尔文自己也不敢再一次打进这个缺口，所以这次的攻击极为迅速地移到另一方面，移到理论方面。日内瓦的印刷机又一次开动起来，虽说才刚印过上次的诬蔑，油墨未干。台奥多尔·德·贝兹又一次被推到前线。此人忠于他的大师胜过忠于真理，他在官方的日内瓦版《圣经》（1558）的前言中用这样公开谴责的阴毒卑劣的方式把对卡斯台利奥的攻击放在《圣经》的前面，致使他的攻击在这些地方恰好变成了对上帝的亵渎。德·贝兹叫道：“撒旦，我们的老对手认识到，他不可能像从前那样阻止圣言流传的进程，现在以更加危险的方式参与进来。很长时间没有《圣经》的法文译本，至少没有一部称得上这个名字的《圣经》译本。现在撒旦找到了许多译者，数量之多犹如轻浮放肆之徒的人数一样。倘若上帝不是及时制止，说不定他还会找到更多译者。倘若有人问我可有例子，我就指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做的《圣经》的拉丁文译本和法文本。卡斯台利奥此人在我们教会里，既因为他不知感恩，放肆大胆而著称，也因为大家想把他拉上正道、不懈努力而闻名。因此我们认为对他的姓名不再讳莫如深（就像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乃是一种良心的义务，而且警告一切基督徒，今后对于这样一种撒旦遴选出来的人，必须防而又防。”

向惩治异端分子的法庭对一个学者告密，没有比这更露骨、目的更明显的了。但是这位“由撒旦遴选出来的”卡斯台利奥现在用不着再保持沉默。大学校务委员会对那些攻击卡斯台利奥的手段如此卑劣下流感到反感，又受到麦朗希通那封保护信所鼓舞，再次给予受迫害者以发表言论的自由。

卡斯台利奥致德·贝兹的回答含有一种深切的悲哀。我们简直要说有一种神秘的悲哀。像德·贝兹这样思想方式的人竟然能这样暴烈地产生仇恨，这在纯粹的人文主义者心里只能引起同情。尽管他清楚知道，这些加尔文主义者从不在乎真理如何，而只在乎垄断他们的真理。他们如果不把他像迄今为止一切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敌人一样从前进道路上清除出去，绝不善罢甘休。但是他那高贵的情感拒绝陷进这种低下的仇恨状态中去。他以先知的预感写道：“你们唆使并且鼓动市政当局置我于死地。倘若这事不是通过你们的书籍公开得到证明，我永远也不敢把这样一种说法写出来，尽管我对此确信不疑。我还活着，对于你们来说，这是场真正的噩梦。既然你们看到，市政当局并没有屈服于你们的压力或者至少还没有屈从——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你们就设法让大家都憎恶我并唾弃我。”卡斯台利奥非常清楚，他的敌人要公开取他的性命，而他的回敬只是针对他们的良心。他对这些侍奉基督圣言的仆役们说：“请你们告诉我，在哪个方面，你们对我的态度可以参照基督？甚至在叛徒把他交给差役时，他也是充满善意地去和那叛徒说话，并且钉在十字架上他还为他的刽子手求情。而你们呢？因为我在个别的学说和意见上背离了你们，你们就怀着敌意，越过世界上许多国家追捕我并且唆使别人也同样怀着敌意来反对我……当你们的举止从上帝那里只得到下面这样一个彻底的批判时，你们想必悄悄地感到极大的痛苦：‘谁若仇恨他的兄弟，就是个杀人犯……’这可是清清楚楚的真理的规则，只要把它们从一切神学的掩饰下解脱出来，人人都能接触，你们不是自己也用自己的话，也在你们的书籍里教授这些规则。为什么你们不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身体力行？”

但是，卡斯台利奥知道，德·贝兹只是一个支到前面去的走卒而已，这种杀气腾腾的仇恨不是从他那里发出，而是发自加尔文，这位思想的独裁暴君，除了他自己的解释企图之外，任何人试图解释，他都要禁止。因此卡斯台利奥越过德·贝兹，直接向加尔文喊话。毫不激动，目光交接，他们两人面面相对。“你承认自己采用了一个基督徒的题目，你承认《福音书》，你引证上帝，并且自诩洞悉他的目的，你声称，知道《福音书》的真理。那么为什么，当你在教训别人时，为什么你不教训教训你自己？为什么当你在讲经台上向下布道时说，不可污蔑，而你自己的书里却充满了污蔑？为什么你们批判我，据说是为了彻底打碎我的骄傲，而你们自己却怀着那么多倨傲，那么多傲慢和那么多自我意识，就仿佛你们就坐在上帝的群神会上，上帝向你们揭示了他内心的秘密……你们真到了反躬自问的时候，力争使这事不致太晚。你们不妨试试，如果可能，对你们自己有一瞬间的怀疑，你们将会看见，其他许多人已经看见的东西。请放下你们这种对自己的爱，它耗尽了你们的精力，放下对别人的恨，尤其是对我个人的那种恨。让我们在宽容方面互相展开竞争，你们将会发现，说我不虔诚，并不真实，就像你们想加诸我的耻辱同样的不真实。请容忍我在几点上背离了你们的学说。难道在虔诚的人之间意见有所不同，但是彼此的心是相通的，这点真的无法达到吗？”

一个人道的、愿意和解的人对激进分子和教条主义者的回答可从来没有比这更温和的了。如果说先前卡斯台利奥只是在语言上，那么现在却是以他人性的行动在这强加于他的斗争中实现了宽容的思想，也许更加可作典范。不是以嘲讽回答嘲讽，以仇恨回答仇恨，——“倘若我用你们对付我的同样的东西来对付你们，我就不知道还有哪个地球、哪个国家让我能逃到那里去。”——他宁可再试一次用人性的争辩来结束这次争吵，根据他的思想，这种争辩，在有头脑的人中间永远是可能发生的。他再一次向他的敌人伸出和解之手，尽管这些敌人正高举谋杀人的利斧，瞄准着他。“所以我请求你们，看在基督之爱的份上，尊重我的自由，不要把虚假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请让我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承认我的信仰，就像人家允许你们承认你们的信仰，我也乐于承认你们的信仰一样。请别老认为那些学说和你们相左的人全都错了，千万别马上就控告他们是异端分子……我和其他那么多虔诚的信徒对《圣经》的阐释和你们不同，但我用我全部力量公开承认信奉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两个当中总有一个肯定是错误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彼此相爱！大师将来总会向错误的那一个阐明真理。惟一的一点，我们肯定都知道，你们和我，或者至少我们应该知道的，那便是对基督的爱所抱的责任，让我们实施这一职责，在我们实施的过程中，让我们就这样封住我们所有敌人的嘴。你们不是认为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吗？别人也对自己的意见有同样的想法：但愿更有智慧的人立即表现为最有兄弟之情的人，别凭自己的智慧盛气凌人。因为上帝无所不知，他让骄傲的人低下头去，而让谦卑的人抬起头来。

“我向你们说这番话，是出于强大的爱的需求。我把爱和基督的和平献给你们。我呼吁你们一同爱，我是全心全意地这样做，我可以在上帝和活生生的精神面前发誓。

“倘若你们尽管如此还要继续怀着满腔仇恨来打倒我，倘若你们不允许我敦促你们回到基督的爱上来，那我只好继续保持沉默。但愿上帝充当我们的法官，根据我们对他忠诚的程度，在我们两人之间做出决断。”

这样动人、这样充满深刻人性、促使和解的号召，居然不能打动一个有头脑的敌人，这种感情难以理解。但是恰好是搞意识形态的人，总是只信奉一个思想，而对于其他和他们的见解不同的思想，哪怕是最富人性的思想，他们也完全充耳不闻，这属于人世的荒诞不经。思想上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人们行动时有失公正，不论哪个人或哪个民族充满了某一种世界观的狂热情绪，那就没有谅解和宽容的余地。这位只是渴求和平的人发出的这份令人震惊的警告，对于加尔文，没有造成一丁点儿的影响。此人既不公开布道又不宣传，也不争吵，没有丝毫野心，也不打算用暴力去把他的思想强加在世上另一个人身上；虔诚的日内瓦把他那份要求基督式的和平信函当作“闻所未闻的怪事”退了回去。同时立刻发出一阵新的密集炮火，射出各式各样的嘲讽和教唆的毒气。一段新的谎言又搬上舞台，为了让众人怀疑卡斯台利奥或者至少让他变得可笑，这也许是一切卑劣行为中的极致。在日内瓦，一切逗乐的戏剧一向被视为罪行，严禁老百姓参与。可是在日内瓦神学院里，加尔文的学生们却排练了一出“虔诚的”学校喜剧，给卡斯台利奥取了一个再透明不过的名字“狗卡斯台利奥”作为撒旦的第一仆人在剧中上场，让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诗句：

至于我呢，付钱给我，我就为

任何人服务，不论写诗或写散文。

此外，我就看不到别的事情。[3]

最后他们污蔑，说这位过着使徒一样清贫生活的人，竟然把自己手中的笔出卖给他人，只是作为某个教皇派的人雇佣的宣传鼓动员，为纯净的宽容学说而战。毫无疑问这最后的污蔑也是在得到加尔文的批准，也是在这位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这位宣讲上帝圣言的布道师的鼓励的情况下，无耻地大胆进行的。至于这是真实情况还是纯属污蔑，对于满腔党派仇恨的加尔文主义者而言，早就变得无所谓了。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把卡斯台利奥从巴塞尔大学的讲台上拽下来，把他的作品付之一炬，如果可能把他本人也一同烧死。

因此对于这些仇恨满腔的阴险小人而言，一项求之不得的稀罕宝贝乃是在日内瓦习以为常的一次抄家活动中，两个市民被人撞见，正在阅读一本没有庄严的加尔文批准付印的文章——这本身就是一项罪行。这本名叫《给阴郁的法兰西的忠告》的小册子既没有作者的名字也没有付印的地点，因而更像一本具有异端气味的作品。这两个市民立刻就被带到教会监理会去，由于害怕遭受夹大拇指和上刑凳这样的酷刑，他们承认，是卡斯台利奥的侄儿把这本小册子借给他们看的。于是这批猎人便以狂热的激情，追踪这新发现的踪迹，为了最终把这追捕中的野兽捕获。

“这本充满了谬误的坏书”，的确是卡斯台利奥的一本新作。他又一次犯了他旧日无可救药的“错误”，以埃拉斯姆斯式的努力，提醒大家和平解决教会的争端。他不愿不声不响冷眼旁观，宗教迫害在他亲爱的法兰西如何最终结出鲜血淋漓的果实，如何在日内瓦秘密的鼓动下，新教徒在那里拿起武器袭击天主教徒。就仿佛他已经预先看到巴托罗缪之夜和迫害胡格诺教徒之战的令人惊怵的恐惧，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再一次，在最后关头阐释一下这样流血着实无谓。他写道，不是这一学说，也不是另一学说本身是错误的，——错误和犯罪的行径永远只是试图用暴力强迫一个人信奉一种他并不相信的宗教。世上一切灾难都出自这种强迫意识，出自头脑褊狭的狂热主义一再翻新，一再重复使用的血淋淋的强制良心的尝试。卡斯台利奥指出，无论强迫谁承认一种他内心并不承认的信念，这不仅是不道德的违反法律的，也是无谓的、荒谬的。因为每种让人们信仰某种世界观的强制，只会制造假信徒，每种强迫宣传的施加暴力的方法（如拧紧大拇指的方法只是对外在数字上增加了一个党派的拥护者的数量）。但是实际上，每一种以这种暴力方式争取改变信仰者的世界观以他们虚假的数字计算欺骗不了世界，尤其欺骗不了自己。因为卡斯台利奥的这句话对于各个时代全都有效——“那些只想拥有尽可能庞大的拥护者数量，因而急需许多人的那些人，就像一个傻瓜，他有一只大杯子，盛着很少的酒，于是大量搀水，想增加酒量：但是这一来他并没有增加酒量，而只会把杯里的好酒也弄坏了。你们永远也无法声称，你们强迫他们来承认你们信念的人，的确也打心眼里承认你们的信念。倘若给予他们自由，他们会说：我打心眼里相信你们是不讲公平的暴君，你们逼我说出来的话，毫无价值。蹩脚的酒即使逼着大家喝它，也不会变得更好。”

因此卡斯台利奥总是一而再地以新的激情重复他的信条：不宽容必然会导向战争，只有宽容能导向和平。不是用拇指夹子、战斧和大炮可以把一种世界观贯彻下去，而是只有个人的发自内心深处的确信，才能贯彻。只有通过彼此谅解才能避免战争，各种看法才能互相沟通。所以让那些想当新教徒的人，当新教徒吧。让那些真正皈依天主教的人，继续当天主教徒吧。不要强迫这些人，也不要强迫那些人。整整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三十年，两种信念才在南特，越过几万，几十万无谓牺牲者的坟墓，联合起来，达到和平。而在这里，一个孤独的、具有悲剧色彩的人文主义者已经在为法兰西起草一份宽容敕文。“法兰西，我给你的忠告是停止强迫良心，停止迫害，停止杀人，取而代之的是，你应该允许在你的国土里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见而不是按照别人的意见来侍奉上帝。”

这样一条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法兰西彼此谅解的忠告，不言而喻在日内瓦自然就变成了一切罪行之最。因为加尔文的秘密外交人员正在这时忙于以暴力在法国煽动一场胡格诺派的战争。因此再也没有比这讲究人道的和平主义对他那侵略性的教会政策更讨厌的了。所以一切力量全都调动起来镇压卡斯台利奥的和平敕文，向四面八方派出信使，向所有的新教权威人士发出请求信件。果然加尔文以他组织完善的宣传鼓动达到了目的。在一五六三年八月的宗教改革教派的教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教会注意到了《给阴郁的法兰西的忠告》一书的出版，作者是卡斯台利奥。这是一本极端危险的书，大家必须注意防范。”

又一次成功地把卡斯台利奥的一本——对于狂热主义来说！——“危险的书”在传播之前就予以封杀。现在就来对付人，对付这个坚不动摇、不屈不挠的反教条主义者，和反本本主义者！终于要和他做个了断，终于不仅要堵上他的嘴，也要永远把他的脊梁骨打断！再一次把台奥多尔·德·贝兹弄来，让他拧断卡斯台利奥的脖子。他的《答塞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的辩护和责难》[4]献给巴塞尔城的牧师们，单从此书的献词，就向教会的官厅表示，该在哪里着手，来反对卡斯台利奥。德·贝兹暗示，现在是时候了，是紧要关头了，教会的司法机关应该来对付这个危险的异端分子和异端分子之友。所以这位虔诚的神学家在一片乌七八糟乱成一团的胡话之中把卡斯台利奥当作说谎者、污蔑上帝者、最恶劣的再洗礼派教徒、神圣学说的亵渎者、浑身发臭的告密者，不仅是一切异端分子、也是一切通奸者和罪犯的庇护人来大加挞伐。最后他又被极端客气地称作杀人犯，其辩护书是在撒旦的工场里制造出来的。尽管因为愤怒着急，所有这些诟骂污辱乱七八糟地摞在一起，结果互相矛盾、互相抵消。但是在这辱骂攻击汇成一片的喧闹声中有一点是清楚明显的：那就是杀气腾腾的愿望，终于，终于，终于可以把卡斯台利奥变成一个哑巴，最后变成一具死尸。

德·贝兹的文章意味着早已向审判异端分子法庭提出的控告；现在告密者的企图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连遮羞布也不用，一副穷凶极恶的挑衅神气。因为他们不容误解地向巴塞尔的教会代表会议提出要求，立即让世俗官厅，把卡斯台利奥像一个下贱的作恶者那样逮捕归案。德·贝兹亲自到巴塞尔去待了几天，为了推动那里的司法程序。可惜他虽然性急，却碰到一个外部手续和他作梗：根据巴塞尔的法律，必须先要有一份书面的具有实名的状子，向官厅告发，案子才能运作。一本印刷的小书永远当不了状子。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加尔文和德·贝兹当真想要控告卡斯台利奥的话，最自然、最不言而喻的办法乃是，他们亲自具上自己的名字，把这样一份控告书递交给巴塞尔的官厅。但是加尔文还是依照他旧日的办法——在塞尔维特一案中运用得很是成功——宁可让随便哪一个第三者去提出控告，也不愿自己承担责任，亲自出马，向一个官厅提出控告，同样伪善的诉讼进程就像在维埃纳，在日内瓦那样地重演了一遍：一五六三年十一月，在德·贝兹的书出版后，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名叫亚当·封·波登斯泰因，向巴塞尔的市政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书面的状子，控告卡斯台利奥犯有异端行径，而这个亚当·封·波登斯泰因自己恰好是最不合适为新教教义进行辩护的辩护师，因为他父亲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卡尔施塔特，路德曾把他当作危险的宗教狂从威丁堡大学赶了出来，同样，波登斯泰因又是极不虔诚的帕拉契尔苏斯的学生，根本无法算是新教教会的顶天立地的栋梁。然而德·贝兹访问巴塞尔似乎以某种方式成功地使这个波登斯泰因去干这件寒碜的工作。因为此人在他的致市政委员会的信里一字不落地重复了那本书里的一切杂乱不堪的论据，一方面把卡斯台利奥说成是个教皇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把他说成是再洗礼派，接着又把他说成自由思想家，然后作为上帝的污蔑者，除此以外还把卡斯台利奥骂成一切通奸者和一切罪犯的庇护人。可是不论是真是假：反正根据他（正式给市政委员会写的至今还保存着）的那封控告信，算是走上了公开的法律程序的道路。既然有一份记录下来的文件在这里，巴塞尔的法院别无他法，只好开始着手进行调查。加尔文和他的一伙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卡斯台利奥终于作为异端分子坐在了被告席上。

照理对于卡斯台利奥而言，反驳这一大堆愚蠢的攻击，进行自我辩护并不困难。因为波登斯泰因以盲目的过度热情，同时攻击卡斯台利奥这么多自相矛盾的事情，也公开暴露出这些事情并不可信。另外大家也清楚知道卡斯台利奥在巴塞尔生活检点，无懈可击，不像在塞尔维特案中那样轻易地就可以把卡斯台利奥立即逮捕，加上镣铐，百般盘问，大肆折磨。作为大学教授，首先要请他在校务委员会对人家提出的指责进行自我辩护。卡斯台利奥根据实际情况把他的控诉人波登斯泰因说成是一个推到前排来的稻草人，并且要求波登斯泰因真正的幕后推手加尔文和德·贝兹亲自现身，如果他们真想控告他的话。他的这番话足以使他大学的同事们满意。“既然有人如此激情满怀地怀疑我，我就真心实意地请求你们允许我进行自我辩护。倘若加尔文和德·贝兹信心十足，就请他们亲自出场在你们面前证明他们控告我的罪行。他们要是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的，他们就不会有任何顾虑，在全世界面前控告我。他们也不必害怕巴塞尔的法庭……我知道，我的控告者强大有力，但是上帝也强大有力，上帝审判起来，对任何人一视同仁。我知道，我只是一个不名一文、籍籍无名之人，非常卑微、没有声誉，但是上帝恰好眼睛看着卑下的人，倘若冤枉地流淌了他们的鲜血，上帝不会让这些鲜血无人赎罪白白流淌。”因而他自己，卡斯台利奥乐于承认这个法庭。倘若在敌人控告的罪行中哪怕有一件得到证明，他都愿意献上他的脑袋作为应得的赎罪。

不言而喻，加尔文和德·贝兹当然不敢接受这样公正诚恳的建议。无论是加尔文还是德·贝兹，都没有现身巴塞尔的刑事裁判所。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这些阴险的告密已经烟消云散。这时，一桩偶然事件出乎意料地给卡斯台利奥的敌人帮了大忙。因为恰好这时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件突然曝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此事大大加强了对卡斯台利奥的异端行径和对异端分子友好的嫌疑。在巴塞尔曾经发生过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在那里有一个富有的外国贵族以让·德·布吕热之名在比宁根的府邸里住了十二年之久，多亏他乐善好施，在所有的市民圈子里都受到极度的尊敬和热爱。当这位高贵的外国人在一五五六年过世时，全城都庄严肃穆地参加他显赫的葬礼。他的棺木安葬在圣·莱翁哈特教堂最为体面的位置上。又过了若干年，有一天突然传出起先令人难以置信的谣传。这位高贵的外国人并非外国贵族，而是那个臭名昭著深受谴责的极端异端分子大卫·德·约里斯，《奇异书籍》一书的作者。在再洗礼教派当中进行残酷的大屠杀时，他神秘地逃出弗兰德尔，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巴塞尔，人们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公开地把最高的荣誉给予了这个糟糕透顶的教会敌人，这事现在对于巴塞尔全城是件多么令人烦恼的事！为了对于这样欺骗性地滥用好客精神进行明显的补赎，事后由官厅对这位早已过世的人提出起诉，举行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仪式。把这个异端分子业已腐烂了一半的尸体从他的荣誉墓穴中取出，吊在绞架上，然后连同一大堆摞起来的异端邪说的书籍，在巴塞尔宽阔的市场广场上当着成千上万个围观者的面予以焚毁。卡斯台利奥也不得不和大学的其他教授一起观看了这场令人恶心的戏剧，——可以想像，怀着什么样压抑和反感的心情！因为他和这个大卫·德·约里斯这么多年来一直有着良好的友谊关系。他俩当年曾一同设法拯救塞尔维特，大卫·德·约里斯，这个极端异端分子甚至很有可能也是马丁·贝利乌斯的著作《论异端分子》的匿名合作者。反正有一点不用质疑，卡斯台利奥从来也没有把比宁根府邸的主人当作一个像他自己说的，单纯的普通商人，而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他那所谓的让·德·布吕热的真实名字。但是他在生活中和在作品中一样宽容，他没有想到要去扮演告密者的角色，仅仅因为一个人为一切教会和世俗的各个官厅所摒弃，就放弃此人的友谊。

突然发现了卡斯台利奥和这个再洗礼教派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教徒之间的关系，证实了加尔文教派对卡斯台利奥的控告，说卡斯台利奥是一切异端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庇护人和同谋犯，对卡斯台利奥几乎造成生命危险。祸不单行，偶然总是以双重钳子夹人。在同一时间，卡斯台利奥和另外一个有着严重罪行的异端分子贝尔纳多·奥基诺的紧密关系也暴露出来。奥基诺原本是一个著名的本笃会修士。他的布道无可比拟，闻名整个意大利。突然为了逃避宗教法庭，他逃离故乡。但是在瑞士，他不久也因为他的论点独具一格而使宗教改革派的牧师们大吃一惊。尤其是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三十篇对话》，对圣经的诠释，在整个新教世界都被视为难以想像的亵渎：原来贝尔纳多·奥基诺在书中根据摩西的法律宣布一夫多妻制，究其原则而言，这在《圣经》里是允许的，因而也是可行的，虽然并没有把它推荐给大家。

这本书以其骇人听闻的观点以及许多其他为正统教义所不能容忍的观点著称——贝尔纳多·奥基诺立刻被立案审查——不是别人，正是卡斯台利奥把它从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这本异端著作就以它的译文付梓，这样卡斯台利奥就以行动对这种罪恶观点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言而喻，卡斯台利奥现在作为知情人受到教会法庭的威胁不亚于作者。一夜之间，加尔文和德·贝兹对卡斯台利奥的不甚确定的指控，说卡斯台利奥是最为疯狂的异端行径的庇护人和首脑——通过他和大卫·德·约里斯和贝尔纳多·奥基诺的亲密友谊变得煞有介事，令人不安。这样一个人，巴塞尔大学不能也不愿继续庇护。在真正对卡斯台利奥提起诉讼之前，他已经输了这场官司。

加尔文为卡斯台利奥所写证词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

这位宽容的辩护师即将遭遇的同时代人对他的不宽容究竟是什么，他只消从教会机构对他的同伴贝尔纳多·奥基诺所采用的残忍态度加以衡量，即可知端倪。遭到唾弃的奥基诺在洛迦诺意大利流亡者聚居处当牧师，一夜之间，他就被逐出洛迦诺，尽管百般哀求，也得不到延迟几天的恩赐。奥基诺当时已是七十高龄，身无长物，这也博不得丝毫同情。他的妻子在几天前辞世，也不给他逗留的时间。他不得不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出外漂泊，也未能消除那些虔诚的神学家的愤怒。时值冬季，山间小道积雪没过脚踝，无路可通。尽管如此，那些狂信宗教的迫害者也不管不顾：就让他在路边倒毙，这个教唆者，这个异端分子！就在隆冬十二月中，人们把他赶出门去。这个疾病缠身、须发皆白的老人爬过积雪冻冰的山峦和峰岩，拖儿带女，想在世上什么地方寻找一个新的避难之地。但即便是这些令人心悸的惨状，对于这些信奉仇恨的神学家、宣扬上帝圣言的虔诚布道者而言，也还不够残忍，因为到末了，慈悲为怀的好心人的怜悯，还会在中途给这个徒步跋涉的老人和他的孩子们一间暖和的房间过夜或者一束谷草御寒。所以他们抢在这个遭到谴责的人前头，以他们令人反感的虔诚热心，发出一封封信件，寄到沿途各地，叮嘱善良的基督徒不得容忍这样一个怪物在自己的屋檐底下憩息。于是所有的城市乡村家家户户都像遇到麻风病人一样，紧闭大小门户。这位年迈的学者找不到一处休憩之地，只好沿途行乞，挣扎着走过整个瑞士，在谷仓里过夜，冻得心力交瘁，脚步踉跄、摇摇晃晃地走到边境，然后再走过幅员辽阔的德意志，在那里，所有乡镇也都事先得到关于此人的警告；他只希望最终能在波兰，在更有人性的人们那里为自己和孩子们找到歇脚的地方。但是对于这个已经崩溃的男子，这一路挣扎过于费劲。贝尔纳多·奥基诺终于没有走到目的地，没有看到和平。这个完全脱力的老人，成了绝不宽容的一个牺牲品。他在摩拉维亚的某条乡间大道上倒地身亡。在那里人们把他当作流浪汉埋葬在早已被人遗忘的野坟里。

在这面令人怵目心惊的哈哈镜里，卡斯台利奥清楚地预见到他自己的命运。起诉他的这场官司已在准备。他惟一的过失乃是感觉到太多的人性，对太多的被迫害者表示了同情。在这样没有人性的时代他不可能指望会得到同情，得到人性。早在充当塞尔维特的辩护人时，塞尔维特的命运已展现在他眼前。当代的不宽容早已把手放在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宽容的辩护师的脖子上。

但是命运的机缘凑巧使得他的迫害者不可能得到明显的胜利，把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一切思想专制暴政的死敌，投进监狱、流放国外或者捆在柴堆上。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的猝死，使他在最后关头获救，不必去接受诉讼，不必遭到他的敌人杀气腾腾的攻击。他的身体由于积劳成疾，早已极端虚弱，亏损异常，如今忧虑和激动使他心神交瘁，他那早已掏空的身体再也坚持不住。直到最后时刻，卡斯台利奥虽然还硬撑着，拖着脚步到大学去，到书桌前，然而这已是徒然的抵抗！死亡已经战胜了他生的意志，从事精神活动的意志。大家把这个因为寒热而浑身发抖的人抬上床，剧烈的胃痉挛使他除了牛奶，无法进食，内脏的功能越来越衰竭，最后那受到震撼的心脏，终于不能再继续跳动。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逝世，终年四十八岁。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朋友在他去世时这样说道：“他通过上帝的帮助逃脱了他敌人的魔爪。”

他这一死，对他的污蔑也就不攻自破。他同城的市民发现，他们对他们这位最优秀的学者捍卫得多么不够，多么有气无力。他的遗物不可争辩地证明，这位纯洁的伟大的学者过着多么像圣徒一样清贫的生活。屋里找不到一件银制的器皿，朋友们只好凑钱为他购买棺木，偿还小笔债务，支付殡葬费用，收养他的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们。似乎为了补偿对他的控告造成的耻辱，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的葬礼变成了一次道德的凯旋。一切在卡斯台利奥蒙受异端分子嫌疑时都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的人，现在都挤上前来，以此表明自己是如何深爱他尊敬他，因为历来都是捍卫一个死者比捍卫一个活人，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要方便得多。整个大学都庄严肃穆地紧随着送葬行列，大学生们肩扛灵柩，把它移到大教堂里安葬在修道院的散步道旁。他的三个学生自己掏钱，在墓碑上镌刻了献词：“献给遐迩闻名的老师，感怀他伟大的学术成就和他清白的一生。”

正当巴塞尔为这位品行纯洁、学识渊博的学者举哀之际，日内瓦可是欢声震天。只是他们听到那备受欢迎的消息时，没有让全城教堂钟声齐鸣。消息传来，思想自由最大胆的战士已经幸运地被消灭掉，这张最为能说会道的嘴巴曾攻击他们强暴良心，如今终于沉默不语！所有这些信奉《圣经》，虔诚的“为上帝圣言效力的仆人”，带着不合时宜的快乐，互相祝贺。就仿佛“你们要爱你们的敌人”这句圣言从来没有写进他们的《福音书》似的。苏黎世的牧师先生布林格写道：“卡斯台利奥死了？这样更好！”另一位嘲笑道：“为了免得在巴塞尔的法庭上为他的事业进行辩护，卡斯台利奥逃到地狱去了。”以他告密的箭矢把卡斯台利奥撂倒在地的德·贝兹，赞美上帝把世界从这个异端分子手里解救出来，并且自诩是上帝启示的宣告者：“我是个出色的预言家，我当时对卡斯台利奥说，主将因为你的污蔑而惩罚你。”这位孤军奋战的战士也是双倍光荣的战败者。即使他一命归天也未能削弱这些人的愤怒，仇恨依然一如既往。即便如此，永远是徒劳无功：任何仇恨和嘲弄也不再能使死者受到伤害。卡斯台利奥为之生为之死的思想，也和其他真正人道的思想一样，凌驾于一切尘世间的和阶段性的暴力之上。

[1] 又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法国宗教战争中天主教势力对基督教胡格诺派的大屠杀，开始于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圣巴托罗缪日）夜。

[2] 原文是拉丁文。

[3] 原文为法文。

[4] 原文是拉丁文。

十 两级相碰

时光阴暗，时光倏尔晴明

冷雨过后，晴空万里无云

歧见纷纭，争吵喧闹不停

不幸将止，和平即将来临，

两者之间，苦难无穷无尽！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之歌》[1]

斗争似乎已经结束。随着卡斯台利奥去世，加尔文消灭掉了惟一和他旗鼓相当的思想上的敌人。既然他同时在日内瓦把政治上的反对派也弄到噤声无语的地步，现在他可以毫无阻拦地把他的事业搞得规模越来越大。独裁者在克服了他们发轫之初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危机之后，一般说来，有一段时间可以算是地位得到了巩固；就像人的机体开头有些不适，渐渐适应气候的转变和环境的变动，各国人民不久就令人惊讶地习惯于新的统治形式。老一辈的人咬牙切齿地把这使用暴力的现代和他们更加喜欢的过去两相比较，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人渐渐死绝，他们身后一批年轻人已经依照新的传统成长起来，以浑然不觉、自然而然的态度把这些新的理念当作惟一可能的理念接受过来。一个民族总是在一代人期间受到一种思想决定性的影响，发生着变化，所以加尔文的上帝的诫命，也是在经过二十年后才从神学的思想材料浓缩成一种感官看得见的存在方式。必须公正地评论这位天才的组织者，他在获胜之后，按照极为出色的计划把他的体系从狭窄的空间导向广阔的天地，渐渐地扩展成面向世界。钢铁般严谨的纪律，使得日内瓦按照外在维护生存的方式变成一所模范城市；从世界各地都有宗教改革者来到这“新教的罗马”，欣赏一下新教的神权政治的政权，如何在此地能够模范地得到贯彻执行。严酷的教育，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所能达到的目的，一无保留地全部达到。尽管独创性的多姿多彩由于冷静刻板、单调乏味而做出牺牲，而欢乐情绪则牺牲于像数学一样冷漠的规范精准，但是这一来，教育自身则提升到一种艺术的高度。所有的学校，所有的慈善机构全都管理得井井有条，无懈可击，给予科学最为辽阔的发展空间。随着“学院”的创建，加尔文不仅创办了新教第一个思想中心，同时也建立了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反对他旧日的同伴罗耀拉创办的耶稣会[2]：逻辑性的纪律反抗纪律，久炼成钢的意志反抗意志。传播加尔文主义学说的传教士和鼓动者将在这里用出类拔萃的神学武器武装起来，根据仔细拟定的作战计划，分别派往世界各地。因为加尔文早已不再想把他的权力和理念仅局限于这个小小的瑞士小城。他那无法驯服的统治欲，早已越过千山万水渐渐把整个欧洲、整个世界纳入他的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苏格兰已经通过他的使节约翰·诺克斯[3]臣属于他，荷兰和北方各国的一部分，早已为新教的精神所渗透，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早已武装起来准备决战；只要再成功地跨出一步，《基本纲要》将成为全世界的基本纲要，而加尔文主义将成为西方世界统一的思想和生活模式。

加尔文主义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把特殊结构强加到那些臣服于它的国家里，由此可见，加尔文主义的学说这样胜利地得到贯彻，使欧洲的艺术形式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凡是日内瓦的教会能够实现其道德、宗教的苛刻条件的地方——哪怕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在一般性民族色彩之内，还有一种特别的典型产生：那就是生活作风毫不张扬地、“毫无瑕疵”“道德纯洁”地完成其道德和宗教义务的市民典型，自由奔放的感官到处明显地受到压抑，进入讲究方法严加控制的状况，生活淡化成比较冷漠的态度。光从大街上看——一个人强烈的个性竟可以如此强烈地影响实际生活，从而流传至今——今天还可以在每个国家一眼就看出这是现在或是往日的现在，从举止的某种稳重和矜持，服装和态度的收敛，甚至从石砌房屋不讲究富丽堂皇，没有庄严铺张的劲头，都可以看出加尔文主义的管教所造成的往日的现在。在每个方面，都打破个人主义和个人强烈的生活要求，到处都加强官厅的权威，加尔文主义在由它统治的各民族创造出认真服务、谦虚坚毅地融入整体的人们，也就是制造出出色的官员和理想的中产阶级。马克斯·韦伯[4]有理由在他著名的研究资本主义的著作里指出，没有什么因素像主张绝对服从的加尔文主义那样有助于准备资本主义，因为在学校里就以宗教的方式教育群众平等相处，一丝不苟。国家永远是通过把它臣仆们坚决彻底地组织起来，才能提高自己的军事突击力。起先使荷兰后来使英国占领和移民新大陆的那批了不起的、顽强、坚韧、吃苦耐劳的航海家和殖民者，主要都是清教徒出身。这种精神上的根源又创造性地决定了美国人的性格。所有这些民族取得的多得不胜枚举的世界政治上的成功，都归功于圣彼耶尔教堂的那位来自法兰西北部的布道师的严格管教的影响。

可是，并不尽然，加尔文、德·贝兹和约翰·诺克斯这些“杀死欢乐”者，若以他们最初要求的那种粗野的方式占领了全世界，这将是个多么令人惊恐万状的噩梦啊！什么样的冷漠，什么样的单调，什么样的灰暗色调将笼罩整个欧洲啊！这些反对艺术、仇视欢乐、憎恶人生的狂热分子将会怎样施虐，反对美妙绝伦的花团锦簇，和所有那些人生的温柔高雅的多此一举的妙事啊。恰好在这些多余的妙事里，画家的游戏冲动在天神般的千姿百态之中充分表现出来！狂热分子将会如何把一切社会的、民族的对照差异全部铲除，以便有利于一个干巴巴的单调世界的产生，而这些强烈的对照正因为花样繁多、感觉鲜明，使得西方世界产生文化史上的帝国，这些狂热分子会用他们可怕的准确划一的秩序阻止处于创造过程之中的伟大心灵产生的熏然陶醉！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日内瓦阉割艺术创作的欲望，他们在踏上英国统治宝座时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把世界精神产生的优美无比的花朵之一，莎士比亚的戏剧，毫无同情之心地用脚后跟彻底踩烂，他们在教堂里把古代大师们镌刻的石碑砸得粉碎，用对上帝的敬畏来取代人性的欢乐，那么在整个欧洲每一次狂热的努力，——不同于仅仅用一种神圣化的虔诚来接近上帝，——都会落到一个根据《摩西圣经》的律令，逐出教门的命运。我们内心好好设想一下，欧洲的十七至十九世纪如果没有音乐、没有画家、没有剧院、没有舞蹈，没有它那丰富多彩的建筑艺术，没有它的节日庆典，它的精致绝伦的情欲性爱，它的社交活动的精美技巧，简直就难以想像，只会让人感到憋屈得透不过气来！只有光秃秃的教堂和严峻的布道来怡养心神——只有管教、谦卑和对上帝的敬畏！这些传教士可能会把艺术，我们沉闷阴暗的工作日得到的上帝之光，看成沉湎“犯罪”，纵情声色，当作“不正经的玩意儿”，禁止我们接触。这样伦勃朗将始终是个磨坊长工，莫里哀将始终是个裱糊匠，或者仆役。这批狂热分子会惊恐万状地把鲁本斯创作的那样肉感丰腴的画像全都焚毁，也许把画家本人也一同烧死。他们会阻止一个莫扎特保持他神圣的开朗欢快的情绪，会贬抑一个贝多芬，让他去为《圣经》中的诗篇谱曲！雪莱、歌德和济慈——你们能够设想在虔诚的教会监理会的“诉讼记录”和“印刷准许书”盛行的时候会有这些诗人吗？在《纪律》一书的阴影里康德和尼采能够建造他们思想的世界吗？绘画精神的充溢和奔放从来也没有像在凡尔赛宫和罗马的巴洛克风格的作品中，凝练美化到这样令人难忘的辉煌的程度。洛可可风格柔和的色彩调和也从来没有在时尚和舞蹈上达到这样长足发展的可能。欧洲精神不能在创造性的变幻中发展，将在神学的强词夺理中委顿凋零。因为世界若不能得到自由和欢乐的浸润和滋养，将不能繁衍生长，将永远缺乏独创精神，生命在每一种僵死的制度里都将冻得奄奄一息。

幸好欧洲没有被纪律所约束，没有被清教徒化、没有被日内瓦化：生命的意志永远渴望革新，历来反对把世界拘囚在惟一的一个制度里的一切企图，这一次也把它那不可抗拒的反抗力量动用起来。加尔文的进攻只胜利挺进到欧洲的一小部分，即便是在加尔文主义达到统治地位的地方，不久也自愿放弃了它那一成不变，依照《圣经》提出的严格要求。加尔文的神权统治未能长此以往把它的全权强加在任何国家之上。在他死后不久，面对现实的反抗，当年不可调和的“纪律”对人生、对艺术的敌意渐渐缓和，向人文主义转化。因为长此以往，感性的生活总比任何抽象的学说更加强劲有力。生活以它温暖的汁液，流贯任何僵硬，松动一切严峻，缓解一切冥顽不化。就像人的肌肉，不可能持续痉挛，处于极端紧绷的状态，一种激情也不可能一直处于白热化的状态之中，同样，精神的独裁统治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保持其肆无忌惮的激进主义：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有一代人得痛苦地承受它的高压。

加尔文的学说也很快失去了它那高到极致的绝不宽容的态度，快得超过人们的预期。几乎从来就没有一种学说在度过了一百年之后还和它往日缔造者的模样相似。把加尔文自己要求的东西和加尔文主义在它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东西混为一谈，实在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虽说在让-雅克·卢梭的时代，日内瓦城里还在争论不休，是否允许剧院成立还是应该把它禁止，并且严肃地讨论这个奇怪的问题，“美丽的艺术”究竟意味着人类的一个进步，还是一场灾难，但是《纪律》的最危险的过度紧张已经打破，对《圣经》的僵死的信仰已经有机地适应了人性。因为生动活泼地发展着的精神，总是知道，首先把粗野退步、使我们吃惊的东西，用来达到它神秘的目的：永恒的进步从每一种制度里只采用有促进作用的东西，而把起阻碍作用的东西抛在身后，就像扔掉一只榨干了汁液的果子。独裁统治在人类宏伟的计划当中只是短时间的纠正而已。什么东西逆潮流而动，想要阻止生活的节奏，事实上在使得生活的节奏短暂倒退之后，只能更加迅猛地推它向前：比勒阿姆[5]永恒的象征是，他原想诅咒，却一反他的意志给予了祝福。于是就从加尔文主义的制度，发生了最为奇怪的转变。这个制度特别阴狠地想要限制个人的自由，结果却从中产生出政治自由的思想；荷兰、克伦威尔[6]的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加尔文主义最早的影响地域，竟最为心甘情愿地给予自由、民主的国家理念以实现的空间。从清教徒的精神渐渐形成了新时代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宣言。而这个独立宣言又给予法国的人权宣言以决定性的影响。一切变动中最为奇怪的转变乃是，相反的两级正好相碰——恰好是那些最为不宽容的精神强烈渗透的国家，令人意外地成为欧洲实现宽容的最初的收容所。恰巧在加尔文的宗教成为法律的地方，卡斯台利奥的思想也在那里成为现实。从前加尔文还为了神学方面的一点意见分歧，把塞尔维特活活烧死在日内瓦，后来，“上帝的敌人”，他那时代活生生的反基督徒伏尔泰，竟把这同一个日内瓦看成他逃亡的目的地。但是，请瞧：在任上的加尔文的继任，也就是他当年那些教堂的布道师，都前去拜访伏尔泰，以便和这个藐视上帝者富有人性地共同讨论哲学问题。而那些在人世间走投无路的人，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又都在荷兰撰写他们那些把人类的思想从教会的和传统的各种羁绊中解放出来的著作。恰好在最为严酷的上帝学说的阴影中，完成了从严厉的新教教会转化为启蒙运动的这一转变，平素很少信仰奇迹的勒南[7]把这称作一个奇迹。许多因为自己的信仰和观点受到威胁的人，从各个国家逃到这里。最为彻底的矛盾，到头来总是最早互相接触；所以这些矛盾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宽容和宗教，卡斯台利奥的要求和加尔文的要求几乎像兄弟一样地互相渗透。

因为卡斯台利奥的思想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只有一刹那间，此人杳无音讯，有关他的消息也随之无声无息。又过了几十年之久，沉默围绕着他的名字，遮得密不透风一片黑暗，犹如大地掩盖着他的棺木。谁也不再问起卡斯台利奥，他的朋友纷纷死去，或四下星散，少数几本出版过的书籍也渐渐难以得到，而尚未出版的作品又无人敢于付梓。他的战斗似乎是白打了一仗，他这一生似乎是白过了一生。但历史所走的道路神秘莫测：恰好是他敌人的胜利帮助卡斯台利奥复活。加尔文主义侵入荷兰，声势迅猛，也许过于迅猛。牧师们经过狂热的科学院的锻炼，认为在新近皈依新教的国度里，必须比加尔文的严酷更变本加厉。可是这个民族刚刚抵御了君临两个世界的皇帝[8]，不愿用新近夺得的政治自由为代价，换取一个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他们又奋起反抗。在神职人员的圈子里有几位牧师提出异议，以后被称之为抗议派宗教成员。他们反对加尔文主义极权的要求，当他们在这场反对这个顽冥不化的正宗教义的斗争中寻找思想武器的时候，突然想到了那位业已销声匿迹、几乎已成传奇的先驱战士卡斯台利奥。柯恩赫特[9]和其他自由派的新教徒，提到卡斯台利奥的作品。从1603年起，卡斯台利奥的著作新版和荷兰文译本一版接一版地问世，到处都引起轰动，一直博得日益高涨的赞赏。事实一下子就得到证实，卡斯台利奥的思想丝毫没有埋在地下，似乎只是经过冬眠，熬过了最艰难的时间。现在它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刻终于临近。不久他业已发表的著作已经不够满足需要，于是使者被派往巴塞尔寻访卡斯台利奥的遗著。这些遗著运往荷兰，在那里原文与译文又一次次地付印。这位业已消失的学者死后半个世纪，甚至刊印了一套他作品和文章的全集献给他（古达版，1612），这是他永远也不敢期盼的事。这一来，卡斯台利奥第一次由他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们簇拥着，又参加到论战的中心去，胜利地复活了。他的影响难以估量，尽管这几乎只是一种非个人的影响，无名的影响。卡斯台利奥的思想在外国人的作品里，在外国人的斗争中继续长存。在阿米尼亚纳派[10]为在新教中争取自由改革而进行的著名的讨论中，大多数论据都取自卡斯台利奥的著作。格劳宾登的传教士冈特纳[11]，——长得仪表堂堂，值得一个瑞士诗人为他塑造形象——在库尔的教会法庭上为一个再洗礼教派的成员辩护，发表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辩护词时，手里就拿着《马丁·贝利乌斯》[12]一书。在荷兰，卡斯台利奥的作品极为广泛地流传，无论是笛卡尔还是斯宾诺莎已经接触到卡斯台利奥的思想，这种估计在这里几乎具有事实的力量，尽管在文件上还几乎没有证明这点。但是在荷兰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人文主义者被宽容的思想所征服，这种思想渐渐地渗入到整个民族，这个民族已经对神学家的絮聒不休的争吵和教会之间杀气腾腾的征战极为厌烦。在《乌特累西特和约》[13]中，宽容的思想已变成国家政治现象，从而走出了抽象的范畴，扎扎实实地进入现实的空间：一个政治上自由的人民听从了卡斯台利奥当年向各国君王发出的感人呼吁，要求互相尊重意见，把它提升为法律。尊重任何信仰和任何思想的想法，已从它未来世界统治的这第一个省份胜利地继续渗透到整个时代之中，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本着卡斯台利奥的精神，谴责了每一种宗教的和世界观的迫害。在法国大革命中，终于赋予了个人以权利，自由而平等地承认其信仰和意见，在下一个世纪，也就是十九世纪，自由的思想，——各国人民的自由、人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作为不可替代的生活准则统治着整个文明世界。

一直紧挨到我们这个时代，整整一个世纪这种自由的思想统治着欧洲，显得理所当然，不容置疑。人权变成不容侵犯、不可更改的基本柱石，坚实地砌进每部宪法之中，成为支撑每个国家的基本柱石之一，我们都已认为，具有思想专制，强加于人的世界观、思想的严酷要求、对意见进行审查的时代已经永远沉没，每一个人对精神独立的要求，就和对他自己尘世的肉体所抱的要求一样牢固稳定。可是历史有潮涨潮落，永远是忽高忽低；从来不是一个权利一旦夺得，便世世代代夺得，没有一种自由如此牢固，不会遭遇形式总在变化的暴力。每一个为人类而赢得的进步总一再遭到怀疑，即便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也会重新遭到质疑。恰好当我们觉得自由已是习惯，而不再觉得是最神圣的财产之时，从欲望世界的阴暗之处产生出一种神秘的想要强奸它的意图：每当人类过于长久过于无忧无虑地乐享和平之时，渴求力量陶醉的危险的好奇心和发动战争的犯罪的欲念便向它袭来。因为要继续向前挺进，达到它难以测定的目的，历史总不时给自己创造一些我们不可理解的挫折。就像在洪水泛滥时最坚固的堤坝会纷纷坍塌，世代相袭的权利的墙垣也会倒塌。在这种人人心惊胆战的时候，人类似乎倒退到初民群居时部落间的嗜血厮杀和人群犹如羊群只会奴性十足地俯首听命的状态。但是就像每次涨潮之后，洪水必然会回落；所有的专制暴政都会在最短时间内老朽或者冷却，所有的意识形态和它们暂时的胜利都会随着它们时代的终结而终结；只有思想自由的思想，一切思想中的思想，因而不会屈服于任何思想，将会永远重复出现，因为它如精神亘古长存。如若外表上它暂时被剥夺了话语的权力，那它又会逃回到良心的最内在的深处，任何迫害都无法企及。倘若当权者认为，他们已经战胜了自由精神，因为他们已经把它的嘴唇封死，这纯粹是徒劳。因为每一个新人出生，也会有新的良心诞生，它总会思忖他思想上的职责，要掀起旧日的斗争，为了夺回人类及人性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总会一再地有一个卡斯台利奥复活，来反抗每一个加尔文，来捍卫思想的堂堂正正、不言而喻的权利，反抗一切暴力之暴力。

[1] 原文为法文。奥地利的玛格丽特（1480—1530）哈布斯堡王朝的公主，曾任尼德兰摄政，酷爱文学艺术。

[2] 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神父罗耀拉创办耶稣会修会，抵制宗教改革。耶稣会修士经过严格训练，对各个王国的君王直接发生影响，左右其政治。

[3] 约翰·诺克斯（1505—1572），苏格兰牧师，新教在苏格兰的主要代表，加尔文的追随者。

[4]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代表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的精辟论述，也对中国的儒家、道家进行过研究。

[5] 比勒阿姆，《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先知，又译“巴兰”。

[6] 奥利维·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政治家，曾担任英国最高统治者，以清教徒精神治国。

[7] 约瑟夫·厄奈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哲学家，作家，研究中东古代语言和文明。

[8] 君临两个世界的皇帝，指的是庞大的西班牙王国。荷兰人曾奋起反抗西班牙的统治。

[9] 狄尔克·柯恩赫特（1522—1590），荷兰诗人，学者，政治家。

[10] 阿米尼亚纳派，又称作反抗分子，是荷兰和北德的一种新教派别。他们的学说基于宗教改革的神学家雅克布·阿米尼乌斯（1560—1609），坚决反对加尔文的宿命论，宣扬人的自由意志。

[11] 约翰尼斯·冈特纳（1530—1605），瑞士新教牧师，出生于瑞士格劳宾登州的库尔。

[12] 即卡斯台利奥以马丁·贝利乌斯的笔名撰写的那本书《论异端分子》。

[13] 《乌特累西特和约》，一七一三年四月十一日，在荷兰乌特累西特签订的和约，结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引起的战争，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等国均是交战国。

后记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著作的新文集现在还不存在，除了新出版的一本《论异端分子专集》（法文：Traicté des hérétiques）是A.奥利维牧师促成的，附有肖阿西教授（1913，日内瓦）的一篇前言。伊丽莎白·法哀斯特博士小姐正根据存在鹿特丹的手稿为罗马科学院（Academia di Roma）准备的《论怀疑的艺术》（De arte dubitandi）的首发式。本书中的引文一部分取自作品的原稿，一部分是从费迪南·布依松的《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巴黎，1892）和哀济埃娜·琪朗的《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及加尔文的改革》（巴黎，1914）这两本书摘引的。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两部献给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的重要著作。由于资料匮乏，材料四下分散，我必须对维色奈的利里阿娜·罗赛小姐给予我的决定性的启发，和加尔文在日内瓦布道的那座大教堂的牧师让·肖勒先生向我提供的帮助更加表示感谢之忱。此外，对于欣然允许我参看卡斯台利奥手稿的巴塞尔大学图书馆，还有苏黎世的中央图书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我都要表示特别的谢意。

斯·茨威格

1936年4月

Stefan Zweig

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群星闪耀时/（奥）斯·茨威格著；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插图本茨威格传记丛书）

ISBN 978-7-02-013279-9

Ⅰ.①人… Ⅱ.①斯…②张… Ⅲ.①历史人物—列传—世界Ⅳ.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9292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任祎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4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0.25　插页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2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79-9

定　　价　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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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插图

卢歇在唱《马赛曲》

滑铁卢会战

罗伯特·法尔孔·斯各特

斯各特船长和战友们

- 译序

- 前言

- 遁入不朽

- 一艘航船装备齐全

- 木箱中人

- 险象环生的青云直上

- 遁入不朽

- 永不磨灭的瞬间

- 黄金和珍珠

- 众神很少给予……

- 沉沦

- 拜占庭的陷落

- 危在眼前

- 和解修好弥撒

- 战争开始

- 城墙和大炮

- 再次满怀希望

- 舰队翻山越岭

- 欧洲，救命啊！

- 总攻前夕

- 索菲亚大教堂里最后的弥撒

- 被遗忘的凯尔卡门

- 十字架轰然倒下

- 亨德尔的复活

- 一夜天才

- 滑铁卢：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刻

- 格鲁希

- 加犹之夜

- 滑铁卢之晨

- 格鲁希迷失方向

- 世界历史系于一个瞬间

- 滑铁卢的下午

- 决战

- 返回日常秩序

- 玛利亚浴场哀歌

- 埃尔多拉多的发现

- 厌倦欧洲的人

- 进军加利福尼亚

- 新赫尔维蒂安

- 灾难深重的一锹

- 滚滚人流

- 诉讼

- 结局

- 英勇的瞬间

- 越过海洋的第一句话

- 新的节奏

- 准备工作

- 第一次出航

- 失败

- 再次失败

- 第三次航行

- 声势浩大的和撒那

- 钉上十字架的伟人

- 六年沉寂

- 逃向上帝

- 引言

- 尾声的人物表

- 第一场

- 第二场

- 第三场

- 争夺南极

- 地球争夺之战

- 斯各特

- Universitas antarctica

- 向极地出发

- 南极

- 1月16日

- 彻底崩溃

- 回音

- 密封列车

- 补鞋匠家的房客

- 梦想成真

- 大失所望

- 通过德国：是否可行？

- 协定

- 密封列车

- 一炮打响

- 西塞罗

- 威尔逊的失败

译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茨威格成为德语文坛上一颗耀眼明星，佳作不断，声誉日隆。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引人击节赞叹，作家传记和历史人物传记也因采用心理分析而别具魅力，大受欢迎。难怪这位生性谦和的作家日后不无得意地回忆：“在那几年，有位客人造访我家……它就是‘成功’。”我们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人类群星闪耀时》，便是缀在他成功冠冕上的一颗璀璨的宝石。

本书原文书名为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Sternstunde”，原意是：历史上决定命运的时刻，关键时刻，转折关头。

茨威格善于在生活中捕捉决定人生戏剧剧情发展的瞬间，自然也会在历史上找到对人类命运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时刻。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极不寻常的契机，使人的天才在这一时刻充分发挥，人性的力和美充分展现。当外界给他动力之后，他会迸发出难以估量的力量，战胜难以克服的困难，作出超乎寻常的贡献，创造惊天动地的奇迹。这种人性闪耀出来的无比辉煌绚丽的夺目光辉，具有惊人的美丽，犹如一颗颗明亮的星辰，在苍穹中烛照人世。

本书十四幅“历史微型图画”就向我们展现了十四个星光灿烂的时刻，或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是某些有代表性的人物所经历的内心激烈斗争和命运的波澜起伏。

《遁入不朽》：新大陆的发现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茨威格则以《遁入不朽》作为全书开卷第一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他带回的大好消息使西班牙举国癫狂。文中主人公巴尔博亚便是其中的典型。他胆识过人，勇于进取，能吃苦耐劳，不畏艰险。他一朝获悉，越过狭窄的巴拿马海峡，即可看见欧洲人从未得见的陌生海洋，而在海岸边，珍珠、黄金俯拾皆是。于是犯有前科的巴尔博亚为了逃脱法律制裁，铤而走险，力争成为发现无名海洋的第一人，把大海和海边的国土献给王室，从而名垂青史，名利双收。他手下的一百多名忠实的追随者也都在欲望的激励下，踊跃参加这次危机四伏、充满艰险的远征。这些远征者在热带密林中历经艰辛，承受重大牺牲之后，穿过无路可行的丛林，蹚过湍急凶险的河流，抵达无名海洋的岸边，完成了发现这无边无际的辽阔海洋——太平洋的壮举，成为青史留名的英雄。但这些西班牙征服者半似天使，半似魔鬼。他们凭着超人的精力，出众的毅力，排除前进道路上意想不到的重重艰险，建立了不朽功绩。发现太平洋，使得人类的视野大为扩展，是一大进步。在这过程中他们的英姿犹如天神，光彩夺目。但是他们在黄金面前，你抢我夺，恶言相向，大打出手，又暴露出了人性中最卑下的品质，贪婪、自私，和野兽一样互相撕咬，各不相让的狰狞面目，直如魔鬼。他们并没有明确的崇高目的，而只有朦胧的利己盘算。作者让我们看到了新世纪诞生时的血雨腥风，刀光剑影。

《拜占庭的陷落》：君士坦丁大帝建都拜占庭，这座城市遂被命名为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大罗马帝国，教会也因而分裂成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拜占庭成了基督教文化在东方的强大堡垒，传承着古希腊文化的传统，是基督教世界在欧洲东部伊斯兰教势力范围内独树一帜的基督教文化的坚强磐石，穆斯林世界的心腹之患。1451年，土耳其新即位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以占领拜占庭为国策，竭尽全力要占领这座孤城。经过两年奋战，拜占庭终于沦陷，开始了长达五百年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拜占庭的沦陷使希腊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只有劫后剩余的珍宝流散民间，传到意大利，激起文人和艺术家的极大兴趣，激发他们的灵感，终于促成文艺复兴的出现。因而这一事件被茨威格作为第二篇的主题。

《一夜天才》：法国大革命显然是人类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茨威格没有描写1789年7月14日，法国革命中人民如何奋起攻陷巴士底狱，也没有描写路易十六国王和王后如何命丧断头台，而是选择了《马赛曲》的创作过程及其作者坎坷的命运。这首天才的战歌出自一个籍籍无名的业余诗人和作曲家，工兵上尉卢歇·德·利勒之手。作者在一夜之间将词曲一挥而就。这首原本为莱茵军团写作的军歌却在几年后点燃了马赛志愿军的爱国热忱，激励了他们的革命意志，北上开进巴黎，从而以《马赛曲》闻名于世。那铿锵有力的诗句，激情如炽的旋律，从此响彻欧洲大地，使各国封建君主为之颤抖，被压迫人民深受鼓舞，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这首惊天动地的作品凝结了千百年来受压迫人民争取自由的强烈愿望，因此它才有这么巨大的感染力。然而这位被命运选中的诗人，却并未因这首名曲一举成名。这位真诚的革命诗人，看到和他一样满腔热情地为“亲爱的，自由！”服务的人们被激进分子雅各宾党人处死，悲愤已极，誓不与这批新的暴君沆瀣一气，于是创作这首革命歌曲的诗人居然成了反革命。若非罗伯斯庇尔及时下台，卢歇也难逃命丧断头机下的命运。革命与反革命在法国折腾了几十年，《马赛曲》也时而被人引吭高歌，时而被人彻底遗忘。卢歇也就这样度过了十分凄凉悲惨的一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遗骸才被移葬巴黎的荣誉军人教堂。

另一篇取材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章乃是《滑铁卢》。1815年被幽囚在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不甘心这种屈辱待遇，逃离小岛，重返巴黎。被波旁王朝收编的法兰西大军，听到《马赛曲》的声音，立即倒戈，重返拿破仑麾下。正在维也纳开会的各国君王和大臣大吃一惊，重组联军，企图围剿这头破栏而出的雄狮，重建欧洲旧日的专制秩序。然而拿破仑久经沙场，用兵如神。一次交锋，拿破仑就击溃普鲁士的队伍，迫使普军撤退。终于在滑铁卢形成英法两军对垒、决定胜负的局面。拿破仑的麾下本来战将如云，如今已所剩无几。几位著名元帅都在历次战斗中阵亡，其他人或退隐林下，或投靠波旁王朝。滑铁卢决战时负责追击普鲁士军队的任务便落在格鲁希元帅身上。两军势均力敌，伤亡惨重，只有获得增援，才能决定胜负。此刻，负责追击普军的格鲁希，若能见机行事，回师增援皇帝，定会扭转战局。然而，提前赶到滑铁卢战场的，却是布吕歇尔，他巧妙地摆脱法军追击，增援威灵顿。一念之差，决定了拿破仑王朝永无重建的可能，决定了波旁王朝的复辟成功，革命历史的逆转。

茨威格用《马赛曲》和《滑铁卢》记载了法国大革命的起始和终结，是想告诉我们，决定因素是人性。旺盛的人气使弱者变为锐不可当、无往不利的常胜之师。而背离人民利益，只会招致兵败亡国的下场。耐人寻味的是《马赛曲》一文的结尾：茨威格把卢歇·德·利勒和拿破仑·波拿巴并列，他们双双都安葬在巴黎荣誉军人教堂，享受最高荣誉，以表彰他们不朽的功绩。卢歇凭的是一夜天才，而拿破仑凭的是赫赫战功。前者落魄一世，后者名满天下。在显赫的战功后面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看来功过参半，甚至功不敌过。而一夜天才的作品则世世代代为法国人所引吭高歌。待到盖棺论定，返璞归真，一个是渺小的上尉，一个是渺小的中尉。这个令人错愕的结论，充分反映了茨威格的历史观和他对历史人物的独特评论。

本书另外几篇着重描写几位杰出人物在人生道路上经历的激动人心的斗争，例如《亨德尔的复活》。亨德尔这位和音乐之父塞巴斯蒂安·巴赫同年的德国古典音乐大师，巴洛克音乐的杰出代表，创作甚丰，享誉欧洲乐坛。1727年亨德尔加入英国国籍，成为英德两国都引以为豪的大师。亨德尔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成就，茨威格在文中略而不提，而是以小说家和戏剧家的娴熟手法，截取这位音乐大师一生中经受的两次沉重打击和他获得的两次复活。起先是命运让这位精力充沛，像巨人一样健壮的伟丈夫遭受致命的打击，脑溢血，半身不遂。他以惊人的坚强意志力同这种时至今日都还无法彻底治愈的顽疾做坚决的斗争，以超人的毅力战胜病魔，重返乐坛。这是肉体的复活。更加令人惊愕的乃是亨德尔第二次和命运的搏斗。年逾六旬的大师又一次处于人生低谷。战乱频仍，英国经济萧条，加上寒流袭击，债台高筑，生活拮据，似乎使他灵感之流壅塞，创作欲望锐减。他一夜夜踯躅在伦敦街头，了无生趣，只求休息，只求长眠。突然一位无名诗人呈献给他的剧本《弥赛亚》（救世主）映入他的眼帘，给这位濒临绝境的大师以强烈的创作激情，激发他汹涌澎湃的创作灵感。在被人遗忘、心力交瘁、才思枯竭的内心危机时刻，亨德尔从耶稣复活这一振奋人心的故事里获得力量和灵感，开始不眠不休地创作歌颂救世主，歌颂圣子耶稣的气势磅礴、雄伟豪迈的清唱剧《救世主》。在歌颂救世主复活的过程中他才思泉涌，乐思如潮，一连三个星期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奋笔疾书，写出他对上帝的赞美，也是对世人、对人性的歌颂。创作了这一旷世名曲，作曲家也克服了内心的危机，获得了精神上的复活。

再如：《玛利亚浴场哀歌》。作者在这里描写的是歌德晚年的一段恋情。睿智如歌德般长者，在即将进入耄耋之年时，也会“无视时光流逝，干出老年人所犯的温馨甜蜜的傻事”，想娶“一位年轻的太太”。七十四岁的老诗人，在玛利亚浴场爱上了年方十九的乌尔里克·封·勒维措。求婚不成，诗人怅然离去，回到魏玛。途中写下了旷世名篇《玛利亚浴场哀歌》。茨威格没有描写这段奇特恋情的经过，只着墨于诗人内心的激动和痛苦。魏玛的睿智老人歌德，经历了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次失恋。他那颗未被时间磨损销蚀，依然充满青春活力的心，忘记了岁月在他衰朽的躯体上留下的风雨斑驳的痕迹。艳若娇花的少女献上的一吻，究竟是充满了钟情少女心醉神迷的柔情，还是对大师表示仰慕，对父亲表达敬意？少女的心变幻莫测，是否真的已经属于诗人？这些折磨人的疑问使得老人大病一场，渡过了这个即使天才也难以幸免的危机，克服无奈，终于认命，战胜了自己，找到了自我。《玛利亚浴场哀歌》使诗人在歌颂爱情之余，领悟到自己的余生应该用来为人类的文化大厦添上美丽的飞檐廊柱，把他余生的宗旨，设定为“放弃”和“完成”，放弃非分之想，完成上天赋予的使命。精神升华，心灵涤净，在文学创作中寻找自我完善，从而把全部精力付诸写作，完成了搁置多年的长篇小说《维廉·迈斯特》和他不朽的诗篇《浮士德》。佳作应运而生，显示了人类的星辰熠熠生辉。

再如《英勇的瞬间》和《逃向上帝》。

《英勇的瞬间》用诗体叙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这位青年时代便蜚声文坛的杰出作家，不满沙皇的专制暴政，参加革命团体，被捕后判处死刑。在黎明前的昏暗中他被押赴刑场，等候死神降临。在这生死关头突然接到特赦令，又把他从死亡的路上拉了回来。这一生一死，一死一生，相隔那么近，来得那么快，形成无比巨大的震撼力，集中打击在一个毫不设防的心上，造成强烈无比的灵魂震颤和难以估量的心灵创伤，就像被突然推进阴森恐怖的阴曹地府，又被人使劲从冥王之国强拉出来。脆弱的神经哪能经受这样的刺激，碰到这样的考验不是被击成齑粉，就是炼就超乎常人的精神力量。这种非常人的生死体验也成就了这位不寻常的文学巨匠，使他看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内心的创伤，看到偶一失足饮恨终身者挥之不去的“罪”与如影随形的“罚”，听到贫苦无助与被迫牺牲者无声的哀号。面对死神的这一瞬间，这一英勇的瞬间，使作家在回顾往事时，看到专制暴政下人民受到的种种苦难，洞察他们内心的痛苦，从而写出他日后震撼世界的鸿篇巨著《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夜》《死屋手记》以及《卡拉玛佐夫兄弟》等。正因为他经历了一般人所从未体验过的苦难，他才能写出无比深邃的心理活动和令人震撼的内心悸动，展现一个哀鸿遍野的世界，苦难重重的悲惨世界。这是他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篇章。大悲大喜的情节，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的笔下自成一个大千世界，令人叹为观止。茨威格正是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和创作的基础上写出了这首凝练的长诗。

另一篇以戏剧形式描述托尔斯泰生前最后日子的小品《逃向上帝》，也是茨威格对托尔斯泰进行长期研究之后的成果。茨威格的《描述自我的三作家》中便包括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写出了俄国人民的性格和辉煌的历史，揭示了俄国社会深层的矛盾，也反映了俄国底层人民的苦难。同时，在托翁笔下的人物身上依稀可以见到托翁的身影。剧中提到的两个人物，几乎就是托翁的化身。托尔斯泰是俄国人民的精神领袖。他的著作，是一代代俄罗斯人的精神食粮。他们希望托尔斯泰在反对专制暴政的斗争中能成为战士，登高一呼，领导大家冲锋陷阵。但是他却反对暴力，他不是革命者。当局嫌他走得太远，民众嫌他不肯同行。到了晚年，托尔斯泰的思想发生变化，为自己养尊处优的生活感到愧疚，想要改变这社会不公的现状，于是提出自己的宗教观念，“从我做起”，自己做靴子，自己种地，放弃贵族称号和奢侈生活，粗茶淡饭，过平民的生活，为了求得内心的平静，想用自己的行动来感动社会上层人士，用非暴力的行动来改变世界。这使当权者把他视为异己，也使激进派把他视为叛徒。更使他深受折磨的是，他企图放弃个人财产的打算也不能为妻子和儿子所理解。家庭矛盾尖锐，于是在八十三岁高龄时，他突然离家出走，死于一个小火车站，震动了全世界。

《埃尔多拉多的发现》：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茨威格借舒特尔的个案，描述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乃至欧洲各国向美国西部大量移民，形成淘金狂潮的经过。先是瑞士人舒特尔在埃尔多拉多，也就是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开荒种地。他买下大片土地建立自己的王国，单凭农业的丰产丰收，已使他成为富可敌国的富豪。不料在他的地面上发现了金砂。这个消息使人疯狂，无法保密，还加以夸大。人们顿时把他的领地说成遍地黄金的奇妙宝地。人们闻讯，蜂拥而至，本来当地就法制不全，人们见利忘义，把舒特尔的庄园抢劫一空。按照丛林法则，占地为王，真是鸠占鹊巢。主人舒特尔反而被迫逃离家园，落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州后，法制渐渐健全，但是淘金狂潮中发生的一切暴行全都一风吹散。舒特尔这位遭到掠夺的昔日富豪竟沦落成一个乞丐，成为众人的笑柄。然而真正应该受到嘲笑的则是自诩为公正公平的美利坚合众国及其难以撼动的庞大官僚机构。

《越过海洋的第一句话》：也是记述美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事件——围绕着横跨大西洋铺设海底电缆所发生的故事。二十一世纪的人见到的是互联网、宇宙飞船、超音速飞机、iPhone，很难想象十九世纪蒸汽机、电报机的发明在当时产生的轰动效应。美国企业家费尔特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多年的努力，在新旧大陆之间铺设海底电缆。眼看成功在即，民众热情欢呼，人类又创造了一个奇迹。结果却功亏一篑，遭到失败。在众人灰心丧气，计划搁置多年之后，锲而不舍的费尔特终于完成了这一宏伟的工程。是科技进步促成了他的成功，还是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使得千百万人的希望得以实现？

《争夺南极》：一百年前，挪威探险家阿蒙森和英国舰长斯各特之间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南极争夺战，看谁先抵达南极。斯各特和他的伙伴们在南极英勇探险，最后死于冰天雪地之中的悲壮事迹，深深地打动了茨威格。茨威格没有描写胜利者阿蒙森，而是描写失败者斯各特。因为在斯各特这一队南极探险不幸遇难者的身上，散发出人性的光辉。他们个人的荣誉和祖国的荣誉交织在一起。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祖国的荣誉，这些勇士踏上征途，探求地球的最终奥秘，向一个无人知晓的冰天雪地的陌生世界进发，力争成为征服南极的第一批人。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勇气胆识都发挥到了极致。此行的艰险和困难，他们心里有数，但是没有想到，有人竟捷足先登。挪威南极探险家阿蒙森，比他们早一个月抵达了南极点，南纬90度，给他们留下了转呈给挪威国王的信件。在这场竞赛中失利的斯各特，以绅士应有的气度接受失败的事实，愿意把别人成功的消息转告世人。在返回营地的归途中，漫天风雪、极度严寒迫使他们停住脚步。如何生，如何死，如何进取，如何与艰难险阻搏斗，人性的美发展到崇高的地步。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们想到的是伙伴们的安危，绝不拖累别人，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而在必死无疑的瞬间，他们想到亲人，想到友人，想到祖国。若干时间后，人们找到斯各特船长临终之前写的信件，看到他充满柔情的最后的思想，想到祖国，为祖国感到光荣，祖国也为他们感到骄傲。就是这样一批无畏奋进的先驱者，为我们探得了崇高的奥秘，我们生活的地球的深藏不露的幽谷险境。

作为原书1926年版最后一篇的是《密封列车》。它显示了茨威格当时的政治态度。

流亡瑞士的列宁在1917年回到彼得格勒领导十月革命。《密封列车》告诉我们这一苏共讳莫如深的重大历史事件：他是乘坐敌人的专列从瑞士越过德国全境，经瑞典、芬兰抵达彼得格勒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人认为不问政治的茨威格对俄国发生的革命、对列宁都怀有好感，认为十月革命就像亲历这一事件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所说的是“震撼世界的十天”，而俄国革命则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当时英法意俄组成协约国，和德奥同盟对垒，德奥虽然以寡敌众，但锐势不减。凡尔登一战，大挫协约国在西线的攻势，而东线的俄罗斯军队却是德军碰到的难以对付的顽敌。为了集中兵力对付英法联军，避免腹背受敌，德国当局希望俄国国内骚乱不宁，俄军士气低落。于是他们想到瓦解俄军的神奇武器，侨居瑞士的列宁。倘若列宁回国，定能以革命代替战争，这符合德国的利益。而列宁也感到，世界大战是发动革命的良机。三年血战，死伤无数，兵无斗志，民怨沸腾。罗曼诺夫王朝在1917年3月革命时就应声倒塌，临时政府不想彻底革命，只想继续打仗。这不符合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即日后成立的第三国际的意见，列宁急于回国，拨转革命的航向，于是他才会走出这步险棋，甘冒叛国的罪名，和德国代表签订协议，由德国军队护送，乘坐“密封列车”，返回俄国。

1940年，茨威格又写了两篇小品，《西塞罗》和《威尔逊的失败》，附在这本书里。促使作者命笔的起因乃是纳粹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西塞罗》：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作为古罗马出类拔萃的演说家载入史册。茨威格则强调西塞罗是欧洲第一位人文主义者，主张人权，反对专制独裁。公元前四十年代，恺撒拥兵自重，成为罗马真正的独裁者，俨然无冕之王。国内一片沉寂，不闻反抗之声。被尊为国父的西塞罗也被迫退隐林下，闭门读书著述，不问国事。可是有人对恺撒的专制独裁已忍无可忍，公元前44年3月15日公然刺杀恺撒。恺撒已死，罗马面临民主与专制的抉择。杀死恺撒的凶手未必是未来共和国的缔造者。而军权在握、野心暴露的三个军阀也已显露出他们只求攫取权力，并不顾及百姓利益的特点。国内的形势险恶混乱，罗马的命运诡异暧昧。人们迟迟不敢表态。这时似乎与世无争的西塞罗拍案而起，突然返回罗马，明确表示支持刺杀恺撒的行为，号召人们反对争权夺利的几个军阀，公开揭露他们的嘴脸，最后死于他们雇来行凶的杀手刀下。这显然暗示第三帝国的当权者满嘴都是人民利益而压制人民的凶态毕露。茨威格希望有人，有许多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冒着敌人的毒焰，揭露当权者的嘴脸。真正的勇士并非不曾有过怯懦的时候，真正高尚的心灵并非不曾有过低下的念头。关键在于决定性的时刻表现如何。在独夫面前坚持自由思想，以犀利的言辞针砭时弊，在死亡面前能镇定自若，不卑不怯，需要超人的勇气，坚定的信念。

《威尔逊的失败》：威尔逊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是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因素。大战从1914年开始，已把欧洲各国卷入残酷厮杀、血肉横飞的激战之中，直杀得难分难解。德国面临协约国东西二线的夹击，并未露出败相。由于美国参战，打破了交战双方胜败难分的均势。人们于是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威尔逊，希望他能给战火纷飞的欧洲大陆、给人类带来永久性的持久和平。但是在民族主义抬头，各国政府只图眼前利益、只想击溃对方以报仇雪恨为最终目的的情况下，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破灭。此时建立的国际联盟只是为战胜国分割战败国加以合法外衣的场所。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便是国联的产物。这是一个不讲公正、毫无信义的国际组织，自然毫无威望。茨威格通过《威尔逊的失败》一文，不仅喟叹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的失败，也表达了他对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观绝望；写的是第一次大战结束时的情景，表达的却是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心情。

作者以广博深厚的历史知识和重点集中的细节描写，使得这些事件摆脱浓重的历史迷雾，形象生动地突显在读者面前，使人浓缩集中地经历了这些在史籍里从不详细描绘，然而确实惊心动魄、意义深远的事件。茨威格写得凝练，但不枯燥，材料裁剪适度，描述精确，把千钧一发的紧张瞬间写得可信而又真实。人物的类型和命运也有区别，但是写作的目的不变，依然是要显示人类在其代表性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力和美。

这本《人类群星闪耀时》，的确雅俗共赏，因为书中记载了人类在前进道路上留下的令人难忘的深深印记，也因为作者采用的新颖别致的文学风格。正如他同时代作家弗朗茨·台奥多尔·策克尔在1927年9月13日给他的信里所说，这是一种“新式的兼有叙事性-戏剧性的文学类型”。茨威格的小说堪称独步，自不待言，他的剧作也使他名噪一时，表明了他在戏剧创作方面也具有深厚功底。这两种能力在本书各篇中的有机结合，决定了此书的新颖和魅力。茨威格满腔热情地歌颂人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人振奋。这些精彩的历史特写，集中生动，文笔优美，虽是真人真事，却写得精彩紧张，跌宕起伏，和虚幻的小说相比，自会因真实确凿而具有独特魅力，既介绍了历史知识，阐述了人生哲理，又让人得到艺术享受。这正是茨威格此书雅俗共赏的魅力所在。

张玉书

蓝旗营　龙年元宵节前夜

前言

没有一个艺术家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一刻不停地做艺术家。他得以创作的一切体现特性的作品，一切持续长存的作品，总是在灵感迸发时的少数罕见的时刻完成的。历史也同样如此。我们赞美历史是各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最伟大的描绘者，并不是赞赏它没完没了地不断地在创造。歌德曾充满敬畏地称历史是“上帝的神秘莫测的工场”，在这里也发生许多可有可无、平凡庸俗的事情，多得难以估量。即使在这里，高雅精致、难以忘怀的事情，也殊为罕见。大多数情况下，历史作为编年史者，也只是漫不经心顽强执著地，一节又一节地编织着那巨大无朋的链条。时贯几千年，一个事实跟一个事实垒在一起。因为所有的悬念都需要准备的时间，每一个真正的事件都要有个发展。一个民族总是需要产生千百万人，才能涌现一个天才；需要流逝千百万闲散无聊的时光，才能出现一个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类星光灿烂的时刻。

可是艺术中若涌现一个天才，他将长存于许多时代；若是出现这样一个决定世界命运的时刻，它将决定几十年、几百年的命运；就像整个宇宙的电力都集中在避雷针的尖端，不计其数的众多事件都紧紧地挤压在最紧凑的时间之中。平时不疾不徐，依照顺序先后发生的事件，浓缩在唯一的一个瞬间，确定一切，决定一切：单单一声“是”，一声“不”，一阵“过早”或者一阵“过晚”，就使得这一时刻对于百十代人都变得不可挽回，决定个人、民族，甚至整个人类命运的远行。

这样一些富有戏剧性、极为凝练的命运攸关的时刻，把超越时代的决定压缩到一个日期，一个小时，甚至往往是一分钟之内。这种时刻在个别人的生活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殊为罕见。我把它们称之为星光灿烂的时刻，因为它们像耀眼的星辰，闪耀在转瞬即逝的夜空之中。我从极为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发掘出若干这种时刻，汇集在这里，引人回忆。我丝毫没有试图以我个人的杜撰，来渲染或强化这些外在和内在事件的心灵的真实情况。因为在这些崇高的瞬间，它已得到尽善尽美的塑造。历史无需有人插手帮忙。当历史当真作为诗人，作为戏剧家出场之时，任何诗人都不得试图超越它。

斯·茨威格

遁入不朽

太平洋的发现

1513年9月25日

鲁涅茨·德·巴尔博亚

一艘航船装备齐全

哥伦布在发现亚美利加之后首次回国，像凯旋的将军，穿过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1]的人头攒动的街道，展现了一大批奇珍异宝：迄今不为人知的红皮肤人种，从未看见过的野兽，羽毛斑斓、叫个不停的鹦鹉，长得像猪一样的小貘，然后是不久将在欧洲落地生根的稀奇古怪的各种植物和水果，印度谷子、烟草和椰子。欢呼的民众好奇地观赏，啧啧称奇，然而最最激动国王、王后[2]和他们身边谋士重臣的，乃是那几个盛满金子的小匣子和小篮子。哥伦布从新印度带来的金子不多，只是他从当地土人那儿换来或者抢来的几件精致的饰物，几块小金条和几把散装的金粒；与其说是金子，毋宁说是金粉——全部金子加在一起，充其量只够铸造几百枚杜卡登（金币）。但是哥伦布这位天才的幻想家，一直狂热地对他想相信的东西深信不疑。他认为从海路可以通向印度，刚好他非常光荣地证实了他言之有理，如今正以诚实的狂热情绪夸耀说，这只是他一个小小的初步尝试而已。他说他已获得可靠的消息，在这些新发现的岛屿上，有蕴藏量无限的金矿。在有些地方，这珍贵的矿藏就平铺在地上，上面只盖了薄薄的一层泥土，用一把普通的铲子，就可以轻易地挖出金子。再往南边的那些王国，国王们都用金杯饮酒。黄金比西班牙的铅还不值钱。永远嗜钱如命的国王心醉神迷地听他讲述这个新的神秘王国，这是他的国度。人们当时对哥伦布的崇高痴迷还了解得不够，对他的许诺还没有产生怀疑。于是立刻着手装备一支大型的舰队准备第二次出航。这时已经用不着派出招募人员，击鼓招募水手船员。关于新发现的神奇国土的消息使整个西班牙为之癫狂。在那里不用工具，伸手就可以拾起黄金。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来，都要出航到那黄金之国去。

此刻贪婪从各个城市、乡村以及偏远小镇激发出来的人流，汇成了一股汹涌浑浊的浪潮。不仅有声名显赫的贵族，想要给自己的纹章爵徽彻底镀上金色，前来报名，也有放肆大胆的冒险家和勇敢善战的士兵前来应征，西班牙的各种垃圾、人渣，也都被冲刷到帕洛斯和卡迪茨。身上烙有罪犯印记的小偷，剪径蟊贼和绿林强人，打算到黄金之国去寻找收入较丰的手艺，欠债累累之徒想趁机摆脱债主，不胜其烦的丈夫想甩掉争吵不休的老婆。所有的亡命徒和破产者，烙上罪犯印记的家伙和被警察追捕的歹徒都纷纷前来报名参加舰队，各式各样的破产、落魄，流落街头的家伙，乌七八糟地凑在一起，都下定决心与命运一搏，从而一举成为富翁，为此决心从事任何暴力行为、犯罪行为。哥伦布的牛皮和幻想使得人们疯疯癫癫，以为到了那些国度，只消用铁铲往地下一碰，大块的金砖就金光闪闪地出现在眼前。于是在这些移民当中的富翁，就带上仆人和骡子，以便把大量珍贵的金属驮走。谁要是未能被吸收进这支远征军，就铤而走险，另辟蹊径；这些野气十足的冒险家，也不事先求得国王的恩准，就自作主张，另行装备船只，只求迅速抵达大洋彼岸去攫取黄金、黄金、黄金；就这样，西班牙竟一举清除了那些不安分的家伙和最危险的分子。

埃斯帕涅阿拉（日后的圣多明哥或者海地）的总督，看见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像洪水泛滥般光顾国王托付给他的这座小岛，惊恐万分。年复一年，航船把新的货物和越来越难以驯服的家伙运来。但是新来的人同样大失所望，因为黄金在这里并不是散放在大街上。他们像捕杀野兽一样地扑向当地的土著人，而从这些不幸的土著人身上已经一粒金砂也榨不出来。于是这批团伙便到处掠夺、强抢。对于不幸的印第安人来说，他们是恐怖的一群，对于总督来说也是如此。总督设法把他们打造成殖民者，给他们土地、牲畜，甚至也给他们丰厚的人形牲畜，也就是给每个人分配六七十个本地土著当奴隶。但无论是出身名门的贵族还是往日的剪径蟊贼，都对农田耕作知之甚少。他们远涉重洋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种植小麦，牧放牲畜。他们不去关心种子和收成，却去折磨不幸的印第安人——不出几年，他们会把这些土著全都消灭干净——或者泡在酒吧、赌窟里。不出几年，大部分人都债台高筑，不得不卖掉庄园田产，再卖掉大衣帽子，甚至最后一件衬衫，从头到脚全都交给了商人和高利贷者。

因而，当埃斯帕涅阿拉岛上一位威望甚高的男子，法学家马丁·费尔南德斯·德·恩希索[3]学士，在1510年装备一艘船，打算用他那殖民地的崭新的团队到大陆上去增援时，这一消息深受岛上所有这些落魄潦倒的家伙的欢迎。两位著名的冒险家阿隆佐·德·俄赫达和狄埃哥·德·尼库埃撒，在1509年从国王斐迪南那里获得特权，可以在巴拿马海峡和委内瑞拉海边建立一个殖民地。他们冒冒失失地称这块殖民地为黄金的卡斯蒂利亚。这位不谙世事的法学专家被这响当当的名字弄得心醉神迷，被吹牛的鬼话弄得傻头傻脑，把他全部财产投入这项壮举。可是从新建的殖民地乌拉吉港湾的圣·赛巴斯蒂安并没有运来黄金，而是传来凄厉的呼救之声。船上团队的一半在和当地土著的战斗中消耗殆尽，另一半正濒于饿死。为了拯救他投入的资金，恩希索便冒险把他财产中剩余的钱用来装备一支远征军，前往救援。听说恩希索需要士兵的消息一传开，埃斯帕涅阿拉所有走投无路、落魄亡命之徒都想利用这一机会，和他一起逃之夭夭。只要远走高飞，只要摆脱债权人和严酷的总督警觉的眼睛就行。可是债主们也十分小心。他们发现，欠他们债务最多的人想一走了事，一去不返，就逼着总督下令，没有他的特许，谁也不许放行。总督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对港口严加监管。恩希索的船只只好停泊在港口之外。政府的巡逻艇在海上游弋巡逻，阻止未经许可者偷上甲板。这些亡命之徒宁死也不愿从事诚实的劳动，或者被关进债务人的监牢。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恩希索的船只扬起风帆，驶向冒险，而没把他们带走。

[1] 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在十六世纪以前，已经是古代西班牙的重要城市，在菲利普二世于1561年把马德里定为西班牙首都之前，这两个城市由于繁荣富裕，海运方便，基本上起着首都的作用，政府重要部门设在这里，国王常常驻跸于此。

[2] 指当时在西班牙执政的斐迪南二世（1452—1516）和王后伊萨贝拉（1451—1504），伊萨贝拉原为卡斯蒂利亚王国女王。斐迪南二世原为阿拉贡国王，1469年与女王结婚，成为统一的西班牙王国的统治者。

[3] 马丁·费尔南德斯·德·恩希索（1470？—1528？），西班牙法学家，殖民者。

木箱中人

恩希索的航船鼓起风帆，从埃斯帕涅阿拉向美洲大陆驶去。海岛的轮廓已在深蓝色的地平线上沉没，航行宁静安详。起先没有看见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只有一条特别强壮有力、嗅觉灵敏的猎狗——它是著名的猎狗贝契里柯的儿子，自己也以莱翁契柯之名而享有盛誉——它焦躁不安地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到处乱嗅。谁也不知道这头强壮的猎狗的主人是谁，它是怎么登上这艘船的。最后，大家注意到，这条狗老是在一个特大的干粮箱旁转悠，不肯离开。这个木箱是最后一天搬上甲板的。可是瞧啊，这个木箱冷不丁地自动打开，从箱子里爬出一个武装齐备的三十五岁光景的男子，戴着头盔，拿着佩剑和盾牌，活像卡斯蒂利亚的圣人圣地亚哥。此人便是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1]。他以这种方式向人第一次证明他的放肆大胆和机智灵活，着实令人惊讶。他出生在赫累斯·德·洛斯·卡巴耶累斯的一个贵族家庭，作为普通士兵，随同罗德里哥·德·巴斯蒂达斯扬帆出海，驶向新世界；最后经过一些迷途失误，连人带船在埃斯帕涅阿拉岛前搁浅沉没。总督设法把鲁涅茨·德·巴尔博亚造就成一个老老实实的殖民者，未能成功。不出几个月，他就抛弃分配给他的庄园，宣布破产，几乎无法逃脱债权人的追逼。但是正当其他负债累累之辈站在岸上眼看着政府的巡逻艇阻碍他们逃上恩希索的船只，一筹莫展，恨得握拳咬牙之时，鲁涅茨·德·巴尔博亚却大胆放肆地绕过狄埃哥·哥伦布[2]设立的警戒线，藏身于一只空的干粮箱中，趁着起锚出发前的混乱，找人帮忙，把他连人带箱抬到船上，竟无人察觉到这放肆大胆的计谋。一直等到船已远离海岸，无人会因为他的缘故而让船只返航时，这位船上的黑客才自报姓名。如今他已在船上。

学士恩希索是个讲法律的人。像大多数法学家一样，不懂什么叫罗曼蒂克。作为地区法官，新殖民地的警察长，他不能容忍那些骗吃骗喝的家伙和黑暗势力。因此他粗鲁地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宣布，别指望他会把他带走。他将在他们航行经过的下一个海岛，就叫他上岸，不论这个海岛是否有人居住。

但是事情并没有发展到这一地步。因为正当船只向黄金的卡斯蒂利亚行驶的时候，中途遇见一艘载人甚多的航船——这在当年，还真是个奇迹，那个年代，无名的海域里总共只有十几艘航船行驶——该船是由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皮萨罗[3]的人所驾驶，此人的姓名不久将响遍全球。船上的乘客来自恩希索的殖民地圣·赛巴斯蒂安。起先大家把他们看做叛乱者，擅自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可是他们的报告使恩希索大吃一惊：圣·赛巴斯蒂安已不复存在。他们这帮人是旧日殖民地的最后居民，司令官俄赫达驾了一艘船远走高飞，其余的人只拥有两艘双桅小帆船。他们只好等到只死剩七十人时，才分乘这两艘小帆船。而这两艘小帆船当中，有一艘又中途沉没。皮萨罗手下这三四十个人便是黄金的卡斯蒂利亚最后的幸存者。现在到哪儿去？听了皮萨罗的讲述，恩希索手下的水手没有多少兴趣去冒险承受这个被遗弃的居民点的可怕的沼泽气候和土著人的毒箭。再度返回埃斯帕涅阿拉在他们看来是唯一的可能。在这危险关头，巴斯科·鲁涅茨·巴尔博亚站了出来，说他和罗德里哥·德·巴斯蒂达斯一起第一次航行时，就熟悉中美洲的全部海岸。他还记得他们当时在一个含有黄金的河流岸边，找到一个名叫达里恩的地方，那里的土著人很是友善。应该在那儿建造新的定居点，而不是在这个不幸的地方。

全体水手立即宣布同意鲁涅茨·德·巴尔博亚的意见。依照他的建议，他们驶向巴拿马的伊斯特姆斯河边的达里恩。在那里，他们在土著人当中进行了一次惯常的屠戮，在抢掠来的财物当中也发现了黄金。这些亡命之徒便决定开始在这里建立一个居民点，然后怀着虔诚的感恩之心把这座新城命名为圣塔·玛利亚·德·拉·安第古阿·德尔·达里恩。

[1] 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1475—1519），西班牙航海家。

[2] 狄埃哥·哥伦布（1480—1526），发现美洲的著名航海家哥伦布之子，时任埃斯帕涅阿拉总督。

[3]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1476—1541），西班牙殖民者。日后因征服印加帝国而著名。

险象环生的青云直上

不久，殖民地的这个不幸的投资者，学士恩希索就因为没有及时地把鲁涅茨·德·巴尔博亚从甲板上扔进大海而追悔莫及。因为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不出几个礼拜便把全部大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恩希索是在讲究规矩和秩序的思想培育下长大成人的。眼下总督遍寻不得，他身为总督的一名大法官，试图为了西班牙王室的利益来管理殖民地，即使在寒碜的印第安人的茅屋里，他也是一丝不苟、严格地颁布法令，就仿佛他身在塞维利亚的法学家办公室里一样。在这个人迹不至的蛮荒之地，他禁止士兵从当地土著人那里换取黄金，因为黄金是留下来赠送给王室的礼品。他试图把秩序和法律强加到这批无法无天的暴徒身上。但是这些冒险家出于本能，拥戴那个挥刀舞剑之徒，反叛这位舞文弄墨之人。不久，巴尔博亚便成了殖民地真正的主人。恩希索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匆匆逃走。等到国王任命的大陆总督之一尼库埃撒前来维持秩序，巴尔博亚根本就不让他靠岸登陆。不幸的尼库埃撒从国王赐给他的领地里被赶了出来，在返航途中溺海身死。

于是鲁涅茨·德·巴尔博亚，这个箱中之人，成了殖民地的主人。但是尽管获得成功，他心里并不感到舒坦。因为他公然叛逆国王，再加上国王钦定的总督因他而死，他更别想得到宽恕。他知道，那个逃走的恩希索正在前往西班牙途中，将在御前把他控告，国王迟早要对他的叛乱进行审判。可是不管怎么说，西班牙遥不可及，等一艘航船行驶个来回，他还有充裕的时间。此人不仅放肆大胆，也聪明伶俐。他寻找唯一的办法，来把篡夺的权力尽可能保持长久，越久越好。他知道，在那个时代，取得成功就为每个罪行进行了辩护，给国王的宝藏提供一大堆黄金，就可以缓解或者推迟任何一桩刑事案件，所以首先要弄到黄金，因为黄金就是权力！于是他伙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压迫和抢夺邻近地方的当地土著人，除了惯常的大肆屠戮之外，他又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成功。他曾经阴险卑鄙地在严重违反好客精神的情况下，袭击过印第安人的酋长之一，名叫卡雷塔。而这位酋长，自己已被确定为非死不可，却向他建议，最好不要把印第安人全都当做敌人，而要和他的部落结盟，并且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他作为忠诚的证物。鲁涅茨·德·巴尔博亚立刻认识到，在当地的土著人当中有个朋友的重要性。他接受了卡雷塔的建议。更为令人啧啧称奇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那位印第安族的姑娘始终温存有加，钟爱备至。他和卡雷塔酋长一起征服了邻近地区的印第安人，在他们当中赢得了非同寻常的权威，致使势力最为强大的酋长柯马格雷也毕恭毕敬地向他发出邀请。

这次造访势力强大的酋长，在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的一生中起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决定作用。迄今为止，他不过是一个亡命之徒，反对王室的大胆叛逆者而已，注定了要被卡斯蒂利亚的法庭施以绞刑或者斧刑。柯马格雷酋长在一幢极为宽敞的石头房子里接见他，主人的豪富使巴斯科·鲁涅茨极为惊讶。酋长未经客人要求，便以四千盎司黄金相赠。可是接下来该轮到酋长表示惊讶了，因为这些上天的儿子们，他以如此崇高的敬意接待的这些强劲有力的，像天神一样的外国人，一看到黄金，立刻把他们的尊严全都抛弃。他们像放开锁链的狗，互相扑打，拔剑出鞘，拳头握紧，互相吼叫。每个人都要得到最大的一份黄金。酋长看见这副互相争夺、各不相让的景象惊诧不已，满脸鄙夷：这是世界上一切角落里的自然之子，对那些文化人永远怀有的惊愕。对于这些文化人来说，一把黄澄澄的金属比他们文化中创造出来的所有精神成就和技术业绩珍贵得多。

最后酋长向他们发话。西班牙人由于贪婪，浑身战栗，谛听译员译出的话语。柯马格雷说，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你们彼此争吵；因为这样普通的金属，你们豁出性命去忍受艰难险阻，甘冒各种危险，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对面，在这些巍峨高耸的群山后面，有一片汪洋大海，汇入大海的各条河流都载着黄金。有个民族住在那里，他们也驾着你们这样张帆划桨的船只。他们的酋长用黄金的餐具吃饭、饮酒。你们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这种金黄的金属，要多少有多少。这条道路危机四伏，因为酋长们肯定要阻止你们通过，但这条路只不过是短短几天的路程。

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感到这番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总算找到了那传说中的黄金之国的踪迹。多少年来，他们梦寐以求的不就是它吗？他的先驱者们在南方在北方，在各个地方到处探寻，如果酋长所说属实，如今它离开他们只有几天路程。同时那另一个汪洋大海的存在也终于得到证实。哥伦布、卡波特[1]、柯雷累阿尔，所有这些闻名遐迩的伟大航海家一直在寻找通向那片海洋的通途，可是徒劳。而现在，这样一来，就发现了环绕地球的道路。谁若作为第一人瞅见了这片新的海洋，为他的祖国占领了它，他的姓名就永远不会在这世上消失。巴尔博亚认识到，他必须采取这一行动，既可偿还他的一切债务，也会给他博得永不消逝的荣誉：这就是作为第一人越过巴拿马地峡到达通向印度的“南海”，为西班牙王室征服这个新的神秘王国。在柯马格雷酋长家里的这一时刻，他的命运就决定了。从这一刻起，这位偶然扮演冒险家的人，生活便有了一个崇高的跨越时代的意义。

[1] 乔瓦尼·卡波特（1450—1498？），意大利航海家，英文名字是约翰·卡波特，可能生于热那亚，1497年发现北美大陆，1498年失踪。

遁入不朽

在人生的中途，在富有独创性的壮年发现了人生的使命。在人的命运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幸福？鲁涅茨·德·巴尔博亚知道，对他来讲，这有多大的风险——或是在绞架上悲惨地死去，或是永垂不朽。首先要花钱买得和王室的和解，事后把他的恶行，他篡夺权位的恶行合理化、合法化！因此这个昨天的叛逆者摇身一变，作为无比殷勤巴结的臣仆把柯马格雷馈赠的一笔钱的五分之一呈交给驻在埃斯帕涅阿拉的王室财务总监帕萨蒙德。从法律上讲，这五分之一归王室所有。不仅如此，鲁涅茨·巴尔博亚比干巴巴的法学家恩希索熟谙世事，更精通人情世故。因此他在献上正式的赠款之际，还私人附上一笔丰厚的钱财赠送给财务总监，敦请他证实他作为殖民地总督察的职位。财务总监帕萨蒙德虽说并无权限对此作出证明，但是看在赠款分上，他给鲁涅茨·德·巴尔博亚送去一份临时的公文，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与此同时，巴尔博亚为了对各方面都妥善打点，也派了两个最可靠的心腹前往西班牙，让他们在宫廷里叙述他为王室作出的丰功伟绩，并且把他从酋长那里探听到的重要消息报告王室。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向塞维利亚报告，他只需要一千名士兵。他自告奋勇，要率领这一千名士兵去为卡斯蒂利亚建功立业，作出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西班牙人曾经建立的功绩。他保证发现新的海洋，并且赢得终于被发现的黄金之国。哥伦布曾许诺要赢得这个国度，未能兑现，巴尔博亚将把它征服。

一切全都表明，对于这个彻底沉沦的家伙，这个反叛者和亡命徒，情况大有转机。但是从西班牙驶来的下一艘船却带来了噩耗。他谋叛时的一名助手被他派到西班牙去，在宫廷里说项，削弱那个遭到掠夺的恩希索在宫廷提出的控告。这名助手向他报告，形势对他十分凶险，甚至可以说有生命危险；受到诈骗的学士恩希索对那个夺走他权力的家伙提出的控告已为西班牙法庭接受，巴尔博亚已被判决，要向恩希索进行赔偿。相反，他关于附近的南海的消息照理可以使他获救，可这消息尚未送到。反正一位法官就要乘坐下一艘航船前来，为了审判巴尔博亚的谋叛罪，不是就地对他作出判决，就是让他戴上手铐回西班牙去判刑。

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明白，他已完蛋。在获得他的关于邻近的南海和黄金海岸的消息之前，他已被判刑。不言而喻，他们会利用他的消息——另一个人会在他的脑袋滚落沙滩时，完成他梦寐以求的壮举。他自己对西班牙已不能再有所期待。人们知道，他把国王委派的合法总督逼上死路；自作主张，擅自把法官赶下台去——要是只让他坐牢而不是送上断头台，去为他的狂妄行为赎罪，这样的判决已经可以算是仁慈的了。他无法指望有势力的朋友出手相助，因为他自己已经毫无势力。他最有力的辩护人——金钱——声音还过于微弱，无法为他求得恩典。只有一条出路可以救他，免遭他因放肆大胆而遭到的惩罚——那就是更加放肆大胆。倘若他在执法的官吏到来之前，在他们的捕快还没把他抓住，加上镣铐之时，他已发现了另外一片海洋和新的王国，这样他就可以自己拯救自己了。在这个有人居住的世界的尽头，只有逃亡这一形式对他来说是可行的，逃进一桩辉煌的业绩，遁入不朽。

于是鲁涅茨·德·巴尔博亚决定，不再等候向西班牙要求的一千名士兵去征服那无人知晓的海洋，也不等候执法人员的来临。宁可率领同样下定决心的少数水手去冒险从事那旷世壮举！宁可为了古往今来最大胆的冒险行动光荣而死，也不愿让人铐上双手拖上断头台。鲁涅茨·德·巴尔博亚把全体人员召集起来，宣布了他的跨越海峡的企图，毫不掩饰此举的困难，询问谁愿随他同行。他的勇气鼓舞了其他一百九十名士兵。殖民地几乎所有能够打仗的人都表示愿意。没有什么可以装备的，因为这些人本来就一直枕戈待战。在1513年9月1日，为了逃避绞架或者监牢，鲁涅茨·德·巴尔博亚，这位英雄和土匪，冒险家和叛逆者，开始了他那通向不朽的进军。

永不磨灭的瞬间

跨越巴拿马地峡之举始于柯依巴省，是卡雷塔酋长治下的小王国。酋长的女儿已经成为巴尔博亚的生活伴侣。鲁涅茨·德·巴尔博亚，就像后来证明的那样，并没有选择最狭窄的地带。由于不了解这一情况，使得这危机四伏的跨越行程延长了好几天。但是对他来说，在进行这样一种大胆的突入陌生地带的行动中，有一个友好的印第安人部落保证后勤供给或者往后撤退的安全，尤其重要。全队人员分乘十条巨型的独木舟，从达里恩划到柯依巴，总共一百九十名以长矛、宝剑、火枪和弓箭装备起来的士兵，携带着一大群令人望而生畏的嗜血猛犬。和巴尔博亚结盟的酋长把自己的印第安人当做驮运辎重的牲口和向导。9月6日便开始进行那次翻越巴拿马地峡的进军。此举即使对这些如此恣肆大胆、久经考验的冒险家的意志力来说，也依然是巨大的挑战。这些西班牙人必须在令人窒息、使人疲惫的赤道火烤似的炎热中穿越大片的洼地。这些低洼地里的沼泽地带充满瘴气和热病，几个世纪后，在开筑巴拿马运河时还夺走了数千人的性命。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得不用利斧和宝剑在藤蔓纠结、毒气弥漫的丛林中披荆斩棘，向不见人迹的地带开出一条通途。先头部队有如通过一座硕大无朋的绿色矿山，为后面的人在丛莽中劈开一条狭窄的小道。这批征服者的队伍，一个紧跟一个，拉成漫长无尽的一列鱼贯前行，无论白天黑夜，总是手执武器，提心吊胆，异常警觉，随时准备应对土著人的突然袭击。无数参天大树彼此枝叶交错，树冠连成一片，在这潮湿的拱顶下面，雾气弥漫，又闷又热，让人喘不过气来。树冠上面，烈日无情暴晒，酷热难当。他们背负着沉重的装备，拖着脚步，大汗淋漓，唇干舌燥，一里路一里路地向前挺进。突然间大雨滂沱，小溪转瞬之间变成湍急的河流，只能涉水而过，要不就是靠印第安人迅速用韧性树皮临时凑合搭成的摇摇晃晃的木桥跨越过去。这些西班牙人没有别的干粮，只有很少的一点玉米；熬夜，饥饿，口渴，无数蜇人的吸血昆虫飞绕在他们身边。他们就这样穿着被荆棘扯成碎片的衣服，拖着磨破受伤的双脚，眼睛布满血丝，面颊被嗡嗡作响的蚊子咬得红肿，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白天不得休息，夜晚无法睡眠，不久便全都筋疲力尽。刚走了一个星期，队伍中的一大半就已经忍受不住这征途的艰辛。鲁涅茨·德·巴尔博亚知道，真正的危险还在前面等着他们。印第安人抗击入侵者俘虏被狂犬撕咬他于是下令，一切身患热病、不能行军的队员可以留下来。他只要带领精挑细选的队员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去从事这决定性的冒险行动。

印第安人抗击入侵者

俘虏被狂犬撕咬

地势终于渐渐趋于平缓，丛林显得开阔起来。只有在沼泽密布的低洼地里，才长满丛林中的热带植物，郁郁葱葱。可是现在树荫已经不再为他们遮阳，赤道直射的阳光像火烧一样用刺眼的强光照射在他们沉重的装备上。这些疲惫不堪的西班牙人步履缓慢，走走歇歇，一级一级地爬上一个通向连绵群山的山冈。这一带山峦起伏的群山犹如一根石头的脊梁，把这两个汪洋大海之间狭窄的地带断开。视野渐渐变得开阔，夜间的空气变得清爽。经过十八天富有英雄气概的艰苦跋涉，最严重的困难似乎已经克服，高山之脊已经耸立在他们面前。据印第安人向导说，站在这高山之巅可以远眺两个大洋，一个是大西洋，另一个便是那当时尚未为人所知、尚未被人命名的太平洋。可是正当大自然坚韧诡谲的抵抗似乎终于被他们征服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又出现在他们面前。当地一个部落的酋长带领他手下的数百名武士，迎面拦住外来人通过他的地界。和印第安人作战，鲁涅茨·德·巴尔博亚饶有经验。从火枪里射出一排子弹，就足以震慑土著人。这人造的电闪雷鸣又一次证明他拥有制服土著人的屡试不爽的魔力。惊慌失措的土著人连声惊叫，四下逃散，被西班牙人和嗜血恶犬紧追不舍。巴尔博亚像其他西班牙占领者一样，并没有因为这轻易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而是采取卑下的残暴行为，使得这场胜利蒙受耻辱。他把这些手无寸铁、捆绑起来的俘虏活活地任凭一群饥饿的嗜血恶犬撕咬狂啃，扯成碎片，血肉横飞，以此取代观看斗牛和角斗士厮杀的娱乐。这场令人恶心的血腥屠戮玷污了鲁涅茨·德·巴尔博亚名垂千古的不朽之日的前夕。

这些西班牙征服者的性格和行为方式是一种罕见的难以解释的混合物。他们虔诚、笃信，只有当年的基督徒才会如此，他们发自内心虔信狂热地向上帝发出祈求的同时，又以上帝的名义干出历史上最可耻的丧失人性的暴行。他们的胆识勇气、牺牲精神和承受艰险磨难的能力使他们可以作出最壮丽的英雄业绩，但同时他们又无耻至极地尔虞我诈、互相争斗，而在他们卑鄙的令人蔑视的态度和行径中，又有一种显著的荣誉感以及对于他们的历史使命的伟大意义所具有的奇妙的、真正令人赞叹的意识。就是这同一个鲁涅茨·德·巴尔博亚，在前一天晚上还把那些无辜的毫无抵御能力的俘虏捆绑起来，扔到饥饿的猎犬当中，也许他还满意地抚摸这些还滴着新鲜人血的野兽的嘴巴，他又非常清楚他的业绩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在决定性的一刻，他找到了一个世世代代不会被人遗忘的姿态。他知道，9月25日这天，将是载入世界历史的日子，这个性格坚毅、无所顾忌的冒险家，怀着奇妙的西班牙式的激情宣称，他是多么充分地理解他这跨越时代的使命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

这是巴尔博亚绝顶非凡的姿态：这天晚上，紧接着那血腥的屠戮之后，一个土著人指给他看附近的一座山巅，告诉他，从那高山之巅，就可以看见海洋，那无人知晓的南海。巴尔博亚立即作出安排。他让伤员和精疲力竭者留在洗劫一空的村子里，命令还能行军的战士——原来在达里恩出发时的一百九十人，如今还剩下六十七人——去攀登那座高山。早上十点光景，他们已接近山巅。只需翻过一座小小的光秃秃的圆形山包，就可以放眼远眺无边无际的大海。

巴尔博亚久久地眺望远方

巴尔博亚久久地眺望远方 在这一瞬间，巴尔博亚命令他的队伍就地停住，谁也不许跟着他走，因为他不愿和任何人分享这第一道投向这陌生的无名海洋的目光。他要永远是独一无二的第一个西班牙人，第一个欧洲人，第一个基督徒在越过我们地球上一片广袤无垠、无边无际的辽阔海洋大西洋后，现在也看见了另一片，还不为人所知的太平洋。他慢慢地向上攀爬，心脏狂跳，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瞬间的意义，左手擎着旗帜，右手握着宝剑，在周遭光秃无人的广阔空间，就他一个孤零零的身影。他慢慢地爬上去，不慌不忙，因为真正的工作已经完成。只消再迈几步，没有几步，越走越近，越走越近。果然，等他到达山巅，眼前豁然开朗，视野无限开阔。逐渐下降的群山后面，在森林覆盖、翠绿成荫的山丘后面，展现出一片无限辽阔、无边无垠、晶光四射的水面，一平如镜的大海。大海，这片新的陌生的，迄今为止人们只梦想过，却从来无缘得见的海洋，那片存在于传说之中，多少年来为哥伦布和他所有的后辈徒劳无功、白白寻觅的海洋；这个海洋的波浪冲刷着美洲、印度和中国。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看啊，眺望啊，他怀着骄傲和幸福的心情充分意识到，他是第一个将这片海洋无穷无尽的碧蓝海水尽收眼底的欧洲人。

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久久地眺望远方，欣喜若狂。然后他才把他的同伴们叫来，分享他的欢乐和骄傲。他们连爬带跑地登上山冈，忐忑不安，激动万分，气喘吁吁，大喊大叫，以无比兴奋的目光凝视大海，目不转睛地指手画脚。突然间，安德雷斯·德·巴拉神父唱起赞美上帝的圣歌《主啊，我们赞美你！》，人们立刻不再喧哗叫喊。这些士兵、冒险家、土匪，用他们强硬粗犷的嗓子汇合成虔诚的合唱。印第安人十分惊讶地发现，神父说了一句话，这些人就砍倒一株大树，做了一个十字架，在上面用花体字刻上西班牙国王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等到十字架竖立起来，它的两只木头的胳臂，似乎要把两片海洋，大西洋和太平洋连同它们肉眼看不到的遥远的地方全都拥入怀中。

四下里寂静得使人战栗，庄严肃穆中，鲁涅茨·德·巴尔博亚走出人群，向他的士兵发表讲话，要士兵们向上帝表示感谢，感谢上帝赐予他们的这份荣誉和恩典，并且祈求上帝继续保佑和帮助他们占领这片海洋和所有这些国家。如果他们愿意一如既往地继续追随他，忠诚不贰，那么他们将作为最富有的西班牙人从这个新印度返回故里。他神情庄严地向四面八方挥舞手里的旗帜，为西班牙占领一切被这些和风吹拂过的远方的土地。然后他叫来文书安德雷斯·德·巴尔德拉瓦诺，起草一份文件，为世世代代记下这一庄严的事件。安德雷斯·德·巴尔德拉瓦诺展开一卷羊皮纸，这之前他把羊皮纸和墨盒、鹅毛笔一起密封在一个小木箱里背着走过原始森林；这时巴尔博亚要求在场的所有贵族、骑士和士兵——“这些品德高尚、诚实正直的人们”——证实他们在“卓越而备受尊敬的船长、国王陛下的总督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发现南海时全都在场”，证实“是这位巴斯科·鲁涅茨第一个看见这片大海，并把它展示给他的追随者们”。

然后，这六十七个人从山顶上下来，1513年9月25日这天，人类终于知道了地球上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最后一片海洋。

黄金和珍珠

现在已经确凿无疑：他们看见了海洋。接下来便是从山上下来，到海边去，感觉一下它的潮汐，摸一摸潮涨潮落的海水，体验一下海水的存在，尝尝它的滋味，从海滩上攫取战利品！下山的路程他们花了两天时间，为了寻找从山麓到海滨的最佳捷径，鲁涅茨·德·巴尔博亚把他的部下分成几个小组。由阿隆佐·马丁率领的第三组首先抵达海边，这支探险小组的成员，即使是普通的士兵也都一个个充满渴望荣誉的虚荣心，渴望永垂不朽；甚至连阿隆佐这样平凡的人，也立刻让文书白纸黑字写成文件，证明他是第一个把手脚浸入这尚未取名的水域中去的人。直到他为自己渺小的个人博得了这一丁点永垂不朽的荣誉之后，他才向巴尔博亚报告，他已赶到海边，亲手触及了海水的潮汐。巴尔博亚立即决定举行新的庄严隆重的仪式。第二天根据教会的日历，正好是圣米夏埃尔节。他只带领二十二名随从出现在海边，以便自己像圣米夏埃尔那样全身披挂，携带武器，以庄严的典礼，占领这片新的海洋。他并不立即走近海潮，而是像大海的主人和统治者一样，神情傲慢地憩息在一棵树下，等待潮水逐渐涨起，海浪卷到他跟前，像头驯从的狗，用舌头来回舔舐他的双脚。这时他才站起身来，把盾牌抛到背上，让它像面镜子似的在阳光下光芒四射。他一手握住宝剑，另一只手擎着卡斯蒂利亚的绣着圣母画像的旗帜，大踏步地走进海水。迄今为止，鲁涅茨·德·巴尔博亚一直是个叛逆者和亡命徒，如今成为国王的最为忠实的臣仆和凯旋的将军。一直等到海浪冲刷到他的腰部，他已完全溶入这片辽阔的陌生的大海之中。他才向四面八方挥舞国旗，并且大声喊道：“卡斯蒂利亚、莱翁和阿拉贡[1]的高贵显赫、威力无限的国王斐迪南和女王约翰娜[2]万岁！为了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利益，我此刻以他们的名义，真正地、切切实实地、持久不断地占领所有这些海洋和陆地、海岸、港湾和岛屿；不论哪一位君王或者舰长，基督徒或者异教徒，不论什么教派，什么阶层，只要有人敢对这些陆地和海洋提出要求，我发誓，定要以卡斯蒂利亚列位国王的名义，加以捍卫。这都是他们的财产，现在是，永远是，只要世界存在，直到末日审判，始终是他们的财产。”

在场所有的西班牙人都重复一遍这一誓词。他们宣誓的声音一时压过海潮拍岸的隆隆轰鸣。每个人都用海水沾湿一下自己的嘴唇。文书安德雷斯·德·巴尔德拉瓦诺把这占领海洋陆地的仪式记录在案，用以下话语结束他的这份文件：“这二十二人连同文书安德雷斯·德·巴尔德拉瓦诺，是第一批把自己的脚伸进南海的基督徒，大家用手试了试海水，并用这海水沾湿他们的嘴巴，看看这是不是和另外一片海洋的水同样是咸水。当他们发现，这也是咸水，便都向上帝表示他们的感谢。”

壮举已经完成。现在就得从他们的英雄行为中汲取尘世间的利益。这批西班牙人在当地的土著人那里或掠夺或交换得到一点黄金。但是在他们高奏凯歌之际，新的惊喜在等待着他们。因为印第安人用双手给他们捧来满满的一堆堆价值连城的珍珠。这些珍珠就布满邻近的各个岛屿，俯拾即是。其中有一颗珍珠，人称“派勒格里娜”，塞万提斯和洛佩·德·维加都歌颂过它，因为这颗珍珠是世上最美丽的珍珠之一，装饰过西班牙和英格兰的王冠。这些西班牙人大大小小的口袋里都塞满了这种珠宝。在这儿它们不见得比蚌壳和沙粒更值钱。他们贪婪地继续打听这世上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黄金。有一位酋长就指了指南方，山峦的轮廓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他说那边有一个国家，拥有无可估量的宝藏，那里的统治者都用金樽宴饮；巨大的四脚野兽——这位酋长称之为“无峰驼”——就把这些珍贵的宝物驮进国王的宝库。他提到了这个国家的名字，它就坐落在海洋的南部，群山的背后。这名字听上去音韵优美，颇为陌生，像是“Biru”。

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凝视着这位酋长伸出的手直指的遥远地方，群山泛白，消失在天际。这个柔和诱人的字眼“Biru”立刻印进他的心灵之中。他的心脏焦躁不安地狂跳不已。他生平第二次出乎意料地接到宏伟的预告。第一个是柯马格雷酋长给他的，关于大海就在附近的消息，这已经得到证实。他找到了布满珍珠的海滩，找到了南海。也许他还会成功地证实第二个消息，这就是发现并且占领印加王国[3]，这个世界上的黄金之国。

他已完全落入这片辽阔的陌生大海之中

[1] 卡斯蒂利亚、莱翁和阿拉贡，为三个独立王国，后通过联姻合并成统一的西班牙王国。

[2] 约翰娜（1479—1555），斐迪南与伊萨贝拉之女。继任女王，由父亲摄政。

[3] 即今日的秘鲁。

众神很少给予……

鲁涅茨·德·巴尔博亚还一直凝视着远方，满眼都是渴望。“Biru”，“Peru（秘鲁）”一词犹如金钟的钟声在他的心灵中回荡。但是——只好放弃，真叫人心痛！这一次他不敢再长途探险，带着这三四十个筋疲力尽的士兵，是无法征服一个国家的。那就先返回达里恩，待日后集聚了人马，再沿着这条业已找到的道路，开赴这新的神秘王国吧。然而回家的路程也照样艰辛。西班牙人必须再一次奋力穿过热带丛林，再一次经受本地土著人的袭击。他们已经不再是一支作战的部队，而是一小股身患热病，只剩下最后一点力气，摇摇晃晃地向前迈步的队伍。巴尔博亚自己已经病得快死了，由印第安人用吊床抬着他往前走，经过四个月可怕的骇人听闻的艰苦跋涉，于1514年1月19日回到达里恩。但是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伟业之一毕竟是完成了。巴尔博亚兑现了他的诺言，每一个这次随他冒险进入陌生地带的人全都发了大财。他的士兵从南海之滨带回来的无数财宝是哥伦布和其他的征服者以及殖民者无法相比的。财富的五分之一留给王室。瓜分战利品时，他给他的狗莱翁契柯也和其他战士一样分得五百枚金比索，这是对它的褒奖，因为它勇敢地把不幸的当地土著人咬得血肉模糊。没有人为此抱怨这位凯旋将军。在他作出这样巨大的贡献之后，殖民地里，没有一个人对他总督的权威提出异议。这个冒险家、反叛者像神一样受到尊敬。于是他骄傲地向西班牙报告，他继哥伦布之后，为王室完成了最为伟大的事业。他的幸运的太阳直线上升，冲破层层乌云，迄今为止这些云层一直压着他的人生，如今他如日中天。

可是巴尔博亚的幸运持续的时间极为短暂。几个月以后，一个阳光普照的六月天，达里恩的居民十分惊愕地挤到海边。一片风帆出现在地平线上，在这被人遗忘的世界角落，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可是瞧啊，另一艘船又在第一艘旁边出现，接着第三、第四、第五艘船都相继出现，不久出现了十艘，不，是十五艘，不，是二十艘。整整一个舰队向着港口驶来。不久，大家听说：这都是鲁涅茨·德·巴尔博亚的信函招来的，但是并不是他高奏凯歌的消息——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到西班牙——而是先前的消息，是他第一次把酋长关于附近南海和黄金之国的消息报告王室，他要求得到一千名战士去征服这些国家。为了进行这次远征，西班牙国王毫不迟疑地装备了这样强大的一支舰队。然而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的当政者，根本就没有想过把这样重要的一项任务托付给像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冒险家和反叛者。他们派一个自己的总督随船前来，一位富可敌国、出身贵族、备受尊敬的六十岁老人彼特罗·阿里亚斯·达维雅——人们大多称他为彼特拉里亚斯[1]——将以国王委任的总督的身份，最终在殖民地建立秩序，对迄今的犯罪行为绳之以法，发现那个南海并占领那个预言中的黄金之国。

此时彼特拉里亚斯颇为自己的处境懊恼。一方面，他奉命追究反叛者鲁涅茨·德·巴尔博亚早先驱逐总督的责任，一旦证明他有罪，就要将他逮捕归案，否则就证明他并无过失；另一方面，他又负有发现南海的使命。可是他的船刚一靠岸，他就听说，就是这个他要审讯的鲁涅茨·德·巴尔博亚，已经凭借自己的力量，完成了这一丰功伟绩。这个反叛者已经庆祝过了原本想要让他获得的胜利，为西班牙王室建树了自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最伟大的功绩。不言而喻，对于这样一个人，眼下他不能像对待一个卑下的罪犯一样，把他的脑袋放在行刑台上。他必须彬彬有礼地向他表示问候，真心诚意地向他表示祝贺。但是从此时此刻起，鲁涅茨·德·巴尔博亚算是完了。彼特拉里亚斯永远也不会原谅他的竞争对手，竟然自行完成了壮举伟业，他可是王室特意派来建立这一功勋的，这个功勋本可奠定他千秋万代的不朽荣誉。为了不致过早激怒这个殖民者，他不得不把对巴尔博亚的仇恨深藏心底。调查往后推延，甚至建立起一种虚假的和平。彼特拉里亚斯把自己还留在西班牙的女儿许配给鲁涅茨·德·巴尔博亚。但是他对巴尔博亚的仇恨和嫉妒丝毫也未减弱，只是更加增强。这时，西班牙国内终于知道了巴尔博亚的业绩，于是从西班牙传来一道敕令，追授给这个往日的反叛者适当的头衔，也任命他为总督，命令彼特拉里亚斯每件重要的事情，都要和巴尔博亚商量。彼特拉里亚斯恨得咬牙切齿。这么小的地方有两名总督，一个必须让位，两人之中，一人必须完蛋。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感到自己头上悬着一把利剑，因为兵权和司法权都掌握在彼特拉里亚斯手里。第一次出逃如此成功，可真使他遁入不朽了。他请求彼特拉里亚斯允许他装备一支远征军，去侦察南海的海滨，占领幅员更加辽阔的地域。这名老反叛者的秘密意图是在大海的另一面摆脱任何监督和控制，自己建立一支舰队，在自己的领域里自立为王。说不定也能征服那传说中的国度（Biru），新世界的这个神秘王国。彼特拉里亚斯阴险地表示赞同。倘若巴尔博亚此举失败，那就更好；倘若成功，他总还有时间把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彻底除掉。

几艘双桅帆船已经建成，这是太平洋上最初的几艘帆船

于是鲁涅茨·德·巴尔博亚开始新的遁入不朽的征程。他的第二次行动也许比第一次更为壮观，然而历史向来只褒奖成功者，此次行动并未获得同样的荣誉。这一次，巴尔博亚不仅带着他的队伍穿越伊斯特姆斯山，而且让数千名本地土著人拉着打造四艘双桅帆船所需的木料、木板、船缆、船帆、铁锚、绞盘等翻山越岭。因为到了山那边，他若有一支舰队，就可以征服和占领所有海岸，占领珍珠海岛，占领秘鲁，那具有传奇色彩的秘鲁。但是这一次，命运对于这个胆大妄为之徒不再恩宠有加。巴尔博亚不断遭遇新的阻力，在穿越潮湿闷热的丛林途中，蛀虫咬坏了木料，木板全都霉烂，根本无法使用。巴尔博亚毫不泄气，下令在巴拿马海湾砍伐新的树木，制造新的木板。他的精力创造了真正的奇迹——巴尔博亚似乎一切全都大获成功。几艘双桅帆船已经建成，这是太平洋上最初的几艘帆船。可是突然，掀起一阵猛烈的龙卷风，使河水暴涨，造好的船只停泊在河里，都被狂风卷走，在海上撞成碎片。只好第三次再动工造船；这一次总算成功地建造好了两艘双桅帆船。巴尔博亚只需要再有两三条战舰，就可以扬帆远航，去征服他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国度。自从那位酋长当年伸出手来指向南方，他第一次听见“Biru”这个诱人的字眼以后，就想征服这个国度。他只要求再派几个勇敢的军官来，再要求增援一大批海员水手，并为他的队伍提供良好的补给，他就可以创建自己的帝国了！只消再等几个月，只要让他的大胆计划再加上一点好运，那么世界史上记载的战胜印加人的那个胜利者，那个秘鲁的征服者就不会是皮萨罗，而是鲁涅茨·德·巴尔博亚。

但是命运即使对于她的宠儿，也不会表现出太多的慷慨。众神很少给予世人更多的恩宠，只让他完成一次永垂不朽的业绩。

[1] 彼特拉里亚斯（1440？—1531），全名彼特罗·阿里亚斯·达维雅。1514至1526年任西班牙驻达里恩与巴拿马的总督。

沉沦

鲁涅茨·德·巴尔博亚以钢铁般的毅力和精力为他的宏伟壮举做着准备。然而正是因为他非凡的举动取得的成功，给他招致了杀身之祸。因为彼特拉里亚斯怀疑心重，他的猜忌的眼睛一直焦躁不安地注视着他的这名属下有什么企图。也许是有人向他告发，巴尔博亚梦想着自己野心勃勃地统治一方；也可能仅仅是他自己妒忌心盛，担心他的老对手第二次获得成功。反正他突然向巴尔博亚发出一封语气十分亲切的信函，请他在一切安排就绪，即将出发开始远征之前，能返回达里恩附近的阿克拉去进行一次商谈。巴尔博亚希望能从彼特拉里亚斯那里继续获得兵员的补充，便接受邀请，立即返回。在城门口，有一小队士兵向他迎面走来，似乎是前来迎迓；巴尔博亚高兴地向他们快步走去，要拥抱他们的队长，他多年的战友，陪同他一起发现南海的伙伴，他的挚友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可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重重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宣布把他逮捕。皮萨罗也渴望能够永垂不朽，他也渴望着征服黄金之国。也许清除这样放肆大胆的一个领头人，他也不见得就不高兴。彼特拉里亚斯总督开庭审判巴尔博亚的所谓谋叛罪，迅速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几天之后，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就和他最忠实的几个伙伴一起走上行刑台，刽子手的宝剑一闪，霎时间首级滚落，死者眼睛里的灵光永远熄灭，人类的这双同时第一次看见环抱地球两大洋的眼睛便就此永远闭上。

巴尔博亚走上行刑台

拜占庭的陷落

1453年5月29日

穆罕默德二世

危在眼前

1451年2月5日，一位密使给在小亚细亚的穆拉德[1]苏丹的长子，二十一岁的穆罕默德[2]带去密信，信中说，他的父亲业已驾崩。这位既奸诈狡猾又坚毅果断的君侯不向他的大臣和谋士透露一丝风声，便选择了他最为神骏的良驹，一跃而上，扬鞭纵马，一口气飞驰一百二十里，直达博斯普鲁斯海峡，立即渡海，抵达欧洲海岸的加利波利。到了那里，才向他的忠诚心腹披露他父王崩殂的噩耗。为了从一开头就粉碎其他任何人提出登上宝座的要求，他集结了一支精锐部队，带领他们前往亚德里亚诺帕尔。在那里他果然被确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无人提出异议。他执政后的第一件事情就表现出了他行事果决，毫无顾忌。为了预先清除和他同一个血脉的任何竞争者，他派人将他未成年的弟弟溺死在浴池里，随即又使雇来杀人的凶手紧接着被害者之后命丧黄泉——这件事也证明了这个苏丹早有预谋，为人狡猾，心狠手辣。

这位年纪轻轻、性情暴烈、渴求荣誉的穆罕默德二世接替了性情较为沉稳的穆拉德登基，成为土耳其人的苏丹。这一消息传来，使拜占庭惊恐万状。因为通过数以百计的探子得到消息，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苏丹，发誓要占领这座旧日世界的首都。尽管年轻，他日日夜夜运筹帷幄，对他这项贡献毕生精力的宏伟计划进行战略思考。与此同时，各种报告也众口一词讲述这位新任的地位尊贵的国君武功盖世无双，外交机敏过人。穆罕默德二世兼有双重特性，既虔诚又残忍，富有激情又阴险凶狠，学识渊博，酷爱艺术，能用拉丁文阅读恺撒的作品和罗马人的传记，同时又野蛮成性，杀人如麻。这位苏丹长着一双清秀忧郁的眼睛和一只尖利逼人的鹦鹉鼻子，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冲锋陷阵大胆无畏，处理外交事务毫无顾忌，所有这些危险的力量集中体现在同一个思想：步祖父巴雅采特[3]和父王穆拉德的后尘。两位先王第一次让欧洲领教了新兴的土耳其民族军事上的优势，而他则要以实际行动超越他们。他的首次一搏，大家知道，也都感到，乃是直指拜占庭，那君士坦丁大帝和尤斯蒂尼安大帝[4]皇冠上残留的最后一枚璀璨的宝石。

这枚宝石的确没有任何屏障地暴露在他那坚定强劲的铁拳面前，近在咫尺，唾手可得。拜占庭帝国，亦即东罗马帝国，当年幅员包括整个世界，从波斯直达阿尔卑斯山，又涉及亚洲的沙漠地带，是个世界帝国，纵马奔驰几个月，好几个月都难以抵达帝国的另一边境，如今只消步行就可以在三小时之内毫不费劲地走完全国。往日的那个拜占庭帝国，如今可怜见地只剩下一个没有躯干的脑袋，没有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大帝之城，古老的拜占庭帝国。即便是这个拜占庭，也只剩下一部分，今天的斯坦堡（Stambul）属于皇帝，属于东罗马帝国皇帝，而戛拉塔（Galata）已经落在热那亚人手中，城墙外面的其他土地已尽在土耳其人的掌握之中。最后一位拜占庭皇帝统治下的帝国只有巴掌那么大小的一块，也就是环城的城墙包围之中的教堂、皇宫和鳞次栉比的房屋，人们称之为拜占庭。它已经遭受过十字军东征将士一次彻底的洗劫，黑死病又夺去了无数的生命；由于持续不断地抵御游牧民族的骚扰，国力消耗殆尽；又因为民族纷争和宗教争端而四分五裂。这座城市无法创建一支人马，也无法显出男子汉的勇气，来单凭自己的力量抵抗像章鱼手臂似的从四面八方伸出的紧紧围住拜占庭的敌人。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德拉戛色斯[5]的紫袍是由轻风制成，他的皇冠乃是命运的游戏；正因拜占庭已被土耳其人团团围住，由于千百年共同的文化，这个拜占庭城对于整个西方世界便显得神圣，对欧洲而言，它才是荣誉的象征。只有当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共同保护在东方的这个业已衰败不堪的最后堡垒时，这座索菲亚大教堂还能继续成为一座基督教的教堂，东罗马基督教的最后一座，同时也是最美丽的一座教堂。

君士坦丁立刻认识到危险逼人。尽管穆罕默德二世发表了许多和平言论，君士坦丁仍然怀着可以理解的惊惧，一而再地派遣信使前往意大利去见教皇，前往威尼斯、热那亚，让他们派遣战舰和士兵前来增援。但是罗马犹豫不决，威尼斯也毫无动静。因为在东方和西方的教会之间，还一直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古老的神学上的分歧。希腊教会憎恨罗马教会。希腊的大主教拒绝承认罗马教皇是基督教的最高牧人[6]；尽管面对土耳其人的威胁，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举行的两次最高宗教会议上，早已作出两个教会合二为一的决定，并且为此答应帮助拜占庭抵御土耳其人。但是等到对拜占庭的威胁不再有燃眉之急，希腊的宗教会议便拒绝让条约生效；现在，穆罕默德二世成了苏丹，忧患意识才战胜了东正教的冥顽不化。拜占庭在向罗马紧急求援之际，又发出态度软化的信息。于是若干战舰立即装备起来，满载士兵和军火，教皇的使节乘坐其中一艘，一同扬帆启航，以便庄严显示西方世界两大教会和解修好已经实现，以此昭告全世界，谁若进攻拜占庭，便是向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挑衅。

[1] 穆拉德二世（1403—1451），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苏丹，1421至1451年在位。

[2] 穆罕默德二世（约1430—1481）于1451至1481年任苏丹，1453年攻陷拜占庭。

[3] 巴雅采特苏丹，为穆罕默德二世的祖父，1389至1402年在位。他战功卓著，增强奥斯曼帝国的声威。

[4] 君士坦丁大帝（280—337）于公元330年，把罗马帝国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该城因而称为君士坦丁堡。尤斯蒂尼安大帝（482—565）通过连年征战，扩大东罗马帝国版图，建立索菲亚大教堂。

[5] 君士坦丁·德拉戛色斯（1403—1453）即东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他执政时，东罗马帝国已国力衰微。他在拜占庭陷落时战死。

[6] 天主教神职人员都被称为牧人，管理和引导信众——迷途的羔羊。最高牧人即教会的最高领袖，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和解修好弥撒

那年12月份上演的无比壮观的好戏是，宏伟富丽的教堂里举行极为隆重的两大教会和解修好的盛大庆典。这座教堂当时用大理石和马赛克以及熠熠生辉的珍宝铸成的无尽奢华，是今天变成清真寺后令人难以想象的。君士坦丁皇帝当时在他帝国全体显贵的簇拥下现身教堂，头戴皇帝的金冠作为两个教会永久和睦的最高证人和担保。宏大的教堂正殿挤得人山人海，无数支蜡烛照得全殿通明。在祭坛前，罗马教皇的特使伊西多鲁斯和东正教的大主教格里高里乌斯像兄弟般共同主持弥撒。在这座教堂里，罗马教皇的名字第一次在祈祷中提及，虔诚的圣歌第一次同时以拉丁文和希腊文唱起，歌声飞升到这永远不会消失的穹顶之上，而圣斯彼里迪翁的圣体由言归于好的两个教会的神职人员组成的队伍庄严肃穆地共同护送。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教会似乎永远结合在一起，经过多年的恶言相向和纷争不休，这里终于又一次弥漫着欧洲的思想，西方世界的精神。

但是在历史上，理性与和解的瞬间总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就在教堂里共同祈祷的声音还虔诚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教堂外，在修道院的一间斋房里，博学多识的修士格纳迪阿斯已经在痛斥会说拉丁文的学者背叛了真正的信仰。和平的纽带还没有被理性编织起来，就已被狂热主义扯得粉碎；就像希腊的教士并没有想真正臣服罗马教廷一样，地中海另一端的朋友们也并没有想认真提供希腊教会热切渴望的援助，几艘舰船、几百名士兵虽然派了过来，除此之外，这座城市就完全听凭命运的安排。

战争开始

暴戾的统治者若准备一场战争，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总满口奢谈和平。所以穆罕默德二世在举行登基大典时，特地接见君士坦丁皇帝的使臣，说了一大堆无比动听、亲切友好的话语，让人听了深感宽慰。他在上帝和他的先知、天使，以及《古兰经》前公开庄严宣誓，他将绝对忠诚地信守和拜占庭皇帝签订的各项条约。与此同时，这个阴险狡诈之徒又和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签订了一个为时三年的相互保持中立的协定——而这三年正好是他要不受干扰地把拜占庭这座城市纳入囊中的时间。而到了那时，在穆罕默德二世允诺保持和平并信誓旦旦地保证维护和平之后，他便背信弃义地挑起战争。

迄今为止，只有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海岸属于土耳其人。拜占庭的航船可以畅行无阻地通过海峡，直达他们的谷仓——黑海。如今穆罕默德二世切断这一通道，不去费劲作任何辩解，便下令在海峡的欧洲岸边，在鲁米尼·希萨尔建造一座堡垒，而且是建造在海峡最狭窄的地段。当年在波斯人称雄的年代，勇敢无畏的薛西斯[1]就是在此地越过了海峡。一夜之间，成千上万个挖土工人渡海抵达欧洲海岸。根据条约，这个海岸是不允许建筑工事的（可是对于施行暴力者而言，条约又算得了什么？）。他们掠夺周围的田地补充给养，不仅拆毁房屋，为了取得砖石来建造他们的堡垒，也拆掉久负盛名的圣·米夏埃尔教堂。苏丹不眠不休夜以继日地亲自监督这项建造堡垒的工程。拜占庭万般无奈，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苏丹违反条约，破坏权利，切断他们进入黑海的自由通道。第一批船只打算像往常一样驶入一向自由航行的海域，结果在“和平”时期，未经宣战就遭到炮击。经过这次成功的武力较量之后，不久任何伪装尽属多余。1452年8月，穆罕默德二世召集他手下的全体文官武将，向他们公开宣布进攻和占领拜占庭的企图；宣布这个决定之后，紧跟着便是残暴的行径；传令官被派向土耳其各地，把能够摆弄武器的男丁全都招募起来。1453年4月5日，一支一眼望不到边的奥斯曼帝国的大军，像一股突发的惊涛骇浪铺天盖地般地越过拜占庭平原，直逼城墙之下。

苏丹身披极尽奢丽的锦衣华裳，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在吕卡斯城门对面安下他的帐篷。还没有让人在他的帅帐前竖起迎风招展的大旗，他已下令在地上摊开祈祷用的拜毯。他赤脚走到拜毯上，面向麦加城三次躬身礼拜，以额碰地。在他背后，展现极为壮观的场面，他麾下的几万大军同样弯腰礼拜，朝着一个方向，以同样的节奏，向真主阿拉诵读同一篇经文，祈求真主赋予他们力量，保佑他们赢得胜利。然后苏丹才站起身来，顷刻之间又从一个谦卑之人变成一个挑衅者，从真主的仆人变成主人和士兵。现在，他麾下的传令官跑遍全营，在战鼓隆隆、号角齐鸣声中，向全军反复宣告：“现在开始围城了！”

[1] 薛西斯，公元前486年至前465年在位的古代波斯国王，曾大举进攻希腊。

城墙和大炮

拜占庭只拥有一股力量，一种防御能力，那就是它的城墙。当年君临世界雄踞四方的帝国，那宏大的往昔和幸福的时代，如今只给它留下这样一点遗产。全城呈三角形，有三层甲胄保护。它南临马尔马拉海，北濒金角湾，掩护南北两侧的石头城墙，虽然不很高，但依然坚固雄伟；与此相反，面向开阔陆地的胸墙，即所谓的台奥多西乌斯城墙，却是规模宏大，高耸坚厚。君士坦丁大帝当年就认识到拜占庭未来会受到怎样的威胁，因而用巨型方石砌成纽带围住全城。尤斯蒂尼安大帝继续扩建并且加固这些护城的墙垣；真正的壁垒是到台奥多西乌斯大帝时才建成，那是一道长达七公里的城墙。这道城墙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攀满常春藤，但依然可以证明砌成这道长城的巨型方石的坚固强劲。当年这道雄伟壮观、气象万千的护城墙垣，上面修造了瞭望孔和雉堞，墙垣外有护城河团团围住，由呈正方形的巨型城楼镇守；城垣平行地建造了两三排，两三道城墙并列。千百年来，历代皇帝都将它们扩建重修，这道雄伟壮观的环形护城墙垣，实在是固若金汤、尽善尽美的象征。这些巨型方石当年曾摧毁过野蛮民族肆无忌惮的冲锋突击，抵挡过土耳其军队的猛烈攻势，如今仍然嘲笑古往今来发明出来的一切战争工具；古代攻城车的石弹，装着公牛脑袋的铁制攻城器，碰在城墙上都无可奈何地弹了回去；即便是新型的野战炮和迫击炮的铁制炮弹，也都无法伤及这壁立高耸的城墙。欧洲没有一个城市比君士坦丁堡得到更为坚固、更为安全的保护，一切全仗台奥多西乌斯城墙。

穆罕默德二世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这道城墙，深知此墙坚如磐石。几个月来，甚至几年来他无论是夜里醒着还是沉入梦乡，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占领这无法占领的城池，如何摧毁这难以摧毁的墙垣。在他的桌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图纸，敌人防守工事的尺寸和图样。他知道城墙前后的每一个隆起的高地和下陷的洼地，以及每一条水道。他的工程师们和他一起仔细推敲每一个细节，但是全都令人失望：他们把一切全都仔细计算一遍，采用一切迄今为止一直使用的大炮，根本无法摧毁台奥多西乌斯城墙。

那就制造出火力更猛的大炮来！比现有的战争艺术所熟知的大炮炮筒更长，射程更远，射击力更强的大炮！用更加坚固的石头制造出另外一些炮弹，比迄今为止制造出来的一切炮弹威力更大，更具粉碎性、破坏性！必须组建一支新的炮兵队伍，来对付这座不可接近的城墙，此外别无其他解决方法。穆罕默德二世宣布，他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制造出这新型的攻击性武器。

不惜一切代价——这样一种宣告本身往往会唤醒创造力和推动力。宣战后不久，有个人前来觐见苏丹。此人算是世界上最善发明、最富经验的铸炮专家，名叫乌尔巴斯或者俄尔巴斯，是个匈牙利人。他虽然是个基督徒，前不久刚向君士坦丁皇帝表示愿意效劳，但是他一心期待在穆罕默德二世驾前能够获得更高的报酬，能够一展他的技艺，获得更为大胆的任务。他表示，倘若向他不加限制地提供钱财供他使用，他准备铸造一门天下无双的大口径大炮。就像那些被一个念头迷住心窍的人一样，苏丹觉得，无论花费多少钱财，都不算昂贵。他立即下令派工匠跟他干活，想要多少给多少。成千辆推车把铁砂运到亚德里亚诺帕尔。铸炮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历时三个月，根据大炮淬火的秘密方法，准备好了巨大的黏土的模具，然后把滚烫的铁水浇注到模具之中。大炮铸造成功，场面激动人心。敲掉泥模，露出那巨大无朋的炮筒，使之渐渐冷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巨大的炮筒。在第一发炮弹试射之前，穆罕默德二世派出传令兵晓谕全城，警告孕妇。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像是被闪电照亮的炮口吐出巨型的石头炮弹。就这么试射一炮，便轰破了城墙，穆罕默德二世立即下令铸造一批这样巨型的大炮，全数用来装备一支炮兵部队。

希腊作家日后将惊恐地称这种大炮为“投石机”。这第一台巨大的“投石机”可以说是顺利地制造成功。但是更加困难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巨大的怪物，把这铁制的龙形怪物，拖过整个特拉基恩[1]，一直拖到拜占庭城下。于是一场举世无双的冒险征程就此开始。一大批民夫，一整支军队，拖着这个僵硬的长颈的庞然大物，历时两个月之久。几队骑兵在前面开路，不断巡逻，以防这宝贝遭到袭击。后面是千百个，也许是成千上万个挖土工人，为运输这个庞大超重的怪物日夜不停地挥锹、推车，把路上坑坑洼洼的地方填平。路修好才几个月，这怪物压过之后又复损坏。一百头公牛驾在这辆形同高山的车前拉车，巨大的金属炮筒的重量，均匀分布在它们的肩上——就像当年把方尖碑从埃及运往罗马时那样。——二百名壮汉在两边不断地稳住由于自身分量而来回摇晃的沉重的炮筒。与此同时，五十名车夫和木匠不断地忙着更换木头车轮，给轮子加油，加固支架，铺设桥梁。不难设想，这支运输队只能用极为缓慢的水牛似的步伐，一步一步地开辟道路，穿过草原，越过山冈。沿途村庄的农民极为惊讶地围观这个铁制的怪物，连连画着十字。这个怪物像一尊战神一样由它的仆役和牧师从一个国度拖到另一个国度。不久之后，那些用同样的泥胎，同样的方法浇铸而成的大炮兄弟也用同样的方法拖了过来。人定胜天，人类的意志又一次使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二十个或者三十个这样的庞然大物，已经冲着拜占庭咧开它们乌黑浑圆的嘴巴；重型巨炮已经载入战争史，东罗马帝国皇帝营造的千年古城墙和新即位苏丹的新型大炮之间的决斗就此开始。

[1] 特拉基恩（Thrakien），指巴尔干半岛东南部地区，接近拜占庭。

再次满怀希望

穆罕默德二世的群炮缓缓地、坚韧不拔地以千钧霹雳般的不可抵御的尖牙利齿啃噬着拜占庭的护城墙垣，一口口咬得粉碎。起先每门大炮一天只能射出六七枚石头炮弹，但是苏丹每天都安置新的大炮进入阵地，于是炮石如雨，不断落下。每炮射到墙上，城墙便打出新的裂缝。尽管围城中的兵民入夜后立即用木制栅栏和布包堵上城墙的裂口，但是掩护他们作战的，已不复是旧日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这些城墙后面的八千战士惊恐万状地默想穆罕默德二世十五万大军向这岌岌可危、弹孔累累的堡垒发动决定性攻击的决定性时刻。现在是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该是欧洲，整个基督教世界兑现他们承诺的时刻了。一群群妇女带着她们的孩子们，成天跪在教堂里盛放着圣徒遗骨的木柜前。士兵们不分白昼黑夜，在瞭望塔上极目张望，盼望在布满土耳其人船只的马尔马拉海面上能够终于出现罗马教皇和威尼斯答应派出的增援舰队。

到4月20日拂晓三点，终于亮起一个信号。人们望见远方出现一片帆影。这并不是人们朝思暮想的那支强大的基督教国家的舰队，不过，不论怎么说，总是一支舰队：三艘巨大的热那亚的帆船被海风吹动，缓缓地驶来；第四艘是一条较小的拜占庭运粮船。三艘大船为了保护它，把它夹在当中。君士坦丁堡的全城军民立即兴奋万状，聚集到岸边的城墙上欢迎前来救助的援军。可是与此同时，穆罕默德二世飞身跃上马背，从他的紫色帐篷中飞奔到码头上，土耳其的舰队就停泊在那里。苏丹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热那亚船只，不使它们驶入拜占庭的海港金角湾。

土耳其的舰船有一百五十艘之多，船身较小。在苏丹的命令下，成千只船桨顿时击入大海。这支由一百五十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装备了铁爪锚、燃烧瓶和掷石器，向那四艘巨舰奋力逼近，但是风势强劲，这四艘船身庞大的巨舰乘风航行，超越并且撞翻那些石头齐飞、人声鼎沸的土耳其小船，神气活现地鼓起风帆，毫不在乎土耳其人的袭击，驶向安全的港口金角湾，在那里，从斯坦堡伸向戛拉塔的那条绷紧的著名铁链，将给它们提供持久的保护，免遭攻击和偷袭。这四条四层四桅的巨型战舰，此刻已经挨近它们的目的地。城墙上数千民众已经可以看清船上每个人的脸，男男女女已经跪倒在地，感谢上帝和众位圣徒给予这光荣的拯救；为了迎接这些增援的舰船，港口的铁链已经哗啦哗啦，叮当作响地垂了下来。

可是一下子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海风突然停息。距离安全港口金角湾只有百米之遥，这四艘巨型帆船像被磁铁紧紧吸住，一动不动地停在海上。敌军的小船上顿时发出一阵狂野的欢呼。全体小船蜂拥而上，向四条大船猛扑过来。四艘巨舰茫然四顾、动弹不得，犹如四座高塔耸立海上。犹如一群猎犬拼命咬住一头十六叉角的驯鹿，那些小艇用铁爪锚紧紧钩住四条巨舰的船帮，用利斧猛劈猛砍，想把大船击沉。源源不断的土耳其士兵抓住锚链向上攀援，有的向船帆投掷火把、火炬，想要烧毁风帆。土耳其舰队的司令驱动自己的旗舰，撞向运输船，企图将它撞沉；两艘船只很快就像两个角斗士一样扭打在一起，难解难分。有盔甲护体的热那亚水手起初还能从高高的船舷上抵挡攀登上来的土耳其人，用利斧、石块和希腊火器击退进攻的敌人，但是这场搏斗注定要很快结束，热那亚人寡不敌众，热那亚舰船危在旦夕。

对于在城墙上观战的几千人而言，这一幕是怎样的惊心动魄啊！这些人平素在竞技场从近距离兴致勃勃地观看血淋淋的搏斗，如今眼睁睁地观看一场血腥的海战在面前展开，痛苦万分地亲眼看着自己人不可避免地显然要遭到的灭顶之灾。因为最多还有两个小时，四艘舰艇就要在海上竞技场被残暴的对手打败。这次救兵的到来，完全是徒劳无功，纯属徒劳！君士坦丁堡城墙上绝望的希腊人离他们的兄弟仅仅一箭之遥，他们站着愤怒地攥紧拳头，大喊大叫，怒火满腔而无能为力，对前来拯救他们的人一点儿忙也帮不上。有些人试图用狂野的手势给正在战斗的朋友们鼓励打气；另一些人则举起双手朝向天空，向基督和天使长米夏埃尔，向数百年来庇佑拜占庭的所有教会和修道院的圣徒祈祷，祈求他们让此刻出现奇迹。但是在戛拉塔的对岸，土耳其人也以同样虔诚的激情在呼喊和祈祷，为了等待他们自己的胜利。大海变成了舞台上的场景，一场海战已经成了古罗马武士的角斗和搏杀。苏丹自己骑着快马疾驰而来，在他的帕夏（土耳其高官）们的簇拥下，催马直下海滩。海水打湿了他的上衣，他双手围成传声筒，愤怒叫喊，向他的官兵下达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这几艘基督徒的舰船。只要有一艘他的舰只被击退，他就破口大骂，挥舞弯刀，威胁他的舰队司令：“你要是不打胜仗，就别活着回来。”

四艘基督教的舰船还在坚持战斗，但是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他们用来击退土耳其人的投石弹即将告罄，水手们同强大五十倍的敌人苦战数小时，都已手臂酸软无力。白昼将尽，落日已在天边西沉。再过一个钟头，这几艘舰船即使不被土耳其人攻占，也会毫无抵抗能力，被潮水冲向戛拉塔那里被土耳其人占领的海岸。完了，完了，彻底完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伤心绝望、连声哀号的拜占庭人感到仿佛有奇迹发生。突然，海水开始轻轻地涌动，陡然间刮来一阵海风。四艘大船耷拉在桅杆上的风帆顿时被风吹得鼓鼓的。人们渴念的祈求的风又醒了过来！张起风帆的巨型舰船的船头又洋洋得意地傲然昂起，舰船突然启动，猛然一震，越过并且撞翻围在四周伺机进攻的敌船。它们自由了，获救了。城墙上数千人发出了惊涛骇浪般的欢呼声。第一艘大船，第二艘，第三艘，第四艘，依次驶入安全的港口，先前放下的拦截铁链又嘎嘎作响地重新从海水里升起，以防敌船闯入。在这四艘舰船后面，土耳其人的小船无可奈何地星散在海上。希望的欢呼声犹如一团紫色的云霞，又一次飘浮在这阴郁暗淡、极端绝望的孤城上空。

舰队翻山越岭

围城中的民众喜极而狂，欢呼雀跃，然而这种欢乐只持续了一夜之久。夜晚总是使人感官活跃，浮想联翩；总是用睡梦的甜蜜毒药使人萌生荒诞离奇的希望。围城中的人有一夜之久，感到自己业已获救，安全无忧。他们梦想此后每周都有新的船舶到来，像这四艘舰船一样，幸运地卸下粮食，运来士兵。欧洲没有忘记他们，他们怀着过于匆忙的期望，似乎看见围城已经解困，敌军士气涣散，已被战胜。

可是穆罕默德二世也是一个梦想家，当然是另外一种，更为罕见的一种梦想家。这种人善于凭借个人意志，使梦想成真。正当那四艘热那亚的巨型舰船在金角湾已经感到安全之时，穆罕默德二世制定了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大胆计划，足以和战争史上汉尼拔和拿破仑最勇敢的行动媲美。拜占庭犹如一枚金色的果实呈现在他的面前，可就是可望而不可即。他要攫取、攻击的主要障碍就是这深凹进去的海湾，这个状若盲肠的金角湾，它保障君士坦丁堡侧翼的安全。要想侵入这个海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海湾的入口处是热那亚的城市戛拉塔，穆罕默德二世答应对它保持中立，从戛拉塔拉起的铁链一直连到敌城。因而他的舰队不可能从正面突进海湾，只能从邻近热那亚领地的内港出击，或许有可能捕获基督教的战舰。但是怎么才能造就一支用于海湾内的舰队呢？当然，可以打造一支舰队，但这恐怕要耗时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这位焦躁不耐的苏丹可不愿意等这么长的时间。

于是，穆罕默德二世制订了一个天才的计划。他的舰队停泊在外海毫无用处，干脆携带数百只舰船翻越山冈嶙峋的岬角，将船只运到金角湾内港。这个念头大胆得使人倒抽一口冷气，从一开始就显得荒谬绝伦，根本无法实现，以至拜占庭人和戛拉塔的热那亚人压根儿就没有从战略上考虑过有这个可能性，就像先前的罗马人和日后的奥地利人根本没有料到汉尼拔和拿破仑会快速经由陡峭险峻的山道飞越阿尔卑斯山一样。根据人世间的全部经验，船舶只能在水中航行，哪里听说过舰队会翻山越岭？然而，恰好这一点正是一种妖魔般意志的真正标记，把不可能的事情转变为现实。而识别一位军事天才，历来都是看他在战争中如何嘲弄战争的规则，在紧要关头，如何灵机一动想出绝招，而不是拘泥于屡试不爽的方法。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壮举就此开始，在卷帙浩瀚的史籍中难以找到先例，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穆罕默德二世悄悄地下令把无数圆木运来，让木匠把它们做成巨大的滑橇，然后把从海里拉上岸来的船只固定在滑橇上，就像安装在一座可以滑动的旱地船坞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个挖土工人，把狭窄的山间小道尽可能地拓宽展平，便于运输，这条小道伸向培拉山冈，又从山下引向平地。为了不让敌人注意到有众多的工人突然在此聚集，苏丹下令，每天每夜都用大量臼炮越过中立城市戛拉塔上空向拜占庭不断发动可怕的炮战。这炮战其实毫无意义，目的只是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掩护舰船翻山越岭，从一个水域运进另一个水域。拜占庭人手忙脚乱，估计敌人只会从陆地进攻。此时，无数根圆木浸透了油脂，开始行动；在这巨大无朋的滚筒上，每艘船驾着自己滑橇的滑板，前面有无数头水牛牵引，水手们在后面帮忙推进，就这样把船只一艘又一艘地拉过山头。夜幕初降，还没有完全遮住人们的视线，这令人啧啧称奇的漫游便开始启动。一切豪迈之举，在寂静之中发生，一切聪明之事，都有缜密的思考。这次奇迹中的奇迹也与之相仿，在默默的深思熟虑之后完成：整整一支舰队翻过了高山。

一切伟大的军事行动中，决定因素是出奇制胜。在这里，穆罕默德二世特殊的天才受到考验，妙不可言。没有一个人对他的意图有所察觉——这个阴险狡猾的旷世奇才有一次这样谈论自己：“要是我的胡须里有一根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就把它拔掉。”——在虚张声势地炮轰城墙时，他的另一道命令天衣无缝地得到贯彻执行。在4月22日一夜之间，七十艘战舰从一片海域越过山岭和谷地，穿过葡萄种植园、田地和森林，运送到另一片海域。第二天早上，拜占庭人还以为是在白日做梦：一支敌人的舰队，似乎得到鬼神相助，在他们以为敌人无法接近的海湾的心脏地带，扬帆游弋，旌旗招展，兵员整齐；他们还在揉着眼睛，毫不知情，没等弄明白这奇迹从何而来，迄今为止一直凭借海港保护的侧墙下面，已经传来一片欢呼，战鼓轰响，号角齐鸣。苏丹的妙计大告成功。除了戛拉塔那一小块狭小的中立地带，整个金角湾都已落入苏丹及其军队手中。如今他可以站在他的浮桥之上，率领他的部队向守备薄弱的城墙长驱直入，威胁薄弱的侧翼，拜占庭方面原来就已经兵员不足，势单力薄的守城兵力被迫分散在更为广阔的战线上，卡在牺牲者喉咙上的铁爪掐得越来越紧。

一夜之间，七十艘战舰越过山岭和谷地，运送到另一片海域

欧洲，救命啊！

围城中人不再自欺欺人。他们知道：如今他们在裂开的侧翼也被人抓住。如果援军不能迅疾赶到，他们躲在弹痕累累的城墙后面，以八千士卒对付十五万大军，不可能长期抵抗。威尼斯地位显赫的女摄政不是庄严地承诺要派出舰船增援吗？倘若西方最富丽堂皇的索菲亚大教堂处于危机之中，有沦为异教徒的清真寺之虞，罗马教皇岂能无动于衷？囿于歧见，内部不和，有上百种低下的妒忌而陷于四分五裂的欧洲，难道一直没有认识到西方文化遭受到的危险？也许——围城中人如此自我安慰——补充舰队早已枕戈待发，只是因为情况不明，迟迟没有扬帆启航；只要有人给他们带去消息，让他们意识到延误时机会酿成毁灭和死亡，责任重大，就足以使他们相机行事。

可是怎么才能知会威尼斯的舰队？马尔马拉海上布满了土耳其的船只；率领整个舰队突围出去，就意味着自我毁灭；另外，这样会减少好几百士兵，削弱城市的防御，城防需要人，一个顶一个。于是他们作出决定，只派出一艘船，装上少数几个人，去冒险一试。总共有十二个人冒险从事这桩英雄事业。倘若历史公正，这十二个人的姓名应该像希腊神话中乘坐阿尔戈号船[1]出外寻找金羊毛的勇士一样名传史册。可是我们连一个人的名字也不知道。在这艘双桅小帆船上悬挂着敌方的旗帜。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十二个人乔装打扮，都扎着土耳其人的头巾或戴着菲斯帽[2]。5月3日午夜时分，封锁码头的铁链悄无声息地降下，这艘勇敢的小船压住划桨的声音，在夜色的掩护下驶出港湾。嘿，瞧啊，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艘小船未被认出，通过达达尼尔海峡，驶入爱琴海。超乎寻常的胆识使敌人猝不及防，历来都是如此。穆罕默德二世什么都考虑周全，就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孤舟一叶，载着十二名英雄，穿过他的舰队，进行这样一次偷取金羊毛的航程。

然而可悲的是，他们大失所望：在爱琴海海面上不见一片威尼斯航船的帆影，没有舰队正整装待发。威尼斯和罗马教皇全都忘记了拜占庭，忙着自己教堂塔尖上的那点小事，忽视了荣誉和誓言。为了捍卫欧洲文化，本需要团结一切可以联合起来的力量。可是各个国家和诸位王侯，哪怕就一时克制一下他们之间的竞争和敌对也不可能。历史上这种悲剧一再重复出现。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把排挤对方看得比联合抗击共同的敌人更为重要。茫茫大海空空荡荡。十二勇士绝望地驾着小船从一座小岛划到另一座小岛。可是不论划到哪里，海港都已被敌军占领，没有一艘友好国家的船只还敢进入这战火燃烧的地区。

现在该怎么办？十二勇士中有几个丧失了勇气，这并不是毫无道理。干吗返回君士坦丁堡，再走一次这危机四伏之路？他们无法给围城中人带去希望。也许这座城市已经陷落；如果他们回去，等待他们的不是被俘，就是死亡。但是——这些无名英雄真是非常了不起！——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决定返回拜占庭。他们是有任务在身的，他们应该完成任务。派他们出来是要他们打探消息，他们必须把消息带回家去，哪怕是最令人沮丧的消息。于是这艘小船又独自顺着原路，穿过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和敌人的舰队冒险返航。5月23日，他们出航之后二十天，君士坦丁堡城里，早已认为这艘小船已经沉没，没有人再想会得到什么消息，没有人认为他们还会回来。突然间，城墙上有几名卫兵挥动旗帜，因为有一艘小船拼命划水，朝着金角湾疾驶而来。围城中人们发出的雷鸣般的欢呼声，惊动了土耳其人，他们这才十分惊愕地发现，这艘放肆地挂着土耳其的国旗，穿过他们海域的双桅小帆船，原来是敌方的船只。他们立刻从四面八方驾着舰艇，逼向这艘小船，要在小船靠近码头，得到保护之际把它擒获。霎时间，拜占庭欢声雷动，人们欢欣鼓舞，满心希望欧洲又想起了他们，那些船只是先遣的信使而已。直到晚上，噩耗般的真实情况才终于传开。基督教世界已经忘记了拜占庭，围城中的人孤立无援，如不自救，必死无疑。

[1] 古希腊神话中英雄伊亚孙与同伴们一同乘船，出海去寻求金羊毛，该船即“阿尔戈号”。

[2] 圆锥形帽子，顶上有缨。

总攻前夕

经过六周几乎是日复一日的攻城战，苏丹已经失去耐心。他的大炮已在多处摧毁了城墙，然而他下令发动的冲锋，每次都被击退，伤亡惨重。对于一位统帅而言，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围城，要么就是在无数次小型攻击之后，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一次决定性的总攻。穆罕默德二世召集他的帕夏们举行军事会议，他激情如炽的意志战胜了众人的顾虑，决定在5月29日发起大规模进攻，举行决战。苏丹以他惯有的坚毅果断，进行各项准备。他下令举行一个节日庆典，十五万大军从最高统帅到普通士兵，都必须履行伊斯兰教的节日习俗，一天洗涤七次[1]，大规模的祈祷进行三次[2]。剩下的全部火药炮弹，都搬来进行这场炮兵强攻，把城墙炸塌。为便于冲锋，各部队已分配好进攻的地段。从清晨到深夜，穆罕默德二世没有片刻休息。他骑着马从金角湾一直到马尔马拉海，巡视整个辽阔的营地，从一个帐篷到另一个帐篷，亲自激励将士斗志。他熟知官兵心理，懂得如何充分调动这十五万人的战斗士气；为此他作出可怕的许诺，并且使之兑现，这既是他的光荣，也是他的耻辱。他的传令官们在隆隆的鼙鼓声和尖利的号角声中向四面八方高声宣读他的这一诺言：“穆罕默德二世以真主的圣名，以穆罕默德和四千名先知的名字发誓，以他父亲穆拉德苏丹的灵魂，以他孩子们的脑袋和他的这柄佩刀发誓，此城攻陷之后，他的将士有权无限制地对全城任意劫掠三天。城墙里面的一切，家用器皿，金银财宝，男女老少，全都属于胜利的将士。除了攻占这东罗马帝国最后一座堡垒的荣誉之外，他自己放弃占有任何战果。”

将士们听到这份野蛮的通告，报以疯狂的欢呼。十几万人喧闹的大声欢呼和如醉如狂的“Allah-il-Allah！（真主，只有真主！）”的狂呼乱叫，犹如风暴一直传到惊恐万状的拜占庭，“Jagma，Jagma！（抢夺，抢夺！）”这个词成为战场上的战斗口号，与隆隆的战鼓轰响，与凄厉的号角齐鸣；入夜以后，营地变成披上节日盛装的灯火海洋。围城中人浑身战栗地从他们的城墙上，看到平原和山冈上灯火通明，火把燃烧，犹如繁星满天。敌人吹响喇叭、长笛，敲响战鼓、手鼓；尚未凯旋，已在庆祝胜利，就像异教的法师在祭献牺牲之前，进行的残忍喧闹的祭祀仪式。午夜时分，穆罕默德二世一声令下，所有的灯火一下子全部熄灭，千万人异口同声发出的狂热叫嚣骤然停歇。这突如其来的沉寂和令人窒息的黑暗显示的坚毅果决和带来的逼人威胁，比起喧闹的灯火，狂热的欢呼，使现在城墙上那些心惊胆战地仔细窥视和侧耳谛听的人们感到更加恐怖。

[1] 穆斯林大型祷前，洗涤自己身体七次，即：洗手，洗脸，洗肘，漱口，洗鼻孔，湿手抹头，以水冲脚。如在沙漠，则以沙代水，进行拭抹。

[2] 伊斯兰教规定，每日应作五次礼拜，由阿訇在清真寺的塔楼报时，必要时，可改为晨、晌、昏三次。虔诚的信徒，夜间尚增加一次。

索菲亚大教堂里最后的弥撒

围城中人不需要派人打探消息，也不需要对方有人变节投诚，就能知道是什么在前面等待着他们。他们知道，敌人的总攻令已经下达，他们将要付出沉重巨大的代价，遭遇极其可怕的危险，这不祥的预感犹如暴风雨来临之前浓密的乌云团团笼罩着全城。平素因为宗教纷争分裂为不同教派的居民在这最后关头聚集到了一起。——一直要到大难临头，尘世间才会出现空前的团结，历来都是如此。为了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有责任奋起捍卫他们的宗教信仰，宏伟的往昔，共同的文化，拜占庭皇帝下令举行一次感人肺腑的典礼。全城百姓，无论东正教徒，还是基督教徒，神职人员还是世俗平民，孩子还是老人，都遵照皇帝的命令参加这次联合的宗教巡游。谁也不得留在家里，谁也不愿留在家里。从家资万贯的富翁到一贫如洗的穷汉，全都虔诚地排在庄严的巡游队伍里，大家高唱“Kyrie Eleison！”[1]先在内城巡游，然后走遍外面的城墙。从所有的教堂里请出的各种圣像和圣人遗物抬在巡游队伍的前面，凡是城墙上被炸开缺口的地方，就挂上一幅圣像，他们认为圣像比世间的武器更能抵御不敬天主的敌人。与此同时，君士坦丁皇帝召集众位元老、贵族和司令官，发表最后一次演讲，激励他们的勇气。他虽说不能像穆罕默德二世那样答应给予他们难以估量的战利品，但是他向他们描述，如果击退敌人这最后一次决定胜负的进攻，他们将为基督教世界，为整个西方世界赢得何等重大的荣誉；倘若他们败在这些杀人放火的暴徒手里，将会招致什么样的危险。他们两人，穆罕默德和君士坦丁全都清楚：这一天将决定几百年的历史。

然后，最后一幕开始了，欧洲最感人肺腑的一幕，毁灭沉沦之前难忘的极度欢乐。在索菲亚大教堂，当年还是世界上最宏伟华丽的教堂，自从那天两大教重新缔结兄弟之盟以来，教徒们都很少到这里来。这座教堂不是被一派教徒抛弃，便是为另一派信众回避。如今死到临头，大家都聚在一起。皇帝身边簇拥着全部宫廷大臣和贵族，希腊和罗马的神职人员，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士兵和水手，大家全都身披甲胄，手执武器；在他们身后，成千上万人跪了一地，沉默无语，充满敬畏，黑压压的一片人影——被恐惧压得弯腰屈膝，忧心如焚的民众在喃喃自语。教堂的拱顶被黑暗笼罩，点燃的蜡烛艰难地与之对抗，全体民众一致匍匐在地，虔诚祈祷，在微弱的烛光照射下犹如一个巨大的身躯。这是拜占庭的灵魂在这里祈祷上帝。大主教威严地抬高嗓门发出呼吁，合唱队用歌吟作答，西方世界神圣的、永恒的声音，音乐，再一次在这座教堂里响起。然后大家依次走向祭坛，为了获得信仰的安慰，走在最前面的是皇帝。祈祷之声犹如汹涌澎湃拍击岩岸的波涛，在这宏大的教堂里回响、轰鸣，一直升到教堂的拱顶。东罗马帝国最后一台弥撒，悼念死者的安魂弥撒开始举行。因为基督教信仰最后一次还活在尤斯蒂尼安的这座教堂里。

这一令人震撼的仪式结束之后，皇帝再次匆匆回宫，向他所有的臣下和仆人请求宽恕，原谅他平生对他们可能有过的不公处置。然后他翻身上马——就像他的死敌穆罕默德一样，在同一个时间——从城墙这一头骑到那一头，鼓舞士气。夜深沉。没有人再说话，也听不见刀剑铿锵作响。但是城墙内几千人的心情万分激动，他们等待着白昼和死神的来临。

[1] 基督教希腊文的颂神之歌：“主啊，矜怜吾等！”

被遗忘的凯尔卡门

子夜一点，苏丹发出进攻的信号。硕大的战旗一下展开，十万将士一齐呐喊“Allah，Allah-il-Allah！（真主，唯一的真主啊！）”手执武器和云梯，绳索和铁爪篙，向着城墙蜂拥而去。与此同时鼓声隆隆轰响，号角声声凄厉，金钹铜铙、皮鼓、风笛全都奏响，再加上众人呐喊，炮声不绝，震耳欲聋，汇成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

穆罕默德二世首先无情地驱赶未受训练的部队，那些志愿军的队伍前去攻击城墙——他们半裸的肉体在苏丹的攻城计划中，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是充当缓冲器，在核心部队投入战斗之前，用来消耗敌人的精力，使他们疲于奔命。被鞭子抽打着冲在前面的这帮人，抬着成百架攻城云梯摸黑跑到城墙边，爬上城墙上的雉堞，被敌人打下城墙，又蜂拥向前，前仆后继，一而再地直往前冲，因为他们后退无路：在他们身后，在这批只是注定了充当牺牲的毫无价值的一堆人肉后面，屹立着核心部队。他们驱赶着这堆人肉冲向几乎必死的道路。守城者此刻还占着上风，他们身穿铁网铠甲，无数箭石都伤不到他们。但是他们真正的危险——这一点穆罕默德二世算得十分精准——乃是筋疲力尽。这些身披沉重铠甲的守城卫士不断地抗击潮水般蜂拥而来的轻装敌军，不停地从一个攻击点跳到另一个攻击点，把大部分力气用来击退这强加于他们的攻势。现在——经过两个小时不停的搏击，晨光熹微，天已泛白——第二批冲锋队，阿纳托利亚人冲了上来，战斗变得更加危机四伏。因为这批阿纳托利亚人可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战士，同样身披铁网铠甲，他们的人数占绝对优势，而且养精蓄锐已久。守城卫士则不得不时而守卫这一据点，时而守卫另一据点，不让敌人破城而入。到此时为止，进攻者依然到处都被击退，苏丹不得不动用他最后的后备队，他的近卫军，奥斯曼帝国大军的精锐核心部队。他亲冒矢石，身先士卒，率领一万两千名精挑细选的年轻士兵——欧洲当时所见识到的最为优秀的士兵——一声呐喊，扑向精疲力竭的敌人。现在可是决定命运的紧要关头，城里所有的钟声敲响，召唤最后一批勉强还能作战的男丁登上城墙，从船上招来水手；因为现在可是正在进行真正的决战。不幸的是，一块石头击中热那亚部队的首领，那骁勇大胆的统帅齐乌斯蒂尼阿尼，他身负重伤，被抬到船上，这使守城者的斗志一时大大受挫。但是皇帝很快亲自上阵，阻止了行将突破城墙的凌厉攻势，守城者再一次成功地将攻城的梯子推到城下；攻城者的决心对抗守城者的众志成城，刹那间拜占庭似乎得救，绝望困境中迸发出来的超人勇气战胜了狂野凌厉的攻城势头。这时，一个悲剧性的意外事件，历史有时在它无法参透的旨意中造成的一个神秘莫测的瞬间，一下子决定了拜占庭的命运。

有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几个土耳其人通过外墙的一个缺口侵入到距离攻击点不远的地方。他们不敢进而攻打内墙，而是好奇地在外墙和内墙之间漫无目的地到处乱跑。他们发现内墙上有一座小门，人称凯尔卡门，由于无法理解的失误，居然完全敞开着。这其实只是一扇小门，和平时期，在城墙大门紧闭时，供步行者出入。正因为这扇小门毫无军事意义，在那最后一夜，全城激动万分之时，显然也就忘记了它的存在。土耳其士兵无比惊讶地发现，在这戒备森严的城堡里，这扇小门却悠然自得地向他们敞开。他们起先疑心其中有诈，是个计谋，因为这事过于荒谬，难以置信。这座堡垒的每一处缺口，每一个裂缝，每一座加强防守的城门前面都尸积如山，熊熊燃烧着油脂，投枪呼啸着掷下城墙；而这里，在这扇小门，这座凯尔卡门前却静谧宁馨，像过礼拜天一样城门洞开，直达城市的心脏。他们立即唤来增援部队，全队人马未遇任何抵抗，长驱直入，进入内城，冷不丁地从背后向浑然不觉的外墙守卫者们发起突然袭击。有几名守城的战士在自己人的队伍后面发现土耳其人，发出了那致命的灾难性的惊呼。这声惊呼比每一场血战中所有大炮的轰鸣都更具杀伤力，这声传布虚假谣言的喊叫：“城市被占领了！”被土耳其人继续高声欢呼传播：“城市被占领了！”越叫越响。这喊叫粉碎了众人抵抗的力量。雇佣兵的队伍以为被人出卖，纷纷离开他们的战斗岗位，以便及时赶到码头，爬上战舰逃命。君士坦丁皇帝率领一干忠勇将士抗击入侵者，可是徒劳。皇帝受伤倒地，战乱中无人认出他是谁，被活活杀死；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在死尸堆中发现他脚上穿的一双缀了一头金鹰的紫色的鞋子，从而确认东罗马的末代皇帝是本着罗马的精神，和他的帝国同存亡，光荣地以身殉国。就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被人忘却的凯尔卡门，决定了世界历史。

十字架轰然倒下

有时候历史喜欢玩弄数字。因为从罗马遭到旺达尔人如此值得纪念地洗劫一空，到拜占庭开始遭到洗劫，正好过了一千年。胜利者穆罕默德二世忠于他的誓言，信守他的诺言，后果极其可怕。在第一次屠城之后，他把民居和宫殿，教堂和修道院，男男女女和孩子，全都不加选择地当做战利品，交给他手下的将士。成千上万个官兵犹如地狱里放出来的魔鬼，争先恐后地跑过大街小巷。第一阵风暴冲着教堂，那里有金子的器皿，有各色金杯金爵，那里闪耀着奇珍异宝。他们只要闯进一户人家，就立即在屋前升起他们的旗帜，以便此后来到的人知道在这里战利品已被占有。战利品不仅限于宝石、绸缎、金钱和可以搬动的财物。妇女也是商品，用来充实后宫。男人和孩子则送到奴隶市场上去出卖。那些躲到教堂里去逃命的不幸男女，被土耳其人用鞭子抽打着，一堆一堆地给赶出教堂。老年人只会耗费粮食，毫无用处，又卖不出去，纯粹是累赘，统统杀死。年轻人像牲口一样地被捆在一起拖走。大肆掠夺的同时又疯狂地进行无谓的破坏。当年经过十字军同样大肆劫掠后剩下的贵重的圣人遗骸和名贵的艺术珍品，都被这些疯狂的胜利者们砸得粉碎或撕成碎片，打得七零八落；价值连城的名贵图画全都遭到破坏，精美绝伦的雕塑都被击成齑粉，记载了几百年积累的智慧，希腊人思想和创作的不朽精神财富，理应永久保存下来，却全被付之一炬或者漫不经心地随意抛弃。人类永远也无法完完全全地知道，在那命运攸关的时刻通过那个敞开的凯尔卡门闯进来的是什么样的灾难，对罗马，对亚历山大港和拜占庭的洗劫又使人类精神世界丧失了多少宝贵财富。

一直到大获全胜的那天下午，大规模的杀戮已经结束，穆罕默德二世才移驾进入这座被征服的城市。他骑在神骏雄伟的战马上，神情高傲，表情严肃，从大肆掠夺的野蛮场景旁走过，看也不看一眼。他恪守诺言，绝不干扰那些为他赢得伟大胜利的士兵们正在进行的骇人听闻的野蛮行径。他首先去看的不是赢得哪些战利品，因为他已经赢得了一切。他神情高傲地策马前往大教堂，拜占庭金光闪耀的头颅。五十多天，他一直怀着渴望之情，从他军营的帐篷远眺这座索菲亚大教堂光芒四射、可望而不可即的穹顶；此刻他得以作为胜利者迈进这座教堂青铜的大门，但是穆罕默德再一次控制住自己焦躁不耐的心情：在他永生永世把这教堂献给真主之前，他先要感谢真主。苏丹谦卑地离鞍下马，低头及地，进行祈祷。然后他抓起一把泥土撒在头上，为了记起他自己也是一个世俗凡人，不得因为奏凯而骄傲自大。向真主表示了谦卑之后，苏丹才站起身来，作为真主的第一仆人，迈步走进尤斯蒂尼安建造的大教堂，神圣智慧的殿堂，索菲亚大教堂。

苏丹内心激动，十分好奇地观看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巍峨高耸的拱顶，镶嵌着大理石和马赛克，熠熠生辉，线条柔和的拱形结构，从朦胧的暗影升到明亮的光线。他感到，这座用来祈祷的无比崇高的圣殿不属于他，而是属于他的真主。他立即派人去把一名阿訇叫来，命他登上讲经台，在台上宣布伊斯兰教的信条，而元首自己则面朝麦加城，在这座基督教的大教堂里作出了第一次对世界的主宰者真主的祷告。第二天工匠们奉命把表示过去信仰的一切标志全都去掉，祭坛被推倒，虔诚的马赛克画面被涂上颜料，索菲亚大教堂高高耸立的十字架，一千年来张开双臂，拥抱人世间的全部苦难，如今发出沉闷的响声，轰然倒地。

这十字架坍塌的声音，犹如巨石击地，响彻整个教堂，在教堂外的远方回响。整个西方世界为它的轰然倒塌而震撼。惊耗在罗马，在热那亚，在威尼斯引起反响，它像警醒世人的隆隆雷声，一直向前滚动，传向法国、德国，整个欧洲惊悚战栗地认识到，由于他们迟钝的冷漠，通过那道被人遗忘、招致灾祸的凯尔卡门，一种命中注定的破坏性的暴力夺门而入。这股势力将束缚欧洲达数百年之久，使其无从发挥自己的力量。但是历史好比人生，遗憾无法追回失去的瞬间，一小时造成的疏漏和贻误，一千年也无法弥补和赎回。

亨德尔的复活[1]

1741年8月21日

亨德尔

1737年4月13日这天下午，格奥尔格·弗里特里希·亨德尔的仆人在布洛克大街那幢房子底层的窗户上大忙特忙。他发现，自己储存的烟叶已经用完，非常生气。其实他只消跑过两条大街，就可以在他女友多莉的小店里买到新鲜的烟草。可是他不敢离家一步，因为他害怕他那火躁脾气的主人，这位大师动辄暴怒，大发雷霆。格奥尔格·弗里特里希·亨德尔这天怒气冲冲地从排演场回来，血液涌上脑门，脸涨得通红，太阳穴上青筋突起。他砰的一声用力关上房门，仆人可以听见，主人正使劲地在二层楼上踱来踱去，踩得地板也颤动起来：在主人这样发火的日子里，可不能马马虎虎懒懒散散地干活。

于是仆人为了排遣无聊，想出消遣的办法。既然无法从他短短的陶制烟斗里喷出漂亮的蓝色烟圈，干脆吹肥皂泡吧。他调好了一小碗肥皂水，把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吹到大街上去，自得其乐。过路行人驻足观看，用手杖打破一个个色彩缤纷的肥皂泡，闹着玩，很是开心。他们大声欢笑，跟他打打招呼，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在布洛克大街的这幢房子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夜里这幢房子里会突然响起欣巴罗琴[2]的轰鸣，会听见女歌手号啕大哭或者轻声啜泣。那个脾气暴躁的德国人正像个魔鬼似的大发雷霆，威吓她们，就因为她们把一个八分之一音符唱得太高或者太低。对于住在格罗斯维诺广场的邻居而言，布洛克大街25号早就成了一座疯人院。

仆人不声不响一刻不停地吹着花花绿绿的肥皂泡。过了一会儿，他吹泡泡的技术显然大有长进，像是布满大理石花纹的圆球越吹越大，越吹越薄，它们飘浮在空中，越飞越高，越来越轻盈灵巧，有个圆球甚至飞到对面房子低矮的屋脊之上。然而这时他吓得直跳起来。因为楼上沉闷的重重一击，震得整幢房子都一个劲地直颤，窗玻璃碰得叮当直响，窗帘来回晃动；想必有什么体积巨大、分量沉重的东西摔在楼上的地板上。仆人跳了起来，一口气冲上楼梯，冲进书房。

大师工作时坐的椅子上没人。仆人刚想跑进卧室，发现亨德尔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眼睛睁着，目光呆滞。仆人大吃一惊，停住脚步，听到闷声闷气的一阵沉重的痰喘之声。这个身体强壮的汉子仰天躺在地上呻吟，或者不如说，从他嘴里喷出短促的、越来越微弱的呻吟。

仆人吓得要命，心想主人死了吧。他赶快跪在地上，帮助这个差不多已经不省人事的主人。他试图把主人抱到沙发上去，可是这位巨人般魁伟的大师，身体实在太重，没法挪动。仆人只好把他紧箍在脖子上的领巾扯下，痰喘之声立即停止。

这时大师的学生和助手克里斯托夫·施米特从楼下走来，目的是抄写几首咏叹调，方才沉重的倒地声也把他吓得要命。他们两人一同使劲把这个身躯沉重的大师抬了起来——他的双臂软软地耷拉下来，就像死人的手臂一样——把他抬到床上，让他躺下，脑袋垫高。施米特命令仆人：“把他衣服脱掉，我去找医生；给他身上洒点儿水，等他苏醒过来。”

克里斯托夫·施米特没穿外套就急急忙忙地从布洛克大街朝崩特大街跑去，向所有的马车都连连打着招呼，可是这些马车神气优雅、不疾不徐地从旁驰过，丝毫也不在意这个只穿着衬衫、气喘吁吁的胖子。终于有辆马车停了下来，桑多斯爵士的马车夫认出了施米特。这个胖子忘记了一切礼数，一把拉开车门，冲着公爵大叫：“亨德尔快要死了！”他知道公爵热爱音乐，是他心爱的大师最好的恩主。“我得去找医生。”公爵立刻邀他坐进马车。车夫向拉车的马狠抽一鞭，就这样把詹金斯医生从他坐落在弗里特大街的寓所里接了出来，医生当时正忙着化验病人的小便。他放下手里的工作，驾起他的双轮轻便马车，和施米特一起驰向布洛克大街。马车一面行驶，亨德尔的学生一面拼命抱怨：“那么多惹人生气的事害他病倒了，他们把他折磨死了。这些该死的歌手，阉人歌手[3]，狗屁作家，写评论的混蛋，这批叫人恶心的蛆虫。为了拯救剧院，他在这一年里写了四部歌剧。可是别人却躲在娘们儿、躲在宫廷背后，尤其是那个意大利人[4]，他把大家都搞得疯疯傻傻。这个该死的阉割过的家伙，这只嘴上抹蜜、大叫大嚷的猴子。唉，他们怎么加害于我们善良的亨德尔啊！他把自己全部积蓄全都拿了出来，一共一万英镑。现在他们用借据逼他，把他逼死。从来没有一个人作出这样宏伟惊人的贡献，从来没有人这样全身心地把自己献给工作。就是强壮得像巨人一样也非垮不可。啊，多么了不起的人啊！什么样的天才！”詹金斯医生冷静默然地听他诉说，走进大厅之前，医生再吸口烟，把烟灰从烟斗里敲了出来，问道：“他多大年纪？”

“五十二岁。”施米特答道。

“麻烦的年龄。他像牛似的拼命干活，他也的确壮得像牛。好，咱们瞧瞧看能做些什么。”

仆人端着水盆，克里斯托夫·施米特举起亨德尔的手臂。医生切开他的血管，一股鲜血直喷出来，颜色是鲜红的，是热气腾腾的鲜血。隔了一会儿，从抿得紧紧的嘴唇里喷出一声叹息，病人感到畅快。亨德尔深深地呼吸，睁开眼睛。眼神还满是倦意，认不得人，也不清醒，眼睛里往日的光芒已经熄灭。

医生包扎好他的手臂，余下可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他刚想站起身来，发现亨德尔的嘴唇一个劲地抽动。医生走过去，亨德尔发出轻微的痰喘声，就像一声叹息：“完了……我已经完了……没有力气……我不想活，没有力气……”詹金斯医生向他更低地俯下身子，发现他的一只眼睛，那只右眼呆滞发直，而另一只眼睛仍然有神。医生尝试着抬起亨德尔的右臂，那条手臂像断了似的又掉回原处。然后医生就抬起他的左臂，左臂就停留在医生放它的地方。詹金斯医生顿时全都明白了。

医生走出房间时，施米特也跟着向楼梯走去，心惊胆战，不知所措：“是什么病？”

“他得了中风，右半身已经瘫痪。”

“那他……”施米特嗫嚅着，一时说不出话，“他能康复吗？”

詹金斯医生慢条斯理地吸了一撮鼻烟。他不喜欢这样的问题。

“也说不定，什么全都可能。”

“他会终身瘫痪吗？”

“可能会是这样，除非出现奇迹。”

可是施米特已经和大师融为一体，咬住医生不放。

“他，他至少还能工作吧？不进行创作，他活不下去。”

詹金斯医生这时已经走到楼梯口。

“创作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了，”医生非常轻声地说道，“也许我们能保住这个人的性命，可是音乐家，我们肯定是要失去了。这次中风，一直击中脑部。”

施米特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医生。他的目光流露出极度的绝望，医生看了也深受震撼。

“就像人家说的，除非出现奇迹。”他重复一遍，“当然我还没有看见过奇迹。”

格奥尔格·弗里特里希·亨德尔活下来了，活了四个月，浑身无力，可是力气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右半身完全没有知觉。他没法走路，没法写字，没法用右手在琴键上弹出一个音符。他不会说话，那道可怕的裂缝穿过他的身体，使他的嘴唇歪咧着下垂，话语只能含糊不清地从他嘴里咿咿呀呀地挤出。如果朋友来为他奏乐，他的眼睛会微微一亮，于是那控制不住的沉重的身躯，会像睡梦中的病人似的蠕动。他想和着节拍，可是四肢像冻僵了似的，僵硬得叫人害怕。经络、肌肉全都不再听他使唤；平时像巨人一样伟岸魁梧的男子，如今一筹莫展，被囚禁在一座看不见的坟墓里面。等到乐声一停，他的眼睑又沉重地闭上，他又像一具死尸躺在那里——大师显然无法治愈——最后，医生窘困异常，建议把病人送到亚琛[5]去泡热气腾腾的温泉浴，也许这温泉疗法会有些微疗效。

然而在这僵硬的躯壳下，一股难以捉摸的活力，正如地底下滚动着的神秘炽热的泉水，依然存在，依然生机勃勃：这就是亨德尔的意志，他本性中原始的力量。他的这股力量并没有被这毁灭性的中风所触及，他的意志还不愿让他不朽的心灵和他可以朽坏的躯体一同沉沦。这位身躯伟岸的巨人还不愿承认自己已被命运战胜，他还想活，还想活下去，还想创作。这个强大的意志创造了奇迹，抗拒了自然规律。在亚琛，医生急切地警告他，泡在热水里的时间不得超过三小时，否则时间一长，他的心脏会受不了，很可能会致他于死命。但是他的意志向死神大胆地挑战，为了活下去，为了他那狂热之极的欲望：为了恢复健康。亨德尔每天泡热水温泉的时间长达九小时，吓得医生们心惊胆战。意志强劲，他的力量也随之增长。过了一个礼拜，他已经能够拖着脚步，自己走路。两周以后，已能活动右臂。这可是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坚定不移的信心取得的极其巨大的胜利。他又一次挣脱了死神使人麻痹的羁绊，为了拥抱生命，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热烈、更加炽热地拥抱生命；那种难以名状的幸福感，只有久病之后得以康复的人才能体会。

在亨德尔离开亚琛前的最后一天，他的身体已经活动自如。他在教堂前面停住脚步。他从来也不特别虔诚。可是现在他迈着上帝仁慈地恩赐给他的轻快步伐，走上安放着管风琴的唱经台。他感到世事难测，感动不已。他用左手试着碰了一下琴键，琴声响起，声音嘹亮、纯净，响彻充满期待的教堂。于是他的右手也迟疑地试弹一下，那闲置很久、业已僵硬的右手，可是瞧啊，右手摁下去也跳出琴声，同样嘹亮，犹如银白清越的喷泉。他渐渐地开始弹奏，凭借想象力即兴演奏。乐声轰鸣，把他卷入浩瀚无垠的音响洪流。这叮咚作响的琴声犹如方石，奇妙地堆砌起来，向肉眼不见的浩渺空间建造广阔的音响大厦。他那天才心灵的玲珑明丽的宏大建筑，无影无形地层层升起，宏伟华美，缥缈空灵，光彩照人。这是迷人的音响，夺目的光辉。高台下面，不知名的修女和信众凝神谛听。他们还从来没有听见过一个世俗凡人能够演奏出这等音乐。亨德尔谦卑地低垂着脑袋一个劲地演奏。他又找到了他的语言，和上帝、和永恒、和人们交谈。他又能弹奏音乐，又能重新创作。这时他才感到自己已经痊愈。

“我从阴曹地府回来了。”格奥尔格·弗里特里希·亨德尔回到伦敦，挺起宽阔的胸脯，张开强劲的双臂，骄傲地对医生说。医生不胜惊讶地面对这医学上的奇迹，瞠目结舌。这位正在康复的病人立即用全部力量，以他妖魔般的工作热狂，无法抑制的加倍欲望投身到音乐中。旧日的战斗乐趣重新回到这个五十三岁的男子身上。他写了一部歌剧——康复后的手很听他的使唤，写得得心应手——紧跟着又写出第二部，第三部，大型的清唱剧《扫罗》《以色列人在埃及》和《欢乐与忧思》；他的灵感如泉水般涌现，创作兴致旺盛，欲罢不能。可惜生不逢时，王后驾崩[6]，停止一切演出；然后又爆发了西班牙战争[7]。广场上，公开场合，每天人群麇集，又叫又唱，可是剧场里空无一人。亨德尔于是债台高筑。紧接着隆冬来临，罕见的寒冷袭击伦敦，泰晤士河冰封雪冻，铃声叮当，雪橇滑过一平如镜的冰面。天气这样糟糕，所有的音乐厅全都紧闭大门；任何天籁之音也抵挡不住大厅里彻骨的严寒。歌手纷纷病倒，一场场演出不得不取消。亨德尔的处境本来就很恶劣，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债主上门逼债，批评家百般嘲讽，观众态度冷漠、保持沉默。这位拼命搏斗的战士渐渐丧失勇气。为他举行了一场义演，才使他免于被囚禁欠债人的牢房。可是，让他像个乞丐似的卖艺为生，这是多大的羞辱！亨德尔越来越把自己锁在家里，闭门不出。当年半身麻痹不是比现在整个灵魂麻痹更好吗？到1740年，亨德尔重又感到自己被命运战胜，被生活击败，往日的荣誉，如今只是残渣和灰烬。他费力地从过去的作品里掏出一些片断，拼凑成篇，有时候也创作一些小型的作品。但是那汹涌澎湃的灵感洪流已经枯竭，蕴藏在这个重新康复的躯体里的原始伟力已荡然无存；他第一次感到疲劳困倦，这个巨人般的伟丈夫，这个出类拔萃的战士第一次感到被人打败。他第一次感到这创作欲念的神圣江河已在心里停止涌动，业已干涸。三十五年来，这条乐曲汹涌的江河溢满整个世界，巧夺天工，独树一帜，如今又一次濒临绝境，又一次告终。这个彻底绝望的人知道，或自以为知道：永远结束了。他长叹一声，既然要再一次把我埋葬，上帝何必救我于疾病，让我复活？我宁愿死去，也不愿做我自己的影子，在这寒风袭人、空旷荒凉的人世间苦撑苦熬。在怒火中烧之际，他有时喃喃自语，说出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人[8]所说的话：“上帝啊，我的上帝！为什么你抛弃了我？！”

在那几个月里，亨德尔穷愁潦倒，彻底绝望，对自己感到厌倦，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也许也不相信上帝。夜晚他独自一人踯躅于伦敦街头。直到夜深人静，他才敢走进家门。因为白天债主们拿着借据堵在门口，等着截他。走在街上，行人的目光使他反感；有的无动于衷，有的鄙夷不屑。他有时考虑是不是逃到爱尔兰去，那儿有人还仰慕他的荣誉——唉，他们料想不到，他已心力交瘁到何等地步——要不就逃到德国，逃到意大利去，没准他内心的冰冻在那里会再次化开。他的心灵宛如一片荒芜山岩，被煦和的南国之风吹拂，又会响起悦耳的旋律。不，不能创作，不能工作，他受不了。格奥尔格·弗里特里希·亨德尔已被命运击败。他受不了了。有时候他站在教堂前面，但他知道，经文不能给他安慰。有时候他坐在小酒店里，但是曾经体验过崇高的醉意，体验过创作时幸福纯净的陶醉，看到酒精掺水的劣质烧酒，他感到恶心。有时候他在泰晤士桥上俯视深夜里漆黑寂静的河流，心想断然一跃，把一切全都抛开，是不是这样更好！一心只想不再肩负这空洞落寞造成的重负，不再承受被上帝和众人彻底抛弃所造成的孤独寂寞的恐惧。

他又这样一夜一夜地满城瞎逛。1741年8月21日，这天火烧火燎，炎热难当。苍穹犹如溶化的钢铁铸成，紧贴在伦敦上空，热气腾腾，郁闷潮湿；直到夜里，亨德尔才走出家门，到格林公园去透透气。在那幽深莫测的树木浓荫里，谁也看不见他，谁也折磨不了他。他就疲惫不堪地坐在那里。因为现在疲惫慵懒犹如一种疾病，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他懒得说话，懒得弹琴，懒得思索，懒得感觉，懒得活着。为什么活，为谁活呢？然后他像个醉汉似的沿着马路走回家去，沿着盖了屋顶的帕尔街和圣·杰姆斯大街，只为一种强烈无比的念头所驱使：睡觉，睡觉，什么也不想知道，只想休息，休息，最好永远休息。回到布洛克大街，家里的人全都已经入睡。他慢慢地——唉，他是多么疲倦啊。人们紧紧地追逼他，逼得他多累啊！亨德尔爬上楼梯，脚步沉重，每上一级楼梯，木头就压得咯吱咯吱作响。他终于走进自己的房间，他用打火石点亮桌上的几支蜡烛；想也没想他在做什么，完全是机械性的动作，几年来他都在做这些动作，然后坐下工作。因为当时——一声悲叹不由自主地从他唇边逸出——他每次散步总要把一段旋律，或一个主题带回家来。他总要匆匆忙忙地记在纸上，别让想好的作品丢失在睡梦之中。现在桌上空空如也，一张乐谱也没放在桌上。神圣的磨坊之轮已停，在冰冻的江河里不复旋转。没有什么乐曲等着开篇，也没有曲目需要结束，桌上空无一物。

可是不然：并不是空无一物！在那儿不是有白纸一样方方正正的一样东西？亨德尔探手去抓，是一个纸包。他感到里面是写了字的一叠纸，他迅速打开封信的漆印，最上面放着一张纸，是诗人耶宁斯的一封信。这位诗人曾经为他写过歌剧《扫罗》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文字脚本。信里写道，他给大师送来一部新作，希望崇高的音乐天才，音乐的凤凰，将仁慈地垂怜于他的这些贫乏的诗句，让它们驾着他的翅膀，飞过永垂不朽的太空。

亨德尔霍地直跳起来，好像被什么讨厌的东西蜇了一下。耶宁斯这家伙分明想要揶揄嘲笑他这个全然死去、浑身瘫痪的死人不是？他一把将信撕得粉碎，团在一起扔在地上，踩上几脚，大声咆哮：“这个坏蛋！这个无赖！”这个不识时务的诗人触及了这位大师最深最痛的伤口，把伤口猛地扯开，一直触及他灵魂痛苦至深的所在。他怒气冲冲地吹灭了蜡烛，神志昏乱地摸黑走进他的卧室，沉重地一下子倒在他的卧榻之上：突然眼睛里泪水泉涌，整个身体因为无奈、愤怒而气得发抖。这个该死的世界，遭到抢劫的人还要一个劲儿地受人嘲弄，受苦受难的人还要受到折磨！既然他的心已经僵硬，他的力量已被夺走，为什么还要召唤他？既然他的灵魂已经麻木不仁，他的感官已经孱弱无力，为什么还要求他去创作一部作品？现在只想睡觉，蒙头大睡，活像一头动物，只想遗忘，只想别苟延残喘！他沉重地躺在床上，这个心神不定、万念俱灰的男人。

《救世主》的词作者查尔斯·耶宁斯

但是他无法入睡，心里骚动不宁，愤怒使他内心翻腾，犹如风暴，使得大海浪涛汹涌。一种邪恶神秘的不安使他心神不定。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左右翻动，睡意尽消，越来越清醒，是不是还是起身把剧本的词句审视一下？不，不行，文字对他还能起什么作用，他已是业已死去的人！不，上帝让他坠入深渊，把他和神圣的生命的洪流断开，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安慰可言！可是不然，他身上依然有一股力量，一股神秘莫测、好奇异常的力量，在跃动，在催逼着他。他感到无奈，无法抗拒。亨德尔站起身来，走向书房，用激动得索索直抖的双手，再一次把蜡烛点燃。在他身上，不是发生过一次奇迹，把他的身体从瘫痪中拯救过来？说不定上帝也有治疗和安慰灵魂的妙药。亨德尔把烛台拉过来，凑近写得满满的那叠稿纸。“《救世主！》（弥赛亚）”，这几个字赫然写在第一页上。唉，又是一阕清唱剧！先前写的几阙清唱剧都遭到失败。但是他内心骚动不宁，匆匆忙忙地翻过扉页，开始阅读。

刚读到第一个词，他就直跳起来。“Comfort ye”，这写好的唱词就用这几个字开始。“获得安慰吧！”——这句话像魔术似的——不，这不是一句话：这是一声回答。上帝给予的回答，是从浓云密布的九天之上传到他颓唐沮丧的心里来的一声天使的呼唤。“获得安慰吧！”这句创造性的、令人萌发创造之欲的话，振聋发聩，使得勇气尽丧、受惊怯懦的灵魂振作起来。亨德尔还没有读完，还来不及细细体会，他已经听见音乐响起，化为音符飘浮空中，发出声声呼唤、阵阵雷鸣，歌声悠扬。啊，幸福，天国之门敞开。他感觉到，又从乐声中听到天国之门洞开！

他翻过一页，又是一页，双手不停地哆嗦。不错，他受到呼唤，受到上帝的召唤。每一句话都以无可抵御的力量，铭刻到他心里。“Thus saith the Lord！（主如是说！）”这话难道不是对他说，对他一个人说的？这难道不是那同一只手，把他打倒在地，如今又使他幸福地把他从地上托起？“And he shall purify.（他将把你洗涤干净。）”——是的，他被洗涤干净，浓重的阴霾从他心上一扫而空，出现一片光明。音韵嘹亮的光芒出现水晶般晶莹的纯净。如果不是衪[9]，那唯一知道他苦难的祂，还有谁能赋予那可怜的耶宁斯，哥普沙尔的这个籍籍无名的诗人这种令人振奋、使人奋进的威力无限的词句，让他付诸笔墨？“That they may offer unto the Lord.（他们可以向主带来祭献。）”——是的，从这熊熊燃烧的心里点燃一股祭献的火焰，火光直射，冲向天庭，给予回答，对这绝妙的召唤给予回答。他听说，就他一人听说，这“使劲喊出你的话语”的召唤——啊，喊出这句话，用震耳欲聋的喇叭声，气势汹涌澎湃的合唱团的歌声，管风琴的雷霆轰鸣的声音，喊出这句话，就像创造世界的第一天，话语，主的理念再一次唤醒人们，唤醒一切还在黑暗中绝望地摸索着前进的那些人们，因为确实如此，“Behold，darkness shall cover the earth（瞧啊，黑暗还将笼罩大地）”。黑暗还笼罩大地，人们还不知道此时此刻得到救赎的幸福。他刚读完文本，就已经乐思泉涌。那声感谢上帝的呼声——“Wonderful，counsellor，the mighty God（奇妙已极，救世主，威力无边的上帝）”——对，就这样赞美他，赞美这神奇无比的主，这既有办法，又有行动的主；赞美这个给予迷乱、惶惑的心灵以和平宁静的上帝！“因为主的天使走向他们”——是的，驾着银色的羽翼，天使降临人间，震撼他，拯救他。怎么能不表示感谢，怎么能不扬声欢呼，把千百个嗓音汇成一个嗓音？怎么能不歌唱、不赞美：“Glory to God！（荣耀归于上帝！）”

就像抗击强烈的风暴，亨德尔低头俯向稿纸，所有的疲劳全都一扫而光。他从来没有这样强劲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从来没有感到创作的欲望这样充溢地流贯他的全身。文本中的词句犹如温暖的、使人通体舒畅的光束倾洒在他的头上，每个词都直扣他的心脏：召唤他，使他获得解放！《Rejoice！（欢快吧！）》——这首合唱曲突然响起，气势恢弘，他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双臂大张。“他是真正的救世主”——是的，他要把这乐曲创造出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凡人做过这件事情。他要把他的作品当做证明，高高举起，犹如一块光芒四射的金牌烛照世界。只有备受苦难的人，才能知道这种欢乐；只有备受考验的人，才能感到这种恩赦的极度善意。向世人证明起死回生的复活过程，这是他的责任。亨德尔读到这样的字句：“He was despised.（他遭到蔑视。）”沉重的回忆顿时返回，转化为阴郁沉闷、令人压抑的音响。他们以为已经把他打败，已经把他活埋，对他无情地嘲笑——“And they that see him，laugh.（他们一看见他，就嘲笑不已。）”“没有一个人给予这个忍受嘲弄的人以安慰。”在他陷入困窘无奈之际，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安慰他。可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出现，“He trusted in God”，他信赖上帝。于是瞧吧，上帝不让他困在坟墓之中——“But thou didst not leave his soul in hell.（但是你［上帝］不让他的灵魂待在地狱里面。）”不，不让他陷在他悲观绝望的坟墓之中，不让他陷在他荏弱无力的地狱里面。上帝把灵魂赋予一个浑身受到束缚，业已销声匿迹的人。不，上帝再一次召唤他，叫他把欢乐的讯息带给世人。“Lift up your heads.（抬起你们的头来。）”于是这声呼唤从他心里迸出，这声预报福音的伟大命令！突然他浑身战栗，因为在他眼前赫然出现可怜的耶宁斯写的这句话：“The Lord gave the word.（这是上帝给予的话。）”

他屏住呼吸。借助一个凡人的嘴偶然在这里说出了真话：上帝把这句话送交给他，这是从天上降下的旨意。“The Lord gave the word.”这句话语来自上帝，这些音响来自上帝，这些恩典来自上帝！必须回到主的身边，凭借汹涌的心潮飞升到主的座前。赞美主、歌颂主是每一个创作者的快乐和义务。啊，把握住，紧紧抓住这词句，把它提高，把它扬起，把它伸张，把它绷紧，让它像宇宙一样辽阔，让它把人生所有的欢呼都包括在内，让它像赋予这个词句的上帝一样雄伟壮丽。啊，这个词句，这有生有死，也会消逝的词句，让它通过极度的美轮美奂和无限的虔诚激情又转化为永生不死！瞧啊，这词句就写在那里，发出声响。这永无止境地一再重复、一再转化的词句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啊！赞美主啊！赞美主啊！）”不错，世上所有的嗓音汇集在这个词句里，清脆嘹亮的和低沉阴郁的嗓音，男子的坚忍不拔的嗓音，妇女的柔韧委婉的嗓音，这些千差万别的嗓音在节奏分明的合唱里聚在一起，升起，变化，汇成一体又四下散开，让这些嗓音沿着音阶的天梯逐步上升，又倏尔降下，用小提琴甘美的琴弦给予抚慰，用喇叭尖利的号音给予激励，在管风琴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让它们纵声欢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这个词，用这声感谢创作一声欢呼，从这人间世上一直响彻天宇，直达创造宇宙之主的座前！

创作中的亨德尔

亨德尔心里强烈的激情翻腾不已，泪水涌满他的眼睛，他泪眼模糊。还有一些篇页没有阅读，清唱剧的第三幕。可是在读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之后，他再也读不下去。这声声欢呼化为音乐充满了他的内心，延伸开去，绷得很紧，已经像流动的火焰，使人疼痛，直想涌流，直想向外迸涌而出。啊，这声声欢呼在他胸中挤来挤去，想从他心里夺腔而出，想要飞腾，一直飞向天空。亨德尔慌慌张张地抓起羽毛笔，在稿纸上画上音符，音符以魔术般的匆忙速度形成，一个挨着一个，他无法停笔，就像一艘帆船，船帆已被风暴攫住，拽着他向前飞驰。周遭夜静如水，潮湿的夜幕笼罩着这座宏大的都城。但是在他心里，光影流动，无声的宇宙音乐在房间里轰鸣不已。

仆人第二天早上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亨德尔还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写个不停。他的助手克里斯托夫·施米特怯生生地问他是否需要帮他誊写乐谱，他不回答，只是闷声闷气地咕噜了一声，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再也没人敢走近他。三周之内，他没有离开这个房间，给他送来食物，他就用左手急急忙忙地掰下几块面包，右手依然继续写个不停。他停不下来，就像一个醉汉，醺然大醉，身不由己。他站起身来，在房里走动，大声歌唱，打着拍子。他的目光看人时变得异样，若是和他说话，他就突然惊醒，回答得莫名其妙，乱七八糟。仆人这几天日子非常难过。债主们跑来讨债，硬要兑现他们的借据。歌唱家们前来，求他写一首喜庆日子演唱的大型合唱曲。还来了几位信使，邀请亨德尔前往王宫。所有的来客，仆人都一一挡驾。倘若他胆敢向他工作得入神着迷的大师说一句话，主人就会火冒三丈，像头怒吼的雄狮，把火气全都发泄在他身上。格奥尔格·弗里特里希·亨德尔在那几个礼拜，忘了时间，忘了钟点，再也分不清白天黑夜，完全生活在另一个星球，只按照节奏和节拍来计算时间，他只为内心涌出的洪流所裹挟，作品越是接近那神圣的急流，越是接近结尾，内心的洪流便越发以狂野无羁、强劲逼人之势从他内心向外迸涌。他幽囚在自己心里，按照节拍踏着脚步，手舞足蹈地在他自己设定的牢房里踱来踱去，他唱歌，他弹起欣巴罗琴，然后又坐下写啊，写啊，直写到手指疼痛难耐；他一生一世从来没有经历过创作激情这样强烈地向他劈头盖脸击来。他从来没有在音乐之中这样生活，这样受苦。整整三个星期，一直到今天都难以置信，也永远难以置信！——到9月14日，这部作品终于完成，文字变成了音乐。原来还是枯燥无味、干瘪无趣的词句，如今像鲜花盛开，音韵优美，永不枯萎。由于灵魂火焰复燃，意志力得以完成奇迹，一如先前身体瘫痪发生的死而复活的奇迹。整部作品全都写了下来，创作出来，塑造出来，化为旋律，高潮迭起——只缺一个词，作品中的最后一个词：“阿门（Amen）。”如今亨德尔抓住这个“阿门”，这短短的、快速发出的两个音节，用它们创造出音韵优美、直达天庭的天梯。他把这两个音节扔给一部分歌手，让另一部分歌手伴以不断变化的合唱。他延长这两个音节，一而再地把它们两个分开，然后又一再更加炽热地把它们融成一体。在他这阙宏伟的祷告词的末尾，他的虔诚的激情就像是上帝的呼吸，伸展得像宇宙一样的辽远、充溢。这最后的一个词不放过他，他也不放过这个词。他用气势恢弘的赋格曲调塑造这个“阿门”，用其中第一个元音，那回响阵阵的“阿”，引起乐曲最初的音响，直到它变成一座高耸的教堂，一片苍穹，发出饱满的、轰鸣不已的声响，其顶尖直达天庭，还依然不断向上飞升，复又降落，又复上升，最后为管风琴的雷鸣攫住，被合唱队交融汇合的所有声部一次又一次地抛向太空，充满了所有的天体，直到最后，就仿佛天使也在吟唱这首感谢上帝的赞美歌。在这声震屋宇、绵延永恒的“阿门！阿门！阿门！”声中，房梁纷纷碎裂，散落他的头上。

《救世主》手稿

亨德尔费劲地站起身来，羽毛笔从他手上脱落。他不知道身在何处，他看不见，也听不见，他只感到疲劳，说不出的疲惫不堪。他身子摇晃，站立不稳，不得不手扶着墙，脚步踉跄得那么厉害。他已浑身无力，身子累得要死，头脑混乱不堪。他像个盲人摸着墙，一步步地向前挪动脚步，然后他就一头倒在床上，像个死人一样沉沉睡去。

仆人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整个上午他的主人一直睡着，一动不动，面容肃穆地躺在那里，像是一块灰白色的石头雕出的塑像。中午时分，仆人第四次试图把他叫醒，大声咳嗽，使劲敲门。可是亨德尔睡得又死又沉，任何响动、任何声音都不可能侵入这酣睡之中。克里斯托夫·施米特下午赶来帮忙，亨德尔依然酣睡不醒，僵卧不动。施米特俯下身子，仔细看看沉睡的大师：他像血战沙场赢得胜利倒地身死的英雄躺在那里，完成了难以估量的伟业壮举，被极度疲劳彻底打倒。可是克里斯托夫·施米特和仆人对于大师完成的伟业、博得的胜利一无所知。他们只感到无比惊恐，眼看着大师这么久睡不醒，这样僵卧不动，令人毛骨悚然；他们担心他又一次遭到中风袭击。晚上，任他们两人怎么摇晃，也摇不醒亨德尔——他这样闷声不响地僵卧着已经足足十七个钟头——克里斯托夫·施米特又跑去找医生。一时还找不到，因为詹金斯医生趁晚上天气温和宜人，正在泰晤士河畔垂钓。施米特跑来打扰他的清兴，自然不受欢迎。医生很不高兴，大发牢骚。听说是亨德尔出事，他才收起钓鱼的绳索、渔竿，拿上外科手术器械，说不定有必要给他放血——这一下子耽误了不少时间。最后，小马拉着单驾马车把他们两人快步带向布洛克大街。

亨德尔的漫画像

这时仆人已经站在门口，伸出双臂向他们一个劲地招手，“他起床了，”仆人隔着马路向他们大喊，“他现在正在吃饭，饭量大得胜过六个搬运工人，半只洛克郡的火腿他一口气就吞了下去，我还给他斟上四品脱啤酒，他还不够，叫我再斟。”

果不其然，亨德尔坐在那里活像一个威风凛凛的国王，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饭菜。他一天一夜补睡了三个礼拜缺的觉。现在挺直了魁伟硕大的身躯正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地大吃大喝，仿佛想把这几个礼拜在写作时耗去的力量，一股脑儿全都夺回来。他一眼看见医生，就扬声大笑，笑声越来越响，笑得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笑声中带着尖声怪叫。施米特回忆，这几个礼拜没看见亨德尔的嘴边泛起过一丝微笑，只看见他拼命写作，怒气冲冲；可是现在，蕴藏在他本性之中的天生的欢快情绪迸发出来，响声如雷，犹如激流冲击山岩，浪花飞溅，汹涌翻腾——亨德尔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狂放无羁地纵声大笑过，因为他恰好在自我感觉身体健壮的时刻，看见了医生。他从来没有感到自己这样健康，人生的乐趣以这样汹涌澎湃之势在他全身奔流。他高高地举起酒杯，冲着身穿黑衣的医生问候致意。“真是活见鬼了，”詹金斯医生一脸惊愕，“您这是怎么了？喝了什么魔汤神药？您生气勃勃，精力旺盛！您究竟是怎么了？”

亨德尔仰天大笑，直望着医生，眼睛发光。渐渐地他变得神情严肃，站起身来，走向欣巴罗琴，坐在琴前，双手虚悬，从琴键上一掠而过，然后转过脸来，带着奇特的微笑，开始轻声唱出宣叙调的旋律，半似叙述半似歌吟，“Behold，I tell you a mystery（你且听好，我要讲述一个秘密）”——这是《救世主》里的词句，以揶揄的声调开始。可是他刚把手指伸进柔和的空气，立刻受到吸引。亨德尔把其他人和他自己，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他自己创造的乐曲洪流把他攫住，美好无比。突然之间，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作品之中。他歌唱，他弹奏最后几支合唱曲。迄今为止，他只是像在睡梦中写成了这些曲现在他可是在清醒的状态下第一次听见这些曲调：“Oh death where is thy sting？（啊，死神，你的毒刺在哪里？）”他内心感觉到这声呼唤，浑身充溢着生命的熊熊烈火。他更加使劲地扬声歌唱，即便是那首欢声雷动、欢快动人的合唱曲也音量加强。他弹啊弹啊，继续弹奏，继续高唱，直到“阿门！阿门！阿门！”他把全部力量都使劲地倾注在演奏之中，整个房间几乎都被充溢的音响撑破。

暮年的亨德尔

詹金斯医生站在那里，如痴如醉。等到亨德尔最后站起身来，医生没话找话，神情尴尬地赞道：“老兄，这种玩意儿我还从来没有听见过。准有魔鬼附在你的身上。”

这时亨德尔的脸上浮现一片阴云。他听见这部作品也大吃一惊，上帝的恩典像在睡梦中降临到他身上，使他惊慌失措。他也感到羞愧，他转过脸去，轻声说道，轻得别人几乎都听不见，他在说些什么：“我更相信，是上帝与我同在。”

几个月后，有两位衣冠楚楚的先生在埃拜大街公寓房子的门前敲门。来自伦敦的高贵客人，伟大的音乐大师亨德尔在都柏林就寓居在这幢房子里。他们毕恭毕敬地提出请求：亨德尔在这几个月里，以精彩绝伦的乐曲，使爱尔兰首都的听众大饱耳福，这是他们这里从未听见过的曲目。他们听说大师的新作，清唱剧《救世主》也打算在这里举行首场演出，竟然不是让伦敦而是让都柏林首先上演大师的最新杰作，对于这座城市来说真是荣幸之至。由于这部乐曲如此不同寻常，大师定可指望收入会特别丰厚。他们两人这次前来就是想询问一下，素来以慷慨著称的大师乐善好施，是否愿意把这次首演的收入赠予慈善机构，他们有幸就代表这些慈善机构。

亨德尔友善地看了他们一阵。他热爱这座城市，因为这座城市爱他，他的心感到温暖。他微笑着说道，他同意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只消告诉他，他的收入将会分给哪些慈善机构。第一位来客，一个面容慈祥的白发男子说道：“此款的受惠者乃是监狱里的囚犯。”另一位来客补充道：“和慈善医院的病人。”当然这次慷慨的馈赠只限于首次公演的收入，其他几场演出的收入依然归大师所有。

可是亨德尔摆一摆手。“不，”他轻声说道，“这部作品的收入我分文不取。我永远也不会为这部作品收取金钱，绝不，我还亏欠另一个人[10]呢。这部作品得属于病人和犯人。因为我自己就曾是一个病人，是靠这部作品恢复健康的。我也曾是个囚犯，是这部作品使我获释。”

亨德尔塑像

这两位来客抬头望着大师，有些惊愕。他们并没有完全理解大师的意思。然后他们千恩万谢，鞠躬告退，在都柏林传播这一欢快的消息。

《救世主》的最后排练终于确定在1742年4月7日举行。只有两座教堂的合唱队队员的少量亲属允许作为听众出席这次排练。为了节约起见，坐落在菲斯汉伯大街音乐馆的演出大厅照明不足，光线昏暗。听众稀稀落落地坐在空凳子上，东坐几个，西坐几个，聆听来自伦敦的大师创作的新清唱剧。空旷的音乐厅像蒙上一层浓雾，又暗又冷。但是合唱队刚一开口把铿锵作响的歌声，像急流飞瀑似的发出轰鸣，喷向大厅，这时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原先坐在木凳上的一堆堆零零散散的听众，不由自主地挤在一起，渐渐汇成黑压压的一群，只会倾听，只会惊讶。因为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从未听见过的气势磅礴的音乐对于他个人来说过于宏伟，乐曲的洪流会把他卷走，冲掉。他们越挨越近，越挤越紧，仿佛想用一颗心来倾听，作为一个虔诚的群体来迎接“信心”这个词。这个词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叙说出来，塑造出来，从已经消逝的众多嗓音中向他们轰响着直扑过来。面对这股强劲的原始的伟力，每个人都感到虚弱，可是被这股力量攫住，拥戴着，又感到幸福。一股喜悦的寒噤从他们当中穿过，犹如穿过一个身体。当“哈利路亚”第一次轰然响起时，其中一个人霍然起立，大家也都一下子和他一起站立起来。他们感到，为这样的伟力所裹挟，不可能紧贴在地面上。他们站起身来，想用自己的嗓音，更挨近上帝一步，侍奉上帝，向上帝表达敬畏之诚。之后他们离去，挨家挨户地去诉说，一部世上从未有过的音响艺术的杰作已经创造出来。为能聆听这部杰作，全城人怀着快乐的心情等待着，他们紧张得都战栗不已。

威斯敏斯特教堂中的亨德尔墓

六天以后，4月13日晚上，人们挤在音乐馆门外。女士们没穿鲸骨架的长裙，骑士们没带佩剑，以便大厅里能容下更多的听众。这部作品的声誉，事先已经如此迅速地广为传播，七百名听众——一个从未达到过的人数——蜂拥而来。但是音乐奏响，听众席上便鸦雀无声，人们屏息凝神，悄然倾听，越来越寂静无声。等合唱队从高处插入，携带着一股火山爆发般的强大力量，人们的心灵为之震颤。亨德尔站在管风琴旁边，他要审视他的作品，指挥他的作品。但是这作品从他手里挣脱，他自己也消融在他的作品里。他感到这部作品的陌生，仿佛从未听见过它，从未创作过它，从未塑造过它，他又一次随着自己的洪流涌动。等到最后“阿门”之声响起，他不知不觉地随之启唇歌唱。他跟着合唱队唱了起来。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唱过。等听众的欢呼声轰然响起，声震屋宇，充溢全院，他便悄然从侧门溜走。这样就无须向那些想向他表示感谢的人们致谢，而是去感谢上帝的恩典，使他完成这部作品。

闸门已经开启。于是音韵优美的洪流又年复一年地滚滚涌流。从现在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亨德尔屈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这个死而复活的人再栽倒在地。他在伦敦创建了歌剧协会，遭到破产。债主们又一次追着他讨债。可是大师现在昂首挺立，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六十岁的他无忧无虑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用自己的作品沿途设置一座又一座的里程碑。有人为他设置障碍，可他知道如何体面光荣地战胜这些障碍。渐渐地，他年老体衰，精力不济，双臂麻痹，痛风使他两脚痉挛。但他用不知疲倦的灵魂继续创作，不停地创作，最后丧失目力。写作《耶夫塔》时，他双目失明。可是尽管双目紧闭，他依然继续创作，不知疲倦，不可征服，就像双耳失聪的贝多芬一样。他在人世间的胜利越来越辉煌，而在上帝面前，他却变得越来越谦卑。

和一切真正的严谨的艺术家一样，他从不称赞自己的作品，但是有一部作品他十分珍爱，那就是《救世主》。他喜欢这部作品是出于感激之忱。因为这部作品把他从自己的深渊里救了出来，因为他在这部作品里解救了他自己。年复一年，他在伦敦上演这部作品，每次他都把演出的全部收益五百英镑捐赠给医院，是痊愈者汇款给病患者，是获得解放者汇款给尚还身陷囹圄者。他凭这部作品从地狱中升起，也想以这部作品告别人生。1759年4月6日，他已身染沉疴，这位已经七十四岁高龄的大师，让人再一次把他抬到考文特花园的舞台上。这位身材魁伟的盲人站在他的忠实朋友中间，站在音乐家和歌唱家中间：他的茫然空洞、灵光熄灭的双眼看不见他们，可是当音乐的波涛以迅疾奔流之势排山倒海似的向他涌来，当赞赏欣钦的欢呼从几百个人的嗓子里像火山爆发似的向他直喷过来，他的疲惫不堪的面容，顿时变得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他挥动双臂打着节拍，跟着合唱队放声歌唱，唱得那么严肃虔诚，就仿佛是个牧师站在他自己的棺木上方，和大家一起祈求自己和大家都得到救赎。只有一次，当“The trumpet shall round！（吹响号角吧！）”这句歌词唱响，激越的喇叭声随之响起，他浑身一颤，以他僵死的眼睛仰望上天，仿佛此刻他已做好准备，面对末日审判；他知道他一生的事业完成得极为出色，他可以昂首阔步地走到上帝的座前。

朋友们深受感动，把双目失明的大师送回家去。他们也感到：大师已向他们告别。躺在床上，他还轻轻地翕动嘴唇，喃喃自语，他想在耶稣受难的星期五这天去世。医生们颇为吃惊，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知道，这次耶稣受难节[11]的星期五，正好是4月13日，在这一天，上帝的巨灵之掌曾把他打倒在地；在这一天，他的《救世主》第一次在世上奏响。他身上的一切本已奄无生气，这一天他又起死回生。既然在这天复活，他也想在这天死去，以便确定他将真的复活，直至永生不死。

果然，这独一无二的意志力既然能把握自己的生命，也能把握死亡。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躺在枕头和垫子上的硕大无朋的身躯只是一个空洞的、沉甸甸的躯壳。但是就像空的贝壳会回响起大海的喧嚣翻腾，在这空洞的躯壳内部，人耳无法听见的音乐也喧闹不已，比他曾经听见过的音乐更加陌生怪异，更加辉煌壮丽。紧迫的涌动使灵魂缓缓地摆脱疲惫不堪的肉体，进入失重的虚幻的境地。一浪接着一浪，把永恒的音响载入永恒的太空之中。到第二天，复活节的钟声还未敲响，格奥尔格·弗里特里希·亨德尔终于逝去，但死去的仅是他身上不能永生不死的肉体。

[1] 格奥尔格·弗里特里希·亨德尔（1685—1759），德国作曲家。1713年获英国女王年金。1714年起，几乎一直生活在英国。作品甚丰，以宗教题材的清唱剧《救世主》为代表作。

[2] 一种旧式钢琴。

[3] 当时流行的一种阉割过的男性歌手，以假声、童声唱歌。

[4] 当时意大利歌剧风行全欧。在此指在伦敦享有盛名的意大利作曲家，音乐教师尼·卜波拉。

[5] 德国城市，以温泉著称。

[6] 指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王后卡罗琳（1683—1737）于1737年逝世，举国哀悼。

[7] 西班牙战争指1740至1748年间，为奥地利女皇玛利亚·德莱撒的皇位继承权进行的战争。玛利亚·德莱撒（1717—1780）为卡尔六世之女。1736年卡尔六世逝世，玛利亚·德莱撒即位。西班牙、法兰西和萨克逊不承认其继承权，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英国支持奥地利，也卷入这场反击西班牙、法兰西的战争。

[8] 指耶稣基督。

[9] 一般用“祂”字指上帝。

[10] 指上帝。

[11] 基督教的耶稣受难节，纪念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难，总是在星期五，接下去的礼拜天便是耶稣复活的日子，这一天和礼拜一都庆祝耶稣复活，是为复活节。复活节总在每年三四月里，日期会有变动。

一夜天才

《马赛曲》的创作

1792年4月25日

1792年，法兰西的国民代表大会[1]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已经两三个月，一直作不出决定：究竟是向皇帝们和国王们的联军宣战还是跟他们议和。路易十六自己也难下决心。他预感到革命派获得胜利的危险，也预感到他们遭到失败的危险。各个党派也态度暧昧。吉伦特党人催着开战，以便维护政权。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人则争着议和，以便乘机夺取政权。时间一天天过去，局势日益紧张。各家报纸鼓噪叫嚣，各个俱乐部争论不休，谣言四起，耸人听闻。舆论被撩拨得益发激动。因而一旦作出决定，就像获得一次解放。4月20日，法兰西国王终于向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宣战。

在这几周之内，法国上空弥漫着紧张气氛，就像布上了高压电流，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搅得人心神不宁。在边境城市，人们的紧张情绪更为激烈，更加昂扬。所有的野战营地都集结了部队，每个村子、每个城市，志愿军和国民自卫队都已武装起来，到处都建立了碉堡，尤其在阿尔萨斯，大家都知道，德法之间最初的决战总会在此地爆发。敌人、对手，就屯兵在莱茵河畔。不像在巴黎，敌人只是一个模糊夸张的、修辞学上的概念。在这里，敌人是看得见、感觉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因为在加固防守的桥头堡上，在大教堂的钟楼上，单凭肉眼就能看见向前挺进的普鲁士团队。夜里风起，敌人炮车隆隆滚动的轰鸣声，武器铿锵作响的撞击声和尖利刺耳的号角声，越过月光下无动于衷的莱茵河面，阵阵吹来。大家都知道：只消一句话，一道命令，从普鲁士大炮沉寂无声的炮口就会发出电闪雷鸣。德法之间持续千年的战斗又会再度打响——这一次，一边是以新自由的名义开战，另一边是以旧制度的名义开火。

1792年4月25日，这一天简直与平日无法比拟，接力传送的信使把已经宣战的消息从巴黎带到斯特拉斯堡。立刻从大街小巷、各家各户涌出滚滚人流，涌向各个广场。整个军营的官兵都全副武装，准备打仗，进行最后一次检阅，一团接着一团开动。在市中心主要广场上，市长狄特里希[2]身披三色绶带，帽子上别着三色帽徽，等待着从旁通过的部队，并且挥动帽子向士兵致意。喇叭吹响，战鼓擂动，要求人们保持肃静。狄特里希在主要广场，随后又到全城其他广场，用法语和德语大声宣读宣战声明。在他念完最后几句，团队的乐师们便奏起了革命后第一首临时使用的战歌《这样就行》[3]。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奔放煽情的、带有讽刺意味的舞曲，但是列队行军的各个团队的铿锵有力、轰然如雷的整齐步伐，赋予这首曲子一种凶狠好斗的节奏。然后人群四下散去，把方才点燃的强烈激情带到各条小巷，带进千家万户，在所有的咖啡馆里、俱乐部里都在发表煽动情绪、慷慨激昂的演讲，分发激情昂扬的宣言：“Aux armes，citoyens！ L'étendard de la guerre est déployé！ Le signal est donné！（拿起武器，公民们！战旗高高飘扬！信号已经发出！）”各式宣言就用这样的词句和类似的呼号开始。所有的演说，所有的报纸，所有的横幅，所有的嘴巴都重复着同样铿锵有力、节奏鲜明的呼喊：“Aux armes，citoyens！ Qu'ils tremblent donc，les despotes couronnés！ Marchons，enfants de la liberté！（拿起武器，公民们！让头戴王冠的暴君们浑身发抖！前进，自由的儿女！）”每次听到这火样炽烈的口号，群众就报以一阵阵欢呼。

每次读完一篇宣战的声明，大街上和广场上的群众就欢声雷动。而在街上爆发欢呼之际，也总会听见另外一种声音：微弱的、怪怪的声音，宣战文告所引起的恐惧和忧虑的声音。只不过这些声音只是悄悄地在房间里轻声耳语，或者在血色全无的唇边戛然而止。做母亲的总是到处诉说：但愿外国士兵别把我的孩子杀死。各地的农民都为自己的财产担心，怕失去他们的田地、茅舍、牲畜和谷物，担心他们的种子会遭到马蹄践踏，他们的家会被一群群凶狠的暴徒洗劫一空，他们耕种的农田会浸满鲜血。斯特拉斯堡的市长弗里特里希·狄特里希男爵，原本贵族出身，但是像法兰西贵族中最优秀的分子一样，当时全身心都献给了新的自由的事业，只发出坚定的铿锵有力的声音，有意识地把宣布宣战书的日子变成一个公开的节日。他胸前斜挎着绶带，从一个集会赶到另一个集会，鼓舞和煽动居民大众。他下令把酒和食品分发给行将出征的军人，晚上把一些将军、军官和城里要人，邀请到他坐落在布罗格利广场宽敞的公馆里举行送别盛典。市长的热情从一开始就事先赋予这次盛典以祝捷大会的性质。将军个个充满必胜的信心，历来如此，坐在主席桌上。年轻的军官把打仗视为实现人生意义，即兴发言。他们挥舞战刀，互相勉励，相互拥抱，相互敬酒。好酒下肚，便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越说越激情四射。报纸上宣战书里同样的鼓舞人心的词句在所有的演说中都重复出现：“公民们！拿起武器！我们前进，拯救祖国！那些头戴王冠的暴君不久就要发抖，胜利的旗帜现在已经打开，把三色旗插遍全世界的日子已经来临！每个人都要竭尽全力，为了国王，为了战旗，为了自由！”全体人民，整个国家，此时此刻都要抱着必胜的信念，为自由的事业欢欣鼓舞，组成神圣的整体，团结一致。

演说不停，祝酒声声。突然，狄特里希市长转身朝向坐在他身边的一位城堡镇守兵团的年轻军官卢歇[4]上尉。市长想起来了，这位亲切和善、相貌不算英俊，但是讨人喜欢的年轻军官，半年前宣布立宪时写过一首相当优美的献给自由的颂歌。团队乐队长普莱耶马上为之配曲。这首朴实无华的作品适宜演唱。军乐队排练了这首曲子，在露天广场上演奏，由合唱团演唱。现在，宣战书已经宣读，部队正要出发。这难道不是天赐良机，安排一次类似的庆典？于是狄特里希市长像是请一位老相识给点儿面子似的，随口问了一下身边的卢歇上尉（此人毫无道理地晋升自己为贵族，自称为卢歇·德·利勒，Rouget de Lisle[5]），问他是否愿意利用这一爱国主义的契机，为出征将士写点什么，为莱茵军写首战歌，他们明天就要出发上前线杀敌。

卢歇为人谦虚谨慎，籍籍无名，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大作曲家——他写的诗从未付印，他的歌剧遭到拒绝——他知道逢场作戏的应景诗句很容易一挥而就。为了让这位高官和好友高兴，他答应接受这一任务。好的，他答应一试。坐在对面的一位将军当即向他祝酒：“好样的，卢歇！”提醒他曲子写完后，马上派人给他送到战场上去。莱茵军的确需要有首爱国的进行曲，以加速进军的步伐。与此同时，另一位演说家开始激情奔放地发表演讲，大家又一次互相祝酒，大声喧哗，一番豪饮。宾主之间的昂扬激情犹如波涛巨浪，盖过了刚才这短暂而偶然的对话。酒宴不断高潮迭起，越来越激情澎湃，越来越大声喧闹，越来越热情奔放。等客人离开市长官邸时，早已夜深，午夜已过。

午夜已过。4月25日，对于斯特拉斯堡，这个如此激动人心的宣战之日，已经趋向尾声。其实，4月26日已经来临。浓重的夜色笼罩着鳞次栉比的家家户户。但是这昏暗的颜色只是欺人耳目，因为这座城市依然激动得发着高烧。各个军营的战士正整装待发，而在紧闭的百叶窗后面，有些谨小慎微的居民也许已经悄悄地准备逃离。大街上个别的小分队正在行军，传令兵的坐骑发出嘚嘚的马蹄声，在小分队中奔驰。接着，一队辎重沉重的炮兵开过来，带来阵阵隆隆的响声；街道上不时响起站岗的卫兵单调的喊声，从一个岗哨传到另一个岗哨。敌人离得太近，城市的灵魂过于激动，过于不安，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难以入睡。

卢歇也是如此。此刻他回到格兰特大街126号，踏上圆柱形的旋转楼梯，进入他简陋的小房间，也感到出奇的激动。他没有忘记方才的承诺，设法尽快为莱茵军写一首进行曲，一首战歌。他焦躁不安，在斗室里踱来踱去。怎么动笔？怎么开头？宣言，演讲，祝酒词中一切鼓舞人心的呼唤还在脑子里轰鸣，乱作一团。“Aux armes，citoyens！...Marchons，enfants de la liberté...écrasons la tyrannie！...L'étendard de la guerre est deployé！...（拿起武器，公民们！……前进，自由的儿女……粉碎专制暴政！……战旗已迎风飘扬！……）”但是他在路旁走过时，听到另外一些句子，这时他也想起来了。妇女为自己儿子担心的声音；农民的担忧，唯恐法兰西的田地会受到践踏，会浸透外国兵团的鲜血。他在半清醒半迷糊的状态中写下了开头两句，只是那些呼声的回响、余音和重复：

Allons，enfants de la patrie，

L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é！

（前进，祖国的儿女，

光荣的日子已经来临！）

然后他停下笔，愣了一会儿。不错，这开头可以。现在得马上找到合适的节奏，配上这些词句的旋律。他从柜子里取出小提琴，试了试音，妙极了：才拉出开头几个音，节奏就完全适合诗句。他急匆匆地往下写，涌进他身上的一股力量已经攫住他，已经把他深深感动：这一时刻迸发出来的全部感情，他在街上、在宴会上听到的所有的话语，对暴君的憎恨，对故土的担忧，对胜利的信心，对自由的热爱，所有的词句全都喷薄而出。卢歇根本不用创作，根本不用构思，他只需要让这些词句押上韵，把今天一天众人口口相传的这些词句配上旋律，具有激动人心的节奏就行了。全民族灵魂深处所感受到的一切，全都由他说了出来，讲了出来，唱了出来。他用不着作曲，因为通过紧紧关闭的百叶窗，街上的节奏，此时此刻的节奏，在士兵行军的步伐中、响亮的喇叭声中、大炮轰鸣声中所含有的抗争和挑衅的节奏，全都涌进屋来。也许他并没有亲自听见这种节奏，他自己灵敏的耳朵并没有抓获这种节奏，但是时光的精灵可听见了这种节奏。这天晚上，时光的精灵就蛰伏在他这普通的血肉之躯上。旋律越来越驯服地听从那重锤敲击、纵声欢呼的节奏，这是整个民族心脏的搏动。卢歇仿佛是在听从别人的口授，匆匆忙忙，越来越匆忙地写下词句，写下音符。——一阵狂风暴雨向他劈头盖脸地袭来，从未有这样强劲的风暴从他那狭隘的市民灵魂呼啸而过。情绪激昂，热情奔放，可这热情并非他的热情，而是一种魔力，汇集在一秒钟之内，突然爆发，吸住了这个可怜的门外汉，使他千百倍地超越他自己原有的水平，把他像支火箭似的——仅仅一秒钟，发出灿烂的光芒、耀眼的火焰——一直射向星空。上天恩赐这位卢歇上尉整整一夜，成为永生不死的伟人的兄弟：从他开头所采纳的，从最初时刻大街上听来、报纸上借用的种种呼喊，塑造了他那富有创意的词句，逐渐升华，成为一节诗。诗意的表达不会消逝，旋律永生不死：

Amour sacré de la patrie，

Conduis，soutiens nos bras vengeurs！

Liberté，liberté chérie，

Combats avec tes defenseurs！

（神圣的祖国之爱，

引导并支撑着我们复仇之臂！

卢歇在晚会上演唱《马赛曲》

自由，亲爱的自由，

和你的卫士一同战斗！）

然后再加上第五节，即最后一节，一阵兴奋，一气呵成。词句和旋律结合得完美无缺，在拂晓前，这首不朽的歌曲便大功告成。卢歇熄了灯，倒在床上。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使他内心升华。他从来也没有感到过感官会这样清晰明亮，不知什么东西又把他抛下，重又让他堕入沉重的疲惫状态。他进入黑甜梦乡，睡得昏昏沉沉，就和死了一样。的确，在他身上，那个创造者，那个诗人，那个精灵又都死去。可是桌上放着那件业已完成的作品，和它的创造者已完全脱离。这个奇迹大概是在这位创造者处于一种神圣的陶醉状态中时，涌入他的脑海之中的。一首歌曲如此迅速，如此完美，词曲均佳地同时完成，这在各国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发生过第二次。

教堂的钟声响起，和往日一样预告着新的清晨来临。不时从莱茵河吹来的风，带来阵阵枪响。两军已经开始交锋。卢歇一觉醒来，挣扎着让自己爬出沉睡的深渊。他头脑懵懂地感到在他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他昏昏沉沉地回忆起来。然后他才发现，桌上放着一张刚刚写过的纸。是诗歌吗？我什么时候写出这首诗的？是曲子，我亲手写的乐曲？我什么时候谱过这首乐曲的？啊，想起来了，是我的朋友狄特里希昨天请我给莱茵军作的那首进行曲！卢歇念了一下诗句，同时哼了一下旋律，感到毫无把握。每个艺术家一看到自己刚刚完成的作品，总是这样。正好隔壁房间住着团里的一位同僚，卢歇把曲子和诗拿给他看，唱给他听。那个朋友似乎颇为满意，建议几处稍加修改。得到这第一位听众的首肯，卢歇赢得了某种信心。怀着一位作者的全部焦躁不耐的情绪，这么快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因而颇为自豪。他马上就奔赴市长狄特里希的公馆。市长正在花园里作清晨的散步，同时酝酿一篇新的演讲。什么？卢歇来访？已经写完了？那好吧，咱们马上就练习一遍。他们两人走出花园，进入客厅。狄特里希坐在钢琴旁弹起伴奏，卢歇唱起歌词。市长太太被这出乎意料的清晨的乐曲所吸引，走进客厅，答应为这首新歌抄几份复件。她是训练有素的音乐家，马上就可以配出伴奏。这样今晚朋友们在公馆聚会时，就可以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歌曲合在一起，当众演唱了。市长狄特里希对自己漂亮的男高音歌喉颇为骄傲，决定完善地练好这首歌曲。4月26日拂晓时分，这首歌曲刚刚写完歌词，谱上乐曲，当天晚上就在市长府邸的客厅里，在碰巧到来的晚会客人面前，第一次进行演唱。

