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合集——近代篇.二（十一卷本）
Author: 拉铁摩尔; 苏源熙; 杜赞奇; 佐藤慎一; 王国斌; 魏斐德; 易明; 韩瑞; 张鹂; 罗伯特•福琼
Date: 2020-11-02
Keywords: 中华文化研究
Description: 海外中国研究(全50册)

目录
封面
总目录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
两访中国茶乡
话语的长城：文化中国探险记
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

版权信息

书名：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作者：[美]杜赞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8月

ISBN：978721404955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出版说明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编者的话
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章 权力的文化网络
第二章 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
第三章 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
第四章 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
第五章 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
第六章 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
第七章 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
第八章 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结论
后记 社会史研究方法浅议
引用书刊目录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编者的话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是美国学者杜赞奇的名著。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早年就学于印度，后赴美国求学，师从著名汉学大师孔飞力，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其著作除本书外，还有广为学界赞誉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此两书使杜赞奇成为名闻国际的汉学家。

本书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力，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两个中心概念。作者认为，“国家政权建设”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作为一个概念，同更古老的“资本主义”等概念一样，具有深远的分析性含义。“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则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成果，反对一些现代化论者用单一社会体系或一套所谓的“中国价值观”去理解中国的观点，同时也反对认为价值观点交互感应的功能主义论者的学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书中贯穿了这样一种方法: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性和偶然性。

本书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中文版序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译为中文出版，我甚感荣幸。此书英文版出版以来，已近5年。其间通过公开的商讨和私下的谈论，使我获益匪浅。在此，我想进一步阐释书中的一些概念和名词。自然，这里的阐释也反映出我现在的思路和看法。不过我确信，这些思路和看法在本书中已有所流露，而反思则有助于更好地阐释它们。

“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贯穿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两者均超越了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现代化理论。尽管“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有时与现代化进程相连，但它同时强调的是伴随现代政体而来的压制、僵化和破坏性的一面。“国家政权建设”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作为一个概念，它同更为古老的“资本主义”等概念一样，具有深远的分析性含义，但我们对此却研究甚少。我试图以发展中国家，如过去的中华民国为例，通过分析“国家政权内卷化”[1]，来进一步探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这在第三章中有详细论述。

在英文版《前言》中，我将“国家政权建设”与“民族形成”作了比较，用以说明19世纪末以前完成“建设”任务的近代国家与20世纪初的国家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道路。在我目前的研究工作中——它可以被称为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后现代解释，我将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来研究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意识形态基础，很显然，这一基础与民族主义紧密交织在一起。本书对意识形态问题只简单提及，但这并不否认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它不仅是理解中国及东亚政权作用，而且是理解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软弱的关键。

对比之下，书中的另一重要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则更为接近后现代化思想。通过这一概念，我力图吸收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受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文化研究开始探讨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或者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们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作为一种趋势，当代文化研究也反对用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看问题。“权力的文化网络”赞同以上论点，它反对一些现代化论者用单一社会体系或一套所谓的“中国价值观去理解中国的观点。同时，它也反对认为价值观点交互感应的功能主义论者的学说。我认为，象征符号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正是由于人们为控制这些象征和符号而不断地互相争斗。也许，第五章中关于关帝的讨论能更好地说明“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

为了方便中国读者，在此，我简略地说明一下书中几个名词的含义，这些词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在第二章中，我讨论了乡村统治中的“经纪模型”。在英语中，“经纪”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其本身既无褒义，也无贬义。我将官府借以统治乡村社会的“经济人”(或称“中介人”)分为两类，一类为“保护型经纪”，他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该经纪同社区的关系比较密切，社区有点类似于“乡村共同体”，所以，中国读者对此一类型的经纪可能易于理解。另一类型的经纪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我将其称为“营利型经纪”。但“营利型”(本意为“企业性”)一词又有积极的和合理性的含义，因此又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类经纪对待乡民的贪婪性，甚至掠夺性。正因为如此，我有时也称他们为“掠夺型经纪”。

另一组名词，如“象征增添”、“象征盗用”或“霸权意识”等(见第二章)，其英文含义同中文含义一样，比较模糊，因为它们是指抽象的观念而不是描述客观的事物。简单地说，我用“增添”或“盗用”来形容一个群体——不论是国家还是农民——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接受某一偶像或符号，但却赋予该偶像或符号以新的含义。至于其他群体是否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一新的含义或解释，则依不同环境而定。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我是从人类学意义上用“地界性”(territoriality)一词的，它是指一个群体的活动范围，这一范围不是由该群体的功能需要——如市场活动——所界定，而是由一个早已存在的区域界线——如一座庙宇的“神力圈”，而圈外文人可能并不信奉该庙中的神灵——所界定。在第七章，我从这个意义上进一步探讨了“村界”问题。

由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译文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我很感谢译者不辞艰辛地翻译此书，并衷心希望以上简单的阐释和说明有助于理解全书，且未妨碍译者的遣词用句。

杜赞奇

【注释】

[1] “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定义，见本书第三章第55页。译者注。

前言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有两个巨大的历史进程值得注意，它们使此一时期的中国有别于前一时代:第一，由于受西方入侵的影响，经济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二，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本书将研究第二个变化，即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中国内陆经济的发展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随着大规模的铁路修筑各区之间经济交流加强，促进了经济发展。对二三十年代华北平原，特别是对那些历史上种植经济作物以及新近引入经济作物的区域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1]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入侵对华北经济变化的影响是有限的。马若孟(Ramon Myens)和黄宗智对华北农家经济的研究均说明，这种入侵并未改变这一地区小农经济的本质。[2]

不过，自20世纪之初就开始的国家权力的扩张，到40年代时却使华北乡村社会改观不小——事实上，它改变了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及社会联系。国家权力企图进一步深入乡村社会的努力始于清末新政。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与近代早期的欧洲相似，查尔斯·蒂利(Charls Tilly)和其他学者称这一过程为“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3]。其相似之处包括: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bureaucrat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乡村社会为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不断斗争以及国家为巩固其权力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

蒂利和他的同事们严格地区分了“国家政权建设”与“民族形成(nation building)的不同。18世纪欧洲的“政权建设”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民族形成”则主要体现在公民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蒂利等认为欧洲各国的这两个过程并不同步，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往往先于民族的形成。[4]

20世纪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先前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中国，这一过程是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芮玛丽(Mary Wright)第一个发现20世纪初膨胀的反帝民族情绪是如何促使满清政权(1644—1911)为挽救民族灭亡而走上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现代化道路的。[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要求“现代化”的压力亦来自帝国主义方面。清末新政包括:建立新式学校、实行财政革新、创建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区域以及建立各级“自治”组织。促使改革的动力有多方面，其一是义和团起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期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其二是列强向财政崩溃的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使它不得不加强权力以向全国榨取钱财。[6]所有这些因素都汇合起来，要求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政权。

与现代化和民族形成交织在一起的中国模式的国家权力的扩展，预示着20世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成长道路与18世纪的欧洲不同。在欧洲，财富的增加和现代化不仅是民族形成，而且是国家塑造的动力对1870—1970年间国家宪法的研究表明，国家权力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渐渐加强;同时，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扩大。[7]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权更替频繁，但国家权力却持续扩张(从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产值的比例增长可以看出此点)。[8]

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政权都在急剧地更替，但在华北，国家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基层和吸收下层的财源——在这整个时期却基本上没有中断。所有的中央和地区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伸入到社会基层，不论其目的如何，它们都相信这些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

这些新行政机构对乡村的领导构成和村财政产生了极深的影响清末新政要求村庄建立一套财政制度以资助兴办新学堂、新的行政组织和自卫组织。而且，国家开始不断地向农村摊款，先是支付巨额赔偿，后来用来支持无休无止的混战。所有这些摊款很快便超出田赋的数倍摊款从根本上不同于田赋和过去的其他捐税，它不是按丁口或私人财产分配的，而是以村庄为单位分摊的。由村庄制定自己的摊款方式，从而使村庄具有征款权力进而发展起了村庄预算。随着新式学校的建立，公共事业的扩大，为监督这些新事物并分派、征收摊款，新型的村庄领导组织亦得到加强。本书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将对20世纪上半叶村庄领导层地位的变化进行深入的分析。

这一时期地方领导层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和国家政权建设是摆在新政权面前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要求并不像欧洲那样来源于自身内部的发展，而是来自外界的强求。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政府培养一批地方领导来实现国家的目的。为了避免社会和法统危机，这一地方领导层的重建必然先于近代政权对传统权威的破坏。[9]

本书旨在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旧的封建帝国的权力和法令是如何行之于乡村的，它们与地方组织和领袖是怎样的关系，国家权力的扩张是如何改造乡村旧有领导机构以建立新型领导层并推行新的政策的。由以上问题不难看出，要弄清国家权力扩张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变革过程，我们首先得分析国家原有的权力组织与结构。

这里所用的“权力”(power)一词是一中性概念[10]，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这一定义似乎过于笼统，但事实上权力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难以明确分割。权力的各种因素(亦可称为关系)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

人们往往重视被他们直观地认为是社会生活重要方面(如财产关系或政治活动)的研究，与此不同，为避免“先入为主”，我将先考察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我将揭示这些权力关系，如宗教或庇护(patronage)是如何影响乡村公共权力的施展的。这一公共权力包括规定村民的权利和义务、决定乡村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概括地说，我将通过考察小到一家一户，大到数个村庄之间的组织与联系，来分析乡村权力关系。对这种权力关系，我统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 nexus of power)。这一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networks of informal re lations)。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symbols and norms)。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它们由文化网络中的制度与网结交织维系在一起。这些组织攀援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s)，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使它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换句话说，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并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这是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

在第一章中，我将详细阐述“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在该章以及后面的“经纪”制、宗族、宗教和庇护各章节中，我将证明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中建立自己的权威。20世纪国家政权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以深入乡村社会的企图注定是要遭到失败的。

资料来源

我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后简称“《惯调》”)。尽管这些调查覆盖了河北和山东的不少县，但资料的主要部分是关于2省6县6个村庄的情况。反映华北农家经济的两部主要著作是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查。特别是黄宗智的书，用了相当篇幅来论述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并弥补其不足，我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看看黄宗智之书的第二章。

《惯调》的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据满铁调查员旗田巍和小沼正告诉我，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作为殖民统治者代表的调查员怀有疑惧，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被访问的农民性情古怪造成的(1981—1982年东京访问)。小沼和旗田都告诉我，利用这批访问资料的最好办法是泛读和精读结合，而不要零摘碎取。

在阅读这6卷本资料时，我找出一种验证这些材料是否准确的方法。在不少场合下，日本调查员对一批人进行采访，向许多人提出同一个问题，所以，通过广泛阅读这些回答，我可以用其他人提供的回答来验证某一材料。反过来，通过精读某一农民提供的材料，熟悉该人，亦可以判断其材料的真伪。而且，在《惯调》的某些卷中，1/3的资料是原始记录，如碑刻、契约和村庄向县衙的禀状，用这些中文材料既可以再现历史事件原貌，又可以检验访问材料的真伪。如此便可以去伪存真，以了解乡村社会的实况。

除《惯调》材料之外，我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了日本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Sidney Gamble)和杨懋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

对国家权力的研究，我主要依据的是中文材料，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财政方面)。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调查。在方显廷的指导下，该研究所培养出了像冯华德、李陵那样的杰出学者，他们对华北乡村作了扎实的研究。我发现他们对河北县级及下层财政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根据198年我对南开大学访问时与该所农业经济学家谈话的印象，我觉得南开至今在农业经济研究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

华北平原的村庄

华北平原的村庄历史可追溯到14世纪末元明交替时期。明太祖(1368—1398)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和残杀，不少村庄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推翻元朝之后，明太祖大力鼓励垦荒并向华北移民。[11]从庙碑、石刻、家谱等资料可以看出，永乐时(1403—1424)又是一个移民高潮。部分村庄起源于燕王夺取政权之后的永乐时期。“靖难之役”以后，倍受蒙古族蹂躏的华北平原人口更为稀少，永乐帝迁都北京的同时，大量移民以实畿辅。[12]山县干树通过对冀、鲁2省31县及14个村庄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村庄始建于明洪武和永乐时期。[13]《惯调》的材料亦证明了这一点。[14]

19世纪末明恩溥(Arthur Smith)写道:“据传说政府从山西省洪洞县招集了大批贫民，移居到因战争而荒芜的田野。事实上，华北平原不少居民只知其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其他皆已遗忘。”[15]担任过满铁调查员的山本斌，曾于30年代独自对华北平原进行过人种起源学研究，他也发现遍布河北全省的不少村庄的村民自称其祖先为山西洪洞移民。怀着好奇和怀疑的心情，山本斌调查了一批村庄的起源。调查结果使他相信，那些移民传说并非是毫无根据的。在洪洞县有关记载中，他找到了地方官员根据永乐皇帝的谕令，动员了不少当地居民去开垦华北平原的历史材料。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这一时期的移民事实上主要来自晋南的泽州和潞安二府。[16]

清初是又一个移民时期，但是其规模远不如明初。[17]根据山县干树的研究，明末清初新建村庄虽不太多，但此时却是村社组合的一个重要时期，他认为华北平原的多姓村庄主要出现于这一时期。[18]总之，这两个移民时期代表着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称的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经济区(macroregion)的两个发展周期的起点。其后，经济更为发展而且变得复杂多样、互相补充，接着是人口的增长，最后又因饥荒、瘟疫、入侵、叛乱而造成的衰落及人口锐减，如此构成周期的三个阶段。正如施坚雅指出的那样，华北经济区的兴衰与王朝的兴衰是相互吻合的。这不仅是因为王朝政府对畿辅地区影响重大，而且因为“华北和西北两区更易受异族的入侵，……争取皇位的战争对此地区造成的破坏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19]。

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使我们看到华北平原人口的增减与皇朝的命运紧密相连。以此为线索来探讨华北村落的历史一定很有意思，但本书却无力顾及这一题目。我们将目光重新凝聚到清末这一时期，来看看国家政权是如何深入并干预村庄生活的。

本书所研究的《惯调》中的6个村庄以及其他村镇均位于华北平原的冀—鲁西北地区。这里的农作习惯和组织设置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地理特征。华北平原土壤由河淤地和风移黄土组成，降雨量极少(年21英寸)，5、6月份经常干旱。夏季炎热，有时高达华氏100°;冬季严寒多风，气温经常在华氏0°以下。[20]

由于严寒和干旱，此地几乎没有冬季作物。到20世纪初，山东南部有冬小麦种植，但在河北，仍然是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制耕作。春季主要种植的是高粱，次之为糜谷。棉花种植较为广泛，但冀中、冀南种植较多。在夏天，多种植玉米、高粱、糜谷、大豆、甘薯及花生。[21]

据估计，在30年代，华北平原平均每家耕地为27亩，而冀、鲁、豫三省每农户平均耕地为22亩。[22]马若孟和黄宗智均认为佃户所耕土地仅占全村土地的15%。[23]不过，在冀、鲁两省，地主佃农并不构成乡村中的主要社会关系。我并不是要否认农村中分化的存在，而是要提醒读者，华北平原乡村中的权力关系不同于华南和华中地区，或者说，不同于租佃关系占主要地位的其他乡村社会。

我所引用的材料因主题需要而作了适当调整，因而《惯调》中关于6个重要村庄的材料不可能集中在一处。为了方便读者，我先将这6个村庄简单地作一介绍。1986年夏天，我有幸访问了其中的两个村庄:沙井和冷水沟。沙井属于顺义县，距北京30公里，步行15分钟可到县城尽管我每次访问沙井都受到热情款待，但我总觉得它缺少在我访问中国南方村庄时所见到的那种熙熙攘攘的社区生活气息，这可能与不少沙井居民离村到县城做工有关。不过，沙井村曾有过辉煌的社区生活，我们将在“青苗会”和“庙会”活动中看到此点。真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村首们还在竭尽全力为村庄夺回庙产。《惯调》中曾记述此事，原调查员旗田巍和沙井村八旬老人张瑞(时任副村长。本书第五章将详论此事，黄宗智的书中也有论及)都向我重述了此事经过。这一故事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沙井村积极的集体生活和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当石门镇的地痞樊宝山勾结城隍庙住持霸占原村有庙产时，村领导们开始时无法战胜樊宝山。后来，他们求助于在该村调查的日本人旗田巍。在旗田的干预下，该村重新夺回了庙产。至今，沙井村民还怀念和感激旗田。

冷水沟位于山东省历城县，距济南不远。同40年代一样，它至今仍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村庄。在抗战结束之前，它便有370户人家，远远高于华北平原村庄人户的平均数(100户)。直到民国初期，冷水沟的宗教活动仍很频繁，这从清朝时遗留下来的20余块庙碑可以得到证明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村史资料如今无一幸存。就我所知，华北平原村庙中的碑石大多是在“文革”中被毁坏的。

吴店位于良乡县，紧挨着北京。它处于兵家进出北京的必经之地，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战乱中，常受战争的摧残，以至黄宗智称其为“分裂了的村庄”。20世纪初，这个日益贫穷的村庄仅有的一点集体生活是围绕庙会展开的。令人惊奇的是，村民们对战乱的“光临”习以为常，他们在村庙门碑上每年总重新写上“你也来了”几个字。据传，村民们相信“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谁也免不了面见阎王的那一天。

位于冀东昌黎县的侯家营邻近满洲，在日本占领东北之前，不少村民到东北做工经商，该村收益不小。如其村名所示，该村以侯姓(包括其支族)为主，但数量上的优势并不能保证其永远控制村政权。随着其他姓氏之人在东北发财归村的增多，他们开始向侯姓挑战，争夺领导权。

恩县的后夏寨位于鲁西北。因邻近黄河，常遭水患，土地多沙而贫瘠。后夏寨是3个穷村中的一个。从其原来有的围墙来看，历史上它可能不得不预防盗贼和匪患。据我们所知，20年代该村参加了红枪会组织以抵御泛滥的盗匪袭扰。不过，该村的政治活动不是以宗教组织为中心，而是以宗族竞争为主线。

这种政体形式在另一个村庄——河北省栾城县的寺北柴——也有反映。该村宗族观念根深蒂固，据说合族宴会时座次排定相当严格，长辈中的最年长者(族长)坐于桌子的北头，其他人依辈分和年龄向下(南)排列。

根据以上的简介，我们可以依三个标准(第一，富裕还是贫困;第二，宗族和宗教组织是否在乡村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第三，距主要城市远近)，将6个村庄进行归类(见图表一)。

图一 《惯调》中的6个村庄归类

不难看出，宗教型村庄邻近城市，而宗族型村庄却远离城市。

【注释】

[1] 参见吉田浤一:《20世纪中国植棉区农民阶层的分化》;格罗夫:《革命中的乡村社会，高阳县，1910—1947》。

[2] 参见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P6》，第207—214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121—122页。

[3] 蒂利:《西欧民族国家之形成》，《前言》部分。

[4] 同上书，第70—80页。

[5] 参见芮玛丽:《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序言》部分。对不同地区和历史时期的政治改革家的活动即我所称的“现代化工程”的研究，特别是关于20世纪最初10年之事，参阅汤普森《希望与现实》之论文。

[6] 参见麦金农:《晚清之权力与政治》，第4页。

[7] 参见迈耶:《世界政治与民族国家的主权》;伯格森编:《现代世界体系研究》，第121页。

[8] 参见托马斯和迈耶:《政权更替与国家权力》;伯格森编:《现代世界体系研究》。顺便提一下，这正是华勒斯蒂所提出的在后殖民地时代的边缘地区弱小国家难以生存的原因之一。

[9] 我所说的“现代化”或“近代化”，是指近代国家形成，是作为客体，而不是分析的工具。

[10] 影响本研究至深的“权力”的概念源自于米歇尔·福柯(《法纪与惩罚》;《性史》，特别是第93—96页)。从福柯的观点中我意识到，权力关系并不源自于某一特别的因素，而是来自于多元;它并不是脱离经济、性别等因素的独立作用，而是与它们密不可分的。但更为重要的观点是，某一时期的体制(特别是制度化的知识)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现权力的方式，这一观点也适用于历史文化。此外，我还发觉在福柯看来，权力并不经常或者必须是压迫性的，它还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 当然，我们不能回避福柯的激进批评观点，他认为权力中包含着权术和利益。权力不仅是一种内在的或固有的现象，而且，它与历史进程中的“利益”集团交织在一起，对此，我们不应视而不见。皮埃尔·布劳代尔的研究揭示了权力与其他行为之间的关系，他的著作也影响了本研究。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的“权力”概念也受到克利福德·吉尔茨、斯坦利·坦比亚和维克多·特纳等政治人类学家的影响。例如，我将特纳的“领域”和“舞台”的思想引入自己的术语之中。特纳在《戏剧、田野与比喻》一书中写到:“概括政治‘领域’特征时，阶级、类别、同样作用和结构地位等类同关系相当重要。”他概述“舞台”时说:“社会关系中的体系之间相互依赖，从人口到居住分布、宗教关系、宗族和阶级结构等都极为重要。”(第139—140页)当我在研究宗教、宗族、保护体系以及其中的权力关系之时，我注意考察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及个人如何从习惯法、象征及物质因素中吸取政治资本。

[11] 参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136页。

[12] 山本斌:《中国民间传说》，第26—27页;法默:《明初政府》，第59—101、114—116页。

[13] 此地区90%以上的村庄源于这一时期(山县:《村落起源》，第1—2页)。石田浩将山县的资料集于一表之中(石田浩:《解放前华北乡村社会之特征》，见《关西大学经济论集》，第32卷第2—3期第106页)。

[14] 参见山本斌:《中国民间传说》，第27页;石田浩:《解放前华北乡村社会之特征》，见《关西大学经济论集》，第32卷第2—3期第106页。

[15] 明恩溥:《中国农村生活》，第7页。

[16] 参见山县干树:《村落起源》，第28—29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136页;山本斌:《中国民间传说》，第22—35页。

[17] 参见山本斌:《中国民间传说》，第26—27、30页;石田浩:《解放前华北社会之特征》，见《关西大学经济论集》，第32卷第2—3期，第106页。

[18] 参见山县:《村落起源》，第26页。

[19] 施坚雅:《晚清之城市》，第283—284页。

[20] 参见克雷西:《中国的地理基础》，第167—169页。

[21] 同上书，第170页。

[22] 同上书，第171页。

[23] 参见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第288页;黄宗智之书。

第一章 权力的文化网络

在《晚清之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孔飞力(Philip Kuhn)将清朝的衰亡与中华文明的衰落区别开来。[1]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帝国行政机构在分崩瓦解，但旧秩序的重要基础——地方绅士的权威并未动摇。此论在当时是一个新颖而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因为他从社会深层来分析政治变迁。我引入“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试图进一步拓宽理解一种文明中政治体系的视野，即将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因素包括在内，从而超越十分重要但并不完全的“乡绅社会”和“儒家思想”等概念。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模式可以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由于其他职能有赖于这一组织基础，故我首先考虑这一基础。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规范不能用市场体系或其他体系来概括或取代，它是由各种集团和组织交织而成的天衣无缝的一个网络。从外观来看，这一网络似乎并无什么用处，但它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任何追求公共目标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在这一网络中活动，正是文化网络，而不是地理区域或其他特别的等级组织构成了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的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

华北各组织关系很少是同晶型(isomorphic)的，即很难找出中心及范围完全相同的组织。它们以各种形式相互交叉，其中包括非正式联系中的人际关系等，并在各组织之间起着横向联结的作用。乡村社会中的权力趋向于坐落于较为密集的交叉点上，即文化网络中的中心结。

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些中心结在不停地移动，如从村内移到村外，其合作范围亦时大时小。我相信20世纪的变化也引起了中心结的变动，其变动的重要后果之一是村落作为一个结点单位的兴起和衰落。下面我将讨论国家政权在财政和政治上的深入是如何引起这些变化的。

文化网络与市场体系

研究乡村社会，人们必然要提到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表面来看，文化网络的概念似乎在研究乡村社会的理论方面是倒退了一步。若如施坚雅开始时所声称的那样，市场体系理论可以解释乡村社会，为什么又要提出一个哗众取宠的更为复杂的模型？事实上，正如施坚雅自己后来承认的那样，市场体系和社会结构并不完全重合。在《晚清之城市》一书中，施坚雅写道:

村庄之上的社会组织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研究课题。过去10年来的研究著作清楚地表明初级市场体系的内部结构比我1964年文中所揭示的特征更为复杂多样。市场之下的村际组织亦五花八门，如结构严密的宗族、水利协会、看青会、政教合一的会社等，不同的守护神及寺庙亦有自己的辖界。这些组织中的大部分具有多种功能，组织原则也不止一个。[2]

我并不是要贬低前人的研究，而是想吸收市场体系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而将其融入文化网络的概念之中。本章将通过分析婚姻圈以及水利管理组织，从两个途径来说明市场体系理论已同化到文化网络之中。而在整本书中，读者将看到市场体系与其他组织一同联结为文化网络。让我们先粗略地看一下市场在满铁调查村庄(特别是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中的作用。

大多数满铁调查村庄距县城不远，而县城本身也是其市场所在，所以，这些村民多到中级市场而不是初级集市去贸易。但有两个村庄例外，其中之一是河北省昌黎县的侯家营。村民光顾的主要集市是泥井，这是一个初级集市，在1940—1941年间也是行政村村公所的所在地。泥井五日一集，附近村民多到这里交易，但也到20里之外的县城去购货。[3]另一例外是山东省恩县的后夏寨。1937年以前，该村村民到一个初级市场去交易。日军侵入之后，为了加强控制，强制减少集市场所，后夏寨村民不得不到县城去贸易。[4]

县城一般是中级或中心市场，其辐射半径为7—10公里，大约包括30—40个村庄，约1万口人。县城有时亦是一个初级集市，集日较频，方圆5里左右的村民多前来赶集。[5]与施坚雅所研究的川西不同，华北平原的初级市场差异很大，据说河北省栾城县的集市小到只顾及3个村庄，大到吸引三十余村的村民。[6]

集市对村民来说非常重要，在那里村民可以买卖货物并得到借贷。根据满铁调查资料，我们无法算出农民出售其产品的确切数量，这里只能转引一些概括性叙述。尽管自清末以来，种植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的农户及面积大幅度提高[7]，但农民仍然以种植粮食为主。就棉花来说，河北省寺北柴和吴店村的调查表明，农民也只是在满足自身(织布做衣)需要之后再出售剩余棉花。[8]就粮食而言，只有种植比例很小的细粮，如小麦和稻子才在市场出售。如同棉花一样，这些细粮也是在满足家用(主要是春节时消费)后才出售剩余。高粱和玉米是农民的主粮，但对大多数农家来说，即使这种粗粮也不够吃，他们不得不卖掉细粮换粗粮，甚至在青黄不接之时借粮度日。[9]即使在较为富有的河北省侯家营，那里的粮食基本上也是自产自销，但在114户人家中，仍只有6户未曾买粮度日。[10]所以，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在青黄不接之时，亦不得不求助于市场调节。

除秋卖春买粮食之外，农民还从市场上购买煤油、农具甚至布匹，但这些物品并不一定非要到集市上才买得到。一些村庄，如山东的后夏寨和冷水沟，村内即有小卖铺，农民多在那里购买日用必需品，农民亦向走街串巷的货郎担购买物品。而且，农民多赶远处的庙会，从那里买回农具和大牲畜。[11]

由于集市上店铺较多、资金较丰，故它也是借贷中心，这对寺北柴那样的穷村来说更为重要。进入20世纪之后，那里的有钱地主大多迁往集镇或县城居住(见第六章)。沙井村亦是如此，在全村70户人家中，每年有八九家从市场借贷，而只有四五家从村中获得借款。[12]不过在其他村庄，如后夏寨和冷水沟，还是以向本村人借贷为主。[13]在吴店村，由于过分贫穷，几乎无人能借到钱款。据村民回忆，在晚清之时，还有8至10户人家尚能从集市上得到贷款，但到20世纪30年代之时，这样的人家几乎再也难以找到了。这主要是由于大部分土地售与村外之人，农民没有资产作为抵押以获得贷款。[14]

如此看来，集市并不是借贷的唯一重要来源，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农民从集市上得到借贷，其放贷之人亦往往是本村居民，沙井和冷水沟提供的事例即是如此。[15]市场提供的其他服务亦表明，街坊邻里关系在其中起着重要的牵线作用，黄宗智对此非常重视。在借贷、土地买卖及租赁等关系中，同村之人往往充当中人。[16]在出卖产品(粮食)时，村民往往需求助于收费的牙行或经纪。而吴店和寺北柴的村民在此交易中只找出自本村的牙人。[17]以上分析表明，村民与市场交往并不是建立在牺牲村民内部关系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村民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加强，人们以此来提高自己在集市交易中讨价还价的地位。

我要说明的是，市场并不是决定乡村大众交易活动的唯一因素，村民纽带在提供多种服务、促成交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文化网络的视角来看，是市场体系与村民纽带联合决定了乡村经济交往。不过，网络模式揭示得更为深刻，它表明，村庄和市场亦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下面我将重点分析一下村外联系，它们既不等同于市场体系，但与市场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典型研究:婚姻圈

为了说明市场圈等同于社交圈，施坚雅指出四川的初级市场是一个内生的社会区域(社区)，人们往往从初级市场圈内寻娶媳妇，他还描述了媒婆如何在集市上完成婚姻介绍。[18]这种市场体系模型只能部分地解释两个满铁调查村庄中的联姻资料，我们必须考察文化网络中其他关系，才能理解各种联姻现象。

我们有两类有关河北省良乡县吴店村的婚姻资料。一类由两个被调查村民提供，他们回忆了本家族所娶媳妇的娘家村名，提到的19位媳妇来自12个不同的村庄。[19]第二类资料是一串前来吊丧的亲戚名单。[20]这两类材料总共提及24个村庄，涉及75户有亲戚关系的人家。由于在地图上找不出其中4户人家所居住的村庄，所以下面分析不包括这4家。

另一份有关婚姻问题的资料来自河北省栾城县的寺北柴。[21]在该村180位已婚妇女中，17位来自本村，由于我们讨论的是村际之间的联姻关系，故这里只讨论来自其他49村的163位妇女的情况。这163位“新娘”嫁给村中四族中的男人，但“新郎”大多属于村中最大之家族——郝氏一族。

从村庄距市场远近的资料来看，新娘所在村庄多散布于以市场为中心的方圆10里以内，由此看来，两村(新郎及新娘所在村庄)均位于同一市场之内，他们很可能是通过集市中介而相互认识最后联姻的。不过，寺北柴与吴店距集镇非常之近，分别为4华里和3公里，而且，新娘大多也来自步行可到(相距不远)的村庄。所以，我们对以上材料亦可作另一种解释，即出嫁闺女的村庄坐落于婚娶媳妇的村庄的“联姻范围”之内，这一范围可能独立于集市圈之外，其辐射半径可能以一定时间内步行可到的距离为准，亦可以原有联姻范围为准。

要检验(或确定)婚姻圈的范围，可调查那些处于迎娶村庄所属集市圈之外的出嫁闺女的村庄。婚娶媳妇的村庄是不是从集市圈之外的村庄迎娶许多新娘？回答是否定的。栾城县一些村庄的资料为这一假设提供了肯定的证据:在13个向寺北柴嫁女超过5人的村庄(这13个村共向寺北柴嫁出闺女94人)中，只有1个村庄距集市中心在10里以外。[22]

更为有力的检验是，嫁出闺女的村庄与集市中心和迎娶村庄哪个距离更近。如果大部分嫁出闺女的村庄距迎娶媳妇的村庄更为接近(相对于距集市中心而言)，则我们可以断言，集市中心并不是婚姻圈的中心，联姻圈以娶嫁村庄之间的距离为准。图二(略)表明两县中出嫁闺女村庄与迎娶媳妇村庄以及集市中心的距离。

由图中表明，两种距离关系确实存在差别，但差别不大，不足以使我们肯定或否定任一假设。在吴店村所在的良乡县，与吴店村村民有姻亲关系的55个村庄坐落于以吴店村所属集市为中心的方圆10里之内。而若以吴店为中心，以10里为半径，则这样的村庄有60个。[23]在栾城县，若以集市为中心，10里为半径，则嫁往寺北柴的新娘数为141，若以寺北柴为中心，则其人数为157。若将半径减为5华里，则两者的数字分别为106和100。[24]可见，尽管这些数据不能给出确切的回答，但很明显，它并不能否认施坚雅提出的市场范围即为联姻圈的观点。

不过，即使联姻圈包含于市场范围之内，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集市中心并不一定是确定婚姻关系的地方。求亲男女双方居住于对方村中的亲戚朋友往往是促成或拆散一对青年男女的关键人物。村民们大多承认自己在别村的亲友常从那里为自己的儿子介绍对象。曾经分析过栾城县婚姻资料的石田浩将20宗婚姻关系中的介绍人分类排列，其中13宗是由男女一方的亲戚充任介绍人，而只有1宗婚姻与集市中心有牵连。其余7个介绍人要么是同村人的亲友，要么是与两村皆有关系的熟人。[25]此外，昌黎县侯家营的村民声称，他们多从新金堡寻觅新娘，因为他们与该堡的邢、朱二姓多有亲戚关系。[26]

如此看来，市场体系理论只能部分地解释联姻现象，集市辐射半径在限定联姻圈和其他社会圈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但联姻圈等有着自己独立的中心，并不一定与集市中心重合。联姻圈与市场范围的关系可作为文化网络中各组织之间相互联结的代表——各组织的辖区或范围可能部分或全部地重叠(但并未同化)。水利管理组织代表着另一种类型的联系:各组织有共同的合作中心，但各有自己的领辖范围(见下节)。

姻亲关系在文化网络中起着什么作用？在华北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它起着多种保障和联系作用，习惯法中中人的作用可以表明，亲戚关系在签约(不论是借贷还是买卖或租佃土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见第六章)，而且，当发生天灾人祸之时，人们往往投奔其亲戚所在的村庄。一般来说，这种亲戚关系往往将普通人家与更有权威和正式的宗族以及行政组织联系起来，使他们更易接近乡村社会中的各种资源。如此，通过人际关系这种姻亲联络将不同类型的组织联结起来从而为文化网络中提供了又一种粘合方式。

作为独立于市场之外而作用的纽带，亲戚和其他关系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并帮助我们理解在乡村市场体系削弱或瘫痪之际人们是如何相互联络的。这种超越市场的纽带是否持久坚韧，对穷得无法自给的村民来说更为重要。如同与市场的商业关系加深了村中的某些联系一样，那些村际间的直接关系(它可能最初在市场中心形成)也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这是目前的市场结构论所未予以充分重视的。

文化、法统与晚清政权

如上所述，“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这种象征性价值赋予文化网络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它反过来又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荣誉感——它与物质利益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从而促使人们在文化网络中追求领导地位。

所以，乡村社会中的领袖只能产生于具有共同象征性价值观念的组织结构之中。但是，这种似乎约定俗成的文化价值正掩盖了在乡村社会中它的产生与运作过程。这一细微而复杂的进程充满着包括国家政权在内的各不相同的社会集团间的相互竞争、妥协及自我调节。由于文化网络既控制着各种资源，而其本身又包含各种感性象征，所以，它成为乡村社会中使权威合法化的见证者。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乡村社会中各种势力激烈角逐的大舞台——争取使网络中的舆论导向和权威为某一特殊的需要和利益服务。

人们可能要问，如果文化网络中的符号被用来为某一集团或个人谋利，它们是否还能激发人们对“合法权威”的认同？本书对文化网络的讨论正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不难一眼看出，其问题(答案)的关键在于媒体本身。与物质资源不同，象征性符号是可塑的，尽管它被完全扭曲，但它还能保持其内在能量，即动员、激励以及强制的力量。在全书中我将重点考察造成象征性符号多种用途的条件和环境。本章中对社区灌溉中祭祀等活动的研究将说明龙王的权威是如何在允许不同团体争权夺利的情况下仍能维持整个水利体系的稳定。

不仅乡村社会中有着各种势力竞争这种权威合法性的象征，封建国家等外来因素亦参加了这一争夺。这样，文化网络不仅沟通了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而且成为封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封建国家使自己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但如以下各章所示，对国家政权来说使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规范为自己服务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它经常不得不将自己的霸权凌驾于大众的信仰象征之上。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文化网络中并不是所有的组织和象征性符号都护佑正统秩序，其中许多信仰在官府看来是非法的，但仍为村民所接受。这就使我们易于理解为什么乡村社会中存在着不一定合法的非正规领袖。不过我相信，直到19世纪末期以前，清政府将文化网络转化为使帝国政令法统化的工具的企图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无疑，乡村精英上浮促成了这一企图的实现，因为这一转变使精英们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以这种方式观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便不难发现，文化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谈到文化，我们不能只讲孔教、绅士或由绅士操纵的体制。国家利用合作性的商人团体、庙会组织、神话以及大众文化中的象征性资源等渠道深入下层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正是要揭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多种途径和方式。

典型研究: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

下面对19世纪一个水利组织的研究将说明文化网络是如何将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融合进一个权威系统(机构)的。这一地区位于太行山下，属于今河北省邢台地区。19世纪时直隶省水浇田面积占可耕地面积的15%左右，所以下面讨论的灌溉组织并不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但在我的研究过程中，这类组织却经常涉及到，而且可以说是遍及中国:职务性的、祭祀性的、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各种等级制度、乡绅网络以及帝国行政机构等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满铁对邢台地区的调查集中在地方政治之上——在这一典型中是水利控制。与更为广泛的县志资料相结合，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文化网络如何运作的绝好机会。[27]

浇灌邢台县东部及其相邻的任县、南和、平乡、沙河等县的水源来自牛尾河和百泉河(地图略)，不少明泉，特别是百泉(与河流同名的泉眼)供应着河水。农民们在河流之上或泉眼之下修筑堤坝、安置闸门，引水浇田，种植水稻等作物。这些灌溉渠道大多挖掘于16世纪之时，在雍正时又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或加固。[28]

在邢台县的水利体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单位是“闸”——它是用水者联合组织的名称，可能与“闸门”相关。这些用水的村民集团，我将其称为“闸会”，其成员包括2至10村不等，控制着灌溉用水的分配。但这并不是管理用水和控制水源的唯一集团，实际上存在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组织:从家庭、小集体到闸会、闸会联合，直至更大的单位——全河流域灌溉区。用水户根据距离远近和不同需要等环境的变化来参加不同层次的水利组合体，换句话说，在水利体系之中，不断出现分裂与组合。

水利组织体系往往超越了村庄及市场(集市)体系，但这两个体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闸会与村庄并不吻合是因为闸会范围大于村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村民(住户)都是闸会成员。不过，闸会与村落(住户)之间有着重要的结构联系。闸会中的管理人员——小甲，往往是特定村庄的代表。例如，普济闸会的一个管理人员总是由张村人充任。[29]换句话说，尽管在水利组织体系中整个村庄并未被承认为一个法人单位(百泉闸会可能是个例外)，但闸会之中由同村之人作“代表”则表明，在闸会之中亦可动员村庄的政治集团意识。

当闸会中某些村庄比其他村庄更为强大之时，这种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有时，位置上的优势可能使某些村庄在闸会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一旦得势之后，它又利用在组织上的主导地位来维护它对其他村庄的控制。在邢台县第五区的最南端，有9个村庄松散地结合为百泉闸会，其中孔桥村位于三条渠道的交汇处，由于它控制着下游的水源，故其位置十分重要。1851年，孔桥村以水权混乱为借口，另组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河口社，它后来成为一个拥有财产并进行土地交易的机构，其组织健全，有17位会首，其中多由村中首事充任。文献及碑记中多次提到孔桥与其他村庄发生争执，这表明，孔桥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意在加强对处于下游村庄的优势。[30]

但总的来说，建立起自己水利组织的村庄毕竟为数甚少。在华北，很少有村庄能依靠本村的资源来控制一个闸会，而只有集镇才具有经济和政治资本来担当这一重任(控制闸会)。由于集镇往往是闸会的地理中心，集镇领袖对闸会可能拥有主导力量，东汪镇和石井镇在东汪闸会和普济闸会中即起着这样的作用。在东汪，河正(闸会之首事)是由村长任命。[31]进入20世纪以后，相对强大的两个村公所对两个闸会的财政状况分别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在东汪，当闸会资金短缺之时，由村公所代垫，然后向居民征收。在石井，闸会会员通过村公所交纳水费。[32]

集镇和强大的村庄能够利用其组织资源控制闸会，这样，闸会的领导机构又能较好地发挥其领导作用，从而维持闸会的内部安定并保护闸会利益不受外界侵犯。实际上，这种集镇与闸会之间拥有共同的合作中心是文化网络中不同体系之间相互联合的一种常见形式。但是，如同文化网络中其他因素一样，尽管集镇在闸会的权力结构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水利管理体系并不能为市场体系所代替。市场区域与市场体系原则与闸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十分相干。

以用水为目的的地域性组织体系并不是市场体系，而是由供给水源的3个灌溉流域所组成。这3个体系决定或限制着这一地区闸会联合的方式和规模。第一个体系利用百泉之水，该泉控制百泉河的水流。第二个体系位于百泉河之北，也利用百泉河之水。第三个体系较为复杂，它名为关湾水会，它由邢台县一个大的闸会组成，尽管该会中大部分村庄位于牛尾河以北而且利用该河之水，但其中一个水闸位于这些村庄之南第二体系东汪闸会之东的百泉河上，故该体系利用两河之水，但以北引牛尾河水为主。

自然，3个灌溉体系的流域盆地不仅不以市场体系为范围，而且与邢台县的行政区划亦不相合。牛尾河灌溉区包括行政上属于任县的一些闸会，百泉河流域包括南和县的一些村落，而百泉泉水则是灌溉沙河县部分田地的水源。尽管这一现象并未否定行政区划的存在，但它表明，就水利管理来讲，流域盆地是一个自我调节的区域。

在流域盆地之内，既有合作，又有冲突。文献资料只记载了属于两个河流系统的两个集团间的一次冲突:它牵涉到关湾闸会(它的一条水渠得从百泉河引水)，这一冲突最后不得不由知县出面决断。据石碑记载，冲突发生在关湾闸会与属于百泉河流域的7个闸会(其中两个闸会行政上隶属南和县)之间——也可以说，这次冲突发生于两个流域之间。[33]

百泉河流域为我们提供了闸会之间合作的很好事例:每年各闸会会集一次，疏浚百泉河，加固或维修堤坝和桥梁。两县闸会按其使用水量之大小平等提供劳力和财力，每年3月在东汪镇开会讨论此事，各闸河正，包括远在南和县的济民闸会的首领均出席这次会议。[34]

与水利管理体系基本上相并行的是供奉龙王的祭祀体系。不仅各村有自己的龙王庙，各闸会也另有龙王庙或在某龙王庙中供奉自己的龙王。在二月十五日新河正选出之时、龙王圣诞、旧历年末等节日或发生久旱不雨之时，闸会首领们恭诣龙王庙祭拜龙王，烧香献牲，然后会餐。[35]

水利管理组织的这种宗教仪式在中国十分普遍。我在研究察哈尔、内蒙古、山西、河南、台湾和新界的水利组织时也遇到这种供奉水利之神的寺庙。[36]下面通过与一位昌黎农民的对话，表现了普通农民的宇宙观:

问:天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答:我不清楚，但是人们都说它是由玉帝创造的。

问:地和人是哪里来的？

答:我不知道。

问:人为什么能活着？

答:因为他吃东西。

问:但人老了之后，为什么会死亡？

答:人的寿命由玉帝决定，一个人难以活过玉帝确定的期限。

问:植物为什么能生长？

答:因为有土地和雨水。

问:为什么？

答:因为它们从土和水内获得了能量。

问:雨水有能量吗？

答:有。

问:谁赋予雨水以能量？

答:雨水是玉帝的下属——龙王创造的。雨水中含有龙王的力量。

问:为什么龙王要下雨？

答:水是万物之源，没有它人们便无法生存，龙王下雨以救人类。

问:当雨水尚未落地之时，它归谁所有？

答:尽管龙王按玉帝的命令行事，但雨水为龙王创造，所以归龙王所有。

问:雨水落地之后它是否还归龙王所有？

答:土、水为公(归大家所有)。[37]

祭祀仪式使闸会组织神圣化，从而赋予它更大的权威，并得到公众的承认。如果一个人违背会规，私下出售自己的用水之权，便会危及整个合作体系和控制机制。所以，在察哈尔(今属河北省)的一个龙王庙内，有这样一尊可怖的塑像:一条巨大的盘龙正将一个恶徒撕得粉碎。[38]在其他水会中，对违规者的处罚往往是让他向龙王祭献贡品。[39]龙王庙不只是区域团体，而且是权威的象征。

但是，如同祭祀内容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为变迁一样，邢台地区各级水利组织中的分裂和组合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寺庙仪式的职能。由于祭祀秩序与水利组织等级相平行，所以祭祀仪式不仅表现着集团意识，而且激发着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从而使整个体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百泉闸会可能是所有闸会中最松散的一个组织，来自9个村庄的用水户在闸会的龙王庙中祭祀龙王。这一庙宇坐落于百泉之旁，据说庙中居住着龙王的母亲。当龙王圣诞之时，会中所有9村均聚集于龙王庙中，但祭祀时则由两三个村结成3个小集团分别进行。祭毕后，各村会首也是单独会餐。[40]这表明，该闸会并不是天衣无缝的，其内部仍分为以村为单位的小集团。尽管在管理用水上整个闸会是一个合作单位，但很久以来，为争夺用水而在3个层次上便展开着争斗:村与村，村庄联合(小集团)与村庄联合，闸会与闸会之间均有争斗。所以，寺庙与祭礼仪式既体现着合作，又反映出各集团之间为争夺用水而出现的分裂和重新组合。

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同样存在着竞争与合作。在大贤村有一座很大的龙神庙，每年二月十五日，附近3个闸会(水利、永济和普济)的首领(包括河正、副，小甲等)聚集该庙中议事并祭献龙王。毕后，各会首领分开用餐。当这些闸会成立之初，他们与处于上游的共同对手——东汪闸会——经常发生冲突。[41]势力强大的东汪闸会以集镇为中心，声称由于自己成立较早，因而有优先用水权。[42]该闸会并不按时到大贤村龙神庙中祭祀。一位来自东汪的被访问者辩护说:“大贤村龙神的辖区为下游各闸会的地面，即使我村之人到那里去烧香祷告，也不会有什么灵验。而且，本村与该龙神并无什么关系。”顺便提一下，东汪闸会还利用另一流域的水源。所以，它在两个龙王庙中烧香敬神，定期将自己的龙王抬到另一庙中接受祭献。[43]

据以上所述，我认为，在大贤村龙神庙举行祭祀的3个闸会，不仅各自独立，而且又有联合，他们以此来对付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如东汪闸会。到20世纪时，3个闸会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当然，它们之间也时常发生冲突。[44]

大贤村的龙神庙不仅是以上3个闸会的祭祀中心，而且，它有时也是整个百泉河流域各闸会的祭祀(聚会)场所。农历七月初一，共同利用该流域之水并合作浚河的2县8个闸会的首领聚集于大贤村龙神庙之中祭祀龙王。1853年维修该庙时，资金来源更为广泛，南和、沙河两县的部分村民也捐献了钱财。[45]应该看到，该庙不仅是各闸会的祭祀中心，而且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将暗中竞争的各集团召集一处使其为了共同生存而采取某种合作。

从祭祀庙宇的不同可以看出不同闸会的不同辖区，从祭祀中亦可反映出闸会内部的潜在分裂与组合。约翰·布林姆(John Brim)在新界亦发现了类似的水利组织庙宇体系。[46]毋庸置疑，祭祀体系是中国人在帝国行政体系之外另建权威的一种常见形式，它是大众宗教中与人间统治机构相似的天界官僚机构的缩影。利用迷信中的等级体系，封建国家通过祭祀这一媒介将自己的权威延伸至乡村社会。[47]

邢台地区龙王庙的等级体系代表着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它包容但又超出了乡村神灵的职能范围。杨庆浤和亚瑟·沃尔夫(Arthur Wolf)认为天界官僚体系是国家政权控制乡村的一个重要工具。无疑，敬奉龙王在有清一代国家祭祀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到了19世纪后期，朝廷不断地发布上谕敕封或旌表龙王。1869年一道谕旨给某一龙王进加封号，褒奖龙王突然出现在河堤之上，从而防止了黄河决堤。[48]祭祀龙王起始于民间还是封建国家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龙王属于一个由国家承认的权威体系。同土地爷一样，它有自己相应的辖区。这样一来，祭祀仪式便可以起到维护乡村社会中杨庆浤所称的“合乎天意的政治秩序”——这正是文化网络的一种功能。

与天界官僚不同，龙王庙的等级制度代表着水利组织对神的权威的创造性运用。为了获得更大利益，各闸会总是在不断地分裂和组合。龙王庙只是一个权威的框架，其内容在不断地变动。作为权力分界和辖区的象征，龙王庙是乡村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减小国家干预的必要，而且使乡村社会组织具有很大的可变性。

祭祀制度与水利组织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文化网络中一个重要特征:乡村社会中的权威既不是为上层文化所批准的儒家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某种观念化的固定集团所创造的。乡村权威产生于代表各宗派、集团以及国家政权的通俗象征的部分重叠及相互作用之中。各集团对这些权力象征的争逐从而给权威赋予一个共同的框架，这在第五章讨论关帝崇拜时会表现得更为清楚。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利益不同，甚至冲突的情况下，各集团亦能达成这种“共识”。

当然，常常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竞争超出神权的管辖范围，组合或分裂的规则不再适用，竞争变为公开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网络中相关的“竞技场所”不得不进一步开放，国家政权作为行政力量，而非象征因素介入闸会组织之中。这一“开放”使与其相连的其他组织亦卷入纠纷之中，这在争斗演变为诉讼之时更是如此。

一般情况下，闸会内部或闸会之间的争斗由闸会首领们开会调解——其中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绅士在场——这样并不涉讼，也不“惊动”官府。[49]闸会联合之间发生严重冲突或冲突双方跨越县界之时，诉讼便难以避免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免不了要联络当地的绅士阶层。正是在这一联络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各种联合之后的主要力量。这一策略是要最大限度地扩充各自组织(联合)的政治资源，在与官府打交道时更是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组织都极力争取绅士阶层的支持，这是因为绅士不仅可以影响当地官府，而且在诉讼之时可充当重要角色。

不难理解，在较大的派系冲突中，往往会牵涉到集镇之外的人力和财力。例如，在以大贤村龙神庙为中心的3个闸会与东汪闸会的冲突中，在百泉河流域所有7个闸会与关湾闸会的冲突中，双方都动员绅士加入诉讼。即使在小规模但涉及两县的冲突时，也必然会引起诉讼和绅士的介入。

由于流域盆地内常常发生争执，而此一流域又横跨行政区划(县界)，故牵涉两县居民的冲突也屡见不鲜，1875年的一次冲突即属此例。在水利闸会内因征发浚挖河渠劳工而发生争执，这一闸会由邢台大村景家屯和相邻的南和县5个村庄组成。尽管事件起因甚微，而且争执限于闸会内部，但因两县绅士加入诉讼，结果使案件扩大，告到知府那里。最后经长时间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50]这一事件非常典型，它表明一个小的争端会因行政归属不同而愈演愈烈。

这种小事弄大的事件在其他涉及两县的集团冲突中层出不穷。在流域盆地内的冲突中当地绅士往往卷入，最后惊动官府。[51]例如，据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一块石碑记载，当百泉闸会挖掘了数条灌溉渠道之后，沙河县村民也想利用百泉之水，他们到邢台县衙请求，被知县拒绝。但后来知府推翻了知县原判，准许沙河民众修筑一渠。在筑渠过程中，他们截断邢台县的一条老渠，而将渠水引为己用。被激怒的百泉闸会提出诉讼，状告到知府那里，最后沙河闸会被迫恢复邢台渠水。石碑上刻着一名进士和其他7位获取下层功名的人的名字。这又一次表明横跨县界的冲突往往动员绅士加入从而引起官府的重视。[52]

这些事例说明，尽管行政界线并不是跨界合作的直接障碍，但它会在合作体内造成某种裂缝。正是由于闸会属于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划，而知县在判案时总是偏向自己的子民，而绅士阶层又往往以政权中心为自己的集结点，所以常常将小事弄大，从而牵动各政治环节直至知府。长期以来，在县界经过的流域盆地，由于存在纵向(向上)和横向(向本县绅士)联系，其向心力及组织力量往往强于其他地区。

从邢台地区水利管理组织中可以看出文化网络的一些特点。第一，文化网络内部各因素相互联系，例如行政区划与流域盆地相交叉，集镇与闸会在某种程度上部分重合，祭祀等级与不同层次的水利组织相互适应。第二，各种组织的权力资源相互混合，例如，在争斗之中往往将集镇、乡绅甚至行政机构引为后援。第三，在说明对龙王的宗教信仰如何被各组织引为己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到不同的利益和愿望是如何相互混杂而形成乡村社会中的权威代表的。

小结

长期以来，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主导着有关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著。孔飞力和琼斯(Susan Mann)发现，马克思和韦伯以及第一代西方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并不完全准确，他们将帝国政权看得过分强大，从而将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看成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似乎完全处于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53]

在19世纪60年代，那种旧的模式为“乡绅社会”模式所取代，这种观点将封建文人视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绅士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政权的后备军，又是乡村社会中的富豪。这种观点认为绅士起着平衡的作用，即封建王权强盛之时，绅士平衡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利益，但在动乱和王朝衰落之时，绅士们便倾向于代表地方及自身的利益。不过，随着七八十年代对区域历史研究的加深，人们越来越感到广泛的“乡绅社会”理论也不能解释许多问题。

对“乡绅社会”模型提出的批评来自那些研究绅士集团的学者，他们发现，随着与国家政权关系深浅的不同，绅士集团也是一个高度分化的阶层。他们甚至提出，从绅士集团自身发展来看，他们并未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起着平衡作用。[54]不过，这一批评意见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应该包括绅士控制之外的国家与乡村联系的各种渠道，而且应该包括大众文化中国家的象征及其他因素。

即使在乡村社会的最低层次，帝国政权也不仅仅表现为“文化”形式。在下一章，我将详细讨论帝国官僚机构与下层行政组织在乡村社会中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国家政权”是由儒家思想交织在一起的行为规范与权威象征的集合体。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便体现在一系列的“合法化”程序上:掌握官衔与名誉的封赠，代表全民举行最高层次的祭礼仪式，将自己的文化霸权加之于通俗象征之上。对乡村大众来说，文化网络中的国家政权正是通过这些途径体现出来的。

从文化网络在水利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家长制的封建国家也严重依赖象征性代表来维持乡村秩序。反过来，它又使国家和地方利益融为一体成为可能。我将证明，至少在19世纪末以前，这种状况在华北平原是确实存在的。20世纪时，国家政权在竭尽全力放弃甚至摧毁文化网络之时，其建立新的沟通乡村社会的渠道又进展甚微，这只能削弱国家政权本身的力量。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新旧世纪之交标志着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转折。

从结构分析角度来看，在研究社区组织时，文化网络模型比其他模式更为优越。文化模式吸收了施坚雅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找出村庄处于其中的更高一级的范围界线——在他的研究中，这一范围为市场体系，这对理解村庄本身的发展十分重要。很明显，小到村庄之下，大到集市之外的一系列组织均对村庄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的确，直到本世纪前期，人们还不能十分确定何谓村庄，因为，直接或间接的国家政令仍在不断地变更村庄界线。同时，如上面对婚姻圈及水利组织的研究所示，那些大小组织并不一定以集镇为中心，其活动也不一定限制在集市范围之内。不过，与市场体系的相互作用也会制约或促进其活动的开展。与将目光仅仅局限在市场体系上不同，我认为在研究特定区域之前，我们必须弄清各种组织形式的综合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文化网络强调对组织系统中权力赖以生存的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它不只是角逐权力的场所，也不只是接近各种资本的工具，它还是正统和权威产生、表现及再生的发源地。我们已经粗略看到偶像崇拜是如何影响到各组织的职能。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今后还要详论——各种社会利益是如何被交叉融合进代表这些信念的权威之中。如果国家政权想创造出可行的新型权威，那它必须将其建立在适应社会变迁需要的组织之上。

提出文化网络的概念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模式。事实上，文化网络只是一个描述一般现象的范畴，但它具有一定的预见能力。它可以使我们看到历史的变迁过程，亦可看到过程的内部矛盾——国家政权改革了一些体制及行为，但对另一些(根据模型应该予以改变)却原封不动。同样，历史的复杂性并不允许我们作如此大胆的“概括”:20世纪之前国家完全依靠文化网络，其后却彻底抛开文化网络进行统治。不过，我将证明，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政权逐渐放弃并破坏文化网络中的一些组成部分，但并没有建立新的渠道，本书中的数章将重点论证这一命题，最后两章讨论这种“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

【注释】

[1] 孔飞力:《晚清之叛乱及其敌人》。

[2] 施坚雅:《晚清之城市》，第721页。关于他的市场体系理论，见《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一文。

[3] 《惯调》第5卷第247页。

[4] 同上书，第4卷，第510、515页;同上书，第5卷第339页。

[5] 《惯调》，第2卷第202页;同上书，第3卷第329、351页。

[6] 同上书，第3卷第392页;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第33页。施坚雅认为每个初级集市大约包括18个村庄。

[7] 同上书，第5卷第568页;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第67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106~108页。

[8] 同上书，第3卷第325页;同上书，第4卷第2页;同上书，第5卷第253、568—569页。

[9] 同上书，第2卷第270~291页;同上书，第4卷第2页;同上书，第5卷第568、571页。

[10] 同上书，第5卷第255页。关于农村人口，见《惯调》第5卷《概况》(指正文前对调查各村的概论，置于该卷目次之前)第5页。

[11] 《惯调》，第2卷第205页;《惯调》，第3卷第329页;《惯调》，第4卷第235、399、505、510页;《惯调》，第5卷第570页。

[12] 同上书，第2卷第226页。关于农村人口，见《惯调》，第1卷《概况篇》第75页。

[13] 同上书，第4卷第237、423页。冷水沟的一位被调查人员说，村外的贷款主要来自于济南钱庄。1928年之后，在国民政府之下，钱庄转化为银行，这一贷款来源也枯竭了。这些银行只放贷1000元以上的款项，这是农民不可企望的。在整个民国时期，当铺常常遭到散兵游勇的洗劫，这又堵塞了集市中农民的一个重要信贷来源。见《惯调》，第5卷第584页。

[14] 同上书，第5卷第564页。

[15] 同上书，第2卷第230—231页。

[16] 关于中人在签订田契中的作用，见第六章。

[17] 《惯调》，第3卷第326页;《惯调》，第5卷第570页。

[18]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第36页。弗雷德曼(《中国之宗族与社会》，第101~102页)也论及这一模式，尽管他基本上赞同施坚雅的模式，但他觉得对此应作点修改，使其能够说明上层家庭以及同族通婚的少数民族的状况，他们可能从初级集市之外寻取新娘。

[19] 《惯调》，第5卷第449页。

[20] 同上书，第5卷第501—506页。

[21] 同上书，第3卷第97—100页，第114、116、118页。

[22] 《惯调》，第3卷第97—100页。由于两个集市均属于较高一级市场，故这种情况必须视为例外。

[23] 《惯调》，第5卷第449、501—506页。

[24] 同上书，第3卷第97—100、114、116、118页。

[25] 石田浩:《旧中国农村中的市场圈与通婚圈》，第121页。在这一有趣的研究中，石田提出“日常生活交流圈”的思想。村民们从市场之外的亲戚及村际关系发展起来的联系不仅用于合作生产，而且还用于其他方面。

[26] 《惯调》，第5卷第28页。

[27] 关于15%的数字，见墨菲:《自然资源与天赋》，第57页。我研究的主要资料是20世纪40年代时对邢台及其附近地区的调查。除访问记录之外，这是满铁调查资料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资料，它包括环境概况以及各种原始资料——水会登记簿、碑记、案卷等——这是在该地区能找到的所有资料，它们被编进《惯调》第6卷中。我还用《邢台县志》(1905年，卷二)、《满城县志》(1757年卷二及附录1—2)、《行唐县志》(1772年，卷二、卷二)以及《任县志》(1915年，卷一)来补充《惯调》资料。

[28] 《邢台县志》，卷一，第27—37页;卷二，第55页。

[29] 《惯调》，第6卷第112、115页。小甲数目有定，但各不相同(见《惯调》，第6卷第104页)。

[30] 同上书，第6卷第252—257、358—359、365—366页。参阅前田胜太郎《华北农村的水利机构》，第47—48页。

[31] 《惯调》，第6卷第100页。

[32] 同上书，第117、119页。

[33] 《惯调》，第6卷第372页。

[34] 同上书，第229页。

[35] 同上书，第6卷，第105—106、118页。

[36] 格鲁塔:《宣化附近的乡村庙宇》，第26、40页;今堀诚二:《清朝时的水会与政治权力》，第81—83页;伊来亚森:《龙王河》;森田明:《民国时期河南省固始县的水利设施》，第73页;王松信:《八宝渠与台湾中部的开发》;布林姆:《香港的村庄公庙》。

[37] 《惯调》，第5卷第297—298页。

[38] 格鲁塔:《宣化附近的乡村庙宇》，第41页。

[39] 新庄宪光:《包头东河村实态调查报告》，第85页。

[40] 《惯调》，第6卷第256、265页。

[41] 《惯调》，第6卷第105—107、268—278页。

[42] 同上书，第268页。例如，东汪闸所用之水称为“正水”，而其他闸会所用之水不称为“余水”。

[43] 同上书，第265页。

[44] 同上书，第270、278页。

[45] 同上书，第230、372页。

[46] 布林姆:《香港的村庄公庙》，特别是第98页。

[47] 杨庆浤:《中国社会中之宗教》;沃尔夫:《神、鬼、祖先》。

[48] 杨庆浤:《中国社会中之宗教》，第67页;又见《大清律例》卷十六第4—5页关于祭祀的规定;又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五六。

[49] 《惯调》，第6卷第100、105、115页。

[50] 同上书，第329页。

[51] 杜赞奇:《华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第290—292页。我在邢台之外也找到了这样的事例，两县的村庄不仅为灌溉，而且为了防洪而发生争斗。见萧璠:《河间南北窝头村及肃宁邵庄村筑埝纠纷》。

[52] 《惯调》，第6卷第109页。

[53] 孔飞力和琼斯:《概说》。

[54] 兰钦:《中国之精英活动与政治变迁》。

第二章 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

清朝鼎盛时期控制下层社会的最主要工具是治安用的保甲制和征赋用的里甲制。这方面的研究很薄弱，使我们无法断定清政府在前期是否完全实现了其理想的十级官僚控制体系。但十分清楚的是，到了19世纪末期，在华北乡村，保甲制和里甲制已名存实亡——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已失去了创造者们所理想的统治功能。

封建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统治职能包括维持公共利益，如修建义仓、兴修水利、维护法律和秩序，并征收赋税。从理论上讲，国家政权的生存有赖于各种职能间的相互协调，但至少在清末时期，征收赋税成为国家政权统治乡村社会中的主要体现，它不允许地方精英染指此事。[1]而且正是在这一领域，国家政权与农民大众的接触最深。

到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经纪”是交易中一方的代理人，他常常收取一定的佣金。尽管理论上(名义上)并非如此，但事实上，清末封建国家正是通过这种收费经纪来统治乡村社会的。我称这种“国家经纪”(State brokerage)为营利型经纪，以与另一种类型——保护型经纪相区别。在后一种类型中，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以避免与营利型经纪(村民认为他们多是掠夺者)打交道。本章将讨论这种双重经纪制在清末财政中的作用及其与文化网络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连年的内忧外患使封建政府濒临崩溃，扩大财源成为其维持生存的关键。在新旧世纪之交，清政府推行自强新政，这使扩大财源显得更为迫切。不过，对清政府来说，肃清和巩固农业税源并不是一件新事，清政府从明朝继承过来田赋征收中的两个弊端:起源于明清之际的巨大的人口及经济变动以及折粮为银的“一条鞭法”，直到民国及新中国初期，这两个问题依然困扰着国家政权。这两个弊端其一是纳税人偷税漏税，其二是征税人贪污中饱。

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导致了频繁的土地交易，对封建国家来说，摸清土地的真正主人以确保田赋征收成为一大难题。清朝最初主要依据明万历年间编辑的鱼鳞册和黄册摊派赋役。鱼鳞册以田为主，及时注明田主的变化;而黄册则以户为主，随时登录其土地的增减。按最初设想，两册应每年审定。在理想情况下，两册可提供征收赋役的确切信息，而且，健全的册籍可以减轻对中介人的依赖。但是，清政府的官僚体系无力跟踪地权的频繁交换，即使在清初之时，有人便认为鱼鳞册和黄册的登记并不可靠。[2]

杰里·丹泥林(Jerry Dennerline)指出，明朝及清初的财政改革家提出各种方案以对付偷税漏税，其中之一是编制一本册子。其册不仅列出户名，而且登记其每块土地(此前两者是分开登记的)之方位。这样，封建官僚凭此册便可以断定一家的田赋数额。由于豪强地主想方设法逃避登记，使这一建议未能实现。[3]到了19世纪中期的大动乱时期，不仅各种改革建议未见成效，即使旧有的鱼鳞册和黄册，也丢失或毁坏殆尽。在同治中兴之时，曾有重编鱼鳞册的打算，但未能实现。[4]

在19世纪下半叶，国家政权主要依靠县衙吏役的册簿来征收赋税，这些吏役是唯一能依据田地占有情况编制较为可靠的册簿的人。在华北，这些吏役(社书、里书)的册簿有点像过去的黄册，以户为主，但与黄册不同的是，它并不是每年重编。所以，尽管其必不可少，但由于它依靠吏役个人的清查能力及倾向编撰而成，故其可信程度亦应大打折扣。[5]例如，在冀东地区，日本人于40年代初清查土地之后，其可征税亩增加了一倍。[6]由此可见，国家政权不仅没有克服偷税漏税问题，而且依赖吏役的账簿也阻碍了国家政权与纳税人之间建立直接的、没有中介人的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赋税征收及报解过程中的贪污中饱与中国官僚体制本身一样历史悠久。正因为如此，韦伯认为这是中国世袭官僚体系的一个结构特征，这在县级政权中更是如此。[7]知县的俸银甚微，他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按规定数目报解税银后将其余部分截归己有。换句话说，在政府中公私财产分界不明使地方官员常常借征税之机化公为私。

曾小林(Madeleine Zelin)透彻地分析了这一体制造成的弊端。省级官员对县级财政的榨取使县级官员只得靠非法附加和向县衙吏役收取“礼物”(陋规)来增加自身收入。雍正皇帝(1723—1736)的赋役改革企图使官僚机制正规化并疏通税收报解渠道，其主要措施包括使各种附加税合法化，并将其直接报解省库，然后将其作为官员薪俸重新分配并用于其他公共事业。雍正皇帝企图通过这种办法来消灭“贪污腐化”现象并整治官僚机构，同时增加国库收入并逐渐减少各种附加赋税。[8]

雍正赋役改革的失败促使我们进一步(曾小林的分析尚不够深入)考察这一体制本身的弊端。雍正改革只限于官僚体系内部，即局限于赋税报解过程——而未触及直接的赋役征收者，即地方吏役。韦伯认为，地方吏役是外来知县背后的实权派。[9]尽管在清初，大批吏役被赶出政府衙门，但他们在县衙的庇护下藏身并复生，成为村庄利益的“代言人”。[10]由于官僚体系对这些下层吏役控制极弱，使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僭取政府权力。事实上，并不是没有控制吏役行为的法令，只是这些法令仅仅适用于那些有合法身份的吏役。而且，这些法令的实施全靠知县个人的主观意志及实际能力，他对手下人的行为负有责任。由于离开这些吏役，知县便无法行使政令，故瞿同祖认为“尽管国家政权控制吏役的条规十分详尽，但实际上毫无作用”[11]。

官僚机构对下层吏役缺乏控制能力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它无法控制这些吏役们的收入，这些吏役要么是没有薪俸，要么是薪俸少得可怜，无法养家糊口。事实上，官府正是指望这些吏役在与农民打交道中收取“礼物”以维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下层吏役与收税人一样，叫他们在为政府收税过程中将“浮收”部分攫为己有。这种从农民那里获取“报酬”的行为得到官府的默许。在某些县份，县衙对浮收限制有明文规定，不过，知县往往并未严格执行。用瞿同祖的话来说:“除非知县愿意并能够从自己腰包中出钱来养活这些吏役，否则他无法控制吏役收受礼物”[12]。而极少有知县愿意或能够做到自己出钱。

所以，实事求是地讲，封建国家的代表——知县，只有将许多行政职能“转交”给有办事经验的个人或集团，他才能统治约有30万之众的县。

而作为回报，这些下层吏役被默许从百姓身上收取“礼物”而不受严厉惩治。事实上，知县以及更上一级官员同下层吏役一样也收取陋规。到了19世纪，省政府对知县收取“礼物”亦如同知县对吏役一样，采取默许的态度。[13]但不同的是，知县属于国家正式官员，他得考虑自己的仕途升迁和身份地位，而且，他在官府中的一些行动要受到更严格的法规制约。下层吏役则不受这些法规限制，而且在县衙之外执行“公务”，所受监督更少。可以说，没有将这批吏役官僚化是雍正时期的改革者未能完全实现管理正规化的一个原因。

这种利用下层吏役进行治理的管理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经纪体制。如同包收赋税和雇佣军队等类似的经纪体制一样，国家经纪人从事这些令人厌烦且地位低下的职位的主要动机在于有利可图，其目的是要利用其职权捞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关于吏役的各种弊端，可以被视为是国家经纪制的必然产物而不完全是“腐败”现象。因为在官僚机构中，腐败是指有官位的官员违犯了公共法律。在清末，管理国家经纪的规章制度各地均有不同，执行起来弹性很大。在经纪体制中，吏役专权是一普遍现象。[14]

清末吏役在华北地区所起的作用与在其他地区的作用无异。在法律诉讼，特别是在赋役管理，如土地登记、发放催单及纳税执照、挨户催粮及捆绑欠户等公务中，这些吏役与民众直接接触，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薪金。据报告中所称，在河北一些县份，只有1/10的县衙差役领取一点工食钱[15]，其余人只能靠“浮收”维生。1736年的一个调查表明，某地田赋附加共为300万两，其中8万两归入吏役的腰包中。[16]

县衙吏役并不是沟通国家政权与乡村大众的唯一中介人。在县衙门下还有一些政权组织，但这些组织很不正规，各县机构名称差异很大。根据满铁调查资料及满铁调查过的6个县的县志资料，我将所见各级机构及职员列表于下[17]:

在大多数县份，县衙下最高一级为乡或保，遗憾的是，华北地区有关这一级结构的资料发现甚少。佐伯富认为一个乡可能包括40至100个村庄[18]，一县中乡的划分数量全国各地大体一样，即4—6乡。据萧公权研究，大多数县份划分为4个乡，“县城四门之外各为一乡”。[19]萧认为乡是一个包括许多村庄、市集，一个或多个市镇的单位，它起源于宋。最初是一个下辖数里的行政单位，但到清朝时不再是一个行政(官方)区划。不过，“其划分和组织仍得到官府的部分承认，而且在乡村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乡似乎在赋役征收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因为传票中发现某人负责某乡粮钱征收的字样。[20]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乡或保的治所往往选择在集镇中。[21]是不是集市结构与县衙之下的行政区划相重合？尽管行政治所坐落于集市中心，但我们无法断定集市区域与乡治范围完全一致，因为尽管乡的治所在某一中介集市之中，但一个村庄的村民往往到数个中介集市上去贸易。不过，一乡之中有权势的乡绅很可能是乡村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昌黎县的资料表明，国家政权曾试图在乡级建立准官方组织，从而利用这些集镇作为地方权力结构的网点。《惯调》中提到该地方乡绅传达县政府命令，向民众收钱以举办各项公益事业。[22]即使如此，乡级组织的主要职能仍是与赋税(财政)管理有关的。如《河北省财政说明书》所言:“从前，县衙之下有经征赋税组织，名曰乡”[23]。确实，主要职责与赋役征收相关是这些组织的一大特色，至少，清末状况正是如此。

大多数第二级单位——图、社、里——包括20至40个村庄，可以说其唯一职责便是征收赋税。“里”是赋役征收区划——里甲制——中的最高单位。从18世纪到19世纪，随着里甲制的逐渐毁坏，“里”成为乡之下的一个地理区划，负责督促，甚至征收赋役。[24]“图”最初是“里”下的一个区划，但到19世纪末，在山东和河北大部分地区，“图”取得了与“里”相同的辖区及职权。[25]“社”最初是为促进农业生产而成立的小集体，张玉法认为它是经营社仓和其他事业的合作单位，到清末时，在华北某些地区它也成为经征赋税的区划。[26]

孔飞力发现，实行“顺庄法”，即按田主所在地而不是按田地坐落地编制田赋征册之后，里、图、社等田赋征收区划成为多余。[27]但实际上，里、图、社仍然代官府行事，它不以田地而以村落和花户所在地区为区划标准。在每一区划中，官府任命一书手(社书或里书)，定期登记辖区中花户田地的增减(不论该地坐落于何里何社)，至于书手们调查田地增减的细节将在第八章中再论。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许多地区，书手不仅登记田产变化，而且催促，甚至征收田赋。由于他没有官俸，故他只能靠收取佣金来维持生存。[28]书手是一种国家经纪，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与包税人相似。

在第二级组织中，我们还发现一套与经征赋役的区划和人员不相同的结构。但在19世纪时，他们的职能趋于一致，这一事例便是顺义县和昌黎县的“路”和“牌”，他们的职名分别是“保正”和“地方”。在这一级中，“保正”的称呼似乎较为少见。其机构源自于登记户籍和监督连坐的保甲制，其主要职能是在县衙与村庄，或者与第三级组织之间起中介作用。1903年之前，顺义县——路的长官——保正，下辖三四名乡警，负责缉捕盗贼，并催征田赋。[29]不过，这种保正十分少见，顺义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其领近京师，需要加强保警治安有关。

众所周知，到18世纪中期，保甲人员担负了许多赋役催征责任，从而使保甲制与里甲制职责混淆不清。[30]同样，保正、地方和其他第二级职员亦从事田赋催征事务。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与同级的书手们的职能有相似之处。例如，在良乡县，这一级中的“老人”一职不仅负责保警治安，而且担当经征赋税的责任。[31]

“地方”(亦称地保或乡保)的辖区往往属于第三级，而不是第二级，下辖数个至20个村庄不等。正是在这一级中反映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经纪体制的问题令人最感兴趣。在展开讨论之前，我要强调指出清末华北地方行政体系中一个特殊现象，即在县衙之下营利型经纪相对较少。翁之镛认为，清末推行厘金制以后，为县政权之下的国家经纪提供了捞钱良机，使其人数剧增。他还指出，经纪来源更为复杂，流动性更大，故其与村庄的关系更为松散，也不易受村庄制约。我在阅读华北有关资料时发现，正如琼斯的研究表明的那样，在华北地区，县衙之下的营利型经纪并不像翁之镛所说的那样普遍，其迅速膨胀乃是进入民国后的事。[32]

对于“地方”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以往著述分歧不大。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这种体制历史悠久，但“地方”的作用在里甲制毁坏之后才显得更为重要。初时“地方”独立行使职权，后来兼任保甲制的某些职责，而在某些地区，则干脆取代保甲制而行事。“地方”的职责在于催交田赋、登记户口、向官府报告凶杀、盗窃、纵火和财产纠纷等案件。他被传往县城充做各种事件的见证人，有时得征收过期未纳之田赋，并征收临时摊款。学者们还一致认为，“地方”的地位极其低下，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他们经常与被村众所鄙视的衙役打交道。“地方”多出自村中贫民或中农阶层。[33]

围绕“地方”一职在联结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职能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老一辈学者如萧公权，认为“地方”是乡村社会的代表，而新一代学者如约翰·瓦特(John Watt)等则认为“地方”并不代表乡村社会，也不是乡村利益的保护者，而是县衙之下由知县任命并向知县负责的下层吏役。[34]佐伯富则认为“地方”有双重职责，他既是乡村社会的代表(但不是乡村社会的领袖)，又是政府的联络员，他负责乡村中的修筑堤坝、赈济灾荒等集体事务，同时又充当政府最下层吏役，由于他是乡村社会的代表，所以最适合充任此职。换句话说，佐伯富认为不应将“地方”的两个职能对立起来。[35]

我认为佐伯富的概括比较正确，不过，我与他分析的角度不同。国家政权利用“地方”为其“服役”，但并不为其提供报酬，也无意将其纳入官僚机构。作为国家经纪，“地方”通过垄断国家与村庄之间的联系而获得了某种权力。不少材料表明，“地方”利用其职权损公肥私，骚扰村民。[36]如果一些人觉得“地方”并不属于营利型国家经纪，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属于官府所承认的、被纳入衙门序列的吏役中，而主要是因为，作为乡村社会中身份较低的一员，“地方”不得不尊重乡村社会中有权威的地方领袖的意见。而且，不少村社发展了村际合作组织(特别是在第三级)，其主要目的便是要制约“地方”的所作所为。下面我将分析这些村际组织。

以经纪模型去分析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便很容易理解这类村际间的合作组织。为了完成某些义务(否则要由吏役等营利型经纪来完成)，或有效地与国家政权及其代理人打交道，数个村庄自愿或由同家政权指令结成一集体组织，这些组织往往承担起经纪的角色，但其目的不是为了营利，而是要保护社区利益。孔飞力、琼斯以及其他学者讨论过的“协图”、“义图”、“义集”便属此类。[37]这些组织推出自己的代表来完成官府差派，从而阻止包税人和国家经纪的敲诈勒索。[38]

黄宗智所述河北省宝坻县数村联合推举乡保亦属此类。约20个村庄的首事们向县衙推举乡保而由知县批准任命。[39]另外，马克·阿里(Mark Allee)对19世纪台湾北部地区国家政权与乡村组织的研究亦揭示出，乡绅和庶民领袖均被卷入保护型组织之中[40]，在满铁调查的村庄中，这种自卫型社区组织的最好事例来自河北省昌黎县。在该县的县衙与村庄之间有4级组织。最高一级为“班”，全县分为3班，其下为6个堡，分别坐落于大的集镇之上。关于这层组织机构下节再讨论。堡下为征收赋税区划的社(见本书第八章)，在同一级，还有由20个左右的村庄组成的“牌”，每堡分六七个牌不等，全县分为46个牌。不过，在牌一级并无行政职员，在19世纪末期时“牌”亦无明确的职责。事实上，起重要作用的单位是“半牌”，约由10余个村庄组成。

据说，各村为了避免单独与“地方”打交道才结成“半牌”组织，加入组织的各村要凑钱给“地方”作为“公务费”，这些费用包括“地方”因公务而在县城的住宿费、调查并上报案件以及为无人认领之尸买棺安葬的费用等等。其经常性开支之一是不得不向县衙吏役交纳贿赂和“规费”。一般情况下，“半牌”中的村庄每年分两次向“地方”发放“报酬”。[41]

尽管“半牌”组织主要是为了应付官府而设立的，但有时亦超越其原有职能而从事其他村际合作事业，联庄自卫即是以“半牌”为单位建立起来的。有时，护秋组织也以“半牌”为单位，但这种组织难以持久，因为10余个村庄的范围太大，不易合作。但总的来说，“半牌”是一个乡村社会维护自身利益不受掠夺性经纪以及国家政权勒索的组织，它凑钱赎出被差役逮捕的无辜村民，并且在水患时代表村民请求减免田赋。[42]

作为社区自卫组织反对污吏勒索的事例，在1895年竖立于泥井镇的一块石碑上得到印证。泥井是一个新兴集市，由于规模尚小，它没有参加为县衙所承认的6堡12街市的祭祀孔庙组织，所以，泥井集上的屠户也不向孔庙祭祀仪式捐肉。但是，1893年，“官屠(显然是指领取牙贴的屠户)来集硬派散屠(指泥并镇上的小屠户)，每名贴钱若干”。该镇屠户拒绝交纳，由此屠户与收税人之间展开了持久的争斗。当屠户罢市，集上无肉之时，当地乡绅便出面干涉，最后达成协议:该市屠户交纳捐税，但不由官屠征收，而是由该集“地方”代为收取，从而使屠户免与为人憎恨的官屠打交道。[43]“地方”在“半牌”中的作用十分类似琼斯所讨论的“义集制”。在义集上，商人们自己管理并征收商税。在这一事例中，人们更信任“地方”，而不信任官屠，这大约是因为人们觉得“地方”与本社区的关系更为密切。

“半牌”也是联盟或参加上层组织的基本单位。莫各堡(堡即集市所在地)的一块石碑记载道:“莫各堡有春秋二季之供，曰小差，曰杂差，又名之平差，总之，即二壮班所领之差也。因无定章，蒙官诈索，任意苛派，或相倍蓰，或相什伯，增加日甚，民难聊生。所以合堡同议，公举董事郑国瑞(等九人)等呈请在案，蒙经步军统领衙门肃亲王札饬通承道宪提讯，当堂断令，从光绪二十九年春季，遵照四千九百六十六吊豁减三成，共折东钱三千四百七十六吊二百文，札发到县，蒙代理正堂王尊出示晓谕，永无增减。”牌文末有各庄(“半牌”)董事人姓名。[44]“半牌”组织加入县衙之下的行政体系是乡村社会扩展自己权力的创造之举，在其他满铁调查村庄中，也能找到这种类似的对付行政苛求的村际组织。[45]

以昌黎县“半牌”为典型的保护型经纪组织是乡村社会中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组织结构上来看，“半牌”的聚集性——或者从上往下来看，其分离性——使它成为可介入行政体系各阶层的有力的社区工具。其另一结构特征是它与其他组织体系(如市场体系)相关而不混同。例如，尽管“半牌”的联结中心位于集市，但它包括的村庄数目却有一定之规而与集市所覆盖的村庄并不相同。所以保护型经纪体制的组织以行政区划为原则，而不以市场体系为准绳。不过，“半牌”以集市为中心，又被赋予其他责任，使这种经纪体制具有更大的威力和威信，从而使它成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正统权威的载体。正因为如此，封建国家亦发觉它是比营利型经纪体制更为优越的深入乡村社会的工具。

尽管在19世纪时，保护型经纪体制被普遍应用，但对封建国家来说，这并不是解决偷税漏税和贪污中饱问题的有效手段。其原因之一在于，虽然从分析上来看，营利型与保护型经纪泾渭分明，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无质的区别，这在清朝臭名昭著的“包揽”型体制(由地方劣绅代征粮钱)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种非法包揽中，地方劣绅以保护人姿态出现，代平民纳税而从中收取佣金，很明显，这是一种营利型事业。不过，乡绅代他人纳税亦有保护性质，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吏役和其他掠夺型经纪的反应。一些弱小之户常常寻求地方豪绅的庇护，通过其手代交赋税，使自己免遭非法勒索。“包揽”代表了两种经纪体制的不同特点，同时反映了在乡村社会中这两种体制之间的含糊关系。[46]

由乡绅操纵保护型经纪体制使国家无法放心地将其作为征收赋税的工具，除此之外尚有其他令官府担忧的事情。保护型经纪体制无法解决偷税漏税这一根本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乡绅参与其中，而且因为实际土地占有情况是乡村社会共守的一个秘密。此外，尽管这种体制可以保护社区利益，但当它征收捐税时，也难免营利型经纪从中以公谋私。实际状况也正是如此，在20世纪的华北大地，当营利型经纪膨胀发展之时，他们必然侵入保护型体制之中，从而使其保护功能渐失而逐步变质。

在财政及行政事务上，晚清政府主要通过以上两种经纪体制来控制乡村社会。再重复一遍，在分析帝国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中，经纪模型比“乡绅社会”模型更为确切。这两种经纪模型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国家政权的代表——知县，是如何治理一县之众的，从而没有必要将分散的绅士视为整板一块，也没有必要在绅士和非绅士精英之间硬性画线。在以上所举昌黎、宝坻以及台湾北部保护型经纪的事例中，乡绅和庶民领袖均起作用。[47]而且，在包揽事例中亦可发现，下层绅士卷入营利型经纪体制中亦不少见。

由于营利型国家经纪视其职权为牟利的手段，故其不能被视为正统权威之母体的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反，保护型经纪体制则包容于文化网络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保护型经济体制的含糊职能在影响着文化网络本身。尽管这种保护型体制由乡村社会领袖们所创建并赋予其集体价值观念，但它极易受营利型经纪的操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护型经纪组织是文化网络中的易变因素，它代表着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倾斜关系。作为本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保护型经纪”一词将文化与行政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进入20世纪之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是造成席卷全国的政治动乱的主要动力。

【注释】

[1]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与财政》，第110—112页。

[2] 李陵:《河北省静海县之田赋及其征收制度》;天野元之助:《苛捐杂税下的河北农村》;万国鼎:《中国田赋鸟瞰及其改革前途》。

[3] 丹泥林:《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第94页。

[4] 万国鼎:《中国田赋鸟瞰及其改革前途》，第132页;萧公权:《中国乡村》，第85、589页。

[5] 万国鼎:《中国田赋鸟瞰及其改革前途》，第133页;李陵:《河北省静海县之田赋及其征收制度》;天野元之助:《苛捐杂税下的河北农村》，第33页;《惯调》，第3卷第367页。

[6] 《惯调》，第6卷第1页。甚至在抗战之后，共产党仍利用隐田问题在华北鼓动革命斗争，见佩珀:《中国之内战》，第261、269、271页。

[7] 韦伯:《中国之宗教》，第55—56页。

[8] 曾小林:《知县的银两》。

[9] 韦伯:《中国之宗教》，第49—50页。

[10] 瓦特:《中国之地方官》，第144页;瓦特:《衙门与城市管理》，第364页。

[11]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38、55页;瓦特:《中国之地方官》，第364页。

[12]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46页。

[13]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28、46页。

[14] 我所称的“营利型国家经纪”是指那些被国家权力所利用的，但在一个不断商品化的社会中却没有合法收入的职员。为了强调其专断和压榨本质，我有时也用“贪婪经纪”或“掠夺经纪”来形容他们，这一词语带有道义评断色彩，故不宜作为对这类人物的定义。

[15] 天野元之助:《苛捐杂税下的河北农村》，第34—35页。

[16]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51页。

[17] 《顺义县志》，卷二第5—7页，卷五第29—30页，卷十六第21页;《昌黎县志》，卷四第38—39页;《栾城县志》，卷一第1—2页;《良乡县志》，卷一第12、15页;《历城县志》，卷二第1页，卷三第6—17页;《恩县志》，卷一第26—28页，卷二第16页。《惯调》，第2卷第297、342页;《惯调》，第3卷第325、406页;《惯调》，第4卷第290、369~370、399页;《惯调》，第5卷第12、38、662页。

[18] 佐伯富:《清代的乡约和地保》，第92页。

[19] 萧公权:《中国乡村》，第12页。

[20] 萧公权，同上书，第12、546页。

[21] 《昌黎县志》，卷四第38—39页;《栾城县志》，卷二第2期;《良乡县志》，卷二第43页。

[22] 《惯调》，第5卷第43、350页;吉赛特:《权力与社会》，第43页。

[23] 《直隶全省财政说明书》，田赋部分，第37页。

[24] 萧公权:《中国乡村》，第546页。

[25] 萧公权，同上书，第527页;《恩县志》，卷二第16页。

[26]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下册，第46页;萧公权:《中国乡村》，第39页。

[27]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与财政》，第107页。

[28] 小沼正:《华北农村田赋征收机构考察》，第23—24页。

[29] 《惯调》，第2卷第297、339、388、420页;《惯调》，第5卷第13、319、392页。

[30] 萧公权:《中国乡村》，第60页。

[31] 《惯调》，第5卷第622页;《惯调》，第2卷第339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225—227页。

[32] 翁之镛:《民国财政简论》，第35—37页;琼斯:《地方商人与中国官僚政治》，第104、116页。

[33] 萧公权:《中国乡村》，第64—66页;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3—4页;瓦特:《晚清之地方官》，第190页;佐伯富:《清代的乡约和地保》，第91—110页;黄宗智:《县档案与地方社会史研究》;斯威特:《从福建教案中来看地保在地方行政中的作用》，第2—3页。

[34]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4页;萧公权:《中国乡村》，第97页;斯威特:《从福建教案中来看地保在地方行政中的作用》，第5、22页;瓦特:《晚清之地方官》，第190页;《惯调》，第3卷第44页。

[35] 佐伯富:《清代的乡约和地保》，第91—99页。

[36] 《惯调》，第3卷第406页;《惯调》，第5卷第333页。

[37]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与财政》，第109页;琼斯:《县级贸易组织》，第85页。

[38] 当然，这种组织并不一定平等地保护该组织中的所有成员，那些势力较强者从中获得的利益较弱者为多。

[39]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225—227页。

[40]阿里:《官印:19世纪时台湾的县政府与地方领袖》。

[41] 《惯调》，第5卷第12、43、320、350页。

[42] 同上书，第5卷第13、321页。

[43] 《惯调》，第5卷第375页。侯家营所在的昌黎县在1865—1933年间集市数目剧增，从12个增加到30个，而其间每个集市辐射人口从22645人减少到13358人。集市的繁荣可能与自东北流入钱财有关。见石原润:《明清及民国时期河北省之集市》，第248—249、251页。

[44] 《惯调》，第5卷第376页。

[45] 关于顺义县的情况，见《惯调》，第2卷第337—338、389页;关于历城县的情况，见《惯调》第4卷第34页。

[46] 孔飞力:《晚清之叛乱及其敌人》，第98—99页;萧公权:《中国乡村》，第132—139页。

[47] 阿里:《官印:19世纪时台湾的县政府与地方领袖》，第9—12页。

第三章 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

本世纪初是我研究的起点，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政权进化中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在其后50年间乡村社会中的一系列变革都与这一时刻有关，如义和团的失败、列强的赔款索要、清政府的种种集权措施都对乡村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运动以清末新政而达到顶点，它企图改变19世纪时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中的软弱状态。罗杰·汤普森(Roger Thompson)对20世纪最初10年间清朝官员们改革努力的研究表明，在晚清政权，特别是省级封疆大吏中，维新的意识普遍存在。总督刘坤一和张之洞在奏折中疾呼:

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国既治则贫弱者可以力求富强，国不治则富强者亦必转为贫弱。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1]

汤普森的著作还探讨了改革者的不同思路，特别是对山西巡抚赵尔巽和直隶总督袁世凯作了比较研究:前者在保持中国传统体制的基础上做点调整;后者则效法日本和西洋体制，依靠留日归国学生制定新法，他的不少僚属在国家政府中担任要职。[2]当袁世凯任山东巡抚(1899—1901)和直隶总督(1901—1907)时，他普遍建立了警察制和新学堂。[3]这些举措表明:当政者企图加强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控制，但却带来了未曾预想到的后果，加剧了乡村社会中的矛盾。

本章将探讨地方政权现代化这一问题。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政权在层次和利益上是复杂多样的，诸如上述两省的督抚代表着集权势力，力图推进国家政权的建设，与清廷保持一致，而另一些人则视扩张权力为捞取油水的天赐良机。在省、县两级亦存在着争权夺利的尔虞我诈。“政权建设”这一西方概念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为此，在本章后部我引入“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这一概念以尽力掌握这种复杂性。

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

随着国家政权在乡村的延伸，作为其主要职能的税收任务更为艰巨和复杂。举办新的事业，特别是为新政提供资金并偿付庚子赔款，使解决漏税和中饱问题更为迫切。而且，这两个问题亦成为新政辩论中的一个焦点，有些人以此作为将官僚化机构深入下层的借口。

20世纪的国家政权认为将地方行政机构正规化是巩固国家政权的有效办法，从而使下层政权与中央保持一致。问题是如何使官僚机构下层服从。韦伯认为在现代官僚机构中达到这一目的有三个条件:第一，官员有可靠的薪金;第二，职业稳定，并有晋升机会;第三，官员们有明确的职位感，下级服从上级。[4]

19世纪时，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人便提出使吏役官僚化从而限制其胡作非为的主张，同治中兴时的一些名臣即有这种思想，丁日昌便是其中一位。丁日昌认为吏役们之所以滥用权力，自暴自弃，是因为他们被排斥在仕途之外，这不仅使上级无法有效地监督他们，而且舆论监督也无济于事。丁日昌建议通过考试录用吏役，并给以适当薪俸，按定期考核结果给予升降。换句话说，他希望在官僚体制中为吏役们提供一条仕进途径。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建议未被采纳。[5]

政权革新不只是要使县级吏役官僚化，而且要使县级以下的行政体系正规化，使其能更有效地推行国家政策。由于县级以下行政机构直接与乡村大众打交道，故其正规化显得更为迫切。为了把握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中重组行政机构的具体措施，我将着重探讨基层政权是如何在村庄和国家之间求得公众认可的。

根据奏报，县政权之下基层警察制及学堂初建于山东(1901年)和直隶(1903年)。[6]随着由乡绅控制的地方议会的建立，向农村摊派的警款和学款亦越来越重。如孔飞力的研究所示，最迟在19世纪末，乡绅们主办的地方公共事业已很普遍，但直到1908—1909年间政权维新时这些举措才得到官府的承认和合法化。[7] 1909年法令规定:地方自治机构有权支配摊款并在财政短缺时决定征收摊款。[8]这可能是对农民十分怨恨的“白地摊款”的第一次公开承认并使其合法化。

民国建立之后，采取了使地方政权正规化的第一个步骤:1913年，对知县进行了首次考试。奥德里克·吴(Odoric Wou)对河南的研究证明，这些考试选拔出一批比清朝科举出身的官僚更为年轻、并有实际才干的县官。而且，县令挑选的吏役得由自治局批准认命。[9]但是，到了20年代，半数以上的县官并非考试出身，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山东为20%，在河北为31%)是本省人在本省任知县。[10]这宣告了官僚制度中的“回避制度”已成空文，官僚化的结果并不十分理想。

县政权之下的变化亦值得注意，虽然早在清末时不少地方已建立了区制，但地方自治局仍利用旧有的乡级行政组织征收摊款，这包括旧系统中的一、二级组织(见第二章)以及自19世纪末以来由乡绅控制的团体组织。[11]民国初年，“区”是一自治单位，但1915年在袁世凯宪制改革之后，“区”成为政府最低一级组织，并且，至少在理论上，它直接受县政权的严格控制。[12]

“区”是在1908—1914年间建立起来的，经常是以旧组织中的第一级为基础，在较大的乡、保所在的村镇设立区公所。区设区长，下辖数名属员和一队警察，区有权摊款，并在警察协助下征收，这是国家政权在民国初年扩张中的最大“成就”。1912年《乡镇自治法》颁布之后，区的权力一度为“乡制”所削弱，但乡制并未推广。因为“区制”是榨取钱财的最有效工具，所以，它受到占领华北地区的各路军阀的支持和承认。[13]

1928年，当国民政府统一北方之后，它决心使区级组织正规化。最初，区拟定为自治单位，区长由选举产生。但到1933年，它已成为“县政权的分支机构”。[14]首先，在一些县份区数减少，从而更有利于县政府加强控制;其次，区里“公务”人员增加，到1933年，区警察队伍超过16人，区长不再兼任警察队长，警长职权不受区长制约。[15]这一分离，可能是因为国家政府为了防止区级权力过分集中。

国民政府不仅将区政府视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和加强，而且，它还肯定了区政府在整个民族复兴中的地位。根据国民政府的设想，区政权不仅要统计人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维护治安，而且要担负起建设近代文明基础设施的任务:如兴办教育、参与自治、多种经营、发展经济。[16]但实际上，榨取财税一直是区政权的中心任务。结果，尽管区政权亦干些组织乡村防卫、确认村长的选补、调解村长无法解决的争端等事，但其主要职责仍在于征收赋税。这不仅是为上级(包括军队)，而且也是为其本身而操忙。[17]

但是，作为一个榨取赋税的机构，区是否达到了理想的目标，从而成为官僚化政府的分支？按规定，区长是由省政府任命的县级以下行政官员，应遵守“回避制度”，并且不得连任3年，而且，区长应有固定的收入，即月薪50元左右。[18]但事实上，区级政府存在着许多旧政权下层机构中的弊端:第一，据认为区长的薪金不足消费，他从其他途径可获得为薪金数倍的收入。警察和其他区政府职员的薪金更低，月薪约20—30元。正因为如此，警察们一进村便千方百计地榨取钱财，而收受“馈赠”更是司空见惯。所以毫不奇怪，在村财政支出表中，最大项目便是交纳“区款”，其中包括警款和“招待费”。[19]第二，区公所随便摊款，无所制约。[20]

国家政权的向下延伸只实现了下层机构的半官僚化。

国家所承认的第二级组织是村庄。在20世纪之初，县政府承认村长、村副，甚至村庄首事的权威。[21]村领袖们负责维持新学、修筑道路，并为整个国家的近代化从事各种公共事业。村公会被认为是为这些事业提供财源，并完成上级，特别是区政府按村摊款的一个重要工具。

1928年后，国民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且，作为孙中山民主思想的“继承人”，他们不得不举起“自治”这块招牌，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以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村治”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被扭曲了的“自治”。[22]

国民政府实施的是“乡镇”自治法。“乡”、“镇”是乡村最高自治组织，乡、镇之下是“闾”(25户)、“邻”(5户)制，邻举一人入闾办事，闾举一人组成乡公会。原设想一乡为100—1000户，但直到日本进占华北之前，每乡很少超过250户。乡、镇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它被赋予完成上级政令、征收赋税，甚至摊派款项并向上级提交赋税的权力和责任。[23]因为许多村庄户数不足100户，或超过250户，并不符合乡、镇那种户数要求，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如同过去一样，自然村组织仍然存在，并发挥着职能。直至日军在华北严格推行“大乡制”(1000户为一大乡)以后，自然村结构才受到破坏，而这对乡村领导体系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当国家政权确认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联系的中介人是区公所职员和村庄领袖们之后，原来作为国家与乡村中介人的“地方”的职权大为削弱了。如前所述，“地方”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却能垄断国家与乡村之间的联系。当村领袖被公认为村庄与国家打交道的合法代表之后，“地方”的差使渐渐变成在村庄传递信息。在一些村庄，“地方”传信与调查的职能为区警察所取代，而在另一些村庄，“地方”一职干脆被取消了。[24]

更为明显的是，随着村庄作为最下层行政单位被广泛承认和自身实力的增长，原先那种村庄间形成的保护型经纪体制控制“地方”的作用也在消失。这里，我用词十分谨慎，因为农村实情复杂多样——各种势力都想借用国家权力扩张的机会来壮大自己——所以，在不同情况下，保护型经纪体制被加强或被打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权力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国家政权希望在官僚机构和乡村居民点(村庄)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但同时，不断增长的财政需求又迫使村庄形成保护型经纪体制。我们可以将征收赋税和摊款的过程看成是一种经纪体制，这种征收摊款的方法从根本上不同于田赋和田赋附加，它是由国家向作为整体的村庄而不是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个人摊派，村庄自己制定其向各户的摊派办法。但是，如我们所知，保护型经纪体制并不能根除漏税和中饱的弊端。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摊款的唯一便捷之处在于，摊派时不必考虑村庄的实际土地占有量——故也不必顾虑偷漏税款问题。国家政权机构在其感觉“手紧”时便可随时摊款，至于如何派款到户和是否公允，则由村庄和下属自行处理。如此，国家便不必考虑地权的转移，同时国家可利用较为可靠的地方领袖集团来征收税款。尽管国家政权省却了对漏税现象的忧虑，但它却面临着另一个问题:款项的摊派往往忽视了村庄的承受能力。

从村庄的角度来看，这种以摊款为核心的新体制代表着一种不同类型但更为分裂的保护型经纪体制。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打交道。这样，村庄很难从旧有的那种抵抗营利型经纪掠夺的文化网络中获得力量。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国家权力的加强，一大批营利型甚至掠夺型经纪被抛向社会，他们改头换面，继续控制着村庄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村庄不得不重建旧式的保护型经纪体制。要了解这一点，就得剖析地方政权的财政收支。

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

清朝的财政危机使中央政府的实际收入大大减少——从1750年至20世纪初的150年间，其直接税，即田赋和田赋附加的实际收入减少了约2/3。[25]直到1905年，物价的上涨速度一直超过田赋的增长速度。因为地方政府(省和县)财政收入的大部分亦来自田赋和田赋附加，田赋收入的实际减少亦影响到省、县财政。[26]但间接税，即商税的收入却大不相同，为应付19世纪中期以来的内忧外患，税率剧增，中央和地方的商税收入都大为提高。[27]

如上面研究所示，通过20世纪初期的近代化运动，不论从政府组织机构还是从榨取税收多少来看，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都大为加强。例如，在直隶定州，1903—1911年间，物价上涨了7. 5%，但田赋和田赋附加却增加了35%。[28]尽管有个别年份例外，但财政收入基本上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在本节里，我将探讨省级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

在讨论省级财政之前，很有必要先看一下中央政权在省财政中的作用。尽管有雍正时期的改革，但有清一代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的范围划分一直不很明确。从1909年财政改革开始直到1916年立法告成，中央与省级财政收支才明确分开。但是，省政权与下级政权之间的收支仍未划分明确，使省政府有权向下层机构任意解款。[29]

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1916)，中央与省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相对平稳，但在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7)，各省督军经常截留应解归中央财库的田赋款项。[30]国民政府时期，田赋和田赋附加归省政府支配，但我们不能由此匆忙推论中央在华北地区税收减少。例如，以河北省定县为例，[31] 1929年和30年代中期，定县上交中央财库的金额增加了150%，其增长率远远超过同时期作为全国统一政府的中央财政总收入增长率。[32]

河北和山东税收在全国财政中占有重要的位置。1931—1932年，河北省财政支出在全国占第二位，山东占第七位。[33]“表一”显示出两省收支的实际增减数及与前一年比较的增减百分比。[34]从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与政权更替相应，省财政收支也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民国初年的袁世凯时期(以1913、1914、1916年为代表)，北洋军阀时期(1919、1925年)，国民政府时期(其余年份)。不难看出，尽管每个时期中税收增长速度较慢，甚至个别年份尚有减少，但三个时期相比其增长却十分突出。

河北省1913—1934年平均财政收入比1913—1916年平均数增长了42%，而同时期山东省则增长了5%。这一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此时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因为1931—1936年平均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14—1918年平均数仅增长了1. 08%。[35]省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源加强了控制，并表明其提高了对社会的控制力，此点值得引起重视。此时期中央政府权力被削弱，而省政府财源得到加强，其对社会的控制力也超过了以前。

尽管省政府财力加强，但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弄清在多大程度上这只是将原应解交中央财库的款项收归省有。换句话说，省政府到底开辟了多少新的税源？众所周知，军阀混战时田赋收入实际上归省支配，而国民政府则对这一分配在法律上予以承认。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表一”的前3年(1913、1914、1916年)河北省财政收入中并未包括田赋，因为直到袁世凯死时，省政府仍将田赋的绝大部分解交中央(但是，省政府征收归己的田赋附加往往超过中央政府30%的规定)。[36]虽然我们只对这3年中河北省1916年的田赋收入作一估计，但这足以使我们有了比较的基线。

当我们将1916年河北省田赋实际收入数加入“表一”其他税收之后，其结果便如“表二”所示，其各年的增长变化便不如“表一”那样迅速。1925年的田赋收入不仅低于1919年，而且低于1916年，但对此应作某些修正。军阀混战时期省级财政收入可能有以多报少现象，而且尽管省政府截留部分田赋，但它们向中央财库解交部分款项，这在河北尤为明显，因为它直接受到北京政府的控制。也就是说，河北省财政实际收入比表中数字要大，但具体增加多少我们无法计算，因为我们无从确知田赋收入中多大比例被解交中央。而且，北方各省(包括河北和山东)督军或省长经常加派捐税，其收入未列入正式预算，即使估计这些数字也十分困难。不过，此时期田赋之外的其他收入却增长了40%。所以， 1916—1925年间省财政各项收入的增长并不平衡，商税等增长而田赋等则保持不变，甚至减少。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5)河北省财政收入年增长率为2. 7%，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表一 河北、山东二省财政收支实况及年变化率(1913—1934)

资料来源:张一凡1935a:6，1935b:6。

a.本书中所说的“实际价值”是按南开大学根据天津批发价计算出来的物价指数换算而得的(“指数”，1937)。

表二 河北省实际财政收入及年变化率(1916—1934)

资料来源:《申报年鉴》1935，G—41，另见《农复会会报》1934，20期，所有数字均是用南开指数校订后所得。

尽管田赋收入减少或增长甚微，但直到国民政府时期，省财政收入仍在增加，1916年至30年代增长率超过10%，其主要原因是田赋之外的收入增加了。1925—1931年间增长率为7. 5%，其后因世界经济危机略有减少。但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之后，尽管省政府大幅度减免杂税，但1934年非田赋收入比1916年仍增长了300%，比1919年增长了184%。这表明河北省30年代中期开始的商税改革极大地开辟了税源。[37]

在山东省，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1919年和1925年田赋收入的具体数字，但有一点却十分明确:即尽管增长幅度不如河北省那样大，但自1916年直到国民政府时期，山东省财政收入一直保持着增长趋势。1916—1934年，山东省田赋收入增长了28%，而同时期非田赋税收则增长了246%，总财政收入30年代初(1931—1934)平均比1916年增长约50%，即年增长率将近4%。在山东，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比河北省为高。[38]

由此可见，省财政收入增长(特别是1919年以后)的绝大部分来自非田赋税收的增加，这与江苏的情形不同。在江苏，1915—1933年间，田赋及省政府征收的田赋附加总额增加了一倍。[39]田赋之外的主要收入为“捐税”，其中包括契税、牙税和营业税。1919—1925年间，河北省捐税占其总收入的31%，而1931—1934年间山东省捐税收入则占其总收入的23%。[40]这些捐税不仅增加了工商业者的负担，也影响到农民的生活，因为商人总是将其税收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41]而且，正如琼斯指出的那样，商税威胁着原有的地方贸易结构，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农民的日常生活。[42]

关于省财政支出状况，我们没有更为详尽的资料，但我们仍能揭示出国家政权的深入对乡村社会影响的特点。

用于军阀和政治派系混战的军事开支，在河北和山东二省的支出(特别是1919—1930年间)中占第一要位。1920—1925年间，军事开支占河北省支出的50%，而在山东则约占60%。战争费用使河北省在1920、1924、1925年出现财政赤字，1922、1925年山东亦因战费出现赤字。[43] 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和1924年的第一、第二次直奉战争，使省财政空虚，而公债增加(向银行和商人强行借款)，仅公债付息即使省财政支出大为增加。

军事开支增加在国家政权扩张中并不是奇怪的事。鲁道夫·布朗(Rudolf Braun)和其他学者指出，在18世纪的欧洲，军事费用在国家预算中不仅占最大比重，而且总是超过其他各项公用开支的总和，布朗戏称战争是“国家财政收支增长的动力”。[44]因战争费用而造成的巨额赤字不仅使税收机能内卷，而且使公债增加。成功的国家政权创设有效体制，使纳税成为公民义务，从而可以控制赤字，而且税率稳定，使国家财政有一稳固的税源和征收体制。[45]

那么，在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北方之前的华北财政合理化程度如何？ 1911—1928年，省政府屡次想使财政系统现代化并增辟税源:首先，在袁世凯政府时期，税款计算以元代(银)两，因为银的成色不同，换算不易。其次，在1914年，取消粮银换算(指粮食折银)比率，一律以银元为单位征收田赋。第三，旗地和其他免税田地升课征粮，田赋附加被固定下来并开展土地丈量。[46]

以上许多措施只是在1917—1925年间得到实施。1917年，河北静海县在财政科下设立“粮租征收处”，由县长和财政科长直接督导，该处职员约35人，本拟代行过去经纪们的职责。1922年，又设立“警款临时征收处”，“征收被灾停征正赋，各村庄之各种附加，及历年各项附加尾欠”。此外，还设立“升科过割股”，“专管地亩升科、钱粮过割与编造征册等事宜”。以上措施在田赋征收方面收效不大，这不仅表现在田赋收入增长无多，而且表现在旧有经纪(书手)及其助手并未根除，他们改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47]为增加商税而进行的机构改革，特别是在1924—1925年杨江德主持直隶政务时创设的直隶财政清理委员会，取得的成效较田赋改革为著。[48]

国民政府时期，名义上所有的军事开支归中央负责，但实际上省财政中军事费用一项并未消除。各省都得为驻扎该地的军队提供军饷，其数额根据军队的需要而定。例如，1931—1932年，河北和北方其他省份，要向张学良的东北军捐送巨额军饷。此外，地方上还维持一支保安部队，为此而征收了公安税。1931—1934年，河北省以上两项费用平均占年支出的25%左右。[49]

1921年和1931年山东省非军事开支的资料较为完整，这使我们能大概了解其“民用”支出的变化状况(见“表三”)。两年间支出年增长率超过50%。不论从哪方面讲，这一增长是惊人的，它表明省政府职能的扩大。省政府通过加强其行政和警察机构，从而增强了对乡村社会的干预能力。更为明显的是，通过“重建、交通、工业立法和政府企业”等，经济及社会的基础建设(其绝对投资增长了约10倍)得到发展，教育投资的增长亦表明社会基础设施的增加。

表三 山东省财政支出及其变化(1921—1931)

资料来源:张，1934∶238。

a.实际价值用南开物价指数(1926—100)计算而得。

国家权力的延伸与对社会控制的加强是在自觉的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不仅在国民政府时，而且在军阀混战之时，它们采取了各种使政府机能“合理化”的措施。但是，当我们考察更下一级，如县级状况时便会发现，国家财源的扩大只是部分地符合“合理化”设想。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人均国民收入并未增长的情况下盲目扩大政府机构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已十分明显。[50]这压力使国家政权的延伸只能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

尽管欧洲与中国在国家政权的扩张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中国国家权力的扩张有其自身的特点，即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与地方上无政府状态是同时发生的，换句话说，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在中国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我们应找一合适的概念来概括这种既有成功又有失败、税收增加而效益递减的奇怪现象。

我将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在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如同前面讨论过的营利型国家经纪一样，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在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增长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

我从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那里借用了“内卷化”这一概念，他最早是用此概念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的。[51]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降低，但它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即人均产值并未提高。

国家政权的扩张应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之上，否则其扩张便会成为吉尔茨所描述的那种“内卷化”。我对赋税征收系统中的效益作了如下定义:不论利用何种手段，当正式的国家税收机关收税增加，而且，其征自纳税人的税款在总税收中比例增大时便可说明是效益提高。相反，如果正式税收机关所征税款在总税收中比例并未增加(不论其绝对值是否增加)，则说明其效益低下。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换句话说，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后者正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增加榨取的必然结果。[52]

更广泛地说，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20世纪当中国政权依赖经纪制来扩大其控制力时，这不仅使旧的经纪层扩大，而且使经纪制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村庄。

古代中国崇尚无为而治，并不讲求效益，故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内卷化”问题，“内卷化”一词也不适用于在家长制或保守思想(不急于加强对物质生活和道德文化的控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和殖民地时代。许多封建和殖民地社会尚缺乏造成“内卷化”现象的另一重要条件:即地方政权并不是由想捞取利益但毫不负责任的营利型经纪人控制的，而是由社会精英所控制的。在封建时代，下层社会中国家和社会权力完全混合，社会精英其有独立权力基础的地方政权结构统治范围内获得典型发展。

尽管现代化、官僚化了的国家政权不可避免地仍然偏爱某些社会精英，但它力图发展一种不受精英们操纵的基层权力机构，即实现官僚化国家的“分离”理想，至少使政权从形式和结构上与社会相分离。尽管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想脱离社会权力的影响，但它无法使自身完全官僚化。民国政权可能有意于重用旧有的经纪体制增辟税源，也可能对营利型经纪的再生无可奈何，但不论原因何在，这都阻碍了国家政权的真正扩张。

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经纪型体制的存在十分普遍。例如在印度，普通人总是得依靠中介人(经纪)来与官僚打交道，而公务的完成也离不开中介人。通常情况下，这些中介人是政府下层职员或职业经纪人，他们的唯一资本是与官府的联系，他们以此为生，故竭力保持这种关系。在这种经纪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国家不仅丧失利源予经纪人，而且因为经纪者们利用贿赂、分成等手段以打通与官府的关系，从而使国家政权失去其对官僚部分收入(占相当比例)的监督。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官僚们越来越看重这种“额外”收入，其自身也渐渐地半经纪化，从而忘却国家利益。当营利型经纪的再生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这表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达到了极点，它预示着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53]

如此看来，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国家政权在华北各省财政中的作用，重点考察其增长的真实原因。对县级及县级以下财政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一增长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内卷过程，它对农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河北省的县级财政

在民国初期，尽管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来源有所划分，但县政府与省政府之间的报解和截留却无明确的界限，这不仅使省政府控制着地方税源，而且使县级财政陷于混乱。

所以，民国时期与清政府时期一样，一县的财政收入有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其正式收入主要为各种附加税，晚清政府默许县政府在正税之上征收一定的附加归地方使用(如“耗羡”和后来的警费，学费附加)。1914年之后，附加税的范围扩大，地方政府被正式授予在田赋、契税以及其他各税之上征收附加的权力，但规定附加税不得超过正税的30%。在军阀混战时期，县政府与省政府之间就附加税的使用而讨价还价。[54]

1928年之后，田赋和田赋附加归原政府支配，作为“补偿”，省政府允许各县在原来“附加”之上再为“附加”，收入归县政府开支。在河北，附加税几乎达到正税的50%。[55]商税是当时的主要税源之一，按规定，其附加税不得超过本县解省税款的50%，但该项附加税的税率一再提高，在二三十年代，其收入往往超过田赋收入的二三倍，而在清朝商税只占总收入的5. 15%。直到民国初年，其收入亦仅占总收入的30%左右。[56]这种超过规定的附加税，是县政府非正式收入的主要来源。

县政府正式收入中的另一主要来源是上面讨论过的“亩捐”，即农民所说的“摊款”。最初，“亩捐”是向北方省份征收的供皇帝出巡、官员往来、军队开拔等费用的差役。在清末，“摊款”已被用来举办各种“新政”，但直到1911年之后，“摊款”才被正式固定下来，向各县摊派，用现银交纳。如前文所示，“摊款”的突出特点在于其摊派方式:以村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派款对象。摊款不同于附加税，它无固定的征收标准和对象，县政府和地方精英为摊款多少往往争论不休。所以，与其将摊款说成是一种正式收入，不如将其视为临时性财政补充。[57]

但是，随着摊款的经常化、正规化，出现了为人痛恨的所谓“白地摊款”，虽然正式预算上并无这一项目，但县区政府、军队，甚至省政府根据“需要”，随时向地方勒索派款。军阀混战之时，战争频繁，摊款不断。进入国民政府之后，由于县政府职能加重、活动增加而资金短缺，“白地摊款”成为县政府预算中一项不可缺少的非正式收入。[58]临时(白地)摊款不同于按季征收的正规摊款，但同后者一样，它也是以村庄或其他团体而不是以个人作为摊派对象，至于如何向各户或个人摊派征收，由村庄或各团体自己决定。

临时摊款很快成为农民一项最为繁重的负担，而且不可能得到监督和限制，对政府来说，它成为比其他税收更为重要的资金来源。[59]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为参与征收摊款的官方和半官方职员贪污中饱的主要手段。正因摊款不属正规的财政预算，财经规章难以约束。在摊派过程中，各级国家经纪为饱私囊而层层加码，故很难弄清摊款的真正用途。

县政府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地位如何？ 1934年，河北和山东二省各县田赋附加总额分别为500万元和1100万元，而此年二省田赋收入分别为600万元和1500万元。[60]如此看来，县里公开的财政收入与省田赋收入相差无几。国民政府统一北方之后，县政府收入增长很快，在大萧条时期也不例外。如河北静海县1928—1933年间年增长率为17%。[61]

尽管如此，不少同时代的财政官员仍觉得县级财力空虚，认为上交的田赋数额太大，应截留更大部分归地方使用。根据1934年李景汉向第二届全国财政会议提交的数据，县政府实际收入分别占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从该县解去税款的75%和40%。在30年代中期县级税收分配中，中央政府占52%，省政府占27.5%，县政府仅占20%。李景汉认为上交税款很少返回而用于地方建设，所以他倡议进行财政改革，使县政府有权支配总税收的50%。[62]

县政府财政来源如“表四”所示，它与“表二”所示省政府收入有很大的不同。1931—1934年，非田赋(与土地无关)收入占省政府收入的70%—87%，而来自田赋、公产和亩捐(均与田地有关)的收入1931、1932、1933年分别占静海县财政总收入的62%、64%和76%。这种情况在河北各县是否普遍，因缺乏资料而难以断定。1929年定县牙税收入比静海为高，而根据西尼·甘布尔的研究，定县总收入中有较大比例来自特项税收(如牲畜、棉花、花生、木材等捐，占总收入的28%)，故其亩捐所占比重较静海县为低。[63]

表四 静海县(1928—1933)和定县(1929)的财政收入

资料来源:静海县，见冯华德1935∶700;定县，见甘布尔1968∶183。静海县总收入中4%—11%来自各种杂项收入。

对全国13省中县财政收入的抽样调查表明，各县情况接近静海县而非定县，田赋附加往往超过县财政总收入的60%，而商税收入则不足1%。[64]尽管以上数据表明县政府主要收入来自直接税，但它也揭示出河北省二三十年代在开辟间接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省政府从这一成效中取得的份额较县政府要高得多。

县政府的支出情况如何？“表五”为张某对1931年河北省130县支出状况研究及孙晓村对30年代初13省抽样调查所得。河北各县与全国范围平均支出的最大差别在于警察和防卫两项，河北各县在这两项的支出比全国平均数高出约20个百分点。由于北方各省动荡不安和战争频繁，其警察和防卫开支可能普遍高于南方省份。例如，此两项开支占山东各县总支出的32. 43%，而仅占江苏各县支出的18. 65%。河北省各县的支出可以静海县为例，其具体状况如“表六”所示。

对“表六”我们应作如下说明，教育是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教育费用主要用于兴办小学。[65]值得注意的是，军阀混战时期教育投资所占比重却比国民政府时期为大，当然，其绝对投资总额仍是在增长的。地方治安是另一项主要开支，1929年警察和保安费约占总支出75%，这种情况在河北各县大致相同。在30年代，随着现代化工程的兴建，以上两项开支所占比重减小，而区行政费用的增长则说明区政府职能和权力在逐渐扩大。[66]

表五 县财政支出，河北省及全国状况(1930)

资料来源:河北省，张1934，236—37;全国，孙晓村，1936∶39。

表六 河北省静海县财政支出，1919—1933(%)

资料来源:冯华德，1935∶708;又见冯1938，e∶1041—1042。

a.年平均数。

县财政支出一直捉襟见肘，不少人认为这是县政府自身措置不当造成的。在二三十年代，县政府不是利用不断增加的税收来巩固和提高已有设施和机关的办事效率，而是在省政府的命令下，不断地创立机构，增加“近代化”职能，如土地清丈局、卫生局、公路桥梁管理局、党训班等，各局经费极少，使一些有抱负的官员也难施展才能。例如，某县的水利和森林管理局全年经费为480元，仅能开支2个职员的薪金。[67]

在层层压力之下，县政府增设许多“现代化”部门，结果机构重叠，使有限的财源更显紧张。现代化的消防队与旧有防火机构并存。在县、镇、区皆设警察，而且区政府还兼管民团，它们各行其是，很少合作。不少时论者认为如果将所有这些治安力量合并起来统一指挥，不仅可以节省费用，而且会提高功效。[68]

机构的增设必然带来职员的膨胀，这就使用于设备和建设工程的资金减少。在对静海等4县的调查研究中，冯华德发现在各项费用中，仅工资一项即占总支出的70%—80%，占前三位的警察、教育和区行政部门中尤其如此。在区一级，90%的开支用于发放工资，而且，在1929—1931年，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薪金开支的绝对值亦在增长。[69]

工资与设备的高比率表明，政府官员办事效率极其低下。在静海县，有150名警察，但只有少量现代化武器。冯华德认为在这种装备缺乏的情况下，即使裁掉大半警察，亦不会影响治安实力。由于大部分县财政资金用于发放工资而甚少购置设备，故地方财政陷入恶性循环，似乎只是在养活不断庞大的官僚和国家经纪集团。地方政府成为布兰德利·吉赛特(Bradley Geisert)所称的“安置就业的机器”。冯华德归结道:“这种工资与设备的比例失调，尤其在诸如水利控制等设备投资应高于工资的经济部门，其结果只能是造成一批毫无作用的官僚。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支出只能等于资金浪费，徒然加重农民的负担。”[70]

造成比例失调的主要责任在省而不在县，因为省政府不断地命令县政府增设“现代化设施”，但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榨取县政府收入，将各县财政控制于自己手中，毫不放松。1928年，在县级设立财政局，直接向省财政厅负责，对县行政拥有极大的监督和控制权力。尽管财政局的设置并未完全达到省政府的预期目的，但它产生的压力使县财政往往陷于困境。[71]，从而造成事与愿违的以下结果。

第一，为了完成其基本的职责，县政府不得不巧立名目自筹款项，使附加税率提高、临时摊款增加而且更为频繁。[72]

第二，随着机构的增设，雇员增加，而资金有限，其结果只能如清朝那样，“僧多粥少”，微薄的薪金无法维生，从而迫使他们额外勒索。对这些国家经纪来讲，临时摊款是贪污中饱的绝佳机会，他们在往下摊派过程中层层加码，除解交上级外，其余部分归入私囊。公、私之间到底如何瓜分摊款，我们无从得知。

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内卷化的主要特征亦体现在摊款之中——经纪体制被延伸到区和村庄，这些区、村“经纪”在征收和解交各种摊款及其他捐税过程中上下伸手，以饱私囊。南京行政院在对这方面的调查中承认摊款是民之大患，一再指出其严重危害。例如，据报告，河北省邢台县山川区40个村镇，到1933年中期已交纳的治安费用已是预算额的数倍，超出部分主要为区政府和民团所挥霍。[73]在另一事例中，村民负担是原摊款额的5倍，其中差额为警察和自卫人员所得。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它不仅反映出农民负担沉重，而且揭示了整个正式和非正式政府机构是如何靠随心所欲的摊款来维持自身生存的。[74]

民国政府即使在省、县一级，亦是一个包括不同利益集团和动机的混合体:正式机构与营利型经纪集团有矛盾，省县之间有争夺。本章探讨了政权内部的结构及动力。如果我们承认国家政权内卷化普遍存在，特别是存在于下层政权，那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家力图加强对社会控制的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冲突是造成内卷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始于1900年而非1911年，新政策带来效益，但也造成弊端，结果使新政府轮回到旧体制之中，只是披上了一件“现代化”的外衣，当政者将发现他们自身已断送了制约这一弊端的机制。下面将讨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制约机制和途径。

【注释】

[1] 转引自汤普森:《希望与现实》，第16页。

[2] 汤普森:《希望与现实》，第459—460页。

[3] 麦金农:《晚清之权力与政治》，第22、136—179页。

[4]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第968页。

[5]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13页;奥科:《省级官僚机构的改革》，第133页。

[6]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761页;《直隶全省财政说明书》，田赋部分，第21页;《顺义县志》，卷十六第19页;麦金农:《晚清之权力与政治》，第22页。

[7]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与财政》，第116—117页;天野元之助:《支那农业经济论》，第2卷第39—47页。

[8] 李宗黄:《中国地方自治总论》，第340页。

[9] 吴:《民国时期的知县》;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第325页。

[10] 吴:《民国时期的知县》，第221、227—229页。

[11]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第325页;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与财政》，第119页;《顺义县志》，卷十六第19页。

[12] 彭雨新:《县地方财政》，第131页。

[13] 彭雨新，同上书，第132页;松本善海:《中国村落制度的历史研究》，第529页;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第325页;李宗黄:《中国地方自治总论》，第340页。

[14]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政府》，第286页。

[15] 《顺义县志》，卷二第7页;《望都县志》，卷三第10页。《惯调》，第2卷第333—334页;《惯调》，第3卷第406页;《惯调》第4卷第298页。

[16]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1卷第638页。

[17] 《惯调》，第2卷第333—334页;《惯调》，第3卷第416页;《惯调》，第4卷第300页;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181—244页。

[18] 《惯调》，第4卷第298页。

[19] 见中村治兵卫编的统计表(《华北农村开支》，第105—106页)。顺义县第一区年收入仅50元(《惯调》，第2卷第336页;徐德嶙:《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践》，第174页;《惯调》，第2卷第336页;《惯调》，第3卷第437页;《惯调》第4卷第292、298页;《惯调》，第5卷，第11—12页)。

[20] 中村治兵卫:《华北农村开支》，第88—89页;《惯调》，第4卷第325页。

[21] 《惯调》，第1卷第175、186—187页;《惯调》，第3卷第50、414页;《惯调》，第5卷第9、41、407、418页。

[22]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政府》，第284页。

[23] 见本书第六章。

[24] 《惯调》，第2卷第372页;《惯调》，第3卷第406页;《惯调》，第5卷第12、319页。

[25] 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第113页。

[26] 同上书，第121、125~126页。

[27] 同上书，第81页。

[28] 同上书，第119、126页。

[29] 李泉石:《中国之中央与地方财政》，第70—83页。

[30] 李泉石:《中国之中央与地方财政》，第83页。

[31] 关于1929年情况，见甘布尔:《定县》，第183页;关于30年代中期之情况，见《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5年，14—19卷第39页。

[32] 杨:《中国财政变革》，第102页。

[33] 张:《中国地方政府之开支》，第234页。

[34] 张一凡关于省级财政收入与支出的估计，其主要依据资料是上海的《申报年鉴》(1935年，G—36)。据年鉴编者称，其1925年之前的材料是每年度省级预算，1925年之后主要是根据行政院统计局的数字。本研究引用时还补充了省政府出版物及报刊上的资料。尽管没有简捷的方法检验这些资料，但我发觉它们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中文资料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见张森:《田赋与地方财政》，特别是第174、180、196页。值得注意的是，县级数字比省级数字更为确切，这是因为县级数字是在南开大学的研究员，特别是在冯华德和李陵的参与下，对县级资料及财政运作进行了精密的调查研究。他们的定性资料以及他们的基本结论，即农民的负担在日益加重的观点，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学者研究所得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35] 叶:《中国国民收入》，第105页。

[36] 孙佐齐:《中国田赋问题》，第155、238页。

[37] 琼斯:《地方商人与中国官僚政治》，第188—189页。

[38] 张一凡:《山东省地方财政之检讨》，第6页。

[39] 孙佐齐:《中国田赋问题》，第292—295页。

[40] 张一凡:《河北省地方财政之检讨》;张一凡:《山东省地方财政之检讨》，第7—8页。

[41] 孙晓村:《地方财政对于农村经济的影响》，第36—37页。

[42] 琼斯:《地方商人与中国官僚政治》，第188—199页。

[43] 丁述:《中国乡村经济的瓦解》，第419页。

[44] 布朗:《赋税，社会政治结构和国家政权建设》，第135页。

[45] 布朗:《赋税，社会政治结构和国家政权建设》，第136页。

[46] 孙佐齐:《中国田赋问题》，第371页。

[47] 李陵:《河北省静海县之田赋及其征收制度》，见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第998—1000页。

[48] 陈菊人:《定县田赋现状》;丁达:《中国乡村经济的瓦解》，第409—413页;张一凡:《河北省地方财政之检讨》，第3页。

[49] 《北支事情综览》，第126—127页。

[50] 叶:《中国国民收入》，第104页。

[51] 吉尔茨:《农业内卷》。

[52] 在有充分资料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可将国家政权建设(sm)与国家政权内卷化(si)用量化方式精确地表示出来。不论是在“建设”还是在“内卷”过程中，财政收入(即国家正式收入)的增长率(R)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之比率应该是上升的，用数学方式表示为: smandsi？(R/ Y)>0“建设”与“内卷”的区别在于国家税收与国民纳税总额之间差额的不同，假定国家实际税收(R)与征收过程中经纪收入(B)之和为S，则S=R+B不难推出:R/ S+B/ S=1=S/ S国家建设被定义为如下情形:不仅财政收入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是上升的，而且，财政收入与国民纳税总额的比率的增长速度大于经纪收入与国民纳税总额的比率的增长速度，用公式表示为:sm？(R/ Y)>0，并且，(R/ S)>(B/ S)。政权内卷化则表现为:尽管财政收入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是上升的，但是，经纪收入与国民纳税总额的比率si？(R/ Y)>0，并且，(B/ S)≥(R/ S)。列举这些公式是为了说明，在研究那些可估计出经纪收入的政权内卷化时，可以应用这些模式(例如，在印度，人们花费很大精力来推算经济流通中“黑钱”的数额)。我要感谢桑迪普托·孟德、钱德拉·肯特和安德利普·钱德辉，他们帮助我建立了这一模式。这里要提醒的是，不要将“政权内卷化”与坦比亚(见《文化、思想与社会行为》)的“行政管理内卷化”混同起来。

[53] 尽管并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但我还是借用了“ 国家政权内卷化” 这一概念,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一个更为合适的概念来描述这一过程。当然,我是抽象地使用“ 内卷化” 的,并用它来描述政治过程而非经济现象,如同吉尔茨从文化领域中借用这一词汇来研究“ 文化经济”现象一样。与所有的借用词一样,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本意,所以,我提醒读者注意内卷化的过程而不要纠缠内卷化这一名词。我所描述的“ 政权内卷化” 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处在于:1. 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 效益并未提高);2. 固定方式( 如营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其不同之处在于:1. 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力量常处于冲突之中;2. 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而在吉尔茨的概念中,内卷化的消极后果表现为长期的人口膨胀与资源枯竭的危机。

[54] 彭雨新:《县地方财政》，第1—2页;孙佐齐:《中国田赋问题》，第115页。

[55] 彭雨新:《县地方财政》，第3页;冯华德:《县地方行政之财政基础》，第702—703页。

[56] 《北支农业经济》，第60页;《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以下简写为《农复会会报》)，1934年3月号第6、8页。孙佐齐:《中国田赋问题》，第167页。

[57] 《北支农业经济》，第58页;徐正学:《农村问题》，第6页。

[58] 《北支事情综览》，第62页。

[59] 张一凡:《河北省地方财政之检讨》，第12页;《农复会会报》，1934年5月号第163页。

[60] 《农复会会报》，1934年7—12卷，20、21。

[61] 冯华德:《县地方行政之财政基础》，第712页。

[62] 《农复会会报》，1934年7—12卷，39;冯华德:《河北省高阳县的乡村财政》，第1032页。

[63] 甘布尔:《定县》，第183页。

[64] 孙晓村:《地方财政对于农村经济的影响》，第37页。

[65] 冯华德:《县地方行政之财政基础》，第713页。

[66] 冯华德:《河北省县财政支出之分析》，第1048页。

[67] 冯华德:《河北省县财政支出之分析》，第1051页。

[68] 同上书，第1045页;《北支农业经济》，第58页。

[69] 冯华德:《河北省地方财政开支》;冯华德:《县地方行政之财政基础》，第713、719页。

[70] 冯华德:《河北省地方财政开支》，第512页;冯华德:《河北省县财政支出之分析》，第1045页;吉赛特:《权力与社会》。

[71]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与财政》，第121—125页。

[72] 李陵:《河北省静海县之田赋及其征收制度》;陈菊人:《定县田赋现状》，第13、15页;《北支农业经济》，第62—63页;孙佐齐:《中国田赋问题》，第355页;徐正学:《中国农村》，第54、57—60页;冯华德:《河北省高阳县的乡村财政》，第1119页。

[73] 《农复会会报》，1934年5月号，第164页。

[74] 同上书，第167—168页;徐正学:《中国农村》，第122—127页;杜赞奇:《华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第220—226页。

第四章 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

不久以前，人们可能还怀疑宗族是华北社会文化网络中一重要因素的观点，他们觉得与南方的宗族势力相比，北方的宗族显得微不足道。与北方不同，南方的宗族多有较大的族产，家族成员散布数村，而且宗族与上级政府之间瓜葛颇深。一句话，南方宗族的共同财产及超村级联系成为乡村政治及冲突的根源，它不仅沟通向上浮动的渠道，而且保护同族弱者，并具有北方宗族所缺乏的共同意识。[1]

近来研究表明，那种庞大、复杂、联合式的宗族在中国并不普遍，可能只存在于华南及江南的某些地区。[2]研究者发现，北方那样的多族共居村庄在新界殖民地仍很普遍。[3]对旧的宗族研究范式的批评甚至比这些论点还要深入。斯蒂芬·桑格伦(Steven Sangren)对莫利斯·弗雷德曼(Maurice Freedman)以及休·贝克(Hugh Baker)提出的男系宗族占主要地位的观点提出激烈的批评，他认为以前对中国宗族的研究只是从各种规定及法理思想出发的，而未分析宗族的实际结构、职能及运作效果。对宗族集团实际作为的探究不仅可以揭示社会分析学家从中国男系意识形态中借用来的观念具体化和理论化，而且可以揭示宗族是如何融合于中国社会的组织体系之中的。[4]

上述观点为我们研究华北地区宗族组织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摆脱一族统治村庄的旧思想，我们便会发现，北方宗族并不是苍白无力的，虽然它并不庞大、复杂，并未拥有巨额族产、强大的同族意识，但在乡村社会中，它仍起着具体而重要的作用。我这里使用的宗族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由同一祖先繁衍下来的人群，通常由共同财产和婚丧庆吊联系在一起，并且居住于同一村庄。

同时，我还将证明过去对中国的宗族的认识，特别是其从历史上考察中国的宗族观点，仍有其合理的一面，值得借鉴，过分强调宗族的现实职能往往会诱使我们忽视宗族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考察中国的男系意识，我觉得它与帕翠莎·艾伯瑞(Patricia Ebrey)所称的“宗”更为接近。[5]从布劳代尔(Pierre Bourdieu)的观点来看，男系嫡传并不是构成北方农村血缘团体的唯一因素。但是，如同离开具体变种就无法理解血缘团体和宗族组织的职能一样，不弄清楚宗族的官方定义或模式也无法掌握其具体作用。[6]

宗族在典章、仪式及组织方面的特征使它成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一典型结构。在华北的大多数村庄，宗族操纵着传统的政治机制。村务管理、公共活动以及构成村公会成员名额的分配，都是以宗族或亚家族为划分的基础的。同时，不管封建国家对此是否承认，宗族是使村庄与中华文明更上一级的规范世界联系起来的重要基础。20世纪时国家政权的延伸极大地改变了宗族在文化网络中的作用。

当然，宗族在各村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有些村庄，宗族的作用十分有限。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及其在乡村社会文化网络中的作用，本章结尾将对两种类型的村庄(宗族型和宗教型)进行对比分析。

公共活动中的家庭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文化中“家”的含义十分广泛，学者们对其所下定义也是五花八门。为了简明并便于讨论，我将其归纳为如下两个概念。艾伯瑞在研究宋代家庭意识时区分了“宗”(男系相传的团体)和“家”(共同占有财产，共同生活的人群)的异同。“宗”强调共同的祖先、男系血缘的嫡传、按辈分排列长幼次序，现代宗族继承了其“同宗”含义。“家”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单位，结构单一并包括女性成员[7]，在一定程度上，其与梅伦·柯文(Myron Cohen)所研究的现代的台湾家庭无太大的区别。

日本法学家滋贺秀三详细考察了“宗”和“家”的区别。他认为“家”是一经济单位，一家人“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在分配上人人平等。但从法律权利上来看，“平均占有”的关系并不存在。例如，兄弟甲、乙两人并未分家，甲有3子，乙有1子，作为共同生活集体，6人所得消费品基本相等，但分家析产时，假定甲和乙均已亡故，此时家产并不是平分成4份而是分为2股，乙的独生子将继承半份家产，甲的3个儿子则平分另半份家产。从继承的观点来看，家庭偏重于传宗接代功能，而非经济协助团体。[8]

亚瑟·沃尔夫和黄杰山(音译)也作了同样的区别，一方面，“家”是传宗接代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共同使用继承财产(土地)的单位，“其同祖关系在宗庙、家坟和对死者的安葬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9]。女婿可能被视为家庭中一员但决不会被接纳入宗族之中。另一方面，“家”是一个共同生产和消费的单位，因为家庭成员同吃一锅饭，故“灶”成了家的代名词。沃尔夫和黄杰山进一步声称“家”和“灶”的联系，说明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是构成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沃尔夫在其早期著作中还认为，家有灶神，而灶神则是天界官僚体系中最低一员，他赏罚家庭成员的善恶。所以，“从家与灶君的联系来看，家庭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是构成帝国政治的一个元素”[10]。

在多数情况下，参加村中公共组织以及区、乡政治活动的家庭单位是如同沃尔夫和黄杰山所描述的“家”，他们告诫人们不要拘泥于“家”的字面含义。我认为这是暗示凡同灶的人群皆可视为一家，如梅伦·柯文所述不同居一院但仍为一家，那是实例。[11]这也得到满铁调查资料的证实，如某家的男儿到东北谋生，长久未归，但只要未分家产，未另立炉灶，他便被认为仍是家中一员，可见家是以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12]

但是，我从资料中发现，在有些村庄，集体活动的基本单位并不是以炉灶为中心共同预算的群体。在河北省的吴店和寺北柴，村政治和宗教活动的基本单位不是“家”而是“院子”。[13]例如，直到1940—1941年日本侵略军推行保甲以前，在村庄选举中，院子作为整体只可以投一票。[14]在另一个村庄，兄弟们已经分产，但在保甲册上仍注为一家。[15]

一个院子包括2家或3家，他们房屋相连或位于同一房子的不同房间，其家长们通常是分灶起火而未出院的兄弟。[16]显然，院子是位于家庭与宗族中的一个环节。在一些村庄，同院子的人作为一个整体参加祭祀及其他活动，例如，虽然各家各供灶君，但他们供奉同一祖先牌位和其他神灵。[17]而且，如果在同族祖坟之外，尚有墓地，则该墓地往往归同一院子所有。[18]

许烺光对云南某村的描写与北方的“院子”有极为相似之处。在叙述分家之后，他又说:

分家之后，祖宗牌位仍供奉在西厢房，所有原家庭成员如同过去一样在这里拜祭共同祖先和家神。……每一新家庭仍居住在旧房之中，并不一定得搬迁出去或另设神坛。对于公共生活，不论是宗教或社会活动，都是以原大家庭为一单位而参加。在村社祈祷活动中，原大家庭只出一份经费，由老家长(父亲)或长兄作为一家代表。[19]

许氏认为这种“家庭”既满足了个人的自由和竞争意识，又在社会及祭祀仪式中保存了“大家庭”的荣誉，我认为其含义不止于此。从许氏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保持一个“大家庭”作为一个行动单位在乡村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占有一定的优势。

满铁调查资料中亦有这样的事例;河北省邢台县有管理灌溉用水的组织，称为“闸”，闸的领导权往往掌握在拥有较大“水股”的家长手中。资料表明，有些水股并不是由一家一户拥有，而是由同宗数家合占一大股，这样的联合称“门”或“堂”。有时，水股名义上由同一祖先拥有。[20]这种同宗组织往往是由已分家立业的胞兄弟或堂兄弟组成，即分家而不分水股，故其共同拥有大股，在闸会中占有一席领导权。有时，他们由各兄弟轮流充当闸首。[21]这种宗族联合防止了将水股分得过于细小，从而保持其在闸会中的领导地位。

在兄弟分家之后，为了避免诉讼和其他纠纷，往往将所有土地记于同一祖先名下[22]，这样兄弟们可以免交契税和过割登记费。在华北的一些地区，这种名义上以共同占有土地为基础的“大家庭”成为一个纳税单位——“户”。保甲册中有这样的记载:同宗的4家人登记为1户。[23](这提示我们在用这些资料计算每家或户平均人口时一定要小心谨慎。)

在与全体村民相关的村务(公共事务)中，为人所承认的最基本的参与单位是由同一宗族组成的“门”或“派”，由于其成员是同一祖先的后代，故具有血缘集团的性质。从这点出发，我认为，村落组织是由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团和经济上相互协作的家庭集团组成，当我们研究了宗族作为高于家庭的组织在村政中的作用之后，我们会更加坚定这一结论。反过来，若我们将家庭视为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组织的一个分支，这样便更容易理解家庭的特点。

华北的宗族

宗族组织与男系相传意识的存在，与自宋以来官府与乡绅的提倡是分不开的，正宗清源体现了儒家的忠孝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协调人际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24]当然，族长的权威不仅来自尊敬同族长者的意识，而且与经济、管理以及与文化网络中人事关系相关。让我们看看宗族是如何保持其权威的。

宗族势力有强有弱，在冀中冀南，宗族势力较强，而在靠近城市的村庄，宗族势力较弱。在冀南的栾城县及其相邻的元氏县，许多村庄是一族占统治地位，在多姓村庄，宗族势力亦不容忽视。在栾城县的143个村庄中，有60个村庄其人口的一半属于同一宗族，其在村中所占比例如下所示[25]:

有关栾城县宗族状况资料较为丰富，而宗族势力在寺北柴表现得又十分突出，故我先从分析寺北柴状况开始。不过，与南方拥有共同财产的望族不同，寺北柴这个拥有强大凝聚力并有严密组织的宗族却相当贫穷，该族姓郝，占全村总户数的35%。该村户均耕地面积为14亩，但郝氏族中70%的家户占有土地不到14亩，而且，该族中最大的两家地主只分别拥有60亩和35亩土地。[26]由此看来，在华北地区，宗族势力的强弱与该族的贫富并无必然的关系。

在寺北柴有4大姓，即郝(53户)、徐(24户)、刘(22户)、赵(20户)[27]，全村140户人家，此4姓即占了119户。郝氏一族更进一步分为5门，尽管比较贫穷，但同族、同门意识却十分强烈。在春节时，全族共同拜年祭祖，而在其他节日，族中最大而且最为久远的西门则单独祭祀并举行宴会，其余4门则联合祭祀。[28]通常情况下，在同门之中，人们的关系随分家的早晚而亲疏不同。刘氏一族亦分5门，赵氏分3门，但对其各门间的相互关系史料中并未记载。[29]

该村中所有宗族在春节和清明时都祭祖扫墓，其中3个宗族在寒食节时还聚会，俗称“父子会”，同族中成年男子聚集一处共进寒食(冷饭)。[30]宴会时按辈分和年龄长幼排列座次，族中辈分最高，年龄最长者(族长)坐于长桌北端，族中辈分和年龄最小者坐于桌子南头。[31]

一般情况下，同族祭祀和宴会的费用来自小块族田的地租，族田自5亩至20亩多少不等。不过，有些宗族与寺北柴的郝姓一样，族田过小，族中设立规约，由各户凑钱祭祖聚宴。[32]

寺北柴的族权表现方式不同，族长在祭祀礼仪和日常族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点与南方不同，在南方，族长不一定是族中最有权威者。在寺北柴，贫富分化并不十分明显，很少有人能以其财富而凌驾于族长之上。收养螟蛉之子需得到族长的同意，分析家产也得族长在场，在收养契约及分家清单上族长与另一同族中人作为证人得签上自己的名字。

族长的权威亦得到官府的承认，在审理涉及家族成员的案件时，往往召族长到堂，征求他的意见。[33]

尽管宗族并不是一明确的合作集团，但人们告急之时往往先求助于同族成员。在承租土地及借贷银钱中，往往同族之人充当中人和保人。[34]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农产品价格急剧上涨之前，村长、保人和族长(或门长)共同保释那些因无力交纳地租或逾期未还借款而被拘押的佃户。[35]按中国的法律，债权者有权没收破产债户的一切财产，包括衣服，甚至房屋场院。此时，一无所有的债(佃)户往往求救于自己所在的宗族，后者也尽其所能帮助他维持生存。[36]

在土地买卖中，宗族的权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所有调查过的村庄中，按惯例，若有人出卖土地，同族之人有优先购买权。尽管有时此权被忽视。[37]但在寺北柴，同族先买权得到严格的执行，如果有人在未通知同族之人或以同样的价格(指同族出价)将土地售与族外之人，该宗族有权宣布此项买卖无效。[38]满铁调查人员为证实此点并估计其是否是普遍现象，曾访问了栾城县商会会长:

问:如果一个人未征求宗族意见而出售土地，此项买卖会被宣布无效吗？

答:是的。开始碍于情面(人情)，后来约定成俗。至于为什么如此，我也弄不清楚。如果一个村民不首先征求同族人的意见便把土地卖给族外之人，同族人有权阻止。这种风俗出自人性，后来成为族权的一部分。虽然对官府来说，不管将土地卖给谁，只要填写官契(交纳契税)，买卖便算合法，但同族先买权一直被延续下来。[39]

在寺北柴的阶级冲突中，宗族亦发挥着一定的组织作用。如果一个地主(不论其属于哪个宗族)向佃农要求高于常规的地租，则佃农所在的一族联合起来就会拒绝租种该地主的土地。例如，在1931年，当物价下跌时，宗族联合其成员，成功地迫使地主降低货币地租。有时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佃农还将同姓(但不一定同族)的人联合起来。[40]所以，在缺乏阶级意识和组织而宗族之中又未过分分化的村庄，人们往往以宗族为合作单位并且在必要时采取共同行动。

其他调查村庄的宗族组织不如寺北柴那样强大，但其宗族仍程度不同地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而侯家营的状况与寺北柴最为相似。

侯家营距辽宁边界不足50英里。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东三省向汉人开放[41]，由于不少人到关外做工汇回或带回银钱，故与寺北柴相比，侯家营较为繁荣富裕。根据保甲统计，该村有114户人家，其中侯姓最多，为84户，占全村总户数的73. 7%。侯姓分为3门，其中最大的一门68户，其余2门分别为6户和18户。此外，该村尚有刘姓10家，王姓6家，陈姓5家，其他数姓仅为1家或2家。[42]另一个材料记载了各族(姓)合计占有土地(非共同族产)亩数，其户数统计与上述数字略有出入，但据此还是可以看出各族贫富状况[43]:

尽管侯姓人数最多，占有全村土地的绝大部分，但其户均土地面积尚不及刘姓户均土地面积的一半。可能由于刘姓较为富有，故虽然其人户不多，但在村务中却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除去那些仅有一两户的小姓之外，侯、刘、王、陈4族于清明节时都在族墓前集会祭祖，称为“坟会”。[44]刘姓在寒食节时除祭祖外尚聚餐，其费用从该族的“入会金”所得利息中支出。[45]自19世纪60年代起，侯氏家族亦有清明会基金，清明时杀3头猪祭祖，礼毕后会餐。但是，1921年之后，这种仪式渐渐消歇。据村民讲，这是因为该村经济状况今不如昔。[46]

进一步调查发现，由合族各家凑钱举办的祭祀仪式大约是在1920年突然中止的，因为那年摊款和军队勒索过重，农户无余钱可出。[47] 20年代初期，冀东地区战事不断，先是直皖之战，接着，奉、直军队又在这里展开激战。[48]但是，摊款和勒索并未完全中止侯氏宗族的活动，较为富有的各家仍联合起来祭祖会餐。侯氏3门，特别是拥有68户的最大1门，还根据“五服”(血缘亲疏远近)分为不同“小股”。1921年全族祭祖活动停止后，许多小股各自筹钱买猪祭祖，并在自己的祖墓前会餐。不过，并不是所有小股都得凑钱会餐，它们渐渐地放弃了这一宗族性活动仪式。[49]

不难看出，若因经济原因而无法组织全族性活动时，族中较富有者便分裂出来自己活动，这与弗雷德曼所描述的华南宗族状况基本相似。在那里，随着贫富分化，宗族亦开始分裂组合。[50]值得注意的是，在侯家营，宗族的分裂组合是内外部压力造成的，而且，其分门别股在一定程度上仍以血缘远近为标准。

在侯家营，族长的权威不如寺北柴那样强大，而富有并受过教育的人在族中的威望却很高。但是，分析家产、收养义子，甚至田地买卖，仍得族长同意画押。并且，如同在栾城县一样，当宗族成员被卷入官司之中时，县官往往召族长询问情况。[51]在同族相济方面，宗族往往将族田(如果有的话)租给同族中较贫者，由他象征性地交点地租或仅为清明祭祖提供点祭品和香火。据村民声称，从前族中善举甚多，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宗族只是偶尔地帮助一下族中残疾者而已。[52]

在经济方面，宗族仍是希望族中成员(若出卖土地)将土地卖给同族之人，若将土地卖与族外之人，则买主应请卖主、中人以及买主同族部分成员吃饭。在更早以前，则尽其所能宴请更多的人[53]，通过宴请，使其买卖得到公认，以免卖方宗族运用其习惯权力挑起争端。

同族成员之间借贷往往无息，即使对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借款收取利息，其利息率亦比向族外人借款低10%。[54]借贷圈子较大，往往涉及一族，而其他经济互助，如共用大的农具，则以上面提过的“门”或“股”为单位。[55]当然，同门、同股之间的互助合作并不是无条件的，经济协作的双方在人力、物力上更基本相当。不然，时间一久，一方会觉得吃亏，无疑，这一条件使许多同门、同股之人被排斥在合作对象之外。

另一宗族作为较为明显的村庄是山东省的后夏寨。该村130户人家，主要宗族有王姓(51户)、马姓(30户)、吴姓(18户)。[56]以上3姓不是在清明，而是在正月初二上坟祭祖，称为“宗祖会”。[57]吴姓有族谱——这在满铁调查村庄中并不多见，该族谱由族员轮流保管。由于族中贫者无力备办供饭，故也无权保管族谱，不过，他们可以参加祭礼仪式。[58]

这里的族长亦缺乏寺北柴村中族长那样的权威，但分家析产时，族长往往被请为调解人。[59]该村3族各有数亩族田，租给族中贫困者耕种。即使族中土地较多者，亦往往出租给同族之人，在实行分成制的租佃关系中更是如此，因为分成制要求租佃双方互相信任，不然，则有佃农谎报收成之虞。[60]向同族借贷较为普遍，而且，若是将土地卖给五服之内的同族成员，则不需签立契据。[61]

在其余3个村庄，宗族的作用十分有限。城市周围村庄中宗族势力似乎较弱[62]，如顺义县沙井村，位于北京东北;良乡县吴店村，在北京之南;历城县冷水沟，邻近济南。以上之村邻近城市，土地买卖较频，人口流动较大，同族相邻而居和土地基本相连的状况已被打破(见下节)。当然，邻近城市并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唯一原因，满族入关后在京畿地区圈地移民也削弱了宗族势力。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在以上3村中宗族势力毫不存在。事实上，冷水沟的李氏家族不仅有族谱，而且有祠堂。但是，到满铁人员调查时，族谱和祠堂已无什么作用。[63]而且，不但合族，而且各门似乎也不再举行集体祭祖仪式了，只是由各家自行扫墓而已。宗族虽有祖茔地(老坟)，但不少人家却另找墓地，这并不是因为祖茔地太小不足营葬，而是族中已出现裂痕，族众为争取好风水，打乱了昭穆埋葬制度。[64]这种分裂表明某些有财有势的大户要从大宗族中单分财产的企图。这种分离倾向在沙井和吴店也同样存在。[65]在村政方面，宗族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归结:在第一组村庄(寺北柴、侯家营和后夏寨)中，尽管没有庞大的共同财产，宗族在村庄生活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族成员之间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有不少协作，这在祭祖、借贷和土地买卖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族长权威在较为贫穷的寺北柴最强，而在较为富裕的侯家营则较弱。[66]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民国10年以前以祭礼仪式为中心的宗族团结，后来虽然环境变化，但宗族仍力图在小范围内保持血缘团体。

虽然家庭意识已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各个层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儒家学说的组成部分，但在乡村社会中，以宗族为代表的血缘团体仍占重要地位。这不仅因为宗法思想更为符合官方的尊祖忠孝教义，而且，宗族可以约束其成员使其言行更为符合封建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正因为如此，宗族成为村庄公务活动的合法组织者。[67]

宗族范围、管理形式及村庄政体

宗族势力的强弱主要体现为其在农村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是否重要。一般来讲，宗族势力越强，其在政治中的作用则越活跃。在满铁调查的6个村庄中，宗族在寺北柴、侯家营、后夏寨村政中作用较强，而对其余3村村政影响则不大。

为了便于治理并从事其他公益活动，一个村庄往往分成几个居住相邻的地缘集团。在寺北柴、侯家营、后夏寨以及其他许多留有资料的村庄，人们往往聚族而居，故“血缘团体”与“地缘团体”基本重合。所以，在这些村庄，行政划分往往以宗族或门股为基础(只有一两户的各姓联合起来算做一组)，每宗或每门派一会首进入村公会。所以，在村庄一级，村公会成员的构成往往由宗族势力来决定，换句话说，血缘划分与政治领域相重合。

从历史上来看，封建国家控制乡村的下层组织(保甲制与里甲制)，与“土生土长”的乡村宗族及庙会组织之间关系一直含混不清。封建国家为维护封建道德及行为规范，有时利用和支持宗族势力。但是在此时，为了防止族权过大，它又禁止宗族势力过分干预行政事务。[68]所以，在国力鼎盛之时，保甲制可以起到抑制宗族势力的作用。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宗族势力与保甲组织相互混合，成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孔飞力指出，官方的地域组织与民间的自发组织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69]，如在下层行政方面，官方往往依民间组合来划分行政区域;反之，在行政区域内亦会产生民间组织。在莫卧儿时期的印度北部，虽然征收赋税的单位帕格纳是按地域划分的，但它与宗族的控制范围往往一致，因为国家得依靠族中精英来征收赋税。地域划分有时也可以不考虑乡村社会所有的内部联系，如中国征赋单位“图”的划分即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图”中会产生新的组织，或者原有组织会扩大其职能，以完成与地域区划相应的职责和义务。

宗族与保甲及里甲组织之间的关系很值得探讨。在我们研究的村庄中，人们常常遇到“牌”或“十家”之类的村内划分，这可能是原来保甲或里甲制的遗留。在清中叶，“牌”有10家，是保甲制的最下层[70]，“十家连坐”指的当然亦是十家[71]，有时称十家为一“组”。但在有些村庄，“组”不是一个行政区划单位，而是宗族组织中“门”的别称。

保甲或里甲的划分与设想中的十进位制并不完全符合，而且到了清末，“牌”、“十家”等划分渐渐以宗族为基础。具体表现为:第一，一牌不一定非得由10家组成;第二，牌中往往包括居住并不相邻但却同属一族的人家。

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重合在河北省邢台县小吕村表现得最为明显，该村有4大族，基本是聚族而居，以族为基础分成4牌。“牌”无固定的牌头，而由族长代行牌头职权，族长之下有小头儿、管账、管钱等人员，他们不仅管理族中事务，而且处理与行政有关的牌务。此外，各族有自己的宗祠，这不仅是宗族的象征，而且是全牌的标志。[72]

造成这种重合大约有两种过程:其一，从一开始，地域组织(保甲和里甲)的划分便以早已存在血缘组织为基础，这在南方大约最为普遍。因为众所周知，南方的宗族势力较强。根据片山刚的研究，在珠江三角洲，相当于里甲的图甲制划分与宗族中的宗、门划分完全重合，国家通过宗族组织征收赋税。[73]

其二，在19世纪，国家控制的乡村组织(保甲制与里甲制)日益涣散，宗族组织便起而代之，侯家营即是如此，由宗族中的“组”推出会头。尽管“组”仍称“十家”(即保甲中的“牌”)，但实际户数不止10家，它由一个宗族或宗族中一门组成，个别人户甚至居住于另一街巷。[74]如果一个家族少于10家，则两三个族姓联合起来。总之，人们尽量与同姓编入一组。[75]如此，保甲组织失去其“相邻连坐、互相监督之实”，而渐渐由宗族组织所代替。

不论采取哪种方式，从史料中可以反映出来，保甲首脑全为宗族首领所充任。宗族首领利用官府赋予保甲组织的权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对村庄的控制。可以说，血缘团体和行政区划是同一乡村社会实体的两个侧面，它使宗族组织更为“正统化”、“官方化”。这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作为文化网络中重要因素的宗族是如何担当起组织下层政体的重任的。尽管官府有时对宗族势力的膨胀持怀疑态度，但它更为赞赏宗族在农村中维持封建伦理及秩序的作用。

西尼·甘布尔(Sidney Gamble)对华北农村的调查提供了一个宗族组织如何介入乡村政体的事例。该村位于北京城东北，是由明朝著名太监王炎建立起来的:

王炎购买了该庙周围的大片土地，并将其侄子和外甥两家移居于此，以便照看该庙香火并耕种所购田地，这是该村的第一批居民。由于两家源于同一祖先，故庙和田产归两家共用，也可以说是全村公产。尽管如此，两家及其后代仍认为自己属于不同的宗姓，随着人丁繁衍，他们向不同的方向扩建房屋，分化越来越明显。到调查之时(20世纪30年代初)，两家(均改为他姓)已彻底分开，宋氏居于村东，而张氏居于村西。在村政上，宋氏一族(王炎侄子的后裔)占主导地位，在村公会构成中，宋氏与张氏的比率先是7∶3，后来成为3∶1。[76]

在满铁调查村庄中，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居住形式最符合宗族原则的是寺北柴村，因为那里的宗族势力最为强大。有幸的是，当年调查人员绘制了该村的村落图(略)。该村东北方是一条南北向主街，张氏大门多面向此街，而郝氏一族的大门开向另一东西向的大街。这两条街历史最为久远，而且是村落主体，如果郝姓房屋位于南北向大街，则房主尽力将其大门设为向南或向北(不向大街开放)，反之亦然。在地图三(略)中，我用箭头标出这样的门户。这表明，各族力图在居住上划清与他姓的界线。

另一东西向大街，在郝氏大街之南，两边主要为徐姓居住，该街西端有一南北小街，北边为徐姓，南边为郝姓分支。在村后西南部，南北向主街主要为刘氏居民，而东西向大街则由王、赵两姓居住，即使在这里，同姓也尽力相邻而居。

访问资料表明，村民们确实有意识地选择这种街坊形式，他们不仅力求同族聚居，甚至希望同族土地连在一块，当然，后者很难达到。[77]在寺北柴，除政治作用以外，宗族以街为单位，还担负起组织看青和巡夜等责任。[78]

不过，寺北柴宗族组织最重要的功能可能是举办灯会(称为“神栅会”)。寺北柴很少有全村性活动，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各宗族仍组织灯会，从正月初一延续到正月十五，各街有大头、小头，向各户筹钱买灯。在街中心搭建神栅，高挂彩灯，烧香祭神。1940年左右，由于费用不赀，灯会停办。[79]

寺北柴的“积谷会”由各宗族代表组成。在1929年国民政府统一北方并重建间邻组织之前，该村“积谷会”有12名“董事”(或称“公正”)，5大族各出2名，其他名姓共选2名。该职一般情况下是父子相承，如果缺嗣，则由董事们从宗族另选一人充任。[80]这种选充方式在北方各村甚为普遍，它说明尽管村政体以宗族为基础，但政治代表并不是由全族选举的，而是由各族精英派定的。

与寺北柴一样，侯家营各族大体上也是聚族而居，而侯氏各门，更是门户相连。在1911年以前，村务由8名会头(亦称“董事”)主持。每一会头代表一“十家”(亦称“组”)。如上所说，“十家”皆以宗族或门股来划分。

1911年以前，村公会是一松散组织，没有正式选定会长。如在寺北柴，各董事基本上代表不同的宗族，但各宗族实际并不选举代表。当一董事去世之后，其他董事共同议举一人，然后由该宗族确认一下，当然，这只是形式而已，尚未发现未获批准的事例。[81]村公会的职责包括:定期召集村民挖沟浚河以防洪水泛滥、组织护秋和巡夜、调解村民争端、沟通村庄与国家的关系。[82]

满铁调查村庄中第三个由血缘团体决定村政代表的是后夏寨。该村落划分为3大块，称为“牌”，每牌中多数居民属同一宗族，东牌为马姓，中牌为王姓，西牌为魏姓。1929年以前，由3牌(族)口头推举代表(亦即牌长)组成村公会。从代表推举上可以看出，村公会是由宗族组织操纵的。[83]

问:是不是由族长担任牌长？

答:1929年以前，宗族协商推举一有才干之人，由族长告知庄长推举结果，可以说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宗族推举牌长。后来，牌中所有成员到村公所选举牌长。

过去在华北地区所作的人类学研究亦发现血缘集团与公务范围的“巧合”，我们从杨懋春、克鲁克(Isabel Crool)和田德义的著作中可以找出这样的事例。[84]根据庄士敦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东威海卫地区的描述，那里有不少单一宗族的村庄，与其说水井、道路是村庄“公产”，还不如说它们是某一宗族或某些宗族的“族产”更为准确。[85]尽管这只是山东一隅的事例，但庄士敦的归结对华北地区具有普遍意义，这点正是我要说明的。

其余3个满铁调查过的村庄没有聚族而居的记载，这可能与它们有较大比例的流动人口有关。但是，在顺义县沙井村，几大块街坊的多数居民分别属于不同的姓氏，这表明该村从前亦有聚族而居的现象。

宗族政治与国家政权的深入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村庄村公会的组成是各宗族之间达成的默契。宗族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进入20世纪以后国家政权的深入对村公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艾米利·埃亨(Emily Ahern)根据中国宗族组织内部的不同关系，将宗族组织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单一宗族占统治地位的村庄，宗族内部分门较细，门户观念较强，门户利益高于整个宗族的团结。第二种类型为势力相当的多宗族村庄，各宗族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促使同族更为团结，一致对外。第三种类型亦是多宗族村庄，但其中某一宗族势力较其他各族为强，这可能导致大宗族控制小宗族，或者是众小宗族联合起来与大宗族相抗衡。[86]

只要我们以辩证的观点看问题，则以上3种类型的划分亦适合于华北社会。如在侯家营和寺北柴，一个较强并分门别股的宗族与其他宗族并存，后夏寨则介于上述第二和第三两种类型之间。为了弄清华北宗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国家政权对宗族结构的影响，我将探讨并描述宗族发展的轨迹。这里先从埃亨所称的第一种类型开始，接着是第三种类型的村庄，而以第二种类型结尾。

根据山县干树的调查，大多数华北村庄起初都是单姓村落[87]，故我们的探索亦从单姓统治型村落开始。村中现有大姓(或单姓)不一定是该村的第一批开拓者，他们可能是劫后余生者。[88]在其他宗族壮大并作为独立力量活跃起来之前，我们可将其归为第一发展阶段，亦即单姓宗族占统治地位时期。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不少村庄同时带有埃亨所谓第一、第三种宗族类型的特征——它们正处于转变过程之中，侯家营即是一个典型:侯姓人数众多，而且分为数门，但同时村中又有其他几个宗族。

在宗族发展的第二阶段，宗族之间关系与埃亨所述第三种类型十分接近:一个大族与联合起来的小族并存。40年代时后夏寨分为3牌，各牌由一个姓氏操纵，但在分为3牌之前，马氏一族最为强大，经常欺压其他各姓，宗族之间争吵不断。后来，村庄分为3牌，各举牌头，“分而治之”。[89]

静海县上口子门村的宗族处于由第二阶段向多宗族既合作又竞争的第三阶段过渡之中。该村有85家，其中30家属于两个李氏宗族，直到30年代之前，主要由李氏把持村务，后来才由各宗族举一村副，由村长(后称保长)和5位村副组成“村委”共同处理村务。[90]村民们觉得，这种“代表制”十分方便，因为族内人比族外人更为了解本族事务，更能代表本族利益。[91]这可能是随着摊款的增加，村公会的决定(如摊款比率)对村民经济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各宗族便纷纷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以打破李氏宗族对村务的垄断。

当然，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当弱小宗族并未壮大时，这一转变便不可能发生，但转变是总的趋势，不变只是例外。促成过渡的原因不外有两个:弱小宗族人丁户数增加或如侯家营刘姓那样经济实力壮大。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还往往伴随着宗族之间的斗争，它虽然未发展成南方那样的大规模械斗，但相对而言，过渡时期的宗族争斗最为频繁和“激烈”。进入第三阶段之后，宗族之间虽然还有矛盾，但协商处理村务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宗族冲突。

克鲁克曾描述了山西省十里店村的宗族争斗与合作。十里店紧邻河北省界，故亦可反映河北状况。该村大部分居民属于3族:王氏居于低处，傅氏和李氏居于高处，称为“寨”，3族均有祠堂。每年正月十五，3族举办灯会，并象征性地互斗戏谑。克鲁克写道:有时这种游戏会发展成为真的斗殴，这种游戏标志着各族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处于低处的王氏宗族人多势众，与依寨而居的傅氏和李氏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有时傅氏和李氏之间亦你争我斗。[92]十里店宗族之间的竞争与和解表明，其宗族关系处于第二阶段后期或者说已进入第三阶段。

进入20世纪之后，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深入，对宗族权力结构及其变化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先说明一下，国家政权的深入亦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00年至国民政府恢复闾邻制的1929年。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捐税增加，村务扩大，这使宗族之间的争斗更为激烈。在后夏寨，分配摊款及劳役时，庄长往往偏护同族之人，但只要不超越界线，其他村民便忍而不言。[93]

杨懋春对山东省台头村的描述更具有代表性，该村有3个大族，并有其他小姓。潘氏宗族最大，分为数门，但居住已经分散，而陈氏和杨氏基本上仍保持了同族聚居。[94]村内竞争主要在人多势众的潘氏和正在上升的陈氏、杨氏之间展开。为了维护宗族名誉，潘氏和陈氏之间常常发生殴斗。但总的来看，台头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时期。随着公务范围的扩大，控制公共资源和机构的斗争更为明显，例如，在台头村，若无各宗族代表在场，任何选举均告无效。[95]

为控制学校管理权而发生了一场持久争斗。村学原为潘氏私塾，后来陈氏和杨氏觉得其子弟在学校中未受到平等待遇，便另开设了一所小学。1900年之后，国家干预增强，而且基督教亦传入台头，这使情况更为复杂。原潘氏私塾成为公立小学，得到县政府的承认和拨款，而另一小学则成为教会学堂，这使两校争夺公款的斗争愈演愈烈。为平息矛盾，一度采取分区就近入学的办法，但当有人提议合并两校财产时，斗争又爆发出来。潘氏认为合并的目的是要动摇其在村中的地位，宗族之间对抗情绪上升，时任村长为潘姓，而他不得不偏向自己宗族一边。[96]

侯家营的宗族竞争亦被激化。侯氏人多势众，而刘氏财大气粗，宗族争斗从一块匾额上可以反映出来。此匾是1880年左右人们送给一位侯姓绅士的，以表彰他在处理公务方面的杰出贡献。这些公务包括调解争端、赈济贫民、协助村民打官司等。值得注意的是那串送匾人名单，在45人中，有4位为村会头(两姓侯的，一位姓孔，另一位姓陈)，5位是外村人，另27位姓侯，其余9位来自村中除刘氏以外的各姓。刘氏是村中第二大姓，而且户均耕地面积是村平均数的两倍。据村民讲，匾上无刘姓之人，是因为刘氏与侯氏素不相好。[97]

1900年之后，侯氏与刘氏的争斗亦趋激烈。1921年，摊款比率大幅度提高，土地贫瘠者无力交款，为此侯家营重新丈量全村耕地面积[98]，其目的是要划分土地等级。但在丈量中发现许多未登记入簿从而不纳税款的“黑地”，隐地者之一姓刘，时任村长。3位侯姓会头要求将瞒地者告到县衙，后经讨价还价，此事没有弄大，查出土地补入地亩账，但两族间的关系由此进一步恶化。村长和村副被迫辞职，由两位侯姓之人继任。而且，在新村公会中，无一姓刘之人。此后虽经多次调解，但刘、侯两姓互不说话达数年之久。[99]从这一事例中还可以看出宗族领袖与官府势力的关系，从而展示文化网络的内部结构，对此点我后面将详细论及。

不难看出，在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的初始阶段，公务范围的扩大引起公款增加，从而加深了各宗族之间的竞争，而这一竞争又促进了宗族组织向第三阶段的过渡。在这一转变中，弱小宗族可能借用国家权力深入的机会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在那些已经进入或接近第三阶段的村庄(村公会由各宗族代表组成)，竞争的激化可能会动摇暂时达成的政治妥协，侯家营和台头村即是如此。虽然共同防卫的需要等因素可能会缓解宗族争斗[100]，但对公款及政权的争夺无法使宗族之间完全和解。

可能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力图改变这种以宗族划分为基础的乡村政治体制，它标志着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的第二个阶段已经开始。1929年，国民政府推行5家为邻、5邻为闾的“闾邻制”。在寺北柴，闾邻制基本上替代了过去的宗族代表制。在后夏寨所在的恩县，县政府未实行闾邻制，但日军侵占该县之后，却恢复了“保甲制”。[101]由于横征暴敛和强行专制，国民政府建立以户为统治基础的努力收效甚微，而且，由于切断宗族与乡村政体的纽带，使新的村政权失去旧有的在文化网络中的合法性，同时，国家政权亦堵塞了一条传达其旨意予乡村社会的渠道。

不过，从宗族势力的强盛及其与官方组织的历史关系来看，人们不难得出结论:闾邻或保甲组织取代宗族组织的时期不会持久。事实上，不少下层组织只是改头换面的宗族组织而已。侯家营即是如此。1940年，日本人推行保甲制，其中“甲”与传统的宗族组织中的“组”或“十家”基本重合。[102]

尽管如此，进入40年代以后，宗族组织已难以保持其传统的政治作用。1941年，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区推行“大乡制”，这标志着国家政权的深入进入第三阶段(后面将详论)。这种以1000户为一大乡的编乡制将权力集中起来，破坏了村级代表制组织，在大乡制推行较彻底的地方，宗族势力被排挤出政权组织之外。不过，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宗族组织也可能向村外发展，构成血缘及政治新关系，以适应跨村界的大乡制，宗族关系的发展可能进入新阶段。

两种理想的村庄类型

与第一组村庄(在那里宗族组织与乡村政治紧密相关)不同，第二组村庄(沙井村、冷水沟、吴店)对全村性的宗教活动非常重视。自然，其村公会不是由宗族代表组成的。在这些村庄，乡村精英们赖以发挥其社会责任和领导才能的组织纽带有极强的宗教色彩。

下章将详细讨论宗教问题。这里，我将继续探讨清末村庄的类型。当然，如同区分其他社会类型一样，如果认为各类型之间毫无相似之处则是完全错误的。

宗教和宗族意识在不同程度上均发挥作用，使所有村庄与上层社会组织发生关系。即使在典型的宗族型和宗教型村庄——寺北柴和沙井村——均可以从对方村庄中发现宗教和宗族组织的影子。

如在寺北柴，每年10月15日参拜观音老母庙，这与宗族组织无什么关系。更为明显的是，到庙烧香念佛的多是妇女，而且不限于本村之人。[103]组织这一活动的不是村公会，而是由抽签决定的观音会会首。[104]正因为如此，我将寺北柴归入宗族类村庄。与此相反，沙井村亦有宗族团体，在该村70户人家中，有36户属于3个较大的宗族。[105]在任何时候，这3个宗族的人在村公会中都占有一半至2/3的席位，这表明该村尚有宗族代表制的遗痕。但是，如同我们前面所说，该村的政治划分并不是以宗族或门股为基础的。

在侯家营，宗族对街坊规划和政权结构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故我将该村归入宗族型村庄。但正是在此村，两种类型共同存在表现得十分明显。该村有老爷财神庙和五道庙，在老爷和财神圣诞时由会首主持祭祀。[106]，这表明村领袖们在宗教方面都起着主要作用。1864年，一块石碑上记载着由村领袖们发起修葺庙宇。但值得注意的是，发起修庙的4个会头均姓侯，而且该庙地产是由侯姓祖先捐献的。[107]所以，在侯家营，虽然宗族活动较为突出，但起操纵作用的仍是侯氏一族。

如上所述，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东北地区向汉人开放，侯家营因此而富裕起来，这也使该村中一些非侯姓人家成为暴发户，他们皆出身于弱小宗族，其中一人在村中为孤姓。他们力图在非宗族性组织及活动中建立自己的权威和地位。由此看来，历史因素决定了宗族和宗教组织在华北村落中的共存。

最后，值得补充的是，宗族和宗教组织都不能完全解释村庄的领导结构和权力分配，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在文化网络中合法权威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在宗教型村庄中——领导体系通过宗教组织表现出来——阶级背景、威信、才能是选举领袖的重要标准。在这类村庄中，由于宗族并未设立政治区划的标准，所以，它也未能推出经过充分选举的村级领导。结果，他们就要转向村庄的社区功能来表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20世纪之前，村领袖们的主要社会职责是组织宗教活动。

在宗族型村庄中，宗族推举代表，从而决定了村公会的构成，但是，村公会的活动也是由物质因素决定的。宗族成员并不一定亲自决定谁代表他们，在通常情况下，村公会从适当的宗族中挑选与己类似的乡绅充任自己的接替者。可见，富有和个人威望亦是影响权力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表明血缘和经济状况在中国社会中互相混合，共同作用。

【注释】

[1] 对南北方宗族组织之差异及其原因进行过最透彻研究的可能是波特(见《传统中国的土地与宗族》)，而对南方宗族的研究则以弗雷德曼为代表(见《中国之宗族与社会》)。

[2] 罗斯基:《清末及民国时期杨家沟之马家地主》。结构庞大、复杂，而且比较富有的宗族并不是南方仅有，华北也有这样的宗族。满铁调查提到，在山东省青岛县某一宗族拥有百亩以上的族田。青岛县孙氏宗族与南方的大宗族规模相当，它鼎盛之时拥有3000余亩公有土地，尽管由于长期拖而未决的争讼使其土地日渐减少，但到本世纪30年代时，其共同土地尚有1000余亩。这一宗族历史久远，它的分支散布于许多村庄之中，它起始于明朝，该族中曾出过许多“大官”，在其公有财产及收入管理等方面，它与南方的宗族极其相似(见《惯调》，第4卷第65页)。满铁调查还提到路家庄的杨氏宗族，尽管其族产不多，但它与其在杨家屯的宗族主支一直保持着关系，到调查时已达14代。在每年的十月初一(寒食节)，路家庄的杨氏宗族派三四人作为代表到杨家屯宗祠去聚会祭祖。不过，除掉这些仪式联系及续入同一族谱之外，它与主族似乎再无什么牵连，实际上，保持14代的关系已属罕见了。一般来讲，如果没有族田或其他共同财产，这种村庄之上的宗族关系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见《惯调》，第4卷第362—363页)。

[3] 斯特劳斯:《中国南部的社区与宗族》。

[4] 桑格伦:《家族之外的传统中国式合作》。

[5] 艾伯瑞:《宋代的家庭概念》，第221—222、231—232页。

[6] 布劳代尔(《简明行为理论》)写道:“联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由男系关系确立的、单系不变的‘正式亲属’与‘实际亲属’之间的不同的事例，……联姻使不同姓氏的两家变为实际亲戚，而(婚礼时)到贺者则为‘正式亲戚’。”

[7] 艾伯瑞:《宋代的家庭概念》，第220—221、223页。

[8] 滋贺秀三:《传统中国的家庭财产与继承法》，第111—112页。关于这一问题的更为详尽的研究，见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的原理》。艾伯瑞(见上引文)认为，衙门关于继承问题的裁决是按“宗”与“家”继承之外的第三种继承途径。

[9] 沃尔夫和黄杰山:《中国的婚姻和入嗣》，第58页。

[10] 沃尔夫和黄杰山，同上书，第62页。

[11] 柯文:《联家与分家》，第62页。

[12] 《惯调》，第3卷第68页。

[13] 《惯调》，第3卷第67、68—71页;《惯调》，第5卷第464页。在顺义县沙井村，即使在分家之后，父子之中只能有一人出席村中的祭祀仪式(见《惯调》，第1卷第136页)。

[14] 《惯调》，第6卷第87页。

[15] 同上书，第5卷第420页。

[16] 同上书，第473页。

[17] 同上书，第458页。

[18] 同上书，第454—455页。

[19] 许烺光:《在祖宗的庇护下》，第116页。

[20] 《惯调》，第6卷第104、117、229、239、243、256、281、300、303页。

[21] 同上书，第104页。

[22] 《惯调》，第3卷第85页;《惯调》，第4卷第279、481、484页;天野元之助:《苛捐杂税之下的河北农村》，第33页。

[23] 《惯调》，第6卷第87页。

[24] 见王刘慧辰:《族规研究》;又见贝克:《中国的家庭与亲属关系》，第107—113、161页。瓦特森(见《中国宗族的再考察》，第616页)指出，在帝国政权与宗族之间，除人类学家已经承认的共生关系之外，尚有其他联系。不久以前，福尔(见《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揭示出南方的大宗族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在同官府的交往中发展起宗族的“经典模式”，并指出这种模式如何从富村传往贫村并由后者所模仿。遗憾的是，此书到我手中之时，我初稿已定，未来得及详尽地吸收他的论点。

[25] 《惯调》，第3卷《寺北柴概况》第6页;《惯调》，第6卷第61—62页。当然，如波特(见《传统中国的土地与宗族》)指出的那样，村中同姓之人的多少并不代表该姓在村中有多大的影响力，我在此引用这些数字只是将其作为表示家族力量的大小的指标之一，下面还有其他资料来证明此点。

[26] 《惯调》，第3卷《寺北柴概况》，第6页;《惯调》，第3卷第103页。

[27] 《惯调》，第3卷《寺北柴概况》，第6页。

[28] 《惯调》，第3卷第156页。在清明(亦称“父子会”)之时，除西门单独举行仪式和宴会外，其余各支合伙举行(见《惯调》，第3卷第136页)。当全族到坟地祭祀祖先时，他们先到老坟前祭祀，然后各门再到其分支始祖及先人坟前祭祀(《惯调》，第3卷第91、150页)。

[29] 《惯调》，第3卷第113、128页。

[30] 同上书，第28、43、75、90、156页。

[31] 同上书，第140—141页。

[32] 同上书，第134页。

[33] 《惯调》，第3卷第72、76、92、95页。族长在祭祀时占第一位，在婚丧大事中亦是如此(《惯调》，第3卷第94—95页)。在春节之时，全族之人向族长行礼(《惯调》，第3卷第156页)。在寺北柴，族长还经常调解族中，甚至家庭内的纠纷(《惯调》，第3卷第97、112、153—155、301页)。一个被访问者甚至说，即使在家务中，族长的权威也高于父亲(《惯调》，第3卷第76页)。关于更详细的情况，见杜赞奇:《华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

[34] 《惯调》，第3卷第111—112、311—312页。

[35] 同上书，第164页。

[36] 同上书，第322页。

[37] 见戒能通孝:《华北农村惯行概况》，第105页。

[38] 《惯调》，第3卷第250、253页。

[39] 《惯调》，第3卷第289页。

[40] 同上书，第3卷第97—98页。

[41] 李:《清史中的满洲边境》，第103页。

[42] 见《惯调》，第5卷《侯家营概况》第5页;《惯调》，第5卷第5页。

[43] 《惯调》，第5卷第149页。这些数字只涉及这些宗族在该村中的土地，另一种计算方法得出该村户均土地面积为30亩。

[44] 《惯调》，第5卷第31页。

[45] 同上书，第109—110页。

[46] 同上书，第81、83—84页。

[47] 同上书，第56页。

[48] 谢里登:《分裂的中国》，第61—64页。

[49] 《惯调》，第5卷第70、115页。

[50] 弗雷德曼:《中国之宗族与社会》，第130—140页。

[51] 《惯调》，第5卷第44、70、88、208页。关于族长被召往县城商议事情，见《惯调》，第5卷第76页。

[52] 同上书，第72、84、168页。

[53] 同上书，第217—219页。

[54] 同上书，第25页。

[55] 同上书，第143页。

[56] 《惯调》，第4卷《后夏寨概况》第10页。

[57] 同上书，第4卷第410页。

[58] 同上书，第440页。

[59] 同上书，第444页。

[60] 同上书，第468、471、478页。

[61] 同上书，第482—483、502、504页。

[62] 水野薰:《华北农村》，第17页。顺便提一下，于本世纪30年代在华北作过广泛游历的水野薰认为，乡村居民的宗族意识比城市居民强烈。

[63] 《惯调》，第4卷第72—74、136页。

[64] 同上书，第74—75、82页。

[65] 《惯调》，第1卷第242、257、489页，此为沙井村的情况;关于吴店村的情况，见《惯调》，第5卷第469—470、473页。

[66] 值得一提的是，寺北柴的状况为一般流行论点，即为宗族势力的强弱与该宗族的贫富成正比的论点提供了有趣的反证。在寺北柴，特别是在该村最为贫困的郝氏宗族中，村民们穷急之时通常是向同族之人求救。我们可以推测，在华北某些贫穷的村庄中，那些没有多少共同族产的宗族，虽然它未能担当起乡村社会中的促进力量，但它却起到保护同族人利益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类似村庄但比村庄规模为小的宗族的力量与其共同族产的多少并无直接的关系。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宗族内部的团结可以弥补其资财的不足。

[67] 王刘慧辰:《族规研究》;福尔:《中国乡村社会结构》;艾伯瑞:《宋代的家庭概念》，第231—232页，该文说明了“宗”的思想在宋代得到传播并为后世所接受。事实上，不少寺北柴被调查村民非常明了官府对宗族的态度以及约束族员行为的各种族规。

[68] 王刘慧辰:《族规研究》，第28—29页。

[69]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与财政》，第101—102页。

[70] 萧公权:《中国乡村》，第28—33、53—54页。

[71] 松本善海:《中国村落制度的历史研究》，第510页。

[72] 《惯调》，第6卷第244页。在该村中，村长由四牌牌头轮年充任，据称村民一致投该轮充任者的票。

[73] 片山刚:《清明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第27页。

[74] 《惯调》，第5卷第9、18、44页。

[75] 同上书，第5卷第18、44页。

[76] 甘布尔:《华北村庄》，第143—145页。

[77] 《惯调》，第3卷第54页。

[78] 同上书，第66页。

[79] 《惯调》，第3卷第302页。

[80] 同上书，第41页。同上书，第5卷第9页。该村村落图见该卷末页。

[81] 同上书，第5卷第9页。

[82] 同上书，第5卷第22—23、43、304页。

[83] 同上书，第4卷第424—425页。

[84] 田德一:《一个农村组织之研究》，该文描述了1934年时河北省安次县大北隐村的社会结构。又参阅杨懋春:《中国的一个村庄》及克鲁克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

[85] 庄士敦:《威海卫狮龙共存》，第157—158页。

[86] 埃亨:《一个中国村庄中对亡者的崇拜》，第250—263页。

[87] 山县干树:《村落起源》。

[88] 正如甘布尔(见《华北村庄》一书)所描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起源于单姓。根据宗族间的关系，发展轨迹的起点可能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也可能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更有趣的是，据田德一(见上引文)讲，尽管田氏宗族是大北隐村中历史最久、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宗族，但它并不是该村中第一批居民，其初始居民不是绝户便是迁往他方。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如果数个势均力敌的宗族中的某一宗族战胜其他宗族而存在下来从而扭转了村庄的毁灭，那么，发展轨迹可能在某一阶段受阻(中止)或进入循环状态。

[89] 《惯调》，第4卷第424页。

[90] 《惯调》，第5卷第652页。

[91] 同上书，第654页。

[92] 克鲁克:《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第12页。

[93] 《惯调》，第4卷第409页。

[94] 杨懋春:《中国的一个村庄》，第134—135页。

[95] 同上书，第175页。

[96] 同上书，第161—162页。

[97] 《惯调》，第5卷第38页。

[98] 同上书，第56—57页。

[99] 同上书，第57页。

[100] 在河北省安次县的大北隐村，4个拥有宗族意识、族产，并举行集体仪式的主要宗族，各自主宰着享有很大自治权力的居民区域。在清末民初的“新政”之中，这4个区域合成一个村庄，拥有一个村公所，但是，基于血缘聚落的划分仍然得到承认和尊重。这4个宗族之间，特别是田氏和王氏之间，充满了竞争，这在群体意识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王氏比田氏人口为少，而且经济实力不如田氏，但王氏以自己族人中受过传统教育者较多而自豪。随着基督教传入该村，人数众多的田氏为了与王氏抗衡，接受了西式教育。这样，王氏更以传统的中式学校的保护人的身份自居。民国时期村庄中关于教育方式(旧学和新学，即中式私塾教育和西式学校教育)的竞争表明，新式精英的价值观念已被成功地传入农村。在大北隐村，过去四族之间的竞争逐渐演化为以田氏和王氏为中心的两个“阵营”之间为争夺政权的争斗。不难看出，新的政治观念和资本的引入，首先造成宗族之间的重新组合。据说，进入30年代以后，宗族之间的争斗减弱，但不知这是由于公事事务(如村庄自卫)的扩大要求更密切的合作造成的，还是由于政府倡导的基层政权变革(将权力分散于来自各宗族的代表们手中)造成的(田德一:《一个农村组织之研究》，第109—114页)。

[101] 《惯调》，第4卷第404—405、450页。

[102] 同上书，第5卷第13、18页。

[103] 《惯调》，第3卷第43、82页。

[104] 同上书，第3卷第43页。

[105] 同上书，第1卷第242页。

[106] 《惯调》，第5卷第27、34页。

[107] 同上书，第5卷第46、83页。

第五章 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

即使粗略地阅读一遍满铁调查资料，人们便会发现，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大众宗教不仅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变化无常。以前对乡村社会中宗教的社会和历史作用研究甚少，直至近年，人类学才涉及到大众宗教，其目的是要阐明宗教和其他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但也强调了大众宗教的职能及系统特征。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对千禧教运动的研究，很快便揭示出以前人类学对宗教的研究缺乏深度。但是，70年代的著作主要是研究造反中的宗教因素，并不能完全概括一般情况下宗教的社会和历史作用。

本章将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作为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宗教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我将考察宗教和其他社会现象，特别是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从历史学角度，我将着重考察这一相互作用的变迁。在20世纪初期，这一变化主要是由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所引起的，它在共产党执政之前便开始改变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

乡村宗教的类型

宗教的等级制度、联系网络、信仰、教义及仪式是构成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要因素。由于宗教在文化网络中发挥着多种作用，故国家政权的深入对不同的宗教团体所带来的破坏程度亦不同。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过程，我根据组织规模和联合原则将乡村宗教分为4种类型，这种划分比按宗教的功能分类更为合理，因为不同类型的宗教组织代表了不同的关系网络，所以，它对各种作用的反应亦不相同。

第一种类型的宗教组织规模较小，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没有全村规模的宗教仪式和活动。

第二种类型亦是自愿参加的组织，但其活动规模可能超出村界。与第一种类型不同，它是一种“超村庄”组织中的一部分，其基本活动受来自庄外的主导，为跨村界的纵向或横向联合组织，可能与市场体系相符，也可能不相符合;可能有严格的等级关系，也可能是无领导中心，只是同类团体之间的松散的横向联合。韩书瑞研究的白莲教起义中的秘密结社便是很好的典型。

第三种类型的组织规模与村界相符，事实上，在晚清时期，许多村庄除以村庙为中心的宗教组织之外，再无其他全村性的组织。所有村民被自然而然地包括在宗教组织之中，而非本村人则排斥在该组织之外。故其组织原则带有强制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该组织将全村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并由此而派生出许多必然结果:第一，村庙及庙田被视为全村共同财产，而修庙及维持庙祝生活的费用亦向各户征收;第二，这种宗教组织的会首往往还担负起组织全村性的非宗教活动的责任。这类宗教领袖将其活动视为全村“公务”，这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教案中得到反映。当时不少基督徒拒绝出钱和参加全村性的祭祀或其他“迷信”活动。查尔斯·利辛格(Charles Litzinger)分析了1860—1895年直隶乡村民教冲突(指普通民众与基督教教民的冲突)的不少案例，他发现村庄领袖和清朝官府皆认为这类宗教活动是为全村祈福禳灾，任何人不得退出。村领袖们常说:“龙王降雨大家受益，故人人都应该谢神。”[1]清末民初，当某些人企图侵吞庙产时，遭到全村人的反对，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庙产归全村共有。

第四种类型的宗教组织兼具第二、第三种组织的特点。像第二类型那样，其组织范围超乎村界;同时，像第三类型那样，全体村民作为一个整体(被强制)参加所有活动。而且，村公会被视为该组织的一个分支，负责全村的活动并同上级联系。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所研究的红枪会即属这一类型。

第一种类型:村中的自愿组织

这是一种自愿参加的宗教团体，规模很小，顺义县河南村为我们提供了这一组织的典型。该村有4个庙，各庙为敬神或庆典均设有庙会。19世纪的一块碑上记有17个会的名称，有些会的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些会中有果供会(向关帝供奉水果和其他祭品)、虫王会、药王会和龙王会，它们各有自己的祭祀日期。此外，还有戏会和灯会负责节日狂欢。

这些小组织的会员限于向该会活动捐纳银钱或土地的人，捐纳最多的人成为该组织的首领，称为香首或会首。从石碑上捐款数目下注有“租”字可以看出，这些组织往往拥有土地，用来出租。但到30年代末期，只有戏会尚有土地，而且仅存六七亩。在18世纪时，各会大约拥有更多的土地，如1772年立的献戏地碑记中记载，仅关帝庙一家便有土地72. 4亩。[2]

在大村庄中，宗教组织可能更多。昌黎县泥井村和定县翟城村即是如此，该两村人家均在250户以上，其中翟城村某些庙会拥有土地超过百亩。西尼·甘布尔指出，靠近北京的宛平县某村共307户人家，有庙15座，有好几个庙会，共有庙田300余亩。这些庙会(指围绕寺庙而形成的组织，并不是指今日以庙院为中心的集市——译者注)多由(但并不全是)村中绅士组成。[3]

较小的村庄庙会较少，财产亦少，如后夏寨，仅有一个供奉泰山老母以祈求全家平安的小组织，称为“乡社”。邻近村庄也有类似的组织，但它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该组织成员(称为“社友”)醵钱每三年到村东的沙岗子下祭祀泰山老母(称为“发驾”)，然后会餐。有趣的是，这笔钱往往被用来作为钱会资金而贷给其成员，到“发驾”之时再由贷款人归还。[4]

无论村庄大小，这些自愿的宗教组织都往往与经济利益相关，它们或者拥有地产，或者形成钱会，使这类组织成为村中具有共同利益的小集团。当然，这些组织或集团尽管对乡村政治会产生某种影响，但总的来说，除其宗教职能之外，其主要作用在于经济方面，而非政治方面。

第二种类型: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

自愿参加但联系范围超出村界的一个事例来自河北省栾城县，该组织不是纵向发展，而是像孔飞力所谓的“走街串巷式”的松散的横向联合。据栾城县一位科长讲，该县有许多由一村或两三村居民自愿组成的朝香及供奉苍岩山神的“朝山会”。[5]该地区最大的庙会(集市)于每年三月十五日在苍岩山下举行。

这类香社有点像桑格伦所称的“包容式”组织，它往往跨越宗族和村界，会员多为信佛的妇女，而且与当地的神灵有关。桑格伦将此与有等级关系的地方守护神(有点类似我所区分的第三种类型)相区别，后者往往敬奉故去的封疆大吏，因此与国家承认的守护神相关。香社的成员有贫有富，不仅包括大量妇女，而且妇女在会中往往起组织和管理作用。这些乡社向途经本地的邻县进香者免费提供饮食，从而扩大了其联系范围。不难看出，其结社原则与流行的正统思想是有区别的。[6]

但是，尽管这类会社是非地域性和非正统的自愿组织，它们之中也有上下级统属关系，我们在河北省发现的3个事例即是如此。这3个组织皆属在理教，这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直到解放时在华北地区仍有活动。这3个组织结构与集市结构相符合，其组织中心位于市镇之中。[7]其他上下级组合虽然不依市场结构为基础，但却极像斯蒂芬·冯治王(Stephan Feuch twang)所描述的台湾那种“分香”组织。[8]侯家营有2个此类组织，村人均称之为“香火会”。其中一个与桥上(本区的一个村庄，并不是集市中心)龙王庙相关。另一组织到昌黎县北的水岩寺朝香。县城是全县的集市中心，但距侯家营较远，该村之人并不常到县城赶集。[9]

一些第二种类型的宗教组织虽然不是结社反叛朝廷，但却参与了地方上的日常政治活动。在30年代初期的寺北柴，有一人叫李严林，人称他为“土豪”。有一年当村长外出时，李严林到县衙谎称村民选他为村长，其实根本就没有举行过选举。李是一个在理教中很有影响的头目，而作为集市中心的县城中有不少在理教信徒，这使李严林得以凭借宗教势力为所欲为，强迫村民多交捐税;当村民稍有违抗时，他便将村民捆绑起来送往县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邻闾长们代表村民到县衙控告李严林，县衙将其革职究办。[10]

最后一个事例来自沙井村。30年代末期，由于地方不靖，匪患成灾，先天道在顺义县传播开来，信徒不断增加。它的宗旨是自卫家园，并声称信教后则刀枪不入。县政府对这一组织深怀疑惧，但也无可奈何。1939年，顺义县政府禁种高粱，但先天道却鼓励沙井村民(该村有10余人加入了先天道，主要是小自耕农)种植高粱，并保护收获，他们说到做到。[11]如前一事例那样，这种带有练武性质的组织对其成员可提供跨村界的保护和援助。其武力可用来竞争村政权，保卫乡里，甚至向国家权威发难。

这类组织中一个复杂而特殊的组织是基督教，其基层组织一般以村(以村教堂为中心)为单位，但在传教士的联络下，基督徒往往可以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力量与村中其他势力相抗衡(这样的民教冲突屡见不鲜)。[12]由于其特殊地位和联系，以村为单位结成的基督教徒小集团能够像第二种类型的宗教组织那样，对乡村政权内部结构产生影响。

第三种类型:以村为单位的非自愿性组织

这种组织与前两类的明显区别在于，它不是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而是包括所有的本村人。这就是说，尽管有人可能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事实上每个村民都被卷入该组织的活动，村民成为该组织的必然成员。这类宗教组织往往是村中唯一的全村性组织，负责全村性活动。

在这类村庄，村民们共同供奉村庄的守护神，这些神灵包括土地爷、五道和地藏菩萨等。尽管神灵的名称不同，但作为守护神，其作用以及村民对它们的信仰却是一致的。如同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这些神灵是阴间的法官和玉皇大帝的使者。村里死人后，其家属到庙中报丧，然后由庙神转报城隍爷，由城隍爷决定是否将死者的灵魂收留阴间。这样，乡村社会便与官方神祇联系在一起，由各级官员按时酬谢城隍神，而在最高处，则由朝廷代表全国拜祭天地。[13]

按供奉的神祇来区别村民的标准并不严格，不少村庄在不同时期供奉着多个不同的神灵，其中最主要的是关帝、观音和龙王。沙井村便是一典型事例。该村有两个庙，大庙中原供奉观音，但后来主要供奉的是关帝;另一庙供奉地藏王。两庙及40亩庙产归全村所有。[14]

同顺义县其他村庄一样，沙井村每年举行5次祭祀仪式，起初所有村民都被邀请参加祭祀。正月十五祭所有的神祇，二月十九祭观音，四月八日敬佛爷，六月二十四日庆祝关帝圣诞(其他地方多按官方祭祀日，即五月十三日祭关帝)，七月三十日祭地藏王。祭祀之日，村中自城里请来和尚或道士，村中每户出一人集齐庙内，由通常称为“香头”的主祭焚香。仪式完毕后举行会餐。[15]

祭祀仪式属于全村公务，确认了村民资格之后，由每户或一个院子派一人参加祭祀。[16]寄居在沙井村的人，如李氏，被认为是村外人而不许参加祭祀。[17]同样，村学教师也是外村人，他可以单独就餐，但不参加烧香敬神的行列。[18]与此相反，虽然邢氏一家并不居住在沙井村，但在沙井村拥有房屋和土地，故被认为是沙井村之人，故被邀请参加祭祀。[19]为了免祸求福，村里还举行其他临时祭祀或道场活动。[20]

对土地神所守护的“区域”应格外留意。如前所述，该神管辖范围涉及住在村里的本村人而不包括住在村里的“外村人”(详见第七章)。从这一点来看，其地域区划并不十分严格，它与30年代中期为交纳费款而划定的“死圈”是有区别的(详见第七章)。

值得注意的是，从理论上讲，所有村民都应该参加这5次正规祭祀(称为“办五会”)。但到了30年代，只有半数人家，即30户派人参加祭祀。很明显，村中那些较穷的人家既无钱参加会餐，也无时间参加祭神仪式。[21]村中“老道”(老道为尊称，实际上是看庙的)杨永才持“会帖子”挨户“邀请”，但由于有些人家经常不参加，他后来也就不再通知他们了。[22]

在冷水沟村，20世纪初期宗教活动较为活跃，该村有玉皇庙、关帝庙、观音堂和三圣堂(三圣指老子、孔子和如来佛，但其中也供奉财神、牛王和土地神)。据说在民国之前该村庙田甚广，但因陆续出卖，到30年代末期，仅剩2亩庙田。该村有25块庙碑，记载着自清初以来接受捐纳或购置地产的情况，大部分地产为关帝庙所有，这与满清政府大力宣扬关圣功德相符合。[23]

在土地、玉皇、关帝的圣诞日都要举行庆典，但冷水沟最重要的宗教仪式还是集体祈雨。求雨的对象不是龙王，而是中国人心目中最高神灵——玉皇，为此而设立了各个专门小组，涉及50余人，负责不同事务，如管理内账房、修表、升炮等。整整3天，全体村民参加祈雨仪式并会餐。在30年代末通货膨胀之前，如果祈雨后老天果然下雨，该村还要演戏酬神，所需费用由各户均摊，但至贫者和住在村内的“外村人”则可免纳。[24]修庙及维持庙祝的费用亦向村民摊派，如此种种皆表明这一宗教团体是以村庄为整体，宗教活动与村务密不可分。[25]

吴店是一个约50户人家的小村，有两个庙:关帝庙和五道庙(亦称“土地庙”)。两庙共有6亩庙田，是村人集资买的，田契上明确地写着“吴店村大家公共”[26][27]。每年正月初一、十五、关帝圣诞日以及遇有蝗虫等农灾时，均有庙中祭祀，费用向各户摊派。关帝圣诞日的祭祀最为隆重，尽管此村贫穷，但举行仪式后，所有参加人均集齐共餐面条，村中讨论护秋等有关村公务时亦一起吃饭。[28]

侯家营有两座庙，一为五道庙(供奉山神、土地爷、小鬼、判官、农神)，另一为财神庙，亦称“老爷庙”(即关帝庙，它是由全村各户凑钱修建的)。关帝圣诞(六月二十四日)和财神圣诞(九月十七日)均举行祭祀，但村民是如何辨明两神的“生日”的，则不得而知了。祭祀时村民点灯、烧香，并献上供品。[29]据村民讲，以前祭祀后全体聚餐，但到30年代，已无这种仪式了，只是村办公人(保长、甲长、乡丁等)一起吃饭并代全村行祭祀礼。[30]

其他两个满铁调查村庄中宗教团体(以村为单位)的意识较弱。寺北柴的4个庙都很小，而且没有地产。[31]该村主要宗教活动是十月十五日到观音庙拜祭，这由各家单独举行，向神灯注油并烧纸[32]，没有全村统一的祭祀和会餐。但这并不是说该村丝毫没有共同的宗教意识，1869年立于关帝庙中的一块石碑清楚地刻列着捐款修葺关帝庙的全体村民名单。[33]

最后谈谈后夏寨的情况，该村有4座庙，并有49亩庙产[34]，但两个规模最大的祭祀活动却与此4庙无关:其一是上面讲过的祭祀泰山老母，另一个与红枪会活动相关，属于第四种类型。

第四种类型:超村界的非自愿性组织

如上所说，第四种类型的组织兼具第二、第三种组织的特征，该组织的中心位于村外，但全村作为一个整体加入。而且，由村首事管理一村相关事务并与上层组织保持联系。20世纪20年代时社会动荡不安，这种以宗教信仰为中心的自卫组织发展很快，它往往采取大会下面分小会的上下级组织结构。

例如，后夏寨修盖了供奉武神的真武庙，据说真武君可以保护村庄不受匪帮扰害。该庙建于1921年，很显然，这与当时军阀混战、时局不安相关。每年三月初三，由村长带领全村男子到真武庙烧香。20年代初期，此日还演戏敬神，费用由各家负担，但富户比穷户出钱为多。[35]

后夏寨的真武庙和组织只是该地区红枪会的一个分支，这一红枪会的首领(尊称为“老师”)来自邻县，在他的策动下，相邻数村的组织得以联合起来，故声势更为壮大。[36]尽管红枪会的主要目的是练武保村，但其与宗教迷信是分不开的，会员对祖神爷非常崇敬，并坚信打坐练功、遵守戒律可以刀枪不入。[37]宗教信仰对召集会员和增加组织凝聚力起到重要作用。

西尼·甘布尔在书中讲述了山东省的一个红枪会组织，该会是1925年由一河南拳师创建的。该村村长兼任红枪会会长，由于几乎所有村民都参加了该组织，故红枪会与村组织几乎无什么区别。甘布尔指出，这种联村红枪会在抗击土匪方面功效不大，因为一旦村庄联合起来，各路土匪也迅速互相联络，壮大队伍，以与红枪会相对抗。[38]

在河北省栾城县的北部和西部，有横跨数村的宗教组织，宣扬佛法，保卫地方。[39]有几个村子在村长的带领下，集体加入了该组织而成为一个分会。这些组织在40年代为保甲自卫团所吸收，因为伪县政府是不允许有独立的民间组织存在的。[40]同样，前面提到的两个红枪会组织在30年代也为国民政府所解散，其部分成员被重新编入半军事组织的联庄会，直接受区政府的指挥。[41]

并不是所有的第四类组织都与自卫有关。在有些灌溉地区的水会中，龙王庙归各村“所有”，由村长带头祭祀，外村人不得成为该会的会首。[42]同时，此类组织可与其他各村的同类组织联合行事，以达到共同目的。[43]

查尔斯·利辛格详细考察了河北省灵寿县某村教民(信基督教者)与庙会组织的冲突，从中可以看出宗教组织是如何被网罗进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位于张阜安村的积善寺在19世纪60年代由属于阜安牌的6个村庄共同所有，该牌采取保护型经纪制，通过乡保与县衙打交道。但是，这种经纪制融进了宗教色彩。利辛格发现，除维持积善寺外，阜安牌的全体绅民还到关帝庙进香以祈丰年。[44]

阜安牌的领袖们率乡民拿着棍棒向教民挑战，这里我不再重复斗殴的经过。据教民控告:“此次仇教完全是由衙役和各村生员挑动起来的，他们组织数百人加入一心会，并与平山县水碾村的摩摩教有勾结。”[45]尽管官府的调查否认一心会与摩摩教有牵连，但利辛格则认为它们之间有着某种联系。[46]

可以说，灵寿县阜安牌的文化网络中有3个相互关联的组织方面:属于第四种类型的宗教组织与保护型经纪区划(牌)相重合，同时，它可能与属于第二种组织类型的秘密宗教相关。这三个方面对构成权力文化网络均有作用，下层绅士与乡保构成地方保护经纪体制;第四种类型的宗教组织——“一心会”可以动员村民团结对外;而与秘密宗教的联系则壮大了自己的力量。3种力量相互作用使阜安牌敢于向教民“开战”，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教民会从崇洋媚外的官府那里得到保护。

我将宗教组织分为4种类型，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宗教在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作用。第一类型的组织影响力量小，它由村中信仰相同者自愿组成，与外界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在村中成为特殊的小团体，可能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在政治上，它们免不了要遭受其他强大势力的欺凌。不过，基督教小团体则是例外，它们的特殊组织及信仰使其具有第二、第三种类型的某些特征。从第二种类型的组织中可以看出它们如何与村外组织，特别是秘密宗教相联系，从而有效地影响乡村政治结构。在第四类组织中，村民借用外部势力，来壮大自己的自卫力量，有时甚至与国家政权相对抗。尽管清末民初乡村政权得到加强，但它还是无法完全控制这种与外部力量相连的宗教势力。

后两种类型的宗教组织的活动大体上规定了村公务的范围，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差别的。在第三种类型中，全村有共同的守护神，它是官封城隍爷的“下属”，具有正统“身份”，而第四种类型的组织与外村组织相联系，有时被国家政权认为是“异端”而加以禁止。不过，如下面所示，所有这两类组织都操纵在乡村精英手中，他们通过这些组织来实现自己对乡村社会的领导。

对全村性非自愿组织的研究还揭示出，其组织规模与村公务范围基本相符，即“公务范围”基本上与“村落社会”是同义词，因为“社会”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只有当村民共同参加(非本村人则不能参加)一个仪式时才体现出他们属于同一个集体(社会)。但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经济状况所限，有些村民不参加或者不能平等地参加所有活动。如果说村落社会还代表了超然存在的特殊利益，那么这些仪式则无法，也不必完全体现它们。例如，在沙井村，祭祀仪式的内部结构反映出该村贫富的分化，尽管早先时所有村民参加祭祀，但后来那些贫穷而无力捐钱者则被排斥在外。在侯家营，过去祭祀关帝和财神圣诞之后全村人会餐，但到了30年代，只有村首事们一块吃饭。甘布尔也发现其他村庄的首事们在祭祀和会餐方面与普通村民有别。

以上现象可能与20世纪时宗教势力衰落有关(见下文)，但我并不同意将宗教仪式视为乡村共同体是否牢固的唯一标准。宗教范围有多层的含义，尽管共同的守护神及其他信仰和活动将地缘聚落连为一体，但宗教组织的内容千差万别。总之，不论是因为历史还是其他原因，宗教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将封闭式的自然村落与由乡绅操纵的“公务社会”区别开来，或者说它促使了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

正统宇宙观与乡村宗教领袖

宗教活动与公务活动范围的重合为乡绅们提供了施展其领导职能的舞台。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参与宗教活动，如敬神、修庙和补庙，是乡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祭祀诸神是封建官吏的一项职责，这在各种著作中均有详细记载。[47]我所查阅过的一些河北和山东省方志的传记中记载着不少这样的事例，不仅有官员，而且还有有科举功名及无功名的乡绅均捐款兴建或修葺庙宇。

孔教社会中乡绅的正常职责在1905年撰修的直隶(望都县志)人物传中得到反映，该传记记载了各位乡绅的“善举”，他们大多居住在乡村之中。在清朝41位传主(45宗“善举”)中，有10人取得了科举功名。下面将45宗善举作一分类[48]: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与庙宇相关的宗教活动是乡绅的第一“要务”。但到了20世纪初期，修庙的“善事”减少，而更多的是从事兴办学校等“现代化”事业，这与清末破除迷信运动是相符合的。这些数字并不能告诉我们乡村一级乡绅卷入宗教活动的实际程度，但这些活动无疑是得到官府和正统文化所赞同的。

亚瑟·沃尔夫和莫里斯·弗雷德曼曾争论过在中国有一种还是两种宗教[49]，即受儒家思想教育的社会精英与人民大众是否有共同的信仰？现在再争论这个问题可能已无什么意义，但我们却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宗教意识在将中国乡村纳入儒教政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很难赞同中国有两种宗教的观点。清末社会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将其分为士绅和劳动大众两部分。实际上，中央集权和儒家思想在整个社会中起着凝聚力的作用，有少许财产并略受教育的人都希望科举入仕，这些人处于社会的各阶层，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介乎大众和儒家精英之间)使其充当了沟通大众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媒体。正如杨庆堃所说的那样，这类尚未取得科举功名的乡绅在融合儒家和大众宗教思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50]

如果真要问中国的宗教状况，则应该问中国是“单一宗教还是多种宗教”？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弄清各人对宗教的定义。例如，以祭祀形式还是以祭祀目的作为划分宗教的标准，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样，如果从表面的信仰来看，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也可以说中国国民有共同的宇宙观，而从中又派生出不同的信仰。

这里，我先辨明一下中国人心目中天界和俗世之间的关系，它是中国许多宗教信仰的源泉。我不用“内在性”这一概念，因为虽然它与此问题相关，但统治人民的权力系统不是源于上界或俗世，而是源于天人合一的官僚体系。不然，我们无法理解杨庆堃一再强调的一点，即除苍天和某些天神之外，皇帝统率俗世和阴间一切事物。[51]而且，众所周知，中国人按俗世官僚结构创造了阴间的大小鬼神，华北亦不例外。[52]政府官员可以支派下层神鬼，并且只祭祀与自己同级或上级的神灵。[53]这表明，阴阳二界的官僚体系是浑然一体的，或称天人合一，而不是两个独立的互不相关的系统。

这种阴阳两界的互通性使中国许多神灵人性化，如县太爷可以鞭挞失职的城隍爷[54]，而愤怒的村民有时则暴晒久求不雨的龙王爷。[55]同样，在天人合一的信念下，对地方或整个国家有贡献的英雄亦被神圣化，这种现象在社会各阶层极为普遍。正如加里·西曼(Gary Seaman)所说:“神位如同官位，只是由那些已故去的文臣武将充任而已。”[56]从这些神灵的起源可以看出，为什么对同一神祇有不同的解释和信仰。下面我们将分析对神灵的不同解释如何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利益。

首先，必须牢记，中国历史上大众信仰中的天国体系并不是某个朝代创造出来欺骗全民的。事实上，一些官员对神鬼曾表示过怀疑。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不仅塑造了俗世的生活，而且规定了另一世界的权威体系。如同皇帝自比天子，号称“替天行道”一样，各层官员也在阴阳合一的官僚体系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我们应当重视斯蒂芬·冯治王的警告，他认为封建国家以及科举文人的祭祀活动与大众庙会的祭祀活动是不同的。他指出:“对普通民众来讲，他们缺乏祭祀知识，故大的祭祀都请官员或僧道来主持。”[57]但二者(指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并不完全不同，20年代时冷水沟的祭祀仪式与官方祭祀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冷水沟村，向玉帝求雨前3天，村民禁食鱼、肉、韭菜、花椒、葱、蒜，并不与妻子同房。仪式之始，由4个人抬着玉帝到纸房庄，从百泉用瓶子汲水并捉一尾鲫鱼(取“急雨”之意)，然后又抬回村庄。接着，由全村最有学问和名望的5个人起草祈愿文(称为“修表”)，他们“洁体”(沐浴)后穿着长袍，跪于神坛之前，向玉帝呈写祈雨之文(实际上该文是由小学校长执笔写就的)，他们向玉帝报告久旱无雨使村民痛苦不堪，请求玉帝普降甘露以苏民困。然后，在住庙道士的祈祷声中，村长跪烧表文(称为“升表”)。最后，由围观的村民向玉帝行礼并抽签以求预知天气变化。[58]

下面有选择地摘引一段冯治王对19世纪中期台湾某地官府乞雨仪式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冷水沟乞雨仪式与其无大的差异。

求雨同其他仪式大同小异，只是多一个“求雨”手续……官员身穿朝服到神坛前宣读乞雨之文，读完后即换上便服……除斋戒之外，屠宰牲畜也有讲究，平民百姓也是如此。……如果官员求雨失败(指仍未下雨)，则命令道士和僧侣按他们的方式再次乞雨。[59]

再看看以上仪式与朝廷祭祀是何等的相似:“每次到太庙祭祖之前要斋戒3天。在这3天之中，整个宫廷之内不许饮酒、食肉、吃蒜或其他有异味的东西。”[60]

当然，尽管有以上模仿之处，但地方领袖并没有照搬每一个祭祀细节，从而使自己加入天人合一的宇宙体系。与庙寺相关的活动往往由香头们主持，他们捐钱也最多，这足以表明他们与神灵最为接近。例如，在沙井村，人们认为香头会受到神灵的特殊护佑。[61]无疑，乡村精英们担负起管理庙务的责任有多种原因，但官府对官方神灵的庇护以及士绅对官方和非官方神灵的庇护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上述的天人合一体系为乡村精英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其在乡村中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权威。

宗教领袖与村庄领袖之间的关系如何？顺义县沙井村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具体事例。共同的宗教活动和庙产由香头们负责管理，在每年5次祭祀中他们带领村民行礼并点香。香头是受村民们尊敬的职位，在祭祀或修葺庙宇中多捐钱文的人才能充当香头。[62]在1900年之前，香头们还处理与村庄相关的其他村务，但他们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务机构。[63]由于村庄集体活动的经费从庙田收入中支出，香头们实际上便兼管着村财务。[64] 1900年清政府实行新政之后，从香头中选出数人组成更为正式的青苗会，香头改称“会首”，来推行新政并负责与此俱来的捐税征收。[65]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领导机构迅速变迁，但其中的核心人物保持不变或由其子孙继承。30年代时沙井村9个会首之中有5人的直系祖先曾列名于1886年香头之中，不少香头占地百亩以上，其中一家有地500余亩。[66]这样由富有者担任领袖的情况在第三种类型的宗教组织中最为普遍，在乡村社会各阶层中亦是如此。例如在县城中，掌管庙产和宗教仪式者往往是捐款最多的人。[67]

吴店村领导集团的变化与沙井村相似。1900年以前，只有香头存在，再无其他全村性的组织，香头们负责关帝和土地爷圣诞日的祭祀，这是当时唯一的全村性活动。[68]到了30年代，村领袖们仍然负责祭祀，但此时他们还要处理其他村务。[69]冷水村25块碑记反映了满清时期乡村精英组织在宗教活动方面十分活跃，直到30年代，村领袖们还募款修葺庙宇，当时负责祈雨的重要机构——管理内账房，由村中最为富有和最有威望的人物组成。[70]

人们认为，村庙是赏善惩恶的最高权威，这也是世俗组织借助于宗教势力的一个原因。吴店村一土地庙内总写着4个字:“你也来了”。而且年年更新，村民们认为其含义是指人人都逃不脱神灵的最后审判。[71]在侯家营，逮住犯法分子(如小偷)后，人人可以捶打他，但将其带到庙中神像之前时，只有村庄首事们才能鞭打小偷，村民只能围观，以此使世俗权力神圣化。[72]

加入天人合一的官僚体系(参与领导宗教活动，特别是各种祭祀)是乡村精英进入世俗政治结构的一条重要途径，参加乡村宗教活动是精英们表现其领导地位的大好时机，这在华北地区更是如此，因为在农村别无其他表现途径。

乡村领袖在体现其权威方面的种种相似并不等于他们对神灵的信仰完全相同，但是封建皇帝将自己凌驾于诸神之上，竭力使大众信仰统一化，下节将讨论这一企图及其后果。

华北地区的保护神——关帝

关羽(162—220)是被神化了的一位三国时代的英雄。在后来的1000余年中，通过小说、戏剧、官方和民间的塑像以及秘密宗教之中的传说，使关羽的神话家喻户晓。他可能是华北乡村中供奉最多的神灵，被调查村庄中众多的关帝庙及庙碑即是证明。

据明恩溥称，在华北地区最常见的神位是关帝和土地爷。[73]虽然村民往往将二神相提并论，但二者的地位和职责是完全不同的。在村民们看来，土地爷是城隍爷的下属，专管一村事务，而关帝则在众神之上，受到全国各地的崇拜。顺义县的村民对此有如下回答:

问:土地庙和关帝庙有什么不同？

答:土地爷只管一村事务，而关帝爷的神灵则护佑全国。

问:外村人向(你村)土地庙进香吗？

答:不，即使进香，也不灵验。

问:向关帝庙进香吗？

答:不论来自何方，任何人都可以向任何一座关帝庙进香求签。[74]

在吴店村，也进行了如下的问答:

问:土地庙和关帝庙哪一个更神通广大？

答:关帝庙更有神力。土地爷只照管一村之事，但关帝爷是大圣，他不只是一村之神。[75]

与桑格伦所研究的秘密宗教和团体不同，社区神祇与国家神祇、官方宗教间接相关，它是传播正统思想的一条重要途径。当然，有时大众宗教思想也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意识。土地和城隍之类的保护神被归入官僚模式的官方宗教体系，土地爷代表着村庄，他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却必须置于官僚体系之下。与此不同，关帝似乎超乎官僚体系之上，与皇帝不相上下，因而被冠以“帝”的称号。所以，关帝的神威与职权无地域限制，他象征着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尽管在清朝时，关帝被奉为阴间的最高神灵，但他在村民心目中的作用却五花八门，这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

最令人吃惊的是，人们从关羽的故事中引申出不同的传说和解释。

关羽的传记最早出现于《三国志》之中，该书修成于关羽死后50年。[76]他最初是个亡命之徒，后来投靠后汉宗室刘备，与张飞一起在桃园结义，成为“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三国争霸之中，他是刘备的大将兼都督，尽管曹操以封侯相诱，但关羽不为所动，一直忠于刘备。公元220年，关羽为孙吴俘杀。

数百年以来，关羽的故事经说书和戏剧一再夸张，以至神化。他不仅被尊为忠义之神，而且成为财神、文神、佛寺护法神、梨园及秘密结社等的守护神。[77]从关羽的神话的历史社会学过程中可以看出，社会各阶层从关羽的事迹中不断地引申出符合自己愿望的神力，尽管各社会集团对关羽这一神化人物的解释不尽相同，有时甚至互相抵触，最特殊的是满清帝国的态度，但日久天长，这些神话互相融合，使关帝成为无所不能的万能之神。

为关羽建庙始于8世纪初期，那时他被视为佛寺的护法神，在其后的200年中，关羽的神化作用仅止于此。[78]从宋朝开始，关羽的塑像才广为流传，而且被赋予更多的意义。宋朝有一个关羽显灵的故事:在山西解县某盐池新建一座道观，其中供奉关羽，据说当时蚩尤之灵为害此地，关羽指挥阴兵与之战斗，保护了地方。井上以智为认为关羽被神化(道教式的神化)，主要是由于元剧将这一传说搬上戏台，广为传播。[79]

黄华洁则认为，关羽被神化并为大众所接受，应归功于宋元之际的话本，特别是《三国志评话》和后来的《三国志演义》。清朝时自然经济和血缘团体逐渐解体，多姓村庄开始增加，并且出现了大批客商及游民。

因为新生集团无法依靠血缘关系来增强团结并保护共同利益，他们求助于关羽的忠义象征来维持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团体，关羽的形象便被作为交友之道的原则，从而使关帝庙更为普遍。[80]

不论其原因如何，自宋以来封建国家不断地向关羽及其后代加封晋爵以至尊关羽为武神，在神化关羽的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1614年，关帝被尊加“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封号。[81]在战乱之时，对关羽的祭祀尤为隆重。自宋一直到明末，封建国家一直在神化关羽，但却没有垄断关羽神力的企图，这与清朝有很大的不同。自觉或不自觉的，宋、元、明三朝均默许人们对关羽神力有不同的解释。

采取中央集权制的明朝亦是如此。湖北当阳县玉泉寺是第一个供奉关羽为寺庙护法神的寺院，受过元朝世祖忽必烈的封赠，而明朝向该寺捐赠也很多。明朝还敕封了北京地区的两座寺庙:一为白马寺，这是供奉关帝的最高官寺;另一为月城庙，其中供奉关羽为财神，这在明朝时即很著名，1614年，正是在此庙加封关羽帝号。[82]

关羽的寓意日益丰富，虽还是一种潜在的象征，但并未逃过中央集权的帝国官方注意。如有明一代，官方并不是以破除这种并不直接支持自己的“武圣”关帝的神话来确保安全，而是将其各个方面都置于帝国保护伞下来加以控制。这样它成为庇护者的庇护者。无疑，这种作法一直到20世纪还影响到“关帝”在大众形象中的复杂“形象”。作为英雄，他是保护者和供给者;作为武士，他既忠于既成权威，又忠于自己的誓言。

清朝采取一系列步骤，力图将对关羽的信仰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对某些非官方的解释和传说加以禁止，这在官修史书中即有记载。关帝不断地被加封，1854年太平天国运动之时，清朝将对关帝的祀典提高到与孔子并列。[83]但早在1725年雍正皇帝改革之时，关帝即被置于朝廷之下，清廷命令各省府州县(于各辖区中)“择庙宇之大者，置[关帝之]主供奉后殿”，而这些官庙则受北京白马寺统辖。[84]

另一方法是将关帝儒家化，具体体现在《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之中。关于关羽的生平有许多在儒家看来与“圣君”不甚相符的地方，如他出身贫贱。即使在忠义方面，关羽也有“不足之处”，如他放掉曹操，使曹魏得以继续进攻刘汉。同时，将关羽祀为财神或其他秘密宗教的守护神，也不符合儒家的英雄形象。总之，1693年编成的《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以后又重新修订过4次)力图使关羽更为儒家化。

编辑该书的起缘据说是由于在关羽故里水井之旧砖壁内发现了他家的宗谱，原来，关羽是颇有名望的忠孝之家关龙逢的后裔。该书序言四开篇即说:“域中有二大伦焉，曰忠曰孝……故曰移孝可以作忠，又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85]在简述了关羽忠义事迹之后，作者慨叹在关羽宗谱发现之前，“夫子之世系缺焉无传，致使祖若父启佑贻谋之德与夫子趋庭缵绪之隐，皆灭没不可考，岂非在天之精灵所耿耿不忘者欤？”从宗谱中“知我夫子深明于春秋之大义，渊源实有所自也。……我夫子在天之精灵，必不忍其先世之德泽而藉以传于后，其纯孝之心不可与生平忠义之性并足千古哉！”[86] 1725年，清廷“追封关帝三代俱为公爵”，并命地方官“春秋二次致祭”。[87]

序文中盛赞关羽熟读儒家经典:“盖夫子善读《春秋》，鞍马之余手不释卷。”[88]关羽的忠义正是由于他深明《春秋》大义，与学究式的史家司马迁不同，关羽“守经达权”，堪称万世楷模。[89]最后，序者将关羽的神灵与皇朝相连:“夫子之灵爽在天，庙祀高堰，鲁显神威，倘默佑余安澜底绩，永远平成，则护国庇民之功，岂不大哉？！”[90]

当然，使关帝儒家化的努力，并不能完全改变关羽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他被当成财神或社区的守护神，不过，清朝的措施也不是全无功效。从有清一代关帝庙的石碑中可以看出，虽然对关羽的解释仍然多种多样，如将他视为财神、护法之神或忠于誓言的英雄，但最为普遍的乃是赞扬他深明大义和忠于朝廷。

冷水沟关帝庙中有5块修庙碑，最早的一块是康熙时立的，碑文曰:

闻之古今建祀立祠者，所以表有功于朝廷，有德于百姓，有光于名节者也。……若夫天下分崩，豪杰并起，上下乱，纲纪坠，此时有特起者，二介不取，一名不苛，使奸臣贼子知名分必不紊，惧大义必不可乱，膺国家之重任，为一方保障。……[汉寿亭关夫子]不受曹贼之封而一心为汉室，非有功于朝廷乎？除黄巾之害，诛庞兵之□，非有德于百姓乎？千里寻兄，独当一面，而率杀身成仁，非有光于名节乎？[91]

这个碑文是由县城一位有功名的文人写的，但并非全部如此，有些碑文由在乡秀才或根本没有功名的人起草，后者只简单地写上立碑经过、村首及捐款人姓名，但几乎所有碑文都要颂扬关羽的忠、孝、节、义。一块记载捐赠土地的石碑虽然没有士绅列名，但也重复了国家对关羽的连续封诰。[92]另一块由村中生员起草，有村中首事列名的石碑有如下文字:

泰誓有之曰，吉人为[善]，惟曰不足，恶人为不善，亦惟曰不足，因知神道设教，抑亦喜吉人而恶恶人也。另山西关圣武夫子九恶恶之甚严乎？即如癸酉之秋九月十五日，白莲犯关，宫廷受厄，危在旦夕，幸神武圣夫子大显神威，迸退白莲，伏法受诛，无一漏网。……吾乡领袖甲午等蓄朴积财，整新庙像。[93]

1864年，侯家营为修葺财神庙并建立关帝圣像而立有一碑，全文如下:

重修财神庙并创立关圣帝君碑文

庙貌而塑圣像，绘容而辣神威，此教泽之所重贻，而今昔之所同然也。我侯旗营旧有财神庙一座，怎奈荆辣[棘？]含烟风雨破瓦甍之翳鼯棲栋，尘纲封法众之仪，民费经营，祠亏一×，屡次修整，地歉三了。兹当太岁昭阳渊献议阔址基以壮观，心慕圣帝之扶义维纲，公愿馨香乎俎豆且也。[94]

此碑列有一个生员(撰篆)、一个从九品职员(书写)和几个村首事之名。立碑之日，县令到场以示隆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立碑置牌过程:关帝之神位置于旧有财神之上。但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关帝和财神常常被混淆。例如，在定县，当问某一商人他为什么供奉关帝时，他回答说关帝就是财神。[95]在19世纪60年代“同治中兴”之时，各地纷纷为关帝“正名”。即使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寺北柴村，于1869年也“钦念〔关帝〕盛德，不忍湮没，捐钱重修〔关帝庙〕”。[96]直到本世纪30年代，侯家营除继续供奉财神外，仍然祭祀关帝圣诞。

从历史的角度对关帝庙碑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乡村精英通过参与修建或修葺关帝庙，使关帝越来越摆脱社区守护神的形象，而成为国家、皇朝和正统的象征，士绅(不论来自本村或外村)的参与更加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在某些大村，成为香头可以使那些非士绅的乡村精英与官府发生联系。这表明，关帝圣像不仅将乡村与更大一级社会(或官府)在教义上，而且在组织上联结起来。[97]

第二，乡村领袖力图使自己与儒家文化保持一政，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与劳动大众区别开来，其差异表现在普通村民与乡村精英对关帝信仰上的不同。

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关帝有不同的信仰，这在沙井村得到证实。据调查，在沙井村，富裕之户信仰关帝，而贫民则供奉南海大士。[98]吴店村民将关帝视为万能之神，甚至向关帝乞求神药。[99]这种现象在华北比较普遍，人们将关帝看成是救世和守护之神。李景汉在定县调查中发现，一般乡民信奉关帝是为了“求福免祸”。[100]虽然这种大众信仰与封建国家对关羽的孔教化并不明显冲突，但与庙碑中对关羽的颂扬和解释亦不完全相符。

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对天后神话的研究中指出:在对天后的解释中应将象征和信仰区别开来。虽然都是供奉天后，但不同的社会集团对天后的信仰是不同的。在一个参观者看来，天后是由国家敕封的象征尊严和文明的神灵，但这并不妨碍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天后寄予不同的信仰和祈望。[101]这一观点可借用来理解关帝的神话，不同的人对关帝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不赞成将象征与信仰截然分开，二者是紧密相连的。关帝对某一个人的象征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另一个人的象征内容。重要的是，他的不同方面却在一个语义链(semantic chain)上联系起来:作为既忠于誓言又忠于既成权势的武士，一个保护国家和社区的守护神，转为健康和财富的保证者。特定的解释有赖于这种语义链，并在这种语义链中产生出它的“意动力”(conative strength)。

关帝神化的语义链历史发展过程反映在不同时期，国家和各社会集团对更早的象征寄予不同的信仰和期望。正如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诗词中有不同的含义一样，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下，对关帝的任何特定修正都要从这含义丰富的深厚背景中吸取力量。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关帝的教化作用也不同。乡绅们之所以信仰关帝，是因为关帝具有这种既是国家又是大众守护之神的多重性。

宗教领域的转化

关于宗教组织如何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提供框架，我可以得出如下3个互相关联的结论:第一，宗教圈构成村庄公务范围，为乡绅们提供了施展领导才能的场所;第二，虽然经济分化，但乡绅们经常以代表全村的身份进行祭祀活动，从而使其地位高于一般村民;第三，通过对关帝等的供奉和信仰，使乡绅们在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上与国家和上层士绅保持一致。

本节我将考察清末新政时对宗教组织的攻击，这是民国时3次(民初、五四运动前后和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执政时)大规模破除宗教迷信的先声。[102]了解20世纪初宗教领域的变化过程格外重要，在乡村宗教退出权力结构的时刻，才更显出乡村宗教在过去的权力结构中的历史意义。乡村精英们迅速退出宗教活动而集中精力于新的举措(即从事“新政”事务)，恰恰表明他们过去从事宗教活动的兴趣在于宗教外衣下的政治活动。

在那些公共活动集中表现于宗教仪式之中的村庄，宗教圈为新的更为世俗的“公会”提供了成立的基础。在乡绅们通过宗教组织领导全村公共活动的地方，乡绅们自然地担当起新的政治组织的领导责任。[103]新的活动是如此剧烈，它使宗教基础受到威胁:庙宇被用做村公所或学校，庙产(主要是庙田收入)被用来支付新政费用。

不仅满铁调查的村庄，而且河北、山东其他各地的县志和报告均提供了有关这一转化的资料。在李景汉等重点调查的河北省定县62个村庄中， 1900—1915年间，316个庙宇倒塌或移做他用，保护完好并继续发挥宗教作用的寺庙从432个减少到116个。其中两个剧变时期分别是1900年前后和1914—1915年，前者是由于政府下令建立新学和村公所，后者是在孙发绪任县令时，大力破除迷信，将245个庙宇摧毁或移做他用。[104]

河北省《望都县乡土志》对庙田移做他用有详细记载，该志是1905年前后为响应新政号召而编辑的。为了开辟乡村学款来源，政府下令调查并登记各村公产。在150个村庄中，59个村庄报告拥有庙田，而在这59个村庄中，有30个村用庙田收入开办村学，23个村用以支付捐税或其他费用，其余6个村仍将其收入用于宗教事业，如用于道士、庙祝的生活开支或祭祀活动。[105]

1899年，直隶总督命令顺义县兴办新学，知县则委任乡绅、各路乡保等广开财源以办学堂。据1933年所修县志记载，在203所新学中，160所学校设于以前的庙宇之中。[106]《昌黎县志》分堡(不包括县城)有选择地叙述了庙宇兴废状况，在42个有庙田的村庄，17个村庄将庙田变为村公所财产，17个村庄将其作为学田，其余8个村庄仍归庙宇所有。[107]尽管该县志将学田和村公田区分开来，实际上，大部分学校及校财政均由村公所掌管。

河北省《良乡县志》亦表明，在1908—1923年间，庙宇不断地被开辟为学校。据该县财政局长报告，1911年全县所有庙产即改归村公会所有。[108]据栾城县财政科长回忆，1908年栾城县知事下令将庙产改为学田。

问:全国均如此吗？

答:是的。

问:是不是人们觉得庙宇无用了？

答:政府有令，要破除迷信，兴办学校，如同明治维新那样。[109]

其他满铁调查村庄中的情况亦是如此。不过，被调查者提供的(毁庙兴学)日期并不可靠，我们应以县志所记载的日期为准。在冷水沟村，部分庙田被改为学田，而其余部分则抵押出去以建新学，所有3座大庙均被移做公用，2座被用做村公所和乡公所，另一座则被改建为初级小学。[110]在后夏寨村，部分庙产被出售以作学款。[111]

在沙井村，1900年之前，庙田收入主要用来维持住庙和尚生活并用于祭祀活动。其后，庙田收入归村公会所有，收入由村首事们掌管，收入主要用来开支学款和警款。[112]甘布尔之书中也提到，在本世纪初期，有3个村将庙产收归村有用来支付新的费用。[113]

将庙产移做他用严重地削弱了宗教生活，并使信徒迅速减少。对废庙兴学并不是没有异议的，这从满铁调查人员与侯家营村首的对话中可以反映出来:

问:村民是不是反对毁坏庙宇？答:是的。

问:为在庙中办学而迁移神像(另建小庙)，村民是否参加过讨论？

答:乡长侯全武召集村民开会，他说:“咱村很小，用不着大庙，我们到东北做生意不再顺利便是因为庙的规模与村的大小不相符合。所以，我们应将现在的庙宇改为学校而另建一小庙。”[114]

被调查人将这次成功主要归因于村长善于劝说村民，实际上，这事比较容易，因为侯家营没有庙田，故不牵涉将庙田移做他用的问题。而在大多数村庄，将庙产移做非宗教活动之用并不十分顺利，此举常常遭到思想守旧的村民的反对，其他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最受影响的是庙中道士与和尚，他们依靠庙产维生。尽管长久以来庙宇住持对庙田拥有使用权，但往往没有合法的所有权，因为这些庙田多不缴纳赋税。村民则坚决认为庙田归全村所有，但村民也无地契可凭，一个在县城拥有势力的和尚则会钻空私自卖掉庙产。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庙田作为公产登记入册，可用做教育或公益事业经费，在此之后，这一问题在法律上才得到澄清。[115]

一旦庙产归村公会支配，大多数村庄的首事们便可以辞退村庙中的道士或和尚。良乡县一位财政科员声称:“1911年后，所有庙产成为村‘公会地’。其后，村民们要将庙田用于学校建设，他们与庙中住持展开斗争，使后者渐趋消亡。”[116]据报告，在栾城县，道士和和尚反对变卖庙产，警察则出来威吓他们。[117]在冷水沟，虽然没有留下僧道们公开反抗的记载，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村部分庙产被典租给原庙中住持[118]，使他得以生活下去，可能是靠继续耕种这块土地生活。甘布尔也发现，在河北某些村庄，为争夺对庙产的控制权，村首事与僧道之间发生争论，结果村首事一方胜讼。[119]

村庄与僧道间的斗争以顺义县石门村(与沙井为邻)最为有趣和激烈。在19世纪末，石门和沙井两村庙中均无住持，如需要时，由村首事们到县城城隍庙中请人到村中主持祭祀，并给其一定的报酬，但不知他是分得庙田租金的一份还是全部。村民们声称，由于城隍庙和尚从未到村主持祭祀，故租金不再归他。[120]

1940年后，石门村一个叫樊宝山的无赖称自己是一位很有地位并非常富有的香头的后代，实际上他是一个与县城衙役及城隍庙和尚有关系的讼棍，他与城隍庙住持关系更为密切，这位住持是原来与村民们达成协议的和尚的弟子。据村民讲，城里的和尚都是一些大烟鬼，而住持则是一个杀人犯，他因勾结衙役而当上主持，故村民们对他十分憎恨。[121]

1938年，樊宝山通过活动使自己当选为石门乡乡长，县城隍庙住持与樊勾结，要夺回当时已归村公会所有的庙田。住持和尚声称，此田已转交给县城隍庙，他受北京嵩祝寺命令，要“保护庙产”。村民们不愿将此争端告到县衙，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那些地痞恶棍们的对手。沙井村的会首们对此事也十分关注，他们担心城隍庙住持也会向本村“要田”。他们怀着侥幸心理向驻扎该村的满铁调查员求救，请他代石门村向县衙疏通。最后，判定土地归石门村所有。[122]

这一争讼有几点引人注意:第一，它表明在国家宗教(牵涉到城隍庙)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营利型经纪活动。第二，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当村中恶霸与衙门营利型经纪勾结起来将其魔爪伸向村庄权力结构之后，围绕文化网络而建立的村庄权力体系则显得何等的无能为力。虽然争夺庙产之事也可能发生于19世纪，但上引事件则与国家没收庙产直接相关。它进一步说明，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开辟利源，使国家政权进一步深入乡村，它必然会加速村中土豪与衙门恶役的联合。

现在，让我们看看没收庙产对普通村民的影响以及他们是如何反抗的，其反抗程度可以从栾城县一位财政科长的回答中反映出来。他将此举与明治维新作了比较:

问:道士和和尚反对没收庙产吗？

答:不仅他们，普通村民也反对。县政府不得不派警察下乡搬出佛像，而将庙宇改为教室。[123]

我们已经看到，在侯家营，村长巧妙地瓦解了村民对改庙兴学的反对。在沙井村，由于庙田出卖，宗教活动日益减少，到20年代，干脆完全放弃了每年5次的祭祀活动。其后，有17户中等之家(有10—20亩土地的家庭，但不是村会首)自愿组成一个宗教——“善会”，他们声称“善会是我们的佛会，村正副不管，我们自己管理”。[124]

除全村性的宗教组织及活动以外，受没收庙产影响最严重的是村内的那些自愿性宗教组织，即第一类组织，它们常常拥有一些共同财产。由于这些团体势单力薄，其财产往往成为村政权夺取的对象。村庄政权的正规化使其(指村政权)没收这些财产并限制其活动的做法合法化。

甘布尔为我们提供的事例表明，村庄政权的正规化是如何削弱了其他组织的权力。1900年以前，B村(甘布尔研究之村庄的代号——译者注)有几个庙会组织和一个看青会。[125]当县衙命令创设村政权机构时，由于任何一个庙会组织都无足够的影响力来担当此任，故由青苗会代行村政职权。它任命自己的两名会首为村长副，青苗会亦改名为村公会。

一个叫“四月会”的庙会组织，由无田的贫民组成并管理，他们向富户收钱以举办集市庙会，故富户对此组织十分不满。由于富户控制着新成立的村公会，故两个组织之间逐渐对立起来。1929年，村公会酝酿状告庙会组织，虽然经人调解未成诉讼，但村公会却成功地迫使庙会组织不得再行收钱。

靠近侯家营的集镇——泥井，该村自愿庙会组织的权力亦被剥夺。[126]该镇的集市是在一块庙地上举行，掌管该庙的庙会组织向小商贩们出租场地以搭盖售货亭。到20世纪初期，新成立的村政权收回出租场地的权力，并决定收费用途。

在号称模范县模范村的定县翟城村，村民们反对没收自愿宗教组织的财产的斗争最富有戏剧性。以下叙述摘自《翟城村志》及其领袖米迪刚的传记。

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翟城村已建立了新学、自卫、卫生及福利组织。

当用尽所有公产收入之后，村领袖们仍感到资金短缺，故在1905年，村政权没收了灯节会、马王会、梨园会等自愿宗教组织的土地和其他收入，其中某些组织拥有土地高达120亩。[127]

村领袖们争辩说，以前这些钱没有被很好地利用，举办庙会等只能是刺激赌博和酗酒。但是，村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奋起保卫自己的财产和节日，邻近村庄的人也赶来声援他们。为此而引起一场持久的诉讼，双方精疲力尽。最后，据传记声称，由于村民们渐渐看到废庙兴学等的好处，这一争端才平息下来。[128]

结论

将宗教组织分为4种类型，对研究20世纪时宗教组织职能的演变很有用处。没收庙产以及限制宗教势力范围对第一、第三种类型的宗教组织影响尤深，因第三种类型的组织几乎是当时唯一的全村性公共组织，而控制这一组织的乡村精英们乐于响应国家没收宗教财产的号召，故这一组织变化最大。由于村务扩大，需费尤多，它诱使村政权进一步没收村中自愿宗教组织的财产，使其更陷于消亡。

与村外宗教团体有联系的第二、第四种类型宗教组织受转化的影响不大。事实上，在20世纪的动乱年代，它们在乡村中的势力还有所加强，那些带有军事性质的宗教组织尤其如此。[129] 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类组织激增，因为它为村民们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证。而且，可以想象，在村庄一级，这些组织有时还利用其上级组织的庇护来抗拒国家改变乡村权力结构的企图。这表明，在困难时期，村庄可能在经济上自我封闭起来，但它与外界的政治联系则一直在加强。如同血缘联系超越市场体系一样，因为有这种超村界联系，在20世纪国家政权内卷和社会动荡分裂的情况下，虽然文化网络中一些组织渠道被摧毁，但另一些组织却得到保护甚至发展。

反对没收宗教财产和取消村庄中宗教职能的呼声时有所闻，但是，不论结果好坏，这一转变是迅速而成功的，其原因何在？我想成功的关键在于杨庆堃先生所谓的中国宗教本身的“多元性或混合性”。[130]在中国，宗教活动由有别于世俗权力的宗教组织控制，如同婆罗门教以及天主教一样，其组织机构很不发达。而且，宗教散布于社会各阶层，如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指导下，那些拥有号召力的乡村精英将自己作为一种中介融合进天人合一的官僚体系之中，这种宇宙观不仅使社会精英通过宗教形式控制乡村社会，而且使他们参与到具有神圣性的权力运作之中，且拥有“泛中华” (Pan-Chinese)的广阔天地。

这种参与使乡村领袖进一步接近封建政权，尤其通过像“关帝”这种庇护形象。在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初始阶段，乡村精英们可能，甚至必须在乡村社会中为其权力组织建立双重基础。他们参与宗教活动本身即带有政治色彩，这使其很容易转变活动重心。关帝的“外向化”及各种功能的整合，使乡村精英不仅能在旧的等级秩序中找到合适位置，亦使他们能顺利地进入20世纪的政治体制。

必须注意，村庄与国家政权之间的新型政治关系发生于全国范围之内，即使在民国初年，几乎所有下达到村庄一级的名目和活动均来自中央政府。正因为如此，乡村精英执行这些近代化措施似乎十分卖力。特别是建立新学为乡村精英及其子弟提供了上升渠道，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利用。我对作为新型的“象征资本”的新式教育的讨论比较肤浅，对这一问题还须进一步研究。总之，使乡村精英与旧王朝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的象征正被转换成一种以新出现的民族国家为目的的初步认同。这种认同关系在民国时期是如何被系统地破坏将是以后几章讨论的主题。

【注释】

[1] 利辛格:《华北地区庙会团体与村庄文化组合》，第40页。

[2] 《惯调》，第1卷第193页。

[3] 甘布尔:《华北村庄》，第163页;《翟城村志》，第45页;《惯调》，第2卷第27、351页。

[4] 《惯调》，第4卷第413~415页。

[5] 《惯凋》，第3卷第355页;孔飞力:《晚清之叛乱及其敌人》，前言。

[6] 《惯调》，第3卷第355页;桑格伦:《中国宗教偶像中的女性》。

[7] 关于这一类型的最详细的材料来自天津附近的一个村庄。据被调查者言，这一教派的教徒散布于全县以及天津城中。该村名为上沽村，属于天津县第七区，该村保长承认村中数人加入了该会。该会总堂(称“松柏堂”)设于具有约1万人口的大镇——小站。堂主住于圣仲庙(又称“松柏堂”)之中。周围约20个村庄的信徒于庙中各神圣诞(每年四次)时聚集庙中会餐并举行各种仪式。信徒在生病之时也向堂主(俗称“当家的”)求医，由他化给“神茶”治疗。在入会或治病之时，信徒按其所能而捐赠钱文(见《惯调》，第6卷第226—227页)。沙井村的在理教组织与集市中心亦有相似的联系(《惯调》，第1卷第104、194页)。第三个事例来自寺北柴，下面再论。

[8] 冯治王:《文庙与城隍》，第590页。

[9] 《惯调》，第5卷第31、33页。

[10] 《惯调》，第3卷第51页。

[11] 同上书，第1卷第225页。

[12] 利辛格:《华北地区庙会团体与村庄文化组合》。

[13] 《惯调》，第1卷第210、214~ 216页;《惯调》，第3卷第152页;《惯调》，第4卷第103、433~ 434页;《惯调》，第5卷第35、132、431~ 432页。又见杨庆堃:《中国社会中之宗族》;沃尔夫:《鬼、神、祖先》。关于区域神灵与国家神祇之间的关系，见冯治王上引文，特别是第588—589页。

[14] 《惯调》，第1卷第90、106、143页。在沙井村，守护神有地藏王、土地和五道。

[15] 同上书，第130、143、145、187页。

[16] 同上书，第130、136页。

[17] 同上书，第136页。

[18] 同上书，第145页。

[19] 《惯调》，第1卷第131页。

[20] 当天旱之时，全村人(每户出1名男人)集体向龙王祈雨。祈雨之时，村长站于人群之前代表村民向龙王献牲。然后人们抬着龙王像在村中游走，由各户向龙王烧香。最后，人们还到有龙王塑像的邻村去祭拜龙王(《惯调》，第1卷第104、220页)。

[21] 《惯调》，第1卷第130页。

[22] 同上书，第130~131页。

[23] 同上书，第4卷第17、282、390~391页。

[24] 《惯调》，第4卷第17、30~31、30~34、60页。

[25] 同上书，第43页。

[26] 同上书，第5卷第407、433页。庙会活动与村公务的关系在此村表现得最为明显:答:当庙宇需要修葺时，村民们集于一处讨论此事。他们买各种物料，由于这些物料归公用，故人人都有权用它(《惯调》，第5卷第414、418页)。

[27] 问:什么是“公议会”？

[28] 《惯调》，第5卷第407、431、440、457页。

[29] 同上书，第34、36、297页。

[30] 同上书，第27、34—35页。

[31] 同上书，第3卷第31、55页。

[32] 《惯调》，第3卷第33、65、82页。

[33] 同上书，第56—57页。

[34] 同上书，第4卷第413、478页。

[35] 同上书，第410、413、416页;关于真武，见杨庆堃之书，第152页。

[36] 同上书，第4卷第418页。

[37] 《惯调》，第4卷第417—418页。

[38] 甘布尔:《华北农村》，第301—303页。

[39] 《惯调》，第3卷第3页。

[40] 同上书，第3页。

[41] 同上书，第5卷第417页;甘布尔:《华北农村》，第301—303页。

[42] 同上书，第6卷第265页。

[43] 同上书，第256、266页。

[44] 利辛格:《华北地区庙会团体与村庄文化组合》，第20、124—126、179页。

[45] 同上书，第124页。

[46] 同上书，第216页。甘布尔:《华北农村》，第152—153、203、288—289页。

[47]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之宗教》，第10—11章;冯治王:《文庙与城隍》。

[48] 《望都县志》，卷六第85—91页。此县志十分有用，因为它对县中各村有详细描述，见书后附录《望都县乡土附志》。

[49] 沃尔夫:《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和宗教仪式》前言;弗雷德曼:《中国社会研究》，第351—369页。

[50]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之宗教》，第276页。

[51] 杨庆堃，同上书，第181—183页。

[52] 侯家营的被调查者为我们详细地描述了玉帝统治天下的“天界”官僚体系，见《惯调》，第5卷第297—298页。关于台湾的情况，见沃尔夫《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和宗教仪式》一书。

[53]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之宗教》，第181页。

[54]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之宗教》，第182页。

[55] 《惯调》，第5卷第442页。一个村民讲述了他对龙王庙的态度:“如果老天降雨，我们重绘龙王塑像并为他清扫垢尘;如果久旱不雨(祈求不应)，我们不再理它(即不为龙王‘洒扫庭除’);如果久求不应，村民们则认为此龙王‘不灵’，便向它发泄愤怒。”

[56] 西曼:《一个中国村庄的庙会组织》，第56页。

[57] 冯治王:《文庙与城隍》，第598页。

[58] 《惯调》，第4卷第30—33、60页。

[59] 冯治王:《文庙与龙王》，第603页。

[60] 威廉姆斯:《满清时期的国家宗教》，第11~45页。

[61] 《惯调》，第1卷第172页。

[62] “以前我们所说的会，总是指‘善会’”(见《惯调》，第1卷第175页)。又“村中之会除烧香拜佛之外再无其他职能……‘会首’是指宗教会社的首领，当时并无村公会”(见《惯调》，第1卷第187页)。香头与善会有关。

[63] 《惯调》，第1卷第187页。

[64] 同上书，第174页。

[65] 同上书，第171—172页。

[66] 同上书，第125、174页。

[67] 同上书，第2卷第500—502页。

[68] 同上书，第5卷第418页。

[69] 同上书，第407页。

[70] 《惯调》，第4卷第31、43、56—57、390页。

[71] 同上书，第5卷第432页。

[72] 同上书，第15页。

[73] 明恩溥:《中国农村生活》，第140页。

[74] 《惯调》，第l卷第213页。

[75] 同上书，第5卷第431页。

[76] 陈寿:《三国志》，卷36第939—942页;又见韦纳:《中国神话辞典》，第227—230页;《三国志通俗演义》，第6回第1—4页。关于其在通俗文学中的角色，见拉尔曼:《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

[77] 拉尔曼:《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第174页;又见井上以智为:《关羽庙的由来与变迁》。

[78] 井上以智为:《关羽庙的由来与变迁》，第一部分，第48页。

[79] 同上书，第二部分，第248、250页。

[80] 黄华洁:《关帝的人格与神格》，第100、122、227—229页。

[81] 井上以智为:《关羽庙的由来与变迁》，第一部分，第49页。

[82] 同上书，第二部分，第249、253、257页。

[83] 《清史》，卷八五第1070页。

[84] 《大清历朝实录》，1725年，卷31。

[85] 卢湛:《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序言四，第1、4页。

[86] 同上书，序言四。

[87] 《大清历朝实录》，1725年，卷三一。

[88] 卢湛:《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序言二，第5—6页。

[89] 卢湛:《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序言三。

[90] 同上书，序言二。

[91] 《惯调》，第4卷第390页。

[92] 同上书，第391页。

[93] 《惯调》，第4卷第391页;又见《惯调》，第1卷第192页。此碑与《惯调》中其他各牌上既有绅士亦有庶民的列名，见《惯调》，第6卷第251—252页。

[94] 《惯调》，第5卷第377页。

[95] 黄华洁:《关帝的人格与神格》，第229页。

[96] 《惯调》，第3卷第55页。

[97] 这在阜安牌教案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见利辛格之文。

[98] 《惯调》，第1卷第90页。

[99] 同上书，第5卷第433页。

[100]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432页;又见《惯调》，第6卷第84—85页。

[101] 瓦特森:《神祇的统一化》。

[102] 民国时期最后一次在华北地区大规模地摧毁庙宇，对此文献中有详细记载，见《支那动乱与山东农民》，第80—83页;《满铁调查月报》1941年2月号第251、254—255、306—307、328页;又见甘布尔:《定县》，第405—407页。

[103] 《惯调》，第1卷第172页，《惯调》，第4卷第56—57页;《惯调》，第5卷第15、34、407—418页。

[104]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422—423页。

[105] 《望都县乡土图说》。但遗憾的是，本表并不完全，因为该书中3页(估计包括15个村庄)缺失。

[106] 《顺义县志》，卷六第17、19页。

[107] 《昌黎县志》，卷四第38—39页。

[108] 《良乡县志》，卷二第35页;《惯调》，第5卷第629页。

[109] 《惯调》，第3卷第414页。

[110] 同上书，第4卷第56、264页。

[111] 同上书，第478页。

[112] 同上书，第1卷第93、171页。

[113] 甘布尔:《华北农村》，第149、155、165、181、184页。

[114] 《惯调》，第5卷第46页。

[115]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1166—1167页。关于僧道企图卖掉庙田，见《惯调》，第1卷第195—198页;《惯调》，第2卷第491页;《惯调》，第3卷第414页。

[116] 《惯调》，第5卷第629页。

[117] 《惯调》，第3卷第414页。在顺义县，据一位政府官员讲，在民国初年，不少庙中住持僧道因争夺庙产而控告村庄领袖(见《惯调》，第2卷第491页)。

[118] 《惯调》，第4卷第286页。

[119] 甘布尔:《华北农村》，A村与C村，第149、181—182、184页。

[120] 《惯调》，第1卷第195—196、199页;《惯调》，第4卷第195页。

[121] 同上书，第197—198、200页。

[122] 《惯调》，第1卷第202—203页。

[123] 同上书，第3卷第414页。

[124] 同上书，第1卷第176页。

[125] 甘布尔:《华北农村》，第163—165页。

[126] 《惯调》，第5卷第352页。

[127] 《翟城村志》，第45页。关于传记，见《翟城附刊》。

[128] 《翟城附刊》，第18—19页。

[129] 窪德忠:《关于“一贯道”》《“一贯道”补说》。

[130]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之宗教》，第十二章。

第六章 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

谁是乡村政权中的真正领袖？财富、地位、影响力等因素在形成个人权威，特别是在20世纪艰难的环境之下，在加强乡村政权的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本章将回答这些问题。在第八章，我将考察国家政权的深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因素与村庄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

通过由保护人的地位和“面子”而形成的保护体系，使个人的财富及影响力转化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保护体系是由职能复杂的非正式小集团构成的，有别于其他的等级结构。所以，在这些体系中的权威教条往往体现为人际间的相互关系，而不一定代表乡村社会中制度化的正统价值。有时，如同秘密宗教网络一样，他们与正统秩序是相对抗的。

但是，以乡村领袖为中心的保护体系往往间接地加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正统特征，即加强其与上层官府的联系。通过这些体系，乡村领袖(或称“保护人”)为村中被保护人提供各种服务，而这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又加强了保护人在宗教、宗族，以至在20世纪初乡村政权中的领导地位。通过人际关系，这一保护体系又将不同的等级组织(如高层的国家政权和村级的宗族等)联结起来，使其融合进权力和文化的网络之中。

1900—1912年间，就我们的研究阶段而言，村级的正式政权制度已经定型，其“官员”往往由在宗教或宗族组织中已建立起自己权威的乡村精英们充任。尽管其宗教或宗族功能已渐失其往日的显赫作用，但许多精英们仍然发挥着“保护人”的某些社会职能，以保持其在被保护人中的地位和影响。

到了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和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那种保护人类型的村庄领袖纷纷“引退”，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尽管这类人有着不同的社会来源，但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追求，相反，村公职被视为同衙役胥吏、包税人、营利型经纪一样，充任公职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

进入20世纪之后，村领袖们的主要职能是征收摊款，这是由村长和村首事们共同执行的。村领袖们还得为区公所或过往军队下达的各项工程拨派夫役。其另一不言自喻的职责是为政府或军队的临时摊派先代垫款项[1]，因为村民手中常无现钱，只有收获之后，再与其他正税一同从农民中收回，这是往往由富人充当村长的原因之一。

与乡村集团相关的另一类公务多兴起于1900—1912年，这包括看青、管理村学和村庄自卫等等。一般情况下，村庄领袖们还得掌握村庄收支和账务，对此他们是向外保密的。1930年之后，河北省村长还担当起土地交易中“官中人”的角色，同时，某些村政权还代收牙税。[2]

尽管并无严格规定，但往往由村公会决定由谁来执掌村政权，由村公会来选择村长副并接纳和任命村公会新成员。在20世纪初期，村公会多由富裕人员组成，而他们又从自己的圈子内挑选新成员。直到1929年实行选举法之后，一些村庄的村公会仍然把持着对村长副的提名权。村公会是一个代表不同利益的个人集合体，故其所做决定带有明显的妥协性。[3]

1929年国民政府统一北方之后推行的乡镇和闾邻制，是集行政和自卫于一身的组织。各级长佐层层选出，最下一层为5家组成的邻，邻设长，邻长也是选举闾长的代表。[4]但实际上，在30年代，只有个别村庄实行了选举制，而闾邻制与过去10家连坐的保甲制亦无大的区别。30年代中，乡的规模和职能经常变动，直到1941年以后，在日伪政权强力推行下，大乡(1000户)制才基本取代了自然村落制。

村庄领袖群像

下面将结合财产占有和传记文字等资料来分析地产和非地产、宗族、保护关系等因素是如何决定乡村领导层的构成的，我还将探讨进入20世纪之后这些因素在乡村政治中作用减弱的程度。

沙井村 满铁调查人员认为沙井是华北平原一个比较典型的村庄，到20世纪30年代末，该村有70户人家，村中没有拥有许多佃户的大出租地主，但有数家拥有土地70亩以上、雇佣长工或短工的经营型地主。土地分配很不平均，占全村总户数60%的农户共占全村14%的土地，而占总户数15%的富户却占全村土地的52%。[5]

沙井村的领导权掌握在占总户数15%的富有人家手中，而且，不同于其他满铁调查过的村庄，这种富人掌权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1900年根据上级命令正式成立了青苗会，会首们的主要职责从宗教方面(即办“五会”)转向护秋等事。[6]在此之前，护秋是各自进行的。青苗会和会首制不仅是一个保护庄稼的村庄组织，而且，国家政权可以借此有效地征收捐税和摊款。

村公会的性质如何？据20世纪30年代及更早时期村公会成员占有土地的零星资料表明，拥有财富是进入乡村领导层的关键——这在早期更是如此。沙井村9个会首平均占有土地50亩，远远高于全村户均土地面积数(15亩)。[7]从历史资料来看，20世纪初期的村庄首事比40年代的首事更为富有(见表七)。

表七 沙井村首事土地占有情况(亩)，1940

资料来源:《惯调》，第2卷，第524—536页;第1卷，第124—125、174页。

在1940年的9位首事中，有7位其上辈也任过首事，而且那时更为富有[8]，另一些村民其先辈富有时曾任过首事，但由于家道中落，便自然而然被淘汰出首事行列。[9]不过，在1940年重新实行保甲制时，两个并不富有的人被任命为甲长，这表明，到民国晚期，村中财主开始躲避村中行政职务。[10]

对历任村长姓名稍作分析便发现，从清末开始，李氏一族基本上控制着这一职位。清末时李珍任村长，后来其子李振英、其孙李汉源、李洪源继任村长。李振英的兄弟(李振杰)任过村首事，而表七中李儒源便是此首事的儿子。据李振英的儿子讲，其祖父时家有土地200亩，其父亲有地100亩，而到自己一辈时则仅剩下20亩地了。[11]随着财产锐减，他们不再担任村长，甚至连首事也当不上了。这表明，只有当儿孙们达到一定的财产要求(仍是村中的富户)时，他们才能继承父辈的村长或村首事职务。未受到教育并不阻碍他们担任“公职”，许多村首事和村长便是文盲。

对村中3个主要首事稍作调查便会发现他们建立起自己权威的各种关系。村长杨源是某一富有的村首事的后代，他的两个兄弟亦任村首事，杨源土地不多，但在县城中有一作坊。与县城其他工商行业相比，这一作坊显得规模很小，杨源也无加入顺义县商会的资格，但对村民们来说，该作坊是与县城商界相联系的唯一窗口。杨源不仅自己向急需钱用的村民贷款，而且利用自己在县城中的关系向村民介绍放贷之主，并且向城居地主介绍佃户。[12]

用某种标准来看，杨源的“公务活动”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和他的兄弟所隐之田比其他村民为多，而且，他将自己低湿之地(原为苇地)卖给村里。[13]但这似乎并未影响他在村中的地位，在村民或村与村之间的争端中，他是一个重要的调解人。他任村长达8年之久，到1940年时，土已对此职感到厌烦，急于推脱。不过，他对“公务”仍有兴趣，他被任命为4个村联合建立的小学校的校长。总之，杨源是一个小村庄中典型的保护人和领袖，他利用自己与村外的关系，用对村民的“恩惠”和“义务”建立起自己在村中的威望。

李儒源可能是村中最受尊敬的人，他任会首时间最久，尽管他的祖、父皆为村庄领袖，但他是靠自己的勤劳发家致富的。民国初年，他只有20亩土地，但到了30年代，土地已增加到70余亩。他是一位中医，“治病救人”，这更加强了他的名望，使他拥有大批的拥护者。他声称，在方圆50里内，无人不晓他的大名。同杨源一样，他也是村内或村际间争端的一位重要调解人——这是一个人身份高低的重要标志。

副村长张瑞的祖先较贫，并不是村会首。他经营有方，据传他将土地扩展到130亩。张瑞对乡村政务不太热心，但他十分富有，可以交付摊款，所以仍名列村会首之中。[14]每年冬天农闲之时，张瑞组织一些村民到北京一作坊做工挣钱，这些村民对张瑞十分感激，在村政上自然拥护张瑞。

侯家营 如前所述，由于不少人到东北做工或从事贸易活动，所以在20世纪前30年，侯家营显得欣欣向荣。1940年，全村有110户，约22%的人家有地0—10亩;47%的人家拥地10—30亩;将近20%的人家有地30—60亩;5. 5%的人家占地60—100亩;另有6家(亦占约5. 5%)各有地100亩以上，在这6家中，有3家有地150亩以上。尽管该村较为富有，但70%有地不到30亩的人家不得不向几户有余地的地主租地耕种。[15]

我已经较详细地分析过该村的政治结构(见第四章)，简单地说，会头既是村中的“精英”，又代表了各家族门派。会头的选充有两条标准，既要看他是否富有，又要考虑他的宗族出身，即他必须能代表某一宗族。不过，新会头不是由宗族选举的，而是由其余会头在相应宗族中提名的。如同其他村庄一样，会头一职往往是父死子继，但儿子必须仍为富人并具备起码的才能。表八是1928—1929年会头制被闾邻制取代之际的状况，8个会头之中，两人有地百亩以上，另两人分别有80亩和50亩，其余4位各约有20亩土地，其中3个是第一次充当会头，约半数会头财产一般不是出自“会头世家”，这是一种新现象。侯家营的长者侯荫堂说，在民国初年他任村长时，非富有之人是不堪充做会头的。[16]

“精英”们控制着乡村政治，这从会头们的经济状况可以得到一些反映，而且，“精英”们还把持着村长副的职位(见表八，1914—1942)。民国之前，会头中无“会长”，一切决定由集体作出。1911年之后根据政府命令才设置了村长副，第一任村长由会头中人担任。其后村长副不由会头中产生，但他们都是村中的财主，5个村副中有3个也拥有相当的土地。

所以，尽管在1928年时8个会头中有4个“较贫”，但仍可以说在民国时大部分“精英”以会头或村长副身份参与村政。与其他村庄不同，侯家营的“精英”们尚无意从村政中退出。事实上，当捐税较轻或比较合理之时，担任“公职”是有某种好处的。

问:由土地多的人来担任会头或村长(后期为乡长或保长)对他们是否有好处？

答:是有好处。

问:有什么好处？

答:如果他人掌权，就有可能得多交村费。如果自己负责，则力图减少开支，从而使自己负担份额减小。[17]

表八 侯家营会头(1928—1929)及村长，副(1914—1942)的土地占有情况

资料来源:《惯调》，第5卷第8—9、41—？、56—57页。

a.对刘子馨第一次任村长的时期记忆不确，见《惯调》，第5卷第41—43、56—57页。

在侯家营，村长作为保护人的作用十分明显，村民们向其保护人送有3块匾额，其中一块木匾是送给一位会头的，被挂在其子的外屋，表现了村民对他调解争端、救济贫民、代理官司等善举的感激。另一块匾是1870年左右送给在县衙粮房当差的一位村民的，感激他常常代人垫封钱粮或请县太爷宽展比限。[18]第三块匾是在1937年送给萧惠升的，他在40年代时是村中最有影响的领袖。匾上刻着“热心公益”4字。此匾是由侯家营发起，以38村联合名义送给他的，主要是表彰他成功地调解了一场可能发展为诉讼(这是村民最不愿看到的)的争端。1934—1937年，萧惠升任电话局长，村民往县城打官司时往往找他协商。当村学款项紧绌之时，他发起募捐，还给侯家营做了许多其他善事，为此村民还送给他另一块匾。当然，这些匾都是送给在世之人的，以此来提高他的“面子”。[19]

萧惠升在侯家营长大，但他并不是出生于此村，他的父亲与一位寄居东北的侯家营人合伙做生意。当生意破产后，萧氏无处可去，便与其合伙人一同回到侯家营。萧惠升在县城上小学，后又进入东北一所大学，毕业后即在县政府得到一职位。据说他精通法律，故在形成诉讼前极力调解争端，而一旦诉诸衙门，他便不再干涉。他朋友众多，联系也广，常常乐于借此为村民办事。例如，他能为村民找到不要担保物的贷款，并且经常亲自充任契约中人。1937年，他回到侯家营，当时他有60亩土地，担任村副并任学校董事。他是全村最有威望之人，而且，他也可能是大乡乡长(一个地痞，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这个人)唯一畏惧的人。[20]

在第四章，我们已经看到宗族关系如何影响着该村的政体结构，萧氏在村中并无同族，但由于他自己有威望，所以并不需要宗族的支持。其他没有萧氏那样个人威信的村领袖，便要靠宗族关系和庇护体系来发挥自己的权威。刘子馨在20年代初和30年代末两次担任村长，他上过师范学校，并在县城小学中任过老师，家有170亩田地，是全村最富有者之一。他也向外借钱，到了30年代末，由于他不断地将抵押之田收归己有，故田产越来越多。但同时，他也经常充当不要担保物借贷的担保人，在借款人彻底破产之后，他不得不代为还钱。[21]

作为刘氏宗族的首领，刘子馨被卷进宗族争斗之中。1921年，刘子馨任村长时，侯家营为均平摊款对全村土地进行普查，结果发现刘子馨也隐瞒了不少土地。其他侯姓会头威胁说要将他告到官府，由于不少村民都多少不等地隐瞒了几亩土地，所以并无多少人愿意将此事弄大。结果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刘子馨不得不辞去村长一职，到县城去专心教学。1929年，他不再任教，回村居住，但仍充任县教育会董事。[22]

10年后，刘子馨得到了报复侯氏并重新建立自己威信的机会。30年代初，侯大生任村长，他蔑视村会头们的决定，滥用村款。结果，到30年代中期，村中10个有影响的人联名到县衙告他，侯大生被迫辞职。

问:那10个酝酿状告侯大生的是村中有地位的人吗？

答:他们土地多，是村中有才能有势力的人。由于他们地多，所以，不论村中有什么开销，他们都得拿大头。他们对此十分反感，所以，要告倒侯大生。

问:土地较少的普通村民是否也认为侯大生不好？

答:是的，贫民也不喜欢他。

问:为什么？

答:因为他花钱大手大脚。尽管贫民纳钱相对较少，但绝对数仍是增大了，所以，贫民也反感他。……侯大生浪费村款，一月吃喝达10次之多。[23]

刘子馨是策划、告倒侯大生的主要人物之一，很可能正是他亲自在知县面前告的状，因为他是教育会董事，有接近官府的机会。1939年，刘子馨重任村长，他担任此职直到1941年。[24]从这些个人小传及颂扬匾额中可以看出，村领袖常常与2个或3个纵向组织相关，并以此建立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如刘子馨和萧惠升那样。一些村领袖还将其在县城的关系转化成政治资本，带入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之中。

直到30年代末期，在侯家营，村庄保护人仍然占据着村中各种“公职”，尽管会头中“贫民”的人数在增加，但精英们依然控制着各种重要职位。而且，从萧惠升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在乡村政治中，保护人仍在发挥作用。不过，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精英们的影响力已不如从前，他们无法完全阻止政体的转变。1939年之后，各保甲长已失去了昔日作为“领袖”的权威，而只是保甲“代表”而已。[25]据时任保长的刘子馨讲，甲长中无人能靠自己的能力和威信充当乡村契约中人，他们太年轻，未受过教育，而且无财力负担任何经济责任。刘的继任者也非常富有，但在老会头们看来，他只是大乡乡长的“走狗”而已。[26]旧式乡村领袖的“隐退”与新政权中心(大乡政权)的出现有关，这些问题将在第八章中讨论。

冷水沟 冷水沟有4200亩土地(此乃大亩，1大亩等于2. 5常亩)， 370户人家，土地分配比较平均:只有1家占地百亩以上，10家占地50—100亩，而大多数(340户)占地10亩(即25常亩)左右，约有20户为无地之户。10个居住于济南的地主通过高利贷在冷水沟占有土地，但与全村总亩数相比，其比例甚小。由于此村靠近济南，不少人家可以通过草编业或做苦力等副业来增加收入，补贴家计。所以，虽然此村两极分化不甚严重，而且来自村外的控制力较弱，但我们不应将其视为一个“封闭”的社会。[27]

1929年国民政府实行闾邻制之前，冷水沟村分为8段，每段设一“首事人”。据被访问者言，先有首事人而后有段，由首事人的威信高低而决定段的大小。首事人通常是村中富有并受人尊敬之人，他们调解纠纷、管理庙产和祭祀仪式，并组织看青。与其他村庄一样，首事人一职多是父子相继(但继承者必须也很富有)。[28]与满铁调查中的其他村庄相比，冷水沟可能是在20世纪时领导结构发生变化最为剧烈的村庄。

我们只知道清末首事人中一个人的财产状况，他有80亩土地。不过，通过访问调查、碑刻资料以及对1928年各位首事人家产的追踪，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各首事人皆非常富有并且很有声望。[29]值得注意的是1928—1929年间的变化。表九显示出1928—1929年实行闾邻制前后首事人及闾长的财产状况。

从表九中可以看出，20世纪乡村领导层最显著的变化是村、庄领导人财产的减少。1928年，首事人平均占有土地为52. 5亩，而1929—1939年，闾长平均占有土地为24. 1亩，即使我们只算较为富有的前8位闾长，其平均土地也只有35亩。更引人注目的是，1929年之前的首事人中无一位充任闾长之职。在其他村庄，如寺北柴，村庄首事们财产的减少与整个精英层财富“今不如昔”有关。但冷水沟的状况却不是这样，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出，富有地主的“公职”由中农或贫农所接任。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乡村精英们是有意退出“公职”的，调查人员与村民们的谈话可以印证这一点。

表九 1928年前、后冷水沟村领袖占地(大亩)情况

资料来源:《惯调》，第4卷第25页。参见马若孟(1970)对此材料的分析，马若孟算得闾长平均占地为28亩(第99页)，而我则计算得24. 1亩。

问:段与保甲制(1940年后实行，与闾邻制相差不大)有什么不同？

答:保甲制是根据上面命令而建立的，段则是自生组织。

问:同段中各户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比与段外之户的关系更为密切？

答:是的，肯定比现时甲中各户的关系更为密切。

问:段中各户发生纠纷，首事人是否前去调解？

答:当然去调解。

问:现在的甲长是否也调解甲中争端？答:不一定，这要看他的能力如何。

显然，领袖与其被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首事人在各自的段中保持有传统的权威，这与他个人的威信有关，而甲长则不完全如此。而且，他们与庄长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原先是首事人推举庄长，后来则变为由庄长任命闾、甲长。[30]

在乡村政体发生变化之前夕，军阀张宗昌盘踞山东，大肆搜刮钱财和粮草，一些乡村精英退出村中领导职位可能与此相关。大约也是在此前后，新的庄长就职，他一直任职到30年代末。据说，在早些时候，庄长一职由富有之人把持，但在张宗昌的压榨下，原庄长于1928年去职，村中一时无合适之人充任庄长。[31]

1928年，庄首事们推举杜凤山为庄长。杜凤山声称他自己不愿充任，多次提出辞呈，但不为村庄首事人所接受。杜只有2亩地，尽管他养着200多只鸭，但在当时他并不被认为是富有之人——此点我在1986年访问该村时得到证实。由于那时无人愿充任庄长，村里决定每年给庄长约100元的津贴。[32]

杜凤山的事例在其他村庄中是不多见的。由于乡村精英们退出“官位”，乡村政治中出现空缺，“好人”不愿承充，但村中无赖却觊觎此位，他们视摊派和征收款项是榨取钱财的大好时机。用一个被访问人的话来说，30年代自愿充当庄长的只是那些无固定职业的大烟鬼或赌徒，即“土豪”或“无赖”。[33]

杜凤山并不富有，而且是个文盲，但他并不是土豪或无赖。尽管他要求辞职，但他对担任庄长一职十分自豪，因为，1929年之后2/3的村民拥护并投票选举他连任庄长。杜凤山表现得十分称职，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尽力办好各事，并因此而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和尊敬。无疑，他是村民或村际争端中最受人欢迎的调解人。他不仅帮助解决村民纠纷，而且，当地主和佃户发生争执时，人们也往往请他调解。据说，在赎回押出土地、要求借款，甚至在集市上出卖粮食讨价还价之时，只要有杜凤山的“面子”，条件便会从优。[34]在三四十年代，很少有人能像杜凤山那样久任庄长并建立起如此的威信。当乡村精英“隐退”之后，普通村民可以利用“公职”来提高自己在村中的地位，但这种情况必须视为例外。

寺北柴 由于居民们的经济状况不同，寺北柴和其他两个满铁调查过的村庄(指吴店村和后夏寨——译者注)与前3村的领导结构很不相同。寺北柴等3个村庄变得非常贫穷，到了20年代末期，村中再无保护人型、富有和威望较高的人充任“公职”。

寺北柴以棉花为主要作物，与周围其他村庄一样，1910—1930年间，该村的植棉面积超过谷物种植面积。据1871年县志记载，寺北柴村民共有土地2400—2500亩。[35] 20年代初和30年代初的几次天灾歉收使寺北柴迅速贫穷。到了30年代初期，该村1600余亩土地被转入城居地主之手，其中627亩土地是被抵押出去的，尚存一线被赎回的可能。实际上，到30年代末农产品涨价之时，不少农民即赎回了土地。[36]

但不论怎样，寺北柴是满铁调查过的两个最贫穷的村庄之一，全村户均占有土地不足10亩，耕种面积(包括租入土地)不足15亩，在当时条件下，一个5口之家需有25亩土地才能维持生存。[37]村中贫富分化并不严重，全村只有3户人家占地30—40亩。张乐卿是村中的一个“大地主”，有80亩土地，但他也不得不将其中的48亩抵押给城居地主。全村只有10户人家在一般年景不靠借贷度日。[38]

控制寺北柴大部分典押土地的3个城居地主允许村民继续租种原土地，寺北柴村民共租种1372亩土地，其中723亩租自这3家城居地主。[39]抵押佃户与高利贷者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即使在1937年之前，地主已经常捆绑交不起地租的佃民，而佃民则纵火报复。日军入侵该地区之后，兵匪横行，抢劫时有发生，使佃民无法及时收割庄稼以交租税。1940年日军“安定”此区之后，地主向佃农追要欠租。满铁调查员安藤镇正在与高利贷地主的长谈中发现，这些地主不仅以未交清欠租为由不许村民赎回押出土地，而且强迫村民按战后上涨物价交纳欠租，他们声称上涨部分是他们应得的“利息”。而且，地主们的无理要求得到县政府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佃农们有时团结起来一致要求减租。[40]

在第四章中，我从政治与宗族组织关系的角度分析过寺北柴的政治体系。为了使认识更为全面，下面我将从此村与外界相依赖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其政治体系。该村政体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到了30年代末期，村长副中无一人被认为是乡村中有地位的领袖。事实上，全村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财富和关系来树立威信以得到村民的拥戴。

零散资料表明，在早些时候，寺北柴的村领袖也是出自于较为富有的人家。1908年之前，村中有12位董事，他们代表不同的宗门，其中有的董事占地达二三百亩。[41] 1869年立的一块关帝庙碑记载，张乐卿的祖父曾任村董事，他一人向关帝庙捐钱九千五百文(相当于3亩地的价值)。[42]而且，据村民们讲，董事一职多是世袭的。

从前面土地占有及贫富差别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富有村民的数目在减少，其在村“公职”人员中的比例亦在减少。而且，因为过于贫穷，对村长副们来说，征收摊款十分困难(见下)。随着30年代时摊款增加，村公职——特别是村长一职——更换频繁。例如:1930—1934年有3位村长，而1939—1941年村长一职则四易其人。[43]

村领袖中唯一一个靠个人保护力赢得村民拥戴的是张乐卿。他是富有董事的后代，任村长达14年之久。但到了30年代后期，他在村中的地位亦在急剧下降。1930年之前，他有80亩土地。据他自己讲，由于他的兄弟经营饭馆、酒店亏本，加之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使他不得不将48亩土地抵押出去。他为全村垫付摊款，但贫穷的村民却无力向他归还垫款，他不久便辞去公职。但在1934年，他又一次出任村长。1937年日军入侵之后，土匪在乡村横行，他们的手段之一便是绑架财主或村长以向其亲属或全村勒索赎金。张乐卿家遭到抢劫，他本人也差点被杀，从此之后他再也不当村长了。[44]

尽管财富不如昔年，但张乐卿竭力保持其作为村庄领袖的地位，他声称自己是全村唯一的一个被邀请参加所有婚丧大事的人。而且，由于他有“面子”，在借贷中他是村中最有说服力的中人。虽然他被村务缠身，但他仍以中医身份免费为村民治病。1931年后，他在家中开办小学，讲授《论语》和《孟子》，同时，他还是丈地的能手。[45]虽然他的话可能有点夸张，但无疑他是村中最有地位的人，无人能超过他。

但是，不能否认，张乐卿不仅财产减少，其威望亦在降低。随着高利贷地主对村庄控制力的加强，张在村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他自己将48亩土地抵押给最大的高利贷地主林风棲(原书中作王赞周——Wang zanjou，查《惯调》第4卷应为林凤棲——译者注)，而且由于1937年时张未及时完租，林不许他赎回土地。张乐卿在村中激烈抨击这种抵押制度，并且是争取押佃人赎回权的积极鼓动者，对此人们不必诧异。[46]

张乐卿的威信在下降，但另一种有影响的人物——那些与城居地主有关系的人，却在村中崛起。村民们不仅将土地押给城居地主，而且仍作为佃户继续耕种押出之地。在田地涨价时提高押金、增加借贷或延长付款期限等问题上，村民都得乞求城居地主的“开恩”。随着城居地主控制力的加强，原先那些向村民介绍低利借贷和高价帮工雇主的村庄保护人的作用下降，村民们不得不转向依赖那些与城居地主有关系的人，而这些人则不一定完全替村民着想。

寺北柴的赵老有和郝老振即是后一种有“威望”的人。他们自己只有数亩土地，在宗族中的地位和威信亦不高，但他们是与3个城居地主打交道的唯一中人。据传，他们是城居地主在村中的“代理人”，他们每说合一宗租佃或借贷关系，便从中私自收取佣金。同时，他们暗中监视押佃土地的村民不得将押出土地卖与他人。他们从地主那里得到优惠条件，分别租种80和60亩土地，他们还能弄到无息贷款。村民们为从地主那里得到较优条件而经常请赵、郝二人喝酒吃饭。但事实表明，此二人从未站在村民一边，他们总是竭力保护和扩大其主子的利益。[47]

吴店村 吴店村是另一个“依赖型”村庄，清末时吴店村有2000亩土地，到1941年，该村仅剩1100亩地，而其中600亩归村外地主所有。该村个别财主在二三十年代移居县城，但土地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20年代初期以后，连年天灾，加之兵荒马乱和苛捐杂税，村民不得不将大片土地卖给城居地主。良乡县位于北京之南，如县志所说，每有争战，良乡首受其害。[48]

正因为如此，全村(57户)77%的人家占有土地不到20亩(请注意，要维持一家温饱至少应有25亩土地)。[49]大部分村民靠佃种或佣工来增加收入。尽管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仍不得不年终借贷，从而陷入无力偿还、抵押土地的恶性循环之中。3个有地1000至3000亩不等的大城居地主在吴店村共有200亩土地，其余400亩为中、小城居地主所有。[50]

与寺北柴一样，清末时吴店村也有由村中精英(称为“会首”或“会头”)组成的“公会”，负责村庙祭祀和看青等公共事务，这是负责征收摊款的“公会”的雏型。但是，据村民们讲，在前清时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51]满铁调查时曾问及此事:

问:现在还有代完捐税的人吗？

答:如今都自顾不暇，哪里还有这种慷慨之人！

吴店村的富人从“公职”中隐退比其他村中早。从1919年开始，军阀们便在北京周围展开争夺，20年代初的直皖之战和后来的3次奉直战争对这一地区毁害尤烈。军队勒索无限，使许多富裕领袖辞职并逃离农村。1937年，最后两个家业较好的人也离开了吴店。[52]从此，村公职，特别是村长一职往往由那些鲁莽之徒担任，他们企图从中榨出油水。吴店村的事例清楚地表明乡村权力基础在发生变化。

20年代初期任村正的禹信三有百亩以上的土地。当时军阀混战，摊派特多，他差点因此而破产。不久禹信三故去，他家人从此拒任村长。[53]郭宽在30年代中期任村正，他可能是村中最富有的人。但到了30年代末，他辞去村正一职，移居县城。[54]较为富有、受过教育、颇具影响的赵权很受村民的尊敬，他是一位保护人型村庄领袖，发生争端时人们常常请他调解。民国初年他曾任村正，但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他再也不出任此职，他于1937年离开村庄。[55]

此后的村长与前期的村庄领袖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仅将担任公职视为捞油水的机会，而且他们只能在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之外寻求支持，特别是勾结县衙中的营利型国家经纪作威作福。1942年起任参议(村长)的张启伦曾是一名警察，他担任村长不久，县政府便发现他有侵吞公款的劣行。传讯到县之后，他设法交还赃款，又回到村内。村民曾开会讨论此事，但由于无人愿充任村长，张启伦道歉之后仍继续留任。无独有偶的是，张启伦之前任村长(赵风林)也因贪污亩捐而被拘留，但此人被放出后，又到长辛店当了警备队员。[56]

后夏寨 后夏寨是个较穷的村庄，1942年时有130户人家。该村1911年时为100户左右，但全村土地数远远高于30年代末的土地数。向村外出售土地，加之人户增加，使户均土地面积减少到20亩左右。据村民讲，维持6口之家需30亩地。所以，不少村民不得不靠租入土地、出外做佣工或挑货贩卖来增加收入。[57]

村中土地占有差别并不很大，3个最大的地主各占地约50亩左右。将近一半的人家占地20—50亩，而略微高于半数的人家拥地不足20亩。[58]该村政权结构以3个大宗族为基础，采取“代表制”，这种体制在1937年以后为保甲制所取代。这一变化十分巨大，此前只有3个牌长和1个首事，但实行保甲制后，除村长副外，又设了13个甲长。3个牌长来自村中最富有的人家，而且往往是父子相承。到1937年，3个人均财力大减。[59]当然，众甲长户均土地面积比原牌长户均土地面积要小得多。遗憾的是，由于资料不足，我们无法断定这些甲长是来自村中上层还是下层人家。

我们略知一些关于庄长的情况。在日军侵入之前，村政比较稳定。一个比较富有的人(李僕)在1922—1929年间一直担任庄长。继任庄长的是村中最大的地主王保垣，他有70亩土地，任庄长达8年之久。[60] 1937年之后，由于摊款频繁，无人再愿充任此职，4年之间有6任庄长。为了制止这种走马灯似的更换，县政府规定庄长辞职需向区公所和县公安局提出申请。[61]

对村中领导权力基础的研究，可能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早先时期，父子相继担任乡村公职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他研究也得出这一结论。[62]当然，“继承”是有条件的，即儿辈们必须仍是富有之人。这表明，在中国乡村，血缘和经济状况是选择领导人的主要标准。第二，有“面子”的乡村领袖将其权威建立在发挥某些社会职能的基础之上，匾额及访问资料均表明，威信和地位并不完全取决于财富的多寡。当然，权力本身是可以产生威望的。掌权人往往出自富裕之家，富有几乎成为掌权人的先决条件。但是，作为一个保护人，除富有之外，他必须担当起下列某种社会责任:像乡村郎中那样治病救人、向村中宗教活动捐款、调解争端、介绍村民与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联系等。[63]

直到20年代初期，这种精英保护人在乡村领袖中仍十分普遍。此后，乡村权力基础发生明显变化，另一类人开始充任乡村公职。在不同的村庄，这一变化的起始时间不同，但在6个满铁调查村庄中，有3个村庄的变化发生于日军侵入之前。西尼·甘布尔对1932年前后的乡村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充实的证据，他分析了8个村庄中村领袖的有关资料，其中5个村的精英在30年代初已退出乡村政权。[64]在其他3个满铁调查村庄，这一变化发生于日伪政权进一步强化对乡村控制之后，我在第八章中将讨论国家政权的深入如何加剧了这一过程。这里先讨论经济强人在乡村政权中的作用，让我们看看国家政权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传统的乡村领袖加入新的乡村政权。

保护人和中间人:习惯法中的权威结构

农业经济必然需要一定的组织或权威，这便是习惯法产生的基础。习惯法即村民们在劳动和生活中达成的一种默契或共识，是一种公认的行为规范或惯例。为了使契约有效，签约时要有中人，而这一中人往往由村中的保护人充任。在土地买卖和借贷关系中，因保护人联系广泛，他可以将普通村民与外界之人联系起来。在“当面”关系为主的农业社会中，保护人所拥有的关系网对促进非个人的商业活动便极为重要。同时，保护人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拥护网，可在文化网络中为政治或名望目的而加以应用。

我将集中讨论乡村中的3种契约关系:借贷、租佃和买卖土地。在日益商品化的华北乡村社会生活中，这3种契约类型都至为重要，且都离不开中人。中人起着各种作用:第一，经常是中人将供需双方介绍到一起;第三，他是签约，的见证人，在发生诉讼时，往往要传中人到堂作证;第二，在某些契约，如借贷契约中，中人又常常兼作保人，以保证归还借款。

此外，在发生争议和悔约时，中人有权利和义务进行调解。这是中人最有趣的方面。让我们看看中人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买卖双方很可能互不相识，但他们都认识中人，通过中人这一第三者，使商业关系个人化，从而降低了违约的风险。当中人地位较高或很有“面子”时，便使这种“个人关系或义务”更为强化，从而加重了违约者的心理负担。当发生争议时，中人的地位越高，调解成功的希望就越大。在村民与比自己更强一方(如城居之人等)打交道时，中人的作用尤其重要。在这种两人地位不平等的交易中，中人的“面子”越大，他为“弱者”争取较优条件的能力也就越大。当然，他争取的优惠条件越多，知名度便越高，他的“面子”也就越大。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人不完全是非常富有或很有威望之人(要求有担保人的契约例外)，但对村民来讲，特别是在与村外人打交道时，找一个有“面子”的中人非常重要，这在以下的讨论中会显得更为明显。村民们经常向村中有威望的人物求助，这本身即表明，他们不仅仅是交易中人，而且是乡村社会的保护人。

习惯法中权威结构的中心是“面子”，而对这一重要的文化因素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杨懋春在研究村庄冲突的一章中曾涉及到这一概念，他将“面子”与“荣誉和羞辱”联系起来。[65]他认为“面子”是名人的潜在标志，“面子”的增失有赖于具体事件的社会环境，这一环境是由当事人双方的相互地位以及与各当事人相关的人物因素决定。例如，当一个年长之人正要教训触犯了自己的少年时，人们便会劝他“照顾一下孩子父亲的面子”，这一劝说往往见效。

但是，“面子”并不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心理意识，而且还是某些人的外在特征。通常情况下，富有和有影响的人有“面子”，但获得“面子”必须有一个“过程”，即将自己的物质财富转化为人们所承认的精神财富，如威信、地位和信任，其中信任是面子的重要因素，一个满铁调查人员曾将信任和“面子”等同起来。在经济交往中，一个人的可信度很难与他的贫富状况及在社会中的地位分开。从实际效果来看，面子实为一种有具体用处的“工具”。

在经济契约中，中人的面子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第一，面子可以直接影响交易中的几个因素。例如，在借贷关系中，中人的面子几乎与市场一样重要，可以决定贷款的数目、期限甚至利率。造成这种现象也可能出于纯经济上的考虑。让我们举例说明:假设甲、乙、丙分别是贷款人、借款人和中人，甲对乙的信誉并不了解，为了降低风险，甲可能只同意向乙下放小额、短期、高利贷款。但如果中人(丙)信誉较高，则情况则会大不一样。

“面子”的第二个作用并不直接与经济利益相关。这里，中人的面子对交易的一方(经常是更有势力的一方)可带来社会压力。例如，如果一个农民想提前赎回自己押出去的土地，其成功的可能主要依赖于中人面子的大小。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社会条件，或称前提:其一，在乡村社会中，市场状况并未能操纵所有经济交易;其二，国家立法并未能很好地保护交易双方的权益。

在市场规律和国家政权皆未能完全左右经济关系的乡村社会，农民及其家庭往往依赖地方强人，或者称保护人来实现契约，在交易中求得平等待遇并免遭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66]作为回报，保护人得到农民的感激和忠诚，他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由此，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结成一种“互惠”关系，但不要误会，这种关系并不是完全平等的。[67]事实上，被保护人往往受保护人的支配，前者对后者是既爱又恨。

下面我将考察在华北乡村的经济活动中保护人的权威程度，并且考虑这一权威作用是否与村政权相连。换句话说，我将考察乡村社会中经济权威与政治领导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首先看看满铁调查村庄中中人在借贷契约中的作用。获取贷款有3种方式:典押家产、抵押土地和寻找保人。在最后一种方式中，中人往往兼任保人，风险最大，我先考察这类情况。

很难确切估计涉保借贷的频率和比例，但在侯家营，据说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借贷方式。它常常是一种同村外人签订的短期借贷，在这种借贷中，中保人(中人兼保人)的责任最重。据说，在侯家营，5个最受尊敬而且最有权威的村领袖经常充任此职，其中刘子馨、萧惠升等4人是村中有面子的财主，完全适合作村庄的保护人。[68]中保人中的另一个人为孔子明，他并不富有，只有20亩地，但他路子很广。1940年，他从一日本公司那里租得50亩肥沃田地，雇佣两个人来耕种。孔因为受过教育而极受村民尊敬，他经常引经据典，而且，因为他在奉天经商多年，故口才极佳，他非常热心于担任公职。他不仅在各种契约中担任中保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手腕的调解人，他自己调解了刘、侯二姓的冲突，并且领头为萧惠升送匾。1940年，他被举为村副。[69]

孔的事例表明，中保人并不都很富有;他之所以被请为中人，是因为他的技巧和声誉，这暗示保人可能很少代替自己所保之人偿债。但在沙井村，情况却并非完全如此，两个人因作保而遭受了财产损失，这一现象值得注意。杜祥是一位村会首[70]，他的父亲亦任过会首，其伯(叔)父是有名的大地主，有地700亩。在民国初年，杜祥有54亩地。那时，他热心于为村民安排借贷和租赁土地。有一次，他为一位亲戚作保借钱，该亲戚无力归还，他因此而失去了10亩地。由于各种原因，他的土地不断减少。到了30年代，虽然他还充任中人，但据传他的面子已不如以前。赵廷魁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为某人作保，而此人死去后其家无力归还，赵只得代还。[71]

在有些地方，粮仓老板或粮食投机者放贷粮食时也要求有保人，沙井村的情况即是如此。其有威望的村长杨源因在集市上人缘很广，故常常充当保人。[72]在寺北柴和吴店村，到30年代时由于村庄十分贫穷，往往难于找到合适的中保人。在村民经济极不稳定的状况下，为其担任中人是极危险的。自然，当借贷者破产时，此类保人亦往往无力代还，最后形成诉讼。很明显，县衙常常偏袒借贷人及保人，而将其开释。[73]

在冷水沟和后夏寨，保人代还的原则被严格执行。由于被押出土地往往由田主暗中卖掉，所以钱庄和商行在放贷时都要求借贷者提供保人;如果保人去世，其儿子得继承其父作保的责任。这样一来，只有非常亲近的亲戚或朋友才愿出来作保，当然，保人必须是有丰厚财产的人。[74]

在有抵押物的借贷关系中，中人的主要职责是作为见证人，证实契约的内容，特别是证明被抵押财产确实归借贷人所有，并且在必要时作为调解人。中人有责任在借贷双方之间来回传话，商讨延期还债，或催促借贷人交纳利息。

为了执行以上职责，中人必须能说会道并对借贷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从借贷人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对一个贫民来说，找一个有面子的人作中人非常重要。一个有威望的人往往与村外的富人有交情，所以能得到较优条件。如低利息、长时间或延期，有时还可以说服放贷者免除部分利息。据说，如果中人威望极高，借贷时甚至不必签订契约。[75]

虽然找一个有面子的中人很有好处，但不是每一个村民都能找到这样的保护人，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有威望的人都愿意出任中人以负责任。以上所举侯家营3个中人之中，2个是财主，而所有3人都是受人尊敬的村公职人员，他们“免费”提供此项服务(不收佣金)，但受惠村民为了向他们表示感谢，常常给他们的小孩一点小礼物。[76]在沙井村，村长杨源和村首事杜祥常常被请为中人，在村民与村外人签约时更是如此。[77]但到了30年代，另一种类型的中人则悄然崛起。

20世纪30年代初期，身无分文的小贩傅菊随母亲来到沙井村中，他有时亦做点零工。虽然贫穷，但他联系广泛，这可能与他挑货游走各村有关。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他成为一位很有势力的城居地主的佃户，并以此为“靠山”经常出任中人，特别是介绍村民将土地抵押给城居地主。与村中的保护人和村领袖不同，他在介绍中是收取佣金的，但他却不愿公开承认。[78]

在寺北柴，获得借款的主要方式是抵押土地(指地借钱)。如上所述，村中很大一部分土地已抵押给城中的高利贷者了。村民只能通过村中的两个人与高利贷者打交道。同傅菊一样，此二人也是“贫民”。据说他们是城居地主的“代理人”，并且从中得到好处。由于他们与村外操纵借贷市场的高利贷主有着特殊关系，村民们常常向他们求助。但他们并不是独立的保护人，并不能靠自己的面子为村民争取有利条件;相反，他们是作为中人出现的城居地主的“代理人”，或者说是“准经纪”，并因此而向村民收取费用。张乐卿是寺北柴前村长，其财产在逐渐减少，他对上类中人与保护人作了如下的区别:“如果承典人(押入土地者)觉得贷出款项已为数不小而不愿再加钱时，他将此意告诉中人，中人则将此话转达给出典人(押出土地的农民)。但如果我是中人，就不会只作简单的传话筒(即要为出典人多争取一点钱)，那样的话，我会觉得脸上无光。”[79]

在河北，租佃土地大多不需要保人，因为在许多村庄，租期仅为一年(如沙井)或者并不确定(如吴店)。[80]在这种情况下，不按时交纳地租则意味着被立即夺佃并且很难再租到土地。

在沙井村，土地租佃中最活跃的中人是傅菊。[81]不是向城居，而是向邻村地主租种土地时，则往往请自己的亲戚为中人。[82]在吴店和寺北柴，租种土地较多，往往是由城居地主自己选择中人，由中人弄清候选佃农的生产能力，如劳力、牲畜、农具等状况，以及佃农自己有多少土地，是否能全力耕作佃地等，弄清情况后才决定是否出租土地。中人也有责任催促佃农及时交租，并且在必要时为地主作证。[83]在这些村庄，几乎无人能说服这些城居大地主，他们中不少人在县政府中任官。

在山东的两个村庄，那里租佃时期较长，往往需要保人，在佃户欠租时由保人代交。在冷水沟，不是由村领袖，而是由有一定财产的亲友担任保人。在后夏寨，城居地主开始要求村长副担任保人，但由于村长副并不都很富有，所以大多数保人仍是普通农民。

在土地交易中，中人有几个职能，常常是卖主请中人寻求买主并讨个好价。中人必须对土地质量(肥瘠)和大小等负责，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必须调查卖主的邻居及同族之人，以保证卖主对该地具有毫无争议的所有权，他还得监证银钱的交付并调解争端。

村民们认为找到一有面子的中人非常有利，因为他可以向买主要到较高的售价，而且，中人的面子可以减少毁约。例如在侯家营，一卖主想以40元的价格将已典出去的一块沙地卖给承典人，他请来有面子的孔子明为中间人。虽然买主同意了卖主的要价，但是他说:“我之所以同意此价是因为照顾到中间人的面子，我知道中人难作，如果我嫌价高而不买此地，便会伤了中人的面子”。[84]在寺北柴，已经很少被请来担任中人的张乐卿感叹地说:

如果卖主反悔而改变主意(不卖土地)要退回预付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人是一个贫民，则买主绝无答应的可能。但如果我是中人，我将用自己的面子说服买主收回预付金。而在这种情况下，买主常常要求对预付金收取利息，但若中人善于说和，则此利息亦可免掉。[85]

在侯家营，所有有脸面的村首事们都充做中人[86]，他们见识广、熟人多，故可以在讨价还价中争取一个好价钱。但在其他满铁调查村庄中，土地交易中的中人很少是有威望之人。[87]在吴店村，据说来自普通人家的中人与来自村首事人家的中人一样多;在沙井，充任中人的往往是自己的亲友或神通广大的傅菊。在寺北柴，由于土地多为城居地主所买，故村民往往先找同族中一人，由他再找那两个“代理人”中的一个，最后找到买主。后夏寨和冷水沟的中人均不是有名望之人。

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在华北乡村中，中人、保护人以及村庄领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概括地说，在中国契约中有3种类型的中人。第一种类型是很有面子的保护人，他通常很有财产，与村外，特别是与集市的联系广泛。同时，他极有可能是村领导成员，不仅主持村政，而且照看村民的一般事务。作为中人，他可以经常为村民争取好的条件，他并未期望由此而得到实物报酬。第二种类型的中人往往是交易中一方的亲戚或朋友，而交易对方对中人也不陌生。由于他与交易一方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他竭力为其争取有利条件;但除非他与另一方的关系也不错，他的成功率比保护人为低。在交易双方属于市场体系中不同的村庄时往往采用这种方式，而中人则是一方交易人住于另一村庄的亲戚。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经济秩序混乱、村庄与市场中心联系减弱的条件下，这种亲戚关系的作用更为普遍。第三种类型的中人既不是村庄中很有地位的保护人，又不是寻求交易的一方的亲友，他可能是城居地主的代理人、村中强人或者是一个职业经纪人，他在介绍过程中收取一定的佣金。由于他既无面子而与交易人又无特殊关系，所以他很少为村民争取到好的条件。

当然，这种类型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他们常常互相重叠。不过，从分析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一区分是有用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不同村庄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寻找什么样的中人是由契约类型所决定的。在要求有保人的借贷中，借贷人往往得找一个不仅富有而且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作保。与此不同，如果一个农民想从另一村中租种土地，则他往往请居住于该村的亲友作中人，如果他想向城居地主租赁土地，则可能请有广泛联系的有威望的保护人为中人。

但更为普遍的是，随着村庄环境的变化，村人所寻找的中人类型亦随之变化。换句话说，村民可能找不出自己理想的中人。当然，这是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些在30年代时没有富有保护人的村庄，在早些时期情况可能并不如此。所以，对不同村庄中不同类型中人的研究必须与前述乡村领袖的历史变迁相联系。

在侯家营，直到1940年重新推行保甲制时，富裕而有声望的地主仍然担任村庄公职，他们常常被请为各种契约中的中人。甚至在1940年以后，他们仍然充做中人，因为他们虽然离开公职，但未离村。不过，这已足以表明，村政权已与传统的保护人的一般职责分离开来。

在沙井村，富裕财主也一直掌握着村政权，但他们并不经常充任中人，村中3个最为活跃的中人是:与市场有广泛联系的受人尊敬的村长杨源，财富和面子都在减弱但仍热心说事的村领袖杜祥，原为小贩但后来建立起自己关系网的傅菊。另外，亲戚和朋友也常常互为中人。所以，可以说沙井村3种类型的中人皆有。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租佃和抵押土地的契约中，傅菊成为主要的中人。从20世纪30年代村政权执掌者很少充任中人这一事实可以断定，村领袖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在减弱。

在寺北柴和侯家营，村领袖的变化发生较早，在这里，村领袖与中人类型的变化几乎同时发生。在寺北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村庄渐渐贫困。特别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贫困加剧，村领袖也由强变弱，很少有富人担当起保护人的责任。经济状况的恶化伴随着城居地主对该村操纵的加强，这一变化从前任村长张乐卿的经历中可以反映出来。早些时候，张乐卿不仅是村长，而且是村民的保护人，他很痛心地发现自己的职位由两个城居地主的代理人所接替。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村民们几乎完全依靠这两个代理人充任中人。

在吴店村，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由于军阀混战，勒索无度，富有的乡村领袖不是卖掉土地便是逃离村庄。战后，局势仍然动荡不安，他们再也未返回村中。所以，村中几乎找不到富有之人，故也无人承担起保护人之责。而且，与寺北柴一样，村中资源(土地)越来越多地陷入城居地主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亲友们勉力充任交易之中人。

关于山东两个村的人事资料十分零碎，这使我无法肯定其中人所属类型，但资料显示出两村(特别是在冷水沟村)领导层基础的显著变化。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有势力的乡村领袖不是逃离村庄，便是躲避公职，只有一个很有声望的村领袖常常被请出来充任中人，此人便是冷水沟村长杜凤山。他面子如此之大，以至人们在集市上出售粮食时也请他讨价还价。但这是一个例外，大多数中人只是交易一方的亲友而已。

结论

所有类型的中人及其关系网络都便利了习惯法的施行，马若孟和陈张馥梅认为习惯法在商品化的中国农业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88]尽管中人并不能直接再生这一社会秩序的政治价值，但他确实再造了这一秩序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无疑，围绕保护人以及亲友等发展起来的各种关系构成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保护人的作用尤其突出。利用他自己同外界的联系，他不仅建立起自己的村际威信，而且建立起自己的支持体系。这种围绕保护人而形成的感激与责任关系(亲友关系亦是如此，只是程度较轻而已)，成为他在其他组织中建立自己权威的资本。

在国家权力的深入、战乱以及经济状况恶化等因素联合作用下，有声望的乡村精英不是逃离村庄，便是由富变穷，那种名副其实的保护人在逐渐减少。到了20世纪30年代，富有而有声望的人在经济中的领导作用日渐减弱，其在政治中的作用更是如此。

失去地方保护人的权威调节，习惯法如何发挥作用？失去这些保护人给乡村社会的职能带来多大的损失？自然，村民们仍然按习惯法来签订各种契约，从事各种活动，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习惯法固有的特性:即离开地方权威它仍可以在更低层次上发挥作用。如果毁约，则毁约人以后再也难以找到保人，这就使所有村庄在无保护人权威的情况下可以照常运转。不过，村庄为此是要付出代价的，它的村民在集市或政治中心中很难得到“优待”。

另一些村庄则直到20世纪40年代尚有自己的精英保护人，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网络中经济关系的权威仍然比较稳定。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种经济权威越来越与乡村政权相分离，从而使乡村政府的地位和力量降低。保护人退出乡村政治领导层对民国政权尤为不利。在国家政权深入乡村并推行新政之时，它特别需要乡村精英们的密切合作。当国家政权企图自上而下地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时，特别是在加强控制和推行现代化举措方面，它更离不开乡村精英们的支持。

【注释】

[1] 《惯调》，第1卷第131、175页;《惯调》，第3卷第44—45页;《惯调》，第4卷第20、34、405、407、409页;《惯调》，第5卷第9、15页。关于其正式任命，见《惯调》，第1卷第175、186—187页;《惯调》，第3卷第50、414页;《惯调》，第5卷第9、41、407、418页。

[2] 《惯调》，第1卷第104、116、121、151—152页;《惯调》，第3卷第44—45页;《惯调》，第4卷第14、18、29、329、405、412页;《惯调》，第5卷第10、37、301页。

[3] 《惯调》，第1卷第99—100、123页;《惯调》，第3卷第30页;《惯调》，第4卷第6、24页;《惯调》，第5卷第9页。

[4]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641—645页;又见松本善海:《中国村落制度的历史研究》，第546—547页;甘布尔:《华北农村》，第41页。关于国民政府时期乡制的建立，见《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535、618页。

[5] 《惯调》，第1卷第76页;又见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第43页。马若孟画出劳伦斯曲线(该书第44页)来表示沙井、吴店、寺北柴、后夏寨4村的土地分配状况。吴店村的数字是不能与其他3村相比较的，因为吴店村是指各家耕种亩数，而其他村则是指各家拥有土地亩数，这一点是本次玲子提醒我注意的。而且，此曲线并未给我们展示村中财富的实际分配状况，因为制图时未列入无地之佃农。

[6] 《惯调》，第1卷第174、187页。

[7] 同上书，第76页;《惯调》，第2卷第72页。

[8] 《惯调》，第1卷第124—125页。

[9] 同上书，第124—125页。

[10] 同上书，第188页。

[11] 同上书，第138页。

[12] 同上书，第2卷第40、195页。

[13] 《惯调》，第1 卷第187、189—190 页;《惯调》，第2 卷第488 页; 《惯调》，第1 卷第107、189— 190 页;《惯调》，第2 卷第98 页。

[14] 同上书，第2卷第92—93、193、195页。

[15] 《惯调》，第5卷《概况》第5页。

[16] 同上书，第14、42、149页。

[17] 《惯调》，第5卷第20页。

[18] 《惯调》，第5卷第37—38页。

[19] 同上书，第39页。

[20] 同上书，第5、37、39、41、50、58、131、258页。

[21] 《惯调》，第5卷第5、11、14、41—43、152、258页。

[22] 同上书，第43、56~58、100页。

[23] 同上书，第18页。

[24] 《惯调》，第5卷第100页。

[25] 同上书，第47、209页。

[26] 同上书，第48、209页。

[27] 同上书，第4卷《概况》第9页。关于另一估计，见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第338页。

[28] 《惯调》，第4卷第8页;《惯调》，第4卷第50页。

[29] 同上书，第25、27、34页。李相龄是首事，有80亩地。

[30] 《惯调》，第4卷第20、57页。

[31] 《惯调》，第4卷第6页。

[32] 同上书，第6、24、31页。

[33] 同上书，第25页。

[34] 同上书，第7—8、180、207、265页。

[35] 《惯调》，第3卷《概况》第5页;《栾城县志》，卷二第23页。

[36] 《惯调》，第3卷《概况》，第5—7页。

[37] 同上书，第5—6 页。

[38] 同上书，第5—6页。

[39] 同上书，第6—7页。

[40] 《惯调》，第3卷第163—164、173—174、193、215、226页。

[41] 同上书，《概况》第6页;《惯调》，第3卷第41、50页。

[42] 同上书，第41、56页。

[43] 同上书，第50、59页。

[44] 《惯调》，第3卷第50—51、53、56、63、170页。

[45] 同上书，第53、250、275、278—279、348页。

[46] 同上书，第164、170—172页。

[47] 《惯调》，第3卷第263、269、277、281—282、300、304、353页。

[48] 同上书，《概况》第6页;《良乡县志》，卷三第6页。

[49] 同上书，《概况》第6页。一般民户占地不到10亩。

[50] 同上书，《概况》第6—7页。

[51] 《惯调》，第5卷第420、426—427、532页。

[52] 同上书，第420、426、430页。关于战争，见谢里登:《分裂的中国》，第60—64页。

[53] 同上书，第430页。

[54] 同上书，第430、509、553、574页。

[55] 同上书，《概况》第6页;《惯调》，第5卷第412、431、445、520页。

[56] 《惯调》，第5卷第421—422页。

[57] 同上书，第4卷《概况》第10页。

[58] 同上书，《概况》第10页。

[59] 同上书，第408页。

[60] 同上书，第404、561页。

[61] 同上书，第404—405页。

[62] 甘布尔:《华北农村》，第51页。

[63] 《惯调》，第4卷第401页。这种奇特的职能的结合似乎也是其他地区乡村领袖的共同特征，见斯特劳斯《马来西亚邦国中的华人农村政治》，第164—165页。斯特劳斯强调外界联系在塑造村庄领袖过程中的作用，这在他研究的多民族的社会中更为重要。我自己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单一民族的社会之内，外界联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参见哈耶斯:《香港地区》，第128、175—176页。应该提及的是，我的研究也得出与哈耶斯重要论点相同的结论，即在村庄一级的共同组织中，多是由庶民担任领袖。

[64] 相关的村庄为甘布尔(见《华北农村》)所称的B村、D村、H村、I村、K村。尽管村庄对离村地主的依赖十分明显，但我对这些社区领袖的概括并不是根据社区束缚作用如何，从这一点来说，我的研究角度与黄宗智(见《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不同，他用“封闭”、“团结”和“分裂”来概括村庄的变化。这两个观点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因为，我注重的是领导体系而不是社区行为，不过，两者还是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黄宗智将后夏寨、冷水沟归入在外界威胁下自我封闭而达到内部团结的类型，但在我的研究中却显示出，冷水沟的领导模式经历了巨大变化。而且，到30年代末期时，后夏寨也开始进入领导层的极不稳定时期。

[65] 杨懋春:《中国的一个村庄》，第167页。

[66] 艾森斯塔特和罗尼杰:《社会交换中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关系》;又见盖尔纳和沃特伯里编:《中世纪社会中的保护人和被保护者》;施密特等编:《朋友，追随者及宗派》。

[67] 古尔德纳:《互惠关系简说》。

[68] 《惯调》，第5卷第258、260页。

[69] 同上书，第5卷第17、24、32、39、42、50、95、206、258页。孔子明首次当村副时拥有31亩土地，但到满铁调查时，他剩下不到20亩地(《惯调》，第5卷第42页)。

[70] 同上书，第1卷第124页;《惯调》，第2卷第32、41、44、77、107—108、260、311页。

[71] 同上书，第1卷第124、138—139页;《惯调》，第2卷第238—239页。

[72] 同上书，第2卷第40、194—195页。

[73] 《惯调》，第3卷第13—14页;《惯调》，第5卷第435、579—580页。

[74] 同上书，第4卷第220—221、225—226、262、479、506、511页。

[75] 同上书，第3卷第275页;《惯调》，第4卷第221页;《惯调》，第5卷第578页。

[76] 同上书，第5卷第268页。

[77] 同上书，第2卷第107、195页。

[78] 《惯调》，第2卷第20、169、211、229—230页。

[79] 同上书，第3卷第275页。

[80] 同上书，第2卷第56页;《惯调》，第5卷第438页。

[81] 同上书，第143页。

[82] 同上书，第40、44、46页。

[83] 《惯调》，第3卷第179、206页;《惯调》，第4卷第154、158、463—464、470—471页;《惯调》，第5卷第525页。

[84] 同上书，第5卷第206页。

[85] 《惯调》，第3卷第278—279页。

[86] 同上书，第5卷第204页。

[87] 同上书，第2卷第20页;《惯调》，第3卷第247、249页;《惯调》，第4卷第26、479、502页;《惯调》，第5卷第436页。

[88] 马若孟和陈张馥梅:《清朝时的习惯法与经济增长》。

第七章 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

国家政策不仅有计划地改造了乡村社会，而且，伴随着这些政策的执行，国家内卷化力量也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变迁。本章将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探讨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

埃利克·沃尔夫(Eric Wolf)描述了殖民地时代中美洲和爪哇乡村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与20世纪中国乡村的变迁有共同之处。[1]在这些社会中，殖民主义和殖民政府的影响表现得最为突出，它将一个相对开放的农民社会转化为一个封闭的且有很强集体认同的合作社区。国家赋予村庄以征收赋税的责任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力。这些村庄经历了由非政治性聚落到征收赋税的实体，而后发展成为明确的统治区域，最后成为一个具有很大权力的合作实体的过程。

从具有征税权力的正式村政权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出华北乡村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这里，我将分析国家权力如何渗透到农村，并建立一个旨在强化农村成为一个行政单位以稳定国家税源的行政区划。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区的界线被变更，但20世纪初的华北乡村十分复杂，建立农村合作实体并非易事。[2]

摊款和农村

清末乡村在文化网络中尽管不是唯一的或者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单位，但它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很久以来，乡村从事着各种社区活动，而最重要的是集体宗教仪式，如前所述，“村外人”是不允许参加的。[3]只有“村内人”才有资格租种或购买村公有土地。[4]乡村还拥有某些公用场所，如墓地、打谷场、堆粪场、砖瓦窑等，只有村内人才可以使用这些土地。[5]在村中还有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如钱会、互助组等，“村外人”一般也被拒之门外。[6]

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村庄越来越成为上述各种组织与活动的中心。同时，随着村公会的成立，一个农民属于哪个村庄显得越来越重要。属于哪个村公会在选举会首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只有村内人才有资格选举或竞选会首。[7]村公会被赋予管理村学等新式机构的权力，但更重要的是村庄成为一个征税和被征税的单位。村庄不得不负担的摊款不仅繁重而且具有强制性。各村摊款差异很大，摊款比率和方式各不相同，所以农民属于不同的村庄便有不同的负担。1935年对河北3县4个村庄的调查显示出如下之不同:[8]

我特意选择这一时期的4个村庄是为了说明乱摊税款并不一定与民国时期的战争有关，因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正处于军阀混战停息、国民党统一全国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间，是较为平静的时期。

新的摊款比率对农村政体的影响将在下章讨论。这里我先探讨一下各村不同的摊款比率与征收方式对特定村庄的农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引起这些不同的原因有二:第一，摊款不像田赋那样定期征收，而是临时摊派[9];第二，尽管每一个村庄在一县或一区中所占摊款百分比有定，但这一比例的划分相当专横随意，并没有衡量一村可承担摊款份额的客观标准。因为征收田赋红薄是按花户编造的，它并不能反映一村中所有居户实际的耕地亩数。据栾城县一位前任警务局长透露，在许多地区，各警察分所按保甲册中人口统计向各村派夫摊款。[10]这种与一村贫富毫不相干的摊款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天野元之助在河北涿县某区的调查所证实。该区按人口将所辖村庄分为8类，每类内的各村庄负担一定比例的摊款，并不考虑该村拥有多少耕地。其结果是第一类(占摊款的10股)中的2个村庄拥有的土地比第七类(占摊款的四股)中的2个村庄的土地为少。天野认为这种拥有土地多的村庄反比拥有土地少的村庄少纳税的情况并非极个别现象。[11]

上级摊款的数额决定了一个村庄的征收比率。另两个因素也很重要:其一是该村本身开支的大小，这与其新办事业多少有关;其二是该村纳粮地亩数与该村纳税人总数的比例，因为摊款可能按固定的区域也可能按可变的区域摊派，可能按地主人数，也可能按耕种者人数摊派，所以摊派比例相差很大。比如，甲村纳粮地随着本村住户土地的增减而变化，因为分配摊款的比例(股份)常常固定不变，所以甲村中如果有人将土地卖与外村之人则该村耕地面积减少，但承担的摊款却并未相应减少。所以，甲村的住户不得不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交纳同样的摊款。另一原来与甲村负担同样摊款但未出卖土地的村庄此时每亩地所摊款额便会比甲村为少。

乙村与甲村不同，该村纳粮地亩数固定不变，继续向地主或耕者摊派而不论其居住何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该村控制的纳粮地与纳税人比例不变，所以每亩所摊款项亦不会变化。即一个出售土地的村民其所应承担的摊款份额马上由另一农民(买主)所承担。

下面再看另一种变化:在丙村摊款全部由地主(指土地拥有者，而不是阶级斗争意义上的“地主”——译者注)交纳，而丁村摊款则由耕者承担。尽管纳粮地固定未变，但不同的摊派方式对纳款者来说具有很大的不同。丙村中将土地租给佃户的大地主当然希望自己的土地属于丁村，他可能卖掉现有土地而在摊款比率较低或摊款由耕者交纳的地方购买土地。

这样，国家权力的渗透不仅迫使村庄建立起自己的财政体系，使它成为村政的中心，而且创造出不同的摊款方式，使属于哪个村庄对农民来讲具有切身的利害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必然导致村民关系的变化并影响到村际关系。

看青，村界与乡村社区

奇怪的是，最能反映国家权力对乡村社区影响的组织是青苗会。这一组织引起了西尼·甘布尔和满铁调查员的极大兴趣。看青是与市场体系毫不相干的村内活动的主体，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护秋功能，而在于其在村财政中的作用。在许多村庄，青苗会不仅决定每亩看青费的多少，而且决定摊款的分配方式。另外，为了明确村与村之间财政权与管辖权的界线，青圈亦成为村界，使村庄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拥有一定“领土”的实体。

关于青苗会的建立，缺乏历史资料，但顺义县农民声称该会按县政府命令成立于1900年至1907年之间。[12]另一说法是省政府命令各县为了便于警款和学款的征收而建立青苗会。[13]而在河北和山东的某些地区，早在1900年之前便有青苗会。[14]虽然不能肯定青苗会是依省、县命令而建，但青苗会的组织结构使它在20世纪初成为国家征收摊款的理想工具。顺便说一下，青苗会是为了保护庄稼不受小人偷窃，而不是抵抗军队骚扰或土匪劫掠。实际上，在不少地方那些小偷便是村中的贫民和无业者。[15]而看青人则经常是村中的贫民无赖，或甚是村中的“惯偷”。[16]任命这样的人看青既是为了防止他人偷窃，又是为了使他本人不“重演故伎”。所以，青苗会也是村内互相监视的一种机制。

青苗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编制全村基本预算和确定看青范围成为必要。青圈内的土地大多属于看青者同村之人，但也有属于村外居民者。同时，也可能因村民有的土地距村太远，而且十分零散，使看青员很难，甚至无法巡看，因而不在该村“青圈”之内，而由土地就近村庄的看青人看护。

“青圈”或称“本村地”中有不少部分属于村外之人，这说明华北地区土地交易较为频繁。例如，在吴店村，青圈中土地一半属于外村人。[17]据甘布尔领导的小组对7个村庄青苗会土地登记的调查，青苗会中4%—46%的农户不是该村居民。在另8个村庄中，非本村居民占入会农民的36%—90%。[18]

为了确保青苗钱按时收齐，看青者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协商与转费制度。看青人与相邻数村的同行就互相巡看对方散处于本村青圈之内庄稼及代征看青费达成协议，他将属于自己看护的青圈但不居住于本村之人交纳的看青费转给相应的看青人，并接纳对方转交的“代征”看青费。由于村民的土地大多散布在方圆一二里之内，这种“交换看青”制度基本上可以顾及所有庄稼。在有些地方，村民称这种“代征”为“联圈”制，它成为其他代征税款的基础。

并不是所有的看青制以及青圈都成为一村的村界和摊派一村其他款项的基础。特别是在山东，青苗会只负责征收和交换看青费而不管其他事情。[19]即使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也出现了村中其他摊款按青苗钱摊派的趋势。例如，在历城县路家庄，与山东其他村庄一样，其青苗圈的划分，最初也只是为了征收看青费，所有其他费用都是由地主交给所在村庄。但到了满铁人员调查时，已出现了一种新的体制:在路家庄青圈内早已拥有土地的外村农民仍然向所在村交纳摊款，但此后如果他在路家庄青圈内置买新的土地，那么他不但要交纳青苗钱，而且要承担路家庄的摊款。[20]路家庄显然企图保持变化无定，甚至在减少可摊款的地亩。彻底划定村界并要求农民以不同比率向路家庄纳款必然会引起这一地区原有制度的变革。这种新制度明显地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它保持原来的纳税户不变，但通过划定其摊款区域而使该村未来的纳税地亩不变。同样，冷水沟也面临着征税地亩减少的问题，但它采取的措施不同，它要求村民尽量将出售的土地卖给本村之人。[21]

在摊款以看青制为基础的村庄，青苗会成为村政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这种例子都来自河北，除冀南植棉区外，那里小偷不屑于偷窃微少棉花[22]，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是该省的普遍现象。

因为各村可摊款地亩有不固定和固定之不同，青苗会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摊款方法。在有些地方，前者先于后者，而另一些地方则各种方式并存。可摊款地亩从不固定到固定，标志着在解决村间纷争上迈出了一大步。在这两种体制中，看青费和摊款均交给土地所在青圈的村庄，其比率由该村确定。但其中亦有不同，一种是经过联圈内的协商和交换，部分青苗钱(由代征者)转交给地主或耕者居住的村庄，另一种则是一村收纳其青圈内所有可征地亩应交纳的青苗钱，并据为本村实际收入。因为不少村民在外村拥有土地，所以，这是一个现实而重大的问题。在第一种情况下，看青制提供了摊款和征收的机制;在第二种情况下，村庄对其“青圈”内的土地拥有绝对的征税权。

西尼·甘布尔认识到青苗会的重要，但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区别。他已指出在位于大运河沿岸的H村有两种摊款，一是向本村居民摊款，另一是向耕种本村青圈之内土地的外村人摊款。因为青苗钱被用来支付村中各项活动的费用，所以，外村居民只交纳本村居民应纳费额的一半。甘布尔评论道:“这种本村和外村耕者按不同的比率交纳摊款是极少见的，事实上，我们仅在H村看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一村对青圈内所有耕者——本村人和外村人——按同一比率征收摊款。”[23]其中，甘布尔掌握着充分的资料，但他并没有区分从青圈内所有土地征收的费款是归一村所有还是将部分款项转交他村。

满铁人员在河北(冀南除外)的调查表明，直到1936年，在那些青圈固定的村庄，非本村农民按同样比例交纳看青费，但由青苗会将这笔钱转交给耕者或地主所在的村庄。1936年之前沙井村和侯家营即是如此。[24]在寺北柴，那里最先没有固定的青圈，1936年官方命令各村划定界线，所有按亩征收的摊款由各村处理。[25]这一命令的内容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顺义县，青苗会不仅被用来征收看青费和其他村费，而且，最迟在1915年之后，向非本村(但在同一“联圈”)农民征收的看青费都如实转交给原居住村。[26]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属于同一联圈，比如，与沙井村相邻的北法信，户多地广，并不在乎索取本村居民在外村土地的青苗钱，它也不向其青圈之内沙井村民拥有的土地摊款。沙井村首们直接同北法信看青人议定，向他交纳一定费用，而由他看护沙井村民之庄稼。如果这些土地上的庄稼被偷，村首们不负责任，而由联圈负责赔偿。[27]

由这种摊派和转交所引起的村际争端，沙井村的事例可作充分说明。1936年以前，沙井村属于由沙井、石门、南法信和望泉寺组成的“联圈”，在该联圈内，各种摊款先交给土地所在的村庄，然后由该村转交给农民所居住村的青苗会。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制度的运作并不流畅。第一，因为各村摊款数额与可征地总亩数之比不同，所以每亩应纳摊款数额亦不相同，这不可避免地使转交数额出现差异。沙井村摊款比率较石门为低，所以同样亩数的外村地而转交的税款不同，这种差异诱使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迁居到摊款比率较低的村庄。1936年一个叫景德福的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而由石门迁居到沙井。[28]沙井村当然欢迎他的迁入，因为随他而加入该村的土地使沙井村可征亩数大量增加，但是，石门镇首事人仍坚持景德福应该向石门交款，因为那一年顺义县摊款有了新规定。这一争端弄到区派出所，该所断定景应继续向石门镇交款，但按沙井村规定应力役。[29]

也许比转交数额不均更容易引起争端的是各村赋税收入的易变性。当一个村民卖掉或迁离一村后，该村的可征亩数减少但摊款总额却未相应减少，这就是为什么石门镇反对景德福迁往沙井的原因，因此而引起的争端和诉讼在顺义县及河北其他地方并非罕见。[30]这种因地亩减少而引起的征款困难不仅使贫困村难以承受，而且影响到国家税源，使国家亦难以容忍。1936年11月顺义县县长发布布告:

为布告事:查县属各村青苗会旧日习惯有“活圈”“死圈”之分，习惯不同，弊窦丛生，往往因圈地之纠纷，经年累月，缠讼不休，耗财废业，为害实深，殊非整理村政之道。本县长下车以来，详为考察，境内活圈之地固有，死圈之地究属多数，兹为遵照法令，并从多数划一村政起见，规定为属地主义(例如甲村之地卖与乙村，将来此地之一切摊款，仍向甲村交纳，看护费暨学警一切花费，乙村不得争收。反之，乙村之地出卖与甲村，亦仍向乙村交纳)，即乡俗所谓死圈也。自布告之日起一律实行，乡款既可固定，彼此亦免纷争，其有已经完纳者，不得再行追究。今行布告，即仰商民人等一体遵照勿违。切切此布。[31]

所谓“活圈”，即一村按青圈之内所有地亩摊派并征税，而后将相应款项转交给外村地主所在的村庄。顺义县的命令旨在变活圈为死圈，使村有定地，而将青圈之内所有税收归村所有，这种“属地主义”也为其他各县所采用。即使在看青制并不普遍的栾城县亦是如此。

但实行“属地主义”又引起了一些新的不和和争讼。其一，根源是确定或重新划定村界。原来没有青圈或青圈与旧村界不符的村庄要求扩展村界，这点当然遇到邻村的反对。下属官员不断向县署抱怨不少村庄仍实行活圈，而不愿采取一次定界的死圈，以免纷争。有这样一个事例:某3个村庄组成一共同的看青组织，他们同意将各自的土地簿给另两村查阅，但一村突然变卦，声称各村历有村界，并宣布一大片合圈内之地为自己的村所有。无怪乎另两村认为这是一种讹诈吞并土地的企图。[32]

其他纷争是因为一些村庄认为过去从外村转来的各项杂费较本村收取外村人在本村青圈之内土地上的杂费为多。某区官报告一个村庄的首事们拔掉原作为村界的界标而移栽到更远的地方，因为该村在旧村界外拥有不少土地。[33]另一警务分局兼理局长寻求关于3村协同划界的方法，其中一村拒绝接受新分界，因为该村原来只欠另一村9元，现在得转交14元。[34]另一些争端是由于大而强的村庄欺压小而弱的村庄，不允许后者收回原来转交给大村的那笔钱。[35]

也许反对“属地主义”或死圈的多是在村界外拥有大量土地的村庄，而欢迎此举的则是其民不断地卖出或失去土地的村庄。1936年的法令对稳定贫弱村庄的收入有进步意义，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定政府的这一法令是出于主持正义的动机，因为它并未减轻农村中贫民的负担。该法令对谁应负担税款——是地主还是耕者未作任何规定，而留给各村自行解决。到底谁来付款，取决于村中佃农和地主的力量对比。

在一些村庄，地主拒绝将土地租给那些主张由地主交纳摊款的佃农;而在另一些地方，地主干脆通过增加地租而仍将摊款转嫁到佃农身上。[36]随着摊款增加，原来不承担摊款的佃农也被迫交纳部分款额。[37]有时那些“富人”也同样遭到摊款比例的压榨。在一个以拥地不足5亩的自耕农为多的村庄，几个有地四五十亩的地主抱怨说，因为5亩以下的农户不纳杂捐，摊款几乎全部落到他们头上，使他们也日益贫穷。[38]在冀东北的昌黎县，那些富有之家竭力反对将地按肥瘠分为3等而制定出不同摊款率的合理主张。[39]

很显然，固定村界的首要目的是稳定国家收入。“村有定地”不仅便利于征收摊款(不论以何种方式)的短期目标，而且有利于加强国家权力的长远规划。向村界内所有耕地征税可以减轻户口众多而比较贫穷村庄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不顾一村承受能力而摊款所引起的矛盾。

“村有定界”的“属地主义”使执政者能确切查清所有耕地的归属。清丈土地(下章将详论)不仅可以矫正历史上遗留的偷税漏税现象，而且是清理税收制度的必要条件。[40]如果村无定界或属地主张遭到破坏，当一家土地十分分散之时就无法确认其征税归属。如果由一村负责其界内所有土地的征税之事，农民就难以偷税漏税。换言之，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实行“属地主义”有利于在土地买卖频繁中使村有定地，稳定税源。

毫无疑问，国家亦期望村有定界能促使村组织成为一村活动的核心，因为20世纪初摊款和其他各项新政设施使村庄成为一财政实体，所以，这一期待顺理成章。但事实上，虽然村庄被赋予许多责任，但它并不一定得到加强。村界的划定改变了村庄征税权力的性质，摊款给予村首们向村民征税的权力，从而使原来对村民的控制转化为控制一定的地理区域。从村首们的观点来看，这造成了村庄居民(他们原来属于自己管辖之下，但现在却不必向所在村交纳摊款)和外村人(他们在新划定的本村村界之内拥有土地)之间的隔层。虽然一村有权力和责任向外村人的土地摊款，但却不一定有足够的力量迫使他们交纳。

在一定程度上，“属地主义”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传统反应，它与明末“一条鞭法”有相似之处，只不过那时是为了征收田赋而非摊款。明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役渐渐并入田赋，即实行“一条鞭法”。原来110户为一里的里甲负责劳役制亦转而负责征收田赋。里甲中的“里”渐渐变为一征赋地域而非派出劳役的单位。同时，由于土地买卖频繁，城居地主增多等原因，原来负责一村劳役的村级里甲头目无力催促地主交纳赋税。结果造成里甲制与明末实际社会结构极不相符。[41]

明末趋势在20世纪因摊款而在华北重现，特别是在栾城和良乡那种城居地主控制大量乡村土地的地方，这种“重现”表现得更为明显。[42]不过，随着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动荡不安，富人纷纷逃离农村，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摊款越来越多地落到那些日益无力交纳的贫民头上。虽然“属地主义”对卖出土地的村庄较为有利，使他们可以向在本村拥有土地的外村人征税，但这一体制往往减弱了村首事们催征税款的权力。

华北乡村是一个“共同体”吗？

华北乡村内聚性本质是什么？赋予村政府以新的征税权力以及确定管辖区域(村界)是否像在世界其他地方那样促进了封闭的合作实体的产生？尽管在20世纪上半叶华北各村相差无几，但村民在参与公共活动、在权利和义务、在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方面仍存在着差异。

乡村中有两种“排外”现象。其一，某些农户和个人无权利用村有资源;其二，有些人被剥夺平等地参加公共活动的权利。让我们先考察后一现象:习惯于个人主义的思维，我们曾设想在没有贵族的社会中，在公共活动中人人都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在华北乡村，不论是参加宗教仪式还是公共会议，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家长作代表参加，而非个人行动。当然，其他家庭成员并不是被剥夺了接近村产的权利，他们所缺乏的是以个人身份参与或影响集体行动。在其他活动中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亦是如此，例如，对于财产的占有权，杨懋春和费孝通都指出，除家长外，其他家庭成员无权处理家庭财产。[43]直到20世纪40年代，即使在县、区官员的监督下进行选举，这种“家长和代表制”仍然存在。[44]

此外，有一类人不仅在村集体活动中没有代表权，甚至事实上，他们并不被认为是村中一员。费孝通曾描述了长江三角洲的这些“非本村人”，他们被吸收入村的过程十分缓慢。[45]在华北，这类人被冠以不同的称呼，如“浮户”、“寄居”、“落户”、“浮主”;而其余住户则被称为“本村人”、“老户”或“世居”。[46]一些在某村已居住10年的人家，在保甲册中仍被称为“寄居”，而那些赁房居住的人家，甚至未被登记入册。[47]一般情况下，这些人无权参加集体活动，有时甚至无权拥有房屋和土地等不动产。[48]

了解这一时期本村人和非本村人的关系是掌握华北乡村合作性质的关键。不过，分析在何种程度上“非本村人”被排斥在外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乡村共同体”这一概念产生的背景。

长期以来，对乡村社区的定义五花八门。一方面，乡村被说成是具有高度集体认同感的内聚团体，即日本学者所谓的“共同体”。最近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小农的“道义经济”模型中重新划定了“共同体”的要素。按他的观点，在共同体中，全体农民的安危高于个人利益，村规通过重新分配富人财产来保护集体生存。[49]与此相反，以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的“理性小农”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村庄是一个松散的开放体，各农户相互竞争以达到最高利益。尽管波普金也同意有时农民顾及邻里或本村的利益，但他坚持认为一般情况下各户为了私利而自行其是以增加收入。[50]

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日本学者引入“乡村共同体”这一概念。为了驳斥这种理论，有必要追溯一下这一概念的起源。如旗田巍指出的那样，“共同体”一词源于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在“二战”以前已为日本学者所采用。在战争期间，这一概念又被融化进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设想，他们从“共同体”理论中摘取有用的词句来描述所谓中国农民中未被西方资本主义思潮腐蚀的原始的亚细亚式的“合作共荣”价值。从西方势力中抢救并保存这些价值是日本人的“义务”，而且，只有日本才有能力担当起这一“重任”。[51]

当自由派和左派日本学者在华北调查中并未找到理想的农村“共同体”后，他们对将“共同体”概念强加于中国乡村的作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一批评无疑与他们的战时思想有关，但客观上也有助于那些坚持“共同体”理论的人进行反思。现今研究中国乡村的日本学者仍然分为赞成与反对“共同体”理论的两大阵营。[52]

在西方，随着施坚雅市场体系理论的出现，人们一时轻视对村庄一级的研究。施坚雅的最基层研究单位不是村庄而是集市区，但最近人们又开始重视对乡村的研究了。黄宗智通过对满铁调查村庄的研究，认为华北乡村比施坚雅通过对四川的研究总结出的乡村模式更为封闭、内聚、紧密。在本世纪20年代政治动乱之前，乡村情形确实如黄宗智所述，其后，乡村为一较为稳定的中农集团所控制。[53]虽然黄宗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他关于华北乡村合作程度的论断与旗田巍在研究村民资格时取得的结论大体一致。[54]二者对乡村社区的分析都注意到亲族关系和村庄内的分化。

旗田巍和黄宗智各分析了6个村庄，其中5个相同，而所有村庄都是满铁调查村。旗田巍将6个村庄分为两类[55]:第一类中包括沙井和吴店，到30年代，这两个村庄内部的合作遭到极大的破坏，而取得村民的资格较易，他只需要由一人引见给村长，如果村首们认为该申请人没有什么劣迹，他便可以住到村内。[56]不过，沙井村还要求该申请者必须有自己的房屋以独立生火做饭。[57]

这一入村条件说明，任何一个新来者只要表示愿在村中居住一段时间便可成为村民，他并不一定要在村中拥有土地或坟茔便可以参加村中选举或宗教仪式，甚至被冠以准亲属关系的称谓。[58]同样，一个村民带着其家属离开村庄，便不再被认为是同村之人。[59]但是，即使在沙井村，也有个别人赁房或以其他方式表示他不愿长期居住该村，村学教师即是这样的人。这些人仍被认为是“村外人”，不参加全村活动。[60]

其他4村属第二类，它们对获取村民资格的要求甚严。其中一村是冀南的寺北柴，其余3村在山东省。历城县的冷水沟，要求新来者拥有土地和房屋。在该村中有不少寄庄户，他们没有土地，租房居住，其中大多数是佃户，由地主担保他们遵纪守法，如果有不轨行为，其担保者受罚。[61]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在该村居住达10年之久，并且没有什么过错，即使没有土地和房屋，也可以成为村中一员。[62]

另外3个村庄，即历城县路家庄、恩县后夏寨以及河北省栾城县的寺北柴都有其他的入村要求:在该村拥有坟地。[63]事实上，在寺北柴，只有当一个人其祖先三代都居住在该村，才会被认为具有完全的村民资格。[64]但在实际执行中，对那些迁入村中未及三代的人是否区别对待还值得怀疑。

但不论怎样，这些条件说明，属于村中任一氏族的重要性，因为祖坟(宗祖之坟)是其祖先居住该村的最好证明。而且，要求是过世的祖先三代，这一条也甚为关键，它表明同一氏族尚在五服之内。同样，因为其祖坟仍在，即使一个人失去了所有土地并搬迁出村，但仍被认为是同村人。如果他在过年过节时不再回来扫墓祭祖，他才不再为村人所认同。[65]

根据旗田巍的观点，对村民资格不同的要求条件反映了不同的乡村社会结构。他认为第一类中的两个村庄比第二类中的村庄分化得更为严重。第一类村庄对新入村者无土地和房屋要求，是因为这些村中有不少人本身已穷得一无所有。

进入第二类村庄的高要求反映出这些村庄中各户生活水平较为平均。根据旗田巍的研究，第二类村庄中多是小自耕农，财产分配较第一类村庄平均，而且，血缘关系也更为紧密，在寺北柴村尤其如此。这些因素使他们具有较强的集体认同感，难于取得该村村民资格便是明证。最后，旗田巍指出，由于第二类村庄不可能保持永不分化，所以存在着向第一类村庄过渡的趋势。[66]

尽管旗田巍的研究成功地揭示了许多关系，但仍有严重的缺陷。第一，他将寺北柴说成是一个土地较为平均的村庄，事实上，该村一半以上的土地已抵押或卖给城居商人。[67]从寺北柴土地关系紧张一点来看，很难说它没有第一类村庄(如吴店村)那样严重的阶级分化。第二，冷水沟的血缘关系与第一类村庄十分相似。第三，尽管贫富不均尚不十分严重，但仍有许多无地之户。最后，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证明从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转变。

黄宗智将6个村庄分为3类。后夏寨和冷水沟(旗田巍将其归入第二类)为“紧密”的村庄，它们的共同体特性不仅表现在以自耕农为主和有较强的氏族组织(至少在冷水沟村如此)，而且体现在进入20世纪之后，他们以“自我封闭”来应付外部的威胁。它们以红枪会和其他自卫组织来抵抗外部骚扰，体现了很强的内聚力。第二类村庄为沙井村和寺北柴，它们开始时也是紧密的共同体，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村外人买走，共同体受到侵蚀，氏族和村庄组织开始衰弱。黄宗智将吴店和侯家营归为第三类，称之为“分裂了的村庄”，因为这些村庄高度分化，并且缺乏强有力的氏族和村组织。[68]

黄宗智的分析较旗田的分析更为细致，也较为正确，但也有不足之处。如前文所述，冷水沟亦有严重的分化现象。而且，并不能完全肯定寺北柴和侯家营的氏族势力在衰落或者完全失势。不应忽视的还有，沙井村有很强的全村性看青组织。而最重要的是，不应将后夏寨的红枪会和冷水沟的自卫组织看做是“自我封闭”的表现。与黄宗智的观点相反，我认为这些自卫组织是联庄组织的一部分，是文化网络上村庄联合为更大组织中的一环。

以上两个研究的一个共同结论，即主要由自耕农组成的村庄对新入村者要求条件较高，而且具有较强的村组织，从广义上说这一结论基本上符合事实。显然，这类村庄的权力结构因划定村界而得到加强，因为该村中大部分土地归其村民所有。但是，如果进一步推论其为自我封闭的共同体便会忽视文化网络中那些村民之间以及村庄与外村人之间千变万化的组织及人际间的关系。而且，从典章制度中也很难抽象概括集体意识的性质。一个社区的集体意识是一个十分复杂而且矛盾的现象，乡村社区也是如此。在同一机体或行为中，合作与竞争往往并存。请看下面满铁调查资料:

粗略一瞥，共同体似乎体现在村庄的宗教仪式之上，特别是体现在集体祭神祈雨之中。[69]它也体现在所有村庄成员以准亲戚的称谓相互称呼。有人可能还举出购买土地中的优先权——先让同族，次让同村，最后再卖与村外之人。“共同体”也许还表现在许多村庄对其实际耕地亩数严守秘密，不让外人知道这一事例上。[70]

但是，细一分析便会发现，这些现象中有不少成分也可以被视为是村中分化和竞争的表现。集体的宗教仪式不仅体现了社区关系，也体现了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分差高下。准亲戚关系的称谓也表现出关系的亲疏，一个居住于村中的“村外人”在被纳入准亲戚称谓时往往被降低辈分。[71]尽管许多村庄中出售土地先向同族人询问，但实际上仍有不少土地售与同村或外村之人。保守同村秘密，正如冯华德指出的那样，它并不意味着内部一律平均或毫无争斗。[72]

无可争议，大多数社会组织在其实践中都包含着合作和竞争的因素。这些实践恰恰反映出参加者们的双重动机，他们以合作和竞争来应付变化不定的周围世界。我们并无充分的根据来断定以自耕农为主的社区比更为分化的社区缺乏竞争性;我经常提及社会和祭祀仪式的双重性，正是有鉴于此。除非我们注意到同一问题的另一方面，简单地概括农村为“封闭”、“紧密”等往往会引起误解。

结论

将乡村或概括为具有紧密关系的乡村共同体，或概括为具有多种重要活动功能的实体这种区分十分重要。进入20世纪之后，村庄越来越成为下层社会合作的中心，从经济利益出发，属于哪个村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有满铁调查村庄的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一变化并未引起，也未伴随着村庄内部内聚力加强的出现。

撇开我上面提到的有关合作实体的概念和定义不谈，强大的社会和历史因素也阻碍着这一实体的增长。在许多事例中，华北活跃的土地市场使不少村庄很难在村有定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村庄权力，因为它们无法控制身居村外的地主。所以，虽然村庄成为一明确的组织单位，但它渐渐失去了运用其权威的部分能力。

更为严重的是，村政权的正规化，其与乡村社会文化网络的脱节，以及来自政权内卷化的压力，使村政权落入那些贪求名利的“政客”手中。内聚的社会组织要求有一个道义上的权威中心，但与此相反，民国时期这种道义权威没有被加强，反而被削弱了。例如，在较为难以获取村民资格的华北某些村庄，其难度亦不如埃利克·沃尔夫讨论的那样大。而且，历史上没有在动乱时期村庄可以成功地“自我封闭”的先例。山县干树的研究揭示了相反的事例:明清交替的动乱时期，华北出现了乡村社会变化和多姓村庄。[73]

划定村界，稳定税源，可能会加强村落内部保护型经纪关系，但我们已经看到，即使领袖来自村落内部，他也很难说服村外人交纳税款。如果村政由营利型经纪把持，则加强公共组织及关系的效果会更差。在这种情况下，村领袖与村社会脱节，其权威性不会因划定村界、稳定税源而加强。村庄一级代表国家权力的营利型经纪不会比村庄内生领袖更具权威来催促村外地主交纳税款。可能是在1940—1941年实行大乡制以后，村级组织的政治地位又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至此，乡村政治组织的发展又回到原起点上。

【注释】

[1] 沃尔夫:《中美洲与爪哇的封闭式农民合作体》。

[2] 乡村社区是指一社会集团，如同城市社区和市场社区一样。我并不像沃尔夫那样认为村庄有很强的凝聚力，也不同意日本学者用“村落共同体”一词，这点下面还要论及。

[3] 《惯调》，第1卷第130—131、173页;《惯调》，第4卷第34页。

[4] 同上书，第1卷第104页;《惯调》，第2卷第97页。

[5] 同上书，第1卷第142—143、157页;《惯调》，第4卷第21页。

[6] 同上书，第4卷第424页。

[7] 同上书，第1卷第128页;又见甘布尔:《华北农村》，第201页。

[8] 《冀东地区农村调查报告书》，第一卷第81、98—100、115—116、129页(关于小辛寨);第一卷第137—138页(关于胡庄);第一卷第60、78—79页(关于小营村);第一卷第242、249页(关于路家寨)。

[9] 《惯调》，第4卷第307页。

[10] 同上书，第3卷第508页。

[11] 天野元之助:《苛捐杂税下的河北农村》，第40—41页;又见冯华德:《农民田赋负担的一个实例》，第1117页。

[12] 《惯调》，第1卷第154、204页。

[13] 同上书，第1卷第174页。

[14] 同上书，第3卷第42页;《惯调》，第4卷第35页;甘布尔:《华北农村》，第85—96、163页。

[15] 旗田巍:《中国村落与共同体理论》，第66~67页。对本节中讨论的问题旗田巍曾作过研究(见该书第53—166页)。

[16] 《惯调》，第1卷第187页。

[17] 《惯调》，第5卷《概况》第6页。

[18] 甘布尔:《华北农村》，第20—25页。

[19] 的确，一些会社可能与村政毫无关系，冷水沟即有这样的事例。看青者自己向冷水沟青圈之内的种地者收取报酬，但外村耕种者不向冷水沟交纳摊款。相邻5村(方圆二里)的看青者有转交看青费的协议，所以，看青者从耕种本村青圈之内土地的所有人(本村人和外村人)那里得到报酬。(《惯调》，第4卷第35、48、337—338页)。在甘布尔的研究中(见《华北农村》，第294、300页)，山东某个村庄的青苗会的主要职责是护秋，但收取看青费与其他村庄开支毫无关系，这是一个例外。此外，尚有一种根据田赋来摊派摊款的方式。另一种看青方式是数家自愿联合起来看青，而不是村庄统一组织，如此一来，便没有划定村界和与外村人打交道的必要。在我接触的资料中有3个这样的事例:其一在山东，另两个在河北。(《惯调》，第3卷第42页;《惯调》，第4卷第398页;甘布尔:《华北农村》，第279页。)

[20] 《惯调》，第4卷第354—355页。

[21] 同上书，第48页。

[22] 相对来讲，在河北南部和中部，全村性的看青组织较少，这可能与该地区大量种植棉花有关。看青主要是防止小偷偷窃，而小偷则多是村中的贫民，他们偷点粮食来充饥。青夫并不能抵抗大规模的盗匪和军队的抢劫，后者只能由村民自卫组织来对付。

[23] 甘布尔:《华北农村》，第234—235页。

[24] 《惯调》，第1卷第206—207页。

[25] 同上书，第3卷第515页。

[26] 同上书，第1卷第6、206—207页。应该提醒一下，上级政权向村庄征收的劳役钱并不是按看青组织来摊派的，该项费用由村庄向其居民摊派，而不论其土地坐落何方。至少在有些地方，也按这种方式征收“白地摊款”。在民国时期，随着“白地摊款”的增加，那种一年两次按春、秋看青费一起征收摊款的制度有点过时了。所以，这些摊款也渐渐演化为按人头征收了。

[27] 《惯调》，第1卷第207页。

[28] 同上书，第181页。

[29] 同上书，第181页。

[30] 同上书，第128、174、185、204页;《惯调》，第3卷第515页。

[31] 《惯调》，第6卷第380页。

[32] 同上书，第388页。

[33] 同上书，第382页。

[34] 《惯调》，第6卷第383页。

[35] 同上书，第383—386页。

[36] 同上书，第5卷第198、512页。

[37] 同上书，第3卷第192、236页;《惯调》，第4卷第187页。

[38] 同上书，第512—513页。

[39] 同上书，第5卷第55页。

[40] 《惯调》，第6卷第387页。

[41]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与财政》，第104页。

[42] 《惯调》，第1卷第225、240、340页;《惯调》，第5卷第416、418、654页。

[43] 费孝通:《中国之农家生活》，第61—62页;杨懋春:《中国的一个村庄》，第78—79页。

[44] 没有成年男子的家庭不能参加村公务活动，与村务相关的事情由丈夫家族最亲近的男性亲属代理(《惯调》，第3卷第73页)。

[45] 费孝通:《中国之农家生活》，第22—23页。

[46] 《惯调》，第1卷第214页;《惯调》，第4卷第19、400—401页;《惯调》，第5卷第412、449页;《惯调》，第6卷第87页。

[47] 同上书，第1卷第214页。

[48] 同上书，第130—132、173页;《惯调》，第4卷第21页。

[49] 斯科特:《小农的道义经济》。

[50] 波普金:《理性的小农》。

[51] 旗田巍:《中国村落与共同体理论》，第10—15页。

[52] 战前，竭力将共同体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学者是平野义太郎(见《会，会首，村长》)、清水盛光(见《支那社会研究》)、今堀诚二(见《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战后，对这一观点进行透彻反驳的是内山雅生(见《华北乡村社会研究的主题与成果》《近代中国之“共同体”，卓见与偏见》)。但近来关于“共同体”的问题又由古岛和雄(见《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和石田浩(见《解放前华北乡村社会之特征》)旧话重提，前者将“共同体”概念应用于笼统的市场之上，后者则提出“生活共同体”。

[53]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249—274页。

[54] 旗田巍:《中国村落与共同体理论》，第57—174页。

[55] 旗田巍:《中国村落与共同体理论》，第153—154页。

[56] 《惯调》，第1卷第214页;《惯调》，第5卷第422页。

[57] 同上书，第214页。

[58] 同上书，第214—215、219、259页。

[59] 同上书，第31、136页。

[60] 同上书，第214—215页。

[61] 同上书，第4卷第22—23页。

[62] 同上书，第23页。

[63] 同上书，第3卷第46页;《惯调》，第4卷第355、401—405页。

[64] 《惯调》，第3卷第39、56页。

[65] 同上书，第35、46页。福尔(《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已令人信服地证明，在新界，取得定居地家族成员资格是获得村中特权的先决条件。

[66] 旗田巍:《中国村落与共同体理论》，第153—154页。

[67] 《惯调》，第3卷第5页;第3卷第193、207、225—226页;第4卷第4页。

[68]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260—274页。关于后夏寨，见《惯调》，第4卷第418页;关于冷水沟，见《惯调》，第4卷第34页。

[69] 《惯调》，第4卷第48页。

[70] 《惯调》，第2卷第513、527—536页;甘布尔:《华北农村》，第169页;冯华德:《旅涿见闻杂记》。

[71] 《惯调》，第6卷第87页。

[72] 冯华德:《旅涿见闻杂记》;又见冯华德:《农民田赋负担的一个实例》，第1113—1119页;又参见本书第四章对侯家营的讨论。

[73] 山县干树:《村落起源》，第26页。

第八章 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在晚清时期，为了保护社区利益，乡村领导与国家政权及其代理人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讨价还价。但即使在受到财政和行政双重压力之时，他们与正统秩序仍保持一致，因为，在文化网络之中，他们作为地方社会领袖的法统与帝国政权是分不开的。20世纪的国家政权现代化运动迫使乡村领袖与传统文化网络逐渐脱离关系而越来越依赖于正规的行政机构。但是，国家政权的深入所产生的正式和非正式压力是如此繁重，除个别人为捞取油水而追逐职权外，大部分乡村精英都竭力逃避担任乡村公职。本章将探讨国家政权的深入如何导致了这一现象。

当国家政权正需要稳定而热心的政治领袖之时，传统的乡村领袖却纷纷躲避公职，是国家政权的深入还是战争或动乱对此应负责任？无疑，战争和由此而引起的匪乱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但通过考察国家政权不断侵犯乡村领袖的固有特权，我将揭示出国家政策和国家政权内卷化是造成乡绅“退位”的主要原因。在此之前的战乱中，乡村精英们存活下来，他们对重振声威和再次充任社区领袖充满热望和信心。进入20世纪以后，不断地向乡村领袖勒索摊款以及使乡绅日益失去传统地位的政策使他们对“公职”畏惧如虎，唯恐躲避不及。而且，国家政权的建设与战争并不矛盾，在欧洲历史上，二者是紧密相联的。在中国，因为军队的编制与文职机构一样，存在着内卷化的倾向，故战争并未起到加强国家政权的作用。在民国时期，雇佣兵越来越多，对他们来讲，战争只是一种谋生和求利的手段，并无为国家服务的意识。[1]

乡村精英逃离村中公职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得自这一公职的精神和物质报酬越来越少，而这一公职所带来的麻烦却越来越多，这主要表现在分派和征收摊款之上。如前所述，按规定，摊款每年征收两次，均在收获之后，那时农民手中可能有点现钱，但实际上，县、区及过往军队常常随意向村中临时摊派，有时一年竟达10次之多(在一些村庄中，摊款栏目中的最大开支是招待县、区派往村中的催款警察，美其名曰“招待费”)。

我这里将着重说明摊款对乡村领袖与村民之间关系的影响，从分析这一问题的角度来看，摊派方式比摊款的多少更为重要(那些关心摊款大小与国家收入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交易条件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的读者可参看国家政权内卷化一章)。[2]尽管我们无法弄到有关摊款的各项精确数据，但总的趋势表明，农民负担的增长率远远超过其收入的增长率。

两个普通村庄的资料可以说明农民负担的加重程度，西尼·甘布尔为我们提供了日军侵入前华北农村的财政状况的绝好事例。甘布尔记载了1907—1932年河北中部新庄的财政支出，该数字包括村庄一级开支和军事摊款，而未包括县、区以及吏役的勒索。从村庄开支的实际增长来看(用南开经济指数计算而得，1926年为100)，若不包括军队摊派，则民国初年开支约为373元，到20世纪30年代初开支为670元;增长了80%，若将军事摊派计算在内，则增长率为200%。若与1905年前后的开支相比，增长率则更高，因为那时开始推行各项新政，在此之前，村庄公共开支甚微。[3]另一事例来自侯家营，据一位满铁调查员计算，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该村60%的现金开支用于支付摊款。[4]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乡村领袖在征收摊款中的作用。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临时摊款并无定时，村民手中往往无钱，故常常需由富裕的乡村领袖先行垫付，而由村民在秋后归还。不用说，向贫穷的村民收回垫付之款并非易事。在冷水沟，村长杜凤山声称，在军阀张宗昌统治时期(1923—1928)，摊款最繁，他因垫款而蒙受损失。[5]在寺北柴，前村长张乐卿也抱怨因垫款而受损。[6]在吴店村，村保甲长们因不能及时交纳摊款而受到警察的殴打。[7]

村领袖们不仅得向国家负责征收摊款，而且因此而与村民的关系趋于紧张，这使其两面受气，作为村长处境更为困难。寺北柴村长对此认识颇深。

问:村长认为，最难对付的是县衙吏役还是村民？

答:都不好对付……我整天公务缠身，无法顾及自己的事情。

问:与村民的关系怎样？

答:当我向他们征集摊款时，他们很不愿意交纳，好像这些钱都将归我自己使用。[8]

村长和其他负责征收摊款的村领袖被拖入困境，在这一困境中，任何一个有声望的保护人都无法继续保持自己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冷水沟的村长杜凤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村领袖，但据他声称，因为摊款的缘故，其他有影响的村民都不愿充当村长副，摊款是村务中最烦人的事情。[9]对村长来说，摆脱困境的一条途径是彻底投身于国家政权之中而与村民作对。例如，后夏寨村长将未交摊款的户主姓名报告给警察，由警察殴打被报告之人。[10]

在满铁调查的各县中，均发现村民认为村长及村首事摊款不公从而引起争议，其争斗激烈程度不同，但它曾导致后夏寨和侯家营正、副村长的辞职。[11]在吴店，因摊款之故，富有的村领袖不仅辞职而且迁出村庄。[12]在河北省顺义县和栾城县，村民和村领袖因摊款而发生争执，不得不捅到区公所，在这种情况下，区公所往往支持村领袖们的决定。[13]甘布尔在书中提到，在北京附近的某村，村民在一些反对派村首事的带领下，状告村长和其他村领导摊款不公，此次诉讼极大地削弱了原村长在村中的权力和地位。[14]

在栾城县也有几宗十分有趣的摊款纠纷案。在30年代，不少普通村民向县衙状告村领袖摊款不公，其中一个状子指控村庄首事“不遵乡规，私改新章”，其中声称:“民村多年乡规，杂派九十两银子，按六十两派款，以体恤贫民，不料今年村长合甲长公议杂派按九十两派款，当出地亩向当主要钱……如此以往，贫户谁堪负担……”[15]

该县的另两宗案件亦值得转引，因为它一直状告到设于天津的高等法院。与寺北柴相邻的岗头村由一条道路分为前街和后街两部分，分别住着70户和40户人家。但是，村领袖们按传统的平分(50∶50)方式征收摊款。到了20年代末期，随着摊款的增加，居民较少的后街起而反对这种分配方式。此案一直弄到高等法院，法庭决定将该村分为两个财政独立的单位。[16]另一村庄名为乏马铺，分为前后两牌，两牌土地差异较大，但村庄领袖们决定两牌平均摊款，愤怒的村民提出上诉。[17]此案在调查时尚未审理完结，故不知作何判决。

摊款增加是20世纪的特有现象，它是导致村庄领袖与村民暗中或公开对立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原因。为了取缔或减小营利型国家经纪的作用，民国时期，特别是国民政府和日伪政府时期的国家政权力图利用乡村领袖，特别是正、副村长推行自己的政策。但这些政策都在不断地加深村庄领袖与乡村利益的分化，特别是在村庄的传统习俗与法律文件相抵触之时，有声望的村领袖对担任公职更为畏惧。这在征收契税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它使村长在公务上更加难有作为。

清末之时(以前很可能也是如此)，华北的大部分地契为未盖官府红印的“白契”，买主必须交纳契税，这是一项省税。民国之时，按规定契税为土地售价的6%，但到民国后期，加上各种附加，契税高达售价的12%。[18]故村民们千方百计地逃避契税。因为田赋经征处与契税征收科相互之间缺乏配合，所以有无红契并不影响到田赋交纳。但发生地权纠纷时，在法庭上有无红契对确定地权十分重要，所以只有当农民预料到可能发生纠纷时，他才交纳契税以获得红契。

国民政府统一华北之前，在许多集镇，有一官府任命的监证契约人，称“官中人”，他有时也包交契税。1930年，国民政府下令取消带有经纪性质的官中人，指令由村长监证村民交纳契税。从此以后，所有田地买卖都得填写官府颁发的“草契”，此契由村长自县衙购回，然后略加提价售予村中买地之人，其差价各县不同，但悉归村长所有。村长被称为官方“监证人”，他得按期将草契存根送交县衙，县衙由此可知土地买卖实况。[19]

官府认为村长比原“官中人”对村中土地交易更悉其详，故决定取消“官中人”而将其职责由村长代之。村长确实知悉全村土地占有情况，但实际上，他比其他村民更为费尽心机地保守这一秘密。从冯华德、甘布尔以及满铁调查人员的报告中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时，华北的许多乡村均有两套土地册[20]，一个供外人阅看，其与县衙所存册籍相符，另一归村中“私用”。1941年的田地调查揭示出，在一些村庄半数土地未登记入任何官册，但这些土地大多记入村庄第二套册簿，此册只有村人知悉，用来分配摊款和其他村费用。从这一点来看，村庄是一个封闭的“共同体”，它们有自己共同的秘密。一个热心于靠拢官府、企图告发所有土地交易状况的村长，对“共同体”来说是一个威胁(因为存在两个账簿，故对农家经济进行微观研究的学者在引用农户面积的资料时必须谨慎)。

对村民和其村领袖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县政府很少能弄到其他资料来检验官方监证人报告的可信程度，这可能部分地因为契税归省财政收入而非县收入，所以县政府催征不力。据顺义县一位职员报告，村长担任官方监证人之后，更多的人开始交纳契税，但仍有大部分人不纳契税，村长对此则佯装不知。[21]不过，在另一些村庄，村长所受上级压力很重。在山东省历城县路家庄，警察根据村长的报告，进村催征契税并鞭笞那些匿不交税的人。[22]

民国后期出现的新型村长不得不从文化网络之外寻找其权力基础。个别村长纯粹靠自己的暴力来统治村庄，一些地方恶棍即是如此。不过，大部分新领导还是依靠与县、区的国家经纪的联系来获得权威的。这不仅从前章所举事例中得到证实，而且第五章讨论宗教问题时亦曾提及，如顺义县石门村樊宝山与县城僧侣以及衙役勾结即是一例。

1941年推行大乡制，取消自然村的管理职能，这为新型乡村领导创造了一个新的获取和施展权威的环境。如前所述，以1000户编为一乡的乡制是1931—1935年提出推行的，所有村庄政务都集中在乡一级，原自然村成为乡下一个单位，由乡副负责。从理论上来说自然村不再具有征收摊款、财政预决算、自卫和看青等自主权力。但实际上，在新乡制推行的最初几年，自然村依然保存着其原有功能。在一些村庄，虽然自卫和教育事务归乡政权处理，但自然村仍然按其旧有原则征收款项。[23]

直到1941年，日伪省、县政府强力推行之后，大乡制才成为现实。

他们企图以此来划定其控制的最基层单位，并使地方精英与原所在社区相分离，从而使基层政权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利益。昌黎县知县的一项告示表明，实行大乡制是为了使该层政权集权化和官僚化。[24]

一方面，此告示规定了正、副乡长选举的具体程序，并指明其责任和所得薪金待遇，同时它援引法令要求征收摊款要发给收据。另一方面，该告示规定，“乡镇公所职员办事权限如有争议时由乡镇长决定之。”但与国民政府《乡镇自治法》不同，此告示并未规定由何人监督乡(镇)长的所作所为。[25]此告示将权威授予一人，但又要求“乡镇公所职员:灭私奉公，勤慎耐劳，忠于职守，勇于服务”。

从各个方面来看，推行乡镇制表明国家政权企图使下层机构正规化，从而克服村民偷税漏税以及拒交摊款等积弊，这是与村庄利益相关的传统领袖与地方恶棍无法完成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大乡制可以使政府更有效地清丈土地。但是，推行以上各项措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团体，它不仅与旧有的职能及乡村利益无关，而且能有效地反击来自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对这些新举措的反抗。

1942年调查过的两个村庄——侯家营和吴店村，为我们提供了大乡制具体运作的一些情况。从村民的观点来看，推行大乡制只能使基层政权内卷化进一步恶化。因为，第一，各村不得不为新一层领薪人员筹集款项;第二，乡公所装置了更为先进的通讯设施——电话，村民们认为这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乡村而已。若村民拖欠税款，乡政府通过电话告知警察，他们便迅速来到村中强力征取。[26]

作为一个较大的基层单位，人们预想乡公所应举办一些公共事业，但我们找到的唯一成效是吴店村所在之乡公所动员村民打了一些井眼用来灌溉农田。不过，所有这些井眼都打在城居地主的地里，而这些人多在县政府中供职。据乡公所职员讲，打井的命令直接来自县长。[27]

侯家营所属之镇的镇公所在泥井，这里是集市和区政府所在地，该镇长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恶棍。此人姓齐，他的父亲曾为军队采办粮草，通过这层关系，他成为泥井镇中的强人，并因此而积累了一些钱财，据传此人曾杀死自己的长子。齐某步其父后尘，成为地方一霸，他不仅富有，而且与知县有交情。成立镇公所之后，他贿赂一些保长从而推举他为镇长。

任职之后，齐对下属各村实行恐怖统治。他将全部公有财产攫为己有，并取消各种合理的摊款分配方式。他对各村保长进行威胁，从而向他们无限勒索款项。齐某唯一不敢惹的人是远近闻名的萧惠升，萧因各种义举而得到38村的联合赠匾。不过，这两个人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道。1941年，人们再也难以忍受齐的胡作非为，3个人代表3个村庄向法庭控诉齐“会账不清，人格卑劣”，但齐在城中的后台颇硬，从而赢得了这场诉讼。3个上诉之人惧怕齐的报复，只得远走他乡。但齐却得寸进尺，以补偿其诉讼损失为名，向各村加派5000元钱。[28]

在这种环境下，有声望和地位的乡绅再也不屑于充任“公职”了，据说侯家营的保长只是齐某的走狗而已，其他保甲长也大多如此。据前村长刘子馨讲，像齐某那样的乡(镇)长并不少见。将政治权力集于镇长一身，加之管辖范围扩大而且乡(镇)公所所在地又是集市中心，这使乡(镇)长一职对地方恶棍更具有吸引力，他们与上级官员勾结，甚至与县长亦有关系，而后者(县长)则依靠前者进贡以饱私囊。[29]这些恶霸有钱有势有后台，这使他们不同于过去的营利型经纪，他们将旧有乡村领袖挤出村政权，即使在地方领袖根基较深的侯家营亦是如此。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来看，推行乡制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呢？此举确实达到了国家的某些目的，如催征钱粮、清丈土地，使国家行政机构得到加强。但同时，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往往迫使乡村领袖与村民对立，结果使正直之人“退位”，地痞恶棍充斥于乡村政权，这使国家政权在民众中的威信更为降低，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卷化”的政权扩张。

清理财政:书手与土地丈量

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将搜集和转达田赋信息的旧有机制正规化。直到40年代日伪政权采用强硬措施之后，才将代表地方利益的精英集团与地方政权结构分离开来，并摆脱了书手等国家经纪对地方财源的垄断，从此国家政权对地方的赋税负担实力才有较为真实的了解。本节我将分析村庄、正式和非正式国家机构三方对控制财源的争夺以及对乡村社会命运的影响。

在民国初年，不论哪派军阀执政，当时的学者和财政官员都认为国家应该摸清地方财政实力，他们认为这不仅可以减少贪污中饱，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对合理分配税收负担极为重要。1936年，《地政月刊》发表了一期论田赋改革问题的专号，万国鼎撰文认为富者常常逃税而贫民负担加重，他提议按田地等级制定不同的税率;但他同时指出，要实现上述目的，必须先成功地进行土地清丈，这是各朝代均想办而未办成的事。[30]

以前土地清丈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各政权在清丈时仍然依靠旧有机构以及职员(特别是里书或社书)提供资料。这些职员“清丈”自己所辖财政区划(社、里、图)的土地，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书手们的主要职责在于登记土地买卖、编制土地清册，从而为征收田赋以及附加提供依据。这种体制起源于明代[31]，但20世纪时书手们的作用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清廷财政崩溃之时。此时，书手们兼行里甲和保甲的一些职责，如田地登记、传催，甚至征收田赋。19世纪中期社会动乱之后，鱼鳞册和黄册散失殆尽，国家不得不完全依靠这批书吏的过割底册来征收田赋了。

书手们的过割底册，以户口为主，载明其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就其内容言，实即旧日之黄册，唯黄册每年编造一次，过割底册之重造年期，则向无一定。事实上，由于它仅靠书手个人能力调查各户土地过割，其可信度(指与实际土地占有情况是否相符)是值得怀疑的。[32]尽管有这些弊端，但在旧有编审制度崩溃、田赋需求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这种书吏体制似乎也能很好地为国家完成田赋征收任务。栾城县财政局长认为里、社等田赋征收区划是一种自愿组织，而书手则是该区划的专门代表，其最初职责是帮助农民申报并登记土地。[33]

最初的书手们可以被视为国家经纪，他们对社区既有保护作用又从中捞取好处(即营利型经纪)，与负责治安与其他政务的“地方”一样，书手与乡村社会相连，甚至受社区控制，这使他的“榨取”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使他的作用呈现出两面性。到了19世纪末期，乡村领袖对“地方”一职滥用职权、损公肥己仍起着监督和控制作用，但对书手们的控制力却在减弱，这可能是因为书手与“地方”不同，他们越来越得到国家政权的信任和依赖。在官府看来，书手们可以无偿(不用为书手付薪)为国家登记土地、编册造簿;而且，由于书手多是当地人，他比其他人更熟悉土地交易情况，从而可以查出“黑地”，将其登记入簿。[34]

除为官府编制田赋征册之外，书手们还登记土地过户分割等，如田地买卖或分析家产，对此他常常收取小费，由买方交纳。这种田主转换往往发生于同里或同社之中，书手只需将其册簿中田主姓名更换一下即可，一般不费什么事情。但有时田地亦售往其他里、社，为了保证该地的田赋征收，书手定期聚会、登记割让的土地。小诏正发现，书手们经常在集市上碰头，不少村民则在周围等待着登记其新买的田地。[35]

在华北许多地区，书手们还负责转交征收的田赋及其附加。对冀东7县的调查表明，70%的农户经书手转交田赋。书手们征收田赋的方式与下一节将讨论的包收营业税的体制十分相似。在昌黎县，财政官员只与总社书打交道，如果想被任命为总社书，必须有两户商家作保，在总社书之下是各社的社书。按规定，在征赋期限结束之前，社书得代交未完纳之田赋。当然，此期一过，这些社书便向各欠户催要垫钱，并加取一定的利息。[36]

由于书手们垄断着田赋资料，他们可以上欺国家，下骗黎民，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只要田赋收入缓慢增长，国家政权也就懒得过问书手们的所作所为。但到了20世纪，对财政的需求急剧增加，国家政权就再也难以容忍由私人垄断至关重要的田赋资料了。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书手展开了攻击。

到了20世纪30年代，花费250—500元才能买到书手的职位，大约一个中等农民积累数年才能凑齐这笔钱。这是书手一职在受到舆论抨击之后的“价码”，此前求得此职可能花费更高，当然，其收入必然会远远高于付出。[37]但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谴责书手制弊端的文章仍不断出现。

首先，书手们登记地权转让所收费用(即粮地过割费)并未受到严格的监督和审查。按官府的规定，交割每亩土地收费1角，但书手却收取1—3元。书手还利用农民不甚清楚清朝银两和民国银元的兑换比率，从银元折换中牟取暴利。书手还篡改账目，随意增减纳税的田地数目，从中要挟索贿。这里列举的只是时人抨击书手的几条例证而已。[38]

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书手们的敲诈勒索不断升级，使人难以容忍，故不少人向衙门状告书手。在冷水沟，1874年，历城县知县出示晓谕，详细地规定了里书经办各种事务后收取多少手续费。1892年，冷水沟合庄与里书公议凡地亩宅基拨粮者悉遵以上告示(交纳手续费)，并“勤石以重久远”。直到20世纪30年代，冷水沟的村民仍团结一致对付书手，由很有威望的村长杜凤山招待里书，报告土地占有及交易实况，代征各种契税。此外，每年送里书二三斗小麦，这份“礼物”由村民按摊款方式分摊负担。[39]

改革者们猛烈抨击书手，认为他们不仅欺压农民，而且是清丈土地的绊脚石，人们都明白，在乡村中，许多田地未登记入册。历届政府都想彻底弄清应征田地亩数，因为书手从混乱的账簿中易于浑水摸鱼，所以对清丈土地并不热心，甚至暗中阻挠。即使个别书手真心为国家利益服务，但他也无力完成清丈土地的重任。国家力图通过土地清丈来建立更为正规的田赋征收体系。[40]

20世纪40年代初较为成功的田地清丈表明，农村中未登记纳赋的“黑地”之多确实惊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划给八旗子弟、庙宇、书院的免赋田地到民国时仍未登记入册，省、县政府对此缺乏记载。[41]

这些未纳赋田地中的最大部分是圈给八旗子弟的旗地，旗地的形成十分复杂，我们不必在此深究这个问题。18世纪时，直隶旗地达2000万亩，在山东亦有300万亩。大部分旗地出租给汉族佃农耕种。但到了19世纪，由于不少旗人破落贫穷，部分旗地被售与或抵押给汉族地主，但这些地仍不纳田赋。不过，直到19世纪末期，大部分旗地仍由汉人租佃，他们将地租交给庄头，再由庄头转交给内务府。[42]

辛亥革命之后，旗地的免税特权被废除。但在新旧政权的交替过程中，不少庄头携册潜逃，佃农因而成为所种之地的实际主人，但国家对此却无从知晓。1914年，袁世凯政权建立了清查土地的“经界局”，次年在良乡县和涿州设立分支机构。由于后来政局动荡，清丈工作被迫中断。与此同时，国家政权企图取消书手，但只有良乡县获得了成功，而其他地区则成效不大。例如，在昌黎县，1914—1926年动用警察代替书手催征未纳田赋;但1926年之后又恢复了老样子，由书手催征田赋。[43]

在静海县，县政府企图将书手纳入官僚体系。1917年，县署财政科附设粮租征收处，处设主任，为领薪职员。但由于交割田地、发放田赋催单及收据仍由里书照旧办理，其实质仍未改变，征收处主任只是将各书手“收归己用”，他们仍靠收取交割费和田赋浮收而谋生求利。[44]在大部分调查县份均可发现，尽管书手不像以前那样垄断田赋征收，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书手一职仍然存在。国家尚无力重建自己的税收体系，它不得不继续依靠书手等人。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不少县份陆续建立了经界局(分支)，但成效甚微。[45]在顺义县，为了鼓励田主申报土地，县府下令对申报者免于追究，立即发给田契。[46]在侯家营，1922年有数百亩土地被登记入册。但20世纪40年代的土地清查结果表明，20世纪20年代的申报只是触及事物表面而已。[47]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北方，标志着清理财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田赋征收拟由县—区—乡(镇)层层执行，从而使国家权威深入到乡村社会。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党在打击“土豪劣绅”及破除迷信的同时，对书吏也发动了攻击。[48]

1931—1936年，不少县份取消了书手一职，但我们发现，许多书手仍改头换面地隐伏下来。如在河北一些地方，里书改称“征收员”或“总房”，直到20世纪40年代仍然如此。[49]河北省获鹿县一份指导田赋计算与征收的小册子对这种“改革”成效便流露出怀疑，尽管名义上由乡镇编造田赋征册，但实际上它仍是由旧书手来完成的。该书编者告诫地方官员提防书手改换名目继续作弊，要求县、区政府对乡镇编造征册要加强监督。由于阻力重重，土地清丈也虎头蛇尾，不了了之。[50]

正如万国鼎指出的那样，国民政府力不从心。要达到清查目的，便必须逐块丈量、绘图标记，而且为根除旧人员从中隐瞒作弊，必须从外区请用丈量专家，这一费用十分昂贵，不少县份因此纷纷泄气，仍然动用旧书手等体制丈量土地。万国鼎建议用飞机空中测量，但似乎未被采纳，直到日本人侵入后此议才成为现实。[51]

人们明知任用书手清理财政不会有什么成效，但乡(镇)长们为什么迟迟未编制出新的土地清册？这一疑问并不难回答。如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时乡镇中的实际组织单位仍是自然村，而村领袖和其他村民一样，都隐瞒有大量土地。而且，据冯华德调查，村领袖们隐瞒土地比他人为多。[52]清丈土地会导致这一村庄秘密外露，进而可能引发如20世纪20年代初期侯家营那样的宗族争斗(见第四章)。所以不难理解，村领袖们对清丈土地为何并不热心，甚至暗中阻挠。

乡村精英脱离乡村政务，在此状况下，国家政权为什么仍未达到查出隐田的目的？这是因为，即使在乡村政权脱离原文化网络的村庄，一乡利益仍然不能完全取代村庄利益，乡村精英与其他村民仍有共同利益，他们联合起来与新的倾向于政府的乡级政权作对。1940年日伪政府推行的大乡制和保甲制，正是要打破这种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利益集团而建立新的基层权力体系。

建立大乡制是取得清丈土地成功的第一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在县政府中建立专门的清丈委员会，其具体步骤可以昌黎县为例说明。1939年，日本侵略军在该县进行了初步的土地调查，他们下令各乡(小乡)重新登记其青圈内的土地，将结果送报县衙，然后由县衙派50名受过训练的专门人员下乡抽样查核。此举可能成效不大，因而中途流产。这一计划的命运与国民政府的一样，随即停止。在以后的两年中，大乡制建立起来，县政府对清丈方案进行了修正。专门清查人员由50人减少到16人，他们被派往区公所，与区长、大乡乡长共同监督土地清查。1940年5月，这一做法被推广到河北各县。[53]

这次清查的成效是显著的，在侯家营一村，可税地面积增加了1000亩，而昌黎全县则增加了7700亩。[54]栾城县增加了3000亩。据一条材料说，清查之后，整个冀东地区税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55]

国家政权至此才得以摆脱书手的愚弄而通过政府渠道掌握田赋征收状况，国民政府为此而奋斗了10余年。但遗憾的是，这一目的是在日本人手中才得以实现。作为入侵者，日本统治者在建立乡制的过程中，可以毫不留情地摧毁传统的乡村权威结构。大乡乡长直接受上级官僚控制，而很少受旧有乡村领袖或书手们的制约。乡长的权威并不是来自自身的声望、地位或技能(指书手那样的税收知识)，他的权力来自于县、区政府的“赐予”。但不可忘记的是，在国家政权继续内卷和高赋税的压力下，促使乡长服从于国家目标的根本条件——与乡村社会利益完全分离——也迫使乡长成为最残酷的国家经纪人，他比以往的经纪人更有权威、更具压迫性。

政权建设与商税征收

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欧洲国家的财政基础由农业税收转向商业税。1919—1935年，河北省间接税收入急剧增长，山东省也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政权也在重蹈欧洲的先辙。大多数商税是从清末开始征收的，其急剧增长的原因与大量摊款一样，是出于“自强建国”的需要。

同其他领域一样，晚清政权将商税征收转包给私人团体，但对这些团体进行监督控制的机制却未相应地发展起来。于是，承包人贪污中饱与高税收同步增长——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一个典型事例。[56]本节我将考察20世纪时历届政府是如何利用和控制这一非正式的国家经纪机构(包税人)以及如何对乡村社会发挥影响的。

商税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向交易中人(牙人)征收的牙税。牙人的最初职能与中国习惯法中“中人”的作用无异。牙人将交易双方介绍到一起，由于当时的市场上并无商业立法保护商人权益，而通过牙人使交易公开(即有见证)，从而使交易得到某种保证。牙人还是度量专家，他保存着标准度量器具。最后，对农民来说，一个有能力的牙人还可以为所售产品争取一个较高的价格。[57]

牙人的职能赋予牙人以某种权力，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市场价格，国家政权向牙人颁发执照，借以控制牙人的行为及人数。直到20世纪以前，官府颁发牙帖还只是为了稳定市场。但进入20世纪以后，财政费用急剧增加，国家对牙人的控制性质亦发生变化，不断地出售牙帖成为官府增加收入的一项重要手段。[58]

直到1915年，河北省才将牙税改为按市场商品交易情况征收营业税，从此以后，牙人的主要职能转向征收商税，这在满铁调查资料中时有表现。[59]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将税率定为货值的3%。同时，由县政府拍卖收税权，由投标最高者充任包税人。自此以后，牙税的征收与20世纪初期的其他税收，如牲畜交易税、屠宰税、烟酒税等的征收方式趋于一致。早期国民政府企图用这种包税制来加强对市场的控制并增加财政收入。[60]

在民国大部分时期，名义上县政府截留拍卖包税权所得的10%，而将其余部分报解省财库。在每个财政年度开始之前，县衙邀请各包税人投标，中标者又将征收市场上某种商品税收权转包给中层包税人，后者又转包或雇佣集市甚至农村的商业中人代其征收商税。[61]

尽管这种包税制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但它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从省政府的角度来看，问题出于县级挑选包税人体制不当，这些包税人经常不能按时完纳其所包税额。第一，由于包税人多由县政府官员自己内定，故招标在一定程度上徒具形式。这些包税人多是地方上的恶霸，他们贿赂县衙职员甚至知县，而对投标中的竞争者则以暴力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财力雄厚的商人拒绝为包税人作保。尽管按规定包税人应提供两名保人并预交保证金，但包税人与县衙吏役勾结，往往在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蒙混过关。第二，由于中标包税人之下仍是层层承包，若其中任何一人未完纳预定税额，便会影响到整个包税系统，从而不能向县衙完纳所包之额。[62]

这种包税制亦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其原因在于包税制本身:为了包税余额(归包税人所有)，包税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榨取商民。包税余额的大小大约与包税时期的长短成反比例关系，若包税时期较长，包税人为了保证税收来源，其榨取的程度可能会略微减轻。而且，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国家政权保护税源限制征税人短期榨取能力的大小对纳税之人也带来不同的结果。[63]而在中国，包税期限一般为一年，而且因与县衙吏役有勾结，这就使限制包税人“竭泽而渔”的内在和外在机制都丧失作用，人们对民国时期的包税制怨声载道。

让我们列举两个事例来说明领帖牙人和包税人是如何增加其收入的:他们蔑视法律，向小商小贩征税(按规定，这些人应该是免税的);为了向买卖双方同时收税(按规定只向一方收税)，他们不是把交易双方带到一起而是隔离开来。如此种种，不胜枚举。[64]

这种体制对市场中的弱者——未组织起来的农民，更为不利。集市上的大粮行往往有自己的领帖牙人，在称量农民粮食的过程中，他们总是偏向其雇主(粮行)一边。大的商人可以用闭门歇业或移往其他市场等手段来对付牙人的过分勒索，而小商小贩则无此能力，只能任人宰割。[65]

牙人及各分包税人之间的竞争可能会降低税率(以吸引行商)，但他们之间达成的瓜分市场协议也使这一机构大为失效。在昌黎，牙纪们组成不同帮派，瓜分市场，而收入平分。在栾城县亦有类似的组织。[66]

为了逃避包税人的过分榨取，农民们也想出各种对策。如尽可能找出自同村的牙人交易，人们觉得牙人剥削同村之人会使他失“面子”，这种看法不一定完全正确。农民还钻空子在市场之外交易，但包税人有自己的眼线，一旦被查知，则罚款很重。[67]

很久以来，村民们反对牙人盘剥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合村领取一个牙帖，代村民交纳各种商税。这是保护乡村共同利益不受国家经纪人侵犯的又一种联合组织。邢台县东汪村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事例。该村1900年立的一块碑文曰:“本村苇草买卖，道光以前系由乡村保长，并无经纪。自咸丰初年，始有人入县揭帖，充当经纪，后又续有揭帖之人，至再至三;则赔累不堪矣，后因赔累不堪，缴帖两张，仅剩吴仁顺一帖。仁顺思念，村中向来本无经纪，愿复旧规，与村中董事等商议，将帖归入申义堂，申义堂为之出大钱一十四千文，又花费钱文，将帖交清，每年苇草买卖典(？)人办理。自今以后，永远不许揭帖，如有私行揭帖者，男盗女娼，从揭帖人手卖者亦如之。”[68] 1895年昌黎县泥井镇屠户推举地方代交牙税亦属此例(见第二章)。以上两例都表明，集体行动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进入20世纪之后，如同摊款征收领域中的保护型组织渐渐向营利型组织转化一样，征收牙税的机构亦在发生变化。在顺义的某些村庄，村政权“自动地”担当起征收牙税的责任，但其目的似乎是为了增加自身(村政权)的收入。20世纪初村庄开始成为一个财政实体，但从那时起支出便常常超过收入，不得不时时寻求新的财源，没收庙宇和其他公产便出自这一动机，征收屠宰税又为其提供了一个增加收入的机会。不过，某一个村庄也认识到为营利而征税不仅与保护村民利益的职能不符，而且削弱了村政权的基础，降低了其在村民中的威信，因为村领袖们并不愿告发自己未交纳屠宰税的亲友。到了30年代后期，该村将收税权转交给一个村民，但此人也抱怨告发同村之人使自己大失面子。[69]

在山东省历城县和河北省栾城县，20世纪30年代时政府命令村庄负责征收某些杂税。在栾城县，由村长代征棉花税，因为棉花是该地区一项重要商品，而没有人能比村长更了解一村的棉花产量及交易情况。如同历城县情况那样，村长不愿背上另一负担，他将税收权转包给几个私人[70]，这种村庄包税制便失去了其保护功能。

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商税征收中村庄经纪机能的内卷化与征收摊款的状况所差无几。20世纪初期，摊款由村庄领袖负责征收，随着村庄领袖人物的变化，其营利性质变得越来越明显，到后来分配和征收摊款成为某些人“捞油水”的好时机。在20世纪之前，村庄征收商税是为了对村民起保护作用，后来村庄从中捞取好处，由于与共同利益直接冲突，村领袖便将征收权转包给私人。虽然方式不同，但结果都一样，即村政权逐渐放弃了其开始时所具有的保护村民的作用。

鉴于以上种种弊端，国家政权，确切地说是省政府，便设法对征税人加强控制。1925年，直隶政府下令将捐税征收法律化，正式授权给商人，由他们代政府收税。[71]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亦曾力图使这一税收体系官僚化。[72] 1932年，河北省财政厅下设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提议，用受过训练的领薪税务职员代替过去的包税人和牙人，从而将其纳入行政官僚机构，但这一建议只为少数县采纳。很明显，县政府更为欣赏旧的税收体制，因为它在向小商小贩(小额交易，这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征税方面比官僚税收体系更为有效。[73]而且，不论改归官办有什么好处，取消包税制会影响到县衙官员们的非法收入，这是县政府对采取新体制并不热心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大多数满铁调查县份，直到日伪政权巩固之后，即1941—1942年之间，商税征收改归官办才基本上完成。如同实施田地清丈和建立大乡制一样，日本人之所以能完成国民政府的一些设想，是因为作为入侵者，他们对摧毁旧有社会体制无心理负担。

为了理解日本人控制华北市场交易的企图，有必要先归结一下他们的一般计划。1937年日军侵占华北之后不久，他们便深感资金和各种装备十分短缺，于是他们提出经济统制的庞大计划。1940年为了封锁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统制更为严格。由于日军控制着主要交通线，他们对钢、铁、煤、油、盐等物质供应实行严格的控制。同时，他们采取措施，控制粮食市场，以供应日伪军队和城市居民。林科·李(Lincoln Li)在研究日军“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时写道:这不仅是要恐吓和包围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志士，而且是借机搜刮乡村资源的一种垂死挣扎。[74]

与对根据地实行的“三光”政策不同，日军对占领区农村与集市之间粮食流通的控制手段较为“和缓”，但却更为严密，其利用的主要工具是半官方性质的“新民会”，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直到村庄的组织，其主要宗旨是同日本侵略者合作并为其殖民统治服务。不过，并不是所有加入该会的村民都衷心拥护其组织宗旨，在有些地区，取得会员资格可得一点小恩小惠:如从该会组织的合作社中可得到低息小额贷款。[75]

新民会下属合作社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为日军提供各种农副产品，山东历城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事例。该县伪政权规定，某些农产品(如大米)只能卖给合作社，他们谎称这样一来农民便可免遭商人的剥削，实际上合作社将收购来的大米等统统运给设于济南的日军统配组织。受日军统购统配制直接危害的是中国商人集团，但农民也间接受害，他们抱怨说如果自己将大米直接运往济南销售，则比交给合作社会得到更好的价钱。同时，农民还被迫以高于济南市价的价格从合作社中购买煤油、火柴、香烟等生活必需品。[76]

在新民会的威胁下，由国家税收官员取代了过去的包税人，他们直接到下层收税。为了便于征收(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日伪政权于1941年对市场体系进行了整顿，集市场所减少，其动机可能想使集市与区公所数目相符。[77]而在集镇之中，交易场所被固定在某一地区，称为“交易场”，各种单项市场多被取消。在各县建立了不属县政府管辖、而直属省财政厅的税务局，该局在各区设立派出机构，管理该区市场并征收捐税。[78]

县级主要税务官员以及区税务监督由省政府直接任命并领取薪金，但在税收员身上却出现问题:尽管区级税收员也是领薪的公务人员，但其薪金甚微，月薪20—30元不等。[79]而且，这些人多是过去的包税人，有些地区甚至继续利用过去的小商品交易中人，国家很难真正控制这些最下层的具体收税人员。用一位同时代人的话来说，尽管税收体制发生了巨大的改革，但在最下层却无实质性变化，那些税收人员仍然逍遥于国家控制之外。[80]

甚至在牙人并未被雇佣为税收员的地区，这些交易中人仍未完全退出市场。官方税收员东奔西忙收取营业税，但中人仍以为交易提供各种便利(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官方税收员无法做到的)而收取佣金。[81]为了开支各项费用，新民会下的合作社对交易市场中的买卖人也抽取一定的“手续费”。[82]如此，农民每一次买卖均要遭受3次盘剥。税收体系官僚化可能保证了国家收入，但它并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

结论

在20世纪之前，清朝政府利用“国家经纪”处理乡村社会中的税收及行政事务。国家经纪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人如知县下面的各级书吏和差役，他们视其手中职权为榨取钱财的绝好招牌;另一类为乡村社会的集体组织，他们代村民收税，以使社区免遭国家政权及营利型国家经纪的无理盘剥。

尽管在整个有清一代充斥着抨击国家经纪的呼声和文章，但这种经纪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并调和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经纪来自于乡村社会之中，他们办起事来比外来官员可能更为有效。而且，由于专制的封建国家政权不愿承认在下层社会中其统治职能是由中间商代为执行的，所以，长久以来，这些中间商未得到一合适的名称，亦未在政权结构中获得合法的地位。因此，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们是大众的压迫者和社会的寄生虫。随着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控制欲望的膨胀，这些人的“压榨性”表现得更为突出。特别是在20世纪推行的现代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过去的“中间商”是国家政权和经济建设的绊脚石。

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企图通过两条途径来改革这种“经纪机制”。

其一，目的十分明确，即将包括区、乡在内的下层行政职员官僚化，但“官僚化”进程十分缓慢，直到日军入侵之后才大体完成。即使在县政府一级有限地实现了官僚化，它也未能彻底淘汰营利型经纪体制，这在推行乡制和增设官中人一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事实上，一方面是半官僚化、雇员增生、财政需求增大;而另一方面，上层政权却缺乏控制这些机构和人员贪污中饱的能力，这使国家政权深入蜕化为将营利型经纪体制推进到社会最下层。

其二，国家政权不公开地将某些税收及政府职能转嫁到村庄领导者身上，企图以此来摆脱对经纪机制的依赖。这种村庄负责制貌似传统的保护型经纪体制——至少在动机上是这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政权的强化不断地压迫原乡村政权，使后者陷入困境，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保护特征，那些营利型国家经纪纷纷钻入村政权，以窃取国家转让给村庄的部分权力。这首先表现在摊款的分配、征收以及契税征收的过程之中，当村庄将牙帖转让给求利之徒以后，这种“病毒”又传染进牙税征收之中。最后，在田地清查之时，使原乡村领袖与村庄政权结构彻底分离。

伴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而出现的营利型经纪体制的再生及延伸极大地损害了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合法地位。这从日本殖民政府中可以得到反面的印证:在国家政权合理化和内卷化的联合作用下，日伪政府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它同时又是最未能赢得民心、最缺乏真正权威(指获得被统治者拥护)的一个政府。在大乡制建立之前，政治领袖脱离原文化网络的过程是渐进的。无论是内心不愿还是没有能力与旧精英彻底决裂，实际情况是，历届中国政府都未能像日本人那样一举革除旧制而建立起大乡制。

如果不采取那种激烈措施，中国政府是否能按照自己的政策、筹集足够资金以击退到处泛滥的政权内卷化逆流？如果历届国民政府采取那些激烈措施，它们是否能创造出全新的法统基础？对这两个假设问句，从今日发展中国家的经历中可找到答案: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在被释放出来的“非法”(delegitimation)力量冲倒之前，过渡政权必须建立起新的合法性，这是一场关系着政权命运的竞赛。

【注释】

[1] 李友华:《军阀之兵》，特别是第42—48、74—78页。在少数村庄，1929年国民政府推行选举制以后，一些传统的精英领袖被排斥于权力层之外，甘布尔(见《华北农村》，第165—166页)研究之中的某一大村(307户人家，靠近北京，属于宛平县)即是一例。该村前街居民较贫，后街居民较富，后街控制着村庄政权，很久以来，两街居民相互对立。在第五章中我曾提到，围绕着由前街贫民发起的一起宗教事件而导致了两街固有矛盾的激化。1929年推行选举制以后，前街可以推举自己的代表进入村公会，在其“初战告捷”的鼓舞下，前街居民要求为其子弟建立一所独立的学校，并掌握从前街居民中收起的那部分经费，该村的分裂已不可避免。甘布尔研究中的H村位于河北省东部，拥有375户人家，是一个大村，在1929年之前，由村中6户有势力的人家控制着村政权。1922年，一些农户联合起来企图迫使该小集团扩大代表人数。这一企图失败之后，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并开始征收费用。作为对这一企图的反击，原村庄权威们与县政府勾通，联合命令那些人解散其组织。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北方之后，“争取民权之声到处可闻”，村中的反对派借此机会吸收6名新会员。但是，在1929年的选举中，原先的村领袖凭借其号召力仍然当选(甘布尔:《华北农村》，第229—231页)。一般来讲，选举并不是权力基础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一些地方，如河北省定县翟城村，人们曾希望通过选举来削弱富豪之家对村政的控制，但即使在这一模范村中，村中的行政权仍然操纵在原领导集团手中(甘布尔:《定县》，第150页)。我认为，在大多数村庄，选举并无实际意义，至少在30年代情况如此。在多数情况下，是原村庄领袖自愿放弃领导权，或者像吴店村，特别是寺北柴那样，村庄的贫困化使村庄中没有富裕之人来控制村政。

[2] 杜赞奇:《国家政权内卷化》。

[3] 甘布尔:《新庄》。

[4] 小沼正:《华北农村田赋征收机构考察》，第29页。对于这一问题的其他认识，见杜赞奇:《国家政权内卷化》;天野元之助:《苛捐杂税下的河北农村》;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181—244页;甘布尔:《定县》，第166—184页;又见《河北省各县概况一见》评论。《地政月刊》(1936年)第4卷第2、3期(合期)集中讨论了30年代初期的田赋问题，请特别注意万国鼎、庄强华和翁之镛的文章。

[5] 《惯调》，第4卷第6页。

[6] 同上书，第3卷第55、63页。

[7] 同上书，第5卷第421页。

[8] 《惯调》，第3卷第59页。

[9] 同上书，第4卷第6页。

[10] 同上书，第407页。

[11] 同上书，第407页;《惯调》，第5卷第18页。

[12] 同上书，第5卷第420、430页。

[13] 同上书，第2卷第345页;《惯调》，第3卷第47页。

[14] 甘布尔:《华北农村》，第199页。

[15] 《惯调》，第3卷第512—513页。

[16] 同上书，第48页。

[17] 同上书，第3卷第48页。当然，反对漫无边际的摊款不只是河北省才有的事。田中忠夫(《近代中国农村之解体与农民之斗争》，第379、427页)从当时报纸(1932—1934年，此为较为安定，即无军阀大战时期)上搜集了中国各地100余起群众反对苛捐杂税的事件。例如，在1934年2月，河北省邢台县2000余农民在县城游行抗议过度摊款。1932年8月，北平近郊800余农民要求取消向青苗会征收的“公益捐”，他们在北平市国民党党部门前集会，最后达成妥协，捐额大减，将部分款项退还给村庄。另外，村庄土地若有变更(指村民卖出或买入土地)，在向政府报告之后，应摊负的捐额要作相应的调整。

[18] 《惯调》，第3卷第369页;又见天野元之助:《苛捐杂税下的河北农村》，第15—19页。

[19] 《惯调》，第3卷第161页;《惯调》，第5卷第200、660页;《华北地券契约制度研究》，第158—159页。

[20] 冯华德:《旅涿见闻杂记》;《惯调》，第2卷第513、527—536页;甘布尔:《华北农村》，第169页。

[21] 《惯调》，第2卷第378、427页。

[22] 同上书，第4卷第369页。

[23] 同上书，第6页;又见旗田巍:《中国村落与共同体理论》，第249页。

[24] 《惯调》，第5卷第354—355页。

[25]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一卷第644页。

[26] 《惯调》，第5卷第52、610页。

[27] 《惯调》，第5卷第515—516页。

[28] 同上书，第48、50—51、273页。

[29] 同上书，第52页。

[30] 万国鼎:《中国田赋鸟瞰及其改革前途》，第160页。关于16世纪80年代那次土地清查的复杂结果，见黄锐:《田赋与明朝财政》，特别是第300—301、329—330页。

[31] 李陵:《河北省静海县之田赋及其征收制度》;又见天野元之助:《苛捐杂税下的河北农村》，第30—33页;小沼正:《华北农村田赋征收机构考察》，第21页。

[32] 万国鼎:《中国田赋鸟瞰及其改革前途》，第133页;李陵:《河北省静海县之田赋及其征收制度》;天野元之助:《苛捐杂税下的河北农村》，第33页;《惯调》，第3卷第367页。

[33] 《惯调》，第4卷第403页。

[34] 据说新官上任之后，一切安置费用由书手们提供(《惯调》，第6卷第23页);又见小沼正:《华北地区田赋征收机构考察》，第28页。

[35] 小沼正:《华北地区田赋征收机构考察》，第23页。

[36] 《惯调》，第5卷第333、362、400、403页;《惯调》，第6卷第28页。

[37] 同上书，第3卷第387、404页;《惯调》，第4卷第210、538页。

[38] 《惯调》，第4卷第210、274页;《惯调》，第6卷第23页;甘布尔:《华北农村》，第127页;石田文次郎:《土地、公租、公课》，第39、79页;小沼正:《华北地区田赋征收机构考察》，第25页。

[39] 《惯调》，第3卷第404页;《惯调》，第4卷第288、393页。

[40] 同上书，第6卷第23页。

[41] 庄强华:《一年来各省田赋之兴革》，第304—305页;又见《惯调》，第2卷第518页;《惯调》，第6卷第1—3页。

[42] 《直隶全省财政说明书》，田赋部分，第23页;《惯调》，第6卷第1—3页;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第218页。

[43] 万国鼎:《中国田赋鸟瞰及其改革前途》，第161页;又见翁子镛:《田赋整理问题》，第318页。关于良乡和昌黎的情况，见李陵:《河北省静海县之田赋及其征收制度》;小沼正:《华北农村田赋征收机构考察》，第33页;《惯调》，第5卷第622—623页;《惯调》第6卷第23页。

[44] 李陵:《河北省静海县之田赋及其征收制度》。

[45] 万国鼎:《中国田赋鸟瞰及其改革前途》，第161页。

[46] 《惯调》，第2卷第442页。

[47] 同上书，第5卷第57、362页。

[48] 《河北省获鹿县田赋计算说明书》，第170页。

[49] 《惯调》，第4卷第290、294页;《惯调》，第6卷第23页。

[50] 万国鼎:《中国田赋鸟瞰及其改革前途》，第162页。

[51] 万国鼎，同上书，第161—162页。

[52] 冯华德:《旅涿见闻杂记》。

[53] 《惯调》，第5卷第353、362页。

[54] 同上书，第3卷第417页。

[55] 同上书，第6卷第1页。共产党利用揭露隐地作为一种斗争策略，到抗战后亦是如此，见佩珀:《中国之内战》，第261、269、270页。

[56] 冯华德(《河北省牙税性质之演变》，第1067、1073页)研究表明，19世纪时直隶牙税收入约5000余两(约合360元)，到1931年时，其收入已增长到300余万元。

[57] 《惯调》，第5卷第605页。

[58] 琼斯:《县级贸易组织》，第72页;冯华德:《河北省牙税性质之演变》，第1067—1068页;《直隶全省财政说明书》，厘金部分，第10页。

[59] 冯华德:《河北省牙税性质之演变》，第1070—1071、1073页。

[60] 关于河北省赋税征收体系的“极大成就”在第三章已讨论过。在山东省，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还是征收牙帖税，此后才改为由国家向商人征收营业税。经纪人纳税领取牙帖，有效期5年。尽管山东省按年征收其他商税，如牲畜税、屠宰税、烟酒税，但未采取按年征收牙帖税制度(小沼正:《华北地区田赋征收机构考察》，第233页)。

[61] 《惯调》，第2卷第397页;《惯调》，第3卷第399—400页;《惯调》，第4卷第274页。

[62] 王志信:《河北省之包税制度》，第1060、1062页;又见天野元之助:《苛捐杂税下的河北农村》，第47—48页;小沼正:《河北集市上的牙行》，第228页;《惯调》，第4卷第516页。某县牲畜屠宰包税商账簿内有“小费”支出一项，达1000余元，虽然没有指明交给何人，但可以推测，这笔钱是贿赂给政府官员的(王志信，上引文，第1063页);又见小沼正:《河北集市上的牙行》，第228页;《惯调》，第3卷第457—458页。

[63]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965—966页。

[64] 《惯调》，第5卷第328—329、341页;王志信:《河北省之包税制度》，第1061页。

[65] 《惯调》，第4卷第339页;小沼正:《河北集市上的牙行》，第222页;王志信:《河北省之包税制度》，第1061页。

[66] 同上书，第3卷第458页;《惯调》，第5卷第342页。

[67] 同上书，第2卷第304页;《惯调》，第5卷第632页。

[68] 同上书，第6卷第370页。

[69] 《惯调》，第2卷第306—307、418页。

[70] 同上书，第3卷第387页;《惯调》，第4卷第328—329页。

[71] 琼斯:《县级贸易组织》，第83—84页。

[72] 冯华德:《河北省牙税性质之演变》，第1078—1079页。

[73] 王志信:《河北省之包税制度》，第1063—1064页。

[74] 李:《日军在华北》，第133、166—167页，引文见第146页。

[75] 《惯调》，第3卷第309页;《惯调》，第4卷第15、505—506页;《惯调》，第5卷第269、419页。

[76] 同上书，第4卷第15、227—229、343页。

[77] 同上书，第6卷第14页。

[78] 同上书，第3卷第488页;《惯调》，第5卷第569页;《惯调》，第6卷第14页。

[79] 小沼正:《河北集市上的牙行》，第235页;《惯调》，第2卷第504页;《惯调》，第5卷第382、593、598页。

[80] 《惯调》，第2卷第303页;《惯调》，第5卷第328—329、336—337页;小沼正:《河北集市上的牙行》，第235页。

[81] 同上书，第3卷第458页;《惯调》，第5卷第336、384页。

[82] 同上书，第5卷第593页;《惯调》，第6卷第14页。

结论

在本结论的三个部分中，我首先把各章中包含的历史争论点融合到一个整体之中;接着，我将说明这一研究对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社会的意义;最后，我将从跨文化和跨时间透视的角度来说明权力内卷化这一概念。结论之后的后记将说明社会史研究中遇到的方法问题。

历史争论

在1900年(新旧世纪之交)前后，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由组织和象征符号构成的框架之中，我将这一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尽管源自各种组织形式的象征及机构资源被编织进文化网络中的正统权威结构，但乡村社会中最直接而且最典型的权威则体现在宗教和宗族组织之中。在那些血缘聚落，即村政与宗族相一致的村庄，乡村政权则掌握在由宗族代表组成的公会之中。义务型庙会组织为乡村精英提供了施展领导才能和尽其社会责任的场所，当然，不同村庄中精英们的参与程度是不同的。

无疑，地位和尊敬属于那些能为村民在交易中争来优惠条件，并承担其他社会责任的村庄保护人。不过，要成为名实相符的乡村领袖，这些保护人必须将其各种人际关系中所积累的“象征资本”转化到宗族或宗教组织之中，并进一步加入保护型经纪体制。这些组织和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法”的地位，因为它们在下层体现着正统的国家政权。例如，宗族意识就得到国家的默认。事实上，在宗教领域，国家政权一直想方设法将其文化霸权强加于大众信仰之上，尊崇关帝的历史过程即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18世纪雍正时期更是如此。龙王、关帝崇拜同时又十分模糊(具有歧义性)，能调节不同的利益集团，这是文化网络中权威产生的关键。关帝崇拜更加突出地表明，符号有时之所以能产生法统，恰恰因为各种利益集团都追求它。

当然，国家政权并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的结构之上。不仅白莲教那样明显的宗教异端蔑视正统文化(见韩书瑞的研究[1])，而且如红枪会那样的社区宗教团体(见裴宜理的研究[2])有时也公开与国家政权相对抗——当然，这并不一定是对抗正统权威。不过，总的来说，从对以上各村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晚清国家政权基本上成功地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融合进文化网络之中，从而得到乡村精英的公认。[3]

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权力的扩大及深入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政权有计划、有系统地毁坏整个文化网络，很明显，它缺乏这种摧毁能力。尽管它削弱了乡村宗教的基础，但军事性会社和其他组织却大量出现。从这一意义来说，文化网络为我们理解乡村社会如何对国家政权的深入所产生的压力及普遍腐化作出反应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方式。

施坚雅在其有关农民社会“开放”和“关闭”的论文中指出，当社会动荡之时，农民社会为了保护自己，自我关闭起来，减少同外界的联系;而当秩序恢复之后，它又渐渐开放。[4]黄宗智的看法与此不同，他认为面对上述压力，不同的村庄作出不同的反应，要么更为团结和封闭，要么彻底分崩离析——这在第七章反映的最为集中。

以上两种观点均将村庄作为分析对象，考察其在乡村社会中的作为，这种以村庄或集市为焦点的封闭性分析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专断性和抽象性。市场体系之外的村际联系，如军事性会社、亲戚关系、水利组织、看青组织等，在各种压力之下，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集中精力考察各特殊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文化网络的概念可以引导我们避开设想模式的陷阱，进而弄清楚乡村社会对外界势力如何作出多种多样的反应。

如此看来，对地方权威基础的侵蚀部分是文化网络受到攻击的一个结果，因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而企图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在“现代化”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之下，国家政权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其结果必然是，尽管乡村精英领导有与国家利益结为一体的雄心，但文化网络在国家范围内赋予乡村精英领导作用的能力却在丧失。[5]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北方之后，闾邻制取代宗族组织的“代表制”，文化网络的政治功能在逐渐消失。实行大乡制以后，决定权掌握于乡长等少数人之手，这进一步削弱了村一级宗族组织的作用。新式保护型经纪的首要任务是征收摊款，这是令人厌恶的差使，有地位的领袖均不愿为之。而且，尽管划定村界对国家控制有利，但因为村庄领袖不得不向外村人及村外地主收款，从而削弱了村级保护型经纪体制的功能。

不过，受国家政权的深入冲击最大的还是乡村宗教，宗教财产及机构被纳入公共政治范围。这一转变之所以易于执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乡村精英和国家政权有着共同的信仰，如对关帝和龙王的供奉。新生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为乡村精英提供了新的政治资本和名誉，从而使精英乐于将旧的宗教特权移交给民族国家。

但是，民国政权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并发展旧的信仰及权威。现代化政权与乡村精英之间的逐步联合——查尔斯·蒂利和其他学者将其称为欧洲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并未开花结果。现代化政权的新型政治学说并未成功地找到一种使乡村领袖和国家政权合法化的传统文化网络的可行替代物。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现代化的国家政权财政需求过快，这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利用传统的营利型经纪体制来征收赋税，从而导致了我所称之为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这方面，战争的破坏力亦不容忽视。不过，同自然灾害一样，战争的毁坏作用是剧烈而短暂的。相比起来，国家政权的深入对华北地区的作用却如同侵蚀水土一样，是温和但却持久的。

各级军政当局的繁重勒索使摊派和征集更为棘手。但使乡村精英不再迷恋政治的原因除政权内卷化和国家机构正规化两个因素外，主要原因还在于乡村精英与国家政权互相争权的间接后果。县政权之下区，乡机构的建立，就是要进一步将村庄直接控制于国家政权之下。对村庄来说，这意味着将一个更为冷酷的压榨机器强加于自己的头上。而且，国家有关契税、商税和土地清丈等新政策迫使村庄领袖在国家政权和自己所领导的村民之间作一选择，从而确定到底站在哪一边。在这种环境下，顾及自己在村民中地位的乡村领袖是无法保持其领导地位的，他们大批地退出乡村政权，甚至迁离村庄。随着国家政权的步步紧逼，乡村领袖与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不再一致，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权威危机造成政治真空，而唯一趁此机会钻入政治舞台的则是从前营利型国家经纪一类的人。

本研究集中探讨了乡村领袖阶层的转变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普通乡村民众对此有何反应？大部分民众并不像乡村精英那样欢迎国家对宗教活动的干预，他们常常采取激烈行动来反对没收宗教财产和取缔宗教组织。尽管不那么明显，但对乡村宗教的破坏确实严重地影响了乡村大众同乡村领袖以及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乡村精英按国家的旨意，在村庙中竖立关帝的牌位，日久天长关帝受到大众的认同和崇拜，尽管普通民众对关帝的信仰五花八门，但关帝体现了帝国的文化价值。关帝具有无限的权威，这是其他为官府所承认的偶像无法比拟的。遍布华北乡村的关帝庙将乡村精英及国家政权联络到一个政治领域之中。

如此看来，解散庙会(香会)不仅削弱了乡村民众与乡村精英之间的关系，而且疏远了民众同国家政权之间的联系。尽管精英领袖在新生的民族国家政权中找到了新的通往权力及威望的途径，但对乡村大众来说却并非如此。对大众来讲，宗教生活比行政职务、警察机制和新式学校(上学的大多是精英们的子女)更为迫切和重要。同时，在大多数村民看来，新生领导机构并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乡村谋利益，它们有时甚至同村民作对。土地清丈、新商税及其他捐费甚至划定村界等措施，不仅未给村民带来好处，反而带来麻烦和损失。不过，最使村民难以忍受的是各级政权机构的重重摊款，它们不断地向村庄榨取，却从未给乡村带回什么“现代化”的好处。

国家政权与中国革命

作为国家政权深入的标志，摊款不仅十分苛重[6]，而且作为无法预料的临时摊派，严重地打乱了农家的生产计划，不仅农民视摊款难以忍受，而国家政权自身也意识到这一点。[7]苛捐杂税已成为乡村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卢西恩·比安科(Lucien Bianco)和田中忠夫等学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农民暴动的研究表明，农民暴动的主要目的是反对苛捐杂税，而不是阶级斗争。[8]不过，抗税并不是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隔阂扩大的唯一表现。

乡村中的政权内卷化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营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营利型经纪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在这种环境下，传统村庄领袖不断地被营利型经纪所代替，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这批人无所不在，影响极坏，在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不得不掀起打倒土豪的运动。19世纪末期的一位观察家描述说，“土豪”不仅身强力壮，而且与衙门吏役相互勾结。[9]那时土豪虽然也霸道行凶，但往往被排斥于村政之外。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土豪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

土豪与其他政治领袖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追求权力的动机不同:他谋求公职主要是为了追逐私利，为达此目的，他不惜以牺牲他所领导的集体利益为代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应将土豪视为一个社会阶层——他可能是一个富人，但也可能是一个穷光蛋——而应该将其视为一个有特殊目的的追求权力的政治类型。如果采取上述的划分标准，则不难理解，20世纪的土豪与封建时代活动于县城内的国家经纪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难怪乡村改良家梁漱溟认为赋税征收和区政权中土豪充斥。民国政权造就了一批营利型政客，他们成为乡村社会中的主要力量，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革命爆发。[10]

现在，人们不禁要问:满铁调查村庄中的地主所有制与阶级关系到底怎样？在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中阶级斗争的作用到底如何？尽管经济分化——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经济差别——是本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主要体现于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关系，则以寺北柴村(其次是吴店村)为代表只作了个例分析。从寺北柴村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乡村之中，阶级对抗较为剧烈。不过，在大部分华北乡村，地主同佃农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张。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像在地主经济较为流行的寺北柴和吴店村，城居地主仍占有大部分土地。最迟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城镇中的富商便成功地购买并扩大土地，从而作为不在村地主而控制乡村。在村庄之内，是难以用阶级观念来动员民众的，甚至共产党在山东的干部也承认:“减租减息并不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因为它既不能动员大部分农民，也不能极大地削弱乡村中封建势力……实际上，一些干部发现减轻捐税负担是农民大众的第一要求。”[11]

当共产党力图探入华北乡村之时，他们很快便发现农民对地主精英的依赖十分有限。所以，如同在中国其他地区及印度那样的农业社会一样，那种依靠贫雇农来发动革命的最初设想很难实施。实践表明，利用村内的阶级斗争也难以燃起“燎原”之火。那么，在华北乡村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依靠什么力量而获胜的呢？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政权的原因不只有一个，如地主所有制或帝国主义，如果要将其归纳为一条，这就是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殴打妻子到隐瞒土地，无所不知，从而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华北乡村的苦难之一来自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强迫专制、乡村公职成为牟利的手段等。苏姗娜·佩珀(Suzanne Pepper)对华北地区的研究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赋税、土豪和贪污腐败是鼓动民众革命的重大议题。在山东省莒南县，土豪和腐败是共产党打击的第一个目标，而减租减息仅列为斗争目标的第四位，山东省莱东县的状况亦是如此。马场毅最新研究亦表明，改革财政管理体系在山东省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立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2]

进一步探索国家政权内卷化与革命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们便不得不改变过去对共产党革命的一些看法。例如，过去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家政权的衰弱是发生革命的前提条件。对国家政权颇有研究的西达·斯科波尔(Theda Skocpol)即持这种观点。国家政权内卷化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它认为，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亦会导致自身的腐败和革命的发生。[13]

在另一事例中，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认为，日本的入侵使共产党能够利用民族情绪来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这无法解释在整个革命时期，打土豪、反贪污和反对苛捐杂税等一直是动员民众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口号这一事实。[14]毋庸置疑，土豪、贪污和苛捐杂税在二三十年代一直存在，日本人的入侵只是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激化，而使内卷化更为加深。这并不是要忽视日军的烧杀抢掠给乡村带来的重大灾难，而是要强调说明，日本在华北的统治与此前的民国政权并无太大的差别。尽管日本占领者采取一些“合理化”措施，但这些措施只有通过那些营利型经纪才能付诸实施。结果，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整个民国时代的普遍现象。

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新中国初期大批裁减营利型国家经纪是税收大幅度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场毅和维维恩·徐(Vivienne Shue)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15]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从另一角度来看，新中国初期完成了民国政权所未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它根治了自明朝以来历届政府无法解决的难题——偷税漏税，这即是一个明证。

很久以来，中国政府力图将纳税责任固定在一个稳定的、可靠的社区组织之上，帝国晚期的里甲制即是此类组织的一种，但如前文分析所示，这种组织越来越不适应地方实况及国家需要。同样，20世纪的摊款也是力图将纳税义务同社区领袖联系起来。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现代化”的国家政权却不得不利用非正式力量，从而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作为补救措施，河北省实行了以村为单位的属地主义(“死圈”)，但随之而来的是，乡村领袖的征税权力从控制村民转为控制一定区域内的私有土地。由于国家政权并未能提高乡村领袖们向外村之人或者是城居地主的征税能力，故向这些人收税仍是一大难题。偷税漏税和贪污中饱直到20世纪50年代实行合作化后才得到最后解决，它使征税单位、土地所有权和政权结构完全统一起来。合作化从政治和经济上均实现了“政权建设”的目标。

在一定程度上，近年来中国的“开放搞活”又使一些历史弊病重新出现，一些学者开始将乡村干部视为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的“承包者”或经纪人。管理机构与集体结构的分离、土地的逐渐私有化以及基层政权的削弱肯定会造成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失控。探讨共产党政权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不同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比较中看“国家政权内卷化”

许多20世纪新兴政权的“现代化”目标均发轫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世界性民族国家体系，它扩展了国家干预的范围。但是，政权建设过程在国内秩序范围内，日益由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意识形态赋予其合法性。这些政权必然要服从一种新的法统逻辑，在这种逻辑中它们必须发挥出现代性功能。这种功能是在一个自生的期望不断提高的时代，公民权的扩大所必须的。由于现代化过程注定要摧毁旧的法统，这就使新政权获得“现代法统”的辩证法显得更为迫切。不难看出，要彻底理解中国的经历，就必须将它放入更大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

十分明显，如同中国一样，大多数新兴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受挫主要是由于其“政权内卷化”或与之类似的东西。[16]关于政权内卷化，人们可能易于理解经纪制为何出现和如何运作，因为从历史上来看这是国家政权扩大财源的一条捷径。但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当传统政权的机构和关系控制着财源及信息而反对和阻碍任何变化之时，传统政权是如何向现代化政权转变的？

欧洲的经历为此提供了怎样的答案？蒂利和他的同事们集中研究了欧洲那些成功地完成转变并延续到20世纪的国家政权。蒂利自己写到:这些成功的政权只是1500年左右大约500个国家中存活下来的极小部分。他列举了政权存活的几个条件，但由于他研究的重心是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所以，他并未能清楚地指出是什么因素阻碍了那些灭亡的国家政权实现机能的转化。[17]

伊曼纽尔·华勒斯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为集中。他以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对法国的研究为基础，认为欧洲专制政权的完全官僚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在赋税征收中实行营利型经纪制和卖官鬻爵，从而加强专制王权对封建贵族的控制，尽管包税人和买官者可能吸收了部分国家税收，但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使得国家政权能够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我们可以称这一过程为“初步官僚化积累”。在一定的时期内，这些新型的国家政权不仅能够彻底击毁封建结构，而且能够摧毁阻碍国家政权进一步扩展的营利型经纪阶层，但并不是所有的专制王权都会在这一过程(第二阶段)取得成功。遗憾的是，这些在政权建设中失败的专制王权并未留下什么历史记载。[18]如果以上研究符合历史实际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经纪体制是前官僚化或者说是世袭官僚政权向合理化官僚政权转化的一个必经阶段，但通过这一阶段而完成转变却并非易事。

国家政权内卷化模型表明，在新生政权之中，经纪体制不是趋于灭亡，而是倾向于自我膨胀。尽管内卷化并未在其他地区导致中国式的革命运动，但它确实具有极大的腐蚀和使政权非法化(失去民心)的反面作用。与法国等成功的国家相比，为什么那些失败的国家政权未能克服经纪层的腐蚀瓦解力量？是不是因为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扩张超过了其经济发展？当然，政权过速扩张会加重居民的负担，但它并不能彻底解释为什么国家政权的正式机构未能使经纪阶层完全官僚化。高谈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家关于狭隘的地方主义与保守的传统观念弥漫的文化论争是种无法证明的论争，而不是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所有的社会都经历了“传统”阶段。

不可否认，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职能的急剧加重是经纪官僚持久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政权职能的扩大和财政支出的增加使经纪结构不断增生，其中不少机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没有的。由于为政权目的而调整官僚和国家经纪牵涉到筹集足够的薪金，所以，将这些机构官僚化的过程十分困难。例如，通过经纪—官僚之手而支配的国家支出使他们掌握巨额财政和政治资源，所得收入远远超过国家所能提供的合理加薪数额，而这些大量支出往往并不能给国家带来许多效益。

另外，尽管按章办事的官僚机构倾向于使社会各阶层享受一定的自治之权，但从公职中捞取最大利益的心态必然引导公共权力偏向那些有能力“购买”和享受这些权力的强人。如此，内卷化国家政权不仅倾向于在社会中再造过去的阶级关系，而且通过在政权与社会各部分、各阶层的上层分子之间建立一种互利关系框架从而使自身得到再生。由此不仅可以看出经纪体制的顽固，而且可以看出经纪层以此种方式调适自己与社会利益的特点，改变这一体制便会在社会的所有层面受到精英的阻碍。

我在研究国家政权现代化的过程中有意抛开诸如资本主义等其他重要历史力量，这并不是暗示那些力量无足轻重，而是要说明国家政权的转化十分复杂，每一方面都值得进行专题研究。我们所面临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权结构的重大变革，它牵涉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广泛变化，但在不同的社会中，这些不同力量的合奏却有着显著的不同后果。从本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20世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当国家政权的职能及人民对政权的期望迅速增长，即其增长速度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之时，对政权建设的要求便会产生与早期政权建设大不相同的一系列问题。在早期，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其他方面的发展是有机一体的。

【注释】

[1] 韩书瑞:《白莲教的演变》，第289—290页。

[2] 裴宜理:《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第254—255页。

[3] 当然，完全有可能存在下述情况，即国家政权无力侵入华北平原的中心之外的地区，如裴宜理所研究的未完全“驯化”的边缘地区。如果确实如此，那将会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用相互作用的频度和国家政权控制程度来衡量的文化网络的组织及象征特征，在施坚雅所划定的地区的中心及边缘地区作用是否不同。

[4] 施坚雅:《中国农民和封闭的共同体问题》。

[5] 并不是所有“现代化”的国家政权都攻击传统组织和机构，如日本明治政府，就是求助于传统意识来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其实，袁世凯政府也力图恢复对关帝等神化英雄的崇拜，而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甚至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也企图恢复某些传统的东西。但是，这一“恢复”运动与“现代化”国家政权侵蚀传统文化的基础机构(如不断地损坏庙宇、破除迷信等)并行，其失败的结果可想而知(见杨庆堃《中国社会中之宗教》，第372—377页)。

[6] 《农复会会报》，1933年6月号第36页;1934年3月号第6—8页;1934年12月号第163页。

[7] 冯华德:《河北省高阳县的乡村财政》，第1105—1106页。

[8] 比安科:《农民与革命》，第315页;田中忠夫:《近代中国农村之解体与农民之斗争》，第379、427页。

[9] 明恩溥:《中国农村生活》，第158—159页。尽管明恩溥开始时说恶棍大多是贫穷潦倒者，但他却描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恶棍。

[10] 顾猛:《崩溃过程中之河北农村》，第7页;梁漱溟:《甘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第198页。

[11] 佩珀:《中国之内战》，第262页。

[12] 佩珀:《中国之内战》，第268—269页;马场毅:《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管理问题》，第45—48页。由于我尚不能确切估算出税收人员从征税过程中的贪污数额，故我没有把握把革命的起因归之于苛捐杂税。不过，可以断言，尽管在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税收人员贪污中饱的数额比较惊人，但其绝对数额不会十分庞大。但对我们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的不是绝对数额的大小和每人负担多少，而是这一负担是如何分摊的。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负担的增加，它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它引起乡村领导层的变化——所有这些都成了煽动农民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13] 斯科波尔:《国家政权与社会革命》，第27—29页。

[14] 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

[15] 马场毅:《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管理问题》，第45—50页;徐:《变革中的农民中国》，第17—18、23、30、37—39页。

[16] 参看扎伊尔国家政权的扩张，见卡拉基:《国家与社会的斗争》。

[17] 蒂利:《西欧民族国家之形成》，特别是前言和第八章。

[18] 华勒斯蒂:《现代世界体系》，第29—30、138—139页。

后记 社会史研究方法浅议

作为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相结合的产物，社会史学者常常面临着使这两类精神探索模式分离开来的许多根本性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一系列的相互对立之中，如研究中央化过程与地方化过程的不同，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机能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叙述与分析等的不同。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偏重于前者，而社会科学家则倾向于后者。但对社会史学者来说，却力图将两者沟通起来。

例如，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社会史学者的任务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出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并用叙述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但社会史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它包括社会生活形式的各个方面——往往很少留下历史记载，而且，地方制度和大众文化(在不同社会中其所占地位亦不相同)也不宜于叙述体裁。无奈，社会史学者只得借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对制度与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

这种社会史研究还力图通过将区域研究放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通过考察特殊来折射一般以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但要做到这一点却是易说难行，这并不仅仅因为资料缺乏，即使在地方社会档案保存完整的地方，虽然我们可以“细述”地方制度的各个方面，但诸如资本主义和国家政权建设等上层运动对地方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影响既不完全相同也不会同时发生。地方制度有自己的时间范围——它有自己的运动轨迹和周期，它们受外部力量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外部作用的反应也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用我们现有的概念和范畴几乎无法辨明社会变迁的主线或主导模式。换句话说，将地方社会制度放入时间维度中考察会带来两种损失:一是失去共时性社会分析的精确均衡性，二是失去传统叙述文体的连贯性。

我们需要创造的是一些兼容并包的新概念——这些概念能够联结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偶然性，能够沟通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能够将各个对立方面调和起来而不使任何一方受损。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和布罗代尔的“习惯”均是这类概念中的很好事例。[1]虽然这两个概念调和了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结构与功能等对立面，但对研究某一特定文化细节的社会史学者来说，它们过于广泛和抽象。确切地说，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将我们观念的普遍性与所研究的特殊文化相联结起来的概念。

“权力的文化网络”正是这样一个起联结作用的概念。它是一位历史学家在某种制度背景中记叙事件展开的方法与社会分析学家对我的发现而产生的，又通过不同社会——时间领域来指导我的假设不断作出评判的长期互相影响的结果。在研究乡村社会时我发现，要理解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就必须考察更大范围的历史变迁——在这一事例中，指国家政权的变迁，然后又回到农村，有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知识，便会对乡村社会有更为深刻的了解。“文化网络”正是这一复杂相互影响的结果，在我不断撰写和重写这一不断展开的历史，不断从某一领域涉足其他众多领域时，这一概念反复出现。

“文化网络”不仅弥补了中国学研究的方法论不足——将帝国政权、绅士文化与乡村社会纳入一个共同框架，并将权力、统治等抽象概念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联结起来。它以揭示地方社会中权威的产生过程及表现而做到这些。沿着这一方向继续探讨下去，我们便面临着更为艰难的方法选择——如何将共时性分析(它强调社会功能及其再生)与对持久矛盾和冲突的记叙有机调和一起。[2]

将各对立面调和起来的一条重要途径是找出社会现象中的二重性。本研究中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活动充满了矛盾、冲突和二重性，若从历史角度观察问题则更是如此。不仅在“文化网络”，而且在“国家政权内卷”这一概念中也同样强调一种矛盾(paradoxes):在同一政权结构中，既有权力的扩张，也有权力的瓦解和削弱。此外，我们还看到种种谋略，这些谋略将合作与竞争融为一体，在制度实践中将感情与利益结合一处，并提供一些既使意见趋于一致又促进地方利益的符号。认为社会活动中充满二重性并不是什么新发现，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唯物主义早就提出事物的二重性，辩证法定将成为新的社会科学的基石。我们所“发现”的只不过是强调指出:社会现实中存在着二重性确是它不宜于作科学的、规律性理解的原因之一。

在本研究中，我同时接受了斯科特和波普金的理论，他们二人对指导农民行动的基本规律的概括是对立的[3]，研究表明，他们二人中任何一位的理论都不完全符合华北农民的行为特征，但他们各自强调的不同因素在华北乡村中似乎相处得十分融洽。人们可能发现，指导村庄分配摊款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的，有时甚至具有进步性。例如，在一些村庄，占地不到5亩的农户可以免纳摊款(当然，他还得交纳田赋)。[4]而且，在早些时候，村庄保护人往往为村庄提供各种服务，有时村庄(这种村庄并不少见)发展起密切的内部关系来保护其共同利益。但另一方面，村庄仪式、宗教团体、准亲戚关系的称谓以及缺乏大规模的经济合作等又加深了村庄内部不同派系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而村际间为摊款多少的争斗则使这一竞争进一步加剧。

宗族组织是一个研究双重性的很好事例。将同族成员联系在一起的基本感情本身即包含着分门别类和远近亲疏等实用性考虑。在宗族型村庄，血缘关系和经济地位是选择村庄领袖的双重标准，长久以来，村领袖实行继任制，村民们对此已达成默契。不论是选择政治代表还是经济合作对象，人们总是优先考虑同族之人，这使社会结构中的两极分化得到加深和再生。在宗族之中，政治代表往往是族中的精英，富裕的儿子可以继承其父的领袖地位，但家道中落者则无权继承。农户往往在同族之中选择合作对象，但前提条件是两家经济状况“门当户对”。否则，两者的合作是不平等的，它不会给富有一方带来实际利益。

礼仪和宗教同样会使社区显得既开放又封闭。在水会之中，祭祀组织的范围根据人户的多寡可伸可缩，他们之间为了用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尽管表现方式不同，有关关帝的神话亦包含着二重性:在对关帝的共同信仰框架下，不同的社会集团对关帝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解，他们在关帝的护佑下追逐着各自的利益。在以上事例中，二重性并不是无理性的大众文化中的偶然现象，它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它为正统权威的社会表现提供了场所。

如果社会现象中充满不可预测的矛盾和怪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史学者必须放弃将那些不确切的陈述公式化的希望？如果设想产生某种社会效果的社会行为会产生相反的结果，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谈论方法问题？对于以上疑问，我不想深究，但我坚信，为了避免妄下结论，我们首先要如实地记录我们对特定社会的考察所得。

为达到此目的，我们必须采取新的研究取向，即在研究村镇等具体而微的社区之前，首先要分析这些村镇所处特定有机环境中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在这一特定的有机环境之中，我们还须进一步观察和记录二重性在各种制度、行为、观念和符号等方面的种种表现方式;还有诸如权威创立结构的功能及功能障碍、政权内卷化的种种方式;它是如何将古老帝国的文化及政治机制组合在一起而又允许其在体制内变化的种种方式。随着我们开始理解这些，我们必须利用这些矛盾，用它们来掌握社会历史学家面对的各种对立——最为根本的是:一种文化甚至在经历巨大的历史变革时仍保持自身认同的方式。

【注释】

[1] 如果套用布劳代尔的惯用语——习惯，而不引用他的说明文字则很难理解其含义。据我理解，“习惯”是指约束日常行为的规范，该词联结物质结构和其所期望的行为与人类社会实际作用之间的差距(布劳代尔:《简明行为理论》，第78页)。关于葛兰西“文化霸权”的概念，其丰富的内涵使人无法用短语给其下定义。人们经常引用，但实际上并不完全的一个特征是“人民大众对领导集团指导社会生活的确认”。它比“虚假意识”一词更为有用，后者亦是用来说明历史上不少集团的行为总是与其所在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价值不相符合。“文化霸权”则进一步说明下层集团如何在同一文化之下发展自己的自治策略并进而改变文化霸权(见葛兰西:《狱中笔记》，第12页)。近来，利尔斯(《文化霸权的概念》)对“文化霸权”这一概念作了精彩的解释和发展。

[2] 目前，在一些人看来，“功能主义”一词已经过时，但在我看来，该词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来自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用法，它根源于生物学术语中生物系统的自我平衡。尽管后来不少人力图转用和扩大该词的含义，但此意义上的“功能主义”一词始终难以与社会中冲突与变迁调和起来。其第二个含义接近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遍的用法，它指一种社会活动可以产生效果，使已存的社会关系得到再生，但并无自然的或人为的法律来规定某种活动产生某种效果。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见《结构人类说学》，第13页)说过:“笼统地讲社会功能无可厚非，但狂妄地谈论社会功能的细节则荒谬绝伦。”所以，如果“文化网络”在某些重要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使社会的主导关系得到再生，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它要使社会达到某种平衡，而是因为清皇朝及其联盟在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方面大作文章，从而保持其统治地位。

[3] 斯科特:《小农的道义经济》;波普金:《理性的小农》。

[4] 《惯调》，第3卷第513页;附件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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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作者：[美]拉铁摩尔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4月

ISBN：978721404215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序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译者的话
原序

第一部分 长城的历史地理
第一章 中国及其周边领土

第二章 长城边疆的地域构成
第三章 黄土地区与中国社会的起源
第四章 蒙古草原与草原游牧社会的特征
第五章 满洲的农田、森林和草原
第六章 中亚的绿洲与沙漠
第七章 西藏高原
第八章 过渡地带

第二部分 传说时代与早期历史时代
第九章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区别

第十章 农业的进化与游牧业的反复

第三部分 列国时代
第十一章 北方与南方汉族的历史

第十二章 古代中国的列国与帝国

第十三章 中国历史上边疆形态的起源

第四部分 帝国时代
第十四章 统一帝国与统一边疆——中国的长城

第十五章 空间范围的意义——绿洲历史与长城历史
第十六章 边缘社会：征服与迁徙
第十七章 朝代及部落历史的循环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序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 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译者的话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是美国近现代著名的东方学家。他出生于美国，但不到一岁便被父母带到中国。父亲到中国教书，一教20来年。拉铁摩尔幼年在中国长大， 12岁到欧洲上中学， 8年后中学毕业，回到中国，在中国从事编辑、商务工作多年。拉铁摩尔在20世纪30年代去过延安，二战期间被罗斯福总统派作蒋介石的顾问。60年代末，拉铁摩尔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第一位外籍院士。1972年拉铁摩尔又来到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宴请。

拉铁摩尔早期在中国工作期间，曾到蒙古地区和中亚地区旅行、考察，借助学得的当地民族语言的优势，他对那里的环境、社会、人生均有直接深入的观察、接触、体验，获得许多从书本中得不到的认识，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实地考察的认识，学术书籍的阅读，与当时一流西方汉学家的往来交流，构成拉铁摩尔学术发展的三个支柱。在此基础上，他陆续写出一批关于“满洲”、蒙古、中亚地区的学术著作，系统地表述了自己的思考成果，其中《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为其代表作，影响最大。

在边疆概念中，拉铁摩尔并无中国传统史家“华夷之限”“要服”“荒服”的简单立场，而是将边疆地带看作具有独立意义的地理单元，其中的社会形态因此具有单独考察的价值。拉铁摩尔分析了中国古代边疆地带的总体布局，将其分作四个各具独立特征的部分，即东北地区、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地区。

在对每个地区的研究中，拉铁摩尔将该地区的环境、社会、经济、政治等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探究每一地区内部的机制特性，进而考察每一地区与中原的关系特征。拉铁摩尔认为地理环境是每个地区的自然基础，而这些边疆地带的环境又极具特色，它们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因素，社会活动必然受到环境特色的制约。在拉铁摩尔建构的理论框架中，特定环境中的经济活动是起始层面，然后展开社会的、政治的形态。显然，拉铁摩尔理论体系是社会生态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学的结合体。

由于视角与理论构架的独特性，书中颇有创意见解，对于习惯于阅读中原王朝历史叙述体系的读者来说，拉铁摩尔的边疆地带研究是十分新颖并具有启发性的。他对于东北“边疆”的复杂性、草原社会与绿洲社会的区别，游牧社会的产生程序，西藏山地中的政治生态等问题的提出与解释，都很有参考价值。这些本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序

我计划写这样一本书是在10年以前，在后来的几年中曾试写初稿，内容主要是在中国长城以外地带旅行时所形成的想法。在进行轮廓构思时，我感到有必要再用几年时间来旅行、研究和读书。因此，现在所出版的这一本书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为了说明和解释本书的写作过程，有必要介绍我的一些经历。

1925年，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的内蒙古边疆。我与当地专做蒙古和新疆贸易的商人谈话后，决定向我当时服务的公司辞职，而进行亚洲内陆旅行。一年后，我和妻子开始了这次旅行，从中国经新疆到印度，其中有一部分是分程的。由于受过去我在中国的职业的影响，我们当时所注意的只是商路与贸易。我们的行装极简单，大部分是书，我们沿途翻阅，读了斯坦因(Stein，SirA)的《中国沙漠废墟记》、亨廷顿(Huntington，E.的《亚洲的脉搏》、贾鲁瑟(Carruthers，D.)的《未知的蒙古》、玉尔(Yule，SirH.)的《马可·波罗游记》、沙敖(Shaw，R.)的《南疆游记》，斯文·赫定(Hedin，S.)的《外喜马拉雅山》，以及其他书籍。我们逐渐对亚洲内陆的历史、地理及各民族的生活习性发生了兴趣。我们感到，某些问题的资料并不完全正确，在比较各家著作后更证明了这一点，专家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因此尚待研究与发现的东西还有很多。

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学习更多的东西。回到美国后，得助于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支持，我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了八个月的研究。之后，在1929年，进一步得到美国地理学会的支持——写作这本书的酝酿由此开始——我们又到了中国满洲。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从东北经过内蒙古到新疆，在中国整个长城边疆地带进行旅行和学习。

这些成为我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大致的基础。不过，显然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首先是学中国文字，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能自由阅读。我所读过的，有许多还不能完全理解。尽管我脑子里装满了民间故事和传说，但不知道这些充满历史事件的中国传说究竟有没有正史的根据。此外，我还想学蒙古文，因为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在蒙古的旅行完全是由中国商人和士兵陪伴的。

1930年，我们从满洲到北平，在那里住了好几年。最初是哈佛燕京学社给了我一个研究员的位子，其后两年则由格根罕姆(JohnSimon Guggenheim)纪念基金支持。1930年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提供经费，我第一次尝试了纯蒙古式的蒙古地区旅行，只有一个蒙古人带路，所用的东西也完全是蒙古式的。自此之后，这样的旅行差不多每年有一次。

1933年我们回到美国。而那年冬天，我又被聘为《太平洋评论》杂志的编辑，并安排我用编辑杂志以外的时间，在太平洋协会国际秘书处的指导下，准备这本书的写作。在这儿，在协会秘书长卡特(E.C.Carter)的指导下工作，我和妻子度过了六年快乐时光。从本书自《太平洋评论》杂志中引用的章句之多，就可以看出我的编辑与研究工作之间的密切关系。1936—1937年的冬季，协会允许我在职到伦敦学俄文，从此又获得阅读许多关于亚洲内陆的书籍的机会。在那些年中，我们不仅可以用一半的时间住在北平，还得以经常到华北和内蒙古旅行。

最后， 1937年底，在日本发动残酷的入侵中国的战争之后的6个月，我们又回到美国，本书的写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书的前半部在修改后又根据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研究秘书荷兰德(W.L.Holland)的意见完全重写，所以本书也就成为该会国际研究丛书之一。后半部的完成则是我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之后，这完全得益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鲍曼博士(Dr.IsaiahBowman)的支持，给我充分的时间，在到校的第一年内进行写作。鲍曼校长自1928年做美国地理学会会长时起，对我的工作即不断给予鼓励和支持。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本书的写作经过以及正文与注释的关系。有一部分内容是先有旅行见闻，之后又参考各家著作而写成。有些部分则是先从读书受到启发，进而在旅行中更加留意去观察。有关亚洲内陆的研究，有多种文字的著作，完全精通这些文字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三种文字，我在开始工作时并不会，而不得不在工作中学习。因此，书中注释所列的资料不敢说完全，只能算例证，而大量参考文献都是我自己早先的作品。在本书写作的这几年中，我的思想和看法在发展变化，所以也应该在这本书中追溯一下以往的观点，那些观点有的已经改变，有的则做了修正。

我很幸运地受到朋友们的帮助，首先是我的妻子，除了各种事情外，她作出不少牺牲，特别是最后这两年，她加倍、再加倍地工作。家父大卫·拉铁摩尔(DavidLattimore)是达特茅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对本书的初稿、定稿，以及写作过程中的某些章节，都提出过批评意见，把他40年研究中国文化及历史的心得提供给我。他是本书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批评者。

当我最初进入中亚边疆，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以求了解游牧历史的起源时，我有幸结识了住在北平的毕士博(C.W.Bishop)先生，并与他建立了多年的友谊。我颇为受益于他那广博而具有比较眼光的亚洲知识。我请他阅读原稿，他严谨而耐心的批评促使我的研究逐渐拓展到石器时代。

魏特夫(K.A.Wittfogol)也读过原稿， 1936年我同他一起到山西山地及陕西黄土地带考察，并多有讨论。当一个新的问题出现，或是旧的问题有了新进展时，他总是提供许多看法和参考材料。他允许我利用他新近完成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史》一书的原始材料。但就本书所列出的引书和注释来说，还不能充分体现他和毕士博先生对我的帮助。

顾立雅(H.G.Creel)也读过书中引用他的意见最多的几章，但他的帮助并不限于此。当我对公元前二千年的古史陷入迷惑时，是他的《中国早期文化研究》给了我指南。

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使我看到渠道灌溉、运河运输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他自己工作虽忙，却还能帮我校正全部中文引文，并给我提供许多新的资料。中国年轻的边疆史专家冯家升曾帮助我阅读中文材料，也给我提供过不少资料。

美国地理学会的赖特博士(John K.Wright)和沃德小姐(MabelH.Ward)在编辑上给本书以许多校正，书中地图也是由该会的绘图师所绘。

把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全列出来，名单未免太长，但有一些人却一定要提到。在中亚探险上有巨大贡献的巴瑞特(R.Lem.Barrett)夫妇， 10年来不断给我和妻子的工作以鼓励、帮助和批评。我还应提到我的两位蒙古语教师布格吉锡克(Bughegesik)和贡波札布(Gombojab)。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师友，包括中国人、蒙古人、美国人和欧洲人。其中陪我做纯蒙古式旅行的阿拉西(Arash)教我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几天前，在一封朋友的信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随信还有一个小的礼物，是他去世前不久为我做的。跟我在满洲和新疆旅行的“摩西”李保舒(音) )(LiPaoshu) ，不但是我和妻子的忠实的朋友，也是我父亲和我儿子的好朋友。此外还有两位，苏得奔(GeorgSoderbom)和乌本(TorgnyObeg) ，他们给我讲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蒙古边境的知识。

我和妻子四年的旅行和研究，多是靠各种奖学金和研究基金的支持。在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我又得到一个类似的资助。今年年初，格林纳尔学院请我做罗斯菲尔德国际问题讲座，年终，西北大学又请我做哈里斯讲座，我演讲了本书的内容。这两个讲座促使我彻底整理本书的内容，并将我研究的结论，运用到检讨日本对华战争问题以及美国在面对自由强盛的中国时自身的利益问题。在这两个讲座中，我主要讲述的是本书前半部关于中国内地、蒙古、满洲和新疆的各章，以及最后一章。其他各章，包括上古史的研究内容，也曾涉及。谨此机会，我将本书献给哈里斯基金会及罗斯菲尔德讲座的创办人，我希望它足以回答我被盛情邀请时所讨论过的那些问题。

欧文·拉铁摩尔

1939年11月20日

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

第一部分 长城的历史地理

第一章 中国及其周边领土

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域，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这一边，限制了中国的地理及历史，正和那一边海洋的限制一样。有的时期，中国的大陆边界有着很清晰的分界线。若干世纪以来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标志的长城，就是中国历史的这种象征。但是，在其他时期，中国的大陆边疆并没有像长城那样清晰的界线，而只有一些边疆地带，其南北的深度不同(在西藏是东西的阔度) ，深度不等地伸展到西伯利亚的原野及山林、中亚的深处以及西藏的荒凉高原。

虽然在这一片地区曾发生过若干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征战与移民，但一般说来，它只是一个阻隔地带，时断时续地维持着中国与中东、近东和欧洲仅有的交通。虽然在中国的南海、印度洋、地中海、欧洲的大西洋及北冰洋之间有世界最大的一片陆地，其东部和西部的历史进步过程却不一样。直到我们今天，产生一个新时代的可能性才表现出来。现代历史中，中国或其他国家不再由于大陆或海洋的阻隔而孤立。新兴势力对旧历史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疆域和它的边疆地区都清晰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新的普遍力量超越了远东及世界其他各地的地理的、民族的及文化的孤立性。

历史上的大陆及海洋时代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与其大陆边疆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地关系的新表现，可以由世界史上交替出现的大陆及海洋时代来解释。从上古直到公元4世纪前，造就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中国内陆。地处偏远的海上活动，在中国历史上很早便已出现，它们的重要性虽不能轻视，但很明显居于次要地位。这个特征的真实性不但表现在其人民的迁徙流动，而且还表现在早期邦国的发展及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的进化，造成号称“世界中心”的中华帝国。

在欧洲旧世界及近东与中东，历史的大陆模式占有决定地位。在大西洋沿岸、红海及印度洋，特别是地中海，其海洋活动比中国的沿海活动要多，对其人民及文化的影响也较深。但不论在东方或西方，人类社会中所产生的力量，其陆上的活动范围比海上要广，不过在陆地上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社会形态。

哥伦布时代对欧洲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对非洲和美洲也是一样。但是，仅仅认为16世纪之初，继大陆时代之后出现的海权时代使欧洲扩展到东方和西方，还是不够的。这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有更深的渊源:以往的社会发展使它们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种发展的一个表现就是其活动范围与力量的增加，揭开地理新页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变革。新海权时代产生于西欧的原因，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胜利有连带关系的。西欧的社会进步造成了封建时代所未知的新潜力，达到这个阶段时，它产生了商业资本主义，产生了工业及金融资本主义的物质资源，而这些都可以在西欧本身的地理环境中取得。[1]

新的社会力量很快与海权的发展建立了联系，原因之一是与它们相冲突的旧社会结构仍拥有旧陆权时代的权益。这种情况以及英国由海权产生的政治势力，掩盖了新海权与新的商业、工业及金融权益本无关系的事实。从政治上来看，这些新的权益以对陆上交通的控制为基础同以海上交通为基础是一样的。启动较早以及资源的累积使西欧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中心，而英国为其控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北美的成熟，以及原本落后的南美、非洲、俄国和亚洲也在迅速发展，它们甩开并取代西欧的中心地位，形成一个更广泛的世界平衡。

陆权和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把这个看法运用到中国历史上并不是难事，西方势力真正对中国发生影响是在哥伦布时代的初期。在那之前，中国的“外务”多半只限于其长城边境，海外的“外务”并不重要。直到最后一个汉族王朝——明代( 1368—1644)时，天主教神父和葡萄牙及其他外国商人才开始进入中国。欧洲的火炮和炮术传入中国后，也曾短暂地阻止满人的侵入。[2]海上势力首次向陆上势力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时，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此时的欧洲贸易已经比马可·波罗与佩戈雷蒂的时代重要得多了。13世纪的马可·波罗被看作说谎者，佩戈雷蒂曾在14世纪讲述过中亚商路及其贸易种类。[3]

17世纪满人入关，逐步统一全国，是长城边疆上起伏不定的、自上古以来即对中国历史发生决定作用的潮流的最后一浪。到了19世纪，从海上涌进中国的势力已不可抗拒。过去满、蒙古、回各族作为根据地的长城线以外的势力，似已消沉。长城外面大陆上的帝俄势力，在初期的波动——征服一个毫无生气的中亚，在外蒙古获取一个并不十分积极的权益，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获取渺无人烟的俄属远东州和在满洲惨败后，也偃旗息鼓。在整个远东地区，西欧及美洲的主要海权国家按照它们的意志发展其势力。

这个时期在1914—1918年的大战中达到最高峰，随后转入低落。英、美、日三国在一个不很轻松的海军均势中，不相上下。有如在欧美及日本脚下来了一个地震，苏联从帝俄的废墟中复兴而起，由于这一变化，太平洋和大西洋中间的大陆的重心，从莱茵河畔转移到了乌拉尔山麓。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残酷地在多瑙河上强行发展，企图阻止这个转移的永久化。英国的政策，在惧怕意大利和日本危害其海上霸权和远东权益与不愿让德国取得欧洲均势的控制权之间动摇不定。但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欧洲和亚洲间新的势力分配开始形成。

日本侵略中国满洲及征服整个中国的企图，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海上势力与陆上势力的直接冲突。毫无疑义，那是一个使中国亚洲内陆边疆受海上势力支配的企图。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 19世纪中这一局面的出现，海约翰的朋友亨利·亚当斯所说的阻止帝俄活动，保护海上进入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4]

中国文明的西化

但是，这种陆权和海权的概念最多只能用来分析强权政治，历史的真正根源还需要深入探讨。哥伦布的新时代已嫌陈旧，一个更新的时代正在开始。这个新时代是由前面的时代演化而成，而并非孤立地产生出来。演化的一半是摧毁，一半是改造其所要代替的东西，需要打倒旧的既得权益，以建立新的权益。哥伦布时代的特征并不完全是海洋的，它一开始采取海洋形式，是对原有以大陆分布为基础的利益分配和权力结构的反动。同样，我们今天这个新时代之采取大陆形式，也是对由19世纪依赖海权建立的帝国的承袭下来的特权的反动。不过，这里最基本的条件不单是政治，而是这个新时代一切复杂潜力的综合作用。生硬的单纯的政治解释是站不住的。中国历史的下一章，将不限于苏联共产主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地理发展的竞争，事实上，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西化。对一个能从苏联革命经验中取益的中国，其西方化，是日本的侵略方式还是欧美的放款政策比较有效呢？中国古代文明有多少将被破坏？在这个古代的基础上建立的近代结构又有多大的稳固性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得检讨这整个历史的地理条件，考察各个区域的差异。在这些区域中，原始社会对地理环境的关系也须加以考虑，由此认识各个区域中社会及政治发展过程的区别。这样，才能对中国及其长城边疆历史的各种势力的演进，做出正确的估价。

区域与人口

在估计中国长城以内及东北、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的面积与人口的地理分配时，头一个问题是数字的不准确与不完全，可是我们仍可以从下表做一个比较的研究。

区域面积(单位:平方英里)

中国长城内各地( a) 1532795

满洲( b) 548198

东北三省 348038

热河 52126

东内蒙古 148034

外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国( c) 580000

唐努乌梁海( d) 58000

内蒙古(察哈尔、绥远、宁夏) ( e) 334100

新疆( f) 600000

西藏(g) 349419

汉藏边界省(青海、西康) ( h) 463666

人口统计

中国长城内各地( i) 450000000

满洲(j) 32709649

东北三省 29025049

(主要是汉人，但包括657430朝鲜族人，未包括一些数目

不清楚的蒙古人、日本人、俄罗斯人等外国人口)

热河 2606472

(主要是汉人，也包括一些蒙古人)

东内蒙古 1078128

(主要是蒙古人，也包括一些汉人)

外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国( k) 1000000

唐努乌梁海( l)60000 (不包括俄罗斯人)

内蒙古(察哈尔、绥远、宁夏) ( m) 5000000 (蒙古人与汉人)

新疆( n) 3500000

(包括定居和游牧的中亚土耳其人、穆斯林汉人、汉人、蒙古人、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西藏( o) 1500000

汉藏边界省(青海、西康) (p) 3000000

根据上述数字，长城内各地即所谓“中国本部”，包括清末时代之18省，[5]其面积约为150万平方英里，人口4亿—5亿之间，而长城以外各地及西藏，其面积为300万平方英里，人口约4500万。换言之，其面积较长城内各地大1倍而人口只占其1/10，并且长城外各地人口的2/3仍为汉人(东三省一地约有3000万人)。在这一广大地区内居住的不讲汉语、风俗各异的少数民族，其人口总数不过五六百万，只占中国总人口的1%略多一点。

这些数字所引起的历史问题很多。2000—2500年前的中国人口一定比较少，其后逐渐在黄河及长江流域繁衍，达到每平方英里30人的平均数(以150万平方英里及4亿5千万人计算)。实际情形，则可由一个长江下游稻作省区(浙江)的每平方英里554人，[6]与黄河流域的小麦、小米、高粱及棉花省区(山西)的每平方英里183人的比较中看出来。[7]虽然这么多的人挤在一片和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面积相似的地区中，虽然他们可以由陆地直接到达一片比密西西比河以西还要大的地区，汉族却没有永久性地成功地移民于长城之外，这是为什么？

中国的边疆扩展

就我们所知，汉族向蒙古及满洲的大规模移民颇有几次。东三省人口，自1910年的1500万人，[8]激增至日本侵占东北的1931年的3000万人。移民最盛的时候是在1927、1928、1929三年，每年到东三省去的人约逾100万。除去季节性移民(收获劳工及其他人)外，每年留居者逾60万。[9]在这个数字中要注意的是，其移民方式不完全是中国历史的老方式，许多是近代修建铁路所促成的移民。

这儿我们可以用美国历史来做比较。在美国独立以前，向西发展已经成为美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现象。独立以后，用以促进发展的放垦政策成为联邦及各州当局的要策。私人企业也参加到西进运动中去。欧洲的大量移民，对太平洋沿岸的迅速移民以及建立与大西洋的有机联系，也有相当影响。不过，即使没有这批移民，美国向西移民的运动也还是要进行，只是完成的速度较慢而已，其形成的社会也将与现在的一样。大西洋沿岸各殖民地在19世纪前已有工业革命的基础。19世纪中美国移民运动实际上是工业革命的成绩，而不是某一个移民风潮的结果。

根据这个比较，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所应该研究的特殊问题。在西方工业化及其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在中国产生作用以前，在早期中国历史中，移民与征服(是政治势力而不一定是整个人口的移动)的方向显然是由北到南，由西到东。中国人口的繁殖，并没有造成人口压力使之向外发展，而永久占据东三省的森林、蒙古的草原和中亚的绿洲，则与19世纪美洲的森林及草原移民一样。

中国近代的移民运动与旧日人口及政治力量的移动路线，已显然不同。这种变化的最大原因是由海上侵入中国，并在沿海发展的欧美及日本的工业、贸易、金融、政治及军事活动，和外来工业化的影响。不过当这种势力达到中国内地旧时的边疆(一半是由于其本身的推进力，一半是由于中国自身的接纳)时，它们的性质已经改变。在某种情况下，它们会摧毁或打击旧的中国组织及活动方式。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本身也受到当地中国及边疆环境的影响而变化。因此，边疆的西方势力与其他沿海各地的初始西方势力相比，只能称为次级势力。[10]

因此，如果我们不区分新势力与旧势力，就不能看到中国移民地区——从东三省到西藏——近代史的特征。新势力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及近代军备。每一条铁路对开发一个移民地区的重要性，随着经由该路而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外来压力而有所不同。在1931年以前的东三省，日本势力以其直接统辖的“关东州”及南满铁路为根据地，以间接控制的方式，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势力范围中。此外还有一个过渡地带，其中近代的中国势力(铁路及银行等)与旧式的农垦活动并存。旧式的移民运动，在事实上，却因新铁路及新势力的进入而更见扩张。中国的新旧势力同时助长了日本势力的活动范围，但同时又与日本利益相竞争。日本在1931年侵占东三省，企图扩大其控制区域而加强各方面的活动，但是，它不能超越已经融合在中国社会中的新势力与未经西方改变的旧社会所产生的抵抗力。

再看日本侵略东三省以前的几年。当中国人大举向长城以北移民之时，新旧势力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在某些方面，这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事实上仍是过去若干世纪中国与其东北关系中隐伏或显现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力量活动的结果。但是，这种不可避免的力量的活动范围，却显然因为新力量的加入而扩大。因为在过去若干世纪，中国与东北发生相互作用时，中国的人口压力，政治、经济及军事力量，都没有能够完全控制东北地区，使它在其南端以外的地方也中国化。近代，汉人从辽河流域大量移民到北部的通古斯森林和西部的蒙古草原，则完全是古代中国所没有的铁路、新式军械、金融、工业及贸易活动的结果。

更往西去，多少世纪以来长城成为内蒙古的边界。在这个地区，近代历史的发展也反映着与东北地区相同的过程，不过不像东北那样明显，程度也没有那样深刻。原因是，在这个边疆上，铁路建设不如东北地区发达，而且其唯一的铁路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没有直接的外国投资，外来势力及原有势力之间也较为和缓。再往西则完全没有铁路，显得更加陈旧。不过，这个地区的金融和工业发展虽慢，却也有若干公路、邮政、电信、新式教育和新式贸易势力进入。但就一般而言，在回教徒聚居的西北(宁夏及甘肃的一部分)、在西藏，可以说中国的边疆关系仍近于唐代( 618—907)的形势，而较远于20世纪的形势。

亚洲内陆边疆的历史问题

要想了解现在长城边疆所出现的各种显著的或潜在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回溯中国及其边地民族的古代史。在中国社会及边疆社会中，什么特征是主要的？什么特征是次要的？近代新的力量因素进入后，哪些特征被摧毁？哪些特征仍然存在？这些仍然存在的东西又必然经受什么样的改革与修正？还有，我们所谓的近代文明中，有什么特征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什么是次要或不必要的？在20世纪文明进入中国传统文明的时候，它的哪些内容被放弃了？现代文明通过什么东西树立了自己的优势？而即使在占得优势之后，又有什么东西仍需修正和改革？

我们必须解答这些问题，以便使我们对亚洲大陆形势现状的观察能够深入内部，抓住历史的真实过程。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到这些历史过程的源头，如果不能寻到其根源，分析它们的发展过程，就不能正确地说明现代史中成熟的中国及亚洲内陆社会的行为。在检讨这种行为中，我们会立即看到许多重叠的情况。因而，必须建立一个标准来衡量它们的重要性。

我们这一研究的目的，只是检讨历史的某些方面及较早的时代，来建立此后工作可以遵循和发展的原则。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在长城以内中国各地所能见到的早期社会形态及历史过程是什么样子？它们在起源与发展时所经历的环境如何？同样，长城之外各地如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景观与环境特征是什么？它们的起源及后来社会的发展过程如何？中国与边疆各部及整个边疆在历史中的相互作用的方式是什么？

在这里，我不准备把对古代史的研究及其地域现象的分析扩展到公元220年(汉末)以后，虽然在必须交代其发展过程或从成熟的后期来解释原始的初期时，也要时常谈到晚期的历史。在公元220年的时候，中国及其长城边疆历史的特征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的确定模式，其后这个模式的发展逐渐丰富并典型化。但是准确地把握公元220年所形成的特征，就可以认识其后以及现在中国及边疆社会的历史根源和以后的发展。因此，我采取的研究方式和态度是，不把古代和今天分割开，从而既探寻历史的根源，也了解现代的发展。

第二章 长城边疆的地域构成

在讨论长城历史的起源以前，我要逐个地说明所要讨论的主要地区:中国内地、蒙古、满洲、新疆和西藏。我要设法说明每一个地区的形势、每一地区发展的社会形态以及人民的生活。我也要说明一些现代社会的古代历史，和每一个社会中的人民现在及将来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我希望由此可以表现长城边疆各个地区间是如何不同，却又如何互相关联。我们的目的是提供几个基点，以便追溯过去，并提供一个视野，观察后来的发展。由此，也可以说明长城边疆各民族间的差异及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影响，并表明连续意识在理解历史上的重要性。

表面上看，中国的长城线是世界的绝对边界之一。在它南边，从西藏到大海，许多河流汇入黄河及长江，就连那些不直接流入这些大河的沟渠也属于它们的水系范围。这里所有的水都归入大海。在长城以北的河流则多半是内陆河，它们或在河道中干涸，或流入没有出口的咸水湖沼，这里的水不流入海。[11]在长城以内，有定期的雨水流到河里，气候随着东南亚季风而转移。但是含雨气流从南到北时，这种关系则不明显。[12]在草原的边缘雨就下来了，而在蒙古及中亚的内部有一个“独立”的气候，不属于中国或西伯利亚的气候系统。在蒙古及新疆北部比中央沙漠更高的地方有茂盛的草原，在山北还有受西伯利亚湿气影响而生长的森林。

长城以内农业发达，人口众多。长城以外则人口较少，居民稀疏。在某些地点水的供给充足，特别在一些山脉的边缘，不受缺雨的影响，形成类似长城以内那样发达的绿洲农业。但这些绿洲却被沙漠或干旱的草地分隔。[13]有几千英里的范围干脆没有农耕，人们不直接依赖地面的植物生活，而在人与植物之间建立起一种特别的关系。游牧生活的秘密是人对动物的管理:羊、骆驼、牛、马和吃植物的野生动物，人们就通过畜牧和猎取野生动物来取得他们的衣食，以羊毛毡为帐篷，以兽粪为燃料。

还有一些差异——包括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组织——也可以依长城线来划分。例如，长城以内各地的方言虽然不同，但人们都说汉语。这里虽然还有些非汉族的小民族使用本族语言，但他们的势力很微弱，不能改变社会的结构，顶多影响其表现形式。他们多半是被汉族所同化的古代民族的孑遗，只是还没有汉化，不能与汉族对抗。但是长城以北的满语、蒙古语和中亚的突厥语(它们是互相关联的)却不是汉语的“方言”，它们完全属于另外的语系。

在这些差别中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群体生活方式对个人的影响。生活方式的差异愈广，其种族、语言、宗教、政治及其他的区别也愈显明。事实上，一个在蒙古沙漠中骑骆驼的游牧人的体态、他的语言、他信仰的宗教，都是由他是一个牧人而不是长江流域水田中耕作的农夫的事实而决定的。甚至“种族”(其最原始的差异是无法确定的)都是由饮食及其他日常生活方式来表现其差异。而各种“民族”的特征就更受社会因素的影响。“纯”血统的满族的脸型在最近30年已趋汉化，因为满人的小孩现在已经按照汉人的方法去养育。他们在幼时已不再被绑在摇篮里，睡在硬枕头上，造成扁头——过去被认为是满族的“典型”特征。[14]

长城也只是近似于一个绝对边界，它是环境分界线上社会影响的产物。环境的差异并不是在长城的每一地段都一样地明显，这也和历史上长城线时有变动的事实相符。公元前3世纪“建造”长城的秦始皇，只是把以前各国所造的长城连起来而已。因此，我们必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区别天然环境及加到这种环境上的社会作用。对中国长城地理的历史研究，需要确切了解环境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环境的适应，以及各种不同社会在它们的环境范围中成熟、活动并发展，而且企图控制它的方式。

第三章 黄土地区与中国社会的起源

中国文化发源于黄土地带

研究中国上古史，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其地理范围不大。中国历史并不起源于今日中国内散布的各点，再由这些据点发展合并成一个包括多源的共同文化。相反，中国历史的根源只在两个地区:一个是黄河流域中部的主要中心，一个是长江流域中部的次要中心，[15]后来，由这两个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互相接触影响，这样，就出现了是北方文化还是南方文化占优势的问题。最初是北方文化占优势，一部分原因是它在早期发展时有其内在的有利条件;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渐趋复杂时，它已经发展到必须在农业中国的历史及亚洲内陆的草原——包括其边缘的绿洲、山地和林区——的历史间求取平衡的地步。

但是，当各种势力的总和决定其发展的方向后，汉族的地理分布就显得并不均衡了。他们对南方的发展颇为积极。古代中国的南部，长江流域的中游、淮河流域及汉水流域下游，变成了中国中部。更南方的原始居民一部分一部分地被吸收同化，而形成新的中国的南部。在北方的发展，不但不均衡，而且不稳定地时断时续，时进时退。长城线就是这种变动的表现。分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就可以说明中国历史的形态以及造成这种形态的历史行为。

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也许很广泛、很分散地分布在今日中国的各个地理及气候区域中。可是，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却是静止的。它的社会组织不健全，知识与日常生活的改进和传播也极为缓慢和吃力。这个弱点，即使在其已经逐渐累积了生活知识，知道如何制造工具，如何学习别人的经验，逐渐提高了创造能力之后，仍然存在。由于这个弱点，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所出现的人类历史的加速进步，从使用木器及石器进入到使用金属器，只有在某种环境下才能实现。

流过中国北部及中部的黄河的下游，时常泛滥而改变河道，造成巨大的沼泽。这些沼泽地的排水、整理及筑堤，需要原始人类所不具备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这个区域内也许有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沼泽居民，以打猎、捕鱼及采食野生水果与谷类为生，但正如马伯乐所说，[16]这个地区不能成为原始中国民族的发源地。至于长江中游，不但有大量雨水造成的许多沼泽，还有茂盛的森林。只有很复杂的稻米生产灌溉技术才把长江中、下游开辟成有利的农业地区，容纳大量人口。[17]若想假定在文化及社会发展的最初期就能有这种技术，就像是在第一步刚才迈出就要再迈第二步一样不可能。

所以，中国历史的主要中心是黄土地带。中国旧学者也都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是在黄河，其在今日的山陕地区从北向南流，再折而东，流入华北大平原。现代中国的著名学者如丁文江也有同样的看法。[18]欧洲学者如李希霍芬[19]、理雅各[20]和较近的康拉迪[21]，都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在陕西的渭河流域，或是在山西南部及其附近，位于大平原的边缘，但仍居于黄土地带的一角。

魏特夫提出了很明确的确定上古中国历史的地理区域的标准。典型的中国民族一定是在黄河弯曲地带的黄土地区获得其第一个重要的进步，其原因不是那里的土地最肥沃，而是最容易耕作。黄土上面没有难以砍伐的茂盛森林，其土壤也可以被新石器时代的不健全的人类社会组织用原始的简陋工具所耕作。这些有利方面比起其他一些不利方面，要更加重要。那些不利方面包括黄土地区产的小米和小麦不如大冲积平原上的多，也不如中、南部的稻米收获大。[22]

在黄河向东转折的前后，有一些支流汇入。人们在这些河谷中可以取水，至少有一部分不受泛滥之害。在这类地区，可以由采集野生谷类的生活方式进步到最原始的耕作，虽然野生谷类还继续被食用。对鹿、野鸡及鹧鸪的捕捉提供食物、衣着和骨器。老虎在今日仍可在陕北找到，[23]豹、野猪、鹿及无数的野鸡和鹧鸪也生存于陕西及山西。在这两个省的荒原上，生长着灌木及小树(没有厚黄土层覆盖基岩的地点除外) ，但没有大的森林，这是保存下来的一些上古中国的环境特点。

古代中国文化与黄土地带的土壤气候之关系

这个地区的土壤与气候特征对于中国文化的起源有着特殊的关系。深厚的黄土层没有石头，可以用最原始的工具来耕作，土壤的垂直节理可以允许在黄土崖边建造冬暖夏凉的窑洞。[24]地势优越的窑洞至今还用来躲避盗匪，其在原始时代躲避敌人的作用应当更大。

黄土的大量孔隙使它能够迅速地吸收水分，然后又从地下吸升到表土来供养植物的根。黄土地区的天然植被是草，河谷中有一些灌木和小树。黄土的堆积也很慢，在增加厚度时，野草能在一层一层的表土上生长。旧表土被覆盖的时候，旧有的草根也随之腐烂，这可以增加土壤的孔隙并由化学作用转变成肥料。当雨水或河水浸到黄土层中又回升到表面上来时，它带来溶解的天然肥料。因此，只要有充分的水分，黄土地的肥沃性不必施肥就可以保存。[25]

这个特征在讨论到气候问题时尤为重要。在整个农业中国，黄土地区的雨量变动最大。这个地区的旱季，不至于旱得使一切植物都枯死。因此，在刚开始农作的时候，大半还是依赖狩猎及采集野生果蔬为生的原始民族，不至于被迫他迁。相反，他们可以在有河水的地方把水引到其粗耕的狭小田亩中去。黄土的疏松土质是很容易耕作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小规模的灌溉事业，从河流某一点开渠引水到几百公尺以外的田地上去的工作，可以在新石器时代实现，尽管这种假定还没有办法证实。现在陕西及山西的许多小渠道虽然都是用铁制工具开挖的，但如果用骨、木或石器来开挖，也并不困难。

第一个从事这种工作的社会，不论其如何原始，总带有进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形成了与同一地区中其他原始社会的差异，并影响到后来整个社会发展的途径——避免什么趋势，选择什么趋势，最后形成成熟的形态。这个最初的差异非常重要。早期汉族和他们所接触的其他民族在人种学上的问题这里先不作讨论。如果能够确知汉民族是由两个或三个，或更多的民族融合起来的，这固然是件有意思的事。但这个问题却不是绝对重要的，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中，主要的问题不是血管中的血液，而是生活的方式及其变异性——它在原地域中的发展和在较大地域中的适应能力。

从地质、地理及气候各方所得的结论都集中在一点，如果不能控制水，农业就不能稳固，就不能供养众多人口，也不能使他们摆脱靠狩猎及采集来补助生活的状况。最初简陋的取水灌田工作，可以由一个人和他的妻子完成。而较大规模的控制土壤和水的工作，就只有群力才能完成。人们协力挖掘更大的渠道，修筑约束洪水的堤坝，这种原始时代的共同劳动大概是基于公有制度。

原始土地所有权不论是什么形式——家庭、氏族或是公有——土地利用的进步使共同劳动不可避免。因此，在原有地域范围内社会组织的领导者，不论其为酋长、氏族会议、王或是国家，都可以通过共同劳动来更直接、更有效地实现其权力，这比通过土地所有权的控制还要有效。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能够决定要多少人到一个地点去取得新的土地和水，那么，这个人或团体就掌握了统治这个社会的实权。

从黄土地带向外的早期发展

向外发展多半不是由陆路而是沿河道的。修筑堤坝的技术与挖渠的技术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因此，能够集中大量人力并指挥其行动，就可以向华北大平原移殖。这是在研究半神话的夏代(约前2000)始祖，也是第一位大规模从事水利工作的君主大禹的传说时所须注意的一点。关于大禹的一切传说我们已作过研究，以确定其地点、人物和时代，我们也关注他的传说关系到中国的什么地方，是否还包含许多其他传说，以及其是否代表一个真正的历史时代。不过，讨论的最重要之点是:这个传说表明，中国人在从原始的农业技术进入较为广大地域的农业发展的时代时，必须有一个“历史”，因而一个英雄就出现了，许多传说也都附在他的名下。[26]

当他们向大平原发展的时候，中国人发现黄河的下游是一个可怕对手。黄河在陕西高原及山西山地之间由北向南直流之后，转而向平原倾吐大量的河水。在经过黄土地区的时候，它挟着大量泥沙，在河身突然东转之后，水流在平原上变缓，泥沙逐渐沉淀，河床亦渐增高。上游不平衡雨量的结果，使有些年头的水流远远超过其平时或平均流量，在逐年沉淀淤积之后发生这种现象，河水便很容易冲决两岸，泛滥于四周的大平原，造成广大的沼泽，并且时常改变河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中国的原始社会已经成熟到能够大规模地从事筑堤及排水工程后，才能在此建立永久性的农业。

当这件事成功之后，便没有东西能够阻止大平原成为“中国”之一部。在人种学上，原来住在大平原上的湖沼民族，也许和山西、陕西的早期民族相同，或者相异。[27]由于环境的不同，最初他们还不能接受中国人的早期农业方式，但是到中国的方式能够大面积推行的时候，湖沼民族和他们的土地，就逐渐归并到日见发展的中国文化中，而成为中华民族之一部。

这种转化同样可以由一条通路从陕西到达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也可以从另一条通路到达长江中游的平原、长江下游及江南少数民族所居的野莽。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中部(当时的南部，现在的华南，在当时只是辽远的、野蛮的林莽)稻米种植的起源是有别于北部的小米及小麦的种植的。北部环境上的优良条件显然能使人们优先进步到较大规模的经济经营、社会组织及政治统一。一些北部的方法——长江流域的人可以学习却不能发明的方法——也许在汉族把长江流域在政治上与北部联合在一起之前就到了南部。这种传播也许是由小股好胜的北方人到南方自立为王而带过去的，[28]他们带去了较高的技术能力，却在社会与政治上与老家隔绝。

显然，南部长时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中心。在一个时期内，北方、南方的社会与政治发展能力都可以组建大的社会并长时期发展，这时还说不清谁是主要的，谁是次要的。我相信，是北部草原边疆所形成的若干特征最终决定着这个问题。[29]这一段中国历史将在后面讨论。

无论如何，中国历史的北流与南流终于汇合，其结果是一个包括多种活动的农业社会，在众多地域差异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各地都有相当进步的农业。魏特夫在研究了相当材料之后，指出了一般欧洲学者的错误认识。他们以为南部的农业是精耕，而北部是粗放农业。在精耕的程度上，南方的稻田和北方的小米、豆、麦田当然不一样，然而在大体上它们还是相同的。北部的农业经济的细作，是尽社会组织之所能。在不能用渠道引水灌田的北方，有很多水井，所有的井水汇总起来，支持着广泛的农业活动，而其精耕的程度有如园田农业。[30]

即使在北方的山地和不能灌溉的黄土高原上，“旱田”也属于那些构成经济中心、影响社会结构、决定土地权的精耕农业的外围部分。同时它又是一切有组织行为的目标，如同一种对其他社会及经济的发展的拖累。北方和南方一样，问题的中心是耕最好的土地，把多数的人集中在生产力最高的土地上，种植多种作物以便充分利用土地与人力。

这样在南、北两方都形成了农业景观，其标志是大型的、筑有围墙的城市。离这些集中地点越远，人口和耕地也就越急剧地减少。[31]精耕土地的边缘是粗耕区，过了粗耕地区后就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农业活动了。用农业之外的方法去利用山地的努力，较之中心地区精耕农业的成熟发展，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向北方发展的弱势

在中国北方的草原边缘，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长城线以北的亚洲，地理的变化比气候的变化还要迅速，那儿没有足供灌溉的河流。虽然在内蒙古的大部地区可以农耕，但是耕作必须从精耕改为粗耕，并更倾向于“混合农业”，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牲畜。在现代，这种形式正在大规模地推行，移民运动也正在推进，但这是因为铁路完全改变了古代那种社会与经济条件的均衡。从中国历史的起源开始，直到19世纪末，无论是移民或是对草原民族之同化，都没有这样具有决定作用的发展。中国人曾经屡次越过长城，却是时行时止地犹豫不决。同样，草原民族也屡次侵入中国，然而他们也不可能在长城以南永久地建立草原经济和游牧社会。

比较这种北方的差异及限制与南方的不限定的发展，[32]可以看出在中国本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究竟谁最重要。简而言之，关键似乎是:中国的每一个主要地区都可以支持一个进步的文明。我们知道，第一个主要发展的地区并不是最肥沃的，而是对文明初期发展阻力最小，并对最简陋的灌溉制度也能给以丰厚回报的地区。最初即出现的精耕倾向在持续发展。中国人所扩张的各种地区，虽然地理与气候各不相同，其中有些地区比原来的黄河河曲地带还要肥沃，但对建立在灌溉基础上的精耕制度的反响却很好，有些也许在不同的社会及经济制度下也能同样发展。这个特殊的中国方式是第一个获得充分发展的趋势，因此，它在此后的历史中也容易趋于一致化，而不是多元化。

只有在北方，显著的差异取代了一致化的趋向。因为原始的汉族已从事农耕，他们不可能一面向日趋复杂的精耕农业前进，而又同时接受粗放农业及混合经济制度。[33]事实上，北方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即草原的游牧经济。由此产生了一个永恒的矛盾，使在历史上掌握长城边疆的民族和国家——无论是汉族或其他民族——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是选择精耕的农业经济，还是选择粗放的游牧经济。历史上屡次出现试图调和二者的社会或国家，但没有一次能够成功。

中国历史的形式

这里，我们可以大略谈谈中国历史的形式，不过我们所谈暂不包括早期的母系社会制度、封建制度，或是成熟期的统一帝国的组织及活动。

在中国的景观中，最好的土地是灌溉的田地。而建立并维持灌溉制度所必需的水利工程，要想完全由私人完成是不可能的，无论他是怎样一个富有的地主，[34]水利工程必定要由国家经营。这样，国家从事这类活动的能力，就比土地所有权更进一步地成为政治力量的基础。国家也要有大量的存粮，因为田赋的一部分是征收实物。这种存粮需要有一个社会中心，一个便于保护的中心——城池。这就造成了每一区域的结构单元，即都有一个城池和足够的土地，构成贸易与行政的单位。每一区域存粮的一部分，又集中在某些重要地方的仓库里，由政府支配，充作各地方的代表中央政权的驻军的粮饷。[35]

粮食积累的意义大于财富，因为战时可以提供军粮。灌溉地区比粗耕地区更有利于对设防城市的围城与守城的阵地战。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及人民的日常活动中，积粟可以集合大量的人从事于其他工作，包括修缮现存渠道及新兴工程。充裕的食粮和充裕的人力是互为因果的。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精耕需要专注的劳力。地主也许有很大的田地，但佃农或雇农的耕作单位却很小。为了增加地租而减少工资，社会制度需要大量人口，这个要求可以得到满足，因为家庭与社会都赞成人口生殖。这一现象又由于中国机械事业不发达而加剧，那些权益建立在人力上的阶级，自然反对人力以外力量的发展。因为他们的权益建立在农业之上，他们同时也反对矿业、工业(手工业除外)及其他一切足以威胁他们利益的活动，他们就是掌握灌溉土地及人力的中国历代真正的统治阶级。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什么除去很短的时期及有限的地区外，不能永久性地伸展到长城线之外。精耕制度的转变，就意味着人口分散，意味着放弃已经成为规范的行政方法。另外，没有了灌溉制度，就是放弃了长期形成的经济、社会及政治体制的基本的一环。

汉族散布在中国，是由许多单位合并而形成的。虽然各有差异，但大体上是一体的。每一个单位有一个农业地区，被一个城池控制，城与城的距离在较肥沃的地区内也只有一天的路程。不过，他们虽然一体，在事实上中国却很少有共同的活动，因为每一个区域都是自给自足的。这些区域的结合过程是，最初有许多独立的王国，然后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这种政治结合对农业没有多大影响，可是它却增大了国营水利事业的范围。每个地区单位的存粮都要拿出一部分集中到几个重要据点去，[36]这种工作是利用河流及运河而完成的。这些河流及运河一方面是交通要道，一方面也是灌溉系统中的命脉。

各种社会力量集中在这种发展上的特殊方式，可以很显著地从自北向南与海岸平行的运河上看出来。一个朝代若能有力量维持并保护这条运河(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与河流是交叉的) ，则其货物运输量会远远超过一切海道运输。这是由于中国社会欢迎在运河上用人力拖拽的船运，而不喜欢海上贸易的离心趋势。而且运河所经过的都是开垦地区，它的组织可以与农村行政相协调。海运却是一件独立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竞争行为。也许航运也受季风的影响，据竺可桢的意见，季风在北方都是平行于海岸移动的。[37]

运河犹如一个人为的尼罗河，[38]对它的控制造成了主要经济地区与主要政治地区的均衡的最成熟形态。冀朝鼎对这一点有正确的说明。一个朝代统治中国，必须在北方建立政治及军事首都，监视不能同化的边疆，控制一个可以供给首都丰富农产品的地区。首都及主要经济地区的地点，因历史时代的不同而不同。[39]

贸易、矿冶与官僚

中国在19世纪中被海上势力侵入以前，多数人口及贸易只是在城市市场与乡村市场间移动，只有特种商品及特殊商人的流通较广。盐、铁、茶和丝虽不是到处生产，却流通很广。茶和丝是农业活动的特产，可以由一个本地商人转到另一个商人手里。盐与各种金属，特别是铁，则需要特别条例来管理，因为中国的农业社会需要它们，同时又不能通过普通农业活动生产它们。因此，从很早的时期起，由国家转让专商经营盐的精制与贩卖和铁的采冶，就成为可获大利的事情。

其结果是很特别的，在产盐地附近卖的是最坏而且又贵的盐，因为盐是专卖的，好一点的盐可以担得起运费，运到较远的市场去，不过临出售之前，会掺上杂质以增加盈利。民众必须买盐，因为作为其主要消费者的农民阶级差不多完全以谷类和蔬菜为生，盐是这些食物的不可缺少的化学成分。盐的重要性可以从一个现在的实例中看出来，盐的禁运和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同样成为1936年将共产党从其1928年起即占据的长江以南的地区逼走的主要办法。[40]

矿冶则被一种近乎勒索的税收制度所摧毁。中国行政的主要的基础社会是密集发展的农耕区，而矿冶则远离这个基础社会，躲在山里面活动。[41]掌握国家主要政务并追求仕途发达的官僚对于矿业并不注意，而视采矿只是一种财源，如果一个矿发了财，对那个矿主所征的税额便立刻提高，使采矿技术的改良无法施行。为改良矿山设备而增加资本表示矿主发了财，官府即刻就要征收特别税款，或派视察员或派管理委员来监查。不开发矿产没有罪，因为金属的缺乏被认为是正常的事。这些情况可以解释在中国的国家及大众文化方面，有些东西可以发展到极成熟，而对近区矿物资源的少量开发，只够手工生产的需要，在煤矿附近几里地的人却仍在烧草根。

在各种事业上代表国家利益的是一个特殊的阶级，称做官僚，他们不像农民、城市居民及商人那样久居于一个区域中，而是随时移动的。

他们一方面管理一个区域的政事，有时也从地方行政升到国家行政。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个个和谐而多半孤立的单位的生活与整个国家生活之间的重要联系。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地位是专利的，因而他们很自然地要保存成规，反对改革，以保全他们的专利。

中国历史的循环

中国历史事件的过程每多重复，除去已有的显著特征变得更加专门化而外，一般的进化都被阻碍，王朝的兴亡也只是朝代的重复。最开始，是在适宜的地区集中人工，组织进行大规模水利工程及农耕，利润于是随之增加。然后，由于这些活动，生产达到高峰，一切平稳，统治者便集中力量来维持这种秩序，取缔一切另作别图的努力。到第三个阶段，利润逐渐减少，因为这种社会制度着重于大家族，而经济制度却阻止一切可以雇用多余人工的新活动，人力过剩是那些掌握法律、秩序和传统的人的兴盛的条件，但因此也造成农村生活的衰落和崩溃。少数有知识、有资产的统治阶级，与多数无知识的、依赖劳力为生的、在劳力过剩时就没有工作而不能生活的人们之间的矛盾极深。最后，农民暴动，推翻政府，但他们并不能建立一个新型政府。[42]

这时候，局势和人民都需要胜利者设立一个新朝代。秩序可以用武力恢复，税收却不能。因此，这位战胜者在他的权力被公认之后，便开始保护修缮水利工程的人，并召集残余士大夫阶级来组织并管理这些工作，登记漕运及贡粟的数字。在与这种起义与战争俱来的饥馑及人口缩减之后，新的朝代依据新的利益，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的发展。但是摧毁旧机构与建立新机构都没有动摇底层的基础，社会大体上仍是向心发展的，旧的生活方式是民众所能了解的唯一方式。没有大批的人口愿意到与中国毗连而不被认为是中国的草原上去建立一个新秩序。

19世纪——西方的侵入

根据这几点，我们可以找到解释中国历史循环的线索。例如在19世纪初，由少数民族建立而用汉族方法来统治的满清王朝已经跨过了它的极盛时代，整个社会已经成熟，并且开始溃烂。太平军之乱(1851—1864)虽尚未爆发，却已显出征兆。对一个由海上到中国来的人，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典型的中国人是哪些？

沿海口岸的贸易很繁盛，对外贸易也在发展，但大半都是由外商在经营。虽然有一些新式中国商人随之兴起，依赖对外贸易而发展，但是维系中国生活方式的贸易却并不依赖于对外贸易。中国口岸的中国贸易是以中国其他地区为对象的，沿海贸易如同陆路、水路(河流或运河)一样地为对内贸易，每一个口岸有它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腹地，它与这个腹地的近程贸易及较远的其他地区贸易，并无异于内地城市如陕西西安与四川成都之间的近、远程贸易。

在内地，中国生活机制的地理背景是很明显的，精耕土地都因城池的存在而分割成若干小单位，在贫瘠的土地或山地，农业及人口都迅速减缩，虽然这些地方可以用开发矿产，发展工业，或以耕牧并重来补偿，但都没有得以实行。在南方的云南、贵州、广西诸省，固然有农牧经济的存在，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整个的趋势。汉族是在最近几个世纪才发展到这个地区的[43]，他们现在还在从事对当地少数民族及其风俗的同化工作。

牟利的贸易活动，特别是短距离贸易，和城市中手工业产品的销售，是一种中间商人的职业。将资本单独投资于生产及销售是很难的事。一般的原则是，贸易距离越远，其商品就越局限于奢侈品而非生活必需品。日用品的交易是短距离的，所以不在意速度、便利性及运输距离。唯一的例外是粮食，在这一点上，大运河的重要性远过于驿道。

存储粮食无疑是真正财富的标准，而便于运用、转移、流通的货币财富，却发展很慢。在中国，货币没有脱离收积金锭及珍宝的简陋形式。因此，无论如何富足的商人，都不能超越其经纪人的地位，地主阶级是他服务的对象，所以地主阶级对国家政事要比商人更有力量。即使在借贷关系上，农民向地主借钱也比向商人借钱容易，并且担保也比较可靠，因为地主能够直接控制农业，商人却不能。

官僚，即所谓士大夫阶级的特殊分子[44]，就是地主阶级，不过，成为官僚的地主又成了他们自己的敌人，因为政府行政和统治阶级之间永远有矛盾。由于在职官员必须回避其家族势力深厚的本籍的规定，政府占得上风而推行统治。而士大夫们，则因政府公事来往的都是其“本阶级人士”，因之亦占优势。赋税对士大夫并不从严，其不足额均自农民及商人身上征收。富商也可以利用财富使自己成为地主商人，居于特殊阶级，不过他的贸易经营则必须服从于他的土地利益。

文学教育将士大夫与官僚连接为孪生的统治阶级。这种文学相当深奥难习，而且拒绝一切简单化及走入民间的倾向。它“分隔社会的阶级却连系着各个地区”[45]。它需要长期学习，所以只有有闲阶级才能学习，而名义上在考场内人人平等，也只是已经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机会平等而已。只有通过考试的人才能管理赋税，收集贡粮，分配渠水，征集并组织修渠的劳力。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确保其家庭对优良土地及用水的优先权。他们并不需要形成一种军阀阶级，因为无论如何英勇的军人，必须熟知颇为高深的文学并有一群文书幕僚协助，方能控制一个生产及税收的系统。就连外来的征服者也不能摧毁中国的文人，因为无论是谁担任统治的名义，统治的实权都在他们手里。

由此，“典型”的中国人有两种，一种是地位略高于牲畜的农夫，另一种是因不服劳役而修着长指甲的文人。“文化”成为一种最腐败(尤以贪污舞弊为盛)同时又最雍容多礼、知识高深(在某些方面)的特殊阶级的专利品。农民也有自己的传统，他们的世界虽然不广，但是千百年相传的高深农业技术和群力的合作精神，也在他们之中形成了传统的社会特性。他们能把理论付诸实施，在没有明显的领袖的情况下合作，并利用各种资源，在上面没有压力时迅速升为较高级的组织。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门户，特别经过太平军之乱，中国统治力量转弱之后，一个足以摧毁而改变中国旧生活方式的发展随之开始。西方列强引入了许多新的财富和力量，但旧秩序中有钱有势的人对此并不欢迎，所以官僚阶级要竭力反对外来势力之侵入。最初的转变不是由于他们，而是由于中间商人，他们可以代外国人做经纪人，只要其所得的利益比为士大夫阶级服务所得的丰厚。

因为这些商人中有一部分人也来自士大夫阶级，这种转变亦随之侵入到千百年来产生士大夫的家族里去。旧秩序的基础已被破坏，有一些家庭及个人随着他们所把握的新方法兴旺起来，而有的则紧紧抓着旧办法而日趋没落。

在现代，中国被各自活跃的家族所控制。他们仍然保有大量土地，但同时也从事贸易、工业和金融活动。[46]技工很迅速地形成一个工业无产阶级，从农村及农家的规范中分离。最后感受这种影响的是农民，因此农民的命运能决定国家的前途。如果全国都有转变，而农民仍限于旧的生活方式中，则中国将变成一个大的日本，拥有一个若干部门很发达而整体却并不协调的工业，并像日本一样地在工厂的机械进步与农村的人工劳动间存在一个鸿沟。[47]除非农民被解放出来与各阶级同样有进步的权利，否则农村人工过剩的佃农将使工厂工人的工资降低，素质下降，从而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这也和日本一样。

第四章 蒙古草原与草原游牧社会的特征

如果按着地理次序，由满洲起，经蒙古、新疆以达西藏去研究长城边疆，倒不如先来研究蒙古草原，这是所有边疆历史中最典型的一部分。从满洲多样的地理环境，到新疆的绿洲和沙漠，以及西藏的寒冷高原，在这之间诞生了蒙古草原历史的一种变形的社会。这种改变的形式是受到蒙古情势的影响，也受中国势力的影响，这种势力虽然各地不同，大体上却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证明，内蒙古的新石器时代居民都聚居于沼泽附近。他们是捕猎民族，也使用石器来挖掘植物的根，并从事一种最原始的农业。在一些被沙堆掩埋的地方，或完全沙化的地方，在有些长着植物的凹地中，时常可以发现石器及陶器碎片。[48]在这些地区，地下水离地面很近，蒙古自新石器时代以后也许日渐干旱，也许是一个很迅速的气候变化，使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突然转为游牧生活。蒙古不能像中国那样产生一个农业社会，不一定是气候变干的原因，相反，是由于沙堆一直延伸到古代沼泽的边缘，也没有河流来浇灌广大土地上的精耕作业。

黄河流域与蒙古地区早期文化的差异

中国内地与蒙古草原的最大差异是:草原的原始农业文化没有能够发展到大农田粗耕制，或农耕与畜牧并行的混合经济。游牧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尽管不是唯一的制度。对这种经济差异必须加以检讨。灌溉农业可以造成最高的(在工业制度之前)经济及人口的集中。没有灌溉农业的地区，特别是在雨量稀少且不稳定的地区，还有农牧并存的地区，会形成比较分散的经济和人口。畜牧是一种散漫的经济制度，社会也不能集中。在蒙古和满洲之北，草原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森林，在森林中捕猎或养鹿的民族，其经济与人口更为散漫。在这些民族以北，是次北冰洋及北冰洋社会。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草原并不受比中国精耕制度低一级的旱作农业或农牧混合经济的影响，而是受与中国经济相差两级的牧畜经济的影响。在工业经济兴起之前，中国与草原是不能调和的。

由此再追溯上去，似乎在新石器末期及铜器时代，从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500年期间，草原与中国的差异便逐渐发展，这种发展在一片很广大的地区中进行。在草原，即使条件最好的地方也不能超越原始农业，而在黄土地带，农业劳动很容易获得利益。在黄土地带的中心，即黄河东折的河曲地带，这种转变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特别显著。而在草原附近，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才迅速显示出地区间地理、气候差异的社会意义。在这以前，同样的人可以在各种潜在着贫富不均的地区，以同样的文化水准生活。我想，这里所提出的经济分异过程的重要性，可以证明马伯乐的理论，他认为北狄在人种学上和中国北部居民是同一民族，他们是被在中国北部进步到较高农业经济的中国人排斥出来的。[49]

但一般而言，从长江流域到蒙古的少数民族在人种学上是否同种关系，他们是否从一个地方移殖到别的地方，以及气候的变迁是否使长江流域多雨而使一些蒙古的沼泽干涸，也没有多大关系。地理的差异，文化的交流，社会接触和人口迁徙，都是还不能创造历史价值的偶然性因素，它们直到进化过程在特定地区已然开始后才发生作用。主要的推动力是人类实践的改进，很可能是偶然性的改进。在一些重要地区，在其利害条件的自然平衡中，人们产生了一种重要进步，从对原始行为的因袭，发展到出现不十分原始的习性。只要这个转变一开始，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或外来的输入或文化交流而向前发展。

不论典型的中国人是否最初即向黄河中游地带迁徙，最重要的历史现象是他们在这个地区超越了最原始的农业阶段。他们以此为中心，向黄土地区及华北大平原发展。最初这是一种同化工作，中国人在各方都遇到少数民族。这些人即使在后代也没有被认为是另外的“种族”，而只被认为是一些没有采用汉族那种复杂经济制度与社会组织的居民而已。[50]无论如何，除去草原边境以外，环境允许中国人取得一切土地，吸收并同化其所遇见的民族，所以所谓“少数民族”的问题就成为次要而将不复存在了。

可是，当他们走近草原时，环境却逐渐不利于中国人。它使少数民族——不论他是谁——能够更为有效地抵抗他们。因此，这里少数民族的落后制度，不但不能被克服，而且更形强化。先进的文化与落后的野蛮制度要在每一寸土地上争高下，因为从黄土地到草原，其转变虽然较快，却没有一个显著的界线，其变化是从灌溉地区到半灌溉地区再到非灌溉地区。

不属于非灌溉而属于半灌溉的田地仍然可以耕种，这又影响到虽然不是完全不能耕种的土地却也不是精耕的地区。所有这些不同的地区，在中国生活方式虽然已开始专门化，却仍未表现其特征的时候，它们对中国生活利害的比较，只有实践之后才能确定。[51]

因此毫不奇怪，对于西北部、北部以及后来东北部的民族，在中国古代历史的记载中，虽然都是含有敌意的少数民族，却没有特别强调其为非中华民族。在初期，中国农民与游牧民之间明确的界限还没有建立，汉族自己的一大部分还是以捕猎和牧畜为生。所以对同时代的西北民族，也只能说他们多牧畜少农耕，而中国人多农耕少牧畜而已。当然，牧羊的民族还不是草原上乘马的游牧民族。[52]

草原游牧社会的兴起

这个问题主要是要判断在什么时候，在哪些显著差异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而且敌对的社会，它们此后的关系不是由其重合程度，而是由其差异程度来决定的。历史上这个特别重要的阶段似乎是和使用马厩饲养的驾车的马与使用在草地上放牧的乘骑作战，并供饮食(马肉和马乳)的马的差异相关。换言之，和驾驭马与乘马技术上的差异有显著的关系。草地放牧的马比马厩饲养的马工作能力小，因此需要的数目大。这种需要又引起对牧场及一种可以使人由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一个牧场的社会组织的需要。

关于马的驯服，以及其后的驾马、乘马和马镫的发明(后者的发明似乎很迟，然而在战争中却极重要)等技术专门化的问题，已有很多讨论。[53]但我认为这些讨论太集中于技术问题，关注技术是外来的还是自己发明的，以及所谓“外来”是否即来自中国历史中所谓的“侵略民族”。

这使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被忽视: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些民族由于中国内部的发展趋势而不能以令他们满意的立场来加入中国文明，因为他们的环境虽然与变成汉族的民族相近，但不像中国历史中心地区那样包含许多自然的中国因素。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日渐放弃农业资源的利用而专力发展牧畜资源，这种差异一直发展到使“半草原”的社会不再是“半”，而是整个的草原化。到了这个阶段，它就开始利用草原乘马技术来促进草原环境中生活的效率。[54]

这些必要的技术是自己发明的，还是输入的、借用的，或从征服者那里被迫接受的，都是次要的问题(我在讨论中亚的绿洲时将再涉及这个问题)。这里应当注意的是，这些技术在没有被一个社会利用时是没有用的。能够利用这些技术的时代还很难确定，但一些要点还是清楚的。第一，虽然灌溉技术已经造成了新的农业倾向，但原始的汉族仍然养牛、养羊和捕猎。事实上，对这些资源的利用在中国一直保存其重要性，虽然它们并不能和农业的优势对抗。第二，从新石器时代起，草原社会和草原地区边缘的社会从没有完全归于牧畜经济。在草原的边缘及草原上特别适宜的地点，农业持续地或时断时续地存在着。因此，历史研究需要将注意点放在对一个时代的确立，在该时代，灌溉农业在中国占绝对优势而牧畜在草原上占了绝对优势。

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中国的转变比草原的转变为早，公元前第二个两千年在河南、山西地区的殷商居民的特点不在于他们仍然保留着捕猎和畜牧，而是他们已经形成了在城市周围的高度发展的农业。[55]

在其后的1000年，中国历史就更加明白而确定了，中国与少数民族战争的记载也在增多。那些少数民族之间，虽然名称不同，但在生活习惯上并没有什么差异。在较早的时代，他们没有一个是被称做骑马游牧的民族，关于他们的印象，只是他们不及汉族开化而已。

有关骑马民族的记载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这个民族的出现是一种根本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表现。在这个记载中，并不是马的突然发现。在此以前，中国人早已有了战车，他们用战车与徒步的少数民族作战，但这时少数民族却乘马来侵扰他们的边疆了。这些骑马民族的名称有许多与以前徒步作战的少数民族相同。我们显然看到了一个乘马游牧民族社会的迅速兴起，特别是在北方及西北。他们的社会与当时只在汉族发展地区边缘上活动的“低级”少数民族完全不同，虽然这些新少数民族也许与旧少数民族属于同一个民族。

我认为，确切转变的时期是在公元前4或前3世纪，这个时期很明白地与中国历史中记载的两个人的活动有关。他们本身并不是少数民族，然而在当时中国边疆政治的迅速发展中，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56]他们是汉人，但学习游牧民族的骑射战术，并且以此建立其政治势力。这个现象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证明了这个时期的中国和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同而且可以分庭抗礼了，而且，这种新制度的水平已经高到使汉人中的要人在某种情况下要去学习它。

草原社会兴起的功能解释

这个新的、由一个汉族已经知道的民族所组成的新型社会所产生的重要规范，其功能只能从对人民生活方式的详细分析来解释。毋庸质疑，其最重要的环境就是在草原边缘上的中国社会的外围地带。中国历史上没有直接解释过这个问题，就我所知，现代中国讨论边疆史的书籍中也没有讨论过。这种功能解释被忽视的原因，以及学者们为何只注意通过研究名称来考察这些人的来源问题，大概是因为草原游牧社会没有可以与中国上古时代农业与水利的神话与半神话的英雄相比的“文化英雄”。这又说明，灌溉的、精耕的农业技术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它的早期传说都保留在最古老的材料里。乘马的游牧经济技术起源很晚，而且是在外围边疆，从未能与中国文化调和。因此，中国历史中没有保存关于它的起源的真实记载。游牧民族本身在当时又没有文字记录，所以任何方面都没有留下材料。

当然，我并不是说草原社会是一个突然的发现或创造，也不是说骑兵的使用是公元前4或前3世纪的突然发明。在这以前一定有一个时期，草原社会的原始形态在逐渐发展。可是我所认定的中国与草原社会明显分化的时期却是无可争议的。在这个时期以前，记录材料不能证实一个确实无误的草原社会。在这个时期，中国本身出现一连串迅速的变化，结果旧的国家形式趋于消亡，社会结构也急剧变化，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这件事是在公元前3世纪由短促的秦朝完成的。同时，一些列国的边境城塞也连接起来形成了主要的长城界线。此后不久，草原上的匈奴帝国形成， 2000年的草原边疆历史也由此开始。[57]

我所说的功能解释，是关于那种若干相同性质的经济方式中最广泛的一种特征，它们成为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决定力量，就像最精深的农业决定整个中国社会的性质一样。中国黄河中游的原始文化在向东及向南发展中，由其所获得的成果而更趋进步。但是在向草原发展时，却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在公元前4和前3世纪，他们在缺乏河流的地带的发展十分不利。到这时候，不再继续保持既非完全农耕又非完全游牧的草原边缘的民族，开始了完全的草原游牧生涯，他们自己建立了一个活动范围，与中国“开化”的社会范围相分离。

这样，马的应用就极端重要了。虽然以前已经知道用马，中国人在千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战车，其后又有骑兵，但此时在草原上所发生的现象却完全不同。它是一种迅速发展的特殊的用马技术，它使减少农耕和增加畜牧所必需的机动性能够有更大的范围和速度。这些从中国生活方式分离出来的人，认识到以后的财富和权力将由草原资源的开发来决定。从一个牧场很便利地转移到另一牧场的能力具有了特殊价值，而管理多数牧场的能力的重要性亦被重视。

乘马在功能上的重要性，是因为它能提高依草原为生的牲畜及依牲畜为生的社会间的联系的效率与特征。其发展的程序是: ( 1)放弃过渡性文化而转变到完全草原文化; ( 2)完全依赖天然放牧的牲畜，没有储存的饲料或干草; ( 3)机动性的需要增加，以免滞留在不能继续使用的牧场上; ( 4)对管理马匹的较高技术的特殊需要(马厩中养马的农夫在把马放到草地上之后，则没办法把它们再招回来) ; ( 5)结果掌握了熟练的骑术与对马群的管理。

这是社会适应经济需要的步骤。此外还有一套适合于这个社会的军事技术的进步。草原是没有树木的，以前徒步的战士现在也骑上了马，这种条件使他们在造弓时要节省木材，并要造出一种骑者容易携带使用的弓。这两个条件也许促成了游牧民族使用短而有力、用木条和兽角——草原产物——做的短弩。[58]从马上射箭比只在马上背弓显然又是一个进步，这就引起马镫的发明，这种发明即使在草原社会也是比较晚的。马镫是骑射效率的表现，因为它可以让人在奔驰中很准确地回射，这是草原战士最厉害的一种战术。[59]

我这里所说的功能解释极为简单。其实有一些步骤在不同民族中也许截然不同，有些也许是全部或部分地从别的民族学来，只要能适合于他们的社会就可以。例如汉族输入了骑射技术，却并没有把他们的农业经济并入到游牧经济中去，这表明他们的骑术和射术都不如游牧人。只有在特定的时期，在经过多年有伤于他们定居经济的战争后，产生了职业骑兵，才能和草原上“天然”的骑士相抗衡。

讨论这种游牧经济与战争的目的是要说明，一种技术只有在适合一个社会的需要时，才能显现出其重要性。用新的民族的侵入，或用从其他民族学得短弩，来解释中国边疆的游牧民族，则等于没有解释。侵入者不论是多么有力的战士，如果没有适宜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留在草地上。短弩不必学，也不必发明，除非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能够充分发挥短弩的特点的时候。因此，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社会与技术的相互影响，而不是技术造成了社会，也不是仅仅为对付汉族而发明了技术。

草原社会经济与中国本部情形的比较

汉族与草原民族不能结合在一起，是由于草原社会发展的不同。我们可以确知，草原社会的统治不是像中国那样以土地所有权为基准的。没有一个单独的牧场是有价值的，除非使用它的人可以随时转移到另外的牧场上，因为没有一个牧场经得起长时期的放牧。移动权比居住权更加重要，而“所有权”实际上就是循环移动的权利。[60]

在较后的历史时代，蒙古族被限定在固定的界线之内，但是这种土地所有权是属于整个部落而不是仅仅属于该部落的首长或王公的。因此，个人没有土地，虽然在习惯上部落的土地是由王公管理，他有权把牧场分配给各家。这种办法的必然结果是，贵族们虽然没有完全的所有权，却可以直接使用最好的牧场。此外，还可以从使用较贫瘠牧场的平民那里征用租税和劳力。[61]在这种草原社会的后期形式中，还可以看到其原始的规范:能够指挥其家属或仆役的个人或家庭可以占得优势。就部落而言，则是控制大规模的移动循环并留给其他部落以次等移动循环的部落就占得优势。因此，草原游牧社会的各阶段可以从几个大小领袖的兴衰来观察。这些领袖们是其部下移动权的保护者，他们又向其部下征取平时及战时的劳役和各种实物租税。[62]

就连游牧经济的方法也受移动权的影响，正如劳力控制权在中国限制了节省劳力的方法的发展，并阻碍了矿冶和工业的发展一样。草原的某些地区草长得很高，可以割下来做干草，但有些地区却不能。干草可以饲养出较好的牲畜，在新草尚未长出的时候，牲畜的抵抗力最弱，同时又要产小牛、小羊，在最多风雪的初春季节，干草具有特别的价值。但是储草的方法却没有普遍而持久地实行过，因为在牧场上割草，会引起确定牧场所有权及限制迁移等问题。个人是不愿意建立这种私人所有权的，因为在整个部落迁移时，他就失去了社会保障。同时，部落的首领们因为他们的权力建立在一个移动社会的机制上，自然也不允许某个人以这种方式脱离他们的严密管辖。

草原贫瘠部分的粗放经济需要时常移动，其移动的必要性比在较肥沃的草原的牧民为大。同样，有些大的草原即使在好的季节也没有牲畜放牧，因为这里需要较深较昂贵的井。在可以很容易挖井，任何人都可以用水的地方，可以根据需要去掘浅井，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很深的水井具有特殊的价值，也就有了固定的所有权，而固定的所有权并不符合社会的一般利益。

因此，这种情况在今日的外蒙古已不复存在，这不足为奇。外蒙古当局已经废除了王公及活佛制度，建立了新的社会统治，并开始将旧的游牧经济资源与新的进步工业结构联系起来。机动性已不像昔日那样重要，经济虽仍以畜牧为主，社会却不一定是游牧的。干草的贮存已成普遍习惯，从前无法利用的草原现在也都掘了井而投入使用。[63]其结果是牲畜的量和质的同时增加。

中国与草原之间的经济差异并没有形成政治上的隔绝。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将长城造起来，边疆却从来没有一条绝对的界线。就地理、经济、政治等方面而言，它是一个过渡地带，广狭不一。因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草原上，精耕及粗放的平均水平及程度指标并不一样。两边的社会没有一个是永远统一着的。在中国，从极端精耕的地方到较差的精耕的地方有很多差异，政治也随之变化。在草原上，差异是从极端的粗放到比较的粗放，而且也关系到政治的变化。

我们还要注意到，草原的统一性比中国还差。它不但包含绿洲一类的区域，它的边缘地带可以让森林民族及草原民族互相渗透，它同时拥有农业经济和畜牧经济，但其自发的内部贸易较中国为少。草原经济比定居社会的经济更重于自给自足，牲畜提供食物、衣着、居住、燃料和运输。虽然没有内部贸易的经济必要性，草原却有对外贸易的社会必要性。草原社会对同中国(或是新疆及波斯的绿洲)的贸易的需要，比定居农业社会对同草原社会的贸易的需要还甚。因为草原社会里必需品分配的普及性，造成了必须用这个社会以外的奢侈品来区别贵族与平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在中国这种国家里，天然资源分布之不均使内部贸易成为必需。没有盐和铁(最重要的商品，它们对未开发社会的影响要大于对已开发社会的影响，可以造成未开发社会群体之间的更大的分化)的社会，不可能按期整体迁移到出产这种资源的地方去，而必须由商人来做代表和中间人。作为这种差异的伴随结果，中国商人也很容易控制草原的对内及对外贸易。

手工艺及早期工业的发展，内部商品交换的发展，在草原上都不如在中国。例如蒙古铁匠可以很容易到矿砂出产地带回足够他小规模工作所需的原料，但是，他如果想在原料产地住下来，较大规模地发展他的工艺，就不得不和他原来的社会脱离。他如果不住在原料供给地的附近，就不能雇用学徒或工人从事较大规模的生产，他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巡回各地的职业铁匠，他只能是一个拥有若干牲畜的游牧社会的一分子而已。虽然在较早的时代，蒙古匠人在他们的社会中占有较高的地位，但情形还是一样。(蒙古语称工匠为“达尔汉”，这个字后来也作为有特权的人讲，他可以不纳税，不服劳役。我想它也许与作领袖解的“达罗哈”这个字有关。)同样的状况可以应用到木工、纺织及其他工艺上。没有一种工艺活动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因为这样就会影响其机动性。所以，当需求达到某一个程度时，整个草原社会将着重以贸易的方式取得金属以及一般的制成品。它阻止一切会破坏游牧经济的职业的发展，草原上的工业发展因此也被阻止，就像在中国一样，尽管二者的理由并不相同。在草原上，工业的发展比在中国还要差。

草原历史的阶段特征

考虑到中国非典型性的边疆领土与草原的沿长城线的交错分布，我们就可以说明草原历史的阶段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与草原、瘠地、沃土、可灌溉耕作的溪谷(例如蒙古北部的溪谷)、蒙古北部及西伯利亚森林的过渡地区等相关联。移动的必要性，作为草原生存的法则，产生了草原部落社会的准则，就和中国社会的人力准则一样，尽管草原上违反这个准则的情况比中国多。自由移动的要求给予主管分配牧场、指定移动路线的部落首长以更大的权力。它造成部落战争，却也造成各方面的移动需求得到协调的和平时期。

在这种时期，牲畜的过剩会多到没有意义。这些牲畜是部落首长从他所保护的，同时又是他的战士的臣民那里收贡而取得的。在这种情况下，伟大的领袖就要利用他们部下的机动性，趁中国衰弱的时候侵略中国，或是在中国强盛的时候进行贸易。有的甚至在自己的领地从事农耕试验，从而显示其尊贵奢侈。(在这个时期，常招徕汉族或中亚绿洲的居民前来耕种，因为他们的耕作技术好，而且还不会影响草原社会本身的组织结构。)[64]

到了一定时候，这些违反草原准则的现象，不论其产生于对草原以外地区的征服，还是起源于草原内部的差异，又会引起草原社会与农业社会不相协调的问题。当草原首长要治理一个混合社会时，他感到无法调和其原有的职权与新增的职权。这种困难在汉族势力伸入草原时，中国边境的统治者也会遇到。不论是游牧民还是边疆地区的汉人，在混合社会的情况下，其利益基于粗放经济的人就会与利益基于精耕经济的人发生冲突[65]，这种冲突最终将破坏这个混合的社会，在它崩溃时还要出现很大的混乱。当然，混乱可以重返平静，那就是农夫和牧人分别退回到永远对他们各自有利的地理环境中去。

在这种破坏与清理的过程中，主要的新政治要人多半是统治阶级底层的人物。这些人一方面了解政治和战争以及他们所要争得的社会和经济的统治方法，一方面又不像他们本阶级的上层分子那样在他们的权益崩溃时被摧毁。[66]因此，有决定能力的政治要人是一位较低的贵族(例如成吉思汗)。但在这种情况下，其决定性的地理位置却不在过渡地带，而在完全的草原地带，因为在贫瘠的草原上，游牧社会不会受短暂而表面化的协调时期的影响。在那里，建立在粗放经济及社会机动性上的草原游牧经济能够妥善保全。[67]因此，草原游牧经济就再度控制了过渡地带中对游牧经济有利的地区，而汉族文化也在长城以南的河谷地区，在那些对城市及周围农田有利的地区，复兴起来。

游牧经济的种类以及羊的重要性

在蒙古，历史过程与中国式的集中形态相反，人民的移动是最重要的现象。人必须跟着移动的牲畜走。统治者要指挥这种移动，并要防止外人来阻碍移动的进行。

这并不是说游牧的范围没有局限，[68]草原上也有各种移动循环，一半是由于地理环境，一半也是由于那个社会的利用各种动物的特别方式。有些部落移动得很远，有的一年只移动几英里。有的游牧人的牧地包括好的草场和坏的草场，有的人永远不能脱离干瘠的草场，有的人则完全占据好的草地。在牧场的使用上，迁移的次数和每次移动的距离，与气候土壤之间，有很错综复杂的关系。羊和骆驼在潮湿的牧场上长不好，石灰质的土壤对马有利，而含盐的土地适合骆驼。山羊和绵羊吃草时比其他牲畜咬得深，因此它们可以在牛马吃过的地方放牧，但是羊刚吃过的地方牛马却不能再吃。这许多技术上的细则就影响到对养羊、骆驼、牛、牦牛和捕猎野兽的偏重的程度，这种程度又影响到各民族的军事技能的高下，特别是在弓箭的战争制度下。

在游牧经济中，偏重的倾向与标准化的倾向也是互相发生作用的。马在战争中特别有用。使用骆驼的技术可以自由地在最贫瘠的草地上来往，也可以利用它到达距离较远，但水草较好的地点。牛和牦牛，生长在草地和高原上，比其他牲畜的乳及肉的产量多。喂养得好的牛，在拖挽原始粗重的车辆的力量上，比马或骆驼要强。

但是，这些牲畜中没有一种能像羊那样为草原游牧民族提供较高的经济价值。[69]今日的蒙古人和古时一样，羊供给他们以羊毛，制造盖蒙古包用的毛毡。羊皮(硝制带毛的)可以做衣服。夏天有羊乳，还可以做奶酪和奶油，供冬天食用。冬天还有羊肉。羊粪可以做燃料(羊晚上关在羊圈里，它的粪可以堆在一起，然后整块地拿出来烧)。所以，羊比其他任何牲畜更能建立食、住、衣和燃料的基本经济准则。[70]

但是，一个完全的牧羊经济却有两个弱点。羊的走动很慢，不能用来运输(虽然它们在西藏有时也被用来驮盐和硼砂)。运输是区分真正的蒙古人与在过渡地区耕种一些旱田而又同时养些羊的汉人的因素。放牧运输牲畜与食用牲畜的技术的发展，才使中国上古历史中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放弃混合经济方式，专门到草原上讨生活。而其他民族，则逐渐依赖农耕利益，放弃了畜牧，最终同化于中国的经济及社会。

当然，蒙古草原生活的技术是永远依赖马、牛、骆驼的综合运输功能，依赖作为基本财富准则的羊群。其成分的组成比例，则根据从西伯利亚森林到戈壁中心的各地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即使是拥有最好的马场的部落的军事优势，如果不是为了保护羊群和牧羊地，也没有持久性的价值。就我所知，使用骆驼的蒙古人的那种在战时逃到戈壁最贫苦地区的本领，也没有发展到完全不要羊的骆驼经济[71]，尽管戈壁西部骑骆驼的蒙古人以猎取黄羊和野驴来减少其对羊群的依赖。

正是这种自给自足的牧羊经济，限制了真正的混合经济在蒙古的发展和长期存在。游牧经济的社会原则——移动性，也不允许农耕、冶金和工业制造跳出它们原有的附庸地位。就潜在的资源而论，蒙古可以和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落基山以东、得克萨斯州以北的地区相比。它可以同时发展农耕、畜牧、矿冶和工业。可是，这种事情却不是一个单纯利用原始方式进行资源开发的社会所能完成的。游牧经济限制了比较进步的企业，除非由被征服者来做，游牧经济本身则限定在移动性的利益之中。

财富与移动性

在草原游牧经济中，移动性与固定性都是内在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资源的固定性，与取得和使用各种资源的特殊方式而造成的移动性，以不同的比例成分组合在一起。在每一个可能的组合中，要么偏重于财富，要么偏重于移动性。任何地区都没有理想的和谐组合。移动性的极端是马上的战士，躲避的极端是戈壁中骑骆驼的人，财富的极端是在有水的溪谷中精耕的田地，它在这片大草原中是孤立的，并被游牧的王公所占有。不过，马上战士积累的战利品过多时就丧失了他的移动性。骑骆驼的人不可能在戈壁的贫乏环境中获得任何财富。被保护的绿洲使其保护者不能移动。如果绿洲太富足了，或者它的保护者在草原战争中的机动性不够，绿洲就总会被外人侵入。[72]

然而，游牧民族的统治者永远不停地在追求财富与移动性的协调，由于这种原因，虽然大体上草原和中国是分离的，但二者的相互影响却没有停止过。游牧民族征服中国时，移动性对财富的统治最强。但是，这种局面又因财富的累积而妨害了移动性。征服者还要依赖官僚阶级来征收赋税和施政。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到了中国以后，他们就脱离了本身权力的根源，转而依赖笨重而易遭攻击的农业机构。因此，当开发定居文明社会的利润减退时，他们也和其他朝代一样，被叛乱或是新的游牧民族的侵入而摧毁。在中国强盛而使草原游牧民族称臣纳贡时，财富对移动性的统治最强。但是，这种统治也会因为移动性而妨害于财富。被委任统治边疆的官吏们，逐渐脱离汉族财富的根源，而取得草原权力的根源。附属的草原部落，则要求对其忠诚还以较高的代价，同时又利用其移动性逃避惩罚，于是以移动性开发财富的现象又从此开始。

这种历史循环的最后一次是在清朝，从公元1644年到1911年。[73]满人曾充分利用蒙古势力来攻击汉族，并保卫满洲通往中国大道的防线侧翼。那些是东蒙古民族，是散居在今天的热河和满洲西部的部落。在中国掠得的财物，使满人能够资助那些部落，并把满族的势力伸展到草原上去，形成了中国与未被征服的蒙古部落之间的边界。其结果是，形成了从现在满洲的西部平原经过热河、察哈尔、绥远，直到宁夏沙漠的一个“势力范围”。这也就是历史上的内蒙古，包括热河及满洲西部的东蒙古。

在满洲之西，黄河流域之北，内蒙古草场渐渐延伸到戈壁中去。最初，戈壁很容易地限制了满人的势力，满人若想把整个蒙古都收入版图，需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可能获得的赋税恐不能补偿这种支出。但是，在一百年内，满人以极小的战争代价，干涉了在今外蒙古大部地区的喀尔喀蒙古或西蒙古与在今外蒙古阿尔泰区、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与青海东北柴达木盆地的厄鲁特或西蒙古二者间的战争(西蒙古部落后来又迁徙到今宁夏的阿拉善及额济纳旗。在地理上，这是内蒙古向西的延伸，就部族而论，则为西蒙古之一部) ，由于这种干涉，满人终于成为喀尔喀蒙古和西蒙古的主人。

此后，差不多所有的蒙古民族都成了满清的附庸。这种财富统治移动性的顶峰是在18世纪。名义上，蒙古民族在必要时须为满清服兵役;事实上，蒙古军队果然曾参加了镇压太平军之战以及19世纪中叶的抵抗英法联军之役。[74]虽然这种军事附庸关系并没有很大的效用，但却产生了其他重要结果。一个定居社会的游牧附庸，必须要减少其游牧的移动循环，而代之以比较严格的土地制度。统治者不但需要了解每一个部落可以出多少兵员，也还要了解到什么地方去征集。他必须掌握对牧场及移动性的支配权，以防止各个附庸间的部落战争。在真正的草原部落制度下，土地权的取得是移动部落的事。在附庸制度下却完全不同，统治者指定土地权，因为他有统治所有部落的权力。

这种变化的重要意义是值得重视的。在部落社会中，有两种方式在互为消长，部落从来是不稳定的。牧场的使用与移动的需求可以使部落分裂成为若干个群，但也可以将各个部落互相联合在一位有力的可汗的领导之下。而领地附庸制度则阻止了联合的形成(因为它可以威胁统治者的权力) ，保持着土地单位的分裂，从而分割了部落组织。蒙古王公们自满清朝廷取得俸禄，同时承认清朝皇帝有决定他们世袭权的权力。这个权力可用以逐渐增加蒙古王公的数目，进一步分割土地和部落单位。在原来的部落社会，可以用部落战争(包括招集其他部落的从属以增大其移动循环及牧场)来解决边界及社会争端。而现在，只用调解的方法来解决争端。统治者不允许争执的双方有任何一边得胜而吞并另一方，他只是将土地分割，而令双方都成为一样的王公。

另外还有两个因素保证了财富对移动性的优势。中国商人很容易地控制了蒙古的对内、对外贸易。蒙古王公也很自然地参与他们的贸易，分享利润。他们以严格限制其部属在移动中的职责的方法，阻止蒙古商人阶级的兴起，以防止这些蒙古商人独立自为。他们保证中国商人的生命、财产、信用放款、收账的安全，而他们又横在商人与消费者之间，对一切交易征税。

蒙古在成吉思汗统治下的统一与其后的崩溃

第二个因素是喇嘛教的发展。蒙古人于13及14世纪入主中国时，开始接受喇嘛教。毫无疑问，蒙古统治阶级接受这种宗教，是想利用它来造成国家的统一，并团结蒙古民族以自别于汉族。他们希望把蒙古民族造成一个永久的统治阶级，并拥有一个有组织的宗教的特许支持。成吉思汗的统一蒙古，得力于大量部落战争，使每个部落都由一个直接对大汗负责的人来统治。另外，他还需要一种可以限制王公个人势力的共同规范。他和其他与定居社会发生交往的游牧领袖一样，懂得游牧帝国的移动势力会因为与不能移动的农业文明的财富相联系而走向崩溃。

因此，成吉思汗乃令新疆绿洲中的维吾尔族人制订蒙古书写文字和文官制度，并任用一部分天主教维吾尔族人和一些讲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回教徒，使他的继承者在统治中国时，不必完全依从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这个士大夫阶级，素来是利用几乎成为他们专利的、艰深到成为一种职业秘密的文字，来推行政事，致使一切少数民族的征服者必须利用他们作为官僚来征收赋税。

成吉思汗的孙子，第一位统治全中国的蒙古皇帝忽必烈汗，继续了这个政策。他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带来大批欧洲天主教教士，准备建立一个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蒙古文化。[75]但这些教士并没有来。而另有些人，如孟德高维诺的约翰(John of Montecorvino)却在蒙古宫廷保护之下宣传天主教。[76]蒙古民族企图以非中国的宗教，建立他们在中国的权力，但没有成功。这也许是因为，那些外来宗教没有一个能够和中国官僚制度的严密而有力的规范相抗衡。

但是像蒙古民族那样缺少文化教育的民族，能够一直到14世纪中他们与中亚及波斯的关系减弱时为止，并不完全听受中国官僚制度的支配，这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情。直到那个时期，在中国的蒙古统治阶级中还包含有维吾尔人和波斯人。蒙古文、突厥文和波斯文都没有成为中国的行政文字。但是马可·波罗的记载中并没有提到中文，我们可以从他的记载中推断，他中文懂得很少，或是干脆不会中国话或中文。他在中国的27年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大概完全依靠蒙古文或波斯文，[77]或者是这两种文字。另外，我们根据中国方面的材料可以知道，中国学者的文言已被摧毁。在这个时期，各类公文常用俗语或半蒙古化的中文书写。[78]

喇嘛教的再输入( 16世纪)

蒙古民族利用过的喇嘛教，是一种掺和着佛教及若干景教与摩尼教教义的混合宗教。虽然依照蒙古人的粗浅标准来看，它是一个有文化的宗教，但它仍然不能和中国官僚制度对抗。当最后一位蒙古皇帝被逐出中国时，喇嘛教也从蒙古及中国内地消失。因为蒙古民族又回到旧的草原规范，不再需要一个特殊的文化工具来联系其占据的草原地区与被统治的农业及城市地带。

因此，当喇嘛教于16世纪再度传到蒙古时，最初的教徒并不是规范草原上的蒙古人，而是住在中国边境上的蒙古人。明朝于1368年在中国重建汉族统治权时，北方远离中国内地的蒙古人与居住在内蒙古的与中国统治机构有密切关系的蒙古人，有很显明的区别。远在1260年，忽必烈被推为大汗时，北部蒙古民族就曾表示不满，认为他太中国化，对草原的军事传统太少同情。

元朝灭亡时，南部的许多蒙古部落归顺于新的中国皇朝。因为这个原因，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才能远征北方蒙古。这些远征给草原蒙古民族的军事力量以重大打击，消除了短期内蒙古民族再度侵入中国的危机。不过，这时还不能置外草原于中国的统治之下。此后，汉族又回到中国，组建其传统的农业、赋税和漕运机构。长城边疆的保护工作则交给内蒙古的蒙古附庸部落。在那个时期，他们的实力还不致危害中国，而且出于保全其本身利益的考虑，他们也不愿与戈壁外的草原部落携手。

黄河河套以北最重要的蒙古附庸部落位于今日的绥远省境。到了16世纪，这些蒙古人势力侵入，形成了一个集团，其后裔就是今日的土默特和鄂尔多斯蒙古。他们逐渐开始以其移动性来控制财富的战争。从1530年到1583年俺答汗去世为止，他们侵扰陕西、山西和京兆地区。在西方，俺答汗的势力一直伸展到西藏，而攻击西蒙古。他表面的忠顺曾使中国封他为顺义王，同时他所修建的青城(呼和浩特)也被赐名为归化。[79]他对中国最主要的要求是设市贸易，他认为，如果得不到市集捐税的收入，就不能放弃抢掠的利益。

喇嘛教之再度传入蒙古，是借助了他的力量，其原因我已经有所说明。俺答汗是一位筑城的王公。他所统治的土地不在草原的中心，它的经济形式是混合的。为了保持其本身的安定，统治者需要以贸易交换来替代战争抢掠。毫无疑问，这个社会包含有农耕、手工业居民和游牧民。[80]这种人民和这种政权都需要一个联合的力量。像成吉思汗一样，俺答汗避免采用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不但不能联合其混合社会，而且会将其同化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喇嘛教正是他所需要的。

另外，拥有产业的寺庙，可以使地处边疆的具有混合经济和社会的小邦，在其最重要的方面，获得较为妥善的管理。寺庙以团体法人的资格取得产权，这比当时以其他方法整合移动性的游牧财产与定居的土地财产更加有效。它处于基于部落权力组织的家庭与基于地产、租佃及城市活动的家庭之间，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如果不是非家庭组织的寺庙提供了这种中间性的经济规范，这两种贵族家庭的战争足以使他们内部分裂。俺答汗事先不一定能想到这些，他大概只是在实际上抓住并推进宗教的功能，将其应用到需要以大半力量应付的协调双方的日常行政上。

喇嘛教与满人势力在蒙古的兴起( 17与18世纪)

说明它的起因之后，对喇嘛教在蒙古以后的历史的了解，就容易得多了。对于利用喇嘛教驯服好战的蒙古民族的旧说，我们应完全丢开。俺答汗死后，长城边疆的蒙古统治权由土默特蒙古转移到了察哈尔蒙古。[81]同时，察哈尔部又被一个新的混合势力所控制。满人联合东蒙古，阻止察哈尔部发展成一个新的大察哈尔土默特部，防止了一个新的蒙古对中国的直接征服。但是满人还要对付整个长城边疆，以完成其征服中国的事业，这个事业开始于1644年占领北京城之时。

内蒙古很快便投降满人，因为接受一个联盟臣属的地位可以分得征服者的若干利益，这比直接与满人争夺对中国的统治要容易些。因此，满清就有了一个“内”边疆结构，包括满洲的西部及南部、内蒙古以及拥有众多使用汉语的回教徒的宁夏及甘肃。在康熙年间(1662—1722)又加上一个“外”边疆，包括由清朝控制而非直接统治下的满洲北部、外蒙古、西蒙古、拥有众多使用突厥语的回教徒的新疆以及西藏各族。满族对这些外边疆的控制，不是来自于直接征服。它完成于一种静观政策。西蒙古自满人于17世纪侵入中国之前开始，直到18世纪，以阿尔泰及新疆北部草原为根据地，企图西向西藏，东越外蒙古，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当西蒙古为此弄得精疲力竭时，满人才乘虚而入。

西蒙古(最初是厄鲁特部，其后是厄鲁特东翼或准噶尔部)的失败，部分原因是在他们的压力下内蒙古各部投向了满人。其后，喀尔喀部或北蒙古也请满人援助。最后满人又在西藏及新疆绿洲的回教统治者那里找到盟友，西蒙古帝国在它能够建立之前就崩溃了。在乾隆年间( 1736—1796) ，满人统治的最远界线已经确定。1686年与准噶尔部决裂的厄鲁特部西翼，越过西伯利亚南部草原，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人，于1771年应邀迁回新疆(留在俄国的则成为卡尔梅克[Kalmuks]民族) ，西蒙古的势力从此结束。[82]

在这些战争的过程中，喇嘛教的统治与蒙古民族的统治合流。当西蒙古侵入西藏时，他们以活佛为附庸，并加强他们的权力，赋予喇嘛教一种新的政治作用。回到草原之后，他们又企图将宗教统治权与他们超部落的帝国相联系，使宗教成为统一蒙古和统治西藏及长城附近混合地带的象征。

因此，在这个时期，蒙古的野心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推选其亲属担任宗教要职，以联合政治与宗教的统治。西藏的第四世达赖喇嘛( 1589—1616)是蒙古人，也是唯一非藏族的达赖喇嘛。事实上，这个尊号(蒙古的，不是西藏的)是由上面说过的土默特部俺答汗所赠。[83]在第五世达赖喇嘛( 1617—1682)时，西藏的统治权自南蒙古转移到西蒙古手中。[84]稍后，哲布尊丹巴的“化身”在喀尔喀部找到，这位教主是他们某个王子的儿子。[85]因此，达赖喇嘛便与希冀蒙古领袖权的西蒙古和希冀北蒙古领袖权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库伦活佛) ，都建立了某种关系。[86]

满族在争取统治权时，并没有忽视这种完成了一半的政权与教权的联合。在利用西蒙古与北蒙古的战争中，同时与活佛及王公打交道。他们保存了不受王公管辖的蒙古宗教，建立了蒙古的双重政治。一个是以西藏为归趋的宗教(教主受满清保护) ，一个是以北京满清朝廷为归趋的王公。为了维持这种双重政治，他们规定王公的子侄不能在幼时被选为活佛。[87]王公子弟的袭爵须经中央政府核准。此外，他们又利用一种不同的制度控制活佛的选择。[88]这些活佛既是教主又是领主，在精神和世俗方面都有权力，是帝国的另一种附庸。

满人统治下的蒙古:固定疆界的建立

从此，蒙古就成了一种新的游牧地区。游牧经济被限制于部落和土地的界限中。由于召庙的建立，不动产也成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有许多召庙拥有自己的土地，完全超然于部落制度之外。在这些地区内，居住的平民受活佛而不受王公的统治。另有召庙建在部落的土地上，由部落出钱维持，这又促成了部落在一个地区的定居化的发展。传统的游牧循环被打破。从一个牧场移动到另一个牧场，不再会引起移动权的争执，也不会导致在强大首领带领下各部落的联合或在小首领带领下的分裂。在大体上，移动只限于其本部落的土地。在这个公有土地的范围内，世袭的王公和贵族分配牧场给各族各家，在原则上土地是属于部落的，但事实上，则因各家属于部落而部落属于王公，于是土地也就属于王公了。

历史的初期，王公是一个“保护人”兼领袖。个人或家庭对保护人有所不满时，可以投奔到另一个保护人那儿去。这种扩充部属而又同时削弱对方实力的方法，是联合与分裂循环机制的一部分。[89]以召庙产权及统治者的指令为基础的新疆界的划定，使这种旧式臣属关系的转移受到新条例的管控，也产生了新型的犯罪——投奔新的保护人，不再认为是选择部落首领的自由，而被认为是自部落土地的私逃。从自己合法土地私逃出来的，就成为游民，在原部落提出要求时，他逃进的部落必须把他交还。[90]王公们也不再为臣民部属的问题而互相战争，因为现在他们与满人统治者的关系，不是由他们部属的数目，而是由他们土地的大小与位置决定的。[91]

这样获得的稳定并不完全是前所未有的。长城边疆的行政理想，不论是被草原还是被中国统治，都要给每个部落以固定的土地，授予每位首领以一定的荣誉和职责。这种时期的理论上的稳定性，是基于一个法统上的假定:认为制定这个制度的朝代可以世世无穷。财富现在又战胜了移动性。喇嘛教和召庙不动产制度，成了分割而不是联合蒙古人的工具。各部落本身对满清皇帝都转为一种固定的关系，皇帝是中国的统治者，同时也是蒙古的宗主。

但是，在永久固定的形态下，历史不断地变迁会造成极为扭曲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当蒙古社会的上层——各部落的旧贵族和宗教的新领袖——接受了新的权力规范与统治方法后，其社会的下层仍然受草原游牧生活的支配。事实上，移动性的减少又改变了草原游牧经济的技术。经济改变了，社会内部的机制也随之改变。放牧牲畜的人丧失了游牧经济的若干利益，却没有丧失他们理论上的游牧民族的义务与职责，而他们的统治者，不但要保全旧的部落权力，还要占有新环境所增加的新权力。

例如，当一位王公索还一个逃走的部属时，他可以引用新的土地划定法律，同时又可以依据旧的部落习惯，首领可以管辖其部属。他的部属却丧失了游牧部落生活中准许他对另一个首领效忠，以服役换取保护的旧制度。有权者的利益增加了，被统治的部属的职责也增加了，因为他们要受两种权力和法律的管辖。

满人统治下的蒙古:贸易的增长及其影响

在经济上，这种情势的主要影响是贸易的发展。限制蒙古商人阶级形成的部落旧规范(在草原游牧社会中对内贸易并不必要，而且还可能削弱首领们的权力)仍然存在。因此，蒙古族与蒙古族间的贸易，汉族与蒙古族间的贸易，就都被中国商人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所掌握。这种人与做中国内地贸易的商人不同，他们多半受几个大商号的管辖，就连个体经营的小商人，也还要向这几个大商号赊取货物，在事实上成为它们的连号。

各类工匠多半是由这些商号以高利贷款资助的，这就更进一步摧毁了自给自足的游牧经济。汉人的行脚铁匠为蒙古人打造铁器，致使那些自己要放牧牲畜、不可能长时工作的蒙古铁匠无工可做。有些工匠在几个较大的城市里工作，例如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或是在边境城市里工作，如张家口和归化。汉人木匠制造车辆、水桶，甚至蒙古帐篷的木架子。汉人剪毛工人及毡匠与收货商一路同行，为蒙古人做帐篷上的毛毡。那些收货商以货物先支付给蒙古人，然后向他们以低价买进羊毛。汉人商队带着货物在各地出售，换回羊毛、皮毛、皮革和盐。有一些蒙古人也被汉人雇用，在商队里服务，或驱赶收来的羊、牛、马或骆驼到中国的市场去，但贸易和利益都归汉人掌握。[92]

这样，蒙古在经济上就成了汉商的附属，但另一方面，蒙古部落居民又得听命于拥有新、旧权力的召庙与王公。由于汉人掌握了畜牧以外的各种生产工作，草原所出现的过剩人口都被召庙所吸收。在这种社会与经济价值不调和的时期，男子的40%—60%都成了喇嘛。[93]男孩在七八岁时就被送到召庙里去受喇嘛的教导。他们的认字程度很少能够超过诵读藏文经典(不必懂得经义)的阶段。即使这样，他们所学的却是别一民族的文字，对蒙古族没有社会价值。许多人口能够集中在召庙里的原因是，除非在特别忙碌的季节，女人和小孩都可以担任日常畜牧工作。在忙碌季节，许多喇嘛都从召庙返家劳动。喇嘛的增加，并不增加召庙的直接费用，因为他们多半是由家里出钱供养的。

多数喇嘛是没有事做的食利者，但有些高级喇嘛(活佛和管理召庙的大喇嘛)和王公，以及协助王公处理政务的贵族，则是有事做的食利者。他们对社会的功用越来越少，而其所积聚的财富却越来越多。他们的真正作用，大多从改进蒙古族生活的工作转到分享汉商贸易的利润上去。他们用权力支持汉人，分取利益。最初，他们是商人的保护人，让商人纳贡作为准许贸易的交换。后来，许多人直接与汉商合伙经营，向汉人商号投资。

这样，他们以两种新方式利用其掌握的部落权力:推行集体责任和义务劳役。整个部落对每一个人的债务负责，如果瘟疫或风暴使一个人的牲畜损失到不能偿付债务时，商人可以向部落当局索债，然后部落当局再向债务人收回垫款，加上利息。

事实上，整个旗(部落土地单位)的总债务会成为一笔转账，商人可以因此逐年把全旗剩余的产品完全拿走，另以高价换给蒙古人以刚刚够用的衣料、用具、商品和冬季需要的谷类或面粉，使这个社会能够生存下去。这一笔复利账因利息过高而逐年增加，变成商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合法地位与权利的象征。保留蒙古人的债务极为重要，即使一个旗愿意把债务完全偿清，汉商也不愿意收，而情愿把债款留在那里。利息有时高到年利百分之五百。1911年(清朝灭亡的一年) ，汉商在外蒙古所有的债款约1500万两白银，平均每户500两。有一家商号，即归化有名的大盛魁，每年收取的利息就有7万匹马和50万只羊。[94]

义务劳役的推行，是一个利用旧部落权力以达到新的非部落目标的实例。除去租税外，旗民还要替他的主管长官、王公以及部落组织(旗)服役。在旧的草原游牧制度中，这种服务是必要的，是真正有社会作用的，虽然它们也是贵族利益的一种。现在，王公以个人或旗的代表者的身份，叫他的部属带着骆驼或车辆，为商人(多半是这个旗的“官商”)运货。有一部分旗款或王公个人的资本投在里面。蒙古牧民做这种工作也许什么都拿不到，有时给些食物，或发一点工资，这完全看服役的性质及时间的长短而定。但无论如何，王公却可以向商人索取费用，因为商人使用的牲畜和人工，都是靠王公的权力招来的。

19世纪末期的蒙古

19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旅行家颇神往于草原的广阔、贵族们的彬彬有礼、雍容华贵和特殊的宗教与神秘的仪式。[95]大群的牲畜给他们以富足的印象，只有较敏锐的观察家才注意到，普通牧民消耗他们照管下的牛、羊肉和乳品的数量是很少的。穷人极穷，虽然蒙古经济的衰败还没有到中国那样的程度。[96]在崩溃过程中的游牧经济，不会像一个低落的农业经济那样迅速摧毁其土地般地摧毁其牲畜。游牧社会的暴君也不会压榨他的部属到不能繁衍的地步，而这是农业社会退步时常有的现象。因为游牧社会的君主是以一个牧人看待牲畜的眼光去看待他的部属的。

所以不论情况如何糟糕，穷蒙古人总要比穷汉人多少要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但是很少有旅行家会从人穷畜富的现象中，推论出游牧民族的“自在”生活连移动的自由都要受到限制。牲畜所有权也从牧人手中转移到王公和活佛手中，随后又逐渐转移到汉人商号的手中。游牧社会中一种与租佃相类似的关系正在扩大。这个新现象尤其产生在召庙中，他们把牲畜交给牧民看管，然后连同自然增加的数目一起收回，这样就超过了原来的“投入”。他们就这样变着法儿地对牧民进行剥削。[97]

不过，多数的旅行家已经注意到，蒙古民族已经不好战了，大家都相信这是喇嘛教教义的影响。清朝官方记载亦作此说。[98]没有一个西方人、中国人或提倡喇嘛教的清朝政治家们意识到，其原因并不在喇嘛教的教义，而在喇嘛教的社会功能。他们忘记了，西蒙古和北蒙古部落血战的中心问题是宗教。蒙古民族趋向和平的真正原因，是召庙的不动产强化了为各旗及其首领划分疆界的稳定政策，打倒了作为草原游牧经济传统的移动性。从前，这种移动性可以限制首领对其部属的向背滥用权力。草原社会的变化，使战争被废止了，而其代价却是经济的退化与社会的奴隶化。

20世纪的蒙古

到了20世纪，新情况产生，这使得西方人及中国人对蒙古生活的了解更感困难。在内蒙古的南部及东内蒙古，中国贸易经济控制蒙古经济的现象，已经转变为由移民而出现的中国农业经济代替蒙古游牧经济。这种经济比蒙古原有的经济精深得多，尽管还不如长城以内的中国农业那样精深，因为在草原边缘，还不能从河流或水井中取得足够的水来实施灌溉。

并且，在某些方面，农业表示着中国经济的伸展，而在另一些方面，却与中国内地经济没有直接联系。交通的困难，使从草原向中国输送谷类的工作无利可图，因为输送谷类的牲畜在经过农业区时必须厩喂，它们可以在几天内吃掉一车谷物。用车辆或骆驼把谷物向草原上运却是有利的事情。在草原上走，牲畜可以随处吃草，只需对每一个旗政府交一点水草费。这样，谷物可以运到较远的地点，卖给蒙古人做食粮，商人可以用谷物换回盐(从盐池中采盐很容易)或牲畜、羊毛与皮革。牲畜可以赶回中国来，以比谷类高的价格卖出。

过去，这种现象时常发生，致使边疆产业调整成为要务。有些汉族边疆移民从粗耕转变为农耕与畜牧并重的混合经济，有些则干脆放弃农耕，专力畜牧。同时，有些游牧民族也在畜牧之外加上农耕，有些则完全从畜牧转到农耕，成为汉人。转变趋势是倾向于游牧经济还是农业经济，则由边疆的复杂关系而定——根据历史循环中移动性的重要性的增降而定。

到了这个世纪之交，蒙古被纳入到新势力的范围以内。西伯利亚铁道绕过它的北部，东北的铁道网改变了东内蒙古的情况，平绥铁道一直到达内蒙古的南缘。铁道整个地使原有的粗浅与精深两种经济的天然平衡变形。[99]从北方，铁道把俄国商人从它的侧面送进外蒙古，俄国移民也随之进入，他们至少进入了邻近外蒙古的布里雅特蒙古及唐努乌梁海。[100]从东方和南方，由铁道送进内蒙古的汉族移民比商人要多，因为铁道运输改变了谷类输出的方向，使中国市场比草原市场更为有利。

火器的发展又加强了这种变化，它以本身的方式改变了游牧移动性及农耕定居性的比例。在旧的调整方法中，边疆社会在向粗耕演变时，会出现适当的移动性，会脱离中国而趋向草原。现在，这种情形已经不可能了。虽然向草原的迁徙逐渐改变了这些汉人的经济制度、家庭与社会制度(例如特种盗匪及边疆军阀的发展) ，但这些新的粗放经济的汉人，由于外来的铁轨及火器的影响，并不情愿地保留了与精深经济的中国的联系。

如果没有这些及其他相关因素，在清朝灭亡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肯定地说，蒙古与中国内地会沿长城边疆而分裂，在清朝逐渐形成的社会变化也会突然地崩溃，旧的移动性与定居性、粗放经济与精深经济的基本价值又会重现出来，重归于它们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形式。

在蒙古内部，召庙势力与王公势力之间将有大规模战争，因为王公们所掌握的旧传统将再图适应重新发生的移动性的需要，而召庙的最大利益却不能与其不动产分离，其利益与产业都是在蒙古整个地臣服于清朝的情况下获得的。

斗争的结果，王公和草原部落制度将获得胜利，而喇嘛教，将如蒙古民族在14世纪丧失在中国的统治而返回草原时那样，再次被消减。或许，喇嘛及其召庙，会像17世纪西蒙古和北蒙古战争时那样，去适应游牧形式。游牧原则在召庙中没有完全被消灭，在距内地较远的地方——外蒙古的西北部及新疆、蒙古——喇嘛们每年夏天照例要离开召庙，住在围绕着轻便的“庙幕”的蒙古包里。[101]从王公和召庙的根本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外蒙古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统治下，召庙反对革命比王公贵族还要坚决。共和国所推行的原则是，让工业以适宜的形式加入到游牧经济里去，这样保全了游牧，却摧毁了游牧部落组织。在另一方面，召庙的政治组织已经不是游牧，它已经有办法在游牧经济上建立非游牧的组织，所以它抗争的时间要长一些。

但在事实上，进入蒙古及中国内地的新势力已经不允许再回到旧日的情况。外蒙古先是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对象，然后又被苏联以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贷款、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的政策，和一个由苏联训练并装备的军队所控制。

同时，中国本身虽然处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却利用铁道及火器对蒙古民族实施一种近乎“亚帝国主义”的政策。内蒙古的大部地区，自日本1931年侵入东北起，就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日本对中国及蒙古民族的压迫之剧，很快出现了使这两个民族为共同利益而建立新的合作互助的关系的可能性——就像苏联与外蒙古的关系那样。[102]如果这种关系能够实现，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蒙古经济和中国经济并不一定是敌对的，在现代条件下，它们可以互相为用。过去所缺乏的是一个良好的协调办法，而现在，工业和机械可以联系草原与农区，联系矿区和城市。如果旧日的社会敌对状态不再延续到将来，他们可以很融洽地合作，而不是一个民族臣服于另一个民族。

按:本章叙述的外蒙古的变化是一个缓慢过程(特别是与侵入满洲的结果相比) ，但在过去一年内，其变化显然加快了。我在本章做的只是一份初步记录，不能认为是一个全面的关于今日外蒙古的报道。

对于蒙古民族， 1939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苏联军队在外蒙古及满洲边界上与日本军队作战。这件事必定会引起许多重要变化，外蒙古因此会整体进入战时状态，结果会是苏联统治势力的加强。苏联统治势力的加强可以说是日本侵略的结果。此外，还会出现另一个政治军事的变化，即外蒙古与中国的和解，联合抗日。

第五章 满洲的农田、森林和草原

满洲在历史上的分裂

满洲，也就是东北地区的南部，自从公元前3世纪起，直至20世纪，历经各朝，都是中国的一部分。[103]在那以前，根据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来看，东北地区的居民在体态上与黄河流域居民并无差异，他们的文化也与黄河流域文化有关联，[104]它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源之一。但是，这只限于东北地区的南部，即辽河下游及沿渤海海岸各地。它的西部平原与蒙古的联系要比与中国的联系深远。[105]东部的山林地带，有若干世纪是属于现在的所谓朝鲜。[106]北部的高山及密林，直到17世纪还不能自别于西伯利亚。

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古代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与今日东北地区的政治地理。东北有三类不同的地区:南部辽河下游的耕地、西部的草原和东部及北部的森林。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特征，但它们的天然界线却不十分明显。它们在边界上是互相渗透的，因此每一地区的边缘特征都不如其本身明显。长春地区是现代东北地区的中心，它不但控制东北的铁路网，而且也是这三个在整个东北历史中相互作用的地区的汇合点。

然而，长春或“新京”是一个近代都市，事实上，满洲的古代都市并不在长春，而在每一个地理区域的中心。因为过去的东北地区各部，从来没有完全互相同化过。政治中心随着草原、森林或南部农业民族的兴衰而转移。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历史文献没有讨论过整个东北地区，所记载的只是一些在不同时代，以东北的不同地区为根据地的民族和国家而已。

另外，东北地区连一个适用于所有时期的中国名字都没有[107]，所谓“满洲”是外来名字，中文没有合适的翻译，它的产生是由于19世纪的后半叶，若干国家在政治上企图侵略中国，首次将东北地区看做一个完整区域而以满洲称之。在东北地区修筑了一些铁路，起初由外国公司投资，其后由中国自行建设。由于这些铁路，东北被结成一个新的统一体。铁路在东北地区发生影响之早、之深，要甚于在中国内地。它们把各个地区及居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系起来。在这种变化中，产生了新的东北政治观念。所谓“满洲国”，不用说比“满洲”更为牵强。它是两个中国字的结合，意思是“满洲人的国”。但是这既不是中国人用的名词，也不是从满族所用的名词翻译出来的，它完全是侵略者所用的侮辱性名词，是想回避一个不可掩盖的事实。“满洲”原来是一个地理名词，“满洲国”则是一个政治虚构，它强迫东北民众承认其被征服的地位。

从历史研究来说，是要说明现在东北地区外来的统一性与过去的政治及民众的不同结合方式的连带关系。这些结合方式的基地虽然差异明显，但它们的边缘却常常重叠，到了近代则完全合并起来。这种研究并不难，中国的农业社会和历史及蒙古的草原社会和历史都已讨论过，这里所要讨论的新问题是森林地带及其居民的生活方式。

东北南部与中国的关系

东北的农业地带集中于辽河两岸，其上游经热河而向东，下游再向南折之后，就成为中国东北农业地区的动脉。[108]在这里，辽河河谷宽而浅，是平原的最低部分。谷类可以从平原船运出海，而从河口到山东半岛或今日的天津一带，海程短而易行。从天津又可以利用内地水道，运到华北平原的都市。东北南部的气候和黄河流域没有区别，作物和农业条件也都一样，环境有利于精耕、储粮和低价的水运。因此，东北南部土地、社会和政治组织都与中国本部相同，为中国本部之延伸。

但相同之中也有小的区域特点，尤其是其半孤立性，使其可能在政治上与中国分离。它与中国的陆上交通虽然有几条军用路线，但在贸易上有利可图的路线只有一条，即沿海边窄狭平原通到山海关的道路，这是一条很容易关闭的走廊。经过热河山地进入东北地区的军运道路太贵而且并不方便。在东部，地形从辽河下游平原升高，成为东北的东部山地。汉族可以进入这些山地，但他们的发展不可能很快。距海道及辽河的水道越远，运回中国的农业剩余生产品的利润就越少，因此直到较晚的时期，这个地区朝鲜化的成分比汉化为高。

向北，沿辽河下游河谷可以进入一个更大的平原，此处是今日东北的中心，但这里雨量较少，河流较小，其环境逐渐有别于黄河流域而像蒙古草原。因此，在这个平原中，除非改变农业的方式，不作精耕，否则汉族不能有什么发展。但经济的改变会进而引起社会结构的重要变化。在东北地区建立一个大的类似中国其他地方的汉人的政治机构是不可能的。

我们承认，在东部险峻的山林及中部具有草原风格并与南部古代“汉边”(Chinese Pale)毗邻的中央平原的周围[109]，有许多有利于中国式的农耕及社会形态的地区。在嫩江河谷、松花江中游及下游河谷，以及稍差一点的图们江、乌苏里江、鸭绿江河谷等，都能实行精耕，而且有价格低廉的水运。但是若干世纪以来，中国内部的情况使其不能有充分的政治力量，越过艰苦地区，到那些有利地带去发展势力。即使其势力可以达到，也还有一个不能克服的经济困难。在东北东部和北部的河流中，只有鸭绿江向南流，它夹在高山之间，除河床外，可耕地很窄小。至于图们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等，都是背朝中国而北流。嫩江虽向着中国，却汇入松花江。而且，这些河流总合起来也不足以支持一个可以独立地积极发展的农业社会。它们的可耕地散布得很广，而每一片有希望的地区又都在森林居民或草原居民的附近。这些居民尽管时常保护并剥夺农耕地区的人，但从不愿意那里有一个独立的农业国家出现。

汉族也不可能自热河由侧面进入东北，以改善并扩张其在东北的地位。热河南部多山，河谷南向，沟通华北平原。它造成了一个“有麻烦的地区”。若干世纪以来，草原民族由这些河谷南下，平原民族也由之北上，二者交侵。[110]在中国历史的前期，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解决过。并且，如果汉族越过了这片山地，他们就进入了在地理及气候上属于内蒙古而不属于中国华北的北热河草原。在这里，和在东北中部平原一样，为适应环境而必须做出改变，否则会摧毁他们的经济和社会。

因此东北南部的“汉边”就变得孤立。它经山海关而通向内地的陆上交通，也可能受到侧面热河山地的威胁。这种情况可以部分地说明东北与山东间的海上交通的密切性，以及东北居民以山东人占多数的事实。[111]同时，因为这一程海运并不十分困难，在东北的汉族也就无须发明长途航海使用的特殊船只。他们的那一小片地区，成为了黄河流域的前沿阵地，他们的主要边疆面对着森林及草原。他们的政治历史，则受到那些基于农耕或草原游牧或森林的居民的特殊经济综合势力的影响。[112]

东北地区北部及东部的环境与经济条件

东北地区北部及东部的森林地带，在某些方面其环境相同，但在某些方面又不同。它们包括一个自西伯利亚直到满洲南部中国边缘及朝鲜的过渡地带，其原始居民所利用的资源的分布并不均衡。这些资源包括鱼、野生动物、可食植物、硬壳果和浆果、驯化动物，还有农耕的可能性。结果，东北森林社会的面貌很早就表现出特殊化的趋势。

其南部是中国边境(俯瞰辽河下游平原的群山) ，东部是朝鲜边境(鸭绿江及图们江河谷)。在新石器时代，农耕也许已成为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中心活动，尽管不是唯一的活动。气候、地形及其他天然条件，培育了利用河谷平地的原始农业，佐以采摘坚果及浆果。猪是可以驯服的，也的确被驯服了，[113]但是它却被养在家里，不像北欧那样放养在林间空地上，因为东北缺少丛生的橡树，所以不能像北欧那样把猪养在树下，让它们吃橡子。在东北地区，和在中国内地一样，猪不是放养而是圈养的动物，人们用渣滓喂猪。[114]

在这些原始社团里，人们在森林中打猎，在鸭绿江、图们江捕鱼，其活动随着季节而变化。也许男子也帮着砍伐草木，清理耕地，但就世界各地的实例来看，从事耕种、收藏、管理以及农产品加工，以供日常消费的工作，都是女子做的，她们也喂养猪。这些工作和男子的工作不同，它有男子工作所不具备的常年持续性，这使女子成为社会中最稳定的分子，也形成一个以女子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因此，在满族及汉族中发现女性中心社会的遗迹是不足为奇的。[115]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定由女子实行统治，而只是在身份上，男子和儿童要依赖于为他们操劳的女子。在环境有利于农耕的发展，使男子可以持续地在田里工作，土地与男子而不是与女子建立主要的直接的联系时，男子就自然变成社会的中心了。

在松花江和牡丹江的上游河谷，即今日的吉林及宁古塔一带，情况相似但不完全相同。这个地区的气候较冷，冬季积雪深，森林较密，开辟耕种比较困难，对农耕的关注也较少。这里粟类的种植和猪的饲养起源很早，[116]但是从女子耕种转变到男子耕种则无疑较迟。这个地方的男子多半继续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活动。松花江上游河宽流缓，可以行小舟，河鱼很多，有的很大。因此，人们除打猎外，捕鱼的技术也很高超。无论冬夏，或是在岸上，或是在独木舟上，人们或是击冰取鱼，或是用钩、叉、网捕捉。这里也是使用狗拖雪橇的区域的南缘。[117]总的说来，这个区域显然是一个过渡地区，在农耕之外的其他经济活动方面，比汉人边地及高丽人边地的森林地区，要丰富和有力得多。

再往北去，其变化更加显著。直到近代，松花江及乌苏里江下游(二者都流入黑龙江)仍是具有特殊的河流及森林文化居民的居住地。在松花江及乌苏里江下游，女子耕种及养猪的工作不及松花江上游和牡丹江流域多。在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和堪察加，则根本没有这种现象，女性中心社会的现象也很微弱。反之，鱼猎技术逐渐发展，利用小舟和雪橇，男子的活动绝对比女子的活动重要。

沿着环绕东北地区“顶部”，并汇集南边的松花江及乌苏里江和两侧许多小河的黑龙江，这种差别进一步加大。少量的河流及森林居民占据着一些流入黑龙江的小河，同时养猪也变成养驯鹿。驯鹿在森林地区的应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离开河流而完全依赖森林资源的趋势。驯鹿的乳可以供少量饮用，但驯鹿的运输是大量的。[118]这形成了比草原游牧还要粗放的近于狩猎的特种游牧经济。

更往北去，西伯利亚的森林变成靠近北冰洋的苔原，森林中利用小队驯鹿运输的方式也变成苔原的利用方式，即着重于大群驯鹿的使用，这是个很不一样的经济方式。狩猎是次要活动，因为在苔原，驯鹿的作用有如草原游牧经济中的羊和马。[119]北冰洋及附近地区，差不多是处在中国历史范畴之外的。但事实上也不尽然，因为雅库特族和通古斯族以一连串逐渐变异的经济与社会，把这个地区与满洲、蒙古及中亚的突厥族联系起来。从苔原放牧驯鹿的居民，转变到森林中使用驯鹿狩猎的居民，然后又转变到用马。[120]这种现象在过去，甚至在今日，都可以在唐努乌梁海的山窝子里及东北地区的西北部草原上找到。[121]这里，嫩江在距黑龙江不远处发源，背之南流，后转流东向，入松花江，又回流到北方。沿着嫩江河谷的草原漫入森林，于是使用马的民族和使用驯鹿的民族互相接触。即使在现代，这两种生活方式仍可以通过达斡尔族以保持联系。在古代，当然存在从使用驯鹿的森林狩猎技术转变为利用马的草原游牧技术的南向移民;也有舍弃马群，而改换驯鹿及狩猎技术的北向移民。[122]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真正重要的历史发展可能发生在从东北地区到西伯利亚及朝鲜，并直达蒙古草原及东北地区南部的“汉边”的森林、河流及山地等地区。这里，一般的共同性被特殊的差异性所抵消，但是差异并非是支离破碎的，其共同性则形成一种不固定的中介，使之从一种特殊形式变到另一种形式，或是使二者混合而成为一个新形式。这种现象可以解释在东北地区东部及朝鲜北部通古斯族和朝鲜民族特性(体态的及社会的)的互相渗透融合[123]，森林地区南缘的通古斯族、满族与汉族特性的渗透融合[124]，以及东北中部及西北部通古斯族与蒙古族特性的渗透融合。[125]

这些发展的过程，可以从满族历史研究及东北早期民族及国家历史的考察中看出。这些早期民族及国家，包括上古的肃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5世纪)、东胡(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在东北及高丽间的鸭绿江两岸的高句丽(公元1到7世纪)、鲜卑(公元3、4世纪)、奚(公元4到7世纪)、建立渤海国(公元8及9世纪)的靺鞨(公元6、7世纪)、建立辽朝(公元10到12世纪)的契丹(公元4到9世纪)、建立金朝(公元12、13世纪)的女真(公元7到11世纪)及其他民族。[126]

清朝始祖努尔哈赤

在名义上，满族的历史起源于16世纪，伴随着辽河下游“汉边”以北及东北的各小国的战争。但是清朝始祖努尔哈赤的先代，却可以追溯到5世纪其祖先在松花江中游的三姓(满语依兰哈拉)地区居住的时候。[127]

他们起源于金朝( 12世纪到13世纪)的女真的外围部落，女真的特殊地位在13世纪蒙古征服东北地区及中国内地时被摧毁。他们自称为爱新觉罗——黄金部落，这个名字是从女真金朝的“金”字对应来的。[128]努尔哈赤在他征战的早期，自称大金，直到他的后继者建立了全新的朝代，才改称为中国历史中著名的“清朝”。另外一个贵族宗支叫做依尔根觉罗，意思是“臣部落”或“汉部落”，他们自称是被金朝所掠而囚于东北的宋代徽、钦二宗的后裔。[129]

这些松花江中游的部落并不叫做“满”，“满”这个名称直到清朝建立时才出现。中国称他们为建州人，建州显然是地区名，而不是部落名。[130] 15世纪中，他们自松花江中游沿牡丹江河谷迁移到后来建立宁古塔城的地方(早时也有城邑) ，然后又跨过今日成为东北和朝鲜边界的图们江，这时他们已经到了东北地区东部主峰的长白山以东。有些首领继续统治东北地区及朝鲜边境之地，但有一支却从长白山的东部迁移到南部，在流入“汉边”而形成辽河最大的北方支流的浑河上游住下。

努尔哈赤的事业就发源于这个“汉边”的边缘。他原来的地位是不可想象的卑下，虽然他也是个贵族。据《满洲实录》记载:在1583年，他被人两度夜袭，可见他没有掌握政权，没有卫队，也没有哨兵。有一次他半夜惊醒，听到外边有脚步声，于是拿起武器，把孩子藏好，又叫他的妻子出去，装做要解手的样子，他自己紧跟在后面。刺客没有看见他，他藏在烟囱后面，[131]袭击刺客并将其捉住。第二次他又以相似的方法捉到刺客。有人劝他杀掉刺客，他说

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食，粮食被掠，部属缺食，必致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彼必乘虚来攻，我等弓箭器械不足，何以御敌。又恐别部议我杀人，启衅不如释之。[132]

我们承认在早时，努尔哈赤曾率领四五百人作战，但这是若干首领的部下的联军，而不是他一个人的部属。他还是一个小人物，要亲冒矢石以表现其勇武。有一回，在进攻一个村子时，他爬到一个房顶上，跨在房脊上向下射箭，结果自己颈部中箭受伤。不过他的真正本领也许可以从另一个故事中看出。1584年，他率150人袭击某处，其中25人只有自卫武器。袭击失败了，在归途中又被其他部落截击，努尔哈赤杀死两个敌人，并用计策把他的部下都救了出来。他的计策是叫大家把头盔摘下，摆露出来，装做还有其他人埋伏的样子。[133]

和蒙古英雄成吉思汗一样，努尔哈赤起事低微。他青年时多半专力为在边境战争中丧生的父亲复仇，[134]这一点也与成吉思汗类似。对于努尔哈赤或成吉思汗，复仇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壮举，它是他们政治事业的一个重要阶段。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是贵族，却幼年丧父，而面临丧失其地位及部属的危险。如果他们不是通过复仇血斗及部落战争表现其领袖的天才，并逐渐增加其实力，两人也都有沦为普通战士或其他首领的附庸的危险。

在地位得到确保之后，两个人都各自开创了伟大的功绩。这一历史的发展，也许是因为在他们的时代，已经开始调整整个长城边疆两侧定居的中国帝国与外面“少数民族”部落的权利分配。在那个时期，无论是帝国的掌权者还是边疆上最有势力的人(在努尔哈赤时期是土默特蒙古) ，都被他们自己的既有利益所累，他们所损失的要比所获得的多。正是那些像13世纪初的成吉思汗与17世纪初的努尔哈赤那样的小首领，才能够自由行动，也知道如何行动。因为做了附庸的附庸，他们熟知各类权力，知道如何在部落世界及皇朝世界中自处。又因为可能获得的利益要比损失的多，从而激励了他们的雄心。[135]

16世纪末东北地区的政治

由此检讨16世纪晚期东北地方各小邦的政治，就不感觉复杂了。和他们的传说相比，现在所知的早期满族从松花江中游到东北地区东部及南部的迁徙，反映了一种明显的不稳定性。满族的传说，还有金或赫哲部落的传说，都讲述其在南方的起源和早期的顺河而下的北向迁移。但是赫哲族的传说和满族的历史记载又相反地记载一个溯河而上的南向迁移(如满族自三姓溯牡丹江南至宁古塔)。[136]根据这两种说法，我认为两种方向的迁徙在同时或交替地进行。有的部落从河流及森林地区向东北地区南部及黄河流域皇朝势力圈内迁徙，沿途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的部落却退回森林地区去，放弃他们与汉族接触所得到的特征，返归森林与河流的部落经济。

满族是12及13世纪建立金朝的女真的后裔，他们中有一些部落是真正的女真后代，但有的则是女真在其主力于12世纪侵入黄河流域时，在东北地区所留下的附庸的后裔。金朝灭亡的时候，其在东北地区的一部分非汉族部属投降了蒙古帝国，其他则退到松花江及乌苏里江。14世纪中叶汉族所建立的明朝，在东北地区的势力不如蒙元时期。因此，有一些北方部落乃再沿松花江及乌苏里江溯河南移，由松花江越过牡丹江河谷到东部的长白山山地，以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先祖的地区。在那里，蒙古军队撤离了，而汉族军队也没有来。

有一些部落到达汉族贸易及政治势力所及的地区，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如其直系及旁系祖先及同族人在过去几个世纪所做的一样。这种转变并不困难，因为他们的部落文化并不限于单一的活动，而具有多方面活动的特点。他们并不是突然地转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只是偏重于他们原来经济社会组织的某一部分，同时放弃了其他部分。他们原先握权的首领，可以利用这一过程来增加他们的势力。由于在环境上有利，他们向南部“汉边”的发展，比汉族北向的发展容易。对于汉族来说，向草原或森林发展的结果是减小农耕的精深性、社会的聚合性以及政权的集权性。所以，在汉族核心地区的边缘，建立“少数民族”的外围社会比建立汉族的社会容易。

由此也可以解释森林部落社会的改变。在松花江中、下游及乌苏里江的森林居民，一般为小部落生活方式，这种方式适合于狩猎，并可以利用整个森林地区。因为男子专力于渔猎，农作则多半在女人手里。这些部落在种族及语言上是亲属，但居住的分散使他们只有氏族组织而没有部落组织。虽然他们有一个比氏族更大的种族团伙，却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形态。它只影响到职业及土地的选择与利用，因为在河谷中农耕兼渔猎的人、河谷中只渔猎不农耕的人、用驯鹿运输在森林中活动而很少或完全放弃捕鱼的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当这些人接近汉族时，贸易和政治便改变了他们的价值标准，使他们成为汉族与远方森林居民之间的中介。这种倾向对各部落的首领是有利的事，对新兴贸易的控制与整个贸易活动的增加加强了他们的权力。不过，要利用这种发展，他们就得减少其移动性。这又使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受汉族的支配，虽然不一定是汉族的直接统治。他们要接受一种附庸地位、确定的土地范围，以及与汉官发生事务关系时的各种官方规则。这些条件限定了首领们的职权，同时也制造出一个新东西——封建组织。这种封建组织有几个特点，第一，它不直接起源于森林部落，而起源于这种部落与中国行政制度的接触;第二，森林居民的贵族虽然从家族首领的地位升为部落王公，并且也拥有确定的土地，但是还不够做中国皇帝个人直属附庸的资格。他们并非建立于个人的关系上——真正封建制度最重要的条件，而只是非个人的、中国疆吏的附庸。

在这种政治变化之下，其他变化也须进一步注意。接近汉族，拥有永久固定的土地，造成了狩猎的减少及对农耕的重视，因而发生了社会秩序的重要变化。过去的社会是泛泛的分工，女子在小块土地上工作，男子在广大森林中狩猎。现在，农业生产在增进并逐渐职业化，而这只有男子在田里工作才办得到。其结果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分工——农人与猎人的分化。因为在任何逐渐变化的社会中，统治者总是既保有旧秩序的利益，又抓住新秩序的好处，结果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狩猎成了贵族的权利。在这个边疆社会中，王公们占有土地，却不工作，他们的职业就是统治，而狩猎成了他们的娱乐活动，在经济上还是食物和财富的来源，另外又是战争的训练。在他们之下是有钱的自由人，拥有自己的农田，用奴隶、雇工或佃农来承担大部分工作;在他们之下是穷苦的自由人、奴隶、有钱的“少数民族”所雇来的汉族佣工或匠人等。[137]

东北地区和蒙古不同的一点是，这种混杂渗透现象不仅仅影响汉族和边疆社会。在东北地区，除“汉边”以北及东北的森林居民外，还有其北部及西北的草原居民。森林居民和草原居民不但分别与汉族渗透，他们之间也在互相渗透，[138]而产生出像距今日长春不远的叶赫那样的小邦来。我们曾说过，长春地区是东北三种主要环境及社会的会合中心。叶赫族的贵族有蒙古血统，[139]其人民为通古斯满族，其文化则为边疆汉族文化，有城池和很发达的农田，但也从事畜牧狩猎活动。

东北边疆上汉族统治的衰微

政治关系的稳定性，不一定会因这种历史的变化与发展而受到威胁。征服汉族是那种小边疆首领如努尔哈赤的祖先们所不敢想象的。他们最大的志愿是能受北京中国皇室的招待。这种光荣可以使他们感觉是皇帝个人的附庸，比做疆吏的行政属员更高。[140]这种荣誉不会引起对边境的侵扰。他们的活动范围使这些王公们的大志只在做一个重要的寄生虫。在税收方面，他们多半依赖发展中国贸易及类似中国式的农耕，这比直接被中国征服及统治要略胜一筹。在社会地位上，他们却依赖于将势力伸回原来的野莽之地，向与他们有亲属关系而比较“野蛮”，在政治上又没有组织的部落，索取真皮及其他可出售的猎获品。[141]

因此，稳定性在大体上是受中国内地(包括东北地区南部的“汉边”)的皇朝及其统治能力强弱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中国皇朝在边疆的影响并不弱，除非其内部先行腐败。国家收入的减少与中央权力的减弱成正比。各省会因士大夫阶级即充任各种行政官吏的地主家族的过分发展，而导致中央权力的减弱。当那些家族势力将其私利放在公职责任之先时，他们便互相纵容私有田地的逃税，国家收入则迅速减少。为使国家收入减少得不致太快，就得向没有政治势力的小地主和农民另征租税。这又增加了土地的抵押和转卖，会进一步造成国家收入的减少。中央政府权力低落的同时会发生农民暴动，而士大夫官僚阶级仍继续发展其私利特权，遂越来越超出法律的管束。[142]

政府与法律的衰微与私有财富的增加，使财富的风险与其增加成正比例。内部反叛及边疆不安与“少数”民族侵入的环境已备。但直到这时，最威胁汉族的还不一定是边疆的人物。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可以用“忠诚”来敲诈，他虽然不与明朝合作，只是利用它来加强自己的内蒙古边疆。但他还只限于在一种有限制的权力下建立其本身的特殊利益，他没有以其权力作征服整个中国的企图，除非他想用他宝贵的特殊利益为赌注，来博取征服中国以及在征服过程中同时战胜边疆及边疆以外所有竞争者的可能。俺答汗末年，察哈尔部兴起，取代了俺答汗所领导的土默特部。这可以证明那种企图之不易。[143]

事实上，非汉族的边疆人物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内地的人物一样，保护他既得利益的本能限制了他的政治眼光及活动的范围。以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新的朝代以及边疆各朝的兴起，多半基于中层阶级。他们丧失甚少，但其地位又高到足以使他们熟知统治的方法，低到足以使他们了解并领导不满现状的民众。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边疆的区别是，边疆民族有两类:一类接近中国，受汉族影响;另一类是远离汉族，而不受其影响。[144]这两类中的普通平民不见得会了解另一方的社会及政治机构。同时，“内边疆”与“外边疆”的领袖人物，却要设法保持平衡及原有的秩序，因为这样有利于其特殊地位。只有一种人可以自由利用新兴的不平衡势力，他们的所获多于所失，对“内”、“外”边疆又相当了解，这就是小的贵族阶层。[145]

努尔哈赤的功业及清朝的建立

像成吉思汗一样，努尔哈赤是属于这种阶层的人，他的家族地位并不很高。明代末年法律及秩序的腐败，使他父亲的权益受到较高的豪强贵族的侵害，这些豪强贵族受着腐化的中国边官的“善意中立”的纵容。[146]父亲的死亡，使他在同阶层中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他被迫发展自己的组织，领导并庇护比他还低下的人们，满足他们的愿望，而使自己出人头地，恢复其原有的地位，并继续向前发展。像成吉思汗一样，他首次受到尊敬，是通过给他的部属以权力和报酬的办法，他甚至善待并赏赐原来敌人的部属。这样，他造成了一批新贵族。为了保卫得到的权益，这些新贵族要与旧贵族对抗，而且不能中途而废，必须持续战斗，直到建立一个受他们控制的新秩序。

在东北地区建立的朝代，不可能获得大规模的胜利，除非在他们兴起的时期，旧朝代已经病入膏肓。契丹的辽朝(第11、12世纪) ，女真的金朝(第12、13世纪) ，以及满族的清朝( 1644—1911) ，都是这样。在他们能够大举侵入长城以南之前，由于草原地区、森林地区及农耕的“汉边”的邻近，使他们必须首先选择其边疆中心在草原或森林地区，然后再发动联合的边疆势力控制“汉边”。“汉边”虽然与黄河流域一体，但相距过远，地方特性很强。

到了16世纪初年，明朝腐化，蒙古族也已不能沿长城边疆侵入中国，这让满族有时间去熟悉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威胁性最大的蒙古人的活动是在南部(察哈尔部)和西部(厄鲁恃部) ，他们阻止了北方喀尔喀部的发展，同时又压迫东北地区的东蒙古。有记录说，满族并没有完全占领东蒙古，东蒙古最重要的几个部落都与满族结盟，以防察哈尔部的侵略。

在此前不久，努尔哈赤以血斗为父报仇，并恢复本部落以建立他自己的地位。他占领了“汉边”边缘上的一个军事战略地区，其北部及东北部为森林居民，西部及西北部为草原居民。这种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可以由一件事实来说明:草原部落首领企图与东部森林居民联合，攻击努尔哈赤。[147]他们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努尔哈赤的位置使他可以交替地攻击草原及森林部落。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包括努尔哈赤的满族的森林出身，这使他了解森林居民的情况，而在东北地区的汉族的影响下，他又知道同样受汉族影响的草原民族在种族上、社会上及政治上的特征。当时，在处理中国、森林及草原问题的准备上，他比任何人都充分。

控制了“汉边”，就可以进入中国内地。控制了临近的森林居民，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政治上将远方的森林及河谷居民并入满族。他们的语言本来就接近满语而不是蒙古语。控制了草原边缘的部分蒙古族、通古斯族和汉族，如呼伦部的乌拉、叶赫、辉发和哈达，他们集中于今日长春的东北、东部及南部，[148]就可以进入草原深处。这样，由边疆侵入中国内地的必要力量已经汇集，可以准备行动了。

努尔哈赤发展为侵犯者及东北边疆最大领袖的功业，始于1616年他自称为金汗的时候。[149]这个女真旧国号的应用，表示着一种部族的领导权。1618年，他发表了一篇有名的讨明檄文，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并表示将争夺明朝的天下。[150]努尔哈赤逝世于1626年，终年68岁，这时他已经征服了“汉边”的大部分。但是满族越过长城而侵掠中国内地，是此后十年的事。163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改国号为“清”，[151]这个新国号已没有部落的意义，第一次表示出企图统治全中国及长城边疆的野心。这个野心直到1644年才实现。这一年也就是一般所认为的清朝的开始，但在清朝官修文献中却以1636年为立国之年。

清朝开国时的军事与政治组织

从边疆争雄到大规模征战，其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对汉人的利用。仅仅占领了“汉边”这块地方还不够，必须要将它的农业经济及政治组织结合到满族势力中去，这就需要满族社会及东北汉族社会的重大改变。这个问题为西方学者所忽略，而中国历史学家，又因为民族及文化的自尊，也回避讨论。这个问题的要点是:在外族压力增加，同时又不能从中国取得援助时，边疆汉族社会的地方势力就会脱离中国，而投入非汉族的入侵者的政治力量中去。

努尔哈赤深知边疆汉人的这种情况。小型的满族“国家”，代表着以个人领导为主体的旧森林居民的家族团体与新的地缘结合体的逐渐妥协。在新的地缘结合体中，领袖不再是部落的领袖，他要保有设防城市并控制其周围的土地。那么下一步的发展就是如何对待部落的问题，是团结各部落结成一个有力的联盟呢？还是发展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的领土国家呢？

针对这个问题，努尔哈赤发明了满族的旗制，在这种制度下，小国的募兵和远地首领的部属都变成职业的常备兵。他用满族原有的“牛录”——一种封建性的征募制——作为核心。这个兵役差不多一半是世袭的(同家族或同部落的人) ，一半是以握有土地为条件的(对各个“邦国”的满人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1606年，又将其改编为四个旗。由于没有一个旗有明确的地域，这就把许多散漫的、封建征募制的小邦改造成了一个有职业军队的国家。每一个旗自世世相属的家庭中征兵来补充，但是一个旗内的家庭不一定来自同一氏族，兵伍也不一定按照从前的邦国编制。

1615年，四个旗增加到了八个旗。下一步是用旗来编制汉人和蒙古人，结果建立了独立的蒙旗与汉旗(这个蒙旗与蒙古部落土地组织中的旗不同。参加蒙旗的蒙古人，就脱离了其部落及其世袭首领的管辖，而成为国家军队中世袭的职业军人)。汉旗的地位也是一样。最终，若干整齐的八旗部队组建成功，他们分布在满洲、北京和各省。八旗部队的地方性并不是“封建”的，不会造成一些半独立的军阀，因为所有的旗丁服役都是全国性的。[152]

这样，对“汉边”的占领，就变成经过选择的汉人加入满族的征战以分享其利益了。这就造成满族以征募的方法，而不是像诺曼人在撒克逊英国所用的封建征服方法去统治“汉边”，满人在这里得到了所有的经济及政治资源。吴三桂于1643年引清兵入山海关开通北京之路的故事，[153]反映了满洲的这种历史。一般所传吴三桂这种行动的理由，完全是传奇式的。一般认为，他投降清朝是因他的爱妾被由西边攻入北京的叛贼掠走，他想利用清兵抗击叛贼(他们攻破了北京城，迫使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缢) ，以恢复明室。

这些说法忽略了吴三桂本人乃是东北“汉边”人的事实。作为一个高级军官，他在那里一定有重要的产业及家庭关系，也还会有许多已经降清的旧友。因此，在北京已告沦陷的极端纷扰中，投降清朝显然是他的一条出路。清朝也早就为这种叛变涂上了好看的色彩，待他们如招募的军人，而不是俘虏。这个解释与后来吴三桂的反清并不冲突，因为他降清的目的，是要从满族手中夺取那个满汉集团，使汉人控制在满洲颇为重要的“汉边”地区。

清朝初期汉人在满洲的影响

东北地区在满族统治下的最初150年，与明朝统治下的东北有显著的差异。[154]在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明朝统治下，汉族可以很迅速地发展到“汉边”。而国家为着本身的利益，要限制他们向这个边界以外发展，因为在这个边界以内，环境对汉人及中国都有利，但是超越这个界限后，农业制度的改变将产生社会变化以及在政治上脱离明朝而独立的趋势。

而以中国为主的谷类买卖、征集和运输体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与其政治利益相符合的。

当政治及军事中心改在东北时，这些因素就不再发生影响。移入中国的满、汉、蒙古各族领袖、将军和行政长官，都得到极大的财富及权力。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前往中国，因为满族在征服中国之后，要确保整个长城边疆的稳定，所以一定要留下可靠的人员来维持边疆势力的平衡，特别要注意的是早期满族部落与满洲西部草原蒙古族建立的联合传统。对这些人，不能不让他们在本地仿效北京都会的繁华。

因此，满族兴起的第一个结果，是把汉族的农耕、城池和工艺吸引到满洲内部，这比明朝的发展还要深入。[155]满洲贵族及蒙古王公使用汉族佃农耕种，开发他们的地产，余谷可以卖到森林及草原上去，这也扩张了汉族贸易活动的范围。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像汉族统治下那样发生社会及政治上与中国分离的倾向，因为当事者的政治目的不是要独立，而是要升迁到中国内地去做官。

对草原及森林居民的影响

在汉族及中国的影响深入满洲时，草原及森林居民也在向满洲南部的“汉边”接近。满族特别要增加自己的兵员，从与满族有关系的讲通古斯语的森林与河谷部落中征兵，可以避免被在“汉边”征募的汉人力量所压倒。其方法是给那些边远部落以“新满”的名号，以类似于旗但比较松散的制度去组织他们。[156]满洲东部及西部的满、蒙两种利益的平衡，则以另一种方式维持，即利用联姻的办法，使蒙古王公——不是蒙古民众——成为清朝皇室的盟友。[157]

从满族历史中，可以找出从“汉边”到西伯利亚旷野的连续性的一些环节。资料显示，满族最早生活在松花江中游和满洲与朝鲜边境的北部，随着他们从森林部落社会到在“汉边”附近成为附庸的发展，他们历史记载的范围缩小到吉林南部的一小块地方，包含一些简略的在北部的部落背景，以及西部通向嫩江及辽河上游的蒙古草原，南部通向“汉边”，东部通向朝鲜的孔道。这种缩小是很明显的，而其记载也都集中在最重要的历史发展上。当一个发展的方略决定以后，其中心地区即迅速扩展，开始略取周边地带。[158]

征服和稳定表明，在满族与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族之间，有一条连续的通道。但是在这条通道上，森林和河流附近的通古斯族向满族地区的移动，比满族向森林的移动，要自由得多。这里我们注意到通常使用的几个名词，少数民族在进攻时是“内侵”，败退时是“回撤”。而满族兴起时是征集边人从军，在清朝灭亡时并不是回撤到北方故地，而是解散这个朝代的边远部属。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2世纪初，当时的女真以他们的部落组织建立了一个统治东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的金朝，但在其灭亡时，其边远的附属部落却分裂成为若干没有政治联系的小族群。

这种从森林落后社会向农业帝国移动的重要性，可与现代的情况作比较。骑驯鹿或赶狗拖雪橇的现代通古斯族，与17世纪初年或12世纪的通古斯族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有的只是相对的差异。大部分西伯利亚通古斯族的主要制度已被摧毁，他们现在只是一个活古董，在其有限的社会及经济之外，再没有什么功能。他们保有一个传统制度，但与任何事情都不再发生关系。不过，在建立金朝的阿骨打时代以及建立清朝的努尔哈赤时代，通古斯族却有一个组织完善、功能良好的制度，与东北森林边界上的发展息息相关。他可以到南方，在一个比较开化、语言相似、社会形态容易学习的部落中服役。他可以升为将军，并且看到自己的儿子到北京做官。从骑驯鹿、划小舟、赶狗橇，转而进入一个大帝国的宫廷，不过是50来年的事情。

这种转变程度之大，有如今日的西伯利亚通古斯人学习驾驶拖拉机。而这种转变并没有间断，整个转变发生在一连串差异不大而为人了解的社会形态中，其转变也有先例。但是今日西伯利亚通古斯族的情况则不然。今日有一个间断，而且是非常突然的间断。驯鹿与拖拉机之间没有联系。在今日世界中，这种部落面对两种可能性:要么是革命，由一个世界突然跳到——不是转变到——另一个全无联系的世界;要么牺牲掉，像美洲印地安民族一样地受到一个历史不能与他们原有社会协调的文化的压迫而牺牲。

19世纪的满洲

如果忽略满洲的复杂背景，对它的现代发展就不能做正确的估价。19世纪初年，清朝已经从一个入主中国的边疆朝代变成一个中国的朝代，它在边疆的主要政务是保持东北的满族及蒙古族附庸的稳定。它已经发展到纯粹中国式的限制在东北的发展的阶段，有许多条例禁止汉人向“汉边”以外迁移，也有许多上谕叫满族不要学习汉人的城市化，而要练习其历代相传的骑射之术。[159]这个政策是失败的，因为上层满人及蒙古人需要汉族移民和佃户，他们也有办法逃避法律的管辖。

由于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发展，政治上有利用汉族移殖东北来阻止俄国侵入的必要。满族与俄国人的关系也有重要变化。在满族征服中国内地的时候，小队的哥萨克民族正在开发黑龙江地区。在满族看来，这些哥萨克人不过是半蒙古的部落，所不同者，是他们用火器而有较强的攻击力量而已。这时的满族和蒙古族，仍偏重于弓矢的使用。

19世纪中，俄国人的半部落式的艰难状况有所改变。随着俄国本部的西方化，俄国资本及工业达到了新的贸易水平并需要外销市场。西伯利亚具有殖民地性质，向西伯利亚部落征收皮贡(毛皮的高贵价格和轻小的重量与体积使它可以一直运到俄国和欧洲仍有利可图)的哥萨克人，现在受到了殖民地发展的压力。西方化的俄国需要一个商品的殖民地市场与农业移民，于是俄国人的压力跨越大陆，达到了蒙古和满洲。这一情形大约与由西欧及美洲到达中国沿海地区差不多。[160]

但是，俄国的发展有一点与西方不同，它代表了一个旧有关系的转变。西方各国在中国沿海的活动，从条约口岸时代( 1842年的《南京条约》)起，具有突然接触的性质。我们承认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活动之前，有一种旧式的贸易关系，但陆上渐行的接触与海上不速之客的突然来临不同。海上各国的活动对中国产生的不安影响，远甚于俄国的压力。东北地区相当重要，因为在这一角，俄国的陆上发展与各国的海上发展相遇，在这方面，日本的地位最为重要。

这时国际上已习惯于同“中华帝国”而不是“满人”打交道。为中华帝国计，对付西伯利亚殖民地变化的最好方法，是向东北地区和蒙古移民，以防止俄国人的侵入。这个政策失败了，因为汉人没有把他们的经济制度带到汉化区域以外去发展，其结果是，汉族只在东北的南部及中部大量发展，超过了这里原有的满人及东蒙古人。他们吸收了东北汉旗的大部分，使他们脱离满人，而与一般汉人融为一体，致使东北南部的“汉边”不再像一个特殊的边疆地区，而像是中国内地的一部分。移民的结果仅仅如此。汉族经济及社会的力量，不能够充分占据东北地区的北部[161]，而北蒙古的汉人，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经济联系，使他们与中国内地分离，成为蒙古游牧经济的附庸。

铁路的影响

随着20世纪的到来，铁路出现了。[162]这是整个中国体制中所没有过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新产物。而且，它反映了西方影响的进一步深入，即从商品贸易发展到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铁路不但带来了经济上的干涉，而且还有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干涉。这一点在东北地区尤其特别，因为它的平均铁道里数从一开始就比中国其他地区高。

这种发展虽然大大地增加了中国在东北的利益，却没有相应地加强中国的统治。这时的殖民经济具有与过去不同的性质。第一，它形成了大量的，而且每年增加的东北农产品及其他原材料的输出，它们通过由外国投资与外国管理的贸易，换成货币，然后供外国铁路投资以盈利。汉人在东北的增加，虽然在若干方面使中国内地与东北的联系较以前密切，但是另一方面，东北又开始与中国内地分离。这种分离却不像过去汉人之与中国内地分离那样，投入游牧或森林民族的政治范围。中国现在要和其旧地理范围以外的政治力量作斗争，那些外来政治力量建立在资本主义及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上，是旧日边疆的传统方式不能与之争衡的。

因此，从清朝灭亡到民国内战开始，一种新的地域分裂主义使中国深感不安。这种分裂主义有一部分相似，又有一部分却相反于旧日中国社会的细胞组织(若干自给自足的小单位之联合)的地域主义。每一条铁路，特别在它与外国资本支持的工业及商业活动有关时，就形成为中国旧地理区域内的另一个势力范围，而且在改变着这个区域内的土地经济单位及行政单位。整个中国社会因此受到外来势力的控制。但是，在普遍的屈从中，有一些集团却自行分出，一个作为中间人的买办阶级，在外国的商业、工业及金融业中服务的中国人群体，确实形成起来。他们利用所获得的利润，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除了受外国人的雇用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外，他们还经营自己的事业。

由此产生了“亚帝国主义”的现象，即一部分中国人剥削其他中国人和边疆民族。[163]在旧中国，曾努力抵抗外国入侵，这种抵抗自然是由士大夫阶级领导。这些士大夫来自控制中国农业经济的地主阶级，他们又支持着掌握行政及政治权力的官僚。现在，他们发现除去受外国势力的压迫外，还受到内部的因与外国人勾结而发财的新兴阶级的压力。即使士大夫阶级的家庭成员参加到这种新的事业中，或是新兴的家庭参加到地主士大夫阶级中来，这种广泛的对立只可能减轻，却不会完全消除。

这种情况构成了内战时期的背景，特别是1916年袁世凯逝世到1925年大革命开始这段时间，虽然“门户开放”政策在大体上阻止了列强势力对中国的瓜分，但它并没有完全成功，内战反映了若干军阀与列强的关系。在这些斗争中，有的属于中国新旧阶级之争，有的属于新经济势力向旧经济区域的侵入。后者在内战中的表现多半为对铁路的争夺。中国内地所有的铁路，原则上完全是国有的，就连那些以借款方式用外国资本修建的路线也是如此。但在事实上，控制一条铁路线及其经济补给区的军阀，却可以不受中央政府的管辖。

在满洲，这种新旧制度的混合包括着新的与旧的边疆发展方式的调和及斗争。铁路政治十分重要。如前所述，它们给了中国人以极大的向外发展范围。但是满洲的一南一北两条主要铁路，不但由外国人投资，而且直接归俄国及日本所有，由他们直接管理。从1911年的革命到1925—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东北的军事首领是张作霖，他是绿林出身，所以属于边疆历史中的旧阶层。但是，尽管他具有半独立的能力，却不能照旧的方式去做，因为他的活动范围已经不是中国、森林和草原，而是在俄国和日本的包围中。这些外国人不但与他在边界之外发生交往，而且利用他们的铁路及其他工业、金融及商业活动，侵入到他的领域内部。

遏制外国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中国的，是列强内部的倾轧。阻止日俄两国夺取东北进而侵入中国的，也是这种倾轧。直到俄国革命和苏联建国之后，日本才开始放手自为。英国在北宁铁路及东北其他事业的利益，不足以抗衡日本占有的规模及其直接控制的利益。“门户开放”政策在东北地区，从来没有像在中国内地那样地实行过。因为所有的海上列强都容忍日本在这一“角”的作为，以便维持他们从海上进入中国的一般利益，并与由陆路进入中国的俄国势力对抗。[164]因此，当俄国在帝国主义竞争中被淘汰时[165]，日本在控制东北的专利上，便获得很大的进展。东北在战略上为中国及蒙古门户的重要地位虽未丧失，但它已经陷入了比中国其他各地更殖民地化的地位。中国的其他地方是受着许多而不是一个外国的监管，这种控制虽不能使中国接受列强所要求的一切，却很可以遏制他们所不欢迎的一切。

在东北地区的防卫上，中国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他们不能利用列强来和日本对抗。在苏联放弃了一部分帝俄时代对中国东部铁路的管理专利权后，中国方面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设一个中国的铁路网，以防止日本侵略的深入，并且加强东北地区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中国人加强了对东北地区西部的蒙古草原的统治，并且以没收土地的方式加强对蒙古人的压迫，这是一种“亚”帝国主义的做法。它也给了中国新兴的、富足的、操纵铁路势力的阶级以剥削贫苦而没有特权的中国移民的机会。[166]同时，从广义的中国抵抗日本独占满洲的角度看，它也是一件对抗帝国主义的防卫措施。

日本在与东北及中国内地关系中的地位

一般认为，中日两国的冲突是内在的、必然的。但是更准确地说，日本内部的发展，使其在满洲所推行的帝国主义压迫为不可避免。对这一点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因为由此可以决定日本是否可以在东北和内蒙古承继长城地带式的历史过程，就像清朝那样，利用东北的中国人及蒙古人来征服中国。

日本的对外发展起因于日本的本身，而不是在东北的竞争。当1842年条约口岸时代开始时，中国正在由一个腐败的异族王朝和同样腐败的士大夫阶级统治着。国内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效地对付外来压力。因此，外国人乃得控制并主持其所携入的各种变革。但是在1853年培理( Per-ry)打开日本的门户时，日本正在其贵族的混乱却有力的统治之下。这个贵族阶级知道，他们必须与那些只能利用、不能抵抗的新力量建立联系，所以要设法掌握它们。他们改革了政府，废除了幕府，给天皇新的地位，但并不是由天皇直接统治，政权仍然在贵族手中，他们以操纵天皇的办法来集中已有的权力。[167]

日本的“西方化”，其实是其统治阶级要集中所有可以阻止外国侵略的一切必要力量，使日本自身成为一个强国。在这个过程中，统治者们获得了新的工业及财政力量，同时并不放弃或改变统治日本农业经济的旧势力。[168]农村生活程度之低下，给了新兴工业以极低廉的劳工。结果，日本可以用与其生产量增加的同样速度，向国外推销产品。不过，日本不可能开发出内销市场，因为其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变化，无法像英国那样配合资本主义及输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这种变革被贵族阶级所阻止，他们利用政府的统治力量发展资本主义，同时他们自己又统治政府，他们是封建的同时又拥有资本的贵族，而没有像在英国那样被新的资本主义贵族阶级所打倒。

贵族阶级既然控制着政府、金融和工业，又控制陆军和海军，日本的军队因此成为政府的一部分，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是政府之外的一个工具。这一点对认识日本的另一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即日本是一个工业原料缺乏的国家。陆军与海军的重要地位导致了对原料的控制要求，而不仅仅满足于对原料的购买。因此，日本之对外扩张紧跟着日本贸易的发展而来。日本抱怨自己是一个“无有”的国家(像德国和意大利一样) ，并不是强调其不能购买原料，而是要坚持在战略上对原料的控制。这种控制，对一个以和平方法向外发展的国家，并不必要。但对侵略占领者来说，是必要的。

因此，日本在满洲的地位，正如其在朝鲜及台湾一样，使日本与中国长城历史的传统不同，日本也不能接受这个传统。日本在满洲只是在地理上而不是历史上承继了满族。日本不能像满族那样利用满洲的中国人及蒙古人去征服中国，其原因全在日本，而不在满洲。统治满洲后，日本增加了原料资源，扩大了出口贸易，但没有能为产业家们开发一个满意的满洲市场，其原因和日本不能开发满意的国内市场一样。满洲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其生活水平，而日本必须要把满洲的生活水准压得比日本更低，因为如果提高被征服人民的生活水准，而不提高日本的农村生活水准，则会造成日本军队主要来源的农民严重而无法控制的不满，同时也使日本社会组织所允许的唯一剥削满洲资源的方法变成不可能。

固执地拒绝把自己的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日本就不得不从一次征战进入又一次征战。日本不能取得被征服民族如朝鲜人及在满洲的中国人的自动服役，因为日本不愿他们分享其侵略所得，反要他们替日本支付代价。而满族的征服方式有如造梯子，使东北西部的蒙古部落、南部的汉人、北部的森林居民，先后加入后来征服中国的军队。但是日本由于其在国内及后来在东北的政策关系，不能使用这种方法。日本的侵略方法是硬干，而且越干越难，他们不是步步积累，越做越容易。

只要东北地区受海外侵略者的统治，长城边疆就不得安宁。中国一定可以收复东北，因为日本的侵略方法比旧日满族的方法，会更早地达到其利润消耗的失败点。那时，长城边疆可以出现一个新的稳定局势，因为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把其他各国(特别是英美)都推到了一边。各国因不能阻止日本，便放弃了列强联合监督中国的制度，后来想恢复也不可能了。对日本的胜利，可以获得从这些间接的外国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新自由，中国可以开始放弃其内部的“亚帝国主义”做法，调整其农业、铁路、工业的关系，而不致像内战时期那样，使农业及其所支撑的民众附属于工业、金融以及新的统治阶级。这个过程的扩展，可以用过去所缺少的工业技术来联系整合农田、草原和森林。这样就可以在亚洲历史上第一次取消那种不同环境造成不同经济的情况，消除社会间的互相敌视。

第六章 中亚的绿洲与沙漠

中亚的辽阔地带

新疆位于蒙古草原的西端，正如东北地区在它的东端。和东北地区一样，新疆也常有草原游牧民族在其中移动。他们的移居与战争记录，构成了一个比东北地区的部落民族更为复杂的历史。从黄河流域的古代中国往西北走，汉族式的精耕而整齐的农田明显地为中亚式的绿洲农业所取代。绿洲农业也是一种相当细作的农业，只不过农田不大，而且分散，因而造成社会严重的分裂。[169]在中亚，汉族只是侵入，而在东北，他们却是扩张。如果说今天的新疆类似一个被蒙古和中国内地的势力扩张与改造了的地方，我们却不能忘记其更早的一个时代，在我看来那是个十分重要的时代。那时，中亚绿洲的势力乃是同时向游牧草原与农业中国扩张的。

在地理上，新疆的重心是天山。天山的北坡受西伯利亚的气候影响，森林茂盛。外蒙古山脉的北坡大致也是如此。不过，外蒙古诸山的南坡面对的是一个逐渐消失在沙漠中的草原，而天山的南坡却面对着大戈壁，一片极端干燥、雨量极少、没有真正牧场的沙漠。

天山的主峰均高逾二万英尺。[170]从上面堆积的冰雪中发源出许多河流，南流而入沙漠。每一条河在流入平坦开阔的沙漠地带以前，总要切过一些贫瘠的小山。这样就提供了一系列的从东到西分布的地点，当地居民可以在那里开渠引水，形成一个扇形灌溉区。越过少雨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171]，再往南，地形重又隆起，形成中国及其边地与印度分界的巨大群山。有不少河流从群山最前面的昆仑山脉发源，向北流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里山地与河流的结构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天山地区一样。昆仑山与天山向西部延伸，在帕米尔高原会合。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地域，其北、西、南三面环以山脉，只有东面是敞开的。这个椭圆地域是一个内陆流域，其中的河流无一东流，它们从北、西、南三面流来，均流入或试图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主要河流——塔里木河。[172]塔里木河本身是一条河道多变——特别是下游——的河流，其最后一部分河水流入罗布泊。[173]

在天山北面，也存在类似的地貌形态，不过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天山北坡的河流并没有汇合成塔里木河那样的大河，一些河流没入准噶尔沙漠，另一些河流则流入不同的湖沼。更重要的差异是，准噶尔沙漠不像塔克拉玛干沙漠那样荒裸不毛，其夏季雨水比较丰沛，并有一定规律，于是沿山脚形成一片连续的草地。在这个盆地的北部，地形隆起为阿尔泰山脉，其后面就是西北蒙古的湖沼地及大草原。[174]阿尔泰山的南边有许多小河流入准噶尔盆地，不过河流都很短。准噶尔盆地的西面是一片山地，包括阿拉套山、梅力套山、雅尔山、乌尔卡沙山和塔尔巴哈台山。

准噶尔沙漠大体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类似，只是没有那么荒凉。它也是一个椭圆形，东部是敞开的，西部却并非绝然与外界隔绝，那边有一些山口通到俄属土耳其斯坦的草原。在天山北麓，有一片重要的草场，阿尔泰山南麓的草场则更加肥美。这些草场可以使游牧人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连续地迁徙。[175]天山以北的河流，与南部的一样，也能灌溉一些绿洲，但是这些绿洲在历史上都被广泛移动的游牧民族所控制。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今日新疆政治边界之内的地理形势，但是，政治边界并不是限定历史事件的区域。在西方，环绕着俄属土耳其斯坦的南部及西部，到波斯和近东，有着同样的地理形态区域，包括山脉、河流、沙漠与草原的各种组合。在东方，甘肃与宁夏的情况也类似，这两个地区之对于新疆的关系，如同内蒙古之对于外蒙古的关系。[176]在新疆，环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各类绿洲的特点都相当突出，同时，其他特点也都是十分协调的。对于标准形态的绿洲的观察，应当与那些虽然只具备部分绿洲特征却同样对外产生经济社会影响作用的地区进行比较。

绿洲地理及农业

在中国、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埃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具有显著(不一定是全部)地理特征的绿洲，我认为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以上地区的经济特色以及在这种经济影响下的社会特色。由于这些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又造就了各地的特色。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历史的群体特征与方式。以上地区尽管彼此不同，但仍保存了其在原始时期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的共同性，如在适应环境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性，并不能仅仅以移民和文化输入来解释。

这里所谈的绿洲，是因沙漠(有时是草原)的分隔而各自孤立的区域，在绿洲内，一定要取水便利，才能人工用水以支持正常的农业生产。在典型的中亚绿洲，取水比在阿拉伯与北非的绿洲中容易，因为后者须从既难开掘又难以维护的深井中取水。在这样的绿洲中不可能出现早期的、原始的社会，它们只是后来的定居农业与游动畜牧生活的会合地。

在一个典型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环境中，毫无疑问可以产生早期农业。河水从高峻而覆满冰雪的山上流下，它切过低矮的沙梁，流入平地。在平地，它自然地分解为数条河道，在涨水的时节则形成湖泊和池沼。在低地是无雨水可言的——其雨量绝不可能支持农耕之用。依赖山地流水而生长的植物与靠不规则雨量生长的沙漠植物迥然不同。

在沙梁后面的山地中，猎物众多。在低地河流、湖泽的岸上的猎物不仅更多，而且更容易猎取。在浅水中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抓到鱼。据上个世纪的旅行家所记录的罗布泊居民的生活，可以说明掌握了一种具有极简单工具的居民是如何在塔克拉玛干的有水地带生活的。[177]自然环境允许一个依赖狩猎、捕鱼和摘采野生植物、水果及浆果的社会在那里生存。这些乃是发展有意识种植活动的基本前提条件。

而得以转变为农业的基本条件也是存在的。有水地区的野生植物茂密丛生，但可以用火烧的办法或以简单的工具清理出田地来。土壤本身也容易耕作，其容易到使塔克拉玛干地区的主要农具只需一个锄头，不但可以用它耕地，也可以用它掘土挖渠。人们用锄头的熟练程度曾博得旅行家及考古学者的赞赏。[178]由于这种轻而易举的引水灌溉方法而获得的报酬，甚至比黄河河曲黄土地带更优厚。黄土地区雨量的不均衡，促使在易于开渠的地方发展灌溉，这在边际模糊的绿洲(草原上的绿洲)中也是一样。但是在边际明显的绿洲(沙漠绿洲)中，雨泽的缺乏使灌溉成为十分必要。

这一点与埃及的灌溉问题很相似。水一定要从河中引来，而需水最迫切的时候水量刚好最多。每一次技术的改进，增加灌溉及耕种的土地，可以立即获得更多的收获与财富。在新疆，土地因为夏季的酷热而需要更多的水，这一需要可以由夏季山地冰雪的大量融化而自行补给。[179]同时，作物也没有被不合时宜、不必要的淫雨所摧毁的危险。所以，在埃及和塔克拉玛干的绿洲社会，人们只须在有限的范围活动，这些活动足以供给他们一切，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努力。不过，在黄河或者尼罗河的灌溉与绿洲的灌溉仍有区别，区别产生于土地规模的不同、公共工程规模的不同、人口多寡的不同。[180]

介于黄河流域与沙漠绿洲之间的是草原绿洲，由于其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草原绿洲在分隔早期不同的主要经济活动与社会组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安诺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的一些地方考古调查所发现的大量材料，[181]可以供我们研究这种绿洲。根据这批材料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沙漠绿洲适宜农耕，当技术上的条件具备时，即发展成灌溉农业。而草原绿洲的历史则徘徊在各种可能发展形态之间。证据清楚地显示，在中亚的这一地区，农业(由采集、狩猎活动发展而成，并与这些活动相结合的农业)显然比游牧活动出现得早，大概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之内。[182]在这之后，绿洲农业与草原游牧交替出现，耕作在间隙中得以恢复，但又被游牧人周期性地摧毁。

初期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多基于气候变迁理论，认为农业的消失是由于反复出现的气候干旱，这种情况有利于草原移动性人群向水草较好的地方迁徙。当雨量充足的气候周期性地恢复时，农业又建立起来。我多次指出，完全依赖气候的理论是不足取的。[183]气候的变化可以与社会变化同时发生，并促进社会变化的进行，但根本性的变化原因还是在人类社会自身的能力。当社会由于自身发展或受到其他社会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时，它会选择对边缘环境的不同利用方式，边缘环境往往允许多种活动的开展。

从定居发展到游牧

绿洲，特别是草原绿洲，对于动物的驯养是很有利的。有人认为被捕获的动物最初是用作“猎饵”，以推动狩猎的发展而增加猎物，而真正的驯养是第二阶段的事。[184]我认为用捕获的野兽作诱饵来狩猎是很重要的，并牵涉到“猎饵”的起源问题。但这种解释还不够，因为它不涉及驯养家畜的细节办法，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最能实施驯养马、牛、羊等多种牲畜？

答案是:一个绿洲社会。这个绿洲也许不是沙漠绿洲，但应是一块土地比较肥沃，有露天的流水，具有一般开阔草原特征的地方。在没有掌握驯养家畜以前，人们在辽阔草原上自由迅速地迁徙是困难的。这种人即使到了草原，捉到了动物(在动物年幼时是不难的) ，他们将如何饲养并驯化它们呢？事情的难度很大，所以只有一个结论:游牧牲畜的驯化并不是在草原上，而是相反，草原游牧社会只有在牲畜驯化之后才能出现。

牲畜驯化的机会较多地出现在那些在草原边缘从事农业，却依然从事狩猎活动的社会中。定居者比游荡的猎人与游牧者更容易驯化被捕获的动物。野羊可以很容易地关入笼中驯养。[185]驯养野驴的人多半是新疆边缘的绿洲居民[186]，而不像是蒙古或西藏的游牧人。俄国人成功地把亚洲野鹿关起来饲养，为的是把鹿茸割下来卖给中国人做药。在阿尔泰山与西伯利亚的乌苏里江地区，情形也是这样。[187]但是当地的猎人却从未这样做过，而他们本应是能从中受益的人。我在新疆看过哈萨克人养的野鹿，这一家人虽然是游牧社会的成员，却相当地俄国化。另外，虽然蒙古游牧人有时可以捉到野骆驼，却很难将它们长期驯养。[188]

有一件事实与动物的驯养有关联，即动物多在草原中或草原边缘的绿洲旁活动，特别是那些尚未被农业充分开发的绿洲(如新疆北部的那些绿洲)。野兽多半喜欢到绿洲来吃草，吃饱了再回到草原上去。在火器尚未出现的时候，似乎流行以捕获动物为诱饵来引诱野兽的办法。饲养用做诱饵的动物，进一步出现阉割动物的技术，这样使半驯化的动物更容易就范。毫无疑问，阉割知识对于草原游牧技术是必要的，[189]否则那些多余的大量雄性动物为争取雌性而互相争斗，这将使在毫无藩篱的牧场上放牧大群牲畜成为不可能的事。

逐渐地驯化动物，逐渐地积累放牧的知识，积累利用乳、毛却不伤害动物的知识，使原来依存于绿洲从事多种经济活动的人，可以完全依赖牲畜，而从绿洲中解放出来，持久地投身于草原。我认为，在这个转变中，特殊的草原养马技术与骑马技术是极为重要的。以前，在草原的边缘上，马是捕来吃的，后来有少量马被收养在栏内，起初是教它拉东西，后来则乘骑。(先教马拉东西，然后学习骑乘，看来是合理的。不过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亚洲的这块区域，羊、山羊、牛、马的驯化(如同新石器时代中国内地及东北地区猪的驯化一样) ，似乎不是游荡的狩猎民族的工作，也绝不是原始游牧人所为。它也许与部分地从事农业的定居人群有关。其后，在中国、中亚、蒙古三者相交会的地带，由于利用环境方式的不同，社会间的差异随之增大。这个地区的过渡性使利用环境方式的选择可以多样。农业中国与游牧草原的社会差异，使他们逐渐不能调和。在他们的侧翼，是中亚绿洲地带，其间的沙漠绿洲由于精耕农业的背景，与中国的关系较深。但是因为沙漠中运输不便，两者间的交通很困难。至于草原绿洲，因为它的过渡性质，故徘徊在中国式的农业与草原式的游牧经济之间。

在讨论游牧形态的发展可能性时，我们还没有提到迁徙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游牧形态的出现，是否可以说是从亚洲西部迁徙而来的，我想不是。自公元前第4到第3世纪骑马游牧一事见于记载时，汉族人已然知晓这种新的生活方式。[190]这给人的印象是，汉族不是被一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同化”为骑马人，而只是在汉族农耕环境的边缘迅速兴起了一种新的与汉人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

无论如何，移民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关注游牧生活的原始起源，重要的问题是，许多游牧生活所需要的复杂技术不能本地产生或引进，除非接受者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利用这些新技术并使自身产生“转化”的程度。我们知道，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地，[191][192]绿洲社会边缘上的草原社会远在中国长城地带产生游牧生活之前就存在了，但我们没有远方草原民族突然接近中国的确证。另外，考虑到绿洲以及类似绿洲的地区在地理分布上的广泛性，我们可以假定:第一，在不同的过渡地带的游牧民族是独立分散的;第二，移民、征服、文化引进等，[193]只能出现在这些不同的游牧民族开始在草原上自由移动并互相接触之后。

中国与中亚之间的次级绿洲

各种社会形态的不同多半是由于其活动的程度与行动的范围不同。史前时期的转变很可能就是由于这种活动程度与行动范围的扩展而产生的。赫尔曼已经证明，[194]中国与中亚的联系，甚至中国内地与甘肃、宁夏等周边地区的联系，直到公元前第3世纪才开始产生意义。这一点的重要性以前未被注意，由于汉族向西发展时，也带去了许多他们远古时代的名字与传说，因此造成一种印象并进而认做史实，以为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它们很晚才进入中国历史范畴——在远古便与中国有了密切的联系。这一说法很容易为西方学者接受，因为他们在研究欧洲历史时有重视移民与文化传播理论的习惯，所以热衷于接受一切可以将中国文化起源与中亚人口与文化移殖相联系的“证据”。[195]

赫尔曼的分析是基于对若干地名与部落名称的考察以及对中国人的古代地理观念的研究。如中国人在寻找黄河源头时，曾错误地认为远在新疆的塔里木河就是黄河的上游。[196]这种误解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幼稚的做法，即将旧名字与新地方等同起来。举一个重要的例子，赫尔曼提出，“昆仑”现在公认是自西藏高原至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山系的名字，但昆仑原来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部落的名字，最初也不是指西部，而是指在鄂尔多斯的边缘。[197]昆仑逐渐西移的结果，使它的意义及它所形成的传说逐渐丧失其真相。

这并不是说中亚与在黄河河曲地区发展的汉族文化中心之间有一个未曾超越的鸿沟。我想，这里所要说的是曾有一个原始的居住地带，它包括新疆的绿洲及中国初民所在的黄河河曲及附近的谷地，在这个地带中也许存在迟缓的文化交换与人口移动。[198]在其东部，谷地居民很容易地交往，而在遥远的西部，在塔克拉玛干的边缘，那些河水养育的绿洲则被沙漠隔绝。在东、西部中间，有一片可称作“次绿洲”的地带，特别是在甘肃西部，从兰州向西，沿南山北麓直到安西，从安西开始是艰苦的沙漠道路，西北直至哈密，再西到罗布泊。这个地理区域可以加上流入蒙古腹地的额济纳河地区和兰州到宁夏的黄河地区。这种所谓次绿洲(在新疆北部或准噶尔盆地也有这种绿洲)的特点是，虽然它们之间的交通情况不如黄河河曲谷地那样好，却比塔克拉玛干周围的绿洲强得多。

在这一大片地带上，原始居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很大的不同。换句话说，地理环境不是唯一的决定者，地理特点的差别的意义，只是表现在后来社会对环境的不同利用中。在对环境的不同利用中，这样或那样的环境特征可能会发生作用。

当黄河河曲地区的原始农业获得有力的历史发展，而凌驾于狩猎及畜牧经济之上时，这个广大区域的同一性允许它以农耕已然建立并由于灌溉发明而获得改良的地方为据点，向周围扩展。甚至在中国的这个部分，只要农业还是限定在最容易耕作的土地块上，就会有许多与绿洲结构相似的方面。灌溉技术的增进，灌溉区域的增加，使原来不太好的土地转变为最好的农田。随着无数类绿洲式农业中心的向外发展，便造成一个大的组合，一片大的地区，农耕技术可以在这里大规模地发展并改良。

这造成了中国早期历史视野的一个突然的收缩，中亚被掩去了。中国农业及以它为根基的社会及国家首先要面对自身，他们自己要更加成熟——完成这一必要的发展需要好几个世纪——然后才能向外发展，才能扩展到宁夏及甘肃西部的次绿洲地区。我们并不怀疑这些次绿洲的居民和黄河河曲的汉族一样早地开始从事原始农业，但是在这儿，天然条件不允许他们向外继续发展以造成一片广大连续的精耕农业地域。就连今日，经过多少世纪的凿渠灌溉的巨大努力，宁夏及甘肃的大部分农田仍然还是分散的绿洲状态。那些灌溉水平很高的耕作土地，有的面积虽然很大，但各区之间却被贫瘠的土地所分隔。在那些贫瘠的土地上，粗耕、旱作或者大规模牲畜饲养，都是比黄河中、下游更重要的事情。

结果，这些居民逐渐与汉族不同，不可避免地日益受到敌视，并被看作“蛮族”。到了某一时期，汉族文明的持续进化使次绿洲居民感觉到紧张。他们在其本身的进化中动摇起来，因为不能超出某种限制而扩充其农业地理范围，就有一部分人转而开发环境中的其他资源。驯化动物和在贫瘠土地上的放牧技术，是最重要的转变办法。因此，他们脱离绿洲而完全依赖草原。这种活动也要有管理放牧马群的特殊技术，它与农业绿洲居民及汉族旧日蓄养被捕动物的用马方法不同。

这里应该注意一点，我们不能在这些进化与差异产生的过程中，给种族问题以特别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在新疆相当重要的“阿尔卑”(Alpine)血统人在古代就住在那儿。在甘肃，特别是在具有绿洲特性的南山地区，也有其遗迹可寻。[199]我们可以相信，汉族文化中心以西的甘肃及宁夏居民的大部分和汉人具有同样的体态。直到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与农耕汉族为敌的骑马游牧民族突然出现为止，中国内地与其西部直接接触的居民在种族上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分别。我们不能划分明显的种族界限，虽然我们知道在后来的历史中，原则上是距离长城越远，其民族如突厥或蒙古族与汉族的体态差异越大。因此，各种证据说明:世界这一区域的移民、经济制度、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种族并没有特别的关系，要研究认识这些问题，须从文化差异中求其证据，并参考地理环境。

骑马游牧经济与近农区的牛马羊放牧活动被明确区分之后，历史发展的速率大为增加，这个时期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相当于周代，或称“古代”、“封建”时代(这个术语的使用须谨慎，并只能在一般方式上)的衰落时期，和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王朝帝国(其后的王朝几乎是连续不断的)兴起的时代。[200]其可以指示历史的其他主要政治问题是汉族与草原骑马游牧民族的尖锐而愈见重要的冲突;一条连接若干地方的防御工事所形成的统一的伟大的长城;汉族逐渐加强的对外发展与统治塔克拉玛干绿洲的企图。从整体上看，这些政治斗争可以认为是汉族帝国外向发展的结果。[201]

汉族向中亚的渗透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研究汉族渗入中亚的重要着眼点。我将此区分为如下阶段:当汉族充斥黄河河曲这个有利于他们农耕的自然环境时，他们建立了一个历史活动的重要中心，而减小了甘肃及宁夏“次绿洲”的重要性，因为那儿农业发展的天然限制使当地人不能有与黄河河曲地区相同的发展形式，其结果使次绿洲的部分居民有转而发展真正草原游牧经济的可能。这个发展会迅速建立起一个新的历史活动的重心。[202]这又发生了一个新问题:是由草原还是由中国来控制这些不能以其本身力量独立并大规模发展的次绿洲地区？

这个地区终究是由汉人控制的，因为他们比草原人更容易掌握这些汉地边缘的类似绿洲的地区。不过他们虽然可以控制，却永远不能使这些地区与汉地合为一体，因为典型式的中国广大地区中彼此相联的地方“细胞组织”，在这儿却被距离、交通，尤其是中间干旱的“非汉族”地区所破坏，使其不能把绿洲类的“细胞”本身团结起来，或与汉地结成一体。因此，在甘肃和宁夏，今天在表面上虽被中国文化同化，但其内部还多少保留着一些地域、社会及政治分离主义的强烈特征。

这些区域可以控制、同化，而不能完全结为一体的事实，使中华帝国的这一翼不能完全稳定。这就引起许多时断时续地在此翼的更远地方建立可靠的据点的努力。为了应付这一翼所遭受的草原人的威胁，汉族自己进行了深入草原侧翼的试验，这就是他们进入新疆塔克拉玛干及准噶尔盆地的原因。经过若干世纪交替的政治统治，这两个区域呈现的差异是，塔克拉玛干边缘绿洲的精耕农业特性，造成其倾向于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特征，绿洲间的沙漠上缺乏连续不断的牧场，妨碍了游牧人的移动。而在槽状准噶尔盆地的南缘及北缘，河流与河流、绿洲与绿洲之间完全是一片不断的牧场，在这儿，草原人可以径直进入绿洲，因此控制这个区域，而汉族则被阻隔于由甘肃西北部到天山(分隔塔克拉玛干和准噶尔盆地的山脉)东麓的沙漠以外。

因此，汉族在中亚的历史是一个帝国的征服史，汉族在这里不是发展，不像他们在长江及其南部那样将一个完整区域合并到更大的整体区域中，而是从远处征服控制。而且，他们也和草原上来的帝国竞争。由于这一历史特点，汉族在中亚的记载是不连贯的。事实上，他们对这个地区有效统治的时间在2000年中只有425年，可分作若干个时期。现今中国在新疆的统治是第五个重要时期。[203]

了解了绿洲本身的政治独立性，以及汉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对绿洲的不连贯的统治，了解了绿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与中国和草原的交通的可能性，就不难描绘这个中亚世界的一般历史状态。它是独立的，却不是完全孤立的。

塔克拉玛干的许多绿洲虽然都很相似，却仍然彼此分离。从绿洲沿河谷回溯，它所连接的河谷曾通过一道贫瘠的沙梁，再后面是高山。在一个较短的距离中，它通过许多不同的地区，含有不同的资源，却没有可以威胁绿洲居民的大股人群。从山上可以取得木材，只是因为运输的困难而不可能大量或大块地获取。金属(在昆仑山，是玉)可以从山中开采，还可以猎取野兽的毛皮，也有相当规模的牲畜贸易，这使一些绿洲中发达农业所不能供给的必需品和奢侈品，都可以从近处的山中取得。绿洲间没有任何贸易的需要。因为这个原因，这些绿洲居民在种族、语言、文化上虽是一体，彼此却完全漠不相关。绿洲土地之小也阻碍了其政治发展。某个绿洲中所产生的剩余人口、粮食、器具及财富使它偶尔可以攻击并占领一二个其他的绿洲，但没有任何机制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也不能混合组成一个新的较大的国家。所以它仍然会分裂，恢复其原有的状态。事实上，对绿洲的有效的贸易和有效的征服，只能来自绿洲以外，如中国或草原的势力。

行商路线与贸易

这许多绿洲终于由一道环绕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大路体系连接起来，它像一条线，绿洲像是珠子。在历史上，第一条道路叫作“丝绸之路”，它从甘肃西部到罗布泊，然后又沿昆仑山麓到和阗、莎车、疏勒。后来汉族又打开了穿过塔克拉玛干北部绿洲的交通。[204]其有两条干线，每一条又各有变迁。东路从甘肃西部到哈密，它避开了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却不免受草原方面的袭击。西路从甘肃的敦煌朝罗布泊西行不远，再转而穿越塔克拉玛干到吐鲁番诸绿洲。这条路经过极为艰苦的沙漠，却可避免草原民族的袭击。控制塔克拉玛干北缘的大道，是若干世纪以来中国对分布于塔克拉玛干南北的新疆绿洲所取政策的战略要点。毫无疑问，这条路的重要性之所以超过早时的“丝绸之路”，是出于这个战略，而不一定是想象中的气候变化(逐渐干旱)的结果。

塔克拉玛干北缘由东到西的主要交通线穿过整个天山南麓，从哈密直到喀什，中国称之为天山南路。它在喀什与丝绸之路会合，完成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环形。从喀什有一条山路穿越群山，到今天俄属土耳其斯坦的费尔干纳、浩罕和撒马尔罕的绿洲地区，然后又有路通到波斯及整个近东。这条路的重要性是可以使商队从近东直达中国，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不经过草原，也就不受草原民族的要挟和干扰。[205]

一般认为，中国维持西部交通孔道的政策，是由于其对远方贸易的需要，特别是丝绸的输出，认为这种体积小、重量轻而价值高昂的货物，可以有利地换取中国所没有的奢侈物品。我认为不然。[206]在我看来，中国初次向西部的发展是因为黄河中游地区的人口爆满，于是很自然地要扩展到宁夏及甘肃的半绿洲地区。但在这个地区，地理条件使汉人不能像在老家那样做到中国化，因此也无法避免政治上的混乱和阻止其投向草原游牧势力的趋势。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就必须进占更远的据点以攻防草原的侧翼。

贸易只是这种政策的结果而非原因，当然贸易的发展可以成为继续这种政策的次要手段。因此，我认为贸易起源于汉族各种活动的调整，以求适应一个在若干方面与中国相似，在若干方面却又不同的环境。中国维持这个政策所付的代价很大，推行这个政策的经费不能以征收当地田赋——中国内地主要的财源——的办法来获取，运输粮食回中国的费用也太高。租粮固然可以供给当地守军，但中国不可能把绿洲尽行征服以供剥削，叛变太容易了。统治绿洲的方法必须是设法使之倾向于中国而不致倾向于草原。

对中国和绿洲两方同时有利的贸易是自行发展的，但也是这种政策的结果。不过，多数绿洲的产品是完全相同的，尽管有些地方产金，有些地方出玉，但对必需品贸易的需求却很少。长期贸易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换，丝(后来又有茶和瓷器)是中国的输出品。金、玉、良马，喀什以西的五金、葡萄干一类的珍味，奴隶、歌女、乐工等都输入中国。

这种贸易与绿洲的居民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他们的统治者的事。但它却适合于中国的政策，因为它有利于绿洲统治者与中国的政治联系。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物品交换(常常被称作贸易)多半由向中国宫廷进贡，又将赏赐从天朝带回“忠实藩属”的使臣经手。这种形式部分地掩蔽了贸易的真相，但我们却不能怀疑其一部分结果是某些个人由此而积累起很大的财富。

在天山南路的东段有几条山路从哈密到巴里坤湖和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这儿，沿着准噶尔盆地的南缘，从东部的巴库尔经古城子、乌鲁木齐、玛纳斯到乌苏，叫作天山北路。在乌苏又分作两条路，一条向西北到塔城，这是从准噶尔盆地到俄属土耳其斯坦的哈萨克草原的通道;另一条则向西至伊犁谷地，也可以通到哈萨克草原。

北路绿洲的结构和南路一样，所不同的是北路绿洲对草原是开放的，草原征服者可以沿着北路绿洲移动，其历史因此比塔克拉玛干绿洲要多灾多难。[207]大量的人口更换时有发生，绿洲中畜牧和农耕也交替发展。和这种情况相反的南路绿洲则各自形成一个“口袋”，其农耕与人口都相当稳定。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汉族的统治从一个绿洲发展到另一个。而在草原民族强盛时，他们可以席卷北路的绿洲，却只能越过山来一个一个地攻击南路的绿洲。这两种控制方法对各个绿洲统治者的影响要比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大。

宗教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

建立于新疆南北地理结构中的政治机构，大略如此。不过我们还得讨论一个绿洲历史的特殊问题——宗教的重要性。

在公元前最后的两个世纪汉族势力第一次大规模地在新疆活动后，佛教于公元1世纪在塔克拉玛干绿洲中占了优势。许多名著讨论过佛教自印度经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传入中亚的经过、它向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它的历史和文化影响、它所介绍的文字和经典、它所受的希腊影响——特别在雕刻这一方面，从鞬陀罗到新疆，一直东向以至到5世纪北魏(一个草原游牧民族的帝国)时代所建的云冈石窟、佛教经典的翻译以及从汉到唐到10世纪之初方告结束的中国僧侣经中亚到印度求经的阅历。[208]

但是，在中亚佛教于社会与政治上的重要性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注意。简单来说，我认为佛教在新疆的建立迅速而稳固，因为它给绿洲社会以其自己不能产生的东西，一种他们在政治统一上所不能表现的经济及社会的统一。寺院使这些政治上分裂的绿洲有了共同财产权。同时，寺院的权利与威望也不会威胁绿洲王公，因为寺院的活动虽然可以补政治统一之不足，却没有造成一个新的政治势力来代替并威胁王公。相反，寺院的高级僧侣形成了一个联系各绿洲王室的索带。

佛教在新疆的作用，可以从它在中国的失败对比来看。在中国，它曾经几次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结果还是没落下去，成为没有政治作用的宗教。我想，这是由于绿洲的小规模的社会不允许在世袭统治者与真正权力之间产生一个官僚阶级。而在中国，权力多是正式地由一职业的官僚阶级掌握和执行。这个阶级也是地主阶级，他们在全国执行各处地主们所赞同的政策(当然，这里面也有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交替)。

在中国社会组织中，并不缺少什么而需要佛教来补充。相反，它的集体的、非个人的、土地占有权的利益，与士大夫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它拥有的深奥知识也足以和严谨的中国学术与中国文书相对抗。士大夫的官僚阶级不但有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且还有一个很完备的职业规则——儒学。所以在佛教势力发展到令士大夫阶级感到相当危险的阶段时——例如唐玄宗( 712—756)及唐武宗( 841—847)两朝——它就大受攻击。[209]这种攻击也许是在推崇道教或其他方式的掩蔽下动手，不过它们要得到士大夫阶级的支持才会发生效力。还要注意的是，当其势力发展到最高或没落到最低时，中国佛教总是与皇帝本人及其政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使这个问题不限于寺院本身，而涉及到统治者到底是皇帝还是官僚阶级的问题。

其后，公元7、8、9世纪(唐代)在新疆活跃的摩尼教、景教、回教和波斯拜火教的重要性，可以证实我的看法。除回教以外，这些宗教都传入中国，却没有能普遍发展。景教对蒙古草原民族有相当影响，一直存在到14世纪。但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成为一个真正的草原宗教，因为它只与王公们发生关系。王公们虽然统治着草原游牧的牧人，其生活却是半城市化的。

这些宗教都局限于近东与中亚之间的绿洲或类似绿洲的地区。由于产生于城镇人的多种文化，周围虽有田地却被沙漠或草原与其他的类似社会所隔绝，它们可以满足并加强那些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各个集团居民的观念。这些宗教在新疆兴旺发展的时期，信教的多半是住在那里的外国商人，他们住在沿着主要商路——那时是从甘肃西部到吐鲁番，从吐鲁番越过天山，再沿着北路的草原绿洲往西——的主要商业城市中的聚集区中，这种商人也可以在沿吐鲁番至喀什道上的沙漠绿洲中见到。这条路是一条辅助交通线。他们聚集的居住区——那些社区比个人更稳定——足以令人回想起19世纪中国的条约口岸来，吐鲁番是陆路到中国来的上海，西安就是当时的汉口，是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前哨。所不同的是这些外国人还不是政治兼经济侵略的代表，他们只是中间人，在土耳其斯坦的绿洲城市中，他们不表达什么，也不改变什么，只是在原有的东西中加上一点点。因此，他们带来的宗教只是把东西交通线上与自己有关的团体联系起来，而不与佛教及已有的当地政治形态争衡。

新疆的回教

到了10世纪，俄属土耳其斯坦的突厥人给新疆的回教(伊斯兰教)以新的政治地位。他们迁徙到撒马尔罕、浩罕、费尔干纳地区的绿洲，并掌握了那里。然后，他们又迁移到塔克拉玛干的绿洲地区。这就像蒙古和准噶尔盆地的草原民族有时掌握天山北路的绿洲，然后又翻山进入吐鲁番、焉耆、库车一样。[210]但是在14世纪蒙元帝国灭亡之前，回教还不能代替佛教及其他宗教，察合台部下的蒙古民族统治东、西两土耳其斯坦而以西土耳其斯坦为政治中心。此期间已经使用突厥文字，并信仰回教，其社会重心也自草原移到了绿洲。蒙元帝国之衰微与灭亡，以及草原民族政治势力之衰微，使回教能乘机掌握绿洲地带。

回教，如同犹太教、基督教、景教以及摩尼教一样，发源于一个企图调和游牧与绿洲社会的文化，要建立一个城市、帐幕、田地间，以及商人、农民、牧人间的共同观念。在文化与历史上，回教与其他宗教相近，但它比其他宗教兴起的时间要晚。而在对与其有关的各宗教中，它也具有改革运动的作用。称回教(伊斯兰教)徒为北非、近东与中亚的新教徒，并不是太过分的事。

这种改革的推动使回教在西域得势时，其政治性比佛教还要浓厚。它重新改造绿洲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用武力强迫佛教徒改变其信仰，并改革落伍的近东支派。虽然回教不能把所有分散各地的绿洲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机构，但它造就一个所有西域各民族所共有的观念，类似为一个民族的感觉，突厥文因此占得重要地位。回教还推进到宁夏和甘肃的半绿洲地区。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强有力的侵入者及信徒的殖民地，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发展成一个半少数民族，一个自处于汉族之外，不愿受人统治，汉族也未能完全同化或征服的“少数民族”。

中亚的满族与回族

与回教在西域最后的一次征服同时，汉族沿长城边疆的势力却在明朝期间( 1368—1644)整个地退缩。直到清朝平定新疆，中国没有在中亚从事于帝国政治的活动。当汉族进入西域时，他们只是企图攻击草原的侧翼，打破西蒙古准噶尔或厄鲁特的联盟。[211]因此，他们很像是臣服于蒙古民族的回教统治者的盟友(特别是在哈密和吐鲁番一带的绿洲)。后来，清朝的统治变成了回民最畏惧的权力。回民在他们聚居的西北地区，于明朝时曾凌驾于汉族之上，到了清朝，他们的地位却受到威胁，因此“回乱”震动了整个19世纪——1818年、1826年、1834年、1855年(在云南)、1862—1877年(在甘肃和新疆)、1895年(在甘肃)。

在最大的一次战争中，即1862—1877年，造成了新疆的现代转变。这一次战争部分地与1855年开始的云南“回乱”同时进行，但是西北和西南的回民的动作并不一致，因为二者间的交通很少。[212]由于几乎与长江流域非回民的太平天国之乱——一个1851—1865年的农民暴动战争——相同时，所以这个甘肃与新疆西北回民的战争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期一连串以推翻满清为目标的离心运动之一。这时候在中国的西方列强的政策是支持清朝，支持清朝作为中国人民的主宰和列强的爪牙。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1911年。

甘肃的回民在血统、语言和文化上是中国人。另外也有少数群体用突厥文，并保有其中亚的血统，[213]他们居住在一些分散的、有较好灌溉农业的类似绿洲的地区中，拥有土地，并且在人口上占优势。而在其他一些相同的地区中，汉人拥有土地并占有优势，占少数的回民则从事贸易。就整个甘肃来说，人口是汉人占优势，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214]但是，回教及其社会组织是绿洲生活机制的发展，他们有较大的联系性，比起从中国广衍的农耕地区中搬来而不习惯绿洲孤立环境的汉人要强得多。因此，我们放下特殊的争论不谈，甘肃“回乱”可以说是一种利用中国中央政治力量的衰弱，以回民较高的统一性及实施能力来压倒甘肃境内组织松懈的汉人的企图。

新疆不但因甘肃的叛乱与中国暂时隔绝，而且它也是发生叛乱的地方，其中有一次叛乱是回民所造成的。回民的人口在新疆北部绿洲占多数，特别是在从乌鲁木齐到玛纳斯和乌苏地区。这些回民是14和15世纪移民甘肃及陕西、宁夏之一部分的讲突厥语的回民的后裔，和大多数甘肃回民一样，他们之中以晚时归依的信徒人数为多(收信徒的方式主要是收养小孩) ，结果他们的语言乃改变为汉语，而且其文化特征和体态也都汉化了。在17、18世纪与准噶尔部战争之末，有若干队的甘肃回民被清朝移民到新疆北部去开垦绿洲，并恢复建立了在绿洲上的固定政府，行使对草原民族的主权。[215]回民的“叛乱”是与甘肃的“回乱”相类似的。

塔克拉玛干的绿洲是这一系列战争的第三个主要区域。在这里， 14世纪回民军事和宗教的优势留下了家庭政治的传统，仍保持着新疆与西土耳其斯坦或俄属土耳其斯坦的绿洲的联系。属于察合台一支的成吉思汗后裔各王公们——这时已经是穆斯林而与一般蒙古人大不相同了——在权力上已不如和卓部。[216]这一个宗教部落是16世纪布哈拉一个教长所创立的，其活动包括政治及宗教两个方面。这种现象是适合于回教发展要求的，它要在分散的绿洲世界中，以宗教力量来完成纯粹政治办法所难于达到的政治统一。

18世纪清朝解决准噶尔蒙古问题之后，就设立了一个殖民地行政机构来统治新疆。天山南路的主要绿洲，一部分由和卓家族的后裔统治，一部分由其他投降清朝的贵族统治。这些分散的绿洲的政事，由居住当地的中央官吏协管。[217]但是，整个统治者与属臣的问题却没有完全安排妥当，因为清朝没有继续征服西土耳其斯坦的绿洲。在西部绿洲独立的和卓部不时地企图在新疆，特别是在喀什，重建他们的势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喀什的哈萨拉阿帕的家庙是一个重要布施收入来源。[218]

当清朝的统治力量被回民叛乱所暂时切断时，这种企图又见活跃。但是，在这个叛乱中，和卓部首脑又被阿古柏伯克(Yakub Beg)——一个军事冒险家及从前的舞伎所篡夺。阿古柏伯克在喀什以纯粹绿洲回教的方式，自立为宗教及政府的首长，控制了莎车与和阗，并沿天山南路向东发展。[219]

在这个时期，回教的团结力与优越性使它在宁夏和陕西的一部、甘肃的大部以及整个新疆的绿洲环境中，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超越了汉族。但在此之后，回教在西北及中国中亚的成功却迅速地崩溃了。绿洲回教徒在面对异教徒时达到了其最大的团结，其后各种经济及地方利益开始表现出来。甘肃回民对汉族的政治胜利却不能使他们在对外贸易上脱离对汉族的依赖。不同的政教家庭，以回教各宗派的名义，开始争夺回民内部的领导权及对外的回、汉关系控制权。新疆北路的回民无法向南路的绿洲移动，阿古柏伯克争夺领导权的企图造成了比反抗清朝统治所进行的争斗还要激烈的战争。准噶尔草原、天山及帕米尔高原上讲突厥语的游牧回民，则在进攻绿洲或完全回避绿洲的两个方向上犹豫不决。[220]

在此期间，清朝依靠直接或间接的外国援助，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现在他们可以派遣大批中国军队，包括一部分受过西式训练并挟有新式武器的军队，开赴西部。这些军队由著名将领左宗棠指挥。[221]一般人认为，这支军队由甘肃一直胜利进军到新疆。事实上，在战争的初期，左宗棠也被回民打败过，[222]此后他倍加小心，重新恢复了主动。甘肃的平定，全赖承认在回民聚居中心一些拥有实权的回人家族的地位。中国人可以向朝廷报捷，但是对回民施政和收税，却必须通过没有正式爵位但拥有实权的回教领袖。这种办法一直是甘肃回、汉合作的办法。

进到新疆以后，清朝军队又改变了政策。最重要的一点是阻止北路讲汉语的回民与南路讲突厥语的绿洲的联合。办法是以回民为叛逆，而与讲突厥语的被外来野心家阿古柏伯克所胁迫的回民妥协。这也很容易，因为和卓部还有人在某些绿洲中，他们惧怕阿古柏伯克比惧怕清朝统治还甚。这个政策的结果是，南路绿洲望风而降，阿古柏伯克从者星散，其本人自杀或是被人毒死。[223]与此同时，北路的回民因为曾经虐待蒙古民族，使草原民族对之怀有敌意，[224]北路绿洲常被攻击，被杀的人很多。

中国军队恢复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外表上与从前一样，而实际上却是一些汉人官僚家族执掌大权。在中央政府权力衰弱时，他们成为事实上的世袭的军事及政治首领。[225]

新疆的政治及经济状况( 1911—1928)

这样，现代新疆建立了。在1911年的革命中，它没有什么变化，而实权很快被一位有内战经验的官员获取。直到1928年被刺身亡，他一直用民国的旗号，为自己统治这一省。

在这个时期，包括准噶尔盆地的新疆，与长城边疆的东北及蒙古两部分大不相同。中国军阀“亚帝国主义”利用新的铁路网超越了古代的“汉边”，能够深入内蒙古及东北，但这种“亚帝国主义”在铁路经济势力不能到达的新疆，却不能活动。在新疆，外国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也不如在中国内地。在新疆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只限于英、俄两国，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侦察他们在俄属土耳其斯坦及印度的边界是否有被对方攻击的危险。[226]当探险证明了在帕米尔和西藏都没有易于入侵的道路时，他们也就不再留意新疆的问题了。

汉人则继续用他们的旧方法统治下去，他们自信是征服者，可以镇压一切内部的叛乱。但事实上，他们不论是经济、政治或军事，并没有实际的力量，只是因为不太令人反感所以被接受。他们将绿洲与草原、山地与平原、城市居民与农民和部落居民、回教徒与异教徒分而治之，并监视当地所有的贸易活动。

从1916年袁世凯之死到1928年大革命建立民国政府的内战期间，汉人在新疆的征服者形象对统治者和人民都很重要。但“征服者”的军备极差，某些军队也没有受过近代训练。他们不可能向俄国或英国索取军备却不给他们进入并控制新疆的机会。军备不可能从内地获得，因为在路上会被沿途的军阀截留。这样，其唯一的统治方法只是尽可能地以保守的态度维护各被统治民族中重要人员的利益，维持各经济区域及民族间的平衡。

缺乏强制性的输入与输出贸易也有助于这个平衡的维持。与中国内地距离之远以及交通之困难，[227]使奢侈品贸易成为唯一有利可图的贸易，也促成了汉官与汉商间的特殊联系。在新疆必须推进传统式的繁荣，以免对汉族的统治产生怨言，这种怨气是汉族官员所不能以实力去压制的。因此，必须让绿洲中的要人积累土地，让草原上的要人积累牲畜，而粮食、衣着和其他的日用品又不能太贵，汉族官吏亦不能径直去“榨取”百姓。[228]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传统中国，个人财富增加的办法是通过政治腐败——士大夫统治的必然结果。士大夫统治的基础不是军事的，也不是经济的，而是儒学道德标准。这个标准在事实上的表现是几个模范官员两袖清风地退职，而大多数人却是宦囊饱满地退休。因为他们直接以行政官员和地主的地位剥削人民，所以对于独立贸易获取利益，而把一部分本属他们的财富拿走的事情，颇感不满。因此，其趋势是对任何超出地方控制的商业活动，加重税收。

在新疆和在蒙古及其他边疆一样，直接对非汉族的民众收税，将使他们集怨于汉族政治的代表人物，这是一件危险的事。因此官吏自己放开手而让商人去剥削民众，他们并不剥削商人，却与他们合伙，就像蒙古王公活佛与突厥伯克和巴伊(财主)们一样。在新疆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对外的奢侈品贸易和对内的必需品贸易不能以所需要的货币支给利润。在中国的军阀式“亚帝国主义”时代，中国人所有的财富大量地集中于条约口岸，存在外国银行里，受外国的保护。在条约口岸的租界和外国人管理的地区以及香港、大连等地，也有反常的中国土地投资，而造成膨胀的虚构价值。从内地搜掠而来的财富都集中在外国旗帜之下，内地纸币的价值乃见低落。在新疆也有这种情形，虽有好几种纸币在流通，[229]而大家都没有储备金，其价值完全是虚构的。但是，因为距离太远和缺乏银行，新疆的钱很难汇到沿海来，所以官吏们唯一的聚财方法就是和商人合伙。商人又和各族的富人合伙。外来移民需要把他们的利润留在本地，官吏与合伙的商人把他们的利润投资于本地土产(特别是羊毛和棉花，这是这种货物维持轻税和低价的一个原因，也让他们出得起商队的运费)。当这些货物用商队运到中国内地铁路的起点，再转到条约口岸售出后，货款就可以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如果不是生产能力的增加，这种剥削的结果一定是完全耗竭这个地区，尽管消耗过程是逐渐的。但是因为没有战争和大股土匪，也没有荒年——利用高山融雪灌溉的水量，在夏天是不缺乏的——人口就可以一直增加。就亚洲的情况而言，人口增加就是生产力的增加，因为由此可以多征集劳力从事挖渠工作，从而增加耕地的面积。

但是汉族在新疆的统治逐渐发生了动摇，要解释这个矛盾，我们需要详细说明。中国和绿洲社会自身的技术发展，都有一个自行的限制。如果以技术能力为常数，它有一个最高点，到了那一点之后，每个绿洲的灌溉工作就不能再增加。土地平坦使淤积增加，还有盐碱的积累，这在沙漠气候下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大部分边缘土地就需要长期休耕(淤泥和盐碱，以及洪水冲击被战争毁坏的渠道而造成的损失，是许多绿洲被放弃或沙掩的原因。而一般认为这种变化是气候变迁的结果[230])。

绿洲繁荣到顶点时，就完成了草原与绿洲相互关系历史循环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绿洲居民不得不开始侵入草原。在草原上，有一些他们获得的土地——如果他们有力量能够从游牧民手中拿到的话——是过渡性的，可以耕种几年，直到肥沃性完全消耗为止。有些土地则在雨量充足时才可以耕种。另有一些土地是可以永远耕种的，只要改变耕作的方式，如前面讨论蒙古农业时所说的，用粗耕或耕牧并重的方式。结果，发生了一个脱离绿洲社会结构的趋势。

近年来新疆就发生了这种变化。讲突厥语的农民大量地向天山北路迁徙，[231]有一些人在天山北路绿洲中得到土地而从事农业，这些绿洲地区因为回民在叛乱后被大量残杀而人口减少，可以容纳移民。有些人却径直迁徙到游牧民族最适合耕种的牧场上去，这就立刻发生了经济影响，并引起政治上的紧张。在这种地区，可耕种的牧场是游牧民族极重要的冬季牧场。由于气候酷寒的关系，好的冬季牧场比好的夏季牧场要难得的多。[232]

中国边疆发展的高潮

在新疆和在其他边疆一样， 1929年是中国“亚帝国主义”的高潮。[233]那一年，中央政府对半独立的长城诸省的统治力最大。移民运动在内蒙古及其以西和东北的蒙古平原极力推行。中国铁路的发展，特别是在东北的发展，[234]抵抗着外国控制的铁路的渗透，这就像是用一片火来抵抗森林火灾之蔓延一样。这些主要政策是国民党制定的。1927年与共产党决裂之后，国民党放弃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原则。这个新政策的实质，就是我所谓的“亚帝国主义”，[235]是指他们放弃了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推翻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的目标。一个新的目标是，在新型(西方式的)实业家与银行家和旧地主的联盟下，在外国势力全面控制中国之前，抢先把整个内地及边疆都统一起来，而由组织严密的中国团体来领导并统治。在边疆方面，这就意味着对一切边疆民族加以统治，以在边疆的发展来补偿沿海地区丧失给外国帝国主义的权益。

1929年，这个政策在东北北部的冒险失败了。它企图使已经放弃旧日帝俄时代所得的一部分政治权益的苏联，无代价地放弃其中国东部铁路的经济利益。这个企图被苏联以武力打破。其结果证明，当某一个国家对中国使用武力时，诸列强不会再加干涉。苏联在打破这个企图后就撤兵了，并没有提出什么特殊难堪的帝国主义条件。但是，在国际上，这个中苏问题的解决办法却没有被重视。反之，日本却把苏联1929—1930年的自卫改造成其1931年的公开侵略，并强占东北。

上述事变很重要，因为日本的侵略具有深远影响。其后几年，经过国内的几番艰苦斗争，证明国民党的亚帝国主义或国内帝国主义政策不能确保中国免受真正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政策乃被修正而且终于被放弃。[236]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统一战线”使中国内地与边疆的关系出现新转机，并造成了汉人与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回族等的共同防卫联盟，这样就又回到了孙中山最重要的原则上来了。[237]

这种转变的过程可以在新疆看出来。新疆与内地的距离以及在他们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独立及半独立军阀的存在，使新疆的少数汉族人自外于中国的政治和内战。这就像是在印度的少数英国人在与英国断绝交通后企图继续其对印度的帝国主义统治一样。[238]

国民党没有能够直接统治这个省，但它所代表的思想却传播到新疆的汉族统治阶级。在这个时期，汉人统治下的各民族间原有的和谐，逐渐转变为紧张和敌视。这是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的怪诞结果。在这个长时期内，一些人从南路移到北路，农业伸进了草原，土地所有权集中到绿洲内城镇的富翁之手，这些变化改变了各区域和民族间的经济及政治平衡。这种敌视状态之深刻，使统治者不能再如旧日那样，依赖于没有训练、武器不良的易地招募的军队，用一个地区统治另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压制另一个民族的方法。[239]它需要显示一支有力的中国武力，为此，当局开始购买军火。

这一详细的情形没有公开，大概是怕苏联的经济控制，[240]并利用英国担心“苏联教唆暴动”的弱点，而向在印度的英国人购买军火。[241]这种军事示威的结果却是一个大失败，因为一下就暴露了其实力的空虚。

在长时期的汉族稳定(或貌似稳定)的统治下，蒙古王公、哈萨克和吉尔吉斯酋长、讲突厥语的和卓以及其他贵族的特权和俸禄都逐渐减少，当然他们仍可以与汉族商人和官吏勾结着弄钱。在天山南路诸绿洲中，还有一个“土邦”留存下来，那就是哈密。1925年左右，哈密王死，于是决定取消“土邦”制度，代之以中国的直接统治。这个决定的真正原因是要增加赋税收入，以支持汉族统治所需的军火。官方称在中华民国以内，世袭王公制度应该逐渐取消。对哈密人也立有保证，说在民国统治下税率不会增加。但是土地清丈以后，人们很清楚地知道税率虽未增加，可丈量的单位却减小了，实际上税收是增加了，于是叛乱乃起。[242]

在第一次接火中，中国的“新武力”就崩溃了。军队溃败，枪械则被叛军收缴。叛乱的危险散布到各地。地方军队中最精锐的蒙古军不肯与回教徒作战，因为他们最能干的领袖人物被汉人刺杀——汉人惧怕他的政治力量。[243]同时，甘肃和宁夏也发生了一场回教徒的战争——部分是两个回教领袖之争，部分是回汉之争。甘肃的一个领袖马仲英攻入哈密绿洲。绝望的新疆当局征用白俄——他们大多是俄国革命战争后逃到新疆来的。但是这些穷了多年的白俄一经武装，就立刻开始寻求自己的利益。后来，一支中国军队进入新疆，这支军队曾被日本人于1931、1932年逼出东北，退到苏联，先被扣留在西伯利亚，然后又遣送回新疆。[244]这时，另一个因素开始发生作用。

苏联近期的影响

关于此后的事情，详细的资料很少而且并不可靠。但我们必须讨论长城以外与中国边疆广泛接壤的苏联。虽然缺乏新疆的详细资料，但这却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最好起点。在东北边界上，苏联防备着日本侵略的威胁，外蒙古也被逼与苏联紧密联合。逼迫外蒙古的原因，首先是一个由日本支持的中国军阀的伐蒙企图，[245]另外，外蒙古又必须摆脱以外蒙古为反苏根据地的白俄。后来，日本侵略的危机使外蒙古喀尔喀部更倾向于苏联。但是在新疆，苏联并没有“推行政策”的必要。这里，我们需要研究苏联在新疆影响的特点，一方面可以判断它在中国历史的旧形态上施加了些什么影响，一方面也可以判断苏联是否自遥远的内陆侵入中国，以对抗日本在沿海的侵略。换句话说，苏联是否如日本在东北那样有一个控制中国外边疆历史的政策。

苏联自称其经济体制无须再进行出口市场的竞争，因此就不用在他的边界之外施加政治影响。但是，苏联在自己境内所做的事却大大改变了新疆的经济地位。从1917年到1930年，中国的内战和各省间相互征收的苛捐杂税，使内地经内蒙古至新疆沿路的贸易日渐衰落。外蒙古的独立及否认其对汉商的债务，又关闭了穿过蒙古的商路。新疆对印度的贸易也无法增加，因为越过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的运输极为困难。[246]

由于土西铁路的完成，五年计划整个地改变了进出新疆的运输问题。这一省最富足的地区是西部及西北部，从哈密经内蒙古到铁路起点的包头，最短的商路为1200英里，如果一切顺利，约需90天，汽车平均至少是12天，但是没有固定的班期，价格也贵到只能经营客运和奢侈品运输。但是，从塔城或伊宁到土西铁路还不到200英里，而且公路良好，可以用低价运送大量货物。就连从喀什越过山地，商队也只要12天就能到苏联铁路线上。而从喀什到中国铁路线最少有2500英里。

对外贸易是新疆的官吏和商人所必需的，在对中国内地的贸易日渐衰落、对印度的贸易不能增加的情况下，新疆就和外蒙古一样，不可避免地在经济上成为苏联的一省。[247]

在外蒙古，苏联的政策无疑是利用权力来解决蒙古族全体人民的利益。外蒙古内部的政治变革和社会结构变革推翻了作为统治阶级的王公和喇嘛，由苏联援助的经济变革更确定了这种政治变革。结果，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统治下的喀尔喀蒙古获得其前所未有过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全国民众也享有了较高的生活水平。[248]

新疆的情形大体也是一样，虽然比较混乱一些，因为这儿有多种形态的经济，多种语言、宗教和种族团体。当新疆因其内部的情况而发生政治动荡时，情形大体如下。

苏联没有关闭边界而坐视中国境内各部的自相残杀。但是，新疆却不再存在一个唯一的当局机构可以和苏联办理交涉。就连汉族统治阶级也分作了几派。各族之间也分为若干派别。有的派别中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249]吁请苏联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实行干涉以“恢复秩序”。苏联以自己的方式来回答他们的吁请，确实来协助恢复秩序。苏联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不希望边界有战事。

但是苏联所要的秩序并不是单纯地把来自甘肃的军队击败，扑灭各种叛乱，恢复原有的仍然会产生动乱的那种秩序。苏联也不愿意协助甘肃来的军队以武力建立一个回民的统治来代替非回教徒的汉人的统治。建立积极而永久的秩序必须开辟发展及进步的余地，消除过去逐渐形成对立最终酿成叛乱的不平等情况。如果简单地以苏联的统治代替中国的统治，则叛乱的根源依然存在。

所以苏联的利益在于促成一种稳定的社会形式，尽量消除以武力控制其他民族、宗教、文化或经济活动的做法，并开始建立省内各利益集团的平等的、比例合理的代表制。显然，被援助来恢复秩序的还是汉人，因为省内已经平定，其统治者仍然是汉人。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派汉人得势，也不知道他们的组织。但看起来是一个旧统治阶级、东北军人及过去没有显著参与政治活动的地方人士的大联合。[250]

至于恢复秩序的方法，我们知道苏联曾供给军火，甚至飞机。[251]而且，苏联军队曾以阿尔泰军队的名义开进新疆。[252]由新疆汉人招募的白俄部队仍继续服务，[253]而这种人不会迅速布尔什维克化的。所以这个军事行动也是一种联合行动，目标也不是造成一场迅速而且深刻的革命。[254]

秩序恢复之后，苏联军队立即撤退。苏联军队没有留在新疆来一个日本式的征服，这里面有其他的意义。以中国人为主体的联合，在恢复秩序上不能完全靠武力。已经恢复的秩序也只能用清除严重不平之事的办法来维持，否则叛乱又会发生。

这样造成的改革之一是各民族间较大的平等。[255]政府官员是依才能选任，而且各族的人都可以像汉人一样地被选任。[256]为了帮助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要广泛推动教育。[257]而过去，回族和蒙古族的教育只限于宗教，汉人也只需要训练一些翻译来传达政令。[258]过去各族民众之所以受压迫——不仅被汉人，而且被他们自己的王公、酋长、活佛、伯克、巴依、地主等——是由于其知识的贫乏。可以想见，今后会出现一个迅速而广泛的民主化运动。

还有，因为这些改革是进步的，受到苏联政策的支持，苏联没有利用其势力对新疆进行帝国主义的统治，对苏贸易仍然在促进这种进步，其总的结果不是苏联强加过来的控制，而是新疆自己向苏联的靠拢。这就是我说过多次的“反式联合”现象。[259]苏联势力因此扩张到其边境以外，这不是一个用力量夺取的过程，而是苏联政策所鼓励的民众行动的结果。新疆没有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归属于苏联，但学会了如何帮助自己，他们自愿地要寻求更紧密的合作。

如果这种倾向苏联的趋势与外蒙古一样地遇到汉族欲来征伐的事情，则新疆或不免公开与苏联联合，其结果将与外蒙古的情况类似。但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阻止了这种发展。中国放弃了“亚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国本身也开始向苏联接近。苏联也以经新疆运送军火的方式，援助中国保卫自己的独立。这一条生命线因为大半寄托在回(甘肃与新疆的回族)、汉关系的融合上，中国自然不会再来压制回民。[260]

广义地说，这些现代的变化也可以联系到中国在中亚的历史。草原的周期性崛兴，间之以中国的统治及绿洲的崛兴，这种模式是与草原和绿洲生活之不能协调有关系的。在草原经济与汉族及绿洲农业经济之间是混合与粗耕经济。草原居民、汉族、绿洲居民都不能向这种混合经济“进化”，因为这种混合经济乃是立于单纯经济制度上的社会的“退化”。由于同样的理由，各种社会形式的内在的困难也阻止了中国机械化工业的兴起。然而，只有工业才能联合这些不同的经济形式，以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结构。

我们可以说，汉人在中亚统治的结束代表着旧式绿洲崛兴循环的完成。但是，继之而起的并不是原来那种草原崛兴的反循环，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统一现象。其规模比过去历史上的任何循环都要大，并影响到草原、绿洲和中国内地。在这个新阶段中，苏联势力的侵入可以大略比之于昔日西部草原少数民族的侵入，[261]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比较，因为苏联势力之进入蒙古、新疆及中国内地不是凭武力进入，而是由受其影响的民众所引入的。

按:在讨论蒙古的一章中，我试图尽可能利用直到最近的历史记录。但是在这里，要一直写到今日苏联的政策却不可能。因为1939年战争形势从亚洲扩展到欧洲后，苏联政策已有改变。这是很明显的事情，不过尚不知其详情。

1940年1月2日《纽约时报》登载了其驻华记者德登((F.Tillman Durdin)的一则消息，其中写道:“与苏联在新疆的控制并进的有物质进步及政治现代化……有一个省参议会作为政府的顾问机构，各民族也派代表出席各种全省性会议。”

有一篇未署名的德语文章叫《中亚政治》( 1939年2月在维也纳及北平发表) ，被《皇家中亚协会杂志》(1939年10月号)的《俄国对新疆的控制》一文引用，其颇为不快的形容:何以“俄国跑进来运用他的阴谋和权力”。但是，它也提到日本派到新疆去的回教“先知”，并提出其中三个名字。文中对于“反帝阵线”似乎存有一些公正。德登说“反帝阵线”在新疆是占有优势的。

同时，新疆的情况和蒙古并不完全一样。在这两个地方，日本的推进及威胁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们在其他情况下是不会接受和苏联亲近的主张的。他们和苏联的接近，是被事实所迫，并非是苏联思想及宣传引诱的结果。

蒙古与苏联的接近，使苏联的思想及政策可以在一个同类民族，同一经济中，广泛而均衡地发展。而在新疆，受其影响的人语言不一，宗教不同，各自有着不同的经济制度。苏联思想及力量的影响自然不会平衡。中国和苏联都需要以多种方法，处理众多民族。因为中苏两国的当前问题是要在一条辽远而困难的路上运输军火，可以预料，中国的统治及苏联影响的渗入都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族、区域及政治团体的支持。

第七章 西藏高原

地理因素

许多世纪以来，沿着北方长城边疆，中国不但抵御外来的侵略，也限制自己的人民向外发展。因为汉族过于深入草原环境时，就会与中国分离。相反地，在南方，无论怎样发展，汉族都不会与中国分离，而只能为中国增加新的土地，并逐渐同化吸收当地的居民。[262]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在云南、贵州等省，特殊民族仍然很多，他们的经济与社会表现出趋向汉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们仍保持其固有的语言和某些独立的部落。所以，南方是一个开阔并有无限深度的边疆，而北方则是一个想要关闭却未能真正关闭的边疆。位于中国西南部的西藏则是第三种边疆地区，它的历史是受那个难以逾越、无法侵入的地理环境特征支配的。

西藏那片高原分隔着中国和印度。它也是流入中国内地的长江与黄河、流入印度的印度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入暹罗的湄公河、流入缅甸的萨尔温江的发源地。[263]这些主要河流的上游直伸入西藏内部。还有

许多较小的河流发源于高原的边缘。像那些大河一样，它们穿过峡谷，从高原流到低地。沿这些峡谷往来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其间有些地区也相当开阔，可供农耕。有的山谷有足够的雨量，有的则必须引水灌溉。[264]

作为供人类居住的西藏地区有如下述。它的中部是一片很高的高原，一部分是山，一部分是原地或起伏地。它的气候是介于干旱与半干旱之间，雨水被阻隔在四周俯瞰低地的群山之外，在中部起伏地的周围有许多河流(东部及东南部最多)从高处流下，可供农耕。但耕地没有连续大片的，它不过是大片山地周围的许多“袋”状地，一个个镶嵌在那个人类无法生存的大高原的周围。其五分之四的垦殖地区散布成一个弧形，从拉萨西部雅鲁藏布江河谷到东部，再绕到东北部的甘肃边境。[265]交通非常困难，不论是邻近山谷之间还是横越中部高原以达远方山谷，都是一样艰难。

在中部高地有一些草地，可以支持游牧，但是其中很少有能与蒙古相比的草原。[266]每一片草地几乎都可以由一条或数条切开西藏边缘山地的河谷进入，所以除了游牧民族间的接触外，中国及印度的社会、西藏外围的河谷居民及其内地，都与这里有社会接触。这种文化、经济及社会往还的汇合，使西藏中部成为来自远方各个地理区域及不同社会势力的集合点。

在西藏边缘的河谷居民大多——如果不是全部——可以说是非严格意义上的西藏人，这是从政治和语言等方面而言。在比较根本的意义上说，他们是一些“袋”中社会团体。他们起源于中亚、印度、黄河流域、中国西南部的长江森林区、缅甸边境，现在却从西藏高原的壁窗中俯瞰他们过去的土地与乡亲了。他们住在一种被山岭而不是沙漠包围的绿洲中，与印度、中亚、黄河流域建立于灌溉农业上的社会有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很脆弱而且古旧。通过伸向四川及云南的河谷中，他们也与古代长江流域的傣及其他部落有联系，[267]这些部落的后代现仍然以森林农业(比真正中国式农耕粗放得多)、狩猎以及与草原游牧不同的一种畜牧方法为生。

西藏人的社会起源

要说明像西藏民族这样散漫而血统复杂的民族的历史特点，我们需要用功能分析的方法。这些人最初为什么并如何迁徙到通向西藏各河谷的“袋”中来？他们又为什么并如何从河谷又迁徙到内部的高原并发展了必要的畜牧技术？在对环境的社会适应过程中，又引起了什么样的社会及政治发展？

山地居民，特别是当他们分裂为小团体时，时常会被看作是由较强的部落逼迫到遥远山谷中的“难民”，这并不一定完全正确。要想知道它的真正情况，我们必须先考察其社会结构。

例如，在草原的边缘地区，当农业进步代替了游牧社会时，原游牧社会中有些人会就地改事农耕，并被农业社会所同化。这些人一般不是原游牧社会的首领而急于“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相反，他们通常是原游牧民族中最弱最穷的、在游牧经济活动及游牧社会组织中没有什么特殊权益的人。而原来有钱有势、拥有大群牲畜、而且手下有人替他们干活的人，多半带着他们的家人部属远走，撤退到农业社会统治力量所不及的远方草原地带。[268]至于游牧首领所提倡的农业，是一种附属农业，他们喜欢在武力监督之下，令外来的农民耕作。这种农民与居统治地位的游牧民之间有很大的社会差别。[269]

上述情况可以让我们用来对比那些向深山“撤退”的居民的情形。我们可以假定，原来在山脚下的社会，受到内部变化或外来侵略的影响，发生了巨大变革。而反抗新秩序最卖力的人，正是其本身利益依托于旧秩序、在新秩序中损失大于所得的人。这大概就是领导向深山“撤退”的个人或阶级，他们也带着部属远撤，以维持他们所要维持的本身的地位。换句话说，这个“撤退”是代表着一个旧民族或旧社会在新民族或新社会之前的退却，同时却又代表着“撤退”团体的统治者的胜利。他们保存了本身的利益和地位，而不管他们所离开的地方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变迁。

这就是西藏周围河谷中早期历史的特征，这可以由过去西藏境内保留的旧社会形式(如一妻多夫制及母性社会制度) ，和西藏社会的地方统治者，不论是贵族还是宗教领袖，都对其部属施行强力统治的事实来证明。

我这里所述只是一个梗概，因为缺乏早期历史材料和对西藏社会的特殊经济及社会的全面研究，我们不能说得更多。但是，大概地讲，我们可以很自信地假定一种历史过程:为了躲避其所敌视的社会变迁，以求适应新的环境，并在社会结构变化中维持他们原有的地位，他们必然要经历艰苦复杂的变革。由于这些变革，高原周围各地就进入了其自身发展的进程，而这些进程终于汇合为西藏的历史。

西藏的农业与游牧业

西藏农业不是本地起源的，它只代表了其他地方形成的农业制度向艰苦地区的推进。它的“原始”形态大半是由于其农具之简陋、收获之贫乏以及人民之穷苦而造成的技术退化。

同样，西藏高原的气候和植物情况也不构成畜牧技术自发产生的条件。西藏的游牧民族一部分源自河谷居民，这可以在他们(尤其是东部和南部的人)常常在政治及社会上受河谷贵族及宗教团体的支配上看出来，[270]如果有机会，他们随时会转变或返回到农耕状态。[271]另外，西藏游牧民族的帐篷、里面的火炉，具体而微地表现出在定居社会那种火炉上加盖一个临时住所的样子。[272]另一部分西藏游牧民族则起源于由北方移入的真正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可以在比蒙古草原及甘肃半草原更坏的环境中生存，因为他们已经熟习了游牧经济的技术。真正的草原游牧与类似村落居民放牧家畜的半游牧的混合，也可以从今日散布在西藏北部的已经藏化的蒙古游牧民族中见到。[273]

西藏的游牧与农耕的关系虽然近似于中亚和蒙古的草原与绿洲关系，但这里也还有显著的分别。大部分的西藏河谷比中亚开阔的绿洲更易于抵御游牧民族的攻击，因此河谷成为权力与财富的中心，其南部及东部的游牧部落也就不可能脱离河谷部落，而只能在他们手下放牧牲畜，不能成为独立的草原势力的部属。只有玛楚河即黄河上游的果洛族(果洛的意思是叛逆)具有这种独立性质。他们对于西藏的独立，也是靠着与甘肃撒拉回的传统的同盟。[274]撒拉回的来源和语言都始于突厥，[275]他们也与回民及中国内地分离而自卫。再往北去，柴达木盆地的辉特蒙古，[276]虽然是16世纪征服西藏的蒙古人的后裔，并仍然由草原力量统治，但其地位却日见低落。环境的贫乏使他们不能大规模地发展草原形式的财富，他们也不能如西藏游牧民族那样与绿洲发生联系。

因此，大体而言，西藏的草原经济次于农业经济，游牧民族次于农业居民。边缘上的游牧经济一方面使在各个河谷聚集的定居经济产生各自的差异，另一方面又维持着其间的交通，却不在政治上控制他们。所以，西藏的似绿洲的河谷社会并没有出现像土耳其斯坦各绿洲那样的极端分割状态。新疆中部的盆地及其周围的绿洲，正好与西藏中部隆起的高地及其周围的河谷村落相对照。但是塔克拉玛干却不似西藏高原那样具有联络性、流动性，以及拥有附属性的游牧部落。这一点很重要。不过，在西藏交通线上的移动极为缓慢，例如，从拉萨经巴塘到康定的牦牛商队需时三个半月，从拉萨到拉达克的阿里要120天。[277]

西藏各个分离的社会在内部结构上也不像中亚绿洲那样统一。除了因农业以外的畜牧副业所造成的差异外，灌溉及非灌溉农业之间也存在若干差异。就地形说，在拉萨地区这两种农业是交错分布的。拉萨地区便于与许多农业地区联系，它又处在农业集中区与外围牧场之间，更重要的是，它是东北面的中国内地与西部拉达克的转接点，所以成为整个西藏的重心。

不过有趣的是，西藏各散漫部落的政治团结，并不起于拉萨，而起于拉达克，[278]这个地区一般不认为是西藏本部的一部分，因为它远在西面，在政治上属于印度帝国外围之一的克什米尔。在拉萨建立统治全西藏的王国的人是从拉达克来的征服者。我认为，其原因是灌溉发达的拉达克人在社会统一的进程上比西藏其他部分的人早。这给他们的统治者以较大的权力，使他们有力量对外，征服东部较大而组织较散漫的地区。

不过，拉达克虽然是征伐的根据地，而拉萨却成了较好的政府所在地，因为它临近于自然中心，拉达克太偏于边界。这与中国的统一很相似。中国的统一战争发起于公元前3世纪，是西北边缘的秦国，其后却有一个把首都移到东部或南部的趋势。[279]不过中国这种趋势比之西藏要曲折得多，因为中国建立首都于中部的内部理由，时常被长城边境的军事需要所推翻，在军事上需要一个偏于北方的首都以防御草原方面的侵扰。

早期西藏与中国内地的联系

在拉萨王国建立以后，西藏历史才有了系统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记载显然与公元7世纪一种较晚而且退化的佛教宗派的输入有关。[280]西藏特有的喇嘛教并不是直接由这个宗派演变出来的。但是佛教在开始便与政治有关，其后的发展多半只是方法与细则的实施。

因此，西藏历史是晚熟的历史，远后于中国及中亚。西藏高原不是并入中国的边疆，而是中国边疆的延伸，它直到东三省、蒙古、新疆等地已经占有重要地位并开始发展其自己的历史“形态”之后，才加入长城边疆的历史中来。

在甘肃西藏边界上的非汉族，古代一律称之为“羌”或“姜”，意思是“牧羊人”。他们是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没有进步成真正乘马的游牧民族，只有一种包括畜牧、狩猎、农耕及采集野生植物的混合经济。其中有一部分人与汉族同化合并，另有一部分则被挤到西部及西北部的甘藏边界。退到西藏高原来的人就叫作羌。他们一部分继续在边境河谷中从事农耕，其他则从事类似草原的游牧生活。[281]

其后，公元前2世纪时，汉族时常与散居于由玛楚河经青海及柴达木到中亚甘肃走廊南山(祁连山)地区的羌人发生关系。这些部落因为环境的贫乏，没有能够在人口及实力方面达到真正草原民族的阶段。因此，汉族在应对他们时，主要目标是防止他们与草原游牧民族联合。只要这个目标达到，则羌人对中国内地的威胁只是劫掠而非战争。[282]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没有整个的西藏问题，只有西藏东北部的问题。

西藏的政治统一

西藏原来分作三部分:一个是东北部，其居民与历史都与甘肃古代半绿洲及半草原地带有关;一个是东部，与古代长江流域的掸族(蛮子)及藏—缅族有关;一个是南部及西南部，与不丹、尼泊尔、拉达克、伯尔蒂斯坦有关。拉萨王国崛起的重要性，是7世纪中叶对这些分裂地区的统一，以促成西藏历史的成熟。西藏每一部分环境之困难，产生许多不利影响，只有长时期的迟缓发展，才能在一个地区完成政治统一，然后推之于其他地区。因此，西藏政治统一的实现不但较迟，而且还有一种人为的特征。就其东部及北部而言，这个统一不是自发，而是被迫接受的。

因为这些原因，西藏喇嘛教的历史作用就很显然了。传统的解释是: 7世纪中拉萨王松赞干布(可能是他将首都从拉达克迁到拉萨[283])从尼泊尔娶了一位妃子(输入了佛教及印度势力) ，又尚中国公主。[284]这表示当王权建立的时候，其文化是混合型的。

我的看法是，西藏民族生活共同点的形成包括多重历史过程，一般传统的意见对此并不否认，只是过于简单化。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附在西藏边缘上的部落在努力扩展到高原中部或其邻近地区时，都有贡献。这样多种势力结成的网络，当然是在这些势力的中心地区已经达到较高的发展程度以后才形成的。这种事不是原始群体所能办到的，因为他们尚不能保全并组织其经济资源，社会团结不稳，且活动范围狭小。

到这些孤立的社会已经成熟，能够克服环境的困难，互相联系，协力促进其共同利益时，他们又很矛盾地被其各自发展的独特性——地方性自给自足——所限制。因为地理的原因，这种独特性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就必须建立一个可以容许有限的独立，同时又能补偿这种情况的机构。这种社会又不像中国，它没有一个发达的少数游牧民族，它的农业地区也不像中国那样之互相连接。所以，要想发展一个中国式的国家官僚阶级以凌驾于各个地区之上是不可能的。西藏社会的分离主义不但与土耳其斯坦的绿洲的情形相似，而且更甚于后者。因此，西藏就出现了一个比新疆更强的统一的并具有共同利益的宗教象征。

喇嘛教的政治作用

这就是西藏喇嘛教的重要性。最初，它是世俗国君的工具，用来对付地方贵族的封建势力。寺院是合作的，它可以在每一个地点设立，并渗透到农耕或游牧社会。在这种过程中，它并不屈服于各处的特殊利益，而仍然保留其合作的、集中的利益与特征。它消减了由一个强族或地区统治其他家族或地区的不利局面，因为这种宗教权力的继承是非个人的。在喇嘛教中，如中世纪的基督教一样，教权的目的是取代将权力分给若干世袭家庭的封建办法。即使这种目的至今尚未完全达到，但家族权势已被改变或削弱。因为宗教一经建立，就有力量阻止父爵子袭的原则(不这样它就不能存在)。一个家族即使能暂时掌握教权，它也只能派一个次要成员担任最高教职，这个执掌教权的人不能控制本族的权益，因为他不是家长。所以，他不能集合家族势力与宗教统治于一体。因此，在某种情况下，他的家族利益可以压倒他的宗教利益;在另一种情况下，他的宗教利益却要使他脱离或压制其家族利益。

因为它的合作利益是持续的，同时又不受地方及家族的影响，喇嘛教终于取代了以它作工具的世俗君王。我们曾经说过，较晚的时期，在蒙古也出现教权要超越世俗政权的事情，但其未能真正解决。清朝在干涉蒙古事务时，阻止了喇嘛教的发展，把蒙古政务(分派给王公)和宗教(统一，有权力，但不是最高权力)永久分开，以阻止整个蒙古民族的统一。在欧洲，天主教最初也限制并在相当程度上压制了封建制度中家族权力的承袭。但后来，它统一全欧洲的希望却因优于封建王国的新国家组织的兴起而失败。这个新国家组织并继续蚕食着封建势力的残余和宗教的政治权力。

在西藏，宗教的地位比在蒙古优越。第一，它和拉萨的君王联合，协助西藏国家的建立，联合了许多直到那个时期仍由家族统治而不成国家的散漫部落。其后，它又将国家合并到宗教里来，替代了君王。在西藏，没有新国家组织来替代宗教，部分原因是内在因素——西藏各部落极端散漫，地方组织微弱，以及交通及协同行动的困难。部分原因是外部的，和在蒙古一样，西藏历史达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时，就停止不前了，其理由也和在蒙古一样，是中国边疆政治的原因。宗教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水准上维持其在西藏的既有优势，因为它对外和清朝的国朝利益及其已安定的边疆社会之利益相符合。

这是西藏宗教发展阶段的概述。事实上，我不相信可以把西藏宗教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分开来详细研究。有若干问题还不能详细解答。这不仅是因为关于喇嘛教功能与性质、它的发展与成熟的详情知识还不够，也是因为我们还不能深切了解西藏整个社会的构造及其功能。要获取这许多特殊的知识，我们必须再研究西藏经济的各个部门、西藏各个部落间的差异，特别是要了解那些阻碍统一而又被压制了的特点。这种研究在西藏尤其重要，因为关于这些问题的文字记载太贫乏了。

藏人对中国西部及新疆的占领( 8世纪)

首先一个问题(提出问题比解答问题简单)是7世纪拉萨王国建立后的迅速发展。到了8世纪，藏族已经强盛到可以侵入中国西部及新疆。在西部，他们接触到以巴格达为根据地的阿拉伯帝国。[285]这样广大的西藏疆土是怎样开拓的？为什么其发展仅限于向北及向西？其政治力量集中在最东南，那里的环境能够容纳最多和最密集的人口。但是他们却不从这个根据地向南方的印度发展，而越过他们领土中最荒凉、最困难的漫漫地区，向中国西部及中亚发展。

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推测的。我们可以假定其原因是在西藏方面的而不是在中国或中亚方面。拉萨发展为一个都城，它集中了西藏的大多数重要群体的政务，把他们从类似绿洲的孤立状态提高到一个简单的国家水平。但这个新国家不能稳定在这个水平上。不向外发展而求稳，则必然要采取对内征服的形式，以一个地区压迫另一个地区。这样所引起的反感，再加上各地区难于克服的地理孤立，就可以导致这个新国家的分裂，把国王从他刚刚获得的凌驾于各地家族之上的统治地位上推倒。这个国家需要以扩大征服活动及范围的办法，让各地区也获得利益，以补偿其被压制的损失。

这种必要的征服活动却不能南向印度或喜马拉雅山麓。因为一个小的军事国家固然可以拉萨为根据地，翻越喜马拉雅山进行有利的出击，然后再退回山后以自保，但它不能保证其间受到西藏内部各地攻击时自身的安全。另外，西藏北部和东北部的居民尽管不多而且分散，不能成为统一西藏的中心，但他们却据有地理优势，可以乘拉萨的君王不注意时，攻击其统治下的其他边境藏族。就是说，拉萨所造成的联合，必须把北部及西北部的边远藏民也拉进来，并驱使他们向中国西部及中亚扩展，使他们参加对外侵略，从而补偿他们屈服于拉萨所造成的损失。

这一分析可以解释拉萨的兴起，并解释为何不是由拉萨，而是由距拉萨最远、最不方便的地方发起对外扩张的问题。对那些边远藏民，只有用使他们为征服者的方法征服之，而不能把他们关闭在一个“西藏国”中，因为地形和交通太困难了。不过，这种地理上的困难，却不能阻止人数虽少却拥有拉萨的财富及人力作后援的北部及东北部藏族向新疆绿洲及中国西北半绿洲地区的入侵。那里每一个绿洲的范围与势力都很小，用小部兵力即可征服。而藏族自己的地势又有难于被敌人反击的优点。所以，到8世纪末，藏族统治了吐鲁番并控制了整个新疆南部，他们也是甘肃绿洲及半沃洲的主宰，并曾一度侵入中国传统的都城长安，虽然他们不能长久地占领那里。[286]

在这一时期，西藏的早期佛教经莲花生的改造而成为初期的喇嘛教。[287]上师自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入藏。这件事实可以支持我们的拉萨王国本以拉达克为根据地，后自拉达克移都拉萨的看法。并且，这个时期的佛教势力是从土耳其斯坦诸绿洲及印度传来的，已经很能适应西藏的政治发展。寺院佛教在一个宗教的社会中，可以连接地域上孤立的社会团体，利用在各地拥有财产的寺院来管理，把它们团结起来。

喇嘛教早期的支配地位

9—11世纪是一个低潮的时期，藏族被逐出新疆，[288]这主要是回鹘及其他突厥游牧民族兴起的结果。这些民族以草原为根据地，自然比以寒冷高原为根据地的藏族更易于控制绿洲地区。同时，西藏内部也有政治变化。原先北部藏族的对外发展是有南部支持的。这两部分藏民要保持联系，必须要越过中部那一片空旷地域。但在这个时期却发生了一个分离运动。拉萨的藏族根据自己的势力范围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疆界，而北部较小的集团——蒙古人叫他们唐古特，汉族称他们为党项、夏——则只能独立应付其东边的汉族和北边的游牧民族。他们占据着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地区，若干世纪以来这个地区没有完全被汉族或草原民族统治。

在西藏社会及政治史上，这个时期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对其发展过程还不能详知。藏族从新疆退出后，带回了许多绿洲宗教的影响，并将其合入到已经很复杂的喇嘛教中。同时，寺院财产和权力的增加已经威胁到世俗政府。10世纪，在朗达玛赞普(喇嘛教认为他是邪恶的转世)统治下，发生了一个宗教反抗运动。[289]对运动的镇压没有成功，寺院没有被毁，相反，被推翻的是王国，它分裂为许多小国。这种分裂是本应出现的，只是因8世纪以来征服西藏北部及向中亚和中国西部发展而被延缓。

自此，宗教在西藏的地位就超越了分裂的各邦。但是，它的权益虽然比任何邦国及贵族势力更普遍地散布于西藏民众中间，而宗教本身还没有在“教皇”的等级体制下统一起来。散布各地的寺院比其面对的众多邦国更能够一致行动。也许这个集权的宗教国家的形成，不全是西藏内部演进的结果。这里我们必须记住:西藏历史虽然以记载宗教事件为主，但历史的真正演进却要更加深刻。这个时期是整个亚洲内部的重要转型期。一般说来，草原游牧民族正在崛起，但他们还不能完全征服绿洲及其他过渡地区。因此，基于这种中间地区的，像回教及喇嘛教这种宗教的解说历史，反映了演变、适应，以及在若干中间地带社会建立政治统一的企图。这些社会在若干方面是互相一致的，而在其他方面却截然不同。

在11世纪中，喇嘛教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改革运动。传统的说法认为这是由于印度和克什米尔来的圣人(例如建立噶当派的阿底峡)努力的结果。[290]宗派分裂的趋势造成了各个敌视的教权与各个敌视的世俗君王的联合，但这种趋势又被建立最高教权的努力所遏止。

这个时期回教已侵入新疆绿洲及中国西北部的过渡地区。草原及绿洲社会间的争执打破了草原民族普遍信教的可能，也阻止了中亚的绿洲及草原在回教领导下的永久结合。回教在游牧民族间的成功，只限于受东部及西部绿洲影响最深的西域及准噶尔草原。但是在绿洲中，它却摧毁并替代了佛教、摩尼教和景教，以强力的方式改造其信徒的信仰——包括各地的宗教团体在内。

这些没落的宗教在甘肃及宁夏的次绿洲地区，在中国内地的贸易中心，也有同样的表现。这些宗教的信徒有一部分改信回教，但是，由于当时藏族在新疆及甘肃的政治地位，我们可以相信有一部分宗教团体是托庇于藏族保护之下的。它们也贡献了许多教义、仪式和哲学思想，成为喇嘛教的印度改革者们依托的内容。这件事说明，这个喇嘛教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回教的反改革。于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就建立起来，新疆的绿洲是回教的，而蒙古草原及西藏高地是非回教的。在这两者之间，一片双方都不能完全统治的地方是甘肃、宁夏和陕西的北部。这些地区的信仰有的像绿洲，有的却像草原。

蒙古势力控制时期( 1206—1700)

上述发展为后来西藏在蒙古势力控制之下的历史做好了准备。成吉思汗于1206年及1226—1227年进攻并征服西夏党项(北部藏人)。

这时候的西夏统治着一个极大的、建立在农业及畜牧业基础上的国家。它的范围从西藏东北部直到宁夏和阿拉善的群山，包括许多种族、语言和宗教不同的民族。到1270年，忽必烈汗——成吉思汗的孙子、中国皇帝——与若干蒙古大君主决定了西藏的臣属地位，封萨迦派的教主为喇嘛教主，并兼任西藏的最高世俗统治者。[291]

在政治上，西藏的教主自始即为外间君主的代表，这就把区域政治变成了宗派政治。一个新宗派的兴起通常表现为一个地区势力的增加，如果其增加的力量很大，这个宗派就有可能控制整个宗教。因此，掌握宗教统治权的教主，往往要阻止西藏内部的这种变化，以免使某些地区及其所代表的宗派发展成过大的势力，产生过大的影响力。其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依赖于西藏以外的势力。换句话说，教主乃是西藏内部停滞不前，及外在帝国势力控制西藏的象征。

虽然这个制度在忽必烈汗时代已见实施，但尚未成熟。因为从14世纪到17世纪，不存在一个能够统治长城以内的中国内地及长城以外的草原的帝国。1368年元朝灭亡后，西藏宗教随即发生分裂。各个宗派均要求其独立地位或优先权。每一个宗派都有一个著名的寺院领导，而这些寺院事实上又是所在地区的政治“首都”。[292]有一些宗教党派和明朝交往，以求护佑，另一些则趋向于与在草原上占优势的蒙古民族建立联盟。

在明朝( 1368—1644) ，汉族政治势力差不多完全自宁夏、甘肃及西藏北部的边区退出。他们和西藏，特别是拉萨的交通，完全依赖于四川及云南的道路。至于蒙古民族，他们已经分裂成西(厄鲁特)、北(喀尔喀)、南(鄂尔多斯土默特察哈尔)、东(满洲)各方的部落联盟。这种形势使西藏北部(安多)、甘肃及宁夏地区变得特别重要。这个范围包括西藏牧场和甘肃及宁夏的半绿洲与半草原地区，其居民包括藏族、蒙古族、汉族和回教徒，他们没有建立一个强大独立国家的团结性及条件，但是他们拥有一片诸方争夺的土地，一个可以建立包括西藏、中亚、蒙古草原和中国内地的大帝国的枢纽地区。

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就来自这个地区。[293] 15世纪初，他创立了黄教，由此发源了现代西藏教主承继的两大系统——扎什伦布的班禅喇嘛和拉萨的达赖喇嘛。这个宗教的传统并未以宗喀巴的生地为其主要背景，而将其联系于拉萨附近的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寺等。这一宗教改革的结果之一是压倒了从印度输入的南部佛教的影响，而加强了自7世纪即盛行于中亚的佛教、摩尼教和景教所产生的北部宗教的势力。这些北部的宗教势力，曾受到10世纪西夏所具有的、并一直传到宗喀巴时代的各种宗教仪式的影响。这说明宗喀巴的宗教胜利并不简单是拉萨从西藏的北部输入的结果，而是反映了在拉萨及其控制区以北的一个新的区域的崛起。

16世纪及17世纪的蒙古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蒙古民族信仰喇嘛教的热忱，自1367年元朝灭亡后即渐趋灭退。喇嘛教在蒙古的“复兴”是16世纪绥远——鄂尔多斯地区土默特蒙古的俺答汗努力的结果。这并不是一个单纯改教的结果，鄂尔多斯土默特蒙古与西蒙古(厄鲁特，其后为厄鲁特东翼或准噶尔)是政治仇敌，鄂尔多斯土默特部在扩展到今日的宁夏，并推向甘肃及西藏时，企图攻击西蒙古的侧翼。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始信仰喇嘛教，企图在政治上利用它。这样，西藏，特别是西藏的东北边境，就更形重要了。[294]

在这些部落战争的过程中，领导权最初由鄂尔多斯部转移到控有内蒙古中部的察哈尔部，然后又转移到西蒙古。[295]到了18世纪，在西蒙古与北蒙古喀尔喀部的战争中，其控制之权却落在满人手里。所以，自18世纪起，满人把他们在中国的内蒙古地区的统治向蒙古北部及西部推进，这就发展成其对西藏的统治。清朝的疆域最后在18世纪征服新疆而进一步扩充。[296]

清朝统治下的达赖和班禅之地位

在第五世达赖喇嘛之时，正当西蒙古控制西藏，西藏的内部机构完全是清朝所核准及规定的最后形式。实际上，五世达赖是头一个具有完全大法王地位的达赖喇嘛，在他的地位确定后，他以前的四位才被追赠同样的封号。[297]

达赖喇嘛的统治权可以很简略地说明如下:它不代表拉萨权力向全西藏的扩展。相反地，它反映的是北部藏族势力向拉萨及其他重要藏族聚居地区的延伸。北部藏族虽然人数较少，但战略地位很强，他们先与蒙古族联合，之后又和征服中国的满族携手。达赖喇嘛的大法王地位，因为扎什伦布的班禅喇嘛任第二位法王的确立而有重要变化。班禅喇嘛的地位，在某些方面，被认为比达赖喇嘛还要神圣、崇高。[298]关于这件事，有一个神秘的宗教方面的解释。不过，其真正的解释也许是在15世纪，当北部藏族的势力开始进入南部时，扎什伦布地区的寺院领袖们和北部藏族建立联系，取得了相当高的权利地位。北部藏族和扎什伦布的藏民携手夺取首都拉萨，这与满族和若干黄河流域的汉人携手，征服中国内地，建都北京的情况很类似。这种类似还可以更进一步看到，由于清朝在北京建都，遂使东北降为行省，而拉萨的宗教首都的建立，也把过去占优势的西藏北部降为一个地方区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运用喇嘛教的西藏内部统治机构的主要特点。教主“转世”继承制度的政治作用要比宗教作用大。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及其他活佛所用的转世制度，是选择实际掌握政权的人并确定宗教领袖的根据。这个制度是以藏人统治藏务，有可能发展裙带关系，以便将宗教机构掌握在有实权的家族手里。但另一方面，外来的帝国统治，特别是在清朝，却在推动宗教机构的非个人化，它选择小孩做教主继承人，而且选用不重要家庭的孩子，使他不能利用其新的地位来建立新的地区或贵族党派。[299]

当然，这种制度决不是在历史中突然出现的，而是一个进化演变的结果。西藏教主承继的早期形式，远在达赖和班禅承继法的规范化之前就可以看出来。[300]另外也存在自早期保留下来的不同形式。在一些寺院中，宗教承继还依然是世俗家族的事务，这种方法是利用宗教来确保世俗的贵族统治。[301]这种例子在蒙古和西藏都有。[302]但是，一般地说，清朝在蒙古和西藏都成功地控制着部落与地区的权力变更过程，使之停滞于一个固定状态。在外边疆社会中，是由皇权所规定并支持的特权阶级主持，其政治目的是维持一个平衡，既不令边疆压迫内地，也不令任何利益团体越出中国内地而进入边疆的旋涡，使汉族的发展不超出所认定的他们的地理环境范围，以免有害于帝国的平衡。

近代中英权益在西藏的冲突

这种停滞可以永远持续下去，不过，在西藏和在蒙古一样，这种人为的停顿不是绝对的。例如贸易就可以侵入并破坏官方所维持的经济及社会秩序。但是，最后产生新形势的还是西方帝国主义之侵入中国，影响了清朝衰弱的内在的“自然”变化，造成了一种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

这种新形势的内容之一就是已经讨论过的“亚帝国主义”的问题。军阀政客不能在正面阻止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及经济自条约口岸及沿长江侵入，就把这种压力的一部分转移给内陆边疆。[303]他们采取了一部分西方办法，取得了早期汉族所没有的力量，并将他们自己曾蒙受其苦的一些做法施之于更软弱的人们。于是东北地区旧日满族及蒙古族聚居之地和辽河下游的“汉边”，就被改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内蒙古改成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宁夏四省;西藏也建立了邻近甘肃的青海省及邻近云南和四川的西康省。这两省形成了一个“内藏”地区，与内蒙古相似，而拉萨所统治的“外藏”则与外蒙古相似。

在东北地区和蒙古，汉族的新的发展要和活跃的日本及俄国帝国主义竞争。在西藏，汉族的活动是要置“内藏”于中国直接统治之下，使当地部落汉化，同时推行汉族移民。这种活动在“外藏”与正在印度的英国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对这个问题需要单独加以研究。

印度各地的种族、语言、宗教、气候、农耕的方法，直接及间接施政的方式，虽很是不同，但是在英国的统治下却是一个整体。在征服印度的时候，英国逐步推进到一个弧形的内陆自然边界。在达到这一条边界之前，每一次政治权力和土地的获得，都是一种有利的积累，逐步扩展一个帝国，并有一个自然的中心。但达到了这个边界之后的发展，就出现不利的东西了。因为它会演变为脱离中心的分裂势力。在这一点上，印度的内陆边疆很像中国的长城边境，[304]它必然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西北边疆，另一个是东北边疆。

其西北边疆极像中国的长城边疆，包含诸如“内蒙古”那样的许多部落及小邦，也就是说分作两类，统治较严的和统治较松的两种，这种情况—直到达都兰边界。[305]在都兰边界之外，则是类似外蒙古的阿富汗。俾路支在其侧翼，如同满洲位于内、外蒙古的侧翼一样。英国为防止内外部落联合，推行部落等差政策，并可以避免直接征服与统治所付出的不利代价，这极近于中国的长城边疆政策。不过其不可克服的困难也是一样:在统治内部各部落时，英国根据各部落的功能选择并保护其酋长，但因这种功能是受一个外在主权的保护与支配，它就会产生蜕化。[306]结果是，本来想要的稳定却变成两种政策的交替使用:一方面要进入部落地区，以便纠正酋长们的不能忍受的恶政;另一方面又要从中撤退出来，以避免支付永久占领的代价。

沿印度东北边疆的情势却不相同。由陆路侵入印度的通道在西北边疆，而在东北，分隔印度与中亚及西藏的高山既高且险，没有在军事上被侵略的危险。19世纪末，在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及西藏探险的诱因之一，就是怕那里有一条可供炮兵及运输车辆使用的通道。[307]这种恐惧消除之后，东北边疆可以说是死的，而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维持这个死的状态。只要中俄两国的势力能够被摒于这个地区之外，英国便可以保持沉默，[308]一年可以省掉几百万英镑的军费。印度帝国如果要像在西北边疆那样沿西藏边界设防，则财政上就有破产的可能。

西藏边界在英国人看来是一个阻拦思想意识的边疆。在1904年，当荣赫鹏(Yaunghusband，Sir F.)到拉萨去的时候，其任务并不是防止俄国的军事威胁，而是要根绝帝俄威望的发展。英国统治印度所必要的威望不准许其臣属在任何方面看到一个能和英国相比的强国。这种要求也支配了英国在西藏的政策。中国对整个西藏的统治，在军事上并不能威胁印度，但是，当地居民可以脱离英国的势力圈，而投到一个亚洲国家如中国的势力圈中去的思想，却不能容许在印度人的头脑中存在。因此，英国在西藏的政策并不求大规模地探险及矿物资源的开发，而只在保持西藏现状，使它在依赖英国援助以阻止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侵入的当地统治者之下，保持原有的地位。

直到最近，中国的政策却完全相反。他们不能像对满洲及内蒙古那样有利地开发西藏，但是中国要在西藏建立一个向外发展的边疆，以提高其威望。同时，统治西藏的喇嘛教圣地，对于蒙古地区也有其政治价值。由于这些原因，而不是天然资源的争夺，造成了近年来英国援助达赖喇嘛以对抗中国支持班禅喇嘛的政策。现在，这个问题的性质改变了，部分原因是达赖于1933年，班禅于1938年圆寂之后，引发了继承转世的内部、外部的政策问题。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在其对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必然地放弃了对内发展的“亚帝国主义”。在西藏，和在长城边疆一样，今日的问题不是如何逃避中国，而是如何进到中国去共同携手，争取当前的政治自由，进而从过去遗存的压迫中解放出来。阻止思想传播的边界，在印度一方仍然由英国人坚守，但在中国这一方已经开放了。

第八章 过渡地带

边疆与边界的区别

在讨论中国边疆的时候，我们必须分辨边疆(Frontier)与边界(Boundary)这两个名词。地图上所划的地理和历史的边界只代表一些地带——边疆——的边缘。长城的本身是历代相传的一个伟大政治努力的表现，它要保持一个界线，以求明确地分别可以包括在中国“天下”以内的土地与蛮夷之邦。但是事实上长城有许多不同的、交替变化的、附加的线路，这些变化可作为各个历史时期进退的标志来研究。这证明线的边界概念不能成为绝对的地理事实。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

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历史所特有。罗马帝国在达到其对外发展的最高峰时，也曾企图划定明确的界线，把依附于罗马的欧洲部分与日耳曼及外多瑙河诸蛮邦分开，他们认为日耳曼及蛮邦不属于罗马的“天下”(orbisterrarum)。在近代，英国在将他们的印度帝国的疆界开拓之后，就企图使这个政治边界绝对化、永久化。在这一点上，东北有西藏群山作确定边界，地理帮了政治的忙;但是在西北方面，政治上的明确界线却变成了一个过渡地带。印度西北边疆的都兰边界事实上分作“已治”及“未治”两个部落区域，与中国历史上的内蒙古及外蒙古非常相似。

在一般的研究中，无论是讨论罗马、中国还是英印的边界，都是片面地讨论一个方面的问题，认为帝国的边界政策，其最终目的只是阻止少数民族的侵入，诸如罗马帝国对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中华帝国对匈奴、突厥、蒙古族、满族，以及现代英印帝国对帕坦和其他部落。这些讨论掩蔽了这个边界在另一方面也是同样重要的事实:它代表一个帝国组织发展的最大限度。就地理概念说来，边界的划分可以很自然地包括若干地区并排除若干地区，而这种划分又是依据对域外居民和那些在语言、宗教、风俗和种族上不同少数民族的歧视。确认这种边界的帝国认为这个边界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不能超越。而被排除地区中的少数民族时常被称为侵略民族，他们从事掠劫、袭击、侵略。这个事实足以证明在一个社会被认为是“自然”的地理界线，对其他社会却不一定是地理障碍，他们也许只认为它是一种政治障碍。

简言之，这儿所讨论的帝国边界，不只是划分地理区域及人类社会的界线，它也代表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换句话说，一个被认为是防御性的、用以隔绝少数民族的帝国界线，实际上有两种作用:它不但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阻止里面的人出去。

关于中国的长城边疆，我想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政治家们在从事于阻止少数民族自长城之外的攻击时，他们也在不十分自觉、却是相当努力地阻止汉族及其权益向长城以外的发展。即使在中国的统治已经推到长城以外，并设置戍军以支持的时候，其目的也不是对外发展，而是一种防御性占领，以填充可能被利用来攻击中国边界的缺口。要使这种政策发生效用，就必须限制长城以外的汉族事业。因为在长城以外的汉人会成为朝廷的负担，而他们的事业，不论其为农为商，对少数民族社会的贡献要比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大。他们已经脱离了汉族的范围。因此，为了阻止汉人从事于对少数民族人有利的活动，就必须把汉人限制在中国内地范围之内，并把少数民族人限制在边界之外。[309]

长城的这种历史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解释。汉族的社会及国家建立在被限制于某种地理环境内的农业技术上。最初，这种限制还比较宽松。但技术日渐进步之后，它就越来越严格，所适应的环境越来越少。其最重要的条件是灌溉所需要的水。并且，当某种最主要的经济渐渐依赖于某种基本的条件时，建立于这些条件上的社会及国家在适应性及扩张性上就受到限制。当经济、社会和国家互相影响结合，便会达到一个最有利、最适合于它们的活动范围，也就造成了它们发展的地理与环境的限度。“中国”的发展与繁荣正是在达到这个限度。在经济上，这个过程是累积，因为每得到一块新土地，就可以扩大一次农耕。在社会上，这个过程是回报的增加，因为它支持了大量家庭对财富及权力的占有，同时给已经有财有势的家庭以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权势。在政治上，这个过程是向心式的发展，因为对于国家来说，扩张所获得的利益大大多于所付出的代价。

向南方，汉族的发展是没有限制的，在北方和西方却不然。蒙古和东北西部的草原以及西藏高原没有标准的中国经济所需要的灌溉农业。东北东部及北部的森林地带和新疆的绿洲地带又不能有适合于政治及经济需要的大量的集中人口。在这些边疆区域中，累积的过程就变为分散的方式。因为在进入非汉族的地区时，汉人必须改变或放弃其中国式的经济，并减少与其他中国人的联系。社会回报的增加逐渐转变为利益的减少，因为在中国社会秩序中，拥有统治权并富有的人，在利于建立少数民族社会的环境中，不能保持他们的优势。向心式的政治发展因此变成离心式的丧失。因为离开汉族集团的汉人，生存于非汉族的经济与社会秩序之下，必然地会依存于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或者他们自己以少数民族的方式来统治别人——这二者都不利于中国。

印度西北边疆的情况及政策

相似的情况，也适用于罗马帝国，甚至适用于产生于外来征服而非自身形成的英印帝国。印度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在于其大量的人口及低价的劳工。整个印度落后的经济和英国高度发展的经济可给英国资本提供所觊觎的利润。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确实有些英国企业在英国所不愿直接统治的西北边疆的过渡地带牟利赚钱。这里，管理者要考虑的主要是利润的多少而不是利润的有无问题。在印度境内，行政的费用及开发的利润必须平均分配于各个贫富地区。但是在西北边疆的过渡地带，很显然地，个人的利润不会用来偿付政府为征服、守卫及建设扩展地区所需要的支出。因此，一个英国投资者可以把钱投资于帝国统治下的印度，或是以特权的方式投资到中国及波斯等地，但在西北边疆的过渡地带这两种方式都不行。在那儿发展英国实业，只会脱离印度帝国中心，对于中心帝国，它们没有多少贡献。无论是帝国的政治发展还是经济发展，西北边疆都标志着利益减退的限度。

这种边疆的形成，是有意识的实施政策与半无意识的政治趋势的总结果。地图上的界线只是帝国从中心向外发展的限度表现，这种表现也只是一个大概。一个帝国可以凭借有意识操作或无意识的趋势延缓其自身向外的发展，但这种讲法并没有考虑到被摒除在界外的民族自身的发展过程与速度。在这一点上，抽象的观念应当让位给实事求是的认识。边疆这边的社会和国家必须考虑到边疆那边的民族的社会和国家。界线的划分就是承认在外面的民族不受控制，对他们不能以命令的办法来管理，而只能以外交的方式去交涉。

这种交涉谈判不完全依据于帝国的利益，虽然它是划定边界的主角，它也要依据于界外人们的要求，虽然在名义上这些人被消极地定位为被摒除的对象。实际上，他们可以是很软弱而且很顺服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吸引接纳帝国内个人或团体的企业，特别是商业。这就造成帝国内部少数人利益与多数人利益的冲突。国家的一般政策是设立一个范围，使它维持一种向心性的利益，而阻止过度的对外发展，以免造成离心的分裂状态。但一些有特殊利益的商人、移民、有野心的职业政客及军人以及其他在边界外边寻找机会的人，却要反对或摆脱这样的政策。因此，就产生了一个边疆利益者的联合，反对中央利益。这种边疆社会与整个国家不协和的现象，在历史上一切时间及许多地方都存在。

或者，这个着重点也许越过了边疆而并非在边疆之内。有时外面的“少数民族”强大到可以从事征战，可以越边袭击，或坚持要他们索求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边疆维持者的帝国可以采取的政策包括:严守边境，只和边外来的代表交涉;或者积极干涉，坚持监管和控制边外政务的权力。英国在印度称第一种做法为“闭边政策”，这是一种严格的边界概念，绝对的对内限制并对外摒除。第二种做法英国称之为“前进政策”，在事实上，它等于否认存在严格的边界概念。其结果会造成一种局面:

严格地说，有两个边疆……一个是所谓行政边疆，将五个正式的行政区域……与部落区域分开。……现在，这些山地部落居民又被我们所谓的都兰边界与阿富汗分开。……那些部落地区，虽然没有被我们如统治边省那样地统治着，却仍是大印度的一部分。[310]

在这个主体边界以外的不规范的边疆地区内，统治的方法可以从“桑德曼制度”的协商和仲裁(并提供津贴) ，[311]到近于闭边政策的“保留惩罚权的不干涉制度”。[312]

一个边疆政策无论其怎样在两极之间摇动，其长时间的平均结果却必然是否定该边界在包容或隔绝方面的作用。无可避免地，维持边界的国家必然要干预到边界以外的本来要隔绝的人们的事务。于是，显然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线状边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绝意义，会渐渐变得缓和中立，而且这种边界也会从一条物理边界本身转变为边疆地带的人群。边疆政策的发展是要寻求将边外少数民族中立化的方法，令他们不对边界产生压迫，但也不退出这个维持边界国家的干涉调节的范围。

很自然地，这种中立政策的真实属性是随着策略而变化的。它受地形、军事干预的代价、维持边界国家及边外部落的特定发展程度、贸易风险和利润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影响。大体说来，罗马帝国、中国、英印帝国都是一样，最佳的方法是谋求那些本应被边界隔绝的民族的帮忙，使他们掉转方向，背向边界而不是面向边界。这样，绝对边界的概念，在管理上及政治上就变成一个地区体系，它包括边界的本身与其不同的居民、邻近边界的边疆部落(这些部落的外缘被认为外边疆地区)、更外面的不能改良的少数民族社会。这个政策的功效和过去一样，因为它代表着维持边界的国家的利益、国内若干特殊团体的利益、边疆部落团体利益的调和。但是，它又令推行这个政策的帝国感觉不安，因为它形成一柄双刃剑，在有力者的手里，它可以对外攻击，而在一双无力的手中，它会向内砍来。

在这种边疆社会与维持边界的帝国的结合中，产生了罗马帝国的“野蛮附庸”和中国的“进贡蛮邦”。从同样的边疆社会中，大英帝国在印度征募正规军队及部落军队。但是，从同样的边疆社会中，也产生过侵入并征服罗马及中国的民族。英国现在所应付的民族，其危险的程度与有用的程度是一样的:

西北边疆，正像发生的那样，是世界上我们英国人会遭受重大打击的少数地区之一。它就像是一个拳师的太阳穴或牙床骨，在那儿挨一下打就会失败。西北边疆的问题……不但有着利害关系，而且是一种对我们有着痛苦的、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313]

由于这类历史现象贯穿很久的岁月并遍及很大的地区，从中获得的推论必然有广泛的适用性。

亚洲内陆部落南侵的“贮存地”

直到现在，我所讨论的多半限于印度的西北边疆，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广泛性。根据以前各章的叙述，其在中国长城边疆的地理结构和历史过程的适用性是无可怀疑的。边界本身的自然结构，即内边疆区域和外边疆区域，在长城与内蒙古和外蒙古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此外，它也存在于东北地区(长城、“汉边”、柳条边、蒙古族聚居的西部及西北部、满族聚居的东部及东北部)、新疆地区(甘肃和宁夏的“回边”也算在内)、[314]西藏地区。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所以其表现的形式也较为模糊。

几年以前，在试图分析内蒙古型的各个不同边疆部落，并说明其地理位置上的历史功能时，我使用了“贮存地”或“部落南侵的贮存地”一词。[315]其理由如下: 2000年来，中国经历了北部入侵民族的攻击。这些入侵的民族时常建立国家，占有中国的一部分土地，有时还建立统治全中国的帝国。在这种时候，一部分入侵民族是进到中国之内了，但有一部分仍留在北部邻近长城的地区。这些入侵民族的后卫是在保护其原有的土地，以免遭受从更北部下来的敌对部落的攻击。然而，它也是一个“贮存地”，供给统治中国所需的官吏及守军。“贮存地”以北是“不能进化的民族的土地”，这些民族并没有追随“贮存地”的领袖们从事征战。因为这个原因，内蒙古(边疆地区的一个典型)有一个超越于其民族及文化重要性的地域重要性:它是黄河流域，有时也是全中国统治权的关键。的确，在中国强盛的时候，它是中国政治及文化势力向外发展最有效力的地区，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入侵者进入中国的始发线。

我相信这种看法不会有什么错，但是它还不够深入。历史上的问题不限于汉族向外发展(对游牧地区的政治征服)与游牧民族自有利于畜牧经济的草原向南的侵入(甚至征服环境有利于农耕的中国)的交替。在中国内部所产生的一种趋势以限制汉族在长城线上的发展，也须考虑在内。这种趋势又造成其自身的对立物，因为它强化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其反对任何将农耕灌溉地区与草原游牧地区进行政治统一的努力)与少数人的利益(基于农耕土地与非农耕草原间的政治经济交流)之间的差异。

同样地，在外边疆的草原上，多半时期是一个普遍和谐的游牧社会占着优势，而掌握内边疆的游牧人则有时依附于草原上的同宗，有时却依附于中国的农业与城市。与边疆汉人存在脱离中国主体的趋势(强度并不总是一样)相对应，也存在边界牧人脱离远方游牧民族的趋势。

对于问题的整体性必须要重说一遍。基本的社会形态必须建立于基本的环境中，这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农田和蒙古的草原。其他环境也很重要并可以形成特殊社会，例如东北的森林地带和中亚的绿洲与沙漠，但是它们在历史上并不是主要的社会形态。那些基本社会形态之间会产生过渡性的、次要的社会，部分原因是其相互的影响，部分原因则来自于它们内部。因为每一种社会都有其发展的限度，要受到收益递减原则的支配。这样，游牧民族及农业民族的简单行动及反馈行为，就演化为极复杂的过程，而其次要的形态又会分解成第三、第四层次的发展。

由此，就可以分派出许多的国家政治形态来。在公元前4和公元前3世纪，陕西的秦国和山西的赵国就从边疆汉族战胜游牧民族中取得他们的实力。[316]公元1世纪汉族最强盛的时期，整个中国要比整个草原与中亚强大。4—6世纪，北魏把它对外边疆南部的主要部分的统治推广到华北的最重要部分。在13世纪蒙古民族的统治下，最北方而最不能进化的民族侵入到这个内边疆或“贮存地”中，把草原上主要的和次要的民族联合起来，征服了全中国。[317]

此外，社会的每一个层次分化，无论它是自身环境的产物或是其他社会的影响，都要对其环境发生反馈，企图在它所占有的地理范围内巩固其占优势的社会秩序。混合的社会在调整其本身时，会扩展或改变其地域，也可能改变它们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内容和比例。边疆地区汉人，或者是自发地，或者是在全国力量的支持下，时常想把农耕推广到草原上去。从另一方面讲，农业不仅是被推进到草原，有时也被出生于草原的统治者招引到草原上去。农业在草原的出现不只是传播的结果。8世纪，在鄂尔浑突厥民族统治下，一个很精深的灌溉农业便被培育形成于草原的远北方，即外蒙古地区。[318]另一方面，成吉思汗也有完全消灭黄河流域农业居民而代之以游牧民族的主张。[319]侵入中国的草原统治者多半会变成中国式的统治者，而边疆汉人在进入草原后，也会把他们的政治力量参加到草原部落组织里去。

在这许多简单与复杂的经济制度、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中，可以从哪里找到历史演变的主要动力呢？有了对地理区域及环境的宏观分类，我们可以把它们很粗略地分作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和森林民族。我们也可以假定各种主要社会形态的扩展，直到它们在长城线上互相接触、重叠，我们进而可以推断过渡社会的形成。但是，在这以后，长城历史的重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在中国，在草原，还是在边疆地带？这些都是本书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

【注释】

[1] 关于欧洲与中国的封建制之后社会变革的不同，参考本书第十二章。

[2] 莫尔塞(Morse，H.B.)和麦克奈尔(McNair，H.F.):《远东国际关系》，1931年，第26页;翟理思(Giles，H.A.):《中国与满人》，1912年，第17—18页;郝爱礼(Hauer，E.):《皇清开国方略》，1926年，第140页。

[3] 玉尔:《马可·波罗游记》，高第(Cordier)编辑，卷Ⅰ，1921年，第54、115 页。玉尔:《中国与外域》，卷Ⅲ，第137页及以下。

[4] 亚当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1918年，第423、439页。参见拉铁摩尔:《门户开放还是长城钜防？》，1934年;《日本海军的陆权》，1934年;《陆地与海洋对日本的影响》，1936年。 a. 《中国年鉴》，1935年，第1页。另一数字为约140 万平方英里，参见Warren H.陈 《中国人口估计》(1930年)中的区域统计表。 b. 据《满洲发展报告第四》，1934年，第13页。 c. 相当于150万平方公里，此整数见维克托罗夫(Viktorov)与加尔金(Khalkhin)《蒙古人民共和国》，1936年，第3页。(俄文) d. 相当于15万平方公里，此整数见卡博(Kabo，R.)《图瓦历史经济研究》，1934年，第 1卷，第8页。在中国地图上，图瓦是外蒙古的一部分。这里所列外蒙古与图瓦的面积一共是63.8万平方英里，而在《中国年鉴》(1935年)第4页，曾世英先生列出的数字是62.2744 万平方英里。 e. 引自曾世英(见上)。而WarrenH.陈在《中国人口估计》(1930年)中为307218平方英里。 f. 在《中国年鉴》(1935年)上有两个数字，第1 页上是550579 平方英里，第4 页上是 633802平方英里(曾世英)。WarrenH.陈的数字是703562平方英里。 g. 据曾世英。WarrenH.陈的数字是703562 平方英里。(译注:此处拉铁摩尔所录 WarrenH.陈的数字可能有误。) h. 据曾世英。WarrenH.陈的数字是440000平方英里。 i. 估计数字从3.5亿到5亿，很不一致。WarrenH.陈的数字是4.45亿。 j. 据《满洲发展报告第五》1935 年第151 页计算。估计蒙古与满洲的人口数字极为困难，我在《蒙古与满洲》一书中曾使用200 万这个数字，遭到《人民论坛》(第24 号，上海， 1935年8月1日)上一篇文章的反对，该文援引长春(新京)1935年7月13日的《人口》(Rengo) 中日本人统计的数字，兴安的蒙古人“超过”470000 人，满洲其他部分则为113258 人。 在兴安的汉人有604601人，多于蒙古人。我无法判断这些数字的准确性。蒙古牧人常常低报人口数字，以逃避税收，但满洲(包括兴安的大部)的大量农业蒙古人的人口登记情况与汉人类似。 k. 俄国人常用的数字是60万，见里什(A.Rish):《捍卫独立的蒙古人》(俄文)，1935年一书第107页。俄国人也有高数字，如90万，见前引《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书第5页。在《中国年鉴》(1935)“蒙古”一文中，我估计的数字是80 万，在《满洲的蒙古人》一书中，我粗略估计的数字是100万。 l.1914—1915年的数字，见卡博《图瓦历史经济研究》第65页。其中至少4万为牧人，不到2万为林中百姓(狩猎人)。卡博还列出12000俄国殖民者分布于340处，时为1918年。 m. 察哈尔1997234人，绥远2123914人(据WarrenH.陈)。关于宁夏，葛德石(Cressey， G.B.)在《中国的地理基础》，1934年，第55页，援引中国邮政局估算的1926年的数字是812066，并说明此数字仅包括过去曾属于甘肃的那部分。我对内蒙古的这个部分的蒙古人口的十分粗略的估计，见《满洲的蒙古人》第25页。 n. WarrenH.陈的数字是2567640(中国1928年估算)。我认为，中国官方对非汉族人口的统计过于偏低。 o. 据《中国年鉴》(1935年)第1、2页，中国的估算是650万(1910年)，这个数字是推测的，另外应包括西康地区，西康当时是四川的边区。 p. 这个数字完全是推测的。

[5] 据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1931，第219页)的界定，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为“殖民”省，不是古代中国的核心区，从未完全出现汉人式的精耕农业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的社会秩序。 汉人进入这些地区是在13世纪蒙古人占领中国前后。这三个省的面积大约30万平方英里， 人口不超过3400万或3500万(据1935年《中国年鉴》)。在长江以南，还有一些地区在早期历史中不属于中国。1938—1939年《中国年鉴》列出如下非汉族人口的“部落”:云南1180万人口中有860万为非汉族，贵州700万人口中有430万为非汉族，广西1330万人口中有447 万为非汉族。另外，广东有50多万“土著”，四川有75万非汉族人口。

[6] 这是浙江全省的平均数(见WarrenH.陈前引书第3 页)。江苏省的平均数字要高许多， 达每平方英里813 人，但我没有选江苏为例，因为江苏包含了上海、南京两座大城市。

[7] 每平方英里183 人是山西全省的平均数(见WarrenH.陈前引书)。北方省份如河北每平方英里达583 人，但它包含了北平与天津两大城市。山西的大部为人烟稀少的山地， 183 人已然是很高的平均值。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各类农耕区的人口数字。

[8]据《中国年鉴》(1935)第1 页。满洲人口可能未曾如1910 年那样多。中国的估算竟包括了奉天(辽宁)这个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其平均每家人口8.38 人，而中国其余地区则只是 5.5人。

[9] 《满洲发展报告第五》，1936年，第121页。

[10] 拉铁摩尔:《中国与蛮族》，载《东方帝国》，1934年。同书附有地图，表示少数民族入侵的时间与纵深程度。

[11] 西拉木伦河(即辽河的上游)这样的边缘支流例外，它流向满洲。克鲁伦河，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上源水系的一部分，流向西伯利亚。而流向印度和缅甸的西藏河流属于独立的一系。 关于满洲水文地理学和山志学、新疆、西藏，见格勒纳尔(Grenard，F.):《亚洲内陆》，《世界地理》，1929年，第8卷。竺可桢在《华北的干旱》(1935)中说:“湿润的东南季风在南方吹向海岸，但在北方却顺海岸而行。”(第212页)

[13] 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1938年。

[14] 拉铁摩尔:《黄金部落》，1933年。

[15] 毕士博:《中国南北的起源》，1934年。《中国文明的兴起》，1932年。

[16] 马伯乐:《中国文明的起源》，1927 年;《古代中国》，1927 年。关于对马伯乐的理论的评论，见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1931年，第40—41页。

[17] 毕士博:《中国南北的起源》，第316、319 页。

[18] 丁文江:《格朗教授的“中国文明”》，1931年，第268页。

[19]李希霍芬认为中国人由中亚进入陕西。见其《中国》卷1，1877年，第340页。

[20] 理雅各认为，中国人从远至黑海的地方迁徙到黄河中游。见其《中国经典》，(序言作于1865 年)，卷3，第189页。

[21] 康拉迪强调中国文化在本土的发展，见其《中国》，1910年，第482页。

[22] 魏伏格提出埃及文化并非起源于尼罗河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而在其上游的孟菲斯地区。 索尔(Sauer)在他的美国农业起源一文中，特别重视可以用少数而且简陋的农具耕种的土地的重要性。并且说美国印第安人最初耕种的是比较贫瘠的土地，因为它们易于耕种。 但是他相信黄土上一定有森林。后来被原始居民破坏了，丁文江却认为中国黄土高原具有半草原的性质。

[23] 斯诺(Snow，E.):《西行漫记》，1938年，第390页。

[24] 现代的窑洞是在黄土断壁上横挖，而原始的办法是在黄土地面从上向下纵挖。见前引毕士博书第301页。

[25] 对中国黄土的早期重要研究，见李希霍芬《中国》一书。魏特夫强调黄土较之其他土壤在农业上的重要性，见前引书，第23—61页。关于技术性的讨论，见巴伯(Barbour，G.B.):《中国北方黄土的新近考察》，1935年。

[26]关于禹的传说，可参考李希霍芬前引书第277—364页。另可参考赫尔曼等人的研究，见斯文赫定《南部西藏》一书第8卷，1921年。近年来，关于禹的年代和意义，也有许多中国学者讨论，著名者如顾颉刚及其同事们。关于对整个问题的评述，可参考魏特夫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史》，1940年版。关于顾颉刚，可参考恒慕义(Hummel，A.W.)翻译的顾颉刚《古史辨自序》，1931年。

[27] 关于早期历史中与中国交往的少数民族问题，可参考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中文)，1936年。

[28] 见毕士博前引书，第318、320页。

[29]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1937年。

[30] 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第189—223页。

[31] 索普:《中国土壤地理》，1938年，第430—432页。

[32] 拉铁摩尔前引书。关于南部满洲与长城以外其他地区的差别，见《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与《中国与蛮族》。

[33]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

[34] 毕士博:《中国文明的兴起及其地理因素》，第627 页。关于在精耕农业中强制劳力的重要性，见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1931年。以及《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1935年。

[35]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年。

[36] 这里关于城乡关系的分析，要比我在《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十一章中提出的看法更明确。

[37] 竺可桢:《华北的干旱》，1935年，第212页。

[38] 魏特夫:《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第52页。

[39] 冀朝鼎前引书。

[40] 斯诺前引书，第174页。我也听到过一位南京的官员生动讲述由于缺盐，那些长期封闭地区内的农民的困苦。那位官员是一个反对中国苏维埃政权的人，他坚信，红军若不是受此困苦则不会退离那里。

[41] 拉铁摩尔前引书，第120页。但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通中国的政府为什么对采矿行为持一种特殊的态度。

[42] 参见本书第十七章。

[43] 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第222—223页。

[44] 去满洲旅行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地主和官僚身份以及作为官僚政治代码的文书语言的重要性。后来，在编辑《太平洋评论》过程中，我能接触到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东西。可特别参考《太平洋评论》中的:王毓铨:《中国历史中地税的上升与王朝的覆灭》，1936年3月; 陈翰笙(ChenHan—seng):《中国样板省的优质土壤》，1936年9月;罕威尔:《中国的地方政府网络》，1937年3月;魏特夫:《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宏观考查》，1938年3月。如果没有体会过非字母书写的麻烦，就很难认识到在中国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与文盲的农民之间的鸿沟。 一个人必须要有金钱和时间去学习要很多年才能掌握的那种似乎不可能被掌握的书写符号。传统总是被用来保护晦涩的文字，而倡导简化文字则不可能战胜传统的阻挠，因此在中国做一个“独立人”比在西方国家里要难得多。

[45] 魏特夫:《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第54页。

[46] 陈翰笙:《中国当前土地耕种问题》， 1933年;又《中国最南部的地主和农民》，1937年。

[47] 厄特利(Utley，F.):《日本的泥足》，1936年。

[48] 我这里所写的都是我在蒙古亲眼所见以及亲耳所听。从文献上讲，广泛参考了毕士博和魏特夫著作中引用的材料。还有顾立雅:《中国早期文化研究》，1937 年;门京(Menghin， O.):《石器时代世界史》，1931 年。这里曾有一个狩猎、渔猎、采集、畜牧混合生活方式的新石器文化，其畜牧应该是刚刚萌芽，还很不发达，类似于远方北部的布里雅特蒙古人，参见波穆斯:《苏联布里雅特蒙古人》，ASSR，1937年，第96页(俄文)。

[49] 马伯乐:《古代中国》，1927年，第11页。

[50] 马伯乐前引书第1章，及魏特夫关于中国人与少数民族人之间种族关系问题的讨论，见《中国经济与社会》，第11—16页。关于中国北部少数民族人的现代认识，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中文)。

[51] 参考本书第七、八章。

[52] 顾立雅前引书第184页，描述了公元前2000年争夺畜牧权的战争。当然，这是发生在半农半 牧者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农民与牧民之间的。见顾立雅的前引书，第243页。

[53] 参考门京前引书，并参考本书第六章。

[54] 关于边境族群从农业“撤离”到草原，见本书第十三章。

[55] 关于这个阶段，大致可以参考顾立雅前引书，魏特夫《中国经济社会史》中有非常丰富的材料。

[56]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1937年。

[57]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1937年。

[58] 顾立雅在《中国早期文化研究》(第246—247页)中指出，在中国(公元前2000年)复杂的反射弓的出现，比草原上的真正的游牧要早得多。他还指出，古老的中国与极地附近的文化有联系。而弓本身之所以可能传到草原，或者从中国，或者从西伯利亚，也可能二者兼有，而强弓成为草原上特别适合的马上箭术，一定是草原自身发展的结果。

[59] 我很感激毕士博，他在1938年3月16日给我的信中，对于马匹的驯养和使用有很多有价值的建议，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弓的复杂性及其使用的重要性。我以前读到中文“骑射”一词， 总以为是“骑术与箭术”，没有看出它的意思是“马上箭术”，这是个很重要的技术上的差别。

[60]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48—49页。在我看来，蒙古语中的“nutuk”一词， 表示“隶属”于土地或者“国家”，可能与一个动词“neghuku”(迁徙、移动)有关系。neghutel 的口语形式“nutel”，如同“nutelulus”。“游牧民族”明显区别于“定居民族”。

[61] 我不敢肯定草原部落走向灭亡是否代表着一种真正的进化。它更可能是周期性的停滞或间歇的阶段，即草原和农业地区被统一时的现象，这正是中国和蒙古都在满族政府统治之下时的情况。

[62] 拉铁摩尔:《评格勒纳尔<成吉思汗>》，1937年。

[63] 维克托罗夫、加尔金:《蒙古人民共和国》，1936年，第36页(俄文)。

[64] 《大清会典》，卷七四二《理蕃院》，1818 年;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1934 年，第79—82 页;《中国边境的蒙古人》，1938年;鲁布鲁克在13 世纪第一次进入被蒙古征服的俄国南部时，对于游牧社会及习俗作了一个大概的描述，他说:“大牧主拥有南方的村落，他们从那里购买冬天需要的粟米和面粉。这些都是用羊和毛皮换来的。”(柔克义[Rockhill，W.W.]: 《鲁布鲁克“东游记”》，1900年，第68页)

[65] 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1938年。

[66] 参考本书第十七章。

[67] 拉铁摩尔前引书。

[68] 拉尔夫·福克斯(RalphFox):《成吉思汗》，1936年，第9页写道:“每年最长的移动距离都在 300公里以下，平均大概是150公里。”福克斯的资料来源是发表在《当代蒙古》第四卷(7)上的西穆科夫(A.Simukov)《蒙古移民》一文，乌兰巴托，1934年(俄文)。我个人的观察是，在蒙古内部的移民极少达到150公里。如我在其他地方谈到的一样，草原游牧民族必要时移动如此远距离的能力，不是因为他们有着远途跋涉的习惯，而是他们生活中的机动的组织形式，在短途移动和长途移动中可以随时转换。(见《亚洲内陆的商路》，1928年)

[69] 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1938年。在蒙古内部，蒙古人因汉人移殖而被迫退入比较贫瘠的牧场，内蒙古的游牧经济退化后，山羊越来越多，比绵羊更为普遍，也更促进了环境的贫乏与蒙古经济与社会的退化，因为山羊比绵羊更容易受致命的牲畜流行病的感染。 在生产同样的产品(尽管质量越来越差)条件下，山羊比绵羊更能适应贫瘠的牧场。绵羊和山羊，特别是山羊，它们尖锐蹄子会踏坏草场。长期和过深的啃草也会破坏草场。于是表土层暴露出来，大风扬起沙尘，而这样的结果常常被误以为是气候干燥造成的。

[70] 拉铁摩尔:《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1936年。

[71] 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结构》，1934年(俄文)，第39页指出，成吉思汗建立部落政权的北蒙古地区不适合骆驼生存。在第36页说，北蒙古直到征服西夏之后，才有骆驼。他的根据是《元朝秘史》，大概就是帕拉基(PalladiusA.)翻译的《元朝秘史》俄文版中第68 页的那段。这里西夏被描述成一种拥有大量骆驼的定居人群(实际上他们是半绿洲居民)。也许骆驼最初的驯服不在戈壁北方，而在南方，或者是土耳其斯坦的绿洲中，驯服它们的人最多是半游牧民族。我在中国的公元前一、二世纪的编年史材料中找到很多关于骆驼的记载，但这些材料都是关于沙漠绿洲，而不是草原的。见《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72] 拉铁摩尔:《亚洲内陆的商路》、《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

[73] 拉铁摩尔:《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1936年;《内蒙古与外蒙古的交汇处》，1938年;在 《满洲的蒙古人》一书中列有迁到满洲之后的蒙古部落的名称。

[74] 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第205页。

[75] 玉尔:《马可·波罗游记》，1921年。

[76] 玉尔:《中国与外域》，1914年。

[77] 马可·波罗自称会四种语言文字，四种文字大概只是两种，每种有两种用法—— 一个是波斯和阿拉伯，一个是维吾尔和蒙古。玉尔和高第(《马可·波罗游记》的编辑者)，对于马可·波罗可能掌握汉语的能力的看法不一致。当然，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的长时间里，很有可能略懂些口语，但从他只提到个别词语和名字的情形看，他的中文并不好，所以不可能阅读和书写汉字。学过中文的外国人总会有所夸耀。参见玉尔《马可· 波罗游记》，1921 年，第一卷，第十六章及注释。但是，比马可· 波罗稍稍早一点的鲁布鲁克对汉字的书写曾这样描述:“他们用一种类似画家用的画笔写字，而且一个完整的词要由很多笔画构成。”(柔克义: 《鲁布鲁克“东游记”》，1900年，第201-202页)拉施特(Rashideddin)在14世纪初用波斯文记载过关于波斯人的详细情况，维吾尔人和景教徒们在蒙古为中国做事。(玉尔:《中国与外域》，1914年，第三卷，第117页及后面)布雷特施奈德(Bretschneider，E.):《中世纪研究》， 1888年，第一卷，第189页，用精练的语言概括了蒙古人在中原建立王朝的历史，并引起了在蒙古生活的外国人的关注。

[78] 帕拉基在翻译《元朝秘史》时，在序言中(第8—9 页)做了很有意思的评论;另参见劳弗 (Laufer，B.):《蒙古文献要略》(俄文)，1927年，第10-11页;沙畹(Chavannes，E.):《蒙古时代中国大臣的碑铭与诗文》，1904年，第11页，其中汉字书写形态被形容为“奇异的方垒”。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官方“新”“旧”《元史》的问题，大概是编者所用文件的野蛮化问题。 经魏特夫允许，我将再仔细钻研蒙古时期的部分，做进一步分析研究，当然这也是他打算做的。在中国合作者的协助下，他从中国王朝历史中系统搜集了关于管理、政治、经济发展的资料。关于基本的说明，见他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宏观考查》，1938年。

[79] 《蒙古游牧记》(其前言写于1859年)，第1、2、21页;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第48页。另见巴德利(Baddeley，J.F.)的《俄国，蒙古，中国》(2卷，1919年)中的大量引证。另见豪沃斯 (Howorth，H.H.)《蒙古史》，第一卷，1876年，第418页，援引德·迈拉(DeMailla)的《中国通史》，卷十，1779年，第319页。

[80] 拉铁摩尔:《内蒙古的一座景教城市遗址》，1934年。在这个遗址，晚些时候蒙古人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记载的是俺答汗邀请达赖喇嘛将喇嘛教引入蒙古的事情。

[81] 关于这一时期的大致情形见巴德利前引书。

[82] 杜曼(Duman，L.I.):《十八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1936 年(俄文);拉铁摩尔的书评，1939年;库尔唐(Courant，M.):《十七到十八世纪的中亚:卡尔梅克帝国还是满洲帝国？》，1912年(主要参考《东华录》)。

[83] 参考巴德利前引书，卷一，第IXXVI页;亦由萨囊彻辰(SanangSetsen)(土默特成员)所授， 见施密特(Schmidt，H.)书1829年版，第9章，及注27。

[84] 见巴德利关于这一混乱时期的讨论(前引书，卷一，第I XXX I页)。

[85] 巴德利前引书，卷二，第232—234页。

[86] 同上。

[87] 《大清会典》卷七三八《理藩院13》;《卫藏通志》，卷五，1896 年。参考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第255页。

[88] 《大清会典》卷七三七《理藩院12》。

[89] 成吉思汗早年的记载提供了这种归属转换的例子，影响着很多个体和部落。当有人对抗他的利益时，他用转换部落来惩罚，他也会肯定那些顺从他的人——这说明他是个有能力的首领。

[90] 喇嘛寺也不准收容来历不明的喇嘛。从本部落私逃出来的人可以被判死刑，主动归来者鞭一百。参见雷撒洛夫斯基(Riasanovsky):《蒙古法律的基本原则》，1937年，第135页。

[91] 因此这成为《蒙古游牧记》的一大特征，它是18世纪关于蒙古的汉文文献，主要目标是领地的确认。

[92] 在内蒙古的一些地方，蒙古社会退化到由汉人替蒙古人做畜牧工作，并且被雇去应付部落兵役。参见拉铁摩尔:《中国边境的蒙古人》。

[93] 维克托罗夫和加尔金(前引书第30页)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成年男子的40% 是喇嘛，约有12万人，在1921年，外蒙古牧畜的20% 属于喇嘛寺，内蒙古的喇嘛寺和喇嘛更多。满人对那里的控制已经越来越直接，喇嘛的泛滥也越来越明显，寺庙、僧人和活佛越来越多。维克托罗夫和加尔金说，在1921年，外蒙古20%的家畜都已被僧人占有。

[94] 杜克索姆(Doksom):《报告》(向蒙古政府党委会的报告)，1936年(俄文)。关于大盛魁商号简略情况，见拉铁摩尔:《通往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1928年，第64—65页。

[95] 吉尔摩(Gilmour，J.)的《在蒙古人之中》是英文著作中知情详细、理解清晰的书，作者很正直，与蒙古人密切接触，没有受基督教偏见的影响。另见古伯察(Huc，R—E)和加贝(Gabet， J.)的《鞑靼、西藏、中国旅行记》，伯希和编，1928年。

[96] 拉铁摩尔:《蒙古的王公、教士和牧人》，1935年。

[97] 维克托罗夫和加尔金前引书(第30页)称，在许多旗里，整个牲畜的50%—60%，甚至70%— 90%，都属于召庙。

[98] 满清官方文献称，是喇嘛教把蒙古民族从好战的民族改造为和平的民族。

[99] 拉铁摩尔，《内蒙古的汉族殖民》，1932年;《内蒙古与外蒙古的交汇处》，1938年;《游牧人的道德缺陷》，1935年。

[100] 卡博:《图瓦历史经济研究》，1934年(俄文);另见拉铁摩尔的书评，1937年。

[101] 哈斯隆德(Haslund，H.):《蒙古的人与神》，1935年，第282—286页。

[102] 拉铁摩尔:《内蒙古的分割线》，1937年;《内蒙古与外蒙古的交汇处》，1938年。

[103] 秦始皇时的长城(公元前3世纪)蜿蜒于热河省北部的陡峭山峦，而不是南部。现存长城的主线是明代(1368—1644)所修。参见李济:《历史上的满洲》，1932年，第236页。

[104] 布莱克(Davidson Black):《沙锅屯洞穴中的人骨遗存》，1923 年，第96—98 页;安特生 (AnderssonJ.G.):《奉天沙锅屯洞穴堆积》，1923 年，第40—43 页;在李济前引书第229— 231页提到的日本考古学家的工作。

[105] 布莱克等:《中国人类化石》，1933年，第139页。

[106] 今日东北地区与朝鲜的政治边界是以河流为界，而不是天然的边疆。相反的，东北地区这一方面的山林是朝鲜环境的延长。

[107]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7页。

[108] 拉铁摩尔:《中国与蛮族》，1934年，第28页。

[109] 我所用的术语“汉边”(ChinesePale)是借用爱尔兰古称“英吉利边”(EnglishPale)，也因为中国人用柳树条围成栅栏作为领土永远的圈定。见吉贝尔(Gibert，L):《满洲历史与地理辞典》，1934年，“柳条边”。

[110] 拉铁摩尔:《内蒙古的汉族殖民》，1932年，第296页。

[111]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21、198页。

[112] 林同济(T.C.Lin):《明代的满洲》，1935年，第1—2页，此书过分贬低了满洲海上交通的重要性，而只强调取道热河的重要性。他没有注意到军事的进攻与经济的进入是有明显区别的。但他注意到明代辽东(汉边)在行政上是隶属于山东的，这说明海路交通比陆路更有效。

[113] 猪是满族最主要的祭祀用牲(当然祭祀还要有谷物、酒、竞技等)，就像羊在蒙古的地位一样。 在北京紫禁城，它作为坤宁宫的萨满仪式被保留下来。坤宁宫设有满清皇帝举行婚礼时的新床和厨房。坤宁宫前仍有萨满神杆，传统神杆顶上插有一根猪骨。参见德· 阿尔莱(De Harlez):《东方鞑靼人的民族宗教》，1887年，第87页(祭祀用牲);史禄国(Shirokogoroff): 《满族社会组织》，1924年，第105、133页(照料猪是女人的事)。

[114] 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等，1931年，第463页;拉铁摩尔:《黄金部落》，1933年。

[115] 关于满洲，参见史禄国前引书，1924年，第Ⅲ章;在魏特夫即将完成的《中国经济社会史》中会详细讨论中国原始母系氏族组织的意义。

[116] 粟是满洲祭祀所使用的谷物。有一种特殊的粟是从乌拉街(距离吉林市大约25 英里)运到北京的，这是我1929—1930年冬天住在那里时得知的。

[117] 拉铁摩尔:《黄金部落》，1933年。

[118] 拉铁摩尔:《黄金部落》，1933年。

[119] 哈特(Hatt，G.):《驯鹿游牧制度研究》，1919年。哈特相信鹿最初被驯服时，不是供运输，而是用来作诱饵，以捕猎移动的鹿群。

[120] 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1938年;格里亚兹诺夫(Griaznov，M.P.):《阿尔泰巴泽雷克黄金冢》，1933年。

[121] 贾鲁瑟:《未知的蒙古》，1913年，第Ⅰ卷，第209—211 页。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1934 年，第184页。

[122] 同上。

[123] 拉铁摩尔:《黄金部落》，1933年;关于14—15世纪高丽人在鸭绿江、图们江边界的活动，参考林同济前引书，第15—19页。

[124]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61页(汉文在满洲的迅速传播)。

[125] 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1934年，见达斡尔、索伦、叶赫那拉等索引。

[126] 见吉贝尔前引书，关于肃慎、东胡、高句丽、鲜卑(以及慕容等许多分支)，奚、靺鞨、渤海、契丹 (以及耶律等分支)、女真(以及完颜等)等。这是本很方便的关于满洲历史中的汉人与“部落人”的手册(见拉铁摩尔书评，1935年)。只是没有具体指明所依据的中文文献，尽管总述中开列了主要文献的单子。

[127] 见吉贝尔前引书，努尔哈赤、伊兰哈拉等条。

[128] 见吉贝尔前引书，爱新觉罗条。

[129] 见吉贝尔前引书，依尔根觉罗条。至于“满”(Manchu)这个名称，郝爱礼(《开国方略》，1926 年，第592页)的推测是，努尔哈赤的先祖是曼殊师利，这是满洲部落中非常普遍的蒙古人名字。曼殊师利(本身来自梵语)是同西藏喇嘛教一起来的，在蒙古变得越来越普遍。作为与中原有联系的小首领，这位曼殊师利得到了一个中文名字李满住，Man—chu代表Manjusri。 后来，满人建立国家要给王朝定名时，认为名称要古，而有别于“金”。于是他们转向这位祖先或说爱新觉罗家族的创始人。如果这种解释正确的话，则“满”与喇嘛教的曼殊师利的关系则是偶然的，而不是最初宗教信仰的问题。但是，戈尔斯基(Gorski，V.)在《统治中国的清朝的开创者及满洲部落的名称》(1852年，第139页)(俄文)中认为，“满”在五六世纪的部落语言里是“首领”的意思。

[130] 见吉贝尔前引书，建州卫条。这个“区域性”的名字是随着建州满族从松花江中部流传到满洲东南的，这暗示——仅仅是个暗示——这个名字不是地区性的，尽管使用时是带有区域性的。它可能是汉语的“金族”经由通古斯语再回到汉语时的叫法。参考戈尔斯基(前引书第 125页)，他认为，建州可看作是金的一个分支。可以举出很多类似的地方，例如蒙古语中的 “taiji”(部落王子)，就是中文的“太子”(法定继承人)的变形。在转录成汉语时写作“台吉”。 虽然音节“太”被写成另外一个字。但汉人一般不把“蒙古”词看做真正的汉语——尽管熟悉汉语的蒙古人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福兰阁能够区别汉语和蒙古语中的术语，见其《直隶省热河地区状况》，1902年，第30页。但劳弗(见《蒙古文献要略》，第43页)却做不到这一点。 但他也注意到，蒙古语里的“taiji”成为部落或者氏族的名称(成吉思汗时称Taijigat)。这再次证明“金族”变形为“建州”，可能后来被用做了氏族或者部落和地区的名称。

[131] 以前“满”人的房屋可能继承了一部分高丽的风格，参见拉铁摩尔:《黄金部落》。烟囱一般为木质，或泥草盘筑，屋顶用茅草覆盖，而因为房顶和烟囱都容易着火，所以将烟囱放到屋外几英尺之外，将着火的风险减小。烟顺着地下烟道通到烟囱。这可以解释一个人为何夜里能出到屋外藏到烟囱后面。

[132] 我只看过《满洲实录》(1930年)，是影印奉天皇宫的中—满—蒙稿。其中插图(其中一幅是努尔哈赤即位情景，转印至吉贝尔前引书第680页对页)有满文、汉文、蒙文标题。关于这些记录及档案的来源见:富克斯(Fuchs，W.)的《满洲首位皇帝年表》，1936年;以及《满洲目录学与文献学论文集》，1936年，第V 章。

[133] 《满洲实录》。

[134] 吉贝尔前引书，努尔哈赤、尼堪外兰、李成梁(最后一位朝鲜血统的中国边境行政长官)等条。另见前引郝爱礼翻译及注解的“官方”文献。

[135] 参考第十七章。

[136] 拉铁摩尔:《黄金部落》。

[137] 蒙古对汉人的称呼Khitat和对满人的称呼Nikan，都有“奴隶”的含义，但两者都没有语言学的证明。扎哈罗夫(Zakharov)在其《满俄词典》(1875 年)中，除了首先给出“汉人”的意思外，并没有给出“奴隶”的解释，只是解释为“农民”、“村民”。他认为Nikan 起源于中文的 han，是“汉人”的意思。若果真如此，那么Ni—这个音节可能来自汉语的“逆”，Nikan可能最初在满人中使用时是“叛逆汉人”的意思。

[138] 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索伦与达斡尔。

[139] 吉贝尔前引书，叶赫条;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叶赫那拉(蒙语yeghenere，意为“伟大的名字”，“伟大的部落”)。

[140] 李济前引书，有关于努尔哈赤一位先祖的有趣记载。另见林同济前引书，第33-41 页。 我想，我关于森林中人“反部落化”的分析，比林同济的单纯的政治分析要强得多。在明朝开始走向没落的时候，入朝“进贡”成了占汉人便宜的办法。“朝贡使臣”及随从人员可达数百人，都由汉人官方出钱，以提高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同时，他们以“非贡”品进行贸易， 于是削减了中国边境商人的利润。见林同济《明代满洲的贸易与朝贡》，1937 年。他夸大了汉人在长城以外的“善行”和政治管理水平，由此可以看出，他没能在丰富的材料中析取全部内涵。

[141] 在满人统治下，毛皮进贡几乎延续到今天，主要在西部新疆一带布达哈狩猎区。对于满人或很多森林部落首领来说，“进贡猎物”是剥削森林部落的重要手段，那些部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并没有特别的进行贸易的愿望。军人则像蒙古人和定居的满人一样，迫使那些部落交纳剩余品。见卡博《图瓦历史与经济研究》，1934 年，第79—80 页(俄文，拉铁摩尔注译，1937年);科兹忞(Koz’min):《突厥蒙古的封建制问题》，1934 年，第29 页等(俄文);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1919年，本书参考文献甚多，尤其是第Ⅱ卷，第443—445 页;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1934年，关于布达哈的部分。

[142] 王毓铨:《中国历史上地税的上升与王朝的覆灭》，1936年。

[143] 参考本书第四章、第十七章。

[144] 参考本书第八章。

[145] 拉铁摩尔:《评格勒纳尔成吉思汗》，1937年。

[146] 吉贝尔前引书，努尔哈赤、尼堪外兰、李成梁条;郝爱礼前引书“官方”说明。尼堪外兰代表了部分边疆官员，他们愿意继续为汉人服务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努尔哈赤这样的小贵族则看到了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尼堪外兰这个名字显示了混合血统，尼堪，是满人对汉人的称呼，外兰，是个汉人的头衔(郝爱礼前引书，第614页)。

[147] 吉贝尔前引书，那颜、满洲条。

[148] 吉贝尔前引书，乌兰、叶赫、辉发、哈达条。

[149] 同上，努尔哈赤等;另郝爱礼前引书“官方”编年记载;另戈尔斯基前引书，第133页。

[150] 郝爱礼前引书。

[151] 吉贝尔前引书，努尔哈赤、皇太极;郝爱礼前引书。

[152] 吉贝尔前引书，八旗;以及《东华录》关于所提到的年代。

[153] 吉贝尔前引书，吴三桂;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第67—68 页;郝爱礼:《吴三桂将军》， 1927年，第564页。

[154] 我在这里省略了关于满洲西部蒙古草原的单独讨论，这部分可以参考《满洲的蒙古人》。可以看出，我对那个时候(1934)关于清代蒙古人在政治上的重要作用问题的观点，做了不少发展修正，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书中讨论的过去和现在的地理分布问题，有地图可参考。

[155] 参考吉贝尔前引书，临潢府(在今热河北部旧时蒙古地区内)，反映了10 世纪辽代非汉人统治下的汉人的扩张;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附近)，反映了12世纪金代的同样现象。蒙古王公以租佃殖民的生产方式将汉人带入蒙古地区(尤其是热河)，打破了满人的规制，结果，蒙古统治者转变成地主，蒙古部落人民转变成农民。参见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第79— 82页，第83—85页;又见本书第十七章。

[156] 拉铁摩尔前引书，第174页;《黄金部落》，1933年;吉贝尔前引书。

[157] 东蒙古的许多贵族家庭因为这种婚姻，其满族血统比蒙古血统还多，蒙古上层阶级与满族关系之深，可以从行政上用满文这件事看出来。在几十年前，察哈尔的统治阶级还是用满文而非蒙文写公文。因此平民不懂法律和行政。今日东北地区西北的贝尔部仍然如此。1930年我在那儿游历用的蒙古护照是用满文写的。我的朋友潘克拉托夫(B.Pankratov)(现在列宁格勒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告诉我，有一次和贝尔部的蒙古官员同行，发现他们用满语来私下谈话。

[158] 拉铁摩尔:《黄金部落》。

[159] 有些布告被引用到《吉林通志》中。态度的逐渐转变是很有意思的。在第1卷，乾隆五十四年(1789)，及第2卷，嘉庆二十五年(1820)，枪支是不被禁止的，但是担心用枪会使人们忽视了箭术，箭术是真正的满人应该珍视的。在第3卷，道光二年、七年(1822、1827)，允许满人使用枪，但为了保持威猛，必须要坚持狩猎。但是，有一点担心的是汉人是制造和使用枪的。 让箭术逐渐消失是无奈的事情。箭术要坚持不懈的练习。在满人是特殊等级的时候，他们能够保持他们弓箭能手的资格，他们虽然是少数，但可胜过那些没有武装没有技能的众多汉人。步枪是具有全社会性危险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它也很可能落到坏人手里。它是一种可以摧毁满洲统治所依赖的特殊军事优势的武器。在欧洲，第一批步枪无论是在射程上、准确度上，还是在发射速度上，都不如弓箭。但在与死亡的抗争中，它们逐渐变得重要，因为不需要很久的训练就可以使用它们。后来，它们也击败了旧封建地主及其培养的追随者的势力。

[160] 关于早期俄国人进入阿穆尔河地区情况，见巴德利前引书中提到的各种哈萨克人的记载。关于后来从索要贡品转变为商业剥削的情况，参考卡博前引书。

[161]《北满与华东铁路》(米哈伊洛夫[I.A.Mihailoff]编辑，1924年，第67—68页)一书指出，俄国殖民化越过西伯利亚而到达满洲，它是非常粗略的，“它进行的非常迅速，尽管粗略，但征服了大片地区”。相反，中国殖民化，却顽固地保持着中国经济的那种细致的特色，它伴随城市而成长(除非在不利于汉人的地方)，要“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需要一定的剩余…… 一点一滴地向边缘渗透”。俄国农民“可以将他们的收获拿到他们愿意的任何地方”，而对中国人来讲，脱离城市来进行精作农业是“经济上的荒唐事”，与城市相联系是他们正常的经济模式，除非他是为部落雇主而种地。

[162] 据《中国年鉴》(1934年，第571页)，1931年，包括满洲在内，中国铁路全长10157397 公里 (数字包括旁轨侧线)。满洲铁路总长是6141公里，其中1287公里是由中国人自己投资修建的，1723公里属于中国东部铁路局(俄中)，1110公里属于南满铁路局(日本)。其余由中国人经营管理，独立或与英、日合作，是用日、英贷款修建的(这些数字出自《满洲发展报告第三》，1932年，第87页。最初的数字是以“英里”计算的)。这意味着满洲在铁路方面，要远远比中原“现代化”和“西方化”得多。

[163] 拉铁摩尔:《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1936年;另见伯克(Boeke，J.H.):《西化在东方的退缩》，1936年，这种秩序下的所有现象此书都有讨论。

[164] 拉铁摩尔:《门户开放还是长城钜防？》。

[165] 关于苏联在中国边疆上变化的重要性，见下一章。

[166]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283页。

[167] 拉铁摩尔:《升起的太阳——下降的利益》，1938年。

[168] 厄特利:《日本的泥足》，1936年。

[169] 拉铁摩尔:《和服与头巾》，1938年，第274页。

[170] 据格勒纳尔《亚洲内陆》，1929年，第295页，地图，最高峰是汗腾格里(7200 米)。关于那个地区大概情况，见默茨巴赫(Merzbacher，G.):《中部天山》，1905年。

[171] 尽管降雨是不确定的，“在罗布沙漠，雨水罕见，但只要下就是大雨滂沱。在1928 年4 月和 1934年6月我赶上了两次倾盆大雨”。见伯格曼(Bergman，F.):《罗布淖尔沙漠新发现的墓葬》，1935年，第51页。

[172] 这只是简单的示意性描述。关于新疆水文地理山志方面的详细记载，参见格勒纳尔前引书。

[173] 关于塔里木河河道及罗布泊位置的变化，特别是普尔热瓦尔斯基(Prjevalski)1876—1877 年、赫定(Hedin)1900—1901 年所做考察，还有赫定1928 年到此所见变化，参考奥尔纳 (Horner)和P.T.陈的《变化的湖泊》，1935 年，及所引文献。赫定于1928 发现了另一个他 1903年曾预言过的变化。

[174] 关于准噶尔及蒙古西北的概括性描述，请参考贾鲁瑟:《未知的蒙古》，1913年。

[175] 拉铁摩尔:《亚洲内陆的商路》，1919年。

[176]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98页。

[177] 罗布人的文化也反映出沼泽地，当特别潮湿的时候，其实是阻碍了农业的发展。罗布人不仅靠狩猎和捕鱼为生，也依赖芦苇，一种既可以食用，也可以做燃料和搭盖棚屋的材料的植物。 见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30页;另见奥尔良亨利王子所述，载邦瓦洛(Bonvalot，A.):《穿越西藏》，1892年，第Ⅳ章。

[178] 沙敖:《南疆游记》，1871年，第469—470页;斯坦因:《中国沙漠中的遗址》，1912年，第Ⅱ卷， 第71页。

[179] 拉铁摩尔前引书，第100页。

[180] 喀什绿洲，是中国新疆最大的绿洲，面积265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达3.5万;莎车面积2100 平方公里，城市人口6万;和阗面积160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2.6万;阿克苏和吐鲁番加在一起是1500平方公里，阿克苏城市人口大约是2万。格勒纳尔估计在这些绿洲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6人，并相信他们占塔克拉玛干绿洲总人口数的88%。他只计算了50多平方公里内的30多个绿洲。(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19页、321页。)

[181] 关于绿洲特征的讨论见庞佩利(Pumpelly，R.):《土耳其斯坦探险记》，1908年，第II卷。

[182] 庞佩利和他的一些助手相信，从沙漠绿洲向田园生活的转变始于公元前8000年。胡贝特· 施密特提出的时间要晚些而可能性更大(见庞佩利前引书，第Ⅰ卷，第186页)。社会阶层的分化，说明在牛、马、猪和两种羊驯化前，文化中出现了小麦、大麦、纺纱、彩陶以及一些关于铅、铜(但没有锡，所以没有青铜)的知识。这些动物都是在狗之前驯化的(见第Ⅰ卷，第38— 42页，67页)。杜额斯特(Duerst，J.U.)(第Ⅱ卷，第437—438页，同一部著作)讨论动物的遗骸，指出驯化动物一定要在游牧活动出现之前。

[183] 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庞佩利指出(前引书，第Ⅰ卷，第33-44页)，在灌溉时期淤积到12-15英寸，甚至22英寸厚。这意味着水位分布的变化，并且有可能是洪水灾害的增强。水利问题成为社会技术最大的问题。关于人类社会用多种方式实现人工“气候变化”，参考洛德米尔科(Lowdermilk，W.C.):《人造沙漠》，1935年。

[184] 毕士博在《拉犁的起源与早期传播》(1938)中指出，阉割技术最大的意义是可以驯养体形较大的牲畜。他提出，阉割技术首先是通过用大量性器官作牺牲而发现的。在这种事情中，是用硬切的办法(切碎睾丸或是切断输送管，而保留生殖器)给驯鹿去势吗？ 这可以归诸原始的巫术概念吗？ 哈特在《驯鹿游牧制度研究》(1919年，第110—111页)中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释。

[185] 我的朋友乌本(TorgnyOberg)先生就有一只，在归化养了几年。它非常温顺地跟在他后面， 穿过市中心的街道，来到露天的村庄，从来不会跑掉。迪斯特(庞佩利前引书第437页)引用了米克(Mucke，J.R.)的《早期农业与畜牧业史》(1898)中关于围栏是驯化动物最基本的手段的观点。在更复杂的放牧技术发展起来之前，这是正确的。

[186] 贾鲁瑟前引书，第Ⅱ卷，第602、603页以及图片;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12页对页的图片。

[187] 格雷姆(Graham，S.):《穿越俄属中亚》，1916年;拉铁摩尔:《鞑靼高原》，1930年;德米特伦科(Dmitrenko，V.V.):《鹿角与鹿茸》，1933年。

[188] 拉铁摩尔:《通往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1928年，第195—196、219—220页，介绍了现在发现的野生骆驼的最东端地区。关于驯养野生骆驼的困难性，我是从蒙古人(主要是额济纳河地区)那里得知的。

[189] 关于林区放牧(狩猎，用驯鹿作为运输工具)是草原游牧的起源之一。见本书第十四章。

[190]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1937年;贝洛特(Berthelot，A.)在《托勒密时代后的古代中亚和东南亚》(1930年，第19、22页)中指出，公元前3000年马就已经被戴上马具使用了(在中亚)，但是直到公元前6、5世纪才有战马。

[191] 例如，在始于公元前17 世纪的希克索斯王朝，或者所谓的“牧羊国王”时期，见布雷斯特德 (Breasted，J.H.)的《埃及史》，1912年，第214页及以下。但要注意的是，从布雷斯特德的论述可以判断出，这些可能是作为游牧人的绿洲人的起源。

[192] 例如，前2000年中的赫梯族。赫罗兹尼(Hrozny，F.)在《赫梯族》(1930)条中，怀疑早期的赫梯族人能否算真正的游牧人，尽管他们可以从绿洲地区迁移到其他地方。

[193] 如“斯基泰”(Scythian)或者“动物风格”青铜文化被传播到俄国南部和内、外蒙古之间的草原。

[194] 例如，赫尔曼关于昆仑名称的讨论，见赫定《南部西藏》，第Ⅷ卷，第131页及以下。赫尔曼接受了很远古的令人怀疑的年代，但这不会影响他的观点的正确性。

[195] 当然，我并不否认引进是一个文化发展因素，而且常常是很重要的因素。我只是强调在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发展是向外的，最终导致了与中亚的密切联系，而不是从中亚引进而向内发展的。

[196] 赫定前引书，第238页和地图等。

[197] 同上，第131页及以下。

[198] 参考安特生《草原之路》，1929年。

[199] 狄克逊(Dixon，R.B.):《人类种族史》，1923年，第284、300页，以及引用斯坦因《中亚及中国西端调查报告》，第Ⅲ卷，1921年，第1351—1389页。沙敖(前引书，第21页)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新疆绿洲的讲印欧语的人。

[200] 拉铁摩尔前引书。

[201] 关于中国人的活动的概述，包括有汉代(前206—220)、随后的小王朝、以及唐代(618—907)， 见富克斯《吐鲁番地区唐和唐以前的对外关系史》，1926年。此书援引很多中文原始文献及其他文字的文献。

[202] 比较阿拉伯历史的大致情形——人群从南部绿洲出来，在沙漠中转变为游牧，穿越叙利亚或者美索不达米亚，重又定居下来。与此同时，还有相反的过程。见劳伦斯(Lawrence，T. E.):《智慧七柱》，1935年，第34—37页。

[203] 斯克林(Skrine，C.P.):《中国的中亚》，1926年，第28页。这是依照喀什的估算。若以新疆为一个整体，估算会很不一样，因为要给小王朝时期、局部统治时期等留出余地。

[204] 关于各个历史步骤，见富克斯前引书。

[205] 后来，特别是帝国时期，贸易及迁徙主要在天山北麓(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26页和第327页上的地图)。如果骆驼走过较好的草地，每天吃草，商队的成本就会降到最低。

[206] 参考本书第十五章。

[207]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104页。

[208] 一般参考斯坦因:《中亚及中国西端调查报告》，1921年;冯· 勒科克:《新疆的希腊式遗迹》， 1926年。

[209] 《中国百科全书》，1917年，关于中国佛教的部分;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Ⅱ卷，1936年，第 203页及以下。

[210] 通过统治喀什、阿克苏、莎车与和阗的葛逻禄突厥人以及天山南、北路东端的“五城”维吾尔突厥人，突厥文从9世纪起便成为绿洲间通用的文字。(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17页)

[211] 杜曼:《十八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1936年(俄文)。

[212] 云南的穆斯林最初是通过海上从亚洲东南的阿拉伯传入，而不是来自中亚陆路。在马可· 波罗时期他们已经在云南确立。见玉尔:《马可·波罗游记》，1921年，第66页。拉施特也了解中国这一地区有穆斯林信徒，见玉尔《中国与外域》，1914年，第Ⅲ卷，第127页。

[213] 参见海恩波(Broomhall，M.):《中国的回教》，1910年;安德鲁(Andrew，G.F.):《中国西北的伊斯兰》，1921年;贝勒思(Bales，W.L.):《左宗棠》，1937年，此书附有很多关于宁夏和甘肃的绿洲、半绿洲中的孤立的穆斯林的参考资料。

[214] 《中国年鉴》(1938—1939)，第63页，所列中国穆斯林信徒有48104240，包括满洲的7533680， 山西的4129090。第63页及64页给出甘肃全省人口数字6080559，包括3518920穆斯林;宁夏全区人口是666890，但有753400穆斯林信徒(这是个很明显的例子说明即使是最新的官方数字也是多么不可信);青海(以前是甘肃的一部分)人口1195054，包括1186590穆斯林。安德鲁(前引书)提出甘肃大概有人口1000万(显然包括青海)，其中穆斯林300万。

[215]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远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关于整个战争或是暴动有很有趣的记载，显然是部分地基于最西端的东干的传统，包括它的历史背景。见沙赫马托夫(Shakhmatov，V.)《十九世纪维吾尔回民民族解放运动史研究》，1935年(俄文)。

[216] 杜曼前引书，第62页等。

[217] 详见杜曼前引书。

[218] 沙赫马托夫前引书。

[219] 关于阿古柏伯克(YakubBeg)时期，参考沙敖前引书。

[220] 同时，回民穿过阿尔泰山到了外蒙的西北，参见爱莲斯(Elias，N.)《西蒙古旅行记》，1873年， 第127页等。

[221] 贝勒思前引书。

[222] 沙赫马托夫前引书;安德鲁前引书第84页。

[223] 赛克斯(Sykes，E.):《穿越中亚的沙漠与绿洲》，1920年，第291页。

[224] 但在爱莲斯前引书中提到，蒙古几乎不能作为可靠的帝国军队联盟来镇压可怕的回民。

[225]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99页。

[226] 荣赫鹏:《大陆心脏》， 1896年。

[227] 保持新疆贸易的稳定是关系到中国的利益的。要避免人们产生不满，要保持交流路线上的缓慢频率，防止外敌的入侵和省内的起义。拉铁摩尔前引书，第109页。

[228] 同上，第110页。

[229] 拉铁摩尔前引书。有多种货币使用，每一种只限制在一个地区，这就防止了出于政治目的从各地积蓄存款的行为。

[230] 关于气候因素，参考亨廷顿的关于潮湿与干旱交替变化的理论，见《亚洲的脉动》，1907年;以及斯坦因关于高山冰雪堆积逐渐减少的理论，见《亚洲腹地:历史中的地理因素》，1925年，第 474—475页及第490页。

[231] 斯凯勒(Schuyler，E.):《土耳其斯坦旅行记》，1876年，第Ⅱ卷。

[232] 拉铁摩尔前引书，第113—115页。

[233] 这一年，中国在满洲的省级政府试图在中国中东铁路获取俄国人的利益。

[234]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特别是第30页。

[235] 这个名词并不完全确切，因为它可以令人误解整个中国为帝国主义。事实上，只有几个中国阶级是如此，他们的权益并不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在新疆还有除帝国主义以外的问题，其内部各团体权益的对立也导致省内繁荣的减退。

[236] 一般可参考斯诺《西行漫记》，1937 年;贝特兰(Bertram，J.):《中国第一行动》，1937 年，及 《未被征服者》，1938 年;拉铁摩尔:《外蒙古与内蒙古的交会处》，1938 年;《和服与头巾》， 1938年。

[237] 孙逸仙:《三民主义》(普里斯译)，1929 年，其中隐含着对于少数民族的态度，见“救弱扶衰” (第147页)。另一方面，孙逸仙认为蒙古和西藏是中国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后所继承的领土 (第256、258页)。

[238]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99页。

[239] 同上，第116—117页。

[240]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5年，第40页等。

[241] 由于缺乏出版信息，很难将这个政治阶段的零星片断拼凑到一起。有报道称(口述，不可能核实) ，英国提供的武器一部分是来福枪，这些枪本来是1918—1919年给英属波斯地区使用的。后来这些来福枪被回收，撤出时被沉入波斯湾。采珠人将枪打捞出来出售，有些枪落入印度西北边疆敌视英国人的部落手中，有些枪被修整一番卖到中国。有些枪原是英国人从日本买的，所以，当穆斯林从汉人手中缴获到这些枪时，便加强了对日本欲干涉中亚的看法。

[242]拉铁摩尔前引书第43页，及《中国新疆》，第117页。

[243] 哈斯隆德:《蒙古的人与神》，1935年，尤其是第325页。

[244] 赫定:《巨马飞腾》，1936年，尤其第1—17页。

[245] 徐树铮，这个1920年要征伐外蒙古的将军，是安福系军人，而安福系是与日本有关系的。在外蒙古活动的“疯子男爵”斯登堡(Ungern-Sternberg)与日本支持的间谍谢苗诺夫(Semenov) 有关系。

[246]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第39—40页。

[247]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

[248] 拉铁摩尔:《外蒙古与内蒙古的交汇处》，1938年。

[249] 据我所知，关于这一时期没有任何记载，无法将迷惑的片断组合在一起。但是赫定前引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参与纷杂事物的回民、汉人、突厥人、蒙古人，以及红、白俄罗斯人，而他的报告也是不连贯的。

[250] 建立联合的盛世才是东北籍的军人，但是他并不是与从东北退入西伯利亚的东北军队一同入疆。他在南京国民政府下任职多年。他到新疆去的任务原是协助训练新疆军队的。

[251] 赫定前引书。

[252] 同上;戈德曼(Goldman，B.):《穿越亚洲的红色道路》，1934年。

[253] 赫定前引书。

[254] 同上，第184页:“当我们问为什么红俄和白俄可以一起合作时，一个体形强壮，金黄头发的人回答说:‘为什么，当我们有了共同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和平相处。’”

[255] 赫定前引书，第246页。

[256] 消息得自一些穆斯林朝圣者，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吐鲁番人，曾穿越俄罗斯到过麦加。1937年初，我在一艘从希腊去埃及的船上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人。

[257] 盖群英(Cable，M.):《新“新统治”》，1938年。很明显，这是1936年的情形，尽管文中没有日期的记载。

[258]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112页。

[259] 拉铁摩尔:《日俄关系》，1936年，第534页。

[260] 拉铁摩尔:《和服与头巾》，1938年。

[261]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119页。

[262] 丁文江:《中国如何形成自己的文明》，1931 年，第10—11 页;在周代，汉族没有深入长江以南，他们在秦朝才向前扩展。四川的“中国化”是在汉朝(前206—公元220)，广东是在唐朝 (公元618—907)，福建和江西是在宋朝(960—1279)，广西、贵州和云南在明朝(1368— 1644)。

[263] 关于人文地理学及山志学的概要，参考格勒纳尔《亚洲内陆》，1929年。

[264] 格勒纳尔《亚洲内陆》，第366页。

[265] 同上，第364页。

[266] 同上，第365页。

[267] 关于西藏与云南边界的问题，约瑟夫·洛克(JosephRock)博士研究了很多年，可能在年内发表，应能极大丰富对这一地区的认识。其他有关中国西藏关系的参考书:柔克义:《喇嘛的土地》，1891年;格里高利(Gregory，J.W.):《中国西藏的阿尔卑斯山》，1923年;史蒂文森(Stevenson， P.H.):《中国—西藏边陲》，1927—1928年;《汉藏边境人文地理研究》，1932年。

[268]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115页。

[269] 参考本书第四、五章。

[270] 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67—368页。很多西藏牧民既放牧牦牛，也狩猎野牦牛，这件事使我们联想到放牧驯鹿是源于捕猎野生鹿的观点。参见哈特《驯鹿游牧制度研究》，1919年。

[271] 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64页。

[272]同上，第365页。

[273] 参见勒里希(Roerich，G.N.):《亚洲腹地》，1931年。关于从蒙古—突厥游牧生活向农业定居生活的一系列复杂转变，以及一部分汉化，一部分藏化的问题，参考施拉姆(Schram，L.): 《甘肃头人的婚姻》，1932年。

[274] 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76页。另外，爱克威尔(RobertB.Ekvall)的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甘肃西藏边界的文化关系》，1939 年)清楚地证明，部分东北部藏民认为，山谷居民是“低等” 的，而游牧民族是“高等”的。

[275] 安德鲁:《中国西北的伊斯兰》，1921年，第15—18页。

[276] Det一词是“高”的意思——高原蒙古。

[277] 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70页。关于从西宁北到拉萨的沙漠路线，参见古伯察、加贝:《鞑靼、西藏、中国旅行记》，1928年。

[278] 弗兰克(Francke，A.H.):《聂赤赞普的王国:西藏的第一个王》，1910年。

[279]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年。

[280] 沃德尔(Waddell，L.A.):《西藏佛教》第二版，1934年，第13—14页及第19—20页。

[281] 安特生:《黄土的子孙》，1934年，第242—243页。安特生认为他在甘肃西藏边境上所发掘遗址中，少猪骨而多野兽及牛骨，表示那里有一个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是“狩猎及养牛的游牧民族”。但是，他们大概是混合文化的居民，而不是真正的草原游牧人。

[282] 参考本书第十五章。

[283] 弗兰克前引书。

[284] 沃德尔前引书，第19—20页。

[285] 参见斯坦因:《中亚及中国西端调查报告》，1921年;及《中国沙漠中的遗址》，1912年;弗兰克前引书，第110—111页。

[286] 富克斯:《吐鲁番地区唐和唐以前的对外关系史》，1926 年;赫尔曼:《公元前中国的西域诸国》，见赫定《西藏南部》，第Ⅷ卷，1922年，第271页(依据沙畹《中国地图绘制的两个古代样本》1903年)。

[287] 施拉京特魏特(Schlagintweit，E.):《喇嘛教创始人印度僧莲花生传记》，第Ⅰ部分，1899年， 第422页;第Ⅱ部分，1903年(他在印度);沃德尔前引书，第24页。

[288] 参考斯坦因:《中亚及中国西端调查报告》中的参考资料;富克斯前引书。

[289] 沃德尔前引书，第35页。

[290] 沃德尔前引书，第35页。

[291] 沃德尔前引书，第38页。

[292] 这些变化在沃德尔对藏族教会历史的说明中可以隐约看出，但是沃德尔没有用我在这里大致使用的解析和比较的方法。我尝试将藏族复杂历史压缩的做法是一种必要的理论手段。参考希拉里恩(Hilarion，O.)《中国与西藏关系史概要》，1910年再版，第262—264页(俄文)。他表明在清朝初期，中国政策是扶助很多红教当权者个人，同时蒙古的影响，随着宗喀巴的改革运动，促成了黄教在达赖喇嘛领导下的霸权。

[293] 沃德尔前引书，第38—39页。

[294] 这一部分可与萨囊彻辰的编年衔接。萨囊彻辰因出现错误而遭到批评，而施密特的翻译，尽管在当时(1829)很有名，但也不理想——因为他没有在第六本书的开头给妥懽帖睦尔(元顺帝)的悼词以韵脚润色。但是萨囊彻辰有很特别的价值，他完美表达了他几十年草原贵族生活中的浪漫，并且让人们明白那个时候的方式和风格。

[295] 参考本书第四章。

[296] 库尔唐:《十七到十八世纪的中亚:卡尔梅克帝国还是满族帝国？》，1912年;杜曼:《十八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1936年(俄文)。

[297] 沃德尔前引书，第229—232页。

[298] 同上;而另一方面格勒纳尔(前引书第376页)指出，实际上班禅喇嘛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控制着一个单独的领地，之所以暂时略次于达赖喇嘛，“只是因为他的领地稍小了点”。

[299] 《卫藏通志》(1896年，第五卷)及《大清会典》(第七三八卷理藩院13)都记有满清禁止选王公子嗣做活佛的规定，以及如何用金瓶掣签来“选择”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其他转世活佛的规定。掣签之前要由教会权威选出一组候选人，掣签的手段使朝廷在进行选择时减少私怨矛盾。

[300] 忽必烈汗所提名的西藏至高教主，是由侄子继承的。见沃德尔前引书，第38页。

[301] 同上，第233页。

[302] 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第256页，引用《大清会典》卷七三八《理藩院13》。

[303] 拉铁摩尔:《中国与蛮族》， 1934年。

[304]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1937年，第548页。

[305] 都兰边界是印度的政治边疆，在英国实际控制地区以外。在“行政边界”和都兰边界之间的这个地带被认为是“过渡边境”。

[306] 参考一篇有意思的佚名文章:《今日部落问题(约翰· 桑德曼爵士生涯记)》，1930年;科特曼 (Coatman，J.):《西北边疆省份》，1931年;巴顿(Barton.Sir W.):《一个西北边疆责任政府之下的法律与秩序问题》，1932年;另见本书第八章注2。

[307] 荣赫鹏:《大陆心脏》， 1896年。

[308] 贝尔(Bell，SirC.):《印度东北边疆》，1930年，第221页。

[309] 公元前1世纪，在把握边疆的问题上，中国政治家认为控制好中国比防止外敌入侵更为重要。参考本书第十五章。

[310] 科特曼:《西北边疆省份》，1931年，第336页。参考本书第七章注45所列参考文献。所有的这些文章都在《皇家中亚杂志》(到1930年底前)、《中亚学会杂志》上。它们对一些问题的准专业水平的讨论很有价值，这些问题都是负责执行英国皇家在亚洲政策的人员一年到头遇到的问题。在此刊物中还有未被单独引证的参考资料:威格拉姆(Wigram):《西北边疆的防卫》，1937 年;坎宁安(Cunningham，Sir G.):《印度西北边疆的改造》，1937 年;布洛克 (Brock，H.LeM.):《西北边疆的空中行动》，1930年、1932年。

[311] 布鲁斯(Bruce，C.E.):《用于今日部落问题的桑德曼政策》，1932年。

[312] 《今日部落问题》(佚名) ，1930年。

[313] 科特曼前引书，第335页。

[314]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1933年，第98页。

[315]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36—42页。

[316]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1937年。

[317] 关于4—14世纪少数民族在中国建立政权的名单概要，参考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37页。

[318] 拉德洛夫(Radlov，V.V.):《蒙古的突厥文石碑》，1984年;汤姆森(Thomsen，V.):《鄂尔浑碑文》，1896年;都复原了鄂尔浑突厥文的原文。其生动地展现了森林部落文化与汉化文化的反差，但没有提到农业。不过这正是唯一期待的东西，语言是“传统的”和尊贵的，其源于突厥历史的成分比后来文化借入的要多，尽管他们很明显受到过中国的影响。汤姆森(前引书，第67—68页)引用了一个中文的翻译本，其中提到了送给突厥谷粟及农业工具。

[319] 福克斯:《成吉思汗》，1936年，第244—245页。耶律楚材(一个契丹血统的中国人)说服他相信对一个种族进行统治并征收赋税是更有利的事情。见《元史》卷一四六。

第二部分 传说时代与早期历史时代

第九章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区别

从对长城边疆分区域的地理及历史的联合检讨，转移到对整个边疆历史起源的研究，我们立刻又面临许多困难的问题。长城的主要沿线在政治上为地理的分界，它的南面是中国的农耕土地，北面是游牧社会的草原，西北是中国中亚的绿洲。在长城西端以外是西藏高原，在东端以外是满洲的南部——这个地区由于其地理上的特性，时时有变成“小中国”的趋势——和满洲东部及北部的森林。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分别研究草原、森林、绿洲及西藏社会的原始历史，研究其各自的生成与扩展，直到它们接触到发展扩张的汉族，于是他们必须划分出长城边疆。虽然我们对于在黄河流域、东北、蒙古、中亚也许还有西藏的互相接触的新石器及其更早的文化有确实的知识，但这些都是一般的原始文化，而不是特殊的“汉族”或“草原”文化。[1]

因此，在考察历史时，我们需要先研究原始社会的广泛分布。这种社会的发展可以利用中国的环境、草原的环境及其邻近区域，其间差异很小。所以，所谓特定文化起源的问题就是差异产生的问题。其第一步历史发展是，大体相同的原始民族以何种方式向各自不同的方向进化，我们既要考察他们进化的不同途径，也要考察他们进化的不同速度。中国早期的历史资料(或者似历史资料)比其他社会丰富，我们有必要先研究整个中国历史的起源，然后再分别研究长城边疆各部的历史。因为汉族在中国发展历史的某一时期，在长城沿线，不是接触到了和它不同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其本身的进化造就了这些对峙的边疆社会。

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特征

中国人所持有的生活文化可以不间断地一直追溯到石器时代。现在若干日常的器具，如刀、纺锤和陶器等，仍然保持着该地理区域中金属时代以前的样子。[2]不但如此，中国最古老的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初期，如加上更古的材料，其历史则可以和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文联系起来。这种文字，由于其形式之复杂，可以推断它已有很久的发展过程。它将中国的历史上溯到一些文化的传承，证明石器的使用一直延续到铜器及铁器时代。这些文化传承的某些特征与更早的没有遗下任何金属的居民所居住的地方相关联。

这个连续历史的细节还有许多不明之处，关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还知之不多。不过，有绝对必要去了解的事情并不多，基于我们目前所知，已经可以建立一些一般性的原则，可以适用这些原则的“中国”是在黄河流域的中部。在后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长江流域只是逐渐进入古代中国的历史视野的。

在体格上，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与今日的居民有某些相同之处，此外，他们还扩展到了东北、蒙古和从甘肃到中亚的西北走廊中。[3]他们在长江及华南地区的分布有多远，还很难说，但我们有理由假定，在晚些时候出现了变化，变化产生了体格的差异，但仍然存在血缘联系。在远古祖先这一点上，因“北京人”的发现出现了一种可能性，即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是该地区的旧石器时代居民的后裔。[4]

在文化上，根据我们仅知的有限的新石器时代狩猎、捕鱼及农耕的活动，就可以分别出原始的与成熟的不同阶段。在原始阶段，是一种普遍一致的发展形式，这个时候的地区特殊性还不重要。在这个时期，人们是尽力地捕鱼和猎取鸟兽，也去采摘可食的植物及野果。可能也有农业在这个阶段中起源，那是无目的地推广种植已知的野生植物。在这个阶段，首先是狗，然后是猪，已被广泛驯养。[5]

可以说，这个阶段的人类社会仍然很简陋，还没有出现对各种不同环境的特别利用方式。它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但对其所进入的每一个新环境的利用方式却是一样的。一个部落和另一部落的区别，只在偶然的习惯上，例如兽多的地方就多依赖于狩猎，而鱼多的地方就多依赖于捕鱼。

驱赶被驯化的牲畜，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一牧场的游牧制度，尚未发生于草原。迁徙移殖是存在的，因为把当地的动物打完，或土地的沃力耗尽时，部落就会搬家。这种迁徙移动自然会增大战争、交易和技术学习的范围。这种迁徙移动的群体大概是小规模的，单独个人在迁徙时所面临的危险是可以想象的，而整个种族的移动又是极为困难的事。文化低下的意义在于缺乏组织能力，不能积蓄或运输大团体移动时所必需的资源。即使在一个比较进步的新石器社会，1000个人移动100英里比100个人移动10英里，其困难程度一定不止扩大10倍，也许要有100倍。

要估计一个漫长而迟缓的进化过程中重要的演化阶段，我们必须先有一个概念，即个人及家庭的经验会逐渐累积而成为社会的资源，并将能量积蓄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必须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没有人知道如何炼制金属，其一切文化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有一部分石器使用者极为先进，而另一部分则十分落后，二者间的差距很可能造成一种实质性的差别。在低水平的一方，社会经验的积累是可能的，人们之间可以传习知识，但不一定会迅速导致有意义的社会变化。而在高水平的一方，这种社会资源的积累却被利用。整个社会是向前进的，他们会在某个阶段的发展中尽其所能，随后，突然进入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新石器文化的两个区域

从现在已有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材料，我们至少可以勾画出一个大概面貌来。中国新石器文化可以分作两个主要区域。在黄河流域的西部有一个比较简朴的“彩陶”文化区，城堡与坚固的房屋很少，不过吴金鼎( G. D.W u)最近描述了这个文化区中的一个“大”城，位置在一个“从这个时期直到商代都有人居住”的地方。[6]在黄河流域东部有一个“黑陶”文化区，它比较进步一些。有城墙的城堡已经建立起来，其中已经发掘的一个城堡有450米长， 390米宽。[7]这两个文化区在黄河河曲地带相遇。在安阳(商代铜器文化的中心)附近的后冈有一个铜器时代以前的“彩陶”地层，上面压着一个“黑陶”地层，也属于铜器时代以前。只是这两个地层没有联系，显然这里有一个时期是没有人居住的。[8]

在比较这两个新石器文化时，我们可以说“彩陶”较早，因为它进化较低，而“黑陶”则较晚，进化亦较高。这是否意味着:由“彩陶”进化到“黑陶”，其进化过程又是由“彩陶”区的东部边缘向外移民和扩张的呢？

还是说这两种文化完全独立，并肩生存，最后进化较高的“黑陶”居民西向侵入到“彩陶”居民呢？吴氏认为，从简朴的“彩陶”到比较进步的“黑陶”，确实有时间上的——也就是进化的——前后发展。这就可以假定，当一个“黑陶”遗址被发现而下面没有“彩陶”地层时，这个地方一定是在“彩陶”时代以后才有人居住，至少在这个地区是这样。[9]

吴氏的意见也许是对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在“黑陶”文化以进化的姿态起源于“彩陶”地区的东部，然后向东发展，而落后的“彩陶”文化还可能在西部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不论其假定是两个文化区域各自独立的，或是其中一个是从另一个区域发展并分离出来，我们必须承认一个较高的文化中心及一个较低的文化中心同时并存的可能。

这里，我们也要考虑到作为社会进化发生背景的地理环境。对一个石器时代的居民，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潜在资源并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那些可以被这种组织及发展均感脆弱的居民所能利用的东西。如果这种资源有限，这些居民就可能永远没有变化，例如爱斯基摩人及原始的澳洲土人。就是在潜在资源雄厚的环境中，石器时代的居民也会因进化第一步之难于完成而长时间地停滞。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比技术原因更为重要。例如，一个居住分散、组织散漫的森林社会，虽然可以用贸易的方式取得金属用具，却不能迅速地转变成一个新的社会。仅仅学会使用金属工具，把他们从前没有办法应付或只会用火烧掉树木的办法，改为利用金属工具来砍伐树木、清理土地，这是不够的。他们只能缓慢地改变着他们的方法，除非他们改变其思想习惯，利用金属工具的优势，满足其过去生活方式中发展出来的社会组织及个人的欲望。这些问题在考察开阔的黄河流域与江南丛莽地区的差别时，特别重要。

另一方面，一个丝毫不知金属的居民，假如环境使他们进化的第一步的各个方面来得很容易，他们也可以进步到文化成熟、社会组织复杂的阶段。在黄河流域，特别在黄河河曲地区，就是这种情况。这儿野兽很多，有很多带种子的草类，也许是粟类，麻供给其所需要的纺织纤维。[10]松软的黄土，[11]可以用石器耕种，促成了从采摘野生植物到早期农耕的转变。在东部，黄河下游毫无疑义地时常改道，形成许多湖沼，必须排水方能耕作。[12]不过山东群山附近是个例外，[13]所以山东山地也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的新石器文化中心。在西部，气候类似草原气候，虽然它还在草原的这一边，当时的雨量也许和现在一样不如东部那样稳定，所以农业收益也不稳定。

在黄河中游河曲地区及山东地区，即使在新石器时代，也是农业占着优势，人口集中，并走向聚居性甚至城市性的政治组织，由军人阶级(封建贵族的前身)统治，由个体或群体的农奴(受压迫的封建农奴的祖先)种田供养。这就是整个华北的情况，那儿的人已经准备如何使用金属品了。只要有了使用的准备，那么，是他们自己来发现金属或是从别处学来，就只是个小问题了。

铜器文化的产生

在中国，铜器时代是新石器时代与商代之间的一环。但这一环是如何连接成进化的链子的，却需要用历史方法来证明。极精美的铜器被认为与河南安阳的商朝文化有关，时期大约是公元前14世纪。[14]这是一个很进步的文化，有很优美的文字(中文的一种古代形式，多半可以认识)。这里有两个历史问题:青铜文化从新石器文化进化的问题，以及铜器本身的问题。这种技术是从以前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发展出来的，还是自中国新石器文化范围以外输入进来的？

无可怀疑地，商朝文化有一个强有力的根源，即“黑陶”新石器文化，[15]它另外还有一个较弱的根源，即“彩陶”文化。[16]顾立雅提到一个“黑陶”文化地层，它“无疑是商朝文化的遗迹”，[17]但其中并没有铜器。在安阳及其附近各县，已经发现30处“黑陶”遗迹。[18]顾立雅的结论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商朝文化很显然是黑陶文化之一支，其上又添加了制铜技术及其他文化特征”。[19]此外，他又提到在两个“黑陶”文化层下面的“彩陶”文化层。[20]这里表现出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相当完整的时间序列，但其中却没有补足进化的阶段，“彩陶”及“黑陶”层之间，有一个空白，两个文化层相叠却不相连。而且，被认为是“毫无疑义的没有铜器的商文化遗迹”的“黑陶”遗址，[21]与有铜器的商朝遗址也不相连。

商朝文化与“彩陶”新石器文化的联系虽然微弱，却仍可以追溯出来。顾立雅说:“就在这个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在商代文化中也存在，而在欧洲或近东却不能发现的制品。”[22]

尽管对其进化过程还不能完全了解，但我们可以说商文化在某些方面是由黄河流域主要新石器文化进化而来的。下面我们要考虑铜器的问题。中国使用铜器的知识是否是输入的？如果是的，那么，是交换学习而得的呢，还是一些用铜制武器征服中国新石器居民的侵略者所带入的优良工具？或者这个技术是独立地产生于中国？这些都是问题的要点。

回答这每一个要点都是困难的。商朝铜器的质地不但高，而且一般都公认中国铜器的年代愈古老，其制作与艺术愈精。[23]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使人相信中国铜器的使用是突发的，铜器技术是以很发达的形式输入中国，也许是由入侵者带进来的。入侵的路线，则是由中亚的绿洲到中国的西北。[24]但在商朝文化中心的安阳及中国的西北部，或是在安阳及中国其他各地之间，没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能够提供一个侵略，或逐渐征服，甚至文化输入的证据。只是在这一条文化传播线上的甘肃，安特生曾发现过极粗糙的铜器。[25]

对于中国独立产生铜器的使用技术的说法，有一个很简单而且有力的反面理由:我们还找不出进化的证据来。[26]

一般来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到此为止，但我想还可以向前推进一步。反对铜器以很发达的形式自西北传入的看法的主要理由是，这个入侵者或输入者应有很高的文化，如果这些假定的入侵者或输入者可以迅速地自近东或中亚进入中国西北却不留任何痕迹，则其文化必极优良。如果他们不能如此迅速移动，而在他们居住中国的地点找不到痕迹，也找不到他们以征服或贸易的形式进入中国西北部时在新石器文化上的影响，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在“黑陶”文化及商文化的遗址中，我们也找不到可以与铜器突然出现相对应的突然征服事件的证据。

因此，我认为应该从一个折中的假设来入手研究。铜器输入中国时，其技术的发展还很低，其输入的原因不是由于高水平文化的征服，而是经由一个文化传播、文化学习的过程。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假定:制作铜器的知识在经过黄河流域西部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地区时，由于极低落的文化水平，他们无法对其进行利用。而到黄河中游地带时，那儿的新石器文化进化得很高，[27]这些高文化的居民不但在他们得到铜器的知识时即能利用，而且其文化之进步使他们在短时期内就对这个粗陋的输入技术进行了改良，致使今天的考古学家凭据现存的材料，以为这个技术在输入中国时就已经很发达了。

这虽然只是推测，但我相信这个看法是值得认真考虑的。黄河流域西部的新石器文化较东部为低的事实，加上我们所知道的新石器时代的一般知识，使我们可以假定那个时期存在着大范围的贸易与文化学习，时常发生少数人群的广泛的迁徙。根据这种推断，在不同的情况下，其发展的性质可以不同。如果铜器是“黑陶”居民独立发现的，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早期的实验阶段。由于这些人在没有任何金属知识时就能够建筑城市，我们可以假定，他们能够接受一个简单的新技术，并迅速地将其提高，使之适合他们已经很高的新石器文化。正是这个高水平的文化，可以迅速推进到我们在安阳看到的那种商文化。

“发明”铜器的社会及经济影响

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情形也应该加以关注。铜器的发明——不论是自己发现的，还是得之于贸易及学习，或是由征服者带入——对新石器社会有什么影响？获得这种技术以后，什么条件可以造成其进一步的发展提高？

在原始社会中，金属品制造的知识在各处的发展程度并不相同。如果它是在当地发现的，铜矿资源的获取可以使一部分团体占得有利地位。而如果这个知识是由贸易及学习得到的，那么在靠近贸易或迁徙路线上的居民则占得利益。好战的部落若有了金属武器，这些侵略者便在所有手拿石器的人们面前占得便宜。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会形成一个大体类似的社会优势:像在两个财富、实力、地位及文化大致相同的原始居民部落之间，哪一个部落先能制造或保有金属品，可能是偶然的事。但只要取得了金属品，不管他是如何取得的，他就占有比另一个部落更大的优势。

若是另一种情况，这两部分居民的发展程度自始便不相等，那么比较进步的一方就能先取得金属品。因此，不论某一个原始社会中是否在取得金属知识之前即产生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样的阶级分化，由于金属器的出现，足以使已有的阶级分化更为确定，或在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中造成阶级分化。无论是一个使用金属的居民征服了使用石器的居民，还是一个用金属器的部落从一个用石器的社会中兴起，其结果都是一样，会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它包括一个被统治而且仍然使用石器的社会底层，以及一个使用金属器的作为统治者的上层。也许，这个社会中已经形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别，那么新的金属知识必然归统治者所掌握，他们可以因此迅速进步，强化其已占据优势的地位。

在中国，新石器历史社会的结构中包括一个较低和一个较高的社会群体。最早的铜器使用应该追溯到较高的社会群体中间。因此，在发现晚期高水平铜器技术的地区却缺少早期粗陋技术的现象，是很可怀疑的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顾立雅发现了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周朝镌有年份的铜器，比商朝文化要晚好几个世纪，但其精美的程度反不如商代铜器。汉代铜器又次于较早的周代铜器。从艺术制品到工具制品，铜器制作技术无疑是在退步。这个过程恰与经济水平较高、较为发达的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相并行。从粗陋的铜器技术到商文化的较高技术间的进步过程，还是一个谜。但是，对于一般所认为的最早的铜器在技术上最精美的问题，顾立雅的意见如下:

认为在中国没有找到可以表现早期粗陋铜器铸造技术的看法，不一定可靠。在中国，铜器被正式作为有系统的科学发掘的地方还很少。……如果我们能找到比安阳遗存还要早的铜器，我们可以相信那上面不会有文字。……较原始的铜器大概不会有修饰，就连商朝居民也制造了一些没有文字的器具。如果早期的粗陋而且没有文字的铜器被农夫无意中挖到，卖给古玩商人，它们也许会被认为是晚期——也许是汉朝——的东西。……1934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就在一个商朝古墓里发掘到这样的一件，与其他许多商朝铜器及制品同在一处。

事实上，我看到许多商朝铜器，要比商朝工匠的最好作品粗陋得多。从最粗陋的技术发展到我们所知道的商朝铜器的最精美的制作技术，其转变也许要好几个世纪。但我们也有理由假定:安阳的最粗陋铜器与最精美的铜器同时被生产出来，是要供给文化或经济地位不同的人。[28]

顾立雅的结论是:“铜器制造者的艺术及铸造的进步，是输入铜器技术至中国东北部的人所不能知道的。”[29]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造成初期进化及其后的铜器制作技术退化的条件是什么呢？

也许，影响最大、最重要的原因是:铜器只用作武器及祭祀用具。一柄铜刀可以同时被看作武器和工具。但除此以外，直到公元前5世纪之后，我们没有中国人使用金属工具的证据。中国农民(有别于封建贵族)似乎一直没有铜器时代，而径直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就像许多其他民族一样。[30]商文化中的铜制兵器、车辆零件、祭祀用品都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他们所统治下的农民及其他劳力所使用的是骨器、石器和木器。农耕可能主要是木器，今天已经见不到了。[31]牛耕还没有使用，而主要是人工拉犁。[32]

所以，在考虑上述各种问题后，我们可以说，在商文化范围中，铜器制作技术是在很粗陋的水平下，被传入到较高文化的居民中。经济上促成这种较高文化的是农业——已经专门化的精深农业，已可以供养集中在一些小城市中的人口。这种城市是某些地区的统治与自卫中心。这些地区各有不同。它们的农业较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发达。它们的社会分工，比那种只有简陋的狩猎、捕鱼、采集并伴有一些农业的新石器社会，要专门化得多。居住在城墙保护内的多数居民耕种其附近的土地，所以他们职业是农业，只是住在城里面。但是，这种城市的建设产生了新的社会作用，造成了种田者与负有保卫城市及其附近耕地的责任者的社会差异。我们可以假定，后者或许是土地及农民的主人，或者即将成为他们的主人。

假定这是个可能的而且有理由的分化，或是分化的开始，社会分化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化出占据城市者与耕种土地者，那么，我认为可以很容易地推想出原始的制铜器技术是如何迅速发展到极高精的水平的。在一个仍然完全属于新石器的文化中，城市的修建表明一个较狩猎掠劫更为重要的农业的出现，这种农业不是无计划地临时在几片土地上耕种一两年，而是有计划地在永久性的田地上耕作。它又表明出现了较高的亩产量，可以有余粟囤积在城市里。虽然在这样早的历史时代是否会出现灌溉的问题，仍存疑问，但在华北那种气候及土地条件下，[33]用石器开掘小规模的水沟引水灌田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也许是先出现试验，后来继续施行，因为它可以造成较好的收成。

铜器传到这种社会中的主要影响是社会的，还是经济的？当时铜器的利用方式似乎表现其影响是社会的，它并没有被制成工具以增加农业的产量，或减轻人的劳动，而只制成武器使统治者增加其统治的范围及效率。有了更好的武器，他们可以统治更多的土地与人民，并组织更多的军队。所以金属的主要功用是武器制造，其次是制作奢侈的装饰品及祭祀用品。这又反映了金属的贮藏积累功能，在不必立即制成兵器时，可以做成宝物。这种宝物等于是贵族所储藏的一种货币，作为武力与贵族价值的象征。

因此，金属制品，虽然它在征收与保存赋税上有其实用经济价值，却被非经济的社会等级所控制。因为不是有效利用，所以，开掘和运输矿石的代价，以及制作的时间和人力，都不是由一般的市场供求原则来决定。一切都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水平，发展水平低，每个人都要做一般人所做的一切工作，其技术自然难以进步。但是在发展水平高的社会，社会已经分化为统治者及被统治者，统治者住在安全的城市里，并有余粮供养他的辅佐人员。这时，统治者便可以指定一些部属或奴隶利用新学得的技术制作金属品。制作的时间和劳动都不必依价格和利润来计算，他们唯一要达到的标准就是武器杀伤的效力，装饰品可供观赏的满意程度。他们在技术上可以自由地发展，工作已经专门化，其技术进步可以是逐渐累积的，也可以是突发前进的。

在区别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之后，我们就可以解释初期的技术进步和后来的技术退步现象。首先是经济因素，农业经济的特别发达，造成了社会的阶层分化。第二，这个分化的社会虽然不能独立地发现金属品的使用，却可能从别处学到简单的技术，并迅速地将其改良提高。因为它可以令一部分人专门地，在社会的而非经济的驱动下，从事金属制作。而同样简单的技术，在到达先进的新石器居民之前所经过的落后的新石器居民手里，却仍然保存其简单的形式。

第三，发展金属制作技术的核心人员——他们多半集中在出现早期农业专门化地区的中心区——反过来又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政治力量所影响。受武士保护的工匠造出较好的武器，这种较好的武器又使武士更勇猛。武士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提高，而逐渐变成贵族。这种发展在纵的方面可能分化出君王、贵族、自由战士，等等。在横的方面可能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建立金属居民对石器居民的统治。这两个方面发展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现在还不清楚。

第四，在军事贵族保护下的技术改良，逐渐变成产量的增加，以及武器及奢侈品以外的物品的生产。最后，当铁器时代在中国取代铜器时代的时候，[34]就连被统治阶级也从石器时代脱出而取得金属用具。这也许是因为铁矿比铜矿及其他制作铜器所需的合金更容易大量地获取。它也许还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社会构造是金字塔形的，统治者和贵族高居于广大农民之上，极为稳固，不再受金属制作知识普及化的威胁。

第五，随着技术知识普及化而来的是艺术精工及技巧的丧失。周、汉两朝最好的铜器不如商朝最好的铜器，这是因为其重点从社会转到了经济。商朝制作铜器的人是艺术家，不是工匠，他们可以维持极高的艺术标准，因为他们是在保护下工作，并不依赖于制成品在市场上的销售。[35]等到技术普及化以后，新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是对整个社会组织的控制而不是对武器的独占，这时，艺术家就丧失了他们的经济护佑，变成工匠，为开放的市场生产，因此就必须计算时间和价格、供给和需求。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在贵族保护下的金属工艺者可以熟练地制作精美的产品。到欧洲商业经济发达后，他们的地位从艺术家降到工匠，产品的质地也随之衰落。

汉人与少数民族的分化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假定一些较广泛的原则。一方面不必否认迁徙、侵入、贸易交换和其他文化传播因素在即使是比较落后的新石器社会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所有这一类活动都能够推动社会的逐渐进化。在另一方面，却不必假定其中某个因素，或者其他什么因素，是造成中国历史起源的动因。我们不必“证明”已知的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每个单独方面的确定意义及它们之间确定的历史顺序，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一种复合过程。

其中的一个过程是中国地理范围内逐渐加速的人类群体的“前进”与“落后”的分化。这种分化多半集中在同一地理环境中存在地方差异的范围内。从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起初模糊，但后来变得清晰的趋向:落后地区的社会组织逐渐形成一个进化迟缓的原始集团，而活跃地区的社会组织则与之分离，自行成为一个迅速进化的集团。到了后来，一个就成了“蛮夷”，一个就是“中国”。

我并不是说少数民族人完全没有进化。绝非如此。问题只是两个集团进化的程度不同。早期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又重行分化组合。少数民族可以分作好几种，汉族的地理中心以及文化、社会或政治的中心，也因为各种因素的复杂影响，而从一个地区及一种过程转变到另一个地区和另一种过程。

应当肯定地说，这两个集团并没有持续地分离。汉族在比较活跃的历史时期，很自然地对外发展。结果，一个一个的少数民族部落又合并到逐渐扩大的汉族中来。在某种情况下，这意味着自身没有积极进化动力的社会，从汉族获得了推动力，并变成汉族的成员。在另一种情况下，自始即为“反汉族”(而不是“非汉族”)的少数民族，虽然不会变成汉族，却在汉族的影响下变成一种新型少数民族。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最终也有变成汉族的，但也有些人从“反汉族”转变到“非汉族”。

此外要看到，地理环境具有长期的影响力。典型的汉族发展趋向及特性日见明确。和一切强大文化一样，汉族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共同的亲缘关系以形成最佳的环境。因此，当汉族成为独立的历史势力时，就继续不断地寻求一个更大的“汉族环境”。在某些地区，他们找到了这种等待他们发展的环境。在某些地区，他们可以改造环境，利用中国精耕农业的灌溉及排水方法，去满足他们的需要。[36]有一些地区只能勉强达到他们的环境标准，而另有些地区，则完全不容许汉族生活方式进入。

只要了解地理位置各种因素的总和，以及任何历史时代最典型的中国文化所赖以发展的条件的总和及比例，了解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我们就可以，至少在广义上，指出中国历史在任何发展水平上的重心及边缘。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典型”的中国发展都集中在一个历史的重心(不一定与地理中心相合)。环绕其边缘的是一个个不全是汉族但受中国势力支配的民族团体，在他们的外面，就是拒绝向中国靠拢，而趋向于汉族生活方式不能立足的地带的民族。但是，这种抵抗的力量并不能完全避免中国势力的影响，其抵抗的过程会促成一种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与这个社会原有的“自然”进化不同。

拒绝汉人的主要环境是草原，草原社会是抵抗中国社会的最坚决的组织。与草原相似的还有亚洲内陆边疆的其他地区，它们更易于接受来自草原而不是来自中国的影响。真正的草原社会和历史比较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其起源及进化都要迟缓。它们事实上是中国历史的副产品。

并不是所有的草原游牧民族都邻近中国，但是汉族所面对的第一个真正的游牧民族——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却是因汉族的发展而被迫自中国北部及西北部的贫瘠地区，退到草原上去的少数民族的后裔。因此，后来汉族所面对的草原游牧民族，其古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发生在中国黄河流域附近的一个环境中的变化，这是个有限却还满意的环境。在那里，一些进步的新石器居民学会了制作铜器，并利用它征伐较落后的新石器居民，以壮大自己。这样，他们便开启了一个宽广的历史范畴:创造了“汉族”，也创造了“蛮夷”。

第十章 农业的进化与游牧业的反复

现代学者与中国历史传统

在中国古代文献叙述的历史与刚才所讨论的新石器文化所呈现的历史之间，存在真实的联系吗？最早的文献材料可能出自西周，即公元前1122年(一般认为的纪年)或前1050年(毕士博的看法)到公元前770年。[37]有些书，或书中的一些部分，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属于公元前2000年代的商朝，甚至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的夏朝。[38]对这些问题，本书只能简略进行讨论。

正统的中国历史包括一个完整的古史体系。[39] 19世纪末，有一派中国批评家开始怀疑这个传统历史。他们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证明古代材料并不属于一般所公认的时期或来源。在这种廓清前说以便重新估价古史的工作中，康有为、胡适、顾颉刚的名字最为显赫。

这自然形成强烈的疑古主义，即当某个文献的真实性发生疑问时，其中的材料就有一种绝不可再相信的趋势。这种趋势后来被纠正了。新的材料和标准被发现，其中包括安阳及其他各地发现的铜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特别是那些由中国政府主持的以科学方法发掘出来的遗物。传说的商朝各世君王的名字，大体都有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可资证明，就连其继承的前后次序也得到了证明。

因此，又产生了一个使用文字记载的传说材料的趋势。过去对文献的批评，其正确性并没有人怀疑，但文献研究仍可以用新方法进行。这种方法的原则是:某一文献虽然不是那个时代的作品，但仍包含有价值的参考材料。这主要是分析和比较方法的问题。民间故事的价值被特别重视。因为不是正式记载，民间故事虽然不能用来证实历史事件，但它可以表现那时社会的观念，甚至是那些已无法复原其政治事件的社会的观念。

目前在中国的权威学者中，存在多种观点和多样的方法，反映了过去几十年的各种趋势。王国维，一位伟大的甲骨文专家，可与那几位考辨传统文献的批评家齐名。那些人研究的是传世的文献材料，而王国维则确立了一套新的文献材料。罗振玉也是一位古文字学家。在实际考古工作上享有盛名的是董作宾、徐中舒、丁山和许多其他人，他们不但对新材料进行了分类，并尝试建立了一些考古工作的规范。

偏于理论研究的有傅斯年、陶希圣，而特别突出的是郭沫若。这些理论家在将传说时代作为信史研究的工作上是极大胆的。因为大胆，他们的工作不一定能令各方同意，但他们的论断，尽管经常因新的发现而要加以修改，但在对新发现的评价上却有极大价值。

西方学者关注的是中国的文献研究学者，而不是中国的理论家。福兰阁对于古代传说中的“传奇”人物，[40]不敢使用人类学和民间故事的方法。顾立雅，一位对中国考古学家的著作最熟悉的学者，所做多半是对他们成果的分类，而并不注重他们的论点。[41]毕士博细心持续地收集并利用经济学及社会学的统计材料。[42]埃伯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有关古代中国的“工作假设”(workinghypothesis)的著作，此书内容并没有集中在历史时期，而是集中于文化类型。[43]魏特夫则是专力研究原始材料以及有关汉族起源问题的中、西方理论。[44]

古代传说中的“帝王”

在中国历史最古老的边际上，有一些模糊的人物出现，或者似乎出现。其中有“创世传说”的盘古、“畜牧时代”的伏羲、“农业时代”的神农。这里所说的畜牧和农业自然是习惯的说法。其后还有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45]接下就是中国黄金时代的尧和舜。舜把帝位禅让给他的“贤臣”禹。禹建立夏朝，这个朝代的时代按习惯的纪年是公元前2205—前1766年，而按照毕士博的纪年则为公元前1989—前1559年。夏之后为商(习惯纪年为公元前1765—前1123年，毕士博的纪年为公元前1558—前1051年) ，商之后为周(习惯纪年是公元前1122—前256年，毕士博的纪年为公元前1050—前256年)。商代有一个相对的纪年，有确定的商王排序。但中国历史的绝对纪年是公元前841年，[46]早此30年前，为西周、东周的分期。

丁文江认为，关于中国传说中的古代“帝王”的文字记载，迟至公元前4世纪方才出现。[47]事实上，传说中人物的时代越远，他的名字在文献中出现得就越晚。而且，有一些传说并非产生于上古可靠的中国史的地域，而是从四周或远方流传来的。

盘古在公元6世纪方见于中国书籍，他也见于南方很远的非汉族的瑶族传说中。[48]所以这个传说也许源于“蛮夷”。

伏羲是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的淮河流域的夷人传说中流传到汉族传说中来的，而在早期的中国著作中，并没有提过他的名字。[49]神农是直到孟子时代(公元前4世纪)才见之于书。[50]黄河流域中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中心人物是后稷，被认为是周人的祖先。神农的名字出现于中国书籍的时代可以证明，对他的崇拜是在黄河的真正中国中心与长江中游的次要中心有了相当交流后才被树立起来的。黄帝虽然生活的时代极古老，但他却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在中国史书中出现。[51]他的“陵”——在这个传说与它建立联系之前一定也是一个圣地——在今日的陕西省，位于一条黄河支流的河谷中，靠近古代中国历史的重心。

这些传说当然不是没有价值的。远古汉族的后裔输入远古少数民族后裔的传说的事实，自然可以引起一种假定，即这种文化的输入，在古代是极为重要的。并且，如果说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源自于同一个史前民族，那么，真正的中国古代传说也可以包括某些细节，它们更像“原始少数民族”的文化，而不像“原始汉族”的文化。

对随后传说人物的考察正是要基于这一认识。有几位中国古代史专家试图考证出商王的世系。[52]王国维把他的世系研究结合到一篇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论文中。他认为，中国文化起源的最早地理中心是华北的东部，其后在尧、舜、禹(传说中的夏朝的立国者)的时代则转向了西北(山西)。到了夏朝，又返回到黄河下游来。商朝则集中于安阳(河南的北部)地区。在地理研究中，他利用了传说中太昊(伏羲)的材料。我在前面说过，这是一个取之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今日京汉铁道以东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传说。

在他的世系研究中，王国维追溯商王的世系直至帝喾及他的儿子契(契也是帝喾的儿子，如同尧一样)。董作宾继承了王国维的这一部分工作。朱芳圃也是一位根据甲骨文从事商朝历史研究的学者。郭沫若所指出的世系大体和王国维的研究相同，不过他主张商朝世系还有一个传说的“始祖”，这位祖先后来分作三人——帝喾、俊(经典中帝喾的名字)、舜(一位贤相，尧的继任者)。

于是，一条不很确定的链条就出现在最早的中国信史(前1000)与新石器时代之间。中国第一个绝对确定的纪年是公元前841年。但周朝的早期作品却保存了商朝的帝王世系。安阳的出土遗物至少证明了这个世系内较后的帝王。安阳文化可以早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期。它的绝对纪年未能确立，其相对纪年却是可靠的，甲骨文中商王的次序印证了文字记载的次序。虽然安阳的商朝铜器文化很发达，但它还是保存了许多较早的新石器文化的因素。因此，如果可以合理利用一切有关商朝早期帝王的传说、关于他们以前的夏朝的传说，以及夏朝以前更古老更模糊的“帝王”，那么就应当认可，这些传说可一直上溯到真正的新石器时代，也许还可以达到更早的时代。