听众似乎很客气地鼓掌表示了欢迎，对在座的作者也用彬彬有礼的各种客套话，大事奉承了一番。但是不言而喻，位于斯特拉斯堡大广场上布罗格利公馆里的宾客丝毫也没有预感到，一支永垂不朽的旋律，驾着凡人看不见的羽翼，已经飘然降落到尘世的现实之中。一个人的伟大，或者一部作品的伟大，同时代人很少一眼就能看出。在这令人惊讶的时刻，市长夫人对此可谓感悟不深。她致哥哥的信函可以作证。信里她只把这一奇迹说成是一桩社交掌故而已。“你知道，我们家里常常宾客盈门，不得不总要想出什么新点子，让娱乐换换花样。所以我丈夫有了一个念头，请人谱写一首什么应景歌曲。工兵部队的上尉卢歇·德·利勒，是位可爱的诗人和作曲家，很快就写出这首战歌音乐。我丈夫凭他天生出色的男高音嗓子，马上就唱了一遍，非常动人，独具一格，比格鲁克[6]更为优秀，更加生动，更富活力。而我呢，就施展我的配乐天赋，给钢琴和其他乐器作成了一份总谱，所以忙得我不可开交。乐曲在我家演唱，全场听众都极为满意。”

“全场听众都极为满意”这句话，我们今天听起来显得令人意外的冷淡，仅仅留下亲切友好的印象，只博得不温不火的赞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马赛曲》在首演时还没有真正显出它的力量。《马赛曲》并不是让一个悦耳的男高音演唱的曲目，也并不适宜于在小资产阶级的沙龙里夹杂在一些浪漫曲和意大利咏叹调之间，由某个歌手来演唱。这首曲子一上来就以雷霆万钧之力，唱出重锤敲击、富有张力、扣人心弦的节奏，使人情绪激动，“Aux armes，citoyens（拿起武器，公民们）”，直接诉诸群众，一个群体，真正为它配乐的是铿锵作响的武器，激越嘹亮的号角，列队前进的兵团。不是为那些漠然地坐着休憩，舒适地乐享人生的听众所构思的，而是为一同奋起、一同战斗的伙伴们所创作的。不是让一个女高音或者男高音尽情炫技，而是让千百个群众引吭高歌的，是一首堪称典范的进行曲，胜利的凯歌，视死如归的悲歌，捍卫祖国的歌曲，整个民族的国歌。卢歇的这首歌产生于激情之中，始终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这首歌当时还没有点燃众人心里的火焰，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所具有的魔幻般的回响，还没有触及民族的灵魂。军队还没有认识到，它是自己的进行曲、凯旋曲，革命还不知道它是自己永恒的战歌。

一夜之间经历了这一奇迹的卢歇·德·利勒，像梦游者似的被一个叛逆的精灵引导着，他自己也和别人一样，没有预感到，那一晚上自己究竟写了什么。这个老实可爱的门外汉，看到应邀前来的客人使劲鼓掌，听到彬彬有礼的奉承恭维，自然欣喜异常。他怀着一个小人物的小小虚荣心，在他的外省圈子里使劲设法利用这个小小的成功。他在几家咖啡馆里，向伙伴们演唱这首新的旋律，请人把这首歌抄写几遍，分送给莱茵军的将领们。与此同时，奉市长之命，经军事当局推荐，斯特拉斯堡的乐队排练了这首《莱茵军的战歌》。四天后，斯特拉斯堡国民卫队出征时，军乐队在宏大的广场上演奏了这首新的进行曲。当地的出版商也出于爱国热忱，宣布准备印行这首Chant de guerre pour l'armée du Rhin（《莱茵军的战歌》），这是卢克纳尔将军[7]部队的下属毕恭毕敬地献给将军的。但是莱茵军里没有一个将军在行军时当真想要演奏这首新的曲子。于是卢歇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尝试，Allons，enfants de la patrie（《前进，祖国的儿女》）一曲在沙龙里取得的成功，看来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发生在外省的一桩小事，注定了将作为外省的小事一桩，而被人遗忘。

但是出自神来之笔的作品不会长久遭到埋没或者被人封杀，一件艺术品可以一时被人遗忘，遭到禁止或被人封杀，然而强劲的原始生命力，最终会战胜暂时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一个月，两个月，大家对这首《莱茵军的战歌》一无所闻。印刷的或手抄的歌篇放在人们手里，或传来传去，人们都很漠然。但是一部作品，只要能真正激动别人，哪怕就一个人，也就足矣。因为每一次真正的激动本身便具有独创性。在法兰西的另一端，在马赛，宪法之友俱乐部，于6月22日为即将出征的志愿军举行盛宴。长长的餐桌旁坐了五百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身着崭新的国民卫队制服；在这群人当中，也像4月25日在斯特拉斯堡一样，弥漫着同样慷慨激昂的气氛，只不过情绪更加热情，更加炽烈，更加昂扬。这得归功于马赛人奔放的南国性格。不再像宣战之初那样虚荣心重，而是怀着必胜的信心。因为不像那些将军夸下海口说的那样，法兰西的革命军只要跨过莱茵河，立刻就会受到民众张开双臂热烈欢迎。完全相反，是敌人一直挺进到了法兰西境内，深入腹地，自由受到威胁，自由的事业岌岌可危。

突然间，宴会上，蒙彼利哀大学的一个医科学生米勒尔敲响玻璃杯，站起身来。大家停止谈话，肃静无声，都望着他，期待他发表一篇演讲或者祝辞。可是这个年轻人二话不说，挥动右臂，起个音，唱起一首歌来。一首新歌，大家都不熟悉。谁也不知道这首歌是怎么落到他手里的。“Allons，enfants de la patrie！（前进，祖国的儿女！）”这一下子，就像一颗火星落到火药桶上，点燃了熊熊烈火。情感和情感，这永恒的两极碰在了一起。所有明天就要开赴前线的年轻人，都愿意为自由而战，并且准备为祖国而死。他们感到这歌词表达了他们真正的思想和内心深处的意志；歌曲的节奏以不可阻挡之势，激发了他们所有人的热情，如痴如狂，奔放激荡，唱完一节又一节，每节都受到热情的欢呼。整首歌一次又一次地重唱，旋律已被大家掌握，成为他们自己的旋律。众人激动得跳了起来，手举酒杯，以雷鸣般的嗓音，齐声唱出歌曲里的叠句：“Aux armes，citoyens！ Formez vos bataillons！（拿起武器，公民们！排好队伍！）”好奇的人们从大街上纷纷挤了进来，想听听这里如此热情洋溢地在唱什么歌。很快，这些人自己也跟着随声唱了起来。第二天，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哼着这个旋律。歌篇又新印了一版，广为流传。7月2日，那五百名志愿军出征时，这首歌跟着一同上路。在大路上走累了，步伐变得拖沓，只要有一个人起头唱这首歌，它那动人的节奏会立刻给大家以新的活力。他们走过一个村庄，农民们惊讶地、居民们好奇地聚在一起，望着他们，他们便齐声合唱这首歌。这首进行曲成了他们的歌。这首原本是为莱茵军创作的歌曲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他们队伍的战歌，表明他们愿意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死，他们却丝毫也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谁，什么时候创作的。这首歌就像军旗似的属于他们，他们要激情满怀地向前进军，把它带到世界各地。

不久之后，卢歇的这首歌就叫《马赛曲》。《马赛曲》到了巴黎，获得第一次伟大的胜利。6月30日，这营战士穿过郊区，军旗前导，歌声开路，巴黎大街上成千上万的民众驻足观看，翘首以待，庄严隆重地欢迎他们。当这些马赛人开过来，五百名男子汉迈着行军的步伐，仿佛众口一声地唱着这首歌，一而再再而三地唱着，歌声不绝。群众侧耳屏息，仔细谛听。这些马赛人唱的是首什么颂歌啊，这样美好而动人心弦？这激动大众心魄的战斗呼号，伴之以暴雨敲击般的鼓点，“Aux armes，citoyens！（拿起武器，公民们！）”给人多么巨大的震撼啊！两三个小时以后，这个叠句已在大街小巷回响。那首《这样就行》已被遗忘，旧日的几首进行曲也被人忘怀，老掉牙的歌曲统统给忘个精光：革命认识了它自己的声音，革命找到了它自己的歌曲。

这首进行曲的传播，犹如雪崩，所向披靡，伴随着胜利的进军，一往无前，势不可挡。这首歌各种宴会上唱，剧院里和俱乐部里，甚至教堂里唱完“Te deum”[8]之后，也都唱，不久甚至取代了“Te deum”。一两个月后，《马赛曲》变成了人民的歌曲，整个大军的歌曲。共和国首任国防部长赛尔万[9]，非常聪明地一眼看出了这样一首独一无二的民族战歌所具有的使人精力旺盛、欣喜若狂的力量。他紧急下令印制十万份歌篇，分发给各个部队。不出两三夜，这首无名之辈创作的歌曲比莫里哀、拉辛、伏尔泰所有的著作都更加广为流传。没有一次盛会结束时不唱《马赛曲》，没有一场战役打响时，团队的军乐队不首先奏响这首自由的战歌。在热马普和奈内文登[10]，各团官兵高唱《马赛曲》，列队前进，发起决定胜负的冲锋。敌方的将军们还按照老方子，只会向士兵分发双份的烧酒来鼓励士气，他们惊恐地发现，这“可怕的”颂歌所具有的爆炸性的力量，实在难以对付。这首歌曲，由成千上万名将士同声高唱，就像一股音韵嘹亮、铿锵作响的波浪，以汹涌澎湃之势向他们冲来。于是在法兰西各场战役的战场上空飘荡着的《马赛曲》就像那长着双翼的胜利女神奈克[11]，鼓舞着无数战士激情昂扬，视死如归。

与此同时，在许宁根的一座小军营里，有个极不显眼、毫无名气的工兵上尉卢歇，正在老老实实地设计着壁垒和防御工事。也许他已经忘记了他在1792年4月26日，那个业已淡忘的夜晚所创作的《莱茵军的战歌》。要是他在报纸上读到那另一首颂歌，那另一首像狂风暴雨似的一举征服了巴黎的战歌，他根本想也不敢想这首所向披靡的《马赛曲》，一字一句，一音一节，其实就是那天夜里在他心里，在他身上所发生的奇迹。因为命运的残酷嘲谑，啊——这一首震荡于九天之上，喧腾于众人之中的旋律，就只有一个人没有因此而青云直上，那就是呕心沥血谱写出此曲的那个人。法兰西之大，却没有一个人关心卢歇·德·利勒上尉。一首歌曲所得到的惊天动地的名声只属于这首歌本身，这盖世盛名连一丝影子也没有落到它的作者卢歇身上。印刷的歌篇上，没有印上作者的名字。若不是他自己激起了人家这段讨厌的回忆，他也完全不会引起当时掌权的老爷们的注意，因为只有历史才会制造这样高超的悖谬——这首革命颂歌的作者竟然不是革命者；正好相反：没有任何一个人曾像他那样想用他那不朽的歌曲推动革命前进，如今却想使出全部力量来拖住革命向后倒退。当马赛卫队和巴黎暴民嘴里唱着他创作的歌曲，冲进推勒里宫，废黜国王路易十六[12]的时候，卢歇对革命已深恶痛绝。他拒不向共和国宣誓，宁可辞职也不为雅各宾党效力。在他颂歌中的“liberté chérie（亲爱的自由）”这几个字，对于这位生性正直的人来说并非空话：他憎恶新的暴君，国民代表大会中的专制暴君的程度，不亚于憎恨国境之外的那些头戴王冠、涂了圣油的旧日暴君。当他的朋友，《马赛曲》的教父——狄特里希市长，卢克纳尔将军——《马赛曲》就是献给他的——，和那天充当《马赛曲》第一批听众的军官和贵族先后全被拖上断头台时，他对公安委员会[13]不加掩饰地公开表示不满。于是便发生了稀奇古怪的状况：革命诗人被当做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并且受到控告，加以审讯，罪名是叛国。幸而发生了热月九日事件[14]，罗伯斯庇尔被推翻，监狱门被打开，法兰西革命才免遭这样的奇耻大辱：竟把不朽的革命歌曲的作者交由“国民的剃刀”[15]去处理。

然而，真是这样的下场对卢歇还算是英勇赴死，而他实际遭到的结局，是在阴暗的角落，可怜巴巴地逐渐殒灭。因为不幸的卢歇从他一生中的确享有独创性的那仅有的一天算起，又苟活于世四十多年，漫漫上万个日日夜夜。他被褫夺了军装，扣掉了养老金。他写的诗歌、歌词、歌剧无处出版，无处上演。命运不能原谅这个门外汉，自作主张，贸贸然不请自来，闯入不朽者的行列。这个渺小的人物，做各种各样渺小的，并非都是干干净净的生意，维持他卑微的生活。卡尔诺[16]，后来的波拿巴出于同情，都设法帮助他，可是枉然。在卢歇的性格里有一部分已经无可救药地被那次偶然事件残忍地毒死、摧残。这次偶然事件让他当了三个小时的上帝和天才，过后又把他抛到一文不值、一无是处的境地。他同各式各样的权力机构争吵不休，抱怨不止。波拿巴愿意向他伸出援手，他却给波拿巴写去一些肆无忌惮、语气激愤的信。他公开自诩在国民公投时投票反对了波拿巴。生意往来把他卷进暧昧事件之中，由于一张汇票没有付款，他不得不进圣·彼拉琪债务监狱，去领教铁窗滋味。各级官府都不喜欢他，债主逼得他走投无路，警察又盯上了他，最后他只得躲到外省一个角落里，遭人摈弃，被人遗忘，像是从坟墓里伸出耳朵窃听他那不朽歌曲的命运。他有生之年还经历了《马赛曲》随着胜利之师冲向欧洲各国；经历了拿破仑刚刚登基当了皇帝，就嫌《马赛曲》过于革命，下令把它从所有节目单上划去；而卷土重来的波旁王朝完全禁止演唱《马赛曲》。一代人过去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又让他的颂歌，他的旋律以旧日的威力在巴黎的街垒上重新复活，市民国王路易·菲利普颁发给这位创作《马赛曲》的诗人一笔小小的养老金。只有这件事使那满腔悲愤的老人有些惊讶，世人居然还记得他，这位业已销声匿迹，被人遗忘的老人觉得简直就像是一场幻梦，但这仅仅是淡淡的一抹回忆。1836年，他在肃齐勒卢阿（Choisi-le-Roi）去世，享年七十有六。无人再提及他的姓名，也无人再认识他。又是一代人过去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赛曲》早已定为法国国歌，又气势磅礴地在法兰西各条战线上响起。政府下令，把这个渺小的卢歇上尉的遗体和渺小的波拿巴[17]中尉的遗体一样，安葬在荣誉军人教堂的同一个地方。于是一首不朽的歌曲的极不出名的作者终于长眠在他祖国最高荣誉的墓穴里，令人失望的是，此人别无其他名分，仅仅是一夜诗人。

卢歇塑像

[1]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成立的议会，国王路易十六依然在位，但国民代表大会却拥有最高权力。

[2] 弗里特里希·封·狄特里希（1748—1793），当时的斯特拉斯堡市长。后被雅各宾党人处死。

[3] 巴黎革命时流行的歌曲：“这样就行，这样就行，把贵族拉去吊在路灯上！”

[4] 卢歇·德·利勒（1760—1836），又译成鲁热·德·利尔。《马赛曲》的词曲作者。

[5] 在姓名之间加上“德”，表示贵族身份。

[6] 克里斯多夫·维利巴尔特·格鲁克（1714—1787），奥地利作曲家。

[7] 尼可拉斯·卢克纳尔（1722—1794），当时在法军服役的德国将军。支持法国大革命，1794年被送上断头台。

[8] “Te deum”为天主教赞美、祈求和歌颂上帝的庄严颂歌的第一句的开头，原文为拉丁文“Te，deum laudamus”，意为：“我们赞美你，上帝”。

[9] 约瑟夫·玛丽·赛尔万（1741—1808），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将军，法兰西共和国的首任国防部长。

[10] 热马普（Jemappes）和奈内文登（Nerwinden），1792年11月6日，法兰西革命军队在比利时的热马普大败奥地利军队，1793年3月18日，在奈内文登一役，奥地利大军又大败法兰西革命军，致使法军被迫退出比利时，法军统帅去职。

[11] 奈克（Nike），古希腊胜利女神。古罗马人称她为维克托莉亚（Victoria）。

[12] 1792年8月10日，巴黎民众冲进推勒里宫；9月21日国王被废黜；1793年1月21日国王被杀。

[13] 公安委员会，法国大革命后真正执掌权力的机关。

[14] 法国大革命后，改行革命历法。热月为新年历中的第十一月。热月九日，罗伯斯庇尔被推翻，从而结束了雅各宾党人的恐怖统治，史称“热月九日事件”。

[15] 指断头机。

[16] 拉萨尔·尼可拉斯·卡尔诺（1753—1823），法国大革命时的领导人物。1793年领导国防部，1795至1797年任法兰西共和国督政府的三督政之一。

[17] 巴黎荣誉军人教堂（又译荣军院）因安葬拿破仑灵柩而著名，为法国最高荣誉的墓穴。茨威格在文中并不强调拿破仑的功勋，称他为“渺小的”中尉，表现出作者的历史观和评论历史人物的独特标准。

滑铁卢：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刻

拿破仑

1815年6月18日

拿破仑

命运总是趋向强劲有力者和施行暴力者，多年来奴性十足俯首帖耳地屈从于个别的人：恺撒、亚历山大[1]、拿破仑。因为命运钟情于具有自然元素般爆发力的人，他们和它相似，都像捉摸不定的元素。

但有时，在历史的长河中会有殊为罕见的瞬间，命运一时脾气乖张，突然献身于某个微不足道的人。命运之线会顷刻之间落入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手里。这在世界史里可是最为令人惊奇的瞬间。重大责任的风暴把这样一些人卷入气势磅礴、豪迈壮阔的世界赌局之中，总使他们惊慌失措，而不是使他们欢欣鼓舞。他们总是浑身战栗地把抛到他们手里的命运随手扔掉，只有在极为罕见的场合，才会有人使劲抓住机遇，使自己也随之节节高升。因为宏伟之事屈就卑下之人只有一秒钟之久；谁若错过时机，永远不会再蒙眷顾。

[1] 亚历山大（前336—前323），即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武功盖世。

格鲁希[1]

维也纳会议的与会者轻歌曼舞，调情取乐，阴谋重重，争论不休。突然，消息传来，犹如炮弹霹雳轰鸣：拿破仑·波拿巴，这头套上锁链的雄狮，已经挣脱厄尔巴岛的囚笼。其他的信使接踵而至：拿破仑已占领里昂，已赶走国王[2]。国王的部队高举战旗，情绪狂热地投到他的麾下，他已进入巴黎，进入推勒里宫。莱比锡会战[3]和二十年杀人无数的战争全都白费。方才还连声抱怨、争吵不休的各国大臣，仿佛被一只利爪抓获，全都聚集一堂，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仓促中纷纷组建军队，以便再次击溃这个篡夺皇权的家伙。这次可要干净彻底地把他击溃。皇帝们、国王们组成的合法的欧罗巴，从来没有比在这乍一受惊，迷惑之际更加团结一致。威灵顿[4]从北方向法国挺进。普鲁士军队在布吕歇尔[5]的指挥下，从旁插入进行增援。在奥地利，施瓦尔称贝格[6]武装起来，各路兵团纷纷进军。俄罗斯的军队作为预备队，拖着辎重，横穿德意志的疆土。

布吕歇尔元帅

格鲁希元帅

拿破仑一眼就看到致命的危险。他清楚地知道，已经没有时间等待，不能听任这帮暴徒聚集起来。他必须在普鲁士人、英国人、奥地利人汇成一支欧洲军队，使他的帝国彻底沦陷之前，把他们分成几块，各个击破。他必须迅速用兵。不然，他自己国内心怀不满之徒就会抬头。他必须在共和党人势力加强，和保皇党人结成同盟之前，战胜联军。必须在两面三刀、捉摸不定的富歇[7]和他的对手及同类塔勒兰[8]联手，阴险狠毒地在他背后捅上一刀致他死命之前，就获得胜利。

他必须一鼓作气，利用军队高昂的士气、奔放的激情扑向他的敌人；每天都意味着损失，每一小时都危机四伏。于是他便孤注一掷，匆匆忙忙地把叮当作响的色子扔向欧洲最为鲜血淋漓的战场，扔向比利时。6月15日拂晓三点，拿破仑大军——目前也是他麾下唯一的军队——的先头部队，越过边界，16日在利尼城郊冲向普鲁士军队，把它击败。这是雄狮突破兽栏后发出的第一次猛击，可怕的一击，但并非致命的一击。普鲁士军队向布鲁塞尔撤退，这支军队遭受重创，但未被彻底消灭。

布吕歇尔元帅在战场上

于是拿破仑准备第二次打击，对象是威灵顿。他自己不作喘息，也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因为每天都会给敌人带来增援部队。而他身后的法兰西，那血已流干、极度不安的法兰西人民必须捷报频传，才会如饮烈酒，醉意醺然。6月17日，他率领全军直达加特布拉高地。他的敌人，那位沉着冷静、神经就如钢铁一样坚韧的威灵顿就在那里安营扎寨。拿破仑的设阵布局从未像这天这样缜密周全，他的军令也从未像这天这样清晰明确：他不仅周密考虑了进攻的步骤，也考虑到他面临的种种危险，那就是，布吕歇尔的军队虽被击溃但未被消灭，可能会和威灵顿的部队会师。为了阻止英、普两军会合，他分出一彪人马，亦步亦趋地追逐普鲁士军队，使得他们无法和英军接头。

拿破仑把追逐普军的这支部队交给格鲁希元帅指挥。格鲁希是个中庸资质的人，正直坦诚、勇敢可靠，是位骑兵将领；久经考验，然而也仅仅是名骑兵将领而已。他不是一个像缪拉[9]那样骑在马上热血沸腾、动人心魄的狂热斗士，不是像圣·西尔[10]和贝尔济哀[11]一样的战略家，也不是像奈依[12]似的英雄。没有战士的护心铁甲修饰他的胸膛，没有神话点缀他的形象，没有显而易见的特点使他得享荣誉，在拿破仑传奇的英雄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只有他的不幸，只有他的厄运使他名扬四海。他南北征战，参加各个战役达二十年之久，从西班牙打到俄罗斯，从荷兰打到意大利，慢慢地一直爬到元帅的尊荣地位，并非无功受禄，但也并无特殊建树。奥地利的枪林弹雨，埃及的炙人烈日，阿拉伯人的锋利匕首，俄罗斯的严寒冰冻，把他的诸多前任全都一扫而空。德赛[13]在马伦哥阵亡，克莱伯[14]在开罗捐躯，拉耐[15]在瓦格拉姆丧命。这元帅的最高尊荣，他并非凭着冲锋陷阵赢得，而是二十年战争枪炮轰鸣，为他扫清了道路。

拿破仑清楚知道，格鲁希并非英雄，亦非战略家，而是一个忠诚可靠的军人，勇敢、冷静。但是他手下的元帅有一半已埋首沙场，其余的元帅待在自己的庄园里安度晚年，情绪恶劣，没完没了地露宿战场，他们已不胜其烦。因而拿破仑被迫把进行决定性行动的任务托付给一个资质平庸的军人。

6月17日上午十一点，在利尼之战获胜后一天，滑铁卢之战前一天，拿破仑第一次把独立指挥的大权交付给格鲁希元帅。

一瞬间，就一天之久，生性谦逊的格鲁希，从等级森严的军队中脱颖而出，一跃进入世界历史。可是只是一瞬间而已，而这是什么样的一瞬啊！拿破仑下达的命令，措辞清晰。他自己挥师扑向英国人之际，格鲁希的任务则是率领拿破仑大军的三分之一尾随普鲁士军队，紧追不舍。任务显然再简单不过，直截了当，不致误会；可是也富有弹性，双刃锋利，犹如宝剑。因为在紧追敌军的同时，格鲁希还得时刻与皇上的主力部队保持联系。

这位元帅犹犹豫豫地接受了这道命令。他从来也不习惯独当一面，独立指挥。他深思熟虑，却无独创精神，只有在皇帝天才的目光指示他该采取什么行动，他才感到踏实，才心里有底。此外，他感受到在他背后，将军们对他极为不满；也许也感受到命运阴暗的安排。因而只有司令部就在附近，他才感到心安：因为他的部队和皇帝的主力部队只差三小时急行军的路程。

大雨滂沱之中，格鲁希辞别皇帝。他的士兵踏着泥泞不堪、又滑又软的泥土，慢慢地尾随着普鲁士人，或者至少是向着他们认准的方向缓缓前进，他们估计布吕歇尔和他的将士就在这个方向。

[1] 埃玛努埃尔·格鲁希（1766—1847），拿破仑皇帝晋升的最后一名法国元帅。

[2] 指拿破仑遭到放逐后在法国掌权的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八。

[3] 1813年10月16日至19日，反拿破仑的欧洲各国联军在莱比锡会战中大败拿破仑，致使拿破仑第一次兵败，被放逐于地中海的厄尔巴岛。

[4] 亚瑟·威灵顿（1769—1852），英军统帅。

[5] 盖布哈尔特·布吕歇尔（1742—1819），普鲁士统帅。

[6] 卡尔·菲利普·施瓦尔称贝格（1771—1820），奥地利统帅。

[7] 约瑟夫·富歇（1759—1820），法国政客。投机革命，成为政坛的不倒翁，任拿破仑的警察大臣，但与波旁王室暗通款曲。

[8] 查尔斯·莫里斯·塔勒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家。原为天主教主教，后投机革命，历任外交大臣，路易十八时，被迫去职。

[9] 约阿希姆·缪拉（1767—1815），拿破仑麾下的骑兵将领。骁勇善战，擢升为元帅，与拿破仑的妹妹卡罗琳娜结婚，成为那不勒斯国王。拿破仑兵败，缪拉被枪决。

[10] 罗朗·圣·西尔（1764—1830），拿破仑的元帅。

[11] 路易·亚历山大·贝尔济哀（1753—1815），拿破仑的参谋长，元帅，国防部长。

[12] 米歇尔·奈依（1769—1815），拿破仑的元帅。建立赫赫战功，滑铁卢兵败后，被路易十八处死。

[13] 路易·查尔斯·德赛（1768—1800），拿破仑的元帅。马伦哥一战，他身先士卒，战死沙场。

[14] 让·巴卜蒂斯特·克莱伯（1753—1800），拿破仑的元帅。1800年在开罗被刺身亡。

[15] 让·拉耐（1769—1809），拿破仑的元帅。瓦格拉姆战役中负伤，伤重不治。

加犹之夜

北边袭来的滂沱大雨下个不停。拿破仑的师团在黑暗中拖泥带水地走来，犹如一群淋得精湿的畜群。每个人的鞋底上都粘着两磅重的烂泥。没有过夜的地方，没有房屋。麦秸、谷草吸满了水，没法躺上去歇息。只好十几个士兵在瓢泼大雨之中挤成一堆，背靠着背直挺挺地坐着，勉强合眼睡觉。皇帝自己也不休息，他像得了热病，神经紧张，浑身都不自在。因为天气恶劣，雨水犹如密不透风的帷幕，无法分辨周围地形。探子传来的报告都混乱不堪。他还不知道，威灵顿是否已经应战，格鲁希那边没有发来关于普鲁士人的消息。于是他亲自在深夜一点，不顾倾盆大雨，沿着前哨一直走到英军炮击的射程之内，逼近英军的阵地。英军露营地里不时透过浓雾亮起一道烟雾缭绕的稀薄亮光。拿破仑这时制定进攻计划。直到天光微微泛白，他才回到加犹的小茅屋里，这里是他简陋寒碜的司令部。他收到格鲁希发来的最初几份报告，关于普鲁士人撤退的消息含糊不清，总算还有令人宽慰的允诺，他正对普鲁士人紧追不舍。雨渐渐停止，皇帝焦躁不耐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凝望着黄色的地平线，看远方是否逐渐显现出来，这就预示着决定性的一搏。

清晨五点，大雨完全停歇。他内心里的云雾也已消散，决心已定。他下达命令，九点整全军集合，准备冲锋。副官们纵马向各个方向驰去。不久，全队集合的鼓声隆隆响起。这时拿破仑才在他的行军床上躺下，睡上两个小时。

滑铁卢之晨

早上九点。部队还没有全部集结。一连下了三天雨，地面水湿松软，部队的任何调动都很困难，炮兵受阻，难以跟进。好不容易才云开日出，阳光普照，但是风力强劲。然而这次出现的可不是奥斯特利茨[1]的太阳，光芒万丈，预示吉星高照，而只是北国的日照，阴惨惨地散发出暗黄的光芒。部队终于集合完毕。开战之前，拿破仑再一次骑着他的白色骏马，检阅全军的队列。战旗上的老鹰和往常一样，在皇帝策骑走过时垂落致敬；骑兵战士杀气腾腾地挥动佩刀，步兵则把熊皮帽放在刺刀上，高举枪支向皇帝敬礼。战鼓齐鸣，发出狂热的阵阵鼓声；喇叭吹响，向统帅发出激越欢快的号声。但是所有这些嘹亮的号音，隆隆的鼓声都被七万健儿的嗓子齐声发出的惊涛骇浪般的雄壮的欢呼声“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所淹没。“皇帝万岁！”像震耳欲聋的滚滚雷鸣从团队上空越过。

拿破仑统帅大军二十年，没有一次检阅比这最后一次阅兵更为壮观，更为热烈。欢呼声还在空中回荡，十一点——比预期的时刻晚了两个小时，足足晚了两个小时，招致灾祸的两个小时！——命令已下达给炮手，炮击山丘，把那里的红衣士兵统统炸死。然后，奈伊元帅，这位“Le brave des braves（勇士中的勇士）”便率领步兵挺进。拿破仑的决战时刻开始。关于这次战役已有过无数次的描写，但是人们依然不厌其烦地阅读这场战役激动人心的起起伏伏，胜败交织，进退互显。华尔特·司各特[2]作过场面恢弘、气势磅礴的描绘，斯当达尔[3]作过轶事趣闻般的叙述。由近及远，由远及近，从统帅观战的山丘，从骑兵纵横飞跃的马鞍，都对这场波澜壮阔的战役作过细致入微的观察。这场战役是件艺术品，充满悬念和戏剧性；一刻不停地在恐惧和希望中变幻不定，突然又转化为极度深重的灾难瞬间。一出真正悲剧的范例，因为在这个别人的命运之中，整个欧洲的命运也随之确定。拿破仑一生光怪陆离的烟火绚丽异常，犹如一支火箭再一次直射九天之上，然后又挣扎着坠落下来，永远熄灭。

从十一点到一点，法兰西大军的各团人马冲上高地，占领村落和阵地；被击退后，又再度冲上高地。上万阵亡战士已盖满这泥泞潮湿的山冈，周遭阒无一人。交战双方除了人困马乏，全都一无所获。两支军队精疲力竭，两位统帅心神不宁。他俩全都知道，谁若首先获得增援，胜利就属于谁。威灵顿指望的是布吕歇尔，拿破仑指望的是格鲁希。

拿破仑在等待援兵

拿破仑不时神经质地抓起望远镜，一再派出传令官；只要他的元帅及时赶到，在法兰西又将再度升起奥斯特利茨上空的骄阳。

[1] 奥斯特利茨，在捷克境内，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在此大破俄奥联军。当天，太阳突破浓雾，阳光灿烂，使拿破仑得以看清联军的动向，有助于他的作战部署。

[2] 华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有关于滑铁卢战役的描写。

[3] 斯当达尔（1783—1842），又译司汤达，法国作家。原名亨利·贝尔。《红与黑》的作者。

格鲁希迷失方向

格鲁希手里掌握着拿破仑的命运而不自知。6月17日，他依照拿破仑的命令，在晚上出发，朝着预先指定的方向，尾随着普鲁士人。大雨已住，各连队年轻的战士像在和平的国土上逶迤前进。昨天他们才第一次尝到火药的味道；敌人一直没有现身，始终找不到被击退的普鲁士军队的踪迹。

正当格鲁希元帅在一间农舍里匆匆吞下早餐之际，脚下的土地突然轻声震动。大家一惊，竖起耳朵谛听。这阵声响像闷雷一再响起，倏尔又声息全无。这是隆隆的炮声，远处的炮兵在开火；可是又不算太远，最多相距三小时的路程。有几位军官用印第安人的方式扑倒在地，以便清晰地辨明方向。远处传来的这沉闷的炮声，经久不断。这是圣·让炮战，滑铁卢之战的序幕。于是格鲁希当即召开军事会议。他的副手热哈尔情绪热切、言辞激烈地要求：“Il faut marcher au canon！（迅速向炮击的方向进军！）”第二名军官附议：进发，迅速进发！对于他们大家来说，皇帝无疑已经冲向英国人，一场激战已经打响。格鲁希举棋不定，他一向习惯于服从命令听指挥。他死死地抱住交给他的一纸命令——要他盯住向后撤退的普鲁士人紧追不舍，不敢越雷池一步。热哈尔见格鲁希犹豫不决，情绪更加激烈：“Marchez aux canon！（请向炮声的方向进军！）”这位副司令官在二十名军官和文官面前提出的要求听上去直如一道命令，不像一声请求。这使格鲁希大为不悦，他以更加强硬、更加严厉的口吻作出解释，只要皇帝没有收回成命，另下命令，他必须出于职责，绝不允许自己擅自违令行事。军官们大失所望。炮声隆隆，不时打破这不祥的沉寂。

热哈尔仍然不肯罢休，作出最后的努力。他热切地请求格鲁希，至少允许他率领属下的一个师和少许骑兵奔赴战场，并且保证及时赶到目的地。格鲁希思考着。他思考的时间是一秒钟。

世界历史系于一个瞬间

格鲁希思考了一秒钟。就这一秒钟，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拿破仑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这一秒钟，在瓦尔海姆农舍思考的这一秒钟，决定了整个十九世纪，永远挂在人们嘴上——真是不朽——一个相当勇敢，也相当平庸之人的这一秒钟！皇帝的命令就公然放在他的手里，这双手神经质地把皇帝的灾难性的命令沙沙作响地夹在手指缝里。倘若现在格鲁希能鼓起勇气相信自己，相信明白无误的迹象，壮起胆子违抗皇帝的命令，法兰西就能得救。但是，他习惯于屈居人下，永远是服从上峰签发的命令，永远也不听从命运的召唤。

于是格鲁希一挥手断然表示拒绝热哈尔的主动请缨——不行，把人数这样少的军队再一分为二，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的任务要求他们紧紧追随普鲁士人，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他拒绝违抗皇帝的命令擅自行动。军官们沉默不语，满心气恼。他身边出现一片沉寂。而在这沉寂之中，那决定胜负的一刻飘然消逝，不可挽回——这是任何语言和行动都永远无法理解的事情。威灵顿获得了胜利。

就这样，他们继续行军。热哈尔、旺达默紧握双拳，怒不可遏。格鲁希不久就心神不定，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他越来越没有把握：因为很奇怪，普鲁士人始终不见踪影。他们显然已经离开了前往布鲁塞尔的方向。不久，大为可疑的迹象频频传来，普鲁士人不复撤退，而是转换战场，从侧翼插入。此刻，在最后关头，如果急行军，驰援皇帝，还有时间。格鲁希越来越心急火燎地等着消息，等着叫他撤回的指令。然而，毫无消息。只有沉闷的炮声震得地面颤动，从那边传来，越来越远：滑铁卢的钢铁色子已经掷下。

滑铁卢的下午

不知不觉已到下午一点。法军的四次冲锋虽然都被击退，但是他们也已给威灵顿的中央防线以重创，使之不复坚固；拿破仑已在安排决定性的一次冲锋。他下令布置在贝勒阿利昂斯前面的炮兵加强攻击。激烈的炮战还没有在山冈之间布满烟雾弥漫的帷幕，拿破仑最后一次审视战场。

他发现在东北方向有一股朦朦胧胧的阴影向前移动，似乎从树林中涌流出来：新到的部队！立即，所有的军官都把望远镜对准那个方向。这是格鲁希吗？是他大胆地背离皇上的命令，奇妙无比地在紧要关头及时赶来增援？可惜不是。被擒获的一名战俘报告，这是布吕歇尔将军的先头部队，是普鲁士军队。皇帝第一次预感到，那支被击溃的普鲁士军队想必已经摆脱了追兵，提前来和英军会合。而他自己的三分之一的军队却毫无用处，漫无目的地在到处乱兜圈子。他立即下达一道命令给格鲁希，指示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大部队保持联系，千方百计设法阻止普鲁士军队投入这场战役。

与此同时，奈依元帅奉命进攻。必须在普鲁士人抵达之前，将威灵顿打翻在地：获胜的机会突然已大大减少，发起任何攻击都不算过于冒险。于是整个下午，不断投入新增的步兵，向那座平台发起惊心动魄的惨烈攻击。法军一再攻克被炸得满目疮痍的村庄，又一再被炮火赶下山冈，又一再手擎高高飘扬的战旗，一跃而起，像一股汹涌奔流的波浪，扑向业已打得溃不成军的英军方阵。可是威灵顿依然还坚守阵地，而格鲁希那边依然毫无消息。“格鲁希到底在哪儿？他到底待在什么地方？”眼看着普鲁士的先头部队逐渐参加战斗，皇帝心情焦急地喃喃自语。他手下的指挥官们也焦灼不耐起来。奈依元帅横下心来，试图强攻，结束这场战斗。格鲁希是过于瞻前顾后，而奈依却是胆大包天（他胯下已有三匹战马被枪炮打中死于非命）。他集合了法兰西大军的全部骑兵，孤注一掷，发起绝无仅有的一次冲锋。一万铁骑兵和龙骑兵纵马飞奔，舍生忘死，声势浩大，直扑敌阵，令人惊恐。他们粉碎了英军的一个个方阵，刀劈炮兵阵地上的炮手，突破前面几道防线。虽说他们自己又一次被逼下高地，但是英军的兵力也已消耗殆尽，牢牢抓住那片丘陵的铁拳已经松开。伤亡惨重的法国骑军遭到炮击，退下阵来。这时，拿破仑的最后的预备队，老禁卫军步伐沉重缓慢地汇集起来，准备冲上小山。欧洲的命运就取决于谁占有这座小山。

骑兵在冲锋

决战

威灵顿

从拂晓起，四百门大炮就毫不间断地在阵地两边轰鸣。一队队骑兵从正面冲向不断开火的敌人方阵，刀剑碰撞，一片铿锵；战鼓猛敲，鼓点如雨，响声震耳欲聋。枪炮声、刀剑声、喊杀声，使得整个大地震颤不已！而在山上，伫立两座山头的双方统帅，却越过这嘈杂喧闹的人声枪响，侧耳细听。两个人都在倾听更加微弱的声响。

拿破仑和威灵顿两人手里握着的怀表，像小鸟的心脏发出轻微的滴答声，竟越过了雷鸣霹雳般的枪炮齐鸣，万众怒吼。两人都接连不断地拿起精确的计时器，计算决定他们胜负的最后援军还要几小时几分钟就会来到。威灵顿知道，布吕歇尔已近在咫尺。拿破仑则寄希望于格鲁希。他们两人的预备队都已消耗殆尽。谁若首先获得增援，谁就决定战局。两个人都举起望远镜察看林边。这时，普鲁士的先头部队犹如一阵轻烟薄雾开始在林边涌现。但这究竟是先遣的小股人马，还是普鲁士大军本身，因为受到格鲁希追击正仓皇遁逃？英军已兵力耗尽，正在进行最后的抵抗，但是法军也已精疲力竭。犹如两个角斗士面对面地站着，气喘吁吁，两臂颓然无力，正喘着大气打算和对方进行最后一搏：那不可挽回的决战时刻终于来临。

终于在普鲁士军队的侧翼开始大炮齐鸣：双方部队交火，枪声大作！“Enfin Grouchy！（终于盼到了格鲁希！）”格鲁希终于赶到！拿破仑松了口气。坚信这样一来，侧翼已经加固，他便集中全部剩余部队，他最后的人马，把他们再一次投向威灵顿阵地的中心部位，企图一举打断英军封锁布鲁塞尔的门闩，一举炸开欧罗巴的大门。

但是刚才响起的那阵枪声，是普鲁士军队和汉诺威军队之间的短暂交火，纯粹出于误会。普鲁士人向前挺进，一看汉诺威军队的军服和他们不同，误认为他们是法国军队。不久他们就停止交火。两支部队会合在一起，从树林中一涌而出，毫无阻碍，声势浩大。不，这不是格鲁希率领他的部队逼近，而是布吕歇尔。灾难就此来临。消息立刻在皇帝的军中传开。法军开始向后撤退，勉强还保持着队形。可是威灵顿却抓住这一性命攸关的瞬间，驱马直到英军胜利阻击、英勇守卫的山地前沿，脱下帽子，高举过顶，向节节败退的敌人连连挥动。他部下的官兵们立即明白统帅这一表示胜利的手势。霎时间，剩下的英军全都一跃而起，扑向法兰西大军的残兵败将。与此同时，普鲁士的骑兵从斜刺里冲向精疲力竭、溃不成军的法兰西大军：突然响起刺耳的尖叫，那致命的一声呼喊：“Sauve qui peut！（能逃命的快逃啊！）”前后不过几分钟之久，法兰西大军彻底溃散，这些惊恐万状、仓皇奔逃的人群，犹如一股激流，席卷了所有的人，包括拿破仑自己在内。尾随其后的普鲁士骑兵部队，冲进败军之中，犹如进入一股毫无阻力、毫无感觉的河水。在这条迅速流动、匆匆退却的江河里，人声鼎沸，惊叫狂喊，在一片惊恐万分的恐惧之中，他们在松动的人流中捞到了拿破仑的御用马车，大军的宝藏，全部炮兵。全靠夜幕低垂，夜色渐浓，才挽救了皇帝的性命，使他免当俘虏。当他在午夜时分，满身灰尘、肮脏不堪地在一家低矮的乡村旅店里筋疲力尽地跌坐在软椅上的时候，他已不再是皇帝陛下。他的帝国已经失落，他的王朝已经终止，他的命运已经终结：一个微不足道的渺小人物，一时胆怯，丧失勇气，把世上最为勇敢无畏、最具远见卓识的人，在二十年英勇奋斗创造的一切，全都击成齑粉。

返回日常秩序

大举冲锋的英国军队刚把拿破仑打倒在地，另一个人，当年还是个籍籍无名之辈，已乘坐另一辆专用马车，沿着大道驰向布鲁塞尔，从布鲁塞尔赶到海边，登上一艘等候着他的帆船。他启航过海前往伦敦，赶在政府专用的信使之前抵达首都。凭着这条当时还无人知晓的消息，成功地使交易所崩盘：此人便是罗特希尔特[1]。就靠这天才的一步棋，他建立了另一个帝国，创建了一个崭新的王朝。第二天英国已知道了胜利的捷报。在巴黎，那个背叛成性的叛徒富歇，也获悉拿破仑兵败的消息。在布鲁塞尔和德国各地已经轰然敲响胜利的钟声。

只有一个人到第二天早上，还对滑铁卢发生的惨烈战事一无所知，尽管他离这决定命运的场所只有四小时的路程：这就是那个倒霉鬼格鲁希。他执拗顽固，一丝不苟地按照计划，认真遵守命令，追击普鲁士人。可奇怪的是，哪儿也找不到普鲁士人的踪影。这使他感到忐忑不安，心里越发没底。只有隆隆的炮声一个劲地传来，越来越响，似乎是在发出呼救之声。大家感觉到脚下大地在震动，感到每发炮弹都一直射进他们心里。大家现在都心知肚明，附近发生的不是小型交火，而是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是决定胜负的决战。

格鲁希在军官们的簇拥下策骑前进，神情紧张，焦躁不安。军官们都避免和他讨论战事：他们的建议已经被他否决。

他们终于在瓦弗尔附近遇到了一支落单的普鲁士团队，遇到了布吕歇尔的后勤辎重，这下他们获得了解救。大家像发疯似的冲向普军构筑的防御工事。热哈尔一马当先，身先士卒，仿佛他为阴暗的预感所驱使，寻找杀身成仁的机会。一粒子弹把他撂倒马下：这位嗓门最高的警告者，终于沉默，不吭一声。暮色四合时，他们攻占了这个村子。但是他们立刻意识到，这场打败辎重队取得的小小的胜利，已经毫无意义。因为霎时间，那边，战场那边，已寂静无声。安静得令人心悸，平静得让人毛发直竖，叫人恐怖的一片死寂。他们大家都感觉到，惊雷轰鸣似的炮声，也比这令人精神崩溃的心里没底、胜负未决的状况更加好受。战局想必已经决出胜负，滑铁卢之役，胜负已定。格鲁希终于收到拿破仑那封催他驰援的短简，（可惜已经太晚！）这场规模空前的宏伟战役想必已经有人获胜，是谁获胜呢？他们彻夜等待，可是徒然！从战场那边没有传来任何消息，就仿佛整个法兰西大军已经把他们忘在脑后，他们就仿佛置身于一间不透明的房间里，四顾茫然，不知所终。到翌日早晨，他们才撤离宿营地，重新开拔，继续行军。大家全都精疲力竭，心里早已明白，他们不论如何行军，如何迂回，全都毫无目的。到上午十点左右，终于有一名总参谋部的军官飞骑驰来。大家扶他下马，向他提出无数问题。可是这个军官一脸惊恐，鬓角头发汗湿，因为作出超人的努力而浑身颤抖。他结结巴巴地说出一连串叫人听不明白的话。大家听不懂他说些什么，也不想听懂。大家把他看做一个疯子，一个醉汉。因为他说，皇帝不复存在，皇帝的大军已被摧毁，法兰西已被彻底打败。深感意外的将军们，渐渐地从那位参谋嘴里套出全部真实情况，那使人彻底沮丧、浑身瘫软的致命消息。格鲁希脸色刷地一下，变得苍白，支持不住，拄着佩刀，浑身发抖：他心里明白，他一生的殉难期从此开始。但是，他毅然决然地把这项遭人非难的罪责，全部承担下来。这个一向充当听人指挥、行动迟疑、屈居人下的将军，在这看不清摸不着的决定胜负的伟大时刻，贻误军机。可是此时此刻，直面这渐渐逼近的危险，他表现出了男儿气概，几乎显出英雄本色。他立即下令召集麾下全体军官，眼里噙着愤怒和悲伤的泪水，发表了一通简短的讲话，为他自己的迟疑不决作出辩护，同时也对此严加批评。军官们昨天还对他怒气冲天，此刻静默无声地听他发表讲话。人人都有资格控告他，并自诩比他意见更为高明，但是没有一个敢于出口非难，谁也不愿对他指责。他们默不做声，保持沉默。那强烈的悲哀，使他们大家都缄口不语，沉默，沉默。

恰好在延误时机之后的那一小时，格鲁希显示了他全部的军事才能，可惜迟了一步。等到他重新恢复自信，不再听从写在纸上的命令，他全部的优秀美德，深思熟虑，聪明能干，思考缜密，认真周到，全都显现出来。为五倍之众的敌人所围困，他率领自己的部队穿过敌营，顺利撤退，没有损失一门大炮，一兵一卒。他要去挽救法兰西，挽救帝国最后的一支部队。这真是一次战略出众的杰出成就。可是等他回到那里，已经没有皇帝来为他的战功致谢，也没有他可以摆开阵势与之对抗的敌人。他回来得太晚了，永远都嫌太晚。尽管现在从外表上看，他的前程还步步高升，被任命为最高司令，当选为法兰西贵族院成员。他在任何岗位上都表现得刚毅有为，极为能干。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赎回那唯一的瞬间。那一瞬间使他成为命运的主人，可他不能胜任。

这样伟大的瞬间，很少降临到凡俗之人的生命之中。当它无意中降临到一个凡俗之人身上，而此人却不会利用这一瞬间，于是便遭到可怕的报复。一切市民的美德，小心谨慎，听命服从，热心努力，沉着稳重，所有这一切都无力无奈地熔化在那壮观宏伟的决定命运的瞬间所呈现的烈焰之中。这一瞬间总是只要求天才的精灵脱颖而出，并把他塑造成亘古永存的塑像，而那犹豫不决之人则被它鄙夷不屑地一把推开。这一瞬间——这世上的另一个上帝，只使英勇无畏者升华，并用烈火般热情的双臂，将其举向英雄毕集的天国之中。

[1] 罗特希尔特，为国际银行财团家族，创始人为迈耶·阿穆谢尔·罗特希尔特，此处所指为其子纳坦·罗特希尔特（1777—1836）。他利用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在伦敦交易所进行投机，牟取暴利。

玛利亚浴场哀歌

歌德在卡尔浴场至魏玛途中

1823年9月5日

歌德

1823年9月5日，一辆旅行马车沿着乡间大道缓缓地从卡尔浴场向埃格尔驶去。清晨下了一场雨，已有秋日的凉意。峭厉的秋风从刚刚收获过的田野掠过，一望无际的蔚蓝色天空，覆盖着广袤无垠的田野。马车里坐着三个男子，萨克逊－魏玛大公国的枢密顾问封·歌德（卡尔浴场的度假客人名单上给他的尊称）和他的两名随从，他的老仆斯塔德曼和他的秘书约翰。歌德在新世纪[1]创作的所有作品几乎全部都是由约翰首先抄写下来的。两位随从谁都一言不发。在卡尔浴场出发时，年轻的妇女们和姑娘们把这位即将离去的贵宾团团围住，用问候和亲吻为他送行。此后，这位上了年纪的男人再也没有开过口。他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只有那道沉思的、内敛的目光，让人看出他内心的活动。在第一个休息站，他走下车来，两名随从看见他匆匆忙忙地用铅笔在随手拿来的纸上写字。一路上不论车在行驶还是停车休息，他一直停停写写，直到魏玛。刚到茨沃陶是如此，第二天在哈尔腾堡，在埃格尔，然后在波斯奈克，不论到达哪里，他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马车奔驰时，他构思的诗句，龙飞凤舞似的快速写下来。日记则只是简短地记了一笔：“改诗”（9月6日），“星期天续写此诗”（9月7日），“中途再次推敲此诗”（9月12日）。到达魏玛，到达目的地，这部作品也就完成了。它就是《玛利亚浴场的哀歌》，是他晚年最为重要、最涉及个人隐私的一首诗。因而也是他最心爱的诗篇，他富有英雄气概的诀别，也是他英勇无比的重新开始。

歌德有一次在谈话中把这组诗称作“内心状况的日记”。这是一份具有悲剧色彩的提问和怨诉的文献，反映他心灵最深邃的感情。也许记述他生平的日记里，没有一页像这首诗把他内心深处感情的起因和产生，这样坦率、这样清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他青年时代的抒情诗篇没有一首是这样直接地产生于什么契机，什么事件。我们看见，没有一部作品像这首奇妙的诗歌这样一步一步，一节一节，一小时一小时地逐步形成。这首出自七十四岁老人笔下的最深邃、最成熟的诗歌，的的确确是秋日盛开怒放的晚熟诗篇。他自己在和爱克曼[2]谈话时，称这首诗为“在一种极端激情如炽的状况下产生的作品”。他同时也以极为高雅的方式驾驭了诗歌的形式：人生最为火烧火燎的一个瞬间，公开地同时又秘密地转化为优美的诗歌。直到今天，差不多一百多年以后，他那枝叶繁茂、声名显赫的一生中，这片绚丽美妙的叶子，丝毫没有枯萎，没有黯然失色。这个9月5日，将永远铭记在未来世世代代的德意志民族的记忆里和感情中。

乌尔里克·封·勒维措

使人复活新生的奇异星辰正照耀着这片叶子，这首诗歌，这一个人，这个时刻。1822年2月，歌德身染重病，与病魔搏斗。猛烈的寒热使他的身体备受摧折，有的时候，他已失去知觉，他自己似乎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大夫们查不出明显的病兆，只感觉到病势凶险，都一筹莫展。可是，这病来得突然，去得也同样突然：6月份歌德前往玛利亚浴场，完全和从前判若两人。看上去那次突然发病，只是一次内心的返老还童，一次“新的青春期”的征兆。这个不苟言笑、僵硬古板的男子，身上的诗意几乎全都化为生硬的学究气，几十年来又一次只听从感情的支配。如他所说，音乐使他“心花绽放”，一听见有人弹琴，尤其是听见像斯齐玛诺夫斯卡[3]这样的美女弹奏钢琴，他眼里就噙满泪水；出于内心深处的冲动，他寻找年轻人做伴。他的朋友们十分惊讶地看着这位七十四岁高龄的男子，直到午夜还和女人们泡在一起闲聊，看见他几十年来又一次翩翩起舞。他骄傲地告诉人家：“在交换女舞伴时，大多数漂亮姑娘都和我握手共舞。”他那僵硬呆板的性格，在这个夏天神奇地消融了。现在他的心灵也像花朵绽放，着了旧日的魔法，那永恒的魔力。他的日记泄露了“温馨的幻梦”，“旧日的维特”又在他身上苏醒：接近女人，与她们交往，激励他写出小巧精致、优美动人的诗歌，揶揄风趣的戏剧和诙谐戏谑的小品，就像半个世纪前邂逅丽莉·旋纳曼[4]时所做的那样。可是选择哪个女性，仍然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起先他属意于那美丽的波兰女子，然后倾心于十九岁的乌尔里克·封·勒维措[5]。他那重新复苏的感情向这个姑娘倾注。十五年前他曾经对姑娘的母亲十分钟情，仰慕不已。一年前，他还只是像个父亲似的逗弄过这个“小女儿”。可是现在好感陡然之间上升为激情，于是一场新的病攫住了他整个身心，在火山爆发似的感情世界里，使他深受震撼，几年来没有一个经历这样深切地打动过他。这个七十四岁的老者竟像个男孩似的心醉神迷：一听到散步道上响起姑娘银铃般的笑声，他就撂下手里的活，急匆匆地跑下楼去迎着那个欢快的女孩走去，连帽子和手杖也顾不上拿。他也像个少年，像个青年男子那样在苦苦追求：于是一场最为怪诞的好戏就此开幕。在悲剧色彩之中，微微带有一些滑稽戏的成分。他和医生秘密商讨之后，便向他同伴中最年长的一位——大公爵[6]袒露心声，并且请求大公爵代他说服勒维措夫人，同意他向她女儿乌尔里克求婚。大公爵念及五十年前他们一起追逐女人的疯狂夜晚，也许不无幸灾乐祸的心情，对这位痴情汉暗暗发笑，此人可是整个德国、整个欧洲都尊为智者中最大的智者，本世纪最熟谙人情世故、最明察万物的睿智长者。大公爵一本正经地别上宝星和勋章，为这位七十四岁的老者去向那个十九岁少女的母亲请求答应姑娘的婚事。夫人的回答，人们知之不详——似乎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推脱拖延。于是求婚者歌德便置身于模棱两可之中，只是幸运地得到轻轻一吻和温馨的话语。而与此同时，他的渴求相思却使他激情如炽，五内俱焚，只求获得这样娇嫩的玉体，再一次拥有青春。这个永远焦躁不耐的男子，又一次为赢得眼前最高的恩宠而搏斗：他一片赤诚地从玛利亚浴场跟随着他的恋人来到卡尔浴场。在这里他那烈火一样炽热的愿望也只得到并不确切的回答。随着夏日的日益消逝，他身受的痛苦与日俱增。终于，离别之时临近，没有任何允诺，预示的幸福也少得可怜。等到马车的车轮转动，这位伟大的预见者感到他人生中一桩无比惊人的事件已告终结。但是最深刻的痛苦永远有个陪伴者，那就是在阴暗时刻的旧日安慰者：天才屈从于痛苦。要是在尘世间找不到安慰，就向上帝呼号。歌德又一次逃离人生的经历，遁迹于诗文之中。这种做法他已经有过无数次，现在是最后一次。为了答谢这最后的恩典，这位七十四岁的老者，怀着奇妙的感恩之情，在他这首诗篇里，写下两句他在四十年前创作的《塔索》[7]里的诗句，以便不胜惊愕地再经历一次这些激情：

人在悲痛之中，竟无语沉默，

上帝给我话语，把身受的痛苦诉说。

如今这位年迈老人坐在车轮滚滚向前的马车里陷入沉思。因为内心的渴求得不到确切的回答而心情烦闷。一清早乌尔里克还和她妹妹一起在“乱成一团的送别之际”，快步向他走来，她那富有青春活力的可爱小嘴还吻了他一下，但这是充满柔情蜜意的一吻，还是女儿亲吻父亲的一吻？她会爱他吗？她不会忘记他吗？他的儿子、儿媳正忐忑不安地期待着丰厚的遗产，他们能容忍这门婚事吗？局外人不会嘲笑他吗？明年，他对于乌尔里克来说，不会老得很不般配了吗？他若看见姑娘，他能指望这次重逢会给他带来什么？

这些问题来来回回地在他心里翻腾。突然有一个问题，最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变成一行字，一节诗——这个问题，这个忧愁，便形成诗篇。上帝给他话语，“把身受的痛苦诉说”。这声呼唤直截了当，简直是赤裸裸地，浸入这首诗中，这是内心激动的最强有力的迸涌：

我该指望从再次重逢得到什么，

直到今天，还依然是封闭的花朵？

乐园、地狱都向你把大门敞开，

我的心啊却激烈波动不断摇摆！

于是痛苦便泉水似的涌入水晶般晶莹剔透的诗节，奇妙无比地净化他自己混乱的思绪。正当诗人经历他内心杂乱无章的痛苦，“那郁闷的氛围”时，他的目光偶尔向上一抬，从那奔驰向前的马车向外，看到晨曦中展现的波希米亚宁静的景色，天国般和平的景象，和他内心的骚动不宁形成对照。他刚才看到的景观已经流进他的诗歌：

难道世界不是依然存在？壁立的山岩，

不是已经摆脱头上神圣的阴影重重？

田里的庄稼不是已经成熟？绿野葱茏，

不是沿着河流延伸，穿过牧场和树丛？

那超乎宇宙的宏伟景象不是布满苍穹，

呈现千姿百态，不久又混沌朦胧？

但是他觉得这个世界缺少灵气。在这样激情澎湃的时刻，他只能把一切和他心上人柔媚的形象结合起来才能理解。于是回忆便像通灵着魔似的，升华为更新一切的优美诗句：

一个窈窕的身影，多么轻盈秀丽，

纯净娇媚，在庄严的云层之中飘浮，

宛若天仙，仿佛高悬在蔚蓝的太空，

冉冉升起于虚无缥缈的香雾，

你于是看见她在欢快地挪动舞步，

那爱娇的仙女中的翘楚，翩翩起舞。

可是只有短暂的瞬间，可以把你迷住，

抓不住她，只抓住一个形体，似烟似雾。

回归心灵吧！你能找到她更多的迷人之处，

在你心里她不断地幻化成形状无数：

一个身影化为多种身影，令人结舌瞠目，

千变万化，越变越可爱，越变越娇媚脱俗。

还没有想定，乌尔里克的肖像便在他眼前产生，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描写乌尔里克如何接待他，如何“一步一步地给他幸福”，如何在最后一吻之后，又把“真正的最后一吻”印在他的唇上。于是这位年迈的大师想起这些人生幸福的瞬间，以无比崇高的诗歌形式，写下德语和任何语言中关于献身和爱情的最为纯净的一节诗句：

我们纯洁的胸中奔流着汹涌的激情，

想出于感激之情自觉自愿地

向更崇高、更纯净的陌生人献身，

一面破除永远未署名者的迷津；

我们称它为：保持虔诚！

当我站在她的面前，我感到

我有缘得享这样幸福的峰顶。

但是恰好在回味这幸福无比的状况时，这位遭到抛弃的男人为眼前的离别痛苦万分，此刻痛苦迸涌出来，几乎把这首绝妙诗歌崇高的悲歌气氛彻底粉碎。感觉坦率真诚，只有直接体验的经历本能地进行转化，才能在几年之中产生这种感觉。下面的怨诉，震撼人心：

如今我已远去！什么能与此时此刻

相比？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她馈赠给我许多瑰丽的珍宝；

但这只是负担，我必须把它们抛掉。

我到处乱转，心里是难以驯服的思念。

难以排遣，只有如潮的泪水无限。

然后升起最后一声呼喊，已经升无可升，那最为恐怖的一声呼喊：

忠实的旅伴，请在这里离我而去，

让我独自待在山岩边、沼泽里、苔藓上！

就这么行动！世界向你们敞开胸怀，

大地广袤无垠，天空宏伟辉煌；

去观察，研究，收集一切细枝末节，

自然的奥秘会向你们尽情绽放。

我从前还是众神的宠儿，享受恩宠；

如今我失去了宇宙，失去了我自己，

他们考验我，把潘多拉之盒交到我手里，

那么多珍宝财物，更多的是潜伏的危机；

他们唆使我凑向她那乐于施予的嘴巴，

接着迫使我分离，——然后让我扑倒在地。

这位城府很深的诗人，嘴里从来没有迸发出这样一节诗歌。这位在少年时代善于自我隐蔽，在壮年时代善于自我节制，平素几乎总是只用图像、暗语和象征来披露他内心最深秘密的诗人，临到老年，生平第一次这样出神入化地自由袒露他的感情。这位善于感觉多情善感的人，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也许五十年来，从来没有像在这张难忘的纸上，在他人生的这一值得纪念的转折点，把自我展现得这样栩栩如生。

这首诗写得这样神神秘秘，连歌德自己也觉得这是命运给予他的罕见的恩赐。刚回魏玛，都还来不及从事其他写作工作，或者处理家务，他便亲手用工整漂亮的笔迹，把这首哀歌精妙地抄写一份。就像一个修士待在静修室里，他花了三天时间，在一种特选的纸上，用端庄的字体，写下了这首诗篇。然后把它像个秘密似的收藏起来，不让家里的亲人看见，连最亲的亲人也不得见。连装订成册的工作，他也是亲力亲为，以免有人爱嚼舌头，冒冒失失地把这消息四下传开。他用红色羊皮作为封面，然后系上一根丝带（后来他让家人用精致的蓝麻布取代了这个红皮封面，重新包装这份诗稿，至今还能在歌德席勒档案馆里看到）。这些日子他充满烦恼，心情抑郁。他的求婚计划在家里只遭到家人的嘲笑，甚至使他的儿子公然表示怨恨。只有在他自己的诗句里，他可以逗留在他心爱的人儿身边。直到那位美丽的波兰女人斯齐玛诺夫斯卡再次前来造访，那明媚欢快的玛利亚浴场的日子所产生的感情才重新被激起，使他健谈，乐于讲述。10月27日，他终于把爱克曼请来，召到自己房里。从他开始朗诵这首诗时的特别庄严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对这首诗怀有何等特殊的钟爱。他先让仆人在写字台上安放两支烛台，然后才请爱克曼在烛光前就座，阅读这首哀歌。后来渐渐地，其他人，但也只是最贴近他的人，也听到了这首哀歌。因为按照爱克曼的说法，歌德保护这首诗，就像保护“一件圣物一样”。以后的几个月证明，这首诗对他的生活，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位重获青春的老者感到身体日益健康，可是不久就彻底崩溃。他似乎又一次濒临死亡的边缘。他拖着脚步从床边走到靠背椅，又从靠背椅走到床边，内心一刻不得安宁；儿媳出门旅行在外，儿子对他满腔怨恨。没人伺候这个被人遗弃的年迈病人，或者给他出出主意。这时策尔特[8]从柏林赶来，显然是朋友们招呼他赶快前来。这是歌德最最贴心的挚友。策尔特一眼就看出了歌德心里烈火熊熊，他惊讶不已地写道：“我看见什么了？看见一个人，看上去就像浑身浸入爱河，受尽青春的所有折磨。”为了治好他的病，策尔特一遍又一遍地“怀着内心的感动”，把他的这首诗读给他听，歌德也听个没够，真是百听不厌。歌德病愈之后，写信给策尔特：“真是特别，你用充满感情的柔和嗓音让我多次听出我是多么动情，这是我自己也无法承认的。”接着他又写道：“我不得把这首诗交给别人。既然我们生活在一起，那你得给我一读再读，一吟再吟，直到能背诵出来为止。”

歌德和乌尔里克的雕像

就这样，歌德霍然痊愈。正像策尔特说的“这支刺伤他的长矛，又使他伤愈”。可以这样说，歌德通过这首诗得以获救。痛苦终于得到克服，最后的悲剧性的希望终于被战胜，而他想和他心爱的“小女儿”结婚，共度婚姻生活的梦想就此告终。他知道，他再也不会到玛利亚浴场、卡尔浴场去，再也不会与这些无忧无虑的人投入欢快的娱乐世界。从此他的生活只属于工作。这位经受考验的老人放弃命运新的开始，另一个伟大的字眼取而代之，进入他的生活圈子：完成使命。他严肃地移动目光回顾他长达六十年之久的作品[9]，看到这部作品支离破碎，四下分散；既然不可能继续建造，就决定把它汇集起来。出版他的《全集》的合同已经签订，保护作者的权利已经获得。他的爱情方才还迷失在一个十九岁的少女身上，如今又回到他青年时代的两个最老的伙伴身边：《威廉·迈斯特》和《浮士德》。他精神矍铄地着手工作，上世纪[10]制订的写作计划写在发黄的纸上，现在予以更新。在他年届八旬之前，《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已经完成。年已八十一岁高龄的诗人，怀着英雄气概，着手写作他毕生的“主要作品”——《浮士德》。在富有悲剧色彩，决定命运的哀歌时日过去之后七年，他完成了这部长诗，并且以同样虔诚的心情，把这部长诗和那首哀歌一样，全都封存起来，向全世界保密。

在感情的两个氛围之间，在最后的渴望和最后的弃绝之间，在开始和完成之间，这个9月5日，离别卡尔浴场，告别爱情，通过令人震撼的哀诉化为永恒，成为二者之间的分水岭，内心转折的难忘的瞬间。我们可以把这一天称之为值得纪念的时日。因为这一天，强劲无比的感情汇成浩瀚壮阔的江河，涌入这首气势磅礴的诗歌之中，德国的诗歌从此再也没有经历过比这一天更为意义深远、壮丽宏伟的时刻。

[1] 即十九世纪。

[2] 约翰·彼得·爱克曼（1792—1854），德国作家。后任歌德的助手，因著有《歌德谈话录》而闻名。

[3] 玛利亚·阿伽塔·斯齐玛诺夫斯卡（1789—1831），波兰女钢琴家。

[4] 丽莉·旋纳曼（1758—1817），斯特拉斯堡银行家之女，歌德青年时代的恋人。1775年曾是歌德的未婚妻。

[5] 乌尔里克·封·勒维措（1804—1899），歌德前女友之女。1823年，歌德钟情于她，欲娶她为妻。

[6] 卡尔·奥古斯特（1758—1828），魏玛公爵。1775年延请诗人歌德到魏玛任职，两人是多年好友。

[7] 托尔夸脱·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歌德到魏玛后，曾创作名剧《托尔夸脱·塔索》。

[8] 弗里特里希·策尔特（1758—1832），德国音乐家。歌德的挚友。

[9] 指诗剧《浮士德》。

[10] 即十八世纪。

埃尔多拉多的发现[1]

约·奥·舒特尔，加利福尼亚

1848年1月

约翰·奥古斯特·舒特尔

[1] 传说中的黄金之国，据说位于南美洲北部的内地。这里指的是今天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

厌倦欧洲的人

1834年，一艘航行欧美的轮船从哈佛港出发，驶向纽约。在几百名亡命徒当中，有一个名叫约翰·奥古斯特·舒特尔的人，家乡是巴塞尔附近的里能贝尔克，时年三十一岁。他十分急切地想漂洋过海，远离欧洲各国的法庭。这个被指控为破产者、窃贼、伪造汇票的家伙，干脆抛下妻子和三个孩子，在巴黎凭着一张伪造的证件，弄到一点钱；如今起程去寻找新的生活。7月7日，他在纽约上岸，在那儿待了两年，干过各式各样合法的、非法的行当，当过打包工、杂货店职员、牙医，卖过药、开过小酒店；后来开了一家旅馆。生活稍稍安定一些，他却又把这旅馆卖掉，追随着当时的狂潮，前往密苏里。在那里他当上了农夫，很快就挣下了一小笔财产，可以安静地度日。可是老有人从他房子前面匆匆经过，皮货商人啦，猎人啦，冒险家啦，士兵啦，他们从西部来，到西部去。这“西部”一词渐渐地有了一种魔力。大家知道，西部首先就意味着草原，那里有数量惊人的牛群；行走几天，甚至几周，都不见人影；只有红皮肤的土人往来奔驰追赶野牛。然后便是群山耸立，高入云霄，无人攀登。最后终于看到了那另一片大陆，无人知道它的详情；它传说中的财富却受人百般称颂，这就是加利福尼亚，那尚未开发的大地。在那里牛奶和蜂蜜如河水般涌流，谁想得到就可以得到，无人阻拦——只是路途遥远，难以企及，路上有生命危险。

但是约翰·奥古斯特·舒特尔身上流淌的是冒险家的血液，不甘心安安分分地坐在家里，耕种他那肥沃的土地。1837年的一天，他卖掉了全部家当，装备了一支远征的队伍，带上车辆、马匹和牛群，从独立堡（Fort Indipendence），向那无人知晓的陌生地域进发。

进军加利福尼亚

1838年，两名军官、五位传教士和三个妇女乘坐牛车出发，进入无涯无际的茫茫大地。他们走过一片又一片的草原，最后越过山脉向太平洋进发。他们足足跋涉了三个多月，10月底到达温哥华。两名军官中途已离开舒特尔，传教士们不再前进，三个妇女因食物匮乏已经死于途中。

舒特尔于是孑然一身，温哥华人劝他留下，给他一个职位，都拴不住他——他拒绝一切挽留，那具有魔力的名字发出的诱惑已深入他的骨髓。他驾起一艘寒碜的帆船，穿过太平洋，首先抵达夏威夷群岛，历经无数艰辛，从阿拉斯加的海岸驶过，到达一个荒凉不堪的地方，名叫圣·弗朗西斯科，这个圣·弗朗西斯科并非今天的三藩市[1]，不是经过地震后发展速度倍增、傲然挺立、成为人口达几百万的大都市——不，那只是一个贫穷的渔村，因为圣方济修会的教士在此传教而得名；也不是那个籍籍无名的墨西哥的偏远小省加利福尼亚的省会。在新大陆最为富庶的地区，当时的加利福尼亚既无人管理，又无人开发，遭到废弃，荒芜一片。

西班牙式的杂乱无章，由于没有任何权威而变本加厉，暴乱频仍；缺少干活的牲畜，也缺少人手，缺乏拼命干活的劲头。舒特尔租了一匹马，驰向肥沃的撒克拉曼托谷地：仅仅走了一天，他就发现这里不仅可以创办一个农庄，一座大型庄园，也是建立一座王国的场所。第二天，他骑马到了蒙代累依那座破破烂烂的首府，拜会总督阿尔维拉多，向他说明自己有开垦这一地区的打算。他说他从夏威夷群岛带来了一些土著人，以后还打算陆续让这些干活勤快、吃苦耐劳的有色人种移居到这里。他自告奋勇要建造一些居民点，建立一个小王国，名叫新赫尔维蒂安。[2]

圣·弗朗西斯科当时只是一个渔村

总督问道：“为什么叫新赫尔维蒂安？”

舒特尔答道：“因为我是瑞士人，是共和主义者。”

“好吧，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块土地我租给你十年。”

诸位请看，那里很快就做成了交易。在这远离任何文明的地方，一个人单枪匹马独闯天下所得的报偿，和在家乡完全不同。

[1] 三藩市，即圣·弗朗西斯科的音译名，又名旧金山。当年这里尚未开发，一片荒凉。

[2] 赫尔维蒂安，即瑞士。瑞士人自称瑞士为赫尔维蒂安，因为最早的瑞士人为赫尔维蒂安人。舒特尔是瑞士人，以新赫尔维蒂安命名自己的王国，纪念自己的故国。

新赫尔维蒂安

1839年，车马成群的一支队伍沿着撒克拉曼托河岸，缓缓地向上游走去。打头的是骑在马上的舒特尔，腰间挎着枪，身后是两三个欧洲人，接着是一百五十名穿短衫的海岛土著人，后面跟着三十辆装满粮食、种子和弹药的牛车，五十匹马和七十五头骡子、母牛和羊，最后是一支人数不多的后卫队——这就是想要去征服整个新赫尔维蒂安的全部人马。

一片火海卷着红色的波涛在他们面前翻滚。他们放火焚烧树林，这是比砍伐这些树林更为方便的方法。熊熊烈火还在地上蔓延，他们便已经在冒着浓烟的树墩上开始工作。建造仓库，挖掘水井，在无需耕种的土地上撒下种子，给无数的畜群做起围栏，渐渐地，从附近地区涌来新的人流，他们来自那些荒凉的传教士建立的居民点。

他们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巨大成功。种子入土后获得了五倍的收成。粮食堆满谷仓，畜群也很快数以千计；尽管一直存在重重困难，尽管开拓者们需要征讨敢于一再闯入这块繁荣发展的居民点的土著居民，这个新赫尔维蒂安犹如热带植物，一个劲地疯长，拓展了疆域，规模日益宏大。他们开筑沟渠，建造磨坊，开设海外代理店[1]，河流上面船只往来不绝。舒特尔不仅供应温哥华和夏威夷群岛所需要的物资，也满足所有在加利福尼亚停泊的船只的需要。他种植水果，今天加利福尼亚的水果遐迩闻名，备受青睐。你瞧，到处都有繁盛的果林！他派人从法兰西和莱茵省引进葡萄藤，短短几年，葡萄园便盖满大片土地；亲自动手建造房舍和农场；派人从巴黎运来一台普莱耶尔牌钢琴，在路上走了一百八十天；用六十头水牛从纽约横穿整个大陆运来一台蒸汽机。他与英国和法国最大的银行有信贷关系，并有大笔存款。好了，此时他四十五岁，正处于他事业成功的巅峰，他想起十四年前曾经在世上某个地方撇下妻子和三个孩子。他写信给他们，请他们来到他的身边，来到他的王国。因为现在他感到手头非常宽裕，他是新赫尔维蒂安的主人，现在是，将来依然是世上最富有的大富豪之一。美利坚合众国终于从墨西哥[2]手里夺走了这块无人照管的殖民地。现在一切都有了保障，十分安全，再过几年，舒特尔便是世界上的首富。

舒特尔

淘金客

成千上万的淘金客涌向西部

[1] 海外代理店，即与海外企业有代销关系的机构。

[2] 加利福尼亚最初是墨西哥的殖民地。后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

灾难深重的一锹

1848年1月，约翰·奥古斯特·舒特尔的一个细木匠詹姆斯·W.马歇尔突然心情激动地跑到他家，定要见他。舒特尔不胜惊讶，他不是昨天才派马歇尔到柯罗马他的农庄，要他在那里建造一个新的锯木场吗？现在此人未经允许就擅自跑了回来，站在他面前激动得浑身发抖，把他推到房间里去，关上房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沙子，里头掺了几个黄澄澄的颗粒。他说，昨天挖地时，这种奇怪的金属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相信，这是黄金。可是其他人把他取笑了一顿。舒特尔听了，神情顿时严肃起来。他把这些黄色颗粒拿去进行分解试验：这的的确确是黄金。他决定第二天就和马歇尔一起到农场去。可是这位木匠师傅已经是染上这种不久便震撼世界的可怕的淘金热的第一人，得到证实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在暴风雨中连夜骑马赶了回去。

第二天清晨，舒特尔上校就到达柯罗马。他们拦阻了水渠，检查沙子。只要用一个筛子来回摇晃几下，亮晶晶的金色颗粒就留在筛网上面。舒特尔把几个白人召集到一起，让他们用名誉起誓，锯木厂竣工前绝不泄露此事。然后他神色严峻地又再骑马返回农场。他思绪起伏，心潮澎湃，就记忆所及，还从来没有听说过金子埋得这么浅，这么轻易就能到手。而这块土地是他的，是他舒特尔的财产。一夜之间似乎越过了整整十年：如今他已是世上最大的富翁了。

滚滚人流

最大的富翁？不，他成了世上最贫穷、最可怜、最失望的乞丐。八天之后，秘密泄漏出去。一个妇女——总是妇女坏事！——把这事讲给一个过路人听，还给了他几粒金子。接着发生了空前绝后史无前例的事情。舒特尔手下所有的工人全都撂下自己的工作——铁匠离开了锻铁炉，牧人抛弃了畜群，种葡萄的离开了葡萄园，士兵扔掉了步枪——大家都像着了魔，统统拿着随手抄起的筛子和平底锅，发疯似的狂奔着跑向锯木厂，从沙里筛出金子。一夜之间，整片土地被弃置：没人挤奶的奶牛吼叫着纷纷倒地毙命；围在牛圈里的野牛群冲垮围栏，践踏田地；庄稼熟了，无人收割，烂在地里；奶酪作坊不再开工，谷仓倒塌；组成庞大事业的巨大驱动装置停止运转。潮水般的电报越过陆地，越过海洋，宣布黄金唾手可得的佳音。人们从各个城市、码头涌来，水手们离开船只，政府官员离开岗位，漫长的看不到头的队伍由东向西赶来，或徒步，或骑马，或驾车，争先恐后的滚滚人流，犹如一群群蝗虫，淘金者的洪流。这些不受约束，凶残蛮横的乌合之众，除了拳头之外，不知其他任何法律，只认得手枪。他们在这一片兴旺发达的殖民地横冲直撞，眼里没有什么主人，谁也不敢拦阻这些亡命之徒。他们宰杀舒特尔的牛羊，拆掉他的谷仓，用来给自己建造住房；他们肆意践踏舒特尔的庄稼地，偷走他的机器——就像米达斯国王[1]在自己的黄金堆中窒息而死，一夜之间，约翰·奥古斯特·舒特尔变得不名一文，成了乞丐。

淘金

这场史无前例的淘金热潮越来越猛；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世界。单是纽约就有上百条船启航；1848年、1849年、1850年、1851年，从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每年都有大批冒险家扬帆远航蜂拥而至。有些人绕道霍恩角前来，但是最最迫不及待的那些人还嫌这条路过于漫长，他们另选捷径，越过巴拿马地峡，这是一条更为危险的道路。一家行事果断的公司毅然决然地迅速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施工过程中有数千工人死于热病，而这只是为了让那些焦躁不耐的人省去三四个礼拜的时间，尽快赶到淘金宝地，早日得到黄金。规模宏大的商旅队伍，各个种族的人群，操着不同语言，横穿大陆，络绎不绝。所有这些人都在约翰·奥古斯特·舒特尔的土地上挖金子，就像这是他们自己的产业。圣·弗朗西斯科属于舒特尔，这有政府签署的文件作证。然而如今，在这座以梦幻般的速度建造起来的城市的土地上，外来的陌生人互相出售和购买他的土地和田产。他的王国——新赫尔维蒂安，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埃尔多拉多”“加利福尼亚”这充满魔力的字眼。

约翰·奥古斯特·舒特尔再次破产。他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公然抢劫却束手无策。起先他试图自己也去挖掘金子，和他的仆人、同伴们一起共享财富，可是大家都离他而去。于是他干脆撤出这片产金地带，离开那条该死的河流和那些邪恶不祥的沙子，隐居在他的田庄里。他的妻子和三个长大成人的孩子终于在那里找到他。可是刚刚到达，他的妻子就因为旅途劳顿筋疲力尽，猝然去世。所幸三个儿子都在这里，约翰·奥古斯特·舒特尔和儿子们的八条胳膊，一起挥锄务农，充分利用这片肥沃得出奇的土地，经过艰辛的劳动，又一次发家致富。他心里又一次酝酿着、深埋着一个宏伟的计划。

[1] 古希腊传说中的米达斯国王，手指触及之物，全都变成黄金，最终死于黄金堆中。

诉讼

1850年，加利福尼亚被接纳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在合众国严厉的管束之下，争夺财富之后，在这醉心黄金的土地上终于又建立起秩序；无政府状态得到控制，法律又赢得了权利。

这时舒特尔突然出面提出他的要求。他坚称这块建立了圣·弗朗西斯科城（即旧金山——译者）的土地，根据法律归他所有。他的财产被盗窃，合众国有责任补偿他所遭受的损失，在他土地上挖掘出来的金子，他要求得到他应得的那部分。诉讼开始了。在他之前，人类还从未经历过这样规模宏大的案子。约翰·奥古斯特·舒特尔向在他的种植区内安家落户的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名农庄主提出控告，要求他们把偷来的土地归还给他；要求加利福尼亚州为他所修建的，属于他的道路、水渠、桥梁、水坝、磨坊支付两千五百万美元；要求合众国政府支付两千五百万美元作为被毁坏的庄园的赔偿；此外他还要求从发掘出来的黄金提取他自己的份额。为了进行这场诉讼，他让次子埃米尔在华盛顿上大学学习法律。为了打赢这场费用浩大的官司，他将几个农庄获得的巨额收入全部投入进去。为了这场官司，他费时四年，跑遍所有的政府机构。

1855年3月15日，法院终于作出判决，那位廉洁奉公的法官汤普生，加利福尼亚州最高司法长官，承认约翰·奥古斯特·舒特尔对这块土地拥有完全合法和不可侵犯的权利。

这一天，约翰·奥古斯特·舒特尔达到了目的，他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富豪。

结局

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富豪？不，他又一次遭到失败，成了世上最可怜的乞丐，最不幸的人，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命运又一次跟他开了一个最致命的玩笑，把他永远撂倒在地。听到法庭作出的判决，圣·弗朗西斯科，全州各地掀起了强烈的风暴，几万人聚众闹事。那些受到威胁的农场主，街上的流氓恶棍，一直渴望掠夺的暴徒，他们围攻司法大楼，纵火焚烧，寻找法官，企图对他施以私刑。一群胡作非为的团伙，前去掠夺和洗劫约翰·奥古斯特·舒特尔的全部家产。他的长子被匪徒逼得走投无路，开枪自杀；他的次子被匪徒杀害；他的第三个儿子逃走后，在回家的路上溺水身亡。一股烈火的狂涛燃遍新赫尔维蒂安，舒特尔所有的农场全都被大火烧成灰烬；他的葡萄园遭到践踏和毁坏；他的收藏和金钱被一抢而光。暴民、匪徒毫无怜悯之心，无情地把他巨额的家产，广袤的庄园变成一片荒芜。舒特尔自己好不容易才幸免于难。

这次打击沉重凶狠，约翰·奥古斯特·舒特尔再也没能缓过劲来。他的事业毁于一旦。他的妻子和儿子都死于非命。他被弄得精神迷乱恍惚，只有一个念头还在这业已迟钝的脑子里不时闪现：权利，官司。

此后，一个年纪衰迈、智力迟钝、衣衫不整的男子在华盛顿的法院大厦四周茫然徘徊踯躅了二十五年。办公大楼里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个身穿肮脏外套，脚踏破旧皮鞋，要求得到他的几十亿美元赔偿的“将军”。总有一些律师、冒险家和骗子想来拐走他最后的一点养老金，一再怂恿他重新起诉，再打一场官司。他自己并不图钱，他痛恨黄金，是黄金使他一贫如洗，是黄金杀死了他的儿子，毁了他的一生。他只要求他的权利，他以一个偏执狂患者的满腹牢骚，没完没了地絮叨，坚决想要讨回公道。他去参议院申诉，去国会申诉，掏心掏肺地向各式各样为他帮忙的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人把他的事情大肆渲染，给他穿上一套可笑的将军服，把这个可怜的不幸的人当做一个吓唬人的稻草人，从一个政府机构带到另一个政府机构，从一个国会议员带到另一个议员，就这样度过了整整二十年。从1860年到1880年，穷困潦倒的他，像乞丐似的度过了二十年。他曾拥有世界上最富庶的土地，在他的土地上屹立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第二大都会，这个城市每日每时都在扩大。而他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怀着强烈的渴望，在国会大厦周围踯躅徘徊，受到所有官员的嘲笑，遭到街上顽童和游手好闲者的戏弄。但是人们让这个讨厌的家伙一等再等，一直等着。1880年7月16日下午，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他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使他终于得到解脱——一个猝死的乞丐被人抬走。可是在这个死去的乞丐的口袋里却装着一份申辩书，确认他和他的继承人根据世上所有的法律，有权要求获得世上最大的一笔财产。

然而迄今为止，谁也没有要求获得舒特尔的遗产，也没有一个他的后代提出过要求。圣·弗朗西斯科依然屹立，整个州也依然屹立在那已非他所有的土地上，依然没有宣布他拥有的权利。只有一位名叫布莱斯·欣德拉尔斯的艺术家，至少赋予这个业已被人遗忘的约翰·奥古斯特·舒特尔以伟大命运的唯一的权利，让后世对他永志不忘，惊叹不已。

英勇的瞬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1]，彼得堡，

塞梅诺夫斯克广场

1849年12月22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

夜里他们把他从睡梦中拉走，

佩刀相碰，整个城堡响彻铿锵之声。

嗓音生硬，下达命令；逼人的影子犹如幽灵，

影影绰绰地在昏暗中晃个不停。

他们推他前行，走廊犹如深深的张开的咽喉，

阴森、漫长，漫长、阴森。

一道门闩，一声尖叫，打开一扇牢门，发出锐声；

然后他就感到天空在上，空气冰冷。

一辆囚车在等，一座长了轮子的坟。

他们急急忙忙把他推进这座坟茔。

他的九名同志，全都戴着

手铐脚镣，站在他身旁，

脸色苍白，沉默无声，

谁都一声不响。

因为每人都感到

囚车将把他们带到何方。

车下滚动的轮子，

把他们的生命夹在车辐中央。

轧轧作响的囚车

终于停住，院门立即大敞：

通过敞开的铁栅，

暗黑的一小片世界，以阴沉的目光

睡眼惺忪地正把他们凝望。

一个方块，四边都是平房，

低矮的屋顶盖着一层肮脏的寒霜，

围绕着一片黑沉沉的铺雪的广场。

浓雾犹如灰蒙蒙的布条

团团围住刑场。

晨曦以冰冻的滴血的光线

只掠过金顶的教堂。

他们排队站好，不声不响。

一名少尉宣读他们的判词：

因叛国罪处死，用火药和铅弹毙命，

执行死刑！

这句话说出来，就像一块巨石

投进寂静的霜冻的明镜。

声音清脆地一响，

就像有什么东西碎成齑粉。

然后这空洞的一声

就沉入冰冻的清晨的寂静，

掉进一座毫无声息的荒坟。

就像身在梦中，

他一时百感交集，万事攒心，

他只知道，现在非死不行。

有人跨出一步，把宽松飘动的尸衣

披在他身上，默不做声。

最后一句问候告别伙伴们，

目光热烈，

欲喊无声，

他把十字架上的救世主亲吻，

把十字架给他亲吻的神父，神情严峻。

然后

这十个人，每三人一组，

用绳索在刑柱上捆紧。

一名哥萨克

已急忙跑来，迈着快步，

面向步枪，把他眼睛捆住。

这时候——这是最后一次，他很清楚！——

趁他还没完全失明，彻底盲目，

他的目光贪婪地再看一眼那一小角天地，

这是上天的恩赐，特意为他传递。

在晨光中他看到熊熊燃烧的教堂四壁：

似乎幸福的最后晚餐要举行在这里。

教堂的外墙燃烧，烈焰四起。

里面盛满了神圣的霞光晨曦。

突然感到一阵幸福，他向教堂伸出手去，

就像死后祈求生命于上帝……

然后他们蒙住他的眼睛，黑夜一片。

但是身体里面

鲜红的热血开始奔流激荡，

鲜血之中

过往的一生冉冉升起，

浮现在洪流之中，溢彩流光[2]。

他感到

这一秒钟，献给死神的一秒钟，

将把业已逝去的往事

冲刷到他心里，一件件，一桩桩：

他整个的一生又要唤醒，

在他胸中化为无数图像；

童年时代，灰暗苍白、黯淡无光，

父亲、母亲、哥哥、妻子，

三桩友谊，两杯欢畅，

追逐荣誉的幻梦一场，耻辱一桩接着一桩；

那塑造一切的强烈冲动欲望，

让逝去的青春火辣辣地沿着血管奔腾流淌。

他又一次在内心深处感到他整个的一生时光

直到此时此刻，

他们把他捆在木桩之上。

于是审视、反省

把阴影向他的灵魂投放，

漆黑而又沉重难当。

这时

他感觉到，有一个人向他走来，

感到一阵阴森森的脚步声，悄无声响，

走近，近在身旁。

那人把手放在他的心上，

他的心就跳得更加微弱……更加微弱……不闻

声响。

再过一分钟——一切就都完事大吉。

哥萨克们

在对面排队完毕，军容光鲜整齐，

双手捏得咯吱作响，皮带飞舞不已……

鼓声隆隆，震裂空气，

这一秒钟直如几十个世纪。

突然一声断喝：

停止！

军官

迈出一步，霍地展开一张白纸，

再过一分钟，一切都完事大吉他的嗓音清亮明晰，

打破这期待中的静寂：

沙皇陛下，

神圣的意志无比仁慈，

收回了判决，

改判更宽容的刑罚，死刑废止。

这几句话听上去

那么古怪：是什么意思，他想不明白，

但是他血管里的鲜血，

现在又变得鲜红欢快，

向上升腾，开始轻声唱了起来。

死神

犹豫不决地爬出僵硬的四肢百骸。

眼睛依然蒙着不见天日，却感觉到

永恒的光明从四周向它们致意，以示关怀。

执法官

一声不响地给他解开绳套，

从他发烫的太阳穴撤下白色布条，

犹如一块皱巴巴的树皮，

从白杨树上剥掉。

两只眼睛踉踉跄跄地爬出坟墓，

依然怕光，依然微弱，

又回到业已放弃的人生，

四下摸索，动作笨拙。

那同一座教堂的金顶，

这时他又看见，

燃烧在旭日的红霞之间，

发出神秘的火焰。

朝霞展现盛开的玫瑰

围绕着金顶，似是虔诚祈祷模样；

柱头闪闪发光

以它那合并起来的手掌

犹如一柄神圣的宝剑，高悬天上，

直指艳红一片的云霞上方。

在那里，映照着明媚的晨光

在尘世教堂之上，升起一座上帝的教堂。

一股汹涌的光芒

把它炽热的波浪

泼进天空之中，一切全都铿锵作响。

团团浓雾

冉冉升起，烟雾缭绕，好像载负着

尘世间所有黑暗的重量，

升进天国般清晨的光芒。

地底深处传来的声响无比嘹亮，

就仿佛万千声音

汇成一阕合唱。

他这才第一次听见

尘世间所有的苦难，

人间火烧火燎的痛苦呻吟，

从大地之上走过，怀着激情。

他听见小人物和虚弱者的声音，

那些女人，她们白白地献出肉身，

那些妓女，自我嘲笑，自我蹂躏，

被污辱与被损害者的愤怒阴沉，

从来与微笑无缘的人们，孤苦伶仃，

他听见那些孩子们的啼哭，抽泣和哀告声声，

被人悄然勾引者，无奈地发出抢地呼天的悲声。

他听见所有受苦受难者的声音，

那些被抛弃的人，

那些沉默不语，遭人嘲弄的人，

大街小巷，日日夜夜，无数殉道者们，籍籍无名，

他听见他们的声音，

如何以无比强劲有力的旋律

一直飞进敞开的天庭。

他看见

只有苦难直向上帝座前飞升，

但是苦难的生活以铅块般沉重的幸福，

把其他人粘贴在滚滚红尘。

世间痛苦的合唱歌曲

腾空而起，逐渐上升，

在这股狂涛冲击之下，天上的光芒

终于扩展，臻于无垠。

而他知道，上帝将要

把他们大家逐一俯听。

他的天国响彻仁慈的声音！

上帝从不审判

穷苦之人，

无限的慈悲以永恒的光线

燃遍他天庭的众多大厅。

世界末日的四骑士[3]四下狂奔，

对于那个在死亡中经历人生的囚徒，

痛苦变成欢乐，幸福变成痛苦。

一个通体着火的天使

已经向着地面飘浮，

把神圣的，生于痛苦的爱情光柱，

一直光芒万丈地深深射进

他不断战栗的心灵深处。

这时他屈膝跪倒

犹如遭到狠狠一斧，

他突然真实地感到整个世界

和世上无限的痛苦。

他的身体战栗不住，

齿边泛起白沫，

痉挛使他面颊抽搐。

可是他的尸衣

浸透了泪水。

因为他感到，自从

接触过死亡苦涩的嘴，

他的心才觉得生命的甜美。

他的灵魂经过折磨和伤痛熊熊燃烧，

他清楚意识到

在这一瞬间

他和另一个人惟妙惟肖，

此人千年前钉在十字架上备受煎熬。

而他犹如此人，

自从接受了那个滚烫的死亡之吻，

为了痛苦之故，必须热爱生命。

士兵们把他从木桩拉开，

他的脸

呈灰白色，犹如失去一切光泽。

他们

粗暴地把他推回到死囚的行列。

他的目光

和先前不同，完全朝着内心，

在他不时颤动的唇边，

泛出卡拉玛佐夫兄弟[4]焦黄的笑影。

陀思妥耶夫斯基墓，上刻着《卡拉玛佐夫兄弟》一书的献辞

[1]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自幼患癫痫症，父母双亡，童年阴惨。1846年，因小说《穷人》一举成名。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彼特拉谢夫斯基交往，参加其小组，1849年，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后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赦免，改判流放、苦役，服兵役。患哮喘病，继续写作，不断发表佳作，蜚声文坛。1881年，死于肺气肿。

[2] 在即将辞世的最后关头，陀思妥耶夫斯基回顾自己短暂的一生。黯淡的童年，坎坷的人生，和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等人的友谊，并不顺遂的感情生活，转瞬即逝的荣誉和晴天霹雳般的厄运。

[3] 参看《新约》“启示录”第6章。四骑士分别象征瘟疫、战争、饥馑和死亡。

[4] 卡拉玛佐夫兄弟为同名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主人公。该书全面体现了作者的社会、哲学、宗教和道德观念。

越过海洋的第一句话

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1]

1858年7月28日

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

[1] 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1819—1892），美国企业家。为铺设第一条跨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作出贡献。

新的节奏

千万年，也许千百万年之久，自从被称为人的奇怪生物漫步在这世界上以来，计算地球上运动的尺度再也没有比骏马的奔驰，车轮的滚动，船桨划动的或风帆驱动的船只的行动之外，另有其他更高的尺度。我们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这一狭窄的、为人类的意识所烛照的时空之中，科技的进步林林总总，运动的节奏却没有取得明显的加速。华伦斯坦[1]的部队前进的速度未见得比恺撒的军团更为迅速，拿破仑的大军也未必比成吉思汗的人马前进得更快。纳尔逊的桅帆战舰在横渡海洋时只不过比维京人的海盗船和腓尼基人[2]的商船稍快几分。拜伦爵士在他的恰尔德－哈罗尔德－之行[3]中一天的行程比奥维迪乌斯[4]流亡到黑海海滨去的路程多不了几公里。歌德在十八世纪出门旅行未必见得比使徒保罗在千年伊始出行之时会舒适多少，快捷多少。在拿破仑时代和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各国之间在时空两方面的距离都相距甚远，毫无变化。物质的抗拒依然对人的意志占着上风。

只有到了十九世纪，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世上速度的尺度和节奏。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十年、二十年，各国、各民族比以往几百年都更为接近。通过铁道、汽轮，以往几天的旅行一天就能完成，迄今为止漫长的若干小时的路程，几刻钟、几分钟就可以走完。然而同时代人尽管得意扬扬地感到，自有火车、汽轮以来，速度不断提高，但这些发明毕竟还都可以理解，因为这些工具只不过使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速度提高五倍、十倍、二十倍而已。单凭肉眼，单靠感觉都还能够跟上这些发展，并且对这些似乎像是奇迹的事物作出解释。然而，电的最初成就，就其效果和影响而言，就完全出乎意料。电，还在摇篮里时就已经是赫库勒斯[5]，是一个巨人。它推翻了迄今为止的一切规则，摧毁了一切有效的尺度。我们出生也晚，永远也无法感受那一代人对于电报机的最初成就表现出来的惊讶，他们的极度惊愕和洋溢热情。就是这同一个微小的，几乎感觉不到的电的火花，昨天通过莱顿瓶[6]，只伸出一寸，达到手指的关节，使之有麻麻辣辣的感觉，今天突然获得妖魔般的力量，能一下子飞跃各个国家，整座山脉，整片大陆。还没有悟透的思想，墨迹未干刚刚写下的字句，在同一秒钟就可以在千里之外接获，读到，理解，那看不见的电流，在细小的伏特电棒的两极之间振荡颤动，可以跨越整个地球，从一端到另一端。物理试验室里玩具般的机器，昨天刚刚能够通过摩擦一片玻璃，吸住几张小纸条，今天却已比人的肌肉力量和速度增长千万倍、亿万倍，传递消息，驱动车辆，用灯光照亮街道和房屋，像看不见的风神[7]那样飘浮在空气之中。正是由于这个发现，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才发生了自创世记[8]以来具有决定性的改变。

对于全世界而言，意义最为重大的，乃是1837年。在这一年，电报机第一次使迄今为止彼此隔绝的人们的经历能同时为人获悉。但这一年在我们学校的教科书里却很少提及。令人遗憾的是，学校的教科书始终还总认为讲述历次战争、个别的统帅或国家打的胜仗，要比记载人类获得的真正的胜利——因为是共同的胜利——重要得多。可是近代史上没有一个日期，就心理上所产生的影响深远的效果而言，可以和时间价值的这一变化相提并论。自从在巴黎同时能够知道，这一分钟在阿姆斯特丹、莫斯科、那不勒斯和里斯本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就此改观。只要再迈出最后一步，世界其他部分就都能包容到那个美妙无比的关联之中，整个人类共同的意识也随之建立。

但是大自然还在反抗人类这最后的结合，它横生枝节，设置障碍，足足还有二十年之久，被大海阻隔的那些国家还被排除在外。由于有绝缘磁罩，电火花可以在电报杆上不受阻碍地向前跳跃，而海水却会吸收电流。通过大海拉一条电线是不可能的，除非发明一种东西，能在海水当中让铜制的或铁制的电线得以绝缘。

所幸这是科技进步的年代。一项发明会向另一项发明伸出援手。在陆地上使用电报几年之后，人们便发现了古塔橡胶[9]，这种材料适合于在水下为电线绝缘。现在可以把大陆对面最重要的国家英国连接到欧洲电报网里。有位名叫布雷特[10]的工程师在日后布莱里奥[11]首次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同一个地方，铺设了第一根电缆。一件愚蠢的意外事件使得此举没有立即取得成功。因为在布罗涅有个渔夫以为找到了一条特别肥硕的鳗鱼，把已经安设妥帖的电缆拽出水面。可是在1851年11月13日，第二次试验成功。这一来英国同大陆连接在了一起，从而欧洲才真的成了欧洲，变成一个人，用一个脑子一个心脏，同时经历同一时间发生的一切事件。

在这么短短的几年中——在人类历史上，十年不就是短短的一个瞬间而已吗——就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功，不言而喻，势必激起了那代人难以估量的勇气。人们尝试的一切，全都圆满成功了，而且成功得都像梦幻似的迅速。仅仅几年之久，英国已经和爱尔兰、丹麦、瑞典、科西嘉岛整个欧洲大陆都建立了电报联系。人们已在探索着把埃及，并进而把印度也纳入电讯网中。但是地球上还有一部分，尽管恰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似乎持续被排除在包罗全球的链条之外：这就是美洲。因为无论是大西洋还是太平洋，全都无限辽阔，无法设立中转站。怎能用一根电缆把它们串联起来？在那电力发展的幼年时代，还有许多因素尚未为人所知。海洋的深度尚未测量出来，对于海洋的地质结构，大家只有模糊的概念。在这样深的海底里设置电缆，是否能经受得住这排山倒海般汹涌海水的压力，这还全然没有经过测试。而且，即使技术上有可能在这样深的海水中安全地铺设这么一条不见首尾、无穷漫长的电缆，哪里会有这么大的一艘巨轮，能承载两千海里长的铜铁金属线呢？又哪里会有这么强大的电动机能把电流完好无损地输送到如此漫长遥远的距离？如果乘轮船驶过这段距离至少需要两三周的时间呢。所有这些先决条件还全都不具备。还没人知道，在大洋深处是否存在磁铁的磁场，会把电流引开，也不具备足够的绝缘材料，没有可靠的测量仪器，电学才刚从无意识的百年迷梦中睁开眼睛，大家只知道电学最初的一些规则。因此当学者们听到有人只是偶尔提到铺设越洋电缆的计划时，都激烈地表示否定：“不可能！荒谬绝伦！”技术人员当中最勇敢的分子也只是说：“也许以后可行！”

迄今为止使电报机技术得以臻于完美境地的莫尔斯[12]，也认为这种计划捉摸不定，纯属冒险。不过他作了这样的预言：倘若铺设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真的获得成功，这将是“the great feat of the century（本世纪最为光荣的业绩）”。

为了使一个奇迹，或者一件奇妙的事情得以完成，首要的前提条件永远是个别人对这个奇迹深信不疑。一个固执己见者纯朴天真的勇气，恰好可以在饱学之士犹豫不决时，给予富有独创性的促进。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在这里，也是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推动了这项宏伟壮丽的工程。一位名叫吉斯波恩[13]的英国工程师，在1854年，想从纽约铺设一条电缆到美国最东端的纽芬兰，以便早几天就能收到从船只上发出的消息。因为资源枯竭，这项工程不得不中途停顿。于是这位工程师便前往纽约去找那里的金融界人士。在那里，纯属偶然地——世上诸多光荣业绩皆因巧遇而产生——他碰到了一个名叫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的年轻人。费尔特是个牧师的儿子。他在经商过程中迅速取得多次成功，成为巨富，年纪轻轻便可功成身退，带着一大笔财产，去过悠闲的生活。这位闲居家中的年轻人，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无法长此以往地无所事事。吉斯波恩设法赢得这位年轻的成功人士的资助，把电缆从纽约铺设到纽芬兰。而这位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不懂技术，不是专家——有人要说：幸亏他不懂行！他对电力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见过一根电缆。但是这位牧师之子天生地怀有激烈的信念，这个美国人天生地怀有强烈的冒险精神。精通专业的吉斯波恩只是瞩目于直接目标，把纽约和纽芬兰连接起来。而那位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却立即把眼光放得更远。为什么不用一根海底电缆立刻把纽芬兰和爱尔兰连接起来？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立即动手进行这项工作。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在这些年里，他往返航行于大西洋的东西两端，达三十一次——他真是铁了心，从此时此刻起，把他的全部身心和财力都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那决定性的火花已经点燃，凭着这火花的迸发，一种思想就获得了在现实中爆发的力量。这种新型的激发奇迹的电的力量和生命的另外一种生机勃勃、无比强烈的元素结合起来：那就是人的意志。一个人找到了值得他毕生从事的任务，一项任务也找到了把它完成的人。

[1] 阿尔布莱希特·封·华伦斯坦（1583—1634），十七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天主教各国的联军统帅。战功显赫，企图私自与新教各国媾和以结束战争，被奥地利宫廷派人刺死。

[2] 腓尼基人古代在地中海东岸建立城邦，善于航海、经商。

[3] 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1）的名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书中记述自己的旅行观感和异国风光。

[4] 奥维迪乌斯，即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前43—18），曾被流放到黑海之滨。

[5] 赫库勒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为孔武有力的大力士。

[6] 莱顿瓶，旧式的电容器，为带有金属棒的玻璃瓶，最早在荷兰的莱顿使用。

[7] 风神（Ariel），空气中的精灵，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和歌德的《浮士德》中均有出现。

[8] 即有史以来。《圣经·旧约》的第一篇即“创世记”，记载上帝如何从无到有，创造世界。

[9] 古塔橡胶，即马来树胶。

[10] 约翰·沃特金斯·布雷特（1805—1863），英国工程师。致力于海底电缆的铺设。

[11] 路易·布莱里奥（1871—1936），法国工程师。1909年7月25日驾驶自己制造的飞机在法国加莱起飞，飞越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的多佛。

[12] 萨缪埃尔·莫尔斯（1791—1872），美国科学家，电报的发明者。1837年在纽约演示他发明的电报机。他的改进后的电报机为各国采用。

[13] 弗里德里克·牛顿·吉斯波恩（1824—1892），生于英国，1845年定居加拿大，电学专家。

准备工作

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和干劲投入工作。他和所有的专家取得联系，不断造访各级政府，谋求官方的允许，在欧美两洲创建一家公司，以便筹集必要的资金。这位完全无人知晓的无名氏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冲击力，他内心怀着的信念如此富有感染力，他对电力作为一种新型的神奇力量的确信是如此坚定有力，他在英国投放的三十五万镑原始股金在几天之内便全部被人认购完毕。只需邀集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伦敦最富有的大商人，建立一家电报机设计和维修公司，就足以使金钱源源不断地涌入。便是萨克雷家族和拜伦夫人的名字也出现在认购者之中。他们并无商业上的附带目的，只是出于道义上的激情出手赞助这项工程。这充分表露出，在斯蒂文森、布吕奈尔[1]和其他伟大工程师的时代，一切与技术和机械有关的事物都能在英国激起乐观主义，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能为一个纯属奇幻怪异à fonds perdu（绝对亏本）的工程筹集到这么庞大的一笔资金。

因为这项计划开始着手时，唯一有把握的只有铺设电缆的大致费用的估算。技术上究竟应该如何实施，并无先例可循。在整个十九世纪，还从来没有设想过、计划过类似规模的工程。因为横跨整个一片汪洋大海，又怎么能和跨越多佛和加莱之间的狭长水域相提并论？在多佛和加莱之间铺设电缆，只要在一艘普通轮船的露天甲板上放下三四十海里的电缆就行了。电缆缓缓地一圈一圈沉入水中，就像船锚从绞盘上慢慢放进水里。在英吉利海峡铺设电缆完全可以静候一个特别风平浪静的晴朗日子，大家对海底的深度了如指掌，眼前总是不断地可以见到海峡此岸或彼岸，从而避免发生任何危险的意外事件。仅仅只要一天就可以顺顺当当地把两岸的联系建立起来。而要跨越海洋，至少先要不断地航行三周，不可能把长好几百倍，重好几百倍的电缆敞开堆放在甲板上，任凭各种恶劣天气恣意侵袭。另外在那个时代根本就找不到一艘轮船拥有足够宽大的船身，可以在货舱里容纳这样一个由铜、铁和马来橡胶制成的巨灵般庞大的蚕茧，没有一艘船有足够的力气，可以承载这样巨大的重量。至少需要两艘船，这两艘主要轮船又必须有其他船只护航，以便确保最短的航线，且倘若发生意外事故，可以提供援助。

尽管英国政府为此目的提供了“阿加门农号”战舰，这是英国拥有的最大战舰之一，曾经作为英国海军的旗舰，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海战[2]，美国政府提供了“尼亚加拉号”战舰，一艘吃水量为5000吨的三桅快速战舰（这是当年最大吨位的舰船）。但是这两艘战舰都必须先行改造，以便每艘船都能装载用来连接地球两大洲的这条奇长无比的电缆的一半。自然，主要的问题还是电缆本身。这是一条连接世界两大洲的巨型脐带，对它提出了匪夷所思的要求。因为这条电缆必须像钢铁的缆绳一样坚固结实，既不会被扯断，又富有弹性，便于轻易地铺设。它必须经受得起一切压力，承受得住任何重负，又必须像丝线一样光滑，便于缠绕。它必须粗壮，但又不宜过于庞大。一方面既要坚固结实，另一方面又要如此精准，可以让微弱的电波能够引起震动，传送到两千多海里之外。在这条硕大无朋的电线上，任何微小之极的裂缝，小得惊人的凹凸，都会使这经历十四天航程的信息传递工作遭到破坏。

但是人们决心大胆一搏！现在各个工厂在日日夜夜赶制电缆。这一个人的妖魔般的意志推动着所有的车轮滚滚向前。整座整座的铜矿、铁矿都为这一根电缆开采净尽；整座整座的橡胶林流尽胶乳，为如此之长的缆绳制作绝缘护层。再也没有比以下数据更感观形象地表现这项工程惊人巨大的规模：一根长达三十六万七千英里的电线织进这一根电缆，足够绕地球十三圈，也足以把地球和月亮连接起来。人类自从建造巴别塔[3]以来，还从来没有勇气，在技术上大胆进行比这更为宏伟壮丽的工程。

[1] 乔治·斯蒂文森（1781—1848），英国工程师，火车头的发明者。马克·伊桑巴尔德·布吕奈尔爵士（1769—1849），英国发明家。生于法国，法国大革命时，逃亡美国，后移居英国，发明滑轮机械装置。

[2] 1853至1856年，英、法、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在黑海克里米亚进行的战争，1854年在塞瓦斯托波尔海港激战，俄国因补给不足，增援不及，遭到失败。

[3] 根据《旧约》“创世记”第11章，世上最初的居民欲在巴别（即巴比伦）建造直通天庭的高塔，为了显示人的力量。耶和华为了阻止高塔的建造，使本来操同一语言的初民，各操不同语言。由于语言不通，巴别塔终于未能建成。

第一次出航

机器飞速运转了足足一年，不断地把细细的流畅的电线从各个工厂织成电缆，运到两艘轮船的内部，经过数千次的缠线工作之后，每艘船都装载了一半缠在线盘上的电缆。有制动闸和倒车装置的笨重的崭新的机器设备也已安装就绪，用来在一周或两三周内一口气毫不停顿地把电缆沉入大洋深处。最优秀的电气工程师、技术专家，其中包括莫尔斯本人全都聚集在船上，以便在海底铺设电缆的全过程中都能用他们的仪器不停地监控，电流是否受阻。记者、画家也都参加这支船队，以便用文字和图像描述这次自哥伦布、麦哲伦以来最激动人心的出海航行。

终于万事俱备，可以启航。迄今为止一直是怀疑者们占着上风，如今风向一转，英国公众上上下下都热情洋溢地把兴趣转向这一工程。1857年8月5日，几百艘小艇小船在爱尔兰瓦伦齐亚小码头团团围绕着这支电缆船队，以便亲身经历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瞬间，看看电缆的一端如何由几艘小船送到岸上，深深地嵌进欧罗巴坚实的土地之中。船队告别不由自主地变成了隆重的庆典。政府派出代表参加，人们发表演说，牧师发表一篇感人至深的演讲，祈求上帝赐福给这次大胆的工程。“啊，永恒的上帝啊，”他这样开始说道，“是你独自拓展天空，控制大海的汹涌澎湃；天上的清风，海里的潮汐都听命于你，求你仁慈为怀，俯视你的仆人……以你的诫命，遏制每个障碍，排除一切可能妨碍我们完成这项重要工作的任何阻力。”随后，几千人在海滩上、海面上挥动手臂和帽子。陆地慢慢地在朦胧的远方消失。人类试图把自己最大胆的梦想之一变成现实。

失败

按照原先的计划，各自装载一半电缆的“阿加门农号”和“尼亚加拉号”应一起航行到预先计算好的大洋中心点，在那里把两个半根的电缆焊接起来，然后一艘船朝西驶向纽芬兰，另一艘船朝东驶向爱尔兰。但是，初次试验就把宝贵的整根电缆拿去冒险似乎过于胆大妄为。这样长的距离，在海底传送电报，是否真能办到？在没有确切的把握之前，不如先从大陆出发铺设第一段线路。

两艘大船里面，选中了“尼亚加拉号”承担从陆地铺设电缆到大洋中心点的任务。这艘美国三桅快舰小心翼翼地徐徐前进，犹如一只蜘蛛，不停地从它那庞大的躯体里往后面吐出蛛丝。船上，放线机发出缓慢的有规律的嘎嘎声，这是所有海员全都十分熟悉的绞盘转动投放铁锚时，发出的古老的声响。海风把这阵声响压了下去，短短几个小时后，船上的人已经不再注意这按部就班的电缆摩擦机器的响声，就像人们并不留意自己的心跳脉搏一样。

三桅舰船继续向前驶入大海，不断地把电缆从龙骨后面沉入海中。这一冒险行径看上去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冒险的色彩。只有在一间特别的船舱里，坐着一些电气工程师正侧耳谛听，并且不断和爱尔兰的陆地交换信息。奇妙极了！尽管海岸早已不再映入眼帘，但海底电缆依然继续工作，传递的讯号依旧清晰可闻，就像从一个欧洲城市向另一个欧洲城市发出通讯一样。舰船早已驶过了浅水区域，爱尔兰后面隆起的那块所谓的深海平台也已过去了一部分，金属电缆依然像沙漏里流出的沙子一样有条不紊地从龙骨后部垂入海里，同时发出消息，接收消息。

已经铺设了三百三十五海里的电缆，其长度超过多佛到加莱的距离十倍以上。已经熬过了五天五夜没有把握的时间，第六天，8月11日晚上，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已经激动不已地工作了好多个小时，刚刚心安理得地准备休息。突然，嘎嘎作响的声音停止——出什么事了？就像机车猝然刹闸，疾驶的列车中沉睡的人猛地跃起，又像磨坊的水车轮子突然停止转动，熟睡的磨坊主倏然惊醒。船上所有的人一时间全都惊醒，一齐冲上甲板，向放线机看上一眼就知道：电缆已经放完，突然脱离绞盘，已经不可能把断掉的一头及时拽住，更不可能到大海深处去找电缆断头，把它拉出水面。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一个小小的技术上的差错使好几年的辛苦工作功亏一篑，毁于一旦。出航时勇气百倍、气冲霄汉的一群人成为灰溜溜的失败者返回英国。所有报道和讯号突然沉寂，早已预示了这则糟糕透顶的消息。

再次失败

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唯一不曾动摇的人，既是英雄也是商人。他做了一次总结。输掉了什么？三百里长的电缆，大约十万英镑的股份资本。也许更使他难受的是足足失去了一年的时间，无法取代的一年。因为只有在夏天远航才有可能希望得到有利的气候条件。而现在，好天气的季节早已过去。在另一张纸上写着小小的一笔赢利，这第一次试验使大家获得不少实际经验。电缆本身证明是有用的，可以卷起来留待下次远航再用。只是放缆机必须改造，正是这台机器造成了这项工程灾难性的中断。

于是在等待和准备中又过了一年。一直到1858年6月10日，人们才重新鼓起勇气，装配了旧有的电缆，驾驶着同样的船只，再次出航。既然传递讯号在首航时顺利无误地进行，因此就采用原先的计划，从海洋的中央开始向两边铺设电缆。这次新的航程，开头几天过得平淡无奇。到第七天才到预先计算好的地点铺设电缆，开始真正的工作。到此为止，这次航行一切顺利，直如一次旅行航程，或者像是一次海上漫游。机器放在船上并未开动，水手们也还能好好休息，享受着熙和的天气，蓝天万里无云，海面寂静，波浪不兴，也许过于寂静。

但是在第三天，“阿加门农号”的船长感到了一阵神秘的不安。气压计显示水银柱急骤下降，速度惊人，眼看着一场不同寻常的风暴即将掀起。到第四天，果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即便是大西洋上久经考验的水手也很少经历过这样的风暴。灾难深重的是，这场暴风雨恰好击中英国的那艘铺设电缆的“阿加门农号”。这艘轮船本是一艘建造得颇为优良的船只，在各个海域，乃至在战争中都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作为英国海军的旗舰，照理也完全可以战胜这恶劣的天气。然而不幸的是，这艘轮船为了铺设电缆，已经被彻底改造，以便安全承载巨大的重量。在一艘普通的货船上，重量可以平均分配，安置在货舱各处。改造后的“阿加门农号”则不然，巨大的一堆线圈的全部分量都压在船舱中央，只有一部分安放在船头，造成严重后果。船身上下颠簸，就使分量加倍。于是风暴便这样和它的牺牲品进行了一场危险万分的游戏。船身时而向右，时而向左，时而前倾，时而后仰，倾斜的角度一直达到了45度。狂风激起的巨浪淹过甲板，所有的东西都被击得粉碎。祸不单行，新的灾难又复来临——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冲击使整艘船只从龙骨到桅杆都震颤不已。一次撞击打来，甲板上堆积如山的煤堆挡板经受不住，应声倒塌。这堆煤块变成一阵乌黑的冰雹，像崩塌的山岩，砸在业已精疲力竭、鲜血直流的水手身上。有几个摔倒时受伤，另外几个在厨房里被掀翻的大锅里的滚水烫伤。有个水手因为风暴持续十天而精神失常，有的人已经在考虑最终的应急措施，把成为灾星的电缆的一部分扔到海里。所幸的是，船长拒绝承担这份责任。他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阿加门农号”在这十天之久的暴风雨中的确经受住了难以言表的各种考验，尽管晚了一些时日，终于还是在大洋上事先约定的地点和其他船只会合，海底电缆就该在那里开始铺设。

电缆断了

可是现在才发现，这一由千万条电线缠绕起来的珍贵而又敏感的货物，这根电缆，在风暴中不断受到颠簸，遭到了多么严重的损伤。有几个地方电线已经乱成一团，绝缘的古塔橡胶外层已被磨损或被撕断。尽管如此，人们仍抱一线希望，坚持铺一段电缆做实验，试验证明，只是损失了大约二百海里电缆，它们在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丝毫不起作用。第二次试验又告失败。他们没有凯旋，而是偃旗息鼓，失败而归。

第三次航行

伦敦的股东们已经获悉这一不幸的消息。他们脸色苍白地等着他们的领袖和误导者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归来。这两次航行耗费了他们股份一半的资本，什么也没能证明，也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大部分人都开口说道：“够了！”这也可以理解。董事会主席劝告：能挽救多少损失，就挽救多少。为此，他主张把没有使用的剩余电缆从船上搬下来予以出售，必要时蒙受损失也在所不惜，然后彻底了结这个铺设越洋电缆的荒唐计划。副主席附议他的建议，并且书面提出辞呈，以此表明他不想和这个荒谬的行动再有任何瓜葛。但是齐鲁斯·W.费尔特的坚忍不拔和理想主义不可动摇。他声称并没有任何损失。电缆本身出色地经受了考验，船上还有足够的电缆，可以再做试验。舰队已经集结，船员们已经招募完毕。正因为上一次航行时的这场异乎寻常的狂风暴雨业已发生，现在可以希望会出现一段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的时日。眼下需要勇气，再次鼓起勇气！现在正是孤注一掷、最后拼搏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股东们面面相觑，越来越拿不定主意：他们业已投入的资本还略有剩余，该不该把这剩下的钱交给这个傻瓜笨蛋？可是，坚定不移的意志终于拽着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一道前进。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争取到了再次出航的机会。1858年7月17日，在经历了那第二次不幸航行的五周之后，船队第三次离开英国的港口。

这一次古老的经验再次得到证实：举足轻重的事情，几乎总是在悄无声息的状况下秘密取得成功。这次出航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没有小艇小船围着船队致以祝贺，岸上没有人群麇集，没有庄严隆重的送别宴会，没有人发表演讲，也没有牧师祈求上帝降恩庇佑。就像是去进行一次海盗行径，船队怯生生地默默出航，但是大海却十分友善地等待着他们。在驶离女王城（Queenstown）之后十一天，正好在约定的那一天——7月28日，“阿加门农号”和“尼亚加拉号”在大西洋中间约定的地点开始了伟大的工程。

真是罕见的景象——两艘大船逐渐靠拢，船尾对着船尾。两艘大船之间，电缆的两端在实现对接。没有任何仪式，船上的人甚至对整个过程也没有表示出浓厚兴趣（两次试验失败使得他们也兴味索然）。这根铁、铜制就的粗大缆绳在两艘大船之间沉入大海，一直沉到事先未曾用测深锤探测过的大洋底部。然后，两艘舰船升起旗帜，人们互相致意，接着英国船驶向英国，美国船驶向美国。两艘船渐行渐远，在无边无际的洋面上成为逐渐移动的两个小点，电缆还继续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就人类的记忆所及，两艘船在互相看不见的情况下，却能够越过风浪、超越空间和遥远的距离互相知会，这还是第一次。每隔几小时，一艘船就从大洋深处，用电力讯号，报告自己已驶完的海里数，另一艘船也每次都予以确认，由于天气宜人，它也完成了同样距离的铺缆工作。就这样度过了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到8月5日，“尼亚加拉号”终于可以报道，它在纽芬兰的特里尼蒂湾已经看到了美国的海岸，此船至少已经铺设了一千零三十海里电缆。同样，“阿加门农号”也传来捷报，它肯定已向海底铺设了差不多一千海里的电缆，此船则看到了爱尔兰的海岸。人类的话语破天荒第一次从一个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从美洲传到欧洲。但是只有这两艘船，这百十来口人在他们的木头船舱里知道，他们的事业已大功告成。外面世界对此还一无所知，人们早已把这次冒险行动忘得一干二净，无论是在纽芬兰还是在爱尔兰，谁也没在岸上等待着他们。但是等到这条新铺设的越洋电缆和陆地电缆接通，整个人类都会知道他们惊天动地的共同胜利。

声势浩大的和撒那[1]

正因为这种欢乐像晴天霹雳一般来得突然，它点燃的火花才来势汹汹。在8月初这几天里，新旧大陆几乎同时获悉，这项工程已取得圆满成功，反响之大，难以想象。平素一向如此沉稳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Since the discovery of Columbus，nothing has been in any degree comparable to the vast enlargement which has thus been given to the sphere of human activity（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可以以任何方式和人类行动的领域如此剧烈地扩张相提并论）”。全城激动不已，无比兴奋。但是英国表示出来的这种高傲的快乐和美国刚刚得到这条消息就立即爆发出来的狂风暴雨般的热情相比，显得有些黯然失色，有些羞羞答答。在美国，商店立即停止营业，街道上挤满了人，他们互相询问，大声喧哗，热烈议论。一夜之间，一个籍籍无名的人，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摇身一变，成了整个国家的民族英雄，受到高度重视，人们热情洋溢地把他的名字和富兰克林、哥伦布并列在一起。全城民众，以及其他上百个城市的民众都激动得不住颤抖，喧闹不已，期待着一睹此人的风采。是他以自己的坚毅决心，促成了年轻的美洲和古老的世界——欧洲——的联姻。但是，这种热情还远远没有达到顶点，因为除了暂时获得电缆已经铺设完毕，这样一条干巴巴的消息之外，别无其他消息。通过电缆可以通话吗？原来计划的工程确实已经成功了吗？壮丽无比的戏剧——整座城市，整个国家，都在等待着，都在凝神谛听，这越过汪洋大海的一句话，第一句话。大家知道，英国女王将抢在众人之前，第一个通过电缆发出她的文告，致以她的祝贺。人们时刻等待，越等越不耐烦，但是，又白白地过了一些日子，因为发生了一件不幸的偶然事故，恰好是那根通向纽芬兰的电缆出了故障，一直迟迟拖到8月16日夜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函才传到美国。

当然，这盼望已久的消息来得太晚，各家报纸无法正式刊登文告，只能在各电报局、编辑部把文告张贴出来。顷刻之间，就有大批民众聚集起来，报童们只好拼命挤出人群，挤得皮肤擦伤，衣衫撕破。女王的贺电在各家剧院和饭店公开宣读。好几千人还无法相信电报会比最快的舰船还赶前好几天就能传到，都一窝蜂似的赶到布洛克林港口去迎接这艘取得和平胜利的英雄舰船“尼亚加拉号”。第二天，8月17日，各报才以拳头大的字母排出标题：“电缆运作完美无缺”“人人乐极而狂”“疯狂激情席卷全城”“普天同庆之时已到”。自从地球上人类开始思维以来，一个思想竟然以它本身的速度飞跃横跨世界的一片海洋，这确实是无与伦比的胜利。已经鸣礼炮一百响，以此宣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已答复了英国女王的问候。现在谁也不敢再表示怀疑。晚上，纽约和其他所有城市都点燃了数以万计的灯烛和火炬，每扇窗户都灯火通明，市政厅的穹顶着火也丝毫不减人们的欢乐之情。因为第二天又迎来了新的庆典。“尼亚加拉号”驶抵海岸，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这位大英雄就在船上！欢庆胜利的人们抬着剩下的电缆穿过城市，船员们受到热情接待。从太平洋沿岸到墨西哥湾，每个城市都一天天地在举行庆典，仿佛美洲在第二次庆祝发现了新大陆。

但是这还不够，远远不够！真正的凯旋仪式还要更加宏伟壮观，必须是新大陆曾经见过的最为气势磅礴的盛大庆典。准备工作持续了两周之久，然后到了8月31日，整座城市庆贺一个人，庆贺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自从皇帝们和恺撒们的年代以来，还没有一个得胜而归的将军曾经受到他的人民这样隆重的庆贺。一场欢庆游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准备起来，游行的队伍奇长无比，竟要六个小时才能从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军队走在最前面，高擎军旗彩旗，走过旌旗飘扬的街道，合唱协会、歌咏协会、歌手团体、消防队、各校学生和退伍老兵紧随其后，形成绵延不断的队伍，会走路的人全都参加游行，能唱歌的人都在歌唱，能欢呼的都尽情欢呼。齐鲁斯·W.费尔特乘坐一辆四驾马车，“尼亚加拉号”船长乘坐第二辆，乘坐第三辆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市长们、官员们、教授们乘坐后面的马车。接连不断地发表演讲，举行宴会、火炬游行，教堂钟声齐鸣，礼炮隆隆轰响，一阵阵欢呼的浪潮涌向这位新哥伦布，两大世界的连接者，广袤空间的征服者，此时此刻美利坚最为荣耀、最受推崇的人——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

[1] “和撒那”为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民众发出的欢呼，表示欢迎。

钉上十字架[1]的伟人

成千上万、成百万上千万人在这一天，大声喧哗，纵情欢呼。只有一个声音，最为重要的声音在这欢庆时刻保持沉默，那就是电报机。也许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在欢声雷动之中已经预感到这可怕的真实情况，就他一人知道，恰好在这一天，大西洋海底电缆停止发挥作用。最近几天只传来乱七八糟、难以卒读的符号。此刻电缆终于停止痰喘，吐出它临死前最后一口气。这想必对他非常可怕。整个美国，除了在纽芬兰接收电报进行检查的几个人，还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预感到这逐渐发生的电缆故障。就是这几个人眼看着民众忘乎所以地热情洋溢，也迟疑不决，面对人们极度狂热的情绪，一天天地拖延，不忍心把这令人痛苦的消息告诉这些纵情欢呼的人们。可是不久，人们就奇怪地感到，怎么传来的消息这么稀少？美国原本期待着，时刻会有消息越过大洋闪电般传来，可是与此相反，只是偶尔传来一些模棱两可、无法检查的讯息。隔不多久，有则谣言悄然传开，说是匆忙之中焦急之际，原想把传送工作做得更好，输送了过于强大的电流，把本来就不完善的电缆彻底毁掉了。大家还希望能排除故障。可是不久之后已无法否认，讯号变得越来越断断续续，越来越无法理解。恰好在9月1日那一天，在欢庆胜利的酩酊大醉之后令人沮丧的第二天早晨，再也没有清晰的声音、清楚的电波从大洋彼岸传来。

人们在真心实意地兴高采烈之后，突然被泼上一盆冷水，骤然清醒，此时此刻，他们最最不能原谅的，就是他们曾经寄予满腔希望，结果却使他们失望的那个人。备受赞誉的电报机业已失灵的谣言还未完全得到证实，热情欢呼的汹涌波涛便立即转变为恶毒的怨恨，向那无辜的罪人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劈头盖脸地袭来。他欺骗了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世界。有人在城里说，他早就知道电报失灵的消息，但他出于私心让大家对他百般赞美，围着他欢呼，与此同时，他利用时间，把他拥有的股份抛出，牟取暴利。甚至还有更加恶毒的污蔑接踵而至，其中最为奇特的一条断然宣称，飞跃大西洋的电报从来就没有什么效果，一切报道纯属欺骗，全是胡扯。英国女王的电报早就写好，根本不是通过越洋电缆传送到美国来的。根据谣传，整个这段时间里，没有一条消息真的是明明白白地通过电缆越过海洋传送过来的。邮电局的各位局长完全凭借估计猜测和支离破碎的讯号拼凑成假想的电文。这可真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丑闻。恰好是昨天以最大嗓门发出欢呼的那些人，现在咆哮得最凶最狂。整座城市、整个国家为自己冒冒失失地过度热狂地洋溢激情感到羞愧。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便被挑选出来，成为牺牲品，供大家泄愤。昨天他还被人视为民族英雄和盖世英豪，富兰克林的兄弟和哥伦布的后代，如今却不得不像个罪犯似的藏匿起来，不敢见他旧日的朋友和崇拜者。仅仅一天之内，一切全都成功；仅仅一天之内，一切又全都遭到破坏。失败的程度无可估量，资金全部丧失，信用全部丧失，那条毫无用处的电缆像传说中缠绕地球的巨蟒躺在大洋深不可测的海底。

[1] 原文为：Crucifige。根据《新约》“马可福音”第15章14节，耶稣被犹大出卖后，被扭送到犹太的罗马省长彼拉多处。彼拉多问大家，如何处置耶稣。大家同声高呼：把他钉上十字架。

六年沉寂

被遗忘的电缆毫无用处地在大洋深处憩息了整整六年，在两大洲之间足足六年之久依旧是旧日冰冷的沉寂。美洲和欧洲这两个大陆在具有世界意义的时刻曾经彼此如此靠近，脉搏互相感到，呼吸彼此相闻，彼此说过几百句话。如今又像以往几千万年那样，相隔万里，难以逾越。十九世纪最大胆的计划昨天几乎已经成为现实，如今又只是一段传说，一则神话。不言而喻，谁也不会想到，要重新启动这一功败垂成的计划；可怕的失败已使所有的力量陷于瘫痪，已把所有的热情全都窒息。在美国，南北之间爆发的内战已分散了人们所有的注意力；在英国，尽管几个委员会还召开过几次会议，但是需要两年时间才勉强维持这一软弱无力的论点：原则上讲，铺设海底电缆是可能的。但是从这一学术性的评估发展到真正的行动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没人想要去走这段路程。于是六年之久，各项工作全都完全停顿，就像那条被人遗忘的电缆安卧在海底。

但是这六年时光，虽然在历史浩渺无垠的空间只是匆匆一瞥，在像电学这样年轻的学科里，却不啻千年之久。在这个领域里，每年每月都有新的发现。发电机变得越来越强劲，越来越精准，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宽广，电气仪表越来越精密。电报网已经遍布各大洲的内部空间，并且跨越了地中海，非洲和欧洲已经连线。时间一年年流逝，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的计划，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异想天开，这项计划已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失去幻想奇异的色彩。重新试验的时刻必然会不可阻挡地来到，只缺少一个人把新的能量和活力注入这旧的计划之中。

突然间，这个人出现了。瞧，他就是原来那个人，同一个人，抱着同样的信念，怀着同样的信心，他就是齐鲁斯·韦斯特·费尔特，他从沉默的流亡和阴险的轻蔑之中复活。他第三十次横渡大西洋，又重新出现在伦敦。他成功地在原有的开采权里注入六十万镑新的资金。这时朝思暮想的巨型货轮也已到位，它可以独自承载这无比沉重的电缆的分量。这就是伊萨巴尔·布鲁奈尔公司制造的著名的两万两千吨位，具有四个烟囱的“伟大的东方号”。奇迹接着奇迹：这艘轮船这一年，1865年，正好闲置不用，因为它的设计过于大胆，过于超前。齐鲁斯两天之内就买下了这艘巨轮，并着手为这次远航进行装备。

以前艰难得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都变得轻而易举。1865年7月23日，巨轮装载着一根新的电缆离开泰晤士河。第一次试验失败。在到达目的地的前两天，一条裂缝使铺设工程功亏一篑；不知餍足的大西洋又吞噬了六十万英镑。然而尽管如此，在技术已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人们不致因为失败而灰心丧气。1866年7月13日，“伟大的东方号”再次出航。这次航行成为胜利的进军。这一次电缆向欧洲发出的讯号清晰而又明确。几天之后，那条丢失的旧电缆失而复得，于是两条电缆把新世界和旧世界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共同的世界。昨天的奇迹今天已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从这一瞬间开始，地球似乎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心跳脉搏。人类现在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同时生活在一起，同时听见彼此的声音，彼此看得见，相互能理解，通过人类创造性的力量，像上帝一样无所不在。但愿人类通过征服时空的胜利，世世代代无比美妙地联合起来，造成深重灾难的疯狂妄想不会一而再地重新使人类迷惑，持续不断地破坏宏伟壮丽的联合，并且用上苍赋予人类控制这些大自然元素的同样手段来毁灭自己。

逃向上帝

1910年10月底

列夫·托尔斯泰的一部未完成的剧作

《黑暗中的光明》的尾声

托尔斯泰

引言

1890年，托尔斯泰开始撰写一部戏剧形式的自传，后来在遗稿中发现这一自传的片断，以《黑暗中的光明》的篇名予以发表和上演。写作这部未完成的剧作（仅仅第一场就让人看出）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表现他家庭悲剧的最深的隐私，显然是为一次打算逃遁的企图所作的辩解，同时也表示对他妻子的原谅。所以说，这是部在心灵极度支离破碎的情况下，求得道德上完全平衡的作品。

托尔斯泰在他的剧中人物尼古拉·米契拉耶维奇·蕯林采夫身上，十分清晰地作了自我描绘。悲剧中大概只有极小一部分可以视为编造出来的内容。毫无疑问，列夫·托尔斯泰之所以创造这一角色，是为了自己，把他生命的必然结局预先描绘出来。但是无论是在他的作品中，还是在他的生活里，无论当年，在1890年，还是十年之后，在1900年，托尔斯泰都没有勇气，也没有找到下定决心和作出了断的形式。由于意志薄弱，采取放弃态度，这部剧作终成片断，以主人公完全不知所措作为终结。他只是向上帝伸出双手祈求，愿上帝帮助他，为他结束这一内心的矛盾。

悲剧所缺少的最后一幕，托尔斯泰日后也没有写成，但更重要的是，他亲身经历了这一幕。在1910年10月份的最后几天，动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事情终于变成决心，危机化为解脱：托尔斯泰在经历了几次极富戏剧性的争吵之后，终于离家出走。出走得正是时候，恰好可以找到那美妙无比、堪称楷模的死，赋予他一生的命运以十全十美的造型和庄严肃穆的典礼。

托尔斯泰

我觉得再也没有比把他经历过的悲剧结尾，附加在他撰写的残章断片之后，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试图在这里尽可能以忠于历史和尊重事实及文献的态度来做到这点，仅此而已。我知道我不能妄自尊大，认为拙文与原著价值相当，想以此自作主张地来补充列夫·托尔斯泰的忏悔。我并不想附着在他的作品上，只想为他效劳。我在这里做的尝试，幸勿因此当做一个完成的作品，而只是一篇未完成作品的、一个未解决矛盾的独立的尾声，仅仅用来给那出未完成的悲剧以一个庄严的终曲。但愿这样一来，这篇尾声的意义和我的充满敬畏之情的辛劳就都算完成。对于一篇恰如其分的描述而言，必须强调的是，这个尾声上演的时间比《黑暗中的光明》要晚十六年。而这一点必须在托尔斯泰的外貌上表现出来。他生命最后几年的那些美丽的画像在此可做样本，尤其是那幅表现他在沙玛尔狄诺修道院他妹妹处的那幅画像，以及他在尸床上的那帧照片。他的工作室简朴得令人震惊，也必须按照历史的原貌，充满敬意地再现出来。从场次的安排而言，我希望这一尾声（把托尔斯泰称作托尔斯泰，不再把他藏在他的双身人蕯林采夫身后）放在《黑暗中的光明》的断片的第四幕后面，但是当中隔开比较大的间隔。单独上演这一尾声并非我的本意。

尾声的人物表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时年八十三岁）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他的夫人

阿历山德拉·列沃夫娜（昵称萨莎），他的女儿

秘书

杜尚·彼特洛维奇，家庭医生和托尔斯泰的朋友

伊万·伊万诺维奇·奥索林，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

齐里尔·格里哥罗维奇，阿斯塔波沃的警长

大学生甲

大学生乙

三名旅客

开头两场在1910年10月的最后几天，在雅斯纳亚·波尔亚纳的工作室里上演，最后一场上演的地点是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候车室。

第一场

1910年10月底，雅斯纳亚·波尔亚纳

托尔斯泰的工作室，陈设简单，朴实无华，完全按照那幅著名的照片摆设。

秘书把两名大学生领进屋来。两人按照俄国方式，穿着高领紧扣的黑衬衫，两个人都很年轻，脸很尖削。他们的举止很稳重，与其说有点羞怯，不如说有点傲气。

秘书：你们请坐，列夫·托尔斯泰不会让你们久等。不过我请你们注意他年事已高！列夫·托尔斯泰酷爱讨论，往往忘记他很容易疲劳。

大学生甲：我们没有多少问题请教列夫·托尔斯泰。——只有一个问题，当然是个对我们、对他来说都是决定性的问题。我向你保证，说话一定简洁——前提是，我们可以自由交谈。

秘书：完全自由，越不拘礼越好。尤其要请你们不要称他大人——他不喜欢这样。

大学生乙（笑道）：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什么话都会说，就这个字不会用。

秘书：他已经上楼来了。

（托尔斯泰进屋，步履迅疾，似乎有点弹性，尽管年事已高，但动作灵巧，有些神经质。他往往一面说话，一面在手里转动一支铅笔，或者搓揉一张纸，由于焦躁不耐，急于自己发言。他快步走到两名大学生面前，向他们伸出手去，目光犀利尖锐，直透脏腑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在他们对面一张打了蜡的皮圈手椅上坐下。）

托尔斯泰：你们两位就是委员会派来见我的，是不是……（他在一封信上搜寻了一遍）对不起，我忘记你们的姓名了……

大学生甲：我们请您不要太在乎我们的姓名。我们来看您，只是千百万人当中的两个而已。

托尔斯泰（目光炯炯地打量着他）：你是否要向我提什么问题？

大学生甲：就一个问题。

托尔斯泰（对大学生乙）：你呢？

大学生乙：同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都只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我们大家，俄罗斯全体革命青年，都只有一个问题，别无其他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您不跟我们站在一起？

托尔斯泰（非常平静地）：我怎么想的，已经十分明确地在我写的书籍里，另外在最近公布的几封信里都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亲自读过我的书？

大学生甲（激动起来）：我们是否读过您的书？列夫·托尔斯泰，您问我们这个问题，真是奇怪。读过您的书——这话说得远远不够。我们从童年时代起就读着您的书长大，等到我们成了年轻人，您又唤醒了我们身体里的心。除了您，还有谁教我们看清人世间一切财富的分配都不公平——您的书，只有您的书，让我们的心摆脱了一个国家、一个教会和一个统治者，他不是保护人，而是保护对人施加的不公正。您，只有您，让我们下定决心，把我们毕生投入进去，直到这个虚伪的制度彻底遭到破坏为止……

托尔斯泰（想打断大学生甲，说道）：但并不是通过暴力……

大学生甲（毫无顾忌地抢着说道）：自从我们会说我们语言的那时起，我们从来没有信任过任何人像信任您一样。我们反躬自问，谁将消除这些不公正？我们就对自己说：他！如果我们问，谁将霍然起立，推翻这些卑鄙的事情？我们就说：他会这样做，列夫·托尔斯泰。我们是您的学生，您的仆人，您的奴仆。我相信，您当时一挥手，我会为之去死。倘若几年前就允许我走进这幢房子，我会在您面前深深鞠躬，犹如在圣人面前鞠躬一样。您对于我们，列夫·托尔斯泰，对于几十万我们这样的人，对于整个俄罗斯的青年，直到几年前，都还是这样一个圣人——我们抱怨，我们大家都抱怨，您此后离我们远去，几乎成了我们的敌人。

托尔斯泰（语气开始变得柔和）：那你认为，我该做些什么，使我和你们紧密相连？

大学生甲：我不敢斗胆教训您。您自己也知道，您渐渐地疏远了我们，疏远了全体俄国青年。

大学生乙：好吧，为什么不把话挑明？我们的事业重要已极，顾不上讲究客套：您必须好好睁开眼睛，不要眼看着政府对我们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继续不温不火地待在一边。您必须从您的书桌旁站起身来，公开、明确、毫无保留地走到革命的一边。您也知道，列夫·托尔斯泰，政府用什么样残忍的手段把我们的运动镇压下去，现在瘐死在监狱中的人，比您花园里凋零的落叶还多。而您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也许像人家说的，不时在英文报上写篇文章，讲述人的生命的神圣。但是您也知道，对于这样一种血腥的恐怖行为，在今天光是话语已无济于事，您和我们一样都知道得很清楚，现在唯一需要的只有彻底颠覆，只有一场革命，而您的一句话可以给革命创造出千军万马。您把我们变成了革命者，而现在，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您却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去，您这样，就是赞同了暴力！

托尔斯泰：我从来都没有赞同过暴力，从来没有！三十年来，我撂下了我的工作，只是为了和当权者的犯罪行径做斗争。三十年来——你们那时还都没有出生——我要求，比你们更加激进，不仅要改善社会现状，还要建立社会关系的新秩序。

大学生乙（打断他）：那么现在又如何呢？三十年来他们批准给您什么，他们又给了我们什么？他们用皮鞭抽打那些反东正教的信徒[1]，把六发子弹射进他们的胸膛，这些人可是在实现您的使命。通过您的温情脉脉的催促，通过您的书籍和小册子，俄国国内到底有什么得到改善？您难道到现在还没有看见，您让人民变得宽宏大量，富有耐心，让大家到千年帝国中去寻求安慰，实际上帮助了那些压迫者？不，列夫·托尔斯泰，以爱情的名义向这纵情恣肆的一代人发出呼吁，哪怕您用天使的舌头说话，也无济于事！这些沙皇的狗腿子，为了您的基督的缘故，是一枚卢布也不会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来的。我们若不一拳打在他们的咽喉上，他们是寸步不让的。人民等待您的兄弟的爱，已经等得时间够长。现在我们不愿再等。现在行动的钟声已经敲响。

托尔斯泰（相当激动）：我知道在你们的文告里，你们甚至称之为“神圣的行动”。“唤醒仇恨”算是一种神圣的行动。但是我没有仇恨，我也不想有仇恨。就是对那些向我们人民犯罪的人，我也恨不起来。因为干坏事的人，比那些遭受坏事的人在心灵里要更加不幸——我同情他，但我不恨他。

大学生甲（愤怒地）：我可恨他们所有的人，这些对人类犯下不公正行为的家伙——我像仇恨那些嗜血的野兽一样仇恨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毫不宽恕！列夫·托尔斯泰，您永远也不要教导我，要对这些罪犯表示同情。

托尔斯泰：即便是罪犯，也还是我的兄弟啊。

大学生甲：即使他是我的兄弟，我母亲的孩子，只要他给人类带来苦难，我就要把他像条疯狗似的活活打死。不，对于这些毫无同情心的人，再也不能表示同情了！沙皇和男爵们的尸体不深埋地下，俄罗斯大地就永无宁日。我们如果不去奋力争取，就不会有符合人性和道德的秩序。

托尔斯泰：没有一种道德秩序可以通过暴力争取得到，因为每种暴力不可避免地又会制造出暴力。你们一旦拿起武器，就创造出新的专制主义。你们非但没有消灭专制主义，反而使之万古长存。

大学生甲：但是除了摧毁这个权力，别无其他手段来抗击当权者。

托尔斯泰：可能是如此，但是永远不要使用一种你自己也不赞同的手段。请你相信我，真正的强大并不是以暴抗暴，而是通过忍让，让对方荏弱无力。这一点，在《福音书》里写得清清楚楚……

大学生乙（打断他）：唉，别提《福音书》行不行？神父们早就用它制造了一种烧酒，让老百姓变得迟钝消沉。两千年前就是如此，那时候也没有人从中获益，要不然这世界也不会充满这么多苦难，洒满那么多鲜血。不，列夫·托尔斯泰，用《圣经》里的话，在今天已无法再弥合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主子和奴仆之间的鸿沟：在两岸之间存在着太多的苦难。好几百，不，好几千虔诚的人，助人为乐的人，今天都在西伯利亚，在监狱中受苦受难，明天人数还会增加到上万人，好几万人之多。我请问您，就为了这一小撮罪人，这千百万无辜的人就真的该继续受苦受难下去吗？

托尔斯泰（振作一下）：宁可让他们受苦受难也比再次流洒鲜血为好；恰好是这种无辜者的受苦受难，能很好地有助于反抗不公正。

大学生乙（发作）：您竟然把俄罗斯人民千百年来遭受的无穷无尽的苦难说成有好处，那好吧：列夫·托尔斯泰，您不妨到监狱里去，亲自问问那些受到鞭笞的犯人，问问我们城市乡村里忍饥挨饿的人们，苦难是不是真的如此之好？

托尔斯泰（愤怒地）：肯定比你们的暴力要好。你们真的认为，用你们的炸弹和手枪能够把邪恶从世上彻底清除出去？不，这样，邪恶就将在你们心里发生作用。我向你们重复一遍，为一种信念而受苦，比为它而杀人，要好上一百倍。

大学生甲（同样发怒）：好吧，要是受苦真的那么好，那么对人有益，列夫·托尔斯泰，那么——为什么您自己不去受苦呢？为什么您总是赞美别人的殉道者的行径，自己却暖暖和和地坐在自己家里，用银制餐具进餐；而您的农民——我亲眼看见——却都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地待在自己的茅屋里？为什么您不让自己遭受鞭打，而是让您的反东正教的信众，为了您的学说而备受折磨？为什么您不最终离开您的伯爵府邸，走上大街，亲自在风霜雨雪之中去认识一下那所谓的、妙不可言的贫穷？为什么您只是夸夸其谈说个不停，而不是亲自按照您的学说行动？为什么您自己不给大家树个榜样？

托尔斯泰（他缩了回去。秘书冲着那个大学生跳了过去，想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可是托尔斯泰已经控制住自己，轻轻地，慢慢地把秘书推到一边）：别这样！这个年轻人向我的良心提出了问题，提得很好……是个好问题，非常出色的问题，真是非常必要的问题。我要努力诚实地作出回答。（他迈近一步，迟疑片刻，振作起来，他的嗓音沙哑而柔和）你问我，为什么我自己不根据我的学说和我自己说过的话，去亲身经历苦难？我非常羞愧地回答你：我之所以迄今为止一直逃避我最神圣的义务，那是……那是……因为……我太胆怯，太软弱，或者太不正派。我是个卑下的、微不足道的罪人……因为上帝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赋予我力量，来做出这刻不容缓的事情。年轻的陌生人，您非常可怕地一直说到我的心坎上。我知道，我做过的事情远远没有达到我必须做的事情的千分之一。我羞愧地承认，我早就有义务放弃这幢房子的奢侈，放弃我那可怜的生活方式。我感到那是罪孽。完全像您所说，我应该作为一个朝圣者走在路上。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只会在灵魂深处羞愧难当，为我自己可怜见的生活而弯腰低头。（两位大学生后退一步，不胜惊愕地一声不响。停顿片刻。然后托尔斯泰以更低的声音继续说道）但是也许……也许尽管如此，我忍受着痛苦……也许我受的苦正好就是我不够坚强、诚实，在众人面前实现我的诺言。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心灵的痛苦甚于肉体受到的最可怕的酷刑；也许上帝正好为我铸造了这个十字架，让这幢房子给我的苦难，甚于把我关在监狱里脚上拴着镣铐……但是您说得对，这个苦难毫无用处，因为这只是我个人的苦难，我以此自傲，还想为此自吹自擂。

大学生甲（有些羞惭）：请您原谅，列夫·尼可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倘若我刚才一时火起冒犯了您……

托尔斯泰：不，不，正好相反，我感谢您！谁若触及我们的心灵，哪怕是用拳头敲打，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沉默少顷，托尔斯泰又平静地说道）你们两位还有其他问题问我吗？

大学生甲：没有了，我们就这一个问题。我想，您拒绝给我们提供援助，对于俄国，对于全人类都是个不幸。因为谁也无法再阻止这场颠覆，这场革命。我感到这场革命将非常可怕，比世上所有的革命都更加可怕。注定了来领导这场革命的人，将是一批钢铁般的硬汉，毫无顾忌，下定决心，不讲宽容。倘若您带头率领我们，您的榜样将会赢得几百万人，这样就会大大减少牺牲。

托尔斯泰：哪怕我欠下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生命，我都无法向我的心灵负责。

（楼下传来家里的铃声。）

秘书（为了打断这个谈话，对托尔斯泰说）：响起了午餐的铃声。

托尔斯泰（苦涩地）：是啊，吃饭，闲聊，吃饭，睡觉，休息，闲聊——我们就这样度过我们懒散的生活，而其他的人这时都在工作，以此侍奉上帝。（他又转脸向着这两个年轻人。）

大学生乙：这么说，我们带给我们朋友们的没有什么别的，就是您的拒绝？您就一句鼓舞人心的话也不跟我们说？

托尔斯泰（目光敏锐地注视着他，思考一会儿）：请用我的名义，把下面这番话说给您的朋友们听：我爱你们，尊重你们这些俄罗斯的年轻人，因为你们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你们弟兄们的苦难，愿意投入你们的生命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他的声音又变得生硬、坚强和粗鲁）但是我不可能跟你们走得更远。只要你们拒绝把富有人道精神和博爱精神的爱给予众人，我就拒绝和你们待在一起。

（两名大学生沉默一会儿。然后大学生乙坚定不移地走了过来。）

大学生乙（语气生硬地说道）：我们感谢您接见了我们，感谢您的真诚。我这辈子大概永远不会再这样站在您的面前——所以请您允许我这个陌生的无名之辈，在告别时和您坦率地说一句话。我跟您说，列夫·托尔斯泰，如果您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唯有通过爱才能改善，那您大错而特错了：也许这适用于富人和无忧无虑的人，但是那些从小就忍饥挨饿，一辈子都在他们老爷的统治下痛苦生活的人，他们已经疲倦，不愿再等这种博爱式的爱情从基督的天国从天而降，他们宁可信任自己的拳头。所以我在您临死的前夕对您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这个世界还将在血泊中窒息。人们不仅要打死他们的主人，也要打死主人的孩子们，把他们撕成碎片，以便这个人间再也不会从那些人那里受到任何祸害。但愿您不用亲眼目睹您的错误得到证实——我衷心希望您能免遭此劫！愿上帝赐给您平静地死去！

托尔斯泰和女儿在弹琴

（托尔斯泰听到这个脾气火暴的青年所说的话凶狠有力，大吃一惊，直往后退。然后他镇静下来，走向大学生乙。）

托尔斯泰（十分淡定地说道）：我特别感谢您说的最后几句话。您希望我得到三十年来我一直渴求的——在和上帝及众人和解的情况下，平平静静地死去。（两名大学生鞠躬告辞，离去；托尔斯泰久久地目送着他们，然后他开始情绪激动地走来走去，热情洋溢地对秘书说）多么出色的年轻人啊，多么大胆、骄傲、强壮；这些年轻的俄罗斯人，多么优秀！这些有着坚定信念、火暴性格的青年！我在塞瓦斯托波尔海港[2]前认识他们。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他们带着同样无拘无束、肆无忌惮的目光，迎着死亡走去，迎着每个危险——不顾一切，视死如归；毫无意义地含笑而死，为了一个空核桃壳，为了毫无内容的空话，为了没有真理的思想，只是出于献身的乐趣，抛弃生命，抛弃他们美妙的年轻的生命。这永恒的俄罗斯青年，真是美妙！他们以所有炽热的感情和力量，为仇恨和谋杀出力，就和为一项神圣的事业效劳一样！可是他们对我起了有益的作用！他们把我撼动，把我摇醒，这两个年轻人，因为他们说的话的确有理。我现在真有必要振作起来，摆脱我的弱点，为我说的话辩护！距离死亡还有两步之遥，而我还犹豫再三！的确，正确的东西只能从年轻人那里学习，只能向年轻人学习！

（房门猛地打开，伯爵夫人像阵强劲的穿堂风那样闯了进来，神经质地，怒气冲冲地。她的动作不是很稳，目光总是局促不安地从一个物件飘向另一个物件。可以感到，她说话时，心神并不专注，在想别的事情，被一种内心激起的躁乱不宁所困。她拼命不看秘书，仿佛秘书只是空气，她只冲着她丈夫说话。她的女儿萨莎紧跟着她，快步走进屋来；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她跟着母亲，是为了监视母亲。）

伯爵夫人：吃饭的铃声已经响过。《每日电讯》的编辑为了你的反对死刑的文章在楼下等了半个钟头，而你就因为这样两个小伙子，让他干等着。这些不懂礼节、大胆放肆的家伙！仆人在楼下问他们，有没有事先向伯爵大人通报过，一个说：没有，我们没有向任何伯爵通报过，是列夫·托尔斯泰叫我们来的。这些好管闲事的纨绔子弟，他们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搅得跟他们自己的脑袋一样杂乱无章。你竟然跟他们搞在一起。（她非常不安地在室内环顾四周）瞧这儿这乱活劲，什么东西都到处乱放。书都堆在地上，什么东西都乱七八糟，沾满灰尘。要是体面一点的人士走来一看，真是丢人。（她走向一把圈手椅，抓住它）蜡布都成碎片了，真该感到耻辱。不，简直都叫人没法看。幸亏明天裱糊匠从图拉到我们家来。他首先得把这把椅子修好。（没人答话。她心神不宁地东张西望）好了，请吧，来呀！不能让客人再等下去。

托尔斯泰（突然脸色苍白，心神不宁）：我马上就来。我在这里，还得……稍稍整理一下……萨莎会帮我忙的……你先陪陪那位客人，代我表示一下歉意，我马上就下来。（伯爵夫人又用颤抖不宁的目光向整个房间扫了一眼，便走出房门。夫人刚走出去，托尔斯泰就扑到门口，关上房门，迅速旋转钥匙。）

萨莎（父亲态度激烈，把她吓了一跳）：你怎么了？

托尔斯泰（十分激动，手抚着心口，嗫嚅着说道）：裱糊匠明天来……感谢上帝……那还有时间……感谢上帝。

萨莎：到底什么事啊……？

托尔斯泰（激动地）：给把刀，赶快给我把刀或剪子……（秘书以诧异的目光从书桌旁递了一把裁纸的剪刀给他。托尔斯泰开始精神紧张、慌慌张张地，有时甚至是胆战心惊地抬头望着锁上的房门，用剪刀把破旧的圈手椅上的裂口撕开，然后用双手忙不迭地探向挤出来的马鬃，最后终于从里面掏出一封已经封好的信）在这儿——可不是？……真可笑……可笑之极，难以置信，就像一本蹩脚的法国通俗小说描写的……真是可耻到了没法说的地步……所以我这个人神志清醒，在自己家里，活到八十三岁，还不得不把我自己最重要的文件藏来藏去，就因为有人乱翻我的东西，紧跟着我，偷听我说的每一句话，打听我的秘密。唉，我在这房子里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耻辱，什么样的地狱，什么样的谎言啊！（他平静了一些，拆开手里的信，读信，对萨莎说）十三年前我写了这封信。那时，我就应该离开你的母亲，离开这所地狱般的房子。这是给她的诀别信，可是后来我没有勇气和她诀别。（他在瑟瑟发抖的双手里，把信折得直响，低声念给自己听）“……但是我再也不可能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十六年来，我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一方面和你们斗，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刺激你们。所以我决定，做我早就该做的事情，那就是逃走……要是我公开出逃，一定会引起争吵。我也许会心肠一软，不把我的决心付诸实践，这个决心可是非实现不可的啊。所以请原谅我，要是我走的这一步会使你们痛苦，我请你们原谅。尤其是你，索妮娅[3]，请发发好心把我从你的心里解放出来，别去找我，别怨恨我，别批判我。”（他沉重地喘了口气）唉，已经十三年了，这些年我还一直不断地折磨我自己。每一句话都还和当年一样的真实。我今天的人生还和从前一样的怯懦和软弱。我还一直，还一直没有出逃，还一直在等，在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我一直都清楚地知道一切，可是做起来，总是做错。我一直都过于软弱，在她面前，我的意志总不坚定！我把这封信藏在这里，就像一个小学生，把一本肮脏的书藏起来，不让老师看见。我当年在遗嘱里请她把我通过我的作品赢得的财产赠送给全人类。我把这份遗嘱交到她的手里，只是为了求得家里太平，而不是和我的良心和解。

（停顿）

秘书：您认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这样出乎意料地出现一个契机，请您允许我提个问题……您认为……倘若……倘若上帝召唤您升天堂……您的最后的最迫切的愿望，放弃您对自己作品的所有权，也的确会实现吗？

托尔斯泰（吃了一惊）：那当然……这就是说……（局促不安地）不，我可不知道……你怎么看，萨莎？

萨莎（转过脸去，不吭一声。）

托尔斯泰夫妇

托尔斯泰：我的上帝啊，这点我可没有想到。或者不，我又，我又变得不完全真实了——不，我只是不愿意想这点而已。我又躲躲闪闪了，每次我都避免做一个清晰明确、直截了当的决定。（他目光尖利地看着秘书）不，我知道，我确切地知道，我的妻子，我的儿子们，他们今天不尊重我的信仰和我心灵的职责，他们也一定不会尊重我的遗嘱。他们将用我的作品去大做买卖，在我死后，我还将作为一个说话不算数的说谎者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做了一个断然了结的手势）但是，这不行，这绝对不行！总得说个一清二楚！今天那个大学生，那个净说真话，态度真诚的大学生怎么说的？全世界希望我做出一个行动，终于老老实实，作出一个清晰、纯净、毫不暧昧的决定——这是一个信号！活到八十三岁，不能再闭上眼睛，无视死亡。必须直面死亡，干净利索地作出决定。是的，这些陌生人给我提出了很好的警告：老是无所作为，总是只在掩饰灵魂的怯懦。必须清楚而又真诚，我现在终于希望我能变得这样，现在，在正午十二点，在我八十三岁时。（他转脸向着秘书和他女儿）萨莎，符拉基米尔·格奥尔格维奇，明天我就立遗嘱，写得清楚明白，斩钉截铁，具有约束力，而且无可辩驳。我在这份遗嘱中写明，把我作品的全部收入，所有从中衍生出来的肮脏的钱，都赠送给大家，赠送给全人类。我为了大众，在我良心陷入困境时说过和写过的一些话，不得用来做交易。请您明天上午来，带上第二位证人。……我不得再多事犹豫，死神也许会拉住我的手，让我写不了字。

萨莎：您再等一等，父亲——并不是我想劝您打消这念头，而是我怕，如果母亲看见我们四个在这儿待在一起，也许会有困难。她一定立刻就会产生疑心，也许在最后关头会动摇您的决心。

托尔斯泰（沉思起来）：你说得有道理！不，在这里，在这幢房子里，我无法完成任何纯净的合理的事情：在这里整个生活都变成谎言。（对秘书）您这样安排一下：明天上午十一点，你们在格鲁蒙特森林里，左边的那棵大树旁边，大麦地后面和我见面。我假装正在进行我惯常的骑马遛弯。你们把一切准备好。我希望上帝在那儿会使我意志坚定，终于让我解除了这最后一道束缚。

（午饭的铃声第二次响起，声音更加急切。）

秘书：可是您现在在伯爵夫人面前可不能露出一点蛛丝马迹，否则功败垂成。

托尔斯泰（沉重地呼吸着）：真是可怕，总是不得不没完没了地装假，没完没了地躲躲藏藏。在全世界面前想要保持真实，在上帝面前想要保持真实，在自己面前想要保持真实，偏偏在老婆和孩子们面前不得保持真实！不行，这样没法活下去，没法活下去！

萨莎（吓了一跳）：母亲来了！

（秘书迅速旋开门上的钥匙。托尔斯泰为了掩饰他的激动，走到书桌前，背朝着走进门来的伯爵夫人。）

托尔斯泰（低声呻吟）：这房子里充溢的谎言毒害了我——唉，要是能有一次完完全全地表示真实的面貌，该有多好。至少在临死之前表示真实面貌！

伯爵夫人（急匆匆地走进屋来）：为什么你们不来吃饭？你总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托尔斯泰（转身朝着伯爵夫人，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恢复平静。他慢条斯理地说道，语气有所强调，只是为了让别人听得更加清楚）：是的，你说得对。我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做什么事情都是如此。但是只有一点是重要的：给人家时间，去及时做该做的事情。

[1] 十七世纪俄国出现的一批反对东正教教会旧礼仪的信徒，遭到迫害。他们的宗教思想与托尔斯泰接近。

[2] 指1853—1856年英、法、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在塞瓦斯托波尔海港进行的战役，托尔斯泰亲自参加了这场激烈的战役，见到许多俄国青年英勇作战。

[3] 托尔斯泰对妻子索菲娅的昵称。

第二场

在同一间房间里，第二天深夜

秘书：您今天得早点上床休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骑了这么长时间的马，经历了这么多烦心事，您想必累了。

托尔斯泰：不累，我一点也不累。只有一样东西使人疲劳，那就是摇摆不定，六神无主。每一个行动都使人舒解郁闷，即便是糟糕的行动也比无所作为要好。（他在房里踱来踱去）我不知道我今天的行动是否正确。我得首先问一下我的良心。我把我的作品回赠给大家，这使我的灵魂轻松一些。但是我想，我不该悄悄地立我的遗嘱，应该当着众人的面立我的遗嘱，满怀信念，勇气十足，也许我这事做得有失尊严。为了真实的缘故，这事必须做得坦荡真诚——但是，赞美上帝，现在这事已经完成，在生活中迈上一个台阶，也向着死亡走近一个台阶。现在只剩下最艰巨的工作要做，也是最后一件工作：在恰当的时候爬进灌木丛中，像头野兽似的，等待着最后的时刻来临。因为在这幢房子里，我的死和我的生活一样，都不真实。我已经八十三岁，我还一直，还一直没有找到完全摆脱尘世生活的力量，也许我错过了恰当的时间。

秘书：谁知道自己死的时间！倘若知道，那一切都好了。

托尔斯泰：不然，符拉基米尔·格奥尔格维奇，知道了反而不好。你没听过这则古老的传说吗？有一次有个农民告诉我，基督是如何不让人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的。从前，每个人事先都知道自己死亡的时间。等到基督来到人世，他发现有的农民不种田，像罪人一样地生活。基督就责备其中一个农民生性懒散。但是这个可怜的家伙只是咕噜了一句：既然活不到收成的时候，又为谁去往地里播撒种子呢？基督这时发现，人类预先知道死期，实在是件坏事。于是便不让人们知道自己何时死亡。从此，农民必须耕地耕到最后一天，就仿佛他会活到地老天荒似的。这样就对了，因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参与永恒。所以我今天（他指了指他的日记本）还要耕种我每天该种的土地。

（门外响起猛烈的脚步声，伯爵夫人走进屋来，已经穿上睡衣，向秘书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伯爵夫人：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终于就独自一人了呢……我要和你谈话……

秘书（鞠躬）：我这就走。

托尔斯泰：那就再见了，亲爱的符拉基米尔·格奥尔格维奇。

伯爵夫人（门刚在秘书身后关上）：他总缠在你的身边，就像一片牛蒡草粘着你。……而我呢，他恨我，想把我从你身边分开，这个坏蛋，阴险的家伙。

托尔斯泰：你这样对他不公平，索妮娅。

伯爵夫人：我根本就不想公平！他硬挤到我们两个当中来，把你从我身边偷走，让你和孩子们疏远。自从他到这里来以后，我就什么也不是了。这房子，你自己，现在属于全世界，就是不属于我们，不属于你最亲的亲人。

托尔斯泰：但愿我真能做到这点就好了！所以上帝要求每个人属于大众，什么东西也不能只留给自己，只留给自己的亲人。

伯爵夫人：是的，我知道。这是他灌输给你的。这个盗窃我的孩子们的小偷。我知道他鼓励你反对我们大家。因此我再也容不得他待在我们家里。这个挑拨离间的家伙，我不要看见他。

托尔斯泰：但是索妮娅，你也知道，我需要他帮助我工作。

伯爵夫人：你找得到成百个其他的人！（做了一个断然拒绝的手势）他在我身边，我受不了。我不愿意让这个人横插在你我之间。

托尔斯泰：索菲娅，我的好人，我求你别发火。来吧，坐到这儿来，让我们静静地说会儿话吧——就像在已经消逝的往日，那时我们的生活刚刚开始——你好好想想，我们剩下的好言好语、美好日子多么稀少。（伯爵夫人不安地环顾四周，浑身哆嗦地坐了下来。）你瞧，索妮娅，我需要这个人。也许我之所以需要他，只是因为我的信仰不够坚定。因为，索妮娅，我并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坚强。虽然每天都向我确认，成千上万的人在世界上遥远的什么地方，都和我有同样的信仰。但是你要理解，我们世俗的心就是这样。为了对自己确有把握，我们的心至少需要有一个人的爱情，亲近的、鲜活的，可以看见、可以感觉，抓得到、摸得着的爱情。也许圣人可以没有人帮助，独自在他们的修道房里发挥作用；即使没有证人，也不会沮丧、颓唐。可是你瞧，索妮娅，我并不是什么圣人——我只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而且已进入老年。因此我必须身边要有个人，和我有同样的宗教信仰。这个信仰，现在却是我这年老孤寂的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四十八年来我一直怀着感恩的心情尊重你，倘若你能参加我的宗教意识的话，我最大的幸福当然会是拥有这个宗教信仰。但是索妮娅，你可是从来也不愿意参与我的宗教意识。我心里最珍贵的东西，你看在眼里，却没有一丝爱意。我担心你甚至对它们怀着仇恨。（伯爵夫人做了一个手势）不，索妮娅，别误会我，我不是在控告你。你已经把你能够给予的东西给了我和这个世界，那就是许多的关心照顾和担惊受怕；我怎么可能要你为了一个信念作出牺牲，而你自己在你心里并没有经历过这一信念？你既然没有拥有我最深层的思想，我又怎么能够责怪你——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他的最后的思想不永远是这个人和他的上帝之间的一个秘密吗？可是你瞧，有个人来了，终于有个人来到我的房里；先前，他自己为了自己的信念在西伯利亚受过苦，现在他分担我的信仰。做我的助手和亲爱的客人，对我提供帮助，坚定我的内心生活，为什么你不愿把这个人留给我？

伯爵夫人：因为他使你和我疏远，这个我可受不了，我可受不了这个。这使我火冒三丈，让我生病。因为我清楚地感到，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反对我的。今天中午又是这样，我把他当场擒获，他慌慌张张地把一张纸拿走。你们当中谁也不能直视我的眼睛：他不行，你也不行，萨莎也不行！你们大家都瞒着我一件事。是啊，我知道这事，我知道。你们干了一件反对我的坏事。

托尔斯泰：我都是行将就木的人了，我希望上帝保佑我，不让我有意识地干坏事。

伯爵夫人（激烈地）：这么说，你不否认你们悄悄地干了什么秘密的事情……来反对我。啊，你知道，你在我面前不可能像在别人面前那样撒谎。

托尔斯泰（情绪激动地直跳起来）：我在别人面前撒谎？你竟然这样说我？我主要是为了你的缘故，在别人面前作为说谎者出现。（竭力控制住自己）好吧，我希望对上帝说，我从来没有有意识地犯撒谎之罪，也许我这个性格软弱的人并没有资格来说出全部实话。可是尽管如此，我坚信，我不会因为此故而成为一个说谎者，一个欺骗别人的人。

伯爵夫人：那你告诉我，你们都干了些什么——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什么样的文件……别再折磨我了……

托尔斯泰（向她走去，语气十分柔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不是我折磨你，而是你自己在折磨自己，因为你已不再爱我。倘若你还爱我，你也会信任我——即使在你不再理解我的地方，你对我还有信任。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我请你好好回窥一下你的内心：我们共同生活了四十八个年头！也许在这么多年里，在业已遗忘的岁月里，在你本性的哪个皱褶里，你还能找到些许对我的爱——那我就求你抓住这点火星，把它吹燃，再一次试图那么多年来对我的那样，充满爱，充满信任、温柔而又献身。因为索妮娅，有时候像你现在这样对我，我大吃一惊。

伯爵夫人（深受震撼，无比激动）：我已经不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了。是的，你说得有道理。我变得丑陋不堪，十分邪恶。可是谁能忍受，眼睁睁地看你如何自我折磨，想要成为超凡入圣者——这种狂劲，和上帝一同生活的狂劲，这种罪孽，因为，自己趋到上帝面前，去寻找一种我们未能获得的真理。这是罪孽，是的，这是罪孽，傲慢，狂妄，而不是谦卑；从前，从前一切都很好，都很清晰。我们生活得和其他人一样，诚实、纯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幸福；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我们高高兴兴地进入老年。可是突然之间，你会遭到这样的变化。这是三十年前的事，这可怕的妄想，这种信念，它让你和我们大家都变得不幸。我到今天也还不能理解，你自己打扫炉子，自己挑水，缝制蹩脚的靴子，这究竟有什么意思？我能有什么办法？你，全世界都爱你，把你当做他们最伟大的艺术家。不，我到今天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清晰明朗的生活，勤奋、节约、安宁、简朴，为什么这样的生活突然间变成对别人的犯罪？不，我不能理解这个，我没法理解，我理解不了。

托尔斯泰（非常温柔）：你瞧，索妮娅，恰好是这点，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理解的地方，恰好是我们必须借助我们爱的力量予以信任之处。对人如此，对上帝也是如此。你以为我自以为高明，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不，我只是信任。人家这样认真在做的事情，人家使了大劲想要得到的东西，这在上帝和世人面前不会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所以你也试试看，索妮娅，在你不再理解我的地方，稍稍多点信任；至少要信任我有走正道、干正事的意志，一切，一切又会再次变得很好。

伯爵夫人（不安地）：可是你要说，就全部说出来……你要告诉我，你们今天都干了些什么？

托尔斯泰（非常平静）：我什么都说给你听。在我这巴掌大的生活中什么也不隐瞒，什么也不保密。我只是等着塞尔约施卡和安德列依回来，那时我将要走到你们面前，老老实实地告诉你们，我这几天都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但是这个短暂的时间，索妮娅，放弃你的怀疑，别侦察我——这就是我唯一的请求，我发自内心的请求，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你能办到吗？

伯爵夫人：能……能……当然能……当然能。

托尔斯泰：我谢谢你。你瞧，通过坦率、信任，一切都变得如此容易。我们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交谈，是多么美好啊！你使得我的心又感到了温暖。因为，你瞧，你进屋时，脸上还阴沉沉地挂着怀疑，由于不安和仇恨，我觉得你的脸显得陌生，我已认不出你就是从前的你。现在你的额头清爽开朗，我又认出你的眼睛，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你从前少女时代的那双眼睛充满善良好意，凝视着我。现在你好好休息吧。你啊，亲爱的，时间已晚！我衷心地感谢你。（他吻她的额头。伯爵夫人下，在门口，她再一次心情激动地转过身来。）

伯爵夫人：你会把一切都说给我听，是不是？一切？

托尔斯泰（一直还非常平静）：一切都告诉你，索妮娅，别忘了你的允诺。

（伯爵夫人缓缓地离去，临走时还向书桌不安地看上一眼。）

托尔斯泰（在室内踱了几个来回，然后坐到书桌跟前，在日记里写了几句。过了一阵，他站起来，踱来踱去，再一次走到书桌前，沉思地打开日记本，轻声读了刚写的文字）：“我努力在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面前，尽可能地保持平静和坚定，深信我将多多少少达到我的目的，使她平静下来……今天我第一次看到，用好心和爱使她让步的可能性……唉，倘若……”（他放下日记，沉重地呼吸，最后走进旁边的房间，在那里把灯点亮。然后他又一次回来，费劲地从脚上脱掉笨重的农民的靴子，脱去外套。然后把灯吹灭，只穿着宽大的裤子和工作时穿的衬衫，走进旁边他的卧室。）

托尔斯泰故居的楼梯。他就是走下这段楼梯离家出走的

（有一阵子，房间沉浸在寂静无声和一片黑暗之中，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听不见呼吸声。突然间，房门轻轻地打开，有人像小偷似的小心翼翼地打开通向书房的房门。有人只穿着袜子，摸索着走进漆黑一片的房间，手里拿着的一盏灯笼，现在朝前，首先向地板投去一束狭窄的灯光。这人是伯爵夫人。她心惊胆战地环顾四周，先在卧室门口偷听了一会儿，然后，显然放心了，就轻手轻脚地溜到书桌旁。架起的灯笼，现在在这黑暗中，只用一道白光照亮书桌附近这点地方。只能在光圈中看见伯爵夫人的一双抽动的手。她首先抓起留在书桌上的那张写了字的纸，开始以神经质的不安情绪阅读日记，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把书桌的抽屉一一打开，越来越慌张地翻阅抽屉里的纸张，什么也没有找到。最后她用一个抽搐的动作，又把灯笼拿在手里，摸索着走出房间。她的脸已经完全变形，活像一个夜游症患者的脸。她刚在身后关上房门，托尔斯泰便一下子把卧室的门打开。他手里拿着一支蜡烛，蜡烛晃来晃去，内心的激动大大地震撼了这位老人：他偷听了他妻子的一举一动。他已经向她身后扑了过去，已经抓住了房门的门把，可是他突然使劲地转过身子，平静地、断然地把蜡烛放在书桌上，走到另一边邻屋的门口，非常轻声地，小心翼翼地敲了敲房门。）

托尔斯泰（轻声地）：杜尚，杜尚。

杜尚（声音从邻屋传来）：是您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托尔斯泰：轻点，轻点，杜尚！马上出来……

杜尚（从邻屋出来，衣服刚穿了一半。）

托尔斯泰：去叫醒我的女儿阿历山德拉·列沃夫娜，让她马上过来。然后快步跑到马厩去，命令格里哥尔，把马套在车上，但是叫他动作轻些，别让屋里任何人听到动静。你的动作也给我轻些！别穿鞋，注意别把门弄得乒乓乱响。我们得出门，马上就走——没有时间可耽搁的了。

（杜尚快步离去。托尔斯泰坐下，又坚定地把靴子穿上，拿起外套，急急忙忙地套在身上，然后寻找几张纸，把它们卷在一起。他的动作坚定果决，有时候有点像得了热病似的急促。他现在在书桌旁往两张纸上写几个字的时候，他的肩膀抽搐起来。）

萨莎（轻声进屋）：出什么事了，父亲？

托尔斯泰：我出走，离家而去……终于，终于这事决定了。一小时前她向我发誓，信任我。而现在，在深夜三点，她偷偷地溜进我的房间，把我的文件翻了个遍……可是，这是好事，非常之好……这不是她的意志，这是另外一个人的意志。我祈求上帝祈求了多少次，让他到时候给我一个信号。现在他把信号给了我，因为现在我有权利，把她独自留下——她离开了我的灵魂。

萨莎：可是你要上哪儿去，父亲？

托尔斯泰：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到哪儿去都行，只要脱离这不真实的生活……随便到哪儿去……世界上有那么多马路，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堆稻草或者一张床铺，可以让一个老人在那里安安静静地死去。

萨莎：我陪你去……

托尔斯泰：不。你还得留下来安慰她……她会发狂的……唉，她会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啊，这可怜的女人！……是我让她受苦的……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受不了啦。……我在这儿会窒息而死的。你留在这里，直到安德列依和塞尔约施卡来到。然后你再来找我，我先到沙玛尔狄诺修道院去和我妹妹告别，因为我感到，对我来说，已经到了诀别的时候。

杜尚（匆匆忙忙地跑回来）：已经把马车套好了。

托尔斯泰：那我就做好准备。杜尚，这几张纸塞在你那儿……

萨莎：可是父亲，你得把皮大衣带上。夜里冷极了。我赶快给你收拾几件更加暖和的衣裳……

托尔斯泰：不用，不用，用不着了。我的上帝，我们不能再多事犹豫了……我不想再等了。……我等这一刻，等这个信号等了二十六年。……赶快，杜尚……还会有人来拦阻我们，阻止我们离去。喏，把纸拿好，这几个日记本，这支铅笔……

萨莎：买火车票的钱，我去取……

托尔斯泰：不用，用不着钱了！我再也不想碰钱。火车站上的人认得我，他们会给我票的，再往前，上帝会帮助我。杜尚，准备好，走吧。（对萨莎）你，把这封信给她——这是我的诀别信，但愿她会原谅我这样离去！写信告诉我，她是怎么承受下来的。

萨莎：不过父亲，我怎么写信给你呢？我要是在邮局说出你的名字，你的住处，他们立刻就会知道，立刻就会向你追去。你必须用个假名才行。

托尔斯泰：唉，老是撒谎！老是撒谎，老是用保密的方法贬低自己的灵魂……不过，你说得对……来啊，杜尚！……像你要求的那样，萨莎……这只是为了办好事情……那么，我该叫我自己什么名字呢？

萨莎（思忖片刻）：我在所有的电报上都签上弗罗洛娃的名字，你就管自己叫尼古拉耶夫吧。

托尔斯泰（由于匆忙，已经非常激动）：T.尼古拉耶夫……好……很好……现在，别了。（他和萨莎拥抱）你说，我该改为T.尼古拉耶夫。再撒一个谎，再撒一个！好吧——上帝保佑，但愿这是我在世人面前最后一次表现我的不真实。

（他匆匆下场。）

第三场

三天后（1910年10月31日），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候车室

候车室右边有一扇玻璃大门通向站台，左边有扇小门通向站长伊万·伊万诺维奇·奥索林的住房。在候车室的木头长凳上有少数几个乘客围着桌子坐着，在等候从但洛夫开来的快车：几个农妇裹着头巾披肩在睡觉，几个小商人裹着羊皮大衣，另外还有几个来自大城市模样的人，显然是官员或者商人。

旅客一（正在看报，突然大声嚷道）：这事他干得真叫漂亮！这老爷子的一个绝招！这事谁也没有料到。

旅客二：什么新闻啊？

旅客一：他出走了，列夫·托尔斯泰，离家出走，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他是夜里出发的，穿上靴子，裹上皮大衣，就这样出走了，没有行李，也不告别，就这么远走高飞了；只有他的医生杜尚·彼特洛维奇陪着他。

旅客二：他把老太太一个人撂在家里。这对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来说可不是件愉快的事。托尔斯泰现在大概八十三岁了吧。谁会想到，他竟干出这种事来。你说，他到哪儿去了？

旅客一：这事正好是他们想知道的，家里的人和报馆的人，都想知道。现在他们满世界地在发电报。据说在保加利亚边境有人看见了他，另外有人说在西伯利亚见到他。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确切的消息。这事他干得真棒，这个老头！

旅客三（年轻的大学生）：你们在说什么？列夫·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了？请把报纸给我，让我自己看看。（向报纸扫了一眼）啊，好啊，这就好了，他自己终于振作起来了。

旅客一：为什么说这事好啊？

旅客三：因为像他这样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个耻辱。他们逼他扮演伯爵的角色，用阿谀奉承的话语掐死了他的声音。现在列夫·托尔斯泰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向人们袒露他的肺腑。上帝保佑，通过他，全世界都会知道，在我们俄罗斯这儿，人民身上遭受了些什么。是的，这是一件好事。这个圣人终于拯救了他自己。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是幸福和痊愈。

旅客二：也许这儿胡扯的一切，并不都是真的；也许（他转过脸去，看是不是有人在偷听，然后悄声说道）他们只是把这一切塞进报纸，来迷惑大家，而实际上是把他抓出来，弄走了……

旅客一：谁有兴趣把列夫·托尔斯泰弄走？

旅客二：他们……那些觉得他碍手碍脚的人，就都有兴趣。教会、警察、军队，他们大家都怕他。有几个人已经这样消失了——据说，都弄到外国去了。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说的外国指的是什么……

旅客一（也悄声说话）：这很有可能。

旅客三：不，他们还不敢这么干。这一个人，光凭他说的话就比他们大家都更加强大。不，他们不敢这么干，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用拳头把他救出来的。

旅客一（急急忙忙地）：小心……请注意……齐里尔·格里哥罗维奇来了……快把报纸拿开……

（身穿全副制服的警官齐里尔·格里哥罗维奇，隔着玻璃门在站台出现。他立即转身向站长的房间敲门。）

伊万·伊万诺维奇·奥索林（站长从他的房里出来，头上戴着值勤帽）：啊呀，是您，齐里尔·格里哥罗维奇……

警官：我要马上和您谈谈。您太太在房里吗？

站长：是的。

警官：那不如在这儿谈吧！（以生硬的、发号施令的语气对旅客们说）从但洛夫来的快车马上到站；请立刻离开候车室，到站台上去。（旅客们全都起身，急急忙忙地挤到站台上去。警官对站长说）刚才有重要的密电传来。人们确定列夫·托尔斯泰在出逃途中，前天到达沙玛尔狄诺修道院他妹妹那里。某种迹象让人猜测，他打算从那里继续旅行，从沙玛尔狄诺驶向任何方向的每一列列车从前天开始，都由警察和密探护送。

站长：可是，请给我解释一下，齐里尔·格里哥罗维奇大叔。这究竟是干吗？列夫·托尔斯泰又不是什么捣乱分子，这个伟大的大人物可是我们的光荣，是我们国家真正的国宝。

警官：他造成的骚乱和危险却远远超过一大帮革命者。话说回来，他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是奉命监视每列列车。莫斯科的老爷们，要我们的监视完全不露痕迹。所以我请您，伊万·伊万诺维奇代替我，到站台上去。每个人看见我的制服都认得我。列车一到站，就会有秘密警察下车，告诉您他在这段线路上观察到的一切，我就立刻把这报告继续传出去。

站长：一定会安排妥当，您放心吧。

（进口处传来列车驶近的信号铃声。）

警官：您迎接密探要不动声色，就像欢迎一个老朋友，明白吗？不能让旅客们注意到监视，要是我们把这一切十分巧妙地完成，这对我们两个都有好处。因为每份报告都送到彼得堡，一直送到最高当权者那里：说不定咱们这号人也能捞到个乔治十字勋章什么的。（列车隆隆直响，在舞台后方驶进车站。站长立刻从玻璃门里冲了出去。几分钟后，最早的几个旅客，农民和农妇们，拎着沉重的篮子，大声喧哗、吵吵嚷嚷地经过玻璃门。有几个在候车室坐下休息一会儿或者煮点茶。）

站长（突然走进门来。十分激动地冲着坐在那里的旅客吼道）：马上离开这房间！统统都走！赶快！……

旅客们（惊讶不已，嘟嘟囔囔）：这是干吗？……咱们可是付了钱的……干吗不许坐在候车室里……咱们在这儿可是等着车来啊。

站长（大叫大嚷）：马上离开，我说，马上统统都出去！（他急急忙忙地把大家撵出去，又快步走到门边，把门敞开）请，走这边，请您把伯爵大人请进来！

（托尔斯泰右边由杜尚搀扶，左边由他女儿萨莎搀扶，吃力地走了进来。他把皮大衣的领子高高翻起，脖子上围了一条围巾，可是大家看见，他那被皮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身体冷得发颤。在他后面，有五六个人挤了进来。）

站长（对后面挤进来的人叫道）：待在外面，别挤进来！

众人的声音：您倒是让我们……我们只是想帮帮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也许给他喝点甜酒或者茶……

站长（激动无比）：谁也不许进来！（他使劲地把大家推出去，关上通向站台的玻璃门。但是整个这段时间里，还有好奇的人从玻璃门后走过，向室内探头探脑。站长迅速地抓过一把椅子，放在桌子旁边）伯爵大人，是不是稍微休息一下，坐一会儿？

托尔斯泰：别叫伯爵大人……感谢上帝，我已经不是伯爵了……永远也不再是伯爵了，这事已经结束。（他心情激动地环顾四周，发现玻璃门后面的人群）走开……把这些人打发走……让我单独待一会儿……总是有人……让我单独待一会儿……

萨莎（快步走到玻璃门边，急急忙忙地用大衣把门挡起来。）

杜尚（这时轻声地和站长说话）：我们得赶快把他扶上床去。他在火车上突然发起烧来了，四十度以上，我觉得他的情况不好。这儿附近有没有旅店，能弄到几间像样的客房？

站长：没有，什么也没有！整个阿斯塔波沃没有一家旅馆。

杜尚：可是他得马上上床睡觉。您没看见他烧得厉害，病情会严重起来。

站长：我只能把我在旁边的这间房间供列夫·托尔斯泰使用。不言而喻，我会感到莫大的荣幸。……但是请您原谅……我那房间很寒碜，很简陋……是间办公用房，是间平房，很狭窄……我怎么敢斗胆把列夫·托尔斯泰安置在这里……

杜尚：这没关系。我们首先得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弄到床上去。（托尔斯泰浑身哆嗦坐在桌旁，一阵寒热突然向他袭来，杜尚对托尔斯泰说）站长先生特别客气，把他的房间供我们使用。您现在必须马上休息。明天您又可以神清气爽，精力充沛，我们可以继续上路。

托尔斯泰：继续上路？……不，不，我想，我不会再上路旅行了……这是我最后的一次旅行。我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杜尚（鼓励他）：别因为有点发烧就担心，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您稍稍着了点凉——明天您又会觉得浑身舒服。

托尔斯泰：我现在也觉得很舒服……非常非常舒服……只不过昨天夜里真是可怕，我突然觉得，他们会从家里来追赶我，他们会追上我，把我拽回到那地狱里去……我于是站起来把你们叫醒，我竟然激动到这种地步。整个这一路，我都心惊胆战，发起烧来，我的牙齿上下打架……可是现在，自从我到了这个地方……不过，我究竟在哪里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地方……现在突然一下子全都两样……现在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们再也赶不上我了。

杜尚：肯定赶不上，肯定。现在您可以放心大胆地躺到床上，这儿谁也找不到您。

（他和萨莎把托尔斯泰扶起来。）

站长（向托尔斯泰迎面走去）：我请您原谅……我只能向您提供一间简陋已极的房间……这是我仅有的一间房间……这张床说不定也不合适……只是一张铁床……不过，我会做好一切安排，立即拍电报，让他们下班列车再另外送张床来……

托尔斯泰：不用，不用，不要别的床……我养尊处优，日子比别人过得好，时间已经太长、太长！现在对我来说条件越差越好！那么多农民是怎么死的？……死得也还好啊……

萨莎（扶他往前走）：走吧，父亲，走吧，你会累的。

托尔斯泰（又一次站住）：我不知道……我累了，你说得对。我浑身都往下坠，我累极了。可我还在期待什么……是这样，就像你瞌睡得要命，可就是睡不着。因为你还在想什么好事就等在你前面，不想因为睡觉，把它忘了……真奇怪，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说不定这也是死亡的信号……多年来，你们都知道，我一直怕死，吓得我没法睡在床上；我会像头野兽一样大吼大叫，我吓得到处乱爬，想上哪儿去躲起来。而现在，也许死神已经在这屋里，在等待着我。而我，我毫不恐惧地向它迎面走去。

（萨莎和杜尚把他扶到门边。）

托尔斯泰（站在门边，向屋里看了一眼）：这儿的这间房很好，非常好，又小又窄，又矮又穷……我觉得我好像曾经梦见过这一切，一张陌生的床，搁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床上睡了个人……一个疲惫的老人……等一等，他叫什么来着，这个老人？我在几年前曾经写过，他叫什么来着，这个老人？……他曾经是个富翁，然后一贫如洗地回来了，谁也不认得他，他爬到火炉边的床上……唉，我的脑袋，我的愚蠢的脑袋！他叫什么来着，这个老头？……他曾经是个富翁，现在身上只有一件衬衫……那个伤害过他的女人，在他死的时候，不在他的身边。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知道，我当时在我的小说里称他为科尔奈依·瓦西利耶夫，那个老头。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上帝让他老婆良心发现；她，玛尔法，再一次跑来看他。……但是她来得太晚，老人已经睡在别人的床上，浑身僵硬，双目紧闭。他老婆不知道，他是还在生她的气，还是已经原谅了她。她不再知道，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似乎如梦初醒）不，她不是叫玛尔法吗？……我又搞糊涂了……是的，我要躺一会儿。（萨莎和站长扶他往前走。托尔斯泰对站长说）我谢谢你，陌生人。你在你的家里收留了我。你把一个动物在树林里所拥有的东西都给了我……上帝把我，科尔奈依·瓦西利耶夫派到你这儿来了……（突然非常惊慌）可是把门关好，谁也别让进来，我不要再见人了……只要和他在一起，比以往更深入、更亲密地在生活中……（萨莎和杜尚把他扶进卧室，站长在他们身后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神情茫然地伫立不动。）

尸床上的托尔斯泰

（外面有人在猛敲玻璃门。站长把门打开，警官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

警官：他跟您说了些什么？我得马上把一切都向上报告！他到底是想待在这儿吗？想待多久？

站长：这点，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任何人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

警官：可是您怎么可以在一个国家提供的房子里让他过夜？这是您的公务住宅，不能让任何哪一个陌生人使用。

站长：列夫·托尔斯泰在我心里不是陌生人。他和我的关系比我兄弟还亲。

警官：不过您的职责是事先得进行盘问。

站长：我已经问过我的良心。

人们肩负着托尔斯泰的灵柩

警官：好吧，您自己承担责任。我马上就打报告……责任突然之间落在一个人身上，真是可怕！我至少得知道，最高当局对待列夫·托尔斯泰的态度是怎样的……

站长（非常平静）：真正的最高当局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关系始终很好……

警官（神情错愕地凝望着他。）

（杜尚和萨莎小心翼翼地拉上房门，走出屋来。）

警官（赶快躲开。）

站长：您们怎么离开了伯爵大人？

杜尚：他睡得非常平静。——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的脸比现在更加宁静。他在这里终于可以找到人们从来没有给予他的东西：和平。他第一次单独和他的上帝待在一起。

站长：请您原谅我一个普通人，但是我的心在哆嗦，我无法理解。上帝怎么可能把这么多苦难加在他身上，以至于列夫·托尔斯泰不得不从家里出逃，到我这儿，在这张寒碜蹩脚的床上死去……人们，俄罗斯人怎么可能伤害这样一个神圣的灵魂，怎么可能做别的事，而不是满怀敬畏地爱他……

杜尚：恰好是这些把他当做伟人热爱的人，往往阻碍他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必须逃脱那些离他最近、和他最亲的人。事情发展得很正常，一向都是如此——这个死亡才实现了他的人生，才圣化了他的人生。

站长：可是……我的心不能理解，也不愿理解，这个人，我们俄罗斯大地的这个宝贝，不得不为我们这些人身上受苦，而我们自己却无忧无虑地过着我们的日子……我们真该为我们自己活在世上感到羞愧。

杜尚：别为他诉苦，您真是个好人。平淡低下的命运反而不适合他的伟大。他若没有为我们受苦受难，他也不会变成今天属于全人类的列夫·托尔斯泰。

争夺南极

斯各特船长[1]南纬九十度

1912年1月16日

斯各特船长

[1] 罗伯特·法尔孔·斯各特（1868—1912），英国的南极探险家。

地球争夺之战

到二十世纪，世界已无秘密可言。所有的国家已被彻底研究，最遥远的海洋也已被尽情探索。有些地方在三十年前还幸福地生活在无人知晓的迷梦之中，自由自在；如今已经沦为奴仆，为欧洲的需求效劳。汽轮一直开到寻找已久的尼罗河的源头。维多利亚瀑布，半个世纪之前才刚被第一个欧洲人看见，如今已俯首帖耳地在旋转涡轮，发送电力。最后一片蛮荒之地亚马孙河的莽莽丛林已被砍伐。唯一的处女地——西藏，也已被突破。古老地图和地球仪上标着“Terra incognita（陌生地带）”的地方，已被知情者的手重新标明。二十世纪的人已经认识自己生存的星球，勇于探索的人们已在寻找新的道路，必须潜入海底去探寻深海的珍奇怪异的动物，或者飞升到无边无际的九天之上，因为阒无人迹之路只存在于天空之中。自从地球已经不能满足世人的好奇心，亦无秘密可言以来，那钢铁飞燕——飞机便竞相飞上太空，去攀登新的高度，到达新的远方。

然而直到我们这个世纪[1]，地球还有最后一个谜团，仍然保留着它的羞怯，不让人类窥视；在地球被撕得粉碎、备受折磨的躯体上面，还有微不足道的两处得以幸免，尚未受到人类的贪欲侵扰——那就是地球躯体的脊椎，南极和北极，这两小块几乎没有生物、没有知觉的地方。千万年来地球一直绕着它们的轴线旋转，就这两个地方地球还保持住了它们的纯洁，不使受到玷污。层层冰块使劲地封住这最后的秘密，永久的冬天充当卫士挡住贪婪之徒。严寒和风暴全力封住进入秘密的通道，恐怖和危险以致命的威胁迫使勇敢者望而却步。即使太阳也只能匆匆地向这严密封锁的地域看上一眼，人类的眼睛从未向它投过一瞥。

几十年来，派去的远征队络绎不绝，没有一队到达目的地。到现在才发现，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勇士中的勇士安德烈[2]的尸体在寒冰的棺材之中安卧了三十三年。他本想驾驶气球飞越极地，结果一去不返。每一次冲锋都粉碎在晶莹光泽的冰墙之上。千万年来，直至我们今日，地球在这里都严密地遮住它的面容，最后一次成功地抗击了它的造物怀有的激情。它的羞涩像处女似的抵御着世人的好奇。

但是年轻的二十世纪焦躁不耐地摩拳擦掌。它在试验室里锻造新式武器，找到了抵御危险的新式坦克。一切阻力只是增长它的贪欲。它想知道一切真相，它的第一个十年就只想征服以往几千年都未能达到的东西。民族间的相互竞争与个别人的勇气相伴，他们不再单是为了夺取极地而斗争，也是为了哪一国的国旗在新发现的陆地上迎风飘扬而战——于是掀起了一场各个种族和各个民族进行的十字军征讨，去争夺那人人渴望得到，因而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从地球各地重新发起冲锋。人类焦躁万分地等待着，知道这事关乎我们这个生存空间的最后的秘密。彼埃里和库克[3]从美国出发征讨北极，有两艘轮船向南行驶：其中一艘由挪威人阿蒙森[4]指挥，而指挥另一艘轮船的是英国人，斯各特船长。

斯各特的“新大陆号”考察船

[1] 指二十世纪。

[2] 萨罗蒙·奥古斯特·安德烈（1854—1897），瑞典人，1897年驾飞艇飞越北极时遇难。

[3] 罗伯特·彼埃里（1856—1897），美国探险家。为到达北极的第一人。弗雷德里克·阿尔伯特·库克（1865—1940），美国探险家。

[4] 罗阿勒德·阿蒙森（1872—1928），挪威探险家。于1911年12月14日抵达南极，并顺利归来，是抵达南极的第一人。

斯各特

斯各特是英国海军里的某一位船长，某一个人而已。他的传记也和官阶名单一致。他在军中服役令上级满意，后来参加了谢克莱顿[1]的探险队。他的举止并不特别，看不出他是英雄，具有英雄气概，是一代英豪。从照片看，他的脸和成千上万个英国人的脸相似，神情冷静，精力充沛，肌肉不动，仿佛蕴集在内心的精力凝结成冰，毫无表情。眼睛呈钢灰色，嘴巴抿得很紧。这张意志坚强、通情达理、极为务实的脸上没有一根罗曼蒂克的线条，不露一丝欢快开朗的情绪。他的字迹——普普通通的英文字，没有浓淡的差异，没有龙飞凤舞之势。写得迅速，笔力遒劲。他的文体——清晰准确，以事实来引人入胜，像报告一样毫无幻想。斯各特写英文犹如塔西佗[2]写拉丁文，仿佛在堆砌未加雕琢的方石。你会感到，此人从不耽于幻梦，热衷于就事论事，实事求是。所以说，是个纯粹的英国人。这种英国人即使是天才的属性，也以晶莹剔透的方式，表现为高度的尽忠职守。这个斯各特已经在英国历史上出现过几百次，他参加过征服印度和马来群岛中无名岛屿之战，使非洲成为殖民地，多次参加针对世界各国的战役，总是怀着同样钢铁般的坚强毅力，具有同样的集体意识，带着同样冷静沉着、不动声色的脸。

但是他的意志却像钢铁一样坚硬。在开始进行这件事情之前，就可感到这点。斯各特决心完成谢克莱顿开始的事业。他组建了一支探险队，但资金不足。这难不倒他。为了保证这件事情的成功，他牺牲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并为此举债累累。他年轻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却像另一个赫克托[3]，毫不迟疑地离开了安德罗马契[4]。朋友和伙伴们随即找到，人世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的意志屈服。一艘罕见的船只名叫“Terra Nova（新大陆）”，要把他们送到冰海的边缘。说它“罕见”，因为它具有双重装备：半像诺亚方舟，装载着活的动物；另外，它又是一间现代实验室，有着千百种仪器和书籍。因为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所急切需要的东西都得带上，带进这个空无一物、无人居住的冰雪世界，在这里原始人使用的简陋的工具、兽皮和毛皮，活的动物奇怪地与现代最精良的复杂技术设备配合在一起。

斯各特船长在伊文斯角营地撰写日志，1911年冬

整个这次行动和这艘船一样光怪陆离的，乃是它也具有的双重面貌：这是一次冒险，但是经过精细盘算，犹如一次买卖，一次放肆大胆的行动，却采取了一切谨慎小心的措施。——这是一次经过认真的个别计算的无限漫长的行动来应付更加强大的没完没了的偶然事件的发生。

1910年6月1日，他们离开了英国。在那些日子里，盎格罗－萨克逊岛国光彩夺目，草地一片翠绿，汁水充盈，阳光普照这雾气全消的世界，光线温暖而光芒四射。他们感到海岸线逐渐消失，深受震撼。他们大家都知道，全都知道，他们将经年累月地告别温暖和太阳，有些人或许永远和它们诀别。但是船头飘扬着英国国旗，想到有一个世界标志跟着他们前往这已被征服的地球上唯一还没有主人的地带，他们心中深感安慰。

[1] 厄尔内斯特·亨利·谢克莱顿（1874—1922），英国探险家。1909年曾率队探险南极，因伤而返。

[2] 塔西佗（55？—120），又译塔西图斯，古罗马历史学家。文体朴实严谨。

[3] 赫克托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特洛伊城的王子。

[4] 安德罗马契，为赫克托的妻子。两人诀别的场面殊为动人。

Universitas antarctica[1]

1月份他们在新西兰伊文斯角稍作休息后，在永恒的寒冰的边缘登陆，安置了一幢房子越冬。在那里12月和1月是夏季，因为一年之中就这时，太阳在白天有几小时在白色的金属般的天空闪闪发光。房子的墙壁是用木头造成的，就和过去进行的历次探险时一样。但是房子里面就感觉到时代的进步。他们的先行者当年点着直冒臭气、发出油烟的鲸油灯坐在半明半暗之中，懒得看他们自己的脸。因为整日不见太阳，单调得令人困倦。这些二十世纪的人在他们房子的四壁之中拥有着整个世界，拥有着压缩版的全部科学成就。一盏乙炔灯散发出温热的光线，电影摄影机像魔术般给他们播放远方的图像，投射从温暖地方拍摄到的热带风光，一架自动发声的钢琴奏出音乐，留声机播放出人的声音，图书室提供他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在一间屋子里打字机敲个不停，另一个房间充当暗室，摄影机拍摄的彩色照片在那里冲洗。地质学家检测石头的放射性，动物学家在抓到的企鹅身上发现新的寄生虫，气象观测站变换着物理学的试验。每个人都分配到自己在不见阳光的几个黑暗月份里的工作。聪明的制度让每个人孤立的研究工作，使大家都共同受到教益。因为这三十个人每天晚上都作报告，在坚冰和极地的严寒之中开设大学课程，每个人都设法把他的科学知识传授给别人，通过热烈的相互交谈和活跃的思想交流，他们形成了一致的世界观。研究的专门化在这里放弃了自己的倨傲，在集体中寻找理解。在一个原始自然的世界里，置身于忘怀时间消逝的孤寂之中，这三十个人互相交换着二十世纪最新的研究成果。在这里的内部，人们不仅感到世界时钟一小时一小时地消逝，也感到一秒钟一秒钟地逝去。读到这些严肃的人们在他们举办的圣诞树的庆祝会上欣喜欢快，读到他们对自己编出的笑话报纸《南极时报》里登载的小小的玩笑乐翻了天，真叫人感动。看到一头鲸鱼露出水面，一匹小马跌倒在地——这样的一桩桩小事全都成为一番经历。另一方面，那些惊人事件——火样炽烈的极光，令人畏惧的严寒冰冻，极度难耐的孤独——却成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件。

斯各特船长（中）和队友们在他的生日聚会上，1911年6月6日于伊文斯角

阿蒙森的探险船

阿蒙森，他的裘衣比斯各特的棉服更保暖

在这期间他们冒险进行小规模的挺进。他们试用一下摩托发动的雪橇，他们学习滑雪，对狗进行训练。他们装配了一座仓库，为了举行大型的旅行。但是慢慢地非常缓慢地翻着日历，一直翻到夏天（即12月）。夏日来临，引来一艘轮船，穿过坚冰，给他们带来家书。有些小组现在也胆敢在严寒刺骨的隆冬时分，进行几天锻炼筋骨的旅行，帐篷试用完毕，经验牢记在心。并非一帆风顺，但是恰好是那些困难使他们勇气倍增。等他们探险回来，冻得浑身发僵，累得难以迈步，等待他们的是伙伴们的热情欢呼和炉灶里的温暖火焰。这幢坐落在纬度七十七度的舒适小屋，在他们度过了饥寒交迫的几天之后，使他们觉得是世上最幸福安适的居所。

斯各特和队友们在出发前

但是有一次，一支探险队从西部探险归来，带来的消息使全屋鸦雀无声。在他们行进的过程中，发现了阿蒙森的越冬营地。斯各特一下子就明白，除了严寒和危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和他争夺荣誉，看谁将作为第一人揭穿这倔强的大地的秘密——挪威人阿蒙森。斯各特在地图上测量了一下。从他写的记录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他的惊恐。他发现，阿蒙森的越冬营地比他的营地距离南极的顶端，要挨近一百一十公里。他大吃一惊，但是并没有因而垂头丧气，他在日记本里骄傲地写道：“前进，为了我祖国的荣誉！”

斯各特的队友奥特斯在探险船甲板上和他的战友四匹马在一起

在他的日记本里阿蒙森的名字就绝无仅有地出现了这一次，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但是大家感到：从那天起，一片惊恐的阴影就笼罩在这幢孤零零地冻得严严实实的屋子上面。这个名字，从此无时无刻不使他心惊胆战，无论他是醒着还是在睡梦之中。

[1] 拉丁文：极地世界。

向极地出发

离开他们茅屋一海里，有个观察站设在山丘上，不断换岗。在那里安装了一台仪器，孤零零地设在陡峭的高处，像门大炮瞄准着看不见的敌人——这台仪器用来测量日益临近的太阳带来的最初温暖的现象。他们一连几天等待着太阳出现。在清晨的天空中反光已经幻化出光焰炽烈、色彩斑斓的奇迹，但是那圆形的太阳平面还没有跃到地平线上。可是这片天空充满了太阳附近发出的魔术般的光芒，这反光的镜面激励了焦躁不耐的人们。终于响起了从山丘顶端传来的电话，打给喜气洋洋的人们：太阳出来了。几个月来，太阳第一次抬起头来，有一小时之久，照着这冬日的夜晚。日光非常微弱，惨白、灰暗，几乎都无法使冰冻的空气增加一些活力，它那微微颤动的波浪都无法使仪器里呈现出更活跃的迹象。可是只要看见太阳，人们就感到喜庆。人们热烈地收拾旅行行装，准备出门探险，只是为了充分利用这短暂的阳光，它包含着春、夏、秋三个季节，对于我们习惯温暖的生活概念而言，依然还是一个残酷的冬天。开路的是摩托雪橇，后面跟随的是西伯利亚小马和狗拉动的雪橇。整个路程精心地划分为各个站，每走两天路程就建立一个库房，为以后原路返回的人们贮备新的服装、粮食和最重要的东西——煤油，这是在这无边无际的严寒之中凝聚的温暖。整队人马一起开拔，然后分成各组逐渐返回。这样就把最多的装备，最鲜活有力的拖橇牲口和最优质的雪橇留给最后的那个小组，那精挑细选的几个征服极地的人。

斯各特的队友们在探南极上的一处冰隙

斯各特探险队的一处营地

计划考虑得极为周详、出色，连个别情况下会发生的不幸也都预先考虑进去。这种不幸也的确无法排除。走了两天，摩托雪橇就彻底抛锚，不能动弹，成为毫无用处的废物，徒然增加负担。小马的状况也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良好。但是在这里，有机的工具毕竟胜过机械的工具，因为力气不支中途倒地的小马都不得不半路枪杀，成了深受拖橇狗欢迎的食品，热气腾腾，鲜血淋淋，加强了狗的精力。

1911年11月1日，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出发，在照片上看到这支奇怪的考察队，起先是三十人，然后是二十人，最后只有五个人穿过这死气沉沉的洪荒世界的白色沙漠，向前迈进。打头的总是一个人，从头到脚蒙着毛皮和棉布，一个野气十足的野蛮人，脑袋包得十分严密，只露出胡子和眼睛向外窥望。一只戴着毛皮手套的手握着小马的笼头，小马正使劲地拖动他那装得满满的雪橇。他身后是另一个人，同样的服装，同样的姿势，此人后面又是一人，组成一条长线中的二十个黑点行进在无边无际一片雪白的茫茫冰原之上。夜晚他们挤在帐篷里，在风来的方向挖出雪墙，来保护小马。一早又开始行军，单调而又凄清。穿过冰冻刺骨的空气，千万年来人类才第一次呼吸这样的空气。

但是令人担忧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天气一直冷峻。他们计划行军四十公里，有时只能走完三十公里。自从他们知道，在这四顾茫茫、不见人影的荒寂之中，在另外一边，有另一个人也朝着同一个目标挺进，他们就觉得每天都值得珍惜。每件琐细的小事都会演变成危险。一只狗跑掉了，一匹小马不肯吃草——所有这一切都叫人担惊受怕，因为在这荒原之中，价值都发生这样可怕的变化。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都增加了千倍的价值，甚至变得无法取代。永垂不朽的功绩也许取决于一匹小马的四只蹄子。风暴骤起，满天阴云可能阻止他们完成一件具有永恒价值的壮举。与此同时，组里成员的健康状况也开始衰退。有几个已经患上雪盲，另外几个的手脚冻坏，他们不得不减少小马的饲料，几匹小马越来越没有力气。最后快到伯尔莫尔冰川之时，它们全都力竭倒地。这些能干的好样的小马，和他们一起在这荒寂的冰天雪地之中度过了两年，和他们朝夕相处，成了他们的朋友。每个人都叫得出它们的名字。千百次爱抚它们，亲热相待，如今却不得不执行这可悲的责任——把它们亲手打死。他们把这悲惨的地方称作“屠宰场”。探险队的一部分在这血淋淋的地方离开队伍，返回驻地。其余的人整好行装做最后努力，走上险象环生的道路——越过冰川，越过危机四伏的冰墙，极地就是由冰墙环绕起来，只有人的激情如炽的意志才能突破这道冰墙。

他们每天走完的路程越来越短。因为这里降下的雪花，变成很硬的颗粒，他们已经不能拖着雪橇前进，而是拽着雪橇向前挪动。坚冰切碎了雪橇的滑板，走过松散的雪沙，他们的脚也都磨破。但是他们并不泄气。12月30日，他们达到了纬度八十七度，是谢克莱顿走过的最远的一点。在这里最后一个小分队也必须返回营地，只有五个精挑细选出来的队员可以一直走到南极。斯各特认真打量了一下他的队员。他们不敢反驳，可是在离开目的地只有咫尺之遥，却不得不返回营地，把第一个看见极地的荣誉，拱手让给其他伙伴，这使他们心情沉重。但是色子已经掷下，选择已经决定。他们相互之间再一次彼此握手告别，以男子汉的气概，努力掩饰他们内心的感动，然后小分队就此离去。两支小小的人数极少的队伍起身出发，一批人向南走向无人知晓的地方，另一批人则向北，返回家园。两边的人都不时回头眺望，再一次感觉一下一个生气勃勃的朋友的最后存在。不久，最后一个人形也倏尔消失。这五个精选出来完成这一壮举的人孤零零地继续向无人知晓的地带前进，他们是：斯各特、鲍威尔斯、奥特斯、威尔逊和伊文斯。

阿蒙森的助手赫尔默·汉森和他的狗在南极

南极

这最后几天在日记里的记录变得更加焦躁不安，就像罗盘上蓝色的指针在接近极地时开始不停颤抖一样。“一切变得无限漫长，直到影子在我们身边到处乱爬，从我们的右边移到前面，然后又从前面溜到左边！”但是在这当儿，希望显得越来越明显。斯各特越来越激情满怀地记下他们业已征服的距离：“只要再走一百五十公里就到了南极。要是这样走下去，我们就撑不住了。”疲劳已经显现。两天之后他又写道：“还有一百三十七公里就到南极，可是这段路程艰难无比。”可是接下来又是一种新的胜利在望的口气：“只剩下九十四公里就到达南极！如果我们走不到那里，我们离开那里也近得要命。”1月14日，希望变成胜券在握：“只有七十公里，目标已在我们眼前！”第二天从日记里散发出一阵欢呼，简直欢声雷动：“只剩下小小不言的五十公里，我们必须达到目的，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我们从这些神采飞扬的字句里，一直可以从心灵深处感到，他们身上所有的筋络全被希望绷紧，他们所有的神经都因期待和不耐而颤抖不已。战利品近在咫尺，他们已经伸出手去探向地球上最后的秘密。只缺这最后一哆嗦，目的就算达到。

1月16日

日记里标明：“情绪高昂。”他们一早出发，比平时更早。焦躁不耐把他们从睡袋中抓出来，只想更早地看到秘密，那美得出奇的秘密。这五个坚持不懈的探险家到下午一直走完了十四公里，他们情绪欢快地穿过这冰雪皑皑的白色荒漠，一片死寂，茫然一片——这下子再也不会迷失目标，为人类作出的决定性的壮举几乎已经完成。突然，他们当中的一个，鲍威尔斯不安起来，他的眼睛牢牢地凝视着广袤无垠的雪原上的一个小小的黑点。他不敢把他的猜想说出口来，但是同样可怕的念头如今在所有的人心里颤抖，肯定有人在这里亲手立下了一个路标。他们勉强设法互相安慰。他们告诉自己——就像鲁宾逊在荒岛上看到了陌生人的脚印，先徒劳无益地想把它认作自己的脚印——这大概是冰层的裂缝，不然说不定是一片反光。他们神经哆嗦地走近那个黑点，还一直在试图互相欺骗，尽管他们大家早已知道了实情：挪威人阿蒙森已抢在他们前面到达了这里。

斯各特和队友们

不久这最后的疑团粉碎，顽强的事实表明，一面黑色的旗帜高高地插在一辆雪橇的架子上，地点就是一个陌生的废弃的营地留下的痕迹。——雪橇上的滑板和许多狗爪子的爪印表明：阿蒙森曾在这里宿营。人类历史上令人惊愕、难以想象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了：千万年来阒无人迹，千万年来，也许可说，从太古的洪荒时代以来，世人的眼光从未瞥见过的地球的极地在这转瞬即逝的短暂时间里，在十五天之内两次被人发现。他们是人类第二批发现者。在数以百万计的月份当中，他们仅仅只比第一批迟了一个月。对于人类而言，第一名拥有一切，第二名一无所得。因此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徒劳无功。他们经受的一切匮乏，可笑已极。这几周，几月，几年所抱的希望纯属疯狂，“一切艰苦，一切匮乏，一切痛苦——都为了什么？”斯各特在他的日记本里写道，“不为什么，只是为了梦想，如今幻梦已经终结。”眼泪涌入了他们的眼眶，尽管疲惫不堪，他们夜不成寐，情绪恶劣，希望全无，他们像受到判决的囚犯，踏上走向极地的最后路程——他们本想欢呼雀跃地冲向极地的顶点。谁也不试图去安慰别人。他们一声不吭地拖着脚步前进。在1月18日，斯各特船长和他的四名同伴到达了南极。既然不是到达极地的第一人，这一事实也就没有使他神迷目眩，他只是目光迟钝地看着这片悲凉的景色。“这里什么也看不见，没有任何东西和最近几天看到的令人心悸的沉闷单调有丝毫区别”——这就是罗伯特·F.斯各特对南极的全部描写。他们在那里发现的唯一奇特之物，并不是大自然塑造而成，而是敌人的手所创造的：阿蒙森的帐篷和一面挪威的国旗，它在人类攻克的冰墙上旁若无人地迎风招展，一副胜利者的欢快之情。征服者的一封信在这里等待着哪个不知名的第二位征服者，此人继他之后将踏上这个地方，他请求后来者把此信转交挪威的哈孔国王[1]。斯各特接受了这项委托，决定忠实地完成这项最艰巨的义务：向全世界证明别人完成了一项壮举，而这是他自己热切地渴望当做自己完成的伟业。

他们心情悲哀地把英国国旗，“那迟到的杰克联盟”[2]，插在阿蒙森的胜利的标志旁边，然后离开了“不忠于他们荣誉心的地方”。寒风在他们背后吹拂，为他们送行。斯各特心里闪过先知的疑虑，在日记本里写道：“踏上归途，我毛骨悚然。”

[1] 哈孔七世（1872—1957），挪威国王。1905年当选为国王。

[2] Union Jack，民间以此称呼联合王国国旗，英国国旗。

彻底崩溃

回营路程遭到的危险十倍于来时。在前往极地的途中罗盘为他们指路。现在他们可得注意，在归途别迷失了他们来时自己的脚印，几周之久，一次也不得迷失，这才不致错过他们在中途留下的库房——他们的粮食、衣服和储存在几加仑煤油里的热量，都在那里。当飞雪弥漫，他们视野模糊的时候，他们每走一步，心里就忐忑不安。因为走错一步，就意味着直接走向死亡，必死无疑。而这时，他们的身体已失去了最初踏上征途时的新鲜活力，那时他们刚从建立在极地故乡的营地里得到的活力尚未耗尽，丰富的食物变成的化学能量还流贯全身，暖意充沛。

而现在呢？他们胸中意志力的钢铁弹簧已经松弛。出征时超凡出世的希望，赋予他们超人的力量，认为自己体现了整个人类的好奇和希望，这使他们精力凝聚，富有英雄气概，意识到是在建树永垂不朽的业绩。而现在他们只是在为活命而斗争，为了他们尘世间的生命，肉体的存活而奋斗，为了毫无荣誉地返回故里，他们内心深处的意志也许对此所怀的恐惧甚于回家的渴望。

斯各特手绘的挪威探险队帐篷和国旗

这些日子记下的日记读来真是可怕。天气一直恶劣，越来越肃杀严酷，冬天比往年来得更早。柔软的雪花在他们的鞋子下面变成厚厚的硬块，成为脚上的冰坠，使得他们举步维艰。冰冻耗尽他们疲惫不堪的身体里的力量。在迷途之中寻觅几天之后又找到一个库房，他们总会小小地欢呼一气，于是在他们的话语里，又会闪现出一线信任的火花。这几个人在这冰天雪地的极度荒凉的孤寂之中还表现出惊人的精神上的英雄主义。对此再也没有比威尔逊的行动更好的证明。这位科学家威尔逊即使在这里，在距离死亡只有一线之隔的地方，依然继续进行他的科学观察，在他自己的雪橇上，除了必要的物品之外，还装载着十六公斤不同种类的稀罕石头。

但是人的勇气渐渐被大自然的伟力所击败。大自然在这里，残酷无情地，以千万年锻造的力量，对付这五个胆大妄为之徒。它唤起了使人毁灭的一切威力——严寒，冰冻，飞雪和狂风。他们的脚早已磨破，他们的身体，因为口粮日益减少，已经疲弱不堪，体力开始严重不支，由于难得吃上一顿热饭，热量远远不足。伙伴们有一天惊恐万状地发现，他们当中身体最强壮的伊文斯，突然做出奇奇怪怪的事情。他在路边停下，不断地抱怨确确实实的痛苦和想象出来的疼痛，尽说些稀奇古怪的话语，大家听了不寒而栗，听出这个不幸的人因为摔了一跤，或者因为疼痛难当，已经发疯。拿他怎么办呢？莫非把他抛弃在这一望无际的冰雪荒漠之中？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毫不迟疑地赶到库房，不然——斯各特自己还犹豫着，把那没写的字写上去。2月17日，夜里一点，不幸的军官，在离开那所“屠宰场”不到一天的路程，就死于非命。在那里他们找到了几个月前宰杀的几匹小马，本可以比较丰盛地好好吃上一顿。

如今留下的四个人继续行军，但是灾难深重！下一个库房给他们带来新的沉重的失望。那里留下的煤油太少。这就是说，他们必须节约使用最最必需的东西，必须节约使用燃料，必须节约取暖。这可是唯一有效的抵御严寒的武器啊。黑夜里冰冻彻骨，醒来时勇气丧尽。他们几乎已经没有力气，把毡毛鞋套到脚上。但是他们拖着脚步继续向前。寒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峭厉，3月2日，在下一个库房，又经历一次同样残酷的失望：又是燃料太少。

这时恐惧化为文字。可以感到，斯各特如何努力强压着惊恐，但是时不时地总有一声声绝望的尖叫会透过勉强保持的平静，迸发出来。“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或者“上帝保佑我们吧！这样拼命挣扎，已经超过我们的能力”，或者“我们这台戏已经作为悲剧收场”，最后是令人毛发直竖的认识：“但愿上苍来援助我们！我们已不指望有任何人来伸出援手”。但是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向前走啊，走啊，不抱希望，咬紧牙关。奥特斯越走越慢，跟不上队伍，对他的朋友来说，他与其说是个帮手，毋宁说是个累赘。他们必须在中午的温度为零下四十二度的情况下放慢前进的速度。不幸的奥特斯感到了这点，知道他给朋友们带来了灾难。大家已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他们让那位科学研究者威尔逊给他们每个人十片吗啡，以便到时候可以加速死亡来临。他们带着这个病人又勉强走了一天路程。这时不幸的奥特斯自己要求，让他躺在睡袋里，不要管他，让他们的命运和他的命运就此分开。他们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对于他们大家来说，只是如释重负。病人挪动着他那冻僵的双腿，又摇摇晃晃地一直和他们一起走到宿夜的营地。他和他们一起睡到第二天早上，他向帐篷外看了一眼：外面狂风怒号，雪花纷飞。

突然奥特斯站起身来。“我要到外面去走走，”他对朋友们说，“也许要待上一会儿。”其余的人听了都浑身哆嗦。每个人都知道，在外面走走意味着什么。但是谁也不敢说句话来留住他，谁也不敢向他伸出手去和他握别，因为大家都怀着敬畏的心情感到，伊尼斯基林（Inniskilling）龙骑兵的骑兵上尉劳伦斯·J. E. 奥特斯将像一个英雄似的慷慨赴死。

剩下的三个，疲惫不堪，体力大损。他们拖着脚步走过这无边无际的荒漠冰原，寒冰像钢铁一般坚硬。他们业已疲惫已极，不抱任何希望，只有保全自我的朦胧本能使他们脚上筋骨还能踉踉跄跄地迈出脚步。天气越来越可怕，每到一个库房，总遭遇到新的失望，煤油总是太少，温暖总是太少。3月21日，他们距离下一个库房，只差二十公里。可是狂风呼啸，风力逼人，他们没法离开他们的帐篷。每天晚上他们都殷切地期待着第二天早晨来临，可以达到目的地。与此同时干粮耗尽，最后的希望也随之消失。燃料已经告罄，温度计指示是零下四十度。所有的希望全都破灭：他们现在可供选择的只是：饿死还是冻死。这三个人置身于白雪皑皑的洪荒世界之中，挤在一顶小小的帐篷里面和不可逆转的最终结局搏斗。3月29日他们领悟到，不会再有奇迹能使他们绝处逢生。于是他们作出决定，不向灾难迈出一步，而是像忍受其他一切厄运一样，骄傲地忍受死亡。他们爬进自己的睡袋，永远也没有发出一声喟叹向世界泄露他们最后的痛苦。

他们孤立无援地面对虽看不见，却近在眼前的死神。而外面狂风挟着暴雪怒吼咆哮，犹如一个疯子，拼命撞击那单薄的帐篷的墙壁。此时此刻，斯各特船长想起了一切和他有关的人和事。独自处于寒冰似的沉默包围之中，还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声音打破过这片沉寂。他怀着英雄气概清楚地意识到他和自己的民族，和整个人类紧密相连的手足之情，脑子里涌现出来的一片内心的海市蜃楼把那些曾经用爱情、忠诚和友谊和他联系起来的人的图像都一一显现在这冰封雪盖的白色荒漠之中，他和他们交谈。用正在冻僵的手指，斯各特船长写啊写啊，在他即将辞世的时刻写信给他深爱的所有活在世上的人们。

这些信写得精彩绝伦。面对着向他逼近的强大死神，所有的琐细渺小的事情在信中全都消失，凝聚在这静止不动的天空中的晶莹纯净的空气，似乎渗透到这些信件之中。书信是写给具体的个人的，可是诉说的对象却是整个人类。它们是写给一个时代的，却是向永恒说话。

他写信给妻子，提醒她，他最重要的遗嘱乃是请她照顾好儿子。他嘱咐妻子，特别要防止儿子染上怠惰的恶习。他说自己作出了世界历史上最崇高的一项贡献，他承认：“你也知道，我常常迫使我自己努力进取——我总有懒懒散散得过且过的毛病。”在离开沉沦不到一步之遥，他不是表示遗憾，而是赞许自己作出的决定：“关于这次旅行我有多少事情可以向你讲述啊。它比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不知要美妙多少！”

斯各特最后的手迹

斯各特船长和妻子凯瑟琳到达新西兰后在“新大陆号”甲板上。这是他们最后的合影

怀着忠诚的兄弟情谊，他分别写信给和他同甘共苦，和他一起赴死的伙伴们的妻子和母亲，证明他们建树的英雄事迹。他自己行将辞世，却以他坚强的超人的感觉，体会这一瞬间的壮丽宏伟，他们沉沦覆没值得纪念，以此安慰其他伙伴遗留在世的亲人。

他又给朋友们写信，写到自己谦虚赤诚，可是对于整个民族却满怀崇高无比的骄傲之情。此时此刻他激情洋溢地深感自己是这个民族之子，这个民族当之无愧的儿子。“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探险家”，他说道，“但是我们的结局将证明，我们这个民族迸发出来的大胆勇敢的精神和忍受苦难的力量还没有消失。”男性的矜持，心灵的纯净阻止他一生一世都从未说出珍爱友谊的话，死神终于使他说了出来。他写信给他的挚友：“我一生中从未遇到过一个人，像您这样如此受我赞赏，受我爱戴。但是我从未向您显示，您的友谊对我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为您给予我许多，而我却无以回报。”

然后他写了最后一封信，这是所有的信件中最精彩的一封，是写给英吉利民族的信。他感到有必要总结一下，他在这场为英国的荣誉而战的过程中，遭到失败，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他历数一个个和他为难的偶发事件，他以动人的声音向全体英国人发出呼吁，请求他们不要忘记他留下的亲人。死亡的回响赋予他的声音一种奇妙的昂扬的激情。他临终之前最后的思想还超越他自己的命运，他最后一句话不是谈及他自己的死亡，而是谈到别人的生命：“看在上帝分上，请照顾我们的亲人！”剩下的全是空白的篇页。

直到最后的瞬间，直到他的手指完全冻在一起，铅笔从他僵硬的手上脱落，斯各特船长一直在写着日记。他希望人们在他的尸体旁边会找到这些纸张，它们可以证明他和英吉利民族的勇敢，这种希望使他有能力做出这样超人的努力。最后那些已经冻住的手指还颤抖着写下这样的愿望：“请把这本日记交给我的妻子。”可是接着他确信残酷的事实，他的手划去了“我的妻子”这几个字，写上了可怕的“我的遗孀”的字样。

回音

伙伴们在茅屋里等了几个星期。起先信心满怀，然后有些担心，最后越来越感到不安。两次派出探险队前往增援。可是天气极端恶劣，寒风如刀，把他们中途驱赶回来。队员们群龙无首，整个漫长的冬季就漫无目的地困守在茅屋里。他们心情沉重，不祥的灾难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的心灵。这几个月里，关于罗伯特·斯各特船长事迹的命运已封闭在深雪和沉寂之中。坚冰已把它们深锁在玻璃的灵柩里。直到10月29日，在极地的春季，才有一支探险队出发，至少要寻觅一下英雄们的遗骸和他们留下的信息。到11月12日，他们才抵达斯各特的帐篷，找到冰冻在睡袋里的英雄们的尸体。斯各特临死时还像兄弟一样搂着威尔逊。他们找到了书信、文件，为这几位悲剧英雄堆砌了一座坟墓。一支朴实无华的黑色十字架竖在一座冰雪的山丘上，孤零零地耸立在这白雪皑皑的冰天雪地之中，把人类的那件英雄业绩的证物永远深埋在冰雪世界里面。

可是不然！他们的业绩得以复活。出乎人们意料，实在无比奇妙：我们现代科技世界的宏伟壮丽的奇迹发生！朋友们把录音唱片和电影胶卷带回家里，经过化学处理，图像全部显现。人们又一次看见斯各特和他的伙伴们在冰原上跋涉，看见极地的风光，除了他以外，只有另一个人，阿蒙森看见过这极地的景色。在电线上跳跃着的他的话语和书信发出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举世震惊。在英吉利王国的大教堂里，国王为悼念英雄们屈膝致哀。于是，原来似乎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又一次变得极有益处。把延误的话语变为对人类的呼喊，号召人类把精力用来达到难以企及的事情。他们富有英雄气概的死亡，以壮美绝伦的方式反射出人生的升华。意志从沉沦之中向无限崇高的境界飞升。因为只有在偶然之间，就能取得成功，轻易就能创建事业的情况下，勃勃雄心才能激起，但是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在难以征服的命运的强大威力之中不幸沉沦更能如此辉煌壮观地提升人的心灵。诗人有时塑造悲剧，而人生则是千百次地塑造悲剧，上面这出悲剧在一切悲剧中最为气势磅礴，宏伟绝伦。

密封列车

列宁，1917年4月9日

列宁

补鞋匠家的房客

瑞士这个小小的和平之岛四周，世界大战的狂风恶浪正汹涌翻腾。1915、1916、1917和1918这几年不断地在这里上演着激动人心的侦探小说。在富丽堂皇的奢华饭店里，敌对双方的使节，态度冷漠地彼此擦肩而过，仿佛素不相识。这些人一年前还友好地坐在一起玩桥牌，邀请对方到自己寓所做客。从他们在饭店的房间里飞快地闪出一群看不清来历的人物，议员啦，秘书啦，参赞啦，商人啦，蒙着面纱或不蒙面纱的女士啦，每人都肩负着神秘的使命。挂着各种外国国旗的豪华汽车驰向饭店的大门，车上走下工业巨子，著名记者，享有盛名的演奏家，和似乎是前来娱乐、偶然造访的过往匆匆的游客。可是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使命：了解一些情况，探听一些消息。甚至把他们领进客房的门房，打扫房间的使女，也都奉命四下观察，到处窥探。在旅店里，在寄宿所，在邮局里，在咖啡馆，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组织在努力工作，对付敌方。所谓的宣传，其实一半就是情报；假装成爱情的东西，其实是背叛。所有这些匆匆前来的人物，他们每一件公开的事务都掩盖着幕后进行的第二件、第三件事务。事无巨细都向上面汇报，不论何人全都受到监视。一个德国人不论官阶高低，刚一踏进苏黎世，敌方在伯尔尼的大使馆立即获悉，一个小时之后，巴黎也得到这一情报。一摞摞真实的或杜撰的报告都由大大小小的特务日复一日地发给参赞们，而参赞们又继续向外传送。四壁全都透明，犹如玻璃。电话遭到窃听，从字纸篓里找到的废纸或吸墨纸上残留的字迹又还原成来往的信件。这座魔窟最后疯狂到这种地步，许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是猎人还是猎物，是间谍还是反间谍，是被出卖者还是出卖者。

那些日子里只有对于一个人报告甚少，也许因为他过于不引人注意，不在高级饭店下榻，不在咖啡馆里小坐，也不出席旨在宣传的任何活动，而是和他太太一起，完全蛰居在一个补鞋匠的家里，就在利马特河（苏黎世湖的支流）后面的那条狭窄、古老、凹凸不平的斯皮格胡同里。他们住的房屋，就在旧城里的那些建造得坚固结实，有着穹形屋顶的房子的三层楼上。房子看上去烟熏火燎，半是由于岁月沧桑，半是由于下面天井里工作的小香肠厂的炉火烧烤。邻居是个烤面包的女人、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奥地利演员。同屋居住的邻居对他知之不多，因为他并不健谈。只知道他是俄国人，他的名字十分拗口。房东太太只要看他们一日三餐吃得那样穷酸，两人的旧衣穿了不少年头，他们的全部家当都装不满一个篮子，他们搬来居住时就带着这只篮子，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逃离祖国已有多年，并不拥有巨额财富，也不从事进账很多的买卖。

这个身材敦实的矮个子男人一点也不引人注意，日子也过得尽量不招人注意。他避免和人交往。同屋的邻居很少看见他细小眯缝的眼睛里射出犀利的阴沉的目光，很少有客人来访。但是日复一日，他在每天早上都很有规律地在九点钟上图书馆，一直坐到十二点图书馆关门为止。十二点十分整，他又走回家里，一点差十分他又离家，作为第一个读者走进图书馆，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上六点。收集情报的特务，一般只注意爱发言论的人。殊不知，总是那些独来独往的人对于世界上的每次革命最为危险。他们读书很多，学习很多，因此特务们对于住在补鞋匠家里的这位并不引人注意的人没有打过什么报告。而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大家都知道他曾是伦敦一份激进的俄文小报的编辑；在彼得堡，是一个什么叫不出名字的特别党派的首领。可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党的威望最高的领导人，总是出言不逊，口气尖刻而又鄙夷，认为他们的方法全都错误，而他自己又不愿与人交往，摆出毫不妥协的架势，大家也就不怎么理会他。有时他在一家无产者的小咖啡馆里召开大会，前来与会者充其量不过十五人至二十人，大多是年轻人。人们也就把这个特立独行者当做其他流亡在外的俄国人那样，他们拼命喝茶，热烈讨论，弄得头脑发热，面红耳赤。没有一个人把这个紧蹙眉头的小个子男人当做重要人物。在苏黎世最多只有三十来个人认为记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名字，此人就住在补鞋匠家里，是件重要的事情。当时豪华轿车风驰电掣般从一个使馆飞快地驰向另一个使馆。倘若发生车祸，撞死此人，那么无论叫他乌里扬诺夫还是列宁，全世界都无人知道他究竟是谁。

梦想成真

有一天，这是1917年3月15日。苏黎世图书馆的管理员觉得惊讶，时针已指到九点，而所有阅览者中最准时的那位每天坐的座位，依然空着。时间已到九点半，十点，这位孜孜不倦的读者依然没有前来。永远不会再来了。因为在前往图书馆的路上，一位俄国朋友跟他打招呼，或者不如说，向他发起突然袭击，告诉他：俄国爆发了革命。

列宁起先根本不愿相信。这项消息似乎使他麻醉。可是接着他就迈开短小有力的步子，走到湖边的报亭。在那里，在报纸的编辑部前面，一小时，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等着。事情属实。消息真实无误，而且每天都对他来说变得更加真实，妙不可言。起先还只是谣传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看来只是撤换了几位部长，接着是沙皇逊位，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召开了杜马，俄罗斯得到自由，政治犯得到赦免——几年来他所梦想的一切，二十年来，他在秘密组织里面，在监狱，在西伯利亚，在流亡地为之工作的一切，全都得到实现。于是一下子，他觉得这次战争造成的几百万死者，并没有白白死去。他觉得他们不再是无谓送命，而是为这新的自由、正义和永远和平的国家牺牲性命的烈士，这个国家现在开始了。这个平素像寒冰一样冷静的梦想家，思维清晰、善于计算，如今晕晕乎乎，像个醉汉。其他几百名在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枯坐在狭小斗室里的流亡者听到，如今大家都可以返回祖国的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也喜极而狂，浑身颤抖，欢呼雀跃。凡是手执假护照，冒名顶替，或判处死刑者不许返回沙皇统治下的帝国，却可以作为自由的公民回到自由的国度。他们大家都开始收拾他们可怜巴巴的那点家当，因为在报纸上登载的高尔基的那份言简意赅的电报：“都回家来！”他们向四面八方寄出信件和电报：回家，回家！集合起来！团结起来！如今再一次为事业献身，他们从有觉悟之日起就把生命献给这一事业：献给俄国革命。

大失所望

可是几天之后，大家惊愕地认识到：俄国革命的消息犹如雄鹰的翅膀，使他们的心灵凌空翱翔，但这并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革命，这是一场推翻沙皇的宫廷政变，由英法外交官所策划，旨在阻止沙皇和德国签订和约，并不是渴望得到和平和权利的人民的革命。他们为这个人民的革命而生，也准备为它而死。现在爆发的革命只是主张战争的各个政党的一场阴谋，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将军们策动的阴谋，他们不愿让自己的计划受到干扰。不久，列宁和他的同志们认识到，关于大家都可以回国的那项允诺，并不适用于一切想要进行一场真正的激进的革命，进行一场卡尔·马克思式的革命的人们。米留柯夫[1]和其他自由党人已经给有关机构发出指示，阻止这些人回国。英国人以十分亲切和蔼的方式把温和派人士像普列汉诺夫[2]这样，对于延长这场战争需要的社会主义者用鱼雷艇送往彼得堡，还有荣誉卫队护送。而托洛茨基[3]则被囚禁在哈利法克斯，其他激进分子则在边境被捕。所有协约国的国境线上都有黑名单，上面写着参加过在齐默瓦尔德[4]召开的第三国际会议者的姓名。列宁拼命地发送一份又一份电报到彼得堡，可是全都退了回来，或者不予答理。在苏黎世人们一无所知，在欧洲也几乎无人知晓的事情，在俄国大家却非常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此人多么坚强，多有毅力，目的性多强。对于他的敌人来说，他是个绝顶危险的人物。

那些被迫无奈留在当地不得回国的人们简直绝望已极。多年以来，他们在伦敦、巴黎、维也纳举行的不可胜数的参谋总部的会议上从战略上设想出他们的俄国革命。组织方面的任何细节都经过仔细斟酌，预先试验，详加讨论。几十年来他们在他们的杂志上从理论上、实际上，对各种困难，一切危险，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认真比较，仔细衡量。此人整个一生都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思考这个念头，不断修改，来回思索，终于达成最终的方案。正因为他自己困在瑞士这里，他的这场革命必然被其他人弄得面目全非，糟蹋得不像样子。他们把他神圣的人民解放的思想用来为外国和外国人的利益效劳。这些日子，列宁经历的一切竟和兴登堡[5]在战争爆发最初几天的命运惊人的相似。兴登堡也同样花了四十年时间预演和策划了征讨俄国的战事。等到战争爆发，他却不得不身穿便服待在家里，在地图上插上小旗追踪战争的进展，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应征上阵的将军们犯下种种错误。平素像钢铁一样坚强的现实主义者列宁，在那些绝望透顶的日子里也颠来倒去地做起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昏梦。是不是可以租用一架飞机飞越德国和奥地利？可是第一个向他伸出援手的人，证明就是个特务。逃亡的计划层出不穷，越来越荒唐，越来越离谱：他写信到瑞典，让他们给他弄一张瑞典护照，他打算假装哑巴，这就不必回答任何问题。经过这样奇思怪想地度过一夜之后，不言而喻，一到天亮列宁总是自己就认识到，所有这些狂乱的昏梦都无法实现。但是他就是在大青白日也知道：他必须返回俄国。他必须亲自领导这场革命，而不是让别人去插手。必须发动一场的的确确的真实的革命，而不是搞一次政治革命。他必须回国，尽快回到俄国。必须回国，不惜一切代价。