在“原史”的商朝与“史前”的夏朝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分别。周朝的著作中记载了商以前的朝代，而在商朝的文字中却没有任何关于夏的记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夏从历史中拿走。就连对中国起源的纪年十分怀疑的丁文江也承认，甲骨文对于商朝传说的证实，足以提出一种可能性，即用相同的方法去证实夏朝的传说。[53]郭沫若并不视夏朝的传说为神话，而认为是一个可识别的古代时期。丁山、徐中舒、曾謇也有同样的主张。[54]

古代传说的地理证据

各种传说的本身包含两类证据:地理的及社会的。可谨慎利用。

盘古，因为他大概是后来自南部少数民族传入的人物，可以不必再谈。

伏羲(太昊) ，上文说过，大概是由淮夷——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传入的。这一片低平的湿地是从黄河下游向长江下游沿海岸移动的战略障碍。它的少数民族居民直到战国时代——这个时代是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奏——才被征服。而这个征服也不是北方汉族的成绩，而是长江流域的楚国的胜利。[55]王国维在提出中国最古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以东的论断时，即利用这个传说人物与淮河流域的关系来证明他的主张。不过，王国维没有充分考虑到环境对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及原始居民进化的重要影响。

神农是由长江流域传入的，他属于那个较晚而且是次级的中国历史重心，这个重心当然也是重要的。他的传说很可能与一般所承认的黄河中下游的主要历史重心的传说相混合。

黄帝在文字记载上是一个较晚的人物。但他传说中的陵墓却位于陕西省的一个古代遗址上，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古代真实的传统与较晚而且不大可靠的传说相混合了。无论如何，陶希圣相信黄帝的故事有一点真实历史在内。郭沫若比较特殊，他认为传说中的黄帝是商王世系的先祖，并相信这个古代人物以及他的子孙，在较晚时期的传说中被分化成许多人，有许多名字，诸如帝喾，舜，等等。[56]

我想，对这些名字可以不必逐一地去研究，除了帝喾，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根据较晚的传说，公元前最后一千年的周朝天子，是帝喾大妻之子的后裔，而商朝各王则是其次妻之子的后裔。他第三个妻子的儿子是尧，第四个妻子的儿子是帝挚。

其次是夏朝，即大禹所建立的朝代。禹的名字联系着夏朝的传说以及一些更古老的名字。禹和其他名字都列在商王远祖世系——或者应该说世系崇拜——之中，一些中国学者企图把这个世系重建起来。这样，尽管在商朝文字中没有夏朝甚至夏这个名字的记载，在夏和商之间，还是有了一个假定的联系。这里，纪年或严格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可以暂时撇开。

这些传说中的若干地理材料，若依据中国文化及历史起源于黄河中游附近地区的假定，是很有成立的理由的。其他材料也很有趣味，因为它们提到了长江与黄河中游以西的黄土地区之间、长江与黄河以东的大平原之间的自然障碍和通道。这些地方在早期中国核心向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性，应当和在后期历史中的重要性一样。最后，还有一些材料没有什么参考用处，因为它们很明显地处在原始中国的范围以外。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不可用的材料而完全否定那些具有合理性的材料。汉族在后来的发展中，很自然地挟带着古代的传说，并添加上新的地名，使它们显得更为真实。他们也很自然地会把其所征服或同化的少数民族传说中的地名，搬移到中国的传说中来。

撇开不可用的材料不谈，我们可以列出下面的一些地方:

伏羲据说是出生在陕西黄土地区的渭水流域，[57]伏羲的传说可能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神话，这或许反映了中国及少数民族的传说在后来的混合。

神农被认为出生于汉水河谷——陕西黄土地区及长江中游的天然走廊。[58]据传说，他最初统治渭水河谷，然后到黄河下游及长江下游之间的淮河流域，其后又到山东。神农的传说源于长江流域，这大概也是一个各种传说的混合。

在神农与黄帝之间(一般认为这个时期很长)是一个纷扰和起义的时期。[59]这个起义的发展一般假定是从黄河中游至山东，统治者则从山东向北退却。恢复社会秩序的人物是黄帝。他的出生地被认为在河南，[60]在那个时期，他活跃于淮河流域，建都于大平原上靠近今日北平的地方，最终葬在陕西。与其说是很早，其实可能很晚，而且发生过混合的传说一样，根据这些说法并不能确定那些起源中心或扩张线路。

其次是那个模糊的时代。中国学者们企图从中追溯出商王的世系来。关于少昊和颛顼(他们神话式的统治有时被合而为一) ，据说他们的“国都”在山东和黄河平原间变换，[61]也有说在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邻近黄河的地区。颛顼，如果承认他是另外一个人物的话，系生于四川。这种说法相当重要，因为在较晚的时期，从陕西西部及甘肃南部确有一条入川的重要交通线。这种晚期与早期传说的混合，是很难分辨的。

关于帝喾，传说在淮河流域及河南北部流入黄河的洛河河谷。[62]然后是尧，他被看作帝喾的儿子。[63]虽然长在淮河流域“他母亲的家乡”，但他后来活动在黄河下游的平原，分隔今日河北及山西的群山中，即山西的南部。传说他征服了东方的少数民族，最后葬在山东。

舜，继尧为帝的贤臣，其生地在山西的西南角，汾河流入黄河的地方。[64]他被认为是把“中国”推广到东北南部辽河下游平原的人。他有一个大臣，一直征伐到长江以南辽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而他自己在巡视长江以南时驾崩，于是葬在那个地方。这后一部分传说并不可信，除开这些附会而外，他的事业多半集中在黄河中游。

舜的继承者也是一个贤臣，即禹，夏“朝”的建立者，[65]他是一位擅长灌溉和开发的农业英雄。这个传说的年代是很可怀疑的，但其内容却反映了某种真实的传说。

地理的叙述至此为止，很显然，它们本身不足以验证什么理论框架，但很适合于一般公认的意见，即中国历史的起源应该在黄河中游地带——黄土高原接临大平原的地区去寻找。它们也不与下面的看法冲突，即在中国文化及历史发展之前，有一批原始居民，或者说许多原始居民，散居在从长江以南直至黄土高原和草原的广阔地带。就最小意义来说，它们也许代表了一个极早的动荡时期，是黄土高原的东部还是大平原的西部应该成为历史的重心，还不能确定。很可能，在历史重心确定之前，最终汇集到这个重心的居民可以利用天然地理通道与最终成为周边“蛮夷”的居民发生接触。

传说中的社会及文化证据

大体说来，社会和文化的材料，比不甚可靠的地理叙述要重要得多。首先，根据传说，帝喾的长子是他的第四位妻子所出，这似乎不可能，但是只要略做修正，这段材料就可以成立。我们可以推测这个传说中本来包含了一个幼子继承制的故事，按照这个制度，是最小的儿子继承家业。后来这种制度失传，传说中的幼子换成了长子。但这个改换却没有把传说的原形完全遮蔽。

幼子继承制的原则是，每一个儿子在成年之后，就给以家产之一部分，使之独立，只有最小的儿子与父母同居，并继承家产的主要部分。这种原则并不限于某一种环境或社会。它可以在任何社会的早期阶段发生，只要那个社会还没有进化到出现大量人口的集中，只要它还有发展的余地，就很容易从小家庭单位分离并扩散出去。这种制度的痕迹还存在于草原蒙古民族、[66]中国南方森林土著、[67]周朝的初期，[68]还有早期秦人之中。[69]秦人早时居住在今日的陕西和甘肃，他们于公元前3世纪转移到中国的中心，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帝国。有意思的问题是，这种制度竟在以后的中国社会中完全消失了。正统派的中国历史学家都不承认这是中国的制度。可以证明，上古的中国传说，虽然其字句很晚，而且内容与古代原形有相当大的差别，却仍然保留着一些确实存在过的原始时代模糊而真实的史迹。

更重要的还有，从尧传舜、舜传禹的非父子相承的禅让继承制中，能够看出社会组织的变化。这也许是后世的“合理”的修正，因为后世对古代母系继承社会的事实已经不知道了。男子可以统治，掌握实权，但继承权仍然在女子手里。例如舜是尧的贤臣，但他也娶了尧的女儿。所以，他的继承权也许是因为娶了尧的妻子的女儿。这个故事在后世男子继承制度确立后，必须加以修正以求取信。当禹继舜的时候，其故事也是大同小异。故事没有说禹娶了舜的女儿，但说禹比舜的儿子更适宜于继承帝位。在禹以后，夏朝各帝王的传袭是由儿子或侄子继承(男系的) ，表现出一个男性继承的社会。继承权由这一代的男子转到下一代的男子，在男性一边的儿子和侄子都属于相同的亲属关系。这种制度在今日中国社会仍然存在。

在原始社会中，母性继承制度普遍存在，但并不一定与女子耕作(亚洲的女子饲养屋旁的鸡和猪) ，男子狩猎、捕鱼、劫掠的经济社会制度有关。在这种社会中，儿子可以继承父亲个人的用品——网和船(除非这条船是属于许多人的)、猎具及渔具，甚至某种地位。至于土地的继承则属于女子及其女儿，这就是说土地应由家里的女性继承。她们被看作一个群体，依照世系分级。[70]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女性统治是很容易被夸大的。所谓女“权”，包括土地产品的出售权，一般来说，她们也被假定为附加在土地上的劳力，没有劳力则土地就不会有完全的价值。因此，虽然土地是由女子继承，但事实上，她和土地都会转移到她所嫁的男子手里。这个人的儿子，到了适当时候，就和其他家族的女性继承人结婚。这个人和他的妻子的土地则传给自己的女儿，以女儿与其他男子结婚的办法增加一个新的男丁。

这个制度的某些特点会在制度本身丧失后仍然保留下来，只是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要分析中国文化及历史的起源，需要确定的问题是，社会中的男子在什么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夺取女子的土地所有权。这个变革大约是在男子开始比女子更多从事农耕的时候。变革发生的途径是多样的，也许是农业利益的增加所致，也许是被人征服，而被迫偿付比仅由女子工作所能提供的更高额的贡赋，也许是由于农业技术上的进步。

无论如何，这场变革的影响是把过去作为混合经济的辅助部分的农耕，变为主要的生产活动。因此，男子取代女子在土地上工作，而女子在被出卖、赠予、婚嫁或继承时，便脱离了与土地的联系。女子开始担任次要的家庭副业，如织布和其他家务。与此同时，男子的工作也有一个重新的分配。当女子担任农耕劳动时，所有的男子都从事差不多的工作:狩猎、捕鱼、作战。可是，当男子也担任农耕劳动时，一部分男子就取得了旧日女子的地位，变作纯粹的农夫，而另一部分男子仍然保持旧日男子的工作，特别是在狩猎与作战方面。在这类“工作”中会逐步建立起一种威望，具有贵族性质的优越，它们不再是“工作”。同时，这种新的在社会中占有优越地位的阶级，便开始享有并扩大新型所有权，特别是对土地的所有权，而没有特殊权益的男子，则成为土地上的劳力。[71]

将神秘的古代中国的地理和社会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较为实际的，依稀而重要的轮廓。在地理方面，有几个不很确定的中心，它们是黄土高原、黄河下游平原和低湿的淮河流域。在社会方面，有一个建立于母系之上的农耕制度。到了禹的时候，这个制度行告结束，大约在夏朝的时候，转变为男子继承制度。

虽然只是一些微弱的信息，但我认为它们可以支持一个总体性的结论:在特殊的汉族文化进化过程开始之前，在今日中国的范围内有着广泛分布的原始居民。古代进化的发源地，黄河中游地带的居民，其历史之早或密度之大，并不一定超过时有淤塞而时常泛滥的黄河下游地区，或沼泽分布的淮河流域，或森林茂盛的长江流域。“汉族”与“蛮夷”还没有分化，虽然如此广大范围内的居民也许在人种上存在差异，不同环境中的居民也会有文化上的差异，但这些只是同一层次上的差异，而不是“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差异。

一个显著的地理范围的收缩伴随着一场变化而出现，而这场变化则造成了中国历史的起源。这种地理收缩并不是指黄河中游地带的中心与其周围地区联系的中断。这一点已由埃伯哈德在考察一些原始文化群体与对中国文化起源的研究中指出。[72]造成这个时期特点的，很可能是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与黄河下游大平原之间地理分野线上的加速变化，并伴之以居民从低湿、水患的地区向少树的黄土地带的移动。还有母系农耕向男子农耕的转变，它至少表明，虽然不能证明，这场转变影响了生活方式的改变，使黄土地区能够较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容纳更多的人口。这些变化本身也许是首次用石器或木器在松软的黄土上从事灌溉的结果，或者只是清除黄土上的少量天然植被，以广耕作，其后再继之以灌溉，以补救雨量之不调和。

当然，在这个时候，虽然已经有了民族间的迁徙和接触，但社会分化还没有造成“汉族”和“蛮夷”的对垒。很可能，过程的主体是某些少数民族转变为原始的“汉族”，而其他少数民族则仍然维持原状。[73]在此之后，历史范围的收缩才转变为扩展，随后是原始汉族逐渐侵入少数民族地区，这又伴随着黄土农业技术的发展，使它能够推广到其他土地上去。

到此为止，我们这种讨论的基础，是汇集了若干原则性的研究。其中任何看法都可以进行大的修正，但不至于影响这个讨论的总的认识。这里所进行的推论，并不是沿循一个单一的证据链条，因为在这种单一链条中，只要有一个环节被破坏，整个的链条就断了。

夏、商时期

但是，这里我们必须焊接起一个环节。中国学者们企图把商王的世系追溯到夏朝的传说人物上去。这是否意味着果真有一个夏代，而商朝乃是直接或间接从那里演化出来的呢？或者说，夏代是否可能就是我所假定的经济与社会突变，母系农耕变成男子农耕，原始中国的广大中心收缩而集中在黄河中游的中心地区的阶段呢？或者，“夏”是否与中国晚期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或“黑陶”的遗址有关系呢？

顾立雅(他的谨慎使他成为一位可贵的向导)没有走到这样远。他尤其反对徐中舒把“彩陶”文化认作夏朝居民文化的主张。[74]在这一点上顾立雅也许是对的，因为徐氏的主张太偏重于字源的考证，这种考证在如此遥远的历史问题中的力量自然是有限的。但顾立雅自己也认为“夏朝的纪年、帝王以及史事，虽然都是传说”，这个朝代却“一定是存在的”。[75]虽然甲骨文中找不到夏这个名词，[76]但是“很可能地，夏这个词有一定程度的语言学上的意义”。[77]它也是一个文化，是真正中国文化的祖先。[78]它的地理中心“在黄河流域下游”，[79]一个“大体上椭圆的地区，东西较长，略偏于东北”，[80]从今日的河南中部延伸到河北，东到山东，西北到山西。此外，“后来‘夏’字被持续地用来指称‘汉族’和‘中国’的事实，令我们相信这个国家是当时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代表”。[81]顾立雅也强调，夏是一个很早并经常被提到的名字。[82]

在较早的时期，“夏”是“汉族”的雅称，但在极早的时期，这个名字的存在还得不到证明。对这样一个有点奇特的事实，应该给予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解释，看起来有道理，也很简单。人们时常自己有一个名字，但别人却叫他另一个名字。商又叫作殷。至少，我们可以猜测“夏”这个名字起源于周代。周人本身原是一种比较落后的民族，住在早期中国重心的边缘。周人用“夏”作为人种上与文化上的名称来指称那一个人类群体，用“殷”作为政治上的名称来指称一个更限定的群体，这个群体曾在早期汉族人口的核心区中，掌握过相当一个时期的霸权。但是这个群体的人对自己既不叫夏，也不叫殷，而叫商。[83]

以上只是一种推测，而不是汉族起源的理论。我在这里提出来为的是强调一些关于早期汉族进化及分化的观点。这些观点我想也许是有道理的。这些观点的某个特别部分也许不对，但我所注意的只是其总体性的看法。如我在前一章的末尾所说，这是一个多重历史过程和不同演变速度的概念。如果新石器时代的居民——还没有分化成“汉族”和“蛮夷”——在中国的分布很广，如果在黄河流域有一些群体很迅速地“成为汉族”，而其他群体则较迟缓地也“成为汉族”;如果还有其他群体没有跟随这种趋势，而另取一条使他们“成为蛮夷”的发展道路，那么，夏、商、周这几个名词就可以用来说明这整个过程，并指示出地理的分布及时间的顺序。

夏，也许是黄河流域“彩陶”及“黑陶”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的一般代表，也许是“黑陶”及一个比较进步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的特别代表。但是，这与徐中舒把夏和“彩陶”联系起来的做法并不一样。[84]徐氏的理由太偏执，其目标是要把某种假定的夏代特点与特定的“彩陶”遗址联系起来。比较靠得住的说法是，有许多关于夏朝的说法可以支持一个初步的理论，夏朝一定有许多特点，而与整个的晚期新石器文化及时代有所不同。但也得承认，这些特点还不能被确定为一个完整的文化机制。

从地理角度说，顾立雅所标出的夏朝领地，[85]很有意义地大致分布在一个地区中。这个地区，处于黄河下游大平原的边缘，处于低部黄土高原和高于原始沼泽及洪水的丘地的俯瞰之下。这可以使我们推断，夏时期可能是分化的开始，那些处于有利于农业发展环境中的群体，与那些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群体开始分化，后者本来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但逐渐落伍。如果“黑陶”能够被确认为是比较迅速进化的文化，而“彩陶”被认为是这个相同文化的发展迟缓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可以初步假定，夏朝应当与“黑陶”——特别是后来成为商文化组成部分的“黑陶”——有所联系，而不是如徐中舒所主张的夏与“彩陶”有联系。

其次，商的时代及文化可以用更确实的农业发展来说明:由围墙城市所体现的更稳定的经济与社会，城市是农业地区的政治中心;铜器制造中高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用铜器的统治阶级与使用石器的被统治阶级之间鲜明而重要的分化。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出现了一个转变，母系农业转变为父系农业。如果这样，在适合于男子的各种活动中也必然出现新的重要的差异。接受了旧日为女子工作的农耕，这些男子的家系就“落”到过去女子的地位。其他个体男性或男性家族则继续从事传统的战争和狩猎。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不变的，但同时他们却在“上升”，因为除去以前的活动外，他们负起了新的任务，即保护——因此可以统治与剥削——那些在社会中“下落”的人。由于整个社会在经济上的“上升”，农业技术的改良及分工，一部人就要把他们整个的时间用在土地上，这样做是有利的，也是必须的。于是，作为男子传统工作的狩猎与战争，在经济上变得次要，但同时却成为奢侈与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

这些变化有多少是同时进行并互相影响的，有多少是先后孕育彼此衔接的，我们无法说清。安阳出土的铜器时代的材料很丰富，近年来已有许多研究，但还不能追溯到商朝的早期。所以，商朝发展最重要的初期形态，与它以前的整个夏代一样地不明了。标出商朝发展路线的稳妥方法，大略如下:夏朝与商朝之间，也许有某些方面的联系。商朝的世系可以追溯到夏的时代，但不一定追溯到夏朝之内。商的继承者周人，认为商是夏的继承者。[86]但是这种继承不一定是直接的。商朝历史并不一定是整个夏朝的土地、居民、文化的持续或发展的产物。

相反地，它可能是一种加速发展的结果，这种发展或者在夏朝文化的中心，或者在它的边缘而只影响到夏朝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也许是旧有夏朝的一部分，迅速发展而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商，而其他部分仍保留着比较死板的夏的人文方式。但是，“夏”这个词也许还没有出现，它也许是后来用以指称商朝从其中兴起，而其自身在进化过程上却被抛在商朝后面的居民及文化。商人较早地从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和由被统治的男子农民阶级所从事的发达农业，也许是这个分化过程一个方面。但是，在汉族的起源上，是把这场变革作为整体社会发展而定在夏朝末年，还是当作一个局部发展而定在商朝初年，却不要紧。

对于周朝起源的问题也是同样。我们说商朝历史主要代表了汉族起源时核心区的收缩，却并不是说夏朝的其他各部都被抛在后面而沦为少数民族。有些被留在新发展的核心区之外的群体，也许的确会成为少数民族，但其他群体，在适当时期也会成为汉族，只是比突进的商朝居民落后一点。这样的分化日渐复杂，而且会有两个以上的文化阶层，于是各种程度的相互影响过程，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很明显，在商朝铜器时代，财富的增加与财富的集中，都超过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的各个方面。可以确切地说，这种财富造成了商朝社会上层的精致文化。商朝居民，至少是他们的贵族，是优秀的武士。但这并不能证明商朝的财富和文化造成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军事优势或效率。也许商朝初期有一个军事优势，但到商朝末年却变成了劣势。我们可以假定以下几个阶段:

一、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的加速发展，使商从夏朝的整体文化中脱颖而出。新石器时代的狩猎、采摘及粗耕的混合经济，变成精耕并且专门化的农业经济。一部分人完全在土地上工作，成为农夫或奴隶。另一部分人则成为农夫及土地的所有者或统治者。这些人有闲暇而继续狩猎，因为狩猎技术与战争技术有关，这就是造成贵族封建阶级——武士、猎人、奴隶主、占有土地的氏族首长——的第一步。这种体制，加上在监护下的金属工匠为武士们制造的铜质武器的迅速进步，就造成了军事上的绝大优势。迅速发展的商族可以侵掠过去是同类现在却落后了的人们，将他们抓来做牺牲，[87]或者做奴隶。

二、其他居民也开始沿着商族发展的路线进化，只是要慢一点。他们之中有些人成了商族的附属，有些人则还保持其独立与仇视的态度，但仍然竭力仿效那些导致商朝强盛的做法。有的人，虽然其整体文化还没有进步到自行发展出商朝那样的铜器制造技术，却可以拿来那些已经发展的技术。这就缩小了落后的或“弱中国化”的部落与进步的商族或“强中国化”部落之间的军事差异。由学习而得的进步与独立发展进步是一样的。

三、落后的部落在战争中日渐强大时，进步及文化较高的部落就日渐危险。对商族来说，战争的意义不仅是侵掠别人，也是要保护其本身的奴隶、仓库、财富和土地。耕种奴隶与统治武士间的差别，意味着战争的利益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不均等。比较落后的部落，奴隶较少，而自由战士较多，尽管他们不如商朝的贵族“尊贵”，却可以在对商的战争中保持自己的地位。

四、当这种平衡过程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时，商朝被一个较为落后的民族所推翻，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这个民族并不一定是从早期中国文化圈之外进来的侵入者，而是一个已经属于中国文化圈——只是不够精深，不够发达——的民族。

周代

周朝的中国人就是启动这个新阶段的民族。早期周人的历史水平并不高于晚期的商朝，正如早期商朝的历史水平并不高于晚期的夏朝一样。但周朝是极重要的，因为正是在它的第二个阶段(前770—前221)之前，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长期记录的准确纪年。

直到这里为止，我着重讨论的是中国文化的进化形成。进化的过程，是由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社会在许多进步的或落后的水准上的差异而促成的。此时，我并不是完全漠视中国在极早时期受到入侵或迁徙的影响的可能。中国传说中称周人带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气味，是很清楚的。毕士博认为，晚期中国文化中有许多主要成分，都是从中亚及近东传入中国的。这是随着迁徙、入侵及文化接触而来的。他认为，小麦、粟类及灌溉，都不起源于汉族，牛耕直到公元前4世纪才传入中国。[88]与此相关联，他认为早期周人“与中亚的边远区域有过接触”。[89]

这也许是事实。非汉族的文化特征和技术“渗入”早期的周人之中，是很有可能的事。正如铜器制造技术在新石器时代由黄河流域西部输入，直到环境有利于其继续发展的地区。但是，我认为，周人在总体上无疑与商朝一样地属于汉族文化，[90]并且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从商朝取得的这种文化，虽然在某些方面他们向商朝学习以发展其自己的文化。我这个似乎矛盾的主张的意思是，商周两朝，其文化的主要传统都来自于同一个前期文化，商朝进步发展得较早、较高，而周朝文化的成熟较晚，它以学习商朝来加速自身的进步。周人在政治上战胜商朝时，在文化总体上却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说，周人是属于这个文化而不是获得这种文化。反之，如果周人有什么“蛮族”特征，是“反汉族”而不是“前汉族”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假定，这些特征是周人在文化传播或与迁徙民族接触中得来的，而不是周人原来社会及文化中固有的。

如果我的想法正确，那么，周人从商朝历史范围内移动到商朝政治中心时，自然不会认为自己是侵略者，而会认为自己是过去那个由商朝掌握政治领导权的整个文化的合法继承人。他们同商朝一样，源于夏朝，只是其承传的世系是“地方的”。为了确立他们的领导权，他们自然地会漠视集中于商朝的政治及文化的各种优势权力，而坚持他们自己在一些起源相同而处于不同进化水准上的部落中的合法领导地位。这也许又引导到着意推崇夏朝为一切中国事物的起源，和上古黄金时代唯有夏朝的政治宣教。事实上，夏只是一个区域，相对来说，这个区域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获得了较迅速的文化与社会发展。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顾立雅是对的，他认为周人创造了夏的神话。[91]他相信周人是地方性的、边缘性的族群，但属于当时的中国文化圈，他们并不是一个侵略的“非中国”的民族，在“获取”中国文化后，又得以推翻商朝。

黄土高原及大平原居民的早期分化

基于以上讨论，就可以提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即将夏、商、周看作同族同源之人。事实上，我已经否认“中国”是原始草原牧民侵略并征服原始农业民族的结果。但是，这里被否认的只有大规模的侵略和长距离的大量迁徙，而不包括随小部分群体移殖而来的文化传播。这种移殖并不一定需要长途旅行。某一个部落的迁徙范围也许是有限制的，但是，当一个个部落之间都发生接触时，文化传播就随着一系列的接触学习而来了。草原游牧社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是极为重要的，有必要研究草原游牧民族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中国内陆边疆活动的，关于这些问题我准备在下一章讨论。我们首先要重新检讨整个中国古代地理的问题，并研究农业社会及游牧社会的主要历史特征。[92]

傅斯年有一篇不错的研究论文。[93]他认为汉族和“蛮夷”在初期的分化是东西分裂，这与以后诸世纪的南北分裂完全不同。他把黄土高原的居民与大平原的居民分开。黄土地区的居民聚居在河谷中，平原居民则住在高地上以避洪水。黄土地区易于防守，并且是对外扩张的良好基地。大平原则很容易被侵入，也不是良好的对外发展的根据地。黄土地区的农业生产力较差，但可以结合牲畜饲养。平原的生产力要高得多，但不利于牲畜饲养，在黄河下游的沼泽排干之前，是很难饲养牲畜的。在大平原上有向满洲南部迁徙的自然趋势。在黄土高原则有向蒙古草原移殖的趋势。

平原和高原的居民互相影响。黄土地区的居民有两大群体:一个是集中于汾河河谷并发展到河南的夏;另一个是陕西三大河流——上游均达甘肃的渭水、泾水和洛河——谷地的周。平原居民也有两大群体:住在河南北部及河北的商，住在山东、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及满洲南部与高丽的夷。商族控制着黄河下游平原的北部，夷(后来被认为是东方少数民族)则自这个平原的南部伸展到淮河流域，并通过短近易行的海程，与满洲南部及高丽沿海保持原始的交流。商人和夷人不但土地接壤，而且时代相同。但在黄土地区中，夏和周之间有一段时间上的空缺。

这些民族的交替兴起形成了中国。其过程是:夏朝统治下的第一黄土高原时期，此期有夏和夷的战争;商朝统治下的平原时期，商族利用夷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周人统治下的第二黄土高原时期。

公元前770—前769年间，周朝的首都从陕西迁到大平原上，从此，周朝的政治势力即见衰微。在公元前3世纪，西部的势力在秦国领导下兴起。这个黄土高原上的秦国的最大敌人是长江流域的楚国。虽然秦征服了楚，并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华帝国，但这个朝代并不长。反抗它的势力都集中在淮河及长江流域。利用这些反抗的势力，汉朝于公元前206年建立起来。这个朝代立刻建都于黄土地区，同时又完成对长江流域的征服，确立了帝国的统一与北方的优势。

由于少数民族的反抗从华北的沿海逐渐转到南部的长江流域，东西的分裂逐渐转变成南北的对立。这个转变的中枢是长江流域的楚国。这样便形成了传统的次序:极北部的草原少数民族到北部的“真正”汉族，然后到长江流域的汉族(古代的南方民族) ，然后是长江以南，这里的近代南方汉族是在不同时期转变成汉人的“南蛮”的后裔，最后是中国南部及西南部现在仍然存在的土人。

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虽略有不同，却是得到广泛赞同的。[94]这是一个不错的适用假说，[95]因为虽然每一个细节在有新证据时必须重新检讨，但其核心显然是主张在黄土高原及大平原相遇的交接线上，很早就出现了分化。在这里，真正的中国秩序，即农业日渐获得支配性地位，从各种不同的原始活动中兴起。这些活动包括狩猎、捕鱼、采摘食物、粗耕农业和驯化牲畜——先是狗和猪(它们可以很容易地用渣滓饲养) ，然后是羊和牛。

文化发展与灌溉起源的关系

推动农业社会的进步与专门化的力量是什么？它们能否适应我们所描述的原始时代的中国？这里有很多的可能性。一个农业社会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方向，例如，可以像在西欧那样出现工业化;也可像中国(以及埃及)那样地专门化，着重灌溉和排水技术，其整个经济建立在持久的大量人力的利用上，这阻碍了向工业化的发展;它也可以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停留在同一个水准上，就像今日仍未完全变成汉族的古代长江以南的民族一样。

灌溉是中国农业及中国生活方式的核心，但不一定是自古已然。魏特夫相信周人在他们推翻商朝之前，已有了灌溉农业，他认为商族也有实行灌溉制度的可能。但是，这些还都未经证明，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必须谨慎。[96]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像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小型灌溉沟渠也可以用石器在松软的黄土上掘成。不过，这并不能证明黄河流域最先进的新石器居民已经灌溉他们的土地了。徐中舒对这个问题有很适当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灌溉制度的起源，比一般假定的为早。像灌溉及筑坝以拦洪水这样的复杂事业，不会迅速地发展到很高的阶段，而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代，这两类水利工程在中国已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可见其起源一定很早。[97]

灌溉技术不可能很早就在中国出现，除非有极特殊的条件。无论这种技术是独立产生于中国的，还是如毕士博所设想的由中东或中亚传到中国的，都是一样。灌溉出现的必要条件包括: ( 1)一个有猎物和野生植物、水果及浆果的环境; ( 2)植物品种使人类易于从采摘野生植物转变到种植改良品种; ( 3)气候少雨或者雨泽不调，同时有河流，足以促成在短距离内引水到缺水农田去的办法; ( 4)地面上没有简单工具所不能清理的茂林，土壤很容易以简单工具耕种，在灌水之后，不必耕作施肥，也能出产。

黄土高原的河谷刚好具备这些条件。不过，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即使没有灌溉，这些条件也会导致一个原来是狩猎与采集的混合经济向偏重于农业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假定灌溉一定与中国农业同时起源。大体说来，第一步的发展很可能是从没有灌溉的原始小块田地中增加收成。这样，改进粮食永久供给的第一个努力的成功，增强了人数较多、固定耕地面积较大的部落的凝聚力和社会力量，而胜过那些人数较少的移动群体，这些群体要经常从一个猎场移到另一个猎场，从一个采集地移到另一个采集地。

捕鱼不用像狩猎那样地游动。因此，从杂乱农业到较有次序的农业的第一个转变，很可能发生在易于耕作的黄土地区。在这之后，却是在黄土高原与大平原的交界地带得到较高成功。这里人们的优势是，他们可以在河流及湖沼中捕鱼，可以在水与高地之间种地，也可以继续到山地打猎。也许就是这些，造成了在中国历史的朦胧起源时代，其重心徘徊于黄土高原与大平原之间，造成“彩陶”及“黑陶”居民的分野，造就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朝初期的转型期的夏朝。

随着灌溉的开始，即使开始得很晚，其发展的重点一定又回到黄土地区。黄土地区的河谷越小，只要有水，其初次的小规模灌溉工程就越容易。但是河谷及河流越大，效益越高。因此，虽然较迅速的进化从平原转移到黄土地区，但第一个灌溉成功的社会又必须向下游移动，他们又集中在黄河中游一带，在陕西的渭水、泾水、洛河河谷，在山西的汾河河谷，以及河南的洛水河谷。[98]进化的重心因此又回到大平原范围以内，并开始了另一个发展阶段。

灌溉的进展必然促成生活群体及工作群体的不断增大。同时，生产规模的扩大也会导致更好的工作方法及更好的工具。就逻辑说，向平原发展可以造成更大规模的生产，但这首先要有改良的社会组织，平原不但需要灌溉，而且还要有排水及防御洪水的堤岸。[99]最初的灌溉可以由一家或几家简单联手完成，但是在被“泛滥之父”黄河所控制的华北平原上，其所必需的排水及堤坝工作，却需要一个强力统治的社会。

因此，在中国文化的早期发展中，地理分布与社会发展之间一定有密切的相互影响。把灌溉之法应用到排水和筑坝上去，并不需要很大的技术进步。这种方法的发展一定简单而自然。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变化，使个人和其生活都出现差别——在工作及报酬的分配上，在责任及服务上，在财富、财产、地位以及结婚、继承及家族与家庭的组织上，排水筑坝这样的工程就不能实现。

所以进化的过程，就不能止于自没有灌溉的原始农业转变到原始灌溉农业这一点上。发展已经启动。灌溉农业尽管原始，却不能像以前的农业那样没有时间性及平均发展。它的过程还带来其他变化，包括工程规模方面和劳动回报率方面。

规模的问题影响到个人、家庭、当地社会和国家。大规模的工程——特别是平原上的筑坝与排水，与自给的河谷灌溉有很显著的区别——需要权威的不断壮大。这种发展就造成了新的问题。久之，中国人所谓“水利”的基本技术，就包括了大的运河工程，它同时可以供灌溉、防洪(筑高其堤岸)、排水及运输的需要。这又影响到各地区间的联系。[100]一个自给自足的地区中的灌溉农业，可以由当地封建贵族管理，而各个地区间的交通及工程的范围大到足以影响其他地区时，就需要一个中央权威来统领封建贵族。

效益的问题会影响社会机构及权力的分配，工程的规模会与之产生相互影响，但更特别的原因是发展进度的加速。例如，从石器进步到金属器，在能够迅速利用金属器的较高效率的进步原始族群，与不能利用金属器潜力的落后的原始族群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差异。这可以用平衡的原则来说明。越落后的社会越静止而均衡，其结果是不接受变化或改革，即令接受，也是消极地使其平衡的破坏减至最小。越进步的社会，其变迁与进化的过程就越会打破旧的平衡——社会内部的平衡及社会与环境间的平衡。其结果是，这种改革更强化了其已有的变革力量，不但增大变革的范围，而且增快其变革的速度。

特别是战争，它和其他社会活动联合起来的影响力，要大于它单独发生时的影响力。在一个稳定的原始社会中，战争只是一种维持平衡的活动，它消耗社会的资源却保持原来的社会。但是在一个变化中的社会，却不相同。战争胜利的意义是扩大领土，增加隶属人口。军事优势与经济手段及社会组织权势联合起来，就能取得并享受更多的贡赋。在这种情况下，迅速的专门化及改良，不但推动武器的改变，而且造成整个战争的概念与战术的改变。不论灌溉技术与制作金属品的技术是在历史的哪一个阶段开始出现的，我们可以肯定，先出现的技术会为另一种技术开路，之后两者又会相互促进发展。

根据这些考虑，我们有一个完全合理而现实的标准，对商朝与部分自商朝产生、部分与之并存的周文化的估价。在商朝居民间，金属品还没有完全取代石器，利用金属做武器、车辆和奢侈品造成了统治阶级的重要地位。武士们在战车上作战，对步兵占有极大的优势。我们不能怀疑在商朝居民社会中，农业技术也有迅速的发展，财富有所集中，社会中大多数人成为臣属以满足少数统治阶级的需要。同时他们在与其他部落的战争中，占着上风。结果，一部分邻近部落服从商的统治，成为商的新臣属，其他部落虽然敌视或畏惧商朝，却也得向商族学习以求自强。

像商族文化的发展，以及其他部落向商朝学习的深浅，一定受到地理因素如距离、气候、水源、土壤以及在若干地区间存在而在若干地区间不存在的天然边界的很大控制。这又证实了两重过程的假设:一个是从黄土居民与平原居民相遇并相互影响的重心地区向外的地理扩展过程，部分经过征服，部分经过学习;另一个过程相反，是收缩，新的重心会在任何有利的环境中形成。

汉族第一次向东、西两方的横向扩展

既然两个最大的广阔地区是东部的大平原和西部的黄土高原，那么“汉族”范围的第一次扩展就很可能是向东、西两方，同时伴以多个小的趋势，向山西及陕西的北部及西北，向淮河流域的南部及东南发展。在第一个阶段中，东部的夷和西部的戎是被看作东部及西部的蛮族，[101]还是被看作与商同族而在文化上没有那样进步的部落——比如说是商民祖先的兄弟的后裔，这并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推断，在历史上，从“弱汉化”与“强汉化”的关系，转变到“汉族”与“非汉族”的关系，其过程是渐进的。

我认为这种变化的经过是这样的:在第一次东、西方向的发展中，重点是黄土高原与大平原上环境类似的地区，发展成同样的经济方式及社会形态。其后，由于发展的范围变广，两种环境的差异开始表现出来。黄土地区的地形有利于各主要河谷地带的政治独立，而大平原的地形则有利于大规模的统一的国家。但是在政治上形成这种国家，需要一个迟缓的进化过程，包括发展长距离的交通、人数较多及范围较广的战争以及建立能覆盖广大地域的政治管理形式。这个结果正是这样，经过了许多世纪之后，才出现一个能够有效地统治在文化及社会上已成为“中国”的国家。同时，傅斯年所指出那些因素中，也有影响很大的。黄土高原虽然在经济上较贫乏，但在攻击及防御上却较强。大平原在经济上比较富足，但受攻击的危险较大，也不能有效地组织进攻。

因此，黄土高原较小而且贫乏的国家，却可以在各种进化上——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比大平原的富足国家更为迅速地发展。平原上的地理单元的规模，有利于造成联合，因为它们更适合于尚未成熟的进化水准。促成每一个新的政治发展的决定性步骤，都来自西部，来自陕西。起初是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的初期的周朝，其后是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每一次进步的后面，都跟随着一个反动，因为小范围发展的办法要应用到大的范围去，会出现困难。周、秦两朝之所以能出人头地，也是因为它们能够脱离它们所属的中国文化圈而独立前进。但是因为大平原上的统一需要违反黄土高原独立的传统，周、秦两朝就得在对大中国负责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保持其对中国其他各地的独立，一方面还要施行其所改革的社会机制。照傅斯年的说法，东、西两部的起落变动与回应，未能造成全中国的平衡，直到汉朝(公元前最后的两个世纪到公元2世纪)才把理论上久已知道的机制，最终在事实上按照需要的规模有效地建立起来。

南方——中国第二中心的兴起

整个过程的另一方面也需要讨论。早期的向西发展与向东发展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大平原的西部边缘及东部边缘在环境方面没有大的分别，在西部边缘靠近黄河中游地带所发展的方法，可以向东发展到海边。这里各个不同社会及早期国家间的差异，并不是地理差异的结果，而是一种被中心征服而改变的部落与学习中心而改变的部落之间的社会差异。在发展到海边以前，情况都是如此。到了海边之后，再发展就只能转向南方及北方了。[102]

在南方淮河流域，特别是在长江流域，要进入新的土地，那里的气候与作物条件都有显著的变化。在这个地区中，在黄土高原及平原边境起源，又在平原上被修正的“中国”方法，仍然可以应用，但必须再加以修正。文化传播要滞后于政治的发展与统一，于是在直接征服与学习的差异之上又加上了一重差异。

中国南部(以长江流域为古代的南方)的稻米种植文化，建立在灌溉基础上。它的技术方法不会是得自黄河流域，或从更远的地方经过黄河流域传来。如果这些技术不是产生于江南，那么有可能是从印度经阿萨姆邦和缅甸的南部文化传播路线，传入中国。[103]比起源问题更重要的还有另一个灌溉稻作的问题。即使没有灌溉，只要雨量充足，雨泽平均，并且有地方蓄水，原始居民仍然可以种植水稻。灌溉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改进稻种的种植，使一年两熟的制度成为可能，并且增加亩产。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推动，不论其有没有灌溉，或只有一种原始灌溉，建立在稻作上的原始社会可以无限期地维持平衡或静止状态，不会自行产生进化的趋势。

因此，我们可以说早期黄河流域势力达到长江流域，其重要意义不在灌溉制度的传播，或者说不单是灌溉制度的传播。黄河流域社会因发展活跃，而出现“不平衡”，因此要采用新办法以适应其高速的发展。北方的粟和小麦比南方的稻类在生产潜力上要低，但北方的实际生产力及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在这个时期要比南方发展得高而且成熟。[104]不过，北方的居民虽然比较进步，但还没有到能够占领南方的程度。早期影响的表现只是北方社会组织与统治的方法进入长江及淮河流域，使南方能够改革其生产方法及社会与经济的组织。

这样，在南方的淮河及长江流域就产生了整个中国文化的第二个中心。[105]在政府力量能够强大到从北到南统治整个中国文化地域以前的多个世纪，这个次要中心能够积极的独立发展。事实上，长江南部由它丰富的稻作而促成的发展，是极为有力的，它甚至可以积极地向北扩展。

公元前3世纪，秦国成北方之雄，楚国为南方之长，秦楚战争把古代东西对峙的情势改变为南方与北方、长江与黄河间统一中国的战争。[106]

中国文化向西方及西北方发展的障碍

在原始中国文化向西方及西北方发展，从黄土高原及平原会合的边境向黄土高原深处发展中，会有地形、土地及气候的逐渐变化。黄土高原的北方和西北方连接着蒙古草原。傅斯年根据传统的草原骑马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虽然这个时期还没有骑马作战) ，推断出军事的重要性，而没有提到其他影响。但是，在黄土高原的北部“内地”及华北平原的南部“内地”间，有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历史差异。在大平原发展出来的经济及社会进化路线，可以适应长江流域的需要，某些改革是必要的，但这种改革为长江流域的丰富稻作带来了更有利的结果。所以，进化的路线不但带来相似的收获，而且增加其收获。相反，在黄土高原的贫乏“内地”，在较大河谷中出现的有利的进化路线，当其灌溉技术被推进到草原边缘时，其回报反见减少。可灌溉的河流愈趋狭小，灌溉技术终于被阻于草原，草原上河流的缺乏使之完全不能灌溉。

灌溉的精耕农业也不能“退色”为不要灌溉只靠雨泽的粗耕农业。事实上在草原的中间地带实施粗耕是可能的。雨泽虽然不平均，但是丰年的收成可以储存供荒年之用，特别是，如果能实施混合农业，便有足够的牲畜以改变其经济方式并减缓危机。但是在中国新的社会中，这却不可能。中国社会偏重于灌溉，人口不集中就不能发展，人口集中可以提供所需要的大量劳力，开展必要的重大工程。运河也需要作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资源去开凿管理，以供每块私田所需的水源。

由此，就要有纯粹依据季节的简单而专门化的活动。在季节之间，可以召集空闲的劳力，从事运河网的维持、清理、疏浚和扩充。潜在的空闲劳力越多，维持和新开工程的价格就越便宜。因此，就连耕牛也不能大量增加来当作辅助经济，使之供给牛乳和牛肉，因为养牛所需要的人工，有从必要的储备劳力中被取用的趋势。

因之，社会的政治控制有它自己的进化路线。它的趋向于复杂化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储备。因为这个原因，它终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佃农及无地农民的阶级，他们的经济需要使其成为顺服而低贱的劳工。这是要说，政治传统自始就敌视基本的精耕农业经济的任何改变，并视那些为着本地利益而从事粗耕，繁殖牲畜，尽力于多样活动，没有空闲，而各自独立的边缘群体为反叛。

游牧经济的起源

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件事实的重要性。沿中国的草原边疆，从来没有一个建立在粗耕或农牧混合经济基础上的重要的独立社会，立足于中国的精耕经济及草原的游牧经济之间。在不同的时期，在沿边疆的不同地点，边缘部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边缘部落只是这样一种社会:部分基于草原资源，部分基于中国资源的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的而非经济上的颇不稳定的媾和社会。它们自身并不是具有独立形态的不同于中国及草原历史形态的社会。

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草原历史的一般性质及其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假定有一条主要的北部中国的历史进化线路，和一条较次要的南部中国的历史进化线路，它们起初是互相平行，到公元前4及3世纪的战国时代，两者互相冲突，之后在秦、汉两朝间汇合成为共同的历史形态。那么，在草原社会有什么样的进化或发展的历史方式呢？中国整个历史的决定因素是基于灌溉制的精耕农业的发展。灌溉技术在特定的环境中发展而成，反过来，它们又因不同效益，改变了那里的土地和人民，使他们逐渐成为典型的汉族。在草原历史中也有相应的推动因素吗？

石器时代的居民，特别是在较原始的阶段，会尽一切办法利用其环境。他们的经济是混合经济，没有专门化。农业是混合经济的某些方面的进步与专门化，以及其他方面的退化而造成的。草原游牧经济虽然也是这种高度专门化的结果，但不像是直接从原有的混合经济中产生出来的。它很可能是比农业更晚的专门化的形式。其晚出的原因大概是:人类先要学会驯化牲畜。在人类能够依赖放牧牲畜在广大草原上生活以前，必须先知道如何管理牲畜，而在知道这种管理牲畜的技术之前，又必须依赖其他方法生活。因此，驯化牲畜不是孤立发展的技术，而是在其他生活方式的保障下逐渐发展而成的。

所以，专门化的狩猎社会和农业社会可以直接产生于混合的、非专门的生活方式，而游牧经济多半起源于森林狩猎社会，或起源于部分专门化的以农业为主的中间社会。东北北部森林及西伯利亚与唐努乌梁海南部森林中的猎户，可以驯化少量的鹿。[107]他们可以从森林到达两处地方:向北，可以将鹿带出森林，生活在广阔的冻土地带，放牧更大的驯鹿群;向满洲西部和向西伯利亚与唐努乌梁海南部，就到了蒙古草原的边缘，在那里，他们改养驯鹿为放牧马、牛、羊。

毫无疑义，草原游牧经济的主要来源，不是狩猎与森林，而是农业，是草原边缘上的一种特殊的农业。从事这种农业的社会群体，由于不能向更好的土地移殖，所以无法发展专业化的农业。较好的土地已被较为进步的社会占据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过渡社会是被更为强盛的农业社会排挤到草原上来的。否则，他们没有理由到草原上来。他们既然到草原上来，就一定有理由，因为草原环境对一个有一些农业特点的社会，即使它也有畜牧，也是太贫乏而且太危险了。较弱的部落，在受到富足而且组织坚强的农耕者的威胁时，就会被迫退到草原。在那儿，他们学会大量地放牧牲畜，并把放牧牲畜从辅助性技能变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技能。[108]

游牧与定居人口的关系

因此，游牧经济可以说是脱离了旧有专业化或半专业化路线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专业化与进化的路线。它是一种进化，一种需要高度特殊熟练技术的进化，它造成了草原游牧经济。虽然如此，一般仍认为，真正草原居民在一经建立其特殊的社会形态于一个适宜的牧场、半沙漠或沙漠环境之中后，就不再进化了，而只是在一个有限的部落集中与分散的循环中交替变化。所以，有人主张，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的突然入侵，完全是自然现象造成的结果，例如气候的变化及牧场的干枯，逼迫游牧民族迁移，并从事战争。[109]

有些游牧经济的特性，在初看时，似乎可以证实这种主张。它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它的牲畜可以供应所需的衣、食、住、燃料和运输。而一个定居社会，特别是农业社会，因为气候及其他环境的缺陷，却不能满足其某些根本的需要。游牧生活并不妨碍某些工匠小规模地从事金属制造，必要的熔炼工具和原料可以带着走。确实，这种移动社会中的人可以比定居社会的居民更自由地得到不是各地都有的必需品——如盐、金属、木材。

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单就它们的本身说，在定居及游牧社会中，其运作方式略有不同。积谷——中国这类农业国家中最重要的财富形式——有多种资本价值。以低价收购新粮的方式可以影响市场，它可用作军粮，或供养从事筑堤、掘渠、排水、灌溉、运输的大量集中的工人。这样，它又推动进一步的粮食积蓄和管理的社会机制的形成。因为最高水平的生产地区不一定就是战略上最有利的地点，中国国家在其后的成熟形式中，趋向于根据战略理由选择首都的位置，而以河流及运河(低价运输)与产粮的“重要经济区”保持交通。[110]粮食，在日常生活及国家政策上代表积累的最高形式:它有一个比生产它的土地还要高的象征价值。

另一方面，在游牧社会中，牛却不是积累的重要形式。谷物的价值不会跌落，而牛最后要死亡。这并不否认牛在其价值最高时的繁殖。粮食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指标后，可以促进政治的改革和发展。通常，控制粮食的人一定要尽力利用这种权力以增加他们的利益，因为这是削弱企图从他们手里夺取社会统治权的对手的有效办法。基于这种经济制度的国家，也不容许其邻近地区的独立，它一定要扩入那个地区，为的是占有那里的粮食的实际价值与象征价值。由于进入了新的地区，就需要进一步的政治调整，进化的范围是极宽广的，虽然中国历史证明这种发展并不是无限的。

在游牧社会中，这种范围在理论上说——也只有在理论上说——是很有限的。当一位伟大的游牧首领累积的牲畜多到死亡的价值损失足以抵消繁殖的价值增加时，则进一步的累积就会得不偿失。到了某一个阶段，这个经济组织中的剩余价值既不能消费，又不能积蓄，又不能保存。这位首领，如果他能在他势力所达到的地方保有并管理多数的牲畜，附近又没有敌人，便不再有扩展权力基础的欲望。他的统治便倾向于稳定，而不是发展。他的牲畜以及在他的保护下放自己的牲畜或为他放牲畜的臣属，就代表了最大的社会集中。由于已经达到了这种集中的最高利益程度，所以就开始了分散的趋势，以追求假想的利益。这个大的社会集中就会分裂成许多小的集中，又开始一个新的循环。这些分裂后的单位又开始积累，于是又造成大的集中。

这种推断在追溯游牧社会的历史趋势上，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它主要是基于对游牧经济的“封闭的世界”的假定上。但是，“封闭的世界”却从来没有过。[111]例如，在中国的草原边疆，汉族经济的扩展必然要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天然富足或天然贫乏的农业地区。长江流域的居民可以接受汉族经济及社会的体系，学习汉族文化，却长期保持其政治独立。在较坏的环境中，汉族的制度多半以直接征服的方式传播。因此，在亚洲内陆边疆，从畜养牲畜发展到真正的游牧经济，部分原因是早期非游牧的“少数民族”不愿意沦为农业的臣仆，而产生一种历史动力。因此，即使在游牧经济的起源上，草原也不是“封闭的世界”。

而且，游牧经济开始发展之后，一定会出现农民与牧人之间为占有沿边疆分布的中间地带的使用权的竞争。在这些地方没有中国那样的入海河流，代之者是草原上的内流小河。这也许就是在中国的灌溉农业及草原游牧之间，没有一个强力的、独立的农耕兼畜牧的混合经济的原因。极端“精深”与“粗放”的经济间的对立，使任何过渡的混合经济部落不得不在政治上或依存于草原，或依存于中国。[112]

没有一个绝对闭关自守的边疆。我们必须承认，游牧生活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或独立。任何种类的剩余牲畜、毛、皮及其他生活用品，其不能在游牧社会中消费的剩余者，可以用来与农业社会交易。同时，在农业地区的边缘地带，将粮食运到草原比运到中国便宜，因此可以卖得较大利润。这两个社会对这种财富交易的管理权的竞争，自然会出现政治的形式。到底是农业社会剥削辅助的游牧经济呢？还是游牧首领保护并剥削辅助的农耕人口呢？

在这种斗争中，游牧民族有两种东西的协助:一个是整个人口及财产的机动性，使之能够躲避从定居社会侵入草原的远征。另一个是游牧骑兵的机动性，使他们能够有力地袭击定居社会。这两件事除去完全的军事重要性外，还有其经济的重要性。定居民族要装备一个机动的远征，其代价较游牧民族要高得多。游牧民族可以用毁坏作物、掠劫谷仓、俘掳居民的方式向对方加以重创。而他们自己在逃避攻击时，移走帐幕，赶开牲畜，就可以少受损失。

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假定游牧民族在攻击及征服力量上比定居民族有内在的优势。[113]但是，这件事并不很简单，游牧民族首领在要求任何定居地区向他纳贡时，不论他是征服还是掠劫，他最终得牺牲一部分本来的优势。他也许得保卫他的统治权，或者与其他敌对的游牧民族斗争。因此，他就要建立一个地位的优势，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得牺牲一部分机动性的优势。这种情况还会有其他结果。一个游牧社会在根据其一部分得自非游牧社会的财富及权力以调整其经济时，就必须同时修改其社会机构。这种新的既得权益的性质使它不再成为纯粹的游牧社会。[114]

结果，关于游牧经济的进化问题，或说缺少进化的问题，不能单独讨论，而要与它势力所达的定居社会的发展状况一同研究。这并不是说游牧社会可以严格地划分为掠劫的社会或寄生的社会。我的意思是说，在历史上每一个主要的游牧民族与若干定居社会(也许不止一个)之间虽然互相敌视，却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其相互依存的程度当然根据距离及直接、间接接触之不同而有差异。如果这个现象不被重视，则对任何游牧民族的一般经济与社会机构及其特殊的政治历史都不能有正确的了解。

在研究商朝中国到周朝中国的转变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条件:在黄河流域有一个主要中心，在长江流域有一个时间稍晚的次要中心;东西的扩展与抵抗变成南北的对峙，以及在中国内陆边疆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兴起。

【注释】

[1] 毕士博:《拉犁的起源与早期传播》， 1936年，将蒙古游牧出现的最早时间定为约“公元前一千年中叶”。此前，在新石器时期，蒙古地区的文化是一种“定居的‘农夫’类型”。

[2] 顾立雅:《中国早期文化研究》， 1937年，第173—174页;安特生:《黄土的子孙》， 1934年，第204—223页。

[3] 顾立雅前引书，第153—155页;布莱克:《沙锅屯洞穴层中的人骨遗存》， 1925年;及《史前甘肃人类》，载安特生《甘肃考古记》， 1925年。

[4] 顾立雅，上述引文。

[5] 毕士博:《华北新石器时代》， 1933年，第394—396页:“无论如何，没有游牧生活方式的痕迹。”

[6] 吴金鼎:《中国史前陶器》， 1938年，第77页;顾立雅前引书，第179页。

[7] 顾立雅，上述引书。

[8] 同上，第171页。

[9] 吴金鼎前引书。

[10] 魏特夫:《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 1935年，第37页。

[11] 魏特夫:《中国经济与社会》， 1931年，第35页。

[12] 同上，第36页。

[13] 顾立雅前引书，第176页;毕士博前引书第392页:“如同在欧洲一样，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总是寻找较干燥及较开阔的露天地方定居下来，因为这些地方较容易耕种，那时人们还没有有效的清除树林或排干沼泽的方法。”

[14] 最好的参考材料是顾立雅的《中国早期文化研究》，我从中汲取了很多东西。后来更有雄心的工作是吴金鼎对陶器的分类(书见注6)。对整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魏特夫的《中国经济社会史》(1940)。这本书是以考古资料、古文献材料及现代中文文献为基础的。

[15] 顾立雅前引书，第191—194页。

[16] 同上，第173页。

[17] 同上，第172页。

[18] 同上，第193页。

[19] 同上，第194页。

[20] 同上，第171页。

[21] 同上，第172页。

[22] 同上，第173页。

[23] 顾立雅前引书，第233页:“中国青铜器是当时人力所能制造的最杰出的器物，而商代青铜器，作为一个器物群，大概是中国青铜器中最上乘者。”

[24] 丁文江:《中国如何形成自己的文明》， 1931年，第3页;毕士博:《中国南北的开端》， 1934年，第307页。

[25]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 1925年，第30页，讲他在甘肃发现的青铜器是“体型小且无纹饰”。见顾立雅前引书，第232—234页。进一步的参考见安特生的《草原之路》， 1929年。

[26] 丁文江前引书，第11页。毕士博(前引书)确信“青铜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联合体，通过中亚草原纽带而到达中国”。相反，伯格曼在《新疆考古学研究》(1939)上指出，将1928—1931年斯文·赫定探险的有价值的发现与先前的材料作比较，由于甘肃与中西亚之间的缺环，反映出其联系的薄弱性(第22—25页)。吐鲁番是最有可能有进一步发现的地点，但是伯格曼似乎认为文化发明并不是随着民族本身的迁移而进行，而是通过许多已经建立农业定居的聚落筛选而留下来的。

[27] 这种推理是不矛盾的，事实上，就整体而言是确定的，因为安特生在《草原之路》中指出了中国西北青铜及黄铜的简单初步使用。安特生的观点是，这些粗陋的青铜技术是在向东到达更先进的新石器文明中心前，越过“文化沙漠”，而传播到中国。

[28] 顾立雅前引书，第222—224页。

[29] 同上，第252页。

[30] 毕士博:《华北新石器时代》， 1933年，第404页。

[31] 埃伯哈德:《早期中国文化及其发展:一个新的研究假设》， 1936年，第524页。

[32] 同上，第525页。毕士博在《拉犁的起源与早期传播》(1936)中指出，牛耕传到中国大概是在战国时期中叶(前403—前255)。关于早期中国步犁的讨论，见徐中舒《耒耜考》， 1930年(中文)。

[33] 魏特夫:《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 1935年，第38页，注3。

[34] 丁文江(前引书，第4页)提出铁器传入中国“不会早于公元前6世纪，比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铁器时代开始要晚几百年，比印度可能晚上千年”。

[35] 当然粗糙的东西也有，参考顾立雅前引书，第224页。

[36] 参考本书第三章。

[37] 关于年代，参考毕士博《古代中国年谱》， 1932年;其第237页列举了列国公伯世系，说明“公元前9世纪中期开始纪年是不间断的、可靠的”。另可参考顾立雅《中国早期文化研究》， 1937年，第ⅩⅥ-ⅩⅫ。

[38] 顾立雅前引书，第49—100页。

[39] 关于后面中国思想派别的简要概括，我要特别感谢魏特夫，他允许我参考他将要问世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手稿。中国学者关于古代社会的主要理论，见王毓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进展》， 1938年;恒慕义翻译的《顾颉刚自述》(即《古史辩序》) ， 1931年;伯希和:《王国维作品集的编订》， 1929年。

[40] 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Ⅲ卷， 1937年，第53页。

[41] 顾立雅前引书。

[42] 见本书所列毕士博的著述。

[43] 埃伯哈德:《早期中国文化及其发展》， 1936年。

[44] 见《中国经济社会史》，即刊，见注3。

[45] 帝挚被列为帝喾诸子之一，其重要性仅在于是尧的兄弟，是尧的没有作为的前任。

[46] 毕士博《古代中国年谱》， 1932年，第235页;福兰阁前引书，第Ⅲ卷， 1937年，第71页，提出842年说。这是他书中第Ⅰ卷( 1930)第101页的一个注。

[47] 丁文江:《中国如何形成自己的文明》，第2页。丁文江曾属于中国的疑古派。自从1931年发表文章后，倾向于相信晚时记录的传说中保留了早期的真实材料。

[48]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 1926年，第121页(中文)。他所引用的较古的材料中也显示出与“南蛮”的关系。另见颜复礼和商承祖《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 1929年，第21—22页(中文)。

[49] 毕士博1938年7月12日私人信函。 。

[50] 同上。

[51] 同上。

[52] 我读过的中国现代学者关于古史研究的文献很有限，这可以从本书的注释中看出来。我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毕士博及魏特夫的讨论和通信中形成的，他们在这一领域都有不寻常的研究。在没有直接给出参考文献的地方，我都是参考了魏特夫的原始资料，但这不会影响他的即将面世的《中国经济社会史》一书在中国研究中的权威地位。

[53] 丁文江前引书，第10页。

[54] 详见魏特夫前引书。

[55] 毕士博:《中国南北方的开端》， 1934年，第318—319页。

[56] 魏特夫前引书。

[57] 沙畹:《司马迁<史记>》(《史记》前47卷译本) ，第Ⅰ卷， 1895年，第5页注4、注5及第8页。另参见维格(Wieger，L.） :《历史文献:从初始形成到1912年的中国政治史》第Ⅰ卷， 1929年，第19页。又可参考见维格， 18页及第30页的地图。

[58] 沙畹前引书，第14页注6;维格前引书第21页。

[59] 沙畹前引书，第29页;维格前引书，第22—23页。

[60] 沙畹前引书，第26页注2及第36页注3;维格前引书;理雅各《中国经典》，第Ⅲ卷，第Ⅰ部分，第108页(竹书)绪言。

[61] 沙畹前引书，第78页注1;维格前引书，第25页;理雅各前引书，第109页绪言。

[62] 沙畹前引书，第39页注4;维格前引书，第28页;理雅各前引书，第111页。

[63] 沙畹前引书，第40页及以下;维格前引书，第28页;理雅各前引书，第112页。

[64] 沙畹前引书，第52页注3等;维格前引书，第35页;理雅各前引书，第114页。

[65] 沙畹前引书，第81页及以下;维格前引书，第37页及以下;理雅各前引书，第117页。

[66] 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结构》， 1931年，第49、54—55、98及111页(俄文)。蒙古语中的ejen，意思是“所有者”、“主人”，后又用作“统治者”，来源于古老名词“小儿子”，从而是“火塘继承人”的意思。

[67] 毕士博:《中国南北方的开端》， 1934年，第319页。引证了《左传》及《史记》第四十卷。《左传》包括的时期是前722—前468年，它是“重要的古典中国文化第一个成熟期的历史资料”。高本汉:《左传一书与其真实性》， 1926年。

[68] 毕士博前引书，第311页，引《史记》卷三一。

[69] 魏特夫1938年8月5日信函。

[70] 关于这个问题的大概情况，参见魏特夫《家庭权威产生的经济史基础》， 1936年。毕士博在1938年7月12日信中指出，在美国印第安人中，阿尔冈琴族及易洛魁族人是相邻部落，他们的文化处于同一水平，男人打仗和狩猎，女人耕种。一个部落是父系氏族，而另一个是母系氏族，差异如此鲜明，可能是一个部落的社会与环境和谐稳定，而另一个的和谐被破坏，或者随着社会的变化正在被破坏。理雅各前引书，第Ⅱ卷《孟子》，第345—346页，表示，在舜的时候出现社会变化的线索。有问:为何尧舜在尧之女嫁给舜一事上没有请示舜的父母，孟子回答:因为如果其父母知道，会反对这门婚事。但这门婚事是有理由的，哪怕没有父母的允许，因为人们都需要子孙后代(第313页)。这样的争论，依照男系标准而确定孝行，是一种伦理判断。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解释本身，而是解释的必要性，它显示的是对一种东西的不安，这种东西对于后代来说，是反常的社会现象。我们关注的只是，是否确实存在从男子婚配到女子部落的方式转变为女子婚配到男子部落的方式的变化。

[71] 参考本书第五章。可以推测，在女人为土地耕种上的主要劳力时，女人的实际地位可能随着与种植有关的技术和“学问”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所有真实的或者看起来的技术足以使男人感到耕种是神秘的事情，那么女人的地位和权威可能会较高。

[72] 埃伯哈德:《早期中国文化及其发展》， 1938年。埃伯哈德对于大量文化群体的分类，很大程度上是从地理分布方面做的，但是缺少不同时期的文化演变的不同水平，他自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第515页)。例如，西方文化地区的形成是重要的，它从开始就一直带有“强烈的游牧因素，并伴随严格组织的族长制”，这是不容怀疑的。

[73] 马伯乐:《古代中国》，第10—11页。

[74] 顾立雅前引书，第127页，引用了徐中舒在李济编辑的《安阳发掘报告》中的文章。(中文)

[75] 顾立雅前引书，第131页。

[76] 同上，第130页。

[77] 顾立雅前引书，第118页。

[78] 同上，第117页。

[79] 同上，第131页。

[80] 同上，第116页。

[81] 同上，第130页。

[82] 同上，第100页。

[83] 关于作为商“朝”别称的“殷”最初是周人使用的讨论。参考顾立雅前引书，第64-66页。

[84] 顾立雅前引书，第127页。

[85] 同上，第116—131页。

[86] 关于这方面的“政治宣传”，参考同书第51—52页。

[87] 顾立雅前引书，第214—218页。

[88] 毕士博:《拉犁的起源与早期传播》， 1936年，第545页;关于灌溉(水稻种植) ，见《中国南北方的开端》， 1934年，第299页。

[89] 同上，见第312页及注。

[90] 毕士博(前引书，第310页)坚持认为:相反，周可能与藏缅语系祖先有着远亲关系。关于语言群体和文化群体的问题，参考本书第十四章。

[91] 顾立雅前引书，第51页等。

[92] 如果了解“移殖”和“游牧”之间的区别，这整个问题会变得更清晰。目前据我所知，中国或者西方学者都没有做过。有从一地到另一地迁移的社会也从事农业，虽然地方不固定，但这是一种固定的习惯，它同游牧活动是不同的。如果他们也进行狩猎、捕鱼及采集野生植物，这也是正常的。一些族群饲养一些驯化动物，部分作为食用，部分作为运输工具，他们是介于移民类与游牧类之间的边缘性族群。真正的游牧民族应该是明确的。他们有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处置动物的技术:人们完全地，或在主要程度上，依赖他们放牧的牲畜的产品为生，他们也必须沿着季节性的迁移轨道(迁移放牧)移动，他们要适应牲畜的需要，满足畜群对食物、栖身地及草场的需要。

[93]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 1936年(中文)。

[94] 参考冯家升:《原始时代之东北》，1936年(中文)。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综述，不仅列出了中国学者的主要观点，还有很多日文及欧洲语言的重要成果。

[95] 傅斯年善于将别人的观点组合成他自己的更庞大的理论模式，这种做法有纯理论化的危险，而最大的问题是太哲学化或想象化。比如，他强调有共同传说的民族必然有着相同的历史渊源。李济在其《历史上的满洲》一书中(1932年) ，讨论神话的流传时，也有同样的错误。但是，傅斯年的工作，对全面了解近期关于古代社会起源研究的中文文献，还是很有价值的。

[96] 参考魏特夫:《中国经济社会史》(1940) ，可了解近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的观点。

[97] 徐中舒的一篇文章，载于《史语所集刊》(第Ⅴ卷，第Ⅱ部分，北平，1935年)。我还没有亲自看这篇东西，所以我得感谢魏特夫。

[98] 注意陕西的洛河与河南的洛河是不同的。

[99] 关于灌溉技术与排水筑堤技术的不同(尤其是操作规模上) ，参考魏特夫的“细流”与“大水”的分类，见《中国经济与社会》， 1931年，第189页及以下。

[100]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1936年。

[101] 傅斯年(前引书)假设，早期夷族分布非常广阔;一些作者(不是一般的跟随)也相信，“原始通古斯人”从山东迁移到西伯利亚(冯家升前引书)。毕士博在1938年7月27日的信中指出，“夷”一词广泛而不严格的使用是后来的事，真正的夷族的分布范围是从山东向南到长江口，而不是向北到满洲。

[102] 从东向转到南向，从西向转到北向的移动，始于周代中晚期(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的后半) ，后来比早期推移得要远。本章是讨论早期问题，晚期发展虽然超出了讨论的范围，但它的先河是早期的移动，所以在这里要提一下。

[103] 毕士博:《中国南北的开端》， 1934年，第316页。

[104] 毕士博在1938年7月27日信中说:“我认为，优势——可能有一些——是高水平的组织的结果，而不是高水平的技术的结果。”

[105] 当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更早的在最原始的水平上，石器时代的南方人文化的许多特征上不同于北方人(埃伯哈德的《早期中国文化》中所阐述的理论)。这代表了一种“静态”的分化，即各文化群体都密切地适应着(甚至从属于)各自的环境。而晚期的分化属于另一种，是更“动态的”，是日益控制自然的结果。在不同群体中开始的早晚不同，进化的速度也不一样，后来因不同的进化路线的交互作用而变得更复杂。

[106] 参考本书第十二章。

[107] 野生鹿比野马更容易驯养，这归功于它们对人类尿液的嗅觉辨别，可以教会它们呆在营地附近，而不用拴住它们或把它们关进圈里。参见哈特:《驯鹿游牧制度研究》， 1919年，第108页及注5。

[108] 参考本书第四章。在这一点上，原始的迁移习性与原始的游牧是一回事这种危险的假设可能会再次提出。顾立雅(前引书，第183—189页)清楚地说明放养牛群是商代人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并引用安特生《黄土的子孙》(第242页)认为在甘肃——西藏交界地带存在着“狩猎与放养牛群的游牧人”。这里使用“游牧人”一词，我认为安特生和顾立雅用这个词是很宽泛的，他们是形容一个混合的社会，而不是真正的游牧社会。参考本章注56。

[109] 参考汤因比(Toynbee，A.J.)《历史研究》， 1934年，第Ⅲ卷，第7—50页、第395—454页。我的批评意见，见《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 1938年。

[110] 冀朝鼎前引书。

[111] “可能存在这样的游牧民族，他们只食用牲畜的肉、奶及毛皮，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历史时期有谁是这样的游牧民族。”参见迦恩(Cahun，L.) :《亚洲史入门:回教徒与蒙古人，从原始社会到1405年》， 1896年，第49—50页。

[112] 参考本书第十六章。

[113] 我自己曾有很长时间过分强调军事和政治的优势，比如在《中国与蛮族》一书中。

[114] 拉铁摩尔:《评格勒纳尔<成吉思汗>》， 1937年。

第三部分 列国时代

说明:图中仅标文中提到的封国。封国边界未标，因边界屡有变迁，如韩、赵、魏本为中国之一部。

1.魏长城; 2.魏长城(后期) ; 3.齐长城; 4.楚长城; 5.中山长城; 6.帝国成立前的秦长城; 7.帝国成立后的秦长城(推测) ; 8.秦赵燕长城连线(推测) ; 9.赵长城; 10.燕长城。

秦始皇长城大约是6至10。鄂尔多斯草原以西的晚期长城线多半是汉朝所建，鄂尔多斯以东则为明边墙。在汉朝，汉族统治界线在秦始皇长城( 6—10)与晚期长城线之间，时有进退。

第十一章 北方与南方汉族的历史

周朝的主要列国

周朝可以分作两个时期。第一期自公元前1050到前771年(或者照传统的说法从公元前1122到前771年) ;第二期自公元前770到前221年。[1]一般认为，周朝是代表一个落后或是由落后起源而取得中国文化的民族，[2]但是不论周朝的野蛮来源如何，它却不是游牧民族，也不是乘马的战士，周朝贵族用战车作战。真正的游牧民族进入中国历史范围是周代的事。从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观点看，草原游牧的兴起，是周代最重要的现象。

周人在商朝(或殷商)西部及西北部，即今日的陕西兴起。当商朝社会衰败的时候，他们从外围突入当时中国的中心，沿渭水而下，到黄河中游的陕西、山西、河南交界地区。他们夺得中华“帝国”后，首都却仍然留在渭水流域，因此，有好几个世纪中国的文化中心移向了西边，在黄土地带的中心。周朝统治的“帝国”相当有力而且权力集中。不过我们必须记住，有关的记录并不完全，记年也不一定准确。

公元前771年，周朝被“西方蛮族”——周朝过去也是蛮族——所击败。[3]这次战败后，周朝将国都迁到东边。于是河南北部，昔日商朝的京畿地区，又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陕西黄土河谷成为边境地区，由一家世袭的贵族统治。这家贵族曾是掩护周朝自西方蛮族的攻击下退却的小诸侯，[4]它在后来发展成为秦国，最后于公元前3世纪它推翻周朝，建立了一个新的，而且更加集权的帝国。

周朝的第二个阶段，有关记录比较完全，纪年也更见确实。根据传统的记载，虽然在这个时期周朝王室衰微，“封建列国”独立，且互相斗争以谋控制日趋衰弱的周朝天子，同时周室仅剩河南北部的一个不大的范围，在政治及军事上都不如其他主要列国。不过，对周天子的控制还不能说是改朝换代。

与政治统一衰微并行的，是中国文化区以及中国历史事件多发区的地理范围的不断扩展。这一现象在“南方”长江流域尤为突出。事实上，南方长江流域列国的战争，在若干世纪中，是与北方黄河流域的列国战争分离而另成为一个传统。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楚国，位于汉水入长江的地区，也就是今日汉口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在长江流域就像潼关在黄河中游地带一样。楚国的统治家族源于周朝第二个天子的臣子，但楚国的居民却不同于北方的汉族。[5]沿着长江向海岸发展，楚国终于征服了若干其他国家，如具有南蛮性格的吴国和越国。[6]这个发展的结果，使楚国在某个国家取得北方领导权之先，控制了南方。因此，周朝末年最后的混战，具有两种性质:不但北方的领导权需要决定，中国应集权于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的问题，也须决定。获得最后胜利的秦国之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原因之一是它从陕西攻入了长江上游极为富足的四川盆地，从而占据了楚国所掌握的由北部到长江中游通道的侧翼。

对少数民族侵周的传统观念的修正

以上是最简短的概述。我们必须记住，文献材料多半是政治性记录，而且零散、模糊。因此，学者们多半从文本批评入手，试图把政治记载拼凑起来，使之能够联贯一气。这种工作是必要的，但有一点是不能超越的，政治事件只是社会的表面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力量则在深层，也多半来自社会与环境的交互影响。历史的起源，依据于环境对较弱的原始人的影响程度，环境促进或妨碍社会发展的程度，及社会挣脱环境控制时所建立的对环境的控制程度。后面的发展是前期发展的复杂产物。因此，关于周朝这种正式记载永远不能完全知道的时代，一个宏观的历史了解——以别于专家的细节考辨知识——需要时时考虑到环境的一般性质及社会的一般性质。

采用这个办法的时候，首先要建立若干参考指标。周代无疑表现了历史上地理区域的收缩与扩展的交替。这种特征，商朝就有，但比较模糊，而在夏朝就更模糊。有时，重心似乎在中国历史事件所分布的日渐扩大的地区中，但是这里并没有与它同时发生的政治集中。因此，重心又似乎在各个国家形成。它们最初的疆域并不大，其后互相争斗。但整个领土的扩展并不大，这可以说是周朝的主要现象。事实上，如果周朝的兴起，按照传统的观点，起源于少数民族，而在进入征服中国前接受了一部分汉文化，那么就必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地理变化为什么不彻底？从边疆直接征服中心后为什么没有采用新的形式，而仍继续旧日的发展与收缩的交替过程？

研究周朝的“戎狄”战争更增加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第一，这些战争并不集中在周人起源的中国西北边境，它们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的东部，即传统认为的周人所征服的汉族地区。第二，周朝开始时，还没有明确的整个中国和整个草原社会的分化。这种分化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时间，直到周朝末年才完成。在周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没有哪些中国的少数民族敌人被描述为草原游牧人。真正的草原游牧民族战争直到周末才出现。而当它出现之后，关于中国本身及中国与草原间的长城分界线的整个历史记载的性质，都迅速地改变。因此，我们的问题变得更明确:周朝的少数民族战争是否是草原民族大规模入侵统一的农业中国的产物？

中国古代及现代历史学家，都认为汉族是抵御侵略的。和他们斗争的部落被广泛地称为戎(华北西部)及狄(华北东部)。这些部落还有许多不同的分化出来的名字。有的音同字不同，有的音、字都不同。

王国维在研究过这许多名字之后，认为秽貉、昆夷、熏鬻、戎和狄都互相有关，他们分布于从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到山西、河北间的山地的范围内，逼迫中国。他们的名称随汉族与他们接触的时代与地点而变化，有的是汉族为这些部落所起的名字(戎和狄) ，有的是那些部落的自称(如昆夷、熏鬻)。匈奴和胡则是这些部落后来的名字。[7]这使我们想到赫尔曼用字源学的方法，将匈(Hun)与匈奴(Hsiungnu)对应为昆夷、熏鬻的尝试。[8]方庭赞同王国维的看法，并补充说，在晋(山西)和秦(陕西)这两个周朝的主要汉族国家中，掺杂着不少狄的部落。但他仍然主张在周朝汉族是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9]

蒙文通根据原始材料，在两篇论文中，依照历史次序，对戎和狄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他们是北部少数民族的主要成分。他记述了许多反复的对陕西戎族的战争，戎族最终被秦的向东发展与晋的向西发展而逐出陕西东北部。有一部分戎逃到河南北部，那些地方的一些低矮的山地，是北方洛河、黄河与南方及东南的长江、淮河流域的分水岭。[10]在那里，他们形成北方的秦与长江流域的楚国之间的缓冲势力。他们与东部的列国战争，例如淮河北部今日山东的鲁和宋。最终他们亡于秦楚战争。陕西西北部的一部分戎族则因秦的发展而被逐至内蒙古地区，成为匈奴。[11]

蒙文通把狄的起源也放在陕西。和戎一样，狄人绕过山西北部，到达南北纵列的太行山区。太行山西有富庶的汾河河谷，东有河北平原。由这个根据地，他们与黄河下游的汉族“封建”列国战争，有时是单独作战，有时和其他的汉族国家同盟。某些戎与狄也有关系。[12]

同样地，哥罗荷也认为山西与河北间的太行山是狄的活动根据地。他的依据是，文献中与狄的战争，多半见于晋(山西)、燕(河北平原北部)、齐(山东)、卫(黄河北岸今河北的南部)、宋(淮河流域)、郑(河南)、邢(晋燕齐之间的小国)及公元前770年以后的周王畿地区(在河北的卫与河南的郑之间)。虽然他承认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狄与蒙古草原民族有接触，但认为他们一定有关系。与戎在一起，他们在北方一定有一个重要的根据地，否则他们很难与汉族作百年的战争。他认为这种战争不是小股人马的劫掠，而定是受到一个企图征服当日中国的主要部落强国的驱使。他并且认为，如果不是公元前7世纪最强的齐国的抗战，也许那时候就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如后世的拓跋、契丹、女真、蒙古及满族一样。[13]

是汉族发展而不是蛮族入侵

现代中国及西方学者都一致支持中国传统的说法，认为戎狄侵入中国，是少数民族企图由北方及西北方草原侵入中国的前锋。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些民族，与东南及南方的少数民族一样，是残留于中国文化发展所及地区的后卫。他们在人种学上也许与汉族差别不大。也许他们就是古代住在整个华北的——包括西部黄土高原、东部大平原，也许还有蒙古及东三省南部的——汉族本源的民族中比较落后的一支。现代中国历史批评家们也受旧传统的影响，以为东亚文化的创始者汉族只有在保卫文化时才从事战争，他们与“戎狄”的战争都起因于“戎狄的攻击”。西方学者们则被他们所相信的中国文化大半是由中亚“输入”、“移殖”及“文化传播”的偏见所影响。

这里所提出的新看法，是依据那些战争本身的记载及当时历史总的形势。

在对戎与狄的材料进行搜集比较(如蒙文通和哥罗荷的工作一样) ，再详细研究其地理及历史顺序后，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两件事。第一，虽然文献记载的目的是强调汉族在自卫，但对具体的攻击、征伐及扩张的记载中，却表现出汉族主动侵略的时候比他们自卫的时候要多。第二，在这个时期，汉族所统治的土地无疑在增加。这个过程是与中国“封建列国”间均势的时常变迁并行的。称霸的国家就是对少数民族战争最多，掠地最广的国家。

不错，这种趋势并不是完全稳定的。但是汉族的退败，多半是因为他们前进过猛，引发了他们当时所不能克服的抵抗。这个结论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在早期的记载中，多半是汉族及少数民族的直接冲突，而在后期的记载中，“少数民族威胁”多半是汉族国家联合少数民族盟国对那些与少数民族同盟较弱或没有盟国的国家的战争。如果这种混合战争的结果是少数民族势力的高涨与汉族势力的低落，我们可以说这是少数民族的侵略。但事实上的结果却正相反。我们只能说是汉族在发展进步，而利用少数民族从事各地区间的混战。

地理上，如果将这些战争都标到地图上，其分布形势颇为重要。汉族以农业发达的河谷及平原为根据地，少数民族则以农业较差，不能灌溉或者需要高度技术才能灌溉的山地为根据地。他们以防御而非进攻的姿态保有这些土地。汉族的发展路线有好几条。他们可沿着黄河向下游发展，伸入大平原地区。在河南的洛河及山西的汾河谷地中，他们溯流而上，从宽阔的灌溉垦殖地区进入上游及支流的河谷里去。他们在人口增加及技术进步后，这种移殖成为有利的行动。在陕西，他们从一个河谷移殖到另一个河谷，起初占据自西部流入黄河的诸支流的河谷，然后又进入到陕西西北部、甘肃东部及宁夏西部。在地理上，这个地区的“半绿洲”具有草原河谷与新疆真正绿洲之间的过渡面貌，[14]散布在鄂尔多斯高原以北的河套地带。

对汉族所征服的社会也应加以检讨。在这一点上，史书的记载并不完全。因为汉族对他们自己文化的优越性非常自负，只当他们的敌人为落后民族而不再加以分析。这一点也可以证明，这个时期的压迫是来自汉族而非少数民族，因为是被征服民族，其特征才并不值得多说。而对可能成为侵略民族者，虽然仇恨极深，却也要详细记述。汉族记载少数民族的有价值的材料，出现在后来中国真正被侵略的时期。

不过，在不经意中，也保留了若干详细的记载。在公元前8世纪郑(河南北部)与戎的战争中，汉族用车而戎族徒步。[15]公元前6世纪晋胜狄的时候，狄也只有步兵。[16]因之，狄与戎都不能像典型的游牧民族那样能在长距离间迅速移动，并乘马掠劫从事战争。另一方面，公元前9世纪的一位周朝贵族却从戎族取得一千匹马，[17]在公元前5世纪时，山西北部汾河上游以北有一位戎族首领送了一批马给汾河上游流域的赵国。[18]

但是这种大量马匹的记载，并不能证明游牧经济的存在。根据其他证据，这只是一种混合经济。周朝一位较早而比较可信的王(周穆王)征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19]如果它们是贡品，说明他们是狩猎而非游牧民族。如果是战利品，我们就更可以相信戎族的主要财富不是牲畜。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味的记载，说有一部分戎族被秦国逐出陕西之后，由山西的晋国给予荒地，他们开始从事耕植，成为农夫。[20]看来这个记载视戎族之属于汉族的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表述他们的组织不如汉族，或者其他的地位有所不及，却没有讲从游牧生活到农业生活的转变。

对这些表述虽然不能推论得很远，但它们与赫尔曼对中国古代关于西北及中亚的知识的研究是相符合的。周朝的政治势力虽然起源于陕西，赫尔曼却认为在周朝末年以前，汉族很少了解陕西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地区，更不了解西域。[21]如果戎、狄两族真是从蒙古及中亚已经发展的游牧社会侵入中国的，在如此多的材料中，就不能没有关于汉族与戎狄战争背后的草原地区及游牧社会的记载。但是，事实上，整个记载只提供了肤浅的印象。汉族与戎狄在许多地方接触，但是这些记载从没有提到从敌方内地出来的敌人。关于戎狄地域的深度以及戎狄活动范围的观念，只是后来依据各作战地点及历次攻击顺序而建立起来的。其并没有注意到，“戎狄入侵”的累积结果其实是中国的土地扩张。

汉族扩张特征与环境的关系

既然如此，为什么坚持少数民族入侵的传说呢？我想，答案就在文化进步民族与文化落后民族间战争的特点，以及记述并保留历史材料的是比较进步的民族。一个自命为文明的民族，虽然事实上是在侵略一个落后的民族，但仍说自己不过是“巩固自身的地位”。另外，尽管落后民族实际上是在自卫，但其战争的方式却是突袭，于是常常被看作是攻击者，而成为优越民族的借口。

根据地理的证据及历次战争的政治记录，我想以下关于整个周代的解释是合理的: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一种真正“中国”式的农业建立起来。它起源于过去一种包括农业在内的混合经济。新农业的特点是灌溉，雨量虽不调和，却可以每年有比较可靠的收获。它也使亩产得到提高，财富的积累及集中也在增加。因此，灌溉区的人口就比旧式混合经济地区的人口稠密。旧式经济下的社会比较稳定，而在新的农业地区中，人口比较稠密，财富比较集中，这两种力量合作的结果，推动社会变化。到了一定的程度，便终于形成“中国”与“少数民族”的分化。

最初，社会进化重于地理扩张。这种新社会需要在技术与组织上进步到某个水平，才能从条件较好的地区发展到条件较为困难的地区。因此，第一次扩张是向相同的地区，而把比较难于开发的土地丢开。第二次的扩张也许是向易于发展灌溉的地区，这个地区可以令一个尚未成熟的社会实行规模不太大的排水灌溉。

因此，在商末和周初，这种新的集中的社会如岛屿一般出现在旧的散漫社会的广大区域中。这种新的经济与社会的需要与利益推动社会迅速发展，不仅是灌溉农业本身的实施，而且表现在各种有关的技术及文化活动上。例如金属、文字的使用，以及政治组织的建立。

之后是第二次发展。这一次不是在原来区域中建立的新核心，而是灌溉区的扩大。这个时候的人已经进步到能够在原始方法所不能奏效的土地上进行灌溉与排水。新旧社会的对立已经开始，但也许只限于对“中国人”仓库及其他累积财富的偶然掠劫，或从少数民族那里偶然夺取一片易于灌溉的土地。此后，这种对立逐渐尖锐，因为新社会控制下地区日渐扩大，旧社会所剩的地方则日渐缩小。

我想这里有两类冲突。一类是在旧社会以内，许多人开始脱离旧式社会生活，而接受新的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他们或者加入到已经建立的中国社会中去，或者自己建立类似而独立的社会。这些部落被称为“少数民族”，只因为它们改奉中国文化的时间较晚。以上看法很可以说明周人在商朝(中国)的边缘的兴起。在这种征服与改变的混合过程中，第二类冲突开始发生并渐趋重要，这就是坚持原来社会生活方式的“戎狄”对中国的抵抗。

这些部落的抵抗，也许是因为那些旧社会的首领，他们宁愿以退却来保全他们自身的权益，而不愿加入到新社会去做一个臣属。[22]为了维持本身的权益，他们从中国占优势的地区退却到还没有受到中国压迫，并可以支撑旧式混合经济的地区去。黄河流域的范围极大，要把这些反抗的少数民族推到中国地理环境的自然范围以外的地方去，需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同时，旧社会的土地日见缩小，斗争则日见激烈。汉族(中国)在扩展其统治的同时，也改良他们的技术。而且，精耕农业在一个地方建立起来之后，人口的增加又造成新的土地要求，包括以前认为不怎么样的土地。可用土地的标准在下降，占据次等土地的必要性与汉族开发它们的能力在同时发展。

终于，这个过程把后退的少数民族以及前进的汉族都带到草原的边缘上来，使他们共同面对着新的地理环境。在华北黄土高原及山地的大部分地区，汉族的发展被阻滞于河流缺乏或河谷深峻的地方。这样，就很难造成一个建立于灌溉精耕农业之上的紧密的社会。但是，这种地区是过渡性的，技术的改进可以使人对它作某种程度的利用。虽然不能在每一个地方都实行灌溉，但可以在部分地区实施这种制度，并足以决定整个社会的性质，使不能改进农业技术的社会臣属于能够实施灌溉的社会。

新环境的起点是隆起的草原边缘地带。在这个地带以外，河流稀少而短小，不再流向中国及黄河流域，而注入一片广大的内陆区域。草原南部的一大片土地可以用粗耕的方式耕植，因此仍可以说是汉族精耕农业地带的过渡地区。但是，有一个不同点是，这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从事于真正的游牧经济。就历史方面说，这个差异是:里面靠近汉族的族群会自然地倾向于中国，倾向于农业，有密集的聚落，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国精耕经济规范的影响，虽然比中国差一些。在外部靠近草原的族群则自然脱离中国而倾向于草原，脱离农业而倾向于游牧，他们人口比较分散，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干旱草原的粗放经济的规范影响，却不是那种典型的干旱草原经济。[23]

汉族与少数民族冲突的两个时期

如果考虑到这两种过渡地区的分界，后来成为主要的长城沿线地区，又考虑到在后来的历史中所记载的中国与真正草原游牧民族间的战争，我们便有必要将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冲突仔细地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有一种专门化的文化，基于灌溉和排水的精耕农业，在一片广泛分布的、原始的、尚未分工的文化中建立起来。原来的原始文化包括采集、狩猎、捕鱼和原始农业。发展在不同的地区当然有所不同。精耕农业所造成的社会团结使这个部落能够向外发展，这个部落就成了“汉族”，而那些拒绝或逃避新生活的就成了“蛮族”。

后来，少数民族中南、北两大部分的差异日渐显著。南方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前汉族”的少数民族的长期存在。在北方，汉族的发展把保留的少数民族推到一个新环境中。在那儿，他们不是“前汉族”而成了“非汉族”。这就开始了中国农业与草原游牧间的第二期斗争。

这种解释并不是说中亚及蒙古的游牧经济完全是原始民族自黄河流域后退到草原的结果。亚洲内部游牧经济的起源地至少有三处:西伯利亚森林的边缘、[24]中亚绿洲的边缘、[25]中国北部草原的边缘。[26]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高度文化在最初并不需要与时起时落的草原游牧社会斗争，在其成熟以后，也没有被其本身历史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草原游牧民族偶然或无意义地攻击。相反，中国长城边疆历史上的“边患”，至少有一部分是汉族文化的质的进步与其统治地区的量的发展的结果。[27]

从第一期转入第二期的过程非常重要，需要另作讨论。而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又须检讨汉族发展其经济、社会与国家政治结构的方法。

周代权力中心的变化

如果中国历史的创立不能被认为是入侵的草原游牧民族与农业中国斗争的结果，那么，征服商朝的周民族就不能被认为是来自草原的征服者。他们并不是一个在中国边缘上取得根据地，有一定程度的汉化，然后以他们残余的少数民族精力并结合汉化的特性，向内推进并建立统治当日中国的王朝的侵略者。相反，他们产生于黄土高原东方的商朝汉族与西方缺水而贫瘠的少数社会之间的地方。这就是说，他们是中国文化扩展后的信从者，而不是侵略汉族的侵略者。这个主张也许很简单，但我认为极重要。重要之点不在于它改变了一般所承认的周人是落后或半落后民族的看法，而在于它提出了对这个历史时代动力的新认识，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新方向。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到，最传统的记载也说周朝是由商朝“封建”的边疆诸侯发展而成的。[28]同样，建立秦朝的嬴秦，其历史与周朝历史平行发展数个世纪。开始它是附庸的贵族，其后发展成诸侯，日渐独立。待周朝被少数民族打败，从陕西退到大平原，于陕西、山西、河南交会之地建都，秦“掩护”了这次退却，并继续对少数民族进行战争。[29]周朝的退却并没有使土地长久沦陷于少数民族，相反，秦逐渐夺取了少数民族土地。由此，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当时秦在周的边境上建立起来，处在周朝与旧社会形态的少数民族之间。它产生压力，一方面是向少数民族夺取土地，另一方面使周向东退却。显然，这种现象是周人在商朝与旧社会形态的少数民族间兴起的重演。只是其形式随着几个世纪来新社会的发展而变得更趋复杂。

这又使我们注意到周代中国地理重心的几次转移。从公元前1100年或1000年到征战不已的公元前第5、第4和第3世纪，周朝社会衰败而又重建为秦的过渡社会，之后是汉朝社会，一个新秩序的中国。

第一个重心点是在西部。周朝由此兴起，其优势超越了在黄土高原及大平原交界处的商朝文化中心，周人在陕西最大的渭水河谷中建立了自己的新中心。这个重心一直维持到周朝自陕西东迁河南的时候。然而这一次东迁并不是重心的转移，因为与东边周朝平行的有秦的兴起。这一个时期大体上表现为对陕西北部的戎和狄的战争。[30]在汉族中，没有一个政治中心能够发展到与周天子争权，但要承认，这个时代末期的周室东迁，其原因除了少数民族的压迫，还有秦的兴起。

继之而起的第二个时期是公元前770年到前636年。这时的重心移到齐国。它的土地多半在山东，从黄河下游之北达到淮河流域。在这个时期中，对戎和狄的战争仍然在山西、陕西，不过新的战争又在河北、山东和河南发生，这多半是对狄的战争。[31]各地的列国也明显地逐渐强盛起来。周室则困于“王畿”之内，东面是齐，北面是山西的晋，西面是陕西的秦。到了公元前636年，战争已不限于汉族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各少数民族已经分别成为汉族国家的盟国或附庸而作战。在这一年，周天子娶了狄族酋长的女儿，情势更见混乱，直到山西的晋和陕西的秦联盟之后，才把这种混乱的情势清除。[32]

这就造成第三个重心，它从东部的齐移到了北部的晋，这个情形一直维持到公元前453年。周室继续衰落，列国间的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不过，与少数民族的重要战争多半发生于山西和陕西的北部。[33]秦国与晋国继续北进，占领了整个中国土地，直达草原边缘。这个结果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晋国后来分裂成三个国家——北部为赵，西南部为韩，东南部为魏。[34]

赵国所产生的变化是这一分裂的关键。在山西北部，汉族虽然能够打败少数民族并扩展他们的土地，他们却不能使被征服的人改从汉族的农业与社会。反之，他们自己却转变为少数民族。由于这种性质的社会变化，以及赵国直达内蒙古边缘的扩张，显然一个很重要的新的边疆形成了。以前晋国的发展是合并并同化每一次新征服的民族。而一旦达到并越过这个边疆之后，经由赵国向外发展的汉族文化就越过了有利于其发展的环境。在新到达的土地上，汉族不再能同化当地的居民，反而要被他们拉走而离开中国，虽然整个形势依旧，构成中国生活方式的农业技术、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都在随着其他主要汉族国家的发展扩张而强力地增长着。赵国掌握着山西汾河上游河谷——一个老的典型的汉族环境，和汾河以北、蒙古草原以南的山地。在地理特征上，山西北部是典型的中国式土地与草原的过渡地区。赵国少数民族化的意义是:首次出现了过渡地区不被汉化，而典型的汉族反要受它影响的情况。[35]

在秦国，虽然它也发展到过渡性的草原地区，但情势却不相同。这儿，最重要的地理条件是黄河的河套，河套包围着秦国所征服的鄂尔多斯草原。但是在鄂尔多斯草原的西部及西北部，黄河链接着许多类似绿洲的地区，它们比较接近甘肃的半绿洲，而不大像新疆的绿洲。它们易于灌溉并极其肥沃。我相信这就是秦国没有像晋国那样因边疆的占领而分裂的原因。虽然它也深入到过渡地区，但其总的形势仍然倾向于中国，限制脱离中国的趋势，虽然事实上秦国也要受它所征服的地区的影响。[36]

从公元前453年又开始了一个时期，这可以算是第四次重心的转移，重心又转移到周朝所兴起的西部或西北部。这可以说是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与秦国同时兴起并和它不断冲突的边疆少数民族成为了毫无问题的游牧民族，与秦国本身发展成新的汉族国家一样地迅速。同时，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也开始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已经成熟并进化到一个新的形式。[37]

游牧经济与汉族社会及国家的兴起

上面所说的每一次重心的转移，都是综合若干方面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单从与少数民族战争的历史看，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一个“边患”的时期，先是渐渐激烈，然后又是渐渐消退。少数民族的攻击最初在西北，其后从北部转到东北，再深入中国内部，最后终于被汉族逐渐增强的抵抗力所击退。但是，这种解释却不如将少数民族战争与中国列国发展结合起来的解释有力。与少数民族战争的重心的变化，正是反映了北部中国的列国的领土扩张与交替在西部、东部、北部、又回到西部的政治称霸。因此，真正的主要现象是中国新社会秩序的成熟，它的基础是一个逐渐熟练、逐渐专门化、并广泛实施的农业。一种产生于旧的散漫社会地区中的组织严密的新群体的压力，施加到散漫的旧社会上。而旧社会的抵抗，表现为一些具有破坏性的突击和偶然性的自汉族扩展地区边界上一些地点的可怕的突入。这使人感觉是少数民族的时起时伏的进攻，好像他们要侵入并征服汉族的有秩序的疆域。

另外，这种解释也应包括少数民族的移殖，以及少数民族进化成汉族后，又创造出新的敌人的历史。这个新敌人是真正游牧民族的社会。他们至少有一部分是从旧社会的“前汉族”少数民族演化而成的，虽然他们也有另外的来源。少数民族的移殖，是因为汉族所建立的一些政治国家并不是同时开始的，更不是以相同的速度发展的。因此汉族发展的最快速的形势，会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点，每一个不同的形势会造成少数民族激烈抵抗的不同的重心，其结果就像是游牧民族大范围地压向中国。当然这种压迫也不完全是想象的，因为汉族的发展，显然会使那些不愿被同化的少数民族进行可观的移殖迁徙。

虽然这种移殖是退却，而不是一般想象的那种进攻，但任何自北向南的移殖都会被认为是侵略。这里，正确的看法不但要注意其移动的方向，而且还要看到地区的形势。例如，蒙文通指出，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以前，伊水(河南北部洛河的支流)上游河谷中没有戎族。到了春秋时代，在公元前第5及第4世纪，这些地区成了少数民族的主要据点。[38]这说明，周室东迁，随之以戎族的向南及东南的移动，汉族自然就是在少数民族前退却。但是，蒙文通又很明白地说过，这一部分戎族原住在山西东部，因为陕西的秦与山西的晋的同时发展，而被挤出原来的河谷。[39]

显然，这件事要重新考察一下。秦、晋两国对戎族的压迫，比周室对戎族的抵抗力强。因此，戎族之侵略周室，是因为他们被迫从秦、晋之间退出来，而并非因为他们是单纯的侵略性游牧民族。并且，由于这种退却的侵略，戎族所获得的新土地不是有利于汉族经济迅速发展的开阔的河谷与平原，而是河南的山地，那是最难以实行灌溉农业作大规模发展的地方。所以，戎族的整个“侵略”，事实上是被迫把较好的土地让给一部分汉族，而向另一部分汉族取得较贫瘠的土地。

这一个移殖的过程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它证明前面所指出的，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主要是由于新汉族国家的兴起，而非少数民族的压迫。第二，它证明了少数民族被逐入比较贫瘠地区的看法。这又提出了游牧经济是从混合经济中演化出来的可能途径。汉族农业这时已经由另一条途径演化出来了。少数民族既然被从有利于精耕农业的地区中逐出，他们就被迫依赖狩猎及畜牧。汉族更进一步的发展，又把他们从汉族所要的山地及河源逐出，他们又丧失了森林里的猎物，而退到草原边缘。靠近真正草原的民族因而必须发展管理大群牲畜的技术。这种技术发展之后，便铺平了通往真正草原游牧经济的道路。

我相信，这是将汉族社会和国家的兴起与中国草原边缘真正游牧经济起源相结合的新的解释。在现代中国著作中，也有类似的思路。钱穆特别强调，周代的中国不是一片完整的土地，并没有划出与戎、狄两族的边界，因为戎和狄都很坚强地立足于中国的内部。从这点出发，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味的理论:公元前770年的周室东迁不完全是由于西方少数民族的攻击，而是由于东部一个封建国家的影响。公元前771年周天子被弑之后，这个国家在战后就把继任的周天子拉到它的势力范围内加以保护。而这个封建国家也有少数民族的盟国。[40]这个看法只是基于对文献的解读，没有提到社会秩序发展的差异。但它不自觉地接近了我所提出来的解释。在中国历史考辨家的著作中广泛检索一下，我们很可能找出与这种解释相似的新的开阔思路，即把汉族及少数民族的早期历史联系起来，而不是维持二者绝对分离的旧理论。

周朝列国的发展

在回到以前所提到过的汉族列国的一般发展时，我们首先要注意到，各个国家国运的不同，可以用在黄土高原及大平原上的重心的变化来说明。周朝自陕西一个最大的黄土河谷中兴起，取代了建立于河南黄土高原及平原交界地带的商朝。周朝的优势地位从公元前1100年(或1000年)保持到公元前771年。他们不是突然被推翻的。因为这个时期，秦室在他们身边兴起。所以公元前771年周室东迁虽似突然，且十分危机，但事实上却并不是整个汉族自西部的退却。相反，周朝的退出只给秦以更大的活动范围。从公元前770年到前636年，政治重心在齐国，这是一个大平原的国家，但这也不是表示汉族势力在西部的减退。事实上，秦国仍然在继续发展。齐国为重心的意义是，在这个时期内，大平原的发展速率高于黄土高原。其后重心移到山西的晋国，最后又回到陕西的秦国。重心移动的原因，是由于某个地区发展的加速。一个地区的发展不一定是由于其他地区的衰落。

这个看法可以由长江流域各国的历史来证明。那里，原建立于长江中游的楚国，发展出比黄河流域任何国家都要伟大的政治组织。它自长江以南今日湖南洞庭湖的水田地带，及长江以北今日湖北的汉水流域，取得了极大的财富。在公元前5世纪，它开始吞并汉水及淮河间的土地，以及淮河流域的本身。[41]在公元前4世纪，它扩展到长江下游，吞并了征服吴国的越国。[42]从这个时期起，楚不但统治长江三角洲，还统治沿海及自江南直达淮河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中，整个长江流域或南部形成一个第二位的地区，黄河流域是首要的地区。在南方，汉族文化的发展较北方为晚，而且多半是少数民族的同化。可是，虽说这个地区，在大体上，其政治重要性的发展次于主要的北部地区，但楚国政治发展上的成熟却早于北部各国。显然，它统治着一片较广阔的土地，在它自己的区域中维持了一个长期不断的优势。

将整个长江流域的历史与整个黄河流域的历史以及黄河流域各个地理区域及政治国家的交替兴起相比较，就可以证明，公元前最后的1000年的历史，不能仅以一条假定的发展路线来说明，而要有若干平行的发展路线。其中有一些是主要的，有一些是次要的，有一些起源较晚。但是，其中没有一条是突然摧毁或取代另一条的。虽然周朝推翻并取代了商朝，但商朝衰落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周朝渐趋强盛的时期。更明确一点，东部齐国的兴起和其后北部晋国的兴起，并不说明西部秦国的衰落，而只是重心的转移，表示一个地区的重要性的暂时增进，及其历史发展速率的增加，而不一定是取代其他地区的发展。长江流域和楚国重要性的增高，更不能表示黄河流域诸国的衰败。

换句话说，这整个时期是属于一个共同文化的列国的发展时期，不过它们的文化、政治以及其他机构的发展速度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发展速度的不同及重心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可以用地理及社会条件来详细说明。黄土地带河谷的较小范围，有利于精耕的高度发展、社会的高度团结，以及建立在这些条件上的机构的早期出现。大平原的较大地理范围以及更大规模的灌溉排水事业，心须要由大的经济与社会组织来从事，这促进了以前在黄土地带社会中完成的方法与机构的进一步发展。长江流域的水运比北方容易，这一点，再加上稻米收获比北方小麦及粟类富足，使其发展特别迅速，虽然其所建立的政治机构终究未能在对北方的战争中保存下来。

显然，周朝不曾建立一个集权帝国以统治这许多不同区域和许多不同程度发展的社会。这个“帝国”是封建的，它的帝王起初有很大的权力，其后却衰微到没有什么意义。而各个强有力的封建贵族的后裔，却逐渐地发展成独立国家的君王。有的时候，这些国家可以在封建制度下相安无事，由最强的一国控制没有实权的王室。但是，到了后来，因为政治及军事机构在对少数民族及各国互相战争中的发展，因为共同文化的统一逐渐需要各地区经济生活与政治统治的合并，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来代替这种封建的、名义上的帝国。就是说要把旧的、独立的、平行的历史发展路线，强迫合并成一条主线，一条只允许有微小变化的主线。

第十二章 古代中国的列国与帝国

中国与欧洲封建制度

一般认为周朝的社会是封建的。[43]但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制度一样，是不稳定的。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并有自身发展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公元前最后的1000年初期的原始封建制度，不同于公元前第4与第3世纪的成熟的封建制度。这个制度即将变为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在这个长时期中，我们却不能选出一个最典型，或最完备的封建制度阶段来。

欧洲的封建制度有两种，一种是退化的过程，一种是进化的。[44]罗马帝国的覆亡虽然导致了野蛮制度的“黑暗时代”，但罗马文明的成就并没有完全被毁掉。一部分城市及商路体系被保存下来，土地并非完全荒凉，还有几种基本的农业，学术也有残留。当皇权衰弱的时候，一部分中心就被地方人物或当时极复杂的军队长官所攫取。其他地方则成为日耳曼民族、凯尔特民族、以及其他酋长的战利品，使他们在部落权力之外，又获得新的权力，推动并促成自部落制度进步到封建制度的发展。其结果就形成一种封建制度，虽然每个地方都有封建制度，但它们环境、气候、时代有很大的差别，农业并不普遍，城市生活在各地的发展也不一样。畜牧经济和农业结合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军队对劫掠的依赖程度也有不同。因此，在欧洲的封建制度内，差异极多。结果是，民族国家自封建制度中产生的时间，有先有后，差异很大，而各个国家的内涵，也有很大的分别。

中国的封建制度发展于一个虽然不是完全相同，却比较单一的地理背景中。其前期的社会也颇协调，它没有从较高而腐化的社会退化过程与从原始社会发展的进化过程的混合现象。因此，在中国封建制度史中，共同性比欧洲显著，差异的方面是不大重要的。其发展的过程与历史变化是均衡的，当然不是一种单调的均衡。这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出它们进化与发展的主要条件。魏特夫对这些条件已经有很专门的分析。[45]

不规则的雨量、易于引水的河流，以及一个虽然没有肥料，浇水便能生长的土壤，左右着自原始混合经济中发源的中国精耕农业的发展。这种环境最初产生小规模的灌溉，其后又促成大规模的灌溉以及排水防洪等工程。由此，同时发展出显著分工的与专断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交替。

除去极小规模者外，灌溉制度需要合作组织，不但是开凿水道，而且要调整受益地的主权、用水权益，还要保护灌溉农业自行产生的利益。即使在条件最有利的地区，那种引水便易、可以由一个家庭小规模地耕作、并且容易抵御攻击的土地也是有限的。所以，以集团及合作方式利用大片土地的事情，起源一定很早。我们不难看到封建制度在中国如何起源，以及如何在它的初期便发展出一种自我限制的趋势，而最终倾覆。

在中国的黄土高原各河谷中，有极适合封建制度发展的地区。它们不太大，也不太小，在封建战争中很容易自卫。如果中国形成发展的社会——我所谓的“新社会”，一开始便与“旧社会”冲突，封建组织就不可避免。灌溉制度提高了每亩的生产量，增大了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新社会也需要组织起来，以防范掠夺。他们的仓库是抢劫的对象，其灌溉设施虽不能被移动，却容易被破坏。不像旧社会那样，任何地点都可以种上一点作物，移动性较大，而且在一次战败或损失一部分土地后，很容易恢复起来。在新环境下，精耕农业的和平发展就必须由武士阶层来保卫。由于军事领袖下属的兵员分配，必须与建筑并保管灌溉的集团的工作相协调，这就造成了地方贵族的发展，由他们包办军事的和民事的统治管理。

当这种贵族权益偏爱安全的黄土地区的河谷时，与他们密切相连的管理水源的技术方法及发展的精耕农业——这些技术与发展先造就了新的社会，然后又造就了那些统治贵族——则会推动形成一个有宽大基础的社会。灌溉一条大河流域所需要的工具、方法和集团组织，可以很简单而且容易地应用于黄河下游大平原的开发。这里的大部分地区需要挖沟排水，并且筑堤防洪。将要获得的利润使这种发展不可避免，虽然它把贵族阶级自他们偏爱的环境中转移到一个脱离封建社会发展的地区中来。

一位小贵族可以在很小的河谷中维持他的地位，只要这个河谷易于防卫，并且能够从事灌溉，稳定地出产足够的粮食。但是大平原上事业的范围，自然会发展到没有一位封建贵族可以在他的领域四周划出一个安定而永久的疆界来。事业越大——特别是防洪工程——利益越大。封建贵族们必须共同行动，以形成新的更大的联合。到了一定时候，因为它是建立于公用事业共同利益之上的，于是就出现了民族国家的形式。

走出封建制度

既然联合起来可以完成更大的事业工程，于是列国发展成胃口更大的王国。封建制度则被这种生长的力量所粉碎。封建贵族被他的土地、奴隶及地方财赋的利益限制在一个地点，但是战争和维持秩序的机制却超越了封建组织的范围。在封建制度下面，即使一位大的贵族，他所统辖的常备军在他的总人口中也只占很小的比例。因为超过一个特定标准后，费用的增加和多数男子脱离生产的损失，是颇为不利的。封建战争都发生在农活的间隙，队伍以有训练的战士为中心，佐以征丁。战事不能涉及太远的距离，也不能进行太长的时间。所以，不论是在战争还是民政中，封建制度不能应付日渐扩展的经济与政治事业。

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维持一个国家机构来创制、实施，并监督大规模的公共事业，这种事业涉及许多地区，并将精耕农业建立在一个更有利的共同水准上。这种阶段的最高发展，与水上运输的进步有密切关系，因为长江是一条优于上游航行极难而没有利益的黄河的天然运输干线。南方的稻作比北方的小麦和粟类可以供给更多的剩余粮食，南方于是重要起来。南方的发展不完全是靠天然水道，一个最重要的、需要高度社会协调的因素，是开凿长可以联络自然水道，宽可以通行粮船，并还可以做灌溉或排水主要渠道之用的运河。

一项单一的技术——用沟渠和堤坝来控制水，可以用来维持西北雨滴不调地区的庄稼、防范黄河下游平原的洪水和南方高度精耕的农业。南方地区的雨季条件可以种稻，再加上灌溉技术的运用，一年可以种植两季甚至四季作物。从简单灌溉技术进步到灌溉、排水与防洪，最后又进步到灌溉、排水、防洪和运输。[46]但是，如果运用这些技术的人没有适当的组织，它们就无法被有利地使用，更不可能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的形式。

其主要条件是:足以补偿水利工程成本的精耕农业;个人利益附属于公共利益，因此可以动员人力进行工程的开凿及随后的维护;使用大量人力以减少“可见”资本，并尽量广泛地使用“不可见”资本;强调每平方公里的最大可能的人口密度，以求在最短的期间内动员最大数量的劳动力。[47]

这些条件的每一项都牵涉到一种相应的消极因素。这许多的消极因素又互相影响，就像那些条件的积极的相互影响一样。坚持精耕就必须放弃粗耕及混合农业;可见的低价人工则需要建立强迫劳役制度，从而阻碍了资本投资的机制的发展;人口的集中，像精耕一样，就必须放弃山地以及其他不能以沟渠或水井灌溉的土地;最大可能的人口需要会造成早婚及“孝道”，为童工制度建立道德依据。这许多用来供给并增加廉价劳力的制度，又与其他维持人工标准的条件互相影响，并阻碍了劳力节省措施的发展。

封建制度、建立在比真正封建制度所能组织的更大地区上的政治国家，以及最后由官僚阶级管理的并包括许多彼此结合的地区的帝国，这些就是中国社会一步步满足其本身要求的进化阶段。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分隔这些历史阶段，因为它们每一个阶段都是由相同的经济制度支持的。各阶段的技术方法、社会组织，以及政治机构发展的程度，并不完全一样，尽管它们都是互相影响的。

中国封建制度一定在很早的时候就发展了一种机制，而这种机制只有到帝国取代封建制度以后时才达到其重要性的顶峰。这就是一种欧洲封建制度所没有的对公共事业的重视。封建贵族土地上的农奴劳动，不能适应建立在灌溉上的经济制度的需要，整个社会的劳力都要加以管理以维持公共事业——水权分配、谷物的储藏与分派。在中国，即使封建时期，对管理职员的需要，也要比在欧洲迫切。

文官、宦官、士大夫

在欧洲封建制度中，文官(书吏)长期被认为与教士，特别是修道院牧师有关联。教会基金与寺院产业多半被国王用来对付大封建家族的地方势力。作为非私人的永久性组织机构，教堂是稳定而持久的，没有家族继承问题。因此，它们为着自己的利益要维护中央权力的稳定与持续，他们的人员可以做书吏而不愿做与贵族家族太接近的官吏。至少，这是主要的趋势，虽然也有相反的趋势使政治变得复杂。值得注意的是，贵族家庭会把他们的小儿子送到教堂里去，以便取得两方面的权力。

在欧洲，中央政府比贵族们需要更多的书吏服务。在中国，精耕农业和灌溉需要复杂的账目、册据和计算，那么封建贵族所需要的书吏至少和政府的一样多。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并同时把权力保持在自己手里，他们就必须发展一种学问及行政能力的传统，使他们不像欧洲封建贵族那样地粗鲁。所以，中国的第一批职业官吏，其起始并不像欧洲那样以反封建为其职能，而是从封建制度中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逐渐削弱并破坏了中国的封建制度，但是它也减少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的对立，因此延缓了从多个王国转变到一个帝国的斗争过程。

中国也有一个不在世袭原则内建立行政人事的努力。这个努力中最初取得重要地位的是宦官的采用。他们最初是贵族或统治阶级的家庭侍从，许多机密事件就很自然地经过他们的手。因为他们多半是来自贫苦或无名家庭的奴隶或俘虏，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也必须忠诚。这里最可注意的一点是，宦官最初发展成一种重要体制是在秦国。[48]秦国曾率先进行了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首先使封建国家变成半民族国家，其后再发展成超越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帝国。

从此之后，宦官就成为限制中国顽固的家族政治势力的有力武器。但是，这个武器是双刃的，朝中一旦有了腐化宦官，其对国家的危害，与腐化的大家族在各省谋篡权力一样严重。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国家族力量是能够深入并控制宦官制度的。在最后一个王朝——满清，宦官差不多完全来自河北省的河间府，这是因为有钱有势的宦官和无钱无势的宦官都叫他们的侄子或其他近亲来做宦官，带入宫廷。这样，就可以保持家庭关系，并积蓄金钱，从事投资。

像欧洲一样，中国所应用的另一个办法是单身僧侣们的非私人机构，但是它到汉朝(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到公元最初的两世纪)末年才见重要。佛教寺院以及略次一点的道教寺院成了大地主。它们在各省的势力，可以对抗那些自然倾向于封建制度残余(虽然大体上封建制度已被新秩序取代)的大家族势力。特别是佛教，于汉朝在朝廷的庇护下自印度传入中国，起初它是帝国利益的助手，帮助它压制仍有相当势力的封建残余。[49]但是，像在欧洲一样，这种作用引起了一种反作用，形成了宗教封建制度。多数僧侣虽然来自平民阶级，但寺院本身却是既得利益者，看起来有些像那些在其他方面与其为敌的大家族。

最后，影响一切发展的是，从原来的封建家族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士大夫阶级。[50]这种新的社会群体在形成自身时，也形成了取代封建家族和民族国家而兴的帝国的特点。此后，帝国与士大夫阶级互相影响，其互相影响的方式在国家强盛时形成国家的力量，但在国家被士大夫阶级的家庭利益所破坏时，就造成国家的衰弱。这是后来的发展，但其根源则在周朝后期的封建制度。

草原部落与封建制度的关系

我们必须根据这个背景来考虑中国的内陆边疆——它的形成方式，它在中国历史潮流中的得与失。这个落后边疆的部落制度与造成欧洲封建制度的部落制度并不相同。

自欧洲西部侵入、掠劫，并占领罗马帝国残余的多半是森林少数民族。他们有一个包括畜牧、农耕及狩猎的混合经济。猪的驯化十分重要，因为猪可以用欧洲树林中的椈子和橡子喂食。[51]因此，供国王及贵族游猎的森林，也可以有经济收入。对这些部落的作战首领们来说，转变到封建制度是件很容易的事。只要其部下能保得住，他们就可以尽可能夺取土地。这种移民及土地占有的方法，即使在罗马人占领并管理的地域之外的地方，也是易于仿效的。贵族占有土地是封建制度主要的现象。欧洲的贵族有真正的统治权，[52]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作战或议和，自己设立民事法庭及刑事法庭，自行征收赋税。最初是自由战士的自由人，从他们的贵族首领那里分得土地，以为其服兵役为代价。农奴是附属于土地的劳动者，属于土地，他唯一的保障是法律上所规定的不能自由买卖。国王很正确地被称为“首席贵族”。他原来只是一位大的战争首领。也许只在“王畿”内他才是真正的统治者。从贵族那里，国王可以在战时征募士兵，并收取赋税，但是这并不影响贵族们对自己的土地及人民收税的权力。国王在民法、刑法及征收赋税方面的权力，是逐渐侵蚀这些贵族半独立的主权而建立起来的。这种侵蚀可以累积并造成一些新东西。国王以其中枢的地位，可以操纵这些贵族，使之彼此对立。因此，内战也就成了封建制度必有而且不断的现象。

在中国，封建制度的这些现象属于“前汉族”的少数民族出现的时期。它们也有一些痕迹存在于西南的“尚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云南、四川、西藏的边区。[53]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及铜器时代的部分居民，因发展其原始混合经济中的农业，使之变成一种专门的经济，而成为汉族。他们同时也趋于封建。草原边疆的“部落问题”是这种进化的副产品。早期封建汉族在发展到其新社会所能取得并开发的一切土地时，在他们前面，驱赶着一些在文化上，或许血统上，与早期汉族相近的边缘居民。他们不愿意以被征服的代价而成为封建制度的一部分，所以自行脱离向封建制度的进化过程，坚持其旧的社会方式和旧的混合经济。

逐渐地，被驱赶到草原上的人认识了他们的环境，知道它既不能容许整个的混合经济，也不容许着重去发展“汉族”式的农业。于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发展一条新的专门方向，在辽阔的草原上管理牲畜。这种对单独技术的偏重[54]，到了一定时期，就产生了一个比中国还要偏重一方的社会。但它与中国的社会有显著的不同，并且互相对立。欧洲的森林部落是倾向于封建制度的，而亚洲的草原部落制度却与封建制度相分离。

草原部落，一个游牧经济的社会，即使在它的初期也不能叫作封建。但是，它却具有若干封建的性质。虽然它是从与封建的斗争中演化而来，并且成为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但游牧制度并没有完全与封建中国绝缘。因为它变成了游牧民族，这些新的部落却可以转过身来，不再后退，反而对汉族施行压迫。这种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所产生的反馈压力，是造成后来的为时并不长久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因素。但是，草原部落社会的性质，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却徘徊于真正的游牧制度与部分的封建制度的选择之间，[55]这完全要看草原部落是退到草原里去，还是从草原向中国发展而定。但是，即使草原社会实行了封建制度，它能否变成真正的封建体制，也还是问题。

战国(前453—前361)

在前面一章里，关于黄河流域少数民族战争的概述截止在公元前453年。在那个时候，晋国分解成韩、魏、赵三国。这三个国家又叫作“三晋”。过去，汉族向草原发展时，他们在所取得的每一个地区中，都把少数民族部落改变成为汉族。但现在他们遇到了一个麻烦:一个新型的草原社会的发展。[56]过去与“新社会”汉族打交道的“旧社会”少数民族，这时被看成落后的。新出现的草原社会，与汉族社会不同，并独立于汉族社会之外。中国农业社会与草原游牧社会间的互相影响，造成了新的历史现象。还没有丧失扩张动力的汉族，企图控制面前的新的社会群体。但这些新的社会群体不仅仅可以抵抗汉族的扩张，还可以把一部分汉族拉到草原上来，使他们变成“少数民族”人。

公元前461年，秦国打败了今日陕西北部及甘肃东部的一个戎族部落。[57]继而，公元前444年又打败了在甘肃东部湟水流域的一个戎族部落。[58]这是渭水上游水系地区。公元前430年，[59]这个部落反攻秦国，侵入到渭水以南的秦国本境。[60](因此，当秦国向北部及西北部的新地区发展时，少数民族也侵入到其几世纪以来即与汉族争夺的地区中。)

以渭水为根据的秦国向东方及西方发展而获利，其间当然也有几次失败。秦国向东占领分隔山西和陕西的黄河流域，威胁了黄河流域的均势。这时的周室是被山西的晋国所控制。晋国也在西方获取新的土地。因此，在大体上，秦的发展并没有将它从中国内部事物的范畴中拉出去，相反，其新的边疆势力的累积却使秦国可以对中国施压。秦国取得的土地都还在草原的这一边，汉族可以比少数民族更为充分地利用它。

同时，陕西的秦国在对边地的占领中开始获得回报。公元前457年，晋国北部的赵襄子进军分割山西中部与北部的山区，令其势力扩展至内蒙古高原边缘的代地(今大同一带) ，与偏远的狄人部落接壤。[61]

其后不久是晋国分裂为赵、魏、韩三国。在这三个国之中，赵国占有山西北部的山地，直接连到内蒙古。它也占据了分隔河北和山西并曾经为少数民族部落巢穴的太行山，[62]但不包括北平(北京)平原，这一片地方属于燕国。魏国占领了汾河河谷，一个最老的灌溉精耕农业地区，还有黄河西岸陕西境内的一片土地，这块地方备受秦国的威胁，并最终被它攻占。韩国占领了晋国最汉化、最不落后的地区，它在河南及其南部，与长江流域的楚国交界，东部直到淮河上游。因此，它成为决定黄河流域封建列国及长江流域列国间均势的关键。

公元前444年，韩和魏联合起来，把河南北部山地的戎族部落“消灭”。[63]这是公元前7世纪汉族在这个地区与之斗争的戎及狄的残部。也许这次战争只是以前经济及文化同化过程的政治性结果。虽然被征服的民族仍然被认为是少数民族，但这个战争却不能被认为是中国边疆扩展的一步。因为这一部戎狄是被甩在后面的孤立者，而真正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边界已经北移了。

即使是北方的战争也变得不重要了。据说秦国在公元前417年也采行少数民族的办法，以少女投入黄河作牺牲。[64]这大概发生在山西及陕西之间由北向南流的黄河的北段。这件事显示，秦国进入到一种地区，那里是在汉族进化的过程中却易于保持若干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地区。那里的少数民族不但不会完全遵守汉族的生活方式，而且秦国的居民反倒学习了许多野蛮特性。[65]少数民族也还能对汉族反攻。因为在公元前378年，他们打败过山西汾河河谷的魏国。[66]秦国继续向甘肃发展，于公元前361年打败了那里的戎族。[67]

但是，就大体而言，从公元前5世纪末年到前4世纪末年，历史重心很显然自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战争转移到中国列国之间的战争。由此，可以有力地证明，与少数民族的战争并不完全是少数民族从遥远的草原侵略中国的结果，而是汉族对外扩张的结果。汉族的扩张把原来一种比较“落后的汉族”居民逼走，使他们逐渐转变成一种草原社会。如果这个时期有一个真正的草原社会建立在蒙古及中亚，则中国列国间逐渐激烈的战争就会造成草原铁骑侵入定居地区的绝好机会。因此，我们也可以有理由假定，在中国当时所发生的事，乃是建立草原过渡社会的关键。

少数民族战争与长城的修建(前4世纪末)

公元前4世纪末，出现了一种新的少数民族战争，这再一次证明上述论点。一百年来，中国北方列国转而对内，互相斗争。其部分原因是，北方列国的发展虽然还没有达到草原，却已经被难以用灌溉及精耕的方法开发的土地所阻止。在这个时期和这样的地区，后退的“旧社会”群体就有机会发展它们自己的“新型社会”——可以抵抗中国农业社会的初期的草原社会。和中国比较起来，如维持原始混合经济，草原环境是太贫乏而艰苦了。但在这种混合经济演化成新的专门游牧经济时，草原就成为比较富足的地方。从此，少数民族的汉化与汉族的少数民族化交替发生，这时的少数民族化不是回到旧的、原始的、混合经济的落后制度，而是转变成新的、专门化的、单一文化的落后制度，这个制度是由草原游牧经济支撑的。

因此，在公元前4世纪末很生动地记载了真正的游牧战争。在早期少数民族战争中，虽然也提到马，却没有明白说到专门的游牧经济，而少数民族的兵士则称为步兵。这个新的时期开始于赵武灵王，他易赵俗，“胡服骑射”。在一次战役中，他着胡装，率领将士征伐西北，夺取胡地，准备转而南征入秦。他还装扮成使臣，企图面谒秦君，以探明虚实，结果被人发觉，乘马逃去。[68]

赵将李牧在公元前3世纪的前半期，仍然继续这种新方法的发展。他遣派将吏，征收实物赋税，送到军营。牲畜一定和农产品一样重要，因为军中每天杀牛做食。他训练将士从事骑射，并设置烽火台，以便迅速动员。在一次与胡人的战斗中，他把大群的牛畜放入原野，以示无备。野有牛群的事被到边境来贸易的小股游牧民报告回去，于是，游牧民族即从事攻击，结果中埋伏大败，损失惨重。赵国则将其势力推向草原，与过去被认为化外的部落接壤。[69]

这些记载显然表明，赵国有一种边疆的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不是典型的汉族精耕经济。军队也类似于后来标准的草原骑士:他们是乘马的射手，军中肉食成分很高，他们也习惯于草原游牧生活，战时踊跃攻击。边疆的情况是属于游牧社会的——小股人马可以自由来往，但具有危险性的大队人马却不能。因为是半畜牧的混合经济，家畜多到足以引诱游牧民族的进攻和掩蔽一支军队。当汉族从事攻击时，他们也利用游牧民族的战术——在开阔地区迅速行动、调动、埋伏和突击。[70]

赵国并不是唯一采取这些新制度和新战术的国家。西方的秦国也逐渐以骑射驰名——汉族在战争方法上也像少数民族一样了。事实上，骑马的射手摧毁了在战车上作战的中国旧封建贵族，正如威尔士及英国的长弓(步兵用的)击败法国的贵族一样。赵国东方的燕国，以北平平原为基地，在公元前3世纪产生了一位伟大的骑兵领袖。他曾经为质于胡，学到他们的战术，他在燕国组织了一支军队，攻入今日热河南部的山地。[71]

与骑兵战争同时，有一个新的、似乎完全相反的发展——数百里城墙的修筑。这个伟大的修筑长城的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72]在那个时期，汉族的扩张已经达到真正草原边缘，因此逐渐缓慢下来。

在秦昭王的时期(前306—前250) ，秦国筑了一条长城，自甘肃的洮河谷北至黄河，然后沿黄河至宁夏的绿洲或半绿洲地区，再从宁夏折向东南，绕鄂尔多斯草原之南而达黄河。[73]在赵武灵王(即那位变胡俗的赵王)时期(前325—前298) ，赵国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建造了一条长城，从宁夏东北部的高阙延至内蒙古高原边缘的张家口及北平的山地。[74]在公元前290年左右，燕国也建造了一条长城，从赵国长城东端的附近直达辽河下游河谷。这一条长城不是沿热河山地的南麓而是沿其北麓，从而保证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75]几十年后所修造的长城主线，并不是完全依照这个秦、赵、燕及草原游牧民族间的界线。不过，它确实反映了一个观念，即封闭的中国农业世界与开放的草原游牧世界。

这种集中于短短几年间的异常活跃的活动，预示了一个长期而缓慢的实力的集中过程——几种发展趋势，当彼此推动而取得充分力量之后，突然以新的表现发挥出它们的合力。如果只看到汉族发展到了草原的边缘，一部分汉族采行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确定了汉族及少数民族间的永久边界，这是不够的。这两种趋势都很明显，但它们只是在中国中心及其边缘所发生的规模更大、包含更复杂的发展、分离、再混合的过程的一部分。边界上的长城，不但修造在汉族及少数民族之间，并且也修造在中国境内的列国之间，和黄河下游及长江流域之间。城墙的修筑及农业中国与游牧草原的逐渐分离，是一个总体伟大变化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总体变化中，列国合并为一个大帝国，并结束了封建社会时代。在亚洲内陆边疆上所发生的事件，是这个变化的一部分，却不是它的主要部分。[76]

中国封建制度及城乡“细胞”

像封建欧洲一样，封建中国的真正主权单位不是国家而是封建贵族的采邑。[77]周朝的天子代表着一个广泛文化的重心，但是他们并不以对每一地区进行直接统治的方法去治理一个结合紧密的帝国。他们所有的，只是在封建制度范围内许多大贵族的服从，这些大贵族又同样取得许多小贵族的服从。赋税、民法、刑法和兵役在每一个封建国家中都是自主的，而并非集中于一个帝国。周朝天子也有王畿，但是他们是以大封建贵族而非帝王的姿态去治理。所以严格说来，周朝天子只具有“首席贵族”的封建地位。

很可能，早期的周朝征服者在从商朝文化地区的西北边缘进入中国时，未能完全征服黄河流域。虽然他们促成了商朝时代的初期封建(或“前封建”)的长足发展，他们所统治的地区却还不如其影响的地区大。因此，我们可以推想，邻近渭水流域周王畿的封建国家，是在周朝天子的统治之下(依据封建统治的标准) ，而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虽然也有同样封建，却不那样受周天子的统治。换句话说，历史上的封建阶段真正开始之后，封建贵族间的战争与叛上的封建现象，就与企图建立一个由天子、封君、贵族构建的金字塔的努力同时出现了。

并且，因为周朝的征服促成黄河流域东部封建制度的发展，所以就出现了周朝要应付一大批新的、不完全由它统治的封建权贵的问题，对那些权贵很难都能进行很好的控制。对东部地区发展的关注，给了陕西的秦国在周朝天子身边壮大的机会，就像过去周人在商朝身边发展并强盛起来一样。周王室于公元前771至前770年自陕西东迁河南，史称是受到自西北侵入的少数民族的压迫的结果。忠诚的秦国则留在陕西护卫周朝的退却。[78]

从其后的历史看，很显然，这不是周朝居民而只是周朝王室成员自陕西的退却。陕西的汉族仍然留在陕西，他们成了秦国的臣民而不再是周的臣民。他们非但没有在少数民族前退却或被征服，反而夺取少数民族的土地，扩展了秦国领土。所以周室东迁的原因，很可能是其“忠诚”的封国——秦国——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发展壮大，使周天子不得不以其东部封国的支持来对抗其西部的封国。但这一个策略没有成功，周天子的权力也就从此衰落。

这件事表现了中国与欧洲封建制度的差异。在欧洲，是王权对贵族主权逐渐侵蚀，直到王室与王权能够名实相符。这种情况对于封建制度的转化，有很大的关系。其成功，多半由于王权与其他权益不同于贵族的阶级——僧侣和市民——的联合，以及在贵族间的战争中，采用轮换支持不同的贵族的手段。

中国的发展途径与此不同。在周朝的后几个世纪中，贵族剥夺了王室的权力。民族国家的产生不是经由帝王的权力，而是由若干地区的封君的推动。城市及新兴的职业官僚阶级力量的发展，至少部分地是源于贵族的权益。他们开始就得到贵族的支持，而不是被王室操纵，用以限制贵族的权力。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制度转变成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时，不是因为贵族被王室所压制而成为王室的附庸，而是因为贵族自己变了，变成士大夫阶级。

欧洲封建制可以转变到货币经济及工业化的路上去，而中国的转变却造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吏制度，这种官吏来自世代相传的地主绅士阶级，他们的土地利益与政治利益抑制了资本制度，并完全阻止了工业的发展。这种差别并不是偶然的事。在欧洲，一片环境不同的土地可以促成许多不同的粗耕农业及混合农业。就是在封建制度下也相当需要必需品及奢侈品的贸易。农业产品及副业产品逐渐地在各地城市里加工，互相交易。城市在事实上除成为分配中心外，又有生产的作用。在中国，土地的环境比较统一，经济即使在封建制度下也是单一的。谷类是最重要的剩余产物。各城市间也不必互售余谷。

因此，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种由许多小单位结成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就有的城池，在封建制度时代(如欧洲一样)以及后代各世都很显著。虽然中国经济是农业的，城池却是农村景观中的基本特征。[79]军队的给养及水利工人的口粮，都仰仗设立在核心城市中的仓库。因此，当运河及灌溉工作更趋复杂时，那些“农村中的城市”也更成为政府与行政的牢固的支柱。

在这些城乡联合的“细胞”中，贸易只在短距离间活动。村落一般是没有围墙的农业生产单位，但是村落土地所生产的粮食却集中在城里保存。城市是有驻军的，它也是手工业中心，生产布匹、工具、用品，以及其他乡村贸易所需的商品。只有少数物品——例如盐、铁、茶、丝——产地有限，[80]需要长距离的贸易。除此之外，这种细胞结构可以在中国各地无限地产生，它的某些功能，在封建制度中以及在后来的帝国制度中，都是一样的。[81]

不仅如此。这种含有统治的城市及依存的乡村的区域单元，极适合于封建制度的社会活动规模，但这只限于其灌溉工程的范围是在城乡地域单元以内的情况。根据后来的中国经济范围指标，这种区域单元的最大距离是30至60英里——步行或乘车一两天的路程。在更大的距离间运输日用粮食及其他低价商品是不经济的，因为喂养拉车的牲畜的代价可能比利润要大。

灌溉工程的范围很早就超过了这个距离，而其他经济活动的范围却不变。特别是在较大的平原上，灌溉的水流及防水堤的修建，最好是能在超过一个细胞单元(包括城市及附近地区)以上的范围去管理。也许封建制度开始自行演变，容许若干超出一个贵族的控制范围的活动，同时仍保持封建制度的其他有限制的、地域性的主权特征。

我相信是因为这种原因，后来取代封建贵族的阶级就产生在封建贵族之中，而不是与他们竞争的另一阶级。我已经说过，即使在封建制度下，中国也有需要书吏作业的理由——这种需要在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中是共同的，而在欧洲文明中则不然。[82]劳动力必须集中并担任凿渠筑堤的工作，水量必须计算，用水权必须指定，水量必须依照田地的大小分配。在封建体制的社会中，贵族本身并没有理由不参与这种工作，以获取一部分灌溉的利益。很自然地，在这种活动的范围大到可以将封建土地连接成片时，贵族们会尽可能地持续这种工作。这样，他们一方面希望维持封建的分隔制度、分设的主权，以及对中央集权的抗拒，同时他们又从事于可以超越这种限制的工作。这种双重性越明显，则将一个制度附属于另一个制度的需要就越迫切。

孔子与封建制度的关系

周朝的政治发展证实了这些假定。周人最初自西边征服中国的商朝，完成“帝国”的统一。但这只是有限的封建的统一，它并不是政治的中央集权，而只是军事的优势，其实力能够使当时的封建诸侯承认周天子，但他们仍然统治自己的领土。随后就有一个显著的，趋向分离的反向发展。到了公元前8世纪，周室被迫自陕西东迁河南。从此，封建势力逐渐侵蚀天子权力，直到周室的“政策”只是表示哪一个列国为霸主。

但是，在公元前7世纪，又开始了新的集中。封建列国相互斗争，这是封建制度下必有的战争状态。在战争中开始出现结盟，这种结盟的主要特征是地域性的。长江流域的盟主是楚国。[83]黄河流域的盟主起初是东部的齐国，[84]其后是北部的晋国。[85]西北部的秦国为当时的盟外之国，对这两个同盟以及同盟内的国家，都分别作战。每一个同盟控制一个主要的地理区域，而秦国控制西北黄土高原重要地区的事实，表示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中又有一个新的秩序在发展，一个新的行动规模在产生。封建列国的自动政治联合——不是在中央权力的压迫下形成的联合——摧毁了旧的分离运动。这个政治联合的新权力建立的条件，是在较大范围内完成经济活动及社会聚合的能力。这种活动还不能有效地在中国各地推行，但它足以在这些地理大区内控制区内的各国。

在公元前6世纪末，孔子的活动反映了若干方面的转变。[86]孔子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产生于封建制度并取代它的制度的预言家。他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对家庭与国家的意见，以及以非世袭的职业行政阶级来代替封建贵族的主张，是此后中国建立一种新“天下”帝国的依据。[87]

孔子对于家庭的主张尤其具有摧毁封建制度的影响。他所主张的儿子对父亲的孝道，以及臣民对官吏，官吏对国家的忠，其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制度。这种道德制度的重要意义是，它丢开了封建时代所规定一个人依据他出生的阶级与出生的地方而产生的义务，放弃了他应服的劳役及应享的权利的封建标准。孔子用忠诚及改变秩序来取代封建观念。简言之，孔子的道德，主张直接征收赋税，从最高政府逐级到纳税者。孝道准许有大的家庭、童工(孩子对父母负责而不是父母对孩子负责) ，以及父亲对甚至已经成年的儿子的权力。[88]这种制度极符合中国精耕农业对大量人口及廉价劳动力的需要。[89]

孔子从他所在的社会里寻求支持他的非封建制度的主张。在摧毁封建分离主义樊篱的趋势中，已经显示了这种新制度的萌芽。也许，孔子认为这种萌芽是过去曾经存在过的更好制度的遗存，因为一位哲学家总是认为他所想象的事情应该是人类的本性。无论怎样，孔子在重新解释中国的上古史，认为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孔子向当代及后代帝王所宣教的主张，正是黄金时代的圣贤所垂下的规范。孔子站在中国历史的一个刚有征兆的新时代与一个他认为是理想的却未曾存在过的时代之间，他在一种预言性的推测中，却表现出一种保守的姿态。

在尊崇一个虚构的过去的思想上，孔子是开路先锋。他创始了后世有“文化”的君子的“上流”观念。他所想象并开始塑造的制度是代替封建制的，但那是他死后的几个世纪才完成的事。另外，最后以帝国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秦国，同时却反对儒教的学术。孔子的信徒在那个时候太习惯于理想的制度，以至于当一个真实的新制度诞生时，他们却不能认识。在秦国混乱时代之后，在新制度成为一般公认的规范时，孔子被社会尊崇为保守派，这大概是由于他对稳定性的强调。

秦与帝国制度的诞生

新制度的产生，必须经过一些过渡的阶段。在公元前6—前5世纪，长江下游的国家已经向黄河流域列国要求联盟，来抵抗要对长江流域汉族进行控制的楚国。[90]但楚也与邻近黄河流域的国家联盟。[91]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这两个主要地区的封建分离主义已被摧毁，历史的主流正徘徊于这两大地区之间。

公元前4世纪，西北的秦国开始其最后阶段的发展。[92]楚国虽然并吞了先前灭了吴国的越国，[93]但还不能取得绝对的优势。如果西北秦国的黄土高原不是那样便于防卫，楚国也许有大获成功的可能。北方开始重建优势，而这种优势却只是靠秦国一国的力量，而不是靠黄河下游诸列国的联盟。

秦国于公元前364年击败了韩、赵、魏三国，[94]帝国的征服与统一的战争由此开始，战争的本质开始转变。封建制度那种冗长持久的战争变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在封建战争中，战败的贵族的“被征服”是有限的。他“承认”胜利者的地位，并一次付给赎款或是分期纳贡。但他自己仍然可以征收赋税，他的土地仍然是自己的。他只是作为“外围”而“加入”到战胜者地盘中，并且，这种关系也只是暂时的。一个封建国家，就是在最强盛的时候，它的外围国家也有投到敌方去的可能。而这种变化，只改变了力量的组合，没有改变力量的结构。

秦国所充分利用的历史新趋势，是整个地摧毁被征服国的结构及其独立性。这种趋势的本身原来已经存在，并且不限于秦国。从公元前5世纪起，[95]把被征服国的统治家族完全杀掉，并吞并其土地——不只以它为附庸，而是合并到战胜国中去，这样的事已经很普通了。秦国依照这种趋势建立自己的政策。这种新政策的一个表现是，秦国有斩敌人首级而获奖赏的制度。[96]因为这种制度，封建战争的“文雅”传统被打破。战败国的兵士，无论死活，全被斩首，以邀奖赏。军队的瓦解摧毁了封建的忠诚，而比较容易地把被征服人口归并到直接统治的、扩大了的国家里去。这种冷血政策的一个后果是中国历史上持久的恐秦意识，这种杀戮政策被认为是秦国半野蛮民族的特性。[97]这个政策的本身也许是产生于秦与其边境少数民族间的战争，但它也是中国内部社会、国家、战争目标的复杂变化的一部分。

在那个时期所发生的其他变化可以证明这种看法。从封建贵族中间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公元前4世纪时，出现了一批职业军人及政客，还有一批游说列国的人。他们来自小贵族家庭，不像大贵族那样要极力维护封建制度，他们知道治国的方法。他们不是封建的，因为他们没有土地与封建扈从。他们的工作是贡献他们对政治管理、征收赋税及训练军队的知识。孔子自己就是这种职业化的早期代表，不过他的愿望只是提供做事的理论。公元前4世纪的那些人都是实干的职业家。其中最伟大的是公孙鞅。他在秦国服务，封为商君。[98]他的爵位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封建贵族，他实际上是全国的宰相。

秦国有一个政策:促进并改良灌溉农业中必需的公共工程，是国家的直属事业。[99]征税的办法也逐渐改变，家庭被认为是社会单位，家长是国家的臣民，而不是国家不能直接管理，属于封建贵族的，束缚在土地上的“低等”人。[100]国家这种无所不包的主权日益扩大，此时的义务要比在封建制度下更加具体，而封建的保护制度与特权则被破坏。

从封建制度到帝国秩序的转变

从封建制度到帝国秩序的转变自然不是按照一种成功的理论逻辑而顺利进行的。前进的“摩擦力”磨灭了封建制度的一部分东西，但也使另一部分产生更坚决的抵抗。列国对周室王权的侵蚀早已不再重要，周天子只是一位毫无实力的象征。现在，由于秦国的兴起，重要的发展反倒是秦国对列国主权及生存的吞蚀。我相信在松散的联盟中有一个要确定主权界限的反向趋势，阻碍着在主要地理区域中有共同利益的各国团结的趋势。筑长城就是这种趋势的表现。那些众多城—乡“细胞”单位，集结成细胞群，每个群体中也都有长城，标志着一个包括着许多小单位的大团体。

除了在草原边疆修筑的秦、赵、燕长城外，魏国在陕西也修了一条由北到南的长城，时间是公元前4世纪。[101]这不是一道防备草原民族而是防备秦国的长城，它保卫着魏国在黄河以西的一部分土地(原属戎族)。虽然有这一道长城，秦国不久还是侵入并占领了这一片土地。[102]其后魏国又修筑了一道城，跨过黄河由北到南，以保护其已经损失很多的土地。[103]

山东北部的齐国修筑了一道由东到西横跨山东的长城。[104]它的北侧墙体被认为是防止黄河下游的洪水的堤岸。南侧则面朝淮河流域，在那里，长江流域的楚国在发展到海岸之后，征服若干小国，又向北伸展它的势力。

最后，在公元前3世纪初期，楚国也修筑了一道长城。关于这道长城的记载比其他长城都少。它大致是在淮河上游及汉水(长江的重要支流)河谷之间，[105]控制着由北到南的交通线。

显然，长城的修筑并不能作为中国内陆边疆形成的特殊现象，它是中国封建制度末期的一般现象。但是，在草原的边缘已逐渐形成了永久化的亚洲内陆边疆。北方的初期长城的特殊重要性是:中国的统一大体上消除了中国内部区域间的城墙障碍。同时，整个的中国边疆与整个的亚洲内陆分离。因此，北方的初期长城就必然被更新、更大的，具有防御工事的边疆所代替。

在中国，这种列国分离的结束阶段称为纵横时期。[106]长江流域的楚国和黄河流域列国纵的联盟，企图阻止秦国自西而东的横的征服。在这个时期的战争中，秦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封建制度的又一次破坏，而新的帝国也就向前跨越一步。但是，秦之灭楚，是数十年争夺帝国权力的战争。因为楚国要在长江流域集结起一个帝国，可以对抗，甚至抢在黄河流域的秦帝国的前面。楚的帝国是由水系连接起来的，它从长江中游发展到海岸。值得注意的是，运河已经成为集权工具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公元前5世纪，吴国——后来被越所灭，其地最终被楚并吞——开凿了从长江到淮河流域的大运河。[107]

因为水上交通的重要，楚国的征战大半是用战船。[108]毫无疑义，水战是秦国最后胜利的一个条件，因为秦国改变战争方法，使之适合于多水的南方，要比楚国向干旱的西北侵略更容易。一个更重要的条件是，秦国在公元前4世纪末征服了今日四川省的大部。[109]由此，秦国转攻楚国防卫集团的侧翼，自陕西、甘肃和四川边境的山地侵入楚地，然后从富足的农业根据地四川，沿长江而下以攻楚。同时，秦军也沿汉水及汉水与淮河间的缺口侵入楚地。

楚亡于公元前223年。[110]在公元前221年，整个山东降秦，[111]秦王自立为始皇帝，新型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以下，我们来讨论这个新的中国内陆边疆的情势。

第十三章 中国历史上边疆形态的起源

中国不是由于征服者侵入大河平原而被“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因少数民族对具有较高文化的早期中国人的“压迫”而形成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起源同在一个上古时期，一切文化都同样原始，只是因各地的自然资源的不同，在文化表现上存在若干差异。我们也不能说汉族和少数民族起源于不同的种族。现在被认为是典型汉人的体格特征可以追溯到很古远的时候。[112]不过，很可能在出现中国文化之前，就有体格及其他方面各异的不同人种的集团在中国范围内活动。

最初造成文化差异，其后显著地分化为“先进”与“落后”，最终分离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原因，并不是单纯地在于种族、或社会、或地理环境，而是由于群体间各自不同的情况，诸如:环境中的一些因素，使原始居民容易或者难于生活;在利用环境时，是大集团好还是小集团好，是分散居住还是集中居住好;在最原始的水平上正常地利用环境，是促成一个不易变化的固定社会，还是倾向于一个尝试、变化及进化的社会。

变化一经开始，它就一定在不同的地区，受整个环境及社会条件的影响，以不同的发展速度向前推进。而且，变化发展速度的差异，一定会加深人类集团之间的或时代之间的差异。各种差异一定具有互相促进或刺激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建立不能归功于任何一个民族的侵入或文化的移殖，中国的发展，只要分化及变化的过程一旦开始，就一定会受人们的各种各样活动的影响，受到进入中国范围的技术与文化的刺激及影响。

同样，我们不能说，农业中国自古代封建制度进步到中央集权的帝国，完全是被征服或草原民族压迫的结果。但我们可以断定，从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与草原的游牧生活方式相分离的时期起，一个社会所发生的事件便影响着另一个社会的发展。大体上，我已经在前面说过，中国的封建时代不是草原乘马游牧战士征服农业居民的结果。很可能，中国人从其赖以立足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先同族的“落后”部落，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113]

但是，当这些部落不再是落后的、边缘的，而发展成一个独立的草原社会时，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谁应在政治上占得优势？是草原及其机动的社会，还是中国及其定居的社会？不过这个问题仅仅涉及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在南方，长江以南，也有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汉族经过若干世纪才能进入那里并使之汉化(事实上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但长江以南没有草原，因此南方的少数民族至多是落后和尚未汉化的状态。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是北方。这里，在分隔河流、运河之乡的中国与内陆流域、沙漠、绿洲和草原之乡的亚洲内陆边界上，游牧民族与农业居民互相接触。他们的相互影响极其重要，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我们如果不考察中国的朝代对长城边疆的控制，就不能判断它的强弱。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中，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边疆形态”:或者是一个王朝建立在边疆以外或边疆之上，然后向内地推进，建立其对中国的统治;或者是在中国以内建立王朝，然后向外推进，建立其对边疆及边疆以外的统治。

边疆形态与过渡地区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周人在商朝的边缘上兴起，商朝在黄土高原与大平原之间兴起，都可以说是这种边疆形态的前兆。但是，在较早的时期，其主要过程是推动较进步的、迅速变化的部落的出现，以及这些进步部落与落后部落的相互影响。真正边疆形态是在周朝末年才显著起来。在这个时期，中国农业的专门化与进步，再加上农业向仍然保持旧式混合经济的地区的发展，使一部分余下的混合经济的群体转变为真正的草原游牧民族。在中国边缘上诞生的这些游牧民族，他们游牧经济之逐渐专门化，以及他们无法永久地和以农业为基础的汉族相融合，是与秦国兴起同时出现的现象。草原游牧民族与秦国汉族势力之同时发展，就形成了真正的边疆形态。

在公元前4—前3世纪，赵国经今日的山西向北发展到内蒙古草原的边缘，赵国的汉族开始采用骑马民族的战争方式。[114]而他们要想成功，就必须哪怕是部分地采纳游牧民族的经济及游牧生活方式。这样，他们掀开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直到这个时期，汉族依靠农业及水利的技术实施，来发展一个逐渐专门化的社会。因此，在社会学上，“野蛮民族”其实只是指还没有像汉族这样进化，或是比汉族进化得迟缓的少数民族。在北方若干野蛮民族发展成一个明显的游牧社会与经济之前，北方和南方的少数民族并没有什么分别。他们所建立的是与汉族进化方式不同的进化。照中国的说法，草原少数民族和中国境内尚未进化的少数民族一样“野蛮”。但是从草原民族自己的观点看，他们所得到的成绩是从旧式混合经济的少数民族制度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依据于特殊的技术，就如同汉族的农业的情况一样。

因此，山西北部所发生的晋国分为韩、赵、魏三国的事件，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解释。从汉族的立场说，赵国的汉族停止了他们的进化，开始退回少数民族制度。而事实上，这并不是退到旧日非专门化的混合经济的少数民族制度，而是转移到一个新的具有专门化经济的少数民族制度。但这一点在汉族看来并没有什么分别。在另一方面，从草原历史的观点看，赵国的部分转变是很重要的，这表明草原上的专门化，在它自己的土地内，可以抗衡汉族的专门化。而且草原的生活方式，在中国过渡地区的某个范围内，也可以胜过汉族的生活方式。

换句话说，历史上的边疆形态，是与在草原及农业中国之间的过渡地区有密切关系的。汉族若干世纪以来的对外发展，是因为他们控制了水及农业方法的进步，使每一代都能取得上一代所不能取得的土地。在这一时期，“过渡地区”的意思是指仍然还没有转归汉族的土地。同样，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最好是先区分有哪些少数民族部落虽然在汉族面前退却，但仍能维持他们旧的生活方式;又有哪些部落放弃争斗，而变成汉族的。

当这些旧少数民族的一部分残余被逼到草原边缘，不能继续保持其旧的混合经济与生活方式时，他们只有变成一种新的少数民族继续抵抗，而拒绝变成汉族。他们从草原的边缘进入到草原之中，成为真正的游牧民族。其中一个结果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地理环境的重新分隔。关于地理环境，以前只有一套系统:形成早期汉族农业发展的良好土地，当灌溉及其他技术相当发展后也能如良好土地一样有利的次等土地，及汉族农业还没有发展过去的“过渡地区”。现在却又有了一套系统:只能支持游牧业的真正草原，游牧业比粗耕或农牧混合业都占优势的“次草原”，及必须靠实践来确定农业和畜牧孰优孰劣的过渡地区。因此，在这两个地理体系衔接的地方，两种过渡地区就总是发生问题:一个是条件比较有利于汉族，而汉族却倾向于粗放经济;另一个是条件较有利于草原民族，而草原民族在某些方面受汉族的影响，却倾向于发展较精深的经济。

秦、赵、燕

考虑到土地的条件，我们就可以明了位于后来中国长城沿线的秦、赵、燕三国间的差异。

赵国在独立之前，属山西晋国的北部，晋国发展的核心区是汾河河谷，是中国灌溉农业最早的一个中心。在山西的北部有一个分水岭，那是一片高地，最高的山是五台山，高约1万英尺。在这个分水岭之南，汾河的诸源均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分水岭之北是桑干河谷，这条河先流向东北，再折向东南，汇入平津平原的海河。但是，这里以及其他黄河流域北部的河谷地带，灌溉和雨水都不能支持如山西南部那样的农业。

这个北部地区被赵国统治后，又称作代。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这一片高地都有亚洲内陆游牧民族与中国农业民族在此争夺。这里的环境对这两种生活方式都不适宜。对于游牧民族，它不够封闭，在他们进入这里之后，会有一部分人从大团体中分裂出去，寻找最有利的地点从事耕种。而这些地点多半具有军事战略价值，因此游牧社会便丧失了其社会传统与军事安全。另一方面，对于汉族的农业居民，这一片土地多半比较高旱而且贫瘠。农业在这里不能支持像南方那样的坚实的国家机构，农耕的统一性有被畜牧——主要是放养绵羊和山羊——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类地区的畜牧多于一般的汉族经济。绵羊和山羊虽然与草原游牧民族的机动性没有多少关系，但在草原经济上它们比马还要重要。

代这片地区，是属于中国还是属于亚洲内陆，这是个不易确定的问题。所以在山西北部，主要的长城线就有两条，随历史的潮流而变化。一个是沿着内蒙古高原的边缘，一个在山西北部与南部间的分水岭上。当年赵国的战略中心在以后的诸世纪中都被包在了长城的里面。

代地曾数度被突厥人和蒙古人侵入并占领，但是他们不能在此久居。公元618—907年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就产生在这里，[115]他们虽然自认为是汉族，实际上却有突厥血统。他们的王朝是利用突厥及半突厥的骑兵而建立起来，其后则利用包括蒙古、新疆、东北及西藏诸部落的连盟制度以维持其帝国。从唐朝起，才充分利用前代隋朝所开凿的大运河体系，利用南部长江流域的余粮，供给并保护帝国北部的重地。[116]唐朝开始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在许多方面，它是中国最汉化的朝代。但是它的建立与维持，都依赖于受中国资助的“蛮族”军队，这种中国及亚洲内陆边疆互相交流的一个传统遗存是五台山，这里，信徒们从几千里外的蒙古和西藏来朝拜，就和他们的祖先一样。近年来，管理五台山最重要的寺院的喇嘛是南俄罗斯伏尔加流域土尔扈特部落的人。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重建赵国的历史如下:晋国的强盛时代是从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在此以前，在公元前8—前7世纪时，汾河河谷的晋国汉族逐渐地战胜了汾河东、北及西部群山中的狄和戎。到公元前541年，山西南部最后的一些狄被消灭了。[117]从这个时候直到公元前457年，晋是中国最强大的国家。在那一年，后来建立赵国的晋国贵族开始了对山西北部的征伐。

这就是说，晋国的发展是汉族对汾河两岸统治的扩展。从野蛮民族那里获取的山地，对于重视灌溉的汉族农业，并非理想。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控制汾河的四周，他们就不能安全地开发汾河流域。所以，夺取过渡地区是有利于汉族的，它加强了他们的军事地位，而肥沃的汾河河谷是他们的经济中心。虽然晋国其他地方的农业不能获得同样的发展，但汾河河谷的精耕灌溉农业却可以成为全国的典范。

当军事发展越过了北部分水岭之后，就出现了一批新的条件。这里的地势较高，土地零碎，不利于灌溉。这里很可能是旧的少数民族在被汉族从肥沃的河谷地区赶出来，开始转变成新的少数民族——后世的真正游牧民族——的地点。而且，驱逐他们到这一片地区的汉族也受同样条件的影响:当旧的少数民族开始进化成草原游牧民族时，和他们接触的汉族也开始从汉族生活方式的高水准退化到较低的混合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完全是退化，而是转移到历史的另一个范畴。在这个范畴之中，“进化”是朝向粗放的草原游牧经济的一端，而不是精耕的灌溉农业的一端。而“退化”的意义却是指退向旧的、混合的、没有分化的经济，这种经济曾是专门的草原游牧制度及专门的灌溉农业制度的前身。

同时，在政治方面，汉族取得新的土地及同化其居民的累积过程，也就是使边地汉族与河谷中心相分离的趋势。汾河上游以北的新得地区并不倾向于晋国，反而要和它分离，形成新的赵国。赵国并不只是在晋国原来的边缘上分离出来的。相反，赵国也带走了一部分晋国最好的土地，边疆势力超过了中央。晋国的其他土地也分裂为韩国和魏国，它们的势力，在比例上，远不如当年的晋国。

这种从晋到赵的转变的最好解释是:汾河河谷的汉族从他们的农业根据地向外扩张时，在达到某一程度之前，是有利可获的。其统治地区政治力量的累积，大于经济利益的增加，因为边疆土地不像控制着整个社会的中心地区那样适宜于精耕农业。但是进一步的扩张，会使收获减少。中心的经济力量不能控制边疆的政治力量，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新的由主要地区与次级地区所构成的地域群体。

在这个时期，整个中国是向心发展的趋势。历史的主要潮流有利于更大、更集权的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群体都集中在有大量收入的精耕灌溉农业的土地上。晋赵结构的转变是这种趋势的反动，它代表开始“减少汉化”的边疆居民对于倾向“更汉化”的中心地区的逼迫。一场内部冲突由此发生，起初在晋国，然后在赵国。这是农业经济的进化趋势与边疆军事根据地的经济退化趋势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削弱了国家的机构。虽然赵国军队在赵武灵王及李牧的领导下获得许多胜利，[118]但赵国终于被秦国所灭。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燕国。我们对燕国的边疆战争不知其详，因为它不像晋及其后的韩、赵、魏那样地与黄河流域的发展有关联。在地理上，燕的中心是平津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挟在山和海之间，连接着这个平原及东三省南部的辽河流域。由于地理的原因，华北与满洲南部的农业国家曾有过密切的关系，并且一有可能，便在政治上互相合并。因为同样的原因，热河高原虽然不是农业或游牧的理想地区，却是控制这个地带的政治及军事的要津，因为它俯临平津平原、辽河下游，以及联系二者的山海关走廊。

今日的热河省包括两个主要地理单元:南部的山地及北部的草原。[119]南部的山地是一片过渡地带，可以与山西北部的代地相比，它对农业比对游牧更适宜。但是其面积极大，即便汉族的农业能在那儿占得优势，也会因北方草原势力的侵入而使汉族的水平退化。中国的向心趋势被自中国分离的趋势所修正，所以整个历史的政治支配优势就必须取决于第三个条件——活动范围与远程控制的力量，[120]这种远程控制力是中国社会与草原社会在特定的时期所建立起来的。附带地说，热河群山在有的时期森林很密，特别在西部。一些森林狩猎部落也许对内蒙古东部草原上的游牧制度之兴起，有相当贡献。[121]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汉族封建国家的燕国的历史大体上与晋、赵的历史相同。从封建组织水平上说，燕的活动范围还不足以牢固地控制热河群山，结果，它的边疆军人就有把燕国从当时中国历史的主要轨道拉开的趋势。当秦国征服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时，燕也随着三晋国家的覆亡而覆亡。

秦的兴起

了解赵国和燕国的情况，就可以启发我们对秦国兴起的了解。在地理上，亚洲内陆边疆上秦国的一段，与赵国和燕国都不同。秦的中心是陕西的渭水流域，和晋及其以后的赵的中心是汾河流域一样。渭水以北，大体和它平行的还有两条河——泾水和洛河。泾水流入渭水下游。渭水及洛河则同在黄河河曲地带流入黄河。

因为这种地形，秦国的扩张就可以不削弱其农业的进步，同时也改进政治方法，在封建制度所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合各个农业地区。当渭水、泾水及洛河下游均被开发后，秦在陕西便统治了一片很大的地区，这个地区与黄河下游的农业中国连为一体，但在政治上却和它们分离。

另外，渭水、泾水及洛河全都流入黄河由北到南的一段，它们的源头又都直达鄂尔多斯河套以西的黄河上游。在这里，黄河流经于南部的农业中国与北部的内蒙古草原之间，而这两类土地的分界并不明显。在兰州及宁夏之间，有若干河流自南部流入黄河，这些河流的源头直达六盘山的黄土高原。由这同一个高原，渭水和泾水流向东南。若干向北流的河和向东南流的河交错地流着。沿着从兰州到宁夏的黄河及自南部流来的支流，散布着许多可以灌溉的土地，它们不能叫作绿洲，因为它们并不很孤立，但它们又很像绿洲，所以最好叫作“半绿洲”。[122]

秦国的汉族向渭水、泾水及洛河上游扩展，征服少数民族，使他们一部分人被同化，其他人则退到草原，转变成游牧民族。秦国的这种扩张，没有接触到一个像代地或热河山地那样的存在与其中心基地相脱离的危险的土地。甚至在他们到达草原时，他们仍能占领甘肃及宁夏的半绿洲。这里，其规模不足以形成独立的国家，但可以造成过渡地区的经济平衡，其灌溉农业的富足，可以继续并增进倾向中心的发展，而不会出现一个相反的与中心分离的动向。

这种领土累积的一个结果是迅速地增加新的少数民族臣属。汉族的传统观念认为，秦国的蛮族成分大于汉族成分，我不相信这是事实。同时存在两种变化是比较可能的。第一，在大规模发展灌溉及精耕农业上，秦国在中国其他各部之前。这就可以反驳秦国的兴起是蛮族自西北侵入之说。第二，秦国由于向西北的扩张，使大量少数民族进入到中国的一部分地域，这里是中国进化最快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不用停下来被代表旧封建中国的那一些人所接纳，而可以直接参加新的帝国的建立。他们的“野蛮性”增加了这种历史转变的速度与确定性，并且阻止了具有牢固地位的特权阶级的形成。

简言之，中国传统主张所坚持的秦国的“野蛮性”，事实上不是秦国汉族野蛮化的结果，而是由于大量收容氏族部落的结果。这些部落一方面在转变为新的汉族，一方面又被用来摧毁封建制度。[123]我们知道秦国的骑兵中少数民族很多，这是造成中原人不喜欢秦国(一个顽固的历史传统)的原因之一。少数民族骑兵是一件“非中国”的东西，他们把封建的、保守的及文化的社会摧毁了。他们在边疆战争中训练有素，其运动之迅速与攻击力之强，为秦国造就了一支帝国骑兵。秦国骑兵与赵国的边疆骑兵有一个很小却很重要的区别。

秦国骑兵是一种工具，用以完成中央集权及从封建制度转变到统一帝国的过程，这是中国历史的内在过程。他们具有这种作用，因为他们是在广大的过渡地区中遵行中国生活方式的附产品。相反，赵国的骑兵是起源于边疆那些部分采取游牧生活方式的汉族，用这种军队攻击铁拳的社会，不能促进中国社会及国家内在的进步，因为它建立在一个倾向于与中国中心脱离的边疆上。在封建制度被摧毁，新帝国被建立的战争中，边疆的作用对于秦、赵两国大不相同。赵国的边疆脱离中国，它的边疆居民是离心的。而秦国，边疆是向心调整过程的一部分，它对于秦国向中国其他各地的征伐，也有贡献。

边疆地区本身的政治重要性

中国历史的“边疆形态”，包括两件事:汉族扩张性质的改变，以及可以促进集中化或分裂化的新的政治因素的活动。在此以前，汉族的扩张是占领可以用封建标准组织的土地单位。这种组织结构的细胞单位是城池及其四周的农村。最大的封建单位是一个大的河谷或平原，有一条河流，与其他相似的地区以自然边界(如分水岭等)相隔，政治相当稳定。而在此之后，同样的发展可以无限制地在南方继续，城乡细胞单位也占有优势。但是在北方，汉族到达了一个不同的土地的边缘，它不是一块块地改从汉族的方法，反而要修正汉族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式的农业完全不能存在的真正草原与游牧显然不如农耕的多水的中国土地之间，有一个过渡地区。汉族逐渐占领这类地区，加速造成北面真正草原上专门化的游牧社会。但游牧民族在有利于他们的地区中强盛起来之后，便与汉族争夺中国与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区的统治权。所以，显然有一些过渡地区是有利于中国的，而其他地区则对草原民族更有利。

在政治上，处在这种争夺中的边疆地区开始获得他们自己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可以影响农业世界及草原世界的历史进程。它们不完全与中国或草原同类，所以它们也不完全具有中国的特点(城池及附属的农村)或草原的特点(氏族或家族部落在有限的区域内要求牧场的权利)。因此，他们倾向于中国，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反对分离而有利于政治统一。同样地，他们倾向于草原，是因为部落统一运动压倒了地方家族的移动自由。

因此，边疆形态的公理是，它可以对任何历史时期作正面及反面的说明。当边疆或边疆的任何一部分在脱离中国时，它企图使中国分裂，阻止统一，但它同时却投入于草原的某种统一活动。另一方面，当边疆倾向于中国时，它大概会对中国的统一有所贡献，并使草原部落或部落的一部分脱离草原范畴，加入中国。

秦国的征服有一个特点，它造成许多可以逐一解决而不能同时解决的问题。统一帝国的理想也可以推论为就是稳定与永恒的理想。但是推动统一的势力却不是一种受任何稳定习惯控制的力量。同样，包括所有汉族特征的帝国理想，也可推论为就是一个与中国完全无关的草原世界的理想。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草原世界向中国世界的侵入。

由于这些原因，秦朝在它的开国君王儿子的统治下，即告覆灭。它所留下来的东西有:一个统一帝国的信念，不是要争取，而是要恢复的帝国;统一的边疆等同于统一的帝国的观念;不以边疆为一条固定的界线，而以它为中国重要的部分之一，于是出现了不与中国相混的地区的实际统治问题;关于“边疆形态”的本身，以不完全是中国的办法来处理对中国极重要的问题。如何处理秦朝留下的遗产，是造成汉朝(前206— 220)历史性质的主要原因。

【注释】

[1] 关于年代，参考毕士博:《古代中国年谱》， 1932年;顾立雅:《中国早期文化研究》， 1937年，第ⅩⅥ-ⅩⅩⅠⅠ页。

[2] 丁山:《开国前周人文化与西域关系》， 1937年(中文) ，认为周族虽然起源于中国西部，但他们与中亚及近东并没有联系。商代是以十天为一周，周人则是每周7天制。丁山将此与闪族人的算法作了比较。周人在其文献中根据重大事件纪年，而商人则用世系纪年。这里他将周人的系统与巴比伦系统作了比较。周人在文献开头记录日期，而商人则在末尾记日期。顾立雅(前引书，第18页，注2)指出，商周之间一个“显著区别”是周人坟墓用封土作标记，但商人没有。他还指出，T’i e n一词，即“天”，源自周人，但对商人来说是陌生的，商人的神是帝(第56页)。毕士博(《中国南北方的开端》第312页及脚注)相信，早期周人是“与远方中亚的一些地区有联系的”，但是这种联系在公元前10世纪中叶中断。

[3] 《史记》卷二八;沙畹:《司马迁<史记>》，第Ⅲ卷，第2部分，第419页。这些蛮人是戎，在《史记》卷一一〇，戎被认为是匈奴的祖先。

[4] 《史记》卷五;沙畹前引书，第Ⅱ卷，第14页。

[5] 毕士博前引书，第318页。

[6] 同上，第322—324页。

[7]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3卷。这本书我没有看过，我是转引自董贵庭(音)先生几年前为我作的注解中，见《中国长城的起源》，第529页注1。另参考伯希和《王国维作品集的编订》， 1929年，第114页及以下。

[8] 赫尔曼:《公元前中国的西域诸国》等，见赫定:《南部西藏》，第Ⅷ卷， 1922年，第134页。

[9] 方庭(FangT’ing) :《论狄》(OntheTi) ， 1934年。

[10] 注意“狄”是向南“逃”，这里所说的洛水是河南的，而不是陕西的。

[11] 蒙文通:《犬戎东侵考》， 1936年，第7页;引用了《左传》，第16页;引用了《史记》卷一一〇及《后汉书》卷一一七，将晚期的西羌与戎、狄联系起来。

[12] 蒙文通:《赤狄白狄东侵考》， 1937年。

[13] 哥罗荷:《公元前的匈奴》， 1921年，第13、28页。

[14] 关于这一名词的使用，参考本书第四章。

[15] 蒙文通和哥罗荷都没有列出这一段。维格(《历史文献》， 1929年，第Ⅰ卷，第109页)提到，郑伯很害怕戎的步卒包围郑的战车，他的儿子告诉他如何将戎人引入埋伏区。但维格没有列出《左传》的原始资料。参考理雅各《中国经典》第Ⅴ卷，第Ⅰ部分，《春秋》和《左传》，第28页。

[16] 哥罗荷前引书，第30—31页，引《左传》。

[17] 维格前引书，第Ⅰ卷，第95页，未引原始资料。

[18] 蒙文通前引书，第76页，引《吕氏春秋》。

[19] 蒙文通:《犬戎东侵考》，第1页，引《国语·周语》。另见赫尔曼前引书，第178—188页，此传说没有证明早期中国对中亚的了解。参考沙畹前引书，第Ⅰ卷，第259页。

[20] 蒙文通前引书，第7页，引《左传》。资料提到清除野生动物的土地，而没有提到放牧。

[21] 这是赫尔曼在《公元前中国的西域诸国》(见赫定前引书)中的主要论点。

[22] 参考本书第七章;参见史蒂文森《汉藏边境人文地理研究》(1932年)关于边缘族群的孤立态度的评论。

[23] 关于中国边缘地带向草原边缘地带的过渡，参考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 1937年。

[24] 伏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结构》， 1934年，第33—46页(俄文) ，对早期草原和森林生活的重合地带进行了很好的描述。

[25] 参考本书第六章。

[26] 关于草原游牧民族的几种不同起源的汇合问题，参考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 1938年。

[27] 魏特夫对我关于这个问题一些早期想法做有评论，他比我认识得更好，而且比我先得出某些结论。参考他的《东方社会理论》， 1938年，第111页及注4。

[28] 《史记》卷四;沙畹前引书，第Ⅰ卷，第209页及以下。

[29] 《史记》卷五《秦本纪》。关于秦人几分为“汉人”几分为“蛮族”的问题，或如我所说为“古老社会”，参考蒙文通《秦为戎族考》， 1936年(中文)。

[30] 蒙文通:《犬戎东侵考》， 1936年，及《赤狄白狄东侵考》， 1937年;哥罗荷前引书。

[31] 蒙文通前引书;哥罗荷前引书。

[32] 蒙文通前引书;哥罗荷前引书，第14—19页，引《左传》、《史记》卷四、卷三二等。

[33] 蒙文通前引书;哥罗荷前引书。

[34] 哥罗荷前引书，第32页。

[35]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 1937年。

[36] 同上。

[37] 参考本书第十三章。

[38] 蒙文通前引书，第7页，引《国语·郑语》及《左传》，参考本章注40。

[39] 蒙文通前引书，第1—6页。

[40] 钱穆:《西周戎祸考》， 1934—1935年。讨论至此已到极点，但是它的价值，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的反叛，却进一步证明了在中原有小股蛮人的存在。事实上，比较钱穆与蒙文通的观点，可以认为，前面提到的从陕西向河南的“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假设:由于汉人占据了好地，山里人就变得更加特别、更加艰难了。

[41] 关于楚的简要说明，见毕士博《中国南北方的开端》， 1934年，第318—322页。

[42] 同上，第324页。

[43] 参考王毓铨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进展》(1938)中所列中国著名学者的各家理论观点。

[44] 关于欧洲封建制中的诸多不同因素，参考布洛赫(Bloch，M.)《欧洲的封建主义》， 1931年;福兰阁在同书发表的关于中国封建制的文章，仍然是传统观点，而没有考虑到近来中国人自己的热烈讨论。朝川(Asakawa）关于日本封建制的文章，可作对比。

[45] 参考他的《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 1935年。

[46]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 1936年，书中多处可见。

[47] 参考本书第三章。

[48] 他们在周代已经存在。见毕士博:《中国南北方的开端》， 1934年，第313页。魏特夫(前引书，第55页及注2)引用大量原始资料并指出，宦官最初是闺房和宫中的佣人，后来才成为“朝臣”。李济(《历史上的满洲》， 1932年，第32页)谈到，在1411年是宦官将明朝在东北的统治扩大到最北端，直至西伯利亚境内。这补充了魏特夫的资料。

[49] 佛教遭受几次重创，在宋代以后就不再是官僚们的对手了。关于中国的佛教的一般情况，可参考福兰阁的《中华帝国史》，第Ⅱ卷， 1936年(文献索引见第Ⅲ卷， 1937年)。

[50] 参考本书第三章。

[51] 关于欧洲放养猪与亚洲圈养猪的区别，见本书第五章。

[52] 布赖斯(Bryce，J.) :《神圣罗马帝国》，第122—124页( 10世纪)、第299页( 12—14世纪)。

[53] 关于一些边疆“封地”，约瑟夫·洛克博士即将有关这些地区的著作出版，可参考。

[54] ②狩猎在草原经济中是重要而有意义的，但它仅仅是游牧生活的一种补充，而没有大到成为另一种经济形态。

[55] 拉铁摩尔:《评格勒纳尔<成吉思汗>》。

[56] 参考本书第十三章。

[57] 蒙文通:《犬戎东侵考》， 1936年，第12页;哥罗荷:《公元前的匈奴》， 1921年，第33页;均引《史记》卷五。见沙畹:《司马迁<史记>》第Ⅱ卷，第55页及注1。

[58] 蒙文通前引书，第13页;哥罗荷前引;沙畹前引书，第55页及56页注1。

[59] 蒙文通前引书;哥罗荷前引;沙畹前引书，第56页。

[60] 当秦人向北和西北扩大新的领土时，蛮人仍然有能力与汉人争夺已经争了几个世纪的土地。

[61] 参考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 1937) ，比较晋国扩张与秦国扩张之不同，晋人扩张是离开适宜汉人的地区，而秦人扩张是增加了汉人的力量。

[62] 哥罗荷前引书，第28页。

[63] 维格:《历史文献》第Ⅰ卷， 1929年，第155页(没有引用原始资料)。蒙文通(前引书，引证《左传》)清楚地指出，经过一系列战争，河南戎人残部被挤到楚国北疆与魏、韩国之间的地方。魏、韩两国原为晋国。

[64] 维格上述引文中(没有原始资料)。参考《史记》卷一二六。

[65] 在内蒙古西部，我听到很多流传于民间的关于成吉思汗死因( 1227)的不同说法。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后去世。西夏都城在宁夏。(夏是唐古特的汉语名称)据传说，成吉思汗获得了西夏王的一位妃子，这位妃子暗藏匕首，刺了他一刀，他却没有死，伤口痊愈，继续领导蒙古民众。妃子逃到黄河边，投河自杀。因此，蒙古人叫黄河为“公主河”。她跳河地点的上游，水是清的，下游水是浊的。我相信这个传说是来自古代以女子投入黄河祭河神的习俗。参考萨囊彻辰书，蒙古文，第100页及102页;施密特的翻译本，第101页及103页。

[66] 维格前引书，第159页(无原始资料)。蒙文通(《赤狄白狄东侵考》， 1937年，第85页)引大量原始资料，特别是《史记》卷四四，将狄蛮与30年前被灭掉的小国中山联系在一起。另参考沙畹前引书，第Ⅴ卷，第148页。

[67] 哥罗荷前引书，第33页;引《史记》卷五;见沙畹前引书，第Ⅱ卷，第63页。

[68] 《史记》卷四三、一一〇;参考哥罗荷前引书，第34—36页;另见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沙畹前引书，第Ⅴ卷，第70—88页。

[69] 《史记》卷八一;哥罗荷前引书，第37页。

[70] 拉铁摩尔前引书。

[71] 《史记》卷一一〇;哥罗荷前引书，第37页。

[72] 赫尔曼:《公元前中国的西域诸国》(见赫定《南部西藏》，第Ⅷ卷， 1922年) ，第268页注一类在不大可能的时期即公元前1169年的“原始长城”。有很多关于“修筑”的很早记载，其一被赫尔曼和蒙文通(《犬戎东侵考》，第1页)引用，尽管没有作为边疆长城实例。关于这一问题的常识是，只有能用特殊的方式集中必需的劳动力的社会，才能城。所以，早期文献说的应是聚落与防御工事的修建。

[73] 赫尔曼前引书;哥罗荷前引书，第34页;《史记》卷一一〇。

[74] 赫尔曼前引书;哥罗荷前引书;《史记》前引卷。据《史记》卷四三(沙畹前引书，第Ⅴ卷，第64页) ，这一城墙是赵武灵王的父亲修筑的，这是一个有趣的建设者年龄的记录。另见《汉书》卷六四，第一部分。

[75] 赫尔曼前引书;哥罗荷前引书，第36页;《史记》卷一一〇。

[76] 拉铁摩尔前引书，见本书第十三章。

[77] 所引权威学者关于封建主义的讨论，多强调封建领主的宗主地位。但可以说这只是理想状况，在实际上，包括课税、法规及兵役等方面的主权，是在一块块分隔的封地上实现的。

[78] 《史记》卷五;沙畹前引书，第Ⅱ卷，第14页。

[79] 粪便是中国最重要的肥料，而从城里才能得到最多的粪肥，最集中和最发达的农业就是在城墙之外。因此“最乡村的”和“最城市的”，乃是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参考桑普:《中国土壤地理》， 1936年，第430—432页。

[80] 但是，茶叶在唐朝( 7世纪、8世纪)以前并没有在中国普遍流行。参考《中国百科全书》， 1917年，“茶”条。

[81] 参考本书第三章。

[82] 魏特夫:《东方社会理论》， 1938年。

[83] 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Ⅰ卷， 1930年，第159页。

[84] 同上，第160—161页。福兰阁强调盐业与冶铁对于齐国经济和实力强大的重要性。铁，很明显在这一时期迅速普及，但此前没有被认识和经营。参考高本汉:《古代文献的真实性》， 1929年，第173页。

[85] 福兰阁前引书，第165页。福兰阁认为这时期主要现象是黄河流域的中国防范长江流域还远没有中国化的楚国的迅速扩张。

[86]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参考福兰阁前引书，第203页及以下，另有很多其他参考文献，见第Ⅰ卷。

[87] 关于其他儒家思想与哲学的文献，参考理雅各《中国经典》。

[88] 在孔子的理论中，子女要对自己和父母负责，而父母只是对自己的而不对子女的罪行或债务负责。

[89] 除了福兰阁前引书外，关于那一时期孔子对社会变化的看法，参考魏特夫:《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 1935年，第48—50页及脚注。

[90] 参考福兰阁前引书，第167页及以下，有很好的介绍。

[91] 这一时期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对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淮河流域的控制。

[92] 秦人兴起是与晋解体(前453)有关联。参考福兰阁前引书，第180、182页。

[93] 越于公元前473年打败了吴(福兰阁前引书，第177页) ;楚于公元前333年打败了越(第188—189页)。

[94] 《史记》卷五;沙畹前引书，第Ⅱ卷，第59页。

[95] 比较分裂晋国的贵族之间的“无义”战争，与齐国的篡位。见福兰阁前引书，第180—182页。

[96] 在上面谈到的公元前364年的胜利战争中，秦获首级6万;公元前318年，获首级8 . 2万，等等。关于斩获首级的奖赏，见戴闻达(Duyvendak，J.J.L):《商君书》， 1928年，第297—302页。

[97] 关于传统中国历史学家对秦的指责(尤其是对秦始皇的) ，参考福兰阁前引书，第225页。

[98] 戴闻达前引书。

[99] 商鞅确立法律，改变风俗习惯，鼓励人们日夜从事农业生产(同上，第235页) ;谷物受到重视，非农人口需交纳重税(以提高农业的利润) (第313页) ;为了开垦秦国更多的土地，鼓励外来人口迁入(第266页及以下)。关于水利灌溉促使秦强大的重要作用，参考《史记》卷二九;沙畹前引书，第Ⅲ卷，第Ⅱ部分，第524—525页。

[100] 依谷物收成(而非土地)纳税，戴闻达前引书，第176页;除官员外没有等级(第185页) ;等级要与谷物的生产相符(第205、253页)。

[101] 赫尔曼上述引文;哥罗荷前引书，第33页。

[102] 福兰格前引书，第181—182、184页。

[103] 另一道城墙是中山国的，中山是个小国，位于今山西与河北之间的山区。参考哥罗荷前引书，第46页;福兰阁前引书，第188页。有两篇中文论文，可惜我无法参考:徐琚清(HsuChu—ch’ing《北边长城考》）， 1929年;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 1928年。

[104] 哥罗荷前引书，第45页;福兰阁前引书，第187—188页。

[105] 哥罗荷前引书，第46页;福兰阁前引书，第188页。这很可能是一组防御据点，而不是一道城墙。

[106] 福兰阁前引书，第193页。

[107] 毕士博:《中国南北方的开端》， 1934年，第325页。

[108] 同上，第320页;另第324页(越国) ;及其《长屋与龙船》， 1938年。

[109] 福兰阁前引书，第186—187页。

[110] 福兰阁，第198—199页。

[111] 同上。

[112] 参考顾立雅:《中国早期文化研究》中的讨论， 1937年，第153页等。

[113] 参考本书第十一章。

[114] 参考本书第十二章。

[115] 参考翟理思:《中国传记辞典》，编号1239、1196，关于李渊(唐朝的始建者)及其子李世民的介绍。关于与突厥人的往来关系，参考帕凯尔(Parker，E.H.) :《鞑靼千年史》， 1895年，第194页。

[116]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 1936年，第112— 121页。

[117]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118] 参考本书第十二章;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 1937年。

[119] 书绪九(FumioTada)：《热河地理》， 1937年; (日文版，德文提要)分出第三个地区，即满洲边缘。

[120] 参考本书第十五章。

[121] 参考这一地区的“林胡”(始见于汉代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另外，就像很远的唐努地区，在这一地区长期保留下来的部落乌梁海(或称Oriyangghan、Oriyangkit） ，也反映着森林地区起源的特点。

[122] 参考本书第六章及第十五章。

[123] 大概牛耕方式的传入对于秦地有很重要的意义。半绿洲地区以前不能开发农业，现在则也可以耕种。除农作面积的扩展，人口有了较均匀的增长。牛耕在中原很晚才使用的。丁文江《中国如何形成自己的文明》( 1931)引徐中舒文章《耒耜考》，认为年代应在公元前3世纪。毕士博(《拉犁的起源与早期传播》， 1936年)认为年代应是“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

第四部分 帝国时代

第十四章 统一帝国与统一边疆——中国的长城

前帝国时代的长城

秦国虽然自边疆取得实力，转而内侵并征服列国，但它也在其统治下的亚洲内陆边疆修造了一道长城。[1]在这一点上它与赵国、燕国相同，而在其他方面，它们边疆发展的方向并不一样。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了解秦国那一段设防的边疆与赵、燕的边疆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已经指出，修筑长城并不是某地的个别现象，而是那个时代的特征。[2]在公元前4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及公元前3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及亚洲内陆边疆出现的突然并广泛的修筑长城运动，也许根本上就是封建制度达到其发展尽头的表现。每一个重要地区的统治者在其领土扩展到封建制度政治范围的最大限制时，就感觉有必要使他们的边疆“永久”化。修筑长城是最自然的方法，因为汉族封建制度是建立在纯粹农业经济及由城池控制的单元地区之上的。结果，战争的主要形式也变成缓慢的战役与围城。

建筑长逾几千里的长城，其所需的人工比封建欧洲构筑城堡所需要的要多，它很像是罗马帝国的边城。这说明中国成熟的封建主义已经充分发展了强迫劳役的使用。这种做法是其后统一帝国的一个特征，也与自封建制度转变成帝国的过程有关，因为它在中央集权的统治下，比在分散的封建制度下更有效。但强迫劳役虽然已经大规模地使用，却没有无限制地推行。因此，修筑长城的国家并没有用长城把它们围绕起来，而只在最感侵略威胁的一部分边疆上设防。

一般所谓“最方便的政治结合”的观念，在亚洲内陆边疆上，受到当地地形及社会特点的制约。建筑长城的意义是假定一个社会或国家可以用一条确定的界线划定其占有的土地，但亚洲内陆边疆有一个重要特征:它是不能用界线划定的。中国北部逐渐伸入亚洲内陆，它的边缘并不确定。历史的变迁可以证明，要想区别有利于汉族及其农耕的地区与有利于游牧民族及帐幕居民的地区，是如何的困难。

这里我们又可以用赵国的历史(燕国的也可以，只是不大明显) ，来解释秦国的历史。当赵国“胡服骑射”时，山西北部的汉族已经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后面，是一个最富裕、最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一个灌溉制度久已实施并相当发达的区域。经过几个世纪的战争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从汾河河谷被驱逐出去，或是同化为汉族。在这个过程中，汉族自己没有少数民族化，因为在这个地区，历史的主要趋势不但要使少数民族汉化，而且要使汉族更加汉化。但是，在这些更趋汉化的汉族前面，这一片土地却不完全对他们有利，它反而在某些方面有利于他们过去所能战胜或同化的少数民族。

在这个地区，汉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在若干方面减小其“汉化”的程度。但是他们虽然在某些方面可以少数民族化，而在其他重要方面则仍然保持汉族特征。他们对于财富、权力及统治的回报观念，仍然是汉族的，是封建汉族的。他们少数民族化的部分中，最主要的是在军事方面，因此他们仍然保持其封建主义的观念，而不会在汉族特征与少数民族特征的混合之中演化出一个新的秩序来。他们发展成好战的边民的结果，是有能力转回头来，向原来的土地强征贡赋——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中国式贡赋。

赵国的实力构成要依赖对边疆兵员的掌握。每一个边疆贵族及其部属都准备为保护封建制度而战。有了这种封建形态的社会，统治赵国的边疆贵族自然就会在北方建造一道长城，供封建制度之用。虽然他们因为边疆社会的变化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中国，但他们并不希望这样走得太远。过渡地区的有限发展对他们是有利的，必要时，以人为的办法来限制，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向那些汉化程度深的南部居民征取贡赋，同时阻止更野蛮的北部居民向南部贡赋地区的推进。

秦国的边疆特点

秦国的边疆扩张，没有超越过决定其内地性质的河流的源头以外。秦人所侵入的边疆地区也与山西的代地不同。它不是逐渐过渡到有利于游牧地带的中间地区，而是一些比较相近的黄河上游的半绿洲，精耕农业在这些小区域中可以发展。它的生产规模不足以供给一个独立的农业国家，却可以供给一个正在壮大中的农业国家的外围。对这些外围绿洲的统治，使秦国边疆形成了一个牢固的特点:它强调了一种大体是线状边界的观念，边界线的外面是草原。秦国边民并不需要经过一个会使人减少汉族特性的过渡地区才达到草原。他们沿一条边界线驻扎，这条边界线强化了他们的社会与草原社会的区别。也许秦国边疆最不确定的部分是鄂尔多斯草原，而秦人在这里遇到的是一条边缘而非一片过渡地区。在陕西北部分水岭的外面，并不是像山西北部那样的混合地形，而只是一片干旱草原。它不会引诱边民继续前进，而只警告他们需要停止。

于是，边外及内地就可以共同合作。秦国扩张所止步的地方以外的地区是一个异质世界。在边界与蛮族相遇的秦人，比起赵国和燕国的边民来，是十足的、没有变更过的汉族。他们在文化的某些方面也许不如黄河中、下游的汉族，但他们的发展趋势却毫无疑义地朝向汉化。他们的边疆形势使他们不能倾向草原，同时内地的河流区及农业区的变化，也使军人和政客系连于国家的主体，不会企图分裂以建立自己的边疆据点。秦国的河谷地区全都联合在一个强有力的王国统治之下。中国边缘的封建制度的崩溃，比中国内地要快。边疆军队，甚至边疆蛮族，都可以由国家征集，向中部进军，摧毁封建军事体系的残余。

因为所有这些聚集一起的变化，秦国超越封建制度的发展更见迅速。随着一统制度的发展，秦国转向中国内部，进攻企图保持封建后期僵化形式的各国。对于整个秦国来说，这样做的利益大于那种听任边疆首领割据一方，自立为一半汉族一半蛮族性质的边疆国家的情况。因此，秦国虽然大量征用少数民族及半少数民族，它的进化并未减少其汉族特性。也许这些人在推翻秦国的封建制度上，比受传统观念影响的汉族还要有用。他们也能像汉族那样迅速地采纳并实施必要的新观念。由于这些原因，秦在灭掉最后一个封建王国，建立统一帝国(前221)以前，不需“据守”自己的亚洲内陆边疆去对抗亚洲内陆，而只需将它作为中国内部力量的附属。

早期修筑长城的劳工的社会意义

中国居民及草原居民之间界限的逐渐形成，是由于中国内部进化的过程。与此类似，大规模的人造长城(其规模之巨犹如大自然的创造物) ，其起因也是由于中国内部情势的发展，而不是草原对中国的压迫。长城的军事作用自然是最令人关注的，这一点掩盖了它的真正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社会目的，自别于它所要隔绝的社会。我们应该考察支持这个伟大工程的经济制度和组织所需劳工的办法。

当赵国和燕国在公元前4世纪末及前3世纪初建造边境长城的时候，这个工作是怎样做的？赵国是由军人统治的，燕国可能也是一样。他们本身有部分的少数民族化，却对北部的少数民族进行战争，并从南部未少数民族化的汉族征取贡赋。赵国北部的军队组织很显明地反映了这种地区社会的特点，比较分散，居住中心是非农业的，距离相去也很远;居民赖以为生的经济制度中包括畜牧;地形开阔，可以采用乘马游牧民族的战术，而不是汉族封建制度的阵地和围城战术。如果是这样，其人口一定稀少，无法提供延绵几千里的工程所需的劳力。这表明燕、赵两国北部从南部征取的贡赋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强迫劳役。[3]

另一方面，秦国的边疆长城是在其整个封建制度崩溃时建造的。税制已经改良，使在贵族土地上以劳动支付地租和赋税的农奴，变成向地主纳地租、对国家纳赋税的农夫。[4]在封建制度下，贵族与国家是冲突的，因为如果国家征集农奴，他们便不能同时为贵族服役。在新的制度下面，国家可以剥削贵族与农民以增强其实力。贵族不能再要求农奴的劳役(在旧制度下他们可以用农奴组织私人军队) ，而只能取得地租。被政府征集的农民劳工也不能免除缴纳地租的义务，他的家人必须重新安排工作，以代他支付地租。显然，这种变化可以使国家在公共事业中获得大量的劳力。[5]因此，在秦国，长城的建造可能不是边疆贵族向内地征收的一种封建贡赋，而是一部分制度的整个改组，使国家能够增强对边疆及内地的统治力量。

至于魏国和齐国所筑的长城，[6]其情形又有不同。这里的问题不是分隔中国农业与草原游牧，而是要划定在封建制度下所能统治的最大土地范围。在这些长城的修筑中，国家权力与封建权力的冲突一定很厉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维持封建制度的努力，也必须削减封建贵族的势力，以加强国家的力量，最低限度也要使国家有大量征工的优先权。

最后，还有楚国在黄河平原与长江流域之间，在靠近淮河上源处所筑的长城。[7]这道长城在某些方面与当时的其他长城相同，但也有不同的地方。楚国的中心是今日的汉口、武昌、汉阳一带，是汉水自北而来流入长江的汇合点。沿着长江向下发展，楚国建立起自己的帝国，如果不是公元前3世纪秦国在最后的战争中对楚国的致命打击，楚国很有可能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楚的失败是因为它的军事力量多半建立在长江及长江三角洲的战船上。但是，楚国当时所统治的已经是一个帝国，它的沿海臣民有别于当时其他各国的汉族整体。

因为楚国的军队不能很快地从战船的使用转移到陆上大军的训练，它在北方的“帝国政策”就必须利用盟国。秦楚最后的冲突是在纵横时代，楚国由南到北建立起一个合纵的组织，企图阻止秦国在公元前3世纪中向东的连横发展。因此，楚国的长城是分隔其直接统治的区域与其势力范围区域的界线，这表明楚国建造长城是一个混乱时期的现象，在这个时期内，封建制度受到保护，但同时也就被其唯一的保护方法所破坏。

秦国军事的过度发展

秦国完成其中国境内的军事征服后，就必须修改其军士在社会上的地位及作用。这就造成了秦国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新的帝国不得不维持一个庞大的军队，它被发展成当时最伟大的攻击力量，然而并没有要继续攻击的目标。它也不易于复员解散，封建制度已经摧毁，这些军人无法分散到封建的首领之下。这个胜利的军队是国家军队，一切责任只有国家去负担。

我们不能说出急待处理的军队有多少人，但其人数一定相当多。史籍记载每一次大的战役、战争及死伤人数时，总是几十万人。[8]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相信这些数字，但其实际的数字一定很高，在秦国采取的战术中，人数与机动性都很重要。封建制度下虽然常有战争，却不能长期保有大量军队，每个贵族只有一小部分永久性的职业军队，大量的军士可以被招集起来参加短暂的战役，如果短期战役不能决定胜败，大军即行解散，战争就变成一种长时期的围城或突围。大批军队必须解散的原因，是因为封建经济以农奴为基础，他们用一部分时间在自己的地上干活，另一部分时间要到贵族的地上干活。被征集作战之后，他两方面的工作都不能做。即使是自由战士，以在军队中服役而取得土地者，也不能长期服役，而只能短期作战。但战争在继续，征兵已经完成应服的义务而回家了，有城池的封建据点仍然被少数人围攻及防守着。当被围困的形势紧急时，仍然可以招集军士，以一个短促的战役把围攻者击退。

因此，摧毁封建制度的方法是发展国家指挥的职业军队，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从事战争，可以大范围地运动，令封建军队无法追及，因为封建军队的每一单位都是从不同的地区来的，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地区太远。国家军队也可以利用其实力及人数，战胜封建贵族的时时有数量变化的军队。秦国在征服的战争中对这些问题都已了解，且有实施。但战事结束后，它却很难继续保持一个庞大的战争力量，它必须要找一些事做。

驻防用军的数量很有限，因为戍军太多就会引起封建制度的复发。继续在南方从事长期战争也不可能，从这个时期起，汉族在长江以南地区的发展并不以军事为主。南方部落中虽然有许多很好的武人，却不是用来组编军队作战。这在多丛林、多湖沼、多山的地方尤其如此。有许多小股队伍，一步一步作战，为的都是小块土地，那里的战争不过如此。所以汉族在这里发展所要解决的是联合社会、组织经济、排水、灌溉、修路、贸易、管理等问题。这是每一代向南发展的汉族，随着各地人口的增加与财富的累积，总要不断做好的事情。

向草原边疆扩张的大规模作战也不能解决问题。秦国军队的过度发展是很明显而且很难应付的。这也可以解释秦朝崩溃之迅速，以及崩溃过程所造成的混乱比建立帝国时还要严重。当时还有其他更重要的问题。首先，从封建制到帝国制的转变，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变化的趋向是中央集权的强化，并能够有效地统治逐渐增加的人口。这些人口聚居颇密，并依托于一个包含更精深、更大规模的公共工程的经济体制。秦国不可能在中国内部完成这些变化的同时，又向仅仅利于粗放经济和地方分权统治的草原地区发展。所以，秦国没有向草原发展，而是要尽可能地把中国及草原绝对、永久地隔离开。

为何秦朝能统一边疆却国运不长

这些都是必须注意的重要条件，以解释秦国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内，在边疆上完成长城的巨大工程，而不能在中国内部把广大的军事征服成功地联合起来，造就一个永久帝国。

秦始皇长城自甘肃直达东北海岸。它遮蔽了俯临甘肃的西藏高原及俯临黄河流域的整个内蒙古高原。它有一部分是秦、赵、燕长城的原线，有一部分却在其前或在其后。关于这个工程的修筑有传奇式的故事。不过我们必须记住，这并不是当时唯一的公共工程。当时除长城外，还开辟了很多军事道路。[9]

这些工程虽然有浓厚的军事性质，实际上秦朝在原有封建列国领土以外的军事扩张并不大。它唯一向草原的重要发展是进入鄂尔多斯高原，[10]把整个河套收入版图，调直亚洲内陆边疆，使其也包括了甘肃、宁夏的绿洲与半绿洲地区，还有山西北部的代郡。

考虑到当时所能用以对外扩张的兵力，这并不算多。当时并没有受草原攻击的危险，所有对内陆边疆上蛮族的战争都是扫荡战，以调整新的长城走向。[11]长城虽极坚固，但当时并没有真正的边疆危机。筑长城与筑路的真正目的，是稳定中国内部被征服的地区，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这可以由秦朝废止农奴制度的政策来证明。秦始皇没有用他的功臣及宗族来建立一个新的封建制度，相反，他把帝国分作郡县，指派职官。[12]同时农民自有其田，向国家纳税，不再为贵族服劳役。这种政策完成了秦国在征服中国各地时就开始的赋税及行政制度的改革。[13]它的一个结果是，使许多不是贵族或族长，因此不是征税对象的人，脱离土地而自立。

这种机动的剩余人力，在统治者及其统治机构的指挥下，是秦国征服列国的最主要工具。同样的办法现在必须推广到中国其他各地，一方面摧毁旧日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使新的结构统一。但是，在没有封建国家可供征服，这种新增的剩余人力的利用，就成了问题。毫无疑义，这是真正的动力，推动着长城的修筑，联系帝国各地的大路的开辟，以及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征伐。对江南的征伐，虽没有完全开发长江以南的落后地区，却清除了许多旧的武装和新的无地农民。[14]

这也就是秦朝能够成功地在长城边疆加强其实力(虽然在大体上是不必要的) ，而在中国内部却遭到失败的关键。秦朝的攻击力量在这些年的征伐中已经十分壮大，但还缺乏必要的习惯及经验，以使这个攻击力量转变成一种固定的开发及统治制度。一定还要保持摧毁的力量，否则已被打倒的封建势力也许会复兴。新制度虽然比封建制度好，却不能立刻提供粮食、工作及财富，使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人有事可做而接受统治。在新制度下，几个纳税家庭，以全力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工作，其生产量足可以与在贵族土地及本村土地上工作的整村农奴的生产量相比。但是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力虽然低下，工作却是分配给所有的人，大家都附属在土地上，无法集结叛变。他们也有一种安全的初级的生活状态。而在新制度下，几十万人被迫在监工首领下干活，他们习惯于暴行，同时他们又与土地分离，解除了此前那种传统的束缚。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帝国必然要分裂，但不是由于封建贵族恢复旧秩序的企图，因为旧秩序已经相当彻底地瓦解了，尽管有少许残存。瓦解是由于军队的叛变，[15]他们夺取了为之充当工具的人们的权力。许多没有土地的农民及不满现状的人，都参加进来。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个崩溃过程并不是始于长城边疆。帝国的崩溃始于淮河流域，即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旧的冲突地区。改朝换代的战争及边疆战役，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推动作用，比草原少数民族南侵的影响作用要大。

秦朝的灭亡及汉朝的建立(前206)

秦朝的创立者于公元前246年，他 13岁的时候，继承秦国王位，公元前238年亲政。公元前221年完成对封建列国的征服，自立为秦始皇帝。他死于公元前210年，寿50岁。计为王25年，为帝12年。[16]帝位由他的一个儿子承袭，自公元前209年至前207年。[17]叛乱起于公元前209年，其后争战连年，直到公元前202年汉朝的创立者打败其他雄心勃勃的军事首领，自立为皇帝为止。但是汉朝正式纪年是起于公元前206年，那一年秦朝第二个皇帝自杀，第三个皇帝投降。

汉朝的建立者是用一种新的战争，一步步地夺取权力。[18]秦朝征服列国的战争既是破坏性的，也是创造性的。封建制度即使在崩溃中，也是一个军事力量不能按比例分配的社会:最需要摧毁的那部分封建社会，最能保护自己。因此，秦国虽然比列国率先发展起一个新的、更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但它的军事化程度要领先得更多。从历史上看，秦国是中国最富有创造性发展的中心，由于创建帝国的需要，其军事的发展大大超过了经济及行政方面，以至于在战事结束后，它不能把完成了军事使命，并在征伐过程中攫取了大量社会生产及分配权力的军队，分派作其他的用途。

以此为标准来作比较，我们可以说，汉朝的战争，虽然在经济上和其他战争一样的浪费，却不是破坏性的。它们的历史任务不是消除秦始皇所建立的那种帝国体制，而是再行确立这种帝国，并要确立支持它的那种社会及国家的行政制度。

在秦始皇之前，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可能性有两个，一个是长江流域的楚国，另一个是西北的秦国。秦的攻击力很强，特别是它机动的骑兵。而楚国富足，赋税收入多，同时它对长江流域诸小国的征服，使它差不多具有了帝国的性质，所以比黄河流域的封建列国难于征服。秦帝国建立后，楚国也比黄河流域诸国难以统治，对建立于中国亚洲内陆边缘上的秦朝来说，楚国太大，也太远了。

由于秦与楚这种内在的长处与短处，当时最成问题的地方是以楚为基础的势力与以秦为基础的势力的交接地带。这就是黄河与长江间的淮河流域。秦朝的崩溃就是从这个地区开始的。也正是因为跨越这个地区，足以影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个新的朝代汉朝建立起来。

这里我们不能详细叙述汉朝的整个历史，但我的分析是基于若干事实的。当时战争的口号是恢复正统，即旧秩序。有一些封建列国确实暂时得到恢复。其中最重要的领袖们是来自楚国的贵族家庭。渐渐地，这些贵族野心家们彼此耗尽，于是为刘邦，即汉朝的建立者，扫清了道路。[19]

刘邦是淮河流域的人，他对这个南北势力交汇的地区有相当了解，并能够驾御。另外，他不是一个怀有恢复封建制度偏见的封建贵族，也不是只有军事野心的职业军人。他是一个小官吏。以一个势力均衡地区的小官的地位，他了解在他以下的平民社会和在他以上的特权阶级——世袭贵族残余以及尚未完全站稳的官僚阶级。[20]他在这些势力之间，建立了那个时期可能的平衡，于是开创了稳固的帝国。

因为是建立在若干可用的联合势力上，汉朝虽然在开国时有战争留下的消耗与创伤，仍然立即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文化。当时有一部分倾向于封建制度的趋势，但是封建秩序并没有恢复，这已经不可能了。封建贵族残余已经没有能力把握唯一现存的国家体制。这个体制的成功已经由封建势力的失败、刘邦战争的胜利证明了。作为皇帝，刘邦把土地及爵位封给功臣，这些人的地位到后来又多半被他的亲戚拿去，[21]只有完全臣服于国家才能保全这些封地及封号。同样，这个朝代的首都设在中国的边疆，在旧日秦国的领土内，而不在这个朝代立国的淮河中部地区。这是因为帝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帝国权力及地方权力的平衡。

司马迁的边疆记载

从中国历史研究，进入到长城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个修建从西藏到海边的设防地区的伟大想法，只是中国社会形态的投影。在秦朝覆亡及汉朝立国的战争中，都没有抗拒游牧少数民族部落自草原侵入的必要。长城也不是唯一或最好的阻止草原游牧民族入侵的办法。这已经由公元4世纪末赵国山西北部的边疆情况证明，那里的居民成分表明，边疆地区最易被部分游牧化的汉族所占据。这些人在赵、燕、秦修筑了界定他们所占据的土地的长城。长城的意义，主要是使他们获得控制南部“汉族土地”的力量，而不在于对草原的控制。它们标志着一个处于真正中国与真正草原之间的地区。

从秦朝进入汉朝，草原历史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对这个时期的知识多半是根据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百一十卷。司马迁在这一卷里提到许多从周朝留下来的关于早期少数民族的材料。

幸运的是有司马迁把他当时(汉朝初期)所知道的史事都记载下来，但问题是这许多材料都经这一位作家之手写出，因而无法作比较研究。从司马迁联系上古和近古的方式，以及他对草原居民的习惯及社会的描写，可以知道，汉朝初年的汉族对草原游牧民族已经有了一种牢固的传统看法，已经很流行用几个定型的术语，描述他们的英勇与恶行，还有平时及战时的习惯。

但是，这种连贯的记述提供了一个要人相信的完整的历史纲要。司马迁所记载的从戎、狄到胡、匈奴的层序，在顺序上至少与我们推测的旧少数民族被进化的汉族逼到草原边缘，变成新少数民族或真正游牧民族的过程相同。当然，他没有提到从原始的非游牧的经济到高度专门化的游牧经济的进化。不过，他在周朝封建时代末期，将戎、狄改用胡及匈奴的名称，这说明新的名称并不代表新的民族，而只是从旧民族中发展出来的新团体。[22]

司马迁的记载也提到，只是没有详细说明，当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变到统一帝国时，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一个同时的平行的变化，即从草原边境山谷中分散的地方部落制度，进步到整个草原的整体部落制度。

秦始皇在中国建立帝国之后，扫荡了草原边缘地区，把各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并重加修筑。这个工程是他最伟大的将军蒙恬以数十万之众完成的。[23]草原居民被从若干地区逐出。但是秦始皇并没有侵入草原，他的目标并不是要建立一个联合帝国，联系起农业的汉族和游牧民族。他的长城和早期的长城一样，确立了他对中国内部的统治，但并没有取得对草原的统治。

在秦汉交替时代的7年恶战中，游牧民族重又回到某些他们曾被逐出的过渡地区，特别是黄河河套内的鄂尔多斯高原。[24]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中国进行整体的攻击。汉朝的名称很好，汉人是中国的主人。汉朝的建立并不是反抗侵略和保卫中国的产物，但在它刚刚被公认为一个皇朝之后，即公元前201年，它就开始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25]认识这些战争的性质，对于了解是什么力量造成了整个中国的历史与整个草原历史的分化上，有极大的价值。

匈奴与草原新式统治者的出现

从秦国背靠一个稳固的边疆，出动大军征服中国开始，仅仅过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在这个短期间内，人们目睹了封建制度被推翻，过去封建列国所修建的面对亚洲内陆的较小规模的长城，被一条从西藏边境直达海边的伟大长城所取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仍记得过去的那一个时代。在读中国历史学家所记游牧民族首领“不胜秦，北徙”时，[26]必须要想到这一点。蒙恬逝世及秦朝帝国崩溃后，迁徙到鄂尔多斯的居民纷纷离散。在秦始皇时代迁走的匈奴，在旧日首领的子孙率领之下，又“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27]

这两位伟大匈奴首领的第一位名字叫头曼，这一定是蒙古文中的“土默特”，其义为“一万”或“无数”，常被用为个人或部落的名字。他的称号是撑犁孤塗单于，义为“天之骄子”，和中国皇帝之称“天子”极相似。撑犁一定就是蒙古文中的腾格里——“天”。[28]这里，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看到以少数民族而非汉族的形式，记载一位少数民族首领的名字。并且，我们也首次看到一位少数民族首领不只被简单地以汉语称为“酋长”(或其他类似的称呼) ，而将其原来的名字及其称号都汉译出来。他们的语言必定与后来的突厥语及蒙古语同源。

在叙述匈奴及汉朝的关系时，司马迁不但说“头曼不胜秦”，而且“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29]东胡初见于公元前4—前3世纪间，[30]那时汉族开始遇到乘马游牧民族。“胡”是一般的名词，并不限于某一个部落，只指示一类少数民族。“东胡”却是部落的名字，它位于燕与赵(北平地区及山西地区)之北。匈奴也是部落的名字，指鄂尔多斯以北的各部。根据记载的次序，很明显，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原是秦国北部边疆前游牧时期的戎、狄。月氏的名字是第一次出现，他们的地域包括新疆、甘肃西部及西藏边缘的绿洲、沙漠及草原。

在政治上，司马迁的记载提出在草原中产生了类似中国皇帝的游牧民族的统治者。这不但与秦朝统一中国同时，而且还有相当的关系。他的记载也留下了亚洲内陆历史新阶段的纪年，他从专门记载中国边缘的草原历史，进入到记载与中国历史有关，但还保持其独立性的整个草原历史。这个时期，同时发生两种现象:一个自称草原最高权威的草原统治者以及一些草原部落，不时地对中国发动战争;此外他们又为争夺草原的最高权力而内战。对这两种现象，应该从草原及中国两方面的立场来进行考察。

从边缘游牧制度转变到完全游牧制度

考虑到草原游牧制度起源的多样性，[31]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时期有许多不同的游牧民族，在草原的不同边缘发展了游牧技术，然后逐渐进入草原中部，建立了一个不再是边缘性质的草原社会，而且能在较大的地理范围内发展。弗拉基米尔佐夫指出，西伯利亚、乌梁海及阿尔泰边缘的北方蒙古人的起源与森林狩猎居民有关。[32]在西伯利亚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所发现的墓葬遗物，可以有力地证明，森林中以狩猎为生并利用驯鹿运输的居民，可以在草原边缘上把放牧驯鹿，发展为大量放牧其它动物，使他们自己转变为真正的游牧民族。[33]其他游牧民族无疑起源于新疆及土耳其斯坦的绿洲边缘。[34]东胡之成为草原游牧民族，部分原因可能是要适应热河森林及内蒙古草原边缘的环境，也是由于燕国汉族向外扩张的压力。其他部落也可以同样地在东北森林和东蒙古及东北西部草原的边缘上发展形成。最后，还有一类在历史上很有可能的起源方式，即一批旧少数民族如戎、狄等，被汉族农业社会的扩张逐出中国北部后，转变为草原的新少数民族。

我们不知道散布在大草原的西伯利亚、东北、中国及土耳其斯坦边缘的早期游牧民族之间，或是与草原另一方的游牧民族，最早的接触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也许不可能推究出从边缘游牧经济到完全游牧经济的转变点是在什么地方。这种转变是在草原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期开始的。但很可能的是，转变一经开始，其发展便非常迅速，其影响力是突然而广泛的。从第一个依存于绿洲和草原边缘牧场的边缘游牧民族，放弃他们过渡性的边缘生活方式，闯入真正草原的时候起，就迅速释放出极大的新的力量。

人们的迁徙，也就从迟缓的移动，从沿草原边缘的人口、文化及社会习惯的缓慢移动，迅速变成大量人口的、长距离的、直接并迅速地移动。在农耕世界边缘的许多小部落，可以迅速联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凝聚。这样形成的新社会，虽然依赖于狭窄的专门技术而生存，却统辖着一个广泛而更一致化的区域。虽然整个游牧民族的人口并没有显著的增加，但其活动范围之宽广，以及迅速集、散的能力，使草原游牧人在他们新的社会形式中，能够更有力地攻击，更迅速地退守。

中国史籍记载了这个时期迅速转变的结果，但没有分析其转变的性质，这没有什么奇怪。当游牧制度的中心，从中国边境移到草原深处去时，正统派的中国历史学家就无法了解游牧社会的情况了。因此，司马迁的书中没有解释，只叙述了从旧的边境少数民族制度到新的广阔草原的少数民族制度的变化。它保存了事情的连续性，却习用传统的做法，对新的少数民族制度仍是如此，就好像少数民族的起源问题不值得深究。

边疆民族语言差异的推测

虽然司马迁追溯了古代部落到匈奴的延续关系，对其他一些问题，他却没有回答。戎、狄与匈奴、胡之间虽有连续性，却也有显著的差异。混夷、猃狁等一类的名字提示我们，[35]匈奴部落的一般名称可以追溯到戎族的分支。另一方面，分化的问题，被遮蔽在另外一件事实的后面，汉族虽然与戎、狄有许多世纪的接触，但记述北方民族的语言突然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的初年。匈奴语言属于一个语系，它与汉族语言连间接的关系都没有。语言问题与部落名字问题是有关的。[36]

根据语言和部落名称，可以在分化中找到联系。如果草原社会的形成是基于一部分“旧社会”边境的残余人群，而这些人群又与中国人同源，那么，为什么草原的主要语言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与中国语言完全不同呢？

中国对非汉族的各民族的称呼，甚至在最古老的文献中，没有一个可以概括一切的名字，[37]就像希腊文中的barbaroi(野蛮民族)，只有几个供分类使用的名称。羌是牧羊民族，荆是丛林居民。但是这些名字并不能证明这些民族是“非汉族”的。其他的名字多半是部落的，还有一些或多或少是非汉族名字译音的转写。就是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汉译名字上，也是一样，例如匈奴，有“凶恶的奴隶”的意思，而事实上是汉族对一个非汉族的发音近于“匈奴”的名字的译音，用这两个字既简单又令汉人满意。“蛮”(勉)这个部落名字可以在今日中国南部的瑶族语言中找到，“勉”的意思是“人”、“人们”。盘古瑶自称为“优勉”，而叫红头瑶为“布龙勉”。[38]这种部落的名字是具有地方性的。闽(福建)和缅(缅甸)大概与“蛮”很有些关系。不过这些南方民族的名字与草原民族的名字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因为前者的语言与中国语言有联系。我想，南方蛮族的名字很可能与中国的“民”字有关。

在部落语言的问题中，一共牵涉到四个语系:

( 1)中泰语系——由此产生中国及印度支那(泰)的各种语言及方言。

( 2)藏缅语系——羌族大概属于这个系统，或是从上古起，或至少是从公元前2世纪起，他们分布在甘肃与西藏的边境。毕士博认为周朝的汉语也属于这个语系，[39]而商朝语言则属于中泰语系。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中泰语系与藏缅语系多少有点关系，或者是在很早的时期曾互相影响。[40]

( 3)印欧语系——这个语系包括吐火罗(大食)。关于大食的古代历史及最初的地理分布有很多争论，特别是德国学者们。[41]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公元前2世纪时，他们分布在新疆绿洲之西，今日伊朗地区的边缘。月氏大概属于同一人种及语系。[42]月氏在被匈奴赶走之前，居于甘肃南山(祁连山)之麓。这里，山上流下许多溪水，流向草原，供给许多肥沃的绿洲。在后期的历史中，月氏成为绿洲居民而不是草原民族。所有这些说明了古代印欧语系在绿洲地区的分布。

( 4)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突厥、蒙古和通古斯语言与方言都包括在这个语系里面。最早它很可能是一种森林地区的语言，后来传播到草原、北寒地带以及绿洲地区。[43]

如果说草原社会与中国社会的语言界限是突然形成的(这一点除去司马迁对匈奴的记载外没有其他材料) ，那么这种说法的唯一解释是:草原社会的起源与中国草原边境无关，承认匈奴是远方侵略者，而突然进入到中国历史中来。如果我们想到，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西藏高原、中亚绿洲及草原间有许多不同的语言界域，对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容易明白。

把假设做得过于完美是危险的。但我想从广义上建立一个具有可能性的工作理论，认识综合文化、语言、地理等方面的分化的历史意义。也许在新石器时代，而且是早期新石器时代，中国有四个原始语言系统的人群:黄土高原居民，平原居民，绿洲居民和西伯利亚、北蒙古、东北森林居民。在这四种语系中，黄土高原的语言与平原的语言也许是从一个更原始的语言所分化出来的。

语言是传达思想的工具，受人类生活及行动方式的影响很大。近代学者斯蒂芬森指出，学习爱斯基摩语言的真正困难，不在于字句及语法，而在需要一个不同的思想方法。[44]在讨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时，我认为存在着一个落后的新石器社会和一个先进的新石器社会。第一次比较迅速的进化，发生在黄土高原居民与平原居民相遇的地区。较高的文化形式分别传播到主要黄土地区及主要平原地区。其结果，也许形成了一个黄土高原居民及平原居民所共用的语言，而把原来的黄土高原的语言排挤到另外藏缅语系逐渐发展的地方，又把平原语言排挤到中泰语系逐渐发展的丛林地区。

但是，黄土高原的居民又与绿洲居民互相交流。汉族生活方式在甘肃次绿洲地区渐占优势，一步步把印欧语系诸部从他们最东方的地方挤走。[45]这里，问题又因为草原方式的出现而变得更复杂。草原生活方式不但发生于中国与绿洲的边缘，而且还存在于西伯利亚及东北森林的边缘。

结果，西藏语言在西藏占优势，并依据各部落不同的孤立程度而形成不同的方言。中国语言通行于整个甘肃及宁夏。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则先从森林传播至草原，然后又到草原绿洲，最后，在很晚的时候进入沙漠绿洲。旧日绿洲中的印欧语系族群则被迫退回伊朗。

我们有理由说(虽然只是极初步的假定) ，这种语言区域的重新分布，与文化的进化传播有关系。其大概情形如下:

( 1)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早期的) :森林狩猎居民。饲养驯鹿，但不驯养其它动物，因为驯养鹿的技术与驯养其它动物不同。[46]没有进化到草原游牧制度，因为驯鹿不能在草原上放牧。是一个纯正但有限的畜牧制度。

( 2)印欧语系:中亚绿洲居民。在绿洲边缘驯养马、羊等。不一定能进化到游牧制度，它还需要与其他条件的配合，如文化交流或被从绿洲边缘逼向草原的压力。

( 3)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后期的) :森林居民。有马、羊等，已经是游牧民族，但还未能在草原上放牧牲畜。由于相互刺激的作用，他们与自绿洲中分化出来的游牧民同时或差不多同时。但是在所有草原部落中，不论其起源如何，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传播较快，显然占优势，因为它与游牧生活的关系建立得最早。

( 4)中国语系(包括中泰语系及藏缅语系) :草原及绿洲与中国交接的边缘居民。不接受汉族生活方式，而倾向草原，他们多半是汉族中比较落后的部分。但是在西北最远的一部分也许属于另一种族，并讲印欧语。这些人迅速转变为随草原生活发展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不过他们有一种很强的政治影响力，不同于在森林或绿洲兴起的草原游牧民族。因为他们是头一个与主要汉族文化接触，并抵抗其所产生的刺激及影响力的民族。

这些只是初步的原则设想，实际情况并不如写出来这样的确定，因为不夸张一点就无法表述清楚。原始语言的差异是偶然的事，语言及文化的联系也不会很强，什么样的语言首先和什么样的文化联系大概是偶然的事。但当一个文化的差异愈趋明显，文化愈趋发展，则愈趋于形成属于这个文化的民族所特有的传达思想及感情的语言。[47]

头曼的事业

进一步考虑司马迁记载的政治情况，显然，草原社会及生活虽然更加独立于中国之外(而且是一种新的方式) ，但亚洲内陆的政治还是受到中国所发生事件的影响，这也是一种新的方式。从边缘进到草原的发展，特别是从中国边境产生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新式的游牧社会。只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汉族就要应付其活动中心可以从一片广大地区的一点转移到另一遥远地点的游牧民族，而不是从前边疆的地方部落。相应地，游牧民族虽然能够以新的效率相互联合，却也要在应付长城边疆各地的首领外，还要应付整个的中国。

当汉族社会与游牧民族社会如此显著地分离时，它们之间也持续地相互影响着。其相互影响的力度，也随着其差异的程度按比例地增加。行动与反行动，碰撞与反弹，关系十分紧密。如果想把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仅归于一方，或是中国内地，或是草原，或是草原边境，都是要出错的。我们应该重视草原社会对亚洲内陆边疆的直接的、有力的影响。也要注意到，当其活动中心自分散的草原边缘转移至草原本身后，游牧民族从完全非中国的中亚及西伯利亚汲取了新的活力。但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亚洲内陆边疆上的主要影响力量，还是汉族的势力。

就长城的起源来说，亚洲内陆边疆的形成，并不完全是由于游牧民族的“压力”，而也是由于汉族的发展。这个发展发生于沿长城以外草原边缘的主要游牧制度兴起之前。甚至，当草原民族推广其活动范围，到达中国势力所不能直接影响的区域后，在东北、蒙古及土耳其斯坦东部的草原游牧社会的政治史，仍然受到与中国接触的影响。

显然，匈奴的第一位单于——草原的皇帝——头曼的事业，还有冒顿——头曼的儿子，他杀父自立，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国家——的事业，都受到秦始皇修造长城的影响。草原上面虽然有广泛而自由的活动空间，但在草原历史中，帝国阶段的发展，却迟迟至中国建立帝国，其影响达到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之后才完成。“游牧民族的压力”对秦朝的崩溃及汉朝的建立，都没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头曼是与中国那位伟大的征服者同时的。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说他曾经乘秦始皇征服列国之机，进攻边境。当蒙恬将秦、赵两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包有整个鄂尔多斯草原时，头曼自鄂尔多斯草原“北徙”，这是最早的有关他的记载。[48]这也许并不是说整个边疆游牧民族移出了中国的范围，而只是承认中国对若干边疆边缘地区及其居民的统治，并引发那些从中国强行确定的边境退出的游牧首领的新的政治分离倾向。因此，头曼自己也许是一位边疆的少数民族首领，当蒙恬收鄂尔多斯草原于中国直接统治之下时，他丧失了一些土地及部属。因此，在退入草原深处时，头曼及其部下不得不开始推进草原游牧社会加速的政治发展，这个时期总的历史发展，要比缺乏详细记载的头曼的个人事业重要得多。直到这个时期，秦朝用以征服中国的军队，包含有一部分少数民族的骑兵。这些容易利用的边疆少数民族，很可能是与边疆汉族有接触的人。据司马迁的记载，头曼就是这种人的首领之一。他那个部落的牧场在鄂尔多斯草原。所以，他“不胜秦”的原因大概是:在完成对中国的征服之后，秦国要决定有哪些地方应该包括在帝国之内，又有哪些不该包括在帝国内。只有适宜于新帝国的标准，可用来作基地的精耕农业地区，才可以作为中国的土地来统治。鄂尔多斯草原——大草原的突出部分，向南伸入中国的内地，它却是一个例外。汉族占领它是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也是要保护宁夏绿洲。

这意味着，中国不再需要边疆的游牧民族首领。在汉族认为应当收复少数民族部落及其首领的边疆地区时，他们就要接受汉族的统治，除非他们退到草原去。像头曼这类的首领，因此退出中国，而损失一部分土地和部属。“事业”及首领的职权都转移到草原上来，结果，促成了游牧民族的一种适合于辽阔草原，而不适合于农牧中间地带的社会权力与组织的形成。

冒顿的事业与草原新社会的兴起

头曼的儿子冒顿，在大约10年后，又重新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他是另一种领袖。司马迁关于冒顿的记载很有意思。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国王及将领(如赵国的赵武灵王和李牧)的首次记载，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冒顿是亚洲内陆边疆第一位非汉族而受到认真对待的人。并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司马迁所有关于冒顿的记载，是根据匈奴自己的史诗或英雄故事。对于这个故事，值得作一个简单介绍。

冒顿曾被他父亲送到月氏去做人质，头曼喜欢另一个儿子，想把冒顿除掉。头曼突然袭击月氏，希望他们把冒顿杀掉。但冒顿取了月氏一匹最好的马，逃回匈奴。头曼于是承认他是个英雄，命他统率一万名骑兵。冒顿训练部下要听从鸣镝的指挥，不向他的鸣镝所指的目标射箭者，即处死刑。这样训练之后，他在出猎的时候，以鸣镝射向自己的爱马，没有服从这个信号的人被杀。然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试验部下，他向自己的一个宠姬射箭，没有服从这个信号的人又被杀。后来，在打猎的时候，他向父亲的一匹良马发射鸣镝，他所有的部下都服从了这个信号。冒顿认为他对部下的训练已经成功，便同父亲一同出猎。在打猎的时候，他向父亲射出鸣镝，他的部下跟着射箭。就这样，他吓倒所有的人，轻易夺得部落大权。[49]

之后，产生了部落争霸的战争。东胡向冒顿索要匈奴在头曼时的一匹名马。冒顿不听群臣的劝告，把马送给东胡。东胡以为冒顿惧怕他们，于是又要他的一个爱姬，冒顿还是不听群臣的劝告，将爱姬送去。最后，东胡要东胡与匈奴之间的一片土地。冒顿与群臣商议，许多人认为割不割土地没有什么关系。冒顿大怒，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他杀掉所有劝他割让土地的人。并抢在东胡之前，出兵进攻东胡。东胡没有准备，一战而被征服。其后，冒顿回兵西向，逐走月氏，独占草原，遂侵燕、代及鄂尔多斯草原。这样，他占据了整个长城边疆，并夺回蒙恬所收匈奴故地。[50]

这个记载和中国历史的一般写法不同。不但是内容不同(这是想象得到的) ，而且形式也不同。虽然因为翻译及中国文学的简洁用字而会有些改变，但还是表现出原来在匈奴中流传的史诗或英雄故事的形式。就是在中文记载中，它也很像《蒙古秘史》中早期材料(成吉思汗以前的)那种传说形式，而不像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51]

也许冒顿事迹的细节在这里被扭曲，被混入已存在的传说中去，游牧民族有个传颂他们首领伟大事业的习惯。即便如此，细节的缺乏并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个历史故事所保存的史诗片段。因为它对研究公元前2世纪整个匈奴民族的性质、他们的社会形式、部落兴亡的过程及匈奴单于掌权的经过——简言之，头曼和冒顿这种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有极大的价值。

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这个重述的匈奴故事，证明了一个新的跨越整个草原及边缘各方的社会的建立，而这个新社会突然成为一个活跃的历史动力。也许，马在中亚绿洲边缘的驯养比在中国早，[52]也许骑兵对战车的优势是在草原边缘上证明的。而草原骑士最大的优点是在马上弯弓。中国在商朝就有这种弓，但那时的马上弓箭手还不能与战车对抗。这种兵器也许在新石器时代，即战车使用之前就有了。[53]

中国的弓矢与中亚的骑术结合，使草原战士在战争中极为坚强。但是这种结合还不至于形成一个草原民族，因为马并不是草原生活方式的游牧经济的主要特征。游牧生活的关键是羊与牛，特别是羊，它们不再依赖固定的居住地点，不需有遮顶的围栏和贮存的饲料。[54]半游牧的畜牧一定在公元前5—前4世纪时就在中国内地与草原间的过渡地区发展了。它也许在更早的时期发展于沿西藏高原边缘分布的中亚绿洲的边地。[55]在西伯利亚及东北森林有另一种半游牧的畜牧发展，那里的猎人和采集食物的居民，在驯养鹿之后，又学着在草原上放牧山羊及绵羊。受到所有这些经济活动、迁徙、战争的综合发展的推动，原来迟缓的向游牧制度的进化，突然迅速发展成具有整个草原规模的草原社会。

关于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我们更要注意到，草原游牧制度的迅速成熟，并没有立即发起游牧民族征服中国的企图。司马迁虽然以匈奴为大患，但没有让他们承担秦朝覆亡的责任。他很明白地说，因为秦朝灭亡，汉族自相残杀，匈奴才能进犯边境。[56]他形容冒顿是草原上不可轻视的征服者，但在中国边境上他只是个劫掠者，他不求侵入太深，也没有企图征服中国。

冒顿的重要性不在于他能夺取并占领中国内地的重要土地，而在于一些中国边疆将军，当他们受中央势力过分的压迫时，可以投降匈奴。这便是司马迁要介绍匈奴，介绍他们的历史背景的原因。汉朝的建立者在掌握了中国的战略地区后，被迫于公元前201年开始对匈奴作战，[57]关于这些战争，司马迁一连串地都记载在《匈奴列传》中(《汉书·匈奴传》中也有) ，而《汉书》皇帝《本纪》中对汉匈战争的记载，往往要间以其他事情。[58]

汉朝统一中国的军人及政治家没有征服匈奴的野心，这并不奇怪。

相反，他们要和冒顿讲和，[59]与他和亲，还要贴给他丝绸、酒、谷类和食物，这些东西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贡赋。很显然，中国最稳固的政权如果企图深入游牧地区，也会超过其本身的能力。问题还不是中国征服草原，或是草原征服中国并建立帝国，而是控制匈奴与汉族的关系的问题。在中国中央朝廷能够控制其边疆官员的情况下，游牧民族团结的条件是与汉族官员必须打好交道，不论是贸易或是战争，他们都是命令的代理人。中国官员在中央朝廷的管辖过严的时候，会投降匈奴，这样，贸易和战争就会结合而成为掠劫与敲诈。

从这种不能完全稳定的平衡中，亚洲内陆边疆之中终于生长出一个处于中间的边境世界来！一个渗透着中国及草原的影响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的世界。[60]因此，边疆就成了草原部落团结与分裂循环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朝代兴亡循环的一个因素。草原民族不能完全征服中国，因为长期侵入中国后，终将变成汉族，留在后面的才继续保持草原生活。同样地，汉族侵入草原太远时，也会脱离中国，加入草原社会，而留在中国的则继续发展中国的生活。只有在他们中间，在两种生活都能存在而不完全丧失其本来性质的过渡地区，这两个势力才能接触融合。所以，只有边境的混合文化，才能较远地伸入中国及草原。[61]

第十五章 空间范围的意义——绿洲历史与长城历史

汉族向南发展与向亚洲内陆边疆发展的比较

在汉朝，[62]中国历史的地理范围已经确定。整个中国社会及文化的最后成熟期是在唐朝或宋朝，[63][64]这些成熟的特征很受中国历史早期地理范围影响的。但汉族能够活动的地理范围，又是在更早的时期由中国农业的特征所决定的。这些特征在新石器时代即见开始，其发展也多半是对黄河流域比较有限的环境的适应。

从黄河流域向外发展，汉族发现长江流域的环境，有利于继续发展在黄河流域建立起来的那种精耕农业及专门化的社会。这样，导致了汉族向南发展的范围，但准确的界线还远没有确定。广西、贵州、云南诸省并没有完全被汉族占领。汉族在向南发展时，重点是解决疆域规模扩展所带来的问题——运输的规模、行政的范围、帝国的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的调整。

而在另一方面，当他们向北发展，达到草原时，他们面对的是另外一种问题。这里，要想适应环境，就必须转变已有的战略。向南发展并没有造成中国与过渡地区的冲突，而向北发展则造成冲突。如果发展过甚，就会在边境地区形成一个不同的社会。国家本身是纯粹汉族式的发展过程的产物，会坚持一种持久性(当然也有松动的时候)的政策:限制它的边民，不准他们深入草原。[65]

在草原环境与中国环境之间，有一个存在问题的过渡地带。这个地带的内侧可以由汉族占领并统治，汉族在这里的发展，其他东西也是一样，结果是增长。而过渡地带的另一侧，却脱离中国而倾向草原。这样，就产生一个边疆，它的稳定性要取决于文化、经济、社会及军事条件的复杂平衡。汉族个人或团体一旦超越了这个边疆，就脱离了中国的势力，而受到草原势力的影响。[66]因此，长城可以说是国家要稳定边疆的一种努力，用以限制汉族的活动范围，并隔绝草原民族。

沿着长城，汉族必须应付那些有害于他们已经建立的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环境，因此，也限制了他们所能占领的土地范围。从他们环绕城池的农村社会机制中产生的发展力，动作缓慢。走在前面的，只有一些力量单薄的冒险家、商人和其他先锋。与北部不易进入的草原及南部能够逐渐进入并移殖的地区相比较，汉族的这些向外发展，都不如有利于他们固有生活方式的故土的发展重要。在故土旧地，中国文化根深叶茂，果实繁盛。

这里，我们必须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个社会向新的地区的发展，另一种是政治力量对并未实际占领的地区的伸入。在南方，随着汉族的扩张，山野及半热带的森林都转变成中国式的景观:聚居的河谷，灌溉的稻田，以及有墙的城市。汉族自己在繁衍，与之接触的少数民族在汉化。少数民族汉化，其历史意义，要大于少数民族因抵抗而被杀或后退到更偏远的地区。因为土地成了中国土地，社会仍然是中国社会，在这个发展面前的政治退缩是无意义的。

在草原边疆上，发展与退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的汉族主体并不能原封不动地发展。土地与气候，使过分远离主体发展的人变为另外一种民族。在社会与地理之间产生一种政治冲突。环境的本身只利于汉族生活方式及草原生活方式的混合，但在草原社会主体及中国社会主体各自发展其固有的特征及专门的政治体制后，它们便随着这种发展，而互相对立了。每一种政治势力都会要求它所立足的社会的统一和团结，因此，草原社会主体及中国社会主体都拒绝，并企图压服在它们中间所产生的折中的社会形式。

固定边疆之不可能

由此就产生了没完没了的斗争。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一个固定的边疆，包括一切真正适宜中国的东西，隔绝一切不能适合中国的事物。长城就是这种信念的表现。但是，过渡地区及其以外的草原对整个中国意义不大，而且与中国内地的发展绝对无关，这些事实并不能阻拦在过渡地区形成过渡社会的内在趋势。而且，靠近边境的汉人对这种过渡社会有着贸易的利益，过渡社会也以进一步贸易接触的方式，把这种利益推广到草原上去。因此，虽然草原不适宜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但并没有阻止一部分剩余人口要去适应草原生活，而置国家政策于不顾。

因为这些原因，长城式的绝对固定的边疆，在事实上永远不能完全实现。既然不能完全阻止过渡团体的形成，对这些团体就必须加以统治，交流既然不能完全切断，就必须使它们尽可能地有利于中国，而不是从中国吸走财富及实力。这样，扩张的力量，在南方只是逐渐的土地扩充，在北方则变成帝国的征服、统治及操纵。在草原上，中国的影响成了一个范围程度的问题——中国所能动员的剩余力量的数量与种类，它侵入非汉族地区所能达到的深度，以及它对不能按照汉族标准同化的社会的征服、统治或间接控制的程度。[67]

在任何时期，无论汉族有多么强大，在对付草原民族时，都不能以寻常的汉族方式来使用他们的力量。结果，国家政策在推行者和被推行者之中，都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中国可以向外发射力量，也正是这个力量对中国形成反射。第一，在边疆为帝国工作的汉族官员，在使用国家交付给他们的权力时，也在中国内地获得地位和影响。第二，草原边境的部落，有时是中国的政治及军事的附庸，有时又是草原势力的附庸，可以交替地把汉族的压力发射出去，把草原的压力传送进来。第三，外面的草原部落，有时被中国打败，但有时却可以战败中国军队，它们本身就可以形成一种“帝国”的剩余力量，不时侵入中国。

当汉族完全发展到草原边缘，长城也连成一体时，就出现了草原边疆历史发展的框架。在汉族发展的阶段完成的时候，大草原本身被原来在它边缘的居民所侵入。这些人现在成了真正的游牧民族，可以自由地向任何方向作长距离的移动，并建立了一个与中国地理范围一样，只是人口比较稀少的辽阔草原世界。真正草原生活的技术、经济及社会结构的起源是多源的，也有草原那一边的边缘绿洲及森林地区的影响，如同早期汉族文化边缘上的少数民族的影响一样。但是，汉族文化达到某种成熟的水平，却是建立整个草原政治生活的必要先决条件。当汉族确实占领了长城边疆，搅乱了过渡地区的散漫部落之后，草原上的游动才具有政治的意义。从此，对于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地带，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

因此，从这个时期起，关于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问题，一定要从亚洲内陆及中国这两方面来看。两种基本的势力在影响着这个边疆。汉族本身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像他们的政治力量一样，越过长城而发散到草原上去。在那一边，已经发展其本身独立潜力的草原，也开始发挥其影响力，对抗汉族的势力。在这两个基本势力的冲突的基础上，又产生次级势力，对基本势力的活动产生影响，并使其更复杂化。

中国与草原的政治成熟

汉朝建立于公元前206年，延续到公元220年，中间有一个王莽统治的间隔，即公元9—20年。王莽以前称西汉或前汉，以后称东汉或后汉。在前汉时期，长城历史的主要特征已经成熟，使我们可以依据它们来研究其后的整个中国及亚洲内陆的历史，一直到19世纪。在19世纪，欧美工业制度兴起，造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扩展到世界各地，使远东的历史出现新的发展。研究前汉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十分重要。这个时期汉族历史的范围，已经包括了整个中国，或者说差不多是整个中国。此后长江以南地区也属于汉族了。

从汉族列国的历史转变到汉族帝国历史的一个影响，是草原历史的成熟，它不仅关系到依存汉族边缘的小部落命运，也关系到整个草原。从这个时期起，中国可以说是人类的另一种秩序，草原居民也是这样。中国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规范，中国的各部分都与它相似，每一个重要的变化或进化，都可以传布到整个中国。草原历史也有一个同样足以影响一切草原民族的规范，甚至在他们政治上没有广泛联合的时候。由此，又产生一种影响:虽然中国在某种情况下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但是能够影响整个中国的因素也控制着中国与草原的关系。同样，影响整个亚洲内陆草原的因素，也控制着长城内、外两个世界的关系。

建立汉朝的刘邦于公元前195年去世。[68]匈奴草原帝国的单于冒顿于公元前174年去世。[69]在这个时期，匈奴曾对内压迫中国。公元前140年开始了前汉最伟大的皇帝武帝的统治。他于公元前87年去世。在武帝的统治下，中国的政治力量有了巨大的发展。一个中亚的帝国殖民地被建立起来，一些匈奴部落成为中国的同盟或附庸，匈奴的大部分则被赶到外蒙古地区。同时，外蒙古以西的中亚西部草原部落，和一部分在外蒙古、一部分在满洲东部的草原部落，渐渐显得重要。[70]他们要分别应付匈奴及汉族。但是并没有在草原上出现一个永久、稳定的中国“帝国殖民地”。有时，这些部落与匈奴战争，有时则完全是部落冲突，有时则又与汉族同盟，有时也和汉族战争。虽然在武帝时期，汉族在东北的南部及高丽也建立了比较强大的帝国殖民地，[71]但是，与他们对中亚的统治的情况一样，这并不能帮助他们对草原进行有力的控制。

西汉政策:防止边将变节

在表面上，汉族对中亚侵入的深浅，以及游牧民族对长城边疆压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汉族及少数民族是否出现了雄才大略的皇帝、将军或单于。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有足够的材料表明，在中国及亚洲内陆一直存在重要的变化。新的权力出现并经受检验。帝国的形成，也不是完全由中国及亚洲内陆社会的分别发展决定的，而是二者的相互影响。只有检讨亚洲内陆及汉族生活的各种秩序及其相互影响，我们才能了解他们发展的路径，以及为什么他们不能把中国及亚洲内陆的历史合而为一的原因。

在冒顿的领导下，匈奴攻击长城边疆各部，并占领了秦始皇企图置于中国永久统治下的鄂尔多斯草原。[72][73]很显然，这种胜利更增加了这位伟大匈奴单于的集权式的军事统治。不很明显却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入侵的影响并不限于当地。虽然汉朝刚刚建立不久，中国及草原之间的制衡问题便已提到日程。问题已经不再是部落民族或汉人占领了长城过渡地带的某一部分，而是当地的“要人”，或附近与他们有关系的“要人”，向草原或中国内地寻求他们的地位与权力。这时已经有了草原生活特征的规范，及中国生活特征的规范。但是草原游牧制度与中国农业制度，都不能完全阻止草原边缘上的过渡地带从这个规范退化下去。在这种地区，游牧与农业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选择的。

以这种观点去检讨冒顿时代的匈奴帝国与汉族帝国的冲突，显然，早期汉族边疆的战争并不完全是对匈奴的战争，而有不少是对边将的战争，这些边将是过去北部汉族封建列国的边疆将士的子孙。汉朝的成败并不在于匈奴多占或少占一些土地。汉朝在中国内地是中央集权，是统一的。一个边将可以不尊奉皇帝的命令，并且在压力过大时投降匈奴，这就引起了一个极危险的问题。这种叛变的举动会导致整个帝国的分裂。刘邦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中国内地建立帝国的最高主权，他没有扩大中国疆土或保卫如鄂尔多斯草原那类过渡地区的紧迫要求。刘邦很可以让匈奴再多拿一点，如果他们的目的只是一点土地的话。

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的情势可以证明上述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使刘邦在帝国还没有稳固的时候，就从中国内地转到边疆，从事大规模战役的理由，一定是要防止汉族边将拒绝接受皇权而投向匈奴。这一看法可以由刘邦边疆战役的事实来证明。在公元前201年，匈奴在今日山西西北部包围了一位汉将。这位将军是刘邦当日开国时的部将，但他投降了匈奴，刘邦立即亲自统兵来战，他“亡走匈奴”。[74]

很显然，匈奴自己并没有来占据什么土地。使这一个地区变得重要的原因是汉族边将的叛变。而且，这个边将和他的同伴并不想要脱离暂时的对匈奴的屈服。他们募集军队，建立符合他们意愿的“王国”，树立一个傀儡国王，并与匈奴联盟，抗拒汉朝皇帝及其军队。

这个时代真正的政治问题，是对皇帝及其军队的抗拒，而不是匈奴侵略的问题。这一点可以由公元前200年的一个事件证明。匈奴攻击山西北部的代郡，这个地区的守将弃地而逃回京城。但回到皇帝身边后却没有被问罪，而被封了一个侯爵。[75]这里再清楚不过的是，从王朝的利益上来看，北部边将最要紧的事情是个人对皇帝的忠诚，辅佐皇帝在中国境内维持不可动摇的统治，不脱离中国皇帝而去做匈奴的附属。总之，边将们最重要的事情，并不在于能否成功地阻止匈奴侵入长城边疆的什么地段。

边疆管理的目标:保持边疆人口的中国规范

这种政策对于正在建立的汉朝是至为重要的，在弄清这些政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考察这种政策进一步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汉朝及其以后各朝，帝国机构的运转必须保持向心的平衡。在邻近草原的地方丧失一小片土地，不会卡住整个帝国机构的运转，取得一小片土地，也不会增加国家的威望。重要的问题是边疆行政长官不能从事离心活动，或者是投降匈奴，或者是自己建立边疆小国。脱离帝国统治的意义是，他们会动摇皇朝权力的原则，在不想服从皇帝的时候去和匈奴妥协。

如果草原边缘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边疆”，像长江以南地区一样，它就可以真正实行中国农业经济及社会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成熟的，明确的。但困难的是，既不能与长城之外非中国式的生活完全隔绝，又不能像同化长江流域少数民族那样地同化草原少数民族。草原边缘并不是断然清晰的，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在不同的程度上，既有草原部落趋向中国规范的趋势，也有汉族边民脱离中国规范的趋势。

过渡地区的居民是受他们自己的利益支配的。在两者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同时利用汉族的农耕技术与草原的畜牧技术。但是，在这样做时，他们必须修改农耕方式，不要太精深，不要太中国式。他们也要修改畜牧方式，不要太粗放，不要太游动。对草原游牧社会来说，有一个半游牧的边境，就像黄河流域的中国社会有一个半农业的边境那样，反常而有悖于规范，并破坏社会秩序。在贸易和文化交流上，过渡地区居民可以在中国内地与草原之间获得利益，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生活秩序的独立民族。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够大，另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内地及草原的秩序都已经高度发展，过渡社会被夹在中间。因此，没有一个真正的过渡混合文化可以成熟起来，那里的人们的利益所在，也是一个世纪跟着一个世纪地徘徊于草原与中国内地之间。

既然如此，中国边疆政治的主要目标，就是使草原边疆的人们在不能完全符合汉族规范时，至少应该不出中国规范的范围。在长城沿线的那种社会、那种财富、那种权力，对中国的福祉来说都是不重要的。但是，又一定要叫他们倾向于中国的重心，至少要防止他们形成离心的团体。要造成这种情势，就要在经济上，使边疆的人感到财富流入内地时，要比流入草原有利。在政治上，使边疆统治者感到依靠中国，要比投靠草原首领及联合草原部落更有利。

由此可以得出若干重要结论。一个确定而稳固的边疆的想法，即长城边疆观念，在中国整个结构中是内在的。不能包括在内的东西就排除在外。事实上，这种想法是不能实现的。长城也只是一个大略的边疆。边疆的每个部分既然都存在混合生活方式，它就会相应地建立当地财富与权力的规范，并且要逐渐发展，扩大范围。为了防止边疆强人背叛中国并侵略中国内地，或脱离中国投向草原发展——这两种情况都差不多——从而破坏财富及权力的向心性，就必须使边疆的发展成为中国内地产生的向外发展的工具。事实上，汉族向草原边疆的发展，自然是由中国的中心产生出来的。但是，侵入草原本身的企图，却是由于边境新的不规则发展的刺激，而非中国本身的正常要求。整个中国的持续发展，自然要产生剩余力量而推动对外扩张，但当这种力量转向亚洲内陆的时候，其通道，却是由已经在边疆本身活动着的力量所打开的。这是汉族在亚洲内陆的殖民活动不同于其在江南的殖民活动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汉朝与匈奴

这里所说的观念，必须要和真正的历史记载作一个比较。汉朝在中国稳定之后，匈奴的压力——指的是汉族边将之投降匈奴——没有构成直接的危险，但并没有停止。在全部边疆历史中，在汉朝及以后各代，最奇怪的是边将们反复无常的现象。汉族边将即使在汉族战胜时也会投降匈奴，而游牧民族也会在草原势力占优势时投降中国。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的伟大时代开始。在这个时期，汉族迅速而深远地进入中亚的绿洲地区。同时，一部分汉朝将领胜利地在草原上与匈奴作战。他们的军队在机动性及攻击力上可以和游牧民族相比。这些将领有许多就生长在边疆及其附近地区，[76]这并不是令人惊奇的事。我们可以相信，在边疆，一部分汉族已经习染了某些草原的生活方式。从小牧羊放马的人，[77]长大了就会精于骑射，也许还了解匈奴的语言，这些自然都是优势。他们知道如何与匈奴作战，也熟悉统率军队离开根据地进入草原的必要战术，使他们能够在征战中成功。有些汉将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或者就是为汉族服务的少数民族，[78]这也不足为奇，无论他们为汉族服务还是加入游牧民族，完全依当时的情形而定。[79]

更重要的事实是，征战军士的数量如此之多。很显然，遣派军队征伐匈奴，并不是因为偶然找到了一位有能力的将领。当时作战的是一个整体的阶级。这就是说，边疆与草原的战争是那个时代的特殊表现。征伐匈奴不只是中国内地产生的向外扩张的结果，边疆的内在本质所包含的力量会使边境倾向草原，这种情况强迫整个中国要以全力来维护这个边境。

除了少数民族及半少数民族为汉族服务之外，[80]汉人也有投降匈奴的。[81]在他们之中也有善战的将军。[82]中国史书在记载这类投降时，多半说他们怕战败而受惩处，或怕被朝中的对手陷害，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但是，如果当时的情势不是使一位统帅很容易地成为一个谋财之人，为承诺的报酬(不是贿赂而是职业)服务，则朝中的忌妒、对手的影响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这些情况并不是说明汉朝是“帝国主义的”。相反，它们与西汉时代整个中国发展的趋势相符合。例如土地主权、家庭制度、赋税、国家行政方式等，随着封建制度崩溃而来的变化仍然在继续发展。[83]毫无疑义，这些变化在中国造成了过剩的力量，也许还有过剩的人口。但是在适合于中国发展规范的地区中，有足够的新事情可做，没有必要到不适合中国规范的草原地区去发展。只就中国本身而言，发展的趋势一定会产生绝对、固定的长城边疆的观念。简言之，比较中国的内地与边疆，可以证明，虽然在边疆以外的帝国权威的维护是依赖中国本身的实力，但对外扩张却不是中国内部的发展所促成，而是边疆势力活动的结果。

有一个人们熟知的事实，只是其重要性还没有人指出过。草原的发展也有一个规范。汉孝文帝时(前179—前157) ，一位中国公主嫁给了匈奴的单于。护送她去的有一个太监，是旧日燕国地区的人。[84]因为他被派赴匈奴是违反他自己意愿的事，所以他发誓做“为汉患者”，于是处处为匈奴打算。中国史书上所记载的他向匈奴的进言或与汉使的辩论，必定反映了当时传统的知识和观念。但是，这些材料清楚地说明，部落特征占优势的草原生活，与容许有野心的强人在依附匈奴和依附中国之间选择的边疆生活，还有相当的差异。

这个太监指责匈奴单于之贪求中国的丝和粮食。他说，匈奴的人口，不如中国一郡，但是他们很强大，因为他们的衣食及其他都不仰赖中国。如果单于要改变匈奴的习惯，使他们依赖于中国的货物，中国只要派五分之一的人来，就可以使匈奴臣服中国，就是说使匈奴人脱离自己的统治者。另外，穿着中国丝绸做的衣服在草原灌木丛中乘马疾驰，丝绸很容易损坏，不如皮衣。中国的食物也不如乳及乳制品方便满意。在和汉使辩论时，这个太监也坚持说，匈奴的野蛮习惯及社会组织极适合于游牧生活，而这种生活自有它的好处，不能以中国眼光来看，说它野蛮或者不如中国的生活。

这个记载所说明的不但是草原“规范”的特点，在这个规范中，草原生活也有基本的衣、食、住的形式。[85]流动性与经济独立性的结合，使草原社会在战争中极其坚强，匈奴因此可以和中国为敌，虽然他们的人数很少(这也可以反证一般人所认为的游牧部队一定是不可抵抗的大军) ，却随意攻击中国。这些记载也说明，基于草原规范所建立的权威，同中国的权威情况一样，如果对边境过渡地带的社会、经济、贸易、赋贡等妥协让步，就会产生危险。

所以，像中国社会一样，草原社会内也有若干典型的过程，令其自给自足，并隔绝中国内地及草原。但是，如中国那边的情况一样，草原社会也产生边境活动，使比较不显著的草原边境与不显著的中国边境相汇合，造成一个不确定的地区。这里面的人不能确定自己的利益是在草原还是在中国。这个过渡地区的不确定性，也受到草原内部的草原秩序与中国内地的中国秩序稳定性的影响。

汉族向中亚渗透的开始

比较草原规范、中国规范，以及每一种规范都要解体的长城边疆，就可以得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用以衡量当时汉族对中亚的渗透发展。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这个发展始于汉武帝的使者张骞的重要出使。这次出使在公元前140年之后不久，它的目的是联络月氏。[86]月氏这个部落在匈奴之西，被匈奴的伟大首领冒顿击败，一部分迁徙到西方。张骞的任务是与他们结盟，由月氏攻击匈奴的侧翼，以减轻其对中国的威胁。

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征服”中亚之始，但必须弄清楚的是，这里并没有“征服”。张骞也绝不会到一个并不了解的世界去，他有一个出身游牧民族的人陪同前往。汉族从匈奴那里知道月氏是中亚最主要民族之一。他们也一定知道还有其他可以接触到的，而且不受匈奴统治的部落、民族及地区。简言之，我们很难说张骞的出使是一个突发的主张。很可能，当时已经存在这种趋势，使中国的影响，特别是贸易伸展到今日新疆的绿洲去。此时所做的努力，是要看能否将这些潜在的关系联合起来，以对付匈奴。

张骞在出使行程之始，便被匈奴捉住。他在匈奴那里住了十年，娶了一个妻子，从而完全熟悉了草原的情势。匈奴对他的监视渐松，他终于从匈奴逃脱，继续他的行程。他访问过今俄国境内的一些王国，也到过新疆各国，但没有能缔结任何联盟。在他回中国的路上，又被匈奴捉住，不久，再次逃脱。张骞西行历十三年。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一百多个随从，但只有妻子和陪他去的游牧民族的同伴与他一同回到中国。他带回来的情报说，有一条商路从四川通到印度，再通到中亚。不过汉族还不能利用这条通道与那些地方直接联系。张骞后来经历包括到内蒙古东部作战，以及第二次出使中亚，到达今日新疆北部的乌孙。

汉族向中亚发展的根本原因

张骞通西域之后，汉族的势力就开始向今日新疆的绿洲伸展。这种对外发展很容易被假定为:由于获得了新知识，为了新的市场，于是中国的贸易由丝路而穿行中亚;中国活力渐增，而需要一个帝国殖民地，于是派遣军队去征服新的土地。这样的假定是不可靠的。

首先，尽管汉族的势力相当深入中亚，但这些活动与同一时期在草原上的活动不一样。[87]在草原上，汉族军队要脱离中国的根据地，在其机动性上要能与游牧民族对抗。远征中亚的部队要经过许多贫瘠、干旱的地区，那里很难取得给养，必须要在运输方面做极大的努力。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从一个绿洲打到另一个绿洲，他们可以在绿洲中找到农业和定居的人口，可以像在中国作战一样地补充给养。草原战争需要真正的技术，而中亚绿洲的战争中，不必做累赘的长途行军，只须有足够的力量去压倒绿洲居民。[88]

第二，当时并没有发展出一种对整个中国的经济有重大关系的贸易。在新疆诸绿洲中，人口大概没有一个超过100万的。在社会结构方面，每一个绿洲就是一个中国的缩影。[89]生活的基础是农业——灌溉的精耕农业。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这个时期及以后的绿洲中有奢侈的富人，而大多数农民却很穷，购买力也很低，不过他们的经济仍给地方统治者提供不少赋税。

这些农业绿洲的基本产品及商品和中国的一样，所以，除了可以承受高价运输的奢侈品外，它们没有和中国贸易的必要。虽然运输比较安全，有钱的消费者也不少，但对奢侈品的需要量并不大。像丝绸这类货物的贸易，不能以中亚市场，或经由中亚到近东及罗马帝国的市场的销售量在中国丝绸产量中的比重来估算，而只能把它看作礼物或变相的补贴，送给中亚小国的君王或贵族。或者把它看作是供少数中间商人牟取高额利润的东西。这就是说，中国与中亚关系中的经济因素，一定由于边疆商队商人及中间商人的拉拢，而不是中国丝绸生产地区丝绸生产发展的压力。

西方的学者都以为，中国要维持“丝路”的交通，虽然汉族对于中亚辽远地区的知识很少，但他们一定要维持丝绸的输出。一般也都相信，虽然不能从中国记载中找到证据，中国对养蚕制丝的技术是严守秘密的，以保持这种专利。这种想法大概是由于丝绸贸易商并不是中国人的缘故。中国以外的地区需要丝绸，但国内并没有增加出口的必要。因此，贸易多半是在中亚商队商人及中间商人的手里。也许丝绸的输出是由赏赐及补贴开始的，丝绸成了奢侈价值的标准，小国君主接受的这种赏赐、补贴太多，便把它们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当丝绸到了不知其原料和生产方法的中间人手中时，就产生了中国专利秘密的传说。

事实上这种秘密是无法保持的，也许养蚕的技术出现得很早，但很晚才传到中亚。斯坦因在敦煌发现过萨珊风格的丝织品。他提出三个可能的解释:1.把丝运到波斯，织成丝织品，再运回中国边疆地区;2.中国人按照外国的样子织的(就像后来为欧洲市场特制的瓷器一样) ;3.早期输入养蚕技术的和阗，是一个与阿姆河地区及伊朗地区联系密切的手工业中心，所以能织出近于萨珊型风格的丝织品来。[90]这最后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最大，而前两个解释则可能建立在一种潜在的假定上:认为汉朝，至少是唐朝，中国的经济机制可以在中国内部产生开辟对外贸易通道的要求。但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到了19世纪，中国对外贸易的要求仍然很少，国家政策是不提倡，有时干脆禁止对外贸易。

第三，国家和皇朝都不需要帝国殖民地。宫廷对于玉一类的奢侈品和名马很有兴趣，[91]就像中亚及其以外各地的统治者及商人对中国丝绸发生兴趣一样。但是由于上面所说的经济困难，朝廷不可能大规模地在中亚榨取殖民地利益。虽然中国历史记载中的数字不能够用来计算中亚战役的消费，虽然“可见的”军事支出可以由就地征收及以囚徒充军来减少一些消费，但是没有必需品及大宗消费品的贸易，殖民地利益一定远不能补偿军事征服的费用。

最后，我们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汉族不是为征服而征服。史籍所记载的征伐理由中，贸易及奢侈品的索取都是次要的，我也不相信会提到赋税的问题。在政策问题上只有两个，这两个其实是一个政策的两个基本方面:或者是控制中亚的绿洲及部落，以建立对抗草原游牧民族的同盟;或是对绿洲进行防御性占领，以免游牧民族利用它们作根据地。这个政策的两方面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征服”。中国政治家们真正需要的，即其真正的目的，是造成一种情势，使绿洲小国王们认为依附中国要比做游牧民族的附庸更有利。

汉族在草原边缘地位的困难

从上述情况来看，汉族似乎不是自己要进入中亚，而是被拉进绿洲地带，正如他们在同一时期被拉进草原作战一样。在绿洲中，和在草原上一样，地区的过渡性及人口打乱了中国式的平衡发展。汉族在中亚活动最盛的时期，也正是他们侵入草原最深的时期。其原因也是一样:中国的核心利益是需要一个闭关的经济，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和一个绝对的边疆。但是，边疆上的局部利益破坏了这个理想模型的边缘，使其无法将中国的世界与亚洲内陆的世界截然分开。

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历史上的亚洲内陆部分，可以分为绿洲部分和草原部分。认识两者的区别是很有意义的。

沿着面对蒙古草原的边疆，有一个逐渐的，在许多地方又是不确定的变化地带，变化首先是出现一种有利于混合经济，但又融有较多的汉族特征的过渡地区。这里，人们大体上倾向于中国。但有时，中国出现政治混乱，而草原却走向联合，在这个时候，一些汉族边民会脱离中国而投到游牧民族的势力中去。在这个地带的外面，还有另一种过渡地带，这里也有利于混合经济，但融有较多的游牧特征。在这里，人们倾向于草原。但在整个中国力量胜过草原时，他们会乘地方势力低落时脱离草原，投向中国。这两类地区本身，又可以被分成更小的地区，根据不同的土壤特征可以分成不同的地区。土壤的性质在同等情况下又取决于雨量、植被及其他气候条件。在长城主线之北，还可以找出一些外城和边堡，它们与土壤区域的界线非常符合。[92]

在这些转变地带中，汉族企图以不同的方法，建立一个确定的政治界限，以分隔中国的农业与草原的游牧。在后代的长城边疆历史中所用过的各种方法，汉朝似乎都曾试过。

组织中国农民直接移民的方法，是极端不经济的办法。[93]这个办法的代价之高以及成果之少，表明其目的是要把农业人口移殖到平常汉族不会到达、不会居住的地方。因为环境的贫乏及运输的困难，正常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在那里存在，那里也不可能与中国内地保持一体的关系。因此，殖民的目标一定是政治的，对可能会被游牧民族占领的地区作防守性占领，并维持那里的完全汉族式的社会。因为一个混合的生活方式，若没有中国方面的干涉和支持，一定会成为游牧民族的附庸，助长他们日后对中国边境的侵犯。直接移民的办法是屡试屡败。其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一种使国家投资及维持经费超过收入的农业经济，是违反中国国家及社会的整体秩序的。

因此，汉族的政策是走向妥协，虽然那些主张妥协的人也承认，真正的问题虽然暂时躲过了，却不是永久性的解决。[94]其办法是，或者允许边疆的汉族自求生存，政府只给以必要的支持;或者把野蛮民族置于汉族“保护”之下，鼓励他们积极汉化。在国家支持逐渐减弱时，边疆汉族会极力适应环境，设法自存，结果他们自己在性质及权益上成为半少数民族。到了一定程度时，就很难说这个人是汉人或是少数民族人，他到游牧社会去和留在汉族社会中是一样地容易。他的态度可以随中国及草原间平衡的轻微变化而转移。至于那些放弃了一部分游牧特性，而加入过渡地带的汉族边缘的少数民族人，也可以很容易地返回草原，除非他对汉族的忠诚仍有利可图。从接受汉族补贴转变到向汉族勒索是太容易了。

在绝对的中国秩序与绝对的草原秩序之间，有许多转变地区及人口，其转变的程度和混杂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很显然都不是征服的结果。在过渡地区，在草原上，甚至在草原以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汉族稳固地发展。而且，汉族力量的侵入越深，依赖这些力量维持中国权益的可能越小。作长距离的远征并战胜草原民族，汉族的军队必须学会如何在草原上生存。他们因此会养成若干游牧生活所必需的特征，他们的将领也会像草原首领们那样去指挥。这不但在战争期间是如此，即使在战争间隙对边疆地区进行控制管理时——包括补充给养以及监督中国军队及部落友军的关系——也是这样。

在汉族军队中，长期战争造成了军队及其将领的双重地位——他们意识到，是他们自己的力量在维持中国与草原间的平衡。如果他们愿意而且有利可图的话，他们可以选择，或是与过渡地区的草原一方联合，或是与长城一方的汉族联合，从而改变这个均势。相反，和平局面只能出现在战争间隙，那要在直接由汉族占领并统治的土地之外，容许游牧附庸及其首领的存在。对他们必须要有贸易、补贴、爵位，否则那些首领及其部下还是行抢掠之事更为有利。如果能够把他们安排妥当，远方的部落便会来依附，要求同样的待遇，从而深化这个边缘地带。这样，汉族守军及游牧附庸的缓和，便会发展成一个有力的混合社会，并以投入草原独立部落为要挟，要求更多的权益与补贴。

汉族在绿洲的地位

绿洲不同于草原的地方是，它的位置是确定的，可以被战胜和占领，而没有深浅的问题。新疆的绿洲在这个时期，已经是繁荣的灌溉精耕农业的中心。因此，那里的人们虽然在体态及语言方面与汉族不同，但其经济与社会组织却完全同于汉族，这一点更为重要。为了到达远方的绿洲，这里的汉族军队必须比内地的军队有较大的机动性及独立作战的能力。但是到达一个绿洲之后，他们会发现，在陌生世界的荒野中，竟有一小块熟习的中国式的现成的基地。因此，汉族向中亚的发展，并不像向草原发展那样的徒劳无功。它占得若干固定的据点基地，尽管它们只是距离中国内地很远的前哨阵地，却能维持中国的特征。戍军不需要改变他们的战争方式与生活方式，像在草原作战的军队那样。所以，只要其他条件允许，就可以对绿洲进行稳定的占领。

对这些“其他条件”，我们必须加以检讨。首先，面临蒙古草原的长城过渡地带与面临中亚绿洲的地区，差异很大。在中国内地及蒙古中间，长城把传统中国生活方式比草原游牧方式更占优势的地区都划给了中国。在这些地区中，有些东西会削弱中国农业的特征，但是最成问题的地区都在长城以北。而在中亚地区，长城却包进了大块的很成问题的过渡地区。在那里，在今日宁夏和甘肃范围内有一些半绿洲，[95]大体是可以灌溉精耕的土地，间以一些可容粗耕，但更有利于畜牧的土地，在这类地方会存在脱离汉族规范的趋势。内蒙古地区，即外蒙古大草原的门户，在长城以外，而“内中亚”却在长城以内。[96]长城外面是沙漠，沙漠中间是孤立的绿洲。

可以想象，正是甘肃和宁夏那些可灌溉的类似绿洲的土地造成了这种差异。这些地区自然是与中国内地一致的。它们与中国内地的关系，不在于中国经济及文化的质的提高，而依赖于中国规模的扩展。只要中国成为一个庞大而且统一的整体，这些边境地区就自然倾向于中国。由于在半绿洲之间分布有贫瘠的“非汉族”式的土地，交通、交流、贸易都很困难，这固然使西北地区的分裂主义更甚于中国内地的地方主义，但这并不足以摧毁与中国的联系性。由此也就形成了后来甘肃与宁夏的特征，即同中国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的矛盾。[97]在那里，回教没有像印度佛教那样汉化，回教的分裂主义不断转变为政治组织及军事行动，但这种分裂主义又被一种坚持汉化的生活所抵消，其中最要紧的是汉族语言的优势。只有几个偏远地方的回教社区还讲突厥语。大多数说汉话的回教徒，虽然还保持一点回教的分裂主义思想，但他们的思想已经汉化了。

绿洲中的汉族及少数民族势力

长城以内的甘肃、宁夏与长城外的新疆的分别，可以用距离及规模大小来说明。在较近的地区，中国可以分别控制每一个类似绿洲的地区，尽管它们都比较孤立。在新疆，中国的力量因为距离太远而减弱。结果是，中国影响对任何一个绿洲来说，其历史意义，还不如各绿洲间相互分离的问题重要。所以，绿洲世界的历史模式取决于绿洲内部的发展与绿洲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要区别两类绿洲，即被沙漠隔绝的绿洲和被草原隔绝(其实应该说是联系)的绿洲。[98]在草原联系的绿洲之间，畜牧及游牧民族的迁徙是可能的。这种绿洲会受游牧部落势力的影响和渗透。在被沙漠隔绝的绿洲之间，旅行是可能的，但移殖却不行。游牧民族在征服这种绿洲时，也和汉族一样要进行远征。少数民族和汉族都不能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将绿洲围绕起来。

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中由草原联系的绿洲，很容易从蒙古、俄属土耳其斯坦及西伯利亚草原的方面进入。近旁广大的草原及草原社会对其影响很大，就像甘肃及宁夏地区受近旁汉族的影响一样。由沙漠分隔的绿洲，散布在新疆南部大戈壁的周围，呈一个椭圆形，对于它们，最好是从其与草原及中国的隔绝性来理解。要占领它们，不会是沿草原社会或中国社会的边缘向其推进，而必须派遣军队长途跋涉，然后设兵驻守。

但是，有一点，进入这些沙漠分隔绿洲的汉族势力，比游牧民族势力要占优势。汉族势力必须远离本土，作为独立的前哨，但仍然可以维持驻军的中国特点。除了土地大小、人口多少以及孤立的情况外，每一个绿洲像是中国的一个行政单位或据点。驻军对居民的职业很熟悉，绿洲中的城池与周围农业地区的关系也是一样。这种生产及习俗的相同，比语言及服装的不相同更重要。即使当地驻军及其首领与本地居民联合，形成小朝廷，不大服从远方中国帝国的指令，建立本地利益，并取得相当程度的自治，但其结果亦不过相当于中国自身地方主义的极端表现而已。当地的经济性质还是照旧。当地社会的价值与法令，虽然有政治统属上的变化，但并无实质内容的改变。

另一方面，先进入草原绿洲，然后又发展到沙漠绿洲的游牧民族，却要经历一个逐渐“非游牧化”的转变。在草原边境北部绿洲中，游牧民族的移殖与征服当然会常常压倒绿洲的农业及社会，也许或早或迟将它们推翻。[99]但是，农业在适宜地区内的恢复，却是不可抗拒的趋势。[100]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从游牧社会的某些方面(特别是机动性上)获得力量。他们凭借这种力量自立为绿洲的统治者，绿洲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但这样会限制他们的机动性，破坏其力量所依赖的机制。于是，游牧社会内部就出现了一个摆脱不掉的矛盾。[101]

当游牧民族自草原绿洲推进到沙漠绿洲时，这种矛盾更形尖锐。因为这超越了有利于他们的那种社会的环境，少数民族自己造成了和汉族深入草原过远时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前面的少数民族被迫在生活方式上(如最基本的食物与获取食物的方法等) ，脱离游牧制度的规范。他们的首领受的影响尤其大。在草原绿洲，首领们可以用新的方法来保有因充分的移动性所带来的力量。但到了沙漠绿洲，会很快完全脱离草原，而不得不依赖另一种力量。

对整个草原游牧社会来说，在草原绿洲与沙漠绿洲之间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回报减弱的界线或者区域。在这个区域的这一面的边缘，存在一个有所改变的草原生活方式;在那一面，由于回报减弱，使这个社会向与草原生活不同的方向转变，最后完全与之断绝。它形成一个范围，在它以外，游牧社会就无法永久维持。

绿洲社会的本身是一种“原子”社会，绿洲环境的性质造成了比较狭小地区内的大量人口，而周围或者是毫无人烟的沙漠，或者是只有少数游牧民的草原。同一区域内的绿洲居民倾向于雷同，但不可能合并起来。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自给自足的特性，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发展的范围不容许他们向外伸展。在他们的同一性上很难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政治统一体。[102]

因此，新疆绿洲总的历史，要受到外来势力侵入整个绿洲地区深浅程度的左右，受到统治势力联合各个绿洲程度以及将各个绿洲之间进行联合的程度的支配。由于草原绿洲与沙漠绿洲孤立的程度不同，每一个绿洲自有其本身的历史。但总的说来，它们徘徊于草原特性与中国特性之间。它也受到由印度、伊朗和西藏经艰苦山地侵入的次要势力的影响[103]。

边疆均势的消长

在政治上，汉朝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第一次进入中亚(后来的后汉、唐朝、清朝都做过) ，是要“断匈奴之右臂”[104]。一方面是怕大草原的游牧民族经宁夏、甘肃而与西藏高原的游牧民族联络，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争取与草原绿洲有关系的游牧民族，让他们对抗大草原的游牧民族。

除去这些当时的理由之外，通过对中国、草原及绿洲社会的研究，我们还可以补充其他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汉族及游牧民族的边境部落，都倾向于绿洲地区及草原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时期的积极发展，又会使中国或草原社会的主体企图侵入靠近边疆某处的绿洲地区，或是侵入大草原及边疆其余部分之间的过渡地区。在这个时期，从本部向外发展的力量加强了原有的边境外倾趋势，但是在其他时期，边境与本部是互相保持均衡的。

侵入的深浅，由社会本部与边疆是对立还是合作的情况来决定。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发展或侵入的事实会造成其自身的后果。主要的后果是脱离发展的社会规范，这对汉族或草原民族都是一样的。每一个社会迟早要遇见一个回报减弱的地区。如果这两种社会的回报减弱界线是一样的，就会出现稳定局面，一些边境地区稳定在草原范围内，其他则在中国势力范围内。但是这条界线的情况却要依时间及地点而变化，因此，我们不说“界线”而说“地区”，这样更加清楚，并且能够表现其历史意义。即使在绝对有利于游牧民族或汉族的地区，其占据的前沿位置及进退的范围也都有区别。一个时期的优势，可以使一个社会的前哨进入平时对它没有利益的地区中。一个时期的劣势，也可以使它们从原来容易统治的地区退却。而且，这种消长是与边疆社会的构成及局势的变化——游牧民族依附汉族或汉族依附游牧民族的程度的变化——同时的。这种变化可以在前，造成侵入深浅的差异;也可以在后，作为前进或后退的结果。最后，均势的变化，可以开始于边境对内地力量吸收，或内地实力的增进，使它能够加强并推进它的前哨。

因此，研究长城或亚洲内陆边疆历史的任何时期，都必须先检讨其结构的不同成分的比例及意义。第一，是中国及草原社会发展的指标及阶段。第二，是每个主要社会的中心与边缘间平衡或不平衡的程度。第三，是中国及草原社会所附属的混合社会的复杂构造——地区间的比例差异及其倾向于任何一方的程度。其重点分配在正面或侧翼的问题包括在第三项中。所谓正面是草原与农业中国之间的内蒙古地区，侧翼是新疆的草原绿洲与沙漠绿洲。中国对抗游牧民族的有效行动范围，或是游牧民族对抗中国的有效行动范围，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是这些条件间的均势的结果。

在汉代，匈奴游牧民族深入中国内地，汉族也更远地深入草原。这些都可以叫作正面战争或长城战争。有时与它们同时，有时与之交替发生的，是新疆绿洲地区的侧翼战争。这里，优势徘徊于游牧民族容易接近的草原绿洲与汉族易于接近的沙漠绿洲之间。当汉族占得优势，将影响施之于那些部分依附于草原绿洲、部分依附于大草原的部落时，会造成这些部落间关系的混乱及战争。在公元1世纪的一个类似期间，有一部分匈奴部落脱离了匈奴本部，向西迁徙。一般都认为，这件事说明了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与后期罗马历史上的匈奴间的联系性。这种看法虽然不能证实，却可以有一个更明确而且更重要的推论:大草原上的迁徙与征服，可以起因于部落均衡的改变，而这些部落不属于规范草原部落，却属于边缘部落。

相反，汉族进入中亚，切断西藏高原部落与蒙古草原部落间的交通后，又为自己造出一个西藏边疆的问题。也许这种情势促成了西藏边境部落的形成，因为柴达木和青海高原没有一个足够富庶的牧场来支持一个大型独立的游牧社会。这些边境西藏人，一方面可以进入甘肃边疆的类似绿洲的地区，另一方面可以到达新疆南部的沙漠绿洲。对这些边境西藏人的管理极其困难。他们可以成为附庸，也可以劫掠中国与中亚交通的走廊，也有与蒙古地区的匈奴建立联盟的危险。要征服他们很困难，因为西藏高原的山地险峻。另外代价也太高，因为那一片土地不值得汉族去占领。

简言之，征服和扩张都是一种想象。游牧民族和汉族所取得的成功，没有一个不产生对自己的反动。当一个宽阔的边缘地带的混合社会受汉族统治时，长城边疆的严格性并没有更显明确。相反，因此而得到的非汉族人口，却在边疆汉族间产生不良影响。同时，游牧民族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因为住在最典型的草原上的最典型的游牧人，都被驱赶到游牧生活的根本地带，压缩成较小却更有力量的核心团体，占据着最容易抗拒汉族势力的土地。游牧民族在过于深入中国或中亚绿洲时，会使他们的社会“非游牧化”，于是发生相似的问题。因此，不停的势力消长说明，在最典型的草原与标准的中国农业的城池及水田之间，隐藏着亚洲内陆边疆上迁徙及征服的秘密。

第十六章 边缘社会：征服与迁徙

中国社会与草原社会融和的失败

亚洲内陆边疆在秦朝及汉朝的战争中划定之后，便成为一个恒定的因素，它不但是中国历史中的恒定因素，也是草原及其可耕地区、沙漠、绿洲及森林边缘的历史的恒定因素，是从确定的长城到广泛的西藏、中亚及西伯利亚的历史的恒定因素。中国和草原社会各有其特殊的模式，它们的依附者都很清楚。但是每种模式的价值及力量，则被妥协的边境及脱离社会中心秩序的趋势所削弱。就连长城本身，这个分隔两种模式的象征，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牺牲血肉及财富来维持的长城，也只是一个参考性的指标。草原的游牧社会及中国的农业社会，都不可能在中国及亚洲内陆间建立一个清楚确定的界限。事实上，在这两个主要社会秩序接触的正面，以及它们中间许多小的外围社会，常常会扩展成一个接触与退缩、征服与反征服、坚持与妥协的过渡地带。

中国社会的内在条件及草原社会的特质使它们不可能混合成一个在经济上既有精耕也有粗放，在政治上既有集权又有分散的社会。两种社会既不能分离，也不能吸纳或永远控制任何一方。因此，两千年来，从前汉到19世纪中叶，亚洲内陆与中国的相关历史，可以用两个循环来说明，这两个循环型式互有差异，在历史过程中却相互影响，这就是草原部落的分裂及统一的循环，和中国朝代的建立与衰亡的循环。

欧美工业社会秩序侵入整个亚洲后，使新的整合成为可能(或必然) ，才结束了这长期潮起潮落的历史。但这种过程被延误了。部分原因在于惰性，部分原因在于旧秩序的反抗，还有一个原因是从背面侵入亚洲内陆的苏联集体工业制度与从沿海侵入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工业制度的冲突。虽然它被延误了，但它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未能发展工业化，是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消长起伏的历史关键。这一缺陷是分别存在于中国生活秩序及草原生活秩序之中呢？还是由于它们的相互影响？如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不仅能明白中国与亚洲内陆的过去历史，还能明白今天的问题。这是从反面来看问题，我们也可以改成从正面看问题，来检讨中国与草原社会之间的分异，并联系前面讨论过的中国本身及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的历史特点。[105]

游牧社会的变异:机动性与战争

我们很容易设想，在草原游牧社会历史中，有一个单独的决定性角色，即“真正的”游牧者。他们过着毫无变化的游牧生活，很少，或者干脆就不受贸易的影响，也不想统治定居人口。我们也会认为，迁徙与战争是他们那种生活方式的补充。游牧首领要为争夺牧场的使用权而战，在这种战争中，有时涌现出一位优秀的人物，统一所有的游牧民族。这就是说，游牧民族的统一依赖于领袖。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的攻击，也完全是由于领袖的野心，除非“气候变化”迫令少数民族自草原向外侵略。这种对游牧民族历史的看法中，存在一个假定，即每一次统一之后，跟着就是游牧民族被他们所征服的居民同化，或者是在伟大的领袖把他统治的部落及土地传给儿子时，统一便告分裂。

这些看法过于简单了。事实上，如前面已清楚地指出的，纯粹的游牧形式并不是游牧社会的基点，相反，它代表的是一种极端，一种在宽泛的多样化变动过程中产生的极端现象。“原始”的游牧民族，是一个混合经济及混合文化的民族。他们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有些人是从农业中国的边缘进入草原的，有些人则来自中亚绿洲的边缘及西伯利亚与东北森林的边境。

中国是巩固、辽阔、统一的，它发展到北方并建立了长城边疆，给整个亚洲内陆历史以特殊并有力的影响。但在亚洲内陆的另一面，还有西伯利亚、俄国及中东。我们虽然不能详细地讨论那些地方，但不能忽视它们的重要性。亚洲内陆居民之间的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之通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说明脱离长城边疆而进入草原的人们，因为草原生活环境的影响，终于完全脱离中国——仅政治关系除外。任何旧的汉族方言，从中国带到草原时，都不能在自外面传入游牧民族的非汉族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包围中保存下来。

游牧民族的游牧制度不是他们发展的基点，而是在他们历史过程中所出现的极端形式。真正的基点是在草原不同边缘地区的许多混合部落之中，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考察草原社会的移殖性。在进行这种考察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把移殖当作利用草原资源的生活手段，还是将机动性用于征服。征服不是为了日常的生活目的，而是政治性质的，要向草原居民和草原以外居民征取劳役与贡赋。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提出:变革的要求与推动力，是产生在典型草原环境中的草原生活中，还是由于草原边境游动民族遇到定居民族时所产生的摩擦？

正确地把握游牧制度的特征，便可以知道，在战争是不是游牧民族“必要”的伴随现象的问题上，与农业社会并没有什么区别。每一种生存在和平之中的社会都要保持和平，因为它承认一种规则。每一种规则在战争中崩溃时，都会使旧规则不再发生作用，崩溃的原因是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其爆发也许迟缓，也许突然。在这样的社会中，各个集团对应该接受并建立的新规则，各持己见。这种设想导致一种推论:战争多半爆发在一个社会的边缘地带，由最不典型及最不规范的阶级引起。而典型及规范的阶级，多半是那个社会的特权阶级，他们随旧秩序而诞生，并被认为是旧秩序的一部分。因此，社会秩序的极端混乱，例如战争，就多半产生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互相汇合的边境地带。

当这个逻辑应用到游牧民族历史中去时，很显然，还要考虑时间的条件。如果真正的草原游牧制度是产生在草原边境上不典型的半游牧社会，那么，第一批采取严格草原生活方式的那一部分人，就代表了一种新的秩序而不是旧的秩序，他们也会相当强烈地反对代表旧秩序的原有的那种混合经济。只有当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完全脱离农业而独立，并在其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中确立起来之后，它便随即转变为一个“旧秩序”。这就是我所说的极端的表现。在这以后，沿草原边缘的部落朝着绿洲农业或中国农业的反向发展，就是自极端的退化，并且是对草原主体旧秩序的一种对抗。

推论是很明白的:造成广大地区的战争、入侵与征服的移殖运动，也许并不发生在游牧制度已经完全确立，如此生活已久，并已经建立起游牧生活规范的游牧部落活动的非农业地区。可能的情况是，它们要么发生在从混合文化脱离而建立真正游牧制度的人群中，要么发生在从严格游牧制度中脱离而返回混合生活方式的人群中。

考虑到草原社会的规范，游牧民族的牧场分配也不一定就是战争的原因，这和农业社会中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是一样的。但是，战争与游牧生活方式是并存的。这是一种过程的间隔表现，一位有力的首领集中许多家族及部落，将他们置于他的统治或保护之下，然后又分配给他的许多继承人。在这些战争的过程中，一定有许多牧场的转移，以及政治关系的改变。除此之外，还需要别的解释来说明社会移殖与战争及征服造成的政治变动的相互关系。

事实上，像“真正的”、“绝对的”、“规范的”游牧制度，这些名称也还都是泛称。整个游牧制度是建立在粗放经济及人口分散的原则上，是对农业民族的精深经济和人口集中的一个极端的反向发展，尤其是对灌溉精耕农业的民族来说。但是，在游牧制度的极端状态中，也还有若干差异。在一个完全与农业隔绝，贸易——特别是游牧民族与非游牧民族间的贸易——活动最少的畜牧经济中，其粗放的程度也有区别。

骆驼、牛、马、羊，需要不同的管理。它们在不同的牧场上生长。各类牲畜的所有权与畜产品使用的组合，形成多种多样的优势。每一种不同的组合，都需要重新调整那个部落所需要的牧场及可供多年游动的范围。利用狩猎作辅助经济的程度，造成另一种差异。这又要区分草原狩猎与森林狩猎两种情况，还要区分为食物和衣着而狩猎与为贸易及贡赋所用的奢侈品而狩猎这两种目的。(昂贵的皮毛多半来自森林，而不是草原。森林部落的马比较少，他们的战斗力较弱。又因为其生活方式的关系，比草原民族还要分散，所以他们时常臣服于草原民族。)[106]

最后，对于草原民族的统治者来说，还有一个复杂的赋税财富与战争利益的平衡问题。羊是最有用的食物、衣着、住所(毡)和燃料(粪)的供给者。[107]骆驼可担任运输，特别适用于跨越贫瘠地区的长距离运输。马在战争中很有威力，在经济上却不甚重要。要既有力又有利地管理牧羊人和牧马人(且不谈那许多猎户和放牧骆驼、牛、牦牛[阿尔泰地区]的人) ，草原首领们就得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不断地调整他们的方法，而想找到固定或永久性的方法是不可能的。

因此，可以不过分地说，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时期的“纯粹”或“绝对”的草原游牧制度，都是理论上的而非事实上的。游牧制度达到“极端”的说法，也只是大体言之。只有成为草原上广泛使用的生存技术，能够不依赖于农业及贸易时，游牧方式才能成为和谐一致的制度。经过仔细的研究和验证，可以肯定，草原游牧制度中包含着多种彼此有关并相当一致，但决不相同的技术。在整个草原游牧制度中，存在着固有的多样性与不稳定性，经常地把它从极端的状态拉回来，回到原始的草原边境及混合文化状态。

在地理上，草原并没有分成明显的不同部分，每个部分适宜某一种游牧，如牧马的部分、牧羊的部分等。从大范围来看，这些不同的环境是互相交错而无法分割的。因此，草原上没有一个重要政治强国是不包括若干种游牧种类的结合体。而达到了这种程度的和谐以后，也还是要继续发展。一个部落或一群部落的势力，只要继续发展，迟早要达到边缘，那里不再是完全的游牧，而只是半游牧。

这个边缘也不是因为征服草原边境而造成的。草原统治阶级经常吸引外面的贸易到草原上来，[108]甚至在草原上建立永久的城池，招进农夫，安置他们到能够或有利于发展农耕的类绿洲地区。[109]这些只是对各种游牧活动进行联合统治的逻辑性推断。

游牧民族统治的循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游牧政治力量构成的几种特征。首先，对游牧人的统治，可获得剩余的羊、马、羊毛，及其他可以直接用作贸易的产品(尽管贸易并非绝对必要)。同样，统领大量军士并不能避免战争，但战争也可以带来利益，这是常见的事情。第二，在各个不同的游牧民族间，贸易很容易管制。但是，在整个游牧民族与土耳其斯坦或中国绿洲内的非游牧社会间的贸易中，却存在一个问题，即由谁来管理贸易及支配利润。[110]这常常导致游牧民族动用其军事力量，首先控制对非游牧民族的贸易利润，继而又向他们征收贡赋。

在这个过程中又产生游牧统治的第二阶段——利用游牧战士维持一个混合国家，统治从事农业、商业及手工艺的非游牧人民。受统治的居民通常有两种:居住在被游牧民族征服的非游牧地区的人，以及被带入草原为游牧民族服役的人。与这两类人相对应，游牧人自己也分为两类:在草原之外负责守卫附属领土的人，以及留在草原之中被授予财物和特权的人。

因此，即使在单纯的游牧民族中也存在一种内在的需要协调的关系，其不稳定因素也格外显著。由此产生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殊现象是统治者各种利益间的冲突。[111]对他的权力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赋税还是战争？还有，在他的游牧部下中，谁最重要，是在草原外面保护其财产的人，还是留在草原上的人？保持草原生活的游牧民是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军事后备军，但他们自己的生产收入很少。而任何转发给他们的收入，又会影响上层人物的奢侈生活，也会减少付给那些管理属地并从中获取税收的官员的俸金。另一方面，负责守护属地的游牧人，在第三代甚至第二代就会“非游牧化”。至少，他们逐渐丧失了使他们成为战士的机动性以及其他游牧生活的习惯。但是他们占据的地区是税收来源最多的地区。所以，他们可以比留在草原上的人获得和消费更多的收入，尽管他们与那些没有变化的草原居民比起来，在军事上很快变得没有价值。

这种情况又导致最后的第四个阶段。有些统治者的祖父或曾祖父曾亲自统率军队，但现在，他们自己虽有传统的权力，却不能实际地指挥军队。他手下的许多贵族，有一部分仍是部落的首领，但在王廷上并没有势力。另有些人名义上虽属于部落，实际上却已成为城市居民或地主。换句话说，原来建立帝国的人，现在成了他们自己帝国的牺牲者，而另一些变得很像被征服者的人们，却享受最大的利益。当占有实际财富而没有实权的一方与虽然贫乏却掌有实权的一方之间的差异无法忍受时，这个混合的国家即告分裂，边地游牧人就要在政治上“回到游牧制度去”。

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似乎只发生于社会结构的上层，而不在底层，虽然其真正的原因多半是底层收入来源的枯竭。争端——也许是关于支配日渐减少的收入的争端——发生于各派别之间。各派别于是分别向社会寻求支持，而组成国家的各个群体间的差异矛盾因此更加尖锐。社会结构的基础开始分裂，国家解体为不同的部分。

这里，又表现出游牧制度的显著特征。在战争持续的时期，特别是在长期战争中，游牧人开始利用他们的移动能力——至少有一部分人会离群而去。在夏季牧场与冬季牧场之间的移动，变为向新牧场的迁徙。游牧社会的一部分，可以完全抛弃贸易或其他不必要的东西，到草原的深处，避开与社会政治结合有关的战争。这种人证明了游牧民族的移动性有两种:正常的有限制的移动，与可能的无限制的移动。[112]他们也证明，贫穷的游牧人才是真正的游牧民族，[113]他们抛弃游牧制所取得的一切奢侈品，重新恢复在纯粹草原环境中——即使在草原最贫乏的地区中——生存的可能性，因此，就又形成远离草原边境的极端形式。显然，这又回到了草原历史新循环的起点。

在这种时期，在草原边缘居民之间，也出现其他重要的现象。最农业化，最依存于固定土地的人，也最不能逃避不同经济与社会秩序间的边疆战争。已属于混合文化的人，即虽有部分游牧经济而非真正的游牧人，可以转变为游牧民族。如果战争延长下去，他们很可能会这样。而他们如果迁徙到了草原上，则又重复草原游牧制度形成的历史，而使草原游牧社会进一步强化。

匈奴历史:一个完整的游牧社会循环史的例证

我们说，草原游牧制度的严格或极端的情况，虽然对于草原历史来说是决定性的，但在移殖与征服的事情上，草原边境的生活也许是更为活跃的因素。在各种不同游牧人的大的群体之间，即使他们都是“真正的”游牧民族，也需要不断地协调他们的关系。但是，当关系协调扩展到了草原边境，包括了半游牧或非游牧民时，那种不稳定性就会引起战争以及紧迫的迁徙。事实上，草原边境所发生的事件，最能产生草原上大的移动以及纯粹的草原游牧制度。但同时，草原生活的极端状况又是一种决定性因素，因为它避开草原边缘上的混乱性，保持一种与混合生活不同的方式。

当然，我这里仅就一般的情况而言。整个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历史中，存在着这些特征的各种变异。在这里，我可以引证司马迁所记载的公元前2世纪的匈奴，它最能代表汉族早期关于真正的游牧民族与半游牧民族的差别的认识。[114]司马迁很确定地说，“逐水草迁徙……然亦各有分地(在分地内迁徙)”。匈奴冒顿单于曾建立一个“王庭”，大概在山西北部。注释者说，“王庭”不一定是一个城。但是，游牧民族统一的结果显然产生了建立永久国都的趋势。其后的匈奴单于确实有一个环以城池的首都，虽然它是建造在草原上，和中国的伟大城市比起来，也许是个不怎么样的城。

在记述草原统一之前的部落战争时，司马迁说，冒顿单于曰:“地者，国之本也。”虽然所说的土地是没有居民的，而冒顿却因这片土地与东胡开战。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大概直接取自匈奴的传说。传说讲到，在这片土地的两边，匈奴及东胡“各居其边为瓯脱”。“瓯脱”一词显然是匈奴语的谐音，而这个字又很可能是保留在后来蒙古语中的“otog”。

弗拉基米尔佐夫认为，[115]这个字与古代粟特语中的“otak”有关，它的意思是“土地、领土”。粟特语属伊朗语族，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没有关系。但“瓯脱”一词的变体却存在于突厥、蒙古及通古斯方言中，意思是“地方、领土”等，还包含“房屋”、“站”的意思。从其分布之广可以证明其起源之早。注释史记的人也说，“瓯脱”不但是地名，也是“作土室以伺汉人”、“土穴”和“界上屯守处”。[116]我们虽然不宜以一个字的解释来做太多的推论，但至少可以认为，这个部落战争不仅是争夺一片牧场(史书中说是没有人的弃地) ，也是争夺一个设防边疆的控制权。

匈奴战胜东胡之后，紧接着开始对西方月氏的攻击，对远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攻击(其中丁零也许在新疆及俄属土耳其斯坦的边境上) ，并侵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基于对许多真正的游牧部落及半游牧部落的统治，匈奴建立了一个由游牧民族统治的国家，被统治者中还包括有混合文化甚至非游牧文化的民族。

几乎在他们以游牧强国的姿态在历史中出现的同时，匈奴开始侵犯中国。这里，我们必须考虑一下他们突然兴起的现象。这种突然兴起的现象，我在前面章节中已经说明，是因为半游牧民族从草原边缘进入草原深处，令真正游牧民族产生，他们再次出现时就显得突然。如果这个假定是正确的(它有中国自古以来就把匈奴和古代戎狄及其他非真正草原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系起来的传统的支持) ，那么，匈奴历史在公元前2世纪就表现出了一个完整的游牧社会的循环。这个假定的循环的开始，是半游牧民族离开边疆到草原去——也许是逃避周朝末年的混乱及燕、赵、秦的边疆战争。在那里，一个真正的游牧制度建立起来，它不但吞并了草原与中国交会地带的部落，而且还吞并了草原与中亚、西伯利亚及东北交会地带的部落。即使在这个最原始的游牧制度中，各个游牧部落之间也存在差异，这也许与他们畜养牲畜的不同品种及其经济的差异有关。虽然所有的游牧民族在其为游牧人上是一体的，但他们却因各种不同的游牧方式而彼此区别。这些差异，使之很容易地将一些半游牧及非游牧的被统治民族结合起来，成为其外围。

后来的循环

匈奴的循环结束了，另一个循环却随着公元3世纪初汉朝的灭亡而开始。在这个时期，有一部分边境的匈奴人进入中国，并建立了若干小的“汉族”朝代，包括一个假的汉朝;另外一部分匈奴人则返回草原，恢复他们的游牧制度及游牧特性。由此可以解释，当第二次“真正”的游牧民族聚集在中国亚洲内陆边疆以外——鲜卑在蒙古以东，柔然和突厥在外蒙古及中亚——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匈奴，但仍然是游牧民族。

匈奴人的“汉”朝是刘渊建立的。刘渊是东汉光武帝( 25—55)的附庸南单于的后裔。[117]三国魏国( 220—265)时，这一支匈奴分作五部，住在山西太原一带(因此他们必然会汉化)。西晋时( 265—316) ，刘渊以自己为嫁给冒顿的汉朝公主之后，改姓刘氏。他称汉与匈奴如兄弟，故应兄死弟立。公元304年，他建国称“汉”。后来改称“赵”。虽然有另一家族取其后而代之，但这一部分依然由匈奴首领统治，直到386年北魏即拓跋魏——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立国方告结束。[118]

鲜卑，和乌桓一样，在匈奴时代是与东胡有联系的。其事见于后汉( 25—220) ，[119]以及三国的魏国( 220—265)。[120]那个时期，他们有一位杰出首领，“中国人多亡叛归之”。也许这是一个动荡和变化的时期，有些游牧民族回到草原，有的却投向中国。不管怎样，在晋朝，[121]一位鲜卑领袖建立了一个半汉族的国家“燕”，其名是仿照古时北京地区的燕国。[122]有一部分鲜卑离开了草原，而有的则又回到草原去，例如吐谷浑。[123]从有关他们领袖传说的记载来看，似乎中国编年史家完全是根据游牧民族的传说写下的。[124]北魏或拓跋魏( 386—534)王朝，也是鲜卑的一支。[125]

柔然的领袖是一位游牧民族的逃奴，后来成为自由的战士，建立了部落。他的传说可以追溯到公元345—361年在位的东晋皇帝时期。其后，因为被判死刑，他逃到草原上，在那儿招收逃亡之人。因此，这个“部落”的核心大概是逃到草原上去的边疆居民。他们因受拓跋魏的攻击(公元5世纪初年) ，逐渐迁移，后称雄于蒙古北部及西部。[126]

中国史籍中所记载的突厥是狼的后裔的传说，在中亚很盛行。但他们也被确切地指为甘肃平凉地区的“杂胡”，他们从魏朝逃奔柔然。这又是一个进入草原而建立游牧制度的例子。他们为柔然“铁工”，这大概是他们非游牧民族出身的又一证据，在游牧民族中工匠是占有很高地位的。在公元6世纪，突厥反抗柔然的统治，与魏结盟，取代柔然而为北部草原之主。[127]其后，到了隋朝( 581—618) ，天下又乱，老的过程再次重复:一部分汉族跑了过去。突厥人数大增，“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128]因此，他们成了一个混合国家，当时的契丹比他们更游牧化，而吐鲁番则成为最重要的绿洲。

由此，可以看出草原历史的周期性的波动，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显著的循环变化。如能证明这两种消长起伏存在着重要的相关性，而不是偶然的事件，便可以了解整个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历史“规律”了。

对本书313-317页的补注:一些关于中国人进入中亚并开展丝绸贸易的观点，与我对贸易因素的估计很不一样。参见泰格特(Frederick J.Teggart):《中国与罗马》，伯克利， 1939年。

第十七章 朝代及部落历史的循环

中国历史的周期性

许多学者讨论过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其循环似乎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虽然中国人一般的社会观对战争并不重视，虽然他们的社会体制也不给军人崇高的地位，但每一个中国朝代却都是从战争中产生的，而且战争的时间也相当长。农民暴动和少数民族入侵同样周期性地爆发，有时这两种战争同时发生，随之而来的是饥馑和破坏，只有在极残酷的镇压下才得以恢复太平。一个中国朝代的简史可概括为:一位中国将军或少数民族的征服者恢复了和平——多半是精疲力竭的和平，然后出现一个逐渐繁荣的时期，土地重行耕种，形成一个稳定的时期。但是，逐渐地，软弱的行政能力及贪污阻滞了贸易及赋税，怨恨及贫困随之蔓延。这个朝代的最后一位皇帝是残暴而无能的。有权势的人争权夺利，无权势的人则反抗政府。于是这个朝代灭亡了。一个短暂时期之后，新的王朝又开始，像旧王朝的开始一样，其所经历的过程也是一样。

问题是，中国历史的整个现象就是这样吗？或许它只是一个更广、更深、更复杂事物的表面现象？我们所有的难道只是一个利润增加与减少的交替——一部中国历史可以用这种简单的经济原理来解释吗？或是我们再找一个同样简单的社会解释——说一位伟大人物的后裔，经过几代就变成了白痴？

面对历史上表现出的明显的周期性，面对这许多世纪的历史事件的详细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最明显的循环也还是有许多差异，对其解释也就有所不同。事实上，关于中国历史的循环性的解释，可以有好几种方法。

李( J.S .Lee)曾把整个中国历史分作若干八百年的循环。第一是周朝的循环，其后又有三个循环，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至今日，最后的一个循环还没有结束。他所提出的这种严整模式，是将若干朝代合并研究，而不是对一个个朝代的单独研究的结果。他认为，一个在战争中很强盛而立国不久的朝代，做的是奠定基础的工作。一个短的朝代之后有两个长的朝代。这两个朝代之间似乎是一个过渡循环，但是这两个朝代却整个地代表着两个和平与繁荣的高峰。在八百年循环的末期，有许多战争及小朝代的循环，中国南北呈明显对立。此后，又是一个奠定基础的朝代来引出第二个八百年的循环。[129]

冀朝鼎的朝代循环论

这种严整划分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主观地划分结束旧循环的短暴朝代与开启新循环的短暴朝代。冀朝鼎虽然也研究这些循环现象，但认为应深入考察中国历史后面的根源。他认为由秦始皇缔造，由汉朝所巩固的帝国制度，在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有一个首次统一与和平的时期。其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1年至589年——的首次分裂与争战时期。然后，是隋、唐两朝( 581—907)的第二次统一与和平时期。五代、宋、辽、金是第二次分裂与争战时期。第三次统一与和平时期是蒙元、明、满清时期( 1206—1912)。[130]

冀氏的解释没有什么主观的独断。他把秦汉间及元明之间的血战时期也列入“统一与和平”的时期，而非“分裂与争战”的时期，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想纯粹按照年代排列的形式，而是以数字以外的指标来估计中国的发展。他所用的指标是水利工作，不但有防洪和灌溉，而且还有运河运输。这不是一个僵化的标准，而是一个活的，因为它对于中国农业非常重要，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

冀氏的“首次统一与和平时期”的参照指标是陕西的泾水和渭水、山西的汾河，以及整个黄河下游的农业地区。这是中国的核心，即冀氏所谓的“重要经济区域”。在这个范围之内，因历史的形成过程非常集中，其他一切都是附带的和次要的。“首次分裂与争战时期”也是以同样的标准来确定的。当时情势的变化，是最先进、最有效率、而且利益最大的农业重心区的动摇。旧中心的绝对重要性并没有减退，但相对来说，新的中心已兴起于群山包围而极肥沃的四川及长江下游。

在“第二个统一及和平的时期”中，社会结构恢复稳定，新的中心在长江流域已然确立。不过，因为有技术的进步，可以用运河来联系整个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这时候的“中国”，范围扩大，差不多成为一个全新的样子:政治重心可以保留在北方旧的“经济中心区域”内，但它要从相当远的新的富裕的农业集中地区获取经济利益，那些地区已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到了某个时期，这种结构又告瓦解，于是出现“第二次分裂与争战时期”。其部分原因是，这些新的农业集中区域，虽然可以用来作为某个朝代的富足的根据地，但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结合紧密的整体。“山岭把这个区域分割为六个地区，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还很难统一起来。”[131]最后，虽然到了“第三个统一与和平期”，但出现了另一种利润减少的现象:南方主要经济区支持北方政治中心时，费用甚高，其运输价格要高过其本身价格若干倍。[132] 19世纪太平天国之役后，清朝的中落，大半是因为这个体制在经济上不健全，对政治动荡的承受力极弱。

虽然研究大体上限于经济及技术的范围，冀氏仍然指出，一个看来强盛的朝代，当它的官吏利用地位与权力谋取私利时，即已开始衰落。“政府无能为力的原因，在于违法者其实就是政府中最有权力的人。”[133]

王毓铨曾经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以清朝为例，说明这种循环:

清朝的历史记载，始于重新分配土地及减轻捐税，止于统治阶级的腐化，土地之集中于私人，集中于逃避捐税的特权地主，贫农要负担苛损杂税，以及对外来侵略之无法应付。这就是中国经济及社会史的一个缩影。……腐化的过程可以简略看作是中央政府丧失了它的真正财富及权力，这些财富及权力转移到了统治阶级中某些把持政府权力的人的手里。国家对他们无法控制。他们虽然是负责保护国家利益的官员，在私人方面却是贪污的受益者。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以其国家职官的地位，知道问题何在，却只是以加重平民的赋税来补足他们所逃避的赋税，由以维护政府及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134]

这就终于使农民精疲力竭，被逼叛变。王氏所说的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之根源，在于政府人员差不多都是来自地主士大夫阶级。维持一个作为收入基础的集中农业所需的防洪及灌溉工作，需要许多受过教育的人。这种教育成本很高，而且需时很长，只有富有之家才能办得到。能够参加公开并且平等考试的人，多半来自富有家庭，在中国也就是地主家庭。国家的主要收入是田赋，而士大夫阶级的主要收入是田租。一个官吏的家族和他服务的国家在竞争同一财富来源，这就必然出现两类时期的交替:一种是“强盛”的政府时期，强迫士大夫阶级多收田赋，少收田租。另一是“衰弱”政府时期，官员们自己以及社会地位相仿的人所缴付的捐税，还没有他们所收的田租多。[135]

朝代循环的重复

关于正常的循环就讨论到这。但是，为什么循环会重复呢？王氏说明了一个典型的朝代如何在农民起义中建立。冀氏并指出这种起义多半发生在若干分散的地区。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我所说的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单位细胞组织，要“团结这些分散的农民势力是很难的”。[136]因此斗争的时间会很长，也会具有双重性质，它既包括对旧王朝的反抗，也包括各地方集团为建立新王朝的斗争。最终，统治当时主要经济地区的集团多半可以占得持久的优势。

每逢这种“乱世”，中国就趋向于出现依据其组成地区而分裂的局面，这种情况可以用来解答循环重复的问题。统一固然可以由草原侵略者来恢复，但现在我们可以暂且不考虑这一点。乱世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势呢？第一，国家没有统治权，它已经崩溃了，因为它最重要官员所出身的家庭，窃取了国家的大部分财源。第二，这些家庭深惧他们所造成的灾祸，他们富比王侯，但是为要保卫这些财富，他们要仰仗政府的公共机构，其权力的膨胀与权力本来的范围不成比例。在政府崩溃时，他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收买若干反叛者，尽可能地保证他们的财富，争取在建立新王朝的过程中，不妨害其整个利益。果然，没有一个这种家庭显露自己，因为朝代一告崩溃，那一朝中占优势的家族及产业，是最引人注意的攻击目标。这些大家庭虽然就整个阶级来说，可以散漫而无组织地团结起来自卫，但他们没有一位能够挺身而出做这个阶级的代表。

第三，实际反叛的农民只能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组织起来，而不能以全国为单位。在任何地区，即令在反叛时把士大夫阶级消灭，农民也还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扼止旧帝国秩序的恢复，并代之以其他方式的政权。如果这个地区低于灌溉农业发展的平均水准，它会回到“前汉族”那种野蛮制度，而不会创建一个新的、较高的文化。如果它是一个灌溉制度高度发达、人口大量集中的地区，则叛乱期间的运河及堤岸的坏损，多半会造成饥馑，从而出现修缮这些公共工程的需要，这就要“恢复秩序”，直到能够从事公共工程的程度。

这种情况极有利于一类人——依附于旧秩序的人。他的社会地位一定要低，使他能够说出农民的痛苦，尽管他不一定代表农民。他也要知道那些大家族的制度、观念与组织，以便能够利用他们，而不是被他们所利用。他要知道如何威制他们，使他们容忍甚至支持他，尽管最后他还是会背弃他们。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能够掌握残留的公共工程和社会管理，以恢复农耕。他完成这些工作之后，便可以抚慰农民，分配无主土地，供给农作用水，减轻赋税徭役。同时，他可以用农民反叛卷土重来的危险来威胁余留下来的富人，阻止他们以田租的方式夺取政府的田赋收入，并强迫他们参与组织、监督并实施维修或兴建公共工程，参与统计和回收利润。此人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因为新，就不像旧组织之易于崩溃。同时，他的军队还是农民军，他可以使旧残余们将他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利益之先。

当然，在任何大混乱时期，都会产生许多这种人，他们可能获得很大的利益，却没有什么损失。因此，冀氏所说的主要经济地区就十分重要了。在许多同样能力的竞争者中，占据能够更迅速获取财富及繁荣的地区的人，就可以控制大量集中的人口，建立一个可以统治整个中国，或依照他活动根据地的资源而定的区域的朝代。建立汉朝的刘邦是这种人，他不是士绅，而是依附于士绅阶级的人。[137]建立明朝的朱元璋，[138]还有一些建立其他次要朝代的人，也是一样。恢复汉朝，建立东汉的刘秀有皇家血统，[139]但他之前有一个篡汉时期(王莽时代) ，使整个皇族感到灭顶的威胁，[140]这令他不得不冒险起事。其他朝代则建立于它们前面较短的朝代所准备好的基础上。宋朝是继后周而起。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已不是农民暴动，而是政治争夺，如果说有“革命”的话，那都像是一些宫廷革命。

起源于长城以外的王朝

长城以外的王朝的起源与中国王朝非常相似。冒顿单于可以与中兴汉朝的刘秀相比。他也是单于血统，他知道父亲要杀他，所以铤而走险。[141]柔然的创立者是一个逃卒，[142]在关于他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从前在宫廷中似乎还是宠臣，所以了解并知道如何领导手下的人。成吉思汗出身贵族，但幼时很穷而且被人迫害。[143]清朝始祖努尔哈赤也是一个贵族，却曾衰落到依附别家贵族以自存的地步。[144]

现代中国学者对自草原兴起而统治中国的王朝，很少讨论。他们对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性质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兴趣，使他们不能详细检讨长城边境以外的同样问题。但是魏特夫认为，少数民族进入中国并不是偶然的事。他认为，虽然中国常有战争，但中国的经济及社会却不是为战争而组织的。相反，它们在战争中极为脆弱，特别是灌溉工程，只要短期间内不管理修浚，就会毁坏。至于游牧社会，却可以很容易地从和平转为战争。而且，掠夺中国对少数民族是一种诱惑，而征服草原却不能同样诱惑一位中国皇帝。因此，少数民族一定注意到每一个侵略中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总是发生在中国内乱的时期。[145]魏特夫进一步指出，王朝循环虽然在表面上看是政治的，但私人地租利益与国家田赋利益的冲突也会造成周期性危机。[146]

少数民族侵入中国的深浅，不完全取决于当时中国的衰弱和部落侵入者的强盛的程度。我相信还没有人指出游牧民族之征服中国，并不是起源于大草原，而是来自草原边境。换句话说，侵略者并不是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匈奴在雄据大草原时，并没有征服中国。辽不是突然出现在大草原，而是在长城外面逐渐兴起的。金也是在辽的边境逐渐兴起的。就连伟大的成吉思汗也不是兴起于蒙古草原的深处，他的家族曾在东北边境依附金朝，并且受金的册封。最后，努尔哈赤起先组织并率领的也不是东北远处的通古斯族，而是邻近东北南部“汉边”的通古斯族。

草原边缘地带在朝代更替中的作用

适用于草原及中国的理论，也可以适用于二者之联合，典型的草原社会与典型的中国社会代表的是两个极端。掌握中国政权的人最不希望与草原发生关系，而权力建立于边疆以外的人，却垂涎于从中国取得财富和在中国建立政权，不过，他们也同样力求防止他们的部落下属——有特殊军事价值的人——沾染中国习俗。[147]

但是，这两种社会不能截然地分开，它们的接触线无可避免地扩展成一个过渡地区，其中居住着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受中国影响的草原部落，和受有不同程度草原影响的汉人。在极为混乱的时期，这个地区会变得狭窄，因为一部分边境草原居民退回草原，一部分汉人退回中国内地。反之，经过长期稳定，这个过渡地区会扩大。它越扩大，就越加具有独立社会秩序的地位，也就越重要。这个地带又决不会完全分裂，因为那里总有一些不适合定居生活的草原，以及其中国特性不会受草原影响的精作农业区。不过，它可能对草原及中国内地产生影响，削弱这两种典型社会的结构的牢固性。

当长时期的稳定开始被破坏——不是因突发的大范围战争，而是因逐渐加剧的战争——边疆混合社会不可能迅速归属“严格”的草原社会或“严格”的汉族社会。这个时期，不仅要站在两个阶级之间，而且要站在两个社会之间的人才能把握。边境上的人们，了解草原及中国的权力结构，可以在这个时期灵活地运用他们的知识。但是，如果是边疆上较大的首领，则不会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因为在这种时期，大首领们都要极力保护他们既有的权利，不敢冒险。敢于冒险的人，其家庭联系使他们认识并渴望权力，而在地位上的衰落使他们非冒险则不能获得权力。[148]

这种人，也许只有这种人，才能建立同时统治草原及中国内地的“游牧人”朝代。真正的汉族也许想把他们的势力伸展到亚洲内陆边疆来，但并不愿超越这个范围。而真正的游牧民族也许会侵入并掠夺中国内地，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占领并统治。这类边境征服者力量的基础是边境还是草原，或是中国，这完全取决于边境的深浅和当时混合人口的数量，取决于真正中国与真正草原之间的均势状态。

由此起源而兴起的王朝的最后形式，以及它与边境保持联系的程度，是部分脱离边境而伸入草原或中国，还是伸入这两方面，都要由若干条件来决定。例如唐朝就是由一对敢冒险的具有突厥血统的父子所建立的。[149]突厥骑兵支持他们以攻击力量，遂迅速击败隋朝，接收隋朝伟大的灌溉及运河制度，使它们免于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此后，唐朝势力深入草原及中亚，但是，其朝代中心仍明确地留在亚洲内陆边疆以内的农业的汉族一方。

唐朝从边疆的边缘迅速伸入中国内地，而成吉思汗却从边疆伸入草原，然后再回师中国内地。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是突然的。成吉思汗不是大草原的人，而是草原边缘的人。他统一了草原各部，却没有像冒顿单于那样做草原皇帝。在他的时代，世界很混乱，两个世纪以来的战争和部分的占领已经破坏了中国的边疆，中国及俄属中亚的绿洲暴露出来，而波斯同中国一样软弱。在这种松弛局面中，从小就被逐到草原的成吉思汗，比其他贵族有更好的机动性及战争技术的训练。他所率领的草原民族具有很多绿洲的影响，当他返回到草原边缘时，有许多混合文化的下属，可以引导他从事新的征服，并在征服后立即进行组建工作。其中包括回鹘人，而最重要的是耶律楚材。[150]耶律楚材是契丹皇室之后，深知中国边疆及中国各事。此外，我们不要忘了，蒙古民族征服中国是在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的时代，那时征服中国的已不是一个部落，而是一个已经长成并十分强大的王朝。辽、金两朝的建立过程比较缓慢，战争的时间比较长。在它们则另有一种情形:中国内部的长期战争，在一个人以武力征服一切对手之前，其破坏的程度极深，几乎达到精疲力竭的地步。但是草原边境的长期战争，虽然破坏了混合社会中的农业部分，却可以团结游牧的部分。定居居民虽然在长期战争的初期尚可以自保，但是农业本身却逐渐破产，土地无人耕种。另一方面，对于偏向于游牧的人，战争可以促进游牧制度中军事特征的发展:游动生活的技术、迅速集中攻击或防御的能力、以及从敌人经过的地区迅速撤退居民及牲畜的能力。

所以，长期战争不但增加游牧民族的力量，而且还增进游牧民族统治及开发定居经济的能力，而不再单纯地掠夺定居居民。大草原中真正的游牧民族也许只知道掠夺与入贡，而边境游牧民族却知道如何统治各种人。在长期战争之后建立的边境王朝因此具有两重性质。它知道怎样利用中国的经济，并知道在被破坏后如何恢复。同时，在若干年的战争中，它的游牧部属也随之增加。这种游牧部属已不是附庸——像唐朝的突厥骑兵一样，忽然被召到中国，又迅速回到边疆。这些部属在长期服役之后，已成为新王朝势力本身的一部分。

对这种势力必须很巧妙的管制。不能在王朝建立于中国之后，拿一些钱将他们来遣散，因为他们也许会背弃其领袖而叛变。也不能将他们整体迁入中国，因为会消耗太多必须谨慎管理并增加的收入。在这种时候，“贮存地”的现象才变得最为重要。[151]这个王朝必须在它所占领的土地及统治的民众间，建立起等级来。

边疆之内汉族经济是最有利的方式，因此，即使是受游牧者统治的政权，其性质也必然是汉族的。这就是说，进入这个政权服务的汉人，依旧保持汉人特点。而游牧人，则不能保持其游牧人或边境人的特性，而要变为汉人。游牧部落的军队也可以到中国驻防，特别是在立朝之初。他们也会很快汉化。

邻近边疆，在我所说的“贮存地”中，却有另一种驻防军队。他们不驻在一个固定地点，而是一些担负随时作战责任的游牧部落。他们享有特别津贴。这种“贮存地”内的驻防军队及津贴制度的存在，有两种考虑:这种部落由被封有世袭爵位的首领的率领，可以随时调入中国。另外，他们也要在边疆上阻止那些没有参加战争却想分肥的草原外面部落的侵入。因此，给他们的津贴一定要多，否则这些部落就会加入草原外面的部落，而不去防御他们。

因此，在边境王朝统治下，对于长城线以外的边墙建设，比纯粹的中国王朝还积极。这些边墙也可以叫作“贮存地围墙”，它们大约是东西向，可以在整个内蒙古地区找到。也许其中最重要的是兴安城，在东北西部草原边境上，为沿兴安岭由南到北的一条城墙，这是金朝建筑的，但之前的辽代已开始动工。外蒙古东北部的“成吉思汗边墙”大概就是它的一部分。

虽然“贮存地”的起源和目的是为了游牧民族，但是住在那里的部落却不会保持真正游牧的性质。它的战士既然是为在中国有固定首都的王朝服役，它就必须有固定的集中地点，以及在每个集中地的固定的人数。因此，即使在和平时期，牧场的分配也不能单纯地根据游牧经济的需要来决定，而必须考虑保证一个农业国家的固定边疆的需要。

破坏这种“贮存地”的游牧性质的更重要的条件，是各部落首领的利益。他们是随着新王朝进入中国的贵族首领，不但要有同样的爵位和荣誉，还要有同样的享受。[152]没有方法可以阻止他们招请汉族商人、工匠、甚至农夫到他们部落的土地上，去建立一些粗略的、仿制的中国宫廷和“城池”，去尽量地花费他们的收入。这样，边境的混合文化，在长期战争中虽然倾向于游牧制度，但在长期的和平之后却倾向于定居社会。于是草原边境又与大草原分离。这也许造成了桑普所提到的一件重要事实:内蒙古的“贮存地围墙”在大体上是与土壤界线相吻合的。[153]“贮存地”的文化在成为混合文化后，就自限于可以容忍混合文化的环境范围中，不再深入草原。

中国与草原之缺乏统一

这种混合文化并不是一个整合的新生活。一方面它太依赖于王公的兴趣和利益，他们对草原生活方式的作用是人为的、政治的，而不是有机的。另一方面，它不会发展成可以在比较典型的草原中生存的方式，而是与草原脱离，让草原的大部分地方持久地保有旧式的生活技术。事实上，草原本身成了游牧制度的“贮存地”。混合文化是草原与中国之间的桥梁，两方由此相互影响。但是这两个世界的联系，似乎只是在桥的中间，而在两个桥头上，它们依然还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唯一可以真正整合以农业为主和以畜牧为主的社会的桥梁是工业化。我这里所讨论的中国历史循环及草原历史循环，并没有充分解释为什么工业化不能在亚洲内陆边疆的任何一方发展起来。不过我想这里也说明了一部分。在中国灌溉农业中，偏重于人工，而大量的后备劳力使人工十分低贱，这造成一种抵制机器化的既定的社会利益。(这自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解释，而只是复杂问题的一方面。)[154]在草原社会中，其主要的既得利益是移动性。[155]不管哪一个社会，如果是封闭的世界，历史的循环也许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彻底地打破旧秩序，使它不能再恢复起来，但又留下其中一部分，将其合并到新的不同的秩序中。

这种现象之所以没有发生，也许是因为没有一个循环只是在本社会的内部活动，它们都是互相影响的。因为这种相互影响，破坏就不可能彻底。中国永远会保存其环境中的决定性部分，这些部分有利于旧式的精耕灌溉农业。由此，旧秩序也能够恢复它的力量。在草原上也有一个决定性部分，在这里，混合游牧状态必定要返回并保留最严格的游牧制度。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考虑:这两个互相影响的循环，每一个都有其独立的阶段，其起源也许是独立的，也许不是。中国农业和社会的进化，对草原边境民族产生压力，促成真正草原社会的形成。[156]所以游牧循环至少有一部分是中国循环的结果。[157]

一经形成之后，游牧循环所造成的力量使它能够以独立的形式，影响中国的历史循环。进一步研究游牧民族间的战争，以及游牧民族侵入中国的战争，更重要的是，研究中国与草原间过渡社会的详细兴亡史，无疑会增进我们对草原游牧制度及草原历史活动性质的知识。通过这些研究，也许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游牧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产生于其他生活方式，以及中国促成草原游牧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与其后中国对已经独立的草原游牧制度的影响的区别。

我们大致已经明了:在史前的亚洲，中国与中亚的原始人类并没有多少差别。伟大文明——中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等等——的开始，所创造的并不限于这几个文明本身。每一文明最初发展于能够在它软弱幼稚的时期获得充分保证并能促进其发展的环境中。在它成熟强盛之后，则趋向于最优惠的环境。在它的发展中，就像中国文明那样，发展并改进那些最有利的东西，放弃其他东西，并且排斥不符合规范的东西。

在边缘环境中形成的边缘团体，不但能够保存某些不合规范的东西，而且还能将其发展成一个新规范。就这样，在中原人进化成汉族的过程中，也推动了草原生活方式的形成，就如同促成了汉族生活方式一样。因此，草原生活可以说是一种次秩序，虽然它不是附属性的秩序，而是一种间接起源并作独立发展，而占有基本地位的秩序。

起源是如此，将来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是今日远东主要的历史活动地点，今日中国所发生的事件，已经影响到亚洲内陆边疆的外面。为抵抗日本侵略而产生的中国生活的改变，比日本入侵本身还要重要。中国内部这种变革的浪潮，已经波及亚洲内陆边疆的外面。这并不是说亚洲内陆要出现一个新的规范来接近或附属于中国的新规范。这个新规范可以整合中国与它的亚洲内陆，但因为各民族的历史差异，变革并不一定相同。又因为工业化及其他新因素无法平均分配，变革的程度也不一样。研究历史上亚洲内陆边疆及各种不同社会对各种环境的影响，使我们获得了解每一个新阶级的形成的可能，并使我们能够积极参与促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发展，而不只是消极地等待它们。

【注释】

[1] 秦在这一时期迅速强大，不仅进攻东方诸国，还进入现在的四川境内，控制了长江上游地区，因此它的长城边疆成为后方和侧翼的防线。

[2] 参考本书第十三章。

[3] 参考《史记》卷八一，李牧。

[4] 关于秦中央集权制的暴行及法西斯观念，参考戴闻达《商君书》， 1928年。

[5] 魏特夫:《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 1935年，第42—44页。

[6] 参考本书第十二章。

[7] 或为一组要塞。参考本书第十二章引用资料。

[8] 《史记》卷五;沙畹:《司马迁<史记>》，第Ⅱ卷:公元前293年战争，秦称斩首24万(第82页) ;公元前256年战役，一次战斗秦斩首4万，另一次战斗俘虏9万。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但它们象征着非常庞大的军队及军事行动。

[9] 《史记》卷六;沙畹前引书，第168、174页。

[10] 《史记》上引卷;沙畹前引书，第168页。

[11] 《史记》卷一一〇。司马迁清楚地记载了秦朝将军蒙恬进军鄂尔多斯并占领了鄂尔多斯以远的地方，其目标是吞并土地，而不是毁灭“蛮族”社会。这些军事行动与在中原的战争不同，那些战争不只是要取得胜利，而是要实现变革。

[12] 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Ⅰ卷， 1930年，第229—230页，其引证《史记》卷六。

[13] 魏特夫前引书，第50—51页，脚注中引用了大量早期及晚期的资料。

[14] 新帝国的南方界限模糊不清，参考福兰格前引书，第228页。

[15] 德效骞(Dubs，H. H.) :班固《汉书》， 1938年，第4、37页。

[16] 关于他生平的最早记录见《史记》卷六;翻译见沙畹前引书，第Ⅱ卷。

[17] 见《史记》上引卷，及沙畹前引书，秦始皇卷的末尾。

[18] 德效骞前引书，从王朝史中翻译的详细记录。

[19] 德效骞前引书。

[20] 关于这类有着双重社会身份的人物的重要性，参考本书第十七章。

[21] 德效骞前引书;福兰格前引书，第269页及以下。

[22] 《史记》卷一一〇。

[23] 同上。

[24] 同上。

[25] 同上;德效骞前引书，第115—117页。

[26] 《史记》卷一一〇。

[27] 同上;这当然是指鄂尔多斯，而不是黄河以南的其他地区。

[28] 写这些时，我发现哥罗荷在《公元前的匈奴》( 1921年，第47页)中，将“T’uman”说成“T’oban”。在这些问题上哥罗荷不可能一贯正确，我也不会。缪勒(F.W.K.Müller)，一个非常伟大的学者，在《托克斯里与贵霜》( 1918)中似乎认为，我下文转录的那个名称Modun，其实就是Moduk，Mokduk，Makdur或者Bakdur，等同于现代形式的Bagatur。因此，最好不要说我读的这两个名字是纠正了什么错误。毫无疑问，匈奴是讲突厥语(Turkic)的(Bagatur的读音再次证明这一点)。关于tengri的读法也没错。最后，福兰阁(前引书，第Ⅲ卷， 1937年，第180页)引缪勒的另一篇文章(我没有看过) ，将ku—t’u读成qut，意思是“陛下(majest y)”，因此， tengriqut即“天之陛下”的意思。

[29] 《史记》卷一一〇。

[30] 同上。

[31] 参考本书第四章及第六章。

[32] 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结构》， 1934年，第33页及以下(俄文)。

[33] 格里亚兹诺夫、戈洛姆什托克:《阿尔泰巴泽雷克黄金冢》， 1933年;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上的地理因素》， 1938年。

[34] 参考本书第六章。

[35] 参见在高本汉古音复原基础上所做的部落名称表，见赫尔曼:《公元前中国的西域诸国》(载赫定:《南部西藏》，第Ⅷ卷， 1922年) ，第134页。上面所引哥罗荷对古名字的复原及解释是慎重的。

[36] 关于“原始语言”与“原始文化”的讨论很有意思，尽管是以今人的知识来推断。见孟辛:《石器时代世界史》， 1931年，第541页及以下。

[37] 马伯乐:《古代中国》， 1927年，第5页注1。

[38] 颜复礼、商承祖:《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 1929年，第22页， 31页(中文)。

[39] 毕士博:《中国南北方的开端》，1934年，第310页。

[40] 马伯乐前引书，第18页。

[41] 赫尔曼前引书，第169页;福兰阁前引书，第Ⅲ卷， 1937年，第80页;及其有关斯基泰、大夏、吐火罗、月氏的参考文献。

[42] 福兰阁前引书，第180页;缪勒前引书，第566页及以下。

[43] 伯希和(《13到14世纪蒙古语中以“h”开头，而今“h”已不再发音的词》， 1925年)不赞成“enl’etatactueldesetudes”为一个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包括Finno—Ugrian及Samoyed语言，与土耳其、蒙古、通古斯等。我这里保留老的说法，因为需要考虑的问题不单单是语言学本身，而是语言学与文化二者。

[44] 斯蒂芬森(Stefansson，V.):《友好的北极》， 1921年，第104—105页:“这种语言的规则与欧洲语系完全不同，要想讲爱斯基摩话，你必须首先采用一种不同的思想方式。”很明显，这种“不同的思想方式”并不是绝对地由于语言而产生，它应该是一种专门适应环境的文化在发展中产生出来的东西。

[45] 我并不是要说当一种语言被取代的时候，讲这种语言的族群也必然被赶跑了。很可能没有移民，没有完全的移民，或者——很有可能——是局部的移民。

[46] 关于劳弗及哈特在放牧驯鹿方面的参考资料，见本书参考文献。最近有学者，如弗洛尔( Flor) (《关于游牧民族迅速迁徙的问题》， 1930年)相信鹿的驯化可能比马早。但问题并不是限于一种或另外一种动物的驯养先后上。在每个历史水平上，一定要考虑文化，生活方式要适应环境。所以在不同文化之间，在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变之中，文化“引入”一定要与技术的综合性一同考虑。一种综合技术以相对简单的形式引出，可能后来又被以一种发达的形式引入。

[47] 引自孟辛前引书，格里亚兹诺夫及戈洛姆什托克前引书，这是近来非常重要的俄文文献，特别是后来的N.Y.Marr的语言文化的“贾菲斯( Japhetic)”理论。很遗憾，我未能利用这些文献。

[48] 《史记》卷一一〇。

[49] 《史记》卷一一〇。

[50] 同上。

[51] 帕拉基的俄文译本《蒙古秘史》，其部分已译为德文，见海涅士(Haenisch，E.) :《元朝秘史(蒙古秘史)研究》( 1931) ;另见《东亚地区关于成吉思汗最后远征与死亡的传说》， 1932年。

[52] 参考本书第六章。

[53] 顾立雅:《中国早期文化研究》， 1937年，第195—196页。马镫的发明很晚，它对这种联系具有重要的功能作用，精准的骑射技术没有它是不可能的。见阿恩德( Arendt) :《论马镫在斯基泰王国的出现》， 1939年。据格里亚兹诺夫和戈洛姆什托克(前引书，第37页) ，巴泽雷克的“驯鹿型”马鞍，大概出现于在公元前1世纪，那时还没有马镫。真正的蒙古马鞍，前鞍与鞍尾之间很短，所以骑者只能歪斜着坐在鞍上，这才是一个射手的马鞍，可以发展向侧面及背后的射箭技术。

[54] 因此，即使是将衰落的草原游牧转变为现代的“牧场经营”，也会带来扭曲的社会影响。见拉铁摩尔:《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 1936年。

[55] 顾立雅前引书，第188页，引安特生《黄土的子孙》， 1934年，第243页。

[56] 《史记》卷一一〇。

[57] 同上

[58] 参考德效骞前引书，第115—117、128—129页。

[59] 《史记》卷一一〇;《汉书》卷九四的第一部分。

[60] 参考拉铁摩尔:《中国边境的蒙古人》， 1938年。

[61] 参考本书第十六章。

[62] 公元前206—8年为前汉或西汉;公元9—22年为王莽时期，汉代中断;后汉朝或东汉是公元23—220年。

[63] 公元618—906年，是汉人向亚洲内部扩展的又一重要时期。

[64] 分两个时期，公元960—1126年， 1127—1278年。第一个时期是北宋时期，这期间，中原北部第一次被契丹人占领了一部分，他们建立了辽朝( 907—1119) ，其后女真人又建立了金朝(1115—1234)。第二个时期是南宋，在这一时期，整个中国逐渐被蒙古人征服占领，建立了元朝(1206—1367)。

[65] 公元前68年，匈奴单于(汗)去世，几年里，匈奴被汉人和其他草原部落一次次打败。丁零与乘弱(译注:“乘弱”是“乘匈奴之弱”的意思，拉铁摩尔误作族名)攻其北，乌桓攻其东，乌孙攻其西。据说，匈奴损失了30%的人口及50%的牲畜。而汉人并没有利用这一机会来扩大他们的统治，相反，他们“罢外城(在长城以北) ，以休百姓(轻赋税和减兵役)”(《汉书》卷九四上)。

[66] 公元前33年，匈奴分裂，南匈奴单于企图自己掌管长城西部。汉朝大臣以为不可，列出许多理由:长城以外边地有木材，游牧民族用以制作弓矢，而北方草地却少草木多大沙。边地的降汉匈奴人，随时会叛汉而复归匈奴。在西藏边境，汉人侵犯和虐待当地牧民(汉向中亚扩张时期) ，汉人撤退会引发战争。边人子孙贫困，时有亡出塞者。边人奴婢愁苦，闻匈奴中乐，会亡入匈奴。盗贼也会逃入匈奴以获庇护。汉朝大臣的这一段话，揭示了倾向中原的地区和人民与倾向草原的地区和人民之间的许多差异(《汉书》卷九四下)。

[67]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 1937年。

[68] 关于其在位期间的历史，见德效骞:《前汉史》， 1938年。

[69] 其生平见《史记》卷一一〇;《汉书》卷九四上。

[70] 《史记》卷一二三;《汉书》卷九六上下。

[71] 《史记》卷一一五;《汉书》卷九五。

[72] 《史记》卷一一〇;《汉书》卷九四上。

[73] 《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及卷一一〇。

[74] 德效骞前引书，第116页;《汉书》卷一下;《史记》卷九三《韩王信列传》;《汉书》卷三三《韩王信传》、卷九四上。汉朝另一开国元勋卢绾曾为管理边地的燕王，亦亡入匈奴，见《汉书》卷三四。但韩王信和卢绾后代复忠于汉朝。

[75] 德效骞前引书，第117页。

[76] 李广为出身陕西—甘肃交界的汉人，箭术闻名，并比其他汉人更善用游牧人的方式统率军队。其孙李陵，曾将来自长江流域的步卒5000人，以巧妙战术退敌，但终被匈奴俘虏，匈奴给予他很高的荣誉。见《史记》卷一〇九、《汉书》卷五四。因为给李陵辩护，撰写《史记》的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被施以宫刑。见《汉书》卷五四、卷六二。其他将领还有:陕西—宁夏交界的公孙敖、甘肃边界的赵食其、晋北的郭昌、甘肃的路博德、陕北的李息、晋北的李沮。见《史记》卷一一一、《汉书》卷五五。

[77] 卫青，大军团杰出将领，少时曾为人牧羊。其外甥霍去病，也是极出色的将领。见《史记》卷一一一、《汉书》卷五五。

[78] 公孙贺，义渠后代。义渠首见于史书正当真正的草原游牧兴起的时期，其活动于秦国草原边界。赵信是一个“投降”汉朝(或说是进入汉朝行政机构)的匈奴人，后来战败被匈奴俘获，遂侍奉匈奴。见《史记》卷一一一、《汉书》卷五五。

[79] 赵破奴(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征服匈奴的人”) ，陕西人，曾“逃亡”到匈奴，后回到中原加入汉朝军队。他曾率军远征绿洲和草原，后战败被俘。在匈奴生活了十年，又返回汉朝。见《史记》卷一一一、《汉书》卷五五。李广利(《汉书》卷六一) ，也是一位出色汉人将领，曾横穿整个绿洲地区直至大宛(俄属土耳其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他最后一次作战是在广阔的草原，被匈奴俘虏。匈奴起初很欣喜，并给他很高的官级。这激怒了卫律，一个一直对匈奴有影响力的大臣，他用计将李广利作为人质杀掉。卫律本人，作为一个有着游牧人血统的人，起初为汉朝做事，后降匈奴。(《汉书》卷五四，于李广传末)。这里所列名字只是其中一部分。关于匈奴战争，见《史记》卷一一〇、《汉书》卷九四。还有很多《史记》、《汉书》的人物传记，我在这里未及引用。

[80] 金日磾是甘肃草原边境部落一亲王或首领的儿子，曾摇摆于汉人和匈奴之间。他在汉朝的事务中表现得很突出，最后成为摄政王。见《汉书》卷六八。关于其他匈奴人，包括一些高级贵族，与汉人沟通，或事实上变成汉人的事情，见《史记》卷一一〇及《汉书》卷九四。

[81] 参考前注。

[82] 关于一般的战争和出使，见哥罗荷去世后出版的《公元前中国的西域诸国》，福兰阁编， 1926年。另见维格:《历史文献》，卷Ⅰ， 1929年，第390—417页， 487—490页， 510—526页;及帕凯尔《鞑靼千年史》， 1895年， 1926年第2版。可惜的是，所有这些作者都没有从一种发展变革的历史观出发，在他们的各自工作中，将连续的事件仅视为单纯的轶事。

[83] 福兰阁:《中华帝国史》，卷Ⅰ， 1930年，第269页及以下。最近一部重要的中文著作是万国鼎的《中国耕地史》，卷Ⅰ， 1933年，见C.M.张的评论， 1935年。

[84] 《史记》卷一一〇;《汉书》卷九四上。

[85] 拉铁摩尔:《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 1936年。

[86] 《史记》卷一一一《张骞列传》，《汉书》卷六一。关于西部地区，见《史记》卷一二三;《汉书》卷九六;哥罗荷前引书，第9页及以下。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仅仅将张骞个人看作伟大传奇人物，而他的蛮族同伴却被忽略了。从关于他的极少的记载来判断，他似乎是位个性鲜明的人物。

[87] 对这些战争的用兵方法还没有研究著述。从《史记》《汉书》关于战役的记载以及术语(军阶及兵种)的使用上可以看出，汉人用的是有大量辎重的大军，轻骑部队移动便捷，但要与大军结合使用。还有辅助性军队(可能由汉人和雇佣牧人组成) ，以相当游动的方式作战。另外在边疆还有卫戍常规军和边郡兵。

[88] 罪犯充军，是去参加绿洲战役及卫戍任务，而不是(或极少)到草原作战。这暗示着对人员素质的要求。

[89] 参考本书第六章。

[90] 斯坦因:《中国沙漠中的遗址》卷Ⅱ， 1912年，第208—210页。

[91] 例如费尔干纳的“汗血”马(《汉书》卷六一)。参考瓦尔纳(Warner，L.) :《中国的漫长古道》， 1926年。关于汗血现象，大概是一种寄生虫引起的。

[92] 特罗普:《中国西北与内蒙古的殖民的可能性》， 1935年，第452页;《中国土壤地理》， 1938年，第118页。

[93] 主父偃，武帝时大夫，他反对汉人在鄂尔多斯驻军。他说，秦始皇曾被劝阻派蒙恬占领鄂尔多斯。匈奴没有城邑，不可能以汉法制之。即使派轻骑也很难深入其腹地，他们的土地没有用处。当年蒙恬到了那里，其土地多沼泽盐碱，不宜耕种。中国损失巨大。粮食自山东沿黄河转运，所至无几。边人满足不了衣食，结果不满导致叛秦。现在，汉朝统治，对匈奴的战争已耗空国库。边郡的百姓和士兵很容易反叛。不过，同是这位大夫，后来又完全转变了立场，劝谏占领“肥沃的”鄂尔多斯，以为解决匈奴问题的办法，尽管他遭到其他大臣的反对。维格(前引书，第393页)蔑视这位大夫，视其为一肤浅的政客。但他忽视了一点，就是这些政策也关系到汉朝内部大地主们所有土地的大小与他们的权限。真正的解释应该是:中国封建制残存还很多，而它的不断瓦解则产生了过剩的人力，草原战争和殖民尽管代价很高，但有助于解决剩余人力问题，而且比起朝廷不“强”导致边将叛变的情况，还是上算得多。见《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及《汉书》卷五八、卷六四上。

[94] 一个反复争论的问题是:攻打匈奴还是与其和议(主要是联姻和“赏赐”财物)。典型的例子见《史记》卷一〇八《韩长孺列传》，及《汉书》卷五二。

[95] 参考本书第六章。

[96]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 1933年。

[97] 拉铁摩尔:《和服与头巾》， 1938年。

[98] 参考本书第六章。

[99]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 1933年。

[100] 这在13世纪蒙古统治(元朝)时期确实是事实。长春真人在1221年提到内蒙古靠近达来淖尔的农业(布雷特施奈德Bretschneide r，E.:《中世纪研究》卷Ⅰ， 1888年，第48页，注114) ;常德在1259年提到汉人在阿尔泰地区从事农业(前引书，第124页，注311)。马可·波罗描写过内蒙古归化地区的放牧和农业的混合经济(玉尔:《马可·波罗游记》卷Ⅰ， 1921年)。草原各处的“保护式”农业可能在14世纪达到其最高峰。

[101] 在蒙古统治时期，古老的中亚绿洲却到处保留着农业以及未被转化为游牧经济的痕迹，那一时期所有游记中的描写都是很清楚的。

[102]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 1933年;另见本书第六章。

[103] 杜曼:《清朝在新疆的土地政策》， 1936年(俄文) ，很详细地记录了一个三方对峙的情况:绿洲地方势力、走出“草原”的西蒙古势力、引入“农业(和官僚体制)”的满洲和汉人势力。在这个时期土地权及政权不断易手。

[104] 关于张骞第二次出使至乌孙(大约在天山北麓伊犁地区)的记载，见《汉书》卷六十一。游牧人南向面对长城，所以其“右臂”在西。

[105] 参考本书与这些地区有关的章节，特别是关于蒙古的章节。

[106] 关于向狩猎牧人强索毛皮贡品的事，参考科兹忞、卡博、巴德利的著作(见本书附参考文献)。随着毛皮的商品化，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每件毛皮都是一种象征物，经常超出它的“市场”价值，它是狩猎者付出劳动量的符号。上等毛皮常被负责毛皮贡品的官员私下占有，次等毛皮则被运到中原。这样，上等的毛皮被无偿占有，而引起对次等毛皮的非正常需求。于是狩猎者被迫捕杀未成年的动物，这样就减少供应的稳定性，他们也必须跑到更远的地方找寻猎物。狩猎变得更加艰难。

[107] 拉铁摩尔:《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 1936年。

[108] 参考鲁布鲁克、柏朗嘉宾(Carpine)及马可·波罗等旅行家的传记，他们视商业活动为很自然的事情。布雷特施奈德:《中世纪研究》，卷Ⅰ，1910年，第269页;巴托尔德:《土耳其斯坦》， 1928年，第414页;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结构》， 1934年，第35页。这些作者都提到一个穆斯林商人，哈桑，带着1000只绵羊和一只白骆驼到蒙古东北，去交换紫貂和松鼠皮。他遇到了成吉思汗，并投靠了成吉思汗。这是1203年，在成吉思汗伟大征服之前的事。这些作者都是参考了《蒙古秘史》，见帕拉基， 1910年再版，第46页， (俄文)。

[109] 参见科兹忞:《突厥蒙古的封建制问题》， 1934年，第38—44页(俄文) ，特别是关于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地区及唐努乌梁海的有趣记载。另见拉铁摩尔:《亚洲内陆的商路》， 1928年;《内蒙古的一座景教城市遗址》， 1934年;《中国边境的蒙古人》， 1938年。

[110] 最初由游牧民族首领进贡的商品在贸易中尤其重要。见科兹忞:《图瓦的经济》， 1934年，第52页(俄文)。

[111] 参考本书第四章。

[112] “(对于牧人来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他们‘是否’移动，而是他们‘能够’移动”。(拉铁摩尔:《亚洲内陆的商路》， 1928年，第519页)

[113] 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 1938年，第15页。

[114] 《史记》卷一一〇;参考《汉书》卷九四。

[115] 弗拉基米尔佐夫前引书，第133页及注2、3。

[116] 《史记》卷一一〇。

[117] 《后汉书》卷一一九。

[118] 《晋书》卷一〇一—一〇七。

[119] 《后汉书》卷一二〇。

[120] 《三国志》卷三〇。

[121] 西晋，公元265—316年;东晋，公元317—419年，根据山西古代的晋国命名。

[122] 《晋书》卷一〇七—一一一。

[123] 翟理思:《中国人名词典》，编号12100。

[124] 《晋书》卷九七;《魏书》卷一〇一。

[125] 《北史》卷一;《魏书》卷一、二。

[126] 《北史》卷九八;《魏书》卷九一。

[127] 《北史》卷九九;《隋书》卷八四。

[128]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新唐书》卷二一五。

[129] J . S .李:《中国内战的周期性》， 1931年;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1935年，有大段引用。

[130]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 1936年，第9—10页。

[131]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 1936年，第131页。

[132] 同上，第145页。

[133] 同上，第137页。

[134] 王毓铨:《中国历史中地税的上升与王朝的覆灭》， 1937年，第202页。

[135] 参考本书第三章。

[136] 冀朝鼎前引书，第􀃽页。

[137] “他原是个亭长，因为官府的压迫和命运不佳，而成了强盗”(德效骞:《前汉史》， 1938年，第5页)。

[138] 《明史》卷一。朱元璋当过和尚，后成为蒙古(元朝)的反叛，成为他第一个投靠的叛乱头目的心腹兼保镖。

[139] 《后汉书》卷一上。刘秀的亲属见他投入危险的争权斗争十分恐惧，怕因此而被株连。

[140] 刘秀曾在王莽时期做官，但一定是个很不稳定的官位。

[141] 《史记》卷一一〇。

[142] 《北史》卷九八;《魏书》卷九一。

[143] 帕拉基翻译的俄文版《蒙古秘史》， 1910年，第18页及以下;萨囊彻辰的蒙古文版，第66—68页;施密特的翻译版，第67、69页。

[144] 参考本书第五章。

[145] 魏特夫:《中国经济史问题》， 1927年，第325页;《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 1935年，第53页。冀朝鼎、王毓铨(见前引书)均受到魏特夫的影响。

[146] 魏特夫:《东方社会的力量》， 1938年，第109—114页。

[147] 拉铁摩尔:《评格勒纳尔<成吉思汗>》， 1937年。

[148] 参考本书第四、五章。

[149] 尽管李氏的基地在山西北部，但其宗族来源可追溯到甘肃氐道地区短暂的匈奴“王朝”。见《唐书》卷一;《新唐书》卷一。

[150] 《元史》卷一四六;《新元史》卷一二七。

[151] 参考本书第十三章。

[152] 诺维斯基(Novitskii，V.F.) :《蒙古穿行记》( 1911年，俄文)说，与外蒙古王公作比较，内蒙古的王公“更为自主和傲慢”。他认为原因之一是他们与北京朝廷频繁的私人联系。这是在1906年，即1911年中国和蒙古革命前不久的情景。“内”、“外”蒙古王公的不同，源自满洲同盟部落与在“贮存地”以外的部落之间的差别。这些差别已经很久了。同书中还有对于内蒙古王公有更多“汉人”习俗的评论。

[153] 桑普:《中国土壤地理》， 1936年，第118页。长城以外的外城只有部分被标在地图上。东部外城，参见各盟、旗及其他部落地区地图，见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大多根据南满铁路版的日本军用地图编绘。西部外城，最好的地图见赫定《中亚与西藏的科学考察收获》(1927—1935) ， 1935;伯格曼:《考古调查》的有关部分;伯格曼的早期文章:《蒙古的过去与现在》，第110—113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唐古特(西夏)王朝北部边界的城墙。

[154] 参考魏特夫:《东方社会的力量》，1938年。

[155] 在蒙古人禁例中——可能起源于社会禁例——不准贮存过冬干草，不准挖很多水井，不准捉鱼，等等。所有这些都会增强繁荣，但这更意味着对地点的附属，传统来看，这会削弱游牧民族首领的权利。偏见仍有保留，即使因王公与满清的密切关系而改变了游牧习性以后。满清要人们严格遵守边疆条例。参考本书第四章。

[156] 参考本书第十二章。

[157] 魏特夫(前引书，第111页，注4)对我关于游牧历史问题的早期研究作的评论，他对于游牧民族的周期性源自汉人的周期性的论述，比我的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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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注:所列数字为英文原书页码。不过，因中文注释格式与原文不同，所以中文注释中的名词与下面所标页码并不对应。另外，在转页的句子中，译本与所标原文页码或有出入，亦请注意。)

A

A d ams，Henry(亨利·亚当斯)，8.

Agriculture(农业)，Chinese(中国)，23，35，250，302，352，356，364，394，408，419，423，469;extensive(粗耕)，39，167，324，501;intensiveChinese(汉族精耕)，36，38-40，371，374，376，421，432;intensiveManchuria(满洲精耕)，107，108，122，123;irrigated(灌溉)，312-319，350，353;loessregion(黄土地区)，298;Neolithic(新石器时代)，30，257，262，270，271，297，302;NeolithicManchuria(东北新石器时代)，110;oasis(绿洲)，23，151，154，170，172，501;Tai(代)，413;Tibet(西藏)，207，210，211，214.

AisinGioro(爱新觉罗)，tribe(部落)，115.

Akuta(阿骨打)，137.

AltaiArmy(阿尔泰军)，201.

Altaimountains(阿尔泰山)，153.

Altan(阿勒坦)，KhanoftheTumets(土默特汗)，84-86，88，126.

Amdo，region(昂多地区)，228.

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美国地理学会)，xvi，xix，xxi.

AmericanIndians，agriculture(美洲印第安人农业)，30.

Amur，river(黑龙江)，112，139.

Anau，oasis(安诺绿洲)，157.Anda(俺答)，seeAltan(阿勒坦).

Andersson，J.G.(安特生)，103，165，216，257，265，266，328.

Andrew，G.F.(安德鲁)，182，183，186，212.

Animals，domesticationof(动物驯化);andlanguages(语言)，485;Manchuria(东北)，110，112;Neolithic(新石器时代)，258，327;oasis(绿洲)，158-161，167，SeealsoDog，Horse，etc.(另见狗、马等).

Anyang，archeologicalsite(安阳考古遗址)，259，263，265，269，280，284，285，303.

Arabempire，contactswithTibet(阿拉伯帝国与西藏的接触)，221.

Arash(阿拉西)，xxii.

Archery，andfirearms(射箭)，138;mounted(骑射)，61，64，65，387.

Ass，wild(野驴)，160.

Atisa(阿底峡)，226

B

Baddeley，J.F.(巴德利)，88，125，139.

Bales，W.L.(贝勒斯)，182，186.

Banking(金融、银行)，51.

BannersandBannermen(旗与旗人)，Chinese(汉旗)，132，140;Manchu(满旗)，131-132，135;Mongol(蒙旗)，132.

“Barbarians”(蛮族)，57，284，301，304，307，337，415，420，421;EasternorI(东夷)，286，310，319;Western(西部蛮族)319，338.

Barbarianauxiliaries(蛮族附庸)，358，414，433，474，546.

“Barbarian”invasions(蛮族入侵)，Chouperiod(周代)，340-349.

Barbour，G.B.(巴伯)，31.

Barrett，Mr.AndMrs.R.LeM.(巴瑞特夫妇)，xxi.

Barthold，W.(巴托尔德)，519.

Barton，SirW.(巴顿)，235.

Bell，SirC.(贝尔)，236.

Bergman，F.(伯格曼)，152，265，549.

Berthelot，A.(贝洛特)，162.

Bertram，J.(贝特兰)，194.

Bishop，C.W.(毕士博)，xx，27，29，31，35，39，65，159，255，258，265，270，279，281，282，283，284，287，292，294，306，307，313，319，322，323，337，339，366，377，405，421，456.

Black，Davidson(布莱克)，103，257Blackpottery(黑陶)，259-267，299，301，302，315.

Bloch，M.(布洛赫)，369.

Boeke，J.H.(伯克)，143.

Bonvalot，G.(邦瓦洛特)，155.

Border(边境).SeeFrontier(见边疆).

Borderchiefs，nomad，(边境游牧首领)，462，474，477，479.

Bordercommanders，Chinese(边境汉族指挥官)，479，480，485.

Boundaries，distinguishedfromfrontiers(边界，与边疆不同)，238，242.

Bow，compoundreflex(复合弯弓)，465.SeealsoArchery(另见射箭).

Bowman，Dr.Isaiah(鲍曼博士)，xix.

Breasted，J.H.(布雷斯特德)，163.

Bretschneider，E.(布雷特施奈德)，82，504，519.

British(英国)，interestsinTibet(在西藏的利益)，233-237;seapower(海权)，5，6.

Brock，H.LeM.(布洛克)，245.

Bronze(铜器)，effectsof“discovery”(“发现”的影响)，267;techniques(技术)，264，266，269，272.SeealsoBronzeAge(另见铜器时代).

BronzeAge(铜器时代)55，262-274，302.

Broomhall，M.(海恩波)，182.

Bruce，C.E.(布鲁斯)，245.

Bryce，J.(布赖斯)，379.

Buddhas，Living(活佛)，88，89，232.

Buddhism(佛教)，CentralAsian(中亚)，176，177，180;Chinese(汉族)，178，378;

Mongolian(蒙古族)，80，83-89，93，97，215;Tibetan(藏族)，217-221，223，224，229.

Bughegesik(布格吉锡克)，xxi.

Buriat-Mongolis(布里亚特蒙古)，Neolithic(新石器时代)，53.

ButkhaHuntingReserve(布达哈猎区)，125.

C

Cable，M.(盖群英)，202.

Cahun，L.(迦恩)，331.

Camel，wild(野生骆驼)，160.

Canals(运河)，46，166，374，394;SeealsoGrandCanal(另见大运河).

Canoes(独木舟)，112.

Capitalism(资本主义)，inChina(在中国)，393;WesternEuropean(西欧)，5，6.Carruthers，D.(贾鲁瑟)，113，153，160.

Carter，E.C.(卡特)，xix.

Cattle(牛)，74，330，331.

Cattleherding(放牛)，57.

Cavalry，developmentof(骑兵的发展)，63.

Cavesinloesscliffs(黄土断壁窑洞)，31.

CentralAsia(中亚)，151，204;Chinesepenetration(汉族渗透)，489，495;Tibetansin(藏族在中亚)222.SeealsoChineseTurkistan，NomadsandNomadism，Oases(另见新疆、游牧业、绿洲).

Centralization，governmental(集权政府)，368，373，397，398，405，417，423，424，430，436，468.

Chahar，region(察哈尔地区)，10，11.

Chahars，people(察哈尔人)，86，230.

ChangCh’ien(张骞)，489，490.

ChangTso-lin(张作霖)，144.

Ch’angch’uncity(长春城)，105.

Chao，stateof(赵国)，249，359，382，383，387，389，400，410，411，413，415-417，430-432，434.

Chavannes，E.(沙畹)83，289-291，338，348，382，385，387，392，400，402，438，444.

Chekiang，province(浙江省)，13.

ChenHan-seng(陈翰笙)，48，51.

Chen，W.H.，(W.H.陈)，11，12，13，152.

Ch’engjo，tribe(乘弱)，470.

Ch’engtu，city(成都城)，47.

Chi，Ch’ao-ting(冀朝鼎)，xxi，40，42，215，317，330，374，415，533，537 ;theoryofdynasticcycles(王朝循环论)，533.

Ch’i，Shangruler(契，商始祖)，285.

Ch’i，stateof(齐国)，344，358，365，367，404;wall(长城)436.

ChiaCh’ing(嘉庆)，138.

Ch’iang，orChiang(=shepherd)(羌或姜，即牧羊的人)，215，455，456.

Chiefs，steppe(草原首领)，462，474，477，499，517，521，548.

Chienchou，region(建州)，116，117.

Ch’ien-HanShu，ahistory(前汉书)，76，467，470，471，477，478，479，484，486，489，491，494，497，498，506.

Ch’ienLung(乾隆)，87，138.

Ch’ienMu(钱穆)，364.Chih，Ti(帝挚)，282，288.

ChilinT’ungchih，agazetteer(吉林通志)，138.

Chin(金)，changetoCh’ing(改为清)，130;dynasty(金朝)，115，120，469，527 ;

Eastern(东晋)，528;stateof(晋国)，358-360，363，367，382-384，387，415，416.

ChinShu，ahistory(晋书)，527.

Ch’in(秦)，conquest(征伐)，445;dynasty(秦朝)，205;earlyperiod(早期)，293;expansion(扩张)，383，385，419-425;fall(衰落)，444-446;frontiercharacteristics(边疆特点)，432-435，440-443;militarydevelopment(军事发展)，437-440;origins(起源)，338，356，357，358;stateof(秦国)，249，311，320-323，338，358，360，363，365，377，382-384，388，389，392，397，399，400-405，410，412，429，435，;unificationoffrontier(统一边疆)，440-443.

Ch’inShih-huang-ti(秦始皇)，25，103，286，441，444，448;GreatWall(长城)，440-443.

China(中国)，geography(地理)，ancient(古代)，309;legendary(传说)，291，296;
modern(现代)，areaandpopulation(地区与人口)，10-13;neolithic(新石器时代)288.

ChinaYearBook(中国年鉴)11，12，13，141.

ChineseEasternRailway(中国东部铁路)141，145，193，“ChineseEmpire”(“中华帝国”)140.

Chineseexpansion(汉族的扩展)41，241;againstbarbarians(向蛮族地区)382，383，385，387，415，424;beyondYangtze(跨越长江)439，469，472;inChouperiod(周代)344-354;intoCentralAsia(进入中亚)467，477，484，489-495，500;tosteppes(向草原)470-472;SeealsoColonization，FrontierChinese(另见殖民、边疆汉族).

Chinesefamily(汉人家族)376，377.

Chinesegovernment(中国政府).SeeCentralization.“Compartments”，Imperialism，Mandarins，Rangeofaction，Scholar-gentry(见集权、帝国、满大人、行为规范、士大夫).

Chinesehistory(中国历史)，characterof(特点)14，19，38，39，45，475，476;focalareas(核心区)27;“frontierstyle”(边疆形态)407-425;traditional(传统)279-281;SeealsoGeographicalfoci(另见地理核心).

ChinesePale(汉边)108，109，115，117，128，129，130，132，133，135，136，138，140，187，247.

Chinesesociety，origins(中国社会起源)27-51，281.

ChineseTurkistan(新疆)10，11，18，151-204，230，502，505，508，SeealsoCentralA-sia，Sinkiang(另见中亚新疆).

Chinesewriting(汉文)48.

ChineseYearBook(中国年鉴)12，182.

Ching，people(荆人)455.

Ching，river(泾河)419.

Ch’ingdynasty(清朝)116，130，535.SeealsoManchudynasty(另见满族王朝).

ChingghisKhan(成吉思汗)72，75，80，81，90，119，227，250，385，519，540，544，545.

“ChingghisKhanwall”(成吉思汗边墙)547.

Ch’inghai，province(青海省)11，183.

Chou(周)，bronzes(铜器)274;capital(都)311;connectionwithShang(与商的关系)

307-308;conquest(征伐)338，391，396;continuitywithHsia(承接夏朝)308，310;culture(文化)286，292，300，312，318，320，321，410;declineof(没落)168，392;dynasty(朝代)282，287;language(语言)456;origins(起源)304，306;period(时期)205，268，279，282，306-308，337-368，369.

Chronology，Chinese(中国纪年)282.

Chu，Coching(竺可桢)23，42.

ChuFang-pu(朱芳圃)285.

Chu-FenYen(主父偃)497.

ChuYuan-chang(朱元璋)539.

Ch’u(楚)，empire(称霸帝国)437;people(楚人)323;stateof(楚国)287，311，339，366，367，384，400，404，406，445.

ChuanHsü(颛顼)282，290.

Chuguchak(T’ach’eng)，town(塔城)198.

Chün(俊)285.

ChungShan，state(中山国)385，404.

Churchandstate，Tibet(西藏政教)220，225，231，232.

Citieswalled(有围墙的城市)39;Seealso“Compartments”(另见单位、单元).

Climate(气候)，China(中国)23，28，370;ChineseTurkistan(新疆)155，156，158;loessregion(黄土地区)31;Manchuria(东北)107;Mongolia(蒙古)54;Tibet(西藏)207.

Coatman，J.(科特曼)235，244，246.

Colonization(殖民)，Chinese(汉族);ChineseTurkistan(新疆)192，195;Manchuria(东北)17-18，139，141;Mongolia(蒙古)97，98，99，192.SeealsoChineseexpansion(另见汉族扩张).

Columbus，Ageof(哥伦布时代)5，8.

Communists，Chinese(中国共产主义者)43.“Compartments”(单位、单元)(walledcitieswithadjacentcountry)(有墙城市与邻近乡村)39，41，44，169，394，403，423，471，537.

Confucius(孔子)397-399.

Conrady，A.(康拉迪)29.

Corveelabor(义务劳役)95.

Cossacks(哥萨克)139.

Courant，M.(库尔唐)87，230.

Creel，H.G.(顾立雅)xxi，53，58，61，64，256，257，259，262，263，265，268，269，274，279，281，299，300，301，308，328，337，407，465，466.

Cressey，G.B.(葛德石)11.

Culturaldifferentiation(文化分异、文化差异)55，167.

Culture，diffusionof(文化传播)264，307，309，322.

Cunningham，SirG.(坎宁安)245.

Cycles，historical(历史循环)203，468，512，519-552.

D

Daghor，tribe(达斡尔)114.

Dairen，city(大连)190.

DalaiLama(达赖喇嘛)88，230，231，232，237.

Darkhan(=Mongolsmith)(达尔汉，即蒙古工匠)70.

DeGroot，J.J.M.(哥罗荷)344，345，348，358，359，382，384，385，387，388，389，403，404，450，455，486，489.

DeHarlez，Ch.，(德·哈尔莱)110.

Desertoases(沙漠绿洲).SeeOases，deserttype(见绿洲、沙漠形态).

DetMongols，people，(辉特蒙古)，213

Differentiationofpeopleandcultures(人民与文化的分异)38.55，64.SeealsoCulturaldifferentiation，Economicdifferentiation，Frontierdifferentiation，Languages，Socialdifferentiation(另见文化分异、经济分异、边疆分异、语言、社会分异).

Dixon，R.B.(狄克逊)167.

Dmitrenko，V.V.(德米特伦科)160.

Dog，domesticationof(狗的驯化)112，258.

Dogsled，(狗拽)112.

Doksom(杜克索姆)95.

Domestication(驯化).SeeAnimals，Domesticationof(见动物驯化).

Drainage(排水、排干)34，312，316.

Dubs，H.H.(杜伯斯)443，444，446，447，449，467，476，479，480，539.

Duerst，J.U.(杜额斯特)158，160.

Duman，L.I.(杜曼)87，181，184，230，506.

“DuranLine”(都兰边界)235，239，244.

Durdin，F.T.(德登)240.

Duyvendak，J.J.L(戴闻达)401，402，435.

E

“EasternInnerMongolia”(内蒙古东部)10，78.

Eberhard，W.(埃伯哈德)270，281，297，323.

Economicareas，key(重要经济区)40，42，330，534，539.

Economicdifferentiation(经济分异)55，58.

Economicsystemsandpractices(经济体系与实践)，determinant(决定性)326，350，354，371，395，431，469，550;Manchuria(东北)121;Mongolia(蒙古)67;NorthChina(华北)295，315，316，353，359，367，374;SouthChina(华南)322;steppesandsteppemargins(草原与草原边缘)63，328，329，332，387，390，410，412，413，454，488，510，543.

Education，CentralAsia(中亚教育)202.

Egypt(埃及)30.

Eien，(=“owner”，“lord”)(所有者、地主)292.

Ekvall，R.B.(爱克威尔)237.

Elias，N.(爱莲斯)186，187.

Emperors，earlylegendary(早期传说帝王)282-286.

EncyclopaediaSinica(中国百科全书)178，394.

England，seapower(英国海权)5-6.

Environment，geographical(地理，环境).See Geographicalenvironment(见地理环境).

Eunuchs(太监)377.

F

FangT’ing(方庭)342，343.

Fen，riverandvalley(汾河流域)290，310，359.

Feng，Chia-sheng(冯家升)xxi，311，319.

Fengt’ien，region(奉天)10，413，415，416，419.

Feudalism(封建主义)，Chinese(中国)369-376，391，393，395，396，403，429，431，433，435，438-439，446;European(欧洲)369-370，376，379;Manchu(满族)122;Nomad66，381.

FifthReportonProgressinManchuriato1936，(满洲发展报告第五，至1936年)14.

Filialpiety(孝顺)398.

Fishing(捕鱼)112，122，155，314;Neolithic，(新石器时代)257.

Foci，geographical(地理、核心).SeeGeographicalfoci(见地理核心).

Forestsocietyandeconomy(森林社会与经济)54，381;Manchuria，(满洲)114，122.

FourthReportonProgressinManchuriato1934(满洲发展报告第四，至1934年)11.

Fox，Ralph(福克斯)73，250.

Francke，A.H.214，217，221.

Franke，O.(福兰阁).116，178，281，369，378，397，398，400，401，494，405，406，442，447，451，486.

FrontierChinese(汉人边疆)131，144，240，248，250，482.SeealsoChineseexpansion，Colonization.

Frontierdifferentiation(边疆分异、边疆差异)417，423，431，432，435，454，460，472，498.

“Frontierstyle”inChinesehistory(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形态)409，422.

Frontiers(边疆)，auxiliarytribes(附属部落)246;ChineseandIndiancompared(中印比较)242;distinguishedfromboundaries(与边界线的区别)238-242;impossibilityofrigid(精确边疆的不可能性)472-475;“inner”and “outer”(“内”与“外”)235;invasions(入侵)247;neutralization(中立)245;zones(地带)239，247.SeealsoGreatWallFrontier(另见长城边疆).

FuHsi，(伏羲)282，283，284，286，289.

FuSsu-nien(傅斯年)35，56，281，309，311，319，320，321，324.

Fuchs，W.(富克斯)118，169，172，223.

Furtribute(毛皮贡品)125，217

G

Gabet，J.(加贝)96，213.

GegenAltanKhan(阿勒坦汗)229.

Gelugpasect，(格鲁派，黄教)229

GenghizKhan(成吉思汗).SeeChingghisKhan.

Geographicalenvironment(地理环境)，influencesofandadaptationsto(影响与适应)

261，276，318，371，472;Chineseexpansion(汉族的扩张)350;GreatWall(长城)

25;steppesociety(草原社会)61;Tibet(西藏)209.

Geographicalfociofhistoricaldevelopments(历史发展的地理核心)343，352，353，357，360，362，365，366，367，397，403，412，454，460，518，543Germany(德国)7.

Gibert，L.(吉贝尔特)115，116，118，119，124，127，129，132，134，135.

Giles，H.A.(翟理思)414，527.

Gilmour，J.(吉尔摩)96.

Goats，(山羊)74.

Gobidesert(戈壁沙漠)75-77.

Goldtribe(黄金部落)120.

Goldman，B.(戈德曼)201.

Goloks，tribe，(果洛部族)212.

Golomshtok，(戈洛姆什托克)453，459，466.

Gombojab，(贡波札布)xxi.

Gorski，V.，(戈尔斯基)116.

Government(政府).SeeChiefs，Chinesegovernment，ChurchandState，Rangeofaction(见酋长、中国政府、政教、行为规范).

Graham，S.，(格雷姆)160.

Grain(粮)394;useofasrevenue(税粮)174，330.

Granaries，valueintimeofwar，(谷仓的战时价值)40.

GrandCanal(大运河)42，47，405，414，534.

GreatPlainofNorthChina(华北大平原)28，29，33-35，56，288，296，301，319，320，324，365，367，372;earlypeoples(早期居民)308，312.SeealsoYellowRiver(另见黄河).

GreatWallofChina(中国长城)15，25，28，62，389，440-443，471.SeealsoGreatWallFrontier(另见长城边疆).

GreatWallofCh’inShih-huang-ti(秦始皇长城)440-443.

GreatWallFrontier(长城边疆)148，149，240，247，255;frameworkof(地域构成)22-25;maintenance(维持)84.SeealsoFrontiers，GreatWall，Wallbuilding(另见边疆、长城、城墙修建).

“GreatWalls，little”，ofCh’in，Chao，andYan(秦、赵、燕的地区长城)440.

Gregory，J.W.，(格里高利)208.

Grenard，F.(格勒纳尔)23，67，127，152，155，157，173，180，207，211，212，213，231.

Griaznov，M.P.，(格里亚兹诺夫)453，459，466.

GrinnellCollege(格林纳尔学院)xxii.

Guggenheim，JohnSimon，MemorialFoundation(格根罕姆纪念基金)xviii.

H

Haenisch，E.，(海涅士)465.

Hami，town(哈密)173，196.

Han(汉)，bronzes(铜器)274;dynasty(王朝)205，311，357，444-449，467，469，475，483-489，506，527;Eastern(东汉)539;Empire(帝国)205，249，476，479，480;

Frontiercampaigns(边疆战役)479;policy(策略)477;stateof(王国)359，382，384，400，416.

Han，riverandvalley(汉水流域)27，289，339，366.

HanWangHsin(韩王信)479，480.

Handicrafts，nomad，(游牧手工业)70，92.

Hankow，city，(汉口城)339.

Hanwell，N.D.(罕威尔)48.

Harris，NormanWait，Lectures，(哈里斯讲座)xxii.

HarvardUniversity(哈佛大学)xviii.

Harvard-YenchingInstitute(哈佛燕京学社)xviii.

Hasan，(哈桑)519.

Haslund，H.，(哈斯隆德)100，196.

Hata，people，(哈达)129.

Hatt，G.，(哈特)113，159，211，327.

Hauer，E.，(郝爱礼)132.

Hay，John，(海约翰)8.

HazratAtpak，shrine，(哈萨拉阿帕)185.

Heavenlymountains，(天山)151.

Hedin，S.，(斯文·赫定)152，164，197，199，201.

Heilungchiang，region，(黑龙江地区)10.

Heje，tribe，(赫哲族)120.

HenryofOrleans，Prince，(奥尔良亨利王子)155.

Herrmann，A.，(赫尔曼)34，163，164，342，348，349，389，403，455，456.

Hilarion，O.，(希拉里恩)228.

History(历史)，characterof(特征)8，15，169，462;dynasticandtribal(王朝与部落)，cyclesof(循环)531-552.SeealsoChinesehistory;Manchus，Mongols，(另见中国历史、满族、蒙古).

Hittites，people，(赫梯)163.

Holland，W.L.，(荷兰德)xix.

Honan，province，(河南省)290，338.

Hongkong，city，(香港)190.

Hopei，province，(河北省)13，290.

Horner，N.G.，(奥尔纳)152.

Horse，(马)58，63，74，161，167，465，466.

HouChi，agriculturaldeity，(后稷，农神)283.

HouChin，tribalname，(后金)116.

Hou-HanShu，ahistory(后汉书)526，527，540.

HouKang，archaeologicalsite，(后冈遗址)259.

Howorth，H.H.，(豪沃斯)85.

Hrozny，F.，(赫罗兹尼)163.

Hsi，prople，(奚)115.

Hsia(夏)，culture(文化)286，300，301;dynasty(朝代)282，284，291;origins(起源)

284;period(时期)293，296，298-304，340;predecessorsofChou(周承夏)

308，310.

Hsieh，(契)285.

Hsienpi，orHsienpei，prople，(鲜卑)115，527.

Hsik’ang，province，(西康省)11.

Hsinching，city，(伪满“新京”)105.

Hsingan，province，(伪满“兴安”省)10，11.

Hsinking，region，(“新京”)105.

Hsiungnu(匈奴)，empire(帝国)63，478;historyor，asanexampleofnomadcycle(游牧循环史之例证)523-526;language(语言)455;people(人民)342-344，448，450，451，454，457，461，463，467，470，471，476-480，490，497，509，523-526;relationstoHandynasty(匈汉关系)483-489，508，509.

Hsü，“little”(徐树铮)197.

HsüChü-ch’ing(徐琚清)404.

HsüChung-shu(徐中舒)270，281，286，299，301，302，313，421.

HsuanTsung，(玄宗)178.

Hu，people，(胡)387，448，451，454.

HuShih，(胡适)280.

Huai，riverandregion，(淮河地区)27，286，289，296，321，366，446.

HuaiIbarbarians，(淮夷)286.

Huan，tribe，(獂，即戎)385.

HuangTi，(黄帝)282，283，287，289.

Huc，R.-E.(古伯察)96，213.

Huifa，tribe，(辉发)129.

Hulunfederation，(呼伦部)129.

Hummel，A.W.，(恒慕义)34，279.

Huns，people，(匈)342.

Hunting(狩猎)327，354，517;CentralAsia(中亚)155，159;Manchus(满族)110-114，122，123，138;primitiveChinese(原始汉族)30，33，60，257，305，314.

Huntington，E.，(亨廷顿)191.

Hurka，riverandvalley(牡丹江流域)111.

Hyksos，Egyptiankings，(希克索斯，埃及王朝)163.

I

Ibarbarians(夷)286，310，319.

IRiver(伊水)362.

IcheManchu，tribalname(新满)135.

IlanHala，town，(伊兰哈拉)115.

Imperialism(帝国)，Chinese(汉族)170-171;conflictinginterestsinTibet(在西藏的利益冲突)234;foreign，inChina(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140，144，187;“Secondary”(“亚帝国主义”)143，145，149，187，190，193，196，203，233.SeealsoJapan(另见日本).

India(印度)，frontiers(边疆)236，238，242-247;relationswithTibet(与西藏的关系)234-236.

Indogermaniclanguages，(印欧语系)456，458.

Industrialism(工业化)，effectsofWestern，onmodernChina(西方对现代中国的影响)15，51，475;failuretodevelopinChina(在中国发展的失败)40，393，512，549;insteppes(在草原)70，203.

Inheritance，systemsof，(继承制)292.

“Inner”Frontier(内边疆)，SeealsoFrontiers(另见边疆).

InnerMongolia.SeeMongolia，Inner，(内蒙古).

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s，(太平洋关系研究所)xix.

IrgenGioro，clan，(伊尔根觉罗)116.

Iron(铁器)，insteppeeconomy(在草原经济中)69;trade(商贸)42，394.

IronAge(铁器时代)274.

Irrigation(灌溉)32，35，36，166，325，326，353，354，386，421，431;beginningsof(起源)，inChina(在中国)34，38，60，297，306，312-319，350;CentralAsia(在中亚)156，191;conduits，riversandcanalsas(水渠、河流、运河)41;conservancyworks(维护管理)39;inrelationtofeudalismandbureaucracy(与封建体制、官僚政府的关系)371，374-376，394，402;Ladakh(拉达克)214;Mongolia(蒙古)

250;SouthChina(华南)322.SeealsoAgriculture，intensive(另见精耕农业).

Islam(伊斯兰)，inChineseTurkistan(新疆)178-181，185，226.Seealso Moslems(另见穆斯林)

Italy(意大利)7.

J

Jagatai，(察合台)180，184.

Japan(日本)7，51，144，145，146;imperialism(帝国主义)9，101，146-149，194;inManchuria(在满洲)17-18，146-149;militarism(军国主义)147.

Jebtsundamba，(哲布尊丹巴)88.

Jehol，region(热河)10，107，109，389，418.

Jesuits，(天主教，耶稣会)6.

JohnofMontecorvino(孟德高维诺的约翰)，81.

Juan-juan，tribe，(柔然)528，540.

Juchen，people，(女真)115，137.

Juchen-Chin，dynasty(女真金朝)545.

Jung，tribes，(戎)319，338，342-349，358，362-364，382，384，385，448，453，454.

JungarMongols，(蒙古准噶尔部)87，181，184.

Jungaria，region(准噶尔地区)153，165，170，185，503.

Juniorrightsystemofinheritance，(少子继承制)292.

Jurchid，people，(女直)115，116，120，137，469.

Jurchid-JuchenChin，dynasty，(女真金朝)128.

K

Kabo，R.(卡博)，11，99，125，139，520.

Kalmuks，people(卡尔梅克)，87.

K’angHsi(康熙)，87.

K’angYu-wei(康有为)，280.

KansuMoslemrebellion(甘肃穆斯林暴动)，183，186.

Kansu，province(甘肃省)，18，154，163，165-167，169，170，179，182，183，185，200，216，226，228，247，257，265，501.

Kaochüli，people(高句丽)115.

Karlgren，B.(高本汉)，292，397.

KarlukTurks(葛逻禄突厥)，180.

Kashgar，oasis(喀什绿洲)，157，179，185，198.

Keyeconomicareas(重要经济区)，40，42，330，534，539.

Khalkhas，Mongols(喀尔喀蒙古)，78，87，197，199，230.

KhatunGol(=YellowRiver)(黄河)，385.

Khitan，people(契丹)，115，469.

Khitan-Liao，dynasty(契丹辽朝).SeeLiaodynasty(辽朝).

KhobilaiSechin(KublaiKhan)(忽必烈汗)，81，84，227，228，545.

Khojas，clan(和卓部)，184-186，196.

Khotan，oasis(和阗绿洲)，185.

Kiangsu，province(江苏省)，13.

Kirin，province(吉林省)，10.

Kokonor，province(青海省)，11.

Kokuri，people(高句丽)，115.

Korea，frontier(朝鲜边疆)，117.

Koreans(朝鲜)，10.

Koz’min(科兹忞)，125，519，520.

K’u(喾).SeeTiKu(帝喾)，Kuangsi，province(广西省)，12，47.

Kuangtung，province(广东省)，12.

KublaiKhan(KhobilaiSechin)(忽必烈汗)，81，84，227，228，545.

KuChieh-kang(顾颉刚)，34，279，280，283.

Kueichou，province(贵州省)，12，47，205.

Kueihua，city(归化城)，84，95.

Kuku-khota，city(呼和浩特)，85.

Kulja，town(伊宁)，198.

K’unNingTien，inPeking(北京坤宁宫)，110.

Kung-sunYang(公孙鞅)，402.

K’unlunmountains(昆仑山)，152，164.

Kuomintang(国民党)，193-194.

KuoMo-jo(郭沫若)，281，285，286，287.

L

Labor(劳动力)，forced(强迫的)，39;surplus(剩余的)，442.

Ladakh，region，(拉达克地区)214.

LamaBuddhism(喇嘛教)，SeeBuddhism.(见佛教).

Landownership(土地所有权)，nomad(游牧)，66，90，524.

Landlords(地主)，sizeofholdingsandlabor(拥有土地与劳动力的规模)，40.

Langdharma(朗达玛赞普)，225.

Languageandlanguages(语言)，24;Chou(周)，456;differentiationof(语言分异)，455;Frontier(边疆)，454-459;Hsiungnu(匈奴)，451;writtenChinese(书写汉语)，48.

Lattimore，David，(D.拉铁摩尔)，xx.

Lattimore，Eleanor，(E.拉铁摩尔)，xx.

Laufer，B.，(劳弗)，83，116.

Lawrence，T.E.，(劳伦斯)，169.

“Leagues”，regional，(地区联盟)，397.

Lecoq，A.von，(勒科克)，176.

Lee，J.S.(J.S.李)，theoryofcycles(循环理论)，532.

Legends(传说)，early(早期)，geographicalevidencein(地理证据)，286;sociologicalevidencein(社会学证据)，292-298.

Legge，J.，(理雅各)，29，289，290，291，294，348，398.

Lhasa，city，(拉萨城)，214，217，222，223，231.

LiChi，(李济)103，124，312，377.

Lifamily，(李氏家族)414.

LiKuang，(李广)，484.

LiLing，(李陵)，484.

LiMu，(李牧)387，435.

Liaodynasty，(辽朝)115，128，469，545.

Liao，riverandvalley，(辽河流域)103，106，107，290.

Liao-Khitandynasty，(契丹辽朝).SeeLiaodynasty(见辽朝).

Liaoning，region(辽宁地区)，10.

Liaotung(ChinesePale)，(辽东，汉边)，109.

Lin，T.C.，(林同济)，109，114，124.

Lindgren，E.J.，(林德格伦)113.

LiuHsiu，(刘秀)539.

LiuPang，(刘邦)446，476，479，539.

LiuYuan-hai，(刘渊，字元海)526.

LoChen-yü，(罗振玉)281.

Lovalley，(洛河流域)290，419.

LobNor，lake，(罗布泊)152，155.

Loess，(黄土)30，31.

Loessregion，(黄土地区)，27-51，55，308，310，314，319，320，365.

Lopliks，people，(罗布泊居民)155.

Lowdermilk，W.C.，(洛德米尔科)158.

LuWan，(卢绾)480.

Luxuries，tradein，(奢侈品贸易)，174，190.

M

Man，tribalname，(蛮)455.

Manchu，term，(满，名词)116.

ManchuCh’ingdynasty(满清王朝)，128;Seealso Manchusdynasty(另见满族王朝).

Manchukuo(满洲国)，10，106.SeealsoManchuria(满洲).

Manchuria(满洲)，10，13，103-149;“Chinese”(汉族)，105;colonization(殖民)，17-18;Japanin(日本在满洲)，17-18;migration(移民)，13-14;railways(铁路)，17，18.SeealsoManchus(另见满族).

Manchus(满族)，inCentralAsia(在中亚)，181-187;conquests(征伐)，6，78-80，130-134，181;dynasty(王朝)，46，78，87，116，130，133-143，233，535;history，characterof(历史特点)，115，136;legends(传说)，120;migrations(移民)，136;Mongolia(蒙古)，86-95，230;people(人民)，24-25，116-140;Tibetunderthe(满族统治下的西藏)，230-233;SeealsoManchuria(另见满洲).

Mandarins(清朝官僚)，44，48;SeealsoScholar-gentry(士大夫).

Manichaeism(摩尼教)，83，78.

Manjusri(文殊师利，曼殊师利)，116.

“Mantze”aborigines(“蛮子”)，216.

MarcoPolo(马可·波罗)，6，81，82，182，504.

Marginsofsteppes(草原边缘).SeeSocieties，Steppes(见草原社会).

Maspero，H.，(马伯乐)，28，55，56，298，455，456.

Matriarchy，Tibet，(西藏女族长制，母系)210.

Matrilinealsystems，(母系)111，112，293-295，302，303.

MazdaisminChineseTurkistan，(新疆的拜火教)178.

McNair，H.F.，(麦克奈尔)6.

Mencius，(孟子)294.

Menghin，O.，(孟辛)53，58，455，459.

MengkuYumuChi，(蒙古游牧记)85，90.

MengT’ien，(蒙恬)449，450，461，497.

Meng Wen-t’ung，(蒙文通)343-345，348，349，357，359，362，363，382，384，385，389.

Merchants(商人)，50.SeealsoTrade(见商业、贸易).

Merzbacher，G.，(默茨巴赫)，152.

Migrationandmigrations(移民)，162，454;AncientChina(古代中国)，309;CentralAsia(中亚)，164;ChineseandAmerican，compared(中美比较)，14-15;cycles(循环)，66;cycles，Mongolian(蒙古循环)，73，79;distinguishedfromnomadism(与游牧的区别)，309;Manchu(满族)，117，120，121;Manchuria(满洲)，13-14;neolithic(新石器时代)，258;pastoral(放牧)，170;Tibetan(藏族)，209.

Millet，(粟，小米)30，36，373.

Mingdynasty(明朝)，6，83，103，109，120，124，128，130，133，181，205，228，539.

MingShih，ahistory(明史)，539.

Mining，(矿业)，40，43，44.

Modun，(冒顿)，461，463-367，476，478，524，540.

Moho，people，(靺鞨)，115.

Monastic“corporation”(寺庙产业)，China(中国)，378;Mongolia(蒙古)，85，89，91，97.

MongolPeople’sRepublic(蒙古人民共和国)，10，68，100，101，199.

Mongolia(蒙古)，53-102;inner(内)，10，53，78，248;outer(外)，10，197，199.SeealsoMongols(见蒙古).

Mongols(蒙古)，conquests(征伐)，544;dynasty(SeealsoYüandynasty)(王朝，另见元朝)，82，228，229;Eastern(东部)，86;Empire(帝国)，82;historycharacterof(历史特点)，91;language(语言)，456;Manchuria(满洲)，11，134，135;

Northern(北部)，78;Southern(南部)，88;Tibet(西藏)，227-230;Western(西部)，78，87，88，97，181，230.SeealsoMongolia(另见蒙古).

Monsoonwinds，(季风)，42.

Morse，H.B.，(莫尔塞)，6.

“Moses”LiPao-shu，(“摩西”李保舒)，xii.

MoslemPale，(回边)，27.

Moslems(穆斯林)，181-184;Chinese(汉族)，11，185;in MongolempireofChingghisKhan(在成吉思汗帝国)，81;“rebellions”(“暴动”)，181，186，196.SeealsoIslam(另见伊斯兰).

Mucke，J.R.(米克)，160.

Müller，F.W.K.，(缪勒)451.

Mutan，river，(牡丹江)111.

N

NationalGovernment(国民政府)，establishmentof(建立)，188.

NeolithicperiodinChina(中国新石器时代)，28，255-298;characterofculture(文化特点)，256-262;connectionwithhistoricalrecord(与历史记载的关系)，285;
culturaldifferentiation(文化分异)，55;primitiveandmatureculturallevels(原始文化与成熟文化)，257，260，266，268，273，275，302，305，306，317，457.

NeolithicperiodinInnerMongolia(内蒙古的新石器时代)，53.

NestorianChristianity(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景教)，81.83，178.

“New Manchus”(“新满族”)，135.

NikanWailan，(尼堪外兰)127.

Ninghsia，region，(宁夏地区)10，11，18，154，163，165，170，185，226，228，247，389，501.

Ninguta，region，(宁古塔地区)117，120.

Niru(=arrow)，(弩，箭)131.

Nomadsandnomadism(游牧、游牧业)，53，54，361，381，416，453-454，511-529;
accumulationofwealth(财富积累)，331;agriculturalorigins(农业起源)，328;
changefrom marginaltofullnomadism(从边缘游牧到完全游牧的转变)，452-454;ChineseTurkistan(新疆)，158，329;concentrationanddispersal(集中与分散)，331;“denomadization”(“去游牧化”)，504，505，521;distinguishedfrommigration(与移民的区别)，309;landownership(土地所有权)，464;mobility(机动性、移动性)，66，71，73，76，77，91，95，99，158，329，332，484，504，513-514，517，522，526，550;origins(起源)，158-163，326-328，355，362，364，386，387，408，412，418，448，451，453，461，466，514，551;pre-nomadbarbarians(前游牧蛮族)，342，344，379，408;relationstosettledpopulations(与定居居民的关系)，328-334;Tibet(西藏)，211-216;vassals(封臣，附属)，79，84，90，122，135.SeealsoSocieties，Steppes(另见草原社会).

Nonni，river，(嫩江)113.

Norms，social(社会准则).SeeSocialnorms(见社会准则).

NorthManchuriaandtheChineseEasternRailway，(北满及华东铁路)，141.

NorthRoad(北方道路).SeeRoadNorth.(见北方道路).

NorthwestFrontierofIndia，(印度西北边疆)，242-247.

NorthwesternUniversity，(西北大学)xxii.

Novitskii，V.F.，(诺维斯基)，548.

Nurhachi(努尔哈赤)，115，116，117，118，119，124，127，129，130，131，540

O

Oases(绿洲)，208，213，223;agriculture(农业)，23，151，154;Chineseversusnomadicinfluencesin(汉族与游牧族的影响)，500-502;deserttype(沙漠类型)，155，156，159，165，170，172，174，179，223，491，492，504;geography(地理)，154;society(社会)，505;steppetype(草原类型)，156，157，159，170，175，504，509.SeealsoSub-oases(另见半绿洲)

Oberg，Torgny，(乌本)，xxii，160.

Olts，people，(厄鲁特)，78，87，181.

“OpenDoor”，(“门户开放”)8，143，144.

Oracle-bones，(卜骨)280，285，286.

Ordos，region，(鄂尔多斯地区)462.

Ordos，tribes，(鄂尔多斯部)84.

Ordos-Tumet，tribes，(鄂尔多斯-土默特部)，230.

OrkhonTurks，(鄂尔浑突厥)250.

“Outer”frontier(“外”边疆)，87.SeealsoFrontiers(另见边疆).

OuterMongolia(外蒙古).SeeMongolia，Outer.(见外蒙古).

P

PacificAffairs，(太平洋评论)xix.

PadmaSambhava，(莲花生)223.

Paintedpottery，(彩陶)259-267，299，301，302，315.

Palladius，A.(帕拉基)76，83，465，519，540.

Pamire，region，(帕米尔地区)152，186.

P’anKu，(盘古)282，283，286.

P’anKuYao，tribe，(盘古瑶，盘瓠瑶)455.

PanchanLama，(班禅喇嘛)229，231，232，237.

Pankratov，B.，(潘克拉托夫)135.

Parker，E.H.，(帕凯尔)414，486.

Pastoralnomadism(放牧业).SeeNomadsandnomadism.(见游牧、游牧业)

Patrilinealclans，(父系，父权)302，303.

Pazyryk，burialfinds，(巴泽雷克墓葬)453，466.

Peasants，Chinese，(汉族农民)49.

Pegolotti，(佩戈雷蒂)6.

PeiShih，(北史)528，540.

Peiping(=Peking)，(北平、北京)86，289.

Peiping-HankowRailway，(京汉铁路)285.

Peiping-MukdenRailway，(北宁铁路)144.

Peiping-SuiyüanRailway，(京绥铁路)99.

Peking(=Peiping)，(北京、北平)86，289.

PekingMan，(北京人)257.

Pelliot，P.，(伯希和)456.

PeriodoftheContendingStates，(战国时代)361.

PerpendicularandHorizontalPeriod，(纵横时代)405，437.

Perry，M.C.，openingofJapan，(培理)146.

Philip，John，(约翰菲利普)xxi

Pig，domesticationof，(家猪)110，111，112，258.

Plough，ox-drawn，(牛耕)306，421.

Pohai，statesof，(渤海国)115.

Polyandry，Tibet，(一妻多夫制)210.

Pomus，M.I.，(波姆斯)53.

Populationpressure，(人口压力)15.

Populationstatistics，(人口统计)10，11.

Portuguese，(葡萄牙)6.

Pottery，Neolithic，(新石器时代陶器)259-267，299，301，302，315.

Prjevalski，(普尔热瓦尔斯基)152.

Pumpelly，R.，(庞佩利)157，158.

Q

Qomul，oasis，(哈密绿洲)173，181，196.

R

Races(种族)，55-56;ChineseTurkistan(中国新疆)，167.

Radlov，V.V.，(拉德洛夫)250.

Railways(铁路)，China(中国)，37，141;effectson Mongolia(对蒙古的影响)，99，187，198;Manchuria(满洲)，17-18，99，141，144，192;politicaleffects(政治影响)，144.

Rangeofaction，governmental，(政府行为范围)397，418，473，499，505，508.

Rashideddin，(瑞施德丁)82.

Rebellions，peasant，(农民起义)538.

Reindeer，54，113，114，122，159，453，458，466;domesticationof，(驯化鹿)112，327.

“Reservoir”garrison，(贮存地)547.

“Reservoiroftribalinvasions”，(部落入侵贮存地)247-251.

“Reservoirwalls”，(贮存地边墙)547.

Revolutionof1927，(1927年革命)188.

Riasanovsky，V.A.，(雷撒洛夫斯基)90.

Rice，(稻米)29，30，35，36，322-323，373，445，472.

Richthofen，F.，(李希霍芬)29，31，34.

Rish，A.，(里什)11.

Roadbuilding，(道路修建)441，442.

RoadNorthoftheT’ienShan，(天山北路)175，179，187，192，195.

RoadSouthoftheT’ienShan，(天山南路)175，184，185，187，195.

Rock，J.，(洛克)280，380.

Rockhill，W.W.，(柔克义)71，82，280.

Roerich，G.N.，(勒里希)212.

RomanEmpire(罗马帝国)，frontiers(边疆)，238.

Rosenfeld，RoseF.，Lectures，(罗斯菲尔德讲座)xxii.

Routes(通道)，SeeTraderouts.(商道).

RoyalGeographicalSociety，(皇家地理学会)xviii.

Russia(俄国)，Soviet(苏维埃)，7，9，101，144，145;policyinCentralAsia(中亚政策)，193-204.

Russia(俄国)，Tsarist(沙皇)，7，8，101，139-140，144，188.

RussianRevolution，(俄国革命)144.

RussianTurkistan，(俄属土耳其斯坦)179，188.

S

Sakyasect，(萨迦派)227.

SalarMoslems，(撒拉回)212.

Salt(盐)，42，43，329，394;insteppeeconomy(在草原经济中)，69;transportof(运输)，98.

SanangSetsen，(萨囊彻辰)88，230，385.

Sangkan，river，(桑干河)413.

Sanhsing，town，(三姓)115.

San-KouChih，ahistory，(三国志)527.

Schlagintweit，E.，(施拉京特魏特)223.

Schmidt，H.，(施密特)158.

Scholar-gentry，(士大夫)44，45，48，49，125，143，177，178，189，375，376，378，393，395，399，402，535，536.

Schram，L.，(施拉姆)212.

Schuyler，E.，(斯凯勒)192.

SearoutetoManchuria，(到东北的海路)109.

“Secondary”imperialism(“次”、“亚”帝国主义).SeeImperialism(见帝国主义).

“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蒙古秘史)76，465.

Shakhmatov，V.，(沙赫马托夫)184，186.

ShamanritualsattheK’unNingTien(坤宁宫萨蛮礼)，ForbiddenCityinPeking(北京紫禁城)110.

Shang(商)，connectionwithChou(商周关系)，307-308;continuitywith Hsia(承夏)，303;culture(文化)，263-267，268-270，274，280，288，318，328，337;clineof，338，367;dynasty(朝代)，282，284，285，287，290，367;language(语言)，456;
legends(传说)，286;Lordof(商君)，402;people(人民)，310，365;period(时期)，298-306，338，340，351，352.

Shang-Yin，people，(殷商)338.

Shanhaikuan，town，(山海关城)132.

Shanhaikuan，corridor，(山海关走廊)107.

Shansi，province，(山西省)13.

Shantung，province，(山东省)109，262，289，290.

ShaoHao，(少昊)282，290.

Shaw，R.，(沙敖)156，167，185.

Sheep，(绵羊)74，75，159.

ShenNung，(神农)282，283，287，289.

ShengShih-ts’ai，(盛世才)201.

Shensi，province，(陕西省)185，283，289.

ShihChi，ahistory(史记)，292，338，356，357，384，385，387，389，392，400，402，418，435，438，441，444，449-451，461，464，467，477-479，484，486，489，491，497，498，523，524，540.SeealsoSsu-maCh’ien(另见司马迁).

Shirokogorov，S.M.，(史禄国)110，111.

Shun，(舜)282，284，285，287，290，293，294.

Sian，town，(西安城)47，179.

Silk，(丝绸)43，394，492，493，494.

“SilkRoad”，(“丝绸之路”)172，173，491-493.

Silktrade，(丝绸贸易)173，174.

Simukov，A.，(西穆科夫)73.

Siniclanguages，(中国语系)459.

Sinkiang，region(新疆地区)，10，18，171，187，188，189，192，194，199.SeealsoCentralAsia，ChineseTurkistan(另见中亚、中国新疆).

Sino-T’ai，languages，(汉泰语系)456，459.

Skis，(雪橇)112.

Skrine，C.P.，(斯克林)171.

Smiths(铁匠，工匠)，nomad(游牧)，70，528;Mongol(蒙古)，69-70，92.

Snow，E.，(斯诺)43，194.

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社会科学研究会)xviii.

Socialdifferentiation(社会分异)，32，38，161，257，273，275，276，293，295，298，301，304，306，318，327，333，356，361，366，367，407，408，412，431，516;ChineseandBarbarians(华夷)，255-278;“old”and “new”societies(“新”“旧”社会)，351，357，371，380，382，386，448，453.

Socialevolution(社会进化)，accelerationof(加速)，297，304，320，350，365，408.

Socialnorms(社会规范)，Chinese(汉族)，508，511;devolutionfrom(脱离规范)，507;steppes(草原)，508，510，511，513，514，516.

Societies，groupsonmarginsofsteppes，(草原边缘族群社会)59，62，72，98，131，249，308，325，326，328，352，411，431，435，452，471，473，481，483，497，498，507，508，509，511，522，546，551.

Sderbom，Georg，(苏得奔)xxii.

SouthManchuriaRailway，(南满铁路)141.

Southroad(南路)，SeeRoadSouth.(见南路).

Southern“Barbarians”(南“蛮”)，339，380.

SpringandAutumnPeriod，(春秋时期)361，362.

SrongtsanGampo，(松赞干布)217.

Ssuch’uan，province，(四川省)12，35，290，339，405.

Ssu-maCh’ien(司马迁)，441，448，454，459，463，467，523.SeealsoShiChi(另见史记).

Stefansson，V.，(斯蒂芬森)457.

Stein，SirA.，(斯坦因)156，167，176，191，221，224，493，494.

Steppeoases(草原绿洲).SeeOases，steppetype.(见绿洲，草原类型).

Steppes(草原)，cultivabilityof(农耕化)，57;difficultiesofChinesepositioninmarginsof(汉族在草原边缘立足的困难)，277，495;earlyresistanceofsteppesocietytoChinesepenetration(草原社会对汉族渗透的早期抵制)，277;environment(环境)，386;margins(边缘)，37，109，110，124，128，170，174，192，209，324，352，353，354，390，411，412，415，418，420，423，431，461，462，468，470，473，481，495，496，501;Mongolian(蒙古人)，53-102;politicalfiguresonmarginsof(边缘的政治角色)，538，539，540，543;society(社会)，53-102;tribalism(部落制)，381，448.SeealsoNomadsandNomadism，Socialnorms，Societies.(另见游牧、游牧业;社会规范、社会).

Stevenson，P.H.，(史蒂文森)208，352.

Stirrup，(马镫)465.

Sub-oases，orsemi-oases(半绿洲)，165，182，223，347，360，389，420，432，501;geographyof(地理)，163-168.

SeealsoOases(另见绿洲).

Suidynasty，(隋朝)414.

Suiyüan，province，(绥远省)10，11.

SunYat-sen，(孙逸仙，孙中山)193-194.

Sungdynasties(宋朝)205，469.

Sungari，river，(松花江)111，112，136.

Sushen，people，(肃慎)214.

Sykes，E.andSirP.，(赛克斯)187.

T

TaCh’ingHuitien，apublication，(大清会典)71，232.

Tada，F.，(书绪九)418.

T’aiHangShan，mountains，(太行山)343，344.

T’aiHao，(太昊)284.

T’ai(泰，傣)，peoples(人民)，208，216，360;language(语言)，456.

Tai，region，(代)413，414.

Taijigat，people，(台吉噶特)117.

T’aipingRebellion，(太平军起义)46，50，182，186.

Taklamakan，desert，(塔克拉玛干沙漠)152，154-157，164，165，170，171，173，176，179.

T’angdynasty，(唐朝)205，414，469，544.

T’angShu，ahistory，(唐书)528，544.

Tanggot，kingdom，(唐古特，西夏)76，224，227，385.

Tangut(唐古特)，224.SeealsoTanggot.(唐古特).

Tannu-Tuva，region，(唐努乌梁海)10，113，327.

T’aoHis-sheng，(陶希圣)281，287.

TaoKuang，(道光)138.

Tarim，river，(塔里木河)152，153，164.

Tea，(茶)43，394.

Teggart，F.J.，(泰格特)529.

“Tenantry”(租佃)，nomad(游牧)，Mongolia(蒙古)，96.

ThirdReportonProgressinManchuria，(满洲发展报告第三)141.

Thomsen，V.，(汤姆森)250.

Thorp，J.，(桑普)394，496，548.

ThreeChin(三晋)(=statesofHan，WeiandChao韩、赵、魏)382.

TiChih(帝挚)，282，285.SeealsoChih(挚).

Ti，people，(狄)342-345，348，349，358，364，384，415，448，453，454，525.

Tibet，(西藏)10，11，18，88，205-237，509.

Tibeto-Burmans，216，456;languages(语言)，459.

T’ienhsia，(天下)130，238.

T’ienShan，mountains，(天山)151-153，179，186.

Tientsin，city，(天津城)107.

TiK’u，(帝喾)282，285，287，290，292.

TingShan，(丁山)281，286，337.

Ting，V.K.，(丁文江)29，205，264，265，274，282，286，421.

Tingling，people，(丁零)470.

TobaWei，dynasty，(拓跋魏)528.

Toynbee，A.J.，(汤因比)329.

Trade(贸易)，longrangeChinese(汉族长期贸易)，46-47，51;withCentralAsia(与中亚)，174，175，179，189，198，492，494，520;with Mongolia(与蒙古)，92，198;
withTibet(与西藏)，231;shortrange(短期)，395.

Traderoutes(商道)，CentralAsia(中亚)，172，173，179.SeealsoRoadNorth，RoadSouth，“SilkRoad”(另见北路、南路、丝绸之路).

Traditions(传统)，Chinesehistorical(中国历史)，279-281.

Transhumance，(迁移放牧)309.

Transport(运输)，fromsteppeintoChina(从草原到中国)，98;ofgrain(谷物)，134，174;water(水)，41，107，108，373，405，414，534.

TreatyofNanking，1842(1842年南京条约)140.

TreatPortera，(口岸时代)140，146，190.

Tribute(进贡)，asformoftrade(一种贸易形式)，175.

Tsaidam，region，(柴达木)213.

Tsangpo，river，(雅鲁藏布江)207.

TsenShih-ying，(曾世英)11.

TsengChien，(曾謇)286.

TsoChuan，ahistory，(左传)292.

TsoTsung-t’ang，(左宗棠)186.

Tsongkapa，(宗喀巴)229.

Tukuhunpeople，(吐谷浑)527.

T’u-man(=Tumen)，(头曼)450.

Tumen，(头曼)450，451，461-464.

TumetMongols，(土默特蒙古)84，86，119.

T’ungKuei-t’ing，(董贵庭[音])342.

TungTso-pin，(董作宾)281，285.

Tunghu，people，(东胡)114，451，464，524，525.

T’ungkans(汉回，东干)，185;rebellion，(叛乱、起义)183.

Tungt’ingLake，(洞庭湖)366.

Tungus(通古斯)，people(人民)，113，135，136，137，138;language(语言)，456.

Turfan(吐鲁番)，oasis(绿洲)，179，181.

Turkistan(土耳其斯坦).SeeChineseTurkistan(新疆)，RussianTurkistan(俄属土耳其斯坦).

Turks(突厥，土耳其)，11，528.SeealsoUighurTurks(回鹘突厥).

TurksibRailway(突厥西伯利亚铁路、土西铁路)，198.

U

UighurTurks(回鹘突厥)，81，180，224.

Ungern-Sternberg，“MadBaron”，(“疯子男爵”斯登堡)，197.

Ural-Altaiclanguages，(乌拉尔-阿尔泰语)，456，458，459.

“UrgaLivingBuddha”，(库伦活佛)，88.

Urianghai，region，(乌梁海地区)113，327，418.

U.S.S.R(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SeeRussia，Soviet.(见俄国、苏维埃)

Ussuri，river，(乌苏里江)112.

Utley，F.，(厄特利)51，147.

V

ViktorovandKhalkhin，(维克托罗夫、加尔金)11，68，93，97.

Vladimirtsov，B.Ya.，(弗拉基米尔佐夫)75，292，355，452，519，524.

W

Waddell，L.A.，(沃德尔)215，217，225，228，229，231.

Wallbuilding(城墙修建)，388-390，403，404，414，429，432，434，437，441，450，547.

SeealsoGreatWall(另见长城).

WanKuo-ting，(万国鼎)486.

WangKuo-lang，(王国良)404.

WangKuo-wei，(王国维)280，284，285，287，342.

WangMang，(王莽)475.

WangYü-ch’üan(王毓铨)，48，126，279，369;theoryofdynastycycles(王朝循环理论)，535，536.

Wapiti(野鹿)，captive(捕获)，160.

War，Wars(战争);ancientChina(古代中国)，304，305;“barbarian”(“蛮族”)，60，386-388;“barbarian”，Chouperiod(周代蛮族)，341，343，356，361;boats(战船)，437;
chariots(战车)，348;dynastic(王朝)，443，444;feudal(封建)，373，382，391，400，401，421，435，438，444;Frontier(边疆)，508，545;frontiercampaignsofHandynasty(汉朝边疆战役)，491;granariesintimeof(战时军粮)，40;Neolithicsociety(新石器时代社会)，267;nomad(游牧)，65，77，79，97，99，333，388，410，421，422，464，499，515，519，541，546;oasiscampaigns(绿洲战役)，503，506;primitivesociety(原始社会)，317;regional(地区的)，357，358，359，361，382.

Ward，MabelH.，(沃德)xxi.

Warner，L.，(瓦尔纳)494.

WarringStates，periodof，(战国时期)313.

Waterbenefits，(水利)316.

Wei，dynasty(魏朝)，176;Northern(北魏)，29，528;stateof(魏国)，359，382，384，385，400，403，404，416;wall(长城)，436.

Wei，valley，(渭河流域)29，289.

Wei-TsangT’ungchih，agazetteer，(卫藏通志)232.

Wells(井)，nomad(游牧)，68.

Wheat，(小麦)30，35，36，373.

“White”Russians，(白俄)196，197，201.

Wieger，L.(维格)289，290，291，348，384，486，497.

WilliamofRubruck，(鲁布鲁克)71，82.

WillowPalisade，(柳条边)108，247.

Wittfogel，K.A.，(魏特夫)xx，12，29，30，31，34，36，39，42，47，48，49，56，61，83，110，261，263，271，279，281，284，286，287，293，294，312，313，315，355，370，377，395，398，436，442，541，550.

Women.Statusof，(妇女地位)294-296，302.

WorldWar，(世界大战)7.

Wright，JohnK.，(赖特)xxi.

Wu，stateof，(吴国)400，405.

Wu，G.D.，(吴金鼎)259，260，263.

WuLing，(武灵王)387，389.

WuSan-kuei，(吴三桂)132，133.

Wu，stateof，(吴国)339，366.

WuTi，(武帝)476，477，484，489.

WuTsung，(武宗)178.

Wuhuan，people，(乌桓)470.

Wula，people，(乌拉)129.

Wusun，people，(乌孙)470.

Wut’aishan，mountain，(五台山)414.

Y

Yak，(牦牛)74.

YakubBeg，(阿古柏伯克)185，186.

Yakuts，people，(雅库特)113.

Yangtzevalley(长江流域)，Chineseexpansionbeyond(汉族向江南扩张)，469-470，472;Chuconquestsin(楚征伐)，400，445;densityofpopulation人口密度，13;earlyChinesein(早期汉族)，311;earlystatesin(早期王国)，366，367;riceculture(稻作文化)，28，29，35，321，322，324;secondaryfocalareaofChinesehistory(中国历史的次级核心区)，27，257，283.

Yao，(尧)282，284，285，290，293，294.

Yehe，stateof，(叶赫邦)124，129.

Yeh-lüChu-ts’ai，(耶律楚材)545.

YellowEmperor(HuangTi)，(黄帝)282，287，289.

YellowRiver(黄河)，controloflowercourseof(下游河道的控制)，34，262，316;
greatbendof(河曲，黄河弯)，29，56，165，166，169，259，261，266，278，288，291，296，297，315，360;Mongolname(蒙古名字)，385;plainof(平原)，296;primaryfocalareaofChinesehistory(中国历史的早期核心区)，28，283;Tarimidentifiedwithsource(以塔里木河为上源)，164.SeealsoGreatPlain(另见大平原).

Yen，stateof，(燕国)388，389，417，419，434.

Yin(=Shang)，(殷商)300.

Younghusband，SirF.，(荣赫鹏)188，236.

Yü，(禹)33，34，282，284，288，291，293，296.

Yüandynasty，(元朝)83，121，228，229，469.

YüanShih，ahistory，(元史)250，545.

Yüeh，stateof，(越国)339，366，400，405.

Yüehchih，people，(月氏)451，456，463，489，490，525.

Yule，SirH.，(玉尔)6，81，82，182，504.

Yunkang，cavesculptures，(云冈石窟)176.

Yünnan，(云南)12，47，182，205

Z

Zakharov，Ivan，(扎哈罗夫)123.

译后记

欧文·拉铁摩尔（有的中文书作赖德懋）是美国著名的东方学家。生于1900年，不到一岁就随父亲到了中国。其幼年、青年时居中国（间有去欧洲求学），曾到我国北方及蒙古、中亚地区考察，对中国内陆边疆地区的历史、社会有独到研究。1935年侯仁之先生曾翻译过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一书的两章，在《禹贡半月刊》（第三卷）上发表。这大约是拉铁摩尔著作最早的中译。拉铁摩尔到过延安（1937年），1941年受罗斯福总统派遣作过蒋介石的顾问。20世纪50年代初，因麦卡锡主义盛行，拉铁摩尔在美国被打成“苏联间谍”、“共产分子”。1951年，某美国参议员说“拉铁摩尔自称生在华盛顿，其实他生在俄国，是（美国）父母收养了他。”但调查者在华盛顿附近的Sibley 医院看到一张登记号为105986的出生卡，注明Owen Lattimore生于1900年7月29日，父母是David and Margaret Lattimore。看来美国政界整人的时候也行捏造。60年代以后拉铁摩尔常居欧洲。拉铁摩尔于1972年应邀（通过埃德加·斯诺）重访中国，受周恩来总理宴请。1989年5月在美国逝世。

拉铁摩尔生前为美国地理学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曾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大学教授、英国利兹（Leeds）大学教授，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第一位外国院士。关于拉铁摩尔生平的研究介绍，英文书主要有James Cotton: Asian Frontier Nationalism: Owen Lattimore and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ebate. Manchester, E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 and the“Loss” of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另有拉铁摩尔晚年助手矶野富士子（Fujiko Isono）编写的《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均可参考。

拉铁摩尔著述颇丰，专著十余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是其代表作，在西方汉学界颇有影响。此书初版于1940年，50年代、60年代再版，1988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附加前言又行再版，足见其经典价值。2001年，刘东先生找我商量，要把20世纪40年代赵敏求翻译的拉铁摩尔《中国的边疆》一书做些文字顺理，放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出版。但后来感到赵译本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所以改为重译。此次江苏人民出版社向美国地理学会（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购买了中文版权，遂得以正式出版。

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晁华山教授、林梅村教授，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的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程龙博士以及在日本学习的刘正爱博士等帮助解决了不少原文中非英语的译名问题；研究生黄义军、杨雷在校对、查证资料方面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中国测绘研究院的叶泰琪先生帮助清绘了书中全部地图。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周文彬、孙立先生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唐晓峰 2005年7月20日

版权信息

书名：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作者：张鹂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ISBN：978721411256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中文版序
出版说明
引论
第一章 作为主体/对象的流动人口
第二章 商业文化、社会网络与迁移过程
第三章 空间的私有化
第四章 权力的私有化
第五章 性别、工作与家户(Household)的重构
第六章 犯罪与秩序
第七章 拆除浙江村
第八章 出走与回归
结论
附录:关于田野调查情况的说明
译后记
参考文献

中文版序

我感到十分荣幸我的第一本人类学专著的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其“海外中国研究系列”里出版并与中国读者见面。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于2001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当时所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是:第一，空间与权力的生产与在生产之间的复杂而密切关系如何在社会主义及后社会主义社会中呈现出来;第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与互动上有何本质上的变化。我以北京城郊的浙江村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来探讨这些问题，并希望能对流动人口这个群体做比较深入的认识，对改善政府的管理提供一些建议。我是一个人类学家，但我的视点绝不局限于田野调查，我力图在研究中把丰富的资料观察与具有深度的理论分析融为一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对我的思考分析影响很大的西方理论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v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及法国思想家福柯对权力、话语、知识的阐述。

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状况与政府的管理应对方式与我做田野调查时相比也有很大改变。但是我认为本书中探索的一些基本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本书也是对浙江村的发展与变迁的一个历史记录。

我的田野调查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完成，虽然到现在已有很多年没有机会回到浙江村了，但是我对当年做田野调查时热心帮助过我并接纳我的温州人，仍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我敬佩他们创业的勇气、甘于吃苦的精神和坚韧的生活力。另外我也要感谢支持我研究项目的几个基金组织:Fulbright-Hays博士论文研究奖、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Wenner-Gren人类学研究基金会，及我的母校康耐尔大学。本书的写作是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博士后期间完成的，那里浓厚多元的学术气氛对我的写作与思考影响深远。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译者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袁长庚对本书所做的精到的翻译，他的热情、勤奋与治学严谨都可以在他流畅的译文中体现出来。

张鹂

于加利福尼亚东湾区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 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引论

1995年12月初，北京。天刚落雪，气温已降至零下十摄氏度。冬日严寒之中，居住在南郊的大约九万名来自乡村地区的外地人正经历着生命中一次剧烈动荡。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小企业主与商人。此时，在政府部门针对“流动人口”的专项治理行动的压力之下，他们被迫一夜间离弃城市中的家园。不到两星期后，他们其中的半数都已经被迁到北京最为偏远的地区，周边都是乡村。四十八个大规模居住区被拆毁，黄色的推土机所过之处，满布碎砖断瓦。一个曾经拥有繁荣的私有经济、生机勃勃的外地人社区一夜之间遍地狼藉。

此次旨在清理外地人居住区的运动，只是政府针对空间、权力和社会秩序所持续开展的激烈“战斗”的一部分。在后毛时代(post-Mao era)的中国，急速商业化和城市经济的勃兴，促使近一亿农民离开贫瘠的家乡，涌入中心城市去寻找就业或经商的机遇。[1]这个规模庞大的群体被称为“流动人口”:中国经济改革及其与世界资本主义接轨的副产品(by-product)。

尽管流动人口来自五湖四海，各自社会经济背景千差万别，但他们却拥有相同的目标:在城里赚钱致富。在这些来自乡村的过客中，有一部分人凭借少量的资本创立属于自己的小生意，开拓潜力无限的城市消费市场，不少人确实因此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但大多数涌入城市的外地人都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运气好的人可以在为大部分城里人所不屑一顾的行业里找一份临时工，例如建筑工地、饭馆、工厂、家政、环卫。不过也有很多人什么工作都找不到，只能绝望地从一地漂泊到另一地。他们不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并且往往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歧视，隔三岔五还会被驱逐。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大量来自乡村地区的人们每天涌入城市，梦想有朝一日发家致富。

尽管逐渐显现的市场力量，为农民突破户口制度的限制进入城市务工、经商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在人口流动、国家和城市之间仍旧存在着多重社会政治张力。虽然城市急需外地人所提供的廉价劳动与服务，但对城市管理者和居民而言，流动人口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他们眼中，外来人口将会消耗本就紧缺的各种资源，还会导致犯罪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上升。外地人从乡村来到城市，乡村政府便鞭长莫及。他们无法被整合进入城市管理体系，因此往往被视为无序(out of place)和失控(out of control)。既有的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建立在相对稳定的人—地关系基础之上。对这一体系而言，如此数量庞大、难以管理的流动人群的存在无疑会带来诸多问题。此外，近期形成的一些流动人口聚居区令高层领导和城市官员更加不安，他们认为这些地方正在形成“政治真空”并将会成为滋生社会丑恶现象和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温床。因此，国家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来管理流动人口，以应对其大规模迁移而形成的以社区为基础的(community-based)民间权力。

本书通过民族志研究，记录了在“晚期社会主义”(late-socialism)这一时代背景下，一个新兴的、非政府主导的流动人口社区发展，拆除并最终重建的全过程。在这里，“晚期社会主义”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其间中国社会在多重社会经济力量的影响下经历影响深远的变迁。这些力量包括:市场化、私有化的推进;全球资本的涌入;以及此前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持续与演变。[2]我关注的这个社区——“浙江村”——是北京最大的外来人口聚居区。[3]在这个位于南郊的社区内，大多数居民是从“农民”转变而来的个体经营者，其家庭生意主要集中于服装加工和贸易。在一个市场化和人口空间流动不断增强的时期，通过观察这个社区在建立—拆除—重建过程中的政治博弈，我试图探究空间、权力和身份变迁怎样相互交织，重塑国家—社会关系。因此，本书可看作是一本关注晚期社会主义中国变化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民族志。

进一步说，本书将处理以下相互关联的问题:晚期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试图将农村流动人口转变为特殊的、新式的管控对象？在城市当中，农村流动人口怎样结成新的社会网络并塑造属于他们的社会空间和民间领导层？在流动人口内部，空间和权力的非正式(informal)私有化又带来哪些社会政治衍生品？在改革时期的中国，我们该怎样重新理解(reconceptualize)“国家”的概念，以便能够理解面对流动人口所带来的社会、空间的深刻变迁，不同的“国家的代理人”(state agencies)所做出的迥异的应对？

我将采取以下的方式来探究上述问题。首先，我将流动人口中业主们的社会空间的生产置于民族志研究的中心，以此说明他们努力建构“第三类”国家—社会关系——一种外在于严格的城乡二元模型的国家—社会动态关系。我认为流动人口群体中出现一种新型的权力和领导权，而这主要通过外地人社区的空间、社会关系的建构(表现在私有住所和市场的建设)得以实现。抽象一点说，以现有权力关系为前提的社会空间建构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来源。尽管这种基于本地社区的新型权力无疑挑战了政府对生产、贸易和社区生活的垄断，但是，接下来几章中的材料说明，它仍旧通过非正式的庇护关系(patronage ties)与官方纠缠不清。

其次，本书从民族志研究的角度解释垂直分布的三个群体——地方官员、流动人口领导层(leadership)和普通流动人口家庭——何以结成庇护关系的联合(clientelist alliances)。在这种新兴的商业、政治庇护中，流动人口内部的民间领袖们扮演着“地方老板”或“政治掮客”(political broker)的角色，他们一方面规范市场秩序、社区生活;另一方面又要与政府协商争取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工作和做生意的权利。我坚持认为这种外来人口社区中所缔结的三角庇护联系不能被视为帮派之类的传统社会网络的复苏;反之，它高度商品化并使一种针对第三类管理对象——“流动人口”(严格意义上说，非城亦非乡)——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成为可能。在这里“治理术”意为一套治理实践的策略或技艺。它力图通过多重社会领域，例如家庭、社区、话语(discourse)等等，来塑造、引导和影响人们的所思所为(见Foucault 1991; Gordon 1991;另可见Ong 1999)。

第三，在分析社区内部持续的社会、空间关系重构及其与政府间关系的时候，我会将一种地方性的讨论置于首都北京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背景当中，而后者又由北京在全国范围内所处的独特的政治和象征地位所决定。政治领袖们的顾虑与下列诸多问题紧密相关:人们所居住的社区应当怎样组织，其依据是什么？在像北京这样的地方，什么样的私人资本、生产、贸易是被许可的？为了确保更大的政治稳定，政治控制和经济发展之间应当保持什么样的平衡关系？政府日渐关注如何保持政治控制以及如何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秩序的新愿景。这种关切是上述种种疑问的根源，毕竟在眼下这个快速变迁的世界当中，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景黯淡。

政府对维持其管理新兴私有经济和非正规居住社区的能力怀有政治上的焦虑，而各地蓬勃发展的流动人口社区又使得这种焦虑被进一步恶化。这是因为，凭借亲属关系和同乡间的社会网络，许多外来人群将自身构建成为具有领导层和强烈区域认同的独立社区。而且，随着住房需求的提升以及资本的不断积累，一些规模较大也较为富有的群体已经建起临时的住宅和市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些城市当中部分地区的空间组织和权力动态。这种外来人口群体内部非正规的空间和权力私有化创造了地方性多重权力中心，与曾经处于垄断状态的国家权力形成竞争。

1990年代早期，因其距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仅有5000米，浙江村在政治上的危险性显而易见。此外，在城市官员看来，温州人经营的血汗工厂般的劳动密集型家庭作坊以及堡垒一般的住宅大院混乱不堪、缺乏秩序。因此，这一聚居区必然与后毛时代政权希望在首都所推动的那种依托高科技、大公司和国外资本的发展模式相矛盾。换言之，我认为有一种由政府推动的旨在吸引外资和国内旅游业的“晚期社会主义都市美学”(late-socialist urban aesthetics) ，而流动人口的家庭作坊恰与其背道而驰。

第四，本研究所关注的是流动人口中的企业主而非民工。前者可比作葛希芝(Gates1996)所定义的“小资本家”(petty capitalists) ，因为他们都利用延伸的亲属网络和此前所积累的(preaccumulated)小额资本经营者家族生意。[4]相反，民工一无所有，只能够出卖劳动力，并且其工作严重依赖城市劳务市场。作为有一定经济资本的制造商和经销商，与民工们相比，企业主可以建立以地缘为基础的聚居区、更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富有弹性的生意，因此显然更具优势。

以流动人口社区的建立为出发点，管中窥豹，本研究有两重更大的目的:其一是探索晚期社会主义中国权力、空间政治、动态变迁的国家—社会关系具有文化特殊性的再连接(rearticulation) ;再有就是说明这些变迁怎样深化我们对后社会主义变迁的理解。我对中国流动人口社会空间生产和庇护关系网络(clientelist network)的建立的论述，挑战了西方话语中对后社会主义变迁的两种流行的假设:“国家的消退”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胜利”。[5]这些假设将后社会主义转变视为一种进步的、单线的运动，朝向一个已知的终点: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他们进一步假设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和其向市场资本主义的开放会自动导向国家权力(经常被刻画为邪恶的、压制性的)的衰落，所以这样一种退却一定会导致平等的、民主的社会空间的形成。

近来对俄罗斯和东欧的研究质疑了上述关于后社会主义变迁的笼统论断，而尤其强调在这些快速变革的社会中经济和权力关系在文化上的重构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6]近来世界上很多地区的经验也清晰地表明，对在不同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种种社会、政治问题，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一剂良药。有时市场甚至能够激化潜在的社会、经济、政治紧张关系。正如维德莉(Verdery1996)所指出的那样:当“市场‘看不见的手’取代国家‘看得见的手’”，我们在很多地区所见证的是政治无政府状态、军事独裁、种族屠杀、黑帮势力抬头以及种种社会控制模式的出(重)现(另见 Handelman 1993; Humphrey 1991; Ries 1998; Verdery 1991)。

对后毛时代的中国做出更为细致的观察就可以发现那些认为政府衰落、市场胜利的假设充满经验上与分析上的双重问题。通过民族志研究，我认为中国的党—政府(party-state)应被理解为是内部分离的管理体制，既推动市场力量的发展，同时仍旧在塑造人们日常生活、社会空间和认同方面扮演突出角色。但与此同时，政府权力运作的方式确实已发生改变。在这一背景下，非正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并非存在于政府权力缺席的真空之中;相反，它们成为争夺对空间、身份、私有经济以及另一类城市生活模式的控制权的新场所。

因此，与其追问日常生活中涉及多少政府权力，我更打算去审视中国社会主义治理术(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的模式及其焦点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我强调对于流动人口管理的两点显著变化:一是逐步转向解除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但加强对其在落脚城市当中的管理;第二是逐步利用流动人口当中的民间领导层来作为其自我管理的社会力量。

本书中所揭示的政府所持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曾为其他中国研究学者在不同的语境中加以考察(见Perry1994;Walder 1986;Oi 1989; Solinger1999 a)。例如，在她关于中国政府过程(Chinese state processes)的研究中，许慧文(Vivienne Shue 1988)对那种认为在改革年代社会主义政府日渐萎缩的观点表示深刻怀疑。她近来在华北某小城中的研究显示，侵入式、压制性、限定性的政府权力模式的“稀薄”(thinning)往往伴随着由地方官僚机器扩张所支撑的管理性、促进式权力的“稠化”(thickening) (Shue 1995)。安德训(Anagnost 1997)提醒我们:中国的党和政府在重构所谓“文明公民”(civilized citizens)这一后革命时代主体的过程中仍旧保持支配性角色。同时，罗丽莎(Rofel 1999)认为政府运作并不必然反对市场力量，而是利用后者来建设很多中国人所渴望拥抱的后社会主义现代性。

在中国的改革年代，政府与其适应新形势的能力的持续的关联使那种认为后社会主义世界里政府力量将会撤退的观点成为疑问。因此，在另一层面，本书尝试展示中国流动人口的经验何以证明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权力和空间的复杂重构。它反对将社会主义的转型看作是划时代更迭、正义战胜邪恶、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或民主压倒集权之类含有进步论调的线性元叙事(metanarrative)。中国流动人口起伏挣扎的故事说明，尽管其所创造的社会空间可以挑战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政府支配，但他们还远未形成可以孕育民主政治的公民土壤。我所了解的流动人口是建立在无所不在的、等级分明的庇护网络(patron-client network)之上，而这一网络又使得新的社会控制和剥削成为可能。

接下来，我将本书的若干主题概要式地置于人类学、社会学更为广阔的视野中。除了简要论述我对这些议题的思考怎样受到相关理论发展的影响，我还将说明本研究对更为动态和全面地理解空间—权力和国家—社会关系所能做出的进一步贡献。

空间与权力

空间经常被看作是外部的(external) ，因此在关于地方政治和社会变迁的人类学分析当中，它往往被忽视。相反，在对社会、政治过程的解释中时间和时间性(temporality)却被置于优先地位。但是，正如文化地理学者们所证明的那样，社会空间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场所或“容器”;反之，它与所有的社会进程都有深入联系(见Harvey 1989 a; 1989 b; Soja 1989; Massey1994; Watts 1992)。一方面，空间通过实践和权力关系得以建立;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和政治支配也在空间中形成、转化。用福柯的话说，“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和权力的任何操演当中，空间都是根本性的”(Foucault 1984: 252)。通过将空间形构和权力技术(techniques of power)的紧密关系理论化，福柯清晰地论述了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怎样被创造和规训(Foucault 1972)。

我将中国空间生产与流动人口的影响力连接起来的尝试，尤其受到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vebvre)的影响。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列斐伏尔考察了真实的、有生命的(lived)社会空间(与空洞的“物理空间”和抽象的“精神空间”相对)怎样为人们具体的实践所生产，又如何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来形塑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他强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处于社会、政治斗争中的中心:

对以目的为导向的行动与斗争而言，空间正在成为原则性的利害关系。当然，它是资源的聚集也是种种策略所得以实施的中介，但是现在它正在变成某种东西，不只是行动的剧场、环境或毫无利害关系的舞台。空间并未将那些在社会—政治竞技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其他物质和资源清除。……更为确切地说，它将这一切集中在一起，进而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将每一个因素包裹起来而分别取而代之。(Levebvre 1991: 410-411)

空间的社会生产塑造了流动人口社区制造(community-making)的政治学(politics) ，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列斐伏尔的两点洞见密切相关。首先，列斐伏尔将空间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控制的核心要素。他写道:“除了充当一种生产工具资料，它(空间)也是控制手段，因而是支配性的、具有权力的。”(Levebvre 1991: 26)考虑到社会空间为家庭的再生产、劳动力的生产以及阶级关系的维持提供必要的场所，因此它可被视作一种基本的生产工具。要理解为什么对城市空间的占用构成中国流动人口在社会、经济方面奋斗的基本内容，将社会空间看作是生产的支撑这一点极为重要。

其次，列斐伏尔认为如果我们认可空间是社会性的建构，那么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考察空间的生产而非观察空间中的事物，而这处理的恰恰是空间的历史与时间性(temporality)。因此，关注空间过程(spatial process)并不意味着是一种拒绝时间观念的对社会空间的研究。本书关于浙江村的研究，将时间、空间整合进同一分析框架，并且不将社区的空间组织视为地方政治的静态集合。相反，我坚信恰恰是通过关于空间的历时性的争论，外来人口同政府的协商才能与地方性的权力动态(local power dynamics)连接起来。因此，我的民族志研究聚焦于外来人口聚居地被创造和再创造(making and remaking)这一持续过程。

尽管许多人类学家曾经探讨过资本主义语境下空间和权力间相互建构的关系(见Harvey 1989 b; Gupta and Ferguson 1997) ，但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中，这一问题所受到的关注仍显欠缺。我希望本书的研究能为当下展开的相关理论探讨加入一些来自晚期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的民族志洞见。如果如列斐伏尔所说，社会主义倾向于创造更大的生产中心和更强的政治权力中心，那么通过建立地方性的生产、贸易和权力中心，当下中国流动人口群体中展开的非正式的空间和权力私有化则代表着对上述倾向的回应。

在早期人类学中国研究中，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的生产性角色及其在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与权力的固有联系很少得到关注。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是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对以城镇为中心的地方和区域等级系统所做出的经典的结构性分析(Skinner 1964-65， 1977 a)。尽管施坚雅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独特的空间模式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分析，有助于推动人类学中国研究超越村庄视野，但我们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争取社会权力时对物理空间的利用依然知之甚少。近年来，人类学家对城市和跨地区环境下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国家权力、性别关系和文化政治学的兴趣有所提升(见Anagnost 1997; Brownell 1995; Yang1994)。尽管这些研究为理解迅速变化的中国城市社会提供了极为必要的人类学见解，但对空间在塑造这些社会、政治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关注和理论化的程度仍旧不足。[7]在本书中，通过关注空间、权力和流动人口，我意在填补这一经验材料和概念上的空白，并由此推动多面向的城市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发展。

我通过三个方向来研究流动人口内部权力生产和空间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我将展示空间流动的增长如何使中国数百万此前被捆绑在乡土之上的农民得以进入城市获得工作和经商的机会。对这些贫困的农民而言，作为一种空间实践，迁移成为他们积累财富的重要途径。第二，我将分析流动人口家庭空间重组的特定形式，家庭生意对女性工作的价值的提升，以及由此对性别、家庭关系的重塑(见第五章)。第三我将具体呈现中国的流动人口如何通过将部分城市空间据为己用，由此开始掌控其自身的经济和公共生活。没有自己的物理空间，外来的业主们不能在城市当中建立自己的社区并取得生意上的成功。尽管流动人口事实上并不享有城市土地的所有权，但他们通过与地方官员们建立庇护关系(clientelist) ，便能够挑战或利用土地使用条例。[8]流动人口社区当中非正式的空间私有化增强了一种民间领导层(popular leadership)的权力。总之，通过关注“在既有生产方式当中，作为知识和行动的(能动的、操作性的、工具性的)空间的角色”(Levebvre 1991: ii)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空间移动和地点制造(place-making)是构成城市中流动人口争取权力、控制力和居住权的一个重要部分。

最后，在本研究中我将权力概念化为一种关联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而非仅仅由统治阶级所把持的事物。我研究权力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展开运作，其中介可能是的话语和非话语(discursive and nondiscursive)实践，正规的、可见的国家机器、社会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松散的社会网络。汉语当中没有英文“power”的一般用法，我的受访人们经常以“权力”和“势力”这两个词来指代其斗争和社会控制力。“权力”指的是行政力量，这取决于政府给某人所委任的职位;“势力”则委婉地形容一种立足于当地的社会、政治影响力，这是某人的财富、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人特质所决定的。即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够同时获取以上两种力量，但因其具有不同种类的社会、政治基础，所以不能叠放在一起加以分析。[9]

晚期社会主义(Late-Socialism)条件下国家—社会的重新连接

在大多关于后冷战时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中，政治学家认为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单一的、威权的、集权统治。[10]在这一图景之中，国家统治似乎是稳定的铁板一块，丝毫没有空间去考虑人们能否发挥能动性来影响政策轨迹。稍后，随着对“文革”期间政治领袖之间激烈权力斗争的了解，一些学者开始质疑集权主义的解释模式，转而倾向于用一种多元的途径(或方法)去强调高层领袖之间的内部分化和矛盾(例如Nathan 1973)。但是，由于主要着眼于高层政治，所以这一途径对于理解非精英层次的中国政治启发甚少。

后毛时代的研究对僵化的二元思维将国家—社会定义为互相对立、分离的主体感到越发不满。[11]学者们运用其在不同背景下的研究来强调地方政府机关与多种社会要素之间深层纠葛。例如，在对改革期间政—商关系重构的分析中，裴松梅(Pearson 1997)和王达伟(Wank 1999)认为有两种重要性持续上升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即“法团主义”(corporatism)和“庇护主义”(clientelism)。与过去相比，在这两种模式中，政府部门与私有企业之间存在更为深入的相互纠缠。

从1980年代末开始，专注于中国研究的人类学者越发关注政府权力这一问题，并将其置于民族志研究的中心。他们不再分析划时代的政治事件、官僚机构的结构或是国家政策制定，而是聚焦于政府权力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当中运作的日常实践和象征过程。[12]在考察日常生活中政府主导权的同时，他们还关注这种主导权是怎样不断引发争议甚至有时被次级群体所颠覆。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民族志的路径来深化这种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我认为将民族志研究与其它路径区别开来的不是其分析的规模，而是“国家”这一概念本身。民族志不把国家看作是既定的政治实体，而是从它是怎样通过日常实践而被想象、遭遇、挑战、重组这一点出发(Gupta 1995)。换言之，我们对国家的分析，需要从一种基于制度(institution-based)的分析转向“实践导向”(practice-oriented)的分析。要从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中超脱出来，福柯“治理术”(governmentality)这一概念尤为有用。治理术，或曰治理行动的艺术，同时通过政府内部和外部的进程表现出来。各种社会制度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都可以起到权力统治的作用，以形塑人们对自我和行为举止的观念。考察不同社会领域中种种治理策略的模式对我的研究计划至关重要。因为，就像我将要展现的那样，无论是将流动人口转化成为新的管理对象还是发起清理整顿流动人口社区的行动，都是通过政府机关和其他社会因素同时作用才能得以实现。

我在本书中通过三个方面的工作来深化对晚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动态关系的理解。第一，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相对稳定和完善的乡村或城市社区，与此不同的是，我这本民族志主要关注新兴的流动人口怎样在日常生活中重新与国家产生联系。几乎没有成型的权力结构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可被视为一个独特场景，从中可以观察非正式的权力与权威得以形成并挑战政府支配地位的过程。苏黛瑞(Solinger 1999 a)在她《论城市中国的公民身份》(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一书中探究了政府、市场和进城农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她的分析着眼于宏观的结构性层面，但本书旨在深入观察一个流动人口社区建设与破坏的微观过程，试图展现其中所体现的空间、权力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第二，我对浙江村的记述，尤其重视不同行政级别官员和不同地区政府(例如北京和温州)对经济发展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关系看法如何不同。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因地域、环境、时间的不同而发生极大的变化，但这种时空上的多样性却还未得到充分的注意(Perry 1994)。我相信揭示各政府部门之间不同的态度和行动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流动人口空间政治学的理解。

第三，我对流动人口社区内部的庇护关系网络有详细的记录，同时我会分析那些扮演“政治中间人”(political broker)角色的社区老板们的重要性，当政府部门与流动人口之间发生问题时他们居中协调。[13]尽管在中国政治史当中，国家与社会的纠缠关系古已有之(见Perry 1994) ，但我认为在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所缔结的非正式联合在程度上更深，形式上更为多样。[14]学者们已经阐明:当资源和机遇的分配不平衡时，就易于出现庇护关系(见Eisenstadt and Roniger 1984; Flap 1990; Foster 1963; Schmidt et al . 1977)。建立在个人忠诚、义务以及隐蔽的压制、剥削关系之上的庇护网络，对那些在中国城市社会中没有正式身份因而无法从合法渠道获得资源和商机的流动人口业主而言尤为重要。因而，他们所建立的这套非正式网络动摇了政府控制的垄断，造成了官僚系统内部的竞争并且帮助外地人在城市中获得保护和资源。但是，这种网络也会被官员所利用，以延伸他们对于流动人口社区的间接控制。[15]

图1 政府部门级别示意

既然我在本书中会经常提及那些与温州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很多政府部门，且对这些部门的行政等级、分管职能和所辖地域做出区分很有必要，所以我在此以图示方式加以说明(见图1)。每一级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都大致相同，在这里不再一一列出。与流动人口生活关联最为密切的四个部门是工商、税务、公安和城市规划。贯穿本书，我以“上级政府”(upper-level government)来指代中央和省市政府;“基层政府”(lower-level government)来指代区、街道和乡镇政府。

发现浙江村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时间为1994年夏天、1995年6月至1996年9月，前后共计16个月，地点包括北京和温州两地。此外，我还在1998年1月、1999年7月进行了两次追踪研究以跟进目标社区近来的一些发展。北京是中国人口城乡流动的主要流入地之一，截至1994年，北京市(包括郊区)除1200万常住人口之外，还吸纳总共329万暂住人口(Beijing Municipal Planning Committee Research Team 1995)。但西方学界关注中国国内人口流动的学者却对这座城市关注甚少。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在地缘政治当中位置独特，而这也对那里人口流动的意义和结果有所影响。由于上述原因，我决定对北京人口流动的政治学(politics of migration)展开研究。

1994年夏天，我第一次从一些北京市民那里了解到所谓“流动人口”并不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一直“流动”。实际上，当时有许多相对稳定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在城郊一带蓬勃发展。城里人将这些在空间和社会意义上都界限分明的聚居区称之为“村”，其依据是各个社区当中居民的原籍省份。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强烈吸引着我，因为在我成长的毛泽东时代从未有类似的状况发生。我决定找几个此类社区看一看。但是尽管大多数北京人都知道这些“城中村”的存在，却没几个人能说出其确切地址。经过两个星期的多方打听，我得以确认其中四个最为著名的社区:浙江村、安徽村、湖南村、新疆村，他们分别由来自相应省份的人们所建立(见地图1)。[16]与大多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棚户区不同，中国城市当中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其居民并不单是外地人。这些所谓的“村”里往往同时居住着有固定身份的郊区居民以及从本地人那里租赁房屋的外来人口。

地图1 北京市地图

浙江村是这其中规模最大也最为完善的一个社区。[17] 1995年，这里居住的外来人口总数接近十万，其中多数来自浙江省(中国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温州市(曾经是一个行政专区，现在已经正式成为地级市，见地图2)。更具体地说，这里的温州人主要来自岳清和永嘉两地——这是隶属于温州市行政区划内的两个面积较大的农业区(见地图3)。[18]尽管1990年代早期岳清就被重新确立为县级市，但和永嘉一样，其境内仍旧主要是乡村地区。在北京的温州人大多是从事制衣业的个体小业主和商人。

地图2 浙江省地图

由于浙江村已经被严重污名化(stigmatized)并曾数度遭遇市政府的“清理”，因此那里的温州人对试图在社区中展开研究的“外人”(通常可由其口音来加以识别)保持高度警惕。一个研究者若无与当地温州人家庭的关系，便可能被视作是政府派来收集信息的“探子”或是可能写出一些令人反感的、妖魔化温州人的报道的记者。鉴于这种情况，一位本身就是温州人且在浙江村进行过长期田野调查的朋友将我介绍给当地人。在我田野调查的第一个月当中，他多次陪伴我进入社区，并介绍我认识当地一些重要的老板及普通家庭。通过他与当地人的友好关系以及居中协调，我得以从一个陌生人转变为温州人的朋友。一旦几个家庭将我接纳为常客，我向其他家庭拓展个人联系就变得相对容易。当他们其中一些人从闲谈当中得知我母亲出生并成长于浙江省省会杭州时，便乐于将我认做“半个老乡”。因此，同乡认同(native-place identity，其所依据的地理界限是弹性的)是与温州业主们建立密切关系的一个有力的方式。

地图3 温州市地图

我总共采访了来自70户家庭当中的110人，并与社会经济背景各不相同的许多外地人展开过不计其数的非正式交谈。这其中大多数访谈都是在受访人的住处，或是他们工作的商店、摊位进行的。两类地点成为我的主要研究场所。其一是温州人从事服装批发零售的市场。因为多数居住在大院当中的外地人都从事服装生产，因此在市场上我可以有机会与专门从事贸易的外地人交谈。同时，在市场上我还可以以匿名的大学学生或顾客的身份来与摊主进行互动。

我的另一个主要研究场所是外地人居住的“大院”，在我刚开始田野调查时，近半数的外地人居住在此。这些大院是与受访人建立长期亲密关系的理想场所，因为与居住在当地农民家中的外地人相比，这里的人们更为开放也更易于接触。居住在同一个大院内的家庭往往彼此熟识且平日里交往频繁，因此我很快就和共享同一物理空间的各家各户熟悉起来。

但是正当我开始享受大院所提供的开放与便捷时，政府发起了清理浙江村的行动。我的受访人当中近半数住处被拆除并且被迫离开北京，以致田野调查进行到一半我便失去了与他们的联系。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所震惊，花费几天时间琢磨如何才能与四散各方的人们重新取得联系并曾一度怀疑这无法实现。虽然担心自己的研究无法完成，但同时我也牵挂那些已经成为亲密朋友的那些外地家庭的命运。在报上登出清理浙江村行动“取得胜利”的简报之后，许多北京的朋友打电话来询问我下一步的打算，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调查地。事实上，这个社区并没有永远消失，数月之后，它甚至还有所扩张。但大多数北京人认为这里不会长久，这种看法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一天，当我焦躁不安地翻检调查笔记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我可以通过拨打移动电话来与温州业主们重新建立联系。为了生意上的方便，他们大多备有传呼机或大哥大，许多人曾给我留下过号码。我一跃而起，冲向电话。一天下来，我找到至少15个家庭，其中一些仍旧隐匿于市郊，而其他人则已经搬出北京。

这期间我还去了一趟温州岳清，恰逢农历新年，我和两个流动人口家庭共同度过了半个月。我的目的是理解来自温州的流动人口与他们的家乡之间保持着何种社会经济联系。这种切换以及我田野调查地点的那些不稳定形势决定了我对那种习以为常的“社区”观念产生疑问。在这里，流动人口社区并非一个自然的、确定的、长久的地点，而是不断通过空间和时间维度的政治经济斗争被制造和再造(见Malkki 1995)。

接下来，我将转而介绍浙江村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这个社区没有固定的地理边界，而是分布于南城丰台区的几个大的街道当中。关于浙江村的起止边界，人们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那是一片由先前就存在但现在集中居住着温州人的大约25个村庄所构成的区域。另一些人为只要有温州人的地方都属于浙江村，包括北到三环路、南至南苑、西起马家堡、东达小红门的一大片区域。另有一些人告诉我说浙江村泛指这城市里任何有浙江人居住的社区，而并不特指某地。边界的不确定说明浙江村是一个流动的社会群体，可以将既有的许多社区转化为其领地并显示其存在。

这个聚居区是动态和开放的。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廉价服装制贩中心，也成为北京市发展壮大中的“第二经济”(secondary economy)[19]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商业活动，已拓展至超越北京一地的其他城市和省区，甚至远及境外，到达俄罗斯和欧洲部分地区。因此，这地方决不像官方所描绘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小独立王国”。

第三，与大多数城市居民和官员们所认定的状况相反，这一社区的社会构成多元而非铁板一块。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内，若干社会群体共同居住在一起，包括温州人(5 . 6万人)、本地北京居民(1 . 4万人)以及其他来自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四川等省的流动人口(4万人)。大多数非温州籍的外地人都是雇佣劳动力，他们给温州籍雇主们打工，例如服装缝纫、零售和保安员(见Ma and Xiang1998)。由于温州人占总人口中的大多数，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比本地人和其他外地人在经济上更有实力。

最后，温州外来人口社区的命名值得更为细致的考察。“浙江村”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1980年代末，随之而来的是北京人在温州人聚居区和城市其余部分之间所做出的社会区分(见Xiang 1996; Wang 1995)。这一名字的第一部分“浙江”，是这些外地人故乡省份的名称(而非地区的名称“温州”) ，第二部分“村”则含有诸多社会意义。“村”在这一语境中不仅标示出这一群体出于农村，同时也指示出这一社区在社会意义上的孤立与空间上的局限性(boundedness)。城市当中的“村”意味着某种与都市既有秩序无法协调且格格不入的异常事物。这一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城市人对外来人口居住区的负面想象。简言之，“浙江村”实质上是城市人强加于温州人的一种带有误导性和疏离感(alienating)的名称。正如一个人这样解释道:“它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地方肮脏、狭隘、粗野甚至对北京社会抱有敌意”，因此，大多数温州人不喜欢这个标签。

本书结构

通过这本民族志，我希望在对于温州流动人口的记叙当中整合时间与空间。因此，章节的编排体现了社会的、空间的发展在时间上的前进，而非仅仅走马观花地呈现社区状况。本书章节主要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但每一章都有其主题关注并提出一组特定的问题。

中国政府试图将来自农村的外地人转化为一种新的对象，其途径是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分类(流动人口)并在日常实践中采取种种策略对其进行监督和规训。第一章是对这一问题的较为宏观的分析。在这一对象制造(subject-making)的双向过程中，或者用王爱华(Ong 1996)的话说“自我制造与被制造”(being-made and self-making) ，我将展现来自乡村的外地人如何通过创造超越单一、固定地理区位的社会生活模式、多重焦点(multifocal)的社区生活来颠覆并改变(revalorize)“流动”这一分类的含义及附着其上的负面形象。

从第二章开始，我将进入对北京浙江村形成过程中空间、权力和政府的具体论述。我将追溯历史上独特的商业文化和小资本主义经济(petty capitalist economy)如何滋养了当下温州流动人口的经济与空间实践。接下来我将记录他们流动的过程，并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依据家庭和籍贯所形成的社会网络。空间和权力的非正式私有化(informal privatization)是两个并行的过程，这是三、四两章考察的对象。我在第三章中记录了温州人如何从本地农村获得土地建筑大规模居住区，并分析这种新的空间形态的社会和政治含义。第四章论述了外来人口中正在成型的民间领导层的社会和空间基础，以及他们在维持本地秩序中所扮演的协调角色。温州人家庭和生产的空间重构与不断变化的性别、家庭关系之间的互动是第五章所探究的问题。第六章关注的是流动人口社区内部的犯罪问题。对违法犯罪、秩序混乱的根源何在这一问题，我比较了的两种相互矛盾的解释，一种由温州人提供，另一种则来自官方话语和大众媒体。

在第七、八两章中，我考察了在这一流动人口社区当中，空间和权力的私有化怎样引发了上级政府、温州人和本地居民之间一次公开的政治冲突。第七章用细节呈现了行动期间的多重社会冲突和民间的反抗，强调了政府内部的差异性和不稳定性，分析了行动背后的动机。第八章记录了温州人的被迫出走与最终返回浙江村。这里关注的是这些返回的温州人，通过与地方政府、破产的国有企业形成新的商业联盟，来重建他们的经济与社区生活。

中国城市的结构性转型在进一步深化，结论一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评估了流动人口及其聚居区的未来，并且提出本研究对反思晚期社会主义中国和其他后社会主义社会权力、空间、庇护主义(clientelism)、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等问题上所含有的更为广阔的意义。

【注释】

[1] 这一数字只是根据官方和非官方的一些报告所得出的估计值。人们受到变动不居的市场需求的影响而不断迁移，因此大规模的精确调查数据非常难以获取。关于数据来源和中国乡村流动人口数据调查困难之类的详细讨论，可见苏黛瑞(Solinger 1999 a)、马润潮和项飚(Ma and Xiang 1998)等人的讨论。

[2] 尽管学者们已经习惯于用“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t)来描述改革年代的中国，但考虑到政治体制，我更喜欢用“晚期社会主义”来突出这一变迁时代的特点。这并不是说这种政治体制内部及其运作方式毫无重要变化，事实上，本书详细考察了许多此类变化。国家机器的扩张也还在继续。

[3]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本书的田野调查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因此书中的一些提法在当下可能已经不甚准确，不过这并不影响全书的论述及作者的理论分析。——译者注

[4] 关于温州人来京之前如何筹措启动资金的更多地讨论见第二章，以及蔡欣怡(Tsai 1999)对中国农村企业家资金筹措策略以及建立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深入研究。

[5] 例如，根据福山(Fukuyama 1989)“历史终结”的概念，社会主义终将消亡。作为最终的、普世的政治经济结构形式，所有人类社会都将迎来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尽管这一观点受到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批驳，但其仍旧对西方普遍流行的政治话语保持着影响力。

[6] 这方面的一些例证可参考维德莉(Verdery 1996) ，布里杰与派因(Bridger and Pine 1998) ，邦斯与卡萨纳蒂(Bunce and Csanadi 1993) ，华如碧(Watson R. 1994) ，韦艾德(Winckler 1999) ，斯塔克与布鲁茨(Stark and Bruszt 1998)等学者的研究。另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鉴于在不同国家当中，社会主义存在的形式各异，因此对社会主义能否做出一般性的概括都是个疑问(见Sampson 1991; Hann 1994)。

[7] 近来对后毛时代城市空间的研究包括罗丽莎(Rofel 1999) ，戴慧斯(Davis et al .) ，何琳达(Hershkovitz 1993)。同时一些历史学家对探讨城市空间在塑造中国20世纪早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城市政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了很多精彩研究，包括董玥(Dong 1996) ，周锡瑞(Esherick 2000) ，卢汉超(1999)等。

[8] 在社会主义中国，土地或为国家所有，或为集体所有。在城市中，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分配给集体或国有单位。但是在改革时期，土地和空间商品化程度都有提升。

[9] 在其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当中，罗德明(Dittmer 1978)指出在高层官僚当中“权力”和“势力”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他认为“权力”是基于在党和国家的等级当中所处级别、职位而获得的正规的权力，而“势力”则是声望、资历所形成的非正式的力量。虽然他经常将“势力”译为影响力，但我认为这种区分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将“势力”视作一种特定形态的、文化意义上的权力形式，能够强调非正式关系网络和文化资本在政治空间内部的核心地位。我的观点并不是将“势力”等同于权力，毋宁说是强调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当中西方的power的概念需要被分析和进一步细化。

[10] 在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变迁这一复杂领域给予我诸多启示的一些学者有裴宜理(Perry 1989， 1994)和许慧文(Shue 1988)。

[11] 许多出色的学者都持这一态度，例如许慧文(Shue 1988) ，魏昂德(Walder 1986) ，戴慕珍(Oi 1989) ，苏黛瑞(Solinger 1992) ，怀特(White 1993) ，王达伟(Wank 1999) ，陈佩华，赵文词和安戈(A. Chen， Madsen， and Unger 1984)。

[12] 关于中国后毛时代政府权力的日常和象征形式，可见安德训(Anagnost 1997) ，包苏珊(Brownell 1995) ，罗丽莎(Rofel 1999) ，萧凤霞(Siu 1989) ，和杨美惠(Mayfair Yang 1994)等学者的研究。这些研究深受人类学研究当中那种试图将“国家”带回文化和社会分析当中的理论取向的影响，并为这一不断发展的领域做出各自贡献(例如Borneman 1992; Gupta 1995; Herzfeld 1992;Mitchel 1991; Taussig 1992; Verdery 1996)。

[13] 我所借用的政治中间人(political brokerage)这一概念曾为许多讨论地方政治领导权问题的学者所论证过，例如巴斯(Barth 1959) ，文森特(Vincent 1971) ，施内德夫妇(Schneider and Schneider 1976) ，斯沃茨(Swartz 1969)等。在其关于中国农民革命的研究中，萧凤霞(Siu 1989)使用这个概念描述那些协调国家和民众之间关系的地方党政干部。

[14] 我将商品化定义为产品、土地、空间、时间、劳动、社会关系和权力成为商品，其使用价值包含于交换价值之中的过程(见Marx 1977)。

[15] 温州人和官员们建立商业联合关系的能力与其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密不可分，作为私营业主，他们在后毛时代经济序列中获益最多。对政府和私营企业家关系变化的论述可见王达伟(Wank 1999) ，扬(Young 1995) ，苏黛瑞(Solinger 1984) ，高棣民(Gold 1989， 1990) ，布鲁恩(Bruun 1993) ，裴松梅(Pearson 1997)以及葛希芝(Gates 1996)等学者的研究。

[16] 朝阳区河南村、海淀区安徽村的居民主要从事废品回收、蔬菜零售和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维修工作。新疆村有两处不同地点(西城区甘家口和海淀区魏公村) ，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族人在那里开办了许多饭馆(对这些社区更为详尽的描述见Ma and Xiang 1998)。

[17] 我使用现在时来描述这里的情况，是因为尽管经历了政府的拆除行动，但重建之后的浙江村在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都保持了与往日相同的状态。(这一注解主要是针对英文当中时态问题，中文读者当不会有类似的困惑——译者注)

[18] 温州是一个地级市，所辖区域广阔。岳清是县级市，由许多乡村和一片乡镇规模的市区组成。

[19] 这一术语最早被经济学家用来形容冷战时期东方集团(Eastern Bloc)的经济变迁(见Grossman 1977)。后来中国学者借用它来形容“正规的、中央计划经济之外的所有经济行为，包括私人建筑业、制造业、商业、运输、手工业、修理、服务及其他利用非上班时间、以获取私人收入为目的的兼职工作”(Nee and Young 1990: 3)。

第一章 作为主体/对象[1]的流动人口

由乡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司空见惯，并非中国特有。但在后毛时代，作为一类新的对象，“流动人口”这一概念及其所附带的政治、文化意义却是中国特有。在史无前例的人口空间流动时期，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试图将数百万流动人口转化为第三类主体(非城非乡) ？为了实现这一对象化的过程，国家实施了哪些话语的或非话语的(discursive and nondiscursive)实践？而流动人口本身又怎样回应或抗拒新的国家治理模式？

本章将对上述问题展开追问，焦点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政府实践，而恰是这些实践剥夺了流动人口享受同城市居民相同权利的机会。我认为“流动人口”成为一种新的“分类”是国家机器内外多重策略使然:重新调整的户口制度;命名(naming)、分类(categorization)、媒体呈现的文化程序(cultural processes) ;管理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的规定得以创立并实施。与西方一些分析人士和记者的预料不同，后毛时代政府并未打算马上废除户口制度，相反，他们对这一制度做出调整，使其更具弹性，以便满足管理流动人口的新需求。[2]

本章前半部分追溯了“流动人口”这一分类的形成，分析其文化意涵以及主流话语中形塑这一分类的三种手法。接下来我将讨论一些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非话语形式的管理手段。但是，在城市中将外地人异化为“内部的他者”或非公民(noncitizen)并非一个由国家完全操控的单向进程。作为社会能动者(social agents) ，流动人口有其自身意向、欲求和意识形态背景，因此并不会轻易接受或内化国家规定的从属地位(见Giddens1979)。本章的第二部分考查了一些流动人口怎样凭借不断提升的经济资本和购买力重新定义现有社会分类的意义，以及他们怎样挣扎着超越官方所定义的城市市民身份形成他们对“自我”的感知和社会归属感。中国的流动人口可以颠覆现有的社会分类意义(例如“流动人口”)但“不是通过拒绝或修正，而是使用它们，只是其目的与参照都与原系统不同，最终使后者别无选择，只得接受”(De Certeau 1984: xii)。简言之，“被创造与自我创造”(being-made and self-making) (Ong 1996)这一双向过程在我对流动人口主体形成的考察中是一个焦点。

对人口流动的命名与分类

在对汉语“农民”一词怎样在文化、政治上被“发明”出来的研究中，孔迈隆(Cohen 1993)认为现代知识、政治精英将中国的乡村人群转化为“农民”——一种在文化上明显具有差异性的“他者”，而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就是要解放他们。通过挑战“农民”这一分类“理所当然”的含义，孔迈隆进一步在现代中国政治经济重建的背景下分析了这一分类实践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后果。同样，我认为流动人口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分类体系，分析它何以在当代中国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时刻被发明出来是一项重要课题。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人口迁移的研究当中还鲜有对流动人口历史及其诸多深层文化、政治含义的考察。强调这一分类的社会建构的实质不代表我认为其没有真实的社会基础。相反，我试图阐明人口的迁移是怎样被想象成为“流动者”(floater) ，以及为什么说这一分类之上所附加的诸多意义是具有实效的社会、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的分析受到两个重要的理论的启发。首先，分类与命名与社会权力密不可分。“那种将事物条分缕析的分类工作”(Bourdieu 1991: 236)是明确社会意义和秩序的重要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证明的那样，命名与分类不单是描述、反映、再现社会秩序，它还可以形塑或重塑各个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如Borneman 1992; Foucault 1972; Koselleck1985;Zito and Barlow1994)。

第二，在关于非对称性对抗概念(asymmetric counterconcepts)的历史—政治语义学研究中，柯赛莱克(Koselleck 1985)认为历史上所形成的社会概念都不应被视作是孤立的;相反，我们应当探寻二元对立概念之间非对称性的结构关系，以此来指出生产他们的权力关系。受柯氏启发，我坚信要想更好地理解今日中国的劳动力迁移怎样以及为何被想象成为“流动人口”，我们最好追问以下问题:谁在命名，谁被命名？这一分类在何种历史时刻被创造出来，针对何种问题，依据谁的主张？这一社会分类又衍生出了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后果？

在1958年之前，户口制度尚未实施，人口由乡村向城市流动曾经在1950年代之初一个短时期内快速增长(见Solinger 1999 a; Davin 1999)。尽管在监控流动人口这方面政府并非完全缺席，但其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稳定，且支离破碎毫无作用。结果，截至1954年，很多农民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在那些时日当中，进城农民并不被当作一个需要特别控制和法律制度的对象。用来指称他们的词语也是诸如“移民”或“徙民”之类的中性词。其他一些称呼稍有不同，但也是一些非评判性(nonjudgmental)的名词，例如“迁徙”、“人口移动”、“人口流动”等。[3]

到1950年代中期，劳动力向城市的自发流动已成为国家的一个棘手难题。根据赛尔登(Seldon 1993)的研究，从1949年至1957年，大约两千万农民涌入城市，但城市工业却不能完全消化这些移民，这使得城市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Walder 1984)。此外，一些干部认为工业化需要农村人口继续留在土地上，以便为工人继续提供粮食(Zhang Qingwu1988)。结果，政府出台新的管理措施以制止农民向城市“盲流”，以此来避免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大都市的病态增长。官员们认为限制人口的空间移动还是维持社会主义稳定的一种可靠的手段。[4]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强化，中国农民才成为波特(Potter 1983)所谓“出生地限定”(birth-ascribed)的农村户口持有者。每一个中国公民在出生伊始都必须在当地政府登记，以成为某一固定地域的城市或农村户口持有者。这一制度将全体中国人划分为两类权力并不对等的主体。农村户口持有者不准迁往城市，也不享受国家配给的住房、粮食、医疗、教育、就业等只针对城市户口持有者的资源。[5]农民们没有城市就业机会，粮食配给，公有住房以及其他城市里的好处，被限制在乡村数十年，几乎没有空间上的移动。在接下来20年中，非官方主导的人口迁移在中国的社会景观当中几乎被全部清除。

其后，农村和城市居民被置于不同形式的政府控制和社会监督之下。在乡村，政府控制通过无远弗届的基层干部网络得以实现(见Oi 1989; Shue 1988)。在城市(可被理解为包括多个层次的行政和经济“中心地”[ Skinner1997 a]) ，通过工作单位和居委会，政府控制同样无孔不入(见Walder 1986; Whyte and Parish 1984; Lu and Perry 1997)。

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了另一种由国家直接主导、政治动员的人口迁移。为了推动边疆地区经济和技术发展，许多怀有一技之长的城市工人、专业人员由国家组织迁往边疆各省、少数民族自治区，例如新疆、内蒙古、云南、黑龙江(见Shen and Tong1992)。数百万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也下放到乡村地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Bernstein 1977)。“文革”最为狂热的时期，数百万红卫兵(大多为城市里的年轻人)在各地之间串联并最终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见Meisner 1977; Yan 1993)。但是城市居民如此大规模的迁移并不被视为人口流动;相反，这被认为认为是政治事件，而描述它们的术语也是高度政治化的:例如支边、上山下乡、大串联。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们也不像今天的流动人口一样成为一个需要被特殊管理的社会群体。

70年代后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劳动力的大量流动增长至新中国从未达到过的规模。促使数百万中国农民离开乡村的原因有许多。[6]首先，邓小平启动的农业改革极大地提升了耕作效率，造就了近两亿农村剩余劳动力。[7]第二，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海外华人和外国资本的涌入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第三，国家垄断的“城市公共产品制度”(urban public goods regime，借用自苏黛瑞[ Solinger 1995 b])的崩溃，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当中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取基本的资源和服务。第四，逐步放宽的人口流动政策使得农村人可以在城市里暂时居住和工作。

当80年代初期农民工重新出现在城市当中时，城市居民普遍将其视为暂时漂在这里的外地人，很快他们就会返回远在农村的家。这些来自乡村的过客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被视为结构上、文化上的独特群体，因此也就没有被置于其他系统性的官方管理之下。但是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镇，给城市资源和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虽然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经济上的贡献，但却开始被当作一种社会问题。在脱离了各自所属村庄之后，其原籍所在地政府鞭长莫及。与此同时，城市政府认为流动人口是外地人，无法将其有效地纳入自身管理之下。流动人口在现有社会结构当中没有一个清晰的位置，看上去脱离了现有社会体制，成为进入持久阈限(liminality)状态的群体——既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在政府看来，要么将这些流动人口遣返回原籍，要么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新的管控对象。

面对重新出现的人口流动，政府的最初反应是堵截和压制。1981年，国务院颁布条令以期阻止农民流向城市。此后，又在1984年和1985年分别颁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两份重要文件，对农民进城问题持相对宽松的态度。但这一新政策并没有被马上转化为地方实践。在地方层面，保守的“堵”仍旧是管理流动人口的主流治理模式。大多数地方官员认为这些流动人口属于其原籍所在地政府管理的对象，强调自己的职责范围并不包括管理这些目前暂时居住在城里的外地人。在这方面，官员们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城市地方政府单纯地试图将流动人口拒之于其辖区之外。结果，外来人口此后被视为是非法存在，他们在城市当中被任意驱赶，不得不辗转各地。小业主们也被迫向政府隐瞒自己的经济活动。新闻报道不许涉及外地人的活动，因为官员们担心公开承认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只会鼓励更多的农民涌向城里。

但是政府的围堵措施并没有阻止数百万农民进入城市。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发展中的城市经济需要外地人的劳动力来从事低端的、危险的苦活累活以及发展服务业。不承认城市当中存在流动人口，只会使政府管理更难向他们延伸。因此，为了将格格不入的流动人口重新纳入控制范围之中，中国政府开始改变其管理策略。下面这篇社论清晰地反映出1980年代晚期，许多城市当中的一项重要转变:

显然，“排”不起作用，“堵”也不行。关键是要对“管”特别加以注意，以便我们能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网络，制定恰当的法律和规章，最终使流动人口成为我们对社会高效管理的一部分。(Chen Youquan 1988: 24)

较新的一份由北京市政府发放的流动人口管理“须知”当中列有这样一段来总结这种新策略:

制定管理条例的根本目的不是再像以前那样清理、驱逐、遣散，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引导、管理、调节。也就是说，将那种无序的流动转变为一种有序的流动。(北京西城区政府1996)

伴随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调整而来的，是有关流动人口的话语在官方文件、人口普查、报纸新闻、学术研究、广播电视和大众文学当中的激增。这种关于流动者的“科学的”知识自1985年以来持续至今，已经塑造了城市居民对进城农民的大众想象。它同样也成为政府针对流动人口的新政策、新规章的基础——不再强调压制，转而突出地方政府调整管理的重要性。

关于流动人口的话语生产

关于流动人口的第一次激烈争论发生在1987—1988年间， 15年后当我写作本书之时这一话题仍旧是官方和城市公共话语当中最热的话题之一。[8]其主要焦点在于两组相关议题: (1)流动人口的人口学背景、经济行为、移动、增长速度及其空间分布; (2)这种流动的社会效应以及对其更为有效的监管策略。几乎所有的官方和学术出版物都在纠缠一个问题:如何提升政府对来自乡村地区的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

张庆五(Zhang Qingwu 1983)和冀党生(Yi Dangsheng et al . 1995)所撰写的两篇文章是典型的与政府持相同态度的研究作品。与其他人一样，这两篇文章开头也是从对流动人口基本特征的概述讲起，依据的是从北京及其他省份所收集到的资料。接下来他们分析了许多经济实力、政策变化方面的“推-拉”要素并将其视为改革时期人口流动的原因。最后他们评估了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正反两方面影响，并倡导对其采取严格的管理策略。在这些阐述中，流动人口被描述成为一个性别比例极度失衡(严重的男多女少) ，青年劳动力高度集中，流动性极大的社会群体。他们认为流动人口不只是从某地“流向”另一地，他们同时倾向于长期“聚集在城乡结合部”，“一些人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聚居区，那里外地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持本地户口的居民”(Yi Dangsheng et al . 1995: 143)。同时，流动人口还被定义为是一个生育力旺盛的群体，因而会对国家计划生育计划造成威胁，“流动人口中超生现象严重，生育率居高不下。他们的流动性使得政府管理变得更加困难”(同上: 151)。此外，他们常常将造成一些“城市病”的责任归咎于流动人口，例如公共安全的恶化、高犯罪率、卖淫嫖娼、毒品贩运等。这些以科学研究和知识为名的记述对流动人口在公众当中的形象影响很大。

人口普查和调查尤其能够生产关于流动人口的“科学”知识。1991年10月1日，一项人口普查在中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五58个乡镇中展开，其所收集的涉及流动人口的信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流动规模、性别、年龄、此前所从事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在外时间长度、当前所从事的职业、收入、当前居住地等(见Zhang Qingwu 1994)。在北京，两次全城范围内的人口普查分别于1985年4月20日和1994年11月10日展开，为的是掌握关于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对城市的影响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尽管这些研究的样本选取和研究方法都有严重问题，但他们向学者和官员们提供了看似客观、科学并因之具有权威性的知识(见Du Wulu 1986; Luo et al . 1986; Liu Xiuhua 1996; Wang and Feng1986)。

正如安德森(Anderson1991)在其他地方曾经指出的那样，人口普查不仅仅是对现有社会群体的描述，还反映出政府对社会管理的想象。通过以人口普查、调查和社会分析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流动人口被假象成为一个在本质上有别于城市人口的社会实体，以及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政府能够“将外部力量转化为可以观察和测量的对象，以便加以控制并将其‘纳入’视野范围之中”(De Certeau 1984: 36)。

媒体和出版物对外地人的呈现也对流动人口的大众形象有所影响。例如，因为这些外地人被夹在已然离弃的乡村世界和即将踏入的城市世界之间，一些作品(见Ba and Ma 1989; Hao 1992; Zhu 1987; Du Weidong 1988; Liu Manyuan 1993)便聚焦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断裂以及在文化价值、理念方面的冲突。城市被自相矛盾地描绘为同时带有两种相悖意义的社会空间:一方面这里是乡下人获得启蒙的礼仪之邦，但同时也是将外地人变成妓女和罪犯的危险的道德腐化之地。在这两种情节之中，外地人都被定义为是次等人群，需要被城市居民所设定的更为高等的道德准则加以教化和转变。接下来，我将讨论三种建构“流动人口”形象所普遍使用的呈现手法(techniques of representation)。

一体化(unifying)与单一化(homogenizing)

流动人口由各色人等组成，其迁移的经验与生活方式极为多样化。人们可以依据原籍地、经济地位、职业、购买力和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而对其加以划分。[9]被划归为这一体系当中的人们并不将自己看作是享有任何共同本质特性和阶级意识的群体。

事实上，基于他们在经济生产体系中各自所处的不同位置，外地业主、小商贩和流动人口中的雇用劳动力之间存在阶级界限。例如，那些靠收废品为生的河南人告诉我，他们认为自己和那些有自家服装或皮革作坊，拿着大哥大、传呼机的温州人没什么相似性。而温州老板所雇用的湖北、河南的劳动力在经济地位、生活方式、社会预期方面和自己的老板们非常不同(我本人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将专门详述中国进城农民内部在城市生活经验和社会归属感方面的差异，见Zhang forthcoming)。

第二，从深层次上讲，流动人口仍旧被依据地域主义(regionalism)加以划分。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中，来自相同地区的流动人口会建立自己的聚居区。这些基于原籍地的流动人口群体通过排挤其他地区的人们而垄断某一特殊的非正式经济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见Crissman 1967; Honig 1992， 1996; Jones 1974; Skinner 1958， 1976; Wang Zhenzhong 1996)。在北京，根源地缘而划定的社会劳动分工已经出现:新疆人经营餐馆主打新疆风味食品;河南人卖菜、收废品;河北人做建筑工人;安徽女性做保姆;山东人蹬三轮。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互相视彼此为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也是社会和文化上的外人。

这些阶级、地域和职业上的差别是流动人口内部分化的重要因素，但官方的表述通常将这些差异性遮掩，而倾向于将外地人描绘为受贫困驱使的盲目、无知的同质化群体。而这种无力的、缺乏教育的、素质低的群体形象与那些被认定为是精细的、现代的、可靠的城市固定居民成为两个互无交集的对立人群。

非历史化(dehistoricizing)与非人化(dehumanizing)

不管是官方还是城市公众话语，都将流动人口刻画成为没有历史的、无差别的劳动力所进行的无定型(amorphous)流动。流动人口通常与有自己欲望、梦想、目的的活生生的个体无关，而仅仅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粗劣的劳动群体。报刊杂志上的照片总是聚焦于流动人口生活当中某些被筛选出的瞬间，以此来创造农民工的“典型”形象:一群群没有差别的、疲惫的人在街上无望地等待工作。这种被市场所驱使的洪水般无定型的群体形象塑造了城市公众对外地人的认知和态度，并且强化了那种外来人“接管”城市的恐惧。

在我对北京居民的采访中，他们经常会附和这种令人不安的想象。一天，当我向一些北京的教授和工人展示温州业主们的照片的时候，他们表示惊奇以及些许沮丧。其中一人几乎是喊出来:“看这些外地人!他们一点儿也不像是流动人口!看他们穿得多好，甚至还有大哥大!……这些人的钱一定是来路不明。”这些照片打破了城市人对乡下来的人的偏见。当被问及怎样看待流动人口时，城里人的回答经常包括诸如脏、蠢、穷、盲目、没文化、扎堆、见钱眼开之类的词汇。流动人口当然并不全是富裕的，但我的观点在于:这种将外地人非历史化为迫于穷困而外出的粗劣的劳动力的做法，不但遮蔽了其内部重要的差异性，也将他们从活生生的人变为一种客体化的(objectified)商品。恰是通过这种去人性化和客体化的话语，流动人口和城里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10]

异常化(abnormalizing)

在其关于监狱等现代欧洲制度发展及西方性话语的研究中，福柯(Foucault 1978， 1979)有力地论证说正常化(normalization)是现代权力的微观技术(microtechniques of modern power)中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类似的是，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同样展示出正常化(normalization)、自然化(naturalization)等策略怎样为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所利用的过程，其途径则是建立认定行为、思想正确与否的官方标准(见Anagnost 1995; Mayfair Yang 1988)。但是将一些特定的实践、态度和信念正常化经常同时要求同时将其他实践和价值观异常化的过程，以便创造不受欢迎，需要压制和谴责的他者的形象。例如，安德训(Anagnost 1995: 31)注意到在中国的优生学话语中，少数民族被建构为内部他者，与国家对进步、发展、现代性的叙述相对立。[11]

在中国，由于一种稳定的人—地关系(people-place relationship)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正常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人口迁移被看作是不稳定、异常的甚至是病态的。例如，在帝国晚期，“棚民”就被政府和所在地社区视为异端和对社会稳定的威胁(Averill 1983; Leong 1997)。[12]对今日的进城农民而言，情况依旧如是。尤其在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不稳定、不确定时期内，城里人经历了犯罪率的上升之后，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沮丧导向新来的外地人。流动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以及他们显而易见的无归属感几乎在整体上被等同于一个潜在的犯罪分子群体。很多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犯罪所提供的解释是:由于这些人不是长久地归属于任何城市单位，所以他们对自己“经过”的地方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责任。

总而言之，通过同质化、去历史化、去人性化和异常化，流动人口被表述成为一个由无法管理的、危险的劳动力所组成的铁板一块但又变动不居的实体，需要受到严格的社会控制和监督。

人口流动的文化语义学(Cultural Semantics)

人口流动的另一些文化涵义来自语言领域本身。在汉语当中，“流动”一词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是指生机勃勃，无拘无束;另一种是漂泊无定且充满危险。这种双重含义为流动人口形象的多重解释留下了空间。主流话语通过强调其与诸如流民、流寇、流氓、流窜、流毒、流亡或流放、盲流(流氓这一贬义词的字眼加以调换后得到的新词)等词语的联系，倾向于仅片面地强调其负面含义。

或许是由于存在数量庞大的农耕人口，中国正统意识形态当中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地域认同感，或马尔基(Malkki1992)所谓“定居主义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sedentarism)”(另见Granet 1975)。这种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的感情被“安土重迁”这一广为人所接受的儒家谚语所清晰地表达出来。根深蒂固(而不是流落四方)在主流的儒家文化当中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的存在状态。由儒道经典所建构的那种空间边界明确的理想化的社会生活图景至今仍是一种令人欣羡的、合乎道德要求的生活方式而被经常提及。[13]这种对空间上非流动性的强调又通过帝国晚期中国城市中的保甲制度(Rowe 1979; Dutton 1992)以及其在后来所衍生出的社会主义户口制度而得到强化。这并不是说中华帝国当中没有商业流动、异地求学或宗教朝圣之类的人口移动——这方面的有丰富的资料(见Skinner 1976;Watson 1975;Honig1992;Rowe 1984)。但总的说来，迁徙能力仍旧局限于相对少数的阶层，并且大多发生在沿海地区。

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流民总是和一些有害的形象相联系，例如巫、鬼、江湖骗子、游乞，这些都被视为是对既定社区的社会污染甚至是威胁(见Wolf1978)。例如，孔飞力(Kuhn1990)曾证明在帝国晚期流浪汉、游民被普遍认为是鬼一样的“叫魂者”，是稳固社区的潜在威胁。在对现代中国早期流民社会根源的追溯中，池子华(Chi 1996)注意到流民在历史上是与那些被迫离开家乡，失地且无业的农民相联系的。由于这些穷困的流民经常沦为匪盗，所以他们被看作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政府将流民视为不稳定的、危险的社会力量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与挑战现有社会秩序的秘密会社之间的历史关联(Chesneaux1972)。鉴于上述关于人口流动的历史与文化语义学，将外地人称之为“流动人口”可以是让地人联想到这些负面含义。

通过日常实践对流动人口的管理

尽管官方和城市公共话语在对流动人口形象的塑造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日常形式的控制权力对落实流动人口作为被监管对象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我在前文所罗列出的政府通过媒体和话语策略所展开的控制似乎是同质化的。但当我们转而观察地方层面实际的管理策略时，种种问题和矛盾就会非常明显。

登记

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调整，第一步是早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一些城市实施的强制登记。一种新的、准法律式的(quasi-legal)分类体系被创造出来，用于对外来人口的登记以及将他们标示为一种不同的群体。这一分类就是“流动人口”，通常可以和官方文件中的其他两个术语通用:“外来人口”和“暂住人口”。[14]从90年代早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如果外地人想在城市里逗留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必须向当地派出所申请暂住证。1995年5月，第一份完整的国家条例《暂住证申领办法》由公安部出台。条例要求所有外地人口都必须在所在地政府登记注册，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凡年满16岁的公民如果要在非户口所在地居住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则必须持有可续签的暂住证，其有效期是每次六个月或一整年。当月，北京市政府成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以负责监督流动人口的登记工作。

尽管一些地市级政府执著于通过人口登记制度来获得对流动人口的更为准确的记录，以便提升管理手段，但是基层官员们却对收费更感兴趣。为了获取更多收入，许多地方政府任意设立名目繁多的证照收费项目。虽然登记成为“暂住人口”可以使外地人获得在城市里工作、居住的部分权利，但却不能给与他们完整的公民权益，例如政府分配的粮食、住房、教育和卫生服务等。

政府要求流动人口遵守登记制度的努力时常遭遇反抗。很多外地人不愿意去申请暂住证，因为那既费时又花钱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利益。对他们来说，登记条例就是一个托辞，政府向他们征税而又不提供任何许诺的服务和法律保护。根据我对北京市一些地区政府部门的采访，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不到总数的一半。很多农民工认为登记费用太高，而对那些相对富裕的业主们而言，时间又是个大问题。要想申请一张暂住证，需要出示个人有效身份证、户口所在地政府的介绍信、计划生育证明(上面记载着本人的生育史以及目前所使用的避孕手段)以及和房东签订的租房合同。由于暂住证只在一个区有效，所以一旦搬到其他社区居住则必须申领一张新证。

此外，政府的很多做法自相矛盾。上级政府要求所有流动人口都要登记，但却不是每一个想申请暂住证的人都能获得批准。有许多地方性的登记和标准来决定什么样的人才是“满足条件的”外来人口。例如，在北京城郊的一个社区中，来自河南省的人主要从事废品回收利用的生意。人们认为他们肮脏、不可靠，而且是社会不安定之源。当地警察认定他们的存在会让很多北京市居民感到不安全，因此拒绝向来自河南的流动人口发放暂住证。此外，那些暂时没有固定工作或者没有从本地房东那里租到房子的人也不会得到暂住证。通过有选择性地发放暂住证，地方政府希望能将那些不满意的元素从辖区中剔除出去。但事实上，没有登记的流动人口都设法在这里隐蔽下来。一旦被警察发现，他们就会被处以罚款或是必须花钱买通公安局以便能够继续留下来。一些河南人对我说，即使被罚款三次(每次大约50元)也比办暂住证便宜。那些每年当中要搬几次家的外地人，更是宁愿被罚也不愿意办暂住证。

一种全方位凝视(all-seeing gaze)的形成？

现代监狱通过全景(panoptic)空间安排来创造一种全方位凝视的权力，而这一手段也可以为其他社会监管制度所采用(见Foucault 1972)。在中国，党和政府也希望创造一种无所不在的凝视来监督流动人口。在建立这种“社会监督”的过程中，他们既使用正式的国家机器也利用草根的社会网络。日常生活中，数百万双眼睛在互相注视，就像一句流行的口号所说:“人人管我，我管人人”。因为流动人口不附属于任何工作单位，很难被政府定位，所以这种分散性的社会监控被认为是对其实施管制的一种有效方式。

流动人口倾向于集中聚居在郊区，所以这里的地方政府要求房东们必须协助监控外地租客的行动。出租房屋的家庭必须在自家的前门上挂一块写有“租”字的金属牌，这样可以方便警察或居委会对这些“有问题的场所”进行专门检查。由于流动人口被视为是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最大的威胁，所以在城市很多地区，房东们被勒令上报外地租客当中未经许可的怀孕并强迫孕妇人工流产。很多房东租赁住房的生意全仰仗外地人的存在，因此他们不愿意扮演这种像警察一样的角色。但是如果不合作，他们就有可能被当地官员罚款、训斥，甚至有可能失去租房许可。

一些城市为了匿名举报流动人口当中违法犯罪和破坏计划生育等行为而设立了一些随机监督站。一些地方还成立了由本地干部组成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巡检队”，专门监督外来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但是这些实验性的措施往往都不稳定、不长久，也不如要求房东参与日常监控那样有效。

锁定外地妇女的身体

因为流动人口被认为是高生育率群体，所以官员们对这一群体中的“超生”现象尤为关切，同时也加紧对其生育实践的监控。[15]所有的外来人口(尤其是妇女)都被要求获得并携带由其户口所在地政府所签发的“婚育证”。流动人口在申请暂住证以及城市工作许可的时候，通常都须出示这一证明。那些已经有一两个孩子的外地妇女有时会被城市官员们强制上环。为了保证人口外流期间不破坏计划生育政策，一些乡村地区的政府向那些有人员外出的家庭收取保证金。但即便做出这些努力，每家一个孩子的国策仍旧受到外流人口的持续挑战。但是破坏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可能是重罚，或吊销暂住证、营业执照，甚至失去安身之地。[16]

在中国的城市当中，计划生育往往通过工作单位和居委会来实施，要点在于将家庭当作一个管理单位。但是由于流动人口不属于任何工作单位，所以这种模式对他们失去效用。再者，一户外地人当中可能包括亲密家庭成员、远亲、同村好友、小生意人和雇佣的工人，所以仅仅聚焦于家庭也不可行。出于这一原因，流动人口中个体女性的身体而非整个家户(household)就成为了生育控制最主要的对象。

对私人和公共空间的治理

流动人口和城市固定居民之间明显的差异之一，就是政府对私人空间和公共场合行为的干预程度。由于流动人口被认为是一个高犯罪率群体，因此警察经常入户查夜以管理他们的行动。查夜是突然袭击，这就加重了流动人口低人一等的感觉，也使他们没有安全感。流动人口自动成为这种没有搜查证的入户巡查的对象，但城市居民的家庭空间在眼下却可以免受这类政府侵扰。[17]

进城农民也是巡街检查的主要目标。在北京，任何看上去像从外地来的人都有可能被警察拦住检查身份证。[18]他们必须回答一些问题，例如住在何处，为什么来城里以及做什么工作。任何人只要没有合适的证件都有可能被当作是犯罪嫌疑人而带回公安局接受进一步审讯。一个温州妇女向我描述了时常被警察骚扰的状况:

几个星期前我的钱包被偷了，所以我的身份证也弄丢了。夜里出门的时候我变得很害怕，因为警察不管什么时候看见我们浙江人都要检查。有一天我撞上警察了，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带身份证。我告诉他们被偷了，要几个月之后才能从我们家那边政府里拿到补办的新证。他们不相信我，威胁要把我带走。我乞求他们，最后还是交了一百元罚款了事。那钱最后很有可能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因为我也没拿到什么收据。假如我要是个北京人，他们敢那样对我吗？

简言之，这些管理造成了外地人在城市社会中的阈限(liminality)感和边缘地位。这种规训的权力试图让流动人口满足于在新的国家秩序中处于一种“二等公民”的位置。

对对象化(subjectification)的反抗

在对来自乡村地区的流动人口充满偏见的支配性话语中，“流动”是一个关键的符号，意味着这是一个高度不稳定和混乱的社会群体。但是，这一表述的含义却可以被流动人口自己出于一个不同的目的而加以订正。如赫兹菲尔德(Herzfeld 1992: 72-73)所指出的那样，刻板印象(stereotype)总是倾向于将群体特征描绘成“固定、简单、清晰”，因此“将其多重解释的巨大空间掩饰起来”。通过形式上的清晰和语义上的稳定，刻板印象是偏见和社会排外(social exclusion)的有力辩护。虽然刻板印象倾向于提供单一的阐释但它并不总是铁板一块，因此在特定条件下受压制的群体可以与之争辩甚至将其颠覆(见Thomas 1992)。在这一部分，我以温州人当作一个参照，来观察中国的外来业主们怎样就流动和城市归属感这些话题来创造一种相反的话语。

重估“流动”

在日常交谈中，温州人经常将他们自己描绘成一个有漫长迁徙历史的群体。关于自己祖先和温州同乡们在如何早的时期就已经到达怎样远的地方，大多数人都有一些故事可以讲给你听。据说先民们出于生意上的目的而在全中国游历、迁徙，甚至远及欧洲、东南亚、北美(见Li Minghuan 1998)。最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故事是关于温州人怎样在巴黎靠家庭饭馆和制衣生意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区。今天，温州人去俄罗斯、东欧、西欧等地经商已经很普遍。就像他们其中一人所总结的那样:“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对“流动”这种生活方式的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仍旧是他们认同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中年温州商人这样表达这种对空间移动的积极阐释:

在一个搞活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流动是不可避免的。愿意为了更好的商机而冒险、吃苦、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是温州精神的核心。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说:“浙江人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亮。”[19]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走到哪儿都能带去繁荣。相反，北京人被宠坏了，又懒，缺乏创造力。他们宁愿蹲在家里喝白开水、啃馒头也不愿意出去闯改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愿意冒险，又怕吃苦。如果我们国家真想发展一种自由市场经济，全国都要向我们温州人学习，而不是谴责我们的独创行为。

通过把空间移动和诸如灵活、勇敢、适应性、市场导向等积极素质相联系，这些温州商人颠覆了对“流动”的支配性话语，将这种空间上的迁移论证为与政府所推动的经济发展道路完全相融的品质。恰恰是迁移和经商的自由才使下滑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换发新活力。对人口迁移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恐惧反映了一种僵化保守，滞后于国家经济改革的心态。通过指出政府政策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外地人可以用一种自由主义的声音去批评城市民众对他们在空间和经济上的新实践所持有的排斥态度。

事实上，通过迁移来最大化地利用消费市场被认为是温州人商业成功的秘诀。对他们来说，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必要的生活方式以及重商主义导向的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一个温州女人曾经告诉我为什么尽管需要艰苦的工作，但她还是喜欢做一个独立的业主:“因为我有自由!有我自己的生意，我不需要按照一个固定的时间表为任何人打工，或者每天听命于其他官员和老板。”这种流动、弹性和自立的自我感经常和国有单位内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稳定生活有天壤之别。正如另一个温州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和他们(北京人)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他们靠国家，我们靠自己。结果，他们害怕丢掉国家给的好处，一辈子牢牢地拴在一个地方。我们没什么可输的。”

创造归属感的替代模式

很多中国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商人，还发展出一种超越单一固定地点的社会空间观念和归属感。如劳斯(Rouse 1995)所指出的那样，在那种两极框架所主导的对移民的话语中，迁徙人群的经历只能被想象成为两种可能的方式:循环的和线性的。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保持自己旧的认同，铭记自己的家乡，并最终返回那里。在第二种状况下，人们抛弃了曾经的家乡和认同，在接纳自己的社会中定居并最终为其所同化。这种对于社会空间和归属感的两极化假设同样主导着人们对当下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轨迹的思考。然而这些年来，很多外地人已经不再仅仅基于户口上所规定的一个单一的地理位置，而是同时面向两三个地点，发展出一种对社会空间和认同的不同的感受。下面这段轶事展示了这种对自我和个人的多点思考模式。

一天我和几个温州业主一起乘坐一辆小巴。由于一些原因，我们交谈的话题转向“家”。其中一人对我说:“我特别想家。你想象不到我们省的风景有多么漂亮、迷人。早晨在烟雨迷蒙的西湖边散步，漫步在苍翠的雁荡山，就像生活在天堂。虽然我们家的那个村子很小很偏远，但总是山清水秀的。”我为他的乡愁所触动，问他为什么还要决定离开家到北京生活这么多年。他继续说道:“我们不像很多北京人想象的那样是因为穷才离开家到城里讨饭吃。我们离开家是因为想赚钱，要想赚钱就要有更大的消费市场。我抑制不住的想家，一年总要抽时间回去一两次。但这不是说我要在那个地方一直生活。作为个体生意人，我们必须能够去对生意最为有利的任何地方。”

对这个男人和其他很多外地业主来说，走出去(作为一种资本积累的策略)和在城市里创造自己的安身之所并不必然意味着与故乡之间在情感和实际上的联系受到削弱。[20]他们可以理顺对家乡的认同和由迁移所带来的跨地域认同。尽管毕其一生都在为了生意上的行动而辗转各地，但他们却和自己的乡间故土保持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例如，几乎所有外出的中国农民都还在家中保留着政府分配的土地。尽管他们一年当中绝大多数时间都不会在村里，但是他们依然要回家建新房(见图2、3)。随着积蓄的增加，很多人在家乡投资办一些小企业，还有不少人捐钱重修宗祠、祖庙和村庄道路(Mayfair Yang 1996)。

近年来交通运输方面的改善减少了在各地间往来所花费的时间，这也使得流动人口和家乡之间保持联系变得更为容易。温州地区第一座机场在90年代早期建成，铁路也于90年代中期铺设完工。由于他们经济实力的增加，很多温州人现在可以坐火车或飞机回家。春节期间，无论火车还是飞机都是一票难求。为了应对长途运输需求的不断增长，有人建立了家庭运营的旅行社，提供温州与北京间的包车旅行服务。节日期间，温州城乡都因为返乡人员举办婚宴、盖新房、走亲访友、祭扫墓地而变得异常拥挤。

此外，通信技术的发展也让外地人和家乡亲友之间保持日常联系变得更加容易。今天，温州地区大多数的农户都已装上电话。在北京的聚居区，经常见到温州人拿着大哥大或传呼机，因为这些服务比固定电话更易于申请，而且对生意人而言也更为方便。温州人社区的每一个街角几乎都有私人经营的公用电话。

图2 一户没有外出的农户的住房

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社区中，劳斯(Rouse 1991， 1992)将那些跨越两个或多个地点的社区设想成为一种“迁移巡回”(migrant circuit)。他论证说正是这整个地域而不是单独某个地点构成了移民们主要的社会竞技场(social arena)。尽管我在这里所讨论的温州人并没有跨越国界，但这一群体确实是跨地区的。这种不限于一个社会空间的归属感在流动人口业主当中很常见。它挑战了那种官方对“认同”的定义，即某人“属于”其户口所在地。

图3 温州岳清一户新富起来的外出人家的住房

通过消费来获得城市身份

虽然与他们在乡村的故土还保持着紧密的社会联系，但很多外地业主、工人已经通过建立自己的私人生意，形成地缘为基础的聚居区和物质消费，和城市之间发展出多重关系。虽然这些进城农民仍旧是官方定义中的非城市公民，也无渠道享受政府分配的物资和服务，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却为他们消费国家分配制度之外的商品打开了另一扇门。由于它们在生意上所取得的显著成功，外地业主们大致都具有很强的消费能力。随着个人经济资本的提升，他们在考虑自身与城市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发展出新的方式。[21]一些新观念将财富、消费与身份认同的形成相联系，我和一位年轻的温州女性的相遇就证明了这一点。

瑞兰15岁时跟着哥哥第一次离开家去了西安，五年后又跟着哥哥一家来到北京。我认识她时她已经24岁。甫一见面，我立刻被她对时尚的感觉所吸引:她穿着一双做工精良、价值八百元的皮靴，手提一款时髦的黑色皮质手提包，价格500元。她对我说鞋子和包都是从赛特买的，那是北京最贵的购物中心之一。根据《北京晚报》的一份调查显示，当时一户北京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为500元，而瑞兰的这两件加起来已经是其两倍还多。出于好奇，我问道:“你经常这样花钱吗？一般你一个月会花多少？”瑞兰答道:“是啊。这不算什么。我帮哥哥照料生意，他一个月给我五千。他在京温中心有个摊位，生意很好。有时候他一年能挣四五十万呢。”经过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有很多年轻的温州人都将财富和物质消费看作是获取社会地位以及一种“四海为家”的认同感的重要手段，瑞兰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在田野调查期间，我和年轻的温州人的交谈经常涉及对北京的看法以及对于这座城市的归属感。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在他们的阐述中经常把对城市的归属感与经济地位以及在城市当中购买商品、服务的能力相联系。瑞兰对此有清晰的阐述:“让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你有很多钱，那北京就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但你要是没钱，那这儿就是地狱，你很难活下来。”我问她是否想要北京户口，有了户口她可以在这里，想待多久都行。她继续说道:

只要我有钱，我不需要北京户口。看看那些自大的北京小姐，她们在国有单位上班，但是就挣那么一点钱。她们不能像我们一样去贵一点的饭店或者国贸、赛特买东西。她们有什么好骄傲的呢？就因为户口本上的一张纸？……他们没有意识到今天这个社会属于我们这样的有钱人么？只要我们有钱，北京就是我们的地方。

对很多像瑞兰一样的温州人来说，在一个快速商品化、商业化的时代，城市的归属感不再由户口决定。相反，他们通过灵活的消费实践重新定义了社会地位并改造了在城市中的身份。一些温州人争辩说，既然他们通过生产、贸易和消费对这座城市做出了可观的贡献，他们就比本地人更配得上北京市民的身份。这种身份观念宣称一个人可以通过其经济行为和消费来获得某地的权利，这就挑战了源于出生地的户口身份。

为什么对于温州人寻求城市身份、权益而言，物质消费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首要一点是，作为流动人口的一员，温州人被拒绝给予正式的城市身份，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参与城市社会、经济生活来寻找其他方式强化其在城市当中的存在。与众不同的消费是他们将自己的存在转化为城市景观当中突出元素的手段之一。通过买东西，他们让城市服务于自己，并因此宣示了城市生活中的另一种身份——消费者。但是温州人对物质消费的强调也与这一群体的两个特点密切相关。首先，这一群体之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大多在15—35岁之间) ，他们成长于改革年代逐渐涌起的消费文化大潮中。毫无疑问，和同龄人一样，他们很容易将物质消费当作是获取都市气质(urbanity)和现代性的手段。第二，这一群体大体上要更为富裕。大多数在北京的温州人所享受的购买力最终还是取决于他们在整个经济生产体系中所处的有利位置。由于大都是私营业主，所以比起其他外地人和北京市民，温州人有更多的方式去积累财富。[22]

施坚雅(Skinner 1958)和欧爱玲(Oxfeld 1996)都曾经描述过在东南亚海外华人社区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紧密联系。他们认为，由于大多数海外华人是出于改善经济状况的目的而向外迁徙，所以他们倾向于将财富视为地位的标志。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将财富和购买力看作是社会地位首要组成部分的浙江村。当“赚钱”与“经商”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座右铭的时候，与市场联系最为紧密的外地老板们自然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但是，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外地人努力形成一种新的身份模式与社会归属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完全超越户口的阴影。尤其在关系到子女的未来和教育问题的时候，户口的壁垒显而易见。几乎所有与我交谈过的外地家长都曾告诉我说如果自己的孩子不想从事私营生意而更喜欢在城市里谋一份职业，他们的非北京户口就会对下一代产生负面影响。很多人认为自己在社会上的边缘地位不能完全由金钱来改变，但金钱和教育资本相结合就可以帮助子女们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也不会在城市当中遭遇那么多歧视。

结论

流动人口这一概念在当代中国某个特定历史时刻被发明出来，政府将其用作一种统一的社会分类，以期在后毛时代迅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秩序中实现对人口迁移的监管。在这一过程中，话语形式的权力，例如命名、分类、呈现，和非话语形式(nondiscursive forms)的政府日常监管一道明确了“流动人口”这一社会事实及其定位。关于流动人口的话语的扩散并非历史偶然;相反，它与治理模式的变化有内在联系，即从对人口流动的压制转向力图进行系统管理。

我将对象/主体制造(subject-making)视为“被创造与自我创造”(being made and self-making)的双重过程，力求阐明来自中国乡村的流动人口并不仅仅是对国家支配的被动反应。相反，他们试图厘清自己的经历并发展出新的自我意识。官方尝试让流动人口接受一种次等社会地位，但他们经常反抗甚至部分颠覆官方所给出的定义。以温州人为例，本研究显示出尽管人们无法拒绝强加在其身上的社会分类，但是通过将“流动”重新定义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改变社会分类的含义。无论是通过“重新消费”(reconsuming)那些为官方话语所谴责的社会分类，还是城市生活中真金白银的消费行为，这些外来人口能够创造一种新的自我意识以及超越单一地域的社会归属感。

【注释】

[1] 本章的英文题目是: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s Subjects。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使用subject一词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流动人口作为一种新的管理“对象”，二是强调他们并不是单纯被动地接受管理，而是因时因地发挥自身能动性。所以严格意义上讲此处subject含有“对象”和“主体”两重含义，但这种用法中文当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译法。在权衡整个章节对流动人口问题的讨论，同时兼顾本章与全书其他章节关系的情况下，译者勉强采用现在这种生硬译法，但在文中具体的语境下， subject因意思变化而翻译作“主体”或“对象”，特此提醒读者注意——译者注。

[2] 1994年，一些流传甚广的小道消息宣称由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政府不久之后即将废除这种二元的户口登记制度(见Wall Street Journal， 1994年4月26日)。

[3] 需要说明的重要一点是:“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这两个看似相像的概念需要加以区别。前者是无所不包的人口学术语，涵盖各种空间和社会性移动;后者特指那些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却在现行制度下无法更改其户口身份的人。所以“流动人口”的含义已然超越空间上的移动，在中国社会秩序当中它与一种无序和异类的感觉相联系(见Wang 1991)。

[4] 对1950年代人口流动和政府政策变化更为详细的讨论，见苏黛瑞(Solinger 1999 a) ，程铁军和赛尔登(Cheng and Seldon 1994) ，以及蒂丽亚(Davin 1999)等学者的研究。

[5] 关于中国户口制度的演变、功能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有大量研究著作(见Cheng and Seldon 1994; Dutton 1992; Kam Wing Chan 1994 b; Christiansen 1990; Zhang Qingwu 1988; Seldon 1993; Solinger 1999 a; and Potter and Potter 1990)。

[6] 这里我并不想深入具体地讨论今日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的成因。读者如有兴趣了解对后毛时代中国内部人口迁移更为全面的解释，以下研究可为例证:班尼斯特(Banister 1986) ;戈尔茨坦夫妇(Goldstein and Goldstein 1985) ;梁在与怀特(Liang and White 1996) ;杨秀石(Yang Xiushi 1993) ;袁亚愚(Yuan 1994) ;冀党生与邵秦(Yi and Shao 1995) ;苏黛瑞(Solinger 1999 a) ;迈雷(Mallee 1988) ;蒂丽亚(Davin 1999)和沙尔平(Scharping 1997)等。

[7] 毛泽东时期就存在剩余劳动力，但由于集体农业和对人口城乡流动的严格控制，这一问题无法浮出水面。后毛时代的农业改革激化了这一问题并且使之暴露出来(见Taylor 1988; Davin 1999)。

[8] 冀党生和邵秦(Yi and Shao 1995)的研究中综合罗列了从1984—1995年间所出版、发表的关于流动人口的主要研究、报纸文章和书籍。

[9] 尽管从技术层面上说流动人口既包括短期离家的旅行者，也包括长期在城市当中工作的农民工，但后者是人们对流动人口想象的基础。

[10] 感谢一位匿名的评论者使我充分注意到关于流动人口的话语中去人性化的这一面。我同样想指出的一点是这种对中国流动人口去人性化的话语，与那些关于难民(见Malkki 1996)和世界饥荒(Escobar 1995: 103-104)的话语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

[11] 对制造内部他者这一问题类似的讨论同样可见于杜磊(Gladney 1991)和路易莎(Schein 1997)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定位和身份政治的分析。

[12] 棚民是居住在临时棚屋当中的迁移居民(大多是客家人)。

[13] 例如，道家先师老子，曾将其对乌托邦的设想描述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另一位儒家先贤孟子同样认为一个人应当“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这些想象和观念被政府有选择性地加以引用以为其现实需要服务。

[14] “外地人”是对迁移人群的另一个常见的称呼。在中国，流动人口通常不被称为“移民”，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居留地的正式永久户口。所以，流动人口也是中国户口制度的产物。对这种与社会群体相关的术语的讨论，可参考苏黛瑞的研究(Solinger 1999 a)。

[15] 虽然从整体上看，流动人口中每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要高于城市居民，但由于晚婚、夫妻分居、工作时间较长和城市里抚养孩子成本偏高等原因，与那些留在乡村地区没有外出的人口相比他们的生育率要更低。

[16] 例如，福州市政府规定，超生一个罚款1000元，第二个3000元，第三个1万元(Chen Shubi 1990: 24)。

[17] 对居民私人生活空间的直接干涉在毛时代也很常见。但在改革时期，大多数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都已不再是这种干预的对象。

[18] 文化上的偏见认为外地人又穷又脏，而这又决定了什么是“像外地人”的标准。或者他们可能因为自己的乡村着装风格而被标识为外地人。

[19] 这句话有意识地改编了人民革命时期对毛主席的一种说法:“毛主席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亮。”

[20] 迁徙人口在与其他社会建立联系的同时保持与故乡的社会、经济联系，类似的现象被很多学者在国内、国际移民背景中观察过。例如查维兹(Chavez 1992) ，弗格森(Ferguson 1992) ，劳斯(Rouse 1991， 1992)和华琛(Watson 1975)。

[21] 物质消费成为中国人表达、协商其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社会归属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后毛时代的一个总趋势(Davis 2000; Jing 2000)。但这种观察可以很容易地向中国之外的地区延伸出去。例如，米尔斯(Mils 1999)对泰国性别和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证明商品消费在乡村女性自我观念和现代性经验的重塑当中处于核心地位。

[22] 温州人的家庭平均收入非常高。在我所采访的70户人家中， 80%声称他们的年收入超过20万元，这是北京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的近20倍。

第二章 商业文化、社会网络与迁移过程

在本章的开头，我的目光透过民族志聚焦于在京温州人的生活、挣扎以及他们的社区。尽管我仅关注一个大规模外来人口定居点，但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我会将北京的地缘政治以及晚期社会主义时期迅速变化的政治经济学纳入分析之中。在深入研究这种非官方的流动人口社区内部空间、权力、和社会关系的重构之前，有必要追溯温州人那种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的历史和文化根源，而这种精神又滋养了他们的向外迁移与商业活动。

什么样的文化和经济条件促使人们源源不断地自温州农村流入大都市北京？温州人又是靠何种社会网络来维系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人口迁移？这些外来人口怎样将一个曾经寥落的城郊地区变为生机勃勃的私人服装生意中心？回答这些问题，既要注意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在历史上的结构性变迁，又要注意流动人口个体和家庭的生活经验，即宏观层面的力量向地方实践的转化过程。

在维系人口流动与在京温州人社区的早期形成过程中，亲属纽带和同乡网络(native-place network)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传统社会网络并不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对立，相反，他们为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意提供了组织框架。此外，地域性的商业文化和一种普遍存在的反儒家的“企业家伦理”(entrepreneurial ethics，借用自Harrell1985)

决定和形塑了当代温州人的商业行为，而这些实践又反过来重塑了温州地区的商业文化和社会经济状况。因此，温州地区的人口外流既不是单纯的自由意志的产物，也不是对国家政策的被动回应。他们的空间流动是由更为宽泛的政治经济环境所限定的，但他们持续不断且充满创新精神的资本积累策略也拓展了旧有制度的边界。[1]

我对温州人迁移的分析得自有关结构与实践、文化与历史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洞察(见Bourdieu 1977; Giddens 1979; Mintz 1985; Roseberry1989;

Sahlins 1976)。例如，通过对“结构化”(structuration)这一概念的论证，吉登斯(Giddens)认为行动和结构互为先决条件:所有的社会实践都是由特定时空中结构性的情况所形塑的行为;而制度又是某一时空当中拓展实践(extended practices)的产物。因此，他试图连接人类能动性与结构。同样，罗斯伯丽(Roseberry)建议将文化(历史上所形成的价值与世界观)看作“既为社会所造就(socialy constituted，指其为过往和现在行动的产物) ，又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socially constitutive，指其是行为所发生的意义背景的一部分)”(Roseberry 1991: 30)。既然中国文化内部依据次级地理单位(subgeographic)而进一步产生差异且始终处于变化当中，那么它就不能被看作是一个静态的、同质化的系统。例如，施坚雅(Skinner 1976， 1977 a)将中国分为八个“大区”(microregion) ，[2]每一区自成一经济体系但大区之间相互关联。这些大区不仅是经济体系，还是不同的社会体系(另见Sangren 1987)。因此，我认为温州地区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环境”(cultural milieu，见Willis1977)居于宏观政治经济力量与微观的人口迁移实践之间。

商业文化与温州精神

浙江村内大多数人来自于浙江省温州市(地级市)所辖的两个地区:岳清(县级市)和永嘉(一个农业县)。在本书中我将涵盖温州市及其周边两个县级市、六个农业县的整个温州地区简称为“温州”。温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是中国东南沿海大区的一部分(Skinner 1976)。因为其境内多是被众多河流、山谷所切割而成的山地，方言独特且曾经匪患猖獗，所以温州一直背负不服王化的恶名(见Naquin and Rawski 1987; Parris 1993; Rankin 1986)。[3]在此前社会主义时期，温州是浙江省最为贫困、不发达的地区。当地官员、学者将其落后归因于三点:崎岖不平的山地阻碍交通发展;人均土地占有量极低，到1994年只有0. 37亩(Wenzhou Statistics Bureau 1995) ;缺乏来自中央政府的投资(见Li Haoran 1996; Lin 1992)。[4]虽然其面积占全省38%，人口占15%，但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台湾，属于在战争时期易受破坏的区域，所以温州的工业、商业发展被政府严重忽视。

既然在毛时代处于如此不利的地位，那么温州又怎样在改革年代的中国成为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区？在何种条件下，温州人将向外迁徙当作是私人资本积累的一种策略？接下来对历史和地域两方面的阐述旨在考察一种体现在我称为“温州精神”当中的特殊的文化环境是怎样帮助人们塑造了当前的实践。多数关于后毛时代人口迁移的解释都集中于对全国范围内政治经济变迁的普遍的、结构性论述(见Banister 1986; L. Cheng 1996; Hsieh 1993; Xiushi Yang 1996) ，但却很少有人关注某地的本土历史和文化怎样塑造人口流入与流出。[5]

小型贸易与商业意识

温州人倾向于将他们的空间流动和商业行为追溯到古代一段快速商业化的时期。在唐宋时代早期，温州就已经是一个繁华的区域，贸易和小商品生产都很兴旺。因为境内河道密布且临近海洋，所以尽管陆路交通条件很差，但是水运却高度发达。温州还是中国最早也最为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在唐代这里成为对日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到了宋代，温州更是被朝廷正式设计成为对外贸易的开放口岸，其商业活动迅速扩展至韩国、柬埔寨等邻国，并遍及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南宋朝廷更是最终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名为“市舶务”的机构管理海外贸易(见Zheng 1991; Zhou Houcai 1990)。成功的海外贸易又进一步推动家庭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这包括茶叶、柑橘、丝织品、瓷器、木材、药品、佛经以及其他艺术品等。这些产品行销国内并远及东亚各地。因其商业活动繁荣，一位北宋诗人将港口城市温州比作“小杭州”(见Li Haoran 1996: 2)。这种充满活力的贸易活动以及小资本主义生产孕育了温州独特的重商主义的文化环境，而这无疑有悖于建立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上的主流农耕文化。

但是，出于对海外侵略的担忧，明清两代开始实施保守的禁海政策，限制商贸活动。尽管这一政策严重束缚了海外贸易，但20世纪之交，仍有一些温州商人移民海外去发展自己的生意(Li Minghuan n . d . 1998; Live 1998)。我的很多受访人都坚持说温州人从来没有丢掉这些经商与向外迁移的传统以及商业意识。

尽管这种小型的商业与商品生产在温州地区高度发达，但它却不仅限于这一地。中国社会的很多区域(城乡都有)在18世纪都已经高度商业化(Naquin and Rawski 1987)。对那些生活在市场的莫测力量的影响下的人们来说，参与其中既带来机遇也带来焦虑。关于温州，有趣的一点是今天当地人(包括官员、学者)怎样利用这一部分历史来服务于当下的经济实践。在意识到温州的商业文化传统后，他们将眼下这些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行为看作是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而非与社会主义的分道扬镳。这种看待传统的观念又被源自于该地区的一个广为人知的、非正统思想流派的持续影响所巩固。

永嘉学派是由南宋时期两位来自温州永嘉县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叶适、陈亮所发扬，在温州地区影响广泛，并在稍后开一派新风，成为与主流儒学相论辩的一套学说。儒家推崇一套职业等级制，只认为农业是根本，而将商贸斥之为末流(Ho 1962)。根据这种秩序，农民是真正的价值生产者和国家基石，而商贩和匠人则被看作是狡猾善变的次等人。[6]此外，人与的土地稳定依附也受到尊崇。与此相反，永嘉学派争论说平民中士农工商这四个群体应被一视同仁地看作重要的“本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重新强调此前在中国社会秩序中被轻视的商贸活动的价值。

在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考察中，韦伯(Weber 1958)提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密切关系是通过对财富最大化的追求而得以表达。在加尔文主义神学思想中，挣钱和积累财富并不与灵性(spirituality)相违背，而且是对上帝的天职(the calling)的一种回应。在中国，永嘉学派通过赞美商业行为、私有制和追寻利益而站在儒学的对立面。这种颠覆性的亚文化最初萌生于温州繁盛的小资本主义经济中，并进而为重商主义取向的商业行为创造了有利的心理和社会环境。但同时，这种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也不能被视为是一成不变的、本质化的温州本土文化或气质(ethos)的组成成部分，也并非简单地代代相传。相反，通过每一代人的实践，它会被不断的创造和重塑。

让我进一步明确此处的观点。我的意思并非是说在流行于几个世纪之前的永嘉学派思想和当今温州民间的企业家文化之间存在直接的历史联系。我仅仅是想证明人们怎样为满足当下的需要而挪用历史。在温州这一个案中，我的受访人们引用这样一个古老而又非正统的本地文化传统，也是他们调动、利用历史来确认和推广自己当下的行为和价值观的方式之一。

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温州经济在极“左”教条下迅速下滑，贫穷非常普遍。农民们被束缚在稀缺的土地上，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传统工商业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或“投机倒把”而政府所压制。[7]私营商业被贴上“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合同工”的标签，背负着腐蚀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但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少部分温州人早在70年代早期就着手秘密恢复小规模的家庭商业，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作为手艺人或小商贩迁往其他省份(见Zheng1991: 138-139; Parris 1993: 243)。很多人去了遥远的边境地区，例如西藏、新疆、漠河，还有极少数人偷渡至国外。[8]由于经商要求其从业者能够灵活适应其所居住的地方，因此温州人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人地关系。他们将自己视为流动人口，而将向外迁移看作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策略。因为很多温州人出门在外，足迹遍布海内外，因此他们获得的非正式称呼是“东方的犹太人”或“东方的吉普赛人”。农民工们将城市看作是用劳动换取现金的地方，温州业主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将城市看作潜在的市场，一块为了商业冒险而竞争激烈的战场(Zhang Li1998)。

温州模式

对温州人来到北京后的商业交往更为晚近的影响可追溯至地区经济的一次范式转型，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温州模式”。这种创新性的经济模式有四个主要特征。第一，它由温州地区数量众多的私营企业、小型家庭手工业以及小商业构成。为了降低被指控为“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风险，很多私人公司使自身附属于国有企业，创造出一种名为“挂户”的现象。实际上很多私营企业仍旧注册为街道、村委会的“集体企业”，这被称为“戴红帽子”(见Parris 1993; Tsai 1999)。第二，这一体系还包括大量由温州人控制的专营小商品批发市场。例如，桥头镇曾经是一个静谧的山间小镇，但现今已发展成为亚洲知名的“纽扣王国”、“东方最大的纽扣市场”。纽扣这种小商品使得桥头镇三个长期为贫困所困扰的村庄从根本上转变为富庶的商业区。第三，这一体系构筑在由成千上万遍布全国的温州流动商人所结成的关系网之上，他们促进原材料和成品在各地之间的迅速流通。第四，这一模式之所以能够实现，还要依靠温州人自己所建立的多种非政府性金融组织，专门向私有经济提供支持(见Tsai 1999)。这些新经济实践是1970年代一些地方干部准许复兴私有经济的成果，并从80年代早期开始在温州境内迅速传播，引领这一地区许多非凡的社会经济转型(见Yia-Ling Liu1992; Parris1993)。

1985年《解放日报》第一次使用“温州模式”一词，但直到1986年官方正式宣布其作为中国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后，这一提法才获得举国关注。温州私有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引发各个不同社会群体的争议。争论的关键在于温州模式到底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80年代中期浙江省政府和温州市政府提议中央将温州定为私营经济发展试点，而私营经济此时被看作是一种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手段。这一提议被迅速批准并付诸实施，但却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批评和怀疑，加剧了80年代对温州模式性质的争论。那些对改革持保守态度的人传播此类批评:“如果谁要想看看当今中国的资产阶级复辟，那就去温州”，以及“如果这种试验继续下去，它(温州)就会变成海峡对岸的样子(指台湾)”(Zhang Zhiren 1989: 1-2)。直到1980年代末，温州模式在中国政治经济当中的合法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9]一些学者欢呼温州模式是“在先进的商品经济时代，中国农民将自身重塑为现代化工人、商人的非凡的历史变迁”(Sun 1989: 153)。截至1990年代早期，大约80万温州人因外出经商而离开家乡(Li Haoran: 1996: 224)。

我在此重新考察温州模式的目的是为了展现这一地区经济范式转变、商业传统和人口外流三者之间的关系。温州人并没有依赖政府，他们的经济创新与较早参与市场经济具有两个重要的社会、政治含义:首先，广泛参与私营经济促使温州人产生了强烈的自主、自立意识。在私人金融、商业行为上地方政府留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因而在个体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自由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经倡导的一种理想的国家-社会动态关系:“小政府，大社会”。它意味着政府角色最小化，以便允许公民参与市场行为。第二，乡镇企业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同时导致了官员和企业家之间新形式的政商联合的出现，即行政权力与财富之间的交换。这两种效应都对北京市温州人社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外迁过程

对当下中国人口流动的研究主要由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完成。他们倾向于通过定量调查的数据来关注其普遍模式、结构性原因、政策效应和经济成果(见Banister 1986; Goldstein and Goldstein 1985; Yang Xiushi 1996; Davin 1999; Scharping1997)。他们主要依据三种理论框架来寻求对人口流动现象的解释:推—拉模型(push-pull model) ，对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宏观分析，以及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理论(见Papademetriou 1989; Portes and Bach 1985; Wood 1981)。尽管这些研究为我们描绘了有关人口流动趋势的可贵图景，但我们对实际上人们如何流动以及结构性力量怎样作用于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仍旧知之甚少。通过考察温州人空间流动的特定过程，接下来的民族志记述希望能够填补这一空白。

早先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关注于个人决策，而近来的研究则强调在迁移过程中家庭、社会网络所扮演的角色(见Chan Kam-Wing 1994 a; Chavez 1992; Kearney 1986; Mallee 1988; Davin 1999)。本研究证明迁移不仅是一种个人努力，它也经常是经济多元化的一种家庭策略。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有助于降低长途迁移的风险因而促进了人口流动，而人口流动又反过来拓展了人际关系网。但社会关系网的成效却不总是和谐的。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在为目的地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环境，以及社会团结和团结互助的基础的同时，这(社会关系网)也造成了分隔和冲突”(1990: 90)。通过关注家族史和社会网络，我们能够了解历史性—结构性的力量与人口流动实践之间如何辩证地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我将讲述两个普通温州家庭的故事，以此表明人口流动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商机而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漫长旅程。家庭和地缘关系网络成为温州人组织商品生产，贸易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也在引导迁移流向与维持目的地非正式经济当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进入对个体和家庭经验的具体论述之前，我将简要讨论与缔结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网络相关联的两个文化原则。

地缘，血缘

在《乡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 1985)中，费孝通指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联系起来:血缘，也就是血亲关系;地缘，指人们附属于某一地域，往往是其出生地或祖籍。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概念不可分割，因为“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1985: 72)。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认为“籍贯”仅仅是“血缘的空间投影”，随着某一社会空间流动性的增强而为人们所经历，是对事实上空间分离的一种主观否定。费孝通总结说商业和市场行为在血缘社会是困难的，因为市场交换要求人们将亲密的亲属关系与陌生人的行径“一视同仁”。[10]他认为只有在一种忽视亲属联系的新型关系之下，理性市场关系之上，现代化市场经济才可以繁荣。

虽然强调血缘、地缘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其与现代市场的发展相对立却存在问题。大量研究都已证明无论是在中国内部还是海外，移民群体都经常利用亲缘、地缘关系来发展自己的生意(见Crissman 1967; Goodman 1995; Honig1992; Oxfeld 1996; Rowe 1984; Sangren 1984; Skinner 1976; Bernard Wang 1987)。例如，顾德曼(Goodman 1995)就证明既定的地缘关系在上海外地人社区形成和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着有力角色。而我的民族志也证明传统的社会网络非但不会阻碍现代市场经济，还会为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组织其社会、经济生活提供社会基础。这种行为与其它语境中中国人更为宽泛的、强调家族主义(familism)和互利的商业实践不可分割(见Cohen 1976;Fried 1953;Gates 1987;Greenhalgh 1988;Naquin and Rawski 1987)。虽然需要强调亲缘、地缘关系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不必讳言在家户内部和同乡群体内部所存在的剥削和不平等。[11]

“血缘”和“地缘”并非一成不变的分类，根据社会语境不同，其意义也有转变。例如今日温州人群体当中调动社会资源所采取的家庭策略就已经远超狭义的“血缘”定义。对流动人口而言，姻亲关系是亲属合作中重要的元素。事实上，在城市背景下，不只是男方家庭的亲属，连女方的“娘家人”都成为非正式的社会、经济联合的一个重要形式。此外，朋友、同村之间所建立的拟亲属关系(fictive kinship relations)也是扩展某人社会联系的一种流行的方式。例如，给自己的孩子找一对有势力的夫妻做“干爹”、“干妈”就可以在两个本无关联的家庭之间建立一种弹性的亲属联合。

相比之下，地缘关系之间的界限甚至更为复杂和变动不居。定义“同乡”就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村、镇、县、地区或省。因语境不同，其标准也不一致(见Crissman 1967; Skinner 1958)。在浙江村，同乡或老乡一般指来自同一县或乡的人，不过这种界限有时可以局限在村庄有时又可拓展到温州地区，甚至浙江省。但是，温州人在某一层面存在共同的身份认同这一事实并不能一直掩盖其内部(建立在更为精细的空间划界之上)的社会分化。

早期的外迁之旅

几乎每一个从温州出来的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迁徙故事。但彼此相异的经历的共鸣之处在于亲属关系和同乡网络(native-place network)在其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我用瑞恒和他的家庭为例，来论述许多温州人都曾经历过的早期的外迁之旅。经由他的妹妹介绍，在浙江村他自己的服装摊位上，我结识了瑞恒。那天天气很热，商场内一片嘈杂，人头攒动。瑞恒正在忙着招呼顾客，没时间和我交谈。后来我了解到，由于大多数零售商都在周五、周六进货，以便能在周日和周一上架，这两天是他最忙的日子。第二次我选择了一个周二，市场里安静许多。除了期间有几次中断，瑞恒几乎整个下午都在和我谈话。

瑞恒出生在温州虹桥镇的一个村庄。1995年，当我们相识的时候，他28岁，已婚，有两个孩子。18岁时他第一次离家远行，去西藏拉萨投奔一位经营私人服装生意数年的远房亲戚。他生动地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外出的经历:

那次要走好远好远。当时我们也买不起飞机票，我连火车都没见过，更别说飞机了。我们还挺幸运，遇到一个卡车司机，收了我们一点钱就让我们搭车。他为一家国企工作，开货车，往西藏运蔬菜和煤。我们白天赶路，晚上就睡在车里。七天之后，我们终于到了青藏高原的边缘。因为海拔太高，所以晚上特别冷。我们三个只好下车，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待到天亮。

历尽艰难，他们三个终于到了拉萨，在大多数汉人眼中那是一个遥远、神秘而又落后的城市。刚到的时候，瑞恒感到很兴奋，并赶快给温州的父母拍了一封电报(那时电话还很少)。那些年，关于拉萨的种种可怕的故事到处流传，多数汉人仍旧对这座城市感到陌生。瑞恒说:“我经常听人说西藏有许多黑山洞，进去的人从来没出来过。高海拔地区严重缺氧，我认识一些从四川过去的打工的都死于高血压。”

对大多数人而言，“出门”都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地域间旅程(territorial passages)”的开始(Chavez 1992: 4)。很多温州人在16岁的时候就离家外出经商。他们踏出家门的一刻，即跨越了人群分类的秩序，进入范热内普(van Gennep 1960)所描述的仪式过程中的“阈限阶段”(liminal stage) ，或维克多·特纳(Turner 1967)所谓“模棱两可”(betwixt and between)的状态。来自乡村的迁移人群既非农民也非城市永久居民，成为在现有社会秩序当中没有清晰结构性地位的“流动者”。对这些人而言，“出门”意味着为了工作或经商而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就是“迁移”的同义词。

对一个汉族人来说，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上生活绝非易事。语言障碍和饮食上的困难是两个基本问题。但瑞恒和他的温州伙伴们逐渐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藏语，可以和当地人交流。严酷的天气使新鲜的蔬菜水果尤为稀缺。只有在黑市上才有少量的大米和腌猪肉高价售卖。习惯了吃米饭和青菜的温州人很难适应当地以乳酪制品和腌制食品为主的饮食。那里还没有电，所以他们只能点油灯照明，烧牛粪取暖、做饭。纵然环境恶劣，孤单一人，但瑞恒还是坚持下来。

在把他带到西藏的长辈的帮助下，靠父母向亲友借的几千元钱，瑞恒建立自己的小规模服装生意。他起初生产牛仔裤，因为与其他服装相比这不需要太多技术和启动资金。尽管瑞恒只是勉强完成小学学业，但他很小的时候就掌握了一些缝纫技能。在中国，缝纫裁剪普遍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但因为温州人有长久的手工生产传统，所以温州男人掌握这些技能并不鲜见。瑞恒不久之后就发现，拉萨有一小群从事服装生意的温州人，他很快便和这些老乡建立紧密联系。由于他不会生产高质量的夹克衫，所以他把布料带到其他的温州家庭，请求他们以五元一件的价格帮他生产。然后他将夹克与裤子搭配起来，凑成完整的套装。这是家庭之间一种早期的简便合作。瑞恒非常辛苦地工作，试着一人包办生产和销售。也就是这一时期，寻找一个能够售卖私人生产消费品的市场非常困难。瑞恒回忆道:

我白天黑夜地工作，很少睡觉。正常情况下，我一夜可以生产五六条牛仔裤，白天拿出去卖。那时候，没有这样设计好的摊位、柜台。我到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上，拿了一条小板凳，在上面铺一块硬纸板，这就成了我的“柜台”!但生意非常好。第一年我挣了三千多一点，那时候可是相当大一笔钱了。

在那段日子里，只有很少的温州人会在一个地方长期待下去。相反，大多数人都辗转于各地寻求更好的商机。在还清债务并积攒了数千元之后，瑞恒决定离开与外界隔绝的西藏，去其他城市闯荡。他最初设想的目的地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在短暂拜访了那里的老乡之后，瑞恒获知新疆的服装市场并不特别理想。之后，他决定改去山西省会太原。他选择这座城市是因为自己的大哥曾经在那里做建筑工人并在其后开始经营私人服装生意。瑞恒考虑自己可以利用大哥的关系网络来建立自己的生意。直到那时，瑞恒的每一个动向都与本村的亲戚朋友相关联。

1986年瑞恒和叔叔带着几个本乡的年轻女工抵达太原。他们计划生产服装，并通过自己的柜台直接卖给顾客。那时候，国有商业企业刚开始向个体私营业者租赁柜台。所以瑞恒他们得以在一家国有百货公司里租下两个小柜台，每个只有1. 5平米，但每年租金却高达3000元。市场竞争是风云莫测的无情战场，第一年过后，经验技巧丰富的叔叔赚到三万块，但瑞恒却赔了超过一万块。他这样向我解释其中原因:

我们都生产女士外套。虽然我叔叔给了我很多建议也一直在帮我，但我们的生意是分开的。我从前没做过外套，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我从家里带去的四个女孩子也没有经验。我想我们照着时尚杂志上的尺寸和设计做就行了，但结果产品的质量并不让人满意，所以卖得也不好。大多数顾客都去我叔叔家或是邻居那里。为了防止库存积压而造成的进一步的损失，我只能用极低的价格抛售产品，每件也就三十块钱，这只是生产成本的一半。那对我是个巨大打击，好好让我上了一课。

即使遭遇这样的低迷，瑞恒也没有放弃。他花费数月时间向叔叔学习怎样生产高质量的外套，然后再传授给工人们。他还回家又借了些钱以保证周转。由于他此前在西藏的生意相对成功并已经还清债务，所以他能够说服一些村民再借给他一些现金。第二年，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瑞恒获利万元。他在太原的成功持续了五年，到1991年，他已经攒下将近八万元。

根据一份对浙江村120名温州人所进行的调查显示，近70%的人都曾去过浙江之外的至少一个省份(Wang Chunguang 1995: 98)。在我所采访的流动人口中， 80%的人在来到北京之前都曾到过两个或更多的城镇。他们也曾无数次因为寻求经济支持、招工或出于其他目的而返回家乡的村子。所以，很多中国流动人口的移动轨迹常常并不局限于两个地理位置之间，而是从一个点(他们的家乡)流向其他多个地方。正如洛根(Logan)所说:“人口迁移并不是使人们与其乡间故土永恒分离的一步到位的过程，而是城乡之间持续的交换。”(1981: 238)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改革的早期，大多数温州人所游历的地区都属于欠发达的边缘地带，例如西藏、内蒙古、新疆、云南。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些地区是为了避免遭遇在中心城市中更为严厉的政府管控。政府在人口迁移方面的政策在80年代早期仍旧十分僵化。未经正式许可，某人在非户口所在地工作、停留仍旧被视为违法行为。一个温州人回忆道:“那时候我们一般不会来北京，因为还没有对外界开放。北京是首都，所以管得很严而且力度很强!我们老百姓不敢去那儿，更别说逗留一段时间了。”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以及政府政策的转变，大量流动人口才开始涌入北京。

瑞恒的经验表明，对流动人口而言，无论是选择目的地，获取最初资本，建立生意、招工、分享信息还是学习生意技巧来说，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都至关重要。让我们更为细致地考察一下招工问题。很少有温州人会独自外出，一般他们都会和同村的一些亲友一起离家。之所以选择某地作为目的地，一般都是因为已经有亲戚或同村在那里建立某种社会经济基础。那些曾有过外出经历的人也愿意从家乡的村子里带走一些亲友。这种被称之为“带”的实践意味着引领某人外出，更重要的是照顾其在外期间的生活。一个技术熟练的年长的亲戚通常会带一些愿意做学徒或帮手的年轻亲属。几年后，当这些年轻人学到足够的缝纫技巧和商业经验之后，他们可以分开单干。久而久之，基于这种实践，温州人内部形成了一个扩大的“连锁迁移”(chain migration)网络。在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移民社区中，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模式(见Oxfeld 1996; Paul Siu 1987; Skinner 1958; Bernard Wang 1987)。[12]

使用“自己人”的一条总体原则是通常按照以下偏好顺序来招募几类人群:直系家庭成员、亲戚、同村以及来自同县、乡镇的人。从本乡本土招募工人不仅可以降低交通成本，还可以帮助一个业主组织起可靠、稳定和吃苦耐劳的劳动力群体(另见Bernard Wang 1982， 1987)。由于这些社会联系，年轻人更容易依赖雇主并对其保持忠诚，不会跑掉。享有共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雇主们更容易宣称工人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仅仅停留在一种修辞的层面) ，以免因原始的劳动剥削而被别人批评。[13]

将家庭成员和亲戚们带出乡村具有实际和象征两方面的目的。这可以降低内部生产成本，但也和“脸面”的观念以及宗族责任相关。一个温州男人在北京住了十多年，还在不断地把亲属带过来，我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解释道:

没人想有穷亲戚!如果我有一个穷兄弟，我会接济他一些钱。我老婆可能对我给本家亲戚钱感到不高兴，但如果她有亲戚过得比较困难她也会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大家都富裕起来，没有人向别人伸手要钱。我们温州人强调家庭的联系和相互责任。如果一个富人有一些穷亲戚，那大家会笑话他自私，不愿意帮助自己家里人。

随着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意，工人开始变得稀缺。

因此，从1990年代早期开始，除了在自己本县雇佣青年人(大多是15—18岁的女孩子)之外，很多温州家庭开始聘用来自湖南、四川和湖北等省份的工人。根据人们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各自家乡的不同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温州人占有生产资料，因此是老板;其他地区来的年轻工人成为雇佣劳动力。

流动人口主要是通过非正式的私人金融模式来获取建立私营制衣生意的启动资金。以亲属为基础的关系网络是获取私人资本的最重要来源。根据王春光对171名温州人的调查显示，其中68%的人曾经向亲戚、朋友或其他私人渠道借过钱， 20%曾向国有银行贷款，另有20%使用自己的存款(Wang Chunguang 1995: 124)。温州人很少把钱存到银行，他们要么追加投入自家生意，要么借给别人赚取利息。

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这种筹措资本的策略并非是受农业社会中将人们束缚在一起的人情观所驱动(Kipnis 1997; Yan Yunxiang 1996) ，而是基于对投入回报的精确计算之上，即使是家庭成员之间亦复如是。换言之，借钱几乎不牵涉情感因素。这种工具性的金融实践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回报:私人借款的年利率达到25 %—30 %之间。但仅凭口头承诺达成的借款协议仍有潜在风险，一旦借钱人生意失败，那么债主有可能连本带息一并损失。亲属和同乡关系有助于降低借贷的风险，这是因为放贷人一般都对生意和借钱人是否可靠这些事情有所了解。

踏入“紫禁城”

北京曾经以其保守和对外封闭而著称，但随着后毛时代改革的施行，这里的大门也被逐渐推开。[14]尽管早在1982—1983年之间第一批温州人就来到了南苑乡，但大规模的外地人在此聚集则直到1985年才开始。人口汇集的时间与城市经济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80年代早期，多数中国城市还搁浅在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当中。城市居民还在为获得基本的生活所需而挣扎:蔬菜和肉类，合身的服装，托儿所，维修服务。北京迫切需要发展服务行业以解决这些基本问题。[15]

在城市之外，经过数年的农村改革，农民们期待着能够将农产品直接卖到城里;另一些人则希望能在拥有潜在的巨大消费者群体的北京做小生意。市政府对此所做出的最初反应是将农民工和私营生意“堵住”，并将那些已经到达的人驱赶出去。但这种政策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人们流涌入北京。那些来到的人早已向城市证明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是市民所需。结果，政府同意让一些农民在城市里出售农产品或提供基本服务。1981年北京市政府正式颁布条例建立由政府管理的农贸市场，农民可以在那里直接销售农产品。1985年5月31日，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对河北农民发表讲话说:“我代表北京人民，欢迎和感谢你们来北京卖菜，丰富首都市场。”两天后，《北京日报》刊发了陈希同的讲话，很多人将其视为对流动人口和市场经济进入北京的官方许可。事实上，我的很多受访人都曾引用陈的话来证明自己在城市逗留的合法性，用他们的话说，“我们是被政府邀请来的!”

1985年之后不久，在“开放搞活”的精神之下，两项更为重要的政策付诸实施。北京市政府鼓励农民企业家开办诸如饭馆、杂货铺、修理店之类的基本服务项目。1978年，北京市的商业和服务业领域中登记在册的小型私营生意的数字是1 . 5万个，到1988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11万。此外，从1986年开始，经过改制，个体经营者可以租赁数千所小规模的国有商业企业。两年后，一些大中型的国有商业企业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制度对外承包(Duan et al .1989)。这些开创性的实践旨在拯救那些不能赢利的国有企业，同时鼓励个体营业者(包括北京市和外地)参与私营经济。经过十年发展，北京处处都被小型资本经营所渗透，每一条街道都是一座市场。“紫禁城”的大门终于被打开。[16]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瑞恒和其他温州人进入北京。他回忆道:“我听老乡说北京的服装生意非常好，因为这地处中心，交通便利。不光北京人会买我们的产品，还有许多全国各地来的小批发商。”于是他决定跟随那些先行一步的同村人的脚步，来到北京。

为什么温州人会选择南苑乡作为基础来开发他们的聚居区？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北京的社会地理分布。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北京是一片巨大的，迷宫般蔓延开来的大都市。它分为三个部分: (1)由四个中心区组成的“城区”[17]，这里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主要区域;(2)“近郊区”，也被称为城乡结合部，由四个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的区组成; (3)“远郊区”，大部分还是农业地区。中心城区几乎全部由城市户口所有者占据，近郊区则兼有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居民。近郊区之所以受到流动人口的偏爱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尽管这些地区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农业用地迅速减少，但大多数本地农民都还保有自己的私人住房。他们的居住空间更为宽裕，可以把一些房间出租给外地人。第二，这些近郊地区大部分被认定是“农村”，与城市核心区相比，这里的政府管理更为宽松。中心城区边缘的这些近郊农家院落所组成的社区就成为流动人口最为偏爱的落脚点。温州人所居住的南苑乡就是这样一处典型的城乡结合地带。

当温州人刚到北京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居住在南苑地区。有些人住在其他一些近郊社区，例如城北的清华园、五道口，城东的东大桥、酒仙桥等。但许多人最终还是来到南苑，因为这里地理位置极为有利于商业活动，而且有很多可租赁的住房。因为靠近城市中心“天安门—前门”地带(大约五公里) ，南苑乡对自己“天安门前第一乡”的称号颇为骄傲。而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天安门—前门”一带就是北京传统上最为繁盛，熙来攘往的商业区。明清两代，南苑地区被辟为皇家猎场，贵族富户的墓地以及花圃(见Fengtai Local History Office 1994)。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这里转变为农业生产区，主要向北京市民供应蔬菜。尽管靠近城市和新区，但南苑在这一时期并非商业发展的主要地区。[18]温州业主的到来迅速地改变了这一地区。

据南苑本地的居民说，早在1981年就有外地人来到这个地区，那时候他们偶然会注意到一些操浙江口音的外地人。但直到80年代中后期，大批温州人才开始接连不断地来到南苑乡。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将温州人的到来追溯至1983年12月，当时两个来自温州乐清农村的陆氏兄弟二人从内蒙古包头返乡，途经北京。由于在内蒙古的生意遭遇失败，所以他们把积压的存货带到北京闹市(前门王府井一带)当街摆卖。出乎他们预料的是，这些衣服很快就被人高价抢购一空，所以他们决定留在这里。从南苑乡海户屯村的一个本地农民那里，他们租赁了一间屋进行服装生产。[19]随着生意迅速扩张，许多亲属和同村人追随他们来到这里。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依靠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这一地区流动人口如雪球般越滚越大，到1995年其总数已估计达到十万。

早期温州人在北京的生活，其特征是吃苦和拼搏。几个人挤在一间既是宿舍又是生产作坊的小屋里司空见惯。一个叫古刚的人向我这样描述他刚在南苑落脚时的生活状况:

我17岁离开家，跟叔叔一起到新疆做服装生意。后来我有了自己的生意，在那边待了两年。1983年我和几个老乡来到南苑，之前他们曾经来过。我从马村一户农民那儿租了一间小房子，不到十平米吧，开始生产服装。从老家带来四个姑娘。我进城去卖货的时候，她们就留在家生产。那时候我们每天都要穿过整个北京城，所以交通是个问题。我们每个人扛一个大包，在人群里拼命地挤上满满当当的公共汽车。北京人拿肩膀推我们，骂我们外地人的包占了他们的地方。

有些外地人把他们的一大包衣服捆在背上，骑车出去。对那些经常在城市里遭遇偏见的外地人而言，这不仅耗尽体力，有时还是一种羞辱。他们的乡下口音，穿衣风格以及硕大的衣服包裹无不标志着他们的外地身份。就像古刚回忆的那样:“我们害怕北京人。就因为他们已经生活在首都，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全国最受优待的人，所以对我们外地人可以表现得很傲慢。他们曾经叫我们‘傻帽儿’，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土里土气、笨手笨脚，所以看不起我们。”

外地人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合法的交易市场。农贸市场那时已经出现，但对于非农产品尚未有一个专门的交易空间。一些外地人和城市本地的个体户在一些偏僻的街道上建起临时的摊位，以此来躲避政府的监督。一旦被抓住，他们就会被罚款、没收商品，并且受到威胁说要把他们驱逐出城。即使是面临这样的风险和骚扰，温州人也还是试图赶在城市政府和官方打压之前继续在这些“非正规的”市场上销售商品。

与此同时，在80年代中期，少数温州人开始在一些国有商场里租赁零售柜台。租到一个柜台被视为得到大便宜，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必须要跟商场经理有关系。作为非本地居民，温州人常常并不直接认识经理，所以他们必须要靠耐心、金钱和朋友的帮助来和这些国有单位的领导们建立关系。一位来自岳清的成功商人向我讲述了他弟弟的经历:

人要做生意必须依靠亲戚朋友。特别是一开始，你刚到一个新地方，不认识任何有权力给你好处的大人物。所以你必须求助于朋友，看谁可以帮你牵线，然后你才能更进一步，送礼。给你举个例子:我弟弟想在隆福商场租一个柜台，但是他不认识经理。他带着礼物去经理家，结果第一次被赶了出来。但是他没放弃，又去了第二次，第三次……直到第九次，这个经理才被他的坚持和诚意打动，同意收下礼品并租给他一个柜台。我们开玩笑说这就像“三顾茅庐”。

当北京人意识到与国营商店相比，温州商人卖的服装价格更为便宜、款式更为多样后，对他们商品的需求开始猛增。而这一消息又传回了他们的老家温州，促使大量有一定资本和裁缝手艺的农村人在80年代末期涌入北京。例如，在北京待了两年之后，古刚和本村的一个姑娘结婚并在1985年把她带了过来。妻子负责家庭生产以及担负起包括照料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内的家务劳动，古刚则负责购买原材料以及销售。又过了两年，古刚的弟弟妹妹也来到北京投奔他，并且用三年的时间创立起自己独立的服装生意。从那时起，古刚和两个关系紧密的同乡开办了一个服装厂(比家庭作坊的规模要更大)同时又租了一处摊位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随着生意的扩张，古刚把父母也接到北京帮助照料家务，看管孩子，以便妻子能在摊位上打理生意。服装生产扩大之后，他们家雇佣了几个年轻的女工。接下来的十年间，古刚直接或间接地将四五十个亲戚、同村带到浙江村。一些人后来也有了自己的服装生意，并且把更多的亲戚朋友带过来。正是这种传统的社会网络支撑着外来人口永不止息地流入北京。

浙江村的形成

浙江村的形成，前后超过15年。这是一个通过人口迁移、商业发展、社会空间关系重组，使一片城郊地带转变为外地人口空间的过程。这一过程分为几个阶段。首先，从1980—1984年，大约1000名温州人来到大红门-南苑一带，住在当地农户家中。他们尚未形成一个可辨认的社区，家庭之间的商业合作也极为少见。

第二阶段，从1985—1990年，是一个快速扩张时期，期间大量温州人涌入南苑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们的聚居区被称为“浙江村”。一些温州人直接来自家乡，但也有很多人从其他省份迁来(例如内蒙古、山西、河北及东北三省) ，他们在那里经商已有多年。温州业主大规模的向此处汇集，可归因于以下几个因素:城市消费者对服装需求的上升;新的社会网络的建立;人口流动政策的放宽。到1989年，在这一地区工作生活的温州人总数大约三万人。同时，一些温州人开设饭馆、诊所、菜店、理发店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所需。

这一时期的两个重要事件对浙江村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1989年与1990年亚运会。为了保持特殊时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市政府发起数次“清理整顿”行动，强制外地人离开北京，而浙江村则成为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大量温州人被驱赶出来，暂时迁往远郊及周边区县。但每一次行动过后两三个月，人们都会返回这里，恢复经济活动。

从1990年代早期至1998年是第三阶段，这是一个发展与破坏并举的混乱时期。截至1995年，外地老板建起近50座私有大院以供数万名温州业主、工人居住和生产之用。社区生活设施也全面出现，包括幼儿园、饭店、美容院、诊所、修理铺、菜市、私营付费电话、三轮车、长途客车业务。温州老板还自发创办了一些拥有数千小摊位的批发市场(例如木樨园小商品批发市场、海慧寺工业品交易市场、恒发商品批发市场、天海服装批发市场)。这些摊位后来出租给普通的外地人。1992、1993两年中，两座可容纳数千摊位的现代化多层贸易大厦也相继落成(龙湫和京温)。这里销售的商品包括服装、皮革制品、布匹、鞋袜、床上用品、厨具以及其他日用品。

但是正当这一社区蓬勃发展日渐成熟的时候，政治阴影再次笼罩过来并最终导致1995年毁灭性的政府拆除行动。本书的最后两章记录、分析了此次拆除，以及其后大规模的出走与返迁。

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在浙江村内的北京人成为少数群体。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形成一种新的经济依附关系。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成为房东，将空余的房子租给外地人，而房租收入也成为其主要生计来源。农业生产迅速消失，当地农民也从生产领域中退出。在这一区域，外地人成为处于地方经济和社会空间当中绝对主导地位的行动者。温州人及其所积累的财富也重塑了地方权力动态。接下来的几章对这些空间、社会变化过程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民族志论述。

【注释】

[1] 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全中国流动人口中都有迹可寻，而并不仅见于温州人群体(见Solinger 1999 a)。周晓(Kate Zhou 1996)在对中国改革时期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民能动性的分析中也得出类似见解。

[2] macroregion的译法在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并不统一，今从徐自立先生译为“大区”，见其译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载《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 2000: P. 327——译者注。

[3] 温州属吴方言区，其口音对很多说普通话的人而言很难听懂(见Norman 1988; DeFrancis 1984)。

[4] 1英亩=6. 6亩; 1公顷=15亩。该地区交通极为不便，在1990年7月之前这里没有机场，而境内第一条铁路更是迟至1990年代中期才建成。

[5] 萧凤霞(Siu 1990)指出在改革时期各地人口流动的上升趋势是不平衡的，迁移是由具体的地方历史环境决定的。

[6] 这种观点在毛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也得到呼应，那时政府将安分的农民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基础而批评小商业的“利欲熏心”。

[7]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政府曾经出台过一些政策支持“小商小贩”在社会主义经济当中的作用(见Chinese State Administration and Regulation Bureau of Independent Economy 1987)。在这一时期，小商贩有一些初步恢复，但很快又被极左力量所扑灭(见Solinger 1984; Young 1995)。

[8] 1987年共有6万温州人生活在海外(Parris 1993: 243)。

[9] 1992年8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温州姓社不姓资，该肯定了》的重要文章，使得关于温州模式的长期争论最重画上句号。

[10] 这一观点呼应了弗尼瓦尔(Furnival 1956)提出的市场关系概念。弗氏认为，市场关系允许人们扮演陌生人，暂时将商业交易与其社会、经济、文化、政治背景相分离。市场交换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价原则。

[11] 在她对中国人“企业家族主义”(entrepreneurial familism)的研究里，格林哈尔希(Greenhalgh 1994)指出了忽视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性别、族群以及其他微观政治学所存在的危险。

[12]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y)对“连锁迁移”的定义是:一批相互关联的个体或家庭通过一系列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从一地迁往另一地，而这些安排包括目的地的人们所提供的帮助、信息以及对新来者的鼓励(1990: 88)。

[13] 在80年代中期之前，私营业主雇用工人被看作是违法的资本主义剥削。1982年，总理赵紫阳首次肯定了雇佣一定数量的帮工(如果不超过五人)和学徒是可以接受的。1984年，国务院通过了一系列针对农村私营业主的条例，批准了赵的提议(见Chinese State Administration and Regulation Bureau of Independent Economy 1987)。但在实际操作中，人们打消对于雇佣劳动的疑虑仍旧花费一些时间。可参见扬(Young 1995)的讨论。

[14] 有关政府政策对人口流动影响的具体讨论，可见万广华(Wan 1995) ;程超泽(Cheng 1991) ;陈金永(Chan Kam Wing 1994 b)等人的研究。

[15] 在中国，服务行业被看作是继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之后的“第三产业”。这些服务通常都是由被称之为“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来提供的(Portes 1983)。

[16] 北京的商业改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这里的记述只是罗列那些让温州人得以在这座城市居住、工作的一些关键性的时刻。对北京市服务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更多论述，可见段柄仁(Duan et al . 1989)的研究。对全国范围内私营经济政策变迁的研究可参考萨宾(Sabin 1994) ，苏黛瑞(Solinger 1984)和扬(Young 1995)等人的研究。

[17] 作者写作本书时，北京的城区包括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四个区， 2010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行政区划调整方案，根据新的方案，西城区和宣武区合并成为新的“西城区”，东城区和崇文区合并成立新的“东城区”。——译者注

[18] 一些本地农民和官员认为政府忽视了这一区域，因为这里不单贫困而且农业人口密集。如果国家决定将这一地区的土地征作城市开发，那么大量农户就要被重新安置到国家建设的住宅当中，其成本会极其昂贵。

[19] 对此事更多的记述可见项飚(Xiang 1994)和王春光(Wang Chunguang 1995)的研究，关于这个有关浙江村起源的近乎传说的故事，《钱江晚报》(1993年5月6日)还曾有过一篇报道。

第三章 空间的私有化

在城市之中寻找一处暂时栖身之地是当代中国许多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在早年间的浙江村，几乎所有人都只能从本地郊区的农民那里租住房屋。但是，在1990年代初期，由于人口的增长、生意的扩张以及日渐加剧的对抢劫和敲诈勒索的恐惧，温州人开始自建带有围墙的居住区。从1992年到1995年，一小群外地人建设了超过40处此类居住区，规模较大且为私人所有。这是数千温州人的家。那时候，浙江村看上去好似一片私搭乱建的棚户区，有别于城市中其他流动人口聚居区。[1]

温州人的这一创举，以及他们对自己居住空间的掌控都有助于群体稳定性和认同感的增强。也正是在有关“空间”的争论之中，社会群体与各政府部门之间紧张的社会政治冲突、商业结盟关系浮出水面。本章有两重目的:首先，回溯这种特定形态的流动人口居住空间——大院——的建设过程;进而探索这种新的空间生产，在浙江村的权力、社会关系以及群体认同的重构中怎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对流动人口住房发展的分析强调空间和行政权力这二者的商品化，而这种强调的焦点又集中于在外来老板和地方官员之间所形成的庇护关系(clientelist ties)。在浙江村，这种政商互惠的关系网使得外地人可以绕过某些官方规定并且支配城市当中的部分空间、资源为自身社区发展所用。金钱成为一种新的权力，有时可以取代官方治理并且转变行政力量所扮演的角色。

寄人篱下

严格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使得来自乡村地区的流动人口无法获得或建造永久的住处，[2]但他们经常通过其他变通方式来满足居住需求(见Wang and Zuo 1996; Solinger 1999: 257-262)。多数工厂的雇工都住在拥挤的宿舍或其他雇主所提供的临时住处，建筑工人在工地的简易工棚栖身，保姆们则与雇主家人住在一起。但大多数外来人口，尤其是那些自己做小生意的人，解决住处的方式是租住民房。[3]在北京的温州人也是一样。大致说来，持有北京户口的居民的房屋所有权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叫做“公房”，顾名思义是国家分配的住房(一般是由工作单位分配给某人)。这一类型在城市住房当中占大多数，按照政府规定，此类住房不能用于私人租赁。另外一种是私人所有的“私房”，一般由郊区农民建造。这些分布在城乡结合部的私房是流动人口租住房屋的主要来源。

温州人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当最初的外地人到大红门、南苑一带寻求租房的时候，他们曾无数次遭遇当地郊区居民的歧视和拒绝。作为口音与本地北京人相差甚远的“外地人”，温州人被当地农民看作是入侵的陌生人。本地家庭认为外来人口危险、靠不住、没文化，因而拒绝租房给他们。一个外地人回忆起自己最初与北京人接触的经历:“我们刚来的时候，北京人当我们是狗一样。好多次我敲门问有没有空房可以出租，他们都从门缝里往外瞧，好像是我小偷、要饭的。然后就冲我嚷嚷:‘哎，你这个外地人，滚一边儿去!’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被侮辱了，但是心里怕得慌。毕竟这是人家的地盘，咱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一些人最终租到房子，但却随时有可能因为无法预料的原因而被房东赶出去或是被警察强制遣返回乡下。将他们定义为“非法流动人口”的法律始终像阴云一样笼罩着这些外地人。

当地农民这种对外人的恐惧以及拒绝出租房屋给他们的心态，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80年代早期，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改革仍旧处于实验阶段。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自由市场的势力微弱。受制于这种僵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大多北京人都认为私营生意(例如房屋租赁)是一种不正常的、有危险的行为，很有可能招致社会批评甚至被处以罚款。南苑乡的农户多数还是愿意靠蔬菜种植和乡镇小型工业赚取收入。只有那些胆子较大，想挣钱的人才把房子出租给外地人，以此赚取额外收入。

郊区农民这种不确定以及缺乏安全感的状态并不稀奇，这与杨美惠(Yang Mayfair 1994)称为改革开放早期全国范围内的“恐惧文化”(the culture of fear)密不可分。这种普遍存在的恐惧感可以衡量国家对人们日常生活中行为与思想的控制程度。与全国那些还留有文化大革命记忆、并不信任自由经济政策的人一样，北京郊区的农民们害怕非正统的社会经济行为会遭受政治迫害。许多人(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相信自己正在时刻被无形但无处不在的国家所监视着，而国家的政治氛围仍旧不可预测。

本地农民逐渐意识到出租房屋极有利可图，而政府对此也不再明令禁止。不必在菜地里辛苦或另打一份工，只需出租一两间小屋，全家就可以过上舒适生活。例如，在1985年，一间普通面积的房子(十平米左右)的月租在40—50元不等，这远远高于一个农民靠农业生产所得。外来人口越来越多，租房需求逐年增长，房租自然也水涨船高。到1995年，根据位置和条件的差异，上述一间普通面积的房子，租金已经要300—500元不等。即使考虑通货膨胀，其涨幅也是惊人的。这笔收入是当地生产队发给一个退休农民每月养老金的五倍，几乎等于北京市家庭平均月收入。当地农民逐渐克服了政治上的恐惧，在金钱的怂恿下，出租房屋最终成为他们主要的生计方式。一个温州人这样评论当地人这一可观的经济收入:

我刚来的时候这一片都很穷。从这儿到京温中心南面，根本没有人住。那么好的地，野草丛生。多数当地人年收入也就刚刚三百块，那还是在自家地里辛辛苦苦劳动得来的。你看现在!租一间房子一个月就能赚三百块了。谁要有七八间空房，一个月什么也不用干几千块就到手了。因为我们他们才富裕起来。

在毛时代，对这些郊区农民而言，获得城市户口和有固定薪水、良好福利的正式工作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见Potter 1983; Walder 1984)。但是有了出租房屋的可观收益，很多北京郊区的农民宁愿保持农村户口以便能够继续有权获得有限的宅基地。在北京，每一户郊区农民家庭通常都会从生产大队那里分得一小块这样的土地用来建筑自家住房。[4]但近年来，郊区的用地政策已经变得极其严格。只有持有农业户口的男性生产队成员可以在结婚后向大队申请一块土地来建新房(通常是两三间房子组成的一处小院落)。无论男女，一旦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就不再享受这一待遇。许多城市居民现在反倒开始嫉妒农村居民，因为后者可以将自己的部分居住空间转化成为商品，不断地产生利润。

最初，农民们只是将已有的房子出租出去。为了增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自己院子中又加盖了两三间小房，还有些人靠着外墙加盖一些小屋，这样一来村子里的街道就异常狭窄。到1995年，这一地区90%的家庭都会对外出租两到四间房屋。有些家庭甚至举家外迁，以便把所有的屋子都租给外地人。有了租金收入，他们可以在北京城内购买设施更好、更为舒适的现代公寓。最初，租方全凭双方口头约定，没有正式租约。1995年6月，北京市政府出台一项新规定，要求所有的房东都要向政府申请“房屋租赁许可证”并为房客们提供正式的合同。同时，政府要求房东参与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例如督促他们办暂住证以及协助计划生育监控。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房东并不遵守这些规定。

图4 一座典型的北京郊区院落

空间关系的变化清楚地说明房东家庭与温州房客之间社会关系的变化。北京传统的民居格局是四合院，由一个矩形院落和环绕四边的房屋组成。典型的四合院建于清朝，院落宽敞，装修精美，附带花园。郊区的四合院面积较小，设施更简单，面积从60—80平米不等。南苑乡大多数村庄的院落都包括北面的两三间正房，也叫“北屋”;东西各一间厢房;南墙一间靠门的小屋，称作“倒座房”。四合院的空间布局以及家庭成员在其中的居住格局，仪式化地揭示、安排、维持了家庭等级制及权力关系。正房的窗户向南开，正对着院子，被认为是最舒服、最体面的房屋，通常留给家中的长辈以及已婚的长子。与其他房间相比，正房相对宽敞，采光也好。相反，偏房就低矮、昏暗，通常给未出嫁的女儿和小儿子们居住。倒座房又小又暗，没有窗户，是一个院子里最差的房间，一般用来作厨房或储存杂物，不会住人。根据中国的风水观念，大门一般开在东南角，这样可以带来好运。

温州人刚来的时候，本地人只肯把厢房和倒座房租给他们，正房留给自家。这种空间安排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定义并证明了一种等级关系:本地人是空间的主人或控制者，而外地人是从属的寄居者。地方政府希望维持一种垂直的结构，因此他们也鼓励这种安排。但从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干部们仍旧要求当地人不要出租正房，但很多人还是愿意搬进狭窄、昏暗的厢房，把大房子租出去，以此来使得现金收入最大化。1995年，正房的租金要两倍于偏房，达到七八百块，这种收入让人无法拒绝。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年轻一代的家庭规模显著缩小，这使他们可以挤在小房子里，而把大房子租出去。

很显然，当地农民对金钱的渴望推动了空间使用状况的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本地人外地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重组。传统的“面子”观念完全被利益所压倒，正如一位房东解释说:

前几年，谁要是把正房租出去，大家肯定认为不合适，政府也不允许。村干部说我们本地人必须住在正房，因为我们是这儿的“主人”。我们要是让他们(外地人)住进正房，那谁是真正的主人就很难说了。以前人都好个面子，住在正房能维持个主人的地位。现在，人人都把大屋租出去，哪怕自己搬到偏房去睡。为什么？因为现在挣钱比什么都重要。说到底，你兜里没钱，那“面子”能值几个钱？

这位房东的说法反映了当地人对社会地位和政府的新看法。按照以往中国人的地域偏见，北京人往往把“面子”置于物质利益之上。正如一个来自南方的外地人所说:“他们要是觉得没面子，宁肯躲在家里喝凉水也不会像我们一样在太阳底下干脏活累活。”但是在新的商品时代，对很多北京人而言，衡量社会地位和“面子”大小的标准已经改变。从一种以象征意义为基础的概念到一种实在的、以金钱为导向的对“面子”的解释，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变。此外，我们可见当地人对地方政府的一种新态度。当干部们的要求妨碍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时候，郊区的人们不再害怕反抗官方的命令去捍卫他们自身的利益。

总而言之，本地居民和温州人之间发展出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没有本地农民提供的房子，外地人根本无法在城市落脚。同样，没有外地人所贡献的数额可观的房租，当地家庭很难承受通货膨胀、城市化造成的失地问题等戏剧性的经济变迁。这种基于市场供需关系而非行政安排的社会经济互助关系，重塑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生活，并在外来人口聚居区内部引发种种新的社会地位及权力的配置。

大院:外地人自己的空间

90年代初期，浙江村外来人口住房的空间组织形式发生重大变化。规模大，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大院次第出现，其中的居民全部是温州人和他们雇用的工人。最初的大院规模还较小，只能住50户左右，后来出现的则达到可以容纳二三百户人，最大的一处共有700多户共6000余人。那些来自同一县、乡、村的家庭倾向于集中居住到一个大院里。“大院”这一当地人的叫法意为被围墙所包围的一个封闭空间。

这种大规模有组织的大院怎样以及为何出现在这一特定时间段？这其中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人口增长，二是出于对犯罪活动的恐惧。尽管温州人已经可以从当地人那里租到大一点的房子，但他们的居住条件并没有改善。由于可租住的房子越来越少，房租逐渐攀升，因此有些情况下居住环境甚至更差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联系使得越来越多的温州家庭被从老家介绍到浙江村，他们需要住的地方。同时，现有制衣生产的发展要求更多的工人能够长期住在雇主家里，因此同样需要更多的居住空间。许多街道的外来人口已经是本地固定居民的三倍(见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1995 b)。本地人在他们的房子外面额外建筑的数不清的房屋让村子极端拥挤。新盖的房屋把道路两旁的木质电线杆都吞没了，有的地方则阻塞或占用街道。消防员们抱怨说一旦有火情，根本不可能把消防车开进村子。

温州人家庭当中人均生产和居住的空间普遍不到三平米。在一些特别拥挤的村子里，经常可见十个八个人挤在不到20平米的一间屋里。家庭成员和雇佣工人都毫无隐私可言。一间屋里可以摆满双层床、缝纫机、原料、成品和炊具。狭小的公厕原本只是按照几百户村民使用的标准来设计、建造，现在却用来满足几千个家庭的需要。人口的高度集中又促使房租火箭般上涨。

外地人生意的迅速发展以及浙江村内的财富差异，使得抢劫、勒索现象时有发生。由于腐败，当地警察既不能也不愿维持良好的公共秩序，外来人口只能另寻办法。狭窄的小巷、胡同零乱地分布，一个个单独的院落又相对隔绝，这使得外地人很难组织对犯罪活动的监控。“房东不喜欢我们把朋友带过来，因此我们只能减少和其他家庭的来往。”一个外地人告诉我。入夜之后，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黑暗让不法之徒很容易逃之夭夭。一个外地来的女性告诉我她们家曾经被蒙面抢匪两次破门而入，已经不得不数次搬迁。她向我形容其中一次经历: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穿过外屋的。我正要去睡觉，听见外面有动静。他们(抢匪)用脚踹门，让我把门打开。他们说他们把刀架在我一个工人的脖子上了，不开门马上杀了她。我害怕他们伤人，只能把门打开。他们把刀指向我，问我钱放在哪儿了。我告诉他们我家里没有现金，可他们不信。他们到处翻，把我的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和所有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都抢走。我试着用手把刀推开，你看……手上被划了这么长一道。

我问她为什么不叫喊求救，她说那根本没用，因为她们家住在一个单独的院落，没人能听见。等到她终于跑到朋友那儿并和他们一起返回家中的时候，抢匪早已遁入黑暗，踪影全无。这个女人的经历在温州人当中很普遍。实际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饱受此类可怕的事件之苦，经常生活在对入室抢劫的恐惧之中。他们渴望更有保障、有组织的环境。大院的建筑就是对人口增长和犯罪问题的直接应对。

大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1年，当时南苑乡东罗园村委会清理出一小块荒地，建起240座简易的住房用来出租(见Xiang1994-95)。这些房子很快就租给温州来的人，每间月租280元，这样村集体轻而易举就取得了七万元的月收入。其他两个村子也开始效仿，建起几排房子租给温州人。最早他们只是在开阔地上一排一排建起房子，后来村委会又砌了围墙，形成了早期的“大院”。有一个村委会甚至把办公室都搬进大院，以便能直接管理外地房客。与后来不同，早期的几个大院都是由村里的负责人建造、管理。

1992年，一些富裕的温州人开始利用房地产市场为自己谋利，着手建造住房大院。这些外地人中的私人开发商就是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大院老板”。他们所面对的首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获得土地。在北京，土地的使用严格由各级政府分配。[5]即使是国有单位、村集体出于合法目的临时使用土地作建设，也须得到区县政府的批准。北京户口持有人为私人生意而使用土地很少得到许可。流动人口作为城市中的“外地人”更是连申请建筑临时性住房的资格都不具备。想要建房，唯一的方法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与当地村干部建立商业合作关系以租赁他们的土地。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根据相关条令，郊区农村任何非农业目的的土地使用都必须获得市、区政府的批准。在那时这种合作不可能获得官方许可，因此土地租赁的交易都是村干部和外地开发商之间偷偷摸摸达成的。只有两三座规模最大的大院获得了区规划办公室的某种批文，这是因为它们的开发者与高层的官员建立了紧密的庇护关系。地方上的村干部乐于参与这种合作，以此来补偿郊区农业生产的收入下降。

当双方签订一份简单的合同，明确租期与大院老板所应缴纳的租金，一次土地租赁交易就算“完成”。通常来说租期一般是五到六年，并可以续签。村集体最高可从老板们所收取的房租当中获得10%。村干部一般不参与实际上的建设与管理，但人们希望他们可以帮忙理顺那些负责分配水、电等资源的官员和大院老板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要为建设而进行私人集资。那些由一个家庭建设的、规模较小的大院通常只需要不到100万元，所以钱主要来自家庭的积蓄(一般是靠他们的服装生意积累起来的)以及亲朋好友的借款。但要建造一个更大的中等规模的大院，其基本建设费用无论如何都要在200万—500万元。对一个家庭而言，筹措这样一大笔建筑款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一种流行的方式是将大家的钱集合起来，建立一种基本的“股份制”。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要基于互信以及来自同一地方的一小群亲戚朋友之间的口头许诺。这期间很少涉及到正式的法律文书，而股东也没有到政府登记注册。他们经常只是保留一份简单签订的协议当作私人记录，里面明确了各自所投入的数额以及未来利益分成中的比例。对他们而言，以亲戚、朋友为基础的信任和正式法律协议一样有约束力。股东们通常共同拥有一座大院并且有一定的决策权。但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权利是参与盈利分红，这些利益常常被全部分掉而不是进行再投资。

温州大院老板的这种股份制的运作方式毫无疑问是受到他们家乡农村非常流行的一种股份合作制的影响。在一项关于温州和上海所有制形式区域演化的研究中，白素珊(Whiting 1999)呈现出在模糊不定的股份合作制之下所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地方财产所有形式(另见Lin and Chen 1999; Vermeer 1999)。但是在浙江村内部所形成的准股份制和温州及其他地区所形成的股份合作制之间还是有诸多差别。第一点涉及是否为法律和政府认可。大多数温州的股份制企业都是正式注册，因此也为法律承认，但是在北京的外地老板建设大院并不被城市官员所认可，而他们所达成的股份协议也不在法律所许可的所有制形式之内。股东们所签订的协议仅仅是其投资的凭证，离开他们的圈子便不再被认可。第二点是利用这种制度的动机不同。白素珊(Whiting 1999)认为温州本地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偏爱是因为这种制度可以获得政治—司法保护，同时可享受税收减免和银行贷款。但浙江村的大院老板们并不享受这些待遇。他们的股份协议主要是一种将各个家庭的资金汇聚到一起以便在将来产生利益的手段。

既然这些大院属于非正规的建筑，因此他们也就不享受任何城市资源和服务，毕竟这些资源也是有政府承认的永久身份的城市居民们所急需的。大院老板们不得不和官员们建立非正规的庇护关系，并花高价获取水、电、环卫等资源和服务。大多数的大院老板都已经待在北京超过十年，比他们的那些追随者长得多。久而久之，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和地方官员、干部建立起私人关系，而后者私下里通过满足外地人的生活需求来换取金钱、宴请和其他物质利益。以下的两个实例具体呈现了这种庇护关系是如何得以建立的。

人们对住房大院的需求十分旺盛，只要有一处完工，那么一周之内就会被住满。我去过的所有大院里，没有一间房子是空的。到1995年，接近半数温州家庭(三四万人)都已经陆续搬进总共48个大院。这种居住形式之所以受到欢迎，不只是它为单个家庭提供了更大、更舒适的居住空间，还因为这里有本土化的保护措施以避免犯罪分子的伤害。此外，大院里居住的都是来自同一地区，从事同一职业的人，这有利于经济上的合作和生意信息的交流。最后，伴随这种新的空间形式而来的，是三个垂直分布的社会群体(政府官员、大院老板和普通住户)之间所开始建立的庇护网络。面对高高在上的官员，大院老板是“受庇护者”(clients) ，而当他们面对下面的普通住户的时候，又成了“庇护者”(patrons)。他们成为了一个居中调节的社会阶层，维护地方秩序，组织社区生活。他们有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本来影响当地事务，为普通人提供保护。

现在让我们来看两个老板如何动用其私人财产和非正规的庇护网络在空间和其他城市资源受到国家垄断的前提下建设属于自己的大院。这两个事例都体现出在流动人口居住区的发展过程中老板们和官员之间的钱权交换如何扮演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角色。

金老板

在浙江村里，有一座砖墙包围的大院非常引人注目，它好像一座堡垒立在土丘之上。这块地方属于当地一个村子，曾经闲置了很久，主要用来堆放附近一座建设中的体育馆的建筑废料。一位温州企业家——金老板，注意到了这个地方并产生将其租下来建设住房的想法。他数次去和村长谈判，并最终达成租赁协议。他承诺每年从房租收入中拿出四万元给村里。当时(1994年)已经有超过35处大院，乡政府和区政府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是当地农村依赖这笔房租收入，而且许多官员都已经被大院老板买通。

因为以非农业生产为目的占用耕地会招致严厉的惩罚，所以在我们的交谈当中，金老板几次强调他们建大院的地方曾被认为是一块“荒地”，不适合用作耕地，所他们只是将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为居住空间，这样对外地人和本地农民都有利。通过强调这片土地的贫瘠，金老板希望改变人们的看法并由此避免潜在的处罚。

随后，我发现金老板并不是大院的唯一所有人。其所有权被五个投资人或持股人所共享，但是金老板是发起人和日常运营的管理者。当时建造的预算接近300万元，对一个家庭而言即使借钱这一数字也超出其所能承受的范围，就连筹集金老板自己所占股份的那部分现金也不容易。除了动用家里此前做服装生意的所有积蓄之外，金老板和妻子还以30%的奇高利率向亲戚和老家的村民们借了很多钱。

大院的建造是由一个河北人组成的施工队完成的。在北京，几乎整个建筑行业都被河北人所控制，这得益于他们很早就建立起来的职业网络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建筑工人们用一台推土机将这座小山的表面平整成为一座小丘，并在上面建了大约150间房子。这些单间平房面积很小(每间大约15平米) ，排成平行的四排。一个标准的五到八人的外地人家庭可以在一间屋子里生活、工作。这些房屋被围墙环绕，有两个大门，被四个保安把守。这些保安来自河北、安徽，年纪在18—20岁之间。他们的工资很低(每月只有二三百元)而且要在大门旁边的小屋子里待一整天。

这座大院里一间房子的租金大约是400—500元。根据金老板自己的计算，整座大院所有房屋租金每年的净收入大约80万元，其中只要拿出一小部分交给村里当作土地租金，其余全部进了五个股东的口袋。大约四年以后，盈利就可收回投入的总成本。大院老板们之所以急于在短时间内获取更多的利润，部分是由于他们已经预见到政府可能随时将他们这些没有合法身份的人赶出去。

当我和金老板在1995年相识的时候，他宣称自己和别人一起联合拥有其他三座大院。其他一些受访人告诉我他并不是真正拥有那些大院，而是仅仅从其收益中获得一小部分酬劳，因为他可以利用自己与地方政府官员、村干部的关系来帮助其他外地开发商争取土地使用权以及获得水、电。

社区里的一些人告诉我金老板是一个成功的大院老板，因为他和三个关键部门的区、乡领导以及村干部有广泛联系:工商局、税务局、公安局。他经常拜访这些领导和干部，花钱带他们去饭馆、酒吧一起抽烟喝酒吃饭。他认为一种良好的关系需要长期关照维护，而他也尽其所能与官员们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他曾经将与官员建立关系类比作与神祇建立关系:如果不尽本分去烧香上供，你就不能指望佛祖的帮助。地方官员所获得的好处不仅仅是免费的吃喝玩乐，还包括向老板们高价提供的各种资源。例如，作为负责人的官员们可以向外地人居住的大院征收两到三倍于本地居民的电价。这超出的部分大都中饱私囊。但是在严重供小于求的市场当中，即使是这样的交易也仍旧被看作是对外地人的帮助，否则他们可能享受不到任何城市资源。

吴老板

我第一次遇见吴老板，是在他的大院里的一个食品摊上。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关于他此前迁移的经历和住房生意聊了很久。吴老板40多岁，健壮结实。他和妻子1985年从温州芙蓉镇的一个村子来到北京。在转向租房生意之前，吴老板夫妇多年经营着自己的家庭制衣店。他的大院是在1992年建成，属于较早的一批。里面只有50座房子，相对规模较小。建设花费总计80万元，吴老板一家独力出钱也独自持有，尽管为此他们向亲戚朋友借了很多钱。

几天后，他带着我参观他的大院。和其他大院一样，这里的房子也用很便宜的砖盖成，排成长长的三行，好像军队营房。这50户人家几乎全部来自永嘉县，专门从事皮夹克生产。为了省钱，每家都只租一间房，兼做生活和生产之用。我们在院子里四处走走的时候，他把我介绍给几户人家。在某个地方，他动情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对我来说，这个大院就像个大家庭。我认识这儿所有人。既然我把所有心血都放在这上面了，我就要把它照管好。”然后他告诉我，建大院的那一个月里，他和老婆不分白天黑夜照看所有细节，几乎没有合眼。刚一完工他们就搬进其中一间，管理房屋分配，处理租客之间的争吵。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扮演了大家庭中家长的角色。

尽管吴老板仅接受过几年的正规教育，但他对自己在当地“有本事”的名声非常自豪。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快十年吧。这儿每个人都认识我。你要是不相信，就在这个地方跟别人提‘吴老板’这三个字，他们都知道我是谁。”他强调说做一个大院老板并不容易，因为要有本事处理各家之间的争吵，还要能跟各种地方官员打交道。例如，即使有钱建房子，也不是人人都能拿到土地租赁合同。只有那些和村干部建立良好关系的人才能完成这样的交易。如果一个人不买通分管水电的关键领导，大院也根本不能运转。和其他大院老板一样，吴老板和当地公安局的一些人很熟，时不时送他们一些烟、酒和昂贵的皮革制品。这些东西通常被当作“礼物”赠送出去，但他开玩笑说这是非正式的“缴税”。他这样描述一次“送礼”的经历:

有一天，一个片儿警(分管该地的警察)让我带他们去我的大院里一些生产皮具的人家。他说他想买一件质量好的带狐狸毛领子的皮衣。那样一件通常要一千多块。看了几家之后，他终于挑好了一件，但是说自己没带够钱，问我能不能借给他一点儿。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买不起，因为他一个月才不到八百块钱。很明显他想让我白送给他。所以我就让他当“礼物”白拿走了。你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做，他往后会找各种借口给我的大院找麻烦。

虽然吴老板强调他和本地官员们的紧密联系，但他从不把这些人看作是“朋友”，而仅仅是“熟人”，因为这种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上的互利而几乎没有什么情感方面的投入。所有这些行为，包括直接给钱、请客、给官员们贵重的皮夹克，都被叫做应酬，意思是与接受方互相交换好处的礼物赠送。接受礼物的人会成为未来的“关系户”，而送礼者也期望从他那里拿到更多的好处。吴老板不喜欢这种粗暴的关系，也憎恨那些贪婪的官员，但他也承认对它的大院的存在而言这些关系不可或缺:“我们是外地人，不是本地人。你要是不利用钱的力量，那就什么也办不成……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总的说来，虽然温州人总是被描绘成为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愚昧无知、目无法纪的农民，但是上面的案例说明他们修建非法的大院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出于改善居住和生产条件的现实考虑。进一步说，这种非正规的空间私有化是通过外地老板和卷入庇护网络的地方干部之间的合作而得以实现。实际上，几乎所有在1992—1995年间所出现的大院都是在老板和当地村干部们共同努力之下的结果。对金钱的追求像桥梁一样将同一经济框架内不同位置的各个群体联系在一起。正如我的一位受访者所说:“我们有钱但是需要地方住。他们(当地人)有地但是需要钱。所以我们互相帮助，这是多好的搭配。”即使当地村民最初害怕住房供应的提升会压低租金，这种非正规的经济合作总体上还是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对住房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所以这一顾虑也被逐步打消。

温州人的实践表明在经济改革时期私人财富对转变地方层面政府权力模式所具有的力量。尽管温州人自己没有正常的权利去获得土地和其他城市资源，但他们可以通过贿赂、回扣以及与官员们的私人关系来达到其目的。在这种条件下，金钱将国家垄断的城市空间和其他资源带给了流动人口。因此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行贿受贿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国家垄断的某种形式的民间抵抗(Yang Mayfair 1994)。

这种蓬勃发展的庇护关系并不必然与政府权力作对，也不会自动挑战政府权威。相反，国家机关现在倾向于通过商业联系来在财务方面壮大自身并且更为深入地与私营企业的世界纠缠在一起(见Pieke 1995; Solinger 1992)。确实，一些针对后毛时代中国政府与私营企业家之间关系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那种庇护关系并不会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剥落，反而会成为国家-社会动态关系新模式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元素(可参照Pearson 1997;Wank 1999)。即使这种庇护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城乡政治当中都长期存在，但后毛时代迅速发展的商品化和商业化使得这种实践更加强化也更为多元。私有财富正成为一种强力的中介，将结构上位置不同的群体捆绑在一起，并因此使得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铭刻于空间之中的边缘(marginality)和阈限(liminality)[6]

在关于卡拜尔人(Kabyle)家居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布迪厄(Bourdieu 1990)为家庭内部空间组织如何塑造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对宇宙的观念，以及后者如何在前者当中留下烙印提供了经典分析。与此相似的是，戴维斯(Davis 1992)对洛杉矶社会空间的阅读表明建筑形式和城市设计并不外在于社会，相反，空间的组织形式充满社会政治含义并且在阶级关系、阶级意识的结构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戴维斯使用符号学分析解码建筑环境的社会意义，辨识出建筑风格以及房屋、街道、公共空间的布局如何协助维护权力关系和社会控制。借用他所谓“建筑符号学”(archi-semiotics) ，接下来我将展现我对温州人大院的位置及其常见的建筑风格的阅读。

浙江村划分为两个不同区域:一块开放市场区和相对隐蔽的居住、生产场所。大多数服装商贩和顾客都只光顾市场区而很少进入居住区。只有那些经验丰富的回头客才敢进村直接与生产的家庭讨价还价。因为几乎所有的流动人口大院都被农民的房屋所环绕且远离主路，所以外来人很难发现它们。要想找到大院，你必须穿过许多只有三轮车都才能勉强通过的弯弯扭扭的小巷，深入村子。规模最大的那些大院甚至建在更为偏远的地方，以便能更为隐蔽。

此外，从建筑风格上看，大院里的房屋与周围已有的农家院融为一体。它们都是平房，与当地农民的房子一样使用普通的建筑材料(例如很便宜的砖和石棉瓦屋顶)。如果不是特别留意，你很难将这两者区分开来。唯一明显的区别是那些将大院里的建筑与周围房屋隔离开的大门和院墙。一些温州人承认选择这样隐蔽的位置和普通的建筑结构确实是有意为之。城市官员和居民将流动人口视为眼中钉，温州人以此来躲避其注意(见图5、6)。

图5 一座温州大院的入口

这些劣质和极端简单的大院显示出温州人内部普遍存在的一种清晰的阈限感(sense of liminality)。当我问一些大院的所有者为什么不建筑两三层的楼房来最大化地利用空间时，他们提出了选择这种低成本、暂时性建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使被驱逐出城市，潜在的损失也不会太大。正如一个大院老板这样解释道:

你永远不会知道国家政策什么时候变。如果政府想把我们赶出去，肯定会先把我们的房子拆了。如果我们花钱盖更贵的好几层的楼房，损失会难以想象。平房更便宜。如果形势收紧，必须放弃，我们的损失也会小一点儿。

在仔细计算过投入与回报之后，多数大院老板决定将最初的建筑成本最小化以便能尽快获得回报。大院老板们一般都会在两年内收回主要投入，其后的租金就是纯利润。但是没人确切知道这些民间的建筑是否能够被允许存在超过两年。简言之，大院的地点和建筑风格可被视为城市里温州人边缘的、阈限的、不稳定的“陌生人”社会身份的物质化、外在化的集中体现。

图6 大院当中一条拥挤的小巷

空间形成作为一种社会过程

马克思在他关于无产阶级形成的分析中，呼吁人们注意现代化大工厂生产(共享的工作场所)的空间组织形式与产业工人集体行动、阶级意识出现之间的密切关系(见Marx 1978)。这一洞见对理解中国流动人口居住格局的空间演变(从分散居住到更为集中、有组织的大院)对其社会动态和形成集体认同的影响很有帮助，“空间及其政治性的组织形态不单表现社会关系，还会反作用于社会关系”(Soja 1989: 81)。

当温州人刚刚来到北京，散居于当地农户家中时，他们大多无组织，可以被看作是“一盘散沙”。因为没有外地人自己的空间，所以这种居住格局会强化他们寄人篱下的感觉。相反，大院提供了共享的物理空间，使得温州人可以将自己想象为是一个集体并组织群体行动。在规模最大的大院里，人们提出了“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护”的原则，这表明流动人口实现掌控自身生活的决心在不断增强。北京人把这叫做“扎堆”，指一群有相似背景的人团结起来，好比一束捆得紧紧的树枝。扎堆是有力量的，因为它把分散的个体集中于共同的空间及社会框架中。

大院的出现给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和集体意识带来很多重要的转变。既然当地农民的住房倾向于向外地人封闭，而空间上的分离又妨碍了流动人口内部社会团结的形成，那么在大院之中，外地人便可以自由交往。一位妇女这样向我描述在当地农民家的生活:“我们零零散散住在北京人家里的时候，房东不喜欢我们串门。他们有些人甚至不让我们把朋友带进来。如果我们在晚上聊天或者笑的声音太大，他们会过来干涉。”相反，大院让外地人可以不必生活在房东的社会监视之下，还可以组织一些随意的聚会而不必担心扰民。

大院居民中间发展出一种集体团结的感觉。由于在这里居住感到更加安全，许多人甚至整天房门大敞，邻居、朋友、顾客随时都可以拜访。由小巷相连的开放式的房屋布局也使得家庭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我自己在田野调查当中就深深受惠于这种开放和活力。尽管家庭之间肯定存在竞争，但是大院里的居民来自相同的地方，且享有共同的经济活动、生活节奏，还会互相帮助。对很多人而言，虽然他们仍旧生活在大院老板的控制之下，但是大院提供了一种近似家一般的环境。

群体团结的提升在人们集体与犯罪行为的斗争中得到最佳体现。在搬进大院之前，因为警察不会认真对待他们的案子，人们遭到抢劫或勒索之后经常投诉无门。一些人害怕遭到报复，甚至不敢报案。鉴于这种情况，一些大院采取措施鼓励人们报案并且将个人损失与集体利益相联系的措施。例如一些大院老板从租客那里收取少量费用，聘请私人保安，昼夜巡查(图7)。在一些大院里，一户人家被抢后向大院老板或保安队报案，可以从每家每户集资建立的基金当中获取赔偿。如果不报案，则受害者非但不能获得赔偿，还要处以重罚。这种想法是为了动员人们集体参与到社区看守以及对犯罪的斗争当中。在大多数大院中，抢劫案件确实大幅下降。

图7 温州大院老板所聘请的保安

在大院当中集体居住还重塑了流动人口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互动。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大院老板而不是一家一户的方式去收取税费。与老板们有紧密个人联系的官员可能会减少向外地家庭的收费，以此来减缓人们的抵抗。大院老板依靠官员们获得来自官僚系统的保护，同时又依赖住户们的租金，因此居中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对他们而言利益最优。但对那些行政权力很弱的本地社会组织而言，向大院收费几乎不再可能。当地居委会想收取一笔小额的卫生费来清理村里的公共空间、运走垃圾，但大院的居民们认为相关部门从未提供过此前承诺的服务因此拒绝交纳。居委会害怕与大院产生正面冲突，最终放弃。简言之，住进自我组织的大院使流动人口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最后，即使大院看上去与外部世界封闭隔绝，但实际上却是非常开放、动态的。不同大院的人们经常相互走访，而他们的互动又带来一种更为复杂的经济合作和社会分工。随着温州人当中服装生产和销售的进一步专门化，从事相同工作的家庭倾向于居住在同一处大院。例如，以前个体商贩们都是在一个区域内零散分布的各家各户进货，既浪费时间又花费不菲。后来，他们只需要在专门生产某类产品的两三个大院里转一转，就可以得到需要的产品。

除了上述优点，大院并不是完全和谐的地方，还存在着多重的社会经济紧张关系，例如从事相同行业的家庭之间在生意上的竞争。在大院老板和普通住户之间、温州业主和他们所雇用的工人之间，出现了新式的社会依附和剥削关系。此外，为了争夺对某地的影响力，大院老板们之间的冲突也浮出水面。虽然大院有助于强化温州人的集体认同感，但在获得了属于自己空间的流动人口和北京本地居民之间的差异也被深化。一些本地人对大院的焦虑和负面态度反映出他们在当地权力结构转换中所处的不稳定地位。正像一个温州人所总结的那样:“以前是我们温州人害怕北京本地人，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的‘外地人’。现在我们不光比他们人多，还有了自己住的地方，反过来他们害怕我们了。”接下来的两章将会观察这些逐渐出现的社会差异和权力关系的转换如何作用于流动人口家庭内外。

【注释】

[1] 其他聚居区的流动人口往往从本地人那里租房，而不是自己动手修建。同时，浙江村的情况与其他国家常见的移民棚户区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作为参照，可参考珀尔曼(Perlman 1976)对里约热内卢贫民区的阐述以及查维兹(Chavez 1992)对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棚户区——“绿谷”(Green Valley)的研究。

[2] 随着1990年代逐步推行的住房改革，许多城市居民被要求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国家分配给他们居住的房子。虽然在市场上已经有一些新盖的商品房，但购买者首先要有城市户口，而且其价格超出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承受范围。

[3] 根据一份对4714名在上海的外地人的调查显示， 1995年，他们当中接近一半的人租赁临时住处(见Wang and Zuo 1996)。这也是今日北京流动人口当中的一般格局(工厂里的工人除外)。

[4] “大队”是去集体化之前的称谓，现在被称为“生产队”(行政村一级) ，受村委会管理。但人们今天仍然沿用旧称。

[5] 具体的管理条例，可见北京市政府关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文件合辑(Beijing City Planning and Regulation Bureau 1993)。即使北京房地产业从1990年代早期即开始繁荣，但这丝毫无助于流动人口获取土地来建造住房。作为“外地人”，他们仍旧被排除在正式的城市房地产制度之外。

[6] 阈限这一概念在拉丁文中意为“门槛”， 20世纪早期范·热内普(van Gennep)以此来形容宗教仪式中的过渡阶段，后来经过特纳等学者的发展，其广泛地指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内，人们从日常生活中脱离，并与主流群体隔绝，在一种边缘化的状态下形成一个新的群体，此前的社会准则、结构部分丧失效力。人们度过阈限期后可重新回归社会，并有可能改变原有的文化结构。——译者注

第四章 权力的私有化

随着外来人口不断拓展自己的居住和市场空间，少数温州人当中的领导者[1]开始出现在浙江村内部。对于理解晚期社会主义时期的地方控制、政府与新兴社会空间的关系而言，流动人口内部的领导层是一个核心问题。浙江村是由外地人自己建设，多年以来，对这个有强烈地方主义色彩且内部团结的社区，城市官员既不愿也无力干涉。因此非行政体系内的外地人领导层开始出现，并扮演着调和社区居民与政府矛盾，组织、管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的角色。

这一章主要探究在这一非官方社区当中权力的社会建构是怎样通过外地人领导层的形成及其在重整空间、社会关系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来得以实现。但是这种另类的民间权威却不是依靠任何正规的组织和制度表现出来。相反，当地的老板们通过非常规的关系网来建立其权力，并依靠与所在地政府官员缔结庇护关系(clientelist ties)来躲避官方的管理。对理解流动人口社区内部的权力动态以及中国当下国家—社会联系重构过程中更为丰富的含义，这些民间领导层的社会基础都提供了重要洞见。在本章当中，我描绘了浙江村里的领头人们通过特殊方式来调动社会、经济、个人资源以形成其权力、影响力与合法性。我认为领头人们的权力主要基于对两种不同的社会空间的控制:其一是生产/居住相混合的空间;另一种则是市场。此外，这些领头人们还通过调动亲属和同乡网络、个人忠诚以及庇护关系来巩固他们的权力。

我首先简要考察当前流动人口中组织缺失这一让人不解的现象以及中国历史上移民内部同乡会社的流变。这些事实为观察超越正式组织之外的流动人口领导权提供了替代性路径。本章的主要部分是关于当前外来人口群体中三类领头人的特质、作用及社会基础的民族志考察。这三类人分别是:大院老板、市场老板和公共事务积极分子。

地方秩序与民间组织

地方秩序怎样维系以及中央控制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何以平衡，是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们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中国历史上广泛建立的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是建立在被称之为“绅士”的地主精英之上。他们处在中央政府和地方社区之间，当二者政治经济利益相矛盾时便加以协调(见Esherick and Rankin 1990; Chang1955; Ch’u 1962; Fei 1953; Ho 1962; Huang 1985; Wakeman 1975)。士绅虽是帝国政治秩序的一部分，但却深深根植于各自社区，通过控制土地、灌溉系统、仪式活动来获取权力。清代，随着商业活动频繁以及市场力量的扩张，兼获金钱和声望的名门望族将商业行为和士绅阶层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地方领导阶级，即所谓“绅商”(见Mann 1987)。民国时期，当地方上的老板们开始与军阀结盟并与普通农民之间结成庇护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主导乡村地区格局，对绅商这类结合方式构成严峻挑战(Siu 1989)。

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毛泽东政权消灭了土地精英和私营商人。当中间调节群体缺失时，是什么使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地方控制成为可能？许慧文(Shue1988)认为在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干部网络体系(cadre-network system)扮演着一种类似的双重角色来缓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农村干部是政府部门指派，但他们经常面对两难处境:如何既满足国家的需要又能为他们自己社区的利益服务(见Oi 1989; Friedman et al 1991; Chen et al 1984)。在城市当中，户口制度使人口的空间流动显著下降，社会控制主要靠单位和居委会得以实现。[2]作为工作单位的成员，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受到单位领导的直接控制。大多数居住区都是依据各自所属的国有单位来加以组织，将工作和居住结合在一片由院墙围绕的共同空间之内。

非官方性质的外地人口社区在后毛时代的城市当中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因为它们不属于任何工作单位，因而也就无法被清晰地纳入现有的社会、空间秩序之中，也不被看作是城市社会的一个“真正的”组成部分。困扰许多学者的问题是:在这些非政府主导的社区中，秩序如何维持，又形成了何种社会结构？很多研究都曾表明无论是在海外华人还是在中国国内的迁徙人口当中同乡会、行会、商会、同姓联谊会、殡葬协会以及其他种类的组织在建构以地缘基础的身份认同和社区的过程中都扮演了强有力的历史角色(Crissman 1967; Goodman 1995; Ho， n . d .; Mann 1987; Rowe 1984; Sangren 1984; Skinner 1958， 1977 b)。民间组织为那种协调地方事务和各群体间关系的流动人口领导层的形成提供了结构性的基础。例如，在关于泰国华人社区领导层与权力的研究中，施坚雅(Skinner 1958)展现了地方领导如何通过志愿性的组织来巩固其权力，又如何获取权力在社区内部分配社会、经济资源。那些建立在传统中国文化原则——血缘、地缘、行业、兄弟情谊(brotherhood)基础上的移民社团一般都受到所在国政府的欢迎，因为经由这些组织他们可以维持对这些社区的间接统治。

1949年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民间组织命运的转向。中央政府清除了各地方权力中心，尤其将那些地区性的组织视作一种威胁而加以遏制。其他类型的民间组织和帮会要么被铲除，要么被置于政府管理之下以防止其发展成为对立的政治力量(Wang Ju et al . 1993; Wang Ying et al . 1993)。考虑到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向来是农民造反的源泉，而中国共产党自身也是通过工会、农会和妇女联合会等民间组织才巩固了自身的权力，那么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忧虑就不难理解。[3]今天，官员们仍旧担心民间组织会变成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对立的权力中心。

后毛时代民间组织、协会在中国重新出现并带有强烈的“半官半民”的色彩(见White 1993)。他们被要求必须在地方政府部门注册，其活动也一直被政府所监督。一些协会寻求政府官员的参与以此来确保在政治上获得支持。简言之，在中国没有公民组织或是公共空间可以完全存在于主流视线之外。

尽管不少民间组织都已经重新出现，但令人感到好奇的是在流动人口当中几乎不存在类似的实体。唯一的例外是由一小群来自浙江瑞安的眼镜商人成立的“瑞安商会”。尽管这个商会得到了瑞安本地政府的支持，但却因为从未被北京政府所许可，因此仍被认为是非法的(见Yuan et al . 1996)。在浙江村的田野调查开始之后，我觉得因为“组织”一词所含有的政治含义，温州人当中不仅不存在正式登记注册的组织，连“民间组织”这个话题都根本不会被他们提及。外来人口的民间组织很容易就被贴上“犯罪团伙”、“地下组织”、“秘密会社”之类的标签。只有在与温州人建立起密切关系之后，我才能提及这个敏感话题。下面这段对话摘录自我和一个著名的温州领头人的交谈，所描述的是建立组织的不利局面:

张鹂:你有没有想过成立一个外来人口的组织，比如同乡会？ 这在过去对那些出门在外的人来说很常见。

甄老板:我们想过这个。比如把温州人集中一下，成立个类似于商会之类的组织。……但是我们知道政府不会批准的。

张鹂:为什么呢？现在中国有很多民间组织啊。

甄老板:是，但事情到我们这儿就不一样了。这些年，有些领导和北京市民把浙江村当成眼中钉。所以他们想把我们打散或是干脆赶出北京。成立我们自己的组织肯定被当作是图谋不轨。谁敢做出头鸟，碰这个敏感话题？

在这一背景下提议成立任何形式的自我组织都比较困难。我逐渐了解到温州人当中民间领导层的形成在一个更隐蔽的层次上选取了一条不同的路径。为了考察这个社区中隐蔽的权力关系，你的目光必须超越那些正式的社会组织之外，看到科马罗夫夫妇(Comaroff and Comaroff 1987)所谓“日常生活的纹理”(texture of everyday)。尽管这种领导权并没有通过明确的、组织化的形式显现出来，但由于它在流动人口内部标准的国家—社会动态关系之外提供了一种替代模式，所以它本身就含有某些政治属性。

流动人口领导层与地方权力动态

在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组织化情况的研究中，袁岳和他的团队(Yuan et al . 1996)将近来外来人群中新兴的地方权威概括为三种类型:“机会供给权威”(opportunity-supply authority)是建立在对工作、市场和社会资源的控制基础上;“危机处理权威”(crisis-handling authority)是指那些与地方官员有私人交情并有能力将事情解决的人;“群体形象整合权威”(collective-image integration authority)是那些热衷于通过公共服务来提升群体形象的外地人权威群体。他们指出，这些权威都是基于具体的情况而不是某些制度，但他们并未对这些另类权威的社会基础提供进一步分析。我自己在浙江村的研究表明，既然流动人口中的民间领袖并不是以正式的政治制度为基础，所以他们获取权威的渠道是依靠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网，例如亲属联系、地缘网络，以及与当地官员之间结成的庇护关系网。亲缘和地缘联系为建立个人关系和群体间政治关系的结构化提供了一种模式(见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 1958)。更为重要的是，外地老板的权力与他们对两种社区空间的控制密不可分:家户(household)和市场。

大院老板

在建造和管理住宅大院的过程中，一个被称为“大院老板”的社会阶层成为浙江村内实际上的民间领袖。大院老板一般都比其他外地人在北京闯荡的时间更长，他们也因此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本事和名气。他们不光是收租的房东，还在各自的大院中扮演外地人的保护人和家长的角色。为了证明大院老板怎样掌握权力以及扮演调解冲突、纠纷的中间人角色，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个著名的大院老板——甄老板的个案。我所关注的是他通过对空间的控制，传统社会网络，个人特质和经验来实现一种文化上特定的权力生产。

我和甄老板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温州朋友结识的。我们到他住处的时候已经过了午饭时间，他正匆忙吃几口东西，神情疲惫。因为很多外地家庭刚搬到他的大院，所以他正忙于收租金以及确保每家每户都有水电可用。[4]甄老板四十出头，是个高大健壮眉毛粗重的男人。他穿一件西装，打领带，手腕上戴着一只沉甸甸的金镯子——这在当地是财富的典型象征。他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上过油，几乎和皮鞋一样铮亮。因为他特别的身高和个人魅力，所以在温州人中显得卓尔不群。

仅从外观来看，他们家与大院里其他房子并无二致，但走入室内就会发现差别明显。与其他家庭只有一间屋子兼作生产和生活之用不同，甄老板家是三居室还有现代化的厨房和卫生间。客厅里家具考究，有一个柜子里摆满进口名酒以及一些昂贵的中国白酒。后来我听说这些酒大多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赠送的礼物，而甄老板也会在与其他老板和北京官员们的私人聚会上用这些酒待客。这间客厅不只是家庭的领地，还是商讨大院里一些重要决策以及与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场所。

甄老板出生在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在九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他的父母在岳清经营一家小的街角杂货店，生意兴隆。小学毕业之后他就漂泊在外，几年间没有稳定工作，曾经一度靠用自行车载客出卖体力而维持生存。虽然这是类似于人力车夫的下等力气活，但甄老板很享受这份工作四处流动的特性，并由此结交了许多“在社会上混的人”。他们变成了铁哥们，彼此之间以义气相待。打过几次架之后，甄老板在当地赢得了狠角色的名声。1983年，政府发动了严厉的扫黄打非行动，甄老板因为在家看黄色录像而被判入狱三年。他说自己在身陷囹圄期间了解到警察系统的运作方式，并学会了怎样应付他们。

1986年，甄老板和他的妻子来到北京，开始做小规模的服装零售生意。他妻子告诉我当初他们怎样决定来北京:

我记得有一天我在门外洗衣服，听见有人说在北京卖衣服很赚钱。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不去试试呢？我又不比别人没本事。我有一个叔叔曾经经常去北京做五金生意。他告诉我说我有一个堂弟已经在北京租了一个服装柜台，可能能帮我们一把。我和我丈夫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了些钱来北京，在市区一家人那儿租了间小屋。我堂弟帮我在王府井租了四个服装柜台，总共三千块一个月。

在第一年净利润达到八万元(在当时这是一大笔钱)之后，他们开了一间家庭制衣店并且搬进一处本地农民的院落。那里地处南苑，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浙江村”。随着生意做大，他们转而从事利润更高的皮衣制作，年收入达到十万元。在其生产的高峰期，甄家雇佣了超过20位工人，且拥有自家的店铺。在接下来的数年中，甄家积累下更多的财富并且花费20万元在家乡建起一处联排别墅。这别墅与其说是住处，不如说是家庭成功的象征。依靠不断增强的经济资本和逐渐扩张的亲属和同乡网络，甄老板在温州人当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名气和势力。

当建筑住宅大院之风流行起来的时候，甄老板决定转向这一有风险但收益可观的生意。他先是和亲戚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小型服装公司，然后以公司的名义去和当地干部协商租赁土地。通过广泛的人脉和巨额贿赂，他和南苑乡政府所经营的一家实力雄厚的地方企业结成商业同盟。[5]根据双方在1994年8月签署的合同，企业将为甄老板提供52亩土地，位置在人口较为稀疏的南苑乡南缘，租期为七年并可以续约。企业同时负责从地方政府获得所有必要文件并负责向有关部门协调供水、供电、排污等服务的安排。作为回报，企业在第一年将会得到30万元，并在此后从温州股东们每年的收益当中分得30%。同时，利用持股人制度，甄老板从近20个参股人那里筹集了约1000万元，这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他或他妻子的亲属。

图8 金瓯——浙江村内最大的大院

甄老板的大院名叫“金瓯”，竣工于1995年7月，其名称来源于温州境内一条著名的河流。这是浙江村内最大、组织最为完善的一个大院，共有大约6000人居住其中。大院内部整洁、有序、舒适的居住环境使我一踏入其中便感到吃惊。主要街道宽阔、干净，两旁是新栽的小树(见图8、9)。大院里有各种家庭经营的服务例如托儿所、美容院、杂货店、公用电话、录像厅、诊所以及面向青年人的游艺室。为了满足外地人的需求，金瓯大院内还有一个邮政所，兼营基本的银行业务。所有这些服务与设施使得这座大院对周边地区的外地人很有吸引力。考虑到大院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市政府和媒体的注意，所以居民们尽力保持整洁有序。正如一个股东所说:“我们希望把这儿作为一个窗口，能让越来越多的北京人从这里了解温州人，知道这里不像是宣传上所说的那样只有犯罪和混乱。我们是认真负责、遵纪守法、任劳任怨的好市民。”

图9 金瓯大院内的主要街道

尽管这些大院分属于不同的老板所控制，但是金瓯还是成为温州人民间领导层的一个中心。作为规模最大的大院的老板，甄老板在当地的影响力迅速扩张。通过成立金瓯大院管理委员会，他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权力。这个由甄老板领导的委员会是浙江村内一种形式隐蔽的半结构、自治领导层。为了降低将自身排除在城市社会秩序之外的政治风险，委员会选取了一些政府所推广的流行措辞来形容自己的目标:“通过把金瓯建设成一个合格的、文明的大院来提升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自创了一句口号——“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完善”，以此来表达他们自己维持良好公共秩序的决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概念最初是由政府推广，目的是重塑“公民”，带有强烈的新儒家的味道。温州人通过重新解释其意义来证明自己在政府指令之外的这些空间与社会建构是一种合理的自我发展的模式。

甄老板通过以下的方法来增强自己的领导权。首先，作为本地一位著名的保护人，甄老板建立一套保安体系来防范抢劫、偷盗，以此保护租户们的利益。20名保安24小时轮班。第二，他和管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充当协调员，处理大院内部各类矛盾、争执，包括家庭争吵、邻里冲突和雇主、工人间的劳动纠纷。第三，甄老板还负责协调当地政府部门和外地人之间的关系。区税务局、工商局、公安局会定期派人向外地人家庭收取各种税费。这些不受欢迎的官员们往往在当地政府和外地人之间挑起矛盾。大院老板们经常两边做工作缓解摩擦。一方面他们通过送礼或宴请来收买官员，以此换取诸如降低税费之类的特殊优惠;另一方面，他们也劝说租客们缴纳一些例行的税费，以免引起政府更深的敌意。在许多方面，一个大院老板就好似一家之长。

市场老板

市场老板是指外地人中那些有权力控制新兴私人市场的地方领头人。尽管上级政府认定外来人口居住的大院是城市秩序当中的异端，但他们却十分容忍甚至鼓励流动人口市场的发展。这是因为市场的蓬勃发展总体上来说被视作商品化和现代化的一个积极标志。相反，需要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家庭生产往往与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阶段家庭手工业中残酷的阶级剥削相联系。

到1995年，浙江村内已经建立起一些大、中型的市场，[6]共有四个种类。第一种由当地两条主要街道上数百家小店铺组成。其中有一些属于外地人私有，而另一些则是当地街道政府建立并转租给外地人。第二种包括两个封闭区域内近1000家临时摊位。他们由几个市场老板建立、管理。第三种是一座现代化的多层建筑——龙湫。它属于一些温州老板，共有几百个商铺。第四是属于区工商局所有并由其管理的现代化市场大楼——京温中心，但实际上其建筑成本当中一大部分为温州人支付(见图10、11)。

图10 浙江村街道上的临时服装摊点

与其他市场老板一样，龙湫市场的所有人胡老板也是依靠周旋于政府机关、外地商户和消费者之间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浙江村的入口处，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栋有闪亮的蓝色玻璃幕墙的二层大楼。这是北京龙湫商贸中心，一个由温州人运营的主要服装交易市场。它得名于温州雁荡山一处著名的景点，而浙江村的人都简称其为“龙湫”。每天从早到晚，数千顾客在这楼里进进出出买卖服装。中心大约有1 . 7万个摊位，出售的商品包括皮夹克、本季服装、鞋子以及床单、书包、厨房用品等日用百货。它的所有者和经理胡老板年纪在35岁左右，来自温州一个小镇。他16岁第一次离开家，在杭州给叔叔的生意做帮手。几年后他跟随两个年长的亲戚来到北京。“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生活很苦，居无定所。我经常要躲着警察，从一条街跑到另一条街卖衣服。那时候我不会说普通话，很害怕本地人。”后来胡老板和同村的一个女孩子结了婚。他们可以开一家小成衣铺，并且在北京城区两个国有大商场里面租了柜台卖衣服。和很多温州老板一样，胡老板也依靠延伸的亲属关系网去获得扩大生意所必需的社会资源。经过近十年的资本积累，他决定建设一座大规模的服装市场。

图11 外地商贩们在京温服装交易中心前

龙湫名义上注册隶属于北京一家国有海产品公司，后者可以提供临时土地使用权并充当该服装市场的伪装。最初的大约3000万建设成本来自于九个股东，他们都以高额利息借到资金。胡老板和另一个股东最终强迫剩下七人将各自股份卖出，然后将其全部买下。由于这栋交易大楼完全由外地业主而非政府部门投资，所以老板们对其享有极强的控制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私有市场可以脱离政府控制而运作。市场老板必须不断地和政府官员就颁发营业执照、征税、收取“管理费”等问题讨价还价。

市场老板也会从权力更大的上级官员那里寻求政治靠山。例如，胡老板设法让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王光英为自己的市场亲笔题词。王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姐夫，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在体制内身居高位。王的题词用大大的金字写成，陈列于龙湫市场的屋顶上方，好似政治上的护身符。很多人相信，和高层官员之间的关系是龙湫市场能在1995年政府清理行动中幸免于难的主要原因。

和那些纠缠于管理外地人日常生活、维持公共秩序的大院老板不同，市场老板只对维持市场秩序，协调商户和顾客间关系感兴趣。决定究竟该代表、保护哪一方的利益是市场老板经常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他们想要保护外地商户的利益，这样可以使其继续支持自己的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在解决争端时又必须表现得很公正，以确保顾客还会光顾。有一天我拜访胡老板的时候，忽然有一位操河北口音的女顾客眼含泪水冲进他的办公室。她声称自己在楼里买了一件上衣，但是当她发现衣服有瑕疵并要求退货的时候，摊主不但拒绝她的要求，还动手打她。我的在场让胡老板感到很尴尬，他担心我会把这件事捅到报纸上。他让自己的助手把哭泣的顾客带下楼并且承诺立即解决问题。这样的事件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如果市场老板偏袒摊主，那么顾客有可能向当地工商局投诉，而工商局则又会威胁要关闭市场。但如果老板站在顾客这一边，那么摊主们又会认为他背叛了自己的温州亲戚。

市场老板倾向于采用一种“都市导向”(metropolitan-oriented)的态度，将自己看作是独立的“工商业者”而不是小个体户。他们与外地人口社区的联系不如大院老板那样紧密，其权力也往往限于市场内部。胡老板的家在北京一处半隐蔽的高档精英社区，居民大多是影视明星和富有的企业家。他每天开着自己的奔驰车前往浙江村，而把自己家庭的地址当作秘密严加保守，以免遭到抢劫和勒索。胡家人每年花费一万元将自己的两个孩子送入北京一所很好的小学，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考上大学，能够为城市主流社会所接纳。

权力的社会基础

以上部分记述了为什么无论对于大院老板还是市场老板而言，掌控社会空间的使用和组织都构成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他们创建、管理私人居住区和市场空间的能力对他们在民间的权威的发展至关重要。接下来，我将详述嵌入于他们对空间的掌控之中的三组社会网络，而正是这些网络使得这些领头人们可以创造出一种“权力的文化网络”。

扩展的亲属网络(Extended Kinship Network) 人类学家对非洲和其他地区的研究已经证明，在无国家的社会中世袭群(lineage)对政治制度形成至关重要(可参见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 1958)。数十年前，毛瑞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 1958)也曾对中国东南沿海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和政治、经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套复杂的分析。与浙江村相类似，扩大的亲属制度(如果不说是定义更为严格的“宗族”)正是地方老板们权力巩固的社会基础。弗里德曼指出，宗族制度在中国的南方要强于北方和中部地区(Freedman 1953: 34)。对那些来自东南沿海但已经在北京持续生活一段时间的温州人来说，其情况更为复杂并且已经经历若干变迁。尽管对一些温州人而言，“族”的概念依然十分重要，但是我发现，眼下在现实当中社会联合(social coalition) ，地方影响力和经济合作主要是基于定义松散的双边(bilateral)或延伸的亲属关系。

从前，在温州乡下，已婚的女性和自己的娘家之间并不保持很强的经济联系。但来到城市之后，娘家和夫家之间的日常社交和经济合作迅速增长。换言之，流动人口的亲属关系网络不再局限于父系，而是延伸出去将妻子娘家的亲属也包括在内。这种亲属关系的延伸也扩大了单个家庭的社会资源，而这些资源可以被用于结成生意上的伙伴关系或帮助亲戚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

甄老板和妻子都来自于大家庭，他们分别有九个和四个兄弟姐妹。这些兄弟姐妹大都同样与其他大家庭的成员结婚，因此这就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亲属关系网络。到1995年，他们双方的大多数亲属(超过一百人)都已经离开温州，居住在浙江村，经营各自的服装生意。甄老板和自己的兄弟们在很多生意项目上都是合伙人。后来，甄老板妻子的亲戚们也参与共同开发住宅大院。这些更具包容性的亲属联系为甄老板势力的延伸提供了一种社会关系网络(social nexus)。随着他的势力扩张，甚至很多远亲和朋友也愿意跟他攀交情，希望顶着他的名号受到保护，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甄家的权势。

扩展的亲属关系网是这个外地人口社区的社会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元素。在城市流动人口这一新环境中，婚姻策略可以帮助人们缔结社会、经济合作关系。当人们对婚姻做出选择的时候，除却关注财产和同乡关系外，[7]还会经常考虑扩大家庭的程度以及对方生意的规模。一位富户人家的妇女这样向我解释其中的缘由:“如果你嫁入一个势力被当地人认可的大户人家，你和亲戚们做生意就会更容易，你们家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免得被人抢劫或敲诈。”此外，亲属网络的扩大除了靠血亲和姻亲关系来得以实现，还可以借助拟亲属关系(fictive kinship relations)来建立，这在亲密朋友之间尤其如此。但据我所知，建立这种拟亲属关系的实践更多的还是存在于当地老板这一阶层当中。

尽管亲属关系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但仅凭这一点却无法保证浙江村的老板们获取权力、树立权威。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流动人口的民间领袖还必须动员亲属之外的种种关系，例如“帮”以及与官员们所结成的庇护关系。

帮 “帮”是一种非正式的人群组合，其基础可以是结义兄弟、个人忠诚、拓展的亲属网络以及同乡关系。尽管一“帮”人的核心联系可能构筑于亲属联系之上，但这个群体常常可以跨越血缘的界限，将许多来自同一地区但经济背景不同的人联系起来。[8]在缺乏政府保护、易受犯罪侵害的背景下，温州人自然而然地会攀附或团结那些有名望的老板们，以求得他们的庇护。所有这种群体都是非正式的，不需要任何的成员资格和仪式，但有些人会盟誓成为结义兄弟。[9]“帮”可以为一些普通的外地家庭提供一些本地保护或形成一种松散的社会组织。例如，如果一家外地人与一个有势力的保护人之间建立牢固关系，那么他们的生意相对不容易受到抢劫的伤害。而没有这种关系的家庭不但要支付勒索者开出的价码，而且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报复还必须保持沉默。一个年轻人这样向我解释此类庇护关系的运作方式:“比方说吧，我们想从你这儿勒索五万块钱，因为你最近赚了一大笔。现在如果你和一个保护人有很好的关系，他可能劝我们拿五千块钱就算了。如果他势力、名气都非常大，我们就按他的开价办。否则，就是驳他的面子，他以后会找我们麻烦。”

与那些极其依赖客观的规章条例、法律规范以及官方任命的官员权力不同，外地人当中这些领头人们的势力和声望与诸如英勇无惧之类的个人特征密不可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不怕死”被看作是男性气概的核心内容并在权力建构当中处于中心地位。一个保护者必须愿意为其追随者而冒生命危险，而这种风险与隐藏的威胁又为其赢得尊重和权力。一位当地的保护者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自己为了重塑道德秩序和证明自己的实力，不惜面临潜在的死亡威胁:

某老板:有一天一伙年轻人向跟我很熟悉的一家人要钱。我出面跟他们谈，他们一分钱也没拿就走了。但是第二天我在一个饭馆里吃饭的时候，他们突然出现，把刀架到我脖子上。他们质问我为什么要干扰他们“做生意”。我跟他们说:“你要想杀了我，那就快点儿动手。否则，你的脑袋马上就得掉。”就在那时候，我兄弟路过，看见这个情况，赶快跑去叫我们人，我们把他们打倒在地，一直到他们求我们饶命为止。

张鹂:要是在你的人到来之前，那些年轻人真的决定要杀了， 你怎么办？

某老板:不，他们不会的，因为他们以后还想在这儿待下去呢。如果他们杀了我，那待下去可就难了。所以我就知道他们实际上不会动我。他们就是想吓唬一下我，杀杀我的风头，好让我以后不敢干预他们。

社会科学的叙述之中，权力经常被看作是某种空洞(disembodied)之物，但在浙江村，权力的生产确实与男性气质的体现不可分割。在地方政治学当中，女性被排除在正式的领导层之外。所有的大院老板都是男人，而他们的势力和名气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当地人所认可的“勇猛”(Boretz 1996)或那种能将事情解决的阳刚的能力(masculine ability)。“勇猛”不只是抽象的勇敢或能力，它传达出某种基于身体、心灵的异禀所产生出的个人魅力。内化于某人身体形象、习惯的男性气质对证明他的“本事”而言至关重要。甄老板魁梧的体格以及他打架的功夫都被看作是其男子汉气质的体现，而这又是他权力的基础。正是这种近乎神话般的潜在的勇猛与公共场合所表现出的仁慈的结合，赋予甄老板权力的光环。[10]

如果一位保护人能为其追随者两肋插刀，那么他也自然会获得民间的支持。他经常在身边聚集一群年轻人，自己花钱用烟、酒、饭款待他们。当和其他群体爆发冲突的时候，这些青年便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加入打斗。他们还会保护老板的生意免受竞争对手的侵害。一个温州人告诉我:“那些生意做得很大的人，手里都有自己人。否则地方上的流氓们就会把他的生意毁了，或是抢走他的财产。尤其是警察帮不上什么忙甚至本身就跟这些小流氓有联系的时候，更要这样。”

总而言之，外地人中“帮”的出现是当某地政府所提供的保护不足的时候，一种另类的建立秩序和控制的方式。但是，这种非正式的群体并不全然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无辜和仁慈。领头人们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剥削其他普通的外地人。此外，由于帮与帮之间也会产生利益纠葛，所以他们有时也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彼此暴力相向。不过，外地人的“帮”和那些仅依靠抢劫、勒索、贩毒为生的团伙不同。如官方话语那样将其与“黑社会”混为一谈，只能遮蔽而非澄清流动人口领导层所扮演的复杂角色。

与官员之间的庇护关系从外地人与那些直接控制土地使用权、各种资源、法规的警察、村干部、地方官员之间非对称性的个人关系衍生出庇护关系。对那些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帮助追随者们解决问题的老板们而言，庇护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例如，由于外地人并不被视为是城市社会“真正的”或“正式的”成员，他们经常被警察当作罪犯来加以对待。一个老板常见的任务是充当与警方接触的中间人，以便把惹了麻烦的外地人“从里面捞出来”。一天，我在当地派出所外面偶遇甄老板，当被问及为什么在这里时，他说:

昨天夜里警察到我朋友的住处检查他们的暂住证。其中有几个人的暂住证过期了，警察就把他们的身份证拿走了，还威胁要把他们从城市赶走。但问题是:这个地区的派出所最近忽然停止签发、更新暂住证，同时又坚持检查我们的暂住证，指控我们是非法流动。我想他们是故意造成这个情况。我认识几个派出所的人，所以过来帮朋友把身份证要回来。

他把这件事说得好像不费吹灰之力，但我知道一个普通人要想请警察帮忙有多么困难，更别说是要回被扣压的身份证这种事了。很明显，甄老板和警察之间的关系不一般。正如一个外地人所描述的:“甄老板跟本地警察太熟了，以至于他经常在派出所进进出出，好像那是他家一样!”

与官员们建立关系需要有策略地运作。一些官员还怕被抓，所以不愿意接收现金，因此你必须寻找更隐蔽的方式来迎合他的需要。一个外地人中的保护人向我解释说他怎样与北京一些官员们维持关系，以便让后者帮他搞到一个正式的北京户口:

你知道，他们有权，我有钱。所以我经常请他们吃好的，去卡拉OK、舞厅。……我告诉你这些当官的比一般人更好色，但是他们出去“偷腥”的时候又害怕被朋友或是其他人认出来。所以我把他们带到那些很少有人知道的隐蔽的地方，让他们拿我的商务名片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

尽管这个老板经常和北京的官员们打交道，但他却不把这些人看作是自己真正的朋友:“这种关系脆弱、不长久，因为我们仅仅是生意上的‘朋友’。除了赚钱这个共同的利益之外我们没什么共同点。所以一旦我们不再需要对方，很容易一转身就形同陌路了。”

除了和北京的官员们建立庇护关系，大院老板和市场老板们还和自己家乡的官员们建立联系。例如，甄老板就把温州驻京办的一个官员拉拢成为自己大院的一个持股人。[11]这是一种特殊的“空股”(empty share) ，意味着持有者不需提供任何金钱上的投资，但却可以享受相应的收益分红，其总额可能高达十倍于自己的薪水。但一旦接受这种好处，官员和大院之间就有了私人联系，必将在其权力范围之内尽一切努力去保护它。

此外，这些外地老板还会向家乡的公益事业做出贡献，以此来获取政府支持与社会认可。1994年，浙江省遭受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洪水袭击。地方和省政府向公众紧急求助，很多在北京的温州人都捐了钱。甄老板自己慷慨地拿出了十万元，因此获得了社会对其可观的经济实力的认可以及心系集体的精神的表扬。他的善举被看作是官方意识形态所推崇的一个正面的事例:致富固然光荣，但致富之后尚且不忘那些还处于贫困中的人才真正值得赞赏。浙江省政府向甄老板颁发了一座奖杯。这座奖杯陈列在他餐厅的一个架子上，不仅是他人道主义行为的一种展示，也是其政治资本的象征。

外地人所建立的这种庇护关系网络，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关系”，后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被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中国城乡背景之中加以广泛探究(见Mayfair Yang 1994;Yan Yuanxiang 1996; Kipnis 1997;Wank 1999)。虽然一些人类学研究已经强调普通人和官员之间纵向的不平等关系，但他们仍旧倾向于着重关注普通人之间横向关系网络的生产。相反，我在此处的论述集中注意普通的流动人口、外地老板和官员之间纵向上整合的庇护关系。这种关系很少包含感情或人情，而纯粹基于以市场交换原则来加以衡量的经济互利。而在握有正规行政权力的官员和新近积累起私人财富的外地业主之间所存在的结构性的地位不对称又决定了浙江村中所形成的这种庇护关系网络缺乏情感上的联系。

以官僚制度的权力为基础而产生的交易，或官员和私营企业主之间的权钱交易并不仅见于外地人社区中。庇护关系已经成为改革年代私营商业领域的一种运作原则(见Pieke 1995; Solinger 1992)。根据王达伟(Wank 1999)的研究，尤其是对于私营贸易公司而言，与地方政府机关建立庇护关系已经成为他们将利益和保障最大化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手段。通过这种官僚权力商品化，私营业主与地方政府部门讨价还价的能力以及对其影响力都有所提升。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部门能够更为深入地渗透到私营经济领域并获取新的经济资源。从历史上看，一种叫做“官商合流”的类似过程在19世纪的中国最为显著(见Ma 1995)。即使私营企业家已经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力量，他们还是要寻求与政府官员的合作以及商业结盟，以此来确保其地位稳定。

爱心社

我称之为“公共事务积极分子”(public activists)的这一群体则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寻求对浙江村最大的交易中心的掌控。随着服装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一些温州人开始将其设想为不仅是一个交换商品的场所，同时还是他们可以表达集体声音、关怀的新的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通过组成“爱心社”，公共事务积极分子开始获得权力及其合法性。

“爱心社”最早由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于1993年底成立，他们认为在这个金钱和商品所统治的社会爱心已经缺失，因此号召人们恢复爱心。通过开展一些有益于公众的志愿者活动，这些学生希望证明即使是在一个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当中，爱心、良知、善良、利他仍旧可以继续存在而且不可或缺。因为这一运动采取了一种新鲜的、非政治化的、人文主义的语言，因此很快就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并且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见《光明日报》1994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8日， 1994年11月7日; China Daily 1994年2月;《中国青年报》1993年12月9日)。

1994年冬季的一天，一个成长于基督教家庭的成功的温州商人老江，在电视里看到一则关于爱心社的报道。[12]他被这些想法所吸引，因为这与基督教的博爱观念是可以共存的，而这样一个团体又可以被政府官员所接受。他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些这样的事情来重建市场秩序，提升市场声誉，改善浙江村的形象呢？”在和京温中心的一些摊主分享了自己的想法之后，老江与北大团委取得联系。对方热情地回应并且直接派遣一个特别“社会工作队”来帮助温州人建立自己的爱心社。

这个外地人社团所体现的政治学需要在新成立的京温中心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一背景下加以理解。京温中心是当时浙江村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共五层1754个摊位，由丰台区政府和温州市政府合力修建。6000万元的施工款通过多个渠道筹集而来:温州人自己出资，丰台工商局向银行的贷款以及此前向温州人征收的管理费用。尽管京温中心是以这种“半官半民”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但是丰台区政府宣称对其拥有全部所有权。参与足额投资的外地人可以在其中获得一个摊位，并在最初几年享受租金折扣。

1994年底京温一开业，对这个市场的管控就成为不断讨论的议题。区政府在大楼里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分管外地人活动。政府委任的干部控制着大楼内摊位的分配并决定什么样的行为是可以允许的。结果，那些想获得位置较好的摊位或者想占有额外销售空间(例如紧急通道)的人纷纷向他们送礼。大多数摊主都很鄙视这些干部，他们想建立自己的领导层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协调生意上的关系，但地方政府并不想交出管理权。一位在京温工作的干部告诉我，他们害怕外地人中的领导层可能会“成为一种反对政府控制的力量，可以发动抗议反对我们”。因此，很多外地人要求建立自己领导层的倡议都被当地政府驳回。

京温爱心社是由一些成功的温州人组成，最初形式是一个志愿者小组，他们致力于通过“做好事”来改善市场内部的环境。例如，他们向顾客提供免费的饮用水，扫地，为恰当的商业行为制定“文明公约”，向军人、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特殊服务。爱心社的每个成员捐出几百元钱为大楼安装空调，以便使夏天楼内变得更为舒适。这些行为最早是以非政治的形式出现，因此受到政府的欢迎。京温爱心社邀请政府办公室的负责人做“顾问”，这是中国多数民间组织为获得官方支持所普遍使用的方法。

新闻媒体也开始对爱心社的行动感兴趣。很多电视台和记者来采访爱心社的核心成员之一老江。老江对和媒体打交道充满热情，将其视为一种可以用来限制干部们支配作用的权力来源。他还利用自己和久负盛名的北京大学的关系来吸引北京社会名流的关注和支持。“但是当地干部官员不喜欢我们跟媒体联系，试图阻止我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贪污受贿和不法交易会被公之于众。”老江说。随着时间推移，爱心社想要建立自己的权力并参与市场管理的意图越发明显。干部们开始感到来自这些外地人行动的威胁。他们逐渐对爱心社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敌意，并且反复强调“爱心社只允许做好事，而不应插手管理事务”(Li Yanhong1995: 41)。尤其是在1995年当爱心社组织民间抗议反对摊位费上涨之后，他们完全失去了官方支持。当外地人和政府官员们的权力斗争激化之时，区政府下令解散爱心社。

爱心社的失败同时也是他们逐渐失去民间支持的结果。老江成为媒体名人后，很多温州人开始怀疑他的动机。1995年4月的一次意外进一步激化了爱心社及其支持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个保安在市场里恶劣地殴打一位摊主，并将他的摊位关闭，处以罚款。这个保安是当地公安局为了维护市场秩序而派出的治安队中的一名成员。愤怒的摊主们将这一事件看作是当地政府不尊重温州人的表现，他们希望爱心社能向政府讨个公道。北京大学社会工作队也认为这是爱心社重获人们支持的关键时刻，他们以爱心社的名义草拟了一封致区公安局的信，强烈要求官方道歉并与政府对话。但是由于害怕自己的生意和个人安危受到损害，没有一个爱心社的领导人愿意递交这封信。他们其中一位解释说:“到最后，被罚的是我们!枪打出头鸟嘛。”因此他们选择保持沉默，而这种沉默的代价是失去人们的支持。总而言之，公共事务积极分子以另外一种方式寻求建立权力和合法性。既然他们不是市场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对这里没有任何空间或经济上的控制力。相反，他们劝说摊主们相信自己为公共事务的行动可以使大多数人获益。当这些积极分子试图利用诸如媒体和名牌大学之类的外部影响来获取权力的时候，他们同时为政府和外地人所疏远。官员们将他们在媒体上的抛头露面视为对其腐败行为的威胁，普通人则认为媒体只是这些积极分子追逐个人名声的手段，而这与其最初所宣称的服务于公众利益的目标相违背。

近年来有许多研究都是关于后毛时代的中国及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出现的志愿者协会的权力(见White 1993; Calhoun 1994; Brook and Frodic 1997; Hann and Dunn 1996)。学者们认为类似的协会可以在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这里我并不想卷入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公民社会的讨论，而更愿意指出温州人爱心社的命运表明，这种可见的(visible)的公民协会并不能成为非政府权力发展长久、可靠的基础。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易于被政府所识别、监督、压制。流动人口内部的公民权利更可能从例如亲属关系、帮会联合以及庇护关系等对外界而言更为隐蔽的传统形式的社会网络中发展出来。

结论

外来人口领导层为审视后毛时代中国社会隐蔽但普遍的社会网络和日常实践提供了机遇。我在本章中阐明温州人当中的领头人怎样通过控制关键社会空间，动员传统社会网络与庇护关系发展出一种空间化(spatialized)、体现式(embodied)的“势力”，同时创造出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领导形式。在这一背景下，大院老板、市场老板和热衷公共服务的行动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双重领导的角色。作为权力代理人(power broker) ，他们在流动人口社区和社会政治权威之间周旋协调。[13]

由于没有官方的身份，领头人们协调社区事务和社会空间的努力，只有在基层官员非正式的扶助之下才能实现，而后者以其政治权力和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来交换个人经济利益，不过这种合作正是官方所认定的“腐败”。政府将那种基于传统社会联系、兄弟情谊、所在地域以及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所形成的流动人口民间领导层污名化为一种与政府竞争的社会力量，并会危及政府控制。

对流动人口及其聚居地的管理，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后毛时代政权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任务。如果说在此前人口相对稳定的时期，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草根的干部系统来设法渗入地方社会，那么面对今日流动性更强、文化更为多元的流动人口，这种管理方式便难以奏效。我的分析认为，在流动人口和政府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部分可归咎于在二者之间缺乏一个官方正式认可的社会阶层。历史上，清朝政府经常利用工商界领袖参与曼素恩(Mann 1987)所谓“礼仪统治(liturgical governance)”来维持地方秩序。萧凤霞(Siu 1989)也阐明在民国时期地方上的老板经常在政府机关和农民大众之间扮演政治中间人的角色(另见Billingsley1981)。

在我于90年代从事田野调查期间，流动人口中的民间领导层的实际功能就是此类调节力量，与政府相比，他们向流动人口所提供的保护更为妥当。作为从经济改革中获利最多的个体经营者，他们所期望的不是国家秩序的根本重组，而是在其所在的地方空间内对权力动态进行部分调整以便能直接从中获益。但是高层政府将这种民间领导层“罪犯化”(criminalized)并与之疏远，因此他们在非官方的外地人社区和政府之间所扮演的调节角色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注释】

[1] leader一词在英文当中可以泛指包括各种形式“领导”，但在本文的语境之中，如使用“领导”或“领袖”这类翻译都无法准确对应作者所描述的、浙江村内部松散的民间领导形式。因此，根据行文的需要，译者有时会使用“领头人”的译法，以突出leader群体在面对国家权力时所处的不均衡地位及其松散状态，但在后文中leadership还是尽量译为“领导层”或“领导权”。——译者注

[2] 对单位制度的历史及其政治性的社会功能的系统研究，可见吕晓波和裴宜理(Lu and Perry 1977)以及魏昂德(Walder 1986) ，马太(Dutton 1992) ，怀默霆和白维廉(Whyte and Parish 1984)等人的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工作单位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国家可以通过这一制度来组织、控制城市社会同时要求公民保持忠诚。

[3] 关于农民起义、农民革命与民间秘密会社等组织之间紧密联系的讨论，可见赛斯内欧(Chesneaux 1972) ，裴宜理(Perry 1980; 1993) ，贺萧(Hershatter 1986) ，韩起澜(Honig 1986)和周育民、邵雍(Zhou and Shao 1993)等人的研究。

[4] 在田野调查期间，我成为了甄老板两个孩子的英文教师，也就变成他们家的好朋友。我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因此有无数机会观察他们每天的实践和社会互动。

[5] 这家企业的全称是“南苑乡大红门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是乡政府为了扩大财政收入而兴办的一家特殊的企业实体。

[6] 我在这里所使用的“市场”仅指狭义的交易发生场所，而不是区域研究中所定义的“市场体系”。

[7] 我所采访的所有人中，没有人与北京本地人结婚。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说自己的伴侣来自于与自己相同的村、镇、县，或至少同属温州地区。在我所有的受访人中，只有一位和曾经在自己的店铺里帮工的湖北女性结婚。

[8] 在弗里德曼(Friedman 1958: 121-124)对中国东南地区宗族与秘密会社的研究中，他指出秘密会社倾向于越过宗族组织界限，显示出一种与宗族团结(solidarity of lineages)相对立的阶级团结感(sense of class solidarity)。今天温州人当中的“帮”依然会跨过宗族的分界，但他们却不是以贫富差距为准则而结成，而是那些相对贫弱的人被拉到“帮”的结构之中处于强者富户的权力保护伞之下。

[9] 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帮”与王大为(Ownby 1993)所描述的清代的“会”有很多共同点，但是与“会”相比，“帮”是定义更为随意和松散的社会组织。有些“帮”的成员会举行结义仪式，歃血为盟，但在当下“帮”的形成过程中，这已不是主要内容。

[10] 此处的论述可与美拉尼西亚“大人物”(big men)当中权力的人格化(personification)相比较(见Godelier and Strathern 1991)。

[11] 多数省市都在北京设有“联络处”以代表自身利益并在北京和地方之间协调各类事务。

[12] 温州人当中的多数都信奉佛教，但也有一少部分基督徒。

[13] 施坚雅在对东南亚华人社区的研究中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双重角色也是海外华人领导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Skinner 1968)。但是政府会赋予海外华人社区中一些关键的领导人，例如甲必单(Kapitan) ，特定的权威，因此他们也就是政府的代理人。但这并不符合在京温州人群体当中领头人的情况。虽然他们事实上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但政府并不认可他们。要进一步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将温州领头人们的角色与其他社会结构中领导人们所扮演的“权力中间人”(power broker)的角色加以比较，可参见布洛克(Blok 1974) ，赫斯(Hess 1973)和施耐德夫妇(Schneider and Schneider 1976)对西西里西部地区黑手党的研究。

第五章 性别、工作与家户(Household)[1]的重构

在来自温州的流动人口之中，一个显著的社会变化发生在性别和家庭关系领域，而这又与他们的生产和家户空间的重组密切相关。这一显著变化在西方学界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中鲜有涉及。直到1990年代后期，一些受到女性主义思潮影响的学者才开始在针对移民的研究中强调性别议题(见Lee 1998; Pun 2005; Davin 1999; Fan and Huang 1998)。尤其是李静君(Lee)和潘毅(Pun)在各自的研究中根据对南中国工厂女性农民工的真实经验的记录，针对性别政治和劳动规训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志解释。

同时，中国的官方和知识界当中有一种假设认为通过参与商业活动赚取收入，使得来自乡村的女性最终会获得独立以及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一假设同样存在问题。大量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展开的研究证明，经济上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促进女性解放力量的增强(见Fernandez-Kelly 1981; Ong 1987，1991; Sen and Grown 1987)。例如，王爱华(Ong)认为马来西亚乡村女性被卷入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生产当中虽然可以部分逃脱家庭的男权控制，但同时在工作场所中又成为新的性别等级制和工业生产方式的控制对象。李静君在针对两座港商所有的工厂的比较研究中，展示了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华南地区，来自内地农村的女性照例会成为明显而严厉的劳动纪律的管制对象(潘毅的研究同样揭示了这一点)。她识别出两种风格相对的生产政治(regimes of production)——“地方专制”(localistic despotism)和“家庭霸权”(familial hegemony)——每一种都服务于在工厂当中对女工的控制，前者针对“打工妹”(maiden workers意指尚未成家的年轻女工——译者注) ，后者则针对“师奶工人”(matron workers此处是工厂内部对已婚女工的粤语称谓——译者注)。

现有的关于中国流动人口性别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在规模较大的工厂环境中的处境。相反，本章主要探究的是在相对较小的家庭制衣业当中，温州女性和年轻的雇佣工人们所经历的性别剥削和阶级控制。我对那种认为随着参与生产和贸易的机会增加自动导致这一群体权利提升的过于简化的经济决定论持怀疑态度。对浙江村性别政治更进一步的理解，需要对相互关联的社会、文化、经济因素做出更为全面地解释。我的分析关注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对家庭生意的控制，对空间界限的控制，以及女性工作的价值转化。我的目的并不是建立一个模型，识别出一种终极的因果联系，而是试图证明这些要素之间怎样通过一种辩证的方式相互影响，进而塑造温州人群体内的“性别”与“工作”。我尤其强调空间界限的文化形塑，以图在充分考虑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经济变迁等要素的同时形成一种对性别政治的综合分析(另请参见di Leonardo 1991)。

在经典的性别研究中，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已从各个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女性的从属地位(Rubin 1975; Sacks 1974; Ortner 1974; Rosaldo 1974)。对我而言，这其中殊为有趣的一个研究路径是将社会空间与性别不平等的形成联系起来。例如奥特纳(Ortner)认为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可追溯至将男性与“文化”领域相连，将女性与“自然”领域相连的观念。罗萨尔多(Rosaldo)的理论则认为人类行动于社会性的公—私二元分离的领域之中，女性的从属地位与此格局相关联。她们都认为在文化和历史当中形成的社会空间不可避免地造就特定的性别和权力。但是，这种脱胎于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式的二元对立框架的分类法(工作/家庭;自然/文化;公共/私人)假定社会空间之间的界限固定不变。在寻求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普适性解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空间的意义也是由文化建构且随时间而变动不居。

更为晚近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超越了普遍的二元对立，依据特定的本土和历史状态来解释性别不平等(见di Leonardo 1991; Moore 1988; Rosaldo 1980)。换言之，他们将性别剥削历史化(historicize)、语境化(contextualize) ，并避免将其物化(de-reify)。受这一点启发，我并不“理所当然”地讨论中国流动人口中的性别政治，而是探究随着时间变化，家庭、工作场所和市场三者之间在社会意义上的空间界限是怎样被建构和利用的。关注“空间”并不意味着这是塑造性别关系的唯一力量。考虑到性别、空间、工作三者之间的互动，我希望能超越目前在中国仍旧十分流行的经济决定论，提供对性别和权力的另一种思考。正如摩尔(Moore 1988)所论证的那样:不是工作本身，而是那些被认定的“工作”以及现有文化语境所赋予它的社会价值塑造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家户”作为一种弹性社会领域

在此处对浙江村内不同性别动态关系的考察中，我将“家户”当作社会领域加以分析。人类学家通常根据其不同所指而对“家庭”(family)和“家户”(household)做出区分:家庭主要涵盖亲属关系(kinship) ，而家户则泛指共同居住(propinquity或者common residence)的各成员(见 Yanagisko 1979)。家庭是一个定义上更为严格的亲属群体，而家户则可以包括所有共同居住的亲属、非亲属。对中国人“家”与“户”的区别人类学家已经做过充分研究(Fei 1974; Lang 1946; Naquin and Rawski 1987; Wolf and Huang 1980; Watson 1975)。尽管学者们所使用的概念并不相同，但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一套基本共识。家，通常分享一个共同的炉灶和经济来源，是由共同居住在一起进行生产、消费、社交的成员们所组成的社会单位。它通常被视为是和谐、平等、与外部界限明确的一个群体，也是一个自然的单位(natural unit)。相反，户可以包括一个扩大的人群，他们不一定共用炉灶或共同开支。除了这些不同，家和户都被当作是处于某一固定地理位置的自然的、界限分明的社会实体。

孔迈隆(Cohen 1970)对中国家庭群体演变过程的研究，首先呼吁人们注意“家”的时间和(弹性更大的)空间维度。作为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和功能多样的社会场所(social site) ，“家”可以因其成员分布于多个地理位置而呈现出一种“分散的”(dispersed)状态，同时它的形态也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正如我在后文所要解释的那样，“分散家庭”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温州人的“家户”。它表明共享一个界限明确的物理居住空间已经不应再被视作“家”或“户”唯一的恰当形式。

今天，随着经济、社会和空间的迅速变迁，用一种不加区分的方式谈论中国人的“家”与“户”已变得更加没有意义。我们需要根据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去重新考察和想象“家”与“户”的各自构成及其与其他社会空间的关系。因此，若想获得对空间上延展开的流动人口家户的一种更合适的理解，就不能再僵化地以“共同居住的物理空间”为标准，而需要可以超越这一限制的社会想象力。此外，中国人的家也远非和谐的单元，而是父权秩序和性别支配得到确立又遭遇质疑的充满权力的社会竞技场(见Judd 1994)。[2]

鉴于近来的社会经济变迁，温州人的家户有三点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大多数家户通常由三代人组成，他们不一定都处于某个单一的地理位置。相反，他们有可能分散在两个(或更多)地方(例如他们在乡下的老家和城市里的落脚点)。但即便如此，这些人还是被视为属于一个家户的成员。他们往返于各地之间，同时在各处履行自己对亲属的义务。第二，温州人的家户不仅是居住和消费的地方，还是主要的生产和交易场所。通过对物理空间的共享，家庭和生产地这两个概念上互相分离的领域被结合在一起。作坊、市场和家之间的空间界限也很模糊。第三，虽然雇佣工人并不是亲属成员，但因其和雇主的家庭居住在一起，所以无论是在政府的人口调查还是在日常修辞中都被看作是“家庭成员”。[3]记住这三点，我们接下来可以观察在不同的家户条件下性别关系的转变。

中小户(Middle -and Lower -Income Households)

浙江村中大多数的家户属于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的“中小户”。在家户中工作的妻子们通常享有一些决策权并且可以部分掌控家庭生意和自我的生活。但是，即使她们在在经济生产当中非常活跃，其工作的价值仍旧被严重低估，而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也比男人们低。我在此处想要探索的问题是:在这一背景下女人们的工作怎样被男人转化和利用？工作的价值和社会支配地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认为将工作转化为社会认可的价值与工作空间的文化概念密切相关。这种价值转换是性别剥削的重要内容，也在父系秩序的形成中处于中心地位。

在浙江村内，服装生产通常在流动人口的家户之内展开。所有家庭成员通常都会参与到生产中，即使他们额外雇用工人做帮手。整个生产流程包括四个相互协调的部分: (1)购买、准备原材料(包括皮革、布匹、棉花) ; (2)收集有关服装款式和设计的信息; (3)剪裁; (4)将成品运往市场销售。在流动人口家庭手工业当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分工:男性在家庭之外工作;女性在家庭内部工作。妇女大多是主要生产者，控制着对整个生产过程至关重要的第三阶段。家庭主妇们负责协调生产以及处理家庭成员和雇用工人之间的关系。还未成婚的女儿(如果有的话)和年轻工人们经常每天要在缝纫机和工作台前待超过15个小时。但人们通常将丈夫看作是家庭生意的“老板”，他的主要工作是从其他地方获取原材料并将产品分配给各个零售商。他不必束缚在作坊里，享有很强的空间流动性。他可能会在销售旺季的时候帮忙生产，但通常也并不真正去做一些缝纫裁剪之类的工作。

即便女性在服装生产的劳动参与和社会关系协调当中都扮演关键角色，但在浙江村她们的工作仍被看作次等，且生产性较弱。想要理解女性的工作为何以及怎样被贬值，我建议人们可以考察家户生产当中的空间组织。浙江村内住房紧张，因此服装生产通常就在人们的住处开展(见图12)。一户普通温州人的家户空间(常见的是一间10—20平米的房间)常被有效地用作多种用途。一块矩形空间被中间一块立起来的木板直着分为两个部分，这样就给年幼的家庭成员辟出一个睡觉的地方。生产空间占据了房间80%的地方，一些半自动的缝纫机摆放在屋中间，另有一块大的剪裁板贴墙放着。板子下面这块狭小黑暗的空间通常就是非亲非故的工人们睡觉的地方。做饭一般就在门外，而屋子里也没有专门用餐的地方，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打开一张折叠桌。有时候工人们就在缝纫机前面凑合着吃饭。简言之，雇主的家庭成员和工人们就这样在这个多功能的空间当中一起居住、生产。

图12 一个典型的兼作服装生产和居住之用的流动人口家户空间

在生产和居住之间缺少空间界限，造成了性别劳动分工中我称之为“生产家庭化”(domestication of production)的现象。因为这种由妇女在家庭中进行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很容易被看作是“自然的”、女性化的、私人的，而且其隐蔽于公共视线之外的特性又使工作被认为仅是“家务”的一种延伸，所以女性劳动所被赋予的社会价值必然低于男性。毕竟，传统上认为家务劳动与公开的有偿劳动相比，前者的生产性(productive)更弱(见Sacks 1974; Mann 1996)。

实际上，无论是家务劳动还是私营经济行为都不会被温州人称之为“工作”。“工作”一词只能指代国有单位中正式分配的“工作”(另见Henderson et al . 1996)。家务活主要在发生在家庭内部，没有现金收入。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被称之为“做生意”，大致包括那些产生利益的生产和交易。“家务活”和“做生意”不仅仅是不同种类的行动，还是具有价值差异的性别化的行为:前者是“女人的事”，后者是“男人的事”。在家户内部从事服装生产被看作是女性化的私人行为，因此即使其劳动强度很大且对生意运转十分重要，也无法摆脱价值被低估的命运。

当温州男人们谈及生产和性别分工之类的问题时，他们经常忽略或轻视自己的妻子、女儿所扮演的主要生产者的角色。例如，一个温州商人曾这样向我解释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我们的习惯是男人在外面做生意，女人在家里做饭、看孩子、做家务。”但是当我追问在他外出采购原材料期间谁来负责生产时，他说:“我老婆。”但他又补充说:“她的活很轻，就是待在家里必要的时候帮帮忙，照看一下。”我们该如何协调这种对妻子角色的描绘中所存在的矛盾？我认为他最初的描述是关于男女分工的一种标准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在流动人口这一环境中，人们的所作所为和社会原则之间相距甚远。但我也并不认为那个男人的表达是对现实的一种错误反映。相反，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形塑了他对女性工作的看法。

与此相关的一个进程是“外部”空间向“内部”空间的社会性转化。对那些专营服装生意的家庭来说，他们在市场上的店铺、摊位是其日常行动最为重要的社会场景。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庭中的妻子和女儿负责照看这些店铺，而较富裕的家庭会聘用非温州籍的女性来负责销售。尽管这些摊点在物理空间上与住处相分离，但他们仍旧被看作是家户延展出的一部分。销售空间因此被家庭化(domesticated) ，而与男性的工作相比，这一空间内部的女性劳动仍旧被视为非正式的，其价值也更低。

相反，由于男人们的工作(在社区之外采购原材料)是在家庭之外开展，且需要经常往来各处，其价值就被高度认可。既然离家外出对女性而言是一种文化禁忌，那么需要出远门的工作就只能由男人来承担。一个温州商人这样解释这种劳动分工:“女人们一般比较胆小，不敢外出闯荡。再一个，单独住在旅馆里对她们也不好。但对男人这就不是问题。如果我到晚上了还不能赶回家，那只要有需要我就会找家旅馆住下来。女人就不能这样。”对女性空间移动的社会限制在下面这位妇女的话语当中得到清晰阐述:“如果我们女人出门买原料，住在外面，他们(男人们)就会认为我们是‘坏女人’，过来骚扰我们。因为他们认为女人不应该去那种地方。”需要在外面过夜的工作因此被看作是一种“困难”，而女性是无力完成这样“男子汉”的行为。妇女欠缺在外工作能力的原因是文化上的而非身体上的，但这种观念又和那种在生物学上认定妇女低人一等的成见密不可分。

我还想指出妇女在维持生产所必需的社会关系方面所扮演的另一个常为人忽视的角色。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提醒我们:为了确保资本主义生产能够得以持续，除了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供应之外，还需要不断更新生产关系(Engels [ 1891] 1972)。浙江村内部大约有四万名非温州裔的农民工(大多数是年轻女性，也有一些男性)作为廉价劳动力为温州雇主们工作。尽管这些工人和雇主们的家庭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他们之间还是有明确的阶级差别，且互相之间并不信任。此外，经过30多年社会主义集体制之后，在当今的中国，私营业主雇佣劳工仍旧被看作是一种剥削的形式，因此也还是社会批评的对象。[4]温州人的家庭手工业已经被比作是原始的资本主义劳动剥削。所以，在表达自己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时，温州商人们都会慎之又慎。其中有一种策略就是将工人描述成为家庭成员，而妻子们在创造这种“家一般”的氛围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就像一家人”有助于掩盖阶级剥削，提升工作熟练程度并且维持劳动力的相对稳定;同时，工人们也产生出一种对雇主家庭的忠诚感。例如，两个对老板倨傲态度感到不快的河南女工这样解释她们继续为其工作的原因:

我们给这个老板干了一个多月了，但他待我们冷冰冰的，连我们叫什么都没问过。我们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干活的时候就想拖。……我觉得我们吃住都在一起，他们应该把我们当成一家人。那样的话我们就愿意苦干，为他们奉献自己。但是老板娘对我们很好，她给我们做饭，说话也和气，从不小瞧我们。……要不是她，我们早就走了。

当工人们有些个人问题或需要提前预支少量工钱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找作为家庭总管的老板娘谈。在一个新鲜而又隔绝的环境中，第一次出门的年轻女工经常会想家或是害怕受到性骚扰。在工人和老板娘之间所建立的这种纽带可以使工人建立对雇主家庭的忠诚，因此确保生意的持续。

近年来，一些新的消费场所，例如卡拉OK厅、舞厅、酒店等，在温州中产阶级业主中变得流行起来。妻子们总是批评男人们光顾这类场所，她们认为这种休闲消费就是对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浪费，但她们主要担心的问题是卖淫嫖娼和婚外情。那些无法负担频繁光顾这些地方的中产阶级商人对那些有能力这样做的富人们心怀羡慕。而外出经商时寻花问柳在这些人当中也并不鲜见。他们用“天然的男性本能”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且认为如果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就不算做不道德。一种普遍的态度是:只要婚外情没有直接干预到家庭生活，那就不算个问题。在私营业主群体中，这种性行为还被视作证明某人经济实力和男性气概的方式之一。这种态度在妻子们那里站不住脚，她们对这些改革和人口流动而带来的问题心存质疑。我们可以倾听其中一位失望的诉说:

我真觉得今天的社会和以前不一样了。几年前，我们家乡的男人们都天真诚实。他们想成家立业过安稳日子。结婚就意味着“白头偕老”。但是现在事情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所有人都挤到城里做生意。他们接触陌生人和新鲜事物的机会更多了，比如吸毒、嫖娼。花花世界，男人兜里一有钱就马上变坏。

“花花世界”是这些外地女性们用来形容自己对被金钱、商品所支配的，既好玩又堕落的城市空间的感觉时常用的一个词。尽管这个女人关于过往乡村生活的理想化表述并不能按照表面意思来理解，但对在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中威胁女性地位的男人们的不良行径而言，这种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泾渭分明地区分不啻为一种否定其合理性的方式。

大户

富裕的温州人家(大约占这一流动人口群体的10%)在当地被叫作“大户”，其年收入超过50万元。“大”在这里并非指家户的规模，而是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这类家户的户主总是男性，被称为“大老板”。为了让读者能够对大户中女性的处境有所感知，我将用一个简短的故事作为开头，并对其过程展开分析。

一个炎热的夏天的中午，我正和三个“大老板”的妻子在一家温州人开的家庭饭馆里吃饭，此前她们刚刚打了五小时麻将。就在我们等待米线煮好的时候，谈话的主题转到了家庭情况。衣着光鲜、珠光宝气的杨姐是她们其中一位，当她谈及自己和姐妹们所面临的窘境的时候，变得非常情绪化:

我们在外面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们也想做生意，但是老公不让。很多人妒忌我们衣食无忧，但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跟俘虏差不多。在家就像蹲监狱一样，除了做家务之外你什么都不能做。我老公不让我出去做任何买卖，但他自己成天不着家，吃吃喝喝，和别的女人鬼混。……所以我们是老婆，但不像老婆;我们不是保姆，但被别人当保姆那样看待。

从她的话里，我感到一种空虚和对自我独立的向往。“俘虏”和“监狱”之类的字眼形象地描述了这些女性感到自身家庭地位的下滑。我对杨姐的抱怨感到最为惊奇的一点，是她将自己被剥夺权利的感觉直接与其缺少踏入家庭之外的世界的渠道这一点相联系。“出门”意味着获取地理空间上的移动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更多地参与社会经济事务。

大户并不是一开始就“大”，而是经过一定时间之后逐步发展而来。他们大多于1980年代早期就来到北京，比一般的温州人要早十年左右。这一时间差对于资本积累而言至关重要，因为那时私营经济的竞争远不如今天这样激烈。很多外地人靠小规模制衣生意或服装零售起家，而后转向房地产为基础的实业。在异乡拼搏的最初几年里，这些妻子是家庭生意的主要生产者。她们操作缝纫机，监督工人工作，和丈夫一起沿街售卖。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困窘，但妻子们却感觉和丈夫的关系更紧密，在家庭事务中也享有更多的决策权。

当其中一些家庭积累了比他人更多的财富后，他们就逐步脱离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加工生意，转向市场和住宅开发。而这些家庭中的妇女也最终被挤出生意的各个领域，同时被限制在家庭空间内。此外，因为男人们有时会利用自己的家来谈生意，因此连家庭内部也被划分出不同的性别区域。当男人们在家的时候，女性在家户中的空间就被限于侧室。以林嫂家的空间划分为例，她的丈夫是当地著名的商人，家中有六个房间，包括一个客厅，两个卧室，一个饭厅，一间孩子们的琴房，一个卫生间，一间厨房。有几次我造访他们家的时候都撞见林嫂的丈夫和他生意上的伙伴们在客厅里抽烟、聊天，这里被认为是男人们谈生意的地方，而女人的出现则显得不合时宜。男性的客人通常不会带上自己的妻子，而如果有人把妻子带来或是有女客登门，那么她们也应当回避到饭厅或者厨房。只有在男人们都不在场的时候，女性才可以占据客厅。

近年来，卡拉OK厅、饭馆、酒店已经成为富有男人们生活的中心地带。这些场所既是洽谈生意，也是性交易的地方。我将其称之为“生意场中的酒吧文化”。在温州人的文化里，酒吧和酒店被标识为只供男性消费的场所。如果妇女出现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孤身一人时，她们就会被很直接地认为是妓女或其他品行不端的女人。大户人家的女性更是不能涉足这些地方，因为她们的好名声对维持丈夫们的地位和影响力非常重要。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一个男人连老婆都管不好，那他还能干什么？”富裕男人对女性空间移动的这些限制既是一种性控制，也是一种将女性排除在商业活动之外的手段。

温州人对我独自一人出没在他们社区这种做法的评论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他们对女性空间移动的担忧。在田野调查期间，从始至终他们都不断问我丈夫怎么可能允许我独自东奔西跑，和陌生男人说话。我穿梭于不同的空间，和男人们交流被看作是越界的行为。这引起很多老板们的不快，因为她们的妻子常常以我为例来支持她们想要迈出家门，参与更多事务的意愿。

大户中女性可利用的社会空间的萎缩以及丈夫们的新消费行为，都直接影响到家庭内部权力的平衡。因为这些女性在经济和社交两方面都越发依赖丈夫，所以她们在家庭中索取权力和提出要求的手段越来越少。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渠道的缩减使她们发展自己的生意和培养社交能力(以获取社会网络的支持)变得更加困难。一个富裕的商人告诉我说他不能带妻子参加商业宴会或庆典，因为“她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会说话”。在这个男人的“娱乐城”所举办的一次庆典上，他和自己的兄弟都开着红色奔驰车出现，但陪伴他们的是两位年轻漂亮的北京姑娘而不是各自的妻子。其中一位姑娘在大学里主修音乐，她在卡拉OK的演唱赢得阵阵掌声，给老板增添了不少“面子”。总而言之，女人不能满足丈夫们对社交的期许(如果这是真的) ，首先是自身被排挤出公共空间的结果，现在又被大户的男人们用来当作将她们摒除在社会领域之外的理由。

女工的困境

受雇于温州家庭的工人是浙江村经济和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阶层。这些被温州雇主视为外人的工人大多是来自广西、安徽、湖北、河南、四川、湖南等省份贫困乡村地区的青少年(见图13、14)。这些年轻的工人经历了一个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的过程，在与生产资料(也就是土地)相分离之后，他们仅剩下劳动力可以出卖。他们在城市里相对孤立的家庭生产当中充当廉价劳动力的经历可以通过聚焦以下三个主题而得到概括。

社会空间的萎缩和社会孤立的增强

浙江村里的雇佣农民工常常和雇主的家庭一起生活并主要局限在作坊内部。很多人自从到这儿的第一天起就从未踏出社区半步。他们的日常行动通常发生在以住处为中心直径一公里的区域内。除了吃和睡，他们的时间几乎全在缝纫机前度过。这种社会孤立使这些年轻工人很容易受到雇主家庭成员的身体暴力侵害或性骚扰。

图13 一个年轻的广西女工在一户温州家庭的缝纫机前工作

图14 一个年轻的河南女工在一户温州人家里操作绣花机

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些年轻农民工社会空间的萎缩。女工们几乎无力控制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她们每次外出都要得到老板的许可。在生产繁忙的时节，她们除了上厕所之外不许离开缝纫机半步。公厕周围的一片区域成了她们休息、活动筋骨和与朋友交流的地方。此外，大多数工人的工资都非常低，无力承受北京昂贵的商品和服务。一个女孩告诉我:“如果你想出去干点儿什么，就要花很多钱坐车、吃喝、买景点门票。我们根本就负担不起，那干吗还要找麻烦外出呢？”另一些工人告诉我在城市里挣钱不容易，花自己的血汗钱让他们觉得内疚。很多年轻工人害怕在北京城莫名其妙的路标和广告牌中间迷路，所以他们不会探索聚居地之外的城区。

控制方式的转变

在对马来西亚工厂女工和墨西哥跨国工厂女工的研究中，王爱华(Ong1987)和费尔南德兹-凯莉(Fernandez-Kelly1987)都曾指出，尽管女工可以从家庭内部传统的男性支配当中挣脱出来，但她们在车间内部同样会遭遇另一种现代的、制度化的男性支配。我在对中国女农民工的观察当中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但却带有一个有趣的扭曲:温州人服装业内部的劳动规训发挥着一种类似于家长控制的作用，使得性别和阶级的剥削都更为隐蔽。

正如历史上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样，温州制衣业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对工人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榨取之上(见Mintz 1985)。它是以年轻女工的低工资和长时间劳动而完成的。温州老板喜欢雇佣年轻的未婚女工，不只是因为她们比男工要便宜，还因为她们更为“听话”，既掌握熟练的缝纫技术，还可以忍耐长时间重复的体力劳动。[5]

年轻工人是严格的劳动规训的对象，连何时起床何时休息都有明确要求。除了午饭、晚饭每次15—20分钟的短暂休息他们没有任何喘息之机，稍有耽搁就会招来老板家人的责骂和脸色。如此长时间地在缝纫机前工作，使很多女工都有严重的背部问题。一些人说夜班的时候实在困得睁不开眼有时就在缝纫机前睡着了。

雇主对这种劳动规训和由一个家长式的人物(不必是男性)来执行的控制所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在家户成员当中女工经验和资历都很浅，所以她们的行为需要由家长来指引和审查(可与郭思嘉[ Constable 1997]对香港雇主如何控制菲佣的研究相比较)。多数温州老板都在年底才和工人们结清一年的工资。一个老板娘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年轻工人的利益:“这是因为他们(年轻工人)太年轻了，还不知道怎么好好存钱，如果我们和他一月一结，他们肯定会全花光。这样做(一年一结)可以确保他们过年回家的时候可以把所有的工钱都带回去。”但是工人们倾向于每月结算，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控制和自主的问题:“如果我们遭到了不公正对待或者想在年底之前离开老板，那欠我们的薪水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回来了。”最坏的情况是老板扣着工人的身份证、衣服或劳动合同，让他们不可能离开。[6]如果家里的生意没能盈利，那么即使工人们辛苦劳作一年也拿不到一分钱工资。这些孤立无援的工人们无处寻求法律援助，正如他们当中一人所说:“我们是没登记的外地人，是政府管理的对象，如果我们到外面去寻求帮助，他们会把我们抓起来，惩罚我们。”

温州老板们所使用的这种“家庭”意识形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允许老板们可以在时间和行为方面对年轻工人实施控制，但另一方面它也让工人们以此为武器批评反抗老板们的无理对待。年轻工人们通常每月要求老板们预付小部分薪水(15%—20%)用来购买衣物和其他私人用品，把这当作是降低潜在的工资损失风险的一种策略。如果雇主拒绝支付这笔钱，那么他们就会争论说如果自己不被视为家庭成员，那么也别指望他们能够辛苦工作或是对老板保持忠诚。有时，老板们确实也会满足工人的这种要求。

回家的困境

绝大多数的女性农民工都希望能用自己挣的钱来帮助家里盖新房、获得一份丰厚的嫁妆或是资助兄弟们的学业，有些人甚至将外出务工看作是“见世面”的机会。当她们离开乡村家乡的时候，很多人都想赶快挣到钱，回乡定居。但往往事与愿违，这些女工们自由、独立生活的梦想几乎在踏入温州雇主家门的那一刻就破灭了。

经过一段时间后，女性农民工自己也开始发生变化。受到城市里消费文化的影响，一些女孩开始把自己一部分的工资花费在衣服、鞋子和化妆品上，而不再如数上交父母。一些人决定不再返回乡村，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先前的未婚夫不能够达到自己对于理想伴侣的要求。媒体所展示出的城市生活的理想化图景以及现代浪漫爱情改变了这些年轻女工们的婚姻、择偶观念。当她们在同样外出务工的人群中找到新的男友时，便希望取消先前的婚约，而这在她们的村子里往往会引起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纠纷。“退婚”曾被看作是社会禁忌，但据我的受访人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也开始接受这种现象。因为她们在城市中的未来充满未知，所以大多数女孩仍旧不敢完全拒绝乡村生活，但她们同样不愿意结婚。因此，即使城市里工作环境恶劣，但延长在这里的逗留时间以便拖延婚期就成为一种常见的策略。她们与村子里家庭成员们之间实实在在的距离使得这种形式的反抗成为可能。

应对策略与日常反抗

尽管女性流动人口是种种不同形式的性别、阶级支配的对象，但她们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作为社会能动者(social agents) ，她们做出现实选择，使用种种策略去提升自己的地位，并根据具体情况来反抗性别压迫。[7]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讨论温州女性一些日常的应对和反抗策略，同时评定其成效与代价。

对家庭生意的非正式介入(informal business involement)

汉语当中“抓住命运的咽喉”一句的意思是某人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一些“大户”中的女性通过对家庭生意非正式的介入，来展开持续、公开的抗争，试图达到那种对自身生活的掌控。她们不满于成为家庭的“俘虏”，即使不能正式在某一项生意中持股或是成为商业领袖，也仍旧寻找各种方式去操控男性主导的商业领域和地方政治。我将通过记述一户社区领袖家中所发生的事情来证明这一点。

甄老板和他的妻子林嫂1985年一起来到北京。开始时，他们在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王府井租下四个服装柜台。那时，因为她的普通话比丈夫要好，所以林嫂在洽谈生意当中扮演主要角色。甄老板对这一点有依赖，因此他并不反对妻子参与商业活动。几年后，他们有了自家生产皮夹克的生意。林嫂负责包括质量把关、教授缝纫技能、监督十个雇工的生产过程。甄老板则负责购买原材料和寻找批发商。随着生意的红火，他们积累下大量资本。早年间，林嫂在家庭主要决策中占据显著角色。但随着甄家成为浙江村内首屈一指的富户，事情发生了变化。

1994年，甄老板决定停掉家庭服装生意，转向开发可供外地人居住的大院。林嫂建议他们应该保留服装生意，因为这样更加安全也更有利可图。由于自家还没有北京户口，所以住房开发存在风险。甄老板对此置若罔闻，一头扎进房产项目中去。他卖掉老家的新房获取20万资金，又向大约20个股东募集了5000万元建筑款。1995年他的大规模住宅大院竣工，但仅过了五个月就被政府拆除。

在拆除之前，林嫂说服丈夫同意自己开一家皮衣零售店。店铺生意很成功，第一年收入50万元，其中有一部分被他们投入大院的建设之中。到那时，甄老板已经对林嫂开始感觉不放心，因为她与其他商人的日常接触渐趋频繁。他认为这些接触有损于妻子的名声并将最终影响到自己作为一个本地老板的地位。几次冲突之后，林嫂被迫关闭自己利润颇丰的店铺。但她并未举手投降，而是改变了策略。她办了一家幼儿园，管理着几名教师、厨师和工人。由于这种生意被看作是家务，对现有的性别界限威胁较少，所以她的丈夫也就未曾干涉。在大院被拆除之后，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且是一家人暂时的容身之处。林嫂自己的生意以及在家庭之外的活动能力使她可以提升自己的社交技巧并从朋友那里获得支持。

但这种尝试也有代价并有可能导致家庭暴力，尤其是当性别与其他政治问题产生关联的时候。在政府清理浙江村行动期间，地方官员们不断向甄老板施压，因为他是这里势力最大的领头人。为了避免直接遭遇，甄老板经常一早出门，把妻子留在家中应付来访的官员们。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觉得官员们不会太为难一个女人。同时，林嫂善于在官员们面前利用自己的如簧巧舌，甄老板希望以此来获取政府对温州人困境的同情。有一位公安干部，是行动领导层的一名成员，为人友善且确实对外地人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心怀不安。大约就在这个时间段，林嫂一位好朋友的儿子因为吸毒被逮捕。因为甄家在当地政府中人脉很广，所以这位母亲前来向林嫂求助。当甄老板发现妻子向这位友善的警察寻求帮助的时候，他勃然大怒，狠狠地打了她一顿，造成林嫂轻微脑震荡，在医院里住了两周。

很明显，这一家庭事变与甄老板的性嫉妒心有关，但也因为他想重塑自己被政府拆除行动而破坏掉的领袖形象。他用政治上的考量来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辩护:“这个该死的(那位友善的警察) ，他拆了我的大院。我们不共戴天。她怎么能让他帮忙呢？”殴打妻子的行为就这样被象征性地转化为对一个社区背叛者的惩罚。

林嫂曾经考虑过离开家和丈夫，去其他省份自己做生意，但是对年幼的孩子们的牵挂拖住了她。同时，双方的家庭都在向甄老板施压要他挽救自己的婚姻。作为一个权力构筑于拓展亲属网络之上的民间领袖，离婚会削弱其影响力。甄老板后来向林嫂道歉，并承诺以后不会再那样对她。林嫂留了下来，但劝说丈夫让自己以家庭的名义开办一家服装店，并由自己负责监督。甄老板最终同意了。

对“贤惠”的利用

受教育程度较低且缺乏社交技巧的女性在家庭政治当中倾向于使用一些间接的手段。由于担心离婚可能会使自己失去财产、孩子以及脸面，所以她们会避免公开的冲突。在温州人当中，妻子在离婚后得到多少生活费全看丈夫的“仁慈”。通常情况下，妻子很难支付聘请律师捍卫自身权益的费用。在多数情况下，法院会将孩子的监护权判给父亲，因为人们假设妇女连养活自己都存在困难，遑论抚养孩子。此外，带着孩子的女人也很难再嫁。鉴于以上这些考虑，一些妇女感觉直接冲突只能带来更多的问题并最终毁掉婚姻。例如，小梅的丈夫是本地一位知名的商人，平时很少在家。她知道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但却从未正面提及此事。她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

如果你丈夫去外面和其他女人鬼混，你知道了也没用。一旦把话挑明，结果就只能是吵架。你们吵得越多，关系就越差。你知道，如果你丈夫觉得你还蒙在鼓里，那么他可能想谨慎行事，所以也就不会走极端。但如果你撕破脸，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小梅是个标准的贤惠妻子——漂亮、恬静、从不插手丈夫的生意。她把家和孩子照看得很好。但维持一个好妻子的形象不只是一种任凭摆布的姿态。女人们同样利用“贤惠”来从亲戚朋友那里赢得同情和支持。这里的逻辑是:如果她很贤惠又尽心尽力履行妻子的职责，那么丈夫没有理由抛弃她或者待她不好。因此，民意会向丈夫施加强烈的社会压力，使其收敛自己的行为。

像小梅一样的外地女性经常将自己家庭状况的恶化归咎于“钱太多”和“坏女人”。她们将金钱看作是一种异化的魔鬼，可以吞噬人们爱心和道德。她们来到城市，满怀希望能够发家致富、生活幸福，但就在家境逐渐充裕的同时，自己的地位却实际上在下降。同样，她们认为卖淫嫖娼问题已经超出个人可控的范围，危及自己的婚姻。在经济改革时期，全国范围内的扫黄打非收效甚微，卖淫成为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成为中产阶级的温州妻子们将卖淫的猖獗视为国家“开放”政策所造成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一些人希望利用自己的“贤惠”和社会压力来留住自己的丈夫而不是将他们推出家门。

在这些情景下，女人们经常互相走动或是拜访亲戚，以获得情感的和实际的支持。交谈，对她们而言是搞清状况、共商抵抗或应对策略的重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交谈对空间移动能力有限的女性而言是打开了一个话语的空间(discursive space)。

女性的关系网

尽管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可查，很多受访人告诉我虽然人们仍旧将离婚视为社会污点，但在浙江村内这已变得越发普遍。大多数离婚都是由发生了婚外情的男性所提出的，偶尔也会有女性在丈夫坚持与情人保持关系的情况下提出离婚请求。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在经济上，离婚对女性而言都是一种创伤体验(traumatic experience)。突如其来的经济上的损失和情绪上的伤害能够导致抑郁以及感到羞辱、无助。浙江村里一位年轻女性的丈夫与自己的情妇保持关系数年并生有两个孩子，他不愿意改变这种状况，两人最终离婚。其后，这名女性精神崩溃被送入精神病院。当流动人口在高度商品化的城市环境中调整自己以适应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时候，由婚姻失败而导致的外来女性的自杀和精神疾病就成为了背井离乡所产生的副作用。[8]

面对家庭破裂所带来的苦楚，一些温州女性已经学会通过结成互助小组来加以反击而不是长期困于饱受折磨的生活之中。这些小组由被丈夫抛弃的女性组成，有些是无法再忍受丈夫的外遇而已经启动离婚程序，有些是离婚之后选择推迟再婚。这些女性相互鼓励、帮助对方开展各自的小规模服装生意，以此作为自立的手段。一些人跨越性别的界限，去那些往往被视为女性顾客禁地的场所，例如卡拉OK和舞厅。还有一些女性通过她们的关系小组来寻求法律帮助。有些人甚至让我帮她们找一个好律师，因为她们觉得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一定在司法领域有很多关系。因为多数女性都没有前预先支付律师费，所以她们承诺以最终赔偿款的10%—15%来作为佣金。因此，这种网络使得女性可以超越家庭的边界来寻求自我赋权。

结论

浙江村的性别关系因家庭和阶级地位的不同而状况迥异。对富裕女性而言，性别平等随着家庭私有财富的积累而大幅下降。富裕家庭的女性被逐渐排挤出文化上所定义的生产领域和公共空间，困在家庭之中，对其生活的掌控大不如前。在中低收入的家庭中，妻子们是家庭手工业的主要生产者，相对于那些富裕家庭的女性，她们在家中享有更多的决策权。虽然她们的工作不可或缺，但因其发生在家庭内部而大为贬值。最后，缺乏空间移动能力的年轻工人成为雇主们在阶级和性别上双重剥削的对象。

我的分析还进一步证明通过将性别剥削和空间、社会和经济控制联系起来，就可以揭示出这些多重原因怎样相互交织塑造温州女人们的生活。现有的权力关系强化了男人们在多个社会空间内高出一等的地位;反过来，这些空间内部的社会边界和意义又重塑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女性在经济生产中的参与和贡献对帮助她们获取权力、提升社会地位很重要(见Boserup1970) ，但这却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更为晚近的人类学研究已经指出女性的经济活动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社会所认可的价值(Judd 1994;Munn 1986; Sangren 1996)。在浙江村，性别支配以及女性工作的价值是与性别化空间(gendered spaces，例如家庭、作坊、市场、酒吧和旅店等)的建构以及对与错，顾家与放荡，纯洁与危险，生产与非生产的文化观念之评判紧密相连。

对于女性流动人口而言，后毛时代的劳动力流动显示出迈向经济上解放的一大步，但这却并不意味着社会性的解放。男性和女性从经济改革和国家现代化方案当中的获益并不平等。在一些特定条件下，自由市场经济还会创造出新形式的性别压制。性别平等的进步不仅取决于女性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还应当包括社会价值观和理念的转变，从而重估男女各自所从事的工作价值。此外，人们还应设想更富弹性的社会空间以便使各个社会地位的女性都可以自由接触它们。如果仅仅观察贫穷的农村家庭怎样通过流动而实现富裕，我们将不会注意到一些妇女被进一步剥夺了权力，同时，她们在“致富”的过程中亦成为新式性别剥削的对象。

【注释】

[1] 家户(Household)与家庭(family)在人类学中国研究当中是两个含义并不相同的概念，此处作者使用“家户”意在强调流动人口通过宗族或其他血缘关系来建立社会经济网络的生活策略。为了尊重汉语使用习惯，译者在全书的翻译中并没有将所有的household一词译为“家户”，在一些泛指家庭成员的地方，仍旧使用“家庭”这一译法。但提醒读者注意:即使是“家庭”这一译法，其原文含义也不是仅指核心家庭成员，而是包括多种亲属关系。——译者注

[2] 我将“父权”(patriarchy)定义为一种改变中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制度，它是指老年男性成员对女性和其他年轻人实施控制。

[3] 在乡村地区，地方政府的人口调查当中，迁移到城市的人仍旧被算作是其家庭的成员。

[4] 在经济改革的最初阶段，是否允许个体户雇佣工人仍旧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经历了一个很长时期，政府政策才从将私营雇佣关系视为一种剥削性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转变为允许数量有限的雇工(见Chinese State Administration and Regulation Bureau of Independent Economy 1987; Young 1995)。

[5] 很多跨国公司都将使用这样驯顺但身手灵巧的女工当作自己的一个招工原则(见 Fernandez-Kelly 1983; Ong 1987)。

[6] 浙江村内部对农民工的待遇和规训，可能尚且不如中国其他地方的私营和外资企业农民工的遭遇那样恶劣(例如可参见Anita Chan 1998; Lee 1998)。

[7] 潘毅(Pun forthcoming)对中国南方工厂当中的年轻女工的一种新型抵抗如何导向人之自由的冒险这一问题提出了有趣的分析。

[8] 对精神健康与近来中国社会转型之间关系问题的探讨，可见凯博文等人合著的文章(Lee， Kong， and Kleinman n . d)。

第六章 犯罪与秩序

毛泽东时期刻板的社会主义治理的意外收获是极低的犯罪率以及城市当中普遍存在的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却随着中国迈向市场经济而受到侵蚀。犯罪问题的恶化促使许多城市居民将他们的住房改造成被金属栅栏和防盗门保护起来的堡垒。1996年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严打，所针对的就是已被视为对政治稳定和公共秩序构成威胁的犯罪问题。[1]为了证明即使在一个被金钱与商品所主导的时代政府力量也并未削弱，主要的报纸纷纷开辟每日专栏报道那些得到解决的刑事案件。

在官方话语中，城市犯罪象征着自由放任的市场资本主义的“邪恶本质”。但“市场”毕竟过于抽象，以致无法直接站上被告席。因此，日常生活中那些“流动人口”——市场经济带来的缺乏稳定、充满变数等问题的体现——就成为了“罪犯化”(criminalization)的目标。这里“罪犯化”一词的意思是流动人口因其空间上的移动、乡村背景、非城市居民身份等特点而被城市公众看作是潜在的罪犯群体。同时流动人口聚居区也被想象成为犯罪与失序的温床，以及不确定、不安全与不稳定的源头。在这一背景之下，无论是普遍意义上的流动人口聚居区，还是特定的温州人社区，在北京市官方和民间的想象当中都象征着危险的所在。为什么是乡村流动人口被指责为应对城市里逐渐浮现的犯罪问题承担责任？上述罪犯化过程得以实现的文化机制(cultural mechanism)是什么？犯罪问题根源何在？我的田野调查无法为上述问题给出某种单一解答。秩序如何建立，某种空间安全与否，什么导致犯罪率的上升，都是众说纷纭的议题，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社会秩序和犯罪问题根源的看法迥异。在考察有关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社会呈现(social representation)的政治学议题时，我关注的是“在某一短暂的历史时刻中，对于问题的多变性(variability)和具有争论性的多重见解”(Moore 1993: 4)。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那种将外地人社区描绘成脏、乱、差的主流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排序的形式(form of social ordering) ，并且是试图将“格格不入”的外来人口转变为可控对象的官方话语的一部分。这种话语争辩的核心是知识和权力的生产，而这一生产在在国家针对城市流动人口群体的治理策略当中占据中心位置。

尽管对流动人口及其空间的罪犯化想象并不公平，但这绝不意味着其聚居区内没有犯罪问题，只是这个问题不应被视作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流动人口社区的犯罪问题不是由于外地人本身具有什么根本性的文化缺陷，而是由现有社会法治体系中固有的一些问题所导致。正如我将要呈现的那样，城市当中的主流话语一致将犯罪问题与流动人口这一社会边缘群体相联系，但大多数温州人都是受害者而非肇事者这一重要的事实往往被掩盖。[2]

犯罪与表述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流动人口犯罪行为的话语就在全国范围内甚嚣尘上。官方报告、大众媒体、报告文学以及社会科学调查都试图记录、理解、阐释流动人口的犯罪行为。在八九十年代，流动人口主要被描绘成为一种城市社会问题而非发展中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廉价服务和劳动力。社会表述的作用是“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Hall 1985) ，它定义有关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现实，为政府针对流动人口的压制管控辩护。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同时记述关于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城市主流话语和对该问题文化逻辑上的解释，后者由一些中国学者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与流动人口有所交往的北京农民所提供。接下来我将提供关于温州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相反的话语，这将推翻对犯罪问题根源的主流解释。

主流表述

在北京，官方话语与市民公共话语之间既有很多相似又有微妙不同。他们都倾向于将流动人口集中地和大院看作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城市癌症”或“污泥浊水”的集中体现(Hao 1992)。将流动人口与犯罪问题和不安定联系起来的公众认知既源于媒体，同时又在媒体中得到反映。而官方报道则往往对外来人口聚居区夸大一点掩盖其余。例如，一份由几个城市官员所执笔的报告将浙江村的特点概括为脏、乱、差:“尽管他们(流动人口)对搞活市场，方便当地群众有一些积极影响，但他们也带来许多问题，例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卫生条件差、秩序混乱以及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管理。”(《北京晚报》1995年11月28日)另一份由北京市计委四位官员递交的报告则宣称:“近年来流动人口当中违反犯罪的数字有所上升……特别是在流动人口聚居区，赌博、卖淫、吸毒、贩毒屡禁不止，给政府对北京市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的管理带来许多新问题。”(Jietal . 1995: 80)

与官方报道不同，为了吸引读者、赚取更多利益，报纸杂志对于耸人听闻的奇闻轶事特别感兴趣，很多内容都是关于流动人口当中的犯罪、毒品、卖淫问题。[3]例如，读者众多的《北京晚报》就开辟了名为“人与法”的专栏，报道与“外地人”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4]市民们将这些社会新闻看作是“社会之窗”，从中他们可以观察城市里的社会问题，以便更好地保护其个人安全。这些由新闻媒介所生产的影像、信息就成为城市公众塑造关于流动人口的知识、想象、和行动的“原材料”。

北京市民当中广泛流传着关于外地人社区内枪战、帮派暴力、与警察发生冲突的谣言，其中大多数都在口耳相传之间被添油加醋，已然面目全非。我不止一次被朋友和陌生人劝说不要进入“浙江村”，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位所说:“你决不会从那个黑洞里出来了。”出租车司机们是一座城市里非正式的“通信员”，其中有一位对我说:“我听说浙江村里的人自己成立了个小独立王国，有他们自己的警察、手铐、枪、规矩。高墙大院，戒备森严，外人不许进去。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管理这块地方。有些警察想插手，结果被弄死了。”

这些想象和传闻在城市当中不胫而走，最终聚沙成塔，助长了城市谣言，又塑造了市民们对流动人口及其社区的想象。通过重复、传播和扩散，这些幻想、欲望和事实合在一起建构了关于流动人口社区的“事实”。这些表述成为“常识”的一个部分，一种“自然化的”(naturalized)意识形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宣传) ，人们也不会质疑其真实性(可比较Gramsci 1971; 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1; Hall 1985)。

这并不是说官方和公众的反应、认识都是毫无社会基础的幻象和偏执，相反，我想强调的是:流动人口当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常常被夸大， (在统计数字方面)操弄，并被抽离其所存在的更为宽泛的语境——中国社会的诸多变迁。

这里，让我们考虑三个因素。首先，城市犯罪问题的抬头，是后毛时代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些仅关注外地人犯罪的表述将公众视线从其他更为隐蔽和严重的本地市民、官员犯罪问题上转移出来。由于本地人和城市政府之间早已建立起社会网络和互相联系，所以和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相比，他们较少受到监控、揭露、报道、惩罚。流动人口是浮出水面的“城市病”的替罪羊。政府倾向于曝光外地人的犯罪行为，是因为防止其辖区内非正式居民的犯罪并不是他们的职责。其次，官方报告中关于流动人口犯罪的统计数字水分极大。例如，越狱犯也和流动人口一起算作“外来者”，逃离现场的肇事者也可能是因其外地口音或行为举止也被假定为是流动人口。第三，既然有关犯罪的统计数据并不对外公开，所以媒体所引用的数字并不可信。与大多数报纸报道相反，我在一次私下访谈当中通过丰台区的一位警官了解到，根据警方抓获的犯罪分子来看，浙江村并不是一个犯罪高发区。由于财富高度集中又缺乏政府保护，这里的居民反而容易受到抢截、贩毒等犯罪行为的侵害。

“流动人口作案”的文化逻辑(the cultural logic)

对那些背井离乡的或边缘化的群体的“罪犯化”并非中国社会所独有。实际上，那些跨越空间和社会边界的流浪群体往往因其“位置不当”(见Douglas 1966)而容易被视为危险和社会污染的源头。因此，脱离原属地经常被等同于社会意义上的失序和无法控制的破坏性力量。在很多文化背景中，学者们都曾证明存在这种类似的将边缘或移位群体——难民、移民、黑人、同性恋者和无家可归的穷人——罪犯化、病态化的过程(见 Castles and Kosack 1985; Chavez 1992; Foucault 1978; Giltory 1991; Malkki 1995; Santiago-Irizarry 1996)。例如，马尔基批评人们对于身份和领地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难民们失去与其祖国在实体上的联系也就应当被视作同时失去了道德上的承担”(Malkki 1992: 32)。与难民的例子相似，中国的进城农民的空间流动和无所寄托常常被城市公共话语阐释为缺乏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原因。流动人口经常被看作是患病的社会主体(diseased social body) ，因为他们无法在现有社会秩序结构中占据一个可以被接受的位置，所以他们会污染城市生活。

中国人对犯罪问题的主导话语中，真正有问题的是对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阐释。犯罪问题，被看作是是流动人口空间流动，脱离乡村生活，见钱眼开的集中表现。根据这种文化逻辑，由于其流动性，人们认为进城农民在城市生活中无法承担道德上的责任。这种对流动人口和城市之间关系的看法问题重重，但却被一些城里人引用一句中国古语来加以解释:兔子不吃窝边草。他们认为保护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利益和环境乃是人的天性。言下之意是，由于流动人口不是任何城市社区真正意义上的居民，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利用犯罪来谋取利益。下面一位市民的话反映了这种逻辑:

我们本地人不犯罪。城市里违法犯罪的都是外地人。他们过年回家，就想着带钱和礼物回去好在乡里乡亲面前炫耀一下。要是没挣到钱，那很自然就要去偷去抢。他们在城市里待不长久，所以他们才不管面子，也不怕被抓。

根据这种逻辑，四处漂泊自然导致犯罪，流动人口是城市里的陌生人，他们摆脱了道德约束也不用再顾及面子问题。“没有人在自己家乡做坏事儿，因为周围都是朋友、熟人。但是离开家就不一样了，面子不是问题了”，一位出租司机这样解释道。

空间流动与背井离乡也会与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无秩序相联系。这种潜在的逻辑是:既然流动人口在现有城市地区当中没有任何长期的投资，因此他们自然难于管教并倾向于建立自己的秩序和规矩。“动乱”这一重要的政治术语，恰恰是将空间流动与混乱和无序联系在一起。流动人口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是政府古已有之的忧虑:“历史上，那些失去生产资料和生计基础的人易于变成流民。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稳定、最具破坏性和爆发性的社会要素。……主要来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失业人口的这股力量，今天又重新出现并成为中国犯罪问题的主要根源。”(Ba and Ma1989: 65)相似的例证还有帝国晚期棚民(主要是客家人)对建立社会秩序所构成的威胁(Leong 1997)。

此外，流民还被视为某种形式的社会污染和违法乱纪的渊薮。在官方话语中，农民和乡村主要被看作是在国家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扮演拖后腿的角色(Cohen 1993)。那些针对农民的负面描绘，例如层次低、素质低、愚昧、无知、落后，也被用来形容流动人口。这些大约由农民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中推断出来的特质，被视为与国家对现代性、文明的想象势同水火。对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的一种典型的官方叙事是:“总的来说，这些人素质偏低。他们离开家的唯一目的，是在城市里找一碗饭吃。因此，金钱和财富是他们最直接的需求。……那些低层次的人往往会利用其流动性来参与一些违法犯罪活动。”(Zhang and Wang 1991: 32)一些人认为流动人口社区当中糟糕的环境同样是流动人口素质低的表现之一(Ji et al . 1995: 80)。

在我看来，“素质”这一概念可以从“惯习”(habitus)的角度得到更好地理解(Bourdieu 1977)。像“惯习”一样，素质是指一个人的气质、能力、行事方式，而这一切又是其所受教养而决定的，轻易无法改变。但素质又是含混不定的概念，在不同人那里有不同的意义，它的意义可以为人所操弄以服务于自身利益。例如，由于流动人口缺乏正规教育，且与乡土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相联系，因此便被城里人污名化为一个低素质群体。事实上，很多外地业主是聪明干练、事业有成的生意人，有一定经济资本和消费能力。从这个角度看，你又可以说这些人的素质很高。但是，在主流的城市话语中，外地人经商的技巧往往不会被当作是衡量素质高低的一个标准。更有甚者，他们积累私人财富的能力扰乱(甚至有时取代)了建立在户口制度之上的社会等级。在这一情形下，城市居民在象征意义上被成功的外地人所取代，并且在后毛时代新的经济秩序中难以获得有利位置。对外地人素质低的抱怨也就显示出他们的不安和嫉妒。在北京的温州人很清楚城里人将自己看作是低素质群体，但他们通过在商业以及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来对这种偏见加以抗辩。城里人经常用“素质”来谈论外地人，但一些温州商人同样用相同的一套语言来形容北京人的“素质低”，说他们好吃懒做，对外地人粗鲁，缺乏商业上的技能。

最后，市场导向的城市生活带来许多难以完成的梦想，那种将犯罪问题解释为源于外地人“贪婪”的主导性话语大概也是针对这种挫折的发泄。外地人经常被描述为无知、贫困，嫉妒城里人的富裕。例如，一篇文章宣称:“背井离乡的农民工不可抑制地为金钱——这疯狂的野兽所驱使，为了金钱，他们将生命和灵魂出卖给魔鬼。”(Zhang and Han 1993)另一位城市官员总结道:“农民进城之后，很难适应城乡之间的反差;这种物质财富上的巨大的反差造成一种心理失衡……和不劳而获的思想。”(《北京晚报》1996年3月24日)

上述关于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阐释映射到一个特定的边缘群体上，并被一种本质化的(essentialized)“文化”所解释，其功能被吉尔罗伊(Gilroy 1991)称之为城市犯罪问题中的“文化绝对论”(cultural absolutism)。这样一来，人们不在更广阔的社会和结构转型中去探讨犯罪的根源，而是任意将其归咎于地位较低的流动人口的“素质”问题。将流动人口定性为囿于固化乡村文化之中的同质化、低素质群体，是将他们与构想中现代、精致、世界性的北京文化置于无法相交的平行轨迹上。这种文化上的城乡区隔在其后又被用于论证这样一种观点，即:农村人无法适应城市生活，应当将他们遣返回原籍(见Huang and Ning 1987)。

其他的声音

尽管中国社会科学通常呼应官方的表述，但在城市当中，一群年轻一代的学者对流动人口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些学者亲自在流动人口社区当中开展研究，期望基于个人观察来重估这些社区及流动人口经济实践的价值。王春光和项飚这两位年轻学者的研究是这种不一样的声音的最佳表述(见Wang 1995; Xiang 1994)。虽然强调浙江村内存在着混乱和犯罪问题，但他们认为不能夸大这些情况来遮蔽流动人口的社会存在这一整体性社会事实。犯罪的人只是少数，并不能归罪于整个群体。王春光从改革时期失调的社会结构内部寻找犯罪问题和秩序混乱的根源，例如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遗存妨碍市场竞争，腐败问题对司法制度建设的侵蚀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对外来人口长期不公正的待遇。项飚则认为流动人口大院创造了一种维持地方秩序，协调政府管理和流动人口自我管理之间关系的更好的方式，并且温州人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政治上稳定的群体”(Xiang1994—1995)。这种自由主义的话语虽仍处于边缘，但已经开始重新塑造公众关于流动人口的想象。

与流动人口有亲身互动的京郊农民也倾向于对他们社区中的流动人口持积极态度。他们认为媒体夸大了流动人口的负面新闻，对他们来说，外地人所带来的经济繁荣远比副作用更显著。他们所描绘的图景与一般北京民众有所不同。浙江村里一位北京本地房东这样看待犯罪问题:“情况从没有像流言蜚语说得那么糟。我们没理由害怕他们(外地人)。只要你不惹人家，人家一般也不惹你。他们感兴趣的是生意，不是闹事。”

反对之声:腐败是犯罪的根源

关于他们所聚居的这片区域，流动人口的自我表述和主导话语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例如，当外地人社区被描绘为脏乱差，需要清理整顿严加管理的时候，这里恰恰是流动人口可以容身、可以有秩序和安全感的地方。温州人的大院被视为混乱的渊薮，但外地人却认为这里是相对安全的住处。温州人群体中已发展出一套相反的批判性话语。他们认为与其死死盯住犯罪问题的种种病症，不如看看催生这些问题的结构性的条件。换言之，不是外地人的居无定所和背井离乡而是现存的社会制度导致了犯罪问题，使一种犯罪文化长期存在。用温州商人老陈的话说:

北京人只知道浙江村里乱，却从来不问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这种乱的真正根源是什么。……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好人，遵纪守法。犯罪问题的出现跟最近的社会变化密切相关。这里问题更严重，因为任何人都对此无能为力。只要有关系、肯花钱，犯了事儿也能被很容易地从公安局里捞出来。这样一来，犯罪分子谁也不怕，一而再再而三地作案。我认为，公安系统乃至整个司法系统的腐败才是犯罪问题的根源。

这种说法代表了温州人当中一种普遍持有的观点，他们坚持区分罪犯和受害者。温州人认为要想开始从把流动人口罪犯化的倾向里摆脱出来，就只有追问谁在对谁犯罪。在浙江村，大多数抢劫案都是一个小团伙所为。罪犯们已经知道，只要自己只针对外地人下手，那么他们被逮捕的几率就会很小，因为警察们主要对保护本地人感兴趣。结果，像老陈一样的大多数温州人都没有法律的保护，成为犯罪的受害者而非实施者。

通过将犯罪问题的成因归咎于政府官僚体系的混乱，温州人颠覆了主流话语。在他们看来，以特权而非法治为运作基础的党政系统出现了深层腐败。在市场化的新时期，地方官员们的收入下降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帮派和犯罪分子贿赂、收买。正是政府内部这种蔓延的腐败问题才造成了犯罪的猖獗与秩序混乱。犯罪团伙与地方官员之间直接或间接地结成同盟，这样他们可以用一大笔钱(每次一万元)将自己的成员保释出来。有些时候，当地警察甚至希望秩序混乱。一个外地人解释说:“如果两伙人打架被拘留了，双方都得给当官的送钱。钱越多处罚就越轻，谁送的多谁就先出来。如果没人打架，太平无事，他们当官的怎么挣钱呢？”在很多外地人眼中，公安局不是讨公道的地方，而是捞钱和捞人的场所。在外地人眼中，政府治理才是混乱的，因而也缺乏合法性。

尽管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仍存争议，但因为他们不掌控媒体，所以外地人的声音仍旧处于无人倾听的城市边缘。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是对于贩毒、抢劫问题如何出现在浙江村，以及温州人怎样与这些问题展开斗争的民族志记述。

关于犯罪及其起源的民族志

在我与温州人的采访和日常交谈中，我经常问他们:在北京的生活中哪些方面最让人牵挂或者担心？有些人的回答是“不能赚到足够多的钱”，但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个人安全和治安问题。与那些生活在大院内、受到老板们保护的人相比，那些大院之外的人尤其缺乏保护，因而会感到自己易受伤害。下面三段话摘录自我的访谈材料，充分显示出温州人对其家人安全的忧虑:

治安是我最关心的。住在一个离家那么远、个人安全又有危险的地方，这是最大的问题。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的心腹之患。我们刚来北京的时候，很害怕北京的流氓，他们对我们很凶。他们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吱声。后来，这一片的浙江人越来越多，我们开始能够制住这些流氓了。现在我们不怕北京流氓，但是怕浙江流氓。(一位外地女性，自己开办一个家庭学前班并兼做教师)

最让我困扰的事情就是人身安全和公共治安。就算我今天好好的，谁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每一分钟，我们都生活在被抢甚至被杀的恐惧中。如果我们不能感觉到安定，那又怎么集中注意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意上呢？ (一位男性的外地摊主)

你看见那个铁门了么？我们最近才装上的，怕被抢被伤。这儿治安太差了。这些年抢劫案太多了。(我:谁在抢劫呢？)大多是吸毒的，晚上出来，蒙面持刀。他们破门而入，逼人交出所有的钱来。(一个开办小托儿所的外地人)

我采访这些人的时候，他们都住在北京本地的农民家中。他们指出正是由于当地政府只对收费感兴趣，所以才不保护他们免受到犯罪侵扰。住在大院里的人可以从他们的庇护人那里得到保护，但住在外面的人就无所依靠了。

要想理解抢劫勒索怎样成为浙江村内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大多数的劫案都与新兴的毒品问题至少存在间接关系。正因此，温州人用两个特殊的称呼来指代那些劫匪和其他犯罪分子:吃大烟的(服食鸦片的人)和抽白粉的(吸食白色海洛因粉末)。

毒品与自我毁灭

20世纪90年代之前，毒品在浙江村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由于私人财富的高度集中，加之缺少政府控制，毒品开始通过走私进入社区日常生活。从90年代早期开始，以鸦片和海洛因为主的麻醉品开始在16—25岁之间的温州人中扩散开来。根据项飚(Xiang1994—1995)的研究，截至1995年，这一片居住区内有四到六处地下毒品交易点和大约200名吸毒者。在我调查期间(1995—1996) ，吸毒人数和毒品价格都稳步上升。一克海洛因的价格是人民币1000元，比一克黄金还要昂贵。正是由于毒品价格如此高昂，那些吸食者成瘾之后不久就已经无法负担。

毒品对社区社会结构有深远影响。毒品交易造成年轻的吸食者和他们父母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当父母发现子女染上毒瘾之后，一些人会停止其经济来源，并切断他们与家庭生意的关系。还有一些家长会把上瘾的子女送到家乡的戒毒中心。但是很多家长单纯是因为太过繁忙而无暇顾及子女的问题。由于难以忍受家人的批评和羞辱，一些染有毒瘾的年轻人索性离家出走，和状况相同的同龄人住在一起。穷困潦倒之下，一些人转而通过抢劫来满足其对毒品逐步上升的需求。还有一些人则寻找一些隐秘的地点，背着父母继续吸食海洛因。

吸毒人员的父母感到惭愧、绝望、无助。他们将这个问题归咎于金钱和商品至上。在当今社会，传统的家长权威对年轻一代几乎已经丧失效力，这是因为他们仅仅推崇金钱的力量。但是一旦自己的孩子被逮捕，很多父母又去行贿，以便能在审判之前将其释放。一位在母爱和对孩子的怨恨之间备受折磨的母亲说:“不管他做了什么错事，他毕竟是我的孩子，我的骨肉。我怎么能看着他被关进监狱而袖手旁观呢？”出于这种复杂的感情，很多父母最终选择把问题无休止地拖延下去。

毒品还可以造成家庭生意的损失，以及婚姻、家庭关系的瓦解。一些人开始偶尔少量吸食，认为自己可以控制对毒品的使用并且随时可以停止。但是随着毒瘾的增强，他们开始失去对生意的兴趣，将大量积蓄浪费在购买毒品上。一个海洛因成瘾者一天的花费可达四百元，而一年更是超过十万元!

在我所知道的大多数案例中，吸毒者的年轻的妻子都会要求离婚，并且独自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有一个案例是染上毒瘾的母亲放弃了对她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当夫妻双方都染上毒瘾、孩子无人照看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或亲戚只能将孩子收留下来。这些孩子经常成为家长施暴的对象，并饱受抑郁症之苦。

尽管在田野调查的最初几个月内我听说了许多关于浙江村内吸毒贩毒的事情，但我却从未有机会直接和吸毒者交谈，其原因是他们的行动向来避人耳目。有许多问题困扰着我:这些人为什么开始使用毒品？他们从什么地方得到毒品？他们和家人朋友的互动是怎样的？终于，获得关于这些问题第一手答案的机会不期而至。

那是北京一个冰冷刺骨的冬日。我去拜访朋友小兰，她刚刚搬进一间小房子。小兰是一个来自温州虹桥农村的年轻姑娘，也是我重要的受访人之一。那天中午我们在当地市场上买了一些蔬菜和海鲜，一起做午饭。当我们回到她的住处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正斜躺在沙发上。他又矮又瘦，脸色焦黄，神情疲惫。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问好，小兰便冲我使了个眼色，耳语道:“你看见他在干吗了么？什么也别说。”我这才意识到他正在吸食海洛因，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白粉”。小兰只是介绍说我是她的一个朋友，而对我所做的研究只字未提。我向那男子微笑了一下，坐在他对面的床沿上。他自我介绍说叫小周。知道我只是小兰的朋友而不是记者或陌生人之后，他便继续旁若无人地享受着自己的奇幻粉末。我坐在那里很久，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小周全神贯注于他在做的事情。他小心翼翼地把白粉均匀地倒在手中的一小块锡箔中间，并把它弯成弧形。接着，他用一只手把一根锡箔卷成的吸管放在嘴里，用另一只手点燃打火机。他一边把火机放在锡箔纸的下面，让火焰加热白粉，一边贪婪地用嘴里的吸管将粉末吸进身体。最后，他吃了一小块苹果，以便让所有粘在喉咙里的粉末都能进入身体。“你要不把所有的粉末都吸进胃里，那就太浪费了，好贵的。”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此时，他看上去放松许多。紧接着，他把上述过程又重复数次。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变得非常放松而且健谈。他开始问我是做什么的，住在哪里。我回答说自己是个研究浙江村的学生。但他主要感兴趣的是说话，看上去对我的回答并不甚留意。我问他感觉如何，他闭着眼睛，处在一种幻觉的状态，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感觉。现在，我想什么有什么，什么东西都是我的。金钱美女都触手可及。”

小周20多岁，未婚，和小兰是同村人。他的家在浙江村的主路上开着一家效益很好的鞋店。他经营有道，赚了很多钱。但自从染上毒瘾之后，他就不能集中精力在生意上面，只能由妹妹接管。

在他吸食毒品的间歇，我惊讶地听到他说:“事实上这东西对身体不好，还特别贵，花了我好多钱，但是我就是戒不掉。”我问他既然知道这些事实，为什么最初要开始吸毒。他笑着说:

你以为我是一开始就花钱买这东西然后变得上瘾吗？不是，一般都是这样:最初是一些朋友免费给你一点吸。他们让你尝一段时间，但是一旦你上瘾，他们就不再免费给你。他们甚至告诉你说这东西对健康不好，你不应该再继续。不过，你一旦迷上了，就不可抑制地想要，你要乞求他们卖给你。

由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能搞到货，所以新上瘾的人最初都要求助于带他们吸毒的人，但这时他们必须要花钱才行。这笔费用帮助早先上瘾的人继续维持其毒品消费，因此毒品交易中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循环。我们谈话的时候，小周给了我一点白粉让我尝尝。我试图用一种礼貌的方式拒绝，但他猜到了我的心思。“大姐，你怕上瘾对吗？我告诉你，一两次是没问题的。”[5]我对他表示感谢，但仍坚持不去尝试。

在知晓小周对毒品的复杂感受之后，我很好奇他是否曾尝试戒掉。他的回答描绘了一幅无助的年轻人怎样与这种难以抵抗的麻醉品的力量斗争的画面:

是，我曾经尝试过，但没用。有些人像我一样至少停用过七八天。那段时间就像地狱里无尽的黑夜一样。一到晚上毒瘾犯了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想要，也什么都不管，就想吸一口。如果你不吸，一分钟的觉也别想睡。我记得我浑身上下疼痛难忍，痒得难受，真是生不如死。

他所描述的经历发生在大约半年前，当时她的父母和亲戚发现他染上毒瘾便强迫他戒毒。但是不久之后他就难以忍受诱惑，重新开始吸食。他感到无力抗拒毒品并且羞于见到自己的亲属，因此总是很小心地秘密吸食。他告诉我说自己的一些尝试戒毒的朋友回到家乡的强制戒毒所。[6]“一万块一针，可以让一个人昏睡好几天。醒过来之后他们就会有一阵子感觉良好。但过几天瘾又上来了。”小周继续说。因此很多人对这种治疗失去信心，将其视为赚钱的机器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遇见小周的时候，他还有一些钱，并且父母和家里的长辈们也会定期接济他一点。但这些收入已经很难满足他对毒品越发强烈的需求。他承认自己的一些朋友曾经抢劫、勒索以获得毒资，但他说自己从未做过。据小周说，如果有年轻人被警察抓住，他们的家人朋友会通过行贿而把他们放出来。这进一步导致更多为补偿贿赂款而实施的疯狂抢劫、勒索。由于这个原因，虽然政府关于毒品犯罪的法律越来越严格，但他们却并不害怕警察。对他们来说，被警察抓到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这也是为什么当我问小周是否害怕被警察抓到的时候，他回答说:“不怕。只要你有钱给他们，他们会很快把你放了。我的一个朋友是本地一个小毒贩，最近他因为贩卖六十克海洛因而被抓了。但是只被区公安局拘留了一夜就无罪释放了。这年月，钱让我们跟警察讨价还价变得更容易。”在这一背景下，与法律在地方的实施相比，它所定义的违法与否已不再重要。只有那些无法筹钱贿赂或没有疏通关系的人才会遭到惩罚。

在浙江村，人们对吸食毒品的态度是分化且模糊的。虽然多数人将吸毒看作是浪费钱和对生意的消耗，但也有些人将毒品交易看作是地位的象征以及衡量生意成功与否的标准。尽管外地人自己说典型的瘾君子都是小周那样的年轻人，但有一些富有的中年商人也吸食鸦片或海洛因。能够负担得起毒品而又不毁掉生意被看作是家道充裕的标志。一个年轻的温州人说:“你要是真的有钱，抽白粉就不是个问题。比如说你一天挣五千块，抽掉一两千不算什么大事。你可以继续吸毒而又不会破产或出去抢劫。”

半小时之后，小周变得困倦，不再健谈。最终他瘫在床上，沉沉地睡去。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大约四个月之后，我在小兰的屋外又撞见五六个年轻人，他们用和小周同样的方式吸食海洛因，也对我讲述了类似的关于如何染上毒瘾和戒毒失败的故事。当知道我的老家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时，他们非常感兴趣并且问我那里是否真的可以低价买到很多白粉。[7]他们告诉我说通常他们都是从本地社区里的小毒贩那里买毒品，但偶尔也因为更贪图便宜去外面。但如他们当中的一人所说，有时这种外出会变成糟糕的经历:

我有一次去新疆村，问一个新疆老板有没有白粉。他说没有，还要查我的身份证。搞清楚我不是便衣警察之后，他卖给我一小包海洛因，一千块钱。但是一回来我就发现上当了，手里拿的只是一包面粉。

老一辈温州人深切忧虑，如果毒品进一步渗入社区，那么浙江村就会走上一条自毁之路。他们将眼下的情形类比作鸦片战争期间悲惨和屈辱的历史经历，在那个时期毒品成为中国最为有力的破坏性力量。他们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有三件事需要做: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加强对毒品贩运的控制;改革腐败的官僚系统;为年轻一代提供更好的教育。那种警察突然袭击，逮捕，但最终又将毒贩和瘾君子释放的恶性循环只会助长毒品文化的持续。

温州人当中的毒品问题可部分归因于跨国商品流通的出现。尽管国家仍旧在努力打击、扫除毒品犯罪，但毋庸讳言的事实是在后毛时代的中国，麻醉品使用在大范围内死灰复燃。[8]当中国向全球资本和跨国商品流通打开大门的时候，也相应地为毒品贩运创造了新的空间。今天毒品由境外向中国走私主要有两条线路:第一条是从著名的缅甸、泰国、老挝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地区，经过边境的云南省进入中国内地;另一条则是源自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连的包括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在内面积广大的“金新月”地带。(《北京晚报》1996年6月27日)。

在北京，报纸新闻所提供的证据表明毒品贩运是一个由许多背景不同的人员共同参与的极端复杂的过程，但社会偏见却将新疆人看作是无知贪婪，敢于冒生命危险寻求迅速致富的毒贩。虽然一些新疆人确实参与了贩毒，但是许多大宗毒品交易事实上是由北京本地居民实施的，与外地人相比，他们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同时也不易成为被监控的对象。

抢劫、勒索和财富的道德分配

与毒品问题相伴随的往往是与身体暴力形式相结合的抢劫和勒索。尽管在浙江村内只有一小部分人卷入这类行为，但它所产生的折磨却是普遍存在的。

劫掠人与受害者浙江村之所以成为毒品问题和犯罪的目标，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在外地业主之间大量现金高度集中;二是官员腐败，无力整治当地秩序。在北京本地居民不受伤害的前提下，公安局并不愿意展开进一步的认真调查。而不抢劫北京本地人的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和外地业主们相比，他们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大多数本地居民的收入都来自于出租房屋所得，通常每月不超过两千元。留下日常生活开销之后，他们将其余存入银行。反之，温州人一般都比本地人更有钱，而且为了生意上的往来他们手头都持有大量现金。家中存放现金这一点又使得入室抢劫变得更为容易。

温州人当中普遍持有的一个观点认为，多数抢劫和勒索案件的作案人员都是那些耗费了大量财富的年轻的瘾君子以及从监狱里出逃的在押人员。这些“好逸恶劳”的享乐主义者，是消费社会的另一个副产品。与我之前介绍过的流动人口内部所缔结的庇护关系不同，这些小规模的犯罪团伙目的不是为了自保而是通过暴力手段夺取他人财富。大多数劫案的受害者都是居住在大院之外的中等收入家庭，他们身上携带着抢匪所需要的现金，而又很少得到相应的保护。极为富有的家庭往往权势很大，还有很多随从提供保护;那些居住在大院当中的人则生活在有实力的大院老板的保护之下。

勒索与入室抢劫抢劫既可能发生在室内也可能发生在户外，但大多数恶性犯罪都是事先计划过的，其时机以及受害者都经过仔细选择。抢劫者一般都熟知受害人的经济状况和生意。一些劫匪采用面对面武力要挟式的勒索;而另一些可能认识受害人的劫匪则选择蒙面作案。“你知道他们就在你身边，说不定还跟你天天打招呼呢。但是你绝不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成了他们下一个目标。”一个外地人这样解释道。

接下来是一个典型的敲诈案的场景。[9]黄老板是一个服装批发商， 1993年他在几桩生意里赚了一大笔钱。这个消息莫名其妙地传到当地一些年轻人的耳朵里。11月份的一个晚上，三个年轻男子破门而入。黄老板回忆说:“他们说有个从芙蓉镇来的姓陈的人欠了他们十万块，让我三天之内把人交出来。我是记得有一个姓陈的曾经跟我做生意，但是那笔生意他欠了我一万块钱，溜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所以我把那些年轻人轰走，也没太留意。三天以后，这三个人又回来要人!这次他们不浪费口水了，直接打我。幸好那时候我店里有六七个帮手。他们帮我反击，把他们打跑了。但从那以后我就加小心了，把店关了一个星期。”重新开张后不久，一伙持刀人出现了。他们冲进店里，把所有的东西砸碎，打断了他表弟的腿，留下满屋狼藉。黄老板害怕了。他没有去公安局报案，而是决定通过一个有名的保护人来解决这件事。他花了一大笔钱，又请那些参与作案的人吃了好几顿饭才摆平这件事。所有的损失加起来将近十万元，其中一部分流进那些年轻人的口袋，另一部分给了那个保护人。很多外地人在遭遇勒索的时候都以这种方式息事宁人，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求助于警察而且也害怕进一步的报复。

更让温州人害怕的是入室抢劫，这不仅因其是暴力的，还因为这是对私人家庭领域的侵犯，而在社会主义中国这向来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入室抢劫”作为一项重罪直到改革时期，尤其是90年代才出现。“3·20入室抢劫案”是很多外地人都曾有过的经历(《北京晚报》1996年6月9日)。

3月20日，温州人孔先生的家在夜间遭到袭击。在案发前一天，孔先生刚刚从银行里取出四万元，打算为家里的生意进一批皮革。孔先生为人低调，从不炫富。后来证明抢匪是他的一位姓宋的邻居，这人同样来自温州，吸食海洛因上瘾。他花光了钱，只能靠抢劫来满足其对毒品的需要。一天他偶然听两位邻居说起孔先生的服装生意很赚钱，而且刚刚从银行里取出四万元准备第二天购买皮革。这位姓宋的邻居暗自高兴，认为致富的机会终于到来。他和同样极度缺乏现金的叔叔商议制定了一份抢劫计划。那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姓宋的去孔先生家串门闲聊，他努力记住屋内的布置然后离开。凌晨三点，当孔先生的家人和工人们仍旧在缝纫机前忙碌的时候，一伙劫匪忽然破门而入，他们要求所有人不许出声并让孔先生交出钱来。遭到拒绝后，他们击打孔先生的头部并将其打倒在地。随后他们在屋内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那四万元货款，此外他们还抢走了孔先生妹夫临时留在这里作为路费的4 . 89万元。

入室抢劫大多是周密组织、策划的，但街头抢劫大多是随机的，劫匪不仅抢现金，还包括诸如贵重的皮夹克、毛皮制品、成衣在内的物品。温州人经常用三轮车将原料或产品从生产地(也就是他们的住处)运往市场，而路途中那些蜿蜒的窄巷就成为了主要的案发地点。劫匪一般都居住在与浙江村毗邻的一些小旅馆里，三五成群地外出，发现有机可乘，就从黑暗的角落里冲出来，抢到货物之后迅速逃离。公厕之类的公共场所也是潜在的案发地点，尤其是在夜间。[10]我听说很多女性在厕所里被抢走了珠宝首饰。年轻的女工由于常常加班到深夜，而特别容易在外出如厕的时候受到伤害。

警察的应对

下面记录的一个温州人的评述反映了警察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如我所注意到的那样，他们对流动人口中发生暴力和犯罪的最初应对往往是忽视。

他们(警察)从不会管你。如果你还活着，跑去报警，坏人早就跑了。上次我家被抢，我去公安局报警。他们不马上赶到现场，反而问我谁是罪犯，在哪儿。我要知道，还要你们干吗？所以我回答说不知道。他们谴责我报假案，因为我给出的证据不足。

由于警察的正式职责是由辖区内固定人口数所决定的，因此在其所占的财政拨款中并不包括管理流动人口所需要的工资和其他警力开销。当外地人涌入这片地区，其数量达到两倍或三倍于本地人口，警察便无力负担对其管理。我曾经问一位当地警察为什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他是否有什么好主意来改善这一局面。他回答说:

没有，我什么好主意也没有，谁也没有。这是社会政治体制当中固有的问题。跟你说实话，我们从来都没有任何好办法去处理这个新现象(流动人口)。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到城市里，我们旧的管理制度不能吸收这么多人。因此，我们(警察)一直处在被动处理的位置，从来没有主动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需要对现有制度做出一些根本改革。

管理流动人口还存在一些文化障碍。例如语言差异会严重影响警察的调查工作。对温州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缺乏了解也使得当地警察不能发现犯罪行为的蛛丝马迹。鉴于这种情况，温州市下属岳清县政府曾经志愿派出过一小队警察以协助北京警方维持浙江村内的社会秩序。但是地区之间的对抗关系又使得这种在流出地和接收地之间所展开的合作变得不可行。六名岳清警察抵达之后不久，两派(北京和岳清)之间就进入恶性的权力斗争。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包庇各自人群当中的恶行。当岳清警方谴责北京警方残酷殴打一个外地人嫌疑犯的时候，双方之间出现了一些对峙。两边非但没能达成合作关系，最终还产生矛盾、误解和敌意。两个月之后，北京警方责令岳清警察离开。北京市的官员们坚持浙江村是北京警方而不是岳清警方的辖区。他们担心在岳清警方的支持下，逐步成型的流动人口当中的领导层会进一步获得权力。

近年来，本地警方对处理与温州人相关的犯罪案件表现出的兴趣有所提升，这是因为那些相对富裕的外地人为他们带来了赚取外快的好机会。一些腐化的警察和本地的恶棍结成庇护关系，这使得后者可以花钱买自由并绕开法律制裁。对很多温州人来说，当地警察的这种新型“管理”，更像是他们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的一种非正式的增收手段，而不是真正想为确保良好的公共秩序和为外地人找回公正所做出的努力。[11]

结论

“外来人口犯罪”和“秩序混乱”是当今中国城市中争论激烈的议题。对这一问题支配性的看法是将犯罪归咎于作为他者的进城外来人口，这使得有关城市社会整体面临的犯罪问题的宏观图景模糊不清。这种观点不只是反映或扭曲了现实，它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社会指令，并带来了现实的政治后果。因为流动人口已经被建构成为一个高犯罪率的群体和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异类(出于一种失序的状态) ，所以他们已经成为政府武断的“清理整顿”行动的对象。在浙江村，关于表述(representation)的文化政治学导致了一场几乎摧毁整个社区的政府行动。

虽然我批评了关于流动人口的主流观点和表述，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的这些观念是没有根基的幻想。我的要点在于指出“外地人犯罪”这个问题不能仅仅被孤立看待，也不能仅仅归因于农民进城后的一些文化特征。在一个社会关系商品化的时代，流动人口社区中的犯罪问题是地方管理中结构性问题的一部分。将犯罪行为本质化并归咎于流动人口的“素质”问题，这种话语只是简单地寻找一个替罪羊，因而无法将城市犯罪问题与其结构性根源相联系。两方面的原因导致浙江村里的温州人大部分是犯罪的受害者。一方面，地方政府部门为犯罪分子所收买，因此无法为大多数遵纪守法的外地人提供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对流动人口内部领导层的发展心存疑虑，因此抑制其在维持地方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提升。组织更为完善、依靠自我管理的外地人大院可以为温州人提供更为安全和有序的环境。但这种非正式的空间和权力私有化又被中央政府和市政府看作是甚于犯罪问题的威胁。那种对于外地人犯罪和非政府权力增长的担忧导致了一场令数万温州人美好生活之梦破碎的政治行动，这是接下来的两章所要展示的内容。

【注释】

[1] “严打”共持续一年时间，在此期间地方公安局迫于上级部门的压力，必须要侦破一定数量的案件并逮捕一定数量的犯罪分子。第一次严打发生在1983年，此后类此运动曾发生过数次，但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1996年严打。

[2] 类似的将边缘群体罪犯化的过程同样发生在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见Borneman 1997)。

[3] 在中国，主要的报刊杂志仍旧由主流控制，因此反映的是官方观点。但媒体机构也希望报道那些吸引读者的新闻，即使有时必须违反政府规定。

[4] 在田野调查期间，我收集了数百份《北京晚报》的剪报，都是关于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每天都至少有两篇短文是关于流动人口作案的报道。

[5] “大姐”只是对女性的一种礼貌称呼，与年龄无关。

[6] 毒品交易问题同样可以在新成立的强制戒毒中心的数目当中得到反映。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这样的戒毒中心695家。

[7] 云南是通过金三角向中国境内走私毒品的一个重要的据点。

[8] 1990年12月，一份名为《关于禁毒问题的决议》的条例正式通过审议。根据这份条例，某人携带海洛因50克或鸦片1000克，则最低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以罚金。对毒贩的最高惩罚可动用死刑。

[9] 这一段记述来自项飚(Xiang 1994- 95) 。

[10] 由于很多院子里并没有厕所，因此人们必须出去到公共厕所方便。

[11] 本地一个警察的每月基本工资通常不超过800元，而浙江村内一个中等收入的商人每月的收入可以是这个数字的10—20倍。这种收入上的惊人差距促使很多地方政府部门为了增加收入而滥用权力。

第七章 拆除浙江村

1995年底，政府开展的“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将浙江村内大约四万名移民驱逐出北京。在他们离开之前，很多人目睹了自己新建不久的家被推土机碾作一堆堆瓦砾。那情景让人想起斯坦贝克(Steinbeck)笔下俄克拉荷马州那些被地主拆毁家园遭受驱逐的贫困农民:

司机发动声如雷鸣的引擎，开始作业……拖拉机轧过天井，继而是那些已经撒种的、踩得紧实的田地，未受蹂躏的区域大约仅有十英尺宽。转过头来，那钢铁牙齿又楔入屋角，扯碎墙壁。小屋子被连根扭断，倒向一边，好像一只小虫那样被碾碎。(注:引文选自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译文为译者自译)

住房被拆毁后，大多数温州移民逃往周边城镇或乡村地区，也有一小部分返回他们在温州农村的家。

市政府匆忙宣布他们打击浙江村混乱、犯罪行为的胜利，并宣称之所以通过这种手段将北京城内“腐朽的”“被污染的”区域清理干净，完全是为了保护居民的利益与安全。尽管无论国家还是地方媒体在报道这次行动时都遭遇到令人费解的限制，但这一事件的官方意义却无疑代表着“正义战胜邪恶”。只有党的宣传部门准备的一些简短报道得以发布。[1]在这些报道所描绘出的光鲜图景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次事件当中发生了何种社会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对我们理解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化又有何启示？

本章记录了政府拆除温州移民居住区的政治行动。在此我特别关注在各个层面上出现的社会政治冲突。在分析这次行动的政治动机时，我对照了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迥然不同的阐述方式。我将证明:在究竟应当看重经济利益还是政治稳定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是体制内显现出的种种冲突的根源。

拆迁运动激起外地人种种情绪的抒发，以及对城市居民身份、国家力量、社会归属感的反思。尽管广泛的、针对政府行为的民间抵抗没有被正式地组织起来，但它的目标却是温州人的集体命运而非个体得失。同时，在与北京市政府协商时，对家乡的忠诚这一具体的文化概念，也经常被人们用来请求温州当地政府提供政治上的保护。外地人与其家乡政府之间所形成的这种非正式的经济—政治联合，也反映出“国家”内部逐渐增长的差异性与不稳定性。尽管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的抵抗并未能阻止拆除行动，但却对政府未来处理此类事件的策略影响深远，因此它的意义不可低估。

在有关共产主义中国依从策略(compliance strategies)的研究中，施坚雅和温克勒(Skinner and Winckler 1961)证明社会主义中国的控制手段往往呈现出从劝说到高压的周期性变动。这种周期同样体现在拆除浙江村的行动中。政府工作组最初寄希望于常规手段，努力劝说人们离开北京，失败之后便诉诸通过高压手段强制拆除外地人的房屋，逼迫他们搬出社区。数月之后，当流离失所的人们再次返回这里的时候，政府又转而采取另一策略，即通过本地老板们向人们提供物质奖励，以此来获取他们的顺从。

拆迁前夜的恐慌与社会矛盾

1995年10月下旬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有一场针对浙江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那时这里的服装生意和社区生活正欣欣向荣。数万户的新居民刚刚搬进大院，开始享受相对稳定、安全和有序的生活。这些做生意的人家正在忙于为一年中服装交易的“黄金时段”做准备。春节前三个月(1996年的春节在2月中旬)的生意的盈利通常是一年总利润最为可观的一部分。浙江村里处处可闻的缝纫机的“嗡嗡”声提醒人们一个销售旺季即将到来。有了自己的住处和市场，那些第一年居住在这里的温州人终于感到生活安定下来。一位摊主用一句中国的老话——“安居乐业”来形容他的感受。但好日子仅仅开了个头，就落入政策的阴影之中。

10月下旬，有传言说市政府决定拆除浙江村所有非法建筑(主要是外来人口居住的大院) ，遣散那些温州人高度集中的社区。这些小道消息是由当地民警通过房东“透露”出来。尽管政府没有正式张贴任何公告，但这些消息还是迅速在外来人口和本地农民中间引发焦虑和恐慌。不久，浙江村的居民获悉北京市政府计划拆除他们居住的大院，而这一决定已被高层认可。温州人认为政府是由处于不同位置的代理人组成，而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可能相互矛盾，因此，多少总还是会有协商和运作的空间。由于基层政府和他们享有许多共同的经济利益，所以如果行动由低一级的政府展开，那么温州人将获得更多讨价还价的资本。当了解到这次行动由中央和市政府直接负责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作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拆除行动的序曲，区、市政府要求拆除浙江村主路两旁大约百处服装摊位。这些临时摊位大多是当地街道政府为了创收所建。[2]对此行为，官方给出的理由是上述摊位属于违章搭建，侵占道路，拆除之后可以拓宽街道保证日常交通顺畅。但是很多人怀疑这是一种试探，以便预测拆除行动将会遭遇何种程度的民间抵抗。

11月1日早晨，在浙江村村口走下小巴的那一刻，我就感到有些异样。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感，这一片临时摊位集中的地区异常拥挤嘈杂。很多大牌子立在摊位前面，有些写着“搬迁甩卖”、“挥泪打折”、“心碎促销”。摊主们大声吆喝招徕顾客，直到声音嘶哑。几千名顾客推推搡搡，希望能讲个好价钱，此时的售价已经低到只有平时的一半。我挤进一群正在购买法兰绒衬衣和女式丝绸衬衣的人当中，询问一名摊主:“你们为什么要搬？这地方做生意多好啊。”他面露失望地叹息道:“我们也不想搬啊!但是政府突然命令拆掉这些摊位。他们说这都是违章搭建，阻塞交通，但这些摊位都在这儿快两年了，之前也没人说过。真是疯掉了!”我问他具体是谁下的命令，他只说“一些当官的”，此外并无确切信息。11月3号以后大规模的拆除就将开始，因此摊主们被要求在那天之前搬出去。他继续说道:“他们(官员)还说整个浙江村都会被推平，外地人再也不许在这里做生意。”我问另一个摊主为什么他们不联合起来去向当地政府请愿。他笑着说:“才不去。谁会听我们的？我们这些外地人在城市里没有权利。如果是区政府的决定，我们还可以讨价还价。但是听说这次是中央和市政府直接下命令。所以想要违抗那太难了。”

通过和摊主们交谈，我得知他们大多来自安徽而非温州。这些摊位(每一处大约五平方米)最初是大红门街道办事处以每年一万元的价格出租给温州人的。后来温州商人又将摊位转租给想在这儿做生意的安徽人，但将租金提升至三万元一年。

拆除这些摊位，在三个利益相关群体——安徽籍摊主、温州中间人和街道官员——之间引发了普遍的冲突。街道官员声称鉴于拆除事件是由上级政府发起的、不可预料的事件，且他们自身也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所以除了一小笔象征性的赔偿金(每一摊位不到两千元)之外，他们无法赔偿温州租户预付的费用。为了将自己的损失最小化，温州中间人拒绝赔付安徽商户任何预付的租金。一天我看到两个安徽男人和一个温州女人在争论关于租金的事情。两名男子声称他们三个月之前交付了一大笔钱作为12个月的租金。摊位要拆除，做生意无法维持，他们要求拿回部分租金。其中一人声称要扣住那个女人直到钱被退回来。他骂那女人无情无义、贪得无厌。另一个人则出离气愤，一言不发地站着抽烟。和许多安徽人一样，这两个人从家乡的亲朋好友那里借了大笔的钱，但眼下却无力偿还。那个温州女人坚持说自己家也没有钱，因为资金都投入到服装生意里面了。可是接下来她又说自己的丈夫已经回乡去借钱了，如果想把钱要回来，他们就必须放她走并继续等待。两个男人并不信任她，沮丧之下，她歇斯底里地冲着他们大喊:

XX老板半年就要收三万块钱的租金;其他人七八个月也要收三万块。我收你们三万一整年，便宜那么多。你们怎么能这么逼我？!是政府要拆这些摊位，我能干什么？我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要是想把命拿走，那就动手吧，我在这儿等着!

这一时期，类似争吵在浙江村内到处可见。几天后，我去拜访一位富裕的温州人老严。在他的住处，四个安徽人堵在门口要求退回他们的摊位租金。几年前，老严以9000元每年的价格从街道租赁了一个摊位，然后转手租给两个安徽人家。但是安徽人的生意开张之后不久，摊位就被拆掉了。

可能是因为我在场，老严试图表现得礼貌一些。他把安徽人让进屋，但后者显然十分害怕他，连坐都不敢坐。老严很清楚他们来找自己的原因，但还是明知故问:“你们想要什么？”其中一人小心翼翼地答道:

那个，我们知道这次你也损失不少。但你是大老板，财大气粗，所以这点儿损失不可能伤到你。但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命的事情。我们给你的那些钱都是从别人那儿借的，现在身上一无所有，死也不愿意回家。你能退一部分给我们，就算是帮我们大忙了。

严老板表情冷淡。他把烟放在一边，缓缓抬起头说:

你们也就损失个两三万。他们(政府官员)来拆了我的院子(他也是一处大院的股东) ，我一眨眼二三十万就没了。我去那儿把我的钱要回来？我手头没有现金，你要是想要我的房子，那就动手拆了吧，反正政府早晚也得让我们拆了!对呀，你们可以把砖卖了，好歹值点儿钱。

安徽人害怕了，因为老严口中“拆了我的房子”显然含有暴力的意味。他们转而用另一种策略——打官司来威胁老严。但是老严知道他们没钱请律师，也和北京本地的官员们没有关系。他狂笑道:“去啊!我就等着这个呢。我给你们钱告我。我们之间没有法律合同，你要是敢打官司，我还反过来告你诬陷呢!”这时几个住在大院里的年轻人出现了。他们冲着安徽人嚷道:“你们在这儿干吗？他(老严)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要不赶紧从我们的地盘滚出去，我们就把你们打一顿再扔出去。”鉴于这种紧张的气氛，四个安徽人不情愿地离开了老严的住处。

争吵发生的时候，我默默地看着，拿不准应该做些什么。安徽人绝望地离开，我感觉很难过。我忍不住想他们去向何处，又怎样偿还债务。在北京外地人口的总体社会等级之中，安徽人在规模上弱于温州人。因此，无论是以地域还是阶级来划分，这种冲突都牵涉到两个关系不对等的外地人群体。这仅是全面拆除浙江村之前，本地社区当中数以百计的争执当中的一例。随着拆除计划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的利益卷入其中，社会冲突更加普遍和激烈。接下来让我们观察一下造成这一事件的政治、社会因素。

动机

高层政府决定“清理”浙江村的一个原因与政治权力有关。在官方管理之外，外来人口社区代表着一种新的空间化的权力。流动人口中的这种权力凝结在逐步形成的社区老板群体之中，他们通过利用传统社会网络、个人财富以及与官员们所结成的庇护关系来强化自身力量。因此，对政府而言这个社区的出现已超过其控制范围并构成威胁。一位官员曾经告诉我:“一个社区只要有自己的地盘就有潜力成为一个单独的权力体系。”正是因为温州人社区的实质是一种政治经济上的异端力量，所以它难以得到上级官员的容忍。后者更为深切的关心控制、稳定，且不会从流动人口那里获得什么直接利益。

清理整顿的另一个动机，是首都北京与外地人聚居区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流动人口和流入社区之间总是存在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3]尽管城市居民和官员们享受甚至依赖流动人口所提供的服务和劳动，但竞争有限的城市资源仍旧使他们感到沮丧。他们倾向于将所有新出现的城市问题——人口拥挤、污染、犯罪率上升——都归咎于外地人的出现。再者，北京是中国政治权力和现代化的象征核心，也是驰名海内外的旅游胜地。外地人聚居区内部拥挤的居住条件和糟糕的卫生状况破坏了人们对于北京理想状态的现代想象，并且有可能赶跑游客和海外投资。

第三个动机与政府的权力更迭有关，这也解释了为何拆除行动会选择在那一时刻发生。许多外地人和本地居民都相信，由于这一时期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达到一个高峰，市政府会利用拆除行动来恢复其衰落的合法性。1994年，在一连串性质恶劣的丑闻曝光之后，市长陈希同、副市长王宝森(后自杀)被勒令下台，而王副市长之死更牵出22亿公款不翼而飞的丑闻。经过这一事件后，北京市政府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权力交接。中央政府所任命的新班子，力图尽一切可能与前任的阴影撇清关系，以此来重建自身形象。关于改善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新政府对北京公众所做出的为数不多的几项承诺当中就包括突袭浙江村。流传甚广的谣言说温州人建设大院，是为前任市长陈希同所默许，而陈本人也从中秘密收受贿赂。清理浙江村的象征意义，是扫除前任市政府的不良影响。清理掉一个“犯罪高发”群体的胜利宣言，以及重整社会秩序都有助于市政府从中获益。

官员们所指挥开展的清除行动可以取悦那些持保守立场的高层领导。小道消息说，高层的数次内部报告都涉及流动人口聚居区内部私人权力的增强，还专门点了浙江村的名。1995年夏天，两个外地人在这一地区被枪杀。很多人相信这一事件强化了一些高层领导对流动人口社区所持有的负面态度。据说高层针对如何处理城市中流动人口聚居区这一问题做出几点指示，并向市政府施压，要求他们抑制这些区域内非正式权力的扩张。1995年7月8日，关于如何管理流动人口的全国会议在福建省召开。与会官员要求地方政府将与流动人口所引发的犯罪和混乱问题的斗争，提升到保卫社会主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工作日程的首位。重压之下的北京政府要做出表率，通过清理浙江村，新一届市政府宣示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高层领导的忠诚。

行动动员

11月7日，我计划就尚未正式公布但却即将来临的拆除行动采访南苑乡政府的官员。刚到乡政府办公大楼，我就发现这里已近乎人去楼空。幸好我撞见了那里的最后一个人——一位正匆忙离开办公室的秘书，她说其他所有人都去附近的一个军队大院去参加动员大会了。我赶忙奔向会场，但却被一个带黄色胸牌的中年干部拦在门外。我向他解释说自己在外地人社区里做研究，希望能参加这个会议，或是跟一些人谈谈即将到来的这次行动。他指指自己的胸牌，对我说:“你要没有这个，就不能进会场。我是行动指挥部的，所以我能在这儿。”

那是丰台区政府行动的第一天，对外宣称的行动正式名称是“大红门地区清理整顿行动”。我所在的那个会场只是五个动员大会中其中一个所召开的地点。数千名地方官员、村干部、街道委员会成员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被要求参加动员大会。我问那位守门的官员能不能告诉我关于会议的更多信息。他说:“不行。这是封闭式的。……任何新闻媒体和记者都不许采访、拍照，只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可以报道这件事。”虽然他不许我进入会场，但他显然乐于在我面前炫耀一下他对这次事件的消息灵通，所以停顿片刻之后，他继续说道:“这次行动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底。所有浙江人的大院都要被拆除。这是上面下达的死任务，必须完成。一千名武警已经赶到这里待命，以防止有人抗议或暴动。”

这次行动之所以要以“封闭式”的方式开展，是因为上级政府害怕在拆除过程中会引发民间的反抗而不得不动用武力方式加以镇压，而媒体的报道则会损害党和政府“人民保卫者”的形象，甚至还有可能招致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一旦流动人口占据了这块话语领地，他们就会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要求停止这次行动。通过使拆除行动远离公众视野，政府降低其暴力手段的可见性并切断流动人口与外界的联系。

1995年11月10日，一份正式的政府公告向浙江村的外地人和本地居民发布。它的标题是“关于清理整顿丰台区大红门地区的公告”，其中概述了行动的紧迫性及其合理性。与此相配套的还有一份传单，内容相似但更加简化。数不清的公告和传单贴满大街小巷的建筑。公告的十二条规定中，有两条尤为值得注意。第一，所有外地人和本地村庄、工厂之间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都被认定为无效。因此所有建筑在这些土地上的房屋都属违法，必须在11月30日前由房主拆除。第二，公告宣称保护大多数遵纪守法，持有有效身份证、暂住证的外地居民，同时要求没有上述合法文件的人15日之内必须离开北京。但实际上，就在数千名温州人需要更新他们的暂住证的这一时期内，当地派出所却因为不明原因而关闭了。此外，所有北京地区的居委会都接到安全部门的通知，不允许接纳任何从浙江村内跑出来的外地人，因此那些失去住房的人将在城市里没有立锥之地。

为了给拆除行动创造强硬的氛围，装有大喇叭的卡车在社区中穿行，播放着关于行动的消息。宣传当中把大红门地区描绘成为肮脏、拥挤、犯罪滋生的地方，是一个为了确保城市的安全与整洁而必须被清理的地点。下面一段话是一段典型的此类描述:

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涌入北京所造成的人口过剩问题，严重妨碍了政府对大红门地区社会秩序的管理。交通拥堵，卫生条件差。现在村子里垃圾成山、污水横流。无序的人口流动对城市水电供应也造成很大压力。外来人口和本地房东之间通过建设大量非法建筑从中牟利，扰乱了北京市总体城市规划的实施。特别是发生了一些持枪或其他攻击性武器的犯罪问题。吸毒、贩毒及其他社会丑恶行为蔓延。带有强烈地下色彩的犯罪团伙开始出现。……毫无疑问，这种脱离政府管理的情况会给我们伟大祖国首都的安定团结带来严重影响。

如我此前所述，这些呈现和对事实的断言并不单纯是现实状况或官员们抱怨的反映。它更是权力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前局势下，这种关于秩序混乱的话语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是一种社会管理的形式。此外，数以万计印有新颁布的十二条规定的小册子被分发。此时的官方修辞是征引“法治”来为拆除行动辩护。

此次行动的官方机构被称为“工作队”，由两千名来自高、中、低各等级且位置不同的政府官员所组成。工作队由丰台区政府领导，同时受市政府的监督。拆除行动通过每日简报向市长和其他中央领导汇报。[4]负责实施日常拆除工作的工作队成员主要是基层区、乡、街道官员以及警察和村干部。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拆除所有温州人修建的大院和当地农民所建的用于向外来人口提供住房的非法建筑。整个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通过宣传“教育”群众;第二，要求流动人口和当地人自行拆除违章建筑;最后，强制拆除。

政府内部

在这次行动中，自始至终，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的官员们对于如何处理经济收益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意见迥异。对上级政府而言，他们从温州人那里收不到任何直接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政治稳定和政府的控制高于一切。他们更愿意牺牲基层政府的经济收益以确保稳定。用一位官员的话说:“从事情的大格局而言，经济上的损失当然不能和政治上的损失相比。”但与此不同的是，基层官员们将经济增长与繁荣看作是稳定的真正源头。

从一开始，参与行动的高、中、低三级官员之间就意见不同。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们非常清楚外地人对区里财政收入所做出的贡献，不想把他们赶出去，因此从个人角度反对这次行动。公安局、税务局、工商局都从外地人所上缴的税款、管理费和其他灰色收入中获益。但在市政府的直接监督之下，他们如果不服从命令就会损失太多。因此，即使他们个人反对这项行动却仍旧要将其付诸实践。

区里的官员同样对行动本身的高额成本而感到不满。丰台区政府负责出资300万元，以作为与行动相关的行政开销，例如租赁机器以及向那些将数千吨瓦砾清除出去的工人们发放工钱。这一地区的国有单位还负责工作队成员们的膳食及日常补助(每人每天20元)。

基层政府机关的抵触与不满更为强烈。乡镇和村干部以及居委会成员不愿卷入这次行动。他们的经济利益与该地区的外来人口纠缠很深，现在也受到威胁。尤其是他们当中一些人自家房屋的附属建筑也是此次拆除行动的目标。在经济改革时期，随着城市工商业的迅速扩张，北京郊区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政府以非农业生产的目标征用，农业生产大幅下降。但是这一地区的很多农民，尤其是年龄较大的群体，仍旧持有农业户口，也没有相应的技术能够在非农业部门找到工作。因此他们的生计主要依赖两个收入来源:向外地人出租房屋和村集体的补助。补助主要来自向温州人租赁土地所收取的费用。这样一来，计划中针对外地人居住大院的拆除行动可能会使这一重要的收入来源不复存在。

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当地农民要求中央和市政府取消此次行动。一些村干部和党支书带头在请愿书上签名，但这些信件却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此后，我采访了两位辖区内大多数大院都被拆除的当地村干部。他们这样描述自己的损失:“我们这儿是重灾区。如果这是自然灾害，我们还能从政府那儿获得捐款和帮助。但这是政府造成的人祸，所以我们没处说理也没有援助。现在我们一无所有，什么也给不了农民。”在这个村子里，超过半数的农民部分依靠出租房屋部分依靠村集体补助(每人每年7000—8000元)。所有“非法”建筑被拆除之后，人均年收入降低到3000元，这一数字少到难以维持生存。该村曾经能够部分报销村民的医药费，但拆除行动之后连粮食补助都难以发放，遑论医药费。一位干部这样说:“把浙江人赶走，把大院拆除，跟断了我们唯一的生路没什么两样。这就等于弄死我们。这种行为有违改革的政策，也不能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

与此同时，行动指挥部不断地倡导团结、稳定、决心，要求基层政府为了政治稳定这一更高目标而牺牲他们的经济利益，而抗命不遵所可能遭到的惩罚也公布出来。上级政府反复强调“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以便能够消除基层干部中的分歧。以下是两位上级政府的专家对基层官员的讲话，其中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热切希望工作队能够团结一致，消除杂音:

我们必须动员当地干部群众统一认识(这次行动的重要性) :思想上统一了，行动才会统一。各级领导干部要全心全意努力工作，加强对这次行动的认识。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在的村开始。……绝不能因为某些人眼前的短期利益而牺牲首都的大局利益。(行动总指挥向地方党委干部传达上层的命令)

基层党员和干部应当为普通群众树立良好的榜样。党员干部必须清楚我们的目标。……这一地区所有的基层单位都要服从上级政治要求。任何抗命不遵的人必须马上上报到市政府。(行动副总指挥)

在行动的初期，工作队主要集中注意于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在流动人口和本地农民中走家串户解释为什么拆除行动是必要的;二是标示出所有的流动人口大院以及其他当地农民所建的非法建筑。[5]将要拆除的建筑物的墙壁上都漆有一个圆圈圈住的白色大字:“拆”。在那段时间内，“拆”成为浙江村里缠绕在人们脑海中的标语。

一边是流动人口和本地农民的要求，一边是上级政府的压力，很多夹在中间的工作队成员在完成其官方任务的时候采取隐蔽形式的抵抗。例如，一些人私下里对外地人和本地农民表示同情:“拆掉你们的房子是上边政府的主意，跟我们无关。我们也不想这么干，这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他们这样做就是含蓄地鼓励外地人和本地农民坚守自己的房子。有些人故意漏标自己朋友的房子，以缩减拆除的规模。但是其中一些行为被查知而受到了行动指挥部的严厉批评。

基层政府机关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与他们在政治中心和本地社区之间所扮演的关系协调者的角色紧密相关。在中国政治史当中，类似的张力关系古已有之(见Chen et al . 1984;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on 1991; Li and O'Brien 1996; Mann 1987; Oi 1989; Shue 1988)。随着市场化的到来，跨越官方和非官方的、更为深入和多样的经济合作关系也得以建立。浙江村内部基层政府、外地人和本地人相联系所缔结的社会经济合作，使得对立分明的国家—社会概念模型变得复杂化。温州人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不同政府机构的立场转变，要求我们用一种更为精细的方式去理解中国政府性质的变化以及流动人口社区中地方政治学(local politics)的复杂性。这次行动所显示出的不是流动人口与垄断性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位置不同的诸多政府机关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多方面的重新定位。

民间抵抗

正如詹姆斯·斯科特(Scott 1985)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地方政治学(local politics)和权力动态关系(power dynamics) ，重要的不仅是观察大规模的、可见的、有组织的抗议、叛乱和其他政治行动，而且还应注意那些更为隐蔽的社会领域当中的日常形式的抵抗。特别是像在浙江村这样政治敏感的地方，流动人口中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是十分危险的。因此，非正式抵抗在偏转、躲避拆除行动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非组织化的民间抵抗在行动初期就已经展开，尽管这些个体行动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未能制造大动静，但它们却是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着重提出针对行动的民间抵抗之时，我也意识到存在将日常抵抗浪漫化的危险(见Abu-Lughod 1990; Ortner 1995)。因此，为了展现一幅更加均衡的图景，同时避免将地方政治过于简化为政府统治与外地人反抗之间的对立，我试图呈现政府和社区之间冲突的多个层次的记述。

大院之外

当工作队开始在村子里走家串户时，他们遭遇了多种方式的抵抗。一些农民对工作队的官员们怒目而视或者干脆一言不发。还有些人在工作队到来之前紧锁房门扬长而去，以致没有人能进得了他们家的院子。一些房东故意离家几天，只留下在那里工作的外地租客。房东的缺席让工作队的任务更加困难，因为上级要求他们劝说房东自己拆除各家的房屋附属建筑，以期能够降低强制拆除引发的暴力的可能性。一些温州人装作他们听不懂普通话因此无法和官员们交流。外地人还暂时关闭了自家开设的诊所、杂货店以躲避检查。一份官方的报告中记录了这些消极的回应:

首先，对拆除这些私建房屋的行动普遍存在一种消极态度。[6]一些本地房东宣称:“政府想怎么宣传就怎么宣传，但是要让我们自己拆自己的房子，没门儿!因为我们指望这个养家糊口。”其次，一些地方干部私下破坏行动。时村村民汇报说:“在一次村务会上，一些干部告诉我们工作队来的时候什么也不要说，看看它们能怎么样。”第三，一些当地居民对拆除行动的动机有所怀疑，认为这会损害农民们的利益。(Newsletter #22)

尽管当地农民所表现出的这种敌视丝毫不会令基层官员感到惊讶，上级领导却因此大为气恼。感到受挫的行动领导们命令所有不在家的房东必须本人亲自到指挥部解释其去向。如有违抗，将要承担由此所引发的政治后果的全部责任。[7]同时还声明说，如果没有房主出面指认那些与村子里房屋不相连的小棚屋，那么居住在那里的人负责将其拆除。但是，这份官方的通知发出之后，仍旧没多少房东遵循命令在指挥部露面。

抵抗还来自于一些依赖出租房屋为生的当地工厂工人。简报中记录了下面几个案例。一位城市工人和他的妻子共向外地人出租了十间房子，而房租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政府拆除通知公布的第一天，这对夫妇绝望地向工作队说:“我们就靠这些房子挣钱养家。你们要是把它们拆了，我们就去市政府门前静坐示威。”一位70多岁的退休工人，前几年儿子去世了，只好开了一家小商店来养活自己和孙子。现在他的店铺也在拆除范围之内。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他威胁说如果房子被拆掉自己就会以命相逼。他抗议说:“理论上我支持清理外地人。但是我自己只能从村里领40块养老金， 11月份才涨到100元。现在你们要是把他们(外地人)都赶走，就没人租我的房子了。我的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证!”当情况牵扯到军民关系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复杂。例如，空军所属某单位出租了30亩土地给温州人盖房。这个单位派出一位代表去指挥部，要求不准拆除他们地面上140间外地人盖的房子，因为这样做将会使党一直以来都加以维护的军民关系遭到破坏。

就连在“违法建房”上面标以“拆”字这个行动也引起了激烈的社会摩擦。在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所建筑的大院上加以标注还相对容易，但对怎样定义那些本地人所建造的私人附属房屋就困难得多。如何将某些建筑认定为非法的标准并不明确，其主要的依据是地点、建筑时间以及房主是否从村干部和区建委那里得到正式批文。一些村干部可以通过个人关系和权力取得必要的文件，从而使自家的附属房屋免于被拆除。但是这种特殊待遇却招致那些自家房屋成为拆除对象的村民们的气愤，一些人在自家和邻居的墙上写下相反的“不拆”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反抗。另一些人则反复将已写好的“拆”擦去。当地警察拘留了一些反抗者，指控他们妨碍政府保持社会秩序的努力。

除了这些日常形式的抵抗，人们还通过烧掉或撕毁政府关于拆除行动的通告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行动开始后的一个星期，当我在浙江村内走街串巷的时候，注意到几乎没有一张政府通告是完好无损的。它们被从墙上撕下来，扯成碎片或者被写上“胡扯”、“不服从”之类的字眼。根据政府工作队报告，截至11月16日，外地人和本地人共撕掉或烧毁大约1000张公告。

作为回应，上级政府决定采取强力措施，推动行动走出僵局。他们向基层官员、干部施压，要求他们必须展现出行动前进的具体信号，并警告说不完成任务者可能会面临严厉的政治追究。外地人和本地农民被告知说，如果他们拒绝拆除违法建筑，那么强制执行将会于12月份展开，而他们也将被处以重罚。基层干部、党员被责令主动拆除自家的违建房屋以此做出表率。在工作队成员不断地施压甚至是威胁之下，一些本地居民开始拆除自家的附建房屋。一旦部分地区开始拆除，其他人便认此次行动已无法停止，因此纷纷效仿以防政府惩处。到1995年12月初，当地居民所建造的大多数“违法”房屋都已经被拆除。居住在其中的外地人被迫离开，很多人暂时搬到那些住房尚未被拆的亲戚那里。

大院之中

大院之中的外地人受到拆除行动之苦最深，也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抵抗。行动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非常乐观，认为鉴于大院老板们和各级官员都有紧密联系，因此大多数大院最终都会被准许保留。同时，由于这一地区人口当中主要是温州人，可以动员集体行动，所以他们并不害怕挑战工作队。例如，两个温州人对派来做思想工作的工作队成员说:“你们搞这个行动没用。我们有的是钱，中央里有不少南方人，他们都会支持我们。北京市的领导也有从南方来的。等着瞧吧!我们早晚要报复你们这些家伙!”那段时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相信自己的经济实力可以帮助他们绕过政府规定，通过关系和贿赂来削弱这次行动。他们高估了上级领导们的地域认同。仅仅是因为几位党的领袖出身于温州所在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外地人就假定官员们会为他们提供政治支持，叫停行动。[8]

工作队的成员经常感到不安、尴尬，竭力将自己与所执行的命令之间撇清关系。他们其中一人向外地人解释道:“我告诉过你这不是我的主意。我也是执行上面的命令，完成我的本职工作而已。否则我也一样会丢掉饭碗。”与此同时，工作队的人担心自己在大院里受到外地人的袭击。所以每当工作队的一个分队进入一处大院的时候，总要有一些警察跟随。

外地人的反抗还会通过口头威胁表达。例如，一个大院老板当着工作队的面清楚地说:“我们是靠自己的双手一砖一瓦盖起这些房子。现在我们又接到命令说让我们亲手把它们拆掉。那样做会伤透我们的心。强制拆除之前，我们哪儿也不去。如果我们的房子被拆掉，我们就自杀!”有些人声称他们要组织人去市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要求管理部门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拆掉他们的家。

随着行动的开展，一些半组织化的抵抗也有所发展。11月8号，居住在一个大院里的一些外地人以大红门地区所有流动人口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紧急请愿书，并将其递交到全国工商联和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在请愿书中，人们争论说农民工和外地业主同样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他们的工作有利于城市经济。他们要求这些组织帮助叫停此次行动。请愿书预计了行动所可能带来的五个悲剧性的结果:大量的资金损失;很多外地人无法偿还债务;外地家庭无法生存;犯罪率上升;严重的经济损失造成自杀问题。将这封请愿书递交到这些组织，表明了温州人对潜在的政治合作者的认识。由于他们将自己看作是新兴的个体户及私营工商业者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向那些本该保护其利益的组织寻求帮助。但正如我在前面一章中讨论的那样，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正式的组织、协会都受到党和政府的管理、领导。因此他们所求助的这些组织也不愿意冒险牺牲自己的政治利益，只能选择保持沉默。

几天后，规模最大的一个外地人大院——金瓯社区中的居民起草了另一份请愿书，并将其转交给一些党内高层领导及全国人大。请愿书里说市政府清理浙江村的决定，将会破坏普通外来人口的正当经济行为和社区生活。同时，请愿书也驳斥了官方将大院描述为犯罪和无序的温床的说法，强调这里事实上是比外部更为适宜的居住、工作环境，社会秩序也更好。通过反驳官方对大院和社会秩序的想象，外地人含蓄地批评了市政府缺乏理性并且对破坏而非建立秩序负有责任。为了唤起官员的良知，请愿书同样强调了拆除所可能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包括经济上损失、儿童失学以及大规模的社会混乱。

但是高层领导坚持认为外地人大院是非法建筑，且滋生犯罪。他们清楚地表明政治稳定要重于地方经济损失。政治中心的另外一些官员不愿意站出来为温州人说话，以免危及到自己的乌纱帽。

同乡联盟

当温州人向北京市政府、组织请愿未果的时候，他们同样开始积极寻求自己家乡政府的政治支持。“同乡”这一文化观念成为来自同一地区的流动人口与其家乡政府之间建立政治联盟的一种机制。

在中国，维持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微妙的议题。中央政府需要许可地方政府享有一些自治权和自主权，但又担心过度的地方自治会危害中央政府的权力。在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时期，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省、市政府几乎没有自治权。但随着后毛时代的经济改革，中央开始赋予地方政府部分权威，尤其是牵涉经济发展问题。沿海地区广东、浙江等省经济显著增长使得这些省级政府的权力有很大提升而且强化了地方主义的复苏。在与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协商过程中，温州人借机向自己故乡的政府寻求支持。

流动人口和其故乡政府之间的联盟关系，最初是通过与这些省、市政府驻京办官员们的非正式私人联系而建立。[9]这些官员(尤其是那些来自温州和岳清的)都是一些富有的温州人在生意上的合伙人，因此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北京的官员们协商的动机很强烈，并试图停止此次行动。例如，岳清县驻京办的主任就是金瓯大院的入股人之一。温州驻京办的两个官员和一位出色的商人一起投资一大笔钱在一处服装批发市场。而他们在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又被其同乡关系所进一步强化。

除了直接的个人利益，省市官员们把温州人留在北京还有另一层利害关系。每年温州商人和务工人员都会向故乡的家人们寄回大量资金，这些钱被用于投资家庭生意或是购买消费品，有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这一财政资源非常重要，以至于温州市和岳清县都成立专门的办公室推动人口外出，并监控全国范围内温州外流人口的福利问题。为了培养温州外出人员和家乡的联系， 1996年这两级政府共同举办了主题为“情系温州，共创大业”的新春茶话会，目的是为了引起温州在外人员重新投资家乡的兴趣。利用同乡这一观念，地方政府以外流人口对家乡的忠诚为抵押，确保源源不断地汇款回流。

在这一情形下，在北京的温州人要求家乡政府提供支援。作为温州人的代表，大院老板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出面与家乡来的官员协商。随着外地人社区和行动工作队矛盾的进一步上升，先前由几个重要的大院老板所共同肩负的社区民间领导权，开始集中于甄老板一人。他的家成为重要的会议和协商地点，影响着浙江村的命运。[10]

在最初几个阶段，浙江和温州的官员们与在京老板们的联系还停留在个人阶段。他们发动关系网去影响工作队里的区和乡镇官员。例如，当地公安局的一位前所长是甄老板的好朋友。他已经被提拔到区公安局，但是还和甄老板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行动期间，甄老板和这位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因为他们的电话已经被监听，所以甄老板会通过第三人收到这位官员定期发出的关于行动的重要信息。有了这些关于行动时间表、官方策略以及领导态度等内部消息，领头人们可以决定采取何种手段来延缓行动。

行动开展半个月以后，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进一步增强。大院里的普通家庭仍旧拒绝放弃自己的家，焦急地等待来自大院老板们的进一步指示。大家都在看着甄老板的大院，如果连它也挺不住，那么更小的那些便在劫难逃。因此，他的大院“金瓯”成为很多温州人生与死的象征。此时人们对家乡政府提供保护的呼吁逐步增强。浙江省政府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来保护温州人的利益。11月20日，浙江省政府驻京办向北京市政府发出一封题为《关于拆除浙江村内部非法建筑的紧急特别建议》的申诉信。一位姓周的驻京办负责人与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约见两位行动副总指挥。在这次剑拔弩张的会见中，两位负责人拒绝停止行动，相反他们要求浙江省政府采取无条件支持以确保行动按时顺利完成。他们强调这次任务是由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分派，任何违令不遵都会被等同于反党反政府的行为。在这一恐吓之下，周姓官员最终退缩，表明省政府会服从全国人大的命令，但是他强烈建议工作队为温州人搬迁留出更为充裕的时间。他强调说如此短的时间内采取强制拆除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对美国的读者而言，这种协商毫不奇怪，因为在那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司空见惯。但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公开的对抗会令人感到惊讶。最终，这次会见无果而终。

两天后，浙江省政府派出由八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到京寻求进一步协商。这次行动指挥部的总指挥和其他重要官员都与代表团会面。代表团建议允许一些主要的大院存在，而不要把它们一次全部清理。北京方面迅速拒绝了这一提议，重申所有地方政府都必须遵守上级政府的命令，确保首都的政治稳定。在意识到拆除行动不可避免之后，浙江代表团将其重点转移到要求给温州人留出更多时间向外搬迁。温州市副市长指出:

上面的命令当中并没有具体指明行动的最后期限。有没有可能把最后期限宽限一下？我们希望清理整顿工作要面向现实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缺乏耐心和过分施压只能导致我们不愿看到的情况发生。将那些守法家庭的房屋拆除，让他们既不能生产也不能生存，不只会导致巨额的经济损失，同时也违背了保持首都安定团结这一终极目的。(Newsletter 67)

再一次，第二种提议被推翻。代表团大多数人在离开北京的时候都充满愤怒和失望。有些人要求直接面见中央领导，但无人理睬这一要求。浙江和温州政府对他们外流人口的支持以及他们拒不执行上级的政治命令，倒是进一步坚定了上级官员赶在冲突激化之前迅速清除外来人口大院的决心。

拆除

11月底，人们已经听说官方的协商以失败告终。多数大院老板放弃抵抗，在大约20个规模稍小的大院里，外地人在“自拆”之后大量离开。一些家庭可以租到卡车来将日用品、缝纫机和一些半成品搬出浙江村，但他们却不知道该去向何处。一些人朝偏远的郊区或相邻省份搬迁，以躲避进一步的侵扰;其他经济状况更差的家庭无法短时间内找到新的栖身之处，只好过几天无家可归的日子。此时温度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他们在社区内露宿街头。几天后许多大院被拆除，浙江村内满布残垣断壁(见图15)。我走在碎砖和木板上，几乎认不出这块好似战场的地方。那些大院，食品摊，繁忙的市场，连同曾经熟悉的数千台缝纫机所发出的声响一起瞬间杳无踪迹。街上人影稀疏，多数本地人家都大门紧闭。一个昔日蓬勃的社区生气全无。

图15 浙江村内满布残垣断壁

一天早晨我走进一处拆除的大院，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是我熟识的吴老板。他面带憔悴前，垂头丧气。工作队要他拆掉自家大院里所有的屋顶以确保无人在其中居住。即便所有的住户都已搬走，他却无法一走了之，仍旧偷偷留下来。“一下子，我几个大院都没了。我怎么能不心疼呢？!我想留下来看看他们往下还要在我的院子里做什么，除非他们把这儿推平，否则我不会走。”我们走过拆掉的院子时，他让我拍几张照片，并且多少写点儿什么，把政府的所作所为告诉外界:“小张，我告诉你，那些媒体都是软蛋，被政府管得死死的。当官的腐败。所以没人有种替我们说话。也许有朝一日你能做点儿什么，这段历史不能就这么抹掉了。”

金色的墙纸被扯成条状，在风中飘扬，拍打在断壁残梁上，弄出奇怪声响。那是阵阵悲鸣，我仿佛置身于一场中式葬礼之中，那些破碎的纸条向已被拆除的往日生机盎然的社区致哀悼。像许多大院老板一样，吴老板也背负了巨额的债务。他可能永远无法返回家乡，前路一片阴云笼罩。

尽管大部分大院都已被腾空、拆除，位于浙江村南缘南苑乡的一些规模较大的大院此刻还未受波及。甄老板和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大院老板们，仍旧希望大部分院落都已被拆除这一事实能够让工作队满意，从而让自己的大院逃过一劫。当地政府中暗自庇护他们的官员们也要求他们尽量坚持。但是当浙江和北京两省之间的谈判破裂后，市政府向工作队施压，要求整个拆除行动在农历新年之前结束。由于害怕夜长梦多，工作队当中领头的几个官员每日轮番去甄老板家中逼迫、威胁他，因为他们知道这里的住户会听甄老板的话。但他们也不敢逼得太紧，唯恐走投无路的人们奋起反抗。

经过几天的劝说，甄老板仍旧拒绝合作。官员们把他抓起来拘留了几天，以示警告。甄老板甚为担忧自己的安全，因此决定离家躲避。他的妻子林嫂是个勇敢而又聪慧的女人，独自留在家里与来访官员们周旋。她向官员们诉说着外地人在北京谋生的艰难以及此次行动所造成的损失。当官的问起甄老板的下落，她说自己也不知道。她按照官员们的要求传呼甄老板，但从无回应。后来她告诉我，此前她已与丈夫约定，不回复她的任何传呼，但必要的时候他可以直接打给她。甄老板也明白，大院的拆除不可避免，因此在外躲藏期间，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寻找潜在的新落脚点。

12月2日，周六，下午，强制拆除突然开始。由于是周末，居住在金瓯大院的人们在经历了政府数日以来的高压和思想工作之后，难得稍微放松了一些，但他们却没料到政府的工作队会在此刻到来。接近晌午的时候，工作队突然出现，随行的还有20多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和一辆黄色推土机。他们打算把大院中心管委会的办公室推倒，数百名居民闻讯赶来将办公室团团围住。工作队的一名领导向人群喊话，警告他们赶快退后，不要妨碍工作。警察们围成圈把人推开，以便使推土机可以继续前进。

几个外地人还在跟警察讲话，试图劝说他们离开，但大都没什么回应。一名官员对人们说:“我们这样做是对你们好啊。清理整顿之后，你们会感觉更安全。”他的话激起了强烈的反应。人群中有人大喊:“你怎么能说这是对我们好？!你把我们的房子拆了，害得我们无家可归，把我们赶出北京，这哪点儿好了？!”管委会的几个成员请求工作组给他们一点时间好把家具、电视和一些盆栽搬出来。几个人获准进入警察的包围圈内部，去办公室内搬东西。我还记得前不久，当这些外地人刚刚搬到金瓯大院的时候是多么的高兴。眼下，所有一切——他们的住房、厂房、希望——都将付诸东流。

人们刚把最后一件家具从办公室搬出，黄色推土机就向前开进。它巨大的铁刃紧抓住这所小房子，撞击、摇晃，一大块墙壁倒塌(见图16、17)。破碎的玻璃和砖瓦激起灰尘飞扬，温州人眼中的恐惧、失望、愤怒显而易见。推土机后退几码，再继续前进，如是反复几次，房子终于被彻底推倒。紧接着它穿过街道，驶向另一座房子，那是年轻人们打台球、玩电子游戏的地方。不到一分钟，那儿也仅剩下一片碎石。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整个社区出奇的安静。大多数的人默默站着，一些女人在抽泣。一个中年妇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我的好朋友，终于崩溃，开始号啕大哭。她之所以感到绝望是因为她家在这所大院中占有份额(大约20万元)。由于她家并不富裕，因此所有的钱几乎都是借来的，现在她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工作队和推土机离开后，她在地上边哭边爬，似乎试图跟随某些消失不见的东西。

图17 拆除之后的金瓯大院

在这一情景中，那台黄色推土机不止是机器，还是权力的化身。拆除管委会办公室还有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那不仅仅单是一座房子被拆除，还是一种正在崛起的民间权力被摧毁。官员们非常清楚，在浙江村的领导体系当中，金瓯处于象征性的核心地位。因此当众摧毁它就是政府权力的宣言，所有被认定为潜在的社会反抗力量都是其所针对的对象。此外，官员们预计只要拆掉中心，其他大院的人们自然会举手投降、老实搬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到12月12日，半数金瓯大院的居民都已搬出，散布于北京偏远城郊的几个社区以及周边乡镇。剩下的人则在一个飘雪的日子跟随甄老板迁往位于河北省的一处新的落脚点。

工作队派了六辆推土机来完成最后的拆除。到12月底，金瓯和其他一些大的院子已被夷为平地。独自穿行在废墟之中，我感到极度悲伤。一个曾经美好的、富有活力的外来人口社区不复存在，只剩下大门还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我依稀还能分辨那上方油漆的字迹“欢迎光临金瓯制革大院”。平地里，一阵风卷起灰尘。出于一些原因，我不想就这样离开。可能因为我知道前几天后连这些瓦砾也将消失。这是我最后一次造访金瓯，我将向它道别。

【注释】

[1] 这些简要的报道刊登于《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其内容和修辞几乎相同， 因为都是由市政府所许可的。

[2] 这是地方政府进入市场领域赚取额外的收入，成为赢利实体的一个典型例证。这种现象在改革年代的中国很常见(见Solinger 1984; Pieke 1995)。

[3] 在其他文化的移民群体当中也常见这种模糊的关系。例如查维兹(Chavez 1992)对美国非正式墨西哥移民的研究，弗格森(Ferguson 1992)对非洲迁徙工人的研究，欧爱玲(Oxfeld 1996)对加尔各答华人移民的研究和罗维(Lowe 1996)对美国亚裔移民的研究等。

[4] 这些简报(大约170期)在当时并未对公众发布，但在行动过后可以查阅。其中从官员们的角度更为详细地描述了行动实施的过程以及工作组所遭遇的抵抗。在本章当中，我使用从这些简报中所获得的信息以便重现当时的情景。

[5] 为了获得额外租金，当地农民建造了许多附属房屋，几乎每家每户都至少有一间这样的房子。

[6] “私房”这里特指当地人为了出租而加盖的一些房屋，而不是先前已有的私家住宅。

[7] 这种典型的官方修辞不会言明这些后果是什么，也不会指明可能采取的惩罚。这种含混的措辞意味着一种威胁，它还可以让政府在事后根据意愿提出任何指控。

[8] 在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当中存在一种极为广义的南方人认同，人们推测说在中央政府的高层政治动态中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和差异性。

[9] 共有三个联络办公室，一是浙江省政府驻京办，一是温州市驻京办，还有就是岳清县驻京办。

[10] 为了深入观察流动人口怎样与其家乡的地方政府结成同盟并与北京市的官员们协商，我在甄老板家住了一周，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被拆掉之前的大院里度过。我得以见到许多被外地人视为“我们自己人”、来自其家乡的官员们。

第八章 出走与回归

大规模拆除行动的前夜，浙江村一片混乱。惊慌失措的家庭匆忙把不能舍弃的财产以及服装生产设备打包装箱，准备出逃。在出城的路上，数万失去家园的外地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在本章当中我记录了此次规模庞大的出走以及人们在新的落脚点所采取的种种应对策略。同时我还考察了领头人们在选择新的聚居点、重新组织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所扮演的持续性显著角色。我的分析关注于领头人们与新落脚点的政府官员们所展开的协商以及形成的暂时合作关系。与北京的考虑相反，更低一级的河北省(大多流动人口涌向此地)政府对业主们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很感兴趣。他们敞开胸怀迎接这些流离失所的外地人，希望他们最终能够留在这里。尽管河北省的官员们期待能和外地人合作取得新的商业发展，但他们野心勃勃地要在河北建立大型服装加工贸易中心的设想却以失败告终，而我将对导致这一计划失败的“市场的逻辑”提出若干质疑。

本章的第二部分将转回北京。在城市经济发生根本性重组的时期，返回此处的外来人口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之间再次建立起社会经济同盟。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给温州人提供的新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利用倒闭的国有工厂和其他资源重建自己的社区。随着市场化、商品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转变为讲求实效、追逐利益的单位，他们希望和外地老板们结为非正式同盟。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市政府开始调整其对温州人的控制策略，转而逐步将流动人口中的领头人吸纳为地方事务的调节人。这些变化使得返回北京的外地人有可能重新在城市当中获得落脚点，并且重新建立起规模更大也更为持久的社区。

着手迁往他处

在拆除浙江村的行动期间以及此后一段时间内，北京市政府命令城区和郊区各个街道、派出所不准接收任何从浙江村搬出来的外地人。因此，温州人不得不依靠亲朋好友的关系网络来获得住处以及经济上的帮助。一些先前的大院老板仍旧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他们和一些工作单位、村庄协商为外来家庭争取暂时租赁的房屋。只有一小部分人坚持留在破败的郊区工厂、倒闭的旅店或偏远的农村。大多数人都四散在城区之外的郊县，有些去了天津、河北的城镇(例如保定、廊坊、三河)。例如，与浙江村南缘相毗邻的大兴县是一个农业区，遍布广阔的农田和村庄。因为本地农民的住宅成为可资利用的居住空间，而政府的控制也相对较弱，所以成为一个主要的外来人口落脚点。

为了了解这些家庭如何应付重新安家的种种问题，我选择跟随其中的两组人:一组逃往北京郊区，另一组迁往河北省。第一组人由数百名温州人和他们的工人组成，他们迁往北京朝阳区一个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大屯。大屯主要是农业区，但最近一个高档住宅项目开始在那里兴建。两个与当地官员有私人关系的温州老板安排了此次搬迁，不过一切都是暗中进行。这些家庭被分别安置在两个地方，一间属当地农村所有的倒闭的旅馆和一座曾经被某国有单位用来安置那些等待分配住房的职工家庭的住宅大院。

为什么在官方明令禁止收留温州人的情况下，这些外地人可以获准居住在这个社区？两个在上文所提及的那个大院管理办公室的工作的北京人向我解释说:

这些浙江人来找空房子并且让我们收留他们。他们还带着亲戚朋友，就像滚雪球一样。我们看他们无家可归觉得挺可怜的，就想着我们可以把这些空房子租出去挣点儿钱。所以我们就跟当地警察说一声，保证秩序良好，不出乱子。

这里的跟警察“说一声”只是他们利用关系、贿赂将其收买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事实上，北京很多基层社区的领导们都想吸引温州人，因为他们预计其商业活动会刺激当地经济，并且创造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与政府和媒体将流动人口等同于犯罪和混乱不同，相反，在当地人眼里，这些外地人是繁荣之源。温州人刻苦工作的精神给大屯地区的居民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有一人说:“这些温州人自打刚来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在家里布置生产了。有一段时间他们屋里根本没电，但他们也没停止工作，就在那挺暗的蜡烛光底下踩缝纫机。”我们该如何理解当地居民所持的这种观点和城市里公众意见之间所存在的显著差别？我认为这种不同主要源于当地人的观点，是基于和外地人直接接触，而不是像一般的城里人那样依赖传媒的转述。

大屯和浙江村服装市场之间的距离带来了一些麻烦。虽然他们的住宅大院已经被拆除，但一些主要的市场并未受损，并且仍旧是北京私营服装交易的中心。由于在新的落脚点生产的衣服要被运到市场上(通常是靠出租车) ，所以运输费用使得总的生产成本显著提升。时间是另一个问题。新生产出来的服装并不总是能够按时送达市场，所以其竞争力也在下降。出于这些原因，人们预计这些新的居住地的生意将会变得惨淡。一些家庭干脆停止生产，返回温州，等待机会重回北京。这些搬出来的人无法预料政府何时会发现并再次驱逐他们，因此整日生活在惶恐之中。他们通过减少在住处之外的活动来使自己尽量隐蔽。

我所跟随的另一组人去了河北省的一个小城——三河。尽管三河在近来已经被规划成为一座城市，但其境内仍旧以农业区为主。这其中一个特定的安置点是新近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燕郊，距离浙江村有六个小时的车程。大约3000人跟随他们的保护人甄老板来到此地，建立了一个最大的温州人安置点。这其中约有100户被安置在一个即将关闭的、陈旧的国有酒厂当中。工厂之所以接纳他们是因为出租这座即将废弃的三栋建筑可以每月收取五万元租金。我走访了这些家庭，发现其生活条件实在不堪:拥挤、黑暗、阴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啤酒的味道。这些建筑最初是按照生产而非居住的标准设计建造，一些家庭只能共用一间没有暖气、自来水和厕所的房间。

还有300名人员被就近安置在一些刚刚建成但还没有上市的商品房里。大约出于赢利的目的，甄老板从开发商那里租下五栋楼，再转租给其他人。每套房根据楼层和建筑面积的不同，房租可以高达1800—2000元每月。为了节约开支，两家人可以合租一套三居室。

搬迁到燕郊的这些外地人的日常生活充满艰辛。由于这些楼房刚刚建成，水电尚未完全接通。没有电，那些半自动的缝纫机无法操作，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工作。如果他们不能在与买主签订合同的期限内交货，自己的信誉就要受损，最后导致未来生意的流失。没有暖气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一年中的那个时段，夜间温度可能会降至零下十摄氏度以下。由于长时间暴露在寒冷之中，很多工人的双手皴裂、肿胀。水管常常被冻住或破裂，或是造成大水泛滥或是导致水源短缺。

为了解决交通运输的问题，外地人自己在燕郊和浙江村之间新建了一条公共交通线路。一些温州商人和两个北京小巴司机签订合同，让他们来运营这条线路。每辆货车可以搭乘20名乘客，每天跑两个来回。不管有多少乘客，这两名司机每月可以得到800元薪水，而一张往返票价的价格是30元。正常情况下，除去支付给司机的薪水以及油钱，这些老板每天可以净赚七八百元。这些交通安排帮助外地家庭维持自己的生意，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往来通勤过于昂贵且耗费时间。

最后，新落脚地生活的困顿也影响到一些人的情绪状态。经济上的损失和黯淡的未来导致一些人严重抑郁。有个家里在金瓯损失了近20万元的女人变得歇斯底里，然后就陷入了长期抑郁。她每日哭泣，一言不发。她的家庭因为无法偿还从亲戚和同村人那里借来的大笔债务，所以也不敢回乡，生怕债主们上门找麻烦。

流动人口领导层的运作

拆除行动的消息传开之后，很多北京以外的地方政府、企业事实上鼓励温州人把自己的家庭和生意搬到自己的地面上来。有些人甚至派代表到浙江村宣传自己那里发展私营生意的潜力。两名来自一家大的房地产公司的妇女来派发印有一个商业中心彩色照片的广告传单。[1]这个占地近2600亩、将要完工的商业中心位于山西榆次，由一些内部相连的商业大厦、商品交易市场、住宅楼和其他一些辅助公共设施组成。它的开发商把政府这次针对流动人口的清理行动看作是将这些精明的商人引诱至自己中心来的好机会。同时，河北省的一些地方政府企业也在温州人当中宣传他们那里是私营经济发展的理想区位。很多人许诺对即将到来的商人提供住宅和便利政策，但大多数温州人却对这些盛情邀请持怀疑态度。一些人对那两个山西来的女人说:“给我看看你们文件上的公章。要是没公章，你怎么知道我们哪天会不会又被赶出来？你最好先回去盖上公章，然后再来请我们过去。”

在众多可以当作重新安置地的选项中，甄老板和他的同伴选择燕郊，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原因:位置相对便捷，作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特殊地位以及当地政府的支持。在拆除行动之前，甄老板和同伴曾经数次造访燕郊，考察其作为一个新的服装加工贸易中心的潜力。11月29、30日两天，两个精英层次的会议先后召开，主要讨论重新安置问题。[2]第一次会谈是在甄老板金瓯大院的家中召开，共有10人出席，包括三河市(燕郊所在地)市长和他的秘书、温州驻京联络处主任、甄老板以及一些金瓯大院的持股人。不同于和工作队的协商，这次会谈的气氛是友好和合作的。会谈中确实也有一些紧张关系，但都是经济而非政治上的问题。三河的官员主要关注和温州人可能展开的经济合作上，但却对牵涉政治稳定方面的事务只字不提。驻京联络处的官员既是政府代表又和温州商人是同乡，因此他在三河市和温州人之间扮演调节角色。

双方最终达成一份分为两个阶段的重新安置计划。在第一阶段，甄老板将动员一大批人跟随自己前往三河，而三河市政府要确保这些人的安全并协助其重新安顿下来。第二阶段，双方共同合作在三河建立一个新的服装贸易中心。会谈的焦点继而转向流动人口短期住处的问题。三河市的官员打算利用一处废弃的工厂，同时征集一些临时安置点。外来人口领导层接受了这一方案，但坚持由三河方面全权负责所有建筑施工。这是因为他们暂时不打算冒险投资另一个地产项目，而只想出钱租赁。

第二天(金瓯大院被拆除前三天) ，领头人们和河北省官员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谈。包括甄老板夫妇、甄老板的一个生意伙伴、金瓯大院的两个持股人和我在内一行六人驱车赶赴三河。稍后又有三个温州老板加入我们。会谈在当地最好的一个酒店内举行，抵达的时候，我注意到酒店门口的一个巨幅标语——“浙江省工商界人士接待处”。选取“工商界人士”这一字眼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达了对温州人的尊重。这种欢迎的姿态与北京方面的拒绝形成了鲜明对照。

会谈持续了近三小时，焦点在于临时安置点问题。三河方面代表包括掌握分配土地使用权及其价格的燕郊开发区负责人，当地某建筑公司的两位经理，以及当地供水、供电公司的四位经理。虽然是对于利益的追求将这些官员、经理和温州老板们聚在一起，但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工作日程表。三河方面的官员和经理希望甄老板能够确保将一大批人带过来，这样他们就能够建筑更多的住所以获取更大的利益。他们还希望提高土地租赁的费用和房租。建筑公司的负责人一开始就逼问甄老板:“到底你能带来多少人？你想要多少平米的临时住房？”甄老板回答说:“大约1000户。就算每户40平米住房，这已经足够了。”两位经理对此并不特别满意，但也同意暂时先这样决定。接下来他们商议该使用什么样的建筑材料。最初建筑公司同意使用混凝土，但后来两个经理又改变主意，建议用砖(砖的价格更低，也更易于获取)。温州老板们知道虽然用砖建房比用混凝土的成本更低且更易于粉碎，但考虑到房租不会因此发生变化，所以他们还是坚持使用混凝土。经过反复地讨价还价，建筑公司终于同意使用混凝土。接下来是会谈的核心问题:确定租金。建筑公司提议每平米15元，这使得整个建筑成本在不计入土地使用费和水电安装费的情况下就将达到600万人民币。外地老板们相互之间用温州话交流之后，决定否决这个提议。[3]他们指出自己只需要简易的临时性住处而不是永久住宅，但是当前的租金价格却和永久住宅一样高。他们进一步争论说:“如果三河市真的欢迎我们，那就应该提一个优惠价来显示你们的诚意。”

建筑公司最终同意降低价格，但他们担心不会有甄老板所预计的那么多人搬迁过来。如果新建的住房无法住满，甄老板收不到足够的租金，那么公司就会赔钱。他们因此建议和甄老板签订一份合同，明确自己将会按时完工，而甄老板的责任只是将房屋全部租下。甄老板对此表示无异议，但也明确表示将由他自己的人来制定管理条例、收取费用，地方政府不得插手。燕郊开发区的领导完全同意这个提议:“我只关心收益。只要你能把足够多的人带过来，维持秩序，促进我们当地经济繁荣，我们政府绝不干涉你地盘上的任何事情。我们信任你!”这种让外地老板们放手管理他们自己社会经济空间内事务的协议，在地方政府和即将到来的外地人之间培养了一种信任感。

此时，双方都同意应该去看看用于建设临时住宅的土地。三河市官员们所建议的这片土地大约300亩，此前是一片农田，近来才规划作为非农业开发。这里距离市中心只有五公里，并且与一条省际高速公路相连，看上去人人都对它的区位和面积感到满意。附近还有一座新建的水上公园和高尔夫球场，这能吸引更多人来到这里。

会谈直到黄昏才终于结束，我们一行人返回北京。我对一个崭新的大型外来人口社区即将出现在河北省而感到兴奋。但是当我问甄老板他们准备什么时候签订合同时，他的回答令人吃惊:“我不确定，至少不是现在。”原来，这整整一个下午的谈判只是一种商业策略，目的在于试探对方到底开出何种价码。一旦对方出价，外地老板们会进一步调查、思考。此外，他们还向我透露说临时住宅只是一个短期计划，他们真正的设想其实更具野心:要在燕郊开发一个多功能商业中心。

后来我发现，在1995年11月24日，一个特别委员会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在河北省建设浙江北方商城可行性报告》的文件。报告提议在燕郊地区建设一座大型多功能商业中心，包括生产、市场、仓储、居住与服务、教育五大分支。整个项目耗资10亿人民币，将可以吸纳一万户家庭的生意。项目的目的是为流动的温州人创造一个安全、稳定、永久的社会经济空间，同时，如报告所说:“促进浙江商业精神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以便协助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向前发展。”这一项目计划牵扯到广泛的机构和人群，包括浙江省驻京办、温州市驻京办、河北省各地政府、两个温州私营公司和温州流动人口代表。他们还将成立一个独立公司，负责募集资金并负责项目运作。尽管项目所牵扯的政府部门仅仅扮演着次级经济单位的角色，但他们的参与给项目提供了特定的合法性，也是一种政治保护。

这种在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区再造一个大号浙江村的努力并未能走太远。从一开始，这一项目就主要由几个外地老板和浙江、温州等地的一些政府官员加以推动，而他们希望从中获取经济上的收益。虽然一些温州人也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但他们却极度怀疑其可行性。燕郊是一个欠发达的小地方，又脱离北京的消费市场，所以并不是发展私营生意的理想区位。这种地理位置上的劣势在温州人其后在此逗留的三个月时间内暴露无遗。最初的时候，因为这里的价格要低于北京市，确实有一些服装批发商和消费者光顾。但由于长途旅行多有不便且花费不小，所以顾客的数量日渐下滑。而销售量的下降又使得很多商人对在河北省建立大型商业中心的想法更加缺乏热情。因此，由于害怕将来此地会变成一座“空城”，大多数家庭都不愿意投资这个项目。相反，他们还是准备返回北京。确实，就像大多数其他的中国政治运动一样，对温州人社区的清理整顿好似龙卷风，来势迅猛，破坏力极大，但却来得快去得也快。行动之后三个月，多数外地人家庭都已逐渐返回浙江村。

在缺乏草根阶层支持的前提下，在河北省兴建大型商业中心的计划最终失败。这一失败表明市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浙江村的形成前后历经十余年，其基础是很多普通外地人社会关系网的不断扩张。此外，浙江村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靠近北京城区，有庞大的消费者市场以及现成的由火车、汽车联系起来的覆盖数百城市的交通运输网络。相反，燕郊没有上述任何一项优势，也不存在庞大的消费者群体。河北项目的设计者们没能认识到私营经济市场的发展不只是实体建筑的修建，更要包括对商业需求和社会网络的培育。

“新瓶旧酒”

到1996年4月，大多数人都已经返回浙江村。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鉴于先前居住的大院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他们是怎样找到新的居住和生产空间？最终我发现了三种可供外地人选择的房源。第一种是当地人家中的私人空间，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本地农民家中可供利用的地方都已经租给其他一些外地人，所以返回的温州人大多在紧邻浙江村的街道寻找空间。一些走投无路的人甚至在周边高层住宅楼当中花高价租赁房屋。[4]但对那些需要生产的家庭而言，租住城市住宅楼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些家庭需要空间来摆放他们的缝纫机、堆放原料以及安排工人住宿，但是在高层住宅楼当中很难找到足够大的房间。即使找到了，其租金也难以负担。此外，住宅楼里的居民总是抱怨外地人缝纫机所发出的声响。当邻里冲突激化的时候，外地人就有可能被迫离开。

另一些人以当地某政府机关的名义创办看上去合法的生意，然后在获准的区域之内建造住房。这些新的隐蔽院落不再被称之为“大院”，而是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公司”。[5]我甚至发现一个隐蔽的外地人大院自己标明是“诊所”。它的所有者柴老板告诉我说，这个项目是一个合作的商业项目，由他的家庭出资，但有一个中央某部下属的国有公司赞助。因为这座大院是在国有企业名下注册，所以三年土地租赁已经由区规划局正式批准。柴老板继续说:“我们用它(公司)的名字去注册，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都齐全。有了这种支持，又牵扯到部委的经济利益，所以我不认为北京市政府会碰这个地方。”

这座大院的所有权被分成10份股份。柴老板家和另一户占有8份，剩余两份由赞助的国有企业所有。因为企业通过自己的名义来确保建筑许可，这是一种原始资本投入，因而它可以享受20%的利益分成。换言之，温州人从国有企业那里购买合法性和保护，而后者则将一个官方的名号租赁给他们。我在这个大院里四处走动，发现除了一个诊所之外还有大约50套房子，都居住着温州人。我要离开之前，柴老板提醒我说不要告诉任何北京人这里有人能居住，“记住，你就说这是个医院”。

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寻找住处的方式，是直接利用当地国有企业的空间。这种对城市空间的征用也是由于近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加速才能得以实现。90年代中期，很多效率低下，无法盈利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被强迫关闭或是下岗裁员(Zhong 1998;Research Team of the CCP School 1998)。1996年， 814万国企职工下岗，到1997年这一数字已经攀升至1370万，占全国城市劳动力的20%—30%(《华夏文摘》1997年11月3日)。[6]很多城市工人忽然发现自己失业并且从国家那里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支持。有谣言说一些下岗工人将要组织抗议活动。北京市一群下岗工人要求中央和市政府把解决他们生活困难摆在政治议程的首位。他们用一个现实的口号来表达自己的忧虑:“我们要吃，要住，要赡养父母!”