[1] 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柯夫（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首领，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后流亡国外。

[2] 格奥尔基·瓦伦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家。

[3] 托洛茨基（1879—1940），为莱欧·布隆斯坦的化名，俄国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1915年，流亡法国，后到纽约。俄国二月革命后返国途中，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被捕，拘禁一个月。

[4] 1915年9月，国际社会党人在瑞士齐默瓦尔德开会，一致认为这次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会议反对沙文主义，反对“保卫祖国”的口号。被认为是日后第三国际的预备会议。

[5] 保尔·封·兴登堡（1847—1934），德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统帅。大战爆发时，尚未受到重用，正赋闲在家。他战功卓著，后当选为魏玛共和国总统。

通过德国：是否可行？

瑞士坐落在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和奥地利四面环抱之中。列宁作为革命家，要通过协约国[1]的国土是此路不通，而作为俄罗斯的臣民，一个敌对国家的成员，要通过德意志和奥地利，也无法通行。但是形势就是这样荒谬：列宁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那里可以期待得到的好感远远超过从俄国的米留柯夫和法国的波安卡累[2]那里得到的好感。德国在美国宣战前夕，无论如何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和俄国签订和约。因此一个在俄国给英、法两国的公使制造麻烦的革命者必然会成为他们德国人的求之不得的帮手。

但是列宁在文章里对德意志帝国百般痛骂、大肆威胁，现在却要和德国进行谈判，走这一步可是责任匪浅。因为在战争进行之中，获得敌方总参谋部的同意，踏进对方的国土，并乘车穿过全国，这在迄今为止的一切道德准则当中，显然是叛国行为，这点不言而喻。列宁显然也清楚知道，他这一行动，起先必然会给自己的党和自己的事业带来麻烦。他必然有嫌疑是作为德国政府收买和租用的间谍，给派到俄国来。倘若他的立刻停火的纲领得以实现，他将永远在历史上背负着阻止了俄国签订真正的战胜国和平协约的罪名。当他公然宣布，必要时也会准备走上极端危险、丧尽颜面的道路，不言而喻，不仅态度温和的革命党人，就是大多数和列宁志同道合的战友，也都大吃一惊。他们惊愕之余向他指出，瑞士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已和有关方面建立联系进行谈判，决定通过交换战俘的方法，通过合法中立的途径把俄国的革命党人遣送回国。但是列宁认识到，这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俄国政府定会人为地、有目的地拖延他们的归期，直到遥遥无期的程度。他也知道，每天，每小时全都举足轻重。他看到的只是目标，而其他人，不算玩世不恭、不算胆大妄为，都不敢作出决定，采取一种行动。这一行动根据现存的各种法律和观点，是个叛国行为。但是列宁内心已经作出决定，他自己负责，为他自己开始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意、俄等国为协约国，以后美国参战，也参加协约国的行列。德、奥为同盟国，与协约国为敌对双方。

[2] 莱蒙·波安卡累（1860—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总统。

协定

列宁深知，他采取的这一步骤，必然耸人听闻，极富挑战意味。正因为如此，他干脆堂而皇之地进行，尽量公开。他便委派瑞士的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滕[1]去见德国公使，向公使转告他提出的条件。这位公使先前已经和俄国的流亡者进行过一般性的谈判。因为这位籍籍无名的小个子逃亡者，似乎已经预感到他即将拥有的权威，可不是向德国政府提出请求，而是向他们提出一系列条件。只有在同意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这些俄国的旅行者才准备接受德国政府相应的协助。条件是：承认这辆列车有治外法权。无论是进站时还是下车时，都不得检查护照或检查人身。他们将按照正常的票价支付旅费。不得命令他们离开车厢，他们也不得擅自离开车厢。隆贝尔格部长[2]把这些消息向上转达，一直传到鲁登道夫将军[3]手里，他对这些条件无疑全都表示赞同，虽然在他的回忆录里对于他作出的这一重大决定只字未提，这也许是他一生中作出的对于世界历史而言最为重要的决定。德国公使在有些细枝末节上还试图作出一些改动，因为列宁起草的这份记录故意模棱两可，以至于不止俄国人，便是奥地利人拉迪克[4]也得以不受检查乘坐这趟列车同行。但是德国政府也像列宁一样着急，因为在4月5日这一天，美利坚合众国已向德国宣战。

于是弗里茨·普拉滕便在4月6日中午收到了值得纪念的回音：“此事已按尊意办妥。”1917年4月9日下午两点半，有一小队人衣衫寒碜，手拎皮箱从策林格尔荷夫饭店走向苏黎世火车站。一共三十二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小孩。在男人当中，只有列宁、季莫菲耶夫[5]和拉迪克的名字一直为人熟知。他们一起吃了一顿简便的午餐，一起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表示他们知道《Petit Parisien》（《小巴黎人报》）的报道。俄国临时政府打算把途经德国的旅客一律当做叛国分子对待。他们用不甚灵活、毫不流畅的字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下他们就对这次返乡之旅完完全全地自己负起了责任，同意了所有的条件。他们如今默不做声，下定决心做好准备进行这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程。

他们抵达火车站，并没有引起人们丝毫注意。没有一个记者露面，也没看见一个摄影者。在瑞士，谁又认识这位乌里扬诺夫先生？其身上穿着一件穿旧了的上装，脚上蹬着一双笨重已极的登山皮鞋（他穿着这双鞋，一直穿到瑞典），挤在一堆拎着箱子、挎着篮子的男男女女当中，一声不响毫不引人注意地在列车里找个座位。这些人往往和那些从南斯拉夫、鲁提尼亚[6]、罗马尼亚涌来的难以计数的移民者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在苏黎世坐在自己的木箱上休息几个小时，等着人家把他们送到法兰西的海边，再从那儿把他们送到大洋彼岸。瑞士的工人党不同意列宁他们这样离去，连个代表也没派来送行，只有几个俄国人来到车站，送给他们一些食物，让他们向祖国问好。也有几个人在最后一分钟还想说服列宁放弃这次“无谓的犯罪的旅程”。但是决心已下。三点十分，列车员发出信号。列车便滚滚向前，驰向高特马丁根德国的边防站。三点十分，从这时开始，世界的时钟有另外一种运转的方式。

[1] 弗里茨·普拉滕（1883—1942），瑞士的工会书记，瑞士共产党人。

[2] 康拉德·威廉·封·隆贝尔格男爵（1866—1939），德国外交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并非部长，而是德国驻伯尔尼的公使。

[3] 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总参谋长，地位仅次于兴登堡，是德军中第二号人物。

[4] 卡尔·伯恩哈尔多维奇·拉迪克（1885—1939），苏联政治家。原为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十月革命后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外交人民委员。

[5]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莫菲耶夫（1883—1936），苏联政治家。曾任俄共中央委员，后被处死。

[6] 鲁提尼亚（Ruthenien），俄罗斯的拉丁名字，德文中在历史上指东欧地区，大多指今天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密封列车

世界大战期间，射出的毁灭性的炮弹，不下数百万枚。这都是工程师们冥思苦索发明出来的威力最大、杀伤力最强、射程最远的各色炮弹。但是在现代史上没有一发炮弹比这节车厢射程更远，更加决定命运。这节列车载满本世纪最危险、最坚决的革命者，从瑞士的边界出发，正风驰电掣般穿过德国全境，前往彼得堡，到那里去摧毁眼下的秩序。

这枚独一无二的炮弹列车此刻正停在高特马丁根的铁轨上。这是两节二、三等的车厢。妇女和孩子乘坐的是二等车厢，男子乘坐三等车厢。地上用粉笔划了一道线，标志着中立区的边线，表示一边是俄国人的领土。旁边一节车厢，乘坐着两名德国军官，护送这批活生生的炸药。列车彻夜顺利行驶，未发生任何突发事件。只有在车到法兰克福时，突然有一群德国士兵冲上前来。他们听说有俄国革命者途经此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试图和俄国旅客交谈，被挡了回去。列宁清楚地知道，他要是在德国土地上和一个德国人用德文说上一句话，会蒙受什么样的嫌疑。车到瑞典，他们受到隆重的欢迎。他们饥肠辘辘，扑向瑞典人为他们摆设的早餐桌。桌上的斯满尔加斯[1]，在他们看来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奇迹。列宁这时才脱下他那笨重的登山皮鞋，买了一双新鞋和几件衣服。他们终于到达了俄罗斯的边境。

[1] 一种瑞典的自助餐，提供丰盛的冷热菜肴。

一炮打响

踏上俄罗斯国土之后，列宁的第一个动作很有特点：他不看眼前一个个的俄国人，而是首先扑向报纸。他已离家去国十四年之久，没有看见俄国的土地、俄国的国旗和士兵的制服。和别人不同，这位钢铁铸就的思想家没有泪流满面，没有像妇女似的热烈拥抱那些浑然不觉、深感意外的士兵。看报，首先要看报，看《真理报》[1]，认真研究一下这份报纸，看他的报纸是否坚决地维护国际的立场。他愤怒地把报纸揉成一团。没有维护国际立场，没有足够地维护国际立场，依然是一个劲地大谈祖国如何如何，依然一个劲地鼓吹爱国主义，依然没有按照他的意图宣扬纯粹的革命。他感到他来得正是时候，该拨转船舵，扭转航向，把他生平的思想向前推进，引到胜利，不然就陷于沉沦。可是他还能做到这一步吗？最后一次焦躁不安，最后一次心惊肉跳。米留柯夫会不会看他到彼得格勒[2]——这座城市当时还叫这个名字，但是不会太久了——就不会把他逮捕？驱车到列车上来看他的朋友，加米涅夫[3]和斯大林脸上露出古怪的神秘的微笑——在这节光线昏暗的三等车厢里，灯光摇曳，闪烁不定。两个朋友不作回答，或不愿回答。

德国情报机构的密报：“列宁顺利抵达俄国。他完全如愿地投入工作。”

但是现实给予的回答却是闻所未闻，令人震惊。列车徐徐驶进芬兰火车站，站前广阔的广场上挤满了好几万工人，各兵种的荣誉卫队，期待着这位刚从流亡地回国的人，《国际歌》响彻云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走出车站。这位前天还住在补鞋匠家里的人，此刻被千百双手抱住，举到一辆装甲车上。从周围的房屋和要塞里射出的探照灯全都照在他的身上。列宁站在装甲车上向民众发表他的第一次演说。大街小巷全都震颤。不久就开始了“震撼世界的十天”[4]。炮弹已经爆炸，摧毁了一个王国，一个世界。

[1] 《真理报》为布尔什维克以及日后的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

[2] 彼得格勒，原名为彼得堡，十月革命后改为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又改用原来的名称彼得堡。

[3] 列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1936），苏联政治家。曾主编《真理报》，任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被处死。

[4] “震撼世界的十天”是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通讯集的书名。作者记载了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的十天在俄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西塞罗

西塞罗

一个人天资聪明，但并不非常勇敢，倘若遇到更加强悍的人，最最明智之举，乃是敬而远之，不必羞愧，静等转机来到，前进道路又畅通无阻。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罗马世界帝国的第一位人道主义者，能言善辩的杰出演说家，公理的捍卫者，为了效劳于世代继承的传统法律，维护罗马共和国，他奋斗了三十年之久。他的演说镌刻在历史的编年史册之中，他的拉丁文著作已铭刻在该语种的巨型方石之上。他抨击卡提利纳[1]，针对无政府状态；怒斥维累斯[2]，针对贪赃枉法；批评获胜的将军们，因为那咄咄逼人的专制暴政。他的著作《论国家事务》（De re publica）在当时被公认为关于理想的国家形式的道德法典。可是这时，一个更为强悍的人出现，这就是裘力斯·恺撒[3]。起先西塞罗觉得自己比恺撒年长，也比恺撒更负盛名，便毫无猜忌地出手提携。但是，恺撒凭着他的高卢军团，一夜之间成为意大利的主人。他兵权在握，是个权力无限的统治者，

恺撒

只消伸出手去，即可攫取王冠，安东尼[4]不是在民众面前向他献上王冠了吗？恺撒率军越过了卢比孔河[5]，也越过了法律的界限。西塞罗立即为反对恺撒的专制独裁而斗争，可是白费力气。他号召最后一批自由的捍卫者同这个自由的蹂躏者进行斗争，可是徒劳无功。事实证明，军队总比言语更加强大。恺撒，既有头脑又善实干，取得了不折不扣的胜利。倘若他和大多数独裁者一样复仇成性，那么在取得了气势凌厉的胜利之后，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冥顽不化的法律捍卫者一举剪除，或者至少可以剥夺他的公权。可是裘力斯·恺撒获胜之后看重显示宽容，甚于看重赫赫战功。他赏了西塞罗一命，这个反对他的人已经失败，恺撒并不试图给他任何羞辱，只是嘱咐他，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如今政治舞台只属于恺撒一人，其余的人只配在舞台上扮演跑龙套的角色，默不做声，俯首帖耳。

对于一个精神生活丰富的人而言，最幸运的事莫过于退出公众生活、政治生活。这样一来，这位出类拔萃的思想家、才华横溢的文人，便从黑暗世界回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那个黑暗世界只有采用残暴手段和阴谋诡计才能驾驭，而他的内心世界却未受玷污，未遭破坏。任何形式的流亡，都会促使思想丰富的人把内心的力量凝聚起来。这个使人幸运的不幸命运正好在幸运已极的最佳时刻落到西塞罗的头上。这位雄辩大师，此刻正渐渐接近人生的转折点。他这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惊涛骇浪，处境惊险，悬念迭起，使他很少有时间独创性地综览一切。这位年满六十的男子在他那时代狭窄的空间里经历了多少自相矛盾的事情啊。通过坚韧不拔、灵活机敏和优越精神，他，这个“脱颖而出之人（homo novus）”，励志精进，披荆斩棘，奋勇向前，依次赢得了各种公开的职位和荣誉。凡此种种，受人觊觎，一向与来自外省的小人物无缘，只为天生的贵族保留。西塞罗曾受公众恩宠，被捧到九天之上，也曾失宠，被打入九地之下。击败卡提利纳之后，他在凯歌声中被人一步步引上卡彼托[6]的台阶，民众为他戴上花冠，元老院授予他国父（pater patriae）的光荣称号。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夤夜逃往流亡地，为同一个元老院所判罪，被同样的民众所抛弃。任何职位，他都尽心尽力地履行职责；任何头衔，他都孜孜不倦地努力赢得。他曾在罗马广场上进行过诉讼；曾作为军人在战场上指挥过罗马军团；曾作为执政官主持过罗马共和国的政务；曾作为副执政官管理过外省。数百万塞斯特尔茨（古罗马的货币）由他经手，在他手里变成债务。他拥有帕拉丁山下最富丽堂皇的宅第，也看到这座豪宅被敌人砸烂、焚毁，变成一片废墟。他曾撰写过耐人寻味的精彩文章，发表过堪称经典的演说。他生育过子女，也失去过子女。他勇气过人，却又软弱无力。他刚愎自用，却又低三下四。他备受赞赏，也遭人憎恨。他有见风使舵的性格，缺点累累，却光彩夺目。总的说来，他是那个时代最具魅力、最激动人心的人物。从玛里乌斯[7]到恺撒的四十年间，世事纷繁，发生的各种事件都和他密不可分。没有一个人能像西塞罗这样从头到尾亲身经历过当代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只有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他一直没有给它留出时间：那就是审视自己的人生。他成天忙碌，一刻不停；追求虚荣，熏然陶醉，始终没有找到时间，静下心来，好好思索一生经历，总结他的知识和思想。

如今恺撒发动政变，把他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终于使他有机会好好打理一下自己的私人事务——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务。于是西塞罗无可奈何地抛下发表演说的论坛、元老院和整个帝国，任由裘力斯·恺撒去实行独裁专制。这个遭到贬抑的人开始对一切公众事务都不感兴趣。他完全放弃，听之任之：让别人去捍卫人民的权利吧；对于这些人来说，角斗士的搏杀和戏剧演出远比自由更为重要。对西塞罗而言，现在更加关心的是，寻求自己内心的自由，发现它，并加以塑造。所以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活到六十岁，才第一次默默沉思，审视自己的内心，为了向世界表明，他为什么而工作，为什么而活着。

西塞罗在抨击卡提利纳

作为天生的艺术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经历过的一切，即从书香弥漫的世界陷入腐朽不堪的政界，纯属偶然。他现在试图目光清晰地根据他的年龄和内心的倾向，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离开罗马这座喧嚣吵闹的都市，退隐到图斯库隆，也就是今天的弗拉斯卡蒂。他把家安在意大利景色最为优美的环境之中。四周山冈犹如徐缓舒展的翠绿波浪，从上而下，伸向康帕涅亚平原；山间泉水淙淙，以银铃般的声响，在这与世隔绝的寂静世界里奏响音乐。以往这么多年的岁月西塞罗都是在市场上、论坛上，在前线帐篷里和旅行马车上度过，如今这位才思泉涌、冥思苦索的人，终于在这里完完全全地敞开了心扉。那充满诱惑、使人疲惫的城市远在天边，犹如一缕轻烟消失在地平线上。但是离得还不算太远，朋友们常常前来造访，进行激发心智的谈话。来访的有他的心腹至交阿蒂库斯[8]，年轻的布鲁图斯[9]、卡西乌斯[10]，有一次甚至来了一位危险的客人——那位伟大的独裁者裘力斯·恺撒本人也登门拜访！即使罗马的朋友不来，也总有其他朋友做伴，全都出类拔萃，永不使人失望，既愿意和他一同沉默，也愿意和他交谈——那就是：书籍。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在他的乡居住所里建造了一间奇妙无比的图书室，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的蜂房。里面排列着希腊哲人的著作、罗马的编年史和法律纲要。和这些来自不同时代，操各种语言的朋友相聚一堂，哪个晚上都不可能感到孤单。清晨用来工作。那个学识渊博的奴隶总是驯从地等他口授。他心爱的女儿图莉娅使他用餐时兴味盎然，教育儿子给他每天的生活带来新的启示或调剂。然后是他最后一件明智之举：这位六旬老人，无视时光流逝，干出了一件对于老年人而言最为温馨甜蜜的傻事——他娶了一位年轻妻子，比他女儿年纪还小。作为生活艺术家，他不是在大理石雕像上或是在诗句中享受美，而是用最性感、最迷人的方式享受着美。

于是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在六十岁时，似乎终于回归了自我：只是哲学家，不再是煽动家；只是作家，不再是演说家；充分享受闲暇时光，不再充当民众恩宠有加的公仆而昼夜奔忙。他不在罗马广场上面对腐败受贿的法官们振振有词侃侃而谈，宁可把演说艺术的本质总结进他的著作《论演说家》，为日后所有的效法者提供示范；同时试图以他的著作《论老年》，全名《年长的卡图论老年》来自我开导：一个真正的智者，随着岁月流逝步入老年，必须学会，人的真正的尊严在善于弃绝。他的那些最优美、最和谐的书信全都出自这段神光内敛的时光。即使遭受摧毁性的命运的打击——心爱的女儿图莉娅不幸去世，他的艺术也帮助他保持哲学家的尊严：他写下了《论安慰》一文，历经千百年，直到今天还安慰着千千万万遭到同样命运的人们。后世要感谢这流亡的命运，使这位往日忙碌不堪的演说家变成了伟大的作家。在这寂静无声的三年里，他创作的作品和他赢得的身后荣誉，多于先前他为公共事务慷慨献出的三十年光阴。

他的生活已经变成哲人般的生活。每天从罗马传来的消息和信件，他几乎都置之不理。他已经更像那永恒的精神共和国的公民，不再是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罗马共和国业已被恺撒的独裁统治奸污践踏。西塞罗，这位尘世法律的教师终于参透了这痛苦的秘密，每一个公共事务中的工作者最后都不得不懂得这一秘密：长此以往谁也无法捍卫大众的自由，永远只能捍卫自己的自由，自己内心的自由。

就这样，这位世界公民、人文主义者、哲学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一个创造力旺盛的秋天和一个意大利的冬天，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侧身一旁，永远靠边，离开时代的纷扰，远离政治的喧嚣。每天从罗马传来的消息，寄来的信函，他几乎全都不予注意。这场游戏不再需要他参加，他也就淡然置之。他似乎已经完全治愈了文人虚荣心切，喜欢抛头露面的毛病，只想做那还看不见的共和国的公民，不想做那腐败透顶遭到奸污的共和国的公民，这个共和国已完全不加抵抗地屈服于恐怖统治。在3月某一天中午，一名信使冲进屋来，满身尘土，气喘吁吁。他勉强还有一点力气报告一则消息：独裁者裘力斯·恺撒已在罗马广场上遇刺身亡。说罢，信使就倒在地上。

西塞罗脸色顿时煞白。几星期前他还和恺撒，和这位宽宏大量的胜利者同桌吃饭。尽管他对这个占有优势地位的危险敌人充满憎恨，满怀疑虑地观察此人获得的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可他总是不得不从内心深处暗自钦佩这位唯一值得敬仰的政敌所拥有的君临一切的精神、天才的组织能力和出众的人性。但是，不论那些杀人犯提出的卑劣理由多么令人憎恶，裘力斯·恺撒自己，尽管优点出众，成就卓著，不是也以特别令人诅咒的方式，做出了谋害行径——弑父罪行，对祖国犯下了弑父之罪吗？他的天才不是恰好成了侵犯罗马自由的最大危险吗？尽管此人之死，从人性而言，令人惋惜，可是，这一暴行却正好促使最神圣的事业取得胜利。正因为恺撒已死，罗马共和国又可能复活——通过他的死，自由这最崇高的思想便高奏凯歌。

于是西塞罗克服了他最初的惊恐。尽管布鲁图斯把血淋淋的匕首从恺撒的胸中拔出来时，嘴里高呼西塞罗的名字，要求这位教导民众要有共和思想的导师作为他的这一行动的目击证人，但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并没有把他们的谋叛计划告诉他。他并不希望发生这种阴险毒辣的行动，即使在他酣然沉睡时，他也不敢梦想这样的暴行。现在，暴行已经发生，无可挽回，至少得从有利于罗马共和国的角度来予以评价。西塞罗认识到：通向罗马自由的道路必须跨过这具王者的尸体。他有义务向大家指出这条道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瞬间绝对不能白白浪费。所以，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当天便撂下他的图书、他的文稿和艺术家神圣的闲情逸致，心急火燎地赶回罗马，去挽救共和国——这是恺撒真正的遗产——让共和国免遭杀害他的凶手的糟蹋，也免遭他的复仇者的蹂躏。

到达罗马，西塞罗发现全城混乱不堪，人们茫然不知所措。事件发生的那一瞬间就已表明，刺杀裘力斯·恺撒这一行动本身要比刺客更加伟大。这些纠集起来的谋叛分子，只知道谋杀这个比他们大家全都优越的人，只知道除掉恺撒，现在需要充分利用这一事件，他们却都手足无措，不知该干什么。元老们犹豫不决，不知该赞成这次谋杀事件，还是该予以谴责。民众早已习惯于被统治者毫无顾忌地控制，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安东尼和恺撒的其他朋友惧怕那群谋叛者，担心自己性命不保。而谋叛者又反过来害怕恺撒的朋友们，担心他们为恺撒报仇。

在众人惶惶然乱成一片的时候，唯有西塞罗独自一人表现得坚定果决。平时他举棋不定，畏首畏尾，一般神经敏感，思虑缜密的人都是如此。可是这次西塞罗却毫不迟疑地支持这一事件，虽然他本人并未参与。他昂首阔步地走进元老院时，石板地上还湿漉漉地染着被杀者的鲜血。他在元老们面前称赞除掉独裁者是共和思想的一大胜利，“啊，我的人民，你们又一次回到自由身边！”他扬声叫道，“布鲁图斯、卡西乌斯，你们不仅完成了罗马最伟大的壮举，也完成了全世界最伟大的壮举。”同时他要求，赋予这本属谋杀行为的事件以更加崇高的意义。恺撒死后，权力闲置，谋叛者应该毅然决然地夺过权力，火速利用这一权力来拯救共和国，恢复古罗马的宪法。安东尼应该充当执政，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则充当谘政。在这影响世界历史的短暂时刻，这位研究法律的学者第一次得打破僵死的法律，强行贯彻自由的专政，直到永远。

可是这时谋叛者的弱点暴露无遗。他们只能发动一次叛乱，只能进行一次谋杀。他们只有力量把匕首插进一个手无寸铁之人的身体里达五寸之深，他们坚定的决心也就到此为止。他们不去攫取政权，用来重建共和国，而是忙着和安东尼讨价还价，争取一份公平合理的特赦令。他们让恺撒的朋友们赢得时间聚集力量，从而也就耽误了自己极其宝贵的时间。西塞罗目光敏锐地看到危机四伏，他发现安东尼正在准备反击，不仅要消灭掉这些谋叛者，也要消除掉共和思想。他连连发出警告，热心地宣传鼓动，想迫使谋叛者和民众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但是他却犯了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错误——他自己并没有采取行动！现在所有的可能性显然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元老院准备赞同他的行动，民众其实只等待着一个人能勇敢果断地抓住从恺撒的铁腕中脱落的缰绳。倘若西塞罗此刻接过政权，在一片混乱中建立秩序，谁也不会反对，大家都会松一口气，如释重负。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自从发表了他的一系列抨击卡提利纳式的叛乱分子的演说以来，他热切盼望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现在随着3月15日[11]终于来临。倘若西塞罗善于利用这一时机，那么我们大家在学校里读到的历史，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西塞罗的名字将不仅作为一位受人尊重的作家的名字，而且作为罗马共和国的拯救者、古罗马自由的真正精神领袖的名字载入李维乌斯和普鲁塔克[12]的史籍，流传千古。拥有独裁者的权力，却又把这权力自觉自愿地交还给人民，这一不朽的荣誉，将属于西塞罗。

但是，历史上悲剧不断重演：恰好是睿智聪慧的人，因为内心囿于责任，在关键时刻很少变成敢作敢为的实干家。在这种精神活跃、独创性强的人身上，总是一再出现这种言行分裂的现象。因为他比别人更清楚地看到时代的愚蠢行为，这就迫使他出手干涉；在热血沸腾之际，他激情洋溢地投身到政治斗争之中。可是与此同时，他也犹豫，是否该以暴制暴。他内心的责任感，想到采用恐怖手段会使鲜血四溅，又吓得缩了回去。在人生难得出现的独一无二的瞬间，不仅允许你毫无顾忌地采取行动，而且要求你非这样行动不可，恰好在这时，西塞罗的犹豫不决和顾虑重重完全麻痹了他的力量。在最初的一阵激情迸发之后，他以洞察一切的目光，忧心忡忡地观看着眼前的形势。他看到昨天还被他赞为英雄的那些谋叛者，实际上是些意志薄弱、毫无胆识之辈，看到自己凶杀行径的阴影，避之唯恐不及。再看民众，今日的民众早已不再是罗马的罗马人，不再是他梦寐以求的那些富有英雄气概的民众，而是一些早已蜕化变质的乌合之众，只想着捞好处、享乐子，只想着吃、想着玩，想着面包和马戏。他们头一天向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这两个凶手高声欢呼，第二天又对号召他们向凶手复仇的安东尼欢呼，第三天则向命人把恺撒的肖像砸烂在地的多纳贝拉[13]欢呼。西塞罗认识到，在这个蜕化变质的城市里，没有一个人还诚心诚意地为自由的思想效命。大家只希望获得权力或者安逸的生活。恺撒白白地给杀了，因为大家只是为了争夺他的遗产，他的钱财，他的军团。为了他的权力，他们明争暗抢，讨价还价，争吵不休。他们寻求利益和好处，都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唯一神圣的罗马的事业。

在这两个星期里，经过了这过于冒失的热情冲动，西塞罗变得越来越身心疲惫，越来越疑虑重重。除他自己以外，没有一个人关心共和国的复兴，民族的感情已完全熄灭，自由的意识已全然消失。最后，面对这种阴郁混乱的局面，他感到厌恶。他说的话，无足轻重，毫无影响，对此他不能自欺欺人。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不得不承认，他所起的平衡各派的作用已经失效。他不是过于软弱无力就是过于缺乏勇气，无法拯救祖国，阻止即将爆发的内战。他只好听凭祖国接受命运的安排。4月初，他离开罗马，满心失望，又一次被人打败，返回坐落在那不勒斯港湾边上普特阿利的那座孤零零的别墅里，回到他的书堆之中。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第二次逃离尘世，遁入他的孤寂之中。现在他终于认识到，他从一开始，作为学者，作为人道主义者，作为法律的维护者，在那权力就是法律，肆无忌惮远比智慧和和解更有势力的环境里，实在格格不入。他深受震动，不得不认识到，他为自己的故乡梦寐以求的那个理想的共和国，古罗马的崇高美德的复活，在这世风日下、英气尽失的时代已经不再可能实现。可是既然拯救祖国的行动，在这叛逆成性的物质至上的现实里无从实现，他至少要拯救自己的梦想，留给更有智慧的后世。六十年人生付出的辛劳，获得的知识不该完全丧失。于是这位备受屈辱的人想到了自己的力量。在这些孤寂的日子里，他撰写了他最为伟大的作品《论义务》，作为他为世世代代的后人留下的遗嘱，谈的是这位独立不羁、德行高超的人对自己和对国家应尽的各种义务。这是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在公元前44年秋天，也是他在普特阿利度过的他人生的秋天写下的政治和道德的遗嘱。

这篇文章使用的抬头就已证明，这篇论述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文章是一份遗嘱，是一个业已退出政坛、不再具有参与公众事务激情的人写下的最后的话语。《论义务》是写给他儿子的。西塞罗坦率地向儿子承认，他并不是因为冷漠才不问国事，而是由于他作为一个自由思想者，作为罗马的共和主义者，去为独裁专制效劳，实在有失身份，有损名誉。“只要管理国家者是国家遴选出来的，我就把我的力量和思想献给公共事务，但是自从一切都在个人的统治之下，便不复存在为公众服务和具备公众权威的余地。”自从元老院被取消，法院被关闭以来，他这个还保留几分自尊心的人，在元老院或是公共论坛上还有什么事情可做？迄今为止，公众事务、政治活动已经窃取了他自己太多的时间。“写作之人不得闲暇”，他一直未能以完整的形式记下他的世界观。可是现在，他被迫无所事事，至少要按照西庇阿的那句精彩绝伦的妙语的意思来利用这份闲暇，西庇阿说自己：[14]“最为忙碌，莫过于无事可做之时；最不孤独，莫过于单人独处之际。”

西塞罗向他儿子阐述的这些有关个人和国家关系的思想，其实并无新颖之处，也非独到见解。这些思想无非是从别人书上读到的观点，加上以其他方式获得的看法：一个雄辩大师即使活到六十岁，也不可能突然之间变成诗人；一个别人著作的编纂者也不会突然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原创作家。但是这一次西塞罗的观点由于带有悲哀和愤慨之音，获得一种新的激情。在血雨腥风、内战正酣的时代，在近卫军团与各派匪帮争权夺利的时代，西塞罗，一个真正讲究人道的学者，又一次——在这样的年代，永远是个别人——做起了通过道德认知和妥协精神实现世界和平这一永恒的美梦。只有公正和法律才应该是国家的钢铁支柱。应该让内心诚实者，而不是让蛊惑人心者拥有武力，从而也掌握政权。谁也不得试图将个人的意志，从而将他的恣意妄为强加给人民。人人都有义务拒绝服从任何一个从人民手中夺走领导权的野心家。作为一个坚贞不屈、独立自主的人，他满心愤慨，拒绝和任何一个独裁者同流合污，拒绝在他手下效力。

西塞罗作出论断，暴力统治强奸每一种权利。在一个集体里，每一个人不是试图从自己的公职中谋取私利，而是把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后，只有这样，真正的和谐才能产生。财富不是沦为靡费奢侈，遭到挥霍浪费，而是得到妥善管理，转化为精神文化和艺术文化；贵族阶层放弃他们的倨傲，平民阶层不被蛊惑人心者收买，不把国家出卖给某个党派，而是要求得到自己天赋的权利，只有这样，集体才能健康茁壮。一切人道主义者都赞美中庸之道，西塞罗和他们一样，也要求矛盾得到平衡。罗马不需要苏拉[15]和恺撒这样的人，另一方面也不需要格拉古兄弟[16]这样的人。独裁很是危险，革命也是如此。

西塞罗说的许多话，都可以从柏拉图关于国家的梦想中找到，也可以在让·雅克·卢梭和一切信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哲人的书中读到。但是他这份遗嘱之所以如此惊人地超越他的时代，是因为在基督教出现前半个世纪，他就在此表达了一种新的情感：人道主义的情感。在那极端凶狠残忍的时代，即使像恺撒这样的人，占领一座城市之后，也下令剁去两千俘虏的双手。严刑拷打、角斗士搏杀、钉十字架和斩首示众每天发生，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西塞罗是第一个，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对任何形式的滥用暴力发出抗议的人。他批判战争是野兽们的方法。他批判自己的民族推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外省。他主张，应该仅仅通过文化和道德，绝不是通过宝剑，来使各国合并到罗马帝国。他激烈反对掠夺各个城市，要求——在当时的罗马，这可是个荒谬的要求——对于一切享受不到权利的人当中最没有权利的奴隶，也要宽厚仁慈。他以先知的目光预见到，经过一系列迅速的胜利，不健康的胜利，罗马行将衰败，因为它只是在军事上征服了世界。西塞罗说，自从苏拉掌权以来，罗马民族开始连年征战，只是为了赢得战利品，哪怕正义已在国内消失殆尽。每当一个民族，要用暴力夺走其他民族的自由时，这个民族也悄然受到神秘的报复，丧失了自己奇妙的保持独立的力量。

正当罗马军团在野心勃勃的统帅们的率领之下，为了满足一个庞大帝国的转瞬即逝的妄想，向帕提亚[17]和波斯、日耳曼和不列颠、西班牙和马其顿发动远征时，在这里响起了一个孤零零的声音，抗议这种危险的胜利。因为西塞罗已经看到，从这些征服别国的战争所播下的鲜血淋漓的种子，只可能结出更加血腥的内战的果实。这位人性的维护者无权无势，却以庄严的口吻恳求他的儿子，尊敬人们的团结合作，把它视为最崇高、最重要的理想。西塞罗充当演说家，作为雄辩大师和政治家，时间已经太长，他曾经为了获得金钱和荣誉，既为每件好事，也为每件坏事进行辩护。他也曾竭力争取每个官职，争取财富，争取公开的荣誉和民众的赞赏，如今到了他生命的暮秋时节，他终于达到了这样清醒的认识。迄今为止，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在他将近生命尽头之时，他变成了捍卫人道的第一位辩护人。

正当西塞罗归隐林下，安安静静从容不迫地深入思考着一部有关道德国家的宪法究竟意义和形式应该如何的时候，罗马帝国内部动乱激荡。元老院和民众一直还没有决定，该赞美还是该放逐那些杀死恺撒的凶手。安东尼加强战备，要向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开战。出人意料的是，又冒出一个新人，要求继承大位，他就是屋大维[18]，恺撒曾确定他为继承人，现在他果真要来继承恺撒的遗产。他刚在意大利登陆，便写信给西塞罗，谋求他的帮助。可是与此同时，安东尼又请西塞罗到罗马来。同样，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也各自从他们拥兵自重的战场向他发出召唤。大家都在拼命争取这位杰出的辩护士，希望他为他们的事业进行辩护；都想赢得这位著名的法学教师，希望他把他们干的非正义的事情说成是正义之举。他们出于惯有的本能，就像一切想要掌权的政治家们，只要大权尚未在握，就想方设法寻找一位睿智的贤达作为支柱；一旦得手，便会鄙夷不屑地把他踢到一边。倘若西塞罗还像先前在政坛上那样渴慕虚荣，野心勃勃，就会任凭他们摆布。

但是西塞罗已经变得厌倦和智慧参半。这两种感情往往惊人的相似，难以区分。他知道，现在只有一件事，真的必须去做，那就是完成他的著作，整顿他的生活，整理他的思想。就像奥德修斯闭耳不听海中女妖塞壬[19]的迷人歌声，西塞罗也紧闭他内心的耳朵，不听这些有权有势者诱人的召唤。他不搭理安东尼的召唤，不听从屋大维的呼声，也不理会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招呼，甚至连元老院和他朋友们的召唤他也置之不理。他感到，他提笔作书时远比采取行动时更为有力，在单人独处时远比置身朋党之中更为聪明，于是他继续不断地撰写他的著作，预感到，这将是他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

完成这份遗嘱后，他才抬头四顾。这可真是倏然惊醒。他的祖国——罗马帝国，正面临内战。安东尼成功地掠夺了恺撒和神庙的金库，用偷来的金钱招募雇佣兵。但是和他对垒的却有三支军队，每支队伍都武装齐备，分别属于屋大维、莱彼都斯[20]、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和解与斡旋已为时过晚——现在必须作出决定，看最后是在安东尼领导下，由一个新的恺撒独裁来统治罗马，还是让共和国在罗马继续存在。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都必须作出抉择。即便是最为谨言慎行、最为小心翼翼的人，这位一直在寻求平衡、超越派别或者犹疑不决地在派别之间摇摆不定的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也必须最终作出决定。

于是发生了奇怪的事情。自从西塞罗将他的遗嘱《论义务》托付给儿子之后，似乎是出于对生命的藐视——他仿佛又萌生了新的勇气。他明白，他的政治前程和文学生涯已经结束，该说的，他都已经说了；他还要去经历的事情，已经为数不多。他已年迈，他已完成了他的毕生事业，这寒碜的剩余人生还有什么值得捍卫？就像一头受到追逐的野兽，走投无路，精疲力竭，明知狂吠不止的狼狗在身后穷追不舍，却会突然转身，向着这群狼狗直冲过去，以便尽快做个了断，西塞罗也怀着真正视死如归的勇气，再一次投入战斗，扑向危险的地方。经年累月，只是默默地奋笔疾书的学者，又挥动雷霆万钧般的演说大棒，猛击共和国的敌人。

令人震惊的场面：12月，一头灰发的西塞罗又站在罗马的论坛上，再一次号召民众，言行举止要配得上祖先的荣誉。他先后发表了十四篇《反安东尼：反腓利比克之辩》，犹如发出阵阵惊雷，抨击篡权者安东尼竟拒绝服从元老院和民众的意志。西塞罗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赤手空拳地反对一个独裁者意味着什么样的危险。这个独裁者身边已聚集了行将进军准备屠杀的大量军团。但是，谁要号召别人鼓起勇气，必须自己做出榜样，显示勇气，这才有说服力。西塞罗知道，往日，他只消站在这个论坛上悠闲从容地进行唇枪舌剑的斗争即可，而现在不同，他必须拼上性命来证明他的信念。他以坚定的语气在演讲台上宣称：“我年轻时，就为捍卫共和国而战；如今我已年迈，我不会弃共和国于不顾。倘若我的死亡，能换来这座城市的自由，我甘愿献出我的生命。我唯一的希望是，我临死时罗马人民能得到自由，永生不死的诸神能给我的最大的恩宠莫过于此。”他加重语气强调，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和安东尼进行谈判，大家必须支持屋大维，尽管他是恺撒的骨肉亲人和继承人，却代表着共和国的事业。现在已经不在乎人，而在乎事业，在乎最神圣的事业。事情已到最后关头，该作出断然决定——事关自由。这最为神圣的珍宝受到威胁时，任何犹豫不决都会造成灾难。于是，西塞罗这位和平主义者要求共和国的大军去袭击推行独裁统治的军队，尽管他自己，如他后来的学生伊拉斯谟[21]一样，憎恨内战甚于一切，却要求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宣布篡权者安东尼为罪犯。

自从西塞罗不再担任暧昧不清的案件的律师，而是一个崇高事业的辩护士以来，他在这十四篇抨击安东尼的演说中的确写下了精彩绝伦、感情炽烈的词句。他向同胞们高呼：“其他民族愿意充当奴隶，就让他们生活在奴役之中吧。我们罗马人可不愿当奴隶。不自由，毋宁死！”倘若这个国家真的沦落到屈辱不堪的地步，那么这个统治全世界的民族，应该这样行动，连那些身为奴隶的角斗士在竞技场上也会这样去做：宁可直面敌人而死，也不任人宰杀；宁可有尊严地死去，也不在羞辱中充当奴仆。

元老们听了这些痛斥安东尼的演说，惊愕不已；聚集在场的民众听了这些演说，都惊讶万分。有些人也许已经预感到，在今后几百年内，可以在罗马广场上公然说出这些话语，这将是最后一次。不久人们将不得不在皇帝们的大理石雕像前奴性十足地鞠躬如仪，在恺撒们统治的帝国里，只有溜须拍马之徒、吹牛欺诈之辈得以悄声低语，炮制阴谋诡计，而往日自由的演说却在严禁之列。听到西塞罗的演说，众人感到一阵寒噤：半是出于惊惧，半是出于对这位老人的敬意。他孤身一人，怀着视死如归、内心绝望的战士的勇气，为捍卫知识超群者的独立和共和国的法律而战。民众迟迟疑疑地向他表示赞同，但是即便是这些词句引发的熊熊烈火也无法点燃这根业已朽坏的树干——罗马人的骄傲。正当这位孤军奋战的理想主义者在罗马市场上鼓吹自我牺牲之时，那几个拥有强大罗马军团的当权者已经肆无忌惮地在他背后缔结了罗马历史上最可耻的协定。

西塞罗曾盛赞屋大维是共和国的捍卫者，也曾要求为莱彼都斯立一尊雕像，以表彰他为罗马人民建立的功勋。他们两人都率领人马出发上阵，去消灭篡权者安东尼。可就是这两个人，宁可做一笔私人交易。这三个领兵作战的统帅，无论是屋大维，还是安东尼，或者莱彼都斯，谁也没有足够强大，能够独自一人把整个罗马帝国当做战利品攫为己有。这三个死敌便达成协议，宁可把恺撒的遗产三人私分。于是一夜之间，罗马去掉了一个恺撒，却换来了三个小恺撒。

这可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三个将军，既不服从元老院，又不尊重罗马人民的法律，擅自纠结一起，组成三头统治，把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作为战利品私下瓜分。在波罗涅阿城附近，莱诺河和拉维诺河交汇处的一个小岛上，支起了一座帐篷，三个土匪就在这里会面。不言而喻，这三个伟大的征战英雄自然谁也信不过谁。他们在各自的文告上相互辱骂，称对方为说谎者、无赖、篡位者、国家公敌、强盗和小偷，次数甚多，不胜枚举，彼此深知对方玩世不恭的手法。但是对于渴求权力者而言，只有权力方才重要，而不是思想；只有战利品方才重要，而不是名誉。这三个谈判对手采取了各式各样的防备措施，才逐一接近预订的地点。只有当这几位未来的世界统治者互相确认，谁也没有随身携带武器来刺杀尚未深交的盟友，他们才彼此展现友好的笑容，共同踏进这座帐篷。未来的三头统治将在这座帐篷里确定和建立。

安东尼、屋大维和莱彼都斯在这座帐篷里待了三天三夜，无人见证。他们有三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如何瓜分世界，对此他们迅速达成一致，屋大维得到非洲和努米迪亚[22]，安东尼占领高卢，西班牙则归莱彼都斯所有。第二件事给他们的烦恼也不多，那就是如何筹钱支付亏欠各军团战士和各党派走卒几个月之久的饷银。这个问题解决得十分麻利，解决的模式日后经常为人仿效，那就是把国内顶级富翁的财产一举抢夺过来，为免他们大声抱怨，干脆把他们彻底消灭干净。这三个人气定神闲地坐在桌旁拟定了一份公告，公开宣布应该遭到惩处者的名单，列举了意大利两千名家私万贯的顶级富豪的名字，其中包括一百名元老。他们三人分别说出自己认识的富翁，以及各自的仇家和敌人，鹅毛笔迅速匆忙地挥动几下，新出炉的三头统治解决了领土问题后，也完全彻底地解决了经济问题。

现在开始讨论第三件事。谁若想建立独裁统治，为了坐稳江山，必须首先让那些永远反对任何专制暴政的人噤声不语，必须叫那些特立独行之辈，那无法连根拔去的乌托邦——思想自由——的捍卫者们，永远闭上嘴巴。安东尼提出把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放在这最后一张单子上，名列第一。西塞罗早已认清了安东尼的真正本质，并且公然称他为篡位者。安东尼认为，西塞罗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危险，因为他拥有精神力量，以及追求独立自主的坚强意志，此人必须清除。

屋大维大吃一惊，表示反对。他年纪还轻，涉世不深，还没有被政治的阴险狡诈彻底毒害，变得心如铁石，想到要以消除意大利最伟大的作家来开始他的统治，他感到心里发怵。西塞罗曾是他最忠实的辩护人，曾在民众和元老们面前公开对他表示赞赏；短短几个月前，屋大维还谦卑地求他相助，向他讨教，十分敬畏地称呼这位老人是他“真正的父亲”。屋大维感到羞愧，坚决反对。他出于本能，不愿让这位最为显赫的拉丁文大师在被人收买的凶手可耻的匕首下丧命。他这正确的本能，为他增光不少。但是安东尼坚持己见。他清楚知道，精神和暴力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敌意；对于专制独裁而言，最危险的人物，莫过于掌握语言艺术的大师。为了争夺西塞罗的这颗头颅，斗争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屋大维屈服让步。于是，西塞罗的名字列入名单，从而通过了罗马历史上也许是最可耻的一份文件。这份黑名单的确定，正式宣告罗马共和国的死刑。

西塞罗获悉三个往日宿敌已经联手，便知道自己的大限已至。他清楚知道，他以炽烈如火的语言，在那恣意妄为的盗贼安东尼身上打上贪欲、虚荣、残忍、肆无忌惮这些卑劣本能的烙印，深深地刺痛了这个匪徒。莎士比亚把他写得头脑聪明、智力过人，实在有失公允[23]。西塞罗自然不会指望这个残忍的施暴者会像恺撒那样，对他宽宏大量。倘若他想活命，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尽快出逃。他尽可渡海前往希腊，去投奔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和卡图[24]，那里有共和国自由的最后军营。在那里他至少不致遭到阴谋行凶的刺客的毒手，这些杀手业已派出。不受法律保护的西塞罗也确实有两三次已经下定决心出逃。他做好了一切准备，通知了朋友们，登上了航船，准备上路。可是到最后关头，他又中断行程。谁若领教过流亡的绝望和痛苦，即使身处险境，也会体会到身在故土的极度欢乐，感觉到不断逃亡之中的生活毫无尊严。一种超乎理性，甚至有违理性的神秘意志迫使他去直面正等待着他的命运。生活业已了结，自己也已疲惫，他只渴望还能得到几天休憩，让他能静静地再思索一阵，再写几封信，再读几本书——以后命中注定的一切，要发生就发生吧。在这最后几个月里，西塞罗时而躲在他的一个乡间庄园里，时而又另换一个庄园。一旦危机迫近，又立即起身出发，但是从未完全逃离危险。就像一个患高热的病人总是不断调换枕头，他也不断更换这些半公开半隐蔽的藏身之处，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向着他的命运迎面走去，也没有完全下定决心，逃避他的命运，就仿佛他在决心赴死之际，无意识地实现了他在《论老年》中写下的箴言：一个老年人既不该自寻死亡，也不该把它推迟；不论死亡何时光临，都要从容接纳。对于心灵坚强的人，没有可耻的死亡。

本着这种精神，业已在前往西西里岛途中的西塞罗，突然命令手下再一次掉转船头，返回对他敌意森然的意大利。他在卡叶塔，也就是今天的加埃塔登陆。他在那里拥有一座小小的庄园。他感到疲劳，不仅是肢体疲软、神经疲弱，更是对于人生感到疲倦。他厌倦人生，渴望终结，神秘地渴望返归泥土；只希望再歇息一次，再呼吸一下故乡甘美的空气，再告别一次，和世界告别，但是再休息一下，歇一歇脚，哪怕只歇一天或是一个小时也好！

刚一上岸，他就满怀敬畏之心地向家里的守护神拉伦[25]致意。他疲倦不堪，这位六十四岁的男子，海上航行使他筋疲力尽，他就躺倒在卧室里，双目紧闭，在半睡半醒之中享受预示永远安息的快乐。

可是，西塞罗刚刚躺下，一个忠心耿耿的奴隶就冲进房来，告诉他：附近出现几个手执武器的男子，形迹可疑。他的一个管家，尽管主人平时待他不薄，却为了获得悬赏，向凶手们泄露了他的住处。西塞罗得逃走，迅速出逃。一乘轿子已经准备妥当，他们自己，这里看家的几个奴隶愿意拿起武器，保卫他走过一小段路程，护送他到船边。一上船他就安全无恙。可是，这位精疲力竭的老人摆摆手说道：“何必多此一举，我已经太累，不想逃走，不想再活下去。就让我在这个国家死去，我曾拯救过它。”最后，那个忠心耿耿的老仆还是把他说服，武装的奴隶们抬着轿子，绕道穿过小树林，只要把他抬到平底小船旁边，他就可以获救。

但是家里的那个叛徒不愿失去他想赢得的这笔可耻的赏钱，心急火燎地叫来一名军官和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快步穿过树林，紧追护送西塞罗的一小队人马，及时赶上了他们的猎物。

西塞罗的武装仆人立即围在轿子四周，准备抵抗。可是西塞罗命令他们退下，他自己的生命已到尽头，何苦再牺牲别人，牺牲这些年轻人的生命。西塞罗一生总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决，难得显露勇气，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却毫不畏惧。他感到，作为罗马人，他只有昂首挺胸，从容赴死，才能在这最后关头经受住考验。仆人们遵从他的命令退下，他手无寸铁，未作抵抗，把他长满灰发的头颅伸给那批凶手，说出一句气度优越精彩绝伦的话：“我从未忽视这点，我是会死的凡人。”可是这帮凶手不要哲学，只要赏金。他们并没有多作犹豫，上尉狠狠一刀把这未加抵抗的人击倒在地。

捍卫罗马自由的最后一位辩护士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就这样死于非命。在这最后时刻，他比一生中度过的千千万万个时刻都显得更富英雄气概，更具硬汉风范，更为坚定不移。

悲剧之后，紧接着上演血腥的羊人剧[26]。安东尼命令进行这一凶杀，要求得分外急切，凶手们于是猜测，这颗人头想必具有特殊的价值——他们当然想不到这颗人头对世界和后世的精神大厦而言的价值，但却能想到它对于下达这道血腥命令的人具有的特殊价值。为了可以稳拿赏金，不致引起意外，凶手们决定把这颗头颅当做命令已经执行的证明，亲手交给安东尼。于是匪首便从西塞罗的尸体上砍下脑袋，剁下双手，塞进一个口袋，扛起这只尚在滴着受害人鲜血的口袋，急急忙忙地赶回罗马，向主子报告：罗马共和国最杰出的捍卫者业已按照惯例彻底了结，以此取悦这个独裁者。

这帮匪徒的首领，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匪徒，估计得完全正确，那个下达凶杀命令的大匪徒，立即给他们丰厚的酬金，以表达他对小匪徒们干下的暴行欣喜万分。既然安东尼可以对意大利两千名顶级富豪恣意掠夺和屠杀，现在终于也可以显示一下他的慷慨。为了这只鲜血淋淋的口袋——里面盛放着从西塞罗身上砍下的人头和剁下的双手，他赏给那名上尉一百万白晃晃的银元。但是，他的复仇之火依然没有平息。于是这个嗜血之徒，为愚蠢的仇恨驱使，还想出一种特殊的耻辱来糟蹋死者，没有料到这种羞辱却使自己遗臭万年。安东尼下令，把西塞罗的头颅和双手钉在演讲台上，西塞罗就是在这座演讲台上号召民众奋起反对安东尼，捍卫罗马的自由的。

一场可耻的闹剧在第二天等待着罗马的民众。演说台上挂着捍卫自由的最后一名辩护士西塞罗身上砍下的呈死灰色的头颅，就在这同一座演讲台上他曾发表过那些不朽的演说。一根粗大的生锈的铁钉刺穿他的额头，这额头处曾经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思想；苍白的双唇严峻地紧紧闭拢，这嘴唇比所有的嘴唇都更加优美地说出拉丁语金属般铿锵有力的字句；泛出蓝色的眼睑紧紧地覆盖着双眼，这双眼睛守望着共和国达六十多年；双手无力地摊开，这双手曾写出当代最华丽辉煌的书简。

但是，尽管如此，这位无与伦比的演说家，在这座讲台上发出的对残酷暴行，对权力恣意施虐，对无法无天的罪行所进行的任何控告，也不如他那遭到谋害默不做声的这颗头颅更加雄辩的批判，暴力永远失去正义。民众怯生生地围着这座遭到玷污的演讲台，挤在一起，情绪低沉压抑，然后又无比羞惭地躲到一旁。谁也不敢发表异议——这可是独裁时期！但是他们的心灵感到一阵痉挛。这颗头颅象征着他们被钉上十字架的共和国，在这充满悲剧色彩的象征面前，大家都垂下眼睛，心情抑郁。

[1] 卡提利纳（前108—前62），历任罗马司法官，行省总督。为竞选执政官，拟发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西塞罗一连发表四次《控告卡提利纳的演说》。卡提利纳事败，被迫逃出罗马，同党被处绞刑。西塞罗因此享有盛名。

[2] 维累斯（前115—前43），曾任西西里行省总督。因贪赃枉法而臭名昭著。西塞罗受西西里友人的委托，发表演讲，控告维累斯。维累斯被迫离开罗马，自行放逐。

[3] 裘力斯·恺撒（前101—前44），古罗马著名统帅。率领罗马军团，向北扩张，直达高卢（今日的法兰西、比利时），攻城略地，战果辉煌。后击败政敌庞培，成为罗马终身执政官，事实上的独裁者。公元前44年3月15日为布鲁图斯刺死。

[4] 安东尼（前82—前30），曾为恺撒部将，凶残暴戾，恺撒遇刺后，他与屋大维、莱比都斯组成“三头统治”，成为罗马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5] 公元前49年，恺撒违约，率大军渡过卢比孔河，直逼罗马，罗马告急，庞培与元老离开罗马，恺撒与庞培展开内战。庞培败北，恺撒占领罗马。

[6] 卡彼托，罗马的山丘，上有古城堡，为罗马的元老院所在地。

[7] 玛里乌斯（前157—前86），又译马略，古罗马著名统帅和政治家。曾七次担任罗马的执政官。为恺撒以前最重要的政治家。

[8] 阿蒂库斯（前109—前32），西塞罗的挚友。与其师从同一法学家。

[9] 布鲁图斯（前85—前42），公元前44年任罗马司法官。同年3月15日，在元老院前的台阶上刺死恺撒。事后，迫于形势，逃往希腊。

[10] 卡西乌斯（？—前42年），古罗马将领。与布鲁图斯合谋刺杀恺撒。

[11] 恺撒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遇刺。

[12] 李维乌斯（前59—17），又译李维，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普鲁塔克（46？—120？），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古希腊罗马伟人传》。

[13] 多纳贝拉（Donabella）疑为多拉贝拉（Dolabella），罗马元老。恺撒死后，此人递补为执政官。

[14] 西庇阿（前185—前129），古罗马统帅。曾任执政官，著名演说家。

[15] 苏拉（前138—前78），古罗马军事统帅，独裁者。

[16] 格拉古兄弟，哥哥提贝里乌斯·格拉古（前162—前133），弟弟嘎伊乌斯·格拉古（前153—前121）。兄弟二人皆为农民利益斗争。

[17] 帕提亚，亚洲西部古国。

[18] 屋大维（前62—14），即奥古斯都，恺撒姐姐的外孙，恺撒收为养子。恺撒遇刺后，屋大维先后战胜安东尼和莱彼都斯，结束内战，统一全国。

[19] 塞壬（Sirene），《荷马史诗》中的海妖，以迷人的歌声使航海者自行跃入海中淹死。

[20] 莱彼都斯（？—前13），又译雷必达，恺撒部将。先与安东尼结盟。

[21] 伊拉斯谟（1466—1536），又译伊拉斯姆斯，尼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茨威格著有《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一书，对他的成就和性格特点描写极为精到。

[22] 努米迪亚，北非古国。

[23] 莎士比亚在《裘力斯·恺撒》一剧中，让安东尼在恺撒遇刺后，发表精彩演说，为死者评功摆好，有力地谴责凶手，把他描写成头脑聪明、智力超群者。

[24] 小卡图（前95—前46），老卡图的曾孙，古罗马政治家。支持西塞罗对卡提利纳的批判，因反对恺撒，已于公元前46年在北非自尽。茨威格在此可能记忆有误。

[25] 拉伦，为神话中拉伦达与商业神墨丘里（Merkur）的几个儿子，被尊为家庭的守护神。

[26] 古希腊悲剧之后附加的滑稽剧，以歌队扮演古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即羊人蕯蒂尔，故称羊人剧。

威尔逊的失败

威尔逊

1918年12月13日，巨轮“乔治·华盛顿号”朝着欧洲海岸驶去。乘坐此船的有伍德娄·威尔逊[1]总统。自从创世以来，还从来没有一艘船，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为人们所期待，怀着这么多的希望和信任。欧洲各国互相恶斗已有四年之久，千百万风华正茂的各国优秀青年用机关枪和大炮，用手榴弹和毒气弹互相残杀。四年来，他们谈起对方，论及对方，总是恶言相向，只有仇恨。但是所有这些使劲挑起的激动，无法压倒他们内心存在的一种秘密的声音：他们的所言所行，全都荒谬绝伦，亵渎了我们这个世纪。这千百万人全都有意识无意识地怀着一种秘密的感觉：人类已倒退到荒凉芜败、早已被人认为业已销声匿迹的野蛮世纪。

这时，从世界的另一端，从美国传来这一声音，越过仍然硝烟弥漫的战场，清晰可闻地提出要求：“永远不再打仗。”永远不再制造纠纷，永远不再进行旧日罪恶的秘密外交——这种外交在各国人民毫不知情、并不情愿的情况下把他们送进屠宰场，而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更好的世界秩序。“The reign of law based upon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and sustained by the organised opinion of mankind.（法律的统治，建立在被统治者赞同的基础之上，得到人类有组织的意见，舆论的支持。）”奇哉妙也：在所有的国家操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们立即明白了这一声音。昨天还在攻城略地，抢夺边界，争夺原料、矿山和油田的战争，现在突然之间获得了一种更加崇高，近乎宗教感觉的意义：为了永久和平，为了建立法律和人道的救世主般的王国。一下子，千百万人抛洒的鲜血似乎不再白白流淌；这一代人受苦受难，只是为了同样的苦难永远不要再降临到我们的地球上。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出于信任，心神陶醉，同声召唤这个人前来。他，威尔逊，得在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建立和平，以便这是一个正义的和平。他，威尔逊，是另一位摩西[2]，应该给迷途彷徨的各个民族带来新的联盟的金牌。不出几个星期，伍德娄·威尔逊的名字将变成一股宗教般的，救世主般的强大力量。街道建筑物以他命名，新生的婴儿也取了他的名字。每一个感到身处困境，或者遭到歧视的民族，都派遣代表前去见他。从五大洲发来的信件和电报，带着各式各样的建议、请求和恳求，成千上万件地涌来，盛满信件电报的箱子，整箱整箱地抬到这艘驶向欧洲的船上。整个大陆，全世界都异口同声地要求此人充当裁判，裁决他们最近的争执，赢得大家梦寐以求的最终和解。

威尔逊无法抗拒这一呼声。他在美国的朋友劝他不要出发去亲自参加和平大会。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有责任不离开他的国家，宁可遥控这些谈判。但是伍德娄·威尔逊不受劝阻，没有改变主意。

威尔逊（左）在巴黎，1918年12月13日

即便他国内最高的尊严，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职位对他来说，和人们求他完成的任务相比，也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他不想仅仅为一个国家，一个大陆效劳，而是要为全人类服务；不是为这一时刻出力，而是为更加美好的未来效力。他不愿心胸狭窄地仅仅代表美国的利益，因为“Interest does not bind men together，interest separates men（利益并不能使人们团结一致，利益使人们四分五裂）”，而是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他自己感到，他必须小心翼翼地注意，不要让军人和外交家再一次控制民族的激情。人类的团结一致就意味着敲响了这些人的丧钟，他们的职业给人们制造了无穷的灾难。他自己必须就是保证，“the will of the people rather than of their leaders（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他们领袖的意志）”，得来获得话语权，在这次和平会议上，每句话都应该在敞开门窗的情况下说出口来，这是全人类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大会。

他就这样站在甲板上，眺望从迷雾中逐渐显现的欧洲的海岸。轮廓不清，形象不定，犹如他自己关于未来人类兄弟般相亲相爱的梦想。他笔挺地站着，一个身材高挑的男子，坚毅的面孔，眼镜后面是一双目光犀利清晰的眼睛，以美国人惯有的姿态，有力地突出他的下巴，但是两片丰满多肉的嘴唇紧闭。他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孙，秉承着这些人严谨褊狭的性格，他们心里只怀有一个真理，并且坚信他们知道这个真理。在他的血液里流淌着他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先人的热烈虔诚，和加尔文[3]信仰的热诚。这种信仰赋予领袖和教师的任务是拯救这罪孽深重的人类。在他身上，异教徒和殉道者的顽固倔强毫发未损地发挥着作用。这些人为了自己的信念，宁可被人活活烧死也不会丝毫背离自己的信念。对于他，这位民主党人，这位学者来说，“humanity（人性）”，“mankind（人类）”，“liberty（自由）”，“freedom（独立自主）”，“human rights（人权）”，并不是冷冰冰的字眼，而是他父辈的福音书。它们对他来说，并不是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模糊不清的概念，而是崇高的信条。他下定决心要一个一个地加以捍卫，就像他的先人捍卫福音书一样。他已进行了许多战斗，而当他一眼看到欧洲大陆在他眼前越来越鲜明时，他感到这一仗将是决战。他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绷紧，“to fight for the new order，agreeably if we can，disagreeably if we must（为了新秩序而战，倘若我们能够办到，就关系融洽地进行，倘若我们非干不可，那就矛盾重重）”。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那眺望远方的目光，渐渐消除了严峻的戾气。在布列斯特港口，礼炮齐鸣，旌旗飘扬，只是按照礼仪的规定欢迎同盟的合众国的总统。可是接着从海岸上向他涌来的欢呼声，使他感觉到，这并不是预先安排、组织妥当的欢迎，不是事先安排的欢呼，而是整个民族向他发出的熊熊燃烧的炽热激情。列车路过之处，每个村庄，每个村落，每幢房子都旗帜飘扬，燃烧起希望的火焰。众人向他伸出手来，大众的声音在他耳边喧响。当他在巴黎，走过香榭丽舍大道时，从密密层层的人墙上降下瀑布般此起彼伏的热情欢呼。巴黎的民众，法兰西的民众，作为欧洲一切遥远地区民众的象征，高声大叫，热烈欢呼，怀着满腔期待，向他挤了过来。他的面容越来越放松，脸上绽放出一种无拘无束、幸福开怀、近乎陶醉的微笑，使他微微露出牙齿。他向左右两边挥动帽子，似乎想向所有的人致意，向全世界表示问候。不错，他亲自前来，这一点他做得对。只有活生生的意志才能战胜僵死的法律。一个如此幸福的城市，一个如此充满希望和欢乐的人类，怎么能不为他们大家永远工作，永远创造？再休息一夜，静静地度过一夜，明天便立即开始工作，为了给世界以和平，这是全世界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和平。这就做出了一个尘世凡人曾经完成过的最伟大的事业。

在法国政府为他安排的那座宫殿前，在外交部的走廊里，在美国代表团的总部所在的克里容饭店前面，焦躁不耐的记者们挤在那里。单单是记者就形成了一支蔚为壮观的大军。光是从北美前来的记者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每个城市都派出了自己的通讯员，所有的记者都要求得到参加所有会议的入场证，想参加所有会议！因为会议主办者曾特别强调，答应“complete publicity（全体舆论界）”，这次绝无秘密会议或者私下协定。十四条中的第一款逐字逐句地写明：“Open covenants of peace，openly arrived at，after which there shall be no priva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s of any kind.（公开的和平条款，公开取得一致赞同，根据这些条款，不得再有任何形式的私下国际协定。）”秘密协定是场黑死病，它造成的死者比所有其他疾病造成的死者更多。这种黑死病必须通过威尔逊的“open diplomacy（公开外交）”的新式血清来彻底清除。

但是使大家失望的是，这些急切迅猛的要求，碰到的是窘迫万状的拖延战术。毫无问题，大家都能参加一切大型会议。这些公开会议的记录将向全世界全文传达——实际上，会议的一切紧张内容已经全都以巧妙方法进行过清洗，但是目前还不能提供任何信息。首先得确定谈判的日程。失望者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什么事情不大对头。但是提供信息者所说的并非全都不符事实。就在讨论谈判日程时，威尔逊在四巨头首次交换意见时，就立即感到同盟国[4]的抵抗：他们不愿把一切都放在桌面上公开谈判。还说得很有理由。在交战各国的皮包和文件箱里还存放着秘密协定，保证每个民族有自己的一份战利品。这些肮脏的见不得人的内衣只愿在“camera caritatis（博爱之屋）”里摊开；为了不至于从一开头就破坏了大会，有些事情必须在紧闭的房门后面，才能进行讨论，事先厘清。但是不仅在讨论日程上意见分歧，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也是如此。两组人基本上对形势都一清二楚。美国一组，欧洲一组，两边的态度不论左右都很清楚。在这次会议上不该签订和约，实际上应是两份和约，两份完全不同的协定。一份和约是暂时的、现实的，应该和战败后放下武器的德国结束战争；同时，另一份和约，关于未来的和约应该使以后任何战争都不可能爆发。一方面是按照古老的强硬的方式签订的和约；另一方面是新型的，根据威尔逊的章程制定的和约。这个章程旨在建立一个国际联盟。哪一个和约应该首先讨论呢？

两种观点在这里猛然相撞。威尔逊对于暂时的和约兴趣不大。根据他的观点，确立边界在哪里，战争赔偿是多少，赔款金额的大小，应该由专家们和各个委员会在已经确定的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予以确立。这些都是小事，枝枝节节的事情，是专家们的事情。各国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家们的任务应该相反，是创造新的，即将出现的事情，是确定各民族的独立，建立永久和平。每一派都急于贯彻自己的观点。欧洲同盟国横加指责，并非毫无道理。他们认为，经过四年激战，不该让精疲力竭、困顿不堪的世界再一连几个月等待签署一份合约，否则欧洲将陷于一片混乱。先得做好现实的事情，确定边界和赔偿，把现在一直手执武器的男子们送到他们的妻儿身边，稳定货币，促进贸易，恢复交通，这时，才能在一片巩固坚实的大地上，让威尔逊计划的海市蜃楼绽放光芒。就像威尔逊从内心深处对现实和约不感兴趣，克雷蒙梭、劳德·乔治、索尼诺[5]都是精明老练的策略家和实干家，他们内心深处也对威尔逊的要求相当冷漠。他们出于政治考量，一定程度上也出于真诚的同情，对威尔逊提出的人道要求和人道思想也表示激赏，因为他们有意识无意识地感到，这样一种出于非利己主义的原则，在他们的人民当中具有强大的吸引人的慑人力量。他们因此也愿意带上某些弱化的条款和附加的条文，来讨论他的计划。但是首先得和德国签订和约，结束战争，然后再讨论他的公约。

然而威尔逊也是一个十分老到的实干家。他当然知道，如何通过拖延战术，使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要求变得疲弱无力，血液流尽。他自己也知道，如何把讨厌的责难通过拖延，推到一边——他可不是光凭理想主义当上美国总统的。因此他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立场，首先必须制定公约，把它逐字逐句地吸收到对德和约中去。从他的这一要求便自然而然地产生第二个矛盾。因为对于同盟国而言，德国是有罪的，它因为侵入比利时已经粗暴地破坏了国际公法，而在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由于霍夫曼将军[6]重拳一击，已经为肆无忌惮地提出暴力条款，树立了最坏的榜样，倘若加进公约中的这些原则，从一开始就变成把未来人道原则的奖励颁发给了德国，而它是不配获得这种奖励的。同盟国要求先得清算旧日的顽敌，然后才采用新的方法。现在田地还在遭受蹂躏，一片荒芜，城市遭到炮击，残破不堪；为了让威尔逊亲眼目睹，给他留下印象，他们强迫他去亲自参观这些城市和乡间。但是，威尔逊——这个“不讲实际的人”有意识地视而不见那些断壁残垣。他只展望未来，他的眼睛故意不看那些被枪炮击毁的房屋，只看永恒的建筑。他的任务只有一条：“废除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尽管他自己的两位顾问朗欣[7]和豪斯[8]提出抗议，他依然顽固地坚持他的要求，毫不动摇。首先必须制定公约。先要捍卫全人类的事业，然后才顾及各国人民的利益。

这场斗争颇为艰巨，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它旷日持久，浪费许多时间。不幸的是，伍德娄·威尔逊未能事先给他的梦想一个轮廓完整的形象。他带来的公约这一项目，并没有完全拟定，只是一个“初稿”，必须在无数次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增删、修改，有的地方强化，有的地方削弱。而且出于礼貌，他在访问巴黎之后，还得抽出时间对他的盟友们的首都进行访问。于是威尔逊前往伦敦，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讲，然后前往罗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其他政治家对他的项目缺乏感情，兴趣不大，因而进展有限，足足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在这一个月里，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达尔马蒂亚的边境线上，正规军和志愿军自发地进行战斗，占领国土。在维也纳，饥荒日益严重；在俄国，局势相当严峻，令人担忧。但是即使在1月18日召开的这首次全体大会上，也只是在理论上确定公约应该成为“普遍和平条约的一个本质性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文件一直没有草拟出来，初稿通过无数次的讨论，传来传去，审查了一遍又一遍。又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欧洲局势动荡不宁，令人极为震惊，它们越来越强烈地希望取得一个的的确确实实在在的和平。直到1919年2月14日，停战后三个月，威尔逊才终于提交了公约的最终文本，这个文本也得到了一致通过。

全世界又一次欢呼雀跃，威尔逊的事业取得了胜利。今后和平不再通过武力和暴政得到保证，而是通过谅解，对高于一切的正义的共同信仰得到巩固。当威尔逊离开他下榻的宫殿时，人们报以暴风雨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他表示欢迎。

威尔逊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着骄傲、感激的微笑，环顾了一下围在他身边的群众，感觉到在这些民众的后面还有其他许多民众。在受过这么多苦难的这一代人后面，有着未来世世代代的人。他们凭着这最终的保证，再也不会经受战争的苦难以及被迫签订的和约，和形形色色独裁专制强加于人的屈辱。这是威尔逊一生中最为壮丽辉煌的一天，同时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幸福的一天。因为他自己毁掉了自己的胜利，他过早地扬扬得意地离开了战场。第二天，2月15日他就返回美国，为了把这份保障永久和平的“大宪章”在那里呈献给他的选民们和同胞们，然后再回到欧洲来签署另一份和约，最后一场战争的和约。

当“乔治·华盛顿号”在布列斯特离岸出航时，又响起阵阵礼炮，可是前来送行的民众已不太踊跃，神情也有些冷漠。原来那种强烈的激情如炽的期待，像盼望救世主一样的殷切希望，由于威尔逊离开欧洲，都有所削弱。即便是纽约，对他的欢迎也相当冷淡。没有成队的飞机在天上围绕着这艘返回故乡的轮船飞翔致意，没有声震四方的狂风暴雨般的欢呼。在美国的各个政府部门，在参议院，在众议院，在他自己的党内，在他自己的人民当中，对他的欢迎都透着疑虑和不信任。欧洲表示不满，因为威尔逊走得不够远。美国表示不满，因为他走得太远。欧洲觉得，他把互相矛盾的利益，合并成一个巨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的利益，还不够高瞻远瞩。而在美国，他的政敌，已经瞩目于下一任总统的席位，正在宣传鼓动：他没有权力在政治上把新大陆和动荡不宁、捉摸不定的欧洲大陆拴得过于紧密，从而违背了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违背了门罗主义[9]。人们急切地警告伍德娄·威尔逊，他不该以为自己是一个梦幻国度的缔造者，不该老是想着其他民族，美国人选他出来代表他们的意志，他应该首先想到美国人。于是被欧洲的谈判已经弄得精疲力竭的威尔逊又不得不和他自己党内的人士，以及他的政敌重新开始谈判。他本来认为，他的这个特别的公约的令人骄傲的文本，是无可指责、无可挑剔的。他在事后安装了一道后门，让美国如遇危险，随时随地都能通过这道后门从联盟中撤退。这样一来，从这座为了千秋万代计划建造的国际联盟大厦里的第一块石头就剥落下来，这墙垣上的第一道裂缝，将酿成这道墙垣坍塌的灾难性的裂缝已经张开。

但是尽管做了一些限制和修改，威尔逊把他的人类大宪章就像在欧洲得以贯彻一样，在美国也得到贯彻。但这只不过是半个胜利而已。威尔逊返回欧洲，去实现他的任务的第二部分。可是他已经不像出发时那样坦然自在，不那么充满自信。轮船又向着布列斯特码头驶去。他观望岸边的目光，已经不再是原来那道充满希望、喜气洋洋的目光了。在这几个礼拜里，他老了许多，也更加疲劳。因为心灰意冷，他的脸绷得更紧，显得更加严峻，嘴角开始露出一股冷峻，一副顽强、愤懑的表情。他的左颊时不时抽搐一下，犹如示警的闪电，预示他身上已酝酿着一种疾病。陪同的医生一刻不停地提醒他要善自珍摄。一场新的，也许是更加艰苦的战斗正等待着他。他知道，贯彻原则远比制定原则更为艰巨，但是他已下定决心，他计划中的任何一点也不能牺牲。不是全部通过，就是全部推翻。要么永久和平，要么没有和平。

他上岸时，已经没有人欢呼。巴黎的大街小巷都听不见欢呼的声音，各报采取冷漠观望的态度，人们小心翼翼、疑虑重重。歌德的名言再一次得到证实：“热情并非商品，可以储存多年。”威尔逊没有充分利用对他有利的时刻，没有在炽热的铁块柔软驯从之际趁热打铁，而是听任欧洲的理想主义的气质冷却僵化。在他离去的这一个月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劳德·乔治和他同时请假，离开大会。克雷蒙梭被一名刺客的手枪击中受伤，有两周之久无法工作。私人利益的代表者利用这一无人看管的时刻，挤进了各个委员会的会议室。军方代表们的工作最为强劲，最为危险；所有的元帅将军们在四年里一直处在人们关注的聚光灯下，他们说的话，作出的决定和恣意妄为，历四年之久，使千百万人俯首听命。现在他们可不愿意谦虚谨慎地退场。一纸公约想要夺走他们的权柄、他们的军队，提出要求废除义务兵役制和其他一切形式的普遍兵役制度，威胁他们的生存。因此这种关于永久和平的胡言乱语必然会夺去他们这种职业存在的意义，必须彻底清除或者推到一条废弃的铁轨上去搁置起来。他们以威胁的口吻要求扩大军备，而不是像威尔逊那样主张裁军；要求设定新的疆界，提供国家的保障，而不是谋求超民族、超国度的解决方法。凭着这十四点空中楼阁似的条款，无法保证一个国家的福祉，只能依靠武装起自己的军队，并且解除敌人的武装。在这些军国主义者身后，挤着一大堆工业集团的代表们，他们要维持他们军事工业的运转；还有那些中间商人，他们想从战败国的战争赔款中大赚一笔；外交官们背后受到各反对党的威胁，越来越摇摆不定，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国家捞到一大块领土，使疆域扩张。有几只灵巧的手指巧妙地摁动舆论的键盘，于是欧洲各报，在美国各报的协助下，以各式各样的语言，变奏着同一个题目：威尔逊以他不切实际的奇思怪想推迟了和平。他的乌托邦本身，其实很值得赞许，肯定也充满了理想的精神，但却阻碍了欧洲的团结一致。现在再也不能因为道德的担忧和超道德的顾虑再浪费时间！倘若不立即缔结和约，欧洲将一片混乱。

不幸的是，这些诽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威尔逊制订计划是为了今后的若干世纪，他衡量时间的尺度自然不同于欧洲各国人民。要实现一个长达几千年的梦想，四五个月对他来说过于短暂。可是在这期间，在东欧各地，由黑势力组成的自由兵团到处进军，占领疆土，大片的土地还不知道属于何方，该属于何方。德国、奥地利的代表团在四个月后还没有得到接见，在尚未划定的边境线后面，各民族骚动不宁。明显的气象标记预示，明天匈牙利，后天德意志，出于绝望都会落到布尔什维克手里。因此外交官们拼命催逼，赶快取得一个结果，赶快缔结一个和约，管它公正与否。首先把前进路上一切横加阻碍的东西全都扫开——尤其是那份不吉利的公约！

到达巴黎的第一个小时，就足以使威尔逊感到，他在三个月内建造起来的一切，在他回国后的这一个月里已经遭到破坏，眼看着就要毁于一旦。福熙元帅[10]几乎已经使公约从和平协议中消失。开头的三个月，似乎毫无意义地浪费掉了。但是谈到决定性的大事，威尔逊却坚定不移，寸步不让。第二天，3月15日，他通过媒体正式宣告，1月25日的决议一如既往地继续有效，“这份公约将成为和平协议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有人试图不在新的公约的基础上，而是在同盟国之间存在的秘密协定的基础上签订对德和约。威尔逊发表的这份声明是对这种企图的第一次反击。威尔逊总统现在清楚地知道，这些强国方才还庄严宣誓尊重各民族的自决权，但其目的却是让法国得到莱茵地区和萨尔区，让意大利得到斐乌默和达马蒂安，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各自分得一份战利品。他若不进行反击，和约将按照他们严厉谴责的拿破仑、塔勒兰和梅特涅的方式签订，而不是按照他提出的为大会庄严通过的那些原则来缔结。

激烈斗争持续了两周。威尔逊自己并不想把萨尔区划给法国，因为他认为这第一次民族自决权的突破，将被视为其他一切先决条件的范例。果不其然，意大利感到它所有的要求都和这第一次突破紧密相连，已在威胁要离开会议。法国媒体加强密集的炮火。布尔什维克在匈牙利已登上前台。同盟国论断，不久，布尔什维克将在全世界泛滥成灾。即使在他最亲近的顾问当中，豪斯上校和罗伯特·朗欣，也越来越明显地摆出反抗的架势，甚至他从前的朋友也劝他，面对世界的混乱情况，现在得火速缔结和约，宁可放弃若干理想主义的要求。在威尔逊面前组成了一道异口同声的阵线，在他的政敌和竞争对手的煽动下，从美国传来的舆论也猛击他的脊背。有些时候他感到自己已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他向一位朋友坦率地承认，他一个人和大家对垒，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已下定决心，倘若他的意志无法得到贯彻，他就离开会议。

就在这场斗争激烈进行之际，还有一个敌人向他发动最后的袭击，这个敌人来自内部，来自他自己的身体。4月3日，正当残酷的现实和尚未完全塑造成形的理想之间的斗争达到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威尔逊已无法挺着腰板站立起来，一场流感迫使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卧病在床。但是时间比他发烧的鲜血更加逼人，更加使人坐卧不宁。报道灾难性事件的消息像阵阵闪电划过乌云密布的天空，使得这位病人不得安宁。4月5日，共产主义者在巴伐利亚掌权，在慕尼黑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夹在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巴伐利亚和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匈牙利之间的奥地利，饥荒遍地，时刻可能参加进去。随着每小时的反抗，威尔逊独自一人对于全局所承担的责任也跟着增长。人们一直逼到这个精疲力竭者的床边，向他施加压力。在旁边的房间里，克雷蒙梭、劳德·乔治、豪斯上校正在议事，大家都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达成一个结果。而这些代价得由威尔逊以他的那些要求，他的那些理想来偿付。现在大家都异口同声一致要求他的“持久和平”必须收回，因为这个设想阻碍了签订现实的、军事的、物质上的和约的进程。

可是威尔逊尽管疲惫不堪，筋疲力尽，被疾病耗尽了他的体力，被舆论的攻击所激怒——报纸指责他拖延了和约的签订，被他自己的顾问所抛弃，被其他政府的代表们所围攻，却还一直没有让步。他感到，他不能言而无信，不能否定他自己说的话。只有把这个和约与非军事的、持久的、未来的和约协调起来，只有当他为实现这唯一可以拯救欧洲的世界秩序，进行最为尽职的尝试，才能当真夺得了这一和约。

他刚从病床上起来，就打出决定性的一击。4月7日，他给华盛顿的海军部发了一份电报：“美国轮船‘乔治·华盛顿号’最早启程前往法国布列斯特的日期，最早抵达布列斯特的日期分别是哪天；总统希望此船尽快启航。”同一天向全世界宣告，威尔逊总统已下令让他的轮船开到欧洲。

这个消息犹如一声霹雳，大家立刻全都明白，全球各地全都知道：威尔逊总统对于任何条约，哪怕只在某一点上违背了公约的原则，都表示反对。他已下定决心，宁可离开会议也不会作出让步。决定欧洲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命运的一个历史性时刻终于来临。只要威尔逊总统从会议桌旁站起身来，旧日的世界制度就要土崩瓦解，混乱局面就要开始。但是这种混乱局面也许是诞生新的星辰的那种混乱局面。欧罗巴焦躁不耐地战栗着：其他的与会者会担负起这种责任来吗？决定命运的时刻，威尔逊他自己会承担起这种责任吗？

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伍德娄·威尔逊还依然坚定不移。毫不妥协，毫不让步，绝无“令人压抑的和约”，而是“公正的和约”。不把萨尔区割让给法国人，不把斐乌默割让给意大利人，不得分割土耳其，不得“交换人民”。正义得战胜权力，理想得战胜现实，未来得战胜现在！“正义必须畅行无阻，哪怕世界就此沉沦。”[11]这短短的一小时将是他一生中最伟大、最富人性、最富英雄气概的瞬间——倘若他有力量度过这一瞬间，他的名字将归于少数真正人类朋友之列而永垂不朽，一个无可比拟的伟大业绩就此完成。但是紧跟着这一小时这一瞬间，接下来是一个礼拜，方方面面都向他进行追逼、围剿；法国、英国、意大利的报纸都控告他，这位和平的缔造者，这位“Eirenopoieis”[12]。

他们都在指责他以理论的——神学的冥顽不化，破坏了和约；为了私人的乌托邦，牺牲了现实世界。甚至德国本来对他抱有极大的希望，一切都仰仗他，现在却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巴伐利亚爆发得势，弄得六神无主，也起来反对他。他自己的同胞豪斯上校和朗欣也强烈要求他放弃他的决定。几天前，他的私人秘书图姆尔蒂[13]还从华盛顿发来电报，表示鼓励：“只有总统发出勇敢的一击，才能拯救欧洲，可能也拯救全世界。”现在威尔逊发出了“勇敢的一击”，这同一位国务卿却心慌意乱地从同一个城市华盛顿发来电报：“……撤退出来是极端不明智的，而且充满了危险的可能性，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国外……总统应该……把中断会议的责任推到应该承担责任的那些人身上……此时此刻，撤退就是逃跑。”威尔逊环顾四周，六神无主，心情绝望。大家异口同声地向他进逼，使他思想动摇，方寸大乱。有人站在他一边，会议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反对他，他自己参谋部的人也全都反对他。而千千万万个他看不见的人发出的声音，在远方请求他要坚定不移，要忠于信念。这些声音他听不见。他没有预感到，只要他当真发出威胁，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只要他忠于自己的信念，把他的思想毫无瑕疵地作为一个可以一再更新的基本要求留给未来，他将使自己的姓名永垂青史，直到永远。他没有预料到，他对这些贪婪、仇恨、非理性组成的各种势力说一声“不”，这个“不”字会散发出多少具有独创性的力量。他只感到他孤立无援，过于虚弱，无法承担起最后的责任。于是——真是一场灾难——威尔逊渐渐让步，他软化了他的僵硬态度。豪斯上校为他搭桥铺路，作出了一些让步，为了边界的划定讨价还价达八天之久。终于在4月15日——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威尔逊心情沉重地，良心不安地同意了克雷蒙梭提出的，业已明显收敛许多的军事要求：萨尔区并非永远划归法国，只是属于法国十五年。迄今为止一直坚决不作让步的人作出了第一次让步。于是第二天巴黎舆论界的情绪好像中了魔法，突然大变。各报昨天还骂他是和平的扰乱者，世界的破坏者；现在一致赞美他是世上最为明智的政治家。但是这声赞美他听起来犹如一声责备，使他的心灵深处受到灼伤。威尔逊知道，他也许的的确确拯救了和平，当前的和平。但是根据和解的精神建立的持久的和平是耽误了，失败了。荒谬战胜了理智，激情战胜了理性。世界又被抛回原地，攻击超越时间的理想。而他，这种理想的领袖和旗手，输掉了这决定性的一战，对他自己的一战。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威尔逊的行动究竟是对是错呢？谁又能说得清楚？反正：在这历史性的不可挽回的日子里，决定是作出了，它的影响深远，一直远到几十年、几百年后。我们将再一次用我们的鲜血，我们的绝望，我们的软弱无力的茫然来偿付这一决定的罪责。威尔逊的力量在他当时是一股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从这天起，他的力量破碎了，他的威望也就此逝去，他的体力也是如此。谁若作出让步，就再也无法停止。妥协必然导致新的妥协。

欺诈产生欺诈，暴力滋生暴力。威尔逊梦想的和平是个整体，而且持续到永远。如今和平只是一个局部，一个不完整的建筑，因为它不是依照未来的精神组成，不是以人道的精神，用理性的纯净的物质塑造而成——绝无仅有的一次机会，也许是历史上对人类的命运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次机会，就这样可怜巴巴地断送掉了。大失所望，又丧失偶像的世界感到郁闷，茫然不知所措。这位回国而去的美国总统，曾被大家当做给世界带来福祉的人受到热烈欢迎，如今谁也不再觉得他是个救世主，只是一个疲惫不堪、疾病缠身、必死无疑的病人。不再有阵阵欢呼为他送行，也绝没有人为他挥舞旗帜送他上路。当他乘坐轮船驶离欧洲海岸时，这位被打败的总统扭过头去。他拒绝把目光投向我们不幸的国家。千百年来我们的国家渴望着和平和统一，可是从来也没有得到。关于人道化世界的永恒的梦中幻影又一次消失在迷雾之中，消失在遥远的地方。

[1] 托马斯·伍德娄·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位总统。

[2] 摩西，《旧约》“出埃及记”记载，摩西为古代希伯来人领袖，带领希伯来人逃离埃及。他在西奈山上从耶和华手里得到十条诫命，禁止他们去做哪些事情，使之成为法律。

[3] 约翰·加尔文（1509—1564），瑞士宗教改革领袖。先受天主教会迫害，后在瑞士传播新教，其信条十分严酷。

[4]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史称“协约国”。

[5] 乔治·本雅明·克雷蒙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法国总理。劳德·乔治（1863—1945），英国政治家，历任军备大臣、国防大臣、首相（1916—1922）。吉奥基欧·西德尼·索尼诺（1847—1922），时任意大利外交部长，代表意大利参加巴黎和会。

[6] 马克斯·霍夫曼（1869—1927），德国将军。曾任驻彼得堡武官，熟悉俄国情况，被认为是东方问题专家。在东线作战起重要作用。德军长驱直入，在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与苏联代表团谈判停战议和时，霍夫曼态度强硬，要求苏联割地赔款。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列宁指示签约。

[7] 罗伯特·朗欣（1864—1928），威尔逊总统的重要外交顾问。1915年任美国外长。反对威尔逊的国联构思。

[8] 埃德瓦尔德·曼德尔·豪斯（1855—1938），美国外交家，政治家。威尔逊总统的重要外交顾问。人称“豪斯上校”，但他并无任何军事经验。

[9] 詹姆斯·门罗（1758—1831），美国第五任总统，1817至1825年在任。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

[10] 斐迪南·福熙（1851—1929），法国元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他所指挥的西线决战大胜，迫使德军无条件接受他所提出的停战条件。

[11] 原文为拉丁文。

[12] 意大利文，指既非和平的人，亦非和平的缔造者，而是和上帝一起合作实现人的目的的人。

[13] 约瑟夫·帕特里克·图姆尔蒂（1879—1954），威尔逊的长年私人秘书，顾问。威尔逊任总统后，他的职位相当于日后的白宫幕僚长。威尔逊赴欧后，图姆尔蒂留守华盛顿，充当总统的耳目，每日发电报给总统。

Stefan Zweig

Balzac Eine Biographi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传/（奥）斯·茨威格著；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插图本茨威格传记丛书）

ISBN 978-7-02-013280-5

Ⅰ.①巴… Ⅱ.①斯…②张… Ⅲ.①巴尔扎克（Balzac.Honore De 1799—1850）—传记Ⅳ.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9294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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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56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6.5　插页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4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80-5

定　　价　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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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插图

巴尔扎克

德·韩斯卡夫人

巴尔扎克
罗丹 作

向巴尔扎克致敬

- 前言

- 心理分析

- 《人间喜剧》

- “人生小说”

- 新贵的情绪

- 诗人不寿

- 评论家茨威格

- 《巴尔扎克传》与中国

- 第一部 青年时代 人生伊始

- 第一章 童年是场悲剧

- 第二章 过早向命运提问

- 第三章 霍拉斯·圣-俄班公司小说工厂

- 第四章 德·贝尔尼夫人

- 第五章 经商插曲

- 第六章 巴尔扎克和拿破仑

- 第二部 巴尔扎克在工作中

- 第七章 三十岁的男人

- 第八章 巴尔扎克的表面和内心

- 第九章 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

- 第十章 巴尔扎克发现了自己的秘密

- 第三部 人生的长篇小说

- 第十一章 陌生女人

- 第十二章 日内瓦

- 第十三章 维也纳之别离

- 第四部 长篇小说作家巴尔扎克的夺目光辉和穷困潦倒

- 第十四章 1836年，灾难重重的一年

- 第十五章 意大利之行

- 第十六章 转折之年

- 第十七章 撒丁岛上的银矿

- 第十八章 戏剧投机

- 第五部 《人间喜剧》的诗人

- 第十九章 夺得德·韩斯卡夫人的斗争

- 第二十章 《人间喜剧》

- 第二十一章 第一次崩溃

- 第二十二章 收藏家巴尔扎克

- 第六部 绝唱和终曲

- 第二十三章 最后几部杰作

- 第二十四章 巴尔扎克在乌克兰

- 第二十五章 结婚、还乡

- 第二十六章 终曲

前言

《巴尔扎克传》是茨威格人物传记中的一部力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茨威格流亡南美，把他呕心沥血写作多年的这部巨著留在英国。人们一直担心这部作品会变成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理查·弗里登塔尔在整理茨威格遗稿过程中欣喜地发现，茨威格已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1940年，茨威格夫妇离开英国前往美洲时，已把一份手稿包好，上面用英文写着：To be sent to publisher（寄给出版者）。这是该书的第三稿，茨威格已校阅完毕。当然，按照茨威格的作风，他还要不断加工。但是即便是这部没有经他深加工的遗稿，也是一部杰作。书中有着他从二十世纪初起，到他离开英国为止，对巴尔扎克的为人和作品广泛深入研究所形成的独到见解和深刻体会。

全书共分六部，二十六章。这部传记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又有精准中肯的分析评论，充分体现了茨威格人物传记的特点。这部德文版长达五百二十一页的巨著，基本上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巴尔扎克如何从一个平凡的青年，变成法兰西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文学大师；第二部分，巴尔扎克的“人生小说”，即巴尔扎克的生活经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茨威格都以心理分析的方法，进行人物塑造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

心理分析

心理分析乃是剖析人物的灵魂，探索人物心灵的奥秘，不被其豪言壮语、花言巧语所蒙骗，而是从人物的言行追究其动机。在场面上，面对众人，哪个独夫枭雄不装出正人君子、民族救星的大义凛然的样子；当着妻子的面，哪个不忠的丈夫不信誓旦旦地表示矢志忠诚？但是深究下去，就会辨明真伪。这是茨威格小说创作中精妙绝伦的手段，也是他撰写人物传记时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出发点仍是人性、人性之常。他从一开始就深信歌德所说的“两个灵魂寓于人的心中”。这种深层心理学揭示出来的广袤天地，正是他的小说引人入胜之处，也是他传记作品中与众不同之处。记述传主生平事迹的作品甚众，要在诸多传记中出类拔萃，必须独树一帜，另辟蹊径。这便是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得以矗立于同类作品之中，占有独特地位的原因所在。这部传记不仅让我们跟随茨威格去认识巴尔扎克，也通过他对巴尔扎克的评述加深了我们对茨威格本人的了解。

茨威格在人物传记中使用心理分析方法的特点便是把传主的内心活动放在主要地位，而把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放在陪衬的地位。所以这部传记写得凝练集中，没有可有可无的多余人物，没有头绪纷繁的庞杂情节，传记作家的注意力，放在传主的心理活动，心路历程，而对于现实生活中他的活动，则尽量压缩，不使庞杂的枝节影响传主性格的突出。在这本传记里，茨威格对于传主所处的历史背景，时代特色，生活环境，和他交往的人物，有他参与的事件，都删繁就简，不蔓不枝。

倘若把1946年出版的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和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1915年发表的《巴尔扎克传》相比较，就会看出这两位传记作家的个性特点和这两本书的差异，就会发现茨威格侧重心理分析手法所写的传记具有哪些鲜明特点。

莫洛亚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法国作家之一，也是位出色的传记作家，他的《巴尔扎克传》被视为他传记文学的“冠冕之作”。莫洛亚和茨威格一样，都要把他们崇敬的作家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理解和学习这位文学巨匠。但莫洛亚《巴尔扎克传》中许多有趣的资料，茨威格一概不用。两人对同一位传主的分析和结论也各不相同。

莫洛亚颇为详尽地描写了巴尔扎克出生的时代，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对他父亲在大革命时代暧昧的经历，母亲何以下嫁给比她大三十二岁的男人，即日后巴尔扎克的父亲，作了一些交代，也简单介绍了巴尔扎克的母亲。她相貌端正，聪明能干，受过良好教育，有点冷漠无情。1799年5月20日，巴尔扎克便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出生后寄养在奶妈家里，八岁被送进教会学校。接着莫洛亚描写巴尔扎克在学校学习的情况和家里的情况，外祖母为何住到他家，他妹妹洛尔如何和未来的丈夫相识结婚，对二妹洛朗丝和小弟弟亨利也描写得颇为详尽。再看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这些介绍全都不见。为了说明巴尔扎克的成长过程，茨威格详细介绍了巴尔扎克在教会学校的经历，三言两语就交代了他家的情况。仔细想想，这些内容对于巴尔扎克的成长究竟起什么作用？难道他妹妹洛尔的婚事影响了他的学业和他的奋斗？

巴尔扎克登上法国文坛的时候，正好是1830年前后。1830年的“七月革命”结束了波旁王朝的复辟时期，新登王位的路易·菲力普，被称作“平民国王”。复辟时期的精神高压和检查制度放松，巴黎成为革命中心，一时吸引了欧洲各国的革命家、艺术家、诗人。马克思、恩格斯、海涅、肖邦、李斯特等人纷纷来到巴黎，使这个革命中心成为欧洲当之无愧的文化首都。文坛上群星璀璨，人才毕集，一批拥有特色，做出独特贡献的作家汇聚一堂。这样的背景在《巴尔扎克传》里并没有重点描述。同时代的作家和他的交往也鲜有提及，只提到戈蒂叶、乔治·桑、雨果、海涅、司汤达和桑多等。目的是为了突出传主巴尔扎克的活动。

茨威格在传记中，突出巴尔扎克的内心矛盾和由此引起的奇特表现。一方面他是天才的作家，另一方面是势利的市民，这互相矛盾的两面，犹如浮士德和梅菲斯托，在他心里搏斗，此消彼长。茨威格以简练的文笔，描述巴尔扎克童年时代的悲剧，在教会学校受到的虐待，异乎寻常的初恋，经商失利，恋爱失败。他走过弯路，犯过错误，为了尽快获得金钱，他为人捉刀，抄袭剽窃，匿名炮制日后为之汗颜的庸俗作品。可是一旦醒悟，找到自我，他便狂热忘我地写作，精雕细刻，精益求精，不臻完美，决不罢休。茨威格不吝篇幅，详尽介绍巴尔扎克惊人的写作方式。巴尔扎克以每天十二到十六小时高强度的写作节奏，在窗门紧闭的书房里，夜以继日地努力写作。几周之内，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然后又不厌其烦地对校样进行加工、改写，一遍一遍地改，直到他感到满意为止。他以志在征服全世界的拿破仑为榜样，决定以笔完成拿破仑用剑未能实现的理想，确定人生的目标，创作卷帙浩瀚、气势磅礴的《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

茨威格对巴尔扎克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便发表了三篇文章，论述三位长篇小说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名为《三大师》，这是很有独创性的文学评论著作。茨威格认为，纵观世界文坛的著名小说家，有杰出贡献者人数不少，而前面提到的这三位，真能称得上大师，而巴尔扎克在这三位当中名列第一。茨威格对巴尔扎克的评价如此之高，是因为巴尔扎克成功地在现实世界之外，又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地点仍然是法国，是巴黎，人物依然是法国人、巴黎社会和外省各地的人物群像。巴尔扎克并不想创造一些英雄人物，他只是描述他身边的人和事，因此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和真实性。他是在为1789年爆发了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半个世纪法国社会的变化、发展，做一个全面、形象的描述，记载了这一段历史，就像他说的，他要做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这五十年对法国社会，对法国人所发生的影响和变化全都栩栩如生地在他小说的人物形象当中，形象生动、具体而微地表现出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则则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由于巴尔扎克惊人的速度，令人咂舌的创作力，在他二十年夜以继日、精益求精的创作过程中，我们看到军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银行家，各种类型、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商人、出版商、高利贷者、旧日贵族和新贵、烟花女子、交际花、优伶、音乐家、密探、告密者、农民，而这些人物各有自己的性格特点，或慷慨，或贪婪，或助人为乐，或勇于牺牲，有的是色情狂，有的是悭吝人。他把人生百态、各种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人间喜剧》这个虚构的世界里，巴尔扎克高贵、高雅、高尚，目光犀利，洞察幽微，制作林林总总的大小画卷，栩栩如生的各色人物。商场中的激烈斗争，沙龙里的勾心斗角，政界的腥风血雨，社会的阴暗角落，人物的内心，妇女的心曲，写出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涵盖人生方方面面。他用这百多卷震撼人心的风俗画卷，像拿破仑指挥千军万马，去征服一个世界，在法国文坛乃至欧洲文坛独领风骚，实现他自己豪迈的誓言，“他（拿破仑）用剑开创的事业，我将用笔完成”。他不仅像他的雕像和肖像中以拿破仑惯有的姿势显示自己的雄心壮志，也以他超凡的高效，出色的速度，如泉涌如涨潮般奔流不息的灵感，使他的宏伟意图得到贯彻。

随着他作品数量激增，这些作品形成了一部浩瀚无垠的巨著。由于这些作品相互间不仅情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物也在不同的作品中连续出现。真正的历史人物和杜撰的小说人物在同一个作品中出现，让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孤立的人物，互不相关的画面，而是这五十年法国社会的变迁。在封建制度被摧毁以后，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带着它激发出来的强劲生产力，造成社会财富的骤增，社会矛盾的激化，贫富差异的加剧，人性的变异，道德的沦丧，贪污贿赂公行，色彩斑斓、富丽堂皇的盛世景象和阴暗腐败、不堪入目的社会垃圾。这一切使他的作品在强手如林、佳作频出的法国文坛具有独特的地位，使他居于不可动摇的盟主地位。1842年，巴尔扎克打算把他的作品汇成全集予以出版时，三家出版社愿意联手出版这套卷帙浩瀚的巨著，经过集思广益，终于找到“人间喜剧”作为全集的标题。但丁的《神曲》，也就是《神的喜剧》，包括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把天主教神学中关于宇宙的构造进行了新的阐释。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阳光阴影、大喜大悲集中在十九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商人的尔虞我诈，政客的阴谋诡计，善良人们的奉献牺牲，全都概括在这部巨著里。倘若上天能让巴尔扎克多活五到十年，他有可能将计划中的《人间喜剧》一百五十部小说全部完成。我们遗憾地看到，现在留给我们的只有七十多部。但是一个人在二十年内完成如此思想深邃、情节动人、人物生动的七十多部作品，也实在可以独步世界文坛。他用这些作品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源于现实世界却又高于现实世界的巴尔扎克的世界。茨威格完全有理由把他当作世界文学长篇小说三大师中的第一位。这部未完成的《人间喜剧》，完全可以和《神的喜剧》并列，进入世界文学的最高殿堂。

“人生小说”

茨威格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人间喜剧》的作者如何一砖一瓦地垒起他金字塔式的皇皇巨著，一方面又集中精力描写巴尔扎克个人的“人生小说”，让我们看到这部“人生小说”的主人公如何费尽心思去追求一个个贵妇人，把他自己的匪夷所思的恋爱史化为他自己“人生小说”中的不同篇章。他为她们疯狂，为她们忘乎所以。

巴尔扎克这位清醒的现实主义大师在绘制时代画卷时头脑清醒，目光犀利，而他自己却沾染上他在书中着力鞭挞的市民阶级的风习，这反映在他人生追求的两大目标之中，“一个女人，一笔财产”。

茨威格之所以在传记中花去大量篇幅记述巴尔扎克的几大恋情，着力撰写巴尔扎克和俄罗斯—波兰贵妇人德·韩斯卡夫人的恋爱史，是因为这些恋爱经历、奇幻的章节，暴露了巴尔扎克攀龙附凤的势利眼。他追求奢侈享受，挥霍成性，和那位《人间喜剧》的作者判若两人，最真切地表现了巴尔扎克的性格和时代的特点。巴尔扎克追求的“一个女人”必须美丽，自不待言，同时必须出身贵族之家，才能满足他跻身贵族阶级的虚荣心（他并不是无缘无故自封为贵族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另一方面，这个女人又必须拥有巨额财产，能帮他还清债务，使他不必像苦役船上的奴隶似的夜以继日地身负写作的苦刑。

茨威格显然认为，人的情爱经历反映了人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巴尔扎克的初恋便是一例。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之所以会爱上一个比他年长一倍，几乎和他母亲同年的贵妇人德·贝尔尼夫人，这里固然有情爱的因素，但是夫人在思想上、感情上给他的帮助和慰藉，是更加重要的因素。这个童年时代缺少母爱的青年，渴求理解，渴求感情，渴望交流，渴求得到忠告与鼓励，才会对夫人的母性产生如此强烈的依赖，也正因为夫人对他循循善诱，温柔开导，多方帮助，才使得巴尔扎克的自尊心、自信心大大提高，为自己的粗制滥造，只求谋取小钱不惜玷污名声的做法感到羞耻。夫人让他感到他才气横溢，可惜误入歧途。为了配得上这个高贵的情人，巴尔扎克下定决心，幡然悔悟，脱离低俗小说成批生产的泥淖，开始了奥诺雷·巴尔扎克文学创作的新时代。

当然，茨威格着墨最多的是巴尔扎克和他的“陌生女人”，那位俄罗斯—波兰的贵妇人德·韩斯卡夫人之间的离奇别致的爱情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最真切地表现了巴尔扎克的性格和时代的特点。对这场前后长达十六年的恋爱，评论家褒贬不一。有的认为，这是一段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不愧为巴尔扎克“人生小说”的主体。茨威格不同意以简单的方法，非此即彼地回答德·韩斯卡夫人是否当真挚爱巴尔扎克的问题。

他和德·韩斯卡夫人缠绵炽热，延续十多年的情书，曾被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视为情书范本，广为传诵。茨威格分析这些情书写作的背景，分辨它们是真情流露还是虚情假意。仔细审视这段非比寻常的恋爱，是否真的情真意切，忠贞不渝？为什么巴尔扎克在口口声声向德·韩斯卡夫人表示忠贞的时候艳遇不断，新欢一个接一个，有名的，无名的，一夜情或几夜情，他自己承认或不承认的私生子有三名之多，与此同时，却又信誓旦旦地表示忠贞，不忘海誓山盟。而德·韩斯卡夫人又如何呢？她在年老的丈夫面前始终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决不为了情人而放弃她优裕的庄园女主人的生活，一口气等了八年，丈夫终于去世。她非但不急于和巴尔扎克结婚，反而一拖再拖，推辞他们的婚礼。这两人之间的恋爱，就多了一些虚假的光辉和色彩，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安慰，并不是感人肺腑的一段苦恋，并不是刻骨铭心的伟大爱情。

茨威格就这样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这段耸人听闻的爱情故事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写出了一部巴尔扎克的“人生小说”。茨威格认为，这段爱情从一开始便“不真实，不自然”。从一开始，夫人对巴尔扎克的爱慕仅限于对名人的景仰，对名誉的追求。她渴望结识一位遐迩闻名的作家，倾听这位诗人向她倾吐心声。她对巴尔扎克书信的热恋甚于爱他本人。见面后，她明知巴尔扎克外表粗俗，其貌不扬，但是折服于他杰出的才气，出众的口才，过人的聪明，她竟然克服内心的障碍，委身于他。倘若这对情侣真的爱得死去活来，难舍难分，自然会想到私奔或者离婚这样的途径，以便两人能够朝夕相处，永不分离，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夫人一分钟也不能再和一个并不相爱的丈夫共住同一个屋檐下，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订下一个离奇的海誓山盟，寄希望于夫人的丈夫早日去世，然后再结为夫妻，虽然巴尔扎克早已把夫人称作“挚爱的妻”。

一别八年，一个在巴黎拼搏，一个在乌克兰过着安逸的生活。夫人固然时不时地指责巴尔扎克在巴黎并不忠贞，但也并不因此结束这一离奇的婚约。她追求的是文学史上的美名，并不追求肌肤之亲。丈夫健在，两人不能结合。丈夫死后，夫人也不急于结婚，以遂两人的心愿。直到巴尔扎克重病不治，她才同意和巴尔扎克结婚。她始终对于这个出身平民、举止粗俗的名人怀有生理上的反感和门第的倨傲。因而从不给巴尔扎克的家人写信问候，甚至回到巴黎时，也不愿看到巴尔扎克的母亲在他们的新居出现。这位贵妇人哪里把市民阶级的女子——巴尔扎克的母亲和妹妹放在眼里？当巴尔扎克一病不起，弥留痰喘之际，他的太太很少守候在旁，是巴尔扎克的妹妹、妹夫和看护守在病人床前，在他咽气时，守在床边的只有他母亲一人。茨威格没有为尊者讳，没有美化这段离奇的爱情，没有凭空杜撰出一部感人肺腑的爱情小说。

新贵的情绪

茨威格在这部传记中，没有着力评述巴尔扎克的政治态度，因为巴尔扎克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观念。他因为追求贵妇人，急于得到显贵的赏识，打进他们的圈子，就客串起正统主义者保王党人的角色。巴尔扎克之所以会迷恋贵族，是受时尚潮流的影响。封建贵族的遗风余韵，即所谓的“贵族气”始终令新兴资产阶级高山仰止，艳羡不已。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安多纳德被送上断头台，波旁王朝的贵族被无套裤党人，被平民吊死在路灯上，王朝被彻底推翻，雅各宾党人掌权。到1799年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执政府，自己担任第一执政，不久又成为终身执政。1804年，干脆自己加冕，成为法兰西皇帝。在他身边出现了由一批新贵组成的宫廷，其奢华靡费，远远超过波旁王朝。这批以市民为主的代表人物，全凭武功，擢升为元帅将军、公爵、伯爵的帝政时期的新贵，虽然大权在握，拥有财富，却始终艳羡前朝正统贵族的气派和丰采，心里总感到自惭形秽，即使百般炫富耀权，也难以掩饰自己身上的市民气，和家世显赫、谱系悠长的前朝显贵相比，总感到底气不足，论谈吐、举止、仪表、风度、学养程度、文化底蕴，都感到相形见绌，尤其是背景。革命时期讲究革命出身，自诩出身低微、卑贱的新兴地主富商之子恨不得都变成农民贫民之后，而复辟之后，又都纷纷希望自己有个贵族的祖宗、书香门第、显赫家世，恨不得抹煞自己是农民之孙、市民之子，恨不得都成为贵族子弟，希望居住富丽堂皇的豪宅府邸，出则宝马香车。凡是当年贵族的享受，他们都艳羡不止，急欲品尝。大革命时那些凭才华、凭智慧、凭学识、凭勇气、凭战功而出人头地、脱颖而出的精英竟然也在乎贵族的称号，显赫的门第，对自己出身草莽感到汗颜。封建制度被摧毁，封建的习俗、气派，却依然弥漫整个社会。拿破仑这个人民之子，终于还是要当头戴王冠的皇帝。他身边那些出身行伍、战功显赫的将领，才华出众、辅佐有功的文臣都欣然成为新册封的公爵、亲王。主张人人平等的革命派，千方百计要使国家分成特权阶层和平头百姓。这种时代的潮流又岂是断头台和人权宣言所能阻止？它根植于万众之心，尤其在革命者的心里滋生复活。在这种思潮未能涤荡净尽的社会里，自由、平等、博爱终是空想幻影。

自从罗伯斯庇尔的禁欲主义随着恐怖时期戛然而止，督政府、执政府，以及后续的拿破仑帝政时期的纵欲主义也席卷全国。革命理想荡然无存，奢糜之风笼罩朝野。帝政时期显贵的礼服和军官的制服远比波旁王朝时更为华丽考究，令人不胜艳羡，反映了全社会崇尚铺张浪费、炫耀金钱万能的一时之风。

凡此种种，都记载在反映当时社会风习的《人间喜剧》这部皇皇巨著之中。它既反映了贵族阶级的势力尚存，也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的人格分裂。他们因为自己财大气粗而洋洋得意，也热衷于赢得贵族称呼和爵位，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一代新贵成长，一代暴发户应运而生，带着新的发出铜臭味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倨傲，也带着他们力争攀龙附凤的势利眼。足见天才的作家巴尔扎克对人间世界的一切洞察秋毫，致使他的画卷栩栩如生，他对人物的剖析和刻画入木三分。

这位清醒的现实主义大师在绘制时代画卷时头脑清醒，目光犀利，而他自己却也沾染上他在书中着力鞭挞的市民阶级的风习，这就是巴尔扎克追求贵族气，成为保王党的深层原因。

诗人不寿

即使是像公牛，像雄狮一样身强力壮的巴尔扎克，也经不起长年累月超负荷的运转。这位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时，几十天便写出一部长篇小说的天才作家，就和那位鼓吹超人哲学而并非超人的哲学家尼采一样，终于崩溃。巴尔扎克也走上了这条似超人非超人的光辉而又不幸的道路，仅仅活了五十一岁便不幸早逝。当我们看到他发出“我不行了”这句使人震惊而又唏嘘的悲叹时，感觉到天才作家承认自己“油干灯尽”时那无比深沉的悲哀。这位一直在弄潮戏水的勇士，难免被排山倒海的巨浪狂涛击进海底。有谁像他这样一个人在二十年里写出二十位名家也未必能够完成的鸿篇巨制？有谁像他那样日夜颠倒，身穿僧袍在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之外，过着足不逾户忘却尘世的苦行僧似的生活？让我们为这个与命运搏斗时失败的战士一掬同情之泪，表示我们的敬意。他虽败犹荣，虽死犹生。

评论家茨威格

评论家的生平经历，他的出身、学养，他的审美情趣，他的气质，他的品味，他的好恶，他自己的高雅或庸俗，往往决定他评判别人时的标准。茨威格出身富裕家庭，从小受到极好教育，通过自学，更养成自己高雅的品位，通过游学，看见健在的大师的榜样，深知创建“任何伟大成就的秘密”便是“专心致志，全神贯注，汇集一切力量，一切官能，忘形物外，远离尘世”，不为物欲所惑，不为金钱所动。他可以耐下心来，对自己的作品精雕细刻，不媚俗，不媚上，沉浸于自己的天地之中，务求臻于最高境界；对自己要求极苛，因而他的标准极高，对人的要求极严。这样就难怪他写到巴尔扎克青年时代为了获得稿酬，粗制滥造，剽窃胡写，就痛下针砭。他认为这是作家之大忌，绝不因为巴尔扎克的处境而对他有所姑息。同样，在看到巴尔扎克日后能够奋力自拔，摒弃这种生财之道，而去认真写作，再三再四、一丝不苟地修改校样的严肃状况则赞誉有加。

巴尔扎克从小怨恨母亲对他薄情，对弟弟亨利的溺爱，甚至说出“我从来没有过母亲”这样绝情的话，连莫洛亚也觉得“这太过分”。可是茨威格却完全同意巴尔扎克的恨母情结。他在不同场合屡次提到巴尔扎克喜欢夸大，言过其实，唯独对于他青少年时代流露出来的对母亲的怨恨却无保留地接受。这是否和茨威格对自己母亲的不满有关？他也曾经有过不愉快的童年经历。巴尔扎克的过激言辞激起了他的共鸣，使他跟着有失公允？其实，生活已经纠正了巴尔扎克对母亲的偏见，他一生中真正能够帮助他的亲人，只有母亲。在他去世时，守在他病床前的，也只有他母亲一人。

《巴尔扎克传》与中国

茨威格逝世后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贝尔曼-费歇尔出版社便在1946年推出此书原文的第一版。同年，威廉·罗斯（William Rose）和多洛特里·罗斯（Dorotly Rose）翻译的《巴尔扎克传》的英译本便在瑞典维京出版社（The Viking Press）出版。几年后，中国学者吴小如、高名凯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联手把它译成中文。这两位译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分别教授中国文学和语言学，并非茨威格专家。由此可见，茨威格在中国的学者和读者当中并不陌生。他的作品在中国已为读者接受，中国学者才会如此迅速做出反应。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费歇尔袖珍版出版社在1979年5月根据贝尔曼-费歇尔出版社1946年推出的此书第一版，出版了此书完整本。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根据2008年7月该出版社出版的此书第十五版译出的中文本。

这些年，译者曾多次萌生翻译这本传记的愿望，可每次都望而却步，总怕自己不能胜任。可是想到中国读者的热切期待，又渐渐感到，时不我待，再不动笔，会成为终生遗恨，翻译之心重又复活；然而畏惧依然存在，顾虑并未消除。忘年之交无保留地表示支持和鼓励，中外朋友又热情提供援助，才使我克服困难，完成这项任务。为此，我向鼓励我帮助我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然而疏漏谬误依然难免，敬请同行和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张玉书

2014年2月1日

甲午年正月初二 蓝旗营

第一部 青年时代 人生伊始

第一章 童年是场悲剧

像巴尔扎克这样一个天才，凭着活跃奔放的想象力，能够在尘世天地之外，另外创造一个完整的第二宇宙，那么他在讲述自己私人生活中无关紧要的插曲时，也不大会严格恪守实话实说的原则，只满足于叙述平淡无奇的真实情况。一切都服从于他的意志力，由它堂而皇之随心所欲地加以改造。巴尔扎克一生中的许多插曲，都经过自作主张自我炫耀的一番转变，始于改变平素不会改变的市民生活的基本事实：他的姓名，这点很说明他的性格特点。大约在三十岁那年，巴尔扎克有一天向全世界宣示，他发现，他的姓名不是奥诺雷·巴尔扎克，而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不仅如此，他还宣称，他自古以来就拥有充分权利采用这个标志贵族的小品词“de”（德）[1]。他父亲在家庭成员最狭小的圈子里吹吹牛哄哄人，说他家很有可能是那个名叫巴尔扎克·唐特拉格的古老高卢骑士家族的远房亲戚，只不过是开开玩笑。而想象力极端丰富的儿子则以斩钉截铁不容反驳的神气把这一纯属捕风捉影的估计当作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写信、写书都用“德·巴尔扎克”署名，甚至他去维也纳时乘坐的旅行马车也装上了唐特拉格家族的纹章。很不友好的同行嘲笑他这自封贵族的虚荣行径。他坦率而放肆地回答记者们，早在他出生之前，他父亲就已在官方文书里确认了他家的这一贵族出身。因此在他出生证上的这个贵族称谓，和蒙田家族[2]或者孟德斯鸠[3]家族的称谓同样有效。

可惜在我们这个不大友好的世界里，干巴巴的文书对于诗人的花叶繁茂的传奇，总散发出一种仇恨满腔的森然敌意，不通人情，不懂变通。令人难堪的是，巴尔扎克洋洋得意地引用的那份出生证还保存在图尔市的档案馆里，可是他的姓名上面根本找不到那表示贵族家世的“德”字。图尔市的官方书记官在1799年5月21日这个日期下面，只是冷冰冰地清清楚楚地记着：

“今天，法兰西共和国第七年的牧月[4]第二天，公民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出现在我，户籍官员彼耶尔-雅克·杜维维哀面前。巴尔扎克公民为有产者，现住本地，意大利军队大街夏尔多内区25号，报告他儿子出生。上面提到的巴尔扎克声称，他的孩子取名为奥诺雷·巴尔扎克，于昨天上午十一时出生在报户口人的家里。”

其他文件，无论是父亲的死亡证书还是长女的结婚通知，都没有提到这个贵族称号。因而这个贵族称号，连同其系谱学上的追本溯源，证明纯粹是这位伟大小说家的迫切渴望的产物。

但是尽管所有的文件按照字面，都反对巴尔扎克，他的意志——他的富有创意的炽烈意志——仍然光荣地战胜冷冰冰的文书，坚持自己有理。尽管事后有各式各样的纠正勘误，诗艺总是战胜历史。虽然没有一个法国国王曾经签署过任何晋升贵族的文书给巴尔扎克或者给他哪位先人，问到法国最伟大的叙事作家的姓名时，后世都会驯从地答道：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不会说奥诺雷·巴尔扎克或者甚至说奥诺雷·巴尔萨。

因为他那无产阶级出身的祖先真正的姓氏是巴尔萨，不是巴尔扎克，更不是德·巴尔扎克。他们并不拥有府邸，也没有纹章可供他们那位具有诗人禀赋的后代画到马车上去。他们没有头戴光亮耀眼的头盔骑马出行，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罗曼蒂克的骑士比武，而只是日复一日地驱赶牛群去河边饮水，浑身臭汗地开垦朗格多克的土地。巴尔扎克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于1746年6月22日在卡涅扎克附近的拉努盖里哀村的一间寒碜的小石屋里出生，成为那里定居的许多巴尔萨家族的成员之一。巴尔萨家族的一员在当时弄得远近闻名的唯一事件，却是很不体面。1819年，奥诺雷大学毕业。同年，他父亲的一个五十四岁的弟弟被捕，涉嫌谋杀了一个怀孕的农村姑娘。经过一场耸人听闻的官司，第二年死于断头机下。这事使巴尔扎克产生强烈的愿望，尽可能和这个臭名昭著的叔父保持距离，离他越远越好，于是巴尔扎克萌生念头，自授贵族称号，另外杜撰一个出身。

巴尔扎克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在十一个孩子中排行第一。他的父亲是个普通农民，决定让他去当神父。村里的神父教他念书写字，甚至还教了他一点拉丁文。可是这个体格健壮、生机盎然、野心勃勃的少年，不大想剃度出家而且被迫发誓守贞[5]。有段时间他在自己村里到处闲逛，不务正业；有时候在一位公证人那里帮忙，抄抄弄弄；有时候在葡萄园里或者在耕田时搭把手；可是在二十岁时离村而去，不打算再回来。抱着外省人坚毅卓绝、不屈不挠的冲劲，巴尔扎克老爹一头扎进巴黎。这股劲头，他儿子在小说里以不同的方式作了精妙绝伦的描述。他在巴黎起先默默无闻，不见踪影，只是不可胜数的想到巴黎来闯天下的年轻人当中的一个，始终淹没在表层下面，自己也不知道以什么方式、操什么职业才能出人头地。老巴尔扎克日后作为享有盛名的外省伟人曾经说过，他在路易十六国王时当过御前会议的秘书，或者甚至当过国王的律师。这些说法早已为事实否定，纯系健谈的老人的自我吹嘘。在国王历年的年鉴里从没提到有个巴尔扎克或者巴尔萨担任过类似的职位。直到革命爆发，才把这个无产者之子和其他许多人一同冲刷上来。老巴尔扎克获得了一个职位，日后的军队专员对此守口如瓶，很少提及他是在巴黎革命的市议会里充当官员。他似乎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关系。他对于弄钱怀有强烈的本能，这种本能他遗传给了他的儿子。在战争年代他就凭着这种本能在部队里找到了最能捞钱的部门，那就是粮秣和军需。从一支军队的粮秣部门通过金钱又势所必然地联系到贷款者和银行家。干了三十年模糊暧昧的行当和职业之后，贝尔纳·弗朗索瓦又一次掉头改行，以达尼哀尔·杜迈尔克银行第一秘书的身份在巴黎出现。

五十岁上，巴尔扎克老爸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伟大转型——他儿子对此不知描绘了多少遍！——他从一个很不安分、野心勃勃的穷光蛋终于变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市民，上流“社会”的一个诚实正派的成员或者正在成为诚实正派的一员。现在，他赢得了一点资本，有了稳定的地位，他才能迈出必要的下一步，为了从一个小市民变成一个大市民（日后从大市民——登上最为渴望的最后一个台阶——成为有固定年金收入的人）：他将结婚成家，当然只娶一个颇有资产、出身名誉良好的市民家庭的姑娘为妻。巴尔扎克老爹五十一岁，长得器宇轩昂，体格健壮，而且能说会道，滔滔不绝，是个调情能手，经验丰富。他看中了银行里他的一位上司的女儿，安娜-夏洛特·萨朗比耶。姑娘虽说比贝尔纳-弗朗索瓦年轻三十二岁，有些浪漫的倾向，但是受到良好的教养，是个虔诚的市民家的女儿。姑娘温驯地听从父母的忠告，认为巴尔扎克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是很有挣钱的天赋，等待她的将是稳定牢靠的一桩婚事。刚一结婚，巴尔扎克的老爸就觉得继续留在银行里当普通职员有损他的尊严，而且收益也太少；不如投到拿破仑麾下，战争可是一个可以更加迅速地发财致富的行业，收益更加丰厚。于是巴尔扎克的老爹又启动旧日的各种关系，有妻子的嫁妆作为保障，迁居图尔市，当上了二十二师的粮秣主管。

这时，他们生下了长子奥诺雷（1799年5月20日）。夫妇俩已是家资雄厚的商人，受人尊敬的市民，为图尔市的上流布尔乔亚所接纳。贝尔纳-弗朗索瓦提供粮秣似乎收益甚丰，因为这个家庭不断地既节俭又投机，现在开始进进出出场面气派。奥诺雷刚生下不久，他们就从狭窄的意大利军队大街搬进一幢属于自己的住宅。直到1814年为止，在拿破仑战争持续进行的黄金时代，他们得以享受外省小城的奢侈生活，配备一辆马车，雇佣许多仆人。上流社会，甚至名门贵族都经常和这个贫穷村民之子，和从前血迹斑斑的市议会成员的家里来往：参议员克莱芒·德·李斯，还有德·波默娄尔男爵和德·马尔哥纳先生。李斯的那件富有神秘色彩的绑架案，巴尔扎克日后将在《一桩神秘案件》中详细描写，后面两位日后在这位作家最困难的时候将向他提供避难所和帮助。巴尔扎克老爸甚至被请去为城里的事务效力。他管理医院，在做出重大决定时，他的意见都受到尊重。尽管他出身低微，往事难以查清，在这个发达升迁迅速、社会阶层全然转换的时代，他变成一个无可指摘、受人尊敬的人物。

巴尔扎克老爸受人欢迎，在各个方面都可以理解。他性格开朗，体魄健壮，和蔼可亲，对自己，对自己的成就，对整个世界都十分满意。他的语言并没有那种贵族化的腔调，咒骂起来气势汹汹，活像个炮兵，时不时地也会说上几段不堪入耳的趣事轶闻，——《都兰趣话》[6]中有几篇也许是他告诉他儿子的，——巴尔扎克老爹是个极为出色的讲故事能手，当然很乐于把真实故事和哗众取宠的吹牛胡扯混在一起。他脾气随和，待人亲切，非常机敏。在那些时局突变的年代，他既不把自己拴在国王[7]身上，也不和皇帝[8]和共和国拴在一起。他没受过扎扎实实的学校教育，却对这样或那样的东西感兴趣，乱七八糟，七拼八凑地读了些书，学了些东西，算是受了个通才教育。他甚至还撰写了几本小册子，诸如《防止偷窃和谋杀之方法的备忘录》《关于受骗上当和遭到欺骗的少女而引起的丑闻骚乱的回忆备忘录》——这些作品自然无法和他伟大儿子的作品相提并论，就像歌德的父亲所写的意大利日记无法和约翰·沃尔夫冈[9]的《意大利游记》同日而语一样。老巴尔扎克身体结实健壮、无忧无虑、乐天知命，他下定决心定要活到一百岁的高龄。在他六十岁以后，他还在原有的四名婚生子之外，又添上几个私生子，到八十岁还博得小省城的恶毒名声，责怪他使一个少女怀了身孕。大夫从来没有踏进过他的家门。他有个强烈的愿望，要活得比所有的人寿命更长。他拥有了所谓的拉法热人寿保险的保险单，只要有个参保者一死，剩余的人的养老金便随之提高。这也大大地增强了他力争长寿的愿望。同一种妖魔般的力量，儿子用来以千百种方式描绘人生，这个父亲却只是用来保全自己的性命。老巴尔扎克已经活得比其他的合伙人都更长，他的养老金也已增加到八千法郎一年；这时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因为一桩愚蠢的偶然事件断送了性命，不然贝尔纳-弗朗索瓦也会和他儿子奥诺雷一样集中意志力，使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巴尔扎克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的母亲安娜-夏洛特·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旺盛的生命力和杜撰虚构的激情，而从他母亲那里继承到的，则是多愁善感。巴尔扎克的母亲比丈夫小三十二岁，婚后生活绝不能说不幸，可是她有一个不良秉性，总是时刻感到自己不幸。她的丈夫性情开朗无忧无虑，丝毫不为妻子的不断争吵和臆想的疾病而破坏自己不可动摇的好兴致，而安娜-夏洛特·巴尔扎克则扮演了一个讨厌的典型，老觉得受到伤害。她总是生气，歇斯底里的各种色调她都表现得极为充分。尤其是在家里，母亲总是觉得大家爱她不够，尊敬她不够，对她捧得不够。她不停地抱怨，她为孩子们曾做出了不起的牺牲，而他们对她的感谢却不够；一直到她生命的终结之日，她都不停地以她“好心好意”的忠告和哭哭啼啼的责备来折磨她业已世界闻名的儿子。可是巴尔扎克的母亲并不是一个缺少聪明才智、未受教育的女人。少女时期她就陪那位银行家杜迈尔克的女儿消遣聊天，从这个环境里，她带来了某些浪漫的倾向。在那些年里她热衷于文艺作品，以后也始终对斯威登堡[10]的作品和其他神秘主义的作品怀有某种偏爱。但是这些微弱的理想主义的痕迹不久就被那种得自父母的对金钱的担忧所淹没。出身于典型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家庭，这种家庭出售针线纽扣之类的零星杂物，像阿巴贡[11]一样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填满他们的储蓄罐，她把这种下层资产阶级的迂腐、偏狭的本能带到她自己的新家中，尤其是那种小里小气的吝啬劲，可同时又总是贪图投资取得成功，投机带来收益。照顾孩子对她来说，便是教育他们：花钱便是犯罪，赚钱乃是美德之最，她从一开始就得教导他们，要有一个稳定的“职位”，女孩子要嫁个好丈夫；绝不给孩子们自由，经常监督他们。正因为她这样咄咄逼人万分警惕地为孩子们担惊受怕，心情郁闷地为孩子们所谓的幸福而操劳，尽管她一切都出自“善良的目的”，却对全家造成了令人无所措手足的影响。多年后，巴尔扎克早已长大成人。他回忆自己小时候，一听到妈妈的声音，他每次都会吓一大跳。

莽撞、欢快、热情洋溢的孩子们每次试图向妈妈表示缠绵的柔情，都会遭到母亲冷冷的拒绝。巴尔扎克在这位总是心情恶劣、有着心理障碍的母亲那里受到多大的痛苦，可以从书信里发出的呐喊来加以衡量：“我从来都没有母亲。”安娜-夏洛特·巴尔扎克出于本能和她最早生下的两个孩子奥诺雷和洛尔疏远，而对年纪小的两个孩子洛朗丝和亨利则宠爱有加。究竟隐秘的原因是什么，至今都还未能披露，也许是把对丈夫的反感转嫁到孩子身上。但是确定无疑的是，难以想象，还有比她对儿子态度更加冷漠，更加缺乏爱意的母亲。她刚生下儿子，还是个产妇，就把孩子当作一个麻风病人似的从家里赶了出去。婴儿托付给一个奶妈，一名宪兵的妻子。孩子在奶妈家一直待到四周岁，后来也不许回到父母亲和弟妹身边，不许住进宽敞、舒适的家里，而是一半寄宿在陌生人家里，一周只有一次，在星期天，他可以回来探访家人，就仿佛他们是远房亲戚似的，不许他和弟妹们一同游戏，不许他碰玩具，不许他拿礼物。他的这个妈妈在他生病时，从来也不守护在他床边，从来没有听见他母亲说出过一句温柔的话语。当他充满柔情地依偎到母亲膝前，希望拥抱一下妈妈，妈妈的一句严厉的话，就把这种亲热的表示当作很不合适的动作，予以驱散。七岁那年，他的小腿刚能像样地迈步，妈妈就把这个不受欢迎的孩子打发到旺多姆的寄宿学校去，叫他去得远远的，呆在另一个地方，另一座城市。等到巴尔扎克在经受了七年难以忍受的管教之后回到父母家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母亲让他的“日子这样难过”，他到十八岁时就自动地离开了这个无法忍受的环境。

尽管巴尔扎克天性自然脾气随和，这个成年的男子永远也不会忘记古怪的母亲对他的贬抑和冷落。多年后他把这个童年时代折磨他的女人接到他自己家里时，这个年已四十三岁的男人，头发里已夹杂一些银丝，却无法忘记这个女人从前以她表示的反感，对一个六岁的男孩，十岁的男孩，对那个娇弱的渴望母爱的孩子所造成的伤害。他无奈地进行反抗，向德·韩斯卡夫人喊出了这段可怕的自白：

“您真该知道，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是个怪物，又是个妖女。目前她正在把我的妹妹送到地底下去。此前我可怜的洛朗丝和我的祖母已经毁在她的手里。她有很多原因恨我。我还没出生，她就已经恨我。我差一点就要和她决裂，这几乎已是非干不可的事，但我宁可继续受罪下去。这是个无法愈合的伤口。我们过去都认为，她疯了，我们咨询一位和她当了三十年朋友的医生。可是医生对我们说：‘唉，不是这样，她没有发疯。她只是生性邪恶……’我的母亲是我一生中所有灾难的原因。”

这番话是多年后公开迸发出来，对他在最为敏感的年龄，恰好从他母亲那里遭受到的不计其数的秘密的痛苦做出的回答。按照自然法则，母亲理应是他最亲的亲人啊。像他自己所说，他“经历了一个人在世上所遭遇到的最为阴森可怕的童年”，这完完全全是他母亲的过错。

巴尔扎克在旺多姆的奥拉托利修会办的寄宿学校这个精神牢狱里度过六年；对此我们有两种报告，学校记录册上官方冷静的报告和巴尔扎克自己在他的小说《路易·朗贝尔》中富有文采的精彩绝伦的报告。寄宿学校的神父只留下几句冷冰冰的评语：

“第460号，奥诺雷·巴尔扎克，八岁零一个月，得过天花，并无后遗的伤残。性格：多血质，容易发火，有时会发火而后发烧。1807年6月20日进校，1813年8月22日离校。信件可以寄到图尔城他父亲巴尔扎克先生处。”

在同学的记忆中，他只是一个“胖胖的少年，面颊鼓鼓的、红红的”；他们能描述的只是他的外表和几则不大可信的轶事趣闻。因此，《路易·朗贝尔》一书中传记性的篇什揭露的，因天资过人而备受折磨的少年可悲的内心生活，就更加令人震撼。

巴尔扎克选择双重肖像的形式来对自己成长发展的这些岁月进行自我描述。他描写了坐在同一课桌旁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他自己，诗人，另一个是路易·朗贝尔，是个“毕达哥拉斯”，哲学家。巴尔扎克像青年时代的歌德一样，利用浮士德和梅菲斯托两个人物，——分裂自己的个性。他把自己天才的两个基本形式，分给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是创造性的人物，再造人生的诸般形象；另一个是整顿性的人物，企图于宏伟关联之中揭示人生中各种秘密法则。事实上他自己就是路易·朗贝尔，至少这个似乎纯属虚构的人物的外在经历都是他自己的经历：他笔下反映他自己的诸多人物——《驴皮记》中的拉法埃尔，《幻灭》（又译《失去的幻想》）中的达尔代，《十三人故事》中的蒙特罗将军（又译蒙特里沃）——中，没有一个如此完全具体地经历过这个被抛弃在教会学校斯巴达式囚牢中的孩子所遭受的命运。

这所教会学校座落在旺多姆城的中心，靠近罗尔河。学校有许多阴森的塔楼和厚重的墙垣，从外表上看与其说像是学校，毋宁说更像监狱。全校二三百个学生从入学第一天起，就受到修道院一样严格的管教，没有假期，父母亲也只能破例探望自己的孩子。在这几年，巴尔扎克几乎从来没有回过家。为了更加突出路易·朗贝尔的经历和他自己的往事之间的相似性，巴尔扎克让路易·朗贝尔成为一个孤儿，既无父亲，亦无母亲。这所寄宿学校的学费不仅是学费，也包括伙食费和服装费，相对来说，比别的学校低。在孩子们身上，省而又省，省得很不合适。由于母亲的漠不关心，巴尔扎克属于照顾不周的孩子之列，这些孩子的父母不给孩子寄来手套和更加暖和的衣服，一到冬天他们就手脚长满冻疮。这位巴尔扎克-朗贝尔特别敏感，从最初的瞬间起，就比来自农家的同学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更加受罪：

“他习惯于乡间的空气，习惯于听凭偶然兴之所至进行教育的自由自在，习惯于一位慈爱老人的关怀，习惯于在阳光下进行思索，实在难以屈从校规，排队走路，在四壁围绕的大厅里生活，八十个小伙子一声不吭地坐在板凳上，每个人面前放着课桌。他所有的感觉都非常丰富，非常柔弱，他身上的一切都在这集体生活之中受罪。蒸发出来的各种味道，把空气弄得污浊不堪，其中混杂着永远脏兮兮的教室的臭味，喝下午茶时吃剩的面包到处都是。这些味道刺激他的嗅觉，这种感觉比其他感觉更密切地和大脑神经系统相连，受到伤害必然会不知不觉地伤及思维器官。除了这些会引起空气污浊的原因之外，我们卧室里还有些隔成小格子的柜子，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宝贝存放在自己的格子里：为节日宰杀的鸽子啦，或者从厨房里偷来的食物啦。另外在我们的卧室里还有一块其大无比的石头，上面时刻放着两桶水，算是水槽吧。每天早晨我们就得在老师面前排队洗脸洗手。然后走到一张桌子前，有妇女给我们梳头、扑粉[12]。我们的卧室每天就在我们起床前打扫一次，总是肮脏不堪。尽管有好几扇窗，房门也很高，室内的空气因为有洗脸梳头处、柜子和每个学生的各种活动，再加上我们八十个人挤在一起发出的各种臭味，总是极端浑浊。……迄今为止，朗贝尔始终生活在洁净芬芳的乡间空气之中，如今缺乏了这种空气，他的习惯也随之改变，再加上严格的纪律，这一切使他非常悲伤。上课时他的脑袋老是支在左手上，胳膊肘支在课桌上，观看着天井里翠绿的树和天际的云。他似乎在做功课，可是老师看见他的笔搁着不动，本子摊开没有写字，冲他吼道：‘朗贝尔，你不做功课！’”（《路易·朗贝尔》）

老师们无意识地感到这个孩子身上有一股反抗的劲头。他们没有觉察到他身上有点与众不同之处，只是感到，他不循规蹈矩，不照常规地读书学习。他们认为他迟钝懒散，生性倔强，或者耽于幻想，因为同别人的行动总不合拍，一会儿落在大家后面，一会儿又一跃跳到大家前面。反正老师揍他比揍任何人都狠。他不断地受罚。对他来说，没有课外休息时间，总是罚做额外的功课，做了又做。他常关禁闭，两年之内没有自由自在地待满六天。这个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不得不更加经常更加残酷地忍受这些严酷的神父的“最后绝招”，那就是体罚。

“这个身体虚弱又性格坚强的孩子……忍受着身心可能受到的一切痛苦。他像一个奴隶似的紧紧拴在书桌前的板凳上，受到戒尺的责打，疾病的打击。他所有的感觉都受到伤害，一切恶心讨厌的事情像台老虎钳似的把他紧紧夹住。他被迫把他外部的表皮暴露给学校上千种专制暴政……

旺多姆学校

巴尔扎克

在我们受到的所有皮肉痛苦中，最厉害的一种肯定是那大约两指宽的皮带造成的痛苦。老师铆足了劲，加上满腔怒火，用这种皮带猛抽我们的手心。犯错的孩子得跪在教室当中，接受这种经典的体罚。他得从板凳上起身走到讲台附近去跪下，忍受同学们好奇的、往往是嘲笑的目光。这种挨打前的准备使得柔弱的心灵受到加倍的痛苦，就像从前死囚得从法庭走完去断头台的那段路程一样。孩子们根据性格的不同，有的在挨打前后大哭大叫，泪流满面；有的以斯多噶派的那种冷漠的表情忍受痛苦；但是在等待戒尺落下的时刻，即便是性格最为坚强的人也忍不住脸上的肌肉要抽搐一下。路易·朗贝尔经常挨打，这是由于他天性中的一种才能，对于这种才能的存在他自己也很久都一无所知。老师一面叫着：‘你不做功课！’一面用暴力把他从白日梦中惊醒，他自己起先往往无意识地向这个老师投去极度蔑视的一道目光。这道目光充满了思想，犹如莱顿瓶充满了电力。两人目光对视，无疑使老师产生很不愉快的感觉。他目光中内含的深藏不语的嘲讽使得老师受到伤害，他定要打掉这学生眼睛里的闪电。当神父第一次看见这道轻蔑的强烈目光的时候，就像受到闪电的袭击。他说了一句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你要是再这样瞅着我，朗贝尔，你就要挨揍！’”（《路易·朗贝尔》）

在所有这些年里，严厉的神父当中，没有一个看出巴尔扎克的秘密。他们只看见一个学生，拉丁文或者词汇知识落在别的学生后面，他们没有预感到巴尔扎克拥有无比惊人的预见才能。他们只认为他精神涣散、漫不经心，而没有注意到，是学校课程让他感到无聊，使他疲倦。因为老师给他的作业，他早已感到过于容易，他看上去像是懒散，其实只是“才思泉涌”而困乏。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脸颊胖胖的小男孩凭着他精神飞翔的力量，早已翱翔在别的地方，而不是滞留在这间空气污浊的教室里。在所有这些坐在座位上，睡在床铺上的男孩当中，这个男孩可是过着谁也看不见的双重生活。

这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徜徉其中的另一世界，乃是书籍。综合高等技术学院的图书馆管理员给他课外辅导数学——巴尔扎克因而一辈子在文学上都是个最不擅于计算的人。——这位图书馆管理员允许这孩子把借好的书随便带到寄宿学校去，丝毫没有料到，这个读书狂充分利用这位老师的允许，借了极大量的书籍。书籍对于巴尔扎克而言，真是救星，使他在学校时代所忍受的痛苦和屈辱全都化为乌有。“我们读到的这些书籍，使我们脑海里的生活栩栩如生。没有图书馆借来的这些书籍，我们过的这种生活将使我们变成真正的野人。”在天井里和学校里的现实生活，似乎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而书籍则变成了他真正的生活。

巴尔扎克这样描述自己的镜像路易·朗贝尔：“从此时此刻起，他身上似乎有一种他无法消除的强烈的饥饿。他狼吞虎咽各种书籍，不加选择地用宗教、历史、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作来喂饱自己。”巴尔扎克的知识包罗万象，这一宏伟无比的基础就是在学童时代的这些秘密的阅读时刻奠定的。千百个个别的事实，全亏他那妖魔般清醒、敏捷的记忆力，像混凝土一样牢固地彼此粘合在一起，不可分离。也许再也没有什么比路易·朗贝尔的这种秘密的博览群书的热狂，更能阐释巴尔扎克的统揽一切的神奇能力这一绝无仅有的奇迹的了。

“通过广泛阅读，吸取大量思想已成为他身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他一目十行，他的脑子也以同样的速度一下子便领悟了这些字里行间的思想，往往一句话里就一个字，便让他理解了全句的意思。他的记忆力真是个奇迹。他以同样的精准，回忆起他读到的那些思想，犹如回忆起通过独自思考或者与人交谈印到他脑海里去的那些思想。总而言之，他的记忆力包罗万象：记地名、人名、话语、物件、脸庞，他不仅可以随随便便地记起各种事情，也可以在他心里看见它们的位置、光线、色彩，就像他在看到它们时那样。在领悟事情的这最最不可想象的过程中，他也拥有同样的能力。据他自己说——他不仅记得他引用的书本中那些思想堆砌的层次，也记得很遥远的时刻他自己心灵所处的状况。所以说他的记性拥有一种闻所未闻的特性，能把他精神发展的进程和他精神的一生又重新传唤到他眼前：从他最早的思想，一直到最近才豁然眼前的思想，从混乱不堪的思想，到无比清晰的思想。他的脑子早就习惯于把人的各种力量集中起来的复杂机制，从这存货丰富的仓库里汲取一大堆图像，清晰无比，新鲜已极，在他明确观察时，形成他的滋养。他年方十二，他的想象力，由于不断训练，受到激励，得到高度发展，使他得以把只有通过阅读才能感觉到的东西，想象得如此精确，以致它们在他心灵里的映像，即使他真正看见过这些事物，也不见得更为生动活泼。要么是他以类比推理法在工作，要么就是他天生就有某种第二视觉，能够包容大自然的第二视觉。

他有一次对我说：‘当我读到关于奥斯特里茨战役[13]的描写时，我清楚地看到一切依次发生，火炮轰鸣，炮弹横飞。会战的将士喊杀之声在我耳际回响，使我内心激动不已。我嗅到火药味，听到马匹的杂沓声和喧闹的人声：我观赏眼前的一马平川，武装的战士在那里火拼，仿佛我自己站在桑东高地[14]之上。这个场面惊心动魄，我觉得就像预言的世界末日，《启示录》[15]中的一段景象。’

当他这样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读书时，他仿佛失去了对自己肉体存在的意识，只是通过他内在的机体发挥的无所不能的作用而存在着，这些机体的功能可以无限延伸，照他自己的话说，‘直把宇宙抛在身后！’”（《路易·朗贝尔》）

这个没有睡醒的男孩，在神游于无边无际的太空之中，经历了这样狂欢极乐意乱神迷的心灵翱翔之后，穿着他深恶痛绝的修道院的服装，和农家子弟坐在一起。这些孩子脑子迟钝，吃力地试图跟上老师的讲授，就仿佛跟在犁铧后面耕田。他脑子里刚才还想着最困难的问题，现在还得注意mensa，mensae之类的拉丁文变格，还得注意语法规则。坚信他的脑子优于别人，只消把一页书看上一遍，就能记住它的内容。于是不再专心听讲，尽想着另外一些书的内容。这样藐视现实生活，往往结果很惨。

“我们的记忆力好得出奇，我们从来不做作业。只要听我们同学背诵一遍法文和拉丁文的剧本或者听他们背一遍语法规则，我们就都会了。可是如果不幸老师忽然念头一转，把提问的顺序改变，先问我们，那我们往往连题目在哪儿都不知道。尽管我们百般辩解，巧舌如簧，依然得罚做作业，我们一直挨到最后一刻才把作业完成。倘若我们非把某书念完不可，或者沉湎于梦幻之中，我们就忘了完成作业：这就是再次挨罚的原因！”（《路易·朗贝尔》）

这个天才的男孩受到的教训越来越厉害，最后连“木头短裤”也都用上了——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就让正直的肯特伯爵戴上这种中世纪的木头脚镣。一直等到他精神崩溃，这个早熟的天才才得以离开他童年时代的囚牢，他在那里“吃足苦头，无论心灵上和肉体上，到处都是伤痛。”——究竟是什么疾病把他从这所教会学校中拯救出来，从来没有提及。

在巴尔扎克笔下，路易·朗贝尔的“智力发展史”中这种对精神奴役的彻底摆脱，是有一个插曲作为前导的。这个插曲也许并非纯属杜撰。巴尔扎克让他的另一个自我，他想象中的路易·朗贝尔在十二岁那年写出了关于身心关系的一个宏伟的哲学体系，篇名为《意志论》。手稿被几个同学恶意地抢走，这些人嫉妒他那“沉默寡言的贵族态度”。教师中最严厉的一位，他少年时代的灾难，那位“可怕的俄哥尔神父”听见吵闹声，夺过手稿，把这份《意志论》当作废纸交给小贩，“不知道他手里拿的是多么重要的精神宝贝，于是这些早产的果实就在无知之辈手里凋零衰败”。这个场景被巴尔扎克怀着受到伤害的孩子无奈的愤怒，描写得极为真实，令人震撼，不可能全是杜撰。不过，巴尔扎克会不会只用一篇文学习作，把类似的情景体验一番，还是说他自己在奥拉托利修会的学校里，真的试写过一篇《意志论》，文中的思想和基本论点后来才详加阐述？他的早熟在那几年真的已经如此富有创造力，竟敢去写这样一篇作品？是巴尔扎克，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巴尔扎克这个男孩，写出了这样一篇作品，还是说这只是那个杜撰出来的、在想象中与他心神相通的兄弟路易·朗贝尔所为？

这个问题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巴尔扎克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一位思想家的中心思想总是在他发展成长的年代里孕育出中心点来——，思考过这样一种《意志论》之后，才在他的《人间喜剧》中将意志的千头万绪的冲动方向和规律性以形象展现出来：我们不难注意到，就像让他的路易·朗贝尔创作一篇《意志论》一样，他也让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驴皮记》的主人公创作一篇《意志论》，“把基本法则描述一番，这日后也许会组成我的荣誉”。寻找这些基本法则的计划，想必是他青少年时代的中心思想，“母体思想”。巴尔扎克也许在他的求学岁月，已经通过一种神秘的“太空的流体”接受了关于灵肉关系的最初启示，对此我们掌握的材料就不仅仅只是估计了。他的一位老师戴赛涅，就和他那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沉溺于——当时还完全遭到误会的——梅斯美尔和加尔[16]的启示之中。他们两人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到处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这位老师是《建立在人的能力与其器官关系之上的道德的人的研究》一文的作者。毫无疑问，他在上课时也把这种思想传授给了学生，从而在他班上唯一的天才学童的心里唤醒了勃勃雄心，立志也要成为这样一个“意志力的化学师”。当时很时兴一种关于运动机能的普遍物质的观念，这完全符合他天性中对某种方法的无意识追求；巴尔扎克一生被五花八门的心理现象纠缠着，早在《人间喜剧》之前，他就已经努力设法使这绝妙的混乱变成一种外在的秩序，按主题或按规律分门别类进行整理，以便把心灵自然的局限性和无灵性有机体的局限性一样都一目了然地确定下来。可是巴尔扎克是不是在这样难以想象的早期便敢于把他的观点写了下来，还是说，这只是诗人日后的穿凿附会，这已经无法予以证明。放在我们面前的从路易·朗贝尔的《意志论》中取出——有些杂乱无章——的原理绝非这个十二岁学童的原理，这点已由以下情况证明：在《路易·朗贝尔》（1832）一书的第一稿中，这些原理还并未包含在内，一直到此书的以后几版中，才临时发挥，塞了进去。

自从那次突然从奥拉托利神学院退学之后，这个十四岁的少年其实是他出生之后第一次看见他父母家的房子。父母亲在巴尔扎克上学期间，只是偶尔到学校去探望他，就像去看望某个远房亲戚。他们发现巴尔扎克从外表到内心全都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那个脸上胖乎乎、身体分外健康、性格开朗、脾气和善的孩子，而是经过僧侣般的训导，变成了一个身材瘦削、神经过敏的少年，回到家里，一双大眼睛满是心慌意乱的神情，就像一个遭遇到什么可怕的、难以言说的事情的人。巴尔扎克的妹妹日后把他当时的举止比作一个梦游者的行为。他睁着陌生的眼睛，一天天地混日子，有人问他什么问题，他似乎充耳不闻，到处坐着混天黑，像在做梦。他寡言少语，城府很深，掩饰着隐秘的优越感，使母亲十分生气。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像他在自己的所有人生危机之中一样——，他那与生俱来的充沛活力又迸发出来。这个男孩又变得情绪开朗，话多健谈，母亲甚至觉得他说话实在太多。为了补足他的学业，他被送到图尔城的文科中学去学习。1814年末，全家从图尔迁居巴黎，巴尔扎克被送到巴黎的勒比特尔寄宿学校去。勒比特尔先生在大革命时期作为勒比特尔“公民”[17]，与激进的市议会议员、巴尔扎克的父亲结为好友，玛利·安多纳德[18]试图逃离巴黎司法部监狱时，勒比特尔曾经是主要的帮手，从而也扮演过一个历史角色。现在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寄宿学校校长，帮助年少学子考试上进。即使在这所寄宿学校里，那种遭到遗弃、被人抛弃的感觉也使得巴尔扎克这个渴望得到爱的少年感到压抑。所以他让他少年时代的另一个镜像拉法埃尔[19]，在《驴皮记》里这样叙述：

“我在家庭的怀抱里，在学校、在寄宿学校曾遭受的痛苦，在我上勒比特尔寄宿学校时，变了方式重新出现。我爸爸没有给我什么钱。我的父母亲想到，我有饭吃有衣穿有拉丁文、希腊文要学，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我在寄宿学校生活时，认识了上千名同学，但我想不起来，曾经碰到过哪个同学，他的父母对他这样漠不关心。”

便是在这所寄宿学校里，显然是出于一种内在的反抗心理，巴尔扎克也没有成为好学生。父母十分恼火，把他送进另一所学校。在那儿他的表现也并不见得更好。全班约三十五个学生，他拉丁文的成绩是全班第三十二名。这个结果使他妈妈越来越怀疑，奥诺雷是不是一个“打不响”，即不成器的少年。于是她以那种哭哭啼啼自怨自艾的语气，给她已经十七岁的儿子写了以下这封大放异彩的书信。对母亲的这种腔调，即使儿子到了五十岁时也会感到绝望。

“我亲爱的奥诺雷，我很难找到足够强劲的词句来描写你给我造成的痛苦。你的的确确使我很不幸，而我呢，我为我的孩子们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其实我真该期待，他们会使我幸福！

善良的、值得尊敬的冈赛尔先生告诉我，你的翻译课成绩降到第三十二名！！！他对我说，几天前你又干了一些很不合适的事情，这样我本来指望明天能得到的一切乐趣，全都化为乌有……

本来我们可以在清晨八点见面，可以共进午餐和晚餐。我们可以很惬意地一起聊聊天，讲述各式各样的事情。你不勤奋，你的轻率、你的失误现在迫使我让你接受合理的惩罚。我的内心现在是多么空虚啊！这旅途对我来说将显得多么漫长！我瞒着你父亲，你考了这么差的一个名次，因为肯定到星期一学校不会让你出门。尽管这次出门只是为了有用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让你娱乐。舞蹈老师明天四点半会来，我会让人去接你，上完课再把你送回去。我将尽我该尽的责任，这是出于对孩子们的爱。若不这样对待你，我就没有尽到职责。”

尽管有各式各样恶劣的预言，这个受到责备的少年歪歪扭扭地还是完成了他的学业。1816年11月4日，他得以作为法学系的新生注册上了大学。

1816年11月4日，对于巴尔扎克这个年轻人来说，照理应该算是强迫劳役的结束和自由曙光的映现。他现在应该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独立从事他的学业，自由时间可以消遣，或者用来干他自己想干的事情。但是他父母却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一个人不该有自由，不该有闲暇时间，他得赚钱。他时而在大学听听课程，夜里读点法律学，这就够了；白天他还得要有个职业，为了前程无量，切不可浪费时间！不必要的钱，一个苏[20]也不能花！于是巴尔扎克这个大学生同时还得在基约奈·德·迈尔维耶律师那里抄抄写写干些粗活——这是巴尔扎克碰到的第一位上司。他很乐于肯定这位上司，并且怀着感激之情用代尔维耶的名字在他的作品中得以永生。因为迈尔维耶凭着悟性，看出他的抄写员资质过人，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友谊给予了这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助手。两年之后，巴尔扎克又到一个名叫巴赛的公证人那里打工。巴赛和巴尔扎克家族是世交。这样一来，巴尔扎克的市民的前程似乎完全有了保障。1月4日，这个终于变得“正常”的年轻人通过了毕业考试。不久他将成为这位忠厚老实的公证人的合伙人。如果巴赛大师年迈或者去世，他就可以接收这个事务所，然后结婚。不言而喻，要和有钱人家联姻，进入一个体面的家庭。这样他终于可以为他疑虑重重的母亲、为整个巴尔扎克家族和萨朗比耶家族以及其他亲戚增光添彩。他的传记，可以当作另一个布瓦尔先生或者彼屈谢先生的传记，只能由福楼拜[21]来撰写，作为一个富裕市民正常发迹史的典型事例。可是这时几年来强压下去似乎窒息的反抗的火焰，终于爆发。1819年春，有一天，巴尔扎克突然从他公证人的办公桌旁一跃而起，把刚刚打开的布满灰尘的档案搁在桌上。这种生活连一天自由的幸福的时间也没有给他，他已经受够了，再也不能忍受。他下定决心，——第一次——挺起脖子，反抗他的家庭，并且突然宣布，他不要当律师，不要当公证人，不要当法官，不要当官员，任何市民阶级的职业，他都不要！他决定成为一名作家，通过他未来的杰作，变得独立，富裕而又闻名遐迩。

[1] 法文中的小品词“de”（德），相当于德文中的“von”（译为“封”，也译为“冯”），在姓氏前面都表示贵族出身。茨威格在本书中把“de”和“von”交替使用，因为原文是德文。译文中除德国姓氏外，一概译为“德”。

[2] 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法国作家、思想家。

[3] 查理·德·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思想家。

[4] 法国大革命后废除公元日历，制定革命日历。“牧月Praerial”为革命日历的第九个月。1795年施行此历法。

[5] 天主教的神父，必须先在神学院学习，然后剃度，即在脑壳中央剃去一片头发，最后发誓终身不娶，这才能取得当神父的资格。这是天主教和新教及东正教的一大区别。马丁·路德原为天主教神父，宗教改革后创立新教，成为新教牧师，便娶妻生子。

[6] 《都兰趣话》为巴尔扎克的小说集，曾被认为内容有伤风化。《都兰趣话》原文为《lontes drolatiques》，意为《滑稽的故事》，内容涉及情色，因为是都兰地方的故事，故称之为《都兰趣话》。

[7] 指路易十六。

[8] 指拿破仑。

[9] 即德国伟大诗人歌德。他的全名为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1749—1832）。

[10] 埃玛努哀尔·封·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自然研究者和通神论者。

[11] 莫里哀喜剧《悭吝人》中嗜钱如命的主人公。

[12] 十八世纪时，法国男子在头发上扑粉。并非妇女的涂脂抹粉。

[13] 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与奥地利、俄罗斯联军在奥斯特里茨会战，大败联军。

[14] 奥斯特里茨附近的高地，拿破仑在这里指挥这场战役。

[15] 见《圣经·新约·启示录》。

[16] 弗朗茨·安东·梅斯美尔（1734—1815），奥地利医生。研究磁铁的医疗作用，“梅斯美尔主义”的创始人，其学说影响很大，极有争议。弗朗茨·约瑟夫·加尔（1758—1828），德国解剖学家，颅相学家。他的关于颅相的学说曾经盛行，已被否定。

[17] 法国大革命时期，“先生”“太太”的称谓为“公民”所代替。

[18] 路易十六的王后。

[19] 拉法埃尔·瓦朗坦，《驴皮记》的主人公。

[20] 系当时法国货币最小单位。

[21]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的作者。布瓦尔和彼屈谢均是他小说中的人物。

第二章 过早向命运提问

我的痛苦使我衰老……

您简直难以想象，

我直到二十二岁过的是

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致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1]信

1828年

这位二十岁的青年突然宣布，他要做作家、诗人，反正要做一个自由创作者，而不是做公证人或者律师。这对毫无思想准备的家人直如晴天霹雳。放弃确有保障的前程？一个巴尔扎克家的子弟，一个备受推崇的萨朗比耶家的外孙竟然要去做作家这种值得怀疑的行当！保障在哪里？怎么保证他会有一笔规规矩矩的可靠收入？文学、诗歌，这种多此一举的奢侈品只有德·夏多布里昂子爵[2]这样的人才玩得起，他在布列塔涅某地拥有一座美丽的宫殿。或者像德·拉马丁[3]先生这样的人，充其量还有雨果将军的儿子[4]这样的人可以从事，但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市民之子玩得起的。再说了——这个不靠谱的少年，曾经显露过一丝一毫天才的痕迹吗？有没有读到过他写的一篇精彩的作文，他有没有在外省的报纸上发表过诗歌？从来没有！在所有他上过的学校里，他都和劣等生坐在一起。在拉丁文课上他排名三十二，更不用说数学课了。这可是每一个正经商人最重要的学问啊。

而他宣布这项决定恰好是在最不合适的当口，因为巴尔扎克老爸这时的财政状况头绪分外紊乱。复辟时期砍倒了战争时期的血红葡萄，也把这些靠战争发财的小吸血鬼连根拔掉。他们靠着战争，在幸福的拿破仑年代一直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对于向军队提供军需品的供应商和靠部队大发横财的人来说，现在可是毫无油水的时代。巴尔扎克老爸丰厚的年金也从八千法郎降到所剩无几。另外他在杜迈尔克银行清账时，在其他的投机买卖中也损失惨重。现在还能说这个家庭富裕殷实，可以看见，他们还存得有几万法郎；但是对于小资产阶级而言，最高法则乃是——这比国家的一切法律都更为有效——每次收入有所缩减，立刻就得以加倍的节俭来予以补偿。巴尔扎克家立刻决定，放弃巴黎的住宅，搬到一个便宜的地方，搬到维勒帕黎西去住——当时离开首都约二十公里——，在那里可以毫不引人注目地节省开支。恰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天真的少年跑来，父母亲本以为已经永远摆脱了他的负担，而他却不仅要做诗人，还要求家里为他这种无所事事提供资助。

因此他家里人就宣布：绝对不行！并且把亲朋好友请来帮忙，他们当然异口同声地反对这个饭桶异想天开的狂妄要求。巴尔扎克老爸表现得还最为淡定，他不喜欢家里争吵，最后和善地地咕噜了一句：“为什么不支持他呢？”他自己就是个老冒险家，老牌投机商人，他变换自己的职业不下十几次，后来才过着舒舒服服的市民阶级的生活。他对于自己这个古怪儿子的荒唐行径实在发不出火来。站在巴尔扎克一边的，当然暗地里还有他亲爱的妹妹洛尔；洛尔对于文艺有一种浪漫的爱好，想到她有一个著名的哥哥，虚荣心就得到满足。浪漫的女儿梦想中的荣誉，受过小市民阶级教育的母亲却觉得这是个严重的耻辱。倘若亲朋好友听说这件荒唐的怪事，说巴尔扎克夫人，萨朗比耶家闺女的一个儿子，成了一个写书或者写报的人，叫她怎么面对这些亲友？母亲怀着布尔乔亚对一种“不可靠”的职业的全部厌恶投身到这场斗争中去，不行，绝对不行！这个懒惰成性的少年，在学校里就不成器，不能放任他去干那些赚不来钱的傻事；再说，家里也用现金法郎给他支付了上法学系的学杂费用。这个荒谬绝伦的计划让它永远结束吧！

可是巴尔扎克妈妈第一次碰到了反抗的力量。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脾气温和懒懒散散的孩子竟会这样反抗，她见识了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不屈不挠，什么外力也无法震撼的意志力，自从拿破仑的意志力被摧毁之后，欧洲无人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坚强意志力。巴尔扎克想要的东西，就会得到实现。他下定决心想做什么，就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无论是眼泪还是诱惑，哀求还是歇斯底里发作都无法使他改变主意——奥诺雷想做个大文豪，不想做公证人；世界作证，他后来成了大文豪。经过几天艰苦的斗争，达成了一个极具市民阶级特色的妥协，伟大的实验放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进行。奥诺雷可以贯彻他的意志；他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个伟大的著名作家。他如何着手进行，完全由他。他的家庭只向这个不大有把握的事业投入一笔相当有限的资本，他们充其量只对奥诺雷的极端可疑的天才投入两年资助，对他的天才可惜没人能够提供担保。倘若奥诺雷在这两年之内没有变成一个伟大的著名作家，那他就得乖乖地回到公证人事务所去，——不然就对这个浪子撒手不管。父子之间白纸黑字签订了一份奇特的协定，父母亲根据协定，经过仔细计算，资助他最低生活费，答应到1821年秋天为止，支付给他们儿子每月一百二十法郎的援款，也就是每天四法郎，供他进行夺取不朽的征伐之战——尽管巴尔扎克老爹从事过收益甚丰的军需供应和金融投机，这一次归根到底是笔一本万利的最佳生意。

刚愎自用的母亲，第一次不得不屈服于一股更加强烈的意志——可以想象，她多么绝望，因为根据她整个人生的经历，她真诚地认为，她的儿子顽固成性——脑子充满奇思怪想，已经把生活毁了。现在对她来说最主要的事情是，瞒着显赫尊荣的萨朗比耶家族，不让他们知道奥诺雷放弃了稳定的职业，想要以如此荒谬的方式谋求自立这样的耻辱。为了遮掩奥诺雷启程前往巴黎这件事，母亲告诉亲戚们，她儿子由于健康原因，已到南方去找他的一个堂兄；也许这次荒谬绝伦的改选职业之举，会像一时兴起，转瞬即逝，也许这个不肖之子会再次考虑他干的这件傻事，那么谁也不会知晓他这不幸的越轨之举。此举可能会有损他的稳固的职业，从而彻底毁了他的婚姻和公证人事务所的业务。反正母亲暗地里制订她的计划。既然用一片善意好心，连声恳求也没法使这个顽固的少年放弃这个耸人听闻的行当，那现在就用计谋用坚韧来设法办到这点。她将让儿子挨饿，儿子得看到，在家里是何等舒适安逸，在那炉火烧得旺旺的公证人事务所的房间里是多么温暖。等到奥诺雷在巴黎饿得肚子咕咕直叫，那些好高骛远的计划不久就会投降。等到他的手指在阁楼里冻得发僵，他很快就会放弃那愚蠢的写作行当。妈妈借口出于母爱关心他的幸福，亲自陪他前往巴黎，帮他在那儿找间房子：事实上妈妈处心积虑地为这位未来的作家找了一间最糟糕、最寒碜、最不舒服的房间，即使在无产者居住的巴黎也只能找到这样差的一间，为了让她儿子意志消沉。

勒斯第尼耶哀尔路九号那幢房子如今早已拆除，这很可惜。因为巴黎除了拿破仑的坟墓，没有其他比这间寒酸的阁楼更雄伟壮丽的纪念碑，纪念激情如炽的壮烈牺牲。在《驴皮记》里可以读到对这间阁楼的描写。沿着又黑又臭的小楼梯爬上五楼，就能看到一扇用几块木板凑合着钉起来的破门。把门推开，就摸索着走进一间低矮黑暗的阁楼，冬天像冰窖，夏天像火炉。即使房租低廉，每月才五个法郎，——三个苏一天——女房东也找不到房客愿意在这陋室里居住。巴尔扎克的母亲恰好就选中“这个洞穴，可以和威尼斯的铁皮屋”[5]相提并论，为了让这位未来的作家对他的行当倒足胃口。

巴尔扎克在多年之后还这样写道：“天下没有什么比这斜顶的阁楼更令人憎恶的东西了，四壁发黄，肮脏不堪，散发出穷酸的味道……

屋顶不断往下陷，松动的瓦片都露出天光……我这寓所要我每天花三个苏，夜里花三个苏点油灯。我自己打扫房间，我穿着法兰绒的衬衫，因为我花不起每天两个苏的洗衣钱。我烧煤取暖，要是我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以总数，每天花销不超过两个苏……所有这些开销合在一起，每天不超过十八苏，这样还剩下两个苏来支付意外开支。在这‘艺术之桥’上度过的漫长的艰苦岁月里，我不记得曾经为了买水而付出过什么钱。我总是每天清晨在圣·米歇尔广场的井边自己去拎水的……在我像僧侣一样孤身一人度过的开头十个月里，我穷困不堪，离群索居。我既是自己的主人，也是自己的仆人，我以难以描绘的激情过着一个第欧根尼[6]的生活。”（《驴皮记》）

巴尔扎克妈妈用尽心机，考虑周密，丝毫也不想把这囚室布置得舒适一些，宜于居住。这种不舒服的状况能越快把她儿子赶回正常的职业中去，就越好。所以，她只是从家里的废旧家具中找来必不可少的几件布置她儿子的阁楼——一张平板硬床，“就像旧木搭起的支架”，一张蒙着破旧皮面的橡木小书桌和两把旧椅子，这就是全部陈设：一张床供他睡觉，一张桌子供他工作，还有他工作时必要的椅子。奥诺雷热切希望租一架小钢琴，这个愿望也未蒙批准。过了短短几天，他就不得不向家里乞求给他几双白色棉布长袜，灰色的丝袜和一块毛巾。为了让他荒芜一片的墙壁变得稍稍令人愉悦一点，他刚买了一幅铜蚀雕版画和一个镶着金边的方镜，巴尔扎克妈妈立即让女儿洛尔责备她哥哥过于“浪费”。

而在巴尔扎克身上，想象力远比现实强过千百倍，他的目光可以把毫不显眼的东西看得生意盎然，使丑陋不堪的东西得以升华。即便是他囚室外面，巴黎鳞次栉比的灰暗的屋顶汇成的阴郁景色，他也能从中攫取欣慰。

“我记得，我把面包掰开来，浸到牛乳里，心情是多么欢快。我坐在窗前，吸进新鲜空气。我的眼睛扫过石板和瓦片组成的一片褐色，浅灰色和红色的景色，上面盖有黄兮兮的或者绿幽幽的苔藓。起先我觉得这片景色有些单调，可不久我就发现了独特的美丽：现在是余霞满天的傍晚，没有关严的百叶窗，在夜色中标明了这种独特景色的黝黑的深度，然后看见街灯发出的灰白色的光线，向下通过雾气发射黄黄的反光，并且以控诉的姿态，以它们微弱的光线在大街上反射出缩成一堆的屋顶汇成的波浪，建筑物汇成的一片雾海；有时候在这片阴郁迷蒙的荒漠之中凸显出一些奇怪的人物。在某一个屋顶花园的鲜花当中，我看到了一个老妇人佝偻的轮廓分明的侧影。她正在浇灌她的旱金莲花；在一个朽坏的阁楼窗框里，我看见一个姑娘正在梳妆打扮，她以为没有人在注视她；我只看见她秀气的额头和长长的发辫，她正用两只优美白皙的手臂，迎着光举起发辫。我欣赏那些长在屋檐小槽里的短命植物，那些可怜的小草，也许是一阵狂风把它们带到这里。我研究这些苔藓，它们的色彩，雨水浇淋，使得色彩鲜艳，日光照射，它们变成干燥的丝绒，呈褐色，光影变幻不定。终于开始一天里诗意盎然转瞬即逝的印象，浓雾洒下悲哀，太阳突然跃出，一片沉寂，夜晚的魔力，日出时的神秘景色，烟囱里喷出的浓烟——这奇特的大自然中发生的所有事件，我都感到亲切，它们使我愉悦。我爱我的这个囚牢，我是自愿囚禁于此。这些巴黎的热带草原，地旷树稀，由那些像一片平原一般伸展开来的形状相似的屋顶组成，铺展在下面人生的深渊之上——溶入我的灵魂，和我的奇思怪想汇成一片。”（《驴皮记》）

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巴尔扎克离开他的房间，沿着布东大街向着郊区圣·安托阿那信步走去——这是他唯一能够享受的快乐，因为它不花一个子儿——，向肺里吸进一点新鲜空气。这次短短的散步竟成为对他的鼓舞，成为一段人生经历。

“唯一的激情驱使我放下手头的学习——这难道不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吗？我开始观察郊区熙熙攘攘的生活，那里的居民，各式各样的人物。我穿得和那里的人一样寒碜，完全不在乎任何外表上的体面，我和他们混在一起，他们对我毫无避讳。我可以夹杂到他们的人群之中，他们刚干完活回来，我看见他们购物，听见他们讨论时政。这种观察对我来说已经成为本能，我挤进他们的心灵之中，但并没有忽视他们的外表，或者说我如此精确地把握住他们外表的特点，以致我的观察立即就突破了外表的范围；这种观察使我能够设身处地，与有关的个人共同经历他的生活，这样发展下去，这种观察就使我能够处于那人的地位，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那个乞丐，向一些人说出他的魔法咒语，从而换取了他们的外形和灵魂……

我和他们彼此了解，我融入他们的生活，我感到肩上披着他们的破衣烂衫，脚上踏着他们破了窟窿的鞋，我的灵魂贯穿了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苦难，或者我的灵魂化成了他们的灵魂。这是一种睁眼做梦。我和他们一起大发其火，因为那些企业老板欺侮他们。或者为老板们丑恶的手段火冒三丈，老板们采用这些手段迫使工人跑来好几次，就不把工资发给他们。我放弃了自己的习惯，变成另一个人，为我道德的力量陶醉不已。我随心所欲地玩着这个游戏，这是我自己的娱乐。我有这种天赋，该归功于谁呢？这不简直就像是第二视觉吗？这不就是一种特性，滥用这种特性不就近乎疯狂了吗？我从来没有探究过产生这种能力的原因。我拥有这种才能，我使用这种才能——这便是一切。重要的只是：我从那时起，把人们称之为‘人民’的这一拼凑起来的群体的各种因素，能都分解开来。我分析了他们，能把他们善良的和恶劣的特性区别开来。我很清楚，这个郊区对我有什么用处。这座革命的神学院，连同它的英雄们，发明家们，它的讲求实际的智者们，它的无赖们、罪犯们，它的众多美德和罪恶，所有这些都通过穷苦拥挤在一起，通过苦难被压抑下去，淹没在葡萄酒里，消耗在烧酒之中。您没法想象，在这座痛苦的城市里有多少冒险故事不受人们注意，正悄悄地演出，有哪些迅速为人遗忘的戏剧在这里上演！有哪些可怕的事情，又有哪些美好的东西可以在这里看见！想象力远远跟不上掩盖在这里、还没人发觉的现实；必须深入下去，才能找到这些值得称赞的场景、悲剧或者喜剧，偶然诞生的杰作。”（《法契诺·卡讷》）

他房间里的书，大街上的人，看透一切思想和事件的眼睛，这已足以用来建造一个世界。从巴尔扎克开始工作的那个瞬间起，围在他身边的除了他自己创造的世界，再也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

花了巨大的代价赎得自由后的开头几天，巴尔扎克用来拾掇他的居所，拾掇他用来创作，以使自己未来不朽的寒碜住处。他不惜亲自动手，给污渍斑驳的墙壁抹上石灰，贴上壁纸。他把带来的几本书排列起来，又从图书馆里借来几本。他把白纸摞起来，为了撰写自己未来的杰作。他削好羽毛笔，买来一支蜡烛，用一只空瓶作为烛台。他为油灯买了燃油。这盏灯应该成为黑夜中的太阳，照亮他工作的无边无际的沙漠。

现在一切都已齐备，就缺一样，就缺一个不算微不足道的细小东西，——那就是这位未来的诗人还一点也不知道，他究竟该写什么。巴尔扎克令人惊讶地决定钻进一个洞穴，不写出一部杰作决不离开。可他完全是凭着本能下定这个决心的。现在该动笔了，他连一个确定的工作计划也没有，或者可以说，他是在百十来个模糊不清、尚未成熟的计划里换来换去。这位二十一岁的青年没有明确的想法，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样的人，——当个哲学家、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还是科学家？他只感到身上有股力量，可是不知道该往哪儿使这股劲。

“我心里坚信，我有思想要表达出来，有个体系想建立起来，有门科学想予以阐述。”

可是究竟献身于什么思想，什么体系，什么文艺类型呢？内心的极点尚未找到，意志的磁针还在骚动不安地摆来摆去。巴尔扎克打开从家里带来的一些手稿，全都是断简残篇，没有一部已经完稿，没有一篇稿子在他看来适合用于起跳，可以一跃而达到不朽。有几本手稿簿是《关于灵魂不朽的笔记》，《关于哲学和宗教的笔记》，一部分是学校里记的笔记和阅读心得，一部分是自己的写作计划，其中只有一句批语使人感到意外：“在我自己的悲剧之后，我要重新拾起此稿。”有几篇零散的诗句，一部叫作《圣·路易》的押韵史诗的开头部分。悲剧《希拉》和喜剧《两位哲学家》的习作。有一段时间，他打算写作一部长篇小说《柯格西格吕》，一部书信体长篇小说《斯苔妮或哲学的谬误》，另外一部名叫《斯苔拉》的“古典式”的书信体小说；与此同时，一出喜歌剧《海盗》的初稿插了进来：看见这一大堆令人失望的篇目，巴尔扎克越来越没把握，现在到底该写哪一篇来开头。是靠一个哲学体系，一部郊区上演的歌剧脚本，一首浪漫主义的史诗还是一部长篇小说来把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带往世界各地，使之遐迩闻名？首先得写点什么，不论什么，写完为止，让他一举成名，摆脱家庭，独立生活！他以特有的狂热激情，翻阅通读一系列的书籍，既是为了寻找素材，也是为了从别人那里学几招写作的手法。

“我什么也不干，只是一味学习，锻造我自己的文体，直到我深信我快丧失理智。”他这样写信告诉他妹妹洛尔。可是渐渐地时间开始逼人，寻寻觅觅，试来试去，足足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年金无情，极为有限，撰写哲学著作的计划只好搁置，估计是因为写起来太麻烦，收益也太少。要写长篇小说，他感到还力不从心，只好写剧本——不言而喻，这得是一出新古典主义的历史剧，就像席勒、阿尔菲耶里、玛丽·约瑟夫·谢尼耶[7]开一时风气之先的作品——，为法兰西喜剧院撰写一个剧本；他再一次从图书馆借来几十本书籍，翻阅一遍。用一个王国换取一个题材[8]！

终于选定，1819年9月6日巴尔扎克告诉妹妹：

“我终于确定了《克伦威尔》这个题目。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因为它是整个现代历史中最出色的题材。自从我抓住这个题目，把它彻底思考一遍，我就向它扑了过去，几乎达到丧失理智的地步。绝妙的想法纷至沓来，汇集在我脑子里，但是我一再受阻，由于在诗韵艺术上缺乏天才……

你颤抖吧，亲爱的妹妹，为了把全剧写成诗句，把我的设想充分表现出来，然后，为了进行删改润色，我至少还需要七八个月的时间……唉，写这样一些作品，困难比比皆是。你若知道就好了！伟大的拉辛[9]为了修改他的《菲德拉》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这应该让你充分了解到其中的艰辛，这可是使每个作家都会绝望的事情。整整两年啊！两年——你好好想象一下：两个年头！”

现在可是已经无路可退。

“没有天才我就完了！”

那他就必须要有天才才行。生平第一次巴尔扎克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任务，让他不屈不挠的意志开始运作。这个意志一旦发生作用，就无法抵抗。巴尔扎克知道，他会完成《克伦威尔》，因为他要完成此剧，非完成不可。

“我下定决心写完《克伦威尔》，即使让我爆炸也在所不惜。妈妈会跑来要求我向她汇报，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在这之前，我必须完成点什么。”

巴尔扎克便以偏执狂般的干劲投入工作。他有一次曾经说过，即便是他最恶毒的敌人也不能否认他的这股干劲。巴尔扎克生平第一次把自己关禁闭，关在那个僧舍里，甚至可说是关在特拉普修会[10]的僧侣住的修行室里。他一生中所有集中精力进行创作的时期，都以自我囚禁于修行室作为铁的规则。他白天黑夜都坐在书桌旁，往往三四天不离房间，即便出门，也只是为了买点儿面包、水果和新鲜的咖啡，对疲劳的神经而言，这是不可或缺的物质刺激。渐渐地，冬天来临。他的手指从来对冷就敏感，在这个没有取暖的遮风不严的阁楼里，有冻僵之虞。但是巴尔扎克狂热的意志力并不松懈。他钉在书桌旁一动不动，脚上盖着一条他父亲的旧毛毯，穿着一件法兰绒的背心保护胸部。他求他妹妹给他寄条“什么旧得不能再旧的围巾”，写作时能披在肩上。他还求他妈妈给他织顶绒线小帽。为了节约昂贵的劈柴，他成天待在床上，继续写作他的神性悲剧。所有这些不顺心的事都无法折断他的意志，他只是担心买昂贵的灯油，开销太大，因为冬天日短，黑暗早早降临，下午三点就不得不点燃油灯，否则白天黑夜对他全都无所谓：统统用来写作。

整个这段时间，没有朋友光临，没有女人来访，不上饭店，不去咖啡馆，在这极端紧张的日日夜夜里，没有一点放松、散心。由于长期腼腆羞怯，这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不敢接近女人。他一直在寄宿学校里和男生生活在一起，知道自己举措不大灵活。他不会跳舞，没有学过如何在上流社会周旋。因为家里节俭，他知道自己衣着很不讲究。再加上巴尔扎克在这过渡年龄，发育得外表并不惊人；既由于他生理上的现象如此，也由于他疏于装扮，有个这时期的熟人甚至说他丑得惊人：

“巴尔扎克当时特别难看，丑得惊人。尽管他的一双小眼睛灵动异常，炯炯有神。个头又矮又胖，一头黑发乱成一团，脸上骨骼突出，嘴巴很大，牙齿不齐。”

既然他花每个苏都得在手里转上三圈，才能从指缝里放出去，那就连交际应酬最原始的条件也不具备。在年轻的记者们作家们坐在一起交谈的咖啡馆门口，饭店门口，他充其量只能在外面玻璃窗上照一照自己饥肠辘辘的面容。所有这些娱乐、欢乐，百万人口的城市所有的壮丽辉煌，这位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的自愿僧侣在所有这几个月里可是一丁点儿也没有能够得到。

就只有一个人时而来关心一下这个离群索居的人，这就是“小老爹达布林”。这位诚实的市民是五金铁器批发商，作为巴尔扎克家的老朋友，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关心一下这个可怜的诗艺的初学者。渐渐地，年长的先生和遭到抛弃的青年之间产生了一种感人至深的关怀备至的友谊，而且一直延续了巴尔扎克的整个一生。这位真诚的人虽然仅仅是郊区的一个商贩，却对诗艺怀有一种感人的敬畏之情。法兰西喜剧院是他的神庙，有时铁器店里冷冰冰的生意一结束，他就带着这位年轻诗人去朝拜这座神庙。这些夜晚在享受一顿奢华的拉辛的诗句之前，先饱餐一顿丰盛的晚饭，是这位感恩的客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吸取到的唯一使人精神焕发的滋养。小老爹达布林每个礼拜都勇气十足地爬上六层楼的楼梯，登上巴尔扎克的斗室，来探望他的被保护人。他让他的这名旺多姆中学的蹩脚学生再做一遍拉丁文的练习，进行自修。巴尔扎克迄今为止在他自己家里只知道小资产阶级的拼命节约的欲望和屈从成性的野心——他将以火焰燃烧的如椽之笔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使之永垂不朽——，而在小老爹身上却看到了那神秘的伦理道德，这种道德往往在这样一些鲜为人知的中产阶级人物形象身上比在文坛上的职业叫卖者和撰写者身上表现得更为纯正。日后巴尔扎克在小说《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对诚实的小市民唱起赞歌来时，怀着感激之情加了一段，颂扬他的这第一个援助者。此人“怀着内在的感觉的能力，毫不哗众取宠，也不虚张声势”，充分理解巴尔扎克由于年轻，心中无数，苦恼不堪，从而帮他化解。这个“小老爹达布林”转化成了心地善良其貌不扬的公证人比耶罗，他那可爱的形象我们感到分外亲近。此人尽管因为他那市民的职业变得视野狭窄，可是凭着内心的直觉，早已预见到并且认识了巴尔扎克的天才，比巴黎、文坛和全世界决心发现他足足早了十年。

就只有这一个人关心巴尔扎克，可以不时减轻他外部的无比孤独的状态。但是真正灾难深重的痛苦是由于内心的毫无把握。这点小老爹达布林却无法从这位未受训练、毫无经验的作家身上排除。巴尔扎克写啊写，直写得太阳穴脉搏突突直跳，处在一种焦躁不耐的恍惚陶醉的情绪之中，双手像发烧似的滚烫：他的《克伦威尔》无论如何必须在几周之内完成。可是在这期间，每一个在创作时既无朋友亦无顾问的文坛新手，都要经历这样可怕的清醒的瞬间。这时他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才能，怀疑他自己尚需完成的作品。巴尔扎克不断地反躬自问：“我有足够的天才吗？”他在一封信里央求妹妹，千万不要用一种充满怜恤之心的称赞使他糊涂：

“凭着你对我的兄妹之情，我请求你：在你和我谈起我的某部作品时，千万别说：它写得好！你只该向我指出我的错误，你的赞美留给你自己吧。”

这个激情如炽的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创造出平平庸庸的作品，普普通通的东西。

“平庸之物，见鬼去吧！”他叫道——“要当就要当一个格累特里[11]，当个拉辛！”

当然，有的时候，陶醉在创作的五彩云雾之中，巴尔扎克也会觉得，他的《克伦威尔》妙不可言。他骄傲地宣称：

“我的悲剧应该成为君王和民众每日必读的祈祷书，我要用一部杰作跃登文坛，或者摔断我的脖子。”

接着，心神忐忑的时刻又复来临：

“我所有的忧愁烦恼都源于我看到我多么缺乏天才。”

这样巴尔扎克的全部勤奋岂不尽付东流？因为在艺术中单凭勤奋又算得了什么……

“世界上所有的勤劳工作都无法取代点滴的天才。”

《克伦威尔》越接近完成，这个孤独的人就越来越为这个问题苦恼：这部悲剧在他手里究竟是变成了一部杰作，还是什么也不是？

极为糟糕的是，巴尔扎克的《克伦威尔》不大可能成为一部杰作。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对内心的道路并不清楚，又没有经验丰富的人进行指导，他迈进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这位二十一岁的天才羽翼未丰，涉世甚浅，既不了解世界，也不熟悉舞台实践。对他而言，再也没有比写悲剧更不合适的了——而写一部韵文的悲剧尤其不合适。巴尔扎克想必自己也意识到“对于韵律，他极其缺乏天才”，因此，他的韵文——包括在现在保存下来的那几首诗里——远远落在他自己的水准之下，也就不是偶然的了。韵文，尤其是亚历山大诗体，以它沉稳缓慢抑扬顿挫的节奏，要求诗人写出宁静、稳重和耐心。这些特性正好和巴尔扎克激越奔放的天性完全相背。巴尔扎克只能在翱翔之中思索，在翱翔之中写作，羽毛笔跟不上字句，跟不上思想。他的想象力从一个联想蹿到另一个联想，根本无法停留下来计算音节，巧妙设计韵脚。僵硬的格式必然只会阻止他本性旺盛的精力。这位激情四射的年轻人努力以古典形式创作的东西，变成了一出冰冷、空洞，模仿他人的悲剧。

但是巴尔扎克没有时间进行自我认识，他一心只想写成这部作品，取得自由，一举成名。于是巴尔扎克就写着磕磕绊绊的亚历山大诗体，连滚带爬地直往前赶：赶快写完，赶快回答对命运的提问，他究竟是否“拥有天才”，还是说又该回去做公证人的文书，家庭的奴隶。1820年1月，经过四个月狂热的写作，《克伦威尔》的初稿完成。春天，巴尔扎克在亚当岛的朋友们那里对文稿进行了最后的润色和加工。五月份，他回到维勒帕黎西的家中。在他狭小的行李箱里放着修改完毕的手稿，拿出来向家人朗读。现在必须做出举足轻重的决定，究竟法兰西，究竟全世界是不是拥有了一位名叫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崭新的天才。

全家好奇心切，焦躁不耐地期待着这个问题儿子和他的作品。不知不觉中有个小小的转折出现，对他有利。家里的财政情况多多少少有些好转，家里的气氛又变得欢快起来——尤其因为奥诺雷心爱的妹妹洛尔嫁给了出身贵族、颇有资产的工程师德·苏尔维耶，联上了这么一门出类拔萃的亲事。一件出人意表的事情无疑地也引人注目，巴尔扎克竟然如此坚毅地熬过饥饿，居然没有欠下一个苏的债务——怎么说也证明他具有坚强的性格和特别的意志力。一部写了两千诗行的手稿，单从废掉稿纸的数量来看也证明，公证人事务所的预备雇员并不是由于懒惰成性才如此突兀地放弃他那稳稳当当的前程。“小老爹达布林”亲切友好地报告了这位年轻诗人僧侣般省吃俭用的生活，很可能也起了作用，使父母亲产生怀疑，归根到底这样严酷地对待儿子，对他那么不信任，是否有些过分。说不定在这个性格乖张、倔强顽固的家伙身上还真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倘若他真有天才，那么法兰西喜剧院举行一场首演对于萨朗比耶家族和巴尔扎克家族来说，归根到底绝对不能说是那么丢人现眼的事情。甚至巴尔扎克的母亲也开始对她儿子的作品表现出了一种相当迟到的兴趣。她自告奋勇，要亲手抄写一遍她儿子涂满了修改字迹的手稿。这样，这位年轻的作者不致因为字迹潦草，在影响深远的朗读时受到阻挠。生平第一次，奥诺雷在他父母家里稍微受到一点重视——但为时不会长久。

这次朗读将决定，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是否真有“天才”！这次朗读于五月份在维勒帕黎西他父母家里举行。全家赋予这次朗读的规格是亲密圈子里操办的小型庆典。为了使这一最高法庭人员齐备，除了巴尔扎克的新妹夫苏尔维耶之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朋友获得邀请，其中有纳戛尔大夫，此人一直到巴尔扎克去世，都将是他的医生、朋友和仰慕者。忠厚的“小老爹达布林”当然也不会错过参加这次奇特的首次朗诵会的机会。他自己驾着那种名叫“Coucou”的老式马车颠簸两小时从巴黎赶来。

奇特的首次朗读会：巴尔扎克家把大客厅为这次朗诵好好布置了一下，在靠背椅上坐着巴尔扎克老爸这位见多识广的农民的儿子，巴尔扎克严峻的母亲，患有忧郁症的老外婆萨朗比耶老太太，巴尔扎克的妹妹洛尔和她年轻的丈夫，这位德·苏尔维耶工程师对于造桥修路要比精雕细刻的或者矫揉造作的亚历山大诗体懂得多。这几个人充满期待地围成一圈，而贵宾席则留给纳戛尔大夫——皇家医学协会的秘书和“小老爹达布林”。在后面窃听的，大概也不大专注，是奥诺雷的弟弟亨利和小妹妹洛朗丝。新出炉的这位作者就当着这些不太在行的听众的面，坐在一张小桌子旁，用他白皙的小手紧张地翻动稿纸。这一次巴尔扎克很例外地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一个二十一岁的瘦削的年轻人，长了一头浓密的狮鬃似的头发，神采飞扬地梳到脑后，一双黑色的小眼睛，此刻却忘却了平时那逼人的火焰，略微有些不安地向一个个听众投去询问的目光。他相当拘谨地开始朗诵：第一章，第一场。可是很快就兴奋起来，于是亚历山大诗行犹如瀑布从天而降，轰然犹如雷鸣，飒飒风声，流水拍岸，喧嚣翻腾，在房间里回响，达三四个钟头。

关于这次引人注目、值得纪念的朗诵会进程如何，效果如何，我们没有得到报告。我们不知道，老外婆萨朗比耶老太太是不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们不知道，在查理一世处死的场面之前，小弟弟小妹妹是否已经打发上床。我们只知道，这朗读使听众陷入某种尴尬的局面：这次——有些使人疲倦的——排演刚完，就得马上颇具权威性地做出决定，奥诺雷是否拥有天才。一位上了岁数的军需供应商，一个贩卖铁器的批发商，一位桥梁工程师和一名外科医生绝不是一部诗剧的理想评论员。要他们确定，这出怪模怪样的戏剧仅仅只是使他们个人感到厌烦，还是本身就很无聊，这委实不太好办。面对着大家不知所措的窘境，苏尔维耶工程师建议，得把这位“新索福克勒斯[12]”——奥诺雷有点冒失，已梦想自己成了“新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提交给一个真正有资格的机构审阅。工程师这时想起了，他上的那所综合技术学校教“美文学”的老师自己便是几部诗体喜剧的作者，这些喜剧甚至还被搬上了舞台。他很乐意介绍这位安德里欧先生来做出判断。判断一位年轻的作家是否有天才，除了一位标准的教授文学史的教授以外，还有谁更加合适？这位教授近来甚至已受聘到法兰西学院去执教了呢。

对于老老实实的市民而言，再也没有比一个响当当的官方头衔更令人重视的了。谁若能被国家任命为教授并且可以在法兰西学院讲课，想必不会有错。于是巴尔扎克的妈妈带着女儿像朝圣似地前往巴黎，向这位先生呈上巴尔扎克的初稿，请他做出评判，此人很乐意被人提醒，他曾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而别人却早已忘记此事——为此感到受宠若惊。教授看了一遍《克伦威尔》，已经认为这部作品毫无指望，他做出的判断，后世也早已证实。我们甚至必须认为，教授对这部作品所做的严酷的判决，并不至于导致粗暴地彻底否定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诗才。这是教授的功绩。他非常客气地写信给巴尔扎克的妈妈：

“我丝毫不想让令郎泄气沮丧，可我认为他最好把时间用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不要去写什么悲剧或者喜剧。他倘若有意给我愉悦，亲自光临寒舍，我将乐于向他解释，如何按照我的意见去学习美文学，从中能得到哪些益处，不必同时成为一个职业作家。”

巴尔扎克父母此刻最愿意听到的，恰好就是这样一个“理性的”折中建议。倘若奥诺雷继续想当作家，干吗不让他当呢？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坐在书桌前总比待在咖啡馆里瞎混，或者找些不正经的女孩浪费时间、损害健康要好些（要省钱些）。当然，不言而喻，就像想必十分懂行的安德里欧教授所劝告的那样，不要当“专职诗人”，而是在有个稳稳当当的、收入可观的市民职业之余，潇潇洒洒地从事业余创作。可是，尽管他的《克伦威尔》遭到失败，巴尔扎克依然觉得自己是个“负有使命的诗人”，认识到这样做的危险。他通过一种神秘的本能，感到自己的天赋使命过于重大，绝不可能仅仅只是附带地去浅尝辄止。

“要是我接受一个职位，我就完了。我会变成一个小伙计，一部机器，一匹马戏团里的马，得转上三四十个圈子，按照规定的钟点喝水、吃饭、睡觉。我将变成芸芸众生。这种推磨一样的循环往复，同样的事情永远一再重复。而这，人们还称之为生活。”

巴尔扎克并不知道他的任务究竟何在。只是感到，他是为了完成一项特殊任务而出生的，而这要求一个人全力以赴，甚至超额投入。因此巴尔扎克拒绝做出妥协，保持他的现状。根据他和父亲签订的合同，两年试验的时间并没有期满，他还有整整一年多时间可以支配，他要充分利用。经历了人生给他的上百次各式各样的失望，他每次失意之后都依然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他变得比以往更加坚定不移地使自己“独立不羁”，摆脱徭役和家庭，回到他自己选定的勒斯第尼耶哀大街的那间囚室里去。

[1] 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巴尔扎克女友。

[2]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贵族出身。

[3] 阿尔丰斯·德·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贵族出身。

[4]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将军。

[5] 威尼斯的铁皮屋乃是囚禁犯人的监狱。

[6] 第欧根尼（Diogenes，约前404—约前323），古希腊哲学家。

[7] 弗里特里希·席勒（1759—1805），德国古典作家，著有《华伦斯坦》《唐·卡洛斯》《玛利亚·斯图亚特》等历史剧。维多里阿·阿尔菲耶里伯爵（1749—1803），意大利戏剧家。玛丽·约瑟夫·德·谢尼耶（1764—1811），法国戏剧家。

[8] 参看莎士比亚名剧《理查三世》，理查三世在战场上痛失战马，来回奔走，高呼：“一匹马，给我一匹马，用我的王国换取一匹战马！”茨威格在此改写一下，把“战马”改成“题材”，说明心情之急切。

[9] 让·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伟大剧作家，名作为《菲德拉》等。

[10] 特拉普修会：天主教修会，以严酷著称。

[11] 安德烈·埃尔奈斯特·莫德斯特·格累特里（1742—1813），法国作曲家，其作品对法国喜歌剧的发展意义重大。

[12] 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

第三章 霍拉斯·圣-俄班公司小说工厂

过了几天，也许拖了几个礼拜之久，巴尔扎克还不愿正视这一事实，他的《克伦威尔》是一次失败。他和他那善良感人的朋友达布林商量，是不是把他的这出悲剧送到法兰西喜剧院去给人家看看。老实的铁器商人和剧院没有什么联系，便辗转央告演员拉丰的一个熟人，是否能关照一下这个剧本。此人建议，巴尔扎克得去造访一次拉丰，多说些奉承话，取悦这个演员，说不定拉丰会向其他的同行展示这部《克伦威尔》剧作。可是突然间巴尔扎克自知之明增强，改变主意。干吗多此一举、低声下气？干吗把这张打烂了的旧牌纠缠不清地打出去？谁若感到自己有力，也能忍受沉重的一击。《克伦威尔》完了就完了，他宁可写点更好的作品。巴尔扎克请求达布林，不要再做任何努力。他毅然决然地把《克伦威尔》的手稿扔进一只抽屉。他这辈子没有对他青年时代犯的这第一个错误再看上一眼。

现在赶快得重整旗鼓，开始工作！这次沉重的惨败多少煞了一煞他趾高气扬的傲气。一年前，当他脑袋发热写作《克伦威尔》时，他还做着春秋大梦。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希望一举成名，名声、荣誉和自由全都赢得。现在对于这位身遭挫败的戏剧家而言，写作和创作其实只有一个实际意义：不要被迫回家，依赖父母生活。创造杰作，博得永垂不朽，那是以后的事情；首先得通过写作挣钱，不惜一切代价挣钱，免得每个苏都得跟爸爸妈妈和外婆当作施舍似的，算来算去。这个不可救药的幻想家第一次被迫像现实主义者那样思考问题。巴尔扎克决定写点可以迅速成功的作品。

当时什么东西能迅速获得成功呢？这个阅世不深的小伙子四下顾盼，认识到：长篇小说。早年的感伤主义的浪潮——让·雅克·卢梭的《新爱洛依斯》，歌德[1]的《维特》——在欧洲消退之后，从英国涌来一股新的波浪。拿破仑时代像每一个战争时代一样，有足够的（甚至是过多的）紧张成分被带进日常生活。市民们不再感到有需要通过杜撰的个别人的命运使自己心情激动。《箴言报》[2]代替诗人写作。可是等波旁王朝复辟，维也纳和约签订，通过外人的冒险致使心灵震颤，神经刺激，感情交替地惊怵不已或者多愁善感，这方面的需要新近又开始抬头。公众渴望阅读长篇小说，令人感情激荡、大悲大喜、罗曼蒂克、富有异国情调的长篇小说，新近建立的阅览室和外借图书馆已无法满足这种群众性的饥渴。有些作家善于在自己的女巫厨房里不加考虑地把毒药和眼泪，贞静有德的处女和海盗，鲜血和熏香，流氓行径和侠义心肠，女巫和行吟诗人烩成一个浪漫情调的历史故事的大丸子，然后再浇上一勺冰冷的鬼怪和惊怵的浇头。对于这种作者而言，奇妙的时代现在可是来临了。譬如英国的安娜·拉特克利夫小姐[3]，她那制造惊恐和鬼怪故事的工厂，像磨坊的轮子嘎啦嘎啦响个不停。几个脑子灵活的法国人善于偷窥那位勤奋能干的女士，把她机器运作的绝技全都学到手里，创作了他们的“黑色长篇小说”，也同样挣了大钱。可是在更高程度上，披上历史服装，特别是中世纪服装的小说现在也极为流行：瓦尔特·司各特[4]的骑士们手执古色古香的宝剑，身披闪闪发光的铠甲，比拿破仑用他的火炮夺得更多的疆土和更多的人；拜伦笔下带有忧郁气质的帕夏[5]和海盗，现在和以往里沃利和奥斯特利茨[6]的战报一样使人脉搏加快，血脉贲张。

巴尔扎克决定借助这股浪漫主义的时代之风扬帆出航，写作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他并不是在法国唯一为拜伦和瓦尔特·司各特的成功所吸引的人：不久，维克多·雨果也写出《布克-雅戛尔》《罕岛风云》《巴黎圣母院》，维尼[7]写出《三月五日》，在同样的领域，试一试他们大师的手笔，但是由于写诗出身，用字遣词雕琢讲究，布局结构分外精致。巴尔扎克则相反，是作为一个底气不足的模仿者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法尔吐尔纳》。他借用了安娜·拉特克利夫粗制滥造的长篇小说里的历史背景，公式化的那不勒斯的布景，把低级趣味小说中必须出现的人物全都搬上舞台。首先是那个不可或缺的女巫，“索马里斯的女巫”，诺曼人和统帅们，戴上脚镣手铐的高贵囚徒，多情善感的侍童；写作的提纲预告有战役、围城、地牢和最为意想不到的爱情的英雄业绩——，总之，内容异常丰富，远非这位年轻的作者所能驾驭。还有另外一部长篇小说《斯苔妮或哲学的迷误》，依然沿用卢梭的书信体，里面以模糊不清的轮廓暗示了路易·朗贝尔心爱的题目《意志论》。这部小说最后是个断片（其初稿的一部分后来修修补补地安置在另一部长篇小说里）。巴尔扎克遭受到了他的第二次失败。他试图写作悲剧遭到失败，写作长篇小说也没成功。一年，一年半随之消逝；那无情的命运女神守候在家里，要彻底剪断纤细的给他自由的生命之线。1820年11月15日，他母亲退掉了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他的住所。1821年1月1日起生效，写作生涯就此结束！回到市民生活中去，选择一个稳稳当当的职业，终于停止花费父母亲的钱，开始自己挣钱！

自己挣钱，“独立自主”，争取自由，独立生活——巴尔扎克囚禁在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牢房的岁月里，不为别的，不就是为了争取这一切而艰苦卓绝地进行战斗的吗？他省了又省，忍饥挨饿，写伤了指头，玩命苦干。可是徒劳！倘若在最后时刻没有奇迹来拯救他，他就只好回去操一门市民的职业。

总是在这种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极端绝望的时刻，童话中会有一个诱惑者走近那求助无门者，来收买他的灵魂。在巴尔扎克这件事上，诱惑者看上去绝不像魔鬼那样面目狰狞。他的模样是个很有魅力的、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身穿一条做工考究的长裤，配上干干净净的内衣，显然并不想收买巴尔扎克的灵魂，只想收买他那只写字的手。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巴尔扎克认识了这个几乎和他同年的年轻人——也许在一个出版商那里，巴尔扎克曾向他兜售自己的长篇小说，也许在图书馆里或者在一家饭店里，巴尔扎克和他见过面；此人除了漂亮的外表之外还有一个高贵的姓氏：奥古斯特·勒·波阿德万·德·莱格赖维耶。他是一个演员的儿子，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某种八面玲珑的本领。他缺乏文艺天才，便以熟谙人情世故来加以补偿。所以这个毫无才气的年轻人居然成功地找到一个出版商，此人甚至肯为他胡弄出来的一部长篇小说《两个赫克托或者布列托尼的两个家族》支付八百法郎现金。二月份，这本书就将以奥古斯特·德·维耶格莱的笔名分两卷在书商胡贝尔的王家宫殿出版社出版。也许巴尔扎克向这个新结识的朋友诉苦，讲述他自己的作品遭到的厄运，波阿德万向巴尔扎克进行解释，他遭此厄运的真正原因乃是他的文学野心过大的缘故。诱惑者警示他，干吗写小说要凭什么艺术良心？干吗写小说写得那么认真？小说可是轻而易举就能写成的啊。选择一个题材，或者干脆偷个题材过来，随便什么历史故事都行，正好是出版商现在热切渴求的故事，瞎七搭八地涂上几百页，最好两个人合作。波阿德万手头就有一个出版商。倘若巴尔扎克有兴趣，他俩下一部长篇小说就联手写作。或者这样更好：我们一起把这愚蠢的情节拼凑起来，你就一个人去写那玩意儿。你是快手，写起来更加麻利，更加快捷。我就负责编排。就这样一言为定：我们合伙办厂，一家一半。

瓦尔特·司各特

拜伦

这项建议，令人感到屈辱。限定时间，完成通俗的长篇小说，根据事先仔细按照页数确定的篇幅，信笔写去，外加是和一个毫无顾忌、毫无雄心壮志的伙伴合作——这位“新索福克勒斯”昨天的幻梦还是多么不同啊！滥用他自己的天才，也许浪费了自己的天才，只是为了挣几百个法郎而卖命！一年前他不是还想使巴尔扎克这个姓名永垂不朽，超越拉辛，不是还想传播一种新的理论，谈论人类的意志具有无上的威力吗？这个诱惑者向巴尔扎克索取的代价是他最深层的灵魂，艺术家的良心。可是巴尔扎克别无选择。住房已经退掉。倘若他没挣钱，或者没挣到钱，回到家里，他的父母亲不会第二次再把自由恩赐给他。宁可为自己操劳忙碌，也不为别人整天忙碌。于是他签约了。下一部长篇小说《查理·波盎代尔或者我左手边的表弟》，勒·波阿德万·德·莱格赖维耶已经动手写作这部小说（也许已经写出初稿），巴尔扎克的任务便是充当一个悄不作声的合作者（或者是主要的工作者），还不得署名。这家正在创办中的小说工厂以后的产品，他们打算以公司的名义共同署名：阿·德·维埃勒尔格莱（莱格赖维耶一字的字母颠倒过来）和罗纳爵士（奥诺雷一字的字母颠倒过来）。

这样就和魔鬼签订了协定。在沙米索[8]著名的中篇小说里，彼得·施莱米尔卖给地狱之王的是他自己的影子，巴尔扎克出卖的是他的艺术，他的文学上的雄心壮志，他的姓名。为了自由的缘故，他去当“黑人”，去当给别人悄悄干活的“枪手”，从而陷身奴役之中。在苦役船阴暗的船舱里，他的天才和他的姓名将一连几年无人看见，无人知晓。

这项出卖灵魂的交易结束之后，巴尔扎克才回到维勒帕黎西他父母亲的家里去，只是作为一次度假。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的住所，他不得不放弃；现在他就搬进妹妹洛尔婚前住的那间房间，妹妹出嫁，房间空了出来。巴尔扎克下定决心，玩命工作，自己挣钱另买一套小寓所。在他妹妹当年做着浪漫的幻梦，梦想她的哥哥有朝一日获得成功和名誉的小房间里，巴尔扎克把他的小说工厂安置下来。写完的稿纸一张张摞了起来，他夜以继日地坐在那里写作。由于勒·波阿德万·德·莱格赖维耶大做宣传，订单不断寄来；这套机制分工良好——巴尔扎克写作小说，波阿德万进行推销。

父母亲怀着市民满足的心情观看着巴尔扎克的这一转变。自从他们看见开头几个合同——第一部拙劣的作品就进账八百法郎，接着迅速上升，公司进账达到两千法郎——，就觉得奥诺雷干的活不那么荒唐了。也许这个废物还是能够自力更生，不至于永远靠他们吃饭。父亲高兴的主要是他儿子似乎已经放弃了当大作家的念头，由于选用各式各样的笔名，不至于败坏他们巴尔扎克这个良好的市民姓氏的名声。这位脾气温和的老爷子觉察到，“他往他酒里掺水，还有时间，因此我希望，他能有点出息。”巴尔扎克母亲则相反，她有一种坏的秉性，总是忧心忡忡地把她儿子看得一钱不值。她把开设在她家里的小说工厂看成家族事务，她和她妹妹扮演评论员和帮手的角色。她不是最后一个抱怨他“文体缺陷”的人，但却是第一个说“拉伯雷[9]把他给毁了”的人。她逼着儿子“认真仔细地修改手稿”。可以感到，成年的儿子对于家里老是这样处处监护实在不胜其烦。母亲免不了要对浪子哭腔哭调地表示担忧，哪怕儿子并不爱听。不久母亲讲道：“奥诺雷对自己、对自己的知识觉得了不起，定会得罪每一个人。”这个强劲有力的人觉得空间实在过于狭小，家里小屋的空气实在无法忍受。巴尔扎克唯一的愿望便是：给自己在巴黎弄一间房，终于赢得渴望多年的独立自主。

出于这种争取自由的渴求，巴尔扎克像一个苦役船上的囚犯一样工作；每天写作二十页、三十页、四十页，一天写一章是他自己规定的平均工作量。但是他挣钱越多，就越希望多挣。他写作就像一个囚徒，上气不接下气地狂奔，就为了逃离这座他深恶痛绝的家庭监牢。最后他写作起来像着了魔似的漫无节制，连他母亲都大吃一惊。“奥诺雷写作起来，活像一个狂人。他要是照这样生活，再过上三个月，我看他定会得病不可。”可是巴尔扎克一旦写得来劲，就把他天性中的激情一股脑儿全都投入了小说工厂；每三天就写干一瓶墨水，写坏十支羽毛笔。在写作中，他把他的工作能量提高到那种激情不断迸发、人像着魔似的程度，以后所有的朋友伙伴都为之惊愕不止。1821年（也许已经帮着波阿德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两个赫克托》之后），他和波阿德万或者说不定是代替波阿德万完成了长篇小说《查理·波盎代尔》。此书以维埃勒尔格莱的笔名发表，尽管此书包括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斯苔妮》的不少段落。在新年以前，第二部长篇小说——如果把《两个赫克托》计算在内，则是第三部长篇小说完成：《比拉格的女继承人，取自唐·拉哥，本笃会修士的前修道院院长的手稿，已经发表的故事；由他两名侄儿M.A.德·维埃勒尔格莱和罗纳爵士出版》。这部四卷的粗制滥造的作品在1822年2月还没有印出，另外一部长达四卷的小说已接踵而至：《让·路易或失而复得的女儿》，同样由这位传奇的本笃会修道院院长的这两位体面的侄儿在公司里署名出版。可是巴尔扎克已经受够了这个公司，该公司的脑袋是他，手也是他，脑子和心脏全都是他一个人。巴尔扎克又快速地涂写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塔塔罗斯[10]或从流放地归来》，依然用A.德·维埃勒尔格莱的笔名（同样在1822年）发表，而合作者或者真正的作者罗纳爵士则不再被提及：可见合同已不复有效。从此巴尔扎克便作为罗纳公司（此前叫A.德·维埃勒尔格莱和罗纳爵士公司）唯一的主人发表作品。他下定决心，把这家公司办成法兰西第一公司。在收获了金钱之后最初的热烈欢呼声中，他向他妹妹鼓起腮帮子大吹法螺：

“亲爱的妹妹：

我现在像亨利四世的那匹还没浇铸成青铜像的马一样，我还希望在今年再挣两万法郎，作为我财富的基石。我得提供以下作品：《阿登高地的牧师》《学者》《香布蒂维尔家的莪黛特》和《罗纳家族》……另外还有一批剧本。

罗纳爵士不久将成为风云人物，最多产的作家，最讨人喜欢的社交明星，太太小姐们像爱自己眼珠一样地爱他。那时你的小老哥奥诺雷将乘坐华丽马车招摇过市，头颅高昂，目光高傲，兜里塞满钞票；他走近时周遭会响起谄媚的喃喃耳语，像迎接一名公众的偶像。人们将悄声细语：‘这就是苏尔维耶夫人的哥哥！’”

这些长篇小说在一点上就叫人看出：这位制造伪劣产品的工厂主就是未来的巴尔扎克，那就是生产速度快得难以描述。在和波阿德万一起或者为波阿德万写完了这十六卷或者二十卷小说之后，巴尔扎克在这一年，也就是1822年，还发表了三部各四卷的长篇小说，《吕西安的克洛蒂尔德或英俊的犹太人》《百岁老人或两位贝林赫尔德》和《阿登高地的牧师》。又是十六卷！显然他自己也感到发怵。公众怎么经受得起这么一阵机枪扫射，因为在处理最后提到的两部长篇小说时，巴尔扎克改换面具，不再自称为“罗纳爵士”，而是自称为“霍拉斯·德·圣-俄班”。这新商标的价码比先前那家公司的要高：过去稿酬八百法郎，还得和他的合作者平分。罗纳-圣-俄班爵士把价码提升到每部长篇小说两千法郎，印一千五百册。每年五部、十部长篇小说——对于这样手脚麻利、毫无顾忌的粗制滥造者而言犹如儿戏——他青少年时代的一个幻梦显然是实现了：再过几年，他将拥有万贯家私，从此永远独立无羁。

巴尔扎克在充当捉刀人干苦活的这几年，用各种笔名写作并发表的见不得人的作品究竟都是些什么，连专门研究他那些声名狼藉的长篇小说的行家们也说不完整。他以罗纳爵士和霍拉斯·圣-俄班的笔名发表的长篇小说只是他阴暗的、绝不光彩的活动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他无疑也插手他昔日的伙伴波阿德万的那本糟糕的劣质产品《米歇尔和克里斯蒂纳及续篇》，全部或者局部写作了《黑白混血儿》一书，此书发表时用的是俄罗雷·克洛多这一笔名。在二十二岁到三十岁之间，没有什么文学类别，没有什么订单，没有什么社会，他会觉得过于低俗卑下；他这个快手，这支快笔，什么都写，价格低廉，无名无姓。就像那些在文盲遍地的时代，在巴黎郊区坐在马路边上公开代客写信者，路人只消给他们几个苏，他们就帮你写信，给使女写情书啦，写状纸啦，写申请书啦，写告密信啦。他那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以一种玩世不恭、令人惊恐的肆无忌惮的态度，为令人怀疑的政客们、行事暧昧的出版商们、手脚麻利的代理商们写书，写小册子，写传单，提供数量不等、文体不一、价位不同的手工产品。他奉命写了一篇保皇党的传单《长子继承权》，剽窃拼凑了一本《不带派性的耶稣会修士史》；一出热闹的剧本《黑人》，就像那本《巴黎招牌小词典》，也是这样不假思索地写成的。1824年，根据经济景气的情况，匿名社会把长篇小说的写作行业，转到所谓的“守则”和“生理学”上，一个名叫霍拉斯·赖松的文学掮客把这些东西称为时尚读物。工厂逐月印出不同的“守则”，小市民觉得真是逗乐得要命。《正派的法律或者不受骗子欺诈的艺术》《打领带的艺术》，一部《婚姻守则》，此书后来发展成《婚姻的生理学》，一本《出门经商者的守则》，此书后来对他写作不朽的《戈迪萨尔》将很有用处；一部《不须支付一个苏而能还清债务的艺术》，这是他日后经商的艺术，可惜他自己一辈子也未能掌握这门艺术。所有这些“守则”，其中也包括一部《礼仪手册全书》，均是霍拉斯·赖松确定下来并成功推销的，获利极丰，其中有几部售出了一万二千册不止。可以证明，这些烂书全部或大部分出于巴尔扎克的手笔；此外，他究竟还写了多少小册子、报刊文章，甚至还有广告传单，已经无法查清，因为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暗中给他订单的人，都没有兴趣公开承认这些在通俗小说的卧榻上生产出来的杂种的合法性。无可争辩的只是，巴尔扎克在他那些耻辱的年代涂抹而成的几十万行文字，和文学或者艺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人们简直羞于查明，哪些确是他的手笔，哪些被人说成他的手笔。

卖淫——，这种胡拼乱凑、信笔涂抹的行径没有别的说法，只能叫作卖淫行为，甚至该说是可怜见的卖淫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没有爱情，只是渴望迅速来钱。起先也许只是急于获得自由，可是一旦沉沦，习惯于这种轻易赚钱的方式，巴尔扎克就越来越不顾自己的尊严，陷得越来越深；用长篇小说挣来了大把银元之后，他也听人摆布，挣些小钱，在通俗文学妓院的各个角落都听人差遣，是个听话的妓女，同时为两个或者三个文学皮条客拉客。即使在他通过《舒昂党人》和《驴皮记》已经成为法国文坛的一个巨头的时候，他依然——就像一个已婚妇女，悄悄地溜进一家“钟点旅馆”，去挣那么一点脂粉钱——继续造访这些后院的楼梯，为了几百法郎，使得大名鼎鼎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又变成某一个隐身地下的舞文弄墨者的文学上的同床兄弟。匿名的大衣之下，他干出了这些可疑的买卖。今天，这件大衣已经变得千疮百孔，大家于是知道：巴尔扎克在那些耻辱的年代，任何文学上的肮脏行径全都有份；他用自己的残简断篇来修补别人的长篇小说，他又从别人的作品里窃取情节和场景用于自己的伪劣作品。各种剪裁缝补的活儿他都一股脑儿地接收过来，他把别人的作品熨得平平整整，加以扩充，加以翻新，加以染色，使之符合现代口味。巴尔扎克什么东西都提供，哲学、政治、闲聊，总是适应订购者的需要，他是个手脚灵活、肆无忌惮的工人，吹声口哨，他就颠颠地跑来，态度谦卑、动作麻利地不断转向，反正什么流行就写什么。想想巴尔扎克在那些黑暗的岁月中是和什么样的人为伍，和哪些下贱的孬种为伍，比如躲在角落的出版商和低俗小说的批发者，真是令人震撼不已。巴尔扎克，他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结果，什么也不是，只是被最下流、最低贱的流氓恶棍收买、租赁的帮手。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缺乏自尊自爱：对于自己内在的使命浑然不知，真使人难以理解。

即使对于巴尔扎克这样一个天才，在这样污浊阴森的泥沼里得以自拔毫发无伤，也是文坛上不能重现的一个奇迹，几乎像是闵希豪森[11]的一则童话，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沼泽中拔了出来。在经历了这样可悲的冒险经历之后，自然身上还是沾了一点污泥，还有那些文学妓院的套间里散发出来的某种甜丝丝的脂粉香水的味道，他可是那儿的常客。Sempre aliquid haeret[12]，一个艺术家，这样深陷于文学的阴沟之中，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年复一年地把他的天才和粗陋的马车拴在一起，不可能不受到损伤。巴尔扎克从此永远也不可能在他的长篇小说里完全排除掉后院楼梯小说毫无顾忌、脱离现实、极度多愁善感的特点，尤其是他在开写作工厂的年代养成的肤浅、随便、草率的习惯，对于他的文风起到灾难性的作用。因为语言对于每一个对它漫不经心的艺术家，哪怕这位艺术家只是偶尔对它漫不经心，只是把它像个妓女似地使用了一次，并没有事先怀着虔诚的耐心对它百般追求，都要妒意十足、坚决彻底地报复不可。巴尔扎克，成熟期的巴尔扎克，他的责任感甦醒得太晚，他拼命地对自己的手稿、校样、修改稿重新进行加工，翻耕十遍，二十遍，可是杂草再也清除不尽，它长得过于茂盛，在那无忧无虑的年代已经过于放肆地扎下深根。倘若巴尔扎克的文体，巴尔扎克的语言一辈子不可救药地不甚纯净，那只是因为他在个人发展的决定性年代，他对自己不干净的缘故。

作品这样变质，他否定了他真正的自我。这点，这个年轻人再懵懂，自己也感觉到了。巴尔扎克没有在这些粗劣之作上署以自己的姓名，日后他也放肆地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它们的作者，不过，不大成功。他青年时代唯一的心腹是妹妹洛尔，妹妹信心十足地陪伴着哥哥实行最初的雄心壮志。即便是这个妹妹，巴尔扎克也拒绝把他工厂时期的第一部作品《比拉格的女继承人》给她阅读。“因为此书纯粹是文学上拆烂污的东西。”

《让·路易》一书，巴尔扎克只给了他妹妹一本，并且附加条件：“千万不可借给任何人，甚至看也不要让别人看见，也不要大声称赞。这样此书在拜累不至于到处流传，损害我的生意。”

就“生意”这一个词，终于让人看到，巴尔扎克当年对他写书这事，看得多么实在，毫无幻想。合同把他拴住，他得提供这么这么多印刷页，提供得越快越好。只有数量在付款时是主要的；回过头来，只有付款对他来说是主要的。巴尔扎克在焦躁之中，根本不在乎快速着手写一本大部头的书，对长篇小说中结构的艺术性问题，对文体、风格统一、原创性问题也同样满不在乎，以致他向妹妹提出了一个玩世不恭的建议：妹妹想必不会忙得要死，就让她根据一张随便拟定的内容提纲，把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阿登高地的牧师》的第二卷写出来。与此同时，他将把第一卷粗枝大叶地匆匆写完——刚刚成为工厂主，他就在物色廉价的工作机器。自己还在为别人捉刀，“当黑人”！他已经在为自己寻觅一个这样的“黑人”——这就是说，一个并不露面的合作者。但是在进行这种牲畜一样的工作的时候，还有难得的片刻清醒：良心突然警醒，它还没有完全泯灭。

“唉，我的亲爱的洛尔，”他呻吟道，“我祝福每天都得到幸福，让我得到了这个自由的职业。我也坚信，我会从中获得金钱。可是现在，我以为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了，我却深自悔恨，不得不把我思想的精华浪费到这些荒谬绝伦的东西上。我脑子里看到面前有些东西，倘若我可以不必担心我的物质处境的话……那么我将创作一些规规矩矩的东西。”

巴尔扎克日后在他笔下的吕西安·吕邦普雷[13]身上描绘了他自己的沉沦，最后终于得到自我解救。他和吕西安·吕邦普雷一样感到灼人的羞愧，怀着麦克白[14]夫人一样的惊恐，凝视着自己肮脏不堪的双手：

“我试图通过猛烈挣扎，撰写长篇小说，来获得自我解放——可是我写了什么样的长篇小说啊！啊，洛尔，我的那些光辉灿烂的项目，多么可悲地全都崩溃了啊！”

巴尔扎克一边写，一边蔑视他写的东西，以及委托他写作的那些经纪人；他以这种超人的努力最后毕竟会达到某个伟大的目标——他自己的宏伟。只有这种朦胧不定的预感给了他力量，来忍受这可悲的徭役。他出卖自己来承担这一苦役；总是这样，对现实的幻想拯救了这个一切被催眠的人当中最真诚的一个。

就这样，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已经二十三岁。他只工作过，还没有生活过，也没有恋爱过。他还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尊敬他、帮助他、信任他的女人。在童年时代，巴尔扎克是学校的奴隶，家庭的奴隶。他出卖青春，为了挣得可怜见的菲薄工钱，只是为了挣得一笔赎金，摆脱这奴仆的身份。他干活是为了赎买自己，不必非干活不可。他苦干，是为了解救自己，不必非去干苦活不可。这个可恶的自相矛盾的状况从此将成为他生活的形式和公式，永远是这同一个痛苦的循环往复：写作，为了不必再写；挣钱，挣许多钱，越来越多的钱，为了不再被迫去想钱，自己和这世界隔绝，为了以后更有把握去征服世界，连同它所有的国家，它的女人，它的奢侈的生活，还有它皇冠上的珍宝，永生不死的荣誉；节俭，为了终于可以挥霍；工作，工作，白天黑夜地工作，没有休息、毫不快乐地工作，为的是最后过上真正的生活——，从此这就是巴尔扎克的狂野的梦，刺激他神经的梦，使他肌肉贲张、从事超人劳动的梦。在这些工作中还看不出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但是已可认识到他在生产中迸发出来的强大爆发力，它不断地、一刻不停地抛出烈火熊熊的岩浆，人啊，形象啊，命运啊，风景啊，梦幻啊，思想啊；犹如火山爆发，人们感到这流动的烈火并非表面上的发散，而是神秘的深处在宣泄，在解困。一股原始的力量受到阻碍，受到约束，由于自己的丰溢而窒息，渴望解放；人们感到，这个年轻人，如何在他工作的阴暗的坑道里疯狂地挣扎，为了挖到光明的地方，呼吸空气，呼吸强大而诱人的自由空气——，他如何不可遏制地要求，不要老是杜撰生活，而是让生活来发现自己。创造作品的力量已经赢得：现在只缺乏命运对此的仁慈。一道闪电掠过，在这寒冷的囚牢里，行将干瘪、行将腐朽的东西即将欣欣向荣。

“倘若有人向这冻僵的生命中掷入一道有魔力的电光该有多好！这生活的鲜花我还一朵都没有享受过……我饥肠辘辘，但是没有东西来平息我的渴求。这怎么办？我只有两种激情：爱情和荣誉，迄今为止两者没有一样得到实现。”

[1]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思想家、作家。歌德（1749—1832），德国伟大诗人。

[2] 《箴言报》为拿破仑的机关报，主要报导拿破仑的战功。

[3] 安娜·拉特克利夫（1764—1823），英国女作家，当时最为流行的惊怵小说的代表之一。

[4]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

[5] 阿里帕夏，约阿尼纳的统治者。英国诗人拜伦1809年拜访了阿里帕夏在约阿尼纳的宫廷，并在其诗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记录了所见所闻。

[6] 里沃利，1797年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军。奥斯特利茨，1805年拿破仑在此大败俄奥联军。

[7]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伯爵（1797—1863），法国诗人。

[8] 德国作家沙米索（1781—1838）的小说《出卖影子的人》中的主人公为彼得·施莱米尔。

[9] 弗朗索瓦·拉伯雷（1493—1553），法国小说家。

[10] 塔塔罗斯，希腊神话里冥府中的深沟。

[11] 卡尔·弗里特里希·希罗尼姆斯·闵希豪森男爵（1720—1797），德国猎人、军官，收集过很多脍炙人口的冒险故事，汇成《吹牛大王奇遇记》一书。

[12] 拉丁文：总有什么东西留了下来。

[13] 吕西安·德·吕邦普雷为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幻灭》的主人公，是一位青年诗人。

[14] 莎士比亚剧本《麦克白》中的人物，因杀人而手上沾有血污。

第四章 德·贝尔尼夫人

巴尔扎克活到二十二岁，爱情和荣誉这两种激情，无论是其中之一，还是其中之二，都没有得到实现。他的那些难以控制的梦想，全都荏弱无力，一切激情如炽的企图，全都白费力气。那本为“世上的君王们”所写的《克伦威尔》，扔在抽屉里，夹在其他毫无价值的废纸当中日益变黄，为人遗忘。巴尔扎克在流水线上信笔涂鸦，写出的那些可悲的长篇小说，用别人的名字逐一出版，逐一消失。在法兰西，在国内五千名作家当中，谁也不认识某一个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名字。无人看重他的天才，他自己最不看重。巴尔扎克低头弯腰，放下身段，为了通过地窖的门，至少能溜进文坛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后院，通俗文学。他夜以继日地写啊，写啊，坚韧不拔地写，犹如一只饿得发疯的耗子，拼命地咬噬，企图咬开通向厨房的门，诱人的食物香味刺激得它五内俱焚。可是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他都未能前进一步。

在那些年头，巴尔扎克的苦难，并不在于缺少力气——力气已经凝聚起来蓄满全身——，而是缺乏勇气。巴尔扎克拥有一个征服者的脾气和贯彻到底的意志。即使在遭到挫败的那些难得的时刻里，他也知道，论精神，论勤奋，论知识，论锲而不舍的劲头，他不知比他的同伴们要优越多少，但是由于在家里常年羞怯，使他忐忑不安，举措失据。他不善于把他内心的大胆展现出来：

“虽说我很大胆，但这只限于心灵，而不表现为行动。”

一直到他三十岁，巴尔扎克作为艺术家不敢接受和他身份相称的任务，在私生活中，作为男人不敢接近女人。所以起先那番景象就显得如此奇特：这个日后身材粗壮、性格暴躁的男子，在他整个青年时代都是一个有些病态、羞怯腼腆的青年。

但是羞怯并不总是出于虚弱，只有已经取得平衡的人才真的蛮有把握。大量用不完的力量，还不知道如何安排它们，就会焦躁不安地东碰西撞，很容易使灵魂摇摆不定：在以下两者之间摇摆，一方面是傲慢狂妄，目中无人，同时又心虚胆怯，不敢向别人承认这尚未合法化的力量。年轻的巴尔扎克躲避女人，并非害怕自己会钟情于她们，正好相反，是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强烈冲动。便是性欲在他身上也出现得很晚，他说自己的“青春期因为工作而过分拖长”，说自己的男性特点“只是勉勉强强地展露出它的稚嫩的冲动”。

可是这个身材敦实、肩膀很宽、长着几乎像黑人那样的肥厚嘴唇的小伙子，后来身上奔流的男性的欲念，竟是如此强烈，赋予他一个男人能够得到的最为强烈的性的机能，竟达到不加选择的程度。巴尔扎克作为一个性欲强烈的男子，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碰到一个女人，用不着借助青春年少或者高雅仪表。意志的魔力，在他饥饿难当的年月，使他在桌上写了一个菜单，自以为在品尝鱼子酱和酥皮肉馅饼，而实际上牙齿里咀嚼的是隔了几天的陈旧面包。这个男子，只要运用他的意志力，会觉得每个女人，甚至赫库巴[1]，都是海伦娜[2]。无论是已臻耄耋之年，还是容颜业已毁损，还是身躯肥大和其他缺憾，都会迫使一个不趋祸端的好色之徒，像《圣经》中的约瑟[3]一样连连摆手，望而却步，可是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却不会造成心理障碍。他想爱谁，就会爱谁。他渴望得到谁，就会接受谁。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会不加选择地准备把他的羽毛笔借给每一个信笔涂鸦之徒。巴尔扎克作为男人，也准备接受说媒拉纤，认识每一个能把他从家庭的奴役中解救出来的女人，不论她容貌美丽还是丑陋不堪，目光短浅还是吵架成性。他第一次追求女人——就和他第一次出书一样，完全是匿名进行的。

这位二十二岁的稀奇古怪的理想主义者写信给他妹妹：“你给我留神看看，有什么拥有资产的富孀……你就这样称赞我：二十二岁，是个好小伙子，相貌英俊，双目有神，英气逼人！这样好的丈夫可说是上天烘制出来的最佳酥皮馅饼。”

那时候，奥诺雷·巴尔扎克在婚姻市场上，就像在王家宫殿书局门市部里，很便宜就能买到，因为他的价值几乎等于零。在没有一个人鼓励他之前，巴尔扎克是不会相信他自己的。要是有个出版商，有个评论家预言他必然成功，有个女人献给他一丝微笑，那么羞怯就会从他身上脱落。可是荣誉与他无缘，女人没有给他青睐；那么他至少要得到世上的第三种财富：金钱，有了金钱也就有了自由。

女人们没有怎么特别地鼓励这位匿名的年轻大学生，这件事其实不难理解。“一个奇丑无比的年轻人”，维尼用这几个字开始描绘他这同时代人巴尔扎克。在那些年，巴尔扎克忽视自己的天才，也忽视自己的外表，即便是男性同伴提到他那头乱发上厚厚的脂油，参差不齐的牙齿，滔滔不绝时的满嘴唾沫，蓬乱的胡子，松开的鞋带，心情也很是不爽。图尔城的老裁缝接到任务，要把巴尔扎克父亲穿旧了的西装改了给他穿，看到巴尔扎克像公牛一样宽阔的脖子、粗壮的肩膀，裁缝没法把上装撑开改造成流行的小腰身。巴尔扎克心里有数，他天生腿短，动作颟顸，要是他像当时的帅哥们一样卖弄风情地扭动身子，或者敢于迈步到镶木地板上去跳舞，一定会显得十分可笑。在女人面前怀着这种自卑感，使他一再逃回到他孤寂的书桌旁去。若有个美女向他走近，他的眼睛就立刻躲进低垂的眼睑之中，那么，“双目有神，英气逼人”又有什么用处？倘若别的男人，比他蠢上一千倍，善于用灵巧柔和的话语谄媚奉承，而他却不敢开口，除了结结巴巴地挤出几句笨嘴拙舌的话，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么他的机敏，他的知识，他的内心的慷慨陈词，又有什么用处？这个年轻人知道，他比那些举着长柄眼镜端详四周，穿着剪裁合适的燕尾服，领带打得整整齐齐的俊男帅哥们，口才要好上成千倍。在他身上，勾引女人的本领，使女人获得情爱欢悦和性欲快感的能力也比他们强烈得多，多到无法估量的地步。他那爱情的饥渴未能满足，他准备把他未来所有的作品，他的聪明才智，他的艺术，他的头脑和他的知识全都献出，只为了求得这另一个艺术，温柔地、目光闪耀地向一个女人俯下身子，在俯身向下时能感觉到这女人肩膀的微微震颤。但是这种成功的火花一星半点也没有落到他的身上。这种火花若碰到他强大的想象力立即会变成熊熊烈火，烛照整个世界。他的目光没有对女人发生任何影响，就像他的名字对出版商们也毫无影响。巴尔扎克自己在《驴皮记》里让他的主人公拉法埃尔这样描述他自己青年时代遭到的这些失败：

“我的灵魂一直受到阻碍，不能自我表达，越来越自我封闭。我原来坦诚而又自然，却不得不表现得冷漠而不自然……我显得腼腆而笨拙；我怀疑我的嗓子会产生任何影响；我自己都受不了我自己，我觉得自己很丑，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尽管有那种内心的声音使得有天才的人在困境之中能够支撑得住，并且向我喊叫：勇气！前进！尽管在孤寂之中有上帝的启示，闪电般向我指出我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尽管我把公众欣赏的眼下流行的作品和我用想象力创作的艺术品相比较，从中吸取希望、我依然像个孩子一样毫无把握。我被最为强烈的野心攫住，我深信，我是注定了要去完成丰功伟绩的。可我同时感到自己微不足道……在我同年龄的年轻人当中，我碰到了一伙吹牛大王。他们昂首挺胸地大步走来，说些毫无内容的废话，毫不在乎地坐在女人们的旁边。最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炫耀自己的无耻大胆，装模作样地啃噬他们手杖的把手，胡言乱语，瞎说一气。他们说话时，尽情糟蹋那些美女。他们声称，他们和每个美女都上过床，或者至少装出这副样子。他们同时装出一副高贵绅士的派头，似乎这种娱乐对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最有德行、最为贞洁的女人在他们眼里都是容易猎获的战利品——随便说句话就能把她们征服，只消用一个大胆的手势，用一道放肆的目光！我凭着名誉和良心向你解释：当时我觉得，赢得权力或者文学荣誉比征服一个有地位、年轻聪明、举止优雅的女人要容易得多……我当时已经见过足够多的女人，我只是在远处顶礼膜拜，原本我可以把我的心献给她们，接受任何考验——，她们可以把我的灵魂撕成碎片，而我的能力碰到任何牺牲、任何痛苦都不会退缩。她们却属于一伙笨蛋，叫他们给我看门我都不要……对于这个矫揉造作的社会，我肯定过于天真。这个社会在人工的光线中活动，把他们所有的思想都套上陈词滥调的外衣或者穿上时髦的套话。我既不善于用我的沉默来说话，也不擅长胡言乱语来表示沉默。所以最后，我只好把吞噬我的烈火，隐藏在我心里。我不是还有一个灵魂吗，女人们一心指望的就是这样一个灵魂，充满了那种女人朝思暮想的缠绵情意。我的确拥有那些笨蛋们尽情夸耀的力气——但是所有的女人对待我都阴险恶毒，极为残忍……啊，我感觉到，我是为爱情而生的，注定了要使一个女人幸福。可是一个人也没有找到，无论是个勇敢高贵的玛色林娜[4]还是随便哪一个上了岁数的侯爵夫人！在我的讨饭口袋里装着稀世珍宝，却没有碰到一个能欣赏这些珍宝的人，连一个孩子或者随便哪一个好奇心重的年轻姑娘也没有碰到。我常常绝望已极，恨不得自我了断。”

便是年轻人用来替代他们朝思暮想的大风流的小艳遇，他也未曾经历过。在维勒帕黎西这座小城里，家人监视着他。在巴黎，他囊中羞涩。每月家里寄来的小额汇款，使他都无法请一个最穷酸的女工去吃顿晚餐。

可是堤坝筑得越高，浊浪想要冲垮它的力量便越大。一段时间之久，巴尔扎克还可以通过幻想，就像僧侣通过斋戒和祈祷，硬把对女人和柔情的欲念强压下去。在他写的长篇小说里，他沉湎于现实生活的代用品，用他——相当俗套的——海洛因来自我陶醉。可是这种幻想，这种“恶性循环”只能助长他身上易于燃烧的元素。二十二岁时，巴尔扎克身上可是充满了日益高涨的渴望。无限强大的爱情的伟力只等待着第一个契机，以便充分发泄出来。杂乱无章、烟雾弥漫、痛苦万状的梦幻时间已经过去。巴尔扎克再也忍受不了他的孤寂，他终于想要生活，终于想要爱情，想要被人所爱。巴尔扎克一旦动用他的意志，他就从一粒灰尘创造出广袤无垠的宇宙。

受到压抑、憋足劲头的激情，犹如其他自然元素，诸如空气、水和火，倘若被驱赶到压力的极点，就会在最为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破。巴尔扎克的决定性的经历始于这座小城，差不多就在他平时如此受人敬重的父母亲的房子的阴影之下。纯属机缘凑巧，贝尔尼一家在巴黎的住宅就在巴尔扎克一家的第二住宅旁边。和巴尔扎克家一样，贝尔尼家的避暑别墅也在维勒帕黎西。这样不久两家就更加熟悉，小市民巴尔扎克家为此深感荣幸。加布利哀尔·贝尔尼先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总督的儿子，自己也是皇帝宫廷[5]里的顾问官，出身名门贵族；比他年轻许多的太太并非出身贵族之家，然而更有风情。她的父亲菲力普·约瑟夫·席纳，属于维茨勒一个古老的德国乐师家庭，受到玛丽·安多纳德[6]的特别关照，这位王后便把贴身使女玛格丽特·德·拉波尔德许配给他为妻。席纳英年早逝——享年仅三十岁——这个家庭和王家的关系却更加紧密，因为席纳的遗孀再醮，嫁给德·夏遐耶骑士为妻。这位骑士是保王党人中最英勇大胆的一员，在危险关头证明自己在一切忠勇之士当中最为赤胆忠心。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科布伦茨[7]返回巴黎，试图劫狱，救出囚禁狱中的王后。贝尔尼夫妇膝下有七个孩子，其中有容貌美丽的女儿和清秀可爱的男孩，使得宽敞的别墅生机盎然，其乐融融，欢声笑语不绝于耳。玩笑、嬉闹，说话风趣，巴尔扎克先生努力使那位失明状况日益严重、脾气变得恶劣乖张的男主人心情愉快。巴尔扎克太太和那位几乎和她同年的、同样有着浪漫性格的太太建立了友谊。洛尔·巴尔扎克成为贝尔尼家那个女孩的游伴。事情真是巧合，他们也把奥诺雷派上了用场。既然他的父母并没有十分重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个年轻的废物除了吃住在家，也得干点有用的事情。大家就要求他在写作小说之余，给弟弟亨利上点课。既然贝尔尼家的亚历山大和亨利差不多同岁，那么他给他们两个一起上点复习课，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有机会离开他父母亲家就感到高兴，于是他就经常跑到贝尔尼家那舒适欢快的消夏别墅里去。