在浙江村，一些国有工厂正面临倒闭。这一情况倒是为外来人口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可以借此与挣扎在后社会主义社会边缘的这些工厂建立起新的经济合作关系。结果这一地区三、四座工厂变成了隐蔽的流动人口大院(见图18)。其中一个是北京市某局下属的东风厂(化名) ，约有员工1600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和其他工厂一样，东风厂从政府指定的供货商那里进口原料，又将产品卖给指定的买家。只要能够完成上级政府部门的定量，追求利润并不是他们所考虑的主要问题。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决定逐步向国有企业放权，转而让其自负盈亏。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东风厂连年亏损，这一局面在1995年底进一步恶化。厂长告诉我，他们已经尽力让生产能够多维持几个月，因为“我们担心如果这么多人忽然下岗，变成无业游民，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我们还希望国家最终能做些什么，帮我们摆脱困境”。但盼望中的帮助最终也没能到来。上级主管部门认为这座厂已经没有挽救的价值，于是勒令他们停产。在我们的对话当中，“失业”这个词从未出现过。相反，作为对官方标准修辞的呼应，失业被称之为“下岗”。

尽管国家并未对解决这些员工的福利问题承担太多责任，但这些工厂的负责人却感到自己有道德上的义务，需要继续扶持自己的下岗工人坚持一些年。[7]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那种新的经济合作关系出现了。正像东风厂厂长所说:“所有人都得吃喝，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基本生活所需。浙江人主动问我们能不能租赁工厂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同意了，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利。”厂领导实际上并不和外地人每家每户单独签订合同，而是由老板们敲定合同之后再转租给其他外地人以从中获利。我问厂长如果这种安排被当地政府或市政府知道了该怎么办。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工人得生活。再说，我们签的是短期合同，上面领导也批准了。如果未来状况良好，我们会延长合同的。”

东风厂被道路分成两个部分，南面主要是使用重型机械的生产车间，而北面主要是被设计作管理和仓储之用。工厂的北区有六排建筑，包括平房办公室和两层的行政楼。我在1996年6月造访此地的时候，这里已经被五六十户温州人住满，每一间屋都被改造成一间宿舍。靠近前门的一面墙上写着几个大字:“院内有售皮夹克”。在我和住在这里的几户人家交谈后，发现他们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之前一周才搬进来。但我注意到很多的房间当中都加装了木质平台以便可以使空间利用最大化。尽管老板们租赁每间房屋只需花费二三百元，但转租给这些家庭的时候租金可达每月七八百元。假设这一数字是准确的，那么这些二房东每间房子每月至少可以获利四百元。

图18 一座倒闭的国有工厂被租赁为隐蔽的外地人大院

在空间和社会的组织方面，这种由工厂改造而来的住宅院与此前的大院没有太大区别，主要的不同在于现在的大院并非是外地人亲手所建，用一句中国的古话说就是“新瓶装旧酒”，表面看起来有所差别，但性质并无不同。另一点不同则体现在大院如何管理方面，正如厂长向我解释的那样，工厂希望能够部分监督事态的发展:“我们已经派出保安来帮助他们管理这个地方，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厂区。我们不能让他们(外地人)把这儿变成一个自己的小独立王国。”

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城市空间商品化”的加剧:国有工作单位将他们自己的空间转变成为一种商品。通过与这些单位之间建立新的合作关系，一些温州人可以找到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地方居住和工作。同时，下岗工人从外地人那里收取租金，这可以缓解他们对政府不断加剧的不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不单是地方政府，甚至连一直对潜在的政治抗议心存忧虑的市政府也对这种合作表示默许。

更紧密合作还是更深层控制？

在拆除行动之后的恢复期，温州人和政府机关之间五花八门的商业合作关系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这些新的合作集中于对服装交易市场的开发。与这种寻求与政府机关合作的潮流紧密联系的是，流动人口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城市当中地位并不牢靠且终究低人一等。为了经济回报，地方官员参与甚至主动寻求与他们的合作，其中有三类商业合作最为重要。

首先，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由乡镇、街道或村干部所建立的“早市”，这成为可供外地人使用的低成本交易空间(见图19)。这些市场的营业时间一般是早五点至早八点，而地点则选在停车场、倒闭的工厂或其他闲置空间，每一处都可容纳几百名商人。实际上，建立这些市场不需要当地政府部门或村集体投入任何资源，但其回报可观。由于商贩们只需交纳一小笔费用(每月三百到五百元)就可以获得一个摊位，所以他们可以将商品价格调整得相对较低，因而每天都可吸引数万顾客。

图19 一处露天的服装市场

第二种方式的合作是由北京市政府发起建设一座新的服装交易中心。1995年12月21日(正值拆除行动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副市长张百发主持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在大红门地区重建一座大型服装交易中心的计划。后来， 1996年5月初，服装交易中心的奠基仪式在浙江村一片开阔地上举行。作为地方上最大的事件之一，整个奠基仪式被精心策划。仪式所在的这片空地曾经用来堆放拆除行动期间所清理出的房屋瓦砾，因而它具有一种特殊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旧的空间已经死亡，而另一种被政府所认可的社会经济空间即将诞生。这一政府行为表明清理整顿浙江村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将这一社区连根铲除，而是为了削弱其非政府形成的权力，并将其转化为受到管理的私人资本。当我在9月份返回美国的时候，施工还未开始。后来我了解到这一服装交易中心最终修建完成。

图20 在拆除行动之后所建起的一座新的服装交易城

1998年1月，一年零四个月之后，当重访浙江村时，我惊讶于这一地区新辟出的市场的数量。社区在迅速扩张而不是衰落或消失。一座新落成的六层建筑是名为“大红门服装城”的现代化大型商场，这个服装加工贸易中心是市、区两级政府规划的落实(见图20)。这里有几百家店面和几千个摊位可供出租给外地人，其中还有旅馆、饭店、娱乐设施和其他服务。据估算，每天有数万名顾客光临此处。这座服装城由北京市政府设计，但具体工作由丰台区政府开展。温州人投资建设或是参与这里的生意，作用非常重要。起先，过去曾经拆除温州人大院的丰台区政府失去大多数人的信任，以致难以说服外地人投资这一项目或是注册商铺。区政府官员们因此不得以去寻求像甄老板一样的领头人的帮助。这些领头人开始既不愿帮忙也不愿参与，但不久他们便意识到这其中大有可赚。因此他们再次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在投资过程中协调各方。他们的行动也带来相应的回报，例如，甄老板在商场中以折扣价获得几个摊位，并被政府特许重建两处私人大院。通过这种方式，领头人们的角色也部分得到恢复。

另外两座大型服装贸易大楼也接近竣工。其中一座是现代化的十层大楼，它被设计取代旧的龙湫市场，因为后者不久就要被拆除以便为修筑四环路而腾出空间。这个市场为几个温州老板私人所有。另一座是由温州人和他们家乡政府共同出资修建的、规模更大的永久性服装交易大楼。在工地前方一个引人注目的条幅上写着“南城王府井”。这个横幅将这里比作著名的繁华商业中心王府井，证明了温州业主们试图将自己的生意扩大到一个空前规模并留在北京的野心。

总而言之，在政府部门和外地人之间所形成的这种经济上的联合，显示出一种不同的治理术开始运作，其特点是不再对抗性地将外地人中的领头人排除在外，而是与之合作。以政府名义建设的服装城为外地人的贸易提供了一个合法的空间，但与此同时，通过将流动人口带入这个由政府组织的空间，国家可以对他们实施更为密切的监督和政治控制。这个游戏的新规则是:只要能把外地人社区控制在政府的视线之中并且使其商业行为正规化，那么浙江村这只“会下金蛋的鹅”(golden goose)就被准许存在甚至发展。

政府将在何种程度上承担起维持这些新兴市场空间的秩序的角色？哪一级别和哪些部门将对这种管理负责？如果政府进一步渗入社区，那么流动人口中的领导层是会继续、变形还是最终消解于无形？这些有关后拆除时代(postdemolition)浙江村不断变迁的权力动态的重要问题将在我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探究。

【注释】

[1] 这个商业中心由山西省一个工业企业和一家香港的地产开发公司共同投资兴建。

[2] 如此重要的会谈和政治协商一般拒绝女性的参与。但由于甄老板妻子的要求以及我的研究需要，我们两人破例可以参与会议。

[3] 这是一种故意为之的商业谈判策略。因为温州话和普通话以及河北方言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所以三河市的官员们无法搞懂温州老板之间在商议什么。

[4] 租赁这样的楼房要比住在农民家的租金高出近一倍。但同样这些房子都有自来水和厕所，所以生活条件也更好。

[5] 对浙江村这种新式大院的更多具体讨论，可以参考郑钟昊的研究(Jeong 2000)。

[6] 199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大规模国企业改革的决定。

[7] 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政府意识到建立一种新型社会福利制度的紧迫性。今天大多数城镇都已经建立起某种社会救济制度以帮助那些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但其数额仅能够覆盖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并且经常不稳定(见Solinger 1999 b; Wang and Chen 1998)。

结论

浙江村的故事还在以令人惊奇的方式继续，因此给本书做一结论就变得尤其困难。浙江村和许多非官方的流动人口社区一样，深深卷入中国更为宽泛的政治、经济变迁。尽管它们的前途命运尚未可知，但我仍试图强调一些重要的议题并讨论它们和反思社会主义转型之间的关系。

作为更高层次社会变迁的空间建构

社会空间存在于多个层面:从微观方面说，包括建筑、邻里、房屋供应和街道;中层则牵涉乡镇、城市和城乡失衡;宏观层次则包含国家和世界范围的组织、策略。以流动人口居住空间和市场发展的政策为例证，本书主要在微观层面展开分析，但同时也在中间层次探讨了由人口流动而导致的城乡空间关系问题。人们在空间上的流动和自身社会空间的建设既是流动人口权力形成的前提，也促使其显现出来。既有的社会主义空间(乡村、工厂以及其他政府主导的场所)被流动人口中的企业家们依照不同样式改造，以便更有利于私有制经济和资本积累。我们观察到，这一过程充满争议。正因为这些来自乡村地区的流动人口被定义成城市当中的“外来户”、“陌生人”，不享有城市居民身份，也无法享受各项实质性的权益，所以他们在官方规划和管理之外建构新的社会空间才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含义。[1]这不仅关乎物理空间的变化，还针对重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轨迹的一整套晚期社会主义变革的各个动态侧面(见Zhang2001)。列斐伏尔指出，社会空间的构筑会巩固政治、经济、社会的形成，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兴起都与新社会空间的生产密不可分(Levebvre 1990: 401—403)。在区别了“空间内部事物的生产”和“空间自身的生产”这两个层面的社会变迁之后，他认为前者仅仅是一种层次较低的变迁，只有后者所产生的新空间和新的空间关系才能引起更高一层的社会转变。由是观之，所有根本的社会转型都与社会空间的重组关系密切，通过这些重组，新的社会关系才成为可能。

在中国，由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向当前混合经济的转型引发了戏剧性的空间关系重构。现有的空间结构不再能够满足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浙江村。非正规的流动人口经济和没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另类生活方式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空间，一种可以滋养商业创新与私人社区生活的社会空间。流动人口当中新兴的业主权力的重要基础就是对居住、生产和贸易空间的建构。这一层次的变化(对现有社会空间的根本性的重构)恰恰是政府所担忧的，因为它会进一步挑战现有秩序。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变革社会中的空间重构不乏先例。社会主义政权的创建者们在掌权之初就彻底的重建了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单位制度使城市空间变为自给自足、界限分明的工作单元;在农村，在集体化和反封建运动的推动下，家庙、宗祠和其他一些场所或被拆除或被改造为集体食堂、生产队办公室、幼儿园等(见Jing1996; A. Chan， Madsen， and Unger 1984; Friedman， Pickowicz，and Sheldon1991)。[2]

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两个更大的社会进程使得流动人口的空间再生产成为可能:空间的商品化与行政权力商品化。首先， 1980年代以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就是即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及其所有权仍旧不能自由买卖，但是短期租赁或长期出租某一“地盘”已获得许可。从商界到官场，城市空间无论对于国有、集体企业还是个体私营，都已经成为一种可以租入、租出并产生利润的特殊商品。在社会主义时期，眼下这样狂热且无孔不入的空间商品化的过程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政府仍然试图限制哪些种类的空间可用作增收，但私人和国有单位都有一套对策来软化或绕开这些规定。正是在这一语境下，无数外来人口社区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城市当中蔓延开来。

第二，空间商品化还和中国官僚制度本质上的变化相关。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各级政府逐渐涉入商业活动，以此来提升非常规的财政收入。[3]随着地方政府也开始转而追求提升效益，他们的主要活动也从行政管理转变为促进商业发展。在浙江村，地方政府的代理人们通过老板这一群体寻求在政府和事业成功流动人口之间建立商业同盟，而这也使得他们身上带有“企业家”的色彩。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政府展开行动部分拆除了浙江村，可见面对国家强制力外来的生意人根本是无力的。这个针对流动人口空间政策的观察在那一时刻是正确的，但如果从历时的角度加以考察，恐怕要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拆除运动后，短短数月之内，无处落脚的外地人便试图返回那里。他们迅速找到新办法重建社区，规模甚至更大。没有先前所奠定的经济实力、长期的社会团结以及与当地居民、官员的关系的维系，这种迅速的回归与复建是不可能的。

在对外来人口社区权力关系重组的分析当中，我试图整合马克思与韦伯这两大经典理论资源。马克思认为获取权力的关键是占有物质生产资料，而这又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核心(Marx and Engels 1988; O'Laughlin 1975)。这一框架对理解中国流动人口群体中的社会政治斗争很有用，但同样重要的是应该将“生产资料”的含义扩展至社会空间和关于分类体系、知识的话语生产，而不应仅限于物质生产。我并非第一个持此观点的人，许多理论家与人类学者早已证明把空间生产和意义生产当做生产资料的重要性。[4]此外，由于政治经济学对权力动态的解释倾向于强调客观的官僚制度和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因此“非正式”社会网络、个人色彩在政治和社会权力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一框架下或是被彻底忽略，或是被轻描淡写。权力因此变得空洞无物。本研究证明，流动人口的带头人同时使用韦伯所定义的三种权力来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即传统权力、人格魅力(Charismatic)和官僚制(见Weber 1981)。因此我强调流动人口中领导者们的社会联系，包括亲属关系、同乡网络以及庇护关系。同时，通过“本事”这个概念，我将以根源于男性气概的个人魅力(masculinity-based charisma)也纳入考虑之中。

庇护主义(Clientelism)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尽管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新兴私人资本的影响和流动人口的实力也在不断增强，但在晚期社会主义中国，党和政府仍旧是控制新形成的流动人口社区的核心力量，其身影无处不在。“面对市场，政府力量已经弱化”或“流动人口在没有政府直接干涉的情况下成功地创造了另一种社区型态，因此政府已经从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退出”之类的结论是具有误导性的。浙江村的挣扎证明在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政府力量仍居于核心，而地方权力动态当中的庇护政治也绝非明日黄花。[5]

研究温州人社区中的庇护主义并不在我最初的计划之中，但随着那些外地业主、商人的生活在我眼前展开，我意识到在地方官员、领头人和普通人之中所缔结的垂直动态庇护网络对理解国家—社会关系至关重要。庇护政治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为建立、重组属于自己的社会空间而斗争的重要媒介。虽然这种新兴的庇护关系往往利用亲属纽带、同乡关系和其他社会联系，但它同样高度商品化，常以市场交换价值作衡量标准，并且与日益商品化的国家权力联系密切。[6]这种披着传统外衣但高度商品化的庇护网络使一种新的治理形态成为可能。由于外地人并不算城市政府真正的管理对象，非正式的庇护关系就成为控制、维持流动人口内部公共秩序、市场关系和社会联系的主要渠道。在浙江村，有官员撑腰的大院老板和市场老板实际上是管理员和地方政府的“协调员”。[7]

与社会主义中国其他形式的保护政策相比，流动人口中的庇护主义有三点显著特征值得详述。首先，我在本书中所描述的流动人口中的庇护关系往往是三角形且相对不稳定的。与之相反，社会主义语境中形成的庇护关系则相对稳定和结构化。例如，在社会主义城市的工作单位中，党和政府所建立的庇护网络是极其制度化的(见Walder 1986)。同样，在乡村地区，农民高度依赖生产队的领导而几乎没有自主寻找庇护人的可能(见Oi 1989)。连接个体与国家的社会中间阶层的成员由更高一级的政治权威任命并获得其支持，尽管这一阶层的成员和他们所“庇护”的目标群体之间共享许多社会经济特性。

浙江村的庇护网络由外来人口中的业主们所创立。他们在城市中低人一等，又缺乏安全感。外地老板们笼络地方官员“罩”着自己，以获得更多机会去争取空间和其他资源(纵然要以极高的市场价格为代价)。同时，普通的流动人口家庭又把这些老板们视作居住地和交易市场的保护者。这些人并非官方任命，但却和官员有紧密的非正式联系。因此，流动人口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层不仅是一个群体，而是结构上有所区别但又相互联系的两个群体:流动人口的领头人和当地干部、官员。换言之，这种庇护网络不是二元关系，而是由官员、老板和流动人口所组成的三角关系，而且，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尽管受到现有亲缘、地缘关系的很大限制，但普通人还是有可能去选择他们自己中意的“保护人”。就这一点而言，当前由外地老板组成的非正式的中间群体与民国时期城乡政治生活中的庇护人阶层倒是十分相像。

其次，外来人口的庇护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地方政治学”(politics of place)。庇护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老家”的地缘联系。“同乡”是“保护人”和“受保护人”这两个垂直对立的群体之间持久的社会联系，也是调节二者关系的主要纽带。但是，同乡认同既可以帮助温州人建立集体认同，维持群体团结，也可以让人们按照同样的逻辑进一步划分为诸多分支群体。彼此间的利益竞争使他们难于形成更加集中的领导权和集体行动。[8]

这种“地方政治学”还体现在城市官员和外来人老板之间的互相协调之中，前者与流动人口之间很少享有共同的社会经济特质。二者相互区分的主要依据是城乡户口差异和籍贯。这使得北京的官员们很难渗透流动人口群体中的地缘界限，而只能转而求助于其中的领头人来对社区实施管理。虽然基层政府充分认识到与流动人口当中的领头人保持合作的必要性，但上级领导却担心事实上已显端倪的流动人口的领导层会助长本就难以控制的外来人的势力，并最终使政府条例成为一纸空文。这是“清理”浙江村的重要原因。但是，纵然在上级政府的直接干预下，不断增强的外来人口权力的空间基础被清除掉，庇护网络在拆除浙江村后的数年当中仍旧活跃。事实上，正是在老板们的协调下，丰台区政府才得以动员外来人口参与到由官方正式组织的商业项目当中。通过这种方式，地方政府还恢复了一些领头人的权威和势力。

第三，流动人口社区中的依附关系，以及对庇护关系的需要都有别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庇护主义。一方面，官方的庇护人不再要求业主们的政治支持作为回报，而是更希望得到商品、金钱或其他切实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希望得到的也不是具体的物品，而是空间的使用权——即当地干部们对他们建立自己住宅和市场空间的默许。

但讽刺的是，这种方兴未艾的庇护政治往往伴随着一种新的官方话语——强调“法治”。1995年北京市政府通过了十条正式规则，以期成为管理流动人口的法律原则。考虑到非对称的庇护关系网络几乎无孔不入，所以这种基于“法治”而非政府专断的新型治理观念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倒是另一形式的客观力量——金钱——与庇护网络相结合重新铸造了晚期社会主义中国的日常权力关系与社会控制。

反思社会主义转型

中国流动人口内部的空间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为思考未来“晚期社会主义”(late socialism)和“后社会主义”(post socialist)转型的本质与轨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基础。这里特别考虑两个问题:首先，当前对社会主义转型的周期划分是否一种有用的工具，可以用来思考其他类似于中国的社会变迁？再者，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市场、资本主义和民主进步三者之间的关系(conceptualize) ？

首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讨论。在本书中我更愿意使用“晚期社会主义”而非“后社会主义”来指称当前中国社会的状态。这样做并非是因为我相信一个人可以在时间关系上准确地认定不同的“阶段”或“时期”。简言之，我使用“晚期社会主义”是抗拒一种假设，即当前中国的社会变迁必定会导致社会主义政权的解体。“晚期”所表达的含义是现有体制所发生的一些本质上的新变化，同时与旧制度的遗产相混杂，而不是“崩溃”、“断裂”、“死亡”之类的激烈状态。因此，“晚期社会主义”类似于詹明信(Jameson)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定义。他认为:“一般说来，‘晚期’所传达的感觉是:一些事情变了，不一样了。我们已经经历了生活世界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决定性的，但又无法和旧世界相比较。”(Jameson 1997: xxi)在这一状态下，我认为另外一些社会形态很可能出现(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

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本研究质疑那种“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胜利”之类的假定，后者时常认为自由市场代表由外部移植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外势力”。有一种潜在的假设认定市场力量最终会涤荡一切传统的社会关系和实践。但是本书从民族志角度对当代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地形成所做出的解释表明，“市场”不一定是从西方引入的陌生的经济形式。温州人所从事的小型资本主义(petty capitalism)恰恰是从构筑在传统社会网络和与社会主义官僚体系联系密切的庇护主义之上的本土实践当中成长起来。这种本土的小资本主义与国有企业和国际资本共生，并与之协力重新勾画了中国社会的轮廓。而中国社会的基础又是市场力量、传统社会联系和国家所控制的权力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进一步说，对那种认为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力量增强，一定会导致政府力量的衰退，同时提升人们横向上的社会联系与信任的观点，我在本书中同样加以反驳。斯塔克与布鲁茨(Stark and Bruszt 1998)对匈牙利的研究表明，虽然其旧有的权力已受到侵蚀，但社会主义国家仍旧可以通过新的策略实现自我重组。[9]在这一“重新国家化”(restatization)的过程中，重建的国家成为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的“经理”。因此，正如维德莉所说:“集中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消解，只需进一步强化国家的力量使其能够控制自身解体的过程就可实现。”(Verdery 1996: 213)这种“被计划”、“被管理”的社会经济变迁形式在中国得到最好的证明，因为国家接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监督人和设计师的角色。在流动人口社区内部，被重新发明、制作出来的上述国家角色主要通过庇护政治来得以实现。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转而简要考察当下浙江村中的一些新发展，同时探讨在一个城市经济结构、政治氛围不断变化的时代，北京城众多的外来人口聚居区究竟何去何从。

近来城市改建中对流动人口的重新定位

我的田野调查工作的主要部分完成于1996年，那以后在中国的城市当中发生了许多对乡村流动人口未来命运有所影响的重要的社会变迁。在第八章我仅简要点出一些新趋势，现在我将从更丰富的细节出发去讨论近来中国城市的经济调整，以及那些发生在北京却足以影响未来流动人口及其在城市命运的政治事件。此外我还要反思空间、权力、私人资本和治理术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其中的含义。

在80年代早期与90年代中期，提出一套针对流动人口的有效的管理策略是中国政府工作日程中的重要内容。虽然管理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仍然是重要任务，但政府在改革中所面临的其他一系列问题却更为紧迫。国有企业的私有制改革制造了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他们成为城市底层以及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隐患。党和政府的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消化吸收这一规模庞大的人群。这一城市经济体制调整的影响极为深远，这里我所讨论的是城市失业问题，及其所引发的社会不安怎样转而影响政府对流动人口及其社区发展的政策。

首先要注意的是，城市下岗问题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是充满矛盾且并不均衡的。一方面， 1998年政府号召下岗工人“向农民工学习”，“自力更生”。也就是说，要么从事那些之前为大部分城市居民所不屑的、艰苦的临时工，例如建筑业或服务业;要么自己做小生意为自己提供就业岗位。在这种官方修辞当中，曾经代表“社会问题”的进城农民，被用来谴责和平抑城市下岗工人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很多城市的政府开始限制农民工所能够从事的工作种类，原因是他们会跟下岗工人抢饭碗。例如，从1998年起北京规定有20种工作部门不对农民工群体开放，以此来缓解下岗群体的就业竞争压力。(Eckholm 1998; O'Neil 1998)同样，广东政府严格限制乡村流动人口在城市落脚的数量，以便数十万下岗工人(大约都是城市固定居民)可以寻觅商机或找到工作。(《华夏文摘》1999年1月6日)

这些关于城市就业的严苛措施主要影响那些依靠雇佣劳动为生的农民工群体，而对流动人口中的业主和商人的影响是间接的，有时他们还为城里人提供就业机会。例如，在浙江村一些城市下岗工人靠给温州人在家看孩子过活，还有一些在新建成的贸易中心工作。但是在街头摆摊的外地小贩却和许多开零售店的城市居民抢生意。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减少向外地人发放此类经营许可证，以保证本地人做小生意的机会。失业问题的不断恶化使得很多大城市的政府开始拆除外来人口聚居区和街头市场，以此来驱逐来自乡村地区的小商贩。这些针对流动人口空间的打击行为属于“一个大的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降低在城市中居住、生活的流动人口的数量”。(Eckholm 1999)

另外，北京地缘政治的变化也会影响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命运。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在首都隆重庆祝其建国五十周年。为了准备这一大型庆典，北京政府发动又一次的清理整治行动。这次“美化”工程旨在拆除260万平方米的“违章建筑”，其中多数是流动人口自建的临时住房、商铺、饭馆和街头市场或是出租给外来人口的棚屋。北京市市长刘淇声称这一行动的原因是因为“违章建筑是城市部分地区市容混乱以及视觉污染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予以拆除。他还要求各区政府展开日常检查，以保证此类建筑不再复建。尽管一位王副市长承认“北京依赖外地工人的帮助”，但很显然这种新的城市美学对北京这座国际都市——同时是复兴的新中国的象征——的期望与流动人口凌乱的小生意之间产生了矛盾。

结果，许多北京的外来人口社区再次成为拆除对象。那一年的1月末至2月初，这座城市最大的外地人聚居区之一、位于魏公村和甘家口的“新疆村”被海淀区政府用推土机夷平。这里曾经居住着超过1000人，在整个90年代他们开办了大约50家家庭经营的饭馆，主营新疆风味的食品。一位亲眼见证了某社区被拆除的人如此形容这一运动:“现代化的畸形幽灵昂起它丑陋的脑袋，准备再一次击倒心爱的北京。”其他一些流动人口聚居区，例如三里屯，以及几百个自发形成的外来人口市场也成为清理的对象。行动常用的托辞无非是拓宽道路，缓解交通压力，以及为五十年国庆美化首都环境。因为他们不享受任何权利也无处申诉，所以没有城市户口的外地人在这样由政府推动的驱逐过程中总是最易受到伤害。但即便无数的街头市场和聚居区被强力清除，运动结束之后，外来商人和业主还是会搬回来重新建设。

但在中国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当中，浙江村的命运和其他外来人口社区还是存在不同。自从那些无处落脚的温州人在1996年返回这里之后，他们已经在城市里获得了更为安全的位置。通过租赁已经停产的工厂区并将其改造成为住宅大院，他们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数千失业工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如果政府决定赶走温州人，那同时也意味着砸掉下岗工人的饭碗。此外，浙江村里那些新建成的大型服装市场在为温州人提供商机的同时，也为很多郊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与以往相比，城市下岗工人与流动人口之间的联系更加深入，对市政府而言驱逐温州商人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随着温州人与当地社区之间联系的深化，流动人口社会空间的性质也发生着变化。通过流动人口中的领头人，地方政府出资修建一些大型的现代化市场建筑，并对其直接管理。在这些地方，政府希望那些在首都推广开来的事物逐渐增加:正规的、管理良好的私营生意，以及在政府注视之下不断发展的商业活动。即便非官方的流动人口社区被部分置于政府的视线范围之内，但毕竟没有什么“注视”可以包罗万象，所以外地人争取权力和掌控自己生活的努力仍会继续。此外，那些负责实施监控的代理人自身也被他们的对象所改变着。21世纪之初，晚期社会主义中国的庇护政治尚未消失。这种既古老又现代的治理模式，继续模糊着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

【注释】

[1] 参见霍尔斯顿和阿帕度莱(Holston and Appadurai 1999)在涉及公民身份问题时对正式身份(formal membership)和实际权利(substantive rights)之间关系所展开的深入讨论。

[2] 我感谢莎拉·弗里德曼(Sara Friedman)提醒我注意这些历史上社会主义早期空间改造的先例。

[3] 彭轲(Pieke 1995)对官僚、市场和私人领域三者相互缠绕的新现象做过深入讨论。其中最让人惊奇的是人民解放军名下所开办的超过两万家公司，涉足运输业、房地产、娱乐、酒店及其他行业。这在国家军费预算之外创造了大量的经济收益(见《华夏文摘》， 1998年7月29日)。1998年中央政府宣布关停一切军队产业以遏制腐败。

[4] 关于作为生产资料的空间生产，见列斐伏尔(Lefebvre 1991)。关于作为生产资料的意义生产见科马罗夫(Comaroff 1985) ，特纳(Turner 1980)。尽管福柯本人从未谈及生产资料和阶级斗争，但他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洞见对那些试图将话语—权力分析整合进政治经济学解释的人类学家始终是核心理论资源之一。

[5] 一些学者提出要用国家社团主义(state corporatism)的模式来概念化整个系统中一些特定部分所出现的国家—社会关系(例如Pearson 1997)。尽管在合资企业、城市私人企业当中，这一模式有助于理解国家的角色和政治权力动态(political power dynamics) ，但我认为在处理小规模的家庭企业与国家关系时它的解释力度会受到削弱，恰恰是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存在一个被国家所认可的中层组织。相反，流动人口社区中高度商品化的庇护主义是在个人的基础上将官员和外来人口联系起来，因此更能显示出当前中国治理模式的变化。

[6] 王达伟(Wank 1999)对改革时代中国政府官员和城市私人商业之间庇护主义研究和本研究有相似的发现。

[7] 可与史谦德(Strand 1989)对民国时期北京城地方精英、民间组织所起到的准政府功能(quasi-governmental)的解释相比较。

[8] 在其关于中国劳工政治学的历史研究中，裴宜理(Perry 1993)指出一种类似的情形:一方面乡土地缘认同的动员模式使中国现代劳工运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种基于乡土认同所产生的分化也为劳工运动划定了种种界限。史谦德(Strand 1989)对民国时期北京劳工政治的研究显示出各个协会之间派系斗争与联合是同时存在的。

[9] 普特南(Putnam 1995)认为，建立基于社区的横向联系以及社会信任对不依附于国家的民间力量的形成至关重要。

附录:关于田野调查情况的说明

在《摩洛哥田野调查反思》(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1977)一书中，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认为从根本上说民族志知识是民族志作者与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之间复杂关系协调的产物，且受到地方特定社会政治环境和宏观背景条件的制约。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的本土人类学家(native anthropologists)返回故国——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文化语境——开展田野调查，但是自我与他者关系之中所固有的一些问题并未轻易消失。同时，目的地所在国的政治、社会状况仍旧以不同的方式来形塑“返乡”人类学家们田野调查的可能性及其轮廓。我对中国流动人口的人类学研究亦是其中一个例证。

我在中国长大，返回祖国开展田野研究有诸多优势，这一点毋庸讳言。因为我说普通话，也能听懂一些方言，因此无论是在外地人社区还是其他地方，我都能很容易地与人们打成一片。但要想在当地建立制度性的隶属关系以支持我的研究却并非易事。由于我是持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人们认为我既不是外国人也不是真正的中国人。起初的时候，在北京没有一家机构愿意接收我做访问学者，因为我既不是外办可以接收的“留学生”，也不是中国本土学者。在中国现有的人口分类体系中并无我的一席之地，所以事实上我变成了一个没有单位的“流动者”。但是每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都知道对于研究而言获得一个机构的隶属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当我想采访官员或是获取查阅档案材料的许可时。最终我通过私人关系让北京大学给我安排了一个非正式的身份，以便能够应对官方的规定。当后来上级官员对这种非正式的关系表示质疑的时候，我从北大毕业这一事实使得北大的领导们的支持有据可循。

对一个研究者而言，理想状态是可以在民族志调查期间暂时与受访人居住在一起，以便能够观察和参与其日常活动和社区事务。但是由于外地人聚居区的政治性质，这种居住安排于我而言并不可行。上文曾提到过官员们并不欢迎有人在浙江村调查。居住在社区之中会和定期“查夜”的警察、地方官员发生不必要的直接接触。其次，这一地区住房极其紧张，一个人经常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找到住处。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决定每天往返浙江村和我在北大的宿舍。后来，当我和一些外地人家庭成为朋友之后，有时我可以跟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待在一起。

作为一个研究者，最初因为没有一个为当地人所认可的生产性角色(productive role) ，我感到尴尬。很多人在接受正式访谈的时候很不舒服，于是我试着在社区当中建立自己的角色，并采用较随意的方式采访了许多人。例如，调查期间我曾经给一些富裕家庭的孩子们做过两个月的英文教师。这个角色给我充分的机会去和家人们互动，并和他们结识。有时，我会在他们外出期间帮忙照看服装店，或是和饭店老板边聊边准备一些食物(例如包饺子)。最后，比起那些正式的采访，在这些场景中进行的访谈信息更为丰富、生动。

我的访谈大多是半结构式的，问的问题也是开放的。我脑子里记住了大多数关键问题，这样便不会因为手拿打印出来的访谈提纲而惊扰了受访人。为了保护受访人的安全，我没有对访谈进行录音。但为了保持访谈的原意，我通常记下一些关键的词句，并在其后立即凭借记忆对其加以扩展。因此，本书中大多数访谈问题都不是逐字逐句记录，但它们和真实的访谈非常接近。同时，为了保护我的受访人的身份，书中所有的名字都为化名。

今天大多数人类学家都会同意没有田野调查的地点(无论是相对单一的地点还是跨地域的空间)会像一个“天然的实验室”(natural laboratory) ，研究者可以在其中收集“客观的”资料并且不搅扰环境地全身而退。事实上，一个民族志作者在他或她展开长期田野调查的地方是非常显眼的。因此这个作者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当地的文化和政治当中，我也不能例外。从调查开始的第一天起，尤其是在拆除行动的那段日子中，我必须不断重新调整自我定位，并且被我的受访人们定位。那种认为民族志工作者可以保持中立、不带偏见、远离地方政治的观念仅仅是一个迷思。正如我在本书中几次论述的那样，对知识的话语生产和对外来人口聚居区的表述都对他们的生活有着真实、具体的影响。因为大多数来自中国乡村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都不高，他们几乎无法接触那些在塑造关于外地人及其社区的形象中扮演有力角色的印刷和广播媒体。很多温州人期待我——一个大学生，读写能力俱佳——通过写一些关于社区生活中积极一面的文章来为他们发声。在拆除行动期间，这种期许更为强烈。一些大院老板要求我在全国和北京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以此拆穿那种将浙江村描述为罪犯藏身之所的主导描述。他们的期待将我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一方面，我强烈认定温州人的利益应当得到保护;另一方面，我又必须尽量避免与官员们的直接对抗，以便能够继续从事研究。但是当社区命运危如累卵的时候，我在扮演温州人的发言人角色上所表现出的不情愿，使他们其中一些人开始质疑我的立场。但不久之后，官方宣布报纸未经许可不许发布关于浙江村的文章或报道，这一决定帮我缓解了压力。但那种不安的感觉在其后的调查过程中，始终与我相伴。

另一个法律与伦理上的困境出现在当我在一个外地人朋友家里采访一位年轻的吸毒者之时(见第六章)。警察会不定期突袭外地人的住处以打击毒品贩运和交易。根据北京政府所颁布的条令，任何人一旦知晓某地有人吸食毒品都应主动向警察报案，而任何人只要在这样的地方被捕则都要承担和吸毒者一样的罪责。所幸的是没有发生意外，但是可能的危险仍旧如阴影一般笼罩。

最后，作为一名独自在一个规模庞大的社区当中开展研究的年轻的中国女学者，我同样经历了一些与性别相关的问题。浙江村内有大约10万名居民，并不是人人都理所当然的认识我。除了那些与之相处的家庭，我也经常会与“陌生人”互动。仅仅是因为我独自一人又乐于和别人攀谈，那些外地商人便经常将我误认为性工作者，因为在他们本地的文化当中女人不应该单独和陌生的男人交流。在田野调查最开始的时候，我和一个男性业主在他的服装店里有过一次非常恼火的遭遇。纵然我反复向人们解释我是一个对外地人生活感兴趣因而为了学术目的来做研究的学生，但很多人觉得我只是羞于讲出事实而已。即使是作为一个民族志作者，我也难以逃脱本地人对性别界限的假定以及道德准则。

总而言之，尽管始终在力求“深描(thick description)”(Geertz 1973) ，但是一个民族志作者的描述和阐释仍旧会不可避免的经由其主观位置而受到道德、政治、情绪等束缚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塑造。民族志知识确实是“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的一种形式，是自我/他者关系与政治、社会语境相协调的产物。因此我对温州人生活、抗争的记述，不可避免地受到我主观立场和周遭社会、政治力量的影响。

最后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当中的所有照片由我在中国调查期间所拍摄。

译后记

2011年夏，我从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赴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当时陈志明教授开设一门人类学中国研究的讨论课。开课伊始，陈教授特地从课程大纲中指出几本著作，叮嘱我们几个博士班的学生，“可以向人家学学如何写博士论文”，其中就有这本《城市里的陌生人》。

在决定动手翻译本书之前，我在不同的课上曾经先后阅读过一些章节，后来又在暑假期间通读了全书。虽然我本人的研究题目并非都市人类学或移民研究，但这本民族志的流畅、清晰还是让我记忆深刻。当时我向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吴科萍教授表达了希望翻译本书的愿望，她鼓励我与原作者张鹂教授直接通信，以获取授权。2012年初夏，在动身去台湾访学之前我收到了张教授的许可邮件，并经由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与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主编刘东教授取得联系。在刘教授的帮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很快就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拿到中文版权并与我签订了正式的翻译合同。我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初稿，并前后修订五次，眼下读者所看到的这个版本，是由原作者张鹂教授亲自审校的。

这本书的特色及其为人类学中国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已无需我再多言。在经历了上世纪末后现代文本解构的冲击之后，今天的人类学研究似乎更加需要恢复对民族志写作的信心与基本共识。如作者本人在附录中所言:人类学家当然不是绝对“客观”知识的生产者，囿于其自身学科训练、生活经历、文化旨趣的差异，一千个民族志作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岛屿、村庄、厂矿、街区。但明确这一前提，并不是为了彻底废弃民族志研究方法，而是促使写作者本人对自身写作的限度以及“作者”这一身份保持清醒的认识。好的民族志，并不因其所描述的现象的“过时”而失去意义。对历史断面的饱满叙述，本身就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实现跨文化的相互理解。

本书译稿交付出版社之前，张鹂教授亲自扫描了原书所使用的彩色照片并发送给我，也正是在浏览这些照片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在“物是人非”之际，民族志写作的无心插柳往往是作者、读者都无法加以限制的。今天，“温州人”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中早已不再是城市里的陌生人，而空间建构、民间社会建设、犯罪问题、性别政治等议题所具备的内涵和外延也已经与十多年前大不相同。在那个网络滥觞之前的时代，瑞兰的“炫富”言论不会引来口水浓痰，而“北京人-外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会成为虚拟世界里热炒的话题。但是，我们的生活里仍旧不乏各色“陌生人”，曾经的悲剧是否改头换面，以闹剧的形式重新登场？这仍需要我们反思。

感谢作者张鹂教授，没有她对一封陌生人来信的支持与理解，也就不可能有这本书。在过往的一年中，无论是请教具体的语言问题，还是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她总是在第一时间给予解答、指导。感谢吴科萍教授，没有她的鼓励，我也不敢将一个略显唐突的设想付诸实践。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和清华大学刘东教授，他们对后学的扶持、帮助令我感动。这本译著能收入“海外中国研究”这套影响了几代中国大陆学人的丛书，也是两位前辈努力促成。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同学史乐闻(Edwin Schmitt) ，在全书翻译过程中，我曾数次就一些语言方面的问题求助于他。最后，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王保顶编辑，没有他认真细致的工作，本书的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

译事艰难，这是此刻我最为深切的感受。原以为民族志作品较理论著作简单许多，但实际上翻译起来却颇为吃力。读过原著的作者想必都对张鹂教授清晰准确的表达有深刻印象，而我在翻译的过程中虽然力争达到相同的效果，但受学力所限，毕竟有所折扣。如有翻译上的疏漏，责任由我承担。

袁长庚

2013年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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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作者：【美】魏斐德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年12月

ISBN：978721404602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出版说明
中文版序 舞蛇者说
前言 幽灵
第一章 多面人戴笠
第二章 打流
第三章 投奔
第四章 十人团
第五章 “力行运作”——蒋的共济会
第六章 创建力行社
第七章 力行社与蓝衣社
第八章 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
第九章 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
第十二章 行刑队
第十三章 行刺
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
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
第十六章 裙带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
第十八章 训练营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
第二十二章 间谍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
第二十四章 战时重庆的军统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
跋妖魔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特别纪念

出版说明

戴笠及其创办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忠实爪牙，在为蒋介石排除异己，维护国民党专制统治，以及保护蒋介石的安全等方面效尽犬马之劳，犯下了种种罪行；同时，抗日战争期间，在抵抗日寇、锄除汉奸方面也做过一些工作。

本书作者魏斐德先生是享誉国际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在美国中国学领域有较大的影响。在本书中，作者从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收集了有关戴笠的经历、个性和军统沿革、内幕及主要历史活动的大量档案资料，进行了比较细致、深入和生动的描述和评析，反映了国外对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研究水平，对于民国历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作为一本学术性著作，有些观点存在较大争议，有待进一步探讨；有些观点与我们不尽一致，但为给研究者提供完整的面貌，未予删改。因此，读者在阅读时要以评析的眼光慎重对待，认真鉴别。

中文版序 舞蛇者说

一

亚里士多德曾经议论道，诗歌能够描述普遍的事，而历史却只在描述个别的事，所以作为艺术的诗歌，就高过了作为生活的历史。然而我想，问题的另一面却是，正因为历史是描写个别和偶然，所以借助于生活自身的万千造化，它的出人意表的“想象力”往往又超越了艺术作品的编造，特别是当那编造太过遵循“普遍必然”法则、教人看罢开篇便知结局的时候。

本书所着力描写的这位主人公，就大大超出了一般想象的极限。故而比起寻常那些既无所不用其极又总是落入俗套的间谍片或恐怖片，围绕这个恶灵的种种可怕传说，反而更会使人不寒而栗。尽管我们如今已不在他的生活现场，却仍可以从本书转述的大量传言中，真切地感受到其巨大的邪恶魔力——“虽然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传奇人物，甚至连他本人的照片都从未有人见到过，在任何活动中他都极少出场，他的名字往往只是在耳语中被提及。然而他的狡黠远近闻名，令人生畏。这一切都是出于对他所坚持的匿名性的尊重。所有派系都意识到，他或者知道或者能够了解到他们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的贪污、腐化、无能或愚蠢，而只要他一点头，不管是哪个派系，其政治影响如何，失宠、贬斥甚或死刑便会接踵而来。”（本书第458页）

越是把这类吓唬小孩子的话头传来传去，蒙在这位传奇人物身上的妖雾就越是阴沉浓重，而大家对他的好奇心也就越大。于是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来，人们也就只能指望那些常年坐冷板凳的历史学家了。因为，只有靠他们满肚子的学问，靠他们经年累月的耐力，靠他们心细如发的考索，靠他们目光如炬的洞察，才有可能帮助拨开浓重的阴霾，让大家恍然大悟地看到事情的本相。在这个意义上，我很赞同斯蒂芬·柯亨教授（Stephen F.Cohen）的那一段不无幽默的评价——“如果福尔摩斯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话，他可能会去写魏斐德所写的那令人惊奇入迷的戴笠的故事。”

另一方面，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不管这位人物在过往的语境中意义如何，这个题目对于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来说，都是相当有趣甚至相当过瘾的。这使得他们有可能像那位具有第六感的福尔摩斯一样，拿出自己天生的嗅觉来，嘴角挂一丝讥讽的笑意，去机敏地跟踪和刺探这个凶险的猎物，识破其林林总总的障眼法，而终于找到机会抢上前去，一剑挑开那顶用来遮颜的帽子，将其在传说中狰狞得不可名状的嘴脸，暴露在朗朗乾坤之下。由此，对于我们这些更惯于坐享其成的读者来说，打开这样的一本历史著作，也正可以像贪读一本福尔摩斯的探案小说一样，捏着一把汗去观赏历史学家的惊人绝技，看他们把原本似乎不可能解决的悬案，怎样如变戏法一样地变成为公众的常识。

二

据说，就连罗斯福总统当年在开罗会议上见到蒋介石时，也曾提出过要当面见识一下这位传奇式的恶灵，因为他有一个特别凶残的诨名——“中国的希姆莱”。由此足见，此人当年引起的好奇心简直是无远弗届了。

尽管路人皆知这位戴某的恶名，但他们也许并不清楚，此人的本名唤作戴春风，而“戴笠”这个顶风臭十里的名字是在干上特工以后另起的化名。于是，首先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就在于：这个特务首领究竟为什么要给自己起这样一个名字？

正如斗笠在中国古代日常生活中是最简陋最便宜的雨具一样，在中国古代语言中，由此生发出来的“戴笠衣褐”、“被蓑戴笠”、“麻衣戴笠”之类的说法，无非是在指称某种寒微或俭朴的生活状态。正因为这样，明代何孟春的《馀冬序录》上才会给出“贫者何处得穿绸纱，富者自不求戴笠”的对照。在这个基础上，鉴于寒微或俭朴的生活状态本身，受到了古代伦理价值的长期鼓励或者范导，遂使“戴笠”二字亦逐渐附着了一些正面的引申，往往可以当作“安贫乐道”或“随遇而安”的代称。比如，史书上就曾有过这样的记载：“东坡在儋耳，一日过黎子云，遇雨，乃从农家借箬笠戴之，着屐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群吠。竹坡周少隐有诗云：持节休夸海上苏，前身便是牧羊奴。应嫌朱绂当年梦，故作黄冠一笑娱。遗迹与公归物外，清风为我袭庭隅。凭谁唤起王摩诘，画作东坡戴笠图。今时亦有画此者，然多俗笔也。”（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四》）

此外，恐怕更加普遍的古代用法是“戴笠”二字作为寒微的代称，主要用来形容故旧之间的交情，因而所谓“戴笠之效”也就跟“贫贱之交”、“布衣之交”等等大致近义。此中最有名的掌故，或要数晋代周处《风土记》上有关《越谣歌》的记载了，它淳朴地表达了朋友之间“苟富贵，勿相忘”的期许：

《风土记》曰：越俗性率朴，意亲好合，即脱头上手巾，解腰间五尺刀以予之。为交拜亲跪妻，定交有礼，俗皆尝於山间大树下封土为坛，祭以白犬一、丹鸡一、鸡子三，名曰木下鸡。犬五。其坛地人畏不敢犯也。祝曰云：“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虽步行卿乘马。他日相逢卿当下。”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

更加有趣的是，前揭书还同时辑出了《越谣歌》的另一种主客换位的版本，使我们可以从这首流传久远的歌谣中读出朋友伦理在古人那里的对等性：

乐府作“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

准此，恐怕最有可能或者最不能排除的解释是，正如此人同时自取的字——“雨农”所提示的，这位戴某之所以要为自己取下“戴笠”这个名字，很可能是要附庸风雅地描绘出一个“雨地寒士”的形象，从而暗示出“出身寒微”、“贫贱不移”乃至“富贵不忘”等一系列附着了正面伦理价值的语义。此种语义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部，对于簇拥着这位戴某的小团体来说或可成为一种鼓舞。惟其可惜的是，仅仅因为“戴笠”的典故曾被某个姓戴的特务选用过，正如仅仅因为那个“精卫”的典故曾被某个姓汪的汉奸选用过一样，竟连好端端的典故都被污染了，以至于此后人们一看到这两个字就心生厌恶。

不知大家想到了没有，此外“戴笠”二字还有一层更有意思的语义。正如作者在一处脚注中敏锐觉察到的：“戴笠这个名字还指一个人的脸被一顶尖顶帽子半盖住的意思，即含有掩藏的意思。就像中国画里河流上的老人，头戴一顶斗笠坐在一叶轻舟里钓鱼，背对着看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戴笠’是指一个衣着平常的孤行者，一个你不会注意到的消失在景色里的人。”（本书第4页注②）验之于历史记载不难发现，正如经常可以在武侠小说或功夫影片中看到的那样，在古人那里，他们确曾故意利用斗笠这种日常用具来遮掩自己的面容，而且这种看似随意的化装要比佐罗式的西方面具更加自然。比如，元代的钱一清就曾记载：“邳州守离城远接，置酒作乐，会众官于草庐下。夜舟泊圮桥之下，即子房椎击始皇博浪沙，中副车，遂逃于此。子房进黄石公履，即此桥也。自此人皆戴笠，衣冠别矣。”（《钱塘遗事·卷九》）由此推想，尽管如今已不可能请这位戴某而问之，不过，既然他是在选定秘密职业的同时选定了“戴笠”之名，那就很可能同时想到了其“蒙面”的语义，并希望借此暗示出“行踪飘忽不定”的意思。

由此一来，我们在这里也许就遭遇到了很可能是最为精妙的现象。跟寻常总是希望为语词找到某种确当的和固定的解释的愿望刚好相悖，实际上，人们往往从一开始就有可能故意想要利用某一语词在历史变迁语境中所沾染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以期增加语言表达的丰富性、开放性，甚至含混性。我觉得，这种语言现象在人们取名的时候会特别突显——别说是这么一位行踪诡秘的特务头子了，就是那些堂堂正正、清清白白之辈，谁又愿意一语把毕生全都道尽呢？总要留些细品的余味和发挥的余地罢？

然则讽刺的是，不管戴某头上的那顶斗笠曾经捂得多么严实，如今却正如斯蒂芬·柯亨教授所云：“由于魏斐德所揭示的如山的证据，如今戴笠已不再是‘亚洲的神秘人物’了。”的确，历史著作对于这类历史人物的捕捉，恰如刚刚从漆黑的地洞里捉到了蓬头垢面的萨达姆——不管这个魔头早先曾经显得有过什么样的法力，可一旦在公众的眼中露出了原形，居然就连长相都变得平淡无奇了。在这个意义上，可敬的历史学家所扮演的角色，恰如“一唱天下白”的雄鸡，在其拼尽全力的和充满欢悦的声声啼鸣中，那些在暗夜中曾经如此猖狂的魑魅魍魉，突然发现自己竟已无处藏身了！

三

当然，如上所说的那种历史学著作，不会是等闲之辈的猎奇之作，也不会是眼下正流行的心粗气浮的“计划学术”。

我向读者推荐的这本书，出自一位公认特别勤奋和特别有名的历史学家之手。然则，我在这里不愿意落入俗套，向读者絮叨他如何有名、如何执美国学界之牛耳，就只讲讲他是如何勤奋吧。记得有一回，也许是出于自己久有的心病，我冷不丁向他冒出了一句傻话——你既然长期承担如此繁重的学术组织工作，又怎能接连不断地写出如此厚重的著作？没想到，他的回答竟让人倒抽一口凉气：“曾经有过整整二十年，我每天都只睡四小时觉！”对于这样的回答，我只能默默无语了。尽管以自己天生诙谐的性格，我本来还很想再幽他一默：“怪不得你敢姓Wakeman这个姓，原来你生来就是‘醒着的人’!”凡是对汉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Wakeman教授，还有个颇具文采的中文名字——魏斐德。我猜想，“斐德”二字虽缘自其名“Frederic”的读音，怕也是受到了中国传统价值的影响，在期许自己“斐然有德”或“文质彬彬”。另外，凡是对汉学稍有了解的人也都知道，就像这位魏斐德教授早就向我们证明过的，从浩如湮海的档案材料中，经由精心的理解和甄选，抽取出各种细小的线头，小心编织出往事的原貌，这类纯正历史学家的标准看家功夫，从来就是这位大学者的拿手好戏。因而不无讽刺的是：谁若是想隐姓埋名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干点儿私下勾当，那他就不仅要有足够的把握，在生前躲避开媒体的曝光，还要同样有足够的把握，在死后不致引起像魏斐德这类历史学家的关注，否则就会栽在他们的笔下，在其层层剥离之下变得路人皆知。

当我在前边写下“纯正历史学家”字样时，我心里转着这样一个念头：所谓历史学家，正是我们中间最讲究怎样“讲故事”的人。换句话说，在我看来，历史学家们最根本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擅长把支离零散、断裂残破、枯燥乏味的现存史料，点化成为让人兴味盎然的完整叙述，以期人们对往事的来龙去脉有更多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斐德教授奉献给我们的，实属于最传统最老派的史学工作成果。

当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上面的这番话，有可能引起两方面的争议。那些拒不承认历史研究中的文学想象的人们，也许会觉得这种“讲故事”的说法，容易把历史学家混同于说书人，亵渎了他们心目中的作为严肃科学的历史学的客观性。而那些坚持把历史和小说只看作两种不同的“叙述形式”的人们，也许又会觉得这种“讲故事”的说法，由于容易把所谓“故事”混同于“以往发生过的实事”，就有可能把历史学家本人的主观倾向悄悄地灌输给读者。海登·怀特在其有名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曾经尖锐地指出：“有时，人们认为历史学家的目的在于，通过‘发现’、‘鉴别’，或‘揭示’埋藏在编年史中的‘故事’来说明过去，并且‘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差别在于，历史学家‘发现’故事，而小说家‘创造’故事。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创造’也起部分作用，然而，这种关于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想法，模糊了这种‘创造’的程度。同一件事能充当许多不同历史故事中的一个种类不同的要素，这取决于它在其所属的那组事件的特定主题描述中被指定为什么角色。”这种说法正可以视作后一种观点的典型代表。

对于这类历史哲学问题，大家当然只能见仁见智了。甚至在我看来，就连一些行家里手，包括在费正清之后并称“三杰”的美国汉学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三位顶尖“讲故事”高手——哈佛的孔飞力（Philip Kuhn）、耶鲁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伯克利的魏斐德，同样在这方面也见仁见智。史景迁似乎更沉迷于“故事”本身，一门心思要把它描摹得娓娓动听，往往一涉笔便能挤进畅稍书排行榜。不过这种丰富的文学魅力也有代价，那就是往往从中见不到作者本人的研究过程。与之相反，孔飞力看来更关注“讲”本身，对于叙述者的主体性具有强烈而深刻的自我意识，即使不能借着这种讲述来说明自己对整个人生的理解，也要费尽思量找到一个故事来说明自己对这个知识领域的理解。由此写下的历史学著作，其妙处在于往往能够开风气之先，以一个经典案例开出一种可供师法的范式；然则其短处也恰好在于，一旦要给往事压上如此重大的负载，那么能够讲出的故事必然寥寥，而且一旦自家的范式被后起的规范所取代，早先那种问题意识过强的历史分析，也可能同时被范式更新所牵累。所以，相形之下可以发现，在作为“行吟诗人”的史家和作为“先知”的史家这两种角色定位之间，本书作者魏斐德的选择似乎更循着儒家“执两用中”的智慧：他总是尽可能多地向人们谈论往事，认定了惟有这件任务才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使命；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职业化地意识到了，不管你把故事讲得多么周详完备，事实上它也绝不会当真周详完备了，而只能属于一个不断延续的研究过程，由此他总不忘详尽提供自己的研究线索，以便把进行此种叙述的理性根据交代给来者。

说来也巧，我本人虽非历史学家，但我对历史研究的理解也同样居中。我甚至有点儿执拗地认为，在揭示历史学研究之“虚拟客观性”的同时，又必须加倍警惕历史学家“放纵主观性”的倾向。在我看来，通过对叙述主体视角的研究，而揭示出隐藏在历史学中间的文学成分，这无疑是一种思想的进步，并有可能构成和促动历史学的发展；然而反过来说，如果仅仅因为在历史叙述中发现了文学的成分，就不加分析地把历史学完全雷同于文学和虚构，那反而成为了思想的大大倒退，并且很有可能酿成历史学的衰退和灾祸。无论如何，能否追求到真理是一回事，是否放弃这种追求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

说来更巧，就在我撰写此文的当下，海登·怀特教授刚好与我同在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充任客席。因此，我正好有机会对他当面表示：他的《元史学》的中文本很快就要在我所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中面世了，这非常值得高兴和祝贺；但同时我也有“一则以忧”之处，惟恐这本书又在大洋彼岸助长那种玩世不恭的学风，误以为从此以后历史学领域除了文学别无他物。就此，海登·怀特教授半开玩笑地回答道，那荒唐的想法本非他的罪行，所以他也不打算为此而被判刑。

四

本书的写作心态也非常值得品味。让我们从魏斐德俏皮的《后记》说起：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研究戴笠和国民党特工。在那些年月里，我经常禁不住自问：你为何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深究一个如此变化多端的人物？……

难道仅仅是好奇使我如此聚精会神？用同时代人的眼光来观察戴笠，则好比隔开一房之遥看一条眼镜蛇。渐渐地，我不得不意识到，我是在间接地面对一股力量、一个妖魔，它像某些道家法师那样，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能治理中国社会特有的内乱。

这又使我认识到，我对中国历史如此大量的关注全都在于展示，从而理解和抵制那蛇眼的迷惑力。“社会动乱”、“冲突和控制”、“重建帝制”、“管辖上海”和“毛主席宏伟的意志”——对这些命题的选择，此刻在我眼里都显得合情合理。出于一些连我自己也不甚明了的原因，描述那巨蟒的注视使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我在同它搏斗。

上面这番话使我油然联想到了西域印度的那些眼镜蛇玩家。那些世世代代靠舞蛇为生的人，无疑是最了解蛇类天性的人，不光了解它们的毒性，还深通它们的听觉。惟其如此，他们才敢靠着当众挑逗那些毒物而过活。他们以古老的咒语般的木笛，既引诱得篮子中的毒蛇随乐起舞，更吸引得街头巷尾的人们围拢过来，亲睹这人蛇相互戏弄的百看不厌的危险游戏……那么有谁知道，这些舞蛇者到底是怎样看待他们篮子中的这些特殊演员呢？——依我的猜度，其心情必然是复杂多面的：出于职业的传统，也迫于自家的生计，更由于长期地彼此对视，以及对其生活习性的了解，他们对这些其实正在伺机咬人的毒物，没准还真有几分疼爱或尊崇。不过，这种小小的同情却有一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自家先要有足够的技能，足以首先削开它的毒牙取出致命的毒腺……

这多么像我们的历史学家呀！一旦写到这一层，我猜想，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评论者，都要会心地笑了。在这个意义上，借用柳宗元那个名篇的句式，我很想把魏斐德的这本书，形容为“舞蛇者说”，以喻指他跟他的写作对象间的复杂关系。当这位作者目不转睛地跟戴笠的阴险毒眼相互对视的时候，他势必也要跟它进行一些移情式的情感交流，因为他正想借机把某些隐藏在人性深层的至为可怕的东西探掘出来，那东西虽非蛇性却百倍地毒过蛇性。由此可知，即使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作者出于对历史原貌的尊重而把这条毒蛇描摹得相对丰满而完整，那也并非寻常所谓文学性的“人性化”处理；毋宁说，那是一种对于人性本身的历史性审视——正因为这个蛇蝎心肠的人，的的确确还就是一个人，在他身上才更能体现出人性有可能被扭曲到何种程度，从而有可能令人生畏到何种程度！

而更加令人生畏的是，所有的这一切扭曲和败坏，都曾经毫不脸红地冠以“革命”的名义。正如本书所精彩追述到的：“‘特务’一词并不是军统人员们对自己偏爱的称呼。他们都知道它来自于日本语tokumu，而他们喜欢用苏联特工对自己的称呼：从事‘革命工作’、‘革命保卫工作’、‘情报工作’或‘调查统计工作’。”（本书365页）大概，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军统组织的那首“局歌”了——因为我们完全可能理解，打着如此堂而皇之的大旗，无论干出何等的暴行都无需内疚了：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

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

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还向我们交代了这首“局歌”的来历——

戴将军甚至被他们那个有点别扭的班歌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在德国留学过的教员编的，他受了德国褐衫党党歌的影响。戴笠的耳朵被这些词句吸引：“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他尤其喜欢这句歌词：“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结果，他决定把这首歌当作整个军统的局歌，下令每个重要会议，包括每年4月1日军统纪念大会上，都得唱这首歌。（本书第378页）

尽管众所周知，从明代东厂到清代大内，传统皇权从未离开过秘密鹰犬的暗中保驾，但经由上述史料的提示，我们又不难理解，其实像戴笠这类的特务组织，另有一种必不可少的外缘制度成因。千万千万，我们幸勿把戴笠与德国法西斯之间的渊源关系，看成某种耸人听闻的纯粹的例外。实际上，无论那制度因素来自德国还是俄国，或者其他什么西方国家，它都同样反映了和呼应着作为现代化运动之突出标志的对于全社会的空前动员要求。由此便不难想见：一方面，尽管中国以往的政治文化并不“先进”，但却只有当它跟“先进”的外来文化融合之后，才有可能化育出本书所描写的这类空前严密的特工组织；另一方面，只要这类特工组织植根其中的那种深层社会结构未曾瓦解，就总会有人戴着斗笠墨镜之类活跃于阴影之中，不管他们打着何种名义的大旗。

五

另一个有趣话题是，如从美国汉学界的自身话语推演来理解，作者为什么要做戴笠这个题目。

这事说来话长。中国大陆变色以后，在那位强硬议员麦卡锡的压力下，在所谓“谁丢失了中国”的质问中，美国汉学界曾经经历过一次难忘的梦魇，由此不仅欧文·拉铁摩尔被迫出走，就连费正清本人也遭到过传讯。尽管在这个较易修正失误的西方民主国家，那次思想整肃的时间并不算很长，却给几代汉学家心里留下了长长的阴影。根据我未曾向作者验证的体会，其实此后许多涉及民国历史的著作，比如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流产的革命》，柯伟林（William Kirby）的《德国与中华民国》，特·克里斯多福·杰斯普尔森（T.Christopher Jespersen）的《美国人的中国形象》等等，都在隐隐约约地向当年的迫害者申辩着——中国本来就不属于美国，所以谁也没有丢失过中国，除了腐败而专制的国民党政权自己！

从上述汉学史的特定话语出发，再来阅读刊登在《华尔街杂志》（Wal Street Journal）上的一段评论，就较易体贴作者的用心所在了——“利用了新的档案材料，（魏斐德）所写下的与其说是某个个人的传记，毋宁说是蒋介石在中国的一份尸检报告。”对此，李侃如教授（Kenneth Lieber-thal）阐释得更加具体——“魏斐德以令人惊叹和非同寻常的历史细节，出色地描述了蒋介石的头号情报大师戴笠的上升过程……这部全面而详尽的著作将我们带进了蒋介石的权力核心，并将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国民党体制内幕的黑暗角落披露出来。该书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戴笠和国民党特工的了解，而且加深了我们对整个这一阶段民国史的了解。”由此可以理解，不仅在美国的学术圈子里，本书应当有助于了解曾经隐秘支配着中国历史的某些潜在要素，并藉此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中国的总体氛围，而且在美国的公众层面中，本书也应当有助于提示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丢失了什么样的中国。毕竟，如果戴笠和他的特工组织并非蒋介石政权的全部，但至少也帮助构成了它的全部复杂性。

长期的阅读与交往，使我常常能移情地体会到，许多横跨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汉学家朋友，都难免要把苦心用于在“专家的学识”和“公众的常识”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不待言，跨文化的能力使他们获得了相当的知识优势，既比普通的美国人懂得中国，又比普通的中国人懂得美国。可反过来，跨文化的位置也使他们经常陷于尴尬，有可能既被美国这边认为偏向于中国，又被中国那边认定偏向于美国。但无论如何，说到底也正是这些以巡索文明边界为业的人，才真正有可能引领自己的族群摆脱以往的偏见与偏执，为今后的文明奠定一个更宽的基座。由此我常常发出奇想——今后一旦真的发现了天外的生命，就应马上向那里发射一些同样心胸开阔的人，哪怕等他们返回以后照样能够听到抱怨：这些外星学家的立场怎么有点偏向于外星人呀！

也只有在上述困难平衡中，我们才有可能较为公正地理解，一位美国学者在本书中究竟是怎样对待了他在他的戴笠传记中完全无从回避的有关中美合作所的棘手问题。不可否认，长期的彼此敌视和相互妖魔化，已使“专家的学识”和“公众的常识”围绕此一问题形成了巨大的背离。

另一方面，美国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美国人也并不是千人一面。所以，正如有的中国人难免要在历史上犯错一样，有的美国人也难免在历史上犯错。在这种情况下，真正要害的事情，就要看是否还另有一些正直的美国人，坦诚地指出乃至批评他们同胞的错误。就此而言，如果我们能够想到，下述文字的预期读者首先是美国公众，那就会对其勇气和坦挚留下深刻的印象。先前，尽管遭遇过“谁丢失了中国”的压力，老一代汉学家费正清仍一板一眼地撰写着历史的“功过格”:“中美合作所确实曾经部署过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于，当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对中共的活动。这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并完全有正当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不义行为。”（《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56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现在，魏斐德就此的剖析更进了一步：“美国特别行动官员为了收集情报而训练警察，可到头来却被指控为同右翼独裁政权相勾结，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合作所训练戴笠秘密特工的项目都曾使战时美国情报机构的努力成为赤裸裸的犯罪行为。‘既然戴笠的许多职责中也包括蒋的军事情报头子，与他进行部分的技术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中美合作所似乎远远地超出了这一点。戴笠很快就毫无顾忌地利用空运到歌乐山的美国武器来同新四军和其他爱国游击队作战。而梅乐斯的人则企图为戴笠的政治名声涂脂抹粉。’”（本书第433页）

纵观这个世纪，也许全球范围内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就要数中美之间的关系了，它们中一个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另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此，两国间无论出现何种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气候。也正如此，最后我想再说一句的是，要是我们本国的跨文化研究家们，也都能保持同样的心态和享有同样的条件，去超越民族国家这种有限组织形式对于我们心智的巨大局限，那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的福祉了。

刘东

癸未年除夕于斯坦福校园

前言 幽灵

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1]他虽不擅长骑马，却很喜欢马。因他面带马相，特别是有严重的鼻炎，时时流鼻涕，很像马一样成天哼个不停，每日要用很多条手帕擤鼻涕。他很迷信“人的面相肖动物是主大贵之相”。别人当面说他举止和马一样，他也不以为忤，反而沾沾自喜。后来他用的化名也叫马行健，居然以马自居。他常说愿为蒋介石终身效犬马之劳，他是甘心为这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充当犬马并引以为荣的。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2]

这本书叙述一个非凡的秘密警察，一个阴影般的险恶幽灵，他的生活体现了20世纪中国所具有的、在封建式的多变个性与难以逾越的职业纪律之间的平衡。曾经既是个有自觉意识的游侠又具有现代组织才干的戴笠，想通过树立起一种适于统治充满共和政治阴谋的拜占庭式世界的个人英雄主义，创造出一个新的自我。

他的这个自我并非仅仅从实用出发，而是中国的新精英们在1911年废除帝制后所采用的一系列新型职业中的一个，这些职业包括银行家、记者、律师、家庭主妇、军官、女演员和医生等。这些新颖的身份反映了现代中国在形成过程中的许多取舍：国家企图以自身来取代家庭的努力、旧科举制度废除后对职业教育的普及，以及取代那些随着帝王时代儒家体系的消亡而破落的儒生——文官们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

戴笠来自于这样一个背景：作为闭塞的“中等县城”里的精华，这些年轻人离开了世代居住、树阴稀疏的村子，为升官发财而奔向繁华的沿海城市。[3]这群年轻的冒险家们好比社会弃儿，虽然缺乏引导，但却雄心勃勃，受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民族使命的驱使。尽管许多人无力实现这种使命，而戴笠却能克服某种城乡间的巨大差别——在具有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个人关系的乡村世界与一个更加广阔、充满职业责任和冷冰冰的专业知识的领域之间的差距。

在前者的后面是等级制，这种意识处处体现在戴笠对他特工部下的家长作风之中。[4]与戴笠对待下属的冷漠态度十分不相称的是戴笠广泛的个人关系网：从家乡江山县至省会然后到上海、广州及最终的南京；从河里的舢板至汽船最终到飞机；从“江湖”好汉的小股密探，到受过高级训练的特务和使用电子窃听的先进间谍行业；从与中国的帮匪及惟利是图之徒结伙，到与英国特工和美国战略情报局情报官员们为盟。

这种延伸部分是由于中国新的城乡差别，在战时尤其如此。戴笠最初在中国的城市环境里找到了作为一个特工头子的落脚点，那里成了他的部下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白色恐怖阶段进行绑架、酷刑和暗杀的理想环境。当时的军阀混战集中在铁路、河流和城市方面。但抗日战争使战地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并“从空间和时间上被分散了”[5]。戴笠在城市里的对手们离开了上戴笠对这种变化表示欢迎，尽管这使他在对付共产党的斗争中竭尽了全力，绞尽了脑汁。特别是，作为一个能干的领导人，他具有包容对立面的能力。凭着个性的力量，戴笠从自己在军队里的劲敌手中赢得了对国民党乡村武装力量的控制，并制定了一系列后勤计划来迎接即临的内战（爆发于1946年，他死的那年），从而再次成功地克服了战略转变。

戴笠对自己个人领导作风的依赖具有一些短处。首先，这经常引起他与国民党内劲敌之间的争斗，弄得两败俱伤，消耗了自己的元气。其次，为迎合蒋介石，同时也为了在那些具有他所缺乏的战地经验的老资格军事将领眼里摆脱自己的自卑感，他采用了夸张的军事作风来训诫下属。第三，这使他不能把权力下放，也使他无法信任把信息落在纸上，来形成真正现代的情报组织中常见的“档案”。相比之下，他更相信自己惊人的记忆力。第四，这使他无法欣赏他的头号敌人毛泽东所具有的更加戏剧化甚至是不修边幅的政治风度。

然而，最终还是戴笠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毅力和狡猾机敏，而非政治偶然或官僚政治的需要，在那个革命的时代把他推上了中国政治的顶峰。当然，社会进程和经济发展永远是重要的世间变化的原因，但政治绝非只是附带现象。尽管有一种群众创造历史的虔诚观念，个别男女生动而强大的个性一直是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当中的关键因素。

注释

[1]他在黄埔甚至没有骑过一次马，因为军校没有马骑。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7页。

[2]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5页。沈醉曾任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第213页。

[3]关于闭塞之地的精英，见Yeh,Provincial Passages，全书。

[4]戴笠对他的部下只作演讲，而不与他们共处。他们需要接受灌输，而不是改造，不存在共产党意义上的转变。

[5]Van de Ven,Introduction,p.25.海的弄堂深处，集中精力在内地的农村根据地开展新形式的斗争，包括群众动员、经济战、渗透、颠覆和宣传。

第一章 多面人戴笠

我站了起来，凌按惯例做详细的介绍，于是砍手鞠了鞠躬。他穿了件高领的蓝黑色党服，四十岁左右，双目锐利，中等身材，蓬乱的头发剪成西式分向一边。言谈举止，显示出他既大权在握，又能巧妙而毫不留情地使用这种权力。我完全可以相信，他便是中国最令人惧怕的人。

赫博特·雅德类：《中国黑室》

中国的希姆莱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多彩的印象。[1]“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2]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3]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4]一个出身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5]

纳粹冲锋队头子亨利希·希姆莱

对于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Canaris）上将，而是亨利希·希姆莱”。[6]

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7]

纳粹冲锋队头子的帽子不是轻易摘得掉的。那些将戴笠简称为T.L.[8]的西方人经常把戴笠称作“中国的希姆莱”。那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圈子里，大多数官员都相信“戴笠将军以刽子手闻名；以他为首的‘蓝衣社’，是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至少在上海是众所周知的；对政敌他有自己的集中营；他不喜欢外国人，而且很少有外国人见过他”。[9]

“中国的希姆莱”——戴笠

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即坐落在重庆外的歌乐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个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200斤珍贵黄酒。歌乐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10]，而且当人群里的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语无伦次地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11]

总司令的戴笠

在戴笠所有的特点中，最突出的也许是他为自己的领袖效劳的意愿。[12]他为自己选择的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戴雨帽”，其象征意思是“一个仆人”，即强调了这种动物般的甘做其主人蒋介石走狗的奴性，同时又代表了封建观念中的相互尊敬。[13]戴笠这么对别人解释自己的名字：“有一首古诗这么说：‘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14]

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长，戴笠的总务处处长，他指出其上司对蒋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说他乐意当蒋的“爪牙”[15]。戴笠自己的“犬马之劳”的说法似乎也透露出他愿意从主子那儿接受这种非人的待遇。[16]然而，作为基于君臣互尊理想上的封建意识，这一说法也显示了一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用意。“犬马”一词源于流传百世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和诸葛亮（卧龙）的隆中对。

公元207—208年，衰颓的汉室后代刘备，在其军师单福举荐了诸葛亮，并说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后，三顾茅庐，拜见这位年仅27岁的贤士。[17]玄德终于在第三次拜访中见到诸葛亮（孔明）。他对孔明说：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申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迄无所就。惟先生开其愚而拯其厄，实为万幸！[18]

蒋介石与戴笠

孔明谦逊地否认了自己的才能。但经不住玄德再三恳求，他提出在西川咽喉地带后面（巴蜀，即现在的四川）建立一个基地的卓越战略，刘备可以从那里起家，最终征服北方内地，复兴汉室。当孔明一再自谦地拒绝玄德时，这位汉室宗亲落泪了。他哭道：“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孔明为玄德的诚挚所动，说：“将军既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19]

对诸葛亮来说，玄德的恳请是他决定当宰相的原因。对精通《三国演义》并极其仰慕“卧龙”的戴笠来说，蒋介石请他当特务机构的头子，一定在他心里引起了类似的效忠之心。但在沈醉眼里，戴笠甘当总司令的“犬马”则含有自我贬低的成分，而且这一点还影响到他的下属，使人性中本来高贵的品德变为一种对主子的敌人残酷无情的意愿。[20]

戴笠自己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而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这种自负是戴笠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21]就像所有专制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体。[22]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23]

戴笠是最受总司令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总司令的命令。[24]他替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总司令的警卫。戴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务组织，被认作是中外之间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共产党在重庆的联络人周恩来曾说，戴笠通过他的秘密组织控制着军事通讯、财务及外交事务。）……他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当时被用来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党部警察，具体体现了总司令控制国民党最基本的政策原则之一，即在各势力之间通过制约达到平衡。[25]他是后来国民党专制倾向的具体象征。[26]

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具体象征，戴笠也代表了国民党政府里最强大的组织之一：军事调查统计局。[27]

军统

1943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MSB）：

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戴笠先生（将军）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实际上这个局是中国的特务机构，并且据可靠情报，它拥有20,000以上的男女成员。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击共产党活动。不过所有的间谍和情报工作都是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许多活动与军事行动委员会情报科有重复，而该科的副科长与这个局有直接的联系。该局还控制着上海和国统区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国特务。戴笠是蒋介石原黄埔军校的军官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将军”，但是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消息灵通人士说，在今天的中国，除总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权力。他被认为是惟一一个能与蒋介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面的人物。[28]

所以，很难将戴笠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秘密警察的头子所具有的个人影响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开。[29]在众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独裁的阴暗面。如沈醉所说，他是总司令的一把利剑，而在百姓的眼中则是蒋的刽子手。[30]事实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独立性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慑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威慑力几乎全来自于他与蒋的接近——加上他那些众所周知、无所不在的耳目与爪牙。[31]

像所有的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来自于人们相信他的人无所不在。[32]在中国和外国均有人认为：“众所周知，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33]1946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34]那些着特别制服和军队制服的特工人员包括：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以及美国海军认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人的有组织的海盗。这些加起来总数有32.5万的实际或潜在的人员在为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效力。[35]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36]、暹罗[37]、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

到了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战略上都可以说无处不在。[38]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们在日本空军内有一个单独的傀儡飞行队，接受秘密命令，将日军的轰炸机于9月15日转交给戴笠在西安城内的组织。而且在整个战争时期，在日本本土的东京皇宫里就有戴笠的特务。[39]

美国的读者——公开的与秘密的——对有关戴笠无所不及的特务网络的例子十分着迷。[40]据报告，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边的住宅时，发现他的翻译正在与两位身着深色长衫的陌生人说话，那两人一见他进来便离开了。这翻译浑身吓得发抖地告诉他这两人差点儿杀了他，因为他回到上尉的房间时正见他们在翻上尉的东西。他乞求上尉保护他。当上尉责怪他莫名其妙时，他又开始发抖，并说：“不，这不是莫名其妙。他们是老板的人。”这位军官回忆说：“于是我一夜没睡，整晚在膝盖上架着把该死的冲锋枪，因为那两个来访者是‘老板’的人。”[41]

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42]

笑里藏奸的戴笠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对他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43]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44]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地惩罚他。[45]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向外国人指控戴笠应对许多文科教授和其他进步人士的监禁负责，同时把他形容为“中国的法西斯分子”。[46]

亚洲的神秘人物

尽管他最终喜欢施刑，残酷本身却并不是他那威慑力的关键所在。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略与计划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47]

这种气质在小说《红岩》里对徐鹏飞的描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部小说讲述了内战期间军统（或后来的保密局）的情况。徐是重庆特务机构的领导，小说这样形容他穿行在阴森恐怖的总部大楼里：

随着徐鹏飞的出现，整座侦训大楼立刻鸦雀无声，所有的部属，正以景仰的、谄媚的种种神情迎接他。徐鹏飞对于这些，不能不由衷地感到自得满足，渐渐露出一丝稀有的浅笑，但迅速地收敛住了。和往常一样，他不能让任何人猜透他的心思，只能叫人捉摸不透他的喜怒无常的性格。他故意迟缓了巡视的步伐，毫无表情地从纷乱的目光中穿过。[48]

他许多让人费解的特点与他不让人察觉他在场及保持隐名埋姓的奇妙能力有关，部分也与他不愿被拍照有关。[49]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别刺激美国记者们的想象力，因为他完全符合他们把他当作现代的富满洲大夫的形象。[50]

戴笠被认为是经历过战争的最神秘的人物。但那些知道他长什么样的中国人通常不这么看。据说近四亿五千四百万的人从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从不公开露面，也不让记者采访，而且几乎从不让人给他照相。[51]

《柯莱尔斯》（Colliers）杂志管他叫作“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据说戴笠是个“具有可怕权力和声名狼藉的人”，他从不接受照相或采访。[52]

戴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赞赏的同时，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惧怕。[53]

“亚洲的神秘人物”戴笠

一个中国官员在提到他时说，他“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54]

而且，他无疑总是力图隐藏自己的踪迹。[55]在二战时期的重庆，他一个人住——除了他的警卫们[56]和连他在外就餐时都替他采购、烹饪和尝食物的白发仆人贾金南以外——这个秘密警察的头目故意地随意往返移动于三个住处间：曾家岩151号的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馆。[57]就在重庆城外，他在杨家山占有一座公寓，在松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大礼堂后面还有一个临时的客房。他在西安、兰州、成都、贵阳和衡阳也各有秘密住宅。战后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北平、郑州、福州、厦门和苏州买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里他总放置一两部随时备用的车）。[58]

几乎没人知道戴笠准确的近况。他在中国到处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线和去处总是隐瞒着的。[59]一个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国人曾经告诉我：“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播散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在城市里他的人总给人打电话说他上路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戴笠去了另一个什么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他的办公室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美国人发现，他们约见他的要求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60]

他甚至能在别人的面前隐藏自己。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61]

深色的皮肤也是他给别人包括他后来的副手“玛丽”梅乐斯留下的强烈印象。[62]

从外表上看戴笠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拉丁美洲人。他矮个子，壮实，深色的皮肤。有人说“他有点像巴第斯达”。[63]他在战时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马靴，普通的蓝制服，过时的欧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双手。“它们奇怪但可爱”，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对我说。“它们不比我的三个手指更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着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这之前就以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此刻就显得更加阴险。”[64]

别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为这个特点而骄傲。他衣着的暗淡单调更增强了这一点，同时使他更能有意地隐名埋姓。[65]正因如此，尽管他经常大宴宾客——尤其在重庆，他在公馆的马殿或虎殿里的宴会在美国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绝妙的咖啡和拿破仑白兰地而闻名——但他的生活其实相当简单。[66]

比如在南京时，他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鸡鹅巷53号的房子里用的是草织垫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租的一座两层楼房子也非常普通，跟当时他的那辆小斯特德贝克车一样不起眼。[67]虽然有人认为他发了大财，尤其发了战争横财，但另外一些人认为他除了在与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从根本上对钱不感兴趣。

一般人认为戴笠财产数额巨大，然而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称为蒋介石政府无偿工作，这使他的个人收入变得非常神秘。有人说他的收入来自与敌人的秘密交易。美国空军飞行员曾说是来自鸦片，说他们曾从西面的成都起飞把水银运往北方各省来换取鸦片，然后交给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蒋介石对任何与鸦片有关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对蒋和他的各项原则的忠实向来是无可指责的。[68]

据梅甘主教记载，戴笠作为反走私机构的头子（当时挂名在财政部下），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极容易了解（并获利于）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然而，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信息十分灵通的梅甘认为，戴笠自己并没有卷入任何这类活动。[69]

猴王

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柯莱尔斯》杂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国传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脱逮捕、定时炸弹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无懈可击的说法很快就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部分。”[70]

另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样“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71]“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72]

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73]《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礼上他也写过赞词。[74]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75]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76]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77]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名望之后。他后来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招待会女王陈云裳、南京《救国日报》的头目龚德柏及京剧演员言慧珠建立了关系。[78]

孤僻诡密但深谙人情事故的戴笠

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经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79]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80]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电影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81]

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继梅乐斯将军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回忆录问世后写出并在台湾出版的各种传记的作者们，他们对戴笠的形象则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颂戴笠的书籍涌现出来，包括乔家才、毛钟新、刘培初等写的传记。[82]一生致力于描述现代中国北方的“水浒”类英雄的台湾作家章君谷，在二手材料和对原军统官员采访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戴笠的传记，将这位秘密特务的头子描绘成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领袖怀有“烈火”般的赤胆忠心。戴笠的头脑周密细致，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待以慷慨宽容。[83]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对章君谷这样形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

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84]

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们的头目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85]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隐瞒真相都是徒劳，因为他总能戳穿骗局。[86]而且，他斩钉截铁的领导作风和雍容大度的气量，一再证明了他的果断、左右局势的能力和才干。[87]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88]

尽管对戴如此谨慎地进行描述，人们还是无法将他在国民党拥护者眼里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敌共产党中间的名声对上号。（他的许多拥护者甚至认为，如果他没在1946年3月17日坠机事件中死去，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在内战中取胜。）[89]我们曾在《红岩》里见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戴笠和军统的军官们是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描写。戴笠一死，左翼记者们立刻指控戴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袖这类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90]

“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许会使他们以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为所欲为。”[91]每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一点时，对戴笠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无疑会产生怀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去了解戴笠的义务，因为他起码代表了现代中国意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特别是，在一场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而另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把戴将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当作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折射，那么这个努力就不应当是个夸夸其谈的任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象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注释

[1]当戴笠将军来到艾德琳·格瑞（Adeline Gray）住的旅馆安排往重庆的军事运输时，后者正被围困在中日战线前沿的宜昌市。“门又打开了，进来一个样子很显赫的人。他有一种寡言的威严，他那双深邃漆黑的眼睛默默地审视着我。”Gray，China’s Number Two Man，pp.3—3b。

[2]Lovell，Of Spies and Stratagems，p.51.

[3]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85年3月5日在北京的采访。

[4]Gray，China’s Number Two Man，p.5.

[5]Caldwell，A Secret War，p.73.

[6]这些文字被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官员途纳·麦克班（Turner Mcbaine）引用在1944年6月一份递交给多诺万（Donovan）上将的报告里。见Smith，OSS，p.245。

[7]Caldwell，A Secret War，p.73。“作为中国秘密警察头子，戴笠经常被认作是希姆莱第二……”见“News of the Week”，China Weekly Review，Vo1.101，No.5（March 30，1946），p.103.

[8]Walker，China’s Master Spy，pp.163—164。Ford，Donovan of OSS，p.267。在韦氏音标中戴笠的注音是Tai Li。我们在此和以后的文字里将把戴笠名字的注音一律改为标准的拼音。

[9]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p.22—23，Smith，OSS，p.245；Ford，Donovan of OSS，p.276；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p.223。戴笠的军统通常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盖世太保”。“News of the Week”，China Weekly Review，Vol.101，No.5（March 30，1946），p.103。但格瑞（Gray）在《中国的第二号人物》第11页中写道：“它【军统】不是盖世太保，而且它将在战争结束时被取消。”

[10]美国南方的一首流行曲。——译者注

[11]Dobbins，China’s Mystery Man，p.69；并见《戴笠之死》，第1页。

[12]程一鸣认为戴笠“不学有术”，他最大的优势是具有揣测蒋介石意图的本领。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7—198页。

[13]戴笠这个名字还指一个人的脸被一顶尖顶帽半盖住的意思，即含有掩藏的意思。就像中国画里河流上的老人，头戴一顶斗笠坐在一叶轻舟里钓鱼，背对着看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戴笠”是指一个衣着平常的孤行者，一个你不会注意到的消失在景色里的人。

[14]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其中相互关系的性质在原诗里更明显。《太平御览》卷406《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引自杨者圣：《特工王》，第24页。

[15]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5页。沈醉是1949年后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戴笠组织里级别最高的秘密特工，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他的这段回忆。沈醉是在周恩来的要求下写他的回忆录的。这本回忆录使前国民党大特工沈醉名闻海内外。而且这本回忆录自20世纪80年代起重印多次。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间谍大师们来说，它也使戴笠成为一个阴暗且具有“双面”性的人物。但是，我在研究中对沈醉叙述的每一个事件，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怀疑，而在以下的故事里也尽量如此，尤其是在缺乏“军统”文件资料的情况下，那些文件资料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台湾被全部销毁。

[16]同上书，第5页。

[17]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18]同上书，第194页。

[19]同上。

[20]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页。“他对于可利用的人，奉承巴结，对另一些人则凶残暴戾，令人害怕。”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9页。

[21]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8—29页。

[22]“作为一个强大秘密组织的头子且有总司令本人的信任，戴笠在政府与军队中处于极为有影响的地位。而他在军队里强有力的‘黄埔’小集团的身份又强化了他的影响。”John Carter Vincent，“The Chinese National （Kuomintang）Government：Its Leadership and Influential Elements”，July 11，1942，in State Department Internal Affairs Materials，p.9。

[23]约翰·卡特·韦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把蒋介石的内部圈子形容成五人圈：孔祥熙博士、陈立夫博士、张群博士、何应钦博士，及“以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局长为头衔的，即强大的军事秘密警察头子”戴笠将军。May，China Scapegoat，p.232；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22；并见美国外交部备忘录及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1页。

[24]“北京秘密警察直属于戴笠将军个人，而他只服从总司令的命令。”Tong and Ti，The Memoirs of Li Tsung jen，p.450。

[25]1944年7月15日，毛锐斯·佛泰（Maurice Votaw）采访了共产党将军朱德。朱德说：“总司令的封建独裁意识太强。他软弱的征象之一是让各个间谍机构互相敌对起来，尤其在戴笠和徐恩曾之间。”May，China Scapegoat，p.114。

[26]John Carter Vincent，“Department of State：Influential Elements in the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in May，China Scapegoat，pp.239—240。在西安的第二机要秘书艾佛锐特·基姆瑞特（Everett Drumright）在一份有关1944年3月与梅甘（Megan）主教谈话的报告里也强调了戴笠的效率：“梅甘主教的看法是，戴笠将军的影响和权力是空前的，而且事实上总司令似乎越来越依靠他来执行各种要求果断与效率的任务。”与戴将军有过多次交道的梅甘主教表示，戴是他交往过的最有能力和办事效率的中国人，而且他还拥有相对来说训练有素、效率很高的下属；戴将军的各个组织多少像点样子。May，China Scapegoat，p.473。

[27]“戴笠作为军事委员会调查和统计局的头目，也是秘密军事警察的头目。在他控制下的特工人员至少有10万人。他为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他负责总司令的个人保卫；他和他的组织是许多在中国和外国的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他十分有效率。”John Carter Vincent，“The Chinese National（Kuomintang）Government：Its Leadership and Influential Elements”，July 22，1942，in State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terials，p.9。

[28]May，China Scapegoat，pp.265-266。据一位有资格的历史学家看，到1944年，戴笠在常规军的秘密警察和特别行动队的特工人员达30万人以上。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p.211。

[29]Murphy，Shanghai：Reopened under New Management，p.223.

[30]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页；王直：《戴笠之死与江宁两山》，第54页。

[31]《戴笠之死》，第1页。

[32]军统特工被某些人误认为有上百万人。Caldwell，A Secret War，p.23。

[33]Walker，China’s Master Spy，pp.162-163。并见《戴笠之死》，第1页。戴笠甚至有在美国的网络。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p.234。还有其他更离奇的说法，如戴笠领导着700万男女云云。Caldwell，A Secret War，p.55。

[34]两年前OSS报告，戴笠有27，000人员，300个“遍及他的网络的”交通点。Annex B.，The Orgnization of the M.O.Section Under SACO，p.24，May 1944 in the OSS Files，Reel 112。军统的一个高级官员黄康永写道，特务处从初建时的700人在13年之内扩展到了3万人，而它的外围人员则发展到了几十万人。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1页。

[35]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3。一些当代的资料估计，其总数更大甚至达百万。Caldwell，A Secret War，p.23。

[36]即今日的台湾。——译者注

[37]即泰国。——译者注

[38]例如，在德里的中国高级专员办公室的一个成员及一个China Daily News的特派记者据知均为戴笠的间谍。Chinese Activities in India in 1941-1944，p.4。

[39]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3；并见Faligot and Kauffer，Kang Shen get les services secret schinois，p.103。戴笠夸耀他在日本有特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p.113。当然，许多人相信他与日本人有特殊的秘密联系。李宗仁曾诧异：“戴笠在战争期间到底与日本人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甚至连傀儡政府都一无所知。”Tong and Li，The Memoirs of Li Tsung jen，p.450。

[40]“戴笠以中国人特有的驾驭错综复杂关系的能力掌管了一系列惊人的组织。他综合了相当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陆军情报和海军情报这样的系统。”Gray，China’s Number Two Man，pp.1-2。

[41]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2。戴笠被他的下级称为“老板”。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7页。

[42]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2。“外国人尽管勉强，但仍对他表示出敬畏，并经常发展成一种‘恐戴症’。在战时很多人相信每一个厨师、每一个跑堂都是戴笠的特工。”Dobbins，China’s Mystery Man，p.19。“在中国没有一个村庄里没有戴笠的间谍来汇报颠覆活动情况，这是该组织的荣耀。”Caldwell，A Secret War，p.22。

[43]驻中国别动行政部门的头目约翰·凯斯维科（John Keswick）这么形容戴笠：“没文化，缺德，狡猾且能干。从来是杀人不眨眼。一个真正的爆破者。”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p.289。

[44]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4。“在1927年上海的清洗中，据说戴笠把火车头排列在一段岔道上，不停地往里面的火炉加煤直到它们烧红了为止，然后把捆绑着的囚犯们扔进炉内，一面拉响汽笛来掩盖他们的惨叫声。”Caldwell，A Secret War，p.21。

[45]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85年3月10日在北京的采访。

[46]Dobbins，China’s Mystery Man，p.19。见Dean，Good Deeds and Gunboats，第十四部分（“Serving the Counterrevolution：Mary Miles and SACO”），pp.116-125。第恩（Dean）在中国当战地记者时是爱泼斯坦的好朋友。他也是美中友协的创始人之一。

[47]“戴笠，蒋介石情报机构的头子并且是民国时期最有权最神秘的人物之一。”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3：205。

[48]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171页。

[49]Caldwell，A Secret War，p.20.

[50]《戴笠之死》，第6页。“著名的戴笠，因为他的传奇使其成了一个诡秘的恶魔形象，一个希姆莱和曾经流行的电影——《阴险的富满洲大夫》里的坏人的混合物。” Taylor，A Wakening from History，p.347。

[51]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3.

[52]Dobbins，China’s Mystery Man，p.19.

[53]Death of Tai Li，p.91

[54]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3。雅德类写了关于“砍手，中国情报机构的上帝，他的名字像部落里的头人一样，是个禁区”。Yardley，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p.5。

[55]“他的行动和衣着都不引人注目。他让自己便于扮装旅行，以便出现在一个斗争激烈的地带接近他自己的人。”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China，1911-1941），Report 9710，8 Jan.1939:2A。

[56]“戴笠平常有一群衣着普通，且毫不引人注意而又在任何地方都围绕着他的人。过路的人看见一个40来岁表情有力并带职业模样的人，似乎在独行。但是在他近处的几步以内，总有分散在人群中、步行谨慎的秘密警卫人员。当他坐车时，其他的车辆就尾随在他的车身边。”Gray，China’s Number Two Man，p.12。

[57]贾金南，南京人，原是戴笠的勤务兵，直到戴笠死一直照顾戴笠。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9页。

[58]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3页。

[59]戴笠使用两辆一模一样的军统汽车，这是为甩掉跟踪者而配置的。

[60]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4。为了安全的缘故，他在旅行时很少携带文件，而依靠自己出色的记忆力。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0页。戴笠收集大量的事实和细节，加以组合，然后订出一个有效的行动计划，他能一直高速工作。Gray，China’s Number Two Man，p.15。

[61]爱泼斯坦，1985年3月10日在北京的采访。

[62]“他是个矮个、壮实的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他的皮肤显得较黑。他的某些面部特征，如脸的长度及宽大突出的下巴，一点也不像中国人。他穿一套简朴的无军衔的半军服蓝中山装，举止有礼且有力。而梅乐斯知道在他们的对话中那双专注的眼睛一直在掂量他。”Dobbins，China’s Mystery Man，p.65。

[63]古巴独裁者（1950—1958在任）。——译者注

[64]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8.

[65]夏天，戴笠总穿件土黄色衣服或者深蓝或深灰色的派力斯中山装。秋天他换一件马裤尼的外套，冬天穿一件深黑色羊毛大衣。尽管他对个人的干净非常挑剔，每穿一套干净的外衣时，总是在早晚都要洗澡，但他很少改变穿衣的风格或样子。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3页。

[66]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8.

[67]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9页。

[68]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4.

[69]Drumwright Report of March 28，1944，in May，China Scapegoat，p.473.

[70]Dobbins，China’s Mystery Man，p.19.

[71]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4.

[72]Stratton，Navy Guerrilla，p.84.

[73]他的朋友圈子和职业关系包括了程潜、汤恩伯、杜聿明、曾扩情、何浩若、贝淞荪、伍仁硕、林可胜、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他与四川帮会“袍哥”头子田得胜、冯什竹、唐绍武和石孝先等也很熟。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9、162页。并见Gray在China’s Number Two Man，p.8。

[74]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62、159页；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108。

[75]戴笠认为佛教的自我修身能使人延年益寿。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2页。

[76]但亦请参考有关戴笠缺乏一种“天主教系启蒙意识”的评论。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pp.243-244。

[77]两个意大利神父雷鸣远、雷振远相继为该教堂的头目，而他们直接向军统汇报情报。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2页。

[78]同上。

[79]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兄弟，他后来成了汪精卫傀儡政府江苏省保安司令。陈恭书：《抗战后期反奸活动》，第355页。

[80]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3页。

[81]同上书，第153、162—163页。为了不让胡蝶感到孤单，戴笠后来让她到旧金神父路唐氏兄弟那儿住。余亦麒：《胡蝶与戴笠》，第36页。关于胡蝶，见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2：174-175。

[82]有些作者，如笔名为费韵文的《戴笠的一生》的作者，显然参阅了台湾战后情报机构所拥有的关于军统的内部资料。但另一些作者，如良雄的《戴笠传》，只是简单地在他人的材料基础上略作加工而已。

[83]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8页。

[84]同上书，第12页。

[85]良雄：《戴笠传》，第1、14—15页。

[86]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0—12页。并见良雄：《戴笠传》第1、14—15页。

[87]“他在中国传统礼节上一点不浪费时间……相反，他非常直接果断……他提出的关于地方状况的问题非常尖锐，而且他以军事方式撮合事情办成……许多次他回答问题简单到了一个坚定的‘是’或‘不’。”Gray，China’s Number Two Man，pp.4-5。

[88]文强：《戴笠其人》，第182页。

[89]见John Crabtree上尉的有关评论。Lovell，Of Spies and Stratagems，pp.50-51。

[90]《戴笠之死》，第5页；Death of Tai li，p.19。

[91]Pfaff，Secret Nature of“Spies”Business Invites Folly，p.21a.

第二章 打流

青年人要干，就得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到上海来了。

戴笠在上海与戴季陶的谈话，约于1921年[1]

江山戴氏

江山县的戴家坐落在浙江西南边界、赣闽交界处的新安江源头。[2]据信戴家是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4）时期戴圣的后代。当代江山县地方志专家们考证，戴家有案可籍的祖宗可追溯到晋朝（公元265—419）的戴安道。他的子孙分散到江苏、两湖、安徽和浙江。在安徽休宁，原以元朝秘书修撰戴安德为首的戴氏家族于灾难重重的14世纪元明过渡期迁移到了浙江的龙游县。这一支家族的首领是戴天熊，他后来把家迁到了江山仙霞岭的龙井。[3]

在历史记载中，位于浙江西南的仙霞道是众所周知的“通往东南的战略要道”（东南“锁岳”）。[4]那里层峦叠嶂，有如虎踞龙盘，历来被兵家视为天然屏障。[5]龙井村就在通道下面和深绿色山野的南面，还因其东南面山脉渐少却峰峦林立，而在当时和现在都被视为土地肥沃、景色奇异之地。[6]

戴笠的曾祖父戴启明（1776—1865，字日明），在当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赢得武德左射骑的荣誉称号而提高了其贫穷农民家庭的社会地位。[7]像所有在清朝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立功而在乡村升官发财的后代一样，戴氏们变成了当地的地主和高利贷者，成为一个小康家族。戴启明后来搬到了离仙霞岭20公里之外的保安村，因为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得此地者昌”[8]。

戴笠的家乡保安

戴启明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桢奎、顺旺、大猷在保安村安顿下来。二子戴顺旺（1813—1873，字骏才），便是后来戴笠的祖父。和父亲一样，戴顺旺也因效忠清政府而被授予晋升五级的荣誉。他利用这个荣誉，一面继续以高利贷赚够了钱置了200亩良田，同时在保安开办了一系列的产业，并获得了种茶、收木材和在附近山坡上采矿的权力。到戴顺旺死时，这笔可观的产业主要落到了在衢州府衙任巡警、挥霍无度的儿子戴士富之手。[9]

嫖赌成性的戴士富在生下两个儿子春风和春榜时，已耗尽了大部分家产。1920年他去世时，那原来的200亩地只剩下了20亩。那段时间家里的其他七个成员得靠戴母的劳动来维持生计。戴氏夫人是江山县贵族蓝氏家族的后代，为养活孩子，她开始替人缝缝补补。[10]蓝夫人是个识字人，她毫不犹豫地承担了教育儿子的责任，尤其是对长子。长子生于1897年5月28日，在家谱上的名字为春风。[11]戴春风（字子佩）原号芳洲，14岁进入高小，取学名征兰。后来他在30岁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时改了名字。[12]下面，我们便开始用他的新名字戴笠。[13]

戴母

戴笠的母亲在戴笠7岁时替他在当地的私塾里报了名。[14]9岁时，私塾老师毛逢乙指点他通读了“四书”，次年戴笠便开始了习作。[15]到11岁时，母亲的鼓励和教导使他进了当地的小学[16]，也使他养成了忠孝之心。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少见：这个其实没有父亲的孩子受到意志坚定的母亲的督促。来自土匪出没的浙江山区、有着显赫家世的戴母，肯定下了决心，要使这个衰落的家庭继续保持它温雅的外表。她显然不遗余力地让儿子上完了学，而且还不断地提醒儿子不要重蹈覆辙，像父亲那样当个衙门的巡警，软弱地对上司俯首帖耳。后来有许多人评论说，当戴笠凭着自己的本事成为一个令人惧怕的人物时，他仍然对母亲十分孝敬。他母亲活到了80多岁。[17]

戴笠的母亲蓝月喜

戴笠在家乡的公馆

戴笠与母亲

一个广为人知的戴笠孝心的象征便是他在仙霞岭下为母亲盖的别墅。戴母原来的房子被改建成一座精心设计的公馆，现在是保安的“文化馆”，里面还保持着一些罗可可式家具、精致的楼梯以及抗战时期用来装饰的华丽镜子。[18]她在乡间的别墅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名字“率性斋”，建在一个山顶上，由一队戴笠的人员看守，他们可通过私人电台直接与军统总部通讯联系。戴母的家丁有权免受逮捕，而且据共产党公布的资料，她用这些人来经营讼棍和包揽活动。这座别墅俯视着一个美丽的池塘及一旁那个被叫作“天雨亭”的亭子。[19]

戴笠常对手下的人说要向他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如此繁多事务的能力。每当戴笠的劣性失控发作而把手下人当作仆人一样虐待时，他母亲便会轻声而坚定地劝说他，于是他会立刻压住怒火，安静下来。看来，只有她能完全地控制他，而他同时也是母亲的宠儿。当戴笠的飞机在1946年失事后，没人敢去告诉她儿子的死讯。相反，他们告诉她，她的儿子代表蒋介石去美国谈判了。[20]即使她后来猜出了真相的话，她也从来没表露出来，甚至在1948年毛人凤带领戴笠以前的助手们为她祝贺80岁大寿时，她也未动声色。次年她便去世了。[21]

嫖和赌

也许戴笠在母亲眼里是个善良的人，但从少年时起他便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并不总讨同学喜欢的“剽悍”的小伙子。[22]虽然他很会装假充善，但早在他十来岁上小学时，他就被发现是个不守成规、嫖赌成性的捣乱分子。[23]不过他是个天生的领头人物。[24]1909年，戴笠离家进入了县立文溪高小；16岁时成了学校宣传卫生、提倡进步、反对鸦片和裹小脚的“青年会”的主席。[25]戴笠的记忆力也非常好，1913年他从文溪高小毕业时，是班上的第一名。[26]

次年，戴笠结婚了。年轻的新娘毛秀丛，其父毛应升是离县城仅有二三公里的枫林镇上的地主。显然，这个婚姻差强人意，起码它没有使戴笠的放荡不羁就范。[27]从各方面看，他仍是个恶贯满盈的丈夫，吃喝嫖赌，直到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28]

1914年秋，戴笠考取了浙江省一中，他在那里过了三个月。[29]向来聪明的他赢得了老师的尊敬和同学们的忠心，但在1916年他因偷窃被抓住，被校方开除（次年他的儿子藏宜出生）。[30]他在杭州的一家豆腐坊里干了一段时间后，便回到了山区的老家与家人团聚，那时他20岁。[31]

总而言之，江山对他并不比杭州更热情。戴笠对赌博的嗜好使他卷入了更深的麻烦。他把扑克牌玩得得心应手，而且这些年来学会了在洗牌时做手脚的诀窍，显然经常作弊。那时县警察常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逮捕赌棍的方法来禁赌，为了避免罚款，地方上大多数成瘾的赌徒们常在夜晚聚集在夏口河对面的一块空场地上。[32]为不被水浸湿，戴笠常用一只装稻米的滚筒划着过河。有一晚他因屡次作弊而被抓住，还被打得鼻青脸肿（这大概是后来梅乐斯认为他被共产党的拳头打掉牙齿的真正原因）。[33]为了保命，戴笠把偷来的扇子卖掉，凑足了路费回到杭州，在那里志愿报名加入了潘国纲指挥、总部设在宁波的浙江陆军一师。[34]

戴笠参军后继续赌博。他所受的军事训练，后来证明完全不合格。[35]晚上熄灯以后，他会翻越栅栏到兵营外去和流氓、光棍们打牌。不管戴笠是否作了弊，他的确从打牌中赚了很多钱。他用这些钱请他的战友们吃喝（他总在手头放着一些酒，口袋里装些西瓜子，身边有一些小吃），他还用这些手段与地痞们结交，而这些人最终又把他介绍给青帮分子。[36]

当这些夜间活动使戴笠遭到上司的惩罚时，他便当了逃兵。1918年间，他在宁波一带挣钱糊口，一直到他母亲来后下决心把他带回江山，在一个像样的民间学校替他报名入学。[37]显然是在她的督促下，这个“了鬼”参加了衢州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并于1919年以榜上第二名的成绩通过。[38]尽管有这个免费教育，戴笠却无心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他经常在钱塘江上下游，从衢州至金华上游到下游及杭州和宁波一带转悠。[39]

到了1921年，戴笠利用他和青帮的关系离开了杭州去上海，在那里他在杭州的秘密帮会“师傅”把他介绍给了青帮头子，即当时上海城最有权势的帮主黄金荣。[40]于是通过这些关系，在刘志陆、张啸林、王晓籁、向海潜、张子廉、田得胜、冯石竹、唐绍武、石孝先及范绍增横行的时代，戴笠成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上海流氓和“打手”们的好友。[41]

1921年，戴笠结识了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左）和张啸林（右）

对这些乱七八糟的帮匪们来说，戴笠只不过是又一个跑腿的而已。他在赌场当私人保镖或跑堂，且常常没工可做，总是想法赚点外快或找靠山来支撑自己的职业。[42]不过，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打流”，也意味着得保持他惟一的一套夏装的整洁。因此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43]

旅居上海

在上海戴笠力图保持同样的形象。每晚都洗身上惟一的那套西服，好在他睡觉时晾干，于是戴笠在人们眼里总是显得要比他的实际情况得体。事实上，他是靠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弟张冠夫的供养生活的。张冠夫在1920年间在小北门地段租了一间小阁楼与妻子住。[44]戴笠就睡在这对夫妇床边的地板上。这一点造成了戴与表弟媳王秋莲之间的紧张关系。[45]戴笠曾企图通过表弟在商务印书馆找工作，结果由于张太太的阻挠而没能得逞，而且她有一次还真让他吃了闭门羹。[46]

不过，尽管有她的反对，张冠夫还是随着戴笠进入了情报工作系统，在1931年成了他联络组的一员，并在1937年接受了主管苏浙行动委员会经理处的中将及军统财务处副处长的任命。[47]尽管有这些报赏，张太太仍旧看不起戴笠。[48]她所了解的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是个瘪三，在她看来，他永远是一个扮作国王的猴子而已。而到了后来灯红酒绿的年代，轮到戴笠扬眉吐气的时候，他对张夫人十分鄙视，管她叫作毫无青春魅力的“黄脸婆”。与此同时，他用怂恿表弟纳妾，让张夫人与一个年轻美貌的小老婆同居一个屋檐下的办法，来竭力折磨这位张夫人。[49]

有人认为，1923年戴笠断断续续地与他的表弟和表弟媳一直住了一年。当他表弟去商务印书馆上班时，戴笠经常光顾上海小东门那儿的十六铺一带，他在那里的流氓中间小有名气。十六铺是个混乱的商业地带，出过像杜月笙这样的人物。而这个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杜月笙正是在那时看出，那个年纪很轻的戴笠是个“人才”。关于这位青帮头子与未来的蒋的特工首脑的关系，万墨林的说法最具有权威性。他原来是杜月笙的机要秘书，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万在1928年报告说，当戴笠只有31岁时，他已作为一个情报员在为胡靖安工作了。他决定自己的未来成就取决于在上海地下社会中建立的同盟关系。[50]

于是，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跟一个朋友联系。”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51]

年轻时代的杜月笙

那天杨司令带了戴笠来拜访杜月笙，戴先生身着整洁的西服……头发梳得平整光亮，一双明亮的双眼睁得很大，谈吐也得体。虽然他刚离开军校不久，而且只不过30岁的年纪，他在杜先生和杨司令面前讲起话来却既慷慨激昂又胸有成竹。尤其是，在简单的客气话后，他直截了当地向杜先生提出请求，而杜先生则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吧。以后有事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让万墨林转告。”[52]

年轻时代的戴笠

后来这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戴笠比他们两人小8到9岁）。以后戴笠就把这个帮会头子称作“三哥”。[53]总之，当戴笠的嫡亲表弟张冠夫得知他们的关系后，惊恐万状，马上把戴笠赶了出去，怕他与地下社会的关系连累到他家的安全。[54]

在那段“打流”的岁月里，戴笠经常回到江山山区。[55]1922年，他设法弄到了仙霞乡学务委员的职位，这可能与他读过省立师范学校有关。两年后他28岁时，在保安村建立了军事组织“团兵队”。尽管这支自卫力量为保卫保安村而参加了打击孙传芳的同盟孟昭月的江浙战争，他们的活动主要还是以“清乡”为主，而戴笠在其中任主力打手。[56]戴笠的武装力量在打击地方土匪上极为有效。戴笠经常自告奋勇，在漆黑的暴雨之夜，亲自爬越荆棘丛生或长满灌木的山坡，搜捕这个由地主组成的团兵队的敌人。戴笠的勇敢和坚韧是显而易见的，更不用说他身上的某种凶狠野蛮了。但是，保安村的自卫团最终还是无法击败孟将军的部队，于是戴笠再次离开江山到外面的世界去碰碰运气。[57]

胡宗南

胡宗南有一次来杭州时，戴笠有幸结识了他。在后来的岁月里，胡宗南成了戴笠在黄埔毕业的国民党将军中至关重要的同盟。[58]戴笠在讲起他与胡的结识过程时的口气，好像是在描述《三国演义》或《水浒传》中的兄弟结盟一样，栩栩如生。[59]一天他在西湖边灵隐寺入口处的一块岩石上晒那套由灰色军装改成的服装，然后光着身子藏在水里等待衣服晒干。一队学生由一个年轻的男老师领着走来，其中有人看见石头上的衣服和鞋子就上来捡。戴笠见了后叫喊起来，让他们把衣服放下。那位教师发现戴没穿游泳衣，便叫自己的学生把衣服放回岸边晒干。尽管这两个人没有交换语言，但对水中人的尴尬他们相互抱以微笑。[60]

戴笠的好友胡宗南

过了一会儿，等学生和老师走了以后，戴笠穿上了衣服。等到有了机会，他便去当地的小学感谢那个叫寿山老师。那个老师便是胡宗南。不久，胡便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了蒋介石宠爱的“天子门生”之一。其实早在胡变成“西北王”、戴笠变成蒋的秘密警察头子之前，这两人就发现他们之间情投意合，更不用说他们的勃勃野心了。当时中国的师范学校注重中文、文学和历史，而不像北大或清华那类西方化的精英大学一样强调英文和数学。胡、戴二人如此谈得来，足以反映中国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年的共同特点。[61]

胡和戴都受过做小学教师的教育，都不自觉地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他们认为自己的命运重大而洪福非浅，充满着传统文人的自傲，并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他们自以为是，野心勃勃，狂妄地“以天下为己任”。

那些从大城市高校毕业的受西方影响的青年们往往能感到自己政治野心的阻力和障碍，而胡宗南和戴笠由于未能意识到他们的雄心将会受到的正常局限，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的无限渴望。他们这种小知识分子意识和由于自己地位卑微而受压抑的壮志结合起来，使他们对实现权力的向往更加炽烈。[62]加上他们并不是摇笔杆做学问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比起大学教授这类高级知识分子来就更加愿意采用搞革命组织或军事训练等其他方式来表达个人志愿。难怪他们气味相投，一拍即合。[63]

戴笠的另一个重要机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天意——是他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会面。虽然会面的具体时间不太清楚，但可能是在1921年。当时蒋正同包括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64]

戴笠居然认识了所有这些人，而且他被这些革命派当作“小瘪三”。当他们需要人跑腿时，戴笠就受到差遣；当他们要泡热茶时，戴笠就被招进屋里。戴季陶很快就发现，这个竭力想讨好他们的跑腿跟他同姓，于是他开始询问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生活目标。戴笠意识到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记者或生意人。由于那时名为“光棍”、实为革命党信使的人们来往频繁，戴笠便猜想他们是孙中山在广州的特工人员。但他不敢把这些说出来，于是他一开始回答戴季陶说：“只要我有饭吃，什么都行。”后来他终于告诉戴季陶，他那“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欲望是如何使他来到了上海过“打流”生活的，于是这个长者对“小瘪三”的态度开始变了。蒋介石注意到戴季陶对戴笠这么好，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称老戴“叔叔”了，他也开始交给戴笠更重要的任务。当然，过了很久之后戴笠才成为总司令的亲信，但他们的密切关系可以追溯到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当年在上海街头“打流”的日子。[65]

戴笠的恩师戴季陶

不仅如此，虽然戴笠很讨厌别人谈论他的这些往事（而且谁这么做了往往便会倒大霉），他自己却喜欢讲那时他完全靠自己本事吃饭的故事。他谈起自己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往事的时候，经常放声大笑。在他看来，那段日子是“陶冶”阶段，就像一件瓷器成形，一块金属受到冶炼一样。他惟一的遗憾是没有更快地看出蒋介石后来会晋升得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马上在这个未来的国民党领袖身上下他的赌注。[66]

注释

[1]文强：《戴笠其人》，第182页。陈英士，即陈其美，是蒋介石的保护人。徐锡麟是秋瑾在革命组织光复会中的同志，曾于1906年任安庆巡警学堂监督。他因领导了安庆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在1906年6月被处决。

[2]申元：《江山戴笠》，第1页。江山属于浙江省“内地”。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pp.14-15。

[3]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3页。这一细节出自一部为“实事求是”而著的书（同前，i-ii），源于《仙霞戴氏宗谱》。此细节在一次到江山对戴至德的私人采访中得到证实。戴至德是人民政治协商工作组的副组长，他应邀收集戴笠及其家族的材料。

[4]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161页；政协浙江省江山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江山民国史稿》，扉页照片。并见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6-17页。

[5]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3页。

[6]作者个人之见。亦可见申元：《江山戴笠》，第1页；良雄：《戴笠传》，1:9。

[7]Xu Zongyao，“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3：205。戴家还在龙井村开有一个客栈。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1-2页。

[8]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3—4页。并见申元：《江山戴笠》，第1页；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5页。保安村隶属于仙霞乡政府。

[9]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5—6、8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3页。戴顺旺的妻子是龙井村人，人称柴氏。一些资料管戴笠的父亲叫戴冠英，并认为他从一个姓郑的家庭领养来的，因为戴顺旺要一个继承人。良雄：《戴笠传》，1:10。有人说戴士富曾是清朝的秀才。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5页。与这些认为他颇有文才的说法相反，戴士富有一个武秀才头衔。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27页。

[10]文强：《戴笠其人》，第179页。戴春榜的小名有时叫春林，有时叫云林，字维屏，号芳兰。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79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77页。戴夫人蓝月喜生于1875年。其父蓝炳奎是个“太学生”，他生了七子五女。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8-9、154-155页。

[11]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79页；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40页。在文强《戴笠其人》第177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页以及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9—21页中，他们把戴春风的出生时间定为1896年。

[12]戴笠在头一次考黄埔军校时没有通过。他的一个朋友（通过了考试）责怪他的落考是因为他的名字“征兰”不够“男子气”，于是戴笠决定改名。这时他想起了那首颂词的诗句“君乘车，我戴笠”，就选了戴笠的名字。这次他考取了黄埔的六期班。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17—18页。

[13]他的名字表达了他为蒋介石效忠的意愿。关于这个名字来源的细节，请看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17—18页。戴笠认为他的生辰八字根据五行说有缺水的迹象，于是在他进入黄埔后便用字雨农来弥补这个缺陷。因此，作为一位秘密特务，他常用笔画中带水的字作化名，如：江汉青、江海涛、洪淼及金水。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79页。

[14]申元：《江山戴笠》，第1页；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6页。根据测试过她能力的文强讲，戴夫人可以背出《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和《朱柏庐家训》。这个关于她对孩子教育的执著的印象，在对戴家佣人郑肇武的采访中得到确认。文强：《戴笠其人》，第177—179页。

[15]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1页。戴笠早年教育中的孔子思想对他一生具有深远影响。当他后来成为秘密警察的头子后，曾花巨款为他的工作人员建立中国古典书籍图书馆。Yu Maochun，American Intelligence，p.36。

[16]即“仙霞小学”。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5页。

[17]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79页。

[18]本人曾到保安参观过。

[19]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79页、《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77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3页。

[20]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155页。

[21]文强：《戴笠其人》，第177—178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页；沈美娟《戴笠新传》，第551页。

[22]文强：《戴笠其人》，第179页。随着他长为成人，另外一些形容他的词语是“桀骜”、“不驯”、“好胜”和总是“逞强”。

[23]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3、158页。

[24]从许多方面看，戴笠当时和后来都是个典型的讲“哥儿们”义气，并有着其他传统德性的“好汉”。杰纳（Jenner）对这些传统德性有着精辟的描述。W.J.P.Jenner，Tough Guys，Mateship and Honour。

[25]戴笠和他的同学周念行（在武昌起义时戴笠亲手剪掉了他的辫子）在看到几个俏丽的洗衣妇在文溪河边蹒跚行走后，便一起建立了这个组织。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页。

[26]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5—16页。

[27]尽管毛秀丛性情温和，但仍与小自己两岁的戴笠不和。自从他们搬到南京军统总部附近住后，戴笠开始冷落她，而且后来干脆不许她见他。虽然她的兄弟们也为军统工作（毛宗亮上校是个站长，后来又任中美合作所行政部门的头目；毛献明是军统特务），但她从来不跟戴笠一起吃饭，他也不让她进自己的办公室。在抗战初期她回到了江山。直到1939年去世前，她仍然关心戴笠。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11—12、28页。并见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3页；徐宗尧：《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第147页。

[28]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6页。

[29]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16页；申元：《江山戴笠》，第1页。他得到了当浙江省议员的堂兄戴春阳的帮助。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1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组织》，第279页。不过他被录取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写的入学考试作文《问立志》。他在这篇作文里把“圣”、“贤”和“豪杰”作为典范。良雄：《戴笠传》，1：16。

[30]孩子出生时的名字为善武，字紫理。因为长得白白胖胖，小名叫蚕儿。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9页。

[31]有材料说他被开除是因为他把偷来的哑铃放在楼梯上，使得宿舍管理人员跌倒并摔伤。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6—8页；良雄：《戴笠传》，1：16—17。这份材料还说他在一个造纸厂干活，而不是豆腐坊。良雄：《戴笠传》，1：18。

[32]这以后戴笠开始经营他自己的“数字”赌博游戏，即花会。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9页。

[33]他两次挨揍：第一次是因为调戏一个女子，第二次是被华龙溪的地方帮派裁判挨打。这次他得到了亲戚的援救，但鼻子被打破，此后他一直有鼻塞和流涕的毛病。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10页。

[34]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16页；徐宗尧：《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3：205；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6页；沈美娟，《戴笠新传》，第47—48页。另一些材料说戴笠投奔了周凤歧手下的第三师。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3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1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组织》，第279页。但实际上他加入了浙军第一师模范营。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11页。周凤歧后来成为孙传芳手下头一个在1926年底在北伐战争中向国民革命军投诚的浙江将军。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251。

[35]沈美娟：《戴笠新传》，第49页。

[36]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3页。

[37]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11页。

[38]同上。

[39]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16页。

[40]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4页。

[41]“戴笠……可是在下层污浊社会里混得很透，他一生中与洪门、青帮、袍哥、汉留混得最熟。”章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1、131页。

[42]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6页；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12页。

[43]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6页。

[44]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第98页。

[45]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12页。

[46]张太太后来宣称：“既然他没钱住旅馆，他就睡我们家客厅的地板上。”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7页。

[47]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45页。

[48]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第98页。当戴笠与杜月笙一起去香港谈判时，他企图用邀请她参加他们聚会的方法来与她和解，但她拒绝见他。文强：《戴笠其人》，第180页。

[49]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4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6页；文强：《戴笠其人》，第180页。

[50]万墨林：《沪上往事》，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3，四卷，摘入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21页。

[51]关于杨虎和青帮的关系，见：Brian G.Martin，The Green Gang and “Party Purification”in Shanghai，p.58。

[52]同上。

[53]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16—17页。据说戴笠经常出来保护他的“三哥”。例如，杜月笙的四房妾与一个表兄弟有关系，戴笠让自己的警卫们把这个男青年弄到乡下，砍断了他的双腿，为这对情人约会开车的司机被他们弄瞎了眼睛，而这个妾妇被锁进了杜的公馆达20年之久，直到1947年出来参加她成年的儿子婚礼时已是一位老妪。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18页。其他的说法是（见本书第十七章），戴和杜是在1927年结成拜把兄弟的。

[54]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6页。

[55]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14页。

[56]同上书，第15页。江浙战争是由齐燮元（直隶派）与卢永祥（安徽派）争夺对上海的控制权而起。孙传芳命令孟昭月从福建调军队至保安村上面的仙霞岭一带。张国威（浙江军四路纵队司令）把山岭让给了孟将军。

[57]同上，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事》，第17页；文强：《戴笠其人》，第179页；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6页。

[58]胡宗南，字寿山，号琴斋，原是镇江人。3岁时父亲把他带到孝丰西面10里地以外，距杭州西北面75公里处的鹤鹿溪。在初步研习了《四书》、《五经》后，胡从吴兴的湘湖师范学校毕业，当了一名小学教师。跟戴笠一样，他也喜欢赌博，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张新：《胡宗南其人》，第171页；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8页；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2：175；“The Chinese National（Kuomintang）Government：Its Leadership and Influential Elements”，22 July 1941，in 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Internal Affairs，1940—1944，p.10。

[59]请注意，据另一种关于戴笠生平的说法，戴笠直到1927年才遇见胡宗南。那次他被指派任胡宗南指挥下的京汉铁路路线联络官。胡那时指挥国民革命军一师第二纵队。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7页。

[60]文强：《戴笠其人》，第180—181页。

[61]Yeh，The Alienated Academy.

[62]当时小学教师月薪只有二三十来元，低于技术工人，而且社会地位不断下降。关于教师们的沮丧，见Evelyn S.Rawski，Education and Morality in Republican China，pp.33—34。

[63]从那时起，两人可以从军事战略到女人天南地北地谈个没完没了。尤其是，他们从来没有完全结束一场谈话。沈醉：《军统内幕》，第280—281页。

[64]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3：201.

[65]文强：《戴笠其人》，第181—182页。那时戴笠与陈果夫相处不和，他觉得陈对他摆老爷架子。因为陈一直叫他“小瘪三”，这个年轻人就反唇相讥地管他叫“大瘪三”。

[66]同上书，第179—182页。

第三章 投奔

当年校长在广东发迹时，上海报纸上已登出“蒋介石其龙乎”的大红字标题。可惜我在上海“打流”，见识不到，看了报，既怀疑，又有些相信。一想到与上面的人缘关系不够，不见得会有我的好处，如此一想再想，总是没有勇气去投奔，只想看看风向再说。这样一等再等，直到民国15年春我才南下去投奔的。若是早个一年半载前去投奔，难道我不是军校前几期的老大哥吗？这次本处扩大改组为军统局，一审查到局长、副局长的出身资历时，我这个黄埔六期学生，不但不够充任局长，连副局长也不够资格，你说这不倒霉吗？话又得说回来，假定我没有选择入黄埔，那就什么也说不上了。

1938年4月戴笠与文强的谈话[1]

黄埔军校

据说，戴笠厕身于国民党上层是由于戴与毛人凤的交往，纯属偶然。毛后来成了他的高级特工人员之一。[2]毛人凤的籍贯是江山县吴村乡，是个地道的乡镇人。而且他还与戴笠同年，只比戴笠小7个月。他们两人还是文溪高小和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总之，毛在嘉湖高小当了一阵教师后上了复旦大学，从那里他又于1925年进了黄埔第四期，毕业后当了黄埔学生训练军秘书。1926年毛的父亲去世，他因此回江山参加葬礼，那时戴笠也在江山。同样据这个说法，他们因在县里同一个客栈落脚而巧遇。两人在表达了一通见面的喜悦之后便开始相互诉说起自己的近况，于是戴笠便了解到参加黄埔军校给人带来的机遇。据说毛鼓励戴笠报考，而且随后还帮他入了学。[3]

另一种关于戴笠进入黄埔的说法是，他年当30时从以前上海帮会的老板黄金荣那里得到一封给蒋介石的推荐信。[4]据这种说法，戴笠带着这封信去了广州，以此获得了参加黄埔入学考试的资格。通过入学考试之后，他接受了三个月的入伍训练，然后被分配到黄埔六期骑兵科。[5]

第三种关于戴笠入黄埔的说法要有意思和精彩得多。据说，戴笠于1926年到广州见蒋介石——也许是备有黄金荣的信——他先去了广东大学（后来叫中山大学）见校长戴季陶。[6]据说，戴记得这个“小瘪三”，并把他再次引荐给了蒋介石。蒋听说戴笠甘愿为他效劳，做他的“鸡鸣狗盗之徒”[7]，非常高兴。而戴笠虽已被黄埔六期录取，现在既然得到蒋介石的接见，他表示，为了侍奉他的新主子，他情愿放弃进黄埔。[8]

而根据戴笠自己后来的说法，蒋介石最初想把他当“勤务兵”用。但是，戴笠想用其他方法使自己成为蒋的要人。[9]于是，戴笠作为总司令的“犬马”，成了一块人工海绵，拼命吸收他认为蒋会感兴趣的信息。每隔几天，他就会把以摘要或单子形式写成的情报送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10]

一开始“校长”看都不看就把这些报告扔进了废纸篓。戴笠会很耐心地把这些摘要拣起来，烫平后再放回蒋的桌子上。慢慢地，其中的有些内容开始引起这位领导的注意。据说，蒋开始意识到，戴所提供的服务完全是为他着想。[11]于是，他“耳提面命”，使戴成了他秘密安插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的机密情报人员之一。[12]

黄埔军校原貌

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最关心的一个方面是学员们的思想意识状况。[13]从根本上讲，学校的教学大纲意在为这批青年指出政治道德方向。这些青年往往来自于农村中农的背景，他们的幻想破灭，对现实不满。教学大纲的目的在于培养“经过灌输正确思想、遵守纪律的军官”[14]。在1925年的一次演讲中，蒋对学员们说，中国人的主要弱点是缺乏对集体的忠诚，而中国人的散漫和无组织性是自宋朝以来不断受外国侵略的结果。[15]

但是校长对这个疾患并没有一个持久或全面的精神治疗法。军校的政治教育薄弱，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搞宣传的学员被派到国民党北伐军中去了。另外，由于军事指挥和政治教育分家，培训部的教官们对党的思想原则缺乏深刻的理解。蒋在1924年对第一期的毕业生讲话中说，军队党代表的任务应限于解决管理问题；他们不应当根据意识形态来对教官们下评论。对蒋来说，最重要的是“做人”：懂得遵守纪律，服从营地和校园的规章，坚守目标，并保持“良好的”日常生活秩序。[16]与管理（后勤和行政）相比，蒋介石更强调战地指挥，以这种方式赢得了学员们对他的忠诚。这种对管理的忽视——蒋介石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后来证明是他和他的军队的一个致命弱点。[17]“这个最终的缺陷显然使他无法认识到一个有组织、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对现代军队的运作进行全面管理的制度的重要性。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指挥人员一样，他的长处在于指挥军队作战。”[18]因为，“老头子”——黄埔团体的人员这么称呼蒋——在军校占据特殊的地位：他既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演讲者，又是一个能够与大多数年轻学员保持精神上和感情上联系的战地指挥员。[19]

蒋与黄埔最密切的关系要算他与第一期的“天子门生”们，尤其是与胡宗南这些从浙江来的人。[20]胡自己因为身材矮小，险些未被黄埔录取（他须从廖仲恺那儿得到入学考试的专门许可）。但他一旦入学便干得非常出色：在北伐前夕，他就被提拔为营长。[21]

与此同时，他的朋友戴笠为成为一名骑兵军官而拼命学习。一进黄埔，戴的言行举止突然彻底变了。那个整天带着同学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的家伙不见了。相反，戴笠变得沉默寡言，善于观察，少说多听，为与上司保持关系而不是为了在同伙面前夸耀而大肆收集信息。[22]据他的骑兵教练许振亚回忆，戴许多时间都不在黄埔军校，而去广州珠江上游与政治要人交结。

这位比烈马还难驯服的学生，他学骑兵，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高兴就请假往上跑，自习时就写信，大家很怀疑他，怎么那么多信要写。以后才了解他是跑上头，通天到校长那里，写信也是送校长，来头大，谁敢惹？[23]

这些他应该为蒋介石准备的信，据说是针对总司令给他的两个命令：第一，汇报学生中的思想状况，尤其是那些参与共产党和左翼活动的“革命军人青年联合会”成员的思想状况；第二，监视学校的军官和指挥，以便汇报他们的个人生活状况，以及他们是否腐化。[24]那时这些报告直接送到胡靖安手里，胡当时除了任蒋的秘书以外，还负责黄埔新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还是“孙文主义学会”主管政治思想的负责人。[25]

实习特工

尽管戴笠实际上是胡靖安的特工之一，但后来他宣称，不久他就直接亲自向蒋介石汇报了。[26]1926年3月18—19日，停泊在黄埔军事总部附近的中山舰被共产党舰长挪到了广州。这个可疑的行动使蒋介石以为是一个左翼派的夺权阴谋，而他会被包围并强行押上舰艇。后来胡宗南、胡靖安和戴笠向他提供了关于国民党内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共产党活动的报告，更增加了他的疑心。[27]

根据这些报告以及与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和其他关键顾问的谈话，蒋介石于3月20日早晨迅速地包围了军舰，逮捕了舰长（他也是海军局局长），解除了保卫苏联顾问们的警卫和共产党控制的香港罢工总工会的武装，同时宣布实施军事管制，并抓了50多个二师的政治工作者。[28]

等蒋的对手汪精卫一离开广州去欧洲，总司令立即对苏联顾问们道歉，说中山舰事件并没有涉及中共中央组织，而且他有意辞职——这当然没被接受。虽然他在一次对离开军队的共产党政治工作人员的讲话中说了，他对关于企图绑架他的阴谋的说法表示怀疑，但他在1927年4月后坚定地认为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党的阴谋。他的这种坚定也许是基于戴笠给他的报告，而这一点使戴笠在他的眼里变得更有价值。[29]

清洗黄埔

1927年4月，戴笠被分配到许振亚手下的国民革命军骑兵营一排。骑兵营驻扎在黄埔，三天前由蒋介石及其军特人员在上海开始的白色恐怖于4月15日波及到了军校学员。那天早上，学员们像往常一样起床、洗脸，然后来到操场做晨练。当他们来到操场时，发现周围的山头和公路都布满了武装部队。学员们没有自己的武器，他们的枪支在早先被收走了，于是他们警觉起来。这时，军校“团长”李亚芬打破了沉默，他宣布，从今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学生将分隔开来，并将被教授完全不同的课程。他说：所有的共产党都立刻站出来。然后他又指了指架在附近山头上的机枪。除了一个精神有疾患的湖北学生以外，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自认是共产党，全场静得只听见学生们的呼吸声。最后团长说，学生们在同一个团体已有几个月了，大家都知道彼此的政治观点，因此每个单位的成员都应该立即指出他们中间谁是共产党。这便引起了一片混乱。但在命令一再重复之下，共产党学员们逐渐被孤立出来，而那个纵队的其余学员则被带回他们的宿舍。一旦其他学生离开，共产党员们便被逮捕，送到了南石头的集中营。[30]

其他纵队的学生那天早上的经历大致相同。第三纵队的一个学员回忆说，在让共产党员站出来的命令发出之后，由于他们拒绝指认谁是共产党员，团长就警告他们说：“要是你们不站出来，我们就要点名，你们反正得站出来。如果你们自动站出来，会大有好处。你们用不着担心。”[31]每个纵队里被辨认出来并遭逮捕的共产党员的数目不等。在第三学生纵队里，只有8个人站出来承认是共产党员，据说在他们被交送宪兵手里并被投进在蝴蝶岗的监狱时，其他学生十分敬佩他们的勇敢。第二纵队里有150多人被捕，但在第三纵队里至少有200多名学生被抓了起来。[32]当天晚上，所有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人都被带到虎门的鱼珠炮台枪杀了。[33]

据戴笠自己后来播散的信息，这些被杀的学员中有75个共产党员学生是他交给总司令的，为此他终身受到蒋介石的赏识。[34]后来有人说他当初在胡靖安手下参加了蒋在1927年4月为在清洗中捕捉左翼分子组建的“密查组”。其实，戴笠在北伐期间的情报工作也同样得到赏识。[35]

军事情报工作

北伐战争始于1926年7月1日。用戴笠自己的说法，他和黄埔的其他许多学员一样，在1927年4月15日的“清洗”之后奉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军校，踏上国民革命军穿越福建和浙江的东进征途。[36]因没有足够的马匹供整个骑兵队使用，戴笠所在连队的一部分人便分散坐船去上海，他们在那里又分成两拨，分别在徐州和苏州驻下。戴笠属于苏州那拨儿。与众不同的是，戴笠的任务并不是骑马战斗，而是侦察和颠覆敌人。[37]他的具体任务是先行于主力部队，通报敌方的军事情报和前线位置。一旦到达他早年曾经“打流”过的江浙地带，戴笠便显得得心应手，他源源不断地发回用隐形墨水写出的报告，供蒋披阅。[38]

可是，那些熟门熟户的地带引发了戴笠往日赌骗的习性，于是他旧病复发。1927年夏，当他和其他几个人去上海为刚从前线回来的蒋介石买礼物时，他独自携款一走了之，在十里洋场里吃喝嫖赌。最后钱花得精光而不得不向表兄借钱买火车票返回营地。他被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可一旦被释放，他又故伎重演贪污起来。后来为了逃避惩罚戴笠奔往南京投靠胡靖安去了——胡1927年7月正在筹建蒋的“密查组”。戴笠就向这位新上任的情报头子请求收他看护孩子，同时他告诉胡自己离开原单位是因为别人指责他帮助胡在黄埔清洗共产党学生。结果胡靖安把戴笠推荐到了短命的“密查组”里。[39]

当1927年夏末“密查组”开始解体时，戴笠发现自己又在上海“打流”，他又睡到了表兄弟张冠夫的家里，一边寻找任何能找到的机会。[40]出乎他的意料，这次竟然给他机会替老上级蒋介石效“犬马之劳”。[41]

当年8月13日，在北伐于淮河流域进展不利，政府在上海的集款遇到困难之后，蒋介石辞去了他的总司令职位。[42]他在家乡溪口待了一段时间，于1927年9月途经上海准备去日本作战略性流亡。当戴笠得知他的老上司在法租界时，便去敲蒋的大门，自愿为他当保镖。[43]这之后不久，蒋于9月28日去了日本。他在那里既说服了宋夫人让他娶她的女儿，又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协议，后者同意帮助他与共产党作战，但同时敦促蒋集中其势力于长江以南，而把北方让给张作霖和他急躁的日本专家们。[44]

与此同时，蒋在军队的主要劲敌唐生智在其他将军们的胁迫下流亡日本。汪精卫企图在广州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失败后，汪答应与蒋介石在上海会面，并讨论有关和解的可能性。在李济深被赶出城，张发奎与陈公博等汪精卫的其他拥护者们自立政府以后，汪精卫在11月7日采取了“护党救国”的行动，巩固了他的地位。[45]但他在全国的影响却削弱了，因为党内如胡汉民和吴稚晖这类元老对他表示鄙视。自然，蒋介石的地位就相应地增强了。11月下旬，国民党领导们在蒋位于法租界的公馆里举行会谈。尽管会谈在1927年12月10日以了无结果而休会，但汪精卫被迫邀请蒋介石重新担任总司令的职位。会谈一结束，广州公社便在12月11日爆发了起义，结果是汪精卫丢失了在广东的基地，而蒋介石则于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开始重建他的军事联盟。5天以后他重获原来在国民党政府中的最高统帅地位。[46]

在蒋介石再次成为总司令，并由宋子文任财政部长以后，蒋显然想要利用这个新机会，尽可能地来铲除他在国民党内的敌人，并重组某些省一级的党委。1928年2月2日，在没有共产党和汪精卫的支持者参加的情况下，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接受了蒋介石的提议，决定所有的宣传均以孙中山“全国重建计划”（这是在孙受到共产党影响之前提出的）为基础，以全国和解及双方合作的精神来取代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在地方党组织解散之后重新登记党员，撤销在北伐中为统一战线而负责动员群众的各个部门（农民、妇女、青年、商人等）。新国民党只建立了三个部门：组织、宣传和党训。军委将由蒋介石委员长直接领导，而在军队内部将重新组织一个政治训练部，由戴笠的老资助人和朋友戴季陶领导。[47]

寻找靠山

那年冬天，戴笠到了南京，在首都的太平桥一带勉强维持生计。他从未读完黄埔的课程，所以也没有正式毕业。尽管没人确切知道他是怎么到了南京的，但大多数人谈起戴笠奇怪的上升都强调他很快在胡宗南那里得到了职位一事。1928年，国民党重新组织了力量北伐，胡宗南担任了第一军第二纵队司令。[48]

戴笠投奔到他当年在杭州的老朋友胡宗南那里后，在他手下当了个小小的卫护官。后来胡推荐戴笠任职于黄埔校友会毕业学生调查处。黄埔校友会的前身是孙文主义研究会，在1926年6月北伐前夕，它有300个成员。当这个学会在1926—1927年的军事活动中解散时，蒋介石名义上是校友会的主席。蒋与统一战线的左翼决裂后，只有反共分子还留在其中。[49]

黄埔校友会调查处成为后来的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核心部分，前者本身于1930年解散。[50]这个组织曾是蒋介石军事训练体系中的安全机构。该体系最终包括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学校、炮兵学校、骑兵学校、工兵学校、轻重兵学校、海军学校和中央警官学校，再加上培养军官和干部的各种训练班。[51]到了1935年，训练班多达100多个。为了让蒋放心，从一开始就显得有必要在登记和调查这些毕业生的毕业证书的借口下，跟踪他们的行迹。[52]

通过在黄埔校友会调查处工作（它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前沿机构，而该同志会则是“蓝衣社”的关键部分），戴笠自然与一批没有工作的黄埔毕业生有了接触。只要能找到钱来支付活动经费，他们便乐得参与他组成的一个专门的情报收集机构。也正是在调查处工作期间，戴笠让总司令当时的随从副官胡靖安把他作为警卫队高级侍卫的候选人引荐给蒋介石。后来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个位子。[53]

利用与没工作的黄埔毕业生的关系网，戴笠开始收集有关受怀疑的人的非法政治活动的消息。他经常用有意刺激的方法，如散布有关蒋的谣言，来诱使别人批评总司令对政府的领导。一开始他并没有正式的渠道来向他的上司递送这些报告。据说戴笠必须用当年把情报摘要送到蒋的办公桌或车里的办法，即利用他作为蒋介石司令部门口警卫的位置，在领袖每次通过的时候把这些写有密报的纸条递上去。据说，蒋越来越依赖这位新侍卫来得到这类情报，而且不久，只要总司令看见戴站在那儿等他，他的车就会在大门口停下。[54]

另一种对戴笠有点儿贬低的说法是，这个未来的秘密警察头子在卫队里的工作就是给蒋总司令当跑腿一类的差使。蒋的机要秘书毛庆祥后来回忆道，戴笠会每三天到警卫部食堂的后门处，通过厨师或值勤官递送情报。戴笠不敢过问对这些情报的反应，而毛庆祥一开始都不把它们送往总司令那儿。[55]但过了一阵后，毛发现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值得引起注意，于是他开始把这些报告送蒋介石一阅。而蒋则对这些消息的丰富表示欣赏，并命令戴笠到胡靖安的侍卫队“情报小组”当一名情报员，同时，蒋还开始向戴支付除工资以外每月3,000元的活动费。有了这笔经费，戴笠便得以雇用更多的情报人员，逐渐地在他自己身边组成了有名的“十人团”，即一个专门的，由他自己和其他年轻的官员和军官组成的特务组织。[56]

有人说，蒋介石越过所有人转向戴笠，是因为胡靖安的脾气凶狠且难以控制，使蒋对他失去了信心。[57]几年以后，当戴笠成了蒋介石最有权威的特务头子后，军统为高级干部举行了一个宴会，胡靖安没有受到邀请。胡冲进宴会，破口大骂，闹得参加宴会的人不欢而散。他骂道：

戴笠，狗婆养的，翻脸无情，如果没有当年我在广东提拔他一手，介绍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大头杨引之、贺衷寒、潘佑强等人见面谈过话，谁知道他是老几？老子毫不自私将名单开给他，否则他又哪里去找报功请赏的材料。[58]

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但同时蒋在对抗他的对手（例如，蒋在1930年发现自己面对由南方的改组派与北方“出笼骑虎”[59]的阎锡山等军阀构成的联合阵线）时，他对戴的能力的信任不断增强。[60]1930年2月10日，阎给蒋发了一封电报，敦促他退休，然后又给他发了一系列的电文指控他腐化无能。次月，南京政府中受到阎控制的省一级机构都被他的人围困起来了。4月初，阎的山西军队占领了北平之后，阎宣告自己为反蒋总司令，冯玉祥为副司令。[61]

当冯和蒋介石的军队在河南打派系仗时，阎派出了由孙连仲指挥的轻骑兵队去袭击蒋在野鸡岗铁路站的总部。[62]假如没有戴笠的军事情报，孙也许便会把蒋介石及其侍从一网打尽，但戴在最后一分钟把他的上司及其部下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63]

要不是蒋允许戴笠和他接近，哪怕戴笠在平原之战中对蒋再有用，他也永远不可能得到他最终得到的秘密权力。[64]戴笠自然十分干练，但蒋更看重的是他的可信和可靠。[65]蒋有一次在讲到戴笠时用他的字“雨农”来称呼他：“只要有雨农插手，我就放心了。”[66]

这番话的含义，也许连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因为戴笠似乎能够用不同的办法使他的主子放松，使蒋介石松弛的一面表现出来。有意思的是，其他官员在见蒋介石时得非常小心他们的言行举止才行。甚至连一位将军白手套上的一个污点，都能使他被撵出去或者挨一顿训斥。但不知怎么，戴笠却能免遭这种肆意对待。当然，戴笠能够立即理解他上司的心情，并满足其随心所欲的各种蛮横要求。比如，要是蒋介石在他的面前赞美孔子和孟子，戴笠便会立刻鹦鹉学舌般地开始谈论孔子的“仁义道德”。从个人的风度讲，他经常是衣服皱巴巴的，穿得很糟糕，也不刮胡子，甚至有些邋遢。这给人的印象是，戴笠漫不经心的气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好符合蒋介石的另一面——可能是他的一个内在而松弛的王国，而这一点，像曹圣芬这类随从是永远不许看见的。[67]

凭着如此接近领袖的机会，戴笠得以克服使他担忧的资历浅的缺陷——他曾对文强诉说，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投靠蒋介石。说到底，他“投奔”的决定，填补了他同国民党元老和黄埔精英相比所显出的不足。1939年，当戴笠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组长时，总司令才发现他的门徒不仅没有从黄埔毕业，而且连国民党正式党员都不是！不久，总司令大笔一挥，就使戴笠成了以前黄埔军校六期班的毕业生，与此同时，雨农也被国民党领袖本人作为保荐人介绍为党员。至此，戴笠成了自己秘密世界的主人和指挥。[68]

注释

[1]文强：《戴笠其人》，第183页。起码有三种关于戴笠得以进入黄埔军校的说法。这些说法并不见得互相矛盾。特别是它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析：戴笠在家乡的零散接触，通过他与江南黑社会帮会的关系，以及戴在上海与蒋介石圈子的粗浅交往。

[2]毛人凤有可能是戴笠的妻子毛秀丛的亲戚。Wen hsinYeh，The Liu Geqing Affair，p.20。见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世》，第28页。

[3]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7页。据说毛告诉戴笠“革命的朝气在黄埔，只有黄埔，才是锻炼创造时势英雄的洪炉”。毛还给了戴20元钱，帮助他支付去广州的路费。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16—17页；沈美娟：《戴笠新传》，第95—102页。戴笠的妻子毛氏也拿出了自己的一支金簪给他当路费。杨者圣：《特工王》，第23页。

[4]据许多新闻报道，1920-1930年间蒋介石是黄金荣青帮会的成员。例如，见Wilbur Burton，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p.308。

[5]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4页。戴笠于1926年10月7日加入了第六期骑兵科。那时北伐已开始两个月，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其他军队领导人已开始对骑兵在黄河北面的中部平原参战表示忧虑。戴笠被编入第1团第3营17排。他是排党组的执行委员。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7页。

[6]戴季陶的大名与1925年11月的西山会议派公开连在一起，他在1926年北伐开始后被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叫去任大学校长。但因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分裂，结果导致广州的政治空气对他十分不利，戴于是在1926年12月准备离开广东与蒋介石在庐山会合。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3：202。

[7]这是《史记》里的一个故事。讲一个被明智地收容来的门徒，以学鸡叫诱使看守打开大门，让他的主子逃走。

[8]文强：《戴笠其人》，第183页。

[9]戴季陶很欣赏这种为蒋“干”的意愿。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25—26页。

[10]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6页。

[11]当时受蒋宠信的情报人员是胡靖安。张盛吉：《胡靖安的浮沉录》，第154页；钟健华编辑：《靖安县志》，第768页；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第99页。

[12]文强：《戴笠其人》，第183—184页。“学生戴笠对他的司令崇拜得五体投地，并成了蒋了解学生中共产党的秘密调查人员，为此他也参加了共产党。”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8。虽然瓦克（Walker）误认为戴笠参加了共产党，但他准确地指出戴正为蒋秘密工作。

[13]“蒋面临军阀分裂主义问题，他要把这个问题从他的军队里铲除掉。他要一支有纪律、有组织且全国性的军队，这支军队应像德国和日本军队那样服从领袖的意志……他要军队单纯化而非政治化，他要军队与社会分离。”（与汉斯·凡·德·冯Hans van de Ven的私人通讯）。

[14]Landis，Training and Indoctrination at the Whampoa Academy，p.93。关于这个教纲的准确简述，见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p.232—235。

[15]Landis，Training and Indoctrination at the Whampoa Academy，p.85，p.89.

[16]Landis，Training and Indoctrination at the Whampoa Academy，pp.81—82，p.84.

[17]Eastman，Seeds of Destruction，p.146。但汉斯·凡·德·冯注释道：“在30年代中，蒋在改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很大努力，但其成果被抗战抵消了（私人通讯）。”

[18]Landis，Training and Indoctrination at the Whampoa Academy，pp.90—91.

[19]同上书，第92—93页。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5—56页。

[20]尽管人们经常提到黄埔派，但实际上在他们中间根据班级或背景而存在着许多派别。如曾就学于欧洲军事或警察学校的学员，以及崇拜法西斯德国和崇拜法国的学员，他们在酆悌和唐纵的领导下，在黄埔的毕业生中自成一体。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1页。

[21]张新：《胡宗南其人》，第171页；文强：《戴笠其人》，第184页。

[22]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14页。

[23]许振亚于1924年春在兰州对文强说起这事。当时他正组建一支骑兵队，在宁夏和青海一带巡逻，为戴笠管制马鸿逵将军的缉私总署捕捉走私犯。冯美铨：《解放前军统在西安和银川的组织与活动》，第83页；文强：《戴笠其人》，第185—186页。

[24]由于许多说法提到戴笠直到1927年才同蒋介石认识，所以这个说法可能有想象的成分。最有权威的叙述是：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19页。

[25]文强：《戴笠其人》，第183—184页；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18页；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18—119页。胡靖安，即胡乃安，江西人，毕业于黄埔二期。毕业后他在国民革命军总部任“侍从”。他的任务是负责总司令的安全，以及收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在抗战时期他曾任江西省军事训练团教育主管。陈廷湘：《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政治建设》，第123页；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7页。

[26]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20—21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6页。虽然胡靖安后来说了“戴笠并没有什么特殊，他给我看过孩子”，但他无疑是所有为胡工作的人员（其他人员如王兆槐、东方白、蔡劲军和乔家才）中最得力的一员。乔家才后来写道：“供给情报最多的，就是戴笠，每天都交给我很厚的一个信封……假如没有他帮忙，胡靖安每天的报告恐怕就成问题，无法交卷了。”乔家才：《为历史作见证》，《中外杂志》，32.6（台北），引自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23页。关于胡的评论，见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7页。

[27]文强：《戴笠其人》，第184—185页。周恩来当时负责一路军的政治工作，也是东江专区行政督察专员。

[28]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pp.573—574；Tien wei Wu，Chiang Kai shek’s March Twentieth Coup d’Etat，pp.591—592；Donald A.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39.

[29]“蒋对共产党阴谋一说之所以坚信不移，也许是基于两个事实：他对这个策划做了亲自了解，而且他持有关于这个所谓阴谋的书面材料。”Wu，Chiang Kai shek’s March Twentieth Coup d’Etat，p.600。

[30]沈重宇：《“四一二”事件在黄埔学校》，第77—78页。通常此事件被称为“四一五事变”。杨者圣：《特工王》，第27页。

[31]郑庭笈：《黄埔五期“清党”的回忆》，第123—124页。由于当时的执行官是海南岛人，没人听懂他的普通话。结果，一开始没人站出来。显然指挥官们手中持有这些人的名单，根据关于戴笠生平的一系列说法，戴本人就是告密者之一；他用了所有在黄埔当学生的时间来记下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员的名字。据一位写戴笠传记的人说，戴笠把骑兵营里的20多个学生作为共产党员或亲共分子出卖了。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7页。

[32]这些军校生被临时关在“烂石头”监狱。杨者圣：《特工王》，第25—26页。

[33]郑庭笈：《黄埔五期“清党”的回忆》，第124页。

[34]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8.

[35]杨者圣：《特工王》，第27页。

[36]共有7，795名黄埔学生于1926—1928年之间参加了第三次北伐。其中76%来自于长江流域的省份或南方。大多数人受过中学教育，3/4的人出生于中等阶层地主、中农或职员家庭。Richard B.Landis，Training and Indoctrination at the Whampoa Academy，p.76。

[37]戴笠持有少校军衔，挂名在徐州戒严司令部下。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25页。戴笠的具体任务是汇报敌人列阵的军事情报。戴笠在替部队进军上海铺垫了道路之后，继续穿越徐州、北平、天津、太原、西安、郑州和开封。他后来宣称，探取北洋军阀的情报非常容易，因为他们及其下属都大意粗心，忽视细节，不学无术，腐化堕落。这个意见也许反应了戴对北方人的鄙视，但事实上他很快就发现，在那些军阀内部整垮另一个将军是多么容易。由于戴笠既保证了情报的可靠性，又协助总司令战胜了敌人，据说戴笠在完成任务之后得到了蒋介石更大的赏识。为了表彰戴笠在北伐中的战地工作，蒋授予他亲笔题字“艰苦卓绝”。文强：《戴笠其人》，第187页。

[38]那些报告是用“米汤”写出的，即一种米浆，只有涂了碘酒后才会显形。文强：《戴笠其人》，第186—187页。

[39]粟鼎：《戴笠之离开黄埔》，第170页；杨者圣：《特工王》，第28—31页。蒋介石在当年8月13日辞职后去了日本，“密查组”就解散了。胡靖安本人取走了密查组的三个月经费便回到江西老家。戴笠只好向杜月笙求助。同上书，第32—33页。

[40]有关密查组，见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6页。据信，戴笠在黄埔骑兵第一连里“查清”了20多个共产党员学生案件。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77页。

[41]据章微寒说，实际上直到1927年9月戴笠在上海开始替蒋介石当警卫时，他才认识蒋。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组织》，第280页。

[42]1927年7月，张宗昌夺回徐州，孙传芳发动进攻以重占长江下游。在国民党内部，蒋受到广西派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反对，这些人没有拒绝他1927年8月12日向军委提出的辞职。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p.682。

[43]蒋介石显然没有认出他过去的学生，所以戴笠得自我介绍说：我原是黄埔的学生，现在来照顾校长的安全。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2页。

[44]当时，反日游行示威在张作霖谨慎的默许下举行，而南京政府也正在大声抗议纽约花旗银行和摩根公司给由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公司贷款3，000万美元一事。McCormack，Chang Tso linin Northeast China，pp.239—241。

[45]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组织》，第280页。

[46]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pp.686—696.

[47]同上书，第697—699页。

[48]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2页。胡直接在曾任黄埔教官的刘峙手下就职。刘那时在蒋介石与总参谋长何应钦下面的第一军团任第一军长。刘将军后来在1930年又当上了河南省的省长，1939—1945年间任重庆警备司令，并在1948年的淮海战役中任战地指挥。1955—1956年间他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安全顾问。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323，2：391—393。国民党军队的基本单位是师，三个师组成一个军，三至五个军为一个集团军。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p.229。

[49]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in Kuomintang China，p.54.

[50]同上书，第54页。

[51]“训练”一词使人想起漫长的军事化过程，它可追溯到18世纪下半世纪绅士阶层的军事动员，并在1850—1860年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达到顶峰。见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到了民国时期，训练（一般制度化为6个月的课程）的意思比较含糊。它一方面指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军事专业化和政治教育课程，另一方面又指边干边学地掌握技术的意思。Strauss，The Evolution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p.91。

[52]蒋介石必须防止类似他自己的黄埔校友会那类团体的形成，为此他不让这些军校的“校长”们与学生建立密切关系。杭州空军学校校长蒋坚忍，由于学生们对他忠心耿耿，于是被叫到南京，以把该校的校友会变成一个权力基地的罪名而受到蒋介石的训斥和惩罚。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9页。

[53]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2—83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1页。

[54]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4—155页。

[55]这时戴笠尤其渴望在蒋的眼里有一种新的形象，来取代蒋肯定还记得的当年戴在上海做事时的“小瘪三”样子。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27页。

[56]其他人员为张炎元、黄雍、周伟龙、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王天木。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6页；黄康永：《北伐之后》。另有人认为是在1930年。而还有人认为十人团由戴笠在1932年日军包围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中组成，因为蒋介石要戴笠调查出他在军队里的敌人。文强：《戴笠其人》，第187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2—83页；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2页。注意，黄雍说十人团成立于1932年，他本人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但最有权威的资料认为，戴笠在1933年成立第一届调查通讯小组的晚宴时，召集了王天木、唐纵、张炎元、徐为彬（即徐亮）、周伟龙、黄雍、马策、郑锡麟，这个团体被叫作“十人团”。后来马策和郑锡麟退了出来。取代他们的是刘恢先和裴西度。据说，戴笠是由此真正开始其特务生涯的。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组织》，第281页。据一位进步批评家解释，特务一词包含了“特别”的意思，因为它与“正常”的、有固定“秩序”的社团与“道德行为”相反。黄楫清：《中国法西斯特务真相》，第1页。

[57]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4—155页。

[58]文强：《戴笠其人》，第185页。

[59]其语言是从北平的大字报上来的，那是在阎放弃中立而加入冯玉祥的反蒋活动后贴出的。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p.264。

[60]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35—139页。

[61]同上书，第56、264—265页。

[62]Gillin，Warlord，p.113。孙实际上是冯的一个军官。像冯的许多部下一样，后来他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围剿战役中成为一个主力指挥，随后又追剿长征中的红军。1948年他是蒋的总参谋长。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3：168—169。

[63]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3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1页。

[64]戴笠后来与蒋夫人非常亲近，而且总是与总司令官邸的仆人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两点都使他本人更接近了蒋。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9页。

[65]这种对蒋个人的虔诚忠实使他的形象在美国人的眼里大为增色。据说他在毕业时曾宣誓对蒋效忠；而他的这个宣誓，在野心勃勃的官员们经常随意地相互背叛的政治环境中便像一个闪光的奇迹一样，令人瞩目。这种忠诚始终丝毫未减。他的仇敌从未怀疑过戴笠对蒋的忠实。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8。

[66]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9页。

[67]爱泼斯坦，1985年3月10日在北京的采访。

[68]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9页。

第四章 十人团

戴笠从一个侍卫随从，竟成了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中国的“希姆莱”，绝非偶然。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继承了中国封建制度阉宦虐政东西厂和镳局的衣钵，也仿效了希特勒法西斯独裁工具褐衫党的凶行。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1页。

蒋介石的私人间谍机构

据文强关于戴笠生平的叙述，戴笠在国民革命军中情报工作方面的晋升，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常规军事情报人员具有的杰出才干。[1]戴笠在胡宗南手下（第一军第二纵队）干时，他成了一个特别通讯情报单位的头目，这个单位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建于1928年1月4日，名叫“联络组”，后来在台北情报局编辑的戴笠正式的传记里，它被形容为所有后起的党和国家军事情报组织的“萌芽”。联络组由蒋的总司令部直接设立，总司令亲自任命戴笠为联络参谋，让他领导十个官员，后来调查统计局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之后，这些官员便成了核心人员。[2]

戴笠任联络官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1930年初执行蒋介石对唐生智行刺的命令。唐是湖南出生的军人，曾在1929年11月替国民党政府把冯玉祥赶出了河南，但他在次月去汪精卫那儿接受了护党救国军四路军总司令的任命，宣誓要反对蒋及其随从的军事独裁。[3]最后蒋派出了他最优秀的间谍去搜集关于唐生智的军事情报并将唐阴谋暗杀。据说戴笠经峒岭进入河南，在洛阳停留之后，便沿京汉铁路去唐将军所驻扎的郑州，一路收集情报。[4]

唐生智

得知戴在这一带，唐生智便悬赏重金捉拿他。戴笠一到郑州火车站就被唐的军警们发现了，并将他包围起来。然而，军警稽查处处长周伟龙毕业于黄埔四期，他也许是在黄埔时认识的戴笠，对这个间谍的冷静和勇气感到佩服。[5]戴笠恳求周伟龙“拥护校长佐天下”。周与戴笠结拜为兄弟，并把他藏在军警营地里过了几天，等到风声一过，戴便穿上了唐生智军警的制服，沿京汉铁路南下。[6]

在1928—1931年之间，蒋介石惟一授权建立的正式秘密警察机构，是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央总部的密查组。[7]蒋的非正式特工很多，这是因为1927年之后在他自己支持下发展起来了各种秘密组织，蒋采取让这些组织各自为资金和权力互相争斗、互相制约的手段来对其进行控制。[8]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半正式的小组还是成立了，它的任务是对付共产党员，并从中央党部拨出秘密“特别经费”提供给它，利用它来控制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分子。[9]密查组亦称“联合组织”，以陈立夫为首，他曾经领导国家军事委员会保密处，当过国家改组委员会的总书记。据波曼说，负责清除共产党员和有亲共嫌疑人员的调查组分为三个科，戴笠负责二科，该科受命对军方人员进行监视。[10]

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积极筹建谍报机构

正当1927年的清党开展之时，戴笠在总司令私人间谍系统里的正式职责与他的个人任务并不完全相符。到了1930年，他似乎已经开始在二科里，通过继续成为他秘密特工核心的十人团，来形成他个人的“机构”。这些黄埔的毕业生就像明清时期官员中的“幕友”，一开始都从戴笠那儿领工资。事实上，他们直到1932年蒋重建他的秘密特务组织时，才作为政府官员正式加入该组织。[11]在那四年里，其人事稍有变动。1930年，其成员包括王天木、唐纵、张炎元、徐亮、胡天秋、周伟龙（唐生智的军警头子）、黄雍、马策及郑锡麟。后来最后的两个人要求退出，于是唐纵让刘恢先和裴西度取代了他们。

十人团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对于它斯巴达式紧张而严厉的工作风格，有过各种叙述。从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时间从事军统在全面发展到后期时所特有的腐败活动。大夏天里，在南京这个中国最闷热的城市里工作的戴笠，会经常在十人团位于鸡鹅巷53号的总部连续三天三夜废寝忘食地工作，最多只是就着一杯开水咽下油条之类的点心而已。[12]

尽管密查组名义上归陈立夫统一领导，但它的各个部门之间竞争激烈。当戴笠和他的十人团在密查组设在鸡鹅巷的办公处活动的同时，另一个对手小组——它被认为是代表了陈立夫“CC”派的利益，也在瞻园路的办公处对国民党非军事人员进行反共的调查活动。[13]这个被称为密查组一科的小组由徐恩曾领导，同样由党中央总部的秘密资金支付经费。[14]

与此同时，另一个秘密警察机构在由江西南昌“剿匪”总部管辖的三个省份成立。而蒋介石于1931年也开始授命组建谍报科。次年，蒋在军事事务委员会的秘书之一邓文仪向总司令递交了一份计划，要求在“剿共”地区内三个省的保安行营里成立调查科，其总部归南昌保安行营领导。[15]

邓文仪

邓文仪那时29岁。他祖父是摆卖衣服地摊的，父亲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杂货店的店主。当他还是个小学生时，便深受他的校长王英兆的影响，王是一个保定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使这个年轻的学生一头栽入了游侠剑客和盗匪的传统小说与史诗之中。王先生每星期两晚上要给学生们讲《水浒》的故事，描述和分析书中的人物及其个性，他们的武艺、社会背景和“绿林好汉”的正义行为。于是，在校长的影响下，邓和他的同学们逐渐地把《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平西》、《岳飞传》，及《班超平中亚》等里面的人物视为自己的榜样。[16]

于是，小业主之子邓文仪，与中国许多受武侠小说吸引的青少年一样，怀着一种浪漫的决心长大，他决心做一个见义勇为、扶济贫弱、默默无闻、救国救民、任劳任怨、不为财色所动的正人“君子”，一个现代的“游侠”。他读中学时所碰到的经济困难更坚定了他的这种决心。那时，他家没钱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邓两次徒步跋涉60里路回家，乞求父母给钱付费。但无论邓如何痛哭流涕，他母亲最终只能凑起一块钱来，于是他不得不学会用赌博来攒钱供自己上学。这只能加强他对“绿林好汉”们的敬仰和对小说里拜把兄弟“杀富济贫”的尊重。[17]邓由于受到他们的启发，拒绝结婚，而且在中学毕业的前夕，进入广州的军事学校，“参加了革命”。一入校他便听说了黄埔军校，于是他成功地通过了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18]

邓加入了一个黄埔学生小组，其中有萧赞育和张镇（后来是蒋的军警头目）。这小组的成员被送到苏联去学习。[19]他们是300个在中国招收的去莫斯科航空军事学院或中山大学上学的学生队伍的一部分。这些院校建于1925年，归属于共产国际远东部，专门培训中国人员。其中约有150人是在广州通过黄埔和其他指定的军事单位推荐，并通过竞争性很强的考试，被国民党招收来的。[20]

为了对抗亲共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研究会”于1924—1925年在黄埔成立，邓文仪是其中的学生领袖，与贺衷寒、杨引之、酆悌及曾扩情一样，都属于“大头”。[21]当他去莫斯科的申请被广州的国民党总部接受后，他被送进中山大学。作为一个学生领袖，他成了共产党争取的对象。尽管他是国民党支部的一个委员，并在贺衷寒为保持孙文主义研究会精神不衰的反共狂热激发下，继续秘密地与其他黄埔军校学员会面，但显然他的上级们还是越来越肯定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22]在邓文仪到达共产主义大学后不到三个月里，他被选为“公社委员会”成员，当了“卫生苏维埃”的主席，而且担任女射击队的教练。他后来还被任命为班长和他所属的学生小组组长。1927年春天，当共产国际开始招募一支特别派遣队在M.N.若仪（Roy）领导下回中国时，邓文仪是中山大学被选中的40个学生之一。[23]但当汽船由符拉迪沃斯托克抵达广州时，邓一登上岸，随即与派遣队脱离了关系，重新表明了他对国民党内蒋介石派系的忠诚。[24]

同年稍晚，邓文仪参军北上加入已开始互相争斗的革命军，并开始动员黄埔圈子里的军校生收集反共情报和研究在苏联买来的详细介绍契卡和GPU（国家政治管理局）运作的书籍，并以此来独立组建自己的反间谍机构。[25]

1927—1928年间，邓文仪建议把间谍股安置在保安处在各省的总部里，以便执行它的各种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反共军事活动，收集情报，调查共产党在军队和卫戍各部门的活动，保持对各纵队司令的监视，以及在非军事人口中间展开特务活动等。[26]蒋介石最终批准了这个计划，于是在1932年早春，一个调查科在邓文仪的控制下成立于南昌经堂巷内。[27]1933年初，邓文仪又建议蒋在南昌卫戍部队内指定一个由在德国、日本和美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员组成的“设计委员会”，以协助制定执行“政治剿共”和“文化剿共”的计划。这批知识分子中有些人与蒋的蓝衣社分支“复兴社”有关系。[28]

邓文仪的调查科与密查组是两回事：与在首都南京的两个独立运作的部门不同，它是一个省一级的网络组织，虽然挂在三省内的卫戍行营，但有自己的正规地位。一直到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密查组一直是非正式、非官方资助的组织。一·二八事变中，日本海军与十九路军在上海北都的闸北区持续交战三月之久，摧毁了闸北。[29]十九路军——该军的司令蔡廷锴一下子成了全国英雄和世界名人，蒋介石迫于向十九路军增援的舆论压力，命令王敬久和余济时领导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在中央军事学院院长张治中领导下组成一个新的第五路军。[30]

特务处

但当八十八师到达昆山，在南翔前线与日本人交战时，中国军队遭到惨败。当时的情况是，戴笠本人亲自向蒋介石汇报了噩耗：当八十八路军重新在常熟集中兵力时，整个部队士兵和军官加起来总共不到4,000人。总司令非常沮丧。这不仅因为他对日本军事力量的情报不准确，而且他对在这些军队里任职的黄埔军官估计和控制都不足。为了进一步了解局势，蒋介石命令戴笠成立一个特务处来加强他的非正式秘密特务组织。特务处设在鸡鹅巷。[31]

不过，这个新成立的处还不算政府正式的机构，而是在行政上与“蓝衣社”有关的一支“铁血队”。它被安置在向它提供资金的“复兴社”内。[32]其任务是，在完善间谍业务和开展阴谋破坏的同时逐渐渗透到卫戍部队、警察和军警力量中去。[33]然而，所有这些任务都没有以合法形式布置下去过。虽然蒋介石规定，所有的人事事务都得由他亲自处理，但他自己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刚下了台，政府大权落到了广受尊敬的名义领袖林森手中，所以戴笠的秘密特务组织连执行其基本职责的权力都没有。尽管如此，戴笠还是掌握着一个正式的秘书处，有着固定的资金来源，而原来的“十人团”也发展为100人以上的团体。[34]

这个新“特务处”的确得到了扩大，尤其是现在戴笠享有蒋介石的充分信任。正是在这个时期，沈醉加入了这个组织，当了上海通讯站的负责人，并学会了指导在他之后加入“行动署”的新手们绑架和行刺等技术。[35]尽管人员数目倍增，戴笠在卫戍部队和军事警察部队的网络也崭露头角，然而特务处的行动还是受到阻碍，因为它缺乏逮捕和拘留嫌疑分子的合法权力。[36]

1932年3月18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洛阳召开，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并防止CC派和黄埔派互相之间的对立增长而削弱自己的情报机构，蒋介石决定使用他新的权力，在军委之下设立一个正规的情报局，以将这些非正式和秘密的调查部门组合在一起。3月下旬，在溥仪作为满洲国傀儡政府首脑登位后不久，蒋召集了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共同决定组织一个“情报网”,“以便抵抗外国侵略，平定国家”。[37]于是，“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便成立于1932年4月1日，那便是后来国民党军事情报部门永远要纪念的军统机构成立周年日。[38]

据台湾“国防部”1966年出版的年鉴，蒋介石在宣布成立这个“机构”之前，私下与戴笠在南京郊外的中山陵见过面。[39]当委员长向戴笠宣布了他在这个机构中的新职位之后，戴虚情假意地推辞说，自己资历太浅，难以胜任。蒋安慰他说：“只要你有决心，其他的用不着担心。”据《戴雨农先生年谱》记载，戴笠于是便答应承担领袖交给他的重任，回答道：“从今以后，学生将不惜牺牲生命而为革命奋斗。假如我失败了，那么我将请求领袖处分。若是我胜利了，或者被敌人杀害，我将毫无遗憾。”《年谱》最后说：“蒋公壮之。”[40]

调查统计局（BIS）

事实上，戴笠扩大了的“十人团”，即原来的“联络组”，现在已成为一个正规的官僚机构。1932年春，蒋命令在军委内成立由陈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绰领导的“调查统计局”[41]。于是三个处相继成立。第一处是原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密查组一科，它设在特务处所在的瞻园路，由徐恩曾领导。[42]这个处便成了党务调查处，后来成为陈立夫抗衡戴笠军统局的部门——中统局。[43]

徐恩曾

第二个部门是戴笠设在鸡鹅巷的特务部，负责监视和调查军队。被提升为少将的戴[44]，把这个部门当作自己的家，而他则是这个家的“家长”。他原来特务部的部下们管他叫这个组织的“老板”。[45]

第三处先是由丁默邨，后来由金斌领导，负责监查邮电检查局，后来并入特检处，办公处在江西路。[46]

统计局本应负责协调这三个处的工作。但实际上只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人员到设立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军委特务处总部工作。[47]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门自己执行的，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合作。后来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任命自己的亲信郑介民和徐人翼分别为副处长和军委特务处的总管。[48]郑介民曾是广东的一个冒险家，加入黄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开过一个咖啡店。他也是特务处的审查科长。[49]唐纵任军委特务处书记时，反对军阀的云南绅士邱开基当了执行科科长。[50]

“十人团”原来的成员中，那些能够接受戴笠越来越严重的家长式独裁领导的人就在BIS二处呆了下来，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转到了蒋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权的其他位置上：黄雍当了调查科的副科长，梁干乔负责复兴社的培训，余洒度则成了国民党华北宣传队成员。[51]

二处现在有了具体的调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下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来扩展它的业务。[52]但它的扩展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军事或政府当局下属的执法部门建立了固定的关系。这一点可在原来由邓文仪按契卡模式在南昌组建的调查科里反映出来。邓文仪于1933—1934年间由于没有处理好徐培根事件而遭殃。[53]

空军署署长徐培根负责中央政府在南昌的机场。徐是个非常堕落的人，多年来一直盗用军款，后来到了1932年因为无法弥补亏空，他便决定销毁账目。于是他纵火烧毁了账本和一些军用飞机。徐被撤职后，蒋介石命令邓文仪的调查科调查此事。邓却一直磨磨蹭蹭。蒋一怒之下，在1932年把这事转交给了戴笠和徐为彬。他们调查出纵火的原因以及事后邓文仪直接对此事的遮盖。邓在1933年被撤去科长职务，而且完全失去了在三省“剿匪”区对调查科的控制，由戴笠接管。[54]从此，一直到抗战开始，戴笠一直被总司令叫作“戴科长”，即邓文仪丢掉的那个头衔。[55]

对戴笠来说，这可是一个决定性的机会。首先，他所拥有的人员数目得到非同小可的增长：从145人增加到了1,722人的另一种规模的单位。[56]同时，戴笠占有了邓文仪多数或者全部的“骨干”：张毅夫（张严佛）、李果谌、袁寄滨、周声敷、王新衡和谢力公（谢少珊）。[57]

其次，他所管辖的新部门包括延伸到南昌卫戍部队控制的所有省份内的常务情报机关。徐州行辕调查科、武汉及中国中部每一个保安处的调查股，现在起码在名义上都归他控制。[58]

南昌行营调查科由戴笠接收后，徐州行辕调查科，武汉行营调查科，以及浙、赣、鄂、皖、湘、桂、黔、陕等省保安处谍报股（有的改为调查股或第四科）先后都归戴笠掌握。[59]

第三，在二处的监护下，调查科开始把新获的权力当作军委会的一种武器来使用：它开始派出特工向各种卫戍司令部的侦缉处渗透，并企图接管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城市公安局的侦探队。[60]从此，戴笠特务系统透入了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和地方保安系统，披上了公开的外衣。[61]

最后，戴笠作为安插在每一个公安机构或警察署里的情报或间谍部门的头目，其职权还包括培训特工“骨干”。因为蒋介石在1934年任命戴笠为他在浙江省警察学校的特派员。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他很快夺取了对这个组织的人事和培训班的控制权。[62]这是蒋介石的情报机构第一次公开转变成广泛的合法控制网络。从此，他个人的安全机构得到了正式的权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业务内容还是由总统本人亲自控制。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机构的秘密使命必然地导致了蒋及其秘密警察之间既紧密又机密的关系，而且，是政府正规体制内一种团体的扩张——一个用当时的法西斯和长枪党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献身于美化领袖个人的军事化的团体，以使它在20世纪30年代能够以独裁加宗教狂的构式发挥作用。[63]于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华民国体制的内部运转情况，那我们不仅应当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蒋的官僚控制系统的公开转变，而且还必须关注他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无形历史，而这一点导致了我们去探索“蓝衣社”本身。[64]

注释

[1]文强：《戴笠其人》，第187页。

[2]《戴雨农先生年谱》，第13页。

[3]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3页；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3：238。

[4]戴笠化名江汉清，装扮成一个《军事杂志》的记者。江绍贞：《戴笠和军统局》，第25—26页。

[5]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51—152页。

[6]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1页。这是又一个有关戴笠早年经历的传说，令人想起《史记》中的轶事。周伟龙后来到了蒋介石那里，在戴笠手下任军统汉口和上海站站长。他也是别动队队长，而且成了军统的书记处书记。周伟龙非常傲慢，与其相处工作十分困难，戴笠得对他非常让步才行。最终这两人“水火不容”。1946年戴笠死后，周企图颠覆蒋介石的卫戍部队，结果被毛人凤逮捕。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7—18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3页；文强：《戴笠其人》，第188页；沈醉：《解放前夕军统特务在长沙的活动》，第191—192页。

[7]在这之前，陈果夫在上海的招生单位是蒋的情报机构。1926年的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上，在戴季陶和张静江（两人都是浙江人）的支持下，陈果夫被选为党中央监查委员会成员；同年稍后，陈当了组织部部长。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48。

[8]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3页。

[9]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6、83页。

[10]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207.

[11]关于这一点，见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59—60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6页。

[12]文强：《戴笠其人》，第187页；沈醉：《军统内幕》，第1页；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59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3页；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8页。这个小组是在“外语训练班”的名义下开展活动的。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组织》，第283—284页。

[13]关于鸡鹅巷办公处的描写，见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79—180页。

[14]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6页。关于徐恩曾背景，见祝韵雅：《中统头目徐恩曾》，第156—161页。

[15]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0页。“行营”一词根本没有点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行政和军事的绝对权力。Van de Ven，States of War，p.3。

[16]邓文仪：《从军报国记》，第1—6页。

[17]同上。

[18]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70页。

[19]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0页；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70页。

[20]北京、天津和上海各自选拔50人。另外40—50人是通过由鲍罗廷（Borodin）控制的共产党渠道招来的。在这300个学生中，三分之一是国民党党员，三分之二是共产党员。他们分成两组先后于1925年冬天和1926年秋天去了莫斯科。多数人在卡尔·瑞德克及后来帕维尔·米夫的指导下上了孙中山大学。陈绍禹负责学生事务。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79页。

[21]其中的教师成员有王柏龄、张治中和顾祝同。他们的基本路线是建立在戴季陶的两本书之上的。这两本书分别是《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54。王柏龄首先帮助过蒋介石建立黄埔军校，他后来在日本的北洋军事学院学习。《蓝衣社——中国的法西斯运动》，附录2。

[22]关于他的反共观点，见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0—61页。

[23]整个团队为数100多人，其中有一小批苏联和日本人。在团队的学生中，37人为共产党员，3人为国民党员。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81—82页。

[24]同上书，第82页。

[25]契卡后来从曾经组织过十月革命的彼得堡苏维埃政府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分裂出来，并在斯摩尔涅（Smolny）军事司令员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领导下，改成一个负责肃反的特别部门。革命委员会解散之后，这个部门继续存在。基于1917年12月条令，它被改组为“全俄特别委员会”。1922年8月，契卡和它在各地的委员会被解散，它的业务转到了国家内务人民委员部那里。该部内建有GPU（国家政治管理局），并配有特种军队，以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同军队内的和铁路上的犯罪活动作斗争。在GPU新成立的当月，他们以阴谋策划的罪名逮捕了47名社会革命党领袖。1923年苏维埃宪法公布后，GPU被OGPU（苏联国家政治管理局）取代。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1：166—167，188—189，408—409。

[26]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5页。

[27]这个调查科的副科长是李厚征。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5—86页。

[28]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5页。

[29]闸北遭受了34天的连续轰炸。文新新闻部：《上海的烽火》，第1页。Boorman强调1931年满洲铁路九一八事件的重要性，但我们认为他可能有误。见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3：205。所有其他的资料都强调对日的淞沪战争才是决定性的。

[30]从全世界各地汇来了支援蔡和他的军队的钱款。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3：291。

[31]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2页。

[32]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7页，及《军统内幕》，第1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

[33]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p.59—60.

[34]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4、17页。组成这个团体核心的“十人团”人员与两年前稍有不同。它由戴笠本人、书记唐纵及张炎元、黄雍、徐亮、王天木、梁干乔、吴乃宪、马志超和余洒度等组成，其中最后三人取代了原来的胡天秋、周伟龙、马策和郑锡麟。唐纵负责四个科，其科长分别为张炎元、徐亮、梁干乔和杨继荣。

[35]沈醉：《军统内幕》，第146页。因为受租界法制约，绑架便是上海站业务的一个重要武器。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3页。

[36]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5页；沈醉：《军统内幕》，第2页。

[37]《戴雨农先生年谱》，第18页。溥仪于1932年3月9日在长春就任满洲国执政。McAleavy，A Dream of Tartary，p.216。并见Jansen，Japan and China，pp.379—385。

[38]《戴雨农先生年谱》，第18页。“四一纪念日”每年都由各外勤工作组的负责人参加。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1页。关于全中国各地的站和地区“外勤业务”负责人的详尽的名单，请见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组织》，第291—294页。

[39]1932年3月的最后10天里，复兴社理事会成员在孙中山的墓地附近的陵园别墅里开过一个会，这个会议在第五章将有描述。在这个会议上戴笠被任命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5页。

[40]《戴雨农先生年谱》，第19页。

[41]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6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5页。

[42]这个组织的核心受CC派控制，它在一个叫作“正元实业社”公司的掩护下运作，其分支部门称为“中国工程会”。Chung，Elitist Fascism，p.114。

[43]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59—60页。

[44]戴直到死前仍然保持了这个级别。他在死后被提升为中将。

[45]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7页；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59—60页；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1页。

[46]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6页；《军统内幕》，第2页。三处被认为是汪精卫小集团。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89页。

[47]该总部后来迁移到曹都巷。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9页。

[48]《戴雨农先生年谱》，第18—19页。

[49]郑生于1897年广东文昌的一个“舒适”的农民之家，其家长是个酒鬼。郑是四子中的老大，他做事非常警觉谨慎。在他上中学时清朝结束了，于是他便弃学走“江湖”。他在新加坡旅行，在那里教了两年书后，开了个小咖啡店。店关张后回到广州，正值黄埔军校招生，他便加入了二期班。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71页。

[50]《戴雨农先生年谱》，第18—19页。邱生于1903年缅甸边境上的景东县。其父邱兆南是当地富甲一方的有名的举人。当邱开基在昆明中学毕业时，他和其他十来个学生被当地军校生狠揍了一顿，邱开基几乎丧命。从此他对军阀深为痛恨。当他途经河内和香港去北京上大学时，他看到黄埔的口号“打倒军阀”，于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黄埔二期班。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71页。

[51]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71页。

[52]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9—90页。

[53]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

[54]沈醉：《军统内幕》，第2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5页。邓文仪在政治上的屈辱部分原因是CC派和复兴社在上海校园里斗争的结果，中国文化学会（见本书第五章）在那里攻击陈立夫的门徒们。陈立夫在蒋介石面前指控邓文仪用中国文化学会的名义来为自己的非法目的招兵买马。蒋当场撤销了邓文仪的职务，并下令解散中国文化学会。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7页。

[55]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7页。

[56]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60.

[57]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5—86页。王新衡与谢力公以前是共产党员。事实上，王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过，而且因为当过杜月笙的私人秘书而与上海地下社会有密切关系。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2页。

[58]在每一个保安处内都有一个调查股，它负责直接向三个“剿匪”地区总部的调查科汇报。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

[59]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6页。

[60]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8页。

[61]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6页。

[62]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7页。

[63]“在军统局特务机关内部，历来就采用‘公’、‘秘’单位双线工作的制度，相互配合，相互监视，以加强特务活动。”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97页。

[64]Walker，与他通常那样，关于这点他只对了一半。“几年以后人们发现戴笠处在一个在有些人看来是自相矛盾的地位上。他既是杭州的国家警察学校的校长，又是由上海地下帮会分子组成的‘蓝衣社’的头子，这个组织专门从事绑架和敲诈活动。”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8。

第五章 “力行运作”——蒋的共济会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中庸》[1]

力行社

力行运作社，或叫力行社，它如此机密，以至于在1932—1937年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人们总是把它与其前沿组织相混淆，将其成员当作是“蓝衣社”成员，而它的活动经常与蒋介石特务部门的宣传伪装和情报工作有内在联系。[2]然而，力行社却是那个俗称“黄埔圈子”里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组织，它的成员们组成一个崇尚法西斯，并在最高领袖蒋介石领导下致力于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军事团体。

尽管它的存在被隐藏了40多年，但在其鼎盛时期，力行社控制了一个50万人员以上的周密的组织机构；“从新生活运动”到“中国童子军”，到大学的军事训练项目和高中的夏令营，秘密地动员了数百万人。现在，由于近二十年来在台湾发表的回忆录，力行社的重要性得到公开认可，而它在“满洲国”和卢沟桥事件期间的政治作用也被充分认识。

力行社的成立实际上是1931年夏天和秋季爆发的政治危机的结果，那场危机最后导致蒋介石放弃他在政府的职位，并暂时退休到浙江。[3]1930年，冯玉祥、汪精卫和阎锡山的“扩大会议运动”失败后，国民政府决定通过召集国民会议、颁布临时宪法的方式，来采纳被击败了的反叛分子们的部分呼吁。胡汉民作为立法院主席，遵从孙中山关于一党专制是构成政治监护的基础的观点，拒绝支持这个受到新当选的“总统”蒋介石支持的提议。胡在宣布这个立场的同时，于1931年2月28日辞去了他的院长职位。蒋立刻下令对他进行软禁，在这个令人震惊的步骤之后又把他带到了南京附近的汤山继续扣押。[4]

国民党的元老们对蒋的不法举动感到愤怒。[5]4月30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4名高级成员——林森、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弹劾国民政府新总统。四个星期后，这些以及其他反对蒋武断独裁的人们——其中重要人物有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陈友仁和李宗仁——在“南王”陈济棠的保护下，于1931年5月28日在广州宣布成立他们自己的国民政府。[6]在接下来的1931年夏天的三个月里，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整个国家在政治上被分成两半，而南北间的战争似乎迫在眉睫。[7]蒋介石本人认为他和他的事业正受到严重威胁。[8]他最亲近的随从——如滕杰和贺衷寒，对此也不得不表示赞同。[9]

滕杰后来成为力行社的第一任秘书长，是个有经验的学生运动家。他是江苏阜宁一个地主的儿子，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爆发时，他曾当过在南通的美国新教会职业学校的学生会主席。[10]就像发生在大多数教会学校的情况那样，那里的年轻人最坚定地反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当别的学校的学生代表团来校“串联”时，滕杰发现他自己的领导受到了想攻击校方管理的激进分子们的挑战。最后他决定，美国学校应该解散。于是在那个夏天他主持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导致了全部学生退学。他在确保了这些学生们能够被其他学校录取后，在18岁时离开了南通，进入了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11]

1925年秋，上海大学是黄埔军校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招生中心。共产党的影响非常大，施存统[12]是社会学系主任。滕杰非常敬仰孙中山，他在南通研究过孙的“三民主义”。尽管施存统在课上将马克思和三民主义进行比较，并贬低了后者，滕杰在到达上海后不久还是加入了国民党。滕杰很讨厌共产党学生，认为他们胆怯而虚伪，在他看来，他们搞统战都是假的。他坚信，国民党由于不如共产党那样诡秘，这对它组织团结学生很不利。当他悄悄地考入黄埔军校后，便带着这种看法离开上海去南方，参加那里的军事训练。[13]

北伐期间，滕杰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在中部地区接受了一段军事训练后，他便去了日本学习。这是蒋介石在1928年作出的打算的一部分：在他首次退离公职后，便系统地将黄埔毕业生送到日本去深造。蒋亲自在黄埔头六个班里挑选了五个学生。一年后另30个学生也被选送去。于是在1931年夏，有60多个“校长”的黄埔子弟进入了日本皇家军事学院和其他各种学校，包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的西点军校，蒋在那里学习过）、早稻田、炮兵和骑兵学校。[14]滕杰被送到明治大学，该校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立了一个政治经济系。[15]两年寒窗苦读，滕杰大都花在上野图书馆里，这之后他于1931年7月下旬回到了中国，那时中朝边境由于万宝山事件而紧张起来，使得中日战争很有可能全面爆发。[16]

在回国之前，滕杰抱着与日战争的可能性将能使全中国联合起的愿望。可回国之后，他发现民族被分裂得支离破碎，政治跟他离开前一样的腐败，政客们一心只为谋私利。[17]若要动员民众，那就需要成立一个真正强大的政党，它应当具有获得群众支持的能力。由于想到了共产党在五卅运动期间地下指挥学生组织的成功例子，滕杰起草了一个用黄埔毕业生作为骨干来建立一个绝密组织的计划。这个新组织将以“民主集权来联立一个具有统一意志，铁的纪律，分工明确，有自愿行动能力的强大组织”[18]的原则来联合军民中的优秀青年。

滕杰怀揣这个计划，去见朋友曾扩情。曾被分配在南京中央党部的军事处[19]，听了这个想法后很兴奋。作为实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他请了九个朋友吃晚饭。[20]所有的客人都是黄埔的毕业生，其中两位湖南来客酆悌和邓文仪，是一期毕业生。[21]他们的湖南身份非同小可。来自[22]湖南的黄埔军校生都充分意识到家乡有辈出像曾国藩和左宗棠这样的军事家的传统，因此他们感到自己尤其应当在拯救民族的事业中担任领导角色。[23]在酆悌和邓文仪的协助下，计划得到一致通过，而且大家还都同意举行第二次晚餐聚会，到时候每人再领一个人来。当他们第三次聚会时，到场的有40多人，其中有在南昌主管反共“剿匪”宣传运动的官员贺衷寒。[24]

南京国民政府大门

贺衷寒

贺衷寒是黄埔内部圈子里的湖南派领袖，生于1898年长沙附近的岳阳。[25]他的家境小康，本人在乡村的家里上过私塾，12岁时他已读完四书五经。[26]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开始阅读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他白天跟着老师背诵《左传》，夜里自学《资治通鉴》。14岁时，老师让他通读了梁启超的所有著作，发现这个学生能够提出自己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结果，贺衷寒于1913年进入了当地的一个新式小学，开始接受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教育”。[27]

1915年贺衷寒转入湖南省在武昌的一所特殊中学，他的作文能力在那里受到注意：他关于旧社会邪恶的文章经常被展示在高中的墙报上。[28]1917-1919年，他在武昌的一家新闻社当学生记者，在五四运动中被选为学生领袖。1920年冬天，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昌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贺衷寒是里面的学生成员。[29]次年他与一位湖南的马克思主义者去上海，在陈独秀办的专门学校里学俄语。1921年9月他被选为东方劳工（Toilers of the East）代表大会代表。当年下半年，他与张国焘前往莫斯科赴会。[30]那一次他在苏联逗留了7个月，但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于次年回到中国，对苏联政治制度的“进步”印象很深，但对列宁“新经济政策”前夕苏联生活的“苦”感到沮丧。于是他得出结论，共产主义革命的策略不合中国国情。[31]

回国不久，贺衷寒便接受了武昌中学的一个教书职位，像同乡的另一个教师毛泽东一样，他投入了动荡的湖南政治之中，成了武汉“人民通讯社”的一名记者。1923年通讯社关闭，贺衷寒到了长沙，创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32]该通讯社的成立正值省长赵恒惕在长沙被谭延恺赶下台，于是贺衷寒得以在他的报刊上发表革命宣传文章。他的宣传小册子之一是有关工人领袖黄爱和庞人铨被杀事件，并激烈抨击赵恒惕。[33]

军阀赵恒惕重掌长沙政权以后，下令逮捕贺衷寒。要不是两位省议员设法营救，他几乎死于狱中。出狱后，他回到了岳阳。父亲让他在家教书，但贺衷寒觉得政治义务为先，于是离家去了南京，打算上那里的东南大学。然而，1924年春，他听说广州的革命派正在为黄埔军校招生，于是他离开上海去参加那里的入学考试。最后，贺衷寒以复试中险些落榜的成绩，于1924年5月进入了黄埔第一期。[34]

在黄埔，贺衷寒是第一个起来反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刊物上出现的反孙中山言论的人。贺还与缪斌[35]在1925年12月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1926年初，贺衷寒第二次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了常规训练。他在苏联的经历，再加上他在“孙文主义学会”里积极的领导角色，更坚定了他反共的信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缺乏“人道”精神。1928年1月他和萧赞育[36]一起从苏联回来后，蒋介石授命他指挥在杭州的军校生军事训练中心。在国民党总部对南京市进一步限制后，贺与萧获得蒋介石的许可去日本，贺在日本与滕杰成了寝室室友。他们从1929-1930年在一起住了有一年多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他出版了两本批判汪精卫和改组派的书。1931年2月，贺衷寒奉命回国，接管南昌部队司令部的政治宣传部门。[37]

贺衷寒参加滕杰的第三次晚餐聚会纯属偶然：九一八事变不久，他正巧从南昌到达首都。全国上下到处爆发了抵制日货和示威游行等活动，成千上万的学生汇集到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和广东的分裂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了胡汉民，并答应在上海举行谈判以联合双方。但学生抗议仍然不断。到了12月初，南京实行军管，上海有一万五千名学生在示威游行。[38]

在这种情况下，滕杰要求贺衷寒支持他们成立“筹备处”的呼吁便十分中听。贺衷寒意识到，如果他们真的希望在军校学员中建立一个由“志士”组成的地下网络的话，那么他作为黄埔国民党学生运动中的老资格成员，又是一个身兼反共宣传重任的官员，他的支持将对他们的成功举足轻重。尽管在国难之中，贺衷寒还是非常谨慎。他知道蒋介石多次表示反对黄埔学生形成任何政治团体。蒋曾说：“这些黄埔学生缺乏政治经验，所以不能有效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39]

贺衷寒还顾虑到校长可能会对背着他搞的活动产生误会，但滕杰向他保证，自己会在“筹备”工作完成后向蒋介石汇报整个事件过程。最后，贺对提案表示同意，并建议滕杰为秘书，他的妻子陈启坤为秘书助理。邓文仪从他的书店里捐献了300元作为经费。他们还在南京康济医院附近的二廊庙街上的一幢木房子里的二层楼上租下了三间屋子。康泽[40]搬到了楼下作掩护，于是“筹备处”开始投入工作。[41]

滕杰的“筹备处”诞生了，这可以说是适应了以组织方式来解决国难这一普遍要求。[42]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初的情况与六年前的五卅运动很像。随着与日本的危机加深，全国上下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团结一致，爱国热情高涨[43]，令人想起甲午战争后各种“社”和“会”纷纷复苏、1919年日本在凡尔赛取得外交成功后学生联盟接连创立的局势。而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紧急组织团体和同盟来动员舆论的同时，蒋介石的弟子们也想通过资助监护性协会成立的方式来解决国难。[44]

右派动员

当然，在1931—1933年间的蒋介石与1895-1898年间的康有为或梁启超之间作比较并不恰当，因为前者的弟子们是政府军校的毕业生，而非具有学位的文人。还有，煽动年轻人的狂热无疑是受了当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运动的影响。[45] 刘健群在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全会上发行的一本小册子里建议成立蓝衣社。他写道：“国民党应当遵循意大利墨索里尼黑衫党组织的榜样，完全服从领袖的命令，并让它的成员穿蓝色衣衫作为他们意志的象征。”[46]

尽管外人尤其是日本人能够很快地把那些动员工作与外国法西斯背景联系起来，但在运动中包含有一种很强的本国色彩。[47]在滕杰和贺衷寒的眼里，他们这种动员工作像上世纪末的改革派运动一样，表明爱国领袖能够组织青年“志士”联合救国，以此引起大众支持。这跟他们到底是CC派看中的平民学生还是以原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军事干部无关。[48]

后者已经在黄埔同学会中形成一个核心。这个同学会继承了已被解散了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传统。[49]除了向成员们分配工作以外，它还鼓励成立像“立志社”这一类的俱乐部。立志社的总部设在南京黄埔路上的一座清宫式的楼里，该社的名称使人本能地想起16世纪哲学家王阳明强调行的教学。这类俱乐部既现代又具有传统特点，既带有西方或日本极端民族主义青年团体的色彩，又体现了帝制时代后期学院和社团中学者兼绅士的传统。[50]

“筹备处”的传统色彩是通过它的名称“力行社”体现出来的。力行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有力的行动”，它出自《中庸》。该组织的全称如贺衷寒提议的那样，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后来的五个月里，它的创建人开展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在筹备处二楼的办公室里开会起草这个秘密组织的章程和纲领。这些人员全部是二三十岁，生于清末，先接受过传统古典教育，民国初期又进入现代学校，又都是黄埔一至六期的毕业生。[51]据邓文仪的儿子说，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但大部分来自长江流域，尤其是“各省的乡间和小城市”，而这些地区“仍保持了是好是坏的中国传统社会情况——从好的一面讲，这批人曾亲身体验过其真正的价值，故有保存之义；从其坏的一面讲，他们也深知其弱点而急于谋求改革”[52]。

作为黄埔的毕业生，这些军官们受过军事训练，养成了在集体行动中注重效率、在个人日常生活中讲究果断的意识；他们接受服从命令和等级制度的必要性。[53]他们也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这些创始人中间，除了桂永清曾在德国受训，其他人均在日本或者苏联学习过。[54]

1931年12月6日，上海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九一八事件后，日本警察的镇压使大批的前黄埔学生从日本涌回国。[55]他们中许多人参加了龚德柏和另一些人在贺衷寒的朋友加同学萧赞育领导下成立的“旅日学生抗日救国会”。[56]龚德柏的《救国日报》接二连三地发表社论，呼吁中国人“抗日锄奸”，而且尽管龚本人并没有参与力行社的活动，但许多“筹备处”的成员利用了它的报纸作掩护，假装成是它的编辑或记者来开展他们自己的工作。显然，蒋介石的这些弟子们首先想到的是积极争取用军事防卫来对抗日本，而蒋却正在否定这种政策，因为他已逐渐认定，当务之急是要安抚日本，以便争取时间消灭共产党。[57]

蒋的政策直接与全国特别是继续呼吁抗日的学生们的情绪背道而驰。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在1931年12月6日召集了大规模示威。那天学生们召开代表大会，请来了上海所有大学的代表以及南京和北京的两个代表。会议结束时，这两个外来代表遭到十来个当地国民党员的攻击，而公安局的便衣人员对此则无动于衷。北京代表被绑架到一辆车里带走了。学生们认出了有一些是国民党的暴徒，便于12月9日在市政厅前集合，要求释放他们的北京同志，并惩罚国民党暴徒。市政府为了自我保护，宣布实行宵禁，但最终无法阻止抗议者：他们捣毁了国民党总部，迫使蒋介石的党徒市长张群辞职。[58]八天后，12月17日，部分是迫于学生压力，蒋介石辞去了国民党政府主席的职务，回到奉化老家。[59]

尽管蒋可能对他的心腹随从谈起过制定解决国家危机方案的重要性，但他对成立力行社的计划仍一无所知。[60]筹备处的成员们想等预备工作完成后才向他请求批准成立这个组织。[61]但当滕杰听说有走漏消息给校长的危险时，便决定给陪同蒋在奉化的秘书邓文仪发一个私人信息，要求他立刻汇报他们的计划。总司令由于受必须动员人支持安内政策的信念左右，作出了相当肯定的答复。当时在他面前摆着一系列关于成立“救国”社团和协会的提案，显然他认为，力行社的计划是手头“对付国内外危机”的方案中最有希望的一个。[62]

与此同时，蒋和年轻的黄埔肄业生戴笠之间建立起一种特别牢固的关系。后者前来慰问这位未来的总司令，离去时充满着对他的领袖威力的敬畏。那时蒋和国民党军队领导人向所有离校的黄埔学生提供了回校完成学业的机会。戴笠是军校第六期骑兵班肄业的学生军官。戴笠对以一个普通军官身份回校，感到犹豫。他觉得无论如何，自己的前途在蒋那里。于是为留在蒋的身边，向他提供消灭敌人所需要的情报，戴笠决定接受“没有毕业的黄埔六期生”的名义头衔。这是戴笠作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它显示了戴对蒋的绝对忠诚，以及他对领袖俯首贴耳的意愿。[63]

注释

[1]《中庸》，第十二章。

[2]Gray，China’s Number Two Man，p.7.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Internal Affairs），1945—1946.

[3]在作出这个决定的前夕，蒋召集了包括戴笠在内的亲信们，对他们说“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革命快要失败了”。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组织》，第282页。

[4]据陈立夫回忆，胡汉民曾说：“蒋介石具有应付紧急状况的能力，他能迅速地解决问题。但是，在他解决了一个问题以后，他也制造出新的问题。”引自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56页。

[5]胡汉民是在3月1日，在江西第二次镇压当中被捕的。第十九路军立刻停止了所有的军事行动，并考虑回广东。Wei，Counter Revolution in China，p.45。

[6]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2：164—165；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3页。

[7]Henriot，Le guovernement municipal de Shanghai，1927—1937，p.102。“洪水壮大了共产党的力量，使其红军人数几乎倍增到40万。1931年11月17日，共产党在江西成立临时中华苏维埃政府。”Chang，The Chinese B1ue Shirt Society，pp.55—56。

[8]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3—34页。

[9]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04页。

[10]同上书，第64页。滕杰生于1905年阔港庄。他父亲和庄里的另外两个地主一起为自己的孩子雇了教授古典著作的私塾老师。滕在7-11岁期间，在家学习古文。然后，在上了一年小学又读了两年高小之后，他投考了在南通的四年制英语职业学校，三年后就毕业了。

[11]同上书，第64—65页。

[12]施存统，又名施复亮。

[13]当学生们在劳工联盟总部抗议时，滕杰站在前线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5—66页。

[14]这组人员中未来的力行社成员有贺衷寒、萧赞育、干国勋、任觉五、叶维、潘佑强、杜心如、邱开基、彭孟辑、李一民、周复、易德明、葛武启、阮斋、严登汉、陈景贤、胡竞先、李士珍、李国俊和乐干。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83页。

[15]同上书，第84—85、104页。在明治大学的中国学生不用听演讲。滕杰的日语很差，所以他每天上午在上野图书馆学习，然后在那里的地下室吃完午饭后，其他的时间就用来训练语言。政府每月发的120元经费，他在生活上只花40元，其余的全花在购买政治组建和思想意识方面的书籍上。

[16]1931年7月3日，日本人介入了朝鲜和中国农民在东北吉林长春县万宝山地区的土地争端。日本人以保护朝鲜人不受中国人欺负为借口，占领了万宝山，并把中国人赶走。20来个黄埔毕业生为此在东京开会，他们把这事件视为日本全面侵略满洲的前奏，并决定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应该回国“拯救民族”。滕杰受到这组人员中萧赞育和陈启宇两人的影响。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pp.55—56。

[17]滕杰与另外两个同他一起回国的人具有共同的看法。他们是萧赞育和陈启宇。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04页。

[18]同上书，第105、127页。并见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p.223。

[19]滕杰先咨询了他的内弟陈启宇，后者对他说这可不是一种个人可以资助的活动，建议他把这份计划递交给有关当局考虑。他的另一个在江苏省政府当监察员的朋友胡轨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对通过组织形式来解决民族危机失去了信心。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05页。

[20]同上书，第106页。客人们包括酆悌、邓文仪、蔡劲军、娄绍恺、李秉中、周复和张本清。亦见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3页。他把干国勋、胡宗南和潘佑也列在客人的名单上。

[21]酆悌，1906年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死后他便离开了小学，去湘阴的一个绸缎店当学徒。学徒生活使他感到无聊，在与店主发生了一次争执后，他去了广州到一个叔叔那儿住，找了个“录事”的活干。之后，他进了黄埔军校一期班。在北伐中，酆悌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连任过两期的黄埔校友会秘书。1928年他接替了周佛海中央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的位子。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中），第71页；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70页。邓文仪是黄埔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班的毕业生。后来，他在1938年当了中国驻莫斯科的武官。抗战中，他成了总统办公厅政治部的头目。Lestz，The Meaning of Revival，pp.189—190。

[22]邓文仪：《从军报国记》，第195页。

[23]力行社“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其他人认为湖南人在其中搞“派系”。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3页。

[24]同上书，第106—107页。

[25]同上书，第322页。

[26]他父亲是个地主兼商人。

[27]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7页。他的一个同学许克黄记得，在1915年看到贺衷寒站在课桌前大声抗议日本的“二十一条”。

[28]那所中学叫旅鄂中学。

[29]共产国际代表格利高里·沃廷斯基（Gregory Voitinsky）的秘书帮助董和陈成立了这个共产主义小组。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239，3：342。

[30]中国代表们与日本和朝鲜代表们一起会合，在离满洲里不远俄方边境内的地方坐火车前往苏维埃远东共和国的首都基塔。Kuo t’ao Chang，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179—181。

[31]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7页；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2：64。

[32]他还领导了长沙青年服务社。

[33]这两位工人领袖在1921年1月被枪杀，他们的死与长沙华实（译音）棉纺厂的罢工有关。小册子的题目为《黄白案之真相》。有关黄、白，见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2：94。

[34]他与蒋伏生一起去的广州。在船上，他们遇见了胡宗南。等他们到达广州时，复试已经举行过了。于是他们写信给廖仲恺强调他们是革命学生。廖破例准许他们考试，说他们正是黄埔所要吸纳的学生。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7—68页。

[35]缪斌，无锡人，后来在1928年掌管了江苏所有的县府和警察署，但不久他因腐败而被罢官，回到家乡后，和荣宗敬的外甥女结了婚，并成了这家面粉厂老板的总管。1937年，缪斌参加了北京傀儡政府并组织了亲日的新民会。1940年他成了汪精卫考试院的院长和促进大东亚共荣圈东亚联盟的副主任。他很快就与戴笠的情报组织联系上，并向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工递送资金和情报。1945年3月，缪斌冒充国民党政府代表去东京与总理小矶国昭会谈。小矶于1945年4月被推翻，缪回到了中国。日本投降后，缪斌开始没有被当作战犯，而是被保护起来。但在1946年夏天，他突然被带到了苏州，匆匆忙忙地受审之后作为叛徒被处死。Wakeman，Hanjian（Traitor!），pp.323—324；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3：36—37。

[36]萧赞育毕业于黄埔第一期班，后被分配到第三期班当教员。在1925年东征陈炯明时，他自告奋勇上前线，以此平息了被分配参加东征的学生们的不满。他和邓文仪、关麟征在棉湖之役中受了重伤，关后来在卢沟桥事变前不久曾保卫长城。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73页。国民党的杭州军事学校开始时叫作改冶保卫学校。陈恭漱：《抗战后期反奸活动》，第330页。陈恭漱原是河北人，毕业于黄埔第五期班。蒋介石亲自把他选入中央军事学校的“特别研究班”——一个由14个向蒋宣誓过的军校生组成的尖子小组。他们决定学习总司令、曾国藩、王阳明、戚继光和孙中山的著作。其中12人在训练后“幸存”下来，成为蒋介石的心腹情报人员。当他们被分配给戴笠工作时，被叫作“客串”，也就是京剧中受仰慕的“客串演员”。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58页。

[37]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83页；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真相》，第14页。贺衷寒非常渴望成为战地指挥员，他相信在这方面他和蒋介石不相上下。但“校长”非常清楚贺衷寒是个毫无希望的骑兵，于是情愿把他安排在政治部门。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0—61页。

[38]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161。Israel描述过蒋在接见学生时把自己比作宋朝的爱国将领岳飞。见John Israel，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pp.59—63。

[39]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08页。

[40]康泽是一个28岁的单身汉，出生于一个非常贫穷的四川农民家庭，家里穷到了未婚妻家与他退了婚。

[41]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08页。康泽1903年生于四川安岳。他3岁时死了父亲，后来他在上学前和放学后都得在家干活，他在学校被认为是极为出色的学生。冬天他的双手老是生满了冻疮，因为他得在家附近的小河塘里洗菜。他12岁时开始用写毛笔字和卖门上挂的过年对联来挣钱买上学用的文具。中学毕业后他参加了黄埔军校，他在表弟李岳阳已经在那里上一期班了。同上书，第68页。

[42]酆悌和潘佑强也秘密向蒋介石提出建立一个以他最心腹的支持者构成的核心组织。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73页。

[43]Coble，Super-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p.13.

[44]当然，蒋介石也试图压制各种群众组织对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对呼声，但未能成功。

[45]Wakeman，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njing Decade：Confucian Fascism，pp.172—176。关于纳粹影响的图片证据，见The China Press中美于1936年奥林匹克的新闻报道。1936年1月30日，副刊。Dooeum Chung非常强调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对这些右翼分子的影响。Chung，Elitist Fascism，p.3。

[46]引自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p.55—56。1934年蒋介石授权发行一万册贝尼托·墨索里尼传记的翻译版。Godley，Fascismo enazionalismo cinese，p.746。

[47]也许在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勾画的关于法西斯运动的“动员热忱”的七种特点里，只有一点在黄埔领导的大会中存在：团体的首要任务，认为一个人的团体是个牺牲品的信念，对团体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颓废的恐惧，用共同的信念和以暴力排斥异己而强化的兄弟结盟的方法来加强该团体的紧密团结性，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永远以男性为领导的自然权威性，以及暴力和意志的美。这最后一点并非主要的特点。Paxton，The Five Stages Of Fascism，pp.6—7。

[48]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在这段时期因成立了建国社而有功。恽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第43页。

[49]孙文主义学会的主席原是蒋介石，其实际职权在秘书曾扩情手里。曾的职位后来由酆悌和贺衷寒继任。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78页。

[50]一个叫作“中德编译学社”的社团在立志社内部成立了。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5页。

[51]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2页。固定来筹备处办公室的人有滕杰和他的妻子、康泽、杜心如、萧赞育、周复、叶维、娄绍恺、干国勋和赵范生。同上书，第109页。并见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pp.3—4。

[52]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2页。

[53]同上书，第79页。

[54]同上书，第109页。

[55]同上书，第110页。在东京的黄埔学生们以国民党支部的名义，在任觉五的组织下上街示威。结果任被逮捕，释放出狱后又遭到日本军警的骚扰。他于1931年11月回到中国。他和其他的黄埔毕业生在回国后与滕杰取得联系。

[56]同上书，第110页。在非黄埔毕业生中有黄慕松、雷震和陈海澄。萧赞育是总干事。

[57]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110页。蒋介石在两广集团谴责了党中央后，于1931年7月23日的讲话中宣布“安内”为首。同上书，第126-127页。

[58]Henriot，Le gouvernement municipal de Shanghai，1927—1937，pp.105—106.

[59]Israe，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pp.71-75；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328-329.

[60]戴笠、刘艺舟、赖云章的确去了溪口慰问蒋，并向他表示，黄埔的坚定派不管发生什么都将对他支持到底。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20页。

[61]章微寒宣称，在辞职的前夕，蒋介石召集了一个私人会议，该会议由十来个前黄埔学生参加：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和戴笠。据说蒋告诉他们，革命面临着要么输给日本外犯，要么输给共产党内乱的两种局面，因此必须想法挽救他们的事业。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4页。

[62]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1—112页。陈立夫计划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酆悌向蒋提出了成立“救亡社”的建议。蒋拒绝了后者的计划。同上书，第113页。

[63]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23页。

第六章 创建力行社

要攘外必先安内。就是必先要内部团结统一，全国一致来从事生聚教训，以求具备对日长期抵抗的条件，然后再实行全面抵抗，那才有获得最后胜利的把握。我们只有在这一次战争中能得到胜利，然后也才有机会去放手建设我们三民主义的理想国家。

蒋介石对力行社创始人的讲话[1]

准备工作

蒋介石在短期流亡中，与汪精卫达成了妥协，准备重返原职。1932年1月17日，蒋介石宣布他将重新执政，四天后他回到了南京。2月29日，军事委员会重新组成。一周后，3月6日，蒋被指定为政府主席。在这关键的两个月里，力行社从纸上谈兵变成了一个由300个无比效忠蒋介石的分子组成的最高机密组织实体。它的成员后来成为具有50万人以上的新的国家政治力量的核心，被普遍视为像复兴社这类前线组织的成员。[2]

由原来的力行社变成一个重要政治力量的过程，是从一份会议通知开始的。那份通知发给现被称为“护党救国筹备处”组织的三个领导，要求他们在1932年1月22日，即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次日，到他的办公室开会。[3]这三人是康泽、滕杰和贺衷寒。在见校长之前，他们先与蒋的秘书邓文仪在前厅碰了头。这四人共同决定，在见到蒋时他们将头一次不用“校长”称呼他，而以一个全新的、首次在他面前使用的头衔“领袖”向他致敬。按照计划，他们被领进去，门一关上，他们便尊称蒋介石为“领袖”。[4]然后，他们详尽汇报了力行社的计划。邓文仪作了记录。[5]

蒋介石一开始对这个新称呼没作评论。相反，他很仔细地听汇报。但听完后，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继续叫我‘校长’？你们知道在现在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这个计划非常合适。不过，你们都太年轻，太没有经验，我怕你们失败。让我来领导你们。”他后来建议，召集筹备处的所有人员到他城外的陵园别墅开“谈话会”。他们自然都言听计从。会议安排在2月最后一周的一个晚上。[6]至于那个“领袖”的称呼，蒋自那时起就被他最亲近的随从们这么叫了。[7]

14年后，戴笠曾回忆起当时的经过，并自吹自擂了一番。如果他的回忆可信的话，蒋介石在中山陵别墅与准备期的干部们召开首次会议之前，开始为在力行社本部内建立“特务处”采取掩护措施。[8]据戴笠自己说，他与总司令之间关于成立特务处的密谈，是于1932年2月26日晚上8点在中山陵公园举行的。用戴笠自己的话说，当时“我接到并接受了领袖关于建立特务处的命令”[9]。戴笠继续写道：次日，有一个人（他拒绝说出此人是谁）前来对他说，他，而非戴笠，受蒋介石命令将负责这个新处的人事和财务。但当戴笠就此向总司令提出抗议，并要求辞职时，蒋向他保证，该处由他全权领导。当3月下旬特务处在复兴社内部正式成立时，戴笠被任命为它的头目，郑介民被指定为他的副手。[10]

陵园别墅会议

“筹备处”在2月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一天晚上的7点召开的，共有25人参加。会议地点设在距明孝陵一里以外，位于中山陵右下坡松林中蒋的小别墅里。[11]除了滕杰以外，还有黄埔一期班的贺衷寒、潘佑强、酆悌、孙常钧、杜心如、桂永清、邓文仪和萧赞育；二期班的葛武启和蔡劲军；三期班的周复、康泽、韩文焕、李一民、黄仲翔、邱开基和骆德荣；四期班的娄绍恺；五期班的干国勋、彭孟辑和易德明；及六期班的戴笠、刘诚之和陈祺。三名筹备处的人员：一期班的胡宗南和曾扩情及四期班的叶维，因为其他任务而没有出席会议。[12]

蒋介石在南京郊外的陵园别墅

这些人在一个宽大的长方形的屋子聚会，里面散放着各种沙发和木椅。蒋介石坐在屋子西头的一张中型书桌后面靠墙的一把藤椅上。邓文仪坐在领袖右面茶几边上的一张小沙发里，准备作会议记录。在滕杰将所有人，包括那三个不能出席的人点名之后，蒋介石抬起了眼睛，逐一看着每一个人。停了一会儿，他说：“党国现处于非常危难中，特约你们来谈谈，听取你们各个人的意见，故不采正式会议形式，重在听取你们每个人发表的意见，说话不限时间。”[13]

虽然蒋并没有规定会议程序或发言人顺序，但按照黄埔校友的聚会习惯，通常是班次早和年长的成员先发言。于是，一期班最年长的贺衷寒领头，然后依次是孙常钧、潘佑强、桂永清、杜心如、酆悌和萧赞育。[14]每个人讲了20分钟至半小时的话。在讨论过程中门外没有设警卫，这是非常罕见的。带枪的戴笠会不时地起身在室内和楼外检查。他显得警惕、认真而镇定。据干国勋回忆，蒋介石坐在那里沉默不语，非常仔细地听着，还不时地用一支蓝铅笔记笔记。偶尔没有听清楚，便会轻声地问一两个问题，好像尽量避免打断发言人的讲话。他显得冷静而耐心，这与他通常对他们的严厉、生硬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差不多是请他们发表意见，让每个人把话说完。[15]

讲话从晚上7点进行到11点。桂永清讲得最长。他刚从德国途经苏联，穿过张家口和北平回到南京。他汇报了欧洲和中国北方对一·二八事变和九一八事变的反映。11点时，蒋站起身说，那些还没有机会发言的人将在次日晚上同一个时间和地点继续发言，便与邓文仪一起离开了。其他人乘来时的车回南京市区。在返回的路上，没什么人说话，但每个人都带着“兴奋”的神情。[16]

次日晚上6点，这组人在二廊庙街“筹备处”外面集合坐车去蒋的别墅。戴笠和滕杰坐第一辆车，到达之后，先仔细地检查了房子周围和会议室内部。等蒋介石和邓文仪一到，会议便按程序进行，发言也接着开始。那天晚上邓文仪第一个发言，接着是葛武启、蔡劲军、周复、康泽、李一民和韩文焕。桂永清作了简短的插话，他想把何应钦的一个弟子介绍进来，接着邱开基讲了话。他们第二次会议的发言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17]

第三天晚上娄绍恺第一个发言，然后是干国勋、彭孟辑、易德明和戴笠。据干国勋回忆：

戴笠在那三个晚上工作得很辛苦。而其他人除了发言以外都能够静静地坐着休息。他是唯一负责警卫的人。他一刻也没有歇过。他只是在轮到他发言前坐了两分钟。这是他唯一的休息时间。他已经三十出头了，双眉浓重，两眼很大，有一张方嘴。他穿一件灰白色中山装。他站在屋子中间发表他的意见。他的讲话简练而有力。他讲完后谦虚地请领袖和他所有的“老大哥”给予“指教”。[18]

时近午夜，虽然外面一片寂静，装束整洁、戴着眼镜的滕杰站到屋子中间，声音响亮地宣布，在他看来，他们应当加强自己的组织，在领袖的指引下重振革命精神，用从内部消灭异己、在外部抵抗日寇的方式来“死里求生”。他坚信，“我们若能掌握形势，那我们必将成功。”滕杰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他们不可战胜。在广东，他们仅以几千人马，便能够联合同盟，消灭比他们多达10倍的敌人。他们一不怕向敌人输送大量武器和钱财的英帝国主义者，二不怕在他们中间充当“苏联傀儡”的共产党人，统一了广东，完成了北伐。如今凭着30万人大军，占着几个省份的要地，他们何不能联合盟国、动员友善力量来“剿共”抗日呢？滕杰在对他们的事业表示了极大的信心后宣布，他们一定能够继续孙中山总理未竟的事业，完成革命，建设国家，气壮山河。这是惟一能够安抚孙中山和革命烈士们的亡灵、实现整个民族希望的道路。[19]

在滕杰召唤祖国精神和革命烈士亡灵的慷慨激昂的言词后面，存在着一个简单的信息：中国人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能够在粉碎内部敌人共产党的同时，赶走日本侵略者。但蒋介石并不想听这个信息。内政已经开始转向对他有利，而且在汪精卫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后，蒋即将成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从这个制高点出发，蒋认为他能够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甚至不惜暂时对日本人让步。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政策：安定在先，抵抗在次。而对蒋来说，“戡乱”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确保他最亲近的随从彻底同意执行“安内”政策。[20]

此刻，针对滕杰热情洋溢的讲话，蒋介石先强调了日本人对中华民族带来的极大危险。他言简意赅，直接针对听众，毫无夸夸其谈。他说：

日本军阀准备侵略中国已五十年了，其陆、海、空均已现代化了。一旦战起，我们官兵在前线，几不能抬头瞄准射击，只有挨打牺牲。牺牲完了，只有后退，退到最后再无可退之地，亦无可用之兵时，便只有订城下之盟。城下之盟一订，便是亡国灭种。[21]

蒋介石继续说：“在满人统治中国的268年期间，犯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类暴行，又大兴文字狱，颁布了虐待汉人的各种法律。而日本人在过去的50年里在朝鲜和台湾的暴政比满清王朝有过之无不及。不幸自孙中山去世后，革命的责任落到了我的肩上。据我对我们自己和敌人的了解，我必须不负我们的总理和烈士们、国家和人民的期望。”[22]

蒋介石强调，日本人凭着现代化的军队和军事装备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中国人则完全缺乏防御能力。所以，那些成千上万反对他的退让政策、颂扬第十九路军在上海的自杀性抗战的英雄们，完全是陶醉在个人英雄主义的状态中。其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人自愿去前线。而中国此刻正需要“无名英雄”来“实干，硬干，快干，苦干”[23]。

蒋介石对他的弟子们说，他的确有30万人的军队。假如他惟一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受人仰慕的“民族英雄”，而不顾民族危机的更大的历史性后果，那么他很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他个人的荣誉比起革命的成功和人民的安全来微不足道。为了自己的声誉而牺牲国家，那便是背叛总理和革命烈士们的英魂，是将危机转嫁给后代。蒋宣称：“我所能做的是忍辱负重。”

【我】决不轻言作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争取准备时间，所谓最后关头与和平绝望时间：就是敌人不顾一切进攻，非逼我们订城下之盟亡国不可的时期。[24]

凭着这一席话，蒋介石似乎完全赢得了听众们的心。这些黄埔毕业生被他的真心实意深深感动，他们全都站了起来，表示对这番教导的敬服。那时已是次日凌晨，蒋让他们在早上8点到南京黄埔路的立志社办公室再来见他。[25]

科举——考试选拔

2月28日上午8点，这些人在立志社门外集合。[26]康泽和贺衷寒以及其他十来个人没有出席。[27]与前次一样，这次会议也没有设警卫，仅戴笠一人负责保安。戴笠在门口与他们会面后，便把他们领进了楼房东侧的一间长方形教室里。在面对他们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孙中山的遗像，两边悬挂着一副对联，上面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下面是一块黑板，黑板前有一张写字台，后面是一把藤椅。一排小型带木椅的双屉写字台围绕着正前方的写字台呈马蹄型排列。这些黄埔的校友们就像教室里的学生一样按年龄依次排列入座。这时，身穿蓝色长袍的蒋介石在邓文仪的陪同下进来，向大家致意。[28]

在这次会议上，滕杰尤其像个班长：当蒋进来时，他喊“起立”，在蒋让他们坐下之前他向蒋汇报到场的人数。蒋瞥了一眼名单，然后在黑板上用白粉笔写道“知难行易，力行哲学”。接着，他开始讲话。他不时地提到《孙文学说》和桌上的其他一些著作。讲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话题是孙中山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理论的发展。[29]

讲话完了之后，滕杰给每人发了一张纸，让这些前军校生在上面写下自己对这个新组织领导的选择。选票被滕杰收集起来后装进一个信封里封好，然后交给蒋介石。接着“领袖”发了两个考试题目：“论裨斯麦的铁血政策”和“试述合作社之意义”[30]。他规定每人在其中选一个题目写一篇文言文或白话文议论文，长短不论。论文规定在次日上午8点交。[31]

次日，2月29日上午，这些人回到了那个教室，把论文交给滕杰。[32]仍穿蓝长袍的蒋介石在邓文仪的陪同下准时进来，滕杰把20多份论文交给了坐在写字台前的蒋。蒋戴上眼镜，开始看这些论文，一边在上面写些评语并打分。除了易德明的论文蒋认为不合格以外[33]，其余的他交给了滕杰发还给作者，同时让这些以前的学生考虑他给的评语和分数。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他们在前几个晚上会议上的言谈、仪表、在黄埔的班期、经历，以及他们在选举中得到的票数，蒋便依次给每个人授予在新组织中的职位。[34]

然后，“领袖”和他的弟子们走到了立志社的大会堂，那里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他们和“领袖”一起手拉手地围成一圈。蒋宣布：“这个组织将被命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接着每人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个书面誓言，并朝着总理遗像神情严肃地站了起来。[35]他们举起了右手，宣誓道：

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36]如违誓言，愿受严厉制裁。谨誓。[37]

接着，每个人又在按有蒋介石印章的誓言上用右拇指按上手印。然后这些纸被滕杰收集起来，庄严地烧掉，就像为了祭神而烧纸钱一样。他们又拉起了手，最后聆听蒋介石的讲话。他说：“大家从此要更加精诚团结，不达目的决不终止。我现在预祝大家成功。”于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在一个体现了帮匪结拜兄弟仪式和文人科举制的综合仪式中诞生了”[38]。

核心与边缘

这个在右翼运动和国民党秘密组织内部形成的蒋介石个人小集团，从一开始起就同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复兴社，以及臭名昭著的蓝衣社这类“外围”组织混淆得一塌糊涂。蓝衣社从未正式作为力行社的工具而存在，但在官方文件里却被这么认为，且被认为带有自己的特征。[39]

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力行社的成员尽量对其存在保守秘密，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真相。[40]

此秘密性可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看：（一）是人事上的秘密；（二）是组织上的秘密；（三）是活动上的秘密。其实，三者是互相关连而不可分的。从人事上看，对外绝对不准泄露自己的组织身分，就连对自己的家人也不得泄露，否则受纪律的制裁。不在职务范围的同志，亦须尽量避免接触，减少泄露身份的机会，故团体内高级干部的姓名，不是所有同志都能知道的。[41]

力行社成员由于隐藏在其他前沿团体里，在公众眼里他们是“蓝衣分子”：一群类似法西斯的狂热分子和恐怖主义暴徒，正式组织是“复兴社”。[42]

其实，力行社有着自己独特的身份，通过广为人知的复兴社来行动，在宣传、警察和特务部门中秘密运作，促进蒋介石的事业和三民主义。[43]

力行社与其他前沿团体的混淆，也与国难期间各种核心组织和外围组织的繁多有关。例如，1933年，在蒋介石的鼓励下，CC派成立了一个“青白团”,6个月之后它又与自己的前沿组织“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合并。[44]而到了1937年，总共有三个不同的组织以“复兴”为名：黄埔的复兴社、CC派的民族复兴大同盟，以及汪精卫派的民族复兴会。[45]甚至在黄埔圈子内部，还有复兴社的一帮成员想让人们以为他们是最接近蒋介石的人，宣称只有他们的组织才是真正继承孙中山革命遗志的先锋队。[46]

在这方面，力行社的实际成员也非常夸张，特别是在解释他们的组织和戴笠秘密特务之间的关系时尤为如此。如果将力行社视为在其前沿团体中筑巢的话，那么特务处便是它孵化的产物，尽管这一点使力行社的创建者们非常不快。从力行社成立伊始到1938年夏天解散的六年中，特务处一直非常独立。[47]早在1932年夏末，戴笠便已经开始通过提供更高效和有把握的间谍和监视工作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而他的特工是力行社的成员们无法向“领袖”提供的。[48]

特种队

戴笠的独立性使力行社的成员们十分恼火，他们后来也赞扬这位秘密警察的头子，但他们坚持认为作为国民党的“特种队”，他们的作用亦非同小可。

虽然雨农将军之忠勤，及其一生对国家之贡献，固右仰皆知，但在力行社那个时期，他是推行四大运动的一支奇兵，也就是效忠领袖及力行社整个组织[49]，实行三民主义各项建设的一份有效之助力，而赞帮国民党能由中央以至地方切切实实地贯彻了其决策。也为国民党政府由中央以至地方，能使其政治得以有效实施。这种旗帜应分明，主客必须有别，庶力社这个组织，能承先启后导致国民革命运动三度进入高潮，不令人误会其为特务组织也。[50]

事实上，说到底，力行社在为蒋介石和国民党组织的宣传活动上，还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人们甚至可以把力行社的出现，看作是整个黄埔培训出的一代宣传家的转向。这一代人曾在北伐结束后、“反共剿匪”宣传还没有全面展开时暂时失去过自身的重要性。眼看着那些南下的外来户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机关要职，成了新“北洋官僚”，而他们自己则遭到排挤，蒋的这群弟子们必须努力制造一种自己的运动来动员公众支持蒋和他的内战，以在国家政治力量中重新占据一席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我们撇开其捍卫者夸大的赞誉之辞的话，力行社的创建者们也成绩斐然。虽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但其组织已于无形中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且亚、欧、美三洲华人聚居之处，也都有其构成分子分布其中。它成立时只有20余人参加仪式，在六年中却发展到10万人（包括“革命军人同志会”会员和“中华复兴社”社员）。[51]虽然如此，力行社却一直不为众人所知，后来被误认为是蓝衣社，又逐渐受到那个给戴笠带来更大历史性声誉的特务处的排挤。

注释

[1]这是滕杰对讲话回忆的重述。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7页。

[2]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25、112页；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88页。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London：Her Majesty’s Public Record Office，p.4；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3页。

[3]“筹备处”的全称在干国勋的《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页中提到。

[4]根据后来左派对“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批判，法西斯主义本身无非是“保旧专制主义”的现代形式，其“领袖”显示了极权主义的面目，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忠实而盲从的秘密群体。黄楫清：《中国法西斯特务往哪里去？》，第6—7页。

[5]对邓文仪和滕杰的采访，引自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3页。会后不久，蒋也把潘佑强叫去面谈。

[6]干国勋说会议是在1932年3月4日召开的，比邓元忠讲的晚了约一星期，并把力行社创建会议的日期定在1932年3月7日。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36页。邓元忠说开会的日期是在2月28日前的一个星期，因为在此之前的1月下旬至2月中，蒋介石在洛阳（国民党临时首都）和徐州（他在那里会见了冯玉祥和汪精卫）。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4页。张玛丽（Maria Chang）说会议的日期是在1932年2月19日。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p.56。

[7]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30页。

[8]戴笠是在1946年3月10日，即他死亡的七天之前在上午8点的讲话里说这番话的。“国防部情报局”编辑：《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417页。并见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史功》（下），第98页。注意，陈立夫并不知道这个秘密，直到他后来直接询问蒋介石时才明白。参见1987年6月23日对陈立夫的采访。

[9]“国防部情报局”编辑：《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417页。

[10]同上书，第417页；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4页；刘健群：《银河忆往》，第206页。郑介民也是参谋部二厅的厅长，这样他便确保了三个部门内和那些在国外当武官的所有参谋人员，先接受特务处主管的特殊培训。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1、195页。这一“打倒”戴笠的企图，在沈醉和文强的口述中，作为“端锅”事件被谈起过。

[11]据第二手且非权威性的说法，会议是在南京的浣花菜馆召开的。蒋和原来的“十人团”加上干国勋、胡宗南、潘佑强和酆悌在场。酆悌在大家面前提出蒋应当通过采用“力行哲学”来加强他的权力。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2页。

[12]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页。叶维和任觉五是好朋友。这两人都是四川人，都是北洋大学的学生，同时在1924年因为搞学生运动而转到了南京的东南大学。他们作为学生积极分子去上海见戴季陶，并在1925年夏天报考黄埔，进了第四期班。他们都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而且经常与共产党控制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作肉搏战甚至白刃战。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76页。

[13]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页。

[14]尽管邓文仪是一期班的，但因为他要作记录所以没有发言。

[15]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页。

[16]同上。

[17]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页。

[18]同上。

[19]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页。

[20]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4页；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8页。作为一个命令，这要求他的随从“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21]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6页。

[22]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页。

[23]同上。

[24]同上书，第36页。并见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71页。

[25]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6页；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8页。

[26]我们用的是邓元忠的日期。此日期基于他对该事件的回忆，加上对他父亲邓文仪的采访。干国勋回忆的开会日期比这要晚一周，是在3月7日。关于本书中对会议细节的描写，则同时取自于二者的叙述。见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8—119页；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6—37页。

[27]其他关于把此会议看作复兴社创立会的二手资料，误认为康泽和贺衷寒也出席了会议。

[28]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6页；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8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4—85页。

[29]蒋介石说王阳明强调了知识和行动的统一。而“总理”则指出获得知识不易，但使用知识却很容易。我们所应当做的就是“努力”、“力行公正”，这也就是《中庸》里所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必可达到目的的意思。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9页。

[30]这个合作社是俱乐部或协会的意思。

[31]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6页；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8页。

[32]这个被定为力行社建社的日期得到张玛丽（Mari Chang）的确认。张在台湾的阳明山审阅过蒋关于力行社日记的手迹。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p.57。

[33]易德明因此只得了个力行社候补成员的位置。

[34]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8—119页；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第37页。

[35]也存在一个五六章篇幅的宪章。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30页。

[36]这个据孙中山定义的民族概念，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孙论述说，在中国可能共有400个家族，他们以通婚的方式结成“血缘关系”。这个生物同源性是建立在“忠”字德性上的，它可以延伸到民族：“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国家团体”或“国族”。这与法国的“种族”概念相似，即“一个分享同一文化特点的繁殖群体，它总体上与长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共存”。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p.41。

[37]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7页。

[38]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9页。

[39]恽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第43页；胡梦华：《CC外围组织诚社始末》，第147页；康泽：《“复兴社”的源起》，第135—136页；许有威：《关于“蓝衣社”的几点辨析》，第71页。

[40]“除了国民党的组织外，所有机关团体，皆为‘打人’控制的对象。希望将其变为他们的决策执行机构，例如，民国二十五年他们在外交部内即成立了一个八人的小组。”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29页。

[41]同上书，第128页。

[42]对蓝衣社及其与CC派关系的研究的最好资料，是I wai Eiichi （Hidakusu）的“Ranishan ikansuruchosa”（《对蓝衣社的一个调查》），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Japan，1973，248。这份机密文件于1945年3月30日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翻译成英文：“The Chinese Lanyi Society”，见U.S.State Department，Confidential Central Files（China，Internal Affairs），1945—1949，893.00/3—3045。

[43]所有力行社积极分子都是在掩护的身份下进行活动的。为招生和培训干部，力行社把其单位设在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培训部下面。这些单位在政治培训的外衣下，培养了各种层次的干部。“为了迅速展开全面的情报工作，乃就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名义，以政府的情报人员面貌出现，其实在执行他们所定的情报任务。”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29页。

[44]胡梦华：《CC外围组织诚社始末》，第147页。蓝、青、白是国民党旗帜的颜色，该组织便以此为名。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57页。

[45]恽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第43页。

[46]我们在下一章将探讨其中的一例——刘健群的情况。

[47]力行社后被压缩成三民主义青年团。据说当蒋介石在支持向西安全面进攻的请愿书的签名中发现了力行社的成员后，恼怒万分。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3页。

[48]同上。

[49]四场运动是：“新生活运动”、国民党军事训练运动、国家经济建设运动以及安内和抵抗运动。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1—83页。

[50]同上书，第84页。干国勋明确批评徐桂华（即古僧）在题为《戴笠将军与抗日战争》一书里认为力行社的创立对戴笠的晋升并非关键的说法。

[51]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3页。

第七章 力行社与蓝衣社

这个社团的背景现在已经交待了。人们管我们叫蓝衣分子或恐怖分子。这没关系。关键是如何制造一个新的革命气氛来引导革命群众……在中国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暂缓局势，这也是一种根本的解决办法。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一种根本的对策。我们当前的问题不是日本人。我们的问题不是东北省份及热河受到侵略。假如我们能够维持现状，目前就够了。作为一个革命政府，丢失一点领土关系不是太大。当我们的力量不足时，撤退是自然的。今天我们丢失了领土，但当我们有力量时，我们将把它们夺回。历史告诉我们，失去领土的人们必须努力才能收复它。重要的问题是民族的生存。为使中国免遭毁灭，我们应当重振民族精神。虽然我们仅有一个县的领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重振中国民族精神，我们就能够收复失去的领土。为了这个根本解决办法，我们的组织应当担负起责任——重振我们的民族精神……忠、孝顺、德性、爱、和与平应当成为我们取得礼、义、廉和耻的核心指导原则——中国的民族精神由它们组成。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全靠了这些。我们若要革命成功，我们必须建立党的独裁。

传说中的蒋介石秘密演讲（1932年春）[1]

外围组织

1932年3月1日，在宣誓成立力行社的次日，力行社的创始人们在南京黄埔路的办公室开了一次干部会议。[2]开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领导班子并成立外围组织。贺衷寒主持会议，邓文仪宣读了蒋介石定的该组织干事名单。干事会将成为该社的常务领导班子。[3]该社第一年的常务干事兼书记是总书记滕杰。[4]次年由贺衷寒接替，第三年由刘健群担任。[5]除书记处以外还有四个部门：郑介民负责的总务处[6]，萧赞育下面的组织处[7]，康泽领导的宣传处[8]，以及先由桂永清、后由戴笠指挥的特工处。[9]

1933年春，蒋介石授权在力行社总部内成立军事处

1933年1月，从各外围组织来力行社的代表变得越来越多，又一个检察会成立了。它负责指导分支机构的工作、执行纪律、审查账目和主持新成员入社的宣誓仪式。其成员听从干事会指挥，但他们有权在组织内关押和枪决不法分子，而相关的秘密报告可以直接呈送力行社书记处。[10]

为执行保密原则，他们都宣誓不泄密，干部们决定建立两个前沿组织。[11]第一个是“革命军人同志会”，潘佑强为常务干事和总书记。[12]这个同志会很快就办得非常成功，其会员也迅速增加。许多人认为它之所以得人心是由于胡宗南的资助，该同志会被当作是“浙江圈”（包括戴笠）在军队里的一个臂膀。[13]结果，革命军人同志会很快被解散了。1933年春力行社成立代表大会后，蒋介石以它会干扰军队里的正常指挥系统为理由，命令废除革命军人同志会。[14]但他授权在力行社总部内成立了军事处，并任命杜心如为其头目。[15]

第二个外围组织存在的时间与力行社一样长，它叫“革命青年同志会”，是力行社的一个“内层”。[16]葛武启任常务干事和总书记，干国勋负责组织，康泽管宣传，刘诚之调度总务。[17]革命青年同志会是力行社最早的掩护组织：它的名字被用来招收新成员，在它的资助下，许多力行社的特务活动得以在其他组织和机关里展开。大多数成员是黄埔的毕业生或其他右翼组织的中层干部。另外还有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党组书记、科长、处长、局长和厅长这类的中层官僚。组织内层的所有骨干或书记要么是力行社成员，要么是在该社通过支会扩大后的中央级干部。[18]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总部设在南京中央军事学校明瓦廊大院内校友信息局的调查处里面。[19]

革命青年同志会一度有两万成员[20]，经过“民主集中”和预算制度得到加强。该会的每一层经费由上一级拨给。总经费由会员费补贴，但主要资金来自军事委员会的一个特别部门，并由蒋介石亲自审批。该组织每一个层次的地方机构显然都是军事委员会下属调查局的通讯处，负责调查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学校毕业生，同时又与黄埔校友会挂钩。所有省市的分支机构的门上都挂有通讯处的牌子，它有权向本机构工作人员颁发身份证。不过，书记们和各组的头目能以参谋一类的军事头衔公开活动。每个分支机构都有代名。选定的代名须经省一级或中央办公厅的批准，然后便可在所有的通讯中使用。高一级的组织会以“弟”称呼低一级的组织，下级组织则以“兄”称呼上级组织。[21]

“长”和“少”,“核心”与“内层”很快在一起控制了军政官员们参加的国民党军政培训系统中关键的意识形态灌输项目。力行社和革青会的成员参与步兵、炮兵、工程兵和军需部门干部的政治培训，并彻底渗透到内政部领导下的地方人事管理的会议以及在庐山为党的高级干部和军政人员举办的夏季培训项目当中。[22]力行社的成员们还指挥军官高等教育纵队。1932年，有600名学员毕业于该纵队为中央军事学校头六个班举办的为期六个月的培训班。[23]

力行社和革青会的成员还进一步控制了军校附设的军官训练班的领导。这个训练单位的四个纵队在1932年8月合并后有1,700名干部，其级别在中尉至上校间，他们离开原单位来此受训一年，其忠诚不渝可在他们的班歌“领袖歌”中略见一斑：

大哉中华，代出贤能，虽有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24]

纵队有三个德国顾问，其毕业生大都回到原单位，小部分留在军校，成为教导纵队的成员。[25]

复兴社

力行社建立的最重要的附属组织是复兴社。1932年7月，在任觉五担任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总书记时，这个第三外围组织被补充到力行社—革青会的组织结构里。一天干事们到设在南京三益里4号任觉五住宅里的办公室开会。那天闷热得出奇，会后，一组与会的干事爬到楼顶上纳凉。任觉五吹着凉风，随口提议再建立一个外围组织：

以现在各界青年人士要求加入组织者多，未便不顾，为了保密并其分子之品性考核，是否即以“复兴社”名义吸收，作为第三级组织？[26]

干事们正式将任觉五的建议列进了力行社下次会议的议程。那次会议通过了这个建议，并把它提交给蒋介石。蒋也表示赞同，于是复兴社很快就诞生了。[27]据干国勋说，复兴社名声很大：

【因为】概无干部组织及办事处所与经费，其事务一律由青会办理，因这层分子吸收时不甚严格，人数日益加多，遂因“民族复兴运动”之名而驰名于世。[28]

卫星组织的成员由内向外自动属于力行社的成员。但在其他方面，越是接近内部核心，越是得到严格控制。作为一个相对保持距离的卫星组织，复兴社相对比较容易加入，只要有老会员或前会员的介绍即可。申请表很简单，入会仪式由十来个人一组在蒋介石的像前进行。在南京有几次蒋介石亲自到场接受宣誓，每次有300到600个人参加入会的宣誓仪式。[29]

另一方面，如果复兴社的人员被提名为革命青年同志会成员，他必须由所属组织的大会赞成通过，然后在此人的名字送到最高领袖那儿审批之前，得经过力行社的审查。[30]再上一级层次的程序同样如此。“但【想加入力行社的】青会会员，必须经力行社会议通过，呈领袖核准后，才提升再宣誓得为社员。”[31]

复兴社没有任命干部的权力，但它的高层次干部在政训处则保有委员的职位。[32]至于它的内部管理，复兴社由一个干事会控制。[33]但其实权则掌握在由会长蒋介石直接指定的书记长手中。[34]在总书记（一般来说是滕杰）下有管组织、宣传和培训的组或处，它们分别由周复、康泽和桂永清领导。[35]自然，特务处由戴笠掌握。省市一级采用同样的结构，它们的基本分支单位一般是小组，一般每周开一次会议。[36]

除了股和分会偶然聚会以外，全社大会很少开。所有的决定都是自上而下地贯彻，也没有全会或由代表们参加的核心会议。[37]支部周会的内容是根据上一级组织的书面指示。通常这些会议是关于国内和国际政治事件、重大宣传要点、地方组织的活动，以及对共产党嫌疑分子和“CC”圈子嫌疑分子的调查等。每次会议之后，支部负责人得写一个报告送到上一级。情报汇报会越过分会支部而直接送到中央组织。[38]

复兴社从中央总部到分会的每一级组织，都是与革青会内相对的同一级别机构挂钩的。它们间互相包含，革青会的负责人也是复兴社的负责人。[39]不过有人曾试图将这两个组织的会员区分开来。革青会的人互相以“挚友”称呼，而复兴社的人只能以“好友”相称。复兴社和革青会的人只要每月的收入超过200元，就应该向组织上缴收入的10%（几乎没人履行这个义务）。但在违反组织纪律的情况下，复兴社的成员只会被开除，而革青会的人则会遭到软禁，有时甚至会被枪决。[40]事实上，两个组织的会员经常重叠，而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支部和复兴社支部之间的区别也往往含糊不清。[41]一个在省级任两个组织的书记的人解释说：“除了有内外层之分外，实际是一个东西，即以‘复兴社’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两个组织，也是完全可以的。”[42]

从总体上看，这个团体由三个层次组成，力行社为“核心”，另两个组织作外围。[43]这三个组织一起构成了一个等级平行的结构，并从首都通过各级官僚机构和职业团体到各省，柱形地自上而下展开。[44]在它活动的高峰期，这个三环结构一共有50多万成员，外围的人在被吸收为内部成员以前，并不知道内层人员的存在。[45]最核心的部分总是在力行社，它的名字有时被简称为“力社”，其中八九十个积极分子一直主要由黄埔毕业生组成。[46]也有一些非军事人员被邀请参加，如中国驻意大利的外交官刘文岛，他与意大利法西斯有很好的关系。[47]

要是连革命青年同志会和复兴社的成员都把自己各自的“内层”和外围笼统地叫作复兴社的话，那么便难怪一般公众把它们整个的结构一起叫作复兴社了。另外，人们总是不加区分地将复兴社与无处不在却无影无踪的“蓝衣社”混为一谈。出现这种混乱认识的原因，是某个被推荐给蒋介石加入原本的复兴社的“外人”，自称亲手创建了单独的蓝衣社。

1932年2月下旬，在蒋介石的官邸里召开的第二次“筹备部门”的晚会上，韩文焕刚讲完话，桂永清突然打破了通常的论资排辈的惯例。按理说应该轮到邱开基发言，但他还没开口，在前一天晚上滔滔不绝讲述其欧亚之行的桂永清突然举起了手。他说他要在众人面前向领袖推荐一个“人才”。此人是何应钦的秘书——贵州的刘健群将军，跟何将军一样担任过战争部长，是中央政治院特务委员会成员，也是蒋介石在军队里的忠实支持者。[48]

刘健群

对这些原黄埔军校生来说，刘健群是个外人。[49]他从来没有上过军校，而作为一位非军事人员，他仅持有“相当于”少将的头衔。不过桂说：“他是一个忠实的党员和爱国者，他对护党救国有具体的建议。我们必须得到并使用他。”这时蒋介石点了点头回答说：“请他明天早上8点来军校谈话。”[50]

介绍刘健群参加他们的组织工作，使力行社的创建者们与臭名昭著的蓝衣社彻底混淆了起来。这个混乱延续至今，主要是由于日本媒介长期以来，不论是特务处的行动还是一些自发的爱国抵抗活动，都无一例外地把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的活动统称为“蓝衣社”行动的缘故。[51]确切地说，这个混乱一开始是由刘健群自己造成的。他为了在蒋介石的右翼支持者中得到认可，迫不及待地要在这个准军事组织的建立上表功。[52]

1933年1月力行社建立11个月之后，刘健群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这些说法。当时他在北京，任华北宣传队队长。他在会上散发了三篇自己的论文，其中包括题为《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文章。他曾于1931年10月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让人传阅过此文。它呼吁成立蓝衣社“作为强化党的内部组织的一种努力”，同时指出，有太多的国民党员成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53]

刘接着说，关于这个建议中的社团有一些争议，有些人偏向“青年团”，另一些人则喜欢把它叫作“布衣团”。[54]刘觉得都不太合适，“前者可能被误解为共产党的青年团，而后者又不太完整，因为还有丝一类的其他国产料子”。由于国民党把青和白视为党的颜色，而且既然蓝制服被定为国民党成员的制服，同时又是自古以来老百姓的正规服装，于是刘建议把“中国国民党的蓝衣社”用来作他的新组织的名字。这些建议既含有本土文化成分，也含有民众意识：王布象征爱国，西服则表示文化背叛。“该社的成员必须处处使用国产货，而那些参加社里正式大会的人，必须穿中山装。”[55]

那个记者招待会很可能确实开过，因为刘在力行社权力机制中建立自己的地位的同时，也想在蒋介石的亲信中提高自己的身价。在桂永清把他引荐给蒋介石之后，刘健群又被贺衷寒和滕杰介绍进了力行社的内部圈子里。通过他们的正式推荐，刘健群被邀请加入该组织的第二层内，成为革命青年同志会名副其实的一名会员。现在，刘健群想用自称在18个月前督促蒋介石建立蓝衣社的方法，既增强他自己的权力基础，又在力行社的核心与外围机构中获得更高的权力。[56]

事实证明他的努力非常成功。一年之后，1934年4月，刘健群从北平的政训处被调到南京的复兴社总部当书记。与此同时，在酆悌涉嫌1935年11月对汪精卫的暗杀未遂后，刘再次被任命为力行社常务干事。尽管刘健群在力行社的职位是秘密的，但他的复兴社总书记的位置想来在众人的眼里起到了强化复兴社和蓝衣社的作用。而这一点激怒了力行社的核心成员，他们后来对这种把他们的运动与法西斯蓝衣运动混为一谈的说法表示十分不满。[57]

革命青年同志会常务干事、力行社的创始人之一干国勋，曾说刘健群这类后来的人只属于卫星组织，被有意排斥在最高层或最核心层以外，并被禁止做任何把力行社与他们自己的组织平起平坐的联系。[58]干说，这类外人出于无知或恶意，把力行社与蓝衣分子混为一谈。

【他们】仅将其后虚设之三级外围“复兴社”与绝无之“蓝衣社”，挂一漏万地连在一起写出，虽然他可能迎合一般不明其真情实质的一些好奇者心理，但却难免影射其有“法西斯”和“特务组织”性之谬误。[59]

干国勋的观点现在看来不太可靠，因为刘健群尽管不是创社人，但在力行社核心组织里却是他的上司。对力行社其他成员来说，刘健群在蒋的最机密团社里身居总书记的高位，也许强化了其与蓝衣分子的沟通感。当然，外界继续把它们混为一体，这得归结于刘健群在国民党积极分子中显而易见的重要性。[60]

新卫星组织

神秘的力行社与复兴社及蓝衣社之间的关系，由于其他卫星成员而强化。他们中间有许多是黄埔校友中的年轻一代，他们知道，这些组织中起码有一些是在1932年3月1日左右，由蒋介石的一群在宣传、军训和情报部门里地位显赫的亲信建立起来的。他们知道有一个力行社，认为这个组织是建立在三个原则基础上：蒋介石为其长期的最高领袖；黄埔毕业生为其骨干；它的成员必须遵循三民主义原则，运用共产党的组织技术建立构架，并培养成员的日本武士道精神。[61]他们认为，建立和组织力行社的实际责任交给了创始者当中的五个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和康泽。[62]他们意识到，这个组织完全围绕着包括这五人在内、共55人左右的“核心组”转。其中包括桂永清、袁守谦、邓文仪、萧赞育、易德明、李一民、蒋忍坚和戴笠。他们听说力行社里有些人每周在蒋介石位于明瓦廊的官邸开会，听“校长”讲授“力行哲学”，并研究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组织。[63]

在日本人确信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之后，他们和蓝衣社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64]这一方面来自于刘健群的新闻发布会，另一方面是傅胜蓝的文字。傅出版了一本叫作《蓝衣社内幕》[65]的书，他在其中讲到蓝衣社是一个秘密特务组织。傅是共产党员，他被康泽说服后于1933年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后来他转而效忠于汪精卫的伪政府，抗战时他以合作分子的身份当了杭州市长。他关于蓝衣社的书被日本在上海的军事警察用来作教材，训练替他们秘密服务的中国人。[66]

与此同时，据刘健群说，惟一为人所知的是蓝衣社成员的身份是绝对保密的：

为了达到立刻铲除封建影响、消灭赤匪和抵御外侮的目标，除了国民党中央总部和其他政治机构的工作必须以正式的方式来进行以外，蓝衣社的成员们得在各省、县和城市秘密地开展他们的活动。[67]

尽管蓝衣分子应该去“发动群众运动”，但他们奉命为“秘密特工”的职责做准备，而且永远不能向他人透露他们是国民党的人。[68]

的确，正如后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别动队所说，在蓝衣社存在的七年里，人们对其细节知之甚少，原因是那些宣誓入社的人“禁止向外人承认是蓝衣社的成员或透露其秘密，否则将处以死刑，这也是惟一的惩罚手段”。[69]无须说，蒋介石对蓝衣社的存在从未公开承认过。[70]

刘健群，在一向宣称是他提议创办力行社的同时，在正式场合则必须向媒介说没有成立过这么个组织。当他被《北平晨报》的记者问到蓝衣社是否已经成立时，刘回答说：

1931年秋，我曾建议以促进对三民主义原则的普遍尊重为唯一目的来改组国民党。蓝衣社的成立与国民党紧密关联。现在蓝衣社将有它自己超越国民党以外的教义。我们从它最初的名称可以立刻理解这个组织的宗旨——蓝衣社，而非蓝衣党。我的这个计划只是对国民党的一个建议。我实际上并没有参加任何有关这类的运动。有关这个组织的活动，我无法回答任何问题。[71]

1933年1月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这个记者得出结论说：“从刘先生的话来看，我们仍旧无法确定这个社是否存在。”[72]但可以确定的是，新闻界、外国情报机构以及警方从此以后便开始把复兴社（包括在其背后的力行社）的活动与他们中间的右翼或法西斯蓝衣分子的活动视为一体。[73]

童子军

比如说，在1933年4月成立的中国童子军的背后是谁？自1917年以来中国就有童子军运动，那时经亨颐成立的中国童子军参加了战后的世界童子军大会。[74]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童子军掺入了许多军国主义的成分，而且与1932年7月成立的国民军事教育组关系密切。[75]军校毕业、当了该教育组组长的赵范生，以及任国民军事教育组教务部门头头的杨克敬，都曾经在全国童子军总部里担任过部门的头目。[76]

在力行社创始人干国勋的帮助下，赵和康两人起草了一个附有表格和预算的计划，用以在全国培训童子军军官。在蒋介石批准了这份计划之后，有160名学生被招来接受干部培训。其中三分之一是军校生，其余是已经在各省当童子军军官的人。六个月的培训目的是培养军官和教员们“为加强和扩大组织，增进智力和体力能力，提高觉悟，坚定爱国和革命的意志，并向这些青年们提供一些军事知识，而改革中国童子军”[77]。与此同时，力行社又建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作“力进社”，它负有向童子军渗透的具体任务。到了1933年4月，力进社的成员达300人，所有的人都是新中国童子军在各省市的干部。[78]

力行社其他新近成立的“卫星”组织，是为了控制中国的非汉人的活动而成立的，并包括在国外参与爱国运动的成员。这些活动由民族运动委员会协调。该委员会是由力行社创办者们于1932年4月，为援助“少数民族独立运动”而成立的。[79]这个民族运动委员会曾秘密地援助过黄埔第四期班的朝鲜毕业生陈国斌领导的朝鲜义烈团。[80]这个组织与金九的朝鲜独立党是两回事，它在胡汉民被软禁的茅山深处的一个庙里组织了绝密的“朝鲜革命训练班”[81]。每一期约有100来个学生入学，学期为六个月到一年，他们受纵队里原籍朝鲜的军官和教员们领导。[82]到了1936年，这个部门由康泽领导，并经过武昌转移到重庆。训练班主任陈国斌，在1945年后希望美国能够支持他的朝鲜义烈团，但因他与李承晚不和，而最终在美国人那里失宠，随后便销声匿迹了。[83]

类似这样的训练行动，在日本人的眼中无疑是可恶的蓝衣社卷入他们殖民地事务的又一个例子。其实，它们是属于戴笠的特务部负责的地下情报活动，所以力行社与特务处之间并不总是界限分明的。

力行社的特务处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1932年2月力行社正式成立之前，蒋介石已经授权戴笠组建一个独立的特务处。特务处是在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32年4月1日正式成立的。这个日子也成了戴笠建立他秘密特务组织的官方纪念日，后来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每年的纪念活动越搞越热火。在它建立的初期，据戴笠的一个副手说，蒋介石指示他的学生借鉴《水浒传》,“因为当梁山泊好汉们聚集在忠义堂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情报与行动”。

按史书记载明代东厂、西厂[84]，小说描写清初血滴子活动，均已无实录可查。唯春秋时的孙子第十三篇“用闲篇”，和民初北洋政府暗杀宋教仁、陈英士[85]及孙总理自广州派遣某君携款赴沪运动北方军阀等案，确属事实，则信而有征。[86]

除了建议他们为了解凶杀而去看那本小说并研究现代仅有的一些特务运作记载以外，蒋还向戴提供了更直接的实际帮助。他规定，所有涉及到这个新处的人事问题，都将由他这个领袖直接处理，而且不准向力行社汇报。特务处设在戴笠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机构里，与力行社分开。[87]

戴笠日渐独立

在力行社—复兴社结构中建立特务处，标志着戴笠自己在特务职业中的关键转折。在明瓦廊的中央军事学校的通讯部成立了一个联络机关的同时，戴笠在1932年3月下旬受命负责在洪公祠里成立情报人员训练班，培训那些军校毕业生和其他显示出有“情报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员。[88]

据干国勋后来说，这个训练班总的来说是为力行社而非专门为戴笠的机构提供人员：

针对力社需要，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队职官，施以严格秘密短期情报业务训练。毕业时，宣誓效忠三民主义、领袖、组织，牺牲一切个人利益，严守秘密，恪尽职责，每期数十百人不等，遵领袖意志及力社方针，受特务处节制指挥，配合力社四大运动，供给情报，并办理非常事宜，但须严守纪律，为效忠领袖，并推动力社各项工作的一支奇兵。[89]

不管怎么说，从1932年5月到12月间，在第一期情报人员训练班受训的人中很少有力行社的人出现在洪公祠。[90]郑介民负责教育事务，李士珍主管培训，但李很少来。除了戴笠和蒋介石本人以外，在那六个月里没有任何其他力行社的成员来过训练班。[91]

根据力行社的章程，它的成员们若无直接任务是不能介入下层组织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力行社成员与洪公祠的培训单位之间没有联系。但很明显，那时特务处已经在力行社—复兴社系统中取得了半独立的状态。[92]

因为，蒋介石在那时已经发现，把有些任务交给戴笠，要比让那些参与创办力行社的热忱好斗的黄埔人顺当和快捷。到了1932年夏天，在他们当中已经出现裂痕。不仅在“内层”里面的军政人员中间出现内讧，而且各地区之间派系亦不断增长，这种现象后来给力行社和复兴社带来了致命的危害。[93]这时让蒋恼火的，与其说是潜在的派系斗争，不如说是缺乏管理经验和小集团的狂热。他起先曾决心要把这些狂妄自大[94]的年轻人培养成忠心耿耿的助手，所以他在1932年的前六个月，对于各种国家事务不论巨细都向力行社问津。[95]但在6月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与力行社的每次会议都超过了3小时，这些人的幼稚让我焦心。我怎么才能培养干部的才能而获得真正的助手呢？”[96]

问题的部分原由是因为力行社的成员们用去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给蒋介石写信，通常必须尽量简明扼要。很长的文章总是要摘要，备忘录要概括，以便蒋能一目了然。但力行社的人无视蒋介石的宝贵时间，经常向蒋呈送洋洋万言的文件。蒋多次向他的新干部们建议要简明扼要，但他们不予理睬，照样啰唆，甚至还向朋友们夸耀他们交给领袖的备忘录的长度。[97]

这帮弟子们另一个让蒋介石恼火的特点是，他们对自己的朋友无论能力如何，经常把他们安排到要职上。1921年9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说他向滕杰和康泽发了电报：

社员所荐人员多不称职，也有腐化与招摇求借等恶习，以后如有社员保荐之人，应切实负责考核。倘任员后如果有辱职之事，则社员干事应坐同科之罪辱。希转告各科干事员。[98]

那时，洪公祠情报训练班刚刚开始不到4个月，比起力行社里其他那些谋求私利的追随者来说，蒋介石更器重戴笠了。

与此同时，戴笠竭力确保他特务处的人员中没人会把效忠力行社与对他和领袖的忠诚混为一谈。力行社创建人之一邱开基受命主管特务处的执行科。显然邱得到这个位置是由于干事会的关系，所以他必须向他们汇报。戴笠不能容忍这种独立，于是这两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1932年5月的一天，戴笠和邱开基在特务处的办公室会面，谈话当中，一颗子弹从门穿过，击中了邱的耳后。戴笠立刻把这一“事故”报告蒋介石，说一个警卫在隔壁房间里擦枪走了火。邱开基最终从枪伤中恢复，但他痊愈之后，被从鸡鹅巷53号调离出来，转到远离首都的汉口去了。[99]

20世纪30年代南京城一隅

干事会是知道戴笠与邱开基的紧张关系的。这个事件发生后，贺衷寒来见力行社的书记滕杰，说特务处变得日益独立，这样十分危险，要求对这种情况做调整。滕杰便安排贺衷寒与戴笠会面。贺对这位特务处的头子直言不讳，但戴笠毫无退让之意。争论到激烈时，戴笠暴跳如雷，他手拍桌子，还大有拂袖而去的架式，弄得滕杰连忙劝架，要求双方妥协。戴笠最后答应，对于领袖交待下来的事务，特务处将直接向领袖负责，但对由“团体”决定的事务，特务处得向力行社交待。[100]

不管怎样，力行社在明瓦廊总部的干事和书记们不得过问有关特务处的活动，这些活动一直在蒋介石本人的监督下。在建有“特务站”、其站长本身也是省干事会和干事的省级层次上，也是如此：省事务委员会和它的书记们也是不允许探究特务站的行动的。于是，复兴社内部的特务组织就非常隐秘，自成系统。[101]

但必须承认，没有复兴社和构成其成员的所谓“蓝衣社”，戴笠就成不了事。特务处与复兴社在名义上的关系，以及复兴社于今后几个月和几年里在各省建立起来的地方支部，不仅向戴笠提供了掩护，而且还给了他与直属特务部的“卫星”组织“忠义救国会”公开挂钩的机会。[102]与其他外围组织不同的是，这个在1935年春成立的“忠义救国会”由商人和工人组成，按照儒家思想，其社会地位要低于士兵和农民，因而被视为“第四层”组织。但它在各省市的支部是由复兴社或革命青年同志会在地方上负责特务的干事领导的，该干事直接向鸡鹅巷总部的戴笠汇报。“忠义救国会”的目的是：

以组训工、商界，并改革帮会，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协助社会基层改造及情报工作。[103]

“忠义救国会”成员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的基础，在二战中作为抗日游击队受到中美合作所的培训，以支援美国在中国东南方作战。[104]

但这是后来的事。此刻，在力行社—复兴社组织结构中建立一个半独立的团体给戴笠带来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他的秘密机构的活动从此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固定的资金来源。[105]从此，戴笠能够直接向蒋介石申请年度预算，蒋把这笔预算与通过革命青年同志会调拨的复兴社的正常预算分开对待。向特务处提供的款项被正式确定下来，于是蒋不用像过去那样动用国民党非正式资金来源中的特别行动基金来支付特务处的经费。据当时传说，特务处的总预算是革命青年同志会正常总务预算的十倍，由于数目可观，有人曾批评蒋调拨资金的做法，说应当把它们用于更有意义的方面。[106]蒋把他的秘密特务活动限于复兴社内，并用军委及其分支机构和军校的捐助来提供资金，从而平息了这些批评。[107]

这笔收入约为每月54,000元，大约支付了特务处一个月20万元开销的四分之一。但到了1934年，据说戴笠秘密特务活动经费增加到每月120万元。于是蒋介石不得不使用其他资金来维持特务处的运作。[108]日本调查人员关于“蓝衣社”的报告说，其中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为没收鸦片。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一份备忘录，蒋介石手下的人1933年在汉口没收了大量的吗啡，蒋让以敲诈勒索闻名的杜月笙在浦东开一个工厂来加工这种药，然后向医药行业出售，用其收入来资助蓝衣社。但实际上这给杜月笙用吗啡提炼麻醉剂，再到黑市贩卖提供了机会。杜用的吗啡是从天津公安局局长张学明（张作霖的儿子）那里弄来的。但当蒋介石得知杜的非法行业后，便从别处弄来资金，而这些资金有可能得以纳入鸡鹅巷53号特务处的财务中。[109]

下面将要讲到，力行社和复兴社在上海和华北的一些省份中曾活跃一时。但到了1935年6月，复兴社的核心分子被日本军队从华北赶了出来。[110]而在1937年9月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统一战线后，复兴社按照协议应当解散。次年3月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了一次全国特别会议，会上蓝衣社被正式取消，它的地方干部和预算与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一起，于1938年被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取代了。[111]

虽然它的一些精神和许多干部将以三青团的形式保存下来，但老复兴社是彻底完了。与此同时，它的成员把复兴社作为他们自己权利的坚实基地的希望也一起冥灭了。例如，贺衷寒显然曾把自己在1933年初被提拔为力行社总书记视为自己作为蓝衣社的湖南圈领袖而走运的机会。滕杰曾与贺衷寒在南京的一个公共澡堂里秘密会面，把社里的事务转交给贺，同时希望能够阻止贺的自私自利的企图。[112]但贺衷寒不为所动，他与中央党部“CC”圈的关系以及与力行社同志们的关系都恶化了。后来，蒋介石终于厌烦了“领导干部间不断的摩擦和矛盾”，其结果是力行社败退了下来。[113]

很久以后，贺衷寒在1941年对他的一个在狗肉宴上喝醉后骂蒋介石“混包”的朋友说：

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

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而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114]

贺衷寒五年前在“西安事变”期间失宠，此时这个曾任前力行社部门头目的酒醉朋友正在去重庆接受任命的途中，贺对他概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蒋惯用“最地道的政治欺骗”来实行他的计划和阴谋，而且说他昏是对他的辱骂。然后，贺又安慰他的朋友说：“显然，你还太年轻，有些事情你还无法理解。”[115]

注释

[1]引自Burton,Ch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p.309。

[2]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中），第28页。这个日期来自邓元忠的叙述。而干说这次会议是在3月9日召开。

[3]干事们有胡宗南、孙常钧、邓文仪、杜心如、萧赞育、葛武启、周复、韩文焕、李一民、曾扩情、酆悌和黄仲翔。候补干事有蔡劲军、邱开基、骆德荣、叶维、娄绍恺、干国勋、彭孟辑、易德明、戴笠、刘诚之及陈祺。亦见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5。

[4]侯志明和后来的林培琛是他的助手。其他的常务干事是贺衷寒、桂永清、潘佑强和康泽。

[5]总书记是由社员代表大会成员们从候选人名单中选出的。这份名单交给蒋介石审查过，蒋在上面划出他要的总书记人名来。后来酆悌是总书记、刘健群（他在酆悌因汪精卫事件被免职后继续连任两届）、邓文仪、郑介民和康泽。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中），第71页。

[6]他的助理是何日纲。

[7]胡轨和李新俊当他的助手。

[8]梁干乔是他的副手。

[9]他的助手郑介民也许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中），第37页。并见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23-24页。

[10]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中），第72页。

[11]I wai Eiichi,Confidential Investigation Pertaining to the Lan Yi She,p.8。

[12]组织常务干事是杜心如，培训是娄绍恺。其他常任和列席干事包括易德明（书记助理）、孙常钧、韩文焕、彭孟辑、叶维和骆德荣。

[13]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22页。

[14]蒋介石拒绝让他们在军队内发展革命军人同志会，“因为这会损害正规军事组织的团结”。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中），第37页。

[15]同上。他的助手是孙常钧、包烈和李国斡。

[16]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3页。该会有时也叫作“中国革命同志会”，其名称偶尔也被简称为“青会”。Tien，Governmen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56。

[17]桂永清、酆悌、蔡劲军和赵范生为常任或列席干事。

[18]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23—24页。该社“是一个在力行社成员控制下的法西斯特务别动中央组织”。并见恽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第43页。

[19]中央军事学校被认为是黄埔军校的后继，每年有3，000名学生入学。Sih，ed.，The Strenuous Decade，p.50。

[20]萧作霖犹豫不决地在《复兴社述略》第26页里道出这些人数。他曾是河南省分会的书记，他对人数的估计是根据他在办公室里见到的数字。

[21]复兴社也恰巧这么做。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24—27页。

[22]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中），第70页。

[23]同上书，第68页。该纵队在徐培根手下成立于1932年1月，其指挥官有桂永清、潘佑强、杜心如、阮齐——所有的人都是力行社成员。其毕业生后来都当了主任或其他无数培训单位的高级干部。关于桂永清成立一个独立的“党军”的计划，见蔡杞材：《复兴社的军事处及护卫队》，第134—135页。

[24]歌词是培训项目的头目桂永清和教学头目干国勋写的，歌谱是军校的音乐教师戴逸青所作。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中），第69页。

[25]同上。

[26]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中），第37页。

[27]同上书，第38页

[28]同上。

[29]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6页。

[30]蒋介石基本赞成成员的名单。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中），第37页。

[31]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中），第38页。

[32]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26页。

[33]常务干事有贺衷寒、滕杰和酆悌，常务监事是田载龙。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5页。

[34]另一个资料提到有9个常务顾问，即干事们再加上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和邱开基。还有另外3个候补顾问：侯志明、赵范生和戴笠。沈醉：《军统内幕》，第i—ii页；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3页。

[35]周复被提升为监事会的常务监事后，他的职位由易德明接替。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4页。

[36]蒋介石除了指定干事以外，也指定每个分会的书记人选。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25页。

[37]所有权力都来自于上面：“甚至在德国都没有如此强调‘领袖原则’。各个组织的头目负责传递命令，培训新手，而且只要他力所能及，还调查他手下所有成员的日常工作和思想状况。”Burton，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p.310。

[38]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24—25页。

[39]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24页。萧认为复兴社的所有基层干部都是力行社成员。

[40]同上书，第25—26页。

[41]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24页。

[42]同上书，第26页。

[43]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4.

[44]“在组织体系之运用上，由中央到基层共四级：中央为总社，省级为分社，县级为支社，区级为小组。在特殊行业内如学校，亦有四级组织之建立。各机构包括各处，亦用代号。”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29页。

[45]这个50万成员的数目来自于上引书第61页。总的说来，“忠义救国社”（将在下文讨论）的成员并不知道复兴社的存在，复兴社的人不知道有中国革命同志会，而后者又不了解力行社。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24页。中国大陆能够接触到有关前复兴社成员的详细情况的情报人员说，他们对整个组织最高环节的“内部”详情几乎一无所知。也见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p.4-5。

[46]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1页。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2-13页。黄说核心人员是五六十人，邓元忠说有300来人，尽管他父亲说该社没有超过80来人。

[47]一份关于蓝衣社的SMP特别分会的报告声称，根据特别分会头目所获“出自绝密来源”的情报，刘文岛（其妻子是法国人）被派到德国去“联合”法西斯分子，并“促进（原文如此）与他们的友谊”。Blue Shirts Fascisti Movement in China，p.4。并见Goldley,Fascismo e nazionalismo cinese,p.758。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59。

[48]何应钦出生于西南贵州的一个牛贩子家庭。他既上过Shimbu Gakko（振武军校），也上过Shi kan Gakko（陆军士官学校），当过日本军队第59步兵团的学生兵。在1911年的革命中，他是陈其美总部的成员。1924年蒋任命他为黄埔军校训练部的现任主任。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2∶79-80。并见Wei,Counter revolution in China,pp.35-36。

[49]刘健群于1902年出生于遵义。他的童年在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贵州度过，那里盗贼四起，他从小见到的是一幅“血泪图”。甚至成年后，每当他想起自己的童年，便会感到一种对内战“永久的恐惧”，于是他的思想便会倾向于政治统一：“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会有和平”。在贵州的一所法学院毕业后，他参加了“国民革命”，成了何应钦的一名随从。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9页。

[50]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页。

[51]Wakeman，Shanghai Badlands，见全书。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分析说：“蓝衣说明不了实际情况。”邓竭力想把他父亲的活动与法西斯运动区别开来，说外国人把力行社与爱尔兰的蓝衣社和日本的黑衣法西斯分子组织混为一谈。他坚持，主要是由于同盟通讯社这类日本新闻社把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归结到无所不在的蓝衣分子。这种说法显然有其个人目的，但不无道理。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3—14页。

[52]同上书，第16—17页。“与力行社有关的人当中首次提出‘蓝衣社’一词的是刘健群……国产蓝布服装表示自力更生，并无提倡法西斯组织的意义。”

[53]The Blue Shirt Society，p.2。并见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31页。据Hatano Kenichi’s Chûgokukokumintôtsûshi（波多野乾一的《中国国民党通史》），第456页，及他的Cendai Shina（《现代支那》），第179—188页，被摘入Tien，C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p.55—56。这个建议最初是以一篇题为《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论文形式出现的。有关这本小册子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散发的情况，请看Burton，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p.309。这本小册子也以《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和《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题目发行。它可能早在1929年便已印刷发行了。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6—17页。

[54]张玛丽在指责络义德·易斯特曼（Loyd Eastman）把蓝衣社列入法西斯分子时赞同干国勋的观点，她说，实际上有“布衣团”，即一个穿类似中山服那类“土布”的团体。见Chang，Fascism and Modern China，并见易斯特曼的反驳：Fascism and Modern China：A Rejoinder，p.842。

[55]The Blue Shirt Society，pp.2—3.

[56]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35页。

[57]作为学术用语，“蓝衣”一词也受到学者们的质疑。他们尖锐地指出孙中山国民革命和现代法西斯之间的区别。“学者们出于各自的原因而选择了‘蓝衣’一词，因为该词含有赞同外国思想意识，并有抛弃孙中山教导的意思。”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53。

[58]干国勋于1907年生于广西，是一个给土豪劣绅扛活的雇农儿子。直到很多年之后，干还记得那时他半夜起床看见父亲坐在厨房的饭桌前，在茶油灯下偷偷地为他们的贫苦流泪。父亲把他送去读书只是为了学算账、写收据，这样他们家就不会被劣绅们蒙骗了。干国勋在本地的一个农业学校里显出了他的才华，但他不愿当学者，而且决定通过参军来满足家庭的需要。他没有赶上河南军校的考试，就参加了黄埔军校。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71页。

[59]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中），第84页。在干看来，真正了解内部结构的有蒋忍坚、张宗良、白瑜和李士珍。尤其是郑炳庚、萧洒、徐中嶽和沈遵晦，他们都曾当过省级官员。

[60]“【这】成为有意要称力行社为‘蓝衣社’者的一个有力证据，而此证据是无历史真实性的。”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7页。

[61]这三个原则被列举在波多野乾一（Hatano Kenichi）的研究中。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p.55—56。

[62]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4页；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12页。

[63]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3页。张论述道：“蓝衣分子之所以崇拜意大利法西斯和纳粹德国，是因为它们能够克服中国同样面临的一些问题：经济落后、政治分裂以及强大而仇视中国的外部敌人的威胁。蓝衣分子并不是崇拜它们的政治意识，而是它们的成功。”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p.23—24。

[64]最权威的日本文件叫作“Ranisha no kaiso shugi no tenko nara ni saikin no doko”《蓝衣改组派思想变换和最新动向》，它出现在一个名叫Ranisha ni kansuru shiryo《关于蓝衣分子材料》的集子里。见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15。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弄到了一份蓝衣社的规章手册。见联邦调查局的英文翻译（机密）：Rules and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the Lan Yi She，published February 1938 by Section Three，Investigation Bureau，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Japan，in State Department Internal Papers.关于日本人把蓝衣社当作国民党内最反动的因素的描述，见Xu Youwei，Rikkô sha no NihonkanKenkyû，p.37。

[65]陈恭叔也出版了一本同样题目的书。

[66]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7页。这里有个鸡和蛋的问题。邓说傅使用了“蓝衣”一词是因为日本人这么用了，而他要取悦他们，于是也就这么叫力行社成员了。有一个关于蓝衣社恐怖活动的说法有些可疑，其作者认为这些活动经常有奸细渗入，来为日本的军事干涉提供借口。见Coble,Super 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全书。

[67]The Blue Shirt Society,p.3.

[68]同上。

[69]Memorandum on Blue Shirt Society,p.3.

[70]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56.

[71]The Blue Shirt Society,pp.1-2.

[72]同上书，第2页。

[73]如，见The Blue Shirt Society，p.1。把蓝衣分子叫作“法西斯分子”的日本人，自然在心中有北一辉、大川周明、高田素之（Takabatake Motoyuki），及赤尾敏这类的右翼形象。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p.16。

[74]经是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他的女儿嫁给了廖承志。到了1917年江苏的60个地区中的48个有童子军，在上海有600多个童子军被编入了11个军队中。Culp，Re conceptualizing the Guomindang as an Activist Party,p.6。

[75]1928-1929年间，国民党的中央训练部组织了一个司令部，1934年为全国总人数达8.5万以上的童子军成立了一个总会。同上书，第6-7、9页。

[76]赵和纵队指挥杨涛都是黄埔军校的第五期生。该教育组副组长胡屏章在日本受过基本训练。

[77]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

[78]干国勋负责力进社常务委员会，赵范生、杨克敬、陈潮中、蒋无识、陈启宇和吴淑清（女）是委员。同上书，第38页。

[79]干国勋是主席，成员有桂永清、郑介民、叶维、任觉五、黄绍美和赵范生。

[80]朝鲜人金元凤（即金若山）是他的助理。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8页。

[81]第一期训练班就设在南京城外麒麟门附近该团总部里，但日本人对此有所获悉，于是朝鲜人转移到了离汤山20里的茅山。金赳那时在洛阳，并派遣了一个使者去南方与陈国斌联系。

[82]他们的中国顾问是干国勋。滕杰和康泽偶尔也会给他们讲课。

[83]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8页。

[84]有关这个秘密特务组织，请看Wakeman，The Great Enterprise，1∶88—90。关于在戴笠的秘密特务与东厂及锦衣卫之间的比较，见黄楫清：《中国法西斯特务往哪里去？》，第2页。

[85]陈英士即陈其美。

[86]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第41页。

[87]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4页。注意，黄雍把特务处的成立日定在力行社成立之后的3月下旬。

[88]这个培训班的掩护是培训特务基干的外语训练班。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5页。

[89]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8页。

[90]该训练班也叫“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还被非正式地称作“洪公祠堂训练班”。

[91]这一说法是根据陈恭叔的回忆。戴笠是训练班的头儿，他自然经常来讲话。蒋在开班和结束时也来过几次。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27页；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第41页。

[92]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27页。

[93]同上书，第322页。在主要干部中因为个性和观点的不同而导致分歧，并“各自为政”。

[94]同上书，第324页。“狂妄自大”为邓元忠之语。

[95]同上书，第325页。据滕杰回忆，那段时间里大量的文件转送到了力行社，上面有蒋介石的专门批示：“此件交滕杰执行”。

[96]同上书，第324页。

[97]同上书，第325页。

[98]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25页。

[99]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第326—327页。

[100]同上书，第327页。

[101]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27页。

[102]其会长为戴笠，执行委员是赵龙文、王兆槐、邱开基、郑介民、周伟龙和王新衡。

[103]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8页。

[104]同上。

[105]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5页。

[106]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27页。

[107]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4页；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63。

[108]据说蓝衣社活动分子得到的补助从每月几块到几百块。“据信，援助他们的资金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大部来自鸦片垄断。”Burton，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p.310。

[109]Memorandum on Mr.Tu Yueh sung，p.6.

[110]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3页。

[111]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第37页；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6。

[112]滕杰提出了四点：（一）同志的观念应高于一切其他的观念，他劝贺衷寒不要将湖南人放在身边，以免别人误认同乡之贵于团体。（二）蒋公用人，对某人信任时，喜欢委以多种任务，此对社务有极大的影响。（三）团体的政策应以干事会议决定为主，不要独断。（四）力行社必须与党部负责人改善关系，尤其是贺衷寒。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27—328页。

[113]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27—328页。

[114]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3页。

[115]同上。

第八章 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

随时随地要做到“坚实”、“确实”、“朴实”、“充实”。绝对不好有一点畏难苟安、浮华、躐等、投机取巧的心思！革命本来就是很危险很艰苦的事情，我们要做革命党，就要做呆人、笨人，古人所谓守拙，又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只有呆人笨人才会实干！

蒋介石的演讲：《如何做革命党员》（1933年9月20日）[1]

蓝衣“党”

上海公安局特别分局曾在一份供内部使用的备忘录里解释，为什么1932年的报纸报道，尤其在报道任何不快事件时，人们经常会用“蓝衣社”一词。[2]1933年8月25日，特别分局认为，尽管无法指出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的名字，但有可靠的消息证明，“国民党内最接近蒋介石的部门组成了一个秘密组织，它以蓝衣社著称”[3]。

这个团体的人没有使用正式的名字来称呼他们的组织，但以它在组织和行动方面与意大利“黑衫党”的相似之处来看，“蓝衣社”的名称便自然而然地被公众采用了，尽管国民党及其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完全不承认它的存在。[4]

1933年夏天，《中国论坛》（China Forum）杂志刊登一篇文章，指出蓝衣社敢死队的存在。为此，国民党公关负责人方治亲自来到上海保证说，“所谓的蓝衣党”并不存在，并指责该杂志的出版人海若德·易萨克（Harold Isaacs）是一个故意把公众引入歧途的激进分子。[5]三年以后，1936年5月，《亚洲杂志》发表了一篇维布·伯敦（Wilbur Burton）的题为《中国的秘密结义》的文章，说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红帮”和“青帮”的成员，并说这些帮会与蓝衣社都有密切关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于焌吉否认有蓝衣社这类组织的存在，并要求该刊收回这篇文章。[6]

然而，根据上海警察大量来自于中国情报人员的报告（其中有些人至少是属于力行社卫星组织的成员），复兴社和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一些人经常把自己认作是蓝衣社的人。[7]他们声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致力于加强“蒋介石将军的独裁”，为此甚至不惜使用武力。[8]他们认为：

“蓝衣社”成立于1931年，其目标是建立一种有效的“党的统治”。它得到蒋介石和他的一些最热诚的支持者们的赞助。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它只在国民党内部运作。它的主要目标是制造“在普通军人中的强烈的国民党感情”。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军阀们以及他们对军权的滥用便会被挫败。[9]

根据秘密情报，将要掀起三个运动。第一，“建军运动”。其目的在于对全国的将领们进行监视，并通过在政治训练学院搞军事训练班来使中国的军队“法西斯化”。这个运动也许是对“国民军训运动”的呼应（在关于力行社的叙述里曾经提到过这个运动）。[10]第二，“建党运动”。它致力于驱逐竞争集团，恢复蒋的全面总统权力；同时“为确保该组织的法西斯运动”而把蓝衣社成员送往各级地方党支部。第三，“建财运动”。它将平分土地，为国有企业集资，并“向法西斯运动提供物质援助”。[11]

最后这个“建财运动”也许就是力行社所谓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它遵循孙中山的民生原则，致力于创造一个土地拥有者和开发者的国家。在明确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下，力行社力图重新分配土地，支援农田耕作和生产，并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和出口。[12]这个计划本应以黄埔校友会会员费为基金来执行。[13]1932年夏天，蒋介石下令校友会团体从它的经费里拨出35万元，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南昌行营财务部的65万，用这些钱来为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西四省建立一个农民银行。根据计划，土地从“土匪”那里夺回以后，该银行应向回来耕作的农民提供贷款。[14]1933年春蒋介石为此又增加了资金，使总数达到400万。[15]凭着这笔资金再加上财政部的批准，一个国家农民银行成立了，它向信用社提供低息贷款。陈果夫被任命为董事长。[16]

不过，对公众来说，中国农民银行与“蓝衣社”之间是毫无联系的。后者的思想原则从该团体的三大“理论家”——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的演说和文字中得到阐明。[17]他们反复强调的宗旨是，为了赶走外国侵略者，中国人民首先应当团结起来，通过消灭共产党来强化国家。等到这个歼灭任务完成后，在农村会有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振兴，从而向中国人民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来建立自己的军队，使之能够集中“民族精神”于惟一的领导和政党上，而后者将指挥人民打击外来侵略者。[18]

在这些文字中隐约可见一个政治纲领，但一个前省级领导人后来模糊地记得它的大致内容：绝对支持蒋介石领导，实行中央政府集权，收复失地，捍卫国家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平均地权，发展农业，实行经济控制，发展国家资本，加强国防；实行征兵制，严格训练和发展国家军队；在政府中清除官僚腐败，普及教育，彻底消灭共产党，给国家带来和平与社会秩序。在所有这些当中，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个最被强调的要点：全面支持蒋介石和彻底消灭共产党。[19]

法西斯成分

很难说人们对这些“法西斯化”的提法应该看得有多重，甚至很难估计它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了蓝衣社的整个思想意识形态。[20]当然，那时的报纸文章把蓝衣社当作具有国家社会主义倾向的“法西斯”或“半法西斯”来描述。[21]《中国北方日报》（North China Standard）曾报道在香港“一帮以‘蓝衣社’著称的半法西斯分子在恺因（Caine）路一家豪华的公寓里建立了一个总部”，并声称他们要按照墨索里尼政府的模式来建立一个独裁政权。[22]这些中国法西斯分子认为，要有一批强人来控制政府，为此，将以纳粹手段来对付政治上的对手。[23]还有，从当时的警方报告来看，复兴社当中至少有些人直言不讳地表示对法西斯的标签非常当真。黄埔毕业生中属于这一类的人大多曾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留过学，他们把曾任复兴社第一届书记、后来当了驻柏林的中国武官的酆悌看作自己的领导。[24]酆悌相应地与唐纵结盟，后者也任过驻柏林的武官，还有在法国留学过的顾希平，在比利时接受警训的刘番，以及在意大利学习过的汤武。[25]这批人要求蒋介石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榜样，他们通常被认作是无所不在的所谓的蓝衣社。[26]

不管蓝衣社的真相如何，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把蓝衣社的成员（据日本外交部调查局估计，其成员在1935年底达14,000人左右）视为复兴社的三重结构中的“法西斯派”。无论戴笠在绝对秘密的特务处里有多重要，他的名字没有被这些警察当作蓝衣社的头子列入名单。而贺衷寒则被当作蓝衣社的主要领导人。[27]

贺衷寒显然认为自己正在成为所谓的“黄埔派”的政治领导人。该派系一般是指黄埔军校最初三年的毕业生，但使它最接近一个派系结构的是复兴社。[28]因此，蓝衣社有时被简单地当作纯粹的黄埔派，而且就像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们自以为的那样，它也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嫡系”。[29]

蒋介石的“嫡系”

“嫡”这个字显示了一个家族中妻生与妾生子女的等级差别，用在这里很说明问题。蒋介石的嫡系是在他与汪精卫和胡汉民为争夺对行政院和政务会这类国家合法机构的控制权的过程中产生、直属于总司令本人的权力结构。这些团体在实行政策方面展开竞争，因为该领域里集中了国家的资源。他们的斗争伴随着蒋介石在中国政府体系中即便不是称王称霸，至少是上升到了顶峰。[30]因此，在嫡系和旁系之间的区别，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行政分界，而且被用来鉴别蒋介石的军队（嫡系部队）：由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指挥的50万军队，被认作是总司令的“禁卫军”。[31]在这些自认为“嫡出”的人眼里，蒋的权力结构中其他派系的人不过是假装孝顺的外来户而已。例如，CC派的人被当作蒋的“养子”（螟蛉子），而“政学系”领导人杨永泰和张群则被看成是“师爷”和“管家”。[32]

虽然蓝衣社的人并没有对政学系的人持太多的敌意，在他们看来政学系的人跟雇来的帮工差不多，但他们着实把“养子”CC派当作真正的敌人。从1933年起，他们搞了许多活动来取缔陈家兄弟的影响，尤其是在新闻出版界和教育界。[33]

CC派

组织派，也就是众所周知的CC派，是由陈家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他们两人都早在国民党执政之前，就享有与蒋介石十分密切的关系。[34]此二人是中华革命党江浙派领袖陈其美的外甥。蒋介石于1906年在日本首次遇见陈其美时，他正在日本学习警法，从那时起他便成了蒋本人成长的楷模。[35]

1907年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军事训练学校研习重武器课程时，陈其美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1911—1912年辛亥革命期间，蒋当过陈手下的一个团长，后任上海的军事头目，在进攻杭州的浙江总督衙门时领导过陈的一支“敢死队”。[36]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蒋继续被认作是陈其美的忠实追随者，直到陈于1916年被袁世凯的秘密特务暗杀，蒋一直对陈忠心耿耿。[37]此后，蒋介石继续同他前师的其他追随者和亲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这两个来自浙江离蒋的家乡不远的吴兴的外甥。[38]1920年蒋在政治流亡期间，积极介入了陈果夫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金融活动，那是戴季陶和张静江根据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党筹资的命令而协助建立起来的。[39]四年之后，蒋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陈果夫曾任过短期教员，接着他当了党的征募人，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为军校招收新生。[40]

国民党中统局创始人陈立夫

与此同时，陈果夫的弟弟立夫从宾夕法尼亚学习了两年后回国。他在那里的匹兹堡大学获得了煤矿工程专业的学士学位，并在斯克兰顿（Scranton）的地下煤矿工作过。1926年，陈立夫谢绝了在山东煤矿工作的机会，成了蒋介石的英语机要秘书，在北伐战争中当他的密码负责人。[41]这两兄弟很快在反共分子组织扶蒋的过程中成为主力。到了11月，他们协助在广州的革命同志会建立了浙江社。次月，陈果夫去了南昌，企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江西革命党支部，并与段锡朋和程天放领导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AB团）挂钩。[42]这些人中有些后来成为CC派的核心人员。该派系于1927年6月正式成立，成为革命同志会的浙江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AB团，及“执杖”派[43]（如此命名是因为其成员爱用棍棒来恐吓共产党对立派）的大联合。CC派在国民党内变得如此强大的秘密，在于这两兄弟对组织部十年的控制。该部负责建立和审查所有省市级党组织，并向政府、军队、工会和青年组织里的党支部派遣中高级人事干部。[44]陈果夫于1926年成为该部部长，任职六年。而他的弟弟陈立夫负责该部的调查系统，该系统对所登记党员的政治倾向集中存档，并指导了1928—1929年的清洗运动。[45]

后来，到了1932年，陈立夫接替他哥哥的位置，当了组织部长，并在后来的四年里把他的活动扩展到情报、调查和安全领域，成了共产党的心腹之患。[46]结果，陈氏在党中央形成了绝对强大的势力。[47] 1931年里72名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成员中，有15%属于CC派；中执会180名在1935年当选的委员中有50人是陈氏的人；而且在抗战爆发前它的顶峰期间，CC派已有上万成员，其中大多为中低层党的干部。[48]

从他们在党和政府内取得的所有成就来看，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CC派期望发现或创造一批“社会的中转站，以传播他们的计划，并让全民接受”。[49]秘密社团组织的法西斯运动，似乎向CC派人员提供了他们所寻求的传播途径。从这点出发，英国人和日本人均把CC派的机构与法西斯蓝衣社相提并论。据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一位高级情报人员说：

据说，在中国发动一场法西斯运动是蒋介石将军最近一返回政坛就具有的野心。当陈立夫将军，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组织了一个叫作“西西园”的秘密政治团体，并由他的哥哥陈果夫将军任头目，这份野心便日益显露出来。这个团体在成立后改了名字，变成中国国民党“蓝衣团”。但由于意识到在一个党内不适合有任何具体的团体或开始宗派运动，该团体再次改变名称，起名为“蓝衣协会”。同时决定，这个协会应在其自己的组织里有不同的团体。[50]

日本特务部门实际上把CC派叫作“CC团”，认为是蒋介石政府的一支反日宣传力量，也是民政界与蓝衣社对等的一个组织。[51]

这个团体的使命是在中国组织爱国知识界，以唤醒大众和促进种族的发展，同时为祖国的繁荣而致力于恢复国民运动。该组织反对反蒋军事团体和所有具有反国民党色彩的社会或学术组织。它也以抵消外国影响为目标。这个团体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取得第二次革命的成果。[52]

日本人还认为CC团一贯忠于三民主义原则，而把蓝衣社视为“追随法西斯主义原则的专制组织”。[53]

这种区别方法似乎不无道理，尤其是从CC团力图在全国的学术界和青年团体中施展其影响这点来看。[54]其渗透工具是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它通常由蒋介石领导，向大多数省和主要城市送去了“中央干事”，这些人负有建立地方支部和在知识青年中成立外围组织的秘密使命。[55]所有支部组织的名字都以“社”结尾，在有些情况下，尤其是派吴醒亚去的上海，有一些不同性质的团体显然用了其他的名字。从另一方面看，在北平和全河北只有一个由张厉生（既是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成员，也是中央执行院党务局在河北省政府的特派员）为协助CC外围组织建立的“诚社”。[56]“诚社”每月第二个周六在河北省党部的大礼堂开会，参会的二三十个代表本身是五至十人小组的头目，也是大学和院校里被组织起来的骨干。[57]

在北平城里，关键的组织者除张厉生以外，还有胡梦华，他奉命挑选大学里品学兼优的男生来面试记者的职位。[58]1933年4月，胡拿到一笔资金，用来创办一个鼓动拥蒋宣传的季刊。他在5月里创办了《人民评论》，发表过反对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和冯玉祥反日的文章，并揭露了汪精卫和张学良的东北政府之间的关系。[59]前来面试的学生还经过了严格的考试，被选中者则成为“基本分子”，须吸纳他们的同学或熟人进入诚社。到了1933—1934年冬天，CC派在北平招收了70多名学生干部，大都来自北大和平大的法学院。[60]

CC派将普通学生纳入其圈内的企图，与黄埔一手操纵的、把复兴社成员纳入支持蒋介石反对汪精卫以及其他对手阵营的努力，正好同时发生，尽管他们各自为阵，互相独立。记者们以及受其影响的公众，把黄埔派秘密招纳军事化了的蓝衣社的努力，与贺衷寒为首的所谓“十三太保”连在一起。[61]例如，在1933年《北平晨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说：“蒋介石的党最终将会集中在如何对付汪精卫威胁的计划上。黄埔军校的十三太保……举行了几次会议，他们最终决定成立一个法西斯社团，该决定后来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62]

“法西斯”的形成

除了CC派与力行社之间声名狼藉的竞争以外，在公众的眼里，陈立夫还跟新“法西斯”的形成有关。据法国情报机构1933年8月12日的一份报告，那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一次夏季会议，陈立夫、曾扩情、吴醒亚（上海社会事务局局长）和潘公展（国民党上海教育局局长）等到会。

会议过程中讨论了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进展。会议决定，首先在国民党党部的“忠实军事机构里”和大学院校里成立法西斯支部……我们获悉的情况中包括：法西斯分子的影响开始在以下大学里越来越明显：中山大学（广州）、中央大学（南京）、河南大学（开封）和静安大学（上海）。[63]

尽管CC派和力行社在“法西斯运动”上相结合，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在那年夏初惟独指责蓝衣社是他大学里的主要麻烦。他把不久前本科生向教育部要求弹劾他的运动归罪于蓝衣社。邹指控说：“在某些想在政府内像贝尼多·墨索里尼或阿道夫·希特勒那样篡夺绝对权力的军国主义者的指示下，蓝衣社企图破坏国民党。”[64]

与此同时，媒介继续认为这个与纳粹同时出现、由蒋的忠实分子组成的新团体，一直在考虑使用各种不同的名称，其中包括“中国法西斯社”和“黑衫党”。[65]然而，他们最终选定了蓝衣社的名字，“因为他们认为【其他】名字可能会使国民党以为这个新组织会违反国民党关于除国民党外不可有其他党以及在国民党内不可有其他党的规定”[66]。

法国情报机构的报告里提到的庐山会议，有可能是军官训练团的夏季班。蒋介石在7月23日该班的总理纪念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在那个题为《现代军人须知》的讲话中，蒋这样形容意大利、德国和土耳其三个“新兴国家”:“劳动！创造！武力！”他解释说，劳动，意味着全国所有的人：所有行业和所有层次，从统治者到老百姓，从将军到士兵，一起不遗余力地不懈工作；创造，表示建设一个新国家，从旧社会上建立起一个新社会；武力，是一种“实质的力量”，它要引起革命，为国家的发展而扫除一切障碍。[67]蒋坚持说，所有这三项都互相关联而不可或缺，它们解释了为什么“新兴国家”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68]

两个月后，即1933年9月20日，蒋在江西星子县的讲话，是以法西斯主义是现代国家主义的一种形式为主题的。蒋声称“实在”是革命党员的首要品质；呼吁以禁欲甚至愚蠢的死板来抵制城里人的自作聪明和浮浅。在指控现代社会的轻浮与空虚时，蒋宣称应在“共同的”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精神”中寻找这种基岩。而那个法西斯精神的实质便是民族的自信。一个法西斯分子必须坚信他自己的国家是“最优秀”的，有最辉煌的历史和高于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化。对中国人来说，这意味着承认《大学》基本纲要是“我们民族最高的文化”[69]。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礼义廉耻”，为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智仁勇三者为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三民主义为我们民族革命唯一的原则，而归纳之于“诚”。因此我们要做革命党员必先要以精诚来保持固有的道德和传统的精神，才能复兴民族最高的文化。恢复民族在世界上特殊的地位，为人类来创造灿烂的世界，完成救人救世的高尚远大事业！[70]

蒋继续说，作为一股国际力量，法西斯主义被概括成极端的军事化。[71]尽管革命党党员不总是来自军事单位，但他们必须有意识地采用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就是要有军人的习惯和精神，军队的组织和纪律，换句话说，统统要服从，牺牲，严肃，整齐，清洁，确实，敏捷，勤劳，秘密，质素朴实，共同一致，坚强勇敢，能为团体，为党为国来牺牲一切”[72]。

集体秩序

蒋介石酷爱整洁，看到自己所指挥的农民军队绑腿系不紧，裤子没扣好，时常为他们的邋遢作风感到沮丧，这种将风度和道德混淆一体的冒牌法西斯主义搀杂着过于强调细节的气氛。在江西召开的第二届蓝衣社大会上，蒋做了冗长而语调严峻、在文化上自暴自弃的讲话，宣布说：

中国人怕死。作为个人他们很聪明，但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愿牺牲自己。是一个没有集体精神的民族……中国非常浪漫。纪律被抛弃了，法律和秩序容忍蛮人，而所有礼貌和荣誉的高尚德性全都丢失了……自由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区别含糊不清，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人实际上只是自我利益寻求者，人欲横流，礼貌不复存在而荣誉也成为未知……中国人虚荣心非常强烈。这种虚荣并非产生于今天，而是源于我们的祖先……他们只图高官厚禄。此外，最大的毛病是虚假和欺骗……中国人作为缺乏个性的现代人，尤为无礼而不知纯洁。到处是肮脏和污垢到了极点……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一种对国家有害的心态……一切都很肮脏。[73]

显然是被日本和德国村庄的整洁和具有科学性的精确所震撼，蒋介石似乎把刷牙和公共卫生与法西斯在30年代中期所体现的集体权力机器及民众意志相提并论。而且，中国人显然无疑地将他们眼中的德国人突出的军事素质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觉得那是一个对自己不太具有威胁的民族，因为德国在前一次世界大战中丢失了他们在中国享有的治外领地。[74]

就这样，蒋介石把他对法西斯军事纪律的观点融进了有关社会阶层和家族世系牢固的新孔学中。无疑，这份沿袭来的智慧透露出他在富裕农家小康环境下成长的痕迹。那种家庭往往受一位自以为是的母亲的控制，她坚信孩子们必须用对长辈毕恭毕敬的态度来对待打扫农舍。[75]于是，带有中国色彩的法西斯军事化便成了用孔学教育中国人民的另一种方法。[76]

这也被认为是在中央政治统治下的另一种团结民众的方法。力行社的国民军训运动原意在于把小农社会的一盘散沙汇聚起来，以教育人民为保卫自己、反共和抗日而如何“集汇”和“结社”。为此，在训练总监部的助理下面成立了国民军训教育处。它的任务是在行政院领导下，在所有的省市建立地方国民军训会。[77]

据其发起人之一所说，这种民间军事训练是一场“带有革命性的社会改革”，意在使中国进入“科学的群众时代”。正如根据1936年5月5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在次年成立了一个总务处来选举国大代表那样，正如1935和1936年的初选那样，这个军训运动意在遵循孙中山的“全国重组计划”第24条的呼吁：在1937年后把权力归还人民。一言以蔽之，军训运动的目的在于成为孙中山所预见的中华民国政治监督制度总体演变的一部分，但它在1937年7月由于日本人的入侵而中断了。[78]

注释

[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564页。

[2]The Blue Shirt Society，p.1。邓元忠指责《纽约时报》上对这个名字的英语解释，他认为这种解释是从1936年11月12日的日本报纸上摘引来的。它把蓝衣社当作恐怖分子、法西斯及反日组织来称呼。邓还认为艾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亚洲战役》（Battle For Asia，1941）有问题，因为里面把蓝衣社描写成秘密特务组织。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7—18页。显然这个称呼早在1932—1933年就广泛地在媒介和官方文件里使用了。见Rissov，Le dragon enchané，p.151。

[3]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4685，26/8/33。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记得，在1933年，这个称呼在中国的校园里已是众所周知了。爱泼斯坦：1985年3月5日在北京的采访。

[4]M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pp.1—2.

[5]“No Blue Shirts，No List；It’s All Wrong,Says Fang”，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July 20，1933,n.p.，剪贴入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4685,26/8/33.

[6]《亚洲杂志》刊登了一封道歉信，以使其得以在中国重新发行。因为这篇文章使该刊在那里被查禁。“Asia Magazine Back in China”，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July 18，1936。

[7]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情报员的看法在那时也可能受到公众流言的影响。

[8]M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p.3；The Fascistor“Blue Shirt”Party in China，pp.1—2.

[9]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4685，3/10/40.

[10]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第82页。这个运动应对“似乎预兆了后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巨型的群众活动”负责。1937年2月，6万人被动员起来在两个月里清除秦淮河。1937年8月，2万人被动员起来为抵抗日本人进攻南京而建筑一条长达107里的防线。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5。

[11]Blue Shirts Fascist Movement in China，p.2。另外有一个关于蓝衣社项目的说法强调：一、在共产党活跃的省份里，除了建立群众组织外，还要有一个安全系统和情报网；二、为了动摇军阀的权威，尽量向其军队进行渗透，并散布宣传；三、为了蒋介石政府而努力稳定中国北方省份。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58、p.64。并见徐有威：《关于“蓝衣社”的几点辨析》，第71页。

[12]这个经济发展计划在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p.68—81中得到周密的分析。

[13]校友会的成员每人应当向该会缴付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

[14]贷款金额非常有限：犁具、割草机、马匹等的贷款为3-10元，没有利息，贷款可分期偿还。

[15]蒋介石从奉化的一个学校的集资款里拨出100万元。河南和湖北财政厅厅长李基鸿捐献了100万，中国商业航运公司的总经理郭外峰也捐献了100万元。

[16]它的董事包括李基鸿、郭外峰、萧赞育和刘咏尧。

[17]Two Sources of Anti Japanism，p.29.

[18]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0页。

[19]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3页。

[20]薛光前在1937年的文章里说：“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中国国民革命最根本的动机与意大利的法西斯革命相似……在总司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家经济复兴运动，与墨索里尼的想法不谋而合。”China Quarterly，1937，2.488，引自Guorlay，“Yellow”Unionism in Shanghai，p.106。

[21]一些有时把蓝衣社称为“青年军官团体”的美国人发现，“从成员们的平均年龄及其社会主义倾向来看”，他们和日本的青年军官集团以及共产党领导者之间有着相似之处。这是路透社驻南京记者汤姆·曹（Thomas Chao）向在那里的美国代表团威利斯·派克（Willys R.Peck）表达的意见。Blue Shirts Organization，p.4。

[22]1928年初，天津的《中国北方日报》便说过，“中国需要……一个中国的墨索里尼”。1929年广州的《中国真理》把墨索里尼说成是“一个卡拉（Carlyle）笔下的英雄”。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22。

[23]“Blue Shirts for China”，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June 20,1933。剪贴在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国际租界）档案里，D — 4685，1933年7月8日。蓝衣社成员的工资应由南昌和南京提供。新成员的月工资在30元左右，“许多无业但雄心勃勃的南方年轻人加入了这个组织”。

[24]酆悌于1936年被派到德国与战争部长冯·布朗贝格（Blomberg）一起工作。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p.137。

[25]同上书，第232页。唐纵后来在戴笠死后成了军统局的“三头之一”（另二人是郑介民和毛人凤），接着又在1947年当了全国警察头子，1950—1952年任“内政部长”，1957—1958年任台湾省政府总书记。

[26]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1页。其他许多人也非常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吸引。张学良在30年代从欧洲回国时，充满了对法西斯的热诚。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22。

[27]The Blue Shirts Society，p.7。其他最常被人提起的三个领导人为邓文仪、康泽和戴笠。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8页。据日本资料，这14，000名成员中大部分（599人）在南京、北平—天津—保定区域（1，173人），以及江西（946人）。江苏有540人。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58。上海工部局警务处认为，由于这个组织的秘密性加上政府否认这个组织的存在，所以无法估计蓝衣社的成员数目。M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p.4。据日本的上海简讯说，蓝衣社发布过一个强调绝对保密的命令。该命令要求在每个分支机构中互相使用别名。Blue Shirts to Suspend Anti Japanese Activities。

[28]“黄埔派系一词本质上含有一个既不属于任何机构范围，又不属于在军政事务方面有明确意识形态倾向的松散团体。与黄埔挂钩的人作为一个组织起来的团体，通过蓝衣社而变得重要起来。”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53。

[29]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30页。

[30]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p.46—47.

[31]作为蒋的禁卫军司令，陈诚将军和胡宗南将军拥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两人再加上戴笠，有时被称为蒋的“三鼎甲”。张新：《胡宗南其人》，第172—173页。

[32]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4—55页。

[33]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4—55页。并见Tien，C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63。那时杨永泰是蒋的军事委员会总书记，也是那里的政治部主任。他在1936年被胡汉民的一个支持者暗杀之前曾经非常积极地提倡新文化运动。蒋介石的结盟兄弟张群，在1929年至1931年任上海市长之后，负责蒋的行营部政治处。其他政学系的人包括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和北平政治协会主席黄郛。The Fascist or“Blue Shirt”Party in China，p.2；The Blue Shirts Society and the Arrest of Yuan Hsueh Yi，p.1；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48—49，4：18。

[34]CC代表双陈或英语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即国民党在北伐时期的内部圈子。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47。

[35]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164—165；Fewsmit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p.44.

[36]Papp，General Chiang Kai shek，pp.1—2。在刘福彪指挥下的敢死队大都由青帮和红帮分子组成。Brian G.Martin，The Green Gangand“Party Purification”in Shanghai，p.10。

[37]Papp，General Chiang Kai shek，p.2。1927年春陈氏兄弟策划的大清洗之后，陈其美的遗体被安放在国民党革命纪念馆。1927年5月18日，全上海的中国人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见North China Herald，May 21 and June 4，1927；Martin，The Creen Gang and“Party Purification”in Shanghai，p.47；Chang and Meyers，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pp.87—89。

[38]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p.47。所有在1926—1927年间在上海活跃的国民党主要人员都曾在1911—1916年间与陈其美非常接近。他们中有纽永建、王柏龄、杨虎和黄郛。Martin,The Green Gangand“Party Purification”in Shanghai，p.47。

[39]陈果夫是股票经纪人，据说蒋在那里当跑堂，而且输了很多钱。交易所的头目中有虞洽卿。Martin，The Green Gang and“Party Purification”in Shanghai，p.116；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48。

[40]陈从这三个省招收了4，000名学员，他们成为黄埔一期班和二期班的主要学生来源。其他征募人包括在湖南招生的毛泽东，在山东招生的丁淮汾，以及在陕西招生的于右任。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48。

[41]郓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第44页；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pp.206— 207。

[42]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49.

[43]“执杖”派由中山大学法学院右翼院长谢瀛洲领导。同上书，第49页。

[44]组织部由三个处组成，他们负责对政府人事、军队人事以及其他部门的人事进行秘密调查。这些处分别由徐恩曾、戴笠和丁默邨负责。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p.207。

[45]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第84—89页。

[46]“陈立夫过去几年一直负责抓捕江苏和其他省内成百上千的共产党人，而且为此而拨付的成千上万美元都由他经手。”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4685，25/10/35。

[47]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p.50—52.

[48]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第49—51页。

[49]Henriot，Municipal Power and Local Elites，p.1.

[50]Blue Shirts Fascist Movement in China，p.1.

[51]“CC团的人与蓝衣社一样，把蒋介石将军当作他们惟一的革命领袖。他们声称自己的目标是协助蒋将军获得独裁，并反对所有反蒋宣传和反国民党的组织。在国际活动中，他们坚决反日。”Two Sources of Anti Japanism,p.12。

[52]“CC团的人与蓝衣社一样，把蒋介石将军当作他们惟一的革命领袖。他们声称自己的目标是协助蒋将军获得独裁，并反对所有反蒋宣传和反国民党的组织。在国际活动中，他们坚决反日。”Two Sources of Anti Japanism,p.12。

[53]Two Sources of Anti Japanism，p.12.

[54]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6页。

[55]在陈氏兄弟派遣的干将中，有去山西和绥远的苗培成，去东北的梅公任，去江西和安徽的程天放，去南京和四川的叶秀峰，去贵州的张道藩，去江苏的余井塘，去浙江的洪陆东，及去福建的陈肇英。胡梦华，《CC外围组织诚社始末》，第147—148页。

[56]张厉生和CC派的人那时与聚集在北平的政训处的复兴社成员有较好的关系。当时复兴社以北平政训处的头目曾扩情为代表，曾与张厉生共同在陈果夫手下的组织部当过书记。事实上，曾当选为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成员，是靠了张厉生和陈氏兄弟的支持。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37—138页。

[57]胡梦华：《CC外围组织诚社始末》，第147—150页。这些会议的主题通常是关于教育与政治，会议往往以攻击教育部长王世杰和北大校长蒋梦麟结束。

[58]胡梦华被指定为河北党支部的调查员并负责监督省里的文学艺术圈子。他之所以受到张厉生的注意，既由于他在《革命向导》上坚定的反日社论文章，也由于他在北大的教授职位，因为这使张认为他可以鱼目混珠地把胡当作进步分子。胡梦华：《CC外围组织诚社始末》，第143页。

[59]该刊物有700元的补助。胡梦华被告知要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党的独裁，一个领袖专制”，“没有党外党，没有党内派系”，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胡梦华：《CC外围组织诚社始末》，第148页。

[60]包括赵在田和李宝谦在内的干部们主要来自华北。也有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朝阳大学和平大医学、艺术和农业学校的。同上书，第148—149页。

[61]这十三人的名字有所变化，尽管通常是指贺衷寒、刘健群、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郑介民、葛武启、梁干乔、萧赞育、滕杰、康泽、杜心如和胡宗南。戴笠的名字常常被提起，因为他控制了力行社——复兴社的“蓝衣社”组织的整个特工部。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8页；张新：《胡宗南其人》，第171页。

[62]The Blue Shirt Society,p.2。据当时日本的一份报告，蓝衣社由蒋介石主持，其常务委员会应由贺衷寒、桂永清、叶维、康泽、萧赞育、周复、郑介民和刘健群组成。Two Sources of Anti Japanism,p.32。

[63]“French Police Daily Intelligence Report”，August,12,1933。插入于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D-4685,August 26,1933。

[64]“Blue Shirts for China”，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June 20，1933。剪贴入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D-4685，July 8，1933。

[65]后来成立了一个“中国国家社会党”，被外国媒体认作“中国的纳粹团体”，但它与蓝衣社是完全不同的组织。Shanghai Times，January 7，1935，引用在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4040,8/7/35。关于纳粹在中国的活动，请看D-4724，12/6/33，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Oakes，White Man Folly，p.257，p.351；Godley，Fascismo e nazionalismo Cinese，pp.751—752；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pp.27—28。

[66]The Blue Shirt Society，p.7。关于把蓝衣社当作“党内之党”的看法，见M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p.3。日本资料提到该社成立时有三项原则：“1.蒋介石终身应是该社的顾问。2.黄埔军校圈子的人应成为该社的核心，他们应扩大和强化其影响。3.该社成员应遵循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原则，并采用和模仿共产党组织和法西斯精神。”Two Sources of Anti Japanism，p.29。

[67]“亚洲的法西斯主义可以说是把军事化强加于政治和社会生活。在没有法西斯党的中国，法西斯的概念继续在国民党的军事部门里传播。”Chung,Elitist Fascism,p.28。

[68]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载《现代军人须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21-322页。关于蒋谈到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国由于遵守社会纪律和组织规定成功建国，见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26。

[69]蒋愿意从相对主义的角度承认，任何“法西斯”国家都会主张自己国家的文化的优越性。对蒋的这一观点，约瑟夫·莱文森（Joseph R.Levenson）有很多评论。

[7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如何做革命党员》，《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565—566页。

[71]根据所谓“精英法西斯主义”的最新研究，蒋介石在蓝衣社的暴力和新生活运动的新孔学之间做平衡的努力，属“典型的法西斯式”。Chung Dooeum承认中国既不存在一个受欺负的中下层阶级，也没有“渴望拥抱‘迟缓工业化’观念的”生意领导人，他认为蓝衣社没有深入地卷入关于法西斯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辩论。相反，他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者们坚持把德国褐衫党当榜样的事实，蒋的公济会坚持了“反共清洗、反日民族主义和刺杀政治对手”的活动——它们在形式上与法西斯相仿。Chung，Elitist Fascism，p.169。关于法西斯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详细评论，见Paxton，The Five Stages of Fascism，全书。

[7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如何做革命党员》，《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566页。

[73]引自于I wai Eiichi的Confidential Investigation Pertaining to the Lan I She,pp.15-16。I wai Eiichi在1937年前是日本驻成都的总领事。此文因此而从日文转译出。——译者注

[74]德国在政治地理上看也相对地不具威胁。干国勋总是力图把力行社与法西斯主义分开。对为什么军校附属的、由三个德国军官教授的军官训练班采用了德国的教育方式，他解释说：“此项德式军训，以其于一次大战战败后，在中国无任何特权，能以平等待我，而其战技仍属世界第一流，能助我改进部队战技，为抵抗日军现代化做准备，与其政治性质无干。”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69页。关于中国人与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经历的不幸关系，请看《前途》一文，摘引自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24。

[75]“黄埔时代的蒋介石……从他的讲话里显露出他是个严峻易怒的军纪官。他会在出其不意的时候挑剔地指出某某军服没系扣或某某脏乱不堪。对瞌睡的警卫或胆怯的人，他不会怜悯。他总是自我夸耀地把他在保定军事学校的艰苦训练与黄埔的优越条件相比，他那时的军校生吃的只有萝卜、咸鱼和米饭。”Lestz，The Meaning of Revival，p.203。

[76]南京政府在1934年决定，8月27日为尊孔日。在上海，所有机构和单位都得按命令派人去南市的文庙参加尊孔仪式。这与孔子的出生地曲阜的纪念活动同一日发生。上海通社编辑：《上海研究资料》，第184页。

[77]该部先后由贺衷寒、潘佑强和杜心如领导。所有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学校里都派进了1至5个军训官，他们的级别在上校、中校和少校之间。

[78]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2页。

第九章 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

我们还不能肯定法西斯制度之是否适宜中国，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是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但是我们应该研究法西斯主义，可以作为借镜。

萧作霖：答《中国革命》读者的信[1]

欧洲法西斯运动

尽管力行社内部成员们宣称，蓝衣社的军事训练活动事实上只是对选民教育的一种形式，但一般人并不这么认为。当时的报纸和杂志经常把蓝衣社比作盖世太保，而且蓝衣社本身对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也非常感兴趣。[2]一般民众对纳粹和法西斯同样热衷：在1933年的中国谈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时髦，《上海申报》曾连篇累牍地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反映了公众对黑衫党和褐衫党的普遍兴趣。[3]

然而，尽管在南京立志社办公处内部成立了“中德编译学社”，复兴社杂志《前途》（该杂志由贺衷寒从政训处提供资金）的编辑们对提法西斯主义仍感到惶恐，他们怕因此而冒犯某些读者，包括蒋介石在内。[4]后来，他们的编辑们对纳粹的雅利安种族优化的概念深感忧虑。[5]复兴社在1933年另一家杂志《中国革命》的编辑萧作霖说，尽管人们对法西斯主义到底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现象的蔓延有何关系的解释很感兴趣，但他和他的撰稿人们都怕写这一类的文章，因为蒋介石本人没有使用这个词。[6]

同时我们也实在对于法西斯主义还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说也说不出个名堂来。并且蒋介石虽然在实际上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三民主义来实行，但是他在口头上自始至终都不谈法西斯这个名词，开口闭口也还是三民主义，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这个名词了。[7]

与此同时，《前途》总编刘炳藜决定把该杂志第6期专门用来考察法西斯主义。[8]据该杂志说，其目的大致是要终止传统的个人主义并迅速促进集团主义在中国的普及。[9]但那一期杂志有关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文章非常具体，法西斯的许多方面，包括它的经济政策，都得到了详细的研究。[10]

而且，至少从兴趣和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表白来看，蓝衣社的确与3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有部分的相似之处。

我【Lloyd Eastman】相信蓝衣社可以被准确地形容为法西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方式和他们表达的观点与显而易见的法西斯运动不谋而合；他们有意识地追慕、模仿并宣传欧洲法西斯思想；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把自己当作法西斯分子。[11]

从结构上看，蒋属于军事独裁，其统治与其说是法西斯式的不如说是专制式的，而且他的复兴社的信仰是“一种反动的、发展中的民族主义的形式”，政治学家们通常把它当作一种“延迟的工业化的意识形态”。[12]党和政权所赖以建立的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概念，是基于既要避免资本主义社会非道德化的个人主义，又要避免社会主义革命所预言的阶级斗争。[13]就像沃特·高雷（Walter Gourlay）指出的那样，国民政府与城市工人阶级的关系和欧洲法西斯体制与工会间的联系非常不同。

法西斯的工会主义既带有官僚特点又生气勃勃。它有意识地教育、灌输和引导工人在法西斯主义的“新秩序”里承担一部分角色。作为个人，工人们不断受到成为法西斯工会领导的鼓励，而且这样的领导地位也在党的等级制里设立了。由此，工人阶级便直接地与国家联系了起来。工人们不但没有被非政治化，相反在一种谨慎而受制约的方式下被政治化了。于是，当然就有了以工厂群众为基础的因素。与此相反，蒋的解决方式是官僚性的，但却毫无生气。对“黄色”工会的控制和管理中几乎少有工人的参与。领导们来自于工人以外的阶层，这在意大利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可想象的是墨索里尼会允许自己与“青帮”分享对工人的控制。如其他许多事情那样，在控制劳工上蒋是个折中主义者，他会模仿战术和技巧，却无法模仿他们的精神。蒋并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成不了。他是个军事官僚。他的方案不是去赢得工人，而是凌驾于他们之上。[14]

而且，1936年撰写的蓝衣社的训练手册否认与西方法西斯主义有过多的相似之处。它承认：“许多同志认为，我们的组织成立时正值欧洲法西斯主义上升时期；于是，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及奠定中国社会的基础，我们必须与世界潮流保持一致，并采用法西斯主义；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法西斯主义。”但手册说，这个观点会使人产生误会，因为一旦模仿外国人，必然会使蓝衣社无视中国的特殊条件，从而无法认识到三民主义是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完整意识形态纲领。[15]力行社的创始人之一干国勋，在许多年后写道，他对把所谓蓝衣社当作法西斯组织感到愤怒。“我们怎能让敌人诬陷我们的事业，并称我们的秘密组织蓝衣社为法西斯组织呢？”[16]

据干国勋回忆，一些成为复兴社三级组织成员但从未真正介入力行社核心部分的记者和评论家们，不但完全误解了原黄埔的运动发起人的目的，而且太轻而易举地滥用了“法西斯”这一词语。这些人，包括《动乱的回忆》的作者陈敦正，都被复兴社个别领导人模仿欧洲法西斯的表面现象蒙蔽了。[17]比如在复兴社训练处工作过的陈敦正曾这样形容刚访问德国和意大利旅行回来、带着一副纳粹冲锋队派头的上司滕杰：

滕先生穿了一身橄榄绿色的军装，上身是中山装，打着领带，下面是马裤细裤脚，足登马靴，趾高气扬。腾先生告诉我这就是当时德国希特勒的制服。[18]

而实际上，滕杰只是复兴社仅有的几个去过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官员（其他人有杜心如、李国俊、酆悌、潘佑强和胡轨）。他们访问的目的并不在于研究法西斯本身，而是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的角度，去观察德国和意大利是如何摆脱曾阻碍英法在本国铲除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桎梏的。[19]

如果说，欧洲法西斯对共产党的残酷攻击有助于力行社成员抛开他们对侵犯民权仅有的那么点顾忌的话，德国的褐衫党和意大利的黑衫党则为复兴社树立了一个新的可参照的会议风格和集会仪式。此后不久便有一些蓝衣社前沿组织的集会，以一种“法西斯雏形”的文化形式出现。[20]而这种集体性被后来的一个成员称为“警察前卫的刀剑文化”，在那时的确显示出一种与欧洲法西斯仪式相似的场面。

例如，复兴社于1934年在杭州建立了一个“文化前卫队”，它由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和国立艺专学校的三四百学生组成。它的成立仪式是在代表了“血和铁”的长剑和匕首前举行的。仪式上，中央空军学校和江苏警察训练学校的干部们身穿军装列队成行，在警察学校校长及力行社的创始成员赵龙文的指挥下组成了一列仪仗队。成千上万的人观看了新卫队成员荷枪实弹宣誓效忠的场面，他们似乎被这种严峻的秩序和庄严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21]

确切地说，在这组相对来说年龄不大、对着蒋介石像宣誓的半军事化的学生团体，同在纽伦堡向元首列队致敬的军队或是在罗马广场上挥动拳头对元首欢呼的人群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22]当时一名记者通过从另一个角度讨论定义的问题，即在欧洲法西斯运动中寻找与蓝衣社相似的组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差别：

像蓝衣社这类组织在西方也不是鲜为人知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有他们自己监视党内外分子的秘密警察。有些中西方的评论家把蓝衣社定成法西斯。但如此简易的标签使人产生误解。首先，没有一个法西斯政党能够或者愿意是秘密的；它的力量在于其大规模地公开宣传与组织的能力，并由此来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阶层在内的共同阵线来支持这个运动。其次，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任何国家都如此相异，其政治程序也有本质性的区别，因而无法用西方的概念来界定。国民党本身与西方法西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类似，但它具有太广的多面性——也因为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源于西方民主制，而非独裁传统，它对现代中国的特殊条件的适用性还没有被证实。[23]

不过，即使欧洲的黑衫党和褐衫党与中国的蓝衣社不完全是一回事，法西斯主义的形象在那些年代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强大而且具有吸引力。正如我们所见，为数不少的中国军官被派往德国和意大利受训，他们回国后充满了对“法西斯主义”的崇敬，“而且相信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当时情况下的价值”。[24]而且，即使蓝衣社仅仅渴望寻找新鲜的政治观点，以向陈氏兄弟及其党徒对报刊出版的垄断进行挑战，那么法西斯主义的冲动口号对极端民族主义化的中国人来说，也必然成为他们的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25]

媒介的竞争

与CC派争夺对印刷业的新设备的控制，使蓝衣社背离了蒋介石关于让他们主要在公共安全和警务范围内活动的指示，因为印刷业被认为属于民事政治范围。[26]所以，一开始除了创办复兴社控制的报纸杂志以外没有什么其他正式活动。复兴社的“官方”报纸是《中国日报》，它的前身是《文化日报》。[27]其主编是蒋介石前军事助理、蓝衣社内“西南派”的首领康泽。[28]后来康泽被调去负责组建一个在“剿匪”区域“剿共”的别动队。此时他分管宣传工作，也许部分是出于防止他通过参与蓝衣社培训项目而继续扩展他这一派的影响的缘故。[29]

不管康泽的这一任命缘由如何，康泽成了蓝衣社杰出的报刊出版人。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出现了严重的报刊印刷危机，但康泽对此早有准备，他储备了大量的印刷纸张。也因为他的战事消息直接来源于前线，所以《中国日报》拥有极高的发行量。[30]

还有其他一些力行社控制的报纸。除了在上海出版的《前途》和在南昌与汉口印刷的《扫荡》以外，复兴社还对下列刊物有影响：

《北方日报》——余洒度主编，出版于北平。

《老实话》——刘健群编辑，1933年8月出版于北平。它比起正规报纸来更像简报，主要刊登有关政党人物耸人听闻的轶事，以及对共产党人进行造谣诽谤。

《人民周报》——蒋坚忍编辑，杭州。

《青年与战争》——萧作霖创建于南昌。开始主登“剿共”文章并致力于激发青年人，后来于1934年7月与《中国革命》合并。[31]

其他还有一些复兴社知识分子成员编辑的刊物，但除了符合前面提起过的两个口号：“攘外必先安内”和“绝对支持一党一领袖”以外，它们之间没有体现出共同的理论基础。这些报纸包括了《南方日报》（福州）、《河南晚报》（开封）、《国民新闻报》（杭州）、《新青岛报》（青岛）、《新中华日报》（汉口）、《中华周报》（南京）、《国际译报》（南京）、《新社会》（上海）、《思想》（上海）、《民族文艺》（上海）、《现代社会》（天津）和《西北评论》（西安）。[32]

这其中的有些报纸因自身特点而被认为属于国民党极右派。其他的，如曾扩情编辑的《世界日报》（北平），则被读者认为不属于任何派系且观点中立。[33]复兴社所属刊物的这种缺乏明显倾向性的情况，要比蓝衣社自己的政策和政治理论上出现的含糊状态更常见。[34]于是为了平衡这种含糊状态，也为了向蓝衣社提供一个前沿组织以使其活动深入文化界，一个由蒋介石的亲信，包括蒋的私人秘书邓文仪组建的“中国文化学会”，于1933年12月25日成立了。[35]

邓文仪长期以来对文化事务持有商业兴趣，他曾经向朋友们借钱开办了“提拔书店”，那书店出版过蒋介石的言论集和军人手册系列。书店和编辑室合起来就是一个小出版社的样板，它在吸引那些渴望用学习国家领袖语录来提高自己的顾客方面如此之成功，以至于引起了邓文仪和他的领袖之间激烈的争执，而这几乎让他倒霉。

首先，那些深为嫉妒的政治—商业竞争对手们满怀恶意地向蒋介石汇报说，邓文仪利用领袖的名誉和声望来大笔盈利。然后，当蒋在1930年新年对黄埔学生的讲话被提拔书店的某个刊物误解后（暗示国民党军队将向东北进军，那就等于肯定了与张学良军队的冲突），蒋介石把他的这位秘书召来狠狠地训了一顿，说要关闭他的书店。一开始邓文仪不服，用了一个多小时来争辩说他的书店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不能被关闭，而且要征求书店股东的意见。这对蒋无异于火上加油，结果邓终于在蒋的臭骂下缩了回去，回到自己家里，懊丧地哭了一天一夜。[36]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邓文仪一直非常沮丧，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竟然都不屑向司令部的上司请病假。蒋本人则装作没注意到他的缺勤。终于，一个月后，当蒋在中山陵向一队负责江西“剿匪”动员宣传的人员作讲话时，邓文仪自己来到了那里。讲话后，蒋主动向邓打招呼，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和是否上班。然后“校长”温和地对他说：“你的毛病就是懒散，如果打起精神工作，一定可以把事办好，今后要切记改过，勤奋工作，从明日起，你到总司令部去办公。”次日邓文仪便去上班了。[37]

新生活

这次感情冲动的危机反映出蒋介石和他的部下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这之后，邓文仪继续经营他的出版公司。事实上，当力行社的蓝衣社成形时，邓的“提拔书店”已经发展成了连锁店，并在南京、汉口、南昌、长沙、贵阳及其他城市发行。[38]中国文化学会也因此汇入了邓文仪的一个已经建立好了的简单而面广的宣传网络。它的出现正值新生活运动开始：新生活运动由江西省省长熊式辉于1934年2月在江西发动，这种道德复兴观的基础，来源于“传统孔学信条、基督教道德准则及军事理想的意识形态大杂烩”。[39]

在力行社内部，新文化运动被当作蓝衣社的“四大运动”之一。社会上所有的干部和成员都受到它的左右，尤其是在他们个人财产和收入方面。力行社的规定要求所有的成员都应当登记他们的私人财产，将来所有的财产增减都将通过其工资来调节，而这些财产应当由书记处的会计或力行社的监察员抽查。贪污200元的，处徒刑；偷窃500元的，处死刑。力行社在地方的协调组织因此而制造出“一个新气氛”以清除挥霍、贪婪、懒惰、欺骗、叛逆、赌博、淫乱，以及所有“封建士大夫”的“好逸恶劳”之类的种种“恶习”。在这个扫除浪费和到处封官许愿的新道德秩序下，男女大众将“复兴我固有的日新又新之创造民族精神”，以“恢复自鸦片战争战败后之民族生存发展信心”。[40]

中国文化学会相应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大众共同利益的方法来“更新生活”。这种努力的关键是一个“军事化”项目，它原先只针对复兴社成员，后来通过新生活运动促进协会的运作扩展到了一般公众。正是这个协会采取了许多极有争议、强加于人的运动措施，如限制吸烟、跳舞和穿某些西化的衣服。[41]蓝衣社后来遭到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传教士们的指责，说他们颠倒了新文化运动最初的宗旨，而把它变成了一场法西斯统治的运动。[42]

中国文化学会名义上由蒋介石主持，但它的日常领导是邓文仪、萧作霖、贺衷寒和吴寿彭。邓是理事长，而萧当了南昌总部的秘书长。与此同时，决定让萧作霖去上海，在刘炳藜（《前途》的编辑）、倪文亚和其他蓝衣分子的帮助下建立该学会的一个分会。[43]

蓝衣社在上海的脚跟已稳。1932年1月，力行社筹备处曾经派遣叶维去那里建立一个控制学生运动的组织。[44]根据日本资料，两年后，蓝衣社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会议。[45]会议决定了一系列的组织原则，建立了组织结构并订立了关于成员的规章守则。日本资料说，蓝衣社的章程宣称：“法西斯主义应当用于实现独裁。”他们的誓言要求他们致力于发扬民族独立精神，取缔所有不平等条约，并使整个国家集权化。在政府官员中加强军事化，“使他们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同时，用刺激各省乡村手工业，压制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普遍建立农业实验站的方法来发展商业、矿业和农业。另外，为了“尽快实现社会新秩序，建立基于法西斯主义之上的国家”，蓝衣社根据形势开始涉入情报、宣传和处决的活动。[46]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南昌宣告“新生活”运动的开始

根据这些大惊小怪的日本资料，上海的蓝衣社组织系统图显示，其地方上的特殊地区分部直接受南京总部的领导。它还表明：

1.平津站，包括天津警察情报局；2.平津地区惩戒委员会；3.常设在大同、济南、青岛、山东、唐山、张家口和绥远的分部；4.一支北方特殊纵队，它在大连、沈阳、新京、哈尔滨、黑龙江、四同、营口、承德等地都有自己的分部；5.武昌分部；6.分散在整个全中国省市的各级单位。[47]

其他外国情报和警察机构也积累了关于蓝衣社的情况。至少在1933年8月，法租界的警察已宣称他们发现了在国民党社会局局长吴醒亚领导下的上海蓝衣社，吴醒亚被认为是蒋介石在上海的情报头子。[48]国际租界的警察也误把蓝衣社上海分部与CC派和陈果夫混为一谈，而且认为该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把“一种新精神，法西斯主义，作为在危难中拯救国家的措施灌输给大众”。显然，他们也误把吴醒亚当其头目了。[49]

文化控制

要是真像一些情报分析的那样，吴醒亚是CC派的人的话，那么在萧作霖于1934年2月刚到上海准备在环龙路76号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促进复兴社文化事务，上海的蓝衣社与陈氏兄弟便已处于对立状态。[50]早在这之前，萧的筹备组就向上海市市长吴铁成、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和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发出了特殊邀请。这些重要人物每人都同意加入这个新委员会。而且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又有七八百人被吸收为中国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其中多数是大学生和教授。研究会由3个常务理事领导：吴铁成、刘炳藜和萧作霖。[51]

陈立夫在上海文艺界集会上发表演说

据萧作霖本人说，中国文化研究会成立时正值复兴社“法西斯宣传运动”的“高潮”，当时蓝衣社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并在上海对公众具有很大的影响。[52]他们在环龙路50号开了一家文化书局和书店后，中国文化研究会在发行青年丛书、军事丛书与民主丛书的同时，开始定期发行它的简报。研究会还通过在南昌总部的吴寿彭出版了一系列的翻译刊物。[53]

复兴社期望在中国发动一场“文化运动”，这可以给予蓝衣社的知识分子们一个机会来控制广大读者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领导全国的复兴运动。这个计划在复兴社的月刊《前途》中被含糊地提到：吴铁成、刘炳藜、贺衷寒和其他人都在该刊上撰文，如“中国历史中的文化统治”,“我国文化统治的历史观”,“三民主义的统治阶段”和“统治文化与救亡图存”等。[54]这些文章的共同点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统制”概念，它模糊地表示复兴社必须以某种方法来对全国的知识领域获得统制，而且尤其是蓝衣社，而非陈氏兄弟的圈子成员，应当在当时中国的主要文化中心上海对新思想运动进行控制。[55]

CC派明显意识到了这些挑战，并准备对此作出反应。中国文化研究会一创办，CC派成员立刻也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当萧作霖于1934年去上海建立中国文化研究会分会时，陈立夫立刻接踵而至，在维克多·艾曼努埃二世大道设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上海分会，在文学和文化圈子里为争取“名流学者”与萧作霖的人马竞争。[56]

CC派也成立了一个“特别团体”来“调查中国文人的政治倾向”。[57]这个“特别团体”后来包括了《晨报》的编辑王新命[58]，商业出版社编委主任何炳松[59]，南京中央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吴育干[60]，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寒冰，中央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黄文山[61]，北平大学新闻系教授陶希圣，复旦大学教育院院长章益，《文化建设月刊》编辑樊仲云[62]，及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萨孟武[63]。

CC派成立的与之相对立的组织文化协会，使市长吴铁成和一些大学的校长们非常为难，因为他们已经加入了复兴社的筹备委员会小组。最安全的办法是双方的组织都加入。于是他们及一些有影响的教授们很快地这么做了。但结果是，中国文化研究会在获取上海的大学生，尤其是大专学校的学生的支持方面，要比CC派的文化组织擅长得多。[64]例如，在暨南大学，蓝衣社能使大多数学生忠实于他们，因为文化研究会的干部们自己大都是前军校学生，所以他们能更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他们的支持者们。[65]当CC派的支持者们试图反击时，双方公开开战了：中国文化研究会的干部们干脆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成员抓了起来关押在校园里，吴醒亚及国民党社会局和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对此感到震惊。[66]后来经过市长吴醒亚的调解，并领来了复兴社的人（他们故意躲开，以免被迫释放被逮捕的对立派分子）进行谈判后，被抓的学生才得以释放。[67]

上海的蓝衣社在组织邻城的警察和军事人员的支持方面，也比对手CC派要强。比如，他们在上海建立了文化研究分会后，马上也在杭州建立了一个分会，而且还在那里建立了由浙江大学和其他地方学校学生组成的“文化前卫队”（其法西斯式的人会仪式在前面曾经描述过）。[68]

尽管在通过前沿组织来获取学生支持这方面蓝衣社比CC派强，但蒋把复兴社及其附属组织的运作都限制在军训和保安范围内。由于在组织群众上不顺，陈立夫就找了最高级上司，说服蒋介石在1934年6月间解散中国文化研究会，那正是新生活运动在上海公安局的主持下在上海萌发之时。[69]

CC派在上海抵制蓝衣社只得到部分的成功。蓝衣社继续在城里活动，尤其是通过学生军训项目和先由吴醒亚后来是潘公展领导的“中国青年力社”这类教育协会来运作。尽管中国青年力社与复兴社之间有许多联系，而且奉命监视上海的学生政治活动，但它绝对不是蓝衣社的一个“前沿组织”。当吴醒亚手下的一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袁学易，被当作共产党特务抓起来后，中国青年力社被一个更加军事化的组织——“中锋社”（由潘公展和社会局倡办）取代了。[70]有些观察家猜测，袁学易案件与CC派和蓝衣社的斗争有关，但正规的警方报告则不这么认为。[71]

与此同时，特工部继续在上海内外圈子里为所欲为，人们常将它和复兴社混为一谈，而实际上它们各行其事。[72]但蓝衣社中国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如萧作霖和刘炳藜，曾经想在大城市里开展新思想运动的希望，则因CC派的进攻破灭了。他们被迫转向各省的军训项目，想在蒋介石国民党体制的极右派“统制”下来宣传思想和文化。[73]

注释

[1]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5页。

[2]M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p.2。“中国的秘密军事警察显而易见是模仿了盖世太保。”Caldwell，A Secret War，p.23。许多前蓝衣社成员把复兴社形容成“法西斯组织”，但这些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的文章里出现的。比如，艾经武的《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08页。

[3]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第15页；Elkins，“Fascism”in China，p.462。当年4月22日，《申报》登载了两篇新译文的广告：成绍宗的《墨索里尼战时日记》（Wartime Diary of Mussolini）和杨寒光的《希特勒》。《申报》还宣布，从7月16日起将刊登由白华（译音）翻译的题为《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的系列文章和《法西斯蒂之经济理论》的文章。10月3日，《国际译报》发布了一本题为“Is America Ready For Fascism？”（“美国对法西斯主义有准备吗？”）的书籍。

[4]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5页；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第16页。

[5]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p.22-23.

[6]在1941年4月1日军统成立9周年的纪念会上，戴笠说：“我们的团体，决不采取苏俄式的‘格别乌’，和德国的‘格杀打扑’特工办法，来进行统治。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精神，也就是总理所讲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领袖所讲的礼义廉耻。我们掌握团体，运用组织，即本此精神为出发。”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4页。

[7]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5页。

[8]关于刘炳藜，见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17。

[9]同上书，第33-34页。但张玛丽论述说，在孙中山思想里没有国家集团的概念，而她和杰姆斯·革瑞格（James Gregor）把国家集团（“在国家立法机构中职业和生产种类的功能象征，即墨索里尼所认为的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之一”）比作法西斯前的意大利国家主义传统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并见Wong，Fascism and China，p.38；Eastman，New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of the Nationalist Regime，pp.11-15。

[10]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5-36页。蓝衣社的其他一些理论家是倪文亚和张云伏教授。并见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63。

[11]Eastman，Fascism and Modern China：A Rejoinder，p.841。并见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p.64-65。

[12]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130；Mary Matossian，Ideologies of Delayed Industrialization，pp.252-264.

[13]Fewsmit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in Republican China，p.178.

[14]Guorlay，Yellow Unionism in Shanghai，pp.128-129.

[15]这本叫作《我们的训练》的手册引自于Eastman，Fascism and Modern China：A Rejoinder，p.839。

[16]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4页。“那时蒋介石坚决要求他的弟子们作无名英雄；要求他们绝对保密，要实干、硬干、快干、苦干，来恢复党的威信。所以他建立这个组织来执行三民主义，治乱持威。由于没人了解这些情况，【力行社】被它的敌人污蔑为法西斯组织。”同上书，第81页。

[17]陈敦正：《复兴社，蓝衣社，青拜社》，第6页。

[18]陈敦正：《元霞阁随笔》，引自于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4页。

[19]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4页。

[20]“法西斯雏形”一词源于理查德·威伯司特（Richard Webster），用来形容铁十字勋章一类夭折的法西斯运动（据本人与威伯司特教授的交流）。这也可以引伸到西班牙的长枪党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而且显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评论家们有时指称的国民党“法西斯派”。

[21]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0-41页。

[22]张认为对Duce（意文：领袖）的崇拜与对（中文）“领袖”或“总理”的崇拜的含义不同。法西斯的ce包含了个人领袖的概念，此概念受到米歇尔（Michels）和帕雷托（Pareto）思想的影响，用来指一位能够在一套强有力制度中起关键作用的有威望的领袖。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50。

[23]Burton，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p.310。布顿（Burton）认为与蓝衣社最相近的西方原型是“半亚细亚俄罗斯”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作为契卡的一种形式，它存在于斯大林之前，但斯大林既利用它来反对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又在同样程度上利用它来反对外部的对手——蒋委员长正是如此利用蓝衣社的。”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pp.308-309。

[24]“Shepherd Paxton Talk”，in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Internal，China），1930-1939，No.D13000/14127。关于意大利培训中国军事飞行员，见Godley，Fascismo e nazionalismo cinese，pp.754-755。

[25]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5页。

[26]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5页。The Blue Shirt Society，p.1。

[27]据邓文仪说，这份报纸原来叫《建邺日报》（建邺是三国时期南京的名字），由陈奠南负责。黄埔军校同学会要邓文仪接管该报，并将其改成他们的组织。但邓当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所以没有时间，于是就另选了康泽。康接管后它便成为力行社的主要喉舌，并在1932年1月1日正式创刊。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0页。

[28]同上书，第323页。1932年间，康泽经常提议要建立一个“西南青年同志会”。这个提议被贺衷寒和滕杰否决了。

[29]王柔德：《国民党军事别动队罪恶史》，第56-59页；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5、67页；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7页；William Wei，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p.79。政治训练班成立不久，政训班主任刘健群与滕杰商量了如何防止康泽对训练单位的人事施加影响的问题。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23页。

[30]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0页。

[31]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6-37页。

[32]同上书，第37页。其他被提到的在当时受蓝衣社影响的报纸还有《平民晚报》、《文化周报》和《政治评论》等。见：Blue Shirts Fascisti Movement in China，p.3。并见：Burton，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p.310。

[33]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1-142页。据曾自己说，他经常对出版人施加压力，如让天津《大公报》出版对复兴社“事业”有利的文章。但在上海，大多数报纸拒绝按照蓝衣社的基调来发表文章。而受其影响的报纸，如潘公展编辑的《晨报》（发行量约2万份）和《民报》（发行量约1万份）则无法与独立的大日报《申报》（发行量10万份）和《新晚报》（12万份发行量）所拥有的读者量相比，The Fascistor“Blue Shirt”Party of China，p.3。

[34]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8页。

[35]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1页。萧指出，有相当一批复兴社的人员原来就涉身于文化和教育工作。对他们来说，在CC派占领的区域里工作非常艰难，于是他们得“找出路”，以使他们得以表露自己蓝衣社的身份。这也是新学会成立的意义所在。同上书，第56页。并见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8页。

[36]邓文仪：《从军报国记》，第138页。

[37]同上书，第138-139页。

[38]邓文仪的书店负责南昌总部印刷的材料。他们从1932年开始大规模出版，那年出版了约30来部新的和翻译的著作，包括蒋介石新发表的讲话。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7页。

[39]Wei，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p.76。熊式辉和康复计划委员会成员在2月15日晚上起草了运动的提案。在杨永泰赞同以后，蒋在南昌的一次委员会会议上表态支持这个运动。2月19日，蒋在一个代表了142个组织、有10万多人参加的聚会上作了动员讲话。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pp.76-78。

[40]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81页。

[41]Burton，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p.310。江西省政府于1934年6月7日颁布：女人的腿部不能暴露。在广东，该运动于1934年9月1日开始，警察拦住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命令他们把扣子系上，尽管天气非常热。他们还命令人把帽子带正，不许吐痰和扔烟头。他们甚至来到餐馆和茶馆，叫人别那么响地喝茶。男人和女人不许一块游泳，不许同车旅行，不许在一个饭馆吃饭、住一个旅馆、一起在街上照相。Sues，Shark Fins and Millet，pp.47-48；Hunter，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 Wing Writers，p.270。

[42]“在总司令发动这场运动后不久，一批黄埔的法西斯分子（‘蓝衣分子’）试图利用这个运动来为政治颠覆的目的服务，而且正是他们，而不是总司令，给运动加上了限制吸烟、跳舞、女式短发等点缀。”关于这一点，受过美式教育的新西兰传教士谢颇德（G.W.Shepherd）被当作是把“运动从法西斯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人。据美国的外交人员说，那时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遭受的脊椎伤痛正发作得很厉害。Political Implicar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in China.Nanking Dispatch No.473，May 21，1937，in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Internal，China，1930-1939，No.00/14127，June 19，1937。Wei，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p.77。

[43]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9页。

[44]他在任教于某大学政治系的孙伯誉帮助下，工作开始取得进展。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第111-112页。

[45]会议于1943年1月7日召开。

[46]Two Sources of Anti Japanism，p.29.

[47]同上。有些资料认为，那时期蓝衣社在中国各省以及包括上海、南京、北平和汉口在内的重要城市里一共有18个组织。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57；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4-4685（C），October 3，1940。

[48]French Police Report，“Activities of the Blue Shirts”，August 3，1933，见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D-4685，August 26，1933。正如下文所述，这是一个误解。吴醒亚是CC派里在上海负责国民党报刊的人。Chung，Elitist Fascism，p.112。

[49]The Fascist or “Blue Shirt”Party of China，p.1.

[50]关于吴醒亚与CC派的关系，见M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pp.6-7。

[51]其中有100多个大学教授，加上许多中学和小学校长、教师和行政人员。也有一些作家和记者加入。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9-40页。

[52]同上书，第42-43页。

[53]同上书，第38页。此外还有一个刘炳藜经营的“前途书店”，它出版了《民族革命文化》，但一直没有太大的成功。与此同时，萧作霖把《青年与战争》编辑部与复兴社的“正式”报纸《中国革命》一起搬到了上海。中国文化研究会还资助了艺术月刊《中国文学》和一个叫《文化情报》的文学杂志。《中国文学》之前在南京出版时叫《流露》。

[54]此专号是该月刊在1934年发表的第八期第二卷。

[55]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1-42页。

[56]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6页；The Blue Shirts Society，p.5；The Fascist or“Blue Shirt”Party of China，p.3。“蓝衣社开始实行控制，而且通过在学校和大学安插教员、在报社安插记者编辑和助理编辑以及在公共机关里安插秘书，而得以在地方教育界、媒介和其他公共组织里立足。”M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p.7。

[57]The Blue Shirts Society,p.2.

[58]王新命是浙江人，原是吴淞中国公学的新闻教授。

[59]何炳松曾是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的历史教授。

[60]吴育干原是暨南大学政治学教授，当过上海市政委员会的顾问。

[61]黄文山，江苏人，原是光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62]樊仲云在江苏长大，原是中国公共大学的一个院长。

[63]萨孟武早先是复旦大学政治系的教授。The Blue Shirts Society,pp.2-4。

[64]据上海的警察报告，“1933年蓝衣社组织了一个叫作‘文化促进会’的学生协会，它的目标是在隐藏与学生运动联系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更直接的控制。”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4-4685,27/1/36。

[65]据说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在1933年初参加了“法西斯党”。摘引于“French Police Daily Intelligence Report”，August 12,1933,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lies,No.4-4685,26/8/33。

[66]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6页。警察情报资料认为校园里的“法西斯分子”影响，与教育部在1933年的“党化”运动中开除了一批持自由化观点的教员有关。在暨南大学这类学校里，据说有四分之一的教授丢了饭碗。The Fascist or “Blue Shirt”Party of China，p.3。

[67]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6页。

[68]同上书，第40-41页。

[69]同上书，第42页。1934年6月29日下午上海公安局在中华路的南岛召开了各区站的联合会议。会议决定应当在7月1日之前组建一个新生活运动促进协会的公安分部，该会在各区的警察站里应当有它的部门。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D-5729，30/7/34。

[70]上海的学生军训由驻无锡的第87军负责，它的头目王敬久兼管军训项目。政训工作由顾希平负责。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5页。中锋社在老北门的中汇银行大楼有办公室，它发行专门针对中学生的双月刊物。它的200个男成员由来自暨南大学和大夏大学及其他中学和师范学校的7个教授和教师组成的委员会负责。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D-4685，21/1/37。

[71]中国宪兵通过审问袁的情人——一个叫王莹的女演员，她被拘留了约两个星期之久，充分了解了袁的活动。“The Blue Shirt Society and the Arrest of Yuan Hsueh Yi”，report prepared by Detective Inspector Sih Tse liang，29/6/35，in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D-4685，p.3。袁学易后来当了傀儡政府下面江苏省的教育厅厅长，那时他被认为是军统的一个秘密特务。1949年后他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陈恭叔：《抗战后期反间活动》，第335页。

[72]“由这个组织【蓝衣社】获得的情报，既有政治的也有军事的，对蒋介石将军在这个国家里巩固和加强他的影响来说极为重要。在中日敌对行动于1937年正式爆发以前，这个组织的成员在中国几乎所有大城市和港口都非常活跃。”M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p.2。

[73]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2页。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

每至夜深人静，被害者的惨呼之声凄厉欲绝，闻之使人毛骨悚然。他【吴赓恕，开封特务站站长】还常在拂晓前将许多被害人装入麻袋，用卡车运到黄河河堤上抛入河中，日久浮尸累累，触目皆是。在他手上，在东华门【复兴社在开封的总部】这个魔窟不知残害了多少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一般人一听到“东华门”这三个字就心惊胆战。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3页

宣传大队

蓝衣社在各省最早的布局是康泽一手安排的。康泽原是蒋介石侍从室的副主任，对间谍和保安事务既热衷又具特殊才干。[1]当《中国日报》成为刚成立的复兴社的主要机构时，康泽被任命为编辑，而他利用了这个位置来强化他自己的黄埔学生团体。该团体学生参加过康泽在北伐期间协助领导的宣传大队，他们大多来自云南、贵州和四川，于是这个团体相应地被称为“西南社”。[2]

宣传大队属于军队政治部系统。在蒋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的军事政变中，政治部的人事编制从政训员制降级到了教导员制。北伐初期，宣传大队在政训方面非常成功，它向官兵们传授党的原则和对待非军事人员的纪律。但随着北伐的深入，需要用政治骨干管教从军阀那里俘虏来的战犯，供不应求。于是他们在政训上的成功开始打折扣。到了1927年8月22日，在镇压秋收起义的过程中，白崇禧索性把政治部系统一股脑儿地取消了。直到次年1月，蒋介石以政训部的形式将其在国民革命军中恢复。政训部向国民革命军各师派遣了建立“特别党部”的专员。虽然“特别党部”只负责政训，但它在戴季陶的发展下成了反间谍系统的重要部分，是国民革命军内在蒋介石直接控制下打击共产党的重要工具。[3]

蒋介石第一次江西“剿共”时，正值他重新强调政训工作的重要性，并把康泽从编辑岗位调到更为活跃的位置上。1932年，南京的力行社研究机构制定出了一个在江西执行的特别的反叛乱计划。[4]力行社成员滕杰、萧赞育和康泽亲自向在临川县指导反共动员的蒋介石汇报了这个计划，蒋当场批准，并命令这三人与南昌行营参谋长、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商量执行该计划事宜。在回南昌的路上，康泽对他的两个伙伴说，经营报纸对他来说挑战性不大，说他想负责这个新计划。他威胁说，否则他就辞职去国外。滕杰和萧赞育在康泽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积极肯干、野心勃勃的人”[5]，他们答应支持他。到了南昌后，他们说服熊式辉让康泽做“特别训练班”的主任，力行社成员杨文连任副主任，袁永馥任秘书，在“剿匪区”内培养宣传、政训和保安事务方面的“特务干部”。[6]

星子县临潘阳湖，位于庐山五老峰右侧，被选作第一期班的地点。第一期班有中央军事学校学生600个。除了锻炼身体、学习爬山和渡河以外，他们还接受了4个月的特殊培训，研究共产党事务、情报工作、伪装、埋伏、搜查和破坏技术、夜袭，并培养“组训民众”能力。然后他们被分配到各中队、分队、小队和小组去，这些队组合起来便成了“剿匪别动总队”，由康泽领导，并直接向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汇报。就这样，他们被公认为是总司令的CPU（前苏联国家政治管理局）。[7]

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剿匪别动总队”总队长康泽

别动总队

开始别动队有1,000人，后来总人数达到2万。他们被分成由4,000人组成的5支大队。别动队骨干的任务是“督导”地方上参加“剿匪”战役的军官。[8]他们的士兵携有手枪、手榴弹和特制轻便步话机。他们在乡村一带伪装活动，对“潜匪”进行突然袭击，杀害或搜捕地下共产党员并破坏他们的党组织。[9]与此同时，别动队的骨干们还协助地方政府建立自卫武装，使正常的行政工作得以进行，使老百姓能够回到家乡恢复正常的生活。[10]

别动队很快在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他们指控别动队的武装干部残酷地折磨和杀害百姓，然而别动队却在培养农民的反共意识和动员乡村力量抵抗江西苏维埃红军方面，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11]更多的特务被培训出来派到河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和浙江去工作。而康泽和他的随从们自己形成了一支执行特殊使命的力量，来控制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部分地区，甚至把统治贵州和四川的军阀们也不放在眼里。[12]

康泽的别动队在共产党控制的乡村地区进行反叛乱活动，并受到了国民党政训项目的援助，这些项目基本上由蓝衣社的另一位要人贺衷寒领导。[13]1932年，正当康泽培训特务骨干的时候，这个使“剿匪”一词正式化的贺衷寒，被任命为“湘鄂赣‘剿匪’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及“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次年冬，复兴社成立，贺衷寒的宣传处变成了全国“剿匪”军政治训练处。到了次年6月，他被派去负责河南、湖北、安徽在汉口司令部的“剿匪”指挥任务。[14]

汉口“剿匪”司令部里的骨干来自“豫鄂皖赣团干队训练班”，该训练班在力行社成员的领导下成立于1933年。[15]1,700个学员中有六分之一来自中央军事学校，其余的来自四省的县保安队和地区自卫组织。他们全都经过六个月的情报工作、军事知识、战地技术、政治和共产党事务的培训。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在国民党南昌和汉口的司令部指挥下协调反共反红军的“剿匪”战役。[16]

在汉口司令部，贺衷寒主要肩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他开办了一个电影院，还办了一个顽固反共的杂志《扫荡》。同时，在首都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机关对政训感兴趣，于是贺衷寒决定使自己成为整个“政训系统”的主子，把宣传工作当作了自己特殊的交易券。[17]

政治训练

贺衷寒在这方面不乏对手。[18]当蒋介石认为滕杰软弱无能时，酆悌取而代之，成为复兴社的总书记。酆悌当总书记时，在“训练总监部”下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学生的夏季军事训练项目。于是“纵队”在全国重要的省市组建起来，它们受高级卫戍军官或者从南京力行社派出的专门骨干指挥。[19]

滕杰下台后，蓝衣社的留日派与邓文仪和贺衷寒联合起来提名贺衷寒为复兴社的总书记，这时问题的焦点便转到了政训处。自从贺衷寒1935年从湖北调到南京后，政训处就归他领导，从此政训处成了蓝衣社在军队里的要塞。[20]

军队政训系统在军委会的秘密活动中占有关键的地位。政府军事力量的每一层机构、每一所军事学校、每一个军事单位里都设有政训处。通过在复兴社里任成员的双重组织身份，贺衷寒及他的骨干们得以把训练系统与负责领导地方反共宣传的“军队党务”处接合起来。尽管党务处应当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领导，但它实际受复兴社的骨干分子控制。[21]

力行社的成员也控制了培训政训处干部的单位。[22]其中最关键的是附属军委会、由孙常钧领导的“干部训练班”。孙既是黄埔一期班生，又是力社的成员。[23]干部训练班成立于1932年4月，当时有5个队，1,800多名学生。其中五分之一是中央军事学校的毕业生，其余的要么是在前帝国军事学校接受过培训，要么是从军阀那里投降过来被分配到“临时军官训练班队”的人员。经过半年的培训，毕业生被分配到各省，成为地方上市镇民间学校的“国民军训教官”。少数的被留下当力行社其他培训项目的“职官”。[24]

虽然贺衷寒的主力人员都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而且中层以上的政工人员都是复兴社成员，但政训处系统仍然相当独立于复兴社。贺衷寒和他的同志们直接从蒋介石那里接受命令，而且政训处大多数的处长并非复兴社成员。除了执行反共宣传以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各队的队长进行调查和监视。这样，作为整体，这些队长们就能保证既在蒋介石直接控制的部队，又能在他不直接指挥的部队里起到指导员的作用。

他们还要监视军队里所有层次的军官和学生的思想和活动。假如一个军校生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政训处的政治指导员便有权下令逮捕他，并让宪兵予以处置。宪兵在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里都有它的特务机关。[25]此外，政治指导员奉命调查他所在的军事单位内的共产党。而且，他本人的命令必须服从，因为这就是军法，所以能迫使地方法律机构与之充分地合作。[26]

那时及后来，蒋介石在原则上不允许军队的指挥尤其是师长以上的军官参加复兴社或者蓝衣社，哪怕他们是黄埔一期班的毕业生也不行。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胡宗南、滕杰和桂永清。[27]还有一小部分团长参加了复兴社，但要么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要么他们被派去指挥非蒋介石嫡系的部队。[28]但从总体上说，蒋总是在监视和指挥之间区分得非常清楚。在这方面，他的军事指导员体系与红军的有很大的不同，红军的指导员既是政训官员也是集体领导的成员，享有地位和权力。[29]

通常权力与地位是相连的，但蒋的政治指导员因为缺乏通常意义上的指挥权，所以正规军的军官瞧不起他们。

他【蒋介石】不许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参与政治特务，而使政治特务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起监督作用，以为牵制，可是事实上却正相反：黄埔学生中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并不愿参加复兴社组织，对政训工作及其人员都很轻视；而政训人员绝大多数也都不愿干这一行，把政训工作叫作“卖膏药”，认为没有出息，尤其是其中的黄埔学生，更认为是倒了霉。他们只是把政训工作当作桥梁，希图借此同各部队长拉上关系，能转入带兵。[30]

结果，他们不仅没有有效地对本单位的军官们进行监视，相反尽量讨好他们，以便有朝一日自己也有望成为军事指挥官。军官们，尤其是“非嫡系”部队的，反过来也用晋升甚至金钱来收买这些政训人员。时间一长，对政训员来说，这两种刺激使分配到“非嫡系”部队比到“嫡系”部队要有吸引力得多。政训员愿意到“非嫡系”部队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那里的军官生活比“嫡系”部队的要轻松愉快些，比如，在“嫡系”部队里，赌博和嫖妓受到限制和蔑视。[31]

政训处和复兴社均在本系统内设有许多干部，因为这两个组织是蒋介石在1933年1月日本人侵略热河，并企图突破“少帅”张学良协调的长城一带的防线后，计划向东北扩展其势力的关键筹码。当时的军事形势由于张学良与另外两个东北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对立而复杂起来：后二者企图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高涨的爱国情绪中捞一把。当时冯正在张家口，他在辞去了国民政府内务部长的职位后，伺机再起。[32]阎锡山在太原，任山西和隋阳的保安司令。[33]两人都不理睬张学良的命令。与此同时，虽然宋哲元将军被派到了长春，但“少帅”的东北将士已散落中原，轻而易举地成为傀儡政府和汉奸的俘虏。[34]

在北方加强政治行动

到了1933年3月，当力行社在南京召开年会时，蒋介石意识到他在北方，不论在权威领导还是在可信的干部方面均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后来，张学良提出辞职，委员长接受了，并任命何应钦任北平军委会头目。[35]同时，他听取了力行社干事们的建议，建立一支由力行社成员组成的特殊队伍，支援干部到北方去。[36]蒋认为，一支由他的亲信组成的队伍能领导宣传工作和从事秘密工作，以牵制华北的日伪活动。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预见落空了，它只是为戴笠加强他的个人控制铺垫了道路。

第一组人员里有郑介民，他于3月12日到达北平。郑立刻接管了力行社在本市的两个常务机构：由力行社地方分社书记贾毅领导的“革命军同志会”分会和特务处北平站。第二组人员由南昌行营总部机要秘书邓文仪带领，于3月15日后陆陆续续来到北平。[37]

戴笠是在初春去北平的，随行的有一位机要秘书和密码员。戴笠的特务替他们在城东的一条胡同里租了一座带院子的两层楼房。[38]戴笠的活动并非限于收集情报，还含有较高层次的政治活动，包括与东北军政要员黎天才、关吉玉、王卓然、王以哲、范崇义和冯庸的联络。[39]

肩负最重要任务的是何应钦的前机要助理刘健群，他奉命在南京物色干部到北方去做宣传工作。[40]自从1932年7月以来，刘是力行社高级干部重点训练班——“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的主任，这个研究班有约120名左右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和480个普通大学毕业生。[41]“班训”是蒋介石亲笔提书的四个大字“艰苦卓绝”，训练纲要是“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参加6个月政治培训的学生被告知：礼义廉耻乃是维持国家的四大基准，发扬这四大原则，国家可得以复兴。[42]他们准备把这种提法向全中国的蓝衣社发布并作为训练提纲，而这种许诺的所有根基都源于三民主义。然而，正当这600个学生在1933年2月准备结束他们的培训时，中国对日本的长城抗战爆发了。现在，他们要在刘健群的领导下去支援人民的抵抗，到华北战场上与日本间谍作战。[43]

1933年3月19日，刘健群被任命为抗日宣传队队长，每月经费2,800元，在南京的韩家巷成立一个“筹备处”。十天之内，300多个学生在军委会下面由力行社办的政训精英班里被挑选出来，一支叫作“华北宣传总队”的特殊单位成立了。后来，约有500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其中有一些是黄埔无业毕业生。该总队分成三大队、九小队随刘健群北上。[44]他们明确的任务是解释中央政府“安内攘外”的决定，联合军队和民众全心全意地抗敌，消灭日本情报机构及地下汉奸活动，确保华北和内蒙不受侵略以不致变成日本新近制造的“自治区”。[45]

3月27日，包括李秉中在内的一些队长去了北平。[46]两天之后，刘健群在给其余的人作了最后一个报告后，便率领新大队的成员们北上。他们一到北平，刘便马上取代了贾毅的位置而成了力行社北平分社的书记。[47]由于刘健群和他的一个队长是何应钦的老部下或学生，他们还参加了支持何的一个特殊小组，因为何只随身带了三四个副官。这队人员非正式地附属于军委会北平分会，包括戴笠的副手郑介民。除一人以外，其中所有的人员全部是力行社的。[48]

对何应钦来讲，他既要防止汉奸又要避免过激的对日反击，而日本人此刻正在迅速占领热河，对和谈三心二意。何在前一种选择上得到刘健群人马的帮忙：他们以十人一组的形式到“杂牌”军中去宣传，督促他们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联合抗战。宣传人员被告知要用三民主义的思想，来逐渐对非直属于蒋介石的部队实行“中央化”控制，同时在每一个层次上散布“只有国民党，只有三民主义和领袖才能救中国”的思想。[49]

北方的政治行动

为了寻找一个不仅敢想而且敢干的人，何应钦注意起戴笠手下的郑介民来，此人安排了刺杀当时正在与日本人谈判的湖南军阀张敬尧。[50]当时蒋介石的代表即将与日本人进行谈判，除掉张敬尧可能起到了防止其他潜在的汉奸破坏谈判的作用，至少干国勋是这么认为的。他后来说这一处决“引起了燕、赵豪杰人人奋发，原充满封建享乐之华北社会，气象一新，所有汉奸如王克敏、王揖唐、鲍文越等皆畏缩藏匿，不敢蠢动，而段祺瑞、吴佩孚具有代表性之北洋人物，亦皆顺应舆情倾诚中央”[51]。

蒋介石的谈判总代表是他的高级顾问、前上海市市长和外交部部长黄郛[52]。黄郛在1908年是蒋介石在东京军事预备学校（Shimbu Gakko）的同学（阎锡山也是）。虽然黄已经退出公共生活，但在1932年他又被恢复了政治要职。鉴于抗日战争引起的全国危机，他回到了上海并创立了新华重建社，该社还出版《复兴月刊》。1933年3月，他被命名为北平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并受蒋介石指派参与不得人心的与日本人的谈判。[53]

与此同时，日本人加强了他们对热河的占领，并继续进攻察哈尔。冯玉祥决定从他退休的张家口出来，通过发动抵抗运动来争取国家领导权。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宣布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开始召集军队。[54]五天后，5月31日，黄郛总算与日本人达成了停火协议——《塘沽协定》。但公众舆论似乎更支持冯玉祥，所以这一协定被认为是卖国协定，黄郛被斥为亲日的“汉奸”。[55]然而，此刻的关键是军事力量，而非公共舆论。当何应钦在北平——绥原铁路南集合部队时，黄郛和宋哲元（他的部队控制了河北的东部）在1933年8月“说服”了冯玉祥解散他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同时，为了使何应钦分散其力量，冯玉祥把察哈尔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宋哲元，自己回到山东泰山，于是宋哲元成了河北察哈尔地区的政治领导人。他在1935年5月签署《何梅协定》时，是平津卫戍司令。[56]

1933年上海学生游行示威，支持抗日

塘沽停战的条件之一是取消抗日宣传队。这一条只是在名义上得到执行。各种宣传队因此而改成或并入附属在各个军队里的政训处。刘健群自己成了宣传头目，自此以后，所有的复兴社活动都在这个幌子下进行。每个军事单位的政训处处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复兴社的“小组干事”，该军事单位每一个重要的会议都有政训处的人参加。政训处的第一科代表了复兴社的宣传机关。第二科是情报机关，如果它需要特务活动的话，它便让地方宪兵第三团来当“警卫”，或者当“稽查”员，对军队的每个官员进行调查和侦查，看是否有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活动。[57]偶尔二科也会利用非军事人员——主要是地方的黑社会或帮匪，有时是青红帮的人员，有时是宗教人员——来对付农民、商人和那些不属于军队或教育机关直接管制的工人们。[58]

学校的军训

1933—1935年间，蓝衣社通过全国高中和大学的军训系统，把影响扩展到了北方。一个叫作“国民军事教育处”的机构在训练监察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于南京。这个处先由力行社的潘佑强领导，后来是杜心如，并在各省的大城市里组建了“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军训主任”，他们大都是黄埔毕业生。在这些人以及被派到高等院校（包括高中）“军训室”的“军训教官”当中，很多都是复兴社的人。[59]

他们的任务是组织90天的高中和大学生的训练课程。初中在名义上由地方的市长或县长一级的官员来领导，但事实上是由每个学校的军训教官负责。在大专院校，大队和中队在校长室的领导下组成，但仍由军训教官指挥。于是，以这种方式，复兴社渗透到了每一个大学和中学，复兴社成员散发蓝衣社的宣传材料，对进步青年进行监视，并搜寻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些训练教官与戴笠的特务处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共产党认为他们是白色恐怖最残忍的执行者。[60]

大多数真正的军训是在各省府的夏季培训项目中开始的。比如，在学校的假期里，河南和陕西的学生队伍在开封集合，形成训练营。政治灌输的分量超过了军事教程，教官们大都是复兴社的人，传授关于领袖的语录和思想、三民主义、国际事务、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组织的发展以及关于“一个领袖一个党”的课程。[61]

最重要的课是“精神教育”。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参加夏季训练的学生崇拜蒋介石，于是不仅“敬爱领袖”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而且一个学生在任何时候听到“委员长”的称呼，他立刻就得聚精会神满怀崇敬地聆听下文。而实际上，学生们对在酷暑中听三四个小时的讲话感到非常厌倦而心不在焉，他们在政治教员的背后把这些讲话说成是“蒸人讲话”。尽管学生们由于怕受到报复，被带上“红帽子”，不敢顶撞这些政治教员，但他们看不起这些教员，而且蔑视他们。[62]

例如1934年夏，在北平的黄寺举办了一个有2,000多中学生参加的夏季训练营。[63]在一个军训课程中，学生们被告知“安内第一，抵抗第二”的重要性。[64]有一个学生坚持要发言，反对这个开展反共内战的政策，他大胆地问：为什么打败日本人首先要取决于消灭共产党？这个学生立刻被抓了起来。其余的学生被告知：他是共产党秘密派到那儿来瓦解他们的。后来这位学生被交到了第二十五宪兵处，从此再也没人见到过他。[65]

在这些训练课程以及大学正常的学期里，教员中的蓝衣社成员们不断寻找强烈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的学生。当他们发现坚定的反共学生时，便竭力把这类学生训练成“职业反共分子”，以摧毁共产党的学生组织。比如，在开封的河南大学就有在吸收学生中的追随者方面获得显著成功的政治活动小组。[66]

“职业反共分子”被怂勇当警察的告密者和“引线人”，以帮助警察和宪兵追查和逮捕共产党学生。假如反共分子们成功的话，他们会得到特殊资金并在学习上受到奖励，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推荐为复兴社的成员。[67]

“军训”毕竟是一种对预备军官的训练，它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为物色将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干部。在刘健群当政训处主任时，他还组织了一个政治训练班，把1,000多个高中学生聚集到南京，来接受“一个党，一种理论，一个领袖，一个敌人”的理念灌输。这些学生毕业后，想必是享有黄埔毕业生同等的待遇，他们在成为军队的政治干部之前，全都成为了复兴社的正规成员。[68]

北平活动

1934年4月，刘健群被调到了南京当复兴社总书记。他的北平政训处处长的位置由曾扩情接替，曾在那时也已成为复兴社地方组织的领导。[69]曾发现城市里的政治形势异常地复杂，尤其是在首都各种警察机构方面。行政院的北平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不是别人，正是在塘沽停战谈判中的黄郛。[70]市长是袁良，黄郛的浙江同乡，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袁良在丰田和上海当过警官，在来北平接替市长位置之前，任上海公安局局长。[71]他们都是权威性的政治要人，可他们两人在控制市警察署长余晋和这一点上无能为力。余也是浙江人，他与黄郛同时在日本就学，但他是东京宪兵训练学院的学生。

先当过青岛的海关署长、后当了那里的公安署长的余晋和，也是日中合资企业陆大煤矿公司的成员，他与日本人关系密切[72]，而且个性勇猛，且为自己和手下的人争夺了许多原本属于宪兵头目蒋孝先的刑警力量和权威。[73]蒋孝先的上司绍文凯，作为宪兵司令部的司令，对宪兵部门负有最终的责任，他抱怨过这种侵犯其职权的做法，但他和仅次于戴笠的司令部特派书记廖划平对余晋和的霸道都感到无能为力。[74]

幸亏对曾扩情来说廖划平是四川同乡。[75]当曾需要宪兵帮助逮捕复兴社的嫌疑分子时，他可以求救于廖，后者通常乐意与他合作。[76]

在对待“外部敌人”的合作方面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曾扩情1934—1935年任职北平期间，他对日情报方面一无所知。[77]这方面的工作全部在戴笠派遣到华北、作为他的情报安全代表娄兆元和卢起勋两个人身上。虽然这二人借调到了政训处，但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不向地方蓝衣社组织内的任何人汇报他们反日的工作或在北平地区对军事人员的监视情况。既然人们已经认为他们只向戴笠汇报其情报，娄和卢便索性在自身周围营造了一种明显的恐怖色彩，于是当地军事单位的“负责人”对这二人感到恐惧而戒备。[78]

日本人自然通过侦探了解到了政训处的活动。1935年6月10日，何应钦在与梅津美治郎中将（日本驻华北部队司令）谈判时，不得不对日作出各种让步，不仅同意把于学忠的东北部队（整个第五十一军）撤出河北，取消华北的国民党机关，而且同意解散蓝衣社，关闭在北平的政训处和宪兵部门。[79]戴笠的人躲到了幕后，而曾扩情和复兴社则停止了他们的活动。在向成都的蒋介石汇报了之后，曾便把他的政训处，连同北平的许多人员，一起迁至西安，在少帅手下进行反共活动。[80]

戴笠在北平的复兴社内部神秘地进行特务活动的同时，还在南面的河南，在极端活跃的蓝衣社组织内，逐渐地建立了自己水泄不通的情报网。复兴社在河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省长刘峙的支持，刘曾是黄埔的一位教官，而且是得到蒋介石最高奖赏的将军之一。[81]

复兴社在河南

因受刘峙的鼓励，复兴社得以在河南发展极为广泛的网络，它扩散到省里每一所学校和绝大多数的政府机构中。每一个政府机构的所有比较重要的官员，军队中的许多中级军官，大中小学校的大部分师生以及相当一部分地方武术团体的领头和帮会的头子们，都被蓝衣社吸收入复兴社或者它的前沿组织内。许多小职员、学校教师和公职人员都认为，不加入复兴社，便得不到晋升，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若不成为复兴社成员，就会丢掉在政府工作的饭碗。[82]

除了省长的支持以外，蓝衣社还得到河南省政府自1930年以来一直任参议的艾经武的赞同。艾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国家”的口号深信不疑。当复兴社于1932年在河南建立分社时，其书记助理陈祺说服了艾经武入社，说这不是一个宗派集团，而是来自于黄埔毕业生、由蒋介石亲信们组成的核心组织。艾不喜欢组织团体，因为它与“一党”论相悖，但他确信复兴社是由动机纯正、严守纪律的人组成的，他们有可能“拯救”国民党。于是他打消了疑虑，宣誓入社。后来他又应邀参加了“中国革命同志会”。[83]

复兴社的省总部开始设在开封，它与中央军校校友调查处及河南省保安部的谍报股调查处通讯社一起，被安置在东华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后来，两个单位共同以“通讯社”作为掩护。[84]

复兴社书记冯剑飞，同时也是保安部的头子。每个县和镇里都设有复兴社的支社和小组，它们无权横向地与其他支社或小组联系，各社组的人员也不能打听其他成员的情况，他们必须填写自己的“履历表”并宣誓保守组织秘密。他们被告知，一旦成为社员，蒋介石本人就为他们写下了生死状：“入社则生，出社则死”[85]。

王公度和贾贯三协助了复兴社对教育机构的渗透，他们两人都是省教育厅的负责人。许多大中学校参加复兴社的师生都调查过本学术单位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并把他们作为共产党或者CC派分子列入“黑名单”。[86]

蓝衣社还广泛渗入到县级政府机构。几乎所有的保安团团长和副团长都是复兴社成员，而且约有一半的河南县级专员也都是复兴社的人。[87]1936年中当各省推选人参加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时，河南省在省长李培基监督下建立了一个“监察事务所”，专门监视推选情况。复兴社通讯社接到命令，要他们尽量左右选举。当时的通讯社社长是参议艾经武，他也是《河南晚报》的编辑。他和其他复兴社成员利用通讯社的权威，命令支部和小组集中全力让与他们有共同思想的人当选。同时，复兴社的成员接到命令，让他们到“训练所”当教员。“训练所”是专门为训练由农村“联保”和“乡”送来的学生，使他们成为保长或学校校长[88]这类地方管理人员而设立的。一旦这些最低一级的行政干部进入训练学校，他们要么成为复兴社成员，要么被邀请加入“忠义救国会”，该会是戴笠的特务处在1935年建立的前沿组织。[89]

南京命令河南为吸收“社会下层人物”，包括“国术界”和青红帮的头面人物而在省里成立“忠义救国会”。这些“土豪劣绅”和流氓分子被带到蓝衣社最厉害的领导人之一萧洒的手下。萧洒在1935年建立了一个由军界人士、国民党分子、工人和农民以及地方帮匪分子组成的网络，他们都汇集在东华门的办公室，那里成了准军事化的忠义救国会的一个半公开的“匪穴”。[90]

萧洒是河南本地人，黄埔一期班毕业生，省保安处处长助理。1934年他被任命为复兴社在开封省部的书记。接下来的两年里，在他的助理书记陈祺的帮助下，萧洒把复兴社变成了一个恐怖工具。省总部在通讯社处占据了两个很大的内院，与残忍的吴赓恕领导的特务站合并在一起。吴赓恕杀人成性，能干出最野蛮凶残的行径。当陈祺扩充“忠义救国会”的人员，并把它变成特务站的一个卫队时，吴赓恕接到了复兴社传递给他的信息，要他秘密地逮捕有“革命”活动的嫌疑分子，并把他们关押在他的办公室，然后将他们日夜折磨至死。[91]

这种情况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作为复兴社吸收对象的师生们拒绝与蓝衣社有任何关系。复兴社成员本应是主要来自教师和职员中的效忠蒋介石的人，现在却呈现出大批“忠义救国会”流氓加入特务组织的特色，这些人之所以入社，是因为能有机会利用东华门的名声而作威作福。这些“无赖”们会在开封城里进入饭馆和商店，想吃什么吃什么，想拿什么拿什么，然后分文不付，只说：“我是东华门的！”这些流氓甚至还敢在特务的办公机关和县政府官员那儿制造麻烦。萧洒和陈祺经常替“忠义救国会”的人写介绍信给当地有复兴社背景的政府专员们。这些专员们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怕受残害。到了1936年，河南的复兴社已经与这类流氓团伙毫无二致，老百姓已经无法区分是复兴社的活动，还是吴赓恕特务站的暴行了。[92]

CC派的人毫不迟疑地利用开封的这种混乱局面直接向蒋介石告状，引起他对那里的注意。蒋非常愤怒。他立刻命令特务处罢了吴赓恕的官，并命令复兴社撤销了萧洒的开封书记职务。最受戴笠信任的人员之一刘艺舟被派到了河南全权接管特务站，并把特务站从“土劣”及其支持者们势力强大的开封迁到郑州，从而使特务站能够有效地排除地方势力干扰而受制于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的中央控制。[93]

与此同时，特务站同还在开封的复兴社省总部分离开来。当接替萧洒的萧作霖上任时，他发现自己受到特务站站长刘艺舟的冷遇：刘竟然连续三个月不见他。当他们总算见了面时，刘对萧居高临下，极其傲慢。而且，尽管特务站在郑州的机关就在复兴社开封分社的对面，但它们互不来往。[94]作为特务站站长，刘本人也是复兴社“干事会”的成员，但他极少参加会议，偶然参加时，也从来不提特务活动。而对复兴社来说，每当小组或支部递送政治情报，这情报不会交到特务站那里，而是直接送到南京的复兴社总部，然后转交给戴笠下面的特务处。[95]

在当地，复兴社在政治逮捕和搜查方面被有意蒙在鼓里。如，1936年，一名中学教师神秘地失踪了。因为他是复兴社成员，所以该社的地方代表询问特务站是否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特务站回答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这个教师被释放后，复兴社才了解到刘艺舟的人把他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抓了起来。不仅特务站吸收来的学生和其他受他们资助的人停止了参加复兴社的会议，特务站甚至在复兴社开封支社里也有潜伏人员，专门向刘艺舟和他的同伙汇报萧作霖及其副手们的情况。[96]

复兴社与特务处的分裂

虽然在别处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关系并非如此紧张。时间一长，这两个组织的分歧则越来越明显。1933—1935年间，戴笠秘密特务中绝大部分的基层人员都愿意参加复兴社的活动。但一旦加入后，戴笠的特务就开始组织只有特务处人员参加的支部。例如，沈醉和他的一些“组长”们，包括在警士教练所工作的黄加持和杨华波，当时在复兴社内部组成了自己的小组。每次开会，他们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汇报其情报工作的细节，完全无视复兴社总部关于以该社名义进行特务活动的命令。不久以后，这些秘密特务索性不在复兴社支部开会了。在名存实亡的“革命同志会”里他们也同样如此。[97]

活动的分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复兴社普通人员隐瞒特务活动，也是湖北蓝衣社的典型做法。当萧作霖在1935年任蓝衣社湖北分社书记时，特务处的头子周伟龙和他下面的任何人员都从来不向他汇报任何情况，他惟一知道的关于特务处的消息是周的私人住址。[98]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特务处要进行自我保护，以不受蓝衣社的大型组织复兴社的涣散、好争爱斗和低效率的组织质量的影响。

特务处的组织纪律较之复兴社的一般组织严密得多，对所属一切人员有掌握控制的绝对权力，它的所有各级人员又都是有职有薪的职业特务，人事管理很容易，也不容许有什么纠纷，而对外却要杀人就杀人，要对付谁就对付谁，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谈虎色变了。[99]

特务处上海站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对比。在王新衡当站长的时期，他明确地表明从不参加复兴社的任何活动，那里勾心斗角一团糟。[100]

总而言之，特务处对上海复兴社特别注意，因为复兴社的内部领导刘炳藜和他的助手牛沛江因争权夺利闹得一塌糊涂。他们之间的争斗激烈到彼此阴谋暗杀对方。这些阴谋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密令上海特务站进行秘密调查。复兴社的中央总部派了徐进到戴笠那儿，戴笠便任命他到上海站给吴乃宪当书记。吴是上海区区长，他再三叮嘱徐，千万不能将调查情况泄露给复兴社的其他成员，否则会引起某些上层人物极大的不满。徐进答应了，于是这些事情一直保密到复兴社在CC派的攻击下投降为止。[101]

与此同时，在河南的特务站力图在没有“土豪劣绅”参与的情况下继续运作，那些人在戴笠将其人马从省复兴社分离出来之前，给秘密警察带来了极坏的名声。但萧洒及其同伙们并未销声匿迹。当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复兴社像《水浒》里描述的那样，“揭竿而起”。开封省社向省内各地的支部发出命令：动员地方上的帮匪和实力要人。不出所料，使河南闻名天下的土匪头目们开始计划集聚起来，形成一个抗日同盟。他们在郑州举行了一个大会，会上充满了高老末和赵天清这类名声赫赫的大土匪。尽管国民党参议艾经武退出了会议，认为政府简直是在为这些不法分子的捣乱开绿灯，但这些匪首们还是组织起了28个游击纵队，由臭名昭著的萧洒领导。[102]

果然不出艾参议所料，这帮游击分子在紧接着的几个月里在郑州又赌又嫖，直到蒋介石下令逮捕他们并押送到武汉为止。[103]但已为时过晚：河南和湖北本是复兴社在招生和组织方面比较成功的地区，但后来蓝衣社却被弄得声名狼藉。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与地痞流氓同流合污，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与特务处的恐怖活动有关。尽管戴笠和手下人竭力对省里的土劣们保密，不向其透露他们相对专业而且比较规矩的警察活动，但这也无助于改变公众对他们的印象。[104]

蒋介石后来对蓝衣社在各省策划独立的蓝衣运动的失败并未感到沮丧。因为他对贺衷寒这些人企图用复兴社作为政治武器来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做法，总感到可疑。贺衷寒已经有他自己的湖南圈的支持者，但通过对蓝衣社政训系统的控制，他希望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以确保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因为贺衷寒先是投靠了陈诚，后来又追随胡宗南，他便以为自己有了全面的支持，而有资格作为整个黄埔圈的代表说话。但蒋介石不喜欢看到任何一个个人冒出头来，尤其是借口代表蓝衣社和黄埔军校毕业生总体来反对他的领导。于是，他始终如一地利用复兴社的其他领导人，如酆悌、康泽和戴笠，来防止贺衷寒在党内“法西斯”派里垄断意识形态而成为二号人物。[105]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时，贺衷寒已经彻底失宠了。在蒋介石被扣押期间，贺衷寒坚决支持何应钦的领导，并成为“讨逆”运动、主张进兵讨伐和轰炸西安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为，若蒋介石一旦被释放，那他贺衷寒便有发动“勤王”之功，会得蒋介石的宠信；若蒋被处死，他又可以成为拥戴何应钦继位的元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他自己会涉嫌阴谋篡权。他的野心一旦暴露，除了辞去复兴社头目一职以外，别无选择。蒋介石立刻接受了他的辞职，并强迫他成为“幕外人物”，直到1942年被任命为社会部劳动局局长。贺衷寒复兴社总书记的职位，由被蒋介石任命的刘健群担任，但很快又由康泽接替了。[106]

复兴社的解散

第二次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后，复兴社不得不被解散。[107]第一处被秘密命名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第二处（即复兴社的特务处），改为“军事委员会统计局”，即“军统”，它名义上听命于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但实际上由戴笠领导。[108]

表面上，复兴社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合并了。除了一小组蓝衣社人员整体从新组织撤出来以外，大多数前复兴社的骨干们成了三青团成员。地方的复兴社分社成了“支团”，新牌子取代了旧的，而原来的分社“书记”改成了“支团干事长”。康泽现在成了三青团的“组织处”处长，而政训处则附属于政治部。[109]

萧作霖认为，这些改变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复兴社的人事仍旧由蒋介石本人一手控制。[110]当然，蓝衣社在40年代以军统特务别动队的骨干形式继续存在，尤其是在上海，那里有戴笠和他的同伙在30年代建特务站时打下的组织基础。但对复兴社本身来讲，这种名义上的改变对它的组织体制而言则是本质性的改变，因为这些变化夺走了复兴社的秘密权力。[111]1941年，当康泽和萧作霖同在重庆，在三青团的资助下领导针对青年和军事干部的“特别训练班”时，康对萧说，三青团与原来的复兴社活动相比水平差远了。康泽说，因为秘密组织比公开的权力更大，它更能发挥作用。他总结说，如果复兴社继续存在的话，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会远比现在有效。[112]他当然还可以说，复兴社比起戴笠的前二处最隐蔽最秘密的活动来说，只有一步之差，它是能够得到发展壮大的。

但这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一旦集体性强的复兴社在《塘沽协定》和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压力下被迫解散，它便为一个个人秘密计划彻底打开了通道。即，当蒋介石抛弃了黄埔集体领导的秘密活动后，戴笠便得以放开手，在委员长的羽翼下建立起相对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人的，甚至几乎是自己的秘密特务组织。除一人以外，蒋对他黄埔系所有那些急欲成为法西斯宣传家和警察头子的党羽感到失望，最终这个黑暗压抑的世界落入了他的“犬马”——戴笠之手。

注释

[1]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6页。一位后来投奔共产党的原蓝衣社人员在谈到戴笠和康泽时说，他们是“两个活的法西斯特务榜样”。

[2]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1页。

[3]一共成立了21个特别党部。其中11个是在蒋的第一军内。由于特别党部主要从事反间谍活动，政训便成了每个师的宣传大队的职责。宣传大队的人员收入相对较高：队长的工资是200元，而正规军的上校只不过240元。队里文职人员的工资基本上与中尉的相等。Wei，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pp.25-26。

[4]在三个分散且协调不够的部队里动员10万人来打击江西苏维埃的决定，是在1930年11月12-18日期间，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同上书，第23页。

[5]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

[6]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7页；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7页；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

[7]王柔德：《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罪恶史》，第230-231页；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Faligot and Burton，Kang Sheng et lesservices secret schinois，p.191。CPU原指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

[8]宋美龄把他们作为地方上的公共事务官员介绍给英语世界的公众，说他们组织了合作社来购买种子、工具和建筑材料，并用特别低的利息向农民贷款。据她说，他们主要想赢得人民对他们反共战役的支持。Madame Chiang Kai shek，“Madame Chiang Kai shek Traces Ideals and Growth during Past Two Years of New Life Movement；Success Achieved”，The China Press Double Tenth Supplement.Shanghai，1935，pp.18-19；Wei，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p.139。

[9]在法国第二档案馆（Deuxieme Bureau）的档案里有一份关于别动队的情报说：“当赤色分子被抓住或投降后，他们没有被枪杀，而是被关到一个叫作‘忏悔营’的集中营里，在那里他们被告知他们人生的错误。”引自于 Faligot and Burton，Kang Sheng et lesservices secret schinois，p.191。

[10]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70页。

[11]同上。

[12]康泽成功地使一些“匪区”就范于中央控制之下，而且蓝衣社领导着第一届军委会的行政事务局，这代表了黄埔集团的右翼“在其控制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系统”的努力。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61。但也有人认为，“30年代早期在江西的反革命活动”使国民党的“黑暗面加重了”，而且“使它无法在1946-1949年的内战中消灭中国共产党”。Wei，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pp.1-2。

[13]Burton，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p.310。

[14]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1页。

[15]蒋伏生任主任，滕杰负责政训。团干队的队长全都是力行社成员。

[16]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

[17]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1-62页。

[18]关于复兴社的宗派，见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4页。

[19]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5页。

[20]尽管萧作霖是黄埔六期生，而且许多人认为他太年轻，他还是接替贺成为复兴社湖北帮的头目。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0页。一开始是邓文仪取代了滕杰，但后来还是贺衷寒得胜了，因为他能够在留苏派和留日派中间斡旋。当然，他有很强的地域色彩：他一直被认为是湖南派领头，邓文仪也在其中。同上书，第61页。

[21]同上书，第46页。

[22]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8页。

[23]训育主任是林英，他也是黄埔一期班和力行社成员。

[24]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8页。

[25]每一个宪兵团都有一个“特高组”，专门对付敌视蒋介石政治权力的个人和组织。整个系统由宪兵的副司令张镇领导。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6-17页。关于谷正伦将军（谷屠夫）手下的宪兵的作用，见周建安：《谷正伦国民党宪兵》，第225-229页；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87页。

[26]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4-46页。政训处首先成立于重庆、西安、福州、宜昌和北平。它在主要的军事学校也有分支。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p.59-62。对政训处指派的任务与给复兴社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通过攻击共产党来加入青年运动并在青年人中进行组织工作；二、通过打击或颠覆“杂牌部队”来把蒋介石的力量扩展到北方；三、对共产党特务组织进行监视。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4页。

[27]胡宗南与复兴社的关系似乎一直比较淡，但他后来为了把自己的阵营扩展到北方而野心勃勃地要接管复兴社。此外，他于1930年在开封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三民主义大侠团。张新：《胡宗南其人》，第171页。萧作霖在1939年与胡宗南在西安有一次对话，对话中胡宗南很明显地把自己比作李世民。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8-69页。

[28]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4页。

[29]Gettings，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pp.99-118.

[30]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4页。

[31]同上书，第44-45页。

[32]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2：42.

[33]同上书，4：49。

[34]同上书，3：190—191。宋哲元原在冯玉祥手下，此时他是察哈尔的省长。他与他的29军在1933年2月至4月间，在溪奉口展开了抵抗日本人的英雄战斗。

[35]同上书，1：66。1933年4月张学良去国外呆了9个月，治疗他对鸦片和吗啡类制品的瘾性。

[36]干国勋建议成立一个主要由北方人参与的“精忠救国社”。力行社赞同了这个建议，于是蒋介石命令干国勋到南京，利用力行社组织一支宣传和特务队伍到华北去工作。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43页。

[37]这组人员中包括钱大钧和蒋介石办公厅从南昌坐船来的全部人员。同上书，第343-344页。

[38]那地方叫栖凤楼，那一带可能曾经是妓院。

[39]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45页。

[40]“Blueshirts Organization”，report from Nelson Trusler Johnson，Nanking legation，to Secretary of State，May 8，1937，pp.1-2.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30-1939，No.00/14121（June 10，1937）。

[41]队伍的头头是阮齐和他的副手曹金轮。何浩若是教务主任；梁干乔与余洒度先后任训育主任。指导员是滕杰、康泽、萧赞育、干国勋、赵范生、何德用、袁其凝、沈遵晦、杨啸伊、李秉中和王大中。教员们包括：孙慕迦、高信、向理润、孙伯骞、白瑜（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布哈林、桂永清和彭孟辑。

[42]忠于这些原则的结果是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如教官和学生被严禁吸烟、喝酒与跳舞。Wei，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p.78。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

[43]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

[44]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4页。

[45]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

[46]其他的一些队长们有余洒度、张栋、陈春霖，日本人很快命令他们离开北平。

[47]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45页。

[48]此外还有四人：桂永清、袁齐（可能是阮齐）、方觉慧和干国勋。方不是力行社成员。同上书，第346页。这个小组似乎与干国勋参加的“政治作战小组”相重叠。“在（民国）二十二、二十三年最危险时期，中央华北党务特派员方觉慧先生、刘健群、桂永清、郑介民和笔者等五人，秘密设立政治作战小组，经常开会，研求对策，指挥行动，并向中枢及军分会何应钦代委员长报告。”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3页。

[49]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0页。

[50]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7页。

[51]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3页。

[52]在1911年12月占领南京时，黄郛是陈其美的参谋长，而蒋介石是一个团的团长。他在北伐中应蒋的邀请参加了国民党，并在1927年3月22日协助接管上海。

[53]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2：188-191.

[54]冯揭露蒋介石政府无力抗日。同上书，2：42。

[55]Coble，Super 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p.18.

[56]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2：82，191；3：190-191.

[57]三到十人的复兴社支部与当地的宪兵们协调行动，包括通报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情况，以便逮捕和审问他们。北平大部分的“失踪者”都应归结于随意抓人的第三团。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2-143页。

[58]同上书，第132-134页。

[59]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5页。

[60]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并见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7页。

[61]关于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趣，见Renzo De Felice，Il fascismo e l’Oriente，p.9。

[62]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5页；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5-46、48页。

[63]那个夏天在保定也举办了一个由地方卫戍部队赞助的训练营，有1，000多学生参加了训练。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1页。

[64]复兴社的成员们后来说，他们同时力图压制自己的反日情绪。可连最反共的骨干，如桂永清这类的人，也似乎感到他们的首要目标应当最终是“攘外”。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6-48页。

[65]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31、141页。

[66]在上海之战迫使国民党把政府临时转移到洛阳后，CC派通过“秋水书店”和“新潮流教育社”控制了开封的学生爱国运动。河南大学、开封女子师范学校、北仓女子高中和开封高中——所有这些学校都积极地参加1935年12月9日的运动，CC派在这些学校里尤其强大。Wou，Student Activism in Henan，p.6。

[67]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0页。

[68]同上书，第132页。

[69]同上书，第135页。

[70]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2：188-191；Coble，Super Patriotsand Secret Agents，p.18.

[71]Who’s Who in China（fifth edition），p.286.

[72]同上书，五版的补充，p.80。余后来自己成了北平市长。关于陆大公司，见Wright，Sino Japanese Business in China。

[73]关于江，见Coble，Super Patriot Sand Secret Agents，pp.15-16。

[74]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38页。

[75]廖划平原先是共产党员，后来向戴笠投诚。

[76]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39页。

[77]见Coble，Super Patriotsand Secret Agents，p.22。

[78]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34、140页。

[79]同上。“Anti Japenese Activity”（此文件存于前日本驻巴西里约热内卢使馆保险柜内）被引入Mammond 致 Drumright 的备忘录中：见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Internal Affairs），1945-1949；Morley，ed.，The China Quagmire，pp.108-125；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2：82，4：62-63。于学忠曾是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日本人在《何梅协定》中集中体现的各种要求的借口是5月2日在天津发生的刺杀两名亲日记者事件，日方指控蓝衣社为杀手。虽然后来台湾的资料揭示了戴笠的特务是杀手之一，但一些日本方面的消息，甚至连何将军本人，却把此事件视为日本秘密特务为进一步分裂华北的国民党而制造的阴谋。Coble，Super 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pp.19-23。并见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15。

[80]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6页。干国勋认为，蓝衣社还是达到了他们的目标，虽然“日人横蛮，由其政府向我强硬提出：（……）撤换主席于学忠职，然亦只仅能扶持殷逆汝耕在冀东一隅成立了没有群众基础的伪组织，而其建立的伪保安总队队长张砚田，且暗与宋哲元将军通款，受其节制，百灵庙一战，内蒙各盟旗王公，得傅作义、宋哲元支援而将傀儡德王击败。至此整个华北及内蒙，直至（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皆能保持安定”。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3页。

[81]艾经武：《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08、110-111页。刘峙曾直接在许崇智（前孙中山军事总司令）手下工作，曾经率领部队在当时最重大的战役中与蒋介石的敌人作战。他后来是1948-1949年冬天淮海战役中被击败的50万国民党军队的战地总司令。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2：124-126，391-393。

[82]艾经武：《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09页。

[83]同上书，第107页。

[84]外国记者认为，蓝衣社专门负责审查从中国进出的新闻，这也许是与其各个党部和通讯社的联系有关。Burton，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p.310。

[85]艾经武：《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14-115页。相对来说，在河南很少有中国革命同志会的成员。许多复兴社的人甚至不知有其存在。那些确实属于同志会的人，则都是军校内党的骨干分子。Burton，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p.310。

[86]艾经武：《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12页。

[87]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7页。

[88]据1933年县组织法，联保系统将100户人家置于“保”之下。每个“乡”有三个以上的“保”。有一个“保长联合办事处”，也被认作是“联保”。

[89]艾经武：《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09页。这个组织的名称有时被简化为“忠义会”。

[90]同上。忠义救国会有它自己的办公处和小组，但没有自己的行政管理机制，而且经费很少。领导救国会的人要么是复兴社的，要么是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前沿组织的成员往往并不了解这个事实。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24-26页。

[91]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3页。

[92]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3页。

[93]同上。

[94]同上书，第27-28页。刘接管后，许多被派去搞特务站活动的高级骨干分子甚至不是复兴社的成员。

[95]同上书，第28页。

[96]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28页。

[97]沈醉：《军统内幕》，第53-54页。

[98]同上书，第27页。

[99]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3页。

[100]同上书，第29页。王新衡曾是全特务处的总书记，后来当了戴笠与杜月笙之间的联络人。

[101]沈醉：《军统内幕》，第53页。

[102]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2页；艾经武：《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13-114页。

[103]艾经武：《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12页。

[104]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1-53页。

[105]同上书，第61-62页。

[106]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4页；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2页。

[107]早在1937年7月，蒋介石已经召开过一个由包括陈氏兄弟和戴笠在内的CC派和蓝衣社领导参加的会议。会后CC派应当只限于从事党的组织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务，而蓝衣社应当致力于军事和安全方面的活动。Chung，Elitist Fascism，p.113。

[108]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23页。

[109]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70页。

[110]同上书，第71页。

[111]这种现象在蒋介石企图重组国民党政府，并通过建立政治协商会议的方法来扩展他的势力时，也出现过。

[112]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7页。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

有些共产党人在酷刑下好像受不住刑而愿意出卖组织，当特务们高高兴兴地带着他去逮捕他指认的人员时，却反被利用而成为报警的信号，让领导机构和其他人安全转移。

沈醉：《军统内幕》，第22页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外滩

上海站初期

直到抗战时期，上海一直是戴笠特工活动的主要地区。甚至特务处在复兴社内部成立之前，戴笠就已经派遣了特工核心组——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去上海城市的各个部门进行特工活动。1932年4月特务处一成立，蒋介石就向戴笠布置了两项任务：反共和排除异己，这使上海更加成为戴笠的重点。他们利用城里的国际租界作为活动天堂和避风港。[1]

最初上海站的站长是翁光辉，它以地方组织“股”的形式存在。翁毕业于黄埔三期，曾当过海军情报员。[2]翁的工作开始时比较简单[3]：领导分成三组的三四十个特工，他们分别由陈志强（翁的同学，从上海去黄埔军校，在这之前是个流氓，加入过帮会）、王昌裕（广东琼州人，黄埔五期）和徐昭骏（四川人，也是翁的同学）直接领导。后来，增加了一个由杭州训练学校毕业的特工组成的四组，由张人佑（温州人）直接领导。这些战地小组专门从事间谍活动，它们在上海的南市、法租界、国际租界（即英租界）和闸北（包括江湾和吴淞口）活动。[4]

那时上海站的活动经费非常微薄，每月只有200元，但它顺利地在刺斐德路、吕班路和西门路租下了房子。[5]特工们都有意变换地址，以防共产党发现——至少在特务处眼里，他们控制着上海的外国租界。

当时特务们胆子很小，生怕共产党进行报复打击，区部除几个组长能来往，一般组员都不知道区部设在什么地方。每天进出也怕人跟踪，连一部汽车都没有。当时只有行动组的一辆汽车，除了做绑票暗杀外平日都不准使用。[6]

开始，上海站与南京的特务处总部之间的联系非常简单。收集到情报以后，就用隐性药水抄写下来，用普通邮件寄往中央总部。[7] 1933—1934年间，特务站和它的特工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原始：外勤特工员使用的是没有特别掩护的普通邮箱，而信使的时间大都花在从一个个邮箱里挑拣出“直属通讯员”每周的情报信件。当沈醉在1932年加入特务处时，上海站一共只有170人左右，其中30人为内勤人员。

翁光辉当上海站区长时间并不长。他因为企图不先通过戴笠而直接向蒋介石发送一份重要情报，被撤了职。取代他的是原南京和杭州训练班教官余乐醒（又名纯云、增生）。余化名金鸣三，是湖南醴陵人。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后又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契卡”和秘密保卫工作。[8]他接管上海站后，该站扩展成为华东区站，并增加了一个特别行动组，叫作“华东区行动组”。行动组起初由20来个打手和帮会分子组成，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抢匪和杀手，由赵理君率领，而后者善用酷刑和暗杀的本性最终导致了其本人的灭亡。[9]赵的办公地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上的一座三层楼房里。他在外指挥的暗杀是直接在南京总务处监督下进行的，该总务处也掌有行动组的人事和财政权。但行动组在当地进行的绑架和秘密逮捕则由独立于南京的华东区领导。[10]

从原则上说，华东区负责江苏、浙江和福建地区的秘密特工活动。但实际上，除上海以外，任何区站都不愿接受大区的领导。于是，上海站不久便重新命名为“上海特区”，而大区下的基层组织则仍旧是收集情报的各个小组。到了1934年抗战爆发之前，一组仍由陈志强领导，二组由沈醉带领，三组是王昌裕，四组是张人佑。1934年吴乃宪成为华东区区长后，每个组与专门的区域挂钩：一组成了“南市组”，二组变成“法租界组”，三组是“国际租界组”（或英租界组），四组是“沪西组”。[11]

各组的活动

南市组设在南市中心的蓬莱路上，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保护老城区的业务。小头目陈志强利用他的不法关系和他与警察及政府的关系，来执行特工活动并保护其他涉入贩毒而惹事的帮匪分子。他自己显然在贩毒中赚了外快，因为他有自己的专车，而且他的生活水准显然远远高出了他的秘密特工身份所能达到的。戴笠知道这情况，但他没有足够的关于陈不法行为的专门证据来惩治他。也许更重要的是，戴笠对南市组发送的关于那个地区的情报非常满意。因为，除了帮会以外，陈志强与城里的中国警察有特殊关系，而他手下的特工中有公安分局局长和侦缉总队的侦探。[12]

1933年当了二组头目的沈醉，是在1932年加入戴笠的上海站的。那时他刚离开学校，才18岁。他是由表兄余乐醒介绍的。而沈醉又把他的三个兄弟和两个表姐妹介绍进来。[13]

沈醉一开始被分配到通讯组，他作为小头目的任务之一，是负责秘密特务站和通讯员之间的交通。沈奉命在接受夹在报纸或小说里的情报和递交活动费时不要与通讯员交谈。但当他在茶馆或餐馆与多半三四十岁的情报人员碰头时，他们把他当弟弟，请他吃喝，并告诫他如何在艰难时世中照料自己。[14]

沈醉被任命为二组组长后仍旧负责了一段时间的通讯组。在那里有20多个正规特工在他手下工作，他们每人又有自己几到几十人的“眼线”（助手）。[15]后来，又有一特工增加到了刘果庆（杭州特务训练班毕业，他来上海接受实地特工训练，结果发展了自己的工作网）手下的情报组里。还有一个由流氓和帮会分子参加的组，由阮亚丞领导。沈醉在1935年当了警备司令部侦查队第一组组长后，所有这些人员都由他交到了苏业光手里。于是沈醉除去领导二组情报活动的任务，还担起了在军事警察外衣下的“行动”领导任务。[16]

虽然三组的任务是在公共租界收集情报，它的头目王昌裕一直住在法租界，因为他嫌英国人统治的区域太乱。不过他最终还是搬进了国际租界。他在那里碰到前黄埔同学时，假装成一个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人，他典型的报怨是找不到工作。他的黄埔校友们嫌他烦了，要么想法给他找工作，要么会借给他几块钱来支撑困境。颇有一些黄埔校友被他的状况打动，于是王昌裕得以在反蒋的圈子里拉上些很有意思的关系，他们会给他带来对戴笠的人事控制十分有用的消息。王还为广东籍的特务们发展了极为活跃的关系网。这些人大多数都住在虹口，其中有些人与广东的军阀、“新国民党”甚至“民主党派”建立了密切关系。而王昌裕的“眼线”或情报人员还在上海的三大广东饭店当招待，在广东人经营的大百货公司（先施和永安）当店员。戴笠对王的情报网络非常满意，便让他负责在国际租界的活动，直到抗战爆发。[17]

张人佑的四组设在西摩路静安寺一带，它名义上负责闸北、虹口和沪西，但绝对没有三组那么活跃。张本人是个间谍，毕业于杭州警察学校的秘密特务训练班，在上海城内没有很好的关系网。[18]

20世纪30年代法租界的法国巡捕

这种缺乏实际经验和公关网络的现象，是许多杭州训练班毕业生的共同特点。除了这一点之外，杭州训练班标志着戴笠为自己招兵买马过程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19]尽管杭州特务训练班给了戴笠一个培养干部的机会，使他非正式的“间谍”组织成了一个真正的情报机构，但它无法培养高级间谍。既然大多数戴笠的特务是杭州训练班的学生，他们在上海的活动更像是实习性质而非间谍性的。他们偶尔在做的最多不过是社会调查和监视工作。张人佑的四组最后得到了两个与工人阶层有关系的精锐特务。一个是程慕颐，属杭校学生，他能够吃苦，曾住在沪西工人区当中，收集了可观的关于共产党前沿组织的情报。[20]另一个极为出色的特工叫陶一珊，是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当过吴淞商船学校的教员。陶在整个吴淞地区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关于那里的社会局势和商船学校里的情况报告受到戴笠的高度欣赏。[21]后来，张人佑因向杨虎借钱挥霍一事被戴笠撤职后，程慕颐接管了四组。1935年，四组杀害了共产党江苏省委的几个领导成员。[22]

随着上海站活动的扩展，每个小组的活动已无法局限在原定的地区内了。因为他们的目标经常在城里的各个区域之间穿越。惟一的分工便是在监视工作上。[23]

如沈醉的二组，它的任务是监视共产党嫌疑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和反蒋组织，因为这些人与活动大都在二组负责的法租界里寻找庇护。[24]

无须说，那些嫌疑分子们当然不会把活动局限在法租界之内。结果，二组经常在上海城的其他区域里运转，而各地区间的边界线及其控制范围在他们眼里就完全乱了。对特务处的特务们来说，以进步分子的面目充当“肇事者”[25]是家常便饭。因为用这样的办法，他们很容易吸引城里其他特工组织的注意，从而赶来对付进步人士或共产党人。但由于双方的特务都用了对方不知道的化名，而且都装作是亲共产党分子，于是双方便开始了一场无形中打击自己人的秘密战。有好多次，二组在即将执行绑架前被区部告知，要绑架的目标原来是为别组工作的自己人。[26]

秘密特工的社会渊源

特工组织，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是一个大杂烩。他们中有律师、教授、银行职员、记者、无业流氓，甚至有帮会头目们。其中许多人参加特工组织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如我们所见的沈醉，l 932年他刚从浙江乡下出来，与秘密特工挂上钩是通过他亲戚、上海站成员余乐醒。其他人跟沈醉差不多地幼稚，由他们组成的小型而非正式的特务队伍往往敌不过老练而机智的共产党：他们受像周恩来这样杰出干部的领导，能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些持枪行凶的年轻对手。的确，尽管秘密警察制造了白色恐怖，但他们往往非常拙劣。偶尔，当他们在上海马路上追捕轻易脱逃的“颠覆分子”，或坐着破旧的司蒂倍克汽车，持枪追捕又新又快、很容易超过他们的汽车时，真像无声电影里的小丑警察那样滑稽。

戴笠故意压低上海特工的经费：他们每月只有30到100元工资，再加奖金和补贴。虽然一个组长可以另外有每月100元的特别费，但还是入不敷出，于是大家都设法去得奖金。每当沈醉向戴笠抱怨特务处的人员收入太少，戴笠总是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艰苦一点。”但有一次戴笠发脾气，格外直言不讳地对沈醉说：他故意把特工员们的工资压低，这样他们就可以努力工作来争奖金，从而变成一种提高效率的刺激制度。[27]

自然，低工资也容易导致贪污。[28]起初很少有特务能赚外快，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可捞外快的公职。那时，除了极少数的人有军事委员会或参谋部身份外，上海站的特工员没有合适的证件允许他们拘捕可疑分子，也就无法敲诈勒索。于是，年轻特务的最大愿望之一就是有一个公职，不管是当幌子还是正规工作都行，这样便可以有额外收入，并且有机会来敲诈勒索了。[29]沈醉到警备司令部侦探大队工作的第一天，在抽屉里发现一个“红包”，上面写着“请笑纳”，里面有200元现钱。他觉得奇怪，就问侦探大队长翁光辉怎么回事。翁微笑着说不知道。从那以后，沈醉的抽屉里再也没有出现红包。但沈醉发现，同办公室对桌的林之江经常在打开抽屉后脸上浮现笑容，然后把什么东西从里面拿出来装进口袋里。[30]

因为没有警察的权力和掩护，戴笠的人就往往装作记者，这样他们就可以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来提问和照相。例如，张人佑就装成《温州日报》上海办事处主任。还有许多特工的确是记者，甚至还出版报刊杂志。二组的特工毛仿梅是上海大报《晨报》的摄影记者，他利用记者的照相设备拍摄了民主党圈子里的“眼线”（他们也是正式受雇佣的记者）从进步人士那里偷来的文件。[31]另一个《晨报》摄影记者高巩白（他在学生运动和文化活动中非常活跃），是特务处的特工，而《火炬》的主编崔万秋也是。[32]

沈醉自己也打着湖南湘光通讯社记者的幌子，使用陈庚和陈仓的化名。他还在法租界霞飞路巴黎电影院对面开了一家女子书店，并在那里出版了一份叫《女子月刊》的杂志，在南阳和闽广一带发行。他一直用此刊物作掩护，蒙骗了许多记者，他们都对此信以为真，甚至在他成了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经常从事绑架和谋杀活动后仍然如此。[33]

监视

上海站特工们最麻烦的任务是全面监视。戴笠对这套任务特别重视：它既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方法，又是一种对蒋介石的敌人的惩罚手段。因为被某个人物的政治活动激怒，委员长会吼叫着命令：“把他监视起来！”这命令会通过戴笠下达。于是上海站下面的某个组就会组织起一个专门针对那个人的监视来。但那时每个组只有十几个外勤特工，而且尽管每个特工会把他的亲友们拉进来作帮手，也还是人手不够。结果，大多数的监视都是断断续续的。组长们尽量对戴笠隐瞒这一事实，好让戴以为某个人是在持续的监视之下。其实，监视只是阶段性的，其记录和报告也是假造的。事与愿违的是，由于特工们人力有限，散布全城，无法有效地监视国民党政权那么多的嫌疑敌人，反而产生了秘密警察戒备森严的气氛，给公众造成秘密特工的活动无处不在的印象。[34]

对待重要的嫌疑对象则有所不同。例如，沈醉的人持续监视黄炎培先生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想探出与这位著名教育家兼记者接触的“反革命分子”来。[35]方鼎英在建立“抗日同盟会”后遭蒋介石贬黜，也受到长期监视。[36]薛笃弼因抗拒政府的妥协政策而辞职去上海当律师，并提出过统一抗战的主张，于是一组人马被派去专门监视他在法租界的住宅和办公室，而且还有“肇事者”到他那里假装爱国，寻求他的支持。[37]

军阀及其代表们也遭到严密监视。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军阀们在南京和上海享有与外交官相等的地位，他们派遣使者代表其利益并替他们谈判。[38]比如，四川的一个军阀由一个叫周迅予的黄埔四期毕业生当联络人，在上海的“一品香”饭店设立了办公处。一品香饭店基本上是四川人在上海的据点。那里的常住客人是两个老四川：谢无量和曾统一，他俩在那儿住了多年，即使饭店老板换了，他们也还在那儿住。四川老乡在那里非常放松，无话不谈。于是，周意识到这是他收集关于四川（那里被不同的军阀割据得非常分散）情报的好机会。在周迅予被戴笠的人吸收做秘密特工后，这个机会就变得更加重要了。但周是如此忠诚于四川，以至于成了个双料特务，为双方刺探情报。因此戴笠对周一直不完全信任，后来当他发现周对他保留情报时，便将他扔进了军统的一个秘密监狱，从此周便彻底销声匿迹了。[39]

文化渗透

出版书籍和文化活动也受到军统的特别注意，虽然这应当属于CC派，而且这最终变成了中统局的管辖范围。一个二组的特务贾谨伯——四川人，经常把“反动”书籍和小册子带到城里的中国区来骗取进步人士的信任（他在出版界有很好的关系），他的报告引起戴笠很大的兴趣。这个特务头子还对邹韬奋的“生活书店”（他在那里安插了一个特务的儿子当学徒工，想在那里发展一个长期的暗哨——但这希望被抗日战争打破：这个暗哨与他的上司失去了联系）以及协助保护过鲁迅的“内山书店”特别注意。但军统无法渗入日本书店——为此戴笠不断地责怪贾谨伯。[40]

二组的另一个特工崔万秋（前面提到过，《火炬》主编），他是通过文化界的情报网获取情报的，而且还向写拥护政府政策文章的记者们提供津贴。崔的关系之一是张春桥——他曾用“狄克”[41]的笔名写文章攻击鲁迅。作为住在法租界的二组特工，崔每月有80元的收入加上津贴。沈醉总是亲自递送这笔经费，曾经有几次他在崔的客厅里看见女演员蓝苹。因为崔总是把沈醉领到房子后面的厨房或亭子间，在那里交接钱和情报，所以沈醉从来也没有与这女演员互相介绍过。众所周知，这位演员后来改名叫江青。[42]

虽然，在CC派强迫他们靠边之前，蓝衣社这个更大的组织在上海地区非常成功地渗透到了中学和大学，但上海站本身只是控制了几所学校。有一个肇和中学是杨虎创办扶植的。学校里的一小部分教师直接为戴笠的特工工作。但他们因为跟杨虎——1927年清洗的刽子手有关系而很难在学校里影响大部分学生，或者与教育界的进步人士联系上。[43]上海站确实在法租界建立了一个无线电通讯学校，但戴笠命令这所“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只能用来训练无线电报务人员，不能用它来搞特工，特工人员也不能用它来作掩护。[44]

在招生和利用大学生方面，上海站也不太得力。1934—1935年间，在秘密特务们眼里，最爱闹事的大学是暨南大学。于是，除了在暨南大学外面开一家咖啡店作特工活动的掩护外，上海站所能做的仅是把一些装模作样好像是在暨南大学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吸收为特工。这些人对寻欢作乐比对当学生更感兴趣，这些半专业的特工经常佩带手枪来引起年轻女子的注意，他们中最优秀的能弃学加入军统，成为职业特务骨干分子。[45]

复旦大学也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活动的热点，渗透到其中也非常困难。二组的人吸收了历史系的教授姚名达为特工。姚和一些学生当了几年的情报人员。但开始时最有效的间谍活动是通过吃吃喝喝来进行的。[46]在戴笠的命令下，一名前黄埔军校生陈绍宗和他的妻子一起在大学后门开了一家餐馆，这家餐馆由于学生多来这儿吃饭而生意兴隆。陈曾在大学教授过军训，所以他与学生已有一些关系。他利用上海站提供的经费，以慷慨让学生顾客记账的方法来扩展这个关系网。这个餐馆有两个小房间，一个用来开宴会或聚餐，另一个常租给学生开会和商量政治问题。陈经常让他十岁的女儿以招待茶水为名去偷听学生的谈话。然后陈会把她偷听来的情况写在饭票上，让他坐在柜台上的妻子交给二组来吃饭的信使。就这样他收买了一些学生。这些学生又提供一些人的名单，于是秘密特工便不时对名单上的人进行监视。[47]

吴乃宪在1934年当特务处上海站区长的时候，向进步人士渗透的活动倍增。吴本人是黄埔一期生，因为背叛邓演达而受蒋介石器重。蒋和戴笠后来企图利用吴来与“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建立关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在国民党内部抵消对手力量，并以此来靠近仍与统一战线中的老“左翼”有联系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这类活动一般总是在南京特务处总部的直接监督下进行。戴笠在首都的人员独自与上海的“第三党”人士建立了联系，多少越过了上海站的正规渠道而直接与吴乃宪合作。[48]

吴乃宪在上海站的副手是区书记张师，此人原为共产党员。戴笠希望通过张的地下工作经历使特务处能够渗透到共产党核心内。那时上海站的经费增加了50%，而且还给增加了一名区“督察”。[49]但吴乃宪和张师像程慕颐一样都不能吃苦，都不能住到共产党组织的自卫系统的工人区中去。吴和他的副手比他们的前任要更谨慎，他们把办公处从法租界迁到了国民党控制的南市老西门那儿。然而，因为上海市的中国区域被认为如此肮脏和不卫生，以至于吴和他的助手们都住到了法租界环龙路上的一座秘密住宅里，他们的地址在上海站里只有两个人知道。[50]部分由于上海站领导人的脆弱，他们没有能够成功地渗透到共产党地下组织里去。但对他们打击更大的是，至少到1935年他们还不掌有惩治蒋介石敌人的行警权。[51]

警方关系

开始，在侦探方面，上海站尽量利用他们与上海警方的私人关系得到帮助，来执行特务处的使命。1933年的公安局长文鸿恩和他的侦缉队长卢英，都不大情愿和戴笠合作。[52]于是戴笠不得不依靠一组组长陈志强，利用他的青帮关系来与侦缉队的个别侦探拉关系。但随着陈与警官们的关系逐渐加强，他的野心也开始膨胀。两年之内，戴笠解散了陈的一组，把其组员分散到其他各组，将陈调出上海，提升他为陕西省公安厅侦缉队队长。[53]

后来，上海市公安局的新局长蔡劲军，非常愿意与戴笠合作。慢慢地，他也让特务处的特工担任“警士教练所”的一些职位。后来戴笠将他的特务陈质平安插到公安局训导主任的位置上，并把另外两名特务安排到警察学校指导员的位置上。[54]不过，由于卢英的犹豫，戴笠对公安局侦缉部门无法直接控制。[55]

奇怪的是，戴笠和他的特工们在法租界有幸顺利地利用起那里的警方力量。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当局为了控制租界里的本地人而严重依赖中国区域里的帮会分子做侦探的缘故。其中关键人物之一是一个帮会的小头目，叫范广珍，他跟那里所有的包探一样是巡捕出身，后来被提升为“探目”。正如秘密特务二组组长所指出：范的社会关系很复杂。[56]不仅因为他是帮会分子当了侦探，而且他在替国民党情报部门工作的时候仍然对他的法国老板忠心耿耿。戴笠意识到：范对法国殖民当局比对他的特务处更加效忠，但他显然又感到假如对他施加太大的压力，他有可能会牺牲与中国人的关系来维持他与外国主子的基本关系。于是，戴笠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他：偶尔让范广珍用他广泛的信息网来搜索地下组织，或当上海站在法租界进行绑架时让他做一下掩护之类。[57]

由于范广珍不可靠，戴笠觉得有必要在法国警察内的中国侦缉部门里找到可信赖的关系。于是戴笠找了黄埔老同学阮兆辉，阮原来在南京鸡鹅巷特务处总部当交通员。[58]戴笠给了范广珍500元贿赂费，使阮没有像其他侦探那样先当巡捕就得了个包探的职位。一旦得到包探的职位，阮便在上海站机构里成了范的上司，尽管在名义上他在警察机关里是范的助手。这使范为难起来，因为他不愿与二组有直接联系，怕因此影响他在法国租界里的侦探身份。从阮那儿接到命令后（这样比较合适些），范就让新来的人与帮会头子建立关系。[59]于是，上海站对一些在法租界寻求庇护的进步人士进行监视。而且后来，他们也能利用侦缉队的侦探来保护因某些原因而易受逮捕的特务处情报人员。[60]

上海工部局和法租界警察各自的侦缉队都不直接归戴笠管辖。特务处在上海地区仍然缺乏直接的行警权力。所以，要是秘密特工想正式逮捕和审讯嫌疑分子，这个嫌疑分子就得受非法绑架并被秘密押送到南京。[61]直到1935年，蒋介石终于决定把两个重要的执法机构——宪兵侦缉部门和交通警察——交给军统管制，上海站结构上的这个弱点才得到改变。[62]

收买侦查队

1935年初，蒋委员长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戴笠，而军统上海站头目吴乃宪被任命为整个侦缉大队的大队长，侦缉大队设在城市中国区的方斜路白云观内。[63]从理论上讲，整个上海地区的军事侦探现在都归特务处指挥了。但事实远非如此，变化只是行政上的表面文章而已。也就是说，上海站站长吴乃宪只是在名义上有了个侦查队长的头衔。假如秘密特工头子想要在夺取头号位子以外有所成就，那么他就得用把自己人安插在“督察”位子上的办法，来控制侦查队中层的职位。

吴乃宪的侦查队长的位子被翁光辉取代后，在其中安插自己人变得至关重要。翁上任时带了四名特务处的人员来当“督察”：沈醉、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在把警备司令部的侦探大队变成秘密警察半军事的政治机构的计划上，这些新督察们立刻遇到了两个障碍：常务副队长的抵制和队里普通侦探的不合作。[64]

副大队长彭伯威是杨虎的人。1927年大清洗以来，他一直替杨虎管海员工会，在海关官员和检查员中有极可靠的关系网，因为他们是通过他得到工作的。只要彭当侦查队的副大队长，戴笠的利益就会受到阻碍。结果，下一次换大队长时：王兆槐接替了翁光辉，戴笠便把彭伯威挤走了，并让当时一组组长杨凤歧代替他。[65]

常规“稽查员”是军事警察里的老手，也是将工部局警察变成白色恐怖工具的计划的障碍。从他们的意识和训练来说，军事稽查员们主要致力于维持地方法律和秩序。对他们来讲，把侦查队变成一个恐怖和暴力的工具，利用其拘捕权来代替非法绑架，不按照正常的审讯程序而施加刑罚，是令人不能容忍的。[66]

然而，要撤销或取代这些稽查员并不那么容易。仅从一点来看便能说明原因：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与法租界的警察和上海市警察发展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使特务处的特工们在英租界逮捕嫌疑分子方便了不少，但同时上海站的特工们又非常谨慎，不愿因突然甩开在宪兵队里的朋友和旧故而引起外国租界警察的怀疑和敌意。于是他们决定慢慢地物色侦查队的侦探，一旦有可能，就挑选军警侦探们加入上海站当特工。

王兆槐当了侦查队长后，有十多个前秘密特工被陆续派来当侦探，而一些原侦查队重要的稽查员，如朱又新、王开明等，则被吸收为地道的军统特工。一旦他们的顾虑排除后，军警侦察部门便成了一个真正的秘密警察机构，成了替军统上海站服务的机构。每当上海站要把一次绑架变成逮捕，侦查队只要向警备司令部要个许可证即可，后者是有求必应。偶尔案情实在出格，秘密警察便会向军法处要一些装门面用的法律依据。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

军法处的处长是陆京士，杜月笙的弟子，他与侦查队长王兆槐非常接近。要是秘密警察准备释放一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犯人，他们就让军法处接管。陆京士非常愿意答应，但他手下的人非常不高兴，埋怨说他们被迫成了上海站侦察队的遮掩。结果，戴笠的人索性得到了无可非议的逮捕权，这实际上等于取代了上海市政公安局的权力，使他们有恃无恐地在南京的直接指挥下将军统在这些地区变成了令人恐怖的恶魔。现在，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就地把政治犯投进监狱严刑拷打了。[67]

戴笠用和夺取警备司令部侦查队相同的方法夺取了上海的交通警察部门：1935年秋，他使吴乃宪被任命为京沪杭铁路稽察头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管理职位，它意味着把吴的军警侦查队长的责任交给翁光辉，把上海站负责人的位置交给王新衡。[68]不久，中国蒸汽商业航海公司的警察侦缉处也交到了戴笠的人手里，戴笠直接从南京向里面的关键位置安插了人手。从此以后，特务处的人就可以免费坐火车和轮船旅行了，而且每当秘密特工的囚犯从上海转移到首都时，上海站的特工们都能得到铁路警察的全面支持：他们会把卧铺车厢里的特殊包厢给他们秘密使用。[69]

王新衡

获得侦查队和交通警察的人马使上海站的工作量和责任都急剧增加，该站在新负责人王新衡的有力领导下蓬勃发展。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宁波人，与在上海的宁波商人有许多关系。他与上海的地下社会也非常接近：他既是杜月笙的密友，也是青帮组织“衡社”中一个受欢迎的客人。[70]

由于这些关系，王新衡能吸引很多人加入秘密特工组织，其中有到苏联留过学的学生、商人、工人阶层的头面人物、帮会分子、上海邮政总工会的成员、作家和艺人等。新的地区秘密办公处在虹口、闸北和沪南建立起来。10多个独立的“站”与军事调查组挂上了钩。一个大无线电站建立起来，成为一个通讯枢纽。总的加起来，上海站扩增了5倍，人员从100增加到了500，他们全职在办公处或实地工作。[71]

戴笠让一个像王新衡这样的共产党叛徒来担任上海站区长的要职，反映了他的一种信念：没人比前共产党员更适合来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从这点来看，王新衡只是共产党的背叛者之一。其他还有在30年代成为特务处高级特工的梁干乔、谢力公、叶道信、陆海防和程一鸣。他们肩负着渗透和粉碎共产党的地下机构的主要责任，他们希望接触到共产党在城市里的一些边缘或前沿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是惟一有公开迹象而且可能被侦查出来的部分。[72]

这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有许多精明的特工装作进步人士来攻击政府的政策和报刊，也不容易。二组最能干的间谍之一，湖南人苏业光[73]，原是共产党员，曾积极地参加了“民主党派”的活动。尽管他经常极其尖刻地公开批评挖苦蒋介石，发表了许多文章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但仍然蒙骗不了新国民党里的任何积极分子，而且根本无法渗透到共产党的各种前沿组织里去。[74]

共产党的反间谍

对国民党特务组织无法渗透到左翼地下组织中去的一种解释是，共产党有自己极其有效的安全系统，这一系统是莫斯科间谍系统和共产党自己创造的结合物。上海地区的反间谍工作由陈赓将军领导，他在1927年南昌起义中受重伤后来到了法租界，得到著名外科医生、宋子文的表兄弟牛惠林的医治。陈赓痊愈后便消失在厚重的掩幕里。[75]国民党特务不知怎么获悉了他在城里，尽管戴笠让陈赓黄埔一期的同学吴乃宪负责此案，这位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仍从他们的指缝中间滑了过去。[76]

从此，国民党的特工们不得不加倍努力来追踪著名的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人无论是否受到监视，总是在放弃一个安全地点时销毁所有的踪迹。[77]实际上，陈赓的工作人员安排了反监视，密切注意着国民党方面重要人员的住处和方斜路上侦查队的总办公处。[78]

陈赓将军在上海地下工作最显著的成绩，是1931年1月他为共产党第四届全会安排的警卫。为了在国民党特务极其敏感的眼皮底下（他们对共产党的秘密会议有所耳闻，但不知道是在哪儿召开）安全地让所有代表到会，陈赓设立了一个假医院，里面有医疗设备、医生和护士。代表们绑着绷带贴着膏药前来，或盖着毯子被抬进来，而戴笠的特工们对此根本没有起疑心。[79]

当共产党人被捕时，他们受到惨重的酷刑。根据戴笠征得蒋介石同意的运作程序，被特务处逮捕的共产党人完全由特务处负责。这些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被送到其他机构审讯过，而总是被戴笠的组织指控、判决和惩罚。[80]这当然不合法，就像一个秘密警察后来回忆的那样，1934年上海站的特工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若有幸抓住一个共产党，就要照例对他上刑，然后把他杀了，除非他答应改变立场。[81]

这使得掩盖错误变得很容易。其中有一次，一派不知道另一派在干什么：上海站的一个组的外勤特工们对一个姓马的人发生兴趣，于是他们自己就装成“进步人士”努力向马靠拢，认为他是个重要的地下共产党干部。一个20多人的别动队在军统组内成立，并在马的各种嗜好上花了上千元。然而，这似乎都值得，因为马有关于地下共产党，包括他自己是共产党华东区重要领导人的可信的情报。这份情报被及时地送到了戴笠手上，他对特工组的成功高兴之极，便把这一情况直接报告给蒋介石。现在，他们断定抓到了共产党的一条大鱼，这组特工员决定以逮捕马，并迫使他受审来结案。但当他们把他抓起来审问，说自己是上海站的特工时，马立刻告诉他们他自己也是假装的“叛徒”，在为特务处在上海的其他特务们工作。这些特工迅速与那组特工核实，发现他说的是实情。他以前倒是个共产党员，但此刻是作为一个“叛徒”在为上海站的其他组工作，那组的特工本身也以为他是在向敌人的网络渗透呢。

戴笠得知这场误会后，火冒三丈，骂上海站的特工员是“饭桶”。结果，区长王新衡又把负责马案的负责人痛骂了一顿，并威胁要对他们没有向他汇报行动进行处罚。但为时已晚：蒋介石已被告知军统要逮捕一个共产党华东局[82]的负责人。因为不愿丢丑，戴笠狡猾地对沈醉说，他相信马真的是他所假装的共产党负责人。戴笠说：“这个家伙竟敢用我们来掩护他的活动，好在发觉尚早，不然要吃他的大亏！”既然犯罪和判刑都全由军统决定，马先生便被押送到南京，成了残酷的牺牲品。自此以后，戴笠坚持：将来所有关于发现新的共产党踪迹或假装进步人士的事件，都得详细报告特务处总部。[83]@@[84]

歼灭“打狗者”

当然，上海站也有它成功的时候。其中最著名的胜利之一，是对付共产党自称为“打狗团”的暗杀队，它专门致力于谋杀“叛徒”，以此来惩戒他人。[85]

1935年二组抓到了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他们说服他当了特工，来提供有助抓捕上海地区共产党组织的高级领导的信息。但此人很快在共产党内受到怀疑，而最终被暗枪击中后倒在徐家汇附近的一个空地里。当警察发现此人时，他虽然受了重伤，却并没有死去。那时戴笠正在上海，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双料特工来设一个圈套。他们在上海的一家小报上编了个故事[86]，说秘密特工关押了一个共产党人，此人在法租界的一家医院从病危中开始复苏。戴笠的计划是让共产党暗杀队真的杀死这个受伤的人，然后他自己的特工们便可以跟踪杀手们从而找到他们的秘密据点。

这个计划差一点儿泡汤。二组的一队特务装作人力车夫或小贩在医院入口埋伏起来。到了第五天，有两个人提着水果来“看望”这个受伤的人。他们进去不久就传出枪声。两个特工立刻冲了进去，发现病人躺在血泊中，已经死去。当他们在医院的楼层里搜寻这两个刺客时，其中的一个从医院大门跑了出来。二组的其余特工们便在后面追踪起来，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奔跑。尽管骑车的跑得比别人快，但还是丢失了追踪目标：他消失在拥挤的胡同里。在附近徒劳地搜寻了半天以后，沮丧的特工们回到了机关里，一想到戴笠的怒火他们就胆战心惊。但正当他们告诉戴笠鸡飞蛋打时，两个步行的特工来了电话。他们由于跑得慢跟不上别人而决定坐电车回机关。但在经过福熙路时，其中一个特工偶然瞥向窗外，却正看见刺客中的一个正非常镇静地在路上走着。于是他们从下一站跳下车，回到那里，在一家银楼找到了刺客，现在他们正在那儿监视他。[87]

戴笠立刻命令对那家店铺进行全面搜查。侦查队长杨凤歧、组长徐鹏飞和沈醉几乎带了整个大队的特工去与法租界的华人侦探会合。然后，他们包围了银楼，冲了进去。里面的人全被突然逮住：三男一女，还有六支枪和弹药。其中的一个就是去医院行刺的人。戴笠想亲自审讯这些共产党人，但法警坚持他们必须先审，因为这些人是在法租界地盘上被捕的。戴笠同意后，法警审讯员得知，这些人是“打狗团”的主要人员，他们在整个上海地区惩治共产党的叛徒。既然他们的惩治对象是为国民党工作的特工，这些囚犯被交给了戴笠在警备司令部的人手里。后来他们又被押送到南京判了死刑，被处决了。[88]

特务处在“诺林事件”中的角色

显然，“诺林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最令人惊讶的间谍案，甚至到了今天它仍是一个神秘的故事。[89]海莱尔·诺林（Hilaire Nuolens）的真名是雅可夫·儒德涅克（Yakov Rudnik），他是共产国际联络部（OMS）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在上海他以法文和德文教授身份工作，而实际上他在领导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组织部（FEB）。[90]在妻子塔尼娅·诺林（Tatyana Noulens）的协助下，他的职责范围包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CEEI）与中国共产党（CCP）之间、CEEI与FEB之间、FEB与CCP之间、FEB与远东其他共产党之间所有的通讯（不仅有密码电报，也包括信件、包裹、非法印刷品等）。他必须把从大都会贸易公司收到的汇款分发给FEB、KIM（共产青年国际）、CCP等。公寓和房子，无论是用来居住，还是干“业务”（用于FEB、其他军事部门，或OMS的编密码和存档这类互不相连的活动），或者是开会（FEB和CCP成员的会议，与信使或与远东其他共产党人的会议各自有独立分开的地点），都得由他来租借。掩护点的地址、邮箱和电报地址也是如此。公寓里配有家具和佣人，一旦某个特工人员离开后便立即撤销。去KUTV（东方工人大学）的学生和共产国际的人员，都得经过上海。总之，所有与安置、财经和通讯有关的活动都在诺林的管辖之下。[91]

他持一份偷来的比利时护照到了上海，用的名字是凡·德·克吕森（van der Cruyseen）。[92]他在上海有10个不同的住处，8个邮箱，7个电报地址，2个办公室，1家商店和10本储蓄簿，共有储蓄50万元——这在当时是极为巨大的数目，在大萧条时期尤其惊人。[93]

警方首次察觉到诺林的存在，是从一个叫约瑟夫·独克劳（Jo-seph Ducroux）、化名为色基·拉·富朗（Serge Le Fran）的法国共产国际信使途径新加坡时被警察逮捕开始的。在他的随身物品中，他们发现了一个电报地址（Hilanoul,Shanghai）和一个英租界的信箱号码。[94]这个号码是一套复杂的通讯暗号，它后来被发现是由两套电码组成：一套用来与在亚洲的共产国际人员联系，另一套用来与莫斯科和欧洲的共产国际领导人联系。[95]

与此同时，根据他们自己的线索，中国调查人员开始发现共产国际的这个网络。此案始于在湖北省逮捕了一名共产党嫌疑分子。他的名字叫关兆南，军统在武汉的审讯人员反复企图让他开口，但他在酷刑下一直拒不屈服，后来南京派了个司法官员说服他给共产党上海支部写信，让他们派信使来与他联系。[96]

上海很快答应，并派遣了一个叫陆独步的人到达武汉，他马上被戴笠的人带走。虽然他在拷打下很快招供，但陆所能告诉他们的关于共产党上海支部的内部情况非常少，因为他只负责党的外部联络通讯工作。于是戴笠决定利用他来引诱其他地下人员出笼，并将这个倒霉的共产党人带回上海，让警备司令部的侦查队看管。然后特务们让陆照常按照他的接头程序，在南京路的东亚旅馆登了记，并给他的哥哥写了一信，告知自己的近况。

与此同时，上海站的特工们住进了陆独步的房间和隔壁的房间里。次日，陆独步的哥哥陆海防来到了旅馆，径直去了陆独步的房间，连门都没敲。一推门，陆海防就看见了在椅子里睡着了的特工员，他立刻悄悄退出而没有惊醒那个打磕睡的特工。但隔壁房里由沈醉率领的特务发现了他，便朝着正在下楼梯的陆海防冲去。陆差一点就溜走了。他混进了拥挤的先施百货公司，在人群里不见了。但狡猾的沈醉躲在边门旁，当这个共产党员企图从边门溜走时，沈醉扑了上去，他拼命挣扎，但沈醉终于给他戴上了手铐。[97]

事实证明逮住陆海防意义重大。首先，他出乎意料地很快就招供了。被捕的当天，他先被带到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老闸捕房，几个小时后又被引渡到警备司令部的侦查队。戴笠亲自监督审讯。还没有人碰他一下，光是在他面前摆出刑具，陆海防就自愿向军统出卖了他的上级。他是大家所知道的老共产党员中，投降最快的一个。其次，戴笠的人不久便发现，他在党内的职位非常特殊：他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最高领导人的英语翻译。[98]

沈醉后来说，是陆海防向法国警察出卖了诺林。[99]其实，是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在1931年6月15日，在这个苏联间谍的一个位于四川路上的公寓单元里，把他逮捕的。但陆海防的确与特务处的特务们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尽管他的妻子咒骂他为“叛徒”。[100]接着，他又出卖了一名左翼作家联盟的共产党员，还有一个正在拍电影《自由神》绰号叫“黑牡丹”的年轻女士，她曾在杨虎和张群支持下去过德国留学。[101]陆把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上级的情况都供了出来，但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一开始，警察对他们的囚犯什么也发现不了。此人先说自己是瑞士人，叫Germain Xavier alois Beuret，后来又说叫Paul Ruegg。[102]

在这期间，与他被逮捕的妻子的泼辣好斗相反，诺林保持了一种寡言而不失尊严的态度。[103]开始戴笠不得不向蒋介石坦白他不知道此人是谁，虽然他怀疑此人就是英国人正在寻找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领导人。最后，诺林和他的妻子被带到武汉受审，被南京的法院判处死刑。后来改成无期徒刑，但诺林夫妇因间谍罪最终只服刑了五年。日本人占领南京后，诺林夫妇被释放出狱自找赎金。他们在上海短暂地再现之后又消失了，也许去了苏联。[104]

中国报纸将对诺林的审判称为“怪西人案”，它使上海的媒介十分着迷。当诺林夫妇在1932年7月2日开始绝食时，宋庆龄和杨诠还有沈钧儒都去南京监狱探望这对夫妇，然后给政府写信要求释放他们。一封信上这么说：“要是你们拒绝诺林们【被释放】的要求，迫使他们继续绝食，全世界革命和自由的舆论将会认为是国民党杀害了他们。这样屠杀他们便是与德国的纳粹完全一样了。”[105]

虽然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绝食，不过诺林夫妇都不承认有罪。他们坚定的态度，使众人眼里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形象更加完美了：他们在拷打之下甚至不会吐露自己的姓名。[106]这一形象后来在小说和故事中继续存在，尤其是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作品里。如《红岩》中描写了共产党囚犯面对审讯“面不改色，心不跳”，双眼射出“冷峻”的目光。而徐鹏飞（其真实人物是1934—1935年的上海站特工二组组长），在小说里被描写成心惊肉跳神经质的样子，以为只有用突然和极其残暴的方法，才能打乱一个“坚强”的犯人的从容不迫：

徐鹏飞暗自吃了一惊，像突然出现了不祥的征兆。那种旁若无人的气派使他感到棘手。他尽力排除涌向心头的杂念，盘算着：“对付这样的人，只有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能摇撼他的意志，摘掉他那颗镇定的心！”[107]

的确，大多数人在秘密警察酷刑的折磨下迟早会招供。但也许是他们对审讯的经历早有训练和准备，共产党囚犯似乎最擅长的是提供假情报来帮助其他的组织成员躲开。比如，往往一个共产党特工在侦查队受刑，他会假装透露地方党组织的地址，但这个地址距离真正的地点有一两个路口之差。然后秘密警察就会对这个完全无害的地点发动突击，而那里与真的地点离得那么近，使真地点上的党领导警觉地安全转移到别处，等到秘密警察察觉出上当，为时已晚。[108]

逮捕共产党人

“变节”的沈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改造后出版的书中写道：1933年5月，国民党秘密特工侦收到一份关于诗人兼儿童故事作家应修人（他在苏联呆了几年，回中国后一直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秘密约会的情报。当这位左联成员作家为一个秘密使命到昆山附近的一座楼房时，武装警察正在等他出现。在紧接着发生的搏斗中，他被从窗户里抛出去摔死。应修人是上海左翼文化界第七个被秘密警察非法杀害的人士。[109]

但一般说来，上海站的特工越跟共产党地下特工打交道，就越怕接近或逮捕他们。[110]这些特工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曾经是共产党员的特工们有时会发现，当他们企图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人结交的时候，他们有被当作叛徒挨打或被杀的危险。上海站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有一次在浦东工厂区碰到两个以前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为了说服他们跟他一起加入特务处，王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僻静处，想劝说他们，结果被他们用自己的枪打得半死，直到巡逻的警察来到把那两人吓走为止。从此以后，王克全像其他许多“叛徒”一样，为保全自己再也不敢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员接触了。[111]

沈醉本人在一次逮捕共产党人的事件中开始认识到与共产党地下特工斗争的危险性。那是在193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带领十几个特务去江湾地区逮捕一组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的共产党人。他们在接近开会地点时被发现了。这组共产党员立刻分散开来，只剩一个人用枪在后面抵挡这些秘密警察。一阵枪战后，沈醉的胸部被这个共产党员射中。虽然枪伤得到痊愈，但沈醉从此终身带着这个伤疤。[112]

沈醉痊愈后，当年冬天又携带两名特工去曹家渡逮捕一名有共产党嫌疑的作家。因为嫌疑分子是个文人，似乎没有什么威胁，所以当他们在房东的协助下进入他的房间时，大家都非常放松。这位作家请他们允许他穿上衣服，快要离开时，他突然拿起一顶帽子从里面掏出一个手雷，然后拔掉上面的保险栓。这时谁也不敢掏枪。而这位作家同时向门口靠近并突然关上了灯。接着是砰的一声。特工们都肯定是他扔下了手雷，便趴下躲避，但并不见爆炸。当他们打开电灯时才发现，这个作家已经不见了，而他们却被锁在房里。等沈醉和他的特工们终于破门而出时，附近的工厂正是换班之时，人群中根本无法再找到这人了。[113]

对上海站的人员来说，扣押散发反日宣传品的进步学生或突袭出售亲苏文学刊物的书店，要比侦捕一个知名的共产党人安全得多。根据沈醉的叙述，1932—1935年他在上海站通讯组的几年里，30多个“直属通讯员”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干部，而且一共也只有两个人不过是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沈醉说，他在上海的六年中没有任何渗透到共产党组织成功的例子。[114]

军统上海站的这一失败，不断地刺激着戴笠。[115]一次他在召集上海站区长、书记和组长在四马路的杏花楼吃晚饭时发脾气说：“这样搞下去，我们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116]

戴笠的指责显然反映了蒋介石的牢骚，尽管国民党秘密警察非常成功地迫使某些共产党关键人物变节。[117]后来这两人也都不会忘记：到了193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从法租界全部转移到了江西的崇山峻岭，而上海站对此却一无所知。这是一个情报工作上的巨大失败，即使后来他们掀起的对涉嫌国民党政权的敌人的绑架和暗杀风潮都无法予以弥补。[11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反间谍的成功无意中调节了共产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从而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打下了基础。[119]这是因为，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切断了共产国际上海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之间的电信通讯，“【中共】中央委员会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这对党在今后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这孤立持续到1936年决定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展战略战术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它甚至体现出了更加巨大的意义”[120]。尽管王明在向代表大会阐述中国必须结束内战，而毛泽东却得以自行其是，积聚力量，形成了一个新的乡村战略，这一战略最终使他战胜了蒋介石和蒋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追随者们。

注释

[1]沈醉：《军统内幕》，第37页。开始有30多个“直属通讯员”，他们都有正常的工作，而且有很多各方面的关系。他们最初是兼职特工，许多人后来变成了专职的，在区长领导下与特务处总部保持各自单独的通讯。“通讯”一词也指新闻特工，实际上有许多间谍在报界和媒介工作。同上书，第39页。

[2]军统的地方组织原先分为四大地区站：华东、华南、华中和华北，曾经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省站”，每个地区站都通过自己的无线电或用隐形药水写成的文件直接向“总处”汇报。

[3]那时他的特务站是城里许多反间谍站中的一个。见Wakeman,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pp.132-161。

[4]沈醉：《军统内幕》，第37-38、44页。第四组叫作“沪西组”。并见Chung,Elitist Fascism,p.113。

[5]支付“直属通讯员”的经费，包括房租和会议室的费用在内，约为100元出头一点。剩下的用来买照相器材。一年的正式经费在几个月里就花完了（因为全职特工的月薪为100元，显然正式的年经费必须靠额外资金补充）。沈醉：《军统内幕》，第42-43页。

[6]同上。

[7]同上书，第38-39页。逐渐地，密写药水变得越来越复杂，情报量也越来越大。到了1934年，南京总部开始每天派信使去上海收集情报。于是，用药水抄写和寄往鸡鹅巷的程序就没有必要了。

[8]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1页。

[9]赵理君（四川大足人），原名曹理君，黄埔五期毕业，因与河南CC派冲突而遭刘子龙暗杀。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2页。

[10]沈醉：《军统内幕》，第38、147页。与此同时，中统也有自己的非法绑架活动，使得城里的恐怖气氛更加浓重。孟真：《中统与我》，第122页。

[11]沈醉：《军统内幕》，第44页。

[12]沈醉：《军统内幕》，第48-49页。

[13]Ye,The Liu Geqing Affair,p.19.

[14]沈醉：《军统内幕》，第41页。

[15]同上书，第44页。沈醉直到1935年一直负责交通，直到他当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队督察和行动组长时才放弃这一职责，南京总部派了王湘荪接替他。同上书，第37、42页。

[16]同上书，第50页。

[17]每当沈醉在国际租界和虹口有监视或调查任务，他总是先到王昌裕那儿，让他介绍门路。沈醉：《军统内幕》，第40-50页。

[18]同上书，第50页。

[19]据陈立夫说：戴笠的机构没有一个名字。一开始蒋介石让他做些工作。有时戴笠会作为私人助理或参谋与蒋在一起。然后蒋先生让他在杭州组织一个警察学校。戴笠的机构由于警校而变得具体起来。中央军事学校的毕业生被送到那里，毕业以后戴笠开始使用他们，于是他逐渐地组织了自己的人员干部队伍。正是在那时，陈发现戴笠在从事特工活动。Chen Lifu,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1932-1935。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p.76。

[20]沈醉：《军统内幕》，第50页。

[21]同上书，第40页。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上海后，陶当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50页。

[22]沈醉：《军统内幕》，第50页。

[23]同上书，第44页。并见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4页。

[24]上海的几乎每个特工都曾有过监视进步人士或反蒋分子的经历。他们大都搞不清为什么要监视某个嫌疑分子。监视的对象往往被告知是“反革命”或“反动派”。沈醉：《军统内幕》，第78页。

[25]此处“肇事者”指故意装成进步激进分子来诱发他人对政府和蒋介石不满的言行，然后予以打击。

[26]沈醉：《军统内幕》，第50-51页。

[27]沈醉：《军统内幕》，第54页。

[28]戴笠本人从来没有被认为有贪污的现象，至少在金钱这方面。据对爱泼斯坦1985年3月5日在北京的采访。

[29]沈醉：《军统内幕》，第54页。其他组织里特工们的工资相当于一般政府官员的。抗战中，军官们拿的是降了10%的“国难薪”，军统特工的工资则没变。此外，总部特工还有加班津贴，从总体上讲，他们的工资要比当时一般政府相同级别的人员高出40%-50%。外勤特工若成功地完成了绑架和暗杀，还会有额外活动费和资金。“只要肯出卖人格和良心，总是不会失业的。”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8-19页。除了领取特别津贴以外，有才干的年轻军统特工还能很快得到提升。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1页。

[30]沈醉：《军统内幕》，第55页。

[31]“当时在上海的一些进步的集会都有这些记者混在里面去搞特务活动。”沈醉：《军统内幕》，第45页。

[32]《火炬》是《大晚报》的副刊。同上书，第42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页。

[33]沈醉：《军统内幕》，第48页。这并不奇怪，沈醉甚至可以瞒住自己的母亲。一次他与行动组一起执行一个绑架任务时，他们的汽车撞到了一辆人力车上。虽然沈醉是工人装扮，但坐在那辆人力车里的他的母亲还是认出了他，便叫起他的小名来。沈醉立刻用上海话骂了回去，侮辱了自己的母亲。后来他回家以后，母亲告诉他说，在路上看见一个工人模样的人跟他很像，但挨了他一顿骂。沈醉则假装无辜。戴笠知道这事件后，很赞赏他的随机应变能力。

[34]沈醉：《军统内幕》，第81页。

[35]同上。

[36]同上书，第80-81页。

[37]同上书，第80页。开始特工员们被告知将对薛笃弼实行特别行动，但后来命令变成简单的监视。作为律师，薛笃弼经常接待前来找他的被上海站特工绑架的人员的家属。他在法租界金神父路金谷村的住宅和在爱多亚路的办事处都受到严密的监视。

[38]同上书，第40-41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页。

[39]戴笠是利用了周的妻子来侦查周的。沈醉：《军统内幕》，第46-47页。

[40]同上书，第45页。

[41]“文革”中，崔在香港发表了关于他在上海的文章，其中提到他和狄克与蓝苹的关系。当时在监狱里的沈醉被提审，让他说出所有关于崔的情况。显然提审员们对崔与毛夫人的关系感到困惑。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页。

[42]沈醉：《军统内幕》，第41页。

[43]该校校长关素之偶然会为上海站执行秘密任务。同上书，第52页。

[44]同上书，第53页。

[45]同上书，第40页。杨虎的一个姨太太曾经介绍了十几个南洋学生给戴笠，包括苏振通和刘果庆，戴把他们送到杭州警察学校受训。

[46]沈醉：《军统内幕》，第48页。很久以后，1936年大学的校长办公室开除了6个左翼学生。根据《东京日日新闻》（Nichi Nichi）透露（1936年9月9日），这使学校“置于法西斯蓝衣社的影响之下”。被开除的一个女学生的父亲是上海的高级官员，她因此自杀。邹韬奋在《生活日报》的头版刊登文章对她进行悼念。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D-7332,9/9/36。

[47]后来陈绍宗担负起整个江湾地区教育机构的情报工作，其中包括一个女子体育学校和一个法律学校。沈醉：《军统内幕》，第40页。

[48]沈醉：《军统内幕》，第41页；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1页。

[49]区督察员叫陈慈，后来当了蒋介石的驻外大使，月经费从200元增加到了300元。沈醉：《军统内幕》，第43页。

[50]同上。

[51]同上。张师也许没有能力渗透到共产党内部去，但对于收集共产党活动的情报，他则有不错的主张。戴笠因此而器重他，并将他调到南京总部任书记长。他的地区书记的位置先后被徐进、姚则崇和郑修元接替。

[52]同上书，第49页。戴笠多次设法吸收卢英入军统，以对侦缉总队进行控制，但卢一直不愿加入。

[53]同上。

[54]此二人为杨华波和黄加持。

[55]沈醉：《军统内幕》，第49页。

[56]同上书，第45-46页。

[57]同上书，第46页。

[58]到了那时，原总部53号地址在本巷子里又扩展了几处楼房，成了四条巷。外勤特工不许进入这些新扩展的房子里，他们得使用旧地址，在那里打电话到四条巷，然后有人来接才行。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8页。

[59]阮兆辉自己“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于是范的关系“都变成了阮的关系”。沈醉：《军统内幕》，第46页。

[60]同上。

[61]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49-250页。

[62]沈醉：《军统内幕》，第43页。

[63]本地人把白云观叫作“茂山殿”。同上书，第70页。并见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37页。

[64]沈醉：《军统内幕》，第51-52页。

[65]同上。杨的一组组长由沈醉接替，二组组长徐鹏飞这时也在侦查队任职。

[66]同上书，第71页。他们自己的刑事侦察程序因此而受到挫折。但当沈醉报告说他们需要用更多的力量来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时，戴笠立刻说：“你以为我们掌管这个组织仅是为了替别人抓一些小偷小摸吗？”

[67]沈醉：《军统内幕》，第43、52、74页；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第99页。

[68]沈醉：《军统内幕》，第43页。秦承志当了军统的区书记。戴笠把吴乃宪调走也许是因为他对华东区无力渗透到共产党前沿组织里而不满。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1-42页。

[69]铁路警察苏州段段长韩尚英被指定协助上海站把犯人押送到军统。沈醉：《军统内幕》，第43-44、52页。

[70]王新衡后来负责戴笠在香港的活动。此信息由叶文心提供。

[71]沈醉：《军统内幕》，第44页。王新衡任上海站头目一直到抗战爆发前夕，那时他被周伟龙取代。

[72]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79-288页。

[73]苏亚光是湖南新化人。

[74]沈醉：《军统内幕》，第44-45页。

[75]陈赓经朝州和香港来到上海。牛惠林，圣约翰的毕业生，尽管他对陈赓的身份感到怀疑，但他最终没有举报他。穆欣：《陈赓同志在上海》，第34-35页。

[76]吴乃宪受命负责这个案子，是因为他被认为能辨认出他以前的同学。上海站没有陈赓的照片。沈醉：《军统内幕》，第81页。

[77]同上。虽然二组集中监视徐家汇的孝友里和打浦桥，但还是让共产党嫌疑分子漏网了，这是由于共产党自己出色而极为谨慎的保安程序。

[78]国民党特务在侦查队驻地附近逮捕了三个共产党特工。

[79]穆欣：《陈赓同志在上海》。

[80]沈醉：《军统内幕》，第51页。

[81]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2-143页。

[82]当时并无华东局这一说法。此处有误。——编者注

[83]沈醉：《军统内幕》，第51页。1933年4月，沈醉带领一个小组计划在法租界绑架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因为他的情报人员指错了人，使他们错抓了个骑马师。由于不肯认错，军统就把此人投入南京的监狱里直至抗战爆发他们撤出城市时才释放。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0页。

[84]Wakeman,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p.154；Xu,The Invisible Conflict,pp.84-89.

[85]沈醉：《军统内幕》，第53页。

[86]同上书，第63-64页。

[87]沈醉：《军统内幕》，第64页。

[88]见Wakeman,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pp.147-151；Litten,The Noulens Affair，全书。

[89]FEB与盖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领导的共产国际政治局同级，负责中国“红区”以外的亚洲共产党活动。上海组织部的功能犹如一个巨型调节机器，它向本市和亚洲各地输送人员和经费，使用和撤除秘密安全据点等。Finch,Shanghai and Beyond,p.317。

[90]Litten,The Noulens Affair,pp.502-503.

[91]而且他还有许多化名：Charles Alison，Donat Boulanger，Samuel Herssans和W.O’Neill。

[92]Litten，The Noulens Affair，p.503，p.508.

[93]同上书，第493页。

[94]所使用的普通译码中加进了一些关键的句子。这两本译码被《圣经》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译员所发现。Finch，Shanghai and Beyond，p.318。

[95]那官员的名字叫周养浩。

[96]沈醉抓住他时，他就咬沈醉的手腕。沈醉便用手枪柄猛击他的嘴部，把他的门牙敲掉了。然后沈醉把他与自己铐在一起直到他的助手赶来。沈醉：《军统内幕》，第64页。

[97]同上书，第65—66页。

[98]沈醉：《军统内幕》，第65—66页。

[99]同上书，第67页。沈醉带着陆海防去见他的妻子，他们进去时发现她正在烧毁文件。她怒斥自己的丈夫说：“你没有死掉？你有脸这样来见我，我没有脸见你这个叛徒！”陆请她跟他们一起走，她看了沈醉一眼说，除了把她抓起来，她是不会跟他们走的。沈醉只好不再劝说她，与陆回了办公处。他告诉戴笠说最好再等几天，等她平静下来后再劝说她。戴笠下令立刻逮捕她。等沈醉再去时，她早已不在了，所有的文件也都销毁了。戴笠对此并没有太发火，因为他说那天他们逮住了一条大鱼，溜掉一条小鱼关系不大。还有，这对沈醉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教训：父子和夫妻关系对共产党人来说与对国民党人不一样。

[100]同上。作家的名字叫袁殊，他被逮捕，他的作品被没收。“黑牡丹”姓程，四川万县人。她与四川军阀王陵基的姨太太很要好。当下令逮捕她时，她躲在王的家里。后来她逃到了苏州，最终在那里被捕。她被捕后，关押在侦查队部。她受到优待，区长王新衡和侦查队长王兆槐都去看她。戴笠也想去跟她胡调。他听说她为他的部下唱歌，非常嫉妒，强调说他的部下应当小心共产党的圈套，要他们与年轻美貌的女子保持距离。

[101]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9页；Litten，The Noulens Affair，p.494。

[102]诺林始终是非常专业的特工，他对逮捕他的官员们说：“我知道你有义务要履行，但你须明白我也有我的，那就是尽量让你的工作无法进行。”Finch，Shanghai and Beyond，p.317。

[103]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319页；沉醉：《军统内幕》，第68页。诺林夫妇留下了一个儿子杰米（Jimmi），他被置于史沫特莱夫人（Agnes Smedley）和宋庆龄的名义保护下，1936年后他在苏联孤儿院长大。20世纪60年代他以Dimitri Yakovlevitsch Moiseenko的名字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与瑞士和比利时共产党之间做联络工作。Litten，The Noulens Affair，p.510。

[104]Li Helin，Lu Xun and Soong Ching Ling，pp.3—76.

[105]此处提及的诺林的故事，如1931年被捕、民权同盟营救等，均是牛兰（Naulen 即Paul Ruegg）的故事。而“怪西人”及陆海防等，是另一案，发生于1935年。作者将二者混淆了。——编者注

[106]鲁迅在1934年替日本一家杂志《改革》写的一篇文章《中国事二三》里说：诺林先生和夫人被当作共产党或动乱分子投入了南京的监狱，他们进行了三四次的绝食斗争，没有用。他们不理解中国囚犯的心态。一位官员惊诧地说：“他们不吃饭，那我们干什么？”这与我们慈善的政府无关，而节约一点粮食对监狱还有好处。假如甘地没有选一个好地方（绝食），他便会彻底地失败。Li Helin，Lu Xun and Soong Ching Ling，pp.3-76。

[107]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156页。

[108]后来军统培训班的教官对学生说，不能仅满足于单单得到地址，而应该继续审问，用详细的问题来询问住宅的性质、报警系统如何等等。然后，派特工装成维修人员或管道工去那里探虚实。沈醉：《军统内幕》，第22页。

[109]Neale Hunter，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 Wing Writers，pp.248—249.

[110]沈醉：《军统内幕》，第68—69页。

[111]同上书，第71页。

[112]同上书，第69—70页。

[113]沈醉：《军统内幕》，第70—71页。

[114]同上书，第42页。这个说法值得怀疑。

[115]他每次到上海时，都会对军统无力渗透到共产党组织而“大发脾气”。

[116]沈醉：《军统内幕》，第42页。

[117]这些人物包括共产国际上海局的领导人李竹声和盛忠亮。“他们被捕后受到枪决的威胁，便参加了国民党秘密警察。他们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和交授给他们的事情都交待了。这导致了白区许多领导干部的被捕，中央和地方组织的垮台，以及许多重要文件的丢失。”Otto Braun,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p.79。

[118]沈醉：《军统内幕》，第37-38页。可以设想，一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还是隐蔽了下来，起码政治局转移到了山区。

[119]Wakeman，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p.156。

[120]Braun，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p.79。但须注意：共产国际与张国焘之间仍有无线电联系，当然也还有信使。

第十二章 行刑队

【赵理君】由于杀人成性，他在河南与中统特务发生摩擦，竟将中统的一个行动督察专员、中学校长等六人，秘密逮捕活埋了。以后经中统查出确实证据，陈立夫等向蒋介石哭诉要求严办，戴笠还想进行庇护，由于蒋介石为了使中统特务继续为他在反共反人民方面卖力，才决定将赵枪决。这个为蒋介石杀了十多年的刽子手，最后还是被他的主子杀掉。戴笠痛哭几场外，以后每经成都总要到龙泉驿军统公墓去凭吊一番。

沈醉：《军统内幕》，第58页

劫持

绑架是秘密特工的专长，它直接受戴笠控制。绑架的范围很广，尤其对军统上海站来说。[1]赵理君是华东行动组组长，他在上海负责秘密逮捕时，曾经下令劫持和杀害的人数不胜数。[2]自然，重要的绑架事件还是在特工们的头脑中留下了记忆，而且还成了典型的榜样用到了军统训练场的训练项目里。学员们在那里还学习在现代绑架技术中不可缺少的驾驶技术，秘密特工骨干分子还受到七八个小时的额外特殊训练，学习30年代初实际绑架中积累的经验。[3]

到了那时，特务处的特工们夸口说他们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绑架任何人。[4]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特别是在上海这类大城市，那里没人能躲过他人的眼睛，而且在上海站的经费增加到他们买得起汽车之前，绑架行动往往需要步行。[5]这就更说明劫持要在行人堆里进行，于是蒙骗就变得绝对必要。往往是，一个特工穿一件自制的黑外衣，携一条装有铁砂等物的橡皮管，装作强盗的样子把受害者击昏过去。然后，另一个在附近的特工，会从人群里冲过来，装成是他的亲戚的样子把被击倒的受害者从强盗那儿拖开，然后拦一辆黄包车，大声叫着去医院。一旦离开人群，这特工便对驾车人说要把受害者先送家里，于是就把他送到另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昏迷的受害者便由其他特工带走审问。[6]

一旦他们有了足够的汽车，戴笠的人就开始用起了典型的黑社会手法。他们会用枪顶在背后，把受害者抓进一辆等在一边的车里。这个方法并非万无一失，有时受害者会在他们把他扔进车里之前逃掉。戴笠曾对几次这样劫持未成的事件怒火万丈，于是强调上海站的特工们必须在他们自己中间练习互相劫持来完善实地操作。逐渐地，上海站的特工们发展了一套四步骤的绑架法。他们总是先对目标进行跟踪，一直到掌握其日常行动规律为止。然后他们在附近停一辆车。等他们的“肉票”走在马路上时，一个特工从后面上来，同时另一个特工从正面向这个倒霉的人走去。当两个特工碰到一块儿时，一辆车同时从一边开来；司机把车停下，让引擎空转，后座上的特工打开边门；同时，在后面跟踪的特工拔枪顶住受害者的后背，正面的特工冲上来对准他的小腹猛击。后面的特工趁“肉票”低下身喘不过气时，用一只手压住他的背，不让他直起身来。车里的特工随即伸手把他们的猎物拽上车的后座。仅仅片刻，这辆汽车便又平静地穿行在车流里，而车两边的特工随即融进了人流中，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7]

他们也发明了一些“软”办法，那是为了让戴笠满意。因为戴笠既要他的特工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拥挤马路上抓人，却又不要引起过路人的注意。为了避免亮出武器，上海站的外勤特工们学会了如何用揿捺穴位来使受害者暂时瘫软。靠人行道一边的两个秘密警察会假装对受害者开个朋友之间的玩笑，好像他们是熟人一样：一个特工从后面用双手蒙住受害者的眼睛，再用大拇指用力掐耳根下的“命门”穴道使之无力喊叫。另一个特工便走上来用力抓住“肉票”说：“这一下你猜不到是谁了！”于是这两个特工就连拉带推地把这个晕头转向的受害者拽进车里，让旁人以为是旧友重逢呢。[8]

还有一种方法对阔气而讲排场的人特别有效：使用美人计，让旁人以为这是个风月案。一个女特工衣着风骚地扮成情妇样，从人群中向目标靠拢后，大哭大喊地说他为另一个女人而把她甩了。当这个受害者无一例外地坚持说她是看错人了的时候，另一个女特工从一旁的车里出来，装作是这个被甩了的女人的朋友，劝他同她们一起回去谈谈。受害人有口难辩，另外两个特工——这次是男的了，从一边的人群里出来说：“怎么？你们又吵起来！你们在街上吵太不雅观，还是大家回去好好商量吧！”显然，受害者会以为最简单的办法是到车里去解释这个误会。一旦进了车，这不幸的“肉票”便永远地消失了。[9]

有时需要当机立断。例如，在上海地区负责桂系的陈六安被列在上海站绑架名单上。沈醉在对陈的住宅进行监视时，见他携一箱子从前门出来，显然是在找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沈醉立刻奔出弄堂，装作陈家佣人的样子叫了一辆车来。当车在陈家门口停下时，他又赶快跳下，装作司机助手，帮着打开车门请陈上车在后座坐下。车一离开陈家，开到其他两个特工的守候点时，沈醉就叫司机停车。这些秘密特工便上车，掏出手枪，威逼司机把车开到警备司令部。陈惊恐的抗拒毫无用处，司机不敢抵抗武装侦探，只得服从他们把车开向他们指定的地点。[10]

这些精心设计的绑架不在上海的中国区施行，在那里抓人是通过秘密警察通常的逮捕方法，而且往往是在夜间。[11]但在法租界和英租界则通常如此。虽然持有公安局或警备司令部正规侦探身份的特工可以要求并且得到租界或中国区的警察的帮助来逮捕人，但戴笠不愿通过他们运作。[12]

受害者

戴笠不愿在上海向外国警察求助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数逮捕是在傍晚进行的，被捕人被拘留到次日，然后才能递送引渡要求。这使记者有时间来调查案件，并在戴笠无法控制的地方报纸上刊登出来。于是上海站替赵理君行动组工作的特工们（该组后来由沈醉领导）得到执行“秘密逮捕”的命令，实际就是政治绑架。这使外国警察对犯人毫无掌握权，而关于这些犯人被捕的事件也完全对地方报纸封锁起来。[13]

戴笠对媒介报道的厌恶不无道理：它们把他的秘密王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而捆住了他的手脚。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1933年5月14日作家丁玲的消失：那天警察突然袭击了她在昆山路上的寓所，在众目睽睽之下逮走了她和她的丈夫冯达及他们的一个共产党朋友。[14]@@[15]这种半公开的绑架受到人权保护联盟秘书长杨杏佛（即杨诠）的抗议，但对抗议的答复是官方的沉默，而杨本人不久却遭到杀害。[16]

另一个也许更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发生的刘芦隐案件。刘芦隐被认为是王亚樵的人，那年冬天他来上海，作为陈济棠、胡汉民和其他“广东系”成员的代表。刘像蒋介石所有的敌人一样知道他可能上了黑名单，为了安全，他选择法租界住下。于是从戴笠那儿传来命令，要上海站执行绑架，并把他带到南京秘密审讯后枪决。[17]

丁玲

第一个任务是找到刘的踪迹。沈醉的特工了解到刘的一个姓华的姨太太住在贝当路附近，刘大多数晚上都在她那儿过。沈醉带着手下的特工们上了站里的司蒂倍克车，朝着法租界贝当路开去，突然他发现刘芦隐和他的女人正坐在一辆崭新的绿色福特轿车里从对面开来。特工们立刻来了个急转弯。但福特车加快了速度，他们的旧法国车赶不上，让目标在上海的马路上消失了。但沈醉记住了车牌号，便带领人马在全城找起来。他们在国际租界福州路附近的三马路扬子饭店门口发现了这辆福特车。沈醉带人包围了饭店，当这对男女在半夜出来时，特工们拥上来，把刘和他的女人强押进了他们的司蒂倍克车里。

他俩拼命抵抗。姓华的女人尖叫救命，刘在车里扑向前座正要开车的司机，和他搏斗起来。结果在汽车开走以前，一个英国警察赶到，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带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关起来。当然，特务处的特工自有警察证件来对付，并在短时间内将刘芦隐引渡到武汉，把刺杀杨永泰的罪名加在他头上。杨永泰是政治研究团体的领导，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般认为他是在1936年10月5日参加了美国领事的招待会后，在汉口渡船上被成燮超刺杀致死的。[18]但因此案如此公开，戴笠不好再安排秘密审判抢先将刘处决。于是，刘芦隐的命运便交给了武昌地区法院刑部，经过公开审判，刘被判处十年徒刑，剥夺民权五年。[19]

除了著名案件以外，戴笠刺杀队的受害者们大都为无名的学生和工人。工人往往在工厂外被逮捕，特工们不敢进去捉人，因为怕遇到他的同志们的抵抗。[20]只要可能，劫持就在晚上进行，这样在受害者的失踪被发现之前，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逼供。[21]一旦到了特务处手里，工人和学生就消失了，他们在刑讯者手中秘密地受折磨，而刑讯者一般不知道他们猎物的真正身份。[22]

刑讯

在上海，刑讯室是在长满虱子的犯人棚子后面。除了一小部分当场向军统投降的被捕者以外，其他所有人都照常受到酷刑折磨。用刑的是在一个部门头目（监察员或副队长之类）监督下的一队特别警卫，而没有合法的“审讯员”在场。[23]换句话说，没有人阻止刑讯成为一种对受刑者的残害方式。就像被囚禁者们说的：“只有好好走进去的，难得有好好走出来的。”[24]

受刑是必然的程序，上刑是审讯过程中永远存在的威胁，就像小说《红岩》里特务头子徐鹏飞审问共产党员许云峰时那样。[25]在审讯中，当共产党特工表现出明显的高傲时，徐鹏飞忽然让墙上的一扇铁门打开，从里面的拷打室射出一阵耀眼的亮光和一阵血腥气，那是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许云峰的助手，他也被特工抓进来了。

许云峰的原型——当时中共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

冰冷的水泥磨石地面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脚上还钉着一副沉重的铁镣。鲜红的血水，正从那一动不动的肉体上往水泥地面滴落……

几个胸前露出黑毛的人影，提着带血的皮鞭，把一件黄皮夹克掷向那毫无知觉的躯体，突然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狞笑。[26]

施刑过程中各种残酷的细节在小说里得到反复描写。它给秘密世界的主子——戴笠和他的干将们，最终带来一种内心深处的变态的权力感。[27]

徐鹏飞的原型——徐远举（1950年被共产党关进白公馆）

鞭子在空中呼啸，落在肉体上发出低钝的响音……从转椅上欠起身来，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吐出一口烟圈，他倾听着这阵惨叫，像倾听一曲美妙的音乐。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冰凉的冷笑。若干年来，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如果任何时候，听不见拷打的嚎叫，他会感到空虚和恐怖。只有不断的刑讯，才能使他感觉自己的存在和力量。[28]

这个坐在转椅里的人就是略为改头换面的徐远举少将，军统的“噬血魔鬼”之一，他在1948年任军统西南局二处处长兼军统保卫处处长。

反复谈论军统行刑队的这种恐怖性并非是件愉快的事，但我们如果不简要地审视一下作为戴笠领导的国民党秘密特务常规程序一部分的刑讯和施刑人[29]，便永远无法理解受害者的经历是如何的可怕，他们的消失是如何的令人恐怖。当然，不能仅从心理变态上来分析刑讯者，尽管典型的刑讯者往往是虐待狂。有些刑讯者也许心理变态，但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并非心理学意义上的虐待狂，也就是说，他们从残酷的折磨中并不获取性兴奋”。而是环境使一些人变成刑讯者，它包括“一种狂热的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它把极度的邪恶归罪于其他一些团体，而把这种意识形态的信徒当作社会正义的卫士；一种对权威毫不置疑地服从的态度；以及刑讯者从他同伙那儿得到的公开和无言的支持”。[30]

例如，1970年在雅典的特别审讯中心或在波亚悌监狱（Boyati）当施刑人的，都是像泰奥朵若·泰奥费罗亚纳克斯（The odoros Theofiloyannakos）上校那类疯狂反共的人，他们对囚犯的身体状况“完全无动于衷”。[31]在审判泰奥费罗亚纳克斯上校的法庭上，检察官说：“我相信，若发生地震灾难的话，在全希腊只有一个人会把它归罪于共产党，那便是泰奥费罗亚纳克斯上校。”[32]

与这种疯狂的自信并存的是，在警校生中“力图唤醒兽性”的残酷化过程。[33]

假如在合适的环境中采用正确的学习过程，任何人都是潜在的刑讯者。用强烈的虐待狂冲动来解释是不确切的，而认为只有虐待狂才能执行如此暴烈的行为也是一种谬误，是用舒适的理性来轻松我们自由化的头脑。[34]

以下是乔治·坎巴纳斯（Georgios Kambanas）1975年作为ESA的一个下士和狱吏在法庭上的证词：

我们一从基本训练中心到达KESA，刑讯就开始了。他们把我们从军用卡车上揪起来，然后像扔麻袋那样把我们扔下去。毒打开始了，他们让我们吃我们军帽上的带子……他们用皮带和警棍打我们……毒打从不间断。他们在军车里，在演讲厅里，在课堂上打我们……我想到提出调离ESA，但我意识到我也就配干这个……我就用毒打犯人来救我自己。[35]

一个前ESA士兵说他们的训练“具有把受训者变成‘机械兵’的效果”；一个被ESA的人逮捕过两次的牙科学生认为，军队中的刑讯者“受过专门的训练，以使法西斯渗透到他们的个性中……他们并非是奇异的怪兽，而是一种训练制度的结果”。[36]沈醉在形容他自己把对犯人的折磨习以为常的时候说，他们正在变成“失去了人性的人”。[37]

上海站牢房的审讯室被很厚的栅栏隔开。很粗的麻绳悬吊在木梁上。麻绳的一端用来拴住囚犯被捆绑在背后的双手拇指。只要一声“吊！”麻绳就被拉起，这个人就被吊离地面。一开始受害者的脚尖可以着地，麻绳被固定在钩子上，审讯继续进行。几分钟后受刑者便满头大汗。假如这时还没有供词，刑讯者就会叫一声——就像古代的衙役宣布下一道刑罚那样：“扯！”受刑者的身体便悬空吊起，整个身体的重量于是便落到了两个拇指上。在受刑者大汗淋漓时，刑讯者却在一边轻松地坐着抽烟，看着受害者在痛苦中挣扎。要是受刑者还不招供，通常疼痛会让他失去知觉。[38]然后受刑者的身体被放下来，浇上一盆冷水。直到受刑者醒过来再次被吊起。通常，吊一次就足以让犯人把所知道的吐露出来。[39]

特工们使用这些内部人的行话（残忍的黑话）非常说明问题：要是“吊”还不够的话，那么军统的刑讯者们会挪向下一步——“炒排骨”。[40]受刑者依然被吊在大梁上，脚尖着地，双腿被绑在一起，以防他踢人。[41]他的衣服被扒光后，背脊贴在墙上。一个刑讯者会戴上粗厚的皮手套，然后慢慢地用力按压受刑者的肋骨，一方面制造摩擦，一方面挤压内脏。这种酷刑的幸存者不仅以后会长时间地忍受胸内疼痛，而且当时的疼痛并不会使其昏厥，所以特务处的审讯者好用此刑，直到很久以后他们学会了用电刑为止。[42]

灭绝人性

用刑的基本心理方法是把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找替罪羊和贬低他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刑讯者们必须相信他们的世界是正义的，才能对受害者疯狂地施暴。这种信念的结果之一是，审讯者把受害者视为自找苦吃，这些受害者的受刑实际上是罪有应得。在刑讯者看来，受刑者越是痛苦，就越有理由上刑。这种思维方法并不罕见，一般并不会引起人的残忍。然而这种精神状态是虐待他人的前提，于是，对那些会把受害者当作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或导致种族污染不纯的人来说，它成为灭绝人性的心理条件。[43]

刑讯者大多数是被制造出来的，而非天生如此。他们被逐渐地推向这种变态的精神状况之中。大赦国际的报告说，由看守变成施刑人，往往开始于在审讯室外面当警卫，听到里面传来的毒打声。他们被调到关押室后，目睹了受害者如何遭到污辱。终于，如果他们称职，便会“突然积极地参与”，自己毒打犯人。[44]

正像刑讯者“失去了人性”那样，他们会让受刑者感到自己失去了精神力量，感到他正在失去他身体的完整性。戴笠使用两种刑法——“老虎凳”和“踩杠子”，达到使受害者残废的目的。[45]军统的审讯者们专门这样来对付共产党嫌疑分子，让他们终身致残。“特工们为了强迫革命人士招供出新的线索，总是想尽办法折磨革命人士的身体。”[46]他们既有着践踏和摧残人体的欲望，又追求科学效率。像沈醉这类向新手教授“行动技术”的秘密警察，总是热衷于发展更有效的刑法。新的刑具发明后一两天之内，他们便在上海站牢房里的犯人身上进行试验，以完善他们的技术，然后将其加进军统训练项目里去。[47]从心理学看，这种对“从事刑法业务”的“专业”和似乎“超脱”的兴趣，便是罗伯特·列夫顿称为“两面性”的一部分：这些人“形成了一整套感情和习惯”，既与其邪恶角色相适应，又使其能够在下班以后回到日常的自我。两面性是终日作恶的关键，它可以解释人们如何能陷入那种与其生活中的其他部分如此背道而驰的活动中去。[48]

但两面性并不是一个完全神秘的过程。随着刑讯室内一个个禁区的打破，刑讯者变得日益残忍，兽性大发。例如，军统的刑讯者还吃人肉。戴笠的特工们会以某些人“胆小”为借口，把受害者的心和肝挖出来炒了吃，说“吃了人心可以壮胆”。[49]在戴笠的纵容下，他们还经常强奸年轻妇女，尤其是共产党嫌疑分子。戴笠认为这是对特工们好好干的一种奖赏或鼓励。[50]

刑讯者的类型范围显然超出了通常的具有性变态或性狂热的人。然而，曾经出席对希腊ESA官员审判的大赦国际的代表们评论说：

虽然施刑人的性变态经常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应当得到反对刑讯的善良的人们的谴责，但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些个人的变态并不是一个刑罚制度产生的原因。相反，一旦为了那些当权者的政治需要而制造出一套刑罚制度，统治者的部下会表现出他们通常无法做出的行为模式来。社会嫉妒与性侵犯便是其中的两个方面。[51]

总之，在一个军统官员看来，秘密审讯女犯人，尤其是倔强激进的年轻女学生，便是用制造性器官疼痛和羞辱来“发泄兽欲”的机会。[52]

江竹筠

军统特工们把最为疯狂残酷的行为用在他们看守的女犯人身上：用针刺入她们的奶头，竹签插入她们的指甲，用藤条抽打她们的阴部。这些酷刑最终都得到戴笠准许，他自己正是采用了相同的残酷手段来对待崔正瑶的（她丈夫在1935年11月企图刺杀蒋介石，结果却伤了汪精卫）。[53]

性羞辱几乎是家常便饭。年轻的良家女子被强迫扒光衣服，特工们则围观取乐。不过，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一个女子偶尔也能反过来羞辱对她施刑的人。沈醉讲起过一个关于徐远举在重庆审讯女共产党员江竹筠的故事。在她轻蔑地拒绝回答徐的问题后，他便采用了惯用的手段（他宣称女犯人十有九个会在此法下招供）：他命令手下的人扒去江的衣服，但她并没被吓倒，而是大声斥责：

你们以为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扒光我的衣服羞辱我就能使我害怕吗？让我告诉你们，别忘了你们是女人生下来的。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女儿和姐妹难道不是女人吗？你们如此羞辱我，也就是羞辱了地球上所有的女人，羞辱了你们自己的母亲！要是你们连自己的母亲姐妹都不顾，那就让人扒光我吧！[54]

这时，在一旁观察的沈醉“轻轻地碰了一下徐的脚，‘你能不能用其他方法来对付她？’”这时徐才住手，下令使用在她指甲里钉竹签的屡试不爽的刑罚，但即使是那种剧烈的疼痛，最终也没能让江招供。[55]

灭迹

受害者经常被折磨致死。确实，南京方面一贯的命令是，要是被绑架来的嫌疑分子在审讯中拒绝招供的话，那就将其杀害，然后将尸体埋掉或毁掉。[56]无数人落到了行刑队的手中后便永远地消失了，以至于1949年后，有许多人声称军统的行刑队曾使用镪水池来溶化尸体。其实，在1945-1949年秘密特工在重庆的鼎盛时期，并无这个必要。因为尸体干脆被整个埋掉（而且常常是活埋），只是偶尔会把尸体肢解或烧了以防死者被辨认出来。[57]不过，在抗战前的上海，戴笠的人不愿让租界的警察发现死者的尸体，从而向外国揭露刺杀队的罪行，于是便对镪水池进行了“试验”，但他们发现这种方法太费时间，而且比预想的要麻烦。[58]

所以他们偏用一种廉价简单的处理法：“移尸嫁祸”。军统杀了人以后，尸体被解，然后装入一个箱子里。特工们用汽车把箱子抛到一个荒芜的地方或在马路上雇一辆人力车把箱子拉到火车站或旅馆之类的地方。送车子的特工先跟上一段路，然后溜掉。车夫到了指定地点见物主没来，以为发了洋财，有的就会把箱子拉回家里。等到打开一看，才发现其中惨不忍睹。[59]

刺杀队还使用其他方法来处理受害者的尸体。有时，他们制造出情杀或奸杀的错觉：特工们会把男性死者的生殖器割下来塞入他的嘴里。还有时，他们干脆把尸体装入麻袋扔进黄浦江。戴笠更喜欢“移尸嫁祸”的处理，他认为，对于1928—1936年间千万个成为秘密警察恐怖活动的猎物，并落入赵理君及其虐待狂们的刑讯室里的人来说，这是对其最简单干脆的处理方法。[60]

注释

[1]甚至在力行社成立之前，戴笠已经派翁光辉、陈志强和王昌裕去上海建立地区办公处，后来他们的黄埔同学徐昭骏也加入进来。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0页。

[2]赵理君，化名陶士能，四川人，是黄埔五期毕业生。抗战期间曾任军统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沈醉：《军统内幕》，第147页。该行动组还包括王克全、李阿大、过得诚，他们全都是杀人越货的惯匪。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1页。

[3]沈醉：《军统内幕》，第23页。

[4]同上。

[5]同上书，第60页。可以理解为什么上海站所买的第一辆汽车被用来作绑架用。

[6]同上。

[7]沈醉：《军统内幕》，第58—59页。

[8]同上书，第60页。

[9]沈醉：《军统内幕》，第91页。抗战前夕有三人被顺利地用此法绑架。

[10]同上书，第60页。

[11]同上书，第62页。在绑架涉及到地区之间的边界马路时，只要受害者一踏出中国区，绑架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就成了公开的逮捕。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0页。

[12]从另一方面讲，绑架会使法租界和国际租界的警方感到恼火。有一次蓝衣分子企图绑架一个胡汉民手下的人，法警如此愤怒以至于他们想用中国侦探中的红帮分子来打击宣称支持蓝衣社的青帮分子。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4685，8/7/33。

[13]沈醉：《军统内幕》，第58页；《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0页。

[14]逮捕由特务处特工马绍武一手操纵。他是前共产党特工人员，在顾顺章的逼迫下投降国民党。马在此案发生一个月后被共产党枪毙于法租界丁香花园。Faligot and Kauffer，Kang Sheng et les services secrets chinois（1927-1987），pp.104-105。

[15]绑架丁玲一案是中统所为。此处有误。——编者注

[16]Hunter，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 Wing Writers，pp.249-250。杨诠在1933年6月18日早上被赵理君杀害。程一鸣：《军统组织的真相》，第204页。

[17]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3页。

[18]Political Study Clique——Assassination of Yang Yung tai，file in Chen Lifu papers，p.5。陈立夫认为，与此案同时，还有一个刺杀他本人的阴谋。刺客们策划在他参加胡汉民的葬礼时对他行凶。同上书，第6页。并见：Despatch No.441 from Consul General Josseyn，Hankou，May 17，1937，in“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Internal，China），1930—1939”，00/14131，June 25，1937；“Blue Shirt Society.”Report prepared by D.I.Sih Tse liang.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International Settlement），D—4685.18/7/35。其他资料说王亚樵是刺客。王在那段时间里领导了一个极可怕的政治暗杀团体。福建人民政府被击败后，王亚樵与李济深和陈铭枢结伙成立了“民族革命同盟”，其机关报《大众日报》致力于反蒋抗日。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7—138页。

[19]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3—14页；《军统内幕》，第61页。关于审判和判决，见Consul Gener al Josseyn，Hankou，May 17，1937，in“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Internal，China），1930—1939”，00/14140，July 31，1937。

[20]为了方便，秘密逮捕总是在一个工厂的领导或黄色工会的干部协助下进行，他们让这些人提供受害者的照片。逮捕学生也使用相同的手法，先将其骗出校园（否则他们的同学会阻拦逮捕），说有家属或者朋友的电话。沈醉：《军统内幕》，第61—62页。

[21]这在世界上也许是常规的做法。希腊警察（Elliniki Stratiotiki Astynomia，简称ESA）在“上校”们领导下总是倾向于在晚上进行逮捕，那时被捕者已经昏头转向了。“逮捕似乎常常发生在晚上，没有逮捕证，在检察官员的率领下，由一车ESA的人员进行，往往还伴随着毒打。到了总部，被捕者通常被带到指挥官那里，被威胁说要受重刑。为了恐吓他，会把他关在一个看守室里，墙上挂着棍棒、鞭子和笞杖。”Torture in Greece，p.16。

[22]沈醉：《军统内幕》，第55页。

[23]1932年依萨克司（Isaacs）概括国民党刑讯的方式：毒打；用煤油、尿和粪便灌入受害者的鼻孔里，然后警卫用膝盖撞受害者的肚子；把受害者绑在椅子上，不时给予电击；在指甲缝里钉竹签让指甲撕裂；火烫；不时让其关节脱臼；“老虎凳”——中国古代的上刑方法，“膝盖以下的韧带会因此而断裂”；将被囚禁者在铁笼中关几个星期到数月，使其只能像动物一样爬行；单铐镣或双铐镣；割除男女生殖器。Isaacs ed.，Five Years of Kuomintang Reaction，p.14。

[24]沈醉：《军统内幕》，第74—75页。并见：Rissov，Le dragon enchané，p.152。

[25]“1964年，罗广斌和杨益言写的小说《红岩》出版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小说里的反面人物徐鹏飞、沈养斋和严醉的原型是出自徐远举、周养浩和我本人。虽然作者在描写这三个人物时增加了一些艺术处理，但他们的个性，他们的特点、为人，以及言行举止都基本符合事实。”Shen Zui，A KMT War Criminal in New China，pp.161-162。

[26]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160页。

[27]《红岩》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28]同上。

[29]重庆时期处理政治案件的程序是：第一、二处的股长会宣布他的意见，即密捕、公开逮捕还是制裁（也就是暗杀）。第二、三处（行动处）从二处收到署名命令后，得经过戴笠同意后方可执行。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1页。

[30]Goleman，The Torturer’s Mind，p.16。根据这个对25个在希腊军政府时期当过宪兵的人的详细研究，这些人是在其军事训练开始的几个月里被挑选出来当施刑人的，因为他们表现了“对权威的彻底服从，即使当一个命令显得缺乏逻辑”。并见：Haritos Fatouros，The Official Torturer，pp.16-19。

[31]Torture in Greece，p.39.

[32]同上书，第14页。希腊军政权被推翻后，其成员受到审判。用审判结束时检察官的话说，他们介绍特别审讯中心“不是作为一个刑讯地点，而是国家教养所。他们自认为永远正确，继承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衣钵”。

[33]同上书，第38页。

[34]Haritos Fatouros，The Official Torturer，p.19.

[35]Torture in Greece，p.38。ESA 指Kentron Ekpaidevseos Stratiotikis Astynomias（希腊军事警察训练中心）。

[36]同上书，第37页。

[37]沈醉：《军统内幕》，第58页。

[38]“刑罚既包括肉体行为，也就是让受刑者遭受到疼痛的折磨，同时又是个语言行为，即审讯……立于信息的需要是肉刑的动机的说法来自于提问的口气和方式，而非它的内容：不论提问的内容有多么无关紧要，提问者故意把问题问得好像是这些问题激发了残忍，对问题的回答好像至关重要。”Scarry，The Body in Pain，pp.28-29。

[39]沈醉：《军统内幕》，第75页。

[40]对希腊施刑者的研究表明，他们已成了一个“紧箍的团体”，有一套“专门针对刑讯方法和技术的语言”。他们之间互以外号相称，谈起自己团体以外的人来就像是在谈论“一个不同的世界”一样。Goleman，The Torturer’s Mind，p.16。并见Haritos Fatouros，The Official Torturer，p.13。

[41]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宁死不屈，他在受审中踢了一个审讯人。“当然，这人被毒打致死。”沈醉：《军统内幕》，第75页。

[42]同上。

[43]这是对阿维·斯道伯（Ervin Staub）有关过程描写的概述。罗伯特·列夫顿（Robert Lifton）认为，纳粹医生们认为自己在医治对雅利安人的种族污染。“他们持有一种医学信仰，在他们的眼里，自己的残酷具有生物学上的道理。”Goleman，The Torturer’s Mind，p.16。

[44]Goleman，The Torturer’s Mind，p.16.

[45]一般的说，刑罚的术语来自于文明的三个方面：模仿对某项专门技术的发明（电话、飞机、留声机），文化活动（舞蹈、生日庆祝、茶会），以及文明化了的自然界（小兔子、鹦鹉笼子、龙椅）——在阿根廷、巴西、希腊、菲律宾和越南可找出这类例子来。Scarry，The Body in Pain，p.44。

[46]沈醉：《军统内幕》，第76页。

[47]同上书，第121页。

[48]Goleman，The Torturer’s Mind，p.16.

[49]沈醉：《军统内幕》，第58页。

[50]同上。

[51]Torture in Greece，p.32.

[52]沈醉：《军统内幕》，第76页。

[53]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2页。

[54]Shen Zui，AKMT War Criminal in New China，p.163.

[55]Shen Zui，AKMT War Criminal in New China，p.163。并见沈醉：《军统内幕》，第76页。

[56]沈醉：《军统内幕》，第56页。

[57]同上。秘密特工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后，烧毁了他的尸体以防死者被认出。

[58]同上书，第56-57页。沈醉在上海站通讯组工作时，有一次去行动组给赵理君送信。那里外人一般进不去。他到时发现赵和他手下的人忙作一团，正在对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尸体进行“试验”。因为他在受审时高声大叫，特工们怕他惊动了邻居，于是他们决定杀了他，并把他的尸体用“化骨水”处理掉。

[59]沈醉：《军统内幕》，第57-58页。

[60]依萨克司（Harold Isaacs，当然他是个有党派倾向的人）估计，在1927-1932年间成为警察恐怖“直接受害者”的数目达100万以上。他说在1928年1-8月间，27，699人被正式判处死刑。Isaacs ed.，Five Years of Kuomintang Reaction，p.4。并见Gourlay，“Yellow”Unionism in Shanghai，pp.111-112。

第十三章 行刺

戴笠残忍噬杀，不仅任意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一切反蒋者，对军统内部成员，只要稍一触犯他和他的帮规，就无生路，其间被秘密处死者，当以千计。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8页

革命暗杀

企图进行政治暗杀的第一个中国革命者是史坚如。作为一个志士，他在1900年10月企图刺杀旗人广东总督德寿。[1]虽然史对自己自杀性的努力并无完整的想法，但其他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和俄国虚无主义影响的人在1902年开始宣扬一种关于自杀恐怖主义的理论。烟山专太郎（Kemuyama Sentaro）曾著有《近世无政府主义》（Kinsei Museifushugi），中文版译为《自由血》，一个在早稻田学习的中国学生杨笃生从中获悉了俄国革命志士从事暗杀活动的情况。结果杨协助湖南学生领袖黄兴建立起第一支暗杀队。在这支暗杀队和其他行刺团体的基础上，“北方暗杀团”于1905年成立。[2]

“北方暗杀团”的成员吴樾在1905年9月企图在北京火车站炸死一个政府改革五人团，该刺杀团因此而著名。结果，吴樾却把自己炸死。但他在身后留下了一篇声明，发表在同盟会的刊物《民报》上，题为《天讨》。全讲“刺杀主义”，文中引用改革志士谭嗣同的语录，并以崇敬的口气提到由陈胜领导的反秦专制的农民起义，把他们当作浪漫主义的“侠”。[3]

起初，关于革命志士行刺的概念既来自于国际革命新世界，也是对古代富于忠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并发誓为其主人报仇雪恨的游侠传统的沿袭。从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在广东发生的暗杀孚绮和风山事件，到1912年1月彭家珍刺杀良弼，尽管每一事件的起因有所不同，但这些案子多少都继承了上述两个传统，而辛亥革命前夕发生的汪精卫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醇亲王）的著名事件，使这种潮流达到顶点。[4]

清朝被推翻后，政治暗杀并未终止。但就像臭名昭著的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一案那样，它已不再打着革命的幌子。而且，在这个政治分裂和重组的时期，个人野心无限膨胀，具有“好汉”传统的冒险者们毫不犹豫地在武装人员中挑起头来，他们或给一些人当雇佣军，或者紧跟另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争权夺势者的爪牙。戴笠正是这样一个头目，而且他并非是个独一无二的例子。[5]

王亚樵

比如，30年代初期，“蚊子小报”的读者对王亚樵的名字越来越熟悉，王后来被《上海时报》定为“头号公敌”：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著名的刺客，是一些政治暗杀中的凶手”。[6]王亚樵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安徽支部的负责人，其父亲是个村医，一边行医，一边贩卖棺材。1913年，王亚樵为了逃避地方军阀，来到上海。他凭着一支手持利斧的“敢死队”，控制了一些工会组织，成为安徽帮的领袖。“敢死队”后来跟随他到了军阀卢永祥手下。1923年被任命为“浙江纵队司令”后，王亚樵收下戴笠为弟子之一，还把他请到家里来。据后来在台湾进行的几次采访，戴笠认为王具有非常罕见的政治威望。因为这位“刺杀王”能以温暖关怀对待部下而受到拥护。据说戴笠专门学王的这一点，从而缓和了他冷峻生硬的领导作风。[7]

王亚樵

在上海警察档案里，王亚樵于1923年春，在占领长江三角洲的武装斗争中，首次作为一个雇佣军首领出现。[8]但不久，他似乎又来了个“极端”的转变：先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同情者，然后又与具有社会民主性的“中国民族革命联盟”结合，还成了十九路军特工部的头目。[9]

那年11月，一贯对布尔什维克的危险高度警惕的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开始对王亚樵与一些有亲俄倾向的中国工会组织的活动警觉起来。1923年11月7日，中国劳工总工会（办公地点在上海枫林桥附近）给苏联在北京的代表发了一份贺电，对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六周年表示祝贺，并代表西南军阀向俄国寻求结盟：

六年前的此日俄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中国劳工们荣幸地利用此机会向你们表示祝贺，并传达我们对你们成功的希望，而且我们请求你们立刻离开北平来南方与西南政府签署俄中贸易协定。中国与俄国的友谊将因此而得到巩固，而两国的人民也将因此受益。[10]

作为总工会组织者和主席的王亚樵亲自主持了起草这份电报的会议。[11]无论王亚樵作为一个工会领导的动机如何的崇高和爱国，他同时也深深卷入了上海地区对非法毒品垄断的尔虞我诈当中。在给俄国代表起草电文的那次会议三天后，负责上海市中国和淞沪管辖区的中国警察厅厅长被暗杀。1923年11月10日对徐国樑厅长的谋杀，是一个叫李达生（音）的人干的。李化名郑一鸣（音），是王亚樵的部下，据说他是奉了主子命令行动的。因此王被认为是下了暗杀令的人，因为谋杀既可以解决一个法律纠纷，又可除去徐国樑这个对上海地区庞大的贩毒走私网络决不心慈手软的警方官员。[12]

法律纠纷是指当时在江苏督军（也是南京的军事主管）齐燮元将军与浙江军阀何丰林将军之间的争斗。[13]根据齐将军的代言人在暗杀发生15天后发布的官方说法，何丰林对徐国樑被齐督军任命为警察署总署长一事产生嫉妒。[14]但齐燮元本人却很快承认，暗杀徐国樑的主要原因与贩毒有关。在1924年1月8日《中国北方每日新闻》（North China Daily News）[15]的一篇采访中，齐督军说：

从某种意义上徐将军是一个官方鸦片走私集团的障碍。他力图阻止走私但成效甚少。实际上，他想暴露那些与走私有关的人的努力导致了他的死亡。但是，他得以在死亡前向政府当局报告了这个官方集团，而且他披露说，那些负责该集团生意的人为了战争需要钱并想杀死他。[16]

两个缘由明显地连在一起：要是开战的双方有一方能够在上海垄断毒品市场，那么从中取得的暴利便能用在军备上，从而保证最终成功地夺取这个城市正在进行的对毒品买卖的控制权。既然齐的用意在于确保这笔资金来源不落入敌人之手，以往的反鸦片活动便也不过是阻止浙江军阀卢永祥和何丰林获取额外资金的全面政策的一部分了。[17]

因此，齐督军的政府一宣布在上海成立一个由徐国樑领导的阻止走私鸦片和军火的警察机构，何丰林便马上在淞沪地区也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受其军队管辖、名义上控制走私的办公处来与之抗衡。而实际上这个办公处不仅没有阻止走私，相反却对其予以纵容。办公处的头目由卢永祥的总参谋长提名，这个参谋长本人便是个走私犯，他的同谋是上海三大帮会的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18]

这些帮会头子和浙江军阀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司，购买了一些汽船和机动船，组织了一支小船队来走私毒品并贩卖给批发商。由于受到军阀士兵的保护，毒品商们每年能获利大洋100多万元，并与他们的军队庇护人共享这笔收入。其中40%的赢利，即每日约1,000元大洋左右的收入，落入督军衙门的手里，还有40%归法租界的帮会分子们，其余的20%给杭州当局。[19]

徐国樑厅长拒绝分享这些赃物。当他了解到来自淞沪警备司令部渠道的秘密贿赂时，便把负责操作的人训斥了一顿，并威胁要揭露他。[20]这一事件再加上徐厅长引以为荣的清廉（“众所周知徐厅长没有从鸦片走私中接受分厘”），应当是他被杀死的原因。[21]据一种说法，有人与王亚樵联系安排这场暗杀。于是王又同两位宪兵联系，答应付他们每人40,000元大洋来行刺。然后他们又找了第三个人，此人在上海兵工厂的侦缉队里有关系。最终是这个第三人动手，将徐国樑刺死。王亚樵对此案的涉入似乎很快就得到证实：他突然离开了上海而出现在杭州的一位军官那里，有人说那是对他安排了暗杀的奖赏。[22]

奖赏并没能持续。1924年9月，王的靠山、浙江军阀卢永祥被打败后逃往日本。于是，王亚樵再次带领200多个部下来到上海，并重新当起了安徽帮的头子来进行诈骗活动。戴笠很快对王不再抱幻想。显然，王不是戴笠原先以为的那种具有战略远见的人，而最多不过是个绿林首领而已。于是，这个未来的秘密特务头子与王告辞，踏上了那条很快将他引向黄埔军校的道路。[23]

这以后，王亚樵在一个个著名的暗杀事件中露面。1930年7月24日，前轮船招商局的业务经理赵铁桥被暗杀。据警方的报告，刺客是王亚樵手下的人。王亚樵的兄弟王述樵在上海当律师，后来被上海工部局警务处逮捕。[24]一年以后，1931年7月，几个持枪人在上海北站企图刺杀宋子文，但在行刺中却错杀了他的秘书，王亚樵被指控也是这次暗杀的幕后策划者。[25]还有一次，以自由职业者为名的王亚樵被认为策划了谋杀前来调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国际联盟的成员。但谋杀计划由于上海工部局警方的严密监视和保卫而未能得逞。[26]显然，王亚樵具有多方面的后台，他在中央政府悬赏10万元大洋捉拿他的通缉令发布后可能曾向这些人求救。[27]1932年，王向福建人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将军请求保护，从此他成了陈将军的追随者，当了他特工部门的头目。1933年“福建事变”，李济深和陈铭枢在该省成立独立政府之后，王亚樵表示要替蒋介石干，让蒋的秘密特工范汉杰安排他向总司令投诚。但当蒋把这件事交给戴笠办时，这个秘密协议告吹了，因为王对戴笠公开表示蔑视。于是这位刺杀王便向蒋介石的敌人桂系寻找靠山。[28]

其实，靠山和受庇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名义上的。就像后来恐怖主义时代的“卡洛斯”[29]，王亚樵一直我行我素，自作主张，凭着自己的本钱来独立行动。这使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三四十年代一个具有浪漫色彩的刺客。我们将会看到，后来傀儡政府和日本殖民者也开始了政治谋杀。[30]

暗杀组织

然而，暗杀更多的是集体行动。执政党为“歼灭”共产党而成立的秘密组织是一种政治工具，强调盲从和一心无二地服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31]参加“剿共”组织“上海市政同志会”的男女们必须进行会员宣誓，填写登记表，并同意遵守一系列复杂的与亲友、他人和组织内其他人员交往的保密纪律。[32]至于谋杀技术，30年代特务处的刺客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秘密特工暗杀队和团体训练单位的现代手段，而非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英雄模式。[33]

在华中为戴笠的秘密特务机构执行政治谋杀的主要的秘密人员，全部由包括小组领头毛森在内的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组成并领导，他们在那里受到使用刀枪技术的集体训练。[34]同样的集体纪律也用于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成员，如白世维、黄泗钦和陈恭澍。[35]

据说蒋介石对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绑架和暗杀活动非常满意，尤其是他亲自向戴笠布置的谋杀吉鸿昌和张敬尧的行动。[36]暗杀张敬尧的命令是在河南军阀开始与日本人勾结后下达的，而戴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特务处华北站站长郑介民执行。[37]郑又把这项行动交给了行动员白世维负责，后者是黄埔军校七期毕业生。[38]

在特务处的仰慕者们的心目中，白世维（旗人后裔）是个传统豪杰的典范。“因为他具备燕赵之士的气质，慷慨豪爽，胆大心细，沉着勇敢。”[39]1933年5月的一个早晨8点，白世维和他的同学王天木和陈恭澍在北平北场大街甲18号的一个秘密据点与郑介民碰头，郑对白说：

此去必须达成任务！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归于尽，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增加政府的困难，给日本军阀以侵略的借口。此去生还的机会不多，若不幸牺牲，你对家庭有什么交待？

白回答说：

家有父母，两个哥哥，老婆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宗蕙。我家尚有薄产，生活不成问题，若不幸牺牲，希望政府对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顾，就死而瞑目了。[40]

吉鸿昌

张敬尧在北平六国饭店租下了几个房间。当天，白世维带着“尊严和行刺的决心”，找到了这个军阀的据点。他冲进去将军阀击倒。[41]军阀女伴的尖叫声引来了饭店侍从和经理，白世维咄咄逼人的举动吓得他们居然让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张将军被刺客的枪弹击毙，死在他女伴的怀里。顺利逃走并在抗日中幸存的白世维，1949年后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长，而且最后当了台南市参议院参议。[42]

戴笠的另一个暗杀目标是吉鸿昌。《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冯玉祥在1933年5月组成了2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副司令，由此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蒋介石迫使冯玉祥辞去总司令的职位后，包括吉鸿昌在内的副总司令们被诱降。[43]但当逮捕他们的命令下达时，国民党负责这一行动的将军不肯下手，反而给吉鸿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相对安全的租界区里安身。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租了38号房间。[44]

蒋介石让戴笠谋杀吉鸿昌后，这位秘密特务头子便安排了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负责下手。[45]1933年11月9日，陈与另一个行动组特工吕一民到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谋杀失败了。[46]吉仅被一颗流弹击中肩头，而另一个人王化南却被错杀了。此事件导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鸿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给中方并遣送到北平宪兵部。在何应钦作为“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调查了此案后，吉鸿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拒绝投降。于是，1933年11月24日，据说他因此而英勇就义。[47]

杀害吉鸿昌被认为是军统早期戴笠在华北地区的重大成功之一。[48]他在南方最著名的类似成就——后来被特务处夸耀为“杰出之作”是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法租界杀害杨杏佛。[49]

谋杀杨杏佛

谋杀杨杏佛事件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密切相关，因此也与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的死有关。1931年8月19日，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主持第三届党干部培训班的结业式。这给蒋介石的人一个逮捕邓并将他投入监狱的机会。邓演达在监狱受到总司令本人的审讯和惩罚。被捕4个月后，蒋介石下令杀害邓演达。于是，12月29日，蒋的警卫头目王世和在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悄悄地将邓处决。不过，蒋的重大政治对手之一的消失是无法长期对公众隐瞒的，消息传开，群情激愤。[50]

邓演达之死作为蒋的秘密特工侵犯公民权利的又一个例子，使反对政府侵犯人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了。1932年12月，一组包括蔡元培、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沈钧儒和史量才在内的全国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共同组织起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其总干事和副会长是很快在全世界自由和进步的圈子里名声渐起的杨杏佛。[51]

杨杏佛（杨铨）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就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52]他在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任职的同时，还兼职为上海政治分会和中山陵工程委员。那时他和妻子赵志道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7号，离亚尔培路331号同盟办公处不远。杀害杨的决定显然来自蒋介石，这既缘于对杨介入同盟活动的不满，也是为了杀一儆百。[53]

杨杏佛

同盟在上海和外国报纸上刊登的邓演达被害的英文布告激怒了蒋介石。[54]而且，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动荡中，杨杏佛去过华北呼吁全国统一抗日。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于是1933年3—4月间，戴笠从他的领袖那里接到了刺杀杨杏佛的命令。这位特务头子立刻在上海建立了指挥部，亲自监督执行这一计划。[55]

戴笠的第一个步骤是监视杨杏佛，以找出杨的行动规律。他的特工很快就发现，杨杏佛每天要去法租界外的一个地方练一两个小时的骑马。他们立刻制订了一套接近他并在他练骑马时行刺的方案。蒋介石不同意这个方案。他认为，杨必须在法租界内被杀，这样他的死对宋庆龄会有很大的影响。戴笠理解这次谋杀的主要目的在于恐吓同盟的其他人员，自然同意蒋的想法，随即制订了在法租界行人相对稀少的中央研究院附近谋杀杨的计划。[56]

行刺队由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带领，他随身带了李阿大、过得诚和施芸飞等人，彼此宣誓绝不被活捉。[57]1933年6月18日，刺客们躲在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当杨杏佛的汽车在大门口一停下，刺客们立即上前开枪。杨杏佛连中10枪。混乱中刺客之一过得诚转了向，被赵理君无意击伤。结果过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他的不被活捉的誓言没有实现，但后来终被戴笠的特务灭口。其余的刺客全逃跑了。受致命伤的杨被送到金神父路上的广慈医院，在那里他因伤势过重而去世。[58]

杨杏佛的被杀是个“著名事件”。宋庆龄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59]

鲁迅以悲伤的语气写了一首哀悼诗：

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杏佛的葬礼，是在6月20日一个夏日雨天举行的，宋庆龄和鲁迅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吊唁。[60]

那段时期，宋庆龄受到持续的监视，而且戴笠的特工多次企图收买她的女佣，但都失败了。负责监视她的便衣特务也只记下来往人员的汽车牌照，从来没有跟踪来访者到他们的住处。不过，特工们报告说，宋庆龄并没有被杨杏佛的死吓倒，而蒋介石对她无所畏惧的态度恼怒之极，命令戴笠用车祸来威胁她的生命安全。为此沈醉安排了一系列技术细节（包括把他们汽车的前窗玻璃换成防震玻璃，因为汽车将被用来作惩罚的工具）。但在最后一刻蒋介石开始顾虑起来，他怕自己的秘密特工会不慎将宋庆龄撞死，而他的夫人和宋子文会因为他害了他们的姐姐而跟他大吵大闹，于是他取消了这个计划。[61]

宋庆龄在杨杏佛被杀后表现出的无所畏惧，促进了国际舆论反对蒋介石政权的过分行为。假如谋杀对恐吓其他进步人士的确有效的话，它也使委员长的政府声名狼藉。1933年7月19日，《上海晚邮信使》（Shanghai Evening Postand Mercury）[62]发表了一篇题为《55个中国领导人被“法西斯分子”列入谋杀黑名单的神秘文件——蒋总司令被称为是“蓝衣社”谋杀活动的命令者以巩固个人权力》的文章。据说被杨杏佛之死激怒的公众现在又对这份“神秘的文件”感到不安，此文件应该是从蒋介石的“秘密蓝衣社或中国法西斯组织”中泄露出来的，上面有所有关于暗杀的指令。看来，伊罗生（Harold Isaacs）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从广州共产党中央新闻社（中央社）直接收到了一份该文件的复印件。据《中国论坛》报道，该文件（注明日期为6月15日，杨杏佛死前三天）不仅列出了要谋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且还把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对手作为目标，如胡汉民。[63]

共产党的反击

当然，共产党也不乏自己的谋杀计划和实践。他们在上海党的特工部有自己的行动组织，其职责包括惩罚叛徒。30年代期间，当时的记者们报道了几百个由受过特殊训练，携有城市地图、特殊武器和具体行动计划的共产党刺杀队执行的刺杀“叛徒”、作坊工头、侦探、帮会头目、黑帮分子和国民党特工的事件。[64]

最耸人听闻的案件是谋杀顾顺章一家，因顾于1931年投奔了国民党。顾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作，曾任共产党特工部负责人，先在周恩来手下，后在周之上工作。[65]顾带有一副花花公子气，属臭名昭著的青帮，是伪装和欺骗的老手。他经常化名化广奇以著名魔术师身份出现，能在十来个外国租界秘密活动而不被警察发现，这使他具有传奇色彩。[66]他在汉口被中统特工逮捕后变节，对共产党保卫机构来说是一次可怕的打击。[67]共产党凭着他们在中统局内部高层的地下关系，得以挽回某些损失。[68]但顾顺章的变节（他接着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当了前共产党人“自首”团体的头目）导致了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如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等。[69]

出于自卫，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1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惩罚顾，并把这项报复任务交给顾以前的一个部下王世德。[70]王在外国人看来像一个“有肺结核的裁缝”，他把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和一个兄弟都杀了，并把他们的尸体埋在法租界一所公寓的地下。[71]顾年轻的儿子安生（音）没有被杀。[72]王世德被当局逮捕后，协助租界的警察把顾的尸体从埋尸点挖了出来。结果，周恩来被指控为罪犯并上了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和公安局的通缉名单。[73]

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整个秘密战争中，双方都坚决地否认对方的指控。[74]依萨克斯发表的由中央社发布的蓝衣社文件，被国民党发言人称为毫无根据，是共产党人“反政府机构”伪造的谎言。[75]上海市长吴铁成甚至就《上海晚邮信使》刊登诽谤蓝衣社的文章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提出正式抗议。[76]

然而谋杀政策并没有被废弃，起码根据蚊子小报的报道是如此。1933年8月12日《小公报》宣称搞到了蓝衣社的一份谋杀计划，计划表明他们一直在训练特工以对付蒋介石的敌人。

自从他们从庐山回上海等待蒋介石的指示起，社里地方上的杀手们越来越活跃了。该社总部正在大批地训练秘密特务人员，而在所有区域选择谋杀成员来执行任务的程序也已完成。[77]这份周密的计划列出57个特务，他们被分成14人一组，分别由戴笠和赵永兴领导：法租界六组，英租界五组，全城内的中国区有三组。[78]这些恐怖分子据说都携有手枪，大都装扮成黄包车夫、算命先生、小贩和城里其他下层人。他们的任务是摸清总司令黑名单上的人的情况，并随时把他们杀掉。[79]

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让老百姓议论纷纷而又担忧不已。无论这些说法是否属实，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政府的又一个重要反对者将遭戴笠特工的杀害。蒋介石不顾舆论的反对，在这些报道发表时已经下令，准备谋杀人权保障同盟的第二号领导人：《申报》的主编史量才。[80]

谋杀史量才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81]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82]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以后，同蒋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83]第三个原因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84]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85]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86]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对戴笠下令暗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临时参议会任会长。[87]

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88]

史量才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89]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90]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和他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横在公路上的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车速，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邓祖洵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之扰。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91]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轰动。[92]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93]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94]由于此案一直未破，鲁涤平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在耻辱中病死。[95]

政治谋杀很快就与抗日的恐怖主义密切相连：先是在长城抗战期间和之后的华北，然后是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南。而与此同时，“刺杀王”王亚樵，继续刺激着公众的想像力，尤其是在发生于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刺杀汪精卫的轰动事件之后。[96]

汪精卫受伤

谋杀汪精卫的企图是那年公众遇到的最令人瞩目最戏剧化的事件。11月1日，中央委员会开始了它的正式开幕式，委员会成员们到台上排队，准备让官方和媒介的摄影记者拍摄他们出席的照片。蒋介石本来也应当参加照相仪式的，但开始拍照时蒋介石正在厕所里。[97]其余的知名人士便排列在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此时的汪精卫周围。当摄影师们准备拍摄时，一个持有“晨光通讯社”记者证的摄影师，捣鼓了一下相机后，只见突然一闪，接着爆发出一声枪响，汪精卫当即受伤倒地。实际上，那相机是个伪装起来的武器，掩藏着一把小手枪，通过镜头发射。[98]

遇刺后的汪精卫

汪精卫倒下后，会议厅立刻一片混乱。汪的警卫开枪击中了那个摄影师，另外两个在台上的国家领导人张学良和张继也上前抓住摄影师，并把他摔倒在地。[99]幸亏汪精卫没有受致命伤。但他的妻子陈璧君对此不罢休，她愤怒地指控蒋介石策划了这场谋杀。蒋对这一指控感到恼火，他把戴笠找来，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找出幕后策划者。[100]

戴笠亲自审问了受伤的刺客孙风鸣，他首先要弄清这位摄影师是怎样搞到记者证作为正规记者出席开幕式的。孙的回答把戴笠的调查引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其一将他引向了戴笠自己在力行社的同志们，并进一步指向蒋介石本人；其二从黄埔蓝衣社成员转向蒋在十九路军中的对手们。

孙风鸣先承认说在中央军事学校内有个同谋。结果发现，这个同谋就是力行社总书记、酆悌的助手陈光国本人。戴笠立刻向蒋介石报告这一情况，蒋似乎对陈的介入非常吃惊，于是他立即召集力行社全体干事和监查员会议。据参加会议的干国勋说：

当召开力社全体干、检会报，到齐坐定后，他【蒋介石】举目遍视，问酆悌为何未到？无人答报，他即命戴笠去召他，片刻来了，甫坐下，蒋先生说：“陈光国是何人叫你用的？”酆未答复，自是默认是他用的。蒋先生很生气地说：“像这样重要的人员，你不请示，也未提会通过，真是‘愚而好自用’，他竟牵涉在刺汪先生案内，你既不要我的性命，我也不要你的性命。”会场气氛顿形紧张，酆说：“请领袖处罚。”蒋先生说：“处罚就能了事吗？”贺衷寒当即起立满面流泪说：“酆同志一向忠实，此次失于疏忽，犯了大错，我们大家都应负责，请领袖处罚。”[101]

酆悌的性命由于戴笠调查的第二条线索而保了下来。在审讯中孙风鸣还供出了晨光通讯社成员，包括社长华克之、主编张玉华和部门主任贺波光在内。这三人立刻上了戴笠特务处和陈立夫中统局的通缉名单。[102]

戴笠的特工在南京抓住了张玉华，在他企图从沧州饭店逃走时跌断了一条腿。同时，中统局特工在审讯了贺波光的女友后[103]，在丹阳一带逮住了贺。但军统和中统都无法逮捕华克之，他住在英租界，在他们到达之前已经逃之夭夭。[104]

总而言之，华克之是同谋这一事实把谋杀策划者们同“刺杀王”王亚樵联系了起来。华克之作为王的左右手而著名，他曾卷入一系列谋杀日本海员和文职人员的活动，包括1935年和1936年杀害中山（Na-ka yama）和田港（Taminato）的行动。

这一联系又把调查引向了十九路军的顽固分子，因为国民党当局有理由相信，这些谋杀是共产党勾结了前十九路军军官在陈铭枢将军拥有的布林顿饭店里故意策划的挑衅行为。1934年11月，上海公安局要求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协助对前十九路军军官进行监视，跟踪在火车站来来往往的嫌疑分子，尤其是对饭店进行专门查访，以出其不意地捉拿刺杀人员。据中国当局说，这种高度警惕的理由是，他们获悉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共产党们决定“与包括一个姓楚的在内的十九路军军官们勾结，在上海建立一个小组，谋杀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和日本要人，包括HIJM的部长，以达到让国民党难堪并在中日之间制造严重分裂的目的”。[105]

刺杀王

谋刺汪精卫事件发生之后，有关共产党阴谋的看法消失了，国民党警察当局开始感到十九路军的小组在独立地活动，但得到了王亚樵及其他职业杀手们的协助。特务处的特工们得知王亚樵已经逃往香港，而且媒介的报道把王亚樵与他在“改组派”中的庇护人陈铭枢和李济深联系起来，是他们对王下令谋杀蒋介石或汪精卫，甚至干脆把两人都杀了。[106]

但这种联系仍没有什么把柄，直到后来，戴笠的侦探们从对张玉华和孙风鸣的审讯中终于得到直接的证据。这二人在医院里每天受到有关余立奎是否是同谋的审讯，因为余和在香港的“改组派”有密切联系。但对案件的真正突破是在逮捕了孙风鸣的妻子崔正瑶后，她是在四川路上的新亚酒店被发现的。戴笠亲自审问了她。这是他本人很少直接参与的残酷施刑的一个案子。当崔正瑶招供后，她不仅出卖了余立奎，而且还供出了周世平和胡大海等。他们的“改组派”身份，终于使陈璧君相信蒋介石并非是谋杀她丈夫的后台。[107]

陈璧君对蒋介石的宽恕也许救了酆悌的命。当然，酆本人在蒋亲信中的地位，加上贺衷寒的求情（贺代表所有人向蒋请罪），也起了作用。但最终是孙风鸣透露的所有与“改组派”的联系才使蒋介石的否认变得可信，使酆悌免遭蒋对他的满腔怒火。结果，只有陈国光因与孙的关系而被秘密枪毙，而酆悌只是被免了力行社总书记的职务。但这也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当时公众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王亚樵与谋杀汪精卫阴谋的可能关联上。[108]

一旦崔正瑶肯定了王亚樵在谋杀案中的角色，“刺杀帮可怕的首领”若在戴笠手下、由郑介民率领的特工员们自由行动的香港和澳门继续待下去，他自己就会面对逮捕或谋杀的危险。[109]于是，在李济深的帮助下，王亚樵于1936年7月离开香港，来到梧州河西边，住进了省长黄旭初的一座宅子里，并接任了梧州陈铭枢将军部队里的特务警察队的领导职务。[110]

但是，郑介民在逮捕了余立奎并把他的妻子“转变”为特务处特工之后，已近在咫尺。王亚樵刚到达梧州便处于国民党秘密特工的监视之中，但他似乎对此并不在乎。他很快就适应了梧州的生活，还在这个有点儿颓废、死气沉沉的地方城市里，把他的小老婆金石心安顿在河边天东街14号的一座客栈里。[111]

那年秋天，金小姐决定乘西河摆渡船去香港买衣服。她一踏上这个英国的殖民地便被戴笠的特工陈质平发现了，他最终把这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吸收为特务处特工。陈质平——他后来当了蒋介石驻菲律宾大使——把她介绍给特务处最精明能干的外勤特工王鲁翘。1936年11月17日，王鲁翘和金小姐两人一起坐当夜的渡船回梧州。[112]四个夜晚之后，11月21日周日，王亚樵与桂系的两个军官在外面玩。[113]三人都喝得醉醺醺地一块儿去天东街金小姐那儿。夜里11点左右，他们到达小老婆的住处不久，只听五声枪响。警察和保安队的官员冲向出事地点，但当他们赶到时，刺客们和迷人的金小姐全都无影无踪了。他们在地上发现王亚樵的尸体，他中了三枪并被捅了两刀。[114]

远在上海的警察官们非常怀疑这位“刺杀王”会就这么被真的杀了。最初的报道说，被杀者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国男子，而王亚樵当时是55岁左右。还有人说，在“双十二事变”中蒋介石刚被扣留不久有人在西安还看到过他，作为白崇禧和桂系派的代表正与杨虎城将军磋商。[115]但过了一段时间，王亚樵被杀似乎已确定无疑，而王的尸体被埋在梧州河对面的高尔夫球场边上。梧州地方首脑派人去调查事件时，他们未被准许进入天东街的那幢房子，而且，不久公安局从军队方面得到指示，中止对此案的调查。[116]

于是，无论王亚樵到底是由于企图谋杀汪精卫受到报复，还是因为桂系的官员怕无法控制“刺杀王”而将他杀死，王亚樵反正是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恐怖主义出现全新的转折。到了那时，由于动机复杂而思想混乱的特务组织彻底取代了个人英雄豪杰，政治谋杀也随之将以全然不同的面目出现。

注释

[1]史坚如是广东番禺人，参加了孙中山团体后三次企图谋杀德寿，在第三次行刺时被捕遇害。Krebs，Assassination in the Republican Movement，pp.49-50。“政治刺杀作为死亡的一种形式，经过一人或数人的密谋，突然发生在涉身政治的某个人身上。”Tretiak，Political Assassinations in China，p.637。

[2]替黄兴的“中国华兴会”撰写重要声明的《新湖南》的杨认为：“在改组社会时，我们并非只是简单地重新组建旧社会。我们必须摧毁旧社会并清除之。”Krebs，Assassination in the Republican Movement，pp.53-54。

[3]同上书，第45、55页。

[4]Tretiak，Political Assassinations in China，p.644。虽然传说汪精卫没被杀掉是由于他英俊的长相打动了隆裕皇太后，但更可信的解释是日本人的秘密干涉使汪精卫免于一死。据公众所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被汪精卫关于他的动机的热忱讲话所感动，而把死刑改为终身监禁。肃亲王后来还到监狱去探访他。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pp.17-18；Brooks，Spies and Adventurers：Kawashima Yoshiko，pp.2-3。

[5]这类领袖中有一些成立了私人情报组织，如广西派的“乐群社”。庞敦志：《控诉桂系特务》，第11-13页。

[6]Summary of Wang Yao Jao，p.1。并见：Notorious Gang Chief Shot Down。

[7]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13-14页；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96-198页；杨者圣：《特工王》，第18-19页。

[8]1923年3月安徽督军给浙江省当局发了一份电报，警告他们说王亚樵在湖州招兵买马。虽然王亚樵曾给省督军马联甲发过电报，说他因病困在上海几个月，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证实。Summary of Wang Yao Jao，p.2。王经常被媒介认作“一个暗杀团”和一个叫作“宏顺会”的“可怕的秘密社会”的首领。据说他是一系列暗杀活动的后台老板，并在南方和长江流域指挥着许多帮会活动。王亚樵应生于1883年的广西。（但也见Summary of Wang Yao Jao，p.3；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1页；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第337页；书中说他生于安徽。）并见Letter from J.W.Platt，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 to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Police Headquarters，Hong Kong，December 28，1936，in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5374，28/12/36。

[9]Notorious Gang Chief Shot Down.

[10]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5374，14/11/23.

[11]同上；Summary of Wang Yao Jao，p.1。

[12]Confidential Report，9/4/24，in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5374.

[13]Summary of Wang Yao Jao，p.1.

[14]Confidential Report，9/4/24，in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5374。何将军还顾虑若浙江和江苏军阀之间开战，徐国樑可能是个危险人物。

[15]应为《字林西报》，此处有误。——编者注

[16]摘引于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5374。

[17]Confidential Report，9/11/24，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5374.

[18]参与卢永祥的鸦片走私活动的主要军事官员包括：前缉私队队长余业丰（音），卢的警卫团长的外甥毛洪烈（音），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浙军第二师师长周凤岐和一个浙江军阀潘国强。Martin，Warlords and Gangsters，p.24。

[19]Confidential Report，9/4/24，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5374.

[20]徐差点儿跟这个姓王的官员在一个妓院里因吵架而打起来。Confidential Report，9/11/24，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5374。

[21]同上。

[22]同上。又一个报告说王出现在湖州隶属嘉兴湖州警备司令的第一警卫营中。Report from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14/4/23，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5374。

[23]杨者圣：《特工王》，第20-21页。

[24]Summary of Wang Yao Jao，p.2.

[25]同上。并见被引入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5374，26/11/36的1936年11月25日《华美晚报》。

[26]这是根据被军统逮捕的一些犯人的口供得来的消息。Summary of Wang Yao Jao，p.3。

[27]同上书，第1页。

[28]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3页。

[29]卡洛斯（Carlos），六七十年代最神秘、最“杰出”的政治刺客，曾成功地执行了一系列国际性谋杀。

[30]王亚樵后来被怀疑于1936年夏天在上海闸北的其美路（今四平路）杀了日本商人萱生矿作（KayōKosaku）。

[31]在1932年6月14日的一份报纸上刊登的对蓝衣社的介绍中，列出了蒋的56个对手，他们都是谋杀的对象。Tien，Government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61。据在军统干了31年并担任过警务行动处处长的程一鸣说，所有政治暗杀都必须得到蒋介石的准许。在暗杀一个政治人物之前，连戴笠也得获得总司令的批准才行。程一鸣：《闻一多被暗杀的内幕》，第198页。

[32]该组织根据国民党“剿共”委员会的密令成立于1934年5月。它应有90个5人小组，领导委员会由吴开先、杨虎和彭公哲组成。“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ity Comrades Associat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Communists”，pp.1-3。

[33]不过，研究历史上的成功暗杀行为，是特务训练的重要部分。例如，在讨论暗杀时，临澧训练班的教官们总爱强调暗杀杨杏佛和史量才时使用的手段。沈醉：《军统内幕》，第23页。

[34]沈醉：《军统内幕》，第34-35页。毛森手下的得力干将为黄炳炎、袁铭鼎、季仲鹏和李人章，他们都是入临澧特训班毕业生。其他临澧毕业生，如张明选（重庆警察局行警处处长），他的副处长周万孚和雷天元（主持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大屠杀的司法科科长）在抗战时被分配到首都军统的暗杀行动处。

[35]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5页；关于白世维在陈恭澍北平行动组作为核心成员的重要作用，见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59页。

[36]冯美铨：《解放前军统在西安和嬴川的组织与活动》，第74页；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39-240页；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63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

[37]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12-213页。关于蓝衣社在华北和东北的暗杀名单，见Coble，Super 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p.10。

[38]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7页；乔家才：《浩然集》，1：55。

[39]乔家才：《浩然集》，1：55。

[40]乔家才：《浩然集》，1：55-56。

[41]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03-204页。

[42]乔家才：《浩然集》，1：56-57；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7页。

[43]吉鸿昌将军曾领导冯玉祥的第二军在张家口外抵抗日军。吉将军从日军手里收复多伦的胜利，震撼全国。但蒋介石却把这视为对他对日妥协政策的打击，便派“嫡系”部队将吉将军20万人的部队包围，强行要求他们投降。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04-205页。

[44]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5页。吉鸿昌上了蓝衣社的黑名单，因为他涉嫌与共产党有关系。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杰出的共产党员受到赞美。Coble，Super Patiots and Secret Agents，p.20。

[45]陈恭澍毕业于黄埔军校，为天津本地人。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5页。天津特务站那时由于王天木被戴笠囚禁而处于某种混乱状态。他的站长继承人被神秘地毒死了。陈恭澍：《英雄无名：北国锄奸》，第152页。

[46]作为行动负责人，陈恭澍知道下次只要有一点儿错，戴笠就会惩罚他。不久，被扣留在特务处的一个据点里的一名情报人员逃了出来，他告诉北平的警察他被秘密特工绑架了。当这消息被媒介获悉时，戴笠派特工去逮捕陈恭澍，陈便与其兄弟一起逃到内蒙躲了起来。但陈知道没法永远躲下去，便用密码在一家报纸上登了广告，表示只要戴笠不杀他，他将自首。戴笠用广告回答，许诺予以宽恕。于是陈“从躲藏中出来”。他的上司只对他说让他去向南京某监狱的狱长报到。陈去了那儿，却被扔进监狱里过了一段时间。

[47]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5页；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05-206页。

[48]此事件不久便发生了陈恭澍和王文谋杀石友三未遂事件。石友三与天津日本特工有密切的联系。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70-71页；Coble，“Super 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p.20。

[49]沈醉：《军统内幕》，第147页；A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p.8。

[50]邓演达的秘书也被戴笠的人秘密逮捕入狱。8年后苏联囚犯科斯坦丁·利索夫（Constantin Rissov）在军统贵州的息烽监狱碰到了这个囚犯，人称“闻教授”。闻后来在监狱里教授关于孔子的课程。Rissov，“Le Gragon enchainaé”，pp.177-178，p.190。关于集中营本身，见李任夫：《军统特务机关息烽集中营黑幕》，第110-114页。为了美化自己，戴笠和他的集中营监狱被重新命名为“学校”，而囚犯被称为“修养人”，而且他们互相之间以“同学”相称。当囚犯被释放时，又被称为“毕业”。息烽这类大集中营被叫作“大学”。潘嘉钊：《蒋介石特工密党及其他》，第37页；李任夫：《军统特务机关息烽集中营黑幕》，第14页。

[51]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2页。

[52]杨杏佛是江西临江人。

[53]沈醉：《军统内幕》，第56页。

[54]布告由宋庆龄起草，史量才发布。

[55]沈醉：《军统内幕》，第147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2页。

[56]沈醉：《军统内幕》，第147页。

[57]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22-223页。

[58]同上；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9页。

[59]Li，Lu Xun and Soong Ching Ling，p.111.

[60]Li，Lu Xun and Soong Ching Ling，p.112。那天鲁迅离家时特地没有带钥匙，以示准备一去不复返。

[61]原计划是，当宋庆龄的车在红灯前停下时，沈醉的车从后面撞击。沈醉：《军统内幕》，第78-80页。

[62]应为《大美晚报》，此处有误。——编者著

[63]“Mysterious Document Marks 55 Chinese Leaders on Death List for Assassinationby‘Fascists’”，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July 19，1933，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4685，25/7/33.

[64]Finch，Shanghai and Beyond，pp.320-321.

[65]五四运动中顾顺章是一个工会领导人，在1927年三次上海工人大罢工中当过工人纠察队队长。Chang，“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2：174；Stranahan，Underground，pp.105-107。

[66]关于顾顺章地下活动的例子，见张国焘对他在1931年春天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旅行的描写。当时，顾顺章“实际负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各苏区之间的通讯网络”。Chang，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2：174-175。

[67]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2：307。在这之前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如恽代英（上海某地区支部书记），本来已成功地隐瞒了身份，却被顾顺章出卖并最终遭枪杀。（4：94）。

[68]有关具体细节，见Wakeman，Policing Shanghai，p.152。

[69]The Fascistor“BlueShirt”Party in China，pp.1-2.

[70]《中国共产党的透视》，第316页；李天民：《周恩来评传》，第106-108页；Xu，The Tragedy with in China’s Communist Palace，p.15。

[71]Finch，Shanghai and Beyond，pp.321-323.

[72]Faligot and Kauffer，Kang Shenget les services secret schinois，p.93.

[73]Xu，The Tragedy with in China’s Communist Palace，p.15.

[74]即使中统特工装作更倾向使用温和而非粗暴的方式。他们不得不承认，在白色恐怖期间，尤其在上海，他们经常依赖包括绑架和暗杀在内的强硬手段。陈蔚如：《我的特务生涯》，第133-134页。并见Snow：The Long Revolution，pp.185-186。

[75]“Publication of Base less Reports Against Ciang Kai shek.”“Minbao”，21/7/33。引自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4685，21/7/33。

[76]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4685，1/8/33。在一个公开讲话中，吴铁成说那些评论“绝对没有根据”，它们是用来破坏中央政府和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的。同上书，21/7/33。

[77]《小公报》1933年8月12日：“蓝衣社准备谋杀行动。”引自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4685，14/8/33。

[78]同上。赵永兴可能是赵理君的化名。每组的地点也指定了：法租界的霞飞路、花园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杜浪路（今福建南路）等；英租界的静安寺、愚园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新闸路等，以及中国区的龙华、南岛和高崇庙。

[79]同上。

[80]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3页。

[81]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的真相》，第70-71页。

[82]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06页。据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史也被列为根除对象，因为他被指控“拒绝蓝衣社欲在其报社安插特务的要求”。Memorandum on Blue Shirt Society，pp.8-9。

[83]新闻界谴责上海警卫部队在一·二八事变中，实际上帮助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那些被“严禁制造动乱”的爱国者。在当时的一本小册子里，有一张照片上有一队被国民党士兵持枪押着的30个穿长袍的学生。照片的文字解说写着：“政府不许我们抵抗。”文新新闻部编辑：《上海的烽火》扉页，并见该书第2页。

[84]Vincent to Gaus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p.218；Wen Hsin Yeh，“This Alien Place”，Chapter 5.

[85]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3页。

[86]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的真相》，第76-77页。也许还有其他一系列要谋杀他的原因。1934年11月，青帮头子杜月笙发现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囤积了大量的银子准备在英国出售。杜月笙对史量才透露这一秘密后，蒋企图收买史，以使他保持沉默，但未遂。其次，在蓝衣社和青帮之间发生了几次剧烈冲突后，杜月笙在蓝衣社企图接管《申报》时，支持了史对此的抵制。杜月笙答应保护史量才不受报复，但蓝衣社到底还是执行了暗杀。Chung，Elitist Fascism，p.207。

[87]沈醉：《军统内幕》，第150页。

[88]赵理君在此被称为曹立峻；王克全后来在抗战中成了重庆卫戍总队侦缉队队长，他最终畏罪自杀。

[89]张秉午，河北人，抗战时任军统局汽车大队长。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4页。

[90]同上。

[91]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4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9页。

[92]Coble，Super Patriotsand Secret Agents，p.16.

[93]Henriot，Le gouvernement municipal de Shanghai，pp.90-91.

[94]赵龙文还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警察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他的部下们希望他回国后接管全国警察学校。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May 14，1937。

[95]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4页。

[96]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1-12页。

[97]“Assassination Attempt Versus Wang Ching wei”，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p.1.

[98]手枪被形容为“三号左轮”枪。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2页。

[99]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19.

[100]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2页。蒋还命令陈立夫与戴笠联合调查，限其在一周内破案。“Assassination Attempt Versus Wang Ching wei”，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p.2。

[101]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71页。

[102]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1-12页。

[103]贺的女友王文桂（音），在秘密特工从通讯社部分焚烧的文件里发现了她的住址后，在浦东被捕。“Assassination Attempt Versus Wang Ching wei”，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p.5。

[104]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1-12页。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5374，26/12/36。与发生在1936年7月10日其美路的萱生矿作谋杀案有关的被捕的嫌疑分子，对国际租界的警察说，他们受雇于华克之，而后者从王亚樵那儿接到执行计划的指示。Summary of Wang Yao Jao，pp.11-12。

[105]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6312，1/12/34.

[106]Summary of Wang Yao Jao，p.4。另据《上海晚邮信使》上的一篇文章说，被称为“陆军准将”的王亚樵被南京当局怀疑是谋杀的“肇事者”，他为躲避逮捕而逃到了香港和澳门。“General Shot for Plotting”，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December 2，1936。引自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7045，3/12/36。

[107]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2页。

[108]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71页。

[109]《声名狼藉的王亚樵》，《社会日报》。引自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D-5374，1937。

[110]Letter from J.W.Platt，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to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Hong Kong Police，December 28，1936，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D-5374；《声名狼藉的王亚樵》），《社会日报》。引自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D-5374，1937。据一份1937年军事委员会组织系统表，特务警察包括了情报、商业、公共安全、走私、调查和“警报”部门。同上，D-8039a/25，23/9/37。

[111]Confidential Report from the 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 Agent in Wuzhou，February 23，1937，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D-5374，3/3/37.

[112]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3页。陈质平在1950年后来到美国，在旧金山住下。1984年2月他在柏克莱的Alta Bates 医院死去。

[113]桂系军官的在场，导致了一种猜测：王亚樵正在威胁李济深（因为李怕自己在谋杀汪精卫案子中的角色被王泄露给蒋的人），所以李济深安排了对王亚樵的谋杀。Letter from J.W.Platt，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to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Hong Kong Police，December 28，1936，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D-5374。

[114]“Wang A Chiao Murdered at Wuchow”，Nichi Nichi，November 26，1936，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D-7065；“刺杀团领袖被杀”，《华美晚报》，同上，No.D-5374，26/11/36；“General Shot for Plotting”，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December 2,1936，同上，No.D-7045；“Notorious Gang Chief Shot Down”，Shanghai Times，November 26，1936，同上，No.D-7045；Summary of Wang Yao Jao，p.4。郑介民的枪手史克斯，被特务处消息说成是刺客。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8页。

[115]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D-5374，26/12/36.

[116]Letter from J.W.Platt，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to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Hong Kong Police，December 28，1936，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D-5374；Confidential Report from the 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 Agent in Wuzhou，February 23，1937，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D-5374，3/3/37.

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

后来我发现，这个卑鄙家伙戴笠，曾在1932—1937年期间当过中国警察学校校长，而那个在华东杭州地区的警察学校为整个中国训练了所有高级警察官员。他们认为必须有个国家警察机构。我想，这有点像【美国的】国民警卫队。但他们接受的是警察业务训练，而且他们还有美国和英国来的助理教官，但整个机构的老板便是这个戴笠。中国人都看重的事情之一，他们都尊敬的人之一，是他们的教官。他们把教官当作整个世界，当作他们的父亲。一旦成了个教官，你便永远是教官。于是戴笠在警察学校训练出来的成千上万的人，不管他们后来怎样了，他们都成了——他们仍然是，戴笠的学生。

海军上将梅乐斯：《纽约州警察长协会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1957年7月24日）[1]

培训间谍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们对在太平洋战争中由戴笠将军和海军上将梅乐斯领导建立的中美合作所的故事已经相当熟悉了。[2]战争末年，中美合作所被美国媒介当作一个中美合作游击抗日的成功典范来颂扬，而它的黑暗面——戴笠那些由美国军事和警察顾问训练出来的无恶不作的秘密警察，最终用他们的“科学”技术来对共产党的事实——则过了很久才暴露出来。[3]

这部分是由于当时负责该项目的美方，有意在训练戴笠的高级特工单位的人事安排上不让中方插手。[4]部分还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历史学家们更容易得到国民党关于中美合作所的正面叙述资料，而对共产党历史学家们尖锐指控美国介入训练蒋介石反间谍干部的“内部”分析则难以获悉。[5]然而，现在，不仅有可能对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情报局和战略业务局联盟的性质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而且可以认定，早在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十年，美国对中国警察的训练就开始了。

现代间谍是培训班和专业学校的产物。从契卡问世开始，间谍和特工都无一例外地始于这样一个特殊形式：培训机构和短期培训班的开办，使之从完全的民政性质正式转为彻头彻尾的特工性质。[6]军事学校的经历要比专业情报训练班更加深厚持久，但后者的经历更加动荡不安，尤其是，为了掩护便衣特工的秘密身份，必须培养至关重要的绝密性。“间谍王”戴笠早就意识到这种专业训练形式的重要性，而且在开办了黄埔校友会办公处不久，他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训练所”来发展他的秘密特工骨干。[7]

秘密特工训练系统仅仅在抗战爆发以后才独立地蓬勃发展。在这之前，以及在紧接着发生的太平洋战争（事实证明，那时美国的援助至关重要）中，戴笠的训练单位必须在幕后以及在20世纪初中国发展起来的正规警察学校的内部，与现代警察力量机构携手合作。[8]

现代警察

中国的第一支警察力量于1898年的“百日维新”期间建于湖南省府长沙。[9]虽然长沙保卫局在百日维新之后被反改革力量解散，但现代警察力量于义和团暴动、外国人占领北京期间，在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重新出现了。清朝廷逃往西安后，八国联军便建立起“安民公所”来执行警察工作、修路和其他市政任务。[10]公所的高级官员都由外国宪兵担任，而常规的巡捕则由中国人充当。1901年9月联军撤走以后，安民公所被“善后协巡营”取代，它是1902年“公巡总处”的核心，并很快成为华北其他警察力量的模型。

袁世凯（1901—1907年任直隶总督）是华北欧洲式警察力量的主要资助人，他用占领北京的欧洲人与日本人的警察模式取代了传统的衙门捕班。袁从省府保定开始，在警务总局下面安排了500个溃散的士兵。天津在1902年9月被从八国联军手中收复后，袁便把这个城市当作他的警察总部，他既想用这股新力量来安抚民心，又想为省府提供一个绕过当时仍拥有自己本地武装和乡村团丁的地方力量。[11]

天津新设立的警察称为“巡警”。“巡”的意思是视察或巡逻，“警”当然是警告的意思。从词源上讲，“巡警”一词介于传统“巡捕”和现代“警察”之间。“警察”一词最早来自于1872年到欧洲学习西方警察制度的日本人，他们递交了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建立警察机构的建议，后来这些建议成了1874—1875年间的法规。[12]大约在1915—1925年间，“警察”一词开始普遍用于中国。

日本顾问

1901年中国清政府开始派留学生去东京学习明治的控制系统，从此日本的警察模式便遍及中国。明白这一点，对警察一词的日本来源就没什么奇怪的了。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有许多被当了警官或教官，分配到由袁世凯这类强硬的省政府官员或更直接忠于清王朝的改革派们新建立的军事学院和警察学校去。[13]

后者的领导机构之一是北京的警察训练单位，它由暨总理衙门的满洲首领靖王在日本警察专家川岛浪速（Kawashima Naniwa）的帮助下建立。川岛浪速本来的合同是为这个新学校指导警察训练，但他不久便在清政府最后的维新活动中当起总顾问来。川岛浪速在1902年递交的一个备忘录里提出了1905—1908年间改组警察计划的基本纲要。备忘录本身阐明了该计划的原则基础：

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警察系统。它是军事力量的补充。其一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和权利而准备抵御外侮。其二是为了执行国家法律和法令而用此工具进行内部控制并约束人民。这是国家最强大的两股力量，没有它们，国家便一天也无法生存。[14]

除了建立后来成为国民党政治统治的象征——军队和警察这两个羽翼以外，川岛浪速的备忘录还呼吁建立一个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全国警察系统。就像川岛浪速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这个新警察系统是按照欧洲的中央警察模式建立的，尤其类似荷兰和柏林的警察。[15]

为了得到欧洲的财富和权力，清政府在1905年颁布成立培训警察官学校的命令，来实施川岛浪速的提议。1905年10月8日，在战争部资深军机大臣徐世昌主持下，巡警部成立；1907年绿营兵被废除后，巡警部合并到民政部内，所有警察工作都属警政司管，而正是这个司，20年后成为戴笠在国民党内政部里权力的主要行政核心。[16]

在1907—1911年的革命期间，巡警部成了清王朝警察力量的典范。[17]袁世凯死后，北京的警察也被立为全国的模范。1917年4月由内政部在北京召开的“警务会议”上，巡警部大出风头。7个月之后，内政部命令各省开设警察培训学校。但由于当年各个军阀大打出手，中央和地方政府无暇顾及管理警察的具体事务，改革的努力中断了。在这方面，早期民国历史重复了晚清历史：尽管日本模式和欧洲榜样提供了中央集权制的可能，但在中国不首先进行军事统一便很难施行警察统治。更加有效和长期的警察改革，还得等到北伐完成和南京新政府成立后才能实现。[18]

国民党公安局

假如北京巡警部在某种意义上是北洋军阀的全国性模式的话，国民党在1927年成立的相应机构便是广州的公安局——受到当时美国警察机构名称启示的一个名字。广州公安局是由孙科建立的，北伐前他把美国的市政管理系统在广州付诸实施。国民党执政后，除了南京都市警察总部以外，所有的警察部门都乖乖地把它们的名称改为“公安局”。[19]

名称一致，行政管理也统一。1928年全国警察专家委员会成立，由首都的4个官员和8个省级官员组成，归内政部警政司领导。[20]次年颁布了有关规章制度，要求对所有警官和警校学生实行教育。于是警察学校纷纷在浙江、江苏、山西、广东、江西、湖北、陕西、山东、云南、河北、甘肃、察哈尔、青海、福建和广西建立起来。[21]全国委员会按理每年开四次会，但实际上他们从未碰过头或召开正式会议，后来这个组织干脆解散了。[22]

1931年在全国重开警察改革的讨论。1月里，内政部在南京召集了讨论警察管理的第一次全国内政会议。次年12月召开了由来自各省市100多个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全国会议。这些代表提出了关于开始实行警察退休金制度，使用新式武器，雇用女警察和统一按手印制度的提案。[23]

这段时期内，日本的警察制度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1930年内政部举行了一次考试，从高级警校第十五届选拔了10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去东京接受内务省警察训练学校的培训。当年浙江警校也派了21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去日本。[24]但欧洲警察模式仍为基本模式。1929年全国警察委员会成员之一王达瑞（音）利用参加9月在巴黎召开第五次国际警察会议的机会，研究了欧洲警察体系。他认为维也纳的警察部队最为优秀，值得模仿。于是1930年浙江省政府主席邀请了鲁道夫·缪克（Rudolph Muck）博士和奥地利的其他警察专家担任警察管理和培训的顾问。同年浙江警校毕业班的10个学生被派往维也纳学习，而到了1932年，鲁道夫·缪克博士成了南京中央政府的警察顾问，同时也是改组上海公安局的顾问。[25]两年后，由酆悌率领的一个委员会被战争部派往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去考察。1935年力行社核心干部组及蓝衣社核心成员李士珍，也被派到国外去研究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警察制度。[26]

1930年被邀请到中国的司法专家之一是加州柏克莱警察署警官吴兹（A.S.Woods）。[27]吴兹之所以被选拔为顾问帮助改组南京都市警察，是因为奥古斯特·涡孟（Auyust Vollmer）的V-人[28]对美国地方警察署来说，就像代表了国家警察力量概念的艾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G-人[29]一样，他们使柏克莱警察署成为世界最杰出的警察部门，名声越来越大。[30]

奥古斯特·涡孟及美国式的警察专业化

奥古斯特·涡孟是美国的“警察专业化之父”。他1876年生于新奥尔良，8岁时丧父，10—12岁期间，母亲把他带回她的出生地德国生活了两年。少年时的涡孟热衷于拳击、摔跤和游泳。他在“新奥尔良学校”学习了一年的秘书业务，后来全家迁到旧金山，又在1890年搬到了柏克莱，这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在那里开货运车。五年之内，不到20岁的涡孟在柏克莱开了一家商店。但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后，他便决定参军，到菲律宾作战。[31]

那年夏天，涡孟参加了美国进攻马尼拉和占领马拉特（Malate）要塞的战斗。1898年秋天，他帮助过马尼拉警察，次年2月，阿奎纳多（Aguinaldo）党人兴起，涡孟自愿到一只装甲船上，用大炮轰击菲律宾游击队，并由于到敌后执行反阿奎纳多游击队同盟的联络任务而荣获特殊声誉。涡孟服役期满后回到加州，但这个强壮而无畏的一米八汉子对室内工作没有耐心，而且不安心当一个平民百姓。[32]

1905年1月，一些积极参政的柏克莱公民问涡孟是否愿意以改革为基调竞选市警察局长。29岁的涡孟答应了，而且当选了。他所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关闭城里最大的中国赌场和其他各种赌场。与此同时，他开始一系列行政和技术革新，使柏克莱警察闻名全国。是奥古斯特·涡孟带头使用起自行车巡警，首次创造了定期巡逻制度，从洛杉矶的一个私人侦探那里学会了电话报警和直线报警机并予以实施（他还通过选民专门投票，集资建立了一整套警报系统），设立起档案制，完善了手印存档方式，启动了测谎器的发明，首次在巡逻车里装上无线报话机，并开始任命大学毕业生当巡警。[33]

奥古斯特·涡孟名声日噪，特别是在他当选为国际警察局长协会主席后，不仅答应在美国其他城市改组司法机构，而且接受了外国政府的邀请，改革它们境况不佳的警察部门。比如1926年，涡孟应古巴总统谢拉德·马乔多（Gerardo Machado）的邀请去了哈瓦那。他到达时，古巴总统把他当作治疗社会症结的职业医生，对他说：“你是警察部门的医生，我们这里需要你。”[34]

涡孟在建立了警察训练学校并设立了电报通讯系统，以此治疗了这位古巴独裁者的司法机构的症结后，回到柏克莱。这时他收到了又一个外国政府的请求帮助：这次的邀请来自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据说涡孟警长把吴兹上尉叫到办公室来，对他说：“上尉，这封信来自中国南京的警察局长。他们需要实在的帮助。你来干这项工作如何？”[35]于是，吴兹于1930年作为一名警察顾问去了中国，为中央政府和广东省内政部工作。留在柏克莱的涡孟则在加州大学发展起犯罪学，并训练越来越多前来向他学习警察管理的学生。[36]

涡孟的中国学生

那年涡孟的外国学生中有一个叫酆裕坤的人，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学习了6个星期的暑期特别课程“警察组织和管理”，然后在秋季进了密执安大学。他是那里15个被中国派来学习市政管理的学生之一。1930年11月，酆从安阿博（Ann Ar bor）给奥古斯特·涡孟写信说，他对“发现犯罪原因和预防方法”感兴趣，而且他希望在著名犯罪学家瑞蒙·富思第克（Rayomnd Fosdick）的文章所提供的美国数据的基础上，做一个犯罪统计的比较研究。[37]在接下来的1931—1932学年里，酆上了加州柏克莱大学的犯罪学课程，次年夏天他回到中国，用涡孟犯罪学的科学方法帮助他的同胞们改革警察体系。[38]

作为一个归国留学生，接受过最先进的警法训练，酆裕坤不可能默默无闻。他立刻在1932年7月应邀拜见南京的警察局长陈焯将军。不久以后，他受到蒋介石的接见。他向蒋递交了两份中文报告：一份是“世界警察力量现状”，另一份是关于研究“中国所有警察力量状况”的计划。[39]这以后，他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南京交通处处长，改革了城市交通规章制度。1933年3月，酆第二次到了陈局长的办公室，当了他保安处的一个“特别秘书”。[40]他马上翻译了一篇关于警察专业化的文章，刊登在《刑法和犯罪学杂志》上，并在大学里讲授被他的美国教授推崇的警察工作的“科学基础”，推广涡孟的观点。[41]当然，他也力图寻求涡孟的帮助，效仿柏克莱警察署的通讯系统，在南京装起了直线报话机，以引进最先进的刑警技术。[42]

1934年3月酆裕坤受浙江警校校长赵龙文邀请，去杭州当警察训练部主任。[43]浙江警察学校是新国民党政府培养干部的主要机构之一。它在北伐刚结束时由朱家骅领导建立，朱在1926年是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头目，协助戴季陶在学校中进行对左翼分子的大清洗。次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他是在这个职位上建立浙江警校的。作为“地方自治专修学校”的校长，朱家骅保证了警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当他于1930年离开省政府的职务时，他确保了该学校掌握在他所信任的人手中，此人便是史承志。不过，史承志担任警校校长的时间到1932年止，王固磐于1933年接替了他，而赵龙文又在1934年成了该校校长。[44]

酆裕坤是被任命在警校担任要职的回国留学生之一。另一个在国外受训的警察专家是梁帆（音）博士，他原是学农业的，也是一个秘密特工，在里昂警察实验所当过法国法医学家洛咖（Locard）博士的助理。[45]梁从里昂结束学习回国时，身边有两个法国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另一个是侦探，她后来当了浙江警校女警察的头儿。他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整套警察实验室技术设备，包括发射学、毒品学、手迹分析以及指纹调查所需要的所有器具和化学材料。这些设备构成了中国在上海国际租界警察部门以外的第一个法医实验所的基础。尽管后来梁作为法医学家的能力受到怀疑，但他当时立刻在警校里开起了警察实验最新技术的课程。[46]

第三个重要的回国留学生是涡孟的另一个弟子，叫余秀豪（Frank Yee）。余是广东人，在旧金山的中国人圈子里很有名气，他请涡孟在这个名牌警察学校给他推荐工作。[47]于是涡孟给酆裕坤写信谈了余秀豪的事。当余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远洋轮到达上海时，酆裕坤与他的“许多表兄弟们”一起在码头上迎接他。[48]适应期过后，他在浙江警察学校得到一个位置。他后来发现，这位置是“全中国这类工作中最重要的”，而且即使在蒋介石眼里也是“所有这类警察学校”里最重要的。[49]

浙江警察学校

浙江警察学校坐落在上杭江十来亩的“大片土地”上，那里可以容纳500多个学生。[50]据余秀豪形容，入学的350个男女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生，年龄在20—30岁之间。他们全都享有良好的条件，除食宿之外，每月还有15元的津贴，并装备有“步枪、左轮手枪、机关枪、自行车、马匹和汽车”[51]。学校的特征无疑是军事化的。学生在早晨的军号声中起床，升国旗，由军事教官带领进行操练，由“从中央政府来的人”作为“指导员”教授“政治训练”课程。[52]

赴美学习的中国警察与美国同行研究警政问题

和涡孟在柏克莱的模式一样，浙江警校本身与地方警察力量密切联系。当时在杭州的警察署有2,000来名警察，他们被分成8个分所，每年有100万元的经费。1934年9月1日以后，警校校长赵龙文同时担任了杭州公安局局长，余和酆，加上另一个从柏林警校毕业的学生被任命为他的机要顾问。[53]在赵领导的“设计委员会”的建议下，设立了军校生制度，让警校的学生熟悉杭州警察署的职责范围。到了1935年1月，余秀豪已经按涡孟在柏克莱创造的巡警模式建立起了一套巡逻制度。[54]杭州警察署的正式成员强烈地抵制新制度，但在酆裕坤的支持下，余成功地于1935年4月1日在西湖一带开始实施巡警制，于是在两个月之内，犯罪率下降了50%。[55]

从余的角度看，他们在浙江警察学校的领导地位给了涡孟的学生们一个黄金机会，他们看到“柏克莱的制度和精神被传播到了中国”。[56]他告诉涡孟：“我们的学校本来只受日本和奥地利影响，因为学生们只被派到上述的两个国家去过。现在，你可以说输入了新鲜血液。也就是美国模式，更具体地说，是柏克莱的模式。”[57]他还请涡孟告诉他“在著名的【柏克莱】研讨会上”结识的其他朋友们，他准备通过翻译关于罪犯调查和秘密特工方面的最新出版物，引进警犬的使用，建立现代警察实验室和进口新发明的测谎机，“使整个中国警察管理现代化”。[58]

受过美式训练的人员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涡孟的信中，余经常埋怨他的教官同事们，甚至包括酆在内，对全盘接受他的革新犹豫不决。[59]但酆裕坤同意协助余为浙江警校起草一个新的教学计划，并将经济、心理、防止犯罪、城市政府、无线电、警犬等课程加入了常规教育中，扩充了由“蒋委员长发起的”新生活课程。余和酆还按照柏克莱警训项目设计了一年级教学提纲，其中必修课包括打靶、游泳、自卫（柔道）和军事科学。[60]

第二年学生可以从四个系中挑选一门作专业：管理、刑事侦查、外事和妇女警训。余是管理系的主任，该系的课程包括学习英国、欧洲大陆和日本的警察制度、警察人事、防止交通事故、数据统计和警察记录、无线电通讯和警察力量分布。[61]刑事侦查专业设有法医化学、摄影、罪犯鉴定、警犬、密码术和警察记录。其他两门专业远远没有它们发达，尽管外事专业课程中列有欧洲历史、世界外交、无线电和心理学。[62]

到了1934年秋天，浙江警察学校已经非常著名，并正在成为全国的楷模。9月里，教员们得知南京的全国警察学院和中央军事学校合并成一个单位，浙江警校就成了“本领域中惟一的一个全国机构”，于是招生便在全国进行，其中有些学生是来自地方警察机构的警官，经过余从柏克莱学来的包括“军队智力测验”在内的身体和心理测试。[63]

全国警察训练

初冬，当余和酆正在等待向蒋介石的特殊拜见以介绍他们关于全国警察改革计划时，他们也得到了上海市长吴铁成这类重要的地方官员的喝彩：

我们立刻被邀请到上海接管一些重要职位。吴市长对我在上海警察杂志《警光》上的文章尤其欣赏。但控制全中国警察组织的特派员们绝不会同意我们离校。我们和【酆】裕坤【和梁帆】一起负责全中国的警察教育。[64]

吴铁成市长在上海市政府里喜欢用广州人，他器重余可能因为余是广东人。总之，中央政府——当然包括戴笠本人——不会让那些在国外受过最佳训练的专家们成为重要城市警察力量的顾问，因为他们自己想最终对警察力量进行控制。浙江警校是用来为全国树立标准的，而非用来支持地区和省级机构。所以，当浙江大学向余提供一个教书的职位时，他不得不因为自己在浙江警校的全日制职位而谢绝。[65]

作为全国性机构，浙江警校也管辖庐山和江西北部山区的游览胜地的治安，蒋介石在那里有避暑别墅。[66]庐山那时已被用来作为反叛乱的训练区，设有“军校庐山特训班”。特训班的一些毕业生被分配到邓文仪领导的反共调查机构南昌行营的同时，戴笠也组建起由连谋领导的一支特殊干部纵队（康泽协助组建该纵队，因为他更加正宗的军事背景使戴笠非常嫉妒，于是戴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从警察部队调到半军事组织里去），为特务处培养特工。[67]夏季里，这个地区会有两万多旅游者，他们很容易成为窃贼的猎物。于是警校学生便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实习执法的机会，他们能加强总司令所偏爱的山区的治安，同时还能够向英国租借的古岭领地的外国人管理的警察部队显示：中国人完全能够自己管理自己。

1934年7月正在庐山推广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和宋美龄

1934年7月，酆裕坤奉命带领近100个浙江警校第二届毕业班的警察到庐山地区巡逻。次年夏天，酆裕坤和他的人员干了件出色的事：建立了存档和其他刑事调查程序，这使他们破获了一些著名的疑难案。[68]余秀豪也不落后，他与学生一起爬上了3,000米左右的古岭峰，避开了山脚下的炎热，一头扎进了警察工作当中。用余从柏克莱带回来的指纹和摄影设备（他们还希望能有一架涡孟发明的测谎机），这些警校生成功地独立进行了盗窃调查，还协助推广了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69]他们的成绩如此优秀，以至于英国人在租借区撤除了他们的行警权而让中国人来管辖。于是浙江警校生被树立为全国典范，为江西、湖南其他地区的警察作出了榜样。各省官员们被他们的成绩所打动，秋天回去后便举行选拔性考试，从中挑选出20个男女去浙江警校接受类似的训练。[70]

不管余有多么直接和坦率，他对自己的导师丝毫没有提起浙江警校最神秘的特点之一：虽然警校是个致力于培养正规警官的省级机构，但它实际上也是戴笠自1932年建立起来的全国秘密警察机构的一部分。警校校长赵龙文就是戴笠的一个特工，而且全校所有的政治指导员都是特工处的干事。[71]

戴笠和浙江警校

戴笠在1932年夺取了对浙江警校的控制权。当时第二届学员刚刚毕业，住在雄镇楼30号的校友会宿舍等待分配。[72]利用蒋介石授予他在浙江警校特训班的“政治特派员”的权力和与政府直接的无线电联系，戴笠带着一队特工驻进了警校。这队特工中有王孔安、毛人凤、毛宗亮、赵龙文、胡国振、谢厥成、罗杏芳和刘乙光，他们在那年假期里完全控制了整个学校。王孔安被任命为政训处书记长，毛人凤任秘书，而毛宗亮则充当了通讯官员。[73]其余的人被任命为政治指导员。到了1932年秋天，戴笠在政治处的外表下建立起一个秘密特工特别训练班级，分成甲、乙、丙和通讯班。每个班级的学期为6个月，由2到30个人组成，他们将是特工处的基干人员。于是，“军统后期的许多高层特工分子”——在20世纪40年代中这类“高干”有毛森、肖勃、杨超群、阮清源、丁默邨、章微寒、娄兆元和黄雍——在1932年至1935年中都在浙江警校接受过他们最初的地下训练。[74]

乙训班由每年从警校毕业班里挑选出来的30个学生组成。他们的班长是刘乙光，他也是该期班的政治教官。训练班结束后，毕业生被派到蒋介石警卫组当便衣特工。[75]

三班，或丙训班，是培训掩护人员的，即女特工。从警校毕业生里挑选出来的6个女生被送到特训班，该班由警校正科的女生指导员章粹吾主持。[76]这些学生在分配到特工机关当“掩护关系人员”之前，专门学习理发、烹调等课程。[77]

一班或甲训班，是几个培训班中最重要的，其毕业生被分配到特工处当骨干，在头头的领导下直接运作。戴笠在名义上是训练班的教官头，一班由警校的二班和三班的毕业生和已经在特工处当现行特工的人员组成。实际教官头是余乐醒，他指导在雄镇楼30号的训练班，他也教特工理论和如何使用毒品及吗啡的课程。前共产党员谢力公教军事地理、国际间谍和密码；李世璋教政党及其派系；梁翰芬教痕迹学；殷振球教爆破学；管容德教速记；叶道圣教情报学；朱惠清教看相；王文钊教摄影；金民杰教擒拿；刘金声教国术；曾惕明和黄泗钦教驾驶；谭金城教骑马术。日文课由霍淑英和一个叫山田一隆的日本人负责。[78]

主要的课本则是从共产党那儿学来的。在苏联留学过的王新衡，翻译了两本俄语书[79]:《格伯乌》（即CPU）和《契卡》。[80]学生们还读顾顺章（共产党在保卫方面的头目，1931年在汉口向陈立夫和徐恩曾领导下的特工处叛变，后来投奔到戴笠手下[81]）写的《特工理论和技术》。顾顺章关于布尔什维克秘密特工的知识，由于他在共产党乡村和城市支部当联络负责人的实践而完善起来。[82]实际上，前军统官员们认为顾的信息对戴笠如此宝贵，这也许是他丧命的原因。据他们说，顾顺章作为最大的共产党“叛徒”加入“中统”不久就被谋杀了。虽然此案未破，但研究中统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刺客是陈立夫派的。因为陈立夫不能原谅顾向戴笠献计，于是陈要防止“间谍王”向这个共产党人榨取秘密。但陈立夫对此否认，他向本书作者提示：必须除掉顾顺章，因为他是个杀人狂。[83]

到了1935年，浙江警校完全处于戴笠的控制之下。同年，蒋介石宣布将浙江警校与江苏警校合并，成立一个“中央警官学校”。[84]这个合并对戴笠来说既意味着挑战也带来了机会。[85]

中央警察学校

蒋关于创立一个中央警校的决定，是出于要用一个全国性的警察制度来联合地方控制系统的远见。1936年蒋介石召集了一个“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讨论地方警察的治安问题。[86]会议的背景是中央政府与地方领导之间对维持保安队的长期争议。[87]地方官员自然偏向保存由他们自己资助控制的地方武装，而中央政府的代表则反对保安队，他们力争成立一个由新的国民党政府领导和培训的正规警察部门，但要地方出资。

蒋介石在听取了两边的意见后，决定采用警察制。正如余在给涡孟署长的信里说的那样：“现在委员长非常关心在中国改善警政的问题。他要取消所有的保安队、宪兵，等等，而把维持内部治安的责任在三年内交给警察。”[88]行政院积极地通过了这项要求各省在警政司规定的原则基础上提交警察改革计划的提议。警政司宣布：第一，在1936年底以前取消保安队，并在三年中将他们的职权逐渐移交给正规警察；第二，在解散保安队的同时，将它的资金转到县警察部门；第三，地方警察的各种级别制将尽量统一；第四，在无力供养正规警察的贫穷偏僻乡村地区，执法权将归前保甲互助单位；第五，为提高警察素质，对警察服务人员的要求将逐渐提高，小学毕业将是受雇用的起码条件；第六，警察的月起薪将为10元；第七，高级警官将一律在新中央警察学校学习；第八，正常的警察招收将从各省市的训练班中挑选；第九，被解除的保安队的武器将转到正规警察部门供他们使用。[89]

显然，这个自上而下合并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中央警察学校，它“受命把旧保安队的某些部分取消后将其改变成警察”。[90]正当这个新的全国性组织取代各省的地方机构时，浙江警校关闭了它的大门，并把它的第五届学生转到了南京。[91]现在，赵龙文的学生（也就是戴笠的学生）名义上是中央警校40岁的校长李士珍的学生了。[92]

李士珍是中国的首席警察专家。李于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浙江保安队当过队长，1931年在日本警察学校完成正科训练。1935年，李士珍率团去欧美19个国家考察他们的警察制度，回国后被任命为南京的“警官高等学校”校长。1936年9月，他接替陈立夫在新中央警官学校任教育长。[93]

李马上开始建立他自己的校园。他在南京郊外麒麟门附近选了一个地点，在那里盖楼房、建设备，并招收学员和学生。[94]

学员班分批调自各省、市、县原有警官再加以新式教育：如指纹、户口、侦讯、擒拿、追踪、交通、信号、警犬训用等……学术，修业期半年；学生招考高、初中程度学生，施以警察各科教育、思想政治训练、外文教学、军事常识操课、体能训练等。修业期三年，旨在革新警政。[95]

中央警察学校校长李士珍

同蒋介石一样，李认为现代国家的基础是有一支出色的警察队伍。他对中央警校1943年毕业班的学生说：“假如你要建立一个新国家，那你首先得建立一个新社会。假如你要建立一个新社会，那么你首先必须建立一支现代的全国警察力量。”[96]李士珍还把行政领导与学术结合起来。[97]他从欧洲回来后发表了一篇有关世界警察制度的重要调查报告，并且出资和主持了“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98]。可见他的业务资格无可挑剔。[99]

然而，戴笠还是一心要在中央警校内（学校坐落在南京郊外一幢价值25万元的“巍峨的”新大楼里[100]），用争夺警政训练权来排挤李士珍。于是，为在学生中贬低李士珍的权威，戴笠让自己首先成为“校务委员会”的成员。[101]然后，他利用手中的秘密特工权力，在警校内建立了一个特工委员会，并自任主席。特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王固磐、酆裕坤和赵龙文等他的弟子和亲信们。[102]而且他还把前浙江警校教官如胡国振、卢振纲和余秀豪安插到新中央训练机构的教职员中。还有，为了使自己掌握学术专业权并与李士珍的警察科学组对立，戴笠还成立了一个“中国警察学会”，该学会踊跃地介入与李士珍“中国警察学术研究社”的各种辩论中。[103]李士珍的全国警察制度改革是建立在涡孟的柏克莱调查问卷基础上的，为在竞争中战胜李，戴笠需要在内政部的国家警政政策上获得控制权。[104]为此，他把酆裕坤安插到中央政府中管理各省警察项目的警政司司长的位子上。警政司“负责计划、领导和监督全中国的警察”。[105]在这个位子上，酆裕坤“控制了省属民政厅的警政科，掌握了警察系统的人事权”。[106]他还在首都警察部队内部安插了戴笠的秘密特工支部。[107]

在酆裕坤晋升的时候，他在柏克莱的同学余秀豪被安排到警政司负责警察教育、防火、外事、刑侦和“特工”。在给涡孟的信中，余把他们的新职位当作柏克莱警察改革的胜利的象征。[108]他说：“从此以后，整个警察管理和教育都将完全由V-人控制。”[109]既然那时“柏克莱的V-人”都是戴笠特工处的特工，中央警政控制的一些方面就落到了戴笠的特工手中。结果，在1936—1937年期间，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通过操纵内政部训练项目和人事安排，将其影响扩展到了九江、郑州、武汉、洛阳等城市的警察局。[110]

蒋介石在中央警校听取李士珍的汇报

酆裕坤在扩展中起了绝对关键的作用。作为内政部级别最高的警政官，任何时候只要戴笠需要用中央政府的司法权把正规的警察单位变成秘密特工队，酆裕坤就可以把自己单位的名称借给他使用。这一点在抗战爆发后尤其明显。1941年，戴笠要把重庆警察局侦缉队扩充成一个大队，并把它置于前上海站头目沈醉的领导之下。当戴笠把这一要求向重庆警察局局长唐毅发去后，唐自然向内政部警政司请示。

当时主管全国警察工作的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坤，是军统特工，这个司也由军统掌握，戴在写信给唐的同时，还打了个电话给酆，说明他要改变这一制度，酆在电话中诺诺连声尊命办理。[111]

于是不到一星期，戴笠的助手和门徒沈醉就被任命为重庆侦缉大队队长。[112]

唐毅本人是戴笠接管四川警察过程中强有力的关键一环。唐原是刘湘总部情报处处长，后被任命为四川警备司令部谍查处处长。[113]虽然唐有大烟瘾，而且是哥老会成员，但他因向省政府书记王缵绪提供了一个讨其欢心的妓女而得宠。他被指定当王的特别助理，从此便跟戴笠联系上了，后者把他当作一个正规特工。1938年，唐毅是改革后的成都警察局局长，这就在四川执法核心内给了戴笠充分的自由。[114]

中国秘密特工从法律教育机构中招收特工的计划，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察长培训项目同步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共有的长处是，二者都有着在地方执法机构中普及警察专业化的目标。余秀豪向涡孟汇报说，从1936年9月15日起，在南京，“全国各地的高级警官将在警校接受速成复习培训”，而其他警官将于夏季在庐山参加一个特别训练班，那里的教学大纲是余编写的，其中包括涡孟关于美国警察系统的教科书。[115]除此之外，还有余秀豪的讲座，到全国视察，以及酆裕坤频繁“强调警政的重要性和人民与警方合作的必要性”的广播[116]，以及内政部警政司引进美国最先进的鉴定中央化和记录存档程序化方面的措施。例如1937年初，酆裕坤与艾德加·胡佛联系，了解美国联邦调查局如何整理和处理指纹。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中央指纹局。[117]

引进最新的警察技术，将确保现代化的管理效率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地方上的半军事化体系进行全国性控制的目标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回国留学生对改革的热忱，正好与蒋介石要统一他自己的控制，要把警察和军队当作他政府统治的两大羽翼的决心不谋而合。作为中央警校的校长，蒋介石在1937年对毕业班的学生说：

我们的国家有两股重要力量，军队和警察。一个用于国防，另一个用于治安。就像一架飞机要有双翼才能飞行，但因为现代警察责任范围的复杂性，因为他们是惟一持续与公众保持联系的公共人员，所以警察的职位对我们的社会甚至更加重要。[118]

作为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华民国的警察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促进了中央集权。[119]但作为一个制度本身，警察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工具。

蒋介石全面发展警察是为了抵制地方上的军事竞争。[120]但他也狡猾地用此来支持他的随从们在全国执法系统中的相互斗争，以防止他们为个人官僚利益而滥用司法权力。[121]在与李士珍争夺对中央警察学校控制权的同时，戴笠还与陈立夫争夺对邮电检查的权力。这些官僚暗中斗争的结果最终都无疑取决于委员长的支持。到了最后，尤其是在政府情报机构和军事系统的秘密特工相互之间，为了争夺优势而激烈斗争的时候，还是戴笠对主子的个人效忠最起作用。

注释

[1]Milton E.Miles，Personal Papers，Hoover Archives.

[2]中美合作所的故事一开始是由梅乐斯自己讲述给美国听众的。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而夏勒（Schaller）的杰作《美国十字军在中国》（The U.S.Crusade in China）为它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写过很多关于自己前老板戴笠畅销书的沈醉，发表过一篇特别说明真相的关于中美合作所的文章：《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

[3]Caldwell，A Secret War.

[4]有关训练单位内部的细节，见汤淘：《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内幕》，及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梅乐斯只让“对东方完全不熟悉的年轻人”去中国。George K.Bowden，“Memo to Colonel W.J.Donovan”，22/2/43，OSS Papers，p.2。

[5]关于国民党的观点，见“国防部情报局”编辑：《中美合作所》。而关于中国大陆相反的说法，见天声辑：《美帝直接指挥的中美合作所》。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新观点，见邓友平：《江西中美合作所集中营》。

[6]Westley，Violence and the Police，p.155.

[7]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5-16页。戴笠的特工训练单位设在南京洪公祠，叫作“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由申听蝉管理。它的学员为黄埔毕业生，其中有徐远举、何龙庆、陈恭澍、田动云、廖宗泽和陈善周。陈恭澍是“特务警员训练班”负责人，他每周三次向戴笠汇报学员们的政治倾向。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59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

[8]虽然有人认为在正规警察改革和秘密警察训练系统之间应该有明显的区别，但我认为，1932年以后二者有紧密的联系。有关前者观点，见Mackinnonn，A Late Qing CMD PRC Connection，p.6。

[9]有关中国警察现代化历程，见Wakeman，Policing Shanghai，pp.16-24；Li，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olice during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Years，pp.25-26。

[10]日本则例外地设立起自己的宪兵站。

[11]“有证据表明，袁世凯显然把警察视为超出省衙门之外，对当地绅士进行渗透和对百姓保持直接联系的手段。”Mackinnon，A Late Qing GMD PRC Connection，p.4；Mackinnon，Police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hli，pp.82-83。

[12]警察一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出现过，但不是现代一般意义上的理解。Li，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olice during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Years，p.6，pp.14-15。

[13]同上书，第6-7页。

[14]Li，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olice during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Years，p.33.

[15]同上书，第33-34、47页。

[16]同上书，第6、38-39页；Yee，Police in Modern China，p.29。1942年的警察系统直接归内政部管辖，那时便属于汪精卫政权。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Survey of China R & A，No.746，19 June，1943（reprint of 15 May，1942 edition），p.74。

[17]清朝被推翻后它的特质仍然保持着。1914年8月，袁世凯下令将该部由经内政部提议的部长领导，并将人数增加到1万，以此扩充其权力。Li，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olice，pp.39-42。

[18]Yee，Police in Modern China，pp.31-32.

[19]同上书，第30页。在南京政府统治下，省警察队的建立也是为了与土匪斗争。

[20]同上书，第30页；常兆儒：《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警察制度》，第338页。

[21]《内政部呈行政院整顿警官高等学校方案》，1929年1月28日。引自朱汇森编辑：《警政史料》，第1、488-490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许多这类单位因缺乏资金都被迫关闭了。

[22]Yee，Police in Modern China，p.33.

[23]同上书，第33-34页。

[24]同上书，第35页。

[25]同上。缪克建议成立特别的外事警察。他还建议上海当局为北京招收500名警察。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No.D-3433，1/4/32。Microfilms From the U.S.National Archives。关于浙江警校最优秀毕业生被派往维也纳一事，见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25/7/34，Bancroft Library（CB-403）。

[26]Yee，Police in Modern China，p.35；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第70页。酆悌于1936年被任命为驻柏林武官。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p.137。

[27]Yee，Police in Modern China，p.36.

[28]V为涡孟英语姓的开头字母，V-人（V-men）即涡孟的人，后来被用作警察的代称。——译者注

[29]艾德加·胡佛，美国联邦调查局创始人，因为他们出色的业绩，这些人被称为G-men。G为英文“政府”的开头字母，G-人，后来被用来泛指政府的人。——译者注

[30]Carter，Polic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p.3.

[31]Parker，Crime Fighter:August Vollmer，pp.1-22.

[32]Parker，Crime Fighter:August Vollmer，pp.23-37.

[33]同上书，第35—60页。

[34]同上书，第168页。

[35]Parker，Crime Fighter:August Vollmer，p.170.

[36]Carter，Polic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pp.68-70。余秀豪（Frank Yee）向正在计划成立一所警校的广东内政部推荐了吴兹上尉。

[37]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23/11/30.

[38]同上，3/12/33。

[39]同上，2/8/32。

[40]同上，12/9/33。

[41]例如，1933年11月酆裕坤在金陵大学演讲，并在演讲中传递奥古斯特·涡孟的照片。同上，3/12/33。

[42]同上，25/3/34。

[43]同上。

[44]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6页。朱家骅在30年代还被任命为中统局名义局长。

[45]Yee，Police in Modern China，pp.37-38。梁帆有时被认作龙方（音）或龙帆（音）。“他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侦探，因为他在里昂的整个时期里一直是个秘密特工。”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22/1/35。并见日期为27/4/36的信件。

[46]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18/6/35.

[47]有关余秀豪在旧金山中国人圈子里的名气，见1934年1月1日《中国时报》（元旦丛刊）上关于他的文章。

[48]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Yukon，dated 25/3/34。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25/5/34.

[49]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25/7/34，13/11/34.

[50]Report by Superintendent Tan Shao liang，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7675 A2/4/37.

[51]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2/8/32.

[52]指导员，即政治指导员，实际上都是戴笠的特工，我们在以后将会看到这个事实。有些教员是从维也纳警察学校留学回来的学生。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30/6/34，10/9/34。

[53]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13/11，18/12/34.

[54]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Yukon，dated 18/12/34。并见Yee，Police in Modern China，pp.39-40。

[55]佛朗克·余在给涡孟的信中形容他的计划引起了“批评的风暴”。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22/1/35。有关巡警制成功的情况，见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22/1/35。

[56]余请涡孟把这个消息转告给柏克莱的警察长奥兰多·威尔逊（Orlando Wilson）。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25/1/34。

[57]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25/7/34.

[58]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25/7，10/9/34.

[59]“当我到达杭州时，我满怀改革精神，发誓实施一个良好中国的警察教育。但因为裕坤的英国训练背景，他比较保守，更不用提那些老教官了。”同上，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2/1/35。

[60]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10/9/34。一年级的学生还必须学市政管理、中文写作、公共演讲、两门外语（从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和俄语中任选）、社会问题、社会调查、心理学、公共卫生、法律、物理、化学和指纹学。

[61]这门课的教学大纲列在本书附录里。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10/9/34。

[62]同上。

[63]同上。

[64]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25/7及22/1/35.《警光》（Police Light）可能是季刊。Yee，Police in Modern China，p.38。

[65]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2/1/35.

[66]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25/7/34.

[67]军官培训项目原是为前北洋军阀的军官们设立的，目的是在他们中间培养起类似蒋介石与他的黄埔军校生之间享有的那种“师生”关系。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0页；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34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中），第100-101页。

[68]Yee，Police in Modern China，pp.39-41.

[69]余在信中对涡孟说：“可惜，我们没有一架测谎器来对付那些乱撒谎的嫌疑犯。”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1/8/35。

[70]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Frank Yee，dated 30/6/34及6/4/35。

[71]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55页。并见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60。

[72]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6页。

[73]同上书，第86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

[74]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

[75]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6-87页。

[76]章粹君，男性，他的助理是戴学南。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8页。

[77]同上。

[78]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7-88页。

[79]王新衡后来在军统香港区当头目，在抗战时期他曾与杜月笙密切合作。

[80]1937年抗战爆发后，斯大林和蒋介石同意合搞一个苏-中联合情报计划。根据该计划，苏联将向中国派遣几百个军事顾问。后来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由郑介民领导的“中-苏特种技术合作所”。Yu，Merican Intelligence，p.127；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2页。

[81]中央调查统计局编辑的《消灭共匪红队案子经验简述》：“有关顾顺章等破案经过”。调查局档案，276/7435/59400。

[82]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辑：《中国共产党之透视》，第316页。

[83]据1988年9月于台北对陈立夫的个人采访。关于前中统特工的一个说法，见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7-88页。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学者认为顾顺章是被周恩来派出的刺杀队杀死的，但国民党调查局在台湾的资料表明，顾顺章于1936年因企图重新加入共产党而被杀。徐恩曾：《我和共党斗争的回忆》，调查局档案文件，No.6002，并作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文件列入档案，1953：276.07/3777/C，21b；中央调查统计局编辑：《中共特务部长顾顺章之自首及其予中共之打击》。调查局档案，276/7435a/19930。并见Faligot and Kauffer，Kang Sheng et les servicess ecret schinois，p.104。

[84]南京第二档案馆，12/157/1939（《中央警察官学校几个省市警察训练所概要》），pp.1-3a。

[85]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6页；Yee，Police in Modern China，p.41。

[86]Yee，Police in Modern China，p.36.

[87]广西省领导尤其倾向让地方武装既充当警察和半军事化单位，又担任地方官员。Chen，The Militia of Kwangsi，p.59。

[88]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6/8/36.

[89]Yee，Police in Modern China，pp.41-42.

[90]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14/5/37。“六个星期前余写道：‘把全国各地所有保安队改编成警察的计划已经拟定，中央警察学校正在加紧准备提供三年大规模的必要的警察补充培训。’”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3/24/37。

[91]“自从它的工作被南京的内政部接管后，警官培训学校便不存在了。”Report by Superintendent Tan Shao liang，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7675A，1/4/32。

[92]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

[93]刘诚志是教务处长。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70页。李士珍的任命可能得感谢陈立夫，后者把他看成同盟者。

[94]同上。抗战中该校搬到了重庆南边的一个叫弹子石的地方。

[95]同上。

[96]《大公报》，1943年2月11日。

[97]关于李士珍对全国警察训练的影响，见南京第二档案馆，12/1581938（《警察补习及警长警士教育规程》）。

[98]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37年。Who’s Who in China（sixth edition），p.129。

[99]陈允文：《中国的警察》，第3-6页。

[100]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10/9/36.

[101]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

[102]李士珍在警察系统里有自己的特务组织，那是用来“防奸防谍”的。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7页。

[103]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9页。

[104]关于涡孟的调查问卷，见南京第二档案馆，12（5）719/3-1936。《警察月刊》，第11-18页。

[105]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eng Yukun，dated 7/11/36.

[106]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9页。警政司的职权还包括防火、训练民团和“剿匪”。酆裕坤担任了这个新职位后，开始“改革各个警察机构的征募组织，修改有关处理轻罪的警察法，并设计全新的警察制服。”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eng Yukun，dated 7/11/36。

[107]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5页。

[108]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10/9/36.

[109]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6/8/36.

[110]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并见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60。

[111]沈醉：《军统内幕》，第108页。

[112]沈醉：《军统内幕》，第108页。

[113]在刘湘情报处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人是哥老会主要成员冷开泰。Stapleton，Government and the Gelaohui in Chengdu During the Republic，pp.14-15。

[114]熊倬云：《反动统治时期的成都警察》，第120页。

[115]关于培训全中国警校教育长的计划，见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10/9/36、27/10/36。

[116]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5/1/35。

[117]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eng Yukun，dated 23/3/37。

[118]Yee，Police in Modern China，pp.38-39。蒋通常身兼数职，对此当时有人把他比作普鲁士大帝弗里德里克二世，“就像那位事无巨细、大权独揽以至于连旅行者们都得亲自向他申请阅兵式的好座位的普鲁士君王那样，蒋在二战中坚持要审查重庆飞机旅客的名单”。Finch，Shanghai and Beyond，p.178。蒋同意当中央警校校长后，警校的楼房和设备预算增加了三倍，达150万元。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4/2/37。

[119]无需赘述，这是1935年前川岛（Kawashima）宣言的回声。

[120]Mackinnonn，A Late Qing GMD PRC Connection，pp.6-7.

[121]在安排邮政审查员上，军统与CC派发生了一系列争斗，直到特检处成立，戴笠才控制了邮电检查。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9页。

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

在日军轰炸浦城的时候，出现了一队大学生，他们兴奋地走着，喧闹而无所顾忌。但当有人小声说了句“戴笠”，他们顿时噤若寒蝉，明显被震慑住了。我在华盛顿读到过关于戴将军的材料，所以对有关他的情报并不稀奇，但我听说将军的名字有时被用来吓唬孩子。我在四周烈火燃烧中问他这事，他承认说这对他有用。他无意恐吓孩子，但他的名字有时震慑住了骗子、走私犯和叛徒们。他告诉我：“正义的威慑力比枪管用。”

海军上将梅乐斯：《一场不同的战争》，第54页

争夺资源

虽然中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最终以革命的群众路线告胜，但在戴笠和蒋介石所经历的时期，政治统治的关键似乎既在于通过现代技术和组织纪律来保证效率，也在于建立或者培养文化和政治上的一致性。要想迅速有效地达到政治目的，与其靠一群目不识丁的贫农大军，还不如拥有一批相对人数较少，但有组织、可以信赖、掌握着现代技术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具有很强控制能力的信徒。

我们已经看到，控制中国的警察力量是戴笠一贯想要占据的资源之一。因为警察为他的秘密特务活动提供了合法的外衣，也因为地方公安局为他渗透到城市的政治体系铺垫了道路。[1]有人声称“到了1933年全国重要城市的警察人事都在戴笠手中”，虽然这也许有点夸张，但从1932年起，戴笠的影响便开始惊人地渗透到许多公安机关中。[2]

但是戴笠从来不放弃竞争。整个这段时期，他的权力是逐渐增长的，但总受到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制约。[3]他们也指挥着自己在党内的秘密警察团体——在1938年后，它被叫作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4]

中统除了自己在中央、省市和地区的机关以外，还管理交通部统计调查局、财政部税务局、内政部司法人员培训机构和县长培训机构、外交部外交俱乐部、教育部和中国驻外机构的特务，局长是陈果夫的外甥徐恩曾。[5]徐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在美国学习电气工程。在徐的眼里，戴笠的特务处不过是个由草莽和大字不识几个的流氓组成的团伙，除了放火杀人之外什么也不会。[6]

陈氏兄弟

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

但若从徐恩曾的叔叔们即陈氏兄弟的角度看，戴笠的特务处一开始就是蒋介石用来抵消他们的秘密监视力量的。例如，约翰·卡特·维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在1942年报道，“（戴笠的）组织有时被用来制约CC派控制的党内警察，它表明了蒋介石控制国民党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即用制衡来保持各派力量的均等。”[7]

陈立夫自己宣称，对戴笠独立的秘密特务的存在，他只是在它正式成立了两年之后才听说。直到1934年，陈立夫以为他作为中统（先在他和他兄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后直接归军事委员会管）局长，是情报活动的惟一领导人。他所知道的是，戴笠是蒋介石的一个特别警卫，负责蒋的个人安全。“无论蒋先生到哪里，戴笠都派人去做预先准备。个人警卫的头子的地位非常敏感……警卫中也有间谍。”[8]

但当陈立夫把中统交给徐恩曾时，他发现戴笠培养了另一个独立的、与他的组织平行的秘密特工机构，而且是奉蒋介石之命。

在我把中央调查局交给徐恩曾不久后，蒋在没让我知道的情况下要戴笠领导一个单独的机构。你看，当只有一个秘密警察机构时，我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我想蒋先生要用其他机构来制约我们。[9]

开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戴笠的机构。我是怎么知道的？戴笠对别人说蒋先生分配给他调查工作。中统局的人对我说戴笠变得活跃了。我局里的同志们自然不高兴。他们感到蒋先生不信任他们。我这么对他们解释：我们的工作是中国人所谓的“耳朵和眼睛”。我问他们人有多少眼睛和耳朵。当然是两个。所以，我说，执行我们的工作得要两个机构。我对他们说别对这个并存的组织存疑心而要与它合作。[10]

开始陈立夫对戴笠的活动假装视而不见。他回忆说：“我假装不知道。后来蒋先生下令所有的事情都得经我之手，但尽管他这么命令，体制并不这么百分之百地运作。我不在乎。”[11]

实际上他很在乎。他后来坦率地承认。

我被置于一个困难的处境。如果我不向蒋先生打听戴笠，那就显得我工作不得力。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问了，又显得我多心。总之，几个星期后我发现了戴笠的情况，我对蒋先生说戴笠说蒋先生要他做调查工作。我问蒋先生这是否属实，他好像很尴尬。他说戴笠在做某种工作并要我指导他。[12]

这使陈立夫处于更艰难的困境。说穿了，谁愿意负责限制戴笠危险而残暴的工作？

考试院院长戴季陶

我对知道戴笠的机构并不十分积极。为什么呢？我对这类工作已经感到十分厌倦。

我去见戴季陶先生。我只要有问题，我总是去找戴先生谈，他是个思想非常深刻的人。他总是给我很好的建议。我对戴先生说我这个人不适合这个工作。他提醒我说当一个人进了庙——戴先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会看见微笑的大肚子弥勒佛菩萨，但在他后面的人会看到他捧一杖吠陀经。当他向庙再走近一点，他会看见一个微笑的如来佛坐在中间，但从两边看去，他会看到十八罗汉显得凶恶并把持着各种武器。这意思是：我善良而微笑，但你要是不听话，我持有一巨杖；你最好小心些！戴先生对我说我最好还是做这个工作。要是我不做，谁来控制这些掌有强大武器的人呢？他把这工作比作一把利刀。当它由别人来掌握时，也许会非常有害，但假如由我的人来看管，他们就不敢做坏事了。我能够减少危险。没人更合适这个工作了。戴先生先是谈了解决问题的总原则也谈了我很和善的事实。我就像弥勒佛。他的意思是这是领导凶恶的人所需要的类型。我接受了他的建议。[13]

陈立夫可能对蒋情报组织并行竞争的制度颇为不悦，但他的战略家本能对制约平衡还是非常欣赏的。

当然，蒋先生信任戴笠。负责这样工作的人必须绝对可靠。假如戴笠稍涉及哪怕是最小的麻烦，那也将是灾难性的。从一方面看，蒋先生监视他，从另一方面看，他要我也监视他……我自己的看法是，戴笠绝对可靠，但加倍检查、小心谨慎总没错。[14]

自然，陈立夫对戴笠实际上到底有多少控制力非常怀疑。“我实际上有没有指导戴笠的机构？当出现重要问题时，我跟戴笠一起商量并指导他。”[15]

联合机构

事实上，陈立夫的控制是相当间接而且带协商性的。在1935年的某个时期，一个特别秘密委员会（也叫密查组或调查组）在陈立夫的领导下成立，它专门协调蒋介石的情报活动。[16]据陈立夫说：

在1935年建立的一个联合组织是为了促进协调中央和军事的调查局。它直接归蒋先生领导。我是联合组织的头。我的副手是陈焯[17]，他在军委做过重要工作……这个联合组织由三个科组成。第一科由徐恩曾领导。它的大多数人员都在组织部的中央调查统计局有现任职位。二科由戴笠领导，他们大多数人员的工资来自于军事机构。三科，由丁默邨领导，相对比较小。它有特别资金支持。[18]

一科负责所有“不带军事性质的反共工作”，带军事性的归二科管。

戴笠的机构或工作组属于军委。它的任务一方面是保护蒋先生，另一方面是执行蒋先生布置的任务。这逐渐朝着军事方向发展了。戴笠的人在军队单位和军事组织里并在一些军国主义的领土上工作。但是，这个机构也对付共产党和日本人。他们的工作属次要地位。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消灭在军队里替共产党或日本人工作的间谍。[19]

三科负责国际情报，尤其是关于日本的情报。[20]

这个神秘的、“没有名字”的“联合组织”的任务是协调各个科或局的活动，尤其是中统和戴笠的“特务处”之间的活动。协调是通过每周由陈立夫召集的“讨论战略大纲”的会议执行的。

设立这个联合组织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这两个局经常在办同样的案子。我们要通过联合组织把结果具体化使相互核对成为可能。当然，有时，重复也是必要的；因为两个局都被分配管理一些案子。联合组织的名字叫什么？两个局真正重要的人……这是一个私人关系问题。[21]

该组织也许还审阅了一些个别机构的报告，尤其是当他们在处理蒋介石同时向两个局的人布置任务的时候。[22]

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陈氏兄弟对戴笠的秘密特务都瞧不起，认为他的人过分地依靠残暴和恐怖手段，针对敌人的运作程序又太缺乏精确的判断力。陈立夫一般在大学生中为中统招收人员，而且常常雇用曾在苏联受训过的前共产党员做他的特务，理由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敌人的世界观。尽管戴笠后来掌握了余秀豪和其他人从美国带回来的，或由梅乐斯将军和中美合作所提供的最新的“科学”调查技术，但他却永远无法摆脱其残暴无情的形象。用维森特的话来说，戴笠在别人眼里一直是“国民党后期压制倾向的个人体现”，没有陈立夫那种精细微妙的耶稣会般的名声。[23]

戴笠知道陈立夫对他的蔑视，特别是在他的局暂时与中统合并到了中央军委第二处后。[24]戴笠从未饶恕陈立夫那时对他的“藐视”，尤其是在他手持帽子接受检查的时候。他多年一直怀恨在心。[25]

邓文仪与南昌机场纵火

在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黄埔同志们中间，戴笠更直接的竞争对手是邓文仪。我们已经看到，邓文仪是蒋的一个“狂热信徒”，他反共的坚决态度使他到了经常唾沫四溅、胡说八道的程度。在黄埔圈内，他被认为是最疯狂的“清党”鼓吹者，由于在四一二政变中拥蒋有功，被任命为总司令的侍从室长。他死心塌地，哪怕蒋有时对他不好，他也还总是站在领袖的身后，虔诚地为其主子服务。他积极地在其他黄埔学生中筹款以出版蒋介石的文章，同时起劲地印刷各种“剿共”手册，如《“剿匪”手册》和《“剿匪”主要文献》。[26]

1932年之前，邓文仪在侍从室的位置对于控制反共间谍来说十分关键。戴笠组织的日常报告总是送到侍从室第六组去，这个组由邓文仪控制。[27]1932年后，邓掌握了南昌行营总部调查科。[28]但1934年夏天的南昌机场纵火案使邓文仪的权威受到挑战。

一架正在南昌机场修理的军用飞机着了火，火焰蔓延到了机场的营地和楼房，烧毁了整个机场，那是蒋介石持续轰炸江西苏维埃的基地。[29]邓文仪的调查科奉命调查此案。与此同时，上海报界的传说是，纵火是航空局的官员干的，目的是掩盖他们贪污国家资金的痕迹。但邓的调查组没有发现这种说法的根据，于是他们就此向南昌发电，而这份电报被截收后向报界透露了出来。

上海报纸立刻发表了这份被泄露的文件的摘要，并指责邓文仪接受了航空局的贿赂而掩盖整个机场纵火案的真相。尽管邓文仪本人声称这是他的对手们为了控制航空局而制造的阴谋，但他无法向蒋介石证实他的无辜。[30]没有太多的纠缠，总司令便下令开除了航空局的官员，解除了邓文仪所有的公职。[31]戴笠马上接管了邓的反间谍角色，把自己的特务处与南昌行营的有关科合并，于是他总算让自己的部下列入了正规军事供给制。[32]

扩充特务处

这时戴笠已经在中国26个城市建立起地区性特务单位、省站和基层的组。[33]在南京租界地区、铁道通讯组和财政部密查组也有特务单位。[34]

在南昌机场纵火事件和邓文仪被贬黜后，戴笠不仅接管了南昌卫戍部队的调查部，而且马上开始在中国军队的所有治安和宪兵机构里扩展他的特务组织。[35]例如在宪兵总部，他设立了梁干乔和张炎元领导的政训处。他从自己的特务中任命了“政治训练员”，安插在各个宪兵连内。各省的保安处还奉命成立谍报股，股长是该地区特务处的头目。[36]

戴笠最终控制了首都警察厅调查科，它在名义上由赵世瑞领导；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由吴乃宪、翁光辉和王兆槐先后任大队长；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由翁光辉任股长；京—沪、沪—杭铁路局警察署由吴乃宪任署长；最后，他还控制了禁烟督察处密查组。而且，到了30年代末，大多数省警察部门训练科和侦查队的重要运作部门都把南京的特务处当作他们自己的“总处”而直接向它汇报工作。[37]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改组之后，邓文仪还是继续当力行社的助理书记[38]，但他失去了自己在秘密警察领域中的机会，甚至也失去了对那方面的兴趣，并整个转向了宣传工作。1936年，他又当起了复兴社的书记长，用他自己赤裸裸的话说，他准备像戴笠成为蒋介石政权的希姆莱一样，成为它的戈培尔。“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才够格。”[39]

戴笠不喜欢被比作希姆莱。在寻找自己合适的角色上，戴笠是个戏剧性的大师。在这个生活阶段，他喜欢把自己比作孙子眼中的间谍大师和战略家：为政治车马开道，让国家列车在他身后平稳地前驶。[40]虽然后来他发展了一套比较周全、深受儒家影响的关于特工职业道德的理论，但在1934年他的指导思想只有四个要点。[41]他用手迹形式散发给他的同事们四个要点：1.坚持三民主义；2.运用推理，讲究理性；3.培养感情维系；4.遵守纪律。[42]

戴笠对领袖的忠诚

这四个要点旨在培养对领袖个人的感情。在1932年之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迅速地体现出来。跟纳粹元首一样，不论蒋介石是否在场，都会受到人们致敬，并伴随着鞋跟有节奏地撞击。“1933年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每次会议上只要提到委员长的名字，人们便会起身立正。”[43]所以戴笠的特务处总部大会堂里装饰有强调理解领袖的担子和对他集体支持的感情性口号：

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

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44]

戴笠勉励他的特务们采取一种强调个人能动性的哲学：“要具有死的意志，干的决心！”[45]但与此相矛盾的是，他们在同时又被告知，要被动地即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的意志：情报人员不得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应当把领袖的意志当作自己的意志。[46]

领袖的概念对戴笠的世界观特别重要。它包括了不同的传统观念。一方面，蒋介石的弟子们、前黄埔军校毕业生，对他们的校长保持了崇敬之心。但这种忠诚超越了孔学范围，它要求总司令的追随者们抛弃自我。蒋介石对弟子们的要求结合了19世纪未曾国藩“强健孔教”那样的狂热的忠诚，主张建立在现代军事秩序和革命精神基础上的个人自我约束。[47]蒋把自己树为这种约束的榜样，其信徒必须自觉地效法领袖严格的自我控制和永恒奉献的高标准。他们得在对领袖事业的服从，在完全献身于领袖的过程中，通过领袖本人对他们的赞许，直接地、逐个地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48]

1933年9月20日，蒋介石在江西星子县对干部们作的“如何做革命党员”的讲话中，把这种对“领袖的信仰”与国际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49]：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50]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一切事情要他领袖来最后决定，我们现在就要认定中国非有一个领袖，非大家绝对信仰这一个领袖，不能改造国家，不能完成革命。所以以后你们要知道：法西斯蒂的特质，就是只有领袖一个人，除这个人之外没有第二个。所以一切的权力和责任也都集中于他领袖一个人，当然领袖自己要有伟大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来做一切党员的楷模！而每个党员，也务必能直接为领袖，为团体，间接则为社会为国家，为革命主义而牺牲一切！我们哪一天入了这个革命的团体，亦就自哪一天起将我自己的一切权利、生命和自由幸福都完全交给团体交给领袖了！绝没有第二个思想和第二个精神，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作一个法西斯蒂！

这一点是最要紧的，大家回去要拿这个意思切实告诉一般同志：现在革命不能如从前一样散漫，第一就是要问你有这个对领袖绝对的信仰没有？能不能将自己的一切统统交给领袖？既做了这个革命团体的一分子，这一点一定要先做到，然后我们这个团体和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

一方面党员要将自己的一切交给领袖，另一方面领袖不仅对于革命和整个团体要负责任，就是对各个党员所有一切的事情，也要负责任。不仅对党员本身的事情要负责任，就是对党员的家庭的事情，也都要负责任。不仅是对党员生前的职责要负责任，而对于他身后的一切善后抚恤，尤其要负责任。总之，只要你真能信仰领袖，尽忠团体，努力革命职务，其他所有公私一切，都会由领袖来负责，团体来负责！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再也不要患得患失，恋家惜眷，愁穷叹苦，或是怕自己牺牲了以后，家眷儿女没有人照顾，身后一切的事情，没有人办理。总之，党员个人的一切，无论他生前与死后，自有团体和领袖来为他负责，自己不要再为自己个人来打算，要完全为团体，为主义，为革命，为领袖而努力！[51]

这便是当初使这批忠实的追随者们进入秘密组织力行社的目的，对于后来并入戴笠的军统当中的特工部门来说，这是个必须永生铭记的信条。[52]

家规

戴笠是蒋介石的秘密替身，他像传统中豪门的“家长”一样统治着手下的特务们。戴笠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组织是个“大家庭”，强调模范团体精神的重要性。他表示要亲自对部下的生死承担责任，以换取他们对特工工作的忠诚和献身精神。[53]在特务处1935年1月初于杭州西湖畔召开的一个集体讨论会上，虽然采纳了克格勃或盖世太保的运作技术、间谍方式和组织形式，但戴笠拒绝接受它们的组织精神。戴笠强调，中国秘密特工必须建立在中国的“仁”和“义”、“忠”和“孝”的概念上。“我们的同志们在仁义的原则上集合起来，我们的集体团结是通过忠诚和义务建立起来的。”[54]

传统家长身份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戴笠是以一种贵族主人的过于殷勤来对待他门庭中的“贵客”的。戴笠经常引用古语“士可杀，不可辱”，尽量对他周围精干的外勤特务、高级官员和来往的学者们体现自己的仁慈和关怀，但他对自己的学生（也就是所有从特训班出来的人）和下级，则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奉献，并以极端严厉的纪律约束他们。[55]

对违反他规定的人，戴笠以三种形式给予惩罚：口头警告、禁闭、由行刑队枪毙。尽管他讲究礼仪，但他是个极易发怒而尖刻的人，这也许是他故作谦恭的姿态和本能的意志之间的不协调所致。[56]他经常发脾气，发起来便会破口大骂，斥责他的部下破坏了他的“家规”。[57]这些规定代表了家长对他的家人发布的指导个人言行的命令，包括禁止赌博和麻将，但最有名的是在抗战中禁止结婚。[58]据奥利佛· 卡维尔（Oliver Caldwell）说：

戴笠训示部下

非常奇怪的是，戴笠对部下受女人影响感到嫉妒。他自己的组织里有女人，她们既是秘密特务，同时也照顾他的部下生理上的需要，但他强烈反对婚姻或永久结合。[59]戴笠引用《汉书》里的一句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以此禁止军统的男女在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在局内或局外结婚。[60]

为了执行他的规定，戴笠在特务处内部设立了一套复杂的监视系统。大量的人员被分到柯建安领导的督察室下的内部督察职位上，他们的职责有重复性。这个指挥连锁系统显然直通戴笠本人。[61]所有内部监视机构的报告都由戴笠本人亲自审阅，不管报告人的级别如何。任何时候只要有人违反了“家规”，便会遭到斥责，然后接下来便经常是在戴笠的监狱或集中营里关禁闭。[62]关押的时间不限，尽管戴笠对“绅士”们非常礼貌，但没有人、哪怕是他组织里级别最高的人，能够逃脱惩罚。[63]

军统的监狱系统

戴笠的监狱和集中营确实非常值得研究一番。

蒋的将士们解除了新四军的武装并将他们逮捕投入了集中营（叫作劳动营）。有一段时间，不光是戴笠（他被讥称为中国的希姆莱）的“正规”秘密警察，而且连国民党的警察都在抓人。据说集中营有十几处，它们不仅用来囚禁共产党员和企图前往延安共产党根据地的学生，而且还关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中间党派”的代表，以及那些仅仅因为批评了政府的人。[64]

这些监狱是“塞满了受过刑法而奄奄一息的男女的囚笼，这些人有的在里面多年，而且本应根据1937年统一战线的规定予以释放的”。[65]后来陈立夫对一个采访者说：

有多少被捕嫌疑分子被送到那些机构去？大多数。我认为结果怎么样？很好。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昏了头的。一旦被抓住，他们就出不去。共产党员使用各种手段：金钱、女人，来拽人“当新成员”。大多数人加入共产党是因为暂时昏了头，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信仰。我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从我与你的对话中。共青团？不见得。我看到过许多左翼青年。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结论。其他审问过嫌疑犯的同事们也这么看，如张道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使用改造机构。这些是中国机构——苏联人不会使用它们。他们的政策是要么用要么杀。[66]

军统息烽特务处

最凶险的监狱包括何辑生狱长管理的益阳监狱、周养浩狱长的息烽监狱[67]、福建建瓯由曹飞鸿看管的“东南看守所”和西安蒋坚忍的“东北青年劳动营”。[68]

东北青年劳动营是根据总司令1940年2月1日的命令设立的（见附录1）。[69]它来自军事委员会的战争干部培训军第四团的特训纵队的编制。特训纵队的队长是萧作霖，后来被蒋坚忍将军取代，蒋被命名为集中营的“教育长”。[70]有300多个高中生和大学生被地方政府、第三十四军和山西国民党机构逮捕，被列入三个“大队”。[71]他们每两周一次的政训课意在驳斥共产党在延安抗大宣传的观点。接下来的三年里，劳动营持续扩展了各种功能。1944年它被组建成西北青训纵队，但仍在胡宗南的总体领导下。[72]

集中营的确存在。除了对付政治上任性的青年以外，它们还是戴笠内部惩罚制度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早在特务处创立初期（上海特务站开始扩充的时候）就开始了。为监禁持不同政见的嫌疑分子和不听话的部下，戴笠在南京一个连他的高级特务都不知道的秘密地点设立了特别监狱。[73]上海的犯人被送到火车站，他们不带手铐，但脸的下半部被用棉纱口罩遮起来，而且戴上墨镜。他们几乎全部受到酷刑，有的甚至终身残废。[74]

通常，被捕者的一只鞋里会被布满钉子，使他们靠着负责押送的两个特务之中的一个踉跄着走路。他们从来都是在最后一分钟里坐进夜班车，然后在开车时被塞进没有厕所的卧车车厢里。到南京的一路军统押送人员都十分紧张，因为连他们也不清楚他们自己是否会被送去坐牢。一旦到达地点，便与秘密警察在车站外碰头，交接他们押送的犯人，然后，要是他们走运的话，就可以离开了。而许多倒霉的军统特务则恰恰是在他们把犯人交给军统接收委员会的时候自己也被捕了，然后他们在戴笠的监狱系统里待上多年，如果他们想最终出狱的话，他们被命令在监狱里收集政治犯的情况。[75]

像周伟龙、余乐醒或谢力公这样的军统高级骨干起码被关过一次。戴笠的一些最精干的特务，如许忠午、楼兆蠡等甚至被关过八次监狱。[76]只要戴笠乐意，他可以随时给予第三种制裁。[77]戴笠可以任意对人判处死刑。[78]如1941年，在军统被处死的几百人中，有30多人是因为违反了军统纪律而被处死的。[79]

不过必须理解，戴笠的惩罚并非胡来。[80]在他自己的组织（说到底这个组织是由一批野心勃勃和难以驾驭的冒险者组成的）内部，犯错误的人知道会受纪律处罚。[81]他们显然明白自己的错误或违纪行为和戴笠制裁的关系。事实上，他们知道这是由蒋介石亲自监督的内部纪律惩罚制度的一部分，但这个制度从头到尾都由戴笠个人执行。[82]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就是例子之一。[83] 像行动组其他有经验的枪手一样，王也是河南人，但他家住在北平，他在那里也有一处住宅。[84]1934年王为局里的事去张家口，所以当北平发生“惊人”的谋杀案，并被认为是天津站的特务干的时候，他并不在。后来在北平侦缉队宣布破案后，关于此事的新闻风波才平息下来，但谋杀案的真相细节对公众来说则是个谜。[85]

在北平还被这个案子的新闻搞得晕头转向时，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收到了戴笠从南京发来的电报，让他为自己在北平的旅馆租一个房间，而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戴笠到达的当晚，两个人从东长安街上的中央饭店买了外卖的食品带到戴将军的房间当晚餐。在晚餐时随便谈了谈后，戴笠便详细询问了陈恭澍关于王天木的情况，那时王还在张家口。当陈准备走的时候，戴笠说：“我在这儿等着天木从张家口回来。我有些事情要跟他谈谈。我准备离开北平的时候会打电话通知你的。”次日王天木从张家口回来了，当晚戴笠通知陈他准备回南京。陈到火车站去送他时吃惊地发现，他已把王天木逮起来了。[86]

这之后王天木没有回到他在天津的职位上。[87]相反，王子襄被指名取代王天木站长的职位。一个月后，戴笠电报命令北平站“护送”天津站书记、王天木的前助理，回南京结案。这样，天津站行动组就解散了，其他外勤特务要么辞职，要么受到处罚。[88]

戴笠向蒋介石写了个关于这一案件的特别报告。据戴笠的私人秘书毛万里说，整个报告只有几百字长。但戴笠为此花了整整一夜，从傍晚到天亮，一字一句地写这个报告。戴笠扼要地叙述了整个事件，含蓄地指责前天津站站长，然后列出了王天木以前的功绩与成就，最后向蒋建议三点：一，死刑；二，终身监禁；三，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蒋采用了第二个建议。王天木于是被监禁在老虎桥供特务处使用的“丙地”军事监狱。“丙地”专门关押长刑期犯人，王天木在那里一直关到沦陷时戴笠才把他放出来，派他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89]

戴笠的秘密警察工作实际上是终身性的。[90]你一旦成了特务处或者是后来的军统局的成员便再也不会被解职，也不能辞职。谁要是向戴笠请求允许退休便会有长期监禁的危险。[91]特务们相互说：“我们组织里的同志，只有活的进来，睡在棺材里出去。”[92]

注释

[1]沈醉：《军统内幕》，第73页。

[2]此话出自蔡孟坚，他在30年代是武汉的公安局局长。见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60。1930年蒋介石在武汉行营卫戍部队中成立了一个侦缉处，由杨庆山领导。杨是武昌三镇的流氓头子。夏仲高：《杨庆山与武汉侦缉处》，第106页。

[3]陈立夫的权力在这段时期增长得极快。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行政院成员，同时任国民党南京中央总书记。1931年12月，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2年升为组织部的部长。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207。

[4]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6页。“该系控制了党内警察，即一个调查在国家和省政府党干部言行并对全国的教育机构和教育进行监视的一个秘密组织。”Vincent to Gaus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p.217。抗战中，中统有一个专门关押持不同政见青年的监狱，设在重庆东部四川师范学校的防空洞里。恽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第45页。

[5]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62—63页。徐和陈在美国时经常在一起，他们一起去过费城、芝加哥、华盛顿和尼亚加拉等地。Chang and Meyers，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p.24。

[6]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70—74页。

[7]Vincent to Gaus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p.222.

[8]“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1932—1935，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p.82。戴笠作为蒋介石最信任的私人保卫助理，他上升的障碍之一是蒋的侍卫长王世和。直到戴笠能够证实他的情报准确无误之前，王不让他见蒋。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24—25页。

[9]“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1932—1935，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p.76.

[10]同上书，第77页。

[11]同上书，第87页。

[12]“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1932—1935，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p.77.1987年6月23日陈立夫在台湾天幕的家里接受采访时重申过这点。

[13]“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1932—1935，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pp.78—79.

[14]同上书，第82页。

[15]同上书，第79页。

[16]见本书第四章有关密查组的论述。

[17]“在北伐中，他是总司令部计划行动师师长。”“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1932-1935，file in Chen Life Materials,p.85。

[18]同上。陈焯负责联合组织的特别资金，它在军事委员会“特别资金”中有独立的小规模预算。这实际上帮助了戴笠。因为据陈立夫说：“我们的局总是享有地位，而戴笠的没有。所以联合组织的成立给了戴笠的组织一个更具体、更系统化的形式。”同上书，第86页。

[19]同上书，第77—78页。

[20]同上书，第86页。

[21]“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1932-1935，file in Chen Life Materials,pp.85-87。约7—8人参加每周的会议。

[22]“你知道情报报告是要经过详细审阅的。这些报告中，也许只有三份会送往南京。我们看了三份之后，也许决定有两份是不准确的，只有一份会送到蒋先生那儿。”同上书，第83页。

[2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p.222.

[24]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96—297页。

[25]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7—8页。

[26]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4—65页；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59。

[27]沈醉：《军统内幕》，第200页；Chang and Meyers，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pp.224—225。

[28]这是与特务处同时在力行社内部成立的另一个特务小组。它的正式名字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调查科”。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1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4—285页；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3页。

[29]蒋利用这些军用飞机部分是为了轰炸，同时也用于战地情报和传递信件。赣南的地形不适于轰炸。

[30]邓文仪：《从军报国记》，第227—230页。

[31]邓文仪于1935年再次受重用，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的军事武官。当年秋天他回南京述职后，突然被蒋介石下令于12月返回莫斯科与潘汉年和共产党进行联络。张云：《潘汉年传奇》，第137页。

[32]Blue Shirts Organization，p.2；邓文仪：《从军报国记》，第180、227页；文强：《戴笠其人》，第202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7页。特务处与调查科合并后，戴笠的人员倍增。抗战爆发时，总部和外勤特务的总人数达到3，000人左右。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8页。

[33]“站”一般设在省府。特别组设在小型重要城市如苏州，在那里特务单位的管辖范围还包括无锡、昆山、常熟、武进等县。每个单位都有情报、行动和通讯科。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4—195页。

[34]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4页。并见Burton，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p.310。

[35]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90—193页。宪兵内部特务的工资由地方宪兵单位或军队的调查科支付，但得向戴笠汇报并由他控制。

[36]例如，省站站长谢厥成（江西）、蔡慎初（安徽）、翁光辉（浙江）、刘艺舟（河南）、张超（福建）、桂运昌（贵州）、廖树东（湖北）等都是特务处在各地区的头。与此同时，戴笠还把简朴安插在武汉行营第三科科长职位上，并任命王孔安为四川行营第三科科长，张严佛为西安行营第四科科长，他们都相应兼任了各地谍报网的负责工作。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4—35页。

[37]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7页。在各省市的警察机构中有马志超、史铭、赵龙文、杨蔚和南京警察局长王固磐等高级特务。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5页。

[38]这也许是他在力行社宣传部的职位。

[39]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6页。关于戴笠是希姆莱方式的信徒，见《戴笠之死》，第6页。

[40]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7页。

[41]这些道德规范甚至实施于军统的监狱系统当中，犯人们经考试后被监管人员分类，作为对那些可以信赖的人的奖励和优待。关于中国传统审考制与孔学的关系，见Dutton，Policing and Punishmentin China，pp.104—105，pp.120—121。

[42]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1页。这四点可能出自复兴社誓词。

[43]“这个做法是从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官员开始的，他名叫叶蓬，后来在湖北汪精卫政府中任职。”马五先生：《政海异闻与麻将艺术》，第180页。只要听见“领袖”一词，力行社成员就得起立敬礼。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第43—44页。

[44]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9页。

[45]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8页。

[46]同上书，第19页。

[47]关于“强健孔教”（muscular Confucianism）的说法，见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pp.15—16。

[48]“你们要用我本人的精神作榜样，完全忠诚献身，把我当作你们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模范。”蒋介石对庐山军官团的讲话。引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577。

[49]庞镜塘：《蒋家天下陈家党》，第92—96、156—165页。

[50]“贤能”一词源于《蠡记》。

[51]蒋介石：“如何做革命党员——实在为革命党员第一要义”引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566—567。

[52]关于蒋介石对特别行动的着迷，见Li，Lu Xun and Soong Ching Ling，pp.3—76。

[53]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4页。

[54]戴笠：《团体即是革命家庭》，第314—323页。并见刘培初：《浮生掠影集》，第58—59页；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第58—59页。

[55]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2—13页。

[56]沈醉讲起过一个军统特务为贵宾置错家具的事。戴笠正要用脚踢他，梅乐斯进来了。戴笠立刻改变了态度，用客气的声音对这个官员说：“今晚不给我准备好全部用的藤沙发，你明天就会活不成。”然后他又再加上一句：“办不到就要你的命！”当然家具最终是搞到了。沈醉：《军统内幕》，第270页。

[57]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0页。

[58]一个例外是他下面的一个部门头目与司徒雷登秘书的妹妹的婚姻。新娘傅小姐是个前共产党员。沈醉：《军统内幕》，第100页。

[59]很难说这是因为他嫉妒女人的影响，还是因为这可能阻止特务们有合法儿子，或是因为这会威胁特工安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戴笠对利用“裙子”来对付他的敌人习以为常，他怕对方会利用同样的方法在军统中瓦解他的特务。

[60]这可能与戴笠在1939年妻子病逝于上海之后所过的单身生活有关，尽管他在战争时期与女演员胡蝶过从甚密。“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278页。禁婚的规定起于1940年，直到1945年才取消。但戴笠仍说，“我们的许多女同志在恋爱上花时间”。同上书，第390—391、411、478—479页。违反禁令者受5—10年的监禁。沈醉认为，约有40—50对男女在1940—1945年中因此而被监禁。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23页。黄康永认为有100对左右。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0页。

[61]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7—38页。乔家才，黄埔毕业生，在太原参加了军统，1940—1941年在重庆军统总部当内部纪律执行官的头。乔家才：《戴笠先生的人情味》，第14—15页；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第22页。

[62]见杨顺仁：《志士与炼狱》。

[63]但我们必须记住，对黄埔学生来说从来没什么合法权利的概念，尤其对他们的校长或者是他的替身来说更是如此。

[64]Report of Edgar Ansel Mowper to Col.Wm.Donovan，autumn，1941，p.36，in General William J.Donovan，Selected Oss Documents，1941—1945.Microfilm Record Group 226。但林语堂对胡宗南集中营极端美化，他把集中营的干净整洁拿来与美国的大学校园相比。Lin，The Vigil of a Nation，pp.135—140。

[65]Epstein，The Lin 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p.130。这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关押了大批因企图到红区而被捕的学生。在去延安的路途中，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涡特（Votaw）和其他记者们被送到西安城外胡宗南管辖区的“劳动营”。爱泼斯坦后来说，他们当时并没有被狱中其他囚犯的说法蒙住：这些人说他们只在此服役两年。后来对从那里逃出来到延安去的人的采访证实了爱泼斯坦他们的怀疑。（1985年3月5日在北京对爱泼斯坦的采访）。中国进步作家当时宣布，囚犯中包括了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戴笠之死》，第5页。有关胡宗南在华北的军事力量，见“Influential Elements in the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China Records，January 1943，p.19。

[66]“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1932-1935，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oral history of Mr.Chen Lifu，done with Miss Julie Lien-ying Howe as part of 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of the East Asian l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between December 1958 and July 2，1968.

[67]桂运昌，军统东南训练所助理所长，被监禁在息烽阳朗坝监狱。被释放后他一听到这个监狱的名字就会吓出冷汗来。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0页。

[68]林志光：《福建青年训导营（集中营）的内幕》，第47—49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119页；Galdwen，A Secret War，pp.22—23。在重庆城外北碚温泉附近还有一个声名狼藉的集中营。囚犯们除了听讲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讲话以外，还要学习了解中国政治结构、国民党历史和“共产主义的邪恶”。他们还接受会计和其他秘书技术的训练。总共约有300个15到50岁之间的囚犯。一般的监禁期为一年左右。刑罚包括用细竹片抽打300下，以及在无光线的木笼里关押几个星期。“Concentration Camp System in China”，Memorandum prepared by Philip D.Sprouse U.S.Consul，Kunming，OSS Report XL-22034，27/9/45。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rchives，War Department.U.S.National Archives，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

[69]力行社创始人之一干国勋坚持说从未有过集中营。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 （下），第35、5、83页。

[70]其他人员包括副监狱长邱是英和涂克超、主任秘书邱良训、总务组组长夏威、政训组组长刘如心、教育组组长平德鹤和一些政治指导员及一些杂志的编辑，如《抗战与文化》和《黄河》。曲云章：《国民党军委会西北青年劳动营的真相》，第124、128页。

[71]犯人中还有第四团的成年士兵，他们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

[72]同上书，第127-129、138页。

[73]这座监狱由黄埔五期毕业生苏子鹄管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绰号叫：“顾人道”。1934年后此监狱扩大为两个监狱。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1页。到了1937年，在南京就有三个秘密监狱：“甲地”指江东门的军事监狱，相对比较松一些；“乙地”在羊皮巷一所旧平房里，那里对犯人非常严厉；“丙地”在老虎桥模范监狱内，用来关押重犯人。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8—39页。

[74]沈醉说用此法押送了50—60个犯人，其中20个左右是军统特务。沈醉：《军统内幕》，第76—77页。

[75]他们往往被一种“妙法”关进监狱：军统官员持一密封信件，在到达南京监狱时交给监狱当局。但那信有可能指示监狱逮捕持信者本人。沈醉：《军统内幕》，第77页。

[76]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0页。

[77]人们可以从葛明达的日记中感受到这种病态的不安全感。据该日记记录作者因违反了临澧训练营的穿衣规定而被判处死刑。葛明达：《军统百日记》，第170-173页。

[78]戴笠本人可能也面对这种危险。他的领袖以杀人成性著名，特别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人们曾悄悄传说“他喜欢杀人”。

[79]1940年，光是被戴笠下令处决的军统外勤特务就有26个。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3-14页。根据1941年4月1日的数字，军统的全部成员有“成千上万”，这个数目包括在敌后游击队里工作的人。1940年军统的人数剧增，据戴笠自己的估计，约增加了四分之一。“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第265-266、311-312、319-320页。

[80]戴笠的政策是胡萝卜加大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恩威并济”。军统的特务从监狱里释放后往往得到晋升。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8页。

[81]他们也意识到（起码在高层次上），军统执行处罚须经蒋介石批准。陈达：《以杀人为儿戏——戴笠签发的两封电报》，第80页。

[82]《戴笠之死》，第1页。

[83]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51-253页。

[84]王天木，也叫王仁锵，并经常化名郑士松，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和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他原先在浙江当情报官，也是十人团成员之一。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59页。

[85]关于北平的谋杀案是如何与王天木及其手下人联系在一起的，很久以前曾有个故事叫“箱尸案”，它在北平发表，所暗示的事件正是这个案子。所以北平侦缉队破案的说法是假的。陈恭澍：《英雄无名：北国锄奸》，第126页。

[86]陈恭澍：《英雄无名：北国锄奸》，第124-126页。

[87]这可能还与王和陈合写《蓝衣社内幕》一书有关。戴笠看过这本书的手稿（该书后来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时出版。陈恭澍：《蓝衣社内幕》）。结果陈恭澍因泄密被监禁，直到戴将军任命他为上海站第三号头目为止。他负责收集共产党情报，并在共产党里面安插特务。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4页；徐有威：《关于“蓝衣社”的几点辨析》，第72页；陈恭澍：《抗战后期反奸活动》，第555—556页。

[88]陈恭澍：《英雄无名：北国锄奸》，第126页。

[89]同上书，第127页。

[90]“忠义救国军”的士兵须向戴笠宣誓终身效忠。想离开的人起码会被监禁5年，然后才被释放，或由中国大约100个权势人物中的某一个来担保释放。Strategic Service Unit，War Department，CIDXL 36249，OSS Archives RG#226。

[91]这便是军统督察股的工作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特务们知道他们处于不断被监视的状态，既被军统督察员监视，同时也受自己同事们的监视，他们被鼓励互相“打小报告”。任何想离开的迹象都会马上被侦探查到。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5页。

[92]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1页。另一个说法是“活的进来，死着出去”。原保泰：《戴笠与蓝训班》，第162页。（黑手党入党宣誓是：“我活着进来，我将必须死着出去”。Edmund Mahony，“F.B.I.Tapes of Mafia Initiation Played in Court”，San Francisco Chronicle，July 5，1991，A4；Fox Butterfield，“Twenty one Indicted in New England as Core of Organized Crime”，New York Times，March 27，1990，A8）当然，军统并非具惟一要求“一朝为特务，终身为特务”的组织。而且，自愿退出在感情上也十分困难。“老牌特务们说，他们舍不得放弃追逐目标的那种无可言喻的快感和进入暗藏世界的神秘感。也许更重要的是，只有他们以及告密者才真正理解置身于一个案子当中是怎么回事。他们知道，一旦他们离开了这个安静的圈子，那么从某种奇怪的意义上说，他们将永远孤独。”Kerr，“Chasing the Heroin”，B2。

第十六章 裙带

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政治谁能少得了钱，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吧。

戴笠对军统特务们的讲话[1]

礼仪

戴笠为了维持“纪律”而下令杀死的秘密特务男男女女几乎达2,000人，可是他们在死后却令人哭笑不得地被追认为“烈士”。[2]戴笠认为如此被处决的军统特务“用他们的生命维持了集体纪律的尊严和完整”，他们为军统“家庭传统”永恒的纯洁而死。[3]他给这些被杀者的家庭及其孤儿寡母一样的生活费、学费及其他费用。而这也是国民党干部家属待遇的一部分，它是蒋介石在1933年福州一次悼念“剿共”阵亡者仪式的讲话中立下的。[4]

戴笠当了军统局的正头儿后，每年都要在军统总部召开十天的“四一大会”，由全局内部特务参加，纪念特务处成立并悼念死去的特务。会议召开之前，他会向各省市的军统机关“负责人”发出秘密邀请。这些被邀请的客人代表他们的机关，到达后被庄严地引入大礼堂，在那里等待最重要的悼念者——蒋介石。[5]

随着年代的推移，“四一大会”变得越来越讲究，仪式也越来越复杂。军统总部迁到重庆后，建起了一个“烈士灵堂”，参加十天纪念日的人会在礼堂里看到悬挂的横幅，上面写着：

戴笠（左）正在给特务们训话

碧血千秋，浩气长存 继续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

由蒋介石主祭，戴笠陪祭，向殉难者（死于工作的人）和殉职者（病故的人）及殉法者（因违法而受到制裁的人）哀悼。祭奠仪式后，蒋介石向在场的高级特务巡视一周。他离去后，与会者会捐以钱物和衣服等表示慰问。然后由戴笠主持会议，向到会人员讲话，宣讲军统成立的过程，讲述最高领袖对他们如何关怀。[6]

戴笠讲话完毕后，400多桌的宴会开始，上的菜都是经过戴笠亲自挑选的。每次都要祝酒：首先为蒋介石的健康，其次是为戴笠的健康，然后是祝全体人员身体健康。最后，戴笠让值星官叫声“开动”！特务们才坐下开始会餐。宴会上还有文艺节目，由军统自己组织的剧团表演。庆祝会要持续好几天，第一天的庆祝要到深夜后才散场。第二天休息一天后晚上仍有宴会。第三天休息，晚上在军统办事处举行宴会和文艺晚会。第四天分小组讨论工作问题。讨论一般持续四五天。最后一天，戴笠要率领军统局科级以上干部和各地代表向郊外的“无名英雄墓”（墓碑特意不刻名字）献花圈，标志会议结束。会后，戴笠率领各地代表去中央训练班接受蒋介石召见，于是十天的纪念活动便全部告终，各地代表们回原单位。[7]

虽然这些仪式严肃的儒家基调被戴笠庄严昂扬的讲话强调出来（尤其在1941年之后），但在此之前他对部下的言论则要简朴实在得多。[8]人们会对他在十多年前的30年代的一些对话粗俗扭曲的内容感到吃惊。那些对话暴露了他平庸的文化水平，但却显示了他精明敏锐的头脑以及随意歪曲格言和操纵周围关系的能力。[9]他那时的语言明显出自一个沉迷《三国演义》传统的人，言词不出“江湖”和绿林帮匪的范围，听上去则像个“幕友”。当然，他比衙门跑腿的要高过一头，但他的语言像是小职员的，而不像个有学问的人的。[10]

戴笠眼中的英雄是中国最早的“间谍王”、《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

江湖

最显示戴笠战略眼光、最说明他受封建传奇和草莽智慧影响的一个例子，是1944年春节胡宗南在西安马陵公馆设宴一事。宴会后，大家谈起《三国演义》。胡宗南和他的客人，尤其是梁干乔、范汉杰和蒋坚忍，都从容不迫地从演义讲到孙子兵法。戴笠开始哼哼哈哈，装作不通经典。但在众人鼓励下，他异乎寻常地讲起了他的观点。他说，首先他不像范那样读过这么多的中外名著，也无法从实战角度对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谈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他不是一员战将。但他对孙子兵法的《得间》篇中“得间为主”这句话倒颇有些看法，认为《孙子兵法》是古今超绝的一篇“武经”，篇篇句句都好。[11]

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听众说，戴笠谈起孙子来兴致勃勃，讲到“军事间谍”和“军事情报”时更是滔滔不绝。[12]说到底，还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在这方面，戴笠的英雄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间谍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孔明）。在他的眼里，诸葛亮几乎是指导刘备如何创建帝国“大业”的神仙。[13]

孔明作为魔法大师的本事最生动地体现在小说描写他于建安九年二月（公元231年）出师伐魏一节当中。孔明“簪冠鹤氅，手摇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与司马懿对峙。他的左右二十四个精壮之士，各穿皂衣，披发跣足，由扮作天蓬模样的关兴率领；孔明在他们的护卫下，用计施法，摆脱了追击的魏兵，令司马懿仰天长叹：“孔明有神出鬼没之机！”[14]

毛斯·罗伯茨（Moss Roberts）对罗贯中经典著作的权威翻译，是用了毛宗岗的修改本。在该版本中诸葛亮被“神化”了，其梅林[15]般的神机妙算贯穿小说始终。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位中国现代“间谍王”、阴谋诡计的高手对“卧龙”的迷恋。[16]戴笠甚至有点出乎意料地告诉宴会上的其他客人，说他将来有时间要写一本诸葛亮传记。[17]

显然，戴笠讲这番话时还得把听众的素质考虑进去。他在抗战前吸收的特务们大多是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男女。尽管他再三强调《孙子兵法》里情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但在民国时期间谍和反间谍都是名声不太好的职业。[18]许多早期吸收来的特务——尤其是从老百姓中招来的——大都来自社会底层：诈骗犯、打手、江湖艺人、小贩、狱卒、刽子手、窃贼和帮会分子。这些特务经常摇身一变装扮成糖果贩、挑夫、街头小贩、餐馆或旅馆的侍者、家佣、摆报摊的或人力车夫，被派到外面去执行任务。

而且，管制文化活动的高级特务们也没有受过当时一流的教育。从现有的关于这些官员的资料来看，这些特务大多数在20世纪初，在与五四运动的蓬勃思想隔绝的环境中接受了地方性的传统教育。当然，戴笠上过浙江省师范学校，该校在1919年以前教授传统文学课程还免收学费，于是吸引了家境贫寒的学生。[19]秘密特工的其他一些要人，从邓文仪、赵龙文到刘培初和乔家才这类中级干部，自幼研习经史，崇拜《三国演义》和《水浒》中的英雄好汉，可以毫不费力地引经据典。[20]可是和那些毕业于上海或北京的大学生相比，这些人不仅在入学考试中缺乏数学和英语的竞争力，而且对文化反叛及深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西方化城市生活方式抱着矛盾的态度。[21]

阴险狡诈的戴笠

跟戴笠一样，这些人的文化世界受了传统英雄好汉和历史典故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又对南京时期的特务处的成形起了作用。戴笠要寻找具有《史记》里形容的“鸡鸣狗盗”的能力，或具备许多通俗小说里形容的“飞檐走壁”的勇猛武艺的人。[22]

到了1940年，戴笠对这些超凡的武艺仍然非常相信。那时在重庆的军统已经成为由专业密码员和秘密特务组成的机构，配有短波无线电报话机和汤姆森机关枪。戴笠在反复斟酌后邀请了一些道士参加他的组织，还请了一个“功夫”师到局里，把他当作《江湖奇侠传》（当时非常流行的武侠小说）中主角的化身。[23]为了寻找“江湖好汉”，军统从浙江中部的山区嵊县招来了强盗绑匪，上海的许多帮会分子和诈骗犯都来自那里。[24]有一次，一个关押在武汉军事监狱死牢里的窃贼被释放出来，接受了几个月的间谍培训后被分配到特务处工作。[25]可以肯定，戴笠在总司令眼里最大的本事之一，便是他启用这些渣滓，将他们变为当局工具的能力。

那些年代戴笠对部下战略指示的重点可用五个字概括：裙、办、师、财、干。[26]他对这些词的解释直截了当，一目了然。裙，不能再明显了。戴笠经常说，在“玩政治”方面，总离不开“裙带关系”。[27]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尽量地去发现这些关系，甚至去创造它们，然后利用性关系去实现你的意志。而在“外交”方面，则指战国时代周游列国的“说客”，在今天说来，就是军阀们驻上海或北平的办事处处长，专“办”他的事务。这类人是“千里眼，万事通”。与此同时，你得知道如何结识和操纵为高级领导人服务的各种“师”，就是军师、绍兴军师爷之流，即现在为统治中国军队的将军们当“机要秘书”和“参谋长”的这些人。假如你抓住了他们，其他一切都好办：“上下通气，一通万通”[28]。“财”很重要，它是压阵脚的。而“干”，是指同时做上述的所有事项。“当然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29]

戴笠作为秘密警察头子的本领，也从他会迅速地从一个角色转换成另一个角色的能力中体现出来，而这一点又在于他能够判断出对方的反应和他们当时的感受的技巧。他对人性的了解使他清楚地看到别人内心的阴暗面，而他对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则处之泰然。而正因为他愿意承认甚至迁就自己身上的恶习，他自认为是掌握人类灵魂的大师。戴笠对利用“裙带关系”的热衷也说明了他玩弄女人的本能，至少迄今为止对他持有否定态度的传记作家是这样写的。当然，为了迎合读者的胃口，他们可以任意制造哗众取宠的材料。[30]

戴笠和女人

贬低戴笠的人说，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对这些家属发生兴趣，他的部下会马上告诫这些女人躲开。[31]据说戴笠尤其热衷于类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这类当代女侠客。[32]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孙传芳部队在安徽的一个师长，被孙杀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父报仇。结果，施剑翘为了复仇大胆刺杀孙传芳，使她成了一个广得人心的名人：侠义孝女，合二为一。[33]当时的人把她比作游侠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女英雄何玉凤。而公众则认为她是戴笠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似乎是误解。[34]

戴笠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她曾在热河一带女扮男装指挥过伪政府骑兵队与中国游击队作战。[35]但是，假如这些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可信的话，那么戴笠对任何种类或年龄的女人都会发生兴趣。不管是佣人还是他最优秀的学生，是女特务还是医生，是朋友的妻子还是合法或非法的妓女，只要他看上了就行。[36]前军统的特务们说，戴笠在许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37]

戴笠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他与毛秀丛在1915年秋天结婚，那时戴笠才19岁，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戴笠形容他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据说她非常固执僵硬，勤劳节俭，正直而胸无大志，甘于平庸生活。虽然早在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风流韵事，但她怕他如同怕虎，从来不敢跟他争执。最终因为他的外遇，他们分居了。戴笠按照他的典型做法，把毛秀丛的兄弟毛宗亮提拔为总管，任命他在各个训练营地和军统内部当合作社经理一类的职务，负责买饮料杂物。尽管戴笠对毛宗亮非常依赖，但他看不起这个小舅子，而毛宗亮也觉得自己的姐姐是最不幸的一个人。分居后，毛秀丛就病了，并于1939年死于上海。[38]

戴笠的助手们宣称，他们对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39]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而他的随从官则被迫做起中间人来。一位前秘密特务说：“我虽四次做过他的随行人员，却从没有人敢提起他这些有关污辱女性的事。”[40]

但并非所有的性关系都这么随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生活的后期，戴笠似乎变得比较稳定并且有点重感情起来。在他战前活动的高峰期，据说他身边有两个主要的女特务：赵霭兰和叶霞弟，他经常同时携她俩外出。比如，每当外地情报组送来紧急报告时，戴笠会从他所在的任何地点亲自连夜坐车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在这些长途夜行中，通常有两个司机轮换开车，戴笠往往在坐在后座的赵霭兰和叶霞弟中间休息。[41]

胡蝶

叶霞弟毕业于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她在三机无线电学校当事务员时，戴笠看上了她。后来戴笠决定让她住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的公馆里，学一套上层风度。戴笠是杨家的密友，也是杨家在环龙路公馆的常客，他对这位国民党将军能够在身边围起一大堆女人替他应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羡慕。他对杨虎的情妇们能够牺牲色相，并奉命对将军的要客给予性便利印象非常之深。在叶霞弟学会了这方面的做法后，戴笠替她安排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学。她回国后，他又安排她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后来据一个对戴笠最苛刻的传记作家宣称，戴笠把叶霞弟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当妻子。[42]

这事是真是假且不说，但戴笠把自己的另一个女特务也许配给了一个朋友。赵霭兰结果嫁给了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43]但联姻对这些女人来说并不总是如意的。1940年戴笠引诱他的英文秘书余淑衡，虽然这个年轻的湖南女人已经与军统的一个重要特务订了婚。[44]戴笠说要跟余结婚，但两年后他迷恋上了影星胡蝶后，马上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45]

尽管这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的确为这位女演员所倾倒。[46]当戴笠对胡蝶一见钟情时，胡蝶已经嫁给了上海的商人潘有声。[47]为庆祝他们的“婚姻”（戴笠最终想以合法的形式认可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位秘密特务头子在重庆郊外的杨家山购置了大片的地产来建造一座景色华丽的公馆，以示对这位大都市影星的崇拜。在重庆雾蒙蒙的傍晚，戴将军和他的情人会梦幻般地沿着刻有“喜”和“寿”字的水泥道漫步，闲逛在用价值上万两银子的热带植物和异国树木装点的“神仙洞”里。[48]

不过，对戴笠作为军统秘密特务头子享受和使用“裙带关系”这一点并不应过于渲染。他与自己的私人职员和秘书的亲密的个人关系，是他用可靠的关系来确保机密的一种普通的方式。这些习惯对戴笠来说，也保证了他在“内部”网络中心对收集情报和汇报机密的全盘控制。因为他最嫉妒别人侵占他的机密来源，并以此越过他而直接抵达他权力的主要源泉：总司令本人。其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翁光辉事件。

翁光辉事件

1932年上海法租界的警察搜查了共产党的一个地下据点，查获的材料中有一份共产党的报告，报告中叙述了江西省红军的部署和装备及其他军事情况。法国警察署的中国侦缉队队长范广珍是青帮分子，也是戴笠工资单上的人。于是他把一份秘密报告送到了他的主管上司、上海站站长翁光辉那里。翁光辉立刻意识到该文件的重要性，决定不向戴笠汇报这一情况，而把这份极端重要的情报直接送到蒋介石手里。

翁光辉毕业于黄埔三期，随后曾在革命军的一艘军舰上当舰长。他得知当时有一艘中国军舰在上海造船厂检修，便决定占有这艘舰艇，直接把它驶往九江，然后在那儿登陆到庐山，亲自将报告送给委员长。但是军舰一离开上海，他在上海站的一个部下就向戴笠报告了这一情况，戴笠果然大怒，他下令准备好一架飞机，以最快的速度从南京飞到九江。当翁光辉的军舰入港时，戴笠率领一支特务分队已在那里等着了。军舰一靠码头，戴笠立刻上去把翁光辉扣押起来，他搜走了秘密报告，并威胁这个特务站站长说，要对他施以酷刑。翁光辉居然逃脱了死刑，但被撤了职。[49]

从此以后，戴笠确保自己在每个秘密特务组都有个负责内部监视的间谍，这些间谍的名字无人知道，于是其他特务就不敢绕过他而自己去找委员长了。[50]这样，戴笠便积极地捍卫了自己在蒋介石眼里必不可少的地位，同时使自己成为对蒋政体的其他领导人安全的主要卫护者。于是军统便堂而皇之地对周末去上海寻欢的南京要员们采取保护措施。任何人被看见在他们的门前闲逛或在他们的汽车旁边溜达，秘密特务就立刻会把他们作为嫌疑分子逮捕。事后证明，这些嫌疑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完全是无辜的，但他们还是照常被关上几个月的监狱。这些人在漫长的关押期间为早日出狱而行的贿赂，还为关押他们的特务们提供了额外收入。[51]

秘密特工壮举

1931年9月23日，有人在上海火车站谋刺宋子文。宋当时头戴自己常戴的巴拿马草帽，成了显而易见的靶子。他把草帽扔到了一边，然后躲进入群，藏在一个钢架后面，幸免一死。[52]但他的秘书唐腴庐被杀。凶手逃走了。1934年4月，一个“眼线”与特务处上海站联系，通报了凶手的情况。戴笠立刻派出两个最精锐的特务沈醉和程慕颐来调查此案。“眼线”把他们带到了苏北，嫌犯在盐城当保安队长。在“眼线”的帮助下，他们把他骗上一条小船后便抓起来审讯。

宋子文

用刑之下，此人招供说，刺杀宋子文是奉了“刺杀王”王亚樵之命。他还招供了另一个同谋：宋子文的前司机，现在扬州的一个机械厂工作，结果这个前司机被逮捕。这二人被带回上海后，戴笠向宋子文出示第二个人的照片。宋不但肯定了司机的身份，而且还要给沈醉5,000元奖赏。但在戴笠暗示下沈醉把支票还给了宋，并说保护部长是他们的责任。此后宋子文深感欠戴笠一份情，后来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可以越过财政部而得到宋的签名，从此宋不止一次地批准了军统要求中国银行拨付活动经费的申请。[53]

但戴笠在那些年代最成功的秘密特工行动，是在东南征服国内的军界人士：1933年镇压福建反叛和1936年颠覆“华南王”。1933年11月，李济深和陈铭枢领导十九路军在福建建立独立政府，要推翻蒋介石。[54]这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最严重的一次威胁。戴笠意识到福建反叛的严重性，便立刻亲自前往浦城南面80公里的建瓯。[55]

戴笠携带了一队以郑介民为首、张炎元为辅的特务。特务队被叫作“策反组”，分成四小组，由莫雄等人领头，到福建人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招募策反人员，颠覆反叛事业。戴笠自己由沈醉陪同，在厦门外的度假岛鼓浪屿设立了办公处，岛上到处是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寓所，他们在那里躲避福建沿海的暑热。策反组遵循戴笠的指令而尽量争取叛军。结果他们收买到了两个关键的军官：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和参谋处长范汉杰。在反叛开始的头几天里，戴笠的人就得到了敌人的密码，使这位“间谍王”能在鼓浪屿的寓所里侦收十九路军所有的战役部署计划。此外，戴笠还争取到了驻马尾的团长，从而打开了通向福州的大门，使蒋介石的军队于1934年1月轻取福州。反叛被迅速平息，这使戴笠在总司令的眼里变得更加重要。[56]

“华南王”即广东军阀陈济棠，他与胡汉民一起领导建立在广州的新国民党。1935年5月胡汉民死后，陈济棠参加了1936年6月反对南京政府的武装起义，造成广西军阀对蒋介石政府的直接挑战。[57]戴笠又一次带领郑介民亲自前往南方镇压他主子的敌人。郑介民携巨款前往香港，将这笔用来行贿的款子委托给戴笠的一个特务邢森洲。一个复杂的阴谋随即开始。戴笠的人通过在南京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曾任中山大学校长）说服了广东航空学校校长与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拉上关系。

与此同时，戴笠把他的一个最优秀的女特务，前上海舞厅舞女黄佩贞[58]，派去引诱黄光锐。“裙”加“财”的确生效。刑森洲向黄光锐保证，他每次把陈济棠空军的一架飞机交给蒋介石便可得两万元。6月30日，7架飞机从广东起飞投向了蒋介石。不到三个星期，7月18日，又有82架飞机离开了白云机场，逐站向北飞往南昌。这支由150多名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的队伍加入了南京政权，使广东空军一蹶不振，陈济棠感到大势已去，当日“华南王”宣告辞职，乘一条英国船逃往香港。[59]

戴笠因此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扬，这种赞扬由于特务处早先破了宋子文被刺案而被立刻转化为财政方面的信用。自此以后，戴笠在中央银行向宋子文或向上海分行行长贝淞荪提款，只要凭蒋介石的一张字条，便不必经过任何财政部的手续。[60]

西安事变

假如戴笠活动的惟一目的是强化他与委员长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时刻便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少帅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软禁。当他们迫使蒋介石在统一战线下与共产党谈判的时候，国民党政府酝酿着反攻，包括轰炸西安城。[61]蒋夫人阻止了轰炸，并命令忠于他们的军队不要从潼关要道进攻渭河谷。[62]她的解决方式是飞往西安。同行的有她哥哥行政院长宋子文、蒋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Donald）和自告奋勇的戴笠将军。[63]

蒋的这位军事情报头子痛苦地意识到置身于共产党及其同盟者手中的危险。[64]说到底，戴笠对杀害成千上万地下党和“反革命”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65]但想到蒋介石本人曾在1922年“永丰号”巡洋舰事件中亲自“赴难”营救陷于广州的孙中山[66]，他决心要为领袖的困境“赴难”。那时孙中山被陈炯明的军队包围在广东总统府，年轻的蒋介石决定赶去营救，这使蒋深得孙中山信任，成为他的革命继承人之一。[67]此刻，戴笠相信这个后来史称西安事变的事件将是对他个人忠诚于蒋介石的一个类似的“严峻考验”，于是他怀着“永丰号”般的历史信念离开了首都。[68]

在离开南京去“效忠”蒋介石之前，戴笠在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开所有副科长以上人员会议。戴笠曾发动过对张学良的情报战，遭到惨败。他作为负责领袖安全的官员，对自己完全没有预见到这场危机深感内疚。他含着眼泪对部下说：“此去凶多吉少。”飞机于1936年12月21日离开南京飞往西安，戴笠带了两支左轮手枪，满怀与校长共生死的决心。当他们终于到达西安见到蒋时，他冲向前去，跪在总司令面前抱住领袖的腿失声痛哭，责骂自己保护领袖失职。[69]

戴笠戏剧性的行为可能有些过分，但他在西安的出现对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及陪同总司令回南京起了关键作用。据当时的外国情报消息透露：没人比戴笠更能说服少帅，一旦他们回到南京国民党管辖区，他将受到国民党秘密特工保护。[70]不过，这“保护”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期的软禁，但张学良的命是给保住了，而杨虎城和他的一家则最终被军统的刽子手们杀害。[71]

蒋介石当然被戴笠愿冒生命危险赶来西安与他会合而感动。他在事变中的日记《西安半月记》中多次提到了戴笠的名字，而且多年后他在别人面前仍然经常赞扬戴笠在危难中对领袖的忠诚。[72]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之后（漫画）

与此同时，那些在西安事变中未能前来援救领袖的竞争对手们在蒋的眼里因此而失宠。比如，委员长认为，邓文仪和贺衷寒在那两个星期中表现动摇。于是蒋回到南京后，便把他们及另一些人全都降职。[73]1937年夏天抗战爆发后，对邓文仪只给了个战时干部训练班第一团团长的职位。后来他当了成都军校政治部门的头儿，二战后他总算被任命为国防部新闻局局长。但他因为没有与戴笠一起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深入虎口”，在蒋介石那里或在黄埔派中再也没有恢复地位，直到十多年后他才被重新任命为侍从室书记。[74]

戴笠在西安事变中还另有收益。作为负责张学良前途的人，他接管了少帅的部下如陈旭东、吴骞和王化一等一些要员，把他们安排在军统工作。[75]此外，一批来自东北的警卫、助理、厨师、佣人以及与张的随从有关的家属们都被置于戴笠的管辖之下，这些人后来对他非常有用。比如，张学良的妹妹嫁给了陈录的儿子，陈录后来在日本人占领时期接受了梁鸿志的傀儡“维新政府”外交部长的职务。戴笠正是通过她和她的东北保镖们，安排了对这位外交部长的暗杀。[76]

西安事变还使戴笠与蒋夫人接近起来。回南京不久，戴笠就发了慢性阑尾炎，住进了上海宏恩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宋美龄亲自来探望他，转达蒋对他早日康复的希望，并关照医院人员对他给予最优厚的照顾。[77]自此以后，戴笠与蒋夫人之间建立了亲切的关系，他经常给她的秘书和佣人送钱送礼来打开自己的“裙带门路”，以保持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78]

显然，西安事变对戴笠来说意味着个人的凯旋。戴笠开始对自己在CC派的竞争对手、间谍头子徐恩曾展开了决定性的攻势。[79]事变以后，戴笠被蒋介石认作最可靠的卫士，而在其他人眼中，戴笠的组织及其活动对于“蒋作为党的政治领导人的幸存必不可少”了。[80]

抗战更加坚固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同盟。随着战势的发展和蒋介石成为国家

蒋介石亲书慰问戴笠病情

的拯救者，戴笠迅速地在全国担当起更重要的角色。日本征服中国的企图，最终为戴笠提供了扩展他秘密王国的机会。现在，“间谍王”及其部下的地下活动有了新的内容。他们也将自己进行恐怖活动和暗杀阴谋的专长用于抗日战争中。[81]

注释

[1]文强：《戴笠其人》，第190页。

[2]人们悼念死去的特务。在追悼仪式上，他们的孤儿们大声抽泣，军统官员们会献诗哀悼。唐纵在1941年写道：“志决身歼，入虎穴而取虎子；前赴后继，有成仁必致成功。”唐纵（手稿，姚孔行编辑）：《从结识戴笠到任职侍从室——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109。

[3]戴笠：《革命精神与革命技术》，引自“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397—405页。

[4]蒋介石：《后死者的责任》。引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160—162。关于戴笠与其完全一致的说法，见“国防部情报局”编：《后死者的责任》，《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309—314页。

[5]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4—165页。并见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4页；“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265—312、319—320页。

[6]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5—167页；“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265—312、399—401页。

[7]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5—167页；“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399—401页。

[8]戴笠典型的引语是孟子的“苦其心志”，这被他引用在军统的刊物《家风》和《清白》上。这两份刊物是特务们必读的。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159页。

[9]如，他关于通过理解别人来分析自己的建议，就显出这些特性。见唐纵（手稿，姚孔行编辑）：《从结识戴笠到任职侍从室——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109。

[10]我得感谢叶文心的这个看法。

[11]文强：《戴笠其人》，第189页。

[12]文强：《戴笠其人》，第189页。

[13]Roberts，Afterword，p.976.

[14]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80—781页。

[15]即传说中公元6世纪英国国王亚瑟的预言家和魔术家。

[16]Roberts，Afterword，pp.939—941。

[17]文强：《戴笠其人》，第189—190页。

[18]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主导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气氛”，公开招收秘密特务人员被否定了。“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22页。

[19]见Yeh，Provincial Passages，pp.95—97，pp.100—101。

[20]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2页。

[21]关于这种生活方式的讨论，见Yeh，The Alienated Academy，Ch.6。

[22]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第42页。成语“鸡鸣狗盗”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是战国时代齐国王子，他作为使者到强大的秦国去。得知他是个非常有力的人，秦王便要杀他。于是孟尝君派身边的随从去秦王的宠妃那儿求援。作为援助的代价，这位妃子要一件狐裘，孟尝君曾在以前把它送给秦王为礼。于是，孟尝君的一个随从扮作一只狗在夜晚潜入宫殿财宝库，窃走了狐裘。妃子说服秦王放走了孟尝君。但秦王不久就后悔起来，并派人去追赶已奔往秦国边境的孟尝君。孟尝君及其一行在天亮之前到达了边境驿站。边境上张贴的公文规定，出境城门得到天亮第一声鸡叫时才能开。于是孟尝君的一个随从就学起了鸡叫。他装得如此之像，以至于所有的公鸡都以为是天亮了，便跟着叫起来。就这样孟尝君一行得以早早离去。等秦王的人到了边境时，孟尝君已经出了秦国的边界。司马迁：《史记》，75卷，第2354-2355页。

[23]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32-133页。《江湖奇侠传》的作者是向恺然，以笔名“平江不肖生”出版。小说人物柳迟取材于实际生活中一个叫柳惕怡的人，他被特务李肖白推荐给戴笠。

[24]见项强伟一案。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2页。

[25]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第41-42页。

[26]文强：《戴笠其人》，第190页。

[27]“裙带”关系不含有性关系，而指通过一个人婚姻关系建立的网络。传统上的“裙带关系”指君王与其后妃家庭间的关系。利用裙带关系的目的是通过一个重要的男人的妻妾或朋友而拉他的关系。

[28]戴笠组织的另一个座右铭是：“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9页。

[29]这是对“过关斩将，势如破竹”的解译。原指《三国演义》中关公逃离魏国首都一幕。文强：《戴笠其人》，第190—191页。

[30]人们也许会想起“题中应有之意”这一句话。对性、酷刑和变态的涉及，也许曾满足了某些读者的需要。中国还有着以性变态进行人身攻击的悠久传统。

[31]戴笠在1938年引诱了邹志英，在对她进行肉体上的蹂躏之后把她关进了息烽监狱。1942年戴笠玩弄了某部下30多岁的妻子，这个部下得知后把妻子削了发。事后戴笠特准这位部下休假3个月，并发给他10瓶多种维他命和300元钱。戴笠有个特别私人秘书王汉光，他专门照顾戴笠这方面的事情。余亦麒：《胡蝶与戴笠》，第36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4页。

[32]另一个例子是女童子军杨惠敏，她曾在1937年“八一三”上海沦陷时，在闸北的一个仓库上插上了国民党党旗。戴笠吸收了她做情报工作。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2页。

[33]关于当时小说中这类女豪杰的讨论，见Wakeman and Yue，Women in Recent Chinese Fictionpp.879-888。

[34]前北平站站长写道：“一种说法是，施剑翘是军统局的一个特务，是奉命行刺。笔者当时在天津工作，对此事并不知晓。最近我询问了那时所有的前同事，对此无人有所闻。”陈恭澍：《英雄无名：北国锄奸》，第110页。

[35]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2页。川岛芳子由于村松梢风（Muramatsu Shofu）20世纪30年代的畅销小说而闻名。小说名为《男装丽人》（Dansô no reijin）。Brooks，Spies and Adventurers：Kawashima Yoshi hiko，p.10。

[36]无需多说，戴笠的这种过分的性行为，尤其涉及到他的女特务时，对他作为一个“间谍王”可能并不利。

[37]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4页。

[38]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6页；文强：《戴笠其人》，第178页。

[39]太平洋战争中，戴笠派特务到国外替他的情人购买内衣、睡衣、尼龙丝袜、化妆品、眉笔和香水之类的物品。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3页。

[40]同上书，第164—165页。

[41]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4页。

[42]同上书，第19—20页；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61—265页。

[43]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4页。

[44]余淑衡是南京中央大学和军统特训班的学生。他们成了情人后，戴笠把她的母亲、兄弟和一个姐妹带到了重庆，让他们住在军统在磁器口缫丝厂的办公处。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4页；余亦麒：《胡蝶与戴笠》，第36页。

[45]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4页。

[46]据当时的大众媒介的报道，胡蝶还与张学良有染。这位享有英雄盛名的少帅专门要一位影星“佳人”做情人。黄仁：《胡蝶的婚外情》，第37页。

[47]潘有声（英文名字Eugene Penn）因用妻子的牌子卖瓷器而在全中国有名。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他们夫妇飞到了香港。在重庆，当戴笠与潘的妻子结交时，特务们恐吓潘不许对此事张扬。戴笠还用一个设在昆明的“战时货物运输局”顾问的职位收买了潘有声，让他在那里监管巨大的走私网而不回重庆。黄仁：《胡蝶的婚外情》，第37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4—5页。

[48]余亦麒：《胡蝶与戴笠》，第36页。

[49]上海区站的范围扩充到华东地区，被重新命名为华东区站，翁光辉被余乐醒取代。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0页。

[50]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16页。

[51]沈醉：《军统内幕》，第72页。

[52]刺杀的企图可能与宋子文和杜月笙之间争夺对上海毒品买卖的控制有关。见Jonathan 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33；Sues，Shark Fins and Millet，p.70。

[53]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71-72页；沈醉：《军统内幕》，第71-72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2-13页。后来戴笠奖赏了沈醉和程慕颐每人500元。关于宋子文不畏暗杀的名声，见Oakes，White Man’s Folly，p.77。戴笠在一些给宋子文的私人信件里谈到他们的个人关系。见T.V.Soong Papers。

[54]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28—233页。

[55]建瓯是中美合作所六处后来的所在地。

[56]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2—93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页；文强：《戴笠其人》，第188页。戴笠还收买了一些地方武装司令参加了“讨逆军”。

[57]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98—310页。

[58]黄佩贞，后来改名为卢励吾，原是上海娥娜舞厅的舞女。她后来嫁给杨虎的交际副官王政。

[59]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95—296页。

[60]文强：《戴笠其人》，第188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3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3页。贝松荪于1941年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代理总经理。1944年他陪同孔祥熙参加了在伯莱屯森林（Bretton Woods）召开的联合国金融财政会议。他是建筑师贝聿明的父亲。1982年他在纽约去世。Boorman，Br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3:65—67。

[61]在12月11日与内政部长一起到达西安的余秀豪，和蒋的其他随从们一起被抓了起来，差点被杀。他给涡孟的一封信中写道：“感谢上帝，总司令没在逮捕中被杀。否则整个城市将被夷为平地，因为事情发生仅三小时后便有30架飞机前来在空中盘旋。”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5/1/37。

[62]军政部长何应钦主张动用军队。蒋夫人和宋子文反对。陈立夫对西安事件的反应是：与潘汉年联系，力图使共产党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施加“温和的影响”。陈本该陪同宋去谈判的，但因病而无法前去。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208-209。

[63]戴笠与一队能“飞檐走壁”的“真正好汉”组成的突击队探讨了营救蒋介石的可能。“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46—48页。

[64]戴笠也知道，假如他不前去西安救助蒋介石，那么蒋若幸存的话他就有可能面临死刑。幸亏，张学良给戴笠写信，邀请他干涉。Xu You wei and Philip Billingsley，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Xi’an Incident:The Case of the Lixing She，pp.290-293；萧作霖：《西安事变时河南分社的活动》，全书；文强、沈醉和黄家驹：《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第281—285页；沈美娟：《戴笠新传》，第318—328页。

[65]Jiang，Sorrow and Devotion Flow on Rainflower Terrace，p.4.

[66]原保泰：《戴笠与蓝训班》，第162页。

[67]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的军队围攻孙中山在广东的总统府。蒋介石当时在上海，他得知这消息后立刻去了广东，并与孙中山一起登上了永丰舰赴香港。事后孙对蒋说，他活不到十年了，而他蒋介石则还有半个世纪：“我希望你能为我们的信仰斗争，并为了革命好好照顾你自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l、10页。

[68]“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46—48页。余秀豪从西安回来四天后写道，西安事件是“对一致拥护总司令及国民党政府稳定的一次严峻考验。”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dated 5/1/37。无需赘述，这也是情报工作上的一个惨重失败，戴笠得竭尽全力挽救自己。

[69]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4页。

[70]当然，张学良根本不能肯定，蒋或戴会实现他们不得已许下的诺言（Personal communication，Hans Van de Ven）。

[71]Blue Shirts Organization，pp.2—3；沈醉：《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和被暗杀的经过》，第87—92页。

[72]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页。

[73]戴笠在12月25日从西安回来后，开始制裁那些失职的官员。军统西北区区长王新衡、特务处情报科副科长刘维明都被指控为事先没有察觉这场危机（因为他们对从西北来电只批了个“阅”字），结果都被免职监禁。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4页。

[74]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6页。

[75]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页。

[76]Wakeman，Shahghai Badlands，p.62.

[77]胡宗南和宋子文也前去探望，但相比较而言流于形式。沈醉带领一组特务去医院担任他的警卫。他们坐在病房的周围抽着烟，不时与女护士调情。同上书，第16—17页。

[78]黄康永：《我所知道戴笠》，第159页。

[79]Yeh，The Liu Geqing Affair，p.8；Yeh，Dai Li and the Liu Geqing Affair，p.548.

[80]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60.

[81]徐肇明：《汉奸周佛海勾结军统及其下场》，第19页。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

你们年轻人必须热爱你们的祖国，不能帮助日本人或当一个叛徒。现在南岛他们需要一些年轻的便衣战士。假如你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你就跟我来。

别动队招生员（1937年9月）[1]

戴笠和杜月笙

1937年夏天爆发的抗日战争为戴笠扩展他的秘密王国提供了一系列的机遇。正如他的前助手沈醉后来讽刺的那样，“国难当头，大交鸿运”[2]。战争在全国蔓延，阻碍了南京自上而下统一扩充军事和警察的计划，而且沿海地区的丢失切断了蒋介石不可弥补的资金来源。但由于日军的占领区支离破碎，戴笠能够见缝插针地把他的组织延伸到地方的公安和半军事力量中去，而两个相连的战时经济又使秘密警察得以从戴笠控制的黑市和交通运输中获得新的资金来源。战争还把特务头子与杜月笙这类帮会分子撮合到一起，使军统更加依赖于来自毒品买卖的非法赢利。[3]

1937年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电台广播里宣告抗日战争开始

当时的人说，戴笠早在1921—1923年在上海当流氓时就认识了杜月笙。1927年秋，蒋介石从国民党政府辞职并暂时解散了他的秘密调查单位，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几乎身无分文的戴笠又到上海来寻找生财之道，结果他到了老朋友杜月笙那儿求援。那时，杜月笙已是个“名人”，他两次给了戴笠50块钱来对付困境。事实证明，戴笠的穷困并不长久。但在蒋介石恢复了权力并重组他的私人秘密特工之后，戴笠一直记着杜月笙的慷慨。[4]

这一时期，蒋政权开始在上海与杜月笙合作进行鸦片交易。从实际角度说，把鸦片买卖集中在一个团伙手中，将这个难题与其他国事分开，更加方便，这样如果出丑，便于抵赖。不再有盲目的竞争，交易变得井然有序，巨额的收入悄悄地汇来。[5]新国民政府在南京一成立，财政部便开始对鸦片进行正式垄断，这种垄断在1927年8月20日延伸到了江浙地区。开始杜月笙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对他控制的大公司利益形成威胁。然而后来杜与国民党之间达成协议：后者将上海地区的垄断权交给大公司的一个叫“三鑫公司”的子公司，国民党军队保护其活动安全，并收取保护费。[6]

时任中汇银行董事长的杜月笙

前面提到，戴笠开始动用这笔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蓝衣社内的特务处的经费。CC派也通过杜月笙赚取了钱财。为对抗CC派——用前蓝衣社成员对蒋介石政策的概括说法，即“以毒攻毒”——戴笠与杜月笙结盟为兄弟，并开始吸收青红帮分子加入特务处，以此来加强他与地下社会和毒品走私的联系。[7]

财政部1927年与杜月笙的协作总体上并不稳定，因为走私量如此之大，赢利如此之高，以至于协议双方都禁受不住它的巨大诱惑。到了1931年，世界经济萧条开始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中国本身每年生产1.2万吨左右的麻醉性毒品，即全世界非法毒品供应量的7/8以上。作为鸦片及其制品的来源，中国取代了中东，控制了美国市场。事实上，美国的大部分海洛因来自于上海和天津的实验室。[8]在约有10万人染上鸦片瘾的上海，杜月笙的人操纵着10个这样的炼制厂。[9]其中最大的两个每天赢利4万元。[10]每月光是支付国民党军队对这些工厂的保护费就要40万元。

1931年5月，杜月笙在南京与蒋介石见面。蒋向这个帮会头子提出，如果杜的青帮能够参加“剿共”，他愿出100万元。他还答应与帮会分子分享政府在全国对鸦片的垄断，作为对地下社会投入600万元的回报。不过，支付给这青帮头子用的是财政部宋子文那里贬值了的政府债券。[11]在管理鸦片秘密垄断的协议上，宋也没有表现出诚意。这位正在想方设法支付蒋的“剿共”战役巨额军费的财政部长，对麻醉毒品眼红起来，开始计划用管制局没收来的鸦片垄断市场。[12]

尽管南京当局在1931年6月18日颁布命令：所有的官员都必须服从法律，不得进行鸦片买卖，但宋子文及其支持者们仍然继续建立他们对鸦片的全国性垄断，预计这项垄断每年能给政府带来1亿元的额外收入。在一些省份内，鸦片买卖公司应运而生，用来储存没收来的毒品的仓库也在安庆、大同和芜湖纷纷建立起来。这些仓库并非由它们所应属的鸦片管制局负责，而是由宋子文的特别税务局控制。[13]

三鑫公司

1932年7月，财政部安排了一个在江苏市场公开销售鸦片的方案，江苏省政府授权在当年9月1日公开出售没收来的毒品。杜月笙与省政府的代表们谈判后获得了对上海市场的鸦片垄断，后来又在汉口的一次会议上答应直接向财政部上交300万元，以获取政府对从四川过来的货船的保护，从而将垄断扩展到了全国。[14]

接着，杜月笙在南市建立了一个新批发公司，为上海的毒品零售商供货。据说“三鑫公司”每月向中国地方当局和其他机构支付20万元。这个毒品销售的庞大计划的用意之一是保护特工。这有两层意义。从地方上讲，杜月笙三鑫公司的业务与中国市政治安力量的腐败利益密切相关。据英租界的一份警察报告说：

他意识到武装保护对运送鸦片必不可少，任命杨虎将军为上海保安队司令。然后保安队成立了一个“特工部”，接管了已“收摊”的三鑫公司的工作。但是，特工部在1932年12月，奉吴铁成市长的命令由公安局兼并了。[15]

在全国范围内，杜月笙同时加入了戴笠的力量而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大运公司”。该公司在经销“航空奖券”上赚了一大笔，并取代三鑫公司成了最大的鸦片商。戴笠从赌博行业和毒品买卖得来的利润被用来补贴秘密特工活动的经费。[16]

与此同时，宋子文继续尽力扩展南京政府对鸦片的全国性垄断。1933年1月，再次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把汉口的特别税务局划归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直接管辖。2月，鸦片管制的一切权力全都交到了军委会主席蒋介石手里。[17]同年，中国当局缴获了大量的吗啡，汉口税务局对鸦片船只的纳税在1,600万元以上。[18]国民党已经开始有规律地把缴获的鸦片送到杜月笙那儿去提炼海洛因。[19]这时英租界的特别署发现，蒋介石决定把这批新缴获的吗啡提炼和出售，据说是用于医疗目的。其实，“所获赢利是为蓝衣社之用”[20]。

规定给杜月笙提炼吗啡和海洛因的时间是六个月。这段时间，他设在南市的加工厂得到承诺，会受到政府当局的全面保护。杜月笙从中看出赢利的机会——这可以帮助他筹集为维持垄断而答应支付蒋的巨款。想到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经营毒品，他便与张学良的弟弟、天津警察署长张学明暗中达成了协议，把张学明在天津储存的吗啡的一大部分运到南市的工厂去提炼，以取代被蒋介石的人没收的那部分供应。据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报告，吴铁成市长“为默许这场骗局”而每月收入1万元。[21]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市长吴铁成

当六个月的规定时间期满时，吴市长向蒋介石申请延期，因为毒品市场不景气，为提高他们的利润得延缓提炼。蒋批准了申请，但到了中秋时，他获悉了杜与张学明合作的骗局（也许是从戴笠那儿）。[22]

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

蒋介石本来就已经为罪犯圈子公开谈论政府与地下社会在毒品买卖上的合谋而恼火。他立刻从南京派遣了一支宪兵队去袭击和占领杜月笙在南市最大的吗啡工厂，他们在那里缴获了价值150万元大洋的毒品。突袭的事一传到杜月笙那里，杜便对警备司令部副官长温建刚施加压力，让他下令撤军。撤军令上盖有上海市市长吴铁成将军的钢印。但是，宪兵队不仅没有识相撤兵，反而呆着不走，而且还把吴铁成的命令转给了蒋介石，蒋大为光火，追问吴怎么回事。[23]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解释说：“市长为自己开脱，说他不知道有吗啡工厂，而且他的钢印通常是由副官保管，仅供公用，他不知道有人用了它。结果温建刚被押送到南京，最后被枪毙。不知杜先生自己如何摆脱了他在这场风波中的责任。”[24]

到了1934年，中国政府在鸦片上的年收入超过1亿元。[25]贪婪的宋子文决定利用杜月笙的挫折，与帮会分子争夺对上海市场的控制。他自任上海鸦片管制部门的主任，还招收了一支由几百个精干警察组成的特别队伍来实现他下的赌注。他失败了，这也许是由于杜月笙愿意迎战他的赌注，其实说穿了这本是蒋介石的赌局。过了不久，宋子文的鸦片警察队就解散了，而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与杜月笙谈成了一个在南市重开吗啡工厂的新协议。[26]自此以后，所有来自重庆和宜昌的毒品原料的提炼，全都垄断在杜的药剂师手中。[27]

“军委少将”杜月笙

同年，杜月笙继续青云直上，他拥有的头衔有：海陆空总司令部参议、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汇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上海中国商业丝棉贸易协会主任、上海股票交易所成员、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中华蒸汽商业航海公司常务委员会成员，以及《申报》、《时事新报》、《商报》和《新闻报》董事会主席[28]。

全国对麻醉毒品的关注

次年，即1935年，蒋介石的军队进入贵州，追剿长征中的共产党。要是蒋想制服西南地方派和桂系的话，那他就会摧毁他们对鸦片的垄断。美国驻华武官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报告说：

通过确保对鸦片走私的控制，蒋希望增强中央政府对各个不可靠的省份在政治上的控制权……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靠鸦片收入生存。假如中央政府能够控制一个省的鸦片供应，那么这个省将永远无望反叛成功。[29]

通过史迪威的观察，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蒋介石把他在贵州的军事战役转变成一个制造中央政府对鸦片垄断控制的机会，为什么不让鸦片通过广西运到南方，却转而把它运到长江流域，再顺流经汉口运到上海。在国民党进入贵州后被任命为财政专员的本地人李仲公，被任命为鸦片垄断的头目。与此同时，杜月笙及其鸦片企业被授予从贵州外销鸦片到汉口和上海的垄断权。1935年5月，为确保全国整个鸦片系统控制在个人管辖范围之内，蒋介石撤销了全国鸦片管制委员会，并取而代之亲自负责全国鸦片管制。[30]

蒋对贵州鸦片的控制迫使桂系转向云南另找货源。作为报复，南京政府在云南和当时还未建完的汉口—广州铁路之间架起了公路。但即使在1935年秋天公路告竣之后，云南的鸦片商队仍然走穿越广西的老线路，因为那里的过境税低多了。尽管如此，广西的军阀们仍感到经济上的压力，而蒋的钱匣子则不断地膨胀起来，其收入来自于他和杜月笙之间在鸦片垄断上的特别协议和上海麻醉毒品生产的利润。[31]

随着中日在毒品走私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上海的提炼和零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竭。1937年1月1日，蒋介石宣布了新的法律，惩罚使用鸦片提炼品的人。据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这是日中毒品走私控制战中的一次新高潮。中国政府最终有效地垄断了鸦片交易，但因为华北的提炼厂和日本军方对它的保护，日本人在吗啡和海洛因的走私方面获得越来越多的控制权。[32]

还有，毒品和间谍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日本在东北扩展其影响，他们的特工单位与麻醉毒品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入侵华中，随即开始通过招募杜月笙的人或者直接将自己的特务打入走私网中的方法，接管华南的毒品网。[33]

上海争夺战

1937年夏战争刚爆发，杜月笙便利用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建立起来的上海市地方协会，领导组织抗日力量。[34]杜月笙显然是想获得“爱国者的光环”，他主动提出，在长江下游用沉没他大达轮船公司的船只来阻挡日本军舰，同时还向捍卫上海的中国将军们提供他的防弹汽车。[35]但比起他与戴笠秘密协议在死守上海之中及之后组织反日地下抵抗运动来，那些被广泛宣传的壮举便显得逊色了。[36]

上海虹口区“小东京”的一座日本花园

卢沟桥事变一发生，戴笠就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上海。他在上海最关键的特务是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的队长王兆槐，他也是杜月笙的弟子，恒社成员。[37]在那以前，上海站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反共和对付蒋介石的其他敌人的活动上，所以对日本人的情报收集得很少。[38]当时沈醉是特务处虹口行动的负责人，他在日本人圈子里只有一个级别很低的特务：东有恒路上的当铺店老板。其余在“小东京”的情报人员都是双料特务，他们作为汉奸在替日本人工作。特务处只能从日本人布置给中国特务的任务性质里去琢磨日本人的意图，以便至少对敌军的方向有所察觉。但这些情报往往都虚无飘渺。比如，卢沟桥事变后，一个酒醉后的日本特务说：“只要几天工夫，上海便是我们的了，那时你们的工作可要大大地忙起来！”[39]

1937年8月，国民党军队在撤离闸北前浴血抵抗奋战

几天后的1937年8月13日，上海真的爆发了战事。当中国难民潮水般涌向城北苏州河边的本地人区域时，戴笠意识到他们的军事情报有多么糟糕。他立刻命令备有无线电台的特务渗透到虹口、闸北和吴淞口去，但成效甚微。因为日本人很容易发现这些逆人流而移动的特务们。[40]沈醉组建起一支由8名特务组成，包括他的兄弟在内的小分队，并将其活动站设在虹口。但他们在几个星期内就被日本人发现而不得不疏散。沈醉和他的无线电报务员裘声呼把他们的电台藏在裘刚满周岁的小孩推车里逃了出来，从此再也没能回到那里，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虹口区没有一个特务处的特务。[41]

虽然如此，在闸北的浴血巷战中，戴笠仍然赢得了游击战胜利的形象。通过他与地下社会的关系，这位秘密特务头子鼓励帮会和黑社会组织武装反抗入侵者。[42]开始，他们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日军面前不堪一击，曾经企图炸沉停泊在黄浦江的日本旗舰“出云”号的计划也未果。[43]但不久，他们开始组织比较正规的半军事化的队伍，把上海之外的军队骨干召集起来，在1937年8月下旬和9月初成立了一支别动队。[44]

城市游击队

根据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收集到的秘密情报，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在9月初组织一个“非常时期服务团”来对付上海的汉奸和间谍。上海虽已有保安队，但在1932年7月日本人撤离之后，它主要替市政府充当警察力量。[45]

现在，为了在前线和敌后与日本人作战，蒋介石决定创建一支城市游击队伍。军事委员会相应地为这支力量拨款50万元，归国民党第八十七师司令王敬久统筹。他在江阴的司令部已开始在一个“军官训练班”为情报工作培训军校生，该训练班也是特务处“入门训练”的一个程序。上海战事爆发后三天，240个军校生被作为特别部队派往龙华小学。[46]

王将军的“非常时期服务团”的副司令们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将军和杜月笙，杜立刻想把这个新组织为己所用。

接到任命和指示后，王敬久将军和蔡劲军将军发现这同他们目前的位置以及他们应当积极参与的工作不合适，于是就把组织这个新单位的事情交给了副司令杜月笙先生。在组织这个单位的过程中，杜先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将自己部下安插为部门头目的机会，便将龙华军事法庭首席法官陆京士先生和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任命到这些位置上。[47]

但杜月笙把他部下的名字提交给军委会后即遭到否决，这使他非常光火，而且这对陆京士和朱学范也是极大的侮辱。[48]

由于杜月笙一时无动于衷，上海公安局局长蔡劲军将军决定干预，在忠义会（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密报人把它形容成一个由“黄埔军校生组成”并由蒲风鸣领导的团体）的帮助下，他在公安局内部设立了服务团办公处。蒲风鸣和蔡将军后来成立了两个团：防护团和特务团。[49]

防护团在苏州河南北两边的活动有所不同。在城北，尤其在虹口，他们组织了一支“上海枪手队”，主要由无业游民组成，他们用毛瑟步枪或手枪在敌后袭击日本人。[50]在苏州河南面的南市，防护团由征募来的市民组成，主要任务是挖防空洞。南市的每个户主每天都要出一个人去防护团劳动，该团由蔡将军在露香园路的一个办公处的副官指挥。[51]到了9月，已有300多个征募来的人在干活，共挖成57条防空壕。[52]

宪兵逋捕了一个汉奸

特务团的办公处设在南市蠡园路旁属于绍兴府的一个私立学校里。[53]特务团由蔡将军的前指挥官刘槐指挥，两个副指挥官一个是公安局监察员陈伴农，另一个是前公车售票员张国权。[54]特务团的正式成员大都从无业工人那儿招来，月薪9块钱，外加可以容纳1,000人的学校提供的免费食宿。到了1937年9月下旬，有400人加入该团。[55]

特务团还有一个调查处，由30人组成，归杨福林领导。这些人被安置在老西门外西林路上的精勤小学里住。其中有个以前当过小学校长的人叫傅多马，他说，刘槐派他去打听日本便衣特务在英租界的活动情况。他还被派去调查中国“汉奸”的情况。要是能找到足够的证据，就让中国警察逮捕这些汉奸，然后把他们押送到特务团办公处进一步受审。[56]

苏浙行动委员会

在蔡将军手下的两个团中无疑有戴笠的人，特别是在特务团的调查处里。但这个秘密警察头子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杜月笙弟子们在工会、商团和地下社会的网络上。显然是戴笠在9月底使这个受侮辱的帮会头子和他的青帮随从们回到军委会的正轨上来，并在10月初说服蒋介石为了将帮会分子转为半军事组织而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57]

苏浙行动委员会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其成员包括杜月笙、黄金荣、王晓籁、张啸林、杨虎、梅光培、向松坡和陆京士，戴笠是书记长，他在法租界的善钟路上设立了办公室。委员会分成参谋处、政训处、情报处、训练处和总务处。各处处长均由特务处的人担任，如陈旭东、汪祖华、谢力公和余乐醒。[58]

该委员会的当务之急是培养干部和征募民兵。于是在松江和青浦办起了培训支队队长的特训班。[59]10月初，戴笠利用委员会的权力为别动军总支队部组织了一个总司令部。[60]这个后来以“淞沪别动总队”著称的司令部设在市南枫林桥附近的沈家宅1号。虽然在名义上这个组织由杜月笙领导，但戴笠是它的真正头子，英租界的警察把他认作“蓝衣社领导”。[61]杜月笙的“外交”助理、山东来的青帮老军阀刘治陆，是别动总队的名义副司令。[62]但各部门的关键职位全由戴笠的人担任：陈旭东当参谋长，方超任参谋处处长，周伟龙负责政训，周家礼是经理处处长（后由谭良甫任），周济文为总务处长，余乐醒管技术室。余还和谢力公一起负责松江和青浦的训练点。[63]

别动队

淞沪别动总队由5个支队组成，每个支队有500到3,000人，总共有8,000名民兵。每个支队又相应分成3个队，每个队又再分成中队、小队和股。股及其以上的队长们都是戴笠特务处的特务或者衡社的骨干。[64]

别动总队的普通成员来自社会各界：上海商店的店员、帮会的地痞流氓、国民党溃兵、上海沦陷后倒闭工厂的失业工人和工会成员等。[65]此外，除了吸收新成员，别动队还兼并了前保安队的单位，如重组南市纵队。9月初，领导别动队第五支队的陶一珊，被南京任命为上海市所有训练中心的头目，其办公处设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66]

陶一珊上校的工商界人士组是穿黄卡叽制服、配毛瑟枪和手枪的支队之一。[67]二支队驻扎在南市鲁班路东亚体育学校，奉命帮助警察维持法律和秩序。[68]但据恽惠芳（他因为1932年的恐怖活动而在英租界的警察中闻名）的证词，他的别动队支队的目的，是“仅仅捉捕汉奸”，据说这些汉奸被移送到了附近的中国警察局。[69]

三支队分配给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他的任命曾经被军委会否决过），以保持对劳工的控制。[70]其他劳动阶层的组织有陆京士领导的邮政和海员支队，还有一个码头工支队。[71]

喜欢指责的人后来把别动队形容成一群“乌合之众”，无能力抵抗日本人的正规军。[72]不过，杜月笙的干将们，如陆京士和水祥云，还是暂时放弃了他们“阴暗角落里的耗子”般的秘密角色，各个衣冠楚楚，俨然一副时势英雄的模样。[73]但他们的光荣并不长久。别动队本来应当护卫苏州河南面梵王渡、曹家渡直到日晖港一带，但日本人一向苏州河南岸发动进攻，他们便溃退了。[74]

戴笠在中国城区沦陷之前逃到了法租界海格路的办公处。但他力图效仿成为爱国典范的团指挥谢晋元在1932年捍卫四行仓库的壮举，希望重整旗鼓，奋勇保卫南市。[75]可是他在上海的特务们有许多都放弃了他们的指挥岗位而躲到外国租界去了。上海站站长周伟龙向戴笠保证，他会在法租界里建立一支潜伏区的敌后队伍，来骚扰敌人。戴笠还命令他的同乡姜绍谟组织地下间谍单位，在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收集和传递情报。[76]

为安全起见，这些间谍组织得完全与别动队分开，它们只通过龚仙舫向戴笠直接汇报。龚曾是特务站上海站的人事负责人，现在被任命为特务处与上海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但这些秘密地下支部要么被日本反间谍机构破坏和粉碎，要么成了为傀儡政府工作的汉奸秘密特工机构。[77]而且，戴笠为了资助这些地下行动，在围绕毒品走私的地下中日关系的错综复杂的网络里越陷越深。

随着日本军队渐渐进入上海市中国区域，抵抗运动的主要领袖纷纷离沪。1937年11月，市长俞鸿钧、宋子文、钱新之和王晓籁都偷偷去了香港。[78]杜月笙在那里与他们会合，并很快为蒋介石组织起地下情报组织，其经费部分来自他和戴笠建立的名叫“港记公司”的麻醉毒品工业。[79]与此同时，日本人一占领上海的中国管辖区，他们的特务机关（tokumu kikan）就开始以这个被分割的城市为据点，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迅速扩张他们自己的毒品走私。[80]

上海别动队在日本军队面前溃不成军。大多数武装单位逃往苏皖边界，尤其是屯溪和歙县等地，投奔了前湖南土匪陈士虎这类的军阀，或者当了“游而不击”的游击队员；要不就是被戴笠组织起来加入了最终被美国人武装起来的“忠义救国军”。[81]

别动队最后一支分队于1938年2月1日从上海撤出时向上海报界发了一封告别信，说他们离开租界是“为了外国租界居民的安全”。[82]那时戴笠已经逃离上海，经香港到了长沙，“苏浙行动委员会”彻底垮了。[83]上海的战争成了一场地下斗争，而接下来的34个月，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恐怖活动在租界里一直秘密开展。戴笠又一次大有所得。

注释

[1]审讯林德富的记录，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8039A，28/9/37。

[2]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0页。

[3]“鸦片是中国军政所有权力的主要支柱。”Joseph Stilwell，引自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25。关于军统中一些双料特务和毒品贩与日本人在韩城（西安附近）秘密交易而被逮捕的细节，见“Discovery of Japanese Agents among High Officers of the First War Zone”，Dispatch from Edward Rice，second secretary on detail at Sian，to George C.Atcheson，Nanking，4/7/45；“Allegations hat High Officials in Shensi are Engaged in Espionage for the Japanese”，Report from Edward Rice，to Patrick J.Hurley。OSS Report XL—12387，5/6/45。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rchives，War Department U.S.National Archives，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

[4]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8页；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第99页。

[5]Finch，Shanghai and Beyond，pp.294—295.

[6]Sues，SharkFins and Millet，pp.70—72。比如，在1930年，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安排，有700箱波斯鸦片在上海交给了杜月笙。货船享受了军队的保护，而财政部和海军相应收取回扣。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32。

[7]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5—16页。戴笠也与其他帮会头子勾结起来，如在南市工厂里制作“红丸”和吗啡的刘治陆和向松坡。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9页。注意，如本书前文所指出：还有一些说法认为戴笠和杜月笙是在1928年结盟为兄弟的。

[8]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20，p.27.

[9]同上书，第32页。生产吗啡最大的工厂设在浦东对面高桥村杜月笙的宗祠里。

[10]同上书，第34页。

[11]同上书，第33页。

[12]同上书，第21页。宋子文实际上在1931年6月辞职了，因为他不能为“剿共”战役筹备足够的资金。他表示，如果能找到进款的其他来源，他可以考虑复职。

[13]同上。

[14]Memorandum on Mr.Tu Yueh sung，p.5。根据该协议，从四川、贵州和云南来的鸦片应由政府保护运送到长江流域。当鸦片到达汉口时，便由青帮代表们提取，然后在上海等地区分发。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p.23—24。

[15]Memorandum on Mr.Tu Yueh sung，pp.5—6.

[16]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2页。

[17]宋子文被重新任命为财政部部长可能标志着他和杜月笙之间的部分和解。在那个“战役”中，宋得到上海工会的支持，那是一个地方纳税人和上海市民联盟的组织，由杜月笙控制。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46。

[18]同上书，第21页。1933年国民党控制下的所有税务局收纳的鸦片税总数每月达3亿元。

[19]同上书，第33页。1933年南京当局从十九路军处缴获了几百吨的中东鸦片后，把其中的大部分给了杜月笙去提炼海洛因。

[20]Memorandum on Mr.Tu Yueh sung，p.6.

[21]同上。

[22]沈醉指控戴笠应当对温建刚之死负责。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9页。

[23]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34.

[24]Memorandumon Mr.Tu Yueh sung，p.8.

[25]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22.

[26]人们可能想知道陈立夫在这场阴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后来陈立夫谈起杜月笙时平静地说：“只要我在上海，他总是对我非常彬彬有礼。”Changand Meyers，Opium and the Politics of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99。

[27]Marshall，Opium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34.

[28]上海市年鉴委员会编：《上海市年鉴》（X-25）。最后那个头衔是在戴笠的人谋杀了这些报纸的出版人史量才后给了杜月笙的。

[29]引自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25。关于广西政府对鸦片走私的依赖，见Bianco，The Responses of Opium Growers to Eradication Campaigns and Poppy Tax，p.8。

[30]Marshall，Opium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22，p.34.

[31]同上书，第26-27页。

[32]Marshall，Opium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p.24-25.

[33]在杜月笙操纵的鸦片和间谍的秘密世界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叶清和（即Paul Yi）。叶是福建毒品垄断的头子、Ezra一带的主要毒品商。虽然按理说他由于和日本人做麻醉毒品生意应当被国民党处决，但在杜月笙向国民党军队交了巨额赎金后，他被南京政府于1937年秘密地释放了。叶是连接日本和台湾牵涉福州—厦门走私的浪人（ronin）的主要环节。他的兄弟叶谦顺，在香港为日本秘密特工工作。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39。

[34]费其（Finch）后来把杜月笙的地下抵抗活动比作路齐·鲁齐亚诺（Lucky Luciano）在盟军进攻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时的贡献。Finch，Shanghai and Beyond，p.303。

[35]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3：329；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38；Scott，Actors Are Madmen，p.61.

[36]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5页；Pan，Tracing It Home，p.70。

[37]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9页；沈美娟：《戴笠新传》，第331—332页。

[38]当时，沈醉为此专门问戴笠他们是否应该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党嫌疑分子身上，那段时间里被侦查大队在十六铺和浦东用“汉奸”名义逮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有10多个。戴笠回答说，他们不应该仅局限于抓共产党分子，但这项工作也不能全部放弃。沈醉《军统内幕》，第82页。并见“Blue Shirts to Suspend Anti Japan Activities，”Shanghai Times，January 21，1936，n.p.。关于“汉奸”的概念见Wakeman，Han jian（Traitor！），pp.298-341。

[39]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0页。

[40]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0-21页。

[41]沈醉：《军统内幕》，第82页。

[42]沈美娟：《戴笠新传》，第335—339页。

[43]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2—23页。

[44]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5页。

[45]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3648，27/7/32.

[46]同上，D—8039A，10/9/37。关于这些培训单位与特务处的关系，见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100页。

[47]Emergency Period Service Group Report，p.1.

[48]同上书，第1-2页。

[49]同上书，第2页。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8039A，10/9/37。蔡将军在1938年被日本情报部门认为是蓝衣社谋杀行动的负责人。内务省警察局（Naimusho Keihokyoku），《外事警察概况》（Gaiji keisatsu gaikyo），193.29，pp.32—33（August，1938）。关于蓝衣社的恐怖活动，包括消灭汉奸，同上书，186.39—41（Janu ary 1938），189.24—26（April，1938），及190.59—61（May，1938）。

[50]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8039A，10/9/37.

[51]该副官被认为是沈心抚。

[52]Emergency Period Service Group Report，pp.3—4.

[53]1937年9月11日，上海工部局警方从法租界警察那里得到情报说，特务处办公处在九江路545华芜（Hwa Ngoh，译音）坊内。这是大公新闻社的地址，该社与朱学范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有密切联系。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8039A，12/9/37。

[54]曾在中国公共汽车总公司工作过的张国权与一个叫陈伯龙的警察监察员一起住在南京大西门。后者可能就是陈伴农在文中提到的那个人。张于1937年8月25日被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因煽动罪逮捕。他被交送到中国区当局手里，后来被释放了。Emergency Period Service Group Report，pp.2-3。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8039A，28/9/37。

[55]Emergency Period Service Group Report，pp.3-4.

[56]傅多马，27岁，定海人，于1937年8月20日加入特务团。“八一三”战事爆发后，他搬进了闸北长兴里关闭了的新光小学（他原是该校校长）。傅在1937年9月16日被捕。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8039A，10/9/37。

[57]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9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1页。

[58]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1—22页。

[59]张选烈：《我所知道的军统青浦特训班》，第180—185页。

[60]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第100页。

[61]Shanghai Special Service Corps Arrest，p.3.

[62]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0-101页。

[63]同上。戴笠为余乐醒增设了行动组和第四组。第四组由杭州特训班甲班毕业生组成，其中有张人佑、程慕颐和倪永潮。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1页。

[64]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9-100页，Shanghai Special Service Corps Arrest，p.2；沈美娟：《戴笠新传》，第341-342页。

[65]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0—101页。上海商团早在1937年2月就成立了。见Wakeman，The Shanghai Badlands，p.22。

[66]Shanghai Special Service Corps Arrest，p.1；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1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1-22页。日本人投降后陶一珊任上海军统警官。Eddie Liu to Miles，7/1/48，Miles，Personal Papers，p.2.

[67]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8039A，10/9/37.

[68]这支队伍分成2个支队，然后再分成由20人组成的6个支小队，其中有5个支小队在南市活动，1个在闸北。后者驻扎在长乐里，由八十七师军官王映明指挥。

[69]Wakeman，The Shanghai Badlands，pp.22-23.

[70]Shanghai Special Service Corps Arrest，p.2.

[71]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1—22页。

[72]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3页。

[73]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100页。

[74]同上书，第101页。

[75]谢团长领导了第十九路军400名将士为捍卫四行仓库对日本人进行了最后一道防线的抵抗。在描写他们的英雄故事里，一个女学生送了他们一面中国国旗，他们把这面旗帜插在战壕上。台湾的学校至今仍然讲授这个英雄殉难的故事。

[76]这一单位被正式称为“上海特区第二区”。

[77]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5页。戴笠不时地另外派出熟悉上海情况的特务组，其中有周希良、毕镐奎和朱山猿等领导的小组。沈醉：《军统内幕》，第29页。

[78]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5页。

[79]1937年12月杜月笙到武汉见蒋介石，蒋任命他为中央侦缉委员会香港负责人。杜月笙同时也利用红十字会办公处作掩护，每月从国民党政府那儿领取50万元来收买潜在的汉奸，防止他们为日本人工作，除了在戴笠和王新衡同日本人之间安排和谈外，杜月笙也是偷窃和泄露汪精卫与日本人协议文件的主谋。他还安排了乔治·叶（George Yeh）逃离日本占领区。叶后来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47页；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38；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5-8页。

[80]在中国的“国统区”和“沦陷区”表面上被封锁的地区之间巨大的走私贸易是中日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天津由日本人控制的提炼厂利用来自东北广阔的罂粟地的鸦片供应，使中国市场充斥了海洛因。日本人在很大程度上用此资助了他们的战争。Marshall，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41。

[81]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2—23页。

[82]“Woosung Shanghai Special Chinese Corps Leaves Shanghai”，《大美晚报》（Da mei wanbao），February 1。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8039A，4/2/38。报纸评论说，“多数汉奸的丧命可能是别动队行动的结果”。

[83]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1页。

第十八章 训练营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临澧训练班班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歌[1]

战地情报

上海市政府于1937年11月倒台后，戴笠被召到南京。当然，他知道首都不久将陷落于来自东南部的日军。于是他立刻开始准备城市的地下工作。想到战事爆发后在上海设立军事情报网所遇到的种种艰难，戴笠把南京指定为特区，由他最信任的一个部下钱新民任区长。他告诉蒋介石，钱担任这个关键职务完全可靠。他还设立了两个秘密电台，由女报务员主持，准备在南京被敌军占领以后潜伏下来。[2]

南京沦陷以后，作为二局头子的戴笠在全国军事情报收集方面变得日益重要。在那以前，戴笠办公室的使命是所谓的“军事静态调查”。在实际工作中，它被分为两部分活动：由一组外勤特工进行“搜集”活动；而由二局的另一组人员对前者的情报进行“查证”。[3]

搜集情报通常是由有军职的特工们负责。他们的责任有两重性：实地搜集关于共产党的情报，并汇报他们自己所属的军事单位的情况。关于共产党的报告被送到戴笠的办公处（先在武汉，后移至重庆），然后经分类后再发送给复兴社地方网络或其他军事机构中的特工去证实，以便采取行动。关于各个军事力量的报告包括了当地的“保安团”、该军事实体的战斗力（马匹数量、武器量、人员的体质状况）、士兵的政治背景和道德品质（是否吃喝嫖赌等），以及官员们的“思想状况”。这些报告送到内勤人员那里，他们有规律地跟踪观察这些具体单位在战时与和平时期的能力。尽管前一种报告被认为比后一种报告更紧急，但二者被指定用同等速度发送。因此，戴笠的特工系统在通讯的清晰有效方面保持了应得的声誉。二局的官员们夸耀说，在外勤特工与戴笠的总部间接收和转发信息的速度上，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单位能够与他们相比。[4]

战争爆发后，戴笠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重点：向蒋介石提供军事动向及国民党将军们的活动。为此，他建立了一些“战地调查组”，将它们派到江湾、罗店、浏河、杨行等地。每组至少有一个以大队部政治官员作掩护的头目、一个配有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报务员、一个密码员、一个内务人员，他们都是来自特务处总部的正规特工。若有需要，也会通过“毕业生调查处”从受过中央军事学校训练的无业军官中征调人员。只要有需要调查和汇报的战役，他们便奉命前往。由于这些人的军事背景，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前线的军事人员联络。战地调查组还负责对军人监视的任务。[5]

蒋介石把戴笠的日常战地报告视为他所得到的关于前线最可靠的情报。但他对戴笠也许信错了。虽然戴笠每晚都派信使坐火车去南京送报告，供蒋介石每早审阅，但情报本身并不见得来自第一手观察。战地调查组的人员，甚至组长们，只是在“营部”层次上受欢迎，但不允许到前线连排的阵地中去。担任罗店和浏河战地调查组头目的沈醉，好几次要去前线观察，都被一位旅长阻挡，因为那旅长要向南京隐瞒无法收复被日军攻陷的一块阵地的实情。[6]只是在整个战线崩溃后，沈醉从对其他官员的采访报告中，才逐一将失败的原因比较准确地勾画出来。[7]

随着放人渐渐逼近南京，戴笠撤到了汉口。他的情报机关设在前日本租界南小路的一所小学校里。[8]他会偶然去湖南、贵州或重庆，但总是尽快回来审阅特工们送来的报告，并尽力确保他对战时不断发展的间谍网的控制。就是在汉口法租界的住宅里，他获悉了南京大屠杀的详情。他还得知了南京特区区长钱新民投靠日本人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时，戴笠又震惊又恼怒。[9]

早在日本人包围南京以前，钱新民便把特区总部迁到了河对岸的浏河。南京一陷落，钱新民便携带“首都”特区秘密特工的名单投奔了日本秘密特务机关（to kumu kikan），并帮助日本人到处逮捕军统特工。只几天工夫，戴笠在沦陷城市内开展地下情报活动的成果便被破坏殆尽。南京的网络被钱新民彻底暴露了，因此戴笠责备自己是个“瞎子，看不见这个人的真相”。这位秘密特务头子再一次为使总司令失望而感到万分沮丧，他对最早向他报告钱新民投敌的沈醉说，他因为担保了一个“完全没有良心的人”而在蒋介石面前丢尽了面子。[10]

南京沦陷后，在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次大改组。1938年2月4日，蒋介石成立了一个“党员监察网”来“检查党员们是否真正在做布置给他们的工作”。据陈立夫回忆，“蒋先生觉得党员们没什么用。共产党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们的党员没有。他们对执行命令粗枝大叶而且松弛散漫。蒋先生觉得有必要检查他们，督促他们”[11]。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军人入党，而且省政府主席们也当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国民党被置于一种战备状态。[12]1938年3月至4月，在武昌珞珈山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全票当选为党的“总裁”。[13]

军统的正式成立

戴笠的特务处名义上仍置于陈立夫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的中央调查统计局之下。[14]在那年冬天的一段很短的时间里，中统被重新命名为“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徐恩曾被称为中将和组长。[15]

军统局副局长戴笠

然后，1938年3月29日，蒋在党代会上宣布，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简称“中统”，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办公处。这个全新的组织原是陈立夫主持的联合机构的第一处，将由徐恩曾领导。可以肯定，它的大多数成员和特工都来自于原组织的情报部门。同时，戴笠领导的调查处（原联合机构的第二处）仍属于军事委员会，但被重新命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于是，戴笠的军统终于正式成立了。[16]

由于戴笠在国民党内的浮浅资历和在黄埔圈子里的低级身分（说到底，他仅是黄埔六期的一个学员而已），蒋介石怕一旦任命他为军统的正局长，其他部门会不服气。于是总司令便暂时任命他的侍从室长（侍从室主要由蒋介石的警卫人员组成）为军统局局长。在名义上，戴笠开始只是军统的副局长。[17]

事实上，戴笠对军统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军统成立后头两年里的名义局长贺耀祖、钱大钧和林蔚文[18]都非常明白蒋介石的意思：戴笠应该全权负责军统，而且他们不应过问军统的工作、人事或财政这些方面的问题。每年4月1日纪念特务处成立日的时候，局长会到军统总部来听戴笠的年度报告，然后就离开了。大多数在总部外面工作的外勤特工甚至都不知道在局里还有职位比戴笠更高的人。总之，到了1940年，戴笠大权在握，终于被任命为正局长。[19]

军统刚成立时并非是个很大的组织。当戴笠在1938年获得军统统治权时，它只有四个“处”和两个“室”，共有100多一点的“内勤人员”和不到2,000的男女“外勤人员”。其中有些处与原蓝衣社的第二处有重叠。复兴社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仅在新成立的军统里任秘书。而早先的科或股都合并到了军统的情报、行动、司法和电讯处里。[20]

老竞争对手CC派

三四年前就开始的蓝衣社与CC派的竞争和敌视随着改组遗留了下来。[21]尽管战时需要团结一致，这些机构在正式分开并互相独立后，仍保持着这种分裂状态。据陈立夫说：

中央调查局负责社会，军统负责军队。很难在这之间清楚地划分。两个组织经常办同一个案子。他们经常碰到并发生冲突。他们就像两个在黑暗中摸索而碰撞的人那样。我们与共产党不同，那是单独的一个组织，它的工作没有被划分开来。难的是，每个局都很容易侵犯另一个局的领地。常常是，一个将领的部队逮捕了把他的地区作为活动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但如果“军方”宣称那是它的领地，那你就无法进入。[22]

虽然这两个情报局互相写对方的报告，但中统并不敢对军统进行渗透。[23]而且，尽管一些军事将领对戴笠比对徐恩曾和陈立夫更感到害怕，但中统在军队里也不直接开展工作。[24]

中统局在军队单位里进行工作吗？没有。它的政策是“不碰军队”。不然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并冲突起来。不过，要是中统局得到信息说军队单位的某个人与共产党串通，而且这案子由于时间关系很重要，就会有更详尽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明存在这种串通，它会报告戴笠，好让他采取行动。[25]

可以想象，军统也不试图对中统进行渗透——起码在总部这一层上。在地方，戴笠经常利用中统设立的调查机构，他的人有时会与中统的特工在一个具体的单位中密切合作。总而言之，两者间的关系一直非常僵硬。在这一点上，陈立夫的遗憾尤其说明问题。

戴笠的特工是否与政训处或者他所负责的军队单位里的特别党部合作？不见得。军队中存在好几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它们不见得在某一点上汇合。这与苏联军队单位的政委制不同。我们的情况是，每件事都取决于它所涉及的人。举例说，比如，我是戴笠派遣的一个特工，你是由政训处派出的，在那个特定的单位里还有另一个人是军队党部的书记。假如我们是朋友，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中央当局派来的——有时是可能知道这点的——于是我们可以密切合作。一切取决于个人的关系。[26]

在戴笠和陈立夫之间竞争尤为激烈的领域是通讯，以及对电报和邮检的专门控制。当然，陈立夫对自己在无线电和密码上对国民党北伐战争的贡献是非常骄傲的。这个情报工作的技术性符合他当时及后来对中统——中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想象。[27]但戴笠对这一领域也非常垂涎，二者的争斗最终导致了“联合机构”的创立，而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三处的独立存在，显然是这两个机构之间妥协的结果。

因为，除了负责收集外国情报，由丁默邨[28]负责的三处还肩负邮电调查。在1937年的某个时期，三处的名字被改为“特检处”。并且，次年，当这些单位都迁到了内陆后，蒋介石把特检处置于军委总参谋长的领导之下。[29]后来，随着中统在抗战期间逐渐失去了对通讯的控制，特检处开始向军统汇报工作。于是戴笠获得了对邮电检查侦收的控制权，这在重庆时期对他的秘密警察体系具有非凡的意义。[30]

军统的扩展

这个在战时建立的独立的军统局，终于为戴笠提供了他长期等待的机会：扩张他秘密的特务王国。[31]几年内，也许是在他被正式命名为正局长时，戴笠已经把军统局扩展到了有10个处和许多相应的办公室、地区站和小组的机关。[32]“区”成立于1941年，决定权就落到了区长手里，区长直接向戴笠汇报工作，而且区长在改组了的军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33]例如，地区的监察员负责人事、财政、广播和电码设备、地区情报和实地运作。一旦区监察员得到戴笠的批准执行一项计划，所有其他部门就会得到通知，要准备全力支持该计划的执行。换句话说，一个区内的行动计划被置于军统机关内各个部门的需求之上。[34]

与此同时，办公处的人员超过了1,000人，他们被分配在8个处、3个区和几个室里。[35]每个室与处同级。甲室是戴笠的私人秘书办公室，由特务头子最信任的人组成：张毅夫、何芝园和译电员毛宗亮；乙室也叫秘书室，但它向戴笠的副手毛人凤[36]和郑介民负责；丙室是计核室，张冠夫负责监督内部财政。

除了这三个部门以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室。机要室——原来的译电科——由军统内职位最高的女官员姜毅英负责。[37]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江山人[38]，所以他们可以在工作中用他人无法听懂的方言交流，这些人广泛地被认为文化层次低。另外，稽查室是个高层次部门，由郭寿华（后来是廖华平）领导。它相对由数目较小的一批办公处人员和一大批对外的“秘密督察”组成，他们直接向戴笠和定期的“周督察”汇报对全国军统人员的秘密监视情况。[39]

毛人凤

结果，在扩充办公处人员的同时，外勤人员也在继续增长。[40]就连那时的外国观察家都意识到戴笠及其秘密特工的重要性。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机关，是中央调查局。它是一个超级的情报和反情报机构，无疑它存在于党和政府的所有机关当中。这个局由戴笠将军领导，据说他是惟一的一个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见到总司令的人。[41]

这个人事上的巨大扩张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军统的训练营和间谍学校——戴笠日益把这些单位看成是建立一个现代间谍系统的关键。[42]

训练

到了1935年夏，戴笠已在杭州警官学校内成立了一个“特别训练班”。[43]学员们主要来源于特务处内文化层次较高的干部，他们被分配在六个纵队中的一个。一到三纵队是训练普通秘密警察或治安人员的；四队训练“全能型的特工”；五队训练驾驶员；六队是无线电通讯人员。[44]此外，“特务”一词并不是军统人员们对自己偏爱的称呼。他们都知道它来自于日本语tokumu，而他们喜欢用苏联特工对自己的称呼：从事“革命工作”、“革命保卫工作”、“情报工作”或“调查统计工作”。[45]

四队最享有声望，它设有密码术、侦察和监视、爆炸、摄影、驾驶、射击、政治和外语（通常是英语和日语）课程。毕业生们要经过一场特殊的、在半夜举行的加入军统局的仪式：在一个佛庙里，他们在阴暗的青灯笼下对着蒋介石的画像鞠躬，宣誓忠于三民主义，保证在需要的情况下为领袖献出自己的生命。然后，学生们饮鸡血酒来结束仪式。许多毕业生后来当了情报员，在全国各地的特务处（后来是军统）工作。[46]

1938年，戴笠又“强调指出，军统这门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所以必须经过训练和思想考核以后，才敢放手使用”。[47]在他的指导下，接下来的七年中，军统培训了20万基础干部、50万人的武装队伍，并在100期特训班中至少训练了5,000名通讯人员。[48]

沈醉叙述过一段有关戴笠的轶事，这段轶事非常能说明戴笠对建立和垄断特务训练班特别偏执。那是在抗战早期，大批的流亡学生为特工招生提供了新的人才来源。上海刚一沦陷，沈醉就向戴笠报告说，前共产党人、十人团成员之一梁干乔在郑州建立训练班，为此他收容了800多个从沦陷区来的无法再继续上学的学生。梁向胡宗南借了几百支步枪，请宪兵团帮助培训，这使他建立一个精锐的半军事化干部队伍的用意暴露无遗。[49]

戴笠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交送到梁那里，命令他把所有这些有文化的爱国青年送到湖南。这位特务头子打算在那儿建一所军统训练学校，好使用因中国沿海失陷而形成的这批人才。[50]沈醉递交了这封信后，梁干乔立刻意识到戴笠已经把这些新人才武断地掠夺走了。他气愤之极，把信摔到地上，命令沈醉到中正中学去当学生的训练官。

三天以后，首都警察厅保警大队长杨清植持戴笠的另一封更加霸道的信到了梁干乔那里，这时这个前共产党人终于明白，他除了向军统特务交出这些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能上台面的人员以外，别无选择。梁还认识到，由于想亲自指导训练为军统工作的学生，他已经失去了戴笠对他——最早变节而来到蒋介石特工部门的一个前共产党人——的信任。在中正中学与沈醉发生了最后一次冲突后（据说梁大叫：“你们都滚！明天一齐给我滚！”），梁干乔去西北投奔胡宗南。他后来到耀县当反共专员，在一次战斗中死去。[51]

临澧训练班

戴笠在湖南筹建的训练班位于长沙外临澧县的一个旧中学校址。这个军统重要的干部培训学校在它于1938年3月成立时，只是以“训练班”的形式存在。[52]1937年该学校的计划小组开始行动的时候，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于是戴笠使用了军委的权力，把它命名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53]但军委办公厅不予以承认，他便只好利用自己中央警校教务委员会主任的职权把它改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54]

军统第一期毕业生被吸收到这个中央警校里，但在军统内部他们只被称为“特训班”成员。[55]学员们后来使用“临训班”或“临澧训练班”来称呼他们当时的训练班，他们对自己是军统新特工训练学校的首届学员的身份都极为骄傲。因为，他们自然都强烈意识到，这几乎相当于黄埔军校。而且，戴笠决心要把军统最优秀的人才送到临澧当教员，使这一点更加明显。毕业后这些男女便成为其他训练单位的骨干，如后来指导兰州特训单位的廖华平。[56]任黔阳特训班副主任的吴琅，任东南特训班主任的金树云。[57]

副班主任余乐醒关于情报工作的讲话，更加激发了临澧训练班学生们的优越感。资历较深的老特工余乐醒，把他们的新职业与《三国演义》里的主角诸葛亮的使命相比。“诸葛孔明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情报工作方面最有成就最出色的组织家和实践家。”[58]他不仅在三国之间建立了“科学情报网”，而且还采用了“最有才华的高级特工人员”，同时他本人还是一个杰出的分析家和非凡的实战统帅。[59]

虽然几百个学生都是通过已在特工部门里的亲友介绍进来的，但并非所有的新生在刚到达临澧，穿上灰军服和领取12元月津贴时，都能意识到他们是进入了军统的。[60]从郑州梁干乔那里来的800多个年轻人被告知，他们是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总监部技术人员”训练班。[61]他们中许多人无家可归，而且他们在刚到达临澧，对湖南还人生地不熟时就被派去与教员一起修建学校的楼房和盖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草竹大礼堂。也许在主任余乐醒为取悦戴笠，把礼堂的一部分命名为“雨农堤”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训练的真相。[62]

余乐醒实际上只不过是训练班的副主任，戴笠是名义上的主任。而教务处长谢力公是戴笠派去抵消余乐醒对学生的影响的。在这些学生终于明白了自己是进了间谍学校后，他们变得十分不安起来。[63]他们是逐渐明白训练真相的。当学生们在3月到6月间接受“入伍训练”（主要是观察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时，他们的家庭背景受到调查，本人的个性也受到考察，以确定他们将来最合适的工作。当他们到了“分队训练”，而且看到他们学的都是搜查和逮捕、绑架、暗杀等技术时，许多人害怕后悔起来。[64]

最强烈的抵制来自于一个女生组，她们是戴笠让胡宗南从长沙中央军校第七校园招收来的。[65]这些女青年以为她们是弃笔从戎抗日救国，当她们得知是在受训练变成特工，其敌人还包括共产党时，她们便要求回原校。戴笠和余乐醒对此的反应都非常慎重。因为她们是胡宗南招收来的，而且家都在长沙附近，这些青年女子没有受到赤裸裸的胁迫。相反，谢力公和政训教官花了一整天时间，对她们讲为军统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将来晋升的各种可能性。最后，她们勉强答应留下来接受训练。在著名女特工如吴毓坤、赵世英、彭家萃、吴奎元、吴舜华和凶狠的中队长安占江（她丈夫因惹恼了她而被她用手枪打死）的监护下，她们逐渐成为军统的骨干和外勤特工。[66]

自此以后，所有的新生都得签署一个自愿加入军统组织的表格。就像戴笠说的：“只要你开始就给他们的脖子上圈套，以后你就可以驾驭他们了。”[67]

临澧训练班六个月的培训初期，相当的力气都花在“思想教育”上，而且，据当时在总务处工作的沈醉说，大部分政训都是关于反共的。[68]政训教官头儿汪祖华企图说服学生相信，共产党说他们打日本人打了胜仗是骗人的。[69]学生们对他的说法感到怀疑。但是，这位政治指导员和七个中队（每队有140个学生）的政治教官一起坚持说共产党正在秘密地搞一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战争，是国民党以它的“革命集团”和军事统计局在打一场抗日战争。“除国民党外，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是革命的和抗日的。”[70]

临训班的政治教官们还花很多时间来调查学生们的政治言行，没收“进步”书籍和杂志，如《新华日报》，还检查他们的邮件。这类窥探尤其让那些自己的情书被截收的学生气愤。后来，学生们想让附近的商店帮他们收信，而店主则被告知不要帮学生的忙，或者把他们的邮件送到政治教官那儿偷偷地打开检读。[71]

尽管临训班当局竭力想对训练班的存在保密，但他们不久就发现，许多人都知道县里有一个很大的特工训练班。甚至有的信来自共产党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假装是来自前训练班的学生的，这些信要求学生们趁早退出训练班，以免为时过晚。这些信被发现后不久，临澧队部就开始了“禁闭室”，来对付违反纪律者或者威胁要逃走的学生。[72]

对共产党诱惑的恐惧甚至蔓延到了教官们本身。关于对共产党进行渗透的课程被认为是特别敏感的部分，因为教授这些课程的有些教官，如曾经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指导员的廖华平是前共产党员。在这些课上，他们使用从邮检或警察搜查中没收来的共产党文件，来给学生讲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好让他们能装作“进步”的样子。与此同时，教官们还得使用这些教材诽谤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使学生对马列主义有抵抗力。作为前共产党员，他们想让学生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但他们害怕其他军统同事们会误以为这是秘密左翼政训，是要学生们接受再教育。他们知道戴笠在他们中间安插了密探，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戴笠第一次来到校园时，他随便提到连总队长陶一珊有晚饭后打牌的习惯。这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他对这里保持着密切的监视。[73]

戴笠第一次来临澧训练营地是在1938年秋天。余乐醒要给他一个好印象，于是让学生们作为警卫向戴笠的汽车致敬，由两个中队的学生担任警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戴笠的车到达县城附近时，一声立正的口令发出，随着几处同时传出了立正号令。而站在交通要道的武装学生也立刻开始执行断绝交通的任务。戴笠在来之前收到了一大堆对余乐醒不满的小报告，他已经火冒三丈。当他到了县城，看到接待的阵势这么讲究，他的脾气当场就爆发了。他一边从车里出来，一边大声地质问余乐醒，这套森严戒备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们又不是过去的军阀！要是领袖蒋总司令知道了这些可笑的阵势，那你余先生就完了！他不让余乐醒做任何辩解，一路发脾气一直发到班里，把在场的学生都吓坏了，感到他们主任的威风的可怕。[74]

正在训练的军统特务

让戴笠如此愤怒的小报告来自他的密探，报告形容了余乐醒作为副班主任的出色工作。余对特工有广泛的知识，这使他一开始就赢得了学生们的敬意。由于他给所有的新生们上基础间谍课，所以在赢得他们尊敬和忠诚的同时，他结识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训练开始的几个月里，余和学生们非常接近，这使想成为学生们惟一的领导和导师的戴笠非常嫉恨。

于是，在他访问的第二天，戴笠故意对汇集在礼堂里听讲的教官和学生们贬低余乐醒。他不仅专门指责副主任，而且还骂总队长和总教官们，说他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女人身上，而忽略学生们。他说教官和队长们中有不少人与女生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他严厉地指责总队部强迫所有的学生学会游泳，结果淹死了一个湖南籍女生；还有，一个学生在跟朝鲜的空手道教官学拳击时被打伤致死。不过，他高度赞扬前共产党员廖华平，说他在政训课上力图使学生理解：要是不歼灭“赤匪”，那在将来大家就死无葬身之地。[75]

访问的第三天，戴笠对各个学生小组训话。他告诉他们，军统是国内最革命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前途很光明。他还专门查看了“他的”学生的记录，并提升了一些他认为应受嘉奖的学生，同时下令把那些小报告里说得最坏的人禁闭起来。但是，戴笠对学生们的控制并没有使余乐醒垮掉。戴笠访问临澧后回到了汉口，关于余的声望的新报告又送到了军统总部。于是戴笠决定用陶一珊取代余乐醒。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虽然在1938年5月至6月里陶一珊尽最大可能来管理学校，师生们似乎对余被撤职感到非常难过。最后，为了重振他们的士气，戴笠软了下来，在7月下旬恢复了余乐醒的职务。[76]

自然，对师生们来说，整个事件只是提醒了他们戴笠无所不在的耳目，而且增强了他们对戴笠私人独裁专制黑暗面的认识，这很快地成为他们终身面对的一个事实。然而，临澧的学生们虽然对他们将来作为秘密警察的个人安全感到忧虑，但他们还是被间谍课程深深吸引：无论是学习如何迅速拔枪射击、撬锁和开手铐，还是在长沙街头上练习发现和甩掉跟踪等。[77]

他们部分是由于受到现代间谍技术吸引，部分也因为受了传统武艺的诱惑。戴笠本人就深爱中国的拳击师，例如一个叫李克炼的临澧学生是个气功师，他能在腹部放一块大石板，别人用铁锤将石板击碎，而他的腹部却丝毫不受损伤。戴笠后来任命李克炼为军统重庆技击班副主任。在临澧班的毕业典礼上，戴笠还对朝鲜空手道教官[78]让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在几秒钟里失去知觉的掐指术印象深刻。当戴笠在武术教官的表演后斥责他时，别人都以为他们的头子讲人道，怕把这小孩子弄死。其实，戴笠发火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位武术教官在众人面前泄露这种“高招”。[79]

间谍术

不管后来的专业训练是什么，所有的学生都得上由副主任余乐醒教的一门叫作“特工常识”的课，学基础间谍技术。[80]课程包括收集情报和评价分析、秘密情报组织的部署和领导特工、盯梢和摆脱跟踪、发送情报、特别行动、侦察、伪装、邮电材料调查和使用毒药与炸药。[81]

一旦学生们上了这门基础技术课，他们就应当能够选择将来的专业了。实际上，根据每个人的才智，他们被分配到现有的中队去：最优秀的到精锐间谍部门，差一点的到游击队去。假如是一个特别聪明警觉的人，他就有可能被选入“情报队”。一个脑力差点但明显强壮勇敢的人，会被分到“行动队”，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被派到军事情报的“谍参队”。其余比较一般的则进入“军事队”，他们在那里学习游击战术，这些游击战术是从叶剑英在湖南南岳的共产党游击干部班抄袭来的。[82]

女生们一开始要么被分去学情报工作，要么变成特别行动特工。1938年7月，临澧特训班还设立了特别小组叫通讯组和会计组。那以后，大多数女生都参加这两项的训练组。有一些会被选为“工作太太”，陪同如傅胜蓝（他在投敌成为杭州傀儡市长之前，负责军统在上海的地下行动）这类的大特工去日占城市工作。[83]

情报队里的高级课程由在德国和意大利留学过的官员教授。还有一些关于军火和炸药的辅助课和示范，由刘绍复和黄林玉讲授；收集情报由谢力公主讲；沈醉负责间谍术；总部的电讯员负责无线电通讯和电码；摄影由军统摄影师教授。[84]

行动队教它的学生使用武器（暗藏的匕首、手枪、斧头、带毒的断剑等），进行逮捕、暗杀、监视和盯梢。领导了多次绑架和逮捕的上海老手沈醉，讲授抓嫌疑犯的实际细节：要是三个人抓他们两个，该如何行动；如何把一个人从三四层的楼上抓下来；体质不同的受害者对抓捕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等等。特工们学习如何先痛击对方使其无力反抗，而并不把他们打伤致残使他们无法走出楼房，但要让他们无力叫喊或拒捕。在课上对这类技术的示范，有时会让抵挡教官武术招术的学生受伤。在这种情况下教官们往往感到面临着考验，在学生面前他们要保持“权威性”和“可信性”而不能丢脸。这便是一个学生最终被他的朝鲜武术教官金先生打死的原因。[85]

教学重点是在实际而具体的案子上。开始，行动队的学生接受爆破方面的训练，但军统很快发现，要把一个秘密特工变为一个爆炸专家需要至少六个月的额外训练。而且，训练中经常发生爆炸事件，有时还造成伤亡。更实际的做法是，把爆破专家与受训的特工分开来，让前者为实地训练的特工们制造炸弹这类器材，特工们只接受基础技术训练，能够引爆就行。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各种黄色炸药的威力，而这可以在临澧外的乡村很容易地进行，尽管这可能骚扰在附近居住的农民。[86]

在这些特别行动课上，学生们不能记笔记。假如他们没有理解某一点，他们可以让教官再重复一遍。教官们奉命鼓励学生在课外找他们寻求帮助。通过这种方法，班里的“骨干”们可以发现热衷于暴力和阴谋诡计的学生，这些人是教官们能够为高级工作“培养”的真正合适的“专门人才”。[87]

全部课程应是一年，但是戴笠面对战争，有时会耐不住而给临澧打电话，命令让最优秀的学生马上就到实地工作。他尤其关心的是确保他的军统干部被派到“战地服务团体”或其他重要的抗日组织中去，否则这些团体或组织会被共产党或其他“进步”领导人控制。于是，当1938年夏战地延伸到江西，一位妇女代表那里的抗日组织在人员方面求助时，戴笠下令让训练班立刻派遣一支女生小分队去参加那里的团体。[88]另100个学生被从第五和第六中队里挑选出来，派到华南参加正在上海内陆腹地加紧反日活动的“忠义救国军”。[89]

“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起源于戴笠成立的、杜月笙组织的苏浙行动委员会下的“别动队”。[90]这些工会成员和地下社会分子被日本人赶出上海分散后，戴笠派了周康去重新集聚力量。他们从残余部队中收容了2,000多人，在溧阳重整后迁往休宁，然后扩充成由何行健和汤毅生带领的两个“教导团”。1938年又增加了阮清源的第三团，于是整个团体被命名为“忠义救国军”，由俞作柏（即俞一则）中将为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安徽广德金山里。[91]

抗战胜利后戴笠与军统局下属的“忠义救国军”团长以上军官在苏州合影

俞作柏是前广西派的一个军阀，在1928年的蒋桂战争中被蒋介石收买。[92]“忠义救国军”后来扩大到10万人；尽管它由于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活动而在中国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但在1938年秋天，它的确有效地在长江三角洲开展了抗日游击战。[93]1938年夏，有无数可靠的报告说，在该地区内陆坐船或卡车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袭击。尽管日军维持了他们通讯线路的通畅，但美国观察家们报告说“游击队活动给日军造成的伤亡很大”。而且，在当年9月和10月临训班的学生加入了“忠义救国军”以后，游击活动的水平显然提高了。[94]

当然，与此同时，日本人正在缩紧对武汉的包围。戴笠几次去湖南南部见蒋介石，蒋当时正在衡山南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蒋介石把军委总部迁到战时首都重庆之前，戴笠还去了四川替领袖安排保卫措施，并在海关巷设立他的军统办公处。[95]然而，一旦这些安排完成后，戴笠个人的主要责任便是在日本人占领之前摧毁武汉的城市设施。结果，又有100个临训班的男女学生被挑选出来随沈醉到武汉，他们在一所叫南小路的小学旧址驻下，全部都穿上便衣。然后戴笠告诉他们：在武汉保卫战中他们将发挥军统的特殊作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直接在戴笠领导下工作，任务是确保不把公用设施留给日本人。[96]

临澧的最后日子

沈醉回到了临澧，他继续在那里担任700来个学生12个月的训练工作。在1938年至1939年冬季的最后一个月中，戴笠匆匆从长沙赶来，对临澧训练营地做最后一次视察。他此行有三个目的：参加毕业典礼，把训练班迁到湖南西边的黔阳，以及永久地免去余乐醒在训练班的领导职位。[97]

也许是因为最后一点已经得到解决，这次戴笠显得比较和蔼。他的所见所闻似乎都让他高兴。他赞扬了学生和教官，讲了毕业生未来的新任务。在毕业典礼上，除了武术表演让他光火以外，他显然对学生们所表演的技术感到满意。[98]

戴将军甚至被他们那个有点别扭的班歌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在德国留过学的教员编的，他受了德国褐衫党党歌的影响。戴笠的耳朵被这些词句吸引：“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他尤其喜欢这句歌词：“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结果，他决定把这首歌当作整个军统的局歌，下令每个重要会议，包括每年4月1日军统纪念大会上，都得唱这首歌。显然，从他长辈似的愉悦中可以看出，戴笠把临澧毕业生当作自己特别的子弟，他们在后来都得到了他的重用。[99]

这700个毕业生每人都得到了少尉的头衔和薪水待遇。[100]第一情报队的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成员被派到重庆外语训练班深造。大多数人被派到西南后方，其中大部分分到了四川的军统办公处。一小部分被留下来在特训班当干部，并迁往黔阳。[101]

骨干

作为临澧特训班的延伸，黔阳特训班是军统五个正规干部地区训练班的第二个——另三个是息烽特训班、兰州特训班及东南特训班。从1939年到1945年，这些训练单位培训了约13,500名左右的军统情报、谍报、行动、电讯和游击战专业人员。

此外，还有一套军统干部和情报人员的中央培训系统培训了军官、驻外武官、电讯人员、共产党组织和战术的专业人员、以外交职业为掩护在国外活动的外事专家，以及德文、法文、英文和日文翻译。

重庆最有声望的中央培训机关从临澧、黔阳、息烽、兰州和东南训练班里挑出了250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加上军统区各站的头目，对他们再进行一次为期六个月的严格的高级情报技术训练。该训练由戴笠最有经验的教官和美国战略局及海军情报局下属的中美合作所的50个官兵教授。军统训练系统中级别最低的单位，用一个月的速成班（专门对收集情报和联络工作进行初步培训）培训了从各个重要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部委推荐来的500个官员和行政人员，以便让他们在这之后成为军统的密探。无须赘述，许多人都这么做了。

戴笠与军统局参训班学员合影

第三套地方培训系统的设立是为了培养在西北与共产党斗争的特工侦探和反间谍专家，同时也培养到台湾去工作的专家，以协助美军进攻该岛。[102]最后，还有一套军统控制下的海外培训机关，培养派往印度支那去抗日（在有些情况下是抗法）的越南特工和作为军统特工被派往缅甸、马来亚半岛和菲律宾的华侨。

在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前，训练机关的核心仍是培训“骨干”的临澧—黔阳—息烽—兰州—东南系统。这些训练点是戴笠“王国”的核心，而他把它们视为自己的班子，把自己当作主任，而把每个班的领导当作“副主任”。[103]有点奇怪的是，这些特训单位成了他整个秘密“王国”的缩影。在这些训练点初建时，戴笠会任命他自己的特工作为当地的县长，这既是为了准备成立训练点，也是为了保护和隐藏它的存在。这些单位经常设在各种师范学校里，这类学校曾经产生出一批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戴笠本人、胡宗南、贺衷寒和其他许多人都属于这类人。这位“主任”每次视察训练点（他每年都去）都像是皇帝巡行似的。

在他居住重庆的八年里，戴笠访问了当地的每个训练点，参加了特地安排在他的访问日程中的毕业典礼。在军统内部，这叫作“出巡”。有两辆专车员特地为特务头子备好的，以便他可以轮换乘会。他的随从包括一个副官、一个秘书、助理、私人厨师、一个洗烫衣妇、电报员、密码员，再加上人事、情报、行动、训练人员和警察，他们有自己的车辆。两三辆卡车的便衣警卫和从军统指挥部选来的武装警察警卫。于是，戴笠像一个总督一样到“他的”训练单位垂巡（这些单位往往坐落在一个由“他的”县官管辖的县），来显示对“他的”学生的所有权。[104]

我们已经从余乐醒的遭遇中看到，要是教官们的威信超过他的话，戴笠会对他们怎样地嫉妒。即使在戴笠最后一次撤换余乐醒以后，他仍一直不能原谅余对自己的挑战，尤其当临澧的毕业生继续对他们的前副主任表示敬爱时。每次余乐醒到重庆来，起码有上百个临澧毕业生会为他组织一个宴会，并邀请他在宴会后讲话。余总是敦促他的学生们努力为军统工作并对戴笠要忠诚，但这丝毫不能使这位特务头子解气，他最终把余乐醒投入了军统的监狱，把他关押了一年多。[105]

训练单位的派系

戴笠如此忌讳在他本人以外的这种师生关系，是为了防止在他的特工系统里形成帮派。从理论上讲，军统的人事规定禁止任命朋友在自己同级或手下工作。但事实上，要知道一个科或处，或者一个局的负责人的推荐是否出于个人原因是很难判断的。为了防止个人小集团的组成进而反对他，戴笠必须在不断庞大起来的军统的各个部门当中拥有自己的亲信集团，来监视潜在的对手。[106]

而这个戴笠亲信集团的来源正是临训班的第一期毕业生，其中有些成为他机要室（也称为甲室，有意模仿蒋介石的侍从室——据说是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政府机关）的秘书。还有十多个人被分到人事处，其他的很快被提拔为股长或副股长。很快，军统总部的每一个处、局，或人组中，都有临澧毕业生在里面身居要职。在外勤方面也是如此，起码有十来个县的稽查所的头儿都是临澧毕业生，他们在上任后不久便被提升为上尉或少校。[107]

比临训班毕业生有更多年经验的老特工对这些提升非常不满。他们说：“现在真成了非澧（礼）勿视，非澧（礼）勿用的世界了。”而临澧毕业生也故意让老人们知道他们是“戴笠的学生”：他们管特务头子叫“戴主任”而非“戴先生”。这些年轻的中学毕业生对老特工们粗俗腐化的生活嗤之以鼻，毫不迟疑地予以汇报。[108]他们之间彼此的称呼也从来不是像军统一般人之间那样叫“同志”，而是以“同学”相称，而且要是他们碰到了以前临训班的队长，他们会以“老师”相称，而不用军统授予的军衔来称呼。[109]

由于一些黔阳训练班的学生曾经与临澧的学生在一起直到训练结束，黔阳班的毕业生想借临澧班的光。他们坚持说“临黔不分家”。但临澧派只想自成一体，只与总部以外其他来自临澧的人结帮，每次只要有临澧毕业生从外省来重庆，他们就会在一起聚餐，以保持彼此的联系。其实，把每个核心训练单位当作一个特殊团体区别对待，显然是戴笠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他把临澧毕业生分到重庆，黔阳的分到西南地区，而兰训班的毕业生则成为西北地区干部的主要来源。[110]

但是，渐渐地，一些包括毛人凤这类精明的头目在内的老特务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用兰训班的毕业生来平衡在重庆的临澧派。他们把越来越多的兰训班毕业生安排到重庆，一个新的派系开始在他们周围形成，与临训班毕业生分庭抗礼。[111]后来，息烽的三个训练班的毕业生任职军统，形成了又一个对立派。但即便如此，临澧毕业生仍保持了他们是“戴笠的学生”的特殊优势。而且，从临澧训练班成立到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11年里，至少有5个人在戴笠和他的委员长的部门里被提升为少将。[112]

注释

[1]沈醉：《军统内幕》，第15页。

[2]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5页。

[3]以下的分析基于周震东：《戴笠特务渝三课，蓉组，及西康组在军事方面的活动（1935年—1936年）》，第281—282页。负责“外部事务”的单位被分成秘密与公开两部分。前者纵向领导后者，不准许有横向关系，而且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提供有关信息。任何人泄露机密，哪怕是对直系家属都会受到监禁、刑罚或者死刑的处罚。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4页。

[4]若发生紧急案子，总部会派遣一个“参谋”去地方上的“剿匪总部”做第一手调查。他的汇报通过无线电或电报发给戴笠，然后呈送蒋介石。

[5]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3页。

[6]在上海附近有好些非蒋介石嫡系的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他们的指挥官会不惜代价阻挡沈醉的介入。

[7]同上书，第24页。

[8]戴笠的私人公馆在巴黎街8号。沈美娟：《戴笠新传》，第361页。

[9]在上海，钱新民的动向可能被他的部下出卖给了日本人。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5页。

[10]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5页。沈醉经常想证实，戴笠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是个有效率的特务头子。当时正值国难当头，成百个特工人员被围捕、折磨或杀害，在这种情况下，沈醉可能过分地强调了戴笠很在乎丢面子。

[11]“KMT Wartime Organization Problems，Youth Corps，etc.”In Chen Lifu Materials，p.70.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oral history of Mr.Chen Lifu，done with Miss Julie Lien ying “How as Part of 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between December 1958 and July 2，1968”.

[12]战争爆发后，军官们被要求加入国民党。

[13]据陈立夫说，如果蒋当选为总裁的话，“其他军事统治会占上风，这样党会更加处于‘半死’状态。所以有必要使掌权者蒋先生成为党的领导。”同上书，第90页。蒋的当选自然而然地使汪精卫的地位下降。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p.207。

[14]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59页；张文：《中统二十年》，第1页。刘恭可能是中统人事科的一名高级成员。

[15]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60页。

[16]沈醉：《军统内幕》，第2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8页。

[17]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对中统来说，中央执行院的总书记便自然而然地是它的局长。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60页。

[18]这几个名义局长中钱大钧最有声望。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也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教务长。西安事变中他与蒋在一起，并在他的警卫抵抗叛军时受伤被捕。太平洋战争后，钱当了上海市长。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1:374-375。贺耀祖也是蓝衣社的主席。MaimushoKeihokyoku，Gaijij keisatsu gaikoy，5:57；并见“Blue Shirts Organization”，OSS Report XL-47361，20/3/46。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Army.U.S.National Archives，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

[19]沈醉：《军统内幕》，第3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6页。

[20]沈醉：《军统内幕》，第iii页。

[21]“The Nationalist Youth Party”，Memorandum in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No.D—4040，n.d..

[22]“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1932-1935，Chen Lifu Materials，p.81.

[23]同上书，第83页。“要是军统发现我们这么干，那就太糟糕了。”

[24]同上书，第81页。

[25]同上书，第80页。

[26]“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1932-1935，Chen Lifu Materials，pp.79—80.

[27]恽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第46页。

[28]丁默邨后来成了汪精卫傀儡政府的秘密警察头子。

[29]那时该处还奉命负责防谍工作。沈醉：《军统内幕》，第128页。

[30]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60页。

[31]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p.211.

[32]地区自上而下的正式等级是：区、站或特别组、组。每一层的具体工作人员被称为“直属通讯员”，但他们全都直接向戴笠本人汇报工作。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4页。

[33]同上。大城市也被称为区，如南京、上海、香港等。

[34]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3-154页。

[35]同上书，第153页。三个区为上海（建于1941年）、海外（建于1942年，由黄天迈领导），以及华北（建于1943年，由马汉三领导）。

[36]毛人凤在《红岩》里被藐视为无足轻重的人。

[37]沈醉：《军统内幕》，第3—4页。

[38]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59页。

[39]“周督察”们每周六碰头，起草向戴笠发送的周报，戴笠用这个报告作为每周一训话的基础，并以此来了解每个干部的思想，指导全盘组织工作。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4页。“既鞭策勇者奋进，又自设绳索加以羁绊，是相当矛盾的一种措施。”引自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8页。

[40]沈醉：《军统内幕》，第83页。沈醉认为“戴笠相信特务越多越好”。据沈醉说，除了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和磁器口总部的1，400个特工外，还有5万常规领薪特工（运用人员），再加上约50万的间谍和报信人，这使军统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组织。同上书，第4页。官方的资料宣称，戴笠的外勤特工在1945年多达10万。《戴雨农先生年谱》，3：305。

[41]Military Attacher Report：China（#373）.From American Embassy Chungking to Military Intelligence，Division War Department.Subject：“Organization of the High Command of the Chinese Army”.Gary May，China Scapegoat，p.262.

[42]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1页。还另有一些情报训练学校，如在庐山龙云寺的“中央军事学校特训班”，它先由潘佑强，后来是康泽领导。沈醉：《军统内幕》，第89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9-290页；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39页。

[43]首届“特训班”开设于1932年。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5页。有关以后各班的名单，见第286—288页。并见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84—185页。

[44]戴笠是训练班的主任，余乐醒是副主任，王孔安是党的副书记。王方南：《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第167页。

[45]葛明达：《军统百日记》，第167页。

[46]同上书，第140—141页。设立在警校附近雄镇楼的四队的队长是王德龙（音），政治教官董益三，教官有谢力公、梁翰芬、余秀豪和汪祖华等。

[47]沈醉：《军统内幕》，第29页。

[48]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6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156页。在重庆一个地方就有30多个“特务训练班”。沈醉：《军统内幕》，第11、83—84页。

[49]这段以及下面的叙述，引自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5—26页。

[50]许多这些单位的应征者开始以为自己只是受训当普通军官或警察。当他们发现是进入了特务的铁的纪律网时，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惊。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10页。关于训练单位表，见第212—215页。

[51]胡宗南有自己的特工，他在西北与军统进行激烈竞争。冯美铨：《解放前军统在西安和银川的组织与活动》，第75—77页。

[52]它同时也被叫作临潼训练班。见葛明达：《军统百日记》，第166页。

[53]1937年夏，戴笠派余乐醒到长沙鹅塘为训练营地做筹备工作。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1页。

[54]杨者圣：《特工王》，第226页；沈醉：《军统内幕》，第10页。

[55]他们所受的前一半训练无一例外地包括基础军训，然后的一半教育便完全是特工训练。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11页。

[56]关于“兰训班”的训练课程，见原保泰：《戴笠与兰训班》，第160—162页。

[57]沈醉：《军统内幕》，第14页。老资格特工、湖南站长李人士和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都来讲过一两次课。

[58]葛明达：《军统百日记》，第167页。

[59]同上书，第168页。余乐醒还提示说诸葛亮对刘备的忠诚是有条件的，所以他要求学生们在做政治选择时要有远见而谨慎。

[60]同上书，第28页。伙食每月才3—4元。新生中有一小部分是由已在军统工作的亲戚介绍来的。

[61]沈醉：《军统内幕》，第11页。

[62]同上书，第10页。

[63]总教官是刘绍复和廖华平。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1页。

[64]沈醉：《军统内幕》，第10、16页。

[65]关于训练女特工，见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60—261页。

[66]沈醉：《军统内幕》，第12、15—16页。

[67]同上书，第16页。

[68]同上书，第11—12页。几乎在临训班所有的授课过程中，教官们用来描述特务工作的例子无一例外地都与共产党有关。

[69]同上书，第11页。汪祖华在军统内是有名的“反共宣传家”。

[70]同上书，第18页。并见第16、21—22页。

[71]沈醉：《军统内幕》，第17页。

[72]同上。

[73]同上书，第24页。

[74]沈醉：《军统内幕》，第25页。

[75]沈醉：《军统内幕》，第25—26页。

[76]同上书，第25—26页。与此同时，戴笠设立了一个主任行政办公室，由丁若萍负责。他还任命谢力公为教务处处长。这两个位置都是为了平衡余乐醒的。并见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第133页。

[77]沈醉：《军统内幕》，第20—21页。

[78]同上书，第13页。

[79]沈醉：《军统内幕》，第27—28页。

[80]他们使用的基础理论著作是《孙子兵法》，尤其是《用间篇》。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11页。

[81]沈醉：《军统内幕》，第13、17页。

[82]同上书，第12、24—25页。这些技术是戴笠的两个特工陈震东和王百刚“偷”来的。他们设法进入南岳学校当学生，当时在统一战线之下，南岳学校名义上是一所国民党学校。后来他们因偷盗一大笔现款被抓住，让戴笠给枪毙了。

[83]沈醉：《军统内幕》，第13—14页。

[84]同上书，第13页。

[85]同上书，第18—21页。另一个例子，一个学生被怀疑向其他同学出卖假药后，作为一个“实习品”被临训班的教官们在礼堂里当众审问。当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无辜时，审问者觉得他们的审问技术受到了怀疑。当着一群目瞪口呆的观众，他们逐渐由审问转向了酷刑。“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对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的所做所为的确起了很大影响，他们感到这个机关具有一切特权，根本不管什么法律。”

[86]沈醉：《军统内幕》，第18、21页。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安全实习，因为炸药制造者从来不知道他们的炸弹被准确放置的地点。

[87]同上书，第23-24页。

[88]同上书，第28-29页。

[89]同上；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第133页。

[90]关于通过别动委员会而建立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情报活动之间的联系，见Stranahan，Underground，p.219。

[91]裘雨萍：《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第124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1-102页。

[92]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101页。

[93]阿英编辑：《文献》，卷三，1938年10月12日，G6；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2页；Chung Yee Guerrilla Band.p.1。“它本身没有军饷，靠设卡收税，抢劫掠夺，压榨搜刮民财，来养活这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武装部队。它分布在太湖沿岸，杭、嘉、湖、澄、锡、虞各县掳掠行商，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1页。并见Wakeman，The Shanghai Badlands，p.128。

[94]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30—1939，89300 Shanghai/122（November 1938）。并见Shanghai/117（July 1938），pp.10—11，和Shanghai/121（October，1938），p.14.

[95]戴笠的私人住宅在中四路151号。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7页。

[96]沈醉：《军统内幕》，第29页。

[97]同上书，第26—27页。这时他们已经开始招收第二期临训班的学生，并成立了一个中队。这些学生后来会称自己是“临训班”的，但他们实际上是黔阳班的。

[98]这只是后来许多典礼的第一个。整个战时，这些典礼都办得非常庄严：锦旗飘扬，牌楼林立，新刷的墙壁，以及新铺修的进出训练营的道路。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第132页。

[99]沈醉：《军统内幕》，第14—15页。

[100]同上书，第30页。他们的起薪是每月40元。

[101]同上书，第28—30页。

[102]1938年春，张国焘从延安叛逃到军统西北局，当了“时事研究室”主任，该研究室专门负责收集共产党在延安地区的情报。其他在陕西榆林和汉中的军统组织负责对付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26页。

[103]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6页。

[104]同上书，第163—164页。

[105]沈醉：《军统内幕》，第32—33页。后来，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戴笠摔死，毛人凤力图劝说余乐醒到台湾去，但余不愿离开大陆。结果毛命令军统上海站逮捕他，但余在秘密警察工作的一个前学生向他报了信，余投降了共产党。

[106]同上书，第31页。

[107]同上书，第30页。

[108]临澧毕业生向戴笠提供的这些情报，在军统的年会上戴笠对老特工的批评中反映出来，这让老特工们非常不舒服。沈醉：《军统内幕》，第31页。

[109]同上书，第30—31页。

[110]控制青海地区的军阀马步芳一再拒绝允许蒋介石的特工在他的管辖区行动。结果，除了在青海有一小部分完全隐蔽的单位以外，军统只能在马属地区外建立一个“西宁情报组”，由军统在兰州的西北区官员程一鸣领导。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1页。

[111]1945年5月，程一鸣从兰州被调到重庆领导军统总部的第三处。该处负责警察行动，由三个科组成：警政、肃奸和行动。同上书，第240页。

[112]沈醉：《军统内幕》，第35—36页。关于后来训练的单位，包括“国防部情报局”训练班、保密局训练班和雄村中美训练班，见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15—218页。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

间谍之所以使我们感兴趣，是因为这个行业保障了秘密知识，而秘密知识就等于力量。

不过，这种保障往往只是空头支票。在战时真正有用的情报来自于破译德国和日本的密码。破译密码和电子及卫星情报至今仍然是“硬”情报的主要来源。其余的来源则是“情报人员”，他们显然大都依赖于对其他情报机构的渗透和反渗透。

威廉·法夫[1]

第一步

戴笠的第一个秘密通讯服务培训班于1930年组建于杭州警察学校。[2]其培训程序参照了契卡和克格勃手册。[3]杭州的无线电训练班在开始时并没有无线电设备，它的二三十个学员来自警察学校的第二届正规毕业生。[4]这些警校生完成学业时，显然对无线电通讯这行并不感兴趣，于是培训机构又在上海设立了招生办公室，招来的人员在那里接受初级无线电培训，然后再从中选拔一些人去杭州警察学校无线电通讯处报到。[5]

第二至第五届的学员大都是从上海三级无线电学校招到杭州来搞特工的。第六届培训的是国民党政府航委会防空情报台的通讯员。第七到第十届的学员也来自于上海杨永奎的三级无线电学校及北京刘醒悟手下的天行无线电学校。[6]

杭州的培训机构仅是戴笠发展其高效的情报通讯网络的第一步。[7]他远远落后于自己在政界的对手陈立夫。陈拥有自己独立的情报处，即中央统计局，并正在中国的各大主要城市建立一套完整的转播站系统。[8]直到1932年以前，戴笠自己的特工部一直要依赖中统秘密电台网络来发送情报。当然，它们和陈立夫的报告相比，只能屈居次要地位。[9]

顾顺章的变节，结束了中统对短波电台的垄断。[10]1931年春，顾透露，陈立夫的反间谍机构被共产党渗透了，这个情报界的灾难导致了蒋介石授命宋子文的外甥温毓庆，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组建一个秘密小组，作为力行社特务处的一个部分来破译敌人的密码。[11]温的密码分析组“侦收演译系统”的活动得通过“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来与其他间谍机构协作。[12]

由于自己手下的人要在温毓庆那里受训，又因为军统的电台通讯取决于中统的监视设备，戴笠变得越来越恼火。[13]因此，他在1933年宣布，在上海建立自己的无线电学校，由胡宗南力荐的魏大铭主持。[14]

魏大铭

魏大铭毕业于通讯部的通讯技术训练所。[15]早在李一范掌握了全国商业电台时，在他手下工作的魏大铭就成了国际和商业电台所有报务员的“报务员领班”。他受权领导戴笠的特务通讯处，工作范围包括人事培训和密码分析。

魏起草了无线电学校的培训计划，并当了特务处通讯科的头头。他看到自己的搭档主要是由专业人员组成，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密码、电台及密码分析的技术方面。一线人员的功能在于，他们渗透到内部物色情报人员，通过关系搞情报，并警惕各种现象和信号，而密码培训组则强调了独立执行任务的重要性，那些任务基本属于技术性质。[16]

魏也负责收集和发展工作。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因为5瓦的地面发报机和15瓦的电台对秘密情报人员来说，携带起来太重，不方便。1933年晚春，魏大铭的培训组制造了一种小型的收发机，它除了电池和耳机以外，不超过冰棍那么大。这个小型的电台效果很好，戴笠决定在庐山把魏大铭引见给蒋介石，向蒋示范这套设备，并要求对他的通讯助手的发明授予军奖。这次对蒋的示范非常成功：这个小型电台可以越过庐山山脉接收外面的信息，而常规的15瓦的电台却无法穿越接收。蒋介石同意制造这种设备，并授权戴笠让魏大铭在南京白鹭洲西石坝街29号建立特务处通讯总台。[17]

作为戴笠特工通讯的头目，魏大铭（他的妻子曾是戴笠的一个情妇）成了众所周知的“戴笠的灵魂”。[18]他对军统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魏的密码分析人员在福建事件中破译了第十九路军的密码，从而向蒋介石提供了关键的战略方案来镇压该省的反叛；最终也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使戴笠如此依赖英美“盟国”情报机构的技术援助。[19]

当然，从更广泛的层次上看，通讯情报对蒋介石似乎也同样重要。他很快看出这对自己的统治有着多么关键的意义。事实上，蒋把秘密电台的侦收看成是一种家庭垄断。在1939年下半年，只有3个人能看到那些特殊的情报报告：宋子文、孔祥熙及蒋本人。宋子文后来回忆：由于引进了电台侦收业务而使蒋在对付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和陈铭枢中占了上风。他向罗斯福总统夸耀说：“我因为建立了一种有效的侦收业务，使蒋介石了解了敌人的动向，而为他打赢了两场内战。”[20]

蒋对通讯情报的独占刺激了他在军队和秘密特工部门的头子们竞争的本能。蒋的总参谋长何应钦向温毓庆要一份每日破译报告，但蒋不同意透露这些报告，于是这间接地促使了何将军组建由王敬碌（音）领导的情报收发处，收集和破译日本外交部的情报。[21]

这使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长直接与蒋手下由温毓庆领导的部门发生了竞争。温被任命为交通部下属的通讯处负责人，并奉命在1936年3月1日设立一个专门监视和侦破秘密发报的办公室，即“密电监译所”，仅向蒋一人汇报。在四五个月里，这个办公室侦破了日本外交部的电码；1937年日本与中国开战时，中国方面已经拥有了十几个侦收日本外交通讯的秘密电台。[22]总而言之，温毓庆的密电监译所总是占据上风。尽管在1937-1938年间，每个月都有徐恩曾（中统）、戴笠（军统）、海军上将杨宣诚（军事情报）、王芃生（国际研究院）和温毓庆参加的情报会议，但由于温在技术和训练设备上的优势，总是由他说了算。[23]于是，为了自我防卫，戴笠感到他应当在国外寻找更先进的技术来加强自己的破译能力。[24]

青年时代的雅德类

赫博特·雅德类于1934年发表了回忆录《黑室》（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叙述了他作为一个美国密码员破译日本最机密的电码的经历。《黑室》很快被电码分析家首领伊藤利三郎（Ito Risaburo）翻译出来，并在日本出版，成为畅销书。[25]与此同时，中国驻华盛顿的副武官、戴笠的特务肖勃少校让人把《黑室》翻译成中文本寄送给魏大铭。魏转而让戴笠注意起雅德类这个美国人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情况。[26]

雅德类于1889年出生于印地安纳州的沃廷顿，他是个铁路电报员的儿子。在中学里，他是班长、校报编辑、橄榄球队的队长。他23岁时到华盛顿，在国务院当电码员。1916年5月，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能够破译上校郝斯发给总统威尔逊的一份密电。他还意识到，那些密电都是通过穿越英格兰的电缆发送的，并且受到英国皇家海军的日常监视。由于这会使美国所有的电文都遭到英国侦收，他便把此事报告了上司，并提出了弥补美国弱点的方法。于是，他立即被战争部视为能力超群的电报员而出人头地。1917年6月29日，作为一名少尉，他被提拔领导军事情报第八处（MI 8），主管战时所有的密码和译码工作。[27]

年轻时代的雅德类

雅德类拼命工作，编制出一种新的密码，为美国在世界各国的武官和情报人员的通讯安全提供了保障。他还建立一种特殊的译码系统，以此破译出10,735件外国政府发送的电文。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签署时，雅德类在巴黎的克里庸旅馆里主管一个密码局，替美国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使团编制所有通讯密码，同时窃收其他各国使团发送的报告。[28]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1912年的广播法再次生效。[29]该法规定，政府确保收发电文的无线电台只向他们自己的接收者本人透露电文内容，以保证通讯秘密。但因为雅德类最终从事的是侦收外国有线电报通讯，而非他们的无线电台信息，所以并不违法。[30]总之，雅德类在1919年回到美国之后，马波罗·丘吉尔（美国军事情报主任）建议把MI 8转换成一个由战争部和国务院联合资助的局。总参谋长培腾·马其将军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一个密码编制公司，即所谓的商业电码企业，在赫博特·雅德类的领导下，于纽约东38街3号一幢红砖楼里正式开张。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黑室”。[31]

开始时，西联电报局拒绝向政府提供它收发的电报。不管怎么样，法律毕竟规定了这么做的雇员会受到惩罚。丘吉尔将军说服了西联的局长纽克·卡尔通，使他为爱国而不顾法律。从此之后，每天早上政府的信使会来收集电报，把它们送到军事情报处，并在当天西联关门前送回来。邮寄的电报也以同样的方式与西联达成了协议。而且，W.E.罗思威特和罗伯特·W.格莱特还以丘吉尔将军的名义，说服了负责北美和南美之间通讯的全美电报公司也照此办理。到了1920年底，黑室已经完全依赖美国电报业的非法合作了。[32]

年老的雅德类和他的《美国黑室》

此时，在才华横溢的同事佛里德里克·利威森的帮助下，赫博特·雅德类已经破译了日本外交部的密码。[33]这一秘密成果后来在1921年11月14日开幕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对国务卿查尔斯·伊文思·赫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雅德类的密码侦译人员从7月起便跟踪日本对该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开办了每天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信使业务。会议的关键是各强权所能拥有的战舰吨位量。赫斯暗中愿意接受与英国对等的数量，但希望与日本是10∶6的比例，而日本只同意10∶7。11月28日那天，黑室破译了一份外务省给日本代表团的电报，该电文说10∶6作为退路也还可以接受。美国了解到了日本人手里的牌，便强硬起来。12月10日，日本终于答应了10∶6的比例而使谈判告终。雅德类的密码破译对赢得这场谈判起了决定作用。[34]

尽管雅德类硕果累累，但黑室的存在还是不堪一击。它部分取决于国务院对它的秘密补助。1929年国务卿史迪森决定，“君子”不宜阅读他人的邮件，于是密码机构关闭了，正值40岁的雅德类失业了。实际上，雅德类出版那本引起肖勃少校注意的畅销书的目的，正是为了挣钱养活家庭，并满足曾与他一起在黑室工作的情人艾德娜·冉瑟娅的需要。[35]

雅德类提出，在中国工作的年薪是一万美元。肖勃少校答应了，但不同意他携艾德娜·冉瑟娅同往。雅德类对能去中国工作实在感到兴奋，便接受了肖勃的条件，于1938年9月出发去远东。他以一个皮货出口商的身份，用赫博特·奥斯本的名字旅行。[36]

雅德类于1938年11月到达香港，由于汉口即将沦陷为日本占领区，当天去往汉口的航班中断了。戴笠在香港的情报人员、一个姓凌的先生从电台里收到他上司（雅德类私下里管戴笠叫“砍手”）的新指示，于是三小时之后，他们就坐船前往法属印度支那的海丰。然后又与另一个秘密情报人员接头，由他一路行贿通过海关。雅德类和凌等了三天，又坐上了每周只有两趟的窄轨火车去昆明。[37]

雅德类在重庆

从昆明通往重庆的班机一般要提前一个月预定，戴笠的特工人员为这两人在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高辛烷燃料的飞机上安排了座位，飞向战时国统区的首都重庆。在重庆，他又与戴笠其他的特工人员碰头，然后雅德类和凌又驱车沿着一条两旁塞满了人力车的窄道，穿过城的西门，来到一座有四层楼面，俯视着代表城市北界的“小河”的单元楼房前。[38]雅德类住进了该楼第三层一个带有客厅、办公室及全西式厕所和卫生间的套房里。[39]

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住处。1938年12月，雅德类搬进了一座盖着瓦顶，用从庙宇的废墟中偷来的石块建造的公馆里。

到这公馆来，得走一条从河边大道分叉出来的狭窄而泥泞的小路，在臭气冲天的竹棚贫民窟里走上半英里。到头后，再爬上台阶，通往装有狮子的石拱门，来到一座破败的佛庙，然后是一堵石墙，上面有用木桩横锁住的木制大门。门上写着中国字，意思是快乐之家。你拽一根绳子摇铃，一个中国警卫从门缝里张望，然后取下木桩。这时你再爬上台阶，来到一座有石墙的花园，里面有棕榈树掩映、篱笆遮挡的石头茶桌。再穿过一汪泉水，水面上的牌楼写着“密泉”。然后，再爬40个台阶，便来到了这所公馆的入口处。[40]雅德类被告知，这座公馆本属于重庆市市长，“他在我来到之前很快被神秘地挤了出去”。[41]这座公馆居高临下，俯视着长江和雅德类着陆的机场，距离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使馆只不过几百码远。这座官邸俗称“神仙洞”，下面有一个从岩石里凿出来的洞穴，据说古时候和尚们在那里藏匿他们的年轻姑娘。现在它是一座防空掩蔽所。[42]

这座房子包括20间装有松木地板、家具简陋的房间。里面没有洗澡间、电炉或壁炉，仅在地下室里有用来做饭的木炭炉。雅德类的卧室在房子东侧顶层，里面灯光昏暗，肥大的四川老鼠到处肆虐。

仅在几天前，一只老鼠把我们一个警卫的新生婴儿咬死了。孩子的母亲措手不及，那老鼠扯下了小孩的一个睾丸。尽管在我的坚持下设下了各种逮鼠器，老鼠还是在阁楼里到处乱窜，没有一个夜晚我没被跑到身上来的一两只老鼠弄醒。虽然我让人把我住的地方的所有的洞都堵住了，还是有我无法发现的洞口。[43]

对雅德类来说，时光仿佛停滞不前。整个12月份，在“一支警卫和佣人队伍”包围中的雅德类，尽量每天在密码上花几个小时，但他主要在等待从长沙来的一批学生，好全面开始破译工程。[44]

在这段空隙里，雅德类竭力想引起军统的联络官们对将东莨菪碱和异巴比妥纳用作“真血清”的兴趣，但却毫无结果。尽管这些东西通过了西北大学罪犯侦察局的检验，但在美国仍为非法用品。他在戴笠的副手曾将军那里的运气倒更好一些。曾被雅德类燃烧笔的示范迷住了，命令化学人员在这所重庆公馆花园里僻角上的一个作坊中生产这些东西。[45]

虽然武汉沦陷，长江中游失控，但这个“中国黑室”却大为兴旺起来。[46]温毓庆领导的侦察台从长沙向西转移到了桂林和贵阳，最终转移到了昆明。魏大铭继续派遣军统人员参与这项侦察电台的工作，但他把邱沈钧手下30人的一批学员调出来，和雅德类一起，到设立在接待这位美国密码家的神仙洞里的“秘密演译训练班”工作。[47]

自然，同时还存在一些其他重要的密码单位。原来的杭州警察学校的训练班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转移到了武昌，武汉沦陷后，它便与临澧训练班合并了。[48]一个武汉独立培训班在高级指挥的支持下成立，每届有100个学员。其毕业生不是分配到军统的密码电台就是分到其他地区性的台站工作。1940年，这个培训单位转移到了遵义，在魏大铭的领导下开展工作。[49]还有，在浙江中部的金华还建立了两个重要的通讯机构，培训戴笠家乡江山来的电台和密码人员。这些来自江山的老乡说的是几乎让人完全无法听懂的方言，他们被编入由密码专家竺笠民领导的密码处，或是进入由毛万里教授的“译电人员训练班”，然后被分配到军统电讯处当密码员，或到敌后“独立电台”去工作。这些电台员和密码员通常把他们的情报直接送到重庆，而不与本行中其他局的人员接触。[50]

不管怎样，雅德类的班子在整个1939年里不断扩张。那年共有200多个学员接受了培训，重庆的黑室截收了发往日本军队的2,000多万条秘密的广播和电报通讯。其中约有2万条得到专门的研究和估价。最大的突破是在1939年年终，雅德类和魏大铭破译了日本空军的密码，向羽翼未丰的中国空军和陈纳德的飞虎队提供了日本一次重大空袭的情报。[51]

在这些成绩面前，雅德类感到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识，而且工资也太低。他开始想家，时而大量喝酒，时而滴酒不沾。他开始想办法挣钱，打算要么把钱送到美国，要么直接支付艾德娜·冉瑟娅的开支。[52]与此同时，驻重庆的美国副武官大卫·白锐特上校获悉了关于雅德类在战时首都活动的小道消息。战争部G-2的负责人E.R.W.麦克勃上校证实了这些消息，但他告诫白锐特，在接触雅德类时要谨慎，因为军队已经建立了一个秘密侦收部门，来破译日本的军事和外交密码。而雅德类同样地谨慎，因为戴笠警告他别同他本部以外的外国人或中国人搭档。[53]

白锐特和雅德类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0年2月22日。雅德类告诉这位美国武官，他准备在中国待下去，很有可能被派去领导一个新的全国性的中国黑室。他也谈了向美国战争部秘密提供日本军事动向的可能性。白锐特从麦克勃上校那儿得到了谨慎的批准后，在3月8日又与雅德类见了面。雅德类答应提供关于破译日本密码的全部技术信息，以换取每年6,000美元的报酬支付给艾德娜·冉瑟娅，冉瑟娅扣下2,000美元留给自己，其余的再转交给雅德类。[54]

虽然雅德类把他写给戴笠的一份列有19套日本密码的备忘录交给了另一位美国武官威廉·马叶少校，战争部还是拒绝了这位侨居国外的密码专家的提议。那时，美国的情报官员已经肯定，而且后来也得到证实，戴笠是知道这些秘密会面的。事实上，马叶少校应戴笠本人邀请来面谈雅德类的工作。当戴笠自己提出向美国提供破译密码的结果时，马叶少校对此感到意外。但在1940年6月，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开始之前，雅德类表示想离开中国。由于健康状况日下，加上为了他收藏的伦敦杜松子酒在日本人的一次空袭中遭毁而沮丧，雅德类决定回家了。瘦了40磅并因空袭而缺乏睡眠的雅德类于7月13日离开重庆，他没有想到美国的信号情报局已经开始在翻译日本最机密的外交密码“紫码”上有了突破[55]，而且戴笠也已经开始实现他集通讯情报于一个办公室的计划，而雅德类在这个新的机构里已经没有太多用场了。[56]

雅德类回到了华盛顿，与艾德娜·冉瑟娅团聚，并在信号部临时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成为加拿大监察站的密码分析家。他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后来他又回到华盛顿，在13街和H街之间的拐角上开了家叫“贺德”（Le Rideau）的法国餐馆，接着又当了物价管理局的一名配给执行员。[57]1945年他与人合写了一本小说《天下乌鸦一般黑》（Crows Are Black Everywhere），是关于一个女记者在重庆的历险记。12年之后，又出了一本叫《一个扑克牌手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Poker Player）的畅销书。他在1958年8月7日去世，并作为荣誉军人被礼葬于艾灵顿国家公墓。[58]

雅德类给戴笠带来了密码术，尽管他才华横溢，他还是无法向军统提供欧美训练出来的通讯专家所具有的全面的技术。戴笠想用建立一个专门的军统黑室来战胜自己在中国情报界对手的努力暂告失败。

密码战争

1940年初春，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将密码破译集中管理，蒋同意了。1940年4月1日，一个叫作“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全国密码中心成立了。但是，使戴笠失望的是，温毓庆被提拔为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并由魏大铭和毛庆祥（蒋的机要秘书）做他的副手。在温和魏之间立即展开了一场控制研究室的斗争。1940年6月初，温毓庆为体检去了香港，从此一去不复返，这为密码中心代理主任魏大铭调进他自己由雅德类训练的密码分析人员敞开了大门。[59]

在追踪温毓庆途经香港去澳大利亚的路上，发生了戴笠一生中最耻辱的一段经历：戴将军被香港的英国警察逮捕并被当作一名普通的囚犯被监禁过夜。[60]在温离开重庆去香港后，戴笠将军立刻随之跟踪而去，欲把他召回来。戴笠一到启德机场，便看见乘客们正穿过机场，准备乘泛美公司的飞机去马尼拉。他一眼认出了其中的温毓庆，温正在与美国驻重庆的海军武官麦考上校握手。片刻以后，恼怒之极的戴笠却被机场的英国警察扣住了。警察们是从戴笠手下一名特务的妻子提供的照片上认出戴笠的。戴立刻被抓了起来，扔进了坐落在九龙的警察总监狱。[61]

由此导致出一系列的活动：军统情报人员纷纷向重庆报告，说英国人在日本人的威慑下逮捕了戴笠；蒋介石政府因此动用了所有的外交手段。次日早晨，香港警察署长亲自确保了戴笠的释放，并转达了香港总督邀请他去府上做客的信息。然而，戴笠将军坚决拒绝在没有中国高级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出狱。鉴于这种情况，国防部的一位将军从重庆飞来，目睹了戴的释放，并陪同他返回国统区。这段遭遇使戴笠对英国及其情报部门深恶痛绝，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未来几个月里同美国间谍机构的联系。[62]

在重庆仍有雅德类的学生。魏大铭使用这些专业人员再加上日本的战俘，破译出日本空军的一些密码，在通讯战线再传捷报。通过对这些军事信号的监听得出的情报表明，日本正在准备偷袭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据说，戴笠命令他在华盛顿的军统头目肖勃少校通过中国首席武官郑得权向美国海军情报处传达这一信息。据后来中国方面的说法，美国人显然把它看作是个奇怪的念头而感到可笑，他们不相信魏大铭的特种技术研究室具有获得这种重要情报的能力，于是对此信息未加理睬。[63]

在中国国民党人的记忆里，1941年12月7日对珍珠港的偷袭震惊了美国战争部。美国信号情报界，尤其是海军情报署突然对戴笠刮目相看。为了解日本的军事密码，他们立即开始争取与中国的合作，而美国海军也开始积极亲近起肖勃少校来。[64]

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倾向戴笠时，正值这位中国特务机构头子本人在国民党内部的低潮期。在这之前的1941年3月，一组反军统情报机构的官员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申诉状，指责戴笠在管理上为所欲为。被军统的放肆所激怒的蒋撤销了魏大铭的职务，并任命他的前秘书毛庆祥领导特种技术研究室。[65]

作为一个缺乏理工或电子技术背景的政治人选，毛庆祥带了一批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律师和文科人员来。这引起了特种技术研究室专家们的不满，他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公开对毛及其下属表示蔑视。但当戴笠企图利用这种不满而对毛进行公开挑衅时，蒋介石站到了他的秘书一边。1942年1月，蒋介石下谕：“命令所有来自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的人员于（1942年）2月底之前离开（特种）技术研究室。”[66]

这是对戴笠沉重的打击，他比以往更加意识到，若要在向蒋介石汇报的军政情报方面战胜自己的对手，就必须获得美国的电台技术。[67]

当时的局势，就像一个亲共产党的观点所表示的那样：

戴笠除希望美帝方面多供应一些当时军统所急需的无线电通讯器材外，更希望美帝能把它专搞密电码翻译的一个叫作“黑室”的机构与设备，分一部到重庆来，以便偷学到美帝的那一套东西，而把自己所懂得的侦译日本空军的一点经验保留起来作为本钱不让美帝特务学过去。[68]

总而言之，中美双方均感到在获得信号情报方面进行秘密而谨慎的合作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即将诞生的中美合作所的舞台渐渐成形了。

注释

[1]William Pfaff，“Secret Nature of Spies’Business Invites Folly”，Miami Herald，December 16，1986，21a。除了信号情报和地图绘制领域外，对战时间谍行业进行挖苦已成为一件时髦的事。关于相反的观点，见Persico，The Kreml in Connection。

[2]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8页。

[3]Yeh，The Liu Geqing Affair，p.22。据我们所知，戴笠的情报机构从未采纳过克格勃爱用的一次性密码簿制度。这是目前人们知道的最安全的密码系统，因为只有收发双方才有密码簿，而且每页只使用一次。首先由一个密码簿指定密码的含义，如“防御”可以是3765。该数码随即与一次性密码簿中的第一组当中的一个数字相加，如1196，构成双重保密的总数4961。这被称为费布罗纳奇制，又称“中国算术”。根据这种制度，9以上的数字不进位，从而造成随机分布。Wright，Spycatcher，p.227。

[4]第一期学员可能只有12名，其中10名毕业于杭州警察学校。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6页。

[5]同上书，第37页。这个更有效的部门于1933年3月18日开始运作。

[6]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8页。第一期学员毕业后，训练班搬到了雄镇楼30号。整个培训课程起初为6个月，在第三期后延长为一年。

[7]1927年8月26日孙传芳对南京的进攻最终使国民党领导阶层相信了使用短波电台的重要性。何应钦和白崇禧由于使用了电台而赢得了龙潭战斗的胜利。Chang and Meyers，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pp.108—109。

[8]这个通讯网络可能包括了郑来（音）在1928年用于从上海传送银行情报的发射机。该机曾引起英国警察和情报人员的注意。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9686，October 22，1928；November 7，1928。

[9]通讯部经营的商业电台充斥着航运和贸易信息，而且这些编码传递的信息并不受到保护。Yeh，The Liu Geqing Affair，p.21.

[10]Xu，The Invisible Conflict，pp.56-64.

[11]Yu，American Intelligence，pp.114-116。温毓庆是个优秀的人选。他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曾在清华大学任教，后到财政部关税局工作。

[12]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8页。

[13]同上书，第128-129页。戴笠曾命令魏大铭派他手下20名人员和温毓庆一起工作，其中有陈祖舜、竺笠民、赵世康和杨仕伦。后来，魏大铭派陈祖舜到温毓庆创建于长沙、战争爆发后迁移到桂林和昆明的侦察台工作。

[14]Yeh，The Liu Geqing Affair，pp.21-22；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抗日情报战地一、二集》，第1、76页。

[15]他的原名是魏金生，家乡在浙江平湖。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8页。

[16]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抗日情报战地一、二集》。引自Yeh，The Liu Geqing Affair，p.22。

[17]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7页。

[18]这并不说明魏大铭喜欢戴笠。见Coble，Super 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p.17。

[19]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8页；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1-242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96页。英国的情报大多来自对信号的截收。1939年以前，英国情报局主要的截收台设在香港湾昂船洲岛的一片荒野上。Aldrich，Britain’s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in As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pp.186-187。关于香港的特工运作的情况，见《二次大战香港华人特务警察队特刊》，香港：1949。

[20]T.V.Soong Archives（Hoover Institution），引自Yu，American Intelligence，p.112，并见pp.119-120。

[21]Yu，American Intelligence，p.120.

[22]该所每天截收二三百份电报，并能破译其中的60%—80%。同上书，第119页。该所也同其他单位协调进行破译活动。原保泰：《戴笠与兰训班》，第162页。

[23]Yu，American Intelligence，pp.120—121。王芃生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日本专家。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3：391—393。《民国人物大辞典》，第56页。

[24]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8页。

[25]该书激怒了日本当局，因为雅德类在书中透露，美国人在1921年的海军会议以前已经侦破了数以千计的东京官方电报。雅德类接受了7，000美元后，向日本大使提供了黑室电报的副本，并答应不公布美国人在会议上是如何利用截收到的情报迫使日本接受了对自己海军不利的协议的。日本外务省内部的一份秘密备忘录谴责该书的出版为“赤裸裸的欺诈行为”。Leyton，And I Was There:Pearl Harborand Midway，p.30，p.41。

[26]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21页；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1页。

[27]Bamford，The Puzzle Palace，pp.22—23.

[28]同上书，第23页。

[29]该法是在1912年7月8日美国签订国际电报条约后制定的。

[30]它所涉及的是1910年建立商业法庭的法律。该法律规定电报公司为公共邮递机构，并禁止把任何委托给它们的信息透露出来，（36：1 Statute sat Large544—553）。经1920年交通法确认（41：1同上书，第474页，与David Kahn的私人交流）。

[31]Bamford，The Puzzle Palace，pp.24—28。该公司确实编制出了一套颇为赚钱的商业密码，被称为“统一贸易密码”，畅销一时。

[32]Bamford，The Puzzle Palace，p.29.

[33]雅德类于1919年12月12日破译了该密码。

[34]Bamford，The Puzzle Palace，pp.25-27.

[35]Yardley，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pp.xiv—xv他还通过在纽约皇后区进行房地产投机赚了一些钱，但他急需另一笔钱来赡养他的妻子（他们后来于1935年正式分手）和5岁的儿子杰克。

[36]同上书，第xv—xvi页。

[37]同上书，第6页。“在我们滞留（海丰）期间，神通广大的砍手很周到地为我们安排了娱乐活动。他的部下带我们到出租舞女酒吧，请我们喝香槟，还有一个漂亮的、牙齿发黑的安南女郎陪我一直尽兴地跳舞到凌晨两点。”

[38]用图克曼的话说，重庆“地处突出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一座石崖上”。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70，p.261。

[39]Yardley，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pp.7-8.

[40]同上书，第15页。雅德类用罗马字母拼出的街名是Shien Tung Cai。同前，第31页。

[41]同上书，第14页。

[42]同上书，第14—16页。

[43]Yardley，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p.16.

[44]同上书，第xvi-xvii页，p.16。为了娱乐，雅德类经常光顾政府为外国人开的重庆宾馆，在那里喝酒，并同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这类人打牌。怀特当时在为国民党政府做宣传工作。

[45]同上书，第18、26-28、34页。

[46]真正的“黑室”是附属在公馆里一个叫作“豁芦”的绝密单位。“豁”字在此也含有破译密码的隐意。它直接归戴笠领导，所有的成员都不允许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张成新：《戴笠与重庆豁芦》，第158—159页。

[47]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8页。

[48]同上书，第126页。该单位设在武昌平阅路30号。戴笠是挂名领导，魏大铭是他的副手和实际负责人。每期学员约30人左右。

[49]同上。

[50]舒季衡：《国民党军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概况》，第169—176页。Yeh，The Liu Geqing Affair，p.20，pp.22—23；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6页。

[51]Yu，American Intelligence:The 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in China，pp.121-123.

[52]根据梅乐斯道听途说来的消息，雅德类在这一时期曾“和姑娘们厮混”。Miles Papers，Box 3，“Notes”。

[53]Yardley，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p.xviii.

[54]同上书，第xviii-xx页。

[55]首次对“紫码”的获悉是在1940年9月。在1941年春，美国开始与英国互通这份密码。Hinsley，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p.115。

[56]同上书，第xviii-xxii页。

[57]据说加拿大政府在温斯顿·丘吉尔的坚持下解雇了雅德类。Smith，OSS，p.246。

[58]Yardley，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pp.xviii—xxiv.

[59]温毓庆在香港一直呆到1941年12月，然后他逃到美国，在宋子文设在华盛顿的中国国防物资办公室做助手。D.C.Yu，American Intelligence，p.124。

[60]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30；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7—28页。

[61]英国人对香港的军统电台和杜月笙的间谍活动格外注意，这些都进一步引起他们对戴笠的厌恶。他们怀疑戴笠准备在日本人投降后取代他们。关于这一点，1943年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在给史迪威（Stilwell）的一份备忘录里说，美国在把日本赶出缅甸和马来亚半岛时，无形中帮助了英国恢复他们在那里的王国。“美国的年轻人为什么要为英国和他们的卫星国法国及荷兰收复殖民地而死呢？”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against Japan，p.5。并见Chan，China，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p.266；F8767/ G，3/9/41，in FO 371-27710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62]唐纵（手稿）、姚孔行编：《从结识戴笠到任职侍从室——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第113—114（1972）页。Miles Papers，Box 3，“Notes”。

[63]群众出版社编：《蒋帮特务罪行录》，第1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4页。奥德锐其（Aldrich）坚决否认存在预先警告的说法，也否认关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出卖理论”。该理论的要点是：英国和美国不仅都破译了日本外交密码“紫码”，而且也破译了其海军运作密码“JN—25”。事实是，这两个国家的确对JN—25有突破，但此密码在1940年12月被JN—25b取代了，然后，在1941年又相继被JN—2b7和JN-2b8取代。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pp.60-72。并见Stafford，Roosevelt and Churchill，pp.116-124。

[64]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8页；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第214页。

[65]不过，魏大铭确在1942年福建建瓯的井歧建立了一个东南电讯班，由他直接领导，但常务由他的副手朱定邦负责。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6页。

[66]Yu，American Intelligence.pp.124-126.

[67]Smith，OSS，p.66.

[68]沈醉：《军统内幕》，第231页。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

梅乐斯是个非常阴险狡诈的人，也是一个中国通。他在和戴笠“合作”的几年中，主奴关系是处得非常之好的。主子对奴才是宠爱倍至，使得奴才们也恭顺异常。他很了解戴笠的为人，表面上是好胜逞强，骨子里又是另有一套。所以每次他和戴笠在有军统大特务参加的会议上，从不直接给戴笠下不去。每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而要坚持他的意见时，他总是用“让我考虑一下”这句话敷衍过去，等到他回到办公室，便立刻以书面的备忘录通知戴笠。戴笠接到这类与他意见完全相反的通知，有时虽然还要发一下脾气，但过了一会儿便得完全依照这一通知去办，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梅乐斯从来不当着戴笠的部下给他难堪，所以戴笠便往往可以向部下夸口他和梅乐斯之间不但完全平等，有时梅还得听他的。其实天晓得，我在那几年中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件稍许大一点的事戴笠能自己做主而不听梅乐斯的话的。

沈醉：《军统内幕》，第266—267页

海军的关注

沈醉急于把戴笠描绘成一个对美国顺从的人，但他对他的前上司、军统头子和美国海军官员梅乐斯之间关系的形容并不准确。梅乐斯从一开始就对戴笠作为中美合作情报业务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表示坚决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意在对战时合作中的中方利益的认可，而且也确认了他自己作为海军官员在中国舞台上的关键角色。[1]美国军方尤其是情报局和美国陆军的确曾极力表明，在戴笠的军统和美国之间的共谋，第一个就是海军事务：

二战后的海军少将梅乐斯

珍珠港事件之前，肖勃少校向美国信号团建议提供信号通讯方面的帮助。这个建议被束之高阁。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有人找到陆军G—2，但谈判没有成果。这以后又有人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和海军情报局（ONI）联系。但结果不了了之，因为OSS和ONI都各有自己的打算。与海军准将梅乐斯有八年交往的肖少校与梅乐斯准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谈论了关于在中国沿海组织海上袭击的事。梅乐斯准将向莱希上将报告了这些建议，后者立刻予以准许。总司令也批准了。[2]

其次，根据梅乐斯准将接受的、美国政府批准的条件，包括情报局在内的中美合作所几乎完全服从于中国秘密特务头子的领导。正如邓诺文（Donovan）将军对总统罗斯福说的那样：“根据中美合作所的规定，我们于1942年4月到中国，但只作为戴笠将军的中国情报机构的伙伴……对戴将军来说，创建中美合作所是一个接受物资援助的机会，同时亦可得到保证，如果情报局必须得到中国认可，那么起码所有的活动都得在他的控制和持续的监视之下。”[3]

成立中美合作所的初步措施，是在美国对日宣战后于华盛顿开始的。美国海军的当务之急是绘制太平洋中西部的气象图：这个任务要求来自亚洲大陆气象站的气象数据。当肖勃和梅乐斯在华盛顿某旅馆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首次讨论成立中美合作所问题时，这两人考虑了以美国人向国民党交换通讯情报来换取在中国建立气象站的合作，地点包括中国北部和西部在内，那里最适于观察西伯利亚和戈壁滩的气象模式。那次初步会面之后，梅乐斯征求了上司们的意见，并获得了他们对这个起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计划的赞同。但肖勃却在其中预见到了更远大的机遇，于是他通知了重庆的军统。在蒋介石批准了戴笠与美国人建立关系后，美国使馆武官们和军事统计局的一组中国官员们之间，才举行了一系列更加正式和高层次的会谈。[4]

梅乐斯的中国使命

梅乐斯于1942年4月5日离开纽约，由西向东飞往中国。同机的还有艾德加·斯诺及各种军事人员。他们在巴西短暂停留，然后穿越大西洋到达非洲，直至开罗，再到卡拉奇，又途经孟买、科伦坡和加尔各达。在那里，从新德里与美国高级专员开会回来的海军陆战队上校麦克修（Mchugh）、驻重庆海军武官及美国大使高斯（C.E.Gauss）又加入了这一行人。[5]他们乘坐的飞机是中国国家航空公司最后一架经曼德勒飞进重庆的飞机。飞机在昆明着陆，然后在嘉陵江上空惊险地飞行之后，最终到达重庆。[6]

驻华盛顿中国使馆军事副武官、戴笠的特工肖勃少校

在茅草盖起的海关棚子里，一名官员将梅乐斯拉到一边，问他是否认识肖勃。那人显然是戴笠的特务。在他把梅乐斯从其他旅客中拽走之前，麦克修上校向梅乐斯表示愿意用自己的房子来接待他。但梅乐斯已经决定与使馆人员和阿尔冈·路瑟（Alghan R.Lusey）领导下的情报局使团保持距离，于是他跟着戴笠的司机去了当地的一个旅馆。[7]

梅乐斯一到重庆便处于军统的监视之下。接送他到使馆并最终送他去拜访杨宣诚将军（中国军事情报头子）的褐色雪佛兰（Chevro-let）是军统的车子，司机也是戴笠的特务。这辆车还带梅乐斯、麦克修上校和杨宣诚将军去了戴笠的一个秘密住宅：“一个有点像迷宫的房子”，到了那里，杨将军就把美国人交给了军统的一个助手，然后识趣地离开了，这使梅乐斯感到意外，因为严格地说杨的军衔高于戴笠。穿过一个又一个狭窄的通道后，他们终于被带到了一个客厅，被告知在那儿等着戴将军。[8]

将军只让我们等了不到一分钟，便带着微笑进来，露出了一嘴金牙。他是一个略显壮实的人，没我那么高，大约5.7英尺。他穿一身中山装式的黄马裤尼便服，上装扣到脖下，烫得非常平整，有一个高翻领。我觉得，他比肖少校给我看的照片要年老些。我所见到的照片中没有一张暗示过他那双分得很开而且犀利生动的黑眼睛。他说话很快，常常讲对我来说不知所云，甚至连麦克修也不熟悉的方言。但那个与将军一起进来的翻译轻车熟路，使我们的谈话十分顺利。我随身带了两件小礼物：一件是为肖少校带的Minox照相机，另一件是我给戴笠的个人礼物——一把38口径的短管自动手枪。它与我携带的那把完全一样，他立刻佩带上了。[9]

会见中，梅乐斯感到自己一直被戴笠审视着，他尤其对美国海军军官们在科伦坡滞留感到好奇，那里是英国的盟国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部的所在地。梅乐斯后来意识到，这说明戴笠对美国人可能很接近英国情报机构而感到担心，后者在那时刚被挤出中国。[10]显然，梅乐斯让他的主人放心，特别是在他表示想让将军替他在中国人控制的领土上安排旅行时。因为戴笠在结束谈话时向他保证，等原来的人一腾空，就会给他一个单独的住处。[11]

几天后他拨给梅乐斯住的公馆正是“神仙洞”：原重庆市市长的住宅，先是让雅德类住，后来成了重庆警备司令的公馆。梅乐斯搬进神仙洞（就像刘镇芳所翻译的那样）的那天，他应邀参加戴笠将军的全局大会。中美双方交换气象报告、电台侦收情报以及在内陆水域布雷的计划的活动正式开始，并得到认真的实施。[12]

不久，戴笠为梅乐斯举行了必不可少的欢迎仪式，梅乐斯再次提出要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和敌后至沿海地区旅行。戴笠的反应非常积极，因为，他把这看作是一个既能向梅乐斯显示军统统治的威力，又能将他们的合作计划推向崭新方向的机会。梅乐斯提出携前上海全球无线电记者、现又代表重庆的阿尔·路瑟同行。戴将军想必对此感到扫兴。但他最终向梅乐斯保证，旅行的邀请也包括路瑟，同时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坐卡车或步行穿越东南部的悬崖峭壁到达福建省多岩石海岸的艰苦跋涉，由戴笠本人亲自带队。[13]

中国沦陷区

虽然梅乐斯很容易对一切产生好感，但戴笠在前往中国沦陷地区的旅途中仍然表现出色。日本人也许在白天控制了主要的通讯线路和城镇，但到了黑夜，在他们四周环绕行动的往往是走私大军、海盗、地方抵抗分子和向军统提供信息和资助的难民们。在绝大多数村镇里，地方执法当局表面上都支持汪精卫伪政府，但他们的警察头目往往都是军统体系的人，要不就是通过战前戴笠主办的警察训练班而认识军统的人。[14]尤其是在华东地区，戴笠有他自己的“忠义救国军”，其司令靠他提供物资和设备。当日本军队从密探那里得知附近有国民党军队和西方观察家，准备对其进行包围时，戴笠总是及时听到风声而得以转移到他们在沿海的另一个安全据点去。[15]

在仙霞岭以南，即戴笠的家乡保安镇所在的浙江边界对面的福建南部的浦城，日本人差点把他们抓住。日本飞机开始轰炸这个镇子，迫使戴笠他们放弃了驻地，在夜幕的掩护下躲进一片稻田。轰炸机飞过之后，戴笠转向刘镇芳，要他对梅乐斯——中文译名梅深冬——提出一个建议。[16]

告诉梅深冬，我想让他武装我的5万游击队并训练他们与日本人作战。他行不行？……美国对中国有很多需要——为你们的飞机和海上的船只导航的西北气象报告——关于日本人的意图和行动的信息——我们运河里和海湾的地雷——我们在海岸对船只的观察——还有发送这些情报的电台……我有5万优秀的人……他们是从最恨日本侵略者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但他们只有土造或者缴获的武器，而且大都没有受过训练。但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你们的需要，那么你们的行动则要受到保护，而你们的人手不够。所以，我的人若能够武装起来并且受到训练，那他们不但能够保护你们的行动，而且也能够为中国效力。[17]

梅乐斯（他拒绝了戴笠给他一个中国军衔的提议）对此很感兴趣。戴笠等于是在提议建立一支5万多人的中国游击队，由中美联合指挥。路瑟对此感到怀疑，他主张谨慎从事，在与蒋介石的这个声名狼藉的特务头子进行合谋之前，应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18]但梅乐斯认为他接受的“骚扰敌人”的命令就包括这一类的互相合作，而且戴笠既不是一个刺客也不是“一个使任何美国人都会感到耻与为伍的中国OGPU（前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又称“格别乌”）头子”。于是梅乐斯决定开始这项计划。[19]

中美会谈

虽然梅乐斯一行人的海军先遣队是在1942年9月到达重庆的，但戴笠和梅乐斯之间的正式会谈直到冬天，等这两人在戴笠磁器口的别墅里会面时才开始。[20]军统这方面要求通讯设备、美国武器和交通工具，以及人员训练。梅乐斯同意了（他于1942年9月22日被正式任命为美国情报局远东协调员）。双方让美国把气象人员和设备，连同武器（史密斯和威森左轮手枪、可特45口径自动武器、汤姆森冲锋枪等）及给戴笠准军事力量的大量军火一起带到了重庆。[21]戴笠对美国人的速度和大方感到非常满意，他觉得美国人与十分吝啬的英国人完全相反。但他也反复叮嘱梅乐斯照管军统“武装特务部队”的训练，他们也需要通讯和医疗设备。[22]

1942年的新年除夕，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开始执行梅乐斯—戴笠协议，它规定中美合作所的所长为中方，副所长为美方，双方均有对该单位行动计划的否决权。[23]几天后，1943年1月初，路瑟把协议草案带回华盛顿后，它便被打入冷宫，一直等到梅乐斯本人回到那儿，亲自要求执行这个协议，派遣一支海军先遣力量直接在金上将指挥下运作。陆军及海军情报局对这个协议提出质疑，结果马歇尔将军给重庆发信，建议梅乐斯及其他美国人直接归史迪威（Stilwell）指挥，而戴笠及其中国部下则归中国战区名义司令蒋介石领导。[24]

史迪威将军反对双重指挥系统（在那时被称为“友谊工程”）的想法，他认为这样做行不通。[25]“这样我们就得不到戴笠的合作。戴将军是个极端秘密和极端多疑的人，他不会允许在他和梅乐斯中间有任何人存在。”[26]结果，史迪威建议梅乐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并在戴笠之下。于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另外颁发了一份指示，规定中美合作所和情报局不受战区司令指挥。初步协议是，戴笠担任中美合作所所长，梅乐斯为副所长，两人各自有对整体计划的否决权。[27]

为在美国逐级执行这个协议，梅乐斯必须被任命为情报局在中国活动的负责人才行。邓诺文将军一开始对这一结果有所抵触，但由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没有把情报局包括在太平洋战区内，邓诺文就不得不为在亚洲的行动而在中国保持一个基地，这意味着“与梅乐斯和戴笠的不愉快的联盟”。[28]就这样，他在1943年1月同意执行这项协议，尽管“很快，就连哪怕是情报局在名义上的独立都遭到拒绝。戴笠对情报局涉入任何中国内务感到疑心，他把自己的盖世太保收集到的情报直接通报给梅乐斯，而后者也不向情报局提供这些情报，直到他完全肯定它们已先被发到了海军司令部为止”。[29]

到了1943年3月，中国方面强烈感到有必要在双方之间正式签署一份“合同”。[30]这个举动本身说明，中国人认为，被美国人称之为“协议”的，是在一个平等合作基础上的安排。整个一个月戴笠的人日夜工作，准备中文版的合同，在把它递交给蒋介石之前宋子文亲自审阅。[31]蒋介石对“合同”一词非常在乎，他让自己的内弟为在美国进行最后的交换签字仪式做准备。[32]

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梅乐斯与威廉·普奈尔【他解除了威利斯·李（Willis A.Lee）的上将职务】、杰夫·梅泽（Jeff Metzel）、一名情报局的代表和肖勃少校一起，把协议草案带给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在上面签上了自己名字的缩写。[33]然后，总参谋长威廉·莱希上将（Willian Leahy）把该文件呈送给罗斯福总统，总统批准了。[34] 1943年4月15日，中美合作所的协议由代表美国的海军部长佛朗克·诺克斯（Frank Knox）和代表中国的宋子文正式签署。[35]邓诺文将军、肖少校和梅乐斯也分别在上面签了名，协议给戴笠保留了签名的地方，他最终在1943年7月4日在重庆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36]

戴笠签署《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

中文版的中美合作所协议要求美国提供足够的武器来组建5个“特务武装部队”和80个“行动纵队”及“行动队”。将组织13个中美合作所训练班，加上4个情报站和一些气象台与无线电广播单位。[37]

美国版的协议申明：“为了在中国沿海、沦陷地区和其他被日本人占领的区域打击共同的敌人，在中国组织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它的目标是，通过共同的努力，采用美国的设备和技术训练及以中国战区为基地，在远东各部分领土上的日本占领区里有效地打击日本海军、日本商船和日本空军，以及他们的矿区、工厂、仓库、车站及其他军事设施”。[38]美国版的变动附带了美国海军参谋长威廉·莱希给梅乐斯的一封信。

戴笠与梅乐斯检阅“忠义救国军”

你被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关注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议的施行和在对日作战中非常措施的支持，以及史迪威将军和参谋长们之间互相交换的报告，史迪威将军曾在其中对由你代表美国在中国领导下参与采取这些措施而表示赞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这个安排，并希望你在对日作战中尽力与中国指定的负责当局合作。总统对此计划有所了解，并批准你根据协议作为美方的直接领导人。[39]

无论中美合作所对双方的军事价值如何，梅乐斯对军统局长坚定的支持，加上这份秘密而正式的协议，使戴笠将军在中国政府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沈醉照例把戴笠说成对美国过分屈从，但他准确地反应了戴笠由于得到美国人的认可而在蒋介石内部圈子里大受抬举。

梅乐斯很懂得戴笠的心理，他为了永久能利用军统这一组织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除了在美国宣传戴笠的种种神话式的传闻和他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使得戴笠感到浑身舒适以外，他还极力怂勇戴笠应当去美国游历一下。而最能使戴笠感激不尽、终身难忘的恩赐，是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见一见这个中国的希姆莱。戴笠听到了之后，知道是梅乐斯替他在美国吹嘘的关系，才使他得到主子的主子的重视。他便愈加感到梅乐斯对他未来的前程关系太大，便更加俯首贴耳了。[40]

虽然沈醉不无夸张，但戴笠确曾与美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被当作他们的走狗。于是，从中美合作所一成立，他在确保自己对其最高控制权的同时，又使梅乐斯以为具有领导权。实际上，尽管美国人不惜血本地训练、武装和部署了每一支游击队，梅乐斯对游击队的战地活动并无实际控制力。

注释

[1]梅乐斯于1917年参加海军，之后被派到美国海军学校学习，并于1922年毕业。“Milton Miles，60，Admiral，Is Dead”，New York Time，26/3/61，p.93；“Admiral Miles Retires”，New York Times，15/1/58，p.14。

[2]“Minutes of Meeting with General Tai Li”，30 January，1945，U.S.Army/Head Quarters，Chungking China，p.3，in General William J.Donovan，Selected OSS Documents，1941—1945.Microfilm Record Group，226.

[3]Donovan to President re：OSS Position in China，SACO，and Tai Li，11/06/44，pp.1—2，in General William J.Donovan，Selected OSS Documents，1941—1945.

[4]肖勃的建议送到重庆后，戴笠和杨宣诚将军（军令部二厅厅长）召集郑介民（军统局副局长）、周至柔（航空委员会主委）、何世礼、伍仁硕等开会。这些人得到委员长批准后便与美方联系，准予梅乐斯进入中国建立一个合作组织。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5页；群众出版社编辑：《蒋帮特务罪行录》，第1页。

[5]阿德雷（Adler）后来把麦克修形容成美国武官中最聪明的人之一，说他由于情报工作做得好而总是“好像胸有成竹”。Sol Adler Interview，March 9，1985。

[6]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p.25-28.

[7]同上书，第28-29页。1942年邓诺文将军的情报局在重庆的代表是艾森·盖尔（Esson Gale），他是一位中年美国教授，曾在国民党盐税管理局工作过。他的“间谍”概念是与孔祥熙吃午饭，然后把饭桌上的谈话当作情报。他的副手是阿尔冈·路瑟，前合众社驻上海记者。（梅乐斯首次与路瑟见面是1942年4月在加尔各达，他得到路瑟的承诺，不与英国人合作。）与此同时，邓诺文派遣费正清，通过美国在重庆的使馆组建一个独立的情报小组。Smith，OSS，pp.244-245；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pp.265-266。

[8]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p.30-31.

[9]事实上，戴笠自那时起就佩带了这把自动手枪，一直到死，这把枪便成了辨认他的方法之一。同上书，第31—32页。

[10]关于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在战时中国的竞争历史，值得专门研究。若想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阅读下列材料：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p.131-134；Smith，OSS，pp.247-248；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6页；和Yu，OSS in China，pp.44-45，pp.164-166，pp.203-208。

[11]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p.32—33。当戴笠建议梅乐斯用化名并穿便装时，梅乐斯和麦克修都非常意外。

[12]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p.33—35.刘镇芳是戴笠的英语翻译。另有一个叫Peter Psn的翻译派给了梅乐斯。Lieut.Comdr.Charles S.Johnston，War Diaries Relating to Police and Investigation Unit，OSS Papers，15/8/43，p.9。

[13]同上书，第39-40页。麦克修上校和美国使馆的人员对此行非常怀疑，尤其是他们想到，英国情报官员曾经获准去沿海，但后来他们根本没有见着海岸线就回到了印度。麦克修说：“没人能与中国秘密特务一起工作，因为他们强调对行动的控制。”梅乐斯的回答是：“咳，这是他们的国家，也是他们的秘密特工嘛。”

[14]在1939年至1942年之间，戴笠也是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的组长。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6页。“美国人获悉，不论是沦陷区还是‘国统区’，戴笠控制了所有地区的警察。日本人进入一个城市以后，总要有中国警察，而担任这些工作的都是戴笠的人。甚至在汉口、上海、南京这样大的沦陷城市，戴笠的长臂膀不知怎的总能牢牢地抓住警察大权。”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66。并见徐肇明：《汉奸周佛海勾结军统及其下场》，第214-215页；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D-8088，17/9/37。

[15]在上海外围的大多数镇子里，伪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军队一般都非常亲善，他们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同一个澡堂洗澡，上同样的剧院。“Interview with Mao Tsu p’ei”，report from Harold Wiens，OSS Headquarters，Chungking.OSS Report XL-10952，31/5/45。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Archives，War Department.U.S.National Archives，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p.4。

[16]Miles一般被叫作梅乐斯，但戴笠管他叫梅深冬，因为冬梅是中国的国花，“它是一种开在死去的、毫无生气的冬枝上的花朵，预示了时来运转。”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36。

[17]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51.

[18]路瑟告诉华盛顿，戴笠的组织“非常有效，使用它对我们很有好处；它也被认为十分残忍，它的核心人员给我的印象是一帮杀手。”Smith，OSS，p.246。

[19]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p.51-53.

[20]同上书，第92页。沈醉：《军统内幕》，第231-232、268页。磁器口靠近缫丝场的杨家山，是中美合作所总部所在地。梅乐斯的办公室和住宅就在它背后的钟家山一带。蒋介石于1942年12月任命戴笠为中美合作所所长。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6页。

[21]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88.

[22]沈醉：《军统内幕》，第231—232页。

[23]“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负责训练游击队、情报组、气象组、破坏组和突击队，并利用美国设备和中国人员建立气象站、电台和电台侦收站。”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11。

[24]同上书，p.113。

[25]Durdin，U.S.Cloak and Dagger Exploits and Secret Blows in China Bared，p.5，史迪威在嘉陵江畔有幢四层楼房，里面安排了军统提供的佣人，他想必知道他对蒋介石充满藐视的评论被戴笠的特务们汇报给了委员长。Tuchman，Sti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p.261，p.359。

[26]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14.

[27]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p.114-115.

[28]邓诺文的情报局代表约瑟夫·海顿博士（Joseph R.Hayden）与麦克阿瑟的情报人员联系时得知，太平洋战区不欢迎情报局，而且麦克阿瑟将军无意进一步探讨此事。但情报局曾在菲律宾安插了一个海军情报官，但此人被麦克阿瑟逮住并送回了家。Smith，OSS，pp.250-251。当过菲律宾副总督的海顿与费正清紧密合作，一起在中国工作，他替国务院缩微拍摄了日本的报刊和杂志。1943年邓诺文把他派到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的总部。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p.88-89。

[29]Ford，Donovan of OSS，pp.267-268。在1943年，梅乐斯除了戴笠特务提供的情报以外，不允许情报局在重庆的研究室处理任何其他情报。Smith，OSS，p.257。

[30]梅乐斯访问过委员长，这个美国人“发现他是一个说话和蔼，很放松的人，根本没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一个独裁者所具有的逼人的个性”。蒋介石对梅乐斯说，与“他所信赖的戴将军”的特工的竞争变得太复杂了，有必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并由两国的总统或有关方面的最高领导人签署。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86。戴笠极端小心地避免使“合同”变成一个两国间“平等”的条约。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第216-217页。

[31]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第214-215页。

[32]沈醉：《军统内幕》，第232-233页；Smith，OSS，p.252；群众出版社编辑：《蒋帮特务罪行录》，第2-3页。

[33]同上。约瑟夫·海顿博士认为这个协议“有损于美国总统的尊严”而表示反对。有关情况请见J.R.Hayden to General Donovan，13/5/43，OSS Papers，Reel 84。

[34]由金（King）和马歇尔签名的转发信件解释说，总统批准了这个文件，由于保密缘故而未经参议院批准。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15。并见，Smith，OSS，p.251。卡德威尔（Cmdweu）认为，罗斯福如此迅速地同意，是因为“罗斯福是海军的人，而莱希上将是他的亲密顾问”。Caldwell，A Secret War，p.58。

[35]“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议”的密级于1947年6月3日由“绝密”降为“限阅”。国务院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份文件的降密不表示反对，便可以认为他们同意。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om the State War 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3 June 1947，in 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Internal Affairs，1945—1949，L/14。

[36]在签字时宋博士评论说：“这个协议若没有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运送供给，那就一文不值。”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16。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中美合作所提供了六架运输机，以使它能独立于史迪威的供给系统。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p.266。到了1944年7月，中美合作所每月接收靠飞机运输来的约175吨物资，其中大多数为小型武器、军火和高效炸药。Romanus and Sunderland，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China-Burma-India Theater，3:159。沈醉说，戴笠实际上是1943年5月在文件上签名的，当时亨利·路斯（HenryLuce）在重庆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代表。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第217—218页。

[37]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5页。奇怪的是，戴笠受美国习俗影响，认为13这个数字不吉利。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载《中报》，1989年7月23日。

[38]Sino 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Agreement，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Internal Affairs），1945-1949，L/14.

[39]未注明日期的备忘录，见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Internal Affairs），1945-1949，L/14。

[40]沈醉：《军统内幕》，第267页。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

美国小伙子们从小就接触工具、汽油发动机、电器、磁体和无线电，可这些士兵们得从头开始，学习使用像改锥这类的简单工具。任何能“砰啪”作响的东西他们都喜欢。但对燃烧弹，别看它破坏力强，他们却不相信这玩意。比如说，炸弹定时器可以在破坏者启动它之后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之后才引爆。但是，这些人对这觉得不过瘾，因为其结果难得有人看得到。

梅乐斯：《一场不同的战争》，第154页

训练游击队

在美国人看来，中美合作所的核心是它的训练项目。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三年里，共有2,500个美国人轮流去中国服役，他们大多数是海军，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中国游击队来与日本人作战。当然，其中有些人到了西北偏远的气象站工作，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岸监视。中美合作所绝大多数的官兵被分配到重庆城外的“歌乐山”总部，或到遍布中国各地的14个分所去，他们把类似童子军战地训练的计划与谋杀、破坏和小组作战的教程结合使用。[1]

美国海军情报人员被派到中国训练军统局特务

虽然只有26,794名学生正式从中美合作所训练营毕业，但其训练点号称为戴笠的军队培训了4万至5万名人员。[2]战争结束后，梅乐斯断言，中美合作所的游击部队包括97,000名中国人员和3,000名美国人员。他宣称：这支强大的力量消灭了71,000个日本人。[3]

无论这些说法的可信度如何，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员认为他们在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训练游击队，使之最终成长为一支地下抵抗力量，以便在美国正规军最终登陆中国海岸时向日本人进攻。考察中美合作所的每一个单位，便会发现他们所通报的敌人伤亡人数并不准确，但这绝对没有贬低自愿为这项使命工作的美国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当这些人在回顾自己的战争经历时，他们感到的是骄傲和对部下的钟爱。由于几乎所有这些美国人在赴华工作之前都对中国一无所知，也不会说最基本的汉语，所以他们有时对环境的误解往往令人可笑。我们相信，当他们中一些人后来得知，自己在中美合作所鼎盛时期，曾经参与训练国民党政权中最恐怖的，专门以绑架、酷刑和杀害等手段从事迫害整个“国统区”里的进步分子的秘密警察组织的时候，他们想必十分震惊，或者无法相信。

文化差距

美国年轻人的这种极度困惑，部分缘于他们对体型略小的中国学员们怀有的好意和长辈般的慈爱，在他们看来，这些新兵往往像孩子似的，他们一方面行动迟缓，另一方面却又极为强硬凶猛。[4]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那些被中美合作所训练点招来的中国新兵们虚弱的健康状况。[5]

游击队新兵是戴笠从“忠义救国军”中或日本人的占领区里挑选出来的。[6]从上海和华东地区招来的人员明显地非常卖力，因为他们在日本人的占领区受过苦，所以复仇心切。[7]但从美国的标准来看，他们的体质“差得可怜”。新兵的平均身高为5.6英尺，体重是140磅。在这帮人中发生过几百例疥疮、结膜炎和溃疡等病案。[8]由于这些人糟糕的视力，对眼力的要求不得不从20/20降低到6/15。然而，这些人具有非凡的身体忍受力，这使人马上对他们产生好感。作为“有效的人的机器”，他们能够每天进行长达48到56公里的急行军，而且“攀登山路时几乎和在平坦弯曲的田间小路中行军一样毫不费力”。[9]

美国教员与中国新兵

在教员们看来，中国新兵之所以优秀，正因为他们原始的适应力。中美合作所的训练官们经常讲起“坚韧”的中国脚，它们只穿草鞋而不穿皮底的鞋子。[10]他们十足的“农民劲”，正如他们动物般的野劲那样，使他们成为出色而凶狠的黑夜杀手，他们非常习惯黑夜行动。于是，美国人“对中国游击队员令人难以置信的夜视力感到惊讶。他们完全像一只猫那样能在黑夜里看得清清楚楚”。[11]被形容成“好学”和“精益求精”的中国新兵们，由于在使用手、脚和腿来击倒敌人方面的敏捷程度，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近距离格斗的要领。然而，这些形容针对的还是一种少年气，而非成年人的熟练。[12]教官们报告说，中国人“带着美国孩子在沙地游乐场上的那种兴奋”参加袭击练习。[13]

在年轻的美国教官们和他们的“学生”之间的文化距离非常大。语言不通一直是个障碍，在缺乏称职的翻译和地区方言繁多的情况下尤其如此。[14]许多教官以为自己很受欢迎，其实绝大多数只是勉强被接受而已。最糟糕的是那些认为必须“用美国军事方式来训练中国人”的教官。[15]

不过平心而论，美国人“把我们知道的所有技术都教给了那些接受训练的人”：单人格斗、爆破、无线电、摄影、医药，“甚至开始有点FBI的味道”。[16]中国人的射击特别优秀，他们兴奋地使用由美国海军提供的新式、干净、快速的武器，换下了他们以往所熟悉的过时的德国、捷克和日本武器（就更不用说生了锈的中国仿制品和老掉牙的鸟枪了）。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他们不应当提供45口径的汤姆森机关枪，因为它们对中国新兵的平均身材来说太重了，但梅乐斯决定，每个训练班的学生在训练毕业后，都应该有扛在肩上的汤姆森机枪或30口径的卡宾枪，或者有38口径的左轮或45口径的军用可特式（Colt）自动手枪。[17]

自然，每件武器都占据了飞往歌乐山的运输机运送给中美合作所的货物吨位的一部分。戴笠要让他所有的外勤特务至少有一把枪。梅乐斯坚持，只有在训练完成后才发枪。关于这一点，这两人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持不同意见。显然这是因为美国人“不论从军事角度还是从感情上都无法理解现代武器对中国的意义”，而戴笠的人全都具有一个“中国人特有的、为得到每一件可能得到的武器的执着的渴望”。[18]

1945年4月一大批学生从第十班毕业了。由于美国军事指挥官无法区别中国人，他们担心美制的手枪和半自动机枪会落到那些冒充的毕业生手里。但怎么能在队列里，尤其是穿着一模一样军装的中国人中间把他们区分出来呢？巴尔的摩来的海军军医格锐夫上尉（R.L.Grief）想出了一个办法：

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军统局特务

你们为什么不用紫药水在每个练习生的背上画个数？当每个人走出列队取枪时，你们看一下他的背后。假如背上有一个数，你们便可以确定他不是海丰警察部队的人，而是我们培训的军营战士。[19]

即使美国教官们能相当肯定当届学生的所属班级，但他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至少有些以前的毕业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训练班中重复毕业。[20]

训练班

中美合作所的第一个训练点设在安徽商业中心徽州以南几公里外歙县雄村的一座山庙里。与军统的培训点一样，因其地名而被训练点成员们称为“雄村班”。[21]一开始只有6个美国军官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巴德·马斯特斯（Bud Masters）少校手下的军人。他们的设备是从重庆用6辆机动卡车拖来的武器和军火。但据说在不远处有6,000名“忠义救国军”的士兵，附近还有戴笠的2,000名“训练有素”的部队士兵，他们似乎都准备好了向训练班提供受训人员，不过据报道，他们都缺乏军火和军用设备。[22]

中美合作所的教官们用了6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一个由320人参加的有关游击战的课程。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首批新兵们都不合格。据梅乐斯回忆：

戴将军的地区指挥官们负责提供人员，但他们转而要哄骗管事的团长们把他们派往这个新训练项目。结果，起先那些被派来的人往往是其所在的部队中最无用的人。只是在我们的训练点显示了其价值并且被全面接受后，他们才把我们真正要的那种人分配给我们。[23]

不过，招来的新兵们搞起走私和间谍来十分拿手，他们经常去上海替美国人搞来汽油、车胎、报纸，甚至面粉口袋——梅乐斯的人用它来运送一种俗称“杰弥玛大婶”，类似面粉样、用来制造炸药的物质。[24]到头来，这个训练班的记录有好有坏，部分原因是日本人把300个俘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全都从当地迁走，导致营救美国战俘行动的失败。[25]

第二班——湖南洪江班，有意选在湖区，离中国海军训练学校水雷制造站不远。美国人计划使用包括海匪在内的中国内河水手和小型船只驾驶员作为海军力量。梅乐斯后来写道：“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想法，但也从未发展过它。”部分问题是“戴将军对船只一无所知，而且他对中国海军的人没有控制力——甚至连在内地的部分，如第二班附近的也没有”。[26]

第三班——临汝班，亦称牛冬班，设在河南，游击队可以在那里骚扰敌人的通讯线路。他们驻扎的山庙叫凤穴寺，豫西朝拜的人都知道这座庙。由于可怕的饥荒和战火，凤穴寺曾颓败不堪。有的和尚搬到了庙的另一面，有几个年轻的难耐饥饿，索性加入了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27]

由于在战斗中装备不足，临汝班的游击队没有牵制住敌人，相反，在日本人进攻时，他们便向西逃散。但训练班本身既表明了在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距离，也显示了军统教官们对正确的政治训练的格外强调。[28]

在临汝训练纵队的美国教官们的头衔都不高，在上士和上尉之间。他们都不懂中文，完全依赖从军统翻译班来的八个翻译，然而这些华侨连最基本的军事词汇都不懂。[29]

结果，只有几个美国军官知道学员们的强制性政治培训，明白他们的四周到处是军统的特工，或者意识到禁止中国军官同他们结交的命令。[30]中国人都住在寺庙里面，而美国人则住在寺庙东边一块平地上建起的有12间屋子的西式房子里。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还有厨师专门为他们做西餐，但他们很少与同住一个营地的中国人来往。仲向白在任临汝班政治教员的四个月里，从来没有跟一个美国人说过话。[31]

除了不能跟外国人结交以外，戴笠的部下也被禁止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并严禁“标新立异”。[32]尽管这是国民党机构，但临汝训练点不允许有任何国民党团体，包括“三青团”在内。而且，每个学员都必须写一份自己的政治背景履历，并和政治指导员详细地讨论这份履历，政治指导员还在饭桌上或类似的闲暇时刻观察学员们的政治倾向。[33]对军统的基本原则，如蒋介石是国家的伟大领袖，军统是全国“清白的”和“最革命的”部分，秘密特工是委员长的“耳目”，以及一个理想的军统特工必须既是个无名英雄，又要具有“革命的人生观”等等[34]，任何人如果有所质疑，便被当作离经叛道者，打上“标新立异”的标签。

第六班是华安班，设在福建漳州。建于1944年8月。在这之前，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崇诗陪同梅乐斯去了福建沿海地区，军统闽南站站长陈达元秘书接待了他们。[35]这三位官员都认为在这个海匪和土匪出没的地区建立训练班非常重要。梅乐斯回到重庆后，说服戴笠在7月里亲自前往曾为出版中心的建阳，与陈达元和闽北站站长王调勋见面。[36]戴笠不仅同意建立这个新训练班，而且决定成立一个“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来监管上海、定海、福州和漳州这四个重要情报站。[37]

华安班从一开始就充斥了陈达元和雷镇钟（他们都是训练班的副主任）控制的纵队之间的派系斗争，其中一个纵队长与戴笠的私人关系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尽管美国教官们积极努力，这个训练项目仍非常松懈。虽然雷镇钟受过军队训练，但陈达元却是个农业专家，对军事一窍不通。[38]军统的中国官员们还对中美同级官员的不同工资感到非常不满：前者每月200元，后者比前者高10倍。[39]更有甚者，4个美国人的伙食水平相当于整个纵队180个中国人的伙食。美国人对整个训练班财政上的控制，显然无助于平息中国人对这种巨大的伙食差别的义愤。[40]

第九训练班的学员们在向前美国海军少校卡普托（Caputo）学习如何处理犯罪现场

据训练班一个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的中国军官说，在1945年7月中旬的一个短战役中，华安班在向日本军队进攻时受挫。但在8月份日本人投降后，华安班占领了厦门。到了年底，训练班改编成“别动军暂编纵队”，后来它跟随陈达元去了台湾。[41]

除此以外，还有九个战地训练点：修水（江西）、建瓯（福建）、玉壶（浙江）、东峰（福建）、息烽（贵州）、临泉（安徽）、焦岭（广东）、港口（浙江）、梅县（广东）。但最重要的训练点是中美合作所第九班，它设在离重庆约20公里的嘉陵江畔的总部歌乐山上。[42]

歌乐山

歌乐山是一片丘陵地带，它分成约6公里多宽、10公里深的3个盆地。[43]一眼看上去，那是个“可爱的地方”，一个松树覆盖的山峦下田园诗般的所在。[44]3个峡谷与主要的山脉形成直角，每个峡谷中小小的农庄之间有潺潺流水相连。[45]

从重庆歌乐山到沙磁区，毗连起伏的丘陵，广阔的山谷地带，长达13华里，纵横20余里，包括渣滓洞、梅园、杨家山、造时场、松林坡、白公馆、五灵观、红炉厂、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杨公桥、朱公馆、步云桥、岚垭等地，都属于“中美合作所”的特区。[46]

军统监狱之一：歌乐山的白公馆

这个秘密隐藏的营地周围有电网环绕，武装巡逻守卫，对擅入者格杀毋论。[47]“从步云桥到歌乐山的村落，全被封锁，不让老百姓通行。五灵观等地的居民，均被强行赶出。在特区范围内，除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美蒋特务外，一律不许进出。[48]误入者便被抓起来杀掉。”[49]

在整个战争中，戴笠的人在美国物资和资金的援助下，把梯田改造成了一片具有800幢房屋的基地。[50]整个基地包括兵营、操练场、兵工厂、靶场、教室、警犬房、鸽棚、无线电通讯室、一个监狱和审讯设施。[51]这三个平行的山谷中以最南面的为最大。[52]那里有戴笠的一些住所，它们是峡谷上面山坡松树林中的地中海式别墅。旁边是军统特务训练营。[53]中间的盆地驻扎了美国人，他们有自己干净的食堂、西式的厕所设备（梅乐斯带了一个马桶到这片山丘，让人在当地的一个陶瓷厂仿造）、礼堂和舞厅，戴笠在那里举行由“漂亮而衣着时髦的中国女郎”主持的宴会。[54]最后，北面也就是最小的山谷中设有一个“严酷的监狱，关于它有很多不幸的故事”。[55]自然，这就是在《红岩》里描述的集中营和酷刑室“白公馆”。[56]

在戴笠看来，中美合作所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是按美国执法机构的模式对蒋介石的特工（尤其是对“刑事警察干部”）进行训练。[57]这个“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将使戴笠组成他自己的调查单位，从而与陈立夫中央统计局的“中国FBI”抗衡。梅乐斯意识到，在这位中国将军的眼里，这便是美国人在中美合作所训练游击队项目中最重要的交换物。[58]

戴将军为了实现他的愿望而不惜一切代价。针对他的这种最真挚的愿望，我们开始“试行”FBI学校的模式。于是查理·强斯敦（Charlie Johnston）少校和4个精心挑选出来的专家带着大量的设备、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想法到达了。[59]

强斯敦（在文职生活中他是一个FBI特工人员，后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法律参赞）携带的专家小组后来扩展到了20多名成员，其中有前FBI特工人员、财政部的毒品稽查官、纽约市警察的排弹专家、火灾调查员、州警以及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地区检察官。[60]这些“摧毁和保卫”的专家们奉命采用最新技术和手段（武器、测谎器、警犬、镣铐、喷妥撒、弹道学等），在监视、审讯和情报分析方面训练戴笠的高级特务。[61]

后来梅乐斯坦白地承认，在歌乐山“我们从来无法把警察活动与游击活动区分开来”[62]。

我们的理论是，尽量训练一些人来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既然戴笠在30年代初建立了一所警察学校，五年来一直主管这所学校，而且从理论上说，中国所有沦陷区的警察都归他指挥，所以我们必须利用他们。于是我们在重庆组织了一个班，并把沦陷区各地的警察局长召到此地，给他们开办类似的课程。[63]

戴笠与梅乐斯向特务面授机宜

对于训练秘密警察，他的理由是，一旦他们回到沦陷区充当傀儡警察的头目，会在拯救成百名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不然这些美国飞行员就会落到敌人手里。[64]

但不论在当时还是此前，这种解释都无法平息这样的抨击，即，梅乐斯和海军情报局用中美合作所来训练戴笠镇压异己的秘密警察，有时甚至目击了对犯人的刑讯逼供。[65]美国国务院和战略情报局都反对在中美合作所里组成一个“FBI的学校”来训练戴笠的秘密警察，因为这像是“戴笠赤裸裸地要确保美方对国民党的内部政治压制的支持”。[66]作为对这些抨击的回答，邓诺文将军通过梅泽上校命令梅乐斯把训练班“警察班”的名字改为“反间谍班”，并指示：“这个班的作用应当尽可能地针对反对敌人的活动”。[67]

魏德迈的担忧

魏德迈（Wedemeyer）在接替了约瑟夫·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的美国司令后，对第九班的秘密警察训练项目特别感到忧虑。在与戴笠的一次紧张的会面中，魏德迈告诉戴笠，他对“把美国的人力和设备用在政治组织上”非常关注。[68]

戴笠回答说，全国军事委员会下的军事统计局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的中央统计局不同：后者主要涉及国内政治安全，而前者则从事战时秘密活动。戴笠说，为此，中美合作所的所有资产都用在了抗日上，除了对“在海军组领导下被称为第九训练班”的间接使用以外。[69]

但魏德迈强硬地坚持：他的意思是“不想让在中国战区里的任何美方人员或军事设备用于政治组织”。魏德迈和他的人员还对戴笠关于军统致力于军事目标的说法提出质疑。当代表魏德迈的G—2的海军中校阿格纽（Agnew）问“杀害叛徒是政治还是军事性质”时，戴将军说，那是军事性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抗日行动。但魏德迈不以为然：“这恐怕是政治性的，除非能把对待日本和共产党之间截然区分开。”[70]

换句话说，除非戴笠能够证明，被军统杀手谋害的共产党人是在为日本人服务，不然这种恐怖主义行动就是出于政治目的，被用来对付蒋的内部敌人。在这方面，魏德迈更加明确地指出“他不同意美国人卷入任何杀害或惩罚中国人”的行动。而戴笠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没有任何美国人会被要求那么做；他们的工作是训练中国人来做。”[71]

他们的确训练了那些人，尽管梅乐斯知道国务院对此表示反对。[72]事实上，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不仅继续培养毕业生，而且根据联合协议第十七条的规定，美国海军还同意为40个由戴笠精心挑选出来的军统学生到美国深造，提供衣食住行和学费。[73]无需赘述，这项计划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开始执行。[74]

美国特别行动官员为了收集情报而训练警察，可到头来却被指控为同右翼独裁政权相勾结，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合作所训练戴笠秘密特工的项目都曾使战时美国情报机构的努力成为赤裸裸的犯罪行为。[75]“既然戴笠的许多职责中也包括蒋的军事情报头子，与他进行部分的技术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中美合作所似乎远远地超出了这一点。戴笠很快就毫无顾忌地利用空运到歌乐山的美国武器来同新四军和其他爱国游击队作战。而梅乐斯的人则企图为戴笠的政治名声涂脂抹粉。”[76]

中美合作所

二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的美国退伍军人——“稻田海军”的“老虎们”——以中国游击队教官为荣，他们作为国民党军事情报局的客人到台湾，去纪念他们的“后方公爵和永久的船长”密尔顿·梅乐斯与“大老板戴笠”的亲密关系。[77]大多数人对这个机构的黑暗历史似乎一无所知，然而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进步记者的笔下，以及在朝鲜战争时这段历史被反复宣传提及。正如麦克阿瑟将军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漫画中被描绘成一个外国魔鬼那样，中美合作所在当地的训练点被形容成美国对中国的入侵地，那里的人是强奸中国妇女和屠杀中国最优秀最开明的进步人士的野蛮动物。[78]

离西安附近的胡县城东北处几英里处是中美合作所训练班，它由中国的“希姆莱”戴笠和美国人联合主办，自1945年以来，在西安被捕的爱国者们被蒙上眼睛或装在大麻袋里带到此地。农民们清楚地记得那些受刑的爱国者们撕裂人心的叫喊声。这个地方一直被荷枪实弹地守卫着。没人敢走近它。县城解放后人们发现所有的囚犯都被国民党特务冷酷地杀害了并留下了成堆的尸骨。[79]

最声名狼藉的地点是歌乐山，后来共产党在那里建了一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堆积了94具尸体的坑，尸体上带有美国马塞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制造的镣铐。[80]

据歌乐山的导游说，在歌乐山对进步人士进行“审判”时，梅乐斯在审判席上坐在戴笠的旁边——判决有时是建立在美国人逼出来的供词上的，这些美国人对受审的犯人用测谎器，或用喷妥撒注射进血管，使犯人失去控制力而说真话的方法。[81]这个带20间房屋的公馆，据说曾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主要的审讯中心设在白公馆后面的一连串山洞里（里面据说有一个镪水池[82]）。据中美合作所集中营16个幸存者之一说，白公馆是一个阎王殿，不幸的囚犯们在这地狱里“经受了48种刑法的7种”。[83]

岩洞本身被形容为一个“渣滓洞”，它本来是个煤矿，由17个长方形的牢房组成，15个男牢，2个女牢。门楣上写着戴笠的手迹：“你的青春会过去，永不再来。想想你的处境，你还有多少时间。”[84]作为答复，囚犯们在牢房的墙上写道：

燃烧的烙铁烤焦了我们的胸膛

削尖的竹签穿透了每一个指甲

冰水灌进了我们的鼻孔

电流击毁了我们的身体……

在地狱邪恶的火焰中

人得到锤炼

直到他的意志

成为金子一样坚硬光亮。[85]

当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逼近重庆，并以出乎任何国民党指挥官意料的速度前进时，歌乐山监狱的看守们得到枪杀所有囚犯的命令。在这之前白公馆里已不断有枪杀：犯人被带到楼下，遭到机枪扫射。1949年11月27日的晚上，看守们在院子里焚烧中美合作所的文件，犯人们被带到了楼下的牢房。据幸存者之一回忆：

指挥官到了后，士兵们很快就在牢房前携冲锋枪列队。哨声响了。士兵们把他们的枪插进了牢房门上的方形窗口里开了枪。我们唱起了《国际歌》。有的喊起了口号咒骂蒋介石。开枪持续了约20分钟，直到歌声和喊叫声渐息时才停住。这时又响起了哨声。士兵们绕到后面，穿过后窗又扫射了几分种。指挥官喊了停火。特务们进入牢房，对着囚犯的脑袋开枪。我在一个角落里，冲锋枪的子弹只伤了我的一条腿。对我脑袋开的枪没有击中，我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们以为我们都死了，但30多个人还活着。我们穿过牢房的门，冲到了院子里。约19个人在那儿被枪杀了，但我们14个人从墙洞里逃了出来。[86]

尽管到了那时中美合作所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它的罪迹却被共产党关于歌乐山的最后大屠杀的故事永久化了。1949年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到达的前夕，中美合作所训练和武装起来的警察们枪杀了两个监狱的囚犯，然后把他们的尸体与合作所的文件一起焚毁。[87]就像上海报纸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反美高潮中说的：“法西斯秘密特务组织的总部中美合作所，由美国海军梅乐斯和中国的‘希姆莱’戴笠联合领导，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而闻名。”[88]

中美合作所的训练项目也为后来中央情报局（CIA）资助下的类似秘密特务活动开了先例。毕竟，CIA的运作方式是在全世界训练秘密警察，尤其是60年代在拉丁美洲。[89]至少有些在巴拿马运河区由“国际发展署”和“美洲学校”主办的警察训练项目发出的回声，与战时美国在华的中美合作所“稻田海军”的经历产生着共鸣。[90]

注释

[1]Deane，Good Deeds and Gunboats，p.118。中美合作所的学员们接受了实施破坏方面的指导，其中包括如何使用手榴弹、地雷、诡雷和公路地雷等。这些都是危险的课程，有时会发生死亡事故。Miles，Personal Papers，Box 5，p.4。

[2]Deane，Good Deeds and Gunboats，p.118；Miles，Personal Papers，Box 5，p.13。国民党的中国资料声称，在1943年至1945年之间有49，180名战斗人员在中美合作所接受训练。“国防部情报局”编：《中美合作所》，第15、46、56、60页。

[3]他继续说道，这些国民党力量的残余仍旧在共产党控制的大陆上斗争——这一宣称反映了梅乐斯本人的反共狂热，也反映了内战前夕中美合作所的一些单位确实与戴笠的人一起向共产党游击组织发动进攻的事实。“那些对日作战的胜利直接归功于由戴笠在杭州训练出来的警察局长们领导的中国警察部门，而且我认为他们仍然在活动。我不敢肯定中国共产党是否杀害了所有这些警察局长。即使没杀也该杀，因为那些人依然忠实于戴笠和我，虽然戴笠死了。”Miles，Personal Papers，Box 3；Address to the New York State Police Chiefs Conference，p.182。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宣称，大量的证据表明，戴笠受过美式训练的游击队曾被用来打击新四军组织。《戴笠之死》，第7页。

[4]面对中国人表面上的粗野，坚持按自己速度办事的美国教官们往往迟疑不决。一个话很少、说起来很慢但课教得很好的美国教官说：“你不能支使一个中国人，你不能催促他。一些美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懂得这一点，但你可以是他的朋友，走在他前头，引导他！”Miles，Personal Papers，Box 5，p.14。

[5]第一训练班的首届游击队学员们在行走了几百里路后就落伍了，因为他们脚上起了水泡，鲜血淋漓，许多人虚弱得连枪都扛不动。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53。

[6]“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员从未短缺过。中美合作所的招生人员会装扮做苦工样，勤快地穿越日本人的封锁线到中国地方官那儿……要求这些地方官帮助提供合适的年轻人。”Miles，Personal Papers，Box 5，p.1。

[7]根据中美合作所的记录，这些人主要都是苦工、农民以及“那些在游击队编制中看到有基本衣食的保证，并能首次和敌人势均力敌作战的机会”的小业主们。Miles，Personal Papers，Box 5，p.1。

[8]临汝训练营10%的新兵因患严重疥疮而无法行走。Report of Major Arden W.Dow to director of OSS，CBI Theater，20/3/44，OSS Papers，p.8。

[9]所有这些都是在伙食极为糟糕的情况下进行的：每日两顿米饭（其中的一顿有个素菜），每周一次猪肉。Miles，Personal Papers，Box 5，pp.2-3。

[10]同上书，第3页。美国官员声称，中国人把拥有皮鞋看作一件“有面子”的事。中国人抓住一个日本士兵后，皮鞋是最先缴获的战利品之一。

[11]同上书，第3-4页。考金斯（C.H.Coggins）中校也是一位海军军医，他认为“他们卓越的夜视力是幼年在一没电二没灯、像烟囱一样布满烟灰的屋子里长期生活的结果”。

[12]对教员们来说，这些中国新兵们“好像把这种训练只当成一个大玩笑”。许多人在课堂上睡觉，在书面考试中作弊，未经允许就把武器拆散而丢失了弹簧和枪拴，还有“随意旷课”的。Report of Major Arden W.Dow to director of OSS，CBI Theater，20/3/44，OSS Papers，p.9。

[13]同上书，第2、4页。

[14]Miles，Personal Papers，Box 5，p.13。在战争中除了学工程和外语的以外，很少有中国学生被挑选出来。1941年秋，每个大学外语系的三、四年级学生都被招来自愿为中国空军的美国飞行员当翻译。其中有些人后来替军统工作。到了1944年当翻译的学生数量达到3，267人。Chang and Meyers，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p.276。

[15]Miles，Personal Papers，Box 5，p.13.