不久，巴尔扎克家就感到有些奇怪：起先是奥诺雷在不上课的日子也溜溜达达地跑到贝尔尼家去，在那儿消磨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另外就是，他比平素更加精心打扮，人也变得亲切随和，态度显然更加友好。对他妈妈来说，这个哑谜不难看透。她的儿子奥诺雷谈上恋爱了，爱上了谁，这不成问题。德·贝尔尼夫人有个女儿已经出嫁，家里还有个如花似玉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儿埃玛努哀勒——“她是个迷人的美女，一朵印度奇葩！”巴尔扎克在二十年后这样写道。比奥诺雷年纪略小。巴尔扎克家人心里暗笑。这样还真不坏啊，这可是这个看不透摸不透的小子迄今为止开始干的最有脑子的事情，因为，贝尔尼家论地位高于他们家，而且——这点是巴尔扎克母亲绝对不会忽视的——相当富有资产。和这样有势力的圈子里出来的女人联姻，那奥诺雷立刻就能找到一个收入甚丰的职位，另外，这可是受人尊敬的职位，远比为那些小出版商批量制造小说更受尊重。于是他们眼开眼闭，促进这种令人喜悦的亲密关系。也许巴尔扎克妈妈暗中已在思索，正在临近的结婚协议书上会有颇为可观的嫁妆数字。她做梦都在想，能有一份由双方亲戚签名的奥诺雷·巴尔扎克和埃玛努哀勒的结婚协议书。

可是巴尔扎克母亲的灾难是，她按照她那严格的市民阶级的方式，真诚地为她儿子的前程努力，却从来也不知道，她儿子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次她也没有猜到点子上。使得奥诺雷目迷神眩的不是那个令人心醉的年轻姑娘埃玛努哀勒·德·贝尔尼，而是姑娘的妈妈洛尔·德·贝尔尼，感谢已经出嫁的另一个女儿，德·贝尔尼夫人都已经当上了外婆。正常情况下，人们不会想到这种一切可能性中最难以想象的可能性：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生下九个孩子的母亲，居然还能唤起别人情爱的激情。德·贝尔尼夫人早年是否貌若天人，由于没有画像为证，已无法确认。肯定的只是，四十五岁的她对于一个普通男人而言，早已超过了可以引人贪色的界限。也许她那面部表情有些哀怨，分外娇媚，颇为诱人，但至少她的身段早已发福，不复苗条。女性的柔媚已经完全化为母性的温暖。可是恰好这母性的特点，正是巴尔扎克整个童年渴望在他妈妈那里得到，但却没有获得的东西。如今，他寻寻觅觅，终于找到。那种神秘的本能像守护天使一样陪伴着每个天才前进，让巴尔扎克认识到，他所具有的力量需要有人引导，有人指点，需要有个善解人意、倾心相爱的人，帮他消除化解内心的紧张情绪，把他身上的粗野棱角变得高雅平滑而不使他受到伤害。此人鼓励他，同时又指出他的错误，但是并不是以恶狠狠的批评的方式，而是以一种帮助的、参与的方式，试图想他之所想，并不把他的天马行空般的幻梦当作纯粹的胡思乱想，嘲笑一通。那种无拘无束的渴望扩张的需要，强烈的想要诉说衷肠的欲望，被他自己的母亲视为无比傲慢的行径，如今终于能充满信任地在一个女人身上得到宣泄。这个女人几乎和他母亲一样年纪，当奥诺雷在她面前像白日说梦似地讲述自己的宏伟计划时，她就睁着一双明亮睿智的眼睛，充满善意，关怀备至地倾听他的诉说。她会温柔地纠正他小小的失控和鲁莽，纠正他笨拙的举止和不知分寸的言行，但是并不是以他母亲粗暴生硬的方式，而是轻声细语地规劝，小心翼翼地教诲。单凭她弯下身子耐心倾听、热心相助的样子，就会使他一落千丈的自信心得到振奋。在小说《菲尔米亚尼夫人》中，他描述了这种精神交汇的幸福：

“您是否曾经有幸遇到过一个女人，她那和谐悦耳的嗓音赋予她说的话以一种魔力，使她整个举止都魅力无穷？你是否见过这样一个女人，她善于说话也善于沉默，她柔情似水，把你充分吸引，她会选择合适的字句，说一种纯净的语言？她的揶揄取笑犹如爱抚，她的批评从不伤人。她处理事件心平气和，不是和人争吵，而是满足于引导一场谈话，在合适的时候使话语中止。她的态度总是亲切可爱，面带微笑。她的客气丝毫也不显得勉强；她若使劲，可从来也不显得惊慌失措；人家不得不对她表示的尊敬，不是别的，仅仅是一层甜蜜的影子；她从不使你感到疲劳，她让你离去，总让你对她，对你自己都表示满意。你发现围绕在她身边的一切全都染上了这种可爱的优雅气息。在她家里一切都使你赏心悦目，你呼吸的空气，让你感到是故乡的气息。这个女人自然天成，她做什么都不费力气。她从不显摆自己，她简简单单地表达她的感情，因为她的感觉真诚……她既娇柔又欢快，她以一种特别使人愉悦的方式给人慰藉。你将如此深情地爱她，以致当这天使偶尔犯错，你会准备发现，即使犯错她也在理。”

然后，巴尔扎克置身于这个圈子里，他是进入了一个什么样新颖的、什么样不同的氛围！和她交往，教会这个年轻人许多东西，没有一个人能像夫人这样善于认清人与其时代的关系，感到并且亲身经历，历史乃是最为生动活泼的现代！在这个女人受洗礼的时候，站在圣水缸边的是德·弗隆萨克公爵和德·契迈公主[8]，代表法兰西国王和王后这样显赫的教父教母，于是她取了路易十六的名字，叫洛尔·路易丝，又取了王后玛丽·安多纳德的名字，叫安多纳德。在她继父德·夏遐耶骑士家里，她听人讲述最忠心耿耿的臣下的事迹，此人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潜入牢狱，从王后手里取得她给宠臣费尔森[9]的信件。也许夫人给巴尔扎克看了王后的感谢信，他们家族把这封信，这封最后的令人震惊的信，连同那块蘸了断头台上鲜血的手帕当作最珍贵的宝贝收藏起来：“我们曾经怀有一个美梦，这就是一切。但是趁此机会能再次得到您献身于我的新的证明，这是一个极大的收获。”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回忆，连同上千个细节，多么激发人的想象力，刺激人的感官，提升人的意志去进行创作和塑造！可以设想这个年轻的巴尔扎克当时的感受，这个被家庭抛弃的男孩，在教会学校犹如囚室一般的宿舍里，在勒斯第尼哀尔大街寒碜的阁楼里，凄惨地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而在家里一天到晚只听见小市民气的抱怨：什么房租昂贵啦，什么利息、投资、养老金如何啦，什么他得好好挣钱，当个老实的市民或者一个小公务员啦。可以想象他如何倾听那温柔的娇媚的女人嗓音细细诉说那渐渐死灭的王朝和大革命恐怖时期的伟大传奇。他自己焦躁不耐，不时凸显的好奇心，不是被一句严词拒绝的话语驱赶回去，而是被夫人以母亲一样温暖的目光所接纳。在进行这种对话的时候，他的想象力随之高扬，他的心胸为之开阔。怀着感激之情，这位焦躁不耐的诗人通过这温柔的女教师得以初窥人生。

德·华伦夫人[10]当年把年轻的让-雅克·卢梭接到她家去时，也是这样开始的。夫人也只想对一个笨手笨脚、青涩稚嫩、性情暴躁的年轻人稍加指点，略微引导，助他成长。她也没有其他念头，没有别的意思，只想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但是师生之间很容易发生感情转变，不知不觉之中就转向了情爱关系，温柔的指示不经意地就变成了柔情蜜意，尊敬就变成爱情，希望亲密相处的愿望变成渴望得到更加亲密无间的亲昵关系。德·贝尔尼夫人起先也和德·华伦夫人那样，被这激情似火的年轻人表现出来的羞怯所蒙蔽，以为这只是对她年龄的尊敬，对她优越的社会地位的尊敬。可是等到夫人以温柔的赞许使年轻人的自我意识增强之后，没有意识到，这青年释放出来的是什么样妖魔般的力量。夫人的一道目光就会把什么样多年压抑的熊熊烈火煽起。她无法预料，对于像巴尔扎克这样富有幻想的人而言，夫人的年龄根本不算回事，无比强烈的情绪激动的能力会把母亲、祖母再一次变成值得爱恋的对象。但是巴尔扎克的愿望是恋爱，这独一无二的意志创造了这个奇迹，硬是迫使这个奇迹出现。

“我第一次看见您时，我所有的感官都激动起来，我的幻想发出火焰：我深信在您身上看到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我说不清，您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最后我发现，这种想象渗透了我的全身，摆脱了其他一切，我只看见，您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赞赏转化为渴望。既然巴尔扎克有勇气渴望，也就不允许有任何阻力。

德·贝尔尼夫人着实大吃一惊。这位如今变得如此温和，如此富有母性的女人，在青年时代也绝非圣女一个。刚刚结婚——这事情过去了不止二十二年——就和一个一头黑发的年轻科西嘉人有了一段热火朝天的恋爱关系，而这也绝非最后一次。维勒帕黎西人恶毒诽谤甚至谣传，夫人最后生下的两个孩子，只是看他们的姓名，才知道是她那业已半盲的年老丈夫的后嗣。照理一个青年男子的激情不会伤害一种禁欲主义者的拘谨。但是她看出了，以她四十五岁的年龄，在她业已成年的孩子们眼前和一个比她女儿更年轻的青年男子开始恋爱关系，着实荒谬。既然这样一种爱情注定了不能持久，何必还再一次陷入这一甜蜜的危险？于是——在一封没有保存下来的信函里，夫人把巴尔扎克这种激越狂放的感情又推拒到友谊的限度之内。她不仅不对自己的年龄保持沉默，反而强调她的岁数；但是巴尔扎克的回信激情奔放。他可不像他日后的小说《老处女》中的悲剧主人公阿塔纳斯·格朗松那样胆小谨慎，“唯恐外部世界会对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男子爱上一个四十岁的女人的这份爱情发出诅咒，骂它可笑。”

德·贝尔尼夫人

巴尔扎克下定决心，要战胜他女友的抵抗，几乎怒气冲冲地向她吼道：

“伟大的上帝啊，倘若我是一个女人，活到四十五岁还依然值得人们爱恋——啊，我的态度一定和您不同！这算什么问题呢：身为一个女人，处于人生的初秋时节，却拒绝收摘使亚当和夏娃陷入灾难的苹果！”

正因为夫人爱上了这个犹如烈火的年轻人，德·贝尔尼夫人让这个步步紧逼的情人难以达到目的。她坚决抵抗，几个礼拜、几个月，但是巴尔扎克已经把他的荣誉心和意志都已投入他这初恋之中。为了他的自信心的缘故，巴尔扎克也需要这初战告捷，需要这决定性的胜利。一个满心失望的弱女子婚姻生活不幸，多亏有了巴尔扎克这样强烈的渴慕，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拥有渴慕之情的女人，她怎么可能抵挡得住这样强烈的、足以征服一个世界的意志？在一个闷热的八月天的夜晚，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黑暗中，花园门上的把手轻轻一响，此门通向她那消夏别墅的花园。一只娇嫩的手引着这个既被她害怕又为她期待的男人进入花园，于是“开始了那个充满意外惊喜的夜晚，充满了说不尽的缠绵柔情！那样销魂荡魄的夜晚，这幸福的半是孩子半是成人的男子在他一生中只能享受一次，一旦消逝，永不复回”。

在一座小城市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长期保密。不久，年轻的奥诺雷频频访问德·贝尔尼夫人，引起人们各式各样的猜测和恶毒的蜚短流长。贝尔尼家里也发生了矛盾和争吵，因为对于三个未出阁的女儿而言——长女已经出嫁——眼看着自己的母亲欺骗她们几乎双目失明的父亲，实在是十分难堪。她们想尽办法让这个不受欢迎的情郎没法舒舒服服地待在她们家里。而巴尔扎克太太，一旦开始预感到实情，受到的打击更为沉重。在她儿子发展成长的决定性的年代里，巴尔扎克妈妈似乎一点也没有关心过他。他的大方、他的温存、他的自信全都被她粗暴地硬压了下去。她不惜一切代价要和儿子保持一种屈辱的距离，让儿子处于低三下四的地位。现在她既然觉察到儿子赢得了德·贝尔尼夫人充当他的帮助者，他的女友，他的顾问，充当她自己作为母亲理应充当的一切角色，还当了他的情人，这个一向专横跋扈的女人产生了一阵狂野的妒忌。德·贝尔尼夫人以她柔情脉脉、温和体贴的方式对她儿子施加的影响，远远超过她以专横生硬的方式所起的作用。为了把她儿子从这个女人身边拽开，她迫使儿子在1822年春离开维勒帕黎西，住到拜瑞他妹妹苏尔维耶太太那里去。她特意陪儿子乘上驿站马车，免得他在最后时刻乘机溜掉。此前她把儿子工厂里生产的小说，仅仅看成是可以用来挣点钱的货色，现在她试图扮演文学导师的角色。她要求奥诺雷先把他小说的手稿给她看，接受她的批评。但是这已经太迟。巴尔扎克已经学会区别德·贝尔尼夫人评说他的习作时那种充满柔情和好意的方式和他母亲专横霸道的方式。他对于他母亲这迟到的笼络和勉强装出来的兴趣，同样冷漠，就像对待她的烦躁不安和火冒三丈。恐惧已经消失，尊敬也随之不见。母亲第一次在这个一向百依百顺的儿子身上碰到了顽强的坚决的抵抗。

母亲后来十分生气地写信给她的女儿洛尔：

“我要求奥诺雷把他的手稿认真地通读一遍，我嘱咐他把稿子交给一个在写作上比他更有经验的人去审阅，……奥诺雷的态度呢，就仿佛我说的话全都没有一点分量。他根本不听我的。奥诺雷这样自信，不愿把稿子交给别人去看。”

现在，母亲感觉到，儿子已经从她手里溜掉，她得设法用力把他抓住，但是她的威力已经消退了。在女人身上夺得的第一个成功使得巴尔扎克成为男子汉。他自己的意识，多年来受到压抑，现在倔强地昂然挺立。而这个破坏他童年的女人，不得不绝望地认识到，她二十年来施加在儿子身上的恐怖手段，其威力已经不复存在。她试图在女儿处抱怨儿子，却无意识地抱怨了自己无能为力。但是所有的责备都已太迟。巴尔扎克已经摆脱了家庭，他已克服了他那阴暗的童年，犹如克服了一种疾病。可以感到他已恢复健康，正充分掌握自己的力量，美妙地享受自己的力量。他的故乡不再是父母亲的家里，而是德·贝尔尼夫人的家。父母亲家里的任何哀求、任何责备、任何歇斯底里，城里任何窃窃私语、蜚短流长都不能摧折他的意志。他无拘无束、激情如炽地属于他心爱的女人。

母亲不得不愤怒地向女儿承认：“奥诺雷不愿看到，这样每天两次地往她家里跑是多么不谨慎的行为。人家这样清楚地放在他眼前的东西，他都视而不见。我真希望我是待在离维勒帕黎西几百里之外！他脑子里只有这一个故事，他不理解，他现在这样过分投入的这桩恋情，有朝一日，他会感到厌倦。”

这是巴尔扎克妈妈最后的希望：他不久会对这种“终将把他毁掉”的激情感到厌倦。他不久会摆脱这个如今已四十六岁的女人。但是母亲又一次不得不看到，她从一开头就对她的儿子了解得多么不足，对蕴藏在这个貌似随和、贪图享受的年轻人身上的不屈不挠、不可动摇的意志力多么低估。这种激情根本没有“毁了”他，而是帮助这个心中无数的青年找到了自我。她唤醒了这个情思缠绵的“孩子气的男人”身上真正的男子汉，缓缓地，委婉地让潜伏在这个不为人知、草率从事的劣质小说作家身上的真正的诗人脱颖而出。通过德·贝尔尼夫人的基于自身经验的忠告，巴尔扎克才变成了真正的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日后承认：“她对我来说是母亲、女友、家庭、伙伴和顾问，她把我造就成一个作家，给我这个年轻人以慰藉，教给我高尚的品味。她像个姐姐似的和我一起哭，一起笑，每天都像一阵令人舒心的睡意，平息我的痛苦……没有她我肯定早已死掉。”

凡是一个女人能为男人所做的一切，她都为他做了。

“在狂风暴雨的日子里，她用她的规劝安慰，通过实际行动做出牺牲，支撑着我。……她鼓励了我心中的傲气。凭着这股傲气，我保持男儿本色，不受卑劣行径的伤害……我还活着，全都归功于她。她对我来说，是人生的全部。”

十年之后，这种融合爱情的友谊关系变成了“感情唯一的精华”，从1822年到1833年，也就是直到这个女人五十五岁，维持了十年之久的肌肤之亲，如今悄悄地化为了纯粹的“友谊”。可是巴尔扎克对德·贝尔尼夫人的依恋和忠诚，只是随着时间消逝而更加提高更加升华。巴尔扎克在德·贝尔尼夫人生前和死后所写的关于她的一切话语，组成了一首激越昂扬的诗篇，感激这位“伟大崇高的女性，这位友谊的天使”。夫人唤醒了他身上的一切，男人、艺术家、创造者，赋予他勇气、自由，外表的和内在的沉稳，即便是他在小说《幽谷百合》中描绘的德·莫尔索夫人的理想形象，他认为也只是“她在远方的一道反光……是这个人物苍白的粗劣的画像”。巴尔扎克怯生生地承认，他永远也不可能说得十分周详，夫人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羞于公开暴露我自己的感情。”但是他感到这次相遇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独一无二的一件幸事，这点他用以下词句，从此变得永垂不朽的词句记载下来：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一个女人最后的爱情相提并论，它使一个男人的初恋得以实现。”

遇见德·贝尔尼夫人，在巴尔扎克生活中起到了松绑舒解的决定性作用，夫人不仅把这个在家里备受压抑的儿子，把这个业已遭到挫折的艺术家从通俗小说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且为他整个未来的一生都确立了一个爱情的典型。从此之后，巴尔扎克将在所有女性身上寻找这种母性般的呵护，温柔委婉的引导，通过献身进行帮助的特点。他遇到的第一个女人就以这些特点使他得享幸福。这个女人从不向他，从不向这不知疲劳的男子要求时间，而是有时间和精力在他工作之后，使他放松，解除疲劳。无论是在社会或者心灵的意义上，典雅高贵对他而言，成为爱情的先决条件，善解人意比激情洋溢更为重要；永远只有那些更有经验的女人才能使他得到满足，——奇怪的是，也只有在年龄上更占优势的女人才能博得他的仰视。《被遗弃的女人》《三十岁的女人》不仅是他长篇小说的名字，也变成他人生中的女主角。她们已像秋季一样成熟，对爱情和人生已经失望，不敢再为自己有所期待。能够再次为男人所渴望，能作为诗人的帮助者和伴侣，这被她们视为命运的恩典。卖弄风情的女人，职业卖笑的女人，那所谓的妖魔般的女人，在文学上故作风雅的女人，永远也不可能对巴尔扎克有任何刺激。表面上看来美艳绝伦的女子不可能勾引他，年轻美貌也诱惑不了他，他甚至激烈地表示“对年轻的少女深恶痛绝”，因为她们要求过多，而给予太少。

“四十岁的女人会为你做一切——二十岁的女孩什么也不会为你做。”

在巴尔扎克所有的人生经历中，他无意识地总是在渴望那种包罗万象、把一切形式的爱全都融为一体的爱重新出现。这是他在这个女人身上找到的爱，这个女人对他而言，既是母亲又是姐妹，既是女友又是老师，既是情人又是伴侣。这个女人对他而言，同时就是这一切。

[1] 赫库巴，又译赫卡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城国王普里阿莫斯的王后，赫克托、帕里斯、卡桑德拉之母，城破后沦为希腊人的奴隶。

[2] 海伦娜，荷马史诗中的绝世美女。特洛伊战争因她而爆发。

[3] 这里指的是《圣经》的故事。《圣经·旧约全书》第三十七章第三十六节，希伯来人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给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三十九节，约瑟长得秀雅俊美，护卫长之妻想与他同寝，约瑟不从，波提乏之妻反诬约瑟欲行非礼，约瑟被投入监狱。

[4] 玛色林娜（Marceline，330—398），天主教的一位圣女，出身贵族，丈夫早逝。她皈依早期天主教，显示其勇敢和虔诚，哥特人攻破罗马城后她负伤不治。

[5] 皇帝宫廷，即拿破仑一世宫廷。

[6] 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7] 科布伦茨，德国城市，在德法边境。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少法国贵族逃亡至此，并时刻准备回国勤王。

[8] 这是当时法王宫廷的两位显贵。

[9] 汉斯·阿克色尔·封·费尔森（1755—1810），瑞典伯爵，路易十六王后的情人。

[10] 华伦夫人，卢梭青年时代的女友。在卢梭的《忏悔录》中记载了他和夫人的恋情。

第五章 经商插曲

巴尔扎克向命运提出的第一个愿望得到实现。他所渴望的情人的帮助，已经得到了。由于获得了新的自信，他也找到了内心的独立自主。现在需要夺得外在的独立，以便做好准备，完成他真正的使命：完成他的作品。

直到二十五岁，巴尔扎克一直希望通过生产畅销的流行小说，可以坚韧不拔一步一步地获得未来的独立。1824年冬的最后几天，他突然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这在他人生的日历上是黑色的一天。这天他走进了书商和出版商伍尔班·卡耐尔开在圣·安德烈·德·阿尔斯广场10号的小店，为了兜售他那小说工厂的最新产品，他的长篇小说《旺-克罗累》。他在那里并未受到冷遇，——正相反，书商和出版商卡耐尔的公司知道霍拉斯·德·圣-俄班公司生产长篇小说，批零兼营，交稿迅速，完全按需制作，谋杀、凶杀、多愁善感、异国情调，要什么都行。卡耐尔先生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部刚炮制完的作品。可惜他乘此机会向巴尔扎克透露了他的另外一些业务项目。卡耐尔先生告诉年轻的巴尔扎克，他有一个极为出色的出版计划，可以充当圣诞礼物，坚信礼的礼物，提供给业已发财致富的市民家庭。法国古典作家的作品销路始终很好，迄今为止影响销路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可敬的先生们实在写得太多。譬如莫里哀或者拉封丹[1]的作品按照现在出的版本就有好多卷，在一个市民家里占的位置实在太大。他现在有一个恢宏的计划，想把这些古典大师的全集分别压缩成一卷出版。倘若把剧本或者戏剧排成小号字，每页分成两列，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全部拉封丹或者全部莫里哀的作品压缩在一本书里。要是扉页和章节的开头再加上美丽的花饰，这样的书一定会像热炒的栗子一样抢手。这个计划已经连最后的细枝末节都已准备妥帖。《拉封丹文集》已经开始动手，现在只要补上欠缺的一小点，就可以真正开动这个妙不可言的工程，缺少的就是必要的资本。

巴尔扎克永远热情充沛，富有幻想，立刻就对这个计划表现出强烈的热情。他向卡耐尔建议，他要参加这项书商经营的投机活动。照理他没有任何理由过问这类诡异暧昧的买卖。他自己的生意，霍拉斯·圣-俄班小说公司由于他不懈的努力，文学上肆无忌惮，生意还颇为兴隆。这位二十五岁的青年，每月耗费掉一把羽毛笔，几令白纸，每年稳挣几千法郎。但是自从获得新的自我意识，巴尔扎克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作为一个显赫的贵妇人的情人，他就不愿意再像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那样，住在一间斗室里。都尔浓大街六层楼上的那间小房间，过于狭窄，他觉得有失身份。天长日久，老是不署真名地写作犹如不停地踩踏磨坊的水轮，这样一行一行，一页一页，一卷一卷，一部小说又一部小说地写作，挣得可怜巴巴的那点钱。这是多么令人感到屈辱，多么令人疲惫不堪，多么没有光彩又多么没有益处！宁可大胆一跃，跃入自由，跃入独立，为何不去试上一试呢？为什么不冒险花上几千法郎进行一次这样稳操胜券的投机？这些愚蠢的长篇小说，这些报上的文章和所有这些匿名的玩意儿，完全可以捎带着写成。他出手很快，文笔流畅，写起来毫不费劲。博马舍[2]捎带着就把伏尔泰先生的作品编完出版，这最终也无损博马舍的天才。中世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不也充当出版商的审校者和技术顾问吗？不论用什么方式，只要挣得很多钱，对于巴尔扎克而言，永远也不是羞耻，而只是证明他能随机应变运用心理学。愚蠢的只是，钱挣得很少，活干得很多。只有迅速一击，来钱许多，这才叫作聪明。现在赶紧去弄一笔资金来，然后意志坚定地集中力量用在主要方面，创造出一本真正的作品，一本艺术品，他可以用上他的名字，向当代向后世负责。

巴尔扎克没有多作思考。每当他谈到一笔生意，那激越灵动的想象力就代替深谋远虑的理性进行论证。投机对他而言，一辈子都是一件快事，犹如写作和创造。巴尔扎克从未出于文人的倨傲对做生意表示鄙夷不屑。他准备用各式各样的东西做买卖，买卖书画，买铁路股票，做地产、木材和金属生意。他唯一的野心便是，散发他的力量，使之得到贯彻，不论在什么位置上，不论用什么手段。年轻的巴尔扎克只有一个愿望，向上攀登，攫取权力。在三十岁时他还在思考，究竟是去当议员，还是当个新闻记者。若有现成的机会，他也同样会变成商人，经纪人，奴隶贩子，地产投机商或者银行家。他的天才倾注在文学上，这只是机缘凑巧。他在1830年，甚至在1840年和1850年还面临选择：究竟是当罗特希尔德[3]还是当《人间喜剧》的创作者，是在金融界傲视群雄，还是在文坛上独领风骚，这还依然很成问题。每个项目，不论它是文学项目还是商业项目，都会激起他时刻绷紧的想象力，因为它们含有难以估量的可能性。他眼睛看着，就不可能不产生幻觉。他叙述什么，就不可能不夸大其词。他很会计算，但一计算就会陷入数字的陶醉之中。他只要有一个艺术创作的灵感，立刻就迅速地预见到情节的错综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样，在进行某种投机买卖时，由于贪婪过度，他已看见了好几百万的利润。伍尔班·卡耐尔先生只要一谈起那个古典作家作品的新版本，巴尔扎克立刻就以为手里已经拿着那本印在雪花白的纸上、封面封底装帧精美、扉页还加上美丽花饰的整本书了——实际上只有开头两个印张刚排了字——，第一卷，第二卷，整个系列；他还看到人们挤在书店门口，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巴黎，在外省，在宫殿里，在斗室里，阅读着，爱抚着这本书。他已经看到卡耐尔先生账房的桌子上堆满了订单，搬运工人扛着一包包沉重的书籍，呻吟着，每小时都得把新书分送到世界各地。他看见收银箱里装满了面值一千法郎的钞票，看见自己住在一幢豪宅里面，一辆双轮马车停在门前。他已经看见了他将用来布置房间的家具，蒙着红色锦缎的沙发，这是他昨天在塞纳河右岸一家古董店里发现的，还有缎子窗帘和放在壁炉上的小塑像，挂在墙上的画幅。看见巴尔扎克如此热情洋溢，连卡耐尔先生也惊讶不止。巴尔扎克向卡耐尔先生表示，这可怜巴巴的几千法郎，他当然会拿出来，要做这样大手笔的生意，这点钱是必要的。另外他还打算为这本《拉封丹文集》和《莫里哀文集》各写一篇前言。他将第一次向法兰西解释，这些人物究竟是谁。这将是迄今出版的最优美的版本，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成功。

当巴尔扎克离开卡耐尔先生的店铺时，他觉得自己已是一位百万富翁。生意人伍尔班·卡耐尔为一笔小小的投机生意，赢得了一个合伙人，而巴尔扎克这位幻想家已经在梦中赢得了一笔财产。

这一奇怪的创业故事，值得巴尔扎克亲自叙述。年轻的作家看来并不想全力以赴地经营这个事业。在整个事件中，他的股份并不多于一千五百法郎或两千法郎，也就是说，并不高于他为霍拉斯·德·圣-俄班公司胡乱写出一本长篇小说所得的进账。但是在巴尔扎克身上，一切都势所必然地无限膨胀；他的长篇小说由狭窄卑微的环境，借助他善于联系和提升的想象力，通往普遍的人性；同样，他的每一次投机行为也会发展到险象环生的程度。他在写《私人生活场景》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开始创作《人间喜剧》这部他那个时代的史诗；同样，他也没有预见到，他参加这项并不显眼的事业，承担了多大的风险。

1825年4月中签订的这第一个协约，还完全没有令人担忧之处。巴尔扎克这时只不过是一家小资产阶级财团的合伙人而已。这个财团合在一起，打算为发表一本《拉封丹文集》提供七千到八千法郎。谁也不知道是谁把这四个人凑到一起来的，除了巴尔扎克，还有一个医生，一个退休军官，一个书商，此人大概把他迄今为止全部库存书籍当作资本投入。这四个人全都不是什么显赫人士，他们每个人都愿意把大约一千五百法郎投进这笔有利可图的小买卖。极为糟糕的是，这个四人公司在开发拉封丹的寓言时，未能维持很久。从现在保留下来的那位脾气分外暴躁的医生写的信里可以看出，这四个生意伙伴第一次开会讨论就发生激烈口角，几乎酿成肢体冲突。在五月一日，另外三个合伙人，全是小心翼翼、精于算计的市民，都从这一公司撤出，把整个企业全都撂在了他们圈子里唯一的理想主义者和空想主义者的脖子上。

这一来，巴尔扎克的第一步就是人家推着他往前走，而不是他自己愿意这样走。作为这本尚未印出的《拉封丹文集》唯一的所有者，他得支付全部生产费用，并用现金支付将近九千法郎。这对当时条件下的巴尔扎克而言，可是一笔巨款。这笔钱从哪儿来呢？是不是这个年轻的出版家在他闲暇的时间，又赶写了两三部长篇小说？抑或他颇有资产的父母终于下定决心，赞助他们二十六岁的儿子一笔小小的资金？账本上登记的收支项目解开了这个谜。三张借据证明，巴尔扎克用来偿付账单的钱，全是德·贝尔尼夫人给他的贷款，夫人显然为他描述的魔力所折服——就像日后整个法兰西和全世界都为他着魔一样。他的女友，他的情人第二次试图为他开辟通向人生的道路。

可是现在巴尔扎克却被他自己急躁的脾气打败了。照理应该等到《拉封丹文集》取得成功，再开始印制下一卷古典作品集，也就是《莫里哀文集》，这才合乎逻辑。可是只要巴尔扎克天生的乐观主义一启动，就会战胜他身上精打细算的理性。巴尔扎克已经不能格局很小地思考、工作或者写作了，他从一个勤俭节约、锱铢必较的大学生变得焦躁不耐，难以控制，漫无节制，他今后一生都将如此。所以赶快印出《莫里哀文集》，和《拉封丹文集》放在一起！推销起来，两本比一本更加便利，所以把一切小里小气的顾虑全都远远抛开！

于是巴尔扎克的激情四射的叙述艺术又一次施展开来。这一次是他家的世交达松维耶先生，答应预支五千法郎来出版《莫里哀文集》。于是一本书还没有卖出，巴尔扎克已经把外来资金一万四千法郎投到他的企业中去，自己对此承担风险。他现在像发烧似的，狂热地督促这两本集子出版，甚至真像得了严重的热病。那些批发商狡诈地利用这位狂热分子的缺乏经验和急于求成，把库存日久、已经脏兮兮的纸张提供给这个乳臭未干的出版家。巴尔扎克在匆忙的想象之中，把德维里阿[4]的扉页花饰当作杰作，对它期盼殷切，结果不如人意。为了把全部拉封丹的文集压缩到一本书里，必须选用极小的字型，即便是视力良好的眼睛也一读就累。还有巴尔扎克急急忙忙地写成的那些前言，也未能给这些印得很糟的集子以丝毫吸引人的魅力。

商业的效果也与之相应。巴尔扎克求胜心切，急于盈利，认为一切多多益善，把每卷书的价钱定为二十法郎——这个价钱吓坏了书商。结果，巴尔扎克梦想中早已握在数不清的读者手里的那一千本书未能售出，仍然堆积在印刷厂和出版家的库房里！一年之后，本来计划要大批出售的一个集子总共销售了二十本。书商、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的账单，纸张的钱都得现金支付。为了手头松动一点，巴尔扎克将每本书的售价降到十三法郎。可是徒然，降到每本十二法郎也没有一张订单。最后他把全部书籍都以大亏血本的便宜价钱脱手，这笔生意又让他受人盘剥。经过一年殊死的搏斗，灾难一应俱全。奥诺雷·巴尔扎克非但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财产，反而债台高筑，欠款高达一万五千法郎。

不论换谁，遭遇到这样显而易见的一次挫折，都会缴械投降。可是巴尔扎克还相当坚强，经得起一次彻底的失败。倘若日后有个剧本失利，巴尔扎克将以一部感动世界的长篇小说来挽回损失。倘若日后债主穷追不舍，法院执行人员守在门口，他将骗过他们，以此取乐，他以欠债为荣，仿佛得胜回朝。但是现在，这个二十六岁的青年还没有取得成功作为后盾，在他一生中还没有拥有过一笔可以充当贷款抵押的资本。他还不是文坛上的拿破仑，可以忍受一次偶尔发生的严重打击。也许因为他对一直怀疑他才能的家人感到羞愧，也许因为他不愿向情人承认第一次出手就输光了全部赌注，他干脆就把赌注加倍。巴尔扎克只看见一条路可以把输掉的钱悉数救回，那就是追加一笔新款。第一次计算时想必出了什么错，巴尔扎克自以为已经看出这一错误。单单只当出版家，可是桩蹩脚的生意，这样会被工资昂贵的印刷工人欺骗。他们撇去油脂，充其量只给你留下一点汤汤水水。不去写书，不出版书，而是自己印书，其实真的是笔好买卖。只有自己同时写书，选择书，出版书，制造书，只有这样把这几方面更加大胆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调动他所有的才能。于是，为了迅速弥补《拉封丹文集》和《莫里哀文集》二书的失误，巴尔扎克决定把全面制造书籍一事亲自承担下来。按照古老的治疗破产者的药方，他试图用扩大经营规模的方式来治愈这家遭到挫折的企业。宏图大业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巴尔扎克决定开办一家印刷厂。

要开办这个企业，这位年轻人当然还缺少几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首先他不是专家，对印刷术一窍不通。另外他并没有国王[5]的授权书，而当时在法国办印刷厂都要有这么一份文件。第三，他既没有厂址，也没有工具。第四，他更缺少周转资金，没钱购置许可证、场地和材料，也没钱支付印刷厂专业人员和工人的工资。但是倘若有人想要开办一家糟糕的铺子，那么恶毒的偶然性便很乐意来投其所好。巴尔扎克便找到了专家：一个排字工人安德烈·巴尔比耶。此人在制作《拉封丹文集》时引起了巴尔扎克的注意。巴尔扎克说服巴尔比耶，担任“奥诺雷·巴尔扎克印刷公司”的技术领导。德·贝尔尼先生写了一封推荐信给部长和警察局长，为巴尔扎克去弄印刷批准书。可以想到，是哪一只温柔的手牵动了这位早已卸任的丈夫的羽毛笔——：

“这位年轻人我认识已久。他的思想正直，文学知识丰富，使我确信，他清醒意识到这样一种职业让他承担的义务。”

有这封推荐信就足够了，于是官厅颁发给奥诺雷·巴尔扎克（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尚未发明）经营印刷厂的正式执照。

有这份许可证在手里不难找到一家准备出售的印刷厂。在塞纳河右岸的一条阴暗狭小的巷子里，在沼泽路（后来改名为德·维斯孔蒂街）有幢房子，让·拉辛于1699年，阿德利哀娜·勒古弗赫尔[6]于1730年在那里逝世。旁边那幢房子的底层有一家脏兮兮的小印刷厂，用工匠们的行话来说，是真正的“小店”。工厂的主人，一位名叫劳伦斯·埃内的先生，早就想把这个收益不丰的小店脱手。他求之不得的是找到一个付钱痛快的买主，或者至少找到一个答应痛快付款，并且提供足够担保的买主。

四个条件就这样有三个轻而易举地顺利实现。但第四个条件就难办多了，因为世界上总是购买要比付款容易。为了这个新的事业，巴尔扎克大概需要五万到六万法郎——其中三万法郎用来购置执照和店铺，一万二千法郎用作技术领导巴尔比耶的生存保证金，他对于巴尔扎克的经商天才似乎还没有完全信服。另外这家老式企业被从前的主人忽视，绝对需要购置新的设备。这五六万法郎让一个除了一万五千法郎债务之外别无所有的人提供，不言而喻是一个苏也拿不出来的。幸运的是，或者更应该说，不幸的是，有人为巴尔扎克提供了很有分量的担保，这种担保恰好来自最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巴尔扎克家里，无论父亲还是母亲，对于投机买卖从来也不表示反感。他们拥有的现金财产当时约有二十万法郎，有些富裕的款子可以周转。使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对于儿子的这个项目并不反对。开印刷厂怎么说也是一个市民阶级的扎扎实实的行业，不像写作那样浮而不实。也许奥诺雷使出他惯有的乐观主义的想象力，把他未来的职业描绘得前程无限，结果家庭会议决定把从前答应给儿子的年金一千五百法郎转化为资本。有巴尔扎克的父母亲担保，他们家的一个朋友，德拉鲁阿夫人预支三万法郎作为工厂的资本。剩余部分这次也是时刻做出牺牲的德·贝尔尼夫人想办法弄来的。1826年6月4日，奥诺雷·巴尔扎克正式通报政府有关部门：

“本人，作为下面签名的这家巴黎印刷厂的业主，谨在此通报，本人已将住宅和印刷厂的厂址迁至圣·日耳曼市郊，沼泽路十七号。”

这出经商的悲喜剧第三幕就此开场。

这家奇怪的印刷厂以后经常得到描写，《幻灭》和《猫打球商店》中那些生动逼真的章节，就让人能身临其境地深入了解这个临街窗玻璃都涂上深色的怪诞车间。沼泽路位于圣-日耳曼-德-普莱和马拉凯码头之间，曲曲弯弯狭窄异常。从来没有一缕阳光照射在这条小巷的铺路石上。宏伟的、封建时代通向前院的大门告诉我们，十七世纪时达官贵人是乘坐马车来这儿的。两个世纪的时光，价值和趣味全都改变。血统高贵、家资万贯的贵族早已住进了更加明亮、更加舒适的居民区。卑微低下的小工匠们现在住进这条荒芜不堪的小巷，煤烟、污秽，岁月沧桑，弄得小巷更加阴森破败。

新开张的“巴尔扎克及巴尔比耶公司”选作厂址的这幢房子，甚至连业已衰败的封建社会的气息也不具备。它不再是从前高雅的贵族旅馆，一下子就大胆放肆地挤到大街上面，前面的门脸甚至直逼车行道。这是一幢便宜的实用建筑物。底层就是一间宽敞的大房间，当作车间，在那儿沿着铁制的旋转梯可上二楼，新“老板”的私人住所设在那里：一间前厅，一间阴暗的厨房，一间小小的餐厅，里面有座帝政时期的壁炉，然后是真正的起居室和办公室，外加一个小小的带华盖的暗室。

这是巴尔扎克第一个真正的家。他对这个住宅精心布置，关心备至。他不用糊墙纸，而是用浅蓝色的精致棉布裱糊四壁，把装帧精美的书籍排列整齐，然后弄来一些便宜的小玩意儿、小摆设，全是一些能使那位倾心相助的夫人[7]赏心悦目的东西。这位夫人在他最艰难的这些岁月里每天都来探访。

“她每天都来，就像一阵仁慈的睡意，把所有的痛苦催眠。”

巴尔扎克在他的企业里安置了这个小小的避难所，就像在一艘从一开始便颠簸摇晃的航船上动用了一间船舱，绝不能算是他奢侈成性或者性格轻浮的表现，因为巴尔扎克的确很认真对待他的新职业。每天从早到晚，他挽起衬衫袖子，敞开衣领，汗流浃背地在闷热的、散发着油墨和潮湿纸张气味的车间里，置身于二十四名工人中间，很卖力气地干活，像个角斗士似地战斗。为了不断地给七台印刷机添加饲料，什么活路他都毫不嫌弃，没有一项工作他会出于文学的倨傲，视为有失他的身份。他修改校样，帮忙排字，计算各项费用，亲手开出账单（有些账单一直保存到今天）。他当时已经发福的身体在拥挤不堪的车间里，在一排排的机器和一捆捆的纸张当中挤来挤去，一会儿鼓励一下工人，一会儿在玻璃隔开的小房间内，在机器不停轰鸣，轧轧乱响，尖声怪叫的混乱之中，乌黑的两手沾着油墨和颜料，和书商们、纸张供应商们讨价还价，真是锱铢必较。谁要是在那些年里拿着一张订单或者带着什么要求，走近这个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身材敦实的印刷厂老板，谁就做梦也不会料到，这个胖乎乎的，动个不停、干活卖力、头发蓬乱肮脏、语流快如喷泉的小个子男人，竟是他那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或者会成为当代最伟大的作家。

沼泽路印刷所的工作室

可是巴尔扎克在那几年的的确确告别了他那些崇高的雄心壮志，他连同那结实粗壮的身体和难以驯服的灵魂整个的就是个印刷工人。他唯一的雄心壮志便是让印刷机保持运转，企业兴旺发达。让法国古典作家在法国进入千家万户，深入人心，这种愚蠢的野心已荡然无存。巴尔扎克和巴尔比耶印刷厂不加选择，什么都印，只要有订单，有进项就成。印刷工人奥诺雷·巴尔扎克印出来的第一部作品根本就不属于崇高文学，而是一份产品介绍：《非胶状的长生不老丸药或者长寿丸》。第二部作品只是为一个女杀人犯所做的辩护词，是位野心勃勃的律师自己掏腰包印刷的。第三部作品只是大吹法螺地预告一种神药《药剂师勒佩尔的巴西配剂》。接着是五花八门的订单，碰到什么，就印什么，小册子啦，说明书啦，古典作品啦，诗歌啦，广告啦，目录啦，让人开心的无聊玩意儿《劈柴生意指南》《系领带的艺术》。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只印了独一无二的一本《一位铺路者的巴黎招牌小辞典》，显然是为某个出版商仓促写成的东西，为了缓解一下他当时缺钱的困境。

因为生意从一开头就很糟糕，巴尔扎克想必带着奇怪的感觉，阅读人家请他印刷的这样一部作品的校样：《偿还债务，使债主满意的艺术……或者利用破产者的商人权利手册》。“使债主满意”的技艺，他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如何掌握。他第一笔金融交易就表明，同样的力量在不同的世界会产生迥乎不同的影响。同样的乐观主义，同样的想象力，在艺术范畴能开辟恢宏的天地，而在商业方面却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破产。巴尔扎克在迈第一道台阶时就绊了一跤。为了给自己的印刷厂弄点运转资本，他把库存的两千五百本《拉封丹文集》和《莫里哀文集》全都以便宜得出奇的价钱脱手，卖给书商博杜安，卖得两万两千法郎。这虽然意味着每本书只卖八个法郎，而不是当年算好的二十法郎一本。但是巴尔扎克急需用钱，当下就签字敲定。他急于要钱，根本就没注意到博杜安并没有用现金支付这两万两千法郎，而是用两个书商开出的两万七千法郎的债券来抵账，其中一位书商还住在外省——巴尔扎克只看见多了五千法郎，就咬住这个诱饵上钩了。不久这枚弯曲的钓鱼钩子露了出来。就在巴尔扎克想要收取这两个书商的欠款时，他们两个都宣布破产。巴尔扎克债台高筑，自然等不及这破产程序逐步展开，只求能捞多少就捞多少，他决定自己到外省书商的书库里去寻找赔偿。现金没有拿到，倒把一大堆毫无价值的书籍拿到自己家里，盖斯纳、弗洛里安、费内隆、纪尔伯尔[8]的旧版书籍多年来放在外省堆在一起，积满灰尘。于是就上演了下面这样一出喜剧：巴尔扎克用德·贝尔尼夫人给他的现金印了《拉封丹文集》和《莫里哀文集》，因为卖不出去，就以原价的三分之一推销，想重新换回现金。现金没有得到，现在他又得到了另外一批同样卖不出去的书籍，用一堆废纸换回另外一堆废纸，也许只值原来价钱的十分之一。他的遭遇就像古老的德国童话中的那个交好运的汉斯，他用金子换来一头牛，又用牛换来一只羊，再用羊换来一只鹅，又用鹅换来一块石头，最后眼看着这块石头扑通一声掉进河里。

如今，这些过时大师的作品积满灰尘，捆成一大包一大包地堆放在巴尔扎克和巴尔比耶印刷厂里。但是倒霉透顶，工人们为了吃喝，为了穿衣住房不得不用现金支付，他们可不让巴尔扎克用费内隆、弗洛里安等人的旧版图书来充当他们每周的工资。不久，纸张供应商也得到了不妙的风声，他们把巴尔扎克出具的债据和汇票丝毫不讲情面地全都退了回来，粗鲁地坚持一定要立即兑现，这些东西当时还并不具有未来大作家珍贵手迹的价值。厂房里那间玻璃隔开的小间已经再也藏不住人。巴尔扎克在工厂里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特别是当周末临近之际，他就越发长时间地离家外出。他到处挨家挨户地跑来跑去，央求延长他的汇票兑换的时间，找银行家，找亲戚朋友，希望他们提供一些现金。他日后在《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描绘得如此令人难忘的一切屈辱的场景，他在那几个月里都亲身经历过，那时他像一个绝望的人为他企业的存在而斗争。

但是即使他有参孙[9]的神力，也撑不住他头上的屋顶。1827年夏天，他已全部输光，抽屉里一个苏也不剩，开不出工人的工资。印刷工人巴尔扎克，就像先前当出版商的巴尔扎克和更加先前的《克伦威尔》作者巴尔扎克一样，遭到了失败。从法律上看和从逻辑上看，这家印刷厂都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公开宣布破产，要么就是悄然解散。

但是巴尔扎克对这两条出路一条也不取，他选择了第三条。他和他永恒的对手拿破仑一样，不是败北之后退回到厄尔巴岛上去，而是试图在滑铁卢决一死战。他绝不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他又重新采用过去的作战方针，以再一次扩大经营的方式，来挽救他那早已破产的企业。在出版社撑不下去、即将被水淹没之时，他抓起印刷厂当作救生圈。现在印刷厂眼看就要沉没，他就把一家字母铸造厂附加在这破产的企业身上。这件事情就和巴尔扎克的其他事业一样，可悲之处在于这些想法基本上都是对的。在巴尔扎克身上除了有个幻想家之外，还有一个老奸巨猾的现实主义者，加上一个律师、一个商人的洞察一切的目光。出一套一卷本的古典作家作品集，就这项目本身而言，绝非无谓之举，后来这个项目以更好的形式得以贯彻实行。开办一家印刷厂本身也并不荒谬。对印刷品的需求在那个年代也迅速增长。第三个项目，开设一家字母铸造厂，甚至可说前途特别光明。巴尔扎克风闻有一种新型的印刷流程，所谓的“新型铅版浇铸术”，是一位名叫彼耶尔·德累夏依的人所发明的。这种方法能够成功地取得比普通的铅版浇铸术更好的印刷效果，“在浇铸字模时，不须使用熔炼坩埚，也不必把浇铸好的篇页翻转来进行修改”。巴尔扎克立即对此着迷，他以一种超前几十年的远见卓识，及早认识到，在这刚刚开始的工业时代，每次简化生产流程，每次降低生产成本，都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世纪每件产品获得的最大赢利，必然来自某一项降低生产成本或者缩短制造时间的发明。此项发明的问题不断地在他脑子里盘旋，——他的一些长篇小说可以为此作证。他在小说《幻灭》中让他笔下的大卫·赛夏尔，也就是他自己在那个时代当印刷工人的影像，努力研究一种纸张生产的过程。此法如果成功，将会带来几百万的赢利。这并非偶然。在小说《绝对之探求》中的巴尔塔萨·克莱斯，他的赛查·皮罗多，美容霜的发明者，他的画家弗伦荷弗，他的音乐家冈巴拉[10]，他们大家都企图通过各种力量的新式组合，寻求效率的提高。自歌德以来，当代所有的诗人，没有一个像巴尔扎克这样好奇地、投入地注意过科学的各种进步。所以他也预见到，手工排字，手工浇铸，在人类对印刷品的需求以奇妙的比例增长的情况下，不久必然会碰到运用机械改进效率的情况。反正这种新型的铅版浇铸术是个前程未可估量的开端。怀着乐观主义者的焦躁不耐的情绪，同时又带着破产者绝望拼命的劲头，巴尔扎克伸手抓住这条新的出路。

1827年9月18日，印刷厂已在弥留阶段，一家新的公司成立，巴尔扎克的伙伴巴尔比耶属于这个公司。另外还有个叫洛朗的人，他是坐落在加隆西耶尔街4号的一家名叫小基耶先生的破产排字工厂的破产清理人。十二月份，第一批通知书已经寄出。显然是洛朗提供了物质，巴尔比耶领导生产，巴尔扎克则负责宣传新的铸版方法。现在，吃力地经营零星文件制作的小印刷厂就此结束吧！新的企业必须非常体面非常气派地经营。巴尔扎克准备弄一份精采至极的小画册，把印刷厂可以制作的新的字体全都展现出来，排列得整整齐齐，同样一目了然的还有那些装饰扉页和篇首的各色花饰和点缀，可以通过新的浇铸法提供给各印刷厂或出版商。这份新的目录册子准备就绪，堪称样板。突然，第三位有限责任合伙人巴尔比耶宣布，他不想继续干了。这艘航船眼看着还没出港就要沉没。为了度过这险恶的危机，忠诚友人中最忠诚的女友德·贝尔尼夫人再一次出手相救。夫人让她丈夫给她出具一份财产委托书，把中途退出的巴尔比耶的职责承担起来。她以前提供的钱已经花光，她又追加九千法郎现金，这条大船才一下子又可以出航。

但是，已经为时过晚。那本展现各种字形的精美画册，本来应该用来吸引买主和订购者，却未能及时赶印出来。巴尔比耶在债主们的眼里是唯一可靠的人物，他的辞职使债主们深感不安，全都拥到厂里来讨债。纸张供应商和书店老板都要求结账，高利贷者要汇票兑现，工人要求支付工资；巴尔扎克声称新公司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进账，但他的这种宽慰，谁也听不进去。谁也不想持有债据，无论是巴尔扎克和巴尔比耶公司的债据、巴尔扎克和洛朗公司的债据，还是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借据。1828年4月6日，原来签订有效期为十二年的第三家公司，也只好宣告破产。巴尔扎克破产了，三度破产，作为出版商，作为印刷厂主，作为铸字厂老板，全都破产。

这个坏消息瞒不了多久。必须通知他的家里，别让父母亲通过报纸才知道他们儿子的失败。破产的烙印已打在巴尔扎克这个姓氏上。关于印刷厂和排字厂破产的消息传到巴尔扎克家里，直如晴天霹雳。母亲开头设法把投入的资金已经损失的消息瞒住她那八十二岁高龄的丈夫。起先倒还真瞒住了。可是紧接着就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他们家该让这不肖子自己垮台，还是再做一次牺牲来挽救他那商人的信誉？

巴尔扎克的母亲是个小市民，生性节俭，坚韧不拔，贪图钱财，每个苏能省就省，绝不乱花。儿子在房里挂上一幅铜雕像，她就斥责儿子挥霍无度。儿子上寄宿学校，她甚至连零花钱也不给。按常理，他母亲不会打开他们家一直还非常可观的储蓄账户。可是巴尔扎克的母亲也在别的意义上是个市民：战战兢兢地唯恐他们家良好的名声遭损，极端害怕外面的流言蜚语，——想到巴尔扎克这个名字会在各报的“破产者栏”里出现，对她来说，就意味着，她那市民阶级的高傲将在邻居面前，亲友面前，受到难以忍受的打击。所以她同意——可以想象，她是带着怎样绝望的心情同意的——再牺牲一笔钱，来避免公开的、不名誉的、可耻的破产。

一位表叔，德·塞狄约先生，应巴尔扎克母亲的请求，担负起清理破产的重任。这个活干起来并不轻松，因为巴尔扎克把这不同的几个企业连同它们的职责，全都搅在一起。德·塞狄约先生大概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查清账目，至少让部分债主得到赔偿。他的第一个合乎理性的行动乃是把巴尔扎克本人排除在外。在一项要求精细、极为辛苦的事情当中，幻想家和项目制定者是根本用不上的。直到一年后，到1828年中，这项令人沮丧的工作才告终结。负债十多万法郎的印刷厂被巴尔比耶购进，同时他也以六万七千法郎获得执照。这样，巴尔扎克家就净亏四万到五万法郎。德·贝尔尼夫人那方面，她同样为她的情人投资四万五千法郎，起先只拿到为数极少的偿付款项，便以排字车间为抵押，夫人把这个车间交给她儿子亚历山大·德·贝尔尼去继续经营。这时凡是对巴尔扎克的经商天才表示信任的人，全都损失重大。但是等到巴尔扎克离开企业，别人实事求是面对现实耐心经营，完全按照经商之道的要求，这两个企业便立刻有了起色，开始盈利，这可真是命运奇怪的讽刺。巴尔扎克又回归到唯一能使他尽情发挥想象力并带来效益的世界，回到艺术之中。

塞狄约表叔凑凑合合地把巴尔扎克及巴尔比耶公司和巴尔扎克及洛朗公司的破产清理工作做完，这就该让巴尔扎克自己做出总结了。从物质意义上看，这总结是毁灭性的。巴尔扎克已经二十九岁，比从前任何时候更不自由。十九岁时他一文不名，但也一文不欠。到二十九岁时，他欠家人和情人的债务几乎达到十万法郎。十年辛苦，白干一场，没有休息，没有放松，没有享受。他承受了一切屈辱，用别人的名字写了成千上万张纸。作为商人，他从早到晚站在办公桌前，不然便是到处乱跑，寻找顾客，或者和债权人搏斗。他住在寒碜的斗室里，不得不仰家人鼻息，依靠家人吃块苦涩的面包，然后像泰坦[11]似地拼命工作，结果比先前更加贫穷一百倍，更不自由一千倍。三年经商，负债十万法郎，简直成了西西弗斯[12]岩石。他一辈子使劲推动这块岩石，弄得肌肉都快爆裂，可是每次刚推到半山腰上，这块岩石又把他拽到山下。他生平所犯的这第一个错误，判定他永远充当负债者，他童年时代的梦想，自由创作，独立生活，永远也不能实现。

但是，一边是账本上这种冷静的盈亏结算，另一边却是一笔难以比拟的资产。巴尔扎克作为商人亏损的东西，作为诗人，作为描述者却以更高级的、全世界通用的金币赢回来了。因为这三年辛苦，这三年对现实的不懈抗争，教会这位浪漫主义者观看现实世界及其天天上演的各色戏剧，而他先前只是以模仿的方式为一些苍白的、和生活隔膜的人物作些速写而已。现实世界里的每一出戏，就像他日后所说，如此震撼人心，犹如莎士比亚的一出悲剧，如此强劲有力，宛若拿破仑的一场战役。他亲身经历了我们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金钱具有惊人的妖魔般的意义；他知道每时每刻在巴黎的小店铺里和大账房里，都在为每一张汇票，每一张借据，用尽阴谋诡计进行斗争。为此投入的力量，绝不亚于拜伦的海盗们，绝不亚于瓦尔特·司各特的流着贵族蓝色血液的骑士们。他和工人们一同干活，和高利贷者做过斗争，以高度警惕的情绪和供应商们打过交道，所以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互相矛盾非常了解。他在这方面的丰富知识，远远超过了维克托·雨果、拉马丁或者阿尔弗雷德·德·缪塞[13]，他的这些伟大的伙伴只是寻找罗曼蒂克的东西，使人崇高、恢宏壮阔的东西，而他还善于发现并且表现人身上那些残忍、渺小、卑下、丑陋、隐蔽、暴戾的东西。在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想象之中，也有现实主义者的清晰明亮，受骗者的怀疑主义。没有什么伟大人物还会使他肃然起敬，没有什么浪漫主义的帷幕还能把他蒙蔽欺骗，因为他已窥视到了这台社会机器的最最内部的结构，认清拴住欠债者的那些绳索和借以逃脱债主的那些网眼。他知道钱是怎么赚的，怎么亏的，怎么打官司，怎么飞黄腾达，怎么挥霍，怎么节俭，怎么欺人而又自欺。他日后完全有理由声称，正因为他年轻时操过这么多职业，从而对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他才能描绘他的时代。恰好是他的最伟大的杰作《幻灭》《驴皮记》《路易·朗贝尔》《赛查·皮罗托盛衰记》这几部描写市民阶级、交易所和生意场的宏伟史诗，若没有他经商年代所亲身经历的种种失望，就变得难以想象。一直等到他的想象力和现实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巴尔扎克长篇小说的奇妙成分才能产生，那就是现实主义和幻想的水乳交融，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现在，正因为他在现实世界中彻底失败，他身上的艺术家才成熟起来，才得以在另一个世界之旁，在另一个世界之上建造起他自己的世界。

[1]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剧作家，其喜剧堪称经典；让·德·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

[2] 比耶尔-奥古斯丁·卡龙·德·博马舍（1732—1799），法国喜剧作家。

[3] 安姆谢尔·迈耶尔·罗特希尔德（1744—1812），国际金融巨头、银行家。

[4] 阿希勒·雅克-让-玛丽·德维里阿（1800—1857），法国油画家、平版画家。曾为巴尔扎克绘制肖像。

[5] 1830年“七月革命”后，路易·菲力普即位执政。

[6] 阿德利哀娜·勒古弗赫尔（1692—1730），法国当时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是伏尔泰的好友。

[7] 即德·贝尔尼夫人。

[8] 所罗门·盖斯纳（1730—1788），瑞士田园诗人。　让-彼耶尔·克拉里斯·德·弗洛里安（1755—1794），法国诗人，浪漫主义作家。　弗朗索瓦·费内隆（1651—1715），法国诗人、作家。　尼可拉斯-约瑟夫-弗洛朗·纪尔伯尔（1750—1780），法国作家。

[9] 参孙，《圣经》中的大力士。

[10] 弗伦荷弗和冈巴拉是巴尔扎克的小说《玄妙的杰作》（又译《无名杰作》）中的两个人物。

[11] 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

[12] 西西弗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国王，受罚每天把巨石从山下推到山上，到达山顶之后，巨石又滚下山来。西西弗斯又不得不重新把它推上山去，如此重复干活，直到永远。

[13]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1810—1857），法国诗人。

第六章 巴尔扎克和拿破仑

他用剑开创的事业，

我将用笔完成。

碰到这样彻底的崩溃，大家都以为如花似锦的美好希望全都破灭成为瓦砾，这个鲁莽冒失的投机分子的自信心，也会埋葬在这废墟下面。可是在头上的屋宇轰然坍塌之时，巴尔扎克只感到一点：他又重获自由，又可以重新开始。他从父亲那里继承到的，也许是从世世代代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农民那里继承得来的强大生命力，丝毫也没有被这场灾难所触动。他根本想也不想捶胸顿足地径自追悔失去的钱财。说到底，他输掉的并不是他自己的钱。由于债台高筑，欠债一辈子对他而言只是一个不现实的概念，就像他预计可以获得的财产。没有哪一次失败能够动摇他那强劲有力的乐观主义。别人、更加软弱的人永远折断脊梁的沉重打击，未必能擦伤这位意志坚强的巨人的皮肤。

“在我一生中所有的阶段，我觉得我的勇气都比我的不幸更占优势。”

反正在破产后的第一时间，似乎为了照顾颜面，最好还是要避一避风头。再说，巴尔扎克也有重要的原因，不让债权人知道他的住处，免得他们充当不速之客。就像他非常喜欢的詹姆斯·库柏[1]的某本小说中的美国“红人”那样，巴尔扎克也巧施计策，消除自己的足迹。既然他由于职业，也由于德·贝尔尼夫人的缘故要留在巴黎，就必须经常变换寓所，让警察无从知道他的住处。

巴尔扎克找到的第一个藏身之地是亨利·拉都施的家。最近几个月，他和拉都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拉都施由于在巴黎报业界八面玲珑，人缘较好，对这位年轻一些、还籍籍无名的巴尔扎克扮演某种保护人的角色。他具有某些女性的特点，更有接受能力和识别能力，不大有独创性，像一切半吊子天才一样，在他成功的年头和蔼可亲，讨人喜欢，后来不成功时便愤世嫉俗，与世隔绝。就是他的这种发现别人天才的特别嗅觉使得他，这位比较缺乏天才的人，能够攀附别人而永垂不朽。安德烈·谢尼埃[2]的嫉妒成性的弟弟把他的诗歌藏在书桌里达二十五年之久。拉都施的功绩是为后世挽救了谢尼埃的诗歌。尽管拉都施自己没有写过一首值得一提的诗歌，但是法国抒情诗最美丽的诗歌中，有几首玛色琳娜·德斯波尔德-瓦尔莫尔[3]笔下奇妙的诗篇，都算是他的作品。他曾是这位女诗人的不忠的情人。同样说明亨利·拉都施嗅觉灵敏善于识人的是，他友好地接待了这位破产的搞印刷厂的投机分子，尽管此人年近三十还没有写出过一行被人肯定的文字，亨利·拉都施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热情地鼓励和提醒此人，再搞文学碰碰运气。

当然，叫巴尔扎克长期躲在这个同伴家里，他受不了。这个朋友亲切友好，可是非常饶舌。巴尔扎克工作不分白天黑夜，不愿受到干扰，也不稍事休息，需要与世隔绝，有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单间，再小也无所谓。他的妹妹和妹夫，为了让这个被人追逼的哥哥能够得到东山再起所需要的这些许安宁，把他们的姓氏苏尔维耶供他使用，因为他若用自己的姓名租赁一套住宅，那么从早到晚门铃就会响个不停，债主、信使和法庭执行官就会蜂拥而至。于是在1828年3月，一位完全陌生的苏尔维耶先生在卡西尼大街租了一幢小亭屋。这儿从此有九年之久成为巴尔扎克的大本营，他将用成千上万个梦想出来的人物，来住满屋里的四五个房间。

这条卡西尼大街的位置有许多优点。这是小人物聚居的一条郊区街道，没人想到这里会住着一位作家。它挨近天文台，已经处在城市的最外围。

“这已不再是真正的巴黎，可是还属于巴黎。广场、大街、林荫大道，城防工事、花园、繁华大街、乡间道路，这个地区都有那么一些。几乎已是外省，可还依旧是首都；什么都沾一点，可是归根结底什么也都不是，它实际上是一片荒野。”

像强盗骑士从他占据的城堡飞马下山，巴尔扎克也可以在夜里从这里把“我想要征服的巴黎踩在脚下”，另一方面，他又可以把吊桥高高拉起，这样不受欢迎的来客就无法向他发动突然袭击。知道他这秘密住处的只有他的朋友，画家奥古斯特·波尔谢[4]，住在亭屋的底层。他永久的恋人德·贝尔尼夫人，在选择这套住宅时也在场出谋划策。因为这套住宅不仅拐个弯就到夫人自己的住宅，而且还有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地方：后面有座狭窄的梯子，从花园经过一扇裱糊过的暗门，一直通到巴尔扎克的卧室里。这样，夫人前来造访的次数再频繁也不至于有损她的清誉。

这个住宅如果和勒斯蒂尼耶哀尔大街的寓所相比，其实只是租金昂贵而已。那个斗室一年租金只是六十法郎，而这些小房间，沙龙、书房和卧室，加上一间小巧玲珑讨人喜欢的浴室，全年租金则是四百法郎。但是巴尔扎克拥有危险的本领，会把便宜的东西弄得昂贵起来。他刚租下一套住宅，名字还是用的别人的，就忍不住要进行豪华装修了。就和一生经常负债累累的理查·瓦格纳[5]一样，巴尔扎克在为创造一笔财产而写作时，也渴望预先享受到身边奢侈的生活。瓦格纳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招来裱糊匠，安装丝绒的窗帘，糊墙的绸缎，又重又厚的地毯，以便使自己进入情绪之中；巴尔扎克为了装饰他写作时用的僧侣似的斗室，也需要一个华丽的、超级华丽的环境，装饰过度，其实品味不高，这点也像瓦格纳。布置家具是他毕生的嗜好，就像他总把建筑师、裱糊匠、裁缝、收藏家的知识综合用于描绘房间、屋宇、府邸的各种细节，以便形象具体地看见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他也需要为自己营造一个具有个人风格的氛围。目前暂时还不像日后那样摆满昂贵之物。还不是意大利的青铜器皿，纯金的鼻烟壶，缀了贵族纹章的豪华马车，以及一切奢侈炫富的高雅饰物；为了求得这些东西，他将在今后二十年牺牲夜里的睡眠和良好的健康。在卡西尼大街，起先只有一些小小的多余的物品。巴尔扎克暂时还只是在一切旧货店、古董店里淘宝，为了买下完全没有必要的装饰品，立地座钟啦，餐桌烛台啦，小型塑像啦，还有一些女人气十足的玩意儿来配他买的几件家具，其他的家具是他瞒着债权人从沼泽路偷运出来的。除了他的父母之外，现在他的朋友拉都施也觉得巴尔扎克囊中空空如也，却对这些玩意儿表现出娘娘腔的喜爱，实属荒谬：

“您总是依然故我：您选择了卡西尼大街当作您的住地，可是根本就不住在那里。您到处转悠，就是不到您可以做有用的事并能以此为生的地方去。您心心念念总惦记着地毯、红木柜子，惦记着其实不必装帧得如此精美的图书，惦记着纯属多余的座钟和铜版画。您让我满巴黎地寻找烛台，它的烛光永远也不会照亮您，而您的口袋里却连几个铜板也没有，您都没法去探望一个生病朋友。”

但是这种外在的多余之物，也许巴尔扎克觉得是必要的，适合他内心的充溢富足。书房依然像个僧舍，而且以后永远保持这样：一张小书桌，他怀着迷信的心情对它十分依恋，每次搬家都把它从一个寓所搬到另一个寓所。点蜡烛的烛台（巴尔扎克主要是在夜里工作），盛放纸张和手稿的柜子。但是客厅得华丽撩人，浴室更得挑起情欲。等他从他阴暗的僧人斗室，从他写作时的苦行僧似的白日梦中出来，他愿意感到身边有温暖的肉感的色调包围着他。柔软的丝绸，金色的云霞从财富的天庭落下，有一些超乎寻常、超乎市民阶层的东西弥漫四周，不致使他过于突兀地在另一个现实世界中醒来。

可是巴尔扎克从什么地方去弄钱来购买这些东西？他毫无进账，只有六万法郎的债务，光是利息每年就是六千法郎。他当时在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钱还不够花，自己擦洗房间，自己走六条街去拎水，只是为了省下给挑水夫的一个苏。他怎么能在现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除了必要的物品之外，突然能够购置这些多余的东西。他那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马尔赛尔们，拉斯蒂涅们，他的麦尔卡德们[6]将为他的这种荒谬矛盾的行径做出解释。他们将不下十余次为以下的论点辩护：没有欠债或者欠债不多，使人节省度日；债台高筑则使人挥霍无度。住在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每月靠一百法郎度日，巴尔扎克每花一个法郎都要思考再三。举债六万法郎，这对他可是个天文数字，那么喜欢的书是用细棉布还是用摩洛哥羊皮包装，是还掉几百法郎的债务还是再多几千法郎欠款，倒反而无所谓了。他的主人公们这样论述，巴尔扎克也这样生活，这样论述：——要么熬过这一关，一举成名，或者娶上一个有钱的女人，或者在交易上赚它一笔，——那么一切全都赢了回来。要么遭到失败，那么债权人对于多那么一点债务也不会特别感觉得到。可是奥诺雷·巴尔扎克下定决心，绝不失败。他知道，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不要再为匿名的小打小闹上那点菲薄的稿酬和转瞬即逝的胜利，而要为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而斗争。在他那窄小的、寒碜的工作室里，壁炉台上只放着一尊拿破仑的石膏像。是什么人送给他的，或许是他自己在什么地方选得的。巴尔扎克感到这位世界征服者的目光犹如向他提出挑战。为了激励自己到极点，巴尔扎克取来一张纸条——在上面写道：

“他用剑开创的事业，我将用笔完成。”

他把这张纸条贴在石膏像的底座上，让它时时刻刻在他面前激励他，提醒他要甘冒最大的危险，千万不要落在这个世纪最杰出的伟人后面。这位伟人当年在巴黎也曾经待在一间狭窄的斗室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直到他单凭手中的宝剑变成时代的主人。奥诺雷·巴尔扎克也抱着同样坚定的决心坐在桌旁，用手里的羽毛笔作为武器，几令未曾写过的白纸作为弹药，为自己去征服全世界。

比起十九岁的巴尔扎克来，二十九岁的巴尔扎克拥有巨大的优越性，这就是他现在知道，他能干些什么，他想干些什么。只有在激烈的鏖战之中他才感到他的力量，同时认识到取得突破性成功必须具备的不可更改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将意志集中在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上。只有这样，意志才能创造奇迹，只要意志不是摇摆不定，不是四下分散。只有偏执狂，只有献身于一种激情——巴尔扎克在他的作品里，以无数的变奏，演绎了他心理学的这种“基本思想”——，力量才能产生，并且势不可挡地得以贯彻。现在时过境迁，他心里才明白他经商失利的错误和原因；他不是全心全意地在经商，他并没有怀着一个真正商人的热切欲念，追逐着每一个苏和每一张订单。经商的同时他还在写作，还在读书，并没有把他身上的每根神经，他脑子里的每个思想都汇集到他的企业，他的印刷厂上。他现在再一次尝试搞文学创作，那他必须比以往更加激情如炽，更加干劲充沛。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写了无数匿名的习作，他的手已经训练有素，他和现实生活已经有了千万种的接触，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对他们进行过观察，并且切身体验了现实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紧张关系。他有了足够的素材，可以供他一生写作。他作为学徒伺候过上百个主人，领教过时时刻刻的生活所需。现在，年近三十，学徒生涯已经结束，他把全部意志倾注到作品中去。这样，他就可以成为他自己的主人。

巴尔扎克下定决心以真实姓名发表新作，以此表示他对自己、对他自己的作品负责的决心。只要他躲在笔名假名之后，别无所图，一心只想尽快地涂满许多稿纸，交出畅销的作品，以便尽快地捞到稿费，他就可以漫不经心，草率从事。这些瞎七搭八快速拼凑出来的作品带来的一切褒贬，都属于一位臆造出来的圣-俄班先生或者维埃勒尔格莱先生。可是这一次，他要突出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品牌，那就需要“突破”，要从挤得密密麻麻的写手和铺天盖地的书堆里脱颖而出。他不愿意再和那些舞文弄墨的小人混为一谈，他们以安娜·拉特克利夫小姐的文体，撰写阴谋诡计的长篇小说和历史题材的拙劣故事。1828年的巴尔扎克下定决心，显出真相，大步上场，与撰写历史小说最为成功最负盛名的瓦尔特·司各特竞技搏斗，夺取胜利，不仅赶上，还要超越这位作家。巴尔扎克用此书的前言作为号角，宣布这场竞技就此开始：

“本书作者无意采用这样一种表述方法，也就是干巴巴地罗列各种事实，逐步展开情节，就像展示一具骷髅骨架，上面的骨头全都仔仔细细地标好了数字。我们今天必须把掀开的史书昭告我们的伟大教训，以众人皆能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若干年来，一些才气横溢的作家都遵循这种写作方法，本书作者属于他们之列。他试图在这本书里再现一个时代的精神，把一个事件说得栩栩如生。他宁可发表生动的演说，不愿仅仅做个记录，宁可描绘战役本身，而不是写一份关于战役的报告，不是平铺直叙地讲述故事，而是选择富有戏剧性的情节。”

巴尔扎克青年时代过早地写出《克伦威尔》这一习作之后，他第一次给自己确立了一项任务，向自己的全部力量提出了挑战。世界不久将惊讶地获悉，他是以何等紧张强劲的声势把他的全部力量释放出来。

巴尔扎克早就为他第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准备好了题材。在他不计其数的稿纸中，为一部叫《勇士们》的小说写了一些提纲。小说要描述旺代地方起义反抗法兰西共和国的一桩插曲。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那些匿名劣作中的一部以西班牙为背景的小说准备了一些插曲。多亏他的责任感大大提高，他已认识到，在从前写出来的历史小说中，历史文献的成分多么不符事实，多么残缺不全。谁若想接近现实，不能仅仅在人物四周安置一些描画出来的布景，必须看到周围环境真实可信，栩栩如生。要是他先前瞎写了一本中世纪题材的长篇小说，充其量只有几位教授或专家发现他离谱之处。可是旺代的斗争从时间上看还相距不远，还有几百名目击证人都还健在，他们亲自在蓝军[7]的连队里或者在卡杜达尔[8]率领的农民军中作过战。所以这次巴尔扎克的准备工作彻底认真。他从各个图书馆里借来同时代人的回忆录，研究军事报告，抄录了大量的节选。他第一次发现，恰巧是这些不起眼的、真实可信的细节使得恢宏的长篇小说生动活泼，令人信服，而不是那些肤浅轻率、从别人那里偷学来的描摹壁画的笔触。没有真实内容，不是真实可信，艺术不可能产生；不和直接的周边环境紧密相连，不和大地、风景、环境，不和他们时代的特殊空气联系起来予以表现，人物永远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随着这第一部真正个人的作品产生，巴尔扎克开始变成了现实主义者。

有两三个月之久，巴尔扎克进行阅读、研究；他查遍了一切能够弄到的回忆录，弄来各种地图，以便尽可能精准地确定部队的运动和每一个个别的军事插曲。但是没有一篇印刷出来的文章本身能向这位最伟大的施展想象力的天才提供直接感性的体验。巴尔扎克不久认识到，为了能够正确地描写德·韦尔奈伊小姐的行程，他得像他的女主人公那样，乘坐同样的旅行马车走完这段路。只有把他也许激越夸大的幻象和现实相比较，这才能再现空气、氛围和生动活泼的景色。

说来也真是幸运已极。那些参加攻击舒昂党人战役的共和国老战士中的一员，一位退休将军正好生活在当时的战争地区福盖尔。这位德·波麦累尔男爵和巴尔扎克家是世交。这样绝无仅有的关系，巴尔扎克必须充分利用，即使得借来盘缠或者不得不用不可见人的工作弄到旅费（即便是考证缜密的巴尔扎克学的学者也弄不清楚，巴尔扎克在进行他真正的写作之余，还干了多少这种见不得人的粗制滥造的工作）。他以强劲激烈的坦诚口气向德·波麦累尔男爵表示歉意，他实在囊中羞涩，不得不请求男爵邀他做客。波麦累尔男爵也许呆在他偏僻地区的小窝里实在感到百无聊赖，像每一个年老的军人一样，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愿意满怀激情、极为关注地倾听他讲述他那早已湮没无闻的征战事迹，喜不自胜，便立即回信，邀巴尔扎克前去造访。

这位二十九岁的年轻人也没多少随身行李，附庸风雅讲派头的虚荣心还没像日后那样，迫使巴尔扎克在一百三十件西装背心当中挑选出最华丽、最昂贵的一件。他还没有乘坐自己的豪华马车，在一名身穿号衣的仆人陪同下出行。一个衣着极为朴素，甚至可说寒酸，丝毫也不引人注目的年轻人爬上了公共邮车最便宜的座位。即便是乘坐驿车这点奢侈他也不能全程享受。为了省钱，最后一段路他只好挪动两条短腿，步行前进。在这军用公路上行军可一点也不可能使这位年轻作家本来就不甚光鲜的服装增光添彩。他大汗淋漓满身尘土地到德·波麦累尔将军的寓所前敲门时，人家起先还当他是个流浪汉。可是等他走进屋来，这个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年轻人顿时感到幸运舒适，终于找到安憩之地，有张床，有丰盛伙食让他度过几周或者几个月，这时，那令人难堪的最初印象就此消失。德·波麦累尔夫人后来描绘了他们的初次见面，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形象生动的图画，让我们看到年轻的巴尔扎克当时的目光、言谈和举止散发出来的蓬勃朝气。

“他是个小个子的年轻人，腰围较大，因为衣裳剪裁不好，因而腰身更显突出。他的帽子丑陋不堪，不过等他摘掉帽子，由于他的面部表情，其余一切全都消失。我只看见他的脸。谁若没有看见过他，就无法想象他的额头长得如何，他有一双什么样的眼睛！额头宽阔，似乎被一道闪电照亮；金褐色的眼睛，表情丰富，就和他说的话一样。鼻子肥厚、方正，嘴巴挺大，总漾着笑意，尽管牙齿并不整齐。口髭浓密，头发很长，梳向脑后，垂落肩上。他当时，特别在他访问我们时，总的说来，还算清瘦，给我们留下饿了很久的印象。

他整个态度，一举一动，说话的样子，都充满了好心善意，天真坦诚，一看见他，就不得不喜欢他。但是他最为突出的特点乃是时时刻刻情绪欢快。这种好心情如此强烈，竟使别人受到感染。”

他被主人喂养得很好。一直到他回到巴黎几周之后，才失去他“发福的身躯和新鲜的脸色”。

不是按照预定的计划做客两周，而是呆了整整两个月。他听将军讲述，走遍整个地区，时而写作，时而做些笔记。他忘记了巴黎，忘记了他的朋友们，甚至忘记了德·贝尔尼夫人。他曾庄严地向夫人允诺，把他每天获得的印象写成日记，邮寄给她。他如痴如狂，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地生活着，这将是他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一切都是为了写作。几周之后，他已经可以把长篇小说完成的一大部分呈送给在巴黎的拉都施。

拉都施具有探测别人天才的本能，这是他唯一的天才。他立刻感觉到巴尔扎克是个开始脱颖而出的伟大作家。他的信心不论如何真诚，如何坚定，可惜只是以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决定把“赌注”押在文坛未来的宠儿巴尔扎克身上。他知道巴尔扎克的窘境，便向巴尔扎克提供一千法郎来取得这部根本还没完成的长篇小说的出版权。巴尔扎克别无选择。尽管他用从前那些毫不费劲信笔乱涂的产品也捞到过一千五百甚至两千法郎的进账，仍然难以抗拒这一千法郎的现金。这笔买卖成交，而友谊照例就此毁掉。拉都施从巴尔扎克那里得到一个不愉快的意外经历。他习惯于把巴尔扎克视为一个巴结的快手，会准时提供预先商妥的一定数量的凶杀、下毒、感伤的对话，一天也不耽搁，可是让他恼火的是，他发现这一次巴尔扎克得让他催促再三，不到自己内心深处对作品满意的程度，绝不交出手稿。并且新的延宕立刻开始；刚把书稿从巴尔扎克手里夺走，送到印刷厂去，印出来的校样又改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不得不重新排版。拉都施火冒三丈。这样没完没了的修改，时间、金钱全都损失。拉都施并不是最后一个为此叫苦连天的出版商。可是巴尔扎克不再容忍别人催促，他不再是从前那个通俗小说的炮制者。艺术家的责任感使他改弦更张。他第一次感到，他对奥诺雷·巴尔扎克这个名字负有多大责任。他已下定决心，要使这个名字永垂不朽。他一生对于自己物质上的债务并不忐忑不安，可是他觉得自己对艺术家的名字负有不可动摇的责任。

1829年3月中旬，《最后一个舒昂党人或布列塔涅在1800年》一书终于出版：以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名字——这就是说，还没有用“德·巴尔扎克”的名字。此书并非真正的成功，这样说不能说不公正，——全书共四卷，在出版商卡耐尔处出版。小说的开始和布局第一次表现出一位伟大的叙事作家的神来之笔，风景展现得妙不可言，所有的军事场景描绘得气势雄浑，层次分明。于洛将军和奸细科朗坦的形象一望而知，是直接根据生活临摹出来的。对政治背景的感悟，日后将把不可比拟的时代特色赋予他的小说，在本书中把一直使巴尔扎克感到痴迷的富歇[9]的形象从阴影之中刨了出来。拿破仑的这个最坚强的对手富歇一辈子都善于隐藏在阴影之中，只有这本书真正的阴谋令人怀疑，暴露了它的起源来自通俗小说。

德·韦尔耐伊小姐，是从匿名的垃圾小说《吉他手》移植过来的人物。这是巴尔扎克在几年前为他见不得人的老板炮制的一部长篇小说。德·韦尔耐伊小姐这个人物在任何场景中都显得极不真实极不可信。尽管拉都施和巴尔扎克百般煽动，巴黎评论界的态度始终不温不火，他们指出这部小说的文体“潦草轻率”，巴尔扎克自己也不得不认识到，常年漫不经心地信笔涂鸦，已经使他的写作不甚严谨。又过了五年，等他竭尽可能认真细心地为此书的新版改进了他的文体之后，把“修改后的这本旧书”寄给杰拉尔男爵[10]，并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我可以为所欲为——我怕，这只初学者的手，总会叫人认出。”法国公众对于这位新出现的法国瓦尔特·司各特或者詹姆斯·库柏，也并不怎么特别热情。这本小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年之内才卖掉四百四十五本。过早信任巴尔扎克的人，又一次不得不为对他的信任蒙受重大损失。

一次突然的机遇，弥补了这次失败。巴尔扎克还在写作《舒昂党人》时，出版商勒瓦色前来找他。这位出版商很高兴打听到巴尔扎克的住处，相当急切地提醒巴尔扎克，他在一年前曾经预付过二百法郎，约请巴尔扎克撰写一本《商人手册》。这是巴尔扎克当年在手头拮据时答应撰写的一篇指南。巴尔扎克早已把这项协议忘得一干二净，而勒瓦色却坚持自己的权利。巴尔扎克很不高兴，出版商这样打断他的工作，让他在创作一本他认真对待的长篇小说之时，去生产这么一本轻松随意的应景之作，便向他的债权人提出下面的建议：在他的那些旧稿之中还有一篇别的指南，《婚姻指南》，这是他当年在经营印刷厂时，甚至都已经采用《婚姻生理学》的书名开始排印的一部作品。倘若勒瓦色同意，他愿意为他改写这本旧作，来抵销他所欠的《商人手册》的债务。勒瓦色大概也看到，要想从这个不名一文的穷光蛋身上榨出现款来毫无指望，也就表示同意。

巴尔扎克便动手工作，从旧稿里采用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巴尔扎克在这些年里读了不少拉伯雷的作品，他现在不再沿用从前的榜样斯特恩[11]的冷面风趣，而是将热情和活力带入了自己的语言。他的女友德·贝尔尼，还有他的一位新交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都向他提供了若干趣事轶闻。于是在紧迫之中，也多亏这种紧迫，产生了一部光彩夺目、绝顶聪明、委婉灵活的著作，以它放肆大胆的自相矛盾，讨人喜欢的玩世不恭，幽默风趣的怀疑态度刺激人们进行讨论。这种迅速展开的——情绪有好有坏的——讨论，使这本书一炮打响。特别是那些妇女，日后变成巴尔扎克最为坚决的旗手。她们既受到激怒，也感到逗乐。她们用甜丝丝的或者酸溜溜的信件作为回答，她们热情洋溢或者连声抱怨，反正以后几个礼拜在所有的沙龙里都只是谈论这本著作。巴尔扎克还没有脱颖而出，还没有远近驰名，但是有一点是做到了：巴黎开始对这个青年作家，对这位巴尔扎克先生感到好奇。人们向他发出邀请，他得到裁缝那里去定做体面的服装和华丽的背心。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把他介绍给德·雷加米埃夫人[12]。这位夫人的沙龙在当时可是时尚的文学作品的交易所。莎菲夫人[13]和黛尔菲娜·盖夫人的沙龙则成为与之竞争的商行，在这里巴尔扎克认识了那些业已享有盛名的同行，维克多·雨果，拉马丁，儒勒·雅宁[14]。现在只需要再做一次最后的努力，他向生活提出的第二个愿望也就实现了，不仅为人所爱，也名满天下。

道路还没有畅通，但是堤坝已打破一个缺口。现在巴尔扎克宏大的创造力挟着阻拦已久的洪流的全部力量奔泻而下，犹如飞瀑。巴黎觉察到这位年轻作家的灵活多变，他能同时在同一个炉灶里烘制出历史长篇小说这样结结实实的一道菜肴和一块像《婚姻生理学》那样的酥皮馅饼，这位作家“被成功和众多订单几乎弄得像个白痴”。但是向巴尔扎克下定单的人自己也难以预料，这位新发现的多面手艺术家究竟能提供多少产品，能在多少方面提供产品，他对这第一声还根本不算急切的召唤会以雷鸣般的声响作出什么惊人的回答。

在1830年和1831年这两年，巴尔扎克刚有一点名气。他发表的中篇小说、小型长篇小说、报刊文章、聊闲随笔、短篇小说、副刊小品文、政治观感，在文学的编年史上是从无先例的。把已确认是他写的1830年的七十篇作品（大概他还附带用笔名发表了另外一些作品）和1831的七十五篇作品加在一起，那他差不多每天得写一张印刷纸，即十六页，他修改的校样还不计算在内。没有一份刊物，没有一份杂志，没有一份报纸，你不会突然在上面发现他的名字。他为《盗贼》《侧影》《漫画》《时尚》《巴黎周报》和其他几十种五花八门的出版物撰稿。他还以往日撰写各种《指南》时的小品文风格闲聊起《穿着打扮的哲学》和《美食心理学》来。今天撰文谈论拿破仑，明天又谈论《从手套研究风习历史》。他摇身一变，作为哲学家发表关于《圣西门主义和圣西门主义者》的观感，或者发表《我的小市民观点》，研究《踢踏舞者》或者《银行家》，嘲笑《一种煽动暴乱的方式方法》，然后又回过头来讲述《一只香槟酒瓶的道德观感》或者《雪茄烟的生理学》。

这种机智善变、风趣幽默本身，在巴黎的新闻界并不引人注目。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烟花爆竹燃放的同时居然会有完美的杰作诞生，起先只不过是些小型的杰作，尽管和那些短命出版物一样，是一夜之间一气呵成，却光荣地熬过了一个世纪，没有被人遗忘。《沙漠里的爱情》《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刽子手》《萨拉金》，一下子就显示出这个迄今为止一直籍籍无名的作家是个小型艺术的无可超越的大师。巴尔扎克越往前走，越发现他自己的才能。“Vires acquirit eundo”：随行聚力，他的力量在前进中增长。用《妇女研究》《三十岁的女人》《家庭的和睦》这几篇巴黎社会的类型图画，他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典型，“无人理解的女人”这一典型。她们在婚姻中发现自己所有的期待和梦想全都破灭，丈夫漠不关心，态度冷漠，使她们日益憔悴委顿，犹如身患一种神秘的疾病。这些小说还充满了多愁善感的情调，我们今天觉得它们缺乏现实主义和实实在在的真实性，有点像是喷了香水的假花，可在当时却赢得了一批热情洋溢的公众。因为在法兰西，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几十万之多的妇女觉得自己被人误解，深感失望。她们发现巴尔扎克就是一位医生，他第一个给她们这种疾病取了一个名字。这位医生原谅她们的每一次失足，只要这是因为爱情的缘故而失足。他敢于说出，不仅是“三十岁的女人”，也有“四十岁的女人”，正因为她们知晓一切，理解一切，所以拥有恋爱的最高权利。于是她们觉得巴尔扎克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她们。他成了她们的辩护律师，为她们的每次失足进行辩护，反抗国家的法律和市民的道德。无数的德·哀格勒蒙夫人[15]在他笔下的理想化场景中发现了自己。他的《私人生活场景》这一系列于1830年4月出版，不仅在法国，也在意大利、波兰、俄罗斯被人同样热情满怀地阅读，用“三十岁的女人”这个词，他向全世界宣告了女人新的恋爱年龄。

妇女公众在巴尔扎克笔下心爱的女主人公身上同情的永远只是她们自己，可是有一个比这些女性公众的自恋倾向更高的机构对于这位作家的多姿多态和强劲精力想必也惊讶不已。他像狮子似地一跃，跳出通俗文学的暗铁笼，登上了真正文学的竞技场。就描述力的凝练简洁而言，整整一代业已享有盛名的作家根本拿不出能和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红房子旅馆》比肩的作品；而在《玄妙的杰作》中，巴尔扎克首先以他天才的广度令人惊讶之后，又展现出他天才的全部深度。恰好是艺术家们感到，艺术的最为内在的秘密，那完成作品的欲望，从来也不是以同样的狂热一直向上推至悲剧的高度。巴尔扎克天才的十个、十五个侧面，各自都开始在狭小的局限的平面上反射出一些内在的光芒，但是巴尔扎克的水平仪将永远只是他的宽阔，他的丰满，他的多姿多彩。只有当他的全部力量凝聚起来，才能产生他整个的、无法衡量的尺度。

巴尔扎克在他第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驴皮记》里第一次让人看到他的尺寸。因为他在书中展现了他未来的目的：把长篇小说当作整个社会的横断面，切入社会的上层和底层，贫穷和财富，匮乏和挥霍，天才和布尔乔亚，孤独的巴黎和沙龙的巴黎，金钱的势力和无力。这位伟大的观察家和思想犀利的评论家开始不由自主地把真实情况强加给这位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在《驴皮记》里，计划依然是浪漫的，在1830年的巴黎让一个一千零一夜的东方童话得以实现。也许书中人物也还是浪漫的，那个只爱奢侈，不爱爱情的冷酷的伯爵夫人费多拉，她的对立面鲍丽娜，那个拥有不可限量的利他主义的爱情能力的使女。但是描写酒神节的真实笔触，使他同时代人瞠目结舌。对大学生年代的描述也直接取自巴尔扎克自己的生活经历。医生们的讨论，高利贷者的哲学并不再是沙龙里的谈话，而是用话语塑造的、提炼出来的人物性格。经过十年徒劳无功的摸索和探寻，巴尔扎克发现了他真正的职业：作为他自己时代的历史学家，那个叫作巴黎，叫作法兰西，叫作世界的大怪物的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画家和医生，法官和诗人。如果说他的第一个发现是他无比强大的劳动力，那么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发现乃是投入这一力量的目的。发现这个目的，巴尔扎克也就找到了他自己。迄今为止，巴尔扎克只感到一种凝聚在他身上蓄势待发的力量，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最后将把他拔地而起，抛进宇宙的轨道，远远凌驾于熙熙攘攘乌黑一片的同时代人之上。

“有些使命，你不得不遵循，不知道一股什么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我前进，迎着荣誉和权力前进。”

歌德即使在《维特》和《葛兹·封·贝利兴根》大获成功后，也还不敢认为自己真正的、唯一的天才乃是文学。巴尔扎克一直到发表《驴皮记》，甚至在这之后也同样不能确信，文学是他真正的天职。巴尔扎克实际上属于那些不论选择什么形式都能才气横溢的伟大天才。可以想象，他会成为第二个米拉波[16]，成为一个塔列朗[17]，成为第二个拿破仑，成为一个伟大的裁缝，成为绘画商人之王，成为一切投机商人的大师，因此他在青年时代也丝毫没有感到，文学是他天才的特点。戈蒂叶[18]非常了解巴尔扎克，他这样说巴尔扎克也许并不是没有道理：

“他其实并不具有文学天才。在他身上，思想和形式之间豁开一道深沟。他自己也极其怀疑，特别在他起步之初，是否能越过这道裂口。”

文学创作对他而言，既非必要，他也并不感到这是一种使命。他只把写作看作他贯彻个人意志、通过金钱和荣誉去统治世界的诸多可能性之一。

“他想成为一个伟人，他是通过不断释放他那比电流更强的力量来达到他的目的。”

他真正的天才寓于他的意志之中，这个意志恰好在文学的材料中得到宣泄，可以随意称之为机缘凑巧或者天意使然。他最初发表的几本书已经在世界各地有人阅读，甚至八十一岁高龄的歌德也在和爱克曼谈话时对这位出类拔萃的天才表示善意的惊讶。各种报纸杂志设法以最高的稿酬引诱他。这位一年前还被人蔑视为苦力的人这样写道：

“一张邮票，一张公共驿车的车票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笔惊人的支出，我不出门，为了爱惜我的衣服。”

巴尔扎克自己还不确信，他有足够的天才来充当作家。他还没有把文学看成是他脱颖而出唯一必要的可能性，而只是不同的可能性当中的一种。

“我迟早将挣得一笔财产：成为作家，从政，当记者，通过结婚还是经商发笔横财。”

1832年，他还这样写信给他母亲。有段时间，政治对他发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利用此刻有利的局面，把他身上感到的驾驭人的力量更加迅速地贯彻下去，这样是不是更好？1830年的“七月革命”把统治权又还给了市民。现在这个干劲十足的年轻人可有了用武之地。一个国会议员现在不难青云直上，犹如在拿破仑时代一个二十五岁、三十岁的上校一样容易发迹。有一段时间，巴尔扎克几乎已经决定为了政治而放弃文学。他投身到“政治激情的狂风暴雨的领域之中”，试图让人在康柏莱和富热尔两地提名他为议员，只是为了在手里掌握权力之舵，站在一个负责任的、领导的位子上，“过自己这个时代的生活”。倘若选民们表现得更卖力气一点，也许巴尔扎克的野心和天才就走上了另一条轨道。他也许就替代梯也尔[19]成为法兰西的政治领袖，甚至变成一个新的拿破仑。

幸亏这两个地方的选民确定了另外的候选人，那么现在就只有另一个危险了，那就是他可能找到“一个妻子和一笔财产”，可能找到一个他一生都在寻找的“非常富有的寡妇”。假若这样的话，那么巴尔扎克将作为一个纵情享乐者，而不是拼命工作者出现，因为——这点他还不知道——为了要从他身上榨取惊世骇俗的巨大成就，惊人的巨大压力十分必要。为了一个富孀拥有的三万、五万法郎的年金，巴尔扎克就不会把自己用铁链牢牢地拴在写作这一苦役船上，而是随时随地甚至在他享有最高荣誉的时候，会把自己出卖给市民阶级舒适惬意的命运。

巴尔扎克向他的女友茹尔玛·卡罗承认：“我很容易限于家居的幸福之中。”这个永远受到追逼的作家向女友描写他的幻梦：“生活在乡间，完全凭着自己兴之所至，懒洋洋地，时而提笔写作一本书。”

但是命运比巴尔扎克最内在的愿望要智慧得多，它不让巴尔扎克这样匆匆忙忙地适可而止，它对巴尔扎克要求更多。命运封死了这位有从政之心的思想家在部长的位置上糟蹋他天才的可能性，不让商人巴尔扎克有机会通过投机捞得梦寐以求的大笔财产，命运把巴尔扎克追求的一切富孀，全都从他路上扫清，命运让巴尔扎克起先对新闻界的强烈激情变成对一切新闻报导全都感到厌恶和恶心，就为了把他从新闻界赶回去，把他牢牢地拴在书桌上。从书桌出发，巴尔扎克的天才不仅可以控制议会、交易所、时髦奢华生活的各个领域，还能掌握整个世界。命运像个捕快，毫不仁慈地把巴尔扎克，把这个原来是极度贪恋人生，无限渴求爱情、权力和自由的人，一而再地赶回到他工作的斗室里去。命运使每次逃离都遭到失败，巴尔扎克每次设法逃走，命运都把重量加倍的铁链拴在他的身上。在取得第一个荣誉之际，巴尔扎克想必已经有一种朦胧的预感，他接受他的任务时，也接受了一个什么样的重负，一项什么样折磨人的工作啊。他奋力反抗，他试图逃离这项任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渴望着出现奇迹，把他一下子救出这个牢狱。他一直梦想着大大地投机一把，梦想着一个富婆，梦想着神秘的时来运转。既然上天没有赐给巴尔扎克这样逃避的机会，既然上天让他进行文学创造，那么强大无比的潜在力量就不得不为自己创造迄今为止文学中从未有过的、极为强大的影响程度。无限成为他的限度，无边成为他的边界。才刚开始，巴尔扎克就看到，他必须把他身上迸涌出来的充溢和过分充溢的力量，好好整理一番，以便他自己和别人都能一览无余。他活动的天地该是文学，那么文学就不该是杂乱无章地放在一起，而该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阶梯，一切世间的激情和生活形式应该形成一个高低分明的等级制度。当他把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寄给朋友看时，他附加了一句：

“我的作品的整体计划已开始逐渐形成。”

巴尔扎克产生了一个极为有益的想法。他让业已塑造的人物形象从这本书到那本书重复出现。多亏这种典型人物互通的手法，他写出了一部完整的诗意的当代史，把各种等级、职业、思想、感情和彼此的相互关联全都包括在内。在他的《哲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前言里，他通过菲拉蕾特和夏斯勒[20]使公众有思想准备，一个包罗万象的时代画卷正在准备之中，这本书只不过“是恢宏壮阔的系列壁画中的第一幅而已”。作者为自己确定了任务，要制作一幅描绘我们时代社会和文明的巨幅画卷。他觉得这个时代以它热昏的想象力和个人超乎一切的利己主义变得颓废不堪。人们会看到，作者善于在他的调色板上搅拌崭新的色彩……善于把社会不同阶层依次描绘出来。他把一个个人物形象引到我们眼前：农民、乞丐、牧人、市民、部长，他将毫不犹豫、毫不胆怯地把国王，或者神父，也加以描绘。

当巴尔扎克身上的艺术家开始动手时，他觉得“人间喜剧”的宏伟幻影已经浮现在眼前。二十年难以估量、难以比拟的劳动几乎不够把这一切描绘出来。

[1] 詹姆斯·库柏（1789—1851），美国作家。代表作有《皮袜子故事集》。

[2] 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其弟约瑟夫·谢尼埃（1764—1811），热心的雅各宾党人，诗人。

[3] 玛色琳娜·德斯波尔德-瓦尔莫尔（1786—1859），法国女作家。

[4] 奥古斯特·波尔谢（1808—1877），法国画家。

[5] 理查·瓦格纳（1813—1883），德国音乐家、作家。

[6] 马尔赛尔、拉斯蒂涅、麦尔卡德，皆巴尔扎克《高老头》等小说中的人物。

[7] 蓝军指共和国的军队。他们身穿蓝红二色的制服。

[8] 乔治·卡杜达尔（1771—1793），舒昂党人的领袖。

[9] 约瑟夫·富歇（1759—1820），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一个政治投机分子，历任三朝元老，始终大权在握。茨威格曾写过他的传记《约瑟夫·富歇——一位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10] 弗朗索瓦·帕斯卡尔·西蒙·杰拉尔男爵（1770—1837），法国画家。

[11] 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

[12] 约娜-弗朗索瓦斯·朱丽·阿德莱德·德·雷加米埃夫人（1777—1849），法国一位银行家之妻，与作家、艺术家交往甚多，反对拿破仑，曾遭到流放。

[13] 玛丽·弗朗索瓦斯·莎菲·盖（1776—1852），法国女作家；她的女儿黛尔菲娜·德·吉拉尔丹（1804—1855），也是作家。

[14] 儒勒·雅宁（1804—1874），法国作家、评论家。

[15] 《三十岁的女人》中的人物。

[16] 奥诺雷·加不里埃尔·德·米拉波（1749—1791），法国政治家。

[17] 查理·莫里斯·德·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

[18] 台奥菲勒·戈蒂叶（1811—1872），法国诗人。

[19] 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1831至1840年任总理。

[20] 菲拉蕾特和夏斯勒，两人均为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和他们一起合作，写过小说。

第二部 巴尔扎克在工作中

第七章 三十岁的男人

1829年，巴尔扎克三十岁，第一部真正算他自己的小说，展现在世人面前。从这时起，巴尔扎克就完全彻底地变成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他那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终于结束。作为男人，作为艺术家，他的性格，无论在艺术方面、道德方面还是容貌外观方面，都已完全定型。在他的画像上，再也没有任何关键性的线条会有所改变。他那贮积已久的惊人力量已经找到了施展的方向；这位创造者给自己提出了任务，这位气势豪迈的建筑师，已经为他未来的作品制定了蓝图，虽说只是初步勾勒的轮廓。怀着大无畏的勇气，巴尔扎克一头栽到工作中去。只要他的脉搏还在跳动，他每天工作不休不止的节奏就不会停顿，也不会减弱。这个毫无节制的人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实际上难以达到的目标，只有死神能限制他那普罗米修斯式的意志。工作中的巴尔扎克也许是我们现代文学中连续进行独创性劳动的最为雄伟壮观的实例。犹如一株粗壮的树木，吸取了大地永恒的力量，他枝叶繁茂地挺立着，直到利斧把他砍倒，他越长越高，作品汇成的枝叶浓密的树冠直指天庭，并未改变他的根基；他以一种发自内心的耐心，完成命运赋予他的任务：不断地开花、生长，结出越来越成熟的果实。

尽管有这些独创性的精益求精的成果，巴尔扎克从今以后却永远是同一个巴尔扎克；他的外貌和性格都不再有什么变化。把他五十岁时的画像和他三十岁时的画像放在一起，只能发现细枝末节有所变化，没有本质的改变；头发里有几绺灰发，眼睛下面有一些阴影，先前如此鲜艳红润的脸色渗入一股淡黄的色调，但是举止一如既往。到三十岁，他外表的个人特色和独特风貌全都彻底定型。发展年龄段的那个“个子矮小，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的年轻人”极不显眼，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和“发迹之前”的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有几分相像”。经过奇特的循环发展，他又回归到少年时代那个“面颊鼓起的胖乎乎的孩子”。他在书桌旁坐稳之后，那种神经质的，心里没底，缺乏耐心，局促不安的神气完全消逝，代之以显示力量和充盈的宽阔胸膛和气定神闲。他在描写达尔代[1]的形象时实际上只是在描写他自己的形象，他这样写道：

“达尔代的眼睛从前只是因为有一种高贵的雄心壮志熠熠生辉，现在因为成功，眼睛的表情也显出倦意。使他的额头显得精神高洁卓尔不群的充溢思想已经凋零。他当年瘦削的身段已经发胖。优渥生活的黄金色泽已在他脸上到处显现，而在他青年时代由于穷困，脸上呈现褐色色调——急躁性格的色调，这种性格激起全部力量，为了不断战斗，为了争取胜利。”

他的脸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像在艺术家身上那样，大多是欺骗人的印象，——只是心情舒畅，乐享人生，身体健康的印象，和蔼可亲，脾气温和。尽管在他强硬、光洁的额头上堆着那些蓬乱的、往往不大干净的狮鬃似的头发，胖乎乎的脸上的肉却很柔软，——皮肤滋润，胡子柔软，并不浓密。脸上的轮廓舒展，模糊不清，——给人的印象是生性懒散，耽于享乐，嗜睡成性，天生饕餮，好吃懒做。等到看见他的肩膀，像搬运工人一样宽阔的肩膀，一个伏脱冷[2]的肩膀；看到他那坚韧强健、肌肉发达的公牛似的脖子，可以趴在桌上工作十二或十四小时而不疲倦；看见他运动员似的胸部，就能对他性格的坚强有力和气势磅礴有所预感，在他线条柔和、轮廓模糊的下巴下面，他身上的这种强劲的力道方才开始显现。他的躯体就是一尊山岩，他身上的天才和他作品中的天才一样寓于一大堆肌肉筋骨之中，寓于宽阔的胸膛和无法描绘的活力之中。因此，任何凭着巴尔扎克的面部来诠释他的天才的企图全属徒劳，是欺人之谈。雕塑家大卫·唐琪尔[3]曾经试图把巴尔扎克的额头加高，使额头的隆起部分更加显突，似乎想要把脑子进行的思维工作通过外壳渗透出来。画家布朗杰[4]试图用白色的僧袍来掩盖巴尔扎克突出的胖肚子，使得这个肥胖的小个子男人的举止显得精干利索；罗丹[5]试图赋予巴尔扎克一个从悲剧的催眠状态中倏而惊醒的人所有的那种欢快的惶恐眼神。所有这三个人都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这张本身并不狂狷的脸必须弄得相貌出奇一些，以便人们看出其中的天才。于是试图把妖魔似的或者英雄气概的因素偷偷地添加进去，而巴尔扎克自己在描绘他的泽·马尔卡斯[6]的肖像时，也同样试图强化他的性格：

“他的头发犹如狮鬃；他的鼻子又短又扁，鼻尖陷了进去，鼻翼很宽，犹如狮鼻。额头也像狮子，有道深沟，把它分成隆起的两块。”

但是实话实说的人必然会铁面无私地确认，巴尔扎克就像一切真正代表自己人民的天才，比如托尔斯泰和路德，看上去也像他的人民。他的脸也像他故乡无数无名的人们一样。在这特殊的情况下，他再一次和路德、托尔斯泰那样，长着一张真正像老百姓的、粗俗的、普通市民的、甚至可说是平民的脸。特别在法国，民族的精神成就在两种典型的人身上表现出来，一种是精致的贵族气派，高雅到极致的典型，——例如黎塞留、伏尔泰、瓦雷里[7]——，另一种则表现出人民的强劲力量和勃勃生机，那就是米拉波、丹东[8]的典型。巴尔扎克完全属于粗俗的但是基本的阶级，不属于贵族，不属于颓废阶级。给他系上一条蓝色的围裙，把他放在法国南部一家小酒馆的柜台后面，就没法把这个和蔼可亲、脾气温和的男人，和任何哪一个不识字、没文化，给顾客斟酒，和他们闲聊的酒店老板区分开来。作为扶犁耕地的农夫，作为街上运水的工人，作为海关的收税员，马赛妓院里的水手，巴尔扎克不论在哪儿，凭他的性格和脸，都会显得自然而然。巴尔扎克挽起衬衫袖子，穿得随随便便，活像一个真正地道、真实自然的农民或者无产者，就像人民，他是其中之一。倘若他试图打扮得时髦帅气，举止带有贵族气派，头上抹着发油，头发往上撩起，倘若他在洞察一切的眼睛前面，矫揉造作地架上一副长柄眼镜，模仿圣日耳曼区的那些时髦人物，那他倒反而显得乔装打扮。他这个人就像他的艺术，长处不在他丧失本色，开始侈谈哲学或者多愁善感地涉入一个使他显得虚假而不真实的领域，而只是在他自己就是人民一员的地方。便是他身体的天才也完全在于他的活力，他的猛烈，他的力量。

肖像画的本质并不是把这些特性在视觉上表示出来。一幅画永远只像一部活生生的电影的片断，一秒钟静止不动，保持一个状态，一个截断的运动，表现出来的东西如此之少，就像从他作品的一个单独的方面表现出他天才的丰溢饱满，多才多艺，罕见的创造力。可以根据现存的十几幅肖像，预感到他作为人想必曾经拥有极度充沛的灵气、活力、欢快和蓬勃昂扬的生气。根据巴尔扎克同时代人所有的报告汇总合并的结果，我们知道：当这个身材矮小、胖乎乎的男人气喘吁吁地使劲走上楼梯，穿着一件没有扣齐纽扣的褐色外套，踏着一双没有系好鞋带的鞋，披着一头没有梳理整齐的鬃毛似的头发，走进一间房间，沉重地跌坐在一把圈手椅里，而圈手椅被他这八十五或者九十公斤重的身体一压，也令人心悸地呻吟起来，——这时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一个摧毁性的印象。怎么？这个粗鲁肥胖、抹了蹩脚香水的小市民就是我们的巴尔扎克，歌唱我们最为私密感情的行吟诗人，维护我们权利的辩护律师？女士们惊愕不已，在座的其他诗人望着镜子挤眉弄眼，心满意足，暗自庆幸，他们的风采不知要优雅多少，他们看上去不知要机敏多少。有的夫人躲在扇子后面窃笑，先生们不怀好意，互使眼色，暗自奚落这个文学上如此危险的竞争对手身上那股咄咄逼人的市民劲头，颟顸迟钝的平民气派。可是等巴尔扎克一开口说话，这令人难堪的第一印象立时飞快地改变。因为一股飞泉降落，“山洪”暴发，风趣机智，光彩熠熠；房里的气氛立即触电，他把众人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自己身上。他纵横古今，高谈阔论，时而谈到哲学，时而草拟政治方案。他有上百则趣事轶闻，不停地讲述真实的、杜撰的故事。这些故事经他一说，就变得更加光怪陆离，难以置信。他大吹法螺，冷嘲热讽，仰天大笑，小小的黑眼珠里迸发出目中无人的金星。他对自己的力量沾沾自喜，让在座所有的人都醺然陶醉。在他得以倾注自己充溢的才情之际，他变得无与伦比。

这股惊人的神力在他作品里也像在他身上一样，是巴尔扎克散发出来的独一无二的魔力。每次一起作用，和别人相比，都要强劲十倍。他一发笑，挂在墙上的画像就随之震动。他一说话，就滔滔不绝，词句喷涌，令人忘记他牙齿不齐。他一出门旅行，就每隔半小时给车夫扔去一些小费，让车夫催马更快地奔驰；他一算账，就几千和几百万都搅在一起。他一干活，就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就十小时、十四小时、十六小时坐着不动，也不挪窝，一口气把十几支羽毛笔写秃。他一吃饭——哥兹兰[9]进行过描写：

“他的嘴唇就一个劲地哆嗦，看见堆得像金字塔一样的美丽的梨子或者桃子，眼睛乐得闪闪发光，……他神采飞扬，心广体胖，活像巨人庞大固埃[10]那模样；领带他已解下，衬衫扣子解开；手执水果刀，边笑，边喝，一刀切进一只酥梨的果肉里面……”

所有这一切巴尔扎克都干得兴致勃勃，心情急躁。他总把一切都做到超过中庸之道，他性格里最讨厌的就是小里小气。巴尔扎克身上兼有巨人的心情开朗和天真稚气，不知恐惧为何物。他对自己只会纵情恣肆，挥霍无度，什么也不可能搅乱他的好心情。他不知道，他的同行看他咄咄逼人，感到受到排挤，便背地里悄声细语，说他没有风度，还有其他百十来个恶意中伤的诽谤。但是他热情真诚，态度自然，对每个人都说话亲切。他把自己的作品赠送给他们，在他的《人间喜剧》的某个地方都会提到他们每个人。他在哪儿计算，总会算错，因为他尺寸定得太高。他若折磨和教训他的出版商，并不是为了几个法郎，而是乐于和他们玩玩，让他们知道谁是主人。他若撒谎，并非为了欺骗某人，而是出于一种幻想的快感，乐于看场闹剧。他知道人家在他背后嘲笑他动作可笑。但是他非但不忌讳这些可笑之处，反而变本加厉。他向朋友们胡说八道，讲些什么事情，接着他那犀利敏捷的眼睛便发现他们对他说的话一句也不相信，可是第二天早上准把他说的话传遍巴黎全城。但他见此，却已变本加厉，谎话说得更离谱了。看到别人把他当作一个浑球，感到他根本就不是他们一路人，巴尔扎克感到非常好玩。预感到别人会画他的漫画，他就以拉伯雷的方式自画漫画。他们又能把他怎样？他每分每秒都知道，并且感到他皮肤绷着的肌肉，和他额头后面的脑子都比他们大家坚强有力，那就随他们去吧。

在巴尔扎克身上，这种对自己力量的自我意识寓于他的身体、他的脑子、他的活力之中。这仿佛是一种对肌肉、对脑子、对精血、对力量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目标指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建立在荣誉或者成功的基础之上。因为在文学方面，巴尔扎克的这种自我意识还很没把握，即使已经三十六岁，写出了《高老头》《驴皮记》和其他十几本不朽杰作。他的生活的感觉并非来自一种权衡利弊，一种自我观察，同样也不是来自旁人的判断，它颇为原始淳朴。他感到自己身上力量充盈，他就享受这种充盈的感觉，而不是战战兢兢地用批判的眼光来条分缕析。

“我这五英尺两英寸的身子充满了一切想象得到的矛盾和冲突。谁若想说我虚荣成性，挥霍无度，刚愎自用，天生轻浮，思维不着边际，活像花花公子，做事马虎，好吃懒做，不认真、欠考虑，没有恒心、毅力，夸夸其谈，不知分寸，没有教养，不懂礼貌，脾气古怪，情绪善变，这人说得不错。同样，如果有人说我节俭度日，虚怀若谷，勇敢、大胆，坚毅、单纯，敢想敢干，无忧无虑，勤劳坚定，寡言少语，感觉细致，彬彬有礼，始终快乐，这人同样说得很对。甚至同样可以说我是个懦夫或者是个真正的英雄，——可以说我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也可以说我是个笨蛋，可以说我极有天才或者是个白痴，——我都不会感到奇怪。最后我自己下定决心，相信我只是一个工具，环境利用我来从事它的游戏。”

不论别人怎么看他，是称赞他还是嘲笑他，他都继续走他的路，挺起胸膛，勇气十足，心情舒畅，无忧无虑，度过一切艰难险阻和重重忧愁，带着自然天成、我行我素、满不在乎的神气。谁若感到自己身上有这样的力量，满可以毫不在意。他的虚荣心单纯幼稚，但绝不小里小气。他有一种陶醉者的那种满有把握、无忧无虑的神气。

他天性这样慷慨洒脱，胸怀宽广，必然挥霍成性；巴尔扎克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如此。只有在一个方面，他被迫厉行节约，那就是和人交往。谁若曾经这样谈过他自己，“一天只能给予外界一个小时”，那他在生活中也没有空间与人交往。所以真正成为他朋友的人，实在屈指可数。也许真正属于他的人加在一起不会超过十个。而这些人，——除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在他三十岁的这一年也的确都围在他的身边。无论友谊，还是阅世经验和艺术教养，在今后的岁月中，也都增加得不多。他可以接受的，到他三十岁时也都接受了，经历了，从三十岁起，他已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作品。只有他自己创造的人对他来说才真正存在，才至关重要。

在这狭小而持久的友谊圈子里，女人占着上风。他书信的十分之九也许甚至更多，是写给女人的。只有在她们面前，他才屈从于不可抵御的渴望，时不时地向她们敞开他的心扉，倾吐他那永远满溢的心声。只有在她们面前他才“裸露”自己的原形。时不时的他会打破持续几个月的沉寂，暴风雨般强烈的欲望突然爆发，他诉说衷情，甚至往往只对一个他从未谋面，或者只有一面之缘的女人尽情倾诉。私密的信札从来也不写给男人，即便是他最伟大的同时代人，无论是维克多·雨果或者是司汤达——他都从来也没有向他们倾谈过他内心的矛盾或者讨论过艺术创作中的问题。生活中他是个偏执的发言者，几乎不听别人的回答，听凭他的幻想和吹牛纵情奔泻，不大喜欢和人推心置腹地交流，不论是通过书信还是面谈。他思潮澎湃，才思泉涌，无须友人的激励。恰好相反，他需要的是休息和放松。因此他若恰好给女人回信，并不像他以嘲弄的口气对台奥菲尔·戈蒂叶所说的，只是因为“这会形成风格”，而是出于一种更深层的，也许他自己也不大清楚的欲望，想找到一个理解他的女人。他被写作弄得疲惫不堪，被职责追得焦头烂额，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不断被拖进他那“疾风暴雨似的生活”之中，他，这样的他，坚持不懈地向往着一个女人，既能做他的母亲、姐妹、情人，也能做他的帮助者，就像他发展年代的德·贝尔尼夫人那样。不是醉心于冒险行径，不是出于性欲和情爱，驱使他一而再地探寻不止，而是相反，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渴望休息的需求。千万不要被《都兰趣话》和书中张扬放肆、狂放吹嘘、猥亵放荡的色情所欺骗。巴尔扎克从来就不是一个唐璜，不是一个卡萨诺瓦，不是一个色情狂。他所期盼的只是市民意义上，极度市民意义上的一个女人，就像他常说的那样，期盼“一个女人和一笔财产”。像他这样想象力丰富的男人，像他那样脑子容易激动的男人不需要廉价的花丛奇遇：巴尔扎克自己身上就有足够的紧张情绪，无须再去另寻新的。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多半是无意识地，在有些时候又是头脑清醒地渴求的，是一个能够满足他性格的两个极端的女人，这个女人不让自己的要求影响他的创作，又能把他从他的工作、为金钱而工作的魔咒中解救出来；既能使他充溢的性欲得到缓解，又能使他摆脱物质的困境。如果可能，还能以她自己的贵族出身，满足他孩子气的攀龙附凤的心理。

找到这样一个女人，是他一生的梦想，可惜这梦想永远也未能实现。他所找到的永远只是局部断片，有时是他渴望的一半，有时是另一半，永远也不可能两者合二为一，——或者合得太晚，他和德·贝尔尼夫人之间的第一个关系便带有这种残缺的魔咒。因为就像他有一次说的，因为魔鬼把年月的钟表运行弄错了。夫人既是他青年时代的导师，他身处困境时的安慰者，他在危险之中的救星，也是他肉体热狂时激情奔放的情人。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在她身上找到的这一切，全都在夫人身上融为一体。但是起先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和一个四十六岁的女人交往，必要时还勉强可以说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显得怪异，有违自然。即便是对于一个把每个女人都会梦想成海伦娜的幻想家，对于一个像巴尔扎克那样在性爱问题上如此毫不挑剔的人，三十岁上充当一个五十四岁女人的情人也会感到难堪，尽管德·贝尔尼夫人难以割舍，——即便是最聪明的女人，只要身陷爱河也不愿放弃——，渐渐地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摆脱情欲，从性爱关系淡化消融，变成友谊和母性。

但是在这种逐渐接班换防之前，巴尔扎克火爆的情欲已在寻找宣泄的排水渠道，使他不复年轻的女友醋性大发。他新交的女友无论是年龄还是身体的魅力，同样也都已到秋收时节，更使他原来的女友妒火中烧。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于诺将军[11]的遗孀，巴尔扎克大约在1829年在凡尔赛和她相识时，已历经沧桑，风华不再，为波旁王室的宫廷所摒弃，在社会上不太受到尊敬。除此之外，她负债累累，不可救药，以致她用回忆录进行肮脏的交易，不得不年复一年挖出旧账，胡编乱造或者披露亲身经历的丑闻，编了一卷再编一卷，出卖给出版商。尽管如此，她不难把年轻的诗人从德·贝尔尼夫人有点过于母性的围栏中拽出来，拉到自己身边，因为她对巴尔扎克性格中最强烈的元素之一发生作用：作用于艺术家不知餍足的好奇心，总把当代历史理解为活生生的事件；作用于巴尔扎克的最为内在的弱点，他那未曾满足，也永远无法满足的攀龙附凤的欲望。对于小市民出身的巴尔扎克夫人的儿子，响亮的称号和贵族的姓名一辈子都具有一种无法战胜、有时甚至达到可笑程度的魔力。成为一位公爵夫人的男友，甚至成为她的情人，在她的床上虽说没有成为皇帝[12]本人的继任，但毕竟是皇帝麾下一位将军的继任，成为那不勒斯国王缪拉[13]和梅特涅亲王[14]的继任，这样的胜利使巴尔扎克至少在很短的时间里疏远了德·贝尔尼夫人，因为夫人的母亲说到底只不过是玛丽·安多纳德的侍女而已。

巴尔扎克身上永恒的小市民脑袋发热，虚荣心发作，急急忙忙地投身到这场冒险之中，各种迹象表明，不难成为一桩艳遇。对于一个未来的“他自己时代的历史学家”，对于巴尔扎克这样一个耽于幻想的人而言，只消有一点火星，就能照亮整个一片苍穹，能够和这个熟知历史一切秘密的女人同床共枕，这是什么样的收获啊！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在她母亲彼尔蒙夫人那里见到过拿破仑，那时他还是一个瘦小的上尉；她在杜伊勒里宫曾经置身于新的宫廷显贵和命妇的行列之中，站在第一排，也曾经从后楼梯上和卧床背后观看过世界历史。巴尔扎克所有反映拿破仑时代氛围的长篇小说，《一桩神秘案件》和《夏倍上校》，浸透了实质性的文献资料，这得归功于他和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其中，双方的情欲和精神上的好奇远比真正的爱情所占的比重更大。话说回来，这段爱情没能维持很久，维系两人关系的，只是某种伙伴之情。两人全都负债累累，全都渴求生活，两人不久都移情别恋，但是相互之间，在短暂眷恋的熊熊烈火早已燃尽之后，还彼此设法像伙伴似的互相帮助。公爵夫人引见巴尔扎克去见德·雷加米埃夫人和其他几位贵族朋友；而巴尔扎克又反过来竭尽全力帮助公爵夫人向出版商们大肆宣传她的回忆录。也许在回忆录完稿时，他曾悄悄地帮了一手。渐渐地这位公爵夫人从巴尔扎克的生活中淡出。多年后，他描绘这位昔日伴侣的结局——她，这个不可救药的挥霍成性的女子，在巴黎一间寒碜的阁楼里被人发现，业已死去。从他这段描述的惊愕口气可以感到，他早已忘记这位公爵夫人多年。他们的这段邂逅只不过是他青年时代转瞬即逝的狂热的插曲而已。

差不多就在他和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开始建立这段短暂爱情关系的同时，另一个女人，茹尔玛·卡罗走进了巴尔扎克的生活。这是巴尔扎克和女性交往中最为出色、最有价值、最为高尚、最为纯洁的友谊，尽管时断时续，相距甚远，也是最为持久的友谊。茹尔玛·图朗沁和巴尔扎克心爱的妹妹洛尔年龄相仿，1816年和炮兵上尉结婚。这是一个“极端正直”的男子，他在后勤部门作出的功绩由于特殊的不幸命运未能得到承认。在拿破仑时代，这位正直勇敢的军官真是不幸，他的伙伴们在战场上和各部机关里充分利用战争的繁荣景气，个个飞黄腾达平步青云，而卡罗上尉则作为战俘，长年累月被拘囚在英国的船舰浮桥上。等他被交换回国已为时过晚，这名小军官没有机会在战俘营中建立重要的关系，也没有赢得珍贵的勋章之类的战争装饰品，实在没法让人对他做出安排。起先他被安插到外省的小军营里，最后他被任命为国营火药厂的厂长。就这样，卡罗这对夫妻就在阴影中过着一种安宁狭隘的生活。茹尔玛长得不怎么美，脚还有些跛，内心并不怎么爱她丈夫，可是欣赏丈夫极端正直的性格并对他怀有深切的同情，厄运早早地摧折了他的雄心壮志和人生乐趣。茹尔玛忠实地把她的关爱分给丈夫和他们的儿子。既然她是一个特别聪慧的女人，简直可说举止分外得体，自然善于在这偏僻的外省城市里，把一些诚实正派虽说并不怎么显赫的人们组成一个小圈子，聚集在她自己周围。其中有位彼里阿拉斯上尉，日后巴尔扎克特别喜欢这位上尉，他军旅小说中的重要情报都归功于他。

茹尔玛和巴尔扎克相逢在他妹妹洛尔家里，这对双方都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这位天资聪颖，具有人道思想的女人，其智力水平远远高于她那群人，甚至高于巴尔扎克著名的文学界的同事和评论家。对她而言，在她那小小的世界里，认识一个出色的诗人，可是难得的经历。她很快就认识到这位诗人的天才，也同样迅速地认识到他心里汹涌澎湃、光彩夺目、洋溢充沛的人性。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件幸事。他知道在他工作得精疲力竭，被债主们穷追不舍，被那些臭金弄得恶心之至的时候，可以逃到一户人家，不至于被他们故作风雅地大加赞赏，或者被他们出于虚荣心，拿出去展示。永远有间房间供他支配，他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晚上有几个真心诚意思想高尚的人期待着他。他可以和他们毫无顾忌地聊天，享受真正推心置腹的幸福。他在这里仿佛可以像在家里一样，穿着衬衫出现，不必担心会给什么人造成负担。意识到始终有个庇护所，供他在极度紧张之后必要地放松一下，这使他在几个月之前就梦想着这种旅行，前往卡罗的军营，前往圣·西尔，昂古莱默，或者弗拉派斯勒。

隔不多久，巴尔扎克就发现这个完全无人知晓、籍籍无名的女人所具有的心灵上的意义。她的神秘的天才在于具有一种惊人的献身精神，而且真心诚意，于是开始了一种不可能想象得更纯洁更美丽的关系。但是她还是坚定地把握住自己的心。她知道没有一个人比她更适合这个不得安宁的人。这个女人，在这位出类拔萃的人物面前能够使自己变得非常渺小，而同时又能悄悄地为他排除一切困难，并且对他进行抚慰。

她有一次写信给巴尔扎克：

“我是命运为你注定的女人。”

巴尔扎克回信：

“我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毫无利己之心的女人。”

他承认：“我能在你身边度过的一刻钟，对我而言，胜过我在那位美人的怀抱里度过的一夜春宵。”

但是茹尔玛·卡罗同时也看得十分清楚，不会不知道她缺乏女性的、性感的魅力，不可能永远满足一个被她高高地置于众人之上的人的要求，尤其是像她这样一种天性，不可能暗中偷情或者离开丈夫。她丈夫可是把全部生活都放在她的身上，所以她的全部野心就在于向巴尔扎克献上一种友谊，像巴尔扎克说的，“一种美好神圣的友谊”，完全不沾任何虚荣心，任何野心，任何利己之心——

“我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一星半点自私自利之心渗入我们的关系——”这种关系未被情爱的陪衬所玷污或搅乱。既然她不可能像德·贝尔尼夫人过去那样，身兼二职，既是引导者又是情人，那她就希望最好把这两个领域完全分开，这样她就能在巴尔扎克身处一切困境之中时更加完美地成为他的帮助者。茹尔玛叫道：

“我的上帝！命运为什么不把我打发到你要居住的城里！我将会把你渴望得到的情爱全都奉献给你。我将在你居住的房子里安置我的寓所……这将是一篇长达两卷的幸福之歌。”

但是既然无法把巴尔扎克的生活分成情欲部分和心灵部分，茹尔玛便在内心里寻找一条出路：

“我领养你做我的干儿子。”

她愿意为巴尔扎克着想，为巴尔扎克操心，以此作为自己毕生的任务。像巴尔扎克生活中出现的一切女人一样，茹尔玛也感到有这样的需求，要把一种母性代替爱情来奉献给这个不善打理自己生活的孩子般的天才。

事实上，即使把当代最著名的评论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巴尔扎克也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比这位卑微无名，生活在外省，埋没在一桩平淡无奇的婚姻之中的女人更加诚实、更加出色的顾问。那时巴尔扎克的作品虽说在公众当中已经成为时髦之物，引起了注意，但是还并未获得丝毫的理解（1833），而茹尔玛·卡罗就用不可动摇的真诚写出这样的评语，每个字都发自肺腑：

“你是当代第一位作家，我感到你也的确是最重要的作家。只能把你和你自己比较，你身边所有的人都相形见绌。”

当然她立即补充了一句：

“尽管如此，我最亲爱的人儿，我也有顾虑，我的声音会加强那几千个向你高唱赞歌者的合唱。”

因为出于一种非常正确的本能，茹尔玛担心巴尔扎克的成功之中含有迎合时尚、耸人听闻的味道，正因为她认识到巴尔扎克心灵的伟大，正因为她爱恋这个“本质上善良真诚的巴尔扎克”，这个“躲在他那些麦斯林薄纱的窗帘后面，躲在开司米围巾和青铜胸像后面”的巴尔扎克，茹尔玛（有理由）担心，这种在沙龙里取得的附庸风雅的成功和在出版商那里赢得的物质上的成功，会危害他的天才和他的品格。茹尔玛比任何人都更早就发现，巴尔扎克的天才绝无仅有。她的雄心壮志便是，让这个天才能从自己身上挖掘出他最为理想最为美妙的发展前景。

“我着迷似的希望看见你尽善尽美”，茹尔玛承认，——而这种“尽善尽美”完全不同于“时尚的成功或者沙龙的成功（我为这种成功感到遗憾，因为从长远看，它们会毁掉你），你的真正的荣誉应该在于尽善尽美，我想到的是你未来的荣誉。这对我来说就和我用上你的姓氏，或者和你如此亲近，以至于你的姓氏也能让我沾光同样的重要。”

茹尔玛知道巴尔扎克人品伟大，心地善良，也同样知道他有危险的倾向，喜欢恣意挥霍并且虚荣心重，天真幼稚经不住花花世界的追捧。于是她便承担起充当巴尔扎克艺术良心的职责。和巴尔扎克的友谊对她而言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她却冒着失去这段友谊的危险，以她那令人感佩的诚恳，说出她的顾虑和她的赞同，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那些贵妇人、社交场上的名媛们有别。这些人不加选择，一味地对这位时尚的作家大加吹捧。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找不到任何比茹尔玛的评论更加理性的判断和批评。直到今天，一个世纪过去，这位来自昂古莱默，籍籍无名的上尉的妻子所发出的每一句赞美，表示的每一个保留意见，都比圣·伯夫[15]和其他专业批评家的评论要中肯得多贴切得多。她赞赏《路易·朗贝尔》《夏倍上校》《赛查·皮罗托盛衰记》和《欧也妮·葛朗台》，对于《三十岁的女人》中的那些脂粉气浓烈的沙龙小说表示强烈的不快，她十分正确地评说《乡村医生》“过于浓稠，思想纷繁”，《塞拉菲塔》中故意渲染的假神秘主义令她反感。她的头脑清醒得令人惊讶，总能感觉到危及巴尔扎克步步上升的每一个危险。在巴尔扎克想要从政时，茹尔玛拼命劝阻：

“《都兰趣话》远比一位部长的职位重要得多。”

巴尔扎克打算参加保王党时，茹尔玛向他叫道：

“让宫廷周围的人去捍卫王室吧，别跟他们掺和在一起。你参加进去只会玷污你诚实赢得的声誉。”

茹尔玛执拗地表示，她将始终忠于对“穷人阶级”的爱，“他们受到如此可耻的污蔑，为富人的贪欲所欺诈”。

“因为我自己也属于人民。当然，在社交上，我们被吸收进贵族阶级，但是我们始终保持着我们对人民的同情，他们备受压迫，受苦受难。”

茹尔玛看到，巴尔扎克急躁地信笔疾书，这会在多大程度上损坏他的作品，她向巴尔扎克发出警告：

“你这样匆忙地写作，就像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似的”，她向巴尔扎克嚷道，“你真的把这称作创作吗？如果你连把作品写到纸上去的时间都没有，你又怎么能创作一部完美的作品呢？干吗这样匆忙，只是为了有钱能买得起一件奢侈品吗？这也许可以点缀一个发了横财的面包师傅，可是并不符合一个天才。能够描绘出路易·朗贝尔的人，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给自己配上英国纯种马拉车……看见你并不伟大，奥诺雷，这使我很痛苦。唉，我完全可以去买马，买马车和波斯壁毯——但是我不会给任何一个奸诈狡猾的家伙以可乘之机这样说我：用钱随时可以把他拿下。”

茹尔玛热爱巴尔扎克的天才，担心他的弱点，于是她胆战心惊地看到，巴尔扎克如何急匆匆地完成他的产品，如何让贵族沙龙占去他的时间，而巴尔扎克自己为了引起她所蔑视的这个“上流社会”的注意，用一大堆毫无必要的奢侈品把自己包装起来，从而债台高筑，于是茹尔玛怀着真正的真知灼见请求他：

“别过早地把自己消耗净尽！”

茹尔玛本着真正热爱法国的法兰西意识，乐于看见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在任何意义上都独立自主，不受赞美与指责、舆论与金钱的干扰。可是巴尔扎克一而再地陷入新的奴役和依赖状况之中，茹尔玛看了真感到绝望：

“你将永远是——一个苦役船上的奴隶，你活着干十几个人的活，在贪欲之中把你自己耗尽。伴你一辈子的将是塔塔卢斯[16]的命运——”

先知之言！

巴尔扎克不仅能接受这位真正女友的这种辛辣无比、往往十分激烈的指责，而且还一再对她的真诚正直表示感谢。这说明巴尔扎克为人正派，心灵正直，比他的那些小小的虚荣心要聪明千倍。当时公爵夫人们和侯爵夫人们正对巴尔扎克竞相献媚，百般奉承，顶礼膜拜。

他这样回信给茹尔玛：“你是我的公众，我因认识你而感到骄傲，你给我勇气来自我完善。”

他感谢茹尔玛帮助他。

“拔掉我田地里的杂草。我每次看见你，都为我的人生获得一次收益。”

巴尔扎克知道，在茹尔玛的警告中没有不高尚的动机，没有嫉妒或知识分子的倨傲，只有对他艺术的不朽的灵魂所怀有的最为真诚的担忧，因此巴尔扎克把他生活中一个特别的位置给予她：

“我对你怀有一种感情，无法和其他任何感情相比；没有什么东西能与之相比，或与之相似。”

即使日后他向另外一个女人，向德·韩斯卡夫人倾吐衷肠，也无法动摇“茹尔玛在我感情中的特权地位”。巴尔扎克对他从前的女友只是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也许由于他心里有某种不适，由于一种神秘的羞愧。当他向德·韩斯卡夫人和其他女人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添油加醋地对自己加以美化和戏剧化，不断地摆弄他债务的全部数字和匆忙写出的作品的页码，这时，他心里知道，对茹尔玛这个女人不能说一丁点儿不真实的事情，而她会觉察不到，于是他在自我披露中，无意识地就会越来越有心理障碍。一别多年，他没有再去探访她家里那间安静的工作室，这也许对他有害。茹尔玛仅有一次，——只有上帝知道，她做出了多大的牺牲——茹尔玛来到巴黎，可是巴尔扎克正一头扎在工作之中，竟没有拆开她的来信，让她在离开巴尔扎克家仅仅一小时路程的地方，空等他的回音达十四天之久，她等待着巴尔扎克的邀请，可是邀请一直没来。在巴尔扎克辞世前不久，在同一年，巴尔扎克已被医生放弃，他终于能够把他苦苦追求了十六年的德·韩斯卡夫人当作妻子迎娶回家，他停顿了一秒钟，回顾他整个的一生，认识到，茹尔玛是他所有女友中最重要、最忠实的最佳女友。他拿起羽毛笔，写信给茹尔玛：

“我从未停止过思念你，爱你，现在也在这里和你谈心。”

巴尔扎克这位永远喜欢拔高和夸大的人，把他和茹尔玛·卡罗的关系当作他所有友谊关系中最纯洁的一种，置于其他一切关系之外，放在其他一切关系之上，他可没有夸大其词，其他一切关系都多多少少是段插曲——除了他和德·韩斯卡夫人的那段显然没有那么诚实的关系之外，德·韩斯卡夫人将要控制他今后的生活。巴尔扎克在所有这些名媛当中，特别亲近高贵的玛色琳娜·德斯波尔德-瓦尔莫尔[17]，把他最美丽的作品之一赠送给她，并且气喘吁吁地爬上一百级台阶——按照他的体重，这可是一项特别的成绩——进到王家宫殿她的寓所里去。这反映出巴尔扎克在心理方面感觉准确。他称乔治·桑为“乔治兄弟”，两人之间有一种亲切的伙伴关系，没有掺杂情爱的亲昵成分，这在当时实属例外。他的骄傲保护他，使他没有作为第十四号或第十五号情人登入乔治·桑的情人名册之中，和巴黎文坛一半名流，阿弗雷德·德·缪塞，桑多，肖邦，圣·伯夫成为同床的弟兄。还有几个女性形象时而影影绰绰地显现在舞台的背景上，那个有名无姓的陌生女人“玛丽”，巴尔扎克曾和她有短暂的交往，可能还有了一个孩子。有位“路易丝”，她姓什么，同样无人知晓。碰到他人生中一切举足轻重的事情，只要事关与女人的亲密关系，巴尔扎克尽管表面上看似乎满不在乎，滔滔不绝，口无遮拦，却极为善于守口如瓶。

他和男人的友谊更为罕见。他真正推心置腹彻底信任的朋友，差不多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如果说巴尔扎克在女人那里是因为过度紧张寻求放松，那么他在男友身上是寻求信赖。犹如大多数有独创性、致力于完成一部包罗万象的作品的人，犹如歌德和贝多芬，巴尔扎克也是如此，择友时绝不挑选那些可以给他带来启示，能在艺术创作中和竞争中给他鼓励的杰出人物，而是有这样一些人就够了：身处困境中，他能毫无顾虑地向这些人进行倾诉，在他工作的短暂休息时间里，这些人愿意随时随地为他效力，或者和他分忧。巴尔扎克所寻找的，是一种家庭关系，对于德·马尔哥纳先生，我们其他方面知道很少，只知道他在萨歇的府邸里给这位从巴黎逃亡而来的巴尔扎克不下十二次提供舒适的工作场所。巴尔扎克真正的朋友并不是像维克多·雨果、拉马丁、海涅或者肖邦这样规格的同时代人，虽然他们大家彼此全都熟识，而是一位铁器商人，一位医生，一位小画家和一位裁缝，这可是够古怪的。从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的年代开始，铁器商人，“小达布林老爹”，便是巴尔扎克不可缺少的朋友。他和奥古斯特·波尔谢，一位完全无足轻重的画家一起，在卡西尼大街有一阵曾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一直到巴尔扎克临终之时，纳戛尔大夫始终是他的医生。他不仅时不时地在巴尔扎克写小说时给他提供专业上的建议，而且在必要时也会给他几百法郎，填补这位一生负债累累的作家总会出现的漏洞。排在这批朋友中最后一位的，是住在黎塞留大街的裁缝师傅布依松，此人比巴黎的批评家们更早就知道尊敬巴尔扎克。他不仅给巴尔扎克提供长年信用贷款，有时还预借一些钱给巴尔扎克。当巴尔扎克被另外一些显然不太明智的债主追得走投无路时，也让巴尔扎克躲在他家暂避。但是把钱借给像巴尔扎克这样知恩图报的人从来不是一桩蚀本的买卖，他只消在《人间喜剧》中写上一行字，就可以向这个老老实实的制作燕尾服的裁缝偿还他欠下的大大小小的债务：

“只要穿上布依松缝制的衣裳，就可以在每个沙龙里扮演一个国王的角色。”

通过这么短短几个字的广告，巴尔扎克立刻提高了布依松的身价，使之成为上流社会服装的供应商。

伟大的人物除了日常使用的小银币之外，还有一种特殊银币供他们支配：他们可以用“永垂不朽”来付账。

在巴尔扎克开始写作他真正的作品时，围在他身边的这几个人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在他三十岁时，他接受外界事物的时间已经结束，他不再需要启发，不再需要交流，不再需要阅读，不再需要知识，不再需要人了。一切全都已经准备就绪，他要付出的精神和天才，温暖和强度，只是属于他的作品。他曾经说过：“一棵大树将吸干它周围的土地。”为了能够开花结果，巴尔扎克把他周围所有的力量都吸到自己身上来，尽管他和成百上千人有一面之交，也不会扩大他三十年来已经形成的那个内层的圈子。只有一个人影，德·韩斯卡夫人的身影日后还要参加进来，成为他生活的中心，他生命的真正心脏。

[1] 达尔代，小说《幻灭》的主人公。

[2] 伏脱冷，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

[3] 大卫·唐琪尔（1788—1856），法国画家、雕塑家。

[4] 路易·布朗杰（1807—1867），法国画家。

[5] 奥古斯特·罗丹（1840—1917），法国雕塑家。

[6] 泽·马尔卡斯，巴尔扎克同名小说《泽·马尔卡斯》的主人公。

[7] 阿尔芒·让·杜·普莱西斯·德·黎塞留（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红衣主教。伏尔泰（1694—1778），法国哲学家、文学家。保罗·瓦雷里（1871—1945），法国作家。

[8] 乔治·丹东（1759—1794），法国革命家、激进分子，死于断头机下。

[9] 莱翁·哥兹兰（1803—1866），法国作家。

[10] 庞大固埃，是拉伯雷《巨人传》中的主人公。民间故事里他是海鬼，小说中成了贤明的君主，身躯硕大无朋，食量惊人。

[11] 让·昂多施·于诺（1771—1813），法国将军，曾任拿破仑副官。

[12] 皇帝，即拿破仑。

[13] 约阿细姆·缪拉（1767—1815），拿破仑手下大将和妹夫，被封为那不勒斯国王。拿破仑兵败后被枪毙。

[14] 克莱门斯·梅特涅亲王（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宰相，维也纳会议的主要胜利者。

[15] 查理·奥古斯丁·圣·伯夫（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

[16] 塔塔卢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因欺负群神受罚，永远受到饥渴的煎熬，站在海边，欲饮，水退；站在树下，欲摘果充饥，树枝弹回，他无法得到果实。

[17] 玛色琳娜·德斯波尔德-瓦尔莫尔（1786—1859），法国女作家，作品因感情真挚而感人。

第八章 巴尔扎克的表面和内心

对于艺术家而言，突如其来的个人成功总意味着一个危险。1828年，二十九岁的巴尔扎克还是一个可怜的渺小的文学苦力，匿名为别人卖命写作，一名破产的商人，债台高筑。一两年后，同一个巴尔扎克，是欧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在俄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读者阅读他的作品，杂志刊物争相采访，所有出版商都在找他，纷纷写信赞赏他。一夜之间，巴尔扎克青年时代的一个愿望得到实现，“荣誉”，那宏伟壮丽，光辉炫目，烛照整个世界的荣誉；即便是比巴尔扎克更加深思熟虑的人也会被这样的成功弄得醺然陶醉，更不要说像他这样感情激越奔放的人，这样耽于幻想、乐观主义的性格自然会更加神魂颠倒。巴尔扎克默默无闻、穷困潦倒、极端焦躁不耐地在斗室里枯坐的年头实在太多。在这些匆匆流逝的瞬间，他只是满怀妒意，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别人、别人，拥有财富、女人、成功，人生的丰盛奢华，拥有惊人的挥霍骄纵。他天生的情欲旺盛，他想要倾听女人悄声细语，软语呢喃，诉说他的名字，他要呼吸、品尝、感觉、感受这种荣誉，要亲眼看见，亲身体验，亲自感受令人浑身舒适的温柔乡里的浓烈暖意，令人惬意销魂使人浑身舒畅的甜美呼吸，把这当作自己生活中的乐趣尽情品尝享受，也就完全可以理解。既然人们期待着他，那他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属于这上流社会的人物向外界自我展示；他已厌倦了备受屈辱、屡遭拒绝、长年奴役，厌倦了精打细算、百般节俭、四下借贷，如今他想要屈从于他自己的荣誉造成的诱惑，屈从于奢侈和财富，痛痛快快地挥金如土。巴尔扎克知道，世界这座大舞台已向他敞开。于是他决定，向公众现身，在社交界扮演一个角色。

尽管巴尔扎克写作起来才气横溢，扮演社交界雄狮的角色却缺乏天分，缺少才能。人的脑子构造特殊，即便是完美无缺的智力认识和丰富已极的人生经验也无法战胜天生的弱点。心理学尽管洞察一切，可以认识天性中诸多缺点，却无法把它们消除。这是心理分析的疑点之一。有所认识并不意味着立即克服，我们一再看到，睿智聪慧的人对于自己干出的小小的蠢事束手无策，而别人谁看了都发出讪笑。巴尔扎克从来也未能克制住他最为糟糕的倾向：他的攀龙附凤的势利眼，尽管他自己大概也意识到这个倾向幼稚可笑。这位创作了他那个世纪最伟大作品的人，完全可以和贝多芬一样昂首挺胸地从贵族们、国王们的身旁走过，却患上了一种怪诞荒谬的贵族狂癖。对他来说，住在圣日耳曼区的一位公爵夫人写来的一封信，竟比歌德对他的称赞更加值钱。变成一位罗特希尔特，住在宫殿府邸之中，拥有仆人、马车和一个画廊的珍贵名画，比身后永垂不朽更使他欢欣鼓舞。为了得到单纯幼稚的国王路易·菲力普亲自签名的真正的贵族证书，他不惜出卖灵魂。既然他父亲迈出一大步，从农民家庭跃入富裕的市民阶级，为什么他就不能再迈一步跨进贵族阶级。飞黄腾达、升迁无限的时代从昨天开始刚刚过去，为什么一下子就此完全告终？缪拉、于诺、奈依[1]，一个是手工业工人的儿子，一个是马车夫的儿子，还有一个是旅店老板的孙子，凭着骑兵冲锋，刺刀肉搏，全都擢升为公爵，现在银行家、交易所的投机商和工业巨子都册封为贵族，他为什么不能也高升到“上流”社会？也许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是六十年前，把巴尔扎克的父亲从拉鲁加里埃的那间简陋寒酸的茅屋推向巴黎的同一股力量，如今又驱使儿子继续冲向“上层”。可笑的是他没有在自己的成就中看到这个“上”，而是在一个世俗的、迄今为止对他大门紧闭的小圈子里看到了“上”。单凭理性，他这人不可理喻，简直是无法理解的自相矛盾：为了“高升”到这个氛围之中，他将一辈子卑躬屈膝；为了生活奢侈，他将不得不钉在苦役船上干活；为了显得帅气时髦，反而把自己弄得滑稽可笑。在无意之中，他证明了自己描绘了上百次的法则：谁若在一个领域中堪称大师，到他不适合的领域去试着学艺，就会变成个半吊子。

为了初次亮相，巴尔扎克把自己好好打扮一番。尤其是：不能仅仅作为巴尔扎克先生登场，这在圣日耳曼区听起来过于蹩脚，市民气太浓。为了使自己实力臻于尽善尽美，巴尔扎克硬给自己胡诌出一个贵族称号；从《驴皮记》起，他所有的著作都以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名字发表。谁若胆敢否认他的这个称号，那就活该倒霉。他会听到巴尔扎克说，他纯粹是出于谦虚，才只叫自己“德·巴尔扎克”，其实是唐特拉格侯爵的后代。为了使这话更加显得可信，巴尔扎克在餐具上刻上陌生的纹章，在他马车的车皮上画上这个纹章。这样一来，他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风格。巴尔扎克这样论述：只有当他以符合他身份的方式登场，人家才会相信，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是位伟大的作家。谁有什么，人们才会给他什么；所以在一个只讲究外表的世界里，必须装出拥有家私万贯的样子，才能得到万贯家财。既然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拥有一幢府邸，吉拉尔丹[2]有着两匹马供他出游，甚至有个儒勒·雅宁或者欧仁·苏[3]也拥有自己的马车，那么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就更加需要拥有一辆豪华马车。车后站着一个身穿号衣的仆人，以便人家不致于把他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作家。把卡西尼大街三层楼租了下来，买来奢华的家具，没有一个时髦角色能说，他比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穿得更加讲究，更加昂贵。巴尔扎克让人制造镂花的金纽扣，来配他的蓝色燕尾服。老实的裁缝布依松得赊账为巴尔扎克制作价钱最为昂贵的绸缎背心。就这样，狮鬃般的头发抹了厚厚的发油，手持一把小巧玲珑的长柄眼镜卖弄风情，这位新作家就踏进了巴黎的沙龙，“为了扬名”，仿佛他用作品还没有征服当代和后世似的。

但是令人大失所望！巴尔扎克在巴黎社交界一登场，赢得的“名声”，对他真正的名声简直起到了灾难性的作用。巴尔扎克试图作为一个时髦帅哥出场，却一辈子都没有成功。首先，巴尔扎克登上门的并不是圣日耳曼区的那些沙龙，也不是大国领事馆的宫殿，而只是黛尔芬娜·盖[4]夫人和她女儿吉拉尔丹夫人的沙龙，雷加米埃夫人的闲聊小居，和那些因为官方贵族置身事外，因而想和文学贵族一争高下的夫人们的沙龙。但是即使在这个要求不算太高的圈子里，巴尔扎克虚张声势，炫富摆阔，勉强求得的时髦气派，效果也极为糟糕。巴尔扎克这个农民的孙子，市民的儿子，一介庶民，光看他的身材，就别指望他做出贵族的模样和仪表。无论是宫廷裁缝师傅布依松，还是金子纽扣和花边褶领，都不可能给予这个粗壮结实、肥肥胖胖、面颊通红的平民以真正高贵的外表。他大声说话，说个不停，像枚炮弹似的打进每个社交圈子。他感情过于充沛，力量过剩，根本不去学习如何含蓄收敛，沉稳斯文。又过了二十年，德·韩斯卡夫人还要抱怨，巴尔扎克吃饭时把刀子塞进嘴里，他大声喧哗，大吹法螺，恰好使那些想要赞赏他的人心烦意乱。夫人还嫌他哈哈大笑，毫无节制，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直如江河奔流，暴雨倾盆，使别人无法开口。只有无所事事之辈，只有本性侧重外表之徒才把时间和耐性花在不断使自己打扮时髦，成为帅哥上——这本身便是一种艺术——而巴尔扎克只有一小时的时间摆脱工作，在梳妆打扮上明显地匆忙行事。他的燕尾服和他的裤子，颜色的搭配使得德拉克洛瓦[5]濒于绝望的境地；如果握住长柄眼镜的手，指甲没洗干净，这金色长柄眼镜又有什么用处？鞋带没有系紧，耷拉在丝绸的长袜上面，如果激动发热，抹了发油的长发使劲往下滴油，那镶了花边的褶领又帮得了什么忙？巴尔扎克身上的时髦打扮，趣味低俗，总是造成怪异张扬的效果，而不是显得凝练沉稳，就像一个仆役穿上号衣。在他身上贵重的东西显得便宜，奢侈的东西显得扎眼。全身的装扮混杂在一起，往往迫使他的女性崇拜者也忍不住躲在扇子后面暗自发笑，——流传下来的关于巴尔扎克的无数漫画证明了这点。

可是巴尔扎克越感到他未能做到真正的时髦帅气，就越要变本加厉地加倍努力。无法出落得风度翩翩，至少要做到耸人听闻。无法做到高雅收敛使人愉悦，至少要让他的怪异荒诞和他自己一样著名。别人若想嘲笑他，那他干脆玩它一把，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嘲笑一番。因此巴尔扎克在第一步棋失利之后，挖空心思想出几件稀奇古怪的事情，这些事情像他扬声大笑着说的，会比他的小说更加使他名闻遐迩。他做了一根手杖，粗得像根木棒，上面镶嵌了绿松石，对此有奇奇怪怪的谣言流传，说这根手杖的把手上面描着一幅他那显贵女友的肖像，身着夏娃的服装[6]。当他握着这根赫剌克勒斯[7]大棒（价值七百法郎，尚未偿付），踏进意大利剧院的“老虎”包厢时，全场观众全都着了魔似的直盯着他。德·吉拉尔丹夫人受到这一古怪景观启发，写出了她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巴尔扎克先生的手杖》。但是女士们大失所望，没有一位夫人选择这位妇女的行吟诗人做被保护人；巴黎各家沙龙的雄狮们，——巴尔扎克发自内心欣赏的、他笔下的那些拉斯蒂涅们，德·马尔赛们感觉到，用不着和这位新充当候选人的大象或者河马的猛烈劲头进行斗争。

吉拉尔丹夫人

巴尔扎克

同样在他的文学同行那里他也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他们看见这条肥肥胖胖的梭子鱼突然在他们的鲤鱼池里出现，心里很不自在。他们当中绝大部分还记忆犹新，这位突然如此蜚声文坛的作家昨天还为别人捉刀，撰写极端令人咋舌的粗制滥造的长篇小说，不论付什么价钱，要求什么类型的趣味，他全都提供。他们原来准备接纳巴尔扎克参加到他们的“圈子”里去，但是他的天才使他们感到意外，他那超群的工作效率使他们不安。不幸的是，巴尔扎克对于这种殷勤的态度未予理睬。尽管他从灵魂深处对于别人的每一个成就，态度都很热情，充满善意，在他的《人间喜剧》里，几乎把当时所有作家都亲切友好地逐一提及，或者把他的书献给他们——可是恰好对他文学上的同行们，他却故意摆出居高临下的态度。非但不和他们和睦相处，反而恶言相向。走进房间，他头上依然戴着帽子，在谈到艺术方面的努力时，他拒绝使用“nous”（我们）这个词。他绝不采用外交辞令，顾及别人的虚荣心，而是大声强调，绝不让人把他和大仲马们、保罗·德·科克[8]们、欧仁·苏们、桑多[9]们、雅宁们等量齐观。他把自己的稿酬吹得天花乱坠，以此侮辱其他作家。他又把新闻记者全都惹恼——“没有一个作家这样无忧无虑地面对捧场文章和广告”。他让他们感到，他不需要他们帮忙。他那刺眼张扬的时髦装扮江湖气十足，在社交界显得并不特别品位高雅，成为一个特别的景观。同样，凭着天真烂漫、很不谨慎的老实态度，他总是强调，要衡量他必须采用有别于衡量其他人的不同尺度。尽管他纯粹是在哈哈大笑、一时兴起、忘乎所以的情况下这样说的，带着天真的孩子气，可是巴黎依然把他的登场视为挑衅。

巴尔扎克的弱点过于公开，不会不给才智机敏之士和怀有恶意的人上百个攻击他的地方。恶毒的嘲讽在所有的报纸上闪现，犹如流光电火。巴尔扎克，他那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成为毒汁四溅的短评和肆无忌惮的漫画心爱的题材。所谓的“社交界”向任何人复仇也没有像对巴尔扎克这样狠毒无情。他嘲笑这个社交界，可又无法缺少它。巴尔扎克自己对这一失败的感觉倒并不特别深切。他过于生机盎然，过于感情充沛，过于自信自尊，根本没有感到别人用针在刺他。对于那些百无聊赖的花花公子，庸俗势利的冬烘学究的悄声讪笑、隐晦暗笑和大声嘲笑，他都以拉伯雷式的开怀大笑作答。对于那些被惹恼了的记者和阳痿无能的文人的恶毒阴险，巴尔扎克即使发怒，也很慷慨，富有独创性。他不搞小里小气的笔墨论战，而是在长篇小说《幻灭》中以气势磅礴的壁画长卷，描绘文学界的腐化作为回答。他的真正的朋友则相反，眼看着他们欣赏的这个天才作家，通过这些细小的附庸风雅的行径步入一种使他遭受屈辱的处境，让那些嘲讽他的人在极短的时间里显得蛮有道理，心里都特别难过。那个小小的外省女人茹尔玛·卡罗旁观者清，她比巴尔扎克自己更早地就明白了：巴尔扎克梦寐以求的时髦世界的天堂佳果，很快就会让他感到乏味和苦涩；茹尔玛请求巴尔扎克别“在这个世界里”扮演“演员”的角色，“这个世界向你提出的要求，成百倍地多于它能给你的东西”。

茹尔玛亲切友好地向他呼喊：

“奥诺雷，你现在是位知名作家，但是你负有更高的使命。仅仅出名对于像你这样的人而言，无足轻重，你应该把你的目标定得更高！我若有勇气，会对你说：为什么你因为虚荣心重而这样无谓地浪费你不同寻常的理智？抛开这种时髦生活吧……”

但是巴尔扎克还需要经历几次沉痛的教训，才能从他甫得荣誉的最初陶醉中清醒过来，才能认识到他自身规律的真谛：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两个领域成为大师，而只能在一个领域称雄，他命运的意义就在于不是在一个转瞬即逝易于遗忘的宏伟世界里神气活现，招摇过市，而是把这个世界的兴盛衰败，光鲜污浊，崇高卑下，通过描写叙述，使之永生不死。

在那几年我们看到无数有关巴尔扎克的描述，有的逗乐，有的恶毒，有的居高临下，有的风趣，有的刻薄，所有的描述都是从巴黎社交界和新闻界的狭小重叠的透视镜里看出来的：巴尔扎克身穿蓝色外套，配着镂金纽扣，手握昂贵的手杖；巴尔扎克穿着拖鞋；巴尔扎克乘坐豪华马车，带着侍童和仆人；巴尔扎克闲时逛街，正阅读所有店铺的招牌，为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寻找合适的名字；巴尔扎克这位收藏家，淘遍了每家旧货店，想用七个法郎发现一张伦勃朗[10]的名画，用十二个苏买到一只本维努托·契里尼[11]的盘子；巴尔扎克使出版商惊慌，在排字工人眼里简直是个妖魔，他的每一页校样都叫他们干上几小时的苦役；巴尔扎克这个说谎大王，这个吹牛大王，这个故弄玄虚的家伙，鼓吹贞洁为创作的唯一先决条件，可是换女人比换衬衫还要频繁；巴尔扎克这个饕餮之徒，一口气吞下一百个牡蛎，还外加一块猪排和一份鸡肉；巴尔扎克谈起他的矿山、他的花园、他的买卖会给他带来几百万财富，自己却不得不一连几个礼拜使用假名逃匿，因为他无力支付一张一千法郎的借据。

因此流传下来的巴尔扎克的画像四分之三都是漫画而非肖像。他的同时代人记下了两千则关于他的轶闻，却没有写出一本实实在在有分量的传记，这就并非偶然了。所有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在巴黎人看来，巴尔扎克就其人格而言，并非天才，只是一个脾气古怪标新立异的家伙。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些同时代人也看得非常正确。巴尔扎克在公开场合想必真的显得“离谱”，因为从这一措辞的真正意义上看，他一离开他的房间，他的书桌，他的工作，也就走出了他的中心。真正的巴尔扎克，世界文学所认识的那个不知疲劳、拼命工作的人，对于这些哥兹兰们、维尔代们和雅宁们，想必是个视而不见的人。对于这些无所事事者和到处游荡者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认识的巴尔扎克只是在他“一天中给予社交界的那一小时里”的巴尔扎克，而不是在他处于创造性劳动的孤寂之中的二十三个小时里的那位作家。当他走进人群的时候，这只是允许一个囚徒在监狱的院子里放风的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像幽灵随着标志着它们可以出没的时间终了的最后一下钟声，就隐入地下的阴影之中，巴尔扎克在短暂地纵情恣肆、尽兴挥洒之后，也必须重新回到他的囚牢里去，回到他的工作中去，而这种工作的恢宏和严峻，是所有这些无所事事者和冷嘲热讽的舞文弄墨者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真正的巴尔扎克二十年来除了无数剧本、中篇小说和文章之外，写出了七十四部几乎总是分量十足的长篇小说，在这七十四部长篇小说中，他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有着上百种风景、房屋和街道，以及两千个人物形象。

只有用这个尺度，才能衡量巴尔扎克。只有在这部气势恢宏的鸿篇巨制里，才能认识巴尔扎克真正的生活。那个在他的同时代人眼里作为丑角出现的人，实际上是当代最守规矩的艺术知识分子；这个被他们当作漫无节制、挥霍无度之徒大肆嘲笑的人，实际上像是个隐身修道之士——矢志不渝坚定不移的禁欲主义者，现代文学中最了不起的实干作家。普通人，满有节制的人因为他在人前吹牛撒谎、夸口炫耀，把他当作信口开河言过其实的家伙百般奚落，其实从他脑子里创造出来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巴黎同行创作的总和。也许他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直干活干到死的人。巴尔扎克的日历绝不是他那时代的日历；别人是白天，他是黑夜；别人是黑夜，他是白天。他真正的生活不在日常的世界，而在他自己的、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之中。只有他工作囚牢的四壁才认识、观察和窥探过那个真正的巴尔扎克，此外谁也不了解他。没有一个同时代人能写出他真正的传记；他的作品为他立传。

巴尔扎克

因此请看这种真正生活中的巴尔扎克的一天——成千上万个日日夜夜都和这天一样。

晚上八点：别人早已做完了工作，离开了办公室、店铺、工厂，在朋友的圈子里，在家里或独自一人吃罢晚餐，于是成群结队地出去作乐。他们漫步在大街上，坐在咖啡馆里，站在镜子前面梳妆打扮，准备上剧院或者沙龙。——只有他，巴尔扎克独自一人睡在遮住光线的房间里——被十六小时、十七小时的工作像大棒似的打倒。

晚上九点：剧院里演出已经开始，舞厅里双双对对婆娑起舞，赌场里金币叮当作响，情侣们挤进林荫道的浓荫深处，——巴尔扎克还一直在睡觉。

晚上十点：在有的房子里灯光已经熄灭，老年人已上床安憩，很少有马车从石板路上驰过，城市的声响已逐渐安静下来，——巴尔扎克还依然睡着。

十一点：剧院里演出已经终场，社交场合、沙龙里，仆人正带领最后的客人回家。饭店里灯火阑珊，步行人已经消失，只有最后一拨夜归人，大声喧哗着从街上走来，然后四下分散，完全消失在两侧的小马路里，——巴尔扎克还依然熟睡未醒。

终于——午夜来临：巴黎寂静无声，几百万双眼睛都已闭拢，一千盏，几千盏灯火都已熄灭。既然别人都已安寝，便是巴尔扎克开始工作的时间；既然别人都已进入梦乡，也便是他醒来的时候。现在对于外面的世界，白天已经结束。他的白天就此开始。现在没人会来打扰他，没有客人会来骚扰，没有信件会来使他心神不宁；对他紧追不舍的债主们不会前来敲门，没有印刷厂的信使会来催他发稿。一个巨大无朋的空间，八小时，十小时，彻彻底底的孤寂展现在他面前。为了他那宏伟壮观的巨著，他需要这样巨大无朋的空间。他知道：为了把冰冷易碎的矿石冶炼成坚不可摧的精钢，那些高炉不得冷却。所以他脑海里视觉的紧张状况也不可停顿。一个像他的幻觉这样完美的东西不得在烈火迸涌奔流之际停止。

“思想必须像喷泉的水从我额上不断流下。这纯粹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

像每位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巴尔扎克也只知道他工作的规律：

“如果我不得不中断工作，离家出门，我就没法工作。我工作起来从来不止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他知道，只有夜晚，没有限制、没有分割的夜晚允许他持续不断地工作。为了这项写作工作，他把时针倒转，成为他自己世界的造物主，做到日夜颠倒，使黑夜成为白天，白天成为黑夜。

仆人在门上轻轻一敲把他叫醒。巴尔扎克起床，穿上他的僧袍。根据长年的经验，他把僧袍选作最适合他工作的衣服，就像战士准备他的铠甲，矿工准备他的皮衣，根据他那职业的要求，这位作家在冬天选用暖和的开司米做的白色长袍，而在夏天则选择精细的亚麻布做的长袍。因为这种长袍贴身，便于行动，只露出脖子呼吸，同时保暖，但不压迫身体。也许因为这种长袍就像僧侣穿的僧袍，会提醒他职务在身，会提醒他曾向一个更高的信条宣誓效忠，并且宣誓，只要身穿这身僧袍，就要放弃现实世界及其诱惑。一条棉纱织成的带子（后来换成一根金链子）松松地扎住他身上这件白色的多明各修会修士穿的僧袍。僧侣们戴着十字架、披着无袖法衣，带上他们祈祷时的武器，巴尔扎克的身上则挂着剪刀和折纸器，他工作时的小工具。穿着这件柔软贴身的衣服，再来回走上几步，让睡眠的最后阴影从身上脱落，让血液更活跃地在血管里流动，现在巴尔扎克已准备上阵。

仆人在书桌的银烛台上点燃六支蜡烛，把窗帘拉得密不留缝，似乎想以此明显地与外部世界隔绝。因为巴尔扎克现在不想再用真正的尺度测量时间，而是用他工作的尺度计算；他不想知道，何时晨曦微露，何时白昼来临，何时巴黎初醒，何时其余世界醒来。在他身边不得再有真实世界之物，周围墙上的书籍，四壁和门窗以及后面的一切都淹没在房间的昏黑之中。只有他现在从脑子里创造出来的一些人应该说话、行动和生存。他的世界，他自己的世界就此产生，就此存在。

穿僧袍的巴尔扎克

穿僧袍的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在桌旁就坐，就在这张桌子旁边，“我把我的生命投入到坩埚里面，犹如炼丹士把黄金投入坩埚之中”。

这是一张毫不显眼的正方形的桌子，可是巴尔扎克钟爱这张桌子甚于他财产中最珍贵的宝贝。他爱的不是那把镶嵌了绿松石的金柄手杖，不是辛辛苦苦收购来的银器，不是装帧得华丽气派的书籍，也不是他的荣誉，而是这个一声不吭的四条腿的小家具。他喜欢这张桌子甚于其他一切东西，由于破产和灾难，他把这张桌子从一个寓所抢救到另一个寓所，就像一个士兵把他共同浴血奋战的战友从枪林弹雨之中背了出来一样。因为这张桌子是唯一的知情人，知道他最深沉的快乐，最强烈的痛苦，只有它默默地见证了他真实的生活。

“这张桌子看见了我所有的困苦，知道我所有的计划，偷听了我所有的思想。当我在桌上忘情写作时，我的手臂简直对它粗暴已极。”

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世人对他知道得这么多，没有一个女人会有那么多夜晚得到他的眷顾，和他激情四射地共同度过。在这张桌子旁边，巴尔扎克生活过。在这张桌子旁边，他一直工作到死。

再瞥上最后一眼：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吗？像每一个真正狂热干活的人，巴尔扎克在工作中也非常吹毛求疵，他喜欢他的工具犹如士兵热爱他的武器。在他投入战斗之前，必须一切都各就各位。没有写过的白纸摞在一起，放在左边，必须是一种仔细特选的纸张，具有同样的大小，纸必须微微发黄，这样不会晃眼，写了几个小时不会使眼睛疲劳。纸张必须特别光滑，羽毛笔飞快移动不致碰到阻力。纸必须很薄，因为在这天夜里他还得写满许多张纸，十张，二十张，三十张，四十张！同样，羽毛笔必须仔细准备妥当，老鹰羽毛做的笔（他不要其他种类的笔），墨水瓶旁边——不是崇拜者们赠送给他的那个讲究的孔雀石的墨水瓶，而是他在大学生时代使用的那种普通的墨水瓶，——还放着一两大瓶储备的墨水。每项准备工作都必须事先做好，以便工作不断进行，不致中断。在狭小的桌子右边，还放着一本小小的笔记本，里面事先记下了以后章节要用的随感和想法。其他别无所有：没有书，没有夹子，没有摊开的材料。所有一切在巴尔扎克开始写作之前，已经在他心里酝酿完毕。

巴尔扎克往后一靠，把僧袍的袖子卷起，让右手，写字的手，行动更加方便。然后像马车夫催动马匹似的，用半似玩笑的吆喝声给自己打气，就像一个游泳的人在一头栽进洪流之前，再一次把两臂向上伸出，活动活动关节。

巴尔扎克写啊，写啊，写啊，没有休息，没有停顿。他的想象力一旦点燃，火焰便熊熊燃烧，蔓延开去，犹如山火，火苗从一个树干烧到另一个树干，越烧越旺，热气越来越高，火势越蹿越快，烧到四周连成一片。羽毛笔握在一只秀气的有些女性的手里，在纸面上如此迅速地移动，文字几乎跟不上思想。巴尔扎克写得越多，省去的音节也越多，只求迅速往下写，往下写，不要迟疑，不要停顿；他无法停下笔来，无法打断脑子里的形象。在他的手没有写得抽筋、目光没有因为疲倦而模糊不清、写下的字看不清楚之前，他不会停笔。

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六点钟，有时甚至写到七点、八点，小巷里已无马车行驶，屋子里已无任何响动，只有房里羽毛笔管滑过白纸发出的轻微的沙沙摩擦声和不时有一张扔掉的废纸发出的声响。窗外天已泛白，巴尔扎克并不知道，对他而言白天只是烛光照射的这一小圈亮光，除了他刚刚创造出来的人，别无其他人类，除了他写作时描绘出来的命运，别无其他命运。没有空间，没有时间，除了他自己宇宙中的那个世界，别无其他世界。

有时候这台机器有停止运转之虞。即便是最无节制的意志，也无法超越力量的自然限度。在四到六小时不停地写作和创造之后，巴尔扎克感到，他已无法再继续前进。右手已经麻痹，眼睛开始涩得流泪，背脊酸痛，烧得滚烫的太阳穴上血液奔流，快得吓人。神经紧张达到极致。换个人，这时定会停止写作，定会休息，定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对取得这样丰硕的成绩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巴尔扎克，这个意志坚强的妖魔，并不松劲。预定的目标必须达到。即使骏马跑伤也在所不惜！倘若这匹懒散的畜生不肯往前挪步，那就把皮鞭拿来！巴尔扎克站起身来，——这是他工作中间仅有的几次短暂的休息，——走到桌边点燃了咖啡炉。

因为咖啡是黑色的油，只有这种黑油能一再发动这台神奇的写作机器。因此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黑油比吃饭睡觉和其他各种享受都更为重要。他认为，只有工作才有点意义。巴尔扎克讨厌烟草，因为烟草不能使人兴奋，不能使人达到那种超乎寻常的境地。超乎寻常对他而言，恰好是唯一的尺度——

“烟草有害身体，侵击理智，使整个民族感觉迟钝——”

他对咖啡，唱出一个诗人能够唱出来的最优美的颂歌：

“咖啡直接通到胃里，然后全身上下全都活动起来。思想念头全部到位，犹如战场上大军的各个营；战斗打响，种种回忆跑步入列，犹如列队行军时的各个旗手。轻骑兵以一阵华丽的疾驰，展开了队形。逻辑的炮兵带着他们的辎重队和炮弹筒震耳欲聋地开来。才智聪明的随感作为狙击手参加战斗。人物形象粉墨登场，稿纸沾了墨水，战役开始，最后在黑色洪流奔腾涌动之中告终，就像真正的战役淹没在火药爆炸的黑烟弥漫之中。”

没有咖啡，无法写作，或者至少无法进行巴尔扎克发誓要从事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工作。除了纸笔之外，他随身携带的第三件工作时的必需品便是他的咖啡壶。他已经习惯了这把咖啡壶，就像用惯了的这张桌子，穿惯了的这件僧袍。他不让任何人为他煮咖啡，因为谁也没法把这提神的毒药为他加工到这样刺激的浓度和强度。他怀着一种拜物教的迷信，只用某种纸张，只选特定形式的羽毛笔。他在确定咖啡的剂量，搅拌咖啡的种类时也依照一种特别的程序——“这种咖啡由三种咖啡豆组成，布尔朋、马蒂尼克、摩卡。布尔朋咖啡豆，他到蒙布朗大街去买；马蒂尼克咖啡豆到维埃耶·奥德里埃大街的一个杂货店老板那儿去买，这位老板大概还没有忘记这一光荣的配方；而摩卡咖啡豆则到圣日耳曼区大学街的一个商人那里去买。可是我已说不上是哪个商人，尽管我已多次陪伴巴尔扎克进行这种购物的远征，每次远征都是半天路程，横穿巴黎。但是要买到优等的咖啡对他而言值得这么费劲。”

咖啡和任何兴奋剂一样，越喝越要加量，这才能有效。所以巴尔扎克的神经越来越怕因为过度紧张而崩溃，他便越来越借重这种杀人的魔汤。他写道，有本书多亏“咖啡涌流”得以写完。1845年，在他过度地享用咖啡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他承认，他整个机体都因为这样不断使用兴奋剂而中毒，抱怨咖啡的效果越来越弱。

“通过咖啡产生灵感的时间越来越短，咖啡现在使我脑子灵动的时间只有十五小时而已，——这种灵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引起我可怕的胃痛。”

（有位统计学家估计巴尔扎克喝了五万杯浓度过高的咖啡。）倘若五万杯过于浓烈的咖啡加快了巴尔扎克卷帙浩瀚的《人间喜剧》的产生，那它们同时也使他原本极为健康的心脏过早地破裂。纳戛尔大夫，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医生，观察他陪伴了他一辈子，将会明确地诊断他真正的死因：“是一种心脏的老毛病，由于熬夜工作，饮用咖啡，或者说得更准确些，由于滥用咖啡而加剧。为了战胜人的自然睡眠的需要，他不得不求助于咖啡。”

终于到了早上八点，有人轻轻敲门。仆人奥古斯特走进房来，送来一个托盘，放着一道极为普通的早餐。巴尔扎克从桌旁站起身来。他从午夜十二点起没有放下过手里的笔，现在到了休息的时候。仆人拉开窗帘，巴尔扎克走到窗前，瞥了一眼他要征服的巴黎。到这一分钟，他才隔了若干小时，又第一次意识到，除了他创造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除了他想象中的巴黎之外，还另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正前去工作，而此刻他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现在店铺开门营业，孩子们急匆匆地赶去上学，车辆开始行驶。在几千个房间里，官员们和商人们坐到他们的桌旁。在几十万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已经做完了他的工作。

为了放松一下业已筋疲力尽的身体，让它重新获得新鲜的活力，能够从事正等待着他去做的新的工作，巴尔扎克洗了一个热水澡。通常他要在浴盆里泡上一个钟头，——在这点上，他和他那伟大的对手拿破仑相似；浴盆是唯一的一个他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思索的地方——思索，不用立刻写下什么，纯粹沉湎于构思塑造的创造和梦想之中，而身体不必立刻进行劳动。可是等他刚一重新穿上僧袍，门外就响起脚步声，同时印制他书稿的不同印刷厂派来的信使已经来到——就像拿破仑派出的飞骑传令官在打仗时维持司令部和执行命令的各营之间的联系。第一个信使要求取得新的手稿，这天夜里刚刚写完的墨迹未干的稿子。因为巴尔扎克写下的东西必须立即印出，不仅因为报纸或者出版社等着，像等待到期的债款——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总是事先已经卖掉或者抵押出去，——而是因为巴尔扎克在单凭幻觉创作时的神志恍惚下，不知道他到底写了些什么，他是怎么写的。即便是他自己的眼睛，也难以审视清楚他刚刚写完的稿子呈现出来的一片丛莽。只有在排成栏目，分成段落，一段一段的文字，犹如一营一营士兵列队前进的时候，身为统帅的巴尔扎克才能知道，这一仗是否已经打赢，是不是还需要再发动一次冲锋。

其他的印刷厂、报馆和出版社的信使则带来新印出的手稿校样。这是巴尔扎克前天写的、昨天发排的稿子，同时又带来先前修改后打印出来的校样。整摞整摞刚刚印好，油墨未干的纸张，二十几份，三四十份，往往是六七十份校样，犹如洪水泛滥，盖满了他那张小小的书桌，要求一次又一次审校。

九点：休息结束。“我在一项工作中的疲劳，在另一项工作中得到休息。”——他的生产无比匆忙，持续不断，巴尔扎克只能在工作中变换工种来获取力量。

但是他阅读校样和其他大多数作家不同，并非比较省力的工作，完全是推翻重写，重新创作。阅读校样，或者说得确切些，推翻重写意味着他的一次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创造行动，就和写作初稿一样。因为巴尔扎克其实根本不是把已经印出的校样加以修改，而是把第一次印出的稿子作为楔子。幻想家在匆忙中，在迷醉状况下写出的草稿，现在负责任的艺术家拿来审查，评判，修改，变动。他的散文就这样一层一层地逐渐扩充而后形成鲜明的立体感。巴尔扎克在这上面投入的辛劳、激情和力量，远远超过在其他任何事情上的投入。只要有关他最内在的任务，有关他的工作，这个平素一向挥霍浪费出手大方的人，就变得专横跋扈，吹毛求疵。既然如此，印刷厂就必须根据特别的规定，向他提供校样。首先校样的纸张必须又大又长，每张纸都必须双重对折，以便印好的字栏正好位于纸张的中央，就像纸牌里的一张王牌，字栏的左右上下都有四倍或者八倍的空间可以写上他的改动和修正。另外，校样不得印在普通便宜的黄兮兮的纸上，而要用白纸，以便每个印刷字母都能轮廓分明，眼睛看了不会疲劳。

现在就开始工作吧！迅速地扫上一眼——巴尔扎克拥有他笔下路易·朗贝尔的天赋，能够一目十行——，握笔的手已经怒气冲冲地挪动起来。巴尔扎克很不满意。不行，他昨天、前天写的东西，统统不行。思想模糊不清，句子乱七八糟，文体缺点累累，布局过于笨拙！一切都必须改变，变得更加优美，更加明晰，更加清楚；从墨水四溅的羽毛笔，从满纸都是裂口和删除的线条可以看出，一阵狂怒正从他心头涌起。他以骑兵发起冲锋的气势扑向这张印好的方纸。用笔像挥动佩刀砍杀，一个句子被剔了出来，抛向右边，又在左边叉起一个字，像用狮子的巨爪拽出整段整段的文字，又把另外的段落塞了进去。他作了那么多的修改，不久，给排字工人的普通指示标记已不够用。他必须发明新的符号。不久，留给修改文字的空间也嫌太窄，因为纸张边上新写的字句早已比印好的正文篇幅更大。写在上面下面左边右边，标上神秘的符号，不是删减而是增添；原本干干净净一目了然的一页，如今像蜘蛛网似的布满纵横交错、重重叠叠的线条，表示修改，改了又改，为了寻找新的空间，他就把纸翻篇，在反面继续写上增添的字句。但是这还不够！羽毛笔已找不到下笔的空间，让排字工人知道，如何排字的符号和数字已嫌不足。那就干脆拿起剪刀，把多余的几段剪掉。把没写过的稿纸拿来，这次是要小型的稿纸，以便明显有别于第一稿，用浆糊把两张纸粘在一起。开头部分插在当中，另写一个开头，就像用铁锹和锄头把整块地彻底翻了一遍。就这样，校样一层一层，手写的字夹着印好的字，标上号码，涂得面目全非，成了乱七八糟的一团，送回印刷厂，比原来的校样费解一百倍，简直不可卒读。

这样涂得面目全非的东西送到编辑部和印刷厂，大家都挤在一起哈哈大笑。最有经验的排字工人宣布“没法排！”，尽管答应给他们加倍的工钱，他们也拒绝每天给巴尔扎克干超过一个小时的活。拖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两个人学会看懂巴尔扎克的这种象形文字，然后一位特别的校对员把他们往往凭着猜测改完的校样再修改一遍。

倘若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算大功告成了，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因为到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把重新排好的校样送到巴尔扎克那里去以后，他又以同样的狂热扑向这重新印就的稿件，就像修改第一次送来的初稿一样。他又一次把全部辛辛苦苦装配起来的新稿拆散，再一次从上到下在稿纸上写下新的字句，或者进行涂改，弄得新的稿纸和旧稿一样一塌糊涂，不可卒读，退回印刷厂。就这样往往改上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第六稿、第七稿，只不过现在他不把整段整段的文字拆开、打乱、改变，而只是改动几行，最后只改几个字。有的作品，巴尔扎克一直改到第十五稿十六稿。算一算他在二十年里写下了七十四部长篇小说，全部短篇小说和随笔都不是一次写成，最终的作品事实上是他原本已经宏伟壮观的成就的七倍到十倍。只有这样才能想象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巴尔扎克的创造力相提并论。

无论是经济上的拮据还是出版商的请求，都不能使巴尔扎克改掉这种费钱的工作方法。出版商们时而诉诸友谊，向他发出责备；时而诉诸法律，发出控告，以此相逼，他都无动于衷。这样大动干戈地改写、补写，有十几次害得他损失掉作品的一半稿费，甚至全部稿酬。费用惊人，他得自掏腰包进行偿付。在事关最深层的艺术道德这点上，巴尔扎克态度强硬，一点也不含糊。有一次，一家报纸的主编不等这无数次修改稿的最后一稿送到，不等作者签署准予发表的指示，就擅自登载了一部长篇小说的连载，巴尔扎克就和他永远断绝一切联系。这位作家在所有的人眼里显得随随便便，极端匆忙，贪图钱财，一到事关他作品的圆满结束和他艺术家的荣誉，他便是当代文学中最认真负责、最坚忍不拔、最不会妥协、最坚毅卓绝的战士。正因为只有他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少精力，作出了多少牺牲，自己如何如痴如狂地追求尽善尽美，正因为这五遍十遍改写的过程是在昏暗的实验室里完成，外人一无所知，只看见最终完成后的产品，他才十分珍爱这一次次的校样，把它们当作唯一忠实可靠的证人。这些校样是他的骄傲，主要的并不是他作为艺术家的骄傲，而是他作为劳动者，作为不知疲倦的手工业工匠的骄傲。因此每本作品他都收集了那些修改过的、变得面目全非的校样，汇集成册，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直到最后一稿，连同初稿装订成蔚为壮观的一卷（往往有两千页左右，而不仅是最后定稿的二百页篇幅）。就像他的榜样拿破仑，把亲王的头衔和公爵的纹章颁发给他的元帅们和最为忠心耿耿的臣仆，巴尔扎克也把他幅员辽阔的王国，《人间喜剧》的王国中的每一部手稿，当作最为珍贵的宝贝分赠友人。

“这些手稿我只赠送给爱我的人；他们见证了我的长期劳动和我向您说起过的耐心。就在这些可怕的篇页上，我度过了我漫长的夜晚。”

得到这些草稿主要部分的是德·韩斯卡夫人，还有德·卡斯特里夫人，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和他的妹妹分别得到这样一枚勋章。巴尔扎克把他的这些手稿当作勋章只颁发给少数几位亲朋好友，他们知道正确评价这些独一无二的文件。这点可以从纳戛尔大夫的回答看出。纳戛尔大夫作为医生和朋友为巴尔扎克效劳，得到了巴尔扎克的《幽谷百合》一书的手稿汇编。纳戛尔大夫写道：

“这是一些真正值得纪念的文物。有些人还深信美在艺术中能臻于尽善尽美的境地，应该让他们看一看这些文物！这对于公众多有教益，公众一直认为，精神的产品轻而易举就能获得，就能创造，就像他们读到它们时那样！我愿我的藏书柜能安置在旺多姆广场中央，以便欣赏您的天才的朋友们也的确能够高度评价，您是怀着什么样认真负责的心情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进行写作的。”

的确，除了贝多芬的速记本之外，艺术家的艰巨的斗争，再也没有在任何文件中能比在这些手稿汇编里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巴尔扎克真正原始自然的力量，他作品中的泰坦般的精力在这里可以看出，比在他的每幅肖像画里，显示得更加强烈，比他同时代人所说的一切趣事轶闻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只有看到这些手稿汇编，才能认识真正的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修改的校样

巴尔扎克在他的校样上工作三四个小时，又改写，又修改。就像他自己开玩笑说的，“烹饪这种文学菜肴”，每次都占满整个上午，而且总是同样毫不停顿，总是同样顽强坚韧，就和夜里写作一样。一直到中午时分，巴尔扎克才把这一摞校样推到一边，吃点东西，一枚鸡蛋，一只奶油面包或者一块素净的点心。他天性喜欢美食，受他家乡都兰地区饮食习惯的影响，爱吃油腻结实的食品，味道浓重的肉丸子、酥脆的肥鸡、红烧肉块。他熟悉家乡的红酒白酒，犹如音乐家熟悉他的键盘，——可是在工作中，他严禁自己享用这些饮食。他知道，吃饭使人困倦，他可没有时间犯困。他不允许也不愿意自己休息。他又把圈手椅放到小书桌前，继续，继续，继续审阅校样，或者写些速写，随笔或者书信，一直继续工作，绝不停顿，绝不休息。

终于到了五点钟。巴尔扎克扔掉手里的笔，从而也把驱赶他向前挺进的皮鞭放下。够了！巴尔扎克整天没有见人，——这种情况往往持续几个礼拜——没有向窗外看过一眼，没有读过一份报纸。现在这个过分紧张的身体，这个过分发热的脑子终于可以休息。仆人端上晚餐。有时候，有位他约见的出版商或者有个朋友前来谈上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大多数情况下，就他一个人呆着，沉思默想，已在预先梦想明天该创作什么。他从不或者几乎从不出门上街。经过这样玩命似的大干一场之后，实在过于疲劳，到八点，现在别人都开始一窝蜂地出门去了，他却躺到床上，立即入睡，睡得深沉香甜，连梦也不做一个；他睡觉和他做其他事情一样：漫无节制，——比任何人都睡得更死。他睡觉是为了忘却，已经完成的所有工作不要把他从明天、后天，一直到他生命的最终时刻将要完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巴尔扎克就这样毫不中断地一周又一周、一月复一月地工作着，只要一部作品没有完成，就不让自己休息。即使工作中断，时间也总很短暂：“一仗接一仗”，一部作品接一部作品，就像一针又一针在一块其大无比的绸缎上刺绣，这块绸缎便是他的毕生著作。

“永远是同样的情况：一夜一夜地写，新作接二连三地完成！我想要建造的大厦，如此高耸，如此遥远……”巴尔扎克发出绝望的呻吟。他常常担心这项工作耽误了真正的人生；他使劲地晃动他给自己戴上的锁链。

“一个月之内我必须完成别人整整一年或者在更长的时间里未能做完的事情。”

但是工作对于他已经变成一种强制，他已无法戒掉。

“工作中我忘记了我的痛苦；工作是我的救星。”

不同种类的工作使他得以持续工作，不致中断。

“我若不写稿子，我就预想写作计划。我若不想不写，我就修改校样。这就是我的生活。”

他就一辈子脚上拴着这种工作的锁链活着。即使逃走时，锁链也紧跟着他，哐啷哐啷直响。没有一次旅行，他不带着手稿。即使在热恋中，情爱的激情也得服从这种更高的依从关系。他向德·韩斯卡夫人，向在日内瓦的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宣告他即将造访，尽管心急如焚，欲念强烈，却同时写信警告他的情人，晚上五点以前千万别去看他。一直到他不可动摇地在书桌旁工作了十二个小时或者十五个小时之后，他才属于女人。先作品，后爱情；先《人间喜剧》，后现实世界；先工作，后——或者根本就不——享乐。

只有这种狂热的劲头，这种自毁式的、偏执狂的、漫无节制的工作，才能解释他何以在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人间喜剧》这样的奇迹。在他进行的纯粹艺术创造的工作之外，再加上实用的、私人的、商业上的写作任务，那么巴尔扎克原本就难以理解的生产能力就会变得更加难以理解。歌德或者伏尔泰手头经常有两三个秘书，便是圣·伯夫，也把全部准备工作都交给一名自己的雇员去做。但在巴尔扎克这儿，全部通信和全部生意都是他独自打理。除了在灵床上写的最后一份震撼人心的文件，由于他已没法自由运笔，他在他妻子写的信上附上这样一句：

“我已没法念书，写字。”

此外，他作品的每一页，他通信的每一行都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所有的合同，所有的买卖，所有的生意和采购，债据、期票，对他的控告和反控告，他都是独自料理，没有秘书，没有管家，没有顾问。他处理家里的采购，亲自找裱糊匠和供货商订货。日后甚至还出手打理德·韩斯卡夫人的财务，给她家人充当顾问。他是一个浪费精力者，漫无节制的工作者，一直达到病态反常的地步。有时他也清楚意识到，这样违反自然的自我消耗必然会导向自我毁灭。

“有时候我觉得，仿佛我的脑子发炎了，就仿佛我已命中注定，将在我理智的瓦砾堆上死去。”

这样极端疯狂地工作了两三个星期，毫不停息，足不出户，因此接着总像一次崩溃，颇为凶险。就像一个负伤的英雄，获胜之后，倒在地上。

“我白天一口气睡十八个钟头，在余下的六小时里，我什么也不干。”

巴尔扎克在漫无节制地工作之后休息，也是漫无节制。他在完成了一部作品之后，感到还有足够的精力可以纵情享乐，这同样也是漫无节制。他享受了工作的陶醉，站起身来，走出他修行的僧舍，走到人群中去，身上醉意未消；他来到社交场合，走进沙龙，几个星期没有听见别人的声音，也没听见自己的声音，他开口说话，胡说瞎吹，也不注意别人；说话犹如一股蓄积已久的洪流迸涌而出，又是嘲弄，又是欢笑，泡沫四溅，奔流向前。他在他的小说中给这些人创造百万巨款，又从另一些人那里夺走几百万，如今走进一家商店，人还停留在另一个数字世界里，便无谓地一掷千金，算也不算，数也不数。他的每一个行动，还带有小说的奇幻和夸张；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发生得痛快惬意，就像从前那些粗鲁健壮、坚强有力、生机勃勃的航海家们，一年下来没有见过陆地，没在床上睡过觉，没碰过女人，当航船历经千难万险返回故乡，他们就把鼓鼓囊囊的钱袋往桌上一扔，喝得酩酊大醉，大叫大嚷，大吵大闹，旺盛的生命力猝然爆发，把玻璃窗砸得粉碎；就像一匹纯种骏马，在马厩里站的时间太长，不是立即亮出规规矩矩的小跑步，而是立即像枚火箭腾空射出，以便舒展肌肉中蕴蓄的张力，感受自由的醉意；巴尔扎克就这样在他两次工作之间的短暂间歇之中，宣泄他的日夜煎熬的苦行，他的紧张纠结的情绪，他的深藏不露的肺腑。

这时那些渺小的纨绔子弟跑来，那些哥兹兰们，那些维尔代[12]们，那些卑劣的新闻记者们，他们每天拿几个苏就出卖那可怜巴巴的几滴风趣，像利利普国[13]的小人嘲笑那个获释的巨人那样恣意嘲笑巴尔扎克。他们记下他真真假假的轶闻，拼命地把它们印刷出来，看这位伟大的巴尔扎克是个什么样的纨绔子弟啊，每个笨蛋都觉得自己比他聪明。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样漫无节制、尽情挥洒地写作之后，这样一个沉湎幻觉的人如果举止正常，反倒不正常了。如果他有条不紊地记下每个法郎的花销，像个小商贩似的把省下来的积蓄存放在四分利的养老金里；要是他方才还是一个梦幻世界的统治者、巫师和主宰，而在现实世界里却根据沙龙的时髦规则行动；倘若他的天才就寓于具有独创性的夸张手法之中，他自己却如此机敏灵巧，如此富有外交手段，如此冷静地精打细算，就和他们一样，那倒反而不正常了。只有他那巨大的身体走过时，在时代的墙壁上投下的稀奇古怪的身影，他们可以用漫画的方法加以描绘。巴尔扎克真正的品质，他同时代人谁也弄不清楚。因为就像童话中的鬼魂，只有一小时时间，可以像影子似的掠过不属于他们的大地，那么巴尔扎克也只能得到短促的自由呼吸，他一而再地得重新返回他工作的囚牢中去。

[1] 米歇尔·奈依（1769—1815），拿破仑麾下的元帅，骁勇善战。

[2] 勒内·路易·德·吉拉尔丹（1735—1808），法国政论作家。

[3] 欧仁·苏（1804—1857），法国小说家。

[4] 黛尔芬娜·吉拉尔丹（1762—1827），娘家姓盖，法国女诗人。后来嫁给出版家吉拉尔丹。他们的女儿也是作家。

[5] 欧仁·德拉克洛瓦（1798—1863），法国著名画家。

[6] 夏娃的服装，即赤身露体，一丝不挂。

[7] 赫剌克勒斯，又译海格力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

[8] 保罗·德·科克（1793—1871），法国作家。

[9] 儒勒·桑多（1811—1883），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朋友。

[10] 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

[11] 本维努托·契里尼（1500—1571），意大利金匠、雕刻匠。

[12] 埃德蒙特·维尔代（1793—1870），法国作家、出版商。

[13] 英国作家约纳坦·斯威夫特（1667—1745）的小说《格利佛游记》中的小人国。

第九章 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

工作，无法估量的工作，将直到最后一刻一直是巴尔扎克真正的生存形式。他热爱这种工作，或者不如说，他热爱在这种工作中的自己。在那灵感勃发的痛苦之中，他怀着神秘的乐趣享受着他那妖魔式的干劲，他那独创性的潜能，他的意志力。他的意志总能从他那赫剌克勒斯般的身体里和他那精神的弹性中汲取最大限度的能量，甚至超过最大限度。他的日日夜夜，全都投入这烈火熊熊的熔炉之中，他颇为骄傲地说他自己：

“我的恣意放纵全都存在于我的工作之中。”

可是尽管有这样专横的意志在压制他的本性，自然的天性却不容人完全镇压，它反抗这种不正常的生活。这种生活只在幻想中得到满足，在工作中寻求自我压抑。有时候，——随着时间推移，日益频繁——巴尔扎克在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工作时，心里突然浮现这样一个残酷的念头，是不是由于工作而耽误了他的大好年华、写作和创造，即使臻于最高雅的形式，也只不过是真实生活的代用品而已。他向茹尔玛·卡罗坦承：“我试图把我的生活移入我的脑海之中。”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办到。艺术家毕竟也是一个享受者，每天过着苦行僧似的单调日子，不由得呻吟不已。他作为男人，不满足于江河流水般汹涌澎湃的字句倾洒在冷冰冰的纸上，他还要求更加炽烈的宣泄。他作为塑造者在作品里梦想出上百个情意绵绵的恋爱中的女人，他也希望有一个女人能为他所钟情爱恋。

可是，怎么才能找到这样一个女人？在这里那妒忌心重的工作也拦住了他通向生活的道路：巴尔扎克没有时间去寻找一个女人，一个情人。十四五个小时牢牢地拴在书桌旁，其他时间牺牲于睡觉或者处理紧要事务，他没有机会溜溜达达地去寻找情人。他不断地请求两三个他可以推心置腹的挚友，他一而再地拜托他的妹妹和茹尔玛·卡罗，给他找一个合适的妻子，能够把他从这些潜藏的紧张情绪和恼人的欲念渴求中解脱出来。看到这些，真叫人感动不已。

突如其来的荣誉在这里引起了令人惊讶的转折。正当巴尔扎克因为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女人濒于绝望的境地时，女人开始找上门来。女人最喜欢研究她们、描述她们的诗人。巴尔扎克表态支持女人，因为她们是男人不理解的不幸的牺牲品。他对女人所有的错误表示宽容、原谅，对一切被抛弃、被摒弃的人老珠黄的女人表示同情。不仅使巴黎的妇女，甚至使全法国的女人都对他产生好奇，从外省最不寻常的角落，从德国，从俄国，从波兰，都有信件寄给这位“了解人心各种高峰和各种低谷的作家”。

总的说来，巴尔扎克是个非常粗心大意的通信对象；写作完毕，过于精疲力尽，他很难得回信。要想在他的通信里寻找他和当时出类拔萃的男人之间精神上的互动，那是白费力气。但是这些女人的来信使他振奋，使他幸福，使他不安。像他这样一个想象力丰富的男人，一直生活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中，自然会把每封女人来信都和创造一部活生生的长篇小说的可能性结合起来，有时候他有一种倾诉衷曲的需要，热情洋溢地预感到会建立一种心灵的结合，便写信向素昧平生的女人坦白陈述一些他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都秘而不宣的心底的秘密。

有一天，1831年10月5日，一封无名女子给他的信追到萨歇，当时他正逃到他的朋友马尔哥纳夫妇家去写作。这封信引起他特别的注意。我们看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知道，他有本事在细枝末节上极富独创性地点燃他的想象力。这一次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外在事物，信纸的种类、字迹，特别是表达方式，使他预感到这个女人没有用真实姓名签名，而是用的英文的假名，她必定出身名门，或者最显赫的贵族之家。他的想象力闪电似的发生作用，她一定是个美女，一个年轻而又不幸的女人，经历了许多痛苦悲哀的事情。此外，她必然是个最显赫的贵族之家的千金小姐，一位伯爵夫人，侯爵夫人，一位公爵夫人。

好奇心——也许说不定是攀高枝的势利心，使他不得安宁。他立刻就给这个匿名女人——“我既不知道她的年龄也不知道她的家世”——写了一封六页长的书信。起先他只想向那位和他通信的女人进行辩护，那个女人读完《婚姻生理学》后责备他伤风败俗。但是巴尔扎克这人做事永远过分，他不可能保持中庸之道，不会中途停顿。他若赞美，必然心醉神迷，他若干活，就像苦役船上的奴隶。他若向人倾吐，必然掏心掏肺，尽情坦露。他毫无保留地向这个写信来的素不相识、不知姓名的陌生女人敞开心扉。他向这个女人坦诚相告，他只想娶一位寡妇为妻，他以半感伤半火热的色彩描写这个女人，让这个全然素昧平生的陌生女人比他最亲近的朋友都更早地知道“他最隐秘的有关未来的想法”。他告诉这个女人，《驴皮记》只是他想建造的一座气势磅礴的宏伟大厦——未来的《人间喜剧》——的第一块基石。他“骄傲的是，已经试图这样去做，即使在实现这个计划时遭到失败”。

这位写信的陌生女人原以为会收到一封客客气气的或者漫谈文艺的回信，却收到了这位著名作家这样自我披露隐私的信函，想必大吃一惊。毫无疑问，她立即回信作答：于是在巴尔扎克和这位梦想中的公爵夫人之间便展开了一段书信往还（可惜残留给我们的只是其中极小部分）。他们的通信最后使双方都互相好奇，于是也希望彼此也能当面相识。这位陌生女人本来就已经对巴尔扎克有所耳闻，朋友间的闲谈神聊大概也让她对巴尔扎克略知一二，几份报纸上已经刊登过巴尔扎克的肖像。可是巴尔扎克对她却是一无所知：这个陌生女人是个年轻女子？是个美女？是那种悲剧式的心灵，渴望着有人给予慰藉？仅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学究，一个书念多了的商人的女儿，还是说她真的是（大胆的梦想家啊！）一位侯爵夫人，一位公爵夫人？

真是心理学家的伟大胜利：这位陌生的通信女子的确是一位侯爵夫人，有资格获得一位公爵夫人的头衔，而且不像巴尔扎克从前的恋人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一位被科西嘉来的篡位者[1]新近擢升的公爵夫人，而是纯正的贵族血脉，最佳门第，无懈可击的圣日耳曼区的成员。侯爵夫人，即日后的昂里哀特·玛丽·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父亲是德·马耶公爵，从前的法兰西元帅，其贵族谱系追溯到十一世纪。其母亲是位德·费茨-杰姆斯公爵小姐，是斯图亚特家族的成员，属于王室后裔[2]。她的丈夫，德·卡斯特里侯爵，又是著名的德·卡斯特里元帅之孙，德·吉斯公爵夫人之子。这样父母双方都门当户对门第显赫的家族谱系，对于巴尔扎克简直可说有点病态的贵族偏执狂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且论年龄，侯爵夫人也完全符合巴尔扎克的理想。她年方三十五岁，可以算是个“三十岁的女人”，最符合巴尔扎克要求的典型。因为她是个多愁善感的不幸女子，对人生大失所望，自己刚经历了一部爱情小说，这个故事在巴黎社交界和《驴皮记》一样著名，甚至被巴尔扎克那位日后更负盛名的同行司汤达用在他的处女作《阿尔曼斯》[3]里。

巴尔扎克没有费多大力气就获悉了这个爱情故事的一切细节。年轻的侯爵夫人在二十二岁时是法国美艳绝伦的贵妇人之一，头发金红，身材苗条，皮肤娇嫩，认识了权倾一时的梅特涅首相的儿子维克多·梅特涅亲王，侯爵夫人热情奔放地钟情于这个年轻人，他继承了父亲男性的美和社交场上的魅力，可惜，并没有继承父亲健壮的身体。既然法兰西的显贵当时还生活在启蒙哲学开明的十八世纪的传统之中，侯爵夫人的丈夫完全准备悄然隐忍这两个年轻人激情如炽的恋爱关系。但是这对恋人真诚地下定决心，蔑视任何妥协。这不仅使司汤达，也使整个巴黎社交界都为之振奋。德·卡斯特里夫人弃她丈夫的豪宅于不顾，年轻的梅特涅把锦绣前程视若粪土，现实世界、社交界与他们何干——，他们只想为彼此而生，为爱情而生，于是这对浪漫的情侣自由自在地、像游牧民族似地漫游欧洲最为风光绮丽的地方，漫游瑞士、意大利，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奥地利皇帝日后赐以封·阿尔登堡男爵的称号），作为他们幸福的备受宠爱的证人。

但是这种幸福过于尽善尽美，因而不能持久。灾难直如晴天霹雳，降自毫无云翳的万里晴空。侯爵夫人在狩猎时不幸坠马，折断脊椎，从此行动受阻。白天大部分时间得躺在卧榻或床上度过。维克多·封·梅特涅也不能长久地在她身边温柔地侍候，因为不久之后，在1829年11月，他便死于肺痨。这个损失对侯爵夫人的打击远比先前坠马之痛要残酷得多，她不可能独自在这些美景之中留连。景色之美，只可能在他们往日爱情的反射之中才能感到。侯爵夫人于是返回巴黎，但不是回到她丈夫的家里，也不是回到往日的社交界，她曾经以挑战的姿态，打破过他们的观念。她在父亲家的德·卡斯特拉纳豪宅过着彻底退隐的日子，不见往日朋友，只与书籍为伴。

这样一个女人就其地位、年龄和命运而言，完全符合巴尔扎克最为大胆的梦想。接到这样一个女人的招呼，不久甚至受到她友好的召唤，想必在巴尔扎克心里不仅拨动诗意的琴弦，也使他势利眼的心情激烈震颤不已。一位侯爵夫人，一位未来的公爵夫人，一位“三十岁的女人”，一位“被遗弃的女人”，竟然这样赏识他，这农民的孙子，小市民的儿子！这可大大战胜了其他所有的人，大大战胜了维克多·雨果之流，大仲马之流，缪塞之流。他们只不过娶了市民阶级的女人当作妻子，只把女演员、女作家或者交际花当作女友！倘若他能成功地不仅自诩得到夫人的友谊，而且经过他和德·贝尔尼夫人这样小小贵族女子或者和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这样的暴发户贵族女子的交往之后，能当上一位真正古老法兰西的公爵夫人的情人，或者甚至当上她的丈夫，当上梅特涅亲王的继任，而他在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那里已经当过这位亲王的父亲，梅特涅公爵的继任，这才真是重大的胜利！巴尔扎克心急火燎地等待着这位书信交往的女友的邀请，允许他亲自登门拜访。终于到2月28日，一封信给他带来了这种“表示信任的标记”，他立刻回信作复，他急于接受这一“慷慨的建议”。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这样迅速，这样匆忙，这样兴高采烈、兴致勃勃地回答这封圣日耳曼区的来信，却忽视了也是同一天寄到、放在他桌上的另一封信，一封来自俄罗斯的信，是另一个女人寄来的信，署名是“L’Etrangère”（陌生女人）。

巴尔扎克这样耽于幻想的人，不言而喻，自会立即钟情于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根本不需要见面，就会爱上公爵夫人。不论是丑，是蠢，爱吵架还是坏心眼，这都不能影响巴尔扎克的感情。因为一切感情，甚至爱情，在巴尔扎克身上，全都屈服于他那控制一切的意志力。他还没有笨手笨脚地梳妆打扮完毕，还没穿上新的衣裳，还没坐上马车驰向德·卡斯特拉纳府邸，就已暗下决心，爱上这个女人，赢得她的爱情。根本还不认识，他就把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塑造成一个理想人物。他将让她在他的人生小说中扮演女主人公的角色。后来，那位寄出第二封信，他没有拆开的那封信的女子，他也是这样对待。

的确，开头几章情节的发展，完完全全像他的想象力所构思的那样，在一间装饰得品味极为高雅含蓄的沙龙里，一位年轻的，可又不是太年轻的女人斜靠在一张雷加米埃夫人的卧榻[4]上，双脚直伸在卧榻的另一边，正等待着诗人。她脸色有些苍白，有些疲倦，一位热恋过也深知爱情的女人，一位在幽怨孤寂之中需要安慰的女人。这位迄今为止只和君侯和公爵交往的贵妇人，这个恋爱中的女人，曾经有过一个身材颀长、风度翩翩的公爵之子作为情人，如今对于巴尔扎克，对于这个宽肩肥胖的平民，这个任何裁缝的手艺都没法让他显得时髦和讲究的男人，居然没有感到失望，真是妙不可言。巴尔扎克睁着一双灵动活跃的眼睛，显得聪明而又感恩，公爵夫人凝神谛听他那热切激烈的谈话。这是她认识的第一个诗人，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尽管很有保留，态度收敛，她还是感到，这个诗人善于了解别人，具有强烈的鼓动力和启发性，从而接近公爵夫人，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就这样着了魔似的在谈话中流逝。尽管公爵夫人对逝去的爱人坚贞不贰，也不由自主地对命运派来给她的这个不同寻常的男人表示赞赏。对于公爵夫人，这个感情受到压抑的女人，一段友谊就此开始……对于巴尔扎克这个在各方面都漫无边际的男人，这是一阵陶醉。

他写信给公爵夫人：“您这样亲切可爱地接待我，赠予我这么温馨甜美的时光，使我坚信不移：只有您才是我的幸福！”

这种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切，在以后几个礼拜，几个月里，巴尔扎克的马车每天驰往卡斯特拉纳府邸，两个人聊天，一直聊到午夜之后。巴尔扎克陪她上剧院，给她写信，向她朗读他的新作，征求她的忠告。他把他能够馈赠的最珍贵的宝贝，赠送给她：长篇小说《三十岁的女人》《夏倍上校》和《信使》的手稿。对于这位孤身独处，几周、几个月来一直只为追悼已故的爱人暗自悲伤的女人，有了这份精神上的友谊，开始了一种幸福，对于巴尔扎克则开始了一段激情。

极为不幸的是，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单单友谊还远远不够。他那男人的虚荣心，也许也是他那势利眼的虚荣心要求更多。他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激烈地跟夫人说，并且让夫人看，他渴求得到她，他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夫人表示赞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拥有过于强烈的女性特点，当然会在无意中为一个男子的这种示爱而感到受宠若惊，她尊敬而又欣赏此人的天才；她倾听巴尔扎克的诉说，没有摆出冷冰冰的高傲态度拒绝这位性情狂暴的男子表示的细小的温存动作。也许她甚至于还对巴尔扎克进行了一些挑逗——当然我们对于巴尔扎克日后为了报复而写的长篇小说《朗热公爵夫人》中的描写不能完全信以为真：

“这个女人不仅亲切地接待了我，她甚至在我面前还施展出她十分娴熟的卖弄风情的各种本领。她想取悦于我，简直不遗余力地使我始终处于神魂颠倒的境地，并且驱使我得寸进尺。她使出全部力气，迫使一个寡言少语、犹豫不决的情人公然求爱，表露心迹。”

可是等到巴尔扎克的求爱开始接近危险点的时候，公爵夫人便坚决地一再拒绝。也许她想对她先前失去的爱人，她孩子的父亲，始终表示忠贞，为了这个男人她曾经抛弃了社会地位和荣誉，也许她因为自己身有残疾，总有顾虑，感到羞愧，也许巴尔扎克身上的平民气和庸俗劲，成为她的心理障碍，也许她害怕巴尔扎克虚荣心重，立即把他和贵妇人的恋爱关系公之于众，这样的担心也并不是没有理由。于是就像巴尔扎克在《朗热公爵夫人》中所述，公爵夫人“让他做出了细小的、缓缓进展的征服行动，这个迟疑不决的情人只好以此感到满足了”。但是公爵夫人顽强地拒绝以委身于他表示对他倾心相爱，巴尔扎克不得不第一次感到他的意志，即使拼命强化，也并非万能。经过三四个月，尽管巴尔扎克使劲追求，尽管他每天前去拜访，尽管他为保王党的利益进行了大量文学方面的活动，尽管他的高傲受到各式各样的屈辱，他还依然只是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文学之友，而不是她的情人。

即便是聪明绝顶的天才人物，也总是最后一个注意到，自己开始举止失常，有失身份。巴尔扎克的少数几个真正的朋友，尽管并不知道详情，却注意到他的外表举止发生了变化。他们很不舒服地看见巴尔扎克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从意大利剧院底层的包厢里，手持长柄眼镜寻找某一个包厢，在菲茨-杰姆斯和德·罗让[5]两位公爵的保王党沙龙里，热烈地参加讨论。平素在这种沙龙里，市民阶级的人士，即便是大作家、画家、音乐家、政治家，都被视为身穿便服的奴仆。这样一些攀龙附凤、怪异荒诞的行径，朋友们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担心这会有损于他的荣誉，有损于他的威望。可是现在他们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突然摇身一变，作为政治作家在极端反动的报纸《革新者》上对封建制度大唱赞歌，对德·贝里公爵夫人[6]公开屈膝敬礼，这可使朋友们不安起来。他们对巴尔扎克的性格有足够的了解，知道他不属于卑鄙无耻的一族，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本能告诉他们，是别人之手把他引入这些阴暗的政治胡同。巴尔扎克把他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通信，以及对公爵夫人的造访全都瞒过德·贝尔尼夫人。夫人作为巴尔扎克最老的女友，第一个向巴尔扎克发出警告。根据她家的传统，而她又是路易十六和玛丽·安多纳德的教女，照理应该更具保王色彩，可是看到巴尔扎克突然公开变成极端保王派的吹鼓手，她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急切地劝巴尔扎克不要成为“这些家伙的奴才”。这位经验丰富的年长女人，远远看见这些圈子里的人并不真正尊重巴尔扎克这位作家，而只是利用他的势利眼。

“他们基本上是个不知感恩的社交集团。他们不会为了取悦于你而改变他们自己，我的朋友。”

茹尔玛·卡罗想必读到了巴尔扎克为德·贝里公爵夫人写的颂歌而大失所望，深感羞愧。这位公爵夫人当时试图为她的儿子，卡尔十世之孙谋求王位[7]。茹尔玛写给巴尔扎克的信就更加露骨，更加斩钉截铁：

“让宫廷社会的人去捍卫这些人吧。千万别因为和这些人厮混在一起而玷污了你赢得的名声。”

茹尔玛把和巴尔扎克的友谊视为她这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的人生中最珍贵的宝藏。她冒着失去这段友谊的危险，写信给她的这位伟大的朋友，语气强硬，毫不退让，说自己正因为热爱他的天才，所以憎恶他的卑躬屈膝。巴尔扎克把几个虚张声势的贵族称号看得比昂首挺胸的内心高贵的态度更加重要：

“你竟然倾向于这个僵死的享有特权的贵族阶级！你就执迷不悟，永远无法从这种幻想中觉醒过来？”

巴尔扎克的这两位真心实意的女朋友，无论是其中之一，还是其中另一位，都还弄不清楚，究竟是黄金的锁链还是玫瑰的链子，由一只灵巧的手，把巴尔扎克拴在保王党的这辆摇摇晃晃就要散架的马车上。她们只感觉到，巴尔扎克迫于某种压力，行动不得自由，竟然自己不复忠于自己。

巴尔扎克浪费了足足五个月，从二月到六月，差不多半年时间，充当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西齐斯贝阿”（Cicisbeo）[8]，受到亲切对待和容忍，但并未被选作情人。在六月初，巴尔扎克突然离开巴黎，前往他的朋友马尔哥纳在萨歇的府邸。出什么事了？是他的激情突然熄灭，还是他的自信心大大受损，使这位并非自愿的柏拉图式的恋人放弃围攻那无法攻陷的城堡？完全不是这样。巴尔扎克还依然陷在他自己设计的，由他的野心和意志创造的激情的魔咒之中。尽管他早已看透了他的努力毫无希望，只是凭着艺术家的口是心非的特点在维持这种关系。他终于以绝望的坦诚，向茹尔玛·卡罗承认他的处境：

“我现在得前往萨伏伊（Savoyen）的爱克斯（Aix）去：我在追随着某人。她也许还在取笑我——这是贵妇人中的一位。你对这些贵妇人毫无疑问一定深恶痛绝。她长着那种天使一般美丽的脸庞，有这样的脸庞，估计会有一颗美丽的灵魂。她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公爵夫人，居高临下，傲气凌人，可又非常和蔼亲切，娇柔聪明，卖弄风情，和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贵妇人完全不同！她是那种不让任何人触碰的美人；她说她爱我，恨不得把我留在一座威尼斯宫殿的深处……一个女人（因为我正向你诉说一切！）她希望我只是为她而写作；一个那样的女人，希望人们无条件地双膝下跪，对她们顶礼膜拜。征服她们真是无比欢快，——是个梦幻中的女人！……对任何人都妒忌心切！啊！我其实更愿意在你们那里，在昂古莱默，在火药厂附近，完全神志清醒，完全宁静祥和，谛听风车旋转，饱餐松露块菌，和你们一起欢笑，一起闲聊，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我的生命。”

巴尔扎克现在有一段时间停止他的行吟爱情诗人的差使，离开巴黎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其原因显然要世俗得多，平庸得多，远不是出于内心的真知灼见。那种财务方面的灾难，像夏日雷阵雨的降临一样有规律，这时在他头上乌云密布，突然降下。巴尔扎克和米达斯[9]相反，手触及的一切，不是变成黄金，而是变成债务。他每次爱上一个女子，或者出门旅行一次，或者搞次投机买卖，总要招致物质上的灾祸。他的预算中收支平衡始终摇摆不定。他从工作中扣除的时间，在他本来就已经遭到破坏的财政状况中，就增加一笔负数。许多夜晚，他不是坐在书桌旁工作，而是在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沙龙里浪费光阴，还有上剧院看戏的夜晚，在意大利剧院订的包厢，合在一起，相当于两本没有写出来的长篇小说。一方面减掉这些收入，另一方面支出却惊人地增加。他想作为一个高雅时髦、有着贵族气派的求婚者出现，这个不幸的念头使他债台高筑。单单他前往卡斯特拉纳府邸去乘坐的那辆华丽马车前面套的两匹马，就吃掉了九百法郎的燕麦，家里雇佣三个仆人，簇新的衣裳，整个讲究排场、阔气非凡的生活方式，对于本来窘困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没有支付的账单，到期的汇票，每天如期传来，就像先前送来的校样，债主们早已不来光顾，而是官厅的差役，执法的法警，前来包围卡西尼大街。既然只有一件事可以拯救巴尔扎克，那就是工作，而要工作，就需要安宁，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那便是出逃，逃离巴黎，逃离爱情，逃避债主，逃到找不到他、够不着他的地方。

不言而喻，巴尔扎克手头在写的这部作品，早已预先卖掉。旅行前一天他还签订了两个合同，提取了一千五百法郎，充当今后几个月的零花钱。但是临出发，那一千四百法郎就被从他手里抢走，最后只好带着一百二十个法郎逃进邮车；邮车把他带往萨歇，那里已经安排好他的住处，在他朋友马尔哥纳夫妇家里，他没有任何需要偿还的款项，整个白天加上半个夜晚，他都呆在他的房里写作，只在吃饭的时候出现一两个钟头。他在这里静坐不动，并不能阻止他在巴黎的那个排场奢华的家务继续撑着，总得有人打理，减少开销，和债主们争吵不休，对供应商百般安抚。巴尔扎克知道只有一个人可以胜任这件差使，此人自己也是一个顽强难缠的女人，那就是他的母亲。几年来他一直设法摆脱母亲的保护，母亲的厉行节俭和精于经商，曾经毁了儿子的青少年时代。如今这位大名鼎鼎的伟大作家，不得不谦卑地求助于他节约成性、精明干练的母亲。

傲慢偏执、桀骜不驯的儿子向她投降，对于老母亲是一大胜利。她于是勇气十足、干劲充沛地捍卫那失去的岗位。她压缩家政开支，解雇多余的用人，和供应商、和执法法警展开斗争，卖掉豪华马车和大嚼马料的马匹。她一个苏一个苏、一个法郎一个法郎地精打细算，设法挽救她儿子由于愚蠢的恋爱和假扮大人物的瘾头而搞得乱七八糟的财政状态。但是即便是她老人家，不久也抵挡不住越来越像暴风雨般蜂拥而至的债主们。房租还没付清，房主要扣押家具。单单面包师傅便出示一份尚未结清的明细账目，高达七百法郎——简直无法理解，一个单身汉竟然会吃掉那么多面包；每天都有在巴黎货币市场传来传去的其他汇票和借据须要兑现，老太太绝望地向儿子发出一封封信，而她儿子早已把书稿卖掉，现在正不得不赶写，根本不可能从出版商和报馆再捞到一个法郎。即使让巴尔扎克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地不停写作，也没法抵销这半年势利眼发作沐浴爱河让他花去的代价。巴尔扎克看到，文学救不了他。于是他又想到他旧日的灵丹妙药，与富家女子结婚——这对于一个据说正在热恋中的情人而言，的确是极端稀奇的念头。真是奇怪的心脑分裂，巴尔扎克早在春天，他正十分浪漫地对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爱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已十分合乎逻辑而又严肃认真地追求一位年轻的姑娘，德·特吕米伊小姐。父亲新近亡故，小姐刚好继承到一笔独自支配的财产。我们并不知晓是什么原因，巴尔扎克的追求遭到拒绝。既然这位富有的孤女摒弃了他，巴尔扎克又返回到他旧日的野心，迎娶一位“富孀”，使心灵和工作都得到安宁。山穷水尽之际，巴尔扎克不仅委托他的母亲，甚至也请求他的老友德·贝尔尼夫人，尽可能迅速地为他寻觅这样一位居孀的养老金领取者，使他免于蒙受第二次破产的羞辱。的确找到了这样一位富孀，一位窦布鲁克男爵夫人，夫人还对诗人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作品极为欣赏。于是策动了一次小小的阴谋诡计。夏天，金色的三桅快舰逼近萨歇，就在男爵夫人的庄园梅蕾靠岸。巴尔扎克已经准备好他那雄辩滔滔的各色武器，打算劫掠这珍贵的战利品。为了顺利攻占这颗居孀妇女脆弱的心，巴尔扎克把他的一些作品题上感情急切的献辞，寄到她在雅尔塞的另一座豪华富丽的府邸里去，也许这会促使男爵夫人终于更加焦躁难耐地想要认识这位有趣的青年男子。巴尔扎克一周三次打断自己的写作，从萨歇前往邻近的庄园进行侦察，看男爵夫人是否已经抵达。

不幸的是，这位富有的男爵夫人丝毫不想离开她在雅尔塞的豪华富丽的府邸。倘若她知道，巴尔扎克急于钟情于她的年金，她大概更加不会急于和他见面。她让巴尔扎克等啊等啊，火烧火燎的快信每天从巴黎寄来。他那羞涩的零花钱日益销蚀，这位急于结婚的诗人原有的一百二十个法郎，只剩下口袋里的几枚银币。他充其量还能在萨歇待上一周两周，享受主人的好客精神，而不至于惹人厌烦。就这样他和救援者不期而遇的最后希望就此消逝。巴尔扎克走投无路，绝望之中几乎想到自我了断：

“倘若一个人的写作会有这样的忧愁，外加这些生意上的麻烦，那他恨不得结束自己的生命。”

读一读巴尔扎克在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写出的书信，大家可能会以为，艺术家处于这样一种精神错乱、心情绝望、凶险无比的境地，一定完全不可能进行写作或者至少不可能创作有代表性的作品。但是像巴尔扎克这样一个旷世奇才，所有合乎逻辑的结论全都失效，总是可能出现的事情没有出现，最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反而发生。巴尔扎克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想象的世界。在他身上，这两个世界似乎互相隔开，密不透风。创造者巴尔扎克这样就完全可以把自己与世隔绝，专心致志地进行写作，对于他外面的生活受到的狂风暴雨的袭击，他一无所知也毫无感觉；那个在幻想中生活的巴尔扎克凭着摇曳的烛光，正以飞快的速度一页一页地展开人物的命运，塑造人物的形象，完全不可能和汇票引起诉讼、家具遭到扣押的另一个奥诺雷·巴尔扎克等同起来。他丝毫不被他那公开的私人的同名人的情绪和绝望所感染，甚至正好相反。正因为他的外部环境令人绝望，他身上的艺术家却变得最为坚强。外部的困厄境地以神秘莫测的方式在他身上转化为加倍的专心致志。再也没有比他以下的自白更为真实可信的了：

“最佳灵感总是在我惊恐万状、困苦难挨之际，在我脑海里闪现。”

只有当巴尔扎克受到追逐，受到驱赶，遭到各方面围困之际，他便一头扎到工作中去，犹如一只被猎人穷追不舍的麋鹿猛地投入大江之中。只有当他不再理会生活之时，他便找到了自我。他本质中的这一最为内在的秘密，从来没有像在这个风狂雨骤、电闪雷鸣的夏天表现得更为透彻。因为他一方面给他那不可企及的公爵夫人发出情意绵绵的情书，每周三次出去朝圣，希冀等到那位富孀，每天把他行将花光的现金数来数去，母亲发来催款的十万火急的书信，向他劈头盖脸地击来。他耍弄着到期的汇票，延长兑款期限，劝慰他欠债未还的出版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极端巧妙的手法，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地推迟他那不可避免的财政破产，家务崩溃，他那市民名誉的彻底丧失，另一方面，他身上的另一个巴尔扎克在这同一个月里，撰写了他内容最为深刻，思想最为丰富，野心最为明显的著作。他想用这部著作一举超越他自己以前创作的一切作品和他身边进行创作的其他一切作家的作品，那就是《路易·朗贝尔》。巴尔扎克想用这本书结束过去所有的作品，告别那个时髦的、时兴的作家，那个女人世界的宠儿。恰好在这时，市场景气，对他有利。他若写出一本情节紧张的爱情小说或者社会小说，定能轻易取得物质上的巨大成功，而这正好是他迫切需要的。可是他却着手撰写一本毫无指望获得广大读者青睐或者为他们理解的作品，这足以证明他结束往日完全出于真诚。正当书商和出版商热切地期待着他会写出一本瓦尔特·司各特或者詹姆斯·库柏风格的小说时，他却倾注全力写作一部纯精神的悲剧，试图把他塑造的这一知识分子的构想和拜伦的《曼弗雷德》和歌德的《浮士德》相并列。

巴尔扎克的这部小说要求极高，很难博得人们青睐，只有少数人赏识，在更高的意义上，这只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巴尔扎克用路易·朗贝尔的故事，反映他自己的青年时代、他最为深沉的野心和思想。他试图用这一形象涉及一个极不平凡的问题。他想表现一个完美的天才在苦行僧般的苦苦修行之中，把他的全部力量凝聚起来提高到极致，臻于最高紧张的状态之中，也就不再具有在尘世间生活的能力，思想极度充溢，过于丰富，最后必然会因为压力过大爆裂他脑子里骨质的容器。偏执狂的悲剧，在他的作品里演变了上百次，在这里推进到知识型激情的氛围之中——这个问题已经涉及病理学的边缘。巴尔扎克揭示了天才和疯狂之间神秘的关系，在这点上他远远走在他这代人的前面。

在该书的开头几章，巴尔扎克的确通过路易·朗贝尔的发展，成功地描述了他自己天才的勃发，把这个想象出来的人物塑造得确实真实可信。巴尔扎克把他自己的尖端思想、《意志论》赋予这个人物，使得这部作品最终得以解释心理学和生理学神秘莫测地纠结在一起的诸多疑问，从而也解密了人的内在本质。路易·朗贝尔同样渴求“不可能之事物”，由于渴求知识的欲望过于强烈，遭到毁灭，有人把此书的构思和《浮士德》相提并论，并且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想与之争个高低，这并不言过其实。然而不幸的重大差别在于，歌德用他一生中六十年的岁月来创作《浮士德》，而巴尔扎克却被迫在六周之内就得把初稿提供给出版商哥色兰。于是他被迫狗尾续貂，勉强拼凑出一个黏土做成的无聊爱情故事，安装在主人公大理石的躯体之上，就只为了编出一个故事结尾。他匆匆忙忙地把主人公的哲学理论随心所欲地写到尾声，使得读者只能对此书一半表示赞赏，一半表示遗憾。这部作品比他任何哪一部作品都更加清楚地表现出了他拥有的可能性的尺度。作为一部艺术品，尽管此书看上去有个结尾，其实并未完成，但它依然是巴尔扎克之手绘制的最佳速写，在作品中表现出了他精神野心的顶峰。

七月底，巴尔扎克筋疲力尽，劳累过度，终于把他的《路易·朗贝尔》的手稿寄给巴黎的出版社，说是完稿，其实，尽管日后百般加工，永远是部未完成的作品，而且遭到了损坏。在萨歇度过的这六个星期虽然在艺术上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但是丝毫没有改变他麻烦的困境。富孀没有前来，在他的朋友处再待下去，已不可能。这对高雅的老夫妇向他表示高雅的好客精神，巴尔扎克显然羞于向他们再乞求一点零花钱，这会暴露他可悲的处境。幸亏还有另外一个避难所时刻准备接纳他：他知道，他的忠实的伙伴卡罗夫妇会很高兴留他在他们家里住宿。他们自己也是穷光蛋，他在他们面前用不着装假，可以承认实情，这位远近闻名的大作家奥诺雷·巴尔扎克兜里已经没有足够的钱去让鞋匠掌鞋。他从巴黎动身时携带的一百二十个法郎，已经大大缩水，他都坐不起由萨歇府邸出发的邮车。为了节省使用剩下的这几枚钱币，这位当年拥有豪华马车和漂亮英国骏马的主人，在烈日暴晒之下，从萨歇府邸徒步走到图尔，到了图尔他才乘坐驿车前往昂古莱默，到达时已经囊空如洗。他到朋友家里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军营司令卡罗借三十法郎。

这两个朋友自己也经历过一些磨难，满怀同情地对巴尔扎克的怪异处境开怀大笑。他们竭尽友谊之所能，提供给巴尔扎克：一间安静的房间供他写作，晚上进行温馨欢快的闲聊。过了几个钟头，巴尔扎克和这些忠厚老实、心胸开阔的市民阶级的朋友在一起，又感到比和一切伯爵夫人和侯爵夫人在一起要幸福得多，以前每次都是这样。写作顺利流畅，直如行云流水。在这十分短暂的几天之内他写出了《被遗弃的女人》，几篇《都兰趣话》，改完《路易·朗贝尔》的校样。一切应该妙不可言，可是差不多每天早上都会从巴黎寄来一封母亲的信，问他要钱，要钱，一个劲地要钱。债主们已经抵挡不住，可是怎么去弄现在迫切需要的这几千法郎、上万法郎呢？向他并无资产的清贫朋友榨取三十法郎，他尚且犹豫再三，难以启齿，于是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一个阴暗的时刻来临。他成功地逃脱了家庭对他的“管束”，才两三年。在这高奏凯歌的两三年里，他大吹法螺，到处炫耀，声称他将把母亲借给他的钱悉数归还。沉湎于成功的陶醉之中，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天才，他过的生活直如一个百万富翁。他仰仗他建立的高雅的关系，必要时指望娶一个有钱的寡妇或者一个怙恃俱失的富家孤女。现在他又得像浪子回头似的夜里悄悄地溜进家里的猪圈，卑躬屈膝地哀求家人的帮助。他，圣日耳曼区的宠儿，他，大名鼎鼎的诗人，一位公爵夫人的“仆从骑士”，不得不作为“可怜的孩子”，走投无路，前来求助的孩子苦苦哀求他的“亲爱的母亲”出面担保，无论如何给他筹集一万法郎，让他免遭公开破产的厄运。这关乎他的工作，关乎他的荣誉。

果然，奇迹出现；巴尔扎克太太找到她的一位老友德拉诺伊太太，请这位女友预支给她那已有悔过之意的败家子一万法郎。当然给这个饥肠辘辘的儿子送上这片面包，并没有少加盐和胡椒粉，训斥、责备在所难免。巴尔扎克只好低下他那天才横溢的脑袋，乖乖地服从家里严格的束缚，他必须答应立即停止他那奢华糜费的生活方式。这个获得恩赦的罪人发誓，从今以后放弃那些招致毁灭的怪异越轨的行为，过谦虚谨慎勤俭节约的市民生活，就像他在父母亲家里看到的那样，准时准点偿还一切债务，连同利息，抑或是利滚利的利息。

奇迹拯救了巴尔扎克。可是每当生活恢复秩序，他心里埋得更深的本能对他说，他需要混乱，需要困境连同新的杂乱无章。巴尔扎克只可能在火烧火燎的空气里呼吸，漫无尺度是唯一适合他的尺度。他那多血质的性格倾向于把一切恼人不快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那真是妙不可言。只要没有燃眉之急，职责对他而言就并不存在。冷静地想想，巴尔扎克很可能对自己说，通过这次贷款，他在财务上的亏空没有减轻一丝一毫，其实只不过是二三十笔欠供货商、汇票转换商、仆人和裁缝的紧急的小债务，转变成欠德拉诺伊太太的一笔一万法郎的新债而已，其他并无改变。可是巴尔扎克只感到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有所松动。他刚能呼吸，胸中又热血沸腾。只要忙着写《路易·朗贝尔》，财务危机卡着他的脖子，他根本无暇想到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心里已把这门亲事视为失利。现在，既然债主不再逼上门来，他又有兴致重新冒险押上最后一个赌注。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夏天的时候给他来过好几封信，邀请他到萨伏伊的爱克斯去探望她，陪同她和她叔叔德·菲茨-杰姆斯公爵前往意大利一同秋游。绝望的财务处境使巴尔扎克对这个诱人的念头想也不敢去细想。如今钱包里又有几枚金路易在叮当作响，这个诱惑再次变得难以抵挡。这次邀请巴尔扎克到阿纳西湖边，进入让-雅克·卢梭的氛围中去，到头来总不会只是一次客气的姿态，这样温馨的召唤可以忽视吗？巴尔扎克知道，这位公爵夫人其实“像一千只母猫一样淫荡”，也许只是在巴黎，由于害怕流言蜚语，再说熟人太多，所以才拒绝了他。这位圣日耳曼区的贵妇人，在天上人间般的大自然中，就不会更加自然地对待人之常情的渴望？《曼弗雷德》的作者诗人拜伦，不是在瑞士的湖泊之滨享受到他的幸福？为什么偏偏要让《路易·朗贝尔》的作者在那里享受不到幸福呢？

对于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来说，愿望很容易变成幻想，可是即使在一个艺术家的热情奔放、恣肆无拘的幻梦之中，那内心的观察员始终保持清醒。三种虚荣心在巴尔扎克心里交战：首先是他势利眼的虚荣心，其次是男人的野心，末了是男人的虚荣心。这个女人一而再地把他勾引到眼前，可又不让他触碰，归终非要把她征服不可；像他这样有价值的男人，虚荣心也不允许一个卖弄风情的时尚女子这样愚弄自己，宁可自己主动把她摒弃。一连几天，他都和茹尔玛·卡罗商量——这是他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他是否应该到爱克斯去。这个诚实的女朋友出于本能，或许也出于她对巴尔扎克的一种硬压下去的爱慕，憎恨这个出身贵族的竞争对手，茹尔玛从内心产生反感，想必对这举棋不定的作家在这次毫无希望的旅行之前发出过警告。茹尔玛一刻也不怀疑，这位圣日耳曼区的公爵夫人尽管在文学上对巴尔扎克赞赏不已，却不愿降尊纡贵，沾染上“平民的爱情”。可是她看到，在所有这些谈话过程中，巴尔扎克激情洋溢，焦躁难耐，只希望茹尔玛能使他下定决心应邀前往。茹尔玛于是心里也做出了决定。她不愿意引起怀疑，似乎她是出于心胸狭窄的妒忌心理，劝阻他去接受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得让巴尔扎克自己检验，但愿他的势利眼最终能受到一次必要的教训！于是茹尔玛最后对巴尔扎克说出了他一直想要听到的那一句话：您到爱克斯去吧！骰子就此掷下。八月二十二日，巴尔扎克登上了邮车。

巴尔扎克一生都没有失去老百姓的本色，他纯粹是农民的孙子，难以摆脱民间的习俗，非常原始地崇尚迷信。他相信护身符，始终戴着一枚刻着神秘的东方符号的幸运指环。每当他的人生做出重要决策的时候，这位名扬四海的伟大作家就会和巴黎的缝衣女一模一样，贼溜溜地爬上螺旋楼梯，到六层楼去找一个用纸牌占卜的女人，或者找一个算命的女人。巴尔扎克相信心灵感应术，相信秘密的信息和本能具有的警告力。倘若这一次巴尔扎克注意这种警示，他会一开头就中断前去爱克斯的行程。因为此行一开始就碰到一次意外事故。在中途一个休息站歇息时，当时已经长得相当肥硕的诗人从马车的驾驭台上爬下来，这时马匹又把车子拉动一下。巴尔扎克以全身的重量跌倒在地，一条腿在马车的踏蹬上拉了一个大口子，深及骨头。任何人这时都会中断这次旅行，调理他那伤势相当严重的伤口。可是障碍永远只会使巴尔扎克的意志力倍增；凑合着包扎一下伤口，他就平躺在车上，下令继续开车前往里昂，从里昂又驰向爱克斯。到了那里之后，他就拄着拐杖，艰难地拖着脚步往前走去。对于一个激情奔放的恋人，巴尔扎克可是摆出最为糟糕的姿势，到达了目的地。

公爵夫人关怀备至，十分周到地为巴尔扎克在那里准备了“一间美丽的小房间”，朝向湖面和远山。另外还按照巴尔扎克的愿望，房钱便宜到了极点，一天只消两个法郎。巴尔扎克一生迄今为止还从来没能这样清静无扰安逸舒适地工作过。热心的公爵夫人的这种周到的安排，同时也是谨慎的表现。巴尔扎克的房间并不在公爵夫人自己下榻的同一家旅馆里，而是相隔几条小巷。这样，巴尔扎克只可能进行社交性的访问，不可能作亲密的夜访。

因为巴尔扎克已明确提出条件，他只愿也只能在晚上和公爵夫人见面。按照他严格的规律，白天只能用来写作。他做出的唯一的让步乃是，他用来工作的十二小时，平素从午夜开始，现在为了公爵夫人的缘故，改到早上六点才开始。从日出之时起，他就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一直坐到晚上六点，鸡蛋和牛奶合起来十五个苏，作为唯一的食物，送到他的房里。等到这严格遵守不可动摇的十二小时过去之后，他才属于公爵夫人，可惜公爵夫人还一直不愿属于他。虽说公爵夫人向他表示了一切想象得到的友谊，只要巴尔扎克的腿伤尚未痊愈，公爵夫人就带着他一起乘车前往布尔热湖和夏特雷斯湖畔，宽厚地微笑着，耐心地倾听他白日说梦，诉说衷肠。在漫长的闲聊的夜晚，公爵夫人根据巴尔扎克的配方，给他调制咖啡，在赌场里，她把巴尔扎克介绍给她来自显贵家族的时髦朋友们，甚至允许他不叫她公开的名字昂里哀特，而叫她更为亲热的，只有最知己的朋友才叫的名字玛丽。但是她不允许巴尔扎克再更进一步。就在爱克斯，巴尔扎克把路易·朗贝尔的火热滚烫的情书改动一下，寄给公爵夫人。让她感到信中的每个字都是写给她的，这也无济于事。巴尔扎克急急忙忙地从巴黎订购了半打黄色的手套，一罐发油和一瓶葡萄牙香水寄来，这也于事无补。有时候巴尔扎克觉得公爵夫人默默地容忍他的某些亲热的表示，甚至挑动他做出这种表示。这似乎是公爵夫人的一种允诺：

“在她那无拘无束、表情丰富的目光里，在她甜美嗓音温婉柔媚的音调里，在她说话的优美高雅之中，表示出了各种萌芽状态的爱情的欢乐。她向人暗示，实际上有一个高雅的妓女藏在她的身上……”

有一次在湖畔浪漫情调中散步时，巴尔扎克甚至还偷得一吻，或者恩准得到一吻。但是每当巴尔扎克要求得到爱情的最后证明，这个歌吟《被遗弃的女人》和《三十岁的女人》的行吟诗人想要让她以《都兰趣话》中的金币支付酬金时，他渴望得到的这个女人在最后关头又变成了公爵夫人。夏天眼看着就要过去，在浪漫的阿奈西湖畔，树上层叶尽染秋色，纷纷坠落，而这位新圣·普娄在他的哀洛伊丝[10]那里取得的进展并不比半年前在圣日耳曼区的卡斯台拉纳府邸清冷高爽的沙龙里取得的进展更多。

夏日过去，散步道上行人日益稀少，高贵人士束装待发。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也准备告别此地，但她并不打算返回巴黎，她要和她叔叔德·菲茨·杰姆斯公爵一起，先到意大利去游历几个月，去热那亚、罗马和那不勒斯。巴尔扎克应邀一路上陪同他们两位。巴尔扎克犹豫不决，他不会自我欺骗。他知道他这样无休无止徒劳无功地苦苦追求和为情而伤，会使自己陷入一个多么缺乏尊严的地位。我们从他给他朋友茹尔玛·卡罗信里的那种绝望声调可以看出他的困惑：“为什么你让我到爱克斯去？”然后：“一次意大利之游价钱昂贵，而且这一来耽误时间，二来乘坐邮车将要意味着丧失许多小时的工作和好些工作日，那么此行就加倍的费钱。”但是另一方面：此行可以使他大开眼界，充实头脑，游览罗马和那不勒斯，而且是和一个他深爱的聪明伶俐、时髦非凡的女人一起乘坐一位公爵的豪华马车同去游览，这对一个艺术家而言，是什么样的诱惑。巴尔扎克再一次抗拒了他内心的不祥预感，于是让步屈从，十月初开始了意大利之行。

日内瓦是南行的第一站，也是巴尔扎克的最后一站。在那里他和公爵夫人进行了一番争论，对此我们并不知道详情。巴尔扎克似乎向公爵夫人提出了一种最后通牒。这一次公爵夫人的断然拒绝想必使巴尔扎克受到侮辱。毫无疑问，她打中了巴尔扎克最为敏感的地方，极为残忍地伤害了他的男性或者人性的荣誉感和虚荣心。巴尔扎克就一口气闪电似的返回巴黎，满怀阴郁的愤怒和灼烈的羞辱，下定决心，要对这个把他愚弄了好几个月的女人进行报复。大概就在当时，他心里产生这样一个念头，要全然公开毫无保留地描写这个女人。巴尔扎克起先给这本（相当失败的）长篇小说《德·朗热公爵夫人》起的书名是《别碰斧头》——后来，使整个巴黎都知道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事做得相当缺乏品味。出于政治的考量，双方还维持某种外表上的社交关系；巴尔扎克还做出骑士的姿态，把这本以公爵夫人作为描绘对象的长篇小说，首先朗读给真正的女主人公听，公爵夫人则以更加高雅的方式作答，允许巴尔扎克对她个人作出这张令人生厌的肖像。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选择了圣·伯夫充当她的另一位文学忏悔师和闲聊者，巴尔扎克坚定地表示：

“我对自己说：我不能一辈子把我的人生拴在女人的裙子上。我必须大胆地追随我的命运，把我的目光抬高一点，不要只停留在女人腰带的水平。”

就像一个孩子，不听大人百般警告，到处乱跑乱疯，碰到一块石头，跌了一跤，跌得皮开肉绽，满面羞惭地逃进母亲的怀抱。巴尔扎克从日内瓦回来，不去巴黎，直奔内姆尔投奔德·贝尔尼夫人。这次回来既表示忏悔，同时也意味着终结。巴尔扎克一直只是出于虚荣心渴望得到的女人，却精于算计或者由于冷漠，拒绝了他。他便从这个女人这里逃回到另一个女人身边。德·贝尔尼夫人，她为巴尔扎克牺牲了一切，献出了一切，献出了她的爱，她的忠告，把他置于万物之上，高于她的丈夫，她的孩子，高于公开的名誉。巴尔扎克从来也没有比现在更清楚地意识到，她，他的初恋，曾经对他意味着什么，在他心里占有什么位置。此刻她仅仅是他的母亲般的女友；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强烈地感觉到，他有多少事情全都亏得有她，他亏欠她太多。为了郑重其事地表示这份感激之情，他把他一辈子始终认为是他作品中最喜欢的一本书《路易·朗贝尔》献给夫人，在这本书的扉页题上这样一句献辞：“献给我现在的恋人和永久的恋人。”

[1] 科西嘉来的篡位者，指拿破仑，1804年即位为拿破仑一世皇帝。

[2] 王室后裔，斯图亚特家族为苏格兰王族，日后为英国王室。

[3] 《阿尔曼斯——或1827年巴黎一个沙龙的若干场景》，法国作家司汤达（1783—1842）的处女作，发表于1827年。由于故事情节晦涩，小说并不成功。

[4] 雷加米埃夫人的卧榻：雷加米埃夫人为巴黎著名的美女，法国画家德维达的名画《雷加米埃夫人》描绘夫人斜坐在一头有垫枕的卧榻上。

[5] 埃杜阿·德·菲茨-杰姆斯（1776—1838），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叔叔。他和路易·德·罗让（1786—1863）两位公爵均为保王党要员。

[6] 玛利亚·卡罗琳娜·德·那不勒斯-西西利（1798—1870）1815年嫁给德·贝里公爵，成为波旁王室成员。

[7] 贝里公爵为波旁王室成员，他的儿子有望继承王位。

[8] 西齐斯贝阿（Cicisbeo）是意大利文的“骑士奴仆”，为16至19世纪意大利盛行的“随从、陪同人员”，有时也是贵妇人的心腹和情人。

[9] 米达斯，传说中的小亚细亚国王，富甲天下。他的手碰到什么，就都变成黄金。

[10] 普娄和哀洛伊丝为卢梭的小说《新哀洛伊丝》中的男女主人公。

第十章 巴尔扎克发现了自己的秘密

倘若相信巴尔扎克自己说的话，那么他和德·卡斯特里夫人的恋爱事件纯粹是出悲剧，给他打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

“我极端憎恶德·卡斯特里夫人，”——他感情冲动地写道，“她将我的人生击成齑粉，却没有给我一个新的人生。”

他甚至向一位和他通信的无名女子这样说道：

“按照德·卡斯特里夫人的意志，保持在无懈可击的范围内的这种关系，是我一生中所经受的最为沉重的一次打击。”

以书信的方式夸大事件，予以超乎寻常的戏剧化，这样一种做法在巴尔扎克这样一个人身上，我们必须习惯。他总想把他的生活改造成一种“小说式的人生”。毫无疑问，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拒绝接受求爱，非常深切地伤害了巴尔扎克的男性的骄傲和攀龙附凤的虚荣心。但是此人的根，深植于他的内心，完全把心思贯注在自己身上，绝不是哪一个女人说一句“行”或者“不行”就能把“他的生活击成齑粉”的。和德·卡斯特里夫人的恋爱事件，并非他生活中的一场灾难，而只是一段插曲而已；真正的巴尔扎克并不是像他向那些无名的女友们所做的浪漫的忏悔中描述的那样痛心疾首，绝望无比。他在《德·朗热公爵夫人》中塑造了他的影像蒙特利沃将军，他可不想像这位将军那样用灼热的铁钎在那卖弄风情的贵妇人身上烫上烙印。他并没有想要复仇而暴跳如雷，而是态度温和地和公爵夫人保持通信联系，前往探望。在《德·朗热公爵夫人》中描写成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一出悲剧，实际上渐渐地归于沉寂，淡化为“彬彬有礼的微弱关系”。尽管我们对巴尔扎克满怀敬意，他在描述自己时，可从来不说实话。作为长篇小说作者，他惯于言过其实，是个职业的夸张描述者，描述每次邂逅，都尽可能地把一切可能性都表现出来。如果他身上不断发挥作用的想象力，碰到他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时，突然表现得无动于衷，万般无奈，毫无独创性，其实也显得相当荒谬。

若想描述巴尔扎克，就得反其道而行之，反对他自己的证词。千万不能被诗人做出的慷慨激昂的阐述所蒙蔽，说某位伯爵夫人拒绝他的求爱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法国称之为“小事一桩”，竟在他身上埋下了致命的心脏病的种子，就像他对妹妹说的那样。事实上巴尔扎克从来也没有像这几年这样健康，这样勤奋，这样充满信心，干劲十足，这样富有独创性，这样肯定人生。他的作品比他的话语和他的书信提供的证明要可信得多。他单单在今后三年创作的作品已经足以称作他毕生的作品，使他成为当代第一位艺术家。可是他的力量是如此气势磅礴，不可摧毁。他的勇气是如此大胆无畏，他竟把这些作品仅仅看成是他真正任务的开头部分和准备工作。他的任务是成为“描绘十九世纪风俗画卷的历史学家”。

巴尔扎克以《舒昂党人》《妇女生理学》《驴皮记》和其他多愁善感的圣·日耳曼区的小说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后，知道他自己已是一个强国，甚至是个超级强国。巴尔扎克认识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使他自己也深感意外的是，他认识到，文学竟是他真正的天才所在。他用自己的笔可以征服世界，犹如拿破仑以他的剑征服世界一样。倘若写作仅仅旨在取得成功，仅仅志在于此——就像有时读他的书信得到的印象那样——仅仅志在牟取金钱，牟取几十万、几百万法郎，那他只消继续用读者喜闻乐见的食品去喂饱他们好了。世界各国的妇女都忠于巴尔扎克，他满可以成为沙龙的男主角，失意失望的妇女们的偶像，失偶独居的女人们的宠儿，那些要求不高的同行大仲马和欧仁·苏的成功的竞争对手。可是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就在巴尔扎克心里点燃了更为崇高的勃勃雄心；有些读者只渴求粗野的紧张情节和温柔的感伤场景，他冒着丧失这些读者的危险，恰好在这几年大胆地逐渐远离他们。巴尔扎克自己也对他天才的巨大张力感到惊讶，他想认识自己的极限；他想知道，他有多大能力。他自己在创作中总是惊讶地感到，他的尺度扩张到什么地步，他的尺度竟包括了整整一个世界。

巴尔扎克从1832年到1836年这几年创作的作品，第一眼就因为色彩斑斓、各具特色而引人注目。虽然起先谁也没有料到，《路易·朗贝尔》和《塞拉菲塔》的作者竟然也会是那些轻松轻浮，甚至几乎可说是淫荡放荡的《都兰趣话》的作者。更想不到的是，这些作品的确是同时写成。巴尔扎克的的确确是在同一天修改《路易·朗贝尔》和某一篇《都兰趣话》的校样。作家巴尔扎克显然是想亲自测试一下自己，想为日后的创作拓宽一下空间，想看一下，他的手可以够得多高，探得多深。就像一个建筑师，在制定未来房屋的蓝图之前，先要探测并且算出这房子的高宽长三维的尺度，看它能承受多大的张力。巴尔扎克也把他的力量粗略估计一下，打下了神圣的《人间喜剧》大厦的基石。

首先巴尔扎克在《都兰趣话》中测试了一下自己的文笔。这些用拉伯雷的风格、自己发明的“古法兰西”文写成的滑稽短剧和笑话故事，纯粹是虚构杜撰的荒诞不经的故事，叙述文甚至是复述文。在这些故事里，他让自己乖戾的脾气，纵情欢乐、尽情奔放。这些故事写得自如，丝毫也不显得紧张，一点也不费力，既不思索，也不观察，完全是兴之所至，信笔写去。这些作品写得轻松自如，可以感到，作者在享受这份轻快。巴尔扎克身上法国人的特点，民众的本性，男人的特性，都以欢快自由、肉欲好色的方式涌流而出。能够刺激一下书报检查官，他觉得很逗乐。这里他终于可以由着性子自由挥洒了。在巴尔扎克所有作品中，这些趣事最适合这个面颊绯红、嘴唇肉感的胖子。这里响起他的笑声，在沙龙里听起来毫不高雅，那劲头十足震耳欲聋的笑声，蒸馏后化成香槟。这是巴尔扎克感到轻松自在的时刻。倘若生活对他不是那么严酷，能让他有更多一些自由呼吸的余地，我们将不会只看见三十篇趣话，而会读到他在广告中向读者预告的一百篇。

这是底线，极端轻松放荡，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底线，是对巴尔扎克秉性的赞许。可是与此同时他又在那些被他称作“哲学著作”的作品里寻找他力量上升的顶点。一股野心驱使巴尔扎克证明，他用多愁善感的妇女形象所争取到的“抹泪手绢的成功”，不能使他满足。自从巴尔扎克认识到自己之后，他不愿让别人误解他。他已成熟，充分体会到自己的力量。他要证明，有一项任务落到一个像他这样级别的长篇小说家身上。通过研究人类的最为关键的问题，社会问题，哲学问题，宗教问题，把长篇小说提升到崇高艺术的地位。巴尔扎克希望生存于社会之中的人们，服从这个社会的法律，适应它的规范，反抗那些置身于中间理性之外的一些人物。他要塑造真正的领袖人物和这些人的悲剧。他们从低下的圈子里挣扎出来，投入孤寂之中，或者深锁在妄想的囚牢里面。巴尔扎克在自己生活中遭到一次失败的时间，正好也是他最为大胆、最为放肆的时候。

在这些作品中，巴尔扎克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他塑造的人物得给自己提出最高任务，其实也就是无法达成的任务。他的最高的张力用在那些因为过于卖力而崩溃的人身上，用在那些天才，那些和现实失去联系的人身上。路易·朗贝尔便是在这方面所做的第一个尝试：他是位哲学家，试图解决人生最后的问题，结果以精神失常告终。巴尔扎克一辈子用各种形式变着法子使用这一主题。在他的《玄妙的杰作》一书中，他刻画了一位画家[1]，急于完成，妄想臻于完美境地，把已经完成的作品又继续加工，直到极度努力把原画毁掉。他的音乐家冈巴拉超越了他艺术的界线，结果只有他自己还能听见他音乐的和声，就像路易·朗贝尔独自一人还能懂得他自己的思想，画家弗伦荷弗还能看见他的幻象。《绝对的探求》中的化学家克莱在寻找原始元素时毁了自己。他们大家都寻找极致，全都是些伊卡卢斯[2]式的人物。

除了这些艺术和科学的天才之外，巴尔扎克同时又在《乡村医生》和《塞拉菲塔》中描述了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天才。《乡村医生》一书，巴尔扎克得间接地归功于他对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访问。在他们两人共同前往访问达古尔伯爵夫人时，有人向巴尔扎克讲述了一位名叫罗默尔医生的事迹。这位医生通过他人性的、人道的本性和活动，开发了一个被人放弃的地区，教育一批几乎濒于毁灭的农民重新进行有效的活动。这个故事，加上分外迷人的景色，给巴尔扎克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是让-雅克·卢梭的场景，连同他那宗教改革的野心，渗入巴尔扎克的心里。巴尔扎克在他其他的作品里仅仅是社会的批评家，他在这里想要进行独创性的活动，制订一个如何才能解决社会问题的计划。他要让人看到，在现实的环境里也有创造，一个真正的天才能用声调、色彩或者思想，也能用人这样一种脆弱的材料塑造一部超越时代、堪称典范的作品。

《塞拉菲图斯-塞拉菲塔》也许是巴尔扎克更加大胆的尝试。贝纳西斯博士想从现实世界、从社会抽身引退，只是为了要创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巴尔扎克则想在这个人物身上描述其想要脱离尘世一切，让精神上的爱情极度升华，达到性别上依存关系的标识完全丧失的地步。贝纳西斯博士身上的那个现实思想家，以令人惊讶的丰富知识解决一切实际问题。他在书里倾向于斯威登堡式的神秘思想范围。

《乡村医生》和《塞拉菲塔》这两本著作在最高意义上并不成功。这次失败虽然大大刺激了巴尔扎克，但并非没有道理。两本书都写得过于轻率；这位扎根现实的人，要想阐述宗教观点，实在有点错位。尤其是那些想要提出人生永恒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著作，不能用预支稿酬的办法，在报上分期连载写成。《路易·朗贝尔》和《塞拉菲塔》并不是他的成就最高的著作，而只是表现了他所做的最大的努力。巴尔扎克理解天才，描写天才，只有天才才善于理解另一个天才。只有当他作为艺术家来描写艺术家时，他的作品才能成功。《玄妙的杰作》将成为最纯净的杰作之一，但是哲学不能与匆忙相联系，笃信宗教也不能与缺乏耐心相联系，这些作品只表现了令人惊讶的发展，闻所未闻的渊博知识，他精神的包罗万象和强劲张力。他的精神一直涉及最冷僻的问题，宗教问题。他可以胜任任何问题。巴尔扎克在此达到了他最高的境界。

在纯粹的叙述者和思想家之间，还站着一个观察家——他的真正的土地乃是现实世界。这样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就找到了完全的平衡，他在小说中成为“他的时代的历史学家”。他取得的第一个巨大的成功乃是《夏倍上校》，第二大成功乃是《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找到了从此控制他作品的法则：描写现实，但是要用一种更加强劲的力度来描写，因为这力度只用在少数几个人身上。先前巴尔扎克在浪漫的东西当中寻找符合小说的因素，一方面给人物披上历史的古装，另一方面求助于奇幻怪异、神秘莫测的东西，就像在《驴皮记》《塞拉菲塔》《路易·朗贝尔》中那样。可是现在，巴尔扎克发现，在当代历史中，倘若仔细观看，也同样有许多有张力的事物。小说成功与否，不在于主题，不在于布景，不在于帷幔，而在于内部的张力。若能成功地在人物身上加上足够的张力，就能以更加真实的、更加自然的方式达到同样的效果。内在的张力不包含于色彩之中，也不在虚构的故事，而永远只在人物身上。没有素材：一切都是素材。《欧也妮·葛朗台》中，种植葡萄的葛朗台低矮的屋顶下面所有的张力，不见得比《三十岁的女人》中一个海盗的船舱里所有的张力要少。身材矮小，其实很是平庸、头脑有些简单的欧也妮·葛朗台，在她吝啬的父亲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下，给她心爱的表弟查理多放一块糖到咖啡里去，她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不亚于拿破仑一手高擎战旗，冲上洛蒂桥[3]时表现的英勇无畏。老吝啬鬼葛朗台力争欺骗他兄弟的债主们时，表现得灵活坚韧，甚至发挥了洋溢的天才，就像维也纳会议上的塔勒朗[4]。并非环境决定一切，而是张力。《高老头》中伏盖公寓的餐桌旁围坐着十二位年轻大学生。这所公寓完全可以算是拉瓦锡[5]的实验室，或者居维埃[6]书房一样的强力中心。所以塑造人物的过程就是仔细观察，就是集中、拔高，最大限度地揭露，在每个激情的事物上，揭露激情，在每个强项中认出弱点，把酣然沉睡的力量全都掏将出来。《欧也妮·葛朗台》是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在这个纯朴的少女身上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大大升高，几乎达到宗教信仰的地步。而老葛朗台的吝啬，就和那相貌丑陋的老女佣的忠诚同样的具有妖魔性。在《高老头》中，对子女的慈爱同样达到独创性的境界和偏执狂；每个人都被仔细审视了一遍，认出了他的秘密。必须让这些人互相对抗，把不同的世界混在一起，让邪恶成为邪恶，让善良继续善良，把怯懦、计谋、阴险，不加任何道德强调，统统看作力量。强力便是一切；谁若拥有强力，谁若能够认识强力，他就是诗人。

在这几年，巴尔扎克发现了巨大的秘密。一切都是素材。现实世界是个取之不尽的矿山，只要你善于挖掘。你只需要仔细观察，每个人都会成为《人间喜剧》中的演员。没有上下之分，所有的人均可选用。谁若想描写这个世界，任何方面都不能搁置一边，不予理睬，社会地位的上下顺序都须有代表，画家和律师、医生、葡萄种植者、看门女人、将军和火枪手、伯爵夫人、马路上的小野鸡、挑水工人、公证人和银行家。因为所有这些圈子犬牙交错，互相接触。同样所有的人物性格都要得到代表，野心家和悭吝人，阴谋家和老实人，挥霍成性者和贪得无厌者——，各式各样的人和他们的各式各样的游戏。用不着老去发明新的人，只要正确排列组合，同样的人物可以重复出现，一两个医生可以代表所有的医生，一个银行家代表所有的银行家，以便把这无限延伸的张力插进个别作品的空间中去。巴尔扎克终于越来越清楚地感到，为了克服这林林总总的人物和景象，必须制订一个计划，一个人生计划，一个工作计划。作为一个真正的长篇小说作家，不得几部作品同时并举，必须深入一部作品。必须是“瓦尔特·司各特加上建筑师”。仅仅描绘个人生活的画面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写出人们的相互关联。

巴尔扎克自己对于《人间喜剧》会产生的后果，究竟有多么深远还并不清楚，还得经过十年，他才能清楚地看见这个计划。但是他已经心中有数。他的全部作品不该一部又一部互相紧挨着放在一起，必须把它们一部部摞起来，向上发展。1834年10月26日，他还没认识到，他真正的全部作品将是什么样的规模。他写道：

“1838年我的规模宏大的作品有三部分将要完成，人们至少可以看出整个结构，对此作出判断，全部作品是如何构思的。

“在《风习研究》中应该描述社会现状产生的影响，我将描绘一切生活状况，一切外形外貌，男性和女性的种种人物性格，法兰西所有的外省，童年时代、老年时代、壮年时代，政治和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不得遗忘。要把人心的细胞组织，丝丝缕缕地全都表现出来，让社会史的各个分支表现无遗，那么基础就算奠定。我不愿意描写任何单凭幻想创造出来的事件：而是确确实实在各地各处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的题材。接着便来到第二个层面《哲理研究》，描写了效果之后，就得把原因描写一番。在《风习研究》中，我将展现各种感情及其相互作用，描写生活及其后果。在《哲理研究》中，我将谈论感情的根源，谈到生活的原因。我将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发生作用的力量，什么是社会及个别人的生命赖以生存的条件？在我这样处理完了社会之后，我将对它进行审视，予以审判。在《风习研究》中，个人将变成典型人物得到描述。而在《哲理研究》中，典型将作为个人得到描绘，我将要描写的永远是人生。……

“在探讨了效果和原因之后，终于来到了《分析研究》，其中一部分便是《婚姻生理学》。因为探讨了效果和原因之后，我们必须寻找原则。风习交出了这出戏剧，原因组成了布景和机关。原则终于出场：这就是作者。结果全部作品都以螺旋形向上发展，既变得狭小，同时也得到浓缩。我若写《风习研究》需要二十四卷篇幅，《哲理研究》则需要十五卷，《分析研究》只需九卷。这样我将要把人、社会和人类，加以描写、判断、分析，不作重复，都在一部作品里进行，这部作品应该叫作西方的《一千零一夜》。

“等到这一切全都完成……我对作品进行了最后的加工，那我就算做对了，或者做错了。结束了这部作品，结束了对整个制度的描绘，我将要研究一种学问，写出一篇文章：《试论打动人的各种力量》。我将以孩子气的幽默戏耍的方式，在这座府邸的地板上画上《一百篇都兰趣话》宏大无比的阿拉伯风格的装饰！”

摊开在他面前的作品使他热情洋溢，也使他惊惶失措，他叫了起来：

“这是我的作品，是道深渊，是个火山口，就在我面前，这是我要塑造的素材。”

他认识到，他毕生的著作就在他面前。从此这就决定了巴尔扎克的人生。一两年前他还觉得自己是个新手，如今他感觉到他自己的力量，感到任务的宏伟，他锻造了一种钢铁般的自信心，什么东西也无法使之动摇。1833年9月他写道：

“我将要控制整个欧洲的精神生活！需要再耐心地勤奋地熬过两年——我将越过所有这些想要束缚我的双手，阻止我步步上升的人的脑袋，向前迈步走去！在这种受到迫害、遭到冤枉的情况下，我的勇气变得像钢铁一样坚不可摧。”

他知道，在他面前有部作品有待完成，在他背后有公众在支持他，所以他下定决心，对谁也不让步，永远不再迁就出版商和报刊的愿望。个别的不快事件和恼人事件再也控制不了他。他向出版商口授他的条件，只要出版商没有完全满足他的愿望和要求，他就把出版商换了一个又一个。巴黎最有实力的一些刊物，如果敢于做出不得体的事情，即使是在他财务最困难的时候，巴尔扎克也拒绝听从他们的意志，他鄙夷不屑地对那些自以为能控制舆论的记者们，不予理睬。让他们去痛骂他个别的作品吧，——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他的包罗万象的全部著作的问世。他看见这些作品展现在他面前，数量越来越多，篇幅越来越显得大胆放肆！让他们对他肆意攻击，在风趣短文、讽刺小品中对他百般奚落，尽情嘲弄，试图用恶毒的趣事轶闻把他弄得可笑已极！让他们把他的漫画刊登在各家杂志里，他的报复独具匠心：他将在自己的长篇小说里刻画这一小撮人在权力无限时，以及同时在万般无奈时的情形，将在《幻灭》中以不可磨灭的字迹在世纪之墙上描写舆论系统的腐化堕落，交易所的生意连同它们的声誉和精神价值。让债主们用汇票和抱怨来折磨他，让他们扣押他的家具——他们不可能从他将要建造的世界里搬走一块石头和一小块泥土。自从这个计划已经制订，写作这部作品的力量已经具备，什么东西也不能使他感到震撼。他知道，只有一个人，敢于草拟这个写作计划，只有一个人能够完成这部作品，那就是他。

[1] 即下文提到的弗伦荷弗。

[2] 伊卡卢斯为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为了追求最高境界，直探天庭，给自己装了一对蜡制的翅膀，翅膀在天空中被太阳的烈焰融化，伊卡卢斯直坠下来，死于非命。

[3] 意大利城市洛蒂，1796年拿破仑远征意大利，在那里打败奥地利军队，占领洛蒂桥。曾成为名画的题材。

[4] 查理·莫里斯·德·塔勒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

[5] 安多阿纳·洛朗·德·拉瓦锡（1743—1794），法国著名化学家，发现氧。

[6] 乔治·德·居维埃（1769—1832），法国自然研究者，把动物分类，分为脊椎动物、软体动物等。

第三部 人生的长篇小说

第十一章 陌生女人

巴尔扎克现在终于清楚地看见，他面前有个无比壮观的任务。巴尔扎克没有估计错误，他知道“为了攀登欧洲文学的顶峰，攀登迄今为止，由拜伦、瓦尔特·司各特、歌德和霍夫曼[1]雄踞的位子”，他的作品必须具有这样的规模，或者不如说，必须具有难以估量的规模。

经过巴尔扎克的估算，他起码要活到六十岁。在他面前还有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不能虚度一年，一个月，一个礼拜，其实一天也不能虚度。他不得不连续不断地整夜整夜地在书桌旁打发光阴，一页一页地写，一卷一卷地写，没有娱乐或者安适的余地，即使最后债务偿清了，渴求得到的几十万法郎源源流来，他也没有时间享受它们。巴尔扎克知道，这样一项任务要求他放弃，其代价将是什么；他知道，他将不得不押上他的脑子，他的睡眠，他的力量，他整个的人生。但是他并不害怕，因为工作同时也是他的欢乐，这样不断地鼓起干劲，他才能充分意识到他的活力，享受这份活力。但是为了能够打赢这场战斗，他还需要一点：脚下要有一丁点安全。巴尔扎克恰好在现在，在他开始一项要求投入整个生命的事业之际，渴望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希望有个妻子，有幢房子，不再压抑全身热血的要求，不再为债务所催逼，不再非和出版商搏斗不可，不再乞求预支稿酬，不再把尚未定稿的作品预先出售。不再永远生活在匆忙赶写的状况之中，不再永远被人追赶，不再把精神力量的三分之一浪费在耍花招、施诡计、阻拦法警执法上面，而是把全部精力用来建造这座丰碑，“这座丰碑将由于它的宏伟壮观，材料的丰富而长存，而不是由于它建筑形式的美轮美奂。”

在外部生活上放松缓解，为了鼓起一切力量集中到作品上面。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得平易简单，为了能够平静无忧地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生活之中。为了完成他的任务，巴尔扎克旧日的愿望归终也必须实现：“一个女人和一笔财产。”

可是怎么去找这个会把一切都带到巴尔扎克生活中来的女人呢，既能平息他的性欲，偿还他的债务，保护他的工作，又能通过贵族出身和高雅举止使他那不可救药的攀龙附凤的势利眼得到满足？怎么找到这个女人，巴尔扎克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哪有时间去找？再说，巴尔扎克目光犀利，不会不知道，他在沙龙里凭着他那粗俗平民的外表，不登大雅的举止，和那些职业的时髦帅哥相比，马上就给比了下去。德·特吕米伊小姐拒绝了他，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一段恋情教育他，即使投入全部激情也无法使他变得魅力无限，打动夫人的芳心。他半是由于过于高傲，半是由于过于腼腆，没法为了劳神费时的追求而浪费无法补偿的时间。那么谁又会为他寻找一个女人呢？他的好心的女友德·贝尔尼夫人，尽管已经五十四岁，也不愿去遴选自己的继任。另一位出色的女友茹尔玛·卡罗——生活在外省寒酸小市民的圈子里，又怎么能去给他侦察出一位百万富婆，一位贵族女子？必须出现奇迹才行。巴尔扎克既无时间，又无勇气，也没有机会到处寻找。他梦寐以求的女人，必须来找他才行。

按照逻辑的思维，这事毫无指望，但是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恰好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总会得到实现。女人们并不认识巴尔扎克，也许恰好因为她们并不认识他本人，而只是对于“她们的这位”诗人有着热情洋溢的种种浪漫的想象，她们纷纷写信给巴尔扎克。女人的书信一再寄来，有时甚至一天寄来两三封（其中有些信件还保留到现在）。写信给巴尔扎克的都是女性读者，永远是些好奇心切的女人，有时也会是些乐于冒险的女人。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并不是巴尔扎克唯一通过信使结识的女人。还有一批女人对巴尔扎克怀有缱绻柔情，她们大多数我们只知道名字，路易丝或者克莱尔或者玛丽，都是开头写了匿名信，接着便亲自到巴尔扎克家里登门拜访，其中有一位甚至还给巴尔扎克生了个私生子。但是除了这些短暂的露水恋情之外，是不是能有一次真正的爱情也用这种方式开始呢？

因此巴尔扎克分外仔细地阅读这些妇女来信。这些信件使他深切感到，他在女读者心里还是颇有分量，只要有一个声调、一行文字引起他的好奇心，他就详细作答，而他和最重要的同时代人通信时，也只是草草了事地随便写上几句而已。巴尔扎克这个人，牢牢地锁在书桌旁，书房里放下的窗帘成天挡住他的目光，他看不见城里，看不见外部世界。对他而言，来一封信就像一阵柔和的诱人花香吹进屋来。他读这种来信，比读评论文章和公开评价感情更为激荡。他身上发出一阵震颤，恰好是世上感情最缠绵最温柔的人，女人，对他身上发出的震颤最能接受。

有时候，工作紧迫，巴尔扎克就把这些书信放在一边，所以来自俄罗斯的那封信起先也搁在一边。这封用“Diis ignotis”（拉丁文：来自陌生群神）字样的纹章打上印封，用神秘兮兮的“L’Etrangère”（法文：陌生女人）一字签名的信，在决定命运的1832年2月28日寄到。这一天，巴尔扎克收到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第一次邀请，让他到圣日耳曼区去拜访她。但是来自俄罗斯的这封信将决定巴尔扎克的整个一生。

这封来自俄罗斯的书信发出前的酝酿过程戏剧性强，异国情调浓烈。巴尔扎克若想给自己写一本浪漫的爱情小说，其开头部分的戏剧性未必会更强，异国情调未必会更浓。外部情况：沃尔西尼亚的一幢府邸，那种铺展很宽的贵族地主庄园里的主楼，孤零零地矗立在荒原之中，因而更显得气势磅礴。附近没有城市，没有像样的村落，只有农奴们居住的低矮茅屋，四周全是田地，肥沃的乌克兰广袤丰产的田地。无边无际的森林，纵目远眺，不见尽头。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富可敌国的俄罗斯—波兰伯爵文策斯拉夫·德·韩斯基男爵。

坐落在这一片奴隶般穷困之中的主人府邸，装饰得极尽欧洲的奢华，陈列着珍贵的画幅，藏书丰富的图书室铺着东方的地毯，藏有英国的餐具、法国的家具、中国的瓷器；马厩里放着马车、雪橇和马匹，供出车或骑马出行所用。但是这支由农奴、仆人、雇工、马夫、厨师和家庭教师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无法保护德·韩斯基先生和他夫人埃维利娜，抵御那最为阴险狡诈的敌人，那蛰伏在偏僻荒原之中的百无聊赖。德·韩斯基先生，大约五十岁，身体不甚健康。和他的邻居们不同，他并非狂热的猎人，疯狂的赌徒，嗜酒如命的酒鬼。管理他的田庄并不费他多少事情，祖传的几百万家私该派什么用场，他反正也心里无数。便是他拥有的几千个“灵魂”[2]也无法让他自己冷静的灵魂得到真正的欢欣。更加受罪的是他身边的夫人，德·韩斯卡夫人，曾经遐迩闻名的美丽的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夫人也因为与世隔绝，得不到任何启迪，断绝一切精神交往而备感痛苦。夫人的娘家是波兰最显赫的贵族之一，受娘家影响，谈论文化已经成为她生活的必需。她会说法文、英文和德文，喜爱文学。她的兴趣是西方世界的兴趣。唉，西方是如此遥远。

但是在维尔肖夫尼亚，方圆几百里内，没有人可以提供精神启迪，进行友好交往。邻近的地主们都是些不尚精神不学无术之辈。德·韩斯卡夫人作为伴娘带过来的穷亲戚，塞维琳娜和德尼丝·维勒沁斯卡，也讲不出什么新鲜知识。府邸面积太大，沉浸在孤寂之中。一年有六个月之久，为白皑皑的冰雪覆盖，没有客人来访。春天，驱车前往基辅去参加一次舞会。也许每隔三四年到莫斯科或者彼得堡去出游一次，其余时间日复一日，空洞荒凉，日子过得越来越无味。光阴虚度，难以追回。埃娃·德·韩斯卡比丈夫年轻约二十五岁，给丈夫在十一年或十二年里生了七个孩子——根据另一份报告，生了五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儿，其余几个孩子全都夭折，她不可能为她未老先衰的丈夫再生一男半女。夫人自己年已三十，长得仪态端庄，讨人喜欢，只是已经有点发福。可是不久就要年老色衰，人生流逝，而她自己对人生还未领略多少。

冬天，外面白雪飞舞，冰天雪地。夏日，田野延伸，无边无际，无聊情绪笼罩整个府邸。每周发生的唯一事件乃是邮件送来。当时还没有铁路。每隔八天，从传说中的“西方”传来的珍贵货物，便用雪橇或者马车从贝尔狄谢夫运来。接下来过的可是什么样的日子啊！韩斯基夫妇是有钱人，他们订阅了俄国书报检查允许的外国报纸；尤其是巴黎保守的《每日报》（《Quotidienne》）和法国现有的一些文学刊物。另外，出版商还定期把一切重要的新书给他们寄来。遥远的距离总会提高已发生的事件的分量；同样的报纸，巴黎只漫不经心地瞟上一眼，而在这里，在这文明世界的尽头，却被他们非常专注地从第一个字母一直读到最后一个字母，每本书也是这样。没有一家巴黎报纸会像这狭小至极的家庭圈子，对新出的书籍进行这样详尽的评论。晚上，德·韩斯卡夫人和她的两个侄女，以及她女儿的瑞士家庭教师昂里埃特·波累尔坐在一起，对她们最近读到的书籍交换看法。有时候——并不经常——德·韩斯基先生，或者德·韩斯卡夫人的弟弟亚当·尔采乌斯基恰好前来做客，也会参加讨论。讨论时涉及正反两个方面，在遥远的神话般的城市巴黎发生的“每一桩小事”，都会提升为具有激情色彩的事件。他们谈论演员、诗人、政治家，梦想着这些人物，犹如梦想着不可企及的天神。在这与世隔绝的府邸里，荣誉并非只是一口气，而是一种神性人物的反光。在这里提到一位诗人的时候，人们还满怀敬畏之情。

1831年，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冬日夜晚，讨论进行得热火朝天，争论的对象是巴黎文坛上初露头角的一位新秀，一位名叫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新锐作家。一年来他使大家都屏住呼吸，尤其是妇女们对他热情洋溢，同时又对他非常生气。《私人生活场景》是本多么了不起的书啊！从来没有诗人这样深刻地了解女人的心灵。对于被遗弃的女人，对于受侮辱的女人，对于遭到摒弃的女人，他怀着多么温柔的感情；对于这些女人的错误和弱点，他又是多么体贴，多么感人！可是就是这个感情这样温柔、这样富有同情心的人同时又会写出《婚姻生理学》这样一本冷漠嘲弄、玩世不恭、令人憎恶的书，这能够想象得到吗？再说这本新的长篇小说《驴皮记》！这本小说很了不起，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本书的主人公，这位可爱的年轻诗人，为鲍琳娜这样一个高贵的少女所爱，却会因为一个心肠冷酷、卖弄风情的时髦女子的缘故而抛弃了她。他怎么会对费多拉伯爵夫人这样一个值得鄙夷的女人如此俯首贴耳？不行，这样一个诗人，像德·巴尔扎克先生这样的天才应该对女人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才对，他只该阐述高贵的灵魂，不该滥用他的天才去描写这样一些伯爵夫人，或者甚至描写那些伤风败俗、放荡不羁的酒鬼们！多么可惜啊！他不能忠于他自己的良知！唉，总得有个什么人好好地把我们的想法彻彻底底地说给他听啊！

于是，这个小圈子里有人提出建议，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告诉他呢！我们就写封信寄给德·巴尔扎克先生好了！女士们大吃一惊，或者大笑起来。不行，这可不行！要是德·韩斯基先生听说他太太埃维利娜·韩斯卡夫人，一位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给一个纯粹素昧平生的先生写信，他会说什么？可不能把他的姓氏牵扯进去，丢了他的面子。那位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先生想必是个相当年轻的男人，一个写出《婚姻生理学》的伤风败俗之辈，是断断信不过的。谁知道，这样一个巴黎人拿到这样一封信会怎么折腾！所有这些估计和担忧只能使这个冒险事件变得更加刺激，最后做出决定，大家共同写封信寄给巴黎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先生。这位神秘莫测的先生时而对女人大肆赞扬，时而又跟她们大开玩笑。干吗我们自己不能跟他神秘化一番？于是大家一起炮制一封信，可要写得非常浪漫，非常充满感情，非常激情昂扬，加上大量溢美之词，使之味道甜美，完全是个云遮雾罩的哑谜，让他好好地挖空心思来参透参透吧。不言而喻，德·韩斯卡夫人不会签上自己的名字，甚至都不会亲手写这封信，不是她弟弟便是家庭女教师昂里埃特·波累尔小姐把她的信抄写了一遍。为了让这个奥秘对于德·巴尔扎克先生变得更加神秘起见，他们用刻着拉丁文“陌生群神”字样的印章把这封信封好，得让他知道，他受到“陌生群神”的尊敬，提醒他别忘了他真正的自我，而不是由一个尘世间的、非常世俗的已婚妇女德·韩斯卡夫人所尊敬和提醒。

非常遗憾，这封信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只能从她们以后写的一封信进行类推，设想这第一封信的大概内容。以后写的那封信没有被烧毁，也是那个时期的产物，当时德·韩斯卡夫人还和她同桌的朋友开玩笑似的，一同撰写“陌生女人”的书简，让她的家庭女教师波累尔小姐抄写在纸上。等到她和巴尔扎克的通信动了真情，德·韩斯卡夫人肯定就不会在信里添加进去下面这样的句子：

“在我阅读您的作品时，我就把我自己和您、和您的天才打成一片。您的心灵在我面前照耀得光彩夺目，我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您。”

或者：

“我觉得您的天才无比崇高——，可它应该像天神一样。”

或者：

“您用寥寥数语就描述了我的性格。我赞赏您的天才，尊敬您的心灵，我愿意成为您的妹妹。”

这些信件的每句话都是用同样语气写成，坐在圆桌旁的人碰到每个写得成功的词句都会大声喝彩。那封匿名的第一封信也是用的这种语气，也许那个遥远的激情如炽的女性崇拜者在远方写出的神秘莫测的东西，甚至更加诱人，更加成功。因为这篇由真诚赞赏、故弄玄虚和娇纵脾气汇成的杂拌经历了曲折崎岖的绕道，于1832年2月26日通过出版商哥斯兰的地址寄到巴尔扎克手里时，此信完完全全达到了它的目的，那就是使巴尔扎克受到刺激，把他攫住，使他困惑。平时出自女性之手的情致缠绵的书信，对他已经不是了不起的事件。但是那些信一向只是来自他周边的生活圈子，来自巴黎，大不了来自外省。一封来自乌克兰的信对于当时一位作家而言，远比今天从波利尼西亚[3]来的书信更加引人注意。巴尔扎克从这当年难以估量的远方，骄傲地感到他年轻的声誉驾起翅膀飞了多远。他整天深锁书斋，迄今为止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外国也已开始阅读他的作品，对他进行研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连歌德，这位传说中的老人会在魏玛跟爱克曼讨论《驴皮记》。这封热情洋溢的远方来鸿使他一下子意识到，他和他的作品已经冲进那个帝国，他的对手拿破仑却在那里兵败之后，被迫退出那个帝国。他已开始超越拿破仑，建立了一个世界统治，远比他的偶像建立的世界帝国更为持久牢固。再则：就像收到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书信时那样，他这次也感觉到了那种使他陶醉的贵族气氛。不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家庭教师，土里土气的市民家的姑娘。只有俄罗斯地位显赫的贵族小姐才会写出这样完美的法文，只有富豪之家才能这样奢侈，在那邮费高昂的日子里能源源不断地从巴黎订购新出版的每一本书。巴尔扎克时刻准备活跃起来的想象力，立即开始奔放激动地工作起来：写信人想必是个年轻女子，肯定是个美女，是位贵妇人，不，是位显赫的贵妇人。一小时后他的信念已经不可动摇，这位“陌生女人”并不仅仅是位伯爵夫人，而是一位侯爵夫人。沉浸在最初的陶醉之中，他立即向他的其他朋友报导了这封“出自俄国或者波兰公主天仙之手的书信”，把这封信拿给茹尔玛·卡罗看，肯定也给另外几个人看。

对公主们或者侯爵夫人们，巴尔扎克是从来不会收信不回的。毫无疑问，他一时来劲，马上就会回信。可是这位“陌生女人”要到很久之后才告诉巴尔扎克她姓甚名谁。

“对您来说，我是个‘陌生女人’，我将一辈子都只是一个‘陌生女人’。您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谁。”

写信人既没有通报姓名，也没告诉巴尔扎克一个代号和地址。那么怎么向她致谢呢？怎么会有联系，怎么和远方的这位女崇拜者建立联系？凭着长篇小说家不可或缺的灵活创造力，巴尔扎克马上就想出了一条出路。《私人生活场景》的新版增订本正在排印，其中有部中篇小说《赎罪》还没有献给任何人。他便写信给印刷厂，让他们把那封信里的印章“陌生群神”复制在扉页上，下面排上日期：1832年2月28日，这一天，陌生女人的信寄到他的手里。陌生女人无疑会从书商那里得到这本新书。巴尔扎克的这位崇拜者一打开这本书，就会看到，这位诗人会用多么感情细腻小心谨慎的方式对一位高贵的陌生女人表示感谢，他是以贵族的方式回敬贵族的敬意。

不幸的是，他未享盛名时的年老女伴德·贝尔尼夫人还依然友好地阅读他书稿的校样。这位五十六岁的女友显得对她的被保护人生活中出现的这些“陌生群神”，或者不如说对那些女神们，不甚高兴。遵照她的愿望，“我的秘密感情的深藏不露的标记”必须“在最终付印时消失”。“陌生女人”和她桌旁的一圈人并不知道，他们以自己神秘的空想者的书信使得巴尔扎克激越飞扬的想象力激动到什么程度。

但是在维尔肖夫尼亚的那些胆大妄为的发信人并不指望获得任何回信。他们把一封信寄出就像把一枚火箭射向天空：天空会向火箭发出回音吗？一周、两周，也许过了三周，他们在百无聊赖之际一再设想，这封“陌生女人”以波累尔小姐娟秀的笔迹写出的感情热烈的书信，盖上拉丁文的印记，会对德·巴尔扎克先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还一直在左思右想，仔细计划，他们究竟还得杜撰些什么，补充些什么，来更好地挑动巴尔扎克的好奇心，激发他诗人的虚荣心。最后桌旁的这帮人又炮制了“陌生女人”的第二封信，说不定还有第三封信。为此他们又兴高采烈地度过了几个夜晚。在德·韩斯卡夫人家里，现在不玩威惠斯特、龙勃勒和耐心[4]，他们玩的是一种新式的、欢快的游戏：给德·巴尔扎克先生写些缠绵悱恻、罗曼蒂克、慷慨激昂、热情洋溢的神秘书信。

这是一种欢快的游戏，其本质在于，过些时候，要么开始让人感到无聊，要么刺激人投入更多的赌注。渐渐地好奇心开始刺激这些游戏的同伴，不知道大家挖空心思、兴致勃勃地拼凑出来的书信，德·巴尔扎克先生究竟是否收到。也许可以使出一个妙招，查出他究竟是被他们惹恼了，还是感到受宠若惊，最后达到自欺欺人的地步，居然当真相信了这位“陌生女人”的感情。另外，德·韩斯卡夫人计划在春天和她丈夫一起前往“西方”游历，也许从瑞士出发，可以更容易地继续这种通信。末了也许甚至于会得到一个答复，一封回信，这位著名诗人亲手书写的一行字。

好奇心总会使人脑子灵活，于是德·韩斯卡夫人和她的几个亲信商量之后，在11月7日决定，再写一封陌生女人的书信（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封信）。在充分倾吐了热烈的衷曲之后，提出一个问题，问巴尔扎克是否还愿意继续收到陌生女人的信件，是否愿意“和那永恒真理的天神般的火花建立联系”。说完了这番语气沉重的激情话语之后，德·韩斯卡夫人向巴尔扎克建议，至少白纸黑字证实他已收到此信。既然她不打算告诉巴尔扎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她就建议巴尔扎克采取当时还并不流行的报上登广告的这条途径。

“在《每日报》上登载您的一句话，将使我明确知道，您已收到我的书信。我可以无忧无虑地给您写信，请您在通知上签名：À l′E … H.B[5]。”

当德·韩斯卡夫人在1833年1月8日收到1832年12月9日的巴黎《每日报》，并且在广告栏里发现以下词句时，这一惊想必非同小可：

“德·B先生收到了寄给他的邮件。他到今天，才能借助这份报纸确认此事。他感到遗憾的是，不知道该向哪个地址寄出他的回信。À l′E … H.德.B。”

大吃一惊，热血澎湃的第一阵浪潮涌流之际，德·韩斯卡夫人心里想必有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巴尔扎克，伟大的、大名鼎鼎的巴尔扎克要给她写信，要给她回信！但是第二感觉想必就是羞愧。这位诗人的确认真对待她和她桌旁的朋友们平地拔高的感情。她还能写信给他吗？她还可以继续写信给他吗？情况一下子发生变化，开开玩笑的事开始变得棘手起来。因为她的丈夫是位循规蹈矩、重视名誉、举止得体、性格冷静的乡下贵族，对他太太、侄女和家庭教师正在大胆开的玩笑还一无所知；只要这个“陌生女人”依然是个匿名的集体产品，这个玩笑还一直是个无害的玩笑。倘若夫人现在当真试图开始和巴尔扎克通信，那她只能背着丈夫进行，而且不让迄今为止的同伴们知情。她将不得不在她丈夫面前演戏，就像在每出真正的喜剧里那样，她需要一个秘密的帮手，一个同谋。

毫无疑问，德·韩斯卡夫人顾虑重重。她想到要是直接和巴尔扎克建立联系，就要卷入一场冒险之中，这和她社会地位的要求和她个人的诚实不相协调。但是另一方面，——在禁果之中含有多少使人心痒难熬的刺激，从享有盛名的作家那里得到一封亲笔信——这是什么样的诱惑啊！自己化身为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这是多么诱人的事情啊！

在第一瞬间，德·韩斯卡夫人似乎显得并没完全下定决心。按照女人惯常的做法，她把暗自下定决心的时间直往后推。她虽然立刻就给巴尔扎克写了回信，但是语气和以前的信件不同。不再有那种热情洋溢、迷蒙含混的兴奋劲头，没有空泛的词句，而只有一道通知：她不久打算出游，居住在离法国极近的地方。她虽然希望通信，但只有在无损名誉，谨慎保密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我很乐意得到您的答复，但我必须十分小心谨慎，不得不选择许多弯路，我还不敢把自己以什么方式拴住手脚。在这期间，我也不愿对我自己的信件处于什么状况心中无数。我请求您，一有机会就让我知道，我们究竟是不是可能，不受阻挠地通信。我完全信赖您的人格担保：绝不设法调查您收信人的身份。倘若人家知道，我在写信给您，您收到我的信，那我就完了。”

语气已经完全改变。这是德·韩斯卡夫人亲自在写信，我们第一次看出了她的真正的性格：这是一个即使在大胆冒险时，依然在头脑冷静思维清晰地考虑问题的女人。她若一旦失足，也是傲气十足，昂首挺胸，理智清醒地迈出这一步。

这一来恰好对于她的自尊心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自从巴尔扎克在《每日报》上回答之后，好奇心、虚荣心和游戏之心催促夫人和巴尔扎克开始私人的通信。但是有一封信从巴黎寄到维尔肖夫尼亚，可是个特大事件，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夫人手里。邮差一到，府邸上下全都兴奋起来，谁都会妒忌那个收到邮件的人，因此要想当着她丈夫和那几个亲戚的面，居然谁也没有看见信就让此信消失，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夫人要想进行一场秘密通信，必须要把第三个人扯到这桩秘密中来。德·韩斯卡夫人拥有一个心腹，无限忠诚，绝对可靠，没有个人意志，完全听人支配，这就是她女儿的家庭女教师昂里埃特·波累尔小姐，昵称是里蕾特，出生于奈夏台尔的一个虔诚的市民之家。波累尔小姐来到这个乌克兰的府邸里已经有些年头。这位韶华渐逝的姑娘，远离家庭，举目无亲，生活在异国他乡，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男人，便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在韩斯基家里，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在信件喜剧开始时，她属于心腹之列。可以肯定，头几封信，还算是写来开开玩笑的，是出于她的手笔。现在，德·韩斯卡夫人打算背着其他游戏伙伴，亲自写信。为了得到巴尔扎克的回信，任何人也不如波累尔小姐作为隐蔽的通信人更不引人注意的了。谁会想到，从巴黎寄来的一封给昂里埃特·波累尔小姐的信竟是出自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手笔？这个虔诚的有些过于单纯的女孩无疑表示同意，当然并没有想到，她这样浑然不觉地出手相助会使自己多么严重地扮演助人通奸、说媒拉纤的角色。但是无论如何，波累尔小姐这样无条件地严守秘密，对德·韩斯卡夫人尽忠，便是对德·韩斯基先生不忠。这边是尽责，那边也要尽责，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发生了矛盾，直到后来，当德·韩斯卡夫人和巴尔扎克之间的关系开始发展到“罪恶的”程度时，这种矛盾才把这纯朴诚实的姑娘的良心搅成一团乱麻。充当一场骗局的同谋犯，一次通奸罪的拉皮条者，背叛了一向对她非常亲切，充满信任的德·韩斯基先生。这位不幸的昂里埃特·波累尔小姐日后将把这视为她一生的罪孽。对德·韩斯卡夫人产生的某种反感，似乎很早就从上述的矛盾中引发出来，尤其是对巴尔扎克反感更深。——这种内心的反感她将无法克服。巴尔扎克那方面则在长篇小说《贝姨》中使得昂里埃特·波累尔小姐得以永生不死[6]。波累尔小姐这种罪恶感在德·韩斯基先生去世时爆发出来。在德·韩斯基先生安葬后，波累尔小姐立即宣布，她不想再待在这幢房子里。她逃进了一家修道院，为了补赎她曾充当过一场致命罪行同谋犯的罪过。

反正由于波累尔小姐同意帮忙，德·韩斯卡夫人和巴尔扎克之间便有可能定期通信。“陌生女人”现在可以把一个隐蔽的地址告诉巴尔扎克，她现在完全被这种使人心痒难熬的刺激攫住了，焦躁不耐地，越来越焦躁不耐地等待着，看这位鼎鼎大名的诗人是否真的会回信。

现在，请设想一下德·韩斯卡夫人的惊愕。她不仅收到了一封信，而是接连收到这位大作家寄给她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我们知道，此信开启了我们掌握的巴尔扎克和“陌生女人”的通信），既使维尔肖夫尼亚府邸的女主人为之心醉神迷，同时也使她羞愧难当。巴尔扎克竟然把那些经过预谋的热情洋溢的书信完全当真，“尽管我的朋友们不断提醒我，对我有幸从您那里得到的某些信件要表示怀疑，因为它们彼此相似”。

巴尔扎克“听凭他的信任摆布”，依旧以他惯有的夸大的口气向夫人描述夫人的书信在他心里激起的满腔热情：

“您是我最为甜蜜的幻梦中渴望的对象。”而夫人想必受到难堪的感情的折磨，因为她是以愚弄人的手段把巴尔扎克吸引过来。

在另外一处，巴尔扎克也采用“陌生女人”的夸大的口吻，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您倘若看到，您的书信对我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您立刻就会注意到一位恋人对您的感激之情，他心中的信任，注意到把儿子和母亲连接起来的纯净的柔情……注意到一个年轻男人对一个女人所怀的全部尊敬，注意到他对一桩长久而炽烈的友谊所怀的美好的希望。”

巴尔扎克这样的词句，我们觉得糟糕透顶，恶劣已极，发出他青年时代粗制滥造的低级长篇小说的恶心味道，想必对于一位远在阴森森的乌克兰，无人知其心曲的女人，自然会产生令人心醉神迷的作用。心地多么善良！感情多么真挚！多么诗意盎然的激情，心地多么宽厚，竟然要把一部中篇小说当作回赠献给她，献给一个陌生女人！德·韩斯卡夫人的第一个强烈冲动便是以同样的坦诚来对待这个男人，这样赫赫有名的男人。此人可是毫无保留地信任她。但是可惜发生一桩该死的不幸情况，给夫人的快乐泼了冷水。差不多是在同一时候，也许还早一点，也许晚一点（我们不知道时间，那封信没有保留下来），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第二封信也寄到她手里，同样是给她的回信，书信A所用的笔迹和书信B的笔迹完全不同。那么，哪一封是巴尔扎克写的，另一封信又是谁写的呢？还是说，归根到底，两封信都不是巴尔扎克写的？也可能他只是想愚弄一下夫人，让第二第三个人为了取乐，都写信给她，就像夫人也让别人写信给巴尔扎克一样，有没有这种可能？夫人现在是在被那个她想愚弄的男人所愚弄？他是在和夫人闹着玩，还是说他是当真的？夫人一而再地把两封信拿来比对。最后她终于下定决心给巴尔扎克回信，请求巴尔扎克解释清楚，两封同样由他署名的书信，何以字迹迥异，措辞不同。

照理现在该轮到巴尔扎克感到尴尬了。他老是为人追逼，总在压力下工作，在他给德·韩斯卡回信时，全然忘记了他不久前让别人给夫人写的回信。自从女性仰慕者的来信数量变得相当巨大之后，巴尔扎克发明了一种方法，一方面不致浪费他的时间，另一方面不致使他的女性仰慕者不悦，他便让他的忠实可靠的女友茹尔玛·卡罗以他的名义回信。茹尔玛·卡罗并非善妒的女人，待在她无聊沉闷的外省小巢里，有的是富裕的时间，让她整理不相识的女士们的内心倾诉，用她朋友巴尔扎克的风格写出回信，她觉得非常有趣。显然，那封“出自俄国或者波兰公主天仙之手的书信”也落到茹尔玛的手里，她便十分负责地以通常的方式加以处理。

巴尔扎克立刻认识到他干的这桩“蠢事”换个人定会狼狈周章，或者老老实实地告以实情。巴尔扎克相反，他从来也不会感到狼狈；关于他的情况，他也从来不会，或者只在很少情况下，才向“陌生女人”说出真情。他们的全部通信，从开始一直到末了都是这样毫不真诚。对于像巴尔扎克这样一位长篇小说作家而言，难以令人置信的事情从来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障碍。于是他就漂漂亮亮地耍了个放肆大胆、合乎逻辑的花招，消除那位给他写信的夫人的顾虑。夫人内心显然极度不安。

“你有些怀疑，要求我解释两封信里我的字体为何不同。可是我的字体如此之多，犹如一年有许多天一样……这种灵活性出于一种想象力，它什么都能设想，但是归终像处女一样纯洁，犹如镜面有许多反射，但不致玷污镜面。”

巴尔扎克要夫人好好信任他，别怀疑，别担心，“这是开场玩笑”。正在撰写《都兰趣话》的这同一位作家，大胆地把自己说成“一个可怜的孩子，迄今为止，一再成为对女人怀有温柔情意的牺牲品，总是腼腆羞涩，满脸信任，将来也会如此。”这个“腼腆羞涩”的孩子，——这特点，迄今为止，人们在巴尔扎克身上从未发现——现在开始“天真地”向陌生女人做出忏悔，说：

“他的心，迄今为止在这个世界上只认识唯一的一个女人。”

这份相当含糊不清的忏悔像江河般涌流，十页，十二页，十六页这样地奔流而出。他谈到他的文字风格，他的工作，工作迫使他“放弃女人，而女人其实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宗教”。

他谈到他的孤独，我们不得不赞佩这种小心谨慎的诡计，已经用一种有些钟情相爱的语气说话：

“您啊，我像抚爱亲爱的幻象一样轻轻地抚爱着您，”巴尔扎克写信给陌生女人，“您像一个希望那样穿过我所有的梦境，……倘若诗人用这样优美的人物形象激活他的孤寂，——人物的形象，正因为捉摸不定，无法定性，因而特别刺激迷人。您不知道，对于一个诗人，这意味着什么。”

到此为止，巴尔扎克收到她的信，总共还不到四封，还不知道她的姓名，还一次都没见过她的画像，但已经在第三封里向她表白：

“我爱您，陌生的女人！这种妙不可言的状况只是一个人一生的自然结果，他这一生一直荒芜一片，一直极为不幸，——这样的奇遇，若真会发生在什么人身上，那么这人就是我。”

巴尔扎克这种衷情吐露显得过于匆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别扭。他提到的这些感情，都带了虚张声势、不够诚实的语气，给人留下一种浪漫派多愁善感的怪味。读者难免怀疑，似乎巴尔扎克正使劲让自己置身于痴迷之中，不过老实说，他自己压根儿都没有感觉到这种痴迷。根据我们从德·韩斯卡夫人的通信中得到的唯一的一次检验（夫人在巴尔扎克逝世之后，把她给巴尔扎克的所有信件全都十分明智地予以焚毁），她的这些书信全是赞美之词、多愁善感的和装模作样的忧伤情绪。便是在她给她弟弟写的其他的信里，也找不到一行文字，让人看出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巴尔扎克自己无意识地在他信中写了一句话，对这一般说来难以解释的事情做出了解释：

“我得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激情！”

他想给自己创造一部爱情小说，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把他的第一个计划毁掉之后，他又试图和这位素不相识的女人制订虚无缥缈的计划。于是他就本能地采用了时兴的文体。在浪漫派盛行的年代里，巴黎和欧洲的读者对诗人的期盼不仅是写作紧张动人的小说，也希望他们自己作为主人公，置身于一部爱情小说之中，小说的情节就发生在这广大社会的范围之中。为了使读者的心灵信服，诗人必须尽可能地把他自己轰轰烈烈的引人议论纷纷的爱情事件予以公开。拜伦的艳遇，他和基齐阿利伯爵夫人的爱情关系，李斯特[7]诱拐了达古尔夫人，缪塞、肖邦[8]和乔治·桑的关系，阿尔菲埃里和阿尔巴尼伯爵夫人同居，公众对于这些事情饶有兴趣，至少和对他们的作品同样的兴味浓烈。

巴尔扎克在社交上比作为文人更加野心勃勃，自然不会甘居人后，而要超越他们。和出自显赫家庭的贵妇人有恋爱关系，这个念头使他一辈子都心醉神迷。他现在不是用一声客客气气的“谢谢”来回答一位陌生的“俄国或者波兰公主”，而是立刻向这位公主掏心掏肺地倾吐自己的心事，倾注含蓄的柔情蜜意，绝不是像他自己说的，是由于“天真、单纯”，而是下定决心，要设计一部自己经历的爱情小说，“设想出”一种激情，而感情历来屈从于他的意志。在巴尔扎克身上，意志历来是第一位的，是统治和控制其他一切力量的原始力量。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最初几封写给陌生女人的书信：这些书信是一部长篇小说的起始几章。这部小说，像巴尔扎克所期望的，这一次并非产生于灵感，而是从真实事件演化而成；第一位主要人物是陌生女人，她要从后面的章节才能获得外形与轮廓，起先只是因为她远在天边，富有神秘色彩和她的贵族地位引起了悬念。就像与主人公同名的长篇小说中的那个贝阿特丽克斯[9]，陌生女人也生活在偏远地方的一幢府邸里，远离首都，紧闭心扉，是一位阿里阿德娜，正期待着特赛乌斯[10]前来拯救。巴尔扎克打算把他未来的爱情小说中的重要恋爱角色赋予这个女人，把这个女人和他自我的化身变成一对恋人。这不是那个作为他真人的巴尔扎克，而是一个浪漫的青年，他一直徒劳无功地渴求着一种“纯净的”爱情，可是生活迄今为止一直只是残忍地在他阴暗的小道上撒满了荆棘。

请诸位看看巴尔扎克如何为陌生女人一笔一笔地绘制他自己的肖像。他是孤身一人生活在这座大城市里，在这广袤无垠的世界上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倾吐他最深层的思想。他所有激情全都遭到失望的下场，他所有的梦想没有一个得到实现。谁都看不清他善良的心：

“我是人们恶毒物议的对象；您简直无法想象有什么样卑劣的脏水泼在我的身上，有哪些无耻的污蔑和疯狂的攻讦向我袭来。”

没有人在巴黎，在这世界上正确地看待他：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的生活孤独寂寞，我的工作不断增加，我的忧愁与日俱增。”

于是巴尔扎克在绝望之中一头扎进他的工作，“就像恩培多克勒斯[11]跳进火山口，想在那里寻找荣誉”。

这个“穷苦”的艺术家蔑视金钱，蔑视荣誉，这位三十五岁的帕西伐尔[12]只渴望得到一种爱情。

“那使我一再失望的唯一的激情乃是女人，……我观察过女人，研究过她们，学会认识她们和充满柔情地钟爱她们。但是我所得到的唯一的报答乃是，伟大、高贵的心灵在远方理解我。我只好在我的作品里写下我的愿望，我的梦幻。”

谁也不要“活跃在我心里的爱情，我一直扶持着这种爱，它却永远遭人误解”。为什么遭到误解？“无疑是因为我爱得过于强烈。”

“我准备做出最大的牺牲；我甚至走到这样的地步，我梦想一年中只获得整整一天的幸福，和一个在我看来宛若天仙的年轻女子一起度过。我将心满意足并且矢志忠诚。可是转眼我已变老，我已经三十五岁，工作越来越艰苦，耗掉我的精力，我已投入我最好的年华，而实际上却一无所获。”

为了加快他这部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巴尔扎克便凭借他感情的极为可观的灵活性，让自己调整到这位沉溺梦想、也多少有些虔诚的公主的思维领域里去。这位公主也许不太欣赏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或者卡萨诺瓦[13]，对艺术家无疑要求“纯净”和“虔信”。所以爱情的渴望必须带点忧郁的色彩，抹上拜伦爵士对生活绝望的脂粉，这才能给予痴迷梦想以真正浪漫的声调。在这考虑得无比周全的前奏中，巴尔扎克把他的忠诚坦率，他的心灵纯洁、诚实可靠、孤独寂寞，描写得感人至深。这段前奏过后，他就以日益强劲的节奏转而发起进攻。他作为一个善于布局的能手，知道一部小说若想扣人心弦，在开头第一章就必须有情节高扬之势。在巴尔扎克的第一封信里，陌生女人仅仅是“香甜美梦的对象”。十四天后，在他的第二封信里，他已经把她“像个梦中幻影”似的“百般抚爱”。不到三个礼拜，在第三封信里，已经写出了这样的话：“我爱你，陌生女人”，在第四封信里巴尔扎克已经“更加深切地”爱着她，“虽然还没有见过您”，巴尔扎克毫不怀疑，就是她，恰好是这个陌生女人，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的实现。

“您若能知道，我把什么样的激情倾注在您，倾注在我久久期盼的女人身上，我感到我能把我的一切都奉献给您，该有多好！”

接着巴尔扎克又写了两封信，陌生女人已经变成了他的心。（这对德·贝尔尼夫人和茹尔玛·卡罗是什么样的背叛啊！）“在这颗心上，我第一次找到了安慰。”他已经把陌生女人称作他“亲爱的、纯洁的爱人”，称作“宝贝”和“亲爱的天使”。陌生女人已经成了巴尔扎克的爱人，唯一的爱人，而巴尔扎克还从未见到过她的一幅画像，还不知道她的年龄，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可她已经成了巴尔扎克命运的主人和主宰。

“您若愿意，我明天就折断我的羽毛笔，今后再也不会有任何女人听见我的声音，我只想求您对我‘永久的恋人’包容一些——她对我就像母亲一样，她已经五十八岁。而您，您是这样年轻，您不会因她而妒忌！啊，请您接受我所有的感情，请您守护我的感受像守护一个宝藏！请您接受我的幻梦——实现我的渴望！”

只有陌生女人一个人让巴尔扎克感受到了爱情的奇迹，是她“第一个成功地填补了一个男人心里的空虚，这颗心已经因为渴望爱情而濒于绝望的境地”。

巴尔扎克刚刚获悉陌生女人的名字——这是巴尔扎克从她那里获悉的唯一的东西，他就立即表示，就像他信中白纸黑字写的那样——献身于她——直至永远。

“只有您一个人可以使我幸福，埃娃，我跪在您的面前，我的生命，我的心都属于您。请您一击把我打死，但别让我忍受痛苦！我以我灵魂的全部力量爱您——别让这些美丽的希望成为泡影！”

大家要问，他为什么发出这些热昏似的心醉神迷的呓语？这些呓语不仅让我们觉得极不真实，便是一个理性的正常的女人也会对它们感到鄙夷不屑。对此我们只能试着这样回答：巴尔扎克在准备写一部浪漫的长篇小说，每当他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时候，——在《幽谷百合》中，在《贝阿特里克斯》中，在《塞拉菲塔》中——他总会陷入这种不真实的感情的极度欢快。巴尔扎克的艺术家的意志，把各种可能性都提升到极致，这时转移到现实之中。巴尔扎克根据“陌生女人”的社会地位把她设想成一位公主，根据陌生女人的性格，又把她想象成一个高贵的受苦受难的女人，这样他也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世界所摒弃的艺术家的理想形象，才能把两个极端相反的人物和谐地汇成一体，融洽地结合起来，使之变得更加可信。仔细观看，定会发现，越有可能亲自会见这位神秘的贵妇人，这种衬托爱情渴求的柔情蜜意就变得越来越色彩浓烈，火焰飞腾。事实上，巴尔扎克这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这位对妇女的心灵有过专门研究、备受赞誉的专家估算得一点不错。通过他坦诚相告的忏悔和尽情迸发的心声，他的确成功地唤醒了陌生女人的好奇心，渴想认识一下这个给她写了那么激情飞扬的书信的男人。在她写给巴尔扎克的最初几封信里，她还庄严地宣告，她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将永远是个“陌生女人”，一个遥远的无法企及的无名无姓的星座。可是不久，好奇激起的清风，掀动这匿名的面纱，当德·韩斯基先生突然在妻子的催逼之下离开乌克兰的府邸、和夫人一起进行几个月乃至几年的漫游之时，巴尔扎克以他一向罕见的不谨慎的态度在一封给妹妹的信里这样嘲讽：

“给丈夫开个玩笑，强迫丈夫远离乌克兰，长途旅行，行程长达六百英里，为了抢在情人的前面，而那位情人则只消行驶一百五十英里即可。这样强烈的激情，不是妙不可言吗？”

1833年初，整整一个车队，按照俄罗斯老爷出行的排场，从维尔肖夫尼亚出发。他们乘坐的是自己的马车，全体家庭成员，带上仆人和难以计数的行李，不可或缺的家庭女教师里蕾特也作为陪同人员同行，表面上只是为了守护德·韩斯卡夫人的女儿安娜，实际上是为了维持秘密的书信往来。

沿途休息的第一站是维也纳，显然是根据德·韩斯基先生的愿望。他曾经在维也纳度过他的青年时代，在维也纳上层贵族社会有很多朋友。但是选择奈夏台尔作为消夏之地，无疑是德·韩斯卡夫人做出的决定。这座城市离开法国的边境如此之近，倘若巴尔扎克当真想要认识“陌生女人”，根本用不着长途跋涉。浑然不觉的德·韩斯基先生无疑听见选中奈夏台尔的理由是，老实巴交的里蕾特的父母就住在那里，作为孝顺女儿在离家多年之后，想好好探望一下父母。为人宽厚、随和淡漠的贵族绅士表示同意。七月，这个车队便来到奈夏台尔，在那里租下了安德烈别墅，为期好几个月。

从奈夏台尔寄出的一系列书信，没有给我们保存下来。德·韩斯卡夫人在信里给巴尔扎克发出指示，让他以什么方式，在夫人的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毫不惹人注意地安排一次秘密会晤。信里让巴尔扎克知道，他得下榻在郊区饭店，这家饭店离安德烈别墅最近，他将在饭店里得到进一步的指示。巴尔扎克兴奋异常，迫不及待地等候在浪漫的序曲之后，生活能自己写出他梦寐以求的长篇小说的决定命运的一章：这两个心心相印的恋人的第一次肉体的邂逅。巴尔扎克迅速请求仍在远方和他通信的女人：

“啊，我的陌生的情人，请您别怀疑我，千万别相信有关我的任何坏话，您大概以为，我是个生性轻浮的孩子，可是我也像孩子一样纯洁，我在爱情中犹如一个孩子！”

巴尔扎克表示准备排除一切嫌疑，化名唐特拉格先生或者唐特拉格侯爵出行。他们约定，巴尔扎克起先只在奈夏台尔小住几天，然后到十月份，和他“心爱的天使”（他还根本不认得这个天使）一同住上一个月。在事先，当然还得使出另一绝招：巴尔扎克得迷惑他的朋友，不让他们知道这次出行的真正目的。无论是茹尔玛·卡罗，还是那一直怀有妒意的德·贝尔尼夫人都不得知晓这次突然前往瑞士的神秘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巴尔扎克作为天生的长篇小说作家，经过学习，训练有素，从来不会因长时间找不到理由而尴尬。他骗他的朋友们，说他得前往贝桑松去采购一批特殊的纸张来写他下一部著作。于是他就跳上邮车，以他那种干一切事情都疯狂夸张的速度上路。巴尔扎克干什么都是这种速度，中途不断换马，径直驰向奈夏台尔。经过不断颠簸的四天四夜，于九月二十五日到达目的地，累得不成样子，不小心还找错了旅馆，进了一间房间，接着在约好的郊区饭店找到了他日思夜想渴望得到的信件，要求他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二十六日，在下午一点到四点之间，出现在散步道上，在那里邂逅他“心爱的天使”。巴尔扎克只剩下迅速写张便条，报告他业已抵达的力气，他请求他的天使：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请您让我知道您真正的姓名啊！”

因为一直到此时此刻，巴尔扎克既没见过这个女人的面，也不知道她的姓名，而他已向这女人发誓，要永远爱她。

读者阅读这本巴尔扎克凭着自由翱翔的想象力写出的爱情小说，读到这里，想必心脏会紧张得发颤：决定性的重要场景即将来临——两颗纯洁的灵魂即将相遇，那位伟大的陌生女人，梦幻中的公主终于要化为活生生的真人现身。两个人的目光将互相探寻，两个人将在这因为景色优美而闻名于世的散步道上首次相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归终诗人会大失所望，没有看到理想的天人，没有看见一位高雅的贵妇人，只找到一个无足轻重、其貌不扬的平凡女子？陌生女人会不会大失所望，如果她没有看见一个风流倜傥的诗人，身材修长，脸色苍白，目光炯炯，却又忧郁伤感，而是看见一个面颊红润、身材肥胖的先生向她迎面走来，此人与其说像那位深谙不幸女人心灵的诗人，那位德·巴尔扎克先生，不如说更像一个来自图尔地区的卖酒商贩，或者一个营养良好的卑微的退休人员？他们会彼此逃离躲开，还是相互理解？他们的第一次相认将是什么情景，他们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

可惜在巴尔扎克的人生小说中，恰好这个重要的场景没有流传下来。有过几个传说，根据其中之一，巴尔扎克在这之前已经在安德烈别墅的窗前一眼瞥见了德·韩斯卡夫人，并深受震撼，夫人和巴尔扎克预见的形象竟是如此相似。另一个传说则是，夫人根据巴尔扎克的一些肖像画，立即认出他来，向他迎了过去。根据第三个传说，夫人见到这位行吟诗人庸俗的外表，难以掩饰她因失望而产生的最初的惊吓。但是所有这些传说都是事后随意添加进来的插曲，可以肯定的只是，在这第一次秘密见面时，想必设想出了一个极为巧妙的方式，让德·韩斯卡夫人能不惹人注意地把巴尔扎克当作一个社交场上结识的熟人，介绍给她浑然不觉的丈夫。反正在同一天晚上，巴尔扎克便以无懈可击的体面方式，被引进到德·韩斯基先生家里。巴尔扎克只好把他想对“心爱的天使”发表的理论上的爱情表白，转化为实际运用，供德·韩斯基先生和他们一同带来的侄女消遣解闷。

德·韩斯基先生沉默寡言，有些怪癖，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士，对文学上和社交上的成就极为尊敬。能认识这样声名卓著的作家深受感动，心情愉悦。这位诗人滔滔不绝，才气横溢，光彩夺目，妙想联翩，德·韩斯基先生听了十分着迷，他邀请巴尔扎克先生今后几天也来一起共度，脑子里自然不会闪过一丝妒忌的念头。他又怎么能够设想，他的妻子，一位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竟然会让一个她从未谋面的、身材粗壮、大腹便便的市民，悄悄地写些火热滚烫的情书给她？相反，德·韩斯基先生对巴尔扎克的态度极为亲切，十分殷勤，他邀请巴尔扎克到他别墅做客，一同散步。这种殷勤、真诚的态度，巴尔扎克感到十分厌烦，因为他乘了四天四夜的邮车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给韩斯基一家人讲述一些文坛上的趣事轶闻，而是为了把陌生女人，他的北极星从天上摘下来，揽入他的怀抱。

总的说来，德·韩斯卡夫人有两次或者三次，成功地摆脱了别人的守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度过了短短一小时的时间。

“一个该受诅咒的丈夫整整五天不让我们有一秒钟时间单独待在一起，他只是在他太太的裙子和我的背心之间晃来晃去。”

巴尔扎克这样满腔怨恨地写信给他妹妹。那虔诚的处女昂里埃特·波累尔在当中起了隔离墙的作用。只有在散步道的树荫底下，或者在湖边某个荫蔽的地方，两人得以短暂地单独相处。但是使巴尔扎克自己惊讶的是，

“我怕，我不可能博得你的欢心！”——

巴尔扎克单凭他那慷慨激昂的出色口才，在前沿战斗中已经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德·韩斯卡夫人在她乌克兰的荒凉寂寞之中，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这样烈焰奔腾式的人物，她对自己进行这样浪漫的宽恕：不可用残忍的态度破坏一位诗人敏感的心，她容忍巴尔扎克向她进行爱情的表白，甚至让巴尔扎克在一株大橡树的浓荫之中偷吻了她一下。这是个暂时的礼物，他们相识的时间如此短暂，这个礼物就是对于一个乐观主义的精神不如巴尔扎克的人来说，都会产生这样的希望：这样迅速赢得的情人碰到别的机会定会给他更多的馈赠，定会把一切都馈赠给他。

巴尔扎克兴高采烈地回到巴黎。欢欣继续在他脑子里，在他血液里奔流，尽管他不得不挤在同样非常肥胖的瑞士人中间，坐在马车的顶上度过不眠的四天四夜。但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不适和他凭着预感的才能、诗人的嗅觉和干劲所赢得的胜利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所有的期待都已超额实现！“陌生女人”完全适合充当他计划中的人生小说的女主人公，他不可能另外编造出一个更合适的人来。主要是这位陌生女人不同于巴尔扎克以前恋爱关系中的那些有了一把年纪的女伴们。尽管她并非二十七岁——这是她为了回敬巴尔扎克的夸张态度，骗他说的自己的年龄——但也并没有超过三十二岁，是个相貌端庄、模样时髦、极富性感的女性形象。意大利人要说，是个“肌肤丰腴的肉体”，巴尔扎克把她赞为“美貌的杰作”，像他这样以夸大其辞为职业的人，发出这种称赞，不足为奇。杰出的维也纳袖珍肖像画家达芬格尔[14]证实了巴尔扎克所称赞的这些优点：

“她拥有世上最美丽的黑发，皮肤细嫩，有股纤柔的褐色色调。一双可爱的小手，眼睛迷离朦胧，一旦完全睁开，显露出一股情欲的光芒。”

达芬格尔为夫人作的画，无疑有些谄媚的味道，这画依然可以让人看出，画中人颇有令人担忧的发胖的倾向，使她长出双下巴，双臂过于丰腴，身体的比例显得有点过于敦实。眼睛细小，颜色深黑，目光迷惘，模糊不清，一望而知是个高度近视眼。脸上的轮廓并不清晰，线条并不分明，颇像她的性格，城府很深，内涵甚多。但是使巴尔扎克这样心醉神迷的，并不完全是肉体上的外表现象。巴尔扎克一直梦想着经历一次和时髦女子的艳遇，在这陌生女人身上果然找到了一个“豪门名媛”，极有文化，颇为渊博，富有语言天才，天资聪慧——就像夫人致她弟弟的书信所证明的——举止端庄高雅，使得巴尔扎克这个小市民看了肃然起敬。再说，她出身波兰的顶级贵族世家，不知哪位远房姑奶奶安娜·勒斯沁斯卡是一位法兰西的王后，这对巴尔扎克可是新的极度欣喜。巴尔扎克至少这样梦想，他这个农民的孙子曾偷吻过夫人的嘴唇一次，这双嘴唇由于这层亲戚关系，在今天还有权管法兰西国王叫“我的表兄”。真是一步登天啊！起先他只认识一位德·贝尔尼夫人，小小的官僚贵族；然后几乎爱上了一位公爵夫人，德·阿布朗代斯夫人，火候不够的军人贵族；紧接着差点就爱上了一位真正的圣日耳曼区的公爵夫人，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现在出现的却是王后的一位活生生的侄孙女。但是奇迹还不仅于此，德·韩斯基先生虽说并非伯爵或者亲王，就像巴尔扎克仓促中梦想的那样，但是他有另外一大优点，在巴尔扎克眼里却是至高无上的优点：他富可敌国，拥有千百万的家产。这是巴尔扎克在他的长篇小说里单凭想象力热情洋溢地创造出来的，而德·韩斯基先生的财产则是稳定的俄罗斯国债券、田地、森林、庄园和农奴，有朝一日，这一切将为他妻子，——不，为他的遗孀——所拥有。巴尔扎克在德·韩斯卡夫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又一个优点，现在他在这位贵族身上也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的、讨人喜欢的优点：首先，德·韩斯基先生比他妻子年长二十或二十五岁；其次，他的妻子不大爱他；第三，他的健康状况差强人意。巴尔扎克渴望得到并且已经赢得一半的那位太太，很可能连同她的千百万财产和其他一切都会属于他巴尔扎克。谁若像巴尔扎克一样，从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过穷日子起，就梦想着，一下子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井井有条，把穷困、匆忙、干活和屈辱转化为财富、奢侈、浪费、享乐和自由自在的艺术创作，如今就凭着一桩光怪陆离的奇遇，通过一个女人，所有这些可能性眼看着都会实现，他定会陶醉，这点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女人甚至在肉体上刺激他，他也并不使那女人大失所望。从此时此刻起，巴尔扎克将投入他的全部精力，投入他特立独行、无可比拟的巴尔扎克式的意志力，和他那同样无可比拟的巴尔扎克式的坚毅卓绝和刻苦耐劳，来征服这个女人。而德·贝尔尼夫人这昔日的、现在的和“永久的恋人”将退入阴影之中。只有这颗“北极星”还将照亮他的生命，“那亲爱的，这世上我唯一的女人！”

德·韩斯卡夫人

[1] 恩斯特·特奥多尔·阿马多伊斯·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派作家。

[2] 俄国人把农奴称作“灵魂”，并以“灵魂”来计算。

[3] 夏威夷附近的偏僻小岛。

[4] 这是三种纸牌游戏。

[5] “À l′E”即“致陌生女人”的缩写，“H.B”即“奥诺雷·巴尔扎克”的缩写。

[6] 在《贝姨》中的女主人公，老小姐李斯贝德·斐希（即贝特姨妈）身上可以看见波累尔小姐的影子。

[7] 弗朗茨·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音乐家，钢琴家。

[8] 弗里德里克·肖邦（1810—1849），波兰音乐家，钢琴家。

[9] 贝阿特丽克斯是同名的长篇小说《贝阿特丽克斯》的女主人公。

[10] 阿里阿德娜，古希腊神话中米诺之女，特赛乌斯的情人。

[11] 恩培多克勒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学家。

[12] 帕西伐尔，中世纪传说中的英雄，原型为圣杯骑士。

[13] 卡萨诺瓦，十八世纪的意大利作家，有无数风流韵事记载在他的《回忆录》中。

[14] 莫里茨·米歇尔·达芬格尔（1790—1849），奥地利肖像画家、雕刻家。

第十二章 日内瓦

奈夏台尔之行从战略意义上看是一次实地侦察。巴尔扎克把阵地视察了一遍。确定，对于一次决定胜负的进攻而言，地势极为有利。为了准备向堡垒发起进攻，迫使对方投降，这位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必须再次返回巴黎，去取军火。若要叫他在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作为情人，作为这个娇生惯养的女人的求爱者，作为一个共同进餐的客人，一个平起平坐的嘉宾出现在这个百万富翁之家，必须要有像样的派头，下榻在一家体面的饭店里，打扮得光鲜靓丽。巴尔扎克现在知道，此举关系何等重大。这部以德·韩斯卡夫人为女主角的人生小说或者爱情小说，在物质和社会意义上会有多少收益。这部小说的开头已经预示前程无量。于是他本来已经铆足了劲，现在更得加倍努力。他下面说的话，并不言过其实：

“我在此时此刻表现出来的狂暴已极的意志力，使我这里的几个朋友完全不知所措。”

这位作家通常一直债务缠身，进退失据，终于成功地在财务方面又缓过劲来。他找到了一位出版商，或者说得准确些，找到了一位女出版商，一位名叫贝歇的寡妇。她支付给巴尔扎克两万七千法郎，买下《十九世纪风俗画卷》十二卷，其中部分是《私人生活场景》的新版，连同《外省生活场景》和《巴黎生活场景》。大部分是尚未完篇之作的预付稿费；不论怎么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份很了不起的合同。

“这个合同将在我们这个不怀好意、充满妒忌、蠢事连连的世界里引起回响。它会使那些傲慢的家伙妒火中烧，咬牙切齿。他们狂妄地认为，可以在我的影子里大步前进。”

这样一来，巴尔扎克至少能够使逼债最急的一些债主得到满足——不言而喻，他的母亲和德·贝尔尼夫人不包括在内。尽管他在过于匆忙地发出欢呼之后十四天又开始报告：

“星期四，我得支付五千法郎，而我实际上身无分文。”

实际上，“我已习惯了这些小型战斗”。它们伤害不了他。

他知道，今后两三个月的写作，能挣到多少钱。他知道，在日内瓦的日子，可能决定他不久的将来，也许决定他整个一生：

“所以现在该做的事情是：写作，白天黑夜地写作！我必须于两周之内在日内瓦赢得我的幸福——这些字句现在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给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鼓舞。”

这一次巴尔扎克可没有言过其实。他预感到并不是为了得笔稿酬而写作，用以解决燃眉之急。而是为了实现内心最深沉的愿望：为了取得最后的安全保障。沉浸于预感的醉意之中，巴尔扎克努力写作。他这一生中很少像现在这样卖力地工作，出色地工作。他的作品证实了他说的话：

“我想——想到这件事，血液便向我的心脏涌流。我的脑子里，各种想法纷至沓来。我整个人感到逐渐升华，为这种愿望所鼓舞，我无疑将要创作最优美的作品。”

不仅在外观上，在数量上，巴尔扎克试图在这几个月里超越自己，而且在艺术上，在道德上也是如此。在和德·韩斯卡夫人的谈话中，从夫人的书信里，巴尔扎克发现夫人对《婚姻生理学》这种轻佻放荡的作品有些不大舒服。巴尔扎克是把自己当作纯洁浪漫的情人展现在夫人面前，而夫人却会根据刚刚出版的《都兰趣话》来评判他。这个想法实在有些使巴尔扎克感到难堪。他要证明，他也拥有宏伟和高尚的感情，充满人道和宗教的思想。他的《乡村医生》，是部严肃的作品，对于他迄今为止的读者来说，要求过高。这部作品应该证明，其他那些玩意儿，只是在他心情松快的情况下信笔写出的。他真正的力气完全属于一种真正的理想。与此同时，巴尔扎克完成了《欧也妮·葛朗台》，他那些亘古长存的杰作之一。这样他就为他的性格、他的艺术创作力和他人性的价值，提供了两份毋庸置疑的证明。

就在巴尔扎克这样大胆，这样起劲地准备迎接他那爱情和人生小说的这一伟大的、决定性的场景时，他也并不忽视，从远方趁热打铁，免得此铁冷却。每周他都给他“忠实挚爱之妻”写出烈火燃烧般的情书，信中礼节性的“您”，早已被亲密的“你”所取代。巴尔扎克向德·韩斯卡夫人保证，他的“一个极为美妙的新生活现在才真正开始”，夫人是他在这世上所有的“心爱的唯一的女人”。他爱夫人身上的一切：“她稍微浓重的口音，和她散发出善意和极乐的嘴。”巴尔扎克注意到，他整个的一生全都属于夫人，不禁大吃一惊：“在整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女人，只有你！”他从一开始就自居从属地位，“可怜的奴隶”的地位，“农夫”[1]的地位。他居然胆敢抬头仰望他尊贵的女主人。诗人自缚双手，把一辈子都交付给她。若把巴尔扎克的话信以为真，那么从世界肇始之时起，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无边无际地爱过一个女人。每个礼拜，其实是每天，他都向那遥远的堡垒扔出这样的燃烧弹。

“你现在一天比一天都更加让我喜欢。随着每天消逝，你都在我心里占有更多的空间；千万不要背叛我的爱情，这样伟大的感情！”

令巴尔扎克吃惊的是，德·韩斯卡夫人弄到了一本《都兰趣话》，为了驱散夫人觉得他道德败坏的顾虑，他向夫人保证：

“你不知道，我的爱情多么像处女一样纯洁。”他向夫人坦白：

“三年来我生活得十分贞洁，犹如一个少女。”

恰好这时，他却十分骄傲地告诉他妹妹，他已经有了一个私生子。这样，他的坦白便显得更加出人意表。

就在他这样毫无顾忌地试图以最重磅大炮从一开始就摧毁他选中的女人的任何反抗之时，他同时又十分巧妙地布置地雷坑道，旨在博得那个讨厌的丈夫的好感。巴尔扎克在给“心灵的天使”和“我的爱”书写亲密书信的同时，也写出彬彬有礼、保持距离的信札，抬头使用“夫人”，显然是供夫人给德·韩斯基先生看的，这些信应该唤起这样的印象，似乎德·巴尔扎克先生对于他们全家，包括他们女儿、侄女、伴娘甚至对身为丈夫的德·韩斯基先生都怀有特殊的好感，特意来到日内瓦，为了和这可爱的一家人共度几个星期。为了对收集名人手稿的德·韩斯基先生表示特别的敬重，巴尔扎克把罗西尼的一份手稿寄赠给他，并且以感人的谦逊态度请求德·韩斯基先生允许他把《欧也妮·葛朗台》呈献给他的夫人，以此表示他对夫人的尊敬。在这部手稿封面的反面，巴尔扎克用铅笔悄悄地写下了他抵达日内瓦的日期。这事对于善良好心的丈夫当然是严格保密的。德·韩斯基先生可没想到，多年来一直围在他身边的两个女人，他自己的妻子，和虔诚的瑞士家庭女教师，会背着他合作撰写德·巴尔扎克先生的人生小说。

到十二月，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巴尔扎克只想等到《欧也妮·葛朗台》出版。这本书成了巴尔扎克的一大胜利。即便是对巴尔扎克恨得咬牙切齿的敌人，也很尴尬。巴尔扎克的旅行费用也出人意表地准备就绪。1833年12月25日，巴尔扎克抵达日内瓦的拱顶饭店，心情无比欢畅，情绪十分欢快，意志分外坚定。他在饭店里得到夫人的第一个问候，乃是一枚珍贵的指环，里面夹了一缕他极为赞赏的黑发。这枚指环预示前景无限美妙。巴尔扎克把它像护身符似的一辈子都戴在手指上，不再脱下。

巴尔扎克在日内瓦一共待了四十四天，每天十二小时当然用来写作。他一方面发出颂歌似的宣告，在日内瓦由于他的天使就在身边，他会感到多么幸福。另一方面又向他的天使寄去他雷打不动的时刻表。根据这张时刻表，即便是在日内瓦，从夜里十二点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他也都要用来工作。对于巴尔扎克这个劳碌命而言，即使身在乐园之中，他也不会休息。只有下午的时间，拿来献给德·韩斯基一家或者德·韩斯卡夫人，这是他的一番好意。其余时间完全属于一种截然相反的感情：复仇。巴尔扎克恰好把《朗热公爵夫人》的手稿带到日内瓦来加工。小说描写他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失败的艳史。就在日内瓦城里，他得到公爵夫人最终的拒绝，甚至是带有侮辱性的拒绝。巴尔扎克现在把这份稿子取来，并不是毫无目的。他无疑打算用这部小说对德·韩斯卡夫人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他这样一夜一夜地向夫人朗读，一位诗人如何向一个卖弄风情、戏弄他的爱情却又拒绝给他最终回报的女子进行报复，想必会有意无意地使他正在追求、正在焦躁不耐地要求给他最后证明的那个女人受到惊吓，感到恐惧，担心也被这只毫无怜悯之心的手扔进公众轻蔑的炼狱之中。读一读巴尔扎克的书信，会发现巴尔扎克在这场牌局中，洗牌洗得多么巧妙。他一方面通过他对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重新挑起的——仇恨，让他追求的德·韩斯卡夫人看到，他对这个冷酷无情的公爵夫人，自己会变得多么冷酷无情，同时他也用谈起德·贝尔尼夫人时所表现出来的孩子般忠诚的——同样也是重新挑起的——热情，表示诗人对于一个把肉体和灵魂全都毫无顾忌地奉献给他的女人，会多么地充满感激之心。德·韩斯卡夫人背着丈夫，给予巴尔扎克一些偷偷相会的时间，尽管我们对于他们这些秘密谈话知之甚少，但是毫无疑问，巴尔扎克尤其努力想得到一样东西：“迫使天使从天上降到人间”，把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在这同一座城市里没有给予他的东西能够献给他。

从巴尔扎克给夫人的信件和恳求中可以看出，对于巴尔扎克的最后要求，夫人起先坚决抗拒，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她还缺少对巴尔扎克的最后信任。传记作家们和心理学家们愚蠢地争论不休，德·韩斯卡夫人究竟是否“爱过”巴尔扎克，就仿佛爱情这个概念，含义明确，轮廓分明，不可更改，不会发生动摇、障碍和阻力。就像夫人以后的生活所证明的，她可能天生性欲旺盛，可绝对不会激情发作便不顾一切。她要顾虑到自己出身的阶级，她的良好的名声和她在社交界的地位。这些顾虑时时刻刻都是她的障碍，这双小而黑的近视眼睛，始终明察秋毫。她那大理石般的额头，巴尔扎克曾热情地赞赏不已，善于冷静地深思熟虑。从一开始，德·韩斯卡夫人就考虑到，这场冒险会把她卷得很深，超过她的希望，必须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能使自己受到约束，这样她才能和巴尔扎克完全不同，巴尔扎克可是迫不及待地催着要达到最终的目的。夫人一辈子和巴尔扎克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感情之中。因为她在不同的领域，对巴尔扎克有不同的感受，对巴尔扎克的判断也就不同。她赞赏诗人巴尔扎克，尽管她也看到巴尔扎克的个别缺点。当巴黎的评论界阴险狡猾地对巴尔扎克百般挑剔，把他放在大仲马和其他所有的长篇小说家同一个水平上来观察的时候，夫人看到巴尔扎克傲然独立，凌驾当代的伟大。但是她也用这同样明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巴尔扎克爱情的狂喜含有演戏的成分，过于夸张。夫人的耳朵越来越尖，越来越提高警惕，听出巴尔扎克小小的不实之词和偶尔说出的谎话。即使作为女人她屈从于巴尔扎克旺盛的爱欲精力，这位贵妇人看到这个不可救药的平民举止粗野，趣味恶劣，好出风头，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尽管巴尔扎克所有的信件全都浸泡了大麻，也无法迫使夫人完全闭上她警觉的眼睛。她虚荣心重，好奇心切地吸进这些陌生赞美的强烈香味，但是并没有因而为之陶醉。她在奈夏台尔时期给她弟弟的一封信，让人看出，她如何从一开始便洞察这种关系。

“我现在终于结识了巴尔扎克，你会问，我是否还维持着，就像你说的，对他盲目的偏爱，还是说我已治好了这种疾病。你还记得，你一直预言，他会用刀吃饭，会冲着餐巾擤鼻涕。好，这第二桩罪行，他倒没有犯过，可是第一桩罪行他还真的犯了。当然看他这样吃饭，真的使人难堪。在其他场合，当他犯些我们统称之为‘缺乏教养’的错误时，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要纠正他，就像安娜在这种情况下我总要教训她那样。但是这一切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已。有比举止好坏更加重要的东西：他的天才的本性会使你触电，会把你提升到最高的精神境界。他的天才使你对自己入迷，你通过他懂得，并且理解，你的生活究竟缺少什么。现在你又要说我‘欣喜若狂’，但是我告诉你，情况绝非如此。我对他的欣赏，丝毫不会使我盲目，对他的错误视而不见，——他的错误还真不少。但是他爱我，我感到，这个爱是我曾经占有过的最珍贵的东西。倘若我们从今天起，非各分东西不可，那他在我生活中将扮演火炬的作用，其光芒不断在我目迷神眩的眼睛前面照亮，——我的可怜的眼睛，要是我想到这个世界上和我周围的世人的穷酸可怜，小里小气，我的眼睛有时会十分疲劳。”

我们可以认为，“陌生女人”的这几行字，比巴尔扎克所有的书信都更加真诚：作为女人，她被这样天资聪颖的男人所爱，必然感到骄傲。她有足够的虚荣心，不会不知道，她作为这样一种通信的对象，会成为总务主管，守护这份超越时代的文献。而她自己，乌克兰的一位小小的籍籍无名的地主太太，本身是个无足轻重也毫无创造力的女人，也会成为一名历史人物。她的态度基本上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有出奇的相似之处。公爵夫人也同样觉得，被这位享有盛名的诗人所追求，所称赞，所颂扬，甚至所追逼，是件幸事，为此感到骄傲。可是公爵夫人没有感到足够的激情和激烈的爱情，不愿为了巴尔扎克而声名狼藉。可是陌生女人则不然，巴尔扎克紧紧相逼：

“让我们相爱吧！别拒绝给我意味着一切的东西！”

很明显她觉得，背着她的丈夫和女儿，有被她收买的家庭女教师作为同谋，蒙上面纱溜进巴尔扎克的饭店，这事非常难堪，并不光明正大。巴尔扎克的某些吹牛或者废话，动摇了她的信任，她担心，巴尔扎克会把她的一次献身在闲聊中说出去甚至用作文学素材。可是巴尔扎克向她发誓，她的献身只会加深诗人的感情，诗人的感激之情。

“你会看见：献身只会使爱情更加亲密，更加强烈。……我该怎么跟你说才好：你身上极为轻微的芳香都使我心醉神迷。我若能千百次地占有你，你将看到我更加陶醉。”

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从午夜到中午，巴尔扎克在写作一部即将付印的长篇小说，咬牙切齿地描写德·朗热公爵夫人拒绝把最后的礼物献给自己的情人，下午他则试图摧毁一个不愿献身于他的女人的抗拒。

可是这一次巴尔扎克的意志变得激烈狂暴，终于幸运向他招手。他的天使经过四个礼拜顽强抵抗，终于在拱顶饭店降落人世，发生通奸行为。

“昨天我整个晚上都对我自己说：她属于我了！唉，乐园里的圣贤都不会像我昨天那样幸福。”

巴尔扎克打算亲自经历的布局浪漫、结构出众的爱情小说，现在已经达到了高潮。巴尔扎克已经实现了不大可能的事情，他把一个从未谋面的女人梦想成一位年轻、富有、美丽的贵妇人，证明他的梦想成真。他还不认识这位贵妇人，却已要求她充当他的情人，这位夫人真的变成了他的情人。巴尔扎克的那种妖魔般极为精彩的意志取得了胜利，他把一个幻想中的爱情创造成现实。他的人生小说在意外事件、紧张悬念、人物和环境的异国情调方面，精彩纷呈，绝不亚于《人间喜剧》。

而这部小说还没有结束。只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而已。两位彼此相爱的恋人埃娃和奥诺雷，已经互相找到，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发誓彼此相爱，永远忠诚，可是现在怎么办呢？这两个幻想家，沉溺于他们自己的奇特恋情，被他们自己的激情弄得如痴如醉，现在该做什么呢？他们这两个热恋中人现在逃到哪里去呢？德·韩斯卡夫人会弃她不爱的年迈丈夫于不顾，跟着巴尔扎克到巴黎去吗？还是说，她会按照市民阶级的想法，提出离婚，以便合理合法地成为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妻子？用坐落在乌克兰的豪宅和几百万的家产换取这个姓氏的荣誉？他们两人似乎彼此分开之后哪怕一天、一个小时也活不下去，他们会做什么？巴尔扎克这个头脑灵活、想法极多的人，会想出什么奇妙的解决办法呢？

可是巴尔扎克在他的人生小说中，就和他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样，不仅是个伟大的幻想家，同时也是一个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的人生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妻子和一笔财产。”在他对德·韩斯卡夫人的激烈恋情中最吸引他的乃是，这位德·韩斯卡夫人，恰好是位贵妇人，又拥有几百万家产。这颗“北极星”也同样不想长久居住在一套巴黎小市民的住所里，每天为巴尔扎克的那些咄咄逼人的债主们开门。他们犯罪之后，不想私奔、离婚、决斗或者类似的浪漫解决方法，而是在两个恋人之间达成了一个明确的、几乎可说是商人般的协定。他们答应每天都彼此通报他们的感情和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互相预先赠送一个匣子，来存放对方寄来的信件，直到……直到德·韩斯基先生如此亲切友好地不再成为他们的障碍。在这期间，他们设法时而不引人注意地见见面，不言而喻，不使德·韩斯卡夫人的社会地位受到损害，不致引起流言蜚语，惹出轰动丑闻。只要德·韩斯卡夫人由于丈夫去世成为维尔肖夫尼亚的主人，继承了千百万遗产，这位新的阿贝拉尔和这位新爱洛绮丝[2]就会成为一对热恋中的情人结合起来，直到永远。

多愁善感的人会觉得，浪费了这么多感情，这种海誓山盟会有些过于冷淡，过于精打细算。但是置身于陶醉之中，巴尔扎克并不感到这种解决方法有什么难堪之处。一年或者两年，对他算得了什么？他心想，这个脾气阴郁、疾病缠身的丈夫不会活得更加长久。他的乐观主义，他的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告诉他，发生这个奇迹的地方，必然也会发生另一个奇迹。于是巴尔扎克便和这位浑然不觉的丈夫极为真挚地握手道别，——而其实他和夫人两人在脑子里已经把他埋入地下——感谢他殷勤招待的好客精神和其他珍贵的礼物，然后德·韩斯卡夫人就和丈夫、孩子，全家人一同驱车前往意大利，进行一次旅游。巴尔扎克则返回巴黎，回到他的书桌旁边。

[1] 农夫，在当时的俄国，贫穷的农民和农奴相比，还有一定的自由。

[2] 阿贝拉尔和爱洛绮丝是卢梭小说《新爱洛绮丝》中的男女主人公。

第十三章 维也纳之别离

巴尔扎克精神焕发，情绪高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力充沛地回到巴黎。对于曾经遭受的失败，他已经进行了报复。作为男人，他第一次面对一个认真反抗的女人，坚持了自己的主见。他的勇气，他的力气，从来也没有像此时此刻这么强大。他第一次看到他有可能把还一直不太稳定的，经常为狂风暴雨、各种灾祸威胁的生活好好整理一下。他的天性具有生机勃勃的气质，他的生活必然会成为一道“湍急奔腾的洪流”，一生动荡不宁。但是这种泡沫飞溅、奔腾咆哮、浪花飞舞的急流至少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清楚的方向。从此刻起，巴尔扎克有了一个确切的生活计划。他将不惜无情地对抗自己，毫无顾忌地践踏自己的健康和舒适，以他自己特有的狂暴干劲来执行这个计划，他要在十年之内完成《人间喜剧》他那世纪最为大胆的著作，在正常情况下，这部巨著将要求十个人以毕生的精力才能完成。他要征服这个女人，使之成为他的妻子。这个女人会平息他的情欲，通过她显贵的出身，满足他社交上的虚荣心。通过这个女人的千百万家产，使他不再依赖出版商、报纸和迫使他写作的强制压力，这些压力越来越多，无法忍受。

巴尔扎克装出一种漫不经心的样子，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大吹法螺，却把真正的秘密藏得严丝合缝。这是巴尔扎克最为天才的战略之一。当他神吹稿酬高得惊人，大多数情况乃是为了不让人猜到他已债台高筑到何种地步。他衣服上钉着金质纽扣，自己拥有一辆豪华马车，是为了掩饰他是在面包师傅那里赊账买的面包。他以动人的论点向戈蒂叶和乔治·桑证明，只有绝对贞洁的内容才能赋予作品烈火和张力，这样说，只是为了防止人家怀疑那些秘密访问他的女人。其他浪漫派诗人把自己的男女关系张榜公示，急于想要把自己的爱情戏剧的各个阶段avant、pendant和après（剧前、剧中和剧后）都告诉所有读者，尽可能地大肆渲染，而巴尔扎克却严守秘密，堪称模范。自从巴尔扎克亲自邂逅了“陌生女人”之后，他就保持沉默，即使面对最亲近的朋友，他也守口如瓶。除了他在最初得意忘形之际给他妹妹写了那封信，他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到过“陌生女人”的姓名。茹尔玛·卡罗先前曾经帮他回答过那封“出自俄国或波兰公主天仙之手的书信”，从此再也没有听到巴尔扎克有任何暗示；知之更少的是德·贝尔尼夫人或者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巴尔扎克把陌生女人的所有来信全都珍藏在一个匣子里，钥匙他总带在身边。《塞拉菲塔》一书的献词写得这样抒情、朦胧，把它和十几个献给公爵们、伯爵们、外国贵族和外国贵妇人们的题字放在一起，不会引人注意。足足有十年之久，即便是他最最亲近的朋友也没有感觉到德·韩斯卡夫人的存在。他满心骄傲，洋洋得意地宣告通过《人间喜剧》征服全世界的计划时，他却顽强、巧妙、成功地隐瞒了这个陌生女人的存在。这个女人从现在开始，接受他所有的忏悔，保管他所有的手稿，这个女人被他挑选出来，把他救出苦役船，使他不复依靠别人。

巴尔扎克这次从日内瓦回来，很快就要去见德·贝尔尼夫人。在这位夫人面前，他更是守口如瓶。不能让这位永久的恋人知道，他现在已经（用他自己的话说）选择了一个“上天注定的永久的恋人”。他知道，他不能使德·贝尔尼夫人受到伤害，必须让她直到最后时刻都怀着幻想，以为自己是知道他全部秘密的唯一知己。因为德·贝尔尼夫人的健康状况已迅速恶化，医生们明确告诉巴尔扎克，夫人已来日无多。这位年老体弱的妇女不久前还觉得自己是巴尔扎克的情人，巴尔扎克觉得简直不可理解。

“即使她能重新恢复健康，——我当然希望如此——我亲眼看见她悲哀地步入老年，定会感到非常痛苦。看上去似乎大自然要一下子报复这个女人，竟然那么长久地抵抗人生和时间的规律。”

这简直就像是个象征：太阳升起之时，月亮便黯然无光。巴尔扎克决定让一个女人成为他生活中主宰一切的君王之时，另一个便悄然死去，这个女人曾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他。

也许巴尔扎克在日内瓦度过的时日之后，紧接着去拜访德·贝尔尼夫人是出于一种秘密的负疚感。既然他已摆脱了德·贝尔尼夫人，那就不要让夫人知道或者感到这点。经过那么多紧张的场面之后，要有片刻休憩。巴尔扎克可以再一次在夫人身边回忆往事，回想他在夫人的指引下走过的阴暗、曲折、铺满碎石和荆棘的道路。然后他便需要踏上新的道路，一条会引向自由、荣誉、财富和不朽的道路。巴尔扎克感到增强了力量，彻底地放松，并且下定了决心，他便投身到工作中去。

巴尔扎克的生活一直处于高压之下，炽热得连阀门都要爆炸。他处于这样的生活中，也许从来没有像日内瓦之行后工作得这么出色，这么幸福，这么光辉灿烂过。这是不是就是胜利，第一个真正男性的胜利？这是不是就是他的意志，要说服这个女人，是献身给一个值得她爱的男人，向这个男人做出了许诺？还是说这是他更加现实主义的要求，一年之内挣这么多钱，捞这么多钱，使他能够很有派头地出场，在他的“挚爱之妻”消失在乌克兰朦胧王国之前，还能追随她而去？反正巴尔扎克在他巨人般的成就之中还从来没有比这一年做出过更多的贡献。大夫们很是不安，警告他要爱护自己，他自己有时也害怕会突然崩溃：

“我开始颤抖，我害怕还没建造起我作品的大厦，就会过度劳累，精疲力竭，猝然晕倒，败下阵来。”

但是，巴尔扎克一部接一部地写作他的作品，一部挨着一部。多么优秀的作品啊！

“我的想象力从来也没有渗入到这么不同的领域中去过。”

一年之中他完成了《德·朗热公爵夫人》，写作《一百个夜晚》，从六月到九月，写作《绝对之探求》，同时在十月份，写作《塞拉菲塔》的开头部分。在十一月，用四十天时间写完了他不朽的杰作《高老头》，在十二月和后面几个月，完成了《海边的一出戏》《金眼女郎》《改邪归正的梅莫特》《三十岁的女人》的新添部分，脑子里又草拟了《赛查·皮罗托盛衰记》和《幽谷百合》的写作计划。有人会说，这完全不可能。但是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不仅不可能的事情会变得可能，而且还有其他种种。因为在这段时间他还把过去的长篇小说进行一番改写，给《舒昂党人》《驴皮记》《夏倍上校》以新的形式。开始和儒勒·桑多一起写了一部新的剧作，写出了《致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的几封信》，和一些出版商搏斗，另外还准时而忠实地写了五百页书信和日记，寄给他“挚爱之妻”。

就这样，巴尔扎克这位文学上的西西弗斯，每天把他的工作之石推上去，又推上去。德·韩斯卡夫人却在意大利悠哉游哉地过着一段理想的无所事事的消闲时光。他们家的车队从一家高雅的旅馆驰向另一家高雅的旅馆。德·韩斯卡夫人漫步游荡，请画家为她作肖像画，把商店抢购一空。可以理解，对于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女人，迄今为止一直拘囚在俄罗斯的魔法圈中，一旦经历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这将是何等震撼的印象。巴尔扎克缺少的一切，韩斯卡夫人却大量拥有。夫人有时间、有闲暇、有快乐、有金钱，我们从两人的通信中，丝毫也看不出夫人有中断自己“无所事事的甜蜜生活”、急忙投到她那伟大的情人怀抱中去的迹象。相反，我们往往禁不住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德·韩斯卡夫人在这整个恋情之中，更在乎的是巴尔扎克的信，而不是他这个人。夫人不断地以居高临下的命令口吻要求巴尔扎克提供这种贡品，而她自己呢，这位悠闲自得、无所事事的女人则对巴尔扎克惊人数量的书信回复得很少，巴尔扎克对此常常抱怨。在她旅行的整整一年里，这位女主人每到一站都期待着她忠实而驯从的农夫（Mushik）寄给她的信件。

当然，这些信件的形式和温度必须调整成另外的样子。显然，无论是和维尔肖夫尼亚，或者奈夏台尔或者日内瓦，都不可能进行秘密通信。也许由于意大利书报检查官对留局待领的信件特别警惕，也可能从巴黎寄来给这位瑞士家庭女教师的信件太多甚至会使德·韩斯基这样一个大大咧咧、生性轻信的丈夫也感到奇怪，所以巴尔扎克必须把他的信公开寄给德·韩斯卡夫人，把这些信件进行一番文体上的修饰，以便德·韩斯基先生也能阅读。因此信上不再采用亲密的“你”，而是使用充满敬意的“您”，不再用“天国的天使”，“挚爱之妻”，而是用“夫人”。每次都请求“夫人”向“乌克兰的大元帅”、向安娜和波累尔小姐以及整个车队致以问候。不再信誓旦旦地大谈永久的爱情，不再用——我们也舒了口气——“奴隶”的惯用语。巴尔扎克这样写信给德·韩斯卡夫人，就仿佛他这几周在日内瓦，在夫人身上只找到了一个对文学饶有兴趣、评论中肯精到因而极端值得尊敬的女友，他感到有责任向这位女友报告他生活中的一切细节，旨在唤醒这样一种印象，就仿佛他在日内瓦那几个礼拜，和这家人联系得这么紧密，以致他心里有种需要，至少用笔谈的方式继续和夫人闲聊。

巴尔扎克要是在这些看似谈天说地的字句当中不插进去一些只有夫人才明白的小小秘密信号，那他也就不成其为了不起的、训练有素的作家了。在他说起他极为喜欢的瑞士各地风光的时候，夫人便心知肚明他这种怀念和追忆究竟意味着什么。于是巴尔扎克又向夫人第二次提供了玩弄秘密的危险游戏。

巴尔扎克的这些寄往意大利，后来那些寄往维也纳的信件，不仅仅是为了让德·韩斯基先生妄想，这是他们友谊的纯精神和文学性的形式，也是为了让德·韩斯卡夫人放心，夫人始终是他唯一的爱人，即使身在远方，他也依然矢志不移，忠于夫人。情况似乎是，他们不顾夫人的丈夫依然健在，订下了这种奇特的婚约，在这种情况下，德·韩斯卡夫人向巴尔扎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或者，巴尔扎克凭着他惯常的放肆大胆，向夫人保证，立刻回复到他从前“纯洁忠贞”的状况；反正巴尔扎克的信件连连提出保证，他如何独自一人，足不逾户，与世隔绝地生活着，不仅白天如此，夜里也是这样。他一而再地讲述他的“僧侣似的生活”，并且保证——

“世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孤独”。

或者——

“我独自一人，犹如大海之中的岩石。我的永恒的工作不对任何人的胃口。”

或者又说：

“我坐在这里，如此孤寂，就像一个女人沉湎于爱情的思念时永远希望看到的那样。”

可是糟糕的是，德·韩斯卡夫人对巴尔扎克的保证并不怎么相信。作为一个天资聪慧、观察犀利的女人，她在日内瓦就认识到，巴尔扎克和他在信中勾勒出来的富有浪漫情怀、激昂感情的自画像很不吻合。她知道，巴尔扎克的想象力随时随地都听他使唤。夫人无疑已十几次发现这个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的诗人没说实话。也许恰好在日内瓦饭店的房间里，他俩的亲密接触显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巴尔扎克，不是一个羞怯腼腆、毫无经验、在爱情中缺少历练的苦行僧。另外在巴尔扎克背后似乎有个效率很高的情报机关在活动。德·韩斯卡夫人在巴尔扎克离开日内瓦时，交给他几封致俄国和波兰贵族的介绍信，也许并非毫无目的，从波多斯基们或者基色列夫们那里，想必有报告打过来，无疑使夫人觉得可疑，到底巴尔扎克是不是真的只为病中的德·贝尔尼夫人深感悲哀，并且在无比繁忙的工作中度过时日。巴尔扎克在巴黎过于出名，他若一个礼拜两次在“老虎的包厢”里出现，并且一直如影随形地跟在一位美艳绝伦、同样全城闻名的贵妇人的身后，不可能不被人看见。同样这位“可怜的奴隶”，在他的坐落在卡西尼大街的寓所之外，在巴塔耶大街还另外安排了第二个寓所。他在巴黎首席金匠那里用七千法郎买了那把著名的手杖，像他自己承认的，人们谈论他的手杖，甚于谈论他的全部著作，这一切也都瞒不过人。德·韩斯卡夫人想必不知怎的向巴尔扎克暗示过，她并不是这样天真烂漫，会任人随意愚弄，因为巴尔扎克显然被逼到了墙角。他一再向夫人保证，“三心二意或者背信弃义和我的天性格格不入”。在他写的公开信里，这话指的是友谊，但是夫人看了自然会另做解释。巴尔扎克机智地设法用一种巧妙的手法预防，有人会向夫人通报什么可以充作罪证的事实：“有些女人自诩，她们在我心里有点分量，就跑来找我。”但是所有这一切统统都是谎言、污蔑，言过其实。他“喟叹自己缺少一种您如此熟悉的诗意（人们想到《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咏叹调：‘这个她一定会理解！’）”，只是由于他感到最为深切的孤独，他才投身到音乐中去。不，这和社交界，和外部世界全然无关：

“听音乐：这就是，更加发自内心地深爱他爱情的对象。这就是说：激烈狂热地思念他秘密的渴望，这就是，直视那双眼睛，眼里的烈火正好是他所爱的，并且谛听那可爱的声音。”

但是府邸的女主人不再信任这个“农夫”，尽管他会无比奇妙地描述一切和调整一切，也许正因为他能把一切都说得头头是道，所以夫人才信不过他。正因为德·韩斯卡夫人和巴尔扎克的爱情关系只能通过信任才能存在——作为一个地位显赫的贵妇人，她最担心的莫过于巴尔扎克轻率泄密，——夫人的态度似乎有些保留，这使巴尔扎克大为不安。夏天过去，夫人的意大利之行也就此告终。他们的车队驰向维也纳，打算在那里过冬，等到冬去春来，德·韩斯基先生将把他的夫人带回地处文明世界尽头的那座该诅咒的府邸，然后“北极星”，巴尔扎克天际的这颗希望之星，也就永远随之消失。所以如果他想保留已经赢得的情人，不使之重新失去，必须再见一面，给这永结同心的关系重新倾注活力，重新加上火气，重新使之血液通畅。在这场以他生命为赌注的宏伟博弈中，巴尔扎克不能把他手中的王牌轻易打出。那就到维也纳去！借口很容易就找到一个。他向所有的朋友，也向德·韩斯基先生解释，为了写好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大战役》，他无论如何一定要亲眼观看一下阿斯伯恩和瓦格拉姆[1]这些当年的古战场。可是秋天过去了，冬天也随之过去，巴尔扎克还一直未能成行。始终是同一个障碍，却以不同形状出现：一部长篇小说还没有完稿，他行前还必须得到一笔稿酬，他还想偿付一笔债务，以便取得一笔新的数额更高的债款。可是在他亲身冲锋陷阵、重新激起旧日烈焰之前，必须使那火势已经不太旺盛的火焰不致完全熄灭，他一封封地寄出信件，一再以即将重逢来安慰夫人。

一个不幸的突发事件几乎永远摧毁了这次重新见面。七月底，韩斯基家的车队返回维也纳。既然去年巴尔扎克寄到那里去的秘密邮件十分顺利地送到，巴尔扎克心想，经过这么多月的感情克制，可以写一封火烧火燎的情书给德·韩斯卡夫人留局待领，不让她丈夫一同阅读。这一次不再用“夫人”，也不用拘谨的“您”，不说友好的想念“大元帅”德·韩斯基先生，不向埃维利娜和昂里埃特·波累尔小姐问候，而是倾注洪水飞瀑似的灼热滚烫的柔情蜜意：

“啊，我的天使，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幸福，我的宝贝，我最亲爱的人儿——这种强迫的收敛态度多么可怕！现在能这样心心相印地通信，什么样的快乐啊！”

巴尔扎克的这封狂热的情书就是这样开头的。他似乎沉浸在欢乐和渴望之中，预告他将于10月10日出发，前往维也纳附近的巴登去和韩斯基一家会合。

“我将像一阵轻风似的飞到你的身边，什么时候到达，我还不能事先相告，因为我必须做出泰坦般的努力，才能到那里去，但是我以超人的伟力爱着你。”

经过六个月的思念，储存了半年的热爱，巴尔扎克终于要“亲吻你那仙女般的额头，感受你那可爱的秀发”。

和她共处三天之久，将要赋予他“一千年的生命和力量”。

可惜这封寄给“亲爱的小白猫”的情书，或者另外一封有着同样私密内容的信件落到了迄今为止一直浑然不觉的德·韩斯基先生的手里，夫妻之间似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与此同时，巴尔扎克由于财务上的困难，把他的行期推迟，必须突然动笔，向德·韩斯基先生解释，什么原因，让他给韩斯卡夫人写了那封明白无误的表白爱情的信件。事实一目了然，巴尔扎克要进行解释，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像巴尔扎克这样灵感泉涌的长篇小说作家，可从来不怕难以想象的东西。他没费多大力气，就编出了一个讨人喜欢的故事，就像他们通信之初，巴尔扎克放肆大胆地向德·韩斯卡夫人毫无顾忌地编造了他心情不同，所以写出的字迹迥乎不同的故事。现在他又给火冒三丈、头戴绿帽子的丈夫编出了一个让人开心的童话。德·韩斯卡夫人，“这位性格最纯洁的女人，完全是个孩子，是我所认识的最严肃，最会嘲弄人，最聪明、最神圣，最富哲理性的人”。

德·韩斯卡夫人有天晚上曾笑着对巴尔扎克说，她“很想知道一封真正的情书是什么样子”。他就哈哈大笑地答道，“好吧，差不多就像德·蒙特朗致玛丽·德·韦奈伊[2]的情书”，指的是用他长篇小说《舒昂党人》中男女主人公的文体写的一封信。巴尔扎克和德·韩斯卡夫人完全是心无邪念地开了一个玩笑而已。想起那些疯劲十足的玩笑，德·韩斯卡夫人从特里哀斯特（Triest）给巴尔扎克写了封信：“您忘记玛丽·德·韦奈伊了吗？”这才使巴尔扎克想起，他曾答应要给夫人看看一封真正情书的模型，便写了两封这样的信件到维也纳——这大概就是使德·韩斯基先生深感意外也勃然大怒的两封信。

这样一种解释要让一个还算聪明的丈夫相信，就是把他当作傻瓜。但是巴尔扎克下面的一招更加巧妙。他说德·韩斯卡夫人收到第一封信之后——也就是在这两封败坏名声的信件被德·韩斯基先生发现之前——立即回信给巴尔扎克，十分震怒：

“您简直无法设想，我被这一愚蠢的恶作剧取得的成功彻底打翻在地。夫人极度冷峻地回答我第一封开玩笑的信件，——而我还给她写了第二封这样的信！”

巴尔扎克既不向那位受骗的丈夫公开承认欺骗了他，也不因为引发了这场误会而向他表示歉意，——这可真是一个天才的妙招——巴尔扎克这时却请求身为绅士的德·韩斯基先生站在他这一边，帮他平息那位浑然不觉、贞节无瑕、难以接近的德·韩斯卡夫人对他的雷霆震怒。恰好因为德·韩斯卡夫人忘记了用德·韦奈伊夫人的情书开的玩笑，证明——奇妙的逻辑！——她把阅读情书视为粗鄙之事，很不合适，即使呈献给她的这封信仅仅作为样品，开个玩笑。

“德·韩斯卡夫人的宽厚态度，真是十分高尚地证明，我的举止是何等愚蠢，而夫人又是一个多么宽大为怀的圣女，这对我是个安慰。”

德·韩斯基先生大概（他们之间的友谊可能因为这个玩笑受到一些损害，倘若这个友谊还依然有效）作为一个好心的中间人，把巴尔扎克的《风俗研究》的第三卷和手稿转交给了德·韩斯卡夫人。但是如果他们两位，夫人或者先生，觉得从他，从这个有失身份、爱开玩笑的家伙手里还接受友谊的象征，已经很不合适，

“那么请您们把这几卷书和手稿全都烧毁。”

即使德·韩斯卡夫人宽大为怀，向巴尔扎克表示宽恕，诗人自己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曾经惹得这颗高贵的灵魂生气甚至伤害了她。

“毫无疑问，我再也见不到您，这是我的命运，我愿向您保证，我对此多么感到遗憾。在我的熟人当中，我并没有多少推心置腹的朋友，失去一个，我不可能不泪流满面。”

丝毫没有向丈夫表示歉意，巴尔扎克以令人赞赏的巧妙态度，甚至劝说那位受骗的丈夫，反过来请求巴尔扎克继续和他夫人保持通信联系，不受影响，坚持维护他们共同的友谊。

德·韩斯基先生的确就是这么天真幼稚，相信巴尔扎克的荒诞不经的描述？还是说，他意识到，反正再过几个月，在他夫人及其情人之间又要相隔几千英里，以此对自己作出哲理的安慰？还是说——这点或许最有可能——德·韩斯卡夫人不愿放弃这珍贵的通信和“永生不死的爱人”的角色，于是说服丈夫，让他迁就？我们只知道，这对夫妻对巴尔扎克安排的这出喜剧似乎深信不疑，表示接受。德·韩斯基先生给巴尔扎克写了一封信（可惜我们没有得到），而德·韩斯卡夫人宽宏大量地原谅了这个罪人。因为一个月以后，巴尔扎克这样写道：

“我又开始我们的通信，根据级别的高低，我称您为‘至尊美丽女皇陛下’（犹如‘殿下’‘阁下’‘大王’‘圣上’‘阁下’‘陛下’，）——您的称号把所有这些尊称全都包括在内。”

这个可怜的“农夫”在尘埃中匍匐滚动得时间够长了以后，又得到了维尔肖夫尼亚府邸主人和女主人的宠爱。他又获准可以写信，使两位高贵的主人心情欢畅，向崇高的女恩主叙诉他卑微生活中的事件，甚至允许他在韩斯基家的车队重返乌克兰之前，在维也纳再一次谦卑地拜见两位主人。

这场误会，现在表面上得到澄清，其实，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根本没有什么可误会之处。巴尔扎克现在可以也应该启程前往维也纳，可是很快就是十一月、十二月，接着就是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一直都有新的障碍出现，或者不如说，只有一个大障碍：巴尔扎克没钱旅行。他紧张工作，坚毅顽强、灵感泉涌，即使在他这样一个工作巨人身上，也都难以理解。巴尔扎克完成了《高老头》这部亘古长存的杰作，另外三部长篇小说和一系列中篇小说，从而取得了他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功，并且获得了最为丰厚的稿酬。但是他的右手，那只提笔写字的手，在坚韧不拔，同时也是醉意浓烈的快速写作中攫取的东西，他的左手，那只挥霍成性的手，不加选择地全都扔掉。新的住宅及其设备，根据他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信里所说的，根本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儒勒·桑多所准备，只付了极小一部分钱，珠宝商、裁缝、裱糊匠把《高老头》和《塞拉菲塔》的收入从一开头就分配完毕。“通过五个月超负荷的工作”买来了仅仅一个月的自由。巴尔扎克的这次计算又是一次失算，他不得不承认：　　“我如此残忍地捆在我债务的土地上，犹如一个农奴，不能原地挪动一步，我自己都不能自由支配我自己，我深感屈辱。”

可是现在似乎是德·韩斯卡夫人开始催他动身，夫人竭尽全力才用各种借口把想要回到自己庄园去的德·韩斯基先生留在维也纳，一直待到春天。四月原是最后的期限，可是她相信巴尔扎克。他允诺，一完成《塞拉菲塔》，就立即带上这本献给夫人的小说手稿，坐上旅行马车前往。夫人又把她待在维也纳的时间延长到五月份。巴尔扎克这个人实在不可靠，总会想出一些新的理由，迟迟不能成行，所以再继续等他是不可能的。倘若巴尔扎克现在还不来，这部长篇小说大概就此永远结束了。

巴尔扎克认识到，他不能再等。虽说这桩婚姻要等德·韩斯基先生死后才能举行，可是既然这门亲事似乎会给他带来决定一生的机会，他就应该不吝一切赌注才行。《塞拉菲塔》虽说已经卖掉，并且进行抵押，但是尚未完成。这无所谓：他会在维也纳把这篇小说写完。他身上没钱，也并不对他形成压力。卡西尼大街住宅里的全部银器，通通送进当铺，从出版社和报社争得贷款，几张新的汇票都已签字。五月九日，巴尔扎克离开巴黎，十六日抵达维也纳。

巴尔扎克的维也纳之行起到的作用是，大大地深化了普遍流行的天才性格学。几乎找不到一个比巴尔扎克此行更为完美无缺的事例，来证明恰好是思维最为缜密、最能掌控一切的头脑竟然会干出什么样的蠢事。强烈的光线射出浓重的阴影，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一个弱点，一件幼稚的事情并不引人注意，或许会被人善意地一笑置之。可是巴尔扎克身上，若有个弱点，他若干出一件傻事，就显得分外离奇古怪。他熟谙人情世故，只有莎士比亚才能与之匹敌。作为艺术家的巴尔扎克，凭借《高老头》超越了自己；甚至他最凶恶的敌人，迄今为止只是被他作品的不可理解的数量弄得坐卧不宁，十分恼怒，现在也不由自主地对他的天才表示敬意。公众尊敬他，出版商和各家报纸认识到巴尔扎克这个名字所具有的吸引力。只要预告他有一本新的小说即将面世，就能增加版次，赞美之词来自各个城市、各个国家。巴尔扎克不再会看不清楚，他已成为一大名人，与欧洲任何一位君王平起平坐。

但是——这可是巴尔扎克光彩夺目的脑子里阴云笼罩的地方——他拥有这么多荣誉，并且意识到自己做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绩，却为一种孩子气的虚荣心所左右，偏偏要用他并不具备的身份，并不拥有的财富来使人对他肃然起敬：他分明是农民的孙子，却想让人把他看成贵族。他分明债台高筑，高得不能再高，却偏要人家把他看成富豪。他通过德·韩斯卡夫人传来的消息获悉，维也纳的上流社会迫不及待地等他光临。在这个世界上，这些贵族和富豪，除了我行我素、不卑不亢的天才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就像他们对贝多芬的态度所显示的那样。巴尔扎克却为一种不可理喻的不幸野心所驱使，偏偏要作为这些贵族富豪当中的一员，向他们走去。埃斯特哈齐、施瓦尔贝尔格、卢波米尔斯基和利希滕斯泰因们[3]可不能到末了把一位德·巴尔扎克先生看成一个穷困潦倒、被榨干油水的文人。所以巴尔扎克就像他自己说的，打扮得极为时髦，而实际上则活像个暴发户。《路易·朗贝尔》《高老头》的作者配备了最为阔气的行头：

“一根拐杖，整个巴黎成天都在谈论它。一副含有仙气的长柄眼镜，我的炼金术士特意为我在天文台的眼镜验光师那儿定做的。还有，在我蓝色的燕尾服上配以金子的纽扣，这是一个仙女用她的巧手镂刻的。”

不言而喻，一位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未来的丈夫，——巴尔扎克总是把他的愿望预见成现实——是不能像其他凡夫俗子一样乘坐一辆普通的邮车前往维也纳的。贵族老爷德·巴尔扎克先生，在半路上甚至自称为侯爵，给自己订了一辆专用的豪华马车，车身上还装饰了一个并不属于他的唐特拉格家的纹章，带上一个身穿号衣的仆人，——单单这件蠢事，就吞掉了他五千法郎，令人气恼的是，他在维也纳期间压根儿就没人注意到这些。此行一共三个星期，其中一半时间他是在他饭店房间的书桌旁，三分之一是在昂贵的旅行马车上度过的。这可怜巴巴的三个星期，合在一起花掉了他一万五千法郎。他必须在他巴黎的苦役船上拼命干上成百上千个夜晚的苦工，才能补上这笔开销。

韩斯基一家住在第三区，高雅的外交官们居住的地区。他们在最挨近他们住所的“金梨”饭店给巴尔扎克定了一个房间。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个房间选得非常奇特。因为就在巴尔扎克即将下榻的这同一张床上，前不久，查尔斯·梯里翁，拉苏莫夫斯基伯爵的秘书和他嫂子露露·土尔海姆伯爵夫人的秘密丈夫自杀身亡。死者右手握着手枪，左手拿了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刚刚踏进饭店门槛第一步，巴尔扎克就听说，他在维也纳如何大名鼎鼎，如何备受称赞——他根本就用不着身穿号衣的仆人和冒牌的贵族纹章。他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区，从他满怀恶意的伙伴们那里受到的一切不公平的待遇和不愉快的经历，将在这里得到补偿。最最高贵的贵族之家争相在自己的宫殿里接待巴尔扎克。奥地利帝国皇帝之下的最高显贵，梅特涅亲王，打败拿破仑的胜利者和欧洲外交上的主人（再说也是巴尔扎克在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身边的前任）约见这位著名的诗人。尽管亲王对巴尔扎克的作品实在读得很少，在这次长时间的谈话中，亲王向巴尔扎克讲述了一则极为有趣的轶闻，后来巴尔扎克将以此写出他的剧本《帕麦拉·基罗》。

尽管这些历史上显赫一时的贵族姓氏，对于巴尔扎克的贵族痴迷症而言直如甘露，他也不能接受所有的邀请。因为德·韩斯卡夫人要独占巴尔扎克为她的社交界朋友所专有，只有波兰贵族当中她最亲密的朋友，卢波米尔斯基家，兰斯科隆斯基家，她有时还把她的仆从骑士借给他们一用。作家和学者他都没有结识，除了东方学者哈默-普尔斯塔尔男爵和一位小作家封·策特利茨男爵。哈默-普尔斯塔尔男爵送给巴尔扎克一块东方符咒，一个护身符。巴尔扎克迷信而又敬畏，一直保存它直到生命终结。策特利茨听见大名鼎鼎受人敬重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只谈稿酬和钱，不由得大失所望。

这几天巴尔扎克一直觉得飘飘欲仙。在外国，在维也纳这里他第一次亲身经历并理解了他的文学成就和地位所取得的拿破仑式的凯旋，而且恰好就在他特别重视的显赫贵族的圈子里，巴尔扎克一说起他们的姓名，就肃然起敬，可是这些贵族，全都在他的名字面前弯腰鞠躬。处于这样一些诱惑之中，即使像巴尔扎克这样一个人也难以忠于他的工作。上午在旅馆房间里写完一部像《塞拉菲塔》这样内容深奥，神秘而有宗教色彩的弃世断念的作品，下午在“宏大世界”里他自己就成为精选出来的展品。他改完了几件校样，参观了阿斯帕恩和埃斯林根战役的战场，为他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大战役》做些笔记。他作为德·韩斯卡夫人的扈从度过了许多时间，但是维也纳似乎不像奈夏台尔或者日内瓦那样适合度过柔情缠绵的恋爱时光。自从那次被德·韩斯基先生截获的信件事件发生之后，德·韩斯卡夫人分外小心谨慎。恰好巴尔扎克的荣誉成了良好的道德卫士。巴尔扎克在临别前不得不满腹忧伤地向德·韩斯卡夫人承认：

“一小时、一分钟也不真正属于我们。这些障碍使我心烦意乱，请相信我，我真恨不得加快我的行期。”

当然，还有一个更加物质性的原因使巴尔扎克心烦意乱，最后促使巴尔扎克加快速度离开维也纳，那就是他那尚未偿付的账单。尽管他在维也纳违法地签了一张汇票算在出版商维尔代的账上，他这冒牌贵族的排场，使他钱包一天比一天缩水。六月四日，出发之际，他都没法给旅馆的仆人更多的小费，只好可怜兮兮地向德·韩斯卡夫人借了一枚金币。

巴尔扎克以平素做任何事情都发狂似的速度，一口气马不停蹄风驰电掣般返回巴黎，七天后抵达那里。这是他七年来最后一次看见德·韩斯卡夫人。这篇作为人生小说计划的爱情故事的第一卷，也是情节紧张激情洋溢的一卷就此告终。巴尔扎克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中断一部作品，搁置几年，为了在此期间关注其他更紧迫、更诱人的写作计划。

[1] 阿斯伯恩，1809年5月22日，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军。瓦格拉姆，1809年7月6日，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军。

[2] 蒙特朗和韦奈伊是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舒昂党人》的男女主角。

[3] 埃斯特哈齐、施瓦尔贝尔格、卢波米尔斯基和利希滕斯泰因是当时显赫的贵族世家。

第四部 长篇小说作家巴尔扎克的夺目光辉和穷困潦倒

第十四章 1836年，灾难重重的一年

在大自然中，有时候两三阵风暴来自不同方向，在一个地方相遇，然后以十倍的强力倾泻下来。当巴尔扎克乘坐他那过于昂贵的豪华马车，带着一个挂着金银丝绦的仆人，从维也纳返回巴黎的时候，灾祸连连向巴尔扎克劈头盖脑地击来。现在得以无数忧虑，来补偿先前的无忧无虑。每次巴尔扎克中断工作，总有灾难降临，就像一个锯断了脚上铁链，试图逃亡的囚徒，为了一个月的自由，被罚以戴上枷锁再关一年。

恰好现在，他生活中半已结疤的旧日家庭溃疡，又突然迸裂：他的妹妹，苏尔维耶夫人患病。妹夫手头拮据。巴尔扎克的母亲心情烦乱，因为她的宝贝儿子亨利，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好不容易给支到海外，现在身无分文地从印度回到家里，并且还带来一个比他大十五岁的女人。奥诺雷，伟大的全能的奥诺雷，无论如何得给亨利谋个职位，最终该把欠款还给母亲。奥诺雷自己兜里一个苏也没有，报上恶毒地报导，他已经从巴黎消失，因为无法交出稿子。迄今为止，每当家里向他提出要求，提出责难，逼得他走投无路，母亲使他日子难过之时，巴尔扎克总是逃到他心灵的母亲，德·贝尔尼夫人身边，求得她的安慰。可是这一次，该轮到他来安慰夫人了。他永久的恋人身患重病，心脏病因为猝然激动，病情加重。夫人的一个儿子已死，一个女儿得了精神病。她自己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无法再给她心爱的朋友提出忠告。甚至她最最喜欢的差使，连同校样一起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也不得不放弃。因为这种阅读会使她受到震撼的神经过于激动。现在轮到巴尔扎克这个自己也不知如何脱离困境的人，来帮助这个灰心丧气，毫无希望的女人。

这一次巴尔扎克的形势特别糟糕。他不仅欠了钱，欠了预支款，欠了汇票的钱——这一切在他身上都没有什么异乎寻常之处，——还多年来第一次未能及时完成他的工作任务。从他初露头角之日起，巴尔扎克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工作能力，养成了危险的习惯，保证在预定期限按期交稿，让报馆或者出版商预支他正在写的长篇小说的稿酬。他的作品还没写第一行，就已预先抵押出去。于是他的羽毛笔就得一路狂奔，来追逐这些预支款项。他的朋友们警告他切勿采取这种招致灾祸的方法，但是徒劳。恰好是他一切朋友中最忠诚的挚友茹尔玛·卡罗一再请求他，宁可放弃几把镶金的削笔刀和装饰了象牙把手的手杖，也不要这样匆匆忙忙地炮制产品，损坏自己的市场价值。

但是巴尔扎克不可动摇地坚持他的实践，因为文学信誉是他拥有的唯一信誉。这就使他获得一种拥有权力的欢乐，能迫使出版商们盲目购物，为巴尔扎克的新作支付现金。而这部作品除了题目，还一字未写。也许巴尔扎克需要强制性地拴在交稿日期上，他非要感到鞭子就在背上，这才能促使他最大限度地进行写作。

如今这个负债甚多的巴尔扎克第一次也欠他自己债了。为了使他能够在维也纳摆出像显贵一样的排场，他就在出发前到一切可以弄到钱的地方去筹措金钱预支稿酬。他不仅把他从前以圣-俄班的笔名发表的庸俗低级的长篇小说的新版卖掉，也把一部根本没有撰写的作品《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录》卖给了《两世界杂志》。另外他还得把《塞拉菲塔》的结尾部分交给比洛[1]，这部作品人家不仅早已付款，而且三个月前就已开始刊登。但是他依然一点也不担心。根据他的计算，《塞拉菲塔》的结尾部分要求他八天（或者不如说，八夜）写完，他在维也纳的“金梨饭店”可以很快完稿。而《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录》算好在十四天内完成。等他回到巴黎，他立即又可以为一本新的长篇小说取得新的预支稿酬。

可是巴尔扎克生平第一次对自己不忠。他的日历里从来没有节假日，糟糕的是，他在维也纳安排了节假日。他经不起诱惑，听凭德·韩斯卡夫人把他介绍给奥地利和波兰的贵族。他和夫人一起乘坐马车兜风，一夜夜地谈天说地，而不是在书桌旁度过。《塞拉菲塔》的结尾部分没有寄出，他的订户为此对他极为生气。因为他们本来就觉得这本斯威登堡格式——神秘主义的，慷慨激昂得令人不快的作品有些莫名其妙。更糟的是，另外一部长篇小说《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录》，巴尔扎克也一个字都没写。他没有兴致，也失去了冲动。因为在他前往维也纳的途中，——旅行总给巴尔扎克带来灵感——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幽谷百合》开始吸引他。他向比洛建议，用这本新小说来抵销债务，代替他原来答应写的那部小说，把新小说当作连载小说发表，并且把其中第一篇从维也纳寄往巴黎。

比洛接受了这个交换条件，发表了《幽谷百合》的第一篇。可是既然巴尔扎克不尽职责，没有准时交出《塞拉菲塔》的结尾部分，比洛认为有理由用另外的方法来补上这笔债。在圣彼得堡，有份《Revue étrangère》（《外国周报》）。这份刊物颇有雄心壮志，打算和巴黎同步向俄国读者介绍最新的法国文学，或者如果可能，在巴黎出书之前就进行介绍。这家刊物付给比洛一笔款子和他签了协定。比洛把《两世界杂志》和《巴黎周报》上的文章转让给这家俄国刊物，把校样卖到圣彼得堡去。当时巴尔扎克在俄国是最受欢迎，读者最多的法国作家，比洛也就毫无顾忌地把《幽谷百合》转卖给俄国，巴尔扎克不是还欠比洛钱吗，谅他不敢和比洛翻脸。可是现在巴尔扎克一回巴黎，听见这件事，就像一头受伤的狮子，扑向比洛；使巴尔扎克十分恼火的并不是比洛在这件事上的获得的物质利益，而是他感到他艺术家的良心受到伤害，被人出卖。巴尔扎克是把初稿寄给比洛，比洛就照原样予以排印，然后把校样寄到圣彼得堡，《外国周报》接受了这份稿子，未经巴尔扎克之手再做进一步修改。前文已经强调，第一次的校样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只是一张打了底色的速写，拿到这张速写，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依照他一贯的作风，他还得让《两世界杂志》给他提供四五次，也许更多次数的校样，这样他才准予付印。

巴尔扎克一下子看到来自彼得堡的《外国周报》上面刊登着这几章小说，未经彻底修改，未得到他的授权，就按他初稿的形式一成不变地刊登出来，他是绝对不愿看到他的作品这样发表的。我们可以理解巴尔扎克的愤怒。平素他连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让看到他的初稿，文字粗糙，文笔笨拙，而在这里，有人却偷偷摸摸地把这初稿当作他巴尔扎克的艺术珍品出卖给公众。巴尔扎克有充分理由感到自己受比洛之骗，此人利用巴尔扎克不在巴黎的机会擅自做主。巴尔扎克决定立刻断绝与比洛的一切关系，并且努力提出诉讼，控告《两世界杂志》。

听到巴尔扎克有这一打算，怀有好意的朋友们都惊恐万状。比洛把当时最有势力的两份杂志都掌握在他手里，由他担任主编，可谓巴黎一霸。他在文学交易所里，既可以使一个作家的行情上涨，也同样可以使之跌落。巴黎作家和记者的五分之四都直接间接地有赖于他，他能影响巴黎各大报的编辑部。巴尔扎克本来就和各报关系欠佳，倘若他和比洛一旦发生矛盾，那他就找不到一家报纸，找不到一个朋友，面对这一恐怖还敢充当证人或者提供帮助。大家警告巴尔扎克，比洛可以用上百种方式来破坏巴尔扎克的威望，他可以叫人写点短评，发起攻击，把巴尔扎克弄成可笑人物，可以吓唬巴尔扎克的出版商们，甚至影响书店老板。好心好意的参谋们于是力阻巴尔扎克，千万别打这场官司。因为即使巴尔扎克表面上打赢了官司，实际上从一开头他就输了。作为个人，他根本没法和一股盘根错节、根深叶茂的无名势力对抗。

但是只要事关他艺术家的名誉，巴尔扎克就义无反顾，坚决抗争。恰好在维也纳，在这异国他乡，他又感觉到他是谁。在巴黎只有仇恨和妒忌阻止他得到应有的承认。巴尔扎克知道自己的力量，知道这个力量不可动摇，失败和屈辱只能使它更加锐不可挡，更加所向披靡。对于个别的、小打小闹的攻击，他从不回击。他根本就不把它们当回事，太微不足道。但是作为一个个人，一个局外人，单枪匹马地向这一帮歹徒挑战，对抗整个新闻界，整个腐败堕落、奸诈恶毒，专搞阴谋诡计的新闻界，这还是令人感到欣喜。所有斡旋、调解的企图，巴尔扎克都一概拒绝，他向比洛提出控告。比洛也控告他不遵守协定。这场斗争自然不仅限于法庭，也涉及各个报刊和整个文坛。比洛万箭齐发，万炮轰鸣，在《巴黎周报》上刊载了对巴尔扎克恶毒已极的攻讦。他的私人生活也未能幸免，他们公开攻击他违法攫取贵族称号，他那奴隶岁月自己写作、或者为人捉刀制造的低劣作品也都遭到揭发。他的债务受到公开攻击，他的性格遭到百般嘲弄。与此同时，比洛又在文坛上招兵买马，强迫一个个作家公开做出解释：作品发表后转交外国报刊，不再支付任何其他报酬，已是约定俗成之事。既然《两世界杂志》和《巴黎周报》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比洛的这些忠实的家畜听到他的鞭子一响，也就乖乖地频频点头，驯从地表示同意。大仲马、欧仁·苏、哥兹兰、儒勒·雅宁和十几个自以为能形成巴黎舆论，而实际上只是凭着自己发表的意见小有名气的作家，非但没有念及兄弟情谊，支持他们的同行，作为艺术家捍卫他们这一行的权利，反而联合起来发表声明，反对巴尔扎克。只有维克多·雨果一如既往，态度高贵，他和乔治·桑拒绝充当走卒，去干这可耻的勾当。

最后，法院基本上判定巴尔扎克胜诉，做出了对于整个文学界重要的判决：作家若无兴趣或无能力，未能提供他应允写作的作品，不能追究其未执行协定的责任，无须赔偿损失；巴尔扎克只需偿还比洛已付的预支稿酬即可。这是一次胜利，只是一场皮卢斯[2]的胜仗。在这次战斗中，巴尔扎克和律师打交道，和法庭周旋，进行许多论战，浪费了好几个礼拜，另外还惹得巴黎新闻界的全体暴徒群起而攻之。即使是最坚强不过的战士，经常处于单枪匹马面对众人的战斗中，也会耗尽力气。

无论如何，在法律意义上获得胜诉，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在道德意义上也增强了巴尔扎克，因为他积累了经验。他新近认识到，他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他的伏脱冷们、马尔赛们，他的拉斯蒂涅克们，他的吕邦普莱们[3]毫无保留的主张这样的信条：“攫取权力，人们就会尊敬你。”实在很有道理。攫取一种权力，无论是通过金钱，通过政治影响，通过打仗胜利，通过施行恐怖，还是通过关系，通过女人，反正得攫取权力，千万不要手无寸铁地活着，否则你就死定了。单单独立，不依靠别人是不够的，你还得学习让别人依赖于你。只有当人们感觉到你能抓住他们的弱点，只有当你为他们所畏惧，你才能成为他们的主人和统治者。

迄今为止，巴尔扎克一直认为，他有权力，因为有追随者，有广大读者。但是他的读者散布在世上所有的国家，他们没有武装起来，没有组织起来，他们不能引起别人恐惧，只能激起他们妒忌。这十几万、几十万忠实的读者，他们浑然不觉，不可能帮助他和四五十个舞文弄墨、满口毒汁的宵小们组成的小集团对抗。这些家伙可在巴黎制造舆论，控制舆论。因此，现在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作为法国读者最多、最伟大的作家，是为自己争取独立自主而战的时候了。于是巴尔扎克决定自己也掌握一家报纸，断掉这两份周报的活路。这两份周报可是舆论的堡垒，两报把他拒之门外，躲在自己的钱袋后面，对他百般嘲笑。

于是从1834年起，在巴黎便出现了一份小报，《巴黎纪事》，每周只出刊两次，实际上处于公众注意力之外。此报走的是最为黑暗的正统主义的路线，巴尔扎克对此并不在意。此报财政困难，一期一期、气喘吁吁、步履艰难地往前挪动脚步，丝毫也不受到尊重，也没引起人们兴趣。这对巴尔扎克而言，都不是障碍。他深信不疑：一家报纸有巴尔扎克经常为之撰稿，巴尔扎克又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它发表，这样的报纸从一开始就已消除了障碍。再说，这是个多么求之不得的马镫，终于可以一举跃马，进入政治的竞技场。因为巴尔扎克尽管在政治领域屡遭挫败，依然梦想当个议员，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和部长。那个显而易见、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力，连同它所有的紧张气氛和风云变幻，依然吸引着他。

因为《巴黎纪事》的股份本身其实几乎毫无价值，巴尔扎克便成功地创办了一家公司，保证自己在公司里占有多数股份。当然在这个极端复杂的事情当中，他以惯有的乐观主义，也承担了沉重的责任，支付报纸正常运行的费用。协定刚刚签好，巴尔扎克就以全部精力投身到这项事业中去，由青年才俊组成的编辑部立即团结在他周围。只有一位，台奥菲尔·戈蒂叶始终是他朋友，是他真正的毕生挚友。他雇用了两个年轻的显贵充当秘书，与其说是他慧眼识人，不如说是他的势利眼作祟，一位叫德·贝洛阿侯爵，另一位叫德·格拉蒙伯爵。有巴尔扎克担任领导，工作人员、编辑和秘书其实全都是次要人物。巴尔扎克凭着他强大无比的创作力，一个人就顶十几个人。刚一开始，这新鲜事情对他还有刺激作用，巴尔扎克几乎独自一人就包揽了整个报纸的文章；各式各样的文章他都亲自动笔，政论文啦，文学评论啦，论战文章啦，再配上一系列他最优秀的小说。1836年1月，在他领导下第一期出版。为此，他在一夜之间写出了《无神论者望弥撒》这一小型艺术品的杰作。紧接着发表《禁治产》《古物陈列室》《法契诺·卡讷》《这个人》《陌生的殉道者》。白天他随时随地都会冲到编辑部去了解情况，给大家打气，提点建议，鼓励一番，给大家充充电。与此同时，为权力欲所驱使，也许是报复心切，想一举赶上其他报刊，巴尔扎克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1月10日、14日、17日、22日、24日，2月7日，他在卡西尼大街的寓所里举行极为奢华、美酒如注的宴会。他把最重要的工作人员全都请来，尽管他还欠着最近两期利息未交，房东不得不叫法院执行官去向他催讨四百七十三法郎七十生丁。

可是对于巴尔扎克这位幻想家而言，这一切只不过是投资而已，它们会产生成百倍成千倍的利息。巴黎人对他的报纸表现出来的好奇心，使他陶醉得晕晕乎乎。在第一期发表之后四个礼拜，他就过早地向德·韩斯卡夫人发出第一声胜利的号角：

“《巴黎纪事》占用了我全部时间。我只睡觉五小时。如果您的事和德·韩斯基先生的事都很顺利，那么我可以说，我的事业开始大展鸿图。订阅我们报纸的订户潮水般涌来，人数众多。我在报纸上占的股份在一个月之内净增值九万法郎。”

他在《巴黎纪事》的那点股份竟有九万法郎的增值，这个估计当然只存在于他希望的私人交易所里，——这是一切交易所中最不可靠的一个。在巴尔扎克的梦想里他已经是巴黎的主人；不久比洛就要弯腰曲背畏畏缩缩地走到他的跟前，把十万法郎给他放在桌上，求巴尔扎克答应，离开《巴黎纪事》，又回到他那里去。一切还在嘲笑巴尔扎克，与巴尔扎克为敌的同行们，不久都将卑躬屈膝地争取得到影响最大的报纸《巴黎纪事》的恩宠，部长们和议员们也都被迫把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政策当作他们自己的政策。

可是糟糕透顶的是，这些情绪炽烈、蜂拥而来的订户，只是巴尔扎克的诗意虚构，出纳员的报告送上来的数字要小得多。其他的股东不像巴尔扎克这样天资聪慧，可是眼光要比他清亮得多。他们不声不响地把股份全都撤了回去，巴尔扎克不得不把他的股份以原价的一小部分售出。他一感到企业不太景气，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活力。编辑工作让他感到无聊，他跟工作人员、和同事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给刊物撰写的稿子也越来越少。在同一年里，这份刊物便寿终正寝，就和巴尔扎克所经营的其他企业一起，都结束在尘世的王国里：彻底破产，债台高筑。乱七八糟地瞎折腾了六个月或者八个月，矛盾的是，或者更正确地说，在巴尔扎克看来，不言而喻是取得了成功，可是财富却丝毫没有增加，原来欠下的书稿也没有按照合同完成，而只是增加了四万法郎的新债。其实叫巴尔扎克环绕世界一周，懒懒散散无所事事，只是尽情享受，也比最近的一次投机买卖更有收获。而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投机。每当巴尔扎克背离了自己的领域，他的天才便会失灵，他的明察秋毫的理性也会停止运作。巴尔扎克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就是巨人安泰[4]，一旦走到陌生的领域中去，就会遭到侏儒们的嘲笑。他曾宣布：“1836年，我将成为富豪。”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承认：“我在1836年并不比1829年走得更远。”

和比洛打这场官司，走《巴黎纪事》这步棋，只是这一年光彩夺目的成绩而已，这一年里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一桩新的闹心事件。首先是和所有的出版商们打了一仗又一仗。“杰出的贝歇夫人”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可恶的贝歇夫人”。自从她往日的职员维尔代先生自立门户独自开店，把巴尔扎克从夫人旗下夺走之后，夫人便恶狠狠地要求巴尔扎克把其余的小说交出来。维尔代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资助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从维也纳不假思索地开出汇票，要维尔代兑现。为了减轻压力，另谋出路，巴尔扎克试图自费印刷《都兰趣话》的新版。他这个被火烫过的孩子还是不怕火，作为破产的出版家，还是要染指这样的商务。他赊账买来纸张，贷款印制《都兰趣话》的新版。纸张已经准备停当，突然仓库着火。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的三千五百法郎，可希望真的彻底化为灰烬。

巴尔扎克走投无路，逃到哪儿才能躲过债主们呢？他在卡西尼大街紧闭门户，到夜深人静时，派人把最贵重的家具和书籍搬到巴塔耶大街去。维也纳之行前，巴尔扎克在那儿用“杜朗寡妇”的名字租了一套房子。就像在卡西尼大街一样，那儿的房子也有一道秘密楼梯。倘若法庭执法人员或者其他讨厌的客人成功地逼近这个住宅的门口，他可以从秘密楼梯逃走。但是要闯到“杜朗寡妇”的门前，可要有些巧妙的手法。巴尔扎克有种艺术家的童趣，他的生活环境，都得具有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于是巴尔扎克便发明了自己的一套经常变换的口令系统，只有每次能说出“芝麻，开门！”的人，才能指望突破三重壁垒。巴尔扎克的朋友哥济埃日后这样说，譬如你想到那神秘莫测的“杜朗寡妇”处去，你在指定日子就得对门房说：“摘李子的季节到了。”这样这个策贝鲁斯[5]就会让来访者迈进门槛。但这只是第一个考验。巴尔扎克可靠的仆人守在楼梯口，来客必须向他悄声耳语，说出第二个口令：“我带来了比利时的花边。”等你在房门口，还能说出第三道口令：“贝尔特朗夫人身体非常健康。”这时，“杜朗寡妇”便哈哈大笑开门出来，霎时间，变成了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在他小说中描写的所有巧妙的花招：把汇票开给第三第四个名字，使得法院延期开庭或者邮件无法送到，让他无法出庭的各种窍门，拖住债主，不还贷款的千百种手法，他那坚决的意志把这些诀窍妙招施展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凡此种种，他自己全都一一试过。他熟悉法律，灵巧机敏，放肆大胆，毫无顾忌，一天天取得新的成功。他的汇票在出版商那里，在高利贷者那里，在银行里到处涌动。巴黎没有一个法院执法人员手里没有一张要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先生到庭临讯的传票。可是谁也没能见他一面，更不用说获得他偿还的款项了。

但是巴尔扎克傲气冲天，也可能忘乎所以，竟然公开反抗法律，除了一切追寻他的执法人员之外，还惹得另外一个官厅也找他麻烦。根据一项新的规定，每个市民都有义务到国民近卫军中去服兵役一段时间。巴尔扎克不承认这项义务，对于他这位正统主义者而言，市民国王路易·菲力普是个篡位者，无权对他发号施令。另外他也舍不得他的进账丰厚的时间，他有理由感到，打扮成士兵扛着一把步枪，不得不站在哪个角落里值勤，实在有失尊严。与此同时，印刷厂啦，报纸啦，全世界的出版商啦，正眼巴巴地等着他的书。其实要是好好地谈判协商，像巴尔扎克这样身材的市民，文坛上又有这样的地位，还是可以找到一条途径来免除这项义务。但是巴尔扎克不愿妥协，收到入伍令他根本不作回答。官厅三次命令他前去申诉，既然他满不在乎，对命令不理不睬，国民近卫军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便处罚他坐牢八天。巴尔扎克听了发出一阵拉伯雷式的哈哈大笑，肚子都颤抖不已。多么放肆！竟对他，巴尔扎克，施加纪律处分，把他这位欧洲文坛的元帅关进禁闭室去，就因为他不想手持一把步枪！那好吧，那他们就试试看吧。警察奉命来拘捕这个拒不执行命令的顽固分子，那就和警察展开一场猫捉老鼠的快活游戏，这倒是挺刺激的。让他们来逮捕他吧！可是他们先得找到他啊！这些身上戴着金银饰带的蠢货应该看到，要想愚弄他的话，他们帽子下面装的脑子还嫌不够。

一连几个礼拜又几个礼拜，巴尔扎克都不露面。神圣的警察队派出的信使不分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闯进卡西尼大街。每次德·巴尔扎克先生都出门旅行去了，现在何处，无人知晓。这同一位德·巴尔扎克先生上午还向出版家预支稿酬，同一天晚上还出现在意大利剧院的包厢里，听他的忠仆报告，在这期间长着八字胡的警察们赶来多少次。这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更妙的是，躲在一扇裱糊过的房门后面，倾听这些笨蛋以一种畜生般的一本正经的神气百般打听这个遍寻不得者的下落：这会给他下一部长篇小说增添活力，给他绝妙的灵感来描绘伏脱冷和帕夏尔跟柯朗丹、拜拉德[6]和警察的其他猎犬展开的斗争。但是有一天早上，4月27日，路易·菲力普国王又获得了胜利：一位警官和两名侦探埋伏了好几个钟头，尾随着巴尔扎克冲向卡西尼大街。半小时后，臭名昭著的绿色马车把他带到警察局的监狱“巴删古饭店”，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豆子房”。巴尔扎克得一天不落地蹲满刑期。这充分证明，他在公众当中的声望恰好在法国实在算不了什么。这同一个人，在国外，整个贵族阶级都来巴结，所有的公使馆都接待他，欧洲外交的主宰梅特涅都请他去当座上宾。在4月27日至5月4日之间此人却必须待在警察监狱里，得不到丝毫优待。在很大的一间房间里，巴尔扎克坐在一堆来自最底层的罪犯当中。他们大声嚷嚷，笑语喧哗，嬉笑打闹。他们大多是工人，不愿到国民近卫军去值勤两天，因为这一来他们的妻儿就会忍饥挨饿。巴尔扎克唯一争取到的东西，就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其他一切他觉得全都可有可无。他在这座地狱里精力集中，全神贯注地审阅他的校样，就像在他书房里僧侣般的孤寂之中一样。他在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信里所做的欢快开朗的描写显示出，他的情绪丝毫未受恶劣影响。把他关进监狱，不能伤害他的荣誉感，反而更能激发他那种法国人善于逗乐搞笑的劲头。好啊，他甚至带着某种惬意享受着安全。八天之久，国家保护他免遭一切债权人和执法人员的骚扰。一辈子罚做苦役船上的囚徒，永远身背债务受人追逼的人，早已习惯于比“豆子房”更恶劣的囚牢。一旦获释，对他而言意味着又得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战斗。

巴尔扎克忍受这种大棒的敲打达半年之久，他有时发出呻吟：

“我真是在自杀，”

或者：

“我的脑袋垂落，犹如一匹疲惫的劣马。”

他那铁打的身体甚至第一次接到报警的信号：他感到晕眩。忠实的大夫急切地劝他要保护身体，要他到乡下去过上两三个月，好好休息休息。巴尔扎克遵从医生的劝告，但只遵从一半。他前往故乡都兰地区，到他老朋友马尔哥纳夫妇家的老避难处，可是并不像纳戛尔医生命令他做的那样在那里疗养，而是相反，在那里干活，干得那么疯狂，那么专心致志，那么狂热。他这辈子很少这样干过。巴尔扎克一再发现，不是进行投机，从事买卖，和富家女结婚，可以把他从绝望的境地里拯救出来，只有他自己真正的事业，只有艺术，才能拯救他。他生来属于艺术，也已献身艺术。对于艺术家而言，只有一种药剂，这是任何医生都无法开给其他病人的良药；艺术家可以，只有他可以把困境描绘一番，从而得到解脱。他可以把痛苦的经验转化成令人震惊的形象，严峻的生活压力，可以转化成创造性的自由。当巴尔扎克到萨歇去时，就处于这样一种生活压力之下。贝歇寡妇，再醮后对她那个毫不仁慈却善于经商的丈夫百依百顺，让法院做出一项决定，要求巴尔扎克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他欠下的《风俗研究》中的两部八开版的小说，迟交一天罚五十法郎。巴尔扎克现在要在“二十天内给这个女人写出她要的两卷书”，从而摆脱这一重负。只要巴尔扎克的意志发生作用，奇迹每次都会发生。他发现，他有两件事情要做：

“我得履行我的合同，另外，我得创作一本好书。”

这两项他都办到了。巴尔扎克从来没有比在最为恶劣的困境之中创作得更精彩的了。八天之内他完成了《幻灭》的构思，并且写出了第一部分。

“我所有的力量都鼓动起来，每天写作十五个钟头。太阳一出，我就起床工作，一直干到午餐的时候，除了黑咖啡，不进任何食物。”

就是这部在和罚款赛跑中写成的书，成为一部居于中心地位的作品，就仿佛巴尔扎克以阴狠的鞭子把他的内心驱赶出来，并且把他最为隐秘的愿望、最为隐秘的危险也展露在他面前予以审视。《幻灭》是一幅时代画卷，其现实主义的手法和生活面的宽广为法国文学迄今为止所未曾见过。附带的还有巴尔扎克对自己所做的鞭辟入里的深切剖析。他用两个人物进行描述，一个诗人若严格忠于自己和他的作品，会变成什么模样，可能变成什么。不然，他若经不起毫无尊严地迅速成名的诱惑，又将如何。吕西安·德·吕邦普莱是他内心最深处的危险。达尼埃尔·达尔代是他内心最深处的理想。巴尔扎克深知他天性的两重性：他知道他心里潜藏着一个诗人，正坚定不移地追求极致，拒绝任何妥协，单枪匹马屹立在社会之中——但是他也同样认识他的第二天性，他身上那个贪图享受，挥霍成性的人，那个金钱的奴隶，总是一而再地屈从于藐小的虚荣心，对于穷奢极欲的诱惑毫无抵抗能力。如今为了锻炼自己，触目惊心地把危险放到自己眼前，威胁诗人别把自己的艺术出卖给转瞬即逝的成功，这样他就刻画了一个诗人，作为警示，这个诗人不够坚定，——屈从于诱惑，就支撑不住。他的吕西安·德·吕邦普莱，原名夏尔东，同样也是为了完整表现自己的权力，给自己加上了贵族称号。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带了一卷自己创作的诗集——就像巴尔扎克的《克伦威尔》——来到巴黎，希望凭着他的天才能够出人头地。碰巧他闯进了晚餐楼[7]的圈子里，这是一批穷学生，住在拉丁区的阁楼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他们为脑子里浮现的使命做出牺牲，成为法兰西未来的精英，这都是路易·朗贝尔的朋友。达尔代是他们的诗人，比昂西翁是他们的医生，米歇尔·克莱沁是他们当中的哲学家。他们大家都发誓献身给未来的成就。为此，他们都蔑视短暂的当天的成功。达尼埃尔·达尔代性格坚强，高傲忍耐，巴尔扎克把这个人物描写成他更为优秀的自我。通过达尔代，吕西安·德·吕邦普莱被吸收进这些诚实、纯洁的年轻人的圈子。可是他未能忠于同伴们精神贵族的身份，受到诱惑，想要引起圣日耳曼区的世袭贵族的激赏。他想迅速成功，渴望得到金钱、赞美，取悦女人，弄权政坛。既然诗歌不能转化为这种金币，他就卖身投靠新闻界。他出卖自己的天才——和巴尔扎克从前一样——撰写轻巧通俗、只为一时之需而写的拙劣作品，和那些文学制造商们沆瀣一气，和舆论的走卒帮凶同流合污，他变成了一份报纸的皮条客，也为一个女人拉皮条，表面上他由于取得的每天的成功，在公开的舆论中节节上升，像文学生产的泥沼中升起的无数气泡当中的一个，实际上他在往下沉沦，越陷越深。凭着他多年来为各报服苦役取得的残酷的认识，凭着他通过这帮坏蛋的仇恨吸收进去的痛苦，巴尔扎克揭发这制造公众舆论的整个行业，揭露巴黎的戏剧和文学行业，揭露这个世界，因为它内部分崩离析，尽管表面上互相支持，背地里却彼此敌视。《幻灭》一书尽管只是当时巴黎的一个横断面，却是个全貌，世世代代有效。这是一本骄傲加愤怒的书，是个警示，不要由于缺乏耐心，受到贪欲驱使而随波逐流，遇到千重万重阻力也要保持坚毅顽强，越来越强。恰好总是在极端困厄的时刻，巴尔扎克找到真正的勇气来对待自己，恰好在他人生最为巨大的灾难时刻，他创作了最具个人色彩、最为了不起的作品。

[1] 弗朗梭阿·比洛（1803—1877），法国作家，《两世界杂志》和《巴黎周报》主编，兼任法国喜剧院总监。

[2] 皮卢斯为希腊摩罗西亚国王，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公元前279年在阿斯库鲁姆战役中大败罗马人，自己的部队也伤亡惨重，他对部下说：“再打一次这样的胜仗，我也完蛋了。”以示得不偿失。

[3] 伏脱冷、马尔赛、拉斯蒂涅克、吕邦普莱，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人物。

[4]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大地是他的母亲，一旦离开大地就孱弱无力，遭到失败。

[5] 策贝鲁斯（Zerberus），意乃地狱中的魔鬼，看守地狱大门的狗，其职责是不让亡魂逃出地狱，不让活人进入地狱。

[6] 帕夏尔，为伏脱冷式的人物。柯朗丹，为《舒昂党人》中的密探。拜拉德，《烟花荣辱记》中的警察密探。

[7] 晚餐楼（Cenacle），为最早的天主教堂，又称马可楼。《圣经·新约全书》中最后的晚餐就在这里举行。

第十五章 意大利之行

这灾难深重的一年，官司缠身、房子扣押、债主投诉、报纸破产，困难重重，在国家的监狱里度过一些时日，在工作的监狱里度过其他无数的时日。巴尔扎克简直是怀着自虐的乐趣，有时是带着动人的激情，在信里把这一切向德·韩斯卡夫人详加描述。但是人们依然怀疑，正因为他一周复一周地发出公报，把他的忧愁和失败详加报导，实际上是要隐瞒真实情况和非常重要的事件。恰好在这一年，他的确身遭群犬追逐，混乱之中，创作了四五部杰作，他居然还有时间和兴趣过一种私人生活，甚至可说是奢华而带有冒险色彩的生活，这比任何东西都更加强劲有力地表明了巴尔扎克无与伦比绝无仅有的生命力。根据巴尔扎克自己的描述，把他设想成一个禁欲主义者，一个永远在干苦活的奴隶，在空下来的时候，筋疲力尽，瘫倒在地，——再也没有比这更加错误的了。事实上恰好在那些事务和工作之余的短暂时间里，他是以最为无忧无虑，最为充分紧凑的方式，不在这里便在别处，过着夸大放纵，挥霍无度的生活。如果不知道巴尔扎克最后的秘密，就不了解巴尔扎克这个人：出于一种无比强大的安全意识，他对人们一般普遍称之为命运和命运考验的东西，一概漠不关心。他身上有种东西——也许是他本性中最内在的物质——对于他外在生活中经历的灾难，根本满不在乎。他似乎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望着这些狂风暴雨，就像身在大陆远眺波涛汹涌的大海一般。早上法院执行人员猛敲他的大门，这绝对阻止不了他下午用法院催讨的、他自己也并不拥有的几百法郎到珠宝商那里去买一件完全多余的玩意儿。恰好在1836年，他的债务涨到十四万法郎的高位，他不得不向他的裁缝、他的医生借贷支付午餐费的小钱。这时他却在他那著名的“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手杖”之外，又用六百法郎订制了第二根手杖。德·吉拉尔丹夫人为第一根手杖拼凑出一部长篇小说，第二根手杖则镶上了犀牛角。又花了一百九十法郎买了一把金子的削羽毛笔的小刀，花一百一十法郎买了一只皮夹子，花四百二十法郎买了一根金链条，——这些东西，更应该是一个刚刚掠夺了一个富豪的风流女子所为，而不该是一个“可怜的农夫”，一个“罚做苦工的奴隶”，一个坚毅笃信的禁欲主义者干的勾当。他身上有股秘密的反抗力量经常力求平衡：他欠债欠得越多，他越要用这些花钱不菲的小玩意儿来给他造成一种奢华的幻象。环境给他的压力越沉重，在他的气压计上，生活乐趣的水银柱便升得越高。他越是使劲踩踏磨坊风轮的踏板，他便越发强劲地想要享受。没有这样一种命题和反命题的对照，他的生活就显得疯疯傻傻，稀奇古怪。通过这种反命题，他的生活就变得风华绝代：一种元素像火山岩浆一样酝酿翻腾，不断喷涌而出，只有无数次的爆炸和喷射才能竭尽它的势头。

1836年，是他最艰难的灾难之年，因而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也是日晒最为强烈、风暴最为疯狂的一年，是奢侈和情色的特殊丰收年。把他写给德·韩斯卡的一系列书信所传达的自传性的图画和他真正的传记两相比较，不得不对他放肆大胆地，根本不顾可信与否，兴致勃勃地把事实神秘化，干脆抹去事实的这种劲头赞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他向他那幸而远在维尔肖夫尼亚的“挚爱之妻”报告，为了退回到最深沉的孤寂之中，他在卡西尼大街的住宅之外，又租了一间“斗室”。在那里，连最亲近的朋友也不会发现他。白天黑夜他都在孤寂之中度过；一个长满灰发的老僧疲惫不堪，一间“僧舍，谁也不能进去，甚至连我的家人也不能进去”。

事实上，这间“斗室”，据说巴尔扎克是出于怜悯之心，从他朋友儒勒·桑多那里租下来的这间僧舍，却是一套极尽奢华之能事的住宅。为了装饰这所住宅，巴尔扎克不惜付出高昂至极的代价。尽管在卡西尼大街家具很多，足可装饰四个房间，巴尔扎克为了装饰这间“斗室”，还到托钵僧大道的装潢匠莫罗那里买了全套崭新的家具。甚至连他的仆人奥古斯特也得到一套崭新的号衣，蓝色的衣料配上红色的背心，为此巴尔扎克支付了三百六十八个法郎抑或欠了三百六十八个法郎。在所谓的僧舍里面最精彩的乃是一间闺房。它更适合“茶花女”，而不是作家。恰好是房里堆满了贵重物品，色彩经过精挑细选，极为性感，使得巴尔扎克兴奋已极，在他小说《金眼女郎》中对此详加描绘。

“闺房的一半画了一个柔和的优雅的弓形，正好和房间呈正方形的另一半相反，这一半的中间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镶金大理石壁炉。从侧门进来，这扇门被一块织花壁毯做的门帘遮住，正对着窗户。马蹄形的壁龛里放着一张真正土耳其的卧榻。这就是说，是把软垫直接铺在地板上。但是软垫跟床一般大，——一张面积达五十英尺的卧榻，铺着白开士米。长沙发装饰着黑红绸子的流苏，呈菱形。这张硕大无朋的卧床，比一大堆垫子高出若干英寸。这些垫子花饰高雅，极富品味，又增添了卧床的情趣。闺房的墙上糊上红色的布料，上面用高级的印度麦士林薄纱像在哥林斯圆柱上那样，缀上深陷的圆形的皱褶。壁布的上下都用深红色的布料镶边，边条上缀以黑色线条交织的阿拉伯图案。壁布的深红蒙上麦士林薄纱，色调变成柔和的玫瑰红。同样的爱情色调也在窗帘上出现。窗帘也是用麦士林做就，里面嵌了玫瑰色的塔夫绸，再缀上深红和黑色的绸子流苏。有六座紫色的烛台，各插两支蜡烛，等距离地安在墙上，照亮了卧榻。天花板上垂下来一个暗紫色的枝形吊灯，灯光耀眼，侧面镶上金子。地毯活像一块东方围巾；上面的花纹让人回忆起波斯的诗歌，想起编织这块地毯的波斯女奴。家具全都蒙上白色开士米，上面盖着深红色和黑色的垫子。落地时钟和枝形烛台都用镶金的白色大理石做成。房子里只有一张桌子，铺着白色开士米的桌布。形状优美的花盆里，养着各色品种的玫瑰或者其他白色红色的花朵。”

对我们而言，这房间使人想起理查·瓦格纳裱糊房间的品味。瓦格纳在这种布置得无比奢华、堆满了丝绸和开士米的房间里才真正感到灵感涌现。巴尔扎克根本用不着这些东西来激发他创作的灵感——他只要有张普通的桌子，立即灵感勃发——他要这些奢侈的环境，完全是为了达到更加现实的目的。他把这张“著名的白色卧榻”指给他朋友封塔奈看的时候，平时一向口风甚紧的巴尔扎克这时哈哈大笑，脱口而出，说出了实情：

“我让人家给我做了这张卧榻，因为我要接纳最高社交界的一位女士，一位真正的贵妇人。为了她，我需要一件漂亮的家具，因为她习惯于使用这种东西。我可以说，她在使用这张卧榻时丝毫没有表示不满。”

即使封塔奈没有把这番话立即仔细地写在他的日记里，我们也可以单从巴尔扎克布置新居的方式猜出一些端倪。每逢巴尔扎克把自己重新打扮一番，想使自己化身为一个帅哥，那他准已坠入爱河。每当他布置一间香艳煽情的房间时，他总是在等候一位恋人来临。巴尔扎克的感情像他的忧愁，总是用巨额账单表现出来的。所以在他追求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时，他买了马车，雇佣了小厮，还为夫人买了第一张卧榻。沼泽街的那间卧室是为德·贝尔尼夫人装饰的。为了德·韩斯卡夫人，他还让人从巴黎给他寄一打[1]手套和发油到日内瓦去，并且租了一辆豪华马车前往维也纳。恰好在这一年，在以往的种种矛盾之上，又加上一个新的矛盾。巴尔扎克信誓旦旦地向他“挚爱之妻”表示永远忠诚。可是另一方面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坠入爱河。恰好在这一年，他在所有的信件里都描写他为了守贞而忍受痛苦，他却开始了最为激情奔放、最为无忧无虑的恋爱关系。巴尔扎克那些致“唯一的”爱人的感情奔放、感人至深的情书，整整一代人阅读时都深受感动，都是在他和另外一个女人度过销魂荡魄的恋爱时光之前或之后写成的。

巴尔扎克的这位新的情人，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的角色也同样被巴尔扎克认真仔细地掩盖起来。说来有些违背常理，事实上，巴尔扎克是间接通过德·韩斯卡夫人认识这位新情人的。在巴尔扎克离开日内瓦时，德·韩斯卡夫人把一封介绍信交给她的情人，她暗中答应下嫁的丈夫巴尔扎克，介绍他认识奥地利驻巴黎大使的夫人阿蓬依伯爵夫人。巴尔扎克出于他对贵族阶级的迷恋，尽管写作任务繁重，总有时间去见公主们、侯爵夫人们和伯爵夫人们。他便立即拜访奥地利使馆。在1835年举办的一次盛大社交晚会上，有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引起了巴尔扎克的注意。这位美女美艳绝伦，身材颀长，丰腴柔媚，裸露着肩膀，落落大方，性感迷人地款款行走，任人赞美欣赏、殷勤奉承，毫不感到拘谨，没有一丝不快。但是使巴尔扎克热情奔放的，并不仅仅是这位美女的美丽。他在情色之中，一定程度上是个永久的平民。他对一个女人的社会地位，贵族称号始终比对她本人更感兴趣。他只要听说，这位新的“陌生女人”是位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他就立刻情火燃烧。维斯孔蒂家族是米兰的公爵世家，而基多博尼家族则是意大利最显赫的贵族世家之一。即便是尔采乌斯基家族，要论系谱学，也被这些源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君侯贵族所超越。巴尔扎克按捺不住，为内在激情驱使，完全忘记了他永远忠诚的发誓赌咒，径自接近这位美女。

巴尔扎克的房间

仔细一看，这才弄清楚，这位美女既非伯爵夫人，亦非意大利人。她原来的姓名是萨拉·洛威尔，生于伦敦附近的爱阿尔花园，出生在一个非常特别的英国式怪异家庭。这家人的自杀身亡和强烈激情简直成了传染病。她的母亲，同样以美貌著称。一旦发现自己日益衰老，便自我了断。她的一个哥哥也同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另一个哥哥嗜酒成性，死于酗酒。她的妹妹则患上了宗教的妄想症。在这过于亢奋的家庭里，这位美丽的伯爵夫人是唯一正常的人。她的激情只限于爱欲。表面上金发碧眼，具有英国人的冷漠淡定，从容不迫，实际上每个诱惑她的艳遇，她都从不拒绝，毫无内心障碍，亦无特别激情。她满不在乎地完全忘记，她还有一个丈夫，名叫爱米利阿·基多博尼-维斯孔蒂，这位性格沉静、谦虚成性的丈夫丝毫不会醋性勃发，扰乱夫人的恋情。她想必是在某次旅行的时候嫁给这位伯爵的。

爱米利阿·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也有自己沉溺的激情，这些激情绝不和他妻子的骇人听闻的激情有任何交会之处。他热爱音乐，把音乐视为他生活中真正的情人，——这可真正值得埃·台·阿·霍夫曼写一部小说来使之流传万世。尽管伯爵是伟大统帅的后裔，可是他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让他在一个剧院交响乐队当中，坐在一批贫穷寒酸、工资菲薄的乐师之间，在乐谱架前，演奏他的提琴。基多博尼-维斯孔蒂家，除了在巴黎和维也纳的府邸之外，还有一幢房子在凡尔赛。住在凡尔赛，伯爵一夜一夜地溜出去拉琴；不论到哪座城市，他作为一个理想的业余爱好者，总要乞求人家给他恩典，允许他在交响乐队里奏琴。白天他就满足于扮演药剂师的角色。他像个中世纪的炼丹士那样，把各式各样的配料拼在一起，装进瓶子，仔仔细细地给大大小小的瓶子贴上标签，就像在做儿戏。参加社交活动对他可是个负担，只有在阴影中他才觉得舒心惬意。所以他绝不会成为他美丽太太的一帮情人的障碍。他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客客气气，和蔼可亲。因为有了他们，他就可以和他心爱的音乐做伴，不受干扰。

巴尔扎克有幸继德·贝尔尼先生和德·韩斯基先生之后第三次遇到这样一位丈夫，他半是出于骑士精神，半是满不在乎，让他太太有一切可能性，受到一位著名诗人的热烈崇拜。于是巴尔扎克便以他特有的热狂情绪和焦躁不耐，直奔他的目标。接下来的时日里，他所有的自由时间全都属于基多博尼-维斯孔蒂夫妇，他到奈依（Neuilly）去拜访他们，他驱车前往凡尔赛，和他们在意大利剧院的同一个包厢里观剧。1835年4月，他从日内瓦回来还不到三个月，他就写信报导——当然不是向他的总忏悔师德·韩斯卡夫人坦白，而是向他可靠的女友茹尔玛·卡罗报告：

“几天来，我已经屈从于一个十分令人心醉神迷的女人的魔力。我完全不知道，我该如何抵抗，就像那些可怜的小女孩一样，我无力抗拒我喜欢的东西。”

但是伯爵夫人自己在她委身于巴尔扎克之前，还在犹豫。她刚把她原来的情人科斯洛夫斯基亲王打发走，全仗这位亲王，她为她热爱音乐的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可是现在还没确定，是不是宁可放弃巴黎社交界的伟大雄狮之一李阿奈尔·德·蓬伐尔伯爵，而让巴尔扎克来充当科斯洛夫斯基亲王的下一位继任。另一方面，巴尔扎克也不能鼓足全部干劲献身于他的新的恋情，因为小说得写，和债主们的斗争得继续进行，另外他也不愿让另一块热铁冷却。德·韩斯卡夫人通过她的俄国和波兰的朋友们，科斯洛夫斯基家人、基色列夫家人和其他一些热心友好的搬弄是非的人们，已经获悉巴尔扎克突然热爱起音乐来了。夫人知道，巴尔扎克现在不再到罗西尼[2]的情人奥林普·彼利西埃的毫无险情的包厢里去看戏，而是换成维斯孔蒂家的包厢了。德·韩斯卡夫人既然决心要在后世面前扮演巴尔扎克生活中首席女高音的角色，便在她的信里责怪巴尔扎克不老实，不忠诚。德·韩斯卡夫人似乎凭着他们之间稀有罕见的婚约，不顾她那尚还健在的无忧无虑、浑然不觉的丈夫，向巴尔扎克要求无条件的忠诚，只允许他为了散心解闷，和那些“小女孩们”交往，——也就是允许他有一些丝毫不动真情、在社交界也不会使夫人受到牵连的艳遇。德·韩斯卡夫人对巴尔扎克有足够的了解，知道他同样会给一位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写热情洋溢、词句夸张、气势奔放的情书，就像给她写的情书一样，而她由于委身于他，自以为居于垄断情书的地位。最后没有别的方法使德·韩斯卡夫人情绪平静——一位未来拥有几百万身价的富孀，是不能随随便便放弃的——巴尔扎克只好进行那次费用昂贵、光怪陆离的维也纳之行，以便再一次向德·韩斯卡夫人保证，夫人是他心里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女人。然后就是在萨歇度过的夏天，他写作为了完成约定的稿件。1835年8月，巴尔扎克重新开始和李阿奈尔·德·蓬伐尔展开争夺美丽的伯爵夫人的竞赛。巴尔扎克赢得了胜利，成为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情人，而且十分可能，——倘若相信一位无名氏撰写的那本消息灵通得值得怀疑的著作《揭露巴尔扎克的真实面目》——巴尔扎克也是那个李阿奈尔·理查·基多博尼-维斯孔蒂的父亲。这个孩子于1836年5月29日出生，是那三个来历不明的小孩[3]之一。他们既没有继承父亲的姓名，也没有继承父亲的天才。

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尽管当了五年巴尔扎克的情人，在他遇到一切困境时，充当富有牺牲精神的女友，不遗余力地出手相助，可是在一切巴尔扎克的生平描述之中，却始终很不恰当地退进幕后，其实这都该怪她自己。在生活中往往是这样，并不是起作用做贡献的人，才居于决定性的地位，而要看他如何善于巧妙地、热心地描述自己的贡献。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从不追求文学上的身后哀荣，所以她的形象完全落入更为虚荣、更有企图、更有心计的德·韩斯卡夫人的阴影之中。德·韩斯卡夫人从一开头就努力争取得到巴尔扎克“不朽的情人”的角色。巴尔扎克在销魂荡魄、心醉神迷之际，如果连向维斯孔蒂夫人也没写过荡气回肠的情书，那巴尔扎克也就不成其为巴尔扎克了。可是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并没有把这些情书编上号码，也没有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珍藏在一个宝匣内，留待付印。不知是由于漫不经心，还是因为她生性高傲，不愿在巴尔扎克和她自己死后被人当作广告的材料或者杂文的素材，她从一开头就不想充当文学史上的什么名人，为了更加真诚、更加公开、更加无所顾忌地献身给活生生的巴尔扎克。这一来，她倒也摆脱了德·韩斯卡夫人和巴尔扎克的关系上所沾有的一切难堪。仔细一看，这些难堪之处也着实让人恼火。即使在所谓的激情无比奔放的时候，这位聪明的野心勃勃的贵族夫人韩斯卡，也一直在考虑她的“地位”，她在上流社会中的地位和在文学史上的位子。二十年之久，德·韩斯卡夫人一直不断地担惊受怕，唯恐为了巴尔扎克，或者通过巴尔扎克败坏自己的名声。她一直想要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保持她的荣誉席位，而她自己并没有付出真正的热情。她要巴尔扎克充当她的情人，充当她的行吟诗人，但是得悄悄地、秘密地扮演他的角色，千万不能让她的那些高贵的亲友们获悉。她要巴尔扎克的书信，他的手稿，但是老天爷啊，可别惹人注意，引发丑闻。她悄悄地溜进饭店去会巴尔扎克，可是在公开场合她却以冷漠的、责备的语气谈论这位稀奇古怪的德·巴尔扎克先生。她在德·韩斯基先生面前扮演忠实的妻子，却向巴尔扎克预示她日后将要居孀，从而拴住巴尔扎克做她的情人。她并不放弃她的丈夫和丈夫的几百万财产，她丝毫也不冒任何风险，有损她白璧无瑕的名声。即使在她丧夫之后，她也一时难下决心，来缔结这一并不门当户对的婚姻。我们总会感到，德·韩斯卡夫人做任何事情都有目的，计算周密，小里小气，小心谨慎，甚至她在日内瓦一度献身或两度献身，也显得更像是给予施舍，出于好奇，不情不愿，迅速后悔，而不是大大方方、意识清醒、恣意挥霍般献出她的自我。

和这样一个虚情假意、争风吃醋、故作冷漠的情人相比，这位表面上看来不顾道德的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倒显得慷慨大方，沉稳自信。刚一决定献身给巴尔扎克就完全彻底、热情奔放地把自己奉献给他——伯爵夫人在《幽谷百合》里的肖像[4]便是明证——究竟整个巴黎是否知晓此事，到处物议，她全都满不在乎。她和巴尔扎克一起出现在她的包厢里。当巴尔扎克被债主们追逼、走投无路时，她把巴尔扎克带到自己家里，她和巴尔扎克住在花园居[5]时，两家房门紧挨在一起。在丈夫面前，她不演那种令人反胃的忠贞妻子的喜剧。她不能容忍巴尔扎克争风吃醋，自己也绝不像她的竞争对手那样折磨巴尔扎克，绝不小里小气地窥探巴尔扎克的行动，绝不心胸狭窄地打翻醋缸。她给巴尔扎克自由，听到他的艳遇，一笑置之。她绝不撒谎，也不逼着巴尔扎克忙不迭地撒谎，而巴尔扎克对他另一位情人却是经常被迫在信中谎话连篇。尽管伯爵夫人论家财不及韩斯基家的十分之一，可她帮助巴尔扎克不下十几次，有时给他弄到订单，有时给他现金，帮他摆脱困境，是个真正的情人，又同时是个女友——她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勇敢、坦诚，无拘无束。只有无视社交界，不屈从僵死的风习和等级，而是自由自在、公开坦荡地贯彻自己意志的女子才能这样。

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这种公开坦荡的作风，当然也使巴尔扎克无法向德·韩斯卡夫人隐瞒他们的关系。也许他也能够成功地否认他在《幽谷百合》中描写的杜德莱夫人的那些荡气回肠的恋爱场景，是直接描绘他和伯爵夫人共同经历的销魂荡魄的时光。“不是有人甚至说，我在为维斯孔蒂夫人作画吗？”巴尔扎克故作天真烂漫地写信给德·韩斯卡夫人，惊叹人心的险恶。可是他无法阻止那些俄国和波兰的通信员写信到维尔肖夫尼亚向德·韩斯卡夫人汇报，他们肯定会把显而易见的实情加油加醋地一一报告。于是“充满怀疑和责备的信件”雨点般飞来；巴尔扎克还指望着德·韩斯基先生会死，会留下几百万遗产，便硬着头皮继续撒谎说，这位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只是一位极端可靠的理想女友。为了显得真心诚意，巴尔扎克就十分狡诈地对这种友谊高唱赞歌，“这种友谊在我多次身陷困境时，给我安慰”。他写信给德·韩斯卡夫人：

“您提到的德·维斯孔蒂夫人是最可爱的女人之一，心地特别善良，说不尽的好心好意，她是个非常时髦无比娇柔的美女，帮助我忍受人生的困厄。她生性温柔，可是异常坚韧。她的观点和她的反感都不可动摇，不可调和。她和人交往非常稳健。可是她又极其不幸，或者不如说，她和伯爵的境况、和他们所拥有的显赫姓氏不甚协调……”

但是巴尔扎克写这首颂歌的目的，是为了用一声哀歌式的叹息来予以结束：“不幸的是我很少见到她。”

巴尔扎克很可能知道，德·韩斯卡夫人得到的消息远比他的信件可靠得多，不会太相信他的诉说。也许夫人相信与否在他心里也不太在意。这颗“北极星”的光芒在那几年开始渐渐失去光芒，因为它遥不可及，是在相隔几千里之远的亚洲边界线上闪耀，另外德·韩斯基先生的健康状况又显得坚韧皮实，具有长寿的迹象。在历史上，生者总是压倒死者。同样在爱情中，身边的人总比远处的人更占优势。维斯孔蒂伯爵夫人近在咫尺，是个年轻的美女，激情而又性感，总是准备顺从巴尔扎克的要求，从不向他抱怨诉苦。于是在今后几年，巴尔扎克就和伯爵夫人度过了他真正的生活。与此同时，他向德·韩斯卡夫人报导并且杜撰他的想象的生活，为了夫人的宝匣，为了后世。

埃维利娜·德·韩斯卡的野心是充当一个比任何其他女人都更了解巴尔扎克的女人，充当他的领路人，他的顾问。论文学品味，论评判能力，她也许超过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一百倍。但是维斯孔蒂伯爵夫人更加了解巴尔扎克这个人需要什么。她看出并且理解这个为生活驱赶，为债主追逐，在负担不断、任务繁重的高压下呻吟喘息的艺术家渴求自由的需要。她亲眼看见，1836年这灾难深重的年头给巴尔扎克带来了什么。她看见巴尔扎克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多么渴望放松神经，得到消遣。她不像那位夫人似的，把巴尔扎克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而是天资聪慧，发自内心地理解到，现在唯一能使巴尔扎克重新精神焕发、灵感泉涌的方法：夫人为他安排了一次到意大利去的旅行。自从那次和德·卡斯特里夫人未果的恋情结束之后，巴尔扎克一直热切地盼望有机会去一次意大利。而这次旅行，不消巴尔扎克花一分钱。

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的母亲给他留下了一些在意大利的债权，这些欠款很难收回。这位与世隔绝的音乐家毫无商务谈判的能力，早已放弃了争夺这笔遗产的斗争。这时，伯爵夫人发现了或不如说设计了解决问题的巧妙办法，她让伯爵派他们共同的朋友巴尔扎克到意大利去处理这件事情。伯爵应该知道巴尔扎克坚决果断，善于经商。脾气温和的丈夫表示同意。巴尔扎克这时已从萨歇回到巴黎，正不知道逃到哪儿去躲避债主。毫无疑问，他欣然同意完成这项任务。公证人把全权委托书交给巴尔扎克，并给他一笔盘缠。于是巴尔扎克终于在七月份得以登上旅行马车，起程前往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爱情之国”。

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在这一慷慨之举之外，还另加一个慷慨之举。伯爵夫人自己没有陪同巴尔扎克一同去意大利，这点可以理解。因为她一个月前刚刚生下了李阿奈尔·理查。人们大概会把这孩子视为巴尔扎克深爱夫人的凭证。但是更为令人惊讶的乃是——这一点被视为伯爵夫人感情的豁达慷慨，——她丝毫也不反对她的情人携带一个陪同人员前往意大利。这是一个漂亮小伙子，一头短髪，自称马赛尔。巴尔扎克其他的朋友，还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名字，唯一能够说出此人来历的是巴尔扎克的裁缝。不久前巴尔扎克带了一个年轻的黑发女子出现在他的裁缝铺里，给她订做一套男人的服装和一件灰色的长外套，一直可以扣到腰部。衣服非常合身，当然并非天衣无缝。目光犀利一些的人依然可以猜出，穿这身男装的是个女人。巴尔扎克不是到“爱情之国”去寻找爱情的冒险经历，而是通过这一大胆放肆的乔装打扮，使这旅行变成一段冒险经历。

写作十分繁忙的巴尔扎克，几乎都是通过书信往来找到他所有的女友和恋人，他的这位新情人也是这样钓来的。这位新交也和他所有的女友一样是有夫之妇，同样有位极为随和的丈夫。卡洛琳娜·马布提夫人家住利莫杰斯（Limoges），作为一位高级司法官员的妻子，实在百无聊赖。于是给巴尔扎克，法兰西一切灰心失意无人理解的妇女的总律师，写了一封浪漫的书信。这是1835年，这位总律师当时恰好没有时间给她回信。夫人便寻找代用品，按照字母的排列顺序Ba（巴）之后便是Be，于是她就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一模一样——从巴尔扎克跳到圣·伯夫（Sainte-Beuve）。马布提夫人在圣-伯夫这里找到更多的友好情意，圣-伯夫请她到巴黎来，她就来了。夫人年轻、美貌，是个火辣辣的女人。可惜这位干巴巴、爱浮夸的圣-伯夫不对她的胃口。尽管他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十四行诗献给夫人，也无济于事。夫人宁可再一次到前一家去敲门试试。而巴尔扎克在德·韩斯卡夫人那里取得成功之后，也开始欣赏起那些比他年轻的女子，绝不扮演约瑟的角色，把这位咄咄逼人的波提乏夫人[6]拒之于千里之外。马布提夫人在巴塔耶大街那著名的闺房里进行的第一次就职访问就延长到三个夜晚之久。这新鲜的年轻女子，很合巴尔扎克的品味，很对他的胃口。巴尔扎克便向夫人建议，和他一起到都兰地区旅行一次。由于种种原因，马布提夫人下不了决心。

可是等巴尔扎克从萨歇回到巴黎，向夫人建议和他一同前往意大利，费用由他另一位女友承担，这一次卡洛琳娜立即兴高采烈地同意开这个玩笑，乔装打扮成一个侍童，陪同巴尔扎克出游，因为到浪漫的国度一游，必然从一开头就得浪漫才行。

在巴黎只有一个朋友成为这一化装喜剧的目击证人：儒勒·桑多。他到卡西尼大街来为巴尔扎克送行，突然看见一个短发女子乘坐马车驰来，显然熟门熟路，快步跑上楼梯，直达巴尔扎克的卧室。儒勒·桑多心里正在暗暗发笑，他的朋友巴尔扎克经常在社交界雄辩滔滔地大肆赞美贞洁乃是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自己却又招来了这么一个新的女伴。不料几分钟后，从这同一个房间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帅哥，身着一件灰色大衣，手握一根马鞭，笑盈盈地从同一道楼梯下来，把一口小箱子装进邮车箱里，里面装着八天用的内衣和必要时用得上的一袭女式衣衫。帅哥后面跟着巴尔扎克，迈着笨重的脚步走下楼梯，坐在这个年轻侍童的身边，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因为他成功地开了一次玩笑。一分钟后，马车开动，直奔意大利。

这次出发，颇为迷人。一路上，正如巴尔扎克所期待的，由于人物舛错，引发一系列极为逗乐的冒险经历。卡尔特修会大修道院的修士们并没有被这位小帅哥宽大的外套和绷紧的长裤所蒙蔽，拒绝这危险性别的成员迈进修道院。这个年轻的水妖在附近的一道阿尔卑斯山的小溪里就只穿了那件外套，即兴沐浴一次，从而补偿了她未能进入修道院的损失。在这场冒险经历中，《都兰趣话》的作者巴尔扎克可是蒙受了巨大损失，经过一次玩命似地快速奔驰，越过切尼斯山之后，这对年轻的情侣，或者不如说，德·巴尔扎克先生和他的侍童马赛尔来到都灵。

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在这里终止这场并非毫不危险的乔装打扮的滑稽戏，或者像每对非法情侣该做的那样，下榻在某一个偏远处的旅馆里，以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巴尔扎克喜欢把一切都推向极致，他毫不在意地驱车直奔该城最高雅的饭店，正对王宫窗户的“欧洲饭店”，给自己和他的陪同者要了两间并排的最漂亮的房间。不言而喻，《比哀蒙特日报》第二天立即宣告，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抵达该城。整个贵族社会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要一睹巴尔扎克的丰采和他大名鼎鼎的手杖。据他自己报导，这把手杖极为成功，就和他的作品一样成功，“眼看着就要取得欧洲范围内的成功”。显贵之家的仆役纷纷前往饭店递交请帖，大家争先恐后地要结识巴尔扎克。通过介绍信和巴尔扎克已经认识的贵族们甚至提供王家马厩的马匹供他进行郊游。

巴尔扎克对于公主们、伯爵夫人们的赞赏历来无法抗拒，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比哀蒙特贵族的邀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他只有肮脏的毫不客气的债主或者法院执法官前来探访，如今在这个平素一般市民不能踏进的王宫里，受到一位外国亲王般体面隆重的接待，使巴尔扎克的虚荣心大大得到满足。可是，他也实在鬼迷心窍，居然把那个穿上男人服装乔装打扮的外省小女人带进这些显贵的家里，结果造成了新的阴差阳错的误会。就是在他的长篇小说里，他也虚构不出更加疯狂的误会。时隔不久，贵族的沙龙里人们看出，这个年轻马赛尔和迈耶贝尔[7]的歌剧《胡格诺人》中那个同名的仆人一样，乃是一个乔装打扮的女人。可是没有一个人认为可能发生这样放肆大胆的事情，巴尔扎克竟然会把某一个他喜欢的无名陪睡女郎经过乔装打扮带进比哀蒙特的贵族府邸，便产生了一则奇特无比的谣传。众所周知，巴尔扎克享有盛名的女同行乔治·桑便是头发剪短，吸着雪茄或烟斗，身穿长裤，更换情人比更换手绢更加频繁。不久前，她就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一起来到意大利。为什么这一次她就不能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一起前来呢？可怜的马布提夫人就突然发现自己被太太们先生们从四面八方围了起来，他们和她聊天，尤其要从她嘴里听到聪明绝顶的词句，如果可能还想获得一份乔治·桑的亲笔签名。

现在玩笑开大了，即使像巴尔扎克这样对这些小节满不在乎的人，也渐渐感到不自在起来。他拼命使出全部镇静和机警，把这团纠结缠绕的乱麻重新理顺。他暗地里向菲力克斯·德·圣-托马斯侯爵坦承这乔装打扮的女子的实情，当然立即给她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小外套：

“她对我充满信任，因为她知道，我其实从头到脚都为另外一种激情所占有，那种激情已充分满足了我……”

不管怎么说，巴尔扎克感到，现在已到结束这场玩笑的时候，再迟就会酿成丑闻。他十分顺利地办完了他的朋友维斯孔蒂夫妇委托经办的事情，急急忙忙地离开这座城市。在这里，他一生中第一次过得无比幸福，三个礼拜不工作，不和出版商搏斗，不改校样，不见债主，不见充满敌意的同行！他第一次眼睛里闪闪发光，充满了真正的，而不是臆想出来的生活的欢乐，观看着现实世界。

回程的最后几站之一是日内瓦，决定他命运的城市。在这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拒绝了他。在这里，他征服了德·韩斯卡夫人。在这里，他现在无忧无虑，心情欢畅地和小巧玲珑的马布提夫人同床共枕。倘若我们对他写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信有一丝一毫的信任，那么他在日内瓦就什么事情也没干，只是沉湎于往日甜蜜的回忆之中，为不见踪影的伊人挥洒哀伤的眼泪。现实远远没有这么浪漫，可是要愉悦得多。平素，巴尔扎克急着又要赶回去写作，会让车夫把马催个半死，只花五天五夜，就从日内瓦风驰电掣般回到巴黎。可是这次，有这个举止毫不做作的褐发少妇陪伴回程，足足花了十天时间。每夜都在另一个地方歇息，难以想象，这些夜晚他会完全怀着多愁善感、哀思百结的思想在思念远方的“北极星”中度过。

八月三十一日，巴尔扎克又重新回到巴黎，魔力四射的时光顿时终结。在门上贴着法院执行官的纸条，桌上放着成堆未付的账单。在第一时间他就获悉，他的出版商维尔代行将破产。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巴尔扎克特别惊讶，或者特别激动。他知道，而且会一再明白，他只要赏给自己片刻自由，就会受到命运的铁拳加倍狠毒的打击。在这堆无关紧要、令人厌烦的信件当中也有一封镶了黑边的信，亚历山大·德·贝尔尼向巴尔扎克报导：他的母亲在七月二十一日去世。我们可以感到，寄给巴尔扎克的所有书信里，这个消息多么深刻地给他以震撼。几个月来，他一直做好了蒙受这一损失的思想准备。在他出发去意大利之前，他拜访了他的这位“永久的恋人”，发现她过于衰弱无力，竟无法为他的馈赠表示高兴。巴尔扎克在小说《幽谷百合》中，怀着感激的心情，在德·莫尔索夫人[8]这个人物身上，为全世界刻画了德·贝尔尼夫人的肖像。当他无忧无虑、心情欢畅地和不值得一提的卡洛琳娜·马布提夫人在意大利到处举行爱情之游时，德·贝尔尼夫人却在弥留中等候死神降临，巴尔扎克不在她的身边，没有听到她最后的遗言。他也许正在都灵的沙龙里谈笑风生，纵声大笑，而人们这时却把贝尔尼夫人葬入墓穴，夫人是第一个爱他的女人，比任何其他女人都更爱他。过了几天，巴尔扎克紧接着就离开巴黎，前去拜谒她的坟墓。他预感到，他人生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随着他这已逝的“永久的恋人”，他自己的青年时代也一同葬入坟茔。

[1] 在本书第九章里，茨威格写的是寄“半打”手套。

[2] 乔阿基诺·安东尼奥·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

[3] 指巴尔扎克的三个私生子。

[4] 书中另一位女性人物杜德莱夫人。

[5] 花园居，是巴尔扎克买下的庄园。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也在庄园里建了一幢房子。参看后面几章。

[6] 这里指的是《圣经》的故事。《圣经·旧约全书》第三十七章第三十六节，希伯来人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给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第三十九节，约瑟长得秀雅俊美，护卫长之妻想与他同寝，约瑟不从，波提乏之妻反诬约瑟欲行非礼，约瑟被投入监狱。

[7] 雅可布·迈耶贝尔（1791—1864），德国作曲家，在法国获得盛名。《胡格诺人》为他无数歌剧之一，剧中的忠仆亦叫马赛尔。

[8] 《幽谷百合》中的女主人公。

第十六章 转折之年

德·贝尔尼夫人逝世是巴尔扎克生活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夫人教育了他，保护了他，教他如何爱，如何自信，这位“永久的恋人”，真正的母亲，不复存在，不能再保护他，庇荫他，鼓励他。尽管巴尔扎克有遥远的情人在乌克兰，有近处的情人在香榭丽舍，在他的人生中，他可是孤零零地孑然一身，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随着情人的死去，有点新的东西在他身上甦醒。这个生命力过于旺盛，生性乐观，笃信自我的人从来也不曾知道的一种感情：恐惧，一种神秘莫测、无法解释、多重含义的恐惧，唯恐他的力量不足以完成他开始从事的这一浩瀚无垠的工程，唯恐过早力竭身亡，唯恐因为工作而耽误了真正的生活。巴尔扎克反躬自问，我把我的人生变成了什么东西？它应该变成什么？他揽镜自照：灰白的头发，整整一缕，鬃毛般浓密的发丝，已经大为稀疏；这是忧心忡忡，每天搏斗，拼命赶写，一部又一部、一篇又一篇造成的结果，面颊泛黄，浮肿，下巴重叠，身躯发胖：这是垂着窗帘、无休无止伏案工作的结果。在这自己设置的监狱里，度过的一周复一周的时光，没有空气，没有运动，没有自由，一晃十七年，一天天一月月，写完了上万张、十万张稿纸，修改了五万张校样，一本书又一本书地写，完成了什么？完成得不够，或者至少他嫌不够。《人间喜剧》这部作品，应该像法国的教堂那样气势宏伟，宽阔壮观，才只建造了几根廊柱，屋顶，那覆盖一切的屋顶还没安上，那应该高耸入云的尖塔还一个都没有矗立起来！他能完成这部作品吗？这些年来，巴尔扎克消耗自己精力拼命强行开工进行建造的工程不会对他进行报复？他已经有两三次听见这台运转得过热的机器发出轻微的威胁性的嘎嘎声，突然出现晕眩的感觉，骤然间疲惫不堪，像死人一样沉沉睡去。常年无限制地滥用提神的黑咖啡，激起胃部痉挛。是不是该适可而止，像别人一样地生活，休息、享受，而不是这样不顾死活地创作，不断创作，老是呕心沥血地写作，永远挖空心思地创作，而其他人呢，那些幸福生活的人无忧无虑地接受生活的赐予，生活的馈赠？谁曾感谢过他这样疯狂地自我牺牲，这样狂热地放弃享受，除了那位逝去的恋人？谁把这项工作交给他？这项工作带来一点荣誉，甚至许多荣誉，但是也带来多少仇恨，多少妒忌，多少令人厌恶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没有带给他最重要、最本质、最渴求的东西：自由、独立。身负十万法郎的债务，他在七年前重新开始，一个顶十，一个顶二十地工作，剥夺了自己的睡眠，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他写了三十部长篇小说，现在这负担消除了吗？没有，负担甚至加了一倍。他每天又都得为报纸、为出版商卖命，登上旋转楼梯，爬到六层楼去找高利贷者，像个小偷似地在法院执行者面前哆嗦不止。干吗写作，干吗这样写作，既然写作并不能得到自由？活到第三十七个年头，活到这转折之年，巴尔扎克才认识到，他活的方法不对。因为他享受太少，整个人生都出卖给了写作，而写作并没有实现他热切期盼的愿望。

换个法子生活！一个内在的声音现在提醒他催逼他；不要让女人在远处对他情意缠绵，而要享受她们柔软性感的肉体！不要永远坐在书桌旁一动不动，要出门旅行，让新鲜的图像景色对疲劳的眼睛起到赏心悦目之效，使疲惫不堪的灵魂陶醉于人生的享乐之中。扯断苦役船上的铁链，把它扔在身后，抛开不断前进时火烧火燎般的炽热，呼吸悠闲自得无所事事的温热空气！逃走，逃走，尤其要：发财致富，迅速致富。什么方法都行——绝不是通过这无休止的写作，写作！于是一种崭新的，一种更为狂野、更为肆无忌惮的生活的贪欲，攫住了这位三十七岁的男子。这是巴尔扎克先前从来也不知道的一种贪欲。之前他把他的全部激情都投入到他的作品之中。自从他在德·韩斯卡夫人处获得了那第一个成功之后，这个情欲旺盛的男子才真的觉醒。现在一个艳遇接一个艳遇；一年之中他弄到手的女人比先前十年之中到手的女人数量还多。除了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之外，还有小卡罗琳娜·马布提，与她同时还有一个年轻的布列塔尼亚的贵妇人海伦娜·德·瓦莱特。巴尔扎克还试图通过他习惯的通信途径把一位陌生的“路易丝”吸引到他身边来；他成为某些席面丰盛的晚餐会上的常客，巴黎最高雅的交际花，他笔下的托尔庇耶和阿基里娜[1]的样板，在这种晚餐会上不遗余力地尽情施展她们的魅力和风骚。自从巴尔扎克的眼睛看到意大利湛蓝的晴空，手和脑子都一连几个礼拜舒舒服服地闲着不动，过去写作是他的一切，现在他一下子觉得写作无足轻重。从他三十七岁起，旅行、生活、享受，成为巴尔扎克的渴求和梦想。不再写作，不求荣誉；直到阴影冷飕飕地触动他的心脏，他心里所有对欢乐、对游戏、对自由的渴望全都充分迸发出来。

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理解巴尔扎克的这种渴望。她不把她的情人巴尔扎克像奴隶似地牢牢地拴在自己身上，而是以同样的借口，让他再到意大利去游玩一次。这点增添了伯爵夫人的光荣。她知道，巴尔扎克在巴黎已经躲不开债主。法院执行官白白地在卡西尼大街找了好几个月，现在终于也打听到巴尔扎克在巴塔耶大街的那个秘密住宅，这样他就不得不逃到普罗旺斯大街的那套配有家具的住宅去住，不过法院执行官也渐渐探到巴尔扎克在那里的踪影。伯爵夫人看到，这场没完没了的战斗已使巴尔扎克烦不胜烦，他多么渴望在他一直被人追逐的生活中，能有一段短暂的时间让他无忧无虑地过活。伯爵夫人不是像教师爷似地把巴尔扎克教训一顿，或者争风吃醋，让巴尔扎克厌烦，而是给了这个不可教诲的人比逆耳忠言更加迫切需要的东西：让他有可能做几个月他自己，做一个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人。伯爵夫人又一次说服她丈夫，委托巴尔扎克把伯爵的事务彻底理顺。1837年2月12日，诗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这一次他是独自一人上路，因为那个有点过分缠人的马布提夫人他早已厌烦，而本来应该陪他同行的台奥菲尔·戈蒂叶，在最后时刻不得不表示婉拒。

他只乘坐邮车六天之久，穿过提契诺，途经欧洲风景最像天国般优美的地区，所有的忧虑全都在蓝天之上随风飘逝！巴尔扎克是个善于吸收、善于牢记的天才，这时也成为一个善于遗忘的天才。可以理解，当他在米兰美丽的威尼斯饭店下车时，他把一切债务，困境，各项任务和各种折磨一时全都抛在身后，因为他在这里不再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先生。根据法庭判决，他欠这里多少法郎，欠那里多少法郎，全都得偿还，受到欠债不还将遭到监禁的威胁，前门若有法院的执行官敲门，他便被迫从后门溜之大吉，——而在这里，他却是闻名遐迩的作家，各报充满敬意地报导他的来临，两小时之后，成为轰动全城的特大新闻。马菲伯爵夫人陪他散步，在波尔齐亚亲王的包厢里，和亲王的妹妹桑色维里诺伯爵夫人一起观赏斯卡拉大剧院的演出。贝尔齐阿约索公主和特里乌尔齐阿侯爵夫人，邀请巴尔扎克到她们府邸做客。意大利所有声名显赫、青史留名的贵族人士，都向巴尔扎克的姓名鞠躬致敬。奥地利的部队也向他表示同样热切的敬意。总督邀请巴尔扎克用餐，部队的司令愿意供他差遣，该城的首席雕塑家普提纳蒂[2]争得为他制作小型塑像的荣誉。巴尔扎克日后并没有把这个小塑像送给德·韩斯卡夫人，而是赠给了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年轻的亲王赠送给他礼物无数，满足他的任何愿望和暗示。巴尔扎克这个无可救药的平民，应真正的亲王们、侯爵夫人们的请求，在这里为他们的宾客留言簿上签名，而不是在巴黎为借据和汇票签名。我们可以想象他的骄傲和幸福。

作家们的态度要冷淡一些。由于人们对于这位外国作家表示崇敬，他们感到自己有些受到冷落，而巴尔扎克被那些高贵的称号弄得陶醉，对于作家们的名字也只听进去一半，和曼佐尼[3]的会晤不太愉快：《高老头》的作者没有读过《约婚夫妇》这部杰作，和此书的作者在一起，只是大谈自己。

当然，尽管有这么多参观访问、盛情邀请和欢庆盛会，巴尔扎克并没有忘记他此行真正的目的，处理好维斯孔蒂伯爵的遗产问题。既然他善于经商——只要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就成功地把事情按照预期的方式妥善解决。这一次一切都很顺利。巴尔扎克在整个金融交易之后，还得前往威尼斯一次。这座城市，起先他打算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后来又想和德·韩斯卡夫人同去访问。这是他的“法契诺·卡讷”的城市，此时正召唤他。

到达威尼斯的第一天令人大失所望。威尼斯色彩全无，整天下雨，雾气弥漫，接着下雪，可是等到第一道阳光射出，巴尔扎克身上的全部艺术家的激情也随之迸发出来。以他把握并且吸收新鲜事物独特的专注神气，他游遍全城，参观一切博物馆、教堂、宫殿、剧院。最能证明他具有了不起的感受力的乃是，他匆匆度过几天，就把这座城市的气氛、历史、风俗习惯和灵魂吸入脑海之中的方法。他在威尼斯一共待了九天，其中一半时间用来办事和访问。尽管关于威尼斯有千百本长篇小说和几万篇描述，没有一个诗人——连拜伦、歌德、司汤达、邓南遮[4]也没有——以类似的光彩夺目的力量描写过这座城市，像巴尔扎克在他的中篇小说《玛西米拉·多尼》中所描述的那样。这部中篇小说同时也是最为完美的音乐诠释之一。人的眼睛能够在走马观花之际这样迅速地接受一切，一个对意大利文除了几个零碎的字句之外什么都不会的人，居然善于把意大利的精神和贵族的感觉这样拟人化，理想化，这简直难以置信。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观看同时就是渗透，是种无师自通的知识，是借助魔力获得的知识。

在威尼斯度过的这一个礼拜，日后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得到精湛的描写。意大利之行到此，高潮已过。返回米兰，他得到的接待比较冷淡。他和平时一样无所顾忌，因为情绪高涨，不觉多嘴多舌。在威尼斯时，在一个社交场合，他按照自己的坏习惯，有些过于轻率地高谈阔论，这在维也纳也已经引人注意，令人不快。他谈钱谈得太多，大谈他的稿酬和债务。更加令人难堪的是，以一种颇为居高临下的态度谈论拉马丁和曼佐尼。在座的一位作家忙不迭地向一家米兰的报纸报告了巴尔扎克对于曼佐尼所发表的鄙夷不屑的话语，米兰人对于巴尔扎克这样恶劣地回报好客之道极为生气。巴尔扎克发现，尽快启程是为上策。可是这第一个不幸之后，等待着他的还有第二个不幸。他本想从热那亚经过里维埃拉返回尼斯，可是在热那亚爆发了某种大家害怕的时疫，巴尔扎克在检疫站被拦住，——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件小小的不快事件，可是日后从中还将引发一桩更加讨厌的麻烦事件。为什么巴尔扎克接着改变主意，不回巴黎而去了里窝那，又从里窝那前往佛罗伦萨，我们不得而知。一直到五月三日，差不多在三个月之后，巴尔扎克才重新回到巴黎。他生平第一次，整整三个月，一个字也没写，一张校样也没改，一支笔也没碰，这三个月里他只是生活，学习，享受。

邮车接近巴黎城外一里路的护城禁区，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可是黑暗的时刻。他知道，经过这几个礼拜甜蜜滋润无所事事的幸福时光，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知道，没有偿付的账单，一定一堆堆地摞在他的写字台上。人家已经把他轻快的两轮马车和其他一切抓得着摸得着的东西全都拿去典当了。《纽沁根银行》和《优越的女人》早已预支稿费，还没有把稿子送去，他的新出版商波汉在他出发前答应给他的五万法郎，早已打了水漂。但是情况还更加糟糕，在他先前的出版商维尔代破产后，巴尔扎克随便签出的汇票，事后他又想把它们宣布为“通融票据”，都得追回赔偿。债主们弄到了一张逮捕令，只要看见巴尔扎克，哪怕他昨天还是亲王们、公爵们、侯爵们的座上宾，立刻就得成为债务监狱里的阶下囚。

因此，首要任务是，不能给人家逮着。巴尔扎克这时有三个住宅，一个在卡西尼大街，还用着他的姓名，他从这个住宅里已经救出了他的家具。第二个在巴塔耶大街，表面上属于一个名叫杜朗的寡妇，或者一个叫梅谢博士的人。第三个是安置在普罗旺斯大街的落脚处。就像经历了十五年战争之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学会了拿破仑的战术，这些债主现在已识破了巴尔扎克所有的诡计，任何口令和虚假情报都无法提供任何掩护。巴尔扎克尽管有三处住宅，却实实在在已是上无片瓦了，法兰西最著名的作家必须像个逃出苦役船的逃犯似的东躲西藏。他在意大利着实充分享受了他的鼎鼎大名，此刻他恨不得把他的鼎鼎大名换成绝对的籍籍无名。即使逃到弗拉派斯勒去投奔他的铁哥们卡罗夫妇——在他们家里总有一个房间是为他准备着的——，也太危险。他还没有走下邮车，他的到来便被大家获悉。

在困厄之中，巴尔扎克向他从前在办《巴黎纪事》时的秘书，年轻的贝洛阿求助，求他提供“一个房间，但要绝对保密，还要面包和水，外加一点色拉和羊肉，一瓶墨水和一张床”。

再也没有丝绸的窗帘，没有蒙上缎子的沙发，没有金子的削笔刀，没有镶上犀牛角，价值六百法郎的手杖，只要一张桌子供他写作，一张床供他睡觉；时钟又倒转了十七年，回到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的那间斗室。

可是不知由于什么缘故，贝洛阿没能给他提供避难之地。在这危机四伏的瞬间，久经考验的女友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第二次出手相救。伯爵夫人不知要比德·韩斯卡夫人勇敢多少。德·韩斯卡夫人还一直害怕亲戚朋友的流言蜚语，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二话不说，径自把她的情人巴尔扎克接到她那坐落在香榭丽舍大街54号的公馆里。给巴尔扎克安排了一间严格保密的房间，不许巴尔扎克冒险上街，不许他在主人的来访者和朋友们前露面，只能小心谨慎地躲在窗帘后面，向巴黎的春光瞄上一眼。但是一间僧侣修行的僧房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并无丝毫可怕之处，尤其因为这间僧房和他那位丰姿绰约的情人的卧室，仅一门之隔。怀着奇妙的干劲，巴尔扎克投入工作。仅仅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完成了小说《纽沁根银行》《优越的女人》以及《都兰趣话》中最后几篇故事，并且认真琢磨中篇小说《冈巴拉》。

未曾偿付的汇票和催债急切的债主很少对文学创作产生过更为强烈的启迪促进的作用。巴尔扎克情绪极佳，大概很可能会在那里继续进行创作，因为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忧虑和债务只有火烧眉毛时方才存在。这时，法院执行官有一天也来敲打这扇祝圣过的大门。出卖参孙的，永远总是达利拉[5]，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之前的某一个巴尔扎克的情人，也许就是那位没有被巴尔扎克第二次带到意大利去游历的卡罗琳娜·马布提，她不愿让她的竞争对手把巴尔扎克这位客人接到自己家里，便向警察告发了他的下榻之处，于是法院执行官就站在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客厅里，向夫人提了阴狠的条件：要么立即偿付债务，要么把巴尔扎克带进债务监狱。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又一次显示了她的慷慨，尽管她自己不算富裕，她付清了巴尔扎克欠下的债务，法院执行官只好撤退。

使巴尔扎克烦恼不已的是，伯爵夫人这次赎买了情人并不保密。《法制报》把这件麻烦事泄露给其他各报。巴尔扎克还一直在演出那场无谓的戏剧，向千里之外的德·韩斯卡夫人表示自己孑然一身，不幸而又孤独，这时不得不向夫人报告：

“有人出卖告密，那些奉命把负债者送进监狱的家伙，便找到了我，我的两位东道主慷慨地让我在他们家里避难，我却连累了他们，使他们丢丑，我很痛苦。我若不想关进监狱，就得付清维尔代一案中欠下的债务。我被迫无奈，只好麻烦这两位朋友，把这笔钱预借给我。”

他当然没有告诉他那妒忌心重的通信对象那位搭救他的女人的姓名。在巴尔扎克和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关系中间，勇气和慷慨主要是由伯爵夫人表现出来。

永远是女人，把巴尔扎克从极度困厄之中拯救出来。如今债务之中至少最为难缠、“最最刺眼”的几笔，已经付清。他又可以昂首挺胸地回到他心爱的都兰地区的马尔哥纳夫妇那里他习惯的工作地点去。那里没有人会来骚扰他，对他纠缠不清，而且住在那里无须付钱。对于他所承受的一切折磨，他的回答是一部杰作：《赛查·皮罗托盛衰记》。还有什么题材能比一个描绘负债累累者的长篇小说更适合这位刚刚获救、免进债务监狱的作家？小说主人公其实是违背自己意志，只是由于轻信而被卷入投机买卖之中，然后遭到律师、债主和法院各种伎俩的追逼、折磨，备受欺侮屈辱。巴尔扎克在最近几个月、最近几年亲身经历的一切，为了贷款赊账，白白到处奔走，朋友的不可靠，汇票和借据的无情，金钱对于每一个没有全身心地为之效劳的人所进行的难以忍受的报复，这一切都在这部宏伟的市民阶级的史诗中得到表现——展现了一个世界，之前在法国文学中从未开拓的世界。这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小市民破产的故事给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往往宏大无比的长篇小说形成了一个有益的反衬，从而提高了他作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巴尔扎克又一次成功地把昨天还压抑着他的东西，转化为具有优越性的形象。

秋天，巴尔扎克又返回巴黎。他自由自在，心情欢畅，健康壮实。

[1] 托尔庇耶和阿基里娜，这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夏娃的女儿》中的人物。

[2] 弗朗乔斯科·普提纳蒂（1775—1850），意大利雕刻家。

[3] 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著名作家，《约婚夫妇》是他的一部杰作。

[4]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

[5] 《圣经》故事，巨人参孙孔武有力，无人能敌。遭他拒绝的女人达利拉把他的弱点告诉敌人，参孙被擒。

第十七章 撒丁岛上的银矿

1836年、1837年在巴尔扎克一生中是关系紧张、灾难重重的两年。倘若巴尔扎克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用正常的尺寸来计算的话，1838年应是终于可以带来转折的一年。夏天，维斯孔蒂伯爵夫人还清了巴尔扎克紧迫的债务，《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仅仅花了两个月时间就已完成，给巴尔扎克带来迄今为止最高的稿酬，两万法郎，在一个金钱价值要高得多，而且无须缴税的时代，这简直可说是笔巨款。报纸转载，全是现金支付。巴尔扎克的行情高涨。凭他无可比拟的写作能力和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储备，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每年挣上七万到十万法郎。在两年之内他就可以生活得舒舒服服，用不着以拼命的速度工作，就能把债务还清。他的小说收益逐年增长，大型的全集版已在准备。他在文坛已经享誉全欧，现在正好把他那过于忙碌的生活进行整顿，从来没有比现在机会更好。

但是巴尔扎克生活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根本就不要整顿，不要秩序。恰好在拨云见日展现一片蓝天之际，它就大闹别扭——在心灵的最深层，这正好是他本性的原始意志——总会引来新的风暴。恰好在航船已经看见港口之时，他调转船舵，又回到狂风呼啸、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恰好在他的生活似乎变得井然有序的那一年，他又干出两件荒谬绝伦的傻事，又把生活弄得乱七八糟。

巴尔扎克干的傻事，具有一种对他而言，典型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傻事一开始完全符合理性。他所有的投机行为都是从健康、明晰的观察出发，经过正确、精准的计算。他经营的印刷厂和排字厂，就像他的继任们所证明的，全是收益甚佳的企业。《巴黎纪事》有这样出色的一些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变成巴黎统领一切的报纸。巴尔扎克毁掉他的买卖，有时也会毁掉他小说的东西，乃是他出于激情而焦躁不耐地，或者由于缺乏耐心而激情如炽地，过早过分发展规模，什么也不能控制在考虑周详、均匀合适的比例之中，逐步高升，直达宏伟壮观的地步。他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原始伟力，在需要精打细算，甚至需要锱铢必较之时，就会成为灾难。

巴尔扎克这一新的计划起先也完完全全符合逻辑，产生于艺术家的诚实正直，可以理解的渴望，希望终于能给他自己和他的写作以向往已久的安宁。多年来，在他眼前也飘浮着一切作家永恒的梦，希望在绿荫某处有一幢偏僻的小屋，就像伏尔泰的那座黛丽斯别墅[1]，让-雅克·卢梭的蒙莫朗西[2]，彼特拉克的万颗露[3]，在那里他可以不受人们干扰地完全献身于自己内心的使命。巴黎对于即将崭露头角的艺术家而言，是个绝妙的所在。他在那里无人知晓，也不为人注意，可以生活和观察。可是现在，人家正在观察他自己，把他私生活中的任何细枝末节全在报上披露。新闻记者和债主争先恐后地挨个来摁他家的门铃。巴尔扎克感到他的个人自由受到阻碍，他艺术创作时的全神贯注遭到破坏。干吗还老待在巴黎？他不得不去拜访报纸编辑部、拜会出版商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就像法兰西的国王是驻跸布洛亚和凡尔赛来统治他们的王国。他，巴尔扎克也完全可以住在随便哪一个偏僻的地方来控制公众和舆论。另一方面，每个夏天，不是到马尔哥纳夫妇处，就是到卡罗夫妇处，或者其他朋友处去住，他也厌倦了。就像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小退休人员，巴尔扎克现在三十八岁，也希望拥有一幢朴实无华的小小的乡间小屋。很久以来，这都是巴尔扎克追求的目的，在都兰地方购买一片石榴园作为他写作之处，并不放弃他在巴黎的住宅，可是他从来也未能弄到必要的钱。于是巴尔扎克变得节俭起来，——他的最疯狂的冒险行径总是从试图减少他的支出开始——他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干吗在乡下弄个消夏别墅，在巴黎又有个住宅？是不是在巴黎市郊某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找个小屋，这样更好，也更便宜？他就可以一年到头地住在那里，和大城市令人困倦的各种要求完全隔绝，可是又相距不远，随时可以为了办事或者散心，驱车前往巴黎。

巴尔扎克不消长时间地寻寻觅觅，就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像他这样拥有妖魔般记忆力的人，只要他的目光饶有兴趣地对这些东西看过一分钟，一辈子都记得起每个山丘，每幢房子。他曾无数次地前往凡尔赛，起先是为了探望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接着是去看望维斯孔蒂伯爵夫人，赛弗尔山谷和达夫雷别墅深深印在他的回忆之中，他认为——

“在这里又找到了绿树浓荫的新鲜气息，瑞士山谷的花气芬芳青草茵绿。”在令人疲劳的写作之余，从赛弗尔的山丘上，极目远眺，掠过广阔的田野和塞纳河蜿蜒曲折的银绸丝带，与种植葡萄的山坡、花园、田地为邻，可是又接近他发誓要统治的巴黎。在那里盖一间小屋，只配备写作最必需的家具什物，犹如一只大小合适的手套适合手掌。一间便宜的小屋，让他一劳永逸，摆脱每个季度要缴房租的忧虑。

巴尔扎克永远是这样，一下决心，立即动手。在这个“阴森森的村子里”，就像他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信上说的，他购置了一间“非常朴素的茅屋”。1837年9月，他和瓦莱夫妇签订了一份合同。巴尔扎克以四千五百法郎的价格，买下了一块八公亩零二十八平米的地皮，连同上面的一幢小屋及其附加的建筑。按照巴尔扎克的尺寸来衡量，这笔钱只是一次极小的投机行为，单从商业上看，完全是次聪明的投机。对于一个每年挣到五万至八万法郎的人来说，这次以四千五百法郎购买一块地势如此有利的地皮，实在算不了什么举足轻重的大事；干上八天、十四天，这笔支出就偿还完毕，而多年的梦想却得以实现。

但是巴尔扎克只要一接触钱，妖魔便乘虚而入。就是这个妖魔，迫使赌徒把赌注加倍，加四倍，加十倍。巴尔扎克刚刚买下这块地皮，就嫌这笔买卖太小，他不知从什么地方获悉，计划中开往凡尔赛的铁路，就在他地皮的下方要设立赛弗尔火车站。巴尔扎克又一次以正确的直觉告诉自己，火车站附近的地皮时隔不久必然会大大增值，那就赶快抢购地皮！巴尔扎克在焦躁不耐的情况下，不言而喻，毫无分寸可言，他向小农们、土地所有者们把左右的土地全买了下来。这些人很快就发现，此人毫无耐心，又急又贪，他们开什么价，他都会买。几周之后，巴尔扎克早已把他购买一间小屋的梦想忘得一干二净，脑子里已经看见果树成林，各种植物在他美不胜收的花园里一一长出。也不找人商量一下，甚至都没把地皮仔细看上一眼，或者让专家进行一番审查，就购买了四十公亩。单单为这块地皮就付了一万八千法郎，小屋还一块砖石都没砌上，一株树木也没种植，一堵墙壁也没建成。

但是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付钱从来就不算是付钱，只要这钱还是债款。他还沉湎于占有欲得偿的蜜月之中；干吗在房子造好之前就为如何付钱而绞尽脑汁，伤透脑筋？拿着羽毛笔这一具有魔力的工具，能把写过的纸张倏而转化为印就的一千法郎的钞票！再说，他将在目前还荒芜一片的土地上种植果树，单凭这些果树就能带来一笔财产。譬如说，在那儿开辟一座菠萝种植园如何？在法国还没有人转过这样的念头：在这明媚温暖的阳光照射下，在玻璃暖房里培植菠萝，而不是从偏远的国度里用航船把它们运来。巴尔扎克向他的朋友台奥菲尔·戈蒂叶算笔账，只要经营得法，光这一项，就能挣上十万法郎，比他为这幢房子花的钱要多上三倍。另外，这事不费他一文钱，因为他已说服他忠诚的朋友维斯孔蒂夫妇，参加这一前景看好的地皮生意。在他给自己建造那幢新盖的小房子时，他们会把附近老旧的茅屋翻新，还会为此支付一笔相应的利息——所以不用担心！

事实上，巴尔扎克也毫不担心——他只担心一件事情：赶快把这事办成。他以写作长篇小说安排人物命运时同样焦躁不耐的劲头想把他的房子建成。一大批工人蜂拥而来，泥水匠、细木匠、粗木匠、园丁、画工和锁匠，各项工程同时开始，这边急急忙忙地砌起一堵墙，来捍卫这块地皮；那边又为巴尔扎克的花园房子挖掘地基。那儿画出道路，铺上卵石，这儿又种上四十株苹果树，八十株梨树和葡萄藤。一夜之间，这“阴森森的村子”周围的地方喧闹不已。这对于巴尔扎克而言，正是强身健体的补药。他一周又一周气喘吁吁地爬上山丘，鼓动工人，就像他旅行时催促车夫快马加鞭向前奔驰。他也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到1838年春天，全部工程都必须竣工。巴尔扎克甚至恨不得也强迫果树，不是在秋天，而是在他规定的这个时间结出果实。

工程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进行，转眼已到隆冬时节。墙壁竖了起来，开销也随之增长。渐渐地，巴尔扎克心里稍稍感到有些不大自在。《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的稿酬已埋在地里，出版商们已经榨干，不再另外预支稿酬。由于急切地等着他的新居落成，巴尔扎克自己的写作任务未能得心应手地完成。根据他自定的规则，一种狂热紧接着另一种，耗掉了他的精力。又和从前经营印刷厂时那样，他原来打算小打小闹地进行的投机事业，规模大增，他自己都驾驭不了。就像当年他经营印刷厂时把排字厂也买了来，让一件蠢事用更大的蠢事来弥补，他现在也在物色一桩新的买卖，来把他从地皮买卖中拯救出来。十万法郎新债是无法用节衣缩食的办法，也无法用文学作品来补偿的，只有一下子挣他个一百万法郎才行。用文学创作是不可能“快速发财”的，必须发明一种新的办法，巴尔扎克认为他已找到了这个办法。一到春天，他就该搬进新居，踏上新的花园。可是在春季到来之前，巴尔扎克却突然从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没人知道他的去向。他对自己的计划只透露这点：

“我将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没有物质上的烦恼；我将成为富翁！”

巴尔扎克如何打算一举发财成为富翁的故事，真正是巴尔扎克式的蠢事，听上去如此难以置信，倘若写在小说里，定会被人视为不符合心理学，纯属胡编乱造，遭到拒绝。如果不是所有的细节都有文件作证，简直没有勇气把一位天才干出来的这桩蠢事重述出来。但是在巴尔扎克的生活里，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一再以令人惊悚的精准出现。同一个脑子，在艺术创作中以清晰无误的目光看清并且看穿每一个处境，而面对现实却像孩子一样轻信，天真。在他需要描写高老头、纽沁根时，他可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计算大师和心理学家。而在现实中，每一个拙劣的骗子都能让巴尔扎克上当，比一个老到的彩票发售员更容易把钱从巴尔扎克的口袋里骗出来。同一种处境，他作为艺术家，驾驭起来得心应手，而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就不知所措，而且屡教不改。这同一个脑子，清澈明晰和混沌糊涂同时出现，在他整部传记中，再也没有比探寻宝藏这一插曲更令人眼花缭乱的例子了。

1836年夏，他用这个题目写了他最为才气横溢的中篇小说之一，中篇小说中永远光彩夺目的珠宝：《法契诺·卡讷》。巴尔扎克在小说中描写他在参加一次小市民家里举行的婚礼时，在座的三位乐师当中有一位演奏单簧管的乐师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位八十岁高龄的盲人，高昂着头，器宇轩昂。他立即凭着他富有魔力的目光感到老人有着神秘莫测的命运。他开始和老人攀谈起来。这位吹奏单簧管的乐师，几杯葡萄酒下肚，向他推心置腹，他是卡讷公侯世家的末代后裔。他自己曾是威尼斯的一位元老，在监狱里度过几年。在他翻过监狱的高墙越狱逃亡时，闯进威尼斯共和国执政官的秘密宝库，里面堆满了共和国的金银财宝，价值连城。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宝藏的地点。可是由于常年囚禁，双目失明，无法取出宝物。但是他清楚知道那藏宝的地方。倘若有人胆敢和他一同到威尼斯去，他们两人都将成为世上最大的富翁。老人抓住这故事叙述者的手臂，求他同去意大利。

周围的人全都笑话这个傻瓜，另外两名乐师已经听过这个故事，根本不把这事当真。巴尔扎克也不相信。这位1836年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也不想跟着法契诺·卡讷到威尼斯去，并且支付他的盘缠。巴尔扎克没去理会这个奇妙无比的事业，让那个可怜的傻瓜在盲人院里寿终正寝，并未设法去继承此人的遗产。在这篇虚构的中篇小说里，巴尔扎克的举止行动还完全符合理性，就像每一个有理性的人该做的那样。可是不出一年，这预先梦想的插曲如今当真向他走来，他的举止可是多么不同啊。同样的情形，一步步展开，就像他所编造的那样。

1837年4月，当他从第二次意大利之行回来时，非常倒霉，被扣留在热那亚港口检疫站的医院里。疫情检查是世上最无聊的事情之一，关在没有狱墙的监牢里——既自由又不自由，不能写作，不能散步，唯一能干的事乃是和那些萍水相逢命运相同的伙伴们闲聊，其中有位难友，这一次可不是双目失明的吹单簧管的乐师，而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商人，名叫朱泽佩·派齐。派齐完全是不经意地但却煞有介事地谈到，在他故乡还有些什么样的宝藏可取，丝毫没有让巴尔扎克受骗上当，或者把他卷进一场投机行为的目的。派齐说，譬如撒丁岛上昔日的银矿已废弃多年，因为大家认为，当年罗马人已把银子全都开采净尽，而实际上以他们当时很不完备的技术只从铅矿里提取了很小一部分银子，那些堆积如山的矿渣，则纯粹当作毫无价值的废料丢弃一旁，实际上里面还含有百分比相当高的银子，用现代技术提炼，完全可以到手。谁若得到官方的许可，——这在今天花上微不足道的价钱，就可以获得——那他很快就能发财致富。

这位善良的派齐先生在席间随口一说，他说的，还真的不是假话。事实上现代的冶金技术还能从混合的矿石里提炼出不同百分比的贵金属。两千年前被认为矿源穷尽，遭到废弃的无数矿井，现在又去开采，收入可观。只不过这位善良的朱泽佩·派齐并不知道，他向什么样的一只火药桶里扔进了他的火星。巴尔扎克以他迅速就能想象出图像的本领，只要人家告诉他一星半点，他就不由自主地在眼前看到形象具体的东西。他自己以为，已经从灰蒙蒙黑乎乎的铅矿矿渣里分解出白花花亮晶晶的银子，银子又如何堆积起来，铸成几十万枚，几百万枚，几亿万枚银币。光是这么一想，他就陶醉了，就像有人给孩子喝了一杯烧酒一样。他就催逼那位完全莫名其妙的派齐，赶快把残渣拿去化验，让第一流的化学家进行化验。对他自己而言，为这么一桩胜券在握的生意筹措资本，简直像儿戏一样轻而易举，——对于巴尔扎克身上那个热情如炽的乐观主义者而言，每桩买卖只要有人向他提出，都是必赢无疑的买卖。——他们两人将确定他们的大额股份，两个人都要发财，成为富翁，富到发疯的地步。善良的派齐先生和这位来自巴黎的先生素不相识，被这位巴黎来客的激动人心的洋溢热情弄得惊愕不已，倒收敛了一些，不过他依然向巴尔扎克允诺，亲自关照这件事情，把巴尔扎克希望得到的金属样品寄到巴黎去给他。

从此时此刻起，巴尔扎克就完全被这种妄想弄得神魂颠倒。撒丁岛上的银矿将成为他的救星，不仅能付清他的新居“花园居”的账目，也能偿付他的债务，使他终于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在《法契诺·卡讷》虚构的处境中，巴尔扎克会把那位盗宝者当作傻子，而他自己现在却成了这个念头的傻瓜了。快把《赛查·皮罗托盛衰记》赶写完毕，在这期间派齐先生一定能把金属样品给他寄来，他就马上投入到这笔大买卖中去，带上资本和专家！