[16]但重要的密码得到谨慎的保护。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43。

[17]同上。美国枪给了中美合作所的新游击队员们“个人的自豪和勇气，在其整个装备中要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加能激发其斗志”。但据道（Dow）少校（戴笠在1944年2月29日访问临汝训练营后，他是该训练点的指挥官）说：“戴将军和他组织里的人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那就是得到尽可能多的武器和设备。我相信，由我们美国人提供的训练只是得到更多装备的一种掩饰。”Report of Major Arden W.Dow to Director of OSS，CBIT Heater，20/3/44，OSS Papers，p.9。

[18]Miles，Personal Papers，Box 5，p.10.

[19]Miles，Personal Papers，Box 5，p.11。在867个受训的毕业生中有757人被授予枪支。

[20]在北京长大、中文非常好的班克斯·豪考姆（Banks Holcomb）起码发现过一次，一些从中美合作所歌乐山毕业的人以前曾经受训过。Personal Communication from John Stewart Service。

[21]第一训练班刚设立，美国人就听说英国指导的游击队训练点就在附近，后来他们搬到了福建浦城，直到战争结束。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50。

[22]同上书，第127页。梅乐斯与戴笠谈了之后便与华盛顿通话，要求向歌乐山的训练班运送弹药、枪支、破坏用燃料及舷外发动机。但这些物资两年后才运到中美合作所。

[23]同上书，第149页。

[24]同上书，第152-153页；Lovell，Of Spies and Stratagems，p.48。

[25]日本军事情报机构起码早在1944年4月就知道中美合作所训练点的存在。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6。

[26]同上书，第157页。

[27]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第126页。

[28]同上书，第127页。除了由文强率领的从军统华北站来的一批助手以外，临汝班的大多数为中方服务的官员都是军统直接分配来的。只有一小部分少校军衔以下的军官不是从军统来的，但他们逐渐都参加了军统。

[29]同上书，第128页。

[30]中美合作所的有些美国官员抱怨中国人的训练课程把每三个月中的一个月拿来作政治训练。后来梅乐斯和戴笠达成的妥协是，把政治训练课放在下午。Miles，Personal Papers，Box 5，Training of Chinese Guerrillas，p.8。

[31]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第130页。

[32]同上书，第129—130页。

[33]同上书，第127页。临汝学员的文化程度有很大差别。有些人是文盲，有些是中学毕业生，还有不少人上过大学。

[34]同上书，第130页。由于仲本人在这些方面的不足（也许是有意在共产党读者面前打掩护），他不得不离开训练班，到洛阳干不太敏感的工作。同上书，第131-132页。请注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全世界充满了秘密特务。“为了扬名或者发财，有名无名的秘密特务们恬不知耻地渲染自己战时的历险记。”当然，这些人物中的一个，便是邪恶的富满春。Miller，Shanghai on the Mètro，p.11。

[35]同上书，第150页。汤淘：《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内幕》，第148-149页。汤淘虽然不是军统成员，但他与军统人员密切配合，逮捕共产党地下特工，并被军统列为“外围分子”。李崇诗在抗战后成了军统上海站参谋。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6页。

[36]英国军事情报机构通过他们的中国站对这一企图有所风闻。MI 2/1753，in WO 208-2874，British War Office Records（London:Her Majesty’s Public Record Office）。

[37]这些情报站分别由庄心田、张元、王调勋和陈达元任站长。军统还在福建沿海设立了一些气象站、水文站和电台，并在建阳回龙寺和东峰各建了一所美军招待所，在建阳成立了一个中美所运输总站，由姜守全任总站长。为了替美国人可能发动的登陆做准备，训练班从上海以南到香港做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中国海岸观察”。Durdin，U.S.“Cloak and Dagger”Exploits and Secret Blows in China Bared，p.5；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1页；Secret Memorandum to Mr.Grew，28 June，1945，in 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Internal Affairs），1945-1949。

[38]汤淘：《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内幕》，第153-154页。

[39]同上书，第156页。汤淘对美国士兵的淫乱大作文章。虽然他没有提到强奸或其他性行为，但妇女们是他们“凌辱”和“纠缠”的对象。

[40]汤淘：《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内幕》，第155页。

[41]同上书，第160-162页。当陈达元和他的部队占领厦门时，前汉奸和日本间谍林一平（即林顶立）给了他一个住处。

[42]另外还有一个外围的第九班，即福建的东峰班。四川的歌乐山驻地由戴笠亲自领导。由于戴笠经常不在，临时主管官员是潘其武。Caldwell，A Secret War，p.65。

[43]中美合作所的第一批人员于1942年10月1日驻进歌乐山。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97。

[44]但是，天气不作美，山谷的气候简直“可怕”，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一些服务人员把它叫作“死谷”的原因。白天的气温可达摄氏40度以上。Caldwell，A Secret War，p.71。关于该地点的出色描述见Carter，Mission to Yenan，p.162。

[45]Caldwell，A Secret War，p.62-63.

[46]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6页。

[47]这个地点如此隐蔽，美国观察家们只是在美国海军人员偶然在重庆出现随即神秘地消失了之后，才意识到它的存在。“日本人完全知道，但是对美国和中国政府官员来说这却是一个绝对机密。”有一天晚上东京电台广播了在歌乐山的美国高级官员名单。“日本人能获得这一情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戴笠组织中的人泄漏出去的。”Caldwell，A Secret War，p.61。

[48]关于越界的最耸人听闻的案子涉及了4个中学生，他们在转悠时误入该地区，被抓了起来。在他们“失踪”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受到酷刑折磨，并被一直关押到1949年11月27日，最后在白公馆被杀害。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6页；天声辑：《美帝直接指挥的“中美合作所”》，第84页。在小说《红岩》里，他们所经受的折磨，通过对小说人物胡浩的悲惨描写表现了出来。

[49]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6页。戴笠坚持，包括美国服务人员在内，任何人一离开歌乐山就不能再进来。Caldwell，A Secret War，p.62。歌乐山地点一建立，磁器口就设立了一个表面上像是个普通商店的哨所，一过哨所便是公开的警卫线。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5页。在歌乐山工作的人，如维修工、造纸工、鞋衣厂家、医院的技工或学校教师，所有的人都必须持特别通行证，或永久地居住在里面。这些人大多数是死亡军统特工（包括被戴笠杀掉的特工）的家属。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63。

[50]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p.83-84.

[51]1949年后，中美合作所机构的中央部分被改造成一个“美蒋罪行展览馆”，其中包括重建的牢房、酷刑室和一个据说用来溶解尸体的酸池。Deane，Good Deeds and Gunboats，p.116。

[52]Caldwell，A Secret War，p.75.

[53]天声辑：《美帝直接指挥的“中美合作所”》，第84页；Caldwell，A Secret War，p.75。

[54]Smith，OSS，p.65。梅乐斯在戴笠的同意下坚持：在宴会和舞会以外，美国人和中国女人之间不能结交。这些女人大都是军统特工的家属，她们奉命在圣诞节这类特殊场合打扮起来招待西方人。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p.138-139，pp.141-142。梅乐斯还强加给美国人一种貌似平等实则天真、无意之中居高临下的规定，要求他们必须像传教士那样遵守东方习俗。他鼓励这些西方人练习像中国人那样走路和蹲着，而不用椅子；让他们和中国人一起随便而自然地吃饭。他们没有自己的俱乐部，没有烈酒，被鼓励喝茶而不是喝咖啡。说脏话会受到批评，每说一个脏字会被罚款大洋一元。同上书，第140页。爱国者们对美国人把农民从特区赶出去的事实大作渲染。天声辑：《美帝直接指挥的“中美合作所”》，第83页。

[55]Caldwell，A Secret War，p.75；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5.

[56]这个同诗人白居易联系起来的山间别墅，据说实际上是四川一个姓白的军阀建造的。在它变成军统的监狱后，许多原关在息烽的犯人被转移到此地。新四军叶挺将军曾经被关押在这里的洪炉厂，中共华南局书记廖承志也曾被囚禁于此。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9页；沈醉：《军统内幕》，第123页。

[57]顺便提一下，在陈可友（中国的福尔摩斯）成为南京第四区队指挥之前，曾在此受训。他在战后在某市担任警官。陈是他女儿写的《坛花梦》一书的原型。陈可友于1985年退休，住在福州。陈彬：《沉寂三十五年的“中国福尔摩斯”》，第70页。

[58]沈醉：《军统内幕》，第238页。

[59]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47.

[60]歌乐山的学校于1943年9月13日开办。到了1945年，50座楼房里共有40多个教官。Lieut.Cmdr.Charles S.Johnston，War Diaries Relating to Police and Investigation Unit，OSS Papers，p.6；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pp.271-272。

[61]Miles，Personal Papers，Box 3，“Address to the New York State Police Chiefs Conference”，p.174；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3；天声辑：《美帝直接指挥的“中美合作所”》，第84页；Deane，Good Deeds and Gunboats，p.118。与此同时，梅乐斯于1943年春天在第九训练点又设立了第二个高级训练项目，专门培训中国教官，以便在教授特别行动方面协助美国教官。这个“助教人员训练班”中的每个学员都曾毕业于军统自己的训练班，他们把这个干部训练班叫作“梅乐斯训练班”。该班的毕业生每人被授予一把刻有“梅乐斯赠”字样的短剑。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1页。

[62]Miles，Personal Papers，Box 3，“Address to the New York State Police Chiefs Conference”，p.181.

[63]Miles，Personal Papers，Box 3，“Address to the New York State Police Chiefs Conference”，p.180.

[64]同上。显然，梅乐斯对此也有他自己的顾虑，尽管和学校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相比，这种顾虑最终让了位。在第九班开班的那个早上，他给梅泽（Metzel）上校写信说：“我不能低估（为犯罪调查学而）继续开办这个学校的重要性。它所具有的政治含义是无法在纸上充分表达的。它对目前的战争和战后的发展，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巨大深远的意义……其复杂性对我来说是巨大而可怕的，但我相信会非常值得。”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p.240。

[65]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对后一点表示否认。“但我从来没有见到任何酷刑的证据……而且我接连几个星期一天到晚与戴笠在一起。”“我们纽约市警察局在中国的专家们说他干的与纽约的‘招供部’没什么两样。”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5。

[66]Smith，OSS，p.254。史迪威派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向梅乐斯抗议第九班的开班。梅乐斯表示，史迪威有本事可以去向战争部、国务院和海军司令部告状。OSS也对此表示了不满，但训练班还是继续培训戴笠的特务。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p.240。

[67]R.Davis Halliwell to General W.J.Donovan，“‘Police Unit’under SACO”，OSS Papers，21/1/44.

[68]魏德迈明确地说，他对第九班的调查与战略情报局无关。相反，他对战区的组织和协调的调查是经过委员长赞同的。“Minutes of Meeting with General Tai Li”，30 January 1945，U.S.Army Headquarters，Chungking，China，pp.4-5。

[69]“Minutes of Meeting with General Tai Li”，30 January 1945，U.S.Army Headquarters，Chungking，China，p.5.

[70]同上。

[71]同上。魏德迈对戴笠说：“他也不要美国人充当针对中国人的密探。”

[72]Miles to Colonel Sin ju Pu Hsiao，Washington，D.C.，5/2/46，Miles，Personal Papers，Box 5.

[73]Lt.Commander Roy D.Stratton and Commander T.B.Nicken，“Chinese Students To Be Sent to America at Navy Expense”，Miles，Personal Papers，Box 3，15/2/45。他们中的1/3是学习警察手段，其他2/3学习财经、运输和商业管理等对中国战后建设有用的课程。海军方面估计，这个项目每年的经费（将从海军经费中支付）约为18万美元。

[74]到了1946年3月，有20个学生集结上海，另外20个在内地等待批准。“中美合作所协议第十七条——支付与电离层项目有关之费用。”Miles Papers，Box 5，20/3/46。海军支付给戴笠184，260美元，算是来自海军工作资金的款项。军统挑选的特务中有郑锡麟、毛万里、董益三、李济中、黄加持、李人士、乔家才、刘镇芳、鲍志洪、聂琮等。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9页。

[75]“我认为，从美国的利益来看，中美合作所是一个灾难。”Caldwell，A Secret War，p.45。

[76]Epstein，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p.350。并见Death of Tai Li，p.91。戴笠对文强说，“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召开过一个绝密会议。会议的要点可以用其保密记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打才有出路。”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载《中报》，1989年7月23日。

[77]SACO News，13：15-22（March 1996）及15：42（Sept.1997）。尤其是：General Dai Li，One Hundred Years，同上书，13：5-14（March 1996）。

[78]People in Shensi Recall U.S.Crimes with Hatred，p.3.

[79]同上。外国左翼记者们认为中国政府在西安的军事学校是“反共封锁和戴笠的盖世太保的大本营”。曾在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当汉奸的合众社前中国记者艾美瑞·安（Emery An），在西安军校主管英语教学。Epstein，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p.315。

[80]Deane，Good Deeds and Gunboats，p.122。第恩这么描述他参观坐落在重庆外的博物馆：“我们转向一个角落并看见了刑具——钉入指甲里的竹签、据说是美国制造的一条软钢鞭、一个用于‘披麻戴孝’刑罚的布满钉子的棍棒……据说戴笠的审讯人员夸耀说他们能让一个骷髅开口。”同上书，第120-121页。

[81]Deane，Good Deeds and Gunboats，p.121。请见《红岩》里在折磨成岗一节中对“一个高个子、身穿白大褂、金发碧眼、鹰勾鼻子的人”的故事性描写。一个指点中国审讯者的、有一双灰蓝眼睛的金发魔鬼，被描写成装扮成医生的美国人。在描述用刑时，作者不断影射医生和药品。Scarry，The Body in Pain，pp.41-42。

[82]同上书，第40页。“在施刑中，世界缩小成一个单间或一系列的房间。在希腊叫做‘客房’，在菲律宾叫做‘安全房’，人们常常给刑讯室起的这类名字，唤起并引起了对通常情况下存在于人类避难所的慷慨而文明的冲动的注意。他们唤起对这种冲动的注意的目的，仅仅是将其作为灭绝它的前奏。”

[83]Pai’s Mansion Pogrom by SACO Told by Survivor，p.2。中国人后来被告知，这个人间地狱是戴笠和梅乐斯合伙建立起来的。下文将会提到，这16个囚犯在被争取过来的看守的帮助下，于那个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之夜逃脱。

[84]Deane，Good Deeds and Gunboats，p.123.

[85]同上书，第124页。

[86]Fu Boyong’s Account in Deane，Good Deeds and Gunboats，p.123.

[87]Deane，Good Deeds and Gunboats，p.116。关于屠杀的故事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又被重新提起：1950年7月16日，在北京和重庆举行了悼念大会，哀悼“分别于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在昆明被杀害”的中国民盟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以及其他20多个在重庆附近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屠杀的”烈士们。Shanghai News，18/7/50，p.2。关于闻一多被杀象征了“汉口统一战线精神”的泯灭，见MacKinnon，The Tragedy of Wuhan，p.942。

[88]Shanghai News，31/2/50，p.4.

[89]Agee，Inside the Company，全书。

[90]当第一个警察项目于50年代中期开办时，梅乐斯准将是巴拿马运河区的司令。对于相信“阴谋”说法的左翼人士来说，这足以证明中美合作所长期的邪恶影响。而梅乐斯准将后来于1958年在智利任海军武官的职位似乎又肯定了这一点：在那里“他又一次为反对革命而贡献服务，开始收集一个年轻有为的社会党政治家萨尔瓦多·阿联德（Salvador Allende）的档案”。Deane，Good Deeds and Gunboats，p.124。

第二十二章 间谍

还有一个极右派的冒险活动，它从一开始味道就不对头，而且我相信，将来美国人会对它感到羞耻的。这就是SACO（中美合作所），美方的领导是海军情报局米尔顿·梅乐斯上校（后来是海军少将）……中关合作所的任务是在正面战场上向日本人进行渗透，收集情报，组织一个沿海观察系统来报告敌人船只的活动，并为将来美国登陆做准备。当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正当必要的。但中美合作所邪恶的一面在于其组织本身，后来它使这个机构变得面目全非。它的全权领导是戴笠将军，即国民党盖世太保遭人痛恨的希姆莱，扼杀中国人生活中任何进步事物的凶手，将里通外国的特洛伊木马派往日本阵营的大师。

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49—350页[1]

中美合作所的业绩

太平洋战争一结束，梅乐斯和中美合作所的一些最积极的美国军人便大肆宣扬该组织在中国战区的成功。[2]日本投降一个月后，梯尔门·德定（Tillman Durdin）在《纽约时报》上高度赞扬这些壮举：

美国人教会了中国人游击战的新技术并给他们新式武器……中国部队原来的使命是保护美国人及其气象站和情报无线电台，后来它发展成为庞大的游击队组织。在美国教官和顾问的帮助下，他们在长江流域和中国的东南地区广泛活动，袭击小股日军，破坏日本人的通讯系统，炸毁敌人在沿海和内河的船只并收集情报……中美合作所的中美人员在日本部队周围不断地活动，他们对日本人在华的每一个行动的监视，全面到了惊人的程度。沿海监视台对敌人船只动向的报告，为美国潜水艇击沉数十艘日本轮船提供了依据，并在一些最重要的海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3]

沿海监视台的确非常有效，帮助美国潜水艇击沉数十艘日本轮船上所作的贡献当之无愧。中美合作所的特工还向第14飞行队提供了情报，协助他们轰炸日军的军需品供应站、船只、卡车、火车和部队，并从空中投放水雷，迫使日本船只进入易受美国海军攻击的水域。[4]中美合作所的气象报告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战役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它使58特遣队能在日本本土上发起第一次全面进攻。[5]

国民党突击队员

但是，中美合作所作为游击队训练机构和情报机构的效力，仍值得怀疑。在其敬慕者眼中，中美合作所的成就是毫无疑问的：

日本人的食品运输遭到如此频繁的袭击，以至于许多日军部队中发生严重的供应短缺。在全国的许多地区，日本人完全被围困在他们的部队驻地，而不敢冒险进入乡村。从1944年6月到1945年7月，中美合作所的部队击毙日军23,000人，击伤9,000人，俘虏约300人，捣毁了209座桥梁、84辆机车、141艘船只和97个军械库和仓库。[6]

梅乐斯本人经常提到中美合作所一些英勇行为的例子：在海丰港准备向长崎运送大米的日本轮船上埋炸药的中国年轻特务，第一训练班1943年9月在江苏的大胆作为，包括刺杀伪省长和导致日本人损失九架飞机的上海袭击战等，绰号“人猿泰山”的约翰·麦特米勒（John Mattimiller）少尉对厦门码头的潜水袭击炸毁了一艘日本货船，等等。[7]还有，戴笠本人被视为在华美国军人的主要保护人，他通过其无处不在的秘密特工和勇猛善战的游击战士们，确保了美国人在那里的生存。[8]

军统的现实状况

其实，很少有美国人参加中美合作所的游击战，因为军统官员曾警告他们说，在中国沦陷区他们会像大块头那样矗出来引人注意。结果，中美合作所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外勤单位，而必须依赖军统的行动队。对这些基层地方部队的指挥，按理应由美中联合组成的中美合作所内部的“军事作战组”负责，由军统正规特务全面控制。[9]

这个组所拟定的一切作战计划，均须先与军统商妥后才能发出去。尽管如此，各地武装特务头子还是不大接受，仍按他们自己的一套直接向军统请示。但为了要得到美帝的武器弹药与美式装备，则又不得不将每次对日作战的伤亡、战绩向中美所汇报请求补充。这些数字大多是经过一再夸大甚至捏造出来的东西，往往与他们报给军统的有出入。[10]而美方却非常重视这些统计数字，并经常对这些单位进行武器弹药的补充，他们根据这些虚报的“成绩”便可向美国政府去要东西。[11]

至于简单的收集情报（说到底这应当是中美合作所在中国最主要的使命），官方的记录比这还差劲。[12]梅乐斯开始对海军情报局从军统那里收集来的情报质量非常失望，这也许是他不愿与军事情报局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Chennault）将军的部下分享这份情报的原因之一。[13]不过，在他对戴笠作了口头和书面的抱怨之后，军统便利用它与沦陷区“汉奸”的关系在上海、南京和华东其他地区来安排特别行动单位，使中美合作所特工能够在这些地方设置无线电发射台，用他们自己对日军活动的报告来补充军统的通讯系统。[14]到了1944年，中美合作所的情报官员倍增到40名，于是戴笠觉得有必要指定军统的一名站长王一心来总管联合情报工作。[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的说法是，中美合作所曾经出过优质的情报，尤其是在关于苏联和中共的活动方面。[16]但在战争刚结束时，共产党文人们贬低了戴笠在这方面的成就，并把梅乐斯形容成“饭桶海军”的一个昏庸的首领，说他误把日本在河南北面的一号战役看作是又一个“抢劫行动”或是新兵军队的一次“演习战”。[17]

戴笠本人曾对中美合作所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这部分是因为他对梅乐斯在提供卡宾枪、手枪和冲锋枪的同时所提供的间谍器材非常欣赏。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天才发明家斯坦利·洛威尔（Stanley Lovell）记得，戴笠和梅乐斯要他制造一种毒药，让中国妓女对日军高级将领使用。后来，他和战略情报局的细菌专家制作了一种跟普通大头别针差不多大小的胶囊丸，里面装了肉毒菌素，可以打开在饮料或食物里放毒。这些毒丸由海军军医塞西尔·考金斯（Cecil Cog-gins）带回重庆，供应给“戴笠领导下的中国谋杀和破坏学校”。[18]梅乐斯还提供了其他伪装的武器，如与做薄饼用的面粉相似的炸药、伪装成照相机的枪等等，他提供的礼品中还包括他个人赠送给中美合作所中方人员的手表、衣服、巧克力和香烟等。[19]

正在发报的中美合作所电台

戴笠还对中美合作所强化军统的通讯系统能力感到高兴。[20]梅乐斯到达中国时，戴笠对电器设备的着迷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个中国秘密特务的头子在重庆十里路以外的一个由稻田环绕的荒废的农舍里建立了一个绝密实验室。实验室的整个部门全都涉及密写：用果汁在一小卷胶片上书写，一旦洗印出来便是正常的照片。还有一些装置完全是为了把普通的商业电台的接收机转变成发射机而设计的：藏在自来水笔里的电报员的发报键，设计成上海产雨伞的天线，等等。实验室还为军统的外勤特务复制了微型的美乐时牌（Minox）照相机，并把纵火物伪装成肥皂和药品等。[21]梅乐斯的人员提供了更强大的无线电发射机和最新的电台侦收技术。他们到达歌乐山不久，便立刻架起了一台战地手提收发机，这台收发机需要稳定的120伏电源，电源来自一个发电机或采用重庆发电厂声名狼藉的不稳定电源。[22]1943年5月以后，无线电侦收工作直接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侯克姆（B.T.Holcomb）领导，他教授中美合作所的技术员们如何使用无线电方向测向器来侦查汉奸的电台，汉奸们用这些电台向日本人汇报陈纳德飞机从昆明起飞后的飞行目标。[23]

蒋介石的军事总部也设立了测向器，以查找敌人的发射电台。这些测向器由魏大铭的上海训练组“三机无线电学校”毕业生操作。[24]当然，正如我们看到的，戴笠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的通讯人员，而且军统破译人员对日本空袭重庆发出的警报几乎无一例外地准确可靠。英国人对中国国民党的早期警报系统十分佩服，以至于他们想征得蒋介石的允许，建立一支由英国和中国秘密特务联合参与的特别情报机构。[25]其结果便是“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成立，这个机构由周伟龙领导。[26]

信号情报

但是，在中—缅—印战区的英国其他情报单位，特别是在墨尔本的军事情报主任，不愿意同戴笠分享信号情报，怕这些情报落到敌人手里。[27] 1943年6月11日，军事情报主任向英国驻重庆武官麦肯（Machin）表示了自己的怀疑。接着，在7月1日，战争部向墨尔本发报说：“我们充分意识到把情报交给中国人很不安全。印度、麦肯和我们都明白，给中国人的任何东西都会以某种方式最终到达日本人那里……麦肯收到情报后，既不重复，也不自动把它交给中国人。我们给他的都是绝密的情报，这些情报我们希望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知晓。”[28]

六个月后，联合情报机构规定了一个总体方针：只给中国人“直接有助于其抗日战争”的军事情报。[29]但这个政策似乎完全建立在由种族主义而引起的怀疑基础上。M 12（英国军事情报局二处）承认“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表明交给中国人的信息曾被泄漏”。并补充说：“但是，基于对一般中国人心理的了解，人们严重怀疑泄漏时有发生。”[30]

1944年6月23日，麦肯给英国战争部发了一份密电，说中国人的军事情报主任郑介民递交给他一封何应钦给卡通·德·维阿特（Car-ton de Wiart）将军的信，建议在中方的领导下成立一个联合办事处来交换关于日本军事部署的情报。这个办事处同时还收集情报，并散发电台截收的电文，同时还把在中国战区进行活动的SIS（秘密情报特工）和SOE（特别行动执行队）的人员组织在一起。[31]麦肯对郑解释说，第二种联合不可行，但他确曾建议实行第一个项目。不过，这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人的角色，他们一旦参与进来就有可能把他们“致命的嫉妒”也带进来。[32]

印度战区的总司令部提醒战争部，它过去曾强烈反对这种情报合并活动，因为这会使中国人进入美英的信号情报系统。考虑到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对国民党情报系统不断向日本人泄漏信息的怀疑，这个联合办事处的存在对印度战区总司令部和白厅来说，似乎都将是个极端的冒险行为。[33]

然而，英国不想完全拒绝中国。[34]白厅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决定，如果直截了当地拒绝中方会损害中英关系，于是相应提议建立一个中英结合的情报搜集机构，“其中不包括军事部署”。[35]一旦SACSEA（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在1944年7月1日明确表示，英国不准备与中国人分享信号情报，中国人便开始对合作失去兴趣。虽然如此，SAC-SEA还是起草了在重庆建立一个中英联合情报搜集和交换局的协议，此机构的英方将向英国大使汇报。[36]

对于有关这份协议的消息，美国人没有重视。8月3日，美国军事情报主任比塞尔（Bissell）将军告诉SACSEA，一旦这种协议生效，“美国情报机构便永远不会完全坦诚”。他还说，参加一个同中国人三心二意的联合情报行动对英国来说将是个错误，尤其是，这可能使国民党通过它来使美英之间产生不和。比塞尔坚持，绝不能让中国人看到这份章程。次日，也就是1944年8月4日，英国答应了美国的要求。白厅让SACSEA通知中国军事情报主任郑介民（当时他正在视察印度的情报工作），在目前的战局下不宜建立一个新的情报搜集机构。相反，双方应当仅在中国现有的中英情报合作基础上进一步交换情报。郑将军在8月22日得到如此答复，“他接到这个消息后没有表现出不满”[37]。

“曲线救国”

盟国对大战中戴笠秘密特工的可靠性很怀疑，特别是军统与汪精卫傀儡秘密警察相勾结以后。当时，这种勾结被认为是国民党情报机构“曲线救国”的战略，即一方面公开与敌人的情报机构合作，另一方面在暗中把成千名低级双料特务渗透到日伪特务组织中去。[38]据中国大陆资料，这个曲线政策曾被蒋介石和戴笠秘密采纳过，时间是从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为统一的傀儡政府主席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间的某个时候。[39]

实行“曲线救国”政策的关键人物之一，是军统南京情报组组长程克祥。1939年秋天，当汪精卫的“和平党”在上海愚园路1136弄壁垒森严的住宅里与影佐祯昭、犬养健（Inukai Ken）上校及日本特务机关梅花社的人员进行谈判时，程克祥开始铺垫与周佛海（政治委员会总书记，并在后来的汪伪政府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及其内弟杨惺华（后来的汪伪财政部总务司司长）的关系。[40]通过拉到的这些关系，程克祥成功地促成了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后来的汪伪税警总团长、汪伪安徽省省长，后又任南京司法部长）、熊剑东（后来的汪伪税警副总团长）投奔戴笠。[41]程还说服了周佛海雇用彭盛木（军统南京情报组副组长）当他的机要秘书，使程克祥能够了解汪精卫与日本主子之间最机密的谈判。[42]当汪伪政府1940年3月29日成立于南京后，彭盛木被任命为财政部顾问，继续为军统提供最机密的内部经济情报。[43]

无须赘述，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双方得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情报交换，从而证实了盟国对戴笠与日本情报机关进行秘密交易的怀疑。[44]结果，对战争中最机密的情报，即已被美英破译的“极端电码”和“紫电码”，国民党当局却被蒙在鼓里。而且，作为开罗会议四强之一，中国的地位有所下降，在后来的英美苏国家元首汇集的德黑兰会议上也是如此。

在南斯拉夫局势上成为罗斯福总统顾问的邓诺文将军，在开罗会议上首次亲身经历了“中国问题”。陈纳德和史迪威将军也在会上权衡这个“友谊工程”的利弊。[45]1943年10月下旬，罗斯福曾命令邓诺文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收集政治情报。在开罗会议前夕，邓诺文向总统概述了中国的情报状况。他认为：“除非我们完全独立操作，独立于中国人及我们的其他盟国，否则我们美国的情报业务便无法开展。”罗斯福同意这个看法，并授权邓诺文告诉蒋总司令：“必须让我们独立行动。”[46]

蒋介石和宋美龄会见陈纳德

邓诺文的访问

这时，戴笠自己陷入了麻烦。一系列的事件使宋子文和蒋夫人对总司令的“间谍王”疏远起来，包括在国民党秘密警察机构里发现了康生的潜伏人员，在中国取消了特别行动执行队[47]，以及华盛顿对军统采用盖世太保模式不断增长的抱怨，等等。结果，当“野比尔”邓诺文于1943年12月2日到达重庆时，他发现戴笠的地位已非坚不可摧。[48]

邓诺文与戴笠

尽管如此，邓诺文仍受到隆重欢迎，包括在重庆警察协会舞厅里举办的满场英语流利、舞姿娴熟女士的招待会。[49]紧接着招待会的是在戴笠公馆里的宴会。邓诺文竭力保持清醒，但他完全低估了自己的对手，认为对方不过是一个“具有中世纪情报工作概念的平庸的警察”而已。[50]

邓诺文以他典型的直率告诉中国的这位秘密警察头子：假如美国战略情报局得不到戴笠合作的保证，那他们将会独自在中国开展工作。戴笠听了勃然大怒，说：他将处死任何一个在中国领土上、在中美合作所以外活动的战略情报局特工。[51]对此，邓诺文拍着桌子叫道：“你每杀一个我们的特工，我们就会杀死你们的一个将军！”

“你不能这么对我说话。”戴笠吼着。

“我就这么对你说话。”

然而，邓诺文有口无心，一旦他把心里话说出来，戴笠倒镇静了下来，两个人旋即又握手言欢。[52]

宴会的次日，邓诺文将军见了蒋介石。对他们的谈话，没有太多的记录，但梅乐斯从担任邓诺文翻译的刘镇芳那里收集了谈话的要点。据肖勃说，委员长告诉战略情报局主任：

你是一个友好国家的高级代表，在这场盟国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你在一个既是异国又是友邦的国家里运作。我们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希望你承认这一点。美国人要求盟国怎么在你们的国家里活动，我们也要求美国人怎么在我们国家里活动。你们不会让另一个国家的特务进入美国并开始活动。你们会坚决反对。同样，我们中国人也反对一个外国特务或情报机关进入中国并背着中国人工作。请记住，这是一个主权国家，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请注意到这一点。[53]

到了这一步，邓诺文除了同意把战略情报局的正式事务暂时交到梅乐斯手中外，别无选择。[54]

然而，与此同时，这位情报局主任开始探索在中国越过梅乐斯和戴笠以外建立独立的情报业务的其他可能性。在中美合作所内部，战略情报局的常规人员的十来个人归约翰·考林（John Couglin）上校领导，而梅乐斯则继续指挥海军人员（他因此在战争结束时晋升为准将）。[55]在中美合作所之外，邓诺文和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战略情报局研究部主任）与陈纳德将军于1943年12月会见，探讨建立一支特别的第14飞行队来收集战术情报，以确定敌方目标。

AGFRTS

1944年4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和空军第14飞行队成立了一个名称非常晦涩的组织：第5329空军和地面部队资源及技术人员（5329 th Air and Ground Forces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Staff），缩写简称AGFRTS，更常见的提法是Agfrts。他们包括战略情报局为在中国独立操作情报业务挑选出来的大批人员。[56]

中美合作所没办到的，AGFRTS办到了，而且其结果几乎立竿见影。战略情报局潜伏到敌后的特工人员们建立了广泛的秘密网络，为空军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提供了每日的天气和气象数据。对长江沿岸交通和沿海及铁路运输的实地无线电情报，使陈纳德的飞机能最准确地击中“热”靶，而且“目标研究分析”和对轰炸的破坏程度的估量，极大地帮助了陈纳德计划未来的进攻。[57]

战略情报局/Agfrts的人员主要在中国的沦陷区收集目标的情况，同时也审讯敌人的战俘。[58]

邓诺文在向总统罗斯福的报告中尽量抬高自己的人员在实地的秘密活动的成绩，如在广州白云机场炸毁了数架飞机，在日本人进攻桂林时摧毁了数架桥梁，破坏了广东的一个煤矿，收集了沿海几处的天气预报等，但所有这些都无法与战略情报局在中西欧的活动相比。[59]

当然，平心而论，有几次他们还是极为成功的，甚至包括躲过了戴笠监视的绝密行动（斯塔行动与“蛤”行动等）[60]。但情报局的大多数活动对中国秘密特工当局来说都是非常透明的，后者可能曾经处死过一些为美国人工作的中国人。[61]

后来，邓诺文确保了将情报局在AGFRTS中的活动，向戴笠正式通报。[62]但这并没有减轻其侮辱所引起的痛楚，尤其是情报局使用了陈纳德的一些最优秀的人员，他们大都是传教士的后代，出生在中国，或者起码中文非常熟练，可以独自在那里生活。例如，海军中校沃佛德·史密斯（Wolferd Smith），先学的中文，后学的英语，并于战前在密执安大学东方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又如，出生于北京并曾在那里受教育的查尔斯·斯泰尔（Charles Stelle）上尉在被派往重庆任情报官之前，曾在哈佛大学东方学系当教授，后来成了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63]

虽然戴笠欣赏情报局的训练功能，但他反对邓诺文的人，因为他们与共产党有联系，有时还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独自展开抗日游击战，再加上他对情报局派到中国独自执行使命的高级人员（梅乐斯及其在中美合作所的部下管他们叫“面团”）的疑心越来越重。[64]在各省里，情报局和中美合作所之间出现了一场事实上的“系列战”，同时在隔山的印度，情报局和戴笠特务之间也进行着一场“秘密战”。[65]

到了1944年11月，邓诺文将军向总统汇报说，对于情报局来说“没有任何重要的情报或行动来自于中美合作所。这可能是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吨位有限的结果，但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行动受制于那些坚决不让他们搞到情报的人”。[66]

总体来说，大多数研究中美合作所历史的学者都赞同这个结论。沈瑜在其“最后分析”中写道：“从根本上来说，盟国的作战从这个合作项目中获益甚少。在中美合作所正准备将其重点从训练转移到行动上的时候，战争便结束了。”[67]然而，如果盟国的作战的确从中美合作所的这些秘密活动中受益甚少的话，那么戴笠自己的秘密王国则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它使这个中国秘密特务头子在二战中，比起在日本人刚开始发动侵略战争时，地位要强大得多。正如卡尔·霍夫曼（Carl Hoffmann）少校在1944年7月向邓诺文将军汇报的那样：

这个秘密警察网归功于戴笠的组织天才、足智多谋、巧妙狡猾，以及巨大的个人勇气和魅力。他不乏个人魄力，许多见过他的人都证明他显而易见的吸引力；他残酷地紧抿着的嘴，一双离得很近而锋利的眼睛和威严的风度。他40多岁，中等身高，健壮结实，军人风度，而且无疑显得非常权威。在社交上，他可以十分迷人，令人愉快，而且乐于合作。尽管他在驰骋中国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可以是残酷无情的，但据说他的私人生活无懈可击。虽然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传奇人物，甚至连他本人的照片都从未有人见到过，在任何活动中他都极少出场，他的名字往往只是在耳语中被提及。然而他的狡黠远近闻名，令人生畏。这一切都是出于对他所坚持的匿名性的尊重。所有派系都意识到，他或者知道或者能够了解到他们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的贪污、腐化、无能或愚蠢，而只要他一点头，不管是哪个派系，其政治影响如何，失宠、贬斥甚或死刑便会接踵而来。[68]

总而言之，到了1945年，这位“间谍王”已经达到了他政治权力的顶峰：一座建筑在战时中国秘密经济结构之上的大厦。

注释

[1]在这段文字的边上有一个给梅乐斯的匿名评论。评论者显然是这个美国海军军官的朋友。他写道：“在写了这类文章之后，这些犹太杂种们应该明白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反对他们。”“File on Committee for Democratic Far Eastern Policy”，in Miles Personal Papers。

[2]“梅乐斯在他组织里的方法成功了。整个上海和香港之间的沿海都被拍摄和探测下来并制成图表，为可能的美军登陆做准备。数千名日本人被击毙、击伤或被俘。209架桥梁、75辆卡车、84辆机车、141艘船只和河运工具，以及87个军库和仓库被摧毁。”Stratton，Navy Guerrilla，p.87。

[3]据德定说，中美合作所向海军“最先报信”说一支日本特遣队正在进入后来发生了雷特（Leyte）海湾战役的地区。Durdin，U.S.“Cloak and Dagger” Exploits and Secret Blows in China Bared，p.5。即使对梅乐斯严厉指责的人也承认沿海监察站的重要性。

[4]Durdin，U.S.Cloak and Dagger Exploits and Secret Blows in China Bared，p.5.

[5]同上书，第1、5页；Stratton，Navy Guerrilla，p.85；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67.

[6]Durdin，U.S.Cloak and Dagger Exploits and Secret Blows in China Bared，p.5。《纽约时报》称中美合作所是“大战中美国海军最出色的活动之一：美军为搜集情报和反间谍参加了一个中美组织，并组织了到日本投降前夕有5万中国人和1，800美国人参加的游击战”。另一个报告更加冷静，但也强调了中美合作所在收集情报方面的成就，见：Arden W.Dow，“Factual Report of SACO Activities”，6/2/45，OSS Papers，Reel 88，W.B.Kantack to General Donovan，5/3/45。

[7]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66，p.96。关于江苏的奇袭，梅乐斯写道：“在向华盛顿准备关于这类小型破坏活动的报告时，我们尤其强调这个重要战利品。”同上书，第154页。

[8]“我们这些在中美合作所的人受到的保护，有些恐怕都非我们所知，特别是当我们在他的手下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深深感谢他。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此人的存在……他不断对我们的行动进行监视，毫无疑问，他永不松懈的谨慎机智和天才的努力保证了我们的安全。戴笠将军对我们的存在保密，使我们的伤亡几乎处于零，功劳非浅。在战争期间，他确保了我们大约3，000人的安全，这一不可想象的成就至今仍是个壮举。”General Tai Li，One Hundred Years，p.5。

[9]中美合作所内部的“经理组”由军统的毛宗亮和刘君实任组长。沈醉：《军统内幕》，第242-243页。“在我看来很明显，未经戴的许可，没有一个将军能和敌人交战。”Report of Major Arden W.Dow to Director of OSS，CBI Theater，20/3/44，OSS Papers，p.12。

[10]“这个组织不让我们知道沦陷区到底在发生什么事。”Report of Major Arden W.Dow to Director of OSS，CBI Theater，20/3/44，OSS Papers，19。

[11]沈醉：《军统内幕》，第239页。沈醉还狡黠地指出：由于这些假报告，“梅乐斯多次受到奖励，并不断得到升级”。同上书，第243页。

[12]但还是有一些出色的中国特工在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活动。其中有个人装成傻子在主要的铁路调度场转悠，给空军第14飞行队的空袭提供导航情报。Caldwell，A Secret War，p.51。

[13]“在整个战争中，对于在中国东南地区进行文化、军事和宗教活动的美国人来说，梅乐斯将军的‘稻田海军’一直令人难堪。中美合作所的人有一次开车在某村撞倒了一个行人，然后扬长而去……还有一次，这些用谋杀和破坏武器武装到牙齿的‘政府的低级官员’在中国一个旅馆里过夜，他们拒绝通报姓名、级别或组织。又有一次，据说梅乐斯将军命令他的部下不得与同一个地区里的美国其他军政机关交换情报。”Death of Tai Li，p.91。

[14]戴笠还力图向汤马斯·梅甘（Thomas Megean）主教（戴笠秘密地把他提升为军事情报中将）提供五个电台为“美国军事当局”发射情报，以此在华北建立他的情报网络。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Internal Affairs），1940-1944，893.105/97。

[15]当前沪西区长陈恭澍在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被捕后，王一心在1941年11月奉命负责军统在上海地区的地下工作。汪伪特工总部先后由丁默邨、李士群和万里浪领导。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200页；沈醉：《军统内幕》，第240页；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2页。有关陈恭澍的被捕和监禁及他与李士群妻子的暧昧关系，见陈恭澍：《抗战后期反奸活动》，第522-523、556-557页。潘汉年在代表中共与国民党、汪伪政府和日本人之间的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Stranahan，Underground，pp.202-205。有关李士群与潘汉年更为不寻常的关系，见同上书，pp.360-361。

[16]戴笠还利用中美合作所的资金在厦门开了个食品杂货店作为情报交接点，为军统提供关于福建南方局势的准确情报。沈醉：《军统内幕》，第236、240、261页。并见Walker，China’s Master Spy，pp.166-167。

[17]Death of Tai Li，p.92；《戴笠之死》，第7-8页。

[18]其实这些药丸从来没有被使用过，因为当海军人员把它们用在驴子身上时，发现不起作用。而中美合作所的人却没有意识到：驴子和其他一些动物对这种毒素有免疫力。Lovell，Of Spies and Stratagems，pp.86-88。

[19]沈醉：《军统内幕》，第267页。

[20]同上书，第231页。

[21]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p.41-43，p.98.

[22]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99.

[23]同上书，pp.196-197。戴笠死后，国民党国防部的“特种技术研究室”在魏大铭的领导下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中美合作所取消后，它所使用的技术设备全都归属该研究室。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9页。

[24]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2页。

[25]这并不说明在对待中国国民党方面，英国人放松了他们的警惕。“（美国）战区司令部相信英国在中国有几千名特工，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针对敌人，而是收集中国人的情报。”Romanus and Sunderland，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China-Burma-India Theater，Vol.3，p.159。英国信号情报机构对从中国发到印度的信件进行日常截收和翻译，并将结果通报给他们的情报官员。FO 371-41680，China Intelligence Wing Report C-35/83，April 26，1944，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London：Her Majesty’s Public Record Office。

[26]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2页。尽管中国人对英国在远东的企图有所顾虑，但他们还是参与了这个协议。比如，1940年1月，蒋介石告诉英国大使克拉克·科尔（ClarkKerr）：他们的新武官布克哈特（Burckhardt）上校“众所周知地亲日”。科尔否认了这一指控。F709/G（30/1/40）and F982/G（8/2/40），in FO371-24696，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London：Her Majesty’s Public Record Office。

[27]奥利佛·卡德威尔（Oliver Caldwell）曾在1944年和1945年初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寻找在军统内部的日本特务，他写道：“有大量具体的证据表明在戴笠的组织和日本情报机构之间有直接联系。”Caldwell，A Secret War，p.62。中国的左翼人士也指出，戴笠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单出卖给日本特工，结果他们在名单中吸收了一些国民党特工来对中共进行间谍活动。《戴笠之死》，第2页。

[28]British War Office Records.WO208-W32。“他们对在重庆的‘中国总部的严重泄密情况’非常担忧”。WO to Machin，1/7/43，Dispatch 1600。

[29]美英情报部门奉命，在接待中国国民党人士访问盟军军事机构时，不要让他们进入特别敏感的区域。Washington to War Cabinet Office，London.JSM1421，14/1/44，WWO208-432，British War Office Records。

[30]MI2 Dispatch 29，4/6/45，WO208-432，British War Office Records。并见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China），1911-1941，Report 9710，8 Jan.1939，2a。

[31]关于SOE那段时期在华的金融方面的阴谋活动，见Bickers，The Business of a Secret War；在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pp.286-287中也讨论了“Remorse”和“Waldorf”行动。

[32]FO37l-41676B，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London：Her Majesty’s Public Record Office.

[33]同上。

[34]同上。东南亚联合指挥总部（SACSEA）怀疑这个关于联合情报机构的建议是出于中国人为控制英国在中国的组织，操纵在东南亚战区的中国特工，加强重庆对云南日益削弱的控制，平衡美国的力量，取得英国对中国单方面接近它的反应，并获得英国信号情报信息。SACSEA还进一步对中方将由何人领导这个机构表示关心，尤其是想了解戴笠和王朋生之间的关系。

[35]Memorandum by Cavendish Bentinck of the Foreign Office，FO371-41676B，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那时，被认为是中国军事情报主任的郑介民正在访问印度。当他提到联合行动的可能性时，SACSEA当局开始对他敷衍了事，但终于在1944年7月27日宣布，他们不能“无限制地对郑介民进行拖延”。FO371-41676B，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London：Her Majesty’s Public Record Office。

[36]FO371-41676B，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London：Her Majesty’s Public Record Office.

[37]同上。

[38]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31-233页；沈醉：《军统内幕》，第83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46页，艾米莉·翰（Emily Hahn）对40年代的流言讽刺说，蒋介石“不断与汪精卫进行秘密联系”，这象征了中国人对间谍的着迷，但就戴笠而言，这并不过分。Hahn，China to Me，p.96。

[39]《戴笠之死》，第5、16页。

[40]“程克祥等关于与周佛海等发生关系及工作经过致军统局呈”，1946年9月，《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239页；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p.261。愚园路1136弄是一条死胡同，汪精卫、周佛海和李士群都住在那里。张云：《潘汉年传奇》，第232页。

[41]熊剑东曾任康泽的淞沪别动队特遣支队队长。1938年在上海被日本人逮捕后，他被汪精卫的秘密警察头子李士群说服加入了傀儡政府。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44页。

[42]程也被认为是毒死李士群的幕后人。“军统局为证明周佛海‘协助工作’致赵琛电”，1946年10月，《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86页。

[43]彭盛木，台湾人，曾在东亚公共文化学院任教授，他的日语很流利。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p.261。戴笠还派遣唐生明和韩尚英渗透到汪伪政府中去，并派陈旭东与汪伪军政部长鲍文越秘密拉关系。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45页。

[44]戴笠由于与杜月笙的关系而受牵连，后者在上海的大特工徐便城（音）“同时在为两边工作”，而且他向日本人提供的情报要比向他在重庆的老板提供得多。杜月笙于1941年从香港逃往重庆后，便与戴笠合作协调情报活动。Occupation of Shanghai，G2 Memorandum，8 October 1943，Cited in Marshall，Opium and the Politics of Gangsterismp.41。

[45]Smith：OSS，p.258.

[46]Donovan to Presidentre：OSS Position in China，SACO，and Dai Li，in General William J.Donovan，Selected OSS Documents，1941-1945。Microfilm，Record Group 226，pp.2-3。邓诺文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重复了这个信息，但由于海军部的坚决抵制，联席会议在战略情报局主任与蒙巴顿（Lord Mountbatten）元帅一起从埃及飞往印度之前，发布了一份抗议书，并重申了中美合作所的独立性。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pp.237-238，p.258。

[47]关于特别行动执行队在中国的训练使命，见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pp.281-282。共产党也对这个行动进行了渗透。特别行动执行突击队的领导英国人约翰·克斯维科（John Keswick）有一个名叫彼得·帕沃洛斯基的苏联助手，他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秘密特工。戴笠知道此事后，他更不相信英国人。Stafford，Roosevelt and Churchill，p.258。

[48]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p.267.

[49]群众出版社编辑：《蒋帮特务罪行录》，第4页。

[50]Smith，OSS，p.258。并见Taylor，Awakening from History，p.343。

[51]于是他真这么做了，起码情报局有一个高级官员报告说，戴笠私下承认他下令谋杀情报局的中国特工。Smith，OSS，p.410。军统对每一个在中国的情报局人员建立了档案。任何为情报局工作的中国人必须与在重庆的军统“磋商”。Memo to the Chief of the Information Branch，Central Planning Staff，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c/o Colonel Cunningham.“On SSU Organization in China”，May 17，1946，Miles Personal Papers，Box 3，p.1。

[52]Caidwell，A Secret War，pp.56-57。宴会后戴笠来到梅乐斯的住处对他说：“邓诺文要对在中国做的这些事情负责。”Memo to the Chief of the Information Branch，Central Planning Staff，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c/o ColonelCunningham.“On SSU Organization in China”，May 17，1946，Miles Personal Papers.Box 3，pp.1-2。

[53]“On SSU Organization in China”，May 17，1946，Miles Personal Papers.Box3，pp.1-2.

[54]Donovan to Presidentre：OSS Position in China，SACO，and Dai Li，in General William J.Donovan，Selected OSS Documents，1941-1945.Microfilm，Record Group 226，pp.2—3.

[55]Caidwell，A Secret Warp.57。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pp.267-268。AGFRTS成立后，考林把他在歌乐山的办公室迁到了昆明，陈纳德将军的司令部设在那里。梅乐斯在中国被提升了三次：1943年从海军中校被提到上校并从上校到准将，1945年8月13日从准将被提为少将。这些晋升是战争中“临时”的，1946年9月他被“降级”为上校，直到1948年才成为正规准将。他于1958年退休时，军衔为海军中将。Shen，SACO Reexamined，p.6。

[56]Donovan to Presidentre：OSS Position in China，SACO，and Dai Li，2-3（June 11，1944），Ceneral William J.Donovan，Selected OSS Documents，1941-1945。Microfilm，Record Group 226，2-3。并见Corey，Donovan of OSS，p.268；Smith，OSS，p.261。

[57]Corey，Donovan of OSS，p.268.

[58]这些努力还通过在中国建立情报局的一个“士气工作分部”（Morale Operations Branch，简称MO）得到补充，后者的这项任务由多诺万于1943年秋天交给赫伯特·利特（Herbert Little，远东局局长）少校。于是利特到重庆去，征得戴笠对MO人员在中国活动的许可。但当美国人请求合作时，军统人员则行动迟缓。MO的代表们在1944年4月1-23日间与戴笠及其手下人员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并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经约翰·西伟士John Service通过），得到戴笠批准，这部分是出于他想得到功率更大的发报机。总之，根据协议的规定，MO的中国分部必须在中美合作所的保护伞下运作。Annex B.，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O.Section under SACO，24/5/44 in the OSS files，Reel 112。Smith，OSS，pp.69-70；Yu，OSS in China，pp.150-151。

[59]Donovan to President re：OSS position in China，SACO，and Dai Li，2-4，12/6/44，12/23/44，2。Robert B.Hall to Donovan，enclosing memorandum by Gunnar G.Mykland，October 13，1944，on October 20，1944.General William J.Donovan，Selected OSS Documents，1941-1945。Microfilm，Record Group 226。空军的地面援助力量战绩出色：他们建立了一条让走投无路的美国飞行员逃跑的线路。Caldwell，A Secret War，p.53。

[60]“斯塔行动”是由《上海晚邮》（Shanghai Evening Post）老板及一个在中国非常成功的保险公司的主任斯塔（Cornelius V.Starr）负责的一个情报行动计划。这项行动于1943年归属英国。“蛤”是由孔拉德·徐（Konrad Hsu，因喜欢吃蛤而得此绰号）领导的另一个独立的秘密情报行动计划。徐利用了自己家族在中国的关系而向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了一个私人通讯网。Stafford，Roosevelt and Churchill，pp.260-261。

[61]Deane，Good Deeds and Gunboats，pp.117-118；Walker，China’s Master Spy，pp.165-167。关于斯塔的“私人”间谍联网（这对他的保险业务至关重要），见：memorandum from J.R.Hayden to Col.G.Edward Buxton，17/6/42，and letter from James R.Murphy to AlLusey，22/12/42，in General William J.Donovan.Selected OSS Documents，1941-1945。Microfilm，Record Group 226。Entry 180；and George K.Bowden to Colonel W.J.Donovan，22/2/43，OSS papers。

[62]这些消息由1944年10月18日到达重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莱尔·米勒（Lyle Miller）转达给了戴笠。10月22日，在戴笠举行的一个宴会上，米勒将军引起了中美关系上的一次重大危机：他要求中国人给他们送“歌女”，并当面侮辱蒋介石和中国，把中国说成是第十二级国家。戴笠威胁说要取消中美合作所计划，于是邓诺文将军于1944年12月被迫亲自到中国道歉。Yu，American Intelligence，pp.388-403；Memorandum dated 12/3/34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en titled Operational Control US Navy Group China，in 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Internal Affairs，1945-1949，L14；11/6/44，Donovan to President re：OSS position in China，SACO，and Dai Li，12/9/44，Donovan to Kung，12/9/44，Donovan to Chief，Kunming，12/12/44，Donovan to President，Intelligence Agreements with Kung，12/12/44，Wedemeyer to Donovan，12/13/44，Donovan to Dow Wede meyer，allin General William J.Donovan.Selected OSS Documents，1941-945。Microfilm，Record Group 226；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61；Smith，OSS，pp.272-273；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p.275。

[63]斯泰尔教授于1951年成了国务院情报部门的副主任，在1951-1960年间，是国务院政策规划局成员，并是1960年“禁止核试验会谈”的代表。Smith，OSS，pp.261-261。

[64]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61；Caldwell，A Secret War，p.58.

[65]卡德威尔（Caldwell）宣称，军统特工绑架并差点杀死了第二十轰炸队的情报官。Caldwell，A Secret War，pp.118-119；Smith，OSS，p.270，pp.254-255，pp.265-266。1944年夏，来自缅甸山区、在情报局101支队指挥下的一支卡勤（Kachin）游击队越境进入中国，对抢劫了数个缅甸村庄的当地国民党士兵进行报复。这次突击在重庆引起轰动。在重庆，接替了101支队指挥卡尔·艾佛莱（Carl Eifler）和后来任中央情报局台湾站头目的瑞·皮尔斯（Ray Pccrs），接到了蒋介石的一份个人备忘录。此外，戴笠对情报局在西藏强烈支持藏独的依里亚·托斯妥耶/布鲁克·多兰（IliaTolstoy/BrookeDolan）的代表团极为恼火。多兰后来成了战略情报局在中共那里的代表。Smith，OSS，pp.254-255，pp.265-266。

[66]Donovan to Presidentre:OSS position in China，SACO，and Dai Li，2，1/06/44。General William J.Donovan.Selected OSS Documents，1941-1945。Microfilm，Record Groupp.226。卡德威尔报道过一次行动：美国人派了中美合作所的一组中国特工到上海建立一个情报网，但几个星期过去了，毫无动静。美方指挥发现，戴笠的特工们在50里以外的一个村子里待着。“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但其实是他们不愿作为美国间谍到上海去，那太危险了。而且，戴笠根本不愿让这次出征成功。”Caldwell，A Secret War，pp.58-59。

[67]Shen，SACO Reexamined，p.6.

[68]Maior Carl Hoffmann to General Donovan，SACO-Tai Li Report，25/7/44，OSSPapers，p.3.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

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从满洲国和察哈尔运输到本地区，在那些地方种植罂粟是得到日本当局怂恿的。这种交易掌握在日本人和朝鲜“浪人”（游民）手中，他们在1935年以后对当地局势形成一种威胁。从河北东部把银子走私运出中国的活动十分猖獗，极大地破坏了南京政府为稳定货币制度所作的各种努力。[1]此外，为了不让南京政府得到他们拼命想得到的税收，同时为了支撑日本自己疲软的市场，日本当局便与通州的傀儡政府秘密达成协议，按照协议，日货一不缴税，二不接受管理，而且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河北东部涌入华北市场，通州政府对此现象须听之任之。[2]即使有些货物通过河北东部当局设立的海关关卡，对这些货物所征的税也要比战时中国海关的税率低得多。可靠的数据很难得到[3]，但关于走私程度的某些迹象可在一些国家向日本递交的强烈抗议中见到，这些国家的贷款和赔偿都有中国海关的收据担保。

勃尤：《中日之战》，第40页

全国走私网

战时的中国，按理分成国统区和沦陷区，中间穿插着走私犯出没的路线，它们通过盗匪的中转市场将这两个区域互相连接起来。[4]位于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处的界首镇便是这样一个非法的集市。“这里是边界，但人们并未感到是在敌人的枪口底下生活。这里充斥着能赚且赚的人：这类奸商只能在一个发生战争的国家里见到。你在那里遇到的每一个人似乎不是商人就是某种代理。人们从沿海地区来，穿越黄河与长江从内陆省份来。这个城镇令人难以置信地繁荣。”[5]于是，戴笠专门去了一趟界首，因为他想瓜分汤恩伯将军从走私贸易中强占的大笔“收入”。据说，戴笠在走访那里之后对汤将军建议说：把时间少花在贸易上，多花在军事目标上，这样会更加有益。[6]

其他地区，如产棉区，纺织原材料被用来交换沦陷区的成品货物，比如无线电电子管和其他必需品。[7]另外，河北东部大量的走私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毒品交易进行。[8]自东北落入日本人手中之后成为走私中心的大连，也把毒品经营与其他走私活动结合起来，并派船不时在华北沿海一带上岸活动。[9]

尽管各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走私网却是全国性的。[10]正如界首将安徽和河南连接起来那样，位于长江三峡口上的宜昌把四川和湖南及其下游各省连在一起，使那些省份能够向前者提供上游地区所没有的药品、棉线和染料。[11]上游地区的港口也是如此，如万县和巴东，上游地区的盐、桐油、猪鬃、草药等通过那里运送到下游来交换棉纱、布匹、缝纫材料和家用五金等。[12]

江西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原产地，因为除了具有丰富的稀有矿物质（钨、锑、锡、锰、钼和银）以外，还出产大量的稻米和其他农作物（茶叶、苎麻纤维和菜籽油），以及来自已被日军占领的景德镇原皇家瓷窑的奢侈陶瓷。[13]浙江沿海城市如宁波和温州，除了作为江西物资的转运港口以外，还往内地运送了大量的交通物资（如机动车、卡车、轮胎、工具和汽油）[14]；而体积不太大的物资则用货车从东北沿京绥铁路穿过包头、兰州和陕西运到华中地区。[15]

走私与情报工作

日本人对走私的部分理由是，这为他们的中国特工装扮成商人打入国民党控制的地区提供了一个机会。[16]这些特工人员为日本人服务的前提是：能够穿越敌人防线进行贸易。他们接受的命令是，既要打入中国的特工机构，又要向军统和中统递送假情报。[17]

自然，中国人也如此办理。他们甚至比日本人更严重地依赖走私的赢利来向政府缴税，尽管他们对暴露官方卷入海洛因交易不无顾虑。[18]于是，阻碍公开在日占区和内地之间进行贸易的战时条件本身，使双方的特工人员得以从非法贸易中牟取暴利。而双方对这种非法贸易则以采购必需品（对日本人来说，主要是农产品和土特产，对中国人主要是医药和轮胎）或者情报工作需要为借口。[19]说到底，是加强了特工机构的收入来源，同时也给了关系广泛的人和投机商们一个挣大钱的机会。[20]

国民党要员们通过各种由中国情报机构控制的运输公司中饱私囊。也就是说，战时的官僚资本主义导致了个人得利，同时也使中国间谍头子们——尤其是军事情报头子戴笠将军有望建立起巨大的非法王国：它从缅甸和阿萨姆邦（印度东北部的邦）延伸到云南、广东和福建[21]；光是往国统区走私汽油，参与者就达50万人之众。[22]

稽查警察

戴笠的走私王国建立在一个索税制度的基础上，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30年代早期税警的成立。[23]1931—1932年在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个由王赓领导的“税警总团”。[24]在一·二八事变中，王赓在上海被日本人逮捕，日本情报官发现了王身上携带的军事地图，从而泄露了第十九路军的部署，结果日军利用该情报在浏河登陆，挫败了十九路军的上海保卫战。[25]

王赓因此丢了官，而严重受挫的税警总团由张学良东北军的“讲武堂”学生补充。1936年，税警团由黄杰任团长，但这支部队在1937年8月的淞沪抗战中被日本人击溃。上海沦陷后，幸存的税警团人员被调至宝鸡整训，并由孙立人任总团长。[26]

税警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军队的“交通监察局”，当时由长沙国民党警卫司令酆悌控制。1938年10月15日，长沙燃起的一场灾难性大火，使酆悌失宠，蒋介石一怒之下命令行刑队将酆悌枪决。[27]这位丧命官员的“交通检查局”立刻被戴笠接管，两年后被改编成“战时货运管理局”，亦称“运输统制监察局”。何应钦将军被任命为局长，而戴笠则负责该局的检查处。实际上，戴笠因为该局在整个国统区的80多个“检查所站”而真正掌权。[28]

这个部门是用来与敌人进行秘密走私交易并向军统提供其他财源的。[29]戴笠的人员在各省建立了“货运管理处”，而这些处又转而搞了个货运网叫“货运管理站”，在当地的商号掩护下（如兴隆庄、协昌庄、振兴庄等）与日本特工部门操纵的中国傀儡商业机构勾结往来。[30]

国民党利用中央银行拥有的美制印刷机，伪造东北日本军队的临时证件和汪伪政府的纸币，在沦陷区购买物品。然后，“忠义救国军”的单位同交通管理站的雇员一起，再把买来的物品走私到内地卖掉，从中牟取暴利。[31]

联络人

国民党的走私活动依赖于在敌后淳安的一个由20多个主要的进出口商人组成的复杂网络。[32]1942—1943年期间，这些公司联合组成了“进出口商联合会”，由前杭州市长赵志游任主任，掌管中美合作所诸多业务的汪烈炎任副主任。这个协会以联合企业的形式垄断了大米、大豆、桐油、猪鬃、松香、苎麻、毛竹和木材，以此与日本和汪伪特工机关组织的“岭南公司”（属日本梅花机关）、“吉记庄”（另一个日本特工机关）、“联成公司”（属汪伪政治保卫局）和“东南贸易公司”（属汪伪特工总部）勾结贸易，交换西药、棉布、卷烟、橡胶轮胎、五金和其他日用品。[33]

国民党公司与戴笠的交通审计员们密切合作。[34]例如“美丰公司”实际上是苏—浙—皖边区管理处处长张性白成立的。[35]1943年，任中美合作所淳安办事处主任的张性白，向“美丰公司”与“震烈公司”（经理汪烈炎，由浙江银行资助）的合资企业私人投资100万元（总投资1100万元），来垄断苎麻、松香和桐油贸易。[36]

浙东货运管理处处长赵世瑞也是如此。他与负责当地监督的副处长们一起组织了“兴隆庄”，用他们三大仓库里储存的浙南地区的木材、松香、猪鬃、大米、黄豆、桐油、柏油等，与敌占区的日伪公司交换香烟、龙头细布、五金、西药和橡胶轮胎等。[37]这些货物由“忠义救国军”张惠芳及其兄弟张俊良（音）率领的浦东地区行动总队以及陆安石的浙东沿海部队往返运送到国统区。[38]

赵世瑞在浙江走私中大发横财，直到他私自牟取暴利的事被戴笠的部下通报到戴笠那儿。戴将军怒火万丈，在1945年将赵抓起来，关进了建阳回龙寺（福建）的美军招待所，并用14辆道奇牌卡车把从赵那儿没收来的当时价值4,000万元的物资运走。赵本人被一个军事法庭判处5年徒刑，但他未服满刑期，因为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于1946年将赵释放出狱。[39]

缉私

货运管理处是个军事单位，最终向蒋介石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汇报。那么，负责稽查走私的政府机关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1940-1941年间，英国顾问们劝告委员长以建立更有效的控制走私的方法来增加政府的收入。[40]

蒋介石因此便在财政部下设立了一个有6万名雇员的“缉私署”，由戴笠本人领导。[41]缉私署在国民党统治的各省设有缉私处，在它下面又设有查缉所哨。[42]这使戴笠在那段时间里全面控制了政府的秘密走私机构。[43]

在中国控制走私（除了由海关负责的关税征收外）是由戴笠手下的秘密警察掌握的。实际上，戴的组织凭着它的垄断地位，“控制”了不断增长的与敌人交易的大部分，而其他经营者只有在他们肯付费的情况下才获准参加进来。戴的手下发了横财，其组织本身也盈利数亿元，用于供给和扩展它邪恶的网络。这种“贸易”成为其资金的主要来源，而这笔资金如此庞大，以至于到了1944年，人们估计戴笠的工资单上约有50万名军官、特工和密探。[44]

然而，戴笠对缉私署的控制并非一帆风顺。他的一个负责缉私任务的主要人员——金润生，被他任命领导点验团，并接收税警总团。但孙立人不愿交权，想方设法将该团隶属于自己领导的第三十八军。对此，戴笠在税警总团第一团内建立了与之相对垒的组织，驻扎四川，并将这个组织和另外四个由他任命的人指挥的税警总团扩充为新的总部。[45]

更能说明问题，而且最终给戴笠惹出麻烦的挑战，来自于蒋介石本人的家眷们，他们在战时涉入走私的情况，被戴笠的缉私署通报到了委员长那儿。这些情况在追查著名的“林世良”案件中暴露了出来。[46]

林世良案件

林世良是蒋介石的连襟、一度曾任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机要助理。林开始是通过上海青帮的地下关系与孔祥熙联系上的。[47]林世良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信托局储运处处长后，负责在国外订购军火并办理经香港的接运业务。[48]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经理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在滇缅公路通车后，他让林世良“管理”那里的运输物资业务。[49]

宋美龄与孔祥熙、蒋介石合影

这个案子实际上涉及了一批与大成公司有关联的投机分子和奸商，该公司委托林世良的助手汪继方，把存在仰光的一批车胎和五金等运到重庆。这笔交易巨款的一部分被林世良转让给孔令侃和其声名狼藉的妹妹、惯于女伴男装的二小姐孔令俊。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和女婿陈继思也有牵涉。这批货分几批装运，其中有两批被缉私署缴获。[50]

戴笠把这一消息电告蒋介石后，委员长怒火万丈，认为林世良是在利用他大姨夫的名义为自己进行走私活动。结果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林被逮捕，并被判10年徒刑关进重庆的土桥监狱。与此同时，那些被缴获的物资，从原价约总共1,600万元，暴涨到6,000万元。根据规定，缴获走私货物的官员们可得充公物总额的10%作为奖金，用来改善该组织。戴笠的人还收集了林世良吃喝嫖赌等等劣迹。蒋获悉这些腐化行为之后，盛怒之下，在原判上改批“立即枪决”。[51]

林世良不愿替孔家负罪，于是他公开将走私阴谋归罪于孔令侃。孔令侃在父亲的怂勇下把此事整个闹到蒋夫人宋美龄那儿。这样，戴笠发现自己处于整个孔家和宋家的对立面，这两家要求蒋介石替他们解决此案。[52]于是蒋介石面临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家族利益（在公众的眼里，四大家族代表了“官僚资本主义”的私人利益），另一方面是戴将军所称的对军事当局权威的冒犯（该当局现在负责原属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职权范围）。[53]

蒋介石最终站到了家族一边，尤其是当相互疏远的宋家和孔家现在因共同的敌人戴笠而联合起来之时。除了判决林世良以外，委员长还指责戴笠因心怀不满和泄私愤而越权行事。于是，1943年7月戴笠被免除了缉私署署长的职务，并由孔祥熙的人、戴笠“不共戴天”的敌人宣铁吾接替。[54]与此同时，所有各省缉私处处长一概被撤换，军统的人统统遭到排斥。[55]

戴笠被解除缉私署署长之职，被中国的盟国美国误解为是对军统过度行为的处理，其含义超过了表面现象。驻重庆的美国使馆向国务院汇报说，人们普遍认为“委员长的秘密警察和宪兵及情报组织声名狼藉的头目戴笠”被解职是由于：1.对高级官员的部下屡次擅自进行绑架、处决等，包括1942年秋天枪决中央信托储运处处长林世良，据信他把装运从缅甸到中国的政府供给品的卡车，用来替高级官员们装运“奢侈”用品。2.该组织本身腐败的“缉私活动”同“高级官员们”的“腐败利益”相冲突。3.国民党秘密警察内部发生的激烈争斗，其主要作用是对付“危险思想”领域。4.因为日本人成功的反间谍活动，戴笠在沦陷区的情报组织遭到破坏。5.对戴笠及其“盖世太保”的抨击。蒋夫人在她的访美旅程中对这些抨击有所耳闻，使她得出印象认为，“美国人相信不是委员长，而是戴笠，通过对纳粹和日本警政制度的残酷应用而在实际上控制了中国”。[56]

戴笠的防卫措施

然而，在控制缉私署方面败给行政当局，并未能挫伤戴笠的整个运作机能。仅凭一点便可说明问题：他迅速确保了自己的王牌——军事必需——能胜于孔祥熙对财政部战时监控走私的依赖。1943年7月，戴将军把税警办公室直接置于军委会之下，并把它改名为“别动队”，它的11个纵队分散在国统区的各个战区，奉命专门监视所有的地面运输。[57]

其次，戴笠使国民党军队的运输和通讯部门隶属于统一指挥之下，负责地面巡逻、地区监察站、邮电，甚至还有飞机通讯业务。同月，军事委员会的运输统制局检查局被改为军委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由戴笠的部下吉章简任中将处长。[58]后来在1945年，交通巡查处的范围扩展到通讯和航空（原戴笠军统三处的业务），归邮航检查处领导，刘番任中将处长。[59]

最后，戴笠抵制孔祥熙和行政官员急切想接管缉私监督的企图的另一个办法是在财政部内部扩展中美合作组织。1944年期间，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运输处处长是黄荣华。在美国侨居了多年的黄荣华，同时也是中美合作所运输处的头目。他负责管理整个华南地区的活动，向前线游击队运送武器，并将从沦陷区傀儡公司那儿采购来的物资运送回来。[60]

到了1944年至1945年间，这些车辆的装载便完全在戴笠的控制之下，他实际上拥有财政部货物运输局局长的头衔。[61]这正如梅乐斯解释的那样：

任何一辆卡车都得出示载货单，准确地说明装载的货物，而且，在每一个检查哨所，必须出示货运单，卡车还要通过检查。而卡车司机常常通过让人搭乘来捞取外快，被称为“运输黄鱼”（一种贵重的佳肴），而戴将军本人的责任是对走私与间谍活动进行遏止（起码做到了限制）。[62]

由此可见，中美合作所的美方领导直接了解甚至欣赏戴笠的走私王国，在日本投降时，这个王国已在战前的毒品贸易和战时美国的供给和运输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了起来。它一时间盈利巨大，但这些盈利所滋养的社会因素，要么是促进了国民党当局的上层腐败，要么是促进了同样有害的秘密特务的高压政治，这种政治损害了内战前夕的政府合法性。许多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很快就看出在走私和秘密特工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越战争中非法毒品交易之间的联系。但在东南亚形成这种交叉关系的力量，早在美国秘密部队支持李弥的国民党九十三师在金三角区[63]的鸦片买卖之前就存在了。在中美合作所的抗日游击战高峰期，在戴笠的支持下，这些关系首次在中国交织为一体。

注释

[1]Young，China’s War 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pp.3-4.

[2]几乎所有的东西只要你出钱就可以买到。当战略情报署的官员奥利佛·卡德威尔（Oliver Caldwell）向中国情报特工们打听想购买一辆车时，戴笠的一个部下告诉他，他们可以从上海搞到一辆日本组装的1942年的别克牌（Buick）新车运到重庆，价格为300万法币或15，000美元左右。Caldwell，A Secret War，p.102。

[3]战略情报局估计，1940年一年内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的贸易总额为1.2亿美元。Madancy，Propaganda vs.Practice，p.35。并见：Trade between Occupied China and Free China，Situation Report #6，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Far Eastern Section，R&A 553，June 16，1942；Ibid.，RNA#2121 East China Coast，Nov.1，1944（OSS Reel No.2，Document No.8），47；Eastman，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pp.278-279。

[4]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p.171.

[5]Pan，Tracing It Home，p.85.

[6]梅甘主教对艾佛锐特·德伦姆莱特（Everett Drumwright）提起戴笠去界首的事，说：“当然，众所周知，这些贸易的油水极大，所以许多中国军官（尤其是汤恩伯将军）都以各种方式参与这些贸易，而且这种贸易是在与中国傀儡政府（也许还有日本人）达成默契的基础上进行的。”主教（他在华北有自己的情报网）还补充说，他“听说”戴笠对汤将军在这个行当里的角色不满意。Dispatch No.2494 of Ambassador Clarence E.Gauss to Secretary of Station closing a dispatch of March 28，1944，from Everett F.Drum wright，“Second Secretary on Detail at Xi’an”。Citedin May，China Scapegoat，p.473。

[7]Report of an American Who Escaped from Peking on May 21，1943，dated 31/7/43。General William J.Donovan。Selected OSS Documents，1941-1945.Microfilm，Record Group 226，File No.62.

[8]当时的文件表明，在国统区、沦陷区和共产党地区之间进出相对容易，邮政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继续正常地进行。OSS Documents R&A No.2121，Chapter 10，People and Government in East Asia（A Survey of Conditions in Fuchien，Chekiang，and Kiangsu）.November 1944，OSS Reel 2，Document #7，56。并见：Eastman，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pp.227-278。

[9]李正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日本在华北走私述略》，第55页。

[10]关于杜月笙的“中国工业贸易信用公司”和“国家通济公司”，包括后者与日本军事情报的关系，见：Martin，Resistance and Cooperation，pp.11-12；及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第103页。

[11]湖南向两边（国统区和沦陷区）送稻米，它每年产稻米570万吨，即相当于整个国统区谷物产量的15%。

[12]“Trade between Occupied China and Free China”，Situation Report #6，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Far Eastern Section，R&A 553，June 16，1942，pp.1-2.

[13]同上书，第3页。世界最大的钨矿坐落在江西南部和广东北部的大庾岭中。其钨矿藏量估计为100万吨左右，纯度为60%。

[14]珍珠港事件之后，上海出现汽油紧急短缺。尽管上海人非常喜欢汽车，但那时却很难弄到汽油。虽然许多车的引擎很快改装成烧木料和木炭，有许多车仍然使用汽油，于是那些在自己的后院里埋藏了一桶桶汽油的“新贵”们，便在黑市上大发横财。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第308页。

[15]“Trade between Occupied China and Free China”，Situation Report#6，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Far Eastern Section，R&A 553，June 16，1942，p.1。关于其他走私线路，见：Eastman，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pp.279—282。

[16]这个信息来自于美国“反间谍团”对一名在汉口负责海军特工的日本上校的审讯。Report 9710，8/1/39，3a.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China），1911—1941。

[17]给日本人当特工的酬劳之一是提供向旅行者敲诈勒索的机会。“People and Government in East Asia （A Survey of Conditions in Fuchien，Chekiang，and Kiangsu）”，OSS Documents R&A No.2121，Chapter 10，November 1，1944，OSS Reel 2，Document#7，56。

[18]Caldwell，A Secret War，p.102。1941年4月5日在军统总部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军统领导们注意到了从走私点穿越敌人防线的方便，于是把它用来作为派遣军统的特工进出敌占区的有利机会。唐纵（手稿）、姚孔行编：《从结识戴笠到任职侍从室——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第109页。并见：《戴笠之死》，第2页。

[19]1942年6月：“日本一旦控制了贯穿华中的南北铁路线，就能在中国的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制造障碍，而假如日本取缔在日本军队中的贸易和贪污行为，从而形成对国统区的有效封锁的话，那么国统区的经济便会陷入真正的困境。Situation Report#6，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Far Eastern Section，R&A 553，June 16，1942。

[20]军统湖北站的400个特工原来的办公处在武汉，这些人一直在搞走私。到了1938年11月，武汉办公处搬到了在恩施县的省办公处内，把游击队活动和走私贸易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武汉警察处于日伪武汉警察总监刘翰如的控制之下，直到他被傀儡市长张仁蠡（张之洞的儿子）解职为止。李楚桥：《回忆恩施时期的军统湖北站》，第111—114页；刘元学：《日伪武汉警察总监刘翰如》，第82页。

[21]OSS XL13558，“China’s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in India”，10/7/45，p.2；Eastman，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pp.281—282。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主要是那些从舟山岛沈家门开出的海盗船只在进行。其中有一些是日本人许可的“傀儡海盗”，以此来促进有利可图的运送鸦片进入国统区的业务，并换取木材、稻米、桐油、纸张和黄金到沦陷区出售。除此之外，他们还把上海的旅行者运送到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港口。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R&A # 2121 East China Coast，Nov.1，1944（OSS Reel No.2，Document No.8），38：246—247，250；OSS Documents R&A No.2121，Chapter 10，“People and Government in East Asia”（A Survey of Conditionsin Fuchien，Chekiang，and Kiangsu）.November 1，1944，OSS Reel 2，Document#7，p.58。

[22]OSS Documents R&A No.2121，Chapter 10，“People and Government in East Asia”（A Survey of Conditions in Fuchien，Chekiang，and Kiangsu），Novemher 1，1944，OSS Reel 2，Document #7，p.41.

[23]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5.

[24]宋子文原来命令西点军校毕业生曾锡桂训练税警部门。据说蒋介石把这视为宋争夺权力的象征，于是解除了这两人的职位，并让孔祥熙接替宋任财政部长。祝世康：《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第74页。

[25]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5页。

[26]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5页。

[27]这场大火也许是蒋介石制定的“火烧”政策的一部分。长沙被烧了三天三夜，十几里以外就能见到冲天的火焰。有5万多家住宅被烧毁，无数人被烧死。但大火并未能吓住日本人，他们绕过了长沙，继续前进。蒋介石看到这场损失后，一怒之下决定牺牲部下，枪决酆悌和省警察署署长。马振犊：《血染辉煌》，第210页。

[28]“这个局有350个控制单位和60个检查单位。戴笠颁发运送货物的许可证。通过公路、火车，或飞机输送人员、货物是在他的管辖之下。”Adeline Gray，“China’s Number Two Man”，RG 226，Tntry 139，Box 183，Folder 2449，OSS Files，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D.C.，p.15。比如，在西北，军统控制了各种“检查所”，它们还负责航空检查所领导下的空中运输。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26页。据其他资料，戴笠在1942年当了该局局长，王抚洲为主任秘书（后被楼国威接替）。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7页。

[29]这种活动后来扩展到了航空检查（包括对机票发行的控制），在汪精卫逃跑之后，航空检查归军统负责。这个航空检查机构最终归军事委员会下的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处领导。军统战时的机构当中，空运部门是最大的肥缺，它的检查员们参与黑市的机票交易，并与重庆最大的珠宝商和黄金走私商直接做买卖。沈醉：《军统内幕》，第124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3页。

[30]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7页。

[31]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7页。

[32]其中包括在顾祝同将军保护下的“中联公司”，江苏省政府委员王艮仲支持下的“统益公司”，杜月笙的“通济公司”等。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8页。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杜月笙正在去重庆的途中，整个战争时期他都留在那里。他曾于1939年在重庆建立了一个棉纺厂和一个面粉厂，并在昆明建立了一个胡椒厂，所以他的部分时间用来投资这些合法企业，并发展中国商业银行。与此同时，他继续与戴笠合作搞地下活动。1942年3月，杜成立了“中华实业信托公司”，戴笠的交通警察协助他在华中和东南部地区采购货物到内陆销售。同上书，第113页；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3：329。

[33]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3页。1938年后，在中国活动的最重要的日本特工单位是“竹社”（tokumu kikan）或土肥原贤二（Doihara Kenji），其中有最精通中国的“中国老手”坂西利八朗（Banzai Rihachirô）。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pp.162—163。关于“东北劳伦斯”Doihara Kenji 见：Deacon，Kempei Tai，p.141。

[34]1943年春，在财政部交通管理处工作的朱惠清向戴笠建议，成立一个上海办事处来采购棉布和其他物资运到国统区。这个办事处由杜月笙的门生徐采丞和万墨林负责，他们与梅花社有密切联系。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第102页。

[35]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第102页。管理处由张性白的副手陈清贤（音）负责，坐落在淳安境内。

[36]这个合资企业叫“美震公司”。

[37]赵世瑞的绰号为“赵万万”，而他在温州的侄子赵子清被称为“赵千万”。他的副处长们是临海黄岩货管站站长童襄、龙泉货管站站长寿廷。

[38]同上。绰号为“阿毛”的“张上校是个小个子，勇敢过人，在进入上海这类城市中心时，经常装扮成船夫或乞丐。他在本地被人们敬为英雄。战前他是个普通公民，虽然他目不识丁，却是普通老百姓当中最优秀的代表”。Adeline Gray，“The Loyal Patriotic Armv：A Guerilla 【sic】 Organization Under Tai Li”，RG 226，Entry 139，Box 183，Folder 2449，OSS Files，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 D.C.，pp.19—20。格雷（Cray）在珍珠港事件后逃离上海，1942年1—5月待在浦东“忠义救国军”那儿。同上，p.18。

[39]赵世瑞被释放后，进入陆大将官班受训。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7—118页。

[40]Eastman，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p.277.

[41]同上书，第112页。戴笠的副手是曾养甫，他的主任秘书是涂寿眉，运输组长是张炎元，政训组长是陈世贤，警卫组长黄毅夫，毛宗亮为经理组长，杨隆祜和郭斌先后为总务组长，胡子萍为交通组长，陈一白为无线台总台长。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6页。1942年缉私处被置于军统的机要科之下，由王抚洲任处长。

[42]稽查人员训练班设在重庆、衡阳和西安，由陶一珊等负责。他们来自军统的特工人员，被调到稽查部门当基干。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4—115页。

[43]徐宗尧：《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第206页。并见：Stratton，Navy Guerrilla，p.85。

[44]Epstein，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p.238.

[45]他们分别是贾幻慧、王庆云、何行键、汤毅生。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5页。

[46]同上。

[47]青帮头子杜月笙在上海孔祥熙的家里参加了祈祷会，并于1936年受洗成为基督徒。Marshall，Opiumand the Politics of Gangsterism，p.38。孔祥熙在南京中华门外建公馆时，要同由帮会分子控制的励志社领导之一黄仁霖打交道。黄把李骏耀介绍给孔当建筑监工，孔又提拔李为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局局长。然后黄和李又把林世良介绍给孔祥熙。林世良非常能干，尤其是在对付运输工和卡车托运公司的老板们方面。孔以提拔林世良为事务科主任兼中央银行运输科主任作为对他的奖赏。

[48]1937—1941年间，香港是向国统区运输战略物资的重要入口。Chan，China，Britain and Hong Kong，1895—1945，p.265。

[49]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5页。

[50]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5—116页。

[51]外国观察家们认为是戴笠下的处决令。

[52]孔家的侍从们（从副官到抬轿子的家丁）都佩有特殊证章或在制服背后印有特殊印记，表示是孔祥熙的人，以此仗势欺人。他们和军统在南温泉虎啸口山上、孔的别墅旁边的稽查所密切合作。

[53]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5-116页。宋霭龄激烈反对戴笠。

[54]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二），《中报》，1989/7/23。

[55]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6—157页。

[56]但临时代办补充说，据戴笠的一个私人朋友说，戴将军并没有被解职，只是被命令从那以后得局限在军统合法活动内，即“在沦陷区的军事和政治情报及反间谍活动”。他以前的政警活动据说被他的前内弟毛人凤接替。Atches on to Secretary of State，Chongqing，Sept.10，194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pp.112-113。

[57]别动队是从原奋勇队发展起来的。当初它们由蒋介石组建于1939年9月，主要被用作游击力量。胡啸华：《从奋勇军到别动队》，第137—138页。

[58]张炎元为少将副处长，并设立了两个交通训察总队，由石仁宠任少将总队长，而各地检查所/站仍保留原有建制。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3页。

[59]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3页。

[60]沈醉：《军统内幕》，第243页，鸦片的运输往往由杜月笙的武装匪徒押送。Marshall，Opium and the Politics of Gangsterism，pp.41-42。

[61]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2.

[62]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37。并见：“Talk by Admiral Miles before the Conference of the New York State Association of Police Chiefs”，Schenectady，New York，July 24，1957，in Miles Personal Papers，Box 3。

[63]金三角区是云南、缅甸、泰国边境交界区。——译者注

第二十四章 战时重庆的军统

希特勒对官僚机构实行铁腕控制以垄断青年组织、商业联盟、教会，以及其他人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使用盖世太保来对付时而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蒋介石政权与其不同，它在战争期间变得几乎完全依赖秘密特工，因为蒋对社会和政府无法从组织上进行控制。

齐锡生：《战时国民党中国》，第225页[1]

接管四川

在南京政府当局的十年中，四川一直处于国民党统治范围之外。在该省最大的军阀刘湘旗帜下，四川被军阀割据得四分五裂。[2]但是，20世纪30年代，当抗日战争日益逼近时，蒋介石开始考虑起这个三国时代“巴山蜀水”的要塞省份，准备将它作为未来国民党政府的堡垒。到了1935年9月，委员长已在四川建立了一支新的“剿匪”部队，后来由顾祝同指挥，并被重新命名为“重庆行营”。在这个行营内部，蒋的间谍大师戴笠设置了军统的“渝三科”，名义上归他自己领导，实际上由副科长陈绍平和监察员叶道信负责。[3]设置在祠堂街旧军事衙门的渝三科，为一旦国民党撤退到此地并接管重庆做准备工作。[4]

谋杀刘湘

当国民党从南京撤退到武汉时，四川霸主刘湘意识到，这个由他自己和其他一批军阀控制的省，现在已处于蒋介石的枪口之下。[5]当时刘湘刚患过急性胃炎，正在汉口的万国医院疗养。刘在病床上试图发起与第一集团军司令宋哲元和第三集团军司令韩复榘联手的三方军事同盟。当时宋哲元控制着河南南部的新乡和濮阳，韩复榘原为山东军阀，在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和陕西汉中驻有卫戍部队。刘计划在四川周围集结兵力，形成封锁线，再加上日本人的帮助，便可抵挡蒋介石入川。

戴笠对刘湘早已怀有戒心。他唆使四川军阀部队的一个将领范绍增对刘进行监视。据范绍增汇报，刘湘已向其将领们发布秘密电码指示，命令他们向湖北宜昌调遣部队，与对抗蒋介石的韩复榘部队衔接。刘湘本人也通过无线电通讯与韩本人保持直接联系。但军统一直没有能够破译他们的通讯密码。然而，范绍增向戴笠的电码译员送去了刘湘部队早期使用的一份电码本，使戴笠的人得到了破译电文的关键启示。破译的结果使军统得到了能够向蒋介石证实这两个军阀密谋的足够证据。委员长迅速予以打击。1938年1月11日，蒋亲自到开封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以此诱骗韩复榘赶到河南省会，戴笠的部下在那里将他逮捕，押送汉口受军事法庭审判，并于1月24日被行刑队枪决。[6]与此同时，军统收买了刘湘的护士，将这位四川军阀治胃病的药换成毒药。刘湘不久便因中毒而死在万国医院的病床上。[7]

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戴笠于中日战争开始的6个月里在四川兴风作浪的意义。他和他的组织在蒋介石本人的命令下，迅速控制了地方军阀的卫戍部队，蒋命令每一个警备处都归他的秘密警察的稽查处管辖；很快，在每一个能想象到的公共设施里，包括火车站、汽轮码头、汽车站、旅馆、茶馆、饭馆、电影院、公共澡堂和剧院等，都建立起了检查所，分别由一位督察长负责。从原则上讲，没人能躲过秘密警察的监视。[8]

戴笠秘密统治的范围发人深思：他是国民党控制国家政权过程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呢，还是他的秘密机构形成了一个影子政府，最终使22年的民国统一政权无法得到巩固？例如，当戴笠设立了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的海关关卡的时候，他是否在重申中国凌驾于治外法权之上的权威？还是这仅仅是打着国家的幌子，只图面子上过得去？

军统以前在重庆的机构

军统的主要行政部门是在罗家湾19号，这是军统甲室（机要室）和戴笠办公的地方。但军统在重庆“公开”的办公地点是在望龙门湖南会馆，那里有军统的文书科、档案股和密函股。[9]文书科通常负责监察军统大多数的外勤单位，这些外勤单位在业务上归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领导。[10]

抗战时期的重庆

至于对重庆的控制，最大、最重要的特务组织便是军统的稽查处，它管辖13个县。[11]同上书，第83页。虽然该处只有500多人，但它的每个外勤特工都有20到几百人在为其工作。[12]稽查处由军统成立于1939年，当时它是武汉卫戍司令部的一部分，后来迁至重庆，在名义上成为重庆卫戍部队的一个单位。它的权力掌握在戴笠手中，而戴笠的背后便是委员长本人。结果是，重庆卫戍司令部的两个后任司令刘峙或王瓒绪，谁也不敢过问稽查处的活动。[13]

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年仅20岁的沈醉

对戴笠来说，稽查处是一个考察和锻炼骨干的地方。[14]该处的处长无一例外由军统已经有过副处长经历的官员担任：陶一珊接替了赵世瑞，廖公劭又接替了陶，后来沈醉接替了廖，何龙庆最后又接替了沈。[15]由于大家都知道，戴笠为了提拔他们而不断地对他们进行考察，所以在这些副处长们中间的竞争相当激烈，这个单位的工作风格也是高度紧张。稽查处的人为取悦戴笠无事不做，稍有成绩便向他汇报，对他总是随叫随到，甚至会不参加宴会而长时间呆在办公室里加班。最终成为稽查处处长的沈醉尤其意识到戴笠的“神经质脾气”，于是他下苦功把所有悬案的细节都强记下来，以便能在上司半夜询问时，不查看任何案卷便可立刻回答。也许正因为如此，沈醉在年仅20岁时便被戴笠选为总务处处长。[16]

重庆稽查处被分成4个科。一科负责总务，设有事务、人事和文书三股。[17]二科负责情报业务、侦探工作和航空检查等。[18]从某种意义上说，负责电讯的三科最为重要。这个科有40多名专业人员，都经过魏大铭的中央通讯处训练。[19]

三科负责替重庆的军统部门购买所有的需求物资，这是非常花时间的事务，但他们主要的任务更加复杂，那就是监视重庆收发的所有电台信号。共产党人的办公处和《新华日报》的电台发射尤其受到监视。[20]

四科是司法科，科长是徐钟奇和胡藻。徐是戴笠的同乡，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总是向他的上司汇报。这个科还负责警卫军统在重庆令人毛骨悚然的监狱。[21]军统重庆站在望龙门的“看守所”是个臭名昭著的残酷监狱。这里关押的政治犯被指控的罪名非常微不足道：从偷听被认为“极端”的政治言论，到公开埋怨低工资和物价昂贵。而这些犯人又要受“老犯人”的欺压，后者手下有30多个犯人团伙，同他们的“头目”一起对其他犯人进行敲诈勒索，称为“孝敬”。[22]

无须强调，在战时的重庆，望龙门的人员令人望而生畏。如果一个军统的特工在执行外勤任务时违法，遭到正常的司法部门问罪，他只需冷冷地说一声“望龙门的”就完事了。只要他亮出了身份，这位特工以后上剧院便不用再买票，坐火车或乘船也无须花钱，甚至连逛妓院和鸦片馆都可拒绝付账。[23]

四科的办公处与军统党政情报处连在一起，后者主要负责领导一组外勤特工员对学生组织进行渗透。但其主要任务由党政侦察组领导，对中共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和周恩来的住宅进行监视。[24]但在这方面，他们并非十分成功。[25]

外事侦察组在名义上属稽查处领导，但实际上受军统直接控制，由军统规定它的经费与活动。它的头目孔杰和吴润荪，同时也是重庆警察局外事科的科长，因为戴笠坚持：在城市内的外事工作得归属到一个领导之下。与此同时，它是个绝密的单位：必须穿过警察局正常的稽查处办公处，才能从其后门进入。[26]

外事侦察组的主要任务是监视苏联大使馆、塔斯社和苏联商务代表团在重庆的活动。[27]做外事工作的通讯员直接由军统高级官员控制，被认为是非常宝贵的人才。他们同时也与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和军统护照科科长曾广勋互相配合工作。[28]

这个侦察组还有自己的一个三组，叫作“社会侦察组”，它由戚玉鳞领导，其行动常常不受军统总部的直接指挥。它奉命通过惩治抢劫之类的重型罪犯来促进“社会治安”。与其他组不同，三组的人总是随叫随到。它的组员部分由流氓或帮会分子组成，许多人是在武汉被招募来的。由于在国民党军队从武汉撤退到重庆时，一大批武汉的小偷和扒手都跟着迁到此地，三组自己的前帮会分子在对付这部分地下分子方面，要比正规的警察局侦缉队更有效，虽然后者在重庆的黑社会中也有其自己的关系。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战时局面：“上游”的骗子们与正规的侦探大队密切合作，而“下游”的罪犯们则与社会侦察组暗中勾结。[29]

最后，侦察组还监管十几个侦察所和30多个侦察哨。它的“外部”权力非同小可。稽查所的人员，往往为了检查某个嫌疑分子的行李，便可以随意搜察任何住宅和旅馆。[30]而且，虽然车辆检查名义上是集中在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之下，但他们却能随意扣押任何车船。这成了在朝天门糖业公会楼稽查所人员可观的非法收入的来源。因为要负责水路交通，他们便建立起了自己的检查所来监视往下游来的木材和其他货运船只。每条船的船长都知道，只要稽查所的官员坚持，他们就得把整船的货物卸下船检查。倒不如向他们行贿，当然这便成了非法的关税。[31]

重庆警察侦缉大队

虽然稽查处与统一检察处竞争，但它的真正劲敌是重庆警察局的侦缉大队。[32]警察局长的职位由徐钟奇和唐毅轮流担任。徐与蒋介石有直接联系，而且通过取悦孔家二女儿孔令俊来讨好孔祥熙。唐毅虽然不是军统的人，但与戴笠非常接近。[33]当戴笠在1941年10月要扩充侦缉队为大队时，他给唐毅局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任命曾经担任过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沈醉当大队长。唐毅立刻邀请沈醉来接管侦缉队，这个任命还经过前柏克莱大学的学生、戴笠在内政部的特工酆裕坤的正式批准。这以后，沈醉便逐步地将侦缉队改编成了侦缉大队。[34]

侦缉大队的花名册上共有170名侦探，若再加上他们的“跑腿”，总人数便可达1,000人以上。在其固定人员中仅有10来名军统的基本干部，他们主要是一些与密探和黑社会罪犯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刑事罪犯侦探。他们在审讯中从不拷打犯人，而且用军统的秘密工作人员无法理解的帮会内行话进行。他们的许多会议都是在侦缉大队部大门口外夫子池来龙巷的一家茶馆里开的。[35]正规侦探在对付重庆的犯罪分子方面有出色的记录。[36]

但在沈醉看来，这些侦探在从事秘密监视和政治控制方面无能透顶。于是这位新队长便将日常的警察任务交给副队长沈夕峰去管，而自己则把一小批文化程度较高的侦探集中起来组成直属队，专门收集“党政情报”。这意味着这批人被剥夺了敲诈勒索捞“油水”的机会，于是沈醉便采取对执行军统特别任务表现优秀的人发奖金的办法来予以弥补。[37]

具有十足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侦缉大队的惯常业务而导致了沈醉的辞职。当警察局长唐毅的一些物品遭窃之后，他命令沈醉立刻把东西找回来。沈醉没有在侦缉队的赃物保管室里找到这些物品，他便威吓几个分队长。三天之后，两个窃贼自首，赃物也找到了。沈醉不知出于哪种心态，发出了一份正式的书面通知单，要失主像重庆普通市民那样前来侦缉大队总部认领失物。唐毅感到受了侮辱，怒火万丈，派遣了他的一个手下来沈醉办公室。当此人正从口袋里往外掏唐毅的名片时，沈醉以为他是在掏枪，便立刻拔出了自己的手枪，而且把那人痛打了一顿。事后沈醉立刻跑到戴笠那里，向他汇报了事情经过。戴将军听完之后，马上下令把沈醉从警察局调出来，到警卫司令部稽查处工作。当地的报纸把这个调动当作是对沈醉做侦缉大队长有功，得到提拔的表现。[38]

非正式的“前线”与“外勤”

戴笠在重庆设立的非正式机构各式各样，其中包括一个叫作“裕民米店”，实为大米囤积库的连锁粮食商店，以及在珊瑚坝机场附近的飞虹照相馆这类偷拍有反蒋嫌疑的旅客照片的照相馆。[39]战时首都重庆的大多数饭馆老板都与军统有非正式的关系，但一些最大的则实际属于军统官员们掌管：皇后饭店是军统大特工许忠午开的（他还在打铜街开了一个舞厅）；邹容路上的新味腴餐厅和民生路上的味腴餐厅，为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沈夕峰所拥有；而凯歌归菜馆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李岳阳开设的，此店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常去的地方。此外，大多数旅馆的服务人员，尤其是在重庆最大的旅馆胜利大厦里的服务员，全都是军统特工的“跑二排”。[40]

这些非正式的掩护机构和半特工们都由重庆特区（即渝特区）管辖。该特区负责外勤，而它的外勤人员直接向稽查处汇报。渝特区由姜绍谟任区长，区部设在老街32号，此地在战前是西南军政公署第二处办公处，现在是军统在当地行动的“丑恶网络”或“巨大的无形网络”的中心。[41]该办公室有40到45名高级情报官员，他们掌管军统在全市的所有人员，包括民主党派人士和一些从共产党那里过来的“叛徒”。特区本身被划分为5个地区组，其中最重要的是西郊组办公处，它负责监视共产党红岩村和《新华日报》办事处。由于西郊组无力收集关于共产党在红岩村的情报，姜区长向沈醉建议向他的特工颁发枪支（正常情况下便衣外勤人员不佩带枪支），来诱惑共产党向他们开火。他说，这样，在混战之后，军统的人便可以冲进共产党的村子搜查他们的地盘。[42]沈醉向他的上司汇报了这个计划，戴笠一听就火了，骂姜是“饭桶”，并指责沈醉本人赞同这种愚蠢的计划：“你在胡闹！我们和共产党作斗争靠这些办法能达到目的吗？打死了算白打死，打伤了是活该！不准在这个上面去打主意！”[43]

所以，对军统正规特工的实际政治监视，戴笠的总部会予以相对严格的控制。但军统在“外围分子”活跃的地方则比较放松，而他们几乎遍布重庆，这些到处都是的密探和间谍非常起劲地搜寻有“进步”嫌疑的人，以维持他们作为军统“跑二排”的微薄工资。这些毫无纪律的监视人不仅利用与军统遥远的关系来进行敲诈；而且他们知道，假如不能在一年里起码搞到一两份情报，他们就会被除名。结果，普通的市民人人自危，怕被告发，他们知道一出门就会被盯梢，而且，起码在他们探访亲友时，爱管闲事的邻居会把他们的出现报告给上级秘密警察当局。与此同时，所有的信件、电报和电话全都受到监视。[44]

重庆的暗杀活动

军统暗杀行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重庆市，这无意中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影响，而戴笠本人也未能预见到这一点。能够说明这个现象的最好例子，也许是刺杀汪精卫未遂事件，当时汪在逃离重庆后到了仍然属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河内。

这个事件对学中国现代历史的学生来说并不陌生。刺客们在1939年3月21日夜里溜进了汪精卫在河内的住宅。他们初看似乎得手：军统的特工员闯入汪的卧室，用冲锋枪对着床上睡着的人一阵扫射，那人当场毙命，刺客们随即逃之夭夭；然而，那天晚上不知怎么的，汪与他的私人秘书曾仲鸣换了个房间睡觉，于是曾成了汪的替死鬼。

当时国民党政府否认与暗杀有任何牵连，甚至在许多年之后，忠于蒋介石的人仍宣称：委员长对此一无所知。例如，陈立夫坚持认为，甚至连戴笠也没有涉入此事件：

谁杀了曾仲鸣？我不知道。外面的人说是戴笠把他杀了。我表示怀疑。假如是戴笠干的，他怎么能有权力干这样的事呢？他不应该有这个权力！谁能说出有谁指使了他？我不相信这是戴笠干的。我有任何证据吗？蒋先生很少，不，从来不想杀死任何人。从不？我想不起来他曾经这么干过。[45]

但戴笠确实指挥了这场行动。[46]而这场遭挫的刺杀至少把汪精卫推进了日本人的怀抱，并最终导致了一个傀儡政府在南京的成立。

至于在重庆市内，暗杀是“消失”的普通形式，它几乎将战时中国首都的持不同政见者扫荡殆尽。尽管外国人不时为躲避秘密警察迫害而前来向他们求救的中国人士寻求外交干涉，但即使像爱泼斯坦这类机敏的外国记者，对这种有选择性的恐怖主义的存在也一无所知。[47]不过，外国人圈子，尤其是魏德迈（Wedemeyer）将军和美国国务院，非常熟悉军统最臭名昭著的绑架案之一：费巩的失踪。[48]

1944年春，抗战中迁移到贵州湄潭县的浙江大学的费巩教授应复旦大学的邀请来重庆讲学。他是一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历史学教授，曾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份谴责独裁统治垄断国统区的声明表示赞同。此刻他置身于战时的首都，恰巧处于秘密警察的眼皮底下，他开始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起来，于是完全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然而，1945年3月5日早晨，费教授在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陪同下，坐船到距离重庆不远的北碚温泉地赴会。当他们在千厮门码头等渡船的时候，这个学生上岸去买早点。等他回来时，费教授不见了。[49]

费巩

费巩没在会议上露面，复旦大学校方便将他的失踪报告到卫戍司令部，而后者将那个倒霉的学生拽来询问，算是做出了反应。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关于费巩失踪的谣言四起。他到底仅仅是失足落水呢，还是被戴笠的特工员绑架走，并被投入了秘密看守所里？政府的发言人极力否认后一种可能性，但公众和美国使馆都不相信这些否认。[50]

在教育界，费巩的失踪使许多知识分子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了，他们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害怕自己落入蒋介石秘密警察手中。与费巩一起在美国学习的40多名教授联名给魏德迈将军写抗议信，结果魏德迈向委员长本人表示了美方的正式关切。[51]

蒋介石那时已让戴笠查询此事，而戴将军便和中统头目叶秀峰和宪兵司令张镇开会研究此事。[52]戴笠声称，这两人都没有逮捕过费巩。与此同时，魏德迈命令梅乐斯亲自调查此案。梅乐斯把这个任务向戴笠做了汇报，在梅乐斯向前纽约警察侦探克拉克（Clark）求助的同时，戴笠任命沈醉（他作为上海的大侦探被介绍给美国人）作为军统对此案的联络人。[53]

调查组追踪了一系列线索，毫无结果。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会面的结果是，建议他们查询政府的监狱和看守所。但当他们带着费巩的照片去查看了之后，被告知没有此人在此地呆过。查询警察记录的结果也是如此。由于浙江大学的一个学生声称在巫山县见到费教授身着和尚服，这组侦探人员便在巫山地区的12个和尚庙里查访，仍丝毫没有找到失踪教授的踪迹。克拉克和沈醉甚至到了下游地区，查看漂流到此地的尸体，也没有发现与费巩教授有丝毫相像的尸体。最后，谣传说费教授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里被杀，尸体被扔进了硝酸池里。沈醉从来没有明确地反驳过这一说法。但在费巩失踪很长时间后，他一直坚持说，这个神秘的事件将永远不得其解。[54]

共产党在四川的活动

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活动，在每个地区并不完全一样。比如，在成都，共产党的活动要比在重庆活跃得多。1940年期间，由于前一年春天的干旱，成都地区庄稼严重歉收，于是导致了常见的囤积大米以及伴随而来的粮食暴动。不管共产党是否鼓动了这些骚乱，戴笠立刻认为这是共产党在捣乱，这便使他有了借口，命令他在成都地区的侦缉处特工们，对共产党人能抓就抓。[55]在这场大搜查当中，负责八路军成都办事处的领导人及《新华日报》高级编辑罗世文以及共产党成都区域重要领导人车耀先先后被捕。两人受到严刑拷打，但都没有招供。最后他们被押送到重庆。其他十来个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被川康区军统特务队长刘崇朴活埋了。[56]

成都的大逮捕是军统在四川的一个早期行动，它意在显示军统在整个战时中国的有效实力。[57]然而，在重庆市本身，在追踪共产党在国民党战时首都的地下活动方面，戴笠的组织似乎并不那么得力。[58]据沈醉讲，军统在重庆的侦察部门从一开始就非常窝囊，因为它在情报方面所能依赖的，无非是一些来自于社会底层的“不三不四之流”，再加上几个民主党派当中一些中下层的人士而已。军统是如何对像郭沫若、田汉或曹禺这类人物的活动进行控制的呢？军统所能指望的只不过是对他们加强监视，并让其特工不时复查有关这些社会知名人士的情报的真实性而已。[59]

但这并不等于说军统在对付共产党方面毫无成就。在这一点上，第二次统一战线对他们不起作用。[60]作为重庆卫戍司令部侦缉队队长的沈醉，非常想抓获共产党人。每次如愿以偿，他都会得到奖励，例如他在江北附近的一个小铁工厂里对共产党人进行的那次突击。[61]不过，关于所谓共产党活动的假传闻，军统屡次弄巧成拙，并使无辜的人士受到无端的连累。如在1940年冬天的綦江案件当中，军统的审讯员用严刑打伤打死了500多人。[62]又如，有一次总统府连连下令，而结果证明，并无任何颠覆活动发生。[63]

军统的主要监视目标——共产党在红岩村的办事处

军统监视的主要目标是共产党在化龙桥红岩村的办事处。军统为此专门在附近成立了一个特别稽查哨，由段楚田负责。但戴笠的人发现很难弄清有哪些人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去了共产党的“老窝”。[64]后来，情节生动的小说《红岩》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对国民党秘密特工们的无能做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同时又极力表现了军统（以及它后来的“保密局”）是敌人的一个残酷而恐怖的组织，它应对无数受害者的死亡负责。[65]《红岩》的寓意之一是揭露军统的美国支持者，他们被塑造成阴险的美国“特殊顾问”，躲在拷打审讯场面的背后，一心要“从人骨头里挤出油水来！”[66]这个反美的信息当中还夹杂了对共产党最终胜利的信心，它同50年代初朝鲜战争中的反美热潮遥相呼应。作为小说中的英雄，许云峰对毛人凤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然消灭一切反动派，包括你们这群美帝国主义豢养的特务！”[67]

共产党的保安

政府办的兵工厂由军统负责进行专门的监视，它还控制了部队军火部门的警卫稽查处。[68]结果，地下共产党发明了一套复杂的、类似秘密社会使用的暗号作为识别方法和密码，来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折成三角形的手帕、叠成三层的方形的布、手表下面系一根白色带子、特别的招呼方式（拍打左胳膊肘并用右手做出中国字“八”的手势、摸一下对方的颈背或耳垂等等），都被用来表示“战斗到底，不被活捉，不恋父母，恪尽职守”。[69]

共产党潜伏特工员张露萍

在蒋庞大的警察国家里，这些都是被压迫者的武器。共产党人积极在国统区的这些工厂里建立他们的支部，他们的最高领导则对国民党政权的国家军事和保安系统更感兴趣。到了1942年1月，周恩来及其在第二次统一战线下于重庆建立起来的办事处宣称：他们在四川、云南和贵州安插了5,000多名特工。[70]他和康生还向蒋的最高级的情报和反间谍机构进行了渗透。[71]（国民党中将阎宝航，是周和康领导下的间谍网核心人物，他是蒋介石的一个军事战略首领。[72]）阎将军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提供给莫斯科，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整个军事部署拍摄下来，并把日本即将进行的珍珠港空袭通报了斯大林。[73]

另一项致命的渗透活动，是张露萍打进军统的通讯系统，使数百个军统电台站和上千名特工暴露给了共产党。这次惨败当时可能甚至促使了戴笠与美国人结盟，以寻求更好的反间谍措施。[74]

后来还发生了最著名的渗透事件。那是在内战最后阶段的淮海战役时期，军统（那时已经改名为“保密局”）的安徽站由唐玉昆领导。[75]唐领导的主要单位之一是军统在正阳关的办公处，其负责人刘惠生参与了把地方保安团和零散的军事单位合并起来，成立一个由黄埔毕业生廖运升指挥的第一一〇军的工作。[76]

唐对廖的忠诚持怀疑态度，便命令刘惠生对他进行密切监视。刘马上把军统对廖运升的监视告诉了廖。与此同时，一个共产党情报官员张公侠开始接近刘惠生本人，他劝告刘改变立场并去说服廖运升秘密叛变。[77]自此以后，刘惠生定期向共产党地下特工提供军统的情报，向山里起义的游击队们调拨无线电设备，并通过廖运升的安排使第一一〇军不与共产党部队发生军事冲突。[78]

蒋介石的国内敌人

戴笠和他的部下一直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阴谋活动非常警惕。其中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1943年委员长去开罗的时候。一群年轻的将军不仅策划推翻蒋介石，而且还要废除何应钦、戴笠、孔祥熙、陈氏兄弟，以及那些因腐败和渎职而著称的高级官员们。戴笠的特工在此计划实施之前闻到了风声。据说这个阴谋牵涉到200至600名官员。结果有16名将军被枪决。[79]

1944年在戴笠的权力高峰期，他除了任军统局正局长以外，还控制了下列机构：军令部第二厅、侍从室第六组、警卫组、军委会特检处、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军委会别动军、军委会“忠义救国军”、警察站、警察培训单位、整个国统区各省和市及地方上的检查哨、军委会西南运输警务处、每个使馆的武官和助理武官，以及中国警察学会。[80]

到了1944年春天，戴笠不仅预见到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而且他还以招募日本战败后的傀儡政府官员来与共产党作战的方法，积极在华北地区为重建国民党中央政权做准备。[81]美国国务院认为：“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戴将军说共产党问题对于中国要比日本问题更重要。”[82]

对于美国军方来说，最让人担心的是梅乐斯在中美合作所的部队有被用来对付共产党的可能性。在重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梅乐斯因个人与战略情报局的不和而与戴笠一起责怪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相勾结。这更加深了上述担忧。比如，7月中，梅乐斯指控战略情报局在上海向“共产党便衣人员”空投冲锋枪。[83]他还坚持说，仔细阅读戴笠的情报档案可以证实，美国的外交官员们，如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在牺牲中国国民党的利益，而且没有尽力维护美国的……利益。”[84]

这种对中美合作所干涉中国面临的内战的担忧，还因延安对国民党把美国援助的军火用于反共活动的指责而加剧起来。1944年夏末之前，如果共产党抱怨说“美国使用援助的军火来进行”反共活动，那么这几乎肯定是无中生有，目的在于先发制人，以防止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但到了1944年夏天，美国驻华海军得利于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吨位的增加，开始接收每月好几吨位的空运。美国驻华海军与戴笠的秘密警察密切合作，而魏德迈相信他们私下里提供了物资。[85]按照美军战争正史：

1945年6月里，共产党又责怪起美国援助的军火被用于不正当目的。赫尔利（Hurley）大使认为这是延安在有意挑动内战，但魏德迈的G 5部不这么认为，因此说服他们的司令对“美国驻华海军参与了中国即将发生的内战”的可能性做调查。[86]于是魏德迈将军任命了一个由G1、G2、G3和美国驻华海军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G5主持。[87]

委员会于8月22日汇报说，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说明美国驻华海军的人被部署到国民党或“忠义救国军”部队当中来反对共产党；不过，“如果共产党干涉抗日部队的行动的话，（美国人）可能会被用来交战。”[88]但委员会还接着注明，美国设备“至少防御性地”被用来对付共产党，那些设备在援助军火协议以外的程序下武装了戴笠，而且没有关于调拨（武器给戴笠）的现存可靠记录。[89]

西南地区秘密特工的镇压

1945年的整个2月里，重庆爆发了一系列的示威和骚乱。戴笠和陈氏兄弟决定要不择手段地进行镇压。国民党秘密警察部队袭击了共产党办事处，扰乱了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集会，并殴打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90]

在罗隆基这样的民主同盟领导人眼里，戴笠的力量是一心同日益上升的文明社会力量作对。“中国人民为把自己从秘密警察、地方上的腐败和压迫，以及对他们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将是长期而艰巨的……现在在中国许多大城市里涌现了维护民权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无疑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全国发展，但秘密警察有可能也在同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和残酷无情。反动分子和他们的秘密警察现在开始了他们最后的顽抗，但最终他们将被历史不可抗拒的力量和人民的意志扫荡殆尽。”[91]

中国民主同盟最杰出的成员之一是李公朴，他是1936年11月22日因反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而被捕的“七君子”的热诚支持者。李在战争中继续在昆明从事反蒋活动，并被国民党的右翼视为是一个“左倾的捣乱分子”。云南省会昆明在1945-1946年间是激进学生运动的温床，而军阀龙云拒绝执行蒋介石消灭自由人士的命令，因为民主同盟在云南的势力异常的强大，也因为在那里的四所大学（即西南联大）念书的流亡学生的数量异常之大，所以当凶手于1946年7月11日晚上在昆明的街上将李公朴刺杀时，自由人士愤怒了。[92]

蒋丧失合法性

当抗议席卷全省，而且逐步蔓延到全中国时，当局准备把陆军预备第二师从大理那儿调来，协助云南卫戍警备司令霍揆彰镇压抗议运动。最明智的策略应当是努力缓解左翼自由人士的愤怒，而身居庐山避暑别墅的蒋介石也许确曾考虑过这一点。但是，戴笠死后，秘密特工越来越无法控制。7月15日下午1时，李公朴的追悼会在云南大学的大礼堂里举行。悼念仪式的主要组织者是诗人、教授和民盟的副主席闻一多。仪式完毕后，闻一多在《民主周刊》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公开指控蒋介石本人策划了这场谋杀。[93]

傍晚5时稍过，闻一多和儿子闻立鹤一起离开了记者招待会，回他们在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师居住区的家。在通向居住区的过道上，四个埋伏的人跳了出来，朝着闻一多的头部开枪。他儿子用自己的身体扑向诗人的身体，于是他也中弹了。凶手们跳上停在附近的一辆吉普车逃走了。[94]

闻一多

全国震惊了。也许战后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要比闻一多惨遭暗杀更能激起社会精英们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呼声，它的影响蔓延到了美国海军部，海军部被控曾向戴笠的凶手们提供了专门的无声手枪。[95]甚至连蒋介石也意识到这场谋杀太过分了，于是他在几天内向昆明派去了高级军事人员，想尽量把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96]

负责调查的主要人员是军统自己的官员：军统局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和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察部门的稽查处处长程一鸣。从调查一开始，唐纵就对程一鸣明说了：他不是在调查李公朴被刺事件，这很明显地暗示了那是蒋介石本人下的暗杀令。[97]

调查的关键是那辆吉普车，它在谋杀的现场留下了车胎印，而且至少有一个人记下了车牌。程一鸣很快就判断出，暗杀是云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四个特工干的，其领头的是一个叫熊广福的人，而他又是接受了警备司令部司令霍揆彰的直接命令。[98]

唐纵

在军统（此时已改称“保密局”）一个招待所里举行的会议上，程一鸣如实向唐纵汇报了他的调查结果。唐沉思良久，最后问道：“你认为这个案件应该怎样办？”程一鸣提了两点建议。第一，必须告诉“老先生”案情已破，四个刺客全都是士兵。所以应当把这四人交到宪兵部门来调查和起诉。第二，既然唐纵与霍揆彰既是同乡又是黄埔的同学，他应该让霍将军通过保密局的电台直接向蒋汇报自己卷入此案的情况。[99]

一旦此案转到宪兵部门，它便落到了司令张镇的权力范围之内。张司令答应对此案全权负责，并建议用以下的谎言来蒙混过关：两个肩负保卫委员长安全任务的宪兵参加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和随后的记者招待会。当他们听到闻一多攻击“国家元首”本人时，义愤填膺，便跟踪闻教授回家，在路上拔枪将他刺杀。总参谋长顾祝同被要求直接与在庐山的蒋介石联系，征得他对这个诡计的批准。委员长同意之后，宪兵部公布了这两个宪兵的名字：李文山和汤时亮是凶手，然后对他们举行公审。[100]

这就是8月25日由中央新闻社公开发表的说法，结果这两名宪兵被作为谋杀闻一多的凶手处决。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无法确信这个骗局的可靠性，他怕这场阴谋迟早会被戳穿，而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会被揭露出来。为防止这场阴谋的暴露，真正的凶手被软禁起来，霍揆彰被解除了云南警备司令的职位，而昆明警察局局长龚少侠被迫退了休。[101]然而，所有这些弥补和预防措施，都没能抹去人们对闻一多被一个凶残暴虐的政权惨杀的记忆，而这个政权的非法统治者，便是委员长几乎无法驾驭的秘密警察。[102]

注释

[1]Hsi 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p.225.

[2]Kapp，Chungking as a Center of Warlord Power，p.150.

[3]在成都也成立了一个由何龙庆领导的“蓉组”。

[4]周震东：《戴笠特务“渝三科”，“蓉组”及“西康组”在军事方面的活动》，第280页。

[5]沈美娟：《戴笠新传》，第353-354页。甚至早在南京失陷之前，国民党已经指定重庆为战时的首都了。McIsaac，The Limits of Chinese Nationalism，p.46。

[6]韩复榘被枪决的公开理由是把山东拱手给了日本人。而更直接的原因很可能是他或多或少卷入了这场军事结盟的阴谋。同上书，第359页。

[7]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06页。刘湘死后，力行社创始人之一刘诚志成了军统在四川省的头目。虽然刘诚志的直系亲属于1949年逃到台湾【其女与德国杰出的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 tin）结婚】，刘诚志本人于1972年死在抚顺监狱里。

[8]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3页。

[9]在城里还有一些军统的办公地点，如赣江路82号、海关巷1号、老街、石灰市、马鞍山和复兴关。此外，在郊外的磁器口还有一个主要办公点。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5页。

[10]所有关于第一和第二处行动的文件都得汇报给蒋介石（甲件）和戴笠（午件）。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1页。

[11]稽查处设在重庆石灰市的职业学校内。这是个穷凶极恶的刑讯地点。路人从不侧目相看，有人甚至宁可绕道也不愿经过此地。沈醉：《军统内幕》，第88页。

[12]同上书，第83页。据沈醉估计，在抗战中的某段时期内，在重庆共有2万多名军统外勤特工、外围分子和他们的“炮二排”。

[13]沈醉：《军统内幕》，第87-88页。刘峙在河南训练了一批他自己的秘密特工员，他计划把这些人员调入稽查处。这部分是由于他妻子的怂恿，因为这些人在河南替她搞到不少钱。但是戴笠不仅拒绝安插刘峙的秘密特工，而且下令解散刘的调查处。当刘峙的妻子对他的让步发脾气时，刘明确告诉她，在这方面蒋介石已经将权力交给了戴笠。卫戍副总司令郭寄峤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对军统未经他批准随便抓人表示不满，当时任稽查处副处长的沈醉简单地对他说，军统是在军委会直接领导下，即蒋介石本人的命令下行动的。

[14]同上书，第88—89页。向该处派人，往往被理解为是对军统骨干分子的一种考察。例如，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郭宗尧被怀疑有贪污罪，但证据不足，被调到该处察看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到中央稽查处当副督察长。再如，汉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左明，透露了戴笠和蒋介石准备让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出任陕西省主席的决定。戴笠最恨泄密行为，要处决左明，但左无意中说出他曾对祝绍周说起这一决定，戴笠便将他调到重庆稽查处，后来又任命他为警察局长。还有，黄加持与司令霍揆彰关系很好，而霍是戴笠的对立面陈诚的人，所以戴笠对黄有疑心，黄也被调至重庆察看，后因工作卖力而被调到贵州省缉私处当处长。

[15]沈醉：《军统内幕》，第88—89页。戴笠提拔副处长当将来的处长的这一做法，是有意在正副处长之间制造不和，以便他分而治之。廖公劭是军统专门派去对付汪精卫政府里周佛海的秘密特工的官员之一。他本人被日本人逮捕后，又神秘地被释放回重庆。戴笠宽恕了他，并任命他为少将。同上书，第104—105页；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3页。

[16]沈醉：《军统内幕》，第89—90页。沈醉住在重庆的6年多里，担任过警察局侦缉大队队长、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的督察长和副稽查长以及军统总务处处长。同上书，第87页。

[17]同上书，第90页。其负责科长是季先训和王秋舫。

[18]同上。该科先后由王希圣和宋廷均等任科长。

[19]同上。先后由肖茂如和查绥之任科长。

[20]同上书，第90—91页。蒋介石连看到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会十分憎恶，他经常斥责军统人员无能无法关闭该报纸。稽查处有时会派出一批流氓殴打报童并夺走他们的报纸。同上书，第106页。

[21]同上书，第97页。它有一个由30多个看守和警卫组成的队伍，队员们只是士兵待遇，但他们在下班后常利用军统的特殊身份在重庆市内敲诈勒索。

[22]同上书，第113页。

[23]沈醉：《军统内幕》，第122—123页。

[24]改组先后由曹万道、易啸夫、萧志坚、雷和春任组长。

[25]同上书，第91—92页。

[26]同上书，第94页。

[27]该科也雇用了一小批西方人，包括一个高个大耳、入了中国籍的荷兰人，他给自己重新取了名字，姓刘，他的巡视区域包括外国记者俱乐部。（来自对爱泼斯坦的采访）

[28]沈醉：《军统内幕》，第94页。外事侦察组的主要成员顾宜华曾奉命陪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29]沈醉：《军统内幕》，第94—97页。三组成员们会到电影院敲诈勒索，说它们的电影具有颠覆性质，或者让女密探卖娼，自己在旁边拉皮条。这些违法活动已经不足为奇。至于有关在战时重庆“上游”与“下游”的区别，见MIsaac，The Limits of Chinese Nationalism，p.50，pp.95—99。

[30]旅店的人看见稽查所的人来了，便会喊道：“王四心先生在不在家？”因为王、四、心三个字拼在一起便是繁体字的“憲”，即宪兵的宪。事故经常会发生，如军统的特工骨干谢力公的弟弟谢志磐被击毙的事件。戴笠对这类事故通常比较宽容：“只要不闹出大乱子，个别人出事办个别的人就行了。”同上书，第95—96页。

[31]同上书，第97—98页。

[32]沈醉：《军统内幕》，第108—109页。但由于侦缉队长同时兼任渝特区组长，这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见下文）。

[33]同上书，第102页。孔令俊经常女扮男装坐着自己的专车在重庆耀武扬威地兜风，而且会毫不犹豫地把稽查处的处长当面称为“小小的少将”，在对方因她闯红灯而将她截下来以后，她会坚持要对方到孔府上卑微地道歉。

[34]沈醉当了一个月的大队长，然后由许忠午、李连福、谈荣章等人先后接替。沈醉在任职期间，把各个分队改编成了中队，各小组改成小队。关于各队队长，见同上书，第111、113—114页。

[35]沈醉的前任、被迫辞职的强硬的巡警蒲岗，就是在那里把侦缉队队长的职权移交给沈醉的。同上书，第108页。

[36]同上书，第109页。

[37]这批队员中有重庆“大袍哥”首领之一石孝先的结盟兄弟李樵逸，以及与新闻界有很多关系的张克东。沈醉：《军统内幕》，第110—111页。一些“大袍哥”的成员也是“人民动员委员会”的人，他们直接向军统汇报。Mclsaac，The Limits Of Chinese Nationalism，p.180。

[38]沈醉：《军统内幕》，第115—117页。1942年戴笠决定再建立一个侦查大队，由王会云任队长，该大队部设立在民生路，200多个队员中大多数是军统的特工，枪法优秀。他们的真正任务是在发生公众骚动、暴乱或其他“共产党发动的”阴谋活动等情况时，成为一支储备力量。他们时刻待命行动，防止日本空投部队突破重庆防线。同上书，第106—107页。

[39]同上书，第85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7页。

[40]沈醉，《军统内幕》，第84页。

[41]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107页。

[42]沈醉，《军统内幕》，第118—119页。

[43]同上书，第119—120页。

[44]沈醉：《军统内幕》，第86页。关于这种监视的例子，见第84、92、105—106页。

[45]“Departure of Wang Ching wei”，p.15，Chen Lifu Materials.

[46]Wakeman，The Shanghai Badlands，p.60，p.166.

[47]例如，爱泼斯坦等人为了保护一个中国人曾去会见澳大利亚大使艾格尔斯顿（Eggleston），也许由于这位大使向国民党当局表示了关切，救了那个中国人的命。爱泼斯坦，1985年3月10在北京的采访。

[48]OSS XL—7931，“Disappearance of Professor Fei Kung”，George Atcheson，Chargé，to Secretary of State，26/3/45 in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U.S.Army.U.S.National Archives，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p.2。美国当局认为，费巩作为一个相对不甚知名的人士，是遭到了绑架，因为他“在法院没有朋友”，这使他的失踪“不会引起尴尬”，而同时“仍可以惩一儆百”。Atche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26/4/45，Enclosure 255，State Department Internal Papers。

[49]同上；沈醉：《军统内幕》，第26l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7页。

[50]OSS XL—7931，“Disappearance of Professor Fei Kung”，George At cheson，Charg to Secretary of State，26/3/45 in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U.S.Army.U.S.National Archives，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p.2.

[51]沈醉：《军统内幕》，第261—262页。

[52]叶秀峰于1939年12月被任命为中统局局长。《民国人物大辞典》，第1254页。

[53]沈醉：《军统内幕》，第263页。

[54]沈醉：《军统内幕》，第264—265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7页。

[55]军统站长廖宗泽与中统地方上的头目何培荣共同指挥这场行动。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6页。

[56]同上书，第136—137页。1946年，在国共谈判过程中，共产党代表团提出释放罗世文和车耀先。蒋介石命令戴笠处决他们。8月18日，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把他们秘密杀害在“中美合作所”的松林坡附近。

[57]“到了1940年，他们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组织，几乎整个致力于战前活动并执行了清洗、逮捕，而且在全国进行了秘密谋杀。”Epstein，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p.129。

[58]中统也是如此。Xu，The Invisible Conflict，pp.162-163。

[59]沈醉：《军统内幕》，第93页。

[60]同上书，第35、100页。有一个姓胥的特工在渗透到共产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方面尤为成功。此人是临训班的毕业生，战争爆发后，他成了北宁铁路局警务处副处长，经常率领交通警察部队和游击队与铁路沿线的共产党游击队作战。他夸耀说，被他打死打伤的游击队员达300多人。后来，在国民党政权濒于崩溃时，他又在云贵边境组织反共游击活动。

[61]同上书，第94页。在这一点上，军统内部的正规职权范围并不比手上具体的特工更为重要。例如，党政组在苏联商务代表团内培养了一个密探，尽管从分工上讲，这应由军统的外事侦缉组负责，但党政组却直接领导那名特工员。

[62]綦江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别干团，它的团长被怀疑有左倾倾向。军统的特工们仅凭着捕风捉影的证据，便指控他及其部下把秘密情报传递给共产党。章士钊：《书綦江狱》，第64—65页。

[63]沈醉：《军统内幕》，第93—94页。

[64]沈醉：《军统内幕》，第92-93、120页。

[65]《红岩》，第120-121页。共产党宣传机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很久以后仍继续颂扬《红岩》。1985年6月8日，10集电视连续剧《红岩》首次播映。那天，《北京晚报》发表文章说：这类反应了革命烈士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崇高理想的电视剧，将会激起广大人民对这些革命烈士的深切悼念，并将激励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革命热情，这也是在广大青少年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谢桂昌：《中央电视台明晚起播10集电视剧〈红岩〉》）

[66]《红岩》，第188-189页。

[67]同上。

[68]每个兵工厂都有自己的稽查处，由20多人和一个拥有200到400名士兵的警卫大队组成。那20多人直接向戴笠汇报，曾参与破获共产党的几个地下支部，并在昆明第五十二兵工厂内抓到100多个共产党积极分子。一个曾与第十兵工厂的人员有过交往的原工人回忆说：“只要一听到稽查处对兵工厂进行的控制活动，人就吓得脸色发白。它非常可怕。许多人无缘无故地失踪了。Howard，Workers at War：Labor，in the Nationalist Arsenals of Chongqing，1937—1949”，Draft Version，Ch.6，p.7；McIsaac，The Limits of Chinese Nationalism，pp.146—149。

[69]Howard，Workers at War：Labor in the Nationalist Arsenals of Chongqing，1937—1949.Draft Version，Ch.6，p.10.

[70]周恩来：《关于在西南各省建立一个坚固、强大和有战斗力的党组织》，1942年1月在重庆南方局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稿，选自《周恩来选集》（1），外文出版社英文版：1981，第110—111页。

[71]1942年1月，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代表指示：最首要的是，必须掌握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常规活动和紧急措施，特别是他们秘密机构的活动。《周恩来选集》（1），外文出版社英文版：1981，第129页。当蒋介石的政府撤退到了台北以后，蒋在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反复强调了共产党向高级军事和保安机关可怕的渗透能力。“他们无孔不入。”Eastman，Who Lost China？pp.663—664；Eastman，Seeds or Destruction，p.166。

[72]罗青长：《周恩来是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第77页。

[73]Yu，OSS in China，pp.42-43.

[74]同上书，第55页。

[75]唐玉昆，合肥人，曾在苏联留学。刘惠生：《一个军统人员的叛逆》，第128页。

[76]这支在1949年1月组成的部队，一开始拥有七八千人。廖运升的兄弟廖运泽协助了这支部队的组建。同上书，第127-128页。

[77]同上书，第128-130页。张公侠也叫张台望。

[78]同上书，第130-134页。1949年3月，第一一军接到命令去杭州巩固国民党政权，那时共产党特工张公侠正在替廖运升当军事顾问。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后，第一一军被调往福建，并于5月4日在那里起义。

[79]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p.455；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p.255；May，China Scapegoat，p.94.

[80]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7页。

[81]在抗战的最后一年中，共产党也想利用伪政府的官员。1945年2月魏德迈将军收到朱德的一封信，该信注明的日期为1945年1月23日。信中要求向美国借贷2，000万美元来摧毁或者收买傀儡军队。这笔贷款将在日本被击败后由中国共产党偿还。A letter from Zhu De to Wedemeyer，enclosing “Project and Budget for Destroying and Bringing over Puppet Forces during 1945.” Enclosure No.2，Dispatch No.170，2/23/45，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Chongqing，State Department Internal Affairs。

[82]Dispatch No.2494 of Ambassador Clarence E.Gauss to Secretary of State enclosing a dispatch of March 28，1944 from Everett F.Drumright，Second Secretary on Detail at Xi’an.摘引于May，China Scapegoat，p.470.Drumwright汇报说戴在前一星期从河南回到了西安。

[83]Smith，OSS，p.275。

[84]May，China Scapegoat，pp.208-209。根据《魏德迈报告》（“Wedemeyer Reports”）第317页，朱·皮尔逊（Drew Pearson）后来认为美亚（Amerasia）案件和西伟士（John S.Service）事件是戴笠的特工干的，说他们“在美国秘密活动，对付任何反蒋的人”！摘引于May，China Scapeogat，pp.277-278。

[85]Romanus and Sunderland，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Vol.3，p.385.

[86]关于赫尔利“囫囵吞枣地咽下国民党宣传”的情况，见，Caldwell，A Secret War，p.110。

[87]“魏德迈的办事处对与延安保持友好关系如此敏感，以致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中美合作所的美国军官是否在帮助戴笠的游击队攻击共产党部队。”Smith，OSS，pp.275-276。

[88]但到了1945年2月，美国军事报告说在浙江有一些共产党部队和“忠义救国军”之间发生团级的交战。据说戴笠命令“忠义救国军”部队停火，“因为使用美国武器……对付共产党会让中央政府难堪。假如戴笠真的有过这个命令的话，那么更可能的原因是防止把美国武器丢失给共产党军队。”Naval Attache to Secretary of State，Chongqing via Navy，24/2/45，State Department Internal Affairs。

[89]Romanus and Sunderland，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Vol.3，p.385.

[90]May，China Scapegoat，p.143.

[91]OSS，XL 47370，“Chung King:Comments on Political Situation by Democratic League Leader”，21/3/46，p.2.

[92]程一鸣：《闻一多被暗杀的内幕》，第199页。

[93]同上书，第199—200页。

[94]程一鸣：《闻一多被暗杀的内幕》，第198、200页。

[95]据梅乐斯说这种指控来自周恩来。Miles Paper，Box 3，Notes，“Communists”。

[96]同上书，第201页。这些人员中有总参谋长顾祝同、顾的主要助理冷欣、宪兵司令张镇以及中央军事办事处警卫处处长周剑心。

[97]同上书，第198—199页。当蒋介石命令程一鸣飞到昆明与唐纵一起工作时，程刚被任命为粤汉铁路警察署署长，当时他正在去衡阳的途中。另有一些军统的老特工协助他一起工作，包括李毓桢（云南警务处处长）、王巍（保密局昆明情报站站长）及龚少侠（昆明警察局局长）。

[98]同上书，第200页。

[99]程一鸣：《闻一多被暗杀的内幕》，第200—201页。

[100]同上书，第201—202页。

[101]同上书，第202页。

[102]据说戴笠要么“先斩后奏”，要么“只斩不奏”。当CC派对此提出抗议之后，蒋介石坚持要对所有的处决进行审批，但是戴笠仍然继续秘密杀害囚犯。李任夫：《军统特务机关息烽集中营黑幕》，第15页。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

运筹决算有神功，二虎还须逊一龙。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回

恐惧和多疑

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认为人人自危的主要原因，是由中华民国的政治不稳定所致。

蒋介石拙劣地将国内的不安全感看成中国的关键问题，于是他坚持要反对共产党。但是，他没能意识到不安全感的关键原因是什么——不是共产党的煽动，而是不受控制和不可预测的军队。他对改变不安全气氛的无能……使许多中国人成天处于恐惧之中。[1]

对战时间谍活动深深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惧，加上在南京当政的十年里国共两党之间秘密冲突的多重基础，人们产生了一种近乎偏执狂的疑惧心理。的确，如果不能想象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里遍布中国的长期的间谍和反间谍的活动背景，就很难理解后来在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那个许多人被当作敌人“间谍”而受到关押、毒打，甚至杀害的时代，关于国民党阴谋诡计的传说的真实性到底如何了。[2]

警犬在恐怖和反恐怖的想象中一直扮演了某种角色。[3]是作为“犬马”的戴笠本人首先把美国训练的德国警犬引入中国的。从此，张牙舞爪的恶狗形象便渗透了电影和电视对秘密警察的形容当中。在一个描写30年代江西地下共产党的电影里，赣州的秘密警察头子用一个咬人的狗来搜寻两个杀了一名国民党密探的共产党特工。先让这警犬闻了行刺的匕首，然后把它带到一个澡堂里，其中的一个共产党人在这个澡堂里洗去了身上的血腥味，接着又用酒洒在自己的身上。还有一个片断是在80年代上演的电视剧、老舍的《四世同堂》里，日本宪兵在北京用警犬来搜捕抵抗运动的一个英雄。在电视剧里，那条警犬疯狂地撕咬抗日爱国人士。

在延安的共产党人中展开反颠覆的运动，既是对戴笠迫害的正常反应，也是发动群众和在共产党内部强调团结的有效措施。1942年至1943年，由于王实味案件的悲剧，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王被指控为敌人的特务。等到整风运动最后从党内的低级干部普及到了群众，老百姓已经开始相信，他们处在一个充满了间谍和秘密特务的世界当中，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是好人。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反特大会上主动认罪的人中，有90%以上是无辜的，而这个事实是共产党自己公布的。[4]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赫尔利的合影

戴笠及美国军事代表团

对阴谋活动的惧怕也影响到了美国对战时中国的政策。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美国战略情报局向邓诺文将军递交了一个武装的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与日本人作战的计划。[5]大卫· 巴雷特（David Barrett）上校奉命向毛泽东陈述美军的这项建议。[6]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负责人海普纳（Heppner）让他的副手威利斯·贝德（Wil-lis Bird）中校将该计划送到延安。贝德中校和巴雷特上校于1944年12月15日作为美国军事代表团的指挥官到达延安。这不久，戴笠便对此有所风闻，于是梅乐斯在美国大使赫尔利于1945年1月访问歌乐山时，准备向他汇报这个秘密接触。[7]

赫尔利大使在访问中美合作所期间受到了隆重欢迎。在戴笠为大使举行的宴会上，梅乐斯使这位来自俄克拉荷马的石油家相信，美国国务院正在策划一场巨大的阴谋，准备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军队和武器。[8]梅乐斯还主动向大使提供中美合作所的海军与华盛顿的直接无线电通讯联系，以越过重庆的大使馆，因为他们相信使馆被一心要打败蒋介石的亲共人士渗透了。1945年1月15日，赫尔利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说，他从中美合作所和戴笠那里听说有一个用美国伞兵为共产党游击队领路的计划。[9]在这位大使看来，这便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承认并赞同他们摧毁国民党政府的目标。[10]赫尔利对鼓吹在国共之间采取中立政策的国务院驻外事务处“中国专家”进一步的抨击，预兆了冷战的来临。[11]战略情报局历史学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认为：

委员长祝贺赫尔利对“美国总部阴谋家进行的清洗”。而清洗的确接踵而来。巴雷特上校被拒绝提升为陆军准将。国务院官员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和西伟士被“赫尔利风”刮出了中国。只有战略情报局得以幸免，这也许是因为邓诺文将军及时赶到了中国的首都，来平息愤怒的赫尔利。[12]

巴雷特上校奉命向毛泽东转达美国战略情报局关于武装延安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建议

与此同时，魏德迈将军向中国战区的所有官员下令，在任何情况下不与中国政党进行协助、商议，或合作。[13]

日本投降后

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戴笠和梅乐斯离开了重庆去浙江，在淳安设立了中美合作所的一个高级办事处，由毛森领导。[14]戴笠在浙江的做法是利用伪军来维持该省的治安。[15]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将丁默邨（汪伪时期的浙江省长）、周佛海（傀儡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和李俊龙（音译，上海市长）等前汪伪分子任命为该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官员。[16]与此同时：

美方协同军统局把特务武装部队，运到东南地区，抢夺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把中美所特种警察训练班的学生，集中在上海、北平，改为特警班，加强刑事警察力量。中美所所属的特务武装部队，分别改编为交警部队，以后参加了反人民的内战。[17]

1945年12月，戴笠、梅乐斯与孤儿们在圣诞节晚会上

而中美合作所由王乐坡、陈昂林和阮清源指挥的部队则准备进入杭州和上海，一旦敌人投降便进行收复。[18]

日本投降后，这些部队加上崇明海盗张贵风（音）的人马，便一起开进上海来“接收”这个城市。[19]而中美合作所的高级办事处也随之迁到了法国租界的杜美路7号，名义上由戴笠领导，而实际上由他的副手李崇诗控制。这一部署在国民党将军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正式占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时便形成了。[20]

在华北也出现了同样的形势，戴笠迅速地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的行动。[21]军统在华北的官员，如文强、张振武、陈仙洲等，则授权委任汉奸军事头目从日本人那里接管领土并维持地方秩序。[22]戴笠还与通讯部长、银行家张嘉敖于1945年12月3日、4日会面，策划将他的25,000人的“忠义救国军”部队改编成铁路警察，来监视和控制华北地区的通讯网络。[23]

东北区办事处

1946年初，文强被任命为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该办事处对外以东北行辕督察处名义活动。[24]该处作为核心组，与当时任中国国民党战区北平司令部司令的李宗仁密切合作。[25]东北办事处的管辖范围从北平和山海关一直到锦州和新城。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事将领们都在力争承德，以便占领沈阳。[26]在这场具体的竞争中国民党胜利了，而一旦沈阳成了他们的，戴笠便在“东方文化研究社”（该社名义上由一位前东北中正大学校长领导，而实际上受文强控制）的公开名义下开始设立军统分支东北办事处。[27]所有投奔军统的日军逃兵都得到这个单位报到，然后办事处为他们提供身份证、护照及旅行证件。[28]

军统的沈阳站还控制了一个秘密通讯单位——“特研会”[29]，它雇用了20多个曾在日本皇军远征司令部里负责监视共产党的密码分析员。这些密码员在北京被抓获，然后被送到沈阳，安置在平马路上的东亚烟草工厂后面。[30]他们在中山公园北侧的无线通讯天线对准延安方向。虽然他们侦收了好几百份电报，但最终仍无法破译解放军的密码。戴笠死后的1946年6月，被临时召到北平的文强最后决定关闭这个单位，把这些日本密码员打发回家了。[31]

尽管东北办事处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反共上，但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是用于招募日本居民和东北的战俘当情报特工。[32]作为东北办事处日韩组表面上负责归国事务，实际上包含了一个由刘治泽和张瑞领导的秘密特工机关。张瑞把潜伏在东北的日本情报头子福田德次郎（Fukuda Tokujir?）引诱出洞。[33]

文强

当时，据信有多达10万人的关东军潜藏在长白山一带，因此在保安成立了一个叫作“日军招降组”的特别办事处，专门负责遣送他们归国。在该办事处的支持下，福田将军组织起一个日本工作队，该队真的进山寻找失散的日军部队，希望能说服他们投降。1946年10月，文强还组织起一支由军统、中统、三青团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情报团体构成的军事先遣联络组。这个联络组不仅指导了一个辅助福田将军在长白山工作的日本特工队，而且还安排释放了一系列日本战犯，让他们替国民党做情报工作。[34]

这一安排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新里一朗（Nizato Ichiro），张瑞在沈阳与他进行联系。新里一朗不仅向文强透露了那些躲藏在长白山里的许多关东军部队的躲藏地点，而且两人还探讨了用投降日军来对付在东北的共产党的可能性。[35]

与日本人建立密切关系的计划中的最后一个要素，是在东京成立一个“日本国民党”支部。1946年7月，军统派遣了一些日本特工回东京建立东方文化研究所，来作为这个活动的掩护。军统希望最终在美军占领的日本设立它自己的中国联络办事处，由张瑞任办事处武官。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这些计划便泡汤了。[36]

伪政府行政院院长周佛海

赦免

早在1944年，重庆政府就暗示，汪伪政权中“案情较轻者”可能会受到赦免。[37]其中最突出的大赦例子是蒋介石于1947年3月26日将周佛海从死刑判决改为终身监禁。这之后不到一年，周佛海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但由于他在战争中努力帮助戴笠，并在日本人投降后在长江下游地区维持了秩序，便多活了11个月。[38]

在处理战时债务的初期，戴笠亲自赦免了一些著名的汉奸，其中有几个是为傀儡政府情报部门工作过的臭名昭著的秘密特工。[39]在有些情况下，如被监禁的“满洲国”电影明星李香兰等，戴笠对她们“温柔”相待，给予她们各种特殊的待遇。[40]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则通过中美合作所把他们送到美国侨居。[41]他最臭名昭著的干涉跟那些与汪精卫的寡妇陈璧君有联系的广东汉奸们有关。这些人全都是地方参议，在另一些将其叛国行为揭露出来的议员们的要求下，他们被何应钦关进了监狱。[42]但戴笠声称他们是“地下英雄”，在秘密抗战中立过“丰功伟绩”，把这些“汉奸”转移到了军统的招待所，让他们过着奢侈的“狱中”生活，享受各种优惠，而且既未受审，也未受罚。[43]

最后，约有2,720名汪精卫政权的军政要人被处死，2,300人左右被判无期徒刑。[44]

戴笠、梅乐斯及冷战

中美合作所于1946年3月1日在潘其武与美方参谋签订的合同精神下正式解散。所有物资归军统使用，而美方则协助赶运由军统局指挥的特务武装赴东南占领上海和浙江北部。美方还答应从冲绳向秦皇岛运送3,000吨武器，同时向南京、天津和北平的警察部队输送中美合作所警察培训班的毕业生。据说梅乐斯曾告诉戴笠：“日本这个敌人是打败了，但我们还要帮助中国战胜另一个凶恶的敌人，那就是共产党。”[45]

与此同时，对于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和谈，戴笠非常怀有偏见。他说，问题的关键是相对的军事实力。延安跟重庆一样清楚这点，而美国人却异想天开。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具有优势，因为他们更能对外国人采取温和立场。“共产党的软功夫比硬功夫强，软功夫能迷惑人”，也就是说他们更能迷惑世界舆论。[46]

然而，尽管蒋介石在国内越来越不得人心，但美国公众却越来越拥护蒋，把他看作国统区的最后最美好的希望。当冷战不断加剧时，美国驻华海军参加戴笠反共活动的事实成了一个荣誉勋章，而梅乐斯则越来越像电影《泰利和海盗》里的人物。[47]

朝鲜战争停战十年之后，罗伊·斯特拉顿（Roy Stratton）在其著作中曾描述过一种传单（这种据传说曾经出现过的印刷品，似乎没有一份被保存下来），在对日战争时期它们传遍整个亚洲，向官员、警察和地下分子悬赏“不论死活——100万美元”，来追捕中美合作所的领导人物，因为他们既是共产党也是日本人的敌人，“追捕者是日本军队和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被追捕的是戴笠中将，中国国民党秘密警察头子，以及他的美国副手米尔顿·梅乐斯上校（后来以海军中将军衔退休）……在他们手下有10万游击队、2.5万名海盗，以及3,000名美国技术人员和教官，这位中国将军和美国上校让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吃够了苦头。他们跟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将军一起上了东条英机（Tojo Hideki）和毛泽东的死刑名单”[48]。

定位

在1946年春天流传着许多关于戴笠将来计划的说法。有些人相信他会继续充当蒋介石的一个忠实奴仆，另一些人则想他会退休回老家孝敬母亲，而第三种传说认为他会从事业余爱好，去领导一个疏浚黄河的工程。[49]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说法可以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准备召集他的秘密特工头子们开会，以确定战后政府保密组织的各种角色和作用。在这一点上，不止一次几乎被委员长“允许”自杀的戴笠陷入了深深的忧郁和沮丧之中。[50]根据戴笠自己的理解，他肯定蒋想利用召开这个会议来废除军统组织。[51]正如他对一个亲信说的那样：伴君如伴虎。[52]

因此，在蒋和他的情报头目们举行高级会议之前，戴笠大肆活动，在全国甚至国外争取同盟。1946年2月12日，他坐一架C—47式飞机离开重庆去上海、苏州、南京、北平、济南和青岛，表面上是为了“肃奸”，实际上则是去鼓动何应钦这类军界要人共同对付即将面临的摊牌局面。[53]

当然，美国海军是他在国外的主要支持者。[54]事实上，美国海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希望将戴笠提升为中国海军总司令。[55]美国第七舰队柯克上将于1946年3月在北平受到戴笠问候时几乎把这话说了出来。[56]接着，戴笠在柯克的访问上花了大量的功夫：命令部下替他定制专门的中国海军制服（由上海的裁缝精制）；有专门陪同的故宫之游；以及由风流妩媚、英语流利的舞伴作陪的招待会。[57]

淞沪警备司令、曾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宣铁吾

然而，当戴笠于3月初还处在诸般筹备之中时，他接到了一份由毛人凤转交的蒋介石的电报，正式列出了即将举行的会议的出席人名单：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陈焯、叶秀峰、郑介民、唐纵，以及戴笠本人。在这七位被邀请者中，有三位——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是戴将军多年的对手。[58]而且，写在蒋介石电报背后的一个注提醒戴笠说，在重庆会议期间，宣铁吾、李士珍和黄珍吾会“捣鬼”。这个注的署名是“以炎”，它是毛人凤的代号之一。[59]

李士珍的名字为什么列在戴笠的前面？宣铁吾难道不是戴笠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李、宣、黄难道不都是黄埔一期或二期的“老大哥”，而戴笠则不过是六期他们的后生而已。当戴笠把自己的助手文强召到他在北平的住宅特别会面的时候，这些问题显然在折磨着他。[60]

文强发现他的上司怒气冲冲。戴笠把背后写有注的电文给文强看，然后他拍着胸脯说：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61]

他镇静下来后，又接着对文强说：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62]然后戴笠要文强把电文稿在发出之前交送他过目，并命令他别对任何其他人提起这些事情。[63]

文强一边考虑着电文的措词，一边琢磨起委员长电谕的意思。这些人无疑是敌人，不仅是戴笠的敌人，而且是蒋本人潜在的敌人。蒋是否有能力抵挡这三个“老大哥”再加上陈焯？陈焯直到孙中山死后蒋一举领先之前，差不多是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的。而郑介民和唐纵为何对这些人的“捣鬼”一无所知呢？难道戴笠的这个江山老乡毛人凤故意把这二人排除在外，以在他和戴中间形成一个共同防御性的小圈子？[64]

文强自然不敢对戴笠提出自己的这些疑问，但他感到有必要冒昧建议：对付这种危机的惟一办法是“以退求进”。戴笠问这是什么意思，文强答道：委员长在“下野”时三次采用了这一策略——他战略性地撤出政府以度“难关”。对戴笠来说，有很多办法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尤其是内战即将爆发之际。要是戴笠能去美国呆一阵，而在与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中美国人又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同盟的话，那么蒋介石就会把戴笠召回来，而那时戴对于这个政权的价值就会十倍百倍地增加。[65]

听了文强这一番话，戴笠逐渐露出笑容。文强讲完后，戴笠送他出门时对他说：“我的老兄说得好，值得考虑，但别对任何人提这事。”文强回答说，要是戴笠真的出国，他希望将军别忘了带上他。戴笠大声笑了起来，但没有回答。[66]

戴笠之死

戴笠也许曾经考虑过文强的建议，但不仅在预计的重庆会议召开之前他来不及去美国[67]，而且他急于回上海，看看情人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好跟这位影星结婚。[68]他还打算从上海飞到重庆，解除李士珍对中央警察学校的职权，并准备主持4月1日的首次战后军统成立纪念仪式。3月16日，戴笠携222号专机的机组人员从北平飞往天津，在那里过夜。[69]但次日天气恶化。戴笠不理会飞行员的担心，坚持让他们在青岛加足了燃料向上海飞去。[70]如果气候险恶的话，他们就在南京降落，假如南京也不行，就直飞重庆。除了戴笠和机组人员之外，飞机上的其他八位人员是：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71]，总参谋学校毕业生、军统局专员金玉波，香港大学文学士、英文翻译马佩衡，三名保镖，一名密码员，还有戴笠的朋友黄顺柏。222专机于1946年3月17日上午11∶45分从青岛起飞。[72]

当他们在空中飞行时，没有雷达的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如注。于是他转飞南京，但是那里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空军派出了4架飞机导航，但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飞行员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222号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仍拟在南京降落。13∶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接着联络中断了。[73]

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板桥镇约20里的江阴市马鞍山之中。3月17日下午，雷雨刚过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乌云弥漫在草木覆盖的丘陵之上。午饭后不久岱山的村民们听见低得罕见的飞机引擎声响盘旋在布满了三丈高的树梢的地面上。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见一架飞机撞在一棵树上，然后随着惯性又冲了200来米后便撞在一个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便是万丈火焰。[74]

显然岱山的村民无法立刻向南京报告这一事故。然而当局已经估计到情况不妙。天气刚好转，航空委员会、中国航空和美国海军一起协同进行搜寻。当地时间20∶00，美国飞机发现了222号专机的残骸。[75]后来于当天晚上赶到岱山的军统人员，很容易就发现了马鞍山一带的飞机残骸，但无一人存活下来。[76]

关于飞机失事的消息被压了五天。直到3月22日，军统的参谋长李崇诗有机会调查失事地点，戴笠的死讯才得以公布。《大公报》尤其谨慎地避免早下定论：

就本月十七日从青岛起飞的军用飞机在南京附近被发现坠毁一事，国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参谋长李崇诗，昨天（三月二十一日）从上海到达此地（南京）调查这架失事飞机的情况。据悉戴笠将军也在那架飞机上。因此，所有部门都对他的安全表示了极度关切，但他的下落有关部门尚未确定。[77]

《申报》则不那么吞吞吐吐：

据一位记者调查，国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将军乘飞机从北平途经青岛飞往上海，因飞机在南京西南郊外撞到马鞍山山头坠毁而死亡。据悉，他烧焦的尸体已被确认，并于二十二日装殓。[78]

尽管戴笠因事故而死已经被通告，但相反内容的流言却立刻传播开来。首先，有人相信，他的死并非出于事故。[79]《中央日报》在3月24日报道说：据有关部门透露的消息，不久前被释放的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叶挺将军也在飞机上。在飞行中，据说叶挺和戴笠争执起来，并拔出了各自的手枪，随即而起的射击导致了飞机着火。[80]

还有人说，飞机坠毁是共产党的破坏。[81]另一个猜测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飞机上安置了炸弹。[82]这个看法认为，飞机里一种气压计的保险丝被做了手脚，它被调成在5,000英尺的高度上爆炸。[83]尽管斯坦利·拉维尔（Stanley Levell）在诸如222号专机的原产地等重要细节上搞错了，但战略情报局的这位间谍用品发明家坚信，戴笠是这么被谋杀的：

在蒋介石政府中最招人恨的是戴笠将军，这位残酷的秘密警察头子，连中国人都管他叫“中国的希姆莱”。暗杀与处决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人们只能耳语他的名字。日本人投降后，戴笠及其部下在重庆上了他的飞机飞往北平，去组织一场对所有据说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的大清洗。所有的人都感到这将是一场没有正义的大流血。有人告诉我，戴笠的飞机在飞到5,000英尺高度时尾部爆炸了。[84]

更为普遍的说法是，那天戴笠根本就没有上那架飞机，而是假造了自己的死亡来挫败他的敌人。[85]

莱司特·沃克（Lester Walker）在《哈珀斯》杂志（Harper’s）上撰文，把戴笠作为“中国的间谍王”介绍给美国公众。关于戴笠的死亡，他写道：

这个故事天衣无缝，但没人相信。新闻简报是4月1日发出的，也就是愚人节。那天你只要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他今天的看法，他只会笑，说“这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这不可能，相反，他们相信，这位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王”仍在享受着迷人的生活，而不可能被杀死。[86]

不过大量的证据表明，在残骸中发现的那个浑身烧焦、失去右手和右腿的遗体，是戴笠。军统自己的调查人员根据特别的牙板、羊毛内衣残片以及梅乐斯四年前在重庆送给他的38口径的短管自动手枪，确定了他们上司的身份。[87]就像沈醉对听了很多谣传的胡宗南说的那样：“经过多方调查，证实没有什么人对他进行谋害，的确是由于气候关系，驾驶员不慎撞在山上失事”。[88]

余波

对“蒋委员长信任的部下”戴笠的死亡，尽管大多数人感到惊恐不已，但仍反应不同。有人认为他的去世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另一些人则相信，这是苍天对一个建立了跟希姆莱最可怕的监狱一样残忍无情的集中营的人的报应。[89]在中央社以中国的名义发表了一系列对戴笠歌功颂德的文章的同时，其他评论者则指出，戴笠的恐怖主义打击，从对付共产党扩展到了普通老百姓。[90]

据说蒋介石在听到这一消息时掉了眼泪，但“自由派和左翼圈子在对这位爱国者和抗日斗士死亡表示遗憾的同时”，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取消或改善这个“普遍被认作中国的盖世太保”的军统。[91]在左派竭力宣扬公众的“打倒特务”的要求时，上海的杂志《新文化》在庆祝一个新的未来：一旦戴笠身后的奴才们意识到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时候了，应该赞美而不是压制个人自由，那时中国将由人民管治，一个和平的民主时代便会到来。[92]

虽然有这些虔诚的希望，然而那时戴笠的部下们已在他们自己中间开始了对其上司秘密王国的赃物的争夺战。[93]当然，也还是有一个正式的继承人的。

蒋介石任命郑介民为军统主任，毛人凤和唐纵当副主任。[94]但戴笠实在是无法被取代的，因为他从来不愿下放自己的权力，他对整个军统的许多部门都亲自过问，所以没有任何单独一个副主任能够独自担当起他的角色。而且，军统本身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它的各个组织结构——尤其是它的经济单位——已经变得如此分散，到了战争结束时，甚至连精力过人的戴笠本人都几乎无法对军统进行全面控制。[95]

戴笠对这些黑夜部队控制的减弱，可以从他的特工们肆无忌惮的“五子登科”活动上看出来。[96]李宗仁将军在形容1946年占领北平时说：

军统局戴笠的接班人郑介民

让人最不能容忍的强加在当地百姓头上的不公正之一是秘密特工们任意随便使用“汉奸”一词，有意制造恐怖主义。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对无辜的人进行敲诈。任何公民，无论是店主还是大学教授，都会由于被指控为曾与日伪合作、当过“汉奸”而立刻遭到逮捕。[97]

戴笠死后，其他秘密特务机构，如中统，赶紧用接管军统具体部门的方式来增强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影响。[98]与此同时，军统被迫将它的许多贸易活动分散开来。军统继续直接维持公共治安和制约民政，但一个特殊的“自给计划”将经济企业分配给军统创办的许多新的商业公司，而创办这些公司的军统官员们则希望能利用他们秘密警察的关系来吓唬其他竞争者，以便中饱私囊，或者以此来没收被怀疑有战时汉奸罪的公司的财产。[99]

然而，这些暴发户，甚至那些具有广泛的外勤经验、领取高额津贴的军统高层领导人，都缺乏重建戴笠与黑社会同盟者的联系所需要的个人关系，而后者过去一直在帮助秘密警察的地下经济活动。[100]而且，这些敲诈勒索分子也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朋友和庇护人。[101]到了杜月笙作为上海市政委员会、土地协会和商会的代表参加戴笠的悼念仪式的时候，这位青帮首领已经丧失了他的政治支柱。当杜在1949年最终离开上海去香港时，他仅是在救自己的命，而非仅仅为“恢复健康”。[102]

军统的瓦解

随着抗战胜利的接近，军统开始因派系斗争而分裂瓦解。[103]其中一个主要裂痕是原训练班的区分，在临训班和任何其他人之间，这种裂痕尤其明显。军统首期训练班的毕业生，即最早在湖南临澧设立的特训班的毕业生，自认为是秘密特工的精英，是“天之骄子”，因此他们准备在战后为自己安排甚至更重要的职位。[104]但1946年3月戴笠的死使他们难以抵挡外人的攻击：在全国战后的通货膨胀不可遏制之时，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军统的缩编中被裁减掉了。[105]

为了自卫，张明选、吴菊生、李葆初等20多人当年秋天在重庆发起了一个“滨湖同学会”。刘本钦和邓毅夫[106]在南京又联络了二三百人。尽管沈醉向他们提供了一些资金（他们要沈当会长），但这些特训班毕业生的存亡取决于他们的秘密警察工作。于是，沈醉把李葆初推荐给了毛人凤当人事部门的负责人；把刘本钦推荐给了“国防部”保安局长唐纵当人事头目；把刘子英推荐到“交通警察总局”主管人事。[107]

与此同时，在最上层的军统统一的结构中出现了三个省份派系：毛人凤领头的浙江派，“国防部”副部长郑介民为主的广东派，以及“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后面的湖南派系。[108]这三个派系起码在表面上都认为应该用阻止其他训练班的毕业生组成自己的校友俱乐部的方式来“抓干部”。尽管毛人凤正式下令只能成立一个统一同学会，他自己却一直以继续任命前临训班毕业生为各省站长的方式，当着湖滨同学会的“靠山”：钱霁林任贵州站长，吕世琨任重庆站长，董士立任西康站长，等等。[109]

总之，军统的末日已经屈指可数了。失去大陆之后，国民党政府开始重新组建特工机构。蒋介石最终以直接的统治取代了秘密的和地下的统治。本来，中统在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已经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110]，一到台湾，它又被命名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简称为“司调局”，由张庆恩和后来的沈之岳与阮成章领导。另外，军统在抗战胜利后由毛人凤领导，并于1946年夏天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111]但迁到台湾后，它变成了“国防部情报局”，先后由张炎元、叶翔之、汪敬煦、张式琦领导。[112]

家人

戴笠的后裔结果更糟。他的弟弟云林（或春榜），一直是个多事的同胞，跟他们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个嫖客和赌棍。云林当过学徒、店员，并在江山的一个公共澡堂当差，一直到他的哥哥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为止。1936年，戴笠把云林带到西安，并把他介绍给警察局长马志超，马任命他为当地的税务局局长。那时，戴云林经常“征用”济良所的标致女子当他的丫头，并供他玩乐。[113]西安事变之后，戴云林逃到了甘肃，当了三个月的景泰县县长，后来被造反的农民赶下了台。他再一次倚仗兄弟的权势被保送到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后成了军统兰州办事处主任。

那年夏天抗战爆发后，云林逃回了家乡保安，又一次靠着哥哥的影响当上了“忠义救国军”的一个少校。虽然偶有战事，但他却轻易地活了下来，并且当上了当地的警察局长，自己成了“二老板”，而且还征用了足够的土地（500亩地）来建造“雨农农场”，成了大地主。[114]

戴笠与兄弟戴云林、儿子戴藏宜合影

戴笠自己的儿子藏宜，据许多人说不仅在习性上和书法上非常像父亲，而且也是个年轻的赌棍、好色之徒和花花公子。这也许是为什么这两人相处得非常糟糕的原因，尽管戴藏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父亲的支撑[115]，这两人在藏宜的婚姻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116]为加强与十人团的关系，戴笠曾希望儿子与王天木的女儿结婚，藏宜拒绝后，戴将军把他软禁在南京，强迫他跟一个从杭州警察学校来的教师袁伦立学英语。戴将军的母亲出来调解，眼泪汪汪地劝说戴笠让他的儿子回保安老家，藏宜回去后便与衢州（王村）一位年轻女子郑锡英结了婚。他慑于父亲的脾气，不敢离开保安，便在保安开办了一所“树德小学”，并自任校长。[117]

中日战争的爆发略微打开了藏宜的天地。上海的肇和中学迁出敌占区，转移到了离保安约28里的三卿口，不久藏宜便在该中学主办了一个剧团，开始成天泡在三卿口的肇和中学里，或与峡口建国职业学校的师生厮混。至于收入，他主要依赖父亲势力得来的一系列挂名职位：江山县参议会员、江山县银行董事长、交通总局少将专员。[118]

戴笠的飞机在南京郊外坠毁之后，戴藏宜卷入了家中对父亲财产的纠纷，搞得很不体面。藏宜非常想得到那两辆派克牌和别克牌汽车，以及戴笠在上海法租界拥有的一座花园洋房。派克牌轿车最后落到了军统南京站站长手里，但藏宜总算得到了别克牌汽车的钥匙和那座别墅，但他舅舅毛宗亮抢夺汪伪分子周佛海送给戴笠的贿赂品100根金条的企图未能得逞。[119]

在此同时，一个更为体面的机会出现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梅乐斯送了戴藏宜1万美元，在衢州前国民党机场宿舍建立一个雨农中学来纪念戴笠。梅乐斯、胡宗南、汤恩伯、杨虎和姜绍谟等都当了校董事会成员，而戴藏宜则任校务主任。他利用该职位从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又榨取了5万元。[120]

为了纪念父亲，戴藏宜还希望在内战时期用组织反共民兵的方法来使父亲的使命永恒化。为此，他需要武器。1946年，他向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要求提供给他200支步枪和10支卡宾枪来武装保安特工纵队。该纵队由他本人和他的叔叔戴云林领导，备有无线电设备和几辆卡车。当战局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江山时，戴藏宜企图逃向福建。但道路被共产党部队封锁住了，他几乎无法逃回保安。等他最终回到保安后，便与他叔叔一起组织了一个1,000人左右的大队，其中大多数是当地的土匪。这支大队分成两股力量突破了封锁，但戴藏宜于1949年9月9日在大溪滩乡刘家山被共产党部队抓获；戴云林于当年12月28日在江西广丰鳌峰乡被捕。于是，戴笠的弟弟和儿子都被带回到江山的三卿口，在当地的群众大会上公审后被处决。[121]

戴笠之墓

1946年8月初，蒋介石前往戴笠的临时墓地志公殿向他做最后一次悼念。委员长携宋美龄同行，他在询问毛人凤是否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安葬遗体后，便与夫人开始朝灵谷寺走去。蒋夫人因为脚登高跟凉鞋而无法多走，两人便返回了。

两星期后，蒋介石与毛人凤一起察看南京城外中山陵后面的烈士公墓，然后下山为戴笠寻找一个最佳地点。蒋亲自为他的这位随从选定了一处安葬之地。蒋介石这个一向被认为圣经不离手的基督徒，以对风水非常内行的样子指着中山陵东面的一个地方，解释说这是安葬戴笠灵柩的最佳之处，大家对此都感到非常惊讶。[122]

米尔顿·梅乐斯要求获准参加戴笠的葬礼，但乔治·C.马歇尔将军由于意识到即将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开始的内战而禁止他以官方身份参加。[123]于是，梅乐斯穿着便服从上海坐火车去南京目睹了他朋友的安葬仪式。[124]随后，他给戴笠的母亲写信，表示对听到“我的长兄戴笠将军”死讯的“最深切的悲哀”：

他通过文字以及在我所听到过的他对同事们几百次的讲话中，体现出一种领导魄力、坚定信念和先进思想的结合，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真正伟大的领导人的精华所在……他总是向我表示出对三个人的极端敬仰：孙中山总统、委员长以及您本人……他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而我，您儿子的弟弟想要参加他在保安的葬礼。但从现实角度讲这次不可能了。[125]

1946年3月26日，蒋介石亲往致祭戴笠

他在信的结尾与妻子艾玛（Emma）一起提出，愿意负担戴将军的养女淑芝在美国的教育费用。[126]

梅乐斯在1947年3月27日为戴笠扫墓时，向他最后一次致悼。那天，他在这个巨大的陵墓入口处庄严地种下了两棵梅花树。1949年，共产党部队挖了戴笠的坟并毁了他的遗骨，这两棵树也被拔掉了。四年之后，戴笠的前部下潘其武从台湾给梅乐斯写信说：“为了纪念我们去世的领导，我们在离台北不远的山坡上建立了一个纪念堂。在其入口处我替您种下了两棵梅花树。”[127]

陨落

1989年春，在戴笠的飞机于南京郊外坠毁43年后，几百个他生前的情报特工员在台北集会，成立了一个“三十七联谊会”（即3月17号）。为了名副其实地纪念他们的上司，他们宣布这个联谊会的目的是形成一个同盟来“打击反革命势力”。联谊会的所有成员都有治安背景，他们被前台湾情报主任叶翔之召集起来，而后者的领导是曾任戴将军总督察官的乔家才。[128]

于是，晚年戴笠的形象包含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面。对于中国大陆的共产党人，他完全是一个邪恶的象征，魔鬼的化身。而起码对于在台湾的一些国民党人来说，他一直是个英雄人物：这位“间谍王”也许把中国从最凶恶的敌人那里拯救了出来。或许，不把戴笠从这两个极端来看倒能更好地表现他的复杂性。不过，在本书接近尾声时，一位中国朋友不带倾向地问：“最终，他到底是坏人还是个好人？”

像戴笠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异种是无法用如此简单的语言来概括的。他曾一度是法西斯恐怖的象征，现代警察国家的化身，严格的儒家理想的执行者；在他永不休止的梦想中，他是传说中的中世纪那些在王朝颓落时应运而生的战略家们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继承人。在所有这些形象下面，戴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处的复杂时代的产物，身居传统与现代政治斗争的顶峰，坚信自己生必逢时，但终究难以摆脱命运的叵测无常。

想到戴笠对诸葛亮这个《三国演义》中最核心而且最暧昧的人物的崇拜，人们不禁会想起孔明在公元234年去世时，对自己在乱世之中毕生致力于平息反汉叛乱的反思。“万事皆由天意”，眼看北斗之中的一星摇摇欲坠，诸葛亮无可奈何地叹道：“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129]孔明的魔力此刻已无法挽救他，随着他将星的陨落，周围的魏兵鼓噪不止，这位卧龙逝于军帐之中。六个世纪之后，诗人杜甫写道：“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130]诸葛亮终年54岁，而戴笠死时49岁。

注释

[1]Lary，Violence，Fear，and Insecurity：the Mood of Republican China，p.62；并见Waldron，The Warlord。

[2]这种背景，在50年代到60年代里，还刺激了无数中国读者的想象力，他们都是“充满了关于追捕国民党特务和敌人间谍故事”的“中国公安文学”的爱好者。Kinkley，Chinese Justice，the Fiction，p.245。

[3]正如本书早先形容的那样，拷打在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里经常出现。关于这类电影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来。比如，描写上海沦陷时期和内战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八一电影制片厂），军统和中统特务与日本人和伪警察一起，企图摧毁共产党的短波电报发射台等。

[4]Seybolt，Terror and Conformity，pp.68-69；Chen，Reconsidering the Yan’an Way，p.1.

[5]John S.Service，Secret Security，OSS Papers.

[6]开始，蒋介石反对向延安派遣代表团，但在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1944年6月访问中国之后，蒋收回了他的反对意见。Smith，OSS，p.262。

[7]Smith，OSS，p.273。通常，戴笠对美国在华的情报活动非常了解。Memo to the Chief of the Information Branch，Central Planning Staff，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17/5/46，2，in Miles，Personal Papers，Box 3。戴笠可能是从莫里斯·德帕思（Morris DePass）上校那儿了解到美国军事代表团的消息的，后者接替了巴雷特上校的职位，但不久便由于其与戴将军的关系被免职。Letter to the Chai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Berkeley，from Wilbur J.Peterkin（他在德帕思被解职之后成为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

[8]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p.270；Yu，OSS in China.pp.189—193.

[9]确实有这样一个计划，魏德迈将军在1月24日获悉该计划。贝德上校的这份建议提出，在共产党管辖区部署由多达5，000名美国人组成的别动队，并向25，000名游击队员们提供装备，向民兵组织提供10万支乌尔沃思（Woolworth）式单发手枪。Romanus and Sunderland，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China Burma—India Theater，Vol.3，pp.250-252。

[10]Romanus and Sunderland，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China BurmaIndia Theater，Vol.3，p.252.

[11]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p.239.

[12]Smith，OSS，pp.273-274.

[13]Romanus and Sunderland，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China Burma-India Theater，Vol.3，p.253.

[14]他们在途中由杜月笙陪同，杜在淳安一直呆到日本人投降；当年9月3日他才回到上海。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第101—102页。

[15]但人们不应当低估陈立夫在接收过程中的贡献。陈派特使向丁默邨传递信息说：广岛被扔了原子弹，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要你们所有的人都干三件事。虽然你们都是汉奸，但要是你们能完成这三项要求，我便可以保证你们不被处死。这三项要求是：在国民党到达之前不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接管南京、上海和杭州；在宁—沪和沪—杭铁路沿线控制伪军，并允许国民党政府军队立刻进入上述地区。这些事项全都做到了。而丁本来是会被免于一死的，但他未经医生许可擅自离开看守，到南京玄武湖游玩了一趟。有个记者发现了他，于是报纸便批评政府对他过于宽大。因此蒋介石别无选择，只得下令将他处决。“Ting Mo ts’un”，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p.8；Chang and Meyers，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p.227。

[16]丁转而又任命军统特工葛谷光为浙江省警察局局长。由徐朴城（第一军）和丁锡山（第十军）领导的汪伪部队被命令“就地待命，维持地方秩序”。而孙良诚、李明扬和李长江领导的其他汪伪部队则被收编到国民党正规军内。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111、149页；“Interview with Mao Tsu p’ei”，p.3，report from Harold Wiens，Oss Headquarters，Chunking，OSS Report XL－10952，31/5/45。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rchives，War Department.U.S.National Archives，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Chen Lifu concurred with this decision，“Ting Mo ts’un”，p.5，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

[17]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112页。

[18]与此同时，军统总部的程一鸣和内政部的酆裕坤准备了一份名单，要在抗战结束后把名单上的人送到各地接管警察力量。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7页。

[19]到了那时，军统上海站处于混乱状态。在站长蒋伯诚被捕后，他的接班人毛子平（音）也被抓获。毛在1944年11月越狱，并于1945年3月底逃离上海。“Interview with Mao Tsu p’ei”，report from Harold Wiens，OSS Headquarters，Chungking，OSS Report XL-10952，31/5/45。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rchives，War Department。

[20]上海站的情报负责人是赵志熙，行动负责人为程一鸣，人事由龚仙舫领导，罪犯调查归沈维翰，检查归廖华平，总务由郭斌负责。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112、148页；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6页；Marshall，Opium and the Politics of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p.42。

[21]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p.368.

[22]这些伪军头目包括孙殿英、孙良诚、门致中、张岚峰和李玉麟。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49页。并见王子晨和舒季衡：《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天津的活动情况》，第210—211页。

[23]Gillin and Me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145。这是军统改组后由马汉三领导的华北站总体计划的一部分。1945年11月下旬戴笠访问天津，随后成立了一个新的统一的天津站，由陈仙洲领导。王子晨和舒季衡：《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天津的活动情况》，第209-212页。

[24]当时文强拥有中将头衔，他也是警察部门东北地区的负责人及保安团的巡视专员。

[25]戴将军的日本顾问之一是个名叫上田（Ueda）的前满洲铁路官员，他奉命组织一个“第85单位”，用熟悉平津地区情况、为当地老百姓所能接受的部队来取代第九十四军的南方单位。上田（Ueda）曾经是“黑龙会”的一个成员。“Shanghai Situation”，OSS 47359，Feb.4.1946，p.5。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U.S.Army.U.S.National Archives，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

[26]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1），载《中报》，1989年7月19日。

[27]关于这个研究社的成员，见张瑞：《原国民党军统东北区》，第92页。

[28]同上。这个办事处坐落在沈阳和平区国际马路第16号。

[29]同上书，第91—92页。特研会（特种问题研究会的简称）由文强领导，他的副手是张树勋、陈旭东和王开江。

[30]为了征集行动经费，军统在东北建立了三个雇用日本人和朝鲜人的企业：东北公司、福民碾米厂和东兴企业公司。同上书，第85-86页。关于军统秘密涉入大韩民国秘密警察的情况，见第96-100页。

[31]同上书，第92页。

[32]同上书，第84页。

[33]福田德次郎为日本皇军陆军中将，曾任日本驻华盛顿武官，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张瑞：《原国民党军统东北区》，第84页。

[34]同上书，第88—89页。文强为释放这些人辩解说：虽然这些人是战犯，但现在他们与我国合作进行重要的对日工作。同上书，第88页。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反共的最重要的日本官员有十政信（Tsuji Masanobu）上校（一个知识极为渊博的情报官，也叫石原莞尔，即Ishiwara Kanji的追随者）和冈村宁次（Okamura Yasuji）将军（他执行了三光政策，但他在内战战略上指导了国民党政府后，被上海的一个法庭宣判无罪）。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p.331。

[35]同上书，第92页。

[36]同上书，第86-87页。

[37]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p.331.

[38]南京市档案馆编辑：《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273、294—295页。

[39]1946年3月18日的《民主报》（重庆），摘入U.S.Consulate General（Chung King），“Chinese Press Review”。据当时被关在监狱里的陈恭澍回忆说，在北平26个人被处死刑的那天，他以为自己也会被处死的，那些人大都是军统的特工。陈恭澍：《抗战后期反奸活动》，pp.564—565。关于报界对上海地区处理汉奸案子迟缓的批评，见：《大公报》，46，1，19，及《时事新报》46，1，30，2，摘入U.S.Information Service，Chinese Press Review，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Shanghai，China。

[40]《戴笠之死》，第10页。

[41]同上。他曾想让新新公司总经理李泽飞往美国，但由于淞沪警备司令部总监察员毕镐奎的阻止而未能得逞。

[42]这些“汉奸”们包括桂章、李辅群、许廷杰和郭卫民。《戴笠之死》，第12页。何崇校：《国民党第二方面军肃奸专员办事处与广东肃奸委员会》，第142—143页。

[43]《戴笠之死》，第12页。

[44]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p.333.

[45]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9页。并见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112页。Chief of Naval Intelligence，Future Handling of Busines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18/4/47，in Miles Papers，Box 3；“China Convicts American，67，as Taiwan Spy”，New York Times，August 24，1986，pp.1-11。

[46]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2），载《中报》，1989年7月23日。

[47]美国动画片，描述冷战时期的美国反共活动。——译者注

[48]Stratton，Navy Guerrilla，p.84.

[49]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9.

[50]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取消秘密特工机关的呼吁也使他紧张起来。

[51]1946年2月，戴笠在即将去北平之前把程一鸣叫到办公室，然后关上门对程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因为共产党在‘双十协定’中提出取消特务机关，美国人也劝领袖决定取消本局，派了叶秀峰、张镇、李士珍、宣铁吾、郑介民、唐纵和我共同研究取消本局。”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02-203页。

[52]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2），载《中报》，1989年7月23日。

[53]朱元亨：《戴笠坐机失事纪实》，第249页。他尤其希望，在他被迫向蒋请假赴美以免成为委员长的打击对象时，能够争取到何应钦的支持。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3），载《中报》，1989年7月25日。戴笠在于1946年2月底飞往天津的途中，以贪污和色情丑闻的罪名逮捕了军统华北站的几个头目；在3月中旬第三次去天津时，他又惩治了一些在肃奸中纳妾的国民党将军。王子晨和舒季衡：《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天津的活动情况》，第213-215页。

[54]据说戴笠希望继续享有美国的军事援助以抗击共同的敌人——共产党。沈醉：《军统内幕》，第278页。

[55]梅乐斯于1945年9月从美国回来，他在海军上将李（Lee）的支持下，竭力支持戴笠当中国海军总司令。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8页。这可能与美国海军希望在青岛建立一支独立于美国陆军顾问团的军事顾问小组有关。由于马歇尔和佛莱斯塔尔（Forrestal）的支持，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46年，最终在1947年2月后成立了一个联合顾问团。“Navy Department’s Position Concerning Draft Agreement fo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China”，February 4，1947，in U.S.State Department，Files 893.20。

[56]当时据信戴笠打算与这位美国官员讨论“剿共”事宜，后者正在作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访华。戴笠在美国第七舰队奉命协助蒋介石输送部队接管华北时与柯克结下了密切友谊。徐宗尧：《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第207页。

[57]戴笠命令三位军统官员：黄天迈、马汉三、张家辁负责筹备。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1），载《中报》，1989年7月19日。关于戴笠对华而不实的制服的在乎，见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2—243页。

[58]“戴笠对黄珍吾不满，据说黄宣布的首都警察厅长一职，不是戴笠的推荐，而是宣铁吾、李士珍向蒋介石说过话，这未免使戴感到面子上难堪。”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2），载《中报》，1989年6月23日。关于宣铁吾自己设立的一套由青帮负责的间谍机构，见Chung，Elitist Fascism，p.209。

[59]同上。

[60]那个住宅是什锦花园。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2），载《中报》，1989年7月23日。

[61]同上。

[62]同上。这份电文一直没有送到蒋介石的手里。后来毛人凤在戴笠的葬礼上对文强说，因为他觉得电文里的一些措词不太得当，所以就一直没有将此电文送到委员长那里。

[63]同上。

[64]同上。

[65]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3），载《中报》，1989年7月25日。

[66]同上。

[67]戴笠的确向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提起赴美的可能性。同上。

[68]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

[69]原来的飞行员被从该机上撤换掉了。赵新：《戴笠摔死前后》，第274-279页。

[70]军统上海站那时的办公处设在杜月笙的弟子们建立起来的一座高大的“新艺术”馆里，现在是一家豪华的餐厅。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55页。这座房子位于当时的杜美路上。关于这个办公处的细节，包括毛森对荣德生的绑架材料和肃奸，见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6-248页，第250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70页。

[71]朱元亨：《戴笠坐机失事纪实》，第249页。

[72]同上；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Pan Ling，Old Shanghai，p.95。

[73]据黄康永说，联络于12：30分中断。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

[74]朱元亨：《戴笠坐机失事纪实》，第249页；王直：《戴笠之死与江宁两山》，第54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News of the Week”，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01.5：103（30 March，1946）。为节省汽油，戴笠的飞行员显然是超低空飞行。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3），载《中报》，1989年7月25日。

[75]潘凌（音）声称，搜寻在雨中进行了3天之后才找到了8具尸体。我认为这在时间上和尸体的数量上都不准确。包括机组人员，尸体一共有13具。Pan Ling，Old Shanghai，p.196。

[76]朱元亨：《戴笠坐机失事纪实》，第249页。

[77]英译《大公报》，25/3/46，摘入U.S.Consulate General，Chinese Press Review，3/16/46-9/27/46.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30-1939.Government Documents Library，Microfilm 31217。并见：U.S.Information Service，Chinese Press Review，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Shanghai，China，March 25，1946，p.4。

[78]1946年3月25日的《申报》（上海），摘入U.S.Information Service，Chinese Press Review，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Shanghai，China，March 25，1946，p.2。

[79]其中最耸人听闻的说法是，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曾经与日本人密切合作，作为奖赏，他被授予从慈禧太后墓中盗出的宝剑。作为战犯受审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Kawashima Yoshihiko），则利用了宝剑来牵连马汉三。据说戴笠把宝剑带上了飞机作为指控马的证据，而马协助安排了飞机的坠毁。《上海谈》，1（1989）；《中外杂志》，327：40-44。其他说法暗示，是陈氏兄弟唆使飞行员干的，而飞行员自己则在撞机之前跳伞逃脱了。冯美铨：《解放前军统在西安和银川的组织活动》，第75页。

[80]1946年3月25日的《中央日报》（上海），摘入U.S.Consulate General Chinese Press Review，3/16/46-9/27/46，“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30-1939.Government Documents Library，Microfilm 31217。U.S.Information Service，Chinese Press Review，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Shanghai，China，March 25，1946。并见《戴笠之死》，第3页。

[81]Smith，OSS，p.276.

[82]Caldwell，A Secret War，p.203.

[83]“它和园林浇水管的直径差不多，装在一段充满炸药的管子上。所有的军用飞机在机尾都有检查点，这样我们的测高器会整齐地滑入机身后部，并落到翼肋间的支柱里，看不见。不管机场的高度如何，只要带有这个装置的飞机升到5，000英尺上面，机尾就会爆炸。我们最大的用户是在重庆的中国部队，他们在许多日本飞机上安装了它。”Lovell，Of Spies and Stratagems，p.50。

[84]《戴笠之死》，第50页。

[85]同上书，第3页。

[86]Walker，China’s Master Spy，p.169.

[87]“News of the Week”，China Weekly Review，101.5：103（30 March，1946）.

[88]沈醉：《军统内幕》，第207页。并见《大公报》1946年3月25日，摘入U.S.Information Service，Chinese Press Review，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Shanghai，China，March 26，1946。

[89]《戴笠之死》，第3—4页。

[90]同上书，第4、6—7页。

[91]同上书，第6页。戴笠的支持者们强调，他在沦陷区的“恐怖活动是对付日本人及其傀儡的”；反对他的人则宣称，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与共产党斗争和追捕进步人士方面。“Death of Tai Li”，China Weekly Review，101.5：91—92（30 March，1946）。并见《新华日报》，1946/4/7，摘入U.S.Consulate General Chungking，Chinese Press Review，pp.5—7。

[92]同上书，第3—4、9页。

[93]例如，从前的花花公子、现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的唐生明，被毛人凤怀疑与周伟龙一起阴谋接管在湖南和浙江的特别行动和警卫单位。（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唐在苏州和镇江指挥了一个5，000人的傀儡保安大队。）周被逮捕，而唐差一点就没能躲过军统特工的暗杀队。沈醉：《解放前夕军统特务在长沙的罪恶活动》，第191—193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70页；陈恭澍：《抗战后期反奸活动》，第365页。

[94]《大公报》，3/30/46，摘入Shanghai，U.S Consulate General Chinese Press Review，16/3/46—27/9/46，Record to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30—1939，Government Documents Library，Microfilm 31217。

[95]在上海，戴笠及其部下抢夺了极斯菲而路（Jess field）76号公寓、日本人经营的“东方渔业公司”的房屋和机轮船队、大型锯木厂、三夹板厂、东方经济研究所及其图书馆、日本海军俱乐部、宝隆医院和400多辆汽车。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70页；并见Chen，Making Revolution，p.213。

[96]这个使军统及其各个头目们大发横财的“五子登科”活动（即抢夺房子、车子、金条子、女子、票子）是在一个关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下建立一个赔款研究局的密令下被执行的。这个局的作用是：1.侦察、记录和辨认所有隐藏的日伪财产；2.核实和检查对战争赔款的要求；3.通常的经济情报活动。“赔款研究局”被授予的权限是：1.搜查私人住宅、公司、商店、办公室、商业机构、仓库、银行、车站等等；2.在局长的批准下调查所有公共和私人组织的记录和账目。Chinese Secret Document，n.d.，in 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Internal Affairs，1945—1946。

[97]Tong and Li，The Memoirs of Li Tsung jen，pp.440—441.

[98]但是，军统特工渗透并接管了胡宗南以前的特工机构。这些潜伏人员之一是冯美铨上校，他在西安失陷后投诚共产党，并将军统的人事名单交给了彭德怀和贺龙将军。冯美铨：《解放前军统在西安和银川的组织活动》，第86页。

[99]《戴笠之死》，第8—9页。

[100]后来李宗仁在写国民党收复北平时说：“其中最糟糕的是由军事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将军派到北平来的秘密特工人员。他们公开宣称自己要比任何官员，不管其佩有的级别或职位，都要高出三级。由于我是中国陆军的四星级将军，一个秘密特工会认为他比我高出三星！” Ton gand Li，The Memoirsof Li Tsung jen，p.44。

[101]蒋经国的警察人员因操纵股票罪而逮捕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当时其父亲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头目）。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iles，D—4685，p.43。

[102]Marshall，Opiuml and the Politics of Gangsterism，p.43。他的家庭成员包括3个姨太太，其中之一是电影演员孟小冬。那时杜患有严重的哮喘，他于1951年8月16日死于昏迷之中。由于他在香港居住未满8年，根据法律不能被安葬在那里，他的遗体被船运到台湾。1953年6月28日，他被安葬在台北附近的一个山村里。孟小冬于1977年在台湾去世。江绍贞：《杜月笙》，编入李新和孙思白编辑的《民国人物专集》，p.319；Pan Ling，Old Shanghai，pp.230—231，p.233；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pp.3：329—330.Scott，Actors Are Madmen，pp.163—64。

[103]Chen Shuyi：《在武汉警察界里的战斗》，第157—158页。

[104]关于临澧毕业生的期望，见吴智新：《军统见闻点滴》，第77—78页。

[105]沈醉：《军统内幕》，第33页。

[106]邓毅夫当过重庆侦缉大队部书记室主任。同上书，第110页。

[107]这些特务头子们都非常合作，因为沈醉控制了军统在全国的一些设备和安全房。1948年李葆初被任命负责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安置秘密据点。沈醉：《军统内幕》，第33—34页。

[108]Yeh，The Liu Geqing Affair，p.20。毛人凤在台湾去世后，他的位置由广东派成员张炎元接替，张被调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当主任后，叶翔之成了“国防情报局”局长。而郑介民则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后来他负责“国家安全部”，并负责统一“全国”的情报特工机构。唐纵最终被提升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27页。

[109]沈醉：《军统内幕》，第33—34页。

[110]该调查局局长是季源溥。赵毓麟：《中统我见我闻》；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89页。

[111]邓葆光：《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第199—200页。关于毛人凤为对付蒋介石而加强自己的地位，见徐好文与胡必林：《戴笠接班人毛人凤升官图》，第66—67页。

[112]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89页；沈醉：《军统内幕》，p.iv。毛钟诗，戴笠的一个表弟，成了情报局三处的处长。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世》，第10页。

[113]文强：《戴笠其人》，第178页。

[114]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77—278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79—80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4页。

[115]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3页。

[116]这发生在藏宜就学于厦门大学一年之后。文强：《戴笠其人》，第179页。但见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0页，张说他在复旦大学上了两年。

[117]根据一些与藏宜敌对的说法，藏宜玩弄或强奸了一些教师，包括他的婶婶和侄女。文强：《戴笠其人》，第178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0页。

[118]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78页。

[119]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3-4页。

[120]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0-81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78-279页。

[121]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79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1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3页。

[122]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71-172页。

[123]“Chinese Guerrill as Found Set to Fight”，New York Times，10/8/57，p.3.

[124]Pan Ling，Old Shanghai，pp.196-197.

[125]Letter to Madame Tai，Pao an，Kiang Shan District，Chekiang，20 March 1946，Miles，Personal Papers，Box 3.

[126]同上，并见徐宗尧：《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第147页。

[127]Pan Qiwu to Miles，16 August 1953，Miles，Personal Papers，Box 3。潘其武后来被任命为负责蒋介石在台北郊外住宅附近阳明山公园的警卫部队的头目。

[128]《国际日报》，3/24/89。包括在大陆当选的“立法院”成员在内的这些顽固的元老们，有的以他们在“立法院”内国民党和反对党之间的争吵中拳打脚踢而出名。（与曹圣芬的个人交流）

[129]罗贯中：《三国演义》，第104回。

[130]该诗句未被选入杜甫诗集。

跋妖魔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研究戴笠和国民党特工。在那些年月里，我经常禁不住自问：你为何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探究一个如此变化多端的人物？假如戴笠并非完全是个凶神恶煞，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个狡黠暧昧之徒而已。人们可以佩服他的勇气和能力，或者对他既能周旋于蒋介石叵测的政坛险滩之中，又能博得部下敬仰的本领表示尊敬。但是，在道义上，他永远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甚至对“委员长”本人来说他都是个谜。

难道仅仅是好奇使我如此聚精会神？用同时代人的眼光来观察戴笠，则好比在一房之遥看一条眼镜蛇。渐渐地，我不得不意识到，我是在间接地面对一股力量、一个妖魔，它像某些道家法师那样，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能治理中国社会特有的内乱。

这又使我认识到，我对中国历史如此大量的关注全都在于展示，从而理解和抵制那蛇眼的迷惑力。“社会动乱”、“冲突和控制”、“重建帝制”、“管辖上海”和“毛主席宏伟的意志”——对这些命题的选择，此刻在我眼里都显得合情合理。出于一些连我自己也不甚明了的原因，描述那巨蟒的注视使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我在同它搏斗。

可以说，我自己最终恐怕是戴笠无意中的猎物之一。当然，我这个安全处境下的奇想说明，通过描述戴笠，我不知怎么的便能想象自己在抗拒那恶魔冷漠的目光。历史学家们常常以此来平息他们遥远的噩梦并压住以往的惊骇。但难道我们从此便能高枕无忧了？

附录

附录一

1939年下半年特训总队（后为西北青年劳动营）组织表[1]

总队队长：萧作霖少将。队部由萧在河南的旧部下组成。其中上尉以上的人员中，有90%是复兴社成员。

大队（2）队长和第一队副负责每个团的政治和军事训练。[2]

中队（5）第一、二、三队属第一团；第四和第五队属第二团。每队由一个队长、一个政治队副、一个军事队副领导。

区队（15）每个中队下面设3个区队。大多数区队长为中央军事学校第十四班的毕业生。

班（45）每个区队下设3个班。班长从学生中提升。班长中包括从延安“抗大”来的“变节分子”，即填写了“学生调查表”和“同党线索表”的前统战“进步人士”或共产党学生；还有那些对“一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论表示支持者。这些成员还包括那些有特殊政治关系的人。选拔班长由政治总教官和政治队副决定。

有4个协助招生的招待所，它们分别是在：

陕西潼关黄河渡口特训总队青年招待所；

河南渑池县南村黄河渡口招待所；

甘肃兰州；

河南洛阳。

每个招待所设主任一人，干事两人。许多干事是变节的前抗大学生。

在西安，学生们也被国民党从陕西的省县党部招来。在1939-1940年之间，共招收了500多名学生。

附录二

1943—1945年间军统机关组织表主任 戴笠

参谋长 李崇诗[3]

秘书 潘其武[4]

共有人员1,500多人。[5]

主任之下所设部门：

（1）对日经济作战室

主任：王抚洲，后来是刘启瑞。刘曾经是军统大通新闻社的记者，他因善于辞令且英俊而受戴笠重视。

秘书：邓葆光，后被提升为主任。

该室负责战时经济，包括制造在日占区使用的假钞票。它与中美合作所假币专家们合作过。由于该室当时对外勤特工人员有关沦陷区经济情况的报告需求量不断增加，所以其权限在战争期间不断扩大。这些需求包括对商业和其他企业的调查，调查数据被编入档案，以备将来查用。人们可以想象在抗战胜利后，在抢夺财物时这些报告和数据被使用的程度。[6]

（2）医务室

主任：戴夏民。

他是戴笠的亲戚，专治性病，曾在上海行医。[7]一些医务顾问和医生当了军统的特工人员，如张简斋和陈逊斋医生。而在重庆的南京眼科医生魏光财则是个义务情报员，获准持枪。[8]

一处（军事处）

处长：鲍志洪；副处长：杜逵，胡屏翰。[9]

该处主管搜集军事情报，如安插军事情报人员，办查缉人员训练班。这些都是军事情报训练单位。一处还负责掌握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军事指挥部。[10]

二处（政治处）

处长：王新衡；副处长：叶翔之，杨华波。

该处的任务是搜集党政情报。一处和二处是军统内勤工作的核心，共有工作人员300多人。二处处长审批所有进出重庆的航空旅行。比如，有人想购买机票，他就得填写特殊申请表，递交照片送航空检查所核实并签注意见，然后交到二处。如果是国内旅行，王处长得亲自审批机票；如果是飞往香港或出国旅行，那就得由戴笠或蒋介石批准。[11]

中共科

科长：叶翔之。

这个科的特殊使命是镇压革命运动。其责任包括对共产党嫌疑分子进行监视。科长有权命令外勤单位，如稽查处、警察局、邮电检查所、交通检查处和航空检查所，展开调查、扣留信件、没收物资、进行逮捕等。被捕者送到三处受调查。所有重要的案子都得向戴笠汇报，蒋介石本人则通过其侍从室了解对重要人物的逮捕。抗战结束后，叶翔之被任命为保密局行动处处长，负责逮捕共产党地下特工人员。他发现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个共产党潜伏人员，就通报给了这个国民党将军，胡因此而非常尴尬，于是在得到叶翔之向他保证，不向蒋介石报告这个致命的安全上的漏洞后，私下处理了这一事件。[12]

党政科

科长：王方南。[13]

该科负责搜集各民主党派的情报，并在他们中间布置秘密情报员。其科长与中共科的科长具有同样的外勤权力。

国际科

科长：谢贻征，后来是汪日定。

该科负责对外侨和归国华侨的调查、监视与接待，也搜集与日伪有关的情报。它直接领导各地外事组和各战区的外事处。

特种问题研究所

所长：张国焘。[14]

三处（行动处）

处长：徐业道，阮清源（1942），沈维翰（1944）。

其最重要的任务是根据一二处提供的情报执行暗杀、密捕等。所有重要的行动都由它下面的行动科和司法科执行，并由戴笠亲自指挥。

四处（电讯处）

处长：魏大铭；副处长：董益三。

魏大铭同时也是负责蒋管区电讯业务的军令部电讯处处长。[15] 1942年戴笠在该处发现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共产党间谍网，其领导人是一个有魅力的年轻女子，叫张露萍，她于1939年冬由康生的延安社会事务部派到重庆，直接在叶剑英将军领导下行动。四处所有的人事表格、军统在全中国的电台站（包括频率、波长、密码簿）都落到了重庆周恩来的驻地。这七个共产党特工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但蒋介石暂时没有对他们处死刑。1944年12月日本即将进攻贵州时，他们最终在息烽监狱被处决。[16]

五处（人事处）

处长：李肖白，龚仙舫。

这是军统湖南帮掌握的权力部门。军统没有组织处，所以该处兼管组织工作。[17]

六处（经理处）

处长：徐人翼（为蒋介石亲自派遣）；副处长：郭旭。

它的前身是军统会计科，掌管资金运作。它的预算总出现赤字，这部分是因为在其自己的资金耗尽后，便从军统其他单位借债。军统的总开支估计高达全国总开支的30%，其比例之高，令人难以想象。[18]

七处（训练处）

处长：郑锡麟，是十人团成员之一。

该处负责军统的几十个训练班，为军统吸收、训练人员，并主管扩大组织方面的工作。

八处（总务处）

处长：杨隆祜，郭斌，沈醉（1943）。

该处的责任繁多而重大，包括管理庞大的汽车大队和仓库。[19]

警务处

原来是三处的缉警科。

布置处

由一系列办公处建立起来，在沦陷区工作。

特别委员会

设计委员会

惩戒委员会

策反委员会

考核委员会

特别办公室

特种政治研究室

在张国焘敦促下成立。

技术研究室

该室负责研究谋杀技术、纵火手段、毒药等。

经济研究室

负责收集和分析经济情报。该室副组长方圆在保安路开的一家拍卖行为他们的工作做掩护，同时专门注意寄卖人的姓名身份和住址。[20]

中山室

负责文娱活动。[21]

附录三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22]

中美两国为摧毁共同敌人求得军事上之胜利，特设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完成此项任务，特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特派：

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

驻美大使馆陆军中校副武官肖勃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特派：

海军部部长诺克斯

战略业务局局长陆军少将邓诺文

战略业务局驻华主任海军上校梅乐斯

双方代表彼此验明全权证书均属妥善签订合作协定条文如下[23]：

1.为求在中国沿海、中国沦陷地区，及其他日敌各占领地区、打击吾人共同敌人起见，特在中国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其目的在以中国战区为根据地，用美国物资及技术，协同对远东各地之矿产、工厂、仓库，以及其他军事设备予以有效之打击。

2.本合作执行机构定名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下简称本所），其组织系统与业务分配如附表。

3.为便于业务之进行，美国愿意无代价供给一切物资，基于友谊而与中国合作，故在美国名为“有益合作”，在中国之英文名称为Sino 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简称为S.A.C.O，此与美文Socko发音相同，含有有效之猛攻或突击之意义。

4.本所之工作人员均须宣誓努力打击日本，并对本所之组织与业务及其与本所有关之同盟各单位情形，保守绝对之秘密。

5.本所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主任由华方任之，副主任由美方任之。

6.本所各部门之工作由主任副主任商讨决定之。

7.本所负责人及全部职员因在中国执行业务，为求得行动方便及身份证明起见，均须呈请蒋委员长任命之。

8.在美国训练业已成熟、绝对可靠、并已宣誓对同盟国家效忠之缅甸、泰国、朝鲜、台湾、安南等处人员，经美方提出、华方认可后，准在本所指挥下参加工作。惟此项工作人员在其工作目的地之布置与其工作之实施，应与本所之主要部门分开，以符秘密工作之原则。

9.本所设有远程空中侦查队，配有飞机器材及研译判读照相之人员。此队之目的乃在中国沦陷地区及远东各占领地区内摄制并判读各项敌人活动之照片，使本所对凡能见到敌人之各项活动保持确切之认识，以便实施种种之打击。除驾驶员外，其设置之人员大部以华方分院任之。

10.为便于在中国沿海各港湾实施布雷俾适时打击敌人船只起见，得由美方派遣飞机测量港湾地形并由华方派员参加其所测绘之地图与摄成之照片，专供本所使用并保管，不得携往他处，以免泄漏军事上之机密。

11.本所设宣传组，对中国沦陷地区及其他日本占领区内之敌人与人民从事心理战争。其全部军需之器材由美方供给，如无线电发报机、录音机、特种摄影机、印刷机等，并由美方负责训练华方使用此项机件之人员。

12.本所于重庆华盛顿两地派驻人员，办理中美两国情报互换事宜。自华送交美国政府之情报须先经主任审核认可后转报之。自美送中国之情报须先经美国战略局局长或全美舰队总司令之审核认可后转报之。

13.本所收集对爆破、侦察、布雷，及其他直接对本所工作有用之情报，其中如有呈报两国军事当局之必要者，须先经主任副主任审核认可后分报之。

14.本所奉准指定之发报台得与中国境外之美国海军无线电台通报，惟本所所有其他各电台则限制仅用于本所之各有关业务。

15.本所以重庆附近为主要训练地区，遇必要时经双方同意，得于工作队所在地实施训练。

16.本所各种训练人员，除由美方派遣技术训练负责人及各种技术训练之设计指导人员外，其他之教职员及学员均由华方派选之。训练课程及其进度由主任副主任商订之。受训人员结业后之派遣，经考试及实际测验及格后，由主任副主任决定分发之。

17.本所对各受训学员及各部门之华方人员，其在受训与工作时间，均应有详尽之记录。凡成绩特别优异，在合作工作上有送美研习之必要者，经本所选定呈奉蒋委员长批准后，得送美研习。美国政府对该学员均供给居住学习及来回旅费。

18.本所为侦察敌情，对于敌电、海陆空三部分之密码，均实施侦收研译。这项侦译工作由美方派员负责设计指导，由华方派员参加工作。侦收与研译之敌码，应由本所之主管部门在本所办理，以免宣泄。本所侦译敌各种密电码之结果，有呈报两国军事当局参考之必要者，须经主任副主任审核决定后，分报之。

19.本所本部设于中国战时首都所在地重庆，并按实际情况之需要在各地分期设立前进工作队，办理有关爆破、侦察、望气象、对敌宣传，及其他有关本所工作之交通事宜。兹暂定下列各城市设立前进工作队：（1）赣州；（2）辰溪；（3）温州；（4）衢州；（5）漳州；（6）大亚湾；（7）海康；（8）北海；（9）广德；（10）立煌；（11）常德；（12）衡阳；（13）洛阳；（14）海州附近地区；（15）临沂附近地区；（16）兰州；（17）五原；（18）保山；（19）车里；（20）安西；（21）拉萨；（22）迪化。

20.各地工作队所需器材，为便于分配及修理，计于赣州、西安两地附近设立修理厂，由美方指派技术人员主持此二地之修理工作。

21.本所所需用之爆破、无线电、武器弹药、交通、摄影、气象、化学、印刷、医药等，以及各项工作所需要之一切器材，均由美方供给并负责运抵重庆，交本所派员管理；其自重庆运往各工作地区运输均由华方负责。

22.华方人员之薪给及其工作之费用，由华方负责。

23.美方人员之薪给及其工作之费用，由美方负责。

24.美方在华各级人员之办公室、实验室、住宅及用具概由华方供给。

25.本所在缅甸、泰国、安南、朝鲜、台湾等地全部工作之进行，其费用由美方负担之。

26.本所之组织或业务有变更必要时，由主任副主任会商分呈蒋委员长、罗斯福总统决定之。

27.本协定经中国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及美国罗斯福总统授权双方代表签字后施行。其有效期间自协定签订之日起，至同盟国对日战争结束时停止。

28.本协定缮中英文各二份。中英文有同等之效力。中美双方各持一份。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宋子文（签字）

美利坚合众国海军部部长诺斯克

Frank Knox（签字）

中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

戴笠（签字）

美国战略业务局局长陆军少将邓诺文

Wiliam Donovan（签字）

中国驻美大使馆陆军中校副武官

肖勃（签字）

美国战略业务局驻华主任海军上校梅乐斯

Milton E.Miles（签字）

中华民国32年合西历1943年4月15日订于华盛顿

附录四

中美合作所训练班

第一班——雄村班

地点：安徽歙县雄村，歙县徽州南面5里远的山区里。约距杭州100里远的内地，离上海约200里。

驻扎地：乡村寺庙和宝塔内。[24]

使命：训练“忠义救国军”人员使用小型武器和收集军事情报、在上海进行破坏，以及拯救美国海军陆战队战俘。[25]

美方人员：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John H.Masters少校（绰号“Bud”），以及包括Earle Dane在内的六至十位教官。[26]

中方人员：戴笠（主任），郭履洲（副主任），以及余万选、吴未生和马鹏飞等教官。[27]

学生来源：忠义救国军。

训练班期：3个月。

训练科目：（1）总理遗教；（2）领袖言行；（3）中国之命运；（4）党派分析；（5）情报学；（6）犯罪调查；（7）密码学；（8）爆破；（9）手枪射击；（10）国术擒拿。

活动：用了6个月建立训练班，训练“忠义救国军”部队。据报道有一些成功的破坏活动，包括袭击上海机场，摧毁了5架飞机和一些油箱。1943年9月，第一班派出了93名破坏人员，据报道他们炸毁了一辆火车，杀死了江苏省伪省长和特务头子。但是，在营救美国海军战俘的行动得以执行之前，日本人已经把这些战俘转移走了。[28]

第二班——洪江班

地点：原设立于1943年6月湖南南岳，后迁至洪江。在长沙附近，并距衡阳的机场仅40里，很容易得到供给。[29]

使命：训练游击队战士使用美国小型武器和爆破。训练水上袭击。

美方人员：海军上尉Claude I.Carroll（指挥官），陆军少尉L.J.Karwaski和J.E.Lazarsky，以及14个军人。[30]

中方人员：戴笠（主任），陶一珊和傅荣（副主任），郭宗尧和徐秋滨（教育长）。教员有陈砥澜。后来该班变成兽医训练班，林可胜成了副主任。

学生来源：别动军第四纵队何阮元部队，第七纵队陈士虎部队。后来的兽医班学生是从军医班毕业生中招收的。[31]

活动：虽然洪江班是中美合作所最多产的游击队训练中心，每期有300多个学生毕业，但它在水上袭击的训练没有成功。[32]

第三班——临汝班

地点：河南临汝县北面十里地的凤穴寺。由于日本人的逼近，它于1944年5月被迫迁到陕西户县一个叫牛冬的地方。毕业生管它叫“牛冬班”。[33]

驻扎地：山庙。

使命：训练武装特务，用炸毁桥梁、铁路和机场来摧毁在平汉、陇海、津浦和其他地方之间的通讯线路。[34]

美方人员：Arden Dow少校（指挥官）及18名官兵。[35]

中方人员：戴笠（主任），周灵祥（临汝时期的副主任），文强和杨蔚（牛冬班时期副主任）。教育长是金树云和张树勋。主教员有肖骥和常惠卿。[36]

学生来源：来自于军统河南南方纵队（一个爆破单位）的大约200名学生、别动军第六纵队以及来自于沦陷区并毕业于鲁—皖—豫—苏边区总部的临泉训练班的学生。[37]到牛冬后，学生们从别动军第九、十和十一纵队派遣。[38]

训练班期：共训练5班，每班3个月。第一班有400个学生。

训练科目：由教员做的关于“领袖言行”、“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党史等的精神讲话的思想教育。[39]

活动：第三班于1943年8月坐卡车离开了重庆，经约6周行程后到达训练地点。毕业的游击战士并没有进行很多抗日活动，因为他们严重缺乏装备，一直到1944年3月才有能力转入行动。[40]第五届学员在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时还没有毕业，于是开往徐州，改编为交警纵队。[41]

第四班——陕坝班

地点：绥远陕坝。

中方人员：戴笠（主任），高荣、乔家才（副主任）；饶铁珊和刘人奎（教育长）；教务组长是林春云。[42]

学生来源：第一届从高荣的骑兵师抽调，第二届从傅作义部队抽调。

训练期：共两届。

活动：“装备精良”。[43]

第五班——息烽班

地点：贵州息烽。

中方人员：戴笠（主任），邓匡元、何峨芳（副主任）；教务组长是陆遂初。

学生来源：别动军第三纵队徐光英部队。[44]

活动：毕业生后来被分配到淞沪司令部下的“忠义救国军”部队。这些部队集聚在钱溏江一带，对共产党新四军进行监视。[45]

第六班——华安班（胜云班）

地点：福建漳州华安。

驻扎点：农舍和当地祠堂。

使命：训练沿海部队和旧海盗以协助美军进攻。

中方人员：戴笠（主任），陈达元、雷镇钟（副主任），张卓峰（参谋长），毛简（秘书），何孝德（教务组长）。[46]该训练班基本由军统特工或军统“外围人员”组成。

学生来源：有2,000名学员为躲避征兵而加入。[47]他们中有一部分是学生，但大多数是年轻村民——据共产党作家说他们是富绅的后代。后来招收的学员还包括广东福建边界一带由吴乌螺领头的海盗。[48]

训练班期：开始有四个训练单位，加上一些直属连队：爆破、突击、运输和通讯连。总共有600多名毕业生。后来也训练海盗，并扩编为水陆两个大队和两个中队。[49]

活动：其中的一届后来成了别动军的一个暂编队。[50]内战结束时中美合作所的许多纵队被共产党部队消灭了。一些驻扎在厦门的残余部队，后来跟着他们的司令陈达元去了台湾。[51]

第七班——修水班

地点：江西修水。

中方人员：戴笠（主任），唐新（副主任）。

驻扎地：第三十集团军总部的管辖区内，受王陵基指挥。

学生来源：别动军杨遇春第二纵队。

活动：随王陵基的部队撤至武汉。[52]

第八班——玉壶班

地点：浙江青田油竹，1944年8月后迁至瑞安玉壶。

中方人员：戴笠（主任），赵世瑞、郭履洲（副主任），陈伯昂（英文秘书），陶风威（教务组长），吴未生（教务副组长），夏国枝（总教官）。

学生来源：浦东“忠义救国军”张惠芳行动总队。

活动：训练结束后，该班改名为教导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营，并分别由李资深、吴公达、陶风威和洪竹筠任营长。[53]

第九班——东峰班（该班与设在SACO总部歌乐山的“第九班”或“FBI训练班”不是一回事。后者在正文中有所描述。）

地点：福建建瓯东峰。

使命：特别突击队。

中方人员：戴笠（主任），林超（副主任），吴昭文（秘书），杨树桐（秘书），曹凤鸣（教务组长）。

活动：在攻打福州时，被日军歼灭。[54]

第十班——临泉班

地点：安徽焦岭。

使命：训练豫—鲁—苏—皖边区的游击队和周麟祥的别动部队。

中方人员：汤恩伯（主任，兼第一战区副司令和豫鲁苏皖边区中将司令），王蔚杆（秘书），王庆升（教育长），钱孟起（政训组长）。[55]

训练班期：三期毕业班。第三班毕业学生改编为豫鲁苏皖边区党政工作总队，由周麟祥领导。

第十一班——焦岭班

地点：广州焦岭。[56]

第十二班——港口班

地点：浙江淳安港口。

中方人员：戴笠（主任），张宝琛、毛森（副主任）。

学生来源：原属三战区中英合作所，后归中美合作所。

训练班期：训练了7个学生营。

活动：训练结束后，毕业生们归中美合作所由毛森领导的前进指挥部指挥。[57]

注释

[1]曲云章：《国民党军委会西北青年劳动营的真相》，第118—138页，尤见第118—120页。

[2]在总队的直接领导下还有两个独立团：一个是在洛阳的西关，另一个在兰州。后者因为招生不足而未能成立。

[3]李崇诗于1948年成了军事情报副头子。Eddie Liu to Miles，Jan 7，1948，Miles，Personal Papers，Box 2。在这之前，军事情报负责人为郑恺民（音）。Blue Shirts Organization，OSS Report，XL-47361，20/3/46（Source:“Yonkers，N.Y.”）.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U.S.Army.U.S.National Archives，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 Report 9710，8/1/39，p.la。

[4]沈醉：《军统内幕》，第239页。

[5]关于1945年军统的人事花名册，以及“公共机构”、地方分支机构和国外情报站，见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23—225页。并见“KMT Wartime Organization Problems，Youth Corps，etc.：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p.46，Chen Lifu Material。

[6]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6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70页。

[7]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6页。

[8]沈醉：《军统内幕》，第85页。

[9]鲍和杜都是郑介民从陆大毕业生中挑来的。

[10]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0页。

[11]相对来说获准进入重庆比较有保证，但要得到离开的许可却非常困难，而且从委员长办公处签发的书面许可证必须有完整的信息和照片，以便于追踪。Oakes，WhiteMan’s Folly，p.274。

[12]沈醉：《军统内幕》，第208—209页。

[13]王方南于1935年在汉口加入了特务处。那年10月，他进入杭州警官学校的特别训练班，成了第四纵队的成员。该队训练高级特务干部。1939年6月王毕业后，被调到南京洪公祠的特务处办事处，后来他回到汉口站当了一名情报员。王方南：《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第140—14l页。

[14]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0—151页。它与特务电讯机关的“特种问题研究会”（特研会）是两回事。后者在军统东北区站和文强的领导下在东北招募日本特工。张瑞：《原国民党军统局东北区“对日工作”的阴谋活动》，第91—92页。

[15]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2页。

[16]Yu Maochun，American Intelligence，pp.32-34.

[17]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2页。

[18]同上书，第153页；《戴笠之死》，第5页。

[19]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3页。

[20]沈醉：《军统内幕》，第85—86页。

[21]同上书，第3页。

[22]“国防情报局”编：《中美合作所志》，第1970页；《国防情报局》，第19—30页。

[23]因原件是竖排版，故“如下”，原为“如左”，且无标点符号。本文中所有标点符号均由译者标注，以便当代读者阅读。

[24]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49.

[25]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50。1942年12月在华盛顿特区多诺万的办公室曾经召开过一系列的会议讨论炸毁上海发电厂的计划。尽管奥尔曼法官是该发电厂的一个主要股东，但他极力推崇这个计划。戴笠在华盛顿的特工肖勃少校同意大体安排，建议这个行动要“引起那个地区的人的注意，他们也许能以更加直接的方法来实施这个行动”。这使戴笠阻止了这个行动，如果这一行动成功的话，蒋介石便会丢失一个重要的战后资产。见下列关于多诺万的备忘录：Selected OSS Documents，1941—1945：W.F.Allman to Donovan，9/12/42：and Huntington to Donovan，16/12/42。关于肖勃在华盛顿的作用，见：Atche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Chongqing，10 Sept.1943，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Internal Affairs），1940—1944。

[26]在Old Lyme采访Earle Dane，1987年7月于美国康州。

[27]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7—108页。

[28]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28，p.154；Miles Papers，Box，3，Address to the New York State Police Chiefs Conference.

[29]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57.

[30]同上。

[31]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8页。

[32]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59.

[33]冯美铨：《解放前军统在西安和银川的组织与活动》，第80页。

[34]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第126页。

[35]Report of Major Arden Dow to director of OSS，CBI Theater，20/3/44，OSS Papers，pp.7—19；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58.

[36]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8页。

[37]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第127页。

[38]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8页。

[39]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第128页。

[40]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58.

[41]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第126页。

[42]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8页。

[43]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p.158.

[44]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9页。

[45]裘雨萍：《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第124—125页。

[46]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9页。

[47]政府为军队征召劳工导致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逃入山里躲起来——“逃山”。Hung，War and Popular Culture：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1937—1945，p.170。关于国民党征召的生动叙述，见Crook，Prosperity Township，Sichuan，p.30。

[48]汤淘：《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内幕》，第151页。

[49]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9页。

[50]汤淘：《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内幕》，第148页。

[51]汤淘：《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内幕》，第163页。

[52]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9页。

[53]同上书，第109—110页。

[54]同上书，第110页。

[55]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0页。

[56]同上。

[57]同上书，第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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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张云：《潘汉年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66.赵毓麟：《中统我见我闻》《中统内幕》（江苏文史资料），第211-257页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167.周建安：《谷正伦国民党宪兵》《贵阳文史资料》第五辑，第225-254页1982年。

168.周震东：《戴笠特务渝三课、蓉组及西康组在军事方面的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 1980年。

169.祝世康：《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文史资料》,1960年第11期，第72-88页。

170.朱元亨：《戴笠坐机失事纪实》《衢州文史资料》（浙江）第4辑1986年。

致谢

本书的研究得到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学术研究委员会、东亚研究院及沃尔特和爱丽丝·哈斯（Walter and Elise Hass）系主任基金会的赞助，并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全国人文学基金以及美国新闻署的支持。

我真诚地感谢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柏克莱班克罗夫特（Bancroft）图书馆、大不列颠图书馆、台湾调查局档案室、剑桥大学图书馆、柏克莱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柏克莱东亚图书馆、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柏克莱政府文件图书馆、哈佛—燕京学院、胡佛研究所和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军事参考资料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公共档案所、南京第二档案馆、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康奈尔大学沃森藏书及耶鲁大学图书馆的许多档案员、图书馆员和学者在我查询资料方面给予的帮助。

在这方面，蔡少卿、戈定瑜、陈质平、已故的陈立夫、丘荣华（音）、周汉卿（音）、冯寿财、Suzanne Gold、韩伟之、胡绳、黄美贞、Richard C.Kagan、已故的李宗一、林碧照、马长林、倪梦熊、Andrea Sevet-son、史梅定、舒国振（音）、孙江、王德华、王庆成、王熙（音）、已故的Martin Wilbur、吴体乾、许有方（音）、张宗礼、郑祖安、朱弘和朱庆作都对我帮助甚大。

我的研究还得到了柏克莱大学现在和过去的中国历史研究生的协助。他们是Douglas Fix,David Fraser,Blaine Gaustad,Ken-neth Koerner,Kevin Landdeck,Seung joon Lee,Jen ling Liu,Kong Dan Oh，商全，Douglas Stiffler,Jeffrey Wasserstrom,John Williams,Timothy Weston，徐国民和余茂春。还有两位年轻的学者丁岚和Linda L.Su也给予我很大帮助。Joshua Rosenz-weig在本书最后的校对阶段中作用巨大，对他在查找文献资料方面严谨的治学精神，我感激不尽。

我尤其感谢我的两个专业研究助理：Susan Stone帮助汇编了本书最早的章节；Elinor Levine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为该书的表格、图片、附录查询各种资料并对书稿的最终汇编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我的同事叶文心首先向我介绍了关于戴笠的原始资料，并发现了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收藏的奥古斯特·涡孟（August Wollmer）的中国犯罪学学生的信件。Sherman Cochran,Sue Farquhar,Bryna Goodman,Thomas Grunfeld,David Kahn,Brian Martin,Mar-cia Ristaino,Bernard Wasserstein和吴晓明，为本书提供了进一步的学术建议。由皇家基金会赞助的柏克莱东亚研讨会成员也对本书的修改，尤其是在关于战时的密码一部分，作出了贡献。我对父亲Frederic Wakeman Sr.和其他教授们，如Christian de Pee,Christian Henriot,Kenneth Pomerantz,Irwin Scheiner及Hans van de Ven精读我的书稿尤其感激。特别是，我要感谢梁禾博士在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慷慨鼓励。她对本书的中文处理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翻译：这使她重新查阅了原始资料，并且促使她不止一次意味深长地追究我对前述历史事件的解释。

魏斐德

2001年8月于旧金山

特别纪念

未尽的文字缘

今年整个暑假，心情一直都在焦念不安，连一分钟也没能消停。缘此甫一开学，就感到周身倦怠，仿佛得了慢性疲劳似的。

种种牵肠挂肚的事情中，最觉得放不下去的，就要数远远躺在美国病床上的Fred了。尽管这位大汉学家朋友，已经被确诊为绝症，而且病情发展得很快，我还是不断给自己打气，盼望着能有什么奇迹发生，就连平时顶多姑妄听之的江湖郎中，也被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先要把称谓交代一下。这位老朋友的英文全名是Frederic E-vans Wakeman,Jr.，如果全都对译成中文，那么应当是“弗里德里克·埃文斯·小魏克曼”。普通的汉语读者，往往是从《大门口的陌生人》、《洪业》和《间谍王》等译著的封面上，识得他那个文绉绉的汉名魏斐德。而国内同行提到他，则往往会中西合璧地称他为魏克曼，即其姓氏的音译。不过，好朋友们不管当面还是背后，则更喜欢亲昵地喊他Fred，这是他的名字的简称。

正因为他姓Wakeman，我才曾在一篇序文中，半开玩笑地形容他是“醒着的人”。这位学界的领军人物，曾在整整二十年间，以每天只睡四小时的代价，奇迹般地写出了他那一大摞著作！然而可叹的是，这种长年累月的超负荷工作，再加上他那率性的生活态度（这一点马上会谈到），都难免在他身体上留下了印痕。

由此，几乎从结识Fred的第一天起，你就不能不强烈意识到他的健康问题，特别是他那负荷显然已经太重的肝脏。据说，他曾是美国驻华大使的人选，后来正是因为肝脏的问题，最终才不能来这里赴任。缘此，也就很容易理解，每当我们觥筹交错谈兴正浓的时候，总能够听到他夫人梁禾的惊呼——Fred你可不能再喝了！……

不过即使这样，每逢赴美访问之前，要是在行程中能见到Fred，我总还是禁不住要跟自己商量：要不要再带瓶好酒给他？要知道，跟这样的性情中人消磨一个晚上，用各自的闻见、识断和妙语来下酒，更享受一下他那不时爆发的朗声大笑，那毕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我们共同的朋友北岛，对于Fred的笑声也有同感：“他笑起来如此纵情毫无遮拦，如晴天霹雳，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这样笑。”

正因为这种笑声，有一次从加州讲学回来后，接到伯克利方面的来信，询问我邮寄支票的地址，我马上就回信说不必费心了，——真的，有Fred这样的大学者为我主持讲演，又对我饷以会心的大笑，这回报已经足够了！我是从性情深处跟Fred投缘，他无意间让我对人性更有信心，知道不管出息有多大，都不必把“城府”二字写在脸上。

Fred的这种性格，并不是未经世事之前的单纯，而是曾经沧海之后的透明。即使未曾跟他谋面的人，也不难想象，这位曾经身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亚洲学会主席、美国社会科学协会主席的名流，如果缺乏应对各种复杂纠葛的智力上的优裕，那是绝对保不住这份纯真的。毕竟，让人生厌的学院政治，就像无孔不入的苍蝇一样，肯定是要到处下蛆的。所以，恰恰是在机心密布的背景下，方显出Fred身上这种难得的平衡。

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说实在的，仅仅因为Fred的显赫身份，就会妨碍我们彼此结交，更不要说如此地交好。我生就害怕那些把权力玩得得意洋洋玩得炉火纯青的人，他们总是那样莫测高深，又总是那样不知所云，但又显然并非全然的白痴，倒让你不得不反过来怀疑——他们是在用一大堆言不由衷絮絮叨叨的废话，来测验你有没有识破的智力，以及有没有即使识破也不说破的耐力。正因为这样，每逢碰上这样的人，我都会老老实实地认栽，自愧弗如地绕着走。

另外，Fred还有一种平衡能力，那就是在通晓各种时新理论的同时，又一如既往地守护着历史学家所珍惜的经验。对于像我这种出身哲学的人，这一点尤觉可贵，因为如若不然的话，那些天花乱坠的史学著作，说到底就很可能是从这边打捆批发过去的，使我们这些理论家只能自作自受。出于这样的心得，我遂在刚才提到的那篇序文中，把Fred描绘为一位“纯正的历史学家”，判定他所奉献给我们的，“实属于最传统最老派的史学工作成果”。

那篇序文登出以后，梁禾曾就所谓“传统”“老派”这类的定语跟我商榷，唯恐这种说法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五月我再去伯克利为Fred的荣休典礼发表基调讲演时，会重新拾起这个话题来澄清，也顺带提请注意Fred在治史乃至做人方面的古风。我想，当时所有在座的听众，自然也包括Fred本人，全都听清了我想讲的意思。

然而直到这时，我才从Fred本人的反应中，感受到了“传统”或者“tradition”这个字眼，在中文世界和英文世界中，特别是在伯克利那样的语境下，会发生何等巨大的语义异位。或许，在一个刚刚被毁弃过一切的国度，和一个总是渴望疾风暴雨的校园，大家都是缺什么才吆喝什么，都是在根据自己的病痛来释读对方。幸好，另一位好友周锡瑞，当即就率直地表示，完全同意我对他老师的判断，让我自信并非门外乱谈。

不消说，遇到了Fred荣休这等的大事，我肯定还是要带瓶好酒的。在那个放松的时刻，谁也都还不了解Fred的病情，包括他们伉俪自己。甚至，北岛还特别宽许地向Fred劝酒，那意思好像是在说，轮到这样的场合，你最好用大醉一场来宣布——下不为例了，从今以后就要保养身体了。

万没想到，真等有时间去检查身体的时候，一切都显得为时太晚！让人嗟呀不已的是，这位整整忙碌了一生的大学者，果然连一天也不会休息，好像刚一退休就准备谢幕了。而我当时万里迢迢地飞过去，如今也觉得变了味道，似乎不再是专程向他道贺，倒像是专程向他道别。命运之诡谲之不可捉摸，一致如此！

早知那样，我无论如何也要多跟Fred聊几次呀！可现在，竟连后悔都来不及了，不光是隔着千山万水，医生也早已禁止探视了。由此联想起，以前曾在什么地方说过，不到这种“生离”有可能顿成“死别”的关头，我们这些情感麻木的现代人，其实是很难同情地想到，古人为什么会写出那么多惜别的诗句来。我们如今是太倚仗现代化的利器了，以为天南地北都不过在脚下，感受生活的能力反而粗糙起来，轻易地让那些看似寻常的瞬间哗哗地从指缝中流走了。

屈指算来，从伯克利回来不过两个多月，就听说了Fred的病情。这个意外的打击真是把我击倒了，竟不知再说什么好，也不知再做什么好，只是枯坐在电脑前面，久久地默诵着刚刚在临别前为Fred所唱的那曲《我住长江头》，痛恨其中的“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之句，竟有可能成为谶语！北岛后来也在信中说，“Fred的病情对我打击极大，我第一次跟他通话忍不住大哭。”然而，一向口若悬河的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就连打电话过去哭一场的勇气也没有，只能把我们最新的合影做成了一个镜框，挑最快的邮路寄到Fred的病床前，好让他明确地意识到，在如此艰难的人生关头，这些朋友一直都站在他身后。

此后，我徒劳无益地进行着挣扎，包括在《中国学术》的卷首语中为他公开祈祷、包括在信中央求他一定要坚持到听我再为他唱一支歌、包括在网络上呼吁熟识的台湾学者帮忙传递救命的草药……然而，我的心底却一直在隐隐作痛，因为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能力去拯救这位伟大的朋友。甚至，越是到了后来，我就越觉得神经紧张，每次打开电脑都不免有些手心冒汗。

然而消息终究还是传来了，是老周（锡瑞）在第一时间通报的，来得也算在预料之中，但总觉得还是比预料的早！我没有马上回信，因为我不打算详细地知晓Fred最后跟病魔搏斗的场面，——那场面一定特别惨烈，让我的心脏再也承受不起！在这方面，妻子虽是柔弱的女性，却显得比我更加理性。她用再简单不过的一句话，给了我一点冷静下来的理由——“他总算可以不再遭罪了！”

将来回顾起来，在我有限的生命旅程中，已经过去大半的这个2006年，可以整个地算作“Fred年”罢？你想，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是在为他总结和庆祝；夏日炎炎的时候，我是在为他焦虑和祈福；而眼下已是中秋时节，我仍不能释解对他的追思……

在利欲熏心的年代选择做学问，不管有多少亏要吃，但至少还有一件事，那是官场和商场都比不了的，这就是你可以广泛地以文会友，甚至到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去寻找跟你志趣相投和智力相等的朋友。这样，你所拥有的至情至性的知己，肯定要比那些毕生以尔虞我诈为业的人多得多。簇拥着这些朋友，你不仅可以增容头脑、同商大计、共享情怀，还更可以像齐美尔所说的那样，在社会交往的游戏形式中，享受到接近美学标准的快乐。在那样的时刻，你甚至会搓搓双手踌躇满志地想到，人还没准真是一种高等动物罢？

可惜Fred这一去，把许许多多的交往之乐都给带走了！而恰值此时，又有学生把列文森的遗著《革命与世界主义》译了出来，寄到我这里投稿，益发使人黯然神伤。偏就那么巧，在列文森这部死后整理出版的遗稿之前，正好印着Fred当年为自己老师所写的序文，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现在又轮到Fred的弟子们，来整理他本人的未竟遗作了！绵绵无尽的学术事业，竟这么残酷这么森严，这么一言不发着，可那中间流淌的，却都是古往今来的英雄血呀！

而聊可自慰的是，不管Fred走得多么匆忙，我总还来得及在他生前告诉他，他下力已久的潘汉年研究，无论在何时成书，我都会马上把它收入我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让它跟中文读者尽快见面。由此想来，Fred跟我本人的文字缘，乃至于跟中文读者的文字缘，都还远未终了呢！

刘东2006年中秋夜于京郊静之湖

青灯

魏斐德教授退休的纪念活动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筹划。从今年年初起，我和他的学生叶文心教授及助手在网上书信往来频繁。在线性时间的进程中，必有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性：魏斐德本人体内酒精含量不断上升，教授夫人的情绪随之波动；权力真空所带来危险的寂静，幕后学院政治运作的种种变数；助手秘书们的未来出路，在读的博士生本科生的普遍焦虑。更何况魏斐德在伯克利执教四十年，自立门派，弟子无数，谁来接替掌门人的位置？这多少有如一个王朝的结束，牵动多少人心。

我5月3日从纽约匆匆赶回加州，第二天开车前往伯克利，住进校园内的“女教职员俱乐部”。这维多利亚式木结构的小旅馆隐藏在树丛中。

5月5日下午3时许，我们与教授夫人梁禾在旅馆汇合，她先带我们到附近酒吧喝一杯。轮椅上的魏斐德在秘书的陪同下出现，他刚下课，憨笑的脸上略带倦意。

1937年12月12日，魏斐德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城。他是长子，有弟妹各一，弟弟参加越战后死于癌症。魏斐德出生不久就随父母搬到纽约。父亲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海军服役。1944年他父亲开始写小说，两年后以《小贩》（Hucksters）一书成名，被好莱坞改编成同名电影，风靡美国。发财后，父亲决定带全家周游世界。魏斐德先后在加州、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上中小学，在佛罗里达高学毕业。由于这一特殊经历，他学会了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

父亲是他的精神导师。在其指导下，他自幼精读古希腊古罗马和现当代历史学家的著作。11岁那年，他们住在古巴，父亲让他读一本哥伦布的传记，并亲自驾船带全家游历了传记中描述的一段航程。

在父亲影响下，魏斐德在哈佛读书时开始写小说，仅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得以出版。大学毕业后，他到巴黎政治学所研究苏联问题。上选修课时，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从而带入相关的中国教派。与此同时，一个法国记者有关中国的几本书让他着迷。在巴黎的十字路口，魏斐德从苏联转向中国。

离开酒吧，我们簇拥着有王者风度的魏斐德进入大学艺术博物馆，弟子如云，纷纷向他致敬。下午4时15分，历史系主任宣布纪念活动开幕，先由我朗读了一首献给魏斐德的短诗《青灯》，然后由北京大学刘东教授做专题演讲《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他从魏斐德29岁所写的头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开始，纵观其一生的学术成就。接下来由魏斐德的大弟子周锡瑞教授（Joe Esherick）主持。他从手中一杯水说起，话不多，但动情之处与魏斐德眼角的泪花相辉映。重头戏是斯坦福大学德国史教授詹姆斯·施寒（Jamas Shee-han）与魏斐德的对话。他们两位先后都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我看在孔子和烈文森之间，还是烈文森对你的影响更大吧？”施寒教授开门见山问。

魏斐德离开巴黎后，本应顺理成章回哈佛跟费正清搞中国研究，但他却选择了在伯克利教书的费正清的学生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做导师。这无疑和魏斐德的生活阅历、文学气质和反叛精神有关。哈佛和柏克利代表了美国文化的两种传统，甚至与地缘政治有关。哈佛地处新英格兰的中心，代表美国学术的正统与主流；而伯克利地处种族多元化的亚太圈，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六十年代学生造反运动的发源地。

按魏斐德的博士生叶斌的说法，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见解，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和谐共存，是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存。不幸的是，在尚未充分展开其相关思想时列文森突然辞世。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魏斐德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这一史学观。

美国学术界在传承关系上如此脉络清晰，实在让人叹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它有如地图，标明每个学者的位置，并为后继者指点方向。不懂得传统的人正如没有地图的旅行者，不可能远行。

1992年年底，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发表就职演说《航程》。他的弟子之一杰森（Lionel Jensen）教授是我的同事。他描述说：“那是永远难忘的辉煌时刻。只有他的少数学生参加了在纽约希尔顿饭店舞厅的这一盛会。我敢肯定我们全都为那一刻的荣耀感到温暖，为我们老师的成就得到公认而自豪。当我们聚在舞厅外激动地议论时，很多亚洲专家也被感染了。那是我所听到的最出色的演讲。”

《航程》基于对哥伦布、魏斐德一家和郑和的航程的回顾，是从一个孩子的童年记忆开始的：偷袭珍珠港那天下午，后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的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dgers）和他父亲在他家窗口交谈，引起了年仅四岁的魏斐德的注意……他接着讲述了从1948到1949年他们家沿哥伦布第二次航行路线的游历，由此出发，他从中国苦力在古巴港口货船上的绝境，到郑和耀武扬威的航程……那跨时空跨种族文化的航程，借助一种奇特的文体，将历史与个人、叙述与沉思、宏观视野与生动细节交织在一起。

退休纪念活动开幕式后是小型晚宴。叶文心教授特意把我安排在魏斐德和家人的小桌上。我与魏斐德对坐，在座的有他妹妹妹夫和他那英俊的儿子。烛光在每个人脸上摇曳。他们提到死去的父亲和弟弟。死者如沉钟，往往只在家庭团聚时敲响。梁禾也坐过来，担心魏斐德喝得太多。他们在俄勒冈州绿水青山的乡下买了房子，退休后将搬过去。我总是开玩笑说，魏斐德要被老婆绑架到“绿色监狱”去了。此刻，我煽动他在入狱前多喝几杯。

我和魏斐德初次见面是1989年深秋，在纽约，一次美国笔会讨论会上。第二次握手是13年后，在北京，即我首次获准回去探望病重的父亲，由刘东夫妇宴请。那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难以辨认的故乡、尘土飞扬的街道、装饰浮华而无残疾人通道的餐厅和史学大师在轮椅上挣扎的无奈表情。

此后我们从往甚密。三年前我们办喜事只请来五位亲友，包括他们夫妇。我们常到他们在旧金山海湾大桥旁的公寓做客。有一次梁禾央我读诗，由魏斐德念英文翻译。当他读到“一只孤狼走进/无人失败的黄昏”时，不禁落了泪。薄暮如酒，曲终人散，英雄一世自惘然。

其实，我对魏斐德在学术上的造诣所知甚少，真正打动我的是他人性的魅力。他深刻而单纯，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会让人唤起一种对人类早年精神源头的乡愁。他笑起来如此纵情毫无遮拦，如晴天霹雳，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这样笑。我想正是他的博大、正直和宽容超越了学院生活的狭隘、晦暗与陈腐，超越个人的荣辱、爱憎与苦乐。

历史（history）这个词在英文中可以分解成两个词，即“他的”“故事”。历史到底是谁的故事呢？上帝的故事、强权者的故事，还是历史学家的故事？无论如何，那些繁浩文献中的碎片，是通过历史学家的手连缀起来的。而历史给历史学家想象与阐释的空间，历史学家赋予历史个人化的性格。很难想象没有《史记》没有《资治通鉴》，中国历史会是什么样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由于魏斐德掌握包括俄语在内的四种外语，中央情报局看中了他。卡特执政期间，他还差点儿被任命为驻中国大使。但他还是选择走学术的道路。由于列文森猝死，年仅27岁的魏斐德开始执教，成为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主持纪念活动的周锡瑞教授追忆往事。他当年来伯克利投奔列文森，没想到导师之死让他成为仅年长几岁的魏斐德的学生。那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而他又是学生领袖之一，根本没把这年轻导师放在眼里。在魏斐德的必读书单中，有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罗克（Marc Bloch）的《法国农村史》，遭到周锡瑞等急进学生的抵制——我们学的是中国史，与西方史何干？在课堂上，魏斐德讲了个故事。在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被盖世太保抓住，和别人一起拉出去枪毙。他对身边16岁的男孩（后幸存下来）最后说：“别哭，我的孩子。”这时机关枪响了……他就是马克·布罗克。魏斐德说完平静地离开教室。

还有件事让周锡瑞难于释怀。他写博士论文时，魏斐德在信中写道：“你的立论（thesis）有问题。”在英文中，thesis又是论文的意思。周误以为后者，勃然大怒，写了封长信痛斥老师。直到魏过五十岁生日时，周终于为此道歉。周锡瑞教授说，一想到在自己档案中这样一封信，就无地自容。

而魏斐德也被回忆之光照亮：有一次和周锡瑞一起去滑雪，擅长滑雪的周把他带到最危险的区域。当魏从陡坡上摔倒，周耐心关切，一路指点把魏带下山。魏斐德说，在那一刻，他们的师生关系被颠倒过来。

纪念活动的真正高潮是第三天上午助手秘书的表演。她们首先抬出十年前的一张巨幅照片——那是健康乐观的魏斐德。接着展示的是他的小说《皇家橡树17号》的封面。按她们的说法，好莱坞最近购买了改编权，于是她们分别朗读被“改编”的章节，引起阵阵笑声。魏斐德上台致谢，他特别提到助手凯西（Cathy），提到1998年手术事故后无微不至的照料，说到此，他泣不成声。

活动结束次日，我和魏斐德夫妇相约在一家咖啡馆吃午饭。天晴，乍暖还寒。魏斐德的倦容中有一种轻松感。他要赶去上最后一堂课。我把他送上汽车，拥抱道别。梁禾告诉我，有人提议以他的名义创立什么“伯克利学派”，甚至提出“魏斐德主义”，被他断然回绝。“那是可笑的，”他说。

作为历史学家，他深知权力和声誉被滥用的危险。而他只愿在历史的黑暗深处，点亮一盏青灯。有诗为证：

故国残月/沉入深潭中/重如那些石头/你把词语垒进历史/让河道转弯

花开几度/催动朝代盛衰/乌鸦即鼓声/帝王们如蚕吐丝/为你织成长卷

美女如云/护送内心航程/青灯掀开梦的一角/你顺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

北岛

版权信息

书名：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作者：[美]杜赞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7月

ISBN：978721405713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译本序
出版说明
译者的话
导论

第一编
第一章 线性历史与民族国家

第二章 中国和印度的复线历史

第二编
第三章 反宗教运动与被压迫者之复归

第四章 兄弟会与共和革命中的革命话语

第五章 “封建”的谱系：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叙述

第六章 地方对国家的叙述：现代中国的联邦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

第七章 中国与印度现代化批评

总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东游记——我的学术生涯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中译本序

自从杜赞奇先生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于1995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文化学术背景对之进行过评论[1]。同时，杜赞奇先生本人为帮助读者了解其思想历程、学术背景和主要学术观点，也已应邀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中文版寄来了学术自传（见本书附录）。这些都是阅读本书很好的指南。这里谨就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翻译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杜赞奇先生的这部新著是继其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之后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部力作。全书共分为理论和实例研究两大部分，共七章。

第一部分包括两章，是西方经院派学术著作中典型的“理论”模型部分。第一章探讨了近代萌芽中的民族是如何接受西方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并用之建构一个从远古向现代发展的民族主体的。在本章中，作者对1911~1949年间中国几部较有影响的通史著作中所盛行的上述叙述模式及分期方法等进行了研析。在第二章中，作者提出了“复线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一译“分叉的历史”）的观念，来取代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的“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的观念。在“复线的历史”中，过去并非仅仅沿着一条直线向前延伸，而是扩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在表述过去的过程中，根据现在的需要来收集摄取业已扩散的历史，从历史中寻找有利于己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新的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一旦形成，又会对现实形成制约，从而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关系。由于这种“复线的历史”注意研究历史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这就便于我们在所摄取的话语系统之外去发现历史性。

第二大部分共包括五章，实际上是作者为尝试“复线的历史”而撰写的一系列个案研究论文的汇集。其中，前两章集中论述历史叙述结构与历史表述是如何摄取或隐匿与其世界观不相适应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的。第三章考察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党人与民间信仰或“迷信”的冲突。在作者看来，在那场反宗教迷信运动中，现代性的表述不仅隐匿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世界，甚至不得不将其自身意义的变化也一并隐匿起来。第四章探析辛亥时期的革命家是如何努力从民间秘密会社摄取浪漫叙述结构并将之融入一种全球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主义话语系统。最后三章探析边缘叙述结构是如何向辛亥革命以来业已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强调集权、强调国家的历史叙述结构提出挑战的。其中，第五章涉及近年来国际中国学界有关晚清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的论战。作者从能动的历史观出发，探讨了19世纪末的历史人物是如何试图通过重构过去来建立一个现实的市民社会的。第六章主要分析20世纪初期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为批评中央集权、建立自下而上的民族观而努力追寻的替代性历史叙述结构。最后一章集中反思现代性，作者一反以往学术界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多以中日或中俄两国现代化为比较对象的做法，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和印度两国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评及其对于线性的、进化的现代民族史观的抗拒进行了比较研究。

杜赞奇此书具体论点上或有可商之处，史料，尤其是中文史料的使用上未必尽妥，个别章节中的表述也不无冗繁之感，但从总体上看，此书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来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于一体，尤其是书中所提出的“复线的历史”的观念，对于拓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深化对近代中国史的理解，特别是拓展对于近代中国史学与政治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无疑是自20世纪70~80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希望此书中文本的出版，会对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起到一些推动作用，则我们作为译者，将会感到万分荣幸。

此书译稿完成于去年12月，分工情况如下：导论及第一章由李海燕、李点提供，王宪明校译；第三、四两章由高继美翻译，王宪明校译；其余各章及附录由王宪明翻译。全部译稿后经原作者杜赞奇先生及其助手李海燕审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由于出自多人之手，译文风格上前后不尽统一，加以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诚盼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王宪明

2001年11月于清华园

【注释】

[1] 有关书评可参见James L. Hevia， 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ume 47， no. 4， （Honolulu， Oct， 1997）；Kenneth Pomeranz，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02， no. 4， （Washington， Oct. 1997）； Theodore Hunters，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56， no. 1 （Fed. 1997）； Judith Wyman， in Historian， volume 60， no. 2 （Winter 1998）；李猛：《拯救谁的历史》，《二十一世纪》1998年10月号。相关文章可参见王晴佳《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译者的话

我与本书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至今从未谋过面。1998年冬的某一天，我接受委托翻译杜赞奇教授的新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时，虽然早就耳闻杜教授的书难译，但难在什么地方、难到什么程度，当时并不清楚，本着学习的态度，竟不知天高地厚地接了下来。但翻译工作一正式开始，我便发现，杜教授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基本理论框架是自己所不熟悉的，同时，杜教授是一位富有哲学眼光的史学家，思辨性很强，要准确把握他的著作相当困难，而要用“信”、“达”、“雅”的中文将之较好地迻译出来，就更加困难，但既然已经接受委托，就不能不硬着头皮坚持下来。最终，经过四位译者近两年的共同努力，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总算完成了一个初稿，于2000年底寄送杜教授本人审阅。杜教授在认真审阅后，对译稿总体上加以肯定，这对我本人及其他译者，实在都是一个不小的鼓励，翻译过程中所经受的种种困苦，也因此一扫而光。

更令人欣慰的是，此书中文版初版出版后，得到了不少学者和读者的关注，不少学者、读者在研读了此书之后，还通过电话、邮件等将其意见和建议告知了译者。在此，我谨代表本书译者，向所有这些学者和读者表示衷心感谢！

此次修订，主要由王宪明和高继美负责完成。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中肯定还存在一些疏漏甚至错误之处，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王宪明

2008年3月30日于北京清华园

导论

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然而，尽管历史总是属于某个民族，民族本身却是颇有争议的现象。一个民族内的政权、政治家以及普通百姓并不总是能对本民族应该做什么或意味着什么达成共识。无怪乎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对“民族”、“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等词语的界定感到非常为难。自从1882年厄尼斯特·冉南发表题为《什么是民族主义》的演讲之后，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纷纷试图给这些概念下定义。路易斯·斯尼德为澄清民族主义而撰写了一篇长达208页的定义（Snyder， 1983：253）[1]。如果存在于历史中的事物真的不能界定，那么，民族在历史中寻求最终归宿，就显得十分滑稽。当然，尤其奇特的是，我们仍然很难撰写出不属于当代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

本书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我将探讨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解不仅基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且更主要的是基于当今世界各地的事态的发展。在我们这个时代，民族这一概念极不稳定，我们甚至不能断定它是在发展还是在衰落。民族形成、毁灭、再形成，其速度之快，确显现出民族的偶然性和争议性。这与把民族当成一个不断演化的统一体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使我们因此有必要检视民族历史的形式层面。当代研究历史叙述结构的论著，尤其是对因果论式的进化史的批评，对于我们目前的研究大有裨益。在进化史中，历史运动完全被看成是前因产生后果的过程，而不是过去与现在之间复杂的交易过程（transactions）。通过把对进化史的批评与民族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便有可能析解历史与民族之间的深层的、执着的和（正如我们将要论证的那样）具有压抑性的联系。

我的主要论点是：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2]。这种物化的历史是从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启蒙历史的模式中派生出来的。我将用粗体的历史来表示后者，以区别于其他讲述过去的形式。启蒙历史使民族国家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存在于传统与现代、等级与平等、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对立之间独特形式的共同体。在此框架内，民族成为一个体现能够推翻历史上被认为仅代表自己的王朝、贵族专制以及神职和世俗的统治者道德和政治力量的新的历史主体。与此相反，民族是一个集体的历史主体，随时准备在现代的未来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在此粗略地勾勒出的这种叙述结构不仅描述民族历史的基本架构，而且还支配着众多的通俗与专业的现代历史。虽然它与现代民族国家同时诞生，但战后的现代化范式更进一步强化了其中许多重要的对立。最近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虽然已经与这些对立部分脱钩，但却仍与其他对立联系在一起。

在此种语境下，20世纪初期的中国格外富有研究价值。这不仅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在此期间在中国扎下根来，同时也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以及一整套与之相关的词汇，如封建主义、自觉意识、迷信和革命等，主要通过日语而进入中文。这些新的语言资源，包括词汇和叙述结构，把民族建构为历史的主体，改变了人们对于过去以及现在民族和世界的意义的看法：哪些民族和文化属于启蒙历史的时代，什么人或什么事必须从此种启蒙历史中排斥出去。由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念与民族线性的历史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历史当做认知的透明媒介，而不是将之看做一种话语，一种使历史人物（包括历史学家）得以用来阻碍、压制、利用其他讲述过去和未来的方式，或在某些时候与这些方式进行协调。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一章探究正在兴起的民族接受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的辩证过程，以及这一历史是如何制造出一个同一的、从远古进化到现代性的未来的共同体。我将以20世纪初至民国时期（1911~1949）几部有影响的中国通史为例，来考察这种叙述结构的盛行、其独特的修辞以及其分期策略。在第二章中，我提出了一个内涵较为宽泛的“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的概念来代替线性历史的观念。过去不仅直线式地向前传递，其意义也会散失在时空之中。复线的概念强调历史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以揭示现在是如何决定过去的。与此同时，通过考察利用过程本身，复线的历史使我们能够恢复利用性的话语之外的历史性。这样，我们将在超越或至少自觉意识到线性、简单因果化的历史的压抑性目的论的同时，尝试拯救历史性。

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倚重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我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本部分前两章集中审视历史叙述结构和表述是如何利用或掩盖与之不协调的复杂的历史现实。第三章考察20年代后期民族主义的改革家与民间宗教或迷信的交锋。在那次斗争中，对现代性的表述（相对于封建迷信而言）不仅掩盖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世界，而且还掩盖了自身意义的变化。第四章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企图把秘密会党的浪漫叙述融入一个全球化的有关种族国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的努力。其余各章考察有关民族的替代叙述是如何以朦胧的或试探性的声音去挑战自共和革命以来即占据霸权地位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的历史叙述结构。我在第五章中一定要冒险参加已处于强弩之末的有关帝制晚期中国是否拥有“市民社会”的论争。但是，我是从一个更能动性的历史观念的角度加入这一论争的：所探讨的是19世纪末的历史演员如何试图（即使是短暂地）重新讲述其过去以便现在实现市民社会。第六章，“地方对国家的叙述”，集中探讨20世纪早期的联省自治运动，诉诸非主流的历史叙述结构以批评中央集权，并阐述其自下而上的民族观念。最后一章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和印度一部分人士利用“文化”这一替代性基础挑战历史结论、批判现代性进行评价。

虽然我的目标是批判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但是我深切地意识到，至今还没有什么能完全替代民族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且不谈别的，不论是作为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的个人，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塑造的。毫无疑问，我之所以定期回到对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印度的研究，正是与牵系于民族的纽带有关。印度研究领域中近来出现了对民族启蒙历史的猛烈批判，尤以著名的贱民历史学派对之所作的批评为甚。虽然我不是一个印度问题专家，然而我受仍然模糊地定义为“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框架影响较大。此种理论渗透于印度及其他地区新派的学术研究之中。依我看来，后殖民主义旨在批判现代独立的民族国家继续在旧的殖民主义或启蒙历史的格局及其有关不同生活方式和时间的等级之内运作的方式。我试图从这一相对陌生的历史编纂学的高度来思考中国，以打破中国历史的叙述结构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我在第二章和第七章中还要利用我对印度的兴趣和知识对中、印两国进行比较研究，并借此使比较历史本身摆脱大家所熟悉的历史格局。中国历史学中大多数的比较研究总是把中国跟日本相比，无一例外地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比日本慢？本书的比较层面（不局限于与印度的比较）将努力打破这种历史叙述结构的中心地位或既定性。在比较中，我将探究这些不同的社会把启蒙历史与本土叙述结构联系起来的方式，探寻历史企图遮掩或者利用的领域，以及各个拒绝其渗透或抵抗其霸权的领域。由此，我们就会对比历史本身更广泛的历史获得某种认知。

想象的民族：谁想象？想象什么？

在本书中，我预设了一个特定的民族观念，此一观念对于那种认为民族主义代表着统一的意识或身份认同的观点持批评态度。本导论的后半部分提出了我自己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即民族主义虽然宣称是统一的或具有统一功能的身份认同，但实际上是一种包容差异的现象。随着心理分析、哲学及其他领域的进展，“身份认同”一词已变得颇有争议性。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别处，我的锋芒都指向那种假定有一个认同于社会或文化表述的先验的、原始的自我的观点。在此，我们无需赘述汗牛充栋的文献，请允许我声明：我使用身份认同来指称由某些表述在与其他表述的关系中所产生的主体位置。换言之，一个认同于或被联系于某种表述（如民族）的“先验”的自我本身就已经是由另外的表述所产生的一系列主体位置，如妇女、朝鲜裔美国人、浸礼会教徒等等。故此自我不是原初的或单一的建构，而是在许多变化的、常常相互冲突的表述网络中建构的。

我建议从这种流动的表述网络中来理解民族认同的原动力。我们也因此需要摈弃在大多数民族主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把民族看做是一个有内聚力的集体主体。但民族主义很难说是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确切地说，它代表了对于民族的不同表述之间进行斗争和协商的场所[3]。第二种假设认为民族主义意识自身并不是一个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意识形式。虽然民族主义理论把自己置于表述网络中的特权地位，自视为一个囊括或维系其他认同的主身份认同，但实际上它只是众多认同中的一个，与其他身份认同是可以互变互换的、冲突或和谐的。这不仅对于现代认同是如此，即使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要看到的历史身份认同也是如此。

现代民族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近百年来遍布全球的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主权的惟一合法的表达形式。民族国家是一种有着明确疆界的政治体制，其中“代表”民族—人民（the nation-people）的主权国家不断扩展自己的角色和权力。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还会更进一步讨论这一体系。

当然，民族国家体系跟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及其他学者所撰述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经济有关。根据沃勒斯坦的早期著作，现代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要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为了使资源非匀称性流动，必然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区域缔造强大国家，而在边缘区域缔造弱小国家（1974）。许多批评沃勒斯坦模式的人指责他对边缘区域新兴国家的建国的相对自主性认识不充分（Meyer， 1980；Duara， 1988a：3）。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沃勒斯坦似乎对这一问题有所认识。他提出，民族国家的形成为边缘地区的某些社会形态获得“核心”地位提供了灵活手段（Wallerstein， 1991：81~82）。他关于民族国家有助于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观点与我的研究是一致的，但我更着重考察的是，作为历史意识传播并征服其他“非进步”形态的时间的最重要话语途径的民族国家之兴起是怎样有助于资本主义渗透发展的。同时，民族国家体系和民族认同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可以在不考虑世界经济的情况下进行讨论。不同的民族表述可能会产生出的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关系，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变换不定的关系，本书虽略有涉及，但作者将另有专题进行研究。

从历史上来讲，民族主义独特和新颖的地方不在于认同形式或意识形态等认识论的范畴，而在于全球性的体制革命。此种革命产生出极强有力的民族国家表述。在民族国家出现很久以前就存在着总体化的、自觉的政治共同体。再者，即使在现代，民族国家尚不能竭尽个人认同，更未能把民族的意义限制在自己的表述中。现代民族国家必须面对其他（包括历史的）共同体的表述，甚至与之交锋。当我们考虑到民族认同的含混性、变换性与可替代性以及与其他认同的互动时，便不难认识到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民族国家，就能在多大程度上颠覆民族国家。

从卡尔·德意志（1961）开始，研究民族主义的专家就一贯强调自印刷时代以来，民族国家是如何利用日益增加的大众传媒来支持自身的建国计划。很少有人强调新生民族国家的对手，如在布勒敦、波罗的海诸国、西藏或旁遮普，同样也在利用这一手段来创造与之相对立的民族表述。国家从来就没能根除存在于新旧共同体中替代性的（alternative）民族建构。最成功的政权能够把这些建构控制在较为非政治化的空间里；但即使在老牌的民族国家如西欧诸国，仍然存在着对既定民族形式的公然挑战。沃克尔·康纳（1972）曾经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无论发达与不发达——没有遭遇族群动员对民族国家的挑战。康纳无视民族国家把“民族主义”局限于对自身忠诚的专横做法，执意在事实上把这些自我求异的少数民族族群当做民族看待。

康纳在民族国家内部找到民族主义，此举揭示了政治认同既互相冲突又互相类同的性质：族群动员发展成为与自己要反对的认同相类似的民族认同，但不同的认同之间的关系较此更为复杂。民族主义一般被看做一个社会中压倒其他一切认同，诸如宗教的、种族的、语言的、阶级的、性别的、甚至历史之类的认同，并把这些差异融会到一个更大的认同之中。然而，即便此种融会一时一地取得成功，但不同的自我意识群体对民族的构想和表达仍大异其趣。实际上，我们可以像谈论“世界观”那样来谈论“民族观”，不同的民族观不仅不会被民族国家所压倒，反而会规定或构成民族国家。我们所听到的不是民族一致而单调的声音，而是一群交互穿插的、矛盾的、含混的声音，彼此之间相互对抗、相互肯定、讨价还价。

因此，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包括公开的民族运动，还应该包括各种民族观和民族叙述结构。譬如在今天的美国，各种团体的声音向我们展示了对于美国人特性的想象是多么不同乃至相互矛盾。这些声音不仅来自各个少数民族，如黑人、犹太人，亚洲人、西班牙人等，也来自像妇女、同性恋者及和平信徒这样一些亚群体或弱势群体。这些人在调和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和他们作为美国人的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向占霸权地位的民族主义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下面是两位美国人，其中一个是美洲印第安人，另一个是女同性恋活动家，谈他们在独立日的感受：

我常常在独立日的狂欢节上玩得格外痛快，但这跟做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毫不相干……我自己不记得曾有过仅仅由于自己是美国人就盲目骄做和慷慨激昂的经历。我的少数民族身份和部落成员身份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一直就是压倒一切的（佐阿林·阿江伯特，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美洲印第安人项目主任。引自《华盛顿邮报》1990年7月4日）。

我认为自己是个非常爱国的公民。在独立日那天，我会热泪盈眶；我还爱在足球赛上唱《星条旗歌》。在我看来，爱国意味着公开地以同性恋者的身份同我的家庭一道心平气和地参与这项地地道道的美国运动——足球（佩里·拉得希克，全美同性恋特别工作组立法官。引自《华盛顿邮报》1990年7月4日）。

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强调民族国家怎样通过各种表述策略将性别和性别角色纳入到政治体之中（Yuval Davis and Anthias，1989），但很少注意妇女怎样不时地挑战或拒绝这些表述。最近研究中国妇女作家的著述已开始表现出这些作家当中所蕴藏的反抗性。在中国历史上，纯洁的女性身体一向是民族纯洁性的隐喻和转喻（Schoppa，1989）。被蒙古人、满族人或日本人——侮辱的中国妇女的身体既象征着被蹂躏的民族身体，又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来自哈尔滨的作家萧红在其以日据时期为背景的小说《生死场》中，就拒绝了这种表述。根据刘禾的看法，小说中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十足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它赋予为领土、占有和统治而争斗的男人们主体位置。小说中的妇女作为男人的占有物，并不能分享这种男性中心的领土意识”（刘禾，1994：58）。为了有意识地颠覆民族主义话语中被侮辱的妇女这一修辞手法，萧红让她的女主人公被一个中国男人所强奸： “小说毫不留情地冲击了民族主义对女性身体的盗用，……（从而）提出作为一个中国人/农民/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尖锐问题”（刘禾，1994：45）。

在多数现代民族国家中，家庭被奉为民族道德的载体。国家之所以有责任教育和“解放”妇女，是因为有必要塑造出能够在生物学和文化意义上生育“优质”公民的高效母亲（Yuval Davis and Anthias，1989：7~9）。唐妮·巴罗（1985）和温梯·拉森指出，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种策略把妇女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妇女直接吸收为国民，从而使之拒绝家庭中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性别角色。 “五四”对作为社会等级制的再生产场所的家庭的尖刻攻击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激进的知识分子无法“从妇女在家庭的地位出发来发起一场正面的重新定义‘妇女’的运动”（Larsen，1991：11）。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把妇女中性化，即妇女成为像男子一样的国民；许多像丁玲这样重要的女作家最终也放弃了围绕性别问题的创作。不过，拉森仍然在一些女作家身上观察到对此种吸纳模式的某种抵抗：她们开始拒绝“把‘民族’作为界定‘妇女’的涵盖一切的概念”（Larson，1991：13）。

阶级和民族常常被学者看成是对立的身份认同，二者为历史主体的角色而进行竞争，阶级近期显然是败北者。从历史角度看，我认为有必要把阶级视做建构一种特别而强有力的民族的修辞手法——一种民族观。在中国，李大钊就是以阶级的语言来想象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华民族的：中国人民是一个被西方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部分（Meisner， 1967：188）。当然这并非中国特有的情况。阿布社拉·拉鲁依把处于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称做“阶级民族主义”：

在与欧洲的对抗中，原教旨主义者诉诸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自由主义者诉诸民族（中华民族、土耳其民族、埃及民族、伊朗民族），革命家诉诸阶级——这个阶级包括整个人类或者所有被欧洲资产阶级剥削的人们。我们可以称之为阶级民族主义，但其中仍保留了政治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的若干动机，由此，专家往往感到很难对它做出定义（引自Fitzgerald，1988：10）。

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民族在国内也有相应的表达方式。某个阶级的所谓的特征被延伸至整个民族，某一个人或群体是否属于民族共同体是以是否符合这个阶级的标准为转移的。中国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尤其是旨在清除不受欢迎的阶级或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从而以理想化的无产阶级形象塑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里，民族观念成为具有超国界诉求的革命语言与民族确定性之间的张力之所。以阶级斗争的革命语言界定民族的另一种手法是把阶级斗争的“普遍”理论置入民族的语境中。30年代后期毛泽东上升为与列宁和斯大林齐名的最高理论家的地位，以及“中国模式”的革命运动的诞生，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民族特性便体现在由中国人领导的独特的阶级斗争的模式中。这种“民族观”与国民党人的准儒家式的民族表述相去甚远，就自不待言了。

今天虽然很难想象这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表述的回归，但全球范围日益强大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否能重建民族的性别表述，我们拭目以待。自然，民族身份认同总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反映着社会的变迁。即使“成熟”的民族国家也出人意料地不断产生出新的民族主义或新的民族观。在北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与英国人的身份的关系史中，苏格兰人追求分裂主义身份的文化基础似乎最弱。但60年代和70年代的局势促成了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复苏（Breuilly，1982：280~290；Agnew，1987：143~159）。近年来分裂主义运动在印度愈演愈烈。鲜为人知的是，过去最强大的由国大党领导的反抗英国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样发生在这些地方（如阿萨姆邦）。以下章节将揭示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境内诸如满族人、客家人等群体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与中国人之身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起伏波动的。

民族认同之所以不稳定，不仅因为它或为非主流的认同形成原则（如宗教的而非语言的原则）所分裂，或因为忠诚被转移到某个亚群体（即使这一亚群体是新近才形成的）而分裂，还因为所有真正的民族主义都有一种跨国界的想象力：泛非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泛欧洲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什叶教、犹太教等。当然，地域性的民族主义与更广泛的认同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对民族认同的追求把自己的合理性建立在最终促成一种超然的秩序之上。例如在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维新派的民族主义者康有为就把民族主义说成是进入各民族“大同”世界所必经的一个阶段，并以此来为民族主义辩护。在孙中山把中国的命运与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大同也是他所标榜的理想。

在伊朗，波斯语一直就是历史上决定政治共同体的准则：先是在公元224年后希腊化时期阿达什尔·萨萨尼发起的波斯复兴运动，然后是阿拉伯人统治下波斯文学的繁荣。诗人沙那马·费道斯（941~1020）则代表了后一时期最辉煌的成就，他描述了一个理想化的前伊斯兰的伊朗历史而竭力避免使用阿拉伯语。随后，在萨发维当权的16世纪，伊朗的独特性不再通过语言而是通过什叶教来表达，因为这时伊朗已经成为“一个为敌对的逊尼邻邦所包围的好战的什叶教堡垒……一种围城的心态、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渐渐形成”（Weryho，1986：52）。

波斯神话和什叶教神话同时构成了现代伊朗民族主义。但很显然，什叶教在发扬民族伟大性时也赋之以国际主义理想（Benard and Khalilzad，1984）。正如费舍尔和阿北迪所指出的那样，像什叶教教士、霍梅尼的弟子穆塔达·穆塔哈里这样的伊朗思想家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保持普遍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张力。穆塔哈里反对阿拉伯主义和前伊斯兰传统，而宣称伊朗的什叶教才是创造伊斯兰文明的主力军（Fischer and Abedi，1990：176，191）。与此同时，费舍尔和阿北迪的民族学研究揭示了民间的伊朗民族主义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终结之后，是如何迅速地由反阿拉伯主义转向针对犹太人的穆斯林大团结（1990：178）。

即使在日本，我们本来也许以为可以找到忠诚与领土的完全一致，而不会想到在这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会需要任何外在的支持。但是日本人的民族身份认同是靠大亚细亚主义以及日本在保护其他亚洲国家免遭西方资本主义的腐蚀中获得其特殊地位这一观念来支撑的。对于日本民族主义来说，追求西方式的“文明”国家与保持一种西方之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的消解有赖于东洋史的建构（Tanaka，1993）。诚然，从东洋史建构中所产生出来的大亚细亚主义曾为日本帝国主义呐喊助威。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一面就错了。马理斯·詹森曾写过有关宫崎寅藏和大井健太郎等人一心要毁灭西方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是如何激励了孙中山等人。“对他们来说，亚洲广大的受压迫的农民大众的翻身既是改善日本农民状况的连带产物，也是后者的促进因素。”（Jansen，1967：219）

在今天的欧洲，政治认同的矛盾性可谓登峰造极。经常在同一个国家，如德国，民族主义的复燃与一个跨国梦想的几乎实现接踵而至。目前尚不太清楚的是，新的欧洲共同体会发展成一个超级民族国家呢，还是会取代民族国家这一形式本身。无论怎样，欧共体都很可能需要采纳民族国家的一些功能和象征符号。巴里巴曾经这样猜测：欧洲在建造一个虚构的族群体时，是否会促成一种欧洲共同语，是否会促成针对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黑人以及其他“南部种群”而理想化出一种“欧洲人种身份认同”（1991：105）。边界的不同划分将对这些“他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

民族观的多样性以及政治认同的变动不定性使我们最好把民族主义看做相对性的身份。换言之，一个民族，即使它确实不是新近才创造的，也很难说是一种原初本质的实现。相反，它是一个旨在容纳某些群体并常常以暴力的形式排斥其他群体或将其他群体边缘化的历史建构（以语言标准来界定民族所排斥或边缘化的群体显然会与以宗教、种族或共同的历史经验来界定民族所排斥或边缘化的群体不同）。作为成员之间的关系，民族“自我”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于“他者”而定义的。民族自我还根据对立面的性质和规模而包含各种更小的“他者”——历史上曾经互相达成过不稳定的和解的他者和潜在的、正在建构其差异的他者。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正是这些潜在的他者，因为他们向我们展现出创造民族的原则——志愿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有意突显自己的差异并掩盖把它与社会学意义上的近亲联系起来的文化纽带（详见第二章）。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关系最显而易见的表达便是世界各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孙中山等中国民族主义者抱着人多力量大的信念，认为在战乱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心协力抵抗帝国主义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当帝国主义的威胁消解以后，这些少数民族很容易因为汉族人多势众而感受到威胁。东欧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最具戏剧性地说明曾经支撑着一种民族形式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同样，立陶宛或格鲁吉亚境内的亚民族主义不过是我们时代大解体的表征罢了。加拿大也值得我们注意，这不仅因为其境内有魁北克民族主义，而且也因为魁北克民族很可能受到一个隐蔽的他者（如莫霍克人）的挑战。隐蔽的他者可能是其他群体，也可能是其他组合群体的原则。试看西亚变色龙式的身份认同，其形式完全取决于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还是地域民族主义受到了威胁。

我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去歌颂“差异”。相反，个人和群体能够同时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表述中找到一席之地并对之做出反应，说明社会中存在能够抵制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批判力量。历史学家一般来说很关注民族身份认同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忽略同一过程中其他的身份认同或替代性的（常常是新生的）民族叙述结构被压制和遮掩的事实。一方面，民族已被揭示为一种不稳定和偶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历史却在不断地巩固着民族的神秘性，换句话说，就是巩固民族是一脉相承的主体这一可疑的论断。社会历史学家等有时在实践中怀疑这种论断，但他们尚未能对作为民族国家历史的历史提出理论上的挑战。

在以下的各章中，我将提出一种强调历史认同的能动性、多样性和争议性的替代性历史。与以往的进化历史相比，我所强调的是历史演员是怎样以某些特定的民族或共同体的表述来抵制另外一些表述，又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把散失的意义和过去据为己有。这样，我们可以把民族历史看做像民族本身那样具有偶然性。我的任务是既要揭示国史的强迫性目的论，又要从历史中拯救出过去对于现在产生意义的方式。

【注释】

[1] 一般而言，对民族主义定义的讨论都围绕着这样一些方面：主客观条件的相对比例和角色，以及怎样区分少数民族性（ethnicity）与民族主义。一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则很少被论及，如：在同一个民族内异质性（heterogeneity）意味着什么，某些集团是怎样被包含在民族之中而另一些集团则又是怎样被排斥在外，一个团体是怎样获得或丧失其民族认同感的，等等。

[2] 《牛津英语词典》是这样定义“主体”的现代哲学意义的：主体是“更具彻底的自我意识或思维能力……是一个思索的或认知的主体，是自己或自我。”（《牛津英语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缩印本，2：3120）

[3] 就此而言，我对诸如民族主义之类的大概念的破坏性解构或内向爆破也许会使人的观念类似于实证主义个人或集团的极大功用理性选择理论。但在我看来，功利本身就是由话语所界定的，更重要的是，功利常常混迹于多种建构个人或群体的话语或表述的游戏之中。在本书中，我们自始至终都会碰到关于自我的表述的多样性、变动性和含混性，这又常常为语言的多义性所调和或掩饰。

第一编

第一章 线性历史与民族国家

如果下一个世纪是“太平洋世纪”，那么，太平洋地区也将会撰写世界的历史，那将会是什么样的世界历史呢？上两个世纪所写的历史是我们所熟悉的：线性的、进化的历史不仅是我们体验时间的主要方式，也是我们存在的主要方式（Young，1990，de Certeau，1988，Soja，1989）。也就是说，时间超过空间，造成寄身于地理空间的“他者”，有朝一日会变成我们昔日的自己。也许东亚诸社会比任何其他非西方社会都更成功地接受了这种启蒙历史观。虽说此种历史观对于实现某些现代化目标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它为了摧毁和驯化“他者”，也带来了极权与封闭。本章着重讨论在撰写中华民族线性历史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封闭策略，同时，我也要像我所研究的历史人物一样在历史的缝隙和裂纹中去反读历史。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1956年版）迄今为止仍是我们了解线性目的论的、进化论的历史的最重要基础。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目的，即其进步的方式，不过是精神即理念的自我意识的展现。自我意识有两个时刻，一是精神本身客观地融入宗教、法律和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之中，二是个人主体意识。个体自我意识的进化意味着不仅承认与自然及人为秩序相对的个人自由，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个人与精神的浑然一体性。如此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是历史的终结，其最好的示范是普鲁士。在那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我们（包括亚洲的历史学家）所写的亚洲史一直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虽然他的形而上学观和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观已鲜有信从者。黑格尔的遗产通过三种相互交叉的资源预设于我们的语言中：马克思主义，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及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黑格尔用一个关于从黑暗到光明的进程的精彩寓言来描述精神的自我展现：

试想一个盲人，忽然得到了视力，看见灿烂的曙色、渐增的光明和旭日上升时火一般的壮丽，他的情绪又是怎么样呢？他的第一种感觉，便是在这一片光辉中，全然忘却了他自己——绝对的惊诧。但是，当太阳已经升起，他这种惊诧便减少了。周围的事物都已经看清楚了，人便转而思索他自己内在的自我，他与后者之间的关系也就逐渐被发觉了。他便放弃了不活动的静观而去活动，等到白天将过完，人已经在自己内在的太阳里筑起了一座建筑；他在夜间想到这事的时候，他重视内在的太阳，更过于他重视那原来外界的太阳。因为现在他和他的“精神”之间，结了一种“自觉”的关系，所以也就是一种“自由”的关系。我们只要把上述想象的例子牢记在心，我们就会明白这是象征着历史的路线，即“精神”在一天里的伟大工作（Hegel，1956：103。译文引自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148。略有改动——译者）。

在此框架内，黑格尔考察精神自我意识在非西方世界的表现。非洲（那里被认为高出美洲印第安人一等），是“幼年时代的地方，还笼罩在夜黑幕里，看不到自觉的历史的光明”（Hegel，1956：91。译文出处同上，第136页）。在中国和印度，精神有所体现，但远未获得自觉意识，因此，始终只能停留在“非历史的历史”的阶段，中国国家政体具有客观理性，但他所统治的却是盲目臣服的子民。在印度，对内在主体性的沉思冥想导致否定现实，从而也否认了作为理性化身的国家与真实的主观自由（Hegel，1956：140）。与这种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的，是黑格尔对中国与印度的国民性所下的断语：这两个民族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对属于精神的一切——心灵、宗教、道德、科学与艺术——均格格不入，他们天生一副奴性和野蛮性，缺乏一种内在人性的自我肯定（Hegel， 1956：138，167）。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发表于1822~1825年之间，其哲学体系显然适用于觊觎世界的殖民霸权，有关此点，也许并非鲜为人知。至少在鸦片战争前15年，黑格尔就曾提到英国征服中国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正如罗伯特·杨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不仅为西方征服世界提供了合法依据，同时也把“他者”当做了一种知识。于是，普遍化的历史把其他社会和知识形式纳入自己凌驾于一切的框架之中并发现后者处处捉襟见肘。伊曼纽尔·莱文那斯认为，这是西方哲学中有关总体性的观念的一个特征，它靠摄取和扬弃“他者”来生产知识。这种总体化的基本形式是历史，它把“他者”归结于普遍性的历史的时间和抽象理性的名义之下。莱文那斯批评这是残酷的，不公正的，认为“他者”抵抗扬弃的惟一方式是从历史之外的时间中推演出意义（Levinas，52，55）。

具体来说，把历史凌驾于其他体验时间和空间的形式之上导致双重封闭，否定了没有历史的人们的可理解性。在此，我们没有时间和篇幅，也没有必要去重复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保罗·李科尔（Paul Ricoeur）、海顿·怀特（Hadyn White）、米歇尔·德·舍陶（Michel de Certeau），尤其是最近谢尔顿·波拉克（Sheldon Pollock）与保罗·科恩（Paul Cohen）诸家的众多论述。这些学者指出，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性的经验是以各种不同的叙事或非叙事的方式来记录的，如文学、神话、谱系、艺术、仪式、语言等等。他们还指出，历史的叙事形式本身也有其形而上学的一面。因此，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对过去的掌握都是一项有限的事业，一种既理解又阐释的诠释学。

不管其源出何处，作为存在模式的历史与西方强权的扩张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必须指出，西方强权同时以民族国家和帝国的形式而兴起，这一现象迄今还未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我认为，如果说历史是存在的模式，是促使现代性生成的条件，那么历史也就是始作俑者，是实现现代性的历史主体。黑格尔强调精神的特殊性总是体现在民族中，只有当一个民族完全摆脱朦胧暗淡的历史感悟，如神话传说跟诗意理想并在历史中彻底意识到自我，才能够获得成熟的个性（Hegel，1956：2）。只有具有充分历史意识的国家才能实现自由。那些没有历史的人民，那些尚未形成民族的部落组织和帝国之类，既不能要求也没有权利。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她们送来启蒙之光。这样民族国家又变成帝国。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黑格尔相信英国征服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

要理解为什么上述假设在19世纪后期的许多帝国得到实现，我们首先必须明白，黑格尔的历史也许是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进化论话语的最精密的叙述。进化论如乔治·斯陶肯（George Stocking，1987： 183）所言就像一颗硕枝横生的大树，有机地融入19世纪晚期达尔文主义的风景画之中。到那一世纪末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冲击非西方世界时，它代表了启蒙理性阴暗的一面；或者说它是启蒙理性的怪胎儿，因为它正是在启蒙文明的名义下，把人类划分为“先进”与“落后”的种族，并为帝国主义掠夺提供名正言顺的理由[1]。

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理解与运用方式是各不相同的（Stocking，1987；Hofstadter，1955）。但其中很多假设却是共同的。例如，在上个世纪之交的美国，连帝国主义的批评者也没有想到去挖扩张主义的达尔文种族主义之根。实际上，种族优越的假设常常被颠倒过来，成为反对吞并土地的论据：美国去统治菲律宾意味着向一个不可同化的异族介绍他们无法吸收的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治美德（Hofstadter，1955：192）。作为19世纪的世界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套易于辨认的特征也为殖民地人民和处于世界民族国家体系边缘的那些民族所充分认识，尤其是在东亚，社会达尔文主义敲响了“黄祸”警钟（Hofstadter，1955：189）。种族问题首当其冲毫不奇怪[2]。社会达尔文主义选定种族这一生物、环境与文化的混合物来作为决定一个民族是否能向文明迈进的因素的汇总地。斯陶肯写道：毫无疑问，进化论思想“为19世纪晚期的整个殖民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野蛮人不仅道德败坏、精神恍惚，而且从种上说就是无能的” （Stocking，1987：237）。随便翻阅一下上世纪末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所写的书，比如阿瑟·史密斯1899年所写的关于中国人“民族性”的书，我们就能发现文化与种族的偏见是怎样推演出外来启蒙的需要的[3]（这种偏见后来被殖民者所接受，演变成“国民性”的问题）。

然而，我们必须在更广的话语中来理解种族。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关于历史、民族和种族的封闭的、相互定义的话语，其中民族合法性的惟一根据是这个种族是否能像赫布斯保姆（1990：41）所论述的那样，适应或推进历史的进步。我们知道，在西方大学里专业历史的出现与民族利益密切相关，而且这一专业的权威源于其民族真正的发言人这一身份。例如，法国大学系统里的历史专业是在19世纪70年代建立的，其时法国经历了普法战争的惨败。法国的历史学家不仅自视为民族遗产的传承人，而且是“公共舆论的塑造者，肩负着用历史的教训来重建民族自豪感，以便使新遭国耻的祖国寻求新生和复仇的重任”（Keylor，1975： 3）。19世纪80年代美国新建立的历史系的职业历史学家致力于建设一种真实、健康的民族主义以替代党同伐异的、谬误的民间爱国主义（Novick，1988：71）。19世纪末期美国历史学界的共识是：在血腥的美国内战之后，历史应该肩负起“治愈民族”的重任。然而，正如彼得·诺维克所指出的，南北方历史学家的民族和解是基于一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种族民族主义，不仅黑人被认为是“进化的弃儿”，而且种族的纯洁性有赖于排除从欧洲边缘蜂拥而至的“凯尔特人”和“拉丁人”（Novick，1988：80~ 81；Hofstadter，1955：172）。

进化论历史一直是优越种族进步的纪录。按照这样的标准，停滞、落后的种族可以说是没有历史，没有民族。当然，种族与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黑格尔对此也不甚了然。西方历史无疑将继续这一话题。几位研究者却一致断定，在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民族和种族的区别几乎消失了（Hobsbawm， 1990： 108； Hofstadter， 1955： 172； Stocking， 1987：32，66，235）。囿于本章的范围，我们不能讨论欧洲国家为什么又是怎样把他们之间的差异视为种族意义上的差异。然而，这种只有某些先进种族才拥有民族性并有权支配那些无民族性、无历史的种族的观点在东亚半殖民地人民来说再清楚不过。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惟一突破这一封闭圈的非西方国家，但是由于上述原因，日本不仅认为有必要显示其工业与军事威力，而且还要发动吃牛肉运动及征服刚刚被野蛮化的中国人来展示其种族文化上的优越性（Gluck， 1985：88~90，135；Pyle，1978：75）。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圈不仅使某些民族成为帝国主义强权国家，也要求开展一项以维持殖民地的非民族地位为目的的文化工程。19世纪帝国主义被美化成现代文明与野蛮状态、民族国家与封建帝国之间的原则斗争。因此，马戛尔尼之所以对乾隆皇帝宣称他有权力，其根基正在于此。半个多世纪以后，英国女王却成了印度的女皇。伯纳德·库恩（1983：201）指出，维多利亚是英国的女皇，但她同时也是印度的女皇。这种二元主义（即一个民族国家同时有权维持一个帝国）完全依赖于论证殖民地永久保持非民族地位的能力来维持。在印度，官方认可的研究种姓、部落和领地的社会学就属于这个宏大的“殖民化”的工程。非洲殖民政府所提倡的无数的“新发明的传统”，也属于同一范畴，其用意是为了发现非洲的“部落”并将之定位为充满仪式与家长制意识的“传统”共同体（Ranger，1983：230~236，248）。在中国，正如何伟亚（1990）所证明的那样，北京在1860年和1900年两次遭到劫掠，这与把中华帝国表述为非文明国家大有关系。义和团运动后，迫于与大清帝国贸易往来的需要，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不得不再一次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中国皇室的形象：野蛮的皇帝变成了文明的皇帝。现代帝国可以统治非民族国家这一命题并不纯粹是描述性的，它必须不断再生产，才能使民族国家的帝国统治名正言顺。

一 西方学术中的黑格尔传统

众所周知，黑格尔的世界观，尤其是他有关亚洲的观点，是通过马克思关于中国的通信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而广为传播的。马克思更敏锐地感觉到了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因而他不回避其破坏性。资本主义的残酷行为总是与启蒙运动的海外旅行相伴随的。马克思这样描写道：资本主义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是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英国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全部古代的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Marx，1853（6月25日）：95。此处译文引自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63、64页]。

然而，马克思这种反历史的感情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他更注重历史的向前运动。他认为对那些停滞的、无历史的社会的破坏是一种代价，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进步的目的。他创造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形象：那些无时间性的社会在与英国人的接触中分崩离析，“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的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Marx，1853（6月14日）：86。此处译文引自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第4页][4]。

韦伯是另一位在黑格尔和我们的思想之间知名度稍次于马克思的调节者。至少通过帕森斯的解读，韦伯已成为现代化理论的鼻祖。韦伯对中国和印度宗教的研究及其对两国社会的描述显然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更高明、更完整，但他在考察这些社会的理性本质时，也发现他们与加尔文教伦理相比，有很多欠缺之处。在韦伯看来，上述社会拥有高度成熟的理性的体制，如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但这些都是“实质性的理性”（缺乏现代主体对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形式理性”），所以它们最终受制于对自己文化的盲目信念。

德国研究韦伯的权威如施鲁克特和罗思有意淡化韦伯的进化论思想而强调他为理解合理化与两国文化中形而上目的论的关系所做的努力。然而，韦伯当然明白单一地解释理性的危险，即认为只有“脱离了魔幻的世界”的理性才是有效的观点的危险性（Roth and Schluchter，1979：51）。然而，帕森斯为韦伯的《宗教社会学》 （Weber，1969）所写的《导言》却把韦伯视为进化论大潮之中的一员大将。他写道： “本书毫无疑问地代表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进化论观，且具有核心的地位……（在韦伯看来）现代西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其受禁欲新教主义影响的那些部分——是最重要的进化潮流的前卫”。也许他意识到他对韦伯的解读与黑格尔《历史哲学》有某种共鸣，便匆匆地要与后者拉开距离： “这一因素（即宗教导向）却并未被看做是自动展开或‘自我实现’：它只能通过一个与其他因素互动的复杂过程”来起作用。可是帕森斯引用的各因素间的差异只是给予宗教导向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所没有的社会学基础（Parsons in Weber，1969：1x）。不管我们怎样看待韦伯，他的著作中确有进化论思想，以致为战后进化论（尽管已非社会达尔文主义）再次兴起时所利用。

下面一节我将探讨中国对启蒙历史观的接受以及启蒙历史怎样与创造一个向现代演进的民族主体的工程密不可分。启蒙历史不仅是向现代性的积极迈进，而且是对原生主体的挖掘及以本质论的策略来使现在与过去重新接轨。我在余下的篇幅里将指出，外国，尤其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并没有密切参与创造一个特定的中国民族主体[尽管帕米拉·克劳斯雷（1990a）关于汉学研究一直墨守汉化即儒家同化主义的范式的看法不无道理]，但参与了把民族国家建构为迈向现代性的历史进程的载体。不管学者相信中国正往现代化方向迈进还是永远停留在前现代，他或她的着眼点都是与启蒙历史意识形态紧密相联的进化论。中国史研究的中心叙述结构仍与欧洲模式或启蒙模式联系在一起，而揭示这个历史模式的压抑作用更广泛、批评性更强的历史则仍多阙如。

当代严肃的学者已很少再有人使用帕森斯的现代化模型。再者，我也无意贬低中国史研究的总体质量和实用性，很显然，我在这里和别处的研究都大大得益于前者。但我确实感到隐藏在上文提到的许多历史问题后面的结构性叙述还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帕森斯模型还很难摆脱[5]。大量的社会历史学论著中，韦伯—帕森斯关于向现代性转型的假设与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阶段理论相结合，来划分基本历史周期，学者就在这样的周期框架内从事正常的解谜活动。因此，我们便有了从唐宋之交一直到西方冲击的“晚期帝制阶段”。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原始资本主义形成、原始工业化、商业资本主义及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在有关行政制度理性（即专制主义的问题）、自治的都市、绅士管理阶层、以及最近才提出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等问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韦伯的影响。这个综合范式的思想史是强调世俗与超越的价值之间、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及国家管制与个人自治之间有无张力。

1984年保罗·科恩在其开创性的研究著作中提醒注意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几种中国研究模式——尤其是现代化和帝国主义的模式——中暗含的美国中心主义。他把这个问题同早期的“中国中心方法”做了比较。后者曾在孔斐力、伊夫琳，罗斯基·弗雷德里克·维克曼等学者的著作中开始萌芽。采用“中国中心方法”的学者放弃“文化”与“传统”的中心视角，转而强调历史——特别是强调过去的塑造力量，因而对中国历史记录更公正合理。尽管我对科恩的批评心怀敬意，却不能不指出“中国中心方法”也有问题。

中国的历史材料是否已预设某一特定的叙述结构可以为西方和中国历史学家洗耳恭听并忠实地再现？或许历史材料只是喧哗的“噪音”，其意义需靠历史学家通过叙述来“象征”性地揭示？科恩似乎倾向于前者，也许兼取二者，但我们的问题却并未就此了结。如果有一个预设的叙述结构等待我们去挖掘——不管我们的分析范畴对之增加了什么，我们怎能知道这是谁的历史？怎能知道掩盖了谁的声音？本质论的问题依然如故。

中国的历史不能再被天真地当做西方史或真实的中国历史。我们必须关注叙事的政治，不论是我们在理解中所运用的修辞手段的政治，还是向我们呈现他们的世界观的历史演员所运用的修辞手段的政治。第一个教训是，我们面对的中国历史已经按照启蒙主义的模式被叙述结构化。而当事者不仅仅是为我们提供阅读原始资料框架的美国学术。从20世纪一开始，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许多历史人物已力图用线性的、目的论的模式来叙述他们的历史，从而身体力行地促使中国的历史纳入普遍化历史的进程。对中国过去的重写一方面压抑了过去喧哗的众声（从再现过去是为了左右现在的角度看，这也压抑了现在的众声），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既是西方的又是中国人的身份。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回未被污染的、原始的中国史，而是为了确定一个场所，在那里，多层次的叙述结构或是在摄取历史之真或是在同历史之真挣扎，而历史之真除了通过叙述象征以外是不可得知的。

二 线性历史的困境与民族主义的政治蕴涵

西方帝国主义当然无法阻挡非民族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运动。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已经被大讲特讲，但是有关启蒙历史的问题却十分模糊。历史是非民族国家转入民族国家的主要模式；在东亚及世界各地，历史成为民族的生存形式，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有利于民族国家以历史主体的资格进行自卫，但与此同时，采用此种启蒙历史就必然要以现代性为其最终目标。

于是，当历史开始成为民族的根基与存在模式的同时，民族开始成为历史的主体。当然，民族并非诞生于虚无。我在第二章里曾批评了许多最近发表的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论著中存在的反历史的观点，它忽视了对前现代的政治群体的表述与现代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这里重要的是要理解，现代民族主义试图摄取那些既存的表述以用于现代民族的存在模式，换言之，民族存在于启蒙历史的时间中，包容于民族国家里。

我们再三强调历史与现代民族密不可分。民族（及由其衍生的民族主义领袖和以民族的名义行事的民族国家）获得作为历史主体的特权和主权。没有主体，现代历史将毫无意义；主体在变，但不会消失。我们自己的历史实践表明：历史研究的主题可以不断翻新，如王权、国家、阶级、个人、身份认同群体等，但其心照不宣的参照系总是民族。我们从来不怀疑我们所学的历史就是中国、印度、日本或法国的历史。民族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暗示专业与通俗的历史：它才是历史的支配主体。民族参照空间从来就没有无辜地沉默着，它为所有“自己”的历史争夺疆土、人口和文化。历史学家只需要运用既定的分期策略，就往往已经卷入了创建一个一脉相承的主体的工程之中。即使最优秀的社会史和地方史专家也不去质疑这个前提或在理论上探求这个无时无刻不在的民族以外的选择。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历史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想把在线性的历史中构建主体的必要性与保罗·李科尔有关历史时间的哲学阐释挂上钩。李科尔的研究有助于澄清民族主义历史学中一对由来已久的矛盾：民族的返祖现象与它的现代性的目的。对现象学时间的线性表述——即把时间看成是无限个“现在”的连续系列——造成我们的时间经验从根本上不协调。在李科尔看来，线性时间的转瞬即逝，也即是“有限之悲哀”，是不能用哲学的手段，如奥古斯丁的“灵魂分离”（distentio animi，原文为拉丁文，Ricoeur，1984，1：16~18）或海德格尔的时间性等级克服的（1984，1：60~62）。进而言之，时间经验的不协调因对时间的两种不同的理解而加深。一种是把时间理解为一系列互无关联的瞬间，另一种则理解为永恒的、往复的（上帝的时间，历史的终结）。于是，我们便面对着这样一个悖论：“在宇宙层面上，我们的生命周期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正是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周期里所有有意义的问题都被提了出来”（Ricoeur，1991：343）。

李科尔认为，历史时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连续的感觉，减轻因时间流动如一系列的现在而带来的焦虑[6]。然而历史连续性是靠建构一个理想的统一体来实现的，而这个统一体绝非是普遍性的东西。我认为，传统的、循环的历史观不但是建构连续性的替代方法，它所带来的焦虑也比线性的历史为少，因为循环历史标示或强调回返，而线性历史是通向未来的一次变幻不定的航程，没有回返。那么线性历史又能建构怎样的手段来克服灵魂分离的焦虑感呢？最重要的手段便是进化的叙述结构，它通过历史主体为未来增加了一层稳定感：进化的事物（不管在道德上是进步的还是中性的）在变化中保持不变。历史主体是一个形而上的统一体，用来对付线性时间经验的困境，即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流动的时间与永恒的时间之间的脱节。

不过李科尔提醒我们，进化叙述结构既以其理想的解决方案掩盖了这些困境，同时又暴露了其存在（1988，3：139~140）。比如说，黑格尔的历史既记录精神在历史中进化又标示历史的目的就是历史的终结。因此，黑格尔复制了流逝与永恒之间的困境。使我感兴趣的是，为了解决时间困境而做出的历史努力怎样产生叙述裂缝，它们又怎样进而同民族主义的政治牵连在一起。

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从来不能完全消除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困顿。在某种意义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甚至会发现困顿在政治上是可利用的。分析家很少注意到，民族既存在于历史之中，又在其终结之处。它既是穿越历史的本质（虽然具体细节散失殆尽），又游离于历史的控制之外。现代自我意识在任何意义上来讲都是历史的终结。作为历史的主体，民族必须天天进行复制、复原民族本质的工程，以稳固它作为无所不在的民族空间的透明度，尤其是在面临内部及外部的挑战的关头。同时，现代文明的启蒙话语已经让所有社会不得不向现代化靠拢。但接受现代化和进步也就意味着拥抱新事物、打碎旧镣铐。因此，民族国家一方面歌颂民族古老的、永恒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努力强调民族国家的空前性，因为只有这样人民—民族才能成为自觉的历史主体。民族国家只不过代表这个主体位置（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讨论这个问题），自然是被置于括号之中，而不是公然宣张的。

民族时间中的裂隙有时被表达为特殊与普遍的对立，而在亚洲研究领域则表现为东、西方的对立。中国“体用”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印度佛佗（vedantic）精神与西方物质主义之分被解释为东、西二元对立的思想，用于调解西化的知识分子在放弃本国文化而追求西方现代化之后所发生的身份认同危机。能够声称自己拥有一个不同但又更优越或至少相应的传统文化或历史，对于非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是鼓舞人心的。约瑟夫·列文森把这个问题置于历史（中国历史的特性）和价值（普遍的现代性）之间的斗争；他也许是这一观点最有力的倡导者（Leven son，1965：109~116）。读者将会注意到，这种解释赋予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极度自卑感。在此我不愿讨论这种大而化之的心理学思路是否可靠的问题[7]，只想指出列文森并没有看到历史与价值之分本身也是与新的历史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结果。我希望把这些二元结构读成描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的一种方式，而鸿沟出自于确立民族为线性历史的主体。

综上所述，中国与印度历史时间的断裂在他国历史中同样存在，如肯尼亚史、美国史、法国史等。乔治·班克罗弗特在19世纪20年代写的《美国历史》一直被认为是关于美国民族性的奠基性叙述。据彼得·迪莫克（1992）研究，班克罗弗特此书揭示了一个既肯定历史又否认历史的双重悖论——即著名的美国例外论。一方面是黑格尔式的历史：文明精神主宰并组织空间，也就是说历史将以进步的名义摧毁（非历史的）人民与文化[8]。班克罗弗特因而可以断言“按文明的观点美洲大陆是一片冷落的荒原”。这一模式使他得以冷漠无情地描述对美洲土著人的大屠杀和对黑人的奴役。另一方面是迪莫克提到的例外论：美国民族处于一个自由如巨泉奔流不息的“新时代”。这种时间的断裂也是与世界他国的脱离，因而造成美国的独特性。通过这两种叙述模式，美国民族既能表现其历史性，同时又能宣告其创新之处，其相对于历史的自由。

有时民族不能调和其时间性分裂，叙述结构上的失败表现为强调民族古代本源者与强调新鲜的现代性者之间的政治冲突。在以色列，宗教右派与世俗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参见第二章）。宗教右派认为民族的意义都包含在圣书之中，而世俗民族主义者则以进步的眼光看民族的未来。汉德尔曼夫妇通过对1948年以色列建国选择国旗的象征的研究来考察这一冲突：

正在兴起的以色列犹太民族文化倾向于世俗，却又必须置根于古以色列并因此与宗教盘根错节。所以国旗的象征必须包含被理解为世俗文化的源泉的古代象征（Handelman and Shamgar Handelman，1990：216）。

然而以色列国旗模棱两可的象征是个沉重的负担，迅即变成犹太复国主义宗教党派与基本世俗的党派之间的公开冲突。宗教党派希望选用犹太教旗，因为它同时象征着犹太民族的诞生、圣殿崇拜和上苍保佑的政治国体。世俗派则希望把犹太教旗与七星的象征意义结合起来——七星代表七小时工作日，象征合理劳动和社会福利，进一步象征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这一象征很快遭到宗教党派无情地围攻，最后“泰塔斯”教旗成了以色列的正式象征，她“集时间（最后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国）、地点（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太人和本原、永恒的品质于一体。这个最后被批准的象征符号同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憧憬未来的主题毫无关系”（Handelman and Shamgar Handelman，1990：219~220）。

也许时间性分裂所包含的最重要的政治蕴涵是在“人民”的观念之中。作为民族主权的基础，人民很古老，可是他们必须获得新生以参与新世界。美国革命的基础毫无疑问是人民，革命期间，如果“人民”只能在街上从事大众化的政治活动的话，是不能成为新秩序合法化的源泉的。要成为权威的资源，他们必须先从一个更高的、非人格化的机制那里获得权威；这个机制就是成文宪法。人民必须经过创造而成为人民（Warner，1990）。同样，在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新民族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重新塑造“人民”。人民的教育学不仅是民族国家教育系统的任务，也是知识分子的任务。后者通过民歌民谣、文学与至关重要的反宗教运动（参见第三章）而参与其中。民族以人民的名义兴起，而授权民族的人民却必须经过重新塑造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人民的塑造与再塑造是时间问题在政治上的表达：历史的形而上学等同于同一体的进化。

孙中山非常清晰地表达了存在于民族断顿时间之中的人民的问题。他的著作也揭示了断顿怎样引出了一个供各种民族叙述结构竞争的场所。孙中山认为，中国（在他看来即汉民族）具有世界上最为完美的民族结构，因为她具备形成民族的所有五个标准：血缘/种族、语言、习惯、宗教和生计。同时，孙中山却没有表明中华民族是否已充分觉醒，民族意识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唤醒。他在上述选择之间举棋不定：一方面，只有当汉人仍然受奴隶意识的支配而没有民族觉悟时，像他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一个羽翼既丰的中华民族是任何民族主义语言合法化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如果人民—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存在，那么现在的民族国家有什么根据来宣称自己是人民一国家的第一个合法代表呢？

孙中山最初双管齐下，争辩说唤醒也就是再唤醒。汉人在历史上面临紧急局面时，应付自如，展示了汉民族成熟的自觉意识，抗金、抗蒙就是很好的例子。然而，孙中山最终把这个问题转换成儒家大同主义所引起的问题从而掩饰其模糊性：大同主义减弱了汉人原有的独立精神，使他们接受了像现在这样满族人的异族统治。同一个大同主义却又是孙中山的改良主义政敌所提倡的东西：他们宣扬中国既包括汉人又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孙中山及其共和革命党人试图动员起一种特殊历史不仅作为新民族国家的基础，同时也是要剥夺对立的领土与历史的民族观念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孙中山，1986：41~42；1924：645~648）。

在关于民族进化的描述的表面之下包含着一个压抑与再创造的复杂工程，包含着扬弃他者的自我再生。我们处在现代历史学家的主体位置上，线性历史所假定的透明性使我们看不到它为了包含这些压制，为了阻止民族体内部的分裂所采用的战略。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反省像历史分期、特殊时代之类的基本范畴，认识到它们并不仅仅是组织材料的便捷方法，也不仅仅是通向现代性的目的论大道，而是为了隐匿断顿与压抑的修辞战略，因为这是主导叙述结构所需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在这些范畴之内工作的历史学家怎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复制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

三 民族国家与启蒙模式的中国史

到20世纪初期为止，中国历史的写作已经在启蒙运动的模式之下进行。历史学家梁启超也许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他宣称，没有线性历史的人民是无法成为民族的。实际上，他在1902年写的世界历史——也许是中文第一家——不仅写了欧洲人尤其是雅利安人征服世界的历史，而且是从欧洲人关于征服世界、把启蒙传播到全世界的观点来写的（梁启超，1902a，《文集》4：1~30；另见唐小兵， 1991：133）。一度曾是梁氏老师的康有为把进化的观念应用于儒家史学范畴，而梁启超则彻底抛弃了中国史学，认为后者无力赋予中国民族的经历以任何意义。

从那时起，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迅速地发展了一部线性的、进化的中国史，基本上以欧洲从中世纪专制制度获得解放的经验为样板。梁氏的做法是在中国语境里复制西方史的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此后中国历史的分期常常只是阐发梁启超的基本公式（傅斯年， 1928：176）。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按王朝纪年来划分历史，而忽视国民的历史。他的历史观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以致他使用区域性的比喻把线性历史的分期比做是民族国家之间用以标志各自辖区的条约（梁启超，1901，《文集》3：10~11）。

除了上述三段分期法之外，经常被用来进行历史断代的方法，如五四后中国史学中常见的那样，是“文艺复兴”。三段法和“文艺复兴”对于在修辞上“重理”民族国家的问题来说至关重要。简言之，古代是创造民族与文化的时代，也是纯洁与本原的基本象征。中世是衰退期——内乱、外患污染了民族与文化的纯洁。振兴精神、恢复纯洁的努力只能短期奏效。现代则是再生的时代，常常通过斗争而求变化，通过变化而达到进步。现代期是否伴随复兴并不肯定，但复兴的思想使现代期将恢复丧失了的过去的一般信念戏剧化：在迈入新世界之际，在我们抛弃中世纪的积累——儒教也好，夷狄统治也好，迷信也好——的同时，怎样与过去再相连？于是，整个史学机制被调动起来恢复文化与人民的连贯性，同时又使得历史学家抛弃未来所不需要的东西。

历史公式发挥作用，治理时间上的分裂问题，最终“铸造出”一个统一、连续的民族主体。另一方面，当历史学家探讨现实同谁结合这样不可避免的问题时，这些公式的裂痕将会十分醒目。民族主体由谁组成？由什么组成？什么团体、种族、地区、阶级构成民族？什么构不成民族？在另一个更微妙的层面上，不同历史学家的叙述结构将揭示他们在界定民族主体上封闭与开放的不同程度和风格，从而把整个工程的脆弱性暴露出来。在现代中国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中，即便是最老到的历史学家也致力于界定民族主体的工程，这尤其表现在历史分期问题上。世界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与共和革命的反满政治共同制造出了一个纯粹由汉族构成的民族群体的理念。

虽然梁启超曾经反对过革命党人狭窄的种族主义并把后者的“小民族主义”与他自己的“大民族主义”相对立，但他也未能完全避免他所吸收的话语中的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进化论的时间观渗透在其历史中，并尤为清楚地表现在如下论点中：没有线性历史的人民将会很快被挤出历史舞台，因为他们无法形成群体团结对付来犯之敌。此外，梁启超毫不怀疑只有白种人、雅利安人和黄种人（至少是潜在地）才拥有历史（梁启超，1920a， 《文集》4：15~20）。但梁氏并没有断言民族只能是单一种族的政体。

按照梁启超的划分，中国古代史从传说中的圣帝一直到秦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梁启超，1901，《文集》3： 10~11），中世纪是亚洲之中国时期，一直延伸至乾隆朝（1796）为止。这段时间里，中国与亚洲其他民族交往，并完善其中央集权体系。虽然汉人常遭中亚诸族征服，但从精神上说，汉人则征服了这些征服者。至中世末期，亚洲诸种族（其意思当指汉人及其中亚邻居）已凝聚为一大种族，一致对外。在现代，中国已融入世界，中国人将团结亚洲各民族，抛弃自身的专制制度，与西方民族竞争（梁启超，1901，《文集》3：12）。在这一模型里，真正的中国——中国的中国——在上古诞生，中世则受专制制度所累，充满了政治失败。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则促使他把其他非汉人种族包括在民族之中（有关其立场的进一步讨论，参见第四章；有关其对分期问题的忧虑，参见第五章）。

革命理论家汪精卫则反其道而行之。汪精卫[9]在1905年所写的《民族的国民》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性论著之一。他借用伯伦知理的词汇来定义民族：共同血缘、共同语言、领土、风俗习惯、宗教、精神与生理特征及历史。他认为，有必要在两层意义上把握民族的含义，一是法律上的实体，即由公民所组成的民族国家（“国家”），二是种族群体（“族类”），汪氏所说的“民族”就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10]。汪氏的意图是想揭示由单一种族组成的国家比多种族的国家好得多，他列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平等，若一民族，则所比肩者皆兄弟，“是为天然之平等”（汪精卫， 1905：84）；二是自由。汪精卫引用《左传》中常为人所引用的那句话写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战胜民族对于战败民族必束缚压制之，种族之间总有争斗。此外，他还注意到，西方文明之国没有受异族统治的例子（汪精卫，1905：97）。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种族并非总是与民族国家互为表里，因此，必须同化其他种族。在这一语境下，汪精卫提出了一个四重分类法，把各种可能的历史情境都包括在其中（汪精卫，1905：85）：

1.以势力同等之诸民族融化而成一新民族；

2.多数征服者吸收少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

3.少数征服者以非常势力吸收多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

4.少数征服者为多数被征服者所同化。

上述分类法可看做代表了理解全世界各种族向民族进化（或非进化）的不同道路的方法。因此，汪氏对所学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造性运用，不仅是为了在世界层面上把握种族—民族之间的联系（汪氏的论文和分类法充满了取自世界各国的史料），更是具体针对中国而言。除了两个相对较短的时期（晋、隋之交及元代）之外，中国至清入关前一直属于第二类社会，占多数的汉人吸收同化了被战败的少数种族。被清征服之后，中国沦入第三类社会，汉人面临着被少数征服者同化的危险（汪精卫，1905：86~87）。尽管如此，既然汉人现在有了民族主义觉悟，认识到在生存竞争中保种的必要，满人将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消灭，从而导致第四类社会的出现（汪精卫，1905：95）。

汪精卫的文章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不仅因为它影响深远，而且因为它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循环话语的三要素（种族、民族及历史）重建成一个系统性的民族主义学说。民族必须拥有文明种族的品质才能进步，才能在历史上取得进步。汪氏对汉民族纯洁性的关注正源出于此。于历史而言，除了他所提到的例外情况，汉人有过吸收他族的光荣历史，一定能够同化清朝统治者。汪氏的文章表明，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使他们对民族的想象合法化，而且对其世界观起了结构性的作用。

对照关于中华民族的两个开创性叙述结构之后，让我们再讨论一下民国期间几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我们将会看到复杂的历史分期公式怎样变成克服或调解创造连续的种族/民族主体工程之裂缝的战略。1918年，历史学家傅斯年再一次提出历史分期的问题。像梁启超一样，傅斯年宣称，没有分期的历史毫无意义。西方史通过追踪上世、中世、近代三个阶段的变化而获得其意义。在中国，新近发表的历史学论著力图模仿由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在其《支那史要》中所创立的西方式分期法。有意思的是，桑原骘藏此书一开始曾题为《东洋史要》。桑原是东京帝国大学1896届的毕业生，代表着日本现代科学的历史的骄横，他高尚的历史观是与对中国原始的“野蛮”的极端蔑视纠缠在一起的（ Fogel， 1984：120~121）。

傅斯年提醒人们注意上述日本模型的局限，并试图提出自己的替代模型。桑原骘藏把中国历史分成四个时期：

1.上古：史前至秦皇一统中国，称之为汉族（“种族”，傅氏解释为与英文race同义）缔造时代；

2.中古：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

3.近古：唐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

4.近世：括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傅斯年，1928： 176~177）。

傅斯年反对上述划分法，其理由是它不仅指中国，而且连整个远东也包括在内。桑原骘藏起初只把汉族的兴衰作为分期的标准，后来却自相矛盾到把蒙古人和东西方关系扯了进来。不难看出，傅氏所反对的是桑原骘藏所暗示的中华民族主体的不完整性或其早衰。确实，在桑原骘藏的公式里，近代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追寻到原本的民族主体。我们也不难想象是什么样的日本之梦被投射到中国历史的建构之上——那不是一个连续的民族主体，而是被世界不同的列强所瓜分的领土。与此同时，傅斯年提出了一种能更好地描述汉族历史的分期方法。换言之，中国史不仅必须是民族主体的历史，而且这个民族主体必须是汉族。正是汉族的命运应该决定我们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解。当然，在各个基本历史分期之内，历史学家还需要按政治、文化或习俗的发展而划出进一步的“支分”。

按傅氏的分期法，中国历史的断层不是发生在秦朝的中央集权，而是发生在魏晋之后的时代，当时，西晋于公元4世纪末灭亡，中原为胡人所占据。傅氏断言在此之前的两千多年汉人一直保持了其纯洁性。当然，“同化”是存在的，但没有“混合”，“于汉族之所以为汉族者，无增损也”。我们可以看到，傅斯年的叙述充分体现了李科尔所说的叙述结构的象征力量：民族纯洁性的象征仅靠凝固时间即可实现。傅氏把这两千年称之为“第一中国”，并以一个惊人的比喻来提供这一时期如何延续到下一个时期的重要线索。西晋亡国之后， “中国”小朝廷东晋在江南建立。东晋虽然弱小，却不能妨碍它收复中原的鸿图大志，在傅斯年与其他历史学家看来，这便是联系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微弱却明确的线索。傅氏写道：东晋之于中原，“虽非大宗，要为人祧之别子。”这个宗谱学的比喻一方面承认血统相传的仪式失准之辱，另一方面又保持血统关系的连续性。

随后的隋、唐时期的特征是汉、胡在血缘、文化及政治上的混合，不过，胡人的影响随时间而递减，汉人势力再次兴起。这一潮流在南宋以后再次逆转，汉人再度为外人统治。傅氏把这一时期称为“第二中国”。他暗示“第三中国”起于民国，但不很明确。傅斯年绝不是个头脑简单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例如，他反对桑原骘藏的第二点理由是后者把汉代的汉族与唐代的汉族误认为“古今一贯”。如果说唐属于“第二中国”，那么，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傅斯年在结论里承认，说汉、唐之中国非同一之中国，可能“非所以扬历史之光荣”，因而可能会招致批评，但却不能因此而放弃“研究史学之真相”。他的主张必须置于上文关于血统延续的比喻的语境之中来理解，这一比喻使他能够把握汉族势力的周期性兴衰。这里历史发展的范畴本身似乎与民族主体的建构联系在一起。

差不多20年以后的1936年，整个中国史学界都在关注日本的入侵及其给中国历史叙述结构所提出的特殊诉求，因而我们看到，傅斯年所关注的问题又被雷海宗重新提起。雷海宗反对当时流行的按照西方的“三分法”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代的做法。他承认这一分期法反映了使中国历史普遍化的愿望，但他相信，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要求历史学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正名。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史、英国史或欧洲史到底是什么意思？雷海宗对欧洲史的范畴作了一番极有意思的解构，发现欧洲史学所提出的有关分期和领土的论断与发表这些论断者现在的位置完全没有关系。西欧认为希腊和罗马是自己古典遗产的源泉，而希腊的文化世界当时实际上属于小亚细亚与埃及。奇怪的是，希腊被认为属于西方，而埃及则属于东方。更有甚者，在埃及的兴盛时代，欧洲还处在石器时代，但欧洲史却先写欧洲石器时代，再写埃及（雷海宗，1936：276~ 281）。雷海宗显然是在向欧洲历史叙述结构的霸权行为挑战。

雷氏坚信，要解释历史，必须始终将文化与疆域联系在一起。某一疆域也许会有两种时间上相互间隔的文化，但如果它们没有发生关系，便无历史可言。西欧人宣称他们同希腊、罗马历史有紧密的联系，但他们在人种特征和文化中心位置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有宣称与古罗马传统有历史关系的拉丁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都已同日尔曼人的血统彻底混杂。他们是否可以宣称这一历史就是他们的历史？作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雷氏运用西方史学中的实证与唯物主义的范畴来驳斥那种贪他人之荣耀为自己之荣耀的做法。他还引用他人的著作来批评民族主义史学，此种史学要求人们忘却现在已被写成同胞相残的、民族混杂的、血腥发展史（Anderson，1991：200）。雷海宗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压抑与叙述技巧在生产民族主体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之中所起的作用。

如果说雷海宗的意图是揭露欧洲史学中的霸权手段，那最终只不过是告诉其同胞：中国历史只要写得好且分期得当，中华民族就是世界上惟一真正延续不绝的历史性的民族。雷氏始于解构历史，却归结于我们所熟悉的复建民族的工程，只不过是把黑格尔的普鲁士王朝换成了中华民国而已。在一番激烈批评之后，雷氏提出，虽然我们在狭义上批评西方的范畴，但在广义上，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世界的古文明的认识是由西方形成的，因而确属西方史。这样一来，只剩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独立的文化区域。由于印度也可认为属于印欧传统，所以中国成了惟一与西方历史文化相抗衡的文化（雷海宗，1936：301）。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世界历史并不是一元的，因而理解中国历史分期不能惟西方模型的马首是瞻的重要性。在此，我们发现，雷海宗与傅斯年的史学如出一辙。在雷氏看来，中国史可为两个周期，一是上古至东晋（公元383年），这是华夏（即“汉族”）文化精华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国的经典时代；二是第四世纪至现在，这一时期，北方胡人及佛教多次入侵，产生了一个血统和文化混杂的新社会，一个混杂的中国。

在描绘第一周期时，雷氏力图揭示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所处的青铜器时代的连续性，证明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是华夏族的祖先。像傅氏一样，雷氏认为淝水之战（公元383年）是至关重要的分界线，因为东晋对北方胡人的胜利使江南地区与中国南方免遭涂炭达几代人之久。假如那时胡人入主中国东部和南部，中国可能就没有什么历史可言，因为这些地方当时汉族人口稀少。击败了胡人之后，东晋迁徙人民，广泛传播汉文化，使其永远不可被灭绝。在第二周期，多亏东晋遗产的关系，混合的中国文化在传播中只可能产生出汉人来。在此时期，汉人经常处于危机之中，不如前一时期那样强盛，但他们仍能保持住前一时期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传统。所以，最终只有汉人有能力唤回真正的历史（雷海宗， 1936：301）。

顾颉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卓越的历史学家，以剖析民族主义历史神话不遗余力以至遭到国民党非难而名噪一时。正如劳伦斯·施奈德在其出色的顾氏思想传记中所指出的那样，很少有学者能像顾氏那样充分意识到中国历史在创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压抑了很多东西。顾颉刚揭示了正统学术是怎样淹没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替代性的或对立性的潮流与传统，如处于儒家阴影下的天文学、炼丹术、墨家的平等思想等等（Schneider，1971：248）。顾氏比其他任何学者都更清楚地认识到，研究过去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攻击过去是个沉重的负担（当时对儒教人人喊打的现象便以此为宗旨），而更在于从历史积累的重压之下解放真正的过去及被压抑的叙述结构。

顾颉刚差不多向重新发现原始民族主体、特别是汉人作为原始民族主体的启蒙历史工程提出了挑战。在一个时期，他甚至试图证明，汉族关于大禹的传说，其起源却是非汉族的。他打破汉族纯洁性的神话的方式是改造中国历史叙述结构本身。顾颉刚抛弃了汉文化从纯洁走向堕落及有必要抛弃多余的中世的说法，认为衰败在于汉族政体本身。在他看来，社会变迁、混乱、竞争激烈的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创造力的时期，而中央集权的政治一统与儒教的制度化造成压抑及衰败。正是由于异族及异文化的贡献——如五胡、契丹、突厥和佛教徒，中华文明才得以延续下来（Schneider，1971：264，293）。这样，顾颉刚预设了一个历史的比喻，即外来者与边缘居民周期性地给予中华文化以活力。这些外来者与边缘居民的“他者”形象可以从沈从文等小说家的作品中找到。

然而，尽管如此，顾颉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却依然属于民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在他于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关于历史地理的著作中充分表现出来。1938年，他发表了《中国疆域沿革史》。他指出，此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我们那个虎视眈眈的邻居”）证明历史的真相，也是为了教育中国人：汉人在唐及唐以前就已拓展到了东北、蒙古乃至高丽，对上述地区拥有主权，日本想否认历史是徒劳无益的（顾颉刚，1938：4）。精读此书的读者还会发现，此书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即证明汉族在历史上是能够战胜蛮族毁灭性的侵略而保存自身的。该书开篇讲汉人为“先民”，“先民”占据中原，征服周围的“异类”。他们“洒尽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经营，始得今日之情况”（顾颉刚，1938：1）。

顾颉刚追溯汉族身份认同的成熟期始于公元前3世纪秦朝统一，认为行政制度的建立，尤其是治理边疆的“郡”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确切地说，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兴起的（顾颉刚，1938：106）。该书随后对各个朝代管理与控制夷狄的不同政策作了大量考证。与上文提到的史学家一样，顾氏相信五胡侵晋（“生民颠沛流离盖已一百三十余年”）及东晋建国而成为汉人保护地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和转折点（顾颉刚， 1938：147~148），治胡的政策从此由前期的有条不紊的管理转为羁縻和灵活多变的策略，且为以后各朝代所袭用（顾颉刚，1938：167~168）。中华（或称华夏）与胡族的交往在该书中没有被看成是混合型的中国文化进化的过程，也没有被认为对中国文化的再生有什么贡献，而是当做汉人努力奋斗以保存中华文化。

施奈德认为，顾颉刚实际上使用的是极端化的“夷狄”观念。出于宣传的需要，他常常重复中国传统史学的成见来讲述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体是怎样战胜胡人的。在此过程中，他成功地把民族主体的定义局限于汉人，从而抵消了他自己为把其他种族引入中华民族所做的努力（Schneider，1971：258 ~ 293；另见其《自传》，顾颉刚，1966：166，167 ~ 168）。此外，尽管他完全意识到历史叙述结构的作用与策略，他却坚信自己的历史结论和方法是绝对客观、准确的。

据我研究，在其论著中向历史的极权倾向提出最大胆挑战的历史人物是伟大的作家、一度是文学史家的鲁迅。许多学者（Hunters，1984；Anderson，1985；Chow，1991；Huang，1990）已经指出了鲁迅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包括第一和第三人称）的极端困境，尤其是当叙述者被迫担当被压迫者的声音与主体性的代表的时候更是如此。介于文学和历史之间的《阿Q正传》应该算是当时及后世最有说服力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结构。虽然这是个虚构的作品，但我却发现，它对几件中国近代历史重大事件的分析，尤其是对1911年辛亥革命的分析，无人匹敌。《正传》以寓言形式把中国近代史讲成一个失败的民族性的寓言，这本身并未太偏离启蒙历史的轨道。但是，虚构的形式让鲁迅能使用一系列的技巧，如讽刺、疏离和自嘲等，来不断瓦解历史声音的极权主义式的独白。例如，作品的长篇导言所表现的对某些形式的历史的声讨已广为人知。黄卫宗认为这反映了鲁迅对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而充当农民的发言人的焦躁之感（Huang，1990：434）。不管是否自觉，鲁迅发展了瓦解叙述者/作者的权威的技巧，而这些一向被专业历史认为是考据学的技巧是相对纯洁的，所以，把鲁迅看成历史学家也蛮有意思。

拿鲁迅1927年写的《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例。鲁迅的史学论著在何种程度上反映对他反封闭的技巧的敏感性？他考察了六朝的文化风韵，特别是上文提到的几位历史学家认为极其关键的魏晋时期的文化风韵。鲁迅并不认为这一时期保存了原始的民族文化，即傅斯年所说的“第一中国”的文化；恰恰相反，他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化有很强的叛逆性。据李欧梵研究，鲁迅对魏晋转型期文人的浓厚兴趣与他自己身处乱世而力求生存意义有密切关系（李欧梵，1987：39）。为这一时期奠定基调的作家即魏国的创始人曹操[11]。曹操是个绝对主义者，以严刑峻法闻名于世。但鲁迅主要关注时世对曹操文学风格的影响。曹操的文学风格正直，鄙视流俗，还具有通脱的特点，即直抒胸臆。这些品质也反映在曹操招揽贤才的政策上。他扬言一个人不忠不孝（儒家意义上的）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随着这种倾向的发展，旧的儒家思想的控制逐渐放松，给域外及异端思想的进入提供了机会（鲁迅，1927：488~ 490）。

鲁迅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总体上包含了一种极其现代的文学自觉意识，包含了一种独立意识，反对儒家把艺术从属于历史的道德化的政治。鲁迅讨论了被传统儒家忽视或排斥的魏晋作家。许多作家，如“竹林七贤”，服药喝酒，激烈反对为官方儒教礼仪所控制的文化（鲁迅， 1927：500）。美国学者肯尼斯·德沃斯金认为，魏晋时期代表了史书和小说创作的首次分流。这一观点证明了鲁迅关于魏晋文学独立意识的卓见。然而，不自诩为真实的历史记录的叙事还是很难被接受的，诸如“志怪”等魏晋文学体裁，促成了德沃斯金称之为“戏史”的穿着历史外衣的小说的兴起（Dewoskin，1977：51）。

我们不难理解作为讽刺大师的鲁迅为什么对“戏史”作品那么有兴趣。他的这篇论文本身就是用一种反历史的、调侃的风格写成的。像《阿Q正传》的“导言”那样，鲁迅开篇便以讽刺的笔调大谈“正史”，特别是年代短的朝代的历史。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是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的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然地贬斥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历史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魏在历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在把历史作了上述相对化的处理之后，鲁迅便着手修正曹操的历史。我们知道，鲁迅是一个严谨的历史学者（李殴梵，1987：28~29），但他也忍不住对考证历史的自以为是嘲讽几句，比如曹操斩孔融的例子。据史书记载，孔融因不孝而获罪被斩[12]，鲁迅认为这是不对的，曹操只是以不孝为借口除掉孔融，因为曹操自己不是说过招纳人才时，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吗？鲁迅又说，当然曹操死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的真实意图。但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去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鲁迅，1927：492~493）。

鲁迅对魏晋的解读与我们上文谈到的近代中国历史有什么关系？我曾提到，中国专业的史学家在建构民族的线性历史时，常先建构这一历史的主体；为了成为名符其实的民族性的主体，这个主体必须显示较强的持续性和同一性，第二、四两章考察这一概念对少数民族及其所控制的广袤土地的含义。所有专业的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与过去的断裂，但他们的注意力在于揭示汉族的历史渊源与重建其连续性。

六朝作为分裂的时代，对每位历史学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时代。新近形成但却发展良好的民族主体剧烈分解之后，东晋被认为是汉文化的载体，连顾颉刚也持此种观点。不过，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特别是东晋的独特之处，即引起鲁迅无限思绪的魏晋文人绅士怎样吸收南方原居民绝然不同的文化从而为汉朝以降的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肯尼斯·德沃斯金认为，魏晋文人之所以能把南方文化融入新兴的文学体裁并保持其异质性与自主性，是因为它们已被转化成“仿历史”。（1977：35~36）。我认为，正是这些异质性与自主性让鲁迅觉得新鲜。

我的主要论点是：鲁迅与其他学者不同之处不在于他是否向民族主义历史工程提出了挑战，而在于他不断地质询其叙述形式。鲁迅的论文从三个方面表现出上述特点。一是他认为传统儒家所写的历史具有压抑性，因而有必要恢复被压抑的历史。当然这不是鲁迅的一家之见；胡适、顾颉刚等一代学者都视中国的全部过去为一丰富的考古学场所，他们可以从中挖掘出深埋于儒家制度的历史经典之下的非正统的历史材料。鲁迅比他们高明之处在于，他承认历史的当代性，视历史学为谱系学。把历史视为谱系学要求我们不仅从历史的横断面看其“适当的散失”（参见第二章），而且把历史看成是我们目前的位置向过去的纵向投射。因此，魏晋和民国的反复比较强调了两者同为无政府、竞争与创造性的历史时期。鲁迅还明确比较了在道德成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罪行的令箭的时代，专断的政治权力与知识分子的反道德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如果让号称反道德或不道德的魏晋文人当众宣布其道德观点，那将同当今某位高风亮节的知识分子受军阀之邀而讲解三民主义的虔诚并无二致。两者无论过去与现在都是对道德的滥用（鲁迅，1927：502 ~ 503）。正是这种阅读过去时对语境的自觉意识，使鲁迅与顾颉刚、雷海宗有了根本的区别。后者的著作以相当的才识揭示了别人是怎样利用过去的，但却同时坚信自己的研究代表了客观、公正的历史。最后，鲁迅的与众不同之处还表现在他运用文学写作的手法来戏仿历史封闭叙述的微观技巧。

由于其考古学、谱系学与滑稽模仿工作，鲁迅是否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真实声音？我们究竟是否能够从历史的极权话语那里找回被压抑的声音？对历史颇有兴趣的解构主义者如噶雅特里·斯皮娃克把历史写作描绘成“符号功能的交换”（Spivak，1988：3~5），这是颇有见地的，有助于我们理解线性历史怎样通过现在的语言符号理解过去，归纳、扬弃过去于现在。这里，现在的语言隐匿了另一个时间、另一层空间的意义。然而，我并不认为符号的交换是历史的起点和终点，也不认为在我们称之为历史的符号学废墟下面埋藏着永无出头之日的过去的意义。本书中的各章力图说明叙述结构与语言价值的变化是我们理解历史的敲门砖，如果方法得当，我们应该能够找回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某些言语与行动，虽然再现“贱民意识”、“女性意识”的努力，正如民族意识一样，不过是本质主义的臆想而已。

因此，虽然我并不打算放弃客观性，但却相信客观主义的历史模型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它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语言形式，忽视了历史的叙述形式。这个历史一直由有权力者（如民族国家）不自觉地控制着。事实只能以某种形式产生意义。虽然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收集与辨析事实，但理清所涉及的叙述结构的不同层面也同样重要。正如我在本书各章中所要证明的那样，我们有必要扩展到我们所面对的历史主体的言语与行动，即使我们谈及自己的叙述结构与亚洲同行对其自身历史的叙述时亦应如此。任何时候历史探索都是一种语言与历史真实之间的活动。

四 结论

黑格尔式的启蒙历史叙述结构很难从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进化论中摆脱出来。到20世纪初年，一个大体相当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已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生根。这个话语的循环推理涉及种族、民族、历史三项要素。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把这一推理表述为虽然困难但却是可能的方式，中华民族可利用这一方法，跳出或改善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手中，它还开始产生出观察、改变世界的那些范畴：种族、民族与历史。

上述三个词语靠历史主体的叙述建构统一了起来：主体由同一性的社群（种族）构成，其疆域即领土的国家（民族），国家进化至现在并已准备好迈入现代性的未来（历史），也就是理性的、自觉的未来，那么，偶然性或历史本身将不复存在（历史的终结）。不过，这一历史主体是一个理想化的同一体，决不能靠宣称既是现在又是过去来解决线性时间中过去与现在的分裂。实际上，恰恰由于民族历史的主体被代表过去与现在的不同部分所分解，我们才得以看清民族同时体现出根本的返祖性及史无前例的独创性（作为自觉的集体主体）。

本章的第三部分讨论了众多历史学家，为了制造连续的民族主体以解决时间分裂的问题，怎样以不同的方式，以或大或小的开放心态，把三个建构性的词语结合在一起的。梁启超不愿把种族与民族等同起来，顾颉刚发展了关于种族与历史之关系的新生论观点，而汪精卫却大弹历史同化论之调。然而，基础叙述结构的面貌犹存；20世纪前50年历史学界中关于民族主体为连续的、进化的种族实体的建构对疆域、文化及人民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我将在以后各章中进行讨论。把历史与返祖性的、种族性的范畴联系在一起，民族历史就会产生出进化历史的假设与态度。

同时，因为中国的历史叙述结构中预设了现代化的乌托邦理想，把现代性作为惟一的标准，很多旧的历史、叙述结构和通俗文化便被拒之门外，有关此点，我们可以从第二章中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未能像后现代、后殖民知识分子那样向启蒙工程提出挑战。这里我想声明一句：我本人愿意致力于追求与保持现代性话语中有价值的东西，但是，由于缺乏对启蒙理性话语及其关于知识形式和生存模式的实用主义等级的批判态度，很多中国人受累非浅，不仅影响到他们对自身社会内这些形式的态度，也影响到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比如，毛泽东时代前后，中国青少年所使用的世界历史教科书中关于第三世界的历史从头到尾仅有一个章节的篇幅，至今仍然局限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漫画式的叙述（Martin，1990：102）。我本人在中国的经验表明，自从含有超验与普遍性层面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走向衰落之后，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的民族主义倾向正在兴起。

本章开篇提到，下一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启蒙历史在民族兴起并通过竞争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确实是丰碑性的，至少在中国是如此。然而，历史的代价也是沉重的，这并不是因为叙述结构实实在在地消灭了生存与时间的不同模式（用米歇尔·德舍陶的话来说，就是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会作祟于现在[1988]），而是因为现代性与历史的封闭还未产生出能够承认与协调被驱散、被压抑者的语言，在此方面，鲁迅，偶尔还有顾颉刚，是明显的例外。我们还不知道民族国家消失之后的历史将是什么模样，但我们应该抓住现今历史同民族分离的机会去思考怎样把封闭的历史重新打开。

第二章 中国和印度的复线历史

本章将通过考察对中国和印度的各种对共同体的叙述来挑战那种单一的民族“启蒙历史”的观念。与此同时，我将对颇为盛行的将民族视为与历史的彻底决裂的观点提出批评，因为在这样的观点之中，历史只不过是为了适应现在的需要而做出的回溯性的建构，它无所顾忌地把现在凌驾于过去之上，而它自身则屈从于黑格尔主义有关自觉的现代主体的形上观点。因此，为了在进化的与简约化的历史模式之间理清我们自己的思路，我将提出一种复线的历史观点，一种试图既把握过去的散失（dispersal），又把握其传播（transmission）的历史。

至少从艾密丽·科道瑞开始，在民族主义的学术研究中就形成了一种传统，从事于解构民族主义历史中的神话及其对令人不安事件的压抑。为了提醒我们注意此类传统的自觉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最近指出，约瑟夫·恩斯特·冉南是持批判性不足的方法来论述“早已被迫忘记的”不同政体之间的战争，以及这些战争最终如何被写成法国同胞之间的自相残杀（Anderson，1991：200）。一方面，我同情此类文献中对于目的论的批评，但同时我又对经常随之出现的观点表示怀疑，即：民族主义是一种完全新式的自觉。我之所以对此怀疑，是因为这一观点否认历史记忆与历史因果的复杂性，同时也因为这一观念坚持把自觉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现象。无论是在现代社会还是在前现代社会，我们都很难坚持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所预设的统一的自觉意识的观念。

最近两部研究民族主义较有影响的专著，一由恩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83），一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91）所撰，都强调民族主义意识的绝对现代创新性。两书都是非常优秀的学术著作，我一方面赞同其中许多关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的观点，但却对他们关于民族主义意识的特质与历史的解释提出质疑。他们两人都遵循传统，把民族主义意识等同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重叠：个人绝对认同于受国家保护的文化。他们同时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为什么只有在现代，此类自觉意识——一种使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把自己“想象”为同一群体的组成部分的意识——才成为可能这一问题提出了解释。

盖尔纳为这种不连续性提供了下述解释：前工业社会由孤立的社群所组成，相互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文化高不可攀，由占统治地位的知识精英阶层所把持着。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需要有熟练技术的、有文化的、机动的工人队伍。分散的社群已经无法创造一支受过同等教育、可以互相替代的工人队伍。国家开始控制全民族并通过教育培养出必不可少的、可以互相替代的个人。原有的对于各分散社群的身份认同转移到作为文化的生产者的民族国家上来（1983）。由此，一种新式的、由共同文化所产生的、与国家相联系的意识便在工业社会中产生。

在安德森看来，民族主义意识是随着前工业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的崩溃才成为可能的。这三个特征分别是：圣经、神授王权、历史与宇宙哲学的融合。它们共同造成了社会意识的不自觉统一。随着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印刷媒体的扩张，此种统一遂告崩溃。印刷资本主义给予人们史无前例的理解“空洞”与“同质”的时间的方式，也即是想象自己的同胞的同步存在的能力。旅行与信仰的领土化为群体设定界线，从而使之相对化，而王权的式微又把主权转移到了群体身上。当然，民族主义的许多特点都是历史地演化着的，要经过一系列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方式。不过，他认为，民族主义有一个界定性的系统的统一，蕴藏于自我想象为一个整体的人民的自觉意识的独特形式之中（1991）[13]。

首先，让我们从经验论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论点。在像中国文明这样一些复杂的文明历史中，很难描绘出一幅各自孤立的群体加上与下层分裂而内在统一的知识阶层的图景。相当一部分对于复杂的商业、朝圣、迁徙及旅行网络的研究表明，乡村被联系于更大的群体及政治结构之中。借助于中心地方理论，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这些联系是如何把资源与信息传递到整个社会，同时也大体可以了解到什么地区、什么时候或多或少地与国家的中心地区联系在一起的分工图像（Skinner，1964~ 1965，1977）。18世纪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Bayly，1983；Habib，1963）。此外，即使官僚政府的权力有限，文化国家的观念也标志共同文化观念的普遍存在，它把国家和群体联系在一起，并维系着政体（polity）[14]。

促使汉族中国人在与其他群体相遇时强烈地意识到“他者”并相应地认识到自己的群体的并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印刷媒体。一味强调印刷资本主义促进了对于共同命运的想象及同步性，就忽视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农业文明中，这种相互关系为跨文化交往提供了特别丰富而微妙的场景。例如，在泛中国神话中，比如在马祖或关帝神话故事中，不仅口述的和书面的传统完全交织在一起，而且，神话提供了一种媒体，通过它，不同的群体可以宣布加入到一种民族性的文化之中，尽管他们对神话有着自己的解释（通过书面或其他文化媒体，如民间戏曲、皮影戏）（Watson，1985；Duara，1988b）。既然如此，这些群体是在从自己独特的视角来理解更广泛的文化与政治秩序。在农业社会中，许多人都从不同的层次上意识到了其文化与身份。从这种意义上说，也许他们与现代人并无太多差别。

要害之点并不是说民族身份认同在前现代就已经存在，而是要强调，我们把政治“身份认同”观念化的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盖尔纳和安德森视现代社会为惟一能够产生政治自觉的社会形式，把民族身份认同看成现代形式的自觉：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把自己想象为一个统一的历史的主体。实际的记录并不能给此种现代与前现代的两极化的生硬论点提供任何基础。在现代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均同时认同于若干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15]，这些身份认同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相互之间常常有矛盾冲突。无论是在印度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都曾认同于不同的群体表述。这些认同一旦政治化，就成为类似于现在称之为“民族身份认同”的东西。

在现代与前现代这两极之间的，是一种假设：现代意识是一种完全的知识体系，其特点是从理论上与过去所有形式的意识实行决裂。作为现代主体性的载体，民族事实上被否定了与过去的所有联系。在此决裂的中心，是一大的混淆，即混淆现代组织形式的新颖性甚至革命性以及完整的自觉的集体主体所具有的意识的极端新颖性。实际上，这些分析家笔下的现代主体性的自我意识与黑格尔认识论之间有着出人意料的相似之处。想一想，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理性）在启蒙历史中的展开，当人们“自觉意识到与自己精神的关系”时，便达到了高峰（Hegel，1956： 103）；民族国家不同于其他群体，它具有自我意识，因为它需要在其进步之中生产出启蒙历史。但是，一旦获得自我意识，它也就站在了历史的终结之处[16]。且不论此种对现代意识的定性是否正确，我们还注意到此种认识论的破坏性一面，即它肯定了现代的、理性的自我对“他者”即“非自觉的”社会与团体的统治。

这些现代分析家把“历史”的统一的集体主体假设为可能的、而且只有在现代才是可能的。我的选择是两者都加以拒绝。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统一的自觉的主体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正如导论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居住与认同于其中的各式各样的民群来说，民族的意义对于贫民区的非洲裔的美国人、加州农场工人或郊区的主妇而言，正像他们各自的身份一样，是绝不相同的。从相对的、短暂的意义上说，民族也许可以作为一个统一的主体存在：一种暂时的关系，一种历史的形态，民族“自我”在其中可以根据与“他者”的关系加以界定。根据对立一方的性质与规模的不同，民族自我可以包含多种较小的“他者”——使相互之间不易和解的历史的“他者”以及正在形成中的潜在的“他者”。正因为如此，无论从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意义上来说，我都必须抛弃第二种立场，而第一种立场必须从绝对的意义上加以抛弃。但是，如果统一的主体性只有在相对的意义上才有效，那么，此种主体性就绝对不会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

我将论证有关群体的总体化的表述与叙述结构的存在，人们用它们来实现历史认同，并在现代民族中继续实现认同。当然，前现代的政治认同并不一定、也不必发展为现代的民族认同，（现在）与过去存在重大裂痕。一套新的词汇和新的政治体系——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选择、适应、重组乃至重新创造这些旧有的表述。但是，对于原有的总体化的表述的历史记忆并不总是消失，而且由于此种记忆的定期复活，它常常会提出一些有效的材料，用来动员新的群体。

一 政治群体的历史模式

在印度和中国，将群体表述为一种社会整体的做法并不新鲜。有关政治群体的历史观念已经历了激进的“他者化”（othering）的过程并定期复活，使之存活于历史记忆之中。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力量掌握了此种历史记忆并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追求的过程恰恰提高了此种历史记忆的力量。与此同时，有关社会整体的意识也与其他对立的关于群体的表述共存于历史中。

首先考察帝制时代中国的案例。在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之前，中国存在着若干种类型的政治群体，其中之一被称之为“文化主义”并被认为是与现代民族主义相对立的。列文森是“文化主义”观念最系统的阐释者。他认为，文化主义是一种明显不同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他注意到，在20世纪初期才传到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族身份认同与此前中国的身份认同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他认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式，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因此，此处的重要转变是从“文化主义”转向了民族主义，意识到民族国家是群体的最终目标（Levenson，1965）。文化主义指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性的信仰，而无需在文化之外寻求合法性或辩护词。列文森认为，只有当19世纪晚期面对着“他者”的挑战，文化价值不得不寻求合法性时，我们才开始看到“文化主义的衰弱”并迅速向民族主义发展——或向国家保护的文化转化（即文化政治化）。

列文森关于文化主义的观点使我们能够识别出一种可能来自士大夫阶层的对于政治群体的独特观念或表述（尽管此种表述的认同并不一定局限于士大夫阶层）。我认为，他的错误之处在于把文化主义看成一种与族群或民族身份认同完全不同的认同形式。作为一种纯粹文化优越性的表述，文化主义不应能感受到来自“他者”试图消灭其价值观念的威胁。实际上，此种威胁在历史上好几种场合都出现过，而中国士大夫和民众都做出了相应的反应。首先，他们抛弃中国文化的普遍主义抱负，以及将文化与政治及国家分离开来的原则。此种行为表现为以下要论及的民族中心主义。第二种更微妙的反应涉及文化普遍主义的从具体的道德诉求到相对抽象的官方论调的改造，这一官方论调常常被用来掩盖精英阶层和帝制国家在实行其价值观念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妥协，或者掩饰他们无力使本应参与文化—道德秩序的人民来实际参与这一工作的事实。中华帝国文化的天下诉求常常与其他世界观发生冲突而不得不做出调整适应，但它总能用天下的话语来加以掩饰。这就是其防卫策略。

首先看一下第二种反应。12世纪时，面对金和蒙古对中国北方的侵略以及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蔑视，天下观念相对化并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防御性。在12世纪和13世纪，儒家的大同主义者只能通过两种手法来维持其大同主义，即：（1）把个人与不朽联系起来，而不是与信奉天下观念的王朝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2）个人价值内化，而不是使之依存于传统的儒家对于客观的道德秩序的关心（Trauzettel，1975）。在蒙古元朝之后建立的汉族王朝——明朝时期，中国史学家因大部分已知的世界和中国人的世界观之间缺少对应而只能保持沉默（王公武，1968：45~46）。当我们审视常常被视为道德优越性的诉求的典型表现的朝贡贸易制度时，就会看到帝国政府很快就适应了当时世界的现实的强权政治。例如，在19世纪初期，西北弹丸之地的浩罕汗国（就像此前耶稣会、俄国人等所做过的那样），成功地挑战了清朝的朝贡贸易制度，并建立了一种与中华帝国平等的关系，只差没有公开宣布。清朝被迫与之谈判解决，不过，它所使用的仍是天下主义的语言——来自天子的文明的价值观念——以便掩饰两者之间业已变化的关系（Fletcher，1978b）。

很显然，当此种文化的天下诉求一再妥协，当这些妥协被极力掩饰时，天下观念的倡导者是心照不宣地在倡导一种中国式的天下观念，而这种普遍主义无非便是一种隐蔽的相对主义。与其他官方学说相比，我们更倾向于不假思索地接受中国人有关天下观念的论说。是否可能因为它在我们解释与西方民族国家的遭遇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他者”的作用[17]？

把“文化主义”（或天下主义）视为“中国文化主义”，就不是把它看做一种文化意识本身，而是把文化——帝国独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统——看做一种界定群体的标准。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取决于是否接受象征着效忠于中国观念和价值的礼制，而这些观念和礼制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尽管此种对于政治群体的表述看上去可能与民族主义距离较远，但是，应该考虑到，当代中国的疆界与民族大体相当于清朝的疆界与民族，而清朝在意识形态方面当时基本上也就是用这些礼仪制度来维系的。

同样重要的是，在12世纪金人入侵时，部分士大夫完全放弃了天下帝国的发散型的观念，而代之以界线分明的汉族与国家的观念，夷狄在其中已无任何地位可言。种族中心主义的中国特性的观念当然并非什么新鲜东西，中国学者常常把这一概念上溯到古代经典《左传》中的一句话：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李国祁，1970：20；窦宗义，1982：353），而另外一些学者（Langlois，1980：362）则发现这一观念出现更早，在《尚书》中有关内夷外夷的核心观念中已有所见，内夷地区嗜好和平文明，其人民无种族区分，他们与不愿归化的外夷交战。特兰塞特尔认为，在宋朝时，此种种族中心主义把国家与人民维系在一起。国家试图在乡村群体中培养出忠于国家的观念，在村民中便涌现出以汉族文化和宋朝的名义抵抗金人侵略的事迹（1975）。

宋代对（汉族）族群国家的表述最为强烈，但1644年满族征服（中原）后，此种表述似乎重新出现，鼓吹最力者当推帝制晚期的王夫之。王氏把满族与汉族之间的差别比作玉石与白雪之间的差异，二者虽然都是白色，但性质却完全不同，说得更难听一点，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像同样颜色的人与马之间的差异，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李国祁，1970：22）。确实，汉族所拥有的文化使之与夷狄区分开来，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他提出下述论点：“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异类” （引自Langlois，1980：364）。尽管王夫之可能代表了当时一代人中最极端的观念，但是，明清之际的数位著名学者都抱持着夷狄不可被华夏同化的观念[参见Onogawa（1970）以及吴蔚若（1970）]。

尽管清朝皇帝在使自己被接受为合法的天子方面毫无疑问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们最终却无法彻底压制民间或知识精英阶层对其统治所做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抵抗。清朝统治初期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所写的反满的论著，再加上描写清朝实行屠杀的故事集《明季野史》，在19世纪中期以后重新出现（吴蔚若，1970：263）。例如，章太炎声称自己是在家庭和浙江社会的传统熏陶下长大的，那里的传统认为，保卫汉族、抵抗夷狄，与保卫统治者的正义同等重要（Onogawa，1970：216）。确实，汉族的排外主义在18世纪末似乎达到高潮，当时，越来越多的汉人与非汉人为争夺越来越少的资源而发生冲突（Naquin and Rawski，1987）。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自鸦片战争之后，华南地区对外国人势力日益嚣张所进行的抵抗开始，一直到1898~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为止，不仅知识分子中，就连普通民众中也希望国家会保护帝国的文化与人民（Wakeman，1966；Esherick，1987）。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受其影响，但是，对政治群体的这一表述已扎下牢固的根基，并成为19~20世纪一股强大的动员力量。

由此，帝制时代中国社会对政治群体的表述，至少可以分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先天性原则之上的排他性的以汉族为中心的表述。第二种是建立在中国精英阶层的文化价值观念与学说基础之上的表述。就文化主义而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是优越的，但并不排他。通过教育和模仿，夷狄可以成为群体中的一部分，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并与其他缺少这些观念的夷狄区分开来。因此，文化的观念类似于族群的观念，其表现在于，两者都要定期对其政治化的群体进行规范与界定；差别只在于规范与界定的标准有所不同[18]。

在历史上，两种表述既相联系又相分离。在任何时候，为实现此或彼所做的努力，效果可能相差极大，实际上是生死攸关的差异，涉及谁将被接纳加入群体，谁将被拒于群体之外。不过，正如约翰·芬彻尔曾指出过的那样，“文化主义”与“种族主义”相互纠缠在一起，致使“历史学家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语汇给传统中国的政治群体作出一个绝对性的定义”（Fincher，1972：69）。芬彻尔阅读了反对蒙古统治的思想家方孝孺（1357~1402）的著作。方氏面对着大多数士大夫支持蒙古统治的局面，对汉人与他比之为畜类的蒙古人作了明显的种族主义式的区分。不过，如果说汉族和夷狄之间的界线是不可逾越的，是基于生物性的事实，那么，方孝孺仍然只能算“半个种族主义者” （Fincher，1972：59）。中国人既然奉夷狄为君，则自己已经堕落为夷狄，这样一来，他又提出了文化主义的原则，尽管是从反面提出来的，即：生于华夏并不能确保其华夏身份。我们将会遇到若干个此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事例，我们可以利用这一“补充”的观念来把握“文化”与“种族”之间的关系。此种补充蕴藏着对于现象的完善既分离又必不可少的矛盾。这就使得“种族”与“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更加复杂化，我们在前边所讨论过的一些史学家发现此种情况有助于他们解释现代民族主义[19]。

对黑格尔而言，中国和印度古代文化各自代表着缺乏一种精神的充分发展来对之加以补充。在这些文化中，精神取得了一定进步，但都未能达到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统一，缺乏大一统与多样性的统一，而后者正是构成自觉的东西。中国具有客观的国家制度理性，但国家及其法律只属于一个人（皇帝）。这些法律就像“外来者”那样统治着个人，而个人则像没有意志或能力的孩子听命于其父母一样。在印度，对内在的主体性的思考导致了对于现实的否定，印度的特性是梦幻天国中的精神（Hegel， 1956：140），从而否定了作为理性化身的国家意识。这样一来，如果中国可以看作国家之外无其他的话，印度的政治存在给我们展示的则是只有人民而没有国家（Hegel，1956：161）。在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中，此种缺失的互补性似乎起着重要的原型之类的作用。

关于印度缺少国家的观念，或反过来说，印度社会（即种姓制度）过于强大的观念，深深地烙入了印度学或对印度的一般认识之中，以至使大家对前殖民时代印度拥有整合的政治群体的说法持极端怀疑态度。让我们来看看婆罗门教的宇宙观，因为在许多方面，婆罗门教的世界主义（比印度教更具体、更好用的一个词）被解释为类似于中国的文化主义。安斯利·艾姆布雷曾对其特点作过如下归纳：它包括世界秩序的观念和婆罗门在维持及解释此种秩序中的作用；它包括多层次真理的观念、理性的社会等级观念、因果观念、轮回观念以及达摩的观念（宗教或道德责任）（Embree，1985：23~24）。就像在儒家思想中一样，婆罗门教的世界主义并不依赖于国家权力的运用，而是相反，从外部对国家施加影响和控制。

可以肯定，像艾姆布雷这样的学者相信，在某些方面，婆罗门教确实为统一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历史基础。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婆罗门教的经文就已成为印度统治者的政治和社会合法性的源泉。再者，这些经文对次大陆的自然边界有一定了解，并意识到亚利安王国（印度亚利安语领土）是一种文化区域，拥有共同语言和价值观念（Embree，1985：27）。不过。他相信，正是此种婆罗门教义使国家无法将其他团体或社群合并于一个国家之内，因为其世界主义经常将印度统治者的注意力从实现这一目标上吸引开，走向一种非领土化的世界秩序（Embree，1985：32）。艾姆布雷的观点总的看来似乎是想说婆罗门教一方面为文化群体提供了框架，但却没有、也无法产生出现代国家的出现所必不可少的文化与政治的统一。

不过，更近一个时期的研究表明，上述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可能并不成熟。正像中国的文化大同主义由于中亚大侵略而相对化一样，婆罗门教的印度也受到11~14世纪中亚大侵略的重大影响。在一篇对这一时期及此前的《罗摩衍那》叙事诗所作的精细的分析中，谢尔顿·鲍乐克发现，这一叙事诗成为创造对于中世纪印度政治化群体表述的主要手段。而印度其他著名的叙事诗情形则有所不同，如《摩诃婆罗多》，在这部叙事诗中，政治权力的问题——“人是权力的奴隶，而权力则非任何人的奴隶”——严格地说，并没有解决，因为随着手足相残的斗争而来的是深层的道德混乱。正如鲍乐克所指出的那样，《摩诃婆罗多》一诗中不仅敌人没有被“他者化”，相反，他们念念不忘的是“被兄弟化”（Pollock，1993： 281~283）。

相比之下，《罗摩衍那》对政治权力的反应则是毫不含混地将国王罗摩神圣化。在鲍乐克看来，神圣的国王是世界上惟一能够打击邪恶的人，邪恶本身被“他者化”，或更准确地说，是被“妖魔化”。11~14世纪目睹了土耳其对印度的侵略，而到这一时期结束时，穆斯林的政治控制或多或少已经建立起来。这段时间刚好是《罗摩衍那》中的神圣政治秩序开始随着各王朝的历史通过《罗摩衍那》的叙述结构来阅读政治世界而历史性地扎根的时期（Pollock，1993：273~277）。尽管鲍乐克提供了很多事例，但尤其清楚的则是对历史上的统治者普拉特维拉其二世（12世纪）的明确认同，把罗摩神圣化，而敌人即来自中亚的土耳其人的势力则被明确妖魔化。《罗摩衍那》造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观念，它建立于对自我与“他者”的明显差别的基础之上。

因此，相对化又一次潜入了宇宙观并生产出一种对于政治群体——这里是印度的政治群体——的表述，其中，文化与政治是融合于一体的。鲍乐克同时强调，《罗摩衍那》一再被中世纪印度的精英分子工具化，以便提供一种“政治目的论和关于‘他者’的象征学”（Pollock，1993：286）。当然，这显然并不是指所有自认为是印度人的群体中真正的身份认同，也不是指领域上与整个印度相吻合。相反，它只是政治群体的一种表述，它可以与此群体认同，并围绕这一群体来进行动员。移民、旅行、朝圣常常是跟随着商业性的网络，也许在中世纪时还得到了加强，这些观念和礼仪随之被带给了更大范围的信徒。朝圣也许是最佳方法，通过朝圣，宗教群体从礼仪上、从空间上都可以摆脱限制。在印度，朝圣中心代表着一种相互联系的、范围广达整个次大陆的领域，它不仅是一种神圣的空间，同时，在居住于这一领域的妖魔化的“他者”面前，它还是印度的神圣空间。

虽然印度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成功地建构一个政治化的、跨越次大陆的宗教群体，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它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的，从12世纪的普拉特维拉其二世到18世纪的马拉特国王或斋蒲尔的斋辛格，好几位统治者都曾试图实现这种象征。与此同时，为实现婆罗门教有关印度群体婆罗多之地或亚利安之地的目标的努力受到了创建地区性政治群体的运动的抵制。对于18世纪那些继承蒙古帝国的邦国，例如锡克国及马拉特国等来说，有关地区性王国的文献十分丰富。从一个层次上来说，这些18世纪的政治群体是围绕着正在兴起的资本市场、专业服务阶层、现代欧洲军事技术及常备军而发起的建国过程的产物（Bayly， 1983）。

在另外一个层面，它们又是围绕着中世纪的信仰崇拜而建立起来的，已从语言上将宗教整合于其中。这些创造了地区性身份认同的民间文学的信仰相互调和的倾向与上述所归纳的政治群体的泛印度模型共存于一紧张状态之中[20]。例如，K. N.魏高尔（Wagle，1989）揭示了18世纪的马拉特王国的马拉特人的印度编年史家、穆斯林圣人以及地方法官是如何寻找途径来创立一种兼容并包的、地区性的相互适应与妥协的传统，尽管印度与穆斯林之间的区分仍然十分显著。

最后，有一种鲁道夫夫妇称之为次大陆帝国的政治群体的观念。对那些把南亚作为帝国来统治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支配性的理想。根据鲁道夫夫妇的观点，次大陆帝国是一个起源于古代的政治体，它承认“秩序井然的多样化”，承认明显不同的文化与功能群体的合法性，但各群体之间是“作为孤立的种族而存在的”（Rudolphs，1985：43）。在此观念中，国家权力受到社会自我约束的自治要求的制约。这一理想固然受到婆罗门教经典的支持，但它同时也透露出蒙古人和英国人的理想。这一政治观念的性质既如此，就很难想象它是普通人或普通群体中的身份认同的对象。不过，在历史记忆中，这一传统一直被阐释着，它一直存活着，就此而言，它也许对现代印度民族主义有关“多样性中的统一”的话语有着重要影响。

仅仅把前现代的印度和中国的特点归纳为天下或世界帝国、其精英（清朝官员或婆罗门）只对普遍的价值观念感兴趣、其农民则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生活，可能并未把握住这些社会能动而复杂的本质。个人、阶层或群体不仅认同于此处所列的一种或数种不同的群体表述，而且也认同于其他身份，如省籍、语言、教门等。同时还应注意到的是这些表述的不稳定性、交叉性、互补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认同。下一节将考察某些表述被动员起来用以创建高拱的、封闭的群体的基本过程。尽管这样一个自觉的历史群体可能在以后会从社会的意义上消失，但其遗迹却存活于历史记忆之中并不时前来光顾现在。

二 群体封闭的解析与承异的叙述结构

历史群体是如何将具有多种政治群体表述的社会改造为单一的社会统一体的？这一过程涉及通过对自我的相对于“他者”的特殊构建来确立社会与文化界限。分析这一过程对于我有关历史的主要论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封闭的过程与历史的和现实的群体均有所联系。此外，此种分析将避免把历史说成无中生有的发明，而侧重揭示改造过程中历史的和文化的资源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群体可以看做不是界限明确的团体，而是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变动的边界，限定着其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这些界限可以是刚性的，也可以是柔性的。一个群体的一种或多种文化实践，诸如礼仪、语言、方言、音乐、宗法或烹调习惯等，如果它们代表着一个群体但又不阻止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分享或自觉不自觉地采纳其他群体的实践，那么，它们都可以看做是柔性的界限。相互之间具有柔性界限的群体有时对差异已全然不觉，以至于不把对共同界限的破坏当做一种威胁，甚至最终会完全融为一个群体。因此，饮食和宗教习俗方面的不同并不妨碍回、汉群体之间共同拥有一系列的习俗。重要之点在于，他们容忍共同拥有某些界限，同时又保持独有的界限。

当群体界限的观念被改造，即当柔性的界限变成刚性的界限时，新的民族已经开始形成。当一个群体成功地将一种传承（descent）与/或异见（dissent）的历史叙述结构施加于他样的和相关的文化实际之上的时候，此种情况便会发生。我将斗胆自造discent（承异）这样一个解构性的概念，来强调传承和异见两词的互通性。它揭示了对历史的溯源是如何常常和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联系在一起的。对起源的叙述相当于一个模板，文化之布在这块模板上裁剪、成形、赋以新义。当这一叙述结构应用于文化材料上时，相关群体的构成主要不是通过新的文化形式的创立甚至传统的重新发现，而是通过改造群体界限的观念。对源流的叙述结构被用来划定与动员群体，其方法通常是提升某些特定的文化实践，诸如语言、宗教、共同的历史经验等，使之作为群体的基本原则，从而提高群体相对于邻近其他群体的自觉性。具有确定的边界的群体不仅重视其差异，而且对于采纳其他群体的习俗渐成不忍与怀疑的态度，同时努力以某种方式来区分他们所共同拥有的实践。在此种意义上，具有刚性界限的群体希望相互之间存在差异。

由于叙述结构成功地利用某些文化意义来作为群体的基本原则，它规定着群体的构成，规定着哪些人属于群体，哪些人不属于群体，规定着什么人具有特殊地位，什么人不具有此种特殊地位。这样，如果共同的历史（或儒家的礼制）的地位超过语言与种族，那么，语言与种族就总是一种潜在的替代性的叙述结构，可以对民族界限作出不同的划分。因此，在刚性的界限所确定的群体内部，总存在着一些其他柔性的边界，这些有可能变成新的刚性的边界，或出现新的柔性的边界并变成新的刚性的边界。（以下所探讨的）复线的历史将特别重视这些正在兴起中的叙述结构，重视这些常常被主流话语所消灭或利用的叙述结构。

此种分析模式向那种认为群体是稳定的、像物种进化一样逐渐形成一种民族自觉的观念（历史）提出挑战。它强调为了实现特定的认同目标而在文化表述的网络之中的有意识的动员运作。以下各章考察各种各样的角色——通常是不同群体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家——是如何发明或利用现有的叙述结构来重新划定具有多种认同的集体边界与身份认同的。但是，不论这个结构是多么牢固，它最终都将被解开，受人重视的、用来组织此种认同的实践亦会随之改变。

我们看一看满族身份认同的历史。清朝（1644~1911）是由满洲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对其所统治的汉民族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一直抱持着十分矛盾的心态。在其统治的初期，它极力使用各种方法，如严禁满汉通婚，严禁汉人移居满洲里，严禁满人学习汉族习俗等，试图以此来保持满族的特性。然而，最终不仅移民和通婚的禁令无人理睬，而且满族所承袭的汉族政治体制也使之淡化了与其所统治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但与蒙古人不同的是，满人很早就认识到政治的本源在于文化，因此他们不仅很快就成为精英文化的资助者，而且同时也成为汉族民间神关帝和马祖等等的资助者。结果，到18世纪时，就其社会与文化关系而言，居住在其东北故乡以外的数百防营中的满族群体已经不识满文，与其家乡的传统也已失去联系，完全融合到汉族群体之中（Crossley， 1990b：3，30；Kuhn，1990：68~70）。

不过，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强大的趋势也在发展中，试图重新支撑或建构起满族的身份认同。最引人注目的是乾隆皇帝（1736~1795）所做的努力。他创造了对于满族源流的经典叙述，即《满洲源流考》，对此，克罗斯雷曾作过探讨（1987）。《源流考》把满族部落的传承上溯到东北地区最初有可信记载的人类，从而证明了其“种族”的独特性，克罗斯雷称之为“基于祖宗传承的、不可改变的身份认同”（1987：762）。除此之外，该书还盛赞满族是地区性帝国传统的继承者。此种传统独立于（异于）汉族的中华帝国的传统，而与12世纪的金朝有极密切的联系。可以肯定，要统治一个既包含汉族又包含中亚地区政治群体在内的大帝国，它必须构建一个更大的权力表述，而对于源流的这一考证，无疑在其中起着一定作用（Crossley，1987；Kuhn，1990：69）。正如克罗斯雷所评论的那样，由于每一个“种族”群体，无论是满族、蒙古族、汉族或其他各族，都有与本种族相应的地位，因此，儒家的天下观念被种族排外性所抵消。这些种族与皇帝的关系是由其祖先在创建及建设国家的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而确定的（1987：780）。不过，此种把种族作为界定群体的基本原则的叙述结构，也是皇帝担心满族文化彻底灭绝的结果。因此，乾隆皇帝力任保卫满族语言与价值观念的重任，并严惩那些忘本者（Kuhn， 1990：66~68）。

乾隆皇帝此举的结果，同时加上太平天国时期开始特别突显出来的汉族种族排他主义的影响，致使满族的身份在19世纪后期悲剧性地膨胀起来。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当英国人开始向扬子江下游的浙江城市发动进攻前的数日，城里的紧张氛围导致防营中的满族兵勇与汉族民众之间的敌对情绪。满族兵勇以叛国罪屠杀了无数的汉人。爱略特证明，无论是事件中的幸存者还是当地的历史学家都把整个事件解释成族类冲突（Elliot，1990：64）。越来越紧张的关系最终导致太平天国及辛亥革命时期满族旗人及其家人被大量屠杀（Crossley，1990b：130，196 ~ 197）。民国时期，满族不敢公开自己的满族身份，只能悄悄地在家中向子孙口头传授民族传统，以此维持自己的身份认同。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以后，满族的身份认同不仅在其少数民族地位中得到了表述，而且据克罗斯雷的观察，还于1981年在台北成立了满族协会（Crossley， 1990b，216）。

满族对于独立的身份认同的追求可以回溯到把“种族”作为界定群体的标准的话语。其悲剧性在于，这一话语迫使一个已经即使没有完全汉化也已经是高度汉化的民族背弃业已成为其自身文化的东西。不过，如果把满族身份认同的发展及汉满关系恶化的过程看成一种不可避免的进化趋势，则是违背我在此极力建立的分析模式。克罗斯雷非常敏感地注意到满族对此种身份认同的矛盾性，而士大夫阶层中的领袖人物在其民族主义中坚持天下观念，将满族也包括在中国之中。可能在这一方面最难理解的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各种教门及义和团“乱民”，他们在企图驱逐可憎的洋人过程中，支持清廷，认清廷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正如第四章中将会证明的那样，民间文化中这些与满汉之争背道而驰的趋势正蕴藏着替代性叙述结构的种子，却被革命党人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承异叙述与群体自我界定联系，不仅适用于少数民族如满族或蒙古族的民族主义，而且适用于不太显著的族群，包括汉族内部区域性及地方性的群体，如广东人，如所谓的“亚族群”，如民、回民、苏北人等。例如，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就是由中国南方的客家少数民族所领导的，他们从基督教的经典中找到一种有关起源的叙述结构，把自己描述成（上帝的）“选民”。在反对更早在华南定居者的长期艰苦斗争中，这种叙述结构赋予他们这一崇拜上帝的群体一种使命。他们把更早的居民看成是偶像崇拜者，并把自己的传统渲染为汉族的传统，实际上他们也是这一传统中一个非常含混的组成部分。随着运动向帝制方向发展，客家把这种反偶像的观念与早些时期汉族反满斗争的话语结合起来（Kuhn，1977）。太平天国富有启发意义，它表明，由赎救式的承异叙述所界定的群体，在另外一种政治场景下，不得不重新考虑其身份认同，乃至多种身份认同问题。

在此种群体封闭性的分析中，有几点需要指出。首先，尽管所分析的主要是现代民族主义建立之前的一个时段，但这一过程同样与现代民族主义相联系。此外，对于承异叙述的概念化，同样与现代相关联，表明排他性或独霸性的身份认同通常不是无中生有的，往往是在利用现存的关于群体表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尽管在此过程中有很多东西会流失，会被改造。最后，在前现代及现代社会中，表述、叙述结构和身份认同的多样性继续存在，尽管用于封闭和抵抗的技术和组织手段在这两个时代中有所不同。

三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与历史问题

现在已经清楚，民族主义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其政治自觉，而在于其世界性的民族国家体系。这一体系视民族国家为惟一合法的政体形式。整个上一世纪中，它已扩散至全球。从外部来看，民族国家在明确的、虽不无争议的领土界限内宣布自己拥有主权。从内部来看，国家声称自己代表全民族所有成员，并由此逐步扩展其社会功能，（此种扩展）经常以牺牲地方权力建构为代价。例如，在过去100年中，随着管理少年儿童的制度性法规扩展到各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中，“儿童”已越来越被纳入国家法律保护之下（Boli Bennet and Meyer，1978）。尤其要牢记，民族国家的形式是由这种全球体系所产生的一系列话语所支撑着的。我们已经看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如何将种族和历史及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后来，反帝理论，乃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来支持民族国家。与此同时，这些民族国家也不得不面对他们所统治的社会内部的其他替代性或历史性表述的挑战。

民族国家有关领土的概念也有一段历史，威廉·迈克奈尔将之归纳为欧洲民族国家竞争体系的历史。从早在公元前1000年时开始，这些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设法增加其资源、人口、军事技术等。在竞争过程中，这些国家无论从内从外，都逐渐依赖于资本市场，这又进一步加快了其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相互之间的竞争（McNeill，1982）。终于，罗马天主教开始支持其中一些正在兴起的地区性的王国，赋予他们一种主权理论，但并不强求他们实现世界性的帝国。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世俗权威与神权权威的分离，或合法性的资源与实际权力运作的分离（Armstrong，1982）。此种国家概念的结果，首先见之于法国大革命，在领土之内莫非公民的概念中得到了典型的表现（Eley，1981）。

然而，当代民族国家中没有一个是此种领土意义上的民族。即使在欧洲现代初期的国家中，君主也要把领土主权理论与族群结合起来，才能创造现代民族国家（Armstrong，1982）。大多数历史的、被定义为自觉的、乃至政治化的群体的民族，也许并没有把自己想象为领土主权性民族国家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与此同时，现代民族寻求其统一的根源时，并不是从领土观念中寻找，而是从利用特定的原则，如语言、种族、宗教（以及压抑其他）等来界定民族的叙述结果之中去寻找[21]。正如巴利巴（1991）及其他人士所指出的那样，领土界线本身即可获得一种显赫的地位并为其公民带来强大的归属感，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就是这些领土性的认同也不能不建立在某种虽有争议但却是传承下来的对诸如“中原”或亚利安国之类的故乡认同的叙述结构之上。

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形式与内容是世代相传的有关群体的历史叙述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性话语之间妥协的产物。至于说到历史影响的性质、过去在现代中所起的作用的性质，问题依然存在。米歇尔·福柯步尼采和本杰明的后尘，对历史连续性的观念作了令人信服的批评。我的分析只能在他重新阐释过的“谱系学”定义之下进行并以之作为打破历史连续性的方法，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谱系学并不妄想让时光倒流，超越被遗忘者的散失，而恢复不间断的连续性；谱系学的任务并不是要揭示过去活生生地活在现在……预决了千变万化的形式……相反，要探求传承的复杂过程，就要把过往的事件保持在适当的散失之中（Foucault，1977：146）。

散失是这样一种时刻，从事谱系研究的历史学家必须尽力从中发现“反记忆”的东西。但是，我们在用一只手把握住过去的散失的同时，也要用另一只手把握住过去的传承的现实。

在我的脑海中，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传承的真实性，而在于其形态，正如后边将论及的那样，它迫使我们把历史看成一种同时兼具散失与传承的二元性或复线性的运动。最近以来，学者在研究各种创造、建构或想象过去的运作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传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创造的过程。为了承认自己是一个群体，每一个群体都必须在现在创造一种有关过去的自我的可信的形象，即在新的、变化了的现实中找到自我。当现在完全被一种外来的话语统治时，这种差异对我们来说就尤其惹人注目。不过，这不应该掩盖一个事实：过去与现在的结合是不断进行的、真实的。

当然，怀疑者也许会认为，如果每一个传承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创造，那么，不管怎么说，过去还是没有真实性可言。在此，我将再次回到李科尔发现的小说与历史或历史学之间的互补性和差异性。两者都由叙述结构来表达，把事件展示（或重新塑造）为一种众人能够理解的结构，特别是要协调人类有限的时间与宇宙无限的时间之间的困境或不一致之处（Ricoeur，1988，3：104~106）。历史的重构通过特定的、可以观察到的与过去的联系，如四季的循环、生物的代谢，特别是有关过去的文献、碑刻等“遗迹”，来处理这一难题。小说则创造“与受历史影响而产生的宇宙重建有关的想象的变体”（Ricoeur，1991：351）。由此，历史学家不同（于小说家）之处，在于通过他（她）的才能，进入遗迹的世界，探讨可以观察到的过去。

关于联系物特别是遗迹的观念中，李科尔寄托了一种（不确定的）有关过去的真实的观念[22]。作为过去的物质性的存在，遗迹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它是一种易受因果律影响的物品，但它同时也可解释为一种象征符号，一种意义。李科尔称之为“象征效应”。这样，文献或碑刻是重构过去的物质基础，“与过去的那一真实的过去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Rosen，1993：68）。作为一种象征符号，遗迹被人们解释着，但是，这一遗迹所蕴涵的意义超出了“任何对之赋以某种象征意义的企图”（Ricoeur，1988，3：125）。它是对于过去的一种象征，其物质性表现在于，尽管不断有人在对之进行解释，但它却不会因此而被穷尽。

关于遗迹的观念也已经开始成为理解过去如何传承或递交的主要方式。玛瑞安·赫布森在讨论德里达关于遗迹的概念时，曾把历史比拟为一系列的答复电话。她引述德里达论述胡塞尔的话说：

一份已经接收到的可读的文献，使我有可能再次反过来质问传统所传给我的（这些东西的）最初的、全部的意图是什么。本身只是媒介的后者的存在，以及总体上对远距离通讯的开放性就正如胡塞尔所说的对不断的质问开放（Hobson，1987：110）。

我把遗迹的作用看做类似于李科尔所说的“象征效应”：历史就像打给我们的电话，我们必须大体在其框架之内对之作出答复。这样，现在的我们与来自过去的打电话者共同成为创造过去者。我们怎样回电话，回电话时相互之间有多大差别，反映出我们现在的处境与创造性[23]。铁亚斯温尼·尼兰亚那所建立的用来解释历史扩散过程的“翻译”模型与此相关相联。她认为，瓦尔特·本杰明在其晚期著作中把历史学家的任务等同于翻译家的任务，“过去”是一门“外语”，但此种外语是可以翻译的。翻译不可能复原某种原初性的东西，但通过语言的亲属性，它必须意识到“关键的联盟”（critical constellation），此种联盟的文本/过去的残片恰恰就是在翻译/现在中得以发现的（Niranjana，1992：114，117）。因此，虽然并没有与过去直接决裂，但传承也不是直接因果性的，在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种“中继”，一种翻译或“回电”。

把传承理解为一种翻译或“回电话”或对过去意义的重建，涉及与业已散失的过去、完全异质的过去的重要关系。遗迹或事件的意义的传承是以压抑或利用（有时是协调）其他因叙述的象征与结构所造成的遗迹或事件业已散失的意义为前提的。尤其重要的是，要把握住传承试图利用、掩盖或压制业已散失的意义的具体过程，因为正是通过此种对抗性的关系，我们才可以看见民族国家范畴之外的历史，就在传承性的行动试图利用业已散失的事件的那一刻。此外，我们之所以有幸审视这一时刻，是因为想利用它的力量不只一家——想象建国的方法并非只有一种。正是在对历史事件的意义的竞争中，我们得到警示，注意到过去散失的意义是如何被利用来建构线性历史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辛亥革命前的那些年间对民族的现代表述与历史的表述是如何进行斗争的。当时，现代民族主义在知识分子阶层开始扎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继承了儒家关于群体的文化主义观念。尽管康有为受到现代观念的影响，但他所抱持的有关政治群体的观念却是吸收了儒家的文化主义观念。有关此点，以下事实即是明证：他终生致力于保皇（保皇会），在当时的场景下，此举决非对于君主制的怀念。由于当时的君主是满族人，而非汉人，因此，这意味着康有为相信，（无论是好是坏，）群体是由具有共同文化的人所组成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种族或少数民族群体。

在与反满的革命党人章太炎的论战中，康有为引述孔子，论证孔子尽管曾经提到过夷狄，但是所谓的夷狄观念，是指缺少文化或礼制，如果他们确有文化，那么，就应当以中国待之。康有为列举文化群体的记忆宣称，战国时期，吴国和楚国曾是不同的国家，但到汉朝时，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样，尽管满族在明朝时是夷狄，但他们现在已有中国文化，因此，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人。康有为质问道：中国是否必须消灭满族以便建立一个新的民族，还是现有的民族国家应该在和谐的基础上包括所有少数民族，包括满、汉、苗、回、藏等族？ （Onogawa，1970：245， 249）[24]

诸如章太炎和汪精卫之类的革命党人反对上述观念。他们援引的是在1900年代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下获得新义的种族中心主义传统。当然，章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其思想很难简单地概括为哪一个流派，但他和汪精卫成功地为新群体描绘出一个对他们那一代人颇有说服力的形象。对王夫之进化论观念的辩证解读掺杂了新的种族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这为旧种族主义换上了新装。因此，每一个群体都在与有争议的传统进行着对话，这些传统都是真实的，并且无法完全纳入到现代话语之中。

我们通过考察革命意识形态的表述与语言结构，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复杂交易。例如，有好几位学者（DikÖtter，1992； Price，1992）已经指出了家谱或家族传承这一也许是帝制晚期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的价值是如何被“翻译”（用尼兰亚那语）并用以发展现代种族观念的方式。从家族之所以能够过渡到作为以血缘维系的群体——种族——的观念，主要是利用了象征性的“族”这个共同的语义源来指称小群体或种、类的传承[种类一词在17世纪的王夫之看来，意义非同一般（DikÖtter，1992：29）]。像陈天华、邹容、宋教仁等革命党人都能对这一象征符号的游戏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忠”之类的情感操纵自如。因此，陈天华才会宣称：“汉种是一个大姓，黄帝是一个大始祖。凡不同汉种，不是黄帝子孙的，统统都是外姓的，断不可帮他的。”（DikÖtter， 1992：117）根据冯客的看法，“种族”已成为一种虚构的生物统一体的象征，在外敌入侵面前，它可与家族的忠诚联系在一起（第71页）。唐纳德·普莱斯认为，正是扩张的、重新界定的“孝”使得对于民族的表述得以蕴藏于新的、黄帝的共同子孙这样的观念之中。向满族进行民族复仇现在已经成为子孙必须对祖宗承担的义务，不管他是不是自己的直接祖先（Price，1992：1052~1053）。

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初期反满思想的重要著作，都强调历史观念助成了向进化论式的种族国家观念过渡的方式。通过把种族与更为具体的家族的文化组织联系在一起，革命党人得以构筑一种陌生的叙述结构来作为其有关起源的叙述结构——正如第一章中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强调历史的与非历史的种族之间的斗争。这样，他们就可以动员现存的文化象征来构建一面群体之墙，把满族挡在墙外。与此同时，新的历史的进化论叙述结构也在试图重建并从而利用现存的象征与实践业已散失的意义。祖先崇拜、孝、宗法术语（参见第四章中有关“兄弟会”的讨论），这些宗族内部的词汇开始被引转到种族与民族上来。传说中作为民族象征的黄帝开始主导20世纪前数十年民族主义话语，一直到1941年都继续被官方尊为种族始祖和民族的奠基者。1957年，黄帝教获得批准在台湾创立（DikÖtterr，1992：116~117）。无论是简单连续的观念还是发明的观念，都无法准确描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奥妙的交易关系。过去并不仅仅以在现在之中的延续而塑造现在。它促成了对现在的改造并在此过程中使自己也得到改造。注意到占主导地位的叙述结构企图扭曲并动员现在的象征与实践的意义所使用的方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历史的更好的开端。

革命派的立场也保留着诉诸有关群体的对立的文化主义模式来作为自己的补充的能力。世纪之交时革命党人对于种族记忆的诉求并不仅仅局限于把满族“他者化”的过程。将汉族重建为民族主体必然威胁到其他非汉族的群体，对此，康有为已经早有警告。大的少数民族群体都把自己看做清帝国的一员，是与被迫纳入清帝国的汉族平起平坐的，而且他们并不把清帝国等同于中国。1911年清朝的灭亡为他们创造了争取独立的机会，而种族民族主义又为之提供了（独立的）迫切性。革命党人既然把民族与种族等同起来，就很难反对日益发展的蒙古独立运动及独立的蒙古国的建立（Nakami，1984），也无法对付西藏和新疆的危险局面。正是在这些事例中，孙中山和新建立的民国领袖试图用自己的政敌即维新派和清廷所阐释的文化主义民族观的叙述结构来补充自己的种族主义的叙述结构。中华民族开始由“五族”（满、蒙、藏、回、汉）组成，从而中华民族继续承袭着大清帝国的边界线，正如印度民族试图根据大英帝国的构想来重建一样。种族作为民族基本成分的叙述结构本身也烟消云散，或许被纳入了更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历史经验的更大的民族主义的叙述结构之中。

在印度，若干种政治群体的形式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一个竞争的框架。我们可以从19世纪后期出现的作为印度民族主义代表的印度国会这一复杂的团体中，发现这些历史观念。例如，J.尼赫鲁和泰戈尔的世俗型（的政治体的观念）援引的是次大陆帝国的理想化的观念。鲁道夫夫妇（1985）指出，所有这些南亚帝国都是建立在宇宙性的统治者的经典观念的象征之上：阿克巴在波斯沙汗沙（Shahanshah）观念中重建了印度转轮王（Chakravartin）的观念；英国人利用蒙古的礼制和语言来复建其帝国政权。因此，殖民者与征服者加强了政治结构的过程，通过它，群体与地区性的王国开始合并（而不是包容或消灭）于一个有序的异质体之中。

尼赫鲁也许是第一个把次大陆帝国的历史加以叙述结构化，使之成为著名的世俗化的印度史。在他看来，所谓的印度就是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宗教的世俗的统一，其中的每一个都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对他而言，印度教及其成就只是构成印度的伟大性的源泉之一，构成印度的伟大性的还有佛教、土耳其皇帝、传统的科学等。在他看来，印度史是最好的证明，表明印度人有能力（必要）在“多样性中保持统一”。印度史的高峰是阿育王、笈多诸王、阿克巴及蒙古大帝统治时期，他们都试图建构一种能够容纳次大陆所有文化多样性的政治框架。尽管这一理想化的版本在当代印度遇到了来自强大的建国过程的抵抗，但是，对于有序的多样性的记忆或多或少保留在印度世俗主义中，这里所说的世俗主义并不是指严格的政教分离，而更多的是指国家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Nehru，1962：121~128）。

作为新的政治体基础的婆罗门教世界主义的记忆，经过19世纪东方主义话语的过滤之后，被以世界主义及其封闭的补充这样分裂的形式加以利用。其世界主义的形式经由阿罗宾多（Sri Aurobindo，1872 ~ 1950）等人的阐释，并影响到甘地。阿罗宾多强调“梵我一如”（Adyaita）派的印度教，一种激进一元论的信仰，相信万物一体，而不承认宇宙之中还有许多独特的实体这一现实。在此高度抽象的体系之中，创立了一种群体性的框架，用以把内部各种异质的成分吸纳或者容忍于主要是婆罗门教的世界主义之中。当然，诸如阿罗宾多和甘地之类的思想家必须制定策略来自圆其说，即必须把这些世界主义的东西容纳于其最终的民族政治群体之中。他们的策略之一就是设计出东方精神、西方物质这样的二元论，印度在其中保持着真正的印度精神的起源及其优越地位。

婆罗门教世界主义的补充最近威胁要克服其世界主义，这个补充便是对亚利安民族空间的历史记忆，其典章可上溯到中世纪的政治作品《罗摩衍那》。最近表达出来的这种印度民族主义受到广泛注意，因为它发起了大规模的动员运动，试图收回在阿约提亚的据说是罗摩诞生的地方。该地一直是穆斯林的寺庙，直到1992年12月才被印度民族主义者拆毁。阿约提亚的被毁只是印度民族主义者从19世纪末以来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中的最新一次表现，护牛运动，倡导宗教仪式以占领公共空间，占领穆斯林寺庙等，均是该派所为。像（中国）反满的革命党人一样，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其承异的叙述结构中强调为祖先报仇的观念，通过报仇的话语，他们试图把民族主义的意义融入地方神、地方问题及地方冲突中。世界主义对印度民族主义毫无用处。民族主义者宣布同一的印度特性（Hindutva）是衡量可否纳入民族国家的惟一的或最优的标准。为此，他们极力把地方群体相对较为宽松的边界改造为高拱的刚性的民族群体与穆斯林“他者”之间的界限。这一努力让我们想起中世纪对印度群体的表述中那种激进的“他者化”的过程。尽管从表面看，阿罗宾多和甘地的强大的世界主义似乎已经远离了此种彻头彻尾的地方自治主义，但实际上，印度民族主义的补充物可以很容易地利用其思想中对外人的矛盾之处。

复线的观念如何才能证明现在与其多样性的、相互竞争的过去之间的这些复杂的交易？复线的历史注意散失的历史被利用及一旦可能时又重构的时刻与方式。章太炎在20世纪初期有关种族群体的叙述结构中，可能突出强调了17世纪思想家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观点与同时代的话语是一致的，其中包含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这些都被用来建构民族主体。17世纪时满族被认为是掠夺成性、没有文化的夷狄，但到1900年时，此种形象却被另外一种话语所利用，（此种话语）把满族看成原始民族，一心一意要把中国压在民族等级中的最下层（参见第四章）。同样，当阿罗宾多或钱德拉（参见第七章）提出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的二元论时，他们有关传播古代世界主义的诉求代表的也是对此种世界主义的利用，以便建构一种被殖民者的东方主义的话语，要承认此点，就要把过去放在福柯称之为“适当的散失”之中。

此外，此种利用发生于某种特定的话语中，常常会抹杀或压抑同时代其他与之竞争的历史话语。自世俗的民族主义在印度占优势以来，在垄断民族形象（塑造权）的西化的社会阶层中，宗教民族主义的叙述结构一直受到压抑。因此，直到最近，从教科书到研究专著中的印度史学都始终不能理解复仇的叙述结构的凝聚力，尽管印度独立时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尽管印度和穆斯林之间不断发生暴力冲突。这样，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叙述结构也部分地被与之相对立的儒家对于群体的表述的诉求所淹没，并最终被反帝国的话语排挤到边缘。

如果说复线的历史揭示了历史扩散中利用与掩盖的面具，那么，它也可以引导我们通向接触历史的其他道路，尤其是通向助成叙述结构扩散的历史条件，通向此种扩散的效果。在试图抓住散失事件的过程中，社会力量将之遣返到演化中的叙述结构的记忆中。被遣返的事件通过与过去事件的比喻或转喻联系而重新得到认同，这样，尽管利用的过程重新塑造了事件及其记忆并重构了此过程的直线性，但却并非一个完全随心所欲的过程。并非所有事件都可以用来巩固这种叙述结构。（对事件的）选择是有条件的，是根据历史的和文化的联系逻辑而进行的，正如在革命党人把家族扩展到现代种族观念的例子中那样。解构诸如“族”之类的象征符号的语义转换，可以使我们发现因果的、或至少是条件性的关系。

此外，伴随着每一次重构而来的附加（addition）或“进化期”（evolutionary phase），都对叙述结构造成了某种不容低估的影响。某些叙述结构之所以能够自我坚持，其力量有赖于一连串的历史力量都在追求它们。《罗摩衍那》今天已经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自我认识的工具，原因在于，它作为政治群体的模式的力量来自不同的历史群体对它的追求。虽然它的定期重演反映了其意义的实际散失，但印度民族主义者及其他群体仍一直试图将其意义拉回去到一种看似连贯的历史记忆中，以便作为新一代人重要的政治资源[25]。

因此，叙述结构扩散的真相与力量不应因为它形成于压抑与重构而受到怀疑。通过把新发生的事件逆向联系到一个生动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延伸到了它试图塑造的现在。那么，这不是别的，正是作为历史的叙述结构。正是历史的影响使我们得以把握我所比较的社会中的政治群体的独特性：为什么在现代民族国家崛起前后，“宗教”提供了界定印度政治群体的语言，而界定中国政治群体的则是“种族”[26]。

从分析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把此种叙述结构的扩散视做第二层次的历史（second order history），视做一种经常处于被它企图利用的那些事件的地方化的、散失的以及更真实的意义所证伪的危险之中的历史。不过，在实践之中，意义的地方化与叙述结构塑造真实的方式之间是很难区分的，因为同一个使事件的意义散失的历史人物也可以使之逆转过来，成为大一统的历史叙述结构（例如，第五章所讨论的梁启超的国家主义及第六章中毛泽东的联邦主义）。更重要的是，上述对叙述结构特点的讨论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抛弃作为历史撰述模式的叙述结构。由于我们并没有多少可资理解过去的方式，因此，我不太愿意抛弃这些叙述结构，而是更希望通过澄清特定的方法及叙述结构与现在的联系为什么目的而与过去发生冲突等问题，来提高其潜力。

四 结论

本书描述了中国和印度这样两个典型的复杂农业国家中政治群体的历史表述的多样性，其中包括那些既像现代民族国家又继续与其保持相关性的总体性群体的表述。即使在最近的民族主义理论中，有关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帝国之间的差异的看法实际上也过于夸张。此外，这类观念继续假设一种内聚的、自觉的民族意识与以普遍宇宙观或狭隘地方性为主导的前现代意识之间的认识论差距，虽然这一假设极不可靠。现代民族形成的过程类似于其前驱者，使用的是承异的叙述结构，追溯历史，确认与“他者”的不同之处，从相互竞争的多种身份认同中确定并突出某种身份认同。在两个社会中，这种封闭都不可能阻止替代性叙述结构向政治群体的霸权表述提出挑战。

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土性的主权形式是由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及其话语所塑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群体的表述仍将继续由历史的叙述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之间的交易而塑成。我试图通过复线的历史的概念来把握这些交易。复线的观念表明，看似清纯或连续性的历史语言背后，掩盖着对不同意义的利用。福柯曾论及这些意义是如何通过“替代、置换、变相征服、系统推翻”等方式而被盗用的（Foucault， 1977：151），不过，与此同时，发现利用过程本身使我们得以看到使之有能力（这样做）的历史条件以及利用叙述结构的历史影响。复线的观念也非常适用于变动的、有争议的身份认同的观念，因为占优势的身份容易在叙述起源的历史时压抑或掩盖其他身份。相反，被压抑的身份认同的声音则可以寻求构建一种相反的表述乃至叙述结构（参见第五、六章），这些都是复线的历史应该把握的。

本章一方面继续对第一章中开始的对线性的、因果的历史提出批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那些根本否认历史的人。这些（否认历史的）现代分析家否认历史的二元运动，并把当代、现代视为时间系统，有着明确的起点（及终点？），有着统一的意识，可以吸纳或消灭过去。这是“历史终结”论的形而上的观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同样要求此种形上观来确保民族体本身对于统一和纯洁性的最终诉求。

【注释】

[1] 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进化论种族主义使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词句，虽“极乐观，但道德上却极含混”，可以用来为最极端的掠夺与殖民统治辩护。

[2] 我用“种族”一词来指代由明显可见的体貌差异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民族差异。明显可见的体貌差异包括“血缘”或“种类”的观念，用于创造不同群体彼此之间的不可同化的绝对差异。这种差异是一种建构性的差异并用来为群体创造一种不可同化的差异。班顿（1980）曾为我们证明，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差异，不同的时代曾用不同的话语观念，如世系、血缘、遗传等，来解释此种差异并使之合法化。

[3] 例如，可参见阿瑟·史密斯《中国乡村生活》（1899）一书的最后一章。在该书中，即将拯救中国的基督教也建立于实实在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等原则的基础之上。

[4] 马克思也并不能够完全超脱种族型的进化论。在写到中国人沉溺于鸦片的行为时，他认为，“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马克思，1853（6月14日）：85。译文引自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997，第2页]。

[5] 虽然某些历史学家可能认为，自己所写的根本不是叙述性的历史，但李科尔却指出，即使年鉴学派那样试图打破线性时间观念的当代史学家中反对叙述的史学家，也无法避免情节编织的叙述模式（1984，1：208~225）。

[6] 李科尔步海德格尔之后尘，把历史时间写成生命的“展开”，写成一种通过重述、重复、追述继承的才赋的能力，来防止彻底失散的介乎生死之间的存在（李科尔，1984，1：61~62；1991： 102）。正是此种重述的能力，使我们得以从时间性中得到历史连续性的意识。

[7] 在查特吉（1986）和唐小兵（1991）分别对甘地和梁启超所做的分析中，认为两个历史人物的反现代观念不是心理性的，而是对立性的。尽管方式极不相同，但两位作者都把这两个历史人物视做向总体化的近代启蒙历史中打入一个楔子，并创造一个自治的空间。但是，此种自治空间最终在两种乃至多数社会中被民族国家所吸收，并被转化成一种本质化的“文化”表述（相对于指启蒙历史的“文明”而言），并可用来保持传统的、常常是性别式的统治（参见第七章）。

[8] 迪莫克在（1992年4月5日）的私人通信中曾说，班克罗弗特在1819~1820年曾听过黑格尔谈话。

[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民族主义奠基之作的作者在1940年沦为日本人的傀儡，这一事实不应忽略。

[10] 在此，正像每位论及此主题的作者都曾做过的那样，我们必须再次声明，“民族”一词含义丰富，既指“民族”（nation），又指“种族”（race），反映了当时西方种族与民族之间难分难解的情形。不过，汪氏明确用该词来指称种族。

[11] 严格地说，曹魏继承皇位是在公元220年曹操去世之际，由其子曹丕宣布的。当然，事实上， 曹操是这一朝代的实际奠基者（参见施奈特，1972：178）。

[12] 曹操认为，酒可以亡国，要禁酒。孔融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结婚？但是，历史记载却表明，曹操是以不孝为借口杀了孔融。孔融显然把母子关系比作瓶之盛物，只要把瓶内东西倒出来了，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鲁迅，1927：492~493）。

[13] 在1991年版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增加了两章，吸收了1983年初版以后新出现的学术成果。这两章包括一些精彩的见解和分析，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描绘为一种霸权活动。 这就弥补了初版中把民族主义描述为纯洁的整体的不足。

[14] 例如，可参见波顿·斯坦因有关印度分裂国家的观念（1980）以及斯坦利·塔姆巴有关泰王国阿瑜陀耶王朝庞大政体的研究（1985）。

[15] 巴利巴在讨论“想象”的群体时说道：组织机构的功能重新制造出来的每一种社会群体都是想象的，换言之，其基础是把个人的生存投射到集体叙述的纬线之中，是承认集体之名，是久远的过去的遗迹所存留的传统，即使它们是在最近才被创造出来或传授出来。但这意味着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只有想象的群体才是真实的（1991：93）。

[16] 如第三章中我将证明，社会科学中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独特的自觉的、因而是理性的主体性，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假设。我虽然拒绝接受这一假设，但也必须说明，我确实认为某一些制度和技术的东西，例如民族国家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话语，是19世纪以前的历史上或世界上所不曾见过的，从此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因此，我用“现代”一词来指此类东西与话语。我的批评适用仅使用自觉之类的认识论原则把“现代性”一词用来指一个时代或制度与另外一个时代或制度区分开来的做法。

[17] 我们也许已经开始把“文化主义”的复杂地位看做一个观念，或更明确地说，看做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表述。一方面，在建构它为“他者”的19世纪的中国，它显然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它也是汉学思想工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核心部分。在此方面，就像密切相关的“汉化”观念一样，文化主义也许反映了对中国精英文化的平民理想的明确态度（参见Crossley， 1990a）。

[18] 戴维·庞对所谓的儒家爱国主义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说明在19世纪晚期对于政治群体的文化主义的表述是如何挣扎以求传承下去的。儒家的爱国者头脑中装满了道德问题，不是作为目的本身，而是作为对于实现现代社会的社会与政治整合的手段（1973：662）。

[19] 德里达曾在与属于“一般解构策略”内部相关观念的较大范畴的背景下对“补充”的观念进行过探讨……（其策略）既避免简单地把形上的二元对立中立化，又避免简单地停留于这些对立的封闭场域之中，从而对之加以确认，补充既不是加，也不是减，既不是外，也不是内，既不是偶然事故，也不是本质（1981：40~43）。

[20] 由于此种泛印度模型的紧张，很难想象这些政权会向着领土性的民族国家发展。但是如果民族国家不在次大陆上出现，那么，我们难以设想一种似是而非的情节。若法国人为争夺印度的控制权而与英国人持续交战至19世纪中期，那么，一系列半独立（或半殖民地）的、内部具有相当程度的语言与文化统一性的国家就有可能出现。在印度，民族国家的基础也许就是18世纪这些地区性的邦国。看起来，就像现代中国脱胎于清朝帝国的形象一样，大英帝国的建立也促成了拉吉（RAJ）形象的印度国家。

[21] 当然，实际上即使最现代的民族国家的领土界线也是极其复杂的，在文化上也是混杂的。只要稍考虑一下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情形就一清二楚。

[22] 拿这一概念来概括三卷本的有关时间问题及其叙述结构的思考，可能有失偏颇。不过，在我看来，第三卷第六章最简明扼要，具有说服力，理清了什么是过去的真实是如何不确定的。李科尔把柯林武德、海登·怀特及米歇尔·德·舍陶诸人中对其有用的部分挑选出来，然后重新组合，建构了有关历史是过去的类似体的论点，并以此与“遗迹”的物质性牢固地联系起来。

[23] 李科尔的《时间与叙述结构》第三卷第二章还详细揭示了胡塞尔关于现象性时间的观念以及他所发现的“记忆保留”与“二次性记忆”。李科尔可能是对作为总体性话语的历史作出过最尖锐、最复杂的批评的人，但若谈到历史话语之间的相互竞争时，其参考价值则相对较少。

[24]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认为革命党人故意把腐败政府与种族主义混为一谈。重要的是政府管理不好，至于是满人还是汉人并不是主要问题。中国没有理由不能在多民族的基础上重建国家。

[25] 时至今日，《罗摩衍那》已经很难说指的仍是同一个印度本身。确实，印度民族主义今天已经重构了自我，面对着100多年前就已经不同的“他者”的形态，它可以不计较基督教传教士之类的宿敌，同时不得不与过去自信的下等种姓及锡克教徒打交道。就连穆斯林，由于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比过去少得多的下层少数民族，因此所代表的政治意义也已有很大差异。

[26] 确实，在中国都以为旧有的种族话语已经被作为国民构成原则的共产党人的阶级话语所压服，但在当代社会，它却又在优生学等领域的话语中抬头（例如，可参见《南华早报》1993年12月22日）。

第二编

第三章 反宗教运动与被压迫者之复归

我们已经看到，在既想属于过去又想与过去决裂的倡导者之间，历史叙述结构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趋势。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结”公式典型地显现出与历史决裂并创造出作为历史的终极目的的现代自觉的主体。在中国的历史叙述模式中，“历史终结”症表现尤其完备。此种症状在五四前后一批活跃的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突出的表达，后来又不时泛起，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极不光彩的泛起。

本章所关注的重点不是此种症状戏剧性爆发的情形，而是在20世纪初年以及20年代末这两段较为平常的时期，在一群追求现代化但并不像共产党人那样相信末世纪论的民族主义者中间这一状况的出现。我将致力探讨这部分知识分子和改革者在其运动中是如何利用“历史终结”的话语来摧毁他们认为是迷信落后的民间宗教信仰世界的。因此，本章及下章将更集中于探讨对“历史”加以盗用的时刻，而后两章则集中论述与此相反的历史叙述模式。

检视反对民间宗教的运动，使我有机会从两个角度来撰写一种复线的历史。首先，在历史叙述中，作为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一场小的插曲，这一运动值得注意，但在复线的历史中，它则是一种在现代的标识下试图利用散失于民间宗教世界的意义、习俗及理想的世界的尝试，即：自觉的时代与偶然性终结的时代。然而，事实表明，民间宗教世界却是一座暗礁，中国的启蒙运动屡屡与之相撞；而民间宗教信仰（对启蒙）的抵制亦是复线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时刻。在本书第五和第七两章中，我还会论及民间宗教问题。

其次，通过把握现代本身不断变化的意义，我得以写出复线的历史。即使现代的象征持续强调乌托邦式的自觉的到来，但现代的内容却经历了微妙然而却是重要的变化。反宗教运动的措辞掩盖了其斗争本身所具有的那些业已散失的意义，因为其倡导者的目标与观点逐渐被另外一场涉及现代国家的不同的斗争所借用。正是通过解读这两者，即解读这场运动的话语内部的差距与冲突以及受运动冲击最厉害者对运动所进行的抵抗，使我们能够再现反宗教运动所隐藏的意义。

一 自觉意识与历史终结

激进的改革者绝对相信，他们掌握着真理。他们的这一信念源自“历史”的逻辑，这样的“历史”逻辑，其目的是自觉。1915年，即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的6年，陈独秀努力论证“自觉”的重要性。此种自觉建基于真正的理性和知识之上，而非建基于非理性的感情冲动之上（陈独秀，1915：69）。20世纪20年代后期，激进的国民党改革派、署名自称为“曾觉”即早已觉醒者的人非常自信地宣称：现在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科学已经证明上帝并不存在，因此，宗教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实在是一种过时的、不合时代的东西（1930a：120~121）。在此数十年中，被称之为“科学主义”的东西，即那种把所有的现实都一概置于自然秩序之中并视为可通过科学方法而知晓的观点的胜利在最有发言权、最活跃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根深蒂固。在中国，科学主义是“历史终结”症状的独特表现。由于此种症状促使知识分子要把宗教之类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东西从自己的世界中铲除，这就使我们有必要不仅探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学说，同时也要探讨它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叙述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

对黑格尔而言，世界历史就是构成自由的自觉精神不断进步的各个阶段。各阶段并非仅仅是在时间上按顺序排列，而是一个逐步展开、使此种精神明确化的过程。这样一来，凡与此种精神的实现不相关的历史便一概被弃除，历史时间的延续便汇入永恒的现在之中。差别在于死的过去和活的过去之间，后者则与“本质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如此一来，自我觉醒的近代的到来便通过消灭历史上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而与历史决裂。在此时代，那些可有可无的、偶然发生的事情，那些历史的无聊废话，都将被自觉的主体所克服。

大卫·柯尔布曾经证明，完整的主体自觉意识到其自由，是现代性观念的最为重要的前提之一。在韦伯那里，这一前提在其“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观念中得到了最为清楚的证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预设一个保持一定距离的有自我选择能力的自我。韦伯认为，现代性的突出标志之一就是认识到社会中的信仰与态度是建立在个人选择的基础之上的，当然，毫无疑问，此种选择是有所限制的，但无论如何，这总是一种选择。这样，现代思想就认识到了传统社会所未曾认识的思想，即：价值观念是自己选择的，而非植根于某个大的宇宙（计划）框架之中。在韦伯看来，传统社会可能会反映出高度成熟的理性化的体制，如中国的文官制度或印度的种姓制度，然而，他们对于文化的绝对信仰都最终使之受到抑制。与此种“实体的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相反，现代的自我是虚空的、形式的，充分行使有效的自决权，尽量扩大自我选择的价值，他所具备的是一种“形式”的理性。现代性的主体已经掌握了关于其自身的虚空性的根本真理。因此，其能力不再受到限制，可以知我所知（Weber，1958；Kolb，1986：9~12）[1]。

第二章探讨中国研究中有关现代与前现代观念的认识论上的断裂，特别是通过列文森在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所作的范式上的区别，来进行探讨。在文化主义的另一面，即一套指导人们行为的实实在在的信条，列文森把民族看做是确切无疑的现代形式，在此种形式中，行动者被一种自觉意识所左右，这在传统社会中是不曾发现过的。对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而言，“传统”或过去的存在只是第二层的知识，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心理的藉慰，说得难听一点则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操纵。尽管在民族主义者的话语中，“传统”有助于接近大众或解决西化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但此种传统却是一种重建的意像，是现代民族主义者为了特定的目的而重新择选组织的意像。

当然，列文森关于对传统的利用的观念确有价值。毫无疑问，传统的或我宁愿称之为“历史的”观念与价值会超出它们自己所认可的目的而被挪作他用。复线的历史观念认为，过去决不会在同一层面重演。例如，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试图在日常生活中重建儒家的道德价值观，不仅指望以此来支撑社会与道德行为秩序，就像帝制时代它们所曾起过的作用那样，同时，他们也许更指望以此来确立做中国人的标准。列文森曾提及此种努力，说：“民族主义式的对于中国特性的礼赞只不过是文化主义者对之自信的一种掩饰之词。民族主义者及传统主义者之所以急于使中国成为儒家国家，不过因为孔子是中国人，而不是因为孔子讲出了真理”（1965：153~154）。现代民族主义者并不“相信儒教，他们相信的是必须有所信仰”（1965：142）。