但是一连过了好几个礼拜，又过了好几个月，《赛查·皮罗托盛衰记》早已完成，朱泽佩·派齐先生还没有把金属样品寄来。巴尔扎克坐立不安。说到底是他亲自以洋溢热情来引起这个笨蛋的注意，价值几百万的企业竟搁置不动，这个流氓现在是不是想独自一人去弄那份允许证，不让他染指？现在只有一个方法：抢在派齐前头，亲自到撒丁岛去察看个究竟！令人难堪的是，要从事这个未来的价值数百万法郎的企业，巴尔扎克现在却缺乏几百法郎作这次旅行的投资，巴尔扎克暂时还没法弄到这笔路费。他当然可以去见他的朋友罗特希尔特家人或者去见其他大财阀，把计划给他们过目。但是，巴尔扎克天真烂漫，甚至可以说像以往一样愚蠢，只要事关他自己的银行交易，他总深信，派齐先生只把这巨大的秘密向他透露，他若把这秘密告诉任何别人，那么他这念头就会被大资本家窃取，就像他小说《幻灭》中的大卫·色夏尔关于制造便宜纸张的秘密被人偷走一样。他出于信任，只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卡罗指挥官。在巴尔扎克激越夸张的想象之中，这位诚实的退伍军官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化学家，他有时为了消磨时间，会做一些小型实验：

“他知道一种秘密的处理方法，可以从其他物质组成的合金中提取黄金和白银，——而且不须支付特别的费用。”

驯从的卡罗觉得这个念头完全值得讨论，但是他既不打算和巴尔扎克一同去撒丁岛，也不打算投资。只有在母亲那里，巴尔扎克还能借到几百法郎。这位酷爱投机买卖的老太太，又从她的长筒袜子里掏出钱来。余下欠缺的部分，巴尔扎克从纳戛尔大夫和他裁缝那里得到。1838年3月中，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当真起程前往撒丁岛，去为自己争夺银矿。

显而易见，这次撒丁岛之行是一次荒谬绝伦的堂吉诃德式的行径，注定了要以大丢其脸收场。因为，即使这个项目前景看好，——这一次，巴尔扎克的本能又一次没有看错——叫一个一辈子从来没有看见过矿山的作家，怎么可能在三两天内做出判断，矿藏丰富与否？巴尔扎克没有携带测量仪器，即使带了，也无法确定其含量和百分比。他没有和任何真正的专家商量过，他的意大利语不行，无法和意大利人互相交流。因为他不信任任何人，所以身上也没携带介绍信。他没钱去弄到情报，他也不知道得找哪些机关；即使他知道，他也没有任何商务证件，尤其缺少资本，虽然他说，“我只要弄到这玩意儿的一份样品，就够了”。

可是这“玩意儿”究竟在哪里，它究竟是什么？堆在不晓得什么地方的矿渣堆里，早已长满杂草，灌木丛生，还是说，矿石就在废弃的矿坑里？即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采矿工程师，要做出结论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巴尔扎克仅靠他那富有魔力的眼睛看了一眼就下了结论。

巴尔扎克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时间对他而言，就意味着金钱。因为没钱，所以必须赶快。从一开始就使上了巴尔扎克惯用的速度：五天五夜不眠不休地一直坐在快车的车夫座上，赶完了从巴黎到马赛的这段路程。他的盘缠十分羞涩，他就只能在白天喝十个苏的牛奶充当食粮。但是现实却并不曾准备适应巴尔扎克的速度。他在马赛听说，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船只直达撒丁岛，只有借道科西嘉才能过去，到了科西嘉说不定可以乘坐小船前往。

这是他的希望编织成的美梦所遭受到的第一次打击，他的期待冷却了不少，巴尔扎克继续驱车前进，在土伦，他给他的女友茹尔玛·卡罗夫人写了一些忧伤的字句：

“再过几天，我将不幸地失去一个幻想，人永远是这样：正在他以为做出决定的时刻将要来临之际，他却开始失去信心。”

经过一次极不寻常的狂风暴雨中的海上航行，巴尔扎克严重晕船，抵达阿雅克修。他的急性子又受到一次考验：疫情检查隔离五天，因为据说在马赛爆发了霍乱。五天之后，他又毫无意义地浪费了几天时间，因为他必须等船，方能扬帆摆渡到撒丁岛去。巴尔扎克过于仓促，过于慌乱，无法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他就在阿雅克修到处乱跑，参观他伟大的竞争对手拿破仑出生的房子，咒骂诱他上钩、开他玩笑的朱泽佩·派齐。4月2日，他终于乘坐一艘捕捉珊瑚的渔船跨海前往撒丁岛。别无粮食，就以沿途捕到的鱼类充饥。在阿尔盖罗，到了新的一站，这个急性子又重新受到煎熬，又是五天疫情检查。终于在4月12日允许他踏上这片土地，它满怀妒忌地藏匿着巴尔扎克未来的几百万财富。足足浪费了整整一个月，他连一粒银子的沙尘都还没有看见。

现在到矿区去吧！银矿就在三十公里之外，但是自从罗马人时代以来，所有的道路全都消失。在这块土地上没有大路，没有车辆，这里的居民像巴尔扎克所写，比波利尼西亚人[4]，或者匈奴人开化不了多少。人们半裸着身子，衣着褴褛，房子里面没有炉子；没有旅馆，没有酒店。多年没有骑马的巴尔扎克不得不把他体重一百公斤的身子在马鞍上颠簸十四五小时。等他到达努拉，他才发现，他在那里的一切希望全都破灭。即使银矿含量甚高，他也无法得到。他来得太迟了。先前和他同桌进餐的伙伴朱泽佩·派齐，为巴尔扎克的强烈热情所鼓舞，在这期间，目标明确地充分利用了这一年半的时间。派齐虽然没写过永垂不朽的长篇小说，也没叫人修建一幢连同菠萝园的房子，而是抓紧时间催促各个官厅、财务部门和行政部门，直到他获得根据国王法令颁发的许可证，有权开采废弃的矿渣堆。因此，巴尔扎克此行纯属多余，就像拿破仑在滑铁卢之后，巴尔扎克这时也一心只想赶快返回巴黎，回到他“心爱的地狱”里去。但是他的路费远远不够，他只好从热那亚赶到米兰，在那里以维斯孔蒂夫妇的名义借贷回到巴黎去的路费。这一次到达米兰可是凄凄惨惨，没有公侯们出面接待，也没有排场壮观的欢迎盛会。精疲力竭，心里窝火，但是他的力量并未损耗，这个永恒的破产大王在六月份又回到巴黎。

这次冒险行径的总结：巴尔扎克浪费了三个月工作时间，为了赚钱，却花掉了没用的冤枉钱。为了一次无谓的冒险行径，或者不如说，为了一次对他而言毫无意义的冒险行径，把他的健康，他的神经，毫无目的地拿去冒险。因为，真是可悲的嘲讽——就像他经营的所有项目一样，印刷厂啦，排字厂啦，在“花园居”进行的地皮投机啦，巴尔扎克全都计算得非常准确。他那本能的目光并没有舛错，通过那些本该让他发财的项目，别人全都发了财。不出几十年，他曾经看成毫无用处的废渣堆的银矿，全都开发出来，营业蒸蒸日上。1851年有六百一十六名工人在矿上工作。九年之后，1860年，人数增加到两千零三十八名，再过九年之后人数增至九千一百七十一名。而银矿公司则攫取了巴尔扎克朝思暮想的几百万法郎真正的现金。巴尔扎克的嗅觉每次都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嗅觉只是给艺术家以恩宠，一旦这艺术家试图离开自己的领域，这种嗅觉就把他引入歧途。当巴尔扎克把他的幻想转化为他的写作时，幻想给他创造好几十万财富，另外还有不朽的著作。他若想把幻想化为金钱，结果就只有债务，与之相连的是十倍百倍的工作。

巴尔扎克在出发前给他的女友做出了这样一句预言：

“这次旅行，我并不怕。倘若计划失败，我就害怕回来。”

巴尔扎克知道同样的事情，将像他每次回巴黎一样，正等待着他：警告、账单、官司、责难、要求，无休无止的写作，所有这些，这一次将要加倍，加十倍。在所有这些恶劣的预感当中，只有一件事给他鼓舞：马上就可以逃进他那业已完工的新居，在那里又重新追回他“失去的时间”。但是他又大失所望。什么也没完工。地皮“光亮得如同手掌”，房子还没加上屋顶，他没法在屋里开始写作，因为建筑师、泥水匠、挖土工人干活都过于懒散。巴尔扎克又一次忘记，别人并未按照“巴尔扎克的速度”干活。于是他的急性子便使到他们身上，他火冒三丈，催他们加快速度。最后一根屋梁还没有加固，他就不顾医生的禁令，搬了进去。医生认为，住在刚刚盖好的房子里有损健康。他的家具还没有从巴塔耶大街偷运过来，一天到晚锤声不断，锯声不歇，为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准备的花园精舍还得重新改造。道路铺上石子，浇上沥青，地皮四周在喧闹声中极度匆忙地砌上了围墙。这可真是场灾难。但是巴尔扎克这个无可救药的幻想家，在混乱之中已经享受了大功告成的乐趣。在最初的热情洋溢之际，他描绘了他的新居：

“我的房子坐落在圣-克鲁的山坡或者丘陵的山坡上。半山腰向南与国王的御花园毗邻。向西把达夫莱城尽收眼底，向南我望见达夫莱城的大街，这条大街沿着山丘蜿蜒向前，直到凡尔赛宫花园的边上。我的眼睛向东越过赛弗尔，饱览广阔无垠的天际；后面便是巴黎，大城市的朦胧雾气遮住牟东和贝勒维这些著名山坡的边缘。越过这些山坡，我看见蒙特鲁日平原和奥尔良的街道，延伸到图尔。这里的风景充满妙不可言的奇异景色和极端迷人的巧妙对称。就在我房产的紧前方，坐落着从巴黎到凡尔赛铁路的火车站，铁路的路基穿过达夫莱城的山谷，但丝毫也没有破坏我眼前的景色。这样我就可以在十分钟内，花十个苏，从我的花园居，一直驰向玛德莱娜，一直驰向巴黎市中心！从巴塔耶大街，从夏约，或者从卡西尼大街到巴黎市中心，我至少得花四十苏，需要一小时。由于地势如此有利，购买花园居绝不是愚蠢的一笔，地价必然会大大增值。这块地皮的面积起码有四分之一个公顷，向南穿过一片一百五十英尺长的斜坡地结束。迄今为止这里还从来没有种植过什么东西，可是到了秋天，我们将用各种植物、灌木丛和扑鼻芳香，把这个地球上的小小一角变成一座真正的伊甸园。在巴黎或者市郊，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得到，我将买到树龄二十年的玉兰树，树龄十六年的菩提树，树龄十二年的杨树和白桦树，等等，它们将在根部包着泥土运送过来。葡萄树蔓盛在篮子里运来，今年就可以有收成。不错，文明真是奇妙无比！当然，今天这块地皮还像手掌一样平整，到五月份就会展现出人意表的风采。我还得在附近再买上半公顷地，用作菜园子和果木林等等。为此我还需要三万法郎，我将用冬天的时间把这笔钱挣来。房子又窄又陡，就像鹦鹉笼里的竿子：四层楼叠在一起，每层楼都有一个房间。一楼是餐厅和客厅，二楼是我的书房。我就在半夜三更坐在书房里写这封信给你。连结各层楼的是一道陡峭的楼梯，看上去就像是道活动梯子；一条加了屋顶的走廊可以散步，它一直通到二楼，由砖砌的壁柱支撑。有点意大利风味的小亭子，全都抹上了砖头的颜色，墙角用沙石砌成；附加的楼梯呈红色，屋子里的面积正好够我使用；往后退六十步，朝着圣-克鲁公园的方向，安置了家政人员房；底层是厨房，仆人住房，食品储藏室，浴室，木板棚等等；二层楼是个大房间，必要时可以出租；三楼是仆人室和一间朋友使用的客房。一股泉水可供我使用，水质就和达夫莱城的著名泉水一样好，因为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地下水的水位。有通向四面八方的散步道围绕着这块庄园。现在房间还没配上家具，但是渐渐地，我所有的财产都将从巴黎运来，我将待在这里，直到鸿运高照为止。这房子现在我就非常满意，我相信一旦我找到必要的钱，可以退休静养，我将在这里于祥和之中结束我的时日。我将绝不敲锣打鼓，绝不号角声喧地送别我的一切希望和一切雄心勃勃的计划。”

巴尔扎克这样报导。朋友们和访客们的报导听上去完全不同，而且毫无例外地有一种讨厌的弦外余音，似乎是强忍着暗暗发笑。即便是巴尔扎克最好的、最有好意的朋友，当他用引人入胜的方式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说明他的地产如何美轮美奂时，也很难一本正经地听他诉说。这幢小屋奇怪地预先知道了勒·科尔比西哀[5]和他学派的建筑理念，和一个空鸟笼近似，真是很成问题。在巴尔扎克梦想成为一座天国乐园的花园里，稀稀拉拉地有几株瘦小的苹果树把手臂伸向天空，黏土地上还没有一根绿草。接着是十月，十一月，大声喧闹的工人一直都还在庄园地里干活，因为巴尔扎克每天都想出新的点子来美化庄园，一会儿他计划修建玻璃暖房，种植菠萝，这些水果他将在巴黎出售，获利惊人；接着他又要种植托凯伊葡萄，用来制造一种从来没人尝过的葡萄酒，直如液体火焰；然后他又要订做一座石头大门，上面用强劲的字体写着“花园居”字样。从石门起要有条两边长满绿色藤蔓的小径一直通向大门。同时巴尔扎克又监督工人把旁边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一幢房子装饰妥当。伯爵夫人的确不久就跟随着她的情人来到这“孤寂”的，而实际上却是如此喧闹的山丘上来。可是账单还没有偿付，四万三千法郎要付给设计工作，四千法郎给裱糊匠，一千法郎给五金工人，另外一万法郎支付为庄园添加的其他物品。在这乐园般的花园里什么也还没有长出，只有抵押地产取得的贷款利息在增长，灾难就此开始。

巴尔扎克在购买地产时，过于信任巴尔扎克式的具有魔力的眼光，采用了过于巴尔扎克式的速度。他沉溺于美好的远景之中，过早地梦想着果园里繁花似锦，佳果满树，葡萄藤上果实累累，火红一片，竟忽略了请专家来审视这块由松软腻滑的黏土形成的地皮。一天早上，他被一阵轰隆隆的雷声惊醒，冲到窗前，万里晴空，一片碧蓝，不见风暴踪影。那阵阵翻滚的隆隆声响并非雷鸣，而是那价钱昂贵的围墙突然坍塌。巴尔扎克濒于绝望境地。他写信给茹尔玛·卡罗：

“我可以把我最近的秘密向你透露，我心灵的妹妹。我正处于一种可怕的困厄之中。‘花园居’整道围墙全都倒塌，这是建筑工程师的过错。他没有把地基打好。这一切尽管是他的错，却都落在我的头上。此人身无分文，我到现在为止，已经预付给他八千法郎作为定金。”

但是巴尔扎克非要这道围墙不可。围墙象征着巴尔扎克与世隔绝，确认他拥有这块地产的意识。因此又只好把工人请来，让他们重新把墙砌起。又过了几天，接连几夜下雨，于是又响起那灾难深重的隆隆雷声，松软的土地再次支撑不住，围墙又一次全部坍塌。新的烦恼接踵而至。这砖石组成的雪崩滚到邻居家的地面上，邻居提出抗议，威胁着要起诉。长篇小说《农民》的主题：“谁有土地，就有烦恼”，巴尔扎克必须彻底体会，就像他从前写作《幻灭》时有所体会的那样。紧接着是全巴黎幸灾乐祸。各家报纸都登满了关于这幢房子的趣事。巴尔扎克作为设计这幢房子的天才建筑师，竟忘了装上楼梯。访客们探访回来哈哈大笑，到处诉说他们如何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爬过向下滚落的砖石之雨。这些趣事轶闻，有的真实，有的虚构，平地射出、疯长，比巴尔扎克的花草树木长得更加茂盛。尽管他越来越把自己严格封闭起来，不再邀请任何客人，这也无济于事；旧日卡西尼大街和巴塔耶大街的忠实挚友，那些法院执法人员和执行官们不怕长途跋涉，爬上布满石头的山丘，抱着忠诚老实的目的，在巴尔扎克这狭窄的房子里，给他稍稍腾出一点空间，他们把他最值钱的家具统统从屋里搬走。即使在他这个退隐的地方，巴尔扎克原本只想欣赏风景、潜心工作的幽密处所，如今也开始上演那出旧戏。为了让他的这些忠实挚友不再有上门拜访的兴致，巴尔扎克每次只要听到瞭望哨报告，有个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正在逼近，他便立刻把值钱的东西统统转移到他情人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屋里，等到警报解除，法院差役在巴尔扎克的“鹦鹉笼子”里只找到一张写字桌，一张铁床和几件没有价值的家具，只好又失望而撤，值钱的家具在哄笑声中又搬回原处。

这种和债主们玩的游戏给巴尔扎克带来孩子气的乐趣，也是这场进行了一辈子的斗争中唯一的快乐。这场斗争成功地持续了几个月。可是最后，巴尔扎克碰到了一个真正的高布赛克[6]。此人大概从巴尔扎克自己的小说中学会了如何抓住欺骗成性的欠债者的技巧。这个放高利贷者提出控告，使渴求丑闻上瘾的巴黎乐不可支：此人不是控告巴尔扎克和他的情人，而是控告那个完全无助的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伯爵“一方面作为窝主，把德·巴尔扎克先生的一部分家具转移到安全地带，另一方面也参与了运走‘花园居’这一庄园中上文提到的那些家具的工作。此外他还有意识地帮助德·巴尔扎克先生从债主手里取走了相当多的财物，这些财物是债主们取得未偿欠款的抵押品。这样，伯爵就给债主们造成了损失，他应该予以补偿”。

这一来“花园居”的美梦就此告终，巴尔扎克已无路可走。这间“茅屋”花去了他十万法郎，比任何人在香榭丽舍大街买幢房子花的钱更多。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也受够了；连续不断的金钱纠纷终于把她和巴尔扎克之间的关系彻底破坏，她离开了花园居。巴尔扎克自己还无法下定决心，完全和那种充当“房产主”的妄想决裂。他又一次以一万五千法郎施行假装出售的计谋，希望几年之后能高奏凯歌重新回来。但是这个幻想也和他其他幻想一样，都未能实现，他不得不再去寻找一个新的藏身之地。他在德·帕西大街上找到了一处房子，这是他住过的所有的房子当中唯一给我们留下的一幢。我们今天还能认识这幢房子是“巴尔扎克旧居”，并对它表示敬意。

[1] 伏尔泰在日内瓦的黛丽斯建造的别墅，1755年起入住，在这里接见过许多名流。

[2] 蒙莫朗西，法国地名，原来属于蒙莫朗西-卢森堡元帅。1756年至1757年，卢梭曾在那里居住，几部主要作品在那里完成。

[3] 万颗露，法国南部一个小镇，彼特拉克曾在此居住。

[4] 波利尼西亚人，是大洋洲一系列族群的总称，操波利尼西亚语。后扩散到太平洋广大地区，如夏威夷群岛、新西兰等。

[5] 勒·科尔比西哀（1887—1965），瑞士-法国籍的建筑师，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

[6] 高布赛克为巴尔扎克同名长篇小说《高布赛克》的主人公，是个放高利贷者。

第十八章 戏剧投机

巴尔扎克已经四十岁。“一切都变得更加糟糕，无论写作还是债务。”他说的这句话言简意赅，总结了他眼前的处境。他在他的庄园“花园居”度过的三年，只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绝望的、一再失败的尝试。巴尔扎克从来也没有这样狂热地工作过，想还清花园居的债务。可是他不得不认识到，就是一年写五部小说，也无法消除这六位数的债务。他从抽屉里翻出刚开了个头的作品，他甚至匿名地为一名手工业师傅编辑了一本拿破仑的格言。此人忠厚老实，一心想要获得荣誉军团[1]勋章。在巴尔扎克自己身居荣誉巅峰时，还为别人的虚荣和无能暗助一臂之力。但是这些努力，全是徒劳。他所需要的这些款项，不可能通过写作得到，必须通过魔法获得。既然鲁拉的银矿拒绝把银子给他，那他现在就得设法开采一个新的金矿。

巴尔扎克怀着极端厌恶的心情，完全“违反他的心愿”，强迫自己去从事戏剧。他清楚地知道，他并不是非写喜剧不可，而是上天选拔出来创作《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凭着本能知道，他真正的天才在戏剧形式中永远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的优点不在场面宏大，而在于人物性格发生缓慢的化学变化，在于这些人物性格与环境的紧密联系，在于书中的景色。他只能像大河奔流般写作，需要宽度和丰满。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改写成剧本，几乎全都失败，这并非偶然。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放在舞台布景狭窄的框架里，都显得不自然。因为缺乏细微的变化和性格转变时的逻辑关联。

可是尽管如此，集中意志力，凝聚起力量，也许巴尔扎克的天才在戏剧方面也会成绩斐然，就像他写长篇小说那样。可是巴尔扎克根本不想把他的意志力集中在戏剧上，根本不想全力以赴。他从前在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时，梦想当一个新的拉辛或者新的高乃依[2]，这种梦想早已成为往事。眼下，他只把戏剧视为文学之外的一种赚钱手段，——一种冷冰冰的，心里完全激不起丝毫涟漪的投机事业。从艺术上看，他并不认为戏剧投机比菠萝种植园或者用南岸铁路的股票在交易所里进行股票交易更为高级。在撒丁岛之行前，他以玩世不恭、相当阴冷的口吻写信给卡罗夫人茹尔玛：

“要是这个事业失败，我就急忙投身到戏剧的怀抱中去。”

戏剧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仅仅是“最后一贴救命灵药”，“比我的书获利更多”。他仔细计算一下，一部成功的剧作可以有十万至十二万法郎的进账。当然是不是刚一动笔马上就会取得这样的成功，不言而喻，这点并无把握。不过，倘若每年写上个十部二十部剧本，总会交上一次好运，这点几乎可说十拿九稳。

一年写二三十部剧本，这种盘算从一开始就表示，巴尔扎克并不打算在他的剧本上花大力气。他想随随便便的一下子抛出这些剧本，就像把一枚金路易扔在轮盘桌上那样。巴尔扎克对他未来剧作的设想一目了然，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剧作的质量，而只是机缘凑巧。主要的工作，最最重要、最最费劲的工作，乃是找到一个剧院经理，签上一张尽可能有利的合同，能让他预支一笔尽可能大额的预支稿酬。为了完成这项最为艰难的工作，必须押上他名望的全部力量，使出他巧舌如簧的口才和他全部发明创造的力量。这件事情办妥，那就只剩下次要的工作要做了。按照约定时间，提交剧本，如果和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方能做到的工作——挖出一两万法郎预支稿酬——相比，这可真像儿戏一样轻而易举。巴尔扎克总有几百个点子，另外在抽屉里还搁着十几部青年时代的习作。所以，要找一个“黑人”捉刀，随便找个年轻的便宜的小伙子，把戏剧情节跟他一说，花一两夜时间，把此人写的东西用羽毛笔稍稍加工，添些神采。就这样，在每个剧本上面最多花上三四天时间，一年之内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写出十部二十部剧作，而真正的力气则以固有的仔细认真热情洋溢的态度，用来写作他真正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

巴尔扎克觉得，炮制一部进账十万法郎的剧作是个如此无关紧要的任务，他都根本不愿费劲去寻找一个的确训练有素的伙计。他偶尔在大街上碰到一个完全落魄潦倒的浪荡艺人查理·拉赛伊，此人从来没有和戏剧打过交道，即便是最最宽宏大量的评论家也不可能在他身上找到一丝一毫天才的痕迹。巴尔扎克究竟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个渺小的神经病人——一幅活动漫画，配了一张苦脸，一个其大无比的鼻子和一蓬悲天悯人而垂落下来的乱发——，谁也说不上来，也许是巴尔扎克在大街上，或是在咖啡馆里碰到他的。反正巴尔扎克也不问一问他有什么本事，就把这个惊愕不止的牺牲品拽到花园居来，当作客人和伙计，目的在于，当天晚上就和他一起动笔写作一出悲剧。而实际上这是一出喜剧开场，是巴尔扎克生活中最为滑稽可笑的喜剧之一。

因为这位可怜的查理·拉赛伊还一点都不明白，巴尔扎克究竟要和他干些什么，只见巴尔扎克犹如疾风暴雨般向他滔滔不绝地叙述着，把他拖到达夫莱城来。拉赛伊对剧本毫无概念，也想象不出如何写出剧本。起先对他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等到巴尔扎克在路上像发射连珠炮似的和他说了百十来个项目和计划之后，这个可怜的饿得饥肠辘辘的家伙首先得饱餐一顿。巴尔扎克家开饭的时间是五点。端上来的食品颇为丰盛，又让这个苦脸流浪艺术家品尝他从未喝过的美酒。他的情绪明显地好转，情绪放松，说不定他此刻真能给巴尔扎克出些颇有灵感的好点子。可是使他深感意外的是，一到六点，吃完晚餐，巴尔扎克就站起身来，命令他上床睡觉。

拉赛伊和其他流浪艺术家一样，真正的白天要到晚上才开始。大概他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在下午六点上床睡过觉，但他不敢反驳。任由巴尔扎克把他带进自己的房间，乖乖地脱衣上床，多亏方才喝了不少酒，睡得死沉死沉。

他睡啊睡啊。午夜时分，他睡得正香，有人把他摇醒。巴尔扎克身穿白色僧袍站在他的床前，活像一个幽灵，命令他立即起床。现在是该开始工作的时候了。

可怜的拉赛伊不习惯巴尔扎克的日夜颠倒，一面连声叹气，一面强打精神。他不敢反抗他的新主人和衣食父母，只好睡眼惺忪、糊里糊涂地倾听巴尔扎克向他叙述自己的构思，从午夜一直听到凌晨六点。到六点，巴尔扎克又允许他上床睡觉；白天，巴尔扎克忙着写他的长篇小说，拉赛伊得写出前面三场的初稿，以便到了夜里提出第一份稿子来共同加工。

午夜！可怜的拉赛伊心里发毛。一想到这个荒谬绝伦的约会时刻他就害怕，睡得很糟，当然写得就更糟。他带来的那份可怜见的稿子，在午夜讨论会上遭到否决，巴尔扎克立即命令他去另写新稿。拉赛伊绞尽脑汁，白白地把他绞干挤净的脑子折磨了好几天。这个可怜的奴隶一想到午夜到天明非得讨论不可，已经食不甘味，睡不安席。一天夜里，巴尔扎克走到他的床边，这个合作者已经逃之夭夭。人没有找到，巴尔扎克只在桌上找到一封信：

“我觉得有责任放弃您托付我完成的工作。当然，这是您对我如此不同寻常的信任。我彻夜都在冥思苦索，可是一无所获，没有想出任何值得写下来的东西，没有任何符合您那项目的戏剧条件的东西。我不敢亲口对您说，但是我再吃您的面包，已经毫无意义。我的脑子竟如此贫瘠，毫无创意，我真是绝望透顶。机会是如此难得，我当然有意，一下子就能完全出乎意料地摆脱我所有的困难……”

拉赛伊的临阵脱逃发生得如此突兀，以致巴尔扎克没有时间再另找一个别的伙计，他只好亲自动手，来完成《首席小姐》，或者就像此剧日后的题目《节俭学校》，以便取得文艺复兴剧院答应给他的六千法郎预支稿酬。为了能迅速签订合同，在他撰写最后一幕时，不下二十名排字工人在为第一幕排字。这样几天之后，他就能交出这个早产儿。可是现在巴尔扎克获悉，对于剧院经理而言，根本不把一位长篇小说作家的盛名放在心上。他们关心的只是未来的票房报告，就像巴尔扎克只关心他的预支稿酬一样。剧院经理态度冷淡地拒绝接受巴尔扎克的这个剧本，梦寐以求的十万法郎再次在现实生活中随风飘散，巴尔扎克没有写出别的什么，只写出了他的《幻灭》中的一则新的插曲。

换个人也许会感到屈辱，或者就此头脑清醒；可是在巴尔扎克身上，失败的效果永远只是激起成倍、十倍的干劲。他写长篇小说难道不是如此？人家起先不也是退稿给他，好几年不是都试图让他消沉泄气吗？他那迷信的天性甚至把这第一次出师不利视为日后获得成功的保证。

“我戏剧方面的前程一定也会和我文学方面的进展一模一样，我的第一部作品也被人退稿。”

那就另写一出新戏！另签一份新的合同！

按照巴尔扎克那种不听忠告的方式，只把长篇小说和对话予以戏剧化，而不是写出一出真正的戏剧，新剧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这次合同更为有利。吃一堑长一智，第一次的经验，使得巴尔扎克不致再受到退稿的羞辱。圣-马丁门剧院的经理哈雷尔必须从一开始就答应，接受这部尚未动笔撰写的新作，并且立即上演。机缘凑巧，巴尔扎克获悉，哈雷尔迫切而无条件地需要一部具有诱惑力的剧本，于是巴尔扎克就向哈雷尔建议，把他的《伏脱冷》改编成戏剧。哈雷尔立刻激情四射，热情高涨。由于《高老头》和《幻灭》这两部小说，伏脱冷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把他搬上舞台，特别让弗雷德里克·勒麦特尔[3]扮演，必然会轰动一时。终于，剧本作者和剧院经理的双重幻想，像兄弟般配合默契。签订了一份合同，两个投机者各自盘算着得到不计其数的赢利。

这一次巴尔扎克干起来使劲得多。为了把剧院经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离开花园居几个礼拜，寄住在黎塞留大街他的裁缝布依松家里，离开剧院只有五分钟的路程，这样他每次排练都可以出席，可以十分内行地准备那宏伟的胜利。巴尔扎克从一开头就关照新闻界，登出巨幅广告，他和演员们密切磋商。他以“超人的勇气”过问一切。每天都可以看见他身穿工作服，不戴帽子，穿着蹩脚的肥大裤子，皮鞋的舌头从鞋子里面翻了出来，气喘吁吁地跑到剧院去，为了和演员们对效果特别强烈的场景进行讨论，或者到售票处，为他所有的亲朋好友保留席位。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注意，首次公演要使巴黎整个贵族阶层和知识界全都聚集一堂。忙乱之中，他仅仅忘记了一件小事，那就是忘了去写这个剧本。他向剧院经理粗略地讲述了一下剧本的主要情节，向每个个别的演员都做了指导，但是现在排练得认真开始了，哈雷尔还没有拿到剧本的稿子，演员们谁也没有看到台词。巴尔扎克答应，不出二十四小时，他们就能得到这两样东西。一切都已完成——巴尔扎克一向认为计划中的一切就已经是事实——，明天可以开始排练。

巴尔扎克究竟想怎么做，才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写完一部五幕剧呢？他的忠实的朋友台奥菲尔·戈蒂叶属于少数几个讲话实实在在、并不言过其实的人，戈蒂叶这样描述，巴尔扎克把他四五个忠实可靠的朋友组成的参谋总部，全都召集到他在裁缝师傅布依松家的落脚处，进行一次紧急会商。最后一个到场的是台奥菲尔·戈蒂叶。巴尔扎克身穿僧袍，已经焦躁不耐地像头狮子一样在笼子里大踏步走来走去，看见戈蒂叶，他就笑容满面表示欢迎：

“终于来了，我们的台奥！懒骨头，懒家伙。瞌睡虫——赶快；你一小时前就该到这儿来了！明天我得向哈雷尔朗读一出宏伟壮观的五幕剧呢！”

接着就演出了一场令人忍俊不禁的好戏。戈蒂叶在他的《肖像画》一书中这样叙述：

“我们答道，‘那么你想听听我们这些专家们的忠告吧？’于是我们舒舒服服地坐下，就像那些打算听人做篇较长报告的人那样。巴尔扎克从我们的态度看出了我们在想什么，他就以世界上最无辜的表情对我们说：‘剧本我还没写呢！’‘该死，’我回答道，‘那就只好把报告推后六个礼拜了。’巴尔扎克说道：‘不行，咱们现在就得赶快把这剧本拼凑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把钱收进来啊。我有一笔紧急的债务要还呢！’‘那么明天就把它赶出来，可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也没时间把初稿誊写一遍啊。’‘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你写第一幕，奥尔里亚克写第二幕，洛朗-扬写第三幕，德·贝卢阿写第四幕，我亲自写第五幕。明天中午，我已约好，向哈雷尔朗读这个剧本。一幕充其量只要写四五百行，这点东西写个一天一夜，时间绰绰有余。’

“我多少有些感到困惑地说道：‘那你就把情节跟我们简单讲一讲，把结构告诉我们，给我们勾勒一下人物的性格，那我就可以动手写作。’

“‘上帝保佑，’巴尔扎克大叫起来，带着那种不可一世的气势和对这种细节的极度轻蔑，‘要我把这主题讲一讲，那我们就永远也干不完了！’

“我们在问及内容的时候，丝毫不想探听什么隐私。但是巴尔扎克显然感到这个问题很是可恶。最后我们使了大劲，至少从他那里逼出几个关于主题的暗示，然后就以松散的形式把这个分幕分场的剧本提纲凑了起来。最后定稿时，这里的台词只留下少数几句。每个人都可以想到，这个剧本没能在第二天朗读。没有一个合作者知道，其他几位写了什么。只有一个人认真参与了这个戏剧，那就是洛朗-扬。巴尔扎克就把这个剧本献给他。”

经过这场序幕之后，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剧本的结果会怎样。在法国戏剧的一百年里，没有一部比《伏脱冷》拼凑得更糟糕的剧本了。为了避免破产，哈雷尔事先早就预告，这是一出了不起的杰作。巴尔扎克白白买了一半座位的戏票，前三幕演出时，剧院的气氛冰冷，甚至窘迫。真正的朋友看到巴尔扎克的名字和这出低俗不堪、七拼八凑、耸人听闻的喜剧联系在一起，感到很不舒服，就像我们今天发现，一个壮丽伟岸的人物被扭曲成这么可笑的一个形象，也收进了巴尔扎克的全集，依然感到难堪一样。演到第四幕，观众愤懑恼怒的风暴公开爆发。在伏脱冷作为墨西哥人的将军登场时，弗雷德里克·勒麦特尔选用了一种非常可疑的假发，竟和路易·菲利普的发式相似。几个保王党人吹响口哨，奥里昂王子示威似地特意离开他的包厢。在一片喧闹狂野的混乱之中，演出终止。

第二天，国王下令禁止此剧演出，巴尔扎克今后永远不许上演此剧。为了堵住巴尔扎克的嘴巴，文艺部部长悄悄地给巴尔扎克五千法郎作为补偿。巴尔扎克尽管受到债主的追逼，仍然高傲地把这五千法郎退了回去，至少在这次惨败中，他还能挽救自己个人道德上的胜利。但是即便是这场灾难，也不能使这屡教不改者得到教训。他还一连三次去碰碰运气：《基诺拉的智谋》和《帕梅拉·吉罗》比《伏脱冷》略胜一筹，也都同样失败，唯有《投机商》一剧配得上他的天才，但巴尔扎克已不能再亲身经历此剧的公演。每当他设法在自己的领域之外谋求发展时，命运总会给予报复。在《伏脱冷》上演前，海涅在大街上遇到巴尔扎克，友好地规劝他坚持写长篇小说。巴尔扎克不由得哀伤地想起海涅对他说过的一句风趣的话：

“您请注意！习惯了布勒斯特浴场的人，不会很适应土伦的浴场。您得呆在您旧日的浴场里。”

花园居的建造，鲁拉的银矿，炮制剧本——这三大蠢事表明，这位年已四十的人，依然不谙世事，轻信，不可教诲，就和一个愣头青一样。他的蠢事似乎和他的作品规模一样与日俱增，更加光怪陆离，更加冲动，更加怪异，更具妖魔气息。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距离使我们容易看得清晰，我们不会像他那些缺乏敬意的同时代人，因为炫目耀眼而忘记了光明，由于他那招致失败的蠢事而忘记了他富有独创性的作品。这几年里，各报充斥着对菠萝种植场的尖刻讥讽，评论家们，新闻记者们对巴尔扎克的戏剧怪胎百般取笑。这同一个巴尔扎克仍然不遗余力地继续写作他的主要作品《人间喜剧》，在进行地产投机、创建新报之际，忙着各种诉讼、经历各种艳遇之余，他以同样不可动摇的坚毅果决和坚韧不拔的劲头，继续建造他自己的世界。一方面，手工工人敲敲打打，花园居的围墙纷纷坍塌，另一方面，巴尔扎克正在创作《烟花女荣辱记》续集，《古物陈列室》，一本铺展很开，但并非完全成功的长篇小说《贝阿特里克丝》。他写出了如此完美的作品，如政治性长篇小说《一桩神秘案件》和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搅水女人》《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录》，以及音乐性极强的中篇杰作《玛西米拉·多尼》《假情妇》《乌尔苏拉·米鲁哀》《泽·马尔卡斯》《比哀蕾特》《夏娃的女儿》《卡迪央王妃的秘密》《外省的诗神》《卡尔文教的殉难者》《皮埃尔·格拉苏》，还加上十几篇文章，另外还有《乡村教士》的提纲和《婚姻生活琐事》的片断。又是风狂雨骤的四年，伴随着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篇幅和文学分量若在另一位作家身上，可能意味着毕生的光荣成就。外界的纷乱杂沓，丝毫也没有侵入这部作品富有创意的白日梦，他本性中那些被人百般嘲笑的古怪乖张的特点，在他那些全神凝聚、独创的作品中丝毫也感觉不到。例如《玛西米拉·多尼》《皮埃尔·格拉苏》《一桩神秘案件》《搅水女人》和《假情妇》在结构的完整妥帖方面，在克服平素往往有些马虎、啰嗦的文风方面超过了以前的一切作品；就仿佛由于失望和失败引起的秘密的苦涩，起到具有疗效的酸液作用，慢慢地把各处甜腻、感伤的东西全都吸收净尽。这种东西在他早期的作品里还让我们感到一种浪漫主义的——不大真实的时代的味道。他在生活中越往前走，生活越是无情地抓住他，巴尔扎克也就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以越来越犀利、越来越怀疑的目光，看透了社会上的各种关系。他以越来越像先知一样未卜先知的知识，看透人生各种联系。四十岁的巴尔扎克比三十岁时的他，离我们更近。十年工夫，使他接近我们整整一个世纪。

但是即使写出了这些作品，做出了这些巨人般的工作成绩，巴尔扎克的活力和精力在那些年里并未耗尽。紧锁在他的工作之中，在他低垂的窗帘后面，他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加清醒地观望着世界。有两三次，他受到刺激，想在这活生生的物质上检验他的积极性。巴黎当时终于有几位作家试图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成立了“作家协会”，一个小小的毫无实力的团体。他们有时候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把几项决议写在纸上，由于参加者的懒散，这些决议只是一张写了字的废纸，放在政府机关的档案柜里，招来灰尘。巴尔扎克第一个认识到，作家若真正团结起来，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会成为一股力量。他试图以他强劲的精力，把这松松垮垮的组织创造成一个严肃的武器，来捍卫作家的权利——在这里也像在他其他计划上一样，他以犀利的目光超越他的时代几十年。

巴尔扎克只有在恼怒时，才最为干劲十足，目标明确。他自己完全有理由生气冒火。他的每一本书刚刚印出，油墨未干，就被海盗们在比利时盗版加印，他们一个苏的稿酬也不付给巴尔扎克，国外市场尽被这些盗版书泛滥，因为不计任何稿酬，排印极端草率，盗版书要比正版书便宜得多。但是巴尔扎克并非出于个人原因而抓住这一案例，他关心的是作家阶层的荣誉和在世界面前的地位。他草拟了《作家协会的文学法则》，这份文件在文学共和国里成为一份重要文件，其历史地位犹如《人权宣言》之于法兰西共和国，《独立宣言》之于美利坚合众国。巴尔扎克在卢昂发表演讲，他一再设法把作家们团结起来，统一行动。可是阻力重重，心胸狭窄的争吵频频发生，巴尔扎克抽身退出这个协会。这个团体对于他的思想过于藐小，对于他的激情不够积极。无可更改的事情重复发生：在现实世界，他那世纪最强劲有力的人无从发生影响。

这种情况，巴尔扎克在这几年里还得再经历第二次。有个名叫佩台尔的公证人，一个暧昧的人物，由于涉嫌谋杀妻子和仆人，被陪审法官们判定在断头机下处死。从各种迹象来看，判刑正确。佩台尔一直手头拮据，这位过去的新闻记者最后娶了一个斜眼的、可是很有财产的克里奥尔女子为妻。关于这个妇女婚前的生活，有很多令人不快的谣言流传。她父母亲的仆人，她已带到这个新成立的家庭里来，据说曾是她过去的情人。有天夜里，这个女人和那仆人乘车回家，在附近某地被人杀害。佩台尔受到严格审讯，只好承认他杀死了仆人。杀死妻子的情人尚可得到宽恕。可是陪审法官们一致认为，佩台尔利用这一良机，也把他的太太干掉，以便独吞她的遗产。

巴尔扎克在他起步之初，认识佩台尔，两人都是为《盗贼》杂志撰稿的同行，对他很熟。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案子激起巴尔扎克的兴趣。也许这事也激励他，继承前人的传统，这是伏尔泰在“卡拉斯案件”[4]中开启的，左拉后来在“德莱夫斯案件”[5]中如此辉煌地缔结的传统：法国诗人充当为正义而战的先锋战士，充当无辜者和不幸者的辩护士。巴尔扎克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把他自己的写作弃之不顾，和卡瓦尔尼[6]一同前往贝莱，去和已判刑的佩台尔谈话。他那一经触动立即火焰腾空的想象力使他确信，佩台尔开枪射击，完完全全是为了自卫，只是由于偶然巧合，才在黑暗中击中了那个逃跑中的女人。于是巴尔扎克立即撰写了一份备忘录，一份显示了司法上犀利敏锐的眼光和法庭上逻辑雄辩的杰作，递交审议法庭。可是只要不是官方机构提出的呈文，审议法庭根本不当回事，只是处理了官方任命的辩护律师所做的不足挂齿的抗议。便是这份抗议也被驳回，同样，呈给国王请求恩赦的申请书也遭到拒绝。巴尔扎克把时间、金钱和他全部激情都用在这个案件上，遭到全面失败。佩台尔被处决。

这位作家在激情迸发之际，总是难于理解世事，还得第三次受到教训，他那只有在虚幻之中起作用的力量切勿在现实生活中尝试。四年之久，足以让巴尔扎克忘记《巴黎纪事》的灾难，忘记这个不祥的报纸害他付出了一万五千到两万法郎。但是长此以往，巴尔扎克的意志难以遏制，他渴望直接和他的时代讲话，表达他关于政治、文学和社会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已经厌倦于依赖报纸，知道每一句独立的话语在报上都会遭到歪曲、篡改，或者删减，由于他无羁自信的态度，把新闻记者、主编和编辑统统树之为敌，他必须不时为自己创造一个传声筒，以免无处宣泄胸中块垒而窒息。

这一次他称他的报纸为《巴黎人周报》，并不怀疑此报会取得成功。因为他已下定决心，独自一人办报。如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法兰西唯一独立自由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每周展示他的政治观点；如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文坛的大帅，自己报告所有新出的重要著作和戏剧；如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欧洲第一的长篇小说家，在这周报上发表他的中篇、长篇小说，整个巴黎，整个世界会不侧耳倾听？只有当他独揽一切，不让别人插手——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平时要五个人去干的工作，巴尔扎克一人独自承担。与此同时，他还要举行戏剧排练、撰写小说，他掌管财务，他独自一人编审这份周报，独自一人为之撰文。他审阅校样，和印刷工人商谈，催逼排字工人干活，监督报纸的销售。从早到晚，穿着敞开衣领的上衣，大汗淋漓、热气蒸腾地从编辑室脚步沉重地跑到排字房；又从排字房上楼到编辑室，在混乱之中，穿着衬衫，卷着袖子，坐在一张肮脏的桌子旁边，飞快地写出一篇文章，与此同时，连连发出指示。一个偶尔来访的客人不胜惊讶地得知，这个脏兮兮、胖乎乎，身穿破衣烂衫，坐在桌旁审阅校样，被他看成小排字工的男子，就是巴尔扎克，那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达夫莱城传说中那座府邸的主人。

巴尔扎克就这样工作了三个月；在这一个季度里，他独自一人为这份报纸写作的文字，就可以装满三四卷正常的书籍。可是不久，他又一个幻想破灭。无论是巴黎还是全世界都不想知道，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对政治有什么想法，便是他的文学、哲学、社会方面的观点也没有引起特殊的兴趣。三个月后，巴尔扎克弃报纸于不顾，报纸也弃巴尔扎克于不顾。他又一次消耗了大量精力，最后毫无结果。

可这并非毫无意义，毫无结果。因为即使这三个月里《巴黎人周报》什么文章也没有发表，只发表了巴尔扎克论司汤达的《帕尔玛宫闱秘史》一书，它也算为法国文学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巴尔扎克内在的慷慨和他艺术理解力的令人惊讶的犀利目光，再也没有比在这篇颂歌般的赞扬文字里表现得更为辉煌的了。他对一个籍籍无名的作家写出的一部无人知晓的作品大加称赞。这样一种出于直觉对同行表示深情厚谊，我们在世界文学中还很少找到先例。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心甘情愿地、自觉自愿地向他在创作小说方面最伟大的战友伸出象征胜利的棕榈枝，并且试图——在这点上他也超过时代上百年——把这位战友拔擢到应得的突出位置。这种出自本能的高尚行为显示出超群的特点，为了对此表示足够的敬意，我们必须把这两人纯粹外在的地位放在他们时代里来介绍一番。1840年，巴尔扎克享有盛名，誉满全欧。司汤达则相反，完全是个无名之辈，以致在他的讣告里，只要有的报纸还愿登载这样一则讣告，把“司汤达”写成“斯当哈”，他的本名“Beyle”写成“Bayle”，在列举法国作家时，根本不会提到他的名字。称颂也罢，赞美也罢，责骂也罢，漫画也罢，只是针对那些阿尔丰斯·卡尔[7]们，儒勒·雅宁们，儒勒·桑多们，保罗·德·科克们，针对那些忙忙碌碌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今天已经无人知晓。他们的劣质产品当时一印上万本，广为流传，而司汤达的著作《论爱情》，一共只卖掉二十二本，以至于他自嘲地称此书为“圣书”，因为谁也不敢去碰。《红与黑》在司汤达生前就没有出过第二版。

所有的专业评论家都对司汤达视而不见，对他的作品不闻不问。圣-伯夫在《红与黑》面世时，认为根本不值得发表任何意见；后来发表意见了，口气也是相当鄙夷不屑：“书中人物毫无生气，只是一些精心设计的机器人。”《法兰西报》写道：“德·司汤达先生并非傻瓜，尽管他写的书傻气十足。”歌德在与爱克曼谈话时，对司汤达的表扬要到他逝世之后很久才公之于众。巴尔扎克眼光敏锐，一眼就觉察到司汤达早期作品中有着特别的聪慧，此人在心理学上有出众之处，他只不过时而作为一个“外行”，纯粹为了消遣，写写小说，印出书来，并没有特殊的野心。巴尔扎克利用每一个机会，向这位陌生人表示敬意。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提到爱情中有种结晶的过程，司汤达第一个对此进行了描述，巴尔扎克指出了司汤达的意大利游记。但是司汤达过于谦虚，并没有因为这些友好的表示而接近这位大名鼎鼎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他都没有向巴尔扎克寄赠过他自己的作品。幸亏他忠实的朋友莱蒙-科龙接过了这件事，让巴尔扎克注意司汤达，并请求巴尔扎克关照这个为众人所忽视的作家。巴尔扎克立即回信作答（1839年3月20日）：

“我刚在《宪政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和《帕尔玛宫闱秘史》中的一部分节选，使我充满了犯罪的妒忌之心。真的，在我读到这样精彩、这样真实的一场战役描写时，妒忌的寒热攫住了我。我一直梦想着能为我的《军旅生活场景》、我的作品中最为艰难的部分写出这样一种文章。这段节选使我精神振奋，使我情绪低落，使我心旷神怡，也使我悲观绝望，这点我坦白地告诉您……因此，我一时没有过问您的请求，您不要惊奇。我首先得把全书弄来。请您确信我的真诚，我对此书有什么想法，我会告诉您。这个断片吊起了我的胃口。”

看到自己未来小说的主要场景、一次拿破仑战役的描写，被另外一个人以这样叹为观止的高超技艺赶前一步创作出来，每一个小作家都会生气、懊恼。十年来，巴尔扎克一直梦想写一部名叫《大战役》的长篇小说；他也不想采用英雄主义的、多情感伤的描绘，而是最终做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描写，一种老老实实的描写，既符合历史，现在也依然有效，可同时又生动鲜明。如今司汤达做出来了，巴尔扎克自己慢了一步。但是内心的充实丰富总使一个艺术家宽容大度、慷慨大方。谁若感到自己还有上百个计划有待实现，成百部作品有待完成，不会因为另一个同时代人也创作了一部杰作而自己感觉受到侮辱，不会因而感到自尊心受到损害。巴尔扎克称赞《帕尔玛宫闱秘史》是一部杰作，是他那时代最伟大的杰作。他称此书为“有思想的文学杰作”。他正确地认识到：

“这部宏伟的巨著只能由一个五十岁的人构思出来，并付诸实现。他那年龄精力充沛，天才成熟。”

巴尔扎克对此书内在的情节作了出色的分析，并且强调，司汤达把意大利人心理的各种形式和变形做了入木三分的描绘。他说的每一句话直到今天还依然有效。

司汤达对此感到愕然，这也非常感人。他当时在契维塔维契亚[8]充当领事，犹如置身荒野之中，浑然不觉，简直可说遭到这篇文章的突然袭击。他起先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迄今为止，他只听到有人对他的作品发出小小不言的、小里小气的一些废话。这一次是一位他崇敬的人开口说话的声音，此人向他致意，把他视为兄弟。我们可以从他给巴尔扎克写的信里感觉到他的心绪慌乱，他强迫自己务必收敛。可是徒劳。他开始写道：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昨天晚上，我的先生。我想，从来也没有一个作家在一份杂志里被人这样评论，而且是被这种事情上最好的法官评论。您关心了一个被抛弃在大街上的孤儿。”

司汤达为“这篇文章”表示感谢，“这是一个作家从另一个作家手里接到的最令人惊讶的文章”。

在艺术方面，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一样，目光清晰。他清楚地看到，巴尔扎克和他同类，也被法兰西学院轻蔑地拒之门外。他接受巴尔扎克给予他的兄弟情谊，感到他们两个是在为别的时代而不是为他们当代创作。

“死后，我们将和那些人交换一下角色。只要我们活着，他们就有权控制我们尘世间的肉体，但是一到死亡来临，遗忘已把他们永远笼罩。”

多亏本质神秘莫测的相似，精神总会认识精神，这是多么奇妙的标记；凌驾于热闹的当代文学嘈杂喧嚣之上，这两个人宁谧安静、从容不迫，优越稳健地彼此正视对方的眼睛，这话听上去多么奇妙。巴尔扎克的富有魔力的眼光很少像在这里一样表现得这样出类拔萃，在这里，他在成千上万本当时的书籍中恰好认出了这一本，这最为陌生的一本，并加以称赞。但是在他的现实世界里，他为司汤达辩护，就像为佩台尔辩护，均无效果。前者为各种文学机关，后者则为司法机关所判决，并且默默无闻地予以埋葬。便是在这里，热情似火的辩护词也没有受到重视，纯属徒劳。只要有一个伟大的道德行为，不论它是否成功，都可以说是徒劳。

徒劳，徒劳，徒劳！巴尔扎克经常跟自己说这个词，经历这个词。他现在已经四十二岁，已经写了一百卷书，塑造了两千个人物，其中有五十个或者一百个难以遗忘的人物从他自己永不停歇的脑子里创造出来。他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给他一点回报。他现在四十二岁，比他二十年前在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起步时还要贫穷。当时他充满了幻想，幻想重重叠叠，如今全都破灭。他举债二十万法郎：这是他工作的收益。他追求女人，她们都拒绝了他；他盖了一幢房子，人家把它拿去抵押，把它夺走；他创办报刊，结果全都破产；他试图经营企业，结果都不成功。他想在议会里谋求一个席位，可是人家不选他；他作为候选人，想进入法兰西学院，人家把他拒之门外。一切全都徒劳，或者他从事的一切，似乎全是徒劳。这身体，这过分发烧的脑子，这强行搏动的心脏，还能长期经受得起这样永恒的自我透支，过分紧张？他的确还有力量完成他的著作《人间喜剧》？他还会像别人一样，彻底休息，尽情旅行，无忧无虑？生平第一次，巴尔扎克体会到勇气顿丧的时刻。他严肃地思考，是否离开巴黎、法国、欧洲，越洋前往巴西？那里据说有一个叫唐·彼特罗的皇帝会拯救他，给他一个家园？巴尔扎克弄来一批关于巴西的书，他梦想着，思忖着，因为他感到这样下去已经不行，必须发生一个奇迹，才能把他从苦役船中解救出来，在这已经无法忍受的高度紧张之后，能让他放松一下。

这个奇迹怎么发生，怎么在最后时刻还能发生？连巴尔扎克这个永恒的幻想主义者也不敢再抱什么希望。可是，瞧，一天早上，在1842年1月5日清晨，在通宵鏖战之后，他从书桌旁站了起来，这时仆人把信件给他送进房里。其中有一封笔迹颇为熟悉，但是信封和平素不同：加上了黑边，盖上了黑漆封印。他打开信封。德·韩斯卡夫人写道，德·韩斯基先生已经逝世。这个和他已经订婚，这个和他已有婚约的女人已是遗孀，是几百万家财的继承人。

这个半已遗忘的梦，突然已经实现。“新的生活就此开始”。现在，新的、幸福的、平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就此开始。巴尔扎克最后一个幻想开始，他为之而生的最后幻想，他也将在这最后的幻想之中死去。

[1] 荣誉军团勋章，设立于1802年，拿破仑称帝时期，为法国最重要的勋章。

[2] 让·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悲剧诗人。彼耶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古典戏剧大师。

[3] 弗雷德里克·勒麦特尔（1800—1876），法国当时著名演员、剧作家。

[4] 卡拉斯案件，发生于1761至1765年。法国布商让·卡拉斯为新教胡格诺派教徒，其信仰天主教的长子被人杀害，地方长官判他杀害天主教徒，判处死刑。伏尔泰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迫使当局撤销原判，改判卡拉斯无罪，政府给予死者家属赔偿。

[5] 德莱福斯案件，发生于1894至1906年。法国军官德莱福斯为犹太裔，于1894年被人诬陷，说他向德国武官出卖军事秘密。法庭判他犯有叛国罪，予以囚禁。作家埃米尔·左拉拍案而起，发表《我控诉》的公开信，反对这一判决。斗争持续多年，到1906年才推翻原有的判决，为德莱福斯恢复名誉。

[6] 可能是保罗·卡瓦尔尼（1804—1866），法国插图画家，曾为巴尔扎克的作品画过插图。

[7] 阿尔丰斯·卡尔（1808—1890），法国作家。

[8] 契维塔维契亚，意大利的海港城市。

第五部 《人间喜剧》的诗人

第十九章 夺得德·韩斯卡夫人的斗争

1842年1月5日的信，是巴尔扎克一生中的一大转折，最后的转折。往事现在一下子变成现在和将来。从这一分钟起，他那无比强大的意志冲向唯一的目标：重新巩固和德·韩斯卡夫人的联系，变订婚为结婚，让许诺得以兑现。

话说回来，这个愿望要求付出超乎寻常的精力。因为在最近几年，他和德·韩斯卡夫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流于形式，越来越趋于冷淡，越来越有违真实。长此以往，天性难以强制。巴尔扎克和德·韩斯卡夫人有七年之久，彼此没有见过一面。巴尔扎克由于手头拮据，或许也由于和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联系，没法到维尔肖夫尼亚去。德·韩斯卡夫人那边也不能或者不愿动员她的丈夫重新进行一次旅行，此行可能会使夫人见到她的情人。犹如火焰，需要起死回生的氧气，爱情长此以往需要恋人近在咫尺，就在面前，所以他们的关系渐渐失去了激情如炽的特性。巴尔扎克白费力气地在他的信中努力寻找旧日恣意忘情的语气，这种语气听起来不怎么真实。再也没有什么人比德·韩斯卡夫人自己更清楚地感觉到这种人工的狂热激奋。她从巴黎的亲友处获悉，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和巴尔扎克在花园居里门挨门地住在一起；巴尔扎克和马布提夫人的越轨行为也激起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可以理解，德·韩斯卡夫人对于巴尔扎克隐瞒实情弄虚作假非常生气。巴尔扎克一个劲儿地抱怨自己孤独寂寞，负债累累，满心忧愁，接着又信誓旦旦，表示永远忠诚，试图在夫人面前像变戏法似的把那些事实全都变得无影无踪。渐渐地，一种恼怒的语气渗入到他们的通信之中。德·韩斯卡夫人显然无法掩饰她的不快，因为巴尔扎克要求她也真的相信，他过的是僧侣一样清心寡欲、离群索居、勤俭简朴的生活。她似乎对巴尔扎克所说的一切，相当明确地表示了她的怀疑。因为巴尔扎克为债主们苦苦追逼，写书写得精疲力尽，或许也意识到，他玩的游戏也并非完全正派，便激烈地进行反击。他无法忍受一个女人舒适安逸地和丈夫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也许有些无聊，但是平静无忧，如今居高临下地指责他“生活越轨”。巴尔扎克愤怒地呵责夫人：

“我请您：收起您的忠告和责备。这一套对于一个水淹到头顶，正拼命挣扎着又浮出水面的人有什么用？有钱的人是永远无法理解不幸的人的。”

当韩斯卡夫人谈到巴尔扎克性格中“天生轻浮”时，巴尔扎克的反应更为激烈：

“我怎么轻浮了？莫非是因为十二年来从不休歇地写作我那浩瀚无垠无法估量的文学作品？还是因为我十年来只有一个心心相印的恋人？还是因为我十二年来夜以继日地工作，来偿付我母亲以她难以理解的计算方法让我承担的巨额债务？说我轻浮，因为我尽管有诸多不幸，我还没有窒息而亡，我还没有烧坏脑子，我还没有投河自尽？……不错，我生性轻浮！您说这话就像一个布尔乔亚看见拿破仑在战场上左转右转，向四面八方窥望，为了侦查地形，便公然宣布：‘这个人不能安定地待在一个地方！他没有坚定的思想。’”

到最后，这两位恋人之间的通信变得毫无意义。他们有七年之久彼此没有见面，生活毫无关联，各自早已习惯于自己的生活。德·韩斯卡夫人有一个日益长大的女儿，女儿成了她的女友。她对这个女友的信任百倍于对那个感情火爆、性格乖张的男人。她无须再向任何人诉说衷肠，关于她那稳固扎实、严格封闭的生活，她没有什么秘密可以报导。巴尔扎克性急，毫无耐性，由于长期等待，已经困倦厌烦，开始对他们的婚约产生怀疑，看来这婚约永远不可能实现。1839年巴尔扎克写信给茹尔玛·卡罗，她若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拥有二十万或者只有十万法郎的女人，希望她想到巴尔扎克，“当然，前提是，她的陪嫁也能用来解决我的事业所需”。巴尔扎克那关于公主的幻梦已经结束，因为德·韩斯基先生的几百万家产，依然还是牢固地留在德·韩斯基先生的名下。现在巴尔扎克不指望北极星，而是想另找一个女人，任何一个女人为他还债，在众人面前落落大方很有派头，适合充当花园居的“家庭主妇”。这位现实主义者到四十岁时，从他奇妙无比的漫游之后，又回到他青年时代旧有的要求：“一个妻子，一笔财产。”

其实他俩的通信到现在可以结束，可以渐渐退化为他和忠实的茹尔玛·卡罗之间的那种通信。和茹尔玛的那种通信也同样让巴尔扎克很不自在，因为这要求于巴尔扎克过多的诚实无欺。但是他和德·韩斯卡夫人并无中断情书之意，德·韩斯卡夫人也许爱与巴尔扎克通信，甚于爱他本人，对于夫人的自尊心而言，这位当代最伟大的作家这样谦卑地充当她的仆人，几乎成为她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她没有理由要中断他们的关系。而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样经常不断地自我表述，也已成为习惯。他需要有一个人能听他倾诉他的忧愁，描绘他的工作，计数他的债务。夫人难以捉摸地想要维持这个通信，巴尔扎克也很享受这样的想法，在某个秘密的地方还和夫人维持着关系。于是两个人继续互相写信，当然频率越来越低，信件越来越少。不久，巴尔扎克便抱怨“您的信件稀少”，抱怨“您的来信间隔的距离太大”。不久，夫人又埋怨巴尔扎克写信太少。接着，巴尔扎克便开始发难，夫人怎么能把他们两人写信相提并论，夫人“生活在极度孤寂之中，没有多少事情非做不可”，而他每天都嫌时间太少，十五小时写作，改稿改得筋疲力尽，每写一封信，就要夺去他的作品、他那挣钱的工作和他睡眠的时间。这个不可救药的商人毫不迟疑地让夫人知道，写给她，这位百万富婆的一封长信，要让他这个债务缠身的人花掉两百、三百、五百法郎。这笔钱他可以用同样数量写完的稿子从报社或出版社得到。因此如果夫人每两周给他一封信，实在不算太多。夫人似乎紧接着回信：巴尔扎克若不写信给她，她也不写。一封对一封，这时巴尔扎克向她咆哮：

“唉，我发现，您这人，心眼小得出奇。我由此看出，您这人归根结底世俗已极。您没有写信给我，因为我的信变得稀少起来。当然，我的信是变得少了一些，因为我根本没钱支付邮费，这话我本来不想告诉您。是的，我是落到这么狼狈的地步，甚至更糟。这很可怕，也够可悲，但这是真实情况，——就像您生活的地方乌克兰一样真实。不错，有的日子，我饿得要命，在大街上就把一小片面包吞了下去。”

这种小型口角越来越激烈，通信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正好在那封关键性的书信到来之前，有整整三个月时间，巴尔扎克没有提笔写信。可以感到，两个人都在生对方的气。两个人都开始发现，对方并无爱意，觉得对方懒散怠惰，或者不说实话。他们的通信，起先强劲迅急已极，如今已经失去激情，即将缓缓地归于沉寂。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过错是在对方。

实际上罪责不在这人或者那人身上，而在于他们关系的实质，不自然不真实。一开始就指望只会有些短暂的分离，不久就能最终结合。他们那桩古怪的婚约是在无视夫人现任丈夫的情况下订下的，这位丈夫还将活上八年之久。在这个婚约中，德·韩斯卡夫人要求巴尔扎克矢志忠贞，实在不行，可以在卖笑女郎那里解决生理上的需要，但绝不能和另一个女人建立某种比较严肃认真的恋爱关系。这样一种基本要求，倘若只维持三个月至半年的期限，还是可以实现。但是用在无限漫长的时间里，那么从一开始便很荒谬。而德·韩斯卡夫人的妒忌归根结底只是她的自尊心在奋起反抗而已，这开始激怒了巴尔扎克。

“咱们不妨认真仔细地看看这些事情。”

巴尔扎克在长时间地说谎和隐瞒事实真相之后，终于给夫人写信：

“一个男人说到底不是女人。能够指望一个男人从1834年到1843年完全贞静无邪地生活？你对这种事情有足够的了解，不会不知道，单从医学上看，这只会使人阳痿，使人痴呆。你过去曾经说过：‘我并不反对你找某种姑娘。’这会把我带进一种像乔治[1]的朋友在罗马经历的类似的处境。你要是愿意公正地衡量一下，那你必须注意到，对于一个工作没完没了、苦难无边无际却又富于幻想的人而言，总有不可遏制的散心解闷的需要等等。说到底，你只找到个别错误来责备我，却要如此残忍地惩罚我！你若想要谈及这些已经过去的事情，那你只能抱怨我们一直分在两地。现在我们又在一起，我们要不知疲倦地长谈。”

可是白费力气。德·韩斯卡夫人有过亲身经验，知道这个遭到忽视的情人，如何热情奔放，夫人在这点上毫无道理地容易生气。这个三十五岁、这个四十岁的男子，归根到底不是一个专业的寻花问柳的好色之徒，而是通过一部气势磅礴的巨著，向全世界显示他的严肃认真，精神上具有献身精神。夫人非但不能随随便便地原谅他和德·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暧昧关系，尤其不能原谅他和德·马布提夫人，海伦娜·德·瓦莱特以及其他几个匿名女子的小小的越轨行为，反而不断地责备巴尔扎克用情不专，轻浮成性。这个女人一直和她的丈夫生活在富裕舒适的环境里，多年来从来没有做出过一点一滴的牺牲，却要求这个一直遭到追逼、驱赶，没完没了地沉浸在永恒的陶醉之中，从一部作品摇摇晃晃地又去写另一部作品的艺术家，在情欲方面要像一个僧侣一样地度日，在物质方面要像一个卑微的政府职员一样地生活，不给自己任何放松消遣，没有奢侈糜费的生活，没有艳遇，只是写作、写作、写作，等待、等待、等待，直到有一天她也许——只是也许——会做出决定，在德·韩斯基骑士去世之后，来补偿这位六根清净、潜心修行的行吟诗人的苦苦等待。毫无疑问：德·韩斯卡夫人在很多方面都很有道理。巴尔扎克在给夫人的书信里，并不真诚，甚至达到极致。他并没有清清楚楚公开坚持他男性的自由，他人性的自由，他并没有宣布他有权利根据他天性的规律来度过他的人生，而是在信件中隐瞒一切真实的情况，一切本质的事情，把自己装扮成孤独者当中最孤独的一个。巴尔扎克大耍花招，硬不肯承认他和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关系，就像一个害怕受到老师责罚的学童。他对夫人有着一种无法解释的隶属关系，不知道用真正男性的勇气来对抗夫人那些专横霸道的要求；不知道以艺术家的尊严来对抗夫人贵族阶级的外省女神的气派。尽管他耍弄花样，谎话连天，他说的还都是实话，他向德·韩斯卡夫人连连保证，他并没有去寻找香艳的奇遇，相反，他却厌倦了他生活所具有的冒险奇遇的色彩，渴求安宁平静和稳定不变。这个四十岁的男子已经感到有一种轻微的疲倦开始向他袭来；永远和出版商们、编辑们、新闻记者们没完没了地搏斗，他已感到恶心，他希望不要每个月、每个礼拜都不得不重新计算，讨价还价，延期偿还，坚持己见。二十年来，他一直身处风暴之中，不断地为命运捉弄，或被抛起或被掷下，总是危机四伏，如今他希望停泊在一个港湾里得以休憩。女人的事，他受够了。他只能在工作之余忙里偷闲的短暂间歇之际，找一下女人。这种躲来躲去藏头露尾的冒险也受够了——通常还因为经营事业而兴味索然，又因为有个脾气温和，或者浑然不觉的丈夫存在而蒙上阴影。1838年9月4日，巴尔扎克写信给他的女友茹尔玛·卡罗：

“我向您发誓，我已经向我所有的希望，我对奢侈生活的所有需求，我所有的勃勃野心都已一一告别！我愿像个乡村神父那样地生活，简单朴素，土里土气。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拥有三四十万法郎的嫁妆，喜欢我，将会发现，我准备娶她，其前提是她脾气温和，相貌不错。她将为我偿清债务，我将通过写作，在五年之内把这些钱又挣回来。”

其实他日夜梦想的这样一个女人便是埃维利娜·德·韩斯卡。

但是渐渐地，已不可能把他全部生活安排在一个住在一千英里之外的情人身上。也许她早已不再是他六年前、七年前看见过，并且拥有过的那同一个女人。“北极星”过于遥远，无法照亮他的生活，使他得到安宁。1842年，在他四十三岁那年，他在1833年缔结的婚约已经不再真实。不知不觉中，他的“挚爱之妻”，又变成了“陌生女人”，他梦中的女人，他向这个女人描述他梦想中的生活，即便是这件事也不再具有往日的魅力。因为这已变成习以为常的事情，如今只是偶尔为之，几乎有点漫不经心地在进行。即便是他这个激情最为高涨的幻想主义者，也不再相信他和德·韩斯卡夫人会互相结合的这一幻想。全都过去了，便是对爱情和几百万家产的这个幻梦也已破灭，进入其他《幻灭》的故事之中。

可是突然之间，在1月5日清晨，寄来了这封信，信封上盖着黑色的火漆。这封信向他报告，1841年11月10日，德·韩斯基先生已经辞世。这封信一下子使鲜血涌上巴尔扎克的心头，使他浑身强烈震颤，连他的手都不停地哆嗦。这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或者不如说，他几年来想都不敢再去想的事情，如今已经发生。他一心想要迎娶的那个女人，突然之间无牵无挂，自由自在，成了寡妇，拥有所有这些梦寐以求的几百万家产。她是巴尔扎克理想的女人，贵族出身，年轻聪明，很有气派。这个女人将要帮他还清债务，将要让他致力于写作，教他做出最高的成就，使他威信日隆，将要满足他的情欲。这个女人，深爱着他，他也爱她。在漫长的遗忘之后，在这触电般的瞬间，他又以旧日的激情爱上这个女人。他立刻感到这一页纸，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所期望的，梦想的，期待的一切，突然之间都有了形状，她的形状。他知道，他现在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夺得这个女人，把这个他曾经征服了的女人，再次征服，这一次是永远征服。

这种深切的倒海翻江般的混乱心情——我们从巴尔扎克给德·韩斯卡夫人的那封回信里，可以感到。巴尔扎克的行动不仅真诚、聪明，富有男子气概，而且还不仅于此，他的行动真心诚意，事后没有突然表示他对已故的德·韩斯基先生怀有一种巨大的好感。巴尔扎克并没有伪善地试图安慰夫人蒙受丧夫之痛。他知道，她对她丈夫的爱不冷不热，甚至根本就不爱她丈夫。他也不用虚假的词句表彰死者有什么贡献，他只是断然拒绝一点：尽管他渴望得到这个女人，并没有眼巴巴地盼望这个陌生人早日死去。

“至于我呢，我心爱的，我崇拜的爱人，这个事件当然会让我想到十年来我如此迫切地渴望达到的目的。尽管如此，我可以在你面前，在上帝面前非常公正地说，在我心里，除了完全听从命运安排之外，从来没有其他想法。即使在我残忍已极的想象之中，我也从来没有用邪恶的愿望来玷污我的灵魂。某些无意识的思想波动自然难以抑制，我常常对我自己说：‘生活——和她在一起，将会多么轻松！’没法想象，随随便便地就能把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良心，自己整个内在的本质全都驱赶回去。”

在这次转折之中，巴尔扎克感到幸福的只是，从此写信时可以向夫人敞开心扉。他向夫人保证，他身上什么也没有改变，从奈夏台尔起，夫人就是他的生命。他向夫人祈求：

“请您写信告诉我，您的全部存在都属于我。我们现在将变成幸福的一对，毫无云翳，幸福已极。”

于是信一封追着一封地寄了出去。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一婚约一夜之间又变成了现实。那早已萎缩的爱情如今又突然挺立，化为激情。还有什么东西会成为他们最终结合的障碍？突然之间，巴尔扎克用另外的眼光观看一切，甚至观看他自己。他在一年前，还在他无意识地发出忧郁和寂寞声调的信里，把自己描写成一个老人，一头灰发，疲惫不堪，身子发胖，无法集中思想，中过风，脑子淤血。此刻他以最为诱人的色彩向他梦寐以求的未婚妻描写他的自我。由于疲劳消失，他的白发也一下子全都不见。

“充其量我有个别几茎白发。我的工作使我得到良好的保养，除了我的身体发福，但是这对于一个有久坐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本来就不可避免。我不相信，从维也纳一别至今我有什么变化。我的心脏依然年轻，由于我过着严格的僧侣生活，我的身体保养得很好。话说到底，我面前还有十五年光阴，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属于青年时代，就和您一样，我的爱。此时此刻我恨不得付出十年寿命，让我能把我们重逢的时间加速召来！”

巴尔扎克的想象力又以惯有的迅急速度，描绘出他们今后整个的生活。夫人得迅速为女儿寻找“一个聪明能干的丈夫”，“尤其要富有，以便他的财产能允许您，付出一笔固定的钱，就能支配您的权利”。这样夫人在物质上就获得自由，就像她在法律上和道义上可以自由地和巴尔扎克结合，自由地共度他们共同的生活，就像巴尔扎克所梦想的那样，甚至比他曾经敢于梦想的生活更加美好。现在可千万别耽误时间，一月，一周，一天也别耽误！巴尔扎克马上就想要把他全部的工作都安排妥当，然后前往德累斯顿，为了更加靠近夫人，靠近他那无限深爱着的情人。他已做好准备，从来没有准备得像现在这样充分。他爱夫人，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爱她！可以感到，这个心急火燎的妖魔这一生中等待任何东西，也没有像此刻这样焦躁欲狂地等待过从她嘴里说出的这唯一的一个字：“Viens！”（法文：“来吧！”）

六个礼拜之后，在2月21日，回信终于寄来。我们不知原文如何，这封信和陌生女人的其他所有信件全都已经毁掉。但是我们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是生硬地拒绝巴尔扎克所做的一切追求，是清楚明白地否定他立刻到她身边去的愿望。正当巴尔扎克以一种不言而喻的理所当然的态度要求夫人实现她做出的允诺之际，德·韩斯卡夫人却以一种“冷冰冰的从容不迫的神气”解除了这个婚约。夫人以清晰明白的字句，毅然决然地写信告诉巴尔扎克：“您自由了！”显然详详细细地列举了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夫人已不再信任他。巴尔扎克在这七年里从来没有产生过去看望她的强烈愿望，却有时间也有钱多次前往意大利，而且还不是独自一人前去。他这行动，当然还有其他种种，蔑视了他们婚约的条件。事情过去了，彻彻底底地过去了。夫人现在只想和她女儿厮守一生，再也不离开她的女儿。“倘若有人要夺走我的可怜的孩子，那我就必死无疑。”她不愿再把自己一分为二。我们从巴尔扎克所写的绝望的回信中可以感到，夫人的这封来信，强硬冷峻，犹如一柄利斧，一斧子猛劈下来就从根上把巴尔扎克所有的期望砍得粉碎。

德·韩斯卡夫人的这声“不行”，说得真心诚意，彻底干净，还是说，这仅仅只是一种手段，为了考验巴尔扎克，是这位骄傲、虚荣的女人虚晃一招，为了让巴尔扎克更加迫切地追求她？这是个危险的问题，一个难以决断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触及他俩整个复杂关系的核心，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把德·韩斯卡夫人对巴尔扎克的态度进行一番审查！

要审查就得从心理学出发，小心谨慎地进行，而不能粗线条地把这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归之于非此即彼的老一套模式：德·韩斯卡夫人爱巴尔扎克吗？她不爱巴尔扎克吗？这种简单化的分析方法方便倒是方便，但是碰到这种里里外外充满障碍和矛盾的关系，便失之片面，因而并不真实也不公正。一个女人伟大激烈的爱情，首先需要具备无限制的献身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德·韩斯卡夫人并不能胜任这样一种爱情——或者至少不能胜任对巴尔扎克的爱情。夫人具有贵族的倨傲，颐指气使，自负自信，恣意任性，缺乏耐心。她深感社会地位的优越性，要求爱情成为一种理应向她奉献的贡品。她可以慷慨大方地接受，也可以拒绝。她自己的奉献却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可以从她的书信里看出这点。从一开始他俩之间的关系便是夫人居高临下，她给予满足乃是降尊纡贵，而巴尔扎克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夫人给予他的臣属地位，巴尔扎克自称为她的“农夫”，她的农奴、奴隶，都不自觉地表达了他的态度中含有某种自虐的特点。巴尔扎克在和女人的所有关系中，都有点低三下四的味道，毫无男子汉的自我意识，而在埃维利娜·德·韩斯卡面前，他从一开始就完全处于卑躬屈膝的地位。他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书信里表现出他不断跪倒在地，狂热地连声赞美，全然放弃他自己的价值和他自己的尊严，往往使得一个中立客观的观察者看了之后，非常难堪。历史上所有时代中最强劲有力、最有天才的人当中的一个，经过七年之久，始终匍匐在地亲吻女人的睡鞋，始终谦卑万状，在一个归根到底极为平庸的外省贵妇人面前自轻自贱，变成渺小已极的人物。看到这番景象，人们不禁生气，深感压抑。要是说对于德·韩斯卡夫人的性格和她的分寸感——为她辩护的人盛赞她举止得体——有什么怀疑的话，那就是，她不仅容忍巴尔扎克这样奴性十足地卑躬屈膝，还促进也许甚至还要求巴尔扎克对她这样欣喜欲狂地顶礼膜拜。我们始终有这样的感觉，一个女人如若真正认识巴尔扎克的伟大，定会觉得这种隶属于她的关系令人难堪，很不合适，坚决予以拒绝，而把诗人从这屈膝下跪的姿态中扶起来，使他居于同样的地位，甚至依附于他，服从他的愿望和他的意志。但是这样一种爱情，德·韩斯卡夫人不能胜任，对此已毫无疑问。受到巴尔扎克，——这个人的天才，她感受到了——这样顶礼膜拜，对于夫人而言，是件快事，她的骄傲得到了满足，在某种程度上，她也回报了巴尔扎克的爱，但始终是——这点是决定性的——居高临下的，作为施舍者，作为宽宏大量的屈从者。“这个善良的巴尔扎克”，或者“这个可怜的巴尔扎克”，她在给女儿的书信里——女儿是她唯一真诚相待的人——的这种语气，其实说出了一切。夫人有足够的聪明，不会看不出巴尔扎克这个人的价值，她有足够的情欲，足够的女性，不会不从他旺盛的精力、奔放的情欲得到充分的享受。尽管她认识到巴尔扎克弱点不少，很不可靠，依然对他极有好感。但是说到底，在他俩的关系中，德·韩斯卡夫人始终只爱她自己，只有在巴尔扎克使她这种虚荣心得到满足时，她才爱他：巴尔扎克让她当了这一艳遇的女主人公，他以想象得出的最为炽烈、最富诗意的形式对夫人顶礼膜拜，使夫人迄今为止平庸的生活又生气盎然，使夫人处于醺醺然、激情奔放之中，这是她自己务实聪明的天性永远难以达到的境地。像德·韩斯卡夫人这样的一种性格，经过贵族的倨傲和等级的偏见的锤炼，不可能变得柔软，不可能乐于献身，不可能屈从。倘若非爱不可，也就只是自爱而已：她对女儿的感情便是如此。就是在她和巴尔扎克共同生活的岁月里，巴尔扎克也不是她最亲近的知己。她无保留地完全信任的始终是她那个愚蠢的没有头脑的小女儿，而在巴尔扎克这个平民，这个闯入者，这个外人面前，她的内心的最后一道壁垒始终深锁紧闭。

不管怎么说，巴尔扎克依然是她的情人。她曾经献身于巴尔扎克，大概也就是她那深思熟虑、心思狡谲的天性能够做到的最终极限。她的献身所达到的程度，就像一个妻子，一个贵妇人能做的那样，既不愿和丈夫彻底破裂，也不愿在她的门第相当的伙伴们面前有损自己的颜面。因此，真正的问题，鉴定她感情真伪程度的关键始于她丈夫去世这一时刻。因为德·韩斯基先生去世，她变得无拘无束。夫人生来便是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如今又是维尔肖夫尼亚的继承人，她得做出决断，是否愿意下嫁给她的“农夫”，这个虽说才气横溢，但是负债累累、很不可靠、挥霍成性的行吟诗人。巴尔扎克举止粗野，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平民。夫人得做出抉择，一方面是血统和财富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天才和荣誉的贵族。

德·韩斯卡夫人心灵深处对于要作这个决定也一直十分发怵。她给弟弟的一封信里——此信的原件迄今尚未作出审定——充分表现出她此时的心境：

“我有时相当心满意足，我不必做出决定，是否要和这么一个男人结婚。我觉得，要你把他看成你的姐夫，你一定心存几分疑虑。我当然知道，我爱他，也许比你想象的爱得更深。他的书信是我孤寂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等着来信，我渴望着读到信笺里向我诉说的赞美之情。我能成为他生活中特殊的女人，别的女人都做不到，为此我感到骄傲。因为他是一个天才，是法兰西曾经涌现过的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一想到这点，其他任何考虑全都消失。我的灵魂只充满了这样一个思想，我赢得了他的爱，尽管我其实很配不上他。可是不：当我们两个独处时，我又不得不看到某些不协调之处，别人也会看到这些问题，并从中得出结论，想到这点，我很痛苦。在这种时刻我恨不得大声叫出我的爱和我的激情，并且责备所有这些人的态度。而我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态度如此，自有理由。我宁可根本不想，倘若德·韩斯基先生去世，我将陷入什么境地。我希望我能永远尽我的责任，我能始终努力尽好责任，就像我们父亲教导我们的那样。但在我的灵魂深处，我也许因为无须做出决断，而感到心满意足。在另外一些时刻我又忘记了世上的一切，只想到这个伟人准备为我牺牲一切，而我说到底能奉献给他的东西却是如此之少。”

巴尔扎克把他所有的希望都押在这个婚约上面。这同一个婚约却经常使德·韩斯卡夫人心烦意乱，心情压抑。

因此夫人起先迟迟不做任何决定，不让那性情急躁、脾气火爆、叫她害怕的男人接近自己，也就最自然不过的了。德·韩斯卡夫人的处境并不像远在巴黎的巴尔扎克所想象的那样清楚明了，无忧无虑。只不过看上去，德·韩斯基先生的死亡使她获得了自由。实际上这一来只使她更加陷入家庭的魔圈之中。居住在附近庄园里的叔叔们姨妈们，家里的侄女们，彼得堡和巴黎的亲戚们，大家都知道夫人和德·巴尔扎克先生的这段浪漫的恋情。他们都担心，维尔肖夫尼亚的这个美丽的遗孀，德·韩斯基先生留下的好几百万的家产会落到一个法国人、一个莫名其妙地径自跑来的舞文弄墨的人手里。这人凭着花言巧语，浪漫的情书，把这富孀弄得晕头转向，失去理智。担忧使这些亲戚团结起来，其中之一立即展开行动，拒不承认德·韩斯基先生的遗嘱中与夫人财产共有的条款。官司一直打到基辅，在基辅，德·韩斯卡夫人官司败诉。夫人不得不前往彼得堡，在最高法院，向沙皇御前呼吁，以便夺回她的权利。与此同时，亲戚们又从各个方面和她纠缠，对巴尔扎克尽情攻击，百般诋毁，尤其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罗莎莉姨妈，她对巴尔扎克和一切法国人全都恨之入骨。她这样怀恨很有道理。这位姨妈的母亲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当作间谍，死在断头机下，她还是个孩子时就被关在巴黎司法部的监狱里。一想到尔采乌斯基家族的一位伯爵小姐会和红色公社的一名成员之子结婚，就使她不断发出的警告、施加的影响具有恶毒凶狠的劲头。即使德·韩斯卡夫人确有此心，她也不能让巴尔扎克此刻到俄国来。倘若突然之间，这个举止粗俗不堪、行为幼稚古怪的肥胖先生出现在彼得堡贵族圈子里，在她那些自命不凡的傲慢亲戚当中露面，只会毁了她的官司，损害她的地位，也许更糟的是，会使她成为笑柄。所以夫人别无选择，只好断然拒绝巴尔扎克前来。她拒绝得这样生硬，这样伤人，也许这只是考验巴尔扎克的依恋是否真诚，是否坚定的一种手段。

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夫人的拒绝不啻晴天霹雳。作为一个幻想主义者，他习惯于把他的愿望、他的梦想一直到细枝末节全都幻想周全。他已经在准备去德累斯顿的行程，甚至都差不多已经在筹措旅费。巴尔扎克向德·韩斯卡夫人建议，如何把给女儿的财产存在安全场所，同时要使利息得到保障。他已经开始幻想婚礼，旅行，房屋和府邸。这些府邸里也许都已想好最后一幅画，最后一个器皿。如今寄来这封冷冰冰的信，只有简短的一目了然的一句话“Vous êtes libre”（您自由了）以及那个赤裸裸的斩钉截铁的一个字“non”（不行）。

但是只要巴尔扎克决意要办的事，他是不会接受人家的拒绝的。他习惯于遇见重重阻力，阻力只能刺激他，提高他的力量。每个礼拜，几乎每天，他都写信向夫人进行催逼，发出请求。他向德·韩斯卡夫人劈头盖脑地发出一大堆信，保证他的忠诚，他的爱。最近几年，激情的爆发已经明显地削弱，现在突然之间，离开奈夏台尔和日内瓦之后发出的信件中的那股激越奔放的情绪和极度欢乐的心情又迸发出来。

“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强烈地依恋您。所有人性的特性全都交汇在一起：爱情、友谊、野心、财产、骄傲、虚荣、回忆、欢娱、确信和对您的信任，我把对你的信任置于一切之上。”

巴尔扎克发誓，此后创作的一切，全都是为夫人而写，在思念她时而写：“这一切只是用您的名义才创作出来。”

巴尔扎克表示准备做出任何让步。夫人无须在明天和后天实行这一婚约，她只需要给巴尔扎克确定一个日期，任何哪一个日期，哪一天，哪一年，诗人可以把他的希望与之拴在一起。

“真的，我心爱的天使。我不向我的埃娃提出太大的要求；我只希望，她对我说：再过十八个月或者再过两年，我们将幸福地待在一起。我只希望知道一个确切的时间。”

他向夫人发出哀求，倘若夫人最终不给他希望，倘若“你和安宁”最终不来，他就支持不下去了。

“经过十五年持续不断的工作，我已经受不了这永恒的孤军奋战。创作，永远创作！上帝自己也只用了六天来创造世界。”

单单只要想到他们即将结合，就使巴尔扎克陶醉，使他疯疯傻傻：

“啊，我的爱人。但愿我们终于能够一起共同生活，心贴着心，互相依偎，没有任何枷锁！有时候，这种念头使我乐极而狂。我问我自己，我们怎么熬过了这十七个月，我在这里，你在乌克兰那边。金钱具有什么样的威力！看到最美好的感情有赖于它，这是一场多么可悲的戏剧啊！看见自己束缚着，牢牢地钉在帕西，而我的心却遨游在五百英里之外！有些日子，我沉湎于梦幻之中。我设想，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我的‘女王’的智慧、聪明和审慎获得胜利，她就对我说了一个字‘来吧！’。我设想我如何飞步跑到她的身边。在这种日子里，我已叫人认不出来。人家问我，我怎么了？我说：‘我的忧愁现在就要结束，我看到眼前有一线希望。’人家说：‘他疯了！’”

巴尔扎克一听说夫人为了把官司打到底，搬到彼得堡去了，他就开始盘算，这路程需要走几天，盘缠要多少。从勒哈弗尔到圣·彼得堡路费为四百法郎，回程的路费又是四百法郎，从勒哈弗尔到巴黎二百法郎。他在极度匆忙之中想出了荒谬绝顶的借口，使得他的旅行显得非常必要。巴尔扎克解释道，他早就得到圣·彼得堡去一趟，为在那里创办一家法兰西剧院做些准备。接着又说，他的妹夫打算在那里创办一家航运公司，可以用特别低廉的价钱建造船只，这家公司委托他在俄国提出建议！突然之间，他又发现——也许先决条件是，他的信件为书报检查官所读到——对俄国沙皇怀有“好感”，因为沙皇是在拥有主权的君王当中唯一真正的专制君王。巴尔扎克宣布，“他并不反对变成一个俄国臣仆”。

就这样，信件一封接着一封，这个性急难熬、脾气火爆的情人发射密集炮火，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整个夏天，整个冬天，又是春天，又是夏天，这句话一直没有传来——德·韩斯基先生去世已经一年半——这殷切期盼的一个字“Viens”（来吧！）一直没有寄来。到七月，允许终于传来，路费也一并汇到。从巴尔扎克第一次看见夫人，到1843年7月巴尔扎克从敦刻尔克启程抵达圣·彼得堡，整整十年。他立即直接前往库台索夫府，德·韩斯卡夫人住在那里。这座府邸就坐落在百万金元大街——够有象征意义的。

[1] 乔治，应指德·韩斯卡夫人未来的女婿。详见后文。

第二十章 《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已经四十三岁，已经有点疲于搏斗，过于劳累。他只看到一个目标：他要整顿他的生活，还清债务，在宁静之中完成他气势磅礴的巨著，不再受到追逼。他知道，只有一件事情可以使他做到这点：和德·韩斯卡夫人结婚，至少能赢得德·韩斯基先生几百万遗产中的一部分。这个上百次站在赌台前和命运博弈的人总是输钱，又一再重新赌博，把所有的赌注全都押在一张牌上：就是这个女人。在巴尔扎克获得允许可以到彼得堡去之前的一年半里，他拼命利用这段时间，使自己作为求婚者变得体面些，更加配得上她和她的家人。巴尔扎克知道，尔采乌斯基家族和反映这个家族高傲的、整个傲慢的贵族圈子，始终把这个奥诺雷·巴尔扎克视为下等阶级的一个成员，即使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但他本是农民的孙子，只不过在自己的姓名前面加上了一个冒牌的“德”字而已。倘若这个德·巴尔扎克先生从政之后很有势力，由国王确认他的贵族称号“德”，甚至给他加上一个体面的伯爵的称号，情况将会如何？或者，这位德·巴尔扎克先生当上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情况又会如何？作为院士就有这么多公开的尊严，个人就不会再显得可笑。另外，他也不再是穷光蛋，一年有两千法郎收入，要是当选为字典委员会委员，那就获得了“终身席位”，每年甚至有六千法郎的收入。院士还得身穿“绿色院士服”[1]。这样，即便是尔采乌斯基家的伯爵小姐也无须因为不是门当户对的婚姻而感到羞愧。或者，这个巴尔扎克成了百万富翁，他一年写出六个剧本，让巴黎六家最大的剧院全年上演，这样就收入五十万法郎，也许甚至在十二个月里净收一百万法郎，那么情况又将如何？

为了争取在社交上和德·韩斯卡夫人平起平坐，巴尔扎克对这些可能性全都进行了尝试！他试图通过这三道阶梯一个劲地向上攀登，进入尔采乌斯基家的圈子，但是这位焦躁不耐的肥胖男子，在这三道阶梯上全都失足滑倒。想要选进议会，已为时太晚。因为巴尔扎克不可能及时筹到原始基金，而这是登记到选民名单上去的先决条件。同样他在法兰西学院也同样运气欠佳（以后他将在那里交上好运）。人们不敢当真否定他的权利，却会找到一百个理由把他排除在外。不久听说，他的财务情况实在过于混乱，总不能让这样一个人坐在神圣的拱顶之下[2]，而门外却有法院执法人员和高利贷者等着他。不久又用他会经常缺席作为借口，但是把这情况表达得最为诚实坦率的，是一个咬牙切齿的敌人和暗怀妒意的对手：“德·巴尔扎克先生身躯太大，我们的椅子太小！”除了维克多·雨果和拉马丁之外，他会把他们大家都挤到墙角。

所以赶快写两出“耸人听闻的大戏”，至少把那些会酿成耸人听闻效果的债务还清。那些“大吵大嚷的债务”，会嚷得彼得堡和维尔肖夫尼亚都能听见。第一出剧本是《帕梅拉·吉罗》，一出市民阶级的戏剧，其中五分之四是他让两个毫无才气的“黑人”写的，此剧已被沃德维勒剧院接收。另一出叫《基诺拉的智谋》，先前就已由奥德翁剧场排练。巴尔扎克决心以此郑重其事地补偿《伏脱冷》的失败，把这次演出变成一次空前的成功。

和往常一样，这一次他也没有把力气使在刀刃上，也就是说，没使在剧本上。排演已经开始，第五幕还没有写完。这使得女主角，大名鼎鼎的多尔瓦利夫人火冒三丈，拒绝担任这个角色。巴尔扎克最感兴趣的是，首演之夜成为巴黎曾经见到过的最为光彩夺目的演出，成为史无前例的胜利。巴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必须在显著的座位上露面。任何敌对分子，任何寻衅闹事之徒都不得悄悄溜进场子，像上演《伏脱冷》上演时那样鼓噪怪叫，尖声吹哨左右观众的情绪。为了做到这一点，巴尔扎克和剧院经理商定，初次公演时只发入场券，由他经手发出。他本来可以好好地坐在他的书桌旁把半生不熟的剧本予以加工，结果这时他却坐在售票处和剧院办公室里。

作战计划是以真正巴尔扎克式的慷慨大方制订出来了。乐队前面的地方该由各国使节和各部部长就座，而乐队的座位则由圣路易骑士团的骑士们[3]和贵族院的元老们占有。国会议员和国务官员则在第二层楼，金融界人士在第三层，富有的市民则在第四层观剧——另外，大厅最显眼的座位安排给美艳的女宾。速写人员和画家业已雇好，为了把这晚最精彩的画面留下来永远保存。

巴尔扎克的这次投机和以往一样，一开头都很正确。谣言四起，盛传即将演出的这个夜晚风光无限，在巴黎耸人听闻。人们挤到售票处，愿出两三倍的价钱，求得一票。这时发生了巴尔扎克投机时总会发生的事情，真是残忍的逻辑：他把事情办过了头，结果适得其反。他不接受观众提出的两三倍的票钱，而是四下宣布，这场演出，票已售完，希望观众耐心等待，观赏这个耸人听闻的剧目的第三次或者第四次上演，以此再进一步提高观众的兴趣。可是当1842年3月19日，这些显赫的观众应该出场的时候，由于巴尔扎克错误的策略，剧院四分之三的座位全都空着。那些前来看剧的观众，本该互相赞赏，结果从一开头就生气懊恼。剧院经理在最后关头，把一群雇来鼓掌造势的人弄来。谁愿看戏，赶快送张赠券给他。这也白费力气，演出的失败已经无法阻止。剧情的发展越是悲切，台下的观众越是欢快。以后几次演出之所以有人观赏，因为观众想在闹事的场景里自己也跟着演出一番。喇叭猛吹，口哨声喧，大家齐声合唱：

“全是巴尔扎克先生一人拆的这摊烂污。”

观众一次也没有呼喊巴尔扎克到幕前亮相，即使叫了，也是白叫。为了好好布置剧院，巴尔扎克已累得筋疲力尽。演出结束时，人们发现他在自己的包厢里，睡得昏天黑地。事后他获悉，他梦寐以求的十万法郎又一次——这都是第几次了！——随着布景拆下，全都化为泡影。命运一而再地用这种沉重的打击把他赶回他的使命。巴尔扎克绝望地向德·韩斯卡夫人抱怨，《基诺拉的智谋》一失败，他就不得不写作四卷长篇小说。我们可不能和他一同抱怨，因为巴尔扎克在1841年至1843年身处困境时所写的中长篇小说，属于他最为气势磅礴的作品之列。倘若他的那些蹩脚的、激情四射的剧本演出成功，我们也许就不会拥有这些出色的小说了。

巴尔扎克早期作品中的那种趋附上流社会、痴迷贵族阶级的成分，有时真是使人难堪。而在巴尔扎克的创作最为成熟的时期写出的小说里，这种成分渐渐消退。出生平民家庭，生来就对所谓的体面社会有一种并非心甘情愿的敬畏，对这种社会表示赞美，现在已渐渐学会看透了这个社会。圣日耳曼区的沙龙已对他越来越失去魔力，不再是大人物的小小虚荣心，小小野心，或者渺小的侯爵夫人和伯爵夫人们的伟大野心在刺激他的创意，而是宏伟壮观的激情在激发他的灵感。通过亲身经历和失望，巴尔扎克越是生气恼怒，他就变得越发真实。那种甜腻腻的伤感，——像油渍玷污一件珍贵的衣裳——损害了他青年时代的最佳作品，现在开始渐渐蒸发。远景显得越来越壮观，同时也越来越仔细。在《一桩神秘案件》中，一股刺眼的强光一直射进拿破仑时代政治的背景里面。在《搅水女人》中，巴尔扎克表现出了性认识上的大胆无畏，同时代人中没有一个胆敢涉及这一问题。性变态和性屈从的问题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大胆地攻击过，像巴尔扎克在他的人物，年老的鲁杰医生身上所做的那样，这个七十岁的医生把十三岁的搅水女人培养成他的情妇。这个菲利浦·勃里杜[4]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作为一个不讲道德的人，和伏脱冷不相上下，但是不那么富有戏剧性，不夸夸其谈，不感情夸张，而是实话实说，真实得可怕，令人难忘。另外便是《幻灭》一书完成他那时代宏伟的画卷，与此同时又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于絮尔·弥罗埃》。由于有些信神信鬼的矫揉造作的笔触，显得有点不大真实，但是每个人物都写得光彩夺目，真实可信。《假情妇》《两个新嫁娘》《阿尔贝·萨瓦吕斯》《人世之初》《奥那林》《外省的诗神》，还有十几部断片——这位不知疲倦、无与伦比的人在三年内又做出了其他人一辈子才能做出的贡献。

渐渐的，业已完成的作品已经如此可观，简直难以一眼望尽。巴尔扎克这个终于想要彻底整顿自己生活的人，现在也想到要把他的作品整顿得一目了然。尽管为债主们追逼，巴尔扎克还是小心翼翼地把他最后保留的东西留了下来：他作品全集的出版权。即使逼得走投无路，他也绝不把他个别作品的权利永远出卖给别人。谈判的内容永远只是出一版或者几版的问题，他始终是拥有作品出版权的所有者。巴尔扎克在任何方面都挥霍成性，但是这最佳的财产他还是保护得十分完整，未受损害，静等合适的时机，他可以骄傲地向朋友们和仇敌们展示，他已创作了哪些作品。

如今这一时刻已经来到：为了追求百万富翁文策斯拉夫·德·韩斯基的遗孀，他要显示他自己的财富，因为他也是个百万富翁。他写了一百万行字，五百个印张，二十卷书。他刚刚透露他想要出全集的意思，三位出版家，杜波歇、富尔纳和赫彻尔便准备联手共同争取出版这一卷帙浩瀚的巨著，并且共同承担此书的出版费用。这部作品的数量还会逐年增加。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合同于1842年4月14日签订，赋予出版家的权利是：

“根据他们的选择，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把作者迄今为止业已发表的作品发行两三版。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在全集出版过程中发表的作品。全集第一版共出三千套。八开本装，根据所需要的篇幅而定，共约二十卷。”

巴尔扎克获得的首付款是一万五千法郎，其他版税在销售四万册后支付给作者五十生丁一卷。

这样，巴尔扎克从他迄今为止所创作的作品中得到一笔连续的年金，其数额必然会逐渐增加，使他能腾出手来创造他未来的作品。合同中唯一对他造成负担的是一条自愿接受的条款：他必须为额外校样付费，即每一印张超过五法郎的印刷费，由他自己支付。巴尔扎克难以抵御一再修改的诱惑，要对他的作品在修辞上进行十六、十七次的修改，不得不为他的这种激情付出五千二百二十四法郎二十五生丁。出版家们提出的唯一的异议乃是：他们不喜欢“全集”这个题目，这过于司空见惯，不大吸引读者，能不能找到一个题目，把全部作品，连同不断重复出现的众多人物形象，连同他那包括整个社会的上层下层的独创世界合成一个整体？

巴尔扎克表示同意。早在十年前，当他为费利克斯·达文[5]编辑他的长篇小说的全集撰写第一篇前言时，他自己就感到，在他自己塑造的统一完整的世界幻象中，每一部个别的小说只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可是怎么找到一个题目，能把这个世界幻象的包罗万象的特点表达出来呢？巴尔扎克犹豫再三，迟疑不决。这时有个巧合，帮了他的大忙。他的朋友，从前编辑部的秘书德·贝鲁阿刚从意大利旅行回来，他在那里好好研究了一下意大利文学，阅读了但丁《神曲》[6]最早的原文。巴尔扎克灵光一闪，心血来潮，为什么不能用尘世的喜剧和神的喜剧相对，为什么不用社会学的大厦和神学的大厦相呼应？Heureka！（希腊文：我知道了！）[7]题目找到了：《人间喜剧》[8]。

巴尔扎克兴奋不已，出版家们也同样欣喜无比。他们便请求巴尔扎克为全集撰写一篇前言，向读者们解释这个崭新的、始终要求很高的题目。巴尔扎克对此兴趣不大，显然是因为他不愿把他宝贵的时间用在这样一种收益甚少的工作上面。我们不妨把费利克斯·达文的那篇前言，那篇《十九世纪风习研究》的前言拿来，这篇文章的十分之九出自巴尔扎克自己的手笔，向读者们解释他的意图和目的。然后他就建议，请他的好友乔治·桑，生性聪明、心地善良的乔治·桑来为他的全集撰写一篇序言。最后，出版商赫彻尔的一封措辞巧妙的信使得巴尔扎克改变了初衷。赫彻尔提醒他，作为诚实正直的父亲，不该否认自己的孩子，同时给了巴尔扎克一些的确很有价值的启示。

“您尽可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地发表意见。只要有人取得了像您这样的成绩，这是一种恰如其分的高傲态度。您尽可坦然从容地发表意见。您不妨设想一下，您已经年老，和您自己保持必要的距离。您尽可像您自己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话，您将做出极有价值、不可缺少的贡献。请您本着这个意思去开始工作，‘我的胖大爷’，请您原谅一个干瘦的出版商，他胆敢这样放肆地跟您这位‘肥胖大人阁下’说话。您知道，他这样做完全出于最好的意图。”

于是就产生了那篇著名的《人间喜剧》的序言。这篇序言的确写得比人们期待于巴尔扎克的要平和些，务实些，激情少些。凭着他切实的聪明，他看出了赫彻尔的忠告很是合理，在书名的慷慨激昂和个人的谦虚谨慎之间，他找到了正确的中间道路。巴尔扎克向德·韩斯卡夫人承认，这简短的十七页长的序言，比平时写一部长篇小说更加费劲，这大概不是他通常说话时的夸大其辞。巴尔扎克在文中发展了他的世界体系，可以和乔弗罗伊·圣-希莱尔和布丰[9]的那个体系相提并论。在自然界，各类动物根据它们的环境，发展成千差万别的种类。人在社会里也是如此。如果创造了三四千个人物，想写一部《人心的历史》，就必须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形式，各种激情，至少都各由一个代表表现出来。这就需要有一种艺术家的创造力，把个别插曲，个别人物都串联起来，组成“一部完整的历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部长篇小说，每部长篇小说就是一个时代”。

艺术家——这就是真正的纲领——在千差万别的人类天性之中只消观察即可，因为“偶发事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为了得到独创性，只需要研究偶发事件即可。法国社会应该成为真正的历史作家，而我则是这位历史作家的记录员。我记录下种种美德和罪恶的清单，选择社会上最重要的事件，结合若干同类的人物性格组成典型。我也许可以达到这个地步，即写出这么多历史学家忘了写的风俗习惯史。”

罗马、雅典、孟斐斯、波斯和印度，不幸都没有留下这样一部作品，而为十九世纪的法兰西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这就是巴尔扎克做的努力。他要描写他这世纪的社会，并且显示出推动发展这个社会的力量。这样，巴尔扎克就公开承认他倾向现实主义，把这当作小说的任务，同时他又强调地补充一句，尽管小说，如果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上真实可信，本身并无意义，但小说同时应该提出达到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要求。巴尔扎克以粗线条的笔触展示了他的计划：

“《私人生活场景》描述的是青少年时代，连同其失误。《外省生活场景》描述的是激情的年代，盘算、利益和野心的年代。《巴黎生活场景》最后显示了好感和罪恶的画卷，连同它的一切恣意放纵的情形，这对于京城的风习颇具特性——因为在那里，善与恶的最强烈的效果相聚在一起……

“我在这三套组画里描绘了社会生活之后，还有一个任务，即展示例外情况的生活。在这里若干人或者所有人的利益交汇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处于法律之外：这就导致我写出《政治生活场景》。完成了这样宏伟的社会画卷之后，我难道不该描绘这个社会最具暴力的阶层？社会脱离自我，为了自我保卫——或者为了——征服别人。这便是《军旅生活场景》，这是我这部作品中迄今为止完成得最少的一部分。可是我在这个版本里为这一部分留下了空间，等我一完成它，就可以把它添加进去。最后是《乡村生活场景》。这是我漫长的白天工作的夜晚，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这社会戏剧的话。在这一部分里有着最纯净的人物性格，秩序、政治和道德的伟大原则的运用。”

巴尔扎克以强劲有力的和弦结束全文：

“一个计划，同时又包括社会的历史和批评，其弊端的分析，其原则的阐释。这样一个计划的浩瀚无垠，难以估量，我想，就使我有权给予我的作品这个题目：《人间喜剧》。这部作品今天便是以这个题目问世的。这个题目是否有些过于狂妄自大？它是否合情合理？将来等全集完成之后，公众自会做出决断。”

后世已经做出了决断，这个题目并没有过于狂妄，尽管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作品，仅仅是一个更崇高完整的雕像的躯干而已。死神在这雕像完成之前就从巴尔扎克的手里夺去了他的凿子。巴尔扎克说到三千至四千个人物，按照他一向的习惯，这位诗人总是预开汇票。《人间喜剧》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不完整的状况，只有——我们都羞于说出这“只有”二字——两千个人物，那三千，甚至四千人物连同他们的生活形式，业已存在于巴尔扎克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脑子里，1845年的一份准备好的作品目录表明了这点。这个目录把已经完成和尚未写作的小说一个个书名都列举出来。读到这个目录，我们感到极大的悲哀，就像读到索福克勒斯的那些业已遗失的剧本的名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那些没有传到我们手里的作品的目录一样。在他列举的一百四十四部作品中，巴尔扎克未能完成的不下五十部。但是这计划表示，巴尔扎克以何等沉稳的建筑学的结构原理，在他心里已经把生活形式的方方面面，直到每个细节，全都设计出来。

第一部长篇小说应该叫作《孩子们》，第二部、第三部叫作《女生寄宿学校》和《高中生宿舍》；戏剧界将得到自己的一卷，外交界、政府各部、学者，也各有一卷；外省和城市的选举活动和党派活动连同它们所有的把戏应该得到揭示。法兰西大军在拿破仑战争年代的史诗《伊利亚特》[10]中应该起码用十二本小说来进行描绘，其中完成的只有《舒昂党人》一部，还应该写：法国军队在埃及，阿斯帕恩和瓦格拉姆战役，法国军队在埃及、莫斯科、莱比锡，法兰西的征战[11]，甚至还有浮桥，法国士兵在战俘营中。为农民设想了一部小说，法官和发明家各一卷。除了这些描述性的研究之外，还需要加上解释性和分析性的研究：一部《社会生活的生理学》，一部《教师团体的解剖学》和一部《关于十九世纪成就的哲学和政治学的对话》。

要是巴尔扎克的寿命够长的话，这些作品都能完成，这点毫无疑问。凡是已经存在于他想象之中的东西，凭着他的想象力也必然会变成现实，具有形象。但是他只缺少一点，在他极为浓缩、过分充溢的短暂一生中，他始终缺少的，那就是时间。

宣布他的全集即将出版，想必给予巴尔扎克既骄傲又欣慰的感觉。他第一次向世界显示，他想干什么，表明他有别于身边所有的人，这些人没有一个有勇气，有权利，哪怕只是为自己提出这样浩瀚无垠、难以估量的任务。而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的五分之四。他给自己定下了期限，再过几年，再过五年、六年——一切都将完成。作品内部的秩序和外部生活中的秩序都将就绪，然后他就集中全部精力于一项任务。这项任务他还从来没有认真试验过，或者，无论他在哪里草率地触及一下，却从未很好办到，那就是休息、生活、享受，做个幸福的人。

[1] 拿破仑任皇帝后，规定法兰西学院院士在举行隆重会议时，须手执他自己设计的特色佩剑，身穿“绿色院士服”——墨绿色金线绣花燕尾服，以表现院士们的威严。

[2] 法兰西学院在庄严的拱顶下举行会议。

[3] 圣路易骑士以法国国王路易命名，他1214年出生，曾率领十字军骑士东征。后来以此褒奖功勋卓著的元帅将军。

[4] 菲利浦·勃里杜，《搅水女人》中的人物。

[5] 费利克斯·达文（1807—1836），法国作家。

[6] 但丁的《神曲》，即《神的喜剧》。

[7] 据说阿基米德在发现浮力定律时，兴奋地大叫“Heureka！（我知道了！）”。

[8] 《人间喜剧》即《人的喜剧》。

[9] 乔弗罗伊·圣-希莱尔（1772—1844），法国动物学家。乔治·路易·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数学家和生物学家，启蒙时代的著名作家。

[10] 茨威格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又译：《伊利昂记》）来形容拿破仑的连年征战。

[11]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1809年5月22日，拿破仑在阿斯帕恩大败奥地利军队。1809年7月6日，拿破仑在瓦格拉姆大败奥地利军队。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罗斯失利，于败亡途中在莱比锡遇联军，败北，联军随之侵入巴黎，是为法兰西之征战。

第二十一章 第一次崩溃

1841年11月，德·韩斯基先生去世。巴尔扎克以他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曾经希望，这位遗孀只在等待居丧之年结束，以便实现婚约。但是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夫人一直拒绝巴尔扎克前来圣·彼得堡探访，夫人正在那里进行遗产诉讼。一年半过去，巴尔扎克不得不等到1843年夏天，夫人才对他的催逼让步。当然，形势对于夫人并不简单。像巴尔扎克这样的名人，遐迩闻名，不可能来到俄国而不引人注意。从女沙皇叶卡捷琳娜时候起，就没有一个真正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国作家到过这座涅瓦河畔的京城，巴尔扎克的到来必然会引起极大的轰动。他将受到人们仔细观察，夫人势必也会受到同样关注。她在极其显赫的社交圈子里出入，甚至受到过沙皇的接见，必然会谣言四起。倘若德·韩斯基先生健在，巴尔扎克来访可能会被外界解释为对他们全家进行一次友情访问，他将是男主人的客人。人们对他的造访无法做出任何令人怀疑的解释。而拜访遗孀则可能意味着一种正式的订婚。即使德·韩斯卡夫人像巴尔扎克一样迫切地希望结婚——事实却绝非如此——那么要实现这一可能性也并不取决于夫人自己做主。根据俄国有效的法律，必须沙皇批准才能和外国人结婚。如无特许，财产不许转移到国外。所以德·韩斯卡夫人并不像巴尔扎克梦想的那样独立，那样富有，或者像她在其他任何国家丧夫之后那样。她所拥有的，用句现代的话来说，只是那些“限制卢布”，她只能从非法的渠道弄到，然后带到法国去。再加上家族成员的阻力，她的家族，尤其是罗莎莉姨妈，并不把巴尔扎克视为天才，而是把他看成一个负债累累、道德败坏的男人，在巴黎和各式各样的女人过着轻浮放荡的生活，试图骗得这个富孀头脑发昏，借以改善他的糟糕透顶的财务状况。也许德·韩斯卡夫人拥有足够的决心来克服她的那些贵族亲戚的一切阻力，这点我们可并不知道。但是她还得顾虑她的尚未出阁的女儿，夫人爱女儿达到狂热的程度。女儿出生后，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女儿一天。夫人若攀上一门不般配的婚姻，不仅使她自己，也会使她女儿安娜伯爵小姐在俄国社会见不得人，毁掉这位伯爵小姐任何联姻的前景。

因此，德·韩斯卡夫人让巴尔扎克等了这么长时间，并不是出于恶意、冷淡和反感，就像人们经常错误解释的那样。相反，她居然允许巴尔扎克前往圣·彼得堡，此举非常勇敢，至少昭告天下，她有结婚的意图。但是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次旅行也是牺牲。在乘坐邮车旅行的时代，俄罗斯离开巴黎的距离，远比日本更为遥远。时间对于巴尔扎克而言，比对其他任何人都更是金钱；他和往常一样又没有筹到这笔旅费。他被迫推迟行期，把日期直往后排。巴尔扎克知道，他无论如何非和德·韩斯卡夫人亲自面谈不可，单靠书信无法使夫人改变主意。他必须亲自前去说服夫人，征服她，像当年在日内瓦那样。

巴尔扎克卖掉了手头现成的手稿，以及几部尚未完成的剧本。他赶快顺手就写完了《帕梅拉·吉罗》，希望在他回国时能看到此剧演出时给他的版税。1843年夏，巴尔扎克在敦刻尔克上船；7月17日，经过一次风浪不小的航程，抵达彼得堡。

巴尔扎克和德·韩斯卡夫人在库泰佐夫府邸的时髦沙龙里的重逢，想必殊为奇特。夫人下榻的这座府邸，坐落在百万金元大街。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大约足足有八年之久，他们没有见过面。在这段时间里，巴尔扎克没有什么改变，只是稍稍胖了一些，头上添了几缕灰发，但是他的精神专注，一如以往。天性幻想的人，永葆青春。但是在一个女人的生活中，八年可含有很多变数。单看微型肖像画画家达芬拉[1]在维也纳给她作的画，已经显得并不年轻，是个人到中年的成熟女性。画家肯定为了客气，笔下留情，画上的女人毕竟是个七个孩子的母亲。倘若相信巴尔扎克的信件，那么夫人当然对他而言毫无改变，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年轻，更加美丽。经过长期分离，巴尔扎克的爱只是在情欲方面变得更加急迫不耐，更加疯狂冲动。也许德·韩斯卡夫人希望，巴尔扎克若看到她不再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幻想中的女人，而是一个已臻成熟年龄的现实中的女子，会打消他原来的计划。但是并非如此，巴尔扎克一个劲地催着结婚，已经制订了一切计划。他甚至带来了必要的介绍信，以便在法国领事面前完成婚礼。

但是德·韩斯卡夫人敷衍他，婚礼以后再议。她似乎并没有完全表示拒绝，显然只告诉巴尔扎克，只要她的女儿尚未完婚，她自己不能结婚。总算还是定了一个日子。再等一年，或者两年——不可能拖得更久。就像雅各追求拉结[2]，现在巴尔扎克在追求德·韩斯卡夫人。第一个七年，巴尔扎克是等夫人的丈夫去世，现在开始第二个等待期，是等夫人的女儿找到丈夫。

对于这段彼圣得堡的日子，我们知道得不是很多。夏天，俄罗斯的贵族们都到乡间庄园避暑，城里的人都走空了。巴尔扎克似乎见到的东西不多，他一句话也没提及隐士卢[3]及其藏画。显然他如痴如迷，只为一个目的而生存：最终征服他的情人，得到夫人的一句承诺后，他返回巴黎，这次是从陆路取道柏林回国。

十一月份，巴尔扎克又到巴黎。他这次回国和往常一样，又一头扎到旋涡之中。单单浪费四个月时间对于一个一生在和时间赛跑的人而言，已是一场灾难。一时又掀起轩然大波。在他出国期间，为他打理经济的母亲“又继续折磨我，活像一个真正的夏洛克[4]”，他又一次把他的赌注全都押在一张牌上。这个不可改悔的幻想家认为，他的剧本《帕梅拉·吉罗》在他离开巴黎期间，在为他挣钱；每天都会有这么多进账，相当于他在俄国一个礼拜的花销；回家之后，他就可以好好休息。可是还在旅途之中，他就听说，此剧也遭到失败。这个剧本并不像《伏脱冷》那样平庸乏味，也比《基诺拉的智谋》更加生动、真实。但是巴黎的新闻记者不能原谅巴尔扎克对巴黎新闻界的腐化堕落所做的抨击。他们对此剧在欢乐剧院的演出发动猛烈攻击，使得该剧不得不停止上演。

所有的人都反对巴尔扎克。他进行投机买下的北岸铁路公司的股票（我们不清楚，他是用什么钱购买的），股价大跌。“花园居”的地产遭到清算，使人忧虑。他竞选法兰西学院，遭到失败。他又险些面临全线崩溃。他不得不通宵达旦地写作，来购买每一次自由的呼吸。

但是对他不幸的事，对我们却是幸运。既然戏剧失利，这个为“热闹戏剧”奋力作战的战士，经受了舞台上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被迫重新回来写作长篇小说。他只好重新创作他的主要作品《人间喜剧》。现在，巴尔扎克以迅疾的速度一卷又一卷地推出。首先是修改后的新版《私人生活场景》和《巴黎生活场景》。他和报纸杂志谈判，签订合同，出版《农民》，此书将成为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巴尔扎克写作这部小说已经几年，但是计划时间拖得太长，总有难以完卷的危险。巴尔扎克已经计算出来，这本书将给他带来多少收益：在《新闻报》上初次发表可得一万四千法郎（这是他迄今为止得到的最高报纸稿酬，每行字六十生丁）；然后作为书本出版，又是一万两千法郎，合在一起是两万六千法郎。《新闻报》已为登载此书做出预告，他也大约写了八万行字。突然一切告停。巴尔扎克写不下去了。轮子转得太快。即便是巴尔扎克拥有的无比强大的工作精力也达到了极限；他的旺盛的活力经不起长年累月地乱砍乱伐。

力量枯竭缓缓开始。树干还依然挺立，伟岸壮观，还依然结出丰盈的果实，依然还年复一年地长出新的茂盛的树叶。但是蛀虫已在啃啮核心，啃啮心脏。巴尔扎克日益经常地抱怨自己健康状况不如从前。1844年4月他写道：

“我陷入了一个不可阻挡的令人惬意的沉睡时期。我的天性不想再干了。它彻底休息。它对咖啡已经没有反应。我灌下去大量的咖啡，想写完《莫黛斯特·米尼翁》[5]，可是我就像喝的是白水一样。我三点醒来，马上又睡着。八点进早餐，感到还想继续睡觉，于是我又倒头就睡。”

巴尔扎克脸上感到抽动，浮肿，头痛，眼睛神经性地眨个不停。他开始怀疑，是否有力气写作《农民》的第二部分。

“我进入了一个可怕的神经性疼痛的阶段，毫无节制地饮用咖啡引起了胃痛。我得彻头彻尾地好好休息一下。这种从未有过的可怕的疼痛，现在折磨了我已经整整三天。第一次发作时，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现象！……唉，我实在难以形容地疲倦。今天早上我粗略地估计了一下，最近两年写的东西：四卷《人间喜剧》。从今天起，今后二十天或者再多几天，我什么事也干不了，只好坐上邮车，驱车离去。”

他又写道：

“现在我筋疲力尽，就像雅各[6]跟天使搏斗之后一样。我必须写的六卷书放在我面前，或许还不止六卷！整个法兰西把眼睛和耳朵都对着这部作品。旅行者和书店的报告，我收到的信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了这点。《新闻报》增加了五千订户。大家都等着我，——而我感到自己像只空空如也的口袋。”

但是不仅肉体疲劳，灵魂也累够了。“渴望休息”，终于休息一下，生活一下，终于得摆脱永恒的奴役。他感到，只有德·韩斯卡夫人可以拯救他，只有在夫人那里，他的生活才能有条有理：

“有些时候，由于期待，简直丧失了理智，我就处于这样的状况之中。我的整个一生都这样紧张地向着这个目标努力，我觉得内心就像粉碎了一般。”

他对文学几乎不再感兴趣，他的思想已经不在他的作品上，因此他写得很糟。他不再梦想陌生的人物形象，而是梦想着构筑他自己的生活。

“1846年我们将拥有巴黎最令人心醉神迷的房子之一，我不会再有一个苏的债务。相反，我通过《人间喜剧》的写作，渐渐挣得五十万法郎，而这件事情的统计数字还没有计算在内。结果也许会有这个数字。因此，我美丽的夫人，我也是一个拥有百万家财的结婚对象。倘若我不死，这数字还会更多。倘若我，像您说的，娶了您并不是娶了一个穷丫头，那么您嫁给我，也不是嫁给一个穷小子。我们两个将成为两个迷人的老头子老太太，就像西斯蒙蒂[7]和他老婆那样，只有对于比较长寿的那个人将是不幸。对他而言，生活将是无比痛苦。”

我们暂时还在1844年，一道希望之光当然又显现出来。德·韩斯卡夫人决定，离开她那乌克兰蛮荒之地来到德累斯顿。她的女儿，安娜伯爵小姐在七月份和一个位富有的贵族乔治·姆尼斯彻希订婚，——这一来，永远信心十足的巴尔扎克以为这下每个障碍都已去掉，雅各把拉结带回家去的时间终于来到。可是结果又大失所望。德·韩斯卡夫人虽然在十二月前往德累斯顿，只是为了和她女儿及未来的女婿在那里过冬。巴尔扎克请求允许他在那里拜访夫人，完全徒劳。莫非夫人害怕巴尔扎克可能在那里会遇到俄罗斯的社交界，或者她的亲戚？巴尔扎克和她做伴，她从生理上感到不快？还是她根本想要推掉婚礼？谁也不知道。反正她不让巴尔扎克前去。巴尔扎克这时从夫人那里得到的唯一信号是件不愉快的事情。

她自己没去见巴尔扎克，而是派她的伴娘昂里埃特·波累尔，当年负责通信的“里蕾特”去找巴尔扎克。波累尔突然宣布，她要离开韩斯基家，进修道院去。对于一个瑞士的卡尔文教徒[8]，这可是令人惊讶的决定，显然这里有些蹊跷。德·韩斯基先生的去世似乎对她是个沉重的打击，也许是因为这个不复年轻的老处女曾和德·韩斯基先生有染，或者因为她在夫人通奸事上充当了帮手而感到有罪，反正她和德·韩斯卡夫人之间出现某种紧张关系，逐渐发展成暗暗的仇恨情绪。从前的心腹现在变成仇人，在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中具有这位老处女的某些特点。《贝姨》的模特儿一部分是她。反正她作为夫人“心腹”的角色已经到头。人们已不再需要她。现在关照这个变得歇斯底里的老姑娘的任务落在巴尔扎克身上。他得非常体贴地对付波累尔，巴尔扎克觉得对她负有责任，又受到德·韩斯卡夫人的委托，为波累尔小姐改宗天主教办好一切必要的手续。巴尔扎克花费时间拜访天主教的高级神职人员，又前往一切可以考虑的修道院，最后把事情全都办妥，并且亲自参加了波累尔小姐穿上修女长袍的仪式。这一来，《陌生女人》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几章的最后一个知情人也就此消失。

1845年春终于传来消息，德·韩斯卡夫人愿意见他。巴尔扎克立即把手稿扔进抽屉，也不在乎成千上万个读者正等待着阅读续篇，也不管已经向他付了稿酬的编辑部对他不守信用恼怒不已。文学已经不放在他心上。他的人生小说在召唤他。他已经干得够多的了；他要求休息和安静。想必在他心里对于这种脑力劳动的永恒催逼，对商务上的各种卑劣行径、债务和付账日期已经无限厌恶。他像一个奴隶，砸烂了他的枷锁，逃之夭夭，根本不顾他身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让母亲去和那些债主搏斗，主编吉拉尔丹爱怎么对付那些订户都行，法兰西学院的那些先生们，让他在等候室里干等，那就让他们自己永远等下去吧。他现在只想生活，像其他人一样地生活！

德累斯顿的日子过得如何，我们知道得不是很多，因为缺少了巴尔扎克的信件，巴尔扎克现在每天和德·韩斯卡夫人厮守在一起。我们感到，这想必是一段情绪欢快、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巴尔扎克和夫人全家相处得非常融洽。伯爵小姐年轻的未婚夫姆尼斯彻希伯爵，并不特别聪明，或者很有分寸；他有一点傻里傻气，热衷于收集昆虫。但是他脾气很好。他的未婚妻安娜伯爵小姐是个无足轻重、耽于享乐的女孩。他们大家都爱放声大笑，都想玩得痛快。可以想象，巴尔扎克在他们百无聊赖之中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也开怀大笑，不搞写作；他也享受轻松愉快的生活。他想起在巴黎看过一出喜剧，他称他们这个小圈子是一群“爱开玩笑的人”。他们就像一个戏班子，到处乱跑，只不过他们不公开演戏，而是让世上的人演戏给他们看。

因为在德累斯顿待下去无事可做，他们就一起旅行到康斯塔特，到卡尔斯莫尼，到斯特拉斯堡。巴尔扎克对这个家庭影响很大，他能说服德·韩斯卡夫人也到巴黎去巡回演出一番。当然需要隐姓埋名。照理，俄罗斯臣民禁止前往巴黎，沙皇不允许他的臣民待在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法兰西。但是巴尔扎克是个善于消除这类困难的大师。德·韩斯卡夫人得到了一张旅行证，身份是巴尔扎克的妹妹。安娜伯爵小姐则成为他的侄女，名叫欧也妮。巴尔扎克给这一家子在巴黎巴斯大街租了一幢小房子，然后他就以难以形容的欢乐情绪陪伴他们观赏巴黎。谁能扮演一个像他这样的导游来陪人游览巴黎呢？他又介绍又解释，又享受巴黎，活像一个外国观光者。八月份他们一同驱车前往枫丹白露、奥尔良、布尔日。他向他们介绍他的故乡图尔，然后前往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在那里稍事休息，乔治·姆尼斯彻希负责陪伴两位女士，巴尔扎克则返回巴黎。可是到九月份，他又赶到巴登-巴登，和他们一起待了两个礼拜，然后这一群“爱开玩笑的人”就毫不在意地取道前往意大利。他们从夏龙乘船前往里昂，然后前往阿维尼翁。十月底他们到达马赛，然后径直前往那不勒斯。他的旧梦，和一个情人游览意大利，终于得到实现。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拒绝给他的恩宠，现在由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赠送给他。

在整个旅途中，巴尔扎克一个字也没写。这位平素坐在书桌旁工作十六个小时的作家，现在连信也不写。对他而言，没有朋友，没有出版商或者编辑，也没有债务，只有这个女人，只有自由。《人间喜剧》已被遗忘，能否永垂不朽他已全不在乎。根据他那漫无节制的天性，想必毫无节制地享受了一番。这个人十年来只是支出，只是倒出自己的一切，没有一个凡人比他付出更多，如今他又拼命汲取，储积力量。幸运的人沉默不语。巴尔扎克属于那种只在苦难之中才进行创作的艺术家。

那么债务和他承担的职责呢？这上面突然罩上了一层面纱。好好计算一下（谁也无法完全穿透巴尔扎克账目的迷宫），这次旅行的全部花销，不是用的巴尔扎克的钱。看来在当时，这两个情人之间已经开始有某种财产共有的安排。德·韩斯卡夫人还没决定和巴尔扎克结婚，但她准备在最终决定结婚之前，和巴尔扎克一起共度他们的生活，共同分担他们的命运，共同支配他们的钱财。巴尔扎克这个天才，感觉方式是资产阶级的，而夫人，这位贵族女子，感觉方式要更加自由。她觉得和巴尔扎克、和女儿、和未来的女婿一同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一起美妙无比。也许她害怕的只有一点：不得不和巴尔扎克单独生活在一起。

[1] 莫利茨·米夏埃尔·达芬拉（1790—1848），奥地利画家。

[2]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二十九章十六节至第四十九章三十一节，雅各爱上舅舅拉班的二女儿拉结，为此伺候舅舅七年，可是新婚应得到的新娘却是拉结的姐姐利亚。雅各问舅舅，答复是先嫁长女，才能嫁次女。于是雅各再伺候舅舅七年，终于娶得拉结。

[3] 隐士卢，彼得堡著名的博物馆，内有珍藏画幅。

[4]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高利贷者。

[5] 《莫黛斯特·米尼翁》，“私人生活场景”的最后一篇。

[6]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三十二章第二十四节，雅各与天使摔跤、搏斗。

[7] 让·查理·莱奥纳尔·西斯蒙蒂（1771—1842），瑞士经济学家、历史学家。

[8] 卡尔文为瑞士的新教领袖。修道院是天主教修女修行之处。

第二十二章 收藏家巴尔扎克

倘若把巴尔扎克在1845年和1846年的书信遮掉他的签名，让一个毫不知情的普通读者阅读，问他这些信件的作者操什么职业，有什么内在的爱好，此人肯定会回答：这是一个古董商或者绘画收藏家，也可能是个地产投机商或者房产经纪人。反正他不会猜是个长篇小说的作家。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巴尔扎克心里想得更多的不是完成《人间喜剧》，而是房子。他要用他未来的太太将要得到的遗产和他自己写作所得的稿酬为他太太建造房子。希望，对于这个极端不可救药的幻想家而言，永远是已经肯定的事情。所以他这次也是把车套在马的前面，或者不如说，把空车套在马匹该站的空位子上。1845年巴尔扎克既不拥有一幢房子也不拥有可以建造一幢新房子的建筑工地，他更没有为新的府邸购买一个建筑工地的那笔钱。可是他已开始十分热心地在布置这幢根本还不存在的房子，一阵新的痴迷向他袭来：淘旧货的热狂。要让一位尔采乌斯卡小姐，一位王后的侄孙女居住的那幢房子，必须是个宝库，是个画廊，是个博物馆。这位了不起的幻想家，每两个月都要因为两三百个法郎而走进当铺，现在却着手要和卢浮宫、埃累米塔日（Eremitage）、乌菲齐宫[1]和国王、皇帝们的宫殿并驾齐驱。他也要在他画廊的墙上挂他收藏的拉斐尔·圣齐奥、赛巴斯蒂安·德尔·彼翁博、[2]凡·代克、华多[3]、伦勃朗等各个时代的杰作。在他的沙龙里也得摆放着名贵的古代家具，精挑细选的中国和萨克逊的瓷器，奇妙已极的木制器具。他的房子应该是个梦幻天地，犹如阿拉丁的宫殿。

巴尔扎克没有必要的资本，怎么为他的房子弄到荷尔拜因或者丁托雷托[4]的画作呢？非常简单：他在旧货商人或者小商人那里买下各式各样并不值钱的旧画，那些所谓的“碰巧买到的便宜货”，然后再把它们称之为荷尔拜因和丁托雷托的画作。他从母亲那里继承到的投机的嗜好，突然在这追寻古董的狩猎中爆发出来。不论他在哪里，他到每个城市都去旧货店淘宝，简直像是被磁铁吸引：他在这儿买个画框，在那儿买几张画；在这儿买花瓶，在那儿又买枝形烛台。巴尔扎克一天到晚在古董商那里淘个不停。货物来自那不勒斯、热那亚、德累斯顿、荷兰，他还来不及知道要运到哪里去，——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清楚，他是否买得起这些货物，一箱箱的宝贝是为了未来的巴尔扎克府邸买下来的。不言而喻，他尽管是个天才，可是丝毫也不明白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最渺小的商贩也比他高明，但是他像着了迷似地买个不停，就像一个热病患者，满眼尽是幻觉。巴尔扎克在购买时不断看见疯狂的赢利。他这个乞丐，这个永远债务缠身的人，在1846年估计自己已经拥有四五十万法郎。他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书信不断加入他新近交上好运的公告。

碰上德·韩斯卡夫人自己也并不是节约成性的女人，她和她的女儿也有购物癖。和平大街的珠宝商人把她们当作出色的买主。尤其在夫人身边摆满了那个世纪爱用的精致绝伦的化妆用品，上面镶嵌了大量珍贵的金饰。但是她还算算账，尽管算的只是大数目。她似乎以所谓的“噜噜[5]宝藏”——从他们的通信得悉，“噜噜”是巴尔扎克的绰号——的名义提供了大约十万法郎给巴尔扎克支配，用来购买和装饰一幢房子。在巴尔扎克这里，基本思想始终是对的。他要布置一个住宅，为此购买一些古色古香的出色家具。倘若他善于等待，完全可以用德·韩斯卡夫人提供的这有限的十万法郎购买一幢漂亮的房子，把它布置得舒舒服服，甚至富丽堂皇。可是巴尔扎克等不及了，他停不下来。他从一个偶尔收购的顾客立刻变成了一个收藏家，变成了一个着了魔、发了疯的投机商人。巴尔扎克有权利说他自己作为诗人，可以和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作家争个高低，那么，他作为名画采购家，要和国王们亲王们较量一番，并且进而表示，要在两三年内，而且是在几乎没有钱财的情况下，给自己布置一座卢浮宫，那就实在是愚不可及了。总有一条细若游丝的界限，介乎理性和愚蠢之间，贯穿他的一生。德·韩斯卡夫人有时也很忐忑不安，提醒巴尔扎克小心行事。巴尔扎克便以复杂的计算向夫人证明，他办事是多么聪明，他是多么会过日子，多么巧妙能干。有时候看到他这样一味地自我欺骗，实在看不下去。

不过，审视一下巴尔扎克的这些买卖，看看这位未来画廊的主人是如何赚钱的，还是非常逗乐的。譬如他买了一套供九个人进餐的“中国古瓷”的餐具，洋洋得意地写道：

“我花了三百法郎买了这套餐具，大仲马为这样一套餐具付了四千法郎。这餐具最少值六千法郎。”

过了一段时间，他当然只好有些羞愧地确认，这套中国瓷器实际上产自荷兰。

“这些餐具说是中国货，其实就像说我是中国人一样。”

然后悲哀地补充了一句：

“相信我，收集旧货可是一门学问。”

当然，这并不能阻止他快快活活地继续钻研这门艰深的学问。请看，他在1846年2月15日短短一天之中做成了多少出色的买卖：

“我到处瞎逛了三个钟头，买了不少东西。第一，买了一只黄色的茶杯（花了五个法郎，它起码值十个法郎，绝妙的手艺）；第二，一只蓝色赛弗尔瓷器[6]的茶杯，帝政时代的产品，用来赠送给塔尔玛[7]的。色彩繁多，难以想象，连同一个花束，单单花束就值二十个金币（现价只是：二十法郎）；第三，六把软椅，做工很讲究，简直富有王家气派。我将保留其中四把，另外两把改造成一张两人用的长沙发。简直金碧辉煌！这一来我们小客厅的家具差不多就齐全了（才花了二百四十法郎）。”

同一天，依然在淘旧货，他还找到了：

“两只赛弗尔产的花瓶——想必价值六百法郎（别告诉人家这个秘密：我才花了三十五个法郎就买到手了），这样的机会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人们对巴黎实在太不了解，有时间、有耐心，你可以在这儿找到一切，而且价格便宜。你要是看到我用五个法郎买到的这只黄色的帝王家的茶杯，你一定不会相信我。”

与此同时，巴尔扎克还为一个枝形吊灯讨价还价：

“这个枝形吊灯原来为德国皇帝所有，重二百磅，纯粹由青铜制成。单说青铜，每一公斤就值两法郎二十生丁。我只付了这枝形吊灯的金属价钱，就把它买下来了：我付了四百五十法郎——简直是白捡的。你住在这里将像女王一样，周围全是艺术珍品，价值连城，无比富丽堂皇，极端精巧帅气。而我们支付的全是投资的价码。”

因为他坚信，他是世界上出价最低的收购者：

“我希望你也承认，你的‘噜噜’是个多么出色的管理员、旅行家，是个多会精打细算的人。我淘遍了巴黎的一切角落。真正好的东西，在一天天涨价。”

有时候也会发生小小的不幸，居然连巴尔扎克也注意到了：

“找到了价值一百法郎的德·塞维尼夫人的一帧袖珍画像，路易十四时代的作品，你要这帧画吗？这可是个杰作。”

第二天他马上改口：

“这帧袖珍画像糟糕透了。”

幸好，巴尔扎克又另外交上了好运：

“我发现了你姑奶奶法国王后玛丽·莱辛斯卡的一幅肖像，极像出自科佩[8]的手笔，反正出自他的工作室。我对我自己说，大狼，这幅画得弄到手。我只用了画框的价钱就把它买下来了。”

一周之后，巴尔扎克就已经知道，画家并非科佩，“只是”一个叫朗克莱特[9]的人。幸亏单单这个画框，商家认为就值八十法郎，而他加上画一共只付了一百三十法郎。有时候，大家真要怀疑他的理智，他竟毫不迟疑地就这样信笔写道：

“有幅小型的风景画是吕斯达尔的作品，米维耶[10]羡慕我的纳多阿尔[11]和我花了三百五十法郎买下的荷尔拜因的画。”

想一想，这同一个巴尔扎克同时在他的《邦斯舅舅》中描写了一幅荷尔拜因的名画价格惊人。我们不由得要问我们自己，难道巴尔扎克一次也没有想到过，这些犯傻的画商为什么把荷尔拜因的名画用三百法郎的价钱偏偏卖给他？但是他没有提这个问题。他做梦，他写作，他收购，在每一个街角都有一笔奇妙的买卖在等待着他。

“巴黎真是马路上铺满了这样的机会。”

这些妙不可言的买卖的反面，只有在卖画时才公然显露出来。在巴尔扎克的妻子去世之后，在特鲁阿饭店举行的拍卖会得出了残酷无情的结论，没有听说拍卖物中有什么荷尔拜因和吕斯达尔的作品。在任何收藏物中，都找不到一件多少值得一提的绘画，上面有“巴尔扎克藏品”这一标明出处的记号。他那最杰出的珍藏品拍卖的价钱，更是惨不忍睹。巴尔扎克自己没有经历这一惨败，但是在他生前，他有过一番经历，他那些佛罗伦萨的家具让他看到——或者应该让他看到，这些东西买进容易，卖出不知要艰难多少。其实巴尔扎克在“花园居”上投机时，就应该吸取了这一教训才是。他是用十万法郎把地皮买进，不得不以一万五千法郎把它抛出。

1843年12月21日，巴尔扎克在某一个古董商人那里看到了一张桌子和一个古老的五斗柜，很可能是典型的意大利生产的大路货。但是凭着幻想的目光，巴尔扎克当年曾在一家旧货店里把一只钟立即认准是“英国王后亨里哀特的钟”，现在他也以这种目光声称这些家具：

“这些奢华的家具来自一座宫殿。这是在佛罗伦萨为玛利亚·德·梅迪契[12]打造的一张书桌和一口五斗柜，上面印着她的徽章。两件家具都是用纯粹的乌檀木做成的，镶嵌了珍珠贝母，式样具有富贵气派，做工精致绝伦，花纹巧夺天工。已故的索默拉尔[13]看见了一定会晕厥过去，我也深感意外。这样的东西理应属于卢浮宫的藏品。”

我们可以从一个典型的范例来确定，在巴尔扎克身上，本能和投机是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的。先是欢欣鼓舞，同时就产生做笔买卖的欲望。第一种本能还属于审美的范畴，甚至还有一点爱国主义的味道：

“这些藏品让我们想起梅迪契家族，想起那位保护过鲁本斯的王后[14]。我们必须把它们从市民阶级的手里拯救出来！我将要写一篇二十页长的文章论述此事。”

与此同时他还补充道：

“从投机的立场看，这笔买卖可以赚到一千法郎。”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2日，巴尔扎克以一千三百五十法郎买下了这两件家具（幸亏大部分款项是一年内支付）。他免费得到了一个新的幻想，比以往大多数的幻想更为荒谬：

“我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发现，明天我将更仔细地确认这些事实。只有五斗柜是属于玛利亚·德·梅迪契的，书桌上面有康契尼或者德·埃帕尔农公爵的徽章，书桌上的这个字母放在优美的花纹环绕之中。这证明玛利亚·德·梅迪契和她的这位或者另一位宠臣之间的亲昵关系。她把她的五斗柜馈赠给了这位宠臣；另外还叫人打造了一个书桌。昂克尔元帅——作为元帅他当然是个可笑的人物——另外还叫人在书桌上镶嵌珍珠贝母的火炮和其他战争的标志。”

这个幻想的故事只有以下这点是确实的，康契尼，日后的昂克尔元帅的确是玛利亚王后的宠臣。其他一切不言而喻全是小说中的佐料。可是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一天之内买到与此有关的两件家具就更加珍贵。他也知道新的价钱，并且也已经瞩目一位买主：

“单单这口五斗柜，就值四千法郎。我将把它卖给国王，为了德·索默拉尔的博物馆。书桌留给我自己，我打算首先向王宫呈献我的五斗柜，因为它应该放进卢浮宫。”

这个根本没有实现的赢利在巴尔扎克的想象之中不言而喻，只是用来进行新的买卖，了不起的、轻而易举的买卖。

“倘若我用这口五斗柜从路易·菲力普那里捞到三千法郎，那我就非常高兴了：我这一来就赚了一千四百五十法郎，这是一小笔财产，用这笔钱我可以在旧货世界到处漫游，增加我们的宝藏！”

奇怪的是，德·韩斯卡夫人并不怎么相信这种买卖如何了不起，指责他的“家具傻劲”。巴尔扎克接着写信给她：

“我已委托人家把这两件著名的家具之一脱手卖掉，价钱是我买这两件东西加起来的总和。这样我就白捡了其中另一件。另外我还剩下一笔钱，可以支付一个烛台的价钱。”

作为聪明绝顶的商人，巴尔扎克试图在报纸上登出消息来促销这件家具：

“预料他们过些日子将在报上看到，我的发现将会掀起什么样的轩然大波！”

2月11日，在《消息报》上果然登出了巴尔扎克撰写的广告：

“我们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个极为酷爱古董的专家，完全机缘凑巧，重新发现了一件具有最高历史价值的家具。这是用来装饰玛利亚·德·梅迪契卧室的一台五斗柜，这件家具是极为罕见、极端精彩的艺术品之一，纯粹由乌檀木制成……”

但是看来国王对于他显赫高贵的前任拥有过的这件精品兴趣不大。最后有几个商人为报纸的广告所吸引走上门来，巴尔扎克已经欢呼起来：

“有个买主来到这里。他打算用一万法郎买下这两件佛罗伦萨的家具，然后以两万法郎卖给王室。他答应把一千法郎交给那个旧货商杜福尔作为回扣。我只想卖掉那口五斗柜。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甚至连古董商也跑来了。大家异口同声对这两件家具赞不绝口，热情极高。”

仔细观赏之后，买主和仰慕者又都缩了回去。到三月份还一直没有做成买卖。换任何人都会确认自己的失误，而巴尔扎克非但没有觉悟，反而耽于幻想，把价钱大大提高：

“这两件家具当中，我想保留的那件，现在留在我身边。这件家具怎么赞美都不为过。简直没法说，它是多么奇妙。我并不想把这两件家具中的任何一件最终都保留下来。我们最熟悉的古董商对这一件的估价为四万法郎。把这桌子修葺一新的细木匠认为，这张书桌值两万五千法郎。他说打造这张桌子，就至少足足花了三年手工活，上面镶嵌的这阿拉伯风格的花饰完全配得上拉斐尔的手笔。我想看看，伦敦的德·桑德兰德公爵，或者一位贵族院议员，或者某个罗伯特·比尔是不是会为此付给我三千英镑。那我就脱手这件家具，我就可以用这笔钱偿还我的债务。在这之前我还是把它留在我的住宅里。”

又过了一个月，这三千英镑当中，一个英镑也没露面。但是巴尔扎克并不放弃。他以令人敬佩的坚毅顽强的精神，想出了一个新的项目。他要在《家庭博物馆》上登出这两件“王室家具”的画片。报纸得支付给他五百法郎的版权费，两件家具现在就不值一千三百五十法郎，而只值八百五十法郎了。

可是春去夏来，夏天也已过去，报上一直没有登出家具的画片，买主也一个都没露面。十月份，一线希望出现：

“一件特大新闻！罗特希尔德对我的佛罗伦萨家具感兴趣了。他要来拜访我，无疑是为了观赏我家里的这两件家具。我将要价四万法郎。”

这就是说：尽管登了几种广告，一年之内，巴尔扎克未能从他收购的家具赚到他梦想得到的三千法郎。如今人家随口说了一句客气话，卖价就立即飙升到四万。从此不再听他说起罗特希尔德来访。可是有人谈到德·德封席尔公爵，巴尔扎克长叹一声：

“啊，要是这事能办成就好了！这将是个转折！”

可是不言而喻，这事也没办成。没有“转折”，也永远不会有转折。第二年，巴尔扎克和荷兰国王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他在绝望之余，提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价钱：七万法郎，是他在巴黎可以达到的价格的十倍。他甚至动员他的朋友戈蒂叶来从事这笔买卖：

“我需要戈蒂叶写篇关于我这两件佛罗伦萨家具的小品文。我们只有八天时间把家具的画片做出来，我将把其中的复制件寄给荷兰国王。这一定会引起轰动！”

可是一点声息也没听到。巴尔扎克从未看见这两件王室的家具卖出七万，或者五万法郎，也没看见它们卖出五千法郎，只有死亡使他不致于听见在特鲁阿饭店拍卖的时候，这两件家具卖出的价钱是何等便宜。

家具和瓷器、箱子和柜子摞在一起，为了装饰他们今后的家。这些宝贝很不容易掩饰，因为债主们一如既往地对巴尔扎克紧追不舍。所以现在已经到了考虑用德·韩斯卡夫人的名义登记注册房子的时候了。这样，债主们就抓不到他了。在这件事上，巴尔扎克原来的出发点起先也比较谦逊、朴实。按照他的计划，他们两人将在巴黎过一种“极端简朴的生活”。当然，就是这个“极端简朴的生活”每年也得花上四万法郎。巴尔扎克说，再便宜就不行了。因为维克多·雨果每年花两万法郎，就过着“耗子一样的生活”。

对巴尔扎克而言，买幢房子不像别人那样，是购买一所可以居住的房屋。买东西对巴尔扎克来说，就是想做笔好买卖。

“拥有一幢房子的念头，我已经有了三年。我首先想到的是经济上的考量。买幢房子做笔好买卖——这不是一件自然不过的考量吗？”

于是巴尔扎克就到处物色，看见什么房子，他就记下价钱。在帕西买幢房子大概得花十万法郎。而实际上按照他的计算只消六万法郎就行了。

“因为在帕西要修一条新路，为了绕过那座山，得花五十万法郎。这条路将在我们山岩下十二英尺处沿山而行，政府将不得不买下其中一部分。为此，我们据说将得到一万法郎的补偿。另外，我们可以在弗兰克林大道卖掉值三万法郎的地皮。”

十二月，巴尔扎克在穆梭看地皮：

“我们肯定可以使我们的资本翻上一番。”

然后他在蒙巴尔纳斯大街找到了一幢房子：

“这幢房子将会像自己戴惯的手套一样完完全全地适合我们。”

但是有一件小事必须办好：

“这房子需要局部拆除。”

这房子内部必须完全翻修重建。这大概得花十二万法郎，这笔开销可以很容易就找回来。办法是这样，把附近其他地皮也买下，这可以赚钱。这是巴尔扎克创业之初的老办法，办出版社他把印刷厂也买下，买印刷厂又把排字房买下。

春天，巴尔扎克的目光扫到乡下。在乡下生活，不仅完全不花钱，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地静等地产增值：资本变成投资，净得利息，生活是多么简单啊！

“在沃伏雷有座葡萄山，将给我们带来全部生活费用。这座葡萄山充其量只消花上两万到两万五千法郎就能到手。”

不过，花这么多钱去买座葡萄山，该有多傻。在都兰不是可以买整幢府邸吗？还加上一些葡萄园和果树，还有些露台以及可以俯瞰卢阿河的旖旎风光。这一切不是也值二十万或者三十万法郎吗？巴尔扎克不花一文钱得到这一切，他仔细地算了笔账：

“你一定会高兴得直跳起来！蒙龚都庄园正在标价出售！三十年来我的梦想得以实现或者可能实现。”

充其量只需要付出两万现金作为首付，然后就把这地皮的一部分零敲碎打地卖掉；单单这个庄园的葡萄山——根据十年来的平均收益做出的最可靠的计算——就意味着资本的百分之五的利息。就是这些葡萄山，我们也可以很轻易地卖掉其中的两三公顷，换来四万到五万个法郎的现金。这样，全部收购价全都补了回来。信的末尾，巴尔扎克又抒情起来：

“你想起蒙龚都庄园来了吗？这幢美丽的小型府邸，有着两个小小的塔楼，在卢阿河上映出倒影！它俯瞰整个都兰地区……”

一个旧日的同学在代巴尔扎克进行谈判。但是这个项目也许他依然嫌小，巴尔扎克坚决认为，只有十分宏伟的东西才真正便宜：

“小型的地产价钱高得毫无道理，因为有无数人都有小小的一笔财产。如果想做一笔大买卖，必须选择一个真正大型的对象。”

为什么不考虑圣-格拉齐安府邸呢？这座府邸属于德·居斯丁先生，他就在这事上破了产，就像巴尔扎克毁在花园居一样。

“圣-格拉齐安花掉他三十万法郎。他告诉过我，要是有人第一个要买……他将以十五万法郎出让，最后他不得不白白送掉这庄园。”

德·居斯丁先生可不是巴尔扎克，他似乎还没有把他的庄园白白送人。巴尔扎克只好继续寻觅，直到1846年秋天，他才最终找到了他想要的房子：幸运大街的波雄园亭。这房子建造于十八世纪。大革命前，属于富有的大房产主之一。王室的杯子、公侯的五斗柜和书桌，真正的荷尔拜因和吕斯达尔的画幅，几百磅重的枝形吊灯都将搬到那里去。那里将成为“巴尔扎克博物馆”，他的卢浮宫，他的艺术纪念碑，纪念从无到有，创造杰作。后来他的朋友戈蒂叶参观这幢房子时惊讶地说道，巴尔扎克想必真的在这期间成了百万富翁。巴尔扎克脸色阴沉地表示反对：

“不，我的朋友，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穷，所有这些富丽堂皇的东西，都不属于我。我只不过是这座府邸的门房和看守而已。”

出于谨慎起见，考虑到债主们，巴尔扎克起先依然还住在帕西那间简陋的斗室里。这幢朴素的房子，连同他的手稿——对于我们来说，才是真正的“巴尔扎克博物馆”，而不是波雄园亭里的那些地毯，难看的青铜器皿和枝形吊灯。人生的一条规则乃是，人们，包括那些最有天才的人士，往往不把他们的骄傲放在他们自己的成就上，而想用廉价得多、容易得多的东西来引起人们注意，受人称赞，受人尊重。收藏家巴尔扎克便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例子。

[1] 卢浮宫等均为世界闻名的画廊和博物馆。埃累米塔日即隐士卢，在圣·彼得堡，乌菲齐宫在佛罗伦萨，均以收藏名画和其他艺术品而闻名于世。

[2] 拉斐尔·圣齐奥（1483—152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赛巴斯蒂安·德尔·彼翁博（1485—1547），十六世纪意大利画家。

[3] 凡·代克（1599—1641），十七世纪佛兰德斯著名画家。华多（1684—1721），法国十八世纪著名画家。

[4] 荷尔拜因（1497—1543），文艺复兴时期德国著名画家。丁托雷托（1518—1594），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著名画家。

[5] 德·韩斯卡夫人给巴尔扎克取的绰号是“loup-loup”，loup在法文里是一种宠物狗的意思。也用来表示亲爱的人。

[6] 法国赛弗尔地方出产的瓷器为法国名瓷，产品受法国皇帝保护。

[7] 弗朗梭阿-约瑟夫·塔尔玛（1763—1826），为法国著名演员，演技自然、真实，开创法国戏剧的新纪元。

[8] 诺哀尔·科佩（1628—1707），法国画家。他的儿子昂多阿纳·科佩（1661—1722），也是画家。

[9] 尼可拉斯·朗克莱特（1690—1743），法国画家。

[10] 雅克卜·伊萨克斯庞·梵·吕斯达尔（1628—1682），荷兰画家。米维耶，一个显赫家族的后裔。

[11] 查理·约瑟夫·纳多阿尔（1700—1777），法国画家。

[12] 玛利亚·德·梅迪契（1575—1642），法王亨利四世的王后，路易十三的母亲，出身意大利豪门梅迪契家族。亨利四世遇刺后，任路易十三的摄政。

[13] 亚历山大·杜·索默拉尔（1779—1842），法国考古学家、艺术收藏家。

[14] 指玛利亚·德·梅迪契，身为王后，保护过画家鲁本斯。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长时期为王后作画。

第六部 绝唱和终曲

第二十三章 最后几部杰作

1843年、1844年和1845年是巴尔扎克内心焦躁不耐的三年。人们感到，巴尔扎克的原始力量、工作的偏执狂已经破碎，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已经中断。他毫不停顿地进行富有独创性的工作，足足十五年，而最近几年他主要在当收藏家——字面意义上的收藏家和纯粹意义上的收藏家、他不仅收集钟表、瓷器、绘画和家具，也收集迄今为止生活拒绝给他的一切：闲暇的时光，和一个女人散步，在陌生的地方不受任何威胁地度过销魂荡魄、缠绵悱恻的漫长良宵，以及高贵的崇拜者们发出的赞赏和钦佩。他的整个独创性发生了转折。他不再试图使他长篇小说的草稿取得完美的结果，而是使他自己的人生小说得到美好的结局。

在那几年，巴尔扎克的活力转向生活，脱离了独创性的活动，这可以从他的艺术中感到。1841年和1842年他还创作了《一桩神秘案件》和《搅水女人》这样了不起的作品。《一桩神秘案件》这部政治性的长篇小说，尽管有个别不真实的场景，却是对一桩巨大的国家阴谋作了无法比拟的形象生动的具体描绘。而《搅水女人》的现代性和对性屈从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也是他的同时代人所未能预见到的。然后他又把《幻灭》写完，这是对巴黎的艺术界和戏剧界所做的横断面，让人看到艺术家和艺术成就的世界。《烟花女子荣辱记》紧随其后。文学界和金融界在这里结合起来。他笔下伏脱冷的形象又一次返回，就像在一幅巨大的鸟瞰图里，巴尔扎克把他早期作品中的所有题目都汇集起来。尽管时而有落入流行文学和侦探小说窠臼之处，巴黎和巴黎社会在这本小说里比在其他任何一本小说里都描绘得更为深切而宽广。在这里诗人对新闻界和它布下的重重危险进行报复，也向金钱进行复仇，金钱就像诱惑他笔下的人物一样诱惑他。

但是《农民》这部长篇小说，他就未能完成。这部小说想表现城市和农村的矛盾，阐述一个重大的社会学上的问题。在巴黎的交易所或者文坛上进行的斗争，在农村、在农民当中，具有它原始的基本形式，在那里斗争并不关乎看不见的、抓不住的价值，而是关乎田地、地皮、每一寸土地。巴尔扎克写这本书已经几年，他感觉到，此书必然会变成一本举足轻重的作品，他一而再地动笔往下写，试图强迫自己把它写完，为此他先发表了该书的第一部分。但是他不得不又停下笔来。然后他在这一年就写了一些其他的作品，篇幅较小、不太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贝阿特丽克斯》只有开头几章可以算是一部艺术作品，他给这部小说安排了一个不太自然、多愁善感、极为勉强的结尾。他写了《夫妻生活的烦恼》，这是他旧日《婚姻生理学》的翻版，当然加上了许多机智和魅力作为佐料。中篇小说《莫黛斯特·米尼翁》，是德·韩斯卡夫人出的题目，巴尔扎克后来也把这篇小说献给夫人，献给“一位波兰女子”。这篇小说也可能出于他的一位模仿者的手笔，到处都感觉不到雄狮的利爪，诗人真正的专心致志。他为每一种真正的成就都提出了偏执狂的法则，他自己如今从反面证实了这种法则。他自己曾经说过，一个艺术家要是较长时间没有从事他的工作，先得重新练练手。巴尔扎克自己现在离开他的工作作坊已经时间太长。倘若半天时间用来寻找房子，在旧货店里淘宝，是无法写作的。在他这一时期写的书信里，往往几页之间找不到一个字谈及他的写作，或者哪怕只谈及他的写作计划，尽说家具、社交，言不及义。专心致志的规律被彻底破坏。

巴尔扎克自己也感到这点。他，这个劳作者当中最熟练的一员，知道自己手腕的灵活程度。他知道，自从他认识到其他的快乐，“懒懒散散，瞎混日子的欢乐”之后，他已失去了写作的快乐。1846年他写信给身在那不勒斯的德·韩斯卡夫人：

“我的精神，我的理智，动弹不了……一切都使我感到无聊，感到不快。”

《农民》没有进展，或者《小市民》（本身就是一篇无足轻重的作品）进展不大，已经不再使他烦恼。巴尔扎克工作只是为了还清债务，有时候我们感到，艺术成就对他而言，完全都无所谓。这种事情以后再说，现在先把房子布置妥当。突然之间，他把一切全都撂下，不管不顾，在三月份冲到罗马。

回到巴黎，巴尔扎克又把一封封信寄给德·韩斯卡夫人，和往日常做的那样，宣告他将“不得不大干一场”。巴尔扎克以为，他又将夜以继日地坐下写作三个月时间（“毫不中断，充其量休息两个礼拜，我们可以结婚”），那他一定能够还清他欠下的六万法郎债务。当然对于艺术灵感我们还一点也没听见。

终于，到6月1日，巴尔扎克写信通知：

“四天来，我感到有一种折磨人的积极性攫住了我……”

12日：

“我写作《农民》的提纲，另外还写一篇中篇小说。”

6月14日，这两部新作的轮廓已经出现：

“我将写以下内容，第一，《穷亲戚的故事》，由《高尚的人邦斯》和《贝姨》组成。前者约三四个印张，放在《人间喜剧》里，后者要占十六个印张，最后是《钦差大臣的劣迹》。”

一部中篇小说变成两部，但是巴尔扎克自己还始终没有认识到他这计划的宽度和深度。他一直以为——预告的这些作品的篇幅说明这点——这只会成为篇幅短小的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

到这时为止，他只计算了篇幅。巴尔扎克这样做，就是说，他只从这些书能给他带来多少钱的角度来考察他的作品。他已经计算清楚，《农民》《小市民》和《贝姨》终于可以还清他的债务。但是突然间，他心里旧日的雄心又复惊醒。在构思这些作品时，他又感觉到艺术方面的任务。创作的强烈欲望，做出真正成绩的勃勃雄心——终于！——又在他心头涌现。同一天，6月16日，他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

“此时此刻要求我，创作两三部重要作品。它们将推翻那杂种文坛的虚假群神，并且显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年轻，更富朝气，更加伟大。‘老乐师’，也就是‘邦斯舅舅’，‘穷亲戚’，厄运把他压垮，这个心地纯净的人。‘贝姨’是‘女的穷亲戚’，同样受到厄运的追逼：她生活在三四个不同的家庭里，为她所有的苦难进行复仇。”

看到巴尔扎克关于金钱事件、地皮投机、北岸铁路股票、瓷器餐具胡扯了半天之后，他的意志又转向作品，进行艺术创作，使人感到心情舒畅。当然，他还没来得及看出他的长篇小说的篇幅，就先按照他旧日不幸的章程和出版商们就价钱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他就投身到工作中去。又重新按照旧日的工作时间进行写作。发现他又附了一句：古董商们不断寄来东西，带来外面生活的诸多诱惑和骚动，他现在感到厌烦：

“我原来希望，我所有的箱子终于都已打开。我急于知道，我等着的那些漂亮东西，送到时都是什么状况。所有这一切，给我生动活泼的影响，特别在我现在所处的思想混乱的情况下。灵感涌来使我像得了热病，失眠使我身体虚弱。倘若我每天早上一点半起床，就像今天一样，我希望，星期一完成《老乐师》（即《邦斯舅舅》），这样我又达到了我旧日的工作时间。”

他一口气，以一种即使对巴尔扎克自己而言也是了不起的快捷速度，勾勒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6月12日，我们发现了他很罕见的话语：

“我对我的《老乐师》非常满意。当然，为《贝姨》还得把一切都虚构出来。”

然后又只听见，送来的一幅画给刮了一下，他买的一尊小型青铜塑像并非真货，又谈到债务和裁缝。但是到6月28日，《邦斯舅舅》完成，巴尔扎克发出一声欢呼，几年来没有听见他这样欢呼过：

“我最亲爱的心肝！我刚结束了一部作品。我想叫它《寄生虫》，这是我为手稿定的题目，迄今为止我管它叫《高尚人士邦斯》《老乐师》等等。这本书至少对我而言是极为主要的作品之一，极其简洁质朴，可又包容了整个人心。它和《图尔的本堂神父》一样宏大，但是更加清澈，而且同样令人心碎。我兴奋不已，我将立即把印刷校样寄给你。

“现在我着手写作《贝姨》，一部可怕的长篇小说，因为女主人公具有我母亲、代斯波尔德-伐尔莫尔夫人和你的罗莎莉姨妈特点的综合。这本书将描写一系列家庭的故事。”

对母亲的愤怒，他和德·韩斯卡夫人的这部爱情小说开头部分的知情人里蕾特的命运，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书中。与此同时，《邦斯舅舅》已经付梓，按照巴尔扎克的工作方法，这意味着他又要把这书再写一遍。艺术家的焦躁不耐和生意人的焦躁不耐结合起来。按照他的要求，他工作得不够迅速：

“我们已经到了7月15日，上帝可怜我吧！”他呻吟起来，——巴尔扎克在十四天里创作了这样精彩的一部杰作，他没有为此向上苍表示感谢：

“我将要竭尽心力，拼命完成《穷亲戚》！为此我大概可以得到一万法郎，包括书本版在内。”

不言而喻，这些无谓的日期无法遵守，到八月份，这个作品还没有完成。8月12日，巴尔扎克在一天之内就写了二十四页。初稿刚刚完成，他就开始修改，一直干到真正精疲力尽。他的医生大吃一惊，就像他自己所报告的那样：

“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一个同行，一个医学界的朋友，都没法想象，人的脑子可以这样无限度地使用。他告诉我，这不会有好结果。他脸色阴沉地向我重复这句话。他请求我，在这样——像他说的——‘恣意放纵脑子’之际，至少得安排一次休息。《贝姨》为我的脑子造成的极度紧张，真使他大吃一惊。我在六周之内便即兴完成了这部作品。他对我说：这样干必然会以灾难告终。的确，我自己也感到，我身上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在聊天的时候居然会想不起有些名词，有时找得我非常吃力。我的确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

正在修改校样之时，巴尔扎克突然在九月份前往威斯巴登，到德·韩斯卡夫人身边去汲取新鲜的力量。然后他真的得到很好的休息。这年夏天，他完成了他的几部杰作。

《邦斯舅舅》和《贝姨》，这两部从原来的《穷亲戚》转化而来的长篇小说，是他最伟大的成绩。在他人生的高峰，巴尔扎克达到了他艺术的巅峰。他的目光从来没有这么清澈明亮，他的塑造人物、事件的手从来没有这么坚定娴熟，这么无所顾忌。是一个得到充分休息的巴尔扎克写出了这些杰作，而不是那个受到催逼，疲惫不堪，信笔滥写的作家。在这些作品里，那种虚假的理想主义，甜腻腻的浪漫情调已经消失。而这种东西使他有些早期作品，在我们今天看来过于失真，因而无法感人。在这些作品里有许多得自经验的苦涩，是对世界真正的认识。写作这些杰作的人，不受任何东西迷惑，无论是外界的成功，还是奢侈时髦都不会使之动心。如果说在《高老头》，在《幻灭》里，已经含有李尔王[1]的极度失望，那么这最后几部小说则具有科里阿兰[2]的犀利锋芒。巴尔扎克总是居于时代之上，不取悦于他的时代，是在创作绝对的作品时，才最为伟大。《贝姨》，还有《邦斯舅舅》的故事，只是偶然地发生在巴黎，只是偶然地发生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我们可以把它们搬到今天的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搬到所有国家，所有的时代。因为它们描述了各种原始的激情。在他的偏执狂的画廊里，现在又添进去了色情狂于洛男爵[3]，收藏家邦斯，——何等出类拔萃的人物啊！在《烟花女荣辱记》中，那个有些过于按照《茶花女》的风格塑造的“电鳗”[4]，这个极为堕落的女郎，带着浓重的巴黎品味。在塑造了这个有点夸张的烟花女子之后，如今描述了一个真正的、天生的婊子玛奈弗夫人[5]，这个人尽可夫的市民阶级的女子。在这位玛奈弗夫人身边出现的这位无与伦比的贝特姨妈（贝姨），这个转变为妖魔的里蕾特。这个老处女从不享受，一味妒忌，出于一种恶毒的、隐蔽的愿望而说媒拉纤。另外再加上《穷亲戚们》的悲剧，邦斯舅舅的悲剧，他身上还有一点光彩时，人们容忍他。在女管家西卜身上的那种出于贪婪的动力，所有这些追逐金钱、诡计多端、卑鄙无耻之辈，欺骗心地纯洁、浑然不觉的人。从前塑造出来的伏脱冷的形象，也许显得过于夸大，过于奔放，而在这里，巴尔扎克却以极大的专注使之与从前形成对比。最后这几部著作，达到了一种现实主义，刻画得感情真实，激情澎湃贯彻始终，达到了法国文学中永远无法超越的境界。

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辞别他的艺术，像巴尔扎克在他后期作品中所做的那样壮观宏伟。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衡量，倘若上天能再赐给他十年或者哪怕仅仅五个充分利用的工作年头，《人间喜剧》将会成为什么模样。在《农民》一书中，他会描述城乡之间的最终搏斗，让人看到真正农民的形象，就像他让人看到真正的巴黎一样，——不是让-雅克·卢梭的那个芳香馥郁的田野和那些纯粹的自然的人们。在《大战役》和其他反映军旅生活的长篇小说中，他会描写战争，真正实在的战争，而不是以抒情形式描述的战争。他当年在《乡村医生》中曾经以这种抒情形式歌颂过拿破仑。早在《一桩神秘案件》中，巴尔扎克就表现出，他早已超越了把历史当作传奇的观点，而达到了一种切近现实主义的描写。他会表现戏剧世界，表现早期童年时代的阶段，女生和男生寄宿学校的生活，表现学者、外交家、议员们的活动，旺代地区的起义，法国军队在埃及，英国军队在西班牙、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这个人竟然还能把这么多东西都创造出来，竟然能在十周之内，仿佛从无到有地创造出《贝姨》和《邦斯舅舅》，——这简直难以想象。甚至在戏剧方面，他迄今为止一直追随糟糕的榜样，总是停留在激情热闹戏的框架里，现在正开始摆脱出来。《投机商》，后来叫作《麦卡代》，是出喜剧，剧中一个欠债的人战胜了他的债主们，这是他在戏剧领域取得的第一个值得称道的成绩。此剧在巴尔扎克去世以后，成为巴尔扎克剧本在舞台上取得的唯一的重大成功。他的力量从来没有这样出色地凝聚起来过。大家感到，巴尔扎克现在才真正知道，在长篇小说里和剧本里究竟该做什么，现在他才认识到他的任务的本质。

但是现在他真的心力交瘁。巴尔扎克刚把这两部作品完成，便把一切全都抛在脑后。他要休息，彻彻底底地深度休息。他要走开，走得越远越好，不仅仅做一次短暂的访问。他感觉到，他这最后漂亮的一掷，使他赢得了休息的权利。于是他离开法国，前往乌克兰，前往维尔肖夫尼亚，投奔德·韩斯卡夫人。

[1] 莎士比亚作品《李尔王》的主人公。

[2] 莎士比亚作品《科里阿兰》的主人公。

[3] 于洛男爵，《贝姨》中的人物。

[4] “电鳗”，《烟花女荣辱记》中的主要人物，妓女爱丝苔，因为“特别迷人”而被人称作“电鳗”。

[5] 玛奈弗夫人，《贝姨》中的人物。

第二十四章 巴尔扎克在乌克兰

1846年秋，有这么一段转瞬即逝的短暂时间，巴尔扎克的混乱不堪、极度紧张的生活似乎终于归于平静。德·韩斯卡夫人老是推托：她得先把她亲爱的女儿嫁出去，才能考虑她自己的新婚。这样敷衍诗人的借口已不存在，姆尼斯彻希伯爵已在1846年10月13日和安娜伯爵小姐在威斯巴登结婚。巴尔扎克在场，他又充满了希望。他预做准备，弄来了他自己结婚登记所需要的户籍证件，借口是他为了参加荣誉军团需要递交这些证件。他做了大量的准备，打算在麦茨悄悄地和德·韩斯卡夫人举行婚配，那里认识他和夫人的人很少。巴尔扎克和麦茨市长有些交往，他已赢得市长支持他们的婚姻。有关婚姻的户籍登记——这只在法国有效——要在市政厅举行，安排在夜里，完全匿名。巴尔扎克的朋友和医生纳戛尔大夫的儿子和另外一个朋友将从巴黎赶来，充当证婚人。德·韩斯卡夫人将一直住在德国境内的萨尔布吕肯，直到关键性的那天晚上来到麦茨。宗教的婚礼将在德国举行，麦茨的主教或者威斯巴登的神父可以主持婚配礼。这些像小说一样富有传奇色彩而又复杂的准备工作显然十分必要，因为这桩婚姻不得在俄国公布。巴尔扎克催道：

“我等待着你的下一个回答。我告诉你，我时时刻刻都活在你身体里。现在这点在双重意义上是真实的。”

因为某些情况进一步迫使他们必须尽快完婚。毫无疑问，他们婚前在意大利度过的那几周美好的时光并非毫无结果。德·韩斯卡夫人尽管已经四十五岁，仍然怀了身孕。巴尔扎克总是和以往一样鲁莽、乐观，坚信夫人要生的必然是个儿子，他都已经给孩子取好了名字：维克托·奥诺雷。

但是德·韩斯卡夫人还是下不了决心，便是现在她还不愿和女儿分开。她自己不去结婚，却陪着女儿去进行蜜月旅行。巴尔扎克不得不把他辛辛苦苦弄到的证件全都放回他的旅行夹，放弃全部仔细安排好的计划，立即返回巴黎去修改《邦斯舅舅》和《贝姨》的校样。究竟德·韩斯卡夫人爱不爱巴尔扎克，对于这个争执不休的问题，大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反正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拿她女儿和巴尔扎克之间做出抉择，决定一定偏向她的女儿。无论是女儿的结婚还是以后她自己的婚姻，都不能破坏这母女之间的亲密关系，两个人都以某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居高临下地对待她们的情人和丈夫。

所以第二年二月，德·韩斯卡夫人决定去巴黎，又不得不赶到福尔巴哈去。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这样，夫人出游，巴尔扎克必须陪同。夫人如果前来，巴尔扎克就得前去迎接，巴尔扎克始终扮演谦卑的农夫的角色。对于巴尔扎克而言，每一天的意义都无限重大，他的工作对于全世界而言，都十分重要，却必须乖乖地等待着夫人发出一个信号，然后他就马上把手头的一切都抛到一边，日夜兼程，冲到日内瓦，冲到那不勒斯，冲到奈夏台尔，冲到维也纳，或者冲到福尔巴哈，去拜见夫人。

德·韩斯卡夫人第二次待在巴黎，完全是秘密进行的。他俩一起大概为他们的新居制订了各种计划。孩子出生，是一场流产，或许是生了一胎死婴——情况并没有阐述清楚，这点也很容易理解。这是一个女婴，巴尔扎克以一个父亲的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地写道，这事减轻了他的忧愁：

“我如此迫切地希望生下来的是个儿子维克托·奥诺雷。要是儿子维克托，就不会离开他的母亲。我们就会有二十五年之久把他留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将共同生活这么多年吧。”

便是现在，德·韩斯卡夫人还是推三阻四，不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她每次总能找到借口，一再说要有个新的喘息时间。人们有这种感觉，似乎夫人对巴尔扎克了解得越多，越害怕和他最终拴在一起。这一次夫人声称，她必须再回维尔肖夫尼亚一次，把她的关系理顺。巴尔扎克又乖乖地陪她到福尔巴哈，然后自己回到巴黎他的书桌旁边。

巴尔扎克这位永恒的乐观主义者希望，不久能跟在夫人后面直追过去。只有《农民》需要完成，这本书人家已经付了稿酬。写一部剧本，可以把他欠老朋友维斯孔蒂夫妇的第二笔债一万五千法郎还清。但是生平第一次，他的机体不再听命于他。这对于巴尔扎克而言，想必是件可怕的经历。写作《贝姨》时的奇迹，未能重现。大夫们向他发出警告，他自己也感到毫无把握，便是出版商和报纸主编也疑虑重重。几年前《新闻报》的主编吉拉尔丹就支付了《农民》的稿酬；他曾两次开始在他的报上发表这部小说，由于信任巴尔扎克全巴黎闻名的旺盛精力，巴尔扎克从来不会食言，让一家报纸或者一个出版商陷入困境，实在不行，他也会用另一部作品来替换这部作品。这一次吉拉尔丹宣布，他必须要把全部稿子都拿到手里，才会再一次予以发表。现在巴尔扎克必须生平第一次在文学阵地上缴械投降。他必须生平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不行了！”为了在自己面前掩饰失败，他弄来了一点钱——谁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怎么弄来的——把预支稿费全部还清。这是巴尔扎克为了把自己从监牢里解放出来缴纳的一笔赎金，他在这座监牢里干了整整二十五年的苦役。然后他就远远地逃走，逃到世界的另一端，逃到维尔肖夫尼亚去迎接他的新娘，去举行婚礼，终于，终于成为丈夫，成为百万富翁返回巴黎，在新居里过着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巴尔扎克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关于他未来幸福的想法或者不如说关心他生活最终定型的梦想。为了他们新居的这幢房子，他也和他母亲讲和。他原来恨他母亲，对母亲的怨毒在他的书信里发泄得不一而足。这位七十高龄的老太太是唯一了解他意图的人。老母亲的作风强硬坚定，像农民那样勤俭节约，儿子完全可以放心。巴尔扎克便委托母亲看管这些珍贵的财产，就像当年他和债主斗争不得不逃出卡西尼大街的住宅时动用他母亲一样。每当巴尔扎克需要一个真正可靠的人时，他就搬出他的老妈。他向母亲下达稀奇古怪的、听上去简直像小说一样的指示去执行守卫任务。老太太得不时用德·巴尔扎克先生过几天就要回来的消息吓唬仆人，每个礼拜她都得干这件事，“这会吓得这些人透不过气来”。

老母亲得小心翼翼地看守“这幢小房子”，所有的宝贝都堆在那里。

“德·韩斯卡夫人对这个装了这么多财宝的住宅极为关注。这些财宝是六年惨淡经营的产物，很可能会被偷走什么东西，或者发生什么灾祸。”巴尔扎克这样写信给他妹妹。

他带着满意的心情对母亲说道：

“两个仆人，都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你是唯一认识我手迹和我印章的人。”

在这种时刻巴尔扎克才恍然大悟，归根到底他可以信赖的人，除了这位老太太，别无他人。

然后他就启程远行。

在巴尔扎克时代，到维尔肖夫尼亚去的路程是个冒险经历。他这样写是有道理的：

“我跨越了地球的四分之一。倘若我的旅程两倍于此，我就到达喜马拉雅山的那边了。”

一个普通的旅行者当年进行这样一次远征，至少需要十四天。巴尔扎克就是在这次旅行中，也好胜心切，定要做出不同寻常的事迹。他一口气跑完这段路程，中途也不休息。不到八天，他就到达目的地，仿佛从天而降，完全出乎他朋友们的意料。巴尔扎克在信里预告自己即将到达，他赶在自己这封信的前面，足足快了十天。

巴尔扎克的第一个印象使他欣喜欲狂。他的情绪犹如干柴，一点就着，总是很快就对一切兴奋异常，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财富更使他陶醉。当然维尔肖夫尼亚真是富足殷实，他到现在才亲眼看见，他的朋友们是过着多么气派的庄园主的生活。府邸房间无数，他觉得就像一座卢浮宫。庄园可不是寻常的庄园，几乎就像法国的一个行政区那样大。巴尔扎克欣赏乌克兰肥沃沉重的土地，不消施肥，就能长出粮食。辽阔的森林，全都属于韩斯基家族的财产。仆从如云，难以计数。具有封建思想的巴尔扎克心情舒畅地发现，仆人“的的确确在一个主人面前匍匐在地，磕头三次，亲吻主人的双脚。只有在东方，人们才知道真正的卑躬屈膝是怎么回事。只有在那里，人们才知道，权力的确是毫不含糊的东西”。

德·韩斯卡夫人在乌克兰的府邸

他看到满坑满谷的银器、瓷器，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他感到，这里没有忧愁。他想象这些人是怎么长大的。这些尔采乌斯基家族和姆尼斯彻希家族的人们，他们的祖上占有和半个法国那么大的领地。这位姆尼斯彻希伯爵在自己的各个庄园里还一直拥有四万个“灵魂”，他就这样称呼自己的农民。但是如果他真想好好耕耘他的这些田地，其实需要四十万农民。在这里什么都铺张浪费——日子过得排场极大，巴尔扎克只有做梦才能想到。在这座府邸里，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巴尔扎克生活中第一次不用想钱。他想要的东西全都应有尽有，房间、仆人、马匹、车辆、书籍。没有债主来骚扰他，几乎连信件也传不到他手里。但是一个人逃不脱他的天性。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他有一种强制性的需求，用钱来进行思考。就像一个作曲家总把一种感情或者一种情绪转化为音乐，巴尔扎克则把每一种观察转化为计算。他是个无可救药的投机家。还没到达维尔肖夫尼亚，刚刚驱车穿过韩斯基领地的森林，他就不把树木看成飒飒作响、枝叶繁茂的翠绿林木，而是看成买卖的对象。他心里又油然升起旧日的梦想，完全可以一举发个大财。创办印刷厂、排字行、撒丁岛上的银矿和罗特希尔德的北岸铁路股票的一连串失利——这一切都无法治愈他的顽疾。巴尔扎克一看见木料，立刻向他未来的女婿姆尼斯彻希建议做一次木料投机。在俄罗斯边境，已经在建造铁路，不久就能把法国和俄国连接起来。巴尔扎克一如既往，焦急不耐，已经用铅笔一划，就把他朋友们的森林和法国的木材市场联系起来：

“目前在法国需要无数公顷的橡木来充当铁路的枕木。我们缺少橡木，我知道，橡木用作建筑材料或者制造家具，价钱几乎翻了一番。”

然后他就算来算去；先得把木料从布洛地运往克拉柯夫，从克拉柯夫已经有火车通往巴黎，但是中途有几处不通。易北河在马格德堡附近，莱茵河在科伦附近还没有桥梁。这就是说，得把乌克兰便宜的橡树枕木用渡船运过这两条河流。

“运输这六万根大型木梁”——因为巴尔扎克要计算或者要做梦非得有这样大的规模才行——“可不是一件小事”。

巴尔扎克在制订计划时已经弄清楚，每一根这样的橡木横梁买进时得花十个法郎，运输费得花二十法郎。然后把木梁锯成十英尺长的枕木；得把银行家约来，使北岸铁路线的管理人员对此发生兴趣，他们也许出于自己的利益，把运输费降价。只要每根横梁可以得到五法郎的利润，那么即使在扣除各种开销之后，依然还有四十二万法郎的利润。

“这就值得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

不必多说，便是巴尔扎克的这最后一次投机也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

在几个月里，巴尔扎克在维尔肖夫尼亚备受娇惯。他和太太们驱车前往基辅，在基辅也大受推崇、尊重。有个富有的俄罗斯人每个礼拜为他点燃一根蜡烛，并且答应德·韩斯卡夫人的仆人，他们若向他透露巴尔扎克何时再来，使他能一睹诗人的风采，他就给予他们丰厚的小费。在府邸里，巴尔扎克住着“一套迷人的房间，有一个小客厅，一间书房和一间卧室。书房里装饰着玫瑰色的石膏花饰，房里有个壁炉，漂亮的地毯和舒适的家具；窗户镶嵌着铮亮的大型窗玻璃，这样我可以俯瞰四周的风景”。

巴尔扎克计划到更远的地方去远足和旅行，一直前往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地区。遗憾的是，这些旅行都未能成行。但是他没写作，或者几乎什么也没写。最近几年，德·韩斯卡夫人在场，巴尔扎克就没有好好地写作过。对于夫人，对于她的女儿和她的女婿，巴尔扎克是个“逗乐的小丑”，而在他其他朋友那里，在卡罗夫妇和马尔哥纳夫妇那里，大家对这位艺术家表示最高的敬意，绝不占用他的时间，只有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才来对他表示关注。他在那里好好写作。而在这里，情况就迥乎不同。这些慵懒成性娇生惯养的女人，一辈子没有动过一根指头。她们身上有些东西和认真严肃的工作气氛是格格不入的。

于是突然之间，在一月份，在严寒刺骨冰天雪地的隆冬时节，巴尔扎克返回巴黎。他得冒着零下二十八摄氏度的酷寒长途跋涉。表面上的理由，是要给他不幸的北岸铁路股票注入款项，迫使他突然星夜赶回，也许是他又对他们的新居有些担心。不言而喻，德·韩斯卡夫人让他独自一人驱车上路，只字未提婚约，也没谈到结婚。她越了解巴尔扎克，心里就越发迟疑。夫人知道，在乌克兰这里，她的生活最为安全，养尊处优，无忧无虑。也许她认识到，在巴黎和这个毫无希望、挥霍成性的男人和投机家共同生活，永无宁日。所以她让这个病魔缠身的人离去，心里并没有多少顾虑，只在临别时，在巴尔扎克肩上披了一件厚厚的俄罗斯毛皮大氅。

巴尔扎克在所有这些年里，每次长途旅行归来，刚到门口，还没迈过门槛，就会遇到灾祸——大多数情况下是他自己酿成的灾祸。这一次他还没踏上法国土地，就爆发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君主制被冲刷干净，这一来，巴尔扎克这个坚信不疑的君主主义者，甚至是正统主义者，任何从政的机会就此化为泡影。尽管巴尔扎克3月18日在“立宪派”的会议上主动表示，如果大家要求他参加竞选，他愿意充当议员。当然他并没有得到认真的邀请。只有一个巴黎的俱乐部，“泛博爱俱乐部”，有点倾向于把他放进候选人名单，前提是他若准备公开表示他的政治信念。这点，巴尔扎克当然高傲地断然拒绝：谁若要他当议员，应该早就从他全部文集的书卷当中看出，他坚定的政治信念究竟是什么。他在文学方面如此目光犀利地预见到社会变化，并加以论证，而在实际政治方面，他就像经营自己的企业一样，总是站在错误的一边。这点，对他来说，非常典型。

除此之外，也还有层出不穷的失望。北岸铁路股票继续下跌，始终期盼的演出成功没有发生。预告了很久的剧本《彼耶尔和卡塔琳娜》，他没有交卷。相反，他从俄国带来另外一个剧本，“私密的戏剧”《后妈》。该剧的确于5月25日在历史剧院上演。但是在政治形势骚乱不宁的时代，该剧没有产生真正的效果。他最重要的剧作《投机商》被法兰西喜剧院的阅读委员会一致接受。但是演出暂停。关于长篇小说，这个时期几乎听不见任何消息。他似乎完全热衷于戏剧。他梦想着融会贯通一切伟大戏剧家的特点，这些大师共同以自己写作的剧本丰富法国的戏剧。

但是很可能这一切对他而言，并不真正重要。文学上施展雄心壮志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觉得重要的只是他的房子。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房子的修建工作已经进行了不少，可始终还未竣工。那里展现出来的奢华和巴尔扎克的贫穷之间的对比实在惊人。出版商们对他已经表示怀疑，他不可能再从他们那里捞到什么。他没有新的手稿可以提供给他们，他还对他最新的一位出版商苏维伦欠债甚多。他和各家报纸早已闹翻。有时候他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他已被人遗忘。但是仇恨比爱记性更好。巴尔扎克在离开巴黎前把《农民》的预支稿费付给了爱米尔·德·吉拉尔丹，还剩下七百二十一法郎八十五生丁未还。吉拉尔丹听说巴尔扎克已回巴黎，第二天就为这笔余下的欠款找巴尔扎克。两周后，他把诗人告上法庭，法庭判决巴尔扎克偿还这笔欠款。美妙的时光已一去不返，那时巴尔扎克可以要求每行字六十生丁的稿酬。中篇小说《知情人》，他只好以一笔可怜见的价钱出让给《家庭博物馆》，只是为了能够偿付伙食费。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穷。所有的金钱来源全都枯竭，他离开巴黎的时间太长。他有些羞于向人开口借钱，与此同时，为了他那“简朴的住宅”，幸运大街上的那幢宫殿，他却付出无谓已极的巨额款项。他让人把那里会客室的墙壁糊上金色的锦缎；每扇门都得雕花或者镶上象牙；单单他的藏书柜，一口在我们看来丑陋不堪、饰有玳瑁壳的书橱，花去一万五千法郎。德·巴尔扎克夫人去世后，在德鲁阿饭店举行的拍卖会上，这个书柜以五百法郎的价钱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买主。连楼梯也得铺上珍贵的地毯，到处都摆着中国花瓶、瓷器、孔雀石的碗和盘子，各式各样真正的、假冒的奢侈品应有尽有。“大画廊”是巴尔扎克的骄傲。就为了这个画廊的缘故，巴尔扎克才选定了这幢房子。这幢房子的平面图其实布局并不怎么巧妙，所以只能卖给这么一个幻想家。这是一个稍长的圆形小筑，加上了玻璃的屋顶，墙壁抹了白色和金色，有十四尊雕像站成一圈。乌檀木的柜子盛放着古董，陈列着巴尔扎克闲暇时在德累斯顿、海德堡或那不勒斯买下来的妙不可言的难得的珍宝和艺术珍品——真正的、假冒的、品位甚高和毫无品位的东西，杂七杂八地放在一起。在墙上挂着巴尔扎克画廊的六十七幅藏画，有所谓的“塞巴斯蒂亚诺·德尔·彼翁博”的珍品，有一幅所谓的霍贝玛[1]的风景画，有幅肖像画，巴尔扎克毫不迟疑地宣布它是丢勒[2]的作品。

为了这座宫殿毫无理智地挥金如土，这和他个人的债务和贫穷形成对比，势必引起他和他家人的紧张关系。面对他的家庭成员，好多事情巴尔扎克都无法老实相告，他得一而再地做出新的解释，为什么德·韩斯卡夫人推迟举行婚礼。巴尔扎克一会儿说，他已经直接上书沙皇，请求沙皇批准他们结婚；可是未蒙批准。很可能这整个故事都是胡编乱造的。然后他又谈到官司复杂，把德·韩斯卡夫人困在俄国。巴尔扎克总是把夫人描写成深陷财务困境的样子。有一次他说，夫人已把她的全部财产过户到她女儿名下，自己根本不再支配这笔财产；接着又说，今年的庄稼全被烧毁。而实际上德·韩斯卡夫人一辈子都始终生活在锦衣玉食之中。但是巴尔扎克设法把夫人的处境和他的处境之间的差距尽量缩小。以家庭比家庭：这里是尔采乌斯基家族，加上那个强硬无情的罗莎莉姨妈，她一再给外甥女泼冷水，把那个巴黎的作家说成是个极不可靠的、挥霍成性的浪荡子和无可救药的笨蛋，他会弄得夫人出乖丢丑，把韩斯基家的财产挥霍净尽——那里是巴尔扎克老太太和巴尔扎克的妹妹，她们把她们儿子和哥哥的未婚妻只看成一个傲慢骄横、目中无人的贵妇人，一个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女人，她把巴尔扎克当作她的仆人对待，不顾巴尔扎克的健康，把这疾病缠身的男人呼来喝去，跋涉半个地球。

巴尔扎克的母亲，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耐心地担负起看守的任务，并且监督幸运大街这幢宫殿的扩建工程。她有一项非常辛苦、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和供货商们打各种交道，和他们讨价还价，阻挡债主，检查佣人，管理钱财。所有这一切，勇敢能干的老太太都承担起来。但是她清楚地感到，她在这个新房子里的统治只维持到房子的装修完成之日。她知道，她只是请来帮忙的；她也很清楚，如果这位波兰或者俄国的公主当真想要搬进这幢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去，哪怕是后面的一间小屋，他们也不会留给她的。她将和最后一粒灰尘和垃圾一起被从这座宫殿里清扫出去。虽说她看守了这幢房子这么长的时间，她都不许在大门口迎接她的儿媳妇——事实证明，老母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迄今为止，德·韩斯卡夫人还没有赏过一次脸，哪怕在信里写一两行字来关心她情人和未婚夫的母亲的身体健康，更别提为他老母亲费心照看一切表示感谢。

巴尔扎克的家人很有理由越来越表示不满。譬如说，他们不是一次，而是十几次提出问题，七十岁的老太太从幸运大街到絮累斯内她女儿家去是不是坐得起公共驿车。对老太太来说，两个苏都是一笔可观的花销，而对于她像女管家一样管理的宫殿而言，来往的账单可是成千上万的大数目。一个公侯般的生活正在准备，在这种生活里，极为市民化的巴尔扎克老夫人将毫无地位。所以巴尔扎克家族对于这位出身俄国显贵家庭的亲戚采取极为怀疑的态度。这位拥有几百万家私的遗产继承人怎么就想也不想偿还她未婚夫欠老母亲的债务，或者至少通过给老太太一份公证有效的养老金，以满足老人的要求。他们为此感到奇怪，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尽管奥诺雷百般申辩，老太太也不会不看到，德·韩斯卡夫人对于结婚迟疑再三。老太太很有理由估计，拒绝是由于倨傲。另一方面，搬到巴黎来，德·韩斯卡夫人无疑也有强烈的心理障碍，在巴黎她将不得不和这位老母亲、妹妹、妹夫和这整个一批市民阶级的流氓无赖们交往，或者甚至就和他们紧密地共同生活。这座拥有金碧辉煌奢华装饰的宫殿只给巴尔扎克带来诸多麻烦，他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享受这一切。每当巴尔扎克想要享受的时候，他就为此受到命运的惩罚。

也许巴尔扎克在这几个月里一直希望，既然房子已差不多改建完毕，德·韩斯卡夫人现在总会来了。但是事实一再清楚表示，缠绵的情致和要求持久结合的愿望颇为片面地在伟大诗人这边流露出来，维尔肖夫尼亚庄园的女主人还丝毫看不出有搬进幸运大街新居去的倾向。于是巴尔扎克好歹只好决定，在九月底，趁严酷冬寒尚未降临以前——一月份他返回巴黎时吃足了严寒的苦头——再一次驰过四分之一个地球，再次访问——这是第几次访问了！——乌克兰，把这矜持乖戾的情人拖上祭坛，举行婚礼。

在这之前，他再一次努力在法兰西学院赢得一个席位。夏多布里昂和另一位终身院士的去世——此人的姓名今天早已湮没无闻——在学院里空出两个席位，巴尔扎克提出候选。那么按照巴黎的风俗，他应该挨个拜访其他三十八名院士，求得他们支持他的申请。可是巴尔扎克已经没有时间走访他们。他还须在入冬之前赶回俄国，于是他就把选举的结果交给命运决定。这件事情的结果非常可悲——当然从我们的立场来看，这个结果对于学院比对巴尔扎克更加可悲——一共只有两票投给这位创造《人间喜剧》的作者。一位德·诺阿耶公爵[3]和另一位先生，他的不朽功绩我们已经记不起来，获得了出缺的院士席位和院士礼服。必须提到，巴尔扎克第三次申请遭到拒绝，他泰然置之，很有尊严，很有优越感，这是他的光荣。他只是坚决地请求他的一个朋友，帮他查清那两个胆敢投票赞成他申请的勇敢分子究竟是谁，以便他能向他们致谢。

十月份，巴尔扎克又抵达维尔肖夫尼亚。这一次他的欢欣鼓舞的声调明显地降低了不少。维尔肖夫尼亚不再是一座乐园，而是“一片沙漠”。

“唉，你要是在乌克兰这儿待上两周，你会觉得幸运大街简直迷人已极。”巴尔扎克写信给母亲，几乎战战兢兢地一再强调，他是个多么受人欢迎的客人：

“在这里和我一起生活的人都对我极好，极端亲切可爱，但是我不再是一个受到骄纵的客人，而是一个明显意义上的朋友。人们在这儿了解我家所有的成员，并且怀着极大的兴趣分担我所有的忧愁。但是人们对于不可能的事情又能有什么作为？”

巴尔扎克在给他家人的这些信件里，总是称德·韩斯卡夫人为“人们”。现在“人们”屈尊获悉，巴尔扎克在巴黎有个母亲，有个妹妹，但是从字里行间，甚至公然在正文里面都可读到，在维尔肖夫尼亚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不可能的事情”——似乎首先指的是巴尔扎克在巴黎付出的，确实是不可能的巨额款项。德·韩斯卡夫人大概看见为了一幢她大概住也不想住的房子而支出的发疯一样庞大的数目，吓了一跳，不是没有道理。巴尔扎克现在突然想要刹车，写信到巴黎：

“要是我说，想做出的牺牲也有个限度，那就够了。不要使人家厌烦，也不要使我们最亲近的人厌烦。这房子老是欠债，不可能不给人留下不利的印象。要是再发生什么新的故事，那么我的整个前途也许就会发生问题。”

似乎家人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人们很生气，耗费了这样巨额的一笔款项。”

德·韩斯卡不得不再一次认识到，巴尔扎克的计算方法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这幢房子，他起先估计要花十万法郎，现在加上室内装修，已经达到三十万法郎。即使像埃娃·德·韩斯卡夫人这样的百万富婆，也会觉得很不舒服。笼罩在维尔肖夫尼亚的那股火气于是转移。巴尔扎克怒气冲冲地写信回家，他母亲回信火气也很大。这种信件当中有一封落到德·韩斯卡夫人手里，于是又出现新的麻烦。巴尔扎克试图把一切罪责全都推到家人身上，倘若结不成婚，他家人得对此负责。已经在传说，德·韩斯卡夫人说不定会把幸运大街的房子干脆转手卖掉：

“她在这儿生活富裕，为人热爱，受人尊敬。她什么也不会失去——于是她犹豫不决，是否进入新一个环境中去。在那里她只看到不安、债务、付账和陌生的面孔。她的孩子们为她担心。”

巴尔扎克也感到害怕，他也试图做了一些无谓的节约举措。使女突然被解雇，他们一下子觉得使女的薪水和伙食费太贵。只有仆人弗朗梭阿留了下来，作为看管这些堆积如山的奇珍异宝的看守，他是不可缺少的。巴尔扎克又采取了更加稀奇古怪的极端措施：他从乌克兰阴暗封闭的腹地写信问他远在絮累斯内的妹妹，在他回到巴黎后是否可以每个星期一派厨娘到他那里去为他主仆二人煮些牛肉，供他们一周食用。这位盘算着可以得到几百万家私的哥哥，列举出最起码的数字：

“我只剩下两百法郎，除了剧作的进账之外，别无其他收入。即便是在这里，我也发现，便是我的主要作品，人家也不愿再给钱了。”

情绪这样沮丧，在巴尔扎克身上还是新的迹象。这表示他已彻底毁掉，他已不再是他自己。他的活力遭受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他的器官进行报复，身体各处都发出警讯，他从来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现在五脏六腑都严重受损。只需要给他一击，即便是像他这样身强力壮的人，也必然会就此崩溃。

这不幸的前往维尔肖夫尼亚的长途跋涉便是不智之举。作为都兰地区的孩子，巴尔扎克根本不适应俄国严冬酷寒的气温。气管炎发作，同时又证明他的心脏状况极糟。早在1842年，他的朋友纳戛尔医生就诊断他心脏很成问题。等他终于可以起床之时，他已丧失活动能力。每走一步他就喘得不行，即使说话，他也费劲。他“骨瘦如柴，就和1819年相似；疾病把我变成了孩子。”

别想做任何工作。

“整整一年我一个子儿都没挣。”

巴尔扎克不得不脱下他心爱的工作服，他的僧袍，这可是极有象征意义的事：

“在我生病期间，我身穿一件睡衣，这睡衣现在持续取代了我那件白色的僧袍。”

在俄罗斯隆冬期间不能设想回到巴黎，即便是计划好的基辅和莫斯科之行也不得不放弃。两位德国医生克诺德大夫和他的儿子为巴尔扎克治病。他们试图采用一种看来奇怪的现代柠檬疗法，但是这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身体不愿再振作起来，真正使劲；巴尔扎克的器官一个个都发生问题。一会儿是眼睛发炎，接着他又开始发烧，然后又患了肺炎。

德·韩斯卡夫人的态度如何，我们只获得一些暗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的关系并非处于最佳状态。起先她对这位著名诗人心向往之，巴尔扎克对她崇拜，她感到受宠若惊，十分受用。然后巴尔扎克就当上了“逗乐的小丑”，总能让人开心的陪客，这批“寻欢作乐者”小组聪明的陪同人员。而现在巴尔扎克干脆就是个负担。这两个渴求享乐的女人，女儿和母亲，几个月以来一直兴高采烈地想到基辅去参观一年一度的年集，在城里已经租下了一幢住宅，马车、仆人和设备都已事先送了过去。她们为此买下了几十套新装。可是现在因为巴尔扎克生病——或许也可能是因为交通不便——只好把这个项目一再推迟。巴尔扎克因为肺炎卧病在床，他唯一的娱乐乃是，看两位女士时而向他展示她们的新装，她们就打算穿着这些衣裳驱车前去寻欢作乐。

巴尔扎克在给家人的信件里，当然还继续像赞美一位仙女似的热情赞美他的埃娃以及她那实际上相当肤浅和颇为傻气的女儿。可是当时他想必十分孤独，就像置身于冰窖之中。他和这些娇生惯养、只想玩乐的女人待在一起，一定感到非常生分。因此突然之间，他又想起了他的故交旧友。几年来，德·韩斯卡夫人几乎把他其他朋友都排挤了出去。巴尔扎克几乎没给茹尔玛·卡罗再写过信，这是他女友当中最为忠诚、最善解人意的一个，他青年时代的伴侣。现在他又回忆起茹尔玛曾经多么体贴地照顾过他。他于是设想，要是茹尔玛在如今这种情况下，会对他如何关怀备至。

当然！巴尔扎克这么久没有给她写信，以致他常用的“Chère”（法文：亲爱的）或者“Cara”（意大利文：亲爱的）都写不出来。他这样开头：

“我的非常亲爱、善良的茹尔玛夫人”，就仿佛写信给一个业已十分生疏的朋友，然后才慢慢地又找到了旧日亲切的语气。我们感到在他的字里行间有一股深深的哀愁：

“我的外甥女和我的妹妹，两次把关于您的非常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了我。我没有回信，是因为我那时根本写不了信。我当时已离死不远……这是一次可怕的心脏病发作，起因是十五年过度的劳累。八个月来我就这样生活在这里，由一位医生照料我，在这乌克兰腹地能找到这样一位医生，真是令人惊讶。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夫，就在我寓居的我朋友的府邸和庄园里行医。我受到的治疗，因为我得了那种邪恶的热病而中断——人称‘摩尔道寒热病’——这种寒热病来自多瑙河畔的沼泽地带，经过敖德萨，进而侵袭草原地带。我受到感染的那种病叫作间歇性脑病，持续了足足两个月。八天前我才恢复到可以继续治疗我的慢性心脏病的程度。前天我的两个外甥女寄来一信，说您，亲爱的茹尔玛，您希望保留您在弗拉派斯勒的房子，虽然您卖掉了那里的田产。

“弗拉派斯勒和卡罗夫人这几个字极为强烈地勾起了我所有的回忆。尽管医生禁止我使劲，哪怕就是使点劲写信也不许。可我还是要告诉您，为什么、什么缘故，我从去年二月起就没法给您写信，除了几封生意上的信函之外。我必须告诉您，您不要以为，我忘记了我真正的朋友们，您应该知道，我从未停止过想念您，爱您，在这里也谈论您。这里的人从1833年起就认识我们共同的朋友波尔谢[4]……

“从五十岁的高度来看，生活是多么不同！我们往往离开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相去多么遥远！您还记得弗拉派斯勒，我在那儿如何把代斯格蕾夫人催眠？我想，从那以后我又把许多人都催眠了。可是从那以后，我把多少多少幻想都抛弃了啊！请相信我，从此以后，除了眷恋之情与日俱增之外，我在其他方面没有多大进展。邪恶多么迅速地直往上冲，多少障碍一直横亘在通往我们幸福的路上！真的，我真的对人生感到厌恶。三年来我一直在为我构筑一个小巢；上帝啊，这已经花掉我一大笔财产，——但是那对小鸟又在哪里？它们什么时候迁入小巢？岁月流逝，我们日益衰老，一切全都枯萎褪色，甚至我小巢中的布料和家具也是如此。您瞧，我的爱，并非一切都呈现玫瑰色，甚至对于那些似乎生活在幸运之中的人也是如此……”

德拉诺依夫人[5]多次把巴尔扎克从债务中拯救出来，而他从未像样地向夫人表示过谢意，现在他也写信给这位夫人。他永远也不可能还清他欠下的金钱，似乎感到有一种朦胧的欲望，还能及时地还清他欠下的爱情和感激之情。也许巴尔扎克自己已经知道，他已没有指望。

[1] 迈因德特·霍贝玛（1638—1709），荷兰画家。

[2] 阿尔布雷特·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

[3] 保罗·德·诺阿耶公爵（1802—1885），这个家族第六代公爵，于1824年继任。

[4] 奥古斯特·波尔谢，法国画家，巴尔扎克的朋友。在本书第六章中提及。

[5] 参看本书第九章，德拉诺依夫人如何帮助巴尔扎克脱离困境。

第二十五章 结婚、还乡

也许巴尔扎克预感到了他的状况如何。但是他的医生们肯定知道，他已无药可救。我们可以假定，医生们一定把他们的意见坦率地告诉了德·韩斯卡夫人。现在夫人心里有底，这个婚姻时间不会很长。她便决定满足这个追求了她这么多年的男人的最后愿望，他一生中最心爱的愿望。夫人知道，走这一步不会再有任何危险，巴尔扎克想挥霍也挥霍不到哪里去。这个“善良的巴尔扎克”变成了“可怜的巴尔扎克”，她心里油然而生某种同情心，就像那些高贵的夫人对得了重病行将就木的一个多年忠仆怀有同情那样。于是婚礼终于准备在1850年3月举行。

举行婚礼的地点定在贝尔狄彻夫，这是附近最大的一个外省城市。春天，这对新婚夫妻将前往巴黎，搬进那幢终于装修完毕的新居。幻想家巴尔扎克心急如焚，他的焦躁不耐的情绪，最为充分地表现在他从远方发出的那些关于迎接新人而做的一系列指示里面，有份详细的报告寄给他的母亲：

“你将在一个中国大瓷盘里找到香榭丽舍大街上一个花店老板的地址。这个盘子放在最高一层楼的第一个房间里，靠近镶嵌房门的那座客厅，就搁在一口褐色柜子上面。这个老板在1848年就拜访过我，我们商定，他将一连十四天提供鲜花装饰我的新居。他答应我收取订货一年的价钱，那就是全年六百至七百法郎。我当时出行在即，没有付钱。等有了这笔钱，并在有关的女士表示了首肯之后再付。她喜欢鲜花，这我知道。倘若花店老板着手用鲜花装饰房子，那我们就有了谈判基础。你就可以和他进一步商谈，确定一个有利的价钱。你得注意，看他是不是提供真正美丽的鲜花，你对他得多留点神。

“下面这些地方得摆放鲜花，首先是第一间屋里的那张供花的桌子，第二是那间日本客厅，第三是有穹顶的那间房间里的两个花架，第四是穹顶下面的灰色房间里，壁炉上面用非洲木料制成的几个插花小台子。第五，楼梯间平台上那两个大花架。第六，由伏伊歇尔安装上去的两个大盘子里的木头小花架。”

他还没有结婚，在搬进新居之前几个星期就做出这样的安排。可以看见，在这个病人身上想象力还多么奇妙地发挥着作用，他的记忆力多么精准地记起最微小的细节。他记得每一件家具，知道每一个花瓶、每一个花架搁在哪里。在巴尔扎克脑子里，他已身在幸运大街，远远赶在他的婚礼和他的长途归程之前。

3月14日，在乌克兰的外省城市贝尔狄彻夫的圣女芭芭拉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庆典得悄然进行，要避免引起外界的注意，没有邀请任何人，也没通知任何人。早上七点，还在半明半暗的破晓前的朦胧之中，仪式便开始举行。大家原来希望西托米尔主教能亲自莅临庆典，但是他没有前来。有个名叫斯察鲁斯基伯爵的显贵修道院长主持这对新人的婚礼，这至少使巴尔扎克感到满意。作为证婚人出席婚礼的只有院长的几个亲戚和从此成为女婿的姆尼斯彻希伯爵。庆典一结束，他们就驱车返回维尔肖夫尼亚，夜里近十一点他们才回到家里，累得要死。

过了几天，又一个早晨——幸运似乎又使巴尔扎克恢复健康——巴尔扎克坐在书桌旁，又一次以拿破仑的风格写出了他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最伟大的一次胜利的公报。他写信给他母亲、妹妹，给他朋友和医生纳戛尔大夫和茹尔玛·卡罗夫人。

也是在这封信里，巴尔扎克再一次向他青年时代的故交、女友茹尔玛重复：

“若有人向我问起我的故交旧雨，我总是首先提到你。”他报告，

“三天前我终于结婚，娶了我唯一深爱的女人，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她，我将爱她直到我死。我想，我们的结合是上帝留给我的报酬，来抵销我遭遇到的这么多逆境。我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不得不经历并且最终克服的那些困难。我不曾有过幸福的童年，我的春天并没有缀上鲜花；现在我将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夏天和甜美至极的秋季。从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许会觉得我这幸福美满的婚姻，是对我个人的安慰。您于是看到，经过长年的苦难，上天准备好了珍宝，留到最后才行分发。”

巴尔扎克封好了这些信件。现在他只有一个念头：追随着这些信件，终于启程回家。

这些信件里，不见他太太的附信，也不见她的片言只语。即使在这一时刻，巴尔扎克也未能说服他的妻子对他的家人略表亲近和殷勤。巴尔扎克只好勉强向母亲表示歉意：

“我的妻子本想在此信末了附上几行，但是信使已在等候，而她不得不卧床养病。她的双手因为关节炎肿得厉害，没法握笔写字。她将在我的下封信里向你表达她的尊敬。”

巴尔扎克每交一次好运，都需付出高昂的代价。他没法启程上路；道路一直冰雪覆盖，无法通行。即使能够通车，他的健康状况也使他无法旅行。他过早为修饰幸运大街的房子订了鲜花。心脏病和肺炎重新发作，来势凶猛，打击他那已很虚弱的病体。

“我的心脏病和肺炎又复发一次，病情沉重。我们又失去很多优势，原来情况不错，仿佛我们取得了进展……在我眼前有一道黑纱，一直不肯退去，把一切全都遮住，这阻止我提笔写字……经过这个晴天霹雳，今天我第一次握笔。”

大家本来期望，至少现在埃娃太太会给巴尔扎克的母亲写几句话，来安慰一下老母亲对儿子病情的关切。可是巴尔扎克不得不战战兢兢地加了几行：

“我的妻子简直忙得一分钟也不得闲，另外她的手肿得可怕，都是因为这里潮湿的缘故……”

两周以后，4月15日，巴尔扎克不得不再次振作起他的全部精力，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

“我几乎看不清楚字母，勉强给你写这封信。我的目疾其实使我既无法读书也无法写字。”

而这位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还依然没法下定决心给老太太写几行字。巴尔扎克不得不又找了一个不大靠谱的托词：这一次是她女儿生病，妈妈守在床边，难以分身。她只是请巴尔扎克“向你转达她的敬意”。然后巴尔扎克不得不坦承自己的情况：

“我身体的情况极糟，无论是心脏还是肺都不行。稍稍动一动就上气不接下气，嗓子也说不出话来。”

他们两人终于决定启程出发，这次旅行极为可怕。刚到布罗迪，在波兰边境，巴尔扎克便极度衰弱。他毫无胃口，动不动就大汗淋漓，使他病情更加严重。熟识的朋友看见他，几乎都认不出他来。然后巴尔扎克在1850年5月11日，从德累斯顿向家里报告：

“我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走完这段路程，平时只消六天就行。我们的生命不是一次，而是上百次直接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常常得用十五六个人，用绞盘把我们的马车从泥沼的窟窿里拽出来。我们陷在里面，直到车窗都深埋在泥沼里。可是最后，我们终于还是到达了目的地，都还活着，但是我们又病又累。这样一种旅行，使人老上十岁。我们不得不担心，我们会死在彼此的怀抱里，我们彼此又都如此相爱，你可以想象我们心情如何。”到达旅行的这一站时，巴尔扎克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而且一半失明。他无法迈上台阶，开始怀疑能否继续前往巴黎的行程：

“我的健康状况糟糕透顶……这一可怕的旅行使我的病情更加恶化。”

尽管他视力大大衰退，他不得不自己动笔写信。他又只好为他妻子疏于礼数进行袒护：

“她对于你在前几次信上讲到的一切表示感谢。但是她的状况不佳，不允许她亲自给你写信。”

稀奇的是，使埃娃夫人的手指动作不灵的关节炎，并未阻止她在德累斯顿的珠宝店里挑来拣去，用两万五千法郎买下了她精挑细选的一串美丽的珍珠项链。在这几个月里，她既不能给巴尔扎克的母亲，也不能给他妹妹哪怕就写上这么一行半行，却完全能够用清晰坚定的字迹，写信向她女儿报告购买珠宝的情形。在巴尔扎克筋疲力尽、眼睛半盲的情况下躺在饭店房间里的时候，埃娃太太居然不想别的，只想珍珠项链，实在说明她的冷酷无情。非常说明她性格的是，在这封信里，巴尔扎克仅仅只是“善良的、亲爱的朋友”——夫人到处带来带去的一个负担而已。因为夫人知道，时间不会拖得太长。

在德累斯顿的这些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只能从这些无所谓的句子里去体验。但是巴尔扎克必须把他的角色一演到底，他给妹妹发出了这样的指示：

“我就指望你了：你得让母亲明白，我到达幸运大街时，她可别在那儿。”

巴尔扎克明显地害怕这婆媳两人的见面，使用的是这样一个拙劣的借口：

“要是我们打开行李时，妈妈在旁边帮忙，她老人家定会感到尊严受到损伤。”

老太太始终对儿媳不大信任。几个月来，她忠心耿耿地保管好这些财宝，监督仆人，和供应商交涉。她知道，傲慢无礼的俄国公主最终不愿意在自己家里看见她。可是他们还给她一项任务：为了迎接新人，准备用鲜花装饰房子。然后老太太就得在新婚夫妇乘车抵达前，一声不响地悄然离去。仆人弗朗梭阿得恭候在门口，把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领进巴黎她那王府般豪华的府邸。楼里得灯火通明，所有的房间所有的楼梯都得点上灯烛，得举行一次盛大的欢迎会。但是老太太预感到这一切，早已悄无声息地前往絮累斯内她女儿家里去了。

巴尔扎克每次交上梦想中的好运，便不得不在现实生活中付出代价。这次回家又遭到诅咒。他永远不仅是《幻灭》的作者，还是书中受苦受难的主人公。回到巴黎，抵达坐落在幸运大街的新居门前，这一场景是他自己在他任何一本长篇小说中都编造不出的惊恐万状。他们夫妻两人是乘坐火车走完最后一段旅程的。列车误点，他们乘上马车，驰到新居门前时已是深夜。巴尔扎克焦躁不耐，心情紧张，不知道他的指示是否一丝不苟地得到了贯彻执行，所有的细节他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精准异常；他知道，每个花架、每个花瓶都放在哪里，有多少灯烛应该点燃。仆人应该怎么欢迎他们，他手里得擎着一个枝形烛架。

马车终于停下。弗朗梭阿信守诺言，屋子从上到下灯烛辉煌。但是门口却不见人影。他们拉响门铃，没人回答，灯火通明的房子里无声无息，一片沉寂。有几个邻居走了过来，聚在一起。大家问来问去，全都不知所措。德·巴尔扎克夫人待在车里，巴尔扎克则催促车夫，去找个锁匠来打开大门。他是使了大劲才争得这门亲事，如今则是使用暴力才打开大门，闯进他的新居。

接下来这一幕阴森可怕。在一个房间里，大家发现了仆人弗朗梭阿，他发疯了。想必就在这天深夜，他失去了理智，得连夜把他送进疯人院去。大家把这乱蹦乱叫的疯子制服，送走。与此同时，巴尔扎克把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领进他们热切渴望的新家。

第二十六章 终曲

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巴尔扎克命运的规律一再重新发生作用：他的梦想只能在书本中，永远也不能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实现。付出了难以名状的艰辛，做出了绝望的牺牲，怀抱着炽烈的期待，他终于安排好了这幢房子，为了在那里和他终于争取到的妻子一起共同生活“二十五年”。而实际上，他搬进这幢房子，只是为了在那里死去。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愿望布置了他的书房，决定在那里完成他的《人间喜剧》，写作五十多部新作的计划已经制订。可是他不会在这间书房里再写作一字一行。他的眼睛现在完全失明。我们保留的他在幸运大街写下的唯一的一封信令人震撼。这是写给他朋友台奥菲尔·戈蒂叶的一封信，是埃娃夫人的笔迹；只有一行附言是巴尔扎克吃力地涂写的：

“我没法再看书写字了。”

巴尔扎克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图书室，摆着价格高昂镶嵌花纹的书柜，但是他已无法再翻开任何书本。他用金色缎子裱糊的客厅，他本打算在这个沙龙里接待巴黎上流社会的名士和显贵。但是谁也不来拜访。每说一句话，他都嫌太累。医生也禁止他稍稍使劲说话。巴尔扎克布置了一个大画廊，挂上他心爱的名画。为了耸人听闻，让全巴黎都大吃一惊，他竟不声不响地悄然收集了这样无可比拟的珍藏。在想象中，他如何把他的这些珍藏的名画一幅一幅地展示给他的朋友们、诗人和艺术家们，并向他们逐一介绍。巴尔扎克原来梦想中的欢乐宫殿，如今对他而言，变成鬼气森森的地牢。他独自一人躺在这幢巨大的房子里；只有他母亲有时前来看他，怯生生地活像一个影子。因为巴尔扎克的太太——这点所有的证人都异口同声地报告——对他缺乏真正的关怀，显出残酷的冷淡，在旅途中，在他们停留在德累斯顿时已表现得十分明显。

巴尔扎克太太的这种态度从她致女儿的书信中无可反驳地显露出来。信中傻乎乎地谈论花边啦，珠宝啦，或者新衣啦，几乎没有一行字听上去像是对她垂死的丈夫表示真挚的忧虑。“这个逗乐的小丑”——这是这群寻欢作乐者在心情更为欢快的日子里，给这个插科打诨的巴尔扎克取的外号。他太太现在也这样称呼这个几乎完全失明的丈夫，他只能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梯。

“这个逗乐的小丑到达这里时情况很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遭。他已经不能走路，而且经常晕厥。”

每个看见巴尔扎克的人都知道，他已是废人。只有一个人不相信，也不愿相信，那就是他自己。他习惯于蔑视困难，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所以他具有无比强大、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即使现在，他也不放弃斗争。有时候病情稍有好转，他的嗓子又能说话，他便振作起来，和前来打听他健康状况的客人谈天。他和他们讨论政治问题，表现出充分的信心。他试图欺骗别人，就像他自我欺骗那样。每个人都得相信，他身上还一直蕴藏着他旧日的力量。有时候回光返照，他那永远不会摧毁的劲头还真的又显现一次。

可是从夏天开始，已经不复存在任何怀疑。四位大夫：纳戛尔、路易、普和高基埃等四位医生，请来会诊。从他们的会诊报告可以看出：他们其实只认为应该采用缓释药品，偶尔加上一些轻度的兴奋剂。话说回来，大夫们似乎已经放弃巴尔扎克。最近几年才和巴尔扎克走得比较近的维克多·雨果，这几个礼拜表现得真够朋友。他发现巴尔扎克已经手脚摊开，一动不动地仰天躺着，脸烧得通红，只有眼睛还有一点生气。现在巴尔扎克自己也开始担心起来。他抱怨可能完成不了《人间喜剧》，他谈起他去世后如何处理他的作品。他逼着他的朋友，忠诚的纳戛尔大夫告诉他实话，他还能活多久。他从他老朋友的脸上看出，他的情况究竟如何。也许下面的话是真的——或许这只是一则虔诚的传说：据说，巴尔扎克在昏迷之中叫唤霍拉斯·比昂松的名字，这是他《人间喜剧》中的一位医生，能够完成科学上的奇迹。

“要是比昂松在这里就好了，他会救我一命！”

但是死亡的脚步正不可阻挡地向前迈进，这个死亡恐怖已极，比巴尔扎克描写的任何一个他笔下主人公的死亡都更加触目惊心。维克多·雨果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了他对尸床上的巴尔扎克所做的一次探访：

“我拉响门铃。月亮穿过浓密的云层。街上阒无人迹。没人前来开门。我第二次拉铃。门开处，一个使女手持一根蜡烛出现，‘先生，您有何贵干？’她在哭泣。我报了我的姓名。她让我走进楼下的客厅。对着壁炉，耸立着大卫·唐琪尔雕塑的巨型巴尔扎克大理石胸像，固定在墙上的一个支架上。客厅正中一张镶嵌奢华的桌子上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六尊品味极高的镀金小雕像支撑着这张桌子。另外一个使女走来，同样泪流满面，说道：‘他要死了。夫人已回到自己房里。医生们从昨天起就放弃对他的治疗。他的左腿上有一道伤口，这是坏疽病造成的，大夫们对此束手无策。他们说，水肿使他身体发胖。肉和皮全都变得和油脂一样，因此都没法扎针穿刺。一个月前，先生在一件家具的花纹上碰伤……从早上九点起，他就不再说话。夫人派人请来神父。神父来了之后给先生做了临终涂油礼。先生做了一个手势，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小时后，他把手伸给他妹妹德·苏尔维耶夫人。从十一点起，他一直痰喘。他撑不过今天夜晚。您要是愿意，我去把德·苏尔维耶先生请来。他还没有上床休息。’这个使女离去。我等了一会儿，烛光几乎没有照亮客厅里的家具和挂在墙上的那些普尔比斯[1]和荷尔拜因的华丽壮观的油画。在半明半暗的昏黄光线之中，大理石的胸像摇摇晃晃，犹如那个行将就木处于弥留之际的人的幽魂。尸臭弥漫全屋。德·苏尔维耶先生走来，向我证实了那个使女告诉我的一切。

“我们走过一道走廊，登上铺了红色地毯的楼梯，楼梯两旁装饰了许多艺术品，雕塑、花瓶、画幅和珐琅盘子，又走过一道走廊，我发现有道敞开的门。我听见一阵大声的痰喘，预示着灾难临头。我在巴尔扎克的房里。他的床就摆在房间中央。这是一张桃花心木打的床，床上装着横梁，挂着带子，床头床脚都装了一个机器，用来搬动病人。巴尔扎克躺在这张床上，脑袋枕着一堆软垫，上面还铺着房里卧榻上的几个红缎子靠垫。他的脸，颜色发紫，紫里透黑，侧向右边，没刮胡子，灰色的头发剃得很短；睁开的眼睛发僵。我看他的侧面：酷似皇帝[2]。一名年老的看护和一名仆人站在床的两边。床后的桌上点着灯，门边的五斗柜上，亮着另一盏灯。床头柜上放着一个银制的花瓶。仆人和看护沉默不语，一脸恐惧，侧耳倾听着那弥留之际的病人发出的痰喘。床边的灯以活跃的灯光照亮了壁炉上面悬挂着的一个面颊红润、微微含笑的年轻男子的画像。从床上散发出一股叫人无法忍受的恶臭。我掀开被子，握住巴尔扎克的手。手上满是汗水。我握了一握。他没有反应……

巴尔扎克遗容

巴尔扎克的面膜

“看护对我说：‘天亮时他会死去。’我走下楼梯，脑海里还记着这张灰败的脸。我走过客厅时，又发现那尊胸像，一动不动，毫无感觉，神情庄严，发射出一道并不明确的光芒，我不由得把死亡和不朽加以比较。”

巴尔扎克于8月18日至19日的那天夜里去世。只有他的母亲守在他的身边。德·巴尔扎克夫人早已回到她自己的房里去了。

8月21日举行葬礼。在圣-菲力普·杜·胡勒教堂做了安魂弥撒。在滂沱大雨中，灵柩迁往墓地。可以看出，巴尔扎克的太太多么不了解他最深沉的愿望：由维克多·雨果、大仲马、圣-伯夫和巴洛施部长执绋。除了维克多·雨果之外，其余三人，在巴尔扎克健在时，没有一个和他走得很近。圣-伯夫甚至是他的死敌，是巴尔扎克唯一切齿痛恨的人。拉雪兹神父公墓被选作他安息的墓地，巴尔扎克一直很爱这个地方。他笔下的拉斯蒂涅克从这里睥睨全城，向巴黎宣战。这是巴尔扎克最后的住宅，只有在这里，没有债主来骚扰他，他得到安宁。

由维克多·雨果致墓前演说——只有他具有符合这一时刻的尊严和隆重：

“我们现在把一个人的灵柩送进墓穴。他属于那些公众仰慕的人们，整个舆论界表现的深切悲哀为他们送行。在我们经历过的这些时代，一切杜撰和虚构全是虚无。人们的目光不是投向统治者的头上，而是投向才智之士的头上。倘若才智之士有一人消失，全国都为之震颤，全民举哀：今天便是由于一位天才的去世而全民感到悲痛；全国举哀：由于一位天才辞世而全国哀伤。先生们，巴尔扎克的名字将踏入光辉灿烂的历史陈迹，在未来宣示我们这一时代……

“他的死亡使法兰西为之震惊。几个月前他回归故乡。因为感到死期不远，他想再看一眼祖国，犹如有人在远行前夕再次回家，拥抱母亲。他的一生短促，但是充实；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岁月的数量。唉，这个强劲有力永不疲倦的劳作者，这位哲学家，思想家，诗人，这位天才在我们当中度过了充满狂风暴雨殊死搏斗的生活，一切伟人注定了要过这样的生活。现在他在安宁之中休憩。现在他凌驾于争吵仇恨之上。在他葬进坟墓的同一天他也走向荣誉的殿堂。从今以后，他将置身于飘浮在我们头上的霭霭云层之上，跻身于我们祖国的璀璨群星之中，闪闪发光。环立在此的诸位，你们大家都将受到诱惑，对他艳羡不止。但是，尽管我们面临这样的损失无比痛苦，我们对这灾难只好俯首认命。让我们和一切经历过艰难险阻悲伤哀痛的人一起接受这场灾难。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时代，偶尔有个伟人逝去，给大家充满怀疑和疑虑的精神带来一阵宗教的震撼，也许是件好事，也许十分必要。上苍知道，倘若它让人民面对最高的秘密，让人民深思死亡，它是在做什么。死亡是伟大的平等，同时也是伟大的自由。当一个崇高的精神仪态端庄地迈进另一个生活，当一个人展开天才的翅膀长久翱翔在群众头上，突然伸展那些人们未能看见的羽翼，消失在陌生世界之中时，只有庄严肃穆的思想可以充满我们的心灵。不对：这不是陌生世界！我已经在另一个痛苦的场合说过，我将不厌其烦地重复一遍：这不是黑夜——这是光明。这不是虚无——这是永恒。这不是终结——这是开始。听见我说这话，你们不觉得这真是如此吗？正是这样的一些灵柩，证明了永垂不朽……”

这是巴尔扎克作为生者从未听到过的话。从拉雪兹公墓出发，他将像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去征服这座城市。

巴尔扎克墓

拉斯蒂涅——《高老头》的主人公

[1] 弗朗斯·普尔比斯（1545—1581），尼德兰画家，以宗教画著称。

[2] 即拿破仑一世。

Stefan Zweig

Joseph Fouché Bildnis eines politischen Mensch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奥）斯·茨威格著.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插图本茨威格传记丛书）

ISBN 978-7-02-013286-7

Ⅰ. ①约… Ⅱ.①斯…②张… Ⅲ.①富歇（Fouche.Joseph 1759—1820）—传记Ⅳ.①K835.65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7）第20929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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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8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7.5　插页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9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86-7

定　　价　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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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插图

约瑟夫·富歇

热月政变

约瑟夫·富歇

漫画版《富歇》书影

- 前言

- 一 青云直上

- 二 里昂的刽子手

- 三 与罗伯斯庇尔的斗争

- 四 督政府和执政府的部长

- 五 皇帝的大臣

- 六 反对皇帝的斗争

- 七 并非自愿的插曲

- 八 和拿破仑的最后斗争

- 九 下野沦亡

- 关于富歇的传记

前言

约瑟夫·富歇，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也是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人物之一；同时代人对他缺乏好感，后世对他更欠公允。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党人中，卡诺[1]、巴拉斯[2]、塔列朗[3]在他们的回忆录里，以及法国所有的历史学家，不论是保王派、共和党或是波拿巴派，只要一写他的名字，心头的怒火立即宣泄在笔尖、纸上。天生的叛徒，卑鄙的阴谋家，油滑的爬行动物，卖主求荣的能手，无耻下流的探子，道德沦丧的小人——没有一个表示鄙视的骂人字眼没有用到他的身上，无论是拉马丁[4]，还是米什莱[5]，路易·勃朗[6]，都没有试图对他的人格，或者不如说对他执拗得令人惊叹的一贯的毫无人格进行过认真的考察。他的形象第一次生动逼真地出现在路易·马德兰[7]的那部卷帙浩繁的传记里（本书和其他有关著述中的具体材料大部分取自这部传记），除此而外历史把此人悄无声息地推到后排，那些无足轻重的跑龙套的角色所站的地方。而此人在世界转折时期曾领导过各个党派，作为绝无仅有的一个，活得比各派都更为长久，并且在心理决斗中，打败了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这样的人。他的形象时不时地还会在表现拿破仑的戏剧里或以拿破仑为题材的歌剧里幽灵似的出现，但大多落入形式主义的俗套，把他表现为一个狡猾的警务大臣，一个提前出现的福尔摩斯，平庸的表述总是把躲在幕后的人物混淆成次要角色。

惟独一个人以他自己的卓越伟大，看出了这个绝无仅有的人物的伟岸。此人乃是巴尔扎克。这位天才居高临下，同时又洞察一切，不仅看到时代的舞台层面，还一直看到布景后面。他毫无保留地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富歇是他那个世纪最为有趣的人物。巴尔扎克习惯于把各式各样的激情，无论是所谓的英雄气概的激情和所谓的卑下低级的激情，在他感情的化学里全都视为等价的元素。伏脱冷这样彻头彻尾的罪犯和路易·朗贝尔[8]这样道德高尚的天才，他同样欣赏，从不区分道德的和非道德的，而只是衡量一个人意志的价值及其激情的强度。他恰好把这个革命年代和帝政时期最为人不齿、最遭人唾骂的人从他那故意造成的埋没状态中挖掘出来。他称这个“singulier génie”[9]为“拿破仑曾经拥有的惟一的大臣”，然后又称他是“la plus forte tête que je connaisse”[10]，在另一处又说他是“那些城府极深的人，在行动的瞬间叫人捉摸不透，事后方能被人理解”。——这听上去和那些道德说教表示的轻蔑迥然不同。在他的小说《一桩神秘案件》中他写了特殊的一页，献给这位“阴沉、深邃、不同寻常、不甚著名的人物”。他写道：“富歇，使拿破仑感到惊恐的天才，并不是突然一下子表现出来的。富歇这个默默无闻的国民公会议员，当时最卓尔不群，也最受人误解，他是在重重危机之中锻炼成日后的那个人物的。在督政府治下，他达到能正确判断过去从而预见未来的高度，然后在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中，突然显示出他的机智灵巧，犹如一个平庸的演员，因受到突如其来的灵感启示而变得极为出色。这个脸色苍白的人，在修道院的管教下成长起来，既掌握了他原来所属的山岳派的秘密，也掌握了他最后投靠的保王党的秘密，慢慢地、默默地仔细琢磨着政治舞台上的人、事和各种伎俩。他看透了波拿巴心里的秘密，给了他有益的忠告和宝贵的情报……无论是他的新同事还是他的老同事，都料想不到他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天才竟然表现为：所有的预见都准确无误，而且目光犀利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巴尔扎克的话。他的这段献词第一次引起了我对富歇的注意。巴尔扎克说他“甚至比拿破仑还拥有更多控制别人的威力”。几年来我对巴尔扎克曾经称赞过的这个人不时看上一眼。但是富歇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历史上，都非常善于只是充当幕后人物：不喜欢让人窥察他的脸和他手里的牌，他始终躲在各个事件之中、各党各派之中，躲在他那职位的隐姓埋名的外壳后面，无影无形地活动着，犹如钟表里的机簧。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在繁琐事件的纷乱之中，在他途经最陡急的拐弯处，才能一瞥他那快速掠过的身影。更奇怪的是，富歇的这些在飞逝之际被人捕捉住的身影，乍一看居然和以往的身影各不相同，需要使劲观看才能想象，这同一个人，有着同样的皮肤和同样的头发，在一七九○年是神学院的教师，一七九二年便成了掠夺教堂的人；在一七九三年是个共产主义者，五年之后却成了几倍的百万富翁；再过十年，俨然成了奥特朗特公爵。但是这个新时代十足地道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性格变化越是放肆大胆，那么他的性格或者不如说他的无性格在我看来就越发有趣，他那完全隐没在各种背景和神秘色彩中的政治生涯，我就觉得越发迷人，他的形象就越发独特，越发带有妖魔气息。所以，纯粹出于对心灵科学的兴趣，我非常突然地写起约瑟夫·富歇的故事来，作为对权术家生物学的一份贡献。权术家是我们生存的世界里尚未完全研究透彻的极端危险的精神族类，关于权术家的生物学拖到现在尚未写成，然而十分必要。

为一个完全违反道德的人物——即使是像约瑟夫·富歇这样一个绝无仅有、异常重要的人物——撰写的这种传记，我知道，是完全违背时代的愿望的。我们这个时代想要的并且喜欢的是英雄传记，由于今天缺乏这种政治上具有独创性的领袖人物的形象，便在往事陈迹之中去为自己寻找更加崇高的榜样。我完全认识到这种英雄传记有使人心灵激越、斗志昂扬、精神振奋的威力。从普鲁塔克起，这种传记对于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和历代的新青年都是必要的。但是恰好在政治上，这种传记掩盖着篡改历史的危险，就仿佛真正的领袖人物也的确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当时如此，历来如此。毫无疑问，一个英雄人物仅仅通过他的存在还能几十年几百年地控制着精神生活，但也只是精神生活而已。在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在政治的权力范围内，起决定性作用的很少是出类拔萃、思想纯正的人物，而是价值微小得多，但是身手更加灵巧的种类：那些幕后的人物。为了警告人们注意各种政治上的迷信，这点必须强调。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八年我们亲眼所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定，并不是由理性和责任心所做出的，而是由性格极端多疑、智力严重欠缺的那些躲在幕后的人物所做出的。我们近来每天都在重新经历的问题严重、往往是犯罪的政治游戏，并不是那些具有道德远见和坚定信念的人得以成功。相反，他们一再被那些称为权术家的职业赌徒，这些手脚利索、空话连篇、神经冰冷的艺术家们所欺骗，而世界各国人民还一直忠诚笃信地把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前途都托付给这场游戏。倘若政治的确像拿破仑在一百年前所说的那样，变成了“la fatalité moderne”[11]，新时代的厄运，那么我们为了自卫，要设法辨认躲在这些势力后面的人们，以便认清他们何以得势的危险的秘密。但愿这本《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能对这种政治人物的类型学做出一份贡献。

一九二九年秋于萨尔茨堡

[1] 拉扎尔·尼古拉·卡诺（1753—1823），法国大革命元老，国民公会议员。

[2] 保罗·巴拉斯（1755—1829），法国大革命时期督政府三督政之一。

[3] 查理·塔列朗（1754—1838），法国大革命时著名外交家。

[4] 阿方斯·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政治家。

[5] 儒勒·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

[6]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政治家，社会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

[7] 路易·马德兰（1871—1956），法国历史学家，富歇传记的作者。

[8] 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路易·朗贝尔》中的人物。

[9] 法文：绝无仅有的天才。

[10] 法文：我所知道的头脑最厉害的角色。

[11] 法文：现代的厄运。

一 青云直上

一七五九年至一七九三年

一七五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约瑟夫·富歇——还远不是什么奥特朗特公爵[1]呢——出生在港口城市南特。父辈是海员、商人，祖上尽是海员，因此不言而喻，这个长子也该去当航海家。不是去海外经商，便是当个船长。可是这个体弱多病、贫血而又神经质的丑陋孩子，从小便显得对这种无比艰苦，在当时确实是英勇豪迈的行业极不适合。离岸两海里，他已经晕船，跑了一刻钟，或者游戏十多分钟，他已觉得疲倦。做父母的不无忧虑地盘算，这个娇弱的孩子该怎么办。一七七○年的法国，于思想上业已觉醒，并且进取心切的市民阶级，还没有合适的地位呢。法院、行政机关，每个衙门每个地方的肥缺全都留给了贵族。在宫廷里当差得要伯爵的纹章，或者像样的男爵爵位。即使在部队里，出身市民阶级的人，熬白了头发，也不过混上个排长。在这腐朽没落的王国里，第三等级还处处受到排挤。难怪二十五年后，第三等级要用拳头来夺取他们长期以来伸手乞求而遭到拒绝的一切。

剩下的只有教会一途。这个千年帝国，在人情世故上不知比各个王朝高明多少，也比它们聪明、民主、心胸博大。它总是启用一切才俊，即使出身极为卑微，也被吸收进它那无形的帝国。小约瑟夫在奥拉托利会学习时，已经成绩斐然。毕业后，他们自然乐于让他担任数学和物理教师，担任学监和校长。自从耶稣会被逐后，奥拉托利会在法国各地领导天主教会的教育。富歇二十岁时，便在这个修会里任职，虽然职位卑下，难以发迹，可毕竟是所学校。他在这里自我修养，边教边学。

要他发了做神父的愿心[2]，原本可以爬得更高，当个神父，也许还能当上主教，或者红衣主教。他初涉人世，刚刚起步，本性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显现出来。那就是不愿完完全全、无可挽回地把自己和某人或某事拴在一起。这可是约瑟夫·富歇的典型作风。他身穿修士的衣裳，剃着神父的头，和别的神父一样过着僧侣的生活。在奥拉托利会的十年里，富歇从外表到内心和一个神父毫无差别。但是他不受更高的圣礼，也不发任何誓愿。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他都为自己留着退路，留着顺风而变的可能性。他投靠教会也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完全投靠。以后投靠革命、督政府、执政府，帝国或者王国，均是如此：约瑟夫·富歇，对上帝尚且不肯答应终身效忠，更何况对一个普通人了。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足足十年之久，这个脸色苍白、寡言少语、半僧半俗的神父，在寂静的修道院的走廊、食堂里走来走去。他在尼奥尔、索默、旺多姆、巴黎教书，可是并未感到居地变异。因为无论在这个城市或是那个城市，神学院教师的生活总是同样的平静穷酸，朴实无华，总是深居在寂静的院墙之内，永远与世隔绝。二三十个学生，四十来个学生，教他们拉丁文、数学、物理。全是些面色苍白、身穿黑袍的男孩，带他们去望弥撒，在卧室里监督他们睡觉。教的是科学书籍中单调的教材，吃的是蹩脚的伙食，领的是微薄的薪水，穿的是一袭磨旧了的黑袍，过的是修道院里简朴的生活。这平静隐遁的十年，犹如冬眠蛰伏，不像真实生活，超乎时间、空间，一无所成，也无所希求。

其实在修道院教书的十年里，约瑟夫·富歇学到了很多东西，对他日后做权术家极有好处。主要是学会了善于沉默的技巧，自我隐蔽的本领，精通心理学，擅长洞察人的内心。此人一生即使心情激动，也能控制住脸上的每根神经。他那毫无表情的脸，仿佛隐蔽在沉默的墙后，从来看不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他的嗓音低弱，最亲切的或是最可怕的话语，他都同样从容不迫地说出口来。无论是皇帝的宫廷密室，还是喧闹的群众集会，他都同样以轻微无声的脚步走过。这种无与伦比的自我控制的本领，就是在这十年修道院的生活中学会的。在他登上世界舞台的讲台之前，因为诵读罗耀拉[3]的祈祷文，他的意志已得到锻炼；由于讨论有几百年历史的布道艺术，他已练得能言善辩。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大权术家，塔列朗、西哀士[4]和富歇，都出自教会这所学校。还没登上舞台，便已精通人情世故，这恐怕不是巧合。教会古老的共同传统远远超过他们三人的个性，使得他们彼此迥异的性格在关键时刻都带有某种相似的特性。而在富歇身上还有一种钢铁般的、简直是斯巴达式的克己功夫，他从内心反对奢华虚荣，并且善于隐蔽私人生活和个人感情。不，富歇在修道院走廊的阴影里度过的这十年光阴并不是白白浪费的，他一面教书一面学到了无数的东西。

这个极端灵活善变、骚动不安的人，在修道院的围墙里面，在严格与世隔绝的状况中自我修养，终于发展成为善于洞察人们心理的大师。几年之久，他不得不无声无息地在极其狭窄的僧侣界活动。可是在一七七八年，法国已经开始卷起了那阵社会风暴。这阵风暴甚至袭入修道院的院墙之内。在奥拉托利会神父的斗室里和共济会的俱乐部里，都在讨论人权。一种新型的好奇心驱使年轻的神父去接近市民，好奇心也驱使教物理和数学的教师去接触当时令人惊异的发明，世界上最早的飞艇，蒙哥菲耶兄弟的气球[5]，以及电气学、医学方面的伟大发明。宗教界人士试图和知识界有所联系。阿拉斯城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交团体提供了这种联系的机会。这个团体名叫“洛撒蒂”，也是一种“施拉拉菲亚”团体[6]。城里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聚集一堂，谈笑风生。会上的一切毫不刺眼，一些没有名望的小市民朗诵一些诗歌，或者发表一些文学讲演。军人和平民混在一起，神学院教师约瑟夫·富歇也是备受欢迎的座上客，因为他讲起物理学的新成就来滔滔不绝。他常常在那里坐在朋友之中，聆听工程兵团的上尉拉扎尔·卡诺吟诵自己写的讽刺诗，或者谛听脸色苍白、嘴唇极薄的律师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他当时还很看重他的贵族出身）发表一篇辞藻华丽的即席演说，以颂扬“洛撒蒂”。外省地方还欣赏玄想空谈的十八世纪的最后的气息。德·罗伯斯庇尔先生还没有撰写血淋淋的死刑判决书，而是写作小巧玲珑的诗歌。瑞士医生马拉[7]还没有写出恶狠狠的共产主义宣言，而是写出了一部感伤缠绵的长篇小说。小小的波拿巴中尉还在外省什么地方孜孜创作一部模仿维特的中篇小说。暴风雨还远在天边，隐而不见。

但真是命运弄人：这个剃了僧侣发式的神学院教师恰巧和那个脸色苍白的、神经质的、野心勃勃的律师德·罗伯斯庇尔结了深交。他们两人的关系甚至快要变成郎舅关系，因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妹妹夏洛特想使这个奥拉托利会的教师弃僧还俗。席间都已流传他们订婚之说。这门亲事后来怎么作罢的，始终是个秘密。也许这里头正埋藏着他们两人之间那个可怕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仇恨的根子。他们两个一度友谊甚笃，后来却拼得你死我活。可是当时他们对雅各宾主义和日后的仇恨还一无所知。相反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作为议员被派到凡尔赛去参加三级会议，参与制定法国新宪法时，就是剃了僧侣发式的约瑟夫·富歇借路费给那苍白贫血的律师德·罗伯斯庇尔，还借钱给他制作一套新衣服。富歇总是给别人搭台阶——以后也常常如此——帮助别人青云直上、载入史册，可也恰巧是他在决定性的时刻出卖从前的朋友，把朋友打翻在地，这也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南特奥拉托利会

罗耀拉

这次三级会议将动摇法国的一切基石。就在罗伯斯庇尔动身前去参加三级会议之后不久，阿拉斯的奥拉托利会的修士也进行了一次小小的革命。政治一直侵入到斋堂之内。这位聪明的善观风向的约瑟夫·富歇就利用这股风张起他的帆来。在他的建议之下，一个代表团被派到国民议会去表示神父对第三等级的同情。这位一向步步谨慎的人这次可下手得略为早了一些。他的上司罚他到南特的修女学校去教书，其实也不是真正的处罚。这个学校就是富歇童年时代学习科学和处世哲学入门课程的场所。

可是现在他已经久经沧桑，阅世很深。现在他已经没有兴趣去教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乘法口诀、几何和物理了。这个善观风向的人感觉到一阵社会风暴已笼罩全国，政治将统治世界，那就投身到政治中去！他一下子脱去了僧服，留起了头发，不给不成熟的孩子们讲课，而是去向南特的能干的市民演讲政治。一个俱乐部应运而生——政治家的前程总是始于这样一个训练口才的试验舞台——不出几个礼拜，富歇便已经是南特市“宪法之友”协会的主席了。他赞扬进步，可是十分谨慎，严格把握分寸，因为老实的商人阶层的政治气压是高低适中。南特人不喜欢激进主义，他们担心自己的贷款有去无回，尤其是一心想要生意兴隆。他们从殖民地捞到大批油水，所以也不喜欢解放黑奴之类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于是约瑟夫·富歇立即拟定了一份致国民议会的慷慨激昂的公文，反对废除贩卖黑奴。这份公文虽然遭到了布里索[8]的粗暴攻击，可是在比较狭小的市民界并未减弱他的声望。为了及时巩固他在市民阶层（未来的选民！）中的政治地位，他急急忙忙地娶了一个富商的女儿为妻，姑娘虽丑，但陪嫁不少。富歇当时已经感觉到第三等级将很快变成最高阶级——统治阶级，所以他赶快变成一个十足的市民。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达到预定目标的准备而已。国民公会的选举刚一公布，这位昔日的神学院教师便出来竞选。每个竞选人都干些什么呢？他们总是先挑善良的选民们爱听的说，作了种种许诺。所以富歇发誓要保护贸易，维护私人财产，尊重法律。他厉声谴责扰乱治安之徒，甚于谴责旧制度（因为南特的风向更多是来自右边，而不是来自左边）。一七九二年，富歇果然当选为国民公会的议员，议员的三色帽徽从此长期取代了他暗中悄悄蓄着的神父发式。

约瑟夫·富歇当选为国民公会议员时正好三十二岁。他并非美男子，根本就是其貌不扬。身材细瘦，简直干瘪得怕人，狭窄的瘦脸皮包骨头，丑陋不堪，看了令人不快。鼻子尖削，永远紧闭的嘴也是又尖又窄。沉重的眼皮总像瞌睡不醒。下面的一双眼睛瞳孔发灰，像玻璃珠子，目光呆滞冰冷。这人脸上、身上的一切都似乎缺少生气，看上去就像煤气灯照耀下的人，脸色灰暗，白里泛青。双目无神，举动没有活力，嗓音喑哑，头发稀疏细软，眉毛微红，简直淡而难辨。两颊青灰，似乎颜料不足，所以没给这张脸涂上健康的色泽。这个坚忍不拔、具有惊人的工作精力的人，看上去总像是个疲惫不堪、久病初愈的病人。

谁见到他，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人没有鲜红奔流的热血。事实上，他的内心也属于冷血之类。他没有粗犷奔放的激情，不好色，不赌博，不酗酒，不喜欢挥霍，不爱户外活动。他只是生活在内室与公文档案为伍。他从不怒形于色，他脸上从来没有一根神经颤抖过，只有他那两片贫血的薄唇微微一撇，泛出一丝微笑，时而彬彬有礼，时而含讥带讽。在这张土灰色的看来松弛无力的面具底下，从来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紧张的表情，眼圈发红的沉重的眼皮底下的那双眼睛，从来没有泄露过他的意图，或者他的什么思想活动。这种摇撼不动的冷静也正是富歇真正的力量。神经控制不住他，感官诱惑不了他，他所有的激情都在前额这堵不可穿透的墙后充实和消散。他听凭别人张牙舞爪，可同时警觉地窥伺着别人的失误。他听凭别人的激情白白耗尽，而他自己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别人力衰势竭，或者一时控制不住，露出一些破绽，这时他才无情地猛击过去。他的这种没有感情的耐心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确实可怕：谁要是能够这样等待，这样自我隐蔽，即使是最最训练有素的老手也会上他的当。富歇会心平气和地为人当差，他会冷静地微笑着把最粗鲁的侮辱、最丢人的屈辱接受下来，连眼睛也不眨一下。没有什么威胁、什么愤怒能使这个冷血人受到震动。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两人碰在富歇的磐石般的宁静之上，如同海水碰上岩石，被击得粉碎。整整三代英豪，一群风流人物激情昂扬地喧嚣一时又复烟消云散，惟有他这一个没有激情的人却冷静地傲然挺立着。

约瑟夫·富歇

这种天生的冷静正是富歇真正的天才。他的肉体阻碍不了他，也动摇不了他。连进行这些胆大妄为的精神赌博时，他也好像根本并不在场似的。他的血、他的感官、他的心灵，一个真正的人身上所有的这一切使人迷乱的感情因素，在这个秘密的赌徒身上从来没有真正起过作用。这个人的全部激情都上升到脑子里去了。这个枯燥乏味、习惯于办公室生活的人贪婪地热爱着冒险。他的嗜好便是大搞阴谋。他一辈子都戴着一副忠于职守、老实忠厚的公务员的面具，再也没有比这种公务员的冷静的仪表更高明更巧妙地掩盖他对混乱对纠纷的可怕的乐趣的了。掩蔽在公文档案之后，从他的办公室里给人布下天罗地网，出乎意料、不声不响地给人致命的一击，这就是他的策略。我们必须探视历史的深层，才能在大革命的火光中、拿破仑的传说般的光芒中看到富歇这个人。

乍一看，他似乎是卑微次要的角色，实际上却是一个活动频繁、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一辈子不抛头露面，可是超越了三代英豪。帕特洛克罗斯早已阵亡，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也早已殒命，只有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9]活在人间。他的才智超过了天才，他的冷静比所有的激情寿命更长。

九月二十一日[10]晨，新当选的国民公会议员举行入场式。仪式不再像三年前第一次立宪会议开幕时那样庄严堂皇。当时在大厅中央还安放了一张豪华的缎椅，上面绣着水仙花，这是国王的宝座。国王进入大厅时全场毕恭毕敬地起立，向真命天子欢呼致敬。可是现在，国王的两座城堡，巴士底狱和杜伊勒里宫已被攻陷。法国已经没有国王，只有一位肥头胖脑的先生，他的粗鲁的狱吏和法官称他为路易·卡佩。他现在是毫无权力的市民，住在庙塔[11]里，百无聊赖地打发光阴，等候判决。如今七百五十人会议把他取而代之，统治全国。这些议员便在国王自己的屋子里安顿下来，主席位子后面用硕大的字母写着新的摩西律令，那便是宪法的全文。大厅的墙壁装饰着罗马高官的柴束[12]和杀气腾腾的利斧——凶险的象征啊。

民众聚集在走廊里，好奇地观看着他们的代表。七百五十个国民公会议员缓步走进王宫。人物杂沓，什么阶级，什么职业都有：没有职位的律师和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一起；逃出修道院的神父和勋劳卓著的军人一起；失败的冒险家和著名的数学家、潇洒的诗人一起。大革命一爆发，法国的现状就像一个受到猛烈震动的杯子，杯底的沉渣泛起。现在是澄清这片混沌的时候了。

座位的安排，便是恢复秩序的最初尝试。露天剧场式的大厅狭窄已极，简直额头相碰，呼吸相闻，敌对的演讲可以短兵相接。大厅的底部坐着温和派、纯净派、小心谨慎之辈，这些人在做出一切决定时态度不冷不热，被人讽刺为“沼泽”，他们是沼泽派。态度激烈分子、性急不耐之辈、激进派则坐在大厅最高的座位上，坐在山头上，是为“山岳派”。他们最后几排座位已经和走廊相连，仿佛象征性地暗示，群众、民众、无产阶级就在他们背后。

这两派势均力敌，相持不下。革命的浪潮便在他们之间起伏涨落。对于市民阶层、温和分子来说，赢得了宪法，解决了国王和贵族，权力移到第三等级手里，共和国就算建成了。他们恨不得把这股从下翻上来的洪流重新拦住，横加阻挡，只保护住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孔多塞[13]、罗兰[14]、吉伦特派人便是他们的领袖，是知识界和中间阶层的代表。而山岳派那批人则想把这巨大的革命狂澜继续推向前去，一直到它把现存制度的一切落后事物全都席卷而去。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想要把“完全的革命”、彻底的革命、激进的革命一直推向无神论和共产主义。他们想把国王推翻以后，还把国家的其他旧势力——金钱和上帝也推翻在地。这两派势力在天平上此起彼落，变化多端。如果吉伦特派人、温和分子得胜，革命便要逐渐断送。先变成自由主义的反动，过后便是保守主义的反动；如果激进分子得胜，他们便要鼓起无政府主义的旋风，涤荡所有的角落。在这座决定命运的大厅里，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没有被开会之初的庄严和谐所迷惑。谁都知道，这里不久将开始一场生死斗争，为信仰和权力而搏斗。议员所在的席位是在下面沼泽里，还是在上面山岳上，已经预先说明了他的决定。

路易十六一家被捕，1791年6月

路易十六在庙塔里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

孔多塞

罗兰

罗兰夫人

这七百五十个议员庄严地走进那个业已逊位的国王的大厅，南特市议员约瑟夫·富歇胸前斜挂着国民代表的三色绶带，和其他议员一起默默地走了进来，他剃度过的头上早已长起了头发，神父的服装早已脱掉，他和大家一样穿着一无修饰的市民装束。

约瑟夫·富歇将坐在哪里呢？是到山岳上和激进分子坐在一起，还是在沼泽地和温和主义者坐在一起呢？约瑟夫·富歇不多犹豫。他只知道一个党，他忠于这个党，并且将永远效忠到底，这就是比较强的那个党，多数党。所以这一次他也是暗地权衡了一下，数了一下票数，看到目前势力还在吉伦特派、温和分子一边。于是他便坐到他们的席位上，和孔多塞、罗兰、赛尔旺[15]等人坐在一起。他们掌握各部大权，决定任命、分配、俸给。在这些人中间他感到安全，他便坐到那里去。

可是他偶尔抬眼向上一看，看看敌人，那些激进分子就座的地方，却和一道严峻的申斥的目光不期而遇。他的朋友，阿拉斯的律师，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在那里把他的战友们聚集在身边。这位铁面无私的人对于自己的刚愎自用颇为自诩，对于别人的动摇软弱毫不宽恕。他举起长柄眼镜冷冷地带着讥嘲的神情俯视着这个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瞬间，他们两人之间残存的最后一丝友谊也化为乌有。从此以后，富歇一举一动都觉得这个永恒的控告者，无情的清教徒，在他背后用毫不怜悯的严厉的目光审视着他、观察着他。他知道，他必须小心谨慎。

小心谨慎，再也没有谁比富歇更谨慎的了。在最初几个月的大会发言记录中，全然看不到约瑟夫·富歇的名字。所有的议员都神气活现自命不凡地挤上讲台，提建议，作讲演，互相攻讦，相互诘问，而南特市的议员却从不登上这座崇高的讲台。他向朋友们和选民们告罪道：嗓音不济，不宜发表公开演讲。因为大家都急切不耐地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因此这个似乎谦逊的君子沉默不语，只能使人产生好感。

实际上，他故作谦逊不过是善于算计而已。这位前任物理教师先得计算一下力的平行四边形。他看到天平始终上下不定，他得先观察一番，不急于表明态度。他小心翼翼地等到这一边或者那一边开始最终走上下坡路时，才投出他那决定性的一票，千万别过早地耗尽自己的力量，千万别过早地捆住自己的手脚，千万别永远束缚住自己。因为究竟革命将继续向前发展，或是将后退归于泯灭，此刻尚未定局。富歇真是水手之子，懂得顺水推舟的道理，他先得静候顺风才扬帆出海，此刻他把船停泊在海港里。

再说，早在阿拉斯的时候，他在修道院的围墙后面已经观察到，在革命中，一个群众拥戴的人很快就会失去群众的欢心，群众的“万岁”声很快会变成“把他钉上十字架”的吼声。在三级会议时期和立宪会议时期，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抛头露面的人物，今天已为人遗忘，或被人憎恨。米拉波[16]的尸体昨天还在先贤祠里，今天已被人鄙弃地从那里搬了出来。拉斐特[17]几个星期以前还在凯歌声中被尊为国父，今天已成为叛徒。屈斯蒂纳[18]、佩蒂翁[19]，在几星期前还受到群众的欢呼，现在已经惊恐万状地溜进暗处不敢露面了。啊，不，千万不要过早抛头露面，千万不要仓促表态，让别人先筋疲力尽，倒地不起吧！此人老谋深算，深知一场革命从来也不属于首先发动革命的人，而总是属于最后完成这场革命、把革命像战利品似的攫为己有的人。

所以这个机灵鬼故意躲在暗处。他去接近有权有势的人，但是每一种公开的、明显的权力他都避免接受。他不愿在讲台上、报纸上大叫大嚷，宁可当选为各种委员会的委员。在委员会里既可暗中了解形势，又可影响事态发展，既不受人监督，又不遭人忌恨。果不其然，他那坚韧、敏捷的工作精力博得人人喜欢。他不出头露面，使他免遭妒忌。他坐在办公室里可以安心等待，冷眼旁观山岳上的老虎和吉伦特的豹子互相厮搏，韦尼奥[20]、孔多塞、德穆兰[21]、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这些热情洋溢的伟人，这些卓越出众的人物，斗得两败俱伤。他冷眼旁观静等时机，因为他知道，只有等激烈分子彼此消失殆尽之后，静候者和聪明人的时辰才会开始。每打一仗总在胜负定局之后，富歇才会做出最后决定。

这样退居暗处就是约瑟夫·富歇毕生的处世之道。从不充当明显的掌权者，却全然大权在握。所有的线索都攥在手里，可又从来不算身负重任。永远退居次要地位，躲在第一号人物的背后，把他推向前去，一旦他过于冒进，在紧急关头便干脆和他一刀两断。这始终是富歇最爱扮演的角色。这个政治舞台上超凡出众的阴谋家，以多种伪装，在无数的历史插曲中，无论是在共和党人那里、国王跟前，还是皇帝身边，一直以同样绝妙的技巧扮演着这个角色。

有时他也有机会亲自在世界舞台上担任主角，挂上头牌，诱惑自然接踵而至。可是他十分聪明，从来也没有认真希求过这种角色。他知道自己的尊容丑陋，令人不快，实在不适于把它铸在纪念章和徽章上，也不宜于盛装打扮，出现在大众之前。桂冠覆额也不能赋予他什么英雄气概。他知道自己嗓子单薄脆弱，适于窃窃私语，暗中捣鬼，可是绝不能滔滔不绝地发表火热的讲演去激发群众。他知道只有伏在书案上，锁在屋子里，躲在阴暗处，才最为强大有力。在这里他可以仔细探听、认真研究、细细观察、竭力游说，拉住各个线头，又把它们重新搅乱，而自己则叫人莫测高深，捉摸不定。

约瑟夫·富歇虽然渴望权力，甚至想要攫取最高权力，但是他和绝大多数人不同，他只要意识到自己有权便已满足。他不需要权力的表象和外衣，这便是约瑟夫·富歇掌权的最终秘诀。富歇雄心勃勃，野心极大，但并不醉心荣誉。他有野心，但并不虚荣。他是一个地道的精神赌棍，只在乎掌权执政的紧张心情，并不在乎它的外部标志。执政官的权杖也罢，国王的王笏也罢，完全可以随别人拿去，管他是强者还是熊包，在他全无所谓。他心甘情愿地把荣耀光彩和民众欢心这种可疑的幸福让给别人。他只要能够洞察形势，左右人们，并且实际控制着表面上的世界领袖，只要能够进行一切赌博中最激动人心的这场赌博，这场惊人的政治赌博，而不消亲身冒险，他便心满意足。别人束缚在自己的信念上，自己公开发表的言论上，公开表示的态度上，不能自解，而他这个鬼鬼祟祟、隐蔽暗藏的家伙内心始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世事变幻急遽，他却岿然不动。吉伦特派人全部倒台，富歇不倒；雅各宾党人被逐，富歇留下；督政府、执政府、帝国、王国，后来又是帝国，全都消逝，归于毁灭，可是每次富歇都留了下来。他老奸巨猾，含蓄收敛，他可以大胆放肆地彻底丧失人格，一再背弃自己的信念，因此就他一个人保留了下来。

可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程中，终于有一天，就这么绝无仅有的一天，不容任何人摇摆不定，人人都得说“是”或“不”，都得投票表示赞成或是反对。这一天就是一七九三年的一月十六日。革命的时针指着中午，一半的路程已经走完，王国的权力已经一点一点地消失。可是国王路易十六仍然健在，虽说囚禁在庙塔里，可是毕竟活着。既未（像温和分子所希望的那样）让他逃掉，也未（像激进分子暗中所想的那样）在那次进攻王宫时让他死于愤怒的人民之手。人们凌辱他，剥夺了他的自由、称号和王位，可是只要他活着，单凭他那世袭的王室的血统，他还是一个国王，还是路易十四的一个孙子。即使现在大家轻蔑地称他为路易·卡佩，可他仍然是年轻共和国的祸水。所以国民公会在判决国王之后，于一月十五日提出判处何等刑罚的问题，也就是让他死还是让他活的问题。左右摇摆分子，胆小怯懦分子，小心谨慎之辈，也就是约瑟夫·富歇这号人物，希望秘密投票，从而避免公开的、明显的表态。然而他们空等了一场。罗伯斯庇尔冷酷无情，坚持法兰西民族的每一个代表都必须在大会上当众表示“是”或“不”，当众说出“饶恕”或“杀死”，以便民众和后世得知，每一个议员究竟是什么派别，是属于右派，还是左派，是属于推动革命的洪流，还是属于阻止革命的逆流。

米拉波

韦尼奥

德穆兰

丹东

富歇的态度在一月十五日还十分明朗。他属于吉伦特派，选民全是温和主义者，党籍和选民的愿望责成他为国王求得从宽处理。他问了他的朋友，特别问了孔多塞，发现他们一致倾向避免采取处死国王这样一种不可挽回的措施。既然大多数人都反对死刑，富歇不言而喻，自然也在他们这边。在一月十五日这天晚上，富歇还向一个朋友念了他准备为此发表的演讲稿，打算论证，何以应该免国王一死。既然坐在温和派的座位上，自然有责任表示温和的态度。既然大多数人都反对任何激烈行为，那么根本不受信念羁绊的约瑟夫·富歇，自然也就反对激烈行为。

可从一月十五日晚上到十六日清晨，是一个骚动不安、动荡不宁之夜。激进分子并没有无所事事，他们开动了民众暴乱的强大机器，这部机器他们驾驭得得心应手。各个郊区一片骚动，各个市区鼓声雷动，把广大民众召集拢来。这都是一些无组织的暴乱的纵队，他们总是被那些从不露面的恐怖分子召来，以便用暴力施压，迫使当局做出某些政治上的决定。啤酒酿造师桑台尔手指一摁，不出几小时，这些暴乱的纵队便行动起来。从光荣地攻陷巴士底狱以来，从那悲惨的九月谋杀之夜以来，人们就认识了这批城郊鼓动员、贩鱼婆和冒险家的队伍。每逢需要突破法律的堤防时，这巨大的民众的怒涛就被强劲有力地掀动起来，它每次都把一切席卷而去，所向披靡，最后甚至把它从自己的深沟里冲刷出来的那些人也都悉数卷去。中午时分，拥挤的民众已经围住了骑术学校和杜伊勒里宫。穿着衬衫的男子敞着胸口，手执长矛，神气吓人。穿着血红马甲的妇女又吵又嚷，满嘴刻薄话。还有国民卫队的士兵和市井民众。在这些人群中，夹杂着鼓动暴乱的领袖：美国人傅利叶，西班牙人古兹曼，圣女贞德的歇斯底里的仿效者泰鲁瓦涅·德·梅里古[22]。如果有议员经过，恰好有主张从宽处理国王之嫌，那么骂人话便像从垃圾箱里倾倒出来，向他们劈头盖脸打去。拳头举起，威胁直冲这些人民代表，恐怖分子动用了一切恐怖手段和暴力，吓唬议员，为了把国王的脑袋置于斧下。

这种恐吓在一切软弱的心灵上发生了震慑作用。在这灰蒙蒙的冬日薄暮时分，吉伦特派人在摇曳的灯光下怯怯地坐在一起。这些人昨天还坚决主张投票反对处死国王，以免和整个欧洲进行拼死的战争，今天在民众暴乱的压力下，大多变得忐忑不安，犹豫不决。终于开始唱名表决，这时已是深夜。真是造化弄人，前几个点到名的议员当中，有一个正好是吉伦特派人的领袖韦尼奥。这个平素如此热情洋溢的演说家，他的嗓音总像铁锤似的敲在微微振动的护墙板上。可是现在，他身为共和国的领袖如果主张饶国王一命，就未免显得不大像个共和党人，于是这个一向叱咤风云的人物，此刻迈着缓慢沉重的步伐走上讲台，硕大的脑袋羞怯地低垂着，轻声吐出“La mort”[23]两字：处以死刑。

这两个字像一柄音叉似的在整个大厅内震响。吉伦特派人中的第一号人物垮了，其他大部分人仍然坚定不移。七百票当中有三百票主张赦免，虽然他们知道，现在政治上主张温和比貌似坚定需要多千百倍的勇气。两派力量久久相持不下：还有几票可以定局。终于叫到南特的议员约瑟夫·富歇。就是这个人昨天还向朋友一再保证他将以动人的演说来保卫国王的生命。这个人在十小时以前还装得比所有坚定的人都更坚定，可是此时此刻，这位过去的数学教员、精于计算的富歇数了一下票子，看到如果那样，他就投错了党派，投到少数派，这正是他永远也不愿投的一派，于是他以悄无声息的步伐匆匆走上讲台，从他苍白的嘴唇里轻轻地溜出“La mort”两字：处以死刑。

审判路易十六，1793年1月16日

路易十六案审判纪录

奥特朗特公爵以后将说出千言万语，写出万语千言，来洗刷这两个字，把它们说成误会。这两个字把他，约瑟夫·富歇打上“Regicide”[24]的烙印。可是这两个字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的，记载在《箴言报》上，不能从历史上抹去。这在富歇的个人生活史上也值得纪念，因为这是约瑟夫·富歇第一次公开变节。他卑鄙地出卖了孔多塞和多努[25]，出卖了他的朋友们，耍弄和欺骗了他们。但是他们不消在历史面前为此感到羞惭，因为别人，更为强大的人物，罗伯斯庇尔和卡诺，拉斐特，巴拉斯和拿破仑，当时最强有力的人物，也将遭到这种命运，在时运不济的时候，也会被他出卖。

可是在这一瞬间，约瑟夫·富歇的性格里也第一次暴露了另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他的放肆大胆。如果他背叛一个党派，那绝不是慢条斯理、小心谨慎的。他不是藏头露尾地悄悄溜出行列，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冷冷地微笑着，以一种令人瞠目、令人震惊的理所当然的态度，径直投向他以前的敌人，接受敌人的种种论据、理由。他从前的同党怎样想他、怎样议论他，群众和舆论对他有什么看法，他全不在乎。对他来说，重要的只有一条，那就是永远待在胜利者一边，绝不在战败者一边。他的转变迅如闪电，性格的变化极端玩世不恭。这证明他的大胆放肆，不由得使人震惊，也不得不使人赞佩。只消二十四小时，往往只要一小时，甚至一分钟，他就可以干净利索地扔掉他的信念之旗，明目张胆地打开另一面旗帜。他不是和思想齐步向前，而是和时势同行。时势进展越快，他就追得越急。

他知道，明天他南特的选民在《箴言报》上看到他投的票时，一定会愤慨。那就不要去说服他们，要抢先，突然袭击。他不等选民的愤慨发作起来，而是先发制人，发起进攻。其行动之迅速、大胆、狂妄、放肆，在这种时刻简直使他显得有些伟大。投票的翌日，富歇就叫人印了一份宣言，慷慨陈词，把实际上怕在议会失势而采取的行动，说成是他内心的信念，他不容选民有时间去思考、计算，而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粗暴手段压制他们，吓唬他们。马拉和最激烈的雅各宾党人写的东西也不可能比这位昨日还是温和派的富歇写给他的善良的资产阶级选民的信更富血腥气了：“暴君的罪行已昭然若揭，众心愤慨。倘若暴君的首级不立即落于剑下，所有的强盗、凶手均可昂首阔步，畅行无阻。最惊人的混乱局面将威胁我们，时代是拥护我们、反对世上一切君王的。”富歇就是这样把处死国王宣布为绝对必要的措施，可是在前一天，看来他也同样可能在外衣口袋里放上一篇坚决反对处死国王的宣言。

的确，这个聪明的数学家果然计算无误。他自己是投机分子，知道胆怯的不可抗拒的威力。他知道在一切政治的关键时刻，勇气在一切计算中是决定性的因素。他说得对，那些善良、保守的市民，看到这张放肆大胆、突如其来的宣言都吓得低头屈从，他们惊慌失措，狼狈万状，争先恐后地表示同意这个决定，可是心里却是一万个不同意。从这天起，约瑟夫·富歇手里便握住了坚硬冰冷的杠杆，得以克服最沉重的危机：这便是蔑视众人。

从一月十六日那天起（一直到后来很久），约瑟夫·富歇这条变色龙便选上了红色。这个温和主义者一夜之间变成了极端激进主义者和极端恐怖主义者。他一步便跃入他敌人的阵营之中，而且立刻厕身于他从前敌人的最左、最激烈的一翼。这个头脑冷静、善于暗室密谋的人，很快就操起恐怖分子血淋淋的口头语，快得叫人吃惊，只是为了不落人后。他提出严酷的动议，针对流亡者和僧侣，他大声疾呼，挑唆煽动，摇手振臂，叫嚣杀人。他这时原本可以和罗伯斯庇尔重修旧好，坐在罗伯斯庇尔的旁边。可是铁面无私，像新教徒一样信仰坚定、刚正不阿的罗伯斯庇尔不喜欢叛徒，他对这个起义投诚的人不屑一顾，加倍怀疑。这人狂呼乱叫的激进态度，比他过去的阴阳怪气更使罗伯斯庇尔觉得可疑。

富歇感觉灵敏，觉察到这种监视的危险，眼看着决战之日逐渐逼近，暴风雨还高悬在国民公会的上空，革命领袖之间，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之间，埃贝尔[26]和德穆兰之间的悲剧性的斗争已在政治地平线上显露出来。在激进分子当中还得再做一次决断。表态如果还有危险，并且没有好处，富歇是不喜欢断然表态的。他知道，在决定命运的时刻，一个善于应对的权术家，最聪明的驾驭局势的方法便是回避。所以他宁可在斗争进行时离开国民公会这个政治舞台，等搏斗见了分晓，再重新登上台去。幸好有一个体面的借口来掩饰这种退避。国民公会要从议员中选出二百个代表派到全国各地去维持秩序。在会议厅火山般一触即发的气氛中，富歇感到颇不自在。他立即争取派遣出去。他被选中了，赢得了喘息的时间。让他们在这当儿互相火拼，互相厮杀吧！让那些热情奔放之辈去为野心家打天下吧！这时千万不要在场，不要参加派别！世界时钟正飞快地向前奔跑，在这种时候，几个月，几个礼拜，可是关系重大。等他回来，胜负已分，他又可以心安理得、毫无危险地走到胜利者一边。他永远是这一派：多数派。

在法国大革命中，外省的历史一般很少为人注意。一切描述似乎都凝视着巴黎的表面，只有那里时间的运行是看得见的，但是调节它运行的钟摆却搁在外省，在军队里。巴黎只是提出口号、发出倡议、给以动力，那广袤的外省则采取行动，是决定性的持续发生作用的推动力。

国民公会及时认识到，城里和乡村革命发展的速度不甚协调。农村的人，穷乡和山区的人，脑子不像京城的人动得那样快，他们吸收新观念要迟缓得多、谨慎得多，并且是以他们自己的思想来消化这些观念。国民公会里一小时之内便变成法律的东西，只能缓慢地、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广大的农村去，而且大多已经被保王的外省官员和教士，被维护旧制度的人们所歪曲、淡化，因此地方各区始终比巴黎落后一个历史时期。吉伦特派人统治国民公会，那么地方上选举的还是保王分子。雅各宾党人获胜，那么地方上才在思想上接近吉伦特派。一切慷慨激昂的训令对他们全然无效，因为当时书面文字只能慢慢地艰难地达到奥弗涅和旺代。

于是国民公会决定，把体现法令的活人派到外省去，以加速整个法国革命的节奏，刺激一下外省各区迟疑的、几乎可说是反革命的速度。国民公会从自己内部挑选了二百名议员，代表国民公会的意志，并且赋予他们近乎无限的权力。谁要是戴上三色绶带和红色的羽毛帽，便拥有独裁的权力。他可以征收赋税，做出判决，招募新兵，罢黜将军。这个人以他个人尊贵的身份象征着整个国民公会的意志，没有一个机关可以违抗。他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犹如当年罗马帝国的总督，把元老院的意志带到一切被征服的国家去。每个特派员都是独裁者，都是惟我独尊的君王。他一旦做出决定，便不容任何申诉，任何抗议。

这些精选出来的特派员权限极大，但是他们的责任也极为重大。在分配给他们的王国里，他们每个都像是一个国王，一个皇帝，一个权力无限的君王。但是在每个人的脖子后面都闪耀着断头机的利刃，因为公安委员会注视着每一个抗议，并且要求每个特派员对自己的金钱事务做详细的报告，不讲任何情面。谁要是表现得不够厉害，人家就要对他厉害。可是谁要是过于狂暴，那么同样要遭到报应。如果大势趋向恐怖，那么恐怖措施便恰好对头；如果大势趋向温和，那么恐怖措施便是错误。表面看来，他们是全区之主，可实际上尽是公安委员会的奴隶，屈服于一时的潮流，因此他们也不时地打听巴黎的消息，窥测方向，以便在主宰别人生死之际，保证自己的老命安全无虞。他们接受的职务并不轻松，就像迎击敌人的革命军将军一样，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只有一样东西能使他们免遭刑斧的白刃，得到宽恕，那便是：成功。

富歇被派去当总督的时刻，正是激进分子得势，所以富歇在他的下卢瓦尔省，在南特、内韦尔和穆兰表现得极端激烈。他愤怒谴责温和分子，他向全区铺天盖地地发布通告，疾如雷电。他威胁富人和畏缩不前、三心二意之辈，方式极为凶残。他用道义的和实际的强制手段，从农村抽走整团整团的志愿兵，送去和敌人打仗。他的组织能力和迅速把握局势的能力，和他的任何同僚相比，至少不相上下，但就说话的放肆大胆而言，他比他们大家都高出一头。因为——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约瑟夫·富歇和大革命著名的先锋战士罗伯斯庇尔、丹东不同，他在教会和私有财产问题上并不小心翼翼。罗伯斯庇尔和丹东还恭恭敬敬地宣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而富歇却坚决地提出一个激进社会主义的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纲领。新时代第一个明确的共产主义宣言，其实并不是卡尔·马克思的那个著名的宣言[27]，也不是格奥尔格·毕希纳[28]的《黑森信使》，而是那极不著名的为社会主义的史学家竭力忽视的里昂城的《指令》。这个指令虽说是由科洛·德布瓦[29]和富歇共同署名的，但无疑是富歇一人的手笔。这个措辞激烈的文件，提出的要求超过它的时代达一百年之久。这是大革命时代最令人惊讶的文件之一，值得拿出来公之于世。尽管这个文件已失去它的历史价值，因为，日后的奥特朗特公爵拼命否认他当初作为普通公民约瑟夫·富歇所要求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吧，单从时间观点来看，他当初表示的这种信念已给他打上了大革命时代第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印记。法国大革命最大胆的要求不是马拉，不是肖梅特[30]，而是富歇提出来的。这个文件的原文比任何有关的描写更鲜明更刺眼地把富歇一向隐遁于昏暗之中的性格显露出来。这个《指令》一开头就大胆宣布，一切放肆行为都正确无误：“以革命的名义而行动的人们，一切全都允许。对共和党人来说，除了落后于共和国的法律之外，别无其他危险。谁要是超越法律，哪怕好像超过了目标，往往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不幸的人，自由便将继续不断地向前迈进。”

埃贝尔

在这阙强有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是激越无比的前奏曲之后，富歇便给革命精神下了这样的定义：“革命为的是人民，但是不要把人民理解为那个因财富而享受特权的阶级。这个阶级把人生的一切享乐和社会的一切财富全都攫为己有。人民只是法兰西公民的整体，尤其是那人数众多的贫民阶级。他们保卫了我们祖国的边疆，并且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了整个社会。如果只关心几百人的幸福，而使两千四百万人的痛苦继续下去，那么革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道义上都是暴行。如果满口说着平等，而在人们的幸福中还存在着那么巨大的差异，那么革命只是侮辱人类的欺骗。”在这段开场白之后，富歇便提出了他心爱的理论：Mauvais riche[31]绝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绝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诚实的共和党人，因此每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若使一切财产的差异继续存在，必然不可避免地会蜕化为新的暴政。“因为为富不仁者将始终把自己看成与众不同的人。”因此，富歇便要求人民采取最断然的行动，进行完完全全的革命。“你们不要搞错了，要当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人，每个公民心里必须进行一场革命，就和那改变法兰西面貌的革命相仿。在暴君的臣仆和自由国家的居民之间不得有任何共同之处，因此这些居民的一切行动，他们的感情和习惯必须是完全新型的。你们受到压迫，因此你们应该粉碎你们的压迫者。你们曾是宗教迷信的奴隶，因此你们现在除了崇拜自由，不该有任何偶像崇拜……任何人，只要他没有这种革命的激情，不关心人民的幸福，而拥有其他的欢乐和忧愁，心灵深处尽考虑个人利益，老是盘算他的荣誉、地位、天才能给他带来多少好处，有一瞬间忘怀了集体利益，在谈到人民备受压迫、富人穷奢极欲时无动于衷，对人民的敌人撒下同情之泪，而不是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献给为自由而献身的烈士，这种人如果胆敢自称为共和党人，那是弥天大谎。让他们趁早离开我们的国家，不然他们将会被人识破，他们污秽的血便将浸透自由的土地。共和国只要自由的人们居住在它的国土上，它决心把其他的人全都驱逐殆尽。它只承认那些愿意为它而生、为它而战、为它而死的人是自己的儿女。”在《指令》的第三节，革命的声明便赤裸裸地、不加掩饰地变为共产党宣言（一七九三年第一个明确的共产党宣言）：“每一个人，只要他拥有的东西超过自己的需要，都必须来参加这项特殊的援助。捐献的款项必须和祖国巨大的要求相适应，所以你们首先必须以一种慷慨的、确实是革命的方式来确定，每个人为这公共的事业应该交出多少钱来。这不是一个数学计算的问题，也不能采用平素填写官方税收单时惯用的那种战战兢兢犹豫不决的办法：这种特殊的措施必须具有现实情况的特性，所以你们放手大胆地干吧，每一个公民不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拿去吧，因为一切多余的财物都是明目张胆地损害人民利益。每个人超过自己需要的财物别无其他用途，只会被他滥用，所以只要把他绝对需要的东西留给他，剩下的一切在战争时期完全属于共和国及其军队。”

在这个宣言里，富歇明确地强调，不能只限于金钱。他接着写道：“他们多余的一切物品，只要对祖国的保卫者有用，现在祖国全都征用。有些人拥有大量的棉布、衬衫、衣料和靴子，多得出奇，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成为革命征用的对象。”同样，他直截了当地要求人们，把金银，真正的共和党人所轻视的“metaux vils et corrupteurs”[32]上缴国库，“以便这些金属在那里能印上共和国的图像，通过火焰得到净化，只为大众服务——我们只需要钢铁，共和国将要胜利。”最后他发出一阵可怕的呼吁，要求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以此结束整个的要求：“我们将以最严厉的手段维护赋予我们的权威。在别的情况下也许被称为散漫、软弱和迟缓的态度，我们将视之为恶意破坏，予以惩罚。措施不力姑息养奸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帮助我们采取强有力的打击，不然这些打击将落在你们自己身上。自由或死亡——由你们自己抉择。”

这篇理论性的文章已经可以使人料到约瑟夫·富歇担任总督时期的实际行动如何了。在下卢瓦尔省，在南特、内韦尔和穆兰，他敢于向法国最强大的两股势力——私有制和教会开战，即便是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对这些势力都小心谨慎，望而却步。他本着“平分财富”的精神，行动迅速而果断。他发明了所谓的“仁爱委员会”，有钱人得向这些委员会赠送财物，据说是个人自行酌定，可是为了不致含糊不清起见，他在一开头便加了一段温和的警告：“如果富人不利用他们的权利使自由的政权变得和蔼可亲，共和国便有权剥夺他们的财产。”富歇不能容忍任何过分的富裕，他坚决地限制了“多余”这个概念。“共和党人除了铁、面包和四十埃居[33]的收入之外，别无所需。”富歇从马厩里拉出马匹，从面粉袋里取出面粉。他亲自让佃户用生命担保，不得稍稍违反原来的章程。他下令制作战时面包，名叫统一面包[34]，禁止烘制任何奢侈的白面糕点。就这样他每个礼拜征集五千名新兵，发给马匹、鞋子、衣服和枪支。他强迫工厂开工，众人全都服从他的钢铁意志。金钱滚滚而来，作为税收、关税、捐款、赋税、贡献。在工作了两个月之后，他志得意满地致函国民公会：“富人在此，羞愧无比。”不过实际上他应该说：“富人在此，战栗不已。”

约瑟夫·富歇，这位日后家私万贯的奥特朗特公爵，后来得到一位国王[35]的庇护，在教堂里第二次接受宗教的婚配礼，可是当时他一面表现为激进分子和共产主义者，同时还表现为最狂热最激烈的反对天主教的战士。“这个伪善的偶像崇拜必须代之以对共和国和道德的信仰。”在他的檄文中，他这样怒吼道，而最初的措施便像雷霆霹雳落在教堂和礼拜堂的身上。一道法令接着一道法令，一道指示跟着一道指示。“教士除了在宗教场合外，不得身穿僧侣服装。”教士被剥夺了一切特权，因为——富歇论证道，“现在是把这个傲慢不逊的阶级再引回到基督教初期的纯洁中去的时候了，是他们回到市民阶级中去的时候了。”过不多久，约瑟夫·富歇不再满足于仅仅充当军事首领、最高法官，拥有无限权威的独裁者的身份了。他把一切宗教权限也揽了过去。他取消了教士独身的规定，命令神父在一个月之内结婚，或者过继一个螟蛉。他在公开的市场上为人婚配，或者解除婚约。他爬上教堂的布道台（台上所有的十字架和圣像都被仔细拆除），宣讲无神论的布道词，极力否认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宗教的葬礼被废止，惟一的安慰是在公墓里刻上“死亡乃是长眠”这样一句碑文。这位新教皇开全国风气之先，在涅夫勒省为他女儿第一个施行了市民的洗礼。这个女儿以涅夫勒省的省名命名为涅夫勒。国民近卫军击鼓奏乐作为前导，富歇在公开的市场上给女儿举行洗礼命名的仪式，不要教会帮忙。在穆兰他一马当先，走在队伍的前面，穿过全城。他手执铁锤，把十字架、耶稣受难像和各种圣像这些“可耻的”狂热主义的标志击得粉碎。抢掠得来的神父的法冠和祭台的罩楸，堆成一堆，纵火焚烧，烈焰腾空而起。市民们围在四周，对这无神论的火刑[36]欢呼跳跃。但是，只是摧毁死东西，摧毁这些毫无抵御能力的石像和脆弱易碎的十字架，对于富歇来说只是一半胜利。只有当弗朗索瓦·洛朗大主教在富歇的三寸不烂之舌的鼓动之下，脱去了僧袍，戴上了红帽，三十名神父热烈地步他的后尘，这时富歇才取得了真正的胜利。这个胜利如燎原烈火，蔓延到整个法国，他可以扬扬自得地对他的那些比较软弱的无神论的同僚们自诩：他粉碎了宗教狂热。在他管辖的地区内，他消灭了基督教。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狂怒者的行径，一个狂热的空想家的激情！可是约瑟夫·富歇在这哄人的激情后面，实际上始终是一个精于盘算的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他得向国民公会述职。他知道，随着纸币的贬值，爱国主义的词句和信札也行情大跌。要想激起别人的赞赏，必须找到叮当乱响的金银词句。于是在招募来的团队向国境开发的同时，富歇便把他从教堂里抢来的财物送往巴黎。一口口大箱子运进国民公会，满载着金圣爵、打碎的和熔化的银烛台、纯金的十字架和撬挖出来的宝石。富歇知道，共和国首先需要现金，他第一个，而且是惟一的一个从外省把这样具有说服力的猎获物送到议员们跟前。这些议员看到这新型的举动，先是惊讶，继而便以雷鸣般的掌声表示欢迎。从这时起，国民公会里都知道富歇的大名，并且称他为铁腕人物。人人都知道他是共和国最无畏、最强劲的共和党人。

约瑟夫·富歇完成使命回到国民公会时，已经不再是一七九二年的那个籍籍无名、微不足道的小议员了。这个人招募了一万名新兵，从外省各地搜刮来十万元金币，一千二百磅纯金，一千锭白银，而且一次也没有动用过“民族刺刀”，即一次也没有动用过“断头机”。国民公会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热心职守的精神”，的确不能不表示赞赏。激进的雅各宾人肖梅特发表一首颂歌，歌颂富歇的事迹，他写道：“公民富歇完成了我叙述的这些奇迹。他敬老扶弱，尊重不幸的人，摧毁狂热主义，消灭联邦主义。他使钢铁生产又蒸蒸日上。他拘禁形迹可疑的人，严惩各种罪行，以儆效尤，追究并且逮捕剥削者。”富歇小心翼翼犹豫迟疑地在温和派的座位上就座之后不过一年，此刻已经算是激进分子中最激进者了。现在里昂发生起义，需要一个特别果断、毫无顾虑、毫不犹豫的人物，去贯彻执行这次大革命，或者任何哪一次大革命所能想出来的最可怕的敕令，还有谁更适宜于担负这个任务呢？国民公会以它特有的浮夸词句命令道：“你迄今为止，为革命效劳，这为你将要做出的贡献提供了担保。你的使命是在Ville affranchie[37]（即里昂）重新点燃即将熄灭的市民精神的火炬。去完成革命，结束贵族挑起的战争，但愿那已被推翻的政权妄想重新建起的废墟，落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击成齑粉！”

于是约瑟夫·富歇，未来的亿万富翁，日后的奥特朗特公爵，便以复仇者和破坏者的姿态，以“里昂的刽子手”的姿态，第一次迈进世界历史的舞台。

[1] 一八○九年拿破仑封富歇为奥特朗特公爵。

[2] 天主教修士需发誓愿表示决心皈依天主，接受更高的圣礼，方能成为神父。

[3] 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神父，耶稣会的创始人，反对宗教改革。

[4] 埃马纽埃尔·西哀士（1748—1836），原为神父，后参加革命，历任督政府督政，执政府执政。

[5] 约瑟夫·米歇尔·蒙哥菲耶（1740—1810）及其弟弟雅克·艾蒂安·蒙哥菲耶（1745—1799）于一七八三年制成一个热气球，是世上最早的飞艇。

[6] 在德国、奥匈帝国、瑞士、荷兰、英国、美国影响广大的团体，宗旨是促进友谊、艺术、诗歌。一八五九年初建于布拉格。

[7] 让保罗·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中的极左派。

[8] 雅克·皮埃尔·布里索（1754—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领袖之一。

[9] 文中四人均为《荷马史诗》中的人物。

[10] 即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11] Temple，巴黎建筑物，为一座庙塔，如英国的伦敦塔，亦作监狱用。

[12] 象征罗马高官的权力，当中夹着一把斧头。

[13] 让-孔多塞（1743—1794），吉伦特派领袖，可能在被捕后服毒自杀。

[14] 让·玛丽·罗兰（1734—1793），吉伦特派领袖，一七九三年自杀。

[15] 吉尔贝·约瑟夫·德·赛尔旺（1741—1804），法国将军，吉伦特派人。

[16] 奥诺雷·米拉波（1749—1791），法国政治家，原为伯爵，参加法国大革命后任国民公会主席。一七九一年猝死。

[17] 吉尔贝·莫捷·拉斐特（1757—1834），法国政治家，原为侯爵，一七七七年起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后参加法国大革命。

[18] 亚当·屈斯蒂纳（1740—1793），曾率法国军队占领过美因茨、法兰克福等地。一七九三年被处死刑。

[19] 热罗姆·佩蒂翁（1756—1794），法国革命家，曾任国民公会主席，因倾向吉伦特派人而受罗伯斯庇尔的攻击，逃亡时死于非命。

[20] 皮埃尔 ·韦尼奥（1753—1793），法国革命家，著名演说家，一七九三年死于断头机下。

[21] 卡米尔 ·德穆兰（1760—1794），法国革命家，丹东的战友，与丹东同时被杀。

[22] 傅利叶，古兹曼，泰鲁瓦涅·德·梅里古，似为当时暴乱人群的领袖。

[23] 法文：死刑。

[24] 法文：弑君者。

[25] 皮埃尔·多努（1761—1840），法国革命家，反对处死国王，反对审讯吉伦特派人，为此被囚禁。

[26] 雅克·勒内 ·埃贝尔（1757—1794），法国大革命中的极左派人物。

[27] 指《共产党宣言》。

[28] 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德国作家，曾参加黑森州的政治斗争，撰写社会主义传单《黑森信使》。

[29] 让 ·玛丽·科洛·德布瓦（1750—1796），法国革命家，原为演员，思想激进。

[30] 皮埃尔 ·肖梅特（1763—1794），法国革命家，思想激进，参与许多极端行动，后被处死。

[31] 法文：为富不仁者。

[32] 法文：卑劣下贱使人腐化的金属。

[33] 法国当时的银币。

[34]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也烘制这种劣质面包。

[35] 指路易十八。

[36] 火刑为中世纪天主教宗教法庭对付异端的极刑。

[37] 法文：被解放之城。

二 里昂的刽子手

一七九三年

在法国大革命这部史册里，里昂起义，恰巧是最为鲜血淋漓的篇页之一，很少被人翻开。可是在当年还是小市民的农业的法兰西，不论在哪个城市里，甚至在巴黎，社会对立也不会像在这第一工业城市，丝织业的故乡，表现得这样尖锐。在那里，工人在一七九二年这个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里，就第一次组成一个无产阶级的群体，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保王派的企业家阶级截然区分。因此恰好在这片敌意森然的土地上，阶级矛盾将采取最血腥最狂野的形式，无论是反动还是革命，均是如此，这也就毫不足奇了。

雅各宾党的追随者们、工人和失业大众，聚集在一个怪人的身边。每次世界变迁中这种怪人都会突然泛起，这种人全都品格纯净，拥有理想主义信念，但是他们以自己的信仰比最为残暴的现实政治家和最狂野的恐怖分子造成更多的灾难，他们以自己的理想主义酿成更多的流血事件。恰好是这种信念纯真、虔诚笃信、狂喜热忱的人，这种改变世界者，改造世界者，怀着最高尚的目的，促成了他自己也深恶痛绝的谋杀和灾祸。在里昂的这位怪人名叫沙利耶，是位还俗的神父，早年当过商人，对他来说，革命又一次变成了基督教，那真实、纯正的基督教。他怀着一种自我牺牲的迷信的爱，依附革命。把人类提高到理性和平等的境界，对于这位让·雅克·卢梭的狂热读者来说，已经意味着千年帝国得以实现。他那炽烈狂热的人类之爱恰好在焚毁世界的大火之中，看到一个崭新的、永不消逝的人道的旭日红霞。这个幻想家真令人感动：巴士底狱攻陷之后，他用双手捧着一块从这城堡拆下的砖石，步行六天六夜从巴黎来到里昂，为它在里昂建成一座祭坛。他崇拜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檄文作者马拉，犹如崇敬一位神明，一位新的皮提亚[1]；他把马拉的演说和文章背得滚瓜烂熟，以他神秘的孩子气的演讲来鼓舞里昂的工人阶级，任何人都难出其右。民众本能地感到在他的本质里具有灼热的、富有同情的博爱精神，而里昂的反动派也同样感觉到，恰好是这样一个纯净的、为精神所驱使、为人类之爱几乎弄得如醉如狂的人，比那些大声鼓噪的雅各宾党的捣蛋鬼要危险得多。所有的爱都集中到他身上，所有的恨也冲他而去。城里出现第一次动乱，他们便把这个神经衰弱、有几分可笑的幻想家当作罪魁祸首投进监狱，然后用一封伪造的信件，七拼八凑地编织了一份对他的起诉书，把他判处死刑，为了儆戒其他激进分子，也是为了对巴黎的国民公会表示挑衅。

被激怒的国民公会派出一个个信使前往里昂，营救沙利耶。又是警告，又是要求，向桀骜不驯的市政当局进行威胁。可是里昂的市议会一旦下定决心，给巴黎的恐怖分子们点儿颜色瞧瞧，便非常自负地拒绝接受任何责难。他们先前很不乐意地让人把那恐怖的刑具断头机送来，放在一个仓库里没有使用；现在他们要给那些主张恐怖制度的人上堂课，在一个革命者身上首次试用一下这所谓的革命的人道的工具。正因为这台机器还没有试用过，刽子手笨手笨脚，沙利耶的死刑竟然变成了惨不忍睹卑鄙无耻的酷刑。钝斧三次落下，没有斩断犯人的颈椎。民众毛骨悚然地目睹他们领袖被捆住的身体血流如注，扭动不已，可是还一直活着遭受这可耻的刑罚，最后刽子手出于怜悯一刀砍下，才使这不幸的人身首异处。

但是这个被刑斧连砍三次砸得血肉模糊的头颅，对于革命者来说，不久便变成了复仇的信号，对他的杀人凶手来说则是个墨杜萨[2]的头颅。

国民公会听到这一犯罪行为的消息大吃一惊：什么，孤零零的一座法国城市竟然公然违抗国民公会？这样一种放肆的挑衅必须立即扼杀在血泊之中。但是里昂市政府也知道，它能得到的将是什么。它是从违抗国民公会公开转向叛乱。它征召军队，构筑工事，对抗同胞，对抗法国人，公开抗击共和国的军队。现在必须由武器在里昂和巴黎之间，在反动和革命之间做出决定。

根据逻辑推理，此时此刻，进行内战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不啻自杀，因为共和国的形势从来也没有比这时更危险，更绝望，更无出路。英国人已占领了土伦，夺取了舰队和军火库，威胁敦刻尔克。与此同时，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已在莱茵河畔和阿登山脉向前推进，整个旺代省都处于熊熊烈火之中。战斗和暴乱从法兰西的一个边境到另一个边境，震撼了整个法国。但是这些日子也是法国国民公会真正富有英雄气概的日月出于一种阴森可怕的命运攸关的本能，领袖们认识到用挑战可以最好地战胜危险，在沙利耶死后，他们拒绝和杀害他的刽子手们缔结任何协议。“Potius mori quam foedari”[3]，宁可在七条战线之外再开辟一条战线，也不示弱而缔结和约。这种拼命挣扎不可抗拒的干劲儿，这种有悖常理、狂暴蛮横的激情就像俄国革命一样（在东西南北方同时为英国人和全世界的雇佣兵所包围，在内部又同时受到弗兰格尔、邓尼金和高尔察克[4]的兵团的威胁），在最严重的危险关头，拯救了法国革命。惊慌失措的里昂市民阶级如今公开投入保王党人的怀抱，把他们的军队交给一位国王的将军指挥，但这都无济于事，——无产阶级的士兵们从农家房舍，从各个郊区蜂拥而出，十月九日，法兰西发生暴乱的第二首都为共和国的军队所攻克。这一天也许是法国大革命最值得骄傲的一天。国民公会主席在会上庄严地从他的座位上起立，报告里昂已彻底投降，议员们从座位上一跃而起，高声欢呼，互相拥抱。在这一瞬间似乎所有的不和均已化解，共和国已经获救，向全国、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卓越的榜样，证明共和国的人民军队具有不可阻挡的威力，具有愤怒和冲击的力量。但是灾难深重的是，这种勇敢的骄傲感使得胜利者忘乎所以，产生可悲的渴望，想立刻把这种胜利转化为恐怖。对战败者的复仇应该像导向胜利的干劲儿同样的可怕，“应该树立一个榜样：法兰西共和国，年轻的革命，对于那些起来反对三色旗的人惩罚最为严厉。”就这样，国民公会这个人道的辩护士，用一道法令，在全世界面前损坏了自己的形象。在米兰进行屠城的红胡子大帝[5]，以及恣意杀戮的哈里发们为这道法令提供了最早的历史文献。十月十二日，国民公会主席打开那份可怕的文件，申请摧毁法兰西的第二首都。这份鲜为人知的法令原文如下：

一、国民公会根据公安委员会的建议，任命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毫不迟疑地对里昂的反革命进行军事惩罚。

二、里昂所有的居民都必须缴械，他们的武器将转交给共和国的保卫者们。

三、其中一部分武器转交给受富人和反革命分子压迫的爱国志士们。

四、里昂城将被彻底摧毁。一切富人居住的房屋必须破坏；只有穷人的房屋，被杀害或遭流放的爱国志士的住宅，工业用房以及用于慈善和教育目的的建筑得以保留。

五、里昂的名字将从共和国城市的名册上划去。从此，剩下的房屋的总体将授以Ville Affranchie之名。

六、在里昂的废墟上将树立一根柱石，用以下铭语向后世昭示这座保王之城犯下的罪行和受到的惩罚：“里昂反对自由——里昂不复存在。”

这个疯狂的提案要把法国第二大城夷为一片瓦砾，谁也不敢对此提出异议。自从寒光闪闪的断头机威胁着众人，哪怕只是悄声说出仁慈或者怜悯字样的人都有人头落地的危险，在法兰西的国民公会里，勇气早已荡然无存，国民公会被自己的恐怖手段所震慑，一致同意这破坏性的行动，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库东[6]受命去执行这项法令。

马拉

里昂被围，1793年10月

库东，这位富歇的前任，立刻认识到把法兰西最大的工业城市，尤其是该城的文化古迹肆意破坏以儆效尤，乃是疯狂的自杀性行为。从一开始，他便暗下决心，破坏这一使命。为此必须有聪明的伪装。于是库东便以拖延战术来掩饰他保护里昂的秘密目的。首先他热情洋溢地赞美这道彻底摧毁里昂的疯狂法令。“公民同志们，”他叫道，“读了你们的法令，我们赞叹不已。不错，这座城市必须摧毁，以便儆戒其他一切敢于反抗祖国的城市。在国民公会迄今为止所颁布的一切重大的强劲有力的措施当中，只有一项为我们所忽视：那就是彻底摧毁的法令……但是公民同志们，你们请放心，请向国民公会保证，它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原则，它的法令将原原本本地得到执行。”但是这个以颂歌一样的词句对他的任务表示欢迎的人，实际上根本不想执行这项任务，而只采取一些虚张声势的措施。由于早年身患小儿麻痹症，库东双腿瘫痪，但是他精神上果断坚毅，不屈不挠。他让人用轿子把他抬到里昂的城市广场上，用一柄银锤象征性地敲一下那些需要拆除的房屋，并且预告要举行可怕的复仇法庭。这一来就使那些情绪激烈热血激奋的分子得到安抚。而实际上他却借口缺乏工人，只把一些妇女和孩子派去，装模作样地对那些房子有气无力地铲上几锹，被处以死刑的人也为数甚少。

这样杀气腾腾的宣告发表之后，接下来的措施竟是出人意料地温和，全城舒了口气，但是恐怖分子也十分警觉，他们渐渐看出库东的温和思想，便以暴力要求国民公会采取暴力措施。沙利耶的鲜血淋漓破损不堪的头颅被作为圣物运往巴黎，以庄严隆重的仪式交给了国民公会，并且陈列在巴黎圣母院以激励民众。恐怖分子越来越焦躁不耐地抛出新的提案反对迟疑不决的库东：他过于懒散，过于拖沓，过于怯懦，总而言之，缺乏大丈夫气，无法进行这惩戒性的报复行动。需要有一个的的确确毫无顾忌、忠实可靠、货真价实的革命者，一个不怕流血、敢于采取极端措施、钢铁般的男子汉。最后国民公会对他们的鼓噪只好让步，把最最果断坚决的两位护民官派去接替过于温和的库东，那就是性情暴烈的科洛·德布瓦（关于此人流传这样一则传说：他做演员时，曾在里昂被人嘘下台来，因而他是教训该城市民的合适人选），第二位便是一切总督当中最为激进的一位，那声名狼藉的雅各宾党人，极端恐怖主义分子约瑟夫·富歇。他们两人作为刽子手被派到那不幸的城市里去。

这位一夜之间被召唤来从事这杀人勾当的约瑟夫·富歇，的确是一个刽子手。他的确像当时人们称呼恐怖行为的先驱者时所说的那样，是“嗜血狂徒”吗？从他的言论来看确实如此，没有一位总督在自己省里的表现比约瑟夫·富歇更主动积极，更干劲十足，更革命，更激烈：他不顾一切地征收粮食，掠夺教堂，没收财产，击溃反抗。但是——这对他来说是很说明性格的！——他只是用言论、命令和恫吓来施行恐怖，因为在他统治内韦尔、克拉姆西的那几周里，没有流洒一滴鲜血。当断头机在巴黎像缝纫机一样嗒嗒嗒响个不停，卡里埃[7]在南特把成百上千个犯罪嫌疑人淹死在卢瓦尔河里，枪击声、谋杀声和追捕声在全国回荡时，富歇在他的辖区里却没有处死一个人，没有判处一名政治犯死刑。他知道——这是他心理学的主旋律——大多数人的怯懦。他知道，摆出一副狂野的强劲的恐怖姿态在大多情况下便省去了恐怖本身。后来在反动派最美丽的花季五月，其他各省全都奋起作为控告者控诉他们从前的主人，他辖区的人却提不出别的控告，只能提出，他老是以死刑威胁他们，但是无人能够指控他真正执行过死刑。人们这就看到，被确定为里昂刽子手的富歇，根本不喜欢流血。这个冷血的不贪女色的人，这个善于算计的城府很深的赌徒，与其说是老虎，毋宁说是狐狸，用不着用血腥味来刺激他的神经。他用言语和威胁大呼小叫（内心其实并不一起发烧），但是从来也不是由于酷爱凶杀，渴求权力，真正要求把别人处死。出于本能和聪明（并非出于人道），他尊重别人的生命，只要他自己的生命不受威胁，他总是在他自己的生命或者利益受到威胁时，才去威胁别人的生命或命运。

这几乎是一切革命的秘密之一，是革命领袖的悲剧命运：他们大家都不喜欢流血，可是被迫使鲜血横流。德穆兰怒发冲冠，拍案而起，要求开庭审判吉伦特派人，可是等他坐在法庭上，听人对他自己送上法庭的二十二人宣判死刑时，他跳起身来，面无人色，浑身发抖，绝望地冲出法庭：不，他并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罗伯斯庇尔签署成千上万道灾难深重的法令，可是两年前他在咨询会议上曾经反对过死刑，并且把战争斥为罪行。丹东虽然是凶杀法庭的缔造者，却从他惊愕的灵魂里喊出了这样一句绝望的话：“宁可死于断头机下也不把别人送上断头台。”甚至那个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要求砍下三十万颗人头的马拉，也设法拯救每一个即将被杀的人。他们大家后来都被描写成嗜血野兽，狂热激奋的杀人犯，闻到死尸的臭气便已陶醉。他们大家都跟列宁和俄国革命的领袖们一模一样，打内心憎恶任何死刑；他们大家原来都只想用死刑相威胁，牵制他们政治上的敌人，但是从理论上的赞同必然会萌发出凶杀的毒龙之种。所以法国革命家的罪过并不是以鲜血来自我陶醉，而是以血腥的词句来自我陶醉。他们大家都干了蠢事，仅仅为了鼓舞民众，并且向自己证实自己的激进主义，他们创造了一种血淋淋的俚语，并且一刻不停地胡言乱语，说叛徒甚众，需动用绞架。可是等到民众陶醉于这种调唆人的胡言乱语，真的要求他们采取那些他们认为必要的“果断措施”时，这些领袖们又缺乏反对的勇气：他们必须使用断头机，为了使他们关于断头机的言论不致被人视为谎言。他们的行动必须勉强跟上他们疯狂激烈的言论，于是开始了一场令人心惊胆战的赛跑，因为在这场追逐民众宠爱的竞赛中谁也不敢落在别人后面。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执行一次死刑便带来另一次。起先只不过是以摆弄血淋淋的字句开始的游戏，后来变成日益狂暴不断升级的砍头行径，并非由于对此热衷，也不是出于激情，尤其不是下定决心使成千上万的人去牺牲，而是由于政治家们、各党派的党员们优柔寡断，没有勇气去抗拒百姓，话说到底，是由于怯懦。世界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描述成彪炳人的勇气的历史，可惜并不仅仅如此，它也是一部揭示人的怯懦的历史。政治并不像人们宣扬的那样，是引导公众舆论，而是领袖们奴性十足地屈服于他们自己创造的，自己施加影响的舆论机器。历次战争总是这样产生：由于耍弄了危险词句，挑动了民族激情，政治罪行也是这样引发出来的；世上没有一种罪恶，没有一种暴行像人性的怯懦那样造成这么多鲜血横流。因此，约瑟夫·富歇在里昂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并不是由于共和主义的激情（他根本就不知道激情为何物），而仅仅是由于害怕成为温和派，为人憎恶。但是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思想，而是行动。尽管他千百次抵抗这个字，他的名字依然被写成“里昂的刽子手”。日后，即便是公爵的大氅也无法掩盖他手上的血迹。

卡里埃

科洛·德布瓦

十一月七日、十一月十日，科洛·德布瓦和约瑟夫·富歇先后抵达里昂。他们立即着手工作。但是在真正的悲剧上演之前，这位被解雇的戏子和他那当过神父的助手还演出一场短短的滑稽戏，这也许是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最富挑衅性、最放肆大胆的一出滑稽戏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举行了一台黑色的弥撒；借口为自由的殉道者沙利耶举行一次追悼会，组织了这场无神论的节日狂欢。序幕始于早上八点，所有的教堂都被褫夺了最后的虔诚的标志，从祭坛上扯下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祭坛的桌帷和弥撒的祭衣都被扯走，然后汇集了浩浩荡荡的一股人流，穿过全城，通向泰罗广场。四名来自巴黎的雅各宾党人用一副覆盖着三色壁毯的担架，抬着沙利耶胸像，上下左右缀满了鲜花，胸像旁边是沙利耶的骨灰坛，一个小笼子里关着一只鸽子，据说这只鸽子曾是那位殉道者身陷囹圄时的安慰。三位总督，神情庄严而又严肃，走在担架后面，前往举行这种新式礼拜，向民众庄严隆重地证明，为自由而献身的烈士沙利耶，“Dieu sauveur mort pour eux”[8]的崇高神性。这个喧闹的典礼本身已经令人不快，再加上特别令人难堪的、愚蠢的低级趣味，更加不堪入目：一群喧闹不已的民众扬扬得意地跳着丑态百出的胜利之舞，把从各个教堂掠夺得来的弥撒器皿、圣杯、圣爵、圣像全都拖来；在他们后面慢吞吞地走着一头毛驴，两只耳朵上面，巧妙地扣上一顶偷来的主教法冠，这头可怜的灰毛野兽的尾巴上面捆着一个十字架和一部《圣经》——这样在大青白日，捆在驴尾巴上的福音书，便在马路的尘埃里东摇西摆，引得一批大声喊叫的下等人乐不可支。

终于军号吹响，命令全场肃立，在宽阔的广场上，在茵绿的草地上搭起了一座祭坛，上面庄严地安放着沙利耶的胸像和骨灰坛，三位人民代表恭恭敬敬地向这位新的圣人鞠躬致敬，首先是训练有素的演员科洛·德布瓦抑扬顿挫地讲话，然后富歇发表演说。这位在国民公会善于如此顽固地保持沉默的人突然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以激越昂扬的声调颂扬那尊石膏像：“沙利耶，沙利耶，你已离我们而去！一批罪犯害你这位自由的殉道者不幸牺牲，但是这些罪犯得流尽鲜血，为此赎罪，以慰你愤怒的亡灵。沙利耶！沙利耶！我们在你的像前宣誓，为你的英勇献身复仇，让贵族的鲜血成为祭奠你的阵阵薰香。”第三位人民代表不像这位未来的贵族、日后的奥特朗特公爵那样能说会道。他只是谦恭地吻一吻胸像的前额，冲着整个广场疾言厉色地大吼一声：“杀死贵族！”

这三人庄严地参拜完毕，便燃起一大堆柴火。不久前还削发修行的约瑟夫·富歇和他的两名同僚脸色严峻地看着人家把福音书从驴尾巴上割下扔进火里，在法衣、经书、圣体和木制圣像燃烧起来的熊熊烈火之中化为缕缕青烟。然后有人让这头灰色毛驴从一只圣杯里饮水，以表扬它所干出的亵渎神明之举。在这毫无品味、不堪入目的勾当结束之后，四名雅各宾党人又把沙利耶的胸像抬在肩上送回教堂，庄严地放在祭坛之上，取代那尊砸烂了的基督圣像。

为了永久纪念这次庄严隆重的庆典，几天后铸造了一枚特制纪念币。这枚硬币今天已无法觅得，很可能是因为日后的奥特朗特公爵把所有的样品悉数收购，把它们全都销毁，就像那些过于详尽地描写他那极端雅各宾时期和无神论时期所建树的激进过火的英雄业绩的书本一样。他自己记性很好。但是别人也会回忆起或者被人提醒想起里昂的这台黑色弥撒，这对于一位笃信基督的国王陛下的元老院议员和大臣阁下来说，日后将是极为难堪、很不愉快的事情。

不论约瑟夫·富歇在里昂第一天的表现多么令人反感，他毕竟只是在做戏，在排演令人讨厌的假面舞会：还没有流洒任何人的鲜血。但是在第二天早上，总督们就把自己关在一间偏僻的屋子里，象征性地关上了大门，有武装卫兵守卫，任何不召自来的人均不得接近，不表示任何宽大，不接受任何请求，不给予任何照顾，成立了一个革命法庭。这两位人民国王富歇和科洛致国民公会的信函预示，他们策划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巴托罗缪之夜[9]，他们两人写道：“我们以品德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的刚毅执行我们的使命。人民把我们置于显要位置，我们不会降低身份，去关心几个多少有些罪过的人的卑微利益。我们避开众人，因为我们不能浪费时间，不能滥施恩惠。我们眼里只有共和国，它命令我们树立伟大的榜样，给人们以极为明显的教训。我们耳中只有人民的呼喊，他们要求我们以迅速、可怕的方式一举为爱国志士流洒的鲜血复仇，以便人类不会再次看到鲜血横流。我们坚信在这卑鄙无耻的城市里除了那些为杀害人民的凶手所镇压、所囚禁的人之外，别无其他清白无辜的人。我们对那些悔恨的泪水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什么也不可能软化我们的严峻。我们必须向你们承认，市民同胞们，我们把宽容视为危险的弱点，它只会在这些犯罪分子的希望行将彻底幻灭的瞬间，使之又重新燃起。若对一个人表示宽容，就等于给他同类的人都表示宽容，这就使你们司法的效果全然无效。拆除工作进行得过于缓慢，焦躁不耐的共和党人要求采用更快捷的手段：埋雷爆炸，只有那吞噬一切的熊熊烈火才能显示人民的威力。人民的意志不能像暴君的意志那样受到阻碍，人民的意志必须具有急风暴雨的效果。”

这场急风暴雨按照预定计划在十二月四日刮起，它的回响不久传遍全法兰西，令人毛骨悚然。一清早便从监狱里带走六十名年轻人，每两个人捆在一起。但是并没有把他们带到断头机前。按照富歇的说法，断头机干得“太慢”，他们被带到罗讷河对岸的勃罗多平原。匆忙挖就的两排平行的坟坑，让受害者们猜到他们的命运，离他们十步之遥排列起来的一门门大炮让他们猜到集体屠杀的方法。这些无力反抗的人被捆绑在一起，他们抢地呼天，浑身战栗，拼命挣扎，一大堆濒临绝境徒劳无功地进行反抗的可怜人。一声令下——铅弹从这样凶险致命的近处，从近在咫尺的炮筒里射向那些惊恐万状颤抖不已的人群。当然，这第一发排炮并未把所有的受害者全都杀死。有些只是被炸掉一只胳臂或者一条腿，有些只是炸开腹腔，肚肠外露，有几个甚至碰巧一点未受伤。正当鲜血已经汇成溪流，向着坟坑潺潺流注的时候，第二声令下，骑兵便手持佩刀和手枪向着那些未死的受害者扑去，又劈又砍，向着那些蠕动抽搐、呻吟呼喊，可是已经不能逃走的人群开枪射击，直到最后一声痰喘也全然窒息为止。为了褒奖这次屠杀，刽子手们可以从那六十具还温热的尸体上剥下衣服和鞋子，然后把死尸一丝不挂残缺不堪地埋进坟坑之中。

富歇在里昂发明的“炮决”

里昂的屠杀

圣巴托罗缪之夜

圣巴托罗缪之夜

这是日后笃信基督的国王陛下的大臣约瑟夫·富歇所执行的第一次赫赫有名的炮击事件。第二天早上一份措辞激烈的文告对此表示赞扬：“人民代表在执行他们身负的使命时将毫无私人感情，人民把复仇的霹雳雷霆放在他们手里，不把一切自由的敌人击成齑粉，他们绝不会放下手中的霹雳。他们将有勇气，越过反叛者一行行宽阔的坟坑，踏过废墟，走向民族的幸福和世界的革新。”同一天勃罗多的排炮以杀人的方式又一次证实了这种可悲的“勇气”，受害者的人群更为壮观。这一次是二百一十个任人屠宰的牺牲，他们全都双手反绑着被带出监狱，几分钟后被霰弹的粉碎性的铅头以及步兵的一排排枪弹所杀死。屠杀的过程是同样的，只不过这一次刽子手艰难繁琐的行当得到简化，在这样紧张费力的大屠杀之后，免于充当他们受害者的挖墓人。何必再为这批无赖挖坟？他们从那些绷紧的脚上把血淋淋的鞋脱了下来，然后把赤身露体、往往还在抽搐的死尸干脆扔进罗讷河，使之葬身汹涌奔流的河水之中。

这种令人发指的恐怖行为，全国和整个世界都深恶痛绝。约瑟夫·富歇却百般美化，竭力掩饰。罗讷河为这些裸体的尸体所污染，竟被富歇赞为政治上的伟绩，因为它们沿河漂浮，直达土伦，在那里为共和党人无情、可怕的复仇提供形象的证明。他写道：“必须把那些血淋淋的尸体投进罗讷河，让它们沿着河岸，一直流到入海处，流向卑鄙无耻的土伦，使怯懦残忍的英国人亲眼看到恐怖的威力，充分显示人民乃全能之主。”当然在里昂已经无须以这种方式表示，因为行刑一次接着一次，屠杀也一场紧接着一场。富歇“噙着快乐的眼泪”欢迎攻克土伦，为了庆祝这一天，“他让二百名反叛者死于枪炮之下”，任何乞求仁慈的呼喊都属徒劳。有两个女人在血腥的法庭上苦苦哀求释放她们的丈夫，由此被捆在断头机旁示众。谁也不得走近人民代表住的房子去请求缓刑。步枪的劈啪声越是猛烈，总督的咆哮声便越是响亮：“不错，我们敢于宣布，我们让许多污秽不洁的血液横流，但这只是出于人道，为了履行职责……你们把刀枪托付给我们，我们绝不会放下它们，除非你们收回成命。到那时为止，我们将继续不断地击倒我们的敌人，我们将用最最可怕的方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他们赶尽杀绝。”

在短短几周之内处死一千六百人，证明约瑟夫·富歇这次破例说了实话。

在组织这些集体屠杀、撰写热情洋溢的有关报告之余，约瑟夫·富歇和他的同事并没有忘记国民公会要他们在里昂完成的另一项可悲的任务。在第一天他们就向巴黎告状，上面下令拆除该城，这项工程在他们前任治下，进展“过于迟缓”。——“现在将用炸药来加速破坏工作，工兵部队已经开始工作，两天之内贝勒古尔的建筑物将全部炸毁。”这些房子的门面赫赫有名，始建于路易十四年代，是芒萨尔[10]的一位学生所建，因为美丽超群，首先遭到毁坏。这些房屋里的居民被残暴地驱赶出去，成百上千个失业男女，在几周之内，把这华丽辉煌的艺术珍品无谓地砸得稀烂。这不幸的城市弥漫着呻吟和叹息，枪炮的轰鸣和墙垣倒塌的声响：“司法”委员会杀人，“拆除”委员会拆房，与此同时，“物质”委员会肆无忌惮地征调食物、布匹和贵重物品。每幢房子从地窖到屋顶都搜查一遍，寻找躲藏起来的人和藏匿起来的珍宝。到处都笼罩着富歇和科洛这两个人制造的恐怖气氛，他们躲在一幢房子里，由士兵站岗保护，谁也见不到他们，谁也无法接近他们。最最华丽的宫殿已被推倒，所有的监狱尽管不断装满新的犯人，又经常出空一半，商店里空空如也，勃罗多的田野浇灌了成千上万人的鲜血。这时终于有几个勇敢的市民下定决心（他们可能为此而掉脑袋！），赶到巴黎向国民公会递上一份请愿书，恳请不要把全城都夷为平地。不言而喻，这份请愿书的措辞非常谨慎，甚至有些低三下四，他们也开始胆小怯懦地先低头鞠躬，盛赞那份法令，“似乎是罗马元老院的天才授意写成的”。然后他们就“为真诚悔恨、迷途知返的人乞求仁慈，——我们斗胆相告，那是一些遭到误解清白无辜的人”。

但是有人及时把这隐蔽的控告向这两位总督报告，科洛·德布瓦更加能说会道，便乘坐快速邮车驰向巴黎，及时进行反击。第二天他就在国民公会，在雅各宾党人那里大胆陈词，非但不为集体屠杀进行声辩，还把它当作一种“人道”的形式大加赞扬。他说：“免得人们看到连续行刑的可怕场面，人民代表因而决定，在同一天把所有的犯人一举消灭；这种愿望产生于一种veritable sensibilite[11]。”在雅各宾党人那里他更加狂热地称赞这种崭新的“人道”制度。“是的，我们一排炮弹撂倒二十个犯人，有人为此责怪我们。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也是一种温和仁慈的行动！倘若把二十个人送到断头机上处死，那么最后一个人受刑前便已死了二十次，而在这里却是二十个叛徒同时走向毁灭。”的确，这些从革命俚语的词典里匆忙搬来的陈词滥调对人发生了作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党人接受了科洛的解释，并且表示赞许，从而授予总督们一份继续行刑的特许令。同一天，巴黎庆祝沙利耶移葬先贤祠，到此为止，只有让·雅克·卢梭和马拉得此殊荣。沙利耶的情妇和马拉的情妇一样得到一笔养老金。这就使烈士被公开奉为民族的圣人，富歇和科洛的每一个暴力行为都被视为合理的复仇行为，得到认可。

尽管如此，他们这两人总还是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国民公会里危机四伏，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之间，温和派和恐怖派之间势力消长摇摆不定，要求人们加倍谨慎。于是他们两人决定分配角色：科洛·德布瓦留在巴黎，仔细观察各委员会里和国民公会里的情绪，以他凶猛粗暴、声势凌厉的演说把可能发生的任何攻击都事先强压下去，而继续屠杀的任务则分配给“干劲”充沛的富歇。那一时期，约瑟夫·富歇是权力无限的独裁统治者，确定这点十分重要，因为后来他试图以巧妙的方法，把一切暴力行为全都推到他那心胸更加坦率的同僚身上。但事实表明，即使在他大权独揽时期，死神的镰刀也照样飞速挥动，丝毫不减弱。一天枪杀四十五人，六十人，一百人，即使科洛远在巴黎，这里的墙垣也纷纷坍塌，房屋遭到洗劫，监狱因为不断行刑而出空，约瑟夫·富歇一直用热情洋溢的血腥词句大声咆哮，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愿这个法庭的判决能使犯罪分子惊慌失措，但是这些判决使民众放心，得到安慰，民众听取这些判决并且予以批准。人们认为我们会对犯罪分子开恩，哪怕只是赦免他们一次，这都是冤枉我们：我们一个人也没有赦免！”

可是突然间——出什么事了？——富歇改变了腔调。他嗅觉灵敏，在远方已感觉到，国民公会里风向已变，因为若干时间以来，在他那尖锐刺耳的行刑号声响起之后，没有传来合适的回音。他的雅各宾党的朋友们，他的信奉无神论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埃贝尔，肖梅特，龙桑[12]，突然之间全都沉默无语——非常沉默，永远沉默下去，因为罗伯斯庇尔毫不留情，出乎意料地猛然出手，卡住他们的咽喉。这只道德崇高的猛虎一直巧妙地在过于狂热和过于温和的人们之间转来转去，扫除障碍，时而在右边，时而在左边，这时突然从暗处跳将出来，扑向极端激进分子。他下令要求卡里埃向国民公会述职，此人在南特以同样激进的手段把人淹死，就像富歇在里昂把人枪杀一样；罗伯斯庇尔通过他的心腹圣茹斯特[13]在斯特拉斯堡把那狂野的厄罗吉乌斯·施奈德[14]送上断头台；他把富歇在外省和里昂举办的那种无神论的民众典礼公开斥为愚蠢行为，禁止在巴黎举行。和往常一样，内心忐忑不安的议员们胆怯驯服地看他的眼色行事。

旧日的惊恐攫住富歇：他深恐不再属于多数。恐怖分子给干掉了，——干吗还继续当恐怖分子？不如赶紧倒向温和派，倒向丹东和德穆兰，他们现在正要求设立一个“温和的法庭”，赶快根据风向顺风撑船。二月六日，他突然下令停止枪杀犯人，只有断头机（他曾在敕文里声称，断头机干活太慢）迟迟疑疑地继续工作，充其量每天砍下稀稀落落的两三个脑袋，和先前在勃罗多平原上举行的民族庆典相比，的确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他一下子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激进分子，对付那些举办他的盛典、执行他的命令的人们，霎时间他从一个革命的扫罗[15]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人道的保罗。他干脆就投向对立面，把沙利耶的朋友称作一帮“无政府主义者和暴乱分子”，肆无忌惮地解散一二十个革命委员会。这时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惊恐万状、怕得要死的里昂居民，突然之间把在里昂开枪杀人的英雄富歇视为救星。里昂的革命者们又写了一封封愤怒的书信，指责富歇态度暧昧，叛变革命，“镇压爱国者”。这样大胆地急转弯，这样放肆地在大青白日投向另一阵营，逃去投靠胜利者，这是富歇在斗争中的秘诀。全凭这些伎俩救他一命。他在两边下注，倘若他在巴黎由于过分温和受到指控，他就可以指指上千座坟墓，指指里昂城砸得稀烂的房屋门面来洗刷自己。反过来要是有人指控他是刽子手，他可以用雅各宾党人的控告为证，反驳他们指责他谦和礼让过于温和。他可以根据风向，从右边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证明，证明他铁面无私，从左边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证明，证明他富有人性，他现在既可作为里昂的刽子手，又可作为里昂的救星登场。果不其然，凭着这巧妙的变戏法的绝招，即使在日后他也成功地把大屠杀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他那心胸更为坦荡、为人更为耿直的同僚科洛·德布瓦的头上。但是他只能蒙骗后世，罗伯斯庇尔，这个敌人正冷酷无情地守在巴黎，他无法原谅富歇把他的心腹库东从里昂排挤出去。在国民公会共事时，他就了解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富歇现在正急于躲避这场暴风雨。罗伯斯庇尔铁面无私地注视着富歇态度的各种转变。他的怀疑有着钢铁的利爪，谁也无法逃脱。芽月[16]十二日他在公安委员会里强行通过针对富歇的威胁性敕令，命他立即前来巴黎，对里昂发生的事件承担责任。当了三个月残忍法官的富歇，如今自己也得走上法庭了。

上什么法庭，为什么上法庭？因为他在三个月内下令屠杀了两千法兰西人吗？人们会揣测，他是作为卡里埃和其他杀人无数的刽子手的同事上法庭受审。但是现在大家才认识到，富歇放肆大胆的最后转变，令人吃惊，确是政治上的天才之举。不，他需要负责的是镇压了激进的“Societe populaire”[17]，迫害了雅各宾党的爱国志士。这位“里昂的刽子手”，这位把两千受害者处死的行刑官受到控告——历史上令人难忘的闹剧！——罪名竟是犯了人类最崇高的过失：过于富有人性。

[1] 希腊神话中宣示神谕的先知。

[2] 希腊神话中的女性怪物，荷马史诗中提及，谁若看见她那被砍下的头颅就会化为石头。

[3] 拉丁文：宁可沦亡也不妥协。

[4] 亚 ·瓦·高尔察克（约1874—1920），十月革命后在东西两线向苏维埃俄国发动进攻的白军将领。

[5] 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一一八九年开始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翌年溺死于东征途中。

[6] 乔治·库东（1755—1794），法国革命家，狂热分子，罗伯斯庇尔的忠实追随者。后死于断头机下。

[7] 让·巴蒂斯特·卡里埃（1756—1794），法国革命家，国民公会议员，在短短四个月里，于南特屠杀一万六千人，后死于断头机下。

[8] 法文：为他们捐躯的救世主。

[9] 巴黎的天主教徒商定在圣巴托罗缪节的那天夜里（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二十四日）向胡格诺教徒发动突然袭击，杀死胡格诺派二千余人。

[10] 弗朗索瓦·芒萨尔（1598—1666），法国著名建筑师。

[11] 法文：真正的同情心切。

[12] 夏尔 ·菲利普·龙桑（1752—1794），法国革命军的将军，参加镇压旺代的起义，后与埃贝尔一同死于断头机下。

[13] 圣茹斯特（1767—1794），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的忠实追随者。与罗伯斯庇尔同时死于断头机下。

[14] 厄洛吉乌斯·施奈德（1756—1794），德国人，后投身法国革命，激进主义者，为圣茹斯特逮捕，在巴黎死于断头机下。

[15] 《圣经》中初期教会领袖之一。曾积极参加对早期基督徒的迫害，后为上帝感化，积极宣扬基督福音，从此改名为“保罗”。

[16] 法国大革命中制定了新的历法，是为共和历，始于共和国奠定之日，即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依次为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共为十二个月，每月为三十日。芽月为公历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九日。

[17] 法文：人民协会。

三 与罗伯斯庇尔的斗争

一七九四年

四月三日，约瑟夫·富歇获悉，公安委员会召他返回巴黎，五日他乘上旅行马车，十六声沉闷的轰响送他上路，这是断头机最后一次奉他之命在完成它那严酷的职责。还有最后两次死刑在这天匆忙进行，两次非常特别的行刑，因为大屠杀的两个迟到的牺牲品（按照当时俏皮的说法）得把自己的脑袋吐到篮子里去，他俩是谁？不是别人，是里昂的行刑吏和他的助手，就是他们两个奉反动派之命冷漠地把沙利耶和他的朋友们放在断头台上处死，现在他们自己死于断头机的刀下。到底给他们编派了什么样的罪行，人们即使使足力气，也无法从法庭的档案里看出个究竟；也许只是为了别让他们对富歇的继任和后世讲述太多关于里昂的事情，他俩才为之送命。死者最善于保持沉默。然后马车辚辚驶去。前往巴黎途中富歇有许多事情需要深思。不论怎么说，他可以自我安慰，还没有输掉什么。他在国民公会里拥有一些颇有势力的朋友，尤其是罗伯斯庇尔的那个大冤家对头丹东——也许他们能够成功地牵制住这个令人恐怖的家伙。可是富歇怎能预料，在这决定革命命运的时刻，事件的发展会比从里昂驶向巴黎的驿车的车轮更为迅速？两天前丹东的心腹肖梅特已被捕入狱，而丹东硕大的雄狮头颅昨天也已被罗伯斯庇尔塞到断头机下，同一天，右派的精神领袖孔多塞在巴黎郊区踯躅，第二天，为了避免出庭受审，他将服毒自尽？他们大家都被一个人所推翻，而恰好此人，罗伯斯庇尔，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政敌。直到八日晚上到达巴黎，他才获悉，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他是直奔虎口。上帝知道，这位约瑟夫·富歇总督，在巴黎度过的第一夜真是睡不安席。

第二天一早，富歇便前往国民公会，焦躁不耐地等着开会。可是说也奇怪，宽阔的大厅没有坐满，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座位一直空着。肯定是这样，一批代表身负使命正在外地，或者为别的事情所耽搁，可是不对，右手边从前是领袖们，是吉伦特派人，大革命杰出的演说家们坐的地方，如今怪吓人地空了一大片！他们到哪儿去了？那二十二个英勇大胆的代表，韦尼奥、布里索、佩蒂翁不是死在断头台上，便是自杀身亡，或者在逃亡途中被狼群撕成碎片。朋友当中敢于为他们辩护的六十三人已被多数派逐出国民公会——罗伯斯庇尔以他惊人的一击干掉了他在右派中的一百多个对头。但是他的铁拳也同样果断地打向“山岳”上他自己的行列里：丹东、德穆兰、沙博[1]、埃贝尔、法布尔·德埃格朗蒂纳[2]、肖梅特和其他二三十人，都反抗他的意志，反抗他的教条主义的虚荣心，他把他们一直送进坟坑。

这个其貌不扬的男子把大家全都消灭殆尽，他身材矮小，身形瘦削，脸色又黄又白，额头低下，头发向后，一双近视眼呈浅蓝色。此人气度平平，常常被他那些前任的伟岸身躯所遮盖。但是时间锋利的镰刀为他荡平了道路，自从米拉波、马拉、丹东、德穆兰、韦尼奥、孔多塞被解决之后，也就是年轻共和国的护民官、叛乱者、领袖、作家、演说家和思想家被干掉之后，罗伯斯庇尔现在可是集一切身份于一身，是他们的教皇、独裁者和凯旋的将军。富歇忐忑不安地打量着他的敌人，现在一切奴颜婢膝的代表们都挤到此人身边，满怀敬意，拼命巴结，此人则听凭大家对他致敬，态度冷漠，神情泰然。这位廉洁奉公之人把自己裹在他的“美德”里面，犹如披上了一袭铠甲，不可亲近，无法看透。他眯起近视眼打量着竞技场，心气高傲地意识到，现在谁也不敢再起来反抗他的意志。但是有一个人还敢，可他已经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再失去，这就是约瑟夫·富歇，他要求发言，为他在里昂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

要求在国民公会进行辩护便是向公安委员会挑战，因为不是国民公会，而是公安委员会要求他进行解释。可他则诉之于高一级的决策机构，诉之于全民族的代表大会。这项要求的大胆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国民公会的议长允许他发言，不管怎么说，富歇并非等闲之辈，在这个大厅里提到他名字的次数已经太多，他的功绩，他的报告，他的事迹，还未被人遗忘。富歇走上讲台，宣读了一份冗长的报告。大会听他讲话，没有打断他的发言，也没有表示赞扬或者非议。可是他讲话完毕，没有一人鼓掌。因为国民公会已经变得胆战心惊。断头机运转了一年，已经在心灵上把这些男子汉全都予以阉割。从前有些人自由自在地献身于自己的信念，犹如献身于一种激情，他们大胆而公开地投入言论和思想的争辩之中，现在他们都不再喜欢表态。自从刽子手像波吕斐摩斯[3]似的伸手抓向他们的行列，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恣意攫取，自从断头机像一片蓝色的阴影蛰伏在他们每一句话的后面，他们宁可缄默不语，也不愿开口说话。每个人都躲在别人身后，每个人都先左顾右盼，才敢有所动作，恐惧犹如沉重的浓雾灰蒙蒙地压在他们脸上，最最使人，特别是一群人感到屈辱的，莫过于对无形之物的恐惧。

所以他们这一次也不敢发表意见。千万不要介入公安委员会这无形法庭的事务！富歇的辩解，没有被拒绝，也没有被接受，而是干脆转到公安委员会去审查；这就是说，它恰好落入富歇处心积虑想要绕过的那个关口，富歇出师不利。

现在恐惧也降到他的头上。他没有探明地形，过于冒进，最好迅速撤退。宁可投降，也不要单枪匹马去反对最有权势的人。于是富歇满心悔恨地屈膝跪下，低头认错，当天晚上，他就前往罗伯斯庇尔的住处，和他推心置腹地交谈，或者说得更坦率些：为了向他乞求宽恕。这次谈话没有证人在场。只有结果为人所知。我们可以通过类比法用巴拉斯在回忆录中描写得详尽无比的那次访问来设想富歇和罗伯斯庇尔的这次会晤。罗伯斯庇尔住在圣奥诺雷大街的一幢狭窄的市民住房里，公开显示他的美德和清贫，房东把他视为上帝，保护这位房客，犹如保护一件圣物。富歇在爬上这幢市民住房的木头楼梯之前，大概也得经受房东的盘问。罗伯斯庇尔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出于虚荣心，只用自己的画像当作装饰。在这里，罗伯斯庇尔没给巴拉斯让座，大概也没有请富歇坐下，而只是直挺挺地站着，态度倨傲，摆出故意侮辱人的神气，像接待一个可怜的罪犯似的接待了他。此人热爱美德，钟爱自己的美德已到偏执狂放的程度，对于一个曾经和他意见相左的人，他是不会宽容也不会原谅的。他铁面无私，狂热成性，是个崇尚理性和“美德”的萨沃那罗拉[4]。敌人的任何妥协，甚至投降，他都一概拒不接受，即使政治迫切要求人们谅解，他的满腔仇恨、刚愎自用、蛮横倨傲也阻碍他改变态度。不论富歇当时跟罗伯斯庇尔说了什么，他的这位法官又给了他什么回答——我们只知道，这次接待并不友好，而是一次措辞严厉、冷酷无情的训斥，一次毫不掩饰冷峻逼人的威胁，是一份形象生动的死刑判决书。约瑟夫·富歇气得浑身发抖，走下圣奥诺雷大街的那道楼梯，受尽羞辱，遭到拒绝，受到威胁。他知道现在只有一个救星可以拯救他的脑袋，那就是另一个人的脑袋，罗伯斯庇尔的脑袋比他的脑袋更早掉进断头机下的首级篮里。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打响了。罗伯斯庇尔和富歇之间的决斗已经开始。

罗伯斯庇尔和富歇的这场决斗是法国大革命史上最扣人心弦、心理学上最激动人心的插曲之一。两个人都绝顶聪明，两个人都是老练的政客，无论是挑战者还是应战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自以为早就认识对方，因而长久以来一直过于低估对方，对于富歇来说，罗伯斯庇尔还依旧是那个形容憔悴瘦骨嶙峋的律师，和他一起在故乡阿拉斯省的俱乐部里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起先撰写一些格雷古[5]式的甜蜜腻人的小诗，后来在一七八九年的国民公会里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使大会代表厌烦。罗伯斯庇尔如何通过坚忍不拔的自我修养，由于身负重任而平步青云，已由蛊惑人心的煽动家，变成了国务活动家，已由灵活机变的阴谋家变成了思维缜密的政治家，由雄辩士变成了演说家，这点富歇没有看到或者发现得太晚。责任在肩往往使人变得高大，罗伯斯庇尔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于是自己也随之成长。置身于贪婪的乘机牟利者和大声喧嚷者之中，他感到拯救共和国乃是命运单独赋予他的毕生任务。他感到有必要实现他关于共和国、革命、道德风尚，甚至神性的设想，这恰好就是他对人类所负的神圣使命。罗伯斯庇尔的这个顽固的信念，既是他性格的优点也是他性格的弱点。他对自己的刚正不阿陶醉不已，对自己的刚愎自用迷恋不止。他把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不同想法不仅看成不同意见，而是视为背叛。因此他便以法官审讯异教徒的冰冷无情的拳头，把每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当作异教徒推到新的柴堆中——断头台上。毫无疑问，一七九四年的罗伯斯庇尔身上是有伟大、纯洁的思想，但是说得确切些，这种思想并非活在他的身上，而是僵化在他身上。这种思想很难完全脱离他，而他也不能完全摆脱这个思想（这是一切刚愎自用者的命运）。缺乏彼此交流的温暖，缺乏动人心魄的人性，便使他的行动丧失真正繁衍的力量。他的强大只在僵硬之中，他的力量只在严酷之中，独断专行对他来说，已变成了他人生的意义和形式，所以他只能把自我刻印在革命身上，否则他的自我必然破碎。这样一个人容不得别人反对，在精神问题上，无法忍受不同意见，不能容忍别人和他平起平坐，更不能容忍别人和他分庭抗礼。只有当别人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他自己的观点，像圣茹斯特和库东似的充当他的精神奴隶，他才能容忍他们，其他所有人都被他那浓烈碱水般的暴躁脾气无情地清洗出去。该倒霉的是那些不仅和他意见相左（这种人也受到他的迫害），甚至还对抗他的意志、不认为他的意见正确无误的人。而约瑟夫·富歇现在就是在这样干。他从来不去征求罗伯斯庇尔的忠告，从来不向他昔日的朋友低头弯腰，他坐在罗伯斯庇尔敌人的板凳上，大胆地越出罗伯斯庇尔规定的中庸谨慎的社会主义的界线，鼓吹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但是迄今为止，罗伯斯庇尔显然没有认真对付过富歇，他觉得富歇过于微不足道。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这个代表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神学院里的教师。他认得的富歇当年还穿着僧袍，后来向他妹妹求婚，是个渺小卑鄙、野心勃勃的家伙，背叛了上帝，背叛了未婚妻，背叛了一切信念。他怀着僵硬族对柔韧族、宁折不弯族对追求成功族的整体仇恨，怀着宗教类对世俗类的类型怀疑，对富歇嗤之以鼻。但是这种仇恨迄今为止还没有冲着富歇个人，只是针对这种类型，富歇只不过是一个变种而已。他自己迄今为止一直忽略富歇：这样一个阴谋家，随时可以放在脚下踩得稀烂，何必为他费心？只是因为罗伯斯庇尔一贯轻视富歇，迄今为止只是对富歇进行观察，并未认真予以打击。

罗伯斯庇尔

现在他们两人才注意到，彼此都过于低估对方。富歇认识到在他离开巴黎期间，罗伯斯庇尔已经变得权倾一世，所有的机构全都隶属于他，军队、警察、法庭、各个委员会、国民公会和雅各宾党人。要反对他显然毫无指望。但是罗伯斯庇尔迫使他进行战斗。富歇知道，他若不获胜，就会毁灭。绝望之中，总会迸发出最后的力量，于是富歇在一举步就要迈进深渊之际，突然扑向他的追捕者，犹如一头驯鹿，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便拼命鼓起勇气从最后一个树丛中跳将出来，扑向猎人。

首先表示敌意的是罗伯斯庇尔。他起先只想给这个放肆的家伙一个教训，一个警告，踢他一脚。五月六日的那篇著名的演说给他提供了契机，这篇演说号召共和国所有的神职人员，“承认一个最高之物的存在，并且承认永生不死是宇宙的引导力量”。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发表过比这篇演说词句更加优美、情绪更加高昂的演说。据说这篇演讲稿是他在让·雅克·卢梭的庄园里写成的，在这里，这位教条主义者几乎变成了诗人，这位思维模糊不清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思想家。把信仰既和缺乏信仰区分开，又和迷信严加区分，创立一种宗教，这种宗教既凌驾于国内流行的崇拜圣像的基督教[6]之上，同样也凌驾于空洞无物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之上，也就是说，同样保持中庸，就像他在一切精神问题上一贯所持的态度那样，这就构成了他的演说的基本思想。这篇演说尽管词句浮夸堆砌，却充满了真诚的伦理力量和促使人类向上的强烈愿望。但是即使神游太空，这位理论家也无法摆脱政治因素，即使在这些超越时空的思想里，他那凶狠暴躁的怨恨也掺杂进个人的攻击。他满怀仇恨地提醒人们勿忘那些被他自己推上断头台的死者，嘲弄他的政策造成的受害者丹东、肖梅特，把他们当作道德败坏、无视上帝的例子，应该受到鄙夷。忽然间，他以命中要害的狠狠一击，扑向那些经受住他的愤怒残存下来的无神论的宣道师中惟一的一名，扑向约瑟夫·富歇，“告诉我们，是谁给你使命，去向民众宣布并无神明？你去说服人们，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决定他们的命运，时而打击美德，时而打击罪恶，这些全凭偶然，灵魂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口气，到坟墓的门口就烟消云散，你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不幸的诡辩家，你有什么权利，竟大胆地从纯洁的手里夺去理性的权柄，把它交到罪恶的手里？给大自然蒙上一块尸布，使不幸更加绝望，使犯罪得到开脱，使美德黯淡无光，使人类卑劣低下！……只有自己也感到可耻可鄙，别人全都对他憎恶的犯罪分子，才会认为，大自然除了虚无之外，不可能给予我们更加美好的馈赠。”

罗伯斯庇尔的这篇精彩绝伦的演说，激起了长时间无休无止的掌声。国民公会一下子感到摆脱了日常琐碎的争论，一致决定举行罗伯斯庇尔所建议的崇敬最高之物的庆典。只有约瑟夫·富歇沉默不语，咬紧嘴唇。对手取得这样的胜利，他只好保持沉默。他知道他无法和这位杰出的雄辩家公开较量，他一言不发脸色苍白地接受了在大会上公开打来的一击，只是在内心深处下定决心报仇雪恨予以反击。

过了几天，几个星期，都听不到富歇有什么动静。罗伯斯庇尔认为已经把他干掉：给这放肆的家伙踢上一脚，大概就已足够。不过，人们之所以对富歇既无所见，亦无所闻，那是因为他正坚忍不拔、按照计划、像鼹鼠似的在地下进行工作。他在各个委员会进行访问，在议员当中广泛结交，他对所有的人都亲切友好，和蔼可亲，试图争取每一个人。他在雅各宾党人中功夫下得最大。在那里，说话机敏巧妙，还很有用处。他在里昂的成绩也颇受人们器重。没有人清楚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忙忙碌碌东跑西颠，到处穿针引线，究竟有什么企图，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打算。

突然间，一切全都明朗，大家深感意外，尤其感到意外的是罗伯斯庇尔；因为牧月十八日，约瑟夫·富歇以多数选票当选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

罗伯斯庇尔栗然警觉，谁也没有料到，富歇有可能做出这样大胆的行为，现在罗伯斯庇尔认识到，他碰到的富歇是个多么老奸巨猾放肆大胆的对手。两年以来，他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被他公开攻击过的人，竟然还胆敢昂首挺立。他的目光刚扫过去，这些人便都立即消失；丹东逃到他的乡间别墅里去了，吉伦特派人纷纷遁入外省，其余的人闭门蛰居，毫无动静。而这个大胆狂徒，曾经被他在国民公会上戟指怒骂、斥为不洁之徒的人，却遁入圣地，遁入革命最神圣的所在——雅各宾俱乐部，在那里窃取一个爱国志士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耀！因为恰好在去年，这个俱乐部手里掌握着极其巨大的道德权力，这点不可忘记，必须牢牢记住：一个人只有为雅各宾俱乐部所接收，他才通过了最终的鉴定，成为货真价实的爱国志士。谁若又被这个俱乐部开除，谁若遭到俱乐部唾弃，就无异于判定了要命丧刑斧。将军、民众领袖、政治家都缩着脖子走到这个法官的座前，就像走到市民意识的最高法庭，几乎可说是神圣法庭前面。雅各宾俱乐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革命的近卫军，是这座圣殿的内侍和保镖。而这些近卫军，这些道德最为严峻、操守最为诚实、性格坚贞不屈的共和党人竟然选举约瑟夫·富歇充当他们的领袖！罗伯斯庇尔简直怒气冲天，因为这个无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他的王国，他的领地，恰好闯进他的地盘。他就是在这里向他的敌人发出控告，并在久经考验的人们当中锻炼了自己的力量，而现在，他若要发表演说，必须征求约瑟夫·富歇的允许，他，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得屈从于约瑟夫·富歇一时心情的好坏。

罗伯斯庇尔立即集中全部力量。这次失败必须报复，而且是以鲜血作为代价。把富歇掀翻在地，立即掀翻，不仅让他滚下主席的交椅，还要把他逐出爱国志士的圈子！罗伯斯庇尔立即从里昂找来几个市民骚扰富歇，让他们向富歇提出控告。这个在公开论战中始终手足无措的富歇，遭到突然袭击，笨嘴拙舌地进行辩护。罗伯斯庇尔便亲自介入，警告雅各宾党人，“别受骗子的欺骗”。他这初次出击几乎就把富歇打倒。可是主席的大权还握在富歇手里，他便以此提前结束辩论。他极为丢脸地中断讨论，遁入黑暗之中，在那里准备一次新的攻击。

可是现在罗伯斯庇尔已经洞悉一切。他识别了富歇的斗争方式。他知道，此人不会挺身而出，和人决斗，而是一再往后遁逃，以便在阴影里暗中准备反击。这样一个坚忍不拔的阴谋家，单单用鞭子抽得他步步后退或者痛殴一顿是不够的，必须穷追不舍，一直逼到最远的角落，并且用脚把他踩烂。必须挤出他喉咙里最后一口气，把他解决，彻底干净，一劳永逸。

因此，罗伯斯庇尔再一次向他发起冲击。他在雅各宾党人那里再一次提出公开的控告，要求富歇必须出席下次会议，进行申辩。富歇当然避开他的锋芒。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弱点，他不愿让罗伯斯庇尔公开获胜，在三千人面前，面对面地把他羞辱一番。他宁可遁入黑暗，宁可让人战胜，但要赢得时间，宝贵的时间！因此他客客气气地致函雅各宾党人，可惜他必须拒绝公开辩解。在两个委员会对他的行为做出决定之前，请雅各宾党人暂缓对他进行裁决。

罗伯斯庇尔扑向这封信，就像扑向一件猎物。现在必须把约瑟夫·富歇抓住，现在必须彻底把他击成齑粉。罗伯斯庇尔在获月二十三日（六月十一日）发表的反对约瑟夫·富歇的那篇演说，是罗伯斯庇尔向敌人发出的最无情、最凶狠、火气最旺的攻击。

从开头几句话，人们就感到，罗伯斯庇尔不仅想击中他的敌人，还想置他于死地，不仅想羞辱他的敌人，还想把他彻底干掉。一开始，他假装心平气和。他发表的第一个声明，还不冷不热，说他对富歇这个“个人”，丝毫不感兴趣：“我从前也许和他有过某些联系，因为我把他看成一个爱国志士。我现在在这里控告他，与其说是由于他的罪行，毋宁说是因为他掩饰自己，以便再干其他的罪行。我认为他是我们必须消灭的那场叛变的首领。我审核了刚才宣读的这封信，我要告诉诸位，写这封信的人受到指控，却拒绝在他的同胞面前自我辩解。这就是一种专制制度的开始。因为谁若身为一个民众集体的成员，却拒绝在这个集体面前自我辩解，就是攻击这个民众集体的权威。使人惊讶的是，同一个人，从前千方百计地谋求我们这个集体的赞许，现在一受控告，就蔑视这个集体，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呼吁国民公会帮助他来反对雅各宾党人。”说到这里，他的仇恨，突然带着个人色彩喷涌出来，连相貌丑陋这一点也被他用来把富歇贬抑一番。他用嘲讽的口气说道：“莫非他害怕人民的眼睛和耳朵，莫非他害怕，他那可悲的外表过于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罪行？尽管大自然把他的眼睛创造得如此阴险隐蔽，他是不是依然害怕那六千道直瞪着他的目光会从他的眼里发现他的整个灵魂？是不是害怕他的语言会揭露一个罪人的心情混乱和内心矛盾？每个有理性的人必然认识到，他的举止之所以如此，恐惧是惟一的理由。每一个惧怕同胞目光的人，都是罪人。我在此要求富歇出庭受审。让他负起责任，并且说出，究竟是他还是我们更加尊重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力，我们之间究竟是谁更加勇敢地击溃了一切派别的分裂活动。”他还把富歇称作一个“品格低下，让人鄙夷的骗子”，并且奸刁狡黠地暗示那些“中饱私囊罪恶累累的人们”。最后以下面这些威胁性的字句结束他的演讲：“富歇已经把自己的品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说这些话，只是为了让谋叛者们永远清楚地知道，人民高度警惕，他们永远也不可能逃脱。”尽管这些话明显地预示了一份死刑判决书，大会还是服从了罗伯斯庇尔的意旨，认为他们的前任主席不配担任这一职务，毫不迟疑地把他开除出雅各宾俱乐部。

现在约瑟夫·富歇已经注定了要上断头台，就像一棵树划上记号要被斧子砍倒。被开除出雅各宾俱乐部意味着加上罪犯的烙印，罗伯斯庇尔的控告，而且是这样无情的控告，大多意味着判刑。富歇现在在大青白日已经穿上死囚的囚衣。每个人都估计他时刻会被逮捕，他自己更是深信不疑。他早已不在自己家里的床上睡觉，生怕像丹东和德穆兰一样在夜里被宪兵从家里带走。他潜伏在几个勇敢的朋友家里，因为收留这样一个遭到公开唾弃的人，是需要勇气的，甚至公开和他说话也需要勇气。他每走一步后面都有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公安委员会的警察在暗中尾随，他们把和他交往的人以及前来访问的客人都一一汇报。他无形之中已被包围，一举一动都不得自由，已经被送到刀斧之下。

的确，在七百个议员当中，富歇当时受到的威胁最为严重，看不出他有可能逃脱厄远。他曾再次设法依附在什么地方：依附雅各宾党人，可是罗伯斯庇尔凶狠的拳头已经把他打倒在地，他的脑袋现在只是借住在他的肩上。因为他对国民公会，对这个胆小怕事吓得心胆皆裂的羊群能指望些什么呢？只要公安委员会要求把他们当中的一个送上断头台，他们就耐心地诺诺连声，他们毫不反抗地把他们从前的领袖丹东、德穆兰、韦尼奥都一一送上革命法庭，千万不要因为抗拒而引火烧身——他们为什么就不会放弃富歇呢？这些人，往日勇敢无畏、激情如炽，如今默默无语、心惊胆战、神情惶恐地坐在他们的座位上。恐惧这摧毁神经，磨损心灵的可怕毒药使他们的意志完全瘫痪。

但是毒药只要加以人工提炼，把它深藏在内的力量释放出来，那么，它还含有治疗的功能，这是古往今来毒药的一个秘密。所以在这里——看上去荒唐——恰好是对罗伯斯庇尔的恐惧，可以使他在罗伯斯庇尔的威胁面前获救。倘若有人一连几个星期、几个月不断地迫使你感到恐惧，让你老是不知凶吉，心灵受到摧残，意志为之瘫痪，你是不会原谅他的。人类，或者人类中的一部分，一群人，他们永远也不可能长期忍受某一个人的专制独裁而不对他恨之入骨。受到压制的人各个方面都有，他们心头的仇恨在暗地里翻腾。五六十个议员，像富歇一样，不敢再在自己家里睡觉，罗伯斯庇尔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咬紧了嘴唇，许多人一面为罗伯斯庇尔的演说欢呼喝彩，一面背着他握紧了拳头。这位廉洁奉公的人统治得越严酷，越长久，他们对他强大无比的意志力就越愤恨。渐渐地他打中了所有的人，侮辱了大家，得罪了右翼，是因为他把吉伦特派人送上了断头台；得罪了左翼，是因为他砍下了极端分子的脑袋；得罪了公安委员会，因为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得罪了赚钱牟利之辈，因为他威胁了他们的买卖；得罪了野心勃勃的人，因为他拦了他们的路；得罪了妒忌成性的人，因为他在掌权执政；得罪了性格随和的人，因为不和他们为伍。倘若能把这众人的仇恨，这众多分散的怯懦凝聚成一个意志，化为一把利剑，直指罗伯斯庇尔的心脏，那么他们大家，富歇、巴拉斯、塔利安[7]、卡诺，他所有暗中的敌人，便全都得救。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使这些性格软弱的家伙差不多都能坚信，他们受到了罗伯斯庇尔的威胁；必须进一步扩大这种恐惧和疑虑的气氛，人为地进一步增强罗伯斯庇尔造成的紧张气氛。必须把罗伯斯庇尔阴沉的演说中弥漫的这种铅块似的郁闷气氛，这种模棱两可的压力，更加沉重地压在个别人的神经之上，要使恐惧变得更加使人恐惧，使惊恐更加令人心悸，这样这群人也许就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攻击这个孤家寡人。

富歇真正的活动就从这里开始。从清晨直至深夜，他从一个议员家里溜到另一个议员家里。窃窃私语，传播谣言，说罗伯斯庇尔正在准备一份新的神秘黑名单。他向每一个人都悄声说道：“你就在那名单上。”或者：“下一拨轮到你。”果不其然，就这样，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惧渐渐在暗中传开，因为面对这样一个加图[8]，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廉洁奉公的人，只有极少数人感到良心毫无愧疚。第一个也许在处理金钱时有点过于漫不经心；第二个曾经反驳过罗伯斯庇尔；第三个和女人交往过多（这一切在这位共和派的清教徒眼里都是罪行）；第四个也许一度和丹东，或者那一百五十名遭到判决的罪犯当中的某一个有过友谊；第五个曾经收留过一个被判刑的罪犯；第六个收到过某个流亡分子的来信。简而言之，人人自危，人人都自以为有可能受到攻击，谁也不觉得自己纯洁无瑕，足以完全满足罗伯斯庇尔对市民美德提出的苛刻要求。犹如织机上的梭子，富歇一而再地从这边窜到那边，牵出新线，连成新的网眼，把越来越多的人拉进这张由怀疑和猜忌织成的蛛网。然而他进行的可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因为他织的只是一张蛛网，罗伯斯庇尔只要猛地一动，只要有人泄露一句半句，这张蛛网就会被扯得粉碎。

加图

塔利安

富歇在这场反对罗伯斯庇尔的叛乱中所扮演的神秘、绝望、危险而又诡计多端的角色，在大多数描述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那些肤浅的描述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历史的撰写几乎总是把人们看见的事实记录下来，因此史学家在描写那激动人心的最后几天的情形时，通常只描述塔利安富有戏剧性的慷慨激昂的举止，他如何在讲台上挥舞匕首，想要以此自杀，只描述巴拉斯猛然干劲迸发，如何召集部队，只描述布尔东[9]如何发表控诉的演说；简而言之，他们只描写演员，只描写热月九日上演的那出宏伟大戏里的角色，完全忽视了富歇。事实上富歇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在国民公会的舞台上参加演出。他的成绩是幕后工作，是更为艰难的、指导这场大胆、危险的戏剧的导演的工作。他决定了各场的场景，指导了演员，在人们看不见的暗处进行排练，暗中提词——暗处一向是他真正活动的场所。但是如果说日后的史学家们忽视了他的角色，那么有一个人在当时就清楚地感觉到他在暗中活动，此人便是罗伯斯庇尔，在光天化日之下罗伯斯庇尔用恰当的名字称呼富歇为“Chef de la conspiration”[10]。

罗伯斯庇尔猜疑成性、疑虑重重，他感到，有什么反对他的密谋正在暗中酝酿。各个委员会突然爆发反抗，更明显的也许是有些议员表现出来的过分客气和奴颜婢膝使他感到有人在暗中捣鬼。他知道，他们是他的敌人。罗伯斯庇尔感觉到他们暗中正策划着对他下手，他已知道策动这一打击的那只手便是“Chef de la conspiration”，于是严加提防。他小心翼翼地伸出他的触角——他自己的警察，他的私人间谍，一步步地向他报告，塔利安、富歇和其他谋叛分子的每一步，每一次会晤，每一次谈话；许多匿名信向他发出警告或者挑唆他赶快把独裁大权夺到手里，趁这些敌人还没有聚集起来，就把他们统统打倒。为了迷惑和蒙骗这些敌人，他突然换上面具，表示对政治权力无动于衷。他不再在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露面。只见他带着他那头纽芬兰种的大狗，手里拿着一本书，独自一人，紧闭着嘴，在大街上溜达，或在附近的森林里漫步。似乎只是忙着研究他心爱的哲学家的著作，对于权力漫不经心。可是等他晚上回到房里，他就一连几个小时反复推敲他的重要演讲。他没完没了地修改加工，手稿上写满了无数的删改和补充，因为他打算用这篇举足轻重的宏伟演说把他所有的敌人一举摧毁，这篇演说必须出其不意地亮出来，无比锋利，犹如一柄利斧，慷慨激昂充满雄辩的伟力，才智巧思使之光彩夺目，震怒仇恨使之精雕细琢。他要趁他们还没能聚集起来、互相通气时，便挥动这把武器突然出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殚精竭虑地磨利它的锋刃，浇上致命的毒汁。漫长珍贵的时日就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中消逝。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可以再浪费，特务关于秘密集合的报告越来越急。热月五日富歇的一封写给妹妹的信落到罗伯斯庇尔手里，信中有句话神秘莫测：“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污蔑，我一点也不害怕，……在短时间内你就会听到这件事情的结局，我希望这事会对共和国有利。”这么说短时间内就要发难，罗伯斯庇尔得到了警告。他把他的朋友圣茹斯特找来，和他一起在圣奥诺雷大街他窄小的阁楼里密谈。发起进攻的日子和方法决定了。罗伯斯庇尔要在热月八日以他的演说向国民公会发起突然袭击，使之完全瘫痪。然后圣茹斯特便在热月九日在公安委员会要求把罗伯斯庇尔的敌人，那些桀骜不驯的分子全部处以死刑，尤其处死那个约瑟夫·富歇。

空气紧张得已经叫人无法忍受，谋叛分子也感觉到隐藏在云层中的闪电。但是他们还一直延宕着，迟迟不向法兰西的这个最强有力的人发起攻击。他把所有的权力都攒在自己手里，控制着巴黎市政、军队、雅各宾党人、民众，还拥有名誉以及一个无懈可击的名声所具有的威力。他们心里似乎还一直没底，要在公开的战斗中袭击一位革命的巨人，似乎人数还不够众多，意志还不够坚定。有些人已经小心翼翼地在转变风向，话题转到撤退与和解。辛辛苦苦黏合起来的叛乱，眼看就会分崩离析。

在这一瞬间，命运远比一切诗人更有天才，它在摇摆不定的天平上放了一枚举足轻重的砝码。恰好是富歇被命运挑选来点燃这地雷的引线。在这些日子里，这位被群犬狂追、时刻受利斧的霹雳所威胁的人，除了在政治上蒙受不幸之外，在个人生活中最后又添加了极端严酷的不幸。这个怪人在公众场合强硬，冷酷，善搞阴谋，不苟言笑，可在家里却是个百般体贴的丈夫，温柔多情的父亲。他激情满怀地爱着他那丑得吓人的妻子，尤其喜欢他的女儿，这个小女孩是他当总督的日子里出生的，是他亲自在内韦尔的广场上为她施行法礼取名“涅夫勒”。这个身材娇小、脸色苍白的女孩，他的心肝宝贝，在热月的这些日子里，突然患了重病，在他为自己的生死担忧之时，又加上对他女儿生命的忧虑。这是残酷已极的考验，他知道他心爱的女儿，这个身体虚弱、患有肺病的孩子在他妻子身边奄奄一息行将死去，而他自己为罗伯斯庇尔所追逼，晚上不得守在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孩子床前，必须躲在陌生人的住宅里或阁楼里。他现在非但不能关心她，看着她慢慢咽气，还不得不心急火燎地从一个议员这里跑到另一个议员那里，连哄带骗乞求哀告，保住他自己的生命。这个不幸的家伙，神志昏乱，心碎肠断，在烈日如焚的七月天（多年未遇最为炎热的天气）不知疲劳地在政治舞台的幕后来回奔跑，在爱女患病死去之时不得亲自在场。

塔利安

热月五日或者六日这个考验终于结束，富歇陪送一口小棺材出城前往公墓：孩子死了。经受了这样的考验，人会变得心肠冷酷。面对孩子的死亡，他自己不再怕死。一种新的勇气，绝望的勇气，锻炼了他的意志。现在谋叛者还一直在犹豫不决，还一直想把这场斗争一拖再拖，而他，富歇，这时在这世上除了这条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他终于开口说出了那句决定性的话：“明天必须出击。”此时是热月七日。

热月八日的黎明来临——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日子。一清早晴空万里，七月的骄阳烧烤着这座浑然不觉的城市，只有在国民公会里一大早便笼罩着一股稀奇古怪的紧张气氛。议员们在角落里扎堆站着；从来没有看见过在走廊里和看台上有这么多陌生人和好奇之徒。秘密和紧张犹如无头幽灵在大厅里游荡，因为谁也无法解释，谣言却已传开，说今天罗伯斯庇尔将和他的敌人清算。也许有人偷听了圣茹斯特，窥见他晚上离开那紧闭的房间回来，在国民公会里大家对这种秘密商谈的效果都非常清楚。还是说罗伯斯庇尔那方面，已经获得了他的敌人的作战计划？

一切谋叛分子，一切身感威胁的人，都心惊胆战地打量着他们同事们的脸色：莫非他们当中有人已经泄露了这个危险的秘密？谁泄露的？罗伯斯庇尔是不是会抢在他们前头？还是说，趁他还没讲话，他们就能把他压垮？这多数人组成的心中无数、胆小怕事的群体——这片“marals”[11]究竟会抛弃他们抑或保护他们？人人都摇摆不定，人人都哆嗦不已。犹如城市上空铅灰色天空的浓重郁闷，心灵的忐忑不安以逼人之势压着大会。

果不其然——会议刚刚开始，罗伯斯庇尔便要求发言，就像参加那次颂扬最高精神[12]的庆典那样，他打扮得庄严肃穆，身穿一件业已载入史册的天蓝色的服装，配着白色丝袜，步履缓慢，故作庄重地走上讲台。只是这一次和上次不同，手里没有擎着火把，而是像古罗马高级行政长官手握斧柄似的，手里握着厚厚的一个纸卷——他的演说词。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名字若写在这封得严严的几页纸里，就意味着大祸临头，因此议员席上的闲聊和喧响都戛然而止，议员们从公园里、看台上急急忙忙地拥来，在自己的座位上入座。每个人都胆战心惊地端详着这张过于熟悉的狭长面孔上的表情，但是现在罗伯斯庇尔一脸寒霜毫无表情，任何好奇的人都无法看透。他在讲台上慢慢地打开他的演说稿。在他凭着自己的近视眼开始念稿之前，为了增强紧张气氛，他抬起目光，把整个仿佛已经麻醉的国民公会从右到左，从左到右，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缓缓地，冷冷地，以逼人之势扫了一遍。会场上坐着他的少数朋友，许许多多态度暧昧分子和一心盼他完蛋的一小撮怯懦的叛乱分子。他和他们目光对视，只有一个人他没有看见。在这决定性的时刻，他的敌人中只有一人缺席：那就是约瑟夫·富歇。

但是说来奇怪，在辩论中只有这缺席者的名字，只有约瑟夫·富歇的名字被人提及，恰好在他的名字上点燃了这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最后斗争。

罗伯斯庇尔讲得时间很长，离题万里，令人困倦。按照他的老习惯，他总是不点名地让刑斧在人们头上盘旋。他谈到种种叛乱，许多密谋，谈到丧失尊严的人们和罪犯，谈到叛徒和阴谋诡计，但是他没有点名。他只要求把大会催眠就已足够，明天将由圣茹斯特向已经瘫痪的牺牲品发出致命的一击，他让他那模棱两可、空话连篇的演讲无的放矢地拖了三小时之久。等他终于讲完，大会的代表与其说是吓得够呛，毋宁说是筋疲力尽。

起先全场毫无动静。大家全都心里没底。谁也说不准，这沉默究竟是确认失败还是肯定胜利，只有辩论才见分晓。

他的一个追随者提出要求，国民公会应该作出决议，刊印罗伯斯庇尔的这篇演说，以此表示认可。没有人提出异议。大多数代表赞同这项提议，他们胆怯成性，奴气十足，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如释重负，因为罗伯斯庇尔今天不再向他们提出更多要求，不再要求新的脑袋，逮捕新的罪犯，不再要求他们做出新的自我限制。在最后的瞬间，谋叛分子中的一员——他的名字应该载入史册——布尔东·德·卢瓦斯挺身而出，发言反对刊印。这一个人的声音激起了其他所有人的声音。怯懦渐渐聚合起来，凝成一股绝望拼命的勇气；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发言，指责罗伯斯庇尔，说他的解释和威胁过于含糊不清，他应该说说清楚，他指控的究竟是谁。不到十五分钟，场面完全改观，罗伯斯庇尔这个进攻者，被逼进行辩护，非但没有强化他的演讲，反而把它削弱。他解释道，他谁也没有指控，谁也没有怪罪。

此时此刻突然响起一个刺耳的声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议员的声音，他冲着罗伯斯庇尔叫道：“那么富歇呢？”——“富歇？”点到这个名字了，这是曾经有一次被他斥为叛党首领、革命叛徒的人的名字。现在罗伯斯庇尔完全可以出击，并且必须出击。但是奇怪，说不出的奇怪，罗伯斯庇尔却缩了回去：“我现在不想谈他，我只想尽我的责任。”

罗伯斯庇尔这样避而不答，是他带到坟墓里去的秘密之一。他明明感到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什么要对他最凶狠的敌人手下留情？为什么他不一举把富歇击倒在地？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富歇一人缺席，他为什么不向这缺席的人发起进攻？他为什么不进攻富歇以解除其他所有人的负担？其他的人心惊胆战，为了拯救自己，无疑会放弃富歇。圣茹斯特声称，在当天晚上富歇曾又一次试图接近罗伯斯庇尔。这是虚晃一枪，还是真心实意？好几个证人都说，这几天曾经看见富歇和他过去的未婚妻夏洛特·罗伯斯庇尔坐在一条长凳上。难道他的确试图再一次说服这个韶华不再的老姑娘，到她哥哥那儿去为他说情？这个走投无路的家伙，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的确打算出卖其他叛乱分子？还是说，为了稳住罗伯斯庇尔，掩护这次叛乱，他打算假装悔改，表示忠诚？这个登峰造极的两面派曾经千百次地玩牌作弊，莫非这次又故技重施？廉洁奉公的罗伯斯庇尔自己同样受到威胁，他在那个时候准备对他深恶痛绝的敌人高抬贵手，只是为了保住自己？这样避而不对富歇提出控告，究竟表示暗中已有勾结，还是仅仅是个遁词？谁也不知答案。经过那么多年，时至今日，还一直有一道秘密的阴影笼罩在罗伯斯庇尔身上，历史永远也无法完全猜透这个城府极深的人，谁也不会知道他最后的思想：他确实想为自己夺取独裁大权，抑或想为大众夺得共和国，他究竟是想拯救革命，抑或像拿破仑似的当革命的继承人。谁也不知道他最隐秘的思想，从热月八日到九日，他最后一夜的思想。

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夜，在这一夜将有个了断。郁闷的七月之夜令人窒息，在月光下，断头机闪闪发光，鬼气森森。它那冰冷的锋刃明天究竟要砍向塔利安、巴拉斯和富歇三人的颈脖，还是砍向罗伯斯庇尔？六百名议员，这天夜里没人睡觉，两派都在准备决战。罗伯斯庇尔离开国民公会，冲到雅各宾党人那里去；在闪烁不定的烛光里激动得浑身哆嗦，他向雅各宾党人宣读了被议员们退回的那份演讲。真是荒谬绝伦，人们再一次向他欢呼喝彩，这是最后一次，可是他充满了痛苦的预感，并没有因为这三千人聚集在他的身边狂呼大叫而忽视现实，他把这篇演讲称作他的遗嘱。这时他的掌玺大臣圣茹斯特在公安委员会拼命奋战，抗击科洛、卡诺和其他谋叛分子，直到破晓时分。与此同时，在国民公会的走廊里已经织好了明天套住罗伯斯庇尔的一张罗网。就像织机上的梭子，网线从左翼穿到右翼，从山岳派穿到老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地穿来穿去，直到黎明时分终于定下了坚实的牢不可破的协定。这天夜里，富歇又突然出现，因为深更半夜他才得其所哉，玩弄阴谋诡计他得心应手。他那张铅灰色的脸，由于恐惧白如石灰，在这些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出没，阴森森地飘忽不定。他时而耳语，时而谄媚，时而允诺，时而吓唬，时而恐吓，时而威胁，一个接着一个，协定没有签成，他绝不歇息。到凌晨两点，所有的反对派终于达成一致：干掉这个共同的敌人罗伯斯庇尔。到这时，富歇终于可以躺下休息了。

热月九日的那次会议，约瑟夫·富歇也没有参加，但是他可以休息，可以缺席，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罗网已经织好，大多数人已经决心不再让这个过于强大、过于危险的人活着脱身。罗伯斯庇尔的侍从圣茹斯特刚开始发表他预先准备好的那篇攻击谋叛分子的演说，塔利安立即打断他的发言，他们昨天已经约定，不让这两个能言善辩的人，无论是圣茹斯特还是罗伯斯庇尔有机会讲话。这两个人必须还没开口还没来得及控告就被扼死。所以现在，在那驯顺的大会主席巧妙的安排之下，谋叛分子一个接一个地冲上讲台。罗伯斯庇尔刚想自我辩护，大家就狂呼乱叫，硬把他的嗓音压了下去——六百个忐忑不安的灵魂硬压下去的怯懦，一连几周、几个月以来积攒起来的仇恨和嫉妒，现在一股脑儿地都向这个人抛了过去。他们大家若分散开来，则人人在他面前都颤抖不已。到晚上六点，大局已定，罗伯斯庇尔受到公开谴责，被押进监狱。那些真正的革命者认为他是坚定不移、激情满怀的共和国的灵魂，对他赞赏不已，这些朋友把他救出监狱，送进市政厅。可是徒劳。夜里，国民公会的部队袭击了这座革命的堡垒。清晨两点，也就是富歇和他同党签订消灭罗伯斯庇尔的协议之后二十四小时，富歇的敌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昨天还是法兰西最有权力的人，如今下巴已被打烂，满身鲜血地横躺在国民公会前厅的两张软椅上。这头巨大的野兽已被捕获，富歇已经得救。第二天下午囚车格格直响，开赴刑场。——恐怖已经结束，但是烈焰似的革命精神也就此熄灭，英雄时代就此告终。现在是继承人、幸运儿、获利者、猎取者、两面派、将军们和财主们的时刻，新的帮会的时刻已经来临。人们认为，约瑟夫·富歇的时刻现在也已来临。

囚车载着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伙穿过圣奥诺雷大街，沿着路易十六、丹东、德穆兰和其他无数受害者走过的那条悲惨的道路，缓缓地驶向断头台，欢欣鼓舞、好奇心切的民众欢呼着挤向囚车。行刑又一次成为民众的节日，屋顶上飘舞着大大小小的旗帜，从所有的窗户里都传出阵阵欢呼，欢乐的浪潮席卷整个巴黎。当罗伯斯庇尔的首级滚进篮子时，巨大的广场响起一片雷鸣般的如醉如狂的欢呼声。谋叛分子惊讶不已，昨天，巴黎，乃至整个法兰西还把此人奉若神明，为什么今天民众这样热狂地为他被处死而欢呼雀跃？一群狂热的民众在国民公会门口向塔利安和巴拉斯热情欢呼，把他们视为翦除暴君的豪杰，反对恐怖的英雄，赞美之声不绝于耳，谋叛分子更加惊讶不已。他们之所以惊讶，因为他们消灭了这个优越分子，只不过是想干掉一个处处作梗、一本正经，对他们吹毛求疵、百般挑剔的家伙，仅此而已，但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想过要让断头机闲置生锈，终止恐怖行径。现在他们看到，集体屠杀如此不得人心，他们若把私人报仇事后归之为人道的动机，会使自己大得人心，便迅速决定充分利用这个误会。从此以后他们将要声称，革命的全部暴力行为全都是罗伯斯庇尔的罪过（因为死人无法在坟坑里做出回答），而他们则一向是温和的使徒，反对一切严酷行径和过火行为。

热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不是因为罗伯斯庇尔被处以死刑，而是因为他的继任采取这种怯懦虚伪的态度。因为直到这天为止，革命无论采取任何行动，全都理直气壮，同时也心安理得地承担一切责任，——从这天起，它胆小怕事地承认，也做过不公正的事情，它的领袖们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任何一种精神信仰，任何一种世界观，只要否认自己绝对有理，否认自己绝不错误，便已经丧失了最内在的力量。可悲的胜利者塔利安和巴拉斯把他们伟大的先驱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斥为杀人凶手，看成两具腐尸，胆战心惊地坐到右派座位上去，凑到温和派身边，投向共和国暗藏的敌人，这一来他们不仅背叛了历史，背叛了革命的精神，也背叛了他们自己。

热月九日，罗伯斯庇尔满身鲜血地横躺在国民公会

圣茹斯特

罗伯斯庇尔在断头台上

每个人都希望富歇这位主要的谋叛者，罗伯斯庇尔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会待在他们身边。他受到的威胁最为严重，这位“Chef de la conspiration”也完全有权利要求在分配战利品时分得一大杯羹。但奇怪的是，富歇并不和别人一起坐到右派的板凳上，他还是坐他旧日在“山岳”上的座位，和激进分子坐在一起，保持沉默。他第一次（令人十分惊讶地）没有投向多数。

当时和日后都有些人问道：为什么富歇的行为这样别出心裁？回答非常简单，因为他比别人聪明，考虑问题更有远见，因为他的优越的政治家的理解力比塔利安和巴拉斯这两个无用的人更加深刻地统览了事实的现状，这两个人只是因为碰到危险，才迸发出短暂的能量。而富歇这位前任的物理教师，熟悉动力的规律，知道一个波浪不可能在空中静止不动。它必然会向前或向后涌动。倘若现在开始后退，开始出现一种反动，它绝对和先前的革命一样，不会就此停顿，它会和革命一样，一直奔向尽头，直到极限，直到暴力阶段。那时，这匆忙组成的联盟必然会四分五裂。倘若反动获胜，那么所有的革命先驱全都完蛋。因为随着新的思想出现，衡量昨天行动的标准也会非常危险地发生转变。昨天被公认为共和主义者的责任和美德的东西——譬如一举枪决六百人和公然掠夺教堂，那时就必然会被视为罪行。昨天的原告将成为明天的被告。富歇这个犯有累累罪行的人，不愿犯其他热月分子（那些除掉罗伯斯庇尔的人这样自称）所犯的巨大错误，战战兢兢地紧紧抱住反动车轮。——他知道，这无济于事：反动一旦滚动起来，就把一切都席卷而去。只是由于聪明和谨慎他才忠于左派，忠于激进分子，因为他感到，不久最大胆无畏的人就会有杀身之祸。

富歇想得不错。为了取悦民众，为了强调一种从未存在的人道精神，热月分子便牺牲掉那些最果断的外省总督，他们把卡里埃处以死刑，此人把六千人淹死在卢瓦尔河里，还处死了阿拉斯的护民官约瑟夫·勒朋[13]以及福基耶坦维尔[14]。为了讨好右派，他们把被逐走的七十三名吉伦特派的党员召回。这样加强了反动势力之后，他们自己也就有赖于反动派。等他们发现这点，已经为时太晚。他们现在不得不驯服地控告那些帮助他们反对罗伯斯庇尔的人比约-瓦雷纳[15]和富歇当年在里昂的同僚科洛·德布瓦。反动势力越来越威胁富歇的生命。这一次富歇还能脱险，他胆怯地矢口否认一切在里昂参与的罪行（尽管每份公文他都是和科洛一同签署的），他同样诳称，由于他过于温和仁慈，所以受到专制魔王罗伯斯庇尔的迫害。这个狡猾透顶的家伙的确骗过了国民公会一时。他得以安全无恙地待在他的座位上，而科洛则被送到“不流血的断头台”上去，这就是流放到西印度热病流行的群岛，不出几个月就在那里一命呜呼。但是富歇聪明绝顶，扛过了这第一阵，并没有就此感到安全；他知道政治激情极端无情，若不把反动的牙齿打掉，它会和革命一样，噬人不知餍足；若不把最后一个雅各宾党人送上法庭，把共和国摧毁，它的复仇欲望是不会停止的。所以富歇看见革命只有一个救星，他的血腥罪行使他和革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就是重新革命。他看见自己也只有一个救星：那就是政府培台。于是恰好和六个月前一样，众人当中最受威胁的人为了拯救自己的性命又单枪匹马面对优势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

每次只要事关权力和他的性命，富歇总迸发出令人惊讶的力量。他发现通过合法的途径已经不再能够阻止国民公会迫害往日的恐怖分子，于是除了在革命中采用屡试不爽的恐怖方法之外，别无他法。先前在判处吉伦特派人和国王死刑时，人们就以动员街上民众对抗议会的方法来吓唬那些胆小怕事、谨慎小心的议员们（其中包括当时还是保守分子的约瑟夫·富歇）。人们当时从郊区搬来工人大军，拥有无产阶级的伟力，怀着不可抗拒的干劲儿，并且在市政厅上挂起了造反的红旗。为什么不再一次把这支革命的老卫队，这些巴士底狱攻克者，参加八月十日事件的壮士，投向那变得胆小怯懦的国民公会，用他们的拳砸烂那股优势的力量？只有对造反、对无产阶级愤怒的强烈恐惧，才能吓唬热月分子——于是富歇决定煽动巴黎广大的民众，把他们投向他的敌人，他的控告者。

当然，富歇极端谨慎，他不会亲自前往郊区，去发表火热的革命演讲，或者像马拉那样，冒着生命的危险，把鼓动性强的小册子扔到民众中去。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他乐于不承担责任，他的看家本领不是大声疾呼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而是悄声耳语，躲在别人身后，暗中施加影响。这一次他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此人大胆、果断地挺身而出，用他的身影掩护富歇。

巴黎当时有一个秉性诚实、满腔热情的共和党人，备受摒弃和镇压，他名叫弗朗索瓦·巴贝夫，自称格拉库斯·巴贝夫[16]。他激情如潮，但是头脑平庸，是个来自底层的无产者，当过土地丈量员和印刷工人，只有一些质朴的思想，可是他以满腔刚烈的激情哺育这些思想，并且把它们放在真正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烈焰之上加以冶炼。市民共和主义者，甚至罗伯斯庇尔都小心翼翼地把马拉关于平均财产的社会主义的，有时甚至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搁置一边；他们宁可大谈特谈自由、博爱，但很少谈及金钱和财产方面的平等。巴贝夫则拾起马拉的那些已经濒于破灭的希望，加以阐发使之重获生机，把它们像个火炬似的带到巴黎的无产者聚居的地区。这个火焰会突然之间高高蹿起，几小时之内席卷整个巴黎，吞噬全国，因为百姓渐渐悟到热月分子为了一己的私利，背叛了他们的革命，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在富歇就站在这个格拉库斯·巴贝夫的身后。他在公开场合并不让人看到他和巴贝夫携手并肩，可是暗地里，他悄悄地怂恿巴贝夫去煽动民众。他说服巴贝夫去撰写一些挑动性的小册子，并亲自为他修改校样。因为他心想，只有当工人浩浩荡荡地开过来，郊区民众拿着长矛铜鼓蜂拥而来，这个怯懦的国民公会才会恢复理智。只有通过恐怖、恐惧和吓唬，共和国才能得救。只有拼命往左边一晃，这危险的倒向右边的倾向才能得到平衡。为了进行这个放肆大胆、确有生命危险的冲击，这位正派纯洁、轻信正直的巴贝夫可以作为他绝妙的先锋：巴贝夫宽阔的无产者的脊背后面，正好可以藏身。而巴贝夫呢，他高傲地自称为格拉库斯，自称为人民的护民官，如今有著名的议员富歇来为他出谋划策，深感荣幸。他心想，这里还有最后一个绝妙的共和党人，一个继续坐在山岳派席位上的议员，和那些“Jeimesse doree”[17]、军队供应商们不相为伍，他心甘情愿地让富歇为他参谋，由这只机灵的手在背上一推，他便冲了出去，反对塔利安，反对热月分子和政府。

但是只有他，这个心地善良、考虑问题直来直去的巴贝夫才会被富歇蒙骗。政府不久就认出那只举起枪来装上子弹瞄准政府的究竟是谁的手。塔利安在公开的会议上控告富歇是巴贝夫的后台老板。富歇一如既往，死不承认他的同党（就像不承认雅各宾党人中的肖梅特，里昂的科洛一样）——不，他和巴贝夫并无深交，他批判巴贝夫的过火行动，简而言之，富歇以最快的速度撤退。反击又命中他前面的那个人，不久巴贝夫被捕，在一座兵营里被枪决（永远是别人为富歇的言论和政策付出血的代价）。

富歇这次对政府的反击遭到失败，除了又引人注目之外，并未达到任何目的，这可不妙。因为人们现在又重新回忆起里昂，回忆起勃罗多地方浸透了鲜血的田野，反动势力一而再地加倍使劲从富歇统治过的外省各地召来控告者。他刚刚使了大劲摆脱掉里昂的指控，内韦尔和克拉姆西的指控又接踵而至。在国民公会的席前，控告约瑟夫·富歇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指控声音，越来越响亮，人声越来越嘈杂。他为自己进行了机敏的辩护，坚定有力，不无成功；甚至他的敌人塔利安也努力为他开脱，因为看到反动势力日益强大，塔利安自己也不寒而栗。他开始想到自己的脑袋。但是已经为时过晚，一七九五年热月二十二日，罗伯斯庇尔案件发生之后一年零十二天，经过漫长的辩论对约瑟夫·富歇提出控告，罪名是他的恐怖行为。热月二十三日，决定逮捕富歇。就像丹东的阴影扑向罗伯斯庇尔，现在罗伯斯庇尔的阴影也向富歇扑了过去。

弗朗索瓦·巴贝夫

但是现在——这位聪明的政治家计算得非常正确——是共和国第四年的热月，不再是第三年的热月。在一七九三年控告就意味着下逮捕令，逮捕就意味着处死：晚上押进龚西埃杰里监狱，第二天受到审讯，下午就坐上刑车，开赴刑场。可是在一七九四年已经不再是那位“廉洁奉公者”[18]的钢铁手腕在控制法庭，法律已经松弛许多，谁若灵活，可以大钻空子。富歇经常处于危机四伏的险境，他若不能穿过这样可紧可松的法网，也就不成其为富歇。他使足诡计，大走后门，使得自己不但不是立即被捕，而且还有时间做出回答，自我辩护，而在当时，时间便是一切。只要躲进暗处，就会被人忘记，只要在别人大喊大叫时悄不作声，就会被人忽视！西哀士在整个恐怖年代坐在国民公会里，绝不开口说话。后来人家问他，在这整个时期内他干了些什么，他做出的天才回答乃是：“J'ai vecu[19]。依照西哀士的这道著名的药方，富歇现在就像有些动物那样装死，为了不致被人杀死。只要现在这短暂的过渡时期能救得一命，他就得救了。因为善观风向的富歇已经感到，国民公会的辉煌和力量只能再持续几个礼拜，几个月。

就这样，约瑟夫·富歇救得一命，这在那个年代可是很大的收获。当然，他只救了自己的一条命，并没有挽救他的名声，他的地位，因为人家不再选他为新一届国民公会的议员。他白白地做出了惊人的努力，浪费了巨大的热情和用尽心计。他胆大包天，无耻背叛，仅仅保住自己一命。他不再是人民代表，南特的约瑟夫·富歇，不再是奥拉托利会学校的教师，他仅仅是一个被人遗忘、受人轻视的人，没有官衔，没有财产，无足轻重，一个可怜的影子，只有黑暗庇护。

三年之间，在法兰西没有一个人再提起他的名字。

[1] 弗朗索瓦·沙博（1756—1794），法国革命家，原为修士，国民公会议员，以残忍著称，与丹东等人同时被杀。

[2] 法布尔·德埃格朗蒂纳（1755—1794），法国革命家，原为喜剧作家，与丹东同时被处死。

[3] 荷马史诗中的独眼巨人，奥德修斯从特洛伊返航途中，陷入其洞穴之中，十二个同行者六人为其吞噬。奥德修斯把他灌醉，刺瞎其独眼，得以逃脱。

[4] 基罗拉摩·萨沃那罗拉（1452—1498），意大利神父，他主张以严厉的手段对付教皇宫廷里的道德沦丧，因而与教皇发生矛盾，被捕后遭放逐。

[5] 让·巴蒂斯特·约瑟夫·维亚尔 · 德·格雷古（1683—1743），法国诗人，原想当神父，后为法学家。他的诗歌轻松佻达，格式随意。

[6] 新教（耶稣教）和旧教（天主教）都是基督教，但新教不供奉圣母像和圣人像，而旧教则崇拜圣像，供奉圣像，这里指的便是旧教天主教。

[7] 让·朗贝尔·塔利安（1767—1820），法国革命家，在推倒罗伯斯庇尔的活动中起重要作用。

[8] 加图（前234—前149），古罗马政治家，奉行严格的道德律令，整治风化。

[9] 即布尔东·德·卢瓦斯，罗伯斯庇尔的控告者。

[10] 法文：阴谋叛乱的首领。

[11] 法文：沼泽。

[12] 罗伯斯庇尔反对天主教，反对信仰天主，他主张崇敬“最高精神”，曾为此举行过类似礼拜的庆典。

[13] 约瑟夫·勒朋（1765—1795），原为神父，后任阿拉斯市长、国民公会议员，革命政府派到外省的特派员，由于执行恐怖统治受到控告，被处死刑。

[14] 安托万·康坦·福基耶-坦维尔（1747—1795），路易十六时期任警察局的密探，后为革命法庭的陪审团主席，一七九三年起被罗伯斯庇尔任命为官方控告者，追随罗氏，罗氏死后企图投靠胜利者，未能成功，于一七九四年被捕，翌年死于断头机下。

[15] 雅克·尼古拉·比约-瓦雷纳（1756—1819），法国革命家，与科洛·德布瓦同时被流放，后逃到海地，贫困而死。

[16] 弗朗索瓦·巴贝夫（1760—1797），后改名为格拉库斯（又译革拉古），为著名的早期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格拉库斯为公元前二世纪古罗马著名护民官蒂伯里乌斯·山帕累尼乌斯和戛优斯·山帕累尼乌斯兄弟的别名。巴贝夫以此作为自己的名字，表示对古代护民官的仰慕。

[17] 法文：金色青年。

[18] 指罗伯斯庇尔。

[19] 法文：我一直活着。

四 督政府和执政府的部长

一七九九年至一八○二年

曾经有人写过赞扬流亡的颂歌吗？流亡具有创造命运的威力，使人落难时精神振奋，能在孤独的残酷压力下把心灵深受震撼的力量重新积聚起来，加以整顿。艺术家只是抱怨流亡，说它是股破坏力量，显然影响人们青云直上，是毫无用处的间歇，是极端残忍的中断。但是大自然的节奏，需要这种强暴的间歇。因为只有认识了深渊幽谷，才算了解整个的生活，只有挫折才给人以充分进取的力量。创造性的天才尤其需要这种暂时强加的孤独，才能从绝望的深渊，从遭到摈弃的远方衡量他真正使命的视野和高度。人类最为意义深远的信息都来自流亡地，那些伟大宗教的创始人摩西、基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他们大家都必须先经历荒漠的沉寂，不和人们聚在一起，才能说出那句至理名言的话。弥尔顿的失明，贝多芬的失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囚室，塞万提斯的监牢，路德在瓦尔德堡的囚禁，但丁的流亡，尼采的自我放逐在恩加丁的冰冻地区。这一切都违拗常人清醒的意志，是天才暗自发出的要求。但是即使在低下的、在更加世俗的政界，暂时置身局外，也会赋予政治家以新鲜的眼光，在政治势力的斗争中更好地统观全局，权衡利弊，因此在宦海浮沉之际，再也没有比暂时受阻更为幸运的事了。因为一个人倘若总是高高在上地向下观望，从帝王宝座的天际云层，从象牙宝塔和显赫权势的巍巍高处，向下俯视，只看见奴颜婢膝之辈的谄笑和他们危险的甘心效劳的媚态：谁若自己把尺度握在手里，就会忘记自己真正的分量。对于艺术家、统帅和当权者来说，最最有害的，莫过于不断成功，心想事成；只有遭到失败，艺术家才学到他和作品的真正关系；只有兵败失利，统帅才认识自己的错误；只有失宠失意，政治家才真正认清政治上的全局。不断增长财富使人萎靡，不断获得掌声使人麻木；只有停顿中断才能赋予疲弱的节奏以崭新的活力和强劲的弹性。只有不幸给人以洞察世界现实的深邃眼光和远见卓识。每次流放都是严酷的教训，但既是教训，也是学习，它使性格软弱的人重新意志坚定，使优柔寡断的人痛下决心，使性格坚强的人更加坚强。流亡对于真正的强者绝不意味着力量的削弱，而只是力量的增强。

约瑟夫·富歇的流亡延续了三年多的时间，他遭到放逐的那座偏僻荒凉的孤岛叫作：贫穷。昨天还是总督，是决定革命前途的人当中的一员，如今从权力的顶峰跌进深沉的黑暗，污秽的泥沼，再也不见踪影。当时惟一见到过他的人是巴拉斯，他给我们提供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图画，描绘富歇和他相貌丑陋的妻子，带着两个瘦小病弱的红发孩子——两个奇丑无比的白化病患者，居住的那间寒碜的阁楼，那个紧挨在天宇底下的洞穴。五层楼上，在一个肮脏的、发霉的、被太阳烧烤着的房间里，躲着这个下台落难的政客。当年好几万人听见他说的话索索发抖，几年后，他又将作为奥特朗特公爵掌握着欧洲的命运，可是现在他不知道，明天拿什么钱去给孩子买牛奶，去支付数额小得可怜的房租，同时还需要保护自己卑微的生命，不受那些看不见的、无法计算的敌人，那些里昂的复仇者们的暗算。

谁也说不清楚，即使他最忠实最仔细的传记作者马德兰也无法给详尽的材料，说明约瑟夫·富歇在他落魄的年月里是靠什么苟延残喘的。他不再领取议员的薪水，他家的财产在圣多明各起义时已丧失殆尽，谁也不敢雇佣或者使用这位“里昂的刽子手”，所有的朋友都已弃他而去，人人都避免和他接触。据说他干过最为稀奇古怪、不可告人的行当——的确，这可并非海外奇谈：日后的奥特朗特公爵当时曾经喂过猪，但是不久他就选择了一个更加龌龊的行当，那就是给巴拉斯当了一名密探。在新上台的当权派当中只有巴拉斯还一直接待这个落魄的人，对他表示奇特的同情心，还接待他，当然不是在部里的会客室接待他，而是在某个阴暗的角落，在那里，巴拉斯有时扔一份小小的肮脏的差使给这个不知疲倦的乞丐去办，军用物资的走私啦，一次视察啦，总有那么一笔小小的收益，可以让这个讨厌的家伙好赖维持两个礼拜。但是在进行这多方面的试验过程中，富歇显露出了他真正的天才。当时巴拉斯已经有各式各样的政治计划，他对他的同僚们充满怀疑，为此完全可以使用一个私人密探，一个地下通风报信、传递小报告的人；不属于官方的警察，而是一种私人侦探。富歇极其适合担任这个角色。他到处留神，多方打听，爬上后楼的楼梯，潜入别人屋里，拼命从所有的熟人嘴里骗出当天传开的闲言碎语，把这些舆论中肮脏的唾余废话悄悄地弄来告诉巴拉斯。巴拉斯变得野心越大，就越发贪婪地想发动一场政变，这就越发需要富歇。在现在统治法兰西的五人组成的督政府里，那两个正人君子，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正直的那个卡诺早已使他感到碍手碍脚。他一心只想摆脱他们。谁若策划政变，煽动暴乱，就特别需要有些东跑西颠的走卒，有些什么事都干的家伙，意大利人称之为恶棍（Bravos）和无赖（Bulos），他们一方面没有人格，可是另一方面虽说没有人格，却又可靠。在这点上谁也不比富歇更为合适。流亡成为他飞黄腾达的学校，而在这个学校里，他发挥了日后成为警务部部长的才能。

在人生的寒霜冰冻之中，在贫穷的暗无天日之中度过了漫漫长夜，富歇终于感觉到拂晓的清风。国内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主人，一股新的势力正在崛起，富歇决定为这新的主子效劳。这股新的势力便是金钱。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党刚躺在断头台坚硬的木板上，这万能的金钱就已复活，它又拥有万千个佞臣和奴仆。豪华马车套着刷洗干净配上簇新笼头的骏马，又在大街上疾驰，车里坐着令人陶醉的半裸美女，身穿贵重的薄绸轻纱宛如希腊女神，金色青年身穿白色紧身绸裤，黄色褐色红色的燕尾服，戴着戒指的手握着时髦的带金把的马鞭，他们也很乐于用这鞭子抽打当年的恐怖分子。香水店和珠宝店里生意兴隆，五六百家，上千家舞厅、咖啡馆突然涌现，他们盖起了别墅，购买了房屋，出入剧院，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买进卖出，在王宫锦缎窗帘后面，人们豪赌一气输赢成千上万，金钱又现出真身，独断专横，恣意放肆，狂妄大胆。

但是在一七九一年至一七九五年期间，金钱呆在法兰西的什么地方呢？它一直存在，只不过隐而不露。就像在一九一九年德国和奥地利共产党人恐怖期间，有钱人突然纷纷装死，身穿破衣烂衫，怨天哭穷。因为在罗伯斯庇尔统治下，谁若允许自己稍涉奢侈，谁哪怕只是接近奢侈，就被视为“为富不仁”（借用富歇的说法），视为形迹可疑，谁若算是富人，心里就不自在。谢天谢地，现在赶上了大好时光（时逢乱世历来如此），可以发财致富。因为财产在重新转让，庄园纷纷出售，人们从中赚钱。流亡者的财产拿来拍卖，人们从中赚钱。犯人的财产没收充公，人们从中赚钱。纸币日益贬值，人们从中赚钱。通货膨胀的热病袭击全国，人们从中赚钱。只要手脚麻利，放肆大胆，政府里有人，干什么都能赚钱。但是有一个财源滚滚涌流，顺利通畅，什么也无法和它相比，这便是战争。早在一七九一年，战争初现端倪之时，就有少数个别人（恰好像在一九一四年一样）发现，在这吞噬众人、破坏价值的战争上面也能赚钱获利，但是当时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这两个廉洁奉公的人残暴地扑了上去，咬住那些accapareurs[1]的脖子。谢天谢地，这两个卡图给干掉了，断头机搁在仓库里生了锈。在这之后，诈骗犯和部队供应商就感到黄金时代业已到来，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向部队提供劣质皮鞋，获得大笔钱财，预支款项和部队征用单把口袋塞得鼓鼓囊囊，当然，其前提是事先得到向部队提供货物的份额。因此这些暧昧的买卖，总需要有个恰当的中介人，一个信誉良好而又言听计从的人去打先锋，从内部打开棚门，把投机商们引到装满国家和战争提供的饲料的马槽跟前。

干这种肮脏的买卖，如今的约瑟夫·富歇可是个理想的人选。穷困落魄已经把他的共和主义良心冲得荡然无存，对金钱的仇恨也通过烟囱化为乌有，这个饿得半死的家伙可以廉价收买。另一方面，他又有最好的“关系”，他不是（作为密探）在督政府主席巴拉斯的前厅里进出吗？于是一夜之间，这个一七九三年的激进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新兴的共和主义银行家们的心腹，当年他一心想要叫人烤出“平等面包”来，如今却关照这些银行家的一切愿望和买卖，从中取得高额回扣。譬如投机商英格洛，共和国最最放肆大胆、毫无顾忌的暴发户（拿破仑对他恨之入骨）正好要受到控告，麻烦不小——他行骗过于肆无忌惮，在提供物质时，先把自己的腰包塞满。现在他遭遇到一场官司，很可能要失去大笔钱财，也许会丢掉脑袋。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得去求一个和“上面”关系良好的人，拥有政治影响或者私人影响，能把这件讨厌的案子“摆平”。于是人们就找上了巴拉斯手下传递消息的富歇。富歇立即迈动双腿，去找那位全能的巴拉斯（富歇的信就印在巴拉斯的回忆录里）。果不其然，这件肮脏的事情就这样不声不响顺顺当当地平息了下来。为此英格洛就带着他参加对部队的物质供应，参加交易所的买卖，富歇“吃着吃着胃口就来了”。富歇在一七九七年发现，金钱的气味比一七九三年鲜血的气味要好闻得多，于是凭着他一方面和新兴的大金融家，另一方面和腐败的政府之间新建立的关系，建立了一支为舍雷尔[2]的大军提供物资供应的队伍，这位骁勇善战的将军率领的士兵将获得蹩脚的军靴，穿着单薄的大衣受冷挨冻，在意大利平原上被人击溃，但最重要的是，富歇-英格洛的合营公司，盈利丰厚，很可能巴拉斯自己也从中分得大量油水。激进雅各宾党人和超级共产主义者富歇在三年前还如此慷慨激昂地宣布对那种被人不齿、使人堕落的金属深恶痛绝，如今这种憎恶已经消失。对“为富不仁”的家伙发出的愤怒的吼声，什么“好的共和党人别无所需，只需要面包和铁，外加每天四十个埃居”的这种叫喊已被遗忘，现在终于轮到自己发财致富了。因为在流亡中，富歇认识到了金钱的威力，他便为它效劳，犹如为任何权力效劳一样。他落魄的时间太长，屈居人下受到的痛苦太多，在受人轻蔑、缺衣少食的污泥之中，过着令人心悸的落魄潦倒的生活，这些使他振奋起全部力量，要往上爬，爬到那个用金钱可以买到权力，而权力又能化为金钱的世界。通向这座蕴藏最为丰富的矿山的第一条通道已经挖开，在这个从五层楼上的阁楼里通向公爵席位，从一无所有通向两千万法郎财产的奇妙无比的道路上，第一步已经迈出。富歇把革命原则这一讨厌的包袱从背上甩掉之后，他就变得灵活轻松，一夜之间他又有了用武之地。他的朋友巴拉斯不仅转运黑钱，还干一些肮脏的政治勾当。巴拉斯一心只想悄悄地把共和国出卖给路易十八，换取公爵的头衔和一笔巨款。他感到碍手碍脚的，只是那些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正派同僚，譬如卡诺，他们依然还信仰共和国，他们不愿理解理想的存在，只是为了借以发财。巴拉斯发动果月十八政变，去除了这几个他讨厌的监督。政变中富歇无疑通过暗中破坏，为他的合伙人帮了大忙，因为等他的保护人巴拉斯一变成五人委员会，即重新组成的督政府的权力无限的统治者，那怕见阳光的富歇立即冲了出来，邀功请赏。他要求巴拉斯给他工作，政界、军界都行，不论什么位置，不论什么使命，只要能让他塞满口袋，补偿一下那些穷困潦倒的岁月。巴拉斯需要这个人，无法拒绝这个帮他办过龌龊勾当的仆人。但是，“里昂的刽子手”富歇这个名字还散发出极为浓烈的血腥气，没法在反动势力欢庆蜜月的日子里在巴黎和他公开露面，从而牵连自己。于是富歇起先便被巴拉斯作为政府代表派到驻扎在意大利的军队中去，然后派到荷兰的巴达维亚共和国[3]去进行秘密谈判。富歇在暗地里进行阴谋活动，是把好手，这点巴拉斯已有所领教。不久他将对此有更加深刻的切身体验。

于是一七九八年富歇便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公使，他又得以一展才华。就和从前他肩负血淋淋的使命一般，这次他负有外交使命也施展出同样冷静的干劲，特别在荷兰他闪电般迅速地获得成功。悲痛凄惨的经历使他苍老，狂风暴雨的时代使他成熟，在艰苦生涯的严酷熔炉里炼得灵活机敏，富歇旧日的活力伴以新增的谨慎，经受住了考验。不久上面那些新的主子发现，这是一个可以使用的人才，此人见风使舵，见利忘义，向上取悦，对下无情，在风涨潮高之际是个灵活能干的水手。既然政府这条航船颠簸得越来越凶险，在那把握不定的航线上时刻都有触礁沉没之虞，督政府便在一七九九年热月三日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议：那个在荷兰执行秘密使命的约瑟夫·富歇突然一夜之间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警务部长。

约瑟夫·富歇当了部长！仿佛一声炮响，惊醒了巴黎。是不是恐怖又要开始，所以他们松开链子放出这头嗜血的恶狗，里昂的刽子手，圣体的亵渎者，教堂的掠夺者，无政府主义者巴贝夫的朋友？是不是他们——上帝保佑啊——现在也要把科洛·德布瓦和比约从圭亚那热病流行的岛上召回，又要把断头台设在共和国广场上？是不是到末了又要烤出“平等面包”，又要引进博爱委员会来搜刮有钱人身上的钱财？拥有一千五百家舞厅，光芒四射的众多商店，油头粉面的金色青年，早已高枕无忧的巴黎这时大吃一惊，——富人和市民又像一七九二年那样浑身颤抖。只有雅各宾党人，这些最后的共和主义者踌躇满志。经受了可怕的迫害，现在他们当中的一员，那个最大胆无畏、最激进、最不屈不挠的人终于又上台掌权。现在反动势力终将受到扼制，共和国将把保王党人和谋叛分子清洗出去！但奇怪的是过了几天，两种人，激进派和保守派都暗自纳闷，这位警务部长的确叫约瑟夫·富歇吗？米拉波的一句明智的名言又一次得到验证（今天此话还适用于社会主义者），雅各宾党人当了部长就不再是雅各宾党人的部长了：因为，你瞧，从前滴着鲜血的嘴里，现在流出的却是浸着和解词句的油。秩序，稳定，安全，这些词藻一再见诸前恐怖分子的警方公告里，消灭无政府主义成了他的第一口号。新闻自由必须限制，没完没了的煽动言论必须制止，秩序，秩序，稳定和安全——无论是梅特涅，赛尔特尼茨基[4]，还是奥地利帝国的任何一个死硬反动分子都没有写出过比约瑟夫·富歇这位“里昂的刽子手”所起草的更为保守的法令。

市民们舒了口气，这个扫罗变成多么好的保罗啊！但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在他们的会议大厅里气得暴跳如雷。他们在这些年里学到的东西不多，他们还一直在发表怒气冲冲的演讲，长篇大论没完没了，他们引用普鲁塔克[5]的名言，威胁督政府，威胁部长们和宪法。他们的态度如此狂暴，仿佛丹东和马拉还活在人间，仿佛现在和当时一样，警钟齐鸣，会把几十万民众从各个郊区召来。不论怎么说吧，他们那令人厌烦的胡搅蛮缠最后使督政府忐忑不安，同僚们拥上前来询问这位新当选的警务部长，该怎么对付他们才好？这位坚定不移的部长答道：“关闭雅各宾俱乐部。”其他部长怀疑地直瞪着他，问他什么时候采取这大胆的措施。富歇从容不迫地答道：“明天。”果不其然，第二天晚上雅各宾俱乐部的前主席富歇便前往坐落在杜巴克大街的雅各宾俱乐部。这些年来革命的心脏始终在这个圈子里跳动，罗伯斯庇尔、马拉都在这同样的一些人面前发表演讲，富歇自己也在这些人面前发表过言词激烈的演讲，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在巴贝夫失败后，只有对革命风暴岁月的回忆还活在这马术学校的俱乐部里。

但是多愁善感与富歇无缘，只要愿意，他可以令人瞠目结舌地迅速忘却他的过去，这位出身奥拉托利会的前任数学教师一直不停地测量实际权力的平行四边形。他知道，共和主义的思想已经完蛋，最优秀的领袖，那些敢作敢为的男子汉已经埋入地下，所以这些俱乐部早已堕落成为进行社交、闲聊谈天的场合，一个向另一个学舌，重复别人的词句。一七九九年普鲁塔克的警句名言和爱国主义的豪言壮语都和纸币一起贬值。空泛的辞藻说得太多，钞票也印得太多，法兰西现在（有谁比监督公众舆论的警务部长更了解情况！）已经厌倦了律师、演说家和革新家们，厌倦了众多的法令和法律，它只求安定、秩序、环境和平与财政明朗。几年之后会出现战争，同样几年之后也会爆发革命，每次社会、集体狂欢之后，个人和家庭的不可阻遏的利己主义，又势必会崛起。

共和党人中的一员，早已过时的人当中的一个正在激昂慷慨地发表演讲，这时大门猛地打开，富歇身穿部长的制服，在宪兵陪同下走进门来。他向大厅冷冷地扫了一眼，打量一下惊讶不已跳将起来的俱乐部全体成员：多么可怜的一些对手啊！革命的敢作敢为的干将、才智卓绝的英才、革命的英雄豪杰和拼命三郎都早已凋零长逝，只有喋喋不休的废话篓子留了下来，只消一个坚定果断的手势便足以对付这些废话篓子。他毫不犹豫地登上讲台，六年来雅各宾党人第一次又听见了他那冰冷的、冷漠的声音。但是这个瘦骨嶙峋的人并不是像过去那样，号召大家去争取自由，仇恨暴君，而是冷静地、明白无误地宣布，关闭这俱乐部。这事来得过于突兀，以致谁也没有进行反抗。他们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像他们一再宣誓的那样，手执匕首刺向消灭自由的人，他们只是嗫嚅着嘀咕了几句，就轻手轻脚地退了回去，手忙脚乱地离开了大厅。富歇的估计一点没错：对付男子汉必须战斗，而对付废话篓子只消一挥手就能把他们打倒。

大厅里的人都赶走之后，富歇从容不迫地走向大门，把门锁上，把钥匙塞进口袋。这钥匙一转，实际上就意味着法国大革命寿终正寝。

一个部门的面貌如何，全看主管这个部门的人把它变成什么模样。当约瑟夫·富歇接管警务部时，他得到的是个极为低下的任务，相当于内务部的一个处。他的任务是监督和报告，像脚夫似的为内政、外交收集各种资料，然后督政府的老爷们就像国王似的利用这些资料制定政策。可是富歇掌权不到三个月，他的这批恩主们就惊恐万状地发现，他不仅监督下面，也监督上面，这位警务部长在检查其他部长，检查督政府，检查全体将军和全局大计。他的罗网笼罩一切官府衙门，所有的消息都汇集到他的手里。他在政治之外另搞一套政治，战争之外另打一场战争，他处处越过他的权限，到最后塔列朗不得不恼火地对警务部长的职位重新做出定义：“警务部长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首先关心一切与他有关的事情，紧接着第二步就关心一切与他无关的事情。”

这个复杂的机器，这个涉及全国包罗万象的检查机器，建造得精妙绝伦。每天有千万条消息汇集到坐落在伏尔泰滨河大街的这幢房子里，因为几个月以后，这位大师已经使奸细、密探、线人分散到全国各地。但是千万不要把他的间谍设想成通常见到的那些粗笨的小市民侦探，在房东、管家那里，在酒店、妓院和教堂里偷听人们日常的闲聊。富歇的间谍也佩戴金质肩章，身穿外交官的礼服和柔软的镶花边的晚礼服。他们在圣日耳曼区[6]的沙龙里高谈阔论，另一方面又化装成爱国志士潜入雅各宾党人的秘密集会。在富歇雇佣的特务名单上有响当当的侯爵和公爵夫人的名字，他们出身法兰西名门望族，是啊，他可以自诩的是（奇妙的事实！）帝国最高贵的妇女——约瑟芬·波拿巴，日后的皇后，也在为他效劳。在他日后的主子和皇帝[7]的办公室里，那位秘书已被他收买，在英国的哈特韦尔宫[8]里，国王路易十八的御厨已经被他买通。每一次闲聊都向他汇报，每封信都被拆开。在部队里，在商人和议员身边，在酒店和集会上，这位警务部长都在无形之中窃听，所有这些上千条的消息，每天都送到他的办公桌上，其中一部分是正确、重要的消息，一部分只是闲聊式的告密，它们都经过审查、筛选、比较，直到成千上万个密码变成明确清晰的情报。因为情报就是一切，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在政界还是在金融界，均是如此。一七九九年在法兰西，不再是推行恐怖，而是洞察一切才有力量。洞悉这些可悲的热月分子每个人的情况：他收了多少钱，他已被谁收买，花多少钱就能收买他，就能稳住他，就能让这个上司变成下属；洞悉每次谋叛的情况，有的是为了予以镇压，有的是为了加以支持，这样在政治上总是知道倒向正确的一边；事先获得有关战局与和谈的情报，以便在交易所里和知趣懂事的金融界人士合作，最后给自己捞得一笔财产。于是在富歇手里的这架消息机器就不断地造钱，而钱又作为润滑油让这台机器毫无声响地不断运转，从赌场、妓院、银行，数以百万计的秘密款项流到他的手里，在他手里转化为贿赂，而贿赂又带来情报。这样，警察的这台庞大而精巧的机器就永远也不停顿，永远也不发生故障。就他一个人在短短几个月内，凭着巨大无比的工作能力和心理学上的天才，从无到有创建了这台警察机器。

约瑟夫·富歇

共和国警务部部长富歇签署的文件，获月14日

但是在富歇的这台无与伦比的机器当中，最为天才的一着乃是：这台机器只在一个人的手里，只在他的手里方才运转。这台机器不知在什么地方装了一枚螺丝，取出这枚螺丝，机器的飞速运转便立即停顿。富歇从一开头就未雨绸缪，以防自己失宠。他知道倘若他一旦被迫下台，只需用手一拨，就能使他设计的这台机器立即停止运转。这个善于弄权的人，创造他的作品，并非为了国家，并非为了督政府，也并非为了拿破仑，仅仅是为了他自己。不要以为他用化学方法在他的曲颈瓶里提炼出来的一切消息中的精华，他会忠于职责，向他的上级一一禀报。他毫无顾忌、自私自利地只把他愿意转达的消息转告他们，为什么把督政府里的这些笨蛋弄得更加聪明，为什么让他们看见他手里捏的是副什么牌？只有对他有用的消息，对他必然有利的消息，他才从他的实验室里取出来，其他所有的箭矢和毒剂他都仔细地保存在他私人的武器库里，为报私仇，也为了进行政治谋杀。富歇知道的事情始终比督政府里的人以为他知道的要多，这样他对于每个人都很危险同时又不可或缺。他知道巴拉斯在和保王党进行谈判，知道波拿巴有觊觎皇冠的企图，既知道雅各宾党人的活动，也知道反动派的勾当。但是他知道了这些秘密，从不立即揭露，而总是在他认为对他有利的时候才下手。他有时促进一下谋叛活动，有时阻止一下，有时人为地煽动一下谋叛，有时虚张声势地把它们揭露（同时警告参与者，让他们及时脱身），他总是扮演两面派、三面派甚至四面派。向各个方面进行欺骗，在所有的牌桌上都捣鬼，这已逐渐成为他的嗜好。当然这样做就必须投入全部力量和时间，对此，这位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的富歇是不会吝惜的，他宁可从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亲自审阅所有的文件，处理每一件案子，也不愿让第二个人窥见里面的秘密。每一个要犯他都在房门紧闭的密室里亲自审讯，以便他，只有他一个人获悉关键性的细节，连他的下属都不得过问。渐渐地他作为一名未获任命的全国忏悔师把许多人的秘密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又一次用恐怖控制全国，就像当年在里昂那样，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向下坠落发出致命的咔嚓一响的笨重刑斧[9]，而是心灵的毒剂、恐惧和负罪感，感到有人窃听，觉得被人发现，利用这种毒剂他使成千上万的人喘不过气来。一七九二年发明的机器，用来摧垮任何对抗国家的反抗行动的断头机和一七九九年约瑟夫·富歇以精神上的优越性制造的这部精致绝伦的警察机器相比，只是件粗蠢的工具。

富歇演奏起他自己制造的这件乐器来，全然是个炉火纯青的大师。他深悉权力的最高秘密，悄悄地享受它，节约地使用它。里昂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时神色冷峻的革命卫队上起刺刀阻止人们进入权力无限的总督的寓所，可是现在他的前厅里，挤满了圣日耳曼区的贵妇名媛，他乐于接待她们。他知道这些太太想要什么。一位太太请求他在流亡者的名单上划去她亲戚的名字，另一位想为一位表亲谋求一份美差，第三位请求压下一桩令人难堪的官司。富歇一视同仁，对所有的人都表现得和蔼可亲。既然还不知道，明天哪个党派掌舵当权，雅各宾党还是保王党，温和派还是波拿巴，又何必得罪某党某派？于是这个从前人人畏惧的恐怖分子如今扮演令人着迷的和事佬的角色。在他的演说和文告里，他虽然还强劲有力地公开谴责保王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可是私底下他却暗暗地警告他们或者收买他们。他避免大声喧哗的公开审判，冷酷无情的血腥判决。他满足于使用暴力的姿态，而无须动用暴力；满足于在国内拥有真正的隐蔽的实权，而不是巴拉斯和他的同僚们佩戴在羽毛帽上的空洞的权力标记。

于是不出几个月，这个恶魔富歇竟然变成了大众的宠儿。他总是平易近人，平静地在旁观望，甚至出手相助，帮你挣钱发财，牟取一官半职，对每个人都做出让步。只要你不过于干预政治或者阻挠他实行自己的计划，他可以客客气气地垂下严厉的目光不管不顾。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有哪一个部长，哪一个政治家会比他更讨人喜欢呢？用金钱买下人们的信念，用谄媚使他们改变观点，不是比动用大炮达到目的更好吗？把不安分的人叫到密室里去，把放在抽屉里判处他们死刑的判决书给他们看，而不是把判决当真执行，不是已经足够了吗？当然，如果什么地方真的发生暴乱，这只老练的无情的手也会毫不仁慈地猛然击去。但是谁若老实待着，不顶风作案，这个老恐怖主义者就对他施以更加古老的修士的宽容。他了解人类贪财，贪恋奢华，渴望犯点小小的罪恶，获得一些个人欢悦的弱点，——好吧，habeant[10]！千万不要胡来！大银行家们，迄今为止在共和国里一直为群犬追逐，现在可以安然走私，牟利赚钱，富歇向他们提供情报，他们则为此分给富歇红利。新闻舆论在马拉和德穆兰的领导下变成一头嗜血咬人的野狗，唉，如今驯顺地伏在富歇的腿旁摇尾乞怜，它也宁可得块甜面包而不是挨顿鞭子。时隔不久，享有特权的爱国志士的狂呼大叫变成吮唇咂嘴的一片宁静，富歇给每个人都扔过去一块骨头或者狠狠抽上几鞭把他们赶进犄角。他的同僚和各党各派全都明白，有富歇做朋友既愉快又有好处，倘若惹得他从绵软的小手里露出利爪，实在很不舒服。于是突然之间，这个最受轻视的人拥有了一大批朋友；因为他什么都了然于胸，可是他守口如瓶，使每个人都欠他人情。罗讷河畔被炸毁的城市尚未重建，可是里昂城的炮击事件已为人遗忘，富歇已经大得人心。

关于国内发生的一切事情，约瑟夫·富歇得到的是最新最可靠的消息，他有一个上千个脑袋上千只耳朵的警报系统，谁也不可能像他这样洞察事件的幽微曲折。他有一台记录政治上微小波动的记录仪，谁也不可能比这位神经冷静、精于算计的观察家对各个党派和各个人的实力或者弱点知道得更加清楚。

就这样只过了几个礼拜，几个月，约瑟夫·富歇就清楚看出：督政府已经完蛋。五位督政离心离德，每人都在背后算计别人，只等时机到来，把别人赶下台去。部队连连败北，财政一片混乱，全国动荡不宁——这样是难以为继的。富歇觉察到不久风向要变。密探们向他报告，巴拉斯在和路易十八进行秘密谈判，想把共和国出卖给波旁王朝换取一顶公爵的冠冕。他的同僚们又和奥尔良公爵眉来眼去，或者梦想恢复国民公会。但是他们大家全都知道，这样难以维持下去。因为国家已为频仍的内部起义所震撼，纸币贬值，变成一堆废纸，士兵们已无斗志。倘若没有一股新的力量把四分五裂的各股力量凝聚起来，共和国就要崩溃。

只有来个独裁者才能挽救颓势，所有的眼睛都在四下搜索，寻找合适人选。巴拉斯对富歇说：“我们需要一个头脑和一把佩刀。”暗自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头脑，正在寻找那把真正的佩刀。但是那两位常胜将军奥什[11]和茹贝尔[12]生不逢时，还未飞黄腾达便已辞世，贝纳多特[13]的态度又过于带有雅各宾党人的色彩。大家都知道，只有一个人，可以把佩刀和头脑合而为一，那就是波拿巴，阿尔科莱[14]和里沃利[15]战役的英雄，此人又被他们出于恐惧，远远地支开，现在正在埃及的沙漠中茫无目的地来回用兵[16]，他们认为此人远在数千英里之外，对他不必有所指望。

在所有的部长当中，只有富歇当时已经知道，这位波拿巴将军并非远在几千海里之外，人家以为他还徜徉在金字塔的阴影底下，其实他不久将在法国登陆。他们把这个野心勃勃、深得人心、喜欢发号施令的家伙打发到远离巴黎几千海里的地方，当纳尔逊在阿布基尔[17]一举摧毁法国舰队时，这些人也许甚至于还暗自舒了口气，因为对于阴谋家和政客来说，死掉千把个人算得了什么，只要竞争对象已被翦除就行。他们现在高枕无忧，知道波拿巴牢牢地和部队拴在一起，小心提防着别召他回来。他们绝对不会想到，波拿巴会大胆到这种地步，竟自作主张把指挥大权交给另外一位将军，而自己却擅自回来打扰他们的安宁——他们什么可能性都估计到了，就对波拿巴本人未作估计。

富歇可知道得更多，而且有最可靠的消息来源。因为把一切泄露给他，每封信、每个措施都向他报告的他花钱收买的间谍当中，这个最最优秀、消息最为灵通、最为忠实可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波拿巴自己的妻子，约瑟芬·博阿尔内。贿赂这个轻浮佻达的克里奥尔女人，这事本身并非了不起的成绩。因为她挥金如土，经常手头拮据陷入困境。尽管拿破仑慷慨地从国库里划出几十万法郎给她，但到了这个女人手里，这笔钱犹如杯水车薪。她每年要买三百顶帽子，七百件衣裳，无论是金钱，她的肉体，还是她的良好的名誉，她都不知珍惜，再说此时此刻她的心情也并不特别自在。我的上帝，那位身材矮小容易冲动的将军正在前线作战，一心想把她带到那无聊乏味的马默卢克人的国度去，这时约瑟芬却和一个英俊漂亮的查理上床睡觉，没准还跟另外几个人同床共枕，也许甚至于又和她的老相好巴拉斯重温旧梦。为此波拿巴的两个愚蠢成性、善搞阴谋的兄弟约瑟夫和吕西安对她非常生气，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她那性格狂暴、像土耳其人一样妒忌成性的丈夫。所以她需要有人帮忙，去侦察这两个充当密探的大伯小叔，检查他们的来往信件。因此之故，再外加若干金币——富歇自己在回忆录中干脆直说，是一千金路易——这位未来的皇后，向富歇提供一切秘密，尤其是最为重要最为危险的秘密：波拿巴即将启程回国。

得到消息，富歇就够了。不言而喻这位警务部长不会想到去报告他的上级。首先他只是加深和这位僭取王位者的夫人之间的友谊，悄悄地利用这些消息，一如既往、胸有成竹地面对决战，他如今知道，决战已指日可待。

一七九九年十月十一日，督政府匆忙召见富歇。折镜电报机报道了一则匪夷所思的消息：波拿巴已从埃及回来，在弗雷居斯登陆，纯粹自作主张，根本不是奉召返回。该怎么办？把这个没有接到命令擅自离开军中的将军当作逃兵立即予以逮捕还是客客气气地予以接待？别人真正惊讶，富歇装得比他们更加惊讶，劝大家委曲求全。走着瞧！走着瞧！因为他自己还没有下定决心，究竟是拥护还是反对波拿巴，他先要让事态静静地发展。可是正当督政府的这五个无头苍蝇似的首脑正在热烈讨论，究竟应该对开小差的波拿巴表示赦免还是予以拘捕之时，人民的声音早已表态。阿维尼翁、里昂、巴黎都像欢迎凯旋英雄似的迎接他。沿途各个城市全都张灯结彩；有人从剧院的舞台上向欢呼的观众发布消息：波拿巴可不是作为一名下属，而是作为一个主人、一个大权在握的人返回。他刚回到尚特雷纳大街（为了对波拿巴表示敬意，不久改名为胜利大街）他的寓所，他所有的朋友以及那些尽快想做他的朋友以便沾光的人们，便都挤上门来。将军、议员、部长，甚至连塔列朗也来向这一介武夫表示他驯顺的敬意，因此，时隔不久，警务部长也亲自前来。他驱车来到尚特雷纳大街，派人向波拿巴通报。但是波拿巴似乎觉得富歇先生是位极无所谓、无足轻重的来客，就让他像个讨厌的申诉者似的在前厅里足足等了一个钟头。富歇这个名字对波拿巴来说分量不重，他个人并不认识富歇，也许只记得，有个叫这名字的人在恐怖年代曾在里昂扮演过一个可悲的角色，也许他在他的朋友巴拉斯家的前厅里曾经遇到过一个小小的警察局的密探，衣衫褴褛，潦倒不堪。反正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一个渺小的惟利是图的家伙，现在捞到了政府的一个小小的部长的席位。这样一个人就让他在前厅里等着吧。果然，约瑟夫·富歇很有耐心地在将军的前厅里等了足足一个钟头，这位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全巴黎都竞相觐见，坐在一个仆人出于怜悯推给他的一把椅子上等，倘若波拿巴策划日后进行谋叛的同党之一累阿尔[18]不是碰巧发现，富歇处于如此屈辱的境地，他没准还得等上两三个钟头呢。累阿尔看到这后果严重的失误，大吃一惊，急忙跑进将军的房间，神情激动地向波拿巴解释，偏偏让富歇如此屈辱地久等，可是犯了天大的错误。此人只要用手一摁，就可以让整个密谋炸成灰烬。波拿巴立即跑出去，谦恭有礼、态度恳切地请富歇进屋，向他道歉，和他单独晤谈了两个小时。

拿破仑在埃及

这两个人是第一次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他们仔细地互相打量，互相端详，看对方是否适合自己个人的目的，杰出之辈一眼就看出对方的优势。富歇从这位实权人物的无与伦比的干劲儿立即认识到，这是一个执掌大权的不可征服的天才，而波拿巴以他那尖锐犀利的猛兽般的目光立刻看出富歇是一个可以使用、可做多种用途的帮手，他能迅速领悟一切，并且果断地使之变为事实。波拿巴日后在圣赫勒拿岛上说，当时没有一个人像富歇这样在两小时之久的初次谈话里，便这样简单扼要、脉络清楚地向他描述法国和督政府的整个形势。坦率真诚平易绝非富歇的美德，而他居然立即向这位觊觎王位者告以真实情况，表明他也下定决心，供波拿巴驱使。从一开始，他俩的角色便已分配停当，主人和仆人，世界塑造者和现实政治家：现在他们联袂上演的戏可以开场了。

富歇在和波拿巴第一次见面时立即心甘情愿地表示愿意效忠，的确非同寻常。不过，他并没有完完全全把自己交付波拿巴支配。他为人极端谨慎，并没有公开参加旨在颠覆督政府，使波拿巴成为独一无二的统治者的谋叛，他严格而忠实地遵守他人生的基本原则：在胜负未定的情况下，绝不完全彻底地做出决定。只不过有件罕见的事情发生了——在此后几周里，这位平素听觉灵敏、目光犀利的法兰西警务部长，身染一种难堪的疾病：那就是他突然变得又聋又瞎。人们全都在窃窃私语，谣传即将发生政变，而他却一无所闻，许多信件塞到他手里，他也一无所见。他平时准确无误非常可靠的消息似乎全都失灵。督政府的五位成员中有两位已经参加谋叛，第三位也有一半被争取过来，而警务部长却居然对即将爆发的军事政变毫不知情——或者不如说，他假装一无所知。他每天交给督政府的报告里，没有一行字提及波拿巴将军和那挥舞佩刀急于发难的集团。当然他也没有向另一边，向波拿巴提供任何情报，写过片言只语。他只是以沉默出卖了督政府，并以沉默帮助了波拿巴。他等着，等着，静观其变。在这种无比紧张的瞬间，在胜负揭晓前两分钟，他那两栖动物的特性才感到得其所哉。两派全都怕他，与此同时，感到天平的准星在他手里来回摆动，这对于一个狂热的阴谋家来说永远是一切欢乐之最，一切美妙绝伦的游戏中的极品，其紧张的程度绝非绿呢赌台上的赌博或者情场上的角逐所能同日而语。在这里有关世界命运的赌博即将分晓！在这种时刻知道可以加速或者阻止事件的进行，知道此中内情却又自我控制，不论双手如何发痒，急于参与，却又迫使自己不做任何行动，只是怀着心理学家般跃跃欲试，充满快感，简直可说是犯罪的好奇心理冷眼旁观——就是这种快感鼓舞这个冷静的头脑，就是这种快感刺激了这股浑浊稀薄，几乎像冷水似的血液，就是这种心理学上变态的精神贪欲的快感可以使这个性格冷静没有神经的汉子约瑟夫·富歇为之陶醉。在举足轻重的一枪射出之前的这种无比紧张的瞬间，始终只有一种残忍的、玩世不恭的欢快情绪振奋他那平素怏怏不乐的严肃性格。因为精神上的贪欲只可能在欢乐情绪之中，在一种或开朗或阴沉的戏谑乐趣之中得以化解，别无他法。所以富歇正好在别人危机四伏之际开开玩笑，就像拉斯柯尼科夫[19]面对的那个预审法官，恰好在罪犯一阵寒噤、背脊发冷之时，他却无比俏皮，像恶魔似的大开玩笑。恰好在这种时刻，富歇喜欢故弄玄虚，所以这一次恰好在最危险的关头他安排了一出精彩的喜剧，舞台在某种意义上正好设在火药桶上。在发动政变前几天（他当然知道具体日期），他举行了一次小型晚宴，波拿巴、累阿尔和其他谋叛分子全都被邀参加这个私人宴会，他们大家在桌旁落座时，突然发现他们全体统统在场，这就是说，督政府的警务部长把阴谋反对督政府的叛乱集团一个不落悉数请到家里，这是什么意思？波拿巴和他的党羽面面相觑，忐忑不安，门口是否已经站好了宪兵，要把发动起义的谋叛分子一网打尽？也许有一两个人会想到世界史上彼得大帝招待“射击手们”[20]的那次鸿门宴，席间，刽子手端上来的尾食竟是这些人的脑袋，但是在富歇家里，这类残忍的事情丝毫也未发生——相反，使谋叛者们全都深感意外的是，最后还有一位客人走了进来（这可真是恶魔想出来的玩笑！），恰好是他们谋叛的矛头所向的那位督政府的主席戈耶[21]，他们亲耳听见了一段令人吃惊的对话。主席问警务部长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富歇懒洋洋地抬起眼皮，也不明确地瞧哪一个人，答道：“唉，还不是老一套，总是一个劲儿地说要发生叛乱。但是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对付。倘若真有叛乱，我们不久在革命广场上就会有所证明。”[22]

对于断头机的这句轻描淡写的暗示就像一把冰冷的刀子在这些大吃一惊的谋叛分子的背上划过，他们不明白，他是在跟他们开玩笑还是在跟戈耶开玩笑，他是愚弄他们还是愚弄督政府的主席。他们不清楚，富歇自己也不清楚。因为他总是只享受人世间的一点：酷爱模棱两可，喜欢阴阳两面的游戏所具有的火辣辣的刺激和令人兴奋的危险。

开了这个欢快的玩笑之后，这位警务部长直到政变爆发时为止，又陷入他那古怪的冷漠状态，既聋又瞎。与此同时，参议院的半数已被收买，军队已被争取。奇哉怪也——众所周知，约瑟夫·富歇平素一贯早起，第一个到部里上班，恰好在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政变的这一天，他在清晨睡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又香又沉的回笼觉。他恨不得足足睡它一整天，可是督政府的两个信使把他从床上叫醒，报告这位惊讶得出奇的部长在参议院发生的怪事，部队的集结和业已公开的政变。约瑟夫·富歇揉揉眼睛，故作姿态，假装对事情的发展深感意外（尽管他前一天晚上和波拿巴商谈很久），可惜现在已经无法再睡或者装睡。警务部长只好穿戴起来，赶到督政府去。在那里，主席戈耶态度生硬地接待他，不让他继续演出“深感意外”的喜剧。“您有责任，”戈耶向他申斥，“向我们报告这场谋叛，您的警察无疑对此会有所风闻。”富歇态度平静地把这些粗暴的言辞照单全收，向他请示有何命令，仿佛他是最忠实的仆人。但是戈耶断然拒绝：督政府若有命令，将会传达给那些值得信任的人。富歇心里暗笑，这个傻瓜还不知道，他的督政府早已没有什么可发号施令的了，他们五个人当中两个已经背叛，第三个已被收买！不过何必去教训傻瓜！他冷冷地鞠了一躬，回到他的岗位上去。

当然富歇还知道得并不确切，他的岗位究竟在哪里，要么在旧政府要么在新政府当警务部长，全看哪个政府获胜：今后二十四小时将要决定督政府和拿破仑之间的胜负。第一天对波拿巴来说是个良好的开端，参议院为结结实实的许诺所打动，更有效的是抹了金钱的润滑剂，于是满足了波拿巴的一切愿望，任命他为军队的司令，把下院即五百人院的会议移到圣克卢宫去进行，那里没有工人队伍，没有公众舆论，没有“民众”，只有一座秀丽的公园，用两连人便可把公园围得密不透风。话虽如此，这一局还没有完全获胜，因为在这五百人中还有好几十个讨厌的小子，他们不肯受贿也不怕人吓唬，甚至说不定还有人，谁知道呢？他们想用匕首或者手枪来反抗僭夺王位者，捍卫共和国。这时就应该稳住神经，千万不要一方面为同情心所诱惑，另一方面被宣誓效忠这样的小事所牵扯，而是保持镇静，静观其变，小心谨慎，直到胜负已定。

富歇果然保持镇定。波拿巴一马当先，刚刚率领骑兵开赴圣克卢宫，他的地位显赫的共同起事的谋叛分子，如塔列朗、西哀士和其他十几个人，则分乘几辆马车紧紧相随，这时巴黎边界各个哨卡奉警务部长之命突然把所有的栏木全部放倒。除了警务部长的信差之外，谁也不得进出城门。这就是说，除了这个坚毅果断的人之外，八十万巴黎市民谁也不得知道，政变是否成功。每隔半小时便有一个信使向他报告政变的进程，他还一直未做决定。倘若波拿巴得手，那么不言而喻，今天晚上富歇便成为他的部长和忠仆。倘若失利，富歇便依然效忠于督政府，乐于冷静地准备逮捕这个“叛逆者”。他得到的消息听上去前景相当美好，因为正当富歇绝妙地表现出自我控制的能力时，比他更为伟大的波拿巴却全然失控：雾月十八这一天使波拿巴得以独霸全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天也许是这位伟人个人生活中最虚弱的一天。面对大炮，波拿巴坚定沉着。倘若要他用言语来赢得人心，他总是心情慌乱，多年来，他习惯于发号施令，已经不会以情动人。他能够高擎大旗一马当先，冲在他的掷弹兵的前面，把千军万马击成齑粉。但是，站在讲台上吓唬几个共和主义的辩护士这位钢铁战士却未能办到。人们往往这样描绘这个场面：这位所向无敌的统帅被议员们倾盆大雨般的抗议声弄得方寸大乱，结结巴巴地说了些幼稚空泛的套话，例如：“征战之神与我同在……”词不达意，狼狈不堪，他的朋友不得不赶紧把他从讲台上接下来。只有他士兵的刺刀拯救了这位阿尔科莱和里沃利战役的英雄，使他不致在几个喧闹鼓噪的律师面前遭到可耻的失败。等他重新高踞马上，成为主人和独裁者，命令他的士兵冲进大厅，驱赶议员，佩刀在握时，力量才重新涌入他深受震撼的心神。

晚上七点一切都已定局，波拿巴成为执政和法兰西独一无二的统治者。倘若他被打败或者投票时未得多数，富歇会立刻下令在巴黎各地的墙上贴上一份措辞慷慨激昂的公告，“一次卑鄙的叛乱活动已被揭露”如是云云。可是既然波拿巴获胜，富歇便把胜利一把夺了过去。第二天，巴黎不是通过波拿巴，而是通过警务部长富歇获悉，共和国寿终正寝，拿破仑独裁统治就此开始：“警务部长知照全国同胞，”文告做出欺骗性的描述，“议会聚集在圣克卢宫，商讨共和国的利益，波拿巴将军出席了五百人院，旨在揭露革命[23]的阴谋诡计，险些被一个凶手杀害，但是共和国的精神拯救了将军，但愿全体共和主义者都能感到欣慰……因为你们的愿望如今已都实现……弱者也能感到欣慰，你们是和强者在一起……只有那些制造暴乱，扰乱舆论，破坏秩序的人需要害怕，我们已经采取一切措施，来镇压他们。”

富歇又一次极为成功地见风使舵，他是这样放肆大胆，这样毫不掩饰地在大青白日倒向胜利者，以致各方面的人都渐渐开始认识富歇。几周之后巴黎一家郊区剧院上演一出欢快的喜剧《圣克卢的风信计》，大家一看全都明白，全都喝彩，这出戏里把富歇见风使舵，可又小心谨慎的态度以滑稽、讽刺的方式加以模仿，逗乐已极，只有他的姓名稍加改动。富歇作为书报检察官当然有可能把这样一种对他人身进行的讽刺戏剧予以禁止，可是幸亏他有足够的聪明没有做出这种事情。他毫不掩饰他的性格，或者不如说，他毫不掩盖他并无性格；相反，他甚至广为宣传他朝秦暮楚，捉摸不定，因为这会赋予他特别的光辉。让别人去笑话他吧，只要大家服从他、害怕他就行。

波拿巴是当时的胜利者，富歇是暗中帮忙的助手和投诚者——真正的受害者则是巴拉斯，督政府的首脑。这一天巴拉斯身受的忘恩负义的教训简直可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两个人联手把他干掉，用一笔高达一百万的小费把他像个讨厌的乞丐似的打发走路。他们两人在两年前都是他的手下，应该对他感恩不尽，是他把他们从贫贱中一手提拔起来的。巴拉斯心地善良，生性轻佻，是个贪图享乐的“bonhomme”[24]，喜欢给每个人分一杯羹，他的的确确是把这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被人撵走、几乎等于遭到放逐的炮兵军官拿破仑·波拿巴从大街上拣了回来，在他那件打了补丁、还没付账的军大衣上缀上将军的绶带；他让拿破仑一夜之间越过众人，当上巴黎的城防司令，把自己的情妇拱手相让，又在他的口袋里塞满金钱，为他争得意大利大军的最高指挥权，从而为他架起通向不朽的桥梁。同样巴拉斯也把富歇从五层楼上肮脏的阁楼里拉了出来，从断头机下救了他的脑袋，在众人全都弃他而去的时候，巴拉斯作为惟一的朋友，救他于饥寒交迫之中，最后同样使他扶摇直上，又给他所有的口袋装满黄金。巴拉斯对这两个人都有救命之恩，他把他们救出污泥，而在两年后两人却勾结起来，把他扔到同样的污泥之中。的确，世界历史绝不是道德法典，但是比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和富歇对待巴拉斯的态度更为露骨刺眼的事例，在世界史里还不曾有过，这是彻头彻尾的忘恩负义。但是拿破仑对他的保护人忘恩负义至少还可以以他的天才作辩护。他过人的长处给他特殊的权利，因为天才的道路指向天际群星，必要时可以越过众人前进，可以无视渺小的转瞬即逝的现象，为了实现更深刻的意义，完成历史赋予的无影无形的使命。相反富歇的行为是那种绝对不讲道德的人经常表现出来的忘恩负义之举，这种人一个劲儿地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利益。只要愿意，富歇可以以快得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把他全部的往事忘得一干二净，他此后的青云直上，将为他的这种特殊的绝技提供越来越令人吃惊的证明。两周之后，富歇派人去见那位使他免上严酷的断头台、免遭流放的恩人巴拉斯，给他一道正式命令予以放逐，让人取走巴拉斯所有的文件，其中想必有他自己的乞求信函和特务报告。

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

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

巴拉斯，受到致命的侮辱，气得咬牙切齿；今天读他的回忆录，看他提到波拿巴和富歇的姓名，还能听见他咬牙切齿的声音。只有一点使他聊以自慰，那就是波拿巴把富歇接受下来。他像先知似的预感到，其中一人会在另一人身上为他报仇。他们不会成为永久的朋友。

当然，起先，在他们合作的最初几个月，警务部长公民为执政公民效劳，还竭尽忠诚，人们当时在官方文件里还一直采用“公民”字样，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公民使波拿巴的野心得到了满足。在那几年，波拿巴面临极端宏伟的任务，任何人都无力完成，而他却在各个方面充分显示了他那富有青春活力的天才；波拿巴的形象从来没有比在建立新秩序的那个时期表现得更宏伟，更有独创性和更具人性。把革命转化为法典，保持其成绩，弱化其激情，以胜利结束战争，然后通过一份强劲的诚实的和约赋予胜利以真正的意义——这就是这位新的英雄所献身的崇高的思想。这位英雄智慧超群，洞察一切，具有远见卓识，同时又激情满怀，每天工作十小时，坚韧勤勉，干劲十足。并不是传记中不断颂扬的那些只把骑兵出击作为业绩，只把攻城略地视为成功的年代，并不是奥斯特利茨[25]、埃劳[26]和巴利亚多利德战役[27]就意味着拿破仑·波拿巴的丰功伟绩，而是使法国中兴的年代，他把历经动乱被党派之争弄得四分五裂的法国重新组建成富有生命力的国家，使彻底贬值的纸币为真正的货币所取代，新制定的拿破仑法典把权利和道德铸成坚强如铁而又富有人性的形式，此时这个崇高的治国之士的天才，在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以同样完美的才具治愈国家的创伤，消弭欧洲的战祸。就是这些年代而不是用兵频仍的年代，才是拿破仑真正富有创造性的年代。他手下的部长们从来也没有比在这个阶段在他身边工作得更加诚实，更加干练，更加忠诚。即便是富歇，他也是拿破仑彻头彻尾的一个仆人，和拿破仑完全一致，坚信宁可通过谈判和让步而不是通过强暴的惩罚和死刑来结束内战。在短短几个月里，富歇在国内建立了完全的安定，既清除了恐怖分子又清除了保王分子的最后巢穴，使大街上不再发生拦路抢劫事件，他那事无巨细无不认真处理的办事能力，心甘情愿地用来实现波拿巴宏伟的治国计划。宏伟而有益的工作历来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仆人找到了真正的主人，主人也找到了得力的仆人。

说也奇怪，波拿巴开始不信任富歇，竟可以确切地推断到哪一天，哪个时候，尽管在那事件众多、头绪纷纭的年代，这个插曲一直藏而未露。只有巴尔扎克用那双心理学家兀鹫似的目光发现了它。他的目光久经锻炼，能从毫不起眼的事情里攫取本质。在“petit detail[28]里看出继续发挥作用的冲动（当然立即予以艺术性的添枝加叶），这小小的一场戏发生在将决定奥地利和法兰西之间胜负的意大利战役期间。一八○○年一月二十日巴黎的部长们和地位显赫的参议员们坐在一起，气氛颇为奇特。一名信使从马伦哥[29]战场带着恶劣的消息赶到，报告波拿巴已经遭到惨败，法军正全线溃退。与会者全都暗自想到同一件事：不可能继续拥戴败军之将为第一执政，大家立即考虑寻找继任。每个人的态度究竟明确到何等地步，这点从未公布。但是无疑已悄声谈论过颠覆的准备工作，拿破仑的兄弟觉察到了这点。走得最远的大概是卡诺，他极为迅速地想重新恢复公安委员会，而富歇至少依照他的性格，大概并没有忠贞不贰地支持那位据说已经兵败的执政，而只是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以便在必要时表态支持旧主人，或者支持新主人。可是第二天，第二个信使赶到，带来的消息正好相反，马伦哥大捷：在最后关头，德赛将军[30]凭着波拿巴天才的军事直觉，赶来增援，整个战局转败为胜。于是过了几天波拿巴这位第一执政便班师而还，比出征意大利时强大了上百倍，对自己的实力信心满怀。他无疑立刻听说，他所有的部长们和亲信们刚一听到他败北的消息立刻想把他抛弃。第一个赎罪的牺牲品是走得太远的卡诺，他为此失去部长的职位。其余的人依然保持原职，富歇也是如此：他谨慎已极，无法证明他的不忠，当然也同样无法证明他的忠心。他虽然并未受到牵连，但是也并未经受考验。这就表明，他依然和过去一样：在幸运时可靠，在不幸时不可靠。波拿巴没有把他撤职，没有责备他，没有惩罚他。但是从这天起，不再信任他。

这个小小的插曲，在历史上几乎完全湮没无闻，也显示了心理学的效果。它异常清晰地提醒人们，一个单纯建立在佩刀和胜仗之上的政府只要一打败仗便立即倒台。每一个统治者倘若缺乏来自血统和祖先的自然合法身份，必须及时建立一个新的合法身份。波拿巴本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满怀着天才人物在青云直上之际所拥有的那种百折不挠的乐观主义，可能对这样一种轻声的警告并不在意，但是他的兄弟对此却并未忘怀。因为——许多历史描述往往忽视这点：拿破仑并非独自一人来到法国，而是身边围了一群饥肠辘辘、贪求权势的家属。一开头，他们家的开路先锋，他们的Napoléone[31]为了给妹妹们买几套衣服，倘若娶一个有钱的工厂主的女儿为妻，他的母亲和他的四个没有一官半职的兄弟可能也心满意足了。可是现在他出人意料地大权在握，他们大家就急忙伸出手来狠狠抓住，让他使全家都能鸡犬升天；他们也要求同享荣华富贵，想使整个法兰西，以后使全世界都成为波拿巴家族不可转让的世袭财产。他们污秽卑下，不知餍足，毫无顾忌地大肆掠夺，毫无天才的闪光可以为之辩解，强烈地催逼着他们的兄弟，采取一切措施，把他依赖民众拥戴获取的权力转变成独立、持久的权力，转变成世袭的王国。他们要求他为了他们大家建立统治，成为国王或者皇帝；他们要他和约瑟芬离婚，然后娶一位巴登的公主为妻——还没有人敢奢望他娶上沙皇的妹妹或者哈布斯堡王室的一位千金呢！他们不断地施展阴谋诡计，逼得拿破仑日益疏远他旧日的伙伴，背离他旧日的理想，逼得他从共和转向反动，从自由转向专制。

第一执政的夫人约瑟芬就独自一人孤立无援地面对这样一个不断暗中使坏、贪得无厌、令人憎恶的家族。她知道波拿巴离独裁越近，便离她越远，因为国王或者皇帝建立王朝，首要的和惟一的要求乃是要有王位继承人，从而保证统治的持续不绝。可她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在波拿巴的谋士当中，只有少数几个站在她这一边（因为她囊中羞涩，始终负债累累），这时最忠于她的乃是富歇。富歇已经满怀疑虑地观察了很久，由于意想不到的成功不断传来，拿破仑的野心也发展到意想不到的地步，他把每一个正直的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人全都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分子加以摒斥，想对他们进行迫害。富歇以他犀利尖锐、疑虑重重的目光看到，用维克多·雨果的话来说：“Déja Napoléon perçait sous Bonaparte．”[32]在将军身后显出了皇帝的身影，在公民身份的掩护下凶险地显出了恺撒式统治者的真身。富歇自己由于投票处死国王，就和共和国共荣共枯，紧密相连，他只希望共和国和共和制的国家形式永世长存。因此君主制的一切他都害怕，因此他暗地里或公开地站在约瑟芬的一边。

拿破仑的第一任妻子约瑟芬

拿破仑

这个家族不能原谅他这一点。他们怀着科西嘉式的仇恨，窥探他的每一步，只要这扰乱他们买卖的讨厌家伙稍一颠踬，就立即把他扔进沟里。

他们焦躁不耐地等了很久。突然出现了绊倒富歇的机会。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波拿巴驱车前往歌剧院，出席海顿的清唱剧《创世记》在巴黎的首次公演。在狭窄的圣尼凯斯街，波拿巴的马车刚刚驰过，便发生了可怕的爆炸，弹片、炸药和枪弹齐飞。随着这声爆炸，一批房屋被炸为瓦砾：这是一次行刺，是开动了臭名昭著的地狱机器[33]。据说，车夫喝醉了酒，把车驾得飞快，才使第一执政幸免于难，但是四十个人倒在巷内，缺肢断臂，血流如注，马车掀了起来，像头中弹的野兽，被气浪抛得老高。为了向热情洋溢的观众显示他的冷静沉着，波拿巴继续乘车前往歌剧院，他脸色苍白，宛如大理石，表情冷漠僵硬地倾听着海顿老爹柔美的旋律，强装镇定，感谢观众潮水般的阵阵欢呼，而他身边的约瑟芬，却神经痉挛，无法抑止她的眼泪。

然而不久，等他从歌剧院回来，他的部长们和国务顾问们在杜伊勒里宫就会感觉到他的这种冷静其实是在公众面前故作镇静。他的愤怒主要冲着富歇发泄。他像个疯子似的向着那个脸色苍白一动不动的警务部长大发雷霆：作为警务部长，他早该查到这个阴谋的线索，但是他的罪恶滔天的宽容态度，保护了他的朋友，他昔日的同谋，那些雅各宾党人。富歇平静地发表反对意见：迄今为止尚未证明，这次行刺是由雅各宾党人策划的。他个人坚信，在这件事上，是保王派的谋反分子和英国人的金钱在起主要作用。他反驳时的心平气和更加激怒了第一执政：“是雅各宾党人干的，这些恐怖分子，这些无赖不断地造反，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历届政府。就是这批恶棍，为了谋杀我，毫无顾忌地屠杀成千上万条生命。但是我要把他们绳之以法，让远近各处的人都看到。”富歇敢于再次表示他的怀疑。性格暴烈的科西嘉人几乎整个人都扑到这位部长身上，以至于约瑟芬不得不进行干预，抓住她丈夫的手臂让他息怒。但是波拿巴一下子挣脱，江河奔流似的把雅各宾党人干的所有谋杀行径和犯罪行为全都怪在富歇头上，还有巴黎的十二月事件，南特的共和主义者婚礼，凡尔赛对囚犯的大屠杀——明确地向这位里昂的刽子手暗示，他也清楚记得此人自己的往事。但是波拿巴吼叫得越是厉害，富歇便越是沉默不语。指责像倾盆大雨般打来，拿破仑的兄弟们和廷臣们以嘲讽的目光端详着这位终于暴露出弱点的警务部长，可是这位部长的铁石面具一样的脸上，一块肌肉也不抽动。他像石头一样冷静地反驳对他的一切怀疑，像石头一样冷静地离开杜伊勒里宫。

富歇的倒台似乎已不可避免，因为约瑟芬为富歇说的任何好话，拿破仑都一概不听。“难道他自己不就是他们的领袖之一？我难道不知道，他在里昂城里和卢瓦尔河边干了什么？只有里昂和卢瓦尔河向我解释了富歇的态度。”他怒气冲冲地吼道。人们已经开始猜测新任警务部长的名字，宫廷宵小已经开始对这位失宠的部长表示冷淡，约瑟夫·富歇看上去似乎（以前已多次如此）已经彻底完蛋。

以后几天形势并未好转，波拿巴不肯改变观点，坚持是雅各宾党人策划了这次行刺。他要求采取措施，严惩不贷。富歇向拿破仑和其他人暗示，他在追踪其他线索，于是他就遭人嘲笑，备受轻视。所有的笨蛋都嘲笑和揶揄这位傻里傻气的警务部长，这样显而易见的事情竟不愿予以揭露。他所有的敌人见他这样顽固地坚持错误，都扬扬得意，富歇对谁也不搭理，他并不争论，他保持沉默。在这十四天里他沉默不语，甚至当拿破仑命令他制定一份包括一百三十名激进分子和往日的雅各宾党人的名单，决定把这些人遣送到圭亚那去，也就是置于“干燥的断头机”下去时，他依然默不作声，毫不反驳地表示服从。富歇眼睛眨也不眨，就签署了一道法令，开庭审讯最后的“山岳派人”，他的朋友巴贝夫的门徒们，托彼诺和阿累纳，他们两人别无其他罪行，只是公开宣称，拿破仑在意大利窃取了几百万，想以此买得独裁统治。富歇一反自己的信念，眼睁睁地看着一批人被流放，另一批人被处以死刑，他像一个神父有义务保持对别人忏悔中的秘密，一声不吭，紧闭双唇，眼看着一个个无辜的人被人判刑。因为富歇早已查到线索。正当别人嘲笑他，波拿巴自己也每天责备他那冷嘲热讽愚蠢之极的顽固态度时，汇集在富歇的密室里的证明材料最终可以证明：事实上是朱安党人，是保王党，策划了这次行刺。他在国务会议上，在杜伊勒里宫的前厅里，对种种指责表面上摆出满不在乎的冷漠态度，而在他的密室里他可是和最为优秀的密探们狂热地工作着。重赏之下，法兰西所有的间谍、特务全都动员起来，全城都召来充当证人，运送“地狱机器”，已被炸成百块的那匹牡马已被验明，它从前的主人已被确定，购买这匹马的那几个人已被详加描绘，凭着那本编造得无与伦比的biographie chouannique[34]（一本为富歇制作的汇编，里面记载了一切流亡分子和保王党人，一切朱安党人的详尽资料），刺客的姓名也确认下来——富歇还始终保持沉默。他还始终富有英雄气概地任人嘲笑，任他的敌人扬扬得意，最后几条线索越来越快地编织成一张无法撕破的罗网；只要再等几天，那只毒蜘蛛就会捕入网内！因为富歇的荣誉心受到刺激，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不想在一次小小的、或者中型的战役中战胜波拿巴和一切指责他消息不灵的人们，他也要打一场马伦哥战役，取得一次完全彻底、把敌人击成齑粉的大捷。

在狭窄的圣尼凯斯街，波拿巴的马车刚刚驰过，便发生了可怕的爆炸

两周之后，富歇突然出击。阴谋已经全盘揭露，所有的线索全都公开。完全像富歇所预料的，朱安党人中人们畏之如虎的卡杜达尔[35]是这次阴谋活动的首领，宣誓效忠王室的保王党人为英国人的金钱所收买，是他的帮手。这个消息犹如一声霹雳打在他敌人的头上。因为他们发现，有一百三十人白白地被冤枉处死，他们对这个无法看透的人嘲笑得过于放肆。这位料事如神的警务部长在公众面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受尊敬，更加可怕。波拿巴怀着既愤怒又赞赏的心情俯视这个计算精微毫厘不差的部下。他又一次凭着他的冷静沉着的计算，料事正确无误。拿破仑不得不勉勉强强地承认：“富歇比另外许多人判断得正确。他说得有理，必须睁大眼睛注意那些返回家园的流亡分子，注意朱安党人和该党的一切成员。”然而富歇通过这一事件，只赢得了波拿巴的敬重，而没有赢得他的爱。因为专制独裁者从来不会对一个指出他的缺点、说他办事不公的人表示感谢的。普鲁塔克讲述一个士兵在战斗中救了身陷困厄的国王的命，一位智者劝他立即逃走，他非但不逃，反而等待国王表示感谢，结果丢了脑袋。普鲁塔克的这个故事是不朽的。国王们不喜欢那些看见过他们软弱的人，专制独裁者讨厌那些显得比他们聪明的谋士，哪怕这些人只聪明了一次。

在警察事务这样狭小的圈子里，富歇是取得了最大限度的胜利。可是这个胜利和波拿巴在督政府最后两年打的胜仗相比又是多么渺小！这位独裁者在连战告捷之后，又添加了最辉煌的胜利——和英国最终签订和约，和罗马教廷签了协定——凭着他旺盛的精力，善于筹划，出奇制胜，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两个强国，不再是法国的敌人。全国风平浪静，财政上了轨道，党派之争终结，矛盾对立缓解，财富又开始积累，工业又重新发展，文学艺术繁荣，一个奥古斯都[36]的时代已经来临。奥古斯都可以自称恺撒的时刻已经不再遥远。富歇深知波拿巴的每根神经和每个思想，他清楚地觉察到，这个科西嘉人的野心要向何处发展：他不再满足于在共和国里扮演第一号人物的角色，而是要一辈子，永生永世把这个被他拯救的国家攫为他自己和他家族的财产。这位共和国的执政，自然从来也没有把这种非共和主义的野心公开表露出来，但是私底下，他向他的心腹暗示，参议院应该通过一个特别的行动，通过一个“témoignage éclatant”[37]表达对他的感激。从他内心深处，他渴望出现一个马可·安东尼[38]，一个忠实可靠的仆人，替他去要求皇帝的皇冠。足智多谋、灵活柔顺的富歇，现在满可以从此永远获得他的感谢。

乔治·卡杜达尔

但是富歇拒绝扮演这个角色——或者不如说，他并不公开拒绝，而是暗中拒绝。表面上装出乐于助人的样子，他设法破坏波拿巴达到这些目的。他站在这几兄弟、这个集团的对立面，站在约瑟芬一边，约瑟芬担惊受怕，忧心忡忡地看着她的丈夫迈出这通向君主国的最后一步，浑身战栗，因为她知道，过不多久，她将不再是他的妻子。富歇警告她不要公开反抗，他对约瑟芬说：“您的态度必须平静，您去阻拦您的丈夫是毫无用处的，您的担忧使他厌烦，我的忠告只会被他视为冒犯。”他于是设法，宁可依照他的方式，暗地里破坏波拿巴野心勃勃的愿望。波拿巴假装谦虚，一直没有把话明说，而另一方面参议院又想提出一个“明显的证明”，于是富歇便和一些人向参议员们悄声耳语，说这位伟人作为一个忠实的共和主义者别无所求，只希望人家把他的第一执政的任期延长为十年。参议员们坚信他们这样做会使波拿巴感到荣幸和高兴，便庄严地做出了这样一个决议。可是波拿巴看透了这场阴谋，也认出了幕后的捣鬼者。当人家给他带来这个他并不希冀的用来打发乞丐的礼物时，他怒不可遏。他冷冷地说了几句，就把使者打发回去。当一个人太阳穴上已经感到皇帝的金冠在冰人的时候，寒碜的十年任期只像一枚空核桃，只配被人轻蔑地一脚踩碎。

波拿巴终于抛弃了谦虚的假面，清楚明了地表明了他的愿望：担任终身执政！每个局内人都看出，在这句话薄薄的外衣下，已经闪耀着未来皇冠的光芒。当时波拿巴已经如此强大，民众便以好几百万的多数把他的愿望变成法律，并且选他担任终身统治者（像他们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共和国寿终正寝，君主国已经开始。

约瑟夫·富歇在波拿巴实现他那决定性的愿望时，给这位缺乏耐心的攫取王冠者设置这么多的障碍，这点，波拿巴的兄弟和妹妹组成的小集团是不会忘记的，这个科西嘉的家族集团是不会原谅他的。于是他们急不可待地催逼波拿巴：既然波拿巴已经牢牢地骑在马上，干吗现在还保留这个讨厌的扶他上马的人？既然全国表示一致赞同波拿巴担任终身执政，矛盾对立均已顺利解决，不和争执均已得到消除，干吗还要保留这样一个热心过头的守卫？此人既守卫着国家也同样监视着他们自己阴暗的诡计！所以让他滚蛋！把他撵走，把这个老搞阴谋，老找麻烦的家伙撤职！他们一刻不停、焦躁不耐、坚韧执着地说服他们这个还犹豫不决的兄弟。

波拿巴基本上赞同他们的意见，他也觉得，这个家伙知道得太多，而且还一直想知道得更多，这道灰色的影子悄悄地跟在他的亮光后面，非常讨厌，可是这个部长功勋卓著，在国内极受尊敬，偏偏要把他撤职，这可要有借口才行。再说，此人和他一起上台掌权，所以最好不要把他变成公开的敌人。所有的秘密他都插手，科西嘉小集团的一切不太干净的隐私，他又全都熟悉，叫人毛骨悚然，因此不可粗暴地侮辱他。于是想出了一条巧妙的和缓的对策，使得富歇的撤职在公众面前不像是失宠被黜，也就是说，不是撤掉约瑟夫·富歇这位部长，而是宣布，他把警务部管理得尽善尽美，超群出众，以至于监督市民的机关——警务部已经完全多余，所以不是把部长撤职，而是撤销警务部，撤销他主管的部门，从而也就毫不引人注目地解决了他。

为了使这敏感的人不致受到扫地出门的沉重打击，对他的撤职做出精心安排。让他在参议院里获得一个席位，以补偿他失去的职位。在波拿巴宣布擢升这位免职部长的信里，这样写道：“公民富歇，在艰难困厄的情况下出任警务部长，以其天才和干劲，及对政府的忠诚，不孚众望。政府现在给予他参议院里的席位，深知倘若日后形势又需要有位警务部长，政府不会另找值得信任的人选。”波拿巴发现，这位旧日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和他的宿敌——金钱——彻底言归于好，便给他架起一座通向退休的绝妙的金桥。这位部长在结算时把二百四十万法郎作为警务部结余的现金资财交给波拿巴，波拿巴干脆就把其中一半，也就是一百二十万法郎赠送给他。此外这位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在十年前还疯狂辱骂这“污秽不堪，使人腐化的金属”，如今已幡然悔悟，他在参议员的头衔之外，还获得一份参议员的采邑，在艾克斯的一个小小的侯爵领地，位于马赛和土伦之间，估计价值一千万法郎。波拿巴了解富歇，知道这个阴谋家有一双极不安分、嗜赌成瘾的手。既然无法捆住他的这双手，不如用黄金压得它们沉甸甸地动弹不得，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少有一位部长撤职比约瑟夫·富歇的下台安排得更风光、更慎重。

[1] 法文：囤积居奇者。

[2] 巴泰勒米·路易-约瑟夫·舍雷尔（1747—1804），法国将军和部长，先在奥地利军队服务，一七八○年参加法军，在荷兰作战，一七九一年回法国，在伐尔米战役崭露头角，后为远征意大利的法军司令，一七九六年由拿破仑·波拿巴接替他。一七九七年任国防部长。

[3] 法国人于一七九八至一八○六年间在荷兰建立的共和国。

[4] 约瑟夫·赛尔特尼茨基（1778—1855），奥地利政治家。

[5] 普鲁塔克（约46—119），古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撰写古希腊罗马名人的事迹。

[6] 巴黎的高级居民区。

[7] 即拿破仑。

[8] 路易十八当时住处。

[9] 即断头机。

[10] 拉丁文：那就让他们享受吧。

[11] 拉扎尔·奥什（1768—1797），法国将军。

[12] 巴泰勒米-卡特林·茹贝尔（1769—1799），法国将军。

[13] 让·巴蒂斯特·朱尔，贝纳多特（1763—1844），原为拿破仑手下元帅，后为瑞典国王。

[14] 意大利村庄，一七九六年十一月十五至十七日，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地利军队。

[15] 意大利城市，一七九七年一月十四至十五日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地利军队。

[16] 指拿破仑远征埃及。

[17] 在埃及亚历山大港港口，一七九八年八月一日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在此击溃拿破仑远征埃及的舰队。

[18] 皮埃尔·弗朗索瓦·德·累阿尔（1757—1834），法国革命家，丹东之友，助拿破仑上台，百日期间负责警务工作。一八一六年遭流放，一八一八年获赦。

[19]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主人公的名字。

[20] 射击手为俄国沙皇伊凡雷帝从自由民中选出来，后享有诸多特权。一六九八年暴乱后，被彼得大帝残酷地镇压。

[21] 路易·戈耶（1746—1830），法国革命家，一七九三年任司法部部长，一七九九年五月十八日任督政府成员，一八○二年至一八一○年任法国驻阿姆斯特丹公使。著有回忆录。

[22] 影射在革命广场上将有人死于断头机下。

[23] 原文如此，应为：反革命。

[24] 法文：好好先生。

[25] 一八○五年十二月拿破仑在此大败奥、俄、普三国联军。

[26] 一八○七年二月拿破仑在此大败普鲁士军队。

[27] 一八○八年拿破仑在此大败西班牙军队。

[28] 法文：细枝末节。

[29] 意大利地名，一八○○年六月十四日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地利军队。

[30] 路易·查理·德赛（1768—1800），法国将军，在马伦哥战役中身先士卒，建立奇功，不幸阵亡。

[31] 拿破仑的意大利文拼写法。

[32] 法文：拿破仑已经在波拿巴的身下钻了出来。

[33] 即老式的定时炸弹。

[34] 法文：《朱安传略》。

[35] 乔治·卡杜达尔（1771—1804），参加一七九三年保王党人在旺代的起义，自一七九五年起便是朱安党人（在布列塔尼的保王党起义者）的首领。朱安党人与拿破仑和解后，他逃往伦敦，任谋叛者的首领，组织一八○三年刺杀拿破仑的活动，未遂，与其他十一名共谋犯一同被处死。

[36] 即恺撒的侄儿屋大维（前63—公元14），公元前四十四年恺撒遇刺，公元前三十八年他便自称恺撒皇帝，公元前二十七年加奥古斯都称号。

[37] 法文：明显的证明。

[38] 恺撒的心腹。

五 皇帝的大臣

一八○四年至一八一一年

一八○二年，约瑟夫·富歇，或者不如说，——约瑟夫·富歇参议员先生阁下，根据第一执政表现得温和委婉然而颇为强烈的愿望，回去变成平头百姓，十年前他就是从平头百姓起家的。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十年，杀人不计其数，命运变化多端，世界发生巨变，生命历经危险——但是约瑟夫·富歇善于利用这样的时代。这次他可不像在一七九四年，逃到一个没有生火、穷酸寒碜的阁楼上去，而是在切卢蒂大街买了一幢装饰得非常讲究的漂亮房子，大概以前属于一个“卑鄙的贵族”，或者“无耻的阔佬”。在费里埃，罗思柴尔德[1]家族日后定居之处，富歇布置了一个豪华的消夏别墅。他在普罗旺斯的采邑，在艾克斯的参议员花园，源源不断地给他送来进项。除此之外，他还精通那高雅的炼金术，能把一切都变成黄金。他在交易所里的被保护人让他分享他们的买卖。他非常有力地扩展自己的地产——再过几年，第一份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变成法兰西第二号最有钱的公民，国内最大的地主，里昂的老虎变成了一只乖巧的土拨鼠，一个聪明的节俭的资本家和牟取高额利息的艺术家。这位政界暴发户的奇妙财富丝毫也没改变他那顽固的习以为常的艰苦朴素。约瑟夫·富歇拥有一千五百万法郎的家私，可是个人生活和他栖身阁楼、每天辛辛苦苦地挣得十五个苏时毫无二致；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也不为女人或者虚荣心花钱。完全和一个老实巴交的乡下贵族一样，他带着孩子们——原有的两个死于贫困，他又另外生了三个——平静安详地在草地上散步，偶尔举行小型晚会，听他妻子的朋友们演奏音乐，读读书，乐于和人聊天，谈些高雅的话题。可是在这个表面冷静、骨瘦如柴的市民心底难以窥测的深处，埋藏着他对政治这场赌博，对世界赌博的紧张和危险所怀的妖魔似的乐趣。他的邻居对这一切一无所见，只看到一个诚实的田庄管理者，出类拔萃的一家之主，体贴入微的丈夫。没有在他部里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想象不到在他开朗的沉默寡言后面，会蕴积起越来越躁动不宁的激情，想要重新出头露面，干预政治。

因为权力拥有墨杜萨的目光！谁要是看到它的脸，就无法把目光移开，就会中它的魔法，被它迷住。谁要是尝到过统治人指挥人的令人心醉的美好滋味，就永远也不肯舍弃。请翻遍世界史，去寻找自愿放弃权力的例子：除了苏拉[2]和卡尔五世[3]之外，在成千上万的历史人物当中，找不到一打人，曾心满意足、头脑清醒地放弃过这种玩弄千百万人命运，几乎可说是罪恶的强烈欲念。正如赌徒难以戒赌，酒鬼难以戒酒，偷猎者无法不打猎，约瑟夫·富歇也离不开政治。平静折磨着他，当他欢快地、假装漠不关心地模仿辛辛纳图斯[4]扶犁耕作时，他的手指发痒，神经颤抖，又想抓起政治的牌来。尽管已经离职，他还自愿地继续警察的工作。为了练笔，为了不致完全被人遗忘，他每周给第一执政送去秘密情报。这使这位爱搞阴谋的人得到消遣，使他有事可做，而又不受约束，但这并不能真正使他感到满足。他似乎置身局外，实际上乃是急切等待着，有朝一日又能掌握实权，控制众人，左右世界命运，大权在握！

波拿巴从许多迹象看出富歇迫不及待地急于出山，但是他故意视而不见。此人极端聪明特别肯干，令人发怵，只要能把他支开，就让他埋没下去。自从人们发现，这个专搞地下工作的人身上有一股桀骜不驯的力量，若不是迫不得已，极端需要，谁也不用富歇。第一执政对他恩宠有加，派他去做各种事情，对他提供的绝妙情报表示感谢，不时邀请他参加枢密会议，尤其让他获利挣钱，发财致富，以便让他安分守己。但是只要可能，有一条波拿巴坚决拒绝，那就是重新任用富歇，重建警务部。只要波拿巴坚强有力，不犯错误，他并不需要这种令人担心、过分聪明的仆人。对富歇来说，幸运的是波拿巴犯了错误，尤其犯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不再满足于仅仅充当波拿巴，除了对自己充满信心，除了他那亘古未有的胜利之外，他还渴求合法地位的黯淡光辉，显赫称号的富丽堂皇。这位凭着自己的力量，凭着他那独一无二强劲有力的个性，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竟然害怕往日的阴影，害怕被撵走的波旁王朝的荏弱无力的光圈。于是他受塔列朗的误导，破坏国际法，让宪兵在中立地区逮捕当甘公爵，把他枪杀——富歇为这件事说了一句名言：“这不仅是个罪行，这是个错误。”

这一枪杀事件使得波拿巴陷身于恐惧惊慌、愤怒仇恨的包围之中，不久他就觉得有必要再度置身于千眼怪物阿尔古斯[5]的掩护之下，受到警察的保护。

再说，还有一点尤其重要，一八○四年，第一执政波拿巴再一次需要一个机敏灵活毫无顾忌的助手，帮他青云直上，达到巅峰。他又需要一个扶他上马的人。两年前他还觉得当上终身执政是他勃勃雄心的最高实现，如今在这个驾着成功的翅膀腾空而起的人看来，这已嫌不足。他不愿再做公民当中的第一公民，而是凌驾于臣仆之上的主子和君王。他有强烈的欲望想用皇冠的金箍来冰激他那炙热的额头。谁若想当恺撒，就需要一个安东尼，尽管富歇长期扮演的是勃鲁托斯[6]的角色（以前甚至扮演过卡提利那[7]），现在经过两年政治上的斋戒禁食，饿得饥肠辘辘，心甘情愿从业已变成一片沼泽的参议院里去给波拿巴捞出这顶皇冠来。大把金钱和封官许愿充当钓钩上的肥肉，于是全世界便目睹了一出罕见的好戏。雅各宾俱乐部昔日的主席，如今的参议员阁下，在参议院的走廊里，形迹可疑地和人握手示意，悄声耳语，又逼又哄，直到一些乐于效劳的阿谀奉承之辈提出提案，建议创建一种机制，保证政府执政的期限延续到元首百年之后，从而永远摧毁叛乱者的希望。剥去这句话的浮华外衣，就会发现，其核心乃是让终身执政波拿巴变为世袭皇帝拿破仑。参议院提出的那份像狗一样卑躬屈膝的请愿书大概出自富歇的手笔（这支笔既可用油写字也可用血写字）。该请愿书要求波拿巴“完成他的事业使之不朽”。南特的约瑟夫·富歇，前任国民公会议员，前雅各宾俱乐部主席，里昂的刽子手，反对暴君者，从前曾是一切共和主义者当中最富有共和主义精神的人，只有很少几个人如今比他更加努力地为最终埋葬共和国挖掘过坟墓。

褒奖接踵而至。从前富歇公民被执政波拿巴公民任命为部长，经过两年黄金般可贵的放逐，参议员富歇大人阁下在一八○四年被拿破仑皇帝陛下再次任命为大臣。约瑟夫·富歇第五次宣誓效忠——第一次还是向国王的政府宣誓效忠，第二次效忠于共和国，第三次效忠于督政府，第四次效忠于执政府。但是富歇这时才四十五岁：他还有多少时间用来重新宣誓，还有多少时间可以重新效忠重新背叛啊！他养精蓄锐之后又全力冲进他旧日心爱的风浪频仍的生涯，宣誓忠于新登基的皇帝，可是又只倾心于他自己极不安分的激情。于是有足足十年之久，拿破仑和富歇这两个人物形象，双双并立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或者不如说，并立在幕后的舞台上，尽管双方显然互相排斥，却为命运拴在一起。拿破仑不喜欢富歇，富歇也不喜欢拿破仑——他们彼此暗自厌恶，又互相利用，仅仅由于正负两极互相吸引而连在一起。富歇清楚地知道拿破仑超群出众极为危险的魔力，他知道，几十年内这个世界不可能再重新创造一个这样卓尔不群的天才，一个十分值得为之效劳的天才。而拿破仑也觉得从来没有被任何人这样闪电般飞快地理解过，此人具有非凡的政治才具，目光冷凝雪亮，犹如毫发毕呈的明镜和侦察秘密的暗探，勤奋苦干可以派一切用场，既可做至善，又可做极恶，要他做十全十美的仆人只缺少无条件的献身精神，缺少忠诚。

因为富歇永远不会去做仆人，永远不做任何人的仆人，尤其不做奴才。他从来也不会为了别人的事业，完完全全地放弃自己精神上的独立性和固有的见解。相反，旧日的共和主义者，如今一变成了新贵，他们越是屈服于这位皇帝的慑人的光环，越是从谋士顾问堕落成谄媚奉承、溜须拍马之流，富歇就越发挺直脊背。当然，对于这位刚愎自用、变得越来越像恺撒的皇帝，不能公开顶撞，不能明显地表示相反的意见，因为在杜伊勒里宫中那种开诚布公的伙伴关系，那种公民对公民，推心置腹地直抒己见已被取消。这位拿破仑皇帝，让他旧日的战友，甚至让他自己的兄弟都只能以“陛下”来称呼他（他们想必暗中笑得不知如何是好！）。除了他的妻子之外，谁也不得称他为“你”。他不愿再让大臣们为他出谋划策。从前部长公民富歇，胸前皱饰不整，敞着衣领，迈着松垮的脚步，进来参见执政公民波拿巴；现在不再如此，约瑟夫·富歇大臣前往觐见拿破仑皇帝时，那绣着金线的衣领僵硬地高高地围着脖子，身着富丽奢华的宫廷制服，脚上穿着黑色高统丝袜，皮鞋光可鉴人，胸前挂满勋章，手里拿着帽子，这位富歇“大人”，必须首先在他从前的同谋和伙伴面前毕恭毕敬地鞠躬敬礼，然后才能称他为“陛下”。富歇进来时必须鞠躬，辞去时也必须鞠躬，必须毫无异议地接受语气粗暴的命令，而不是进行亲密无间的交谈。波拿巴意志坚强，性急暴躁，他的意见不容反驳。

至少不容公开反驳。富歇深知拿破仑，在意见分歧时，绝不会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他。他听任拿破仑发号施令随意指挥，就像帝政时期其他阿谀奉承之辈、奴颜婢膝的大臣一样。只是有一个小小的区别：这些命令他并不全部服从。倘若下达给他的逮捕令他自己并不赞同，他就悄悄地让那些受到威胁的人事先得到警告，或者，倘若他非惩罚他们不可，他就到处扬言，这完全是奉皇帝的旨意行事，并非出于他个人的意愿。相反，皇帝表示的好心善意，他总是当作他个人的恩典施与别人。拿破仑越是表现得盛气凌人——事实上从一开始他那渴望统治的脾气，随着权力的扩大，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独断专行，简直令人惊讶。富歇的态度便越发和蔼可亲。就这样，没有说一句话反对皇帝，只是眨眨眼睛，微微一笑，沉默不语，他就独自一人组成了一个可以看见却永远无法抓住的反对派，反对这新的君权神授制度。他早已不再冒着风险亲自把真实情况告诉皇帝。他知道，对于皇帝和国王是不兴直言相告的，即使这些君王从前曾叫波拿巴。他只是有时悄悄地把真情实话当作走私货物塞进他的当天例行报告之中，不怀好意地呈给陛下御览。他不说“我认为”、“我想”，以免为他的个人意见和独立思考受到训斥。他在报告中写着“据说”或者“有位公使说”。他用这种方法总要在每天供应的辣味新闻夹心酥饼中也塞进几粒关于皇家的胡椒。拿破仑不得不嘴唇煞白地读到有关他妹妹的一切秽闻，一切丑事的“恶毒的谣言”，以及关于他自己的种种恶毒言论，尖锐辛辣的评论，富歇的一只巧手故意把公报点缀得到处都是这些东西。这个不好对付的仆人自己一句话也不说，时不时地向他那心情恶劣的主人提供不受欢迎的真实情况，在皇帝阅读报告时，彬彬有礼，无动于衷地站在一旁，眼看着这个严厉的君王艰难地把这些实情咽了下去。富歇就这样向波拿巴中尉进行了小小的报复，这位波拿巴中尉给自己披上了皇帝的外套之后，就只希望看见他旧日的顾问、谋士弯腰曲背战战兢兢地站在他的面前。

人们看到，这两个人之间关系并不友好。富歇并不是令拿破仑愉快的仆人，拿破仑也不是令富歇愉快的主子。拿破仑审阅呈上来的警务报告时没有一次是漫不经心、充满信任的，他以鹰隼般犀利的目光审视每一行文字，查到最微小的差错，最细小的失误，然后就大发雷霆，像责骂学童似的痛斥他的大臣，完全控制不住他那科西嘉人毫无顾忌的脾气。房门边偷听、锁眼里偷看的人，和内阁会议的同僚们的报告完全一致，都说恰好是富歇反驳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截然相反的冷静沉着使皇帝恼火。但是即使没有他们的证明（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回忆录都必须仔细审查），人们也可以看出端倪。因为即使在书信里也听见那严厉的、尖锐的、命令式的嗓子在吼叫：“我发现，警察并未对新闻检查予以必要的重视。”皇帝教训这一行经验丰富的老资格的大师，或者对他予以申斥：“人们会以为，警务部里无人能读书识字，那里没人管事。”或者：“我劝您，谨守您自己的活动范围，不要干预外交事务。”我们从上百个报告获知，拿破仑甚至当着别人的面，当着副官和国务会议成员的面，把富歇毫不留情地数落一顿。倘若拿破仑恼起火来，口不择言，甚至会毫不迟疑地提到里昂，富歇那恐怖主义的时代，称他为弑君贼子，骂他是个叛徒。可是富歇这个寒冷如冰的观察者，经过十年，熟悉这种怒气发作的多种变化，他知道，这些怒火控制不住，会在这个热血男儿的血液里闪现，他也知道，拿破仑有时候故意演戏似的完全有意识地大发脾气。富歇既不为真正的狂风暴雨也不为戏剧性的雷霆电闪吓唬住，不像那位奥地利的大臣科本茨[8]，当皇帝把一个珍贵的瓷器扔到他脚下时，竟吓得浑身哆嗦。富歇既不让自己为皇帝装出来的怒火弄得手足无措，也不为他真正的愤怒弄得昏头昏脑。他冒着倾盆大雨一样的怒骂，心平气和地站着，一张脸毫无血色，犹如面具，石灰一样灰白，眼睛眨也不眨，没有一根神经暴露他内心的激动——也许只有在他离开房间时，他那薄薄的嘴唇微微一弯，才泛起一丝嘲讽的或者恶意的微笑。甚至当皇帝冲他大吼：“您是个叛徒，我应该下令把您枪毙。”他也毫不发抖，只是以就事论事的口气回答，连嗓音也毫不改变：“我并不同意这个意见，陛下。”他成百次地被皇帝用撤职、流放和夺权相威胁，可是他每次都平静地离开房间，心里完全有数，皇帝第二天又会召见他。他每次都准确无误，因为尽管拿破仑对他怀疑，冲他发怒，并且暗怀仇恨，可是十年之久，直到最后时刻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富歇。

富歇对拿破仑的控制力，同时代人都百思不得其解，然而这并非魔力或者催眠。这种力量是经过勤奋、机敏和系统观察逐步赢得的，逐步计算出来的。富歇知道很多事情，甚至知道得过多。富歇不是由于皇帝心直口快，而是违背皇帝意志，知道了皇上所有的秘密。他详尽地收集情报，出奇的消息灵通，控制了全国，也控制了他的主子。通过皇帝自己的妻子约瑟芬，富歇了解到他床笫之间最隐秘的细节；通过巴拉斯，富歇了解到他飞黄腾达的曲折过程中的每一步；通过他和财界人士的个人联系，他检查皇帝的私人财产状况。波拿巴家族上百个秽事丑闻，他兄弟们的赌博案件，波利娜[9]的梅萨丽娜[10]式的冒险经历，无一躲过他的眼睛。即便是他主子伉俪生活中的露水情缘，也瞒不过他。倘若拿破仑在夜里十一点，披了一件陌生的大衣，几乎蒙头盖脸地从杜伊勒里宫一道秘密的侧门溜出去与情妇幽会，第二天一早富歇就知道，马车驰往何处，皇帝在那幢房子里待了多久，几点回宫。他甚至有一次报告皇帝，这位蒙受恩宠的佳丽，竟和一个下三烂的戏子一起欺骗了他，欺骗了拿破仑，使得这位世界统治者羞愧难当。从皇帝办公室里发出的每一份重要文件，都有一份抄件经过一位已被收买的秘书之手，传到富歇那里。高级和低级的奴仆之中，有些人由于可靠地传达一切宫廷谈话，从警务部的秘密金库里每月领取津贴。不分白天黑夜，无论餐桌旁还是卧床上，拿破仑都受到他那过分卖力的仆人的监视。皇帝不可能在他面前保留任何秘密，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被迫和他推心置腹。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了如指掌，这使富歇对人们拥有独一无二的控制力，巴尔扎克对此非常赞赏。

富歇仔细地监督皇帝的一切事务、计划、思想和言语，他同样仔细地努力隐瞒他自己的计划和思想。他既不把他真正的意图和工作告诉皇帝，也从不向其他任何人披露。从他庞大的消息材料堆里，他只交出他乐于交出的部分，其他消息全都锁在警务大臣办公桌的抽屉里。富歇不容任何人窥看这最后一个城堡的内情。是啊，他把他惟一的嗜好变成一个美妙无比的欲念，让自己变得猜不透，摸不准，看不透。这个职位，谁也弄不清楚。因此拿破仑派了几个特务去监视富歇，结果徒劳无功，富歇耍了他们一通，或者甚至还利用他们，把不光彩的报告反过来传递给那位受骗上当的主人。几年下来这个间谍反间谍的游戏越演越烈，越来越用于计谋，越来越充满仇恨，他们的态度简直是公然的不真诚——不，真的，在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楚不透明的，这两个人一个过于想当主子，另一个过于不愿当仆人。拿破仑越是强大有力，他就越发觉得富歇讨厌，而富歇越是强大有力，他就越发觉得拿破仑可恨。

在这种精神差异造成的个人敌意后面，渐渐地凝聚着这个时代整个急剧增长的紧张情绪。因为在法国境内一年又一年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两种互相对立的意志：全国都希望和平终于来临，而拿破仑则没完没了地想要战争。一八○○年的波拿巴，革命的继承人和建立秩序者，和他的国家、他的人民、他的部长们还融为一体，可是一八○四年的拿破仑，这新的十年的皇帝，早已不再想他的国家，不再想他的人民，而只想欧洲，只想全世界，只想永垂不朽。自从他出色地完成了肩负的任务之后，过分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又给自己增加了新的更加艰难的任务。这位化混乱为秩序的人，又使劲儿地把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秩序扯回到混乱之中。这并不是说，他的理智，他的像钻石一样清澈、像钻石一样锋利的理智已经混乱，全然不是如此。拿破仑尽管着魔，他那数学一样仔细、精确的智力直到最后的时刻，当这垂死的人用哆嗦的手写下他作品中最杰出的作品——他的遗嘱时，始终无比清醒。但是他的这个理智早已失去了尘世间的尺度，在这样出色地完成了难以想象的事情之后，又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在这世界大赌局中，一反赌博的一切规则，匪夷所思地大赢特赢之后，心灵已习惯于下这样漫无节制的赌注，怎么不会产生这样的欲望以更加难以想象的事情来超越难以想象的事情：拿破仑即使在进行最疯狂的冒险行径时，也和亚历山大大帝[11]、卡尔十二世[12]或者科尔特斯[13]一样没有精神错乱。他只不过和那几位一样，在取得闻所未闻的胜利时，对于现实生活中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失去了分寸。恰好是这种理智清明之际的疯狂，精神的壮丽辉煌的自然戏剧，像晴空中刮过的密斯托拉风一样壮观，造就出那些事迹，既是一个独夫对几十万人犯下的罪行，同时又是丰富人类历史的传奇。亚历山大大帝从希腊出兵一直挺进到印度，至今还像是个童话——科尔代斯的出航，卡尔十二世从斯德哥尔摩进军直达波尔塔瓦，拿破仑从西班牙一直拖到莫斯科去的人数多达六十万之众的骆驼队，这既是勇气同时也是疯气的伟大业绩，在我们新时代的历史里，就像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和泰坦巨人反抗众神进行的斗争：是亵渎神灵又是英雄业绩，反正是尘世间一切可以做到的事情中最为亵渎神明的事情。拿破仑头上刚戴上皇冠，立即就马不停蹄地追求这最终的极限。他的成功越大，目标也越高；胜利越大，胆子也越壮；屡次战胜命运，就越发大胆地向命运挑战。因此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乃是他身边其他的人，只要还没有被捷报的声声号角所麻醉，只要还没有因节节胜利而盲目，像塔列朗和富歇那样既绝顶聪明又深思熟虑的人物，都开始心惊胆战起来，他们想到的是当代，是现实，是法兰西——而拿破仑只想到子子孙孙，想到化为传奇，想到名垂青史。

波利娜·波拿巴，拿破仑的妹妹

这理性和激情的矛盾，逻辑性格和妖魔性格之间的对立，在历史上出现，亘古长存。这个矛盾对立在新世纪开始不久，在法兰西的这些人物之间出现。战争使拿破仑变成伟人，使他从无开始，扶摇直上，把他拥上宝座。因此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莫过于他一而再地希望打仗，希望和更加强大的、更强劲有力的对手较量。光是从数字上来看，他的赌注就提高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一八○○年马伦哥战役时，他以三万之众获得胜利，五年之后，他已经率领三十万人马上阵，再过五年，他已经从血液流尽、倦于征战的国内搜罗一百万能征善战的人员。人们都可以扳着手指头让他军队里的最低下的辎重兵、最愚蠢的农夫明白，这样一种战争狂和胜利狂（是司汤达发明的这个字）最后必然会导向灾难。在莫斯科战役前五年，富歇有一次在和梅特涅谈话时曾经预言：“倘若他打败了你们，那就只剩下俄国和中国了。”只有一个人不理解这一点，或者故意用手蒙着眼睛，那就是：拿破仑。谁若经历过奥斯特利茨之战的那个瞬间，又经历过马伦哥和埃劳之战的时刻，永远是压缩在两小时之中的世界史，他就永远不会觉得在宫廷舞会上接见身穿礼服的宫廷佞臣，坐在装饰得富丽堂皇的歌剧院里，听那些无聊的议员谈话，会使他感到刺激或觉得满足。——不，他早已感到，只有率领大军快速进军，横扫外国国土，摧毁敌军，懒洋洋地摆动手指，把国王们像棋子似的从他们的位子上挪开，又把其他人放在他们的座位上，只有当荣军院变成一座旌旗招展的密林，新建的国库装满从全欧掠夺来的珍宝时，他才感到自己的神经颤抖。他只是想着有多少团，多少军。他早已把法兰西，把全国全世界只看作赌注，只看成无限制地属于他的财产：La France c'est moi．[14]但是他的臣子当中有几个人内心坚持认为，法兰西首先属于它自己；它的人民，它的市民，不该拼死拼活，就为了把这个科西嘉家族都变成国王，把整个欧洲都变成波拿巴家族不可分割的财产。他们越来越恼怒地看到，年复一年，征兵的名单钉在各城的城门上，把年满十八九岁的青年从各家各户抓出来，让他们无谓地命丧葡萄牙的边境，波兰和俄国的冰雪荒原，或者仅仅为了一种已无法理解的意义。于是在他和那些目光清晰的人们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激烈的矛盾。他始终只是仰望他头上的星辰，而他们则看到自己国家的疲惫和焦躁。既然他盛气凌人，独断专行，已不再让他亲近的臣子犯颜进谏，这些人便开始暗自思忖，如何才能使这只疯狂旋转的轮子停止转动，如何才能防止它不可避免地跌进无底深渊。因为理性和激情彻底决裂公开交恶，在拿破仑和他最聪明的仆人之间爆发斗争的瞬间必然就会来到。

最后甚至连富歇和塔列朗，原本是拿破仑的谋士当中彼此仇恨最深形同水火的两个对手，由于秘密反抗拿破仑漫无节制的战争嗜好，终于也联合起来。拿破仑的这两个才能最为出众的大臣，当代心理学上最有趣的这两个人，彼此素无好感——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彼此都很相似。他们两个都是性格冷静、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玩世不恭之徒，马基雅弗利的毫无顾忌的门徒。他们两个都受过教会这所学校的培养，并且在大革命这座火热的高等学校里受过冶炼，事关金钱和荣誉他们两个都同样良心泯灭，头脑冷静，他们两个以同样的寡廉鲜耻，同样的不忠不义，服务于共和国、督政府、执政府、帝国和国王，这两个性格反复无常的演员，在同一个世界历史舞台上不断地彼此相遇——化装成革命者、参议员、部长、国王的仆人，因为他们属于相同的精神种类，扮演着相同的外交角色，他们以竞争对手之间的冷静了解和满腔怨愤互相仇恨。

他们两个都属于同样的不道德的典型；但是倘若他们的相似之处来源于性格，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异则来源于出身。塔列朗作为佩里戈尔公爵，奥顿大主教，是个天生世袭的古老贵族，早已作为一个法兰西行省的精神主宰穿上了紫色的主教长袍，而那身材瘦小衣衫褴褛的商人之子约瑟夫·富歇还作为一个受人轻视的小小的神学院的教师为了每个月挣得几个苏，给修道院的十几个学生教授数学和拉丁文。前者已经是法兰西共和国驻伦敦的代办和三级会议著名的代言人，而后者还在各个俱乐部里百般阿谀奉承卖力钻营，才能捞到一个席位。塔列朗是居高临下地去投身革命，他像大老爷似的走下马车，迈下几步台阶，走向第三等级，受到人们以满怀敬意的欢呼向他表示的欢迎，而富歇则是使出阴谋诡计费了大劲，才爬进第三等级。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他们相仿的基本特点便具有特殊的色彩。塔列朗派头很大，他以一位大人物漫不经心、冷漠倨傲的态度处理事务，而富歇则是一个拼命向上爬的官员，他办起事来勤勉巴结诡计多端。在他们彼此相似的地方，同时也是他们彼此的不同之处。说到他们两个爱钱，那么塔列朗是以贵族的派头爱钱，有钱是为了挥霍，无论在赌桌上，还是和女人交往都让大把黄金滚滚流去，而富歇这个商人的儿子，则把金钱攒起来牟取利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对于塔列朗来说，权力只是得到享受的手段，它给他带来最好、最体面的机会，去尽情享受世上一切感官的欢愉、各种奢侈品、女人、艺术和精美宴席。而富歇即使身为百万富翁，也依然自奉节俭，是个苦行僧似的吝啬鬼。这两个人都永远也不能完全摆脱他们的社会出身：即使在最疯狂的恐怖时日，佩里戈尔公爵塔列朗也永远成不了一个真正的平民中的一员和共和主义者，而约瑟夫·富歇即使作为新出笼的奥特朗特公爵，尽管身着金光闪耀的制服，也成不了真正的贵族。

两人当中，更光彩夺目，更富有魅力也可能更为重要的，乃是塔列朗。他受古老文化艺术的教养，受十八世纪精神的陶冶，头脑灵活，热爱外交游戏，把它视为人生诸多紧张游戏中的一种，但是他憎恶工作。他很不乐意亲笔写信，这个真正纵欲无度之徒，挖空心思的享乐者，恨不得把全部苦力活都推给别人，然后以他纤细瘦小、戴满戒指的手懒洋洋地摘取别人工作的果实。他凭着直觉，以闪电般的眼光，便足以纵观最为错综复杂的形势。他像天生的心理学家一样训练有素，就像拿破仑说的，他看透所有人的思想，不加劝告，就使每个人坚定信念，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究竟想做什么。大胆地转变方向，迅速地制订方案，在一切危险关头灵活地随机应变，这是他的成绩所在；研究细枝末节，汗流满面地勤奋工作，他都嗤之以鼻。由于喜欢简明扼要地表达思想，以最为凝练的形式做出决断，造就了他满口炫目的连珠妙语、精彩警句的才能。他不写冗长的报告，而是推敲再三，用一句话，描述一个情景，一个人。富歇则完全缺乏这种迅速统观世界的能力，他像蜜蜂似的用不计其数的渺小人物，忙碌不堪地来回匆忙把千百次的仔细观察收集起来，加以综合，互相联系，得出认真仔细无可反驳的结论。他的方法是加以分析，而塔列朗的方法则是预见未来；他的天才是刻苦勤奋，而塔列朗的天才则是思维敏捷：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塑造出比这两个人更加对立的形象，历史把生性懒散、才气横溢的即兴演员塔列朗和长着千眼、清醒机警、精于算计的富歇置于拿破仑的身边。这个十全十美的天才把他们两人的才具，远见卓识和观察仔细、激情和勤奋、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世界的预见全都结合于一身。

但是再也没有比同一种类的不同品种相互之间的仇恨更为无情的了，因此出于最内在的本能，由于深知对方的底细，塔列朗和富歇彼此憎恶。从第一天起，这个大贵族老爷就觉得这个不知疲倦、只干小事、截获报告、传递消息、冷静窥探的家伙富歇令人反感，而富歇则憎恶塔列朗的那种轻率、任性、恣意挥霍、傲视众人、自命高贵、游手好闲、娘娘腔的懒散态度。所以他们两人谈起对方都是口吐恶言，尖刻异常。塔列朗微笑着说：“富歇之所以如此轻视别人，是因为他对自己了解得过于深刻。”当塔列朗被任命为副首相时，富歇又嘲笑道：“II ne lui manquait que ce vice-la.”[15]他们只要可能，就为对方设置障碍，只要能伤害对方，就绝不错过机会。这两个人，一个灵巧，一个勤奋，两个人的品质互相补充，使他们成为拿破仑的两位重要大臣。他们彼此之间这样仇恨，对拿破仑来说是正中下怀，由于这种仇恨，他们互相监视胜过一百个巴结的忠于职守的密探。塔列朗每次贪污受贿，每种新的放荡行为和玩忽职守，富歇都热心地向拿破仑报告，而富歇每次暗地里的勾当，每次新的阴谋诡计，塔列朗也急忙禀告拿破仑，就这样拿破仑感到这奇怪的一对，同时为他效劳，又监视他。作为高人一头的心理学家，拿破仑充分利用这两位大臣之间的竞争对抗，既督促他们，同时又控制他们。

几年来，富歇和塔列朗这两位竞争者之间的顽固仇恨，使整个巴黎都乐不可支。人们像欣赏莫里哀剧中场景似的观看这个喜剧以不计其数的变形在御前上演，人们兴高采烈地看着，皇上的这两个仆人一再互相攻击，用尖刻的风趣话刺来刺去，而他们的主人，像奥林匹斯天神那样优越，观赏着这场有利于他的争吵。但是，正当他自己和其他人都期待着他们演出猫狗打闹的喜剧时，这两个狡猾的演员突然转换角色，开始严肃地联袂演出。他们对主人的共同憎恶第一次超过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这是一八○八年，拿破仑又一次出兵打仗，这是他历次战争中最无用、最无谓的一次，征讨西班牙之役。一八○五年他战胜了奥地利和俄国，一八○七年摧毁了普鲁士，使德意志和意大利境内各国俯首帖耳，丝毫也不存在和西班牙交恶的契机。但是他那愚蠢的哥哥约瑟夫（几年后，拿破仑承认“自己为一些蠢货做出了牺牲”）也想有顶王冠戴戴，恰巧当时没有王冠可供使用，便决定悍然破坏国际公法，干脆把西班牙的王冠夺来；于是又响起隆隆鼓声，各路人马又长途行军，辛苦攫来的金钱又从国库里源源流出。拿破仑又一次陶醉于战争胜利的危险欲念之中。这种难以抑制的战争狂热渐渐地使最迟钝的人也觉得过于疯狂，无论是富歇还是塔列朗都反对这场刚刚凭空挑起的战争，法兰西在这场战争中还将再流七年鲜血，既然皇帝对这两位大臣的意见一概不听，他们两个便不知不觉地凑在一起。他们知道，他们的书信，他们的忠告，都被皇帝揉成一团，扔在角落里，政治家们早已抵御不了元帅们、将军们、身佩战刀的老爷们，尤其抵御不了那个科西嘉家族，他们每个人都想迅速地用锦衣华裳把他们贫贱的出身掩盖起来。于是他们两人设法在公众面前抗议，既然他们已被剥夺发言权，便决定上演一出政治哑剧，一场真正的好戏：也就是故意装出互相结盟。

是谁把这场戏的戏剧效果安排得这样精彩绝伦，是塔列朗还是富歇，这点无人知道。戏就这样开演了。正当拿破仑在西班牙作战，巴黎是庆祝会不断盛宴不停——连年征战，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就像冬天下雪，夏天雷雨，一八○八年十二月的一个晚上（拿破仑当时正在巴利亚多利德他宿营的一间肮脏的民房里书写下达全军的命令），在圣弗洛朗坦大街首相的府邸里千百支蜡烛灯火通明，柔和的音乐轻声演奏。塔列朗喜欢的艳丽美女、光彩夺目的社交界、显赫的国务枢密顾问、外国使节相聚一堂。人们谈天说地婆娑起舞，寻欢作乐。蓦然间各个角落都发出低声唧咕，窃窃私语，跳舞停了下来，客人们惊讶地聚在一起：大家最最想象不到会在这里出现的人，竟走了进来，那瘦削的卡西乌斯[16]——富歇。谁都知道，塔列朗对他深恶痛绝，极为轻视，他还从来没有迈进过这个家门。可是瞧，这位外交大臣瘸着腿[17]极端殷勤地向警务大臣迎了过去，把他当作一位亲密的客人和朋友温柔地问候，亲切友好地挽着他的胳臂。塔列朗明显而又公开地对他热情接待，带他穿过整个大厅，然后双双走进一间侧室，在沙发榻上入座，低声交谈起来——使一切在场的客人都无比好奇。第二天早上整个巴黎都知道这件耸人听闻的消息。到处谈论的，都是这两人突如其来的，如此引人注目的言归于好，每个人都明白了它的含义。倘若猫和狗如此热心地结盟，那只可能针对厨师：富歇和塔列朗之间的友谊，就意味着大臣们公开反对他们的主子，反对拿破仑。所有的特务立即出动打听这次密谋究竟目的何在。各公使馆里，羽毛笔挥个不停，立即写出报告，梅特涅发出加急邮件报告维也纳，“这个结合符合一个极端疲乏的民族的愿望”；但是拿破仑的几个兄弟和妹妹也发出警报，派出紧急信使，把这惊人的消息传给皇帝。

塔列朗

塔列朗与富歇

消息通过紧急信使飞速传到西班牙，拿破仑仿佛挨了一鞭，更加快速地返回巴黎。拿破仑一收到信，连他的心腹也不准进他的房间。他咬紧嘴唇，咬得嘴唇出了血，立刻下令起驾回朝：塔列朗和富歇互相接近，对他来说比打一场败仗更加可怕。他回国的速度简直近乎疯狂：十七日从巴利亚多利德出发，十八日到达布尔戈斯，十九日到达巴约纳，沿途马不停蹄，只是急急忙忙地把赶得疲惫不堪的马匹换下，二十二日，他像一阵旋风似的冲进杜伊勒里宫，二十三日，便以同样富有戏剧性的一场戏来回答塔列朗的绝顶聪明的喜剧。全体廷臣身着金饰辉煌的礼服，大臣们和将军们都安排在场充当群众演员：得让大家公开看见，即便是极为微小的违抗皇帝意志的行为，皇帝也会以铁拳把它击成齑粉。他在前一天就已把富歇叫来，关着房门，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富歇听惯了这种训斥，一动不动地听着，用灵活巧妙的话语进行申辩，及时拐弯。皇帝认为，对于这个奴气十足的家伙，只要轻轻踢上一脚也就足矣；而塔列朗，正因为他更为强大，更有势力，得公开为此付出代价。这个场面经常被人描述，历史上很难找到更富戏剧性的场面。皇帝起先只是以笼统的词句很不高兴谈到他出征在外，有个别人背后捣鬼，接着，为塔列朗冷漠的无所谓的态度所激怒，就猛不丁地转身冲着塔列朗。塔列朗这时漠不关心地以懒洋洋的姿态用胳臂支着壁炉的炉台，靠着大理石的壁炉站着。原先精心设计在满朝文武面前演戏似的给他一次教训，突然变成真的勃然大怒。皇帝冲着这位比他年长、比他经验丰富的大臣破口大骂，他骂塔列朗是小贼，是背叛誓言背信弃义之徒，是个为了金钱连自己的老子都会出卖的见利忘义之辈，他指责塔列朗谋杀了当甘公爵[18]，挑起了西班牙战争，没有一个洗衣妇在敞开的门廊里辱骂自己的邻居，会像拿破仑辱骂佩里戈尔公爵、革命的老前辈、法兰西的头号外交家塔列朗那样肆无忌惮。

听众全都怔住了，每个人都觉得很不自在，大家都感到，皇帝此刻形象不佳。只有塔列朗脸上毫无表情。他对攻击一向漠然置之，显得刀枪不入，极端迟钝。据说，有一次他在阅读一份攻击他的敕文时竟酣然入睡。他过于高傲，根本不把皇帝的这些辱骂当作侮辱。在这场暴风雨过去之后，他瘸着腿，走过光滑的镶木地板，走出门去，当仆人在前厅里给他披上大衣时，他只是漠不关心地说了一句比雷霆万钧的拳头猛击更为致命的刻薄话：“真可惜，一个这样伟大的人物竟如此没有教养。”

当天晚上，塔列朗被剥夺了内阁大臣的职位，所有心怀猜忌的人在以后几天都好奇地打开《箴言报》，希望在国务新闻栏里看到富歇撤职的消息。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富歇没有丢官。他在向前挺进时，总是躲在一位更强大的人物身后，让此人做他的避雷针。人们都记得，在里昂和他一起充当刽子手的科洛，被流放到热病流行的岛屿去了，而富歇留了下来；他在反督政府斗争中的伙伴巴贝夫遭到枪毙，而富歇留了下来；他的保护人巴拉斯不得不逃亡国外，而富歇却留了下来。政府更迭，国体变换，意见转变，人事变动，在世纪转换时期迅急的旋风暴雨之中，一切全都崩塌，全都消失，只有一个人在职务急变、思想转换之际，始终位置不变，这就是约瑟夫·富歇。

富歇依然位居要津，不仅如此，正因为拿破仑的谋臣中最聪明、最灵活、最独立的一位被勒令去职，由一位唯唯诺诺的庸才所取代，恰好是这点大大加强了富歇的势力。但是更重要的是——除了这个竞争者塔列朗之外，那位讨厌的主子也有一段时间空出了位子。因为这时是一八○九年，拿破仑和往年一样，又要进行一场新的战争，这次是出兵奥地利。

拿破仑不在巴黎，不问国事，这是富歇最开心的事情。拿破仑离得越远越好，离的时间越长，他越心情舒畅——到奥地利、西班牙、波兰去都行，他恨不得拿破仑又去埃及，因为拿破仑发出的强光过于猛烈，使身边所有的人都黯然失色，他高人一等，才气过人，处处比人优越，使别人全都丧失意志。倘若他远在几百公里之外，指挥战役，运筹帷幄，富歇留在家里，还能偶尔亲自扮演一下主子的角色，主宰一下命运，用不着在这只强硬果断的手里扮演傀儡的角色。

富歇终于有了一次机会，终于第一次有了这样的一次机会！一八○九年对拿破仑来说是命运攸关的一年。尽管表面上成就极为显赫，他的军事形势却从来也没有像这时这样的危殆。在战败的普鲁士，在并未完全降伏的德意志，几万法国人驻扎在为数不多的军营里，几乎毫无防御能力，却看守着几十万人之众。这些人只等召唤便会拿起武器。只要奥地利再打一场像阿斯珀恩战役[19]那样的胜仗，那么从易北河到罗讷河就会爆发一场起义，整个民族的奋起反抗。在意大利情况也并不美妙，教皇受到了虐待，激怒了整个意大利，就像普鲁士受到屈辱，激怒了整个德意志一样。而这时法兰西本身已疲惫不堪，皇帝的军事威力分布在全欧洲，从埃勃罗河[20]直到维斯瓦河[21]。倘若现在能再给予一次新的打击，没准能把这受到强烈震撼的钢铁巨人一举撂倒。拿破仑的死敌英国人就在策划这次打击。他们决定趁皇帝的军队分散在阿斯珀恩、罗马和里斯本之际，直捣法兰西的心脏，首先夺取敦刻尔克的港口地区，占领安特卫普，迫使比利时人起义。他们这样估计，拿破仑正率领能征善战的军队，率领他的元帅和大炮远在国外，法兰西全国就毫无抵抗力地敞开在他们面前。

但是富歇还在岗位上。同一个富歇于一七九三年在国民公会期间学会如何在几周之内，征集几万名新兵。此后他的精力并未衰退，但只能在暗中发挥作用，只能用来搞点小小的秘密活动、阴谋诡计。如今他满怀激情地投身于这项任务，以便向全国、向全世界显示，约瑟夫·富歇并不仅仅是拿破仑手里的一个玩偶，必要时也同样可以果断坚决、目标明确地行动，就和皇帝本人一样。奇妙的机会简直是从天而降！——现在终于可以明确无误地证明，全部军事和道义的命运并不仅仅只维系在这一个人身上。他放肆大胆颇有挑衅性地在他的文告里强调，拿破仑并非不可或缺：“让我们向全欧证明，尽管拿破仑的天才赋予法兰西以它的光辉，但是为了击退敌人，并不需要他亲自出马。”他在给各市市长的信里这样写道，并且用行动证明这几句大胆无畏颇为自负的话语。因为他在八月三十一日刚获悉英国人在瓦尔赫伦岛登陆的消息，便立即以警务大臣和内务大臣（这个职务是他临时担任的）的名义要求征召国民自卫军，这些人从革命时期以来，便安安分分地待在各自的村里当裁缝、锁匠、鞋匠和农夫。其他大臣大吃一惊。什么，竟然未经皇上批准，擅自采取这样一个涉及范围极为宽广的措施？国防大臣尤其气愤，一个文职人员，一个无权过问的人，竟然插手他那神圣的职务，跑来说三道四，便使出全力进行反抗：他竭力主张必须先到美泉宫[22]去求得发布动员令的恩准。必须静等皇帝的命令，不可使全国骚动不宁。但是皇帝和往常一样远在国外，驿车来回行程得十四天之久，一时难以请示取得回答。富歇不怕扰乱全国，拿破仑不是也这样干的吗？他从内心深处希望骚动，希望暴乱，于是他便果断地把责任全都承担下来。鼓手击鼓，命令下达，以皇帝的名义在受到威胁的省份里，号召每个男子立即从军捍卫祖国，以皇帝的名义，而皇帝对所有这些措施一无所知。第二个大胆行为是：富歇任命贝纳多特[23]为这个临时组成的北方军的总司令，恰好是将领中拿破仑最最痛恨的一个。虽然贝纳多特是他哥哥的连襟，但拿破仑处分过他，并把他加以流放。富歇违抗皇帝的旨意，不顾众大臣和他所有敌人的反对，把贝纳多特从流放地召回：皇帝是否赞同他的措施，他完全不放在心上，重要的只是成功，成功将一反众议证明他的正确。

在关键时刻这样大胆无畏，使富歇真正显出伟大。这个神经质的人，工作勤奋，一直焦躁不安地渴望获得伟大的任务，而他得到的却始终只是一些琐碎小事，他不费吹灰之力地全都解决了。他那过剩的精力自然只能在恶意的、大多是无谓的阴谋诡计中寻找宣泄和排放。可是当此人——就像当年在里昂以及后来拿破仑倒台之际在巴黎——真正面临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且和他力量相当的任务时，他完成任务出类拔萃。弗利辛恩城曾被拿破仑在自己信件里称作不可攻克的城市，却像富歇更加正确地预言的那样，在几天后，落入了英国人的手中。但是由富歇擅自做主新建的大军这时却赢得了时间，加强了安特卫普的防务，于是英国人这次侵犯就以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告终，代价十分昂贵。自从拿破仑掌权之后，这是第一次有一位大臣敢于在国内亲自打出旗帜，扬起船帆，确定自己的航向。富歇就以这种独立自主的行动，在命运攸关的时刻拯救了法兰西。从这一天起，富歇拥有了新的官衔，新的自信。

与此同时，首相和国防大臣的控告信，接二连三的投诉纷纷传到美泉宫，控告这位文职大臣胆大妄为地擅自干了些什么事情。他招募国民自卫军，宣布全国处于战争状态！他们大家都希望拿破仑会惩罚这种倨傲行为，撤去富歇的职务。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皇帝还不知道富歇的这些措施如何辉煌地经受了考验，就一反众议，认为富歇果断行事，迅速出手，完全正确。首相受到严厉的训斥：“您拥有全权，在非常时期却不予使用，我很生气。您照理一得到警报就应该立即征召两万、四万或者五万国民卫队。”他在给国防大臣的信里有这样一句话：“我看见，只有富歇先生确已竭尽所能，他感觉到无所事事的状况非常危险，而且有失荣誉，消极等待极不合适。”于是那些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的同僚们不仅输在富歇手里，也因拿破仑的赞赏而吓得惊慌失措。尽管有塔列朗和首相作梗，但富歇现在在法兰西位及群臣，就他一个人显示出，他不仅会服从听命，也会发号施令。

人们一再在富歇身上看到，在危险关头，他会行动得非常出色。倘若把他置于最危险的境地，他会勇敢出手，干净利索地一举克服。倘若给他一个乱麻般的死结，他也能把它解开。但是尽管他善于妙不可言地采取行动——但是与之并列的姐妹艺术，他可惜一窍不通，那就是一切政治艺术中的尖端艺术：懂得及时撒手。他不论插手什么事情，都不会把手又抽出来。倘若他解开了那个死结，一种妖魔式的爱玩的欲念又促使他故意把绳子又重新弄成乱麻一团。这次也是如此。多亏他行动迅速，机灵地聚集人马，出兵袭击，敌人阴险无比的侧翼一一被击溃。英国人兵员物质损失惨重，威信更是大为损伤，只好把军队又载上船只，返回家乡。现在可以安安心心地鸣金收兵，向招募来的国民自卫军表示感谢，颁发给他们一些荣誉团勋章，然后把他们打发回家。但是富歇的野心这次刚尝到滋味。扮演皇帝的角色，把三省子弟动员起来，下达命令，发出号召，发表演讲，给低能的同僚们点儿颜色看看，实在妙不可言。而现在这美妙的时刻就要结束？刚刚心情欢快地感到自己的能力干劲与时俱增，而现在就要结束？不，富歇可不想结束。宁可继续演出打仗和捍卫的游戏，即使不得不先捏造个敌人出来。只要能继续击鼓，激动全国，制造动荡，人心惶惶。于是他便再次下令动员，据说英国人打算在马赛登陆。尽管国内和海边远近各处不见一个敌人，整个皮埃蒙特、普罗旺斯，甚至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却全都召集起来，令大家普遍感到惊讶，只是由于富歇怀有强烈的欲望，一种长期未能实现的组织和动员的欲望，这个长期受到抑制、无法施展才能的人，由于世界统治者不在国内，终于得以充分发泄一番。

但是这些军队用来和谁作战呢？全国上下越来越惊讶地反问自己。英国人没有露面。即使是他同僚当中最有好意的人也渐渐怀疑起来：这个深藏不露的人这样疯狂的动员究竟想干什么？他们不明白富歇只是想施展自己的干劲，让一种秘密的游戏之欲得到满足。既然远近各处都看不见敌人刺刀的刀尖，也看不到不停征兵、日益强大的军队想反击的敌人，他们就不由自主地认为富歇另有展翅高飞的计划。一批人认为，他在策划一次起义；另一批人认为，倘若皇帝再打一次阿斯珀恩战役式的败仗，或者另一个弗里德里希·斯塔普斯[24]行刺得手，富歇就会立即宣布恢复旧日的共和国。于是信件一封接一封地传到美泉宫的总司令部，报告：富歇已经发疯或已经变成谋叛分子。最后，拿破仑尽管对富歇抱有好感，也起了疑心。他看到，富歇已经蹿得太高，必须把他再摁下去。于是信件里的风向猛转。皇帝对富歇大加训斥，称他为“一个和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以往日严峻的口吻写道：“我收到的一切消息都向我报告，有人在皮埃蒙特、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在太子领地征召国民自卫军。真是见鬼，如果没有必要召这些人想干什么，而且没有我的命令是不许征兵的啊！”于是富歇只好心情沉重地放弃他扮演主子的戏剧，交出内政部——扫把！扫把！回到角落里去吧！[25]——又缩回角落，继续扮演警务大臣的角色，侍候那位光荣班师、对他来说过早回归故里的主人。

不论怎么说，尽管富歇有些越俎代庖，他却是在其余的大臣面对祖国遭到极大危机惊慌失措之际，惟一及时采取正确措施的人，因此拿破仑已经给予这么多人的荣誉，不能迟迟不给富歇。既然这时从洒满鲜血的法兰西土地上已经培植出一批新生的贵族，既然一切将军、大臣、帮凶走卒都得到了贵族称号，那么也轮到这个旧日的贵族之敌富歇自己变成贵族了。

伯爵的头衔从前早已悄悄地安在他的头上了，但是这个老雅各宾党人，在这名号称谓的轻飘飘的阶梯上还得升得更高。一八○九年八月十五日，在奥地利皇帝陛下的皇宫里，在美泉宫富丽堂皇的宫殿里，昔日来自科西嘉的小少尉，为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和还俗的神学院教师友好地在一张驴皮上盖上印玺，凭着这张羊皮纸，约瑟夫·富歇从此——令人肃然起敬！——可以自称为奥特朗特公爵。他虽说并未在奥特朗特作过战，也从未亲眼看见过意大利南部的这个地方，但是恰巧是这样一个神气活现、听起来颇有异国情调的贵族称号最最适合于把一个过去的铁杆共和主义者伪装起来。因为，当人家铿锵有力地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忘记，在这个公爵后面，隐藏着里昂的刽子手，那个制造平等面包、没收别人财产的老富歇，为了让他真正感到自己是个骑士，还颁发给他一个公爵的象征物：一个崭新的纹章。

但是说来奇怪，究竟是拿破仑自己有意做出这危险的表示其性格特点的暗示，还是那位官方任命的纹章学家私下开了一个小小的心理玩笑？反正是这样，奥特朗特公爵的纹章中间是一根金柱子——对于这位嗜金如命的人来说倒是非常合适。金柱上盘绕着一条蛇——大概也同样是对这位新公爵耍弄权术的灵活机敏作的一个小小的暗示。拿破仑大概有一些聪明的纹章学家为他效劳，因为对于约瑟夫·富歇来说，再也想不出一个比这能说明他性格的纹章了。

[1] 当时欧洲著名的银行家。

[2] 尤齐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前138—前78），古罗马政治家，在屡建战功战胜敌人之后，于公元前七十九年引退。

[3] 卡尔五世（1519—1556），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五三○年加冕为皇帝。当时新旧两教斗争激烈，一五五五年取得宗教斗争和平，一五五六年逊位。

[4] 古罗马政治家，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被后世视为古罗马美德的模范。

[5] 古希腊神话中的怪物。

[6] 刺杀恺撒的凶手。

[7] 尤齐乌斯·赛尔基乌斯·卡提利那（前108—前62），古罗马贵族，曾试图以暴力夺取政权，事败逃亡，又组一军，被打死。

[8] 约翰·路特维希·约瑟夫·科本茨（1753—1809），奥地利外交家，曾任驻俄大使、外交部长等职。

[9] 拿破仑的第二个妹妹，生性淫荡，秽闻不绝。

[10] 古罗马皇后，著名的淫妇。

[11] 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马其顿皇帝，曾从希腊率大军四处征讨，节节胜利，后进军印度，战死沙场。

[12] 卡尔十二世（1682—1718），瑞典国王，曾向俄国用兵直抵莫斯科近郊，一七一八年进攻挪威。

[13] 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墨西哥的征服者，西班牙贵族，一五一九年自古巴出航前去征服墨西哥，一五二一年占领墨西哥。

[14] 法文，朕即法兰西。

[15] 法文，他别的什么也不缺，只缺少这个“Vice”。“Vice”表示副首相的“副”，也意味着“罪恶”。

[16] 罗马高官，和勃鲁托斯一同谋叛，反对恺撒。

[17] 塔列朗是个瘸子。

[18] 即路易-安托万-亨利·德·波旁（1772—1804），拿破仑认为他是保王党谋叛的后台之一，下令把他劫持，由军事法庭把他处死。

[19] 一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拿破仑在阿斯珀恩为奥地利军队打败。

[20] 在西班牙境内。

[21] 在波兰境内。

[22] 当时拿破仑正在维也纳驻跸美泉宫，奥地利皇室的夏宫。

[23] 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1764—1844），法国元帅。一七九八年与德西蕾·克拉里结婚，成为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的连襟。一八一八年起即王位，成为瑞典国王。

[24] 一八○九年，十七岁的牧师之子弗里德里希·斯塔普斯试图在美泉宫向拿破仑行刺未遂，十月十七日被处死。

[25] 这是歌德的歌谣《魔法师的学徒》中的诗句。意为：魔法已完，一切恢复正常。魔法师的学徒趁师父外出，念动咒语使得扫把服从他的意志，站立起来出去挑水，扫把弄来大量的水使得屋里浸水为患。魔法师学徒发现扫把不再听命，惊恐万分，师父回来，扫把又只好回到屋子的角落里去。魔法已完，它依然是个扫把。

六 反对皇帝的斗争

一八一○年

伟大的榜样永远能使整整一代人堕落或者上进。一个时代若出现像拿破仑·波拿巴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身边所有的人都面临抉择，若不是在他面前自愧不如低三下四，慑于他的伟大，从此销声匿迹，便是依照他的榜样尽情发挥自己的力量，达到放纵恣肆的地步。拿破仑身边的人只能变成他的奴隶，或者他的对手。这样高人一头的伟人天长日久是容不得平庸之辈的。

拿破仑使有些人失去平衡，富歇便是其中之一。他不知餍足，妖魔似的迫使自己不断自我超越，这个危险的榜样使富歇寝食难安。他也想像他的主子一样，不断扩展力量趋于极限，他也不愿安安分分地耐心等待，舒舒服服地自满自足。因此，当拿破仑又作为胜利者从美泉宫凯旋，重新掌握大权时，富歇真是大失所望。在那几个月里，他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征集军队，发布文告，越过那些胆小怕事的同僚，采取大胆的措施，终于一度成为全国的主人，决定世界命运的大赌台旁的赌徒，这是多么美妙！现在，约瑟夫·富歇又只好当他的警务大臣，监视那些不满现实之徒，尽在报上胡言乱语之辈，根据特务的报告每天拼凑无聊的公报，关心无足轻重的琐事，譬如塔列朗和哪个女人私通，是谁造成昨天交易所股息狂跌。不行，自从插手过世界大事，掌握过国家的大计方针之后，这个不安分地渴望发生重大事件的人觉得这一切都只是琐碎小事，不屑一顾的文牍差使。谁若下过这样大的赌注进行赌博，就永远也不会满足于这样的琐碎小事。宁可再一次让人看看，即使在拿破仑身边也依然还有建立功勋的余地——这个念头他再也驱赶不开。

但是拿破仑击溃了俄国、德意志、奥地利、西班牙和意大利，欧洲最古老的王朝的皇帝把长公主[1]许配给他为妻，他推翻了教皇和罗马千年之久的统治，从巴黎出发建立了一个包括全欧的世界帝国，他的丰功伟绩与日齐辉，在他身边还有什么作为？富歇野心勃勃，他神经质地、狂热地、妒忌心切地四下窥望，寻找一项任务，果然，在世界霸权的大厦上还缺乏最后一个，最高的雉堞，那就是和英国媾和，做到这点全部工程才算大功告成。约瑟夫·富歇想要不让拿破仑过问，违背拿破仑的意志，独力完成这最后一个有关全欧的业绩。

英国——在一八○九年和在一七九五年完全一样——始终是法国的死敌，最凶险的对头。在阿克[2]的城门前面，在里斯本的堡垒前面，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拿破仑的意志都碰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经冷漠、深思熟虑、有条不紊的力量；正当他占领欧洲大陆之际，英国人把世界的另外一半——大海——从他手里夺去。他抓不到他们，他们也抓不住他，二十年来，双方都一再努力，想要消灭对方。在这场毫无意义的斗争中彼此都大伤元气，现在都有一些疲倦，虽然并不承认。在法兰西，安特卫普和汉堡的银行自从英国人截断了它们的生意之后都纷纷破产。而在泰晤士河上轮船满载着卖不出去的货物，挤在一起。英国和法国的股息全都日益下跌，在两个国家里，银行老板这些理智人士都促进相互谅解，非常缓慢地开始悄悄进行谈判。但是对于拿破仑来说，让他那低能的哥哥约瑟夫得到西班牙的王冠，让他妹妹卡罗琳得到那不勒斯似乎更为重要。于是他中断了辛辛苦苦通过荷兰开始进行的和平谈判，用他的铁拳强迫他的盟友封锁英国的船只，把英国人的货物倒进大海，屡次向俄国发出威胁性的信件，要求他们参加大陆封锁。激情又一次扼杀理性。倘若主和派不在最后关头鼓起勇气，采取行动，战争似乎有持续下去、永无止境的危险。

和英国进行的这些中途夭折的谈判，富歇也曾插手。他给皇帝和荷兰国王找了个中间人，一个法国银行家，此人又找了一个荷兰银行家，这个荷兰银行家又找了个英国银行家；通过这久经考验的金桥（每次战争期间和任何时代均是如此），政府之间试图通过秘密谈判取得相互谅解。可是这时，皇帝粗暴地下令，结束谈判。这可不合富歇的心意，为什么不继续谈判？进行谈判，讨价还价，许愿允诺，愚弄欺骗，这是他最心爱的嗜好。于是他制订了一个胆大包天的计划。他决定自作主张，继续谈判，当然表面上是奉皇帝的旨意行事，这就是说，无论是自己的代理人还是英国的官府都得深信不疑，皇帝通过他们在努力谋求和平，而实际上只是奥特朗特公爵在背后牵线。这是疯狂之举，是放肆地盗用皇帝的名义和他自己部长的职权，是世界史上没有先例的放肆行径。但是这样的秘密，这种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的游戏，不是迷惑一个人，而是同时迷惑三四个人，这正好是天生的、死不悔改的阴谋家富歇真正的嗜好。仿佛一个学童，躲在老师背后做鬼脸，富歇也喜欢背着皇帝自作主张，就像那个大胆的顽童，他也甘愿冒着挨揍或者挨罚的风险，就仅仅为了快活起见放肆一番，进行欺骗。人们看到，他曾几百次地以这种政治上的放荡行径获取乐趣——但是从未干过一件比盗用皇帝旗号而实际上却违背皇帝意愿和英国外交部进行英法和约的谈判更胆大妄为、更一意孤行、更加危险的事了。

这个活动准备得巧夺天工。为了这个目的，富歇把一位暧昧、几次险些入狱的银行家乌夫拉尔召来。此人声名狼藉，拿破仑讨厌这个坏家伙，可是曾和此人在交易所共事的富歇却并不在乎，他知道此人底细，心里踏实，因为他曾多次把此人救出困境，可以把他牢牢控制在手里。他派这个乌夫拉尔去见荷兰银行家勒拉布谢尔，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勒拉布谢尔信以为真，找到自己的岳父——伦敦的银行家巴林，巴林又让他女婿和英国内阁建立联系。于是这事便像发了疯的陀螺似的旋转起来：不言而喻，乌夫拉尔相信富歇是奉皇帝之命在行事，把富歇的消息当作官方消息传给荷兰政府。这份保证又足以使英国人认真对待谈判。于是英国认为是在和拿破仑谈判，而谈判的只是富歇。富歇当然仔细地不把这秘密谈判的进展禀告皇帝。他要先消除困难，等一切就绪，然后才突然作为Deus ex machina[3]出现在皇帝和法国人民面前，骄傲地说：“这是和英国的和约！大家所希望、所渴求的东西，你们的外交官没有一个能够办到，而我奥特朗特公爵，当作额外的任务，独自一人把它办到了。”

可是遗憾极了！一件小小的愚蠢的偶然事件，破坏了这奇妙的激动人心的一盘棋。拿破仑和他年轻的夫人玛丽亚·路易丝前往荷兰去访问他的弟弟路易[4]。喧闹豪华的欢迎使拿破仑忘记了政治。但是有一天，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他的弟弟路易国王打听和英国的相互谅解取得什么进展，不言而喻，他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都以为那些和英国人的秘密谈判是在皇帝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拿破仑听了一怔，他像闪电似的回忆起，恰好在安特卫普遇见过那个令人憎恶的乌夫拉尔，这儿出了什么事？英国和荷兰之间的交往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不让人看出他的惊讶，只是随口说了一句，请他弟弟方便中把这位荷兰银行家的来往信件送来给他一阅。信件立即送到。在从荷兰回巴黎的途中，拿破仑有机会阅读了这些信件，的确是一次谈判，而他对此一无所知。他火冒三丈，立刻觉察到这位奥特朗特公爵偷猎野兽的踪迹，此人又一次在别人的土地上偷猎，但是拿破仑碰到这个诡计多端的人自己也变得足智多谋起来。他首先收起自己的怀疑，一肚子愠怒，却装得温和有礼，为了不去惊动这个灵活善变的人，不让他溜走。他只把心事告诉他的宪兵司令罗维戈公爵萨瓦里[5]，命令他迅速逮捕银行家乌夫拉尔，不要引人注意，夺得他的全部文件。

六月二日，在下达这道谕旨之后三小时，拿破仑于圣克卢宫召见众大臣，口气粗暴开门见山地质问奥特朗特公爵，他对银行家乌夫拉尔的某些旅行知道多少，究竟是否是他亲自把乌夫拉尔派到阿姆斯特丹去的。富歇深感意外，但还远远没有预感到他已坠入陷阱，通常人家抓住他的把柄，他就奋力挣脱。大革命时期他和肖梅特一起，督政府时期和巴贝夫在一起，他都试图脱身，干脆把同伙甩掉。富歇解释道，唉，乌夫拉尔，这是一个非常冒失的家伙，什么事都喜欢插手，不过这件事无关紧要，不过是场游戏，一场儿戏而已。但是拿破仑是铁腕人物，一旦抓住，不会轻易松手。“这里策划的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儿戏。”拿破仑冲他吼道，“这是闻所未闻的越权行为。胆敢背着君主和敌人谈判，而谈判的条件君主一无所知，估计也永远不会获得批准。这样的渎职行为，即便是最软弱的政府也不会容忍。乌夫拉尔必须立即逮捕。”这下富歇就浑身不自在起来。偏偏还要逮捕乌夫拉尔！此人可会说出内情！于是富歇便努力用各种借口，打消皇帝采取这项措施的念头。但是皇帝知道，此刻他自己的卫队早已把这个银行家关进监狱，只是带着嘲弄的神气倾听这个显露原形的大臣说话。他现在已经认出了这个大胆阴谋的真正主谋，在乌夫拉尔处被没收的文件很快就会揭露富歇的全部把戏。

这时从聚集已久的疑云中终于打出了霹雳。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拿破仑在望完弥撒之后（尽管他在几年前还逮捕过教皇，可是作为信奉天主教的皇帝陛下[6]的女婿，他现在又变成一个虔诚的信徒）把所有的大臣和显贵召集起来进行早晨的觐见。只有一个缺席：奥特朗特公爵。尽管他是大臣，却未蒙召见。皇帝让他的阁员们围桌就座，突然冷不丁地提出问题：“一个大臣，滥用职权，背着国君与外国建立联系，在自己设想的基础上与之进行谈判，从而暴露了全国的政策，你们对于这样一个大臣有何想法？这样一种渎职行径，根据我们的法典，该受什么处罚？”皇帝提出这样一个严厉的问题之后，在这个圈子里环顾四周，毫无疑问，正期待着他所有的谋士和走卒会急急忙忙地建议予以流放或者采取其他令人蒙受羞辱的措施。可是，瞧！大臣们虽然立即猜出这支箭的矛头所向，却都保持令人难堪的沉默。归根到底，他们都认为富歇坚决谋求和平，做得有理。作为真正的地道的仆人，他们看到富歇和这独裁专制的君主大胆地开个玩笑，都非常高兴。塔列朗（已不再是大臣，但仍是显贵，被召来参与这件大事）心里暗暗发笑，他回忆起他自己在两年前经历的屈辱。看见拿破仑和富歇现在各自陷入窘境，他乐不可支，这两个人他一个也不喜欢。国务大臣康巴塞雷斯[7]终于打破沉默，开口打打圆场：“这无疑是个失误，应该受到严惩，除非此人是由于尽忠职守，过于热心，误犯了这一过失。”“尽忠职守过于热心！”拿破仑愤怒地叫道——这个回答他听不进去，因为他不要人家为之辩解，只要严惩以儆效尤，只要对任何擅自行动明显地予以惩罚。他情绪激动地叙述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要求在座的臣子向他建议一人接替富歇。

可是情形依旧，没有一个大臣急于在这样棘手的事件中发表意见——他们大家对富歇的恐惧仅次于害怕拿破仑。最后像历次困难的场合那样，是塔列朗用一句巧妙的俏皮话给大家解了围。他扭头向着他的邻座低声说道：“富歇先生毫无疑问犯了一个错误，不过倘若要我给他找个继任，那么这位继任不是别人，而是富歇先生自己。”拿破仑对于他的大臣们深感不满，然而是他自己把他们变成自动的机器人和丧失勇气的马默卢克人的。他宣布散会，把国务大臣叫进他的办公室。“的确，不值得费劲去问这些先生们。您瞧，我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有用的建议呢。您总不会认为我自己还没理出头绪，当真想要征求他们意见吧。我已做出选择，让罗维戈公爵担任警务大臣。”不容此人表示是否愿意接受这样不愉快的继任的角色，当天晚上皇帝就以一道生硬的命令向他表示欢迎：“您是警务大臣了，请宣誓就职，立即开始工作！”

富歇遭到免职立即成为街谈巷议，全部舆论一下子都倾向富歇。通过革命扶摇直上的拿破仑，漫无限制地推行独裁统治，这对于习惯于自由的一代法国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富歇恰好反对这种独裁统治，没有什么事情曾像此事使这位两面三刀的大臣获得过这么多的同情。谁也想不通，就算是违抗了这个战争狂的意志，去寻求与英国媾和，这也算是该受惩罚的罪行吗？各派势力，保王党人，共和党人和雅各宾党人，同样各国使节都因拿破仑最后一位敢于直言的大臣的倒台，一致喟叹和平思想显而易见遭到了失败。甚至在拿破仑自己的宫中，在他的寝宫里，这位皇帝也竟然发现，他的第二位夫人玛丽亚·路易丝就和当年他的第一位夫人约瑟芬一样，也是约瑟夫·富歇的辩护人。这位皇后的父皇奥地利皇帝曾向玛丽亚·路易丝指出，富歇是她身边惟一值得信赖的人，可现在他竟遭到免职，对此她非常震惊。在皇帝处失宠，却在公众面前提高威望，再也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当时法国真正的情绪了。新任的警务大臣萨瓦里用颇具特性的词句总结了富歇免职所引起的爆炸性的效果，“我相信，爆发一场黑死病的消息也不可能比任命我为警务大臣引起更大的惊恐。”的确，约瑟夫·富歇在这十年里是和皇帝一同强大起来的。

这个消息产生的反响想必也一直传到拿破仑那里，谁也不知道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传过去的，因为他刚一拳把富歇打下交椅，便急忙扶他一把。和一八○二年第一次免职一样，这次免职也是事后镀金，伪装成另有任用。奥特朗特公爵失去了警务大臣的职位，却获得国务枢密官的荣誉称号，而且被任命为法兰西帝国驻罗马大使。皇帝的情绪在恐惧和愤怒之间、责备和感谢之间、愤慨和宽恕之间摇摆不定，再也没有比仅仅用作私人信札的送别信更能表现这种情绪的了。“奥特朗特公爵先生，我知道，您为我效劳良多，我相信您对我心怀忠诚，相信您为我热忱工作。尽管如此，我不可能让您继续担任大臣。否则我将难以服众。警务大臣的职位要求完全绝对的信任，自从您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把我的安宁和国家的安宁拿去冒险之后，这种信任已不复存在。这件事情即使动机尚可赞扬，也不能得到原谅。您对警务大臣的职责所持的奇特观点和国家的利益不相协调。即使我不怀疑您的依恋和忠诚，也不得不经常把您置于监视之下，这事令人厌烦，无法这样苛求于我。监视之所以必要是由于您擅自进行许多事情，而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否符合我的意愿，我的企图……我不能希望您改变您的行动方式，因为多年来，我明显地对您这种做法反感，却并没有使您的行为有所改变。您自以为目的纯净，不愿理解良好动机也会酿成灾祸。我对您的天才和忠诚的信任，并未动摇，我希望不久会找到机会来证明这点，并且利用您的天才和忠诚为我效劳。”这封信像一把秘密的钥匙披露了拿破仑内心深处和富歇的关系。诸位不妨把这篇小小的杰作再读一遍，就会感觉到，每句话里都交织着意志与反意志，赞许与憎恶，恐惧和暗自尊重。这位专制君主要的是一个奴才，恼火的是找到了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他想摆脱此人，又怕此人成为敌人，他既为失去富歇感到遗憾，又因摆脱了这个危险的家伙而感到高兴。

但是随着拿破仑的自信心急剧增长，他的这位大臣的自信心也相应地大为增长，民众普遍的同情使得约瑟夫·富歇的腰杆挺得更直。不，奥特朗特公爵不会让人家这样随随便便地赶走了事，得叫拿破仑看看，要是撵走了约瑟夫·富歇，警务部会是什么模样。得叫他的继任知道，谁若胆敢把他取而代之，那是掉进了一个马蜂窝，而不是坐上了一把大臣的交椅。他以十年之久制造了这把调得如此优美的乐器，不是为了一个像萨瓦里这样蠢笨的大胡子，一个玩弄权术的新手，一个半吊子笨手笨脚地在上面胡乱摆弄，把前任日日夜夜冥思苦索创造出来的东西拿来当作自己的成绩。不，不能使他的离职变得像他们两个想象的那样方便。他们两个，拿破仑和萨瓦里都得知道，约瑟夫·富歇不像别人那样，只会弯腰鞠躬，他也会龇牙发狠。

富歇下定决心，绝不低下脑袋离去。他可不要变味发臭的和平，不要逆来顺受的投降。他当然不会愚蠢到公开反抗。这可不是他的风格。他只想开个小小的玩笑，一个小小的、风趣的、欢快的玩笑，全巴黎会为此乐不可支。得让萨瓦里知道，在奥特朗特公爵的地盘里，可是设了些出色的陷阱的。必须一再提醒诸位，约瑟夫·富歇有着古怪的妖魔似的性格特点，恰好在他极端愤怒的时候，会激起狂烈的欲念想开个恶毒的玩笑。他的勇气如果提高，不会变得英勇刚烈而是变得古怪凶险，疯劲十足。倘若有人冒犯他，他绝不挥拳相向，而永远是恰好在火气最旺的时候装疯卖傻，当然，是把别人当作傻瓜。这个城府很深、深藏不露的人身上全部激烈的本能，碰到这样的机会，就全都翻腾、喷射出来。这种愤怒之中假装快乐的瞬间，同时也最好地暴露了他性格中深沉暴烈、带有妖魔鬼怪气的瞬间。因此他跟他的继任开了个辛辣的小玩笑！想出这个玩笑并不困难，尤其碰巧是和一个浑然不觉的蠢货打交道。奥特朗特公爵穿上大礼服，摆出特别客气的神气迎接他的继任到部就任。果然，罗维戈公爵萨瓦里一进门，富歇便劈头盖脸地向他说了一大堆殷勤热情的话语。他不仅祝贺萨瓦里非常荣耀地获得皇帝的遴选，还特别感谢罗维戈公爵卸去了他肩头的重负，他担任这个职位已经过于长久，使他疲惫不堪。唉，他现在是如此的高兴，如此的满意，在这无比繁重的工作之余，可以稍稍休息一下，因为这个警务部实在是个无比繁重的工作，是啊，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公爵不久就会有所体会，特别因为他对此还未习惯。不管怎么说，他，富歇，很乐意帮助公爵，把这个略嫌紊乱的部迅速加以整顿——他对免职之事毫无思想准备。当然这需要花些时日，不过，倘若罗维戈公爵同意，那么他，富歇，很乐意把这点小小的麻烦承担下来，与此同时，他的夫人，奥特朗特公爵夫人可以从容做好迁居事宜。善良的萨瓦里，罗维戈公爵，没有感到富歇口蜜腹剑。他只是感到又高兴又惊讶。众人认为此人恶毒狡猾，他却表现出来这么多的殷勤好意。是啊，罗维戈公爵甚至客客气气地向奥特朗特公爵异乎寻常的好意相助表示感谢。当然，奥特朗特公爵只要认为需要，愿意在部里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罗维戈公爵鞠了一躬，深受感动地和这位心地善良却被人误解的富歇握了握手。当房门在他受骗的继任身后关上的瞬间，人们没能看到并且画下约瑟夫·富歇的脸，这可真是遗憾。笨蛋，你真的以为我要帮你整理文件，把我十年来辛辛苦苦收集到的最重要的秘密井井有条地装在文件夹里，放在你那两只笨手前面，一目了然便于查阅？我的这台巧妙设想出来的机器，运转灵活，无声无息，齿轮扣齿轮，轮子连轮子，无影无形地从全国各地吸进消息，予以加工，叫我给你把这台机器加油，拭擦干净？笨蛋，你且得瞠目结舌、大吃一惊呢！

玛丽亚·路易丝，拿破仑的第二任夫人

富歇立即开始疯狂地工作。他请了一个知心朋友来帮忙。通向密室的房门仔细地插上门闩，一切重要的秘密文件匆匆忙忙地从档案里抽出来，一切日后还可以用作武器的文件，那些可作控告证件和泄露内情的文件，约瑟夫·富歇都留下来供私人使用，其余文件都毫无顾忌地付之一炬。萨瓦里先生何需知道，在高雅的圣日耳曼区、在军中、在宫里谁在充当特务？这只会使他的工作过于轻松，所以把这些名单扔进火里吧！只有那些毫无价值的线人和告密者，管家和婊子的名单可以让他得到，从他们那里他反正得不到任何重要消息。一个个纸匣飞快地出清，标有国外保王分子、秘密通信员姓名的重要目录全都消失，人为地到处制造混乱，档案柜遭到破坏，档案编码故意弄错，密码改变，同时，未来大臣最重要的部下全都吸收来充当特务专做秘密工作，以便他们继续向从前的主人、真正的主人进行汇报。富歇把那庞大的警察机器里的螺丝一个个拧松，卸下，使得各个齿轮无法相扣，到他浑然不觉的继承人手里，机器的转动全然停顿。就像俄国人在拿破仑进入莫斯科之前把他们的这座圣城纵火烧毁，使他在那儿找不到舒适的宿营地，富歇也把他自己心爱的毕生作品亲自破坏彻底摧毁。壁炉不停地燃烧了四天四夜，这魔鬼的工作也持续了四天四夜。帝国的秘密化为无法把握的轻烟从烟囱里飞舞出去，或者搬到费里埃的柜子里去，而周围的人却对此毫无觉察。

然后富歇在那浑然不觉的继任面前再特别客气特别殷勤地鞠上一躬：您请坐！握握手，再狡猾地接受一下对方的谢意。照理奥特朗特公爵现在应该乘坐快速驿车赶到罗马去当大使，可是他宁可先到费里埃他的府邸去，在那里，他焦躁不安、心痒难熬地等待他那受骗的继任一旦发现约瑟夫·富歇给他开的小玩笑后，发出的第一声怒吼。

这出小戏构思美妙无比，演出精彩绝伦，演到最后都大胆惊人，是不是这样？可惜，约瑟夫·富歇在这出神入化的故弄玄虚之际，犯了一个小小的思维上的错误。他心想给这位毫无经验、新近上任的公爵，这位婴儿般幼稚天真的大臣开个小小的玩笑，可是他忘了，指定此人去当大臣的那位主子可是不容人家跟他开玩笑的。拿破仑本来就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富歇的一举一动，新旧交接竟然拖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富歇无限制地拖着迟迟不去罗马。拿破仑看了，心中不悦。此外对富歇的帮手乌夫拉尔进行的调查取得了意外的结果，原来富歇先前早就通过一个中间人向英国内阁传递过消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和拿破仑开玩笑的人得到过好下场。突然，在六月十七日，一道措辞犀利的手谕像猛抽一鞭飞向费里埃：“奥特朗特公爵先生，为了试探韦尔斯利侯爵，您曾给一位法冈先生一份报告，我请您把这份报告给我送来。法冈先生给您带来了韦尔斯利侯爵对这份报告的回信，我从不知道有这封回信。”这凌厉冷峻的喇叭声可以把死人惊醒。但是富歇正陶醉于自负与狂妄之中，并不急于回答，而这时杜伊勒里宫中已是火上浇油，萨瓦里发现了警务部已遭到洗劫，气急败坏地向皇帝禀告。于是第二份、第三份手谕便立即飞去，命令立即交出“整个大臣的公文包”。内阁秘书亲自带去手谕，奉旨立即从奥特朗特公爵手里拿回他违法取走的文件。玩笑结束，战斗开始。

玩笑结束了，真的，富歇现在得看清这点。但是他仿佛魔鬼附体，当真和拿破仑这个全世界最强有力的人进行较量。他断然不顾实情向来使说：他感到无限遗憾，但是他没有这些信件。他已把所有的信件全都烧毁，当然，富歇这话谁也不信，拿破仑尤其不信。他第二次派人警告富歇，口气更严峻，态度更急迫。大家都知道他缺乏耐性，但是现在轻率变成倔强，倔强变成放肆，放肆变成挑衅。因为富歇一再重复：他一份文件也没有了。并且简直以一种敲诈勒索的方式说明皇帝的私人文件被毁的理由。他以嘲讽的口气说，他曾荣幸地获得陛下这样的信任，倘若御兄御弟当中有人惹陛下不快，陛下便会委托他让他们明白自己的本分。既然陛下的御兄弟都向他有所申诉，他就认为不保存这样的信件是他的职责。陛下的几位御妹也经常招致物议，受到污蔑，皇上自己曾把那些谣言都告诉过他，并委托他调查是御妹们的哪些蠢事成为制造这些谣言的原因。不仅如此，富歇向皇帝暗示，他知之甚多，不要像对待奴才那样地对待他。使者理解这是敲诈威胁，费了大劲儿才以一种勉强可以忍受的方式把这样嚣张的回答禀告他的主人。这下皇帝可气炸了。他怒火中烧，暴跳如雷，马撒公爵[8]不得不劝他息怒，为了平息这件恼人事件，马撒公爵自告奋勇，亲自去警告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叫他交出这些违法私藏的文件。通过新任的警务大臣罗维戈公爵发出第二次警告。但是富歇对一切来信都以同样客气而坚决的口气回答：可惜，可惜，可惜，为了慎重起见他已把这些文件烧毁。在法兰西第一次有人公开违抗皇帝。

这太过分了。拿破仑十年来低估了富歇，富歇也低估了拿破仑，他以为泄露一些秘密，就可以吓唬住拿破仑。沙皇亚历山大、奥地利皇帝、萨克森国王纷纷向拿破仑献上自己的女儿。在他面前，德意志和意大利所有的国王都像学童似的浑身哆嗦，全欧的军队碰见他都无法抵抗，而富歇竟敢当着众大臣的面抗拒他的意志。这个脸色惨白的木乃伊，这个身上的公爵礼服还没穿破的骨瘦如柴的阴谋家竟敢违抗他的意志？拒不服从？不行，他是拿破仑，不能让人家这样跟他开玩笑！他立刻召见他私人警察的头子迪布瓦，当着迪布瓦的面大发雷霆，破口大骂“这个混蛋透顶、卑鄙无耻的富歇”。他愤怒地走来走去，步履坚定，靴声震耳，然后突然叫道：“可是他别指望，能像对付上帝、对付国民公会和督政府那样地对付我，他卑鄙无耻地背叛了它们，出卖了它们。我的眼睛比巴拉斯犀利，他跟我玩可没那么容易。不过我劝他小心点。我知道他手里有我的手谕和指令，我坚持要他把它们还给我。他若拒绝，您就立即把他交给十名宪兵，把他关进监狱。我凭着上帝起誓，我会让他看到，我会多么迅速地把一个人干掉。”

现在事情可发出焦煳味来。它甚至开始呛富歇的鼻子了。迪布瓦来的时候，奥特朗特公爵，当年的警务部长富歇只好听任他过去的下属查封他所有的信件，这个办事审慎的人，若不是事先早就把真正重要的信件放开，这件事很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不过，反正他开始渐渐意识到他是用脑袋在撞墙壁，他现在飞快地急急忙忙地写出一封封书信，一封寄给皇帝，其余的寄给各位大臣，抱怨人们对他这个最诚实、最真挚、最有品德最为忠诚的大臣表示怀疑。有一封信里特别逗乐的是这句迷人的句子：“Il n'est pas dans mon caractère de changer.”[9]（的确，白纸黑字，这几个字是性格像变色龙的富歇亲笔所写）就像十五年前，和罗伯斯庇尔对抗时，他希望迅速和解，阻止这场灾难。于是他乘上马车，驰向巴黎，要向皇帝亲自解释，或者干脆进行道歉。

然而已经为时太晚。他胡闹的时间已经太长，玩笑开的时间太久，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和解，不可能再调停，谁若公开向拿破仑挑衅，必须公开受到贬抑。拿破仑给他送去一封短简，措辞强硬犹如虬结的肌肉，口气锋利犹如犀利的匕首，这样的信件拿破仑还从来没有给别的大臣写过。这封信非常简短，就像猛地踢他一脚：“奥特朗特公爵，我不希望您继续为我效劳，请您在二十四小时内动身回到您的庄园里去。”再也只字不提任命他为驻罗马大使一事，赤裸裸的、粗暴的免职，并且再加上流放。与此同时，新上任的警务大臣奉命监督这道敕令立即执行。

气氛过于紧张，游戏过于大胆，现在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富歇完完全全地崩溃了，他像个梦游人，浑然不觉地爬上了屋顶，忽然一声断喝把他惊醒，对自己疯狂的处境吓得直跌下来。同一个人，当年站在断头机前两步还头脑清醒，镇静自若，如今在拿破仑的一击之下，可怜巴巴地倒了下去。

一八一○年的六月三日，是约瑟夫·富歇的滑铁卢之役。他的神经全然崩溃，他奔到警务大臣处乞求一张出国护照，然后马不停蹄地驰向意大利，只在每个驿站换马。到了那里又东奔西突，犹如一只疯狂的老鼠在火热的炉灶之上，从一地窜到另一地，时而在帕尔马，时而在佛罗伦萨，时而在比萨，时而在里窝那，而不是像预定的，前往他的庄园。但是他实在惊恐万状，只想逃到拿破仑够不着的地方，只想逃到这只可怕的手不能抓住的地方！即便是在意大利，他也觉得不够安全，这还始终是在欧洲啊，而整个欧洲都隶属于这个可怕的人。于是他在里窝那租了一艘船，想漂洋过海，前往美国那安全的国家，那自由的国家。但是风浪晕船，对英国巡洋舰的恐惧又把他赶了回来，于是这个疯子又乘坐马车迂回曲折地从一个港口拐向另一个港口，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向拿破仑的妹妹们、公侯们、朋友们乞求帮助，倏而消失，又重新出现，使那些寻找他的线索、又一再失去线索的警察们讨厌已极。简而言之，他的行动完全像个狂人，吓得神经错乱，这个丧魂落魄的人第一次提供了一个神经完全崩溃的病理范例。拿破仑从来没有只一挥手一出拳，就把一个对手完全击成齑粉，而在这里打击他最大胆最冷静的仆人却是如此。他躲躲藏藏，然后露面，这狂热的来回奔跑持续了好几天，好几个礼拜，谁也猜不出（便是他杰出的传记作者马德兰也不知道，大概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在这时想干什么，想到哪儿去。似乎他只在不停奔驰的马车里才感到安全，不致受到想象中的拿破仑的报复。拿破仑无疑早已不再把他这个犟头倔脑的仆人放在心上，并不当真要置他于死地。拿破仑只想贯彻他的意志，取回他的文件，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因为正当那狂人、那个变得歇斯底里的人在意大利各地把驿马驱死之际，他的妻子在巴黎的行动要理智得多。她代丈夫投降了。毫无疑问，奥特朗特公爵夫人为了拯救丈夫，已在当时把她丈夫狡猾地扣下的文件又秘密地交还给了拿破仑。因为富歇以勒索的方式指出的那些绝密文件，以后从来没有一份公开出现。无论是巴拉斯——皇帝从他那里买回了那些文件——还是其他知道拿破仑飞黄腾达底细的讨厌的家伙们，还是富歇，他们所拥有的文件，只要有关拿破仑的，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是拿破仑自己或者以后是拿破仑第三，把一切不利于拿破仑公众形象的文件全都彻底消灭。

最后富歇终于获得恩准，回到他在艾克斯的庄园，狂风暴雨已经停歇，闪电只震撼了神经，并未触及骨髓。九月二十五日，这个到处遭到驱赶的人回到了他的庄园，“脸色苍白，疲惫不堪，思想混乱，语无伦次，暴露出他完全神经错乱”。但是这给他留下了足够的时间去恢复他的神经，因为谁若反抗一次拿破仑，就将长时间不得参与一切公开事务。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必须为他开的严重的小玩笑付出代价；波涛又把他打入水底。三年之久，富歇没有荣誉，没有职务，他的第三次流亡生涯开始了。

[1] 奥地利皇帝把女儿玛丽亚·路易丝公主嫁给拿破仑。

[2] 又译阿卡，地中海港口城市（今属以色列），一七九九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曾陈兵阿克城下，围城达二月久，未能攻克。

[3] 拉丁文，从天而降的神明。

[4] 路易·波拿巴当时为拿破仑册封的荷兰国王。

[5] 勒内 ·萨瓦里（1774—1833），拿破仑手下将军，一八一○年至一八一四年间任警务大臣，拿破仑封他为罗维戈公爵。

[6] 指奥地利皇帝。奥地利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

[7] 雅克·雷吉斯·德·康巴塞雷斯（1753—1824），拿破仑手下国务大臣，一八○八年被封为帕尔马公爵。

[8] 即克洛德·安布鲁瓦兹 ·雷尼耶（1736—1814），公安委员会委员，支持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政变。一八一二年起任司法部长，拿破仑登基后被封为马撒公爵，一八一二年任国务大臣，路易十八回国后，失去一切职务。

[9] 法文：变化多端并非我的性格。

七 并非自愿的插曲

一八一○年至一八一五年

约瑟夫·富歇的第三次流亡生涯开始了。这位卸任的内务大臣奥特朗特公爵生活在艾克斯的豪华府邸里，犹如享有主权的一方诸侯。他现在五十二岁，充分经历了政治生涯中的艰辛和欢乐、成功和厄运，命运的浪潮中潮涨潮落的永恒变换。他领略过强权者的恩宠，也感受过落魄时的绝望，他曾经穷困潦倒，甚至为每天的面包担忧，如今富甲一方，受人喜爱，又被人憎恶；受人崇敬，又遭人唾弃——现在他身为公爵，参议员，内务大臣，警务大臣，国务枢密顾问，家资数百万的富翁，除了服从自己的意志而不属于任何人，终于可以在黄金的岸边休息。他乘坐漆着纹章的豪华马车缓缓地兜风，拜访一些贵族名门，接受本省发出的大声赞美和巴黎传来的悄声同情，他再也不必去干那令人恼火的苦差使：每天和愚蠢的官员、专制的主人穷打交道。倘若看见他那心满意足的神气信以为真，那么奥特朗特公爵真是感觉到了无官一身轻的舒适。但是他那（平素非常值得怀疑的）回忆录[1]里有一处（无疑是真实的）让人看出，这种志得意满的神气纯粹是装出来的假象：

“根深蒂固的想知道一切的习惯扭缠着我，流放生涯极端舒适然而单调乏味，在百无聊赖之际，我更加摆脱不了这种习惯。”根据他的自白，他的“退隐生涯的魅力”，并不在于普罗旺斯柔媚的风景，而是整理来自大城市的报告和情报。“依靠可靠的朋友和忠诚的信使，我安排了秘密的通信，若干来自巴黎的互相补充的定期报告支撑了这一秘密通信。一句话，我在艾克斯有我自己的私人警察。”不许这个不安分的人执行的公务，现在他就拿来作为消遣；不许他再踏进内阁各部，他就渴望着，至少通过别人的眼睛从锁孔来张望一下，通过别人的耳朵来偷听会议的情形，尤其是探听一下是否最终会有机会，让他再次毛遂自荐，再次挤到时代历史的赌台旁边。

但是这位奥特朗特公爵，他还得在一旁等待许久，因为拿破仑不需要他。拿破仑的势力正如日中天，他打败了欧洲，成了奥地利皇帝的女婿，他最大的愿望也得以实现：成了一位罗马王[2]的父亲。德意志、意大利各国的君王[3]都奴颜婢膝地在他面前摇尾乞怜，对他恩准把大大小小的王冠继续戴在他们头上而感激不尽。最后一个敌人，也是惟一的敌人英国已经动摇，岌岌可危。拿破仑已经如此强大，他完全可以微笑着放弃像约瑟夫·富歇这样灵活巧妙、这样不可信赖的帮手。现在公爵先生拥有如此丰富的时间去安安静静、从容不迫地进行思考，他大概会认识到自己倨傲无礼，竟然去和世上最强有力的人进行较量。皇帝甚至连向他表示仇恨的面子也不给他。——命运使拿破仑青云直上，高踞天庭，根本不再注意从前待在他的皮大衣里，后来他使劲一摔就摔了出去的那只爱咬人的小虫子。他既没注意到富歇的拼命纠缠，也没注意到此人不在眼前。富歇对他来说已不复存在。富歇最后又得以回到他在费里埃的府邸里去。再也没有比这个事实更清楚地向这位倒台的人表明，拿破仑现在是多么的不重视他，不害怕他。费里埃离巴黎只有两小时的路程，皇帝自然不允许他更加靠近自己。巴黎和杜伊勒里宫对于这个敢于反抗拿破仑的人来说是大门紧闭的。

在这无所作为的两年里，约瑟夫·富歇仅仅只有一次奉召进宫。拿破仑准备向俄国开战，这一次既然别人全都谏阻，富歇也不妨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倘若可以信他的话，他激烈地提出警告，甚至递交了那份在他的回忆录里可以找到的备忘录（倘若事后他没有对此进行篡改）；但是拿破仑早就只愿意听到别人证实他的意见，只渴望人们盲目赞同他的主张。谁若劝他不要打仗，就似乎是怀疑他的伟大。于是富歇又被冷冷地送回他的府邸，继续他那无所事事的流放生涯，与此同时，皇帝则率领六十万人马，去建立他一生中最大胆最疯狂的业绩，挥师冲向莫斯科。

约瑟夫·富歇令人惊奇、丰富多彩的一生有一种奇特的节奏。在步步高升时，他处处成功；一旦摔倒，命运就和他作梗。现在，他失宠遭贬，愁眉苦脸，情绪恶劣，住在偏僻的府邸里，置身事件中心之外，不得不闲居无事，整日等待。此时他失望已极，急需精神上的援助、忠诚的交谈、温柔的安慰，恰好这时他失去了二十年来惟一在他充满艰难险阻的人生道路上充满爱心、坚忍不拔地陪伴他支持他的人，他的妻子。在他第一次流亡时，他最大的两个孩子在屋顶的阁楼里死去，他爱他们超过一切；在这第三次流亡期间，他的终身伴侣弃他而去。这个损失击中了这个似乎毫无感情的人的心灵深处。因为这个捉摸不透的人尽管对各党各派各种思想都从不忠诚，态度变化无常，却对他那容貌丑陋的妻子无比温存，忠贞不贰，他是个极为体贴的丈夫，关怀备至的父亲；在枯燥乏味的办公室官僚的面具后面，是一个神经激奋、诡计多端的精神赌徒；同样在危险的不可靠的人物背后，隐藏着一个忠实可信、有市民气的、法国外省的丈夫。一个孤独的人，他只有在最狭小的家庭圈子里才感到安全和舒适。这个狡猾的权术家，只是悄悄地以一种隐蔽的爱情，把他身上深埋着的隐秘的善心和正直奉献给他的生活伴侣。这个女人只是为他而活着，从来不在宫廷庆典、各种宴会和招待会上露面，从不参与他那些危险的赌博。她完全隐藏在他私人生活的无人可以抵达的地底，对政治生涯的仓促慌乱、动荡善变起到保持平衡减轻压力的作用；这根支柱恰好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倒塌，人们第一次感到这个像石头一样冷漠的人受到真正的震撼，人们第一次从他的信件里听到一种非常温暖、非常真实、非常具有人性的声调。这时他的继任罗维戈公爵干了一件傻事。一个半疯半傻的家伙发动了一次可笑的暴乱，罗维戈公爵竟然乖乖地束手就擒，遭到巴黎全城的耻笑。这事发生后，朋友们催促富歇争取重新执掌警务部，他却拒绝以任何方式重返政界：“我的心对于这些人性的傻事全都紧闭，权力已不再激起我的兴趣，安静在目前情况下不仅对我最为合适，而且也最为必要。公共事务只让我感到混乱喧嚣，危机丛生。”这个聪明人似乎第一次接受痛苦的教训，变得真正聪明起来。这些年野心勃发一直无谓地追名逐利之后，渐入老境的富歇，眼看着和他二十年祸福与共的伴侣在他身边死去，深切感到渴望安静，渴望内心得到休息。他心里对阴谋诡计的一切欲念似乎永远熄灭，攫取权力的意志终于、终于在这个焦躁不宁、急切贪婪的精灵身上完全破灭。

可悲的嘲讽！正当这个平时极不安分的富歇生平第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只求安宁、不要职位之时，他的对手拿破仑却硬把职位强加给他。

拿破仑又一次要富歇为他效力，但并不是出于爱，出于好感，出于信任，而是由于怀疑，由于突然感到不安全。皇帝第一次作为败军之将回到家里。不是率领大军高踞骏马之上，身边旌旗招展，策骑穿过凯旋门进入巴黎，而是夤夜逃回，把皮大衣一直拉到下巴，免得让人认出。他曾经缔造的无比精锐的大军冻死在俄国的大雪之中。他那常胜不败的光圈消逝，朋友们也随之纷纷逃离。帝王们昨天还低三下四地向他弯腰鞠躬，如今面对着这位兵败的皇帝突然难堪地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一个世界站立起来举起刀枪，反抗他们严酷的主人。哥萨克骑兵从俄国飞驰而来，旧日的对手贝纳多特作为敌人从瑞典挺进，他自己的岳父弗兰茨皇帝在波希米亚枕戈待发。备受掠夺和奴役的普鲁士昂然奋起，激情如炽，渴望复仇——无数次轻率发动的战争种下的仇恨的种子，如今从遭到焚烧、备受蹂躏的欧洲土地上发芽，这年秋天将在莱比锡[4]附近的田地里成熟。这独一无二的统治世界的意志历十年之久建造起来的这座巨大无朋的大厦现在摇摇欲坠；波拿巴家的兄弟被人驱逐，纷纷逃离西班牙、威斯特法伦、荷兰和意大利。现在对拿破仑来说，必须孤注一掷。他以令人惊叹、洞察一切的眼光，以增长十倍的干劲，准备一切，进行最后的决战。凡是还能背上背包或者骑上战马的人，都从法兰西征召入伍，把久经考验的队伍从西班牙、意大利，从各地抽回，来弥补被俄国的隆冬以冰冷的利齿嚼得粉碎的法兰西健儿。成千上万的人在工厂里夜以继日地制造佩刀和大炮，从隐蔽的宝库里取出黄金铸造金币，从杜伊勒里宫的密室里拿出积蓄，各个要塞都准备应战。与此同时各路大军从东西两面迈着沉重的脚步向莱比锡挺进，外交罗网也向四面八方撒开。在团团围住法兰西的铁丝网里不得有一个薄弱的不安全的地段，不得有一个漏洞。每个可能性都要考虑周密，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都要得到保障。因为不得像在远征俄国时，第二次让一个傻瓜或者坏蛋来动摇或者扰乱百姓对拿破仑的信任。不安定分子一个也不得留下，危险分子都得受到监视。

这次决战之前，皇帝想到了每一股力量，每一个可能性，每一种可能发生的危险。所以他也想到了一个可能会变得很危险的人，这就是约瑟夫·富歇。可见他没有忘记富歇，只要他自己强大，他就只是蔑视富歇。现在，拿破仑感到不安全，就必须保住自己，任何一个可能的敌人都不得留在他的背后，都不得留在巴黎。既然拿破仑没有把富歇算作他的朋友，他就决定，富歇必须离开巴黎。

当然可以把他逮捕，关进一座城堡，让这个不安分的擅搞阴谋诡计的家伙不能暗中捣鬼，可是这样做又没有站得住的理由。同样也不能让他自由自在，所以最好把这双渴望赌博的手捆在一个职务上，如果可能，捆在一个远离巴黎的职务上。在德累斯顿总司令部，事务纷繁杂沓，战备紧张忙乱之中找一个看上去体面荣耀、同时又保障安全的这样一种职位，竟是白费力气，匆忙间不可能迅速找到。但是拿破仑已经急于要把这个惯于暗中捣鬼的家伙支出巴黎。既然找不到给富歇的位置，就给他新设一个，于是人们给他一个设在云雾仙境之中的职位：掌管普鲁士的被占地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美妙的职位，一个体面的、第一流的职位，可惜有一个毛病，它必须和一个“如果”相连，也就是，如果拿破仑征服了普鲁士，富歇才能开始工作。对此，迄今为止的战事还很少让人看出希望，因为布吕歇尔[5]已经逼向萨克森侧翼，严重威胁皇帝，因此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职务其实仅仅是笑话一桩。皇帝在五月十日致奥特朗特公爵的信里写道：“我已让人通知您，我打算一开进普鲁士国王的领土，就让您前来见我，并任命您为这个国家的首脑。关于这件事情，在巴黎不得泄露任何消息。必须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仿佛您是要回您的庄园，您实际上已到了这里，人们却以为您在家里。只有皇后知道您出发的消息。我欢迎您不久就有机会重新为我效力，证明您对我的忠诚。”皇帝这样写信给约瑟夫·富歇，正因为他丝毫也不相信富歇的“忠诚”。奥特朗特公爵立刻看出他主人对他怀有最深切的反感，便心怀疑虑、别别扭扭地动身前往德累斯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立刻明白，皇帝只是怕我留在巴黎，要把我抓在手里当人质，才把我召到他身边去。”因此，这位未来的普鲁士摄政王并不过于急切地赶到德累斯顿去参加国务会议，因为他知道，人家实际上并不希望他在国内出谋划策，而只是想捆住他的双手。一直到五月二十九日他才到达德累斯顿，皇帝欢迎他时的第一句话便是：“您来迟了，公爵先生。”

不言而喻，在德累斯顿，对于让他掌管普鲁士政府这样一个喜剧性的借口再也只字不提。形势过于严峻，不能再开这样的玩笑。但是现在稳稳当当地把他抓在手里，幸而又另有极妙的位置，可以把他远远地送到事件发生的舞台之外，不像原先那个高悬在云雾仙境之中或在月球之上，而是远离巴黎几百公里之遥：担任伊利里亚的总督。原来管理这个省的是拿破仑的老伙伴朱诺将军，此人突然发疯，于是囚禁不服管制的人的牢房就空了出来。皇帝便以几乎不加掩饰的嘲讽把这短命的统治权交给约瑟夫·富歇，富歇和以往一样，不做反抗，驯从地鞠了一躬，表示准备立即动身。

伊利里亚，这名字听上去像是轻歌剧里的地名，事实的确如此，在上次以武力签订的和约里，人们从弗留利、卡林西亚、达尔马提亚、伊斯托里尔和的里雅斯特的残破碎片拼凑出一个多么可怜的国家啊！一个没有统一思想的国家，没有意义和没有目标，以一个小农聚居的外省小城莱巴赫为首府，一个不雌不雄、没有生命力的怪物，是酩酊大醉的统治意志和盲目行事的外交手腕的产物。富歇在那儿只发现积蓄不多的国库，几十个百无聊赖的官员，士兵寥寥无几，民众满腹疑虑，只等着法国人撤走。这个人为的、迅速砌造起来的国家，梁柱已到处朽坏剥落，只要打它几炮，这摇摇欲坠的大厦就必然会应声坍塌。而这几发炮弹，不久就由当岳父的弗兰茨皇帝打向他的女婿拿破仑，伊利里亚的辉煌也就随之结束。富歇领着那几个团的士兵不可能考虑认真反抗，这些团队，大多是克罗地亚人组成的，他们准备枪声一响就投向他们旧日的伙伴。所以富歇从第一天起，其实就只准备撤退。为了巧妙地掩饰撤退，他对外还维持着一位无忧无虑的统治者的豪迈姿态，举行舞会和晚会，白天神气十足地检阅部队，夜里则悄悄地把钱箱和政府文件运往的里雅斯特。他作为主人和统治者的全部成绩只能限于小心谨慎地、一步一步地撤出这个国家，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在这次战略性的撤退过程中，他旧日的镇静自若、迅速出击的坚毅果决又一次表现得极为出色。他只是逐步后退，毫无损失地从莱巴赫撤到哥尔茨，从哥尔茨退到的里雅斯特，从的里雅斯特撤到威尼斯，他几乎无一伤亡地把他的全部官员、钱箱和许多珍贵的资料从他那短命的伊利里亚带了出来。但是失去这个可笑的小省又算得了什么！因为就在这几天拿破仑输掉了这场战争中他进行的重大战役里最重要的一仗，也是最后一仗，即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从而也输掉了对世界的统治。

现在富歇完成了他的任务，而且是以无可指摘、无比光荣的方式完成的。现在已经不必再去管理伊利里亚，富歇又觉得自由自在，自然想要回巴黎去。但是这可不是拿破仑的意思。恰好在这时是绝对不能让富歇回巴黎的。这句话拿破仑在德累斯顿说过：“在目前情况下不能让富歇这个人待在巴黎。”在莱比锡会战后更是加倍有效，七八倍有效。无论如何必须把他支开，远远地支开。要抵御兵力五倍于己的优势敌人，皇帝在完成这样一个艰巨任务时，急急忙忙地为这个难缠的家伙想出另外一个使命，可以叫他在整个战事期间无法兴风作浪。让他现在去办点外交，搞点阴谋，千万别让他把贪婪的手指伸向巴黎！于是拿破仑委派他先去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很远）觐见那不勒斯国王缪拉[6]，拿破仑的这位妹夫关心自己的王国甚于关心帝国。富歇的使命是去提醒他切勿忘记自己的本分，说服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去增援皇帝。富歇究竟是怎么执行这个任务的，是真想说动拿破仑的这位旧日的骑兵将军效忠皇上还是巩固了此人的叛变之心——这在史册上并无明确记载。反正皇帝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也就是让富歇在阿尔卑斯山的那边呆了四个月，远在一千英里之外，拴在无休无止的谈判之中。正当奥地利人、普鲁士人和英国人齐向巴黎进军之时，富歇却得不断地，实际上毫无意义地在罗马、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之间，在卢卡和热那亚之间来回奔忙，又在一件无法解决的任务上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就是在这儿，奥地利人也不可阻挡地向前挺进。继伊利里亚之后，第二个分给富歇管理的国家意大利也随之沦亡。最后，到三月初，拿破仑皇帝已经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再派这个讨厌的家伙去管理了，此外在法国本土，皇帝的禁令和命令也全都失效。于是约瑟夫·富歇在三月十一日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故乡，由于皇帝天才的预见，有四个月之久无可挽回地被阻止在外，不能从事任何政治阴谋。等他终于挣断锁链，恰好整整晚了四天。

富歇在里昂听说，三位皇帝[7]的部队正直指巴黎。不出几天，拿破仑就要被推翻，一个新政府就要建立起来。不言而喻，富歇野心勃勃，焦躁不耐，只想“d'avoir la main dans la pâte”[8]，分得最大的一杯羹。但是由于部队向前推进，通向巴黎的捷径已经堵住，他不得不绕道图卢兹和利摩日。最后，他的驿车在四月八日驰入巴黎，他一眼就看出，他来迟了。谁来迟了，谁就倒霉。拿破仑又一次以出类拔萃的远见卓识把他摒除在外，不让他有一点浑水摸鱼的机会，以报复他干过的一切阴谋和诡计。现在巴黎已经投降，拿破仑已经废黜，路易十八当了国王，在塔列朗的领导下，新政府已经组成。这个该死的瘸子及时到场，立即倒戈易帜，比富歇更为迅速。俄国沙皇驻跸在塔列朗的府邸，新任国王对他恩宠有加，不断证明对他信任，他随心所欲地把所有的大臣职位全都分配完毕，卑鄙无耻地一个也没留给奥特朗特公爵。而这期间，奥特朗特公爵毫无意义地在管理伊利里亚，在意大利到处进行外交活动。没有人等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没有人希望得到他的忠告和帮助。约瑟夫·富歇一生多次落魄，现在又成了一个彻底完蛋的家伙。

他久久不愿相信，大家会这样漠不关心地让他倒地不起。他可是拿破仑最大的对头啊。他公开地或者秘密地毛遂自荐：人们看见他出现在塔列朗的前厅里，在国王的御弟处，在英国公使馆，在参议院的会议厅里，到处都看见他。可是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他连连写信，一封寄给拿破仑，劝他到美国去，同时又把此信的抄件寄给路易十八国王，向他谄媚。但是他没有收到任何回信，他向各部提出书面申请，希望获得一个体面的职位——大家都客气地、冷冷地接待他，就是不提拔他。他求太太们引见，求旧日的被保护人推荐，但是纯属徒劳。他犯下了政治上最最不可原谅的错误：他来得太晚了。所有的位子全都被占，没有一个显贵想到自觉自愿地站起身来，出于友好情谊，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奥特朗特公爵。于是这位野心勃勃的家伙无路可走，只好再一次收拾行李，回到费里埃他的府邸里去。他的夫人已经去世，他现在只有一个帮手，这就是时间。迄今为止时间一直帮助他，这一次也会帮助他。

果然如此，时间这次又帮了他的忙。不久富歇就感觉到，空气里又有了火药味。倘若耳朵灵敏，即使在费里埃也听得见，一个宝座咯吱咯吱作响。新的国君路易十八连犯错误。他很想忽视革命，很想忘记，经过二十年市民阶级掌权，法兰西是不愿意又向二十个显贵家族弯腰鞠躬的。这位国君此外又轻视了军官们和将军们的全部危险性，他们的薪俸降低一半，对于这位饭桶国王的无耻吝啬，怨声载道，极为不满。不错，倘若拿破仑东山再起，那就立刻又有一场漂亮的出色的战争。那么又可以立即重新出征，去掠夺外国，飞黄腾达，牢牢地控制形势！形迹可疑的信使已经奔忙于各个军营之间，军中已渐渐酝酿一场叛乱。富歇从来没有和他首创的警察完全断绝联系。此时听到一些消息，脑子便活跃起来。他暗自好笑：这位善良的国王若叫奥特朗特公爵当了警务大臣，自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消息。可是何必去警告这些宫廷佞臣？迄今为止，始终是颠覆活动，风向突变，使富歇扶摇直上。因此他保持平静，韬光养晦，不动声色，屏住呼吸，犹如一个临战的拳击手。

一八一五年三月五日，一个信使像狂风似的冲进杜伊勒里宫，带来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带领六百人于三月一日在弗雷居斯登陆。国王的廷臣们接到这个消息微微发笑，一脸鄙夷的神气。当然，他们一直在说，人们大肆吹嘘的这个拿破仑·波拿巴，神经不太正常。带领六百人——parbleu[9]！真叫人好笑！——这个傻瓜就想打败国王陛下，陛下背后可是站着整个大军和整个欧洲啊！所以千万不要惊慌，不要担忧——派几个宪兵就可以把这个微不足道的冒险家给制服了。拿破仑的老战友内伊元帅[10]奉命去逮捕他。这位元帅向国王夸下海口，答应不仅把这个捣蛋鬼抓住，甚至还要把他“装在铁笼子里在全国各地示众”。路易十八和他可靠的臣子泰然自若地在巴黎兜风，显得无忧无虑，至少在最初八天是如此。《箴言报》不断以轻松的口气报道整个事件。可是不久令人不快的消息越来越多。拿破仑所向披靡，派去阻截的每一团军队，非但没有阻住他的去路，反而增强了他起先人数甚少的兵力，同一个内伊元帅，原来说要把他抓住，装进铁笼子游街，却公然投向他旧日的主人。拿破仑已经开进格勒诺布尔，已到里昂——再过一个礼拜，他的预言就要实现，皇帝的兀鹰将憩息在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之上。

现在国王的宫廷里可是人心慌乱、惊恐万状了，怎么办？用什么堤岸去阻止这一雪崩？国王和他的顶着伯爵、侯爵称号的顾问们认识到，与人民疏远，人为地想要忘记在一七九二年至一八一五年之间，在法国曾经存在过一个叫作革命的东西，是多么愚蠢，可惜他们认识得太晚了。所以现在赶快去讨人民的欢心！想方设法，要让愚蠢的百姓看到，国王还是真爱他们，尊重他们的愿望和权利的，要迅速以共和国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执政！——皇帝们和国王们总是在为时已晚的时候才乐于发现自己身上有颗民主的心。但是，怎么才能赢得共和主义者呢？非常简单，把他们当中的一个，随便哪一个真正的激进分子找来当部长，他就立刻能给百合花旗[11]加上红色的修饰！可是哪儿可以找到这么一个人呢？他们想了半天，突然想到了一个叫约瑟夫·富歇的人。几天前他还在各部的前厅里要求晋见，并且没完没了地给国王和大臣们提出各种建议。不错，这是个合适的人选，只有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找来派各种用场——那就赶快把他重新起用！每当一个政府陷入困境，不论是督政府、执政府、帝国政府，还是王国政府，每当人们需要一个合适的中间人，一个善搞平衡、建立秩序的人时，就会想到这个打着红旗的人，想到这个性格最不可靠，可又是最可靠的权术家，想到约瑟夫·富歇。

于是奥特朗特公爵踌躇满志，这一批伯爵、侯爵几周之前还对他相当冷淡，冷冷地把他打发开去，现在却是毕恭毕敬，态度恳切地找上门来，请他出任大臣，简直是把大臣的大权柄硬塞到他的手里。但是这位前任警务大臣非常熟悉真正的政治形势，不会在这最后关头还去为波旁王室纠缠不清。他感觉到，他们这样急切地向他求医，想必病人已到弥留之际。因此他就找出各式各样的借口，婉言谢绝，并且温和地暗示，其实早一点找他或许有救。但是拿破仑的军队逼得越近，宫廷里的荣誉感就消失得越多。他们越来越急切地请求富歇，催逼富歇，出来领导政府，甚至路易十八的御弟也请求和他秘密会晤。但是这一次富歇可是坚定不移——并不是出于性格上的信念，而是因为他对于死鱼烂虾不感兴趣，觉得坐在路易十八和拿破仑之间的秋千上晃来晃去非常惬意。他安慰国王的御弟，现在已经为时太晚，国王陛下快请前往安全地带，整个拿破仑的冒险行径不会持续太久，他将在这期间竭尽全力，来反对这个皇帝。但愿他们能信任他。这样他就暗暗讨好，倘若波旁王室不败，他也可以充作他们的助手。另一方面，倘若拿破仑获胜，他就可以骄傲地自诩，曾拒绝了波旁家提出的建议。这种屡试不爽的两头保险的办法他已用过多次，这次他自然又试图重新采用，同时充作皇帝和国王这两个主人的忠仆。

不过这次还得闹得更欢快些——在富歇的生活中，恰巧在决定命运的转折关头，悲剧性的场面总会转变成喜剧。这时，波旁王室也已经向拿破仑学到了一点东西，那就是在危险时刻，像富歇这样的人永远不能让他待在背后。于是在国王出奔前三天，正当拿破仑逼近巴黎时，警察奉命立即把富歇当作可疑分子予以逮捕，把他送出巴黎，因为他拒绝出任国王的大臣。

执行这道令人不快的逮捕令的任务落在现任警务大臣身上——历史真喜欢搞些别开生面的意外事件——这位大臣名叫布里埃内[12]。他是拿破仑青年时代最亲密的朋友，军校的同学，出征埃及时的战友，长年的秘书，认识拿破仑所有的心腹，也深知富歇。所以当国王命令他逮捕奥特朗特公爵富歇时，他有些吃惊。他于是斗胆提出，此举是否真的合适。国王坚决地重申这道命令，布里埃内再次摇头：这事不会那么容易。他知道，这条老黑鱼，闯过各式各样的渔网和闸门，是不会让人家在青天白日用一个绳套就给套住的；要想进行这样一种捕捉人鱼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还要相当巧妙。要办就办吧，他发出了命令。果然在一八一五年三月十六日上午十一点，警察在大马路上包围了奥特朗特公爵的马车，根据布里埃内的命令，宣布把他逮捕。富歇从不失态，轻蔑地微微一笑：“一位前任参议员是不能在大街上逮捕的。”在他手下长期当差的这些特务大吃一惊，他们还没有缓过劲来，富歇已经大叫车夫使劲打马——这辆豪华马车便驰回他的寓所。这些警察张口结舌愣在那里，把驰走的马车扬起的灰尘吞了下去。布里埃内说得有理：此人曾经安然无恙地逃脱罗伯斯庇尔、国民公会和拿破仑之手，要抓住他可不是那么容易。

等到受到愚弄的警察向他们的大臣报告，富歇已从他们手里溜走，布里埃内立即加强措施，现在可是事关他的威信，他可不能让人家这样跟他开玩笑。他立即下令把切卢蒂大街上的这幢房子团团围住守住大门——一支强大的武装警察登上阶梯去抓这名逃犯。可是富歇给他还准备了第二个玩笑，是那种绝妙的、匪夷所思的把戏，几乎总是在最为困难最为紧张的情况下，他玩这种把戏才能取得成功。人们常常看到，恰好置身危险之中，他会心血来潮，想开开玩笑，疯狂地把别人耍弄一番。这个诡计多端故弄玄虚的家伙便非常客气地接待这些想要逮捕他的警官，审阅了逮捕令。不错，这道命令有效。不言而喻，他并不想违抗国王陛下的这道谕旨。先生们先请在这客厅里稍坐，他只有几件小事还要料理一下，然后他就马上跟他们走。富歇这样极其客气地说完之后就走进隔壁房间。其他的人则恭恭敬敬地等他梳妆打扮完毕——话说到底，总不能把一位参议员，一位前任大臣和显贵像个扒手似的紧紧抓住他的袖子，或者给他戴上手铐。他们毕恭毕敬地等着，等了好一会儿，直到他们觉得时间长得有些可疑，他还一直没有回来，这时他们才走进隔壁房间，发现富歇已从他们手里溜走——在政治动乱之际的一场真正的喜剧场景。这位五十六岁的半老头子正像当时还没有发明的电影里拍摄出来的那样，在花园的墙上架了一张梯子，正当警察们恭恭敬敬地客厅里等候的时候，他却以一种在他的年龄令人惊讶的矫健身手，爬到隔壁俄当斯王后[13]的花园里，从那里逃之夭夭。晚上整个巴黎都把这个成功的玩笑传为笑谈。当然这样一个玩笑也不可能持续很久——奥特朗特公爵是全城皆知的人物，他也不可能长期躲了起来。但是富歇这次又算得非常准确，也就是这一次只在乎能否赢得几个钟头，因为现在国王和他的亲信已经不得不忙于出逃，别让自己被向前挺进的拿破仑的骑兵抓住。杜伊勒里宫人们正手忙脚乱地收拾着行李，路易十八的一道怒气冲冲的逮捕令，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只给富歇提供了一份证明他对皇帝（从来也不存在的）矢志效忠的证据，当然拿破仑并不会相信这种忠诚。但是当他听到这位政治上的艺术家的成功把戏时，禁不住哈哈大笑，气恼地以赞叹的口气说道：“Il est décidément plus malin qu'eux tous ！”[14]

[1] 我在这篇研究文章里几乎从未引用这部一八二四年在巴黎发表的奥特朗特公爵的回忆录，因为它无疑是别人拼凑起来的，当然部分地方也有一些真实的材料。这位永恒的两面派在准备这部回忆录时究竟自己插手多少，这至今还是学术界徒劳无功的研究课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亨利希·海涅谈到这个著名的虚伪的家伙富歇时说过的一句俏皮话至今还都适用：“他虚伪到这种地步，以致死去之后还发表虚假的回忆录。”——原注

[2] 拿破仑求子心切，如今夙愿得偿，他的第二位皇后玛丽亚·路易丝为他生下了儿子，这位嗣君被封为罗马王。

[3] 德意志和意大利当时均未统一，由大小不等的许多小国组成。

[4] 一八一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莱比锡附近进行的德意志等各民族争取自由的莱比锡会战。这次战争的失利导致了拿破仑在一八一四年的第一次逊位。

[5] 盖勃哈特·莱勃雷希特·布吕歇尔（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在莱比锡战役和滑铁卢之战都起过重大作用。

[6] 约阿西姆·缪拉（1767—1815），拿破仑手下骑兵将军，后封元帅，娶拿破仑最小的妹妹卡罗琳为妻，当上那不勒斯国王，拿破仑兵败后，缪拉被俘处死。

[7] 指奥地利皇帝、俄国沙皇和普鲁士国王。

[8] 法文：把手伸进面团。此处意为“插手”。

[9] 法文：天晓得。

[10] 米歇尔·内伊（1769—1815），拿破仑手下元帅，骁勇善战，屡建功勋。

[11] 波旁王朝的旗帜。

[12] 路易-安托万·福弗莱 · 德·布里埃内（1769—1834），拿破仑在军校时的同学，后任他的秘书、参谋，因滥用职权被解职。拿破仑兵败后，为波旁王朝效劳，任警务大臣。

[13] 拿破仑的前妻约瑟芬皇后的女儿，拿破仑的义女，后来嫁给拿破仑的弟弟，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所以叫俄当斯王后，她的儿子便是日后的拿破仑三世。

[14] 法文：他真是所有的人当中最狡猾的一个。

八 和拿破仑的最后斗争

一八一五年

一八一五年三月十九日，午夜时分，——宽阔的广场一片昏暗，阒无人迹，十二辆马车驶进杜伊勒里宫的庭院，一个不显眼的侧门打开，走出一个仆人，手里高擎着火把。在他身后是一个身躯肥胖嘶嘶哮喘的男人，这就是路易十八，他一左一右由两个忠实的贵族搀扶着，艰难地拖着脚步。这位年老体弱的国王，过了十五年流亡生涯，刚刚回归故里不久，又不得不连夜悄悄地逃亡国外，在场的人见到这番景象，不由得产生同情之心。大家把这个因为病弱而失去尊严，由于悲剧命运而令人震撼的老人抬进马车时，大多数人都屈膝跪下，然后马儿一拉，马车启动，其余各车随即跟上，有几分钟之久，那护送国王的近卫军马队在坚硬的鹅卵石上踩得嗒嗒直响，然后那宽阔的王宫广场又没入黑夜，一片沉寂，直到晨曦初露。这就是三月二十日的清晨，从厄尔巴岛回来的拿破仑皇帝的一百天中的第一个清晨。

首先是生性好奇的人悄悄地溜过来，用颤抖的贪婪的鼻翼围着皇宫到处乱嗅，看那像受惊的野兽似的国王是否害怕皇帝已经逃走：商人、无所事事的家伙、散步者。根据不同的性格和思想，有的忧心忡忡，有的欢天喜地，他们互相悄声耳语，传递消息。十点钟，密密麻麻的拥挤不堪的人群已经拥来。历来总是人多壮胆，便有人首先响亮地叫出：“Vive l'Empereur！”[1]“Abas le Roi！”[2]紧接着骑兵突然驰来，这是在国王统治时期薪俸减半的军官。他们又感觉到，随着这位善战皇帝的归来，又要掀起战端，有事可做，可拿全额薪俸，获得荣誉团勋章，可以飞黄腾达。他们欢呼鼓噪，在埃克塞尔曼斯[3]的指挥下，毫无阻挡地占领了杜伊勒里宫（由于政权更迭进行得如此顺利，不流鲜血，交易所里的证券指数立刻攀升几点），中午，一枪不发，三色旗又飘扬在这座古老的皇宫顶上。

上百个帝制的获利者，皇帝宫廷的“忠臣”，已经前来报到，他们是宫女、仆役、御膳总管、御厨、旧日的国务顾问和典礼官，一切在白色百合花旗下不许服役也无法挣钱的人、拿破仑从革命的废墟里一手提拔到宫廷里来的全体新贵。将军们，军官们，贵妇们，大家全都身穿礼服。又看见钻石、宝剑、勋章闪闪发光，房间一一打开，准备迎接新的主人，赶快把国王的徽章搬走——在椅子的绸套子上，闪烁着拿破仑的蜜蜂而不再是国王的百合花。人人都急得浑身哆嗦，只希望到得及时，从一开头就被皇帝视为“忠臣”。这时已是夜幕低垂，就像举行舞会和盛大的招待会，身穿号衣的仆人点燃了所有的枝形吊灯和蜡烛，重新又变成皇帝宫殿的杜伊勒里宫的窗户灯火通明，一直远远地照到凯旋门，吸引无数好奇的民众前来杜伊勒里宫的花园。

到晚上九点终于有一辆马车风驰电掣般开来，左右前后都有各个级别和各种头衔的骑兵护卫、随行，热情洋溢地挥舞他们的佩刀（他们不久就需要这把佩刀来对抗全欧洲各路大军！）。拥挤地聚集在一起的民众发出一声欢呼：“Vive l'Empereur！”犹如一枚炸弹爆炸，在四周远处的玻璃窗上激起回响。热情洋溢的民众像一股汹涌澎湃的怒潮，冲向马车，士兵们只好用佩刀的刀尖抵御这热情的冲击，保卫皇帝的生命安全。接着士兵们自己举起皇帝，抬着这个神明，这伟大的战神，满怀敬畏之情，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喧闹声中登上阶梯，走进那古老的宫殿。二十天前拿破仑作为流放者离开厄尔巴岛，现在他被抬在士兵的肩上，双目紧闭，感到无比幸福，唇边浮现一抹奇怪的几乎像梦游似的微笑，又坐到法兰西的宝座之上。这是拿破仑·波拿巴的最后一次凯旋。他最后一次经历了如此难以想象的腾飞，这样一种从底层直达权力顶峰的梦幻般的飞升，最后一次他的耳边喧响着心爱的“皇帝万岁”的欢呼，如大海翻腾的轰鸣，一分钟，十分钟，他紧闭双眼，满心惊奇地享受着这权力的令人陶醉的魔汤。然后他下令关上宫门，撤走军官，召见大臣，开始工作。皇帝得捍卫命运给他的馈赠。

大厅里挤得满满的，都在等待重返家园的皇帝，但是第一眼就使他失望：对他矢志效忠的并非最优秀、最聪明、最重要的人物，他满眼只见宫廷廷臣和彬彬有礼的人们，渴望获得职位和好奇心切的人——制服很多，头脑很少。所有的大元帅，他平步青云的真正伙伴，几乎全都缺席，也没打个招呼：他们都待在自己的府邸里，或者倒向国王，最佳的状况是保持中立，大多数人甚至成了敌人。大臣当中最有头脑、最为机敏的塔列朗没来。在新封的国王当中，他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妹妹，尤其是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儿子缺席。在人群中他看见许多谋求职位的人，很少看到值得提拔的人。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还使他的血液沸腾，而高瞻远瞩的精神已经在胜利之中开始感觉到最初的危险的战栗。可是突然间在前厅里传来一阵嗡嗡低语，既惊讶又欢快，声音越来越响，身穿军装和刺绣燕尾服的人群毕恭毕敬地让开一条路来，一辆马车驰到门前，从车上走下奥特朗特公爵，瘦削，憔悴，众人熟悉的身影——他来了——虽然晚了一些，但并没有等待观望，他表示愿意效劳，但不像渺小的廷臣那样急切。他脚步缓慢，神情漠然，目光冷漠，不动声色，捉摸不透，他大步走过敞开的人巷，也不向人致谢。恰好是这种人们熟悉的自然而然的安详沉稳激起了人们的热情。“给奥特朗特公爵让路！”仆人们叫道。比较熟悉他的人换种方法重复叫道：“给富歇让路，他是皇上现在最需要的人！”皇帝还没来得及做出决定，群众的舆论已经选中了他，确定了他，推举了他。他不是前来求职，而是代表一种势力，显得神气活现，气概非凡。果然，拿破仑没有让他等待，而是立刻下令召见他大臣中资历最老的一个，和他敌人中最忠诚的一名。关于这次谈话，就像那第一次的谈话一样的鲜为人知，那时富歇帮助那位从埃及逃回的将军上台，变成执政，与之结盟，既表示忠诚又并不尽忠。但是等富歇一小时后从房里出来，他又成了拿破仑的大臣，第三次就任警务大臣。

《箴言报》宣布任命奥特朗特公爵为拿破仑的大臣。但是字迹未干，这君臣二人全都暗自后悔又和对方大打交道。富歇深感失望：他抱有更大的奢望。一个小小的警务大臣的职位早已不能满足他那暗暗地在熊熊燃烧的野心。一七九六年对于那个饿得半死、遭人唾弃、被人轻视的前雅各宾党人约瑟夫·富歇来说，这样的任命还算是给以生路表示赞许；到一八一五年，对于家私百万、颇有名望的奥特朗特公爵来说，这简直是个卑微寒碜的闲职。由于声望日隆，也就日益自负。只有宏伟的世界赌局，才刺激他，那令人激动的欧洲外交的赌博，整个欧洲大陆作为赌台，各国的命运作为赌注。十年之久，惟一和他旗鼓相当的塔列朗拦了他的路，如今，这个最危险的竞争对象反抗拿破仑，正在维也纳纠集全欧洲的军事力量共同反对皇帝。富歇便以为，他是惟一有能力要求主管外交部的人选，但是拿破仑怀疑他（这也不无道理），拒绝把这个最重要的部交到他的这只灵巧的，由于过于灵巧，因而极不可靠的手里。只有警务部他勉勉强强地交给了富歇；他知道，必须扔点权力给这野心勃勃的危险家伙，免得他拼命乱咬。但是即使在这狭小的部门里，他也安插了一个特务，暗中监督这个不可靠的人，他任命富歇的死敌，罗维戈公爵担任宪兵头子。于是在他们重新结盟的第一天，老戏又重新开场：拿破仑在他的警务大臣背后布置了他自己的警察，富歇则另搞一套，背着皇帝，推行自己的政策。两人互相欺骗，可是打的都是明牌。又得一决高下，看天长日久谁占上风。是更强有力的人，还是更加机敏的人，是热血，还是冷血。

富歇不情不愿地接受了警务部，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个出类拔萃、激情如炽的精神赌徒，有一个可悲的缺点：在这场世界赌博中，他不能闲待在一边，哪怕一小时也不能只充当旁观者。他必须一刻不停地手里有牌，打出王牌，洗牌，偷牌，押上加倍的赌注，用王牌赢牌。他必须强迫自己老是坐在一张赌桌旁——不管那是什么桌子。管它是国王的，皇帝的，还是共和国的；只要在场，只要“avoir la main dans la pâte”，管它是什么粥，只要当上大臣就行，管它是右派的，左派的，皇帝的，还是国王的政府，只要能啃上权力的骨头就行。他永远不会有道德和伦理的力量，永远不会有心智的聪明或者足够的傲气，拒绝接受别人扔给他的残羹剩饭似的那点权力。人家给他的什么职务，他总是一概接受，无论是人还是事业对他都一文不值——赌博就是一切。

拿破仑也同样不情不愿地接受富歇为他效力。他认识这个背后捣鬼的家伙已经十年，知道他不会为任何人出力，总是只听从他自己的赌兴。他知道此人会让他像只死猫的尸体似的倒下，在最危险的关头会把他抛弃，就像从前抛弃和背叛吉伦特派人、恐怖分子、罗伯斯庇尔、热月分子，抛弃他的救命恩人巴拉斯、督政府、共和国和执政府那样。但是拿破仑需要他或者自以为需要他——正如拿破仑以他的天才吸引富歇，富歇也因为有用而一再吸引拿破仑。拒他于千里之外，可是极端危险，即便是拿破仑也不敢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宁的时刻使富歇变成敌人。两害相权取其轻。拿破仑便使用他，用权力和职务分散他的注意力，听任他并不忠实地为自己效力。拿破仑这个败兵之将后来在圣赫勒拿岛上想起富歇时说道：“只有从叛徒那里我才听到真实情况。”在拿破仑极端恼怒的时候，他心里还对这个梅菲斯特式的人物的极不寻常的能力产生敬意，因为天才最不能容忍的乃是平庸。明知受到欺骗，拿破仑也觉得富歇还是理解他的。于是他就像一个渴极欲死的人，明知水里有毒也伸手去取，他宁可让这个聪明而不可靠的人充当他的仆人，也不要忠实无能之辈。十年激烈的敌意往往比不冷不热的友谊，更为神秘地把人们连在一起。

十年之久，甚至更久，富歇为拿破仑，大臣为主公，干才为天才效劳，十年之久，富歇始终屈居人下。一八一五年的最后一战，事实上从一开始，拿破仑就比较虚弱，他又一次，最后一次体验荣誉的陶醉，命运似乎用雄鹰的翅膀出乎意料地把他从陌生的小岛带到皇帝的宝座之上。派去堵截他的团队具有百倍的优势，一看见他的大衣就丢弃武器。这个遭到流放的人，率六百人出兵，二十天内却率领一支大军冲向巴黎，耳际成千上万民众欢声雷动，他又一次睡在法兰西历代国王的卧床之上。可是过几天醒来时又是一番什么滋味，奇妙的幻梦在冷静的现实面前多么迅速地褪色！他又变成了皇帝，但只是名义上的皇帝而已，因为从前跪倒在他脚下的世界，已经不再承认它的主人。他接二连三地写出信件，发表文告，做出热情洋溢的和平保证，但人们耸耸肩膀，付之一笑，甚至都不屑于搭理。派往皇帝[4]、各国国王和君主处的信使，就像偷运违禁物品的走私犯，在边境就被截获，毫无顾忌地遭到冷遇。仅仅只有一封信经过曲折的道路送到维也纳，梅特涅也不打开，就把它扔在谈判桌上。拿破仑四周已空无一人，旧日的朋友和伙伴已随风四下飘零，贝尔蒂埃[5]，布里埃内，缪拉，欧仁·博阿尔内[6]，贝纳多特，奥热罗[7]，塔列朗，他们待在他们拥有的庄园里或者追随他的敌人。他想自欺欺人，但是徒劳。他下令把皇后和罗马王的寝宫富丽堂皇地装饰起来，就仿佛他们明天就要回到他的身边；但实际上玛丽亚·路易丝正和她的风流挚友奈伯格[8]调情，而他的儿子正在美泉宫里玩奥地利的铅制士兵，受到弗兰茨皇帝的严密监护。便是他自己的国家也不再承认三色旗。南方西方频频起义，农民们对于没完没了的征召新兵已忍无可忍，把那些又想征收他们马匹去拉大炮的宪兵统统打死。在墙上贴着讽刺的招贴，用拿破仑的名义宣称：“第一款，每年只需向朕提供三十万炮灰，祭祀战神；第二款，必要时朕将把这数字增加到三百万；第三款，所有这些祭品都将通过驿站寄往大屠宰场。”毫无疑问，全世界都要和平，这个不请自归的家伙倘若不能保证和平，一切头脑清醒的人都会让他滚蛋。命运真是悲惨！现在这位军人皇帝第一次真的想为自己也为全世界求得和平时——前提是，人家让他掌权——全世界已不再相信他了。正直的市民担心他们的股息下跌，不像那些领取半额薪俸的军官和职业的斗鸡者那样兴高采烈，对于这些人来说，和平只意味着他们的生意受到打扰。拿破仑刚被迫给予市民选举权，他们就反手给他一记耳光，恰好把他十五年来强暴迫害、不予重用的人选了出来。他们选举那些一七九二年的革命者拉斐特和朗瑞奈[9]。他在法国没有一个同盟者，很少有真正的追随者。他没有一个人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谈。皇帝情绪恶劣，神情恍惚地在空旷的宫殿里乱走。他的神经和他的活力已经衰退，他有时失控，大喊大叫，有时神情呆木，昏昏欲睡。他常常在青天白日躺下睡觉。一种内心的疲劳，不是来自肉体，而是来自心灵的疲劳，以铅一样沉重的大棒把他打倒几个小时。有一次卡诺在内室里发现他眼里噙着泪水，呆呆地注视着他儿子罗马王的画像。他的亲近的人听见他抱怨，他的吉星已离他而去，那内心的磁铁不知怎的已经感到，成功的顶峰已经越过，因而他意志的指针在两极之间不安地颤动着，摇摆着。这个习惯于胜利的人终于勉强出发奔向战场，不抱真正的希望，准备接受任何和解，但是胜利女神是永远不会漂浮在一个屈辱地低垂下去的头上的。

就这样，拿破仑在一八一五年是以向命运借贷为生，看上去依然是主人，依然是皇帝，其实只不过披着一件权力的影子衣裳。可是他身边的富歇，在那几年正好精力充溢丰满。他的理性坚如钢铁锋芒犀利，始终藏在诡计的剑鞘之中，不像那旋转不已的激情消耗得那样厉害。富歇的机敏灵巧，善搞阴谋，柔韧圆滑，大胆无畏，在这介乎帝国兴衰存亡的百日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众人充满期待的目光并不是投向拿破仑而是投向富歇，把他视为救星。各派势力——奇妙无比的现象——赋予这位大臣比给予皇帝本人更多的信任。路易十八、共和党人、保王党人、伦敦、维也纳，大家都把富歇看作惟一可以真正谈判的对手，他那精于算计、冷静平稳的理性比拿破仑闪烁不定、在迷乱的风中上下跳动不甚可靠的天才给予精疲力竭、渴望和平的世界以更多的信心。那些拒绝给予“波拿巴将军”以皇帝称号的人，全都尊重富歇的个人信用。法兰西帝国的国家信使在国境线上被毫无顾忌地截获，投入监狱。同样的国境线遇到奥特朗特公爵的密使，就像被有魔力的钥匙一碰全都打开。威灵顿、梅特涅、塔列朗、奥尔良、沙皇和各国国王，大家全都乐于接见他的密使，对来使优礼有加。一下子，这个一向欺骗众人的人被公认为这场世界赌局中最可靠的赌客。他只消动动指头，他的意志便得以实现。旺代省暴乱，一场血腥的战斗即将爆发——但是富歇只消派名使者过去就够了，只谈判一次，他就阻止了这场内战。他坦诚地算了笔账：“现在何必还牺牲法国人的鲜血？再过几个月，若不是皇帝获胜就是皇帝败北，为什么还为大概会不战而获的东西战斗呢？放下武器，静观其变！”保王党的将军们，为这番毫不多愁善感的冷静阐述所说服，立即签订了预期的协定。国内外所有的人首先找富歇，议会通过任何决议他都有份——拿破仑只好无可奈何地眼看着他的仆人在他想要出击的任何地方为他掣肘，这个仆人在国内引导选举来反对他，用一个有共和思想的议会来阻止他那专制独裁的意志。他这时想要摆脱这个仆人，可是徒劳，独断专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能再把奥特朗特公爵像个碍手碍脚的仆人那样用几百万法郎送去养老。现在与其说是皇帝可以把奥特朗特公爵赶下大臣的交椅，不如说大臣更能把皇帝推下宝座。

这几个礼拜推行的任性随意可又深思熟虑，含糊其辞却又清楚明确的政策在世界外交史里属于最完美的时期。即使他个人的对头，有理想主义思想的拉马丁[10]对于富歇的马基雅弗利式的天才也不得不表示赞许：“必须承认，”他写道，“他（即富歇）在他的角色里表现出了罕见的勇气和精力充沛的大无畏精神。他的所作所为使他每天都有送命的危险，只要拿破仑一时感到羞耻或者怒气勃发，他的脑袋就可能掉下。在国民公会时期活跃的人当中，只有他一个锐气还没有消磨尽净，胆量依然不减当年。富歇一方面夹在重新滋生的专制暴政和想要奋起的自由之间，另一方面夹在为个人利益而牺牲祖国的拿破仑和不愿为了某个个人而让人宰杀的法兰西之间，处境险恶，他在这当中进行大胆的游戏，吓唬皇帝，讨好共和党人，安慰法兰西，向欧洲招手致意，冲着路易十八微笑，和各国宫廷进行谈判，通过各种姿势与塔列朗先生互通消息。通过他的态度使一切都悬而未决——一个多种面目，极为艰难，既卑下又崇高，但是非常了不起的角色，历史至今还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这个角色，没有心灵的高洁，但不无爱国之心，不无英雄气概，在这个角色里，一个臣仆把自己置于他的主公的高度，一个大臣凌驾于他的君王之上。在帝国、复辟和自由之间充当裁判，但是靠两面手法充当裁判。历史在谴责富歇的同时，将不得不承认在这百日期间他的态度大胆果断，处理党派问题态度优越，阴谋诡计搞得超群出众，倘若也有没有人格尊严、没有美德的真正政治家存在的话，这些特点将使富歇跻身于这个世纪的第一流政治家之列。”

拉马丁

诗人，政治家，同时代人拉马丁从还有余响的气氛中直接做出这样洞察一切的判断。五十年后，一千万死者已经腐烂，伤残将士均已埋葬，遭到蹂躏的欧洲早已修复，这时谈起拿破仑的传说来，人们对富歇的评价自然会更加严峻，更不公平。每一种英雄传说，总是历史的一种精神后方，它和任何后方一样，自己未能亲身经历的美德非常轻巧地要求别人全都做到：漫无限制地牺牲人的生命，毫无保留地也献身于英雄主义的疯狂，让别人英勇就义，让别人表示无谓的忠诚。拿破仑的传说推行非好即坏的技巧，必然只认识它主人公的“忠臣义士”和出卖它主人公的“叛徒贼子”，对第一位拿破仑和日后那位恺撒似的疯狂的拿破仑之间不加区分。那第一位拿破仑，是那位凭着聪明和干劲又把和平和秩序还给他国家的那位执政，而日后的拿破仑则迷恋打仗，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一而再地把世界毫无顾忌地拽进谋杀生灵的冒险行为之中。他曾经对梅特涅说过一句帖木儿[11]的话：“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对于一百万人的性命完全嗤之以鼻。”法国每一个头脑健全的人想对这个像妖魔附体、盲目地冲向自己毁灭的人的疯狂野心稍加抑制，不愿和他风雨同舟，不愿像狗像奴隶似的拴在他的战车之上。塔列朗、布里埃内、缪拉，这些人全被这种拿破仑传说以但丁式的震怒打入它的地狱之中，尤其是富歇对它来说，更是叛徒中最大的叛徒，是Advocatus diaboli[12]，依照它的描述，富歇在一八一五年又一次入主警务部，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挨近皇帝，在适当的时候插上一刀，他事先早已卖身给路易十八和欧洲列强。据说他在三月二十日国王出奔时派人带话给保王党：“诸位只要拯救国王好了，我来拯救王国。”据说他在就职大臣的那天，告诉他的桑丘·潘沙[13]：“我的首要职责乃是破坏皇帝的一切计划。不出三个月我将比他更加强大。倘若直到那时他还没有下令把我枪毙，他就得在我面前跪下。”——这个预言，可惜日期过于精确，不可能不是日后编造出来的故事。

但是倘若估计富歇从一开始就是路易十八的追随者，是国王收买的一名特务来充当拿破仑的大臣，这可是大大低估了富歇，尤其是没有认识到他心理上复杂得光彩夺目和神秘得具有妖魔气息的性格。并不是说富歇这个绝对不讲道德的人，这个马基雅弗利主义者，有时候不会做出这种背叛，或者根本不会做出任何背叛行为。但是对于他那样的嗜赌狂、胆大妄为之徒来说，这样的卑劣行径过于简单，过于缺少刺激。光是欺骗一个人，即便是一个拿破仑，这可不是他的水准。欺骗所有的人才一直是他惟一的乐趣。让谁也心里没底，诱惑每一个人，同时和各个方面打牌，既站在大家一边，又反对各个方面，从不根据预定的计划行动，而是全凭神经充当普洛透斯[14]，变化多端的神；并不是充当弗朗茨·摩尔[15]，理查三世[16]，一个首尾一致的阴谋家——只有光彩熠熠，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角色，才使他那激烈奔放的权术家本性激奋起来。他恰好是为困难而喜欢困难，他人为地把角色的难度提高到双重、四重角色的程度，不是当一次性的叛徒，而是多次性的全方位的、原始的叛徒。的确，那了解他最深的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对他的那句评语颇为深刻：“我只认识一个的的确确的、十足地道的叛徒：富歇！”十足地道的叛徒——不是偶尔为之的叛徒，而是富有叛变的天才特性，他就是这样，因为背叛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战略，而是他最根本的天性。只有把战争中著名的双重间谍和富歇进行类比，也许才能最好地理解富歇的本质。这些双重间谍给外国列强传递秘密，以便在他们那里又探听到更有价值的秘密，这样传来传去，最后自己也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在为哪个国家效劳；他们为双方收买，对哪一方都不忠诚——只忠于这种游戏，这种来来去去虚假两面，夹在中间的游戏，只忠于一种几乎是非物质性的，一种完全是致命的魔鬼式的欲念。只有当天平完全沉向一边，理性才会继赌博的激情又开始活动，为了收进赢利，只有在决出胜负之后，富歇才做决定——在国民公会是如此，在督政府，在执政府，在帝政时期也是如此。在战斗中他一边也不靠拢，战斗结束时他总站在胜利者一边。倘若格鲁希[17]及时赶到，那么富歇（至少有一段时间）又成为拿破仑的铁杆大臣。既然拿破仑败北，富歇便让他倒台，并且背离了他。他不为自己辩护，却以他惯有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对自己在百日期间的态度，说出了决定性的话：“不是我，是滑铁卢一战背叛了拿破仑。”

不管怎么说，人们可以理解，这位大臣的两面三刀的把戏气得拿破仑发疯，因为他知道，这次事关他的脑袋。就和十多年来那样，每天早晨这个干瘪消瘦的男子，脸色灰白，血色全无，穿着一身绣着棕榈枝的深色礼服，走进他的房间，向他报告形势。报告做得极为出色，清晰明了，无懈可击。没有一个人对事件的来龙去脉看得比他清楚，没有人会对世界形势描述得比他更为明朗。拿破仑感到富歇才智过人，他深入一切，也洞察一切。可是同时，拿破仑也感到，富歇并没有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说给他听。他已经获悉，有外国列强的信使去见奥特朗特公爵，他自己的内阁大臣上午、中午和夜里都紧闭房门接见形迹可疑的保王党的间谍，进行谈话，关系很多，对此富歇在给他，给皇帝的报告里只字未提。但是这样做，的确真像富歇想让他相信的那样，只是为了获得情报，抑或正秘密策划阴谋？对于到处被人追猎、为成百个敌人团团包围的皇帝来说，真是可怕，令人忐忑不安！拿破仑时而客气地向富歇询问，时而口气急切地向他提出警告，时而劈头盖脸地恶言相向，表示怀疑，这全都白费力气：这张嘴唇薄薄的嘴巴紧闭，沉着宁静，眼睛毫无表情，犹如玻璃，没法接近富歇，没法从他嘴里掏出一个秘密。拿破仑心里火烧火燎：怎么把他抓住？怎么才能最终知道，这个窥见过大家底牌的人，究竟出卖的是谁，是他，还是他的敌人？怎么才能抓住这个没法抓住的人，怎样才能看透这个无法看透的人？

终于——解脱了！——找到了一个痕迹，一个线索，几乎可说是个证据。四月份，秘密警察，这就是皇帝用来监视他警务大臣的那种警察，发现维也纳某家银行的一个所谓的职员到达巴黎，直接去造访奥特朗特公爵。这个信使立即受到跟踪追捕——警务大臣自然对此一无所知——被带到爱丽舍宫的一座亭子里去见拿破仑。在那里人们威胁他要立即把他枪毙，把他吓唬了好久，最后他终于供认，要把梅特涅用隐形墨水写的一封信交给富歇，建议在巴塞尔进行一次双方代表之间的会谈。拿破仑火冒三丈：他敌人的大臣用这种技巧把信件传给他的大臣，这就意味着叛国。他的第一个念头当然是，立即逮捕他的这个不忠的仆人，下令没收他的文件，但是他的亲信把他劝阻。证据还没有到手，奥特朗特公爵一向谨慎，久经考验，绝不可能在他的文件里找到丝毫进行阴谋诡计的蛛丝马迹。于是皇帝决定先考验一下富歇是否忠诚。他召见富歇，很不习惯地以他从自己的大臣那里学来的虚假态度，试探着与之讨论形势，看是否有可能和奥地利谈判。富歇没有料到，那位信使早已把整个事情和盘托出，只字不提梅特涅的那封信函。皇帝漠不关心地，表面看来漠不关心地让他离去，现在对他的大臣所干的无耻行径已确信无疑。可是为了完全证明富歇有罪——尽管怒气冲天，他巧妙无比地安排了一场喜剧，具有莫里哀喜剧的全部张冠李戴，阴差阳错。通过这个特务人们获悉和梅特涅的代表接头的暗号。于是皇帝便派了一名心腹去冒充富歇的代表——奥地利的特务无疑会对此人充分信任，皇帝最终不仅会知道，富歇出卖了他，还能知道，出卖他到什么程度。当天晚上拿破仑的使者便启程前去，两天之内富歇将被揭发，在他自己的陷阱里被人抓获。

但是不论你出手多快，去抓一条鳗鱼或者一条蛇，单凭一只手是抓不着这种真正的冷血动物的。皇帝让人演出的这出喜剧，正如每一出完美无缺的喜剧，也有一个反情节，差不多是双重情节。就像拿破仑在富歇背后布置了一批秘密警察，富歇反过来也在拿破仑背后安排了被他收买的书记官和秘密通讯员。他的侦探干起活来麻利灵巧，不亚于皇帝的侦探。就在拿破仑的特务前往巴塞尔的“三王”饭店去参加那次化装剧的同一天，富歇已经得到风声，拿破仑的一名“心腹”已经把这出喜剧暗中告诉了他。这个理应遭到突然袭击的人，第二天早上在每日例行的禀告时间，却立即向他的主子发动了突然袭击。在谈话中富歇突然伸手摸了一下额头像疏漏了极不重要的小事一桩，漫不经心地说道：“唉，对了，陛下，我收到了梅特涅的一份信函，我光顾着讲更加重要的事情忘了向您禀告，可是他的信使没有把显影药粉交给我，我起先以为这是故弄玄虚，所以我到今天才向您报告。”这下子皇帝可是忍无可忍了：“你是个叛徒，富歇。”皇帝冲他大嚷，“我真该下令把你绞死。”

富歇冷冷地说：“我不这样认为，陛下。”这个坚若磐石、极端镇静的大臣这样回答。拿破仑气得浑身哆嗦，这个Fra Diavolo[18]又一次出乎意料地抢先交代，又从他手里滑了过去。两天后向皇帝报告巴塞尔会谈情况的特务，没有说出多少举足轻重的事情，却带来许多令人不快的消息。很少举足轻重的事情，是因为从奥地利特务的态度可以看出，谨慎小心的富歇，过于狡猾，不会插手这件事而落下把柄。他只是在他主人背后玩他心爱的把戏：所有的线索全都掌握在他一人手里。但是这信使也带回来许多令人不快的消息，那就是列强对于法国的任何政治形式全都同意，惟独对于一种形式不同意，那就是不同意拿破仑·波拿巴的帝国。皇帝怒气冲冲地用牙齿咬着嘴唇，他的战斗力已经受挫。他本想从背后悄悄地击中这个搞阴谋活动的家伙，在这场暗中进行的决斗里，自己却挨了致命的一击。

由于富歇抵挡一下，错过了合适的瞬间，拿破仑心里明白：“事情一清二楚，他背叛了我。”拿破仑对他的亲信们说，“我遗憾的是，在他告诉我和梅特涅有来往之前，没有把他撵走。现在错过时机了，缺少收拾他的借口。不然他会到处制造舆论，说我是个暴君，怀疑成性，让大家都成了牺牲品。”皇帝目光如炬，认识到自己处于劣势，但是他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刻，看是否能把这两面派争取过来，抑或什么时候能打他个措手不及，把他击成齑粉。他想尽一切办法，时而表示信任，时而表示友好，时而周到体贴，时而小心谨慎，但是他的坚强的意志，撞在这块各个方面都同样磨得发出寒光的石头上，却是无可奈何：钻石可以砸碎或者扔掉，但永远也不可能看透。最后受尽怀疑折磨的皇帝神经完全崩溃，卡诺叙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暴露皇帝对折磨他的人无可奈何：“你背叛了我，奥特朗特公爵，我有证据。”拿破仑有一次在内阁会议上冲着那个镇静沉着的富歇吼道，一面抓起一把放在桌上的象牙小刀，“喏，拿这把小刀刺进我胸口，也比你的所作所为要忠诚得多。我原本可以下令把你枪毙，全世界都会赞成这一行动。但是倘若你问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那就是因为我看不起你，你在我的眼里，毫无价值。”大家都看到，他的怀疑已经变成愤怒，他的痛苦已经变成仇恨。他永远也不会原谅那个向他这样提出挑战的人，这点富歇知道。但是他已经把皇帝掌权的可能性算得清清楚楚，“四个礼拜之内，这个盛怒暴跳的家伙全都要完蛋。”他未卜先知地带着轻蔑的口气对他朋友说。因此他根本不想现在予以还击，决战之后有一个人必须让路：或者是拿破仑或者是他。他知道，拿破仑已经宣布，第一个从战场上送回捷报的信使将把富歇的撤职令带到巴黎，也许还带上他的逮捕令。时钟一下子便跳回二十年前，跳到一七九三年，当时权力最为强大的人物罗伯斯庇尔同样口气坚决地说过：两周之内必然有一颗人头落地——不是富歇的头就是他的头。富歇的一个朋友警告他注意拿破仑的愤怒，他便带着优越的口气提到从前的那次威胁，微笑着补充了一句：“可是他的脑袋落地了。”

六月十八日，荣军院前面的大炮突然隆隆地轰鸣起来。巴黎市民兴高采烈地一跃而起，十五年来他们熟悉这炮声。取得了一次胜利，打了一个胜仗——《箴言报》上报道布吕歇尔和威灵顿遭到彻底的失败。热情洋溢的人群像洪流似的在大街上涌动，人山人海，犹如过节，人们普遍的情绪几天前还摇摆不定，现在突然转变，热情高涨对皇帝表示忠诚。交易所的股息下跌了四点，因为拿破仑的每一个胜仗都意味着战争的延长。只有一个人听到这炮声也许内心深处在颤抖不已，这就是富歇。暴君的胜利可能使他丢掉脑袋。

然而可悲的讽刺的是，正当法兰西的大炮在巴黎轰鸣祝捷之时，英国人的大炮在滑铁卢早已把拿破仑的步兵纵队和近卫军击得四下溃散。正当法国首都浑然不觉地张灯结彩之际，普鲁士骑士飞驰而来，尘土飞扬，驱赶仓皇逃遁的法兰西大军最后的零散残部。

浑然不觉的巴黎信心十足地又过了一天。到六月二十日，可怕的消息才渐渐传来。人们脸色苍白，嘴唇哆嗦，一个个悄声传递着令人不安的消息。议会里，大街上，交易所里，兵营里，人们到处都在嘀嘀咕咕地诉说着大难临头，尽管报纸像瘫了似的保持沉默。在这突然惊慌失措的京城里，大家都在不断诉说，迟疑不决，小声抱怨，大发牢骚，暗怀希望。

只有一个人在采取行动，这就是富歇。他一听到（当然早于其他所有的人）滑铁卢的消息，便把拿破仑看成一条讨厌的死狗，得尽快地除去。于是他立刻操起铁锹，给拿破仑挖掘坟墓。他毫不迟疑地致函威灵顿公爵，以便从一开始就和胜利者进行接触；同时他以无与伦比的心理学上的先见之明警告议员们，拿破仑的第一个行动将是把他们大家统统撵回家去。“他将比以往火气更旺地回来，立即要求推行独裁。”所以必须迅速给他一击！晚上议会就已经步调一致。内阁会议已争取过来反对皇帝，打掉拿破仑重新夺取权力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一切还在拿破仑踏上巴黎的地面之前就已办妥。此时的主人已经不再是拿破仑·波拿巴，而终于，终于……终于是约瑟夫·富歇了。

恰好在拂晓之前，黑夜的黝黑大氅还像一块裹尸布似的散布在四周，一辆蹩脚的马车（皇帝的御用马车载着皇家宝藏、宝剑和各种文书已被布吕歇尔缴获）穿过巴黎城市，驰向爱丽舍宫。此人六天前还在他的军令中慷慨激昂地写着：“对于每一个有勇气的法国人来说，不是胜利便是死亡的时刻已经来到。”他既没有获胜也没有战死，而在滑铁卢和里尼又有六万人为他而阵亡。现在他只是急忙赶回家来，就像当年从埃及从俄国回来，为了拯救他的权力。他故意放慢行程，只是为了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到家。他不是笔直进入他的皇宫杜伊勒里宫，去见法国的人民代表们，而是在更小的、比较偏僻的爱丽舍宫里隐藏他那崩溃的神经。

一个疲惫不堪、心力交瘁的人从马车上下来，嗫嚅着说了一些互不连贯、混乱不堪的话，为那不可避免的事情寻找解释进行辩解。洗个热水澡，拿破仑振作起来，这时他才召开内阁会议。大臣们忐忑不安，听着这个败军之将混乱不堪、呓语似的话语，心情是在愤怒和同情之间摇摆，他们态度毕恭毕敬，可是心里并无敬意。皇帝又重新幻想要招募十万大军，幻想征用良驹骏马，向他们保证（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从这兵源枯竭的国家里再也找不出一百个新兵）不出两周，他又可以二十万之众对抗同盟国。大臣们，其中包括富歇，低垂着头，站在那里。他们知道，这样热病似的胡言乱语只是那巨大的权力意志的最后抽搐而已，这个权力意志在这位巨人身上还一直不肯死去。正如富歇预言，拿破仑果然要求：实行独裁统治，把军政大权全都集中到他手里——也许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只是为了让自己受到大臣们的拒绝，以便日后在历史面前可以把过错推到他们身上，害他错过了赢得胜利的最后机会（在现代也有这种调换原因的类似情况）。

但是大臣们表态都很谨慎，每人都因为说了重话，使这个热昏发疯的人受到伤害而面带羞惭，只有富歇用不着讲话。他沉默不语，因为他早已开始行动，并且采取了一切措施来阻止拿破仑向权力发动最后的冲锋。就像一个医生以临床诊治的冷静态度观察一个垂死的病人身上的狂野的抽动，事先预测脉搏何时停止，抵抗力何时消失，富歇也怀着这样一位医生的冷静客观的好奇心毫无同情地倾听着这些白费精神的梦话呓语。而从他自己薄薄的毫无血色的嘴唇里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一个输得精光的人，一个自暴自弃的人，这样的人的绝望的话语又算得了什么！他知道，正当皇帝在这儿自我陶醉，以便用这些强劲有力的胡言乱语使别人也为之陶醉之际，在一千步之外的杜伊勒里宫里，议会已经无情地合乎逻辑地按照他的、富歇的指示和意志做出了决定，现在富歇终于不再受到限制。

他本人自然在六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没有在众议院出现，正好和在热月九日一样。他在暗中——这就足够了——装好弹药，拟好作战计划，为进攻选择了适当的人选和适当的时间：拿破仑的富有悲剧色彩、几乎有些怪诞的对头拉斐特。二十五年前拉斐特作为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返回故里，一个血气方刚的贵族，可是已经满载新旧两个世界的荣誉，是革命的旗手，新思想的开拓者，人民的宠儿，很早、过早地尝到了权力的极度欢乐。可是突然间，来自虚无，来自巴拉斯的卧室，跑来一个小个子科西嘉人，不晓得是个什么少尉，穿着破破烂烂的大衣，倒了后跟的皮鞋，不出两年把他，拉斐特，建设起来的着手进行的一切全都抢了过去，夺走了他的位子，攫取了他的荣誉，这样的事情无法忘怀。这位受到侮辱的贵族满怀怨愤，归隐林苑，而那一位却身着刺绣的皇袍接受全欧君王的顶礼膜拜，以一种新的专制，更为严酷的天才专制取代从前的贵族专制。这冉冉升起的太阳没有向那座僻远的庄园投去丝毫恩泽的阳光。有一次拉斐特侯爵穿着朴素的衣裳来到巴黎，那位暴发户对他理也不理，将军们绣金的军装，在血泊中诞生出来的元帅们的华丽制服，盖过了他那业已尘封过时的荣誉。拉斐特已被人遗忘，没有人提及他的名字达二十年之久，他已白发苍苍，英挺的身姿变得消瘦干瘪。没有人召唤他，既不召他进入军队，也不召他进入元老院，人们鄙夷不屑地让他在拉格朗日种植玫瑰和硕大的土豆。不，这样的事情这位野心勃勃的人不会忘怀。一八一五年民众又回忆起革命，又把他们当年的宠儿作为代表选进议会，拿破仑被迫和他讲话。这时，他只是冷冷地作答，采取拒绝的态度——他过于高傲，过于诚实，过于真挚，毫不掩饰他的敌意。

可是现在，由富歇在背后鼓动，拉斐特挺身而出，憋了很久的仇恨使他显得聪明而有力量。人们第一次又听到这个年老的旗手的声音从讲台上传来：“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又提高我的声音，自由的老朋友们又能听出我这声音，我感到迫切需要和你们谈谈祖国面临的危险，而现在拯救祖国就完全取决于你们。”自由这个字眼第一次又说出口来，而在此时此刻它意味着：摆脱拿破仑。拉斐特的提案事先防止了任何解散议会、再次尝试政变的企图；人们热情洋溢地做出决议，这人民代表机构将不断发挥作用，任何企图解散议会的人都被视为卖国贼。

谁都清楚，这样强硬的信息是传递给谁的；这个信息刚传给拿破仑，他就觉得兜脸挨了一拳。“我真应该在出发之前就把这些人撵走，”他愤怒地说道，“现在完了。”事实上现在并没有完，也不太晚，他还可以大笔一挥，及时签署逊位诏，来拯救他儿子的皇冠和他自己的自由。另一方面他还可以从爱丽舍宫走一千步到议会大厅，用他自己的威严把他的意志强加于那些忐忑不安的羊群。但是世界史一再显示出那同样令人惊愕的现象，恰好是最果断的人物在需要决断的关键时刻，会突然奇怪地犹豫不决，仿佛得了一种心灵麻痹。华伦斯坦[19]在叛逃前夕，罗伯斯庇尔在热月九日夜里，上次战争[20]的领袖们，恰好在即使鲁莽从事也只犯较小错误之时，表现出灾难性的优柔寡断。拿破仑和几个大臣磋商不已争论不休，而这几个大臣则漠不关心地听他说话。恰好在将要决定他前途的时刻，他却毫无益处地在论述往日的一切错误，他控诉，他幻想，他从心里掏出激情，真实的和戏剧化的激情，但是却没有拿出勇气。他说个没完，可是没有行动。就仿佛历史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来回重演，仿佛在政治上采取类似行动并不永远是最危险的思想错误，就像在雾月十八日那天一样，拿破仑派他弟弟吕西安代替他去争取议员。但是雾月十八日那时，吕西安有他哥哥打的胜仗作为最雄辩的律师，有剽悍精干的掷弹兵和坚毅果决的将军们作为同伙。此外，拿破仑又极端不幸地忘记：在这十五年里有一千万人死于非命。现在当吕西安走上讲台，责备法兰西人民忘恩负义地弃他哥哥的事业于不顾时，拉斐特心里憋了很久的那深感失望的民族对它的刽子手的怒火突然迸发出来，化为令人难忘的话语，像火星投向火药桶，一下子炸毁了拿破仑最后的希望。“什么！”拉斐特像雷鸣似的冲着吕西安大吼，“您胆敢责备我们没有为您的哥哥尽力？您难道忘记了，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兄弟抛在各处的尸骨证明了我们的忠诚？在非洲的沙漠里，在瓜达尔基维尔河和塔霍河[21]畔，在维斯杜拉河岸和莫斯科的冰天雪地之中，十多年来三百万法兰西人为一个人牺牲了生命！为了一个人，而这个人今天还想用我们的鲜血和欧洲作战。为了一个人，这太过分，实在太过分！现在我们的责任是拯救祖国。”人们心想，这雷鸣般的掌声会教育拿破仑，现在已到最后关头，该自愿逊位了。但是世上似乎没有什么比告别权力更难的了。拿破仑犹豫不决，这一犹豫使他儿子失去了帝国，他自己失去了自由。

现在富歇可失去耐心了。这个麻烦的家伙既然不愿意自动退位，那就让他滚蛋。只要赶快把杠杆放在恰当的位置上，那么如此显赫的威名也就倒塌。夜里他鼓动唇舌，说服那些听命于他的议员们，第二天早上议院便突然以命令的口气要求皇帝逊位。但是即使这样，对于一个权力的波涛在血液里汹涌澎湃的人来说也还不够明确。拿破仑依然一个劲儿地在来回谈判，直到拉斐特在富歇的授意下说出了那句决定性的话：“他若迟迟不肯逊位，我将建议把他废黜。”

他们给予这个世界霸主一小时时间来光荣地下野，给这权力无限的人一小时来彻底放弃权力；但是这一小时时间他不是用来处理政治问题，而是仅仅用来演戏，就像一八一四年在枫丹白露当着将军们的面那样[22]。“什么，”他怒不可遏地叫道，“动用暴力？倘若如此，我绝不会逊位。议会只不过是一帮雅各宾党人和野心家而已，我早就该向全民族揭露他们，把他们撵走。不过我失去的时间，可以重新夺回。”实际上他是要大家更加急切地求他，以便让他作的牺牲显得更有分量，果然，就像一八一四年将军们纷纷劝谏，现在他的大臣们也很客气很周到地向他进言。只有富歇沉默不语。消息一批一批地传来，钟上的时针无情地走个不停。正如目击证人所说，皇帝终于向富歇投去讽刺的，同时又是充满激烈仇恨的一瞥。“写信告诉那些先生们，”他轻蔑地呵斥富歇，“他们可以安静下来了，我将满足他们的要求。”富歇立即用铅笔在一张纸条上草草写了几行，告诉他在议会的幕后牵线人，破釜沉舟之举已无必要。拿破仑这时走到一个僻静的房里，向他的弟弟吕西安口授逊位敕文。

几分钟后他又回到御书房里，把这页写着重要内容的纸交给谁？可怕的讽刺：恰好交给那位迫使他写逊位敕文的无情的信使，此刻正像赫尔墨斯[23]那样又无动于衷地等待着。皇帝一言不发，把那张纸交给富歇。富歇也一言不发，拿起那份经过艰苦斗争方才取得的文件，鞠了一躬。

这是他最后一次向拿破仑鞠躬。

议会开会时，不见奥特朗特公爵富歇。如今胜局已定，他走了进来，缓步走上台阶，手里拿着那张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件。这只狭小坚硬的阴谋家的手，在此时此刻也许由于骄傲而微微发抖，因为他胜利了，他第二次战胜了法兰西最强有力的人。六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对他来说又是一个热月九日。在大家震惊沉寂之中他开口说话，依然冷漠而又无动于衷，为他的故主说了几句送别的话，不过是在一座新坟上撒放纸花而已。然后就不再装出伤感的样子！他把权力从这个巨人手中打了下来，并不是为了让它掉在地上乱滚，成为机灵鬼的战利品。现在需要自己伸手抓权，利用这几年来日夜期盼的时机。于是他递交提案，立即选举临时政府，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督政府，他事先心里有底，现在自己终于可以当选，可是这期盼已久的不言而喻的事情又一次差点从他手里滑掉。虽然他最危险的竞争对象是拉斐特，此人为人正直，具有共和主义的信念，为他起了极为出色的冲锋陷阵的作用，尽管富歇在选举时成功地以卑鄙的方式把拉斐特淘汰出局，可是在第一轮选举时，卡诺获得三百二十四票，他自己，富歇只获得二百九十三票。这样新当选的临时政府的主席毫无疑问应由卡诺担任。

拉斐特

但是在这决定性的瞬间，目的地已近在咫尺，这个狡猾的赌徒富歇使出了他招数中最障人眼目最卑鄙无耻的一招。根据选举结果，主席一职不言而喻属于卡诺，而他，富歇和以往一样，在这届政府里也只是第二号人物，可他一心想当第一号人物，那权力无限的主宰者。于是他便施了一个诡计：五人会议刚刚开会，卡诺正想在属于他的主席交椅上入座，富歇便向同僚们建议，仿佛建议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建议组阁。“您理解的组阁是什么？”卡诺不胜惊讶地问道。“喏，”天真烂漫的富歇答道，“选举我们的秘书和主席啊。”然后假装谦虚地补充了一句，“不言而喻我将投票选您担任主席。”卡诺受骗上当，客客气气地答道：“那我投您一票。”可是委员中有两名已被富歇暗中争取过去，结果卡诺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他受到多么大的愚弄，富歇已以三票对两票，坐到主席的位子上去了。继拿破仑和拉斐特之后，这位最得人心的卡诺也在智斗中失利。最狡猾的家伙，也就是约瑟夫·富歇取代了他，成为法兰西命运的主人。在五天之内，从六月十三日至十八日，皇帝失去了权力，五天之内，从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约瑟夫·富歇夺得了政权，终于不再是仆人，第一次成为法兰西权力无限的主人，可以自由自在，可以像神仙一样自由自在地去参加他心爱的、令人头晕目眩的世界政治的赌局。

第一个措施便是：让皇帝滚蛋！即使是拿破仑的阴影也会压死富歇。就像拿破仑作为统治者，只要知道那变化莫测的富歇待在巴黎，就感到不舒服，同样，只要那灰大衣[24]不是和他相隔几千英里，富歇也不会感到呼吸自由。他避免再和拿破仑谈话，何必徒增伤感？他只是派人把一道道命令送过去，还用一张表示好意的玫瑰色的薄纸包了起来。但是不久即便是这微弱的客气的遮盖伪装他也一把撕去，毫无同情之心地让这倒台的皇帝看到自己的无权无势。拿破仑向他军队告别的一份慷慨激昂的文告，富歇干脆扔到桌子底下。第二天早晨拿破仑在《箴言报》上寻找他的这些皇帝的话语，可是白找一气，惊讶无比。富歇禁止发表这份文告，富歇竟然禁止皇帝？拿破仑还一直无法相信这放肆已极的大胆行径，他从前的仆人，竟然无视他的存在，但是这个无情的家伙心狠手辣，使劲逼宫，最后皇帝被迫迁往马尔迈松宫去。可是到了那里他就坐了下来，挺住不动，死也不肯再往前走，尽管布吕歇尔军中的龙骑兵已经逼近，富歇越来越愤怒地派人警告他，可得理智一点，赶快滚蛋。可是拿破仑越是感到自己倒台在即，就越加死命地抓住权力不放。最后，旅行马车已经停在院子里整装待发，这位皇帝还忽发奇想：他主动要求作为一名普通将军再一次率领部队去争取胜利，或者战死沙场。可是头脑冷静的富歇对于这种罗曼蒂克的建议并不当真，“这人是想嘲讽我们不成？”他愤怒地叫道，“他身先士卒，率领军队只是对欧洲新的挑衅，拿破仑的性格没法让人相信他会对权力无动于衷。”

富歇斥责那个将军竟然敢于把这样的消息给他带来，而不去把皇帝送走。他命令这位将军立即把这讨厌的家伙打发上路。而对拿破仑自己，他则根本不屑于回答。对于富歇来说，为了败军之将不值得浪费笔墨。

现在他无拘无束了，达到了目的。解决掉拿破仑之后，奥特朗特公爵约瑟夫·富歇于五十六岁时，终于大权独揽，毫无限制地居于权力的顶峰。走过无限漫长的迷途险径，穿过二十五年的幽深迷宫，富歇从一个身材矮小、脸色苍白的商人之子，变成面容悲切、经过剃度的神学院的教师，然后一跃而成为护民官和副总督，最后晋升为奥特朗特公爵，皇帝的臣仆，现在终于不再做任何人的仆人，终于成为法兰西独一无二的统治者。阴谋战胜了理想，机敏战胜了天才。他身边的一代不朽的人物全都跌入深渊。米拉波已死，马拉被人刺杀，罗伯斯庇尔、德穆兰、丹东都上了断头台，他当总督时的同僚科洛被流放到圭亚那热病流行的岛上，拉斐特解决了，他革命时期的伙伴们，所有的人全都消逝，无影无踪。现在他由各党各派出于信任自由推选，在法兰西掌权主事，而世界的主人拿破仑则化装成寒酸的模样，拿着一张假护照冒充一位小将军的秘书逃到海边，缪拉和内伊等着被枪决。受拿破仑的恩典册封为小国王的家族成员如今空着口袋，失去国土，从一个隐蔽地逃到另一个隐蔽地，到处乱窜。这绝无仅有的世界动荡时期叱咤风云的光荣一代都已沉沦，只有他独自一人坚持不懈、耐心地在黑暗中策划，在暗地里活动，得以青云直上。现在国务部、参议院和议会都百依百顺，像块软蜡似的捏在他灵巧的手里，听他摆布。平时不可一世的将军们，担心失去自己的养老金，像绵羊似的屈从于这位新任的主席。全国市民和民众等待着他的决断。路易十八派使者前去见他，塔列朗向他致以问候，滑铁卢的胜利者威灵顿向他通报机密的消息——第一次，世界命运的各种线索都公开而又自由通畅地经过他的手，真是美妙无比。难以估量的艰巨任务等着他去完成：保卫一个被打得落花流水遭到惨败的国家免遭日益逼近的敌人的蹂躏，阻止毫无用处的慷慨激昂的抵抗发生，争取公平合理的条件，找到恰当的国家形式，确定合适的统治者，从一片混乱之中创造新的标准，新的秩序。这需要出众的才华，精神的极端灵活。的确，在这一时刻，大家都乱了方寸，昏了头脑，富歇采取的措施却表现了最高度的精力，他那两方面甚至四方面同时进行的计划，显示出惊人的稳健。他和各方面都表示友好，为了愚弄大家，为了只做他个人认为正确的有益的事情。尽管他在议会面前似乎要求拿破仑的儿子上台，在卡诺面前假装拥护共和，在联军面前则要求奥尔良公爵掌权，暗地里他悄悄地把大权推到从前的国王路易十八跟前，完全不为人家觉察，轻轻地巧妙地转了几个弯，连他自己最亲近的伙伴都不知道目标何在，蹚过了一片贿赂的沼泽，走到保王分子一边，通过谈判把托付给他的政府，交到波旁家族手里。与此同时，他在内阁会议上，在议会里依然一个劲儿地扮演着波拿巴分子和共和党人的角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惟一正确的解决方法。只有迅速向国王投降才能保证这鲜血流尽、备遭破坏、外国军队泛滥成灾的法兰西不受到损害，保证顺利过渡。只有富歇一人凭他的现实感，立即懂得了这种必要性，并且予以实现，不顾内阁、人民、军队、议会和参议院的反抗，凭着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力量，贯彻了自己的意图。

所有这些聪明睿智，富歇在这些日子里全都拥有，只缺少一种聪明——这就是他的悲剧！——那最后的、最高的、最纯洁的聪明他却没有：那就是为了事业忘记自己，忘记他的利益。他当时五十六岁，身处事业的顶峰，是个家资千万，甚至两千万的富翁，受到他那时代和历史的尊重和崇敬。那最后的聪明会要求他在完成这出类拔萃的绝招之后，挂冠而去。但是他渴望权力二十年之久，二十年来靠权力而生，可是始终不得餍足，他是不肯功成身退的——正如拿破仑，富歇也没能在别人推他下台之前一分钟退位。既然现在他已没有主人可以背叛，他就只好背叛自己，背叛自己的往事。把战败的法兰西交还给它旧日的统治者，在此时此刻是一件实实在在的行动，是正确而大胆的政策。但是为了做出这个决定让人收买，用王国大臣的职位来作为小费支付给他，这就是卑鄙无耻，而且不仅是个罪行：这是愚蠢。现在这个野心勃勃到疯狂地步的人就干了这件蠢事，只是为了在世界历史中还有几小时“avoir la main dans la pâte”[25]，还能问鼎权力——他干了他第一件蠢事，也是最大的蠢事，使他在历史面前永远降低身份。他巧妙地、灵活地、耐心地爬上了一千个台阶，最后笨拙地毫无必要地屈膝下跪，就这惟一的一次屈膝，使他又从这一千个台阶上直跌下去。

富歇如何把政府出卖给路易十八以换取大臣的职位作为酬劳，关于这件事，我们幸亏拥有一份独特的文件，这是为数甚少的文件之一，它逐字逐句地记下了平素一向谨慎的富歇所进行的一次外交谈判。百日期间，王朝惟一坚定不移的追随者，图卢兹的维特罗勒男爵，聚集了一支军队，袭击重新归来的拿破仑，后来被俘押往巴黎，皇帝想要立即把他枪毙，但是富歇进行了干预；他总是主张宽大，对那些必要时还用得着的敌人尤其要宽大。所以把维特罗勒男爵关进军事监狱等着军事法庭审讯，也就完了。可是在六月二十三日这个在押男爵的妻子刚刚听说，富歇成了法兰西的统治者，就跑去找他，求他释放维特罗勒男爵时，富歇立即批准，因为他也非常在乎博得波旁王室的好感。第二天那位获释的保王党人的首领维特罗勒男爵求见奥特朗特公爵，向他致谢。

在共和党人选举出来的国家元首和宣誓效忠的铁杆保王党之间进行了下面这番政治上友好的谈话。富歇问他：“那么，您现在有何打算？”“我打算前往根特[26]，我的邮车就等在门口。”“这是您能做的最聪明的事情，因为您在这儿并不安全。”“您没有什么东西要我交给国王吗？”——“唉，我的上帝，没有，什么也没有。只不过请您告诉国王陛下，他可以指望我对他的忠诚，他不久又能重返杜伊勒里宫这事，可惜并不取决于我。”“不过我认为，这事不久能成，就只取决于您。”“不像您想的那样，困难很大。当然，议会把局势简单化了，您也知道，”（说着，富歇微微一笑，）“议会宣布拿破仑二世为帝。”“什么，册立拿破仑二世皇帝？”“当然，得从这里开始啊。”“不过我想，这事不能当真吧？”“可以这么说吧。我越思考这事，我就越发坚信，这项决议毫无意义，但是您无法想象，有多少人还信仰这个名字，我的几个同僚，尤其是卡诺，坚信不疑拥拿破仑二世为帝一切都迎刃而解。”“这个玩笑还要持续多久？”“我看，我们彻底摆脱拿破仑一世需要多少时间，这事大就会持续多久。”“那么，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怎么知道？在目前这样的时候，很难预料明天会如何。”“倘若您的同僚卡诺先生如此依恋拿破仑，您大概也难以避开这样的联系。”“嗨，您不了解卡诺！只要宣布成立‘法兰西人民’的政府，他只要听见，法兰西人民这几个字，就可以使他放弃拿破仑。您想想看！”这时两人纵声大笑，一个是共和党人选出的奥特朗特公爵，嘲笑自己同僚的富歇，另一个是那保王党的使者，他们已经开始互相了解。“这样就好，这样干就行。”维特罗勒男爵又接着说道，“但是我希望，在拿破仑二世和法兰西人民之后，您终于会想到波旁王室。”“那是当然。”富歇答道，“那就该轮到奥尔良公爵了。”——“什么，奥尔良公爵？”维特罗勒男爵深感意外地叫道，“奥尔良公爵？您难道认为，这样一顶传来传去、向全世界都兜售过的王冠，国王会接受吗？”富歇笑而不答。

但是德·维特罗勒男爵已经明白，富歇通过这场狡黠含蓄、暗藏讽刺、似乎漫不经心的谈话表明了他的意图。他让男爵清楚地感到，倘若他愿意，会出现困难重重，他们也会拥立拿破仑二世皇帝，或者宣布奥尔良公爵为国王或者让法兰西人民成为国家元首，而不拥戴路易十八。但是他，富歇自己对于这些可能性一个也不特别赞成，完全准备为了路易十八而排除其他三种可能性，倘若……这个“倘若”并没有说出口，但是维特罗勒男爵已经从他目光里所含的微笑，也许从他的一个手势，领会了这点。反正男爵突然决定放弃他的旅行，留在巴黎富歇身边，当然有个条件，他可以和国王自由通信。他还提出其他条件：首先为他派到根特国王大本营去的特务提供二十五份护照。情绪欢快的共和国的警务部长这样回答共和国敌人的代表：“五十份，一百份，您要多少都行。”男爵说道：“我再请求，每天能和您谈一次话。”公爵又欢快地答道：“一次，一次不够！谈话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现在维特罗勒男爵可以平静无忧地待在巴黎，在奥特朗特公爵的保护下，和国王谈判，向国王报告，巴黎的城门向他洞开，倘若……是啊，倘若路易十八准备吸收奥特朗特公爵到王国新政府里去当大臣。

近臣向路易十八建议，用一个大臣的位置作为小费收买富歇，顺顺当当地打开巴黎的城门，这位平素黏黏糊糊的波旁家的王爷听了暴跳起来。他冲着那几个想把这个可恶的名字放到名单上去的人吼道“绝对不行”。的确，要他把一个弑君的凶手，一个在他亲生兄长的死刑判决书上也签了名的家伙，要一个半路还俗的神父，狂热的无神论者和拿破仑的仆人吸收到他的内阁里来，这是非分的要求，多么荒谬！“绝对不行！”他怒气冲冲地叫道。但是人们知道历史上的国王们、政治家们和将军们的这句“绝对不行”，几乎总是一次投降的前奏。难道巴黎不值一台弥撒吗[27]？自从亨利四世以来，历代国王，路易十八的祖先们为了掌握统治权不是在精神上和良心上做出过类似的sacrificidell’inteletto[28]吗？受到各方面的逼迫，受廷臣们、将军们、威灵顿，尤其是受塔列朗（此人作为还俗结婚的主教需要在这个宫廷里还有一个更黑的人物作为陪衬）的逼迫，路易十八渐渐动摇。他们大家跟他说，只有一个人，只有富歇，可以毫无阻力地给他打开巴黎的大门！只有他可以避免一场流血。此人和各党各派都有联系，各种思想全都接受，永远是最好的帮手，能把一切觊觎王位者扶上马背，再说这个老雅各宾党人早已变成一个老老实实的保守分子。他已经幡然悔悟，并且干净利索地背叛了拿破仑。最后国王为了使他的良心减轻负担，做了一次忏悔。据说他曾叫道：“可怜的哥哥，但愿你现在能看见我！”然后表示愿意在讷伊秘密接见富歇——秘密接见，因为在巴黎不得有任何人预感到，人民选出的领袖就正在出卖他的国家以换取大臣的职位；觊觎王位的人，正在出卖他的名誉以换取一顶王冠：现代史上在从前的雅各宾党人和未来的国王之间进行的这次无耻之尤的买卖，在暗地里秘密进行，只有那个叛教的主教在场作证。

在讷伊演出了一场戏，阴森可怕，奇幻怪异，相当于莎士比亚或者阿雷蒂诺[29]的剧中场景：圣路易[30]的后裔，路易十八国王，接见弑杀他兄长的凶手之一，七次背叛誓言的富歇，这个国民公会、帝政和共和国时期的部长，以便接受他的第八次宣誓效忠。塔列朗，从前的主教，日后的共和主义者，皇帝的仆人，带着他的伙计，走了进来。这个瘸子为了步子迈得更稳，把胳臂放在富歇的肩上——正如夏多布里昂[31]所讽刺的“罪恶扶着背叛”——就这样，这两个无神论者，机会主义者，像两兄弟似的走近圣路易的继承人。先深深地一鞠躬，然后塔列朗就担负起那难堪的任务，把杀害国王御兄的凶手作为大臣介绍给国王。这个身形瘦削的人脸色比平时更为苍白，因为他现在在“暴君”和“专制君王”面前单膝跪下，宣誓效忠，吻手致敬——这只手里流的血和他参与杀害的那人[32]流洒的是同样的鲜血——并以上帝的名义宣誓——他曾掠夺过这同一个上帝的教堂，并以他手下的乌合之众在里昂摧毁了这同一个上帝的教堂，总之这场戏感情强烈激荡，即使对于富歇这样的人也是如此！

因此当他，奥特朗特公爵，离开国王的觐见室时，脸色依然苍白，现在倒是那个瘸子塔列朗得扶着他走路了。这位老于世故玩世不恭的主教，做弥撒就和玩纸牌一样，他说了些嘲讽的话语，也未能使心灵受到震撼的富歇打破沉默。富歇兜里揣着国王签署的大臣委任令，连夜返回巴黎，回到杜伊勒里宫里他那些浑然不觉的同僚中去。明天他将把他们全都撵走，后天将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在他们中间他想必有些感到不甚自在。这个最不忠实的仆人这次终于获得了自由，可是——命运的拨弄真叫奇妙！屈居人下的灵魂永远也消受不了自由，他们总是急急忙忙地逃出自由又钻进新的奴役之中。于是昨天还坚强而又自负的富歇，又一次屈从于一位新的主人，又一次把自己自由的双手拴在权力的苦役船上（还以为这就是掌命运之船舵），但是不久他就要戴上苦役船的记号，戴上烙印。

第二天早上，联军开进巴黎。根据秘密协定，他们占领了杜伊勒里宫，干脆关上大门，不让议员进来。这事给予那故作惊讶的富歇以良好的机会，向他的同僚建议，为了对这些士兵的刺刀表示抗议，停止政府工作。这个慷慨激昂的姿态使这些受到愚弄的家伙全都上当——于是，就像约定的那样，突然王位虚悬。有一天之久，巴黎没有政府。路易十八只消在他的新任警务大臣用金钱布置的欢呼声中走近城门，就被当作救星受到热烈的欢迎：法兰西又变成了王国。

此时此刻，富歇的同僚们才恍然大悟，他多么狡猾地欺骗了他们。这时，他们才在《箴言报》上获悉，收买富歇的代价是多少。在这一刻那为人正直的、思想坚定、无可指摘的（就是有点褊狭）的卡诺怒火中烧，“你这叛徒，我现在走到哪儿去啊？”他轻蔑地冲着那个新任命的王家警务大臣吼道。

富歇也同样轻蔑地答道：“你爱上哪儿上哪儿，你这傻瓜。”

这两个老雅各宾党人，这两个经历过热月九日的最后的雅各宾党人，以这个言辞简短颇具特色的对话，结束了新时代最令人咂舌的戏剧：革命以及它那熠熠生辉光怪陆离的幻影——穿过世界历史的拿破仑征战。英雄气概的冒险行径已经烟消云散，市民时代就此开始。

[1] 法文：皇帝万岁！

[2] 法文：打倒国王。

[3] 雷米·约瑟夫·伊希多尔·埃克塞尔曼斯（1775—1852），自一七九一年起自愿参加革命队伍，任缪拉的副官，几乎参加拿破仑所有的战争，复辟时投靠波旁王室，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后又立即投向拿破仑。一八一六年流亡国外，一八二三年获赦，在路易，菲利普和拿破仑第三手下发迹，一八五一年晋升为法兰西元帅。

[4] 指奥地利皇帝。

[5] 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1753—1815），拿破仑的军校同学，远征意大利时拿破仑的参谋长，一八一四年投向路易十八，百日期间逃往德国。

[6] 欧仁·博阿尔内（1781—1824），拿破仑前妻约瑟芬之子，拿破仑的义子，出色的统帅。

[7] 皮埃尔 ·弗朗索瓦·查理·奥热罗（1757—1816），拿破仑手下的元帅。

[8] 亚当·阿达贝尔特·封·奈伯格（1775—1829），奥地利将军，外交家，奉命照顾拿破仑的后妻玛丽亚·路易丝，后与之结婚。

[9] 让·德尼·朗瑞奈（1753—1827），律师、教授、国民公会议员，及公安委员会成员、吉伦特派人、雅各宾党人掌权后又任公安委员会成员，雾月十八政变后任参议院议员，后反对拿破仑的独裁专制，路易十八执政后，任贵族院议员，拥护君主立宪制，著名的语言学家和东方学家。

[10] 阿方斯·德·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政治家。

[11] 帖木儿（1336—1405），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以其野蛮的征服著称。

[12] 拉丁文，魔鬼的代表。

[13] 《堂吉诃德》中主人公的仆人。

[14] 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预卜未来的海上老人。

[15] 席勒名剧《强盗》中的反面人物，奸诈、凶残、诡计多端。

[16]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的主人公，一代暴君。

[17] 埃马纽埃尔·格鲁希侯爵（1766—1847），法国元帅，在滑铁卢战役因未能按拿破仑的计划赶去增援，致使全军惨败。

[18] 意大利文：魔鬼修士。原为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强盗头子米切勒·彼查（1771—1806）的绰号，从一七九九年起他一直在红衣主教路福的部队里和法国军队作战。一八○六年被法国人绞死。在此为骂人话。

[19] 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奥地利皇帝手下的统帅，为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暗中和瑞典谈判，背叛皇帝，最后叛逃，为部下所杀。席勒曾创作历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

[20]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21] 均在西班牙境内。

[22]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第一次兵败，他在枫丹白露宫向官兵们告别，场面动人。

[23] 古希腊神话中的道路之神，保护一切步行者和牧人，也保佑他们的灵魂进入冥界。

[24] 拿破仑经常穿一件灰色的军大衣。

[25] 法文，分得一杯羹。

[26] 在比利时境内，路易十八当时所在地。

[27]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1553—1610）的名言。他自一五八九年起任国王。为了取得天主教这一派的承认，亨利改宗天主教。上面引用的这句话便是此时所说，意思是能够入主巴黎又何必在乎去做天主教徒，去望弥撒，这话说明宗教争斗毫无意义，权力第一。

[28] 意大利文，精神上的牺牲。

[29] 彼埃特罗·阿雷蒂诺（1492—1556），意大利作家，以讽刺剧著称。

[30] 圣路易（1214—1270），即路易九世。

[31]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

[32] 指路易十六。

九 下野沦亡

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年

拿破仑的百日插曲结束。一八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路易十八国王乘坐套着白色小走马的富丽堂皇的马车又驱入他的巴黎城。民众热烈欢迎，富歇干得不错。纵声欢呼的民众团团围住马车，屋上飘扬着白色的旗帜，找不到白旗，便急忙把毛巾和桌布扎在手杖上伸到窗外。晚上全城灯火通明，点起成千上万盏油灯，人们快乐之极，甚至和英国和普鲁士占领军的军官们一同跳舞。听不见任何带有敌意的呼喊，为了小心起见事先布置的宪兵显得多余；的确，笃信基督的国王陛下新任的警务大臣约瑟夫·富歇已经出色地为他的新君预做安排。一个月前，奥特朗特公爵还毕恭毕敬地在杜伊勒里宫作为最忠诚的臣子效忠拿破仑皇帝，如今这位公爵在这同一个宫里恭候路易十八国王陛下驾临。二十二年前他在这里，在这同一座宫殿里曾判处这位国王的御兄，那个暴君死刑，现在他却向圣路易的后裔恭恭敬敬地深深鞠躬。在他上书国王时，落款都是“满怀敬畏之忱，陛下最忠诚最驯服的臣仆”（在十几份亲笔奏章里可以一字不差地读到这样的落款）。他的性格变化多端犹如杂技里疯狂的跳跃，其中以这一次最为放肆大胆，不过这将是他在政治绳索上翻的最后一个筋斗。当然暂时似乎一切都美妙无比。只要国王在宝座上还没有坐稳，他绝对不会耻于依靠富歇先生。再说，他暂时还需要这个善于与各方巧妙周旋的费加罗[1]。富歇首先得安排好选举，因为宫廷希望在人民议会中拥有可靠的多数议席，为此，这个“久经考验”的共和党人和人民代表起到了不可超越的驱赶羊群者的作用。另外还有各式各样令人不快的鲜血淋淋的勾当需要料理，为什么不利用这只戴破了的手套？这只手套事后可以扔掉，不致玷污国王的御手。

在开头几天就有这样一桩肮脏的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尽管国王在流亡中庄严允诺，要颁布大赦令，对于百日期间在重返故乡的篡位者[2]手下服役的人，一概不予追究。但是席散之后就是另一回事。国王们很少认为自己有责任信守他们期待王位时所许下的诺言。愤怒已极的保王党，对于自己的忠诚颇为自诩，现在国王既然已坐稳了江山，他们就要求对那些百日期间背叛白百合旗的人一概予以惩罚。这些保王党人的保王思想一向比国王自己还要强烈。路易十八在他们的逼迫下，最后终于让步，于是确定这份放逐者名单的令人难堪的任务，便落到警务大臣身上。

这项任务对于奥特朗特公爵来说并不是件愉快的事情。难道真的就要为这么一件小事惩罚人家吗？真的就因为他们做了最最合乎理性的事，投到强者，投到胜利者一边，就要惩罚他们？倘若真是如此，这位笃信基督的国王陛下的警务大臣回忆起来，按照情理应该放在这样一个遭谴者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便是奥特朗特公爵，拿破仑手下的警务大臣，也就是他自己的名字。天晓得，多么难堪的处境！富歇起先还想略施小计来逃脱这个令人不快的任务。人家希望他制定一个包括三四十个主要罪犯的名单，他却使大家惊讶，立即拿出一份几页长的名单，上面有三四百个名字，甚至有人说，有一千个人名，要求把这些人全都予以惩罚，要不就一个也不惩罚。他希望国王不会有这么大的勇气，这样，这讨厌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但可惜内阁会议的主席是个和他一样的老狐狸塔列朗，他立刻觉察到，这颗丸药对他的朋友富歇来说是粒苦药，因此就更要逼着富歇把它硬吞下去。他毫不怜悯地下令把名单压缩到四五十个人，并且指示富歇承担这项难堪的任务：起草这些死刑判决书和流放判决书。

对于富歇来说最聪明的办法便是挂冠而去，随手关上王宫的大门。但是我们已多次提到富歇的弱点：野心勃勃的富歇拥有一切聪明，就是缺少这点聪明，那就是及时急流勇退。富歇宁可把憎恶、仇恨和愤怒集于一身，也不愿自觉自愿地从大臣的交椅上站起身来。受罚者的名单在这位老雅各宾党人的签署后予以公布，激起公众的愤怒。这个名单包括法国最著名最高贵的名字，名单上有L'organisateur de la victoire[3]和共和国的缔造者卡诺，有打过无数次胜仗拯救过远征俄国的法军残部的内伊元帅，有富歇在临时政府中的全体同僚，有他在国民公会和革命时期的最后的伙伴。他们所有的名字都开列在这份可怕的名单上，受到死亡和流放的威胁。在这二十年里由于卓著的功勋给法国带来荣誉的所有的人的姓名都在这张名单上，惟独只缺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奥特朗特公爵约瑟夫·富歇的名字。

其实，在这张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奥特朗特公爵的名字，不过并不是作为一个被控告遭唾弃的拿破仑的大臣的名字列在上面，而是作为国王的大臣作为刽子手上了名单，这位大臣把他所有的伙伴送去处死或者加以放逐。

这个老雅各宾党人这样自我糟践可是给自己的良心以沉重的一击，为此，国王不得不向他表示一定程度的谢意。奥特朗特公爵约瑟夫·富歇于是便得到了最高的，也是最后的荣耀。富歇丧偶已经五年，这时决定续弦。他从前曾经极为愤怒地渴望痛饮“贵族的鲜血”，如今这同一个人却打算和蓝色的血液[4]通婚，也就是娶德·卡斯特拉内伯爵小姐为妻，一个出身古老贵族世家的女子，也就是“那个应该死于法律剑下的犯罪匪帮”的一个成员，当年他在内韦尔就曾这样亲切和蔼地宣告过。但是从那以后，当年最激进的雅各宾主义者，双手沾满鲜血的约瑟夫·富歇，已经彻底改变观点：对此已有各式各样生动的例证。此刻，在一八一五年八月一日他走进教堂的时候，并不像一七九三年那样，是为了用铁锤砸烂“狂热主义可耻的标记”、十字架和祭坛，而是为了和他出身贵族之家的新娘一起谦卑地接受一个头戴法冠的主教的祝福。大家还都记得，他在一七九三年，为了嘲讽教会，曾派人把这种法冠套在一头驴的两只耳朵上。——奥特朗特公爵知道，倘若和德·卡斯特拉内家的伯爵小姐结婚，理应如何。根据古老的贵族风习，结婚契约应由宫廷里和贵族中首要的贵族之家会同签名。路易十八作为第一号证人manu propria[5]在这份世界史里大概是绝无仅有的文件上签了字，为谋杀他哥哥的凶手充当最为体面的，也是最不体面的证人。

这事分量很重，重得无与伦比，简直可说重得过分。因为这个“régicide”[6]竟然请求命丧断头机下的先王的御弟当证婚人，这可是极端过分的放肆行为，在贵族圈子里激起了可怕的愤怒。他们连声抱怨，这个卑鄙的投诚分子，这个前天才参加进来的保王分子，装出一副样子，仿佛他真是宫廷和贵族的一分子。现在要这样一个人“le plus dégoûtant reste de la révolution”[7]，还有什么用处？此人居然还想以他那令人反感的存在来玷污整个内阁？不错，他曾帮助国王重返巴黎，他曾见利忘义亲手签署了惩处法国最优秀人士的命令。可是现在让他滚出去吧！就是这批贵族，当国王焦躁难耐地等在巴黎城外时，他们逼着国王，无论如何一定要任命奥特朗特公爵为大臣，以便兵不血刃地开进巴黎，这同一批先生现在一下子对奥特朗特公爵翻脸不认，他们执拗地只记得某一个叫约瑟夫·富歇的人，他曾在里昂下令用大炮把几百个神父和贵族杀死，并且要求对路易十六处以死刑。奥特朗特公爵突然发现，在他穿过国王前厅的时候，有些贵族老爷不再向他问好，或者以挑衅的鄙夷神情转身把背冲着他。攻击“里昂刽子手”的传单突然出现，迅速流传，一个新的爱国主义团体“Francs régénérés”[8]，“Camelots du roi”[9]的前辈们和“觉醒的匈牙利”，都召开大会，明确要求清除百合花旗帜上的这个污点。

但是事关权力，富歇可不会这样轻易投降，他用牙齿紧紧咬住权力不放。在那几天奉命监视富歇的一个特务写的秘密报告里记载着，富歇如何试图向四面八方伸出手去，寻求外援，毕竟还有其他国家的君主待在法国国内，他们可以保护他免遭国王的这些过于保王的仆人的攻击。他便觐见俄国沙皇，每天一连几小时和威灵顿，和英国公使会谈，他让所有的外交地雷爆炸。他一方面抱怨入侵的外国军队，以此争取民心，同时以言过其实的报告吓唬国王。他派滑铁卢一役的胜利者去见路易十八国王为他说情，他把银行家们、太太们和最后的朋友们全都动员起来。不，他不愿滚蛋，为了赢得这个头衔他的良心付出了太高昂的代价。他不得不像一个绝望的人拼命抵抗。果不其然，他像一个灵巧的游泳健儿，时而侧泳，时而仰泳，在政治的水面上成功地坚持了几周不往下沉。就像那个特务报告所说的，在这段时间里，他表面上装得信心百倍，大概他也确有信心，因为在这二十五年里他一直步步高升。一个人如果干掉了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怎么还会因为几个头脑简单的贵族而忧心忡忡？这个一贯轻视人的家伙，他已经欺骗过世界史里最伟大的人物，并且活得比他们更长，他早已不再害怕任何人了。

但是这个善于运筹帷幄的统帅，这个精于揣摩人心的行家，有一点没有学会。这点谁也学不会，那就是和鬼魂斗争。他忘记了，在这国王的宫廷里有一个往日的鬼魂像复仇女神似的在游荡，那就是昂古莱姆公爵夫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亲生女儿。在这个家庭里，就她一个逃脱了那次大屠杀。路易十八或许还可以原谅富歇，他毕竟要感谢这个雅各宾党人让他获得了宝座，这样一笔遗产有时候（历史可以作证）即使在最高层也会减轻失兄之痛。对他来说，原谅是容易的，因为他并没有亲身经历那个恐怖时代；而昂古莱姆公爵夫人则相反，这位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儿，她童年时代阴森恐怖的图像深深地印在她的血液之中，她有难以忘怀的回忆，她有一些任何东西都无法使之平息的仇恨的感情。她亲身经历的，她的心灵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使她无法原谅这些雅各宾党人，这些恐怖分子中的任何人。她还是个孩子，在圣克卢宫里浑身战栗地经历了那极端恐怖的夜晚，那些无套裤的民众杀害了门卫，穿着滴着鲜血的靴子走到她母亲和父亲跟前。她经历了那个晚上，他们四个人，父亲、母亲、弟弟和她挤在一辆车里，四周的民众又是嘲讽，又是怪叫：“面包师傅，面包娘子，面包小子。”路易十六逃亡时，对外的身份是面包师傅。死亡随时会降临，她被带回巴黎送进杜伊勒里宫。她也经历了八月十日，那一天暴民用斧子劈开通向她母亲内室的门，人们带着嘲讽的神气给她父亲头上套上一顶红帽子，用长矛抵着父亲的胸膛。她也痛苦地经受了在塔楼监狱度过的恐怖的日子和可怕的时刻，暴民们把她母亲的女友，朗巴勒[10]公爵夫人的鲜血淋漓的头颅，披着散乱的沾满鲜血的头发，插在一支长矛的矛尖上，伸进他们的窗户。她怎么可能忘记她送别她父亲，送别她小弟弟的那天晚上？他们把父亲拖上断头台，而让她的小弟弟到狭小的斗室里去喂虫子，去慢慢地病死。富歇的那些头戴红帽的伙伴们连续几天审问她折磨她，在控告王后的审讯中要她证明她的母亲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小儿子犯了所谓的乱伦之罪，她怎么能不回忆起这些暴民？她被暴民从母亲的拥抱中拉开，然后楼下碎石路上响起辚辚的车声，车子把母亲拉到断头机下，她又怎能驱走血污中的这一瞬间？不，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儿，塔楼里的囚犯，她和路易十八不同，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不是从报上读到或者听别人叙述的，这些恐怖的事情深深地烙在她那备受惊恐、布满阴霾、受尽折磨、痛苦万分的儿童心灵之上，永远不可磨灭。她对这些谋杀她父亲、折磨她母亲的凶手所怀的仇恨，对她童年时代的这些恐怖的画面，对一切雅各宾党人和一切革命者的仇恨还远远没有消除，她还一直没有报仇呢。

这样的回忆不会忘记，所以这位公爵夫人发誓永远不把手伸给她叔叔的这个大臣，杀死她父亲的凶手之一，永远不把手伸给富歇，永远不在同一个房间里和他共同呼吸同样的空气。她在整个宫廷面前，公开挑衅似的向这个大臣表示她的轻蔑和仇恨。凡是这个弑君的凶手，这个自己思想的背叛者参加的庆典、聚会，她一概都不参加。她对这个投诚分子公开表示的嘲讽，狂热地明确表示的轻蔑，渐渐地在其他所有的人心里都激起了荣誉感。最后王室所有成员一致向路易十八提出要求，现在政权已经巩固，该让弑杀他兄长的凶手蒙受羞辱，逐出杜伊勒里宫。

人们回想起来，路易十八接受约瑟夫·富歇本来就很不乐意，只是因为迫切需要此人，才被迫任命他为大臣，现在，他已不再需要富歇，便很愿意甚至可说非常高兴让此人走开。“别让可怜的公爵夫人老是看见这张讨厌的面孔。”国王笑嘻嘻地谈到那个浑然不觉的富歇，此人在签名时还自称为国王“最忠实的仆人”呢。另一个倒戈分子塔列朗奉国王之命让他那国民公会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的伙伴明白，他在杜伊勒里宫出现并不受人欢迎。

塔列朗很乐意接受这一使命。他本来自己也已经感到难于迎着强劲的保王之风扬帆航行，希望丢掉压舱物，保证自己幸运的航船不致沉没。在他的内阁里沉重的累赘乃是这个弑君的凶手，他的老伙计富歇。他举重若轻机智巧妙地办妥了这件似乎棘手的事情——把富歇扔下海去，而不失交际界名流的风度。他并不是态度粗鲁或者神情俨然地向富歇宣布撤职，不，作为讲究礼仪的高手，处事有方的绅士，他采取了一种迷人的方式，他要让富歇明白，对于富歇先生来讲终于大限已到。这位十八世纪的最后一位贵族上演他的好戏从事阴谋活动时总是安排一个沙龙作为布景。这一次他也赋予这粗暴的撤职以最为优雅的形式。十二月十四日塔列朗和富歇在一次晚会上见面。大家吃饭，谈天，懒洋洋地闲聊，尤其是塔列朗显得情绪特好。一大帮人围着他，美貌的淑女名媛，显赫的高官贵胄，和一些青年才俊，大家都好奇地凑上来聆听这位谈话大师的妙语。果不其然，他这次也讲得特别迷人。他叙述早已逝去的往日，为了逃避国民公会的逮捕，他不得不逃亡美国。他热情洋溢地盛赞这个了不起的国家。哎呀，那儿真是妙不可言：无法穿越的密林，住着红种人的原始部落，水流湍急无法探测的江河，波澜壮阔的波托马克河[11]和气势浩瀚的伊利湖[12]。在这富有英雄气概和浪漫情调的世界里生活着崭新的一代人，他们刚毅坚韧，能干坚强，经受过战斗考验，矢志为自由献身，论制定法律，堪称表率，发展潜能难以估量。不错，那儿真有不少可学之处，应该在那儿感受一种新的美好的未来，比我们这年迈衰朽的欧洲有着千百倍的活力！他热情满怀地叫道，应该到那里去生活，到那里去干一番事业，他觉得再也没有一个职位比到美利坚合众国去当公使更诱人的了……

昂古莱姆公爵夫人

说到这里，他那仿佛偶然产生的洋溢热情突然中断，他扭头冲着富歇：“奥特朗特公爵，您是否有兴趣担任这样一个职位？”

富歇脸色刷的一下子变得灰白。他明白了。他怒火中烧气得心里直颤，这只老狐狸多么狡猾，多么机灵，当着众人的面，当着整个宫廷的面，把他大臣的交椅扔到门外。富歇没有回答。但是几分钟之后他告辞回家，写了辞呈。塔列朗则情绪欢快地留了下来，在回家的路上一脸奸笑地对朋友们说：“这一次我可把他的脖子彻底拧断了。”

富歇这次去职可是直截了当地被人撵走，为了在公众面前为这事件披上一件薄薄的大氅，稍加掩饰，人们给这位免职的大臣在形式上提供另外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所以在《箴言报》上不是登载着，那个“régiade”约瑟夫·富歇被免去警务大臣的职位，而是登着这样一条消息：路易十八国王陛下决定任命奥特朗特公爵阁下为驻德累斯顿宫廷的公使。不言而喻，人们期待着富歇会拒绝接受这个毫无价值的职位，它既不符合他的级别，也不符合他那已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地位。但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其实只要头脑稍微清醒一点，富歇就会理解，他这个弑君凶手，在这反动王国里当差已经彻底完结，无法挽救，再过几个月，便是那根可怜见的骨头，人家也会从他的牙齿里夺下。但是对权力的强烈饥渴使得这颗以往如此放肆的豺狼心灵现在完全变得像狗一样卑下。正如拿破仑直到最后一刻，不仅死死地抓住他的地位，也抓住他那皇帝尊严的名讳不放，他的仆人富歇也同样在乎一个名义上的大臣的最后的最微不足道的头衔，态度当然要低下得多。他像黏痰似的执著地黏在权力身上，这个永恒的仆人，这一次也满腔愤懑地服从他的主人！“陛下，我接受陛下托付给我的公使的职务，为此我感激不尽。”这个年已五十七岁，拥有二千万法郎的富翁，卑躬屈膝地上书给半年前全凭他的恩典才重新当上国王的人。他收拾行李，举家搬到德累斯顿，到这个小小的宫廷去赴任，在那里把寓所布置得像公侯府邸一样的富丽堂皇，仿佛他打算作为国王的公使在那里安度晚年了。

但是他担心了许久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差不多有二十五年之久，富歇像个绝望的人拼命反对波旁王室重新当政，他出于正确的本能，感到复辟的波旁王室最终会清算他曾说过“死刑”二字，把路易十六推到断头机下。但是他愚蠢地希望，只要混进他们的队伍，伪装成一个老老实实、忠于国王的仆人，就会骗过他们。可是这一次，他可没有骗成别人，而只是欺骗了他自己，因为在他德累斯顿的府邸里还没贴上新的糊墙纸，还没布置好桌椅眠床，在法国的议会里却已响起隆隆的惊雷。没有人再说起奥特朗特公爵，大家都已忘记，有个拥有这个称号的显贵曾把他们的新王路易十八在凯旋声中迎回巴黎——大家只说起一个富歇先生，只说起一七九二年把国王判处死刑的“régicide”，南特的约瑟夫·富歇。只说起“里昂的刽子手”，议会以三百三十四票对三十二票的压倒多数把这个“曾经谋弑过蒙受上帝恩宠的国王”的人屏除在任何大赦之外，并且终生逐出法国。不言而喻，这也意味着可耻地被免去公使的职务。现在这个“富歇先生”不再是阁下，不再是荣誉团的骑士，不再是参议员，不再是大臣，不再是显贵，被人毫无怜悯、干脆利落、连嘲带讽、极度轻蔑地一脚踢到街上，同时官方向萨克森国王暗示，也不希望富歇此人继续滞留德累斯顿。这个亲自把成千上万人送去流放的人，二十年后，现在作为最后一个国民公会的战士自己也步其他战士的后尘，无家可归，受人诅咒，遭到流放。既然他现在无权无势，不受法律保护，各党各派的仇恨全都一起倾注到这个倒台落难的人身上，就像先前所有党派都向这个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表示好感一样。现在各种阴谋诡计、各种抗议、各种请求全都无济于事。一个失去权力的掌权人物，一个彻底失败的政治家，一个黔驴技穷的阴谋家，始终是天下最可怜的家伙。富歇从来没有为人类的一种思想，一种道德激情出过力，始终只为眼前利益和人们转瞬即逝的恩宠效劳，现在得为他的这个罪过付出代价，还债之时很晚，却要偿付高利贷的利息。

现在往何处去？这位从法国流放出来的奥特朗特公爵起先一点也不担心，他不是沙皇的宠臣、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威灵顿的心腹、权力无限的奥地利大臣梅特涅的朋友吗？贝纳多特一家不是还得感激他把他们推上了瑞典的宝座吗？巴伐利亚的君王们不也一样吗？他不是多年来和一切外交官都相交甚笃，欧洲所有的君侯和国王不是都激情满怀地争取他的恩宠吗？这个下台的逐臣心想，他只要稍加暗示，每个国家都会争先恐后地接纳这个遭到放逐的阿里斯提得斯[13]，并以此为荣。但是世界史对待一个倒台的人和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是多么不同啊！尽管他暗示了几次，沙皇的邀请始终没来，威灵顿也同样未发邀请；比利时拒绝他入境，在他们境内老雅各宾党人已经够多的了，巴伐利亚小心翼翼地避而不答，连老朋友梅特涅侯爵也表现得出奇的冷淡。那好吧，倘若奥特朗特公爵一定想来，他可以到奥地利的领土上来。奥地利宽宏大量，准备接纳，不予反对。不过千万别到维也纳去，不，那儿可用不着他，他也无论如何不得到意大利去。充其量可以待在一个外省小城里（其前提是必须循规蹈矩！），但不得在下奥地利境内，也就是不得挨近维也纳。的确，这个旧日的好朋友梅特涅一点也不殷勤，即使家资万贯的奥特朗特公爵主动建议，把全部财产用来购置奥地利地产或者变成奥利地的国债，建议让自己的儿子到奥地利皇家军队去服务，也未能使这位奥地利的国务大臣一改他那冷淡保留的态度。当奥特朗特公爵宣布要访问维也纳时，梅特涅委婉地拒绝，不，他最好还是悄悄地，以私人身份前往布拉格吧。

于是约瑟夫·富歇便在没有正式邀请，毫不体面，与其说是应人请求，毋宁说是为人容忍的情况下，从德累斯顿悄悄地溜到布拉格去，在那里住了下来。他的第四次放逐，他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残酷的一次放逐开始了。

在布拉格，人们对这位地位显赫的客人的到来，当然是从他的高位一跤摔下的客人也并不感到非常欢欣鼓舞，特别是那些迷恋世袭爵位的贵族对于这个猝然闯入的外人颇为冷淡。因为波希米亚[14]的贵族还一直阅读法国报纸，而这些报纸现在充斥着对这位富歇“先生”的充满仇恨、愤怒已极的攻击。报上常常详加报道，这个雅各宾党人在一七九三年如何在里昂掠夺教堂，在内韦尔洗劫金库。一切渺小的文人，从前在警务大臣的铁拳面前索索直抖，不得不把满腔怒火硬吞下去，现在毫无顾忌地向这个无力自卫的人大吐唾沫。历史的车轮现在以疯狂的速度旋转，当年监视半个世界的人，如今自己受到监视；他这个善于发明创造的天才设想出来的警察手段，如今由他的学生和他旧日的部下用来对付他们从前的老师。奥特朗特公爵收发的每封信件都要经过“黑屋”，在那里一一打开，抄录下来。警察特务窃听他的每次谈话，予以汇报，侦察和他来往的人们，检查他的一举一动。他处处感到被人监视，被人包围，被人窥伺。他自己的艺术，他自己的科学，被人极为残忍、无比巧妙地用在它们机敏透顶的发明者身上。他寻找补救的方法来摆脱这些凌辱，但是徒劳。他致函路易十八，但是国王对于这个废黜的大臣不屑回信，正如富歇从前在拿破仑逊位之后不予回答一样。他致函梅特涅侯爵，侯爵充其量让他属下的官员不耐烦地说声“行”或者“不行”作答。他得老老实实地承受人人在他身上的拳打脚踢，他终于得停止乱叫乱嚷、连声抱怨了，这个使人恐惧而受到爱戴的人，自从人们不再怕他便受到众人的轻视：这个最大的政治赌徒已经山穷水尽。二十五年之久，命运多次眼看就要把他抓住，可是此人灵活机敏，难以捉摸，总是一再逃脱命运的掌心。如今他彻底跌倒在地，命运便无情地痛打这个倒地不起的人。在布拉格，约瑟夫·富歇不仅作为政治人物惨遭覆没，便是作为一个人也经受了最痛苦的屈辱。一八一七年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仅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一位长篇小说作者能够杜撰出一件事情，能够更聪明地象征他在精神上受到的屈辱。因为现在可悲又加上可笑，这是对任何不幸最可怕的丑化。富歇不仅作为政治人物遭到屈辱，便是作为丈夫也是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二十六岁如花似玉的贵族小姐当时和这个秃顶、脸色灰白、面如骷髅的五十六岁的鳏夫结婚，并非出于爱情。但是这个不甚诱人的求婚者在一八一五年可是法兰西第二大富翁，二十倍的百万富翁，是阁下，是公爵，是笃信基督的国王陛下驾前备受尊敬的大臣；于是这位讨人喜欢，可是家道中落的外省伯爵小姐便很有理由暗怀希望，在一切宫廷庆典上，在圣日耳曼区作为法兰西最高贵的女人之一大出风头。果不其然，开头的确预示希望：陛下降贵屈尊，亲自作为证婚人在他们的婚书上签字，贵族和宫廷官员争相道贺，巴黎的一座豪华宫殿，在普罗旺斯的两座庄园和一座贵族府邸，都争着迎接奥特朗特公爵夫人去当女主人。有这样的辉煌和两千万法郎，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是会接纳一个性情冷淡、秃顶、脸色蜡黄得活像羊皮纸的五十六岁的夫君的。但是鲁莽的伯爵小姐却是为了魔鬼的黄金出卖了她那明艳的青春，因为刚过蜜月她就发现，她并非是一位受人高度尊重的国务大臣的夫人，而是法兰西最受嘲弄、被人深恶痛绝的人的妻子，是被人驱逐出去、赶到国外、被全世界嘲笑的富歇“先生”的老婆——显赫的爵位连同它的全部辉煌都已黯然失色，留给她的只是一个精力衰退、情绪恶劣、脾气暴躁的老人。于是发生了一件并不非常令人意外的事情。在布拉格，在这位二十六岁的少妇和一个同样被驱逐出境的老共和党人的儿子，年轻的蒂博多之间渐渐产生了一种“amitié amoureuse”[15]，大家不清楚的是，这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只是amitié（友谊），在多大程度上是amoureuse（爱恋），可是由于这个原因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富歇不许年轻的蒂博多上门。令人生气的是，夫妻之间的口角竟然不是秘密。保王党的报纸窥伺每一个机会对那个使他们多年来吓得发抖的人猛抽一鞭，对他在家里蒙受的失望发表恶毒的评论。广为传播的粗俗的谣言，使一切读者为之朵颐，说年轻的公爵夫人在布拉格和她的情人一同私奔，抛下戴绿头巾的年老夫君。奥特朗特公爵不久在参加一次社交活动时发现仕女们强忍微笑，带着讽刺的眼光把鲜花盛开似的少妇和他缺乏魅力的身体两相比较。这时，这个谣言制造的老手，永远搜寻闲言碎语和惊人丑闻的猎手，在自己身上体验到名誉受到恶意中伤是多么令人难堪。这种污蔑根本无法打垮，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自己远遁。只有身处不幸之中，他才认识到自己已跌到什么地步，他在布拉格的放逐生涯简直使他如坠地狱。他于是再次恳请梅特涅侯爵，允许他离开这座无法忍受的城市，在奥地利境内另选一座城市。梅特涅让他等着，最后终于仁慈地允许他前往林茨：于是这个极度失望疲惫不堪的人便低三下四地退隐到那里去，躲开往日屈从于他的那个世界的仇恨和嘲讽。

林茨（Linz）——在奥地利只要有人提到这座城市的名字，人们总会微微一笑，这个名字和“外省、乡下”（Provinz） 一字恰好押韵。城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市民一般来自乡下，还有造船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多是穷人，只有几家世代定居于此的奥地利乡下贵族。不像布拉格有宏伟光荣的传统，这里没有歌剧院，没有图书馆，没有剧院，没有管弦声喧的贵族舞会，没有节日庆典，——真正是个昏昏欲睡土里土气的外省小城，一个退休老人的退隐之地。老人富歇带着两个几乎同年的年轻女子在那里定居下来，一个是他的夫人，另一个是他的女儿。他租赁了一幢豪华的房子，装饰得高贵雅致，使林茨的供销商和商人喜出望外，迄今为止在他们城里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百万富翁。有几家人家努力设法和这位饶有趣味，因为有钱，所以不知怎的显得高贵的陌生人交往，但是贵族则明显地宁可接受出身卡斯特拉内伯爵家的小姐，而不接受有钱的市民之子富歇“先生”，是拿破仑（在他们眼里拿破仑自己也是个冒险家）在此人瘦削的肩上披上一袭公爵的大氅。而官员们又从维也纳接到密令，尽可能不要和他交往，于是这位从前激情满怀活跃异常的人就完全生活在孤立状态之中，人们几乎避免和他来往。有位同时代人当时在回忆录里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一次公开舞会上的情形：“引人注目的是，公爵夫人受到欢迎，而富歇自己则遭到忽视。他是中等身材，相貌丑陋，身体强健，但并不肥胖。每逢舞会，他总是身穿镶了金纽扣的蓝色燕尾服，白裤白袜，佩戴着大型的奥地利利奥波德勋章。通常他总是独自一人站在壁炉边观赏舞蹈。我看到这位法兰西帝国从前权力无限的大臣，这样被人遗弃，这样孤独地站在那里，似乎有哪个官员过来和他搭讪或者建议和他对弈一局，他就感到高兴，我真不由得想起尘世间一切权力和辉煌全都变幻无常。”

梅特涅

只有一种感情支撑着这个精神上激情如炽的人坚持到最后一刻：那就是希望又一次，再一次又能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他已经疲惫不堪，精力消耗殆尽，已经有些迟钝，甚至身体也已发福，可他还是不能摆脱这种妄想：人们还会把他，这个功勋卓著的人召回到他的岗位上去，命运像以往多次那样，又会再一次把他从默默无闻的境地中救出，把他抛回到政治的神妙的世界赌局之中去。他不断地和他在法国的朋友保持秘密的通信联系，这只老蜘蛛，还依然在编织着它的秘密的蛛网，但是这些蛛网停在林茨的屋椽上，不受人家注意。他用假名发表了一本《一位同时代人对奥特朗特公爵的看法》，这是一本匿名的赞扬文字，以极其生动活泼的色彩，甚至可说以抒情的笔调描写他的天才，他的性格。与此同时，为了大大地吓唬一下他的敌人，他又在私人信件里预先放出风声，说奥特朗特公爵正在撰写回忆录，甚至说此书将在布洛克豪斯出版社出版，献给路易十八国王陛下。他想以此提醒那些过于放肆大胆的人们，前任警务大臣富歇还有几支箭插在箭壶里，而且是致命的毒箭。可是奇哉怪也，没有人再害怕他，没有什么东西把他从林茨解救出来，谁也没有想到召回他，接他回来，谁也不要他的忠告，他的帮助。当法国议会由于别的原因讨论召回流放者的问题时，既没人怀着仇恨也没人怀着兴趣想起他。他离开世界舞台已经三年，这三年时间已足以使这位伟大的演员被人遗忘，所有的角色他都曾经演得精彩无比。沉默犹如一个玻璃的灵柩，罩在他的身上。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已经不再有奥特朗特公爵，只有一个年迈苍苍的老人，他筋疲力尽，脾气乖张，孤独寂寞，闷闷不乐地在林茨单调无聊的街道上散步，不时有一个供应商，一个商人在这个病恹恹的、弯腰曲背的人面前客客气气地脱帽致意，此外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没有人思念他。历史，这位永恒的律师，对这个永远只想眼前利益的人进行了最残酷的报复：历史把他活活地埋葬了。

奥特朗特公爵被人遗忘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当梅特涅在一八一九年终于准许他迁居的里雅斯特时，除了奥地利的几名警官之外，竟无人注意到这事。梅特涅之所以准他迁居，只是因为他从可靠方面获悉，这小小的恩典只是施与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整日无所事事，比三十年徭役更使这个不知休息的工作狂疲惫不堪，受到更大的损伤。他的肺开始衰竭，他无法忍受酷寒的天气，于是梅特涅批准他到一个更加阳光明媚的地方去死：的里雅斯特。人们于是有时候在那里看到一个业已崩溃的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去望弥撒，合着双手跪在木凳前。当年的约瑟夫·富歇，二十五年前曾亲手砸烂教堂祭坛上钉着耶稣的十字架，现在他低垂着白发苍苍的头颅，跪在这“可笑的迷信标志”之前，也许此刻他心里油然产生一阵乡愁，思念他旧日修道院里那幽静的斋堂里的走廊。他身上不知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这个往日雄心勃勃的斗士，如今只想和他所有的敌人讲和，他生平伟大的对手拿破仑的妹妹和兄弟——他们也都早已被人推翻，为世界所遗忘——前来看望他，和他亲密地共话往事：所有这些来访者全都惊讶地发现，此人由于疲劳真的变得相当温和。在这可怜的影子般的人身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使人想起那使人害怕、极端危险的人，那个人足足二十年使世界为之困惑，迫使当时最强有力的人物屈膝跪倒。他现在只求和平，和平，只求善终。的确如此，在他最后的时刻，他还和他的上帝，和人类讲和。和上帝讲和了：因为这个好斗成性的老无神论者，这个基督教的迫害者，祭坛的破坏者，在十二月最后的日子里，把一个神父，把一个“令人憎恶的骗子”（就像他在充当雅各宾分子时某年的五月天称呼神父的那样）请来，虔诚地合着双手，接受临终涂油礼。和人们也和解了：因为在他去世前几天，他命令他的儿子打开他的书桌，把所有的文件取出来，点燃了一把大火，把千百件信函全都投入火中，大概也有那部令人极为害怕的回忆录，许多人为之胆战心惊。这是垂死之人的一阵软弱，抑或是最后的迟来的善心，是对后世的恐惧，抑或纯属漠不关心——反正他把可能牵连别人，他自己可以借此向他敌人进行报复的一切材料全都怀着一种全新的几乎可说是虔诚的顾忌，在死床上予以销毁，生平第一次不是追求荣誉和权力，而是寻找另外一种幸福，对人和人生都已感到疲倦：只求忘怀。

一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个在北海的一个港口里开始的奇特而又命运多变的一生，在的里雅斯特这个南海的城市里终于结束。十二月二十八日，人们把这个动荡不宁、颠沛流离、被人驱逐的人的遗体安葬，使之获得最后的安宁。著名的奥特朗特公爵去世的消息，起先在世界上并没有引起巨大的好奇心。只是回忆的一缕淡淡的青烟从他那业已消逝的名字上轻轻飘起，几乎无影无踪地飘散在时代的重归宁静的天空之中。

但是四年之后，又一次激起骚动不宁。谣传人们深怕的那个人的回忆录即将面世。有些当权派，有些过于放肆地向那倒台下野的人猛打一气的鲁莽之徒，这时背上感到一阵阵寒噤：这张危险的嘴巴莫非真的又要从坟墓里开始说话？早已从警务部档案架的阴影里取走的文件，那些内容过于机密的文件、牵连甚广的证明真的要重见天日使人丧失名誉？但是富歇便是死后也忠于他自己。因为一个机灵的书商于一八二四年在巴黎出版的富歇回忆录并不可靠，就和富歇他本人一样。这个顽固的沉默者即使在坟墓里也不泄露全部事实真相。他妒忌心切地把他的秘密带到阴冷的地下，为了使自己始终变成一个秘密，一道或明或暗的幽光，模棱两可的现象，永远也不能完全看透的人物。可是正因为如此，这个人物才一再吸引人们重新进行他自己非常精通的追根究底的游戏：从转瞬即逝的微小痕迹发现整个扭结曲折的人生道路，从他变化多端的命运，认清这个最最奇特的政治人物所属的精神族类。

[1] 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同名喜剧中的主人公，一个聪明的仆人，莫扎特以此写作同名歌剧。

[2] 指拿破仑。

[3] 法文：胜利的组织者。

[4] 指贵族血液。

[5] 拉丁文：亲手。

[6] 法文：弑君者。

[7] 法文：这最令人憎恶的革命的残渣余孽。

[8] 法文：复兴的法国人。

[9] 法文：战斗的保王分子。

[10] 玛丽·泰雷兹·路易丝·朗巴勒（1749 — 1792），法国贵妇，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密友，一七九二年被杀害。

[11] 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之间。

[12] 美国布法罗附近的湖泊。

[13] 古希腊政治家，公元前四八二年因反对国王遭到流放。

[14] 捷克的旧称，布拉格是当时波希米亚的首府。

[15] 法文：爱恋的友谊。

关于富歇的传记

一九二九年，《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面世，这是茨威格继《三大师》等作家传记之后创作的历史人物传记的第一部。这些传记的特色便是心理分析。茨威格对人的心理感兴趣，进而对历史人物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心理感兴趣。在法国期间，茨威格为巴黎所吸引，这座历史名城似乎每砖每瓦都和某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可是在法国历史上，还有哪一段历史比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慷慨悲歌、激情如潮的史诗更壮丽辉煌更激动人心的呢。

对于法国大革命，史家早有定论。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革命运动，它摧毁了封建势力，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使得人类得以创造前所未有的奇迹。全世界进步人类都为这场革命欢呼喝彩。但是这场革命带来的权力斗争、恐怖主义、流血暴行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惨烈。《富歇》一书反映的便是这段背景。

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史时，茨威格首先发现的是罗伯斯庇尔，可他认为更有资格写罗伯斯庇尔的是罗曼·罗兰，自己便选择了约瑟夫·富歇。显然，富歇身上有什么东西更加吸引他，这便是这个历史人物令人目瞪口呆的现实性。茨威格在一九二八年给埃米尔·路德维希[1]的信里写道：

“描绘一个纯粹政治人物的肖像，他为任何信念效劳，接受任何职位，为所有的主子卖命，从来没有自己的立场。正由于见风使舵灵活机敏，他比他那时代最强有力的人物都活得更长。这应该让人看到，并警告人们注意今天和所有时代的政治性人物，以形象生动的方式暗示这些‘可用的’、精明狡猾的政治性人物对一切民族和欧洲的危险。”（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

可见促使茨威格创作《富歇》一书的动机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对现实的关切。当时欧洲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各派势力都在政治舞台上充分表演。从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和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各国。一大批德法进步作家，例如纪德，罗曼·罗兰，亨利希·曼都倾向苏联。茨威格也对俄国发生的革命相当肯定，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实践。一九二八年他访问苏联，受到热烈欢迎。可是不久，他对克里姆林宫墙内的权力斗争有所听闻，对几年后震惊世界的革命领袖之间凶残血腥的兄弟阋墙以及在革命口号下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惨剧也有所觉察，便对那里的革命实践失去了激情，对于苏联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于政治性人物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且自称非政治性人物，以示区别。

一九一八年，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崩溃之后，贵族和军官阶层并未摧毁，复辟势力依然存在。再加上几百年来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毒素到处弥漫，要求出现铁腕人物进行寡头统治。德国法西斯打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旗号，蛊惑人心，扩大队伍。独裁专制的呼声甚嚣尘上。许多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政界人物，为了个人或党派的私利，不惜牺牲民众的利益，在幕后进行许多肮脏的政治交易。这种情况促使茨威格认真思考。他发现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形势有许多相同之处，而一些政治家的卑鄙无耻也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些投机分子、风派人物（茨威格称之为“权术家”）十分相似。他们打着动听的进步革命的旗号，干的却是卑劣的反动行径。法国大革命时的女革命家罗兰夫人，在上断头台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令人心酸的话：“啊，自由，以你的名义，人们犯下了多少罪行。”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之中，在政治风云突变之际，又有多少无耻之徒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是不是革命就一定要有暴力？是不是革命就一定要有无辜的牺牲？茨威格虽然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实际上心里面想的却是他当时的现实生活。

茨威格承认自己憎恶政治，但他指的政治乃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战后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各派政治势力，有的极左，有的极右，各有不同的背景，代表不同的势力。虽然他们都扬言代表人民的利益，却都希望笼络民众牟取私利。茨威格经过战争的洗礼，知道群众一旦受到蛊惑，出现群众歇斯底里，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茨威格十分关心现实生活和当前的政治，但他不是那种喜欢在政治舞台上抛头露面的人物。他善于采取以史为鉴的方法，用历史的教训来警醒今天的民众。于是他决定创作《富歇》。

茨威格在给罗曼·罗兰的信里明确表示，他写的是富歇，指的是魏玛共和国时期一度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施特雷泽曼和其他所有的人是他（富歇）的缩印本……这本书反对没有良心、没有信念的政治，也就是反对今天欧洲的政治。”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是茨威格同时代的一位德国政治家，民族自由党人，一九二三年任帝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对于施特雷泽曼的评价褒贬不一。史家今天相当肯定他致力于德法和解，参加国联，对苏联采取中立政策的功绩。一九二六年他和法国外长布里昂共获诺贝尔和平奖。但就是这个施特雷泽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激进的主战派，极力主张“胜利和约”（即战胜敌人而后签订和约），并且通过战争大量扩张领土。这前后截然相反的政治主张使人对他的品质产生怀疑。但是政局动荡之时，国家危难之际，这种政治观点朝秦暮楚、政治倾向随风摇摆的政治家触目皆是。茨威格笔下的《富歇》不仅在当时德国政治舞台上带有普遍性，便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里也都可以找到程度不同、方式各异的翻版和变形。

茨威格在《富歇》这本书里展现这位风云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这位一代怪杰的灵魂，给那些风派人物画了一张群体画像。细腻的笔触将人物灵魂的每一个皱纹、每一个犄角都披露无遗。《法兰克福报》称它为“一个艺术品，铺展得很开，充满了诗意的成分”。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右）和布里昂

这是《富歇》成为畅销书的原因。

这一点茨威格自己没有想到。他曾劝海岛出版社老板、出版家吉彭贝尔格发行《富歇》时，最多只印一万册。这本书既无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亦无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他估计此书不会博得女性读者的青睐，一般读者也不会太感兴趣。殊不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本身便是最佳戏剧，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家的演出令人击节赞赏，叹为观止。销售情况出人意料，一九二九年底第二版印数高达二万册。茨威格在给弗莱歇尔的信中承认自己的估计完全错误，真是“愚不可及”。评论界对此书一致赞扬，评价极高：“从语言上看，此书是德国最优秀的一部散文作品……是茨威格的成熟产品之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关于伟大的拿破仑时代的最杰出的传记之一”“一幅无与伦比的时代画卷，全面涉及政治，其起源、范围、滥用、使用、批评和结尾，一个现代的同时代人所不可或缺的一切……作者的大手笔把令人反感的人的一生也变成一部伟大的作品，请向他鞠躬致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斯·赫尔维希的评论：“在纳粹统治开始之前几年，写出一本关于一个政治上毫无良心的人的传记，该书是向当代读者发出的警告。”

一九二九年秋，茨威格在《富歇》一书的前言里讲到了他写作此书的经过、目的和希望。茨威格指出，约瑟夫·富歇很不为他的同代人所喜欢，后世也不给他公正的评价，无论是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雅各宾党人中的罗伯斯庇尔，还是卡诺、巴拉斯、塔列朗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没有对他说过好话。一切法国历史学家，无论保王派、共和派、还是波拿巴派，只要一写他的名字，立刻火冒三丈，出言不逊。天生的叛徒，卑劣的阴谋家，油滑的爬行动物，职业的投敌分子，低下的警察灵魂，卑鄙的无道德者——在他的身上没有省略过任何轻蔑的骂人话。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多没有认真地研究过他的性格。是巴尔扎克使茨威格注意到富歇。在《一桩神秘案件》这篇小说里，巴尔扎克写到，富歇表现出来的天才“使拿破仑感到惊恐”。接着巴尔扎克以下面这段文字对富歇进行评述：“富歇使拿破仑感到惊恐的天才并不是突然一下子表现出来的。富歇原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国民公会议员，从暴风雨中锻炼出来，成为当代最杰出的人之一，也是当代最受人误解的人之一。”

仔细观察之后，茨威格发现这同一个人竟像个千面人似的，在不同时期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一七九○年是神学院的教师，一七九二年便成了掠夺教堂的人；在一七九三年是个共产主义者，五年之后却成了几倍的百万富翁；再过十年，俨然成了奥特朗特公爵。但是这个新时代十足地道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性格变化越是放肆大胆，那么他的性格或者不如说他的无性格在我看来就越发有趣，他那完全隐没在各种背景和神秘色彩中的政治生涯，我就觉得越发迷人，他的形象就越发独特，越发带有妖魔气息。所以，纯粹出于对心灵科学的兴趣，我非常突然地写起约瑟夫·富歇的故事来，作为对权术家生物学的一份贡献。”

茨威格接着写到，当时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成风，时代需要英雄传记，因为自己缺乏政治上有独创性的领袖人物形象，它便从往日寻找更高一级的榜样。但是为了突出这些人物，却往往暗藏着一个篡改历史的危险，似乎是这些领导人物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其实不然。茨威格认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往往是幕后操纵的人物。于是在全文的最后，茨威格点出了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倘若政治的确像拿破仑在一百年前所说的那样，变成了“la fatalité moderne”[2]，新时代的厄运，那么我们为了自卫，要设法辨认躲在这些势力后面的人们，以便认清他们何以得势的危险的秘密。但愿这本《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能对这种政治人物的类型学做出一份贡献。”

茨威格在撰写《富歇》一书时，没有淹没在纷繁的史料之中，而是理出脉络，突出人物。史学家往往有两种倾向，一是为史料所俘虏，把历史人物写成棋盘上被动的棋子，为冥冥中主宰一切的命运或事件所左右，是为“时势造英雄”。另一则是突出英雄人物，他们大智大勇，刚毅坚定，不为环境所扰，却能决定历史的进程，是为“英雄造时势”。这些人物的性格在决定性时刻起什么作用，则始终为人所忽视。

约瑟夫·富歇的一生是一部充满矛盾、令人惊讶的历史。他历经公安委员会、督政府、执政府、帝政、复辟等一系列重大的转变。许多人在这些历史的转折时期不是身首异处，便是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惟有富歇这一数朝元老，始终位居要津，大权在握。

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给我们看的是头绪纷繁、自相矛盾的诸般行为、各种言论。一个惊诧接着一个，就仿佛历史是团乱麻，历史人物尽是疯子。命运的拨弄，或者政治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历史人物恰如命运女神手中的棋子，忽东忽西，做这做那，全无个人的意志。这既不能解释历史上的种种疑团，也开脱了历史人物个人应负的责任。这是一种奴隶主义的机械分析法，全然不顾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其实历史人物也是人。是人就有性格、就有感情、就有心理活动。他们的好恶、他们的一念之差造成的后果，往往可以使千百万生灵涂炭，也可以使千军万马幸存。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分析历史人物，这是茨威格的一个崭新的尝试。

茨威格的传记有别于其他作家撰写的传记，他着重于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活动的剖析，寻找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内在原因。他往往选择一些典型的事件和场面来详加描述和分析，突出一些事件，把强光照在一些乍一看并不重要，而实则十分说明问题的细节上。换一个角度，整个局面顿时改观，历史便有了新的诠释，出现新的景观，有了新的深度和含义。

茨威格不愧为丹纳的弟子，弗洛伊德的门生。他在历史人物的传记中独辟蹊径，在描写客观环境时放进心理分析，强调客观因素如何促进主观因素发生作用，从而推动人物的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行动，使历史上的一切难解之谜得以破析，一些令人困惑的疑团得以澄清。虽然仅仅是一家之言，却是极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一家之言。

茨威格在书中首先用高度凝练的笔触把富歇的家庭、童年，以及他出生时的法国封建社会作了一个速写式的勾勒，让读者看到，这个体弱多病、不耐艰苦的市民家的孩子只有一条出路——教会。教会长于人情世故，聪明、民主、心胸宽大，历来善于网罗人才，并不计较出身门第。小约瑟夫在教会学习，成绩出众，毕业后，留校担任数学和物理教师。虽然职位卑下，难以发迹，但是可以自我修养，边教边学。

还在这人生的第一步，茨威格便触及富歇的性格特点：“他不受更高的圣礼，也不发任何誓愿。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他都为自己留着退路，留着顺风而变的可能性。他投靠教会也只是权宜之计。以后投靠革命、督政府、执政府、帝国，或者王国，均是如此：约瑟夫·富歇，对上帝尚且不肯答应终身效忠，更何况对一个普通人了。”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足足十年之久，富歇在修道院里过着单调平静的生活。而实际上，这十年是富歇韬光养晦，自我充实，等待时机的十年。在这十年里，富歇学到了很多对日后他做权术家时极有好处的东西，尤其是善于沉默，自我隐蔽，精通心理学，善于洞察人的内心。即使心情激动，也能控制住脸上的每根神经，喜怒不形于色。他的嗓音低微，说话从容不迫。在这十年修道院的生活中学会了这种无与伦比的自我控制的本领。

一七七八年，法国已经开始卷起了那阵社会风暴。富歇所在的阿拉斯城里知识分子常常聚集一堂。暴风雨还远在天边，隐而不见。但是在即将掀起的风暴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罗伯斯庇尔、富歇、卡诺、马拉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急于上场了。

善观风向的富歇感觉到社会风暴已笼罩全国，政治将统治世界。那就投身到政治中去！他摇身一变，从神父变成了政治家。一七九二年，富歇便当选为国民公会的代表。时年三十二岁。

他没有粗犷奔放的激情，不好色，不赌博，不酗酒，不喜欢挥霍，不爱户外活动。他只是生活在深室里与公文档案为伍。在这张土灰色的看来松弛无力的面具底下，从来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紧张的表情。

“这种摇撼不动的冷静也正是富歇的真正的力量。神经控制不住他，感官诱惑不了他，他所有的激情都在前额这堵不可穿透的墙后充实和消散。他听任别人张牙舞爪，可同时警觉地窥伺着别人的失误。他听凭别人的激情白白耗尽，而他自己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别人力衰势竭，或者一时控制不住，露出一些破绽：这时他才无情地猛击过去。”

在国民公会开幕之日，代表们的坐席就决定了他们所属的党派。约瑟夫·富歇不多犹豫。他只知道一个党，他忠于这个党，并且将永远忠实到底，这就是比较强的那个党，多数党。所以这一次他也是暗地权衡了一下，数了一数票数，看到目前势力还在吉伦特派、温和分子一边。

于是他便坐到他们的席位上。

可是这个善观形势的人看到山岳党人投来的严峻的目光，预感到形势险恶，必须谨慎行事。因此在最初几个月里人们几乎看不见富歇的身影，听不见他的声音，借口是嗓音不济，实际上他装作谦逊不过是善于算计而已。“他小心翼翼地等到这一边或者那一边开始最后走上下坡路时，才投出他那决定性的一票。”

所以这个机灵鬼故意躲在暗处。他接近势力强大的人，但是每一种公开的、明显的权力他都避免接受。他不出头露面，以免遭人妒忌。他坐在办公室里安全地静待气候，冷眼旁观山岳上的老虎和平原上的豹子互相搏击，两败俱伤。他知道，只有等激烈分子彼此消灭殆尽之后，静候者和聪明人的时辰才会开始。每次总是等一仗的胜负定了之后，富歇才会最后决定。

“这样退居暗处就是约瑟夫·富歇毕生的处世态度。从不当明显的掌权者，却全然大权在握，所有的线索都拉在手里，可又从来不算是负责任的人，永远退居次要地位，躲在第一号人物的背后，把他推向前去，一旦他过于冒进，在紧急关头，便干脆和他一刀两断，这始终是富歇最爱扮演的角色。这个政治舞台上超凡出众的阴谋家，以多种伪装，在无数的历史插曲中，无论是在共和党人那里、国王跟前，还是皇帝身边，一直以同样绝妙的技巧扮演着这个角色。

“约瑟夫·富歇虽然想要权力，甚至想要最高的权力，但是他和绝大多数人不同，他只要意识到自己有权便满足了，他不需要权力的表象和外衣，这便是约瑟夫·富歇掌权的最后秘诀。富歇雄心勃勃，但并不醉心荣誉，他有野心，但不虚荣。他是一个真正的地道的精神赌棍，只爱统治者的紧张，并不爱他的勋章。”“世事变幻疾驰，他却岿然不动。吉伦特派全部倒台，富歇不倒，雅各宾党人被逐，富歇留下，督政府、执政府、帝国、王国，后来又是帝国，全都消逝，归于毁灭，可是每次富歇都留了下来。他老奸巨猾，含蓄收敛，他可以大胆放肆地彻底无行，一再背弃自己的信念，因此就他一个人保留了下来。”

但是在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有一天，人人都得明确表态，谁也不得含糊，那就是一七九三年的一月十六日。这一天要对国王进行判决，每个议员都必须对国王的命运明确表态：是让他死还是让他活。

富歇的态度在一月十五日便已完全明朗。既然大多数都反对死刑，富歇不言而喻，自然也希望免国王一死。

中午时分，拥挤的民众已经围住了骑术学校和杜伊勒里宫。茨威格描绘了这些群众暴乱的场面，烘托出一月十六日是在什么气氛下对国王的生死作出裁判的。约瑟夫·富歇，昨天还向朋友一再保证他将保卫国王的生命，此刻他以悄无声息的步伐匆匆走上讲台，从他苍白的嘴唇里轻轻地溜出“死刑”两字。性格特点暴露无遗：

“如果他背叛一个党派，他不是藏头露尾地溜出行列，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冷冷地微笑着，以一种令人瞠目、令人震惊的自然态度，径直投向他以前的敌人，接受敌人的种种论据和理由。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永远在胜利者一边，绝不在战败者一边。”

于是从一月十六日那天起，约瑟夫·富歇这条变色龙便选上了红色。这个温和主义者一夜之间变成了极端激进主义者和极端恐怖主义者。

当时革命形势严峻，外省反抗势力强大，二百名坚定的议员被国民公会派到外省去维持秩序，拯救革命。富歇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得势的是激进分子，富歇便表现得极端激烈。他愤怒谴责温和分子，百般威胁富人、畏缩不前之辈和杂种。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他居然提出超前的反对私有财产和反对教会的纲领。他直截了当地要求人们把金银，真正的共和党人所轻视的下贱而腐化的金属交给国库。在他管辖的地区，他本着“平分财富”的精神，迫使有钱人“自愿地”交出财物。在工作两个月之后，他志得意满地致函国民公会：“富人在此，羞愧无比。”

过不多久，约瑟夫·富歇把一切宗教权限也揽了过去。他取消了教士独身生活的规定。在隶属于他的辖区内，他消灭了基督教。

富歇和罗伯斯庇尔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史籍上是被人一笔带过的历史事件，在茨威格的笔下则成为惊心动魄的一场斗争。罗伯斯庇尔的人头落地，富歇才解除危机。胜利者并非拥有无上权威的强者，而是能左右形势的智者。富歇于是成为继罗伯斯庇尔之后掌权的督政府的要员，然后又故技重施，支持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政变，颠覆督政府，摇身一变成为第一执政拿破仑的部长。

从一七九九年雾月十八政变起，拿破仑将军从第一执政、终身执政，到一八○四年加冕称帝，经一八○五年奥斯特利茨战役，一八○六年耶拿战役，纵横全欧，所向披靡。欧洲君王纷纷俯首称臣。不料在他手下竟然有一个警务大臣富歇，貌不惊人，却有惊人的才能和野心，敢于无视这位几乎操纵欧洲众多君王生杀大权的皇帝的无上权威，和他展开一场实力悬殊的斗争，一场不见刀光剑影，却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暗中较量，一场猛虎与狐狸之间拼胆识、比智慧、赛计谋、较韧性的无声厮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小小的警务大臣居然使所向披靡的神武皇帝拿他无可奈何。他曾经失宠，被迫下野，可是又奉召回京，重获宠信。不是他乞求皇帝的恩宠，而是皇帝少不了他的辅佐。富歇是条不可或缺的狗，在主人得势时，他会效鹰犬之劳，忠心耿耿地为主子卖命，当然暗中时时想要背叛主子；主人一旦失势，第一个反戈一击的便是这位旧日的忠仆。

果然，当拿破仑还是常胜将军时，富歇尽忠职守，为皇帝分忧解难。等到莫斯科燃起熊熊烈火，俄罗斯人的焦土抗战和俄罗斯早到的严寒把法兰西几十万精壮将士连同拿破仑皇帝称霸全欧的美梦葬送在一望无际的冰原上，富歇便看准时机，故技重演，像对他往日的主人罗伯斯庇尔和巴拉斯一样，对拿破仑落井下石，促成了皇帝的彻底倒台。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兵败后被迫逊位，流放在地中海的厄尔巴岛上，欧洲趋于和平。反对法兰西的欧洲列强聚集维也纳开会决定欧洲命运，突然听说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在马赛登陆，向巴黎进发，派去沿途堵截的部队一见皇帝雄踞马上，便发出震天的“皇帝万岁”的欢呼，纷纷倒戈，重投皇帝麾下。这势如破竹的凯旋进军迫使路易十八连夜仓皇出逃。拿破仑又重登宝座，重展雄风，和全欧抗衡。若不是德国元帅布吕歇尔及时赶到滑铁卢战场，拿破仑大军可能击溃威灵顿的队伍，拿破仑非但不会再度逊位被放逐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上，也许又会决定历史的走向、世界的面貌。

就在这一时刻，富歇不动声色地来到皇帝身边，君臣间进行了历时一小时的密谈，内容无人知晓。密谈后，皇帝任命富歇为警务大臣，从而开始了这猛虎和狐狸之间的新一轮的合作和斗争。从一八○四年拿破仑登基，到一八一四年逊位这十年里，富歇一直处于劣势，如今力量发生变化。在这“百日”里，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扮演了一个无比机敏，无比辉煌，无比卓越，也无比卑下，无比可怕的角色。

伴君如伴虎，伴拿破仑更是如此。拿破仑要夺回江山，富歇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和梅特涅、威灵顿、塔列朗暗中联系，双方的密使频繁传递消息，反法联盟已把富歇视为重要的合作对象。在这错综复杂的秘密外交热火朝天之际，迎来了滑铁卢之战。拿破仑兵败的消息一传到巴黎，富歇立即采取行动。这个一生苦苦追求权力，从未尝够权力美味的冷血野心家，感到时机终于来临。他立即把整套计划付诸实现。雾月十八的故事不容重演，富歇首先鼓动议会保持独立，不容拿破仑解散议会。夜里返回巴黎的拿破仑坐失良机。与此同时议会作出决议，要求拿破仑逊位。于是富歇便扮演逼宫的角色，迫使他往日的主子，多年的对头签署逊位诏书。这份逊位诏书一旦到手，富歇便不屑于理会这失去宝座的皇帝，立即在《箴言报》上予以发表，昭告国内外。议会选举临时督政府，富歇小施巧计，夺得督政府主席的宝座，成为法国实际上的统治者。他通过秘密中介人，和路易十八做了一笔幕后交易。于是路易十八答应把内阁部长的职位交给当年谋杀先王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的弑君乱臣，而当年的雅各宾党人，拿破仑皇帝的大臣富歇则背叛自由，出卖主子，把国王的宝座拱手献给大革命的对象波旁王室的继承人。历史似乎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几百万革命者和受害者的鲜血白流。

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和无情的。这位次次得手的奥特朗特公爵，在这最后一场戏里虽然打败了拿破仑，但是也打败了自己。尽管富歇百般洗刷他那在任何意义上都有污点的历史，路易十八毕竟不能宽恕他弑君的罪愆。波旁王室复辟之日，也就是富歇应验“狡兔死，走狗烹”的原则之时。

路易十八一上台，便欣然接受议会的抗议，免去富歇的职务。这位当年人人害怕，人人痛恨可又人人都要巴结，人人都要讨好的三朝元老，朝廷重臣，顿时变成一条到处逃窜的丧家犬，处处遭人讪笑的可怜虫。最后他流亡到奥地利外省小城林茨，在那里浑浑噩噩地度过余生。茨威格为这个所谓的政治人物描绘了这样一幅凄凉的晚景。这位曾经出色地扮演过各种角色的伟大演员，离开舞台以后三年时间已足以使人把他忘却。沉默犹如一座玻璃的坟茔罩在他的头上，世上不再有奥特朗特公爵，只有一个老人，疲惫不堪，怨天尤人，孤独而又陌生，闷闷不乐地漫步在林茨无聊的街道上：时不时有一个供应商，一个生意人向这个弯腰曲背、衰朽病弱的老人客客气气地脱帽致意，此外在这世上没有人再认识他，没有人再想念他。

“历史，这位永恒的律师，对这个永远只想眼前利益的人进行了最残酷的报复：历史把他活活地埋葬了。”

富歇奇特的一生到一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终于结束。死前他焚毁了握在手里的许多政要的秘密文件和他自己的全部秘密，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可以深思足资鉴戒的问题。

茨威格很少发表宣言、声明，在他的作品里，尤其是他的人物传记里，他寄托自己的理想，表明自己的爱憎。这和当时蔚然成风的历史小说有别。有的作家无非是把历史人物的生平轶事添枝加叶，或渲染其非凡功绩，或炫耀其异常恋情，以此吸引读者，起到茶余饭后消闲解闷的作用，也把读者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的尖锐矛盾和严峻斗争引开，迷失于历史尘封中的诱人故事。

茨威格则不然，他是以自己的激情和明快的态度，使读者和他一起经历一次深入历史人物内心，参与历史事件进程的漫游，体验当时的气氛，理解历史人物的言行，从而和他一起对人物和事件作出独特的然而公允的判断，再把这些结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从而用崭新的视角来审视身边的人和事。他的作品起的是启蒙的作用，开启心智，增强分析力和判断力，使人头脑更清醒、思想更活跃。

茨威格这部倾注了自己全部感情的著作之所以能够打动许多读者的心，并不是由于对这令人憎恶的主人公命运有多少同情，而是通过他的一生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观察这段早有定论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从人性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人物的作为，重新评判这些人的功过得失。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有那么多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读者不难从历史联系现实。再也没有比历史和现实更宏伟壮观、更惊心动魄的戏剧。这就是《富歇》一书始终感人的原因。

张玉书

二○○六年三月一日于蓝旗营

[1] 埃米尔·路德维希（1881—1948），德国小说家、传记作家。

[2] 法文：现代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