这里，列文森把一个时代视同其自身的认识论，把此时代概括为“被相信的”，而另一时代的观念则概括为“需要被相信的”，以承担这些观念之外的某些使命，对此，我不敢苟同。在列文森所理解的现代行为者中，能够做出自由选择的自觉意识恰恰标志着与诸如文化主义等所谓的传统的实体信仰的决裂。如同在现代社会一样，在前现代社会中，知识已经与形形色色的利益和目标系统联系在一起，这些与其宣称要达到的并不相同。同样，“传统的”目标、信仰、价值与观念也必须和其他目标与利益相妥协，这在旧的帝制时代与现代社会生活中都是同样存在的[2]。关于实体的传统生活的观念对于处于传统之核心的空隙、差异、游戏与遮蔽而言，实在太不公平。

同样，我们一般不探讨下述可能性，即：具有理性方法的、虚空的、形式的自我也许会遮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无法看到其他信仰，其他利益以及事实上潜藏于我们之中的其他自我的存在，诸如此类，只要瞥一眼，在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矛盾与不和谐中偶尔就可以看到。像传统的信仰一样，现代的观念与价值亦不能仅看其表面价值，即不能仅仅以其自身的定义来判断其价值，他们也同样纠缠于含混与矛盾之中，纠缠于权力斗争之中，纠缠于掩饰其他目标的活动之中。像历史的自我一样，现代的自我及其利益也是由其不能完全控驭的象征与权力所构成的。同时，一切社会中的人亦可利用这些象征来达到其他目的。实体的价值与形式的手段共存于微妙的结合之中，这在“传统的”和“现代的”社会中是相同的。尽管现代性理论早已不再流行，但正如科恩曾经指出的那样（1984：91~96），在中国研究及民族主义研究中，把传统与现代假定为两个连续的相互排斥的时代的做法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参见第二章）。在基本的层次上，此种对比就像“历史的终结”问题一样，是通过自觉的现代主体观念才确立起来的。

传统的成分与现代的成分并非泾渭分明，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到可以决定我们究竟是生活于“传统”之中还是生活于现代之中，或者是生活于两者的明显的结合之中。我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地把历史的和新的成分融为一体。那些看似传统的东西，比如大家庭或信仰上帝之类，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定的乃至现代的状况看，未尝不可视做一种理性的行为方式。以儒家为例。儒家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传统的、退化的东西，被视为通过家庭来培养对于权威的屈从。但时至今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儒家看成“传统”的，但此种传统适合于、有助于现代的发展。现在的结论反过来说儒家的家庭权威培养自我牺牲精神、教育价值及向上的追求，东亚正是由此而实现了现代社会。如何看待此种转变？我认为，如果把儒家仍看做是原先被误解为不适合现代化的那种基本上是传统的体系，则是错误的。习俗与制度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但它们并不会一成不变地停留在过去。这正是传统一词的含义。20世纪初期我们称之为儒学的东西并非从过去传承下来的一种惰性的东西，它是在现代场景下对此种传承物所做出的一系列反应。这样，在与“历史”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类的现代话语接触时，它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前面提到的新生活运动的例子。它变成了既是现代又是传统的现象。或者再简单一点，根本就没有必要再作此类区分。

仅仅因为传统与现代这样的二分法过于僵化，不足以反映出变动的现实，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划分与范畴就没有用处。不过，只有将之当做话语表现形式来理解时，即将之当做人们理解及谈论自我及他人时所用的方式、当做诸如某些知识分子用来把自己想象为自觉的主体而把“他人”想象为陷入迷信的困境的方式来理解时，它的意义才会显现出来。可以肯定地说，它们是一些具有强大现实效应的象征符号，但是，作为意义结构，它们的意义却从来没有稳定到只反映一种透明的现实的地步。相反，我们应该探寻它们是如何不断与其他目标、其他权力纠缠在一起的，以便在复线的历史之中揭示其更完整的意义[3]。

二 为终结历史而创造人民

如同“文化大革命”在另外一种语境下所做的那样，五四运动要求与过去决裂，以便实现启蒙的自觉。从另外一个视角看，这些事件亦可以看做是“历史”无法调整时间的困境的最为突出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由于急于实现乌托邦式的永恒（无时间性），结果引发了对所有与时间或历史有所联系的东西的破坏。时间上的这种断裂是如何发生到民族国家问题上来的？尽管孙中山对过去抱有矛盾心态，但他并没有破除过去。第一章的讨论表明了他是如何制定了唤醒国人的战略。国人过去曾经表现出爱国的特性，而他试图重新唤起此种特性。确实，直到晚年演讲三民主义时，他对在更为传统的组织形式上建国表示出更大的信心，即对同乡组织及家庭更有信心，而对政治方面更难驾驭的现代组织形式则没有同样大的信心（Strand，1993）。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偏爱是激进民族主义者及其批评者之间的争执点，这些民族主义者不承认过去有任何价值。

但是，五四时期的活动家由于抛弃了过去的一切，从而使得民族国家的观念本身也成了问题。这一难题后来还一直困扰着反宗教运动的理论家。上文提到过，陈独秀在1915年所写的《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中，曾把感情与知识当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两者之间互争雄长，均想控制国民的思想。知识与理性是自觉的基础，而感情则只会导致非理性的思想。在陈独秀看来，爱国主义是与非理性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有必要抛弃，只有如此，才能在自觉的个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秩序（陈独秀，1915：69~70）。陈独秀在早期这篇文章中把完全自觉所暗含的与历史及国家决裂的逻辑推向了极端。几乎没有人会接受这种极端的逻辑。例如，李大钊就不同意把爱国主义与自觉割裂开来。他把自觉比作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有意识的国民寻求改造世界，从而造成一个新中国（Meisner，1967：21~25）[4]。

即使与国家的决裂被减少到了最低程度，但要与历史决裂，还必须把国民建造成为国家的基础。国家早已在国民的名义下出现，不过，这些掌握国家命运的人必须重新加以铸造才能行使自己的主权。这已经不是唤醒国家与国人的问题，而是重新创造国民的问题。谁来承担创造国民的使命？ 20世纪20年代末，面对国家的危机，迷恋于正在兴起的世界革命的话语，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继承者在创造国民形象的同时，也创造出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创造者与被创造者辩证地联为一体，相互依存，相互赋予对方以权威。

以下我将专门看一看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批激进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拥有完整的历史终结意识及必须通过反宗教运动来重铸国民的意识。当然，我不希望把这部分人的特点强加于整个五四时期一代人身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次在五四运动前后凝聚为一个“启明”学者群体，即早已觉醒并将会解放那些“尚待觉醒”的国民的思想家（Schwarcz，1984：9）。然而，舒蘅哲却写道：20年代政治生活的冲击却教会他们自贬身份，克制自己的角色，而只是作为革命群众中的同行者。他们把自己的形象打扮成启蒙的前驱预言者，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1984：149，170）。谦逊与自我使命是这一动乱与流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的特点。然而，知识分子与国民这样两个相互依存的观念，这一五四运动的传统，一直使知识分子对民族一国家及其觉醒并进入现代抱有很强的责任感。

由此，即使最稳健的知识分子感到有必要重新与历史建立联系，也只能建立在这样的认识框架之内，即：重新把国民铸造为主权国家的基础是时代的当务之急。顾颉刚即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他试图根据五四时代对历史的贬斥来重建知识分子和国民的形象。顾氏是20世纪20年代国学研究运动的成员之一，这一运动正如劳伦斯·施奈德所说的那样，可以使人摆脱一部分过去，从而将现实与另外一部分过去联系起来（Schneider，1971：58）。顾氏力图从《诗经》中发现民俗的历史并以之作为古代民间文化传统的表现（Schneider，1971：174）。他似乎在所研究的那些反权威的、近科学的及不得志的人物中找到了知识分子的典型（Schneider，1971：86~120）。他们从某些方面使人想起鲁迅笔下所写的魏晋时期那种放荡不羁的悲剧性的文人英雄。

顾氏意识到并将这些历史灵感融入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所发动的民俗研究运动之中。施奈德证明，顾氏对于民俗的态度确是十分矛盾：国民代表了创造力，但却需要接受知识分子的教育，知识分子将是“日益繁荣的花园中的园丁”（1971：149）。一方面，顾氏基于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强烈反对在反宗教运动中采取极端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他又记录下了民俗的历史，以便剔除那些邪恶的内容（Schneider，1971：129， 169）。作为儒家文化的替代品，民间文化可以用来作为建国的基础，但必须经过知识分子的思考整理。顾氏成功地既为知识分子也为国民恢复了历史，但这里，国民必须重新铸造以便适应其新的象征。

因此，我认为，尽管作为一个整体，知识分子不应当被一概视为极端滥用，然而，即使这一阶层中的最稳健分子似乎都赞成“历史终结”的问题：在那里，那些掌握了自觉真理的人将会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此点在后来被称之为“科学主义之争”的胜利中表现尤为清楚。郭颖颐曾将五四后各个时期科学主义的发展的文献做过清理。到20世纪20年代末，不仅实证科学在可称之为“生命哲学”的领域中对形而上学及其他更为严谨的经验主义取得了彻底胜利，而且论战还扩展到社会历史领域，这些领域的运动规律由此也被认为是完全可知的（郭，1965：142~ 163；陈，1953：232）。

此种新形成的意识形态的威力如此之大，连较为保守的国民党的思想也不得不借用科学的术语来加以论证。蒋介石写道：

我认为《大学》一书，不仅是中国正统哲学，而且是科学思想的先驱，无异是开中国科学的先河！如将这《大学》与《中庸》合订成本，乃是一部哲学与科学相互参证，以及心与物并重合一的最为完备的教本，所以我乃称之为“科学地《学》《庸》”（郭，1965：185）。

关于20世纪国家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尚无系统的文献清理与分析。自从20世纪初发出现代性的号召之后，特别是民国成立之后，中国就卷入了一种现代化合法性的逻辑之中，在此种逻辑中，其存在的理由越来越取决于其完成现代化理想的程度（Duara，1988a）。出于政治稳定和资源利用方面的考虑，民族国家重建民俗文化的计划当然与激进的知识分子的计划有所不同。此外，它对于解放话语的支持与其在社会上的权力扩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20世纪民族国家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Meyer，1980）就在“历史终结”的解放话语之中找到了合法性：这是个完全不同于以往政府的政治组织，它有能力代表全体国民，而且由于它掌握了有关现实的真理，可以带来永久性的进步。即使稳重的孙中山，相信传统的组织形式，却也被此种乌托邦精神所感染，对现代政治技术的解放力量也表现出一种天真的信仰：

中国有了强有力的政府之后，我们便不要像欧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欧美从前不敢造十万匹马力以上的机器，只敢造十万匹马力以下的机器，就是因为机器的构造不完全，管理的方法不周密，所以便怕机器的力量太大，不敢管理。到了现在，机器很进步，机器本身的构造，既是很完全，管理机器的方法，又是很周密，所以便造极大马力的机器。要政治的机器进步，也是要跟这一样的路走（孙中山，1986：203~204）。

国家权力在现代的扩展涉及一个双面的过程：一是渗透与扩张的过程，一是证明此种渗透与扩张过程的合法性。科学控制与物质进步的承诺是中国政府权力增长中的核心因素。作为现代人，我们用手段一目的的思维模式来思考这一双面的过程，扩张代表着手段，而现代性则是目标。但是，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正如“果”可以是“因”一样，目的同样也可以变成手段。在反对民间宗教的运动中，知识分子与政府起了不同的作用，双方都为了创造自己想象中的国民而开展这一运动，但对于双方来说，运动的目的都同自己试图运用的权术纠缠在一起。

三 反宗教运动

反宗教运动试图消灭民间宗教。这一运动并非仅仅想确保国民的象征地位，它同时亦想造就真正的国民，以使其更符合这种象征。这场造民运动是一种强迫的、暴烈的运动，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宗教本身。在农村地区，宗教并不仅仅是生活中可以划出的一部分，如同在西方社会中的宗教那样。（在这里）宗教观念、信仰、习俗与生活的各个方面融为一体，宗教组织常常成为组织与仪式中心，承担服务网络，组织各种活动，对此，我们在第五和第七两章中还会加以讨论。宗教在农村生活中的重要性已为整个20世纪政府和知识分子对之所进行的反复打击以及“国民”对这些打击所进行的不懈的抵制所证明。事实上，它的重新出现，特别是最近以来在中国许多地区的重新出现，是被压制者的复归的明证。这种复归常常使对真实的表述不得安宁。

下面我将对运动的三个时期进行考察，即：新政时期至共和革命时期（1900~1915）、国民党时期（1927~1930）及第三时期，即现在（将在最后一章中讨论）。我将主要集中讨论第二时期，即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以后所开展的反宗教运动的话语与政治，因为这一时期的材料最能说明问题。第一期反宗教运动的地域主要在华北平原，在那里，现代化集团的力量最强；第二期主要在扬子江下游及广东地区，在那里，国民党的势力十分强大。在第一期中，热心的行政官员与乡村中的头面人物联合，共同领导运动；而在第二期，运动则主要由国民党的活动家所领导。在此两期运动中，民间神的塑像遭到亵渎或被强行从农村寺庙中拆除，而寺庙本身则被改建为小学或地方政府机构的办公室，寺庙与宗教组织的财产所得的收入则成为村政府的财政来源，后来随着农村税赋的急剧增加，其中相当一部分最终上交给上级政府（Duara，1988a：148 ~ 152）。

中国政府的现代化计划肇始于1902~1908年清政府的新政改革，并一直持续至民国时期（1911~1949）及民国以后。在农村，新式学校、警察、新的政府机构是这一计划的最明显的标志。政府和社会精英中的现代化的改革者把民间宗教与文化领域视做建立一个非迷信的、理性实足的世界的最主要障碍。然而，他们所发起的试图使农村文化理性化的运动同时也带有其他企图，对于这些企图，他们有时承认，有时不承认，但是，这些企图最终还是控制着整个运动。

鉴于改革需要财政支持，新的财政方针及征收机构很快便脱颖而出，成为现代化计划的突出部分。主张现代化的改革者很快就看出，民间宗教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的财政来源，而且取得这些资源并不需要花费太大的气力。中国的村庄和集镇到处都有很多自愿的、虔诚的、互不统属却又十分庞大的宗教组织，在农村民间进行多种精神的和世俗的活动。这些组织中的大多数同时也有其他财产收入来源，从一些小的宗教组织联合而成的信用组织到全村或全市镇范围的、拥有庞大的地产来维持多所庙宇和庙会活动的庞大组织，应有尽有（Gamble，196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期（的反宗教运动）与袁世凯联系在一起，袁氏其人被几代史学家描写成反革命、民国独裁总统、企图称帝。事实上，袁氏是帝制时代中国最积极提倡现代化的人，当然是按照日本模式。研究袁世凯的首屈一指的专家恩尼斯特·杨认为，袁氏即使在最保守的时期，仍是追求实现民族主义梦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Young，1983：236）。整个在日本接受训练的一代青年学生都是其亲密无间的顾问，都被他安排到关键岗位上，开始是在其负责的省一级政府，后来是在全国性的政府机构之中（Thompson，1988：206~207）。

在世纪之交，袁世凯从担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开始，便在所辖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建立了地方政府自治制度、现代警察制度及西式教育制度（MacKinnon，1980：136~179），在积极铲除迷信、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过程中，袁世凯所领导的政府试图系统清除民间宗教的组织基础。在反宗教运动的第一时期中，袁氏在没收寺庙及其财产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例如，在直隶定县，寺庙的数量减少了316所，从1900年的432所下降到了1915年的116所（李景汉，1933：422~423）。这一初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农村绅士的合作。这些乡村精英分子从新式学校和村级政府的正式职位中看到了社会地位升迁的门路。当然，读书在过去帝制时代的中国一直都是升迁的途径，只不过现在这条途径更容易向农村士绅开放（Duara，1988a：156）。

袁世凯所领导的政府致力于世俗的、现代化的目标有效地论证了国家为获得地方资源而发动的强制行动的合法性。当然，儒家对民间文化中所信仰的诸神的蔑视亦加强了此种消灭宗教的努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世界观将这些宗教范畴说成是“邪”，一般可理解为“异端”，意指不够理想但可供选择的信仰：而“迷信”这一新词则既蔑视又贬低，使整个民间宗教领域都变成了“迷信”，变成了原始的、与科学绝对对立的东西。儒家思想主导的帝国政府一方面要消灭一部分民间宗教，但更主要的是要通过利用“大神”（the Great Gods）的象征，将其意义铭刻于民间传统之中，从而实现控制与号召民间宗教的目的（Duara， 1988b）。换言之，它正是利用了宗教符号的表述框架来与农村社会进行沟通与协商。新政府则试图摧毁上述框架的基础。

但是，如果说变法者是现代觉醒的忠实信徒，那么，他们同时也是在农村社会对权力结构进行彻底重组的主要人员。那些依靠宗教财产生活的僧侣与教士骤失谋生手段；地方宗教团体本是用来满足社会与精神方面需要的，现在也被取缔，而代之以似乎只对征收财政税及稽查未申报财产有兴趣的地方政府机构。新设的学校对村民来说毫无用处，他们无力使自己的孩子享受这种奢华的东西；能够上新学堂的主要是精英阶层的弟子。最终，政府在乡村消灭迷信的过程中直接控制了过去从未控制过的（乡村的）集体财产与乡村的财政来源（Duara，1988a：148~157）。

乡村中这种明显的权力转移不可能不受到抵制。以定县这样一个华北地区的模范县为例。在该县的翟城村，米氏家族发起了一场强大的改造运动，并在20世纪的头10年建起了几所学校、自卫组织、卫生与福利组织等。村里的宗教生活也很丰富，有鼓会、灯会等组织，拥有地产多达120余亩。改革的领导者是米迪刚及其伙伴。他们缺少足够的资源来实现其现代化的计划，而认为所有宗教组织的资源都用于非生产性的用途。1905年，他们控制的村政府没收了这些组织所拥有的地产。此举引起了激烈的反抗，当地其他村庄的村民也参加了翟城村民的反抗活动。此后便是旷日持久的官司，双方都为此耗尽了精力。官司的最后结局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抗议活动延续了数年之久（《翟城村志》，1925： 45；附录18~19）。

翟城村的事例在华北地区并不鲜见，尽管多数抗议活动延续时间没有那么持久（Duara，1988a：151~152）。乡村中的抵抗常常遭到镇压，但它却可以而且确实在跨村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农村地区超越村庄界限的宗教组织，如长江流域的白莲教、红枪会、大小刀会，极为普遍，十分勇敢，使得当地政府难以控制或取缔。它们代表了那部分既未在精神上也未在组织上受到现代国家控制的民间宗教势力（Duara， 1988a： 156）。要使其失去合法性，只有在话语的层面上才能完成，单凭口舌之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第二期反宗教运动中，打先锋的是国民党左派。20世纪20年代中期，该派以反对迷信的五四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吕芳上在其研究国民党对五四运动反应情况的论文中揭示了绝大多数重要的国民党领袖基本上都是反宗教的。正如戴季陶及其他国民党领袖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孙中山本人是基督教徒，但他却极力将宗教排斥于政治之外，坚持政教分离（吕芳上，1989：337~339）。除了孙中山之外，大多数政治领袖，如李石曾、汪精卫、邹鲁及蔡元培等都更加热心地支持20世纪20年代在党内外青年中兴起的反宗教运动（吕芳上，1989：336 ~ 345，Yamamoto and Ya mamoto，1953：134，138，142）。国民党积极支持反宗教运动，此举显然将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历史终结症结合在了一起。它一直支持反宗教大同盟和非宗教大同盟等组织所领导的更为广泛的反宗教运动（张钦士，1927：187~207）。

1928、1929年，国民党在广东和扬子江下游地区的江苏、浙江及安徽等地发动了强大的“反宗教”、“反迷信”运动（多数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两者之间并无区别）。就像第一期反宗教运动那样，国家对宗教组织财产的控制是一个重要问题，不过，政党政治的出现和民众动员的政治使得情况更为复杂。1927年以后，一直积极活动于基层、为国民党的成功而做民众动员工作的左派开始失势于那些亲蒋介石的团体和组织。例如，1928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把党纲中有关群众运动意义的一部分内容作了调整，使其重要性大大降低，党内与此相关的部门则被取消（Yamada，1979：234~235；王克文，1986~1987：10~17）。别的不说，这起码意味着，在地方事务中，党的上层和地方行政机关已经开始从地方党组织手中把主动权抢了过来。非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开始拼死抗争，试图重建自己在党内和地方事务中对政治的控制权。斗争持续到1930年（Yamada，1979：264~283）。这期间所发动的反宗教运动虽然代表了国民党激进派的现代化理想，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当时这些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

国民党激进派遵守国民党的建党理想，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称在训政时期，党必须向民众指出理性进步之路。宗教的权威对于建立于三民主义基础之上的理性社会的发展构成障碍（曾觉，1930a：118； 1930b：120）。国民党左翼的这些民族主义者从进化论的理论框架来看待自己将国民从迷信中解放出来的计划。在此种框架中，宗教与迷信是进步的障碍。广东一家改革派周刊《风俗改革》于1929~1930年间刊载了大量主题为反宗教迷信的文章。在一篇题为《人类进化潮流中之宗教问题之讨论》的文章中，黄少耽指出了人类进化中的两种潮流：一种是人类在意识领域中从黑暗与无知走向启蒙，第二种是在竞争生存手段的组织中人类由受外部控制走向自治。两者共同为现代主权国家提供了存在的基础。宗教是石器时代愚昧的遗迹，它妨碍进步，因而不应继续存在下去（黄少耽，1930：85~86）。在此进化论的框架内，与历史决裂就是通过建立一个患有历史终结症的现代而实现的。那位称做“曾觉”的作者认为前述的现代的整合性与不连贯性正是消灭宗教的最重要的理由。正像帝制已经不适于现代一样，宗教在现代亦已毫无必要，因为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上帝并不存在（曾觉，1930b：120~121）。

芳草一直对广东的反宗教运动持批评态度，并用民国之父孙中山本人的观点来反驳反宗教运动。他说，孙中山对诸如家庭、宗教之类的固有团体有着极大的信心，认为宗教是维系民族国家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重要因素之一（芳草，1930a：158）。难道孙中山不曾提出过，尽管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虽领土与国家遭到瓜分，但正是宗教使他们继续成为民族吗？芳草暗示激进派不够爱国，这可触动了痛苦的神经。一连串的文章冲他而来，带头者正是曾觉本人。曾也引述孙中山的学说指出：现代社会乃一完整的整体，不可能容纳那些不属于此社会的东西存在于其中。孙中山难道不曾说过：人类社会之演化历经四个阶段，宗教权威是第二阶段的特点。如此说来，宗教在现代难道不是过时之物吗？曾氏宣称：孙中山关于新社会构想的精神要求必须将所有妨碍在三民主义基础上建设新社会的理想的那些从上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统统消灭。与那种认为孙中山倾向于固有团体的看法相反，曾氏断言，只有专业团体的现代组织形式才是民族国家最为重要的，孙中山提及旧的形式仅仅是为了说明前一时代的内聚力而已。在现代，这些过时的资源都必须抛弃或消灭（曾觉，1930b：120~121）。

没有任何东西比宗教更应消灭，因为它是20万年前的遗物。宗教消灭以后，国家可在博物馆中展示这些宗教的产品及艺术——但不能让外国人买走——就像展示其他过去时代的物品一样，就像将来人类大同之后，各国的语言将只是供古董学家作为研究的对象一样（曾觉，1930a： 116~119）。对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而言，过去仅仅是融入了现在，它是永恒的，无所谓真实的历史，因为正像李科尔在谈到黑格尔的历史时所说的那样，它只是消灭了历史，而没有解决历史由过去到现在（发展）的关系问题（1988，3：202）。在这里，正像在今天的许多观念中一样，我们可以看出某种黑格尔主义幽灵的影子，开始就是民族精神、文化、时代之类的观念（1988，3：204）。

激进民族主义者的进化理论的思想基础正在发生着微妙然而却是重要的变化，逐渐摆脱前五四时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某些达尔文主义的预设现在开始与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相互印证。马克思主义在其反帝宣言中已经开始取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重要的话语。不过，用“取代”（dislodge）一词可能不尽准确，因为尽管马克思主义可能取代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伦理观，但它却继承了其进化论并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框架内原本十分模糊的进步主义观念明确纳入了自己的体系。蒲嘉珉在其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著作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其原因在于中国人早在此之前已经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1983：445~446）。如果说达尔文主义证明了生物进化的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则证明了人类进化的真理。但是，马克思还不仅仅如此，他还被认为是一个“超达尔文主义者”，是他证明了“革命乃人类进化之路”（Pusey，1983：445）。马克思主义也像“文化”的观念一样（参见第七章），可以给予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功赎过的机会，从而把人性从丛林法则中救赎出来。

如果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痕迹，那么，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话语则更为复杂，它把马克思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中国的）大同理想等各种不同的假说混合为一，并将之作为历史进化的目标。黄少耽的文章提出了两条不同的进化潮流：即为生存竞争而出现的意识和组织的进化，宗教不仅是过去时代意识形式的遗迹，而且在生存竞争的组织中，宗教也妨碍国民塑造独立自主的态度。到此为止，我们还一直处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范畴之内。然而，当话语转向宗教的独特作用时，马上便带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意味：宗教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即使在正统的宗教发生分裂之后，即使其中的某个派别与统治者分道扬镳（可能是民间佛教或道教），这些异端的教派仍继续使人民受系统宗教的奴役，处于消极无知的状态（黄少耽，1930：90）。

然而，对于进化论话语的改造事实上使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更难以坚持其民族主义论点。陈独秀揭示了民族国家在历史的终极逻辑中的命运，芳草的批评则揭露出其论点的脆弱性。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成功地使民族成为生存竞争中最为重要的实体，而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之后其吸引力的下降则表明，在论证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过程中，其作用亦将很小。很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在斗争的历史中对群体的强调以及集体主义的“大同”目标共同使激进民族主义者把自己的目光聚集到了“民族国家”之上，不过，以下情形可能同样正确，即：作为世界主义的理想学说，两者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都十分矛盾，都只能作为通向真正解放的中间阶段。

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遇到了一个经典性的难题，即：既然他们所抱持的历史叙述模式不仅必须与历史决裂而且还要将其融化在乌托邦模式之中，那么，他们如何保持一个存在于时间中的前后一致的民族？他们设计出了两种不依靠历史而保住民族与国民的策略。第一种是极力夸大与过去的决裂的感染力，使之获得某种再生能力，从而使新的象征合法化。一切革命均具此种再生能力。此种能力通常用以下方式获得，即：从内部，通常由当事者，将事件即决裂的那一时刻的叙述或证词与后来的或更大范围内与此事件相呼应的叙述联系起来。例如，黄少耽写道：只有在现代，经历了若干场革命并出现了人民主权的观念之后，人民才能翻身，成为自治之人（黄少耽，1930：90）。这里，发生断裂的时刻，同时亦是再生的时刻，通过翻身这样一种革命过程中的再生仪式而得以突显出来。翻身是一种象征，其谱系有待进一步发掘。从威廉·欣顿以同题所写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的经典性纪实著作中，读者不难注意到个人对革命所做的证词中，翻身起着核心作用。至少在革命的某些阶段，此种感情色彩浓烈的再生仪式——戏剧化为诉苦——似乎可以产生出威力强大的感情，而这正是共产党人试图将之纳入其革命话语之中的东西。可以肯定，黄文尚未反映出对人民再生这一观念的巨大威力的认识，不过，他似乎在努力赋予与过去的决裂以某种神奇的力量，一种将为再造国民与国家提供合法性的力量，并已经初步想到了“翻身”的作用。

第二种不依靠历史关联而确立民族团体的策略，是强调与“他者”的迥异之处。这方面最重要的尝试是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反迷信运动之前约10年的反基督教运动。1922年的春、夏间，几个主要城市的学生发起了一股反宗教运动，尤其是反基督教的运动。这场运动转瞬即过，似乎是五四运动的一种余绪。但是，两年之后，1924~1928年，学生及某些市民阶层中就爆发了由两个主要政党即国民党和共产党所组织的更高层次的另外一场反宗教运动。集中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很快成为国民革命所反对的两个主要敌人即帝国主义和军阀运动的一部分。运动的矛头特别指向教育主权的丧失，要求取消外国传教士在华兴办教育机构的特权（Lutz，1988：94~98）。运动第二阶段的中心是长江中下游和广东的一些城市。广东大学，即后来的国立中山大学，成为反基督教运动以及后来的反迷信运动、反民间宗教运动的主要中心（Lutz，1988： 136~139）。让我们更详细地看一看一封由“风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所写的警告基督教的危险的信。此信于1929年反基督教运动的尾声和反民间宗教的高潮之中发表于《风俗改革》杂志。

该信劝告“弟兄们”起来反对基督教并不仅仅因为它是过去时代的遗迹、对科学与进步构成障碍，更因为它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为虎作伥。不过，该信并未将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分裂开来，相反，它成功地将基督教的帝国主义的一面与其一般宗教麻醉愚弄人民的另外一面结合起来，按照该信所说，基督教是软化人民的先锋，以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西方）通过建立教会及教育机构，不仅使中国失去了教育主权，而且这些机构还培养了一批顺从的、消极的、失去了爱国精神的青年。信中偶尔也透出某种类似义和团的尖刻语气。为揭露教会用以愚弄人民的虚伪的慈善事业，该信又提到了所谓的1927年的“福建事件”，基督教在收养孤儿的外衣下，残酷杀害数以百计的婴儿，以便将其器官用于医疗用途（《工人》，1930：155~156）。其他指控包括传教士为其本国充当间谍并定期报告中国的资源等。不过，总起来说，该信并未忘记其中心主题，即：无论作为宗教还是作为帝国主义的机关，基督教都使中华民族落后无知。

在这场运动并不专门攻击基督教，而是攻击民间宗教的那一部分，佛教受其冲击最大。这里，仍可探测出一种隐隐约约的论点，即：宗教，尤其是外来的宗教，削弱了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确实，像胡适这样的大家都一再声称：“中国之佛教化”、佛教的失败主义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造成了中国史上最黑暗的中世纪（胡适，1963：84~88）[5]。

当芳草指出佛教并不必然养成消极性，因为蒙古人和日本人——历来侵略中国的两大敌人——都信奉佛教时（芳草，1930b：162），曾觉答复道：“蒙古民族之所以能够强盛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人民的生活是游牧……日本之所以强起来，是由于……采用科学……印度一带，民族已经受佛教之惠，而辗转于帝国主义者之下”（曾觉，1930b：122）。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激进民族主义者努力想创造出一种高涨的当代民族自我与“他者”对立的意识。民族自我之历史基础的丧失由于将宗教本身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得到补偿，从而加强了反帝的话语。

1927~1928年间，江苏数县的国民党员逮捕了寺庙中的僧侣，没收了数千亩的田地（Mitani，1978：9）。在广东，广东省“根除迷信运动”的数千名成员于1929年9月在党部大厅集会，“通过请政府查封淫祠寺观、没收寺观庙产的提案，并且高呼打倒一切宗教的口号”（《风改》， 1930：152）。然而，此时主张现代化的人们必须同更为复杂的抵制行动作斗争。反思当时急剧变化的政治文化，团体政治已经完全确立，有组织的佛教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出现，并成为在省级和全国均能施加影响的政治团体（《内政年鉴》，1936，F-134；杨，1967：359；陈， 1953：56~57）。全国佛教协会游说了江苏、广东两省政府。省政府无法抵抗此种压力，遂谨慎地向地方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运动刹车。然而，它并未推翻党的领袖所一再强调的文化改造计划（《风改》，1930：116； Mitani，1978：9）。

地方党组织根本不理睬这些指示，继续向前推进运动。非常善于雄辩的曾觉对佛教组织试图保留、恢复寺庙及其财产之举做出迅速反应。他讥笑那些“和尚尼姑”的论点。在他看来，除极少数例外，这些人都是道德败坏的罪犯。他认为，这些人宣称国民党的法规保护他们的信教自由，这实在荒谬。他坚持认为，每一种权利都有所限制，而且权利只能给予那些不抵触、并能按三民主义思想建设新社会的人士，那些在乡村搞破坏的共产党人和土匪之所以被剥夺了权利，原因就在于此。由于佛教破坏了风俗，因此，它们也不应该给予任何权利。（国民）党剥夺其谋生手段是完全正当的（曾觉，1930a：117~118）。芳草似乎有些预感，指出：如果佛教可以因伤风败俗而被剥夺权利，那么，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以此理由而被剥夺权利，此种逻辑将会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权利为代价来换取少数人的权利（芳草，1930a：157~158）。

然而，到1928年后期和1929年，（反宗教）运动遇到了有组织的抵抗，不仅有佛教和尚组织的反抗，而且还有各会道门徒及秘密会党所组织的民众起义。激进民族主义者尤其面临着江苏北部（江北）、河南、安徽及山东数省交界地区贫穷而难以控驭的大小刀会所领导的一系列起义。在一篇非常清楚地叙述小刀会1929年起义的论文中，三谷追寻了起义发生的过程：本来只是抵抗反民间宗教运动，后来却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并一度计划夺取南京政府。1929年2月3日，就在农历新年这一中国最为重要的节日前后，数千名武装起来的小刀会成员高喊着“打倒三民主义”、“打倒西学堂”、“拥护帝国主义”、“日本人是朋友”之类的口号，冲向江北的宿迁，破坏了不久前在拆掉的东岳庙的废墟上新建起来的公共讲堂。他们还向国民党党部大楼、电报局、新式学校（包括女子学校）等发起了进攻（Mitani，1979：141）。2月15日，他们再次对上述机关发动攻击，所不同的是，这次还有五六万运河附近农村的民众赶来参加。到3月底，小刀会与24个县的红枪会会合，招募被军阀的军队遣散的士兵，组建了“大同军”，并宣布“大同元年”年号。在1929年4月11日最终被国民党军队击败之前，他们还曾攻占了多座城市。

当地报纸在对事件的报道中指责（反宗教）运动的领导者不该攻击寺庙、没收寺产、囚禁僧侣，尤不应禁止新年期间的庆祝活动与仪式，如赌博、上坟、祭祖祭神等。他们还指责政府征税过重。三谷根据对社会状况的分析，发现运动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代表了乡村中拥有地产、缴纳赋税、反政府组织的利益，包括地主、教士、地痞、乡兵等。另一个层次是下层边缘化的小农、流民、难民、短工及半短工等小刀会的追随者。他认为，边缘化的小农是因为与流动的巫师、算命先生、郎中、魔术师及其他具有超凡能力人士的接触而与该组织发生联系。因此，秘密会社实际上领导着一个与乡村政府分庭抗礼的组织，虽然这一组织有些隐蔽。而在民国动乱时期，它们又与乡村政府联手，共同抵抗中央集权的国民党新政权的渗透。1928年，此种渗透当然是以加重赋税的形式表现的，但同时采用的还有反迷信运动的形式（Mitani，1979：139，143）。

此种分析思路使我们得以看出，对于运动的抵抗既包含了僧侣及乡村当权者等特权阶层的利益，同时也包括了由秘密社会和会道门所领导的保护民间文化的努力。尽管可以把此种文化看成是父权制的、迷信的，但它却构成了一个观念和习俗的世界，涉及地域、社群、家族、时间、娱乐、营生等。（国民）党通过攻击历法、节日及其他相关活动而力图根除这一世界。实际上，反抗非常强烈，我们甚至可以从此运动中发现一种对立的叙述线索，在这一线索下，大同军将自己与大同的乌托邦理想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大同的虚幻世界一方面可以返回到古代圣人的世界，而另一方面又与（国民）党所领导的现代乌托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也叫大同）相抗衡。在此过程中，（国民）党及其理想被赋以负面的形象，致使三民主义也受到责难，而日本帝国主义却获得了正面的价值（Mitani，1979：144，156）。

在同一个“大同”的象征下，两个群体相互对立，政治话语互不相让，读者可以由此领略到复线的历史的重要意义，它揭示发生“复线”的时刻，即：某种新的意义尚未完全成功地利用旧的及其他已经散失的意义。后者不管是否自觉，在不太合宜之时抬头，蔑视并威胁前者对其象征的无尽无休的利用。因此，我们应该寻求一种理解此种对立叙述的方法，不仅用其乌托邦叙述中的词语来理解——当然通过这些词语我们可进入它们所联系着的对立的世界——同时也要通过其表达对于中央集权的反抗的语境来理解。

至于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面对来自他们所要重新铸造的国民中间的不可思议的敌对情绪逐渐退缩，而县级和省级政府则逐渐恢复了对地方事务的控制权。到1930年，（国民）党左派多已被消灭或名声扫地（王克文，1986~1987：32）。无论如何，他们在“打倒封建迷信”的大旗下所进行的斗争的意义已经转变，主要不再指一个光明的新时代，而是指咄咄逼人的权力斗争。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未曾停下来思考过：民间宗教在民众生活中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是，不管民间宗教反应如何，把运动一直向前推进，越来越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反迷信运动已经成为一种工具，利用它，运动的领导者即可在面对官僚化的政权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对地方事务的控制。这样，自由的、自觉的理想就掩盖了几个重要的散失的意义：激进派一度努力示范与实现的理想模式，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口号，他们就是在此种口号之下展开了权力之争。后来，它又掩盖了由现代民族国家所强行实施的一套具体标准和政策。

国民政府在省一级和全国范围所面临的使命与党内的激进派所面临的使命有很大的不同。最明确的一点，就是它没有放弃现代化的承诺。1928年11月官方所发布的极其重要的《神祠存废标准》曾提到，在现代人民主权时代，宗教权威已是过时之物，值此“科学昌明之世”，“此等陋俗……锢蔽民智”，迷信的民族将“腾笑于列邦”（《中华民国法规汇编》，1933：807）。但是，国民政府亦不得不制定某种策略，来协调其现代化的目标与所面临的主要来自难以驾驭的民众、有组织的神职人员以及正在推行一场日渐失控的（反宗教运动的）地方党组织等方方面面的压力的关系。换言之，它不仅必须从政治上负起管理好繁重的国务的实际重任，而且还必须创造出一系列的范畴，以便使什么人、什么事是当家做主的人民这样一些观念能够自然化、标准化。作为国家，它可以设计分类系统标准，以便规定限制合法的竞争范围，国民政府对真正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两者之间作了区分，这就使其权力延伸到了可以控制的佛教等团体。

《标准》试图谴责迷信而保护宗教自由。与此相应，该准则试图把那些在取缔范围之内的迷信行为、组织、器物等与在保护范围之内的更具宗教性的项目区分开来。《标准》宣布，那些已经神圣化、对社群有益的历史人物，如孔子、关帝等，应加以保护。此外，诸如佛主、老子之类启发人们的“虔诚信仰”者亦应加以尊重。而对于自然神的崇拜，如提倡使用符咒的道家诸神，则应加以禁止（《中华民国法规汇编》，1933：810 ~ 814）。

当然，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并不接受此种对宗教与迷信的区分。例如，卧芳在其所办的《风俗改革》杂志上撰文，表示不能苟同另外一篇文章的观点。那篇文章认为，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宗教具有鼓舞人的作用，具有引导人的作用，只有迷信才是进步的障碍。实际上，卧对宗教越研究，就越发现宗教的每一个“细胞”，除迷信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但若换一个角度，从乡村的角度看，《标准》并未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此人的迷信可能恰好是彼人的宗教。酒井认为，中国主张现代化的人士几乎无人认识到大众文化中所潜藏着的反精英力量，更不用说去加以动员和利用。他观察到，《标准》的标准非常不统一，它允许保护某些自然神，如土地神、炉神等，但却禁止城隍、龙王和财神等（Sakai，1951：324；《中华民国法规汇编》，1933：813）。划分宗教与迷信的方法反映出从政治上唤醒世界的努力，还我们一个平实的世界。此种策略的最终结果就是保护有组织的、有权威的经典的宗教，特别是有组织的佛教（《内政年鉴》， 1936：F-134）。无论是从组织上还是从教义上，这些宗教从历史上就一直易受政府当局的影响。

国民党政权不仅重新界定了现代的范畴，同时它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对传统的表述。国民党政权一直巩固着对寺庙财产、僧侣及宗教团体的控制权（Sakai，1951：327）。到30年代中期新生活运动时为止，它已经成功地创造出了一种既包含儒家、又包括有组织的宗教乃至反迷信运动的理念在内的“精英”传统。这就是合法的传统，用来反对迷信与民间宗教的世界。《标准》及后来的《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1928）《取缔经营迷信物品业办法》（1930）、《取缔巫医》（1929）（《中华民国法规汇编》，1933：794~796；《内政年鉴》，1936：F-110~112）。会道门门徒、沙门、巫师、风水师、相面师及传统的郎中等均在被禁之列。秘密会社，诸如小刀会、义和团、白莲教、红枪会之类，多是按照神秘的礼仪和魔力建立起来的，本身或者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制度、反国家政权的行为，或者潜在地具有此种倾向。巫师、祭司，尤其是郎中，常常是这些秘密团体的领袖。通过这些法律，国民政府就可以宣布自己的现代理想，包括宗教自由，同时通过颁布法律，确认合法信仰者，排斥那些难以从政治上控驭的非法信仰者，从而巩固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

四 结 论

以上考察了现代中国的“历史终结”症。在此种症状中，自觉意识以及与过去彻底决裂标志着对于偶然性的控制和自我迷惑的结束。虽然历史的叙述已经确立了民族（国家）的历史主体的角色（参见第一章），但作为历史的急进的变体，历史终结的话语必然会遇到民族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很难既否定过去的国史又同时宣布一个连续的民族主体，最终很难宣称拥有一个永恒的乌托邦式的未来。他们设计了两种方法来继续支撑其民族主义：首先，他们赋予决裂及再生于新时代的时刻以如此神奇的力量，把一个新的、具有某种神奇力量的时代寄托于决裂的时刻，亦即再生的时刻，于是，再生的人民的力量便可被动员起来为新的国家服务。其次，通过将宗教和无用的过去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激进派得以把本民族与外来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对立起来。实际上，在所有那些强调与历史决裂的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共产党人中间，反对帝国主义正是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按照新世界、新国家的形象来重新铸造国民，此举对农村居民而言带有很大的破坏性，特别当运动进展顺利之时，如20世纪初期国家在华北所发动的运动那样，则更是如此（参见第五章），50年代当取消寺庙与集市时，农村居民的生活所受的影响尤其严重（见Friedman等，1991）。 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运动之所以重要，与其说是因为它的成功，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为复线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该运动所引发的武力反抗暴露出了一个由失散的意义所构成的世界，现代化的话语将此世界贬斥为封建迷信并试图加以消灭。发生于阴历新年前后的江北暴动使我们窥见了大量受到运动冲击与破坏的社区活动与利益关系，从赌博到祭祖，应有尽有。复线的历史并不是像通常那样去发现被象征者所利用的那些扩散的意义，相反，通过对“大同”观念的不同利用，复线的历史得到更好的证明：一方面，民族主义者借此儒家理想加以融会，使之成为进步的历史的目标，而另一方面，民众的抵抗似乎又在嘲笑此种利用，因为他们仍然继续将之作为旧式的理想社会的象征。

除此之外，现代化的象征本身掩盖了一场权力斗争。在此斗争中，政府与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均想扩大自己的权力，每一场在现代化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干预，其结果都是政府权力的进一步扩展。在我们的故事结束处，一套新的区分宗教与迷信的标准似乎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纯洁透明的世界。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我们自己也假定在传统与建立于自觉的主体性之上的现代之间有所分野。就此点而言，我们与历史终结的话语之间有共同之处（尽管不一定与其极端的观点相符）。在此短暂的运动史中，现代性与传统的谱系昭示了一系列被埋没的意义。这足以使我们不再把传统与现代当做透明的分析范畴，同时也鼓励我们将之视为更宽广的历史语境中的一些已经散失的意义。

有关向现代转变的途径的启蒙叙述结构在中国一再碰上民间宗教的暗礁。（反宗教）运动试图将之改造为同质的、温顺的国民的那些民间宗教文化中的混杂异端的成分，持续抵抗着对其物质与文化生活的入侵。反抗有时甚至极其强烈，如同江北暴动那样。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最近它又卷土重来，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有组织的和民间的宗教迅速发展，在一些富裕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如此。对此现象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当然不能将之当做某些一成不变的传统来看待，亦不应将之视做现代性主体的反衬的某种原始的、潜意识的抵抗。

根据阿那格诺斯特的看法，最近（中国）放开市场后导致了各种旧的文化习俗的复活，政府将此种现象称之为封建迷信。这其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是地方性寺庙崇拜的出现或复活，这些寺庙常常试图收回被政府没收并重新命名为“红旗社区中心”之类的寺庙或活动空间。她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事例，例如，一些年长的妇女在正在上课的教室中烧香祷告以便收回学校，有的甚至与地方党的干部发生直接的冲突，还有的则借鬼魂附体来要求归还寺庙建筑等（Anagnost，1994：245）。她将此描述为象征空间（symbolic， space）之争。此种竞争无输无赢，但会作为官方和地方社区之间不同的象征秩序之间的斗争而长期继续下去（1994：223）。她认为，不管怎么说，地方传统总可以根据当代需要而加以重建。

确实，我们可以看出民间宗教与党国之间的冲突的意义已经扩散于不同的语境之中：我们可以追溯此种扩散的过程至没收寺产对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大同军”旗号下的僧侣、短工、边缘化的农民等所具有的不同意义。最近一个时期，宗教的复兴可能反映了家族的恢复，一些家族借此进入由于党的影响的弱化而出现的地方权力的真空（Perry， 1985）。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仪式活动的增加可能是实用的、个人主义的策略，新起的一代要借此适应正在兴起中的市场经济（萧凤霞，1989）。民间宗教并不反映一个“永恒”的中国，但到目前为止，只要它还反映与线性的历史和国家秩序有所不同的习俗和信仰，那么，它跨越时空所传输的意义就有可能汇并成一种现代中国的民间异议的话语。

第四章 兄弟会与共和革命中的革命话语

1912年2月，在辞去新建立的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之后的某天，孙中山来到明朝（1368~1644）创建者的陵前，向这位汉族的祖先祭告。他在祭词中表达了一种深沉的已经完成了向征服神圣国土的满族进行复仇的使命的意思，说满族“凭肆淫威，宰制赤县，山川被其瑕秽，人民供其刀坫”。在痛悼了历次反清运动的失败之后，他又回到了现在：

虽义旗不免终蹶，亦足以见人心之所祈向矣。降及近世，真理昌明，民族民权，盎然人心……奉兹大柄，还我国人，五大民族，一体无猜……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Sharman，1968：142）。

细读孙中山的这些段落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浓缩了我的好几个主题，但眼下我们还是先来注意两个动机的结合：为祖先的英灵复仇及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有民享的共和国。中西方有关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历史研究对此联系很难理解，这对20世纪后期的学术界来说，似乎即使不太令人难堪，至少也显得有些奇怪（对日本学者来说，此种情形可能略差一些）。因此，史学研究一直倾向于认为，共和革命派特别在1900~1911年间表现出来的、发自内心的、种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仅仅代表了政治上的一种权宜之计，主要用来集结民间群众，特别是秘密会党的力量，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利用其对于满族的仇恨，曾于1895~1907年间将这些会党组织起来，发动了十余次起义。本章认为，不仅秘密会党的种族主义与革命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话语有所不同，而且从某些方面说，种族主义也是被强加于或硬比附于这些秘密会党的。此种强加的过程本身就是现代民族主义激情大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激情下，秘密兄弟会成为解决批判意识形态问题的静谧场所。我的任务是揭示对于两种散失意义的利用：一是秘密会党的各种意义是如何被革命派所利用的；二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义本身是如何在后来的话语、包括当代学术界的话语中，被重写的。

一 19世纪晚期中国的秘密会党

秘密会党的社会史已经有大量的中文、日文和英文的档案研究，在此我只是略述其大概。秘密会党在清帝国的官方档案中有别于其他教门和土匪之类的潜在的反政府组织，尽管他们之间到底有多大差别，其特点有何不同，仍是一个问题。关于此点，我们在后面的研究中就会看到。一般认为，这些会党占据着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特别是广东和广西。不同的作者曾将其历史追溯到16世纪和17世纪的晚明时期，而另有一些不太区分教门与会党的作者则将之进一步追溯到13世纪的蒙古元朝时期，甚至3世纪即汉代末期（Chesneaux，1972：2）。在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大起义及其他起义时期，秘密会党十分兴盛，建立起了对华南及华中各地的控制权（Yokoyama，1986：168）。尽管这些起义与1900年之间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但世纪中期的观点仍可作为历史的基线，为我们对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的秘密会党的社会与意识形态特点进行分析所用。

不同的秘密会党的名称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模糊的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会党结构松散，又处于秘密分散的状态。实际上，这些团体的秘而不宣正好使民族主义者及其他团体更便于按照自己的框架来解释会党，而其结果又进一步使这些会党相互之间的组织界限和意识形态关系更加难以理清。一般而言，含义较广的洪门、三点会之名包括了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青帮、红帮、哥老会等。由于清朝的严禁，这些会党被迫转入秘密状态。不过，这些会党中只有一部分，如上述的前三个，是在政治上反满的，他们主要活动于南方省份。其他一些会党则很少在政治上受到政府的注意，他们受到注意时，多半是因为刑事犯罪如走私食盐之类的活动（Lewis，1972：105~106）。

这些会党的共同之处在于其秘密传统，不仅政治上秘密，就连仪式也秘不示人。尽管各帮会之间在仪式方面没有太多的一致之处，但帮会生活中却是充满了仪式（Lewis，1972：103）。当然，最复杂的是入会仪式，通常需要发誓及歃血为盟（用动物之血），不过，设立分会（堂）或开业典礼等亦很复杂。纹在身体上的一套非常复杂的符号使成员之间可以秘密联系，并强化独特的兄弟团体中的力量感，而这正是会党所极力追求的。此种兄弟意识是由通俗小说《水浒传》以及《三国演义》中的结义兄弟以及仁侠传统来维系的。但兄弟或同志之谊与极其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权威以及排斥一切“不洁”团体入会并不是格格不入的（Lewis， 1972：103；Hirayama，25）。

会党的社会构成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在中国，争论主要围绕着秘密会党是否具有革命性而进行的。蔡少卿认为，秘密会党起源于农民，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蔡少卿，1987：292~295），而其他人，如林增平等则认为，他们已经与农民脱离了联系，代表的是流民无产者（林增平， 1981：353）。多数学者倾向于调和上述两种观点，认为贫苦农民和流民的成分都存在，包括船民、矿工、苦力、脚夫、短工、郎中、和尚、遣散的士兵等等。19世纪后半期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内部起义而失业或失去土地者越来越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等所部军队遣散，这些士兵参与或在很多情况下参与了长江流域的哥老会（林增平，1981：352；Yokoyama，1986：171~172）。但这些会党的构成十分复杂，是不应忽略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比如鸦片战争时期，或民国时期的四川，所有阶层的人民，从职员、邮差到上层的精英，都可以自称是秘密会党成员。当然，这些会党的首领也是各种成分都有，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群体外，还包括商人、士大夫乃至军官和地主（Lust，1972：166）。

会党内部复杂的社会成分相应产生了多样化的目标，包括互助与团结，绿林好汉式的劫富济贫，以及欺压贫民、反政府、乃至反外国人的活动，宗教活动与犯罪活动以及偶尔的反地主的行动（Sakai，1972：263 ~ 267；Tessan，1984：21~22）。一般认为，19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加入会党，似乎使其政治性淡化，互助性增强。陈志让认为，从（太平天国）起义和1860年代清王朝得到巩固之后，这些会党中有好几个，如扬子江流域的青帮和哥老会，与朝廷及清政府中的几个著名政治家，如曾国藩和左宗棠等达成妥协，曾、左两人甚至将大批的哥老会成员招入其军队之中（Chan，1970：814~815）[6]。

秘密会党的社会成分如此复杂多样，很难指望在他们中间发现统一的意识形态。然而，从世纪之交开始，试图给这些会党加上某种原始的、本质主义的思想意识的努力一直左右着很多有关此问题的论著。本章的核心就是要对此加以解构。在此，我们希望能够证明，尽管，或更确切地说，通过各种不同的为秘密会党确立意识形态的尝试（的分析），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看到意义的流动及其意识形态的多变的性质。很多人相信，会党的意识形态多数是通过从通俗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有限几个观念表达的。这些观念最重要的是“义”、“忠”、“仁”，全部出自正统儒家词汇，但却被改造成了“强盗的伦理”（Yokoyama，1986：163），在此种语境下，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学术界和社会上有关秘密会党的意识形态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历史小说中的通俗作品为基础的。从14世纪以来的多种《水浒传》的版本，包括重印与改写本，都自称是历史性的，但小说中没有多少内容是以历史档案为基础的，多数取自传奇故事（Hsia，1968：82~84）。由于20世纪的历史著作经常引用这些小说中的模式来解释秘密会党，因此，这一题目提供了一个理解历史与小说叙述模式相互渗透的独特的视角。

不管对秘密会党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如何依靠传奇与小说，但历史学家的各种解释本身表明，“义”与“忠”之类的观念不仅超出了儒家伦理的框架，甚至也超出了通俗作品中“江湖”上海誓山盟的兄弟会所伸张的草民的正义之类的观念。罗尔纲坚信，《水浒传》是研究秘密会党的最好指南[7]。

在他看来，“忠”、“义”等理想留下了各种不同的传统，晚明时期，在飘忽不定的土匪和造反者中，“义”与“忠”是与民间反政府压迫联系在一起的，而到满族入关之后，秘密会党中“忠义”的英雄便与从异族的统治下恢复故国联系在了一起（罗尔纲，1947：78）。罗氏还揭示了“忠义”观念的模糊性：尽管它反对贫富不均，但却不主张阶级意识形态；尽管它反对恶劣的政治，但却不主张民众革命；对于分配方面，他们也有所努力，但那只是按照家长制的公平分配原则进行的，其中有反对官僚制度的成分，但同时也有将官僚制度理想化的成分（罗尔纲，1947：81）。

酒井忠夫认为，“忠义”是将秘密会党及民间文化与儒家精英文化的霸权联系起来的重要范畴。因此，当汉族与其他民族发生冲突时，“忠”与“义”的结合在这些秘密会党团体就非常盛行，在北方地区尤其如此，这些都反映了对君主和国家的重视，而后两者即君主与国家均来自精英文化。同时，他认为，对于“仁义”的强调反映了这些团体的互助性，而且可以成为财富平等及减低租税的激进要求的基础（Sakai，1972：113）。其他一些学者，如王天奖，则不太强调他们保卫故国的一面，而更强调其“反封建”和政治方面的理性性格。他们强调，秘密会党不是像北方的教门那样崇拜神灵，而是崇尚正义的英雄（王天奖，1963：89~90）。从上述对“义”的分析理解的简要总结中可以看出，“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象征符号，可以应用于文化的不同方向上。由于与权威当局切断了联系，其道德权威来自许多帮派对它的共同追求。考虑到这些团体的流动性和社会界限的不定性（见第二章），“义”所具有的不同的、变化着的意义成了秘密会党的意识形态旋转的中心。革命党人在发动秘密会党的过程中，尽力利用这些观念中的一部分，即反满，来作为它对于传承的叙述模式。

第二章的讨论中曾指出与历史种族主义表述相对立的儒家对于政治团体的表述。事实上，有时这两种观念之间相互尖锐对立，在此种情况下，信此还是信彼就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不过，从话语的角度而言，这两种有关政治团体的观念在性质上是互补的：尽管它们相互分离，但在某些不同的时刻，不同的语境下，又彼此需要对方来完善自己。两个观念都不突出，也都不稳定。它们的文化来源常常是相同的。关于此点，下一节中对于秘密会党语言的分析将会有所说明。不过，倒数第二节所讨论的革命党人的种族观念，却是来自一种更现代的、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相联系的世界话语。因此，在革命党人试图用切实可行的方式在儒家的框架内来利用秘密会党的反满情绪的同时，在另外一个层次上，他们又不得不把这些会党的话语与儒家的文化完全分离开来。

二 矿工、儒家思想与满族问题

19世纪末期，四川成为秘密会党、特别是哥老会所领导的反基督教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反西方、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温床。铁山广认为，此种情况肯定与该地区相对较多的短工和流民（对外国人）的敌视有关。这些群体容易受到秘密会党的诱惑。会党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同时还向他们许诺提供保护和升迁的机会，就像基督教对新入会者所提供的一样（Tessan，1984：20~22）。结果，他们所组成的竞争性团体加剧了原本就潜伏在流民人群之间的好斗性。与此同时，基督教向民间宗教文化提出了严重的思想挑战，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帝国正统所默许的，同时似乎也是教门和秘密会党所捍卫的（Tessan，1984：22；Wyman，1993： 176~177，204~208）。因此，虽然冲突的根源常常涉及中国的基督教徒和民间教门或秘密会党，但很快演化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一场广泛的意识形态冲突。此种情形很像华北，那里的反基督教和反西方的斗争最终导致了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Esherick，1987）。

不过，同在北方一样，在这些运动过程中，民间文化感受到屈辱的意识不可避免地与对政治及经济不满有关。对中国（基督教）教徒和基督教传教士的敌意虽真实，但也要放在民间文化之中，作为外国从文化、政治、经济整体渗透这样一个大问题的一部分来加以解释。外国在扬子江上游的经济渗透已经深入到纺织市场，外人和传教士购买房地产，后来还发展到建筑铁路（Tessan，1984：20~ 21）。但正如魏曼曾经指出的那样，矿业对此感受尤其痛切，在那里，人们普遍担心外国人会随时对矿山实行机械化开采（Wyman，1993：212）。19世纪80~90年代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反基督教、反外国人、拥护清朝的运动，由一个并未受到教育的煤矿工人、哥老会领袖余栋臣所领导，这是不足为奇的。三大主要暴动之一，即1888年暴动是由天主教徒垄断了主要的煤炭市场，将非天主教的从业者排挤到一些不太好的市场所引发的（Wyman，1993：209~210）。

余栋臣哥老会反基督教暴动起源于四川大足县，与1886年重庆发生的排外暴力事件相接踵。在那一年及1888年、1890年和1898年，城内的罗马天主教堂每到当地庆祝“灵官”宗教节时便被捣毁。1890年，余栋臣领导了一次暴动，参加者主要是煤矿工人。他们捣毁了教堂，破坏了（天主教徒的）房屋，杀死了至少12人。根据法国天主教牧师的说法，建立在集市内、位于两座寺庙之间的教堂惹恼了秘密会党的首领。（天主教）信徒一再受到折磨，被迫放弃天主教信仰并重新改信中国的神灵。到1898年，运动达到高潮，余氏将矛头对准川南和川东的中国基督徒群体，并绑架了法国牧师，给清廷引来了严重的外交交涉。运动逐渐扩展到相邻省份的湖南、云南和贵州（《大足县志》，1945：4：8 ~ 11； Wyman，1993：180~203；Tessan，1984：27~29）。

尽管清廷在多大程度上同情反基督教运动尚不太清楚[8]，但它确实不时地惩治基督教信徒，以便安抚民众。然而，在地方一级，同情民间反基督教情绪的行政官员常常睁一眼闭一眼，或者不愿采取行动来起诉那些鼓动反基督教活动的分子（张力，1980：21~22）。正是在此种情况下，余栋臣把这种姿态理解为对他的暗中支持。于是，他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事实上，直至运动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1898年10月至1899年1月，当清政府被迫下令干预以阻止法国人的强势进攻时，排外运动才同时转向了反清[9]。

余栋臣于1898年所发布的在当地十分著名的《檄文》，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文本。它把对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与受儒家的民本思想启发而产生的保卫祖国的思想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今洋人者海舶通商，耶稣教传，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人心……国债重于邱山，焚我春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国土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大足县志》，1945，5：18）。

檄文写于余栋臣决定继续反对法国教堂及其信徒之后，显然他有意要使清政府及绅士阶层保持中立。他直接以“国家”观念相号召。如果绅士阶层有意参与共同捍卫儒家思想的事业，其建议将受到重视。政府官员和军队只要不向正义的民众进攻，民众亦不对之发动攻击。起义的惟一目标是外国人，倘官方视义民为仇雠，反戈相向，“则兵丁官役皆是洋人，并非我朝臣子，于国家法在必诛，于义民理难容宥”（《大足县志》， 1945，5：19）。这里，余氏非常策略地使用了语言：把国家与王朝等同起来（使用了儒家的国家意义而非现代的国家意义），暗示朝廷捍卫儒家的国家观念，试图将那些反对其运动的官员孤立起来，同时将其运动（“义民”）确立为正义事业的中坚力量。

但是，如果将其与儒家思想的话语亲和力仅仅视做策略性的举措，则是错误的。面对外来的基督教，其文本确认了起义者（“义民”）、儒家传统与清王朝之间的共同文化语汇。它宣称：“二百年食毛践土，凡我朝之臣子，孰无忠孝之心。十六字舜受尧传，曾读阙里之诗书，敢奉夷狄之教？”

之后，《檄文》再加一句：“我文宗皇帝驾幸热河，苟非犬羊之逼，岂抱鼎沸之痛？试问我朝臣子，孰非不共戴天之仇耶？”（《大足县志》，1945， 5：18）

正因为“义”的语言确定了余栋臣及其他秘密会党成员的基本思想框架，他们才可能如此有效地运用它们。他之所以能够用“义”的语言来打动清廷，是因为儒家的“义”至少部分地决定了其思想框架[10]。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革命党人不能不承认此种精神并对症下药。关于此点，下一节中有关龙华会的讨论会进一步证明。但是，朝廷的儒学和民间的反叛者之间的话语亲和力是超越满汉之争的，余栋臣的措辞也像北方义和团的措辞一样，包含了民间抵制反满的种子。因此，革命党人必须将秘密会党视为既脱离了清王朝的轨道，又摆脱了儒学思想（才能达到自己的反满目的）。

三 革命党人对秘密会党的表述

以下我将讨论的两个文本，均系出自浙江籍的革命党人陶成章（1878~1912）手笔。陶氏可能是浙江最重要的革命组织者之一。他与章太炎关系密切，是光复会的主要领袖。1904~1907年前后，他不时地参与组织扬子江流域的秘密会党的工作（Rankin，1968：32；1971：149）。两个文本均与秘密会党和革命党人有关；第二个文本是一部秘密会党史，影响尤其巨大，直到最近仍是有关这一时期秘密会党史的最重要的史料来源。其中所收集的信息以及陶成章所设计的叙述模式，被广泛利用，在诸如平山周及孙中山等政治大家和萧一山、罗尔纲等史学大家中都可以找到其影响。孙中山接受并改造了陶成章的话语，有关此点将在后文论及[11]。

第一个文本是《龙华会序》。龙华会由陶成章于1904年或1905年前后所组织或重建，据兰肯认为，它是一个介于传统的秘密会党与革命党之间的组织（Rankin，1971：151）。与浙江的其他革命同志秋瑾和徐锡麟所发展的革命组织不同，陶成章在其组织中尽可能多地保留传统会党组织的特点并强调与秘密会党的看法相近的观念（Rankin，1971：151）。兰肯怀疑此文本可能是直到1908年以后才起草的，当时陶成章等人正在努力联络扬子江流域数省的秘密会党（Rankin，1971：152）。第二个文本，即影响极大的有关秘密会党史的那一篇，是根据陶成章在东南亚专门针对革命党人和活动家而做的一次演讲记录下来的。正如第一个文本主要针对秘密会党，后一个文本则主要针对现代革命家及其支持者。

《龙华会序》开门见山，将“革命”一词的两种含义融合为一，指出：革命一词出自《易经》，其意思是应人顺天（陶成章，122）。众所周知，在20世纪前的用法中，“革命”一词是儒家政治术语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褫夺统治者的“天命”，使之不能继续统治。当作为一个指称现代革命的词从日本传回时，该词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不仅不专指王朝的更替，而且也不仅仅指政治革命。随着文本的展开，中心思想逐渐清晰起来：已经没有皇帝的位置，革命的意义与其说是历史的，不如说是现代的。不过，这种语义上的合并只是文本所用策略的第一步，即：通过引用充满通俗的儒家观念的权威性历史语言，将秘密会党拉到新观念中来。

即使在确立这第一步的同时，该文本就着手将这种历史的儒家文化与政治体制分离开来，特别是与皇权分离开来。它宣称，“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并不是不道德的，而是很为中国古代文化所称颂的。指责造反不道德的其实正是皇帝（那些一屁股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要打击那些挑战者，令其阿谀奉承的臣子表演各种礼节来深化对挑战者的责难（陶成章，123）。文本一再引用孔子和孟子的话以便证明，人民应该成为皇帝。由于生活于封建时代，民众实际上不可能成为皇帝，但自从国家统一以来，许多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如刘邦、刘备，特别是朱元璋，均已证明普通人是可以当皇帝的（陶成章，125）。文中虽也谴责皇帝的暴政，但其目标却是鼓吹古代圣贤所称许、历史所传承的民主能力[12]。

将权威性的文化从皇权体系中分离出来，并非仅仅是要揭示民治的潜能，更重要的是要将文化与满族的统治分离开来。第二个叙述的主题确立了一个种族性的排他的汉族群体并与第一个叙述主题暗中互相配合。实际上，此主题在较前一点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因为文中早已提到孔子可能厌恶夷狄君主及其祖先把自己供奉在皇宫里。当然，他肯定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夷狄如此羞辱。两个主题的结合在明朝第一个皇帝，即洪武皇帝朱元璋身上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朱元璋不仅是普通的“民”，而且还是汉人，又赶走了蒙古统治者。其他例子包括郑成功、岳飞等（陶成章，126）。上述第二个主题历数满族的征服与统治所造成的恐怖之状，而民主的前景则几乎全然隐去，直至本节的结束处才又被重新提起：为什么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意识到受满族的奴役？答案揭示了此文本在全球话语下的号召力：

这是各国交通的好处。原来外洋各国，从未有异种人做皇帝的，就是同种的人暴虐百姓，也就要起来革命。我们如今与外国人来往得渐渐多了，再把孔夫子孟夫子的话印证起来，这个道理所以就明白了。将来我们革命成功，外国人哪一个不称赞我国（陶成章， 127~128）？

在此寥寥数语中，不同的叙述交织在一起。在那句关于外国人受本族压迫起而革命的简短而含蓄的话语中，语义从种族革命转向了人民革命，但仍强调种族，暗示着当压迫者不是同一种族时，更有必要起来革命。其次，（文本）显然试图从外国经验中找到合法性。但是，要确立这样的合法性，只有首先确立现代西方文化与真正的古代中国文化之间有某种渊源或相同关系，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孔子和孟子所赞许的民主的潜能并且得到举世公认。这样，把真正的原始的中国文化从国家政权中分离出来，就具有了多种作用：此种文化成为民主与革命的宝库；使中华民族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驾齐驱；最后一个需要阐明的则是此种分离之所以必不可少，目的是将革命党人与秘密会党联系起来。

很显然，秘密会党的反满是非常矛盾的。从历史上说，中国种族主义的建构更确切地说是对儒家文化主义观念的补充，尽管有时两者之间亦会相互抵触。为了利用共有的“义”和“华夏”的词汇，（文本）诉诸儒家文化语言的策略（如果可以称之为策略的话）是十分有效的。但是，革命党人必须警惕传统观念的多变性。在这方面，满族作为儒家文化的赞助者，可能会成为此种文化的领导者，甚至是传统的种族排外主义的领导者，特别是当面对破坏偶像崇拜的外国人时尤其如此。秘密会党可能会突然倒戈，从反抗满族转向支持满族。为了预先排除对儒家文化的强调会产生亲满情绪的可能性，该文本不仅需要把文化与政治分割开来，更滑稽的是，它还必须赋予儒家文化一种种族主义的政治观。

陶成章的第二个文本题为《教会源流考》，是他1907~1911年间在东南亚所做的演讲的记录稿。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第一个文本中孔子和儒学处于核心地位，但此文本却完全不提孔子及儒学，而二者相隔不过四五年之久。当然，几处重要的地方提到了“义”以及其他传统观念，但这些观念引起与主流儒家思想并立乃至对立的文化观念。在针对民族主义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所做的这一文本中，儒家思想在使文本合法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重要作用。本章试图集中讨论的中心讽刺之点在此种分离之中得到了展示：一方面，陶氏的第一个文本中理想化的儒家（尽管被赋予现代化的观念和种族思想），为秘密会党提供了行为和自我形象的准则，但另一方面，第二个文本中却不仅放弃了此种策略，而且还提出了一个与儒家观念相对立的对秘密会党的理解叙述框架，孙中山等人在后来的历史上曾对这一框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我并不是想说这其中有什么伪善与欺骗，实际上陶成章本人并未明确反儒。我只是想考察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处理现代的和原始的历史的民族主体之间的难题时所采用的修辞策略。

这一文本的合法化策略是什么？它使用了什么样的权威化的叙述模式来使读者相信其故事中的价值观念？这一策略就是纯粹的种族国家主体的发展，这一主体并未与儒家文化的天下观念相结合，而是扎根于现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理论之中。20世纪初期中国思想中的“淘汰”（劣败）之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关键词语，提供了把握其在此文本中所起作用的线索（陶成章，1957：102）。融入或源自此叙述模式的还有好几个主题，不过，我认为，他们只有在与此主导性的叙述联系在一起时，才能够获得合法化的力量。该文本的操作框架是一种比较历史研究，其对象是作为历史性的与国家抗衡的力量的秘密会党与宗教门派的历史和相互影响（关系）。先看其结论：陶氏告示其同志，秘密会党比教门更理智，政治上更自觉，因此，共和革命应与秘密会党建立同盟。

陶成章一开始就把各种各样的秘密会党和教门简化为两大流派，即北方的白莲教系统的教门和南方的洪门系统的秘密会党。前者派生的教门包括红巾教、在理教、义和拳等，而后者则包括三合会、三点会及哥老会等。此种划分是根据中国环境文化而进行的，即北方的黄河流域和扬子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而区域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习俗使得南方人更加智巧，少迷信而多政治。他们敬仰《水浒传》中的伦理观。北方人直而愚，多神权迷信（陶成章，1957：100），其迷信性弱化了其政治追求。由于两地人民心理之不同，白莲教从未能够发展到南方（陶成章，1957：107）。

酒井忠夫（1972：264~265）和陈志让曾经证明，对于教门与会党的这种区分过于被夸大，两者之间实际上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但两者之间的差异根本不可能如此整齐划一，因为存在着大量介乎两者之间的组织，而并不仅仅是地理上存在着中间地带。陈志让认为，此种区分的目的是要证明，扬子江流域的哥老会在政治上是反满的，而至少在1900年前，除上述地区外，其他许多地区在文化观上对清朝是矛盾的，特别是当面对着外来的西方基督教势力时尤其如此（Chen，1966：13~16）。更为重要的是，此种南北之分、环境一文化之分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也是有用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借助于此）就可以将教门与停滞僵化的封建势力联系在一起，而把会党与资本主义萌芽联系在一起（罗尔纲，1947：78；王天奖，1963：89~91）。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其意义远远超过其直接的目标即通过将哥老会描述为反满以便与之建立政治联盟，它所建立的是一个产生种族国家主体的叙述框架，充满了现代性——理性，自觉而不迷信的世界观，如果愿意的话，还有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及平等。这样，他们在一定的领导下就能够建立一个既现代而文化上又是中华文化的国家。

正如在第一个文本中一样，第二个文本对于种族纯洁性的叙述也确立起来了。文本把教门与会党的最初目标与中华文化初建之时联系起来，那时，华夏祖先来自西方，与这些地区的夷狄发生长期的冲突。这些祖先树起大旗以便与夷狄相区别，并保护其同类及其价值观念，从而深深地把人民的心维系在一起。中国人所尊敬的古代英雄，如三皇五帝、周公、管仲等人，正是他们的领袖，是他们驱逐了异族之人。至东汉和西晋时期，人们忘记了祖先严夷夏之大防的训诫，遂渐受制于异种族。在此较早时期，华夏虽被夷狄征服，但这些夷狄多种族卑微，故一切习俗不久即同化于华夏文化之中（陶成章，1957：100）。

宋朝是这一话语中的一个转折点，原因在于，赵宋不防外患（专防内变），边疆无兵，偃武修文，以柔民气，中国之国势，因之大衰，由契丹，而女真，而蒙古，最终是满族，期间，明祖兴起于一时，仅250年，遂蹈亡国覆族之惨（陶成章，1957：101）。陶氏以此暗示共和革命的理论会反对士大夫阶层的儒家文化（有关此点，在对于孙中山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只不过并未直接提及孔子及新儒家的名字。祖先以武力保卫种族及其文化并消灭种族敌人的传统就落到了教门和会党身上。当然，白莲教确实导致了明朝的建立，但由于受外来佛教的启发，他们仍与佛教化的蒙古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只有当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华夏民族的真正继承者，即洪门，才起而要求光复祖先的故土（陶成章，1957：101 103）[13]。

文本对洪门这一名称进行了分析（陶成章，1957：101）。洪门中的“门”指的是驱逐蒙古的汉人皇帝即明太祖洪武皇帝的家，不管其地位差别多么悬殊，所有入门者均为平等的兄弟。在秘密会党中，所有成员均是一家的观念非常普遍；在这一点上，陶成章并无任何创新。不过，他有意做了两点曲解：第一点是平等，有关此点下文还会讨论，我们现在仅需指出的是，这种平等的话语是强加在多数会党中普遍存在的等级制之上的；第二点曲解是他把家的观念与群体世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国家观念的核心。革命党人陈天华写道：“平常的姓，都是从一姓分出来的，汉种是一个大姓，黄帝是一个大始祖”（引自DikÖtterr，1992：117）。对种族之忠被视为对家族之忠的延伸，共同的祖先与共同的血缘成为维系革命党人单一种族观念的主要手段[实际上，陶成章在第一篇文章中曾指出，我们大家不都是轩辕皇帝的后代吗？ （陶成章，125）]。在陶氏的叙述中，虚构的秘密会党中的兄弟起着原始祖先的真正传人以及预言训诫的传承者的作用，这便是他们坚守诸如穿古装等各种传统习俗的原因。然而，最有意思的却是他想方设法克服了这样一个悖论，即：他们这一虚构的大家庭或兄弟并非因为血缘才联系在一起，但却要充当真正的传人。他所用的方法是“礼”，认为秘密会党中歃血为盟的宣誓仪式即是一种将之与祖先联系在一起的行为，因为此种习俗为古之所有，当代的满族政府并不承认是汉族的习俗（陶成章，1957：101~ 102）。他们通过秘密的歃血为盟的仪式与祖先联系在一起。

兄弟的比喻使陶成章能够比较好地将他所关注的两个问题融会在一起，这两个问题我们在前一个文本中已经看到过：建立一个种族的团体和建立一个现代社会。有关兄弟部分的段落强调兄弟之间的平等，并可与其他现代形式联系起来，比如理性与政治自觉等（陶成章，1957： 106~108）。与第一个文本不同的是，这些特点并不是渗透在抽象化的儒家文化之中，而是放入秘密会党本身之中，将之视为一种激进的、秘密的、与士大夫阶层衰微的高级文化相抗衡的文化。此种民族主义式的在中国历史内部寻找替代儒家传统的做法在20世纪初期已经成为一项不小的事业，并且特别与章太炎等国粹派的民族主义者联系起来。在寻找替代传统并以之作为民族的新文化的倡导者中——当然不一定是国粹派——有胡适和顾颉刚，前者把白话确立为现代中文，而后者则从儒学的阴影和民俗文化中发现了一种替代性的历史。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陶成章在光复会内与章太炎关系密切，不能不受其影响。尽管他本人似乎并不是自觉地把秘密会党群体乔装打扮成这样一个替代性的群体，但其形象在文本中时隐时现，明显对革命活动家有很大影响。

把这一替代团体当做真正的中国价值观念宝库的最清晰的想象，亦即秘密会党的浪漫史，出现于陶成章对会党宣誓的意义的讨论中。据他看来，他们所发的誓言是桃园三结义式的誓言，将之联合于忠义之中（陶成章，1957：109）。众所周知，桃园结义发誓是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三个主人公所发的“忠”誓，这个故事后来在民间文化和正统文化中被各自不同的目的而加以利用。陶成章写道：洪门用《水浒传》和其他小说中的说教把下层汉人的心团结起来。“会员之宗旨，专崇义气，取法刘、关、张。既崇义气，力求平等主义，故彼此皆称兄弟，政体主共和”（陶成章， 1957：109）。

在此种情况下，陶氏把“义”作为一种手段，使他们去建立平等，实际上还要去反映共和的原则，这在已经约定俗成的“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是很难消化的，它代表了一种试图把具有可变性的“义”固定下来以便对民间文化中广泛传播的秘密社会的浪漫话语加以利用的一种尝试。这种利用涉及重新加工，其目的是把对所有民族主义都必不可少的二元时间性融合为一，即：既要现代，但同时又要保留原始。在此种叙述模式中，“义”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和平等意识，同时还产生了不息的为祖宗报仇的决心。结果，此种话语负担对于秘密会党来说，实在太沉重，难以承担，而革命党人则大失所望。事实上，在表扬了秘密会党的共和政体之后，陶成章却继续描述了秘密会党内的各种不同的等级制度（陶成章， 1957：110）。

四 孙中山：现实的考验与叙述的封闭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会党即使在与革命党合作的过程中，也没有满足革命党人对他们的话语期望（Lust，1972：179；Lewis，1972：111）。例如，由会党和革命党人联合发动的最大的起义，即1906~1907年在湘赣边界举行的萍浏醴起义，使革命党人相信自己没有能力驾驭会党，从而将兴趣转向新军。萍浏醴起义系由哥老会反对清政府处死湖南哥老会领袖马福益的运动发展而来。他们由此而响应革命党人发出的反满的号召。尽管革命党人做了种种努力，但起义最终围绕着共和问题发生了分裂，其中一部分采纳了同盟会的部分政治纲领，旗号与袖章上使用“革命”字样（Lust，1972：179）[14]，而另外一部分会党的反满则仅仅是号召建立一个新的中华帝国，并断绝了与共和派的一切联系（Lewis，1972： 111）。除此之外，秘密会党中的排外和反基督教的活动是革命党人所不赞成的，他们极力想把会党的这种排外情绪和反基督教的活动转移到反满上来，但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革命党人的这种努力并不成功（Rankin，1971：131）。会党之采纳革命党人的世界观并不彻底，关于此点，辛亥革命期间四川秘密会党的庆功会就是最好的证据。他们庆祝历史又回到了前一个时代，哥老会成员穿起明朝的服装，扮成明朝官员的模样来游行。这使革命党人大为震惊，赶紧采取措施加以弹压（Lust， 1972：171）。

起义的组织者毕永年的经历很能说明现实对秘密会党的浪漫叙述的打击。作为哥老会在湖南的早期组织者之一，毕永年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参加了孙中山的兴中会。1899年，他安排哥老会领袖与革命党人及三合会在香港会议，促成三者在华南的短暂合作。不久，到1900年，哥老会的数位领袖放弃革命，转而倒向康有为的保皇会一边。他们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旨在华南建立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独立政府的自立会。冯自由认为，他们是受到康有为允诺提供大笔资金的诱惑。不管其行为是出于贪婪抑或仅仅出于务实，是亲满还是君主主义，但秘密会党的领袖确实没有达到革命党人为其建构的“义”的浪漫话语的要求。很显然，毕永年极度失望，从此剃发出家（冯自由，1943：75）。

实际上，曾一度批评会党存在等级制、专制、没有任何现代思想的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孙中山从1895~1906年间一直与会党联络发动起义，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都没有完全放弃联络会党。他最清楚会党的习俗与革命党人对会党的美化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然而，早年的孙中山并未过分担忧秘密会党的非共和性质。横山宏章认为，孙中山的共和观念直到1905年在夏威夷建立同盟会时才逐渐明确起来，孙中山并未意识到，革命党人和秘密会党的意识形态有何重大不适之处。孙中山多次参加秘密会党的仪式并接受其口号（Yokoyama，1986：134，143， 154）。事实上，甚至连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反映的也是洪门夏威夷分部的目标。后来，1913年孙中山组织革命党时，有人指责他重新回到了会党的等级制和秘密原则（Yu，1962：118）。横山的研究提醒我们，孙中山早期可能对现代性了解甚少，看不出秘密会党的习俗和礼仪与共和制之间有何不适之处。我倒认为，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孙中山认为在城市新式的、西化的团体生活中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可能性极小，而在家族、同乡会和秘密会党等传统的组织基础上来建立现代国家的可能性反而更大（Strand，1992：3~5）。

1900~1911年间，孙中山曾对秘密会党作过为数不多的几次评论，表明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利用会党作为军事同盟者来参加反满斗争。这些评论有些包含在他对于君主立宪者的批评之中。前面曾经提到过，康有为的保皇会在争取扬子江流域的某些会党的支持方面不能说不成功（据说康有为和梁启超被推为哥老会的“龙头”），但他们所争取入会的多为海外华侨，包括夏威夷和美国的洪门（致公堂）。不管怎样，在美国的秘密会党中，随着其关注点转向美国，反满情绪已经大大降低。孙中山在20世纪初的巨大政治成功就是把美国的华侨从君主立宪转向了民主共和事业。当然，孙中山并不认为转向种族民族主义是欺骗秘密会党，他认为这是使之返回其创建时的初衷，因此是真实的目的。他把洪门视做最坚定的反满者，不过他认为海外华侨随着他们定居海外在新的条件下谋生，已经淡忘了种族政治的思想。孙中山认为，他自己的使命就是提醒他们这一传统以及揭示此种传统与革命事业之间的联系。君主立宪派攻击革命党人是在投机式地利用会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孙中山反驳道：“革命党与会党同心同德，声气相应，合力起义”（孙中山， 1957：808）。革命党人是在完成秘密会党最初的使命，而立宪派则在阻碍其使命，渗入并捣乱会党以便利用其力量来支持清王朝（孙中山， 1957：812）。

尽管会党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十大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民国建立以后许多年间，孙中山却未曾承认其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1919年，蔡元培准备编写一部国史，拟把秘密会党的贡献也写入其中。孙中山写信反对，建议另外专门写一部秘密会党史。孙中山写道：秘密会党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其于共和革命关系实践[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于民国史中（孙中山，1954：2）。

我们如何解释此种态度？一方面，这是一种诚实的反应，是一位与秘密会党有密切联系但又不得不看到其复杂、多变的方面，不得不从众多美化秘密会党的叙述之外来审视的革命者的诚实反应。在此点上，孙中山的反应与前边曾提到的削发为僧的毕永年的反应相差无几。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孙中山的反应之中又有某些令人不太舒服的感觉。难道他不是有意识地压制某些东西？毕竟，成千的秘密会党成员为革命贡献出了生命，海外秘密会党的财政募捐使其组织得以维持[15]。那么，为什么不给他们应有的待遇？五四时期，当所有传统，包括儒家的和民间的礼仪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之时，孙中山是否为自己曾与这些秘密会党关系密切而现在却要将这些都写入国史而感到不安？他是否感到与下层社会的交往而有失体面？他是否为自己曾经提倡过种族观念并在某些情况下将种族观念强加于会党而使会党从此以后即受人责难而感到难堪[16]？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答案，不过，五年之后，孙中山在其晚年作品中终于在秘密会党问题上做出了慎重反思。他思考此问题时所使用的文本策略揭示了评判会党在中华民族中所起的作用时，这些关注点是如何处理的。

孙中山的这一文本是其所写的所有提及秘密会党的文本中最长的一个，它正是1924年2月10日所做的《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三讲。在许多方面，孙中山把陶成章的第二篇文章所列的大纲作了充实。在此文本中，孙中山对会党大加表彰，特别将之与士大夫阶层作了对比。会党从康熙皇帝（1661~1722）以来一直保持了弥足珍贵的民族意识，而士大夫作为一个阶级，陶醉于名声和官位，经不住清廷恢复科举考试制度的诱惑（孙中山，1924：645 ~ 646）。当然，这里同样存在着美化的问题。秘密会党不仅是民族主义财富的传承者，同时，由于士大夫阶层已将其灵魂出卖给异族的清朝，会党只能以自然的、口头的方式来传播保存这一财富。这一美化框架是背叛与忠诚两者之间的对比法。

与此同时，孙中山对秘密会党的美化话语也有一些颇具启发性的东西。首先，秘密会党不是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独立的历史的“国民”自治团体，它是由富有民族意识但又不得不混迹于江湖下层社会及流民之中以隐藏其民族主义思想、躲避不可靠的士大夫阶层的、忠于明朝的遗民组织起来的。我们发现，孙中山用了“财富”这一比喻来描写民族主义意识。财富应该放在坚固的金属箱中，藏于隐秘之所，使盗贼无法找到。同样，明朝的遗民将财富藏于秘密会党组织（这一金属箱）中，藏于下等社会（这一隐秘之处），因为这些阶层社会地位低下，没有人想到财富会在他们中间（孙中山，1924：645，646）。使我震动的是此段中的精英主义思想，此种思想陶成章不具备，早期的孙中山本人也不具备，会党不仅被当成明朝遗民所设计的产品，而且孙中山似乎急于想解释清楚，为什么像民族主义这样神圣的东西会流于下等社会。

孙中山似乎想把会党说成是一个并无任何意义的组织。当他强调秘密会党的缺点时，这些段落反映出的精英主义思想更得到了清楚的确认，即：会党因其幼稚，最终不能完成民族革命（孙中山，1924：647）；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民族主义意识的宝库，因此，这一宝库总是被其他人所滥用。孙中山举了左宗棠和哥老会的例子，这些例子陶成章也举过：左宗棠的湘军中布满了哥老会成员。有一次，左宗棠在其军队中发现一名被通缉的哥老会领袖，但当捉拿到他之后，左宗棠立刻就面临着一场兵变。据说哥老会籍的士兵拒绝继续打仗，除非左宗棠释放他们的哥老会领袖，而且更有人要求左宗棠必须参加哥老会。据说左宗棠答应了他们的条件，结果，新疆平叛之战打得很成功。孙中山不是把这一成功归之于清政府力量的强大，而是归之于秘密会党对于夷狄的反击。孙中山接着又说，左宗棠既加入哥老会，遂着手消灭其组织，这说明了会党的天真与无知（孙中山，1924：647~ 648）。孙中山将这一故事浓缩于一讲的篇幅之中，系统提出了他对于秘密会党的看法。尽管会党是民族主义意识的真正宝库，但其幼稚的天性却要求必须有人从外部加以领导才能实现其潜在的能力。

五 革命意识形态与全球种族话语

前几章已经揭示了19世纪晚期被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东西成为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宣传家及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兴学科最重要的组织话语。当19~20世纪之交这一全球性话语在中国扎根时，迅速成为此后2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话语工具，直到反帝的修辞和伦理取而代之时为止。可以肯定，尚有许多其他文化话语，特别是东西二分法的话语（参见第七章）与之相切，但是从其进化的、达尔文主义的前提仍继续启发着那些甚至与之对立的话语来看，它开始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建构现实，是确凿无疑的。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到了一个国际性的话语体系之中，同时，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话语进行了改造，以便使之适合于中国的实际，从而使自己能够编织出一部天衣无缝的国史。

在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历史上中国关于比自己落后的种族的观念改造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性的民族与国家的等级制。早在19世纪后半期社会达尔主义发生影响之前，关于文明种族及其进化的等级观念在西方早已十分发达（Stocking，1987）。然而，在中国，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达尔文主义通过强调种群之间的生存竞争，不仅增加了紧迫感的成分，而且更增加了一种意愿，迫切希望站到这一等级制的上层。因此，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维新派，都试图用此话语来动员群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乃至亚洲人来说，生存竞争和优胜的单位并不是个人或家族，而是整个种族，整个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整个种族国家。为什么是整个种族？多数学者认为，种族主义要么是一种历史遗教，要么是政治驱逐满族统治的一种权宜之计，要么就是两者兼而有之。我承认存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但我认为，不应让这些争论掩盖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全球话语的种族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这一问题。此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亦应在其传播过程中去加以理解。

西方大多数阐述或参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作者同时暗含着一种种族的或民族的身份（identity）（参见第一章）。实际上，作为一种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话语，不管它在欧洲到底代表了什么，它在国外当然是一种种族性的话语。在中国，把这种话语改造成为一种在竞争时代能够发动（国民）竞争的学说，当然需要建立一个机关，建构一个特殊的历史主体，而这样的主体在当时的世界秩序中只能是民族国家。在中国，民族应该是一个种族的民族的观念，是适者生存这样的建构性话语的产物，在这一话语中，种族是适于生存竞争、文明的主要价值源泉，同时也是历史的传承或政治上的需要。

正如第一章已经证明的那样，维新派的梁启超和革命派的理论家汪精卫在政治舞台上处于对立面，均着手用从社会达尔主义所联系起来的影响巨大的国际话语中取得的材料来建构新的民族主体。两人都以日本和西方新诞生的民族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及其广博的西方国家的历史知识为工具。不管他们如何改造这一话语，他们的话语世界与国际知识界的话语关系更密切，而与秘密会党的话语的关系则相对更疏远。他们也许是当时一代人中最有影响的作者，实际上，孙中山的许多观念反映的是汪精卫的思想，而汪氏则又吸收了梁启超和严复的思想（即使在反驳他们时，亦是如此）。事实上，我们在汪氏的文章中也可以找到陶成章的几个观念的源头。汪氏1905年所写的《民族的国家》一文（第一章中曾论及）的观点在此点上极为重要，因为它最为系统地论证了革命党人为何要建立一个种族的民族国家。如果情况确实不是秘密会党和民众将种族主义强加于其上，而是恰恰相反，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尽力弄清楚种族问题在其世界观中的重要意义。

回想起来，汪精卫创造性地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用来把握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种族与国家的联系。汪精卫认为，由单一种族构成的国家当然优于由多个种族构成的国家。汪氏的推理所依据的逻辑，我们从秘密会党的讨论中亦可发现。普通的种族意味着一个民族相互之间都是兄弟，既是兄弟，自然平等（汪精卫，1905：84）。他们也享有自由，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被征服的种族必不使之自由，同时不同的种族亦会相互争斗。用同样的精神，他写道：西方文明国家没有异族的统治者（汪精卫，1905：97）。这一观念在陶成章那里得到了反响。汪精卫列出了种族与国家相互影响的4种方式，发现近代中国属于其中的第三种，即少数民族征服者同化了占多数的种族（汪精卫，1905：86~87）。然而，由于汉族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大大进步，认识到生存竞争中保种的必要性这一最高原则，因此，满族将要么接受汉化，要么被消灭，从而出现第四种方式（汪精卫，1905：95）。汪精卫与其同志胡汉民、邹容一样，都把满族看做是下等民族，将之贬为原始的野蛮民族[按照胡汉民的说法，满族在其故乡是“居穴衣皮”（Pusey，1983：324）]，除非汉化，否则就只能像美洲的红蛮那样被消灭（汪精卫，1905：95）。

这样，共和革命者吸收了种族进化论的国际话语并利用它来构建一个种族上纯洁的中国，一个建成以后内部将平等、没有纷争、能够在生死攸关的生存竞争中不断进步的中国。这种逻辑的特点在陶成章的文章中，在近代史家的论著中，特别是在融种族复仇与共和平等于一体的兄弟之喻中，都是随处可见的。此种逻辑明显源自外来话语，尽管本土对之所作的改造亦十分重要。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认为利用秘密会党的种族主义来建立一个共和政府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呢（Gasster， 1969：83；Wright，1968：23）？在美国的汉学研究中，当第一批有关辛亥革命的主要研究成果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时，对于一个涉及种族的问题，这样做自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在中国，当我们考虑到民国建立之后非汉族的种族将会发生的情况这样一个政治问题时，我们对现代种族主义话语的命运以及随后有关秘密会党的观念就会获得某种深切的认识。

辛亥革命之前，对占现代中国国土面积2/3以上的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命运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如何使之同化上。章太炎关于一个国家要做到种族上纯洁那么逻辑上其他种族即是主权国家的奇谈怪论，并没有多少人理睬（Pusey，1983：331）。汪精卫尽管比其他人稳健，但仍驳斥梁启超关于由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组成一个大民族的观念，因为梁氏的观点否定了汉民族不可否认的进化优势以及同化那些下等民族的必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汪精卫误解了梁启超，因为梁氏最终同样相信为了避免被外人瓜分，有必要由汉族将这些少数民族同化过来（Pusey， 1983：333；Kataoka，1984：284）。

1912年1月（确定的）中华民国国旗包括五种颜色，每种颜色代表着共和国内的一个主要民族，这似乎象征着革命党人话语的转变，特别是孙中山开始提到五个自治民族作为共和国的基础。确实，孙中山对满族的敌意一向就不像其他革命党人那样偏激。然而，革命成功之后，他在给予满族的待遇上采取稳健的态度，这并不表明他一直相信五族自治，也不能表明镶在旗上，他或其他革命党人就会对此当真。片冈一尹曾作过一些深入研究，证明话语从种族主义、同化主义转向各族自治，这本身即是政治上的一个权宜之举，脆弱的共和国不仅面对着蒙古、西藏的分裂运动[宣称属于大清帝国而不属于中国（Nakami，1984）]，同时也担心，若中国对于这些地方的主权要求过于积极，会招致俄国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报复（Kataoka，1984：292）。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所谓与秘密会党结盟是政治权宜之计的论点。孙中山后来在评价前期与秘密会党联合的观点时曾经提到，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态度应该与会党区分开来，确切的原因在于，革命党人所倡导的五族共和学说，反映了革命党人具有博大的心胸，秘密会党发自内心的种族主义不可与此同日而语（孙中山，1954：30）。不过，片冈指出，孙中山直到1912年1月之后，只有当他谈到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该族之一部分于1911年12月宣布独立）时，才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Kataoka，1984：298）。在1912年9月针对“四地区同胞”（指满、蒙、藏、回）所作的一次讲演中，孙中山谈到民族同胞在外国压迫下所受的痛苦，现在，作为国家的主人，他们可与内地汉族同胞一起，共享共和之福，共同抵御外国侵略（Kataoka，1984：300）。与此同时，新同盟会于1912年3月制定的章程却反映出它正在致力于同化政策并迅速在“边地”移民，这都与上述五族共和的学说相悖。1912年8月，新成立的国民党领袖倡导同化政策，并创建了一个组织，鼓励汉族人到“边地”定居。实际上，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几乎就没有再提过五族共和之说，他本人则投身于边地殖民的计划之中（Kataoka，1984：298~300）。

这样一来，为了动员会党而不得不诉诸种族主义的权宜之计，到头来本身却是为了掩盖一个更深层、更根深蒂固的话语和连续不断的种族同化的实际的权宜之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但是，即使种族主义话语不再盛行之时，孙中山仍一再把种族等同于国家，这表明五族共和学说与先前的排满思想之间的联系并未切断。正如齐思和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1937）所指出的那样，当中国正在遭受空前残酷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此种联系只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更多的麻烦。在齐思和看来，由于这些少数民族被错误地看做一些基本独立的种族，结果使得回族和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得以宣布为独立的民族（或虽未明确宣布，但经日本侵略者诱劝有可能宣布独立）。齐思和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彻底放弃种族这一不科学的观念，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混血的，汉、满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汉、回之间也只有宗教信仰上的差别。他宣称，民族主义不过是因有共同的历史而聚合到一起并愿意共同抵抗帝国主义（当时指日本）而生发出来的（齐思和，1937：28~34）。齐氏的文章代表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话语对萎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批评。

因此，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吸引力的减弱，再加上危机的政治局势，导致了掩饰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作用的最初的努力。反帝运动的高涨，以及由被压迫者的团结性启发而产生的道德正义世界的理想，不仅使种族主义更加无地自容，而且最终导致了在共产党人领导下所实行的优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不过，种族的话语并未从此消失，而是换上了新的形式，在某些不易觉察的领域中，如优生学中，甚至获得了某种合法性（DikÖtterr，1992：chapter 6）。那么，秘密会党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中国和中国香港现政府均致力于根除由部分三合会组织发展而来的国际走私与毒品贩运国际网络。……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秘密会党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及话语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六 结 论

本章中，我认为，反满明显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话语结合点。反满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解的问题，更不是（革命党人）对某些并不信仰的东西的利用，它是一个关键点，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借此得以打开一个通向秘密会党世界的窗口。全心全意把那些能够适合的东西加以吸收、改造，其余那些不太适合其世界观的则加以摒弃。用此方法，革命党人就能缝合出一部既原始又现代的民族的国史。

民族缝合的进程始自革命党人说服秘密会党相信，共和是儒家思想，因此他们应该参加。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告诉自己：秘密会党代表了原始的民族文化，此种文化可替代士大夫阶层的儒家文化和教门文化，后两者是与现代国家相对立的“他者”（other）。会党文化的核心是兄弟之伦，代表了（兄弟间的）平等和共同的血缘关系。在此过程中，会党的种族观念被从其复杂的精神特点中提炼出来，提炼环绕着儒家的文化主义以及反帝思想，并在视民族纯洁为全球性民族生存竞争中必不可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框架内进行。此外，孙中山又增加了下述观念：会党是幼稚的，不能独立采取革命行动，革命的政治对他们来说是外来的东西。最后，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过时，革命党人本身的种族话语逐渐消失，革命的种族主义被归之于仍然沉默的秘密会党。

民间反满思想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历史关系是什么性质？我认为，我已经清楚地揭示了（民族主义者及其他人提出的）基本观点，即：历史的连续性只有通过共和主义者才得以重新发现，辛亥革命完成了秘密会党民族主义者的使命。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秘密会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党人的意识形态之间并无历史联系，后者只不过是为前者建构了一套象征。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这样看来，话语却吞没了历史。

尽管我强调被历史叙述所掩盖的扩散与差异——后两章我们会看到“封建”的意义和功能的转变使得与历史的彻底决裂成为可能——但在本章结束之际，我想突出强调一下反满的历史能动作用。在此之前，我曾提到过这是促成双方联合的关键点。当然，在其叙述象征中，革命党人不得不设计一套复杂的战略，投射并承载反满的种族主义思想，使之作为对传承的优先叙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华南数省之外的其他地区，此种思想已经开始萎缩。但是，在实际层面上，革命党人之所以能够（与会党）建立联盟，并不仅仅是因为存在着反满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因为他们依靠大量权威性的历史词汇，如“革命”、“义”之类德里达称之为“古旧义词”（paleonyms）的词汇来作为介绍新思想的连接点。尽管由此而来的革命党人对秘密会党的表述甚至这些关键词本身并未留下什么痕迹，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如果没有这些历史联系，新的表述本身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第五章 “封建”的谱系：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叙述

第五和第六两章将讨论有关现代性的替代性叙述在20世纪的中国是如何被掩没乃至非法化的。在这两章中，我将考察对社会的叙述和对民族国家的叙述这两种现代话语之间的相互竞争。国家与社会的主题在中国史学中源远流长，而近年西方有关中国的史学研究中，随着对西方市民社会兴趣的复兴，对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以及由此推演出来的市民社会对现代国家的出现起何种作用的问题，出现了热烈讨论。我亦发现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把握晚清中国某些发展趋势的好方式，但是，在使用此概念前，有些观点立场需首先加以澄清。

尽管有些讨论颇具启发性，但市民社会的观念措辞所用的却完全是客观主义的术语，而根本没有提及叙述结构化（narrativization）的问题。构成本课题的叙述结构问题具有多个层次。我们首先要问的不是是否可以，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来讨论源于启蒙运动的解放叙述结构的市民社会之类的欧洲历史范畴与中国的相关性，这才是合理的。第二个问题不仅与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因素或成分的“市民社会”或国家的重要意义有关，而且与历史人物为了向某一特定方向推动历史发展所运用的有关市民社会或国家的叙述结构相联系。最后，对于叙述结构的关注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市民社会在中国并未成长壮大起来，如何认识其失败并非历史的必然，而仅仅是全球性的民族国家话语在中国的胜利？

一 市民社会与西方中国史研究

对欧洲市民社会兴趣的重新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用语上的混乱，因此，我首先把自己对市民社会的用法说明如下：市民社会代表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而自治的个人及集体活动的范围，它包括经济活动以及团体生活和社会性组织，但却不包括政党及一般组织化的政治。“公共领域”，特别是哈贝马斯所总结的18世纪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对市民社会的一种特定的历史表述，可理解为不受政府侵犯或管制的自由领域。这一领域由咖啡屋、沙龙、通俗文学、报纸等的公共舆论与论争所构成。此领域不仅构成了社会对政府的抵抗，而且通过史无前例的公众性理性运用，在公共事务中引进了一种理性批评的话语（Habermas，1989； Cohen and Arato，1992）。

我对市民社会一词的用法将把哈贝马斯式的批评层面与对于自治的捍卫结合在一起。不过，我不会接受哈贝马斯为确立它在现代性改造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而提出的过于狭隘的“公共领域”的观念。简而言之，哈贝马斯关于资产阶级领域的兴起的论点系于资本主义的扩张与以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为核心的私人领域的出现，其关键是资产阶级的国内性。在此领域中，家庭被美化为核心，是一个密切的人际关系的纯洁的内部领域，它产生出真正私化的个人（private people）。公共领域即由这些极力捍卫公共领域中的私性，反对政府管制的私化的个人的社会性及理性批评话语所构成。正如哈贝马斯的几位批评者所指出、哈贝马斯本人最近承认的那样，他忽略了多种公共领域及群体的存在，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及对此领域的关注排斥或掩盖了其他领域（Calhoun，1992）。他特别提醒注意，它排斥了妇女以及某种“平民公共空间”（Mikhail Bakhtin语），而这同样也是“一再发生暴烈反抗的、与统治的等级世界相对抗的领域”（Habermas，1992：427）[17]。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城镇和乡村地区发现市民社会乃至公共领域的成分。

在吸收上述讨论成果的基础上，我将使用市民社会一词来指一种致力于公共问题的话语及捍卫其自治的团体生活的自治领域。但是，自治常常被那些在欧洲之外寻找市民社会的学者理解为绝对化的词语，从而常常为了识别它而引进一些不可能达到的、常常十分危险的标准。查理斯·泰勒指出了关于市民社会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出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两种思路。一种是与洛克有关的思路，不仅强调社会的自治，而且还强调其对于国家的优先权，两者之间是委托与受委托之间的关系，国家一旦破坏了其信用，社会可以恢复反抗政府的自由。在洛克那里，此种“先于政治”的社会的自治权源自上帝赐予每个人的自然权利。第二种传统与孟德斯鸠联系在一起，它并不预设任何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前政治的社会，社会和政治权威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存在的。不过，社会强烈反对绝对主义，因为爱国的公民试图通过各种机构组织来强有力地捍卫其深深扎根于法律权力中的权利，反对专制。社会与国家共存于一个创造性的平衡体之中，谁也不能消灭对方（Taylor，1990）。

泰勒的重点似乎是在警示第一种思路的危险，（因为）它有意识地把社会非政治化，从而为雅各宾派意识形态利用此种思路打开方便之门。不管它被表述为“普遍意志”还是表述为本章中所说的“国民”或“民族”，这些意识形态都是在前政治的、非历史的社会观点的名义下制造、重新制造着政治，它同时也为那些视市场型的道德为至高无上的理论打开方便之门。为同孟德斯鸠派保持一致，泰勒宁愿把社会看做一种渗透于政治权力之中并将之分解、分权的领域（Taylor，1990：117）。我引述泰勒对两种不同思路的区分，意在指出，当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判断晚清民初中国市民社会的存在及其作用时，他们不仅应承认西方社会中并非仅有一种模式，而且还应承认，较弱而非较强的市民社会模式，即社会与国家二者并立的模式，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现代组织的出现。

近年来，关于晚清民初中国市民社会的观念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主要表现在罗威廉关于汉口的研究专著及有关此主题的颇具影响的论文（1989，1990）之中，表现在玛丽·兰肯对浙江士绅的研究专著（1986）之中，也表现在戴卫·斯特兰德对于北京城市团体生活的研究（1989）及其他人士的研究工作中。这些学者认为，市民社会乃至公共领域的许多特点，在晚清中国均已出现。大规模的商业网络的存在，普遍的金钱经济以及城市的发展，均使得建立强有力的管理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的团体生活成为必要。这些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一种独特的以茶馆、报纸、识字的普及和通俗小说为中心的城市文化的出现。与此同时，完善的公共领域的观念也通过“公”一词表达出来。正如玛丽·兰肯所指出的那样，“公”指的是官僚机构之外的一种公共领域，在此领域中，精英层的管理者与股东可以担负他们对于团体的责任（Rankin，1990：14~20）。但是，报纸和通俗小说的兴起也在公共领域中产生了批评和异议的传统。保罗·罗普在其研究18世纪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时得出结论，认为吴敬梓将原有的儒家抗议的传统与城市文化和通俗文学中的新潮流结合在一起，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抗议习尚，振兴了儒家中国居边缘地位的抗议传统（Ropp，1981：246）。

所有这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在内的趋势，在19世纪晚期均得到了强化，市民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得到了扩展。不仅相对比较团结的扬子江流域的地方精英在太平天国之后的地方社会中拓展了其团体生活的领域，同时他们还开始为自己确立一种政治身份，通过现代商报印刷事业，把自己打扮成反对外国侵略的真正民族保卫者（Rankin，1986： 60，147~169）。由于1902~1908年间的“新政”改革，此类团体中诸如商会、专业团体等均成为得到官方认可的“法团”。这完全有可能是市民社会的一种混合型的发展，因为给予其官方认可的地位，就可以将之纳入官方控制之下，从而限制其自治（Strand，1989：99）。

斯特兰德在其对于民国时期北京社会的研究中，追溯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尽管有上述压力，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仍在发展着，团体活动十分活跃，甚至获得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因此，精英阶层不仅组织了商会和专业团体，而且就连下层社会如人力车夫、挑水夫等也开始组织起来，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斯特兰德注意到从晚清继承下来的民间社会在建立民国公共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晚清的行会及同乡会似乎与现代团体没有太大差别，像后者一样，它们也是集体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同样具有通过法定渠道表达及包容不同意见的能力，当然它们也有同样的弱点。此外，正是团体的自我约束、团体与地域特点等传统力量为民国时期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一些自治空间并用此空间来抵制政府的侵犯（Strand，1989：175）。

然而，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些启发我们去思考认为中国存在着市民社会的学者所指出的社会自治与创造性的历史局限性问题。玛丽·兰肯观察到，作为一个官僚机构之外的管理活动的领域，公众并不能脱离精英阶层关于公共利益的儒家观念及把人民描绘为被动的、需要由王朝来关心的观点而实现真正的自治（Rankin，1990：41~43）。缺少法律保障与个人权利亦是严重的局限。斯特兰德认为，在民国时期，尽管即使精英阶层主导下的团体在不同的军阀统治时期仍能确保城市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然而，晚清及现代社团中的派系思想与庇护制、争权夺利及半官方功能的渗透等却一直在削弱着公共领域的自治。最终，不仅市民社会缺少民国政府对其自治的法律保障，而且这些市民社会的大部分仍依靠政府的保护，其成员个人福利的改进亦有赖于政府（Strand，1989： 157）。

虽然如此，但如果我们据此得出结论，说市民社会的观念与中国毫不相干，或市民社会在中国注定要失败，则又大错。如果我们看一看泰勒对于西方市民社会理想化的警告，就可以发现，一个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的成分，包括对其自治的捍卫，在晚清时期的中国当然已经出现。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反的成分的存在，即在同一时期严重限制其自由的成分的存在。恰好在世纪之交，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我对于客观力量的分析，只能使我这样说：市民社会在现代组织的崛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潜在可能性是存在的。超出此点，则可能犯历史决定论的错误。

二 对市民社会的混杂叙述

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似乎一直摇摆于两个立场之间。两个立场均受制于从启蒙运动的话语而来的一个问题，即：中国历史是否具备潜在的解放能力，不论这一潜能表现为“资本主义萌芽”、自由主义传统或改造性的市民社会？答案或者肯定，或者否定，但却无人去研究这一问题本身的意义。市民社会的重要性源自启蒙运动的历史叙述结构，此种结构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市民社会的历史，由于帝制时代中国历史的叙述结构并不是用个人的解放或市民社会对于国家的胜利之类的词语来审视历史，因此，市民社会的成分只能作为一种潜在的历史而存在。只有当两种叙述结构、两种看似水火不容的结构，即启蒙运动的叙述结构和中国本土的“封建”的叙述结构在19世纪后期短暂相遇时，这些成分才成为可以追溯的历史。在这两种叙述的出人意料的结合中，某些士大夫得以被安排来激活这种潜在的社会自治史，从其历史的宝库中请出一种新的历史。然而，正是另外一种现代话语，即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最终消灭了此种混杂的话语。

许多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由于中国长期的皇权专制及缺少法治和个人自治传统，因此，不可能有市民社会存在。此种观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它却忽略了一系列复杂因素，如制约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等，这些都使上述历史决定论的观念难以成立。除了上面所讨论的近期各种有关市民社会的观点外，还有大量的中、日文以及西方的文献，认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独立于国家而自治。我不准备综述这些文献，只简要揭示此种思想传统在19世纪后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de Bary，1983；余英时，1987）。

一般认为，（中国）有一种士大夫阶层自治及异端的儒家传统，此种传统在17世纪明清之交的转折时期发展得最为充分。尽管这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但正如杰罗密·格瑞达所指出的，这是“尝试的开端，此尝试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与汉代所建立的使儒家理想服务于皇权野心的模式决裂时为止”（Grieder，1981：47）。换言之，不管士大夫阶层的自治与异端传统是多么脆弱，多么受到限制，但它在19世纪后期却成为一种可以动员的传统。19世纪晚清儒家所赞同的在皇权下自治的空间是由“封建”这一概念来表达的。闵斗基和沟口友三等人的研究已经表明了“封建”话语历史上曾用来作为对抗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的传统。到了清代，“封建”观念不再用来对抗皇权的国家，而用作限制皇权的变法计划。正因为如此，顾炎武才会利用“封建”原则倡导地方自治，反对回避本籍制度，所谓的回避制度，指官员不能在本省做官，即官员只能来自外省，且在一县的任期不能超过三年。黄宗羲则呼吁士绅参加地方管理制度化，以抗衡郡县制下中央集权的专断权力。我们不应当用现代的观念把帝制晚期中国的封建传统看成一种反动的复古的东西，更不应看成压迫农民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做一种对于皇权侵害地方和社区的批评，当晚明至清初地方士绅正在集结力量与政府抗衡时，情况尤其如此（Mizoguchi，1991：345~346）。换言之，我们应该从20世纪语义转换的遮蔽下找出其已经散失的意义。

19世纪后期的变法者，从冯桂芬到戊戌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都曾诉诸清初的“封建”传统来保护地方社会的自治并将此自治的社会带入现代化的变法之中。康有为等思想家还把“公”（公共领域）放入“封建”传统及其建立一个“公”的世界的目标之中（Min Tu ki， 1989：119，126；Mizoguchi，1991：348 ~ 350）。兰肯对浙江地方精英话语的研究表明，（地方士绅）一直在坚持利用“封建”的观念来克制中央的集权并提高地方精英及公共舆论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1887年，《申报》的一篇社论指周（朝）为争鸣的时期，甚至说它是“议院的萌芽”（Rankin，1986：164，160~164）。此种对于社会自治的捍卫在19世纪90年代的变法运动中达到高潮，在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黄遵宪等人领导的湖南变法运动中，某种程度上甚至在朝廷的百日维新中达到高潮。对这一时期包括梁启超、黄遵宪等在内的变法者而言，“封建”传统不仅可用于创造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而且还可以实现其向以宪法为基础的地方自治政府转变的计划（梁启超，1897；黄遵宪，1897）。

黄遵宪在《南学会第一次讲义》中曾提出用封建制的优点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他认为，封建制度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因为在此制度下，君主与人民关系密切，公共利益得到提倡，与中央集权制或郡县制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后一种制度下，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压迫人民，将人民视之为“鱼、肉”。当然，黄遵宪这里是在引用绅士家长制的历史叙述结构，通过此种结构，封建制度的倡导者强调了地方统治优先于中央统治。像那些早期的倡导者顾炎武、黄宗羲一样，黄遵宪也明确指出回避制度（的弊端）。皇帝派出的官员不仅极少同情或相信民众，而且他们还往往依靠一大批不合法的僚属，诸如幕府、文案、差役等，这些人尤其贪婪。与此相对照，黄氏把地方名门望族的统治比做养家的慈父与其家人的关系，家人（民众）对之自然亲近（黄遵宪，1897：139~141）。通过将古代的封建原则融入现代政府体制，“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致大同之盛轨”。

当然，我所感兴趣的是，上述论述如何被用来推动中国进入现代。这主要有待于梁启超这位湖南激进的变法运动的设计师。在一篇介绍黄遵宪南学会第一次讲义的文章中，梁启超说，南学会的宗旨是参用古之封建法与（今之）西法来振兴湖南及南方，这样，万一列强瓜分中国，这些地区（即使不能保国，也）可以保教保民（黄遵宪，1897：132 ~ 133， 138）。从上古三代直至唐、宋，古人比西人聪明，用本地人来治理本地，自从皇权巩固之后，从外地派来的官僚及其下属压迫民众。现在，上下相通的惟一办法就是恢复古意，师法西人的法律体制，强化村庄的力量。西法的要点就是限制当权者的任意妄为（梁启超，1897：133）。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又进一步为湖南描绘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远景。“封建”与现代原则的结合扩展到最基层的事务：如果一个村庄要修路或建桥，那么，有关的决定不能由长官或村里的富人作出，应该举行有各家各户参加的大会，决定谁应该出多少钱，谁应该出多少力，一旦决定下来，各家各户都必须遵守。在梁氏看来，这不仅是西方国家的看法，同时，也正如黄遵宪所指出的，这是中国乡村中用于保存封建美德的一种做法（黄遵宪，1897：140~ 141）。变法者需要做的就是将此种做法扩展到县一级、省一级，并最终扩展到全国。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从省城到地方都建立南学会分会，选举贤能者参与其事。由此看来，学会是梁氏计划的核心特点。它尽管名义上是一个学会，但实际上这一机构并不仅仅是一个学习与辩论新知识的场所，它同时也是一个集思广益、加强国家职能、增强信心的论坛（梁启超，1897：134~135）。学会将成为地方社会的政治表达机关，它不仅要分享权力，同时还要与国家权力机关共同设计中国的未来。

我拟从两个方向来探讨学会的中心作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市民社会的成分。在此，我想探讨梁启超的蓝图中所要发扬的绅士阶层的家长式统治。梁氏一再指出，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权”扩展到士儒身上，因为权力是随着知识而来的，只有知识增长了，权力才会增加。他用早期进化论者对权力与知识关系的理解，给我们上了简洁的一课。他引述了印度殖民地的例子，认为，在印度，印度人无法越过第六级或第七级职业（主要指公务员）。只有英国人才能超过上述级别，因此，印度人的学问之路便被阻塞。但是，由于印度人在亡国之前已经获得智能，因此，他们原有的这些知识，现在已经可以使他们上升到第二级，甚至有能力上升到第一级。然而，如同奴隶似牛马一般，没有知识的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东南亚人等，情况则不是这样。再过几十年，这些种族将会灭绝（梁启超，1897：130）。此种奇特的进化论例子的要害是强调知识对权力的优先性。尽管变法者希望把权力扩展到民众，但他们必须首先通过学会，把知识扩展到绅士之中。只有通过他们的努力，官员和民众才会得到启蒙（梁启超，1897：131，135）。

这样，封建观念就成为家长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将赋予地方绅士阶层以权力，魏克曼将此称之为“绅士本籍统治”（gentry home rule），从而延缓了民众主权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必须牢记，1898年的百日维新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从湖南的新政试验中演化而来的，它揭示的不仅是一个强健的社会计划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计划。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理念是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榜样，因此，这同时也就是以后的建国模式。不过，他们有关建立议会及立宪地方自治政府、赋予地方绅士以权力的计划表明了社会创议的重要性，同时，它又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种创新（Mizoguchi，1991：348~ 349；Grieder，1981：81）。封建观念以及晚清变法者对之所做的发掘工作的重要意义不仅源自他们保护士大夫阶层自治的企图，同时也来自社会自治本身（士大夫阶层是其保护者）。把社会发动置于儒家历史话语之中，这也是巩固国家与社会相互依存关系的一种努力。正如闵斗基曾经令人信服地指出过的那样，20世纪最初10年地方和省级议会的开设是“把传统的以封建理想为中心的变法精神与适应多变的现代化要求相结合的产物”（Min Tu ki，1989：136）。

南学会以及19世纪90年代涌现出来的其他学会是发动“封建”这样一种反（主流）历史的东西来创造公共领域所产生的最初结果。在甲午战争至20世纪初政党形成之间的10年左右时间里，士大夫和平民之间大量涌现的此类组织蕴含着对晚清政府的批评及自治。中国及其他地区的研究表明，此类组织有75个，除上述南学会外，最著名者有强学会（1895年由康有为、梁启超创办）、北京保国会（李文海，1983：48~50）。然而，上述数字并未包括因强学会被禁而转入非正式的、不定期的、半秘密的那些为数众多的小团体。这些团体致力于培养公共舆论和伸张民权，希望以此使中国强大起来。他们开展一系列活动，如通过非正式的图书馆来传播现代知识，通过戒缠足会、禁烟运动等来提倡社会改革等（李文海，1983：57~58，68）。例如，南学会参加的活动包括公共工程、赈灾、法律制度及监狱改造等（Sung Wook shin，1976：316）。这些团体是典型的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是非政治性地组织起来的，在其宗旨的宽泛方面，在入会标准的宽松方面，在不以争取政权为目标方面，都不同于后来的政党。不过，这些学会无视政府禁令，发展公共舆论，伸张民权，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市民社会反抗国家、保卫自治的行为[18]。

19世纪90年代的变法者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话语位置，正处于启蒙式的中国史与借鉴史学两种状态之间。这真正是一种混杂的话语，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代性的话语是否同化了“封建”的历史话语，也不清楚对于团体生活的提倡是否可以视做对于大同目标的推进。两种倾向都存在。从这一中间位置，时代的历史演员把握住一种替代性的历史，来创造一种与其对当代世界的理解相适应的叙述结构。后边我们将会看到，当梁氏更深入地卷入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话语时，他是如何抛弃具有能动性的混杂话语的。

因此，如果中国历史传统不仅不一定阻碍自治社会的创议，而且还在世纪之交预设了市民社会的出现，那么，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世界上现代性与国家权力的全球性话语，以便理解最终限制此种社会创议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中，新的世界秩序是如何出现的，看到了在世界舞台上，惟一得到承认的历史演员就是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Bull and Watson，1976）。在建国动机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不是别的，正是此种民族国家体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民族的名义下扩展其功能，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我们倾向于把对国家主义的理解界定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某些欧洲国家、日本、其次才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所发生的现象。然而，使国家得以在民族的名义下扩张权力的话语确实是全球性的。此种话语深深扎根于美国这样一个我们一向认为具有最强大的反国家传统的组织起来的知识中心之中。丹尼尔·罗杰斯对于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国家”等关键词的出色研究向我们表明，正像法律和历史等学科一样（参见本书第一章），诞生于内战之后剧烈的阶级冲突和道德分化的政治科学把自己的使命视为一项巨大的“整合工程”（Rodgers，1987：156，169）。罗杰斯把这些专业人士的工程（他把1890年代在普林斯顿的威尔逊也算在他们之列）视做一种用国家主权代替民权和社会契约理论的一种尝试。国家成为一个道德统一体和法人，其意志成为普遍意志，即使最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也不能将之“据为己有，或甚至加以抵抗，或声称对其拥有主权”（Rodgers，1987：162）。

罗杰斯发现此种特别偏见的国家万能的观点有两种来源，两种均传到了下个世纪即20世纪最初的数十年间。首先是政治科学与民族主义的联系。政治科学是一个“联盟的科学”，它要一劳永逸地奠定国家永恒的基础，这是不足为奇的。其次是这一学科对诸如伯伦知理及鲁道夫·冯·格奈斯特等德国国家主义理论家的着迷，他们关于国家学的理论比他们所读过的任何英语的或其他语言的东西都更加受到欢迎（Rodgers， 1987：166~167）。熟悉现代东亚史的人将会被其中的巧合所震惊，因为正是上述这些德国思想家对日本和中国的国家主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这并非偶然：当他们开始进入有组织的政治时代时，民族国家相应地要发展强大的国家，而这种强大国家是通过团体民族主义而获得其合法性的。

同样，在中国，对于民族国家的叙述结构在20世纪初期很快即开始支持国家对社会的优先性，发动社会创建现代国家的努力由此遭到贬抑。此种话语大部分由日本稗贩而来。我们将简要探讨一下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是如何将日本顾问和归国留日学生所提出的建国理念付诸实践的。就在世纪之交，正当袁世凯实施其建国目标时，现代民族主义也同时在全中国传播着。此种民族主义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能够保卫（和划定）国家疆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由于这些观念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广泛传播，就从思想上为强调“全民族”主权和强大的国家来代表民族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日本的影响在这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1898~1906年间在日本的数以千计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不仅受到了他们所遇到的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强大的日本政府这一事实的影响（Huang，1972：36~37）。明治后期是日本思想和政治生活中最狂热的时期之一，在此时期，政党政治以明治宪法为中心开始形成，各种流派的激进思想家应有尽有（Najita，1974：102~115）。但是，19世纪90年代也是皇权制的意识形态在发展、建国意识渗透到最偏僻的乡村角落的时期（Pyle，1978：96~101）[19]。

当胡汉民、汪精卫等民族主义革命者在撰写关于推翻专制的文章，（Grieder， 1987：187）。

时他们在其长期战略中加入了一个训政时期在当代国史观念的启发下，他们把民族看做国民的共同体，是“构成国家之分子，以自由平等博爱结合，本此精神，以为团结。法者，国民之总意也。”（Grieder，1981：183）。这幅有关国民普遍意志的图画所遗漏的当然是其与现实的相抵触之处，即在市民社会及其活力所依凭的竞争性与混乱性。实际上，革命派的思想家常常提到在中国没有特权阶级（常常是与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同时提起）。民族的集体性体现在汪精卫所说的“中国道德律之精神”之中，自然会随着满洲政权的灭亡脱颖而出（Gasster，1969：141）。正如查理斯·泰勒曾警告我们的那样，这样一种对普遍意志的总结，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伪装，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以下部分将考察这两种互相竞争的民族国家的叙述结构，混杂型与国家主义的叙述结构，在20世纪政治家的政策中是如何施展出来的。

三 实践中的叙述结构：建国与市民社会

中国试图通过自我改造而进入现代国家体系的第一场真正尝试发生于“新政”时期（1902~1908）。清政府之所以被迫采取新政措施，其状况是我们应牢记在心的：义和团运动失败的耻辱和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当然迫使清朝相信，自己的生死存亡有赖于一场现代化的计划。与此同时，它要偿还庚子赔款以及支付实行新政所需的费用，也只能通过加强国家财政、扩大国家权力以便征收新的税种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动荡（Duara，1988a：2~3）。因此，对清政府而言，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与建国问题联系在一起。

建国是一个国家试图拓展、强化其对社会控制的过程。这一概念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当时，国家试图制服、吸收乃至消除相对自治的地方群体结构，以便增加其对于地方资源的控制并建立由国家控制的新的机构（Tilly，1975）。与此种趋势同步的是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公共领域的出现。正是此种趋势使得建立一个发育完善的、从历史上和本体上看都先于国家的市民社会变得十分困难。现代市民社会一部分是从这种结构的某些残余中发展出来的，或者说，至少是从其背后的原则，如团体的自我约束、以及资本主义所产生出来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某些部分中发展起来的（Cohen and Arato，1992：86~87）。

在中国，建国涉及扩大官僚机构，管理理性化，通过警察等行政管理机构增加地方群体对国家的服从，通过新式现代学校建立新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增加财政收入等（Duara，1988a：59~64）。虽然从“新政”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国家在引进现代化体制的过程中将起重要作用并将由此而扩张其力量，但是，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扩展其在农村的功能以达到目标，却不甚清楚。特别是，它将如何开发乡村社会所特有的庞大而丰富多彩的团体生活领域？本节将集中讨论在华北农村为强化国家或使国家实现现代化而实施的两种不同的策略。两种策略都与世纪之交所遇到的政治话语，即国家民族主义（statist nationalism）和封建——市民社会的混杂体有所联系，当然，是一种松散的联系。

甚至在华北地区的乡村和集镇中，也很难发现扬子江流域或更南的地区所拥有的势力强大的精英家族或团体组织，但团体生活的繁荣程度仍令人吃惊。多位学者的著作，包括我本人以前的著作，都揭示了华北农村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社团的存在是为了自卫、看护庄稼及管理灌溉、提供信贷、换工等经济活动。庙会、鼓会、香会之繁荣是为了满足宗教活动和娱乐活动的需要，而精英分子管理下的信托会则是为了管理教育与慈善活动[20]。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就是欧洲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另外一方面，这里面确实有市民社会的成分，主张现代化的人可以利用这些成分来提出自己有关新社会的观念。他们如何才能开发出这些资源、创业精神及团体传统本身，以便建立一个现代社会？

这些团体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在团体内，有功名的人与（没功名的）村领导人在地位上没有明显的差别，许多团体是由村里的村民自己管理的。这不是那种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的组织。第二，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起码相当一部分团体所采用的是明显的宗教团体的形式。换言之，即使团体的主要功能不是宗教性的，他们也要实行一些共同的仪式并在忠于某个神或庙的名义下聚集在一起。以河北邢台的水龙会为例。每一个水龙会都宣称忠于自己的龙王庙；当需要与邻近的村庄合作疏浚渠道时，合作的各方都向设在集镇的大龙王庙祈祷（Duara，1988： 26~37）。在红枪会之类自卫组织中，宗教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Perry， 1980）。此外，许多庙会，不论大小，常常拥有土地及其他经济来源，用以提供活动经费。有时，这些资源用于非宗教用途的部分使用于宗教用途的部分相形见绌。正因为如此，一些轮贷会组织常常与自愿的乡村宗教团体联系在一起，或者有些诸如山东乡村中的（泰山）山神会之类的组织就从其中演化而来。一般说来，乡村中宗教领域与公共团体生活的相互关联，从乡村精英分子如何极力通过控制诸如土地公或关帝庙会之类的守护神庙会来对全村实行领导就可以看出（Duara，1988a：124~138）。因此，宗教组织与乡村的公共事务联系在一起，并部分地扮演着现代市民社会中由法律体系所扮演的角色。

在第三、四两章中，我们亦曾看到过另外一种形式不同的宗教团体，即秘密会党和教门。此类团体通常控制着这些乡村和集市中的互不统属的、半秘密的组织。我们在小刀会等组织中曾看到，他们是如何抵制国家、反抗那些危及其生活与世界的观念并保卫其自治的。第七章更好地解释了中国乡村地区的秘密社会和自卫组织与宗教权威的公共和协调角色的不同。现在，我仅想说明一下乡村社会存在的反抗外来权威的强大传统。

在“新政”初期，由国家主导下进行了两个现代化的试点，即袁世凯和赵尔巽所做的“新政”试点。我们先看一看赵尔巽是如何在山西强化国家职能的。赵氏作为署理山西巡抚，与署理太原府知府吴廷燮一起，于1902年发布了一系列“新政”命令，试图动员农村资源来达到国家的目的。罗杰·汤普森把赵氏的改革归于“封建”传统的改革之类。我没有办法发现赵氏与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变法者之间有任何联系。汤普森把他看成是此种政治传统的继承人，看成是顾炎武、冯桂芬等的继承人（Thompson，1988：196）。在涉及地方一级的改革，特别是县级及县级以下的改革时，这些思想家确实吸取了“封建”的传统。为了把“封建”的传统注入地方政治体制之中，他们要求把地方领导人官员化，其职位可以世袭。在19世纪末，这意味着设立由当地人选举出来的人来担任官方或半官方的职位（Min Tuki，1989：133）。赵氏与19世纪90年代“封建”式变法者的联系可能更多是话语上的，而非直接的。

赵尔巽试图召请地方上德高望重的精英人士来出任重建后命名为“乡社”的组织的领导人即“社长”。这些乡村相对较小（约由10个村组成），比较灵活，由它们来担当新政的主要机构。重要的是要动员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士出来领导并认同这些机构，以便不仅实现改革的目标，同时亦能抵制衙门差役的勒索（Thompson，1988：194~195）。当然，此类想法包含有家长制的设想，但在国家扩展其权力之时，假如这样的机构行之有效，那么，它完全有可能制衡国家权力的强取豪夺与侵占。此种变法方案实行的理想条件是国家权力依靠地方精英来实现其目标，从而达到适度的、协调的扩展。这样，乡村中繁荣的团体生活就可能纳入到现代化过程中来，“封建”的叙述结构——此后不久即将被视为过时的、反革命的东西——就有可能在中国产生出一个现代市民社会。

种种迹象表明，赵尔巽所追求的方案是用调和的、本地化的策略来解决现代化问题。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那样，世纪之交的“乡社”是一个从事于地方事务，特别是庙会、演出京剧以及征收政府所规定的税费的社区组织。因此，无论是作为国家机构还是作为社区组织，“乡社”都是十分重要的。在1902年12月的一道命令中，赵氏试图说服乡社领导人从所筹集的用于演唱京剧的大笔捐款中拿出一小部分来资助教育改革。赵氏看到了这些富裕的团体资助现代化计划的潜在力量，但他又想保持这些至关重要的乡社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尊严和名望（Thompson，1988： 200~202）。此种对于地方社会潜在资源的反应完全不同于后来成为主导的另外一种模式。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第二种模式。

袁世凯的改革代表着一种与晚清变法传统更明显的决裂的方向，它反映出业已成为全球性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建国思想的影响。袁世凯政府感受这一思潮影响的最直接渠道是日本。李宗一曾有力地证明，在军事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中，袁氏认为日本模式最适合中国国情。除此之外，请日本顾问也相对比较便宜。甚至在袁氏出任大总统之前，在其所负责的直隶地方政府的日本顾问从1901年的13人（全国26人），增加到1904年的85人（全国218人），再到1908年的174人（全国555人）（李宗一，1980：112~115）。整个一代由日本培养出来的留学生，如著名的保定军校校长、研究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以及朝永三十郎的《近世“我”之自觉史》的译者蒋方震等，辛亥革命前后都在其政府中担任要职（Boorman，1968：314）。

正如斯蒂芬·麦金农等所证明的那样，袁世凯在建国改革中最成功的举措之一是1902年前后在直隶引进了现代警察制度，先是在天津、保定等城市试行，然后扩大到农村地区（Mackinnon，1983：3~4）。袁氏对义和运动后北京的日本占领区司令官川岛浪速提出的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警察部队的计划感触颇深（Strand，1989：68）。警察部队在新建立的警察学校接受培养，成为一支职业化的军事力量，专门监控社会秩序。因此，他们与以往京城的禁卫军、街坊团体或差役并不相同。袁氏显然要用这支力量来越过地方精英，直接对民众施加控制。当警察制度改革推行到直隶农村地区之后，一种全新的行政单位“区”便建立起来，以适应监管和收税的需要。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区”并不等同于传统士绅阶层聚集的中心，因此，它成为建国过程中试图削弱、超越地方权力机构的一种典型机构。地方士绅意识到此举是国家要取代其权威，因而极力反击或抵制北京方面控制的警察力量在其家乡地区的扩展（Mackinnon， 1983：4~5）。

建立警察只是“新政”的现代化项目之一，尽管从国家权力扩展的角度可以把它看成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其他的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地方自治政府、建立现代学校、税收信息与征集机关的合理化调整等等（Duara， 1988a：59~73）。现在，我将简要归纳袁世凯政府及其继任者是如何在直隶和山东农村地区落实其目标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袁氏政权，特别是他在担任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抚期间，对此问题的态度与前述赵尔巽态度的不同之处。

在这些村庄中，行政当局似乎把乡村宗教——包括其全部财产和收入——视做其惟一的资源，用于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修建学校、破除迷信和浪费，增加摊款税（用于赔款及各项新政事业费用），以及将村级政权正规化（以便实施新政、负责征收摊款）。没收的寺庙将作为学校和村政府的办公用房，对神像的破坏是为了铲除迷信的基础，寺庙收入和宗教财产将为村政府提供一笔资金。由此，袁氏政府开始系统摧毁民间宗教的组织基础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整个民国时期一直都在持续进行（参见第三章）。

对上述没收的反抗在第三章中已经有所论述。但是，正如（尽管）教门、秘密会党有所反抗一样，在改造的最初阶段，即20世纪的最初15年左右，仍确实取得了一定成功。尽管有报道说直隶和山东不少村庄都有村民反抗没收寺庙财产，但村政府还是相当成功地接管了这些建筑物（Duara，1988a：148~155；李景汉，1933：422~423）。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乡村精英选择了与国家政权的目标合作，而不是像教门和秘密会党那样抵抗政府。与赵尔巽的计划不同，袁世凯的建国计划并未赋予地方精英以代表社区的角色。不过，在“新政”初期，新的现代化项目还是吸引了地方精英。他们从新式学校中看到社会地位升迁的新途径，从新设的村政府中看到新的职位。当然，在帝制时代，教育从来都是改善社会地位的途径，不过，这一途径现在已经变得更容易让地方精英接近。换言之，袁氏政权所提出的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计划能够获得乡村精英的合作，尽管计划本身的意图并非如此。整个20世纪10—30年代，国家财政要求增多，精英角色也被取代。随着这一趋势日益明显，这一精英阶层也就越来越被排挤于国家建国计划及现代化计划之外。

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我曾详细描述了由地方精英向国家提出的调动乡村社会资源以实现现代化的计划是如何被国家所破坏的。尽管很难否认军阀主义使得政治生活令精英们无法忍受，但我认为，真正使乡村民众和精英分子离心离德的，正是国家扩展其权力、搜刮农村资源的方式[21]。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华北各个时期的政府都试图将其权力扩展到县级以下。我已经提到过“区”政府的建立。1921年，“区”政府曾一度归并于乡或镇政府，1928年，国民党人在阎锡山山西模式的影响下，引进乡镇体制，以便直接由国家来管理乡村社会（Kuhn，1975：284）。尽管国民政府力图打破精英分子对乡级政权权力结构和财产资源的控制，但却不能如愿，因为构想中的“乡”只是一个约100~1000户之间的行政单位，常常跟自然村落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只有在日本占领时期，华北农村地区才出现了全面的建国迹象。通过强制推行大乡计划，日本人的行政管理机构强行打散地方乡村的权力结构，而代之以对政府官员负责的行政管理人员。

同时也需要考虑通过这些行政渠道所下达的命令的性质。国民党人希望“区”或“乡”并不仅仅是收税机关，而是希望它们能够同时成为主持现代化的机关——如登记人口、理顺土地税、发展教育、参与性机构及经济基础建设。但是，众所周知，占主导地位的是警察与收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结果，但同时又是原因，它导致了国民党以及在华北地区的一些军阀如阎锡山、冯玉祥等所采取的重心在下的国家主义策略[22]。这些当权者想要渗透到农村地区，就必须有更多的财政收入来支付其行政管理人员的薪水，但是，为了收集这些新征的财政收入，他们又不得不诉诸效率低下、特别不受欢迎的政策。村级官员已经在试图剥夺村民的民间宗教生活，而现在又要他们去收集固定的和非固定的摊派税，监督村民历史上从未交过的契据税与交易税，并领导丈量土地，从而使精英分子和老百姓所隐匿未报的土地暴露出来。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想在乡亲们面前保持面子的村领导会这样做，从而使自己孤立起来。理想的办法是，如果参与国家事务会提供更多的机遇，并提高在乡亲中的名望，那么，乡村中的精英分子就可以被动员出来参加国家事业。在最好的时期，帝制时期的绅士在效忠国家的过程中，同时也提高和增强了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机遇和责任，因此，他们完成了这一目标。当目标就是动员乡村资源来推进现代化事业时，尤其需要说服这些德高望重的地方领导人出来参与。

但是，这些过度的、互不联系的政令不仅没有发动乡村社会的力量，没有起用传统的乡村领导人物，反而在村、镇、区、县乃至更高级别的官员任用中产生了一种政治投机的倾向。集中审视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权，就会发现这些投机者是土豪劣绅。这些人从乡村政府中看到了争权夺利的机会。他们赚钱的方式与其他差役一样，就是在每种税上都增加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外快。他们根本不在乎在乡亲中的名声如何，因为其权力在于职位，换言之，其权力来自国家。同时，由于基层政权结构上的松散性（几乎没有工资，靠外快生活是意料中事），国家也无法对之进行监控。国家不仅未能利用农村中的社团来限制这些投机分子，反而弱化了这些社团。结果，这些人就成了地方的霸主。

这一时期有好几位改革家及观察家已经看到了自上而下的或国家主义的途径与乡村豪强势力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梁漱溟看得比任何人都更清楚。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其论著中，向所谓地痞是前代所遗留下来的封建成分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强调，地方政治中出现此类人物，是近代才有的现象，可以上溯到晚清政府试图渗入地方社会之时，而最近国民党建立“自治政府”的做法与此现象联系尤其密切（梁漱溟， 1971a：275~276）。梁氏作为现代儒家改革家，是从“封建”观念，或更确切地说，是从权力渗透过甚的国家悲剧的角度来看待此种危机的。他宣称：

本着数千年无为而治的精神，让他们度其散漫和平的生活，却亦不见得有几多土豪劣绅。所怕的是根本说不上自治，而强要举办自治，那就没有土豪劣绅的地方，亦要造出土豪劣绅来（梁漱溟， 1971b：198）。

毫无疑问，对于儒家的信仰，使他把帝制时代的历史浪漫化，同时，对儒家思想的信仰也给了这位务实的、基层的改革家一种独特的眼光，来审视这一不同的、由扩展话语控制权的现代国家对地方造成的严重破坏。

梁氏并非惟一看到此种形式的建国所造成的大破坏。所有基层改革家，如陶行知和晏阳初等人，均面临着国家干预的严重威胁（见Kuhn， 1959；Hayford，1990）。著名学者费孝通的著述出发点是现代化的而非儒家的。他观察到民国时期发展中国经济的要求是如何加强了中央政府以及保甲制度如何削弱了农村地区的自治，或削弱了我前边所说的团体生活。费氏将旧的体制称为双轨制，在此制度下，乡村地区的各级领导人得到非正式的认可，在体制内扮演一定角色，将不受欢迎的政令退回（给上级部门）。来自朝廷的、一向并不太多的谕令的实施由三部分人来完成：政府或衙门职官、地方代表或中间人（商约）以及地方精英或士绅中的领导人物。民国时期，当新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被采纳时，这三部分人都被合并于一个保村办公室，希望由他们来完成中央政府交给的命令。但是，费氏指出了保村所面临的困难：一方面，上面下来的命令一个接一个，个个都不能忽视；另一方面，由于后来三合一时期中间人一方的消失，保村无力将这些政令在村民之中实施。因此，费孝通总结道：

在政治体制内，地方群体已走入死胡同……保甲制度不仅破坏了传统的群体组织，亦妨碍民众生活的发展。它破坏了传统政治体制中的制衡手段……尽管通过保甲制度确实建立起了一个更加集权化的体制，然而，只是在形式上产生了更高的效率，因为在僵化的地方上，政令似乎无法得到真正落实（费孝通，1953：89~90）。

四 孱弱的国家与国家主义话语

（19与20）世纪之交曾昙花一现的“封建”叙述结构的渐进主义话语很快即被干涉性极强的国家所消灭。扩张的国家机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排斥、消灭了自治的社会创造性，与此同时，它也未能达到实现现代化社会的目标，因为它没有办法动员起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的能量和资源。但是，完全可以说，不是建国计划本身，恰好相反，是缺少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来为市民社会提供法律保障，才促成了排斥地方社会创造性的后果。无论如何，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查理斯·泰勒对于国家社会同等必要、缺一不可的强调吧。实际上，法国学者玛丽亚·克莱尔·伯格尔曾提出，中国的市民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确保其边界，来创建其基础，保证其自治（Bergere，1989：8）。

因此要做这样的澄清：我们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所看到的决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仅是一种强大的国家主义的话语，此种话语在现代化计划中并未看到市民社会有何用处。它赋予一个弱势的国家以扩张其职能、控驭社会的权力。但是，建国计划既缺效率，也不成功。由于它所采取的政策，也由于它未能确保法律与秩序，最后终于使市民社会解体。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其特点是国家弱、国家主义的话语强。

我们已经看到，此种国家主义的话语在20世纪之初是如何通过民族主义得到传播的。在本章最后一节中，我想重新回到梁启超那里。他是戊戌之前倡导“封建”式变法观念的主要鼓吹者。梁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同时也是国家至上主义的现代民族主义观念的核心人物。此种转变是在短短数年之内完成的。梁氏的这种转变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相互联系。到1903年访问美国时为止，梁氏已经放弃了早期自由民主的观念，开始主张开明专制的政治体制最适合新出现的民族国家。梁氏不仅已经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民族国家的机制，同时也意识到此种民族国家的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层面。对他来说，群体之间的外部竞争已经变得比内部竞争更为重要，他由此开始大声疾呼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以便巩固和拯救中国。实际上，他指出，18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是19世纪后期却目睹了国家权力的大扩张（Chang，1971：243~246，254~256）。

梁氏思想观念转向国家主义，发生于1898年以后流亡日本期间的数年之中。它反映了加藤弘之——一个曾经翻译过伯伦知理有关“有机国家”及君主立宪政体的著作并对日本明治后期国家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保守思想家——影响的痕迹。加藤氏拒绝民权，并引用德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一套“强权”的理论。他的思想影响致使梁氏把帝国主义理解为国与国全体国民之间的竞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是历史进化的必然结果（Yamashita，1984：87）。

这里我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要弄清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原因，倒不如说是要审视一个诸如“封建”之类原本如此具有感染力的表达结构是如何被消解的？这种早期意义的消解具有何种历史意义？

我们看到，即使在为黄遵宪的演讲所做的序言中，梁氏的“封建”观念也是与某些进化论的观念同时存在，这也许是十分难得的现象。不过，这两个观念互不统属。他对于“封建”观念的转变体现于1898年所写的两篇文章中。第一篇《论君权民权相嬗之理》撰于戊戌变法期间，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变法中为帝制国家的核心作辩护的观点。当然，梁氏是在康有为开创的儒家进化论的范畴之内展开论述的，然而，仅仅在一两年前还具有解放性的“封建”观念，现在却消失了。他把孔子《春秋》中所探讨的三代解释为：（1）据乱世或诸侯割据时代，即部落酋长或寡头专制或封建主义时代；（2）升平世或一君世，相当于中央集权时代；（3）太平世，民主时代，世界上所有民族之间的种界都将泯除。尽管讨论了每一个时代之下可划分的更小的时代及其价值观念，但总体上其中心是表达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无情的递演。“封建”或多君主的时代成为主要攻击对象，这是一个充满等级、战争与痛苦的体制。正如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诸国将分裂的、封建的各邦统一一样，孔子也曾将诸侯分封的时代改变为大一统时代，产生了理想的结果（梁启超， 1898：26~27）。当然，这与早期变法者中占主导地位、梁氏本人亦赞同的观点形成对照，那种观点批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强调孔子的思想，主张返回到上古三代时原始的“封建”体制去。

我曾试图表明，梁氏观点的转变可以，至少部分地可以，在国家领导变法的背景下去理解。当然，康有为这些年间是从正面评价帝制国家主导的升平世（小康）的，尽管他后来宣称自己早就否定帝制国家（Hsiao kungchuan，1975：79~80）。此外，这一时期，康、梁所服膺的进步的儒家进化论，尽管仍以其独特的方式混合、涵括了大量内容，却已经不再回到古代的理想。实际上，梁氏严格参考了此种进化论之后，使他怀疑任何复古的比喻，不管是在西方的还是在中国的叙述结构之中。严复曾断言，欧洲诸国之所以能够实行民主，是因为有古希腊、罗马的民主传统（而中国没有这种传统），这表明民主的形成先于君主。梁启超对此加以批评。他用地质进化论作比喻，把各个历史时期比作是不可穿透的地质层，以此批评从古代向现代连续进化的目的论。他认为，有一种方法可以理解与割裂的过去的联系，这便是希腊、罗马的良主观念正如不同地质时代的岩浆从火山口（文艺复兴？）爆发出来一样迸射到现代。这大概是进化论话语中最震撼人心的明喻之一吧！ （梁启超，1898：30）。但这只不过是偶然事件，不足以左右整个时代的特点。他的观点是：在进化的框架中，民权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无需任何胚芽。当大同实现之时，亦即民主之时。美、法两国现有的民主仍然像是据乱世时代的部落酋长，因为国与国之间仍不时互相攻伐。与此不同的是，大同将是真正民主的时代（梁启超，1898：31）。

梁氏1902年所写的文章《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甚至连这种混杂的进化论话语也已经抛弃。此时，他已经开始接受加藤氏的保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伯伦知理的有机国家的观念。这篇文章表明，“封建”的观念已融入现代进化论之中，在这种理论中，它（“封建”）充其量不过是中世纪的陈迹，是一种野蛮主义（梁启超，1902b：67~70）。唐小兵（1991）曾经证明，梁氏可能是用启蒙模式来撰写中国历史、撰写线性的、进化的历史的第一位思想家。此外，第一章表明了此种历史是产生作为现代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之一部分的民族国家的媒介，在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只有承认并参与竞争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才能够获得生存。这种历史的叙述结构没有办法为那些向古代思想寻求动力策略的混杂的叙述结构找到一席之地。尽管“封建”已成为无害的政治表述，但作为“封建主义”的身份，作为历史主话语的“他者”，它丧失了批评的可能性，而这种丧失又进一步导致能够调动传统的民间宗教中所蕴藏的具有活力的社团生活的叙述结构的失落。

历史，那种已经演变为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倾向于叙述民族国家发展的统一性，并与民族国家的（建国）计划合而为一。此种建国计划优先考虑民族国家的统一，差异则次之，除非这种差异是民族国家所要寻求的目标。现代世界中的市民社会肯定民族国家，但其肯定是有条件的。斯特兰德曾写过人力车夫和挑水夫，他们公开参加民族主义者的集会并从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同时，他们也利用公共空间来为自己的正当要求而斗争（Strand，1989：186~197；及chapter 11）。在孱弱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乃至（利用民族国家之名来谋求私利的）军阀眼中，这种市民社会就等于国家不统一。

我们可以想象到建国者的困境，他们最终不得不诉诸民族的统一来抑制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但是，只用现代话语中的词汇来歌颂悠久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结构，其影响深远。通过把诸如“封建”之类的词语及其所代表的世界抛入历史的垃圾箱，这种叙述结构埋葬了有关市民社会的早期、本土的历史，而这正是注重语言的复线的历史致力于重现的。中国新的和旧的市民社会的团体在军阀混战时期相当出色地管理了乡村和城市，曾使掏粪工人以自己的职业为荣。然而，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却绝不允许市民社会建构一种自治的话语保护，而历史的胜利，又截断了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历史脐带。我们从20世纪的历史话语中已经再也看不到对于市民社会的自治的论述。

五 后记：梁启超与《封建制之附论》

有理由相信，“封建”的谱系在梁启超那里也许不会突然间全部中止。他的多方位视角曾使他一度清楚地意识到统一话语中的种种缺失与不一致，并一直使他不安。他尤为疑虑重重的是线性进化论运用到中国历史时的局限性。但他考虑这一问题，只是为了补充他1902年所提出的关于专制政治进化的观点。

在这一补充中，梁启超对中国的封建史和欧洲及日本的封建史进行了比较。在欧洲，消灭封建主义是由民众力量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民众通常与君主结成联盟，而这最终导致了人民主权的出现。梁显然已经放弃了其火山爆发式的想象，而接受了下述观点，即：地方自治机关中所蕴藏的民权从希腊共和国至封建时代以来一直存在。在日本，由德川幕府控制了三百年的封建制度下，武士在其领地内享有自治权。梁启超把此种地方自治权比之于古希腊时的贵族专制的共和国。无论如何，正是这种自立（相当于、但不同于西方的民权）最终在日本产生了民治。相比之下，在中国，封建主义既未被民权消灭，也没有被民权取代，而只是被专制王权所消灭。士大夫与民众均未参与推翻封建的过程，他们也未能产生出反封建的意识形态（梁启超，1902c：70~71）。

中国与单线进化模式的相背之处成为梁氏重新评价封建制的一个起点，尽管此种重新评价并不十分显眼，而只是以附论的形式出现。他说，欧洲人习惯于把封建制看做是最坏的统治方式。但是，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封建制具有某种价值，它潜藏着自治的传统于其中。因为，正如梁氏所说，“论者知民权之所以不兴，由于为专制所压抑。亦知专制之所以得行，由于民权之不立耶？”欧洲人抱怨封建制，但他们之所以能够有民权，正是因为封建制、自治传统的长期延续以及缺少中央集权的统治，而中国则因封建制早已衰落，中央集权的统治如此之长，不可能有自治，因此，没有办法产生民权（梁启超，1902c：71）。也许梁启超从未彻底放弃其混杂的封建观念，它作为其进化论的“附论”，始终伴随着他。也许，“封建”给予他一种与被启蒙历史所压倒的东西的妥协方式？

第六章 地方对国家的叙述：现代中国的联邦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

本章将探讨1900~1926年间中国联邦制的话语政治及其敌手。20世纪最初的10年，随着被改造为现代化的“他者”，“封建”一词基本失去意义。但至少到1927年促成国民党人上台执政的（国民）革命为止，联邦主义势力一直都可以找到历来支持封建制对中央集权的批评的政治文化空间。在帝制后期，此种空间就是乡土、地方，它包括了从故乡到省籍之间的范围。联邦主义者的话语围绕着所继承的以强化地方来建国的主题展开，试图即使不把省确立为主权政府，至少也要确立为自治政府，并以此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联邦政体的国家的基础。

我不准备对联邦主义运动作全面的叙述，而只是想通过20世纪初期的两种国家观，即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观和联邦主义的国家观的相互关系，来撰写相关的复线的历史。联邦主义的倡导者已经不能利用封建制传统的叙述结构，他们在晚清统治的最后10年中，把乡土之情放入了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联邦主义宪法理论之中，巧妙地将省自治与人民主权结合在一起，并以此大声喊出了与中央集权的统治不同的声音。然而，尽管他们极力想发展出一种新的具有合法性的叙述结构，但这种努力受到了阻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阻力恰恰来自他们在现代意识中所例示的封建制的黑暗与分裂的力量。最后，权力政治与权威语言相互作用，使得占主导地位的中央集权的国民党人的话语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早期就消灭并从意识形态上埋葬了联邦主义的替代话语。

一 省与联邦国家的话语

在中国，关于省籍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各派学者有争议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省籍已经构成对民族主义的障碍（米歇尔，1964），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省籍是民族主义的工具，它是乡土向更大的、民族的身份过渡的中介（Fincher，1968：224；Lary，1974）。以上两种观点都来自共同的现代化观点，假设了一个线性的由传统（乡土或天下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变。正如萧邦齐所指出的那样，此类观点对于中国人观念中作为完整的、独立的价值观念的省籍意识来说是不公正的。他认为，省籍与民族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并存，具有同等重要性，可以形成任何联合，而且从理论上说亦可独立存在（Schoppa，1977：662）。事实上，他对于1917年之后浙江省的研究表明，省不是成为民族利益的工具，而基本上是为本省谋利益的工具，而“在20世纪20年代，它是一股显赫的、甚至积极的政治上可靠的力量”（Schoppa，1977：674）。

萧邦齐把省籍看成一种历史性的动力的观点与我所见略同。我将补充的是，还要找出此种省籍身份是如何由关于省以及民族的不同表述与话语塑造而成的，这一点也十分重要。此外，20世纪初期对于省的归属感的表述并不是由某种原初的地方感情自然而生的。相反，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和地方领导人在19世纪后期各种政治力量的冲击下，试图通过调动本省传统及确立其文化界线，来把省建设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这些政治力量包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威胁、省军事自治的传统、封建制的传统以及正在兴起的地方自治的话语等。因此，尽管对地方有一种历史性的感情，但若就对省籍的特别认同而言，则始终没有机会能够扎下根来。这种弱点既是无法发展出一种新的叙述结构来取代“封建”的原因，同时也是其后果。

我将描述20世纪前25年中国省籍身份的发展并最终导致各省集团尝试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建立民族国家，形成1920~1923年间的“联省自治”运动。就总体而言，20世纪初期中国认同于省籍联系、传统及利益的那些集团，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只不过他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受到其省籍身份认同的影响。对他们而言，他们所要求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与中央集权者的看法迥异，后者的历史性叙述结构把中国当做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没有各省的传统与自治的地位。联省自治运动最基本的和最具代表性的要求是省宪法由民选的议会制定，全国性宪法的制定只能以省宪法为基础，并且只有在省宪法制定以后方能制定。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似乎把所有主张全国宪法强加于各省的人——即使宪法使用了联邦的名义——都当成了自己政治上的敌人。联省自治者与中央集权者之间的斗争决定于两大领域，即政治领域和话语领域，它们将决定由谁、用什么样的语言才可以界定正在出现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想象：历史的意义、民族的价值观、中国人的特性本身等等。

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的权力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有关地区性或地方身份的研究（Chin， 1973；Peterson，1974；Grimm，1985）。因为，要评估19世纪末期以前省籍认同的力量有多大，是非常困难的。尽管我提醒过不要把省籍主义话语的突显解释为某种原有身份的再现，但是，各省的传统与网络当然确实是历史地存在着的。依省政府行政框架而建构起来的士大夫团体的网络及其代理者在树立对于地方历史、厨艺、古典戏剧风格、居室格局及日常习惯等传统自豪感方面起着关键作用（Kapp，1973：3 ~ 6；Moser， 1985）。各省在外省的团体，如工匠的“帮”、商人的“会馆”、旅居外省者的同乡会等，都是将省籍意识注入到故乡之中的方式。但是，如果省籍意识和省籍自豪感并不缺乏，那么，省籍意识的政治发动则只能上溯到 19世纪后期，也许还可以再进一步上溯到镇压太平天国时期对于地方势力的动员上（Kuhn，1970）。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把各省的传统，特别是南方省份的传统，看做可以用来建构一种替代性政治身份的材料，以便使之能够挑战现存国家及其有关民族使命的观念。

到19世纪后期，扬子江流域组织相对较好的地方精英开始扮演反对外国侵略、保卫民族利益这样一种政治角色。到19世纪90年代，正如上一章所揭示的那样，救国诉求中常夹带着对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的批评以及扩大地方精英作用的主张。这些批评设想了一种在地方精英领导下的社会统一与民族复兴的前景（Rankin，1986：160，147~169）。在19世纪90年代，省籍意识可能受到各省督抚将军所采取的越来越多的地方自治行动的鼓励。1897年，梁启超游说湖南巡抚宣布自立自保以便建立一个独立的南方联盟的基地，从而挑战中央并实施地方变法（胡春惠，1983：29）。

1899年，“封建”一词尚未被打入冷宫之前，章太炎写了数篇文章，除了当时常见的呼吁将封建制融入政治中之外，还主张引进历史上的军事封建制或藩镇制。奇怪的是，章氏竟把本可用来反对地方政权军事化的主要论点，即削弱国家，完全倒了过来。实际上，章氏相信，历史表明，中央集权只在没有受到外部侵略的条件下才是适用的[23]。由于明代开始把省级的军政分开（章太炎，1899B：104~105），使得省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无力镇压内部叛乱，也无力抵抗外国侵略。除太平天国这一短暂的时期之外，清朝也采取了同样的剥夺省政府军事权的措施，也遇到了同样的灾难性后果。章氏主张把封建的理想与藩镇制的军事布置结合在一起。具有军政两项大权的督抚将军应在同一地区任职，直至完成其使命。这样，地方的士兵和官员就都可以动员起来抵抗外国对自己家乡的侵略（章太炎，1899b：106~107）。

几年以后，一种更激进的分裂论调便开始于欧榘甲1903年所出版的《新广东》之中。欧氏受1895年台湾短暂的独立的启发，开始探讨一种现代话语，倡导省自治乃至独立来作为抵抗中央或外来统治的方式。欧氏写道：

广东人实为广东地主，则广东之政权、财权、兵权、教育权、警察权、铁路矿山权、土地所有权、森林权、海权，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筑成广东自主之势，以建全中国自立之起点（欧榘甲，1903：217）。

欧氏的《新广东》和一年之后即1904年出版的杨守仁的《新湖南》，都试图按照与民族主义叙述结构大体相同的方式来制造一种统一的以省为主体的历史叙述结构，尽管他们的叙述结构与大的民族计划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他们也遇到了民族主义叙述结构同样的张力问题。广东人民是光荣的人民，有着伟大的传统，特别是保留于秘密会党之中（欧榘甲，1903：36~38），但是，他们受到满族的压迫，满族在他们与其他各省之间制造敌对，让湘军去屠杀广东人。当然，欧氏并不相信满族是造成广东人缺少自觉心的惟一原因。他哀叹广东发生的各民族乃至秘密会党之间的械斗（欧榘甲，1903：40~47）。在杨守仁论湖南的文章（1904：66~ 70）中，我们也同样发现了对于湖南人缺少自觉心的忧虑，所用叙述结构与15年后毛泽东对同一主题的论述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杨氏的文章中，一方面论述了湖南人的伟大和独立，而此种伟大和独立只是在和湖北分开之后，湖南人共同的血缘使之团结在一起，并产生出了开创湖南学术传统的伟大人物王夫之和谭嗣同等。另外一方面，此种传统又与居住在湖南边远闭塞山区的缺少知识的非汉族的山地人民形成鲜明的对照（杨守仁，1904：68~70）。这样，文本之中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张力，一种只有建立一个新的湖南才能消解的张力。

这种省自治的话语包含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点之中，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在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知识分子以此作为认识中国困境的方法。欧氏认为，中国古老而广袤的国土的大一统造成了一种满足意识，防止各省互相竞争，而这又进一步阻绝了接触与知识（的交流），最终在各省之间造成一种真正的封闭意识。由于对国家的爱不如对自己出生的省的爱那么强烈，因此，他呼吁中国人把自己的力量投入到发展本省的竞争力和独立上来。通过各省的奋斗与竞争，那些不能独立的省份将“归并”于成功的省份，一个联邦制的、独立的中国就可以在这些强大的、独立的省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欧榘甲， 1903：2~3）。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为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严复、梁启超等人提供了思考在帝国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中民族如何生存问题的范畴。许多年轻的共和革命党人像汪精卫一样，相信未来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历史必然性。他们从民族适者生存的话语中，推导出了种族适者生存的必然性（Pusey，1983：327）。欧氏对此权威性话语又作了另外一番改造，以证明正在出现中的省自治的合法性。实际上，他把梁启超的小民族主义——梁氏用来讥讽革命党人的种族观念的用语——转为己用。欧氏所说的“小民族主义”指省籍身份。这一概念立即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新湖南》之类的文章、小册子，以省为名称的杂志，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数不清的杂志，开始在各地纷纷出现。他们所带来的信息常常是相同的：必须清除外来的、特别是满族的权威，更需要彰显本省传统，建立本省自决（张玉法，1971：64~105；李达嘉，1986：15）。

欧榘甲之所以有感染力，是因为他能够通过与民族生存的话语建立联系而将日渐兴起的省籍意识合法化。中国在此后的20年中，目睹了省籍意识的社会和制度基础的进一步扩展，与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同步进行。例如，同乡会大批建立，不光商人以传统的会馆方式建立同乡组织，而且都市中的旅居者和移民，尤其是学生和工人中，也在建立此类组织（Goodman， 1990；1995）。省籍的政治化还得益于另外两个因素，即： 1908年立宪政治框架的出现，使得各省，特别是各省中的精英分子，寻求扩张其权力与权利（Fincher，1968：203）；20世纪10年代政治的军事化，军人常常、但并不总是试图利用同省感情意识，来使其政治野心合法化。

省籍的政治化同时伴随着政治的省籍化：政治的组织和结构，特别是革命政治和动员民众的政治，均以同乡会路线为指导。无论是看1902~1911年间革命民族主义者的反满革命，还是五四运动及20年代其他民族主义运动，所用的组织路线及分野常常是同乡会（Goodman， 1990：333~358）。当然，这些并不是惟一的，因为另外还有其他或新或旧的专业团体也都在其利用范围，但省籍的纽带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力量。例如，在辛亥革命的组织中，光复会基本上由江浙人所组成，兴中会由广东人所组成，华兴会由湖南人组成（Onogawa，1970：214；Lee，1970：25）。

这些萌芽中的社会政治力量继续制造着省籍意识。此种意识现在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框架，以便使其权威化并协调省区战略与民族前景的关系。到20世纪第二个10年时，曾经为欧榘甲提供竞争性小民族主义比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在知识分子中已经失去吸引力，特别是中国从满族争取到独立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省自治运动的人现在开始用西方联邦主义的理论来论证自治的合法性。然而，当他们引用国际上的模范来论证采用联邦制的理由时，他们的敌手却以联邦制在中国传统中的根源大做文章。当时主张联省自治运动的人士似乎无力回应关于各省自治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背道而驰的批评。

在辛亥革命期间，许多省在从清朝独立之后制定了自己的省宪法。尽管此举主要是为了维持地方秩序，而且民国成立之后这些小宪法很快即被取消，但是，他们确实反映出了联邦制的意图。特别是山东联邦研究会向清政府所提的要求，主要论述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要求建立联邦制以确保更大程度的省自治（李达嘉，1986：18）。在革命以后的数年间，主张联邦制的论点要么诉诸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优越性，要么诉诸发展联邦制所能得到的直接的政治好处，如削弱袁世凯政权等（唐德昌，1922：4；李达嘉，1986：20，197）。对1912年的戴季陶而言，联邦制是将蒙、藏等少数民族联合在民族国家之中的一种方式（Lee Chin chin，1993：99，124）。不过，与曾经为许多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世界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此种实用主义和相对优势的语言要证明联邦主义的合法性实在是一种非常软弱无力的话语策略。但是，如果说这一时期其发言人还无法将联邦制包装进一个有说服力的话语中，那么，当发现自己在诉诸一种充满了中央集权的国家霸权烙印的历史词汇时，他们确实碰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1912年章士钊曾批评戴季陶对于联邦制的工具主义的立场，但到1914年，他却已成为此种理论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他在《甲寅》杂志上以秋桐的笔名发表文章，强调联邦制的真正障碍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传统或对此传统的认识（章士钊，1914，1. 1：5~6）。他相信，中国在辛亥革命时失掉了一次建立联邦制的机会，当时各省已经宣布从清朝独立。他们之所以不能将其独立或自治的地位一直维持到民国时期，主要是因为省自治一直被从道义上强烈谴责为“异教邪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作者一方面接受联邦制的优点，同时又极力避免使用“联邦”一词，特别是因为在中文中，“邦”一词意思是“国”，含有主权的意义（章士钊， 1914，1. 1：5）。

章士钊从各个层面响应了这种批评。他首先认为，现在对中文“联邦”一词中的“邦”的理解，无需、也不应该与独立的民族国家相互结合为联邦国联系起来。相反，“邦”作为一个单位，原则上等同于历史上的省或地区。惟一的差别并不在于他们基本上独立，而在于他们的权力比过去更大。此外，他认为，从前（是否有）独立的国家并不是建立联邦制的民族国家的前提，（像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成联邦制的国家（1914，1. 1：5~6；另见李剑农，1922：7）。有鉴于此，章士钊坚持不放弃“联邦”一词。放弃该词意味着向中央集权制的传统意识形态投降，意味着向其自我宣称的命名权妥协。

历史上统一全国所使用的方法一直是自上而下的、武力的。正是这种中央集权的、武力的传统成功地使联邦一词具备了此种不合法的意义。此种传统不仅指责联邦制为“异教邪说”，指责其倡导者为“毒蛇猛兽”，而且还指责他们鼓吹地方主义与分裂主义，是逆中国历史潮流而动（章士钊，1914，1. 1：5）。像章士钊这样的作者相信，必须依靠知识分子来揭示中央集权的、武力的传统与“联邦”一词的负面含义之间的相互联系。如果避而不用“联邦”一词，只能进一步模糊政治与语言的相互关系。他坚持要求保留该词，并倡议发起一场教育运动，使公共舆论都知道此种制度的好处，并说服舆论相信，此种制度是替代暴烈的、武力的统一的惟一方式（章士钊，1915，1. 6：1~7）。

章士钊呼吁从内部，而不是从别的替代性的传统之中，来还击历史叙述。此举似乎令人生畏。联邦制的倡导者对于逆中国历史潮流而动的指责尤其敏感。不断有人怀疑其民族主义的真实性。难道中国历史不是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历史吗？儒家经典的文化传统难道不是与中央集权制联系在一起并在中央集权之下得到繁荣发展吗？难道历史上那些反对此种潮流的人不是必然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吗？似乎很少有人想到，中国历史的事实是缺少中央集权的时期与存在中央集权的时期同样多，更重要的事实是，即使在儒家内部也一直存在着一股批评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的潮流，这在清代有关封建与郡县的争论中表现得尤其清楚。章士钊并未把联邦制运动与封建的传统联系起来并以之作为表达起源的反叙述结构，这相当清楚地证明了“封建”意义的转变是多么迅速。在此之前10年左右，章氏曾对皇权专制进行过一次猛烈的批判。作为抑制此种专制权力的方法，他举出了历史上的若干种制度，如村举、清议以及最重要的封建制等，他认为这些都是分权的模式（章士钊， 1903：20~21）。我们不妨假定，10年以后他不再愿意汲取封建制的观念，说明这些年间封建的观念已经被利用到新的民族历史的话语中，已经丧失了往日的合法性。当然，在激进的现代性的五四时期，除了作为“他者”之外，“封建”更不可能期望得到什么别的角色。

然而，五四运动时期历史意识的激进化却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话语，用来解答中央集权者所提出的有关联省自治与联邦制都是反中国传统之类的指责。在1920~1923年专门致力于联省自治运动的刊物《太平洋》杂志上，杨端六（1922：2~5）认为，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实际上只有不到一千年是中央集权的统治。此外，儒家有关“尊君卑臣”的观念被统治者利用来欺骗轻信的民众，使之产生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最重要的是，现在批评中央集权制所处的环境性质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分裂时期对中央集权制的批评所处的环境，因为现在是由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一种建设性的批评。因此，不仅中央集权统治的传统道德上政治上都已远远不够，而且对于西化的知识分子来说根本就是不能接受的。不过，与此同时，杨氏亦承认，若把中国分裂成若干个小国家，则是行不通的。在此种情形之下，联邦制是惟一可行的建国之路。

唐德昌承认，多主权的历史表述，典型的如战国时期或唐代的藩镇与侯国，都是混乱与衰败的象征，而中央集权总是与和平时期联系在一起。与章太炎不同，唐氏并不反对此种联系，他所强调的是后来成为联省自治运动的另外一个方面，即人民主权，并以此来反对上述论点中的历史决定论。不统一与战乱的历史根源可以从军阀的专制野心中找到，而联省自治运动强调的是把民选的政府作为建立稳定的、负责任的政治体制的方法（唐德昌，1922：10）。类似唐氏这样的作者在20年代初期写文章时，已经不再试图从替代历史的建构中为其历史寻找合法性，而是转向新的人民主权的话语。联邦主义者现在不再用历史语言来为自己的民族国家观辩护，而是转向了融地方自治与民权于一体的话语。当然，其政敌从未放弃从历史的高地来攻击联省自治运动。

为运动所起的新名“联省自治”本身即反映了省自治与个人自治的民主意识形态的结合。运动的重新命名从章太炎方面来说，是一个天才的杰作。1920年8月，章太炎创造了该词，用来指湖南、四川等省为抵抗北方军阀的军事入侵而结成的军事同盟以及这些省份正在发展的政治运动。与早些时候章士钊执意要注入新意义的“联邦”一词不同，新的名词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在此后的两三年间，京城和各省的主要报刊都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爆发了大规模的政治示威，支持这一运动，而且至少有五个省制定了宪法，包括湖南省一直实行到1926年的宪法。这些观念是如何爆发成一种政治运动的？其爆发的原因又是什么？

当时的时机非常适当。1920年夏天，军阀集团之间爆发了战争。北方的安福系被直系和奉系推翻；而在南方，由于广西军阀试图控制广东，云南军阀试图控制四川，军政府遂宣告瓦解。中部省份的湖南和四川处于南北军事集团无休止的拉锯战之中，试图通过宣布自治并与志趣相同的省份建立联盟来实行自保。运动在湖南和广东得到了本地广泛的支持，四川、湖北、浙江次之（Chesneaux，1969）。学生、知识分子、新兴职业如记者、教师、商人、以及省议会议员很快都被吸引到这一口号之下。这些人士中有许多其世界观是在开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形成的，其思想影响仍不能忽视。章太炎非常明智地为运动确定了这样一个名称，把“传承”换成一种新的“异议”，即以民族国家的民主前途的叙述结构来代替令人不安的反历史叙述结构。至于这一新的叙述结构是否能够继续承担起省自治的理想，还只能拭目以待。

二 湖南：自治与民权

在湖南，运动起源于军事与民众运动的结合。1919年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北方军阀安福系派来的掠夺成性的非湖南籍将军张敬尧的民众运动。这些运动背后是学生、教师、新闻记者、以及在其他省份的湖南同乡会。不过，张敬尧最后是于1920年被湘军将领谭延闿驱逐的（李达嘉， 1986：53~54）。谭氏把他的军事行动说成是民众运动，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湘人掌管的正义的政府。在接管政权时，他宣布了自治计划：

吾人主张湘人自决，其意义并非部落，又非割据，乃以湖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汤芗铭、张敬尧诸人，对待湘民无异异邦异种……是知各省自治，为吾人共同之心理（引自张朋园，1981：538~539）。

谭氏关于湘人治湘的自治观点，受到民众运动的极大欢迎。运动的领导核心由激进的知识分子组成，而核心中的核心就是当时还未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及其同志们。他们对湘人自治的赞美事实上比军阀的赞美要热情得多。从1919年末到1920年10月间，毛泽东几乎是不停地在起草关于湖南自治的文件和文章。在1920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建构了一种湖南的“自然发展”受阻的理论（毛泽东，1920a，1： 225），再现了杨守仁1904年文章的观点：在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尚未建立之前，湖南是荆楚之地，尽管当时的用事者野心英雄的君臣无与于小百姓，但他们总还能得发展其一部分之特性，较之奴隶于黑暗专制统治者，胜得多多（毛泽东，1920a，1：225）。从这一特殊的视角，湖南屈服于中国之下，湖南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黑暗史。只是到1897 ~ 1898年的变法运动期间，湖南才又恢复了活力与创造性，但他们又一次遭到中国镇压。不过，机会来了，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湖南人建设新湖南的机会已经来临。使人想起20世纪初年欧榘甲关于“小民族主义”的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27个小共和国的首倡”（毛泽东，1920a，1：227）[24]。

施拉姆曾经写道：到1919年为止，随着完全接受启蒙话语的影响，毛泽东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解放”、“革命”、“民权”等观念吸引下，他试图以典型的五四时代的方式来抛弃中国的过去（Schram， 1992：XXXIII）。然而，到底是由于无政府主义的观念还是因为传统的“封建”曾经向中央集权发动攻击的政治空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此时此刻，那位后来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似乎是反对建立大国的。他写道：英、法、德、美诸大国，尤其是中华民国，不仅对于“生存竞争”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尤其有害。不光帝国主义国家残害和奴役人民，甚至中华民国也在成功地消灭满族，驱逐蒙古族、回族及藏族，引起极大的政治动乱（毛泽东，1920b，1：217）。在过去四千年中，中国政府选择了庞大的帝国架子，而其结果则是外强中干。当然，毛泽东并非倡导部落制或分裂主义。当时机成熟时，中国自然会统一，但必须先从下层努力，从创建军事化、自治化的省开始（Schram，1992：527）。

湖南的民众运动坚持不懈地将湖南的独立或自治与激进的民主改革结合起来。省自治的话语已经完全与革命改造的话语结合交织在一起。由毛泽东及其同志们起草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开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提出，谭延闿无视法律的权威，已经加入到受湖南人民欢迎的革命行动中来并已经自我投身于对湖南进行革命性改造的道路。在政治参与方面，他必须进行极端激进的改革，从而实现“自治”而不是“半自治”（毛泽东，1920d，1：239 ~ 245；McDonald：1976：771~775）根据毛泽东的看法，自治有两个阶段：半自治阶段，在此阶段，本省军队和政府机构的领导人将统治本省；完全自治阶段，在此阶段，人民将自己治理自己的村庄、县、省。所有省份都应尽快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但有些省份的情况可能无法超越第一阶段（毛泽东，1920c，9：108~109）。尽管他们应该逐步实现完全自治，但即使半自治亦比强求中国的大一统好。在“中国”两字下的统一，在毛泽东看来，是造成人民灾难的根本原因（毛泽东，1920c，9：107）。

毛泽东的文章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治”的语言。直到这一时期为止，典型的与地方自治联系在一起的都是指相对于中央而扩大地方的权力，而毛泽东则熟练地把民众自治与民主等意蕴悄悄塞入了这一概念中。对激进派而言，新的话语既已如此，看起来似乎是这一概念的逻辑延伸，但在其他争取湖南自治的人看来却并不一定如此。军人和议员们可能已经承认有必要进行民主改革，但对他们而言，省自治并不意味着激进派所要求的政治革命。实际上，正如贳川所指出的那样，湖南宪法的本意是要表达那些试图恢复早些时候的共和宪法的精英政治家的利益（Sasagawa，1985：177~180，208）。如果说运动是围绕着“省”这一中心展开的，就像民族身份认同一样，那么，对此身份的不同理解将使运动出现分裂。这里的分歧主要涉及民主改革问题。

谭氏宣布计划让旧的省议会来起草省宪法，以便建立一个独立的新湖南，直到能够订立新的全国性的宪法为止。这一计划立即遭到民众运动的反对。在共和革命9周年纪念日，即1920年10月10日，2万多名示威者，包括学生、工人、记者、商人甚至农民到政府衙门前，抗议省议会所散发的精英主义式的、索然无味的自治计划。他们打出的口号包括“普选权”、“直接投票”、“直接选举县长官”、“湖南人之湖南”、“湖南独立”、甚至“湖南门罗主义”等。尽管运动并无多大进展，其重新制定省宪法的倡议也没有被接受，但谭氏及其继任者赵恒惕试图把各派不同的势力联合起来，也确实召开了省宪法会议，征求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章太炎、蔡元培乃至杜威等人的意见（Sasagawa，1985：208，188~189）[25]。

1921年11月最后制定并实施的宪法原则上仍是当时中国所见到的最激进的宪法，其中规定有普选权及省、县设立议会（张朋园，1981：548~550），教育自由及司法独立，省长由全省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享有创议、投票、弹劾等权利（李剑农，1956：404~405）。在实际行使过程中，省宪法的运作没有看上去那样好。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军人仍控制着政府，他们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任意调整宪法。1924年，赵恒惕修改宪法，授予自己凌驾一切的权力。县级选举不再写入宪法，旧的省议会未经选举即重新召开。1922年，省级选举完全是一场骗局，选票可以公开买卖。由于地方军人的野心，同时也由于随时面临着外部的入侵，因此，军事开支无法压缩。结果，省政府由于经费短缺而陷入瘫痪，激进的公共舆论开始脱离省自治运动。1926年，来自湖南军队内部的反对迫使赵恒惕下台，其继任者参加了正在领导北伐战争的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从此以后，省宪法和省议会再也没有恢复过（张朋园，1981：567~570；Sasagawa，1985：197~205）。

联省自治运动的目标是双重性的：允许各省自治，各省有权自定宪法及管理本省内部事务，不受中央或其他省干涉；允许各省选举代表制定新的联邦宪法（李剑农，1956：404）。当湖南省宪法实施之时，赵氏极力劝说其他省份也公布自己的宪法，并最终向着联邦宪法的目标努力。有10个省积极响应，其中，浙江、四川、江苏、山东和广东甚至起草了自己的省宪法（张朋园，1981：570）。然而，这些宪法从未完全实施过，而且运动又被国民党的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所克制，后者正在致力于军事统一。

据说联省自治运动之所以没有希望是因为军队利用运动及地方感情来扩大自己的野心。因此，这一运动被视为在自治、自治运动及民权等民主语言的外衣下重演的分裂与分裂主义的历史。军队的角色无情地把运动从属于自己的目标之下，这一点几乎是无法否认的。但是，即使当我们接受此种批评的时候，也仍应认识到，此种批评是从混合这一运动的两个层面而得出来的，即：自治的层面与民主改革的层面。如果我们对此运动的两种叙述结构之间的张力稍加注意，可能会有更大收获。当然，对于军人和民众运动中的某些派别而言，省自治的问题比民主问题更重要。对于激进派和知识分子而言，只有通过诉诸民主的价值观念，省自治才是合法的，才能抵挡反对派用历史叙述结构来对它进行攻击。因此，民主成为一种标准，它判决湖南省宪法失败。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团体在民主的道路上超越了湖南所走的这一步，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讽刺。

三 广东：民族主义与背叛的政治

广东的联省自治运动常常被描述为整个运动中最具分裂性的一部分。在这一描述的核心，是所谓的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军队发动叛乱，反对孙中山的领导，打破了孙中山统一中国的希望。孙中山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调记述此事说：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出生入死，胜败之数不可屈指，顾失败之惨，未有甚有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吾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者，皆为之而不惜。此不但民国之不幸，抑亦人民世道之忧也（引自李剑农， 1956：419）。

国民党官方的史学家谴责这种“叛逆”行为，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看到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这位热心支持联省自治运动的人，后来在广东（陈炯明）事件发生后却又突然掉转头来谴责这一运动为“军事割据”，却有点出乎意料。更值得注意的是，像李剑农这样一度曾经是湖南自治运动领导人并写过颇具权威性的《中国政治史》的人，也基本把分裂描述成陈炯明一系列背叛与阴谋活动之一。李氏把陈炯明当时的活动基本看成一种政治阴谋：陈炯明与北洋军阀中的直系结成联盟，而孙中山则与奉系结成临时联盟，在奉系被直系打败后，陈炯明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支持孙中山的北伐（1956：418）。尽管李剑农承认陈炯明可能比孙中山更了解广东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但他却几乎没能认识到，就其追求和政治立场而言，陈炯明代表的是联省自治运动内部最有能力实现其民族国家目标的一股力量。所谓的“六一六”叛乱或政变实际上是两种民族国家观冲突的高潮。它之被贬为叛乱、政变，反映了一种保守型的意识形态行为，试图剥离蕴藏着（联省自治）运动目标的民主语言。

1919年夏天在广州开始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像在湖南一样，是一场由学生、商业联合会、省商会等发动的旨在抵抗外部桂系集团的控制、特别是反对桂系拒绝任命广东著名人士伍廷芳为广东省长的民众运动。到1920年冬，粤军司令、辛亥革命时的广东都督陈炯明成功地将桂系军队驱逐出境，并在“粤人治粤”的旗号下，恢复孙中山在广东的权力（Chesneaux，1969：113）。由此，孙中山便在联省自治运动的浪潮中在广东复职，对此，孙中山有着明确的认识。1920年，他指出，“我们必须驱逐桂系……除非实行粤人治粤的原则，不能指望情况有所改善”（Chesneaux，1969：120）。不过，孙中山站在一个他自己也看不到有什么前途的浪尖之上。他急于重新确立1912年的共和约法，该宪法的前景是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以及用军事手段统一全国（林声，1922：3）。

与此同时，广东社会有影响的一些势力已经把联省自治的观念当做了保护省自治而同时按照联邦路线建国的理想办法。这些势力中，最伟大的领袖不是别人，正是陈炯明本人。幸运的是，温斯顿·谢已经对陈的民族国家观念做了非常精深的研究。陈炯明曾经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把国家看成一种政治家常常用来欺骗民众的抽象范畴。当然，将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者指责联省自治运动的倡导者是借地方情感来实现自己目标的结论完全颠倒过来，是颇具讽刺意味的，陈炯明发现，地区或省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身份认同单位，同时它也是最容易取得实际成果的、适合于发展目标的单位。

温斯顿·谢观察到，在陈炯明激烈的“反民族主义”思想与其对于作为整体的中国的实际关心之间存在着矛盾。谢援引（日本）“二十一条”引发危机时陈炯明暂时停止反对袁世凯的运动以及他多次指责孙中山出卖民族利益等事例，作为其“爱国”的例证。如果不是把这些例子看成是陈炯明人格中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看成一种赋予省以重要地位的国家观念，可能会更有意义。像其他许多联省自治主义者一样，陈炯明从未有过省独立的念头。他之所以赞成联省自治运动，正是因为这可能使他将省作为建国的基础（李达嘉，1986：147）。陈炯明曾真诚地表达了他对于省自治及其发展的思想。1918年当他被驱逐出广东时，他在相邻的福建省漳州地区26县中建立了军事基地，做起了开明的军阀。他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维持公共秩序等方面所推行的现代化的改革极为成功，甚至赢得了美国领事的赞扬（李达嘉，1986：148； Hsieh，1962：211）。与此同时，他信守“闽人治闽”的原则，拒绝出任福建省长一职。

返回广东时，陈炯明担任了广东省长与粤军司令。他发起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把广东建设成自治的模范和联省自治运动的领袖。他把在漳州时发起的改革计划、特别是政治改革观念加以拓展。陈炯明在自己身边安排了一些五四时期主张现代化的人士，并采取了多个重大步骤来实施地方民主，在市一级实行市长民选，而选举条例中还包括一些非常有趣的规定：选民必须完成三天的劳动（主要是建设省内公路网）或交纳相当数量的代役金才能获得投票权。省议会也建立起来了。1922年，陈炯明的省长职务被一个平民人士（civilian）接替。所制定的省宪法草案被认为是各省所制定的宪法中最好、最务实的，其中确实含有限制军人作用及军事预算的内容。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失去了权力，使该宪法无法实施（Hsien，1962：217~218；李达嘉，1986：151）。无论如何，如果说联省自治运动有过什么希望的话，那么，希望就在这里，在陈炯明的领导之下。

陈炯明极力说服中南各省尊重各省自治并联合起来反对那些试图以军事手段谋求统一者，培养自治以及最终限制军人的影响，希望以此实现其联邦制国家的理想。他建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制定联邦宪法。有关此点，他有一个详细的计划（李达嘉，1986：153~155）。尽管联邦宪法从未制定出来，但是，陈炯明所推动实现的联盟却好几次有效地阻止了竞争省份之间的入侵，广西企图报复孙中山反广西而制定的进攻广东的计划被各省联盟所阻止（李达嘉，1986：155。）陈炯明知道，军人之所以支持联省自治计划，是有其自身的考虑的，但是，他认为此举所带来的暂时的和平与统一都是十分重要的，它将提供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可以裁减军队，偿还债务，人民的自治和自卫能力亦将得到加强，一个真正的联邦制的国家就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Hsieh，1962：224）。但是，陈炯明最大的敌手并非邻省的军阀，可能也不是本省的军阀。这个敌手正是政治上的领导人、意识形态上的敌对者孙中山。

尽管孙中山曾经做出过一定姿态，表示支持联省自治运动，但他却从未认真地思考过省自治或联邦式统一的问题（林声，1922，第4页）。当面对着广东的立法者所提出的联省宪法计划时，他提出了自己的联邦计划，要求以县为自治单位，加强中央，而他自己则担任总统。正如章太炎所指出的，这又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联邦计划，根本就不能算是联邦制。章氏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使这一计划被取消。从此以后，孙中山致力于保护1912年制定的约法，并试图在广东组织全国性政府，由他自己担任“中华民国特别大总统”。约200名1917年被解散的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于1921年5月5日选举孙中山（为特别大总统）。但是，这一职位除了广东之外并无人承认，即使在广东，立法者及孙中山一党的成员中也有人不以为然（李达嘉，1986：144~145）。

陈炯明个人尽管不同意孙中山选定的政府形式，不同意孙中山于1921年9月进攻广西的决定，但在公共场合，他仍坚定地支持孙中山，作为特别大总统的孙中山不能没有陈炯明的支持，陈炯明同样不能缺少孙中山的支持（林声，1922：3）。只有到了1922年春天，当孙中山计划继续北伐以便从军事上驱逐各省军阀并统一全国于中央集权的政府控制之下时，陈炯明才表示反对。孙中山解除了他在国民政府的职务（林声， 1922：4）。1922年4月间，陈炯明被迫返回家乡惠州。同年6月，孙中山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向粤军将领挑衅，6月16日，他成为军事政变攻击的目标，遂被迫逃往上海。尽管孙中山及其支持者指责陈炯明是政变的主使者，但却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Hsieh，1962：230）。温斯顿·谢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忠于广东自治的士兵发动了这次起义。

尽管陈炯明在广东重新掌握政权，并又开始了其地方自治计划，但却难以如愿。此时，广东已经陷入连续不断的战乱。这不仅注定了广东省内自治（失败）的命运，同时也注定了联省自治运动（失败）的命运，因为两个运动最著名的领导人都是陈炯明。1922年春，陈炯明达到了其事业的高峰。他的改革事业获得了民间广泛的支持，而其军事势力亦获得了军阀的尊敬，即使北方的“大”军阀吴佩孚、段祺瑞这些联省自治运动的主要敌人，也派特使来与之建立和平关系（Hsieh，1962、229）。不到一年之后，即1923年1月，孙中山从云南和广西请来的军队将陈炯明驱逐出广东。陈炯明在粤东一直坚持到1925年，才被苏联训练和支持的蒋介石的国民军所击溃。

1922年6月的分裂被描述为一场道德剧，剧中的军阀选择了地方而背叛了国家。这正是民族主义的叙述结构的话语霸权的明证，对此，无论当事人（林声）或现在的研究者（李达嘉）都试图加以纠正，但却始终无法摆脱此种道德剧所造成的术语框架。当然，由于陈炯明是与“国父”孙中山决裂，因此，他们的任务就尤其艰难。他们仅仅指出陈炯明赞成的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国家观是不够的，还必须证明，他是位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其行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道德方面是光明正大的。我们从中看到，陈炯明一直是那样忠诚于孙中山，即使在按照其原则提出反对意见并被解职之后，他也从未向自己的领袖提出挑战。他之所以反对北伐，并非反对国家统一本身，而是为了尊重自己与联合的各省互不侵犯的盟约（当时孙中山拟进攻湖南），是为了继续在省内推行自治，亦是因为广东极其困窘的财政状况已无法支持北伐战争（林声，1922：4）。

也许，像李达嘉、温斯顿·谢这些修正派的史学家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不得不论辩说陈炯明是民族主义者，但是这位民族主义者又反对其他民族主义者（国民党），因为两种民族主义已经融为一体并被道德化。但是，这场对于广东自治运动的道德性的反对力量并不仅仅依靠直接获胜的国民党对于历史的回溯与重写。从外部强加给地方的国家叙述结构也容易被局部推翻。问题在于，当其他与国家的民族观不同乃至对立的有权有势的社会力量发现自己在反对联省自治运动中与国民党人有着共同目标时，此种道德化的反对便获得了巨大能量。

孙、陈之间的决裂标志着另外一种政治上的断裂，当时几乎无人注意，然而这对于联邦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却有着深远的影响。由社会主义者和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领导的五四时代激进的社会力量曾支持过联省自治运动中的地方自治和激进的民主改革目标[26]。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望民众运动激进化，在湖南尤其如此。随着他们对军阀赵恒惕的作用失去信心（Sasagawa，1985：207），在1922年4~6月陈炯明被短暂流放于惠州期间，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等试图劝说陈炯明加入共产党。陈炯明虽非常致力于改革，但他却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对于劳工运动的态度一直是严格的“家长制的”（Hsieh，1962：234）[27]。陈独秀对于把这位将军拉人革命失去希望，而当孙、陈分裂之际，他迅即转而反对陈炯明以及整个联省自治运动。不久，毛泽东也宣布与运动断绝一切联系（Schram，1966：56）。

在《努力周报》上，陈独秀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原则上赞成自治与联邦主义，然而，在目前封建式的政治下，运动没有办法不成为军阀的工具，特别是没有办法避免成为少数人为保护其领地免受更大的势力侵占而利用的工具。陈独秀明确地从历史出发，得出对于现状的分析。那些提倡联邦制的人并不理解中国不能统一的历史基础就在于军人霸占一方，控制一定地区及资源，因此，中国政治的混乱并不像有些人（包括毛泽东和章太炎）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中央集权太强、地方势力太弱所致，情况恰好相反。同样，在目前情况下，联邦制是建立于地方军人割据基础上的，决不可能取得国家的统一与强大（陈独秀，1922：3~4）。

尽管其历史叙述结构的目标与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者的叙述结构有所不同，但是，通过所使用的词语，陈独秀就为那些只是隐晦地指责该运动在道德与历史方面的可疑性或反对国家的特性的人们带来了强有力的声音。分裂之后，对运动的中伤很快达到高潮。对此，运动的支持者胡适抗议道：

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可以有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作攻击陈炯明的武器（胡适， 1922：2）。

陈独秀坚持使用一些较旧的词汇，如用“联邦”而不用新的、正面意义更强的“联省自治”，其他如“霸”、“割据”等。在此过程中，陈独秀重新拣起“旧道德的死尸”作为新道德的武器，这新道德便寄寓于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时代性的叙述结构中。新的“历史”与旧的王朝史找到了共同的事业，旧的敌人成为新的敌人。

让我们再回到“封建”一词的谱系。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封建”一词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很强的对专制权力进行制衡的历史批判作用。就在19世纪末，它又一次浮现出来，动员反民族国家的反叙述结构。本书上一章结束时，考察了短短数年内该词是如何在梁启超手中被改造成了现代化的“他者”，虽然梁启超一直对线性进化论持怀疑态度，因为在中国封建制度是发生于中央集权的帝国之前的远古时代的遗迹。到联省自治运动时为止，陈独秀使用该词时，“封建”已经成为一个完全贬义的字眼。“封建”一词失去其批判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采取了学自欧洲及日本的线性的历史。正如奈地田哲夫（1987：208）所揭示的那样，在德川幕府初期的日本，“封建”（Hōken）一词具有正面意义。但到后期，随着反对德川幕府及尊王势力的得势，该词被赋以贬义（Najita，1987：260~ 263）。由此，日本“封建”一词的谱系似乎出乎意料地（？）与欧洲那种把封建制作为现代化的主要“他者”的线性的历史叙述结构不谋而合。

对于反对德川幕府的力量而言，“Hōken”即“封建”这个象征代表的是一种必须消灭的政治力量。而中国的现实则并非如此。不过，在这里，这一象征也开始具有了类似的负面力量。当然，它之所以获得此种力量，是因为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范畴之后，它代表着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它开始产生新的意义，以此为中心，20世纪中国错综复杂的现实便被组织起来并开始产生一套新的、19世纪后期关于封建的观念所不曾具有的意义或对社会现实的想象。胡适把陈独秀的词汇看成是旧道德的尸体并不完全正确，因为陈独秀非常巧妙地把这些旧的尸体包装进新的道德之中。“封建”一词意义的改造使联省自治运动的倡导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它抹杀了整个一种他们可以依附的异议政治传统，由此也使之失去了作为这个传统的合法继承者来动员历史为自己服务的那些话语策略。

陈独秀上述批评所选择的时间不仅对于他已经道明的东西十分重要，而且对于他所掩饰的东西亦十分重要。虽然早在1921年时就已经有共产党人对（联省自治）运动提出批评，但是，陈独秀放弃并批评此种运动，清楚地表明了进步势力对运动的支持已经转移。他的文章发表于1922年9月，即孙、陈分裂的三个月之后，恰好是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即将达成协议，苏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支持其武力统一中国之际。一些共产党领袖如李大钊等已经开始加入国民党（李剑农，1956：442）。因此，共产党对陈炯明和联省自治运动及地方的谴责更多地是与其新的努力方向即与中央集权的国民党建立联盟有关，而不是如何准确地表述陈炯明政权的性质问题。

当然，从湖南及其他地方军阀的行为来看，陈独秀的批评内容从一个层面来说是无可否认的。不过，广东的陈炯明却不符合对致力于分裂国家的封建军阀的特点的描述。陈独秀及进步人士对之失望的真正原因，与其说是陈炯明之类的军人会阻止实现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倒不如说是他们不愿意响应全面革命的号召（Chesneaux [1969]呼应此种观点，认为这一运动主要是保守性质的）。不过，陈炯明政权当然不能用这样一种尺度来衡量，因为他从未宣布以阶级革命为目标。他信守给自己带来权力并支持他到最后一刻的目标：省内自治、民主改革及全国建立联邦制国家。陈炯明政权也不是惟一一个致力于此种目标的政权。湖南的省宪法反映了自治和民主的理想，尽管实践中有很多缺陷，但直到被中央集权势力消灭之前，它一直在发挥作用。在浙江，由商人、专业人士及议员在“浙人治浙”旗号下所进行的省自治运动致力于创造一个自治的省份，不仅不受外来军阀的制约，更不受国民党中央集权行政机关的制约（Schoppa，1977：672）。

1922年6月的分裂标志着进步势力已经放弃联省自治运动而转向反帝反军阀、民族统一的大业。激进的计划已经与致力于武力统一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国民党人联为一体。毛泽东及其激进的同志们曾经把省自治与激进的民主视为不可分离，而陈独秀的文章此时却把激进的目标确定为与（省）自治水火不相容，即使陈炯明仍坚持民主的目标。陈独秀的文章有效地扭转了象征符号，人们不再用民主的叙述结构来评判联省自治运动的目标，相反，人们开始用历史的叙述结构来谴责这一运动的目标。对于中央集权的历史的诉求，也正是孙中山与国民党人的诉求。中央集权者与主张中央集权的激进派联合在共同事业之下，并公开或暗示性地以一些本不属于联省自治运动的理想遭背叛为由，共同埋藏了联省自治运动。当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扫荡华南、华中各省时，它同时也像扫荡残砖败瓦一样，扫荡了各省宪法及地方议会，以便腾出地方，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这场不宣而战的文化战争极为成功，以致从未有人停下来问一问，为什么连其前景是联邦制国家的如此柔弱的民主与自治机关从此以后再也无法在中国立足？

在其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列文森认为，共产党人把其眼中视为帝制时代真正的地方主义（即省籍归属及地方自给自足的事实）变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它是作为全民族所关注的包罗万象的宝库而不是各省所追求的不尽一致的独特前景”而搬上舞台的（Levenson，1967：278）。不管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地方主义是否有更古老的根源，但上述简要概括的历史场景显然是将省改造为民族国家“包罗万象的宝库”的一个重要场地。然而，是否可以由此认为联省自治运动是省籍身份最后的昙花一现呢？是否可以由此认为它是从地方下层开始的民族国家的最终的叙述结构呢？

近年来，台湾和香港所出现的独立与自治的雄心表明，对于那些仍有条件可以表达不同观点的人来说，民族国家仍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更近一个时期，学者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新的现象，即毛泽东时代歌颂中原地区反对外国侵略与玷污的“真正”农民文化的“大汉族的、反帝的民族主义”的叙述结构正在消解。正在出现中的新民族主义不仅歌颂非汉族的回族等少数民族（Gladney，1991），而且还歌颂爱德华·弗雷德曼认为是南方对于民族国家的替代性叙述结构。此种叙述结构重新赋予那些毛泽东时代被边缘化的所谓华南的特点：一种强调个人自由与大同主义的、充满活力的企业家文化（Friedman，1993：12）。此外，随着新近获得权力的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为本省或本地区各民族寻根溯源，这种自信的地方主义已经在历史教科书中有所体现（Von Falkenhausen， 1993）。正像20世纪初期的话语一样，这些历史并不主张地方分裂主义；也像20世纪初期的活动一样，他们也在继续书写着民族主义历史的目的论，只不过他们不再赞美大一统的民族传统。相反，他们也在构筑一种地方或省对于民族国家的叙述结构。

第七章 中国与印度现代化批评

以上我追溯了进步的历史通过理想主义的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帝国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等来描述民族国家主体进化的方式。我们已经看到它是如何在民族、宗教、阶级和国家的想象中建构民族国家主体的，也看到了民族主体的进化虽然复杂、偏颇、迂回，但多数情况下，叙述结构的目的一直是现代的自觉意识。在最后这一章中，我将考察中国和印度两国对历史构成挑战的其他叙述结构或话语。由于这些替代性的叙述结构在民族主义的叙述结构及现代学术研究中多被忽略，因此，探讨其重要潜在价值的复线的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些替代性的叙述结构主要集中于“文化”这一观念上。在欧洲，较早用文化的观点来反对进化论的例子是赫尔德的著作。亚洲那些我们试图通过“文化”的观念来理解其替代性观念的人物似乎多不知道赫尔德的方法，然而两种语境下所出现的竟有很多相通之处。根据乔治·斯多肯的观点，在18世纪晚期，赫尔德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即法国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关普遍进步的观念及隐隐暗示出的文化等级观念等。他强调民族性格的多样性，强调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独特的民族精神（volkgeist）的表现，都是神性在作为整体的人性的精神发展过程中自我实现的证明。当然，虽然赫尔德的观念可以看做是文化多元主义和人类学相对主义，但是，其文化观念却从不拒绝种族进化论。每一种民族精神都围绕着一种“内在的原型”发展，犹太人将保留其祖先的精神，黑人永远也无法获得欧洲人那种“高等智能”等等（Stocking， 1987：20）。那么，如果“文化”代表了一种对自黑格尔以来已被等同于历史的启蒙运动的“文明”话语的对立观点，那么，它也就能使这种进化论来为自己作补充。

在亚洲，这种反对模式同样向线性的进化观念提出了挑战。像赫尔德的批评一样，这些挑战常常把矛头对准主流历史叙述结构的一个或若干个层面，而同时也在重复着主流历史叙述结构的其他假设。因此，章太炎，偶尔还有鲁迅，都接受进化论而不承认进步（Ogata， 1984），泰戈尔和梁漱溟以各自的方式接受进步但否认可比较性。甘地是惟一一位彻底否定历史的重要人物。本章的后半部分将试图解释甘地思想的重要意义以及审视其彻底地、义无反顾地反对历史所用的镜子。现代学术一直不太关注这些启蒙运动的批评家。例如，美国、中国或印度的教科书中，这些人物要么大部分被忽略，要么实在不能忽略时，如甘地的个案，则将其行动与思想观念纳入民族解放或道德勇气的榜样之类的叙述结构中，表现出一种跳过对现代性的批评的倾向。

在中国及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近代中国历史的叙述结构是一种现代化的叙述结构。这（现代化）被视做一个痛苦的、不确定的过程，尽管如此，它在各个不同时期却是在一点点地向着完全的现代自觉意识前进。这些时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只是略作介绍。叙述结构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及清朝政府及其官员拒绝接受西方强加的挑战。接着是自强运动，学习西学只限于实用的东西以便强国，中学才是最重要的，即“中体西用”。随着自强运动越来越无法抵抗19世纪晚期的军事挑战，部分士大夫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开始倡导体制改革，但并不触动儒家帝国体制的基本原则。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康有为及其“百日维新”试验。当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向传统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挑战，但最终系统地批判旧文化基础的却是1917~1921年的五四运动。

当然，这种简单的、线性的叙述结构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对现代性话语的复杂反应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公正的。在中国，那些质疑彻底现代化的人被称之为保守，尽管史华慈注意到这些人的反应其实非常现代化（Schwartz， 1976：4）。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他们被涂以消极的色彩，成为反对进步与自由的时代潮流的人。在这里，我想进一步拓展傅乐诗对两种不同的保守主义（或称之为质疑中国现代化的叙述结构）所做的非常有用的区分（Furth， 1976：39~41）。第一种形式的保守主义是试图将文化与政治分离开来，从而能够在科学、理性与传统文化之间找到一种一致性。在此种形式的保守主义中，文化需要从属于政治与技术的需要。第二种形式则不承认此种区别，而是试图将精神文化凌驾于物质之上。因此，此种文化的价值与理想必须塑造政治与物质生活的某些基本方面。

根据傅乐诗的看法，由章炳麟、刘师培等国粹派思想家所代表的第二种形式的保守主义所关注的是保守他们视之为中国历史特性的那些文化思想（Furth， 1976：31~32；另见Chang， 1987：112， 150）。因此，此派原则上并不反对现代性，而只是在质疑民族与个人生命在现代性中的可完善性。我发现此种民族主义式的批评锋芒似乎倾向于向东西方二分法靠拢，把东方文化描绘成精神文化的渊源，把西方描绘成物质或科学文化的渊源，两者都是人类所必不可少的。因此，通过文化对历史所作的批评虽将民族国家安置于别的基础之上，但同时也与一种救赎式的普遍主义联系在一起。中国和印度对现代化的批评多属此类。梁启超在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灾难而从欧洲归来后的观念就是此种试图用民族文化来改造世界的典型。梁氏这时相信，中国（与东方）文化在抗衡西方文明的破坏性方面对世界负有很大责任（Hay， 1970：137~ 140）。此种模式从到访中国的西方哲学家罗素、杜威等人那里得到了大力支持，从最热心的倡导者泰戈尔那里得到了大力支持，后者的泛亚洲主义受其在中国的私人友谊的影响甚大。尽管泰戈尔1929年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既没有受到国民党的欢迎，也没有受到共产党的欢迎（Hay， 1970：323~324），但是，国民党的领袖戴季陶甚至于1930年初在《新亚洲》杂志撰文，公开颂扬亚洲精神统一，把孙中山描绘为以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为中心的泛亚洲主义之父。在戴季陶的文章中，反帝和文化话语融会成当时一种广受欢迎的中国形象，把整个社会视为“担负着亚洲反帝斗争以及保持亚洲文化的纯洁使命的无产阶级”（Mast and Saywell， 1974：98）。

对现代化的第二种批评形式存在于傅乐诗称之为新儒学传统的康有为、梁漱溟等人的思想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宗教与精神问题。虽然此派不一定反对现代化，但是，他们认为，儒家思想的宗教真理与科学相比，不仅应该独占一席之地，而且应该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换言之，儒学是一个包含科学或历史的标准所无法评判的真理的领域。我们可以用赫尔德主义的观念来看待此种文化观念，不过，它也是自强运动的“体用”公式的延续，把儒家的道德目标看做是采用技术的最高目的[28]。对于20世纪的儒家而言，由于儒学的宗教道德观念不能不引导国家和社会，因此，文化无法完全与政治分离开来。这对于国粹派而言则不成问题，因为他们所倡导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属于、至少也是可以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他们可以采取一种方式来选择文化的内涵或内容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新儒家则无法做到此点，因为他们努力追求的是要把某些重要的价值观念和方向推向世界。

由于康有为受过历史进化论的启发，因此，学者倾向于认为，康有为思想基本上局限于进化论的范畴。当然，他表现出某些无情的进化论的种族偏见。在其乌托邦的《大同书》中，在写到包括除白种和黄种之外的所有那些劣等民族时，康认为他们中的大部分将被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所消灭。例如，凶悍丑陋的印度蛮族每年都因疫病而成千上万地死亡，因而无力抵御英国人；黑人由于身体气味难闻，歧视他们的种族偏见便很难消除。那些未被消灭的为数不多的黑人和棕色人种，将与肤色较浅的种族通婚，最终完全同化于白种人之中（康有为，1958：142~143）。然而，他对于进化论的强烈信仰却不应使我们忽略其思想中强调全世界博爱、平等的另一面。张灏（1987）强调康有为思想有的来自儒家，有的来自释家，也有的来自西方，极不确定，因此，康有为的进化论与来自儒家的“天命”的德性与事功（activism）共存于一体（当然不无矛盾之处，参见康有为，1958，第41页），而其乌托邦理想则是受到“仁”的道德观念的启发。实际上，如果不是把康有为看做是一个政治思想家，而是一个哲学家和宗教领袖，就像其弟子梁启超等人所作的那样，那么，我们不能不认为，其最终目标是把儒家的道德和精神说教推广到全世界，以挽救世界（Chang， 1987：21~65）。

然而，20世纪的儒家几乎无人能够在社会中实现此种宗教—道德的前景，至少无法以明显不同于现代社会前景的方式来实现。也许，他们会满足于冯友兰所说的那样，所谓的“圣贤所做，就是眼前这些事。虽是眼前的这些事，但对于圣贤，其意义即不同”（Furth， 1976：41）。梁漱溟可能是极少几个坚持认为圣人在世界上的行为必须以儒家道德群体的形式实现的人之一。梁氏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是受到孟子的启发而建立的：天生斯民，作之君师，教以人伦。从这种意义上说，师表要努力成为圣人，政府的核心组织机构就是学校，而干部则是专心致志的学生的精神（领袖）集团。他痛恨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私、竞争精神，批评西化的教育体制培养出一批特权化的阶层，道德完美的君主传统丧失殆尽（Alitto， 1979：200）。他试图通过11世纪的乡约之类的神圣制度，在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以便使社会与道德教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Alitto， 1979：206）。与此同时，梁漱溟也像康有为一样，从未与进化论断绝过关系。不过，此种进化论已经是经过改造的进化论，消除了其中的价值等级观念。在他所写的三种价值取向即西方的、中国的和印度的价值取向之中，每一种在适当的发展阶段都同样关怀着人生大问题。当然正如艾恺所指出的，这些批评并未阻止他把中国文化的精华看做一种绝对的价值观念（Alitto， 1979：84）。

上述过程与倾向中的大部分亦可在19和20世纪印度的历史中找到，但是，叙述结构所采用的方式却并不相同。由于下一节将要提到的原因，对现代性的批评几乎与进步的叙述结构一样清晰可见，尽管前者的锋芒常常已被抹掉。我们可以认为，进步的叙述结构通过罗易（Ram Mohun Roy， 1772~1833）及孟加拉文艺复兴、世纪转折之际的国大党温和派以及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这样三个关键点连接在一起。但是，一个新的、影影绰绰的批评历史的过程（尽管尚未完全定形）使我们认识到，一个秩序井然的线性的叙述结构（就像中国史学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那样），是可以通过把每一发展阶段都与一相应或对立的运动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出复线的历史。

在五四运动中诞生的彻底的现代自觉意识所代表的中国叙述结构的高潮，在印度这一个案中实际上则是起点。19世纪的前50年，由首倡者和核心人物罗易所领导的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高扬理性与个人权利，反对“迷信”、种姓制度与家庭。当然，他坚持印度教，不过，其印度教已经被改造成了惟一神教和理性的代表。此外，他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所使用的极其理性的方法，使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主义者，并以“现代印度之父”著称于世。罗易及其追随者呼吁改善妇女地位以及在孟加拉采用英语和科学教育（Ray， 1975：14~15）。19世纪20年代的孟加拉青年运动比罗易更激进。这是一场由英印混血儿德罗济奥（Henry Vivien Derozio， 1809~1831）所领导的、以西化的孟加拉青年为主的规模很小但却更彻底的反传统运动。在休谟、边沁哲学以及潘恩等激进思想家的影响下，他们宣布要用理性的尺度来衡量一切。他们的宗教态度受到伏尔泰的启发，促使他们狂热地批判印度的宗教（Ahmed， 1975： 99）。也像中国五四时期的反传统者一样，对于德罗济奥派人士而言，只有全盘抛弃旧的，才能全盘肯定新的。

随着19世纪向前发展，早期反印度教与反传统的激进的偶像破坏运动总体上逐渐开始让位于更复杂的（即使不是更细致的）对于现代观念与实践的反应。钱德拉（ 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ay， 1838~1894）或许是当时加尔各答最受欢迎的文学家，曾一度自称是青年孟加拉的成员（Raychaudhuri， 1988：203）。他总结出一套对现代化的反应的理论，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印度整个知识分子中获得广泛的支持。钱德拉承认科学与理性的重要性与不可缺少性，西方之所以能够取得进步、繁荣与自由，是因为他们把理性当成文化的中心。然而，西方只是在物质文化方面处于优越地位，至于在精神生活方面，却鲜有贡献。在此方面，东方则正好占据优势。人如果只发展一个方面，尤其是物质生活这一个方面，则是不完美的。完善、完美的人应该把印度的宗教信仰与对于理性的热爱结合起来。当然，像他这样的人物，如果不说是更多地，至少也是同样地受到了欧洲东方学家的影响（Raychaudhuri， 1988：8）。后者我们可以说是在东方社会中寄托了对于某种已经失掉的精神的渴望。

钱德拉以及与之气味相投的思想家，诸如阿罗宾多·古什（Aurobindo Ghosh）、斯洼米·韦韦坎南达（Swami Vivekananda）等，在反对现代主义的道路上有其地位，其位置大体处在中国的民族文化派（国粹派）与新儒家之间。像前者一样，钱德拉承认理性主义、进步、个人主义等现代观念的重要性和不可缺少性。但从其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他声称，经过净化后再生的印度理想，作为一种理性的人生哲学，将远比西方的宗教或哲学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要优越。像国粹派一样，钱德拉对现代主义与西方主义作了区分，宣称现代主义可以成为印度超然文化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实践中，其思想中的张力却使他反对改革者所倡导的诉诸殖民当局在开明的基础上对印度教的旧习俗进行改造。从原则上说，钱德拉并不反对改革，但是，他认为，变革应以即将从民族文化或他更愿称之为民族宗教的复兴中诞生的新的道德共识为标准（Chatterjee， 1986：73~79）。因此，就像梁漱溟一样，政治与文化从来也不可能真正分离：宗教与道德的远见务必贯穿在希冀实现的理想社会的图景之中。

在印度民族主义的历史中，20世纪初期被看成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分裂时期：极端派与稳健派分裂，希望通过政治煽动立即实现独立者与希望通过渐进的、法制的方式逐渐取得（英国）让步并最终独立者之间的分裂。从文化角度来看，此种政治上的分裂同样也适合于与欧洲模式的殖民地文明进步相对立的、建立在印度文化基础上的民族话语的主流民族主义，尽管不一定完全合适。上述欧洲模式的假说可以从稳健派对“英国人在印度实行的非英国式的统治”的批评中找到，G. K.高克希尔及尼赫鲁的父亲穆提拉尔·尼赫鲁等稳健派都曾信从过此种“英国人在印度所实行的非英国式的统治”。印度民族主义通过高克希尔的同志马哈拉什特兰（Maharashitrian）、极端派的B. G.提拉克而得到了最好的示范，他们从律师协会拿来民族主义的话语，然后在公共节日走上街头，动员印度人。正如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那样，尽管甘地从多种渠道获得其思想，并发展出一个包罗万象的独特的体系，但是，他所饱饮的此种象征性的“文化”之泉，把其民族主义建筑在永恒的（印度）精神之上。

在这一点上，印度民族现代化的叙述结构又变得复杂起来。我们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到底应该集中关注尼赫鲁，把他看做现代意识之硕果呢？还是集中关注对历史不屑一顾的甘地？若集中关注尼赫鲁及赞成彻底现代化社会前景——在独立运动的大部分时期内，此种前景曾左右过印度人公共生活的某些关键时刻——的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一种解放的话语结构。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这一群体中，也几乎无人像（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或印度的德罗济奥派人士那样倡导与历史决裂。在尼赫鲁看来，传统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某种超越性的精神或道德目标，而在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印度史上所有伟大的统治者，诸如阿育王、笈多王、阿克巴以及好几位莫卧尔皇帝等，都曾试图建立一种政治框架，将这一次大陆上的文化多样性统一起来。这种民族国家的历史尽管赋予印度人民一种独特的性质，但同时也将他们放入了进步的、解放的启蒙计划之中[29]。

像第一章中所讨论的中国历史学家一样，尼赫鲁也是通过生长与衰老的生物学比喻来看待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印度思想、文化与科学早在11世纪即已达到伟大的高峰，而此后则进入了长期僵化与停滞的黑暗时期（Nehru，1960：121~128）。确实，此后虽也曾有过短暂的创造时期，特别是阿克巴与其他蒙古皇帝时期，但是，一直到近代之前，即欧洲人充满活力与动力的近代到来之前，印度基本上什么也没发展。即使在这样简要的线索中，尼赫鲁在古代预先已经形成的民族国家主体问题上也显示出矛盾的心态。创造期的结束正好与伊斯兰教统治时期的到来相吻合，不过，个别的穆斯林统治者还能够在短期内振兴社会。当然，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一书并未涉及古代文化的内容，那是印度不同派别的、从温和到凶暴的民族主义者所关注的。尼赫鲁远比文化本土主义者更愿意相信，政治与文化可以分离。实际上，它们不仅可以分离，而且相对于历史而言，文化居于次要的地位。正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遇到的情况那样，民族文化可能曾经一度蕴藏着其所处时代的最高理想。尼赫鲁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现代历史观来承载民族文化独特性的观念的方式，却与尚未猛烈反历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非常相似。他的观念大概介于中国本位文化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

不过，上述叙述结构不可能不遇到甘地这样一个人物及其影响。甘地也许是最难用现代话语中的任何术语来理解的政治人物之一。这里，我对甘地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帕塔·柴特吉及阿诗诗·南蒂的研究工作。甘地有关现代文明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对甘地而言，宗教—道德前景如此强烈，决不能容忍政治与文化的分裂，此种区分被真正的追随者——无论是甘地本人还是今日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是现代主义本身强加于人的东西。在最初于1909年出版的《印度自治》中，甘地对兴起于西方并传入印度的现代文明发起全面攻击。甘地的论辩思路也可以在西方浪漫主义传统或印度教或佛教文本中找到。不过，他的论点并不是建立在文本或经典的传统之上，而是建立于一种普遍的道德哲学之上。根据甘地的看法，致力于解放生产力、增加产品以便为所有人带来更多财富与享乐的现代社会，最终是毁灭性的。现代文明实际上使个人成为其奢侈的欲望及享乐的俘虏，制造一种毁灭性的竞争并带来贫困、不平等及大规模的暴力行为（Gandhi，1938： 24~27，44~45）。

与批评殖民主义的阶级特性但却赞扬其在“停滞的封建社会”中释放出新的生产力和技术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甘地所批评的恰好是此种生产力。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只能刺激人们对于更多物资的欲望，却永远不能满足此种欲望。更糟糕的是，工业化给社会带来破坏、剥削与疾病，并造成城市与乡村之间极其严重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Gandhi，1938： 68~70）。在甘地的宗教—道德社会前景中，现代工业化不占有重要位置，现代国家在其中亦不占重要位置。甘地曾受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对于工业化的观点自然延伸到对现代国家的批评。现代国家之所以必不可少，仅仅是因为工业化及协调大型组织机构的需要。议会代议制亦无法改变甘地对现代国家的印象，因为代议政治是建立于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在新的独立的印度，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农村社会与经济振兴的适当机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强制性的机关，国家无法宣称拥有不可分割的权威，因为此种权威只存在于达摩的法则或道德责任中，即都存在于国家之外（Iyer，1973：253~260）。只有宗教具有此种超越性的权威，通过它才能够挑战现存的制度。

甘地提出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乡村乌托邦社会，称之为自治公社（或王道乐土，即传说中的圣王的王国，参见第二章）。这将是一种家长制式的组织，统治者以高尚的道德品质表达集体意志。这也是一种乌托邦，其中，经济的生产组织是根据一种理想化的种姓组织形式而设立的，是一种完全互惠的系统，没有竞争，社会地位也不会有太大差别。这种理想的自治公社的观念事实上包括了对当时市民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中所有值得谴责的东西的批评（Chatterjee，1986：92）。此种观念与孟子关于社会的观念惊人的相似，而它与毛泽东式的空想主义的相似则更加令人吃惊。

如果我们暂时把毛泽东从现代性叙述结构中解放出来并从一种相反的叙述结构的角度来切割中国历史资料，则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甘地和毛泽东。两人都在寻求不同的群体形式，寻求其解放理想中所包含的可替代竞争性社会的模式，尤其是可替代市场经济的模式。尽管毛泽东坚持经济发展的观念，但他们对于经济自给自足、政治上封闭的公社的共同关注，对于城市的厌恶，对于技术专家的不信任，对天然自治的公社较之于代议制——无论是政党还是议会——优越性的重视，都使他们把政治从属于共同体道德之下。

魏克曼（1973）指出，对于毛泽东而言，虽然历史本身还保持在黑格尔—马克思式的进步线之内，但就像在这一总体理论中那样，作为与历史自动展开相对立的人的意志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毛泽东对意志的理解反映出来自中国思想与道德传统的影响，包括从王阳明到康有为在内的思想家的影响。魏克曼非常细心地注意到，此种影响并非永恒的。他特别回溯了世纪初康有为的整合工作，虽不尽完善，但这种整合却把进化的目标确定为“仁”的道德。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非常明显：创造历史的人物必须具备一种道德力量，一种“革命忠诚”或纯洁性（Wakeman，1973：324）。因此，正是一种朦胧的“仁”的观念侵入占主导地位的叙述结构，才使得毛泽东也许不自觉地推翻了历史的目的，而去追求一种道德的共同体。

然而，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反现代主义者，而甘地则是一个真正的反现代主义者。毛泽东的公社乌托邦并不是超验的，而是入世的、迫不及待的。甘地的乌托邦是建立在超验的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与他对现代化的浪漫批评混为一谈。柴特吉认为，欧洲的浪漫主义者从启蒙话语的内部来批评科学与理性，他们从未放弃理性，但却在理性与道德、进步与幸福、历史必然性与人类意志诸要求之间痛苦地挣扎。但是，这些紧张关系并未像困扰包括泰戈尔等在内的许多印度思想家那样困扰过甘地（Chatterjee，1986：99~100）。甘地的社会观的基础基本上来自其混合的宗教真理观，否认历史，蔑视其时代所处的启蒙问题。不过，他并不否认国家，至少暂时还不否认。既然国家在历史中，甚至在普通的历史中都没有栖息之所，那么，它只能拥抱超越的真理。

到底是什么使甘地这样的人物及其思想能够在印度社会和历史中占据最为重要的位置？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社会中受过教育的人士普遍接受并尊敬这样的反现代化的观念是很罕见的。在中国，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则尤其引人注目。尽管我将他与毛泽东进行比较，但是，这个比较由于毛泽东最终坚持启蒙理想并断然抛弃过去而无法继续进行。当然还有梁漱溟，他也被拿来与甘地比较。实际上，梁漱溟自认为是中国的甘地。但是，与梁漱溟比较，反差十分明显，原因在于，梁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与所受到的尊敬是不可与甘地在印度社会所受到的尊敬同日而语的。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甘地包容了很多现代化的势力，就连正在兴起中的工业资产阶级，特别是今日已经成为印度社会最显赫的波拉工业家族，也毫不例外。因此，这些现代化的势力也包容甘地。但是，无论甘地的思想在今日的印度实行与否，它们受到尊敬本身就值得解释。此外，尽管常常有人提醒我们注意，甘地的政治经济思想在印度已经不再有什么影响，事实上过去也没有真正产生过什么影响，但是，他的思想却一直作为一股强烈的对现行制度进行批评的力量而存在着。受甘地思想鼓舞的反对派极力批评现代化的极端后果，批评大规模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社会代价，批评在进步的名义下政府权力的无限加强，批评对环境所造成的出乎意料的破坏等，并试图寻找办法来减轻其灾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环保运动，特别是印度的环保运动，已经重新引起人们对甘地关于现代性的批评的关注。对现代性的批评也许已经被印度民族主义者所驯化，但到目前为止，它并未消失[30]。

我准备采用两种策略来解释反现代化思想在中国和印度知识分子及广大精英阶层之间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的不同。我希望强调的是，我的策略所关注的是政治上极为活跃的精英分子、现代民族国家的设计师是如何表达自己及其政治团体的理想的方式，而不是一般抽象的印度或中国的政治文化之类的东西。第一个策略是探求精英分子不同的政治文化中的反现代化观点可能存在的制度上的寄托点。这一策略将提供必要的条件来解释差异，但尚不能提供充分的条件。第二个策略将探讨甘地的思想观念开始产生与巩固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场景。这与当时帝国主义及两国（对帝国主义的）抵抗模式的具体状况有很大联系：甘地主义反抗英国的直接统治，中国则先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间接统治，然后是从军事和意识形态上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第一种策略诉诸精英分子与政府结合方式中的文化差异，第二种策略则诉诸抵抗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的差异。

林毓生（1979）曾经提出，五四运动的彻底反传统本身就是由于中国王朝体制中文化与政治秩序的有机统一而造成的。在这样的王朝体制下，天子把文化道德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整合于一体。制度中的这一关键点的崩溃意味着精英分子的文化道德秩序的合法性原则的崩溃，而这又进一步使得对传统秩序的全盘攻击成为可能[31]。印度学家路易斯·杜蒙特对印度社会也提出了一个极其类似的观点。杜蒙特（Dumont， 1980）认为，正是宗教观念，特别是种姓与污染的观念以及婆罗门教的地位在维系着整个制度。王国与政府保护宗教，但从根本上说，王国却依赖于婆罗门教的宗教观念与礼仪活动来为其提供合法性。在林氏的论述中，文化的，道德的，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的领域，都要依靠帝国的制度来为其提供合法性，而在杜蒙特有关印度的观点中，政治与社会依赖于宗教制度与观念。这样，在印度，“宗教包含政治”，而在中国，却是政治包含宗教（或道德文化）。

我们可以批评两种观点是在将复杂的文化传统简单化，将印度和中国极富多样性的文化简单化成了简单的、甚至可以说过于简单的原则。但是我发现，对于理解精英分子如何考虑并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归纳不失为一种有一定价值的方式。所以，在林氏的归纳中，我们最好把有机统一视做一种象征，是它赋予士大夫精英分子和社会地位正在上升的那部分人士的世界观以活力。至于杜蒙特有关宗教支撑政治的结论，则需要通过不同的、特别是下层群体的自我理解在多大程度上与此结论有所联系来进行调节。通过把这些归纳理解为具体的、精英分子的象征，而不是理解为永恒的原则，我们就可以同时看到，作为绝对权威的新渊源，这两种精英分子的象征是以多么不同的方式试图塑造两个社会正在诞生中的民族国家。在以下的比较中，我将转向阿俊·阿帕杜拉对一个南印度王国及其寺庙团体从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的历史所进行的研究。关于中国史料方面，我将使用我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有关19~20世纪华北平原的资料。

阿帕杜拉对马德拉斯省的斯瑞·帕塔撒拉提·斯瓦米庙所做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有关此种社会权威建立的清晰画面。在17世纪后期英国人占领该地区之前，国王、庙中的僧人以及寺庙群体之间形成一种三角关系，其中，寺庙群体同时也是国王的臣民。一系列的交易，物质的和符号的交易，把三者联系在一起。主权实际上与寺庙的神性共存。国王向寺庙提供御赐的施舍及保护来表示对神的最高级的服务（其他资助者也会提供更慷慨的施舍，但却无法提供保护），从而可以分享神祇的权威。“通过充当神最大的仆役，人间的国王便维持并展示他对凡人的统治”（Appadurai，1981：51）。可以看出，王国统治者的权威实际上非常依赖于其对于寺庙的资助。

在礼仪性的荣誉授予的背后，对于寺庙群体和国王及王国机构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的，当然是寺庙中的掌门人，这些人也是寺庙的管理者。虽然国王被赋予对寺庙中的一切纠纷做出最后裁决的权力，但是，对于寺庙群体的实际日常生活的管理权却在这些掌门手中，国王不得侵犯。正如阿帕杜拉写道：

武王与掌门之间荣誉的礼仪性交换使得政治经济层面的交换成为一种公开的、稳定的、文化上得体的交换。这些武士王用军事上的勇敢所获得的对谷物资源的控制权来换取掌门所控制的寺庙中（象征性的）再分配过程的权力。反过来，在其相互斗争过程中……掌门也会发现，武士王的支持是多么适时，多么有利（Appadurai，1981：74）。

随着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扩展及其对于私人领域干涉的加强，尤其是在19世纪后期，宗教与政治权威结构方面的这种特殊的互动关系瓦解，三角关系被国家—市民社会的模式所取代。在结构方面，英国人取消了寺庙在南印度作为统治基础的地位。此外，一反过去的模式，殖民地政府致力于越来越多地控制寺庙的日常事务，从而侵犯了寺庙领袖的权威，引发了大量冲突和无休止的官司。以上简要勾勒的历史过程是一种典型的建国尝试——在此过程中，国家试图剥夺地方群体的权威——虽然这是在一种殖民地背景之下进行的。

这种建国对宗教权威的结构有什么影响？旧的三角关系不用说已经崩溃，此外，掌门的权威愈来愈受到挑战。然而，这些遍布全印度的寺庙，却继续在选举政治、政治动员及一般的政治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地方掌权者及律师、宣传家之间激烈竞争对于寺庙的控制权（Washbrook，1976）。由于被切断了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各教门及婆罗门教的精英分子试图在社区及寺庙中加强其权威。据阿帕杜拉认为，寺庙继续为政治合法性提供最后的诉求。寺庙所授予的荣誉被视为文化的象征，不仅因为它会给被授予者带来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会带来对寺庙资源的控制权、寺庙的信徒及其联盟者等。因此，在印度精英阶层核心部分的权力与自我想象中，宗教组织处于重要地位，从而使得宗教观念在诞生中的民族国家的叙述结构中发挥一定作用。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国地方的宗教与政治权威在现代建国过程中处于何种状态。正如本书所揭示的那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华北农村，对于宗教领域活动的资助与管理，如捐赠与管理寺庙田产、建修寺庙、组织庙会活动、担任寺庙管理委员会委员等，显然都会给参加者带来声誉与地位。这类活动都由乡村精英分子控制，他们既有闲暇，又有财力。在许多乡村，宗教领域的这些活动为管理乡村公共事务提供了框架，如青苗会、自卫团等。另外，在某些乡村，寺庙委员会还是在神的注视下审判犯法者的最高法庭（Duara，1988a：chapter 5）。

我曾提出过，乡村精英分子在宗教领域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得到了一种天下国家的宇宙观的支持，这一天下国家以皇帝为核心，并由天上的和人间的官员来共同调节神灵与世俗世界的关系（1988a：134 ~ 136）。此种天下国家的活动为领导者表现其权威、履行其责任提供了一个模板。乡村精英分子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而参与宗教活动，都从官员对于官方认可的诸神的赞助及绅士阶层对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诸神的赞助那里领略到有关政治领导的责任与风格的信息。它也提醒我们注意地方宗教领域的权威是如何象征性地依赖于宇宙天子这一关键观念，以及更广泛地依赖于国家官僚机构的礼仪活动。当正在实施现代化计划的国家发出一种不同的有关乡村宗教领域的信息，要求乡村领导人把其忠诚从宗教领域转向现代国家更世俗的活动时，此点显示得更为清楚。

正如我在前几章中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初期，在袁世凯颇具创造性的领导下，直隶和山东两省行政当局积极在乡村一级推行现代化的改革，把旧的宗教领域视为“迷信”，同时也是重要的财源。两省巧妙地没收了寺庙及其财产，这是不能不加以重视的（参见第五章）。这一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得到了乡村精英的合作，后者从中央政府下达到乡村的（设立）新学校、新爵号、新计划中看到了新的地位升迁的渠道。这些资源被用来保护及支持乡村精英的权威，他们在此开创时期垄断了所有官职（Duara，1988a：157）。换言之，乡村精英对国家的要求适应极快，反应特别迅速，能够相对容易地将其对于宗教领域的热诚转移到世俗领域中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此点，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宗教中的政治才是第一位的，宗教领域已经不再是精英分子政治角色的因素。

上述比较对我们理解对现代化的批评在印度占据更大优势有什么启示？当然不是简单地说宗教就是反现代化的。宗教，无论就其本身或其意愿来看，根本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美国、日本或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宗教日益扩大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印度，经济最发达的是旁遮普，那里的锡克教的复兴占主导地位。在中国，近年来最繁荣的地区，如南方及东南沿海地区，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宗教复兴的浪潮。我相信，上述情况已经告诉我们，凡是精英分子的权威存在于国家政治权力之外（一般是存在于有组织的宗教之中）的地方，精英分子不仅能够造反，同时亦能总结出一套与政治权力所寄身的权威话语相抗衡的替代性话语。因此，在印度，建国计划并未排斥精英集团用本土语言来批评与殖民当局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叙述结构的空间，相反还对这一空间有所拓展。由此，我们得以理解甘地授予国家以道德权威的力量所在。

在中国，由于天下国家包含了宗教和道德的秩序，地方和知识分子的权威来源主要存在于政治之中。我们已经看到政治中枢的作用是如何在甚至最基层的乡村社会中塑造着精英分子的忠诚。政治中枢的崩溃使得五四运动中激进派的反传统成为可能，同时也使社会非现代化的阶层对新兴秩序的批评非法化。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诸如小刀会之类所领导的非现代性的、非精英的民间宗教运动在继续活跃着，并对主流话语提出挑战，特别是向民俗与民间宗教有关的主流话语提出挑战。然而，由于与现代知识分子缺少联系，他们无法创造出一种公共领域可以接受的替代话语。

在印度，宗教权威的相对自治使得甘地那样的人能够影响巨大。但是，如果把甘地完全等同于19世纪试图将国家建立在与历史相对立的“精神文化”观念之中的印度精英分子的计划，则是错误的。斯蒂芬·海曾揭示了整个19世纪印度的文艺复兴极大程度上是孟加拉和南印度的婆罗门教的功劳，是为了歌咏《佛陀》和《优波尼沙》这样的高级婆罗门哲学传统。从一个层面来看，甘地这样一个非婆罗门教徒吸取了婆罗门教的传统，而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正如阿诗诗·南蒂（Ashish Nandy， 1987：155~158）指出的那样，他又代表着与该教传统的断裂，因为甘地的印度教肯定非经典性及民俗的东西。尽管这使得他有点像中国的本位文化派（stativists），从传统中寻找现代民族文化的根源，但是，我们应该记得，对甘地而言，他所看重的常常是这些民俗传统中那些非现代性的部分。甘地对现代化的批评相当一部分是从民间的、教门的宗教传统——今天在甘地的故乡仍起着重要作用——之中获得其合法性的。古吉拉特这一地区是一个包括禁欲的耆那教和基督教等在内的宗教文化汇聚、竞争的区域，他的家族受到以一神崇拜著称的印度教奉献传统的极大影响。正是从这一传统中，他得出了反对印度教经典及种姓制度的思想并提出了非暴力和爱心为基础的宗教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是，这种一神教传统给予他一种方向，一种风格。现代圣雄甘地遵循一神教教士的精神，在全国各地宣讲其思想，直接深入到普通人民之中（Rudolphs，1967：158，172）。

如果说印度国民运动中精英领导层里经久不衰的宗教传统为批评现代性创造了一种空间和一群听众的话，那么，甘地的批评本身却不一定是此种空间的产物，其内容必须放在他遭遇殖民地意识形态的背景之下来理解。阿诗诗·南蒂（1983）曾经认为，殖民地意识形态的心理影响远比其政治经济影响要深远得多，破坏性也大得多。此种影响在殖民地社会和宗主国社会中都可以感受得到。西方国家要将世界殖民合法化，必须建构一套政治意识形态，不仅改造殖民地人民的象征，而且还要把西方社会的自我形象重塑为与东方社会本质上绝对对立的形象。在印度的语境下，“土著”被胡乱描写为怯懦、颓废、天真幼稚、迷信、无知等。反过来，西方的特点则是充满青春活力、富有侵略性、具有主人翁气质，这在英国的公立学校中表现得尤为夸张。在这样的建构中，西方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大量矛盾的、自由奔放的特点，诸如女性气质、稚气、消极、年龄的正面意义等则被压制，使这一社会从心理上付出了极大代价。南蒂考察了此种意识形态对于那些处在两种文化交汇之处的人，诸如鲁亚德·基普林、E. M.福斯特、C. F.安德鲁斯以及印度西化的知识分子阿罗宾多·古什等人所产生的摧残性的影响。

甘地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成功抵制了殖民主义对印度的表述的精英人物之一。在我看来，上等种姓的印度改革家倾向于对殖民主义的心理攻击采取一种缺乏远见的防御模式：（针对西方的物质）重建印度的精神，这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部分由于上述防御性反应的结果，印度精英分子对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自我批判更加不愿接受。据南蒂认为，甘地能够突破此种防御性，并能抵制位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根基的、在历史的核心之处的渐进控制与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以及夸大的成人气质等之间的联系（Nandy，1983：100）。他的消极抵抗和非暴力学说试图将活力与勇气从侵略性中解放出来，并承认它们完全适合女性气质。他清楚地意识到殖民主义对英国人自身人格的破坏性影响，指出（其）放弃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他认为，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绝对不会赞成殖民主义的。

（以下部分不是南蒂的观点）然而，甘地似乎采取了最后一个步骤，将殖民主义的非理性、非道德与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等同起来。现代思想的范畴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此深刻地纠结在一起，要接受西方关于真正的对手的标准，即成为“现代化游戏”中的一名选手，就必须强暴自我的存在，就必然会被困于“他者”的破坏性范畴之中而不能自拔。

因此，促成甘地批评现代性的充分条件就是与殖民主义迎头相撞及其民族主义为被困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产阶级提供心理上替代殖民主义的能力。在中国，帝国主义的存在当然受到普遍痛恨，反帝则是20世纪前50年中国一切政治运动的核心。但是，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由于没有形成制度化的殖民主义，因此，这意味着无论对殖民者还是对被殖民者来说，都没有像印度或其他沦为直接殖民地的国家那样强烈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反帝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层面上，从人民的自我认识中根除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并非当务之急。

对20世纪初日本殖民主义的话语做些思考是十分有趣的。据我所知，尚无人对此进行过严肃的研究。不过，试图理解日本对于历史及东方的建构的研究已经开始出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蒂芬·田中所著的《日本的东方》（另见James Fujii，1993）。田中关注的中心是明治时期所创作的东洋史（toyoshi，意为东方史），一种对东亚历史影响极大的历史叙述结构。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东洋史把线性的历史与一种相反的“文化”话语结合在一起，其方式是：日本能够抵抗世界性的“历史”的等级制并且建立与西方相应的等级制，在这种等级制中，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特别是与中国——日本的话语中用“支那”来指中国——相比，日本却处于优越地位。作为历史的基础，东方被理想化（或东方化），而对于冈仓天心等人来说，日本的使命就在于重新回到亚洲的过去并重新获得亚洲已经失去的美丽。然而，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趋势，似乎倾向于把中国具体化为日本的过去，化为暂时的劣者，即使在宣称某些亚洲理想的永恒价值存在于现代日本之中时亦是如此（Tanaka，1993：19）。承认东洋史话语的不确定性，承认东洋史话语刺激许多日本人把视野扩大到其他亚洲国家以便建立积极的未来这样一个事实固然重要，然而，即使在最高尚的人士中，也存在着一种对“日本的东方”的家长制的心态，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对这一话语的疯狂利用埋下了祸根（Tanaka，1993：chapter 5）。

那么，日本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似乎从一开始就对其殖民对象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一种使甘地式的反应即使不变得毫无意义也会黯然失色的方法。日本帝国主义在20世纪30~40年代宣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人的使命时，他们所诉诸的就是歌颂亚洲统一的东洋史，建立在古老的合作精神基础上的田园诗般的乡村社会将是建筑日本帝国的砖石，只有它才能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腐蚀力（Hatada Takashi， 1976：10~15）。尽管甘地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但是，连甘地也曾支持过的以替代性的亚洲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对现代性的批评，在中国受到极大怀疑是不足为奇的。

结 论

对于甘地对现代性的彻底批评，我有必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撰写本章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面临着一个十分滑稽的局面，即本来是一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其结尾却在大谈特谈甘地。当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对于一本试图解构民族国家的先入之见所强加的界限的专书来说，这是完全恰当的。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我必须承认，“民族主义的狡诈”也偷偷进入了我的研究工作中：研究甘地也就是研究我自己的困境，作为后殖民地时代的知识分子，我的自我表述已经将自己从原本是其内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世界当中异化出来。也许，我们所有的表述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规范等级，以程度极不相同的破坏性对民族和文化进行边缘化并加以压制。甘地是否对我们理解如何及为什么向“他者”敞开对话的大门有所关联呢？

我的答案既肯定又否定。甘地的贡献在于表明，有可能将大批的人民群众带人到政治主流之中而无需经过剧烈的或痛苦的、19世纪帝国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间所制造的自我形象的改造；有可能不仅在外来的或精英的话语中，而且在民间传统的精华中找到自治的源泉；有可能塑造一种将追随他的人民工具化降到最低限度的意识形态。在这些方面，他也像那些中国基层的改革家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一样，对他们而言，改革的冲动通过把地方保存为一种价值观念而得到平衡，尽管甘地在政治上比他们更著名。

在保存地方——这里指与现代化的中心相对的宗教传统——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过程中，甘地得以将之改造为一种空间，透过此空间，可以批评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一空间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相似。我们无意于将宗教空间与市民社会等同起来，因为启蒙运动的矛头就是对准宗教权威的。不过，如果我们脱开现代欧洲的历史，而从东欧、拉丁美洲、菲律宾以及其他地方民主化方面的政治发展来寻求我们的视野，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对国家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批评正是来自于罗马天主教、解放神学之类的宗教资源所提供的权威。

在中国，解放的现代性的叙述结构具有其威力，因为它把国家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它在许多领域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成果都是不可忽视的。此外，尽管我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对人民的表述，但是我相信，印度高度精英化的官僚机构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导向的活动分子团体之外）可以从中国人的平等主义中学到许多东西。不过，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叙述结构的强烈追求似乎产生出一种独白，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渐进的改革家在此种叙述结构之下被边缘化（如果在另外一种环境下，上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甘地的角色）。在此过程中，这一叙述结构抹掉了民间文化、宗教及其社会生活的活性，并使发生于现代话语之外的对于现代意识形态的批评非法化。尽管中国知识分子一再受到国家的迫害，然而，正是此种叙述结构促使知识分子一次次投入到国家的怀抱，与此同时从“群众”与“传统”两种活生生的文化之中脱离出来。国家有效地利用现代化的叙述结构来扩展其权力，而中国知识分子则自我剥夺了原本可以从历史和民间文化中找到的道德权威的替代来源。

同时，甘地之成功地将人民政治化亦局限于下述事实，即他的政治是对道德的方法论的沉思。我们可以认为，他的使命就是创造出一种认识论上较少受制约、道德上却是自治自控的自我。实际上，他专心致志于严格计划，以使其自成总体，最终却自食其果。我发现，此种总体化反映于其乌托邦主义之中，极端矛盾，从而再生出它试图反抗的现代性的基本特性，因此，通过把殖民主义与现代性混淆为惟一的、既定的生存方式，他将之客体化，并未注意内部具有颠覆性的历史的张力。对于现代社会中的和平传统，对于环保运动的威力，对于日益可见的男女合流，对于“年龄革命”，甘地将会作何解释？甘地并没有认识到，对于任何观念系统的解构都必定会成为这一系统的牺牲品。更肯定地说，“话语从传统借来解构这一传统本身所需要的资源。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更加明确、系统地提出这一话语的地位问题”（Derrida，1978：282）。

甘地未提出他所批评的与自己有着密切联系的（现代化）问题，所以，他无法看到，他的民族观念中试图包容的超越性的真理，恰好与作为历史的超越性主体的民族国家殊途同归，即使所有具体的历史被重写、消散乃至消亡，其精华亦将继续存在。为了找到方法来取代历史作为民族的基础，甘地取消了历史性本身，而代之以一种超越性的理想，一种更加无法实现的理想。我们的任务是禁绝历史，但与此同时，又要拯救历史。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深知，民族国家不可能本质化为超越的现实，超越自营的政权与竞争的利益集团。民族国家是同时作为权力关系、群体表述以及对超越的追求而存在的。正如三者之间的关系复杂而不断变化一样，只有合理配置历史所提供的所有资源，才能够理解民族国家。

【注释】

[1] 当然，韦伯本人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一元论地解释科学的危险性，即确信解除迷信的社会中的科学理性是解释世界的惟一可能的理性形式的危险性。但是，韦伯无论在其方法上还是在理论上与经典的理性模式有多大程度的联系，则是研究韦伯的学者所争论的问题（参见罗斯·D.施拉赫特，1979：51）。

[2] 毫无疑问，这里的批评是可进一步扩展至那些比如像全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者所做的那样纯粹用传统主义者的世界观来描述世界的人们。即使他们用之来描绘传统主义者想象中的世界时，也会极力淡化许多现代主义者的假设。

[3] 如果我们不再把现代的主题视做一套固定的知识基础，不再把历史视做仅仅是生活过的现实的档案化，而是将之同时视为构成性的象征，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被指为虚无主义。我认为，这样的指控毫无意义、毫无用处。摆在我们面前需要选择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现成的理性的理论与自我否定的天真的相对主义的学说。人们可能都有相对较为有理的论点，但为了使相互竞争或对立的观念失去效力，这些论点很多都已经被普遍化与道德化。在我看来，当判断的标准隐藏于一种不能或不愿承认其审视现实的独特位置的话语时，便产生出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有关此点，参见Duara，1991：71~73）。 有一种指责认为丧失了具有连续性的现代或民族主体，再加上政治机构的变动或变化，使得政治计划的倡导备加困难。对于此种观念，我自有同情。但是，正如斯各特（Jean Scott）所指出的那样，也有大量的例证说明此种途径所造成的政治，即：不仅对现存的社会等级制度持批判态度，同时也能指出其行动的依据。例如，她指出，法学理论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尽管承认复杂性与矛盾性，仍以伦理基础来归纳理论并采取行动（Scott，1988：9）；另见拉克劳及牟佛为实现一种承认差异的政治学而做的著名的尝试（Laclau and Mouffe， 1985）。

[4] 列文森曾非常雄辩地写道，与历史决裂在心理上是根本无法承受的。他指出了激进派，特别是共产党人如何最终得以克服此种危机，即：把国史重写为“国民”的历史，而非统治阶级的历史。

[5] 在胡适看来，正是外来的佛教构成了黑暗的中世纪，阻碍了国史的进步。现代国家必须与其最近的、受佛教影响的过去决裂，重新加入原先的国家。他写道：“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理性心理逐渐重新确立并反抗与本民族文化中之一切优秀传统相对立的之全民族受此外来宗教统治之耻辱”（胡适，1963：85）。

[6] 陈认为，青帮与哥老会在政治上都是比较温和的，因为他们是在清政府的粮食转运系统中工作。在19世纪中期的起义之后，哥老会在湖南取代了更具颠覆性的天地会，并着手建立起了互助机构，以便在起义之后恢复和平生活（陈，1970：815）。哥老会在湖南、湖北、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发展很快，但在这些地区，他们到20世纪生存下来的似乎并不太多。

[7] 罗尔纲（1947）将《水浒传》文本与天地会的修辞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天地会是所有秘密会党的团体），并宣称：文本中的同类事件与所提事件正好证明《水浒传》的文本是此类社会的范本。不过，这很难为我们提供研究秘密会党的可靠指导，但它确实表明了秘密会党意识形态中的一些理想的关键。不巧的是，罗对于《水浒传》文本的解读到处都充满着安德鲁·普拉克斯在1644年初版的71章金圣叹节本中所发现的那些颠覆性的讽刺处。普拉克斯对此版本及后来300年间成为中国读者的标准版本的那种对文本的解释，与更早时期其他缺少讽刺性的版本进行了区分（Plaks，1987：279~359）。

[8] 铁山（1984：29）认为，清廷中的保守派和洋务派都是反对基督教的，尽管他们在排外问题上存在分歧。

[9] 铁山认为，（余栋臣起义）转向反清反映了绅士阶层所支持的运动已经转变为激进的民众运动。在他看来，反清的口号基本上反映了一种潜伏于运动深层的反政府、反精英的方向（Tessan，1984：27~28）。然而，他必须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当帝国主义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时，它才转向反清，而主要不是因为它在社会问题上已经产生了激进化的趋势。转向反清的过程很有可能使运动激进化，但改变不了由贫困阶层所领导的运动始终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而不是阶级意识这一事实。

[10] 《县志》记载，余栋臣自称为“义民”（《大足县志》，1945，4：8）。从《檄文》的全文及余氏的传记看，到处都是“义民”、“义举”之类的字眼。

[11] 陶成章与孙中山之间的政治关系实际上非常不稳定。陶是光复会副会长，会长是章太炎。1906年，光复会与孙中山的同盟会有过短暂的合作，之后，到1907年，章、孙之间的关系及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开始逆转。当陶氏被派往东南亚华侨中去筹募资金时，据说其竞争对手孙中山几乎使其丧命。据汪荣祖认为，陶氏最终于1912年被陈其美所派的蒋介石暗杀，事发前，孙中山可能预知此事（Wong，1989：70，90~91）。

[12] 他注意到，古代的君主，如尧、舜、禹等，并未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而是实行了“禅让”（陶成章，129）。

[13] 对南方为何会产生出一个继承民族大业的群体这一问题，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来解释的。由于宗室迫于夷狄之侵而南迁，他们不得不反抗蒙古的猛烈进攻，受祸最深，则其反抗之心亦甚。经过生存竞争之后，弱者被汰，仅强者留存（陶成章，1957：102）（译者按：此与陶成章原意有所出入。陶氏原文说：“凡受异种侵犯，涂毒愈深，则复仇之心愈烈。若五六次或六七次以后，则凡刚强有耻者，必淘汰尽，所存留者，仅狡猾巽懦之夫而已。”）。

[14] 尽管使用了“革命”字样，但是在传统的意义上还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这一字眼，却不甚清楚（参见Lust，1972：172）。

[15] 在1923年所做的一次报告中，孙确实曾承认“那些勇敢战斗消灭敌人的是军人和会党”（孙中山，1923：186）。

[16] 这种矛盾心态在庄政的书中也可以发现。他在书中同时认为，一方面会党对革命成功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一些主要起义的失败也是因会党的弱点所致（庄政，1981：15，16~17）。

[17] 当然，哈贝马斯一直坚持认为，“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惟一一个具有现代性解放潜能的公共领域。

[18] 1904年前后，保卫公共领域的主要动力转入正在萌芽中的新闻领域。周·札治最近的一篇论文揭示了报纸记者和编辑如何勇敢捍卫舆论。设在上海的《申报》把舆论视为道德标准的最终裁判和最高政治法庭，官员的任何任意胡为都将受到它的裁判（Judge，1994：65）。

[19] 帕勒指出，通过1888年的村镇合并令，76000个小村庄被合并为15000个行政镇和大村，从而使中央政府得以将其控制权直达村庄。1906年，下令村庄合并为万人村（the myriad）， 190000个神道社归并为一个中央神社，安置于每个行政村的中央。由于建立了对乡村地方生活的控制体系，传达皇权系统的意识形态渠道得以完成（Pyle，1978：100~101）。袁世凯建立集中的军神关帝与岳飞庙的尝试就是受到了日本明治朝政策的影响。

[20] 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颇多，其中可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调查》（1933）、旗田山《中国乡村与乡土理论》（Hatade Takashi，1976）、嘉宝《1933年前华北农村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活动》（Gamble，1963）、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1991）。

[21] 以下三段来自拙著第三章和第七章。

[22] 张新的学位论文（1991）探讨民国时期在袁世凯、冯玉祥及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河南精英权力与地方行政，所揭示出的政治过程与我所总结的相似。可以参见该文第267、268页。

[23] 尽管几年之后章太炎反对立宪派及其引进地方自治政府的尝试（Kuhn，1986：334），但是，中央集权的统治不适于危机时期，是章氏一贯的主张。在25年后为陈炯明有关封建制与中国统一的文章所做的序言中（陈炯明，1928），章氏认为，陈炯明所主张的联邦制理想是正确的，需要建立强大的地方势力以抗击外国的侵略。在另一篇文章中，章氏相当理想化地表示希望各省领导人都会像日本的萨摩和朝秀那样，不仅抵抗外国侵略，还要在适当的时候，把自己的权力交还给国家（章太炎，1899a：102）。

[24] 毛泽东有关湖南自治的文献全部或大部收入施拉姆的译作之中（1992）。我参考了其译文及麦克唐纳的译文（1976），另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翻译的（毛泽东，1920）。

[25] 强大的地方主义情绪一直使激进运动与更多的民众阶层和军入团结在一起，至少直至1921年3月21日。那一天，赵氏批准了一场抗议湖南商人撤换长沙棉纺厂（一家由湖南省政府所办的企业，已由前届政府卖给湖北商人）的湖南工人而代之以湖北工人的群众运动。示威声势浩大，学生、工人、职业团体以及商会等均参与其中，宣称工厂是3000万湖南人的财产。最后，他们成功地迫使湖北商人放弃了原先的计划（Chesneaux，1969，110）。

[26] 李大钊对于理想的理解可以使我们领略到国际主义观念是如何可以与作为感情认同核心的省之间达成协调。李大钊不仅相信联邦主义与民主主义密不可分，而且他还把联邦主义者有关自治单位“联邦”的观念看做是实现其“世界大联邦”这一大同理想的手段（李大钊， 1959：130~134）。

[27] 最近更多关于陈炯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研究表明，他自诩的进步、受无政府主义观念的影响及儒家变法理想影响等形象使他至少在1924年前都实实在在地支持农民运动。实际上，由于陈炯明的支持，著名的革命组织者彭湃才能够在广东农民运动中取得大的进展。到1924年，陈炯明需要其支持的政治力量，包括香港的英国人、香港商人、地方地主游说集团等联合迫使陈氏下令解散农民协会（Pang，1985）。

[28] 这里，我自己的观点与列文森的二分法有所不同。列文森把“体—用”看做是不自觉地将文化表述为目标，而“现代保守主义”者却被认为是自觉地利用文化、归纳文化。正如第三章所指出的，把文化用做工具，这在近代分期之前早已有之，而且儒家的精神在现代亦可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目标（另见Chang， 1987）。

[29] 尼赫鲁确实在黑格尔的普遍“时代精神”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印度民族必须再一次实现的变异的（进步观）。

[30] 甘地主义的成分在印度“新社会运动”，如“生态一女性主义”、“农民”等运动中得到突出发展。这些运动倾向于反政府、关注环境、妇女参与、乡村中心、非统一性的发展等（参见Gail Omvedt，1992，1994）。在此种情况下，南亚知识分子中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可以看做至少部分地是一种当代深层的、可以上溯到甘地的对于现代化的批评的知识化、西化的变体。

[31] 林氏进一步认为，在进行全盘攻击的过程中，五四运动的革命家又重新制造出这一文化政治的统一体，试图再次用另外一些话语来使文化合法化。

总结论

本书试图将民族国家理解为一种有意义的实体，理解为对于社群的不同看法和不同表述。通行的有关民族国家的定义倾向于强调由人民、领土、主权构成的民族国家的正式形式。这个由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所产生的模式与把民族描写为一种统一的古代的实体逐步发展为现代的民族国家——集体主体的那种民族国家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主张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国家就是用此种历史的叙述结构及复制历史前提的各种话语（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试图要么消灭要么利用那些不属于其自觉理想的历史话语的观念（如民间宗教组织或秘密社会）。即使当民族历史并未受到挑战的时候，中央集权的国家话语的倡导者也已经破坏并埋葬了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他种道路。我们看到诸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类的民族主义组织是如何宣称国家拥有一个集体的民族主体，从而导致联省自治运动和封建——市民社会运动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衰亡。

然而，当回到那些从某一层面上支持历史的话语与叙述结构时，我却发现，每一种（话语与叙述结构）同时也与正式的把民族国家视为集体的、拥有领土的主权国家的观念之间发生严重的紧张关系。不仅考虑阶级、宗教以及种族或国际反帝的企图与历史表述之间的相互交叉，甚至也要考虑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刚刚在中国把种族和民族捆绑在一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地方层面的解读中，却成为20世纪初期联省自治者的话语中支持地方自治、推迟与民族国家结合（的工具）。同时要注意到“历史终结”的话语：那些在反民间宗教运动中倡导黑格尔自觉意识的目的论的民族主义激进派，在极力论证国家是道德的群体的同时却又否定其过去与未来。这些话语和相互竞争的叙述结构所产生的民族国家不仅成为身份与忠诚的对象，而且成为分歧、甚至是血腥的分歧的对象，正如美国或中国的内战或印度独立时的被分裂等那样[1]。

我发现，要弄清这些话语何以能够产生如此相反的作用，必须把这些话语及历史解读为不断变化的、部分地制造身份认同的方式，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一的整体。在第二和第三两章中，我特别揭示了与把自觉之类的现代观念视做一个时代或社会的本质的倾向保持一定距离的重要性。由此，我们看到对过去的社群的总体化表述补充了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如我们看到现代民族被替代性的历史的群体现念所撕裂一样。我试图通过力所能及的手段，不管是注意历史上被压制的或初始的话语，还是通过解构性的“补充”的观念，解构这些总体性的（建构）[2]。

蕴藏相互对立意义的民族国家不仅塑造着人民的生活，有时甚至还会危及其作为主权、领土的历史的民族国家的形式本身。包含在民族表述之中的对群体的替代性叙述或世界主义的追求，如中国或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或伊朗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等，曾历史性地构成过此种威胁。今天，对此形式的威胁在欧洲共同体表现得更加清楚，而对之所做出的反应则可能是以地区贸易壁垒的形式。跨国资本主义的需要极有可能与跨国的群体表述联系在一起，从而危及民族国家。

当代资本主义似乎不仅从外部而且还从内部危及民族国家。我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对民族国家影响的观点固然不乏猜测性，但这些影响可能是作为民族演变主体的历史在世界许多地方逐渐让位于“多元文化主义”潮流的原因之一。在某些人看来，诸如南斯拉夫、苏联等多民族国家的解体似乎掀起了一股追求“种族纯洁”的民族主体的潮流，从而表明前者是脱轨的历史。然而，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返回到或创造出单一种族的民族国家。我所指的并非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移民、人员流动与文化迁移等所带来的人口的极端混杂，而且还特别指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日益出现的“民族分工”。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几乎没有办法在结论中来作介绍。但是，请允许我引用自己所遇到的一场对话，正是它使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从某些方面说资本主义需要一种同质的劳动力队伍（Gellner， 1983），那么，今天它会发现，民族分工同样十分有用。

在加州硅谷的一位印度籍软件工程师告诉我，那里大多数硬件工程师是中国人，他们的科学能力很强，但缺少（英语）语言能力和（美国）社会交往能力；大多数软件工程师是印度人，他们具有数学和语言能力，但没有社交能力；大多数管理人员是美国人，他们有社交能力。劳动分工中所谓的文化能力和族群归属的搭配已经十分复杂，但当我们认识到，大批亚洲妇女因其温柔、驯服的本性而受雇于残酷剥削他们的计算机生产工厂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这里，劳动分工也通过更复杂的模式复制出了“亚洲家族”的家长制，在此种复杂的模式中，文化、民族与资本纠结在一起。商务杂志和通俗出版物中所评论的新书宣称某些民族的特殊才能有利于其在资本主义世界成功，从而加强了这一把资本主义的张力与“民族”和“文化”，而不是与阶级、国家或资本本身联系在一起的趋势（Duara，1993）。

上述有关各民族特殊技能与能力的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关各种族的特殊文明天赋的观念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在现代，当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及多元化的应用和民族之间的流动性将使民族国家越来越难以宣称自己由独一无二的民族/种族所组成。一方面，现代国家中经济的动机使之必须机动化、多元化，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政治机关又常常无法容忍由此所产生的混乱（Appaudurai，1993）。不同的民族适合于、或被认为适合于不同的职业或文化领域，如亚洲的食品商适合于（在）美国的城市中心（开设食品店），南亚的女性适合于西亚的家务劳动，泰国的工人适合于在台湾打工，土耳其人适合于在欧洲打工等。由于这些领域中潜在的冲突性，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涉及身份认同的运动，新的起源的话语和多元主义将在多数社会扩散，民族国家将更加难以宣扬其同一的、历史主体的演化。因此，民族国家的形式，尤其是与历史的关系，很有可能发生某种变化。

中国的情况将如何？其历史或民族国家会否式微？领土主权的民族国家形式是否会受到影响？在许多方面，这些都比其他地方更加难以预测。少数民族的活动和大规模的移民虽比从前增多，但与其他地方相比，仍受到更多限制。与东亚和东南亚其他民族国家的海外汉族华人经济联系的加强增强了汉族的信心。最后，作为民族主义的有效替代话语的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解体似乎已经导致了原始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的复兴。不过，即使在这些地方，也存在着对立性的潮流危及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各省的自给自足刺激了新的地方身份认同的出现，特别是正在崛起的以香港资本与文化为中心的、与北方的打工者和“封闭心理”相对立的南方身份认同（参见Friedman，1993，及本书第六章）。此外，正像在欧洲一样，民族国家的形式最终可能不适于或不足以管理中国与外国日益发展的经济联系，尤其是这些经济联系在沿海省份的发展是独立于中央管控之外的。

不过，不管民族国家的形式还会存在多久，也不管历史是否还会继续支持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历史强大的压抑与盗用功能都会不断受到挑战。在亚洲，政治、思想及道德等方面对历史的挑战都集中在我权宜名之为“文化”的观念上。文化话语的道德权威通常源自于以大同或甘地的自治公社为目的的普遍主义或救赎式的渴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种大同主义生产出一种特定的不可压缩的差异空间（民族），以抵制历史的吸纳。作为差异空间的文化使得梁漱溟和甘地这样的思想家能够为我们提供对于启蒙历史的压迫功能的批判眼光。然而，这些超越价值观念与精神文化的倡导者同时又信奉民族国家，这就使得民族国家得以利用这一空间，排除其怀旧的大同主义，并颠覆其批判功能。作为不可压缩的差异空间，文化被用来为妇女的从属地位及政治、经济权利提供合法性。

更近一个时期，对线性的历史的批评已经产生出了一些重要的、具有开创性和替代性的历史著作，包括年鉴学派、米歇尔·德·舍陶、福柯以及一批新起的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作家的作品（参见Attridge et al. 1987， Spivak， 1988）。我自己主要通过复线的历史观念对历史所作的批评受到上述文献的影响。我的批评与先前大多数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有所不同，主要不是集中于（揭露）历史著作中的误谬，而是注重于此种作为演化中的民族主体的历史的叙述结构。由于当代史学大都分享其所研究的追求启蒙目标（诸如演化的主体或因果模式等）的现代历史人物的一些有关线性历史的假设，因此，此种专业史中的相当一部分亦成为这一批评的对象。我在各章中试图证明，这些共同的预设隐没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包括作为现代化的本质的自觉观念（见第二、三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写（第四章）以及最为重要的、被历史的共同问题所遮盖的“封建”等观念变化的功能等（第五、六章）。

复线的历史不仅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体的演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否认只有在因果的链条中才会前因产生后果。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transactional），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揭示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

对于过去的利用通常会在一定时期内显示出过去的痕迹或影响，但偶尔也会出现痕迹在极短时间内即被彻底消除或完全重写的情况，而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则尚不甚清楚。有关福柯所谓的意义的“系统颠覆”（systematic reversal）之类消除痕迹的典型事例，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数年间“封建”意义及其作用的改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叙述结构具有巨大能量，可以克服并同化过去，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同样，五四运动之后在历史的目的论架构中对“人民”、“民众”的表述，与先前的论述分道扬镳，更与过去和现在真正的大众文化脱节。但是，虽然我们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并找出这些与过去的断裂，然而，我并不认为他们所显示的是两种不同的秩序之间巨大的系统性或认识论性的断裂。这些作为决定性观念系统的“秩序”支撑着我所批评的大多数有关民族主义和有关中国的现代学术研究。

让我再来重温一下关注利用过程的复线历史是如何揭示出过去与现在相关联的。我探讨了若干个象征性观念的作用，在20世纪初，它们起着消除自身原有意义的作用，激进的改造并不常见，多数情况下是旧有的意义逐渐消失，而嫁接以相应的新意义。通常情况下，新的意义指示着重心的转换或比喻转喻性地与更早的意义联系起来。因此，例如，革命党人中相互矛盾的作为现代革命的“革命”和作为丧失天命的“革命”，家族与种族共同的词根“族”，地方自治与人民民权之间的平衡，乃至把大同当做进步的历史的目的，等等，都反映了在新意义替代旧意义之前所经历的渐变的过程。新的意义并非仅仅替代旧的意义，它们同时也只有借助于旧有的意义才能获得其合法性，才可能被理解。

这些象征观念就像威力强大的历史叙述结构的殖民功能。后者赋予前者以新的历史意义或使命，而其自身则被（前者）土著化或历史化。此外，占主导地位的叙述结构也通过类似的渐进的方法，通过重新组合或扭曲原有的叙述结构或其影响，对土著的或历史的叙述结构加以利用。我所找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革命党人采纳通俗小说中的秘密会党的浪漫叙述结构并极力在新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结构中赋予这些秘密会党以共和平等及种族复仇的意义。这一微妙的改造不仅需要浪漫的叙述结构，而且还需要秘密会党反清的历史语境以支持其可信性。同样，19世纪末一种混合型的承异叙述结构试图结合西方观念与原有的封建观念对专制的批评以调动社会积极性来建立现代社会。在语言和历史之间的这些复杂的交易中，叙述结构就获得了修辞说服力，尽管它们同时掩盖、压制并抽象化了散失的历史。

能够动员叙述结构来改造文化与群体的意义的历史团体具有创造既作为过去又作为未来的历史的能力。叙述结构使之能够促使将来的历史向着此叙述结构的内在方向或目标发展。中国对启蒙历史及其叙述结构的采纳在塑造20世纪中国史的过程中可能与其他客观因素的意义同样重要。这些既是原因也是结果的客观因素在另外一种叙述结构下，会相当不同。就连本身极具历史创造力的五四运动，如果不是世纪转换之际中国历史开始被纳入启蒙运动的叙述结构，也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看到某些强大的历史叙述结构，如历史叙述结构，其本身就能够在塑造现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相反，由于政治和话语上的弱点，联省自治运动则无法赋予各省以足够的意义来支撑其动员发动工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对语言的控制日益加强。作为历史竞争的场所，语言正是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历史性之所在。

最后还有一个领域，在此领域中，复线的历史观揭示了历史范畴之外的历史，即被压迫者的复归。大同军（见第三章）用“大同”的名义反抗民族主义者对宗教的压制，并（不自觉地）挑战民族主义者为支持其镇压措施而把“大同”当做进步的历史的目标。哥老会穿上明朝的服装来庆祝共和革命成功，是对企图把他们塑造为共和精神的范本之举的一大嘲讽。最重要的是，整个中国现代史上民间宗教的回归及其强大的渗透力与其在中国历史主流的叙述结构中的缺失或边缘化形成鲜明的对照。

复线的历史中有三个时刻，使我们得以有足够的距离，超越，或从学术界及历史人物的话语和叙述结构之间来看待历史。在第一个时刻，我们试图通过批判性地解读其语言来把握一种叙述结构为借用所做的努力，不仅注意其建构表述的战略，同时也注意其与历史意义相协调的策略。在第二个时刻，我们关注此种叙述结构企图遏制“真实”的漏洞与失败，尤其要关注重现于他处（如哥老会的庆功会）的已经散失的“真实”的符号。最后一个时刻，我们在自己的学科目标和那些客观的话语（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会道门的乌托邦思想、现代化理论等）差异之间获得一种距离。但是，重要的是，不要把此种距离当成产生绝对真理。而要把它视做一种因时间空间上的差异而造成的一种有利地位。

以上三种时刻的解释学使我们能够把历史定位于不同的话语缝隙之间，定位于不同话语的边际之处，定位于不同话语的空间之中。从这一有利的位置出发，批判性的史学就能够将权力历史化、解体化。在揭示被认为是原初的、排他的、连贯的身份认同的历史性时，复线的历史质疑那些试图以文化权威性的名义来固定社会界限者的观点。这种真实性缺少宽容与相互依赖的能力，因为它不愿承认自身内部的“他者”。

【注释】

[1] 关于把美国内战至少部分地解读为两种不同社会的叙述结构之间的斗争，可参见艾丽斯及威尔达伍斯基（Ellis and Wildavsky，1990）。根据他们的观点，内战是由激进的废奴主义话语的发展及其“不肯姑息罪恶”而引起的。反过来，这种话语的发展又引发了南方地区的对立话语，把主一奴关系视为美好社会的基础。对社会的看法的两极化使得在同一民族的框架之内不可能同时容纳两种话语。

[2] 我承认，尽管做了上述努力，但有时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性”或“传统”可能比我自己意识到的要更具本质主义的色彩。不过，我愿意承认一个范畴及其与对此范畴的批评之间有一条模糊的界线，而不愿假装能够完全揭示出这些观念，毕竟我的世界观是在这些观念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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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东游记——我的学术生涯

《西游记》是中国16世纪一部脍炙人口的通俗小说，大体根据7世纪时为了寻取真经、寻求救世而前往印度朝圣的香客玄奘的旅程而写成的。小说主要突出的是三藏和尚，但最受欢迎的角色却是其大弟子兼保护者孙猴子悟空。他忠诚于取经的神圣使命，并且战胜妖魔，克服障碍，但却始终顽皮、不敬、桀骜不驯。我之所以用该小说来作为我的学术自述的框架，不仅因为我的朝圣方向正好与其相反，而且小说是如此充满了讽刺与反复，任何读者都不难从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只有把我们的思想历程作为当代史来进行反思才有意义。当然，像许多人一样，我所面对的历史的现在摇摆不定：我们面前是一条死胡同，还是十字路口？虽然全球性的分工仍在进一步加强，但随着现实社会主义在苏联垮台而来的一切解放话语的崩溃，作为批判史学家的那个我已经被捆住了手脚，而作为生产性的那个历史学家的我却仍然希望能够找出我们时代的罪恶之源——不管是国家，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还是现代性——并努力为将来构想出一个没有罪恶或超越罪恶的世界，换言之，就是拥抱新的可能性。

我现在的经历最明显可见的始于1960~1970年代印度激进的学生运动时期。作为德里的一名学生，我对“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出的乌托邦理想着了魔，那时，中国共产党于1969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文革”仍在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修辞中闪动着光芒。我的同学沙希德·阿民所写的论文出色地道出了那一运动的情况及其对我们这一代人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我们是在非殖民化的希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人，但我们认为，印度非殖民化的过程总体上看是失败的。中国在农业发展方面的成功为我们上了富有启发性的一课。鉴于有关激进运动的作品已经非常之多，我不拟多写，只是想增加一点个人的说明，即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在运动之后的30年里，我一直坚持着对中国的研究。当然，我也没有放弃对印度发展的兴趣，我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就是旨在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式的农民革命不能在印度发生。

1976年，我来美国研究中国史，先是在芝加哥，在那里，我很快即被其著名的思想热潮，特别是印度研究方面的热潮所吸引。后来我又随着我的导师孔斐力教授来到哈佛大学，随即沉浸在哈佛派的汉学研究之中。在这些研究机构中，我学到了极其重要的汉学研究技巧，其中包括日语。我在哈佛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日本占领时期及共产主义革命前夕中国华北农村社会，所用材料主要是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日本主要的殖民开发机构，也是二战以前世界上最大的研究机构——在华北平原进行研究与调查所获得的大量资料，这些资料当时在日本之外基本无人利用。

我所使用的有关六个村庄的农民生活的材料非常直接、翔实，足以使我完成一种回溯性的人类学研究，我得以从最基层观察宗教生活的变迁、资源利用的方式以及近代化机关的影响，论文后来即以《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为题出版。在撰写这第一部书的时候，我越来越被美国和日本的汉学研究所吸引，但我在研究中国时与印度比较的念头却一直存在着。虽然我曾进行过几项明确的比较研究，但更重要的是一直有一个并未明言的比较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有关某一地区的知识可能恰好正是另一个地区的问题。因此，虽然对于中国的想象激励了我，但最终却是有关印度的知识促成了我对中国的认识。

当然，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引致许多欧洲社会学理论的诞生，至少从黑格尔以来是如此。几乎所有此类研究都是为了理解西方现代性的独特性质。不管研究印度、中国及欧洲的三股式战略的理由何在，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即使在韦伯那样老到、博学的学者眼中，中国和印度所代表的是与西方相对的一种互补性的缺失或缺陷，中国极端的专制主义和印度极端的宗教狂热意味着在这两个社会中不可能出现理性的个人或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这些范式性的论点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为深远。这些整体性的、二元化的范畴进入文明研究领域，对于文明的研究主导了20世纪中期美国等地的区域研究。因此，如果说路易斯·杜蒙特及其在美国的追随者发现宗教是认识印度文明与印度社会的关键的话，那么，卡尔·魏特夫、费正清，乃至激进的大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则视中国的权威主义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所在。

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在这些大的范畴的阴影及其所遮蔽的问题周围进行探索非常有效。此种探索导致了一个不衰的主题，表现于我业已出版的两部书和目前即将完成的另外一部书中，这就是中国的宗教。占统治地位的西方范式认为，与印度不同，宗教在中国不占重要地位；而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则据此认为，缺少宗教正是中国人理性的基础。当然，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不乏优秀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由于上述话语的影响，宗教并未成为中国历史或地方社会研究的中心问题。有人会说，那是一个相对专业化的、独特的分支性的研究领域。但我有关华北农村研究的那本书却发现，宗教观念与宗教生活非常普遍。我试图揭示帝国政府与地方社会是如何通过礼仪、神话与寺庙来达成一种沟通（而非共识），但此种沟通被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所摧毁，从而对现代国家本身造成了巨大伤害。在我的第二本书即《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我所关注的主题之一是现代国家与民间宗教的冲突。我开始把民间宗教看成是中国民间文化与团体生活中——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可以看成是乡土的市民社会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实际上是根本性的层面。与此同时，我还寻找出了现代国家试图在世俗主义、宗教与迷信的范畴下重建这一领域以便获得对于此领域的政治统治权的方式。在我目前对于日本于1930~1940年代在满洲扶植的傀儡政权“满洲国”的研究中，我转向研究民间宗教团体中的大同理想与超越实践是如何与现代的、民族的群体观念和公民观念相冲突的，特别是探讨此种冲突与协商是如何在人格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期曾经数以千计、且比现代世俗团体控制更多信徒的此类宗教团体，在当代中国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回想起来，出于偶然，我的思想历程与同时代的印度历史学家沙希德·阿民、吉安·普拉卡什以及其他从事贱民学研究的学者殊途同归。他们一直从事贱民学的研究，在拉那吉特·古哈称之为“反暴动的文字”中寻觅着贱民的轨迹。似乎同样出于巧合，“语言学转向”也同时冲击到我们大家。大概就在噶亚特里·斯皮瓦克质问“贱民能否说话”时，我们一些从事东亚研究的人正在攻读后结构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是惟一可以指导我们证明后结构主义如何有可能有助于我们研究非西方世界的著作。帕撒·查吉特于1986年发表的民族主义的研究专著则为我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在贱民研究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批评的框架中，既要强调资产阶级，也要强调民族主义。

此后南亚的贱民研究对美国1980年代以来的拉丁美洲、非洲、东亚等数种非西方文化与历史学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值得深思。它发生之时，正是美国学术界对于南亚的研究经历长达差不多20年的急剧下降时期。1950年代初期，亚洲研究学会中宣称从事印度研究的会员人数与宣称从事中国研究的会员人数相差不甚悬殊，而远远超过从事日本或东南亚研究的会员人数。到1970年代后期，印度学家已经减少到只有数百人，而汉学家则增加到4000多人，日本学家增加到差不多2000人。此种相对的下降一直在持续着，尽管最近在美国的南亚人数的增长和非凡的成功为南亚研究的课程提供了一批南亚裔的学生（类似于其他研究领域的情况），从而遏制了下降的趋势。毫无疑问，特别由于美国学术系统对于经济与媒体高度敏感，因此，东亚和南亚研究命运的变化，反映着地缘政治的现状。在此种情况下，对于贱民研究的吸引力就尤其引人注目。虽然此一学术群体所进行的高水平、创造性的研究毫无疑问起了关键作用，但贱民研究群体把好几个学科中都普遍感受到的张力戏剧化，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学科包括历史学、以及受历史学启发的人类学和文学研究，它们原受现实主义或因果认识论的统治，现在却感受到了话语性与解构主义模式的知识论的冲击。在1994年由《美国历史评论》杂志社所组织的贱民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弗劳伦西亚·马隆指出，贱民研究派调和后现代对语言的敏感性和格兰姆西派对于解放目标的执著追求两者之间的张力的方式也许是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自己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出版于1995年，也是在探讨此种历史与话语的问题，我集中探索了中国（但不局限于中国）近代历史与民族主义的共生性。我所关注的是民族史的叙述结构与修辞战略，以及此种民族史为了利用业已散失的过去以便达到一种进步的、启蒙的民族主体的目的而采用的方式。在我的个案研究中，我揭示了这些叙述结构如何常常具有重要的历史性影响，为此，我尝试发掘这些散失的历史并追踪过去的替代性叙述结构。因此，举例来说，儒家用来指称feudalism的“封建”一词在帝制时代的中国社会中本来是一个褒义词，指的是与强大的帝制系统相抗衡的一种地方自治的理想，但在新的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中，该词却被改造为现代性的“他者”。我用了两章的篇幅来探讨持不同政见者企图用来批判专制制度以便建立一个现代市民社会及联邦国家的封建话语是如何被剥夺了号召力的。换言之，我采用了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认识现代话语，不仅用其术语，而且在民族现代化的斗争中以之作为武器。

很显然（我自己当时也这样看），本书的大部分都得益于中国研究的学术成果，理论上说，则受到本杰明、李科尔等西方思想家的启发。不过，中国知识分子似乎不太愿意把其民族主义及自我意识解构为西方话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由于历史的原因等，后殖民主义的批评似乎并不太切合他们特定的处境。在《拯救历史》一书中，我试图证明，由于西方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始终没有发展完全，即所谓“没有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这就掩盖了中国人根除西方的东方主义范畴的必要性。批评传统的自我的能力——在此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五四时期（1917~1921）做得非常成功——要求与强大的、客观化的“他者”保持一定距离。在缺少与自我直接对立的“他者”的情况下，自我得以把“他者”内化，其方式似乎使之从“他者”获得某种独特的自治。中国知识分子中，把历史文化当做攻击的靶子以及全盘西化的传统至今仍然存在。持有不同意见的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东方主义的观念主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有用，它从寄寓合法性的民族主义宝库中，利用此种观念作为武器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不用说，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而言，试图解构民族辉煌时期的民族主义象征的方法论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的。总体而言，美国中国学界与美国主流社会关系太过密切，无法意识到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更不用说发现其魅力。后殖民主义的视角虽然处于边缘地位而且未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怀直接挂钩，但我相信，它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立场（当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做出调整）。受其影响的少数汉学家，既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他们的著作可以从《立场》杂志中找到。

对后殖民主义最猛烈的批评者之一是阿利夫·德力克，他同时也是一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除了其著名的《后殖民之光：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第三世界的批评理论》之外，他最近又对我的《拯救历史》提出了批评，认为后殖民主义历史撰述中所具有的一切错误均在拙作中有所表现。我在别处已经对其批评做出了详细回应，因此，这里只涉及他所提出的几个大问题。德力克也像他所追随的阿加兹·阿希德一样，试图既分析后殖民主义学者的身份认同，又分析其后殖民主义的批评理论。他对于后殖民主义学者的分析大体如下：这些学者大多来自第三世界，特别是来自印度，对他们而言，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其在美国学术界新发现的权力的表达。它之所以能够表达其权力，是因为它适应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已不再需要欧洲中心论）以及美国的学术系统。首先，根本不清楚的是，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的学者在美国学术系统是否真正强而有力。如果它暂时还未像多元文化主义那样受到主流学术的攻击，那可能因为它仍处在边缘，还未与主流发生关系。当然，我个人的经历表明，我早期按照主流的社会历史方法对中国所做的研究比后期的著作更为人所接受。

更严重的是德力克所运用的知识社会学，即学者没有摆脱其社会的、体系的地位而获得任何形式的自由。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立场，首先因为它要求必须对社会的及个人的背景要有相当的知识，其次它还要求必须了解这些背景才有可能对其作品做出分析。它所带来的更进一步的职业性的危险在于，同样的知识社会学逻辑也完全适用于德力克本人。他毕竟也是个移民学者，也在商业化的、跨国的学术系统中讨生活，在这样的圈子中，地位、旅行及其他形式的酬劳对于知识分子的自我位置而言都是颇具吸引力的。如果我们根据其社会学推导出其逻辑结论，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只能是从资本主义怪物的肚腹中发出愤怒的咆哮。最后，这样一种知识社会学导致立场的个人化，而从其对于其同事的那种轻蔑、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语调判断，他一定是乐在其中。

要理解我们的立场，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弄清我们是如何看待研究现状、如何认识我们的研究对象背后的话语情况的，而不是看我们来自何处、那里的人们怎样看我们。德力克确实用心研究“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身份认同”并提出了两个论点：后殖民主义学术研究牵涉到多元文化论对身份的欢呼之中，却并未对引致此种身份的结构状况（即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因此，此种学术被资本家和法西斯主义者用来为其目的服务。第二，由于放弃了正统主义，放弃了对于历史主体的追求，后殖民主义有助于系统地清除革命话语，从而最终达到为法西斯主义及其他反革命力量服务的目的。

关于上述第一个论点，我赞同德力克的看法，承认任何学者，不管是否采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都应当更加重视物质状况，并希望他本人也在此方向多多努力。但是，后殖民主义毕竟与多元文化理论大不相同，主要表现是，它所关注的是解构身份认同并批评后者的身份认同式的政治学。它尤其反对法西斯主义者及其他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把民族文化本质化。我不禁回想起在我写了一篇批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盛行的论文之后曾经收到的一封令人特别不愉快的信。关于德力克的第二个论点，如果我们忽略其荒唐透顶的与法西斯主义合谋的论断，忽略该论点与其第一个论点（多元文化理论正需要正统主义及历史主体性）的自相矛盾之处，那么，他的批评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就是：我们既已进入后革命场景，按照德力克自己的看法，在此种场景下，很难再指望能够返回到或者呼唤以阶级为基础的革命，甚至连期望此类革命都是徒劳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才能指导我们的研究？

尽管像阿希德那样的学者继续致力于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包括德力克在内的大多数在美国的学者却并不太希望、不太盼望返回到革命的话语中去。实际上，德力克的无的放矢的方式也许是他个人对付各地的批评理论家所面临的僵局时所采取的一种办法。批判历史学所遇到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任何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解放的可能性均已黯然失色，而革命的国家又被弄得名誉扫地。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在继续扩大着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差距，而民族社会本身的腐蚀却造成一种反动，导致了对于民族、种族及文化的更猛烈、更排他性的本质化。即使我们不得不等待新的理论澄清，而迫切的历史问题却接踵而来。当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正在忙于重写历史，把民族、种族与文化客体化之时，我们实在不应有余暇来捕风捉影地相互指责对方是法西斯主义者。另外也有一些争论是关于民族主义的性质的，例如民族主义是统一的还是多元的，在民族主义的历史中发生变化的是什么，如何把话语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联系起来，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我感到幸运的是，我的学术生涯给予了我明辨是非的能力，尽管不能再奢望拯救世界，但我总算知道什么是不能接受的。

请允许我用《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来作为结束。孙悟空在玉皇大帝的天宫中大闹老君殿之后，菩萨为了驯服孙悟空，就把他拿在手掌中，与他打赌赛，若他有本事，一个筋斗打出其手掌，就把玉皇大帝的天宫给他。孙悟空相信自己的法力，认为菩萨跟他打赌“十分好呆”。他将身一纵，飞到天边，在其中一根大柱上撒了一泡猴尿，然后翻转筋斗，径回本处，向菩萨索要天宫。菩萨骂道：“我把你这个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离了我掌哩！”当然，猴头从拇指和食指的指丫处闻到了尿臊气。他急纵身又要跳时，菩萨把他推出西天门外，把五指变成五行山，轻轻把他压住。

如果说我在此谈到的困境还有任何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面对无边无际的不可知，我们这些博学的学者或许会变得更谦恭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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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the Grinch hijacked radicalism：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postcolonial.”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2. 2， July 1999.

Duara，Prasenjit，“Demons from the Deep： Response to Arif Dirlik's‘How the grinch hijacked radicalism：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postcolonial’，”forthcoming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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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Ch'eng en，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nthony C Y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1. 1977.

版权信息

书名：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作者：[美]王国斌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07-01

ISBN：978721402321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封面
版权信息
编者的话
中文版序
鸣 谢
导论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上篇 经济变化
前言：比较经济史与发展问题

第一章 明清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同欧洲的比较
一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变化诸问题

二 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的动力
三 斯密型动力在中国
四 对斯密型动力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五 斯密与马尔萨斯:中国与古典经济学
六 结论

第二章 近代早期欧洲与明清时期中国工业扩展的动力
引言

一 西欧的农村工业与人口变化
二 中国的农村工业与人口变化
三 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
四 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之比较

五 欧亚各地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增长极限”的不同反应

六 技术变化的力量与历史发展的机遇

第三章 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史与经济发展
一 20世纪的中国经济

二 企业的组织变化在中国与欧洲的作用
三 中国农业经济中的斯密型动力与马尔萨斯型动力
四 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成长的空间层面
五 194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
六 从欧洲经济史和发展经济学中所获得的更多教训
七 经济史与经济发展

中篇 国家形成
前言：欧亚国家的形成

第四章 近代国家形成的方向
引言

一 早期帝国的形成及其遗产
二 以长期的眼光看近代国家形成
三 欧洲的国家形成
四 中国的国家形成
五 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形成
六 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一种中国国家形成观
七 结论

第五章 近代国家形成中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机构
引言

一 近代早期欧洲及明清时期中国内部的国家-经济关系

二 民族国家与农业帝国形成中的中央集权及地方秩序

三 中国与西欧的地方秩序诸问题

四 18世纪对中央控制之追求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五 农业帝国之滑入近代以及“公众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出现

第六章 1850年以后近代国家的形成
一 近代世界中的冲突

二 19世纪中国的国家形成
三 20世纪中国国家形成的轨迹
四 从历史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中国国家
五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
六 中国国家的延续
七 结论:历史上的和理论上的国家形成

下篇 社会抗争
前言：政治与抗争
一 民众抗争:研究的问题与难点

二 欧洲的民众抗争

三 中国的民众抗争

第七章 食物骚乱
引言

一 中国的食物骚乱
二 欧洲的食物骚乱
三 中西食物骚乱的比较
四 结论

第八章 抗税运动
一 抗税事件

二 政治环境变化中的抗税意识形态
三 19世纪中期长江中游的抗税运动
四 19世纪40和50年代江南的抗税运动
五 19世纪50和60年代山东的抗税运动
六 从明清时期的角度来看19世纪的抗税运动
七 谁卷入抗税运动
八 抗税运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九 20世纪的抗税运动
十 抗税运动同革命、国家形成及政治变化的关系
十一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抗税运动

第九章 革命
一 对革命的诠释

二 国家危机与国家形成
三 从法国的角度看中国革命
四 从中国的角度看法国革命
五 法国:持续不断的革命诠释
六 中国:一场持续不断的革命

第十章 比较史学与社会理论
引言

一 经济变化
二 国家的形成与不形成
三 社会抗争与政治变化
四 前瞻性和回顾性分析与历史诠释
五 成为近代:历史与历史之外

征引文献目录

编者的话

本书作者王国斌，系美籍华裔学者，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他本科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系，进入哈佛大学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先生和孔飞力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史（主要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是当今美国中国史学界享有盛誉的中年学者。本书英文版于1997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鉴于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在此中文版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作了一些调整和改动（包括删除了原来的第八章，新写了第九、第十章），因此这个中文版在若干地方与英文版有所不同。

现中文版分为三篇十章，上篇“经济变化”，中篇“国家形成”，下篇“社会抗争”，分别对本书的三大主题进行讨论。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主题，乃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不仅是近代欧洲历史最重要的两大过程，而且由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扩张，使得这两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世界性的了。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欧洲社会史研究中，民众反抗研究处于中心的地位。以集体行动为契机，分析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说，上篇主要探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其中第一章指出了19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主要相似点；第二章集中讨论农村手工业的作用；第三章则从经济史转到经济发展。作者强调：经济学的原则，尽管已证明不足以解释欧亚经济史与经济发展的多种道路，但却能够把不同国家的经验理出头绪。中篇把欧洲武力威胁到中国统一之前和之后，对中国及欧洲政治变化的历史环境产生之影响进行对比研究。其中第四章为中国与欧洲国家形成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分析的构架；第五章深入探讨国内统治的有关问题，以说明中国的统治方略产生了一个农业帝国，与欧洲经济很少有相似之处；第六章则从欧亚的观点，来对帝制时代以后中国的国家形成问题进行讨论。作者力求把中国和欧洲的国家形成情况，都放到一个平等的分析构架中来看待，既看到二者的共同之处，也看到它们的各自特点。下篇则以政治与民众反抗为主要讨论对象，第七、八、九三章分别对食物骚乱、抗税运动、叛乱和革命的内在逻辑与环境进行分析。在具有结论性的第十章“比较史学与社会理论”中，作者将其对中西比较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与社会理论的看法作了一个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希望能对中国与欧洲历史变化的诸种动力，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同时也想借此表明比较史学能够有助于修正社会理论。

由以上简介可见，本书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含了经济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中许多最为重要、也最有争议的问题。另外，由于本书打破了传统的学科藩蓠，把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融为一体进行分析讨论，从而使人们对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变化的总脉络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因此可以说，本书是学界不多见的一部涵盖面宽广、但讨论问题又颇为专门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之作，它代表了西方新一代学者在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中文版序

近30年来，中西比较史学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人们突破了长期支配这一研究领域的西欧中心主义，也突破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流行的“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模式。在中国，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1]颇受注意，但他提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主张，并非认识中国特色的最佳途径。只有比较两者之异（differences），又比较两者之同（similarities），才能看出各自的特色。要做好比较研究，需要对西方的（至少是西欧的）和中国的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有同等深度的认识和学术根底，又需要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有深思熟虑的修养。本书作者王国斌教授具备这两方面的要求，并善于提出有争议的问题，这就使本书能启迪思考，引人入胜。本书是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来做中国和西欧的历史的比较研究，并希望从比较所得的更大范围的社会演变轨迹中，来改进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它是迄今我所见到的惟一的一部从整体上考察、在观点和方法上都具有新思维的中西比较史学著作。全书旁征博引，纵横论述，有如行云流水，目不暇接。这里，我只就若干历史观点和方法论等做些讨论。

多元论是比较史学的出发点。多元论并非新论，尤其在人类学和文化史方面。A. J.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度在中国颇受青睐，也许是有某些偏见。[2]但中国文明绝非源于《出埃及记》，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例如本书所着重讨论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个近代化的标志，它们是多元的吗？本书作者在“导论”中的回答是：“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这是很有见地的。作为抽象的理论模式，它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就会出现非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回应”西方这样一种单元论。而作为实际的历史过程，与原来具有完整的文化和历史的社会的同类过程做比较研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里，作者显然不同意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美国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即从一般前提和初始条件推出预言性的结论的研究方法。作者在本书上篇（即“经济变化”）中批判了当代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变成了主题狭隘、远离尘世的数学讲演。而实际上，逻辑实证主义之引入人文和社会科学是从历史学开始的，并从历史学上开始证实和证伪的辩论。[3]在历史学上，这种方法也常使主题狭隘，就事论事，“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4]并且，常常会导致目的论、决定论的历史观和预言式的结论。关于这种历史观以及历史不是预言，作者已在本书中反复申论，我不再置言。我只想说，就比较史学而言，不需要一位就事论事的裁判官。

中西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在近代化经历中的“异”和“同”，并且对之作出评价。这就需要一个行为的价值标准或参照系。如果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可普遍运用的价值标准或客观参照系，那将是十分动人的，但也将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不是抽象的假设，有如逻辑实证主义的前提，就是按照先入为主的原则建立的，即最终是出于西方经验的大杂烩。本书作者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我想，这也许是惟一可行的，至少是公平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很朴实，但应用起来并不简单。在我看来，当以本书中篇（即“国家形成”）中运用最为成功。这是因为：根源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西之间在国家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远较双方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异为大。政治比之经济有更大的选择性。例如，改变中世纪支离破碎局面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是欧洲的特有语汇，因为中国早已是，并且一直是具有民族认同感的统一国家了。因而，本书作者把国家组成追溯到秦汉和罗马帝国，并英明地把考察走向“近代”的起点定在1100年，进行“跨越长时段”的分析。这才能看清国家组成的道路，在基本不同的道路上也有诸如贵族独立和社会精英干政等相同或近似的问题，和不时会出现的两条道路的接触点。

本书主要是从国家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这三个方面来进行中西对比研究的。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功能、行为规范及其效果，便是评价的标准。应当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国家在这些方面多半处于优势。到18世纪，欧洲已进入近代国家，这对中国情况如何呢？如何评价帝国晚期即明清中国，是近年来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本书作者早就参与了这项研究，并曾经以关于清代粮食储运制度的专著而闻名。在本书中，他结合历史传统，对帝国晚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和经济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并给予我以为是适当的评价。从本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世纪以来，欧洲国家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包括民主和公众领域等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完全陌生。而以个人为单位的、国家与经济分离、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国家组成模式，迄今未在中国生根；而中国源于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些国家组成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种双轨制的研究方法，在本书下篇（即“社会抗争”）中，运用得也很成熟。本篇着重讨论的，如粮食骚乱、抗税活动等，都是较小范围内的集体行动。就这些事件本身的发动、经过以至结局而论，在中国和在欧洲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本书的研究，是把它们放在政治、社会的历史“大环境”中去考察，中西之间的差异性就明白显现出来了。据作者的考察，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已大力推行全国性的以至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制度，食物骚乱常是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作为地方力量维护旧体制的斗争而出现的，到19世纪下半叶基本上停止了。在中国，除了商人贩运粮食外，18世纪卓有成效的国家调剂粮食的漕运和仓储制度于19世纪遭到破坏，食物骚乱更多是由于供给方面的不稳定或不充足而来，到20世纪愈演愈烈。18世纪欧洲的抗税行动，主要是由于增设新税尤其是城市工商税引起的，当新兴的民族国家完成财政制度的改革后，集体抗税在20世纪逐渐消失。中国的抗税行动则始终与田赋和农民以至士绅攸关。19世纪以来，中央政权虚弱，地方团练、秘密会社分子参与抗税活动；到20世纪，抗税活动具有了“向前看”或者说革命斗争的性质，这又是和西方迥异的。

本书进一步分析了大规模的叛乱和革命问题。在这里，作者基本上不采取经典诠释学专力于动机、意图的研究方法，但在用物质利益或理性抉择解释群众运动时，他十分重视文化和思想的作用：“大规模的叛乱和革命，都包含着物质变化和新世界观的建立”。在其他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作者似乎常持二元的或调和的观点，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一种方法论的思考：他在本书的结论（即末章）中指出，比较研究在不同历史轨迹中发现相似的时段，在因果律预期的一致中发现不同的结局，比较史学给出更大范围的现象的积累，有助于使人们的认识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

本书十分重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上篇（即“经济变化”）中，作者实际是把经济发展的动力作为比较研究的标准的。他认为：16至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适用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即贸易和市场的扩大，通过交换中的绝对优势，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而后者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乃是经济发展之源。在这种“斯密型动力”的推动下，欧洲和中国的农业经济，包括农村手工业，其发展道路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到19世纪，欧洲的农村手工业被城市的机械化工厂工业所代替，更适用于新古典主义的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增长理论，遂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分道扬镳。19世纪西方的侵入，扩展了中国的贸易和市场，而其结果主要是扩大了斯密型动力运作的空间，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直到20世纪前叶还是这样。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也许与斯密型动力并不是那样截然不同。用新古典主义理论研究传统农业，例如T. W.舒尔茨的著作，[5]不能说没有贡献。不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完全忽略了制度、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本书作者始终重视这些方面，以及国家的作用，这在中西比较研究中是十分重要的。古典主义增长模型给出一个人口与资源的悲观结论，成为史学家议论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本书作者对中国和欧洲的人口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精湛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直到19世纪，尽管家庭和生产组织迥异，但中国的人口危机并不比欧洲更大。作者认为：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摆脱了古典主义增长终极的限制，而中国则否。那么，20世纪的中国如何呢？对此，作者也有较详细的分析。这种分析，实际上也用了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和二元经济论的研究方法，而在最后的结论中，不免有若干不确定的因素以至怀疑论的情绪。这并不奇怪。就历史学来说，恐怕经常是要到下一个世纪才能议论前一个世纪的事情。

本书未曾提过，也许作者并不承认，有所谓历史哲学或元历史学（meta-history）。的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对历史的怀疑和忧虑在20世纪60—70年代消失后，在西方已没有人再谈论这种“超历史的”或“智慧的”思维方式了。据称历史学已变为科学。不过，本书中，至少在“经济变化”篇中，作者似乎是承认有普遍发展规律的。这里，我想以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看法来结束这篇序言。傅衣凌教授在晚年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6]他认为，在16世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已发生走向近代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这种变化起伏跌宕，以致中断、后退，但到最后，并未能摆脱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吴承明

【注释】

[1] Paul A.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New York，1984，ch. 4.

[2] A. T.汤因比1975年去世。生前他曾说：“如果说，21世纪是东亚人的世纪，并非惊人之语”。

[3] 逻辑实证主义的引入见C. C. Hempel：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1942。证实论见 W. Dray：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1957。证伪论见K. R. Popper：The Poverty of Historism，1957。

[4] R. M. Solow 的批判语。见所写“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刊于Economic History， 75：2，May 1985。

[5] T. W. 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New Haven，1964.

[6]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明清社会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

鸣谢

本书是我关于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模式的比较研究的一个成果。能有这个机会与中国学者分享此成果，不胜欣幸。我对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等问题——即本书的三个基本主题——的兴趣，可以追溯至30年前在大学时代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教授的一段学缘。15年前，我开始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自1992年起，我更把大部分时间投注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我在此项研究中，曾受益于许多学者的指教与鼓励。在中文版的问世方面，我非常感谢吴承明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撰写了序言。我很幸运地得到李伯重教授的合作，将本书翻译为中文。他对此计划的热心及对中国经济史的专擅，对本书的产生至为关键。他将此书译出后，我又根据新的构想，重写了第九、第十两章。这两章蒙连玲玲小姐译为中文，并经李教授对译文作了订正。全书译完后，我对译稿作了校订。在校订时，连小姐也提供了相当的协助。他们的努力当然使得本书有所改进，但其中不足之处仍是笔者的责任。这里我也要说明：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的阅读，我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调整和改动，因此中文版在不少地方与英文版有所不同。此外，我也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和丛书主编刘东教授对此书的厚爱，使得此书得以列入该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并在很短的时期内与中国读者见面。最后，我还要强调：在这本书里，我只是提出了一些方法，来比较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的动力。我希望借此抛砖引玉，促使更多的学者从事此方面的研究，从而拓宽并深化我们对“中国特色”的了解。倘能做到这一点，我写作此书的初衷也就达到了。

导论

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政治扩张，以及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经济变革，是推动近200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在今天，如果离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大进程，就很难去想象欧洲的历史。西方之外的地区，由于原先不存在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所以只是到了欧洲影响所及之时，才进入世界历史洪流。因此，“本地对西方挑战的回应”，通常被认为是这些地区近代历史的主轴。然而，对此观点的反弹，为以下考虑奠定了可以采纳的基础：各个非西方的社会，都具有其文化与历史的完整性；它们的文化与历史，都与欧洲影响无关。这种排开欧洲影响的重要做法，破除了上述以“本地-西方”为主轴的单元论的局限，主张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社会均具多元特性，从而创造了“差异”的多种含义（通常主要在文化方面）。为求补充这些发现，本书以一个主要的非西方文明——中国——为对象，探讨其政治与经济变化的轨迹。在本书中，我们也要确定中国与欧洲的差异，但这只是我们辨认中国与欧洲的相似之处及相互联系的研究计划的一个部分。只有相似与差异都得到承认，才可能为比较确立标准。仅只是差异，并不能创立可比性。而且，只有先比较相似与差异，才能从西方国家与各种非西方国家两个方面，更好地评判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从西方优越论出发看这种联系，太过容易，甚至也很自然。为了解这些问题，我将从欧洲研究入手。尽管学者们在关于非西方地区的研究中，大多力求摆脱欧洲，但是我认为：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

在历史学家们立志要使其研究“符合科学规律”时，他们常常力求“解释”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关系。一个诸如“某事如何发生”的问题，会引起一种回应，即详细讨论某事件发生的环境与理由。这种做法，在形式上与天文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地质生物学家采用的方法颇为相似。这些科学家致力于解释过去的事件。他们之所为，确实是历史的科学。他们对事件的解释，也大不同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在一定的已知条件下，从一组服从于特定性质的物质中，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能够预知某些结果。但是地质学家却不能预见大峡谷（The Grand Canyon）的出现——他仅能够解释大峡谷是如何出现的而已。大峡谷的形成，并非依照逻辑，必然采取它形成时所采用的那些形式和方法。大峡谷的存在，也未表明人们能够有把握预见另一个大峡谷在何时何地出现（如果真有另一个大峡谷会出现这样的惊人“事件”可能出现的话）。在自然世界或人类世界，所有复杂的历史过程都充满了各种偶发事件或意外事件，这些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动格局会以新的方式形成。当然，有些事情总是比其他事情看来更有可能发生。不论我们回顾已经发生之事，还是展望可能发生之事，情况皆然。换言之，已经发生之事不一定就是实际上最可能发生之事。但是历史学家却很容易将真正发生了的事，同“应当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这种必然性的意识，掩盖了在特定历史的时刻存在着的多种可能性。时间跨度越长，在某些时候尚有其他道路可走的可能性就越大。历史变化的长期序列，并非必然的，也非天生如此的。许多学者已将长期的因果关系作为目的论加以摒弃，但他们还须对历史的变化作出许多修正性解释。本书即应此挑战而作。

本书所采取的策略是：选择近代欧洲史上的两大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来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变化进行比较，然后用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中西集体行动貌似相同，实则有异），来深化上述比较。关于经济变化，我在本书上篇中指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直到19世纪，它们才变得截然不同。关于国家形成，我在本书中篇中，把欧洲武力威胁到中国统一之前和之后，中国及欧洲政治变化的历史环境加以对比。而后，在本书下篇中，我探讨食物骚乱、抗税运动、叛乱和革命的内在逻辑与环境。我希望本书的讨论，能对中国与欧洲历史变化的诸种动力，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同时我也想借此表明，比较史学如何能够有助于修正社会理论。

19世纪的社会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可信。在我们修正社会理论时，如何解释历史与文化，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挑战。这一挑战还将一直延续至21世纪。本书希望为那些对各种重大可能性进行认真思考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我认为：不应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就断言以欧洲为标准来进行比较不对；相反，我们应当扩大这种比较。为了进行更多层面的比较，我们特别应当以中国为标准来评价欧洲。这种策略使我们可以在必要时修改旧有见解而后用之，而不是将这些见解视为敝屣而抛弃之。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固然失之偏颇，但从其他的中心论出发来进行比较，情况亦然。如果我们在普通问题的研究上培养起多元化的观点，那么就能对历史上的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上篇 经济变化

前言：比较经济史与发展问题

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其出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并且成为用来解释市场、企业与单个经济行动运作的分析工具。经济学最初与政治学密切联系，所以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所从事的都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自19世纪后期起，经济学的主题变得越来越狭隘；而到最近30年中，更是日益变成一些用正规数学语言表述的专题。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近来已达到了危机点；其远离尘世实际行为的弊端，不能再容忍。但是目前常见的研究模式，依然是提出一个有待证实的理论命题，然后再寻找合适的数据。当所得到的数据不符合一种理论的参数时，研究者就舍之而去找另一组符合这些参数的数据。这就是经济学家与在实验室中工作的实验科学家二者的相同之处，因为他们为了控制已选定的现象，都和自然的真实情况保持一定距离。不论经济学家在解释实际现象方面的局限性如何，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主要功力与成就，都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上。在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最奏效的是对于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settings）的研究，因为在这种研究中，经济学的各种假设是明显可用的。但是，在时空方面离当代西方越远，经济学的假设与社会状况之间的相符性就越勉强。本书对经济史的分析认为：按照标准的供求原则对明清时期中国的市场与物价进行考察，可能会使一些人觉得是一种不寻常的做法。我将论证：诸如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贸易流动、因供求状况变动而引起的价格运动、劳动的地区专业化（例如棉农售棉买粮之类）等经济学原则，都非常符合我们所知的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状况。为了说明这些现象的意义，我进而论证：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在主要方面，与欧洲农民相类。在19世纪之前，欧亚各地的农民，皆以保障生存和增加收入为目标。在一个资源有限、机会不多的世界中，很少农民会梦想发财致富，但所有农民都会希望增加安全感。这种“理性”的目标，显然未涉及欧亚各地在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中的其他联系。不仅如此，这些基本的经济学原则总是运作于某种经济之中，而对于这些经济本身，学者们的看法可能也会大相径庭。如果要为比较研究确立一个合理的基础，我们就不应认为：与欧洲相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在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一种较鲜为人用的比较准则认为：尽管中国和欧洲经济变化的轨迹到了后来分道扬镳，不复相同，但是仍然应当容许人们将这两种轨迹进行比较。即使人们的同样努力未得到类似成功，他们在物质的手段与结果的计算方面，仍可以是“理性”的，因为差异可以出于多种原因（例如在不同社会中，人们用来组织资本与劳动的方法不同，技术有异，运输条件有别，自然资源的分布亦不均衡，等等）。

但是，即使欧亚各地经济变化的轨迹并未遵循一条单一的发展之路，在经济生产的顺利扩张方面它们仍有若干共同的特征。专业化、高投资与技术变化，都导致人均产量的增加。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后，他们认真地编制创造近代经济的发展战略，以期获得欧洲人已达到的成就。而许多欧洲人达到这些成就时，往往未经过自觉的决策过程。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多半由私有部门的变化组成。政府起了支持作用，但积极性与驱动力都存在于企业家之中。而在当代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人们创建近代经济的努力，却都包含着政府对发展道路的考虑。这是因为在今天，创造经济变化的可能性更多，远不限于18、19世纪经济所遵循的那些规律。但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在创造经济进步时遇到了长期的困难。这种情况表明：经济可能性范围的扩大，并未使物质的进步更加接近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在创造普遍有效的发展策略方面，尚未证明经济学是特别成功的。这里，我们似乎远离了经济史上的解释变化的问题。事实上，以上所说的情况，在经济史中尤其明显。这是因为经济史学家一般主要研究欧美史，而发展经济学家则专力于第三世界现状。一批学者能够运用他们知道是有效的那些原则，而另一批学者则在寻求如何使这些原则得以运作的办法。这就是在通常情况下，隔在经济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之间的经验主义鸿沟。在使人们跨越这道鸿沟方面，中国的经历具有特别的价值：它能够同时适合经济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的说教。

本篇包括头三章。第一章指出了19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主要相似点。第二章集中讨论农村手工业的作用。第三章则从经济史转到经济发展。我希图论证，经济学的原则，尽管已证明不足以解释欧亚经济史与经济发展的多种道路，但却完全能够把不同国家的经验理出头绪。

第一章 明清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同欧洲的比较

一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变化诸问题

过去30年中，国际学坛（主要是中国与日本学坛）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者们逐渐看到在大约10世纪开始的许多变化。由于新作物的出现和技术的进步，农业中的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随着贸易发展、市镇成长和农产品流入市镇的增加，经济作物种植扩大了。交通的改善、商人组织的形成以及政府对市场交易的控制的放松，都促进了上述变化。另一方面，对于当代的中国经济，也存在着普遍的共识：尽管工业成长，中国仍然还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仍然以农业为主。中国力求改变现状的努力，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是，在上述两种共识所涉及的有关时间起点与终点之间，大约还有1000年的历史。对于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变化，我们还缺少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

历史学家们之所以未能解释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仍然是以所谓的欧洲经济发展道路为标准，来质疑中国何以未发生类似的现象。他们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运作，通常以两种基本方法入手。第一种方法是找出一个中西差别，并将其称为“产生差异的关键因素”（例如西定生对棉业的重要研究，指出了在中国，棉花生产是如何与农村工业相联系的）。另一种方法则注重研究某些较小的中西相似之处，并认为这种相似性有可能使中国走欧洲道路（然而并未如此）。不论是在对农业的商业化、雇佣劳动的使用、手工业生产的扩张的研究中，还是在对城市工厂形成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把中国之未能顺利近代化归咎于下列三大罪魁祸首中之一（刘永成1982；李文治、魏金玉与经君健1983；许涤新与吴承明1985；张国辉1986）。这三大罪魁包括：第一，中国的国家政权。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阻碍了进步。第二，帝国主义。它迫使中国的经济变化屈从于外国利益。第三，中国的“封建”势力。它为保护其社会地位而反对进步。许多研究都以一种机械马克思主义史观为理论构架，但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界，一种类似的史观也颇为盛行，即以欧洲经验为正确模式，来寻求中国究竟错在何处。伊懋可（Mark Elvin）1973年的重要著作《中国过去的模式》，探寻中国何以在达到“中古经济革命”之后，未能出现欧洲式的科学变化与组织变化。黄宗智的新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则重在探讨中国经验与欧洲模式的不同（黄把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理论当做欧洲的理想模式）。这种关于中国经济史“缺少什么”的探索，也不仅限于中国研究方面的专家。约翰·霍尔（John A. Hall）从欧洲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世界历史作了范围广阔的评述。在其著作中，他也谈到了中国“对市场的制度性障碍”。同时，E.琼斯（E. L. Jones）在其第二部饶有兴味的比较经济史中，指出若以欧洲的政府政策为标准来看，中国的政府是“很不尽责的”，从而阻碍了发展（霍尔1985：56；琼斯1988：141）。

上述各种对中国经济变化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点，即中国的经济在宋代有一次重大变革；此一变化提供了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寻找阻碍向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罪魁。E.琼斯虽绝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经济一旦上了轨道，就会持续自我再生产。除非是某些没有道理的干预使之越出轨道，否则经济成长仍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对于中国，他认为政府是一种负面力量，既未为经济的持续成长提供必要的构架，又阻碍了原有的积极发展。他代表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国家太过软弱，以致不能积极有为；另一方面则又认为国家十分强大，足以对进步起否决作用。

大多数学者都在探索寻找某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障碍。少数学者则想找出中国所缺少的关键因素到底何在。在这类研究中，最有名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基督教新教精神与世界其他地区宗教信仰所作的对比。但是，新教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论点，在好几方面是有限制的。首先，天主教地区也有经济变化。而在欧洲之外，对于宗教与经济变化的关系争议更大。关于中国，余英时近来证明，十六、十七世纪儒家的新思潮，与当时随商业迅猛发展而兴起的独特的商人观念，是相并出现的（余英时1987）。关于18世纪的日本，名下的研究显示，一批大阪商人，从儒家世界观中，也为自己赢得了受尊敬的地位（名下1987）。由于两方面的理由，我们很难对以下见解避而不谈，而这些见解已证明是对社会变化至为重要的。第一，中国与欧洲的情况都指出：

相似（或至少是部分相似）的思想变化，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社会中，并且也不一定以相同的经济变化为动力。第二，欧洲天主教与新教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指出：无论是有宗教变革的地区，还是没有宗教变革的地区，都能经历相同的经济变化。思想信仰与经济变化之间的关联，实在非常复杂。我们不能把这种关联简单化，从而对宗教信仰会对经济行为有何影响的问题，持一种简单的看法。

要借助中国经济史上并未发生之事来解释已经发生之事，会有一些困难。一方面，有一些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欧洲范畴。而上述做法使得对这些中国实际情况的评价大成问题。这一点，我在本书中篇还要进一步讨论，因为欧亚各地在国家形成与政治经济方面的差异，似乎部分地是被坚持采用欧洲标准的做法蒙蔽了。另一方面，上述做法使得解释变得太容易。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是许多变化的结合，具有众多的历史特定因素。找出差别并不很费力，但如果缺少一些主要的分析标准，就很难评价这些差别有多重要。我们可以把能用普通逻辑进行解释的那些相似之处作为底线，然后去找这样的分析标准。一旦有了这种标准，我们就能在可以找到重要的早期差别的地方，也找到基本的共同性。然后，可以导入其他的差别，以探讨欧亚不同地区所走的独特道路。然而，如不首先辨认找出一组共同之处，就无从确定什么差异最值得注意。下面，我就从亚当·斯密开始，讨论上述相似之处。

二 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的动力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较高生产率。人们生产其最适宜生产的产品，然后与他人交换，从而在市场上获得较丰的利润。劳动分工仅受市场大小所限。市场扩大，给经济成长提供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分散化的价格体系拓宽了市场范围，并且也扩大了从劳动分工获得的优势（布劳格[Blaug]1985：61）。这些经济扩张的动力，都受制于人口的节奏以及难以预见的收成波动。

与1348—1350年间黑死病有关的人口损失，大大减少了从黑海到地中海，然后再到北欧的整个欧洲的人口。城镇受祸最烈，引起了许多经济后果。首先，近代手工业被摧毁了，城市间的贸易也衰落了。其次，城市对农业产品的需求下降，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弃农就牧的转变。西欧的人口与经济在黑死病之后逐渐恢复，到16世纪时，在人口总数与农业总产量方面都达到较以往更高的水平。

在十五、十六世纪，为了支持远程贸易，一种新的金融经济出现了。银行与交易机构的完善化，使越来越复杂的交换方式成为可能，而这些交换方式又都承认劳动分工与生产专业化。然而，这些发展都以脆弱的农业经济为基础。收成情况决定了每年度的食物价格波动，后者又严重影响到制造业中的劳动成本。每当连续的歉收提高了手工业与制造业的工资，非农业的生产通常就会下降，结果是歉收引发工业与农业的循环衰落。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对这种循环作了详尽的分析。这项著名的研究指出，19世纪以前的经济具有由长时间的成长阶段和衰落阶段构成的周期性。

欧洲经济的逐渐恢复与而后的成长，表现为持久的波动。这种波动包括：欧洲大陆最活跃的经济中心，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移。随着新的市场网络的发展以及纺织品生产和其他手工产品生产的变化，旧有的地中海地区经济中心，逐渐为北欧经济中心（特别是荷兰与英国的经济中心）所取代。因此，如果仅把注意力放在成长最快的地区的话，欧洲的经济成长特别显著。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一个更大的欧洲，并且承认各个地区经济是此兴彼衰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更容易看到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所面临的更大极限。

17世纪欧洲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是人口的剧增。其影响所及，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各领域。人口因素有助于解释当时人民所面临的困难，如30年战争及法国的佛隆第（Frounde）之乱，均与人口的增加有关。此外，人口的增加亦受经济能力所限。这一点可从法国的人口趋势看出。法国人口在1560、1630、1720及1730年代均曾达到其上限，约为2000万左右（勒·罗伊·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6：269~ 270）。马尔萨斯主义者对人口危机的恐惧，在对17世纪的分析中获得了支持。但是在18世纪，当令的是另一位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思想看来更加合适。

斯密从增加贸易的角度来分析经济，而贸易又以劳动分工和绝对优势为基础。在18世纪，欧洲许多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日益卷入商业。英国在18世纪摆脱了大饥荒的威胁；在同时期的法国，生存危机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严重。斯密所分析的欧洲，处境肯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好，但尚未开始其19世纪的城市工厂工业化，而正是这种工业化，导致了社会与经济的根本变革。斯密《国富论》时代的经济，基本上仍是农业经济，所以无怪乎斯密强调农业投资，假定经济成长有限度，并认为实际工资最终会下降到维持生存的水平。马尔萨斯与斯密生活在同一个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很有限的世界。斯密的世界并不是19世纪的欧洲。在主要方面，18世纪的欧洲与同时期的中国之间的共同之处，超过18世纪的欧洲与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之间的共同之处。

三 斯密型动力在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在16—19世纪，中国许多地区都存在斯密型动力（即亚当·斯密所指出的经济成长动力——译者）。即使我们还没有清楚地看出斯密的原则，并以此来解释当时中国经济变化的许多方面，但是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以及手工业与贸易的发展的主要特点，在中国与日本史坛早已众所周知。最著名的是长江下游地区丝、棉业的发展。这两项主要手工业，连同水稻以及其他经济作物，创造了中国最富足的区域经济。长江中上游省份如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中特别是湖南）所产的稻米，大量沿长江而下，以养活长江下游地区人口。市场的扩展，把越来越多的地方联系起来。上述省份中的若干地区，也出现了棉花、靛青、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与相应的手工业，以及陶瓷、纸张等手工业（许涤新与吴承明1985：82~95，143~155，272~276）。今日的长江及其支流和与长江相连接的运河，承担了中国大约80%的水运运量。长江流域集中了中国1/3的人口，农业产量则占全国的40%上下（范·斯莱克[Van Slyke]1988：16）。

市场扩展在长江沿岸最为明显，但并不限于这一广大地区。在华南一些地区，经济作物种植与手工业也在扩大。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产甘蔗、水果、蚕丝、棉花、桐油、麻油等，佛山铁业则是主要工业的代表（唐森与李龙潜1985；罗一星1985）。在东南沿海，16世纪的对外贸易刺激了茶叶与蔗糖的生产（罗友枝[Evelyn Rawski]1972）。中国北方的市场扩展不如南方那样明显，很大原因是水运局限。但即使是在北方，经济作物种植也在扩大，手工业和贸易也在发展。大运河沿岸城市如临清，成为主要商业中心，商人云集于此，贩卖布匹、粮食、陶器、纸张、皮革、茶叶、食盐等（许檀1986）。天津地区成了鱼盐贸易中心；在山东省，市场的发展更为普遍，而且棉花与烟草的种植尤为引人注目（郭蕴静1989；李华1986）。

随着商业化把相距遥远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经济活动联为一体，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提高的征兆。有的学者认为：市场刺激对华中与华东南地区农作方法的改进、灌溉的扩大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至为关键（罗友枝1972）。关于长江下游以及中国其他地区土地生产率的资料很分散。对这些资料的研究表明，自10世纪以后，亩产量一直在提高。有一些迹象显示出长江下游的土地生产率很高，并已名列全国榜首，但到18世纪出现下降（在一些孤立的例子中，更被他地超过）。一般而言，土地生产率增加，是由于多施肥料、培育更加适合各地土质的抗灾作物品种以及采用更有效的耕作技术而致（李伯重1984a；闵宗殿1984；黄冕堂1990）。

虽然从绝对优势与专业化获得的好处不断增加，但十八、十九世纪中国所增加的人口中，有一部分却转向较为贫瘠的土地和收入微薄的职业。这个时期山地的开发，常常是杂粮作物种植与经济作物种植及手工业并行。陕西省南部的例子，很有启发性。在明代后期，这一地区曾经成为战场。清代建立以后，移民重新开发这一地区，不久人口就超过了明代水平。新的粮食作物——玉米与马铃薯，补充了粟、麦之不足，养活了包括从事木材贸易、造纸和制铁的人员在内的本地人口（方行1979；谭作纲1986；萧正洪1988；陈良学与邹荣楚1988）。在这一颇为偏远而且绝非肥沃的土地上，仍然出现了发展。而市场交换，是农民所获成功的基础。但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基本资源潜力劣于长江三角洲等生态优良的地区，所以劳动生产率与生活水准也不可能赶上情况较佳地区。同样的逻辑也大致适用于清代开发的其他许多山丘地区（傅衣凌1982；张建民1987）。因此，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即使在斯密型动力创造了经济变化的同时，不断增加的人口迁往生产条件较差的地方，从而减弱了斯密型的经济成长所带来的积极影响。[1]

在16与18世纪之间，中国的不同地区都经历了经济扩展的周期。16世纪的经济扩展，以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为最。新的商人组织创造了扩大交换的方法，不仅把中国的主要城市彼此联结，而且把主要城市同市镇网络以及各市镇周遭农村也都联结为一体。明代末年的暴乱和满人入侵引起了经济的衰落。而后，到了18世纪，抛荒的土地还耕了，新一波的商业扩展席卷了中国更多的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成长帮助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成长。华北与东北的若干地区生产也增长了。斯密型的经济扩展到处可见。

19世纪的经济发展如何呢？大多数中外学者对1850—1950年间的中国经济，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但都认为洋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扭曲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且堵塞了中国走欧洲道路的可能性（严中平1989）。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则认为：洋人为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开创了机会并提供了技能与技术（侯继明1965；登伯格[Dernberger]1975）。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弄清楚的一点是：在贸易机会方面（这种贸易机会的原理与前几个世纪中贸易机会的原理并无不同），中国大多数人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外国的影响？我认为：新的商业机会扩大了斯密型动力运作的空间，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斯密型动力。

国外市场对中国各地的影响，以靠近交通中心和交通干线的地区最著。这些地区包括通商口岸、洋人享有治外法权的城市以及在水运条件不佳地区所建铁路的沿线。铁路特别刺激了中国北部铁路沿线地区的商业化。这些地区因而开始种植烟草、花生、芝麻和大豆。国外需求也促进了长江流域诸省和华南地区的桐油生产（刘克祥1988）。但是，对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中国经济变化的评价，一些美国学者新近却提出了与斯密型动力相左的看法。

四 对斯密型动力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罗伦·布兰德（Loren Brandt）在其新近出版的书中，以1890年至1930年间长江中下游沿岸诸省（即华东与华中地区）农业商品化的增进为基础，对人均收入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出了一些引人注意的估计，并且认为这主要是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整合的结果。他通过各种间接估计，得出以下结论：在19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之间，华东与华中地区的人均收入增加了44%，农业劳动生产率则提高了40%（布兰德1989：133）。然而，即使我们接受他所作的这些估计，仍然必须承认：

增长的基本动力属于斯密型动力。布兰德故事的主角是市场，故事情节则揭示了专业化与市场整合所能带给人们的一切。由于其故事中的人们生活在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到的是：如果市场在中国各地都会带来成功的话，那么在布兰德所研究的地区，市场的运作一定最佳。国际贸易无疑为中国产品开创了新的市场需求，但是由市场驱动的发展逻辑，仍属斯密型动力的变种。这种发展逻辑在中国早已存在，并非由欧洲人带来。而且，无论这种逻辑以国际贸易的形式表现得如何强有力，其推动力也并不是没有限度的。

如果布兰德所作分析正确的话，那么由国际贸易所代表的斯密型动力，就比过去研究所指出的更为重要。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布兰德的结论。他的结论有若干部分依赖于未经证实的假设，而且这些假设又互为依据。这种循环论证的假设之一例，见于其对农村非农业人口的增长所作的估计。布氏首先根据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对1893年人口的估计和1953年的人口普查数，提出在19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之间，华东与华中的城市人口增加了1000万~2000万（布兰德1989：72~73）。既未提出任何资料，也未作进一步论证，布氏接着又指出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以同样的比例增加。这个人口变化，对他后来估计农村非农业人口所需要，而又经过交换的农业剩余产品的数量，至为重要。他相应地假设，在1890年至1930年之间，经济作物的贸易量增加了1/3~1/2。但他依然没有清楚地说明此假设为何最为可能，而只是着眼于此假设与其所作的以下另一假设相一致——非农业人口对经济作物的需求以一个确定的比率增加，从而符合他假设的非农业人口的增长情况。接着，他又得出了其对商品化水平的估计，这个估计自然与上述所有假设相符。然而，这些估计只有在其赖以设立的各种假设成立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除非有关假设得到更充分的实证研究的支持，否则布氏的上述所有论证，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很薄弱的。譬如，如果我们假设华东与华中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在1890年已很多，而且在而后的40年中增长得并没有城市人口那么快，那么人均商品化增长的估数就会变小。要是我们相信1890年时经济作物的贸易量可能比布兰德所推测的数字高，而且1930年的贸易增长率也不可能升到16%以上，那么我们又可以把布兰德引人注目的高数字大大压低。

说实在的，并没有多少理由令人相信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会像布兰德假设的那样迅速增加。特别是如果你像布氏那样，相信劳动市场会顺利地运作并根据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来配置劳动资源的话，那么你就没有理由相信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会迅速增加。在布氏所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料：

由于近代工厂的技术条件较之传统手工业企业更佳，劳动组织更为严格和有效，因此流动劳动从手工业转向工厂工业，将会提高工人的生产率和工资。当人们转到报酬较高的工厂工作时，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将会保持不变或缩小。这比布氏所说的农村非农业人口增长，更属可能。反之，如果劳动市场并未如布兰德假设的那样顺利运作，农村中非农业部门的工资将会更低，从而对粮食和其他货品的需求也将会比布氏所推测的为低。

布兰德的数字可信与否，还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检测。如果我们同意他所说的农业年增长率为1. 2%~1. 5%，并把此增长率应用于1895年至1935年间的40年，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解释其所默认的结果的规模呢？这样的成长率意味着1935年的农业总产量，比1895年增加了60%~80%。然而，在某些地方，1. 2%~1. 5%的年增长率，至少对几年而言还是可以讲得通的。但是在40年中以此速率连续增长，情况就非同小可了。谁要为布兰德的农业成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数字辩护，就必须找到确切的证据，说明导致生产发展的原因何在。但是布氏在其书中，并未提供很多资料（如农业部门中的技术改良或大量资本投入等），以证明经济规模的扩大。商品化的发展和贸易条件的改善，无疑提高了1895—1935年间的农业产量，但是这两个原因是否能够充分说明布氏所作的那些估数，却完全取决于他在计算中所作的各种假设。

布兰德对斯密型动力的功效所作的热情讴歌，我看似乎太过分了。而与此同时，黄宗智却拒绝以斯密理论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变化的一个向导。黄氏相信：斯密研究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并无此现象。随后，他又以此作为其论证的前提。如果斯密心目中的近代经济确实是以商业发展为先导，而商业发展又是通向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当然可以推断说在中国肯定有另外一种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商业。以此为基础，黄氏力求把华北及长江下游的情况从欧洲经济变化的范畴中分离出来。

黄氏旨在勾画华北与长江三角洲的历史独特性，这自然应予赞扬。可惜的是他未能抓住良机，把他关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证据与论述，放到发展经济学的比较研究的框架之中。根据发展经济学，劳动过剩的现象会导致就业不足或隐性失业。早在1954年，W.阿瑟·路易斯（W. Arthur Lewis）就在其《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文章中指出：假定有一种由资本主义性生产部门和糊口性生产部门所组成的经济，那么在此经济中，资本主义性生产部门的成长，会以不变的工资，把劳力从糊口性生产部门中吸走，原因是劳力供过于求。路易斯在这篇文章中，刻意以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来补充新古典经济学派对较为发达地区的经济所作的分析。以此文为开端，发展经济学家创建了“二元经济”学说的主干。虽然黄宗智声称反对“二元经济论”（黄宗智1990：115~116），但是他对城乡这两个部分所作的区分，与在某些受路易斯启迪的发展经济学论著中出现的区分，并无二致。而他对市场工资与家庭劳动所作的特别区分，更显示了一种二元经济。因此黄氏的论述与发现，可以归入发展经济学关于过剩劳动的一个根本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一方是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他反对隐性失业之说。另一方是W.阿瑟·路易斯。黄氏书中引用了舒尔茨的话，并反对舒氏关于农业市场的观点。至于路易斯，黄氏未援引其文，但至少就某些地区而言是含蓄赞同其观点的。

黄氏声称：自14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一直停留在一种糊口（或维持生存）的水平。但是“糊口”的含义，并不完全清楚。因为在14世纪50年代很少有人穿棉布，而至19世纪50年代绝大部分人（基本上是所有人）都穿上了棉布，所以棉布消费的这一变化，表现了生活水准的提高。有关明清人士对普通百姓生活日益奢侈而深感忧虑的史料，在中日两国明清史研究中比比皆是。如果在黄氏所研究的六个世纪中，一直是“糊口农业”（或“维持生存的农业”）占支配地位的话，上述情况怎么可能出现呢？除非是人民减少对其他一些物品的消费或者改用劣质品，否则，当棉布消费增加时，整个生活水准实际上也提高了。此外，“糊口”的含义，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黄氏未能对一种“糊口”性的经济明确下定义，同时也未能对生活水准作精确计算。他所作的讨论，主要是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这一差别很重要，因为讨论的中心问题现在变成了：此种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在黄氏所论的长时期中，是如何维持下来或被改变了的？

在中国，没有出现那种将经济推向近代成长进程的突破性经济变化。对于这一点，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并无争论。对一些学者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何未发展起资本主义的问题；而对另一些学者而言，问题则在于解释中国经济所特有的动力是什么。黄宗智明确说他所研究的重点在后者。但是，哪些特点他认为值得讨论，哪些问题他觉得无关紧要，却又取决于前者。黄氏关于糊口性经济的观点，与柏金斯（Dwight Perkins）关于14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中国人均产量保持不变的看法（柏金斯1969），大体一致。柏氏假设在以往的六个世纪中，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大致相同；他同时又对亩产量的增加、耕地的扩大和人口总数的变化，作了估计，以此来证实其关于人均粮食消费不变的假设。粗看之下，柏金斯关于人口与资源保持普通平衡的看法，与黄宗智的观点颇为相符。但是，与黄氏不同的是，柏氏更直接地谈到了导致人口与资源持续平衡的不同要素，如作物品种、种植制度、耕农作物、农作工具、水利设施、肥料以及粮食贸易等。因此，柏氏能够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如何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问题，以一种黄氏未涉及的方式作出解释。

黄宗智对农村发展的论证，中心在于人口与自然之间的长期关系。大体而言，黄氏所勾画出的景象是：人口增加，农业总产量缓慢增加，因此经济很容易受到“过密化”（involution，又译为“内卷化”——译者）的威胁。由于黄氏在分析中主要着眼于人均产量无变化，所以对于引起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人口还是经济，他没有多少兴趣去直接追寻。在黄氏的分析中，由于长期以来人均产量未有明显变化，因此他并没有直接讨论引起“过密化”的动因究竟是人口还是经济。何炳棣在其关于中国人口的重要研究中，虽然没有对人均粮食消费量作出类似柏金斯那样的正式假设或者黄宗智那样的非正式假设，但也提出了人口与资源的问题。何氏认为：19世纪的天灾人祸，乃是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控制，使得中国人口在19世纪后期达到一种合理的水准。他指出：中国达到人口与资源的平衡，是通过对人口增长的控制，而非资源基础的扩大吸引了新增人口。虽然何氏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是惟一明确采用马尔萨斯主义的主要著作，但是其他人的一些重要著作，也符合欧洲古典经济学家创造的构架。例如，伊懋可1973年出版的《中国过去的模式》，对于宋代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以及明清时期有效的市场机制的继续扩大，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总结。但是，为什么这些变化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在一种“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中停滞不前？伊氏为此甚伤脑筋。如果我们承认伊氏对帝国晚期中国的评价符合斯密主义的构架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的神秘性也就会大大减少。

在伊懋可、何炳棣、黄宗智和柏金斯所研究的这许多世纪中，中国各地的生活水准一直有着颇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形成了起落循环，但是人口与资源可能保持着大致的平衡。我们所确知的是：没有发生任何突破，使得人均增长可以保持。但在西欧的少数地区（主要是在英国），却真正出现了这种突破。中国没有经历这种突破并不令人惊诧，更重要的似乎是解释长江下游地区是如何取得可观的经济成就的。无论如何，在1350—1750年间的欧亚两洲，长江下游肯定是经济上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黄宗智的研究，较多讨论的是长江三角洲怎么未经历根本性的经济突破；而对这一地区如何取得经济成就，则谈得较少。伊懋可、何炳棣和柏金斯以及相当多的日本学者，他们所作的研究，则更有助于解释“事实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仍然是对经济变化的主要动因提出合理的解释。我认为，特别要从商业的角度去看问题，因为根据中、日史坛对商业与交易的研究（这未显现在黄宗智的书里），似乎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出乎亚当·斯密以及自他以来的学者之所料，斯密的市场交换的逻辑，在中国运作得颇为成功。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有证据说明：

在城市工厂工业化之前，中国与欧洲有着类似的经济成长的动力。应当强调：城市工厂工业化是一个迟于斯密著作的历史现象，因此斯密不可能在其关于经济成长的论证中，考虑到城市工厂工业化。黄宗智反对以斯密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现象，他似乎是袭用常见的那种将斯密视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的预言家的观点。但事实上斯密写作的时代，距工业化在欧洲立足之时尚很久。[2]我们要问：亚当·斯密时代欧洲的人口-资源关系是怎样的呢？又，黄宗智关于中国年劳动生产率水平大致不变的说法，在一个包括斯密时代的欧洲在内的世界里，是怎样不可思议呢？

同样的观点也可适用于欧洲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甚至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在其几个世纪的经济成长中，长期的实际工资并未变化。直到19世纪的城市工厂工业化出现，实际工资和人口资源比例才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勒旺[Levine]1987）。尽管在短时期内，人口随着生育与死亡而波动，但在长时期内，19世纪以前的人口基本是与经济情况相适应的。可以预料：在中国，人口的明显变化，也会改变工资、地租和地价之间的关系，并影响农民按照劳动需要而选择种植何种作物。然而，黄宗智只是声称：在近六个世纪的江南，家庭耕作优于雇佣劳动和出租土地。他也未将人口变化作为解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农民的生产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黄宗智1990：120~122）。但事实是：江苏人口在1852年为4449. 4万人，而1898年仅为2239万人；浙江人口在1852年和1898年分别为3017. 6万人和1190万人。令人不解的是，黄氏忽视了太平天国时期江南人口的这一大幅减少。他不仅不谈这个变化如何影响到生产组织，而且反而求助于属于20世纪的人口增加来证实其论点。他对太平天国以后的面向出口的蚕桑业进行分析时，很少了解以下事实：蚕桑业的变化，是发生在人口压力肯定处于低点之时。由于长江三角洲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密度并不比18世纪60年代高很多，所以黄氏所求助的人口压力，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不确定的。早在20多年前，何炳棣所作的人口研究就已表明：在1850年至1959年之间的100多年中，江苏的人口仅增加了7. 5%，而且这个增加还包括了上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而形成这一因素在内（黄宗智研究中未考虑到此因素）。和江苏南部共同形成长江三角洲的浙江，在上述时间内人口下降了19%（何炳棣1959：246。施坚雅近来对长江下游地区的估计认为，此地区1843年人口为6700万，1893年降至4500万，而至1953年也才回升至6 100万，见施坚雅1977：213）。即使前述诸数字都有相当误差，在关于人口变化的新证据尚未出现之时，我们仍然很难相信黄宗智对此地区人口压力加剧所作的一般论述是正确的。

当然，在人口增长与商品化之间，仍然可能有一种重要的关系。很明显，中国的商业化，能够使不断增加的人口依靠相对减少的耕地存活。个中道理，与斯密关于绝对优势和专业化的道理颇为相似。市场机会带来了肯定的效益。黄宗智虽未排除市场的好处，但他未对商业扩张的原理加以分析（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农民在商业扩展的过程中未获得资本主义发展之故）。由于黄氏认为英国经历了斯密与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近代发展，所以对黄氏来说，必须设想英国农村的商业扩展是另一种情况。但是，简单回顾一下英国的经历，即可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在英国，农村工业的发展，为农村居民开创了收入的新来源。在贸易扩展的同时，由于结婚年龄降低和结婚率提高，人口也增加了（勒旺1977与1987）。经济变化与人口行为之间，虽然在不同的情况下呈现出不同的关系组合，但其基本逻辑却是相同的，即增加的人口可以从商业化与农村工业化中受益，但生活水平并未持续提高。自17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中叶，英国的实际工资有小幅增加，但一旦人口开始较快增长，实际工资亦开始下降。[3]1800年以后工资又上升，但此时工资与人口运动已无紧密联系。英国农村的这一情况，与黄宗智所见的中国经济状况——人口持续增加，生活水准无明显提高——实无二致。[4]黄氏声称：寻求资本主义利润的农夫与仅仅寻求维持生存的农夫，其生产的动机不相同。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很适合于区分英国与长江下游农村居民从事农村工业的动机（黄宗智1991：629）。当然，在黄氏谈到英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时，他可能也想到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更有意义的比较，就不应是将这些富有进取心的个人与中国农民进行比较，而应是将这些个人与中国商人以及地主进行比较。像欧洲的商人与地主一样，中国的商人与地主也寻求利润，而非为维持生存而辛勤工作。

正如我在本章中所作的论证，直到20世纪，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是依据斯密型动力而扩展的。这就意味着：在几个世纪中，推动欧洲与中国经济变化的基本动力是相同的。以下所要讨论的，一方面是评估这种动力的重要性，即它如何促进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则检视它对经济成长的制约：它何以使得持续的人口增加，导致一种马尔萨斯主义的危险。

五 斯密与马尔萨斯：中国与古典经济学

亚当·斯密指出：在马可·波罗作实地调查并写下其著名游记之前，中国可能已取得其最伟大的成就。同时，斯密又强调中国经济成长有其极限：“甚至在他（马可·波罗——译者）以前很久，中国可能已经获得了其法律与制度的性质所允许获得的全部财富”（斯密1937：71）。斯密与李嘉图（Ricardo）、马尔萨斯都相信经济成长受到更广泛的限制。他们认为：经济决定人口成长速率，因此维持生存的费用与工资紧密联系在一起。据斯密估计，高工资增加了儿童生存率；而儿童增加导致的人口增长，又使工资下降（斯密1937：64~84）。其次，在富裕的国家，增加财富的机会已经竭尽，所以利润水平和利息率在下降（斯密1937：87~88）。李嘉图的基本分析构架也一样，他预计自然资源会耗尽（布劳格[Blaug]1985：88）。在此同时，马尔萨斯对人口增殖超过其资源基础所能支持的数量的前景深感恐惧。尽管我们习惯上把斯密与近代经济发展之研究相联系，但是他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所阐释的，是一个尚未经历19世纪的巨大产业变革的世界。正如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所说：“应当记住：当此书（《国富论》——译者）面世时，一座典型的以水利为动力的工厂已拥有300~400名工人，但在整个不列颠群岛，这类工厂仅有二三十座。这有助于解释斯密对固定资本的忽略以及他从来未真正放弃农业而非制造业才是英国财富的主要来源的老生常谈”（布劳格1985：37）。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全都生活在一个经济仍然受农业所支配的世界。

人们对中国的通常看法是：该国由于人口增长超过资源，因而是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边缘摇来晃去。这种看法受到许多人的支持，但它主要是基于当代的现象去推论历史，即：一般把人口的大量增加视为第三世界近代经济发展的障碍，因而将中国之无法发展现代经济，归咎于其人口过多。然而，中国与欧洲前几个世纪的人口历史，到底是在何种程度上变得彼此不同，这一点尚有待澄清。中、欧比较的关键在于出生率与死亡率。在欧洲，阻止人口增长的因素，主要是出生率的降低，而非死亡率的增高。晚婚和部分妇女终生不婚所形成的预防性制衡（preventive checks），使出生率低于她们的最大生殖能力。与此相反，自马尔萨斯以来，人们都为中国的高出生率担忧，认为只有高死亡率才能平衡之。因此，中国通常被视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国度。通过高死亡率的“积极制衡”（positive checks），才达到人口稳定。但是，仔细检视死亡率的证据，我们发现这种看法并不可靠。

从表面上来看，死亡率与可获得的资源之间有联系，是很清楚的。但事实上却很难把二者直接联系起来。除了在危机的年代之外，很少人会饿死。可能有很多人为慢性营养不良所苦，但即使在今日，也很难确定营养不良对死亡的影响有多大（卡尔迈克尔[Carmichael]1985；莱夫-巴西[Live Bacci]1985；斯克里姆肖[Scrimshaw]1985；泰勒[Taylor] 1985）。然而，现代学者仍然继续把食物供给情况与死亡率联系在一起（西蒙[Simon]1985：218）。

通常人们都认为中国人生活水准很低，使得他们的死亡风险很高。但这种见解是很勉强的。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在读了关于中国社会的记述后，都为中国的饮食情况叹息，斯密说：

中国下层民众之贫困，远甚于欧洲最穷国家中的贫民……他们得到的口粮太少，所以急于打捞任何欧洲船只抛弃的肮脏垃圾。任何腐肉，例如半腐臭的死猫或死狗，他们都欢迎，就像其他国家的人民欢迎最好的食物一样（斯密1937：72）。

马尔萨斯的评论也与此相呼应：

如果现有的有关中国的记述可信，那么中国的下层民众都习惯于以最少量的食物为生，而且他们乐于得到欧洲劳工宁愿饿肚子也不吃的那些腐臭的食物下脚料（马尔萨斯1976：53）。

但是，其他的欧洲作者，包括认真作第一手调查的观察者，却有大不相同的看法。例如，有一位苏格兰目击者罗伯特·福钦（Robert Fortune），对中国农业的评价并不很高，但他指出：“仅用几个钱……中国人就能很体面地吃米饭、鱼、蔬菜和喝茶。我坚信中国是世界上存在贫穷和匮乏最少的地方”（福钦1847：121，转引自安德森[Anderson]1988：96）。在其另一部著作中，他谈到了采茶工人的饮食：

这些人的食物极为简单，也就是说，只有米饭、蔬菜和少量肉食（如鱼和猪肉等）。但是中国最贫穷的阶层，比起英国最贫穷的阶层来说，在掌握烹调艺术方面似乎强得多。用上述简单的食物，中国劳工力求做出许多可口的菜肴，因此其早餐与正餐都吃得颇为丰盛。在苏格兰，过去——我想现在也同样——从事收获工作的劳工的早餐是粥和牛奶，午餐是面包和啤酒，晚餐是粥与牛奶。一个中国人靠这些食物就要饿肚子（福钦1857：42 ~ 43，转引自安德森1988：96）。

19世纪的中国，通常被我们视为一个危机日深的国家。但是福钦在距今一个世纪之前据其所见对中国所作的论述，可能比起我们想象中的中国要更真实得多。无怪乎一位当代的汉学大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坚信：“雍正朝（1723—1735）和乾隆前期（1736—1765）的中国农民，较之路易十五朝的法国农民，普遍而言，吃得更好，生活更为舒适”。[5]

简言之，根据现有的营养与生活水准的零星证据，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生活水准，会低到因资源匮乏而导致高死亡率的地步。某些外国观察者对于中国食物问题的看法，很可能更多地出于文化（如口味与习惯等）的差异，而较少出于营养质量的科学根据。毫无疑问，明清时期的中国易遭饥荒。特别是在19世纪，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结合起来引起的危机，肯定提高了中国各地的死亡率。例如，自19世纪中期起，叛乱殃及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以及中国西北、西南和南部的许多地方。最严重的天灾发生在华北与西北。在这些地区，1876—1879年间的连续大旱耗尽了仓储，迫使农民到处寻找食物。有些地方幸而灾不甚烈，但交战的军队又打断了正常的农作日程，并且大量劫掠所余粮食。可以预见，因为营养不良使得更多的人易于患病，同时一些人更直接死于饥荒，因此使得死亡率升高了。

中外观察者对这一时期的记述，都很令人心寒。例如，在山东省青州府，据荷兰牧师福尔古森（J. H. Ferguson）估计，在许多村庄，有30%~ 60%的家庭死于饥荒。同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报道说：在一些较小的村庄里，死亡率达到90%（波赫尔[Bohr] 1972：15）。1878年末，在饥荒过去后，山西巡抚曾国荃上奏说：饥荒影响到该省80%的人口，同时60% ~ 70%的人口感染了伤寒病（波赫尔1972：23）。据波赫尔的估计，在华北与西北，可能有950万左右的人死亡（波赫尔1972：26）。

尽管这些记述如此可怕，但我们仍不能肯定这一类危机使得中国与欧洲相异。近代早期的欧洲也出现过由饥荒、瘟疫和战争引起死亡率剧增的情况。在十四、十五世纪，瘟疫是一主要杀手；战争直接致死者相对较少，但因其打断生产与贸易，所以也能导致生存危机（霍亨伯格[Hohenberg]与里斯[Lees]1985：79~83）。不过，在另一方面，死亡危机也常常被视为一种引起补偿反应的人口动力。换言之，当死亡危机来临时，人们会自发地增加生育以补偿人口的减少（弗林[Flinn]1981：25~ 47）。不论死亡危机对人口成长动力的冲击如何，在中国与欧洲之间，仍存在着更基本的相似性，只不过是这种相似性被那些流行假设蒙蔽了，而这些假设认为中、西之间只有差异可言。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自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国的死亡率水平在持续上升。例如，泰德·泰尔福德（Ted Telford）以安徽桐城县的家谱资料为依据，指出在1750年与1769年之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39. 6岁，一个半世纪后却跌至33. 4岁（泰尔福德1990：133）。刘翠溶在明清家谱研究中，也发现预期寿命在18世纪内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降低（刘翠溶1985）。从表面上看，这类证据支持马尔萨斯关于在帝国晚期中国预期寿命下降的观点。但如更仔细地推敲，则这一解释却很难令人信服。我们有理由怀疑预期寿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之说。由于技术方面的理由，也由于历史记载不相符，马尔萨斯的上述观点颇难令人接受。

家谱资料中的技术性问题，家谱人口学家自己也注意到了（郝瑞[Harrell]1987；泰尔福德1990）。其中与人口统计有关的一个问题是：越到后来的时期，就有越多的家谱把婴儿与儿童收入其中；因此依据家谱所计算的死亡率便会上升。刘翠溶和泰尔福德所发现的预期寿命都下降的情况，很可能就是因此所致，而未必真正是预期寿命下降。[6]

上述预期寿命下降的趋势，也与历史背景不符。在经济萧条时的17世纪后期，官员（特别是长江沿岸各地的官员）担忧劳工找不到工作（岸本美绪1984）。然而到了18世纪，农产品价格上升，就业机会增加，显然此时的经济状况优于前一世纪。因此，我们很难相信18世纪后期的预期寿命，会像刘翠溶和泰尔福德所论的那样，比18世纪初、中期更低。当然，现已知19世纪中叶预期寿命的水平确实非常之低（这很可能是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但这看来是暂时的现象。就长期趋势而言，现存的资料似乎尚不足支持17世纪末以来预期寿命持续降低之说。

上述家谱的研究显示：马尔萨斯的观点很难对中国人口和经济问题提供完满的答案。由于家谱的内容在被使用前已经过筛选，而未能提供确实的资料以计算预期寿命，因此死亡率亦可能被高估。将此数据拿来与欧洲的预期寿命作比较，其问题自不待言。另一方面，17世纪后期以来，只有一些最繁荣的欧洲国家才能摆脱马尔萨斯主义的“积极人口控制”的幽灵，提高其预期寿命。除了这些例子之外，清代中国达到的预期寿命并不比别的国家低。因此，家谱资料中的中国人口预期寿命减少，真的会是由于马尔萨斯主义的积极控制所致吗？恐怕并不尽然。此外，中国的资源短缺会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方式来增加死亡率，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可能。事实上，中国与欧洲的死亡率水平差异并不显著。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太快为前者贴上“积极控制”的标签；另一方面也不应当忽略后者也发生过类似现象的事实。

总之，中国的营养水平并非明显低下。即使假定如此，其对死亡率的影响亦不很明确。如果营养对死亡率有影响的话，这些影响也将发生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因为根据最好的估计，明清时期中国的死亡率，并未超过欧洲的人口死亡率；而对于欧洲的死亡率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是预防性的人口控制而非积极的人口控制在起作用。因此，马尔萨斯主义所描述的明清时期的中国，看来与近代早期的欧洲差别不大。

六 结论

无论是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经济，还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都为那些与亚当·斯密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学说有关联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变化力量所支配。但这并不是说，在经济行为与人口行为方面，英格兰与长江下游彼此一致。二者之间肯定有差异存在，但是事实证明有些差异只是表面上的，而非真实的。例如，黄宗智认为中国土地、劳动与信贷市场的竞争机制，有许多限制（黄宗智1990：106~111）。而他实际上是以大学一年级经济学课程所讲授的那种典型市场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只是未明说而已。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对市场的限制也很严重。事实上，此时欧洲的农村土地与信贷市场，远比黄宗智所看到的受限制的中国市场更不自由。[7]这里要承认的是，欧洲的与中国的市场，都和理论中的典型市场大不相同。懂得这一观点之后，接下来我们面临的更大挑战，则是解释中国与欧洲经济变化动力的相似性，以及两者在何处开始分道扬镳。

上述时代的中国与西欧，共处于一个农业收成不保险、生产原料有限的世界之中。二者都经历了由经济扩展与收缩组成的周期循环。在类似的斯密型动力（即劳动的区域分工和通过市场的绝对优势）的推动下，这种循环逐渐地创造了更大规模的经济。当然，实际的生产组织差异很大。不过，在中国内部和欧洲内部的差异，较之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土地使用的习俗都包括了从大地主与佃农到自由小自耕农的许多形式。许多法国农民，都把自家的耕地与租来的耕地合在一起耕种；为了平衡其劳动与土地，他们也都雇工与受雇。

同时，中国与欧洲也同样有落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可能性，即人口压力带来资源匮乏的经济危机。不过，与那些老生常谈相反，1800年以前，中国绝不比欧洲更容易出现经济危机和人口危机。斯密型动力所引起的欧亚经济的明显扩展，并未逃脱马尔萨斯主义的限制。斯密与马尔萨斯两位古典经济学家都承认在欧洲有这种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同样适用于中国。即使新近的学术成果证实中国与欧洲的人口比例有显著的差异，欧亚大陆的这两端仍都同样地明显呈现出脆弱的人口-资源比例。尽管有些研究指出近代早期欧洲的某些繁荣地区尚未落入马尔萨斯主义的陷阱，但单凭斯密型动力并不能保证这些地区可以一直避开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更为可能的是，在18世纪晚期，中国和欧洲的经济核心地区都尚未遭遇真正的马尔萨斯危机的威胁。不论将来的研究如何探讨这些大问题，古典经济学家所划定的世界经济的限制，仍然存在于19世纪以前的中国和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当我们在下一章讨论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和欧洲的工业时，将会再度发现二者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相似性。透过这一相似性的讨论，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以找到二者之间的关键性差异之所在。

第二章 近代早期欧洲与明清时期中国工业扩展的动力

引言

1800年以前，工业生产从未在欧洲经济活动中占有很大比例；而在1800年以后，却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因如此，工业扩展的动力的问题，才在欧洲经济史研究中也占有特殊的地位。历史学家经常探究各种导向近代化的途径。在确定某些变化发生的原因时，他们通常相信他们的解释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就工业化而言，工业革命的先兆通常被视为更为普遍的因素，即不论在何处，这些因素都会促成类似经济变化。按照迈隆·古特曼（Myron P. Gutmann）的观点，如果把工业的变化看做一系列互为因果、互有关联的阶段，我们可以把欧洲近代早期以来的工业化活动分为三个时期：（1）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前期的城市手工业时期；（2）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的农村家庭工业时期；（3）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后期的城市工厂机械化工业时期（古特曼1988）。早期城市手工业生产主要由行会控制。为了保护生产者的利益，行会对其成员施加各种限制措施。后来兴起的农村家庭手工业，逐渐摆脱了这些限制。因此，从手工业行会控制下的城市生产向农村家庭手工业的转变，一般被认为是突破“封建控制”的一个标志。以后工业返归城市，则通常被视为工业革命的巨大胜利，预示着资产阶级的统治。介乎二者之间的是农村工业时期。在此期间，欧洲并未很明显地被“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因素控制。

一 西欧的农村工业与人口变化

近代早期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城市与城镇附近。这些城市与城镇是联结广大地区的市场网络的交会点，在空间上又构成经济地区内的城市等级结构的中心地。[8]这些城镇附近存在着农村工业。

在过去20年中，不少关于近代早期农村工业的研究成果，都采纳了“原始工业化”这一术语。这个概念指的是欧洲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这时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农村家庭，大多并未脱离农业生产。农村工业常常位于城市附近，在许多著名的事例中都与纺织业有关。但是，生产过程的若干重要部分位于农村，并不意味着城市在农村工业生产中未起到重要作用。相反，某些农村工业生产的产品，仍然在城里进行最后加工。不仅如此，城市商人还经常为农村工业生产提供资金，产品分配也总是由城市商人组织进行，并由他们把产品运到远处销售。最后，分散的手工业生产也可以发生在城市（伯格[Berg]、胡德森[Hudson]与索能斯切尔[Sonenscher]1983）。

农村工业发达的地区，人口通常也在增加。很多关于欧洲原始工业化的著作，着重研究经济变化与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撇开细微差别不论，通常的看法是：在那些正在经历着农村工业化的地区，由于结婚年龄降低以及结婚比率提高，人口增长较快。这种见解并非无可争议，对其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已注意到经济变化与人口变化不相协调的事例。[9]然而，尽管存在一些不相协调的例子，但这并不是说在某些地区从未发生过重要的经济与人口的变化。要认识这些经济与人口变化的意义，我们就必须考察较早的情况。

欧洲史学家常常发现：在中世纪后期，欧洲的人口增加了，但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基础却很不稳固。一些学者强调社会与政治的斗争，将其视为问题的起因；而另一些学者则把这些问题描绘为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危机。14世纪的瘟疫之后，欧洲的一些地区，不断出现一种“人口增加逐渐超过经济发展”的循环。但在其他地区（特别是英格兰的许多地区），在耕地资源与人口之间，却达到了一种更为稳定的平衡。在后一类地区，直到14世纪，土地还被划分为小块。但是而后这种划分逐渐废止了，仅只平分家畜与动产，土地则保留于一人之手。未得到土地的儿子，则付之以现款，作为其应有的家庭土地份额的补偿。[10]这种做法，使得农村公社在农村工业出现以前，达到一种小规模的经济与人口的平衡。

这种欧洲村社，一直被人们设想为一种生态环境的理想形式。在其中，工作职位的数量是固定的，而且与财产相联系。若要建立家庭，就要先得到一个职位。在一般的情况下，由一个儿子单独继承土地，而只有当其父母不能或不愿再耕种这块土地时，他才能结婚。许多年轻人因找不到一个职位，只好背井离乡到外地谋生。还有一些虽然留下来做雇工，但却不能结婚。有些地方土地可以划分继承，因而农民的后代便面临平均地产缩小的威胁。不过这种威胁又被向外移民和垦荒地所缓和。人们所熟知的欧洲婚姻模式——男女结婚都较晚以及男女独身比例都较高，与当时的制度结构密切相关。这种制度结构限制建立家庭，并且在村社一级的水平上，促成每一代人的人口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能密切配合。不过，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以土地为基础的理想化工作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相反，资源与人口之间的均衡是透过一种较为复杂的文化逻辑运作所达成的。这种逻辑将婚姻行为与广泛的经济条件（更准确地说，是与工资水平）相联系在一起。

欧洲的农村工业化，从根本上推翻了这种稳定的秩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因此而能够建立家庭。同时，更多的人不仅能够结婚，而且也能够较早结婚。除人口变化外，农村工业还常常与许多特殊的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分家制度）相联系。鲁道夫·布隆（Rudolph Braun）对苏黎世山区的研究表明：农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从不能分家到能够分家的转变（布隆1978）。富兰克林·孟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指出：在那些没有实现分家制度，同时农场规模大得足以为所有居民提供劳动就业机会的地区，农村工业的影响较小；反之，在那些分家盛行、农场规模较小的地区，农村工业的影响较大。他说：“我们可以推测：季节性手工业的发展，与农场规模零碎化的盛行，是相行相伴的。有许多原因引起了农场规模零碎化。这主要是由于分家或分租所致。此外，农民被允许在过去封禁的土地上取得一小块土地，也会造成农场的分割。在农场不断缩小的同时，移民迁入，结婚普及，所以人口将会充斥于新开垦的地区。即使在收获季节，农民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也没有足够的农活可做……因此，若是村社有良好的市场可出售农村手工业产品，农场零碎化不断加剧或是开垦新农田比较容易，再加上在附近可以找到夏季农业雇工的工作，这些情况就很符合内卷化的进程，从而在小农场地区（或小农业地区）就会发生原始工业化”（孟德尔斯1980：182）。

孟德尔斯的上述论点，是他关于农村工业研究的一部分。他的研究把我们的视线仍然引回到工业化问题上来。以往学者们认为农村工业是旧有的“封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被新兴的19世纪城市工业化（即工业革命）所取代。人口增长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在经济之外自行发生的过程，因此学者们仅仅从人口统计的变异本身（如生育率与死亡率等），来对人口增长问题加以解释。但是现在的许多欧洲史学家，已把农村工业视为19世纪经济变化的先兆之一；同时他们对人口变化的研究，通常也重视个别家庭如何在具体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内作出结婚与生育的决定的问题。[11]

农村工业是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一个重要经济发展。它通常产生于那些市场机制良好、耕作地块狭小的地区。由于它提供的新的劳动机会，使结婚年龄提早，进而可能拥有较大的家庭。然而，很少有农村工业的具体事例，真正展现出原始工业化理论所预示的所有普遍特征。这也许不应当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介入其中的其他因素实在太多了。更难预见的是：明清中国的许多地区，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具备了与欧洲原始工业化有关的那些条件？

二 中国的农村工业与人口变化

16—18世纪中国不同地区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与手工业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历史学家注意的对象。许多最为著名的手工业中心，位于人口密集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与欧洲相仿，纺织业是主要的农村手工业，尤其在江浙地区的许多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在16世纪已开始大批转向纺纱织布或丝织。至18世纪，经济作物种植与手工业已普及全国。富商大贾（其中许多来自山西或徽州），控制了长途贸易的大部分。[12]促成这些发展的条件，颇类似于那些与欧洲农村工业有关的条件——例如良好的市场机会、土地可以分割继承、有季节性的非农业工作可做，等等。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不同地区背景下的农村工业的发展，呈现了（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类似的经济变化过程，即商人长途贩运小家庭生产的产品。[13]而且，对于欧亚农村居民来说，农村工业创造的经济机会也明显相似：农村居民并没有普遍地把劳动转移到乡村以外，但却可以得到非农业性质的收入来源。

如果对欧洲与中国农村居民来说，农村工业创造的经济机会是明显相类的话，那么人口的影响也相同吗？在中国，农村工业是否也一如在欧洲那样，粉碎了制约小家庭形成的严重障碍呢？农村工业化以前，西欧许多地方都有对结婚生育的制度性制约；但中国却并没有这种制约。既然缺乏具有类似效果的制约，所以在中国也没有什么障碍可粉碎。这个对比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没有生育限制，但是中国的生育限制，总的来说似乎不如西欧和北欧的生育限制那么有效。[14]20世纪的调查指出：中国妇女普遍结婚并且早婚，婚后生育率中等。过去几个世纪内中国许多地方的妇女婚育情况很可能也如此（寇尔[Coale]1984；武雅士[Wolf] 1984）。在欧洲，各种惯例使得能否结婚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独立的家庭，从而常常限制了结婚率与生育率。在中国，结婚单位的形成并不要求分家，已婚的子女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大家庭（joint family，即父母和至少两对已婚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译者）乃是儒家理想的家庭形式。欧洲的制度性制约，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学者们发现，在欧洲，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存在于许多地方，但有关大家庭形成的事例则相对较少。[15]

欧洲和中国的评论家，都担忧生育制约减弱的出现。在土地可以分割继承的制度下，旧有庄园可能日益碎裂为小农场。这种前景使得马尔萨斯感到恐惧。他反对19世纪初法国民法的修改，因为他认为这一修改使得分家合法化，而分家合法化则会鼓励人们多生儿育女而不愿考虑将来。R. H.陶尼（Tawney）和另一些学者，对中国人虽面临经济困境而仍然还想生孩子的情况，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陶尼1966：104）。对结婚与生育缺乏严厉的经济制约，有可能使得人口增长超过资源增长。

在中国，从未有过那种由规模固定、数量稳定的工作职位组成的村社。由于许多地方土地买卖盛行，同时世代分家也导致家庭田产减少，中国农村中的工作职位远比西欧具有伸缩性。因此，正因为中国并不存在一种使得人口与资源保持大体平衡的机制，当然农村工业也谈不上会推翻此种机制了。相反，因为农村工业减少了（但未消除）那种人口超越资源的马尔萨斯主义危险，所以中国的农村工业有助于维持很高的结婚率与早婚率。虽然农村工业对家庭人口行为的这种影响并不一定在中国与欧洲都引起同样的变化，但结果却是相似的：农村工业都促进了早婚和高结婚率。[16]中国与欧洲的类似经济变化都促进了人口增长。即使更大的经济环境和支配人口行为的制度结构不相同，情况仍然如此。而且，与欧洲原始工业化有关的那些特殊条件（如季节性手工业的发展、农场规模的缩小、良好的市场体系等等），在中国可能比在欧洲还更普遍。但是许多欧洲史学者所假定的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的历史顺序，在中国却并未清楚地出现。下面我们再分析欧洲的情况，这将使我们能以一种新观点，来看待中国为何未发展起资本主义的老问题。

三 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

富兰克林·孟德尔斯发明了“原始工业化”一词。他认为：原始工业化的过程是一种具有地区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民家庭（或者说，至少是农村家庭）为远处市场生产产品（孟德尔斯1984）。由此定义出发，孟德尔斯提出了一系列假设。他提出：在19世纪出现工业化的大多数地区，都曾经历过一个原始工业化的阶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结婚年龄的变化增加了劳动供给；（2）商人将劳动移向城市，以便更容易收集产品并更有效控制产品质量；（3）机器投资的资本来自于原始工业化的利润；（4）原始工业化教会商人有关技术；（5）原始工业化教会劳动者有关技能；（6）资本主义农业是在原始工业化中发展起来的（孟德尔斯1984）。简言之，孟德尔斯肯定了他于1972年最初提出的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有联系的论断。其他学者则强调原始工业化与19世纪城市工业化之间，有一种更因具体情况而异的关系。

关于原始工业化的第二种观点，是大卫·勒旺（David Levine）提出的。他以下述方式讲述原始工业化的情况：“很多原始工业化的生产（特别是纺织业）可以用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出的‘内卷化’的概念来表现其特征。经济活动改变了人口状况，同样地，人口增长也影响了生产组织……由于劳动便宜而且供给充分，人们不愿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工资低，原始的生产技术仍是最有利可图的；低水平的技术，导致劳动集约化，所以廉价劳动极为重要……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是使用高效能的动力机械以取代人工技艺。但这又是另一回事了”（勒旺1977：14）。确切地说，从原始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仍是一个摆脱农村工业发展的过程。如果我们同意勒旺的观点，那么我们应承认：这两种工业化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

彼得·克里尔得特（Peter Kriedte）提出了关于原始工业化的第三种观点。他说：“原始工业化确实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某些条件，但这些条件还不足以引起工业化。要把家庭生产制推向工业化，除其内部矛盾与外部刺激外，还需要一种特定的大环境。若缺乏这种环境，或者这种环境发育不充分，调节原始工业生产的机制就会在其内部矛盾与外部冲击的联合压力之下崩溃。原始工业生产将彻底瓦解，或不断地遭受严重危机，而不会发展为工业化”（克里尔得特等1981：145~146）。和勒旺一样，克氏也强调在原始工业化的动力中潜伏着危险。不过，对于工业化所必需的“一种特定的大环境”到底是什么，克氏并未详细说明。

很明显，在我们考虑原始工业化的动力到底有多强、原始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有时会有多慢等问题时，详细说明这种“大环境”是十分重要的。孟德尔斯对此作了清晰的阐述：“和彻底的无产阶级真正相配的，是那种固定资本占主导地位、生产不间断以及劳动生产率高得令资本家认为高投资合算的工厂。如果我们理解在农业中清除季节性就业不足是何等困难，我们就会懂得：新的最佳应用技术之实际用到生产中，将会是何等缓慢，从而也会懂得：在工业中手工业方法与近代方法将会长期共存”（孟德尔斯1980：190）。孟德尔斯、勒旺、克里尔得特都认为：手工业生产和工厂生产不仅有先后继承的特点，而且还有经常彼此竞争的特点。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以区分原始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的动力。他认为：从18世纪中期的立场来看，19世纪式的工业化发展是全然无法明白的。他说：“假若我们设想身处于1750年，不要理会后来真正发生的事，而来想象当时的情况将来会变得如何，那么最可能预见到的是城乡劳动分工。但这种分工是：城市里聚集了欧洲的食利者、官吏以及大资本家，他们专力于贸易、行政和服务，而不从事工业。还可以预见到农村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从事农业与工业”（蒂利1983：133）。蒂利接着马上提醒我们：欧洲1750年以后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无论如何，城市工业化是跟着农村原始工业化发生的。

中国的情况则大异于是。农村工业延续了许多世纪。蒂利对欧洲1750年以后前景的设想，颇为符合中国的情况。我们已看到：在中国不同的时期与地区，农村人口的增加，至少是部分地依赖于工资劳动或手工业商品生产；城市中心的数量与规模增加了，但城市中心一般都没有很强的工业基础。就中国最“先进”的经济地区——长江下游——而言，我们已相当清楚地知道手工业发展的情况。在这方面，日本学者作了重要的考证，为说明这些发展奠定了基本构架。

西定生认为：国家赋税需求刺激了棉纺织业的发展；棉纺织业代表了专业化农村工业的一种新形式，不同于传统的耕织结合和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西定生1966）。田中正俊不同意西定生把赋税作为农村手工业的“外部刺激”而加以强调的做法，而是认为农村工业发展的动力，在于农村经济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田中正俊1973）。虽然两人在解释农村工业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时看法分歧，但他们都对农村工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作了明确的区别。他们都认识到：

在中国农村工业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之间，具有重大差异。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与后来西方学者在欧洲原始工业化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恰恰是在西定生与田中正俊发现中国与西欧相异的那些地方，现在有新的证据表明：从欧洲原始工业化前景的角度来看，中国与西欧有许多相近之处。事实上，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的那个著名而又备受批评的“高水平平衡陷阱”的观点（这个观点颇大程度上是以较早的日本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的），即描绘了一种“成功的”原始工业化制度（伊懋可1973）。正如伊氏所述，明清长江下游市场与农村工业的发展，维持了日益庞大的人口。但农村工业内部，并无促进重大资本化及技术变化的刺激。伊氏力图解释何以中国未发生欧洲19世纪式的“工业革命”，但他的努力却似乎是徒劳而无功，因为原始工业化与19世纪城市工业化两者的动力截然不同。欧洲的文献提醒我们：在欧洲，对于发展而言，农村工业也是一种潜在的陷阱。当然，欧洲在19世纪不再受农村工业化的动力驱动，但中国则依然如旧。

黄宗智关于华北农村经济的著作清楚地表明：在20世纪前期华北32个村庄中，有5个村庄，其中家庭手工业是农民家庭重要收入来源。虽然他正确地警告读者不要过高估计手工业生产对所有贫穷家庭的普遍重要性，但我们仍能合理地假设：他所研究的某些村庄的农村工业化，与前几个世纪欧洲一些地方的农村工业化大略相同，因此仍是原始工业化的动力在起作用。[17]黄宗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指出了这一点，所以他把工资劳动视为人口增长的一种可能的刺激。[18]他进而论证：当人口增加而未有重要变革发生时，经济越来越容易遭受危机。我认为黄宗智的论点，与一些学者关于欧洲原始工业化的论点十分相像。黄宗智所看到的20世纪前期华北农村的危机，与其他学者担心前几个世纪的欧洲可能会出现的危机，似乎颇为相似。但是，正如我在本书首章所指出的那样，人口状况方面的这种大略相似，可能并不像黄氏和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接近于马尔萨斯主义的增长极限。

欧洲与中国农村工业的相似性，一直为人们所注意，但未被人们切实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在寻求另外的某种东西。明白地说，我们一直在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事实上，与中国情况最为相类的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动力，也并不一定会导向19世纪的城市工业化。[19]为什么中国的农村工业的出现，就一定会导向资本主义呢？或许，探寻“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史学家们，不应再继续寻求那种使明清经济发展不能变成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的东西。[20]相反，我们应当承认：原始工业化的动力，与造成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一系列条件，具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当我们发现了与原始工业化相类似的情况时，不应当再希冀会有欧洲式的工业化出现。同时，我们还应当承认：放弃对于明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搜寻，并不会使我们忽视那些更有用的比较。

四 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之比较

尽管原始工业化不一定导向城市工厂工业，但是原始工业化的过程仍然有助于一个无产者阶级的形成。根据蒂利的看法，早在19世纪城市就业机会大量增加之前的几个世代，这个逐渐与土地失去直接关联的无产者阶级，就已出现（蒂利1984）。在中国，一般而言，农村工业并未创造出一个类似的无产者阶级，从劳动人口游离出来而得以进城工作。相反，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使得中国农民与土地的联系，比欧洲农民更紧密。一方面，分家制度使得农民的田产一代少于一代；但另一方面，活跃的土地市场又意味着一些人可以透过交易扩大其田产（甚至超过他们前辈的规模），另一些人则依赖于租入土地或出卖劳力。

农村半无产者，即部分出卖劳力而且更普遍从事农村工业的人们，无疑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可以上升到佃农和小自耕农，也可以变得一无所有。现在看来，由于存在着以下三个原因，半无产者不大可能成为一个能够自我再生的阶级：（1）经过几代之后，社会流动性易于瓦解阶级的稳定性；（2）经济对穷人的生育率的限制，使得处于贫困境地的人们繁衍大量无产者后代的可能性很低；（3）从事农村工业的家庭通常也继续从事农业，因为中国的地方社会结构很少引起欧洲那种日益鲜明的农夫与农村工人之间的区别。因此，在中国从事农村工业的人们并不像在欧洲的农村工人一样，可以轻易被招募进城工作。

在19世纪与20世纪前期，中国许多地区的农村肯定有阶级分化发生。复杂的土地占有制度与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型的人际关系。尽管有经营地主使用雇工进行生产以及农民转向专业化市场生产的事例，[21]但更令人注目的是小规模农民耕作的延续。从事这种耕作的农民能够在一生中，多次改变其土地使用占有地位和劳动力分配方式，并且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有限度地上下移动。中国学者投入了很大努力，把耕作农户的土地占有差异解释为社会差别。但这种差异与经济的总体变化的关系较小，而与耕作农户的延续的关系较大。这些农户当然经历过阶级分化中的社会流动。在许多事例里，他们转向手工业，将此作为一种收入来源。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不是扎根于土地，也保持着与土地的联系。中国农民把耕作与手工业结合在家庭内，这种结合有时可能被商业渗透所改变，但很少被彻底摧毁。财产关系通过分家和土地交易而起作用，在中国许多地方助长了一种使得阶级分化不甚严重的社会制度。中国的农村工业，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有几位学者认为亚洲的农作与手工业之间存在一种联系。白馥兰（Francesca Bray）从稻作农业经济的新观点，对小规模耕作与手工业之间的紧密关系，予以支持。她认为水稻农业的集约化与业余的小商品生产有联系（白馥兰1986：135）。她的研究包括中国、日本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水稻经济，发现这些水稻经济在19与20世纪的发展道路极为相异。虽然白氏未作进一步的比较，但是上述差异已提醒我们：农村工业本身，并不能在亚洲“引起”任何类型的工业化。斋藤修关于日本与欧洲原始工业化的比较研究，显示了在英格兰、法兰德斯和日本的许多地方所发生的变化，有不少根本上的相似之处（斋藤修1985）。他把日本水稻经济在19与20世纪的发展道路与欧洲的情况作了直接的比较。日本的情况比较符合欧洲的前景，而中国则否。合而观之，白馥兰和斋藤修向我们指出：不应当期待某种农业制度（包括技术与社会组织）与家庭工业的结合，必然会产生特别的经济变化（诸如从农村工业到城市工业的变化等）。这个欧-亚对比，补充了以前的中国-西欧对比。除了东亚外，我们还可以看看其他非欧洲地区（例如印度，在莫卧尔帝国时代的诸多变化中，家庭工业仍是基本的。哈比卜[Habib]1969）。事实上，弗兰克·柏林（Frank Berlin）已将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扩大到南亚研究中了（柏林1983）。因此，欧亚的证据都证实了农村工业可以适合于不同类型的经济变化。

在这里，我要指出：在欧洲，有一种从农村工业到城市工业的变化顺序。而中国的情况则显示出：原始工业的变化与城市工业化的发展，二者的动力可能性质各异。这并不意味着情况必定如此，但是当二者有联系时，其间的关系需要用特定的社会条件与政治环境来作解释，而不是从某些经济变迁的普遍原则来说明。另一方面，这种工业的变化顺序也并非绝对。农村工业替代城市工业化的例子，可能要比显示欧洲工业发展特征（即从农村工业到城市工业）的事例要多得多。事实上，甚至有农村工业一直延续到高度工业化时代的事例。[22]萨贝尔（Sabel）与赛特林（Zeitlin）更从其对19世纪工业化的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在先进的工业国，未来的工业政策不一定继续与大工业（massive industry）联在一起（萨贝尔与赛特林1985）。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论述范围扩大到发达国家之外的地区，以支持下列看法：某些发展中国家可以避免大工业生产（massive industrial production）取得支配地位。今日中国的农村发展确实提醒我们：小规模的农村工业，能够在更大的发展战略中发挥作用。中国这种优先发展小规模农村工业的做法，非常可能与其明清时期的农村手工业这一历史经验有关。

深入研究农村工业，可以发现中国过去与现在的经济之间的具体联系，同时也显示了欧洲经验的某些特征。在欧洲，租佃关系和继承习惯五花八门，地方性的社会因素造成了农村工业的可能性。“某些继承制度和某些农村结构，对于农村工业颇为有利。平分遗产、定额地租以及土地租佃，较之长子继承、分成地租或地主直接经营，似乎更能促进农村工业”（霍亨伯格[Hohenberg]与里斯[Lees]1985：181）。这些特点，在中国比在欧洲更为普遍。平分遗产、小自耕农和佃农，为农村工业在中国的普遍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欧洲，农村工业的发展，仅只在相对较少的地区，并且常常只是在几十年内，成为一种特别重要的现象。但是在中国，这却是一种普遍而且明显的，并延及数个世纪的现象。[23]

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我要特别声明：我并不认为农村工业的特征，在欧亚大陆到处都一致。我只想指出：在许多农业经济中，都存在着若干相同的社会条件，而这些社会条件有利于以家庭为基础的农村工业的出现。这一比较并不意味着各地的经济变化动力也相同。其原因是：农村工业的特质，系由各种条件共同形成。在这些条件中，有欧亚各地皆同的条件，亦有随地而异的条件。因此，我们在努力解释中国的农村工业发展与人口行为时，不应当希图发现与欧洲文献中相似的情形出现。由于欧洲农村工业的范围包罗万象，意义上也含糊不清，以致有些人不再使用原始工业化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历史现象。但也有些学者认为重新研究这些问题仍大有益处。例如，L. A.克拉克森（Clarkson）对原始工业化文献的长篇评论，证实“原始工业化”一词，作为一个经济史或人口史的分析概念，是不够准确的。但他也肯定了原始工业化文献的重要性，认为这些文献提出了新的问题，并且引进了新类型的证据（克拉克森1985）。马克赛因·伯格（Maxine Berg）强调上述文献的经济侧面，认为对于原始工业化的讨论，有助于纠正那种对19世纪城市工业化发展的过分简单化的看法（伯格1986）。与此相反，大卫·勒旺注重原始工业化的人口及社会方面，指出许多人想象中的原始工业化，是介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阶段。具体地说，他指出农民与无产者阶级的人口行为形成鲜明对照。他并且认为：在导致英格兰从农村社会转向都市社会的各种社会变化中，上述人口行为的变化占有中心地位（勒旺1987）。简言之，学者继续使用原始工业化的文献，来检验许多重大问题，尽管他们在问题的研究取径上意见不一，更不要说在对这些问题的最终结论上看法各异了。这些文献内容广博，鼓励学者用其他地区与欧洲作比较。

农村工业的成长，是斯密型增长的显著特征之一。农户在某种程度上，根据其资源情况与商业机会，专力于商品生产。贸易方式的改进，使城乡生产的联系更加紧密，并扩大了长途贸易网络。这是欧亚大陆两端人民所经历的重大变化。不仅如此，克里尔得特、勒旺和孟德尔斯所指出的那些对于欧洲农村工业扩张动力的限制，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原始工业化的成长，面临马尔萨斯主义的制约，这些制约乃是斯密型动力不能够避免的。即使是18世纪欧洲与中国最先进的地区——英格兰与长江下游，也未逃脱当时古典经济学家预见到的那些对可能的经济前景的制约。然而，欧洲在19世纪开始了近代经济成长，而在中国则否。从资源与产品的配置机制而言，18世纪的欧洲与18世纪的中国，情况都并非很理想。二者的关键性差异，很难说是它们都面临的那些相同的制约，或是它们都拥有的那些彼此相似的农村工商业发展的动力。主要的变化在于欧洲的生产转向了资源与产品的合理配置机制，而中国则相对来说原地不动。欧洲是如何逃脱古典经济学家指出的那些经济成长的桎梏的呢？

五 欧亚各地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增长极限”的不同反应

与中国相比，欧洲获得了多方面的成功。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推迟了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这一最初的成功之关键，是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从而获得了一笔E. L.琼斯（Jones）所称的“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琼斯1981：84）。欧洲人通过扩张所创造的资源基础，肯定优于中国人通过开垦边疆地区土地所创造的资源基础。中国新垦耕地，质量常常低于已有耕地。更糟的是，在许多地方，资源损耗、地力下降的问题日益严重。以前述山西的情况为例，即可清楚见之。经历了18世纪的开垦之后，到了19世纪，山西山区的粮食生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木材生产也大幅下降（方行1979；谭作纲1986；陈良学与邹荣楚1988；萧正洪1988）。这种恶性循环，与勒·罗伊·拉杜里（Le Roy Ladurie）研究的法国朗魁多克（Languedoc）等地区在近代早期的情况，有些相似。但是欧洲经济扩张的动力，能够超越这类情况所引起的制约。

比“鬼田”更重要的是，欧洲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24]这不仅是靠通过海外扩张而攫取新的资源，甚至也不仅是靠通过制度变革而发展生产。E. A.雷格莱（Wrigley）已指出：英国之逃脱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靠的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以煤为新的热能来源而以蒸汽为新形式的机械动力，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率。这是欧洲一些地区的工业化，在19世纪变得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工业化大相径庭的主要特征（雷格莱1988与1989）。矿物能源对农业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卫·格里格（David Grigg）曾就农业中能源的投入与产出，提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数字。若无近代能源的投入，农业中能源投入-产出的比例一般在1∶13到1∶65之间，而中国农业的投入-产出比例则约为1∶41。在近代农业中，能源投入-产出比例在1∶0. 95到1∶4. 2之间（格里格1982：78~80）。近代农业中土地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以能源使用效能降低为代价的。因此，近代农业中资本与劳动生产率之增长，与能源之大量使用密不可分。

与以矿物为基础的经济相对的经济，雷格莱称之为“有机经济”（the organic economy）。由于有机经济的延续，雷格莱不仅认为导向近代经济成长时有一个关键性时机的转变，还认为斯密型经济成长与以新能源为基础的经济扩张，是以不同的内在逻辑而运作的。他说：

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限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的经济成长道路，若用一种成功的经济来描画，充其量只是一条渐近线。它绝不表现为幂的形式，因为幂的形式已成为那些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经济的标志（雷格莱1989：34）。

在另一文章中，他又指出：古典经济学家所谈的经济增长与近代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并非必然，但这一点却被“资本主义”一词弄得混淆不清。他说：

要成功地摆脱有机经济所受的制约，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那种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化以达到近代化，而且也需要下述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即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而非依赖各种过去提供生产所需热能与动力的可再生能源。英国经济正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化了的，但是这两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之间的联系，最初是很偶然的，并无因果关系（雷格莱1988：115）。

雷格莱把亚当·斯密时代的世界与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欧、北美资本主义世界，作了重要区别。而中国的情况，正是对此区别的一个支持。有许许多多的变化发生在欧洲，但未发生于中国；其中能源不过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对我们的研究而言，雷格莱的见解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种经济体系，和那种突破发生后新起的经济体系（这种突破又以急剧转向矿物能源为代表），二者在逻辑上是互相独立的。一旦这种重大突破出现，欧洲就转向了一条新的经济成长道路。

六 技术变化的力量与历史发展的机遇

雷格莱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时代的有机经济和后来的矿物经济所作的区别，是合乎逻辑的。这种差别并非一种孤立与奇怪的现象。因此尽管人们通常用某些偶然性的联系来解释技术变化，但是事实已证明：这些偶然性联系很难产生，或者说，太容易产生，因为有许多因素似乎与某些事例有关，但与另一些事例却无关。由于可能性很多，所以难以有一个简单的模式。乔尔·莫凯尔（Joel Mokyr）近来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出发，来看欧洲的技术变化，并且与中国作了明确的比较（莫凯尔1990）。他首先提出一个有倾向性的观点，即强调大量技术变化突然发生的情况，很少出现在世界历史上。某些因素可能对技术变化发生的速度有影响。其中关键的，莫凯尔认为是文化价值（包括宗教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不同的文化允许发明家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获得不同的报酬，并允许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更广泛地看待人们努力改进人与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问题。莫凯尔也相信：技术变化最可能发生在那些没有强大政府的国家，因为强大的政府有能力压制技术变化。所以在那些政治力量弱小、技术变化又被导向与市场价值相关的历史进程的地方，技术变化最有可能发生。这些广义上的条件，决定了中世纪后期与近代早期欧洲的主要特点。从莫凯尔的论述中，读者会意识到有一种动量聚集（gathering momentum），导向十八、十九世纪的“发明爆炸”（explosion of inventions，即发明大量发生——译者）。这种“发明爆炸”以蒸汽机和纺织机器为先导，引起了工业革命。莫氏的论述变成了一种描述性的综论，而不是对技术变化的因果分析。为了创立一种更为重要的解释，莫凯尔用古典时代的欧洲及明清时期的中国，来作为近代早期欧洲的对照。在古典时代的欧洲，大多数技术都表现为国家控制下的公共工程，技术变化并未卷入私营经济之中。但在中国，莫氏遇到了一个更大的挑战。他必须解释：为什么曾经有很多伟大发明的中国，在1400年以后，创造性变得远不如前？莫氏认为中国人对物质世界的哲学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还指出：国家越来越敌视技术进步，敌视支持技术进步的措施。莫氏这两种看法，事实上很难被证实。哲学思想的变化，是否会妨碍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对此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而且，即使对于这些变化作了有力的论证，仍不能弄清楚：这些变化是否对那些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士的心智有很大影响。关于中国的国家积极压制技术变化之说，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这个国家并没有能力积极地操纵这样的活动。如果这类事情产生了某种可疑的后果，国家也是听之任之而已；更何况技术变化通常不会产生令政府焦虑的后果，因为正统的国家定义，仅涉及道德、政治及社会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会意识到技术变化会带来经济利益，从而变成技术变化的倡导者而非批评者。这一点，在矿业、盐业乃至农业中均可见之。

认为国家反对技术变化，以及认为思想界对物质世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些看法实际上都是出自于为技术变化停止寻找理由的心理。这种为技术停滞寻求某种解释的希求，实际上是在假设：如果没有障碍，技术变化就会持续发生。莫凯尔在其书的不同章节中，承认这种假设没有根据。在今天的高技术时代，技术进步总是由研究与发展战略所规划。在此之前，技术很明显地是一种独立于经济的计算之外的变数。由于我们已习惯于企盼持续的技术进步，所以也就轻易地假设以前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不仅如此，即使我们对今日情况的企盼也并非很站得住脚，因为这些企盼假设：如果情况急需，那么技术进步中的重大障碍总是会解决的。即使我们已证实这种假设对今天而言是合理的，我们也不能说对近代早期的欧洲或明清时期的中国能够作这种假设。

欧洲的突飞猛进，比起中国的停滞不前，当然更令人感到惊异。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都假设技术变化有其固定的、难以逾越的限度；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天地之有限，就再次变得很明显了。因此，我们不应当对中国技术变化的明显减缓太多地感到迷惑，相反倒应当对欧洲的技术发明更多地提出疑问，因为对于前者，我们的认识还很肤浅，而且因为资料缺少而不得不使用负面证据来加以研究；而后者在规模与持续时间上，却是18世纪最敏锐的经济观察家也未曾预见的。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世界其他地区逐渐懂得了欧洲所取得的胜利。各国都希望追赶上来，尽管有些国家仍然继续落在后面。

第三章 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史与经济发展

一 20世纪的中国经济

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民国时代的经济表现一直很感兴趣。经济学家们常常从中发现近代经济成长的证据，而历史学家们则往往看到贫困与危机的情况。他们争议的中心是：民国时代的经济与此前的清代的经济，到底有何不同？

至少可以出自以下四种性质不同的原因促进经济成长[25]：第一，一个基于劳动分工和绝对优势而出现商业扩张的过程，允许人们专力于那些更能发挥其生产能力的活动。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那种动力（即前述的斯密型动力——译者）。如前所述，这种动力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近代早期的欧洲都存在。第二，经济成长可以由投资增加引起。如果为了扩大未来的生产能力而减少消费并投资，经济就会成长。无论在中国或是欧洲，都有一些生产比其他生产需要更大的投资（例如在中国，水稻与蚕桑的生产需要比旱地粮食生产更多的资本与劳动）。当人们专力于这些生产并增加投资时，经济就扩张了。第三，技术进步会使得对资源的使用更加有效，从而引起经济成长（例如在前一章中，我已讨论了工业革命以及若干雷格莱[E. A. Wrigley]所强调的关于无机能源的关键性技术变化）。第四，出现更有效的经济组织来提高产出而毋庸增加投入。下面，我们就来详细地看看这些情况。

二 企业的组织变化在中国与欧洲的作用

在1550—1750年间，欧亚大陆的许多工业都位于农村。古典的工业革命，包括某些生产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这个转移发生在18与19世纪之交的欧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城市环境为新技术的有效运用所提供的组织与制度环境，远比过去分散的农村环境优越。正如从前一章所见的那样，这个转移是一种被雷格莱用来与广义上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变化。我们可以保留对于“资本主义”的广泛定义，以包容近代早期以来欧洲发生的许多变化。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承认：第一章中着重论述的斯密型经济成长动力，并不一定与某种特有的制度特征同义，因为斯密型经济成长也发生在中国，但中国却未有欧洲出现的那些制度机构。中国发展了许多复杂的商业组织以引导斯密型市场扩张的动力，但是这并未注定中国的纺织业生产会以欧洲所经历的方式转移到城市。

欧洲与中国有若干可以确认的重要相似现象。在此二地，随着工厂机纺纱的引进，开始都有一个农户织布业的发展。在英格兰，手工织布者的数量从1795年的9万人增至1831年的27万人和1833年的30万人（波拉德[Pollard]1981：25）。在中国，工厂机纺纱与手工织布之间的联系，可以1915—1920年河北高阳织布业生产的兴盛为例见之，因为这一兴盛，系以工厂机纺纱及铁轮布机的获得为前提（赵冈1975：188）。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中国与欧洲都出现了织布技术的进步。[26]但是欧洲的织布生产在19世纪逐渐成为一种城市现象；而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户手工织布尚能成功地与工厂机织布竞争。赵冈认为织布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四倍于手工织工，但是他怀疑由于手工织工的工资及家内织布的生产成本均较低，故手工产品仍颇具竞争能力（赵冈1977：174~179）。欧洲机器对手工的最终胜利，是因为机器的生产效率改进和产品质量较高（罗森柏格[ Rosenberg]与伯德塞尔[ Birdzell] 1986：178~180）。但是由于在不发达国家中，近代棉纺织厂的生产率大大低于最佳运作状况下的生产率（克拉克[Clark]1987），因此欧洲近代工厂与手工业之间的那种生产效率差距，似乎并未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中国。因为中国的近代企业的劳动效率低于英国或美国，所以中国手工业者与中国近代企业的竞争，比他们与生产效率更高的外国生产者的竞争，更为有效。正因如此，中国手工产品仍然颇具竞争性。纺织业是范围广大的农村手工业的缩影，而农村手工业即使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仍旧十分重要。例如在长江下游的苏州地区，过去几个世纪中手工业一直很发达，在1949—1957年间，手工业总产值仍占年工业总产值的50% ~60%（段本洛与张圻福1986：576）。

以农村为基地的手工业生产的延续，体现了工业向城市工厂生产的不完全转移。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欧美工业生产已全部位于城市。有些产品如汽车，要求大规模生产；另一些产品如肉类加工产品，在集中的屠宰场方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到20世纪初期，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已创建了通用汽车公司，而古斯塔夫·斯威夫特（Gustavus Swift）亦已使肉类包装业务发生革命性变化。近代企业开始出现于美国与欧洲后，过去通过市场来配置的资源与产品，变得服从于企业的决策。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对于这种工业企业决策内部化所具有的优越性，作出以下解释：“通过将生产单位与采购、分配单位几方面的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可以减少获取市场和货源信息所需的费用。更重要的是，众多单位的一体化，允许货物从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的流动，能够通过行政管理进行协调而达成。更有效的规划货物流动，又使生产与分配过程中所使用的设备与人员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并降低了成本。此外，行政协调也提供了更加确定的现金流动和更加迅速的到期偿付。这种协调所导致的节约，比起较低的信息与交易费用所引起的节约，更为巨大”（钱德勒1977：7）。尽管如此，这些企业之所以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关键角色，其所凭借的逻辑具有几个因素：“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操纵和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时，这种机构（即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它的继续发展，使得那些由日益专业化的管理人员组成的管理体系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但是，只有在那些技术和市场允许行政协调比市场机制更为有利的产业和部门中，它才会出现和推广。由于这些领域（汽车工业等）在美国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也由于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取代家庭、金融家或其代理人而成为这些领域中的决策者，近代美国资本主义也变成了管理资本主义”（钱德勒1977：11）。市场继续在确定企业所面临的需求状况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当然，企业也努力改变市场以及创造需求，但是这种制度仍然受那些决定企业行为的根本动机的市场原则所驱动。

从欧美经济史上的两个根本变化，可以看到近代企业确是进行分析的关键单位：第一，19世纪初期工业生产向成长中的城市的转移，创造了近代工厂；第二，纵向联系的近代企业在20世纪初期的完备化，为经济成长提供了桥梁。这两种组织变化，都促进了人们利用新技术，更多更廉价地生产货品。如果没有明确的制度变化，就不可能抓住技术变化的可能性。仅有制度变化，也能增加生产的可能性，不过只是在某一限度之内——一旦达到一种高水准的效率，就必须有另外的成长源（如技术进步），方能避免停滞。

中国没有经历过这类关键性的企业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一成不变，而仅仅是说此时期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未包含有那些在欧美早已变得十分重要的特殊类型的组织变化。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中国的生产发展，是通过农村生产者增加生产量来取得的。在1870—1930年间，中国的企业活动有若干重大发展。官员和商人在不同形式的“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共同参与，首先出现于重工业，随后又推广到轻工业。这种情况在19世纪后期新企业中颇为典型，但在20世纪前十年和20年代，官督商办又让位于私营企业的发展。私营企业一方面以通商口岸的外资企业活动为榜样，另一方面又以以往的国内业务活动为基础。1937年日本入侵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不是一个像钱德勒所说的那种近代企业支配的时代。

中西发展在企业层面上的差异，具有进一步的含义。首先，由于以纺织业为首的中国传统手工业面对近代工业的发展而持续下来，所以城乡之间潜在的差距开始扩大，而这种差距在欧洲经济史上并不很大。其次，中国企业活动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出现显示：新兴的资本家虽颇为成功，但其发展路线及方式与西方大相径庭。他们只是正在超越中国以往所存在的活动而已。当我们的分析从企业层面转向更大的经济时，这些差异仍将十分重要。这里我们要问的是：抗日战争前的中国，是否正在突破欧洲古典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有限成长的世界呢？

三 中国农业经济中的斯密型动力与马尔萨斯型动力

对于近代工业在中国成长这一基本事实，没有人会提出质疑。学者们对于自1914/1918至1933/1936年之间中国近代工业年成长率的估计，自7. 7%至8. 8%不等（罗斯基[Rawski]1989：272~274）。这一成长，系由于采用了能获厚利的新技术和新组织活动所致。但是，即使工业成长能够以一种健康的速度继续下去，我们仍不能确信农业生产与人口的成长率会支持这些发展。

围绕20世纪20与30年代的农业状况，一向争论颇多。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很多研究者都发现众事堪忧，例如社会结构的总体不平等，资源贫乏，生活水准低下，等等。救世良方形形色色，从广泛地号召社会革命，到较有重点地建议改变制度，为农民建立信贷与贸易合作社等，不一而足。各人都不能肯定最重要的因素究竟是什么。陶尼（R. H. Tawney）在其初刊于1932年的名作《中国的土地与劳动》中，呼吁改进信贷、贸易、供应与保障。他相信这些基本的制度变化将会促进积极的变化（陶尼1966）。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却怀疑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是否能够进行制度改革。他说：“毫无疑问，农作方法的改良是必需的。但由于耕作者被寄生性的利息压榨得一干二净，并不拥有其所需要的资源，因此向他们进行说教是很愚蠢的”。[27]姑不论陶尼不能肯定进行改良必需什么变化，他所表现出的感情是当时大多数人共同的感情，即中国农民非常贫穷。最消极的评估，揭示了一个被马尔萨斯主义关于人口超过资源的可怕情景所萦绕的农业世界。

在本书第一章里，我指出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与资源状况，与近代早期欧洲大略相同。由于工业革命，欧洲摆脱了古典经济学家所处时代的局限。但中国却面临着人口超过资源的潜在威胁。与斯密型动力所带来的好处相联系的生产扩大，允许中国经济在18与19世纪中增长，但地区差异十分显著。中国的可耕地扩大所受限制很大，是明显的事实。尽管拓荒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耕地数量的增加也微不足道（黄逸平与张敏1988；戴鞍钢1985）。因此，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通常意味着使用更大数量的劳动，并精心设计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土地产值的作物轮作方式。但是这些努力并不能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用雷格莱的话来说，如果没有矿物能源形式的技术投入，土地与劳动的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

此问题并非新问题。李伯重认为难于获得大量能源，是16世纪以来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之一。他也指出了煤资源的局限以及由此而致的冶金工业规模的狭小。对于农户而言，最普通的燃料来源是木柴和秸秆（李伯重1984b）。在相对富庶的长江三角洲之外，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农业更显现出深受有机能源短缺所苦。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关于华北内陆部分地区的研究指出：即使按照最宽的估计，这些地区的人均燃料供给数量，仍比今日研究者认为是仅能维持勉强生存的燃料供给水准低出1/3。其数尚低于今日孟加拉国贫困地区的水准，而仅与20世纪后期非洲撒哈拉的一些地区的水准相当（彭慕兰1993：第三章）。纵使这些地区的情况比起中国其他许多地区更糟，但较之当时华北与西北许多别的地区而言，这些地区也很难说是特别贫困。

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的能源状况恶劣，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没有开发矿物能源。抗日战争前，传统的与近代的采矿方法都已得到运用。近代煤矿所产之煤主要供给东北（满洲）与长江下游（上海地区）的工业。季节性开采的小型煤矿遍及各地，其产品则供应手工业，并供城乡居民生活消费（韦立德[Wright]1984）。手工业包括全国各地生产农具的铁工业。其实，早在明清时期，中国就已拥有规模相当的铁工业。那些小型铁工工场中所使用的技术，不仅延续到20世纪初期，而且还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中大出风头，因为“大跃进”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在全国各地兴建小高炉（瓦格纳[Wagner]1985）。

能源制约在农业中很严重，但并不一定是工业发展的障碍。在西方，农业中使用无机能源投入以提高生产效率，比工业中使用无机能源晚得多。化肥的运用更是20世纪的现象。对于工业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工业部门的规模一直很小并且明显地无力置换那些不能大规模地开发矿物能源的传统生产方法。

这些严重的障碍，使得雷格莱所说的那种“突破有机经济”并未出现。但是尽管如此，市场交换仍继续为彭慕兰所研究的华北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好处。即使地方生态与资源状况恶化，斯密型动力仍能以一种似乎未曾预见到的方式运行。其总的经济后果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既取决于积极的斯密型动力，又取决于一个地区所受的消极的资源限制。这些可能性，解释了为什么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直到今日，学者们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都有很大分歧。斯密型动力能够延续，但却不能克服日益稀缺的资源所带来的制约。那么，20世纪20与30年代经济成长的前景又如何呢？

四 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成长的空间层面

新古典经济学中有许多简单化的重要假设。其所假定的变化过程，实际上仅适用于某些事例，即仅适用于那些出现经济成长或发展的事例。从逻辑上来说，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逐渐结合并非必然现象，而只是一种在特定的时空中所发现的经验事实。有很多其他例子已表明这些假设并不能成立。正如在本书第一章里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假设的危险，在于假定经济成长是自然的，以及假定如果经济成长未出现，那么肯定是有某些人类的武断行动（通常被认为是政治）介入其中。但是，经济并不会简单地像这类分析所认为的那样自然地成长。如果把一种理论上的典型当成事物的“自然”状态，经济学理论便很难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变化是如何透过经济制度与机构的建立而达成的。然而正是这些制度和机构（如市场与企业），使得各种经济可以结合起来，以抓住合作与劳动分工的好处，扩散新技术，以及把资本与劳动转移到回报率更高的项目。换言之，经济成长是因应不同的社会状况，透过创造各种机制而相应组合达成的，并非因该社会与理论相符才能导致经济成长。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发展许多这类制度与机构。许多地方早已有为农村商品开设的产品市场，但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以及近代工业产品市场则刚刚开始形成，而充分利用近代技术与组织结构的企业更尚待创立。当然，有很多理由可以用来解释为何难以创造结合更加紧密的市场。例如，在离开主要水道和铁路线的地区，缺乏交通运输的基本设施；政府未能在发展基本设施或促进经济变化方面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等等。

当然，经济发展必定从某个地方开始。由于通常从全国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可能低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出现。中国广土众民，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中国的很多省份，都大于那些较小的欧洲国家。要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我们应当先看看中国各地区，然后再将其与欧洲国家作比较。如果这样做的话，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在经济成长的许多方面，看上去可能与欧洲的若干地区差别不大。欧洲的工业化也是发生在一些特别的地点。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说：“虽然总的方向是由西北向他方，但是工业革命是从一个工业地区跳跃到另一个工业地区。位于这两者之间的国家，如果也会出现工业化（或至少说是近代化），也将迟得多”（波拉德1981：45）。到1914年，欧洲各地从经济上已经结合了起来。对于那些未赶上最初几波工业变化的地区来说，它们与资本、货物与服务的流动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了。欧洲落后地区仍旧不如先进地区繁荣，但不论怎样，二者已相互联结。这种结合进展很慢，因此我们对20世纪中国的情况也不应感到奇怪。在20世纪的中国，发达地区（上海与满洲）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依然不很清楚。近代工业部门的形成表明：即使中外学者的著述透露出对中国人口-资源不平衡的忧虑，但在20世纪的中国，至少有部分地区的经济正在脱离斯密型成长动力。但是近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这种不确定联系，使得评价20世纪工业变化的影响十分困难。

对于城市工业化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美国学术界近来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一方面，黄宗智关于长江下游的新著似乎表明：城市工业化对相邻的农村，并没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罗斯基（Thomas Rawski）关于抗战前中国经济成长的新作，则假设城乡之间有一组平稳的联系，所以中国城市的进步也引起了农村的进步（黄宗智1990；罗斯基1989）。尽管黄宗智明确地否认他信奉二元经济论（至少是某一形式的二元经济论），但其关于城乡经济发展动力的评价，却与二元经济论有着暧昧的关联。大体而言，在一种二元经济模式中，存在着制造业与农业的组织不对称，而在制造业与农业之间，又缺乏相关的制度机制来沟通各种生产要素。这意味着每种要素的边际产品，不能在此两部门间平均化（坎布尔[Kanbur]与麦克英托什[McIntosh]1989）。W.阿瑟·路易斯（W. Arthur Lewis）一直认为此种结构状况与劳动力过剩相结合，使得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即使在工业中的工资大大高于农业之时，情况亦然。因此之故，人们普遍承认：在近代工业成长过程中，在农业改造方面确实存在许多难题（路易斯1954）。

黄宗智认为：尽管有城市工业化，上海附近的农村仍然保持着一种维持生存的生活水准。只有到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长江下游的农村才有经济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才在工业发展的同时有了提高。他的这些发现，与其他学者对别的地方的二元经济所作的分析，彼此呼应共鸣。例如，在许多拥有农业大庄园的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要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确是一个主要难题。

与黄氏的看法相反，罗斯基认为城乡经济活动之间没有障碍。罗氏收集了很多资料来证实生产中有许多重要变化，并对其他变化（诸如劳动生产率等）的规模进行估计。他的基本论证，开始于近代制造业部门。

他认为：

该部门的发展是通过增加新式生产中的投资而达到的，同时交通运输的改良和新金融与银行制度的建立也支持了这一发展（罗斯基1989：65~238）。罗氏还认为：有很多种类的传统生产与传统贸易，补充了近代生产与近代贸易的发展，而非被新形式的生产与贸易所摧毁。他再三地努力，以期发现近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合以及生产和分配在城乡的结合，而他的一些论证又以这种结合为依据。例如，他在估计农业的成长时，假定城市工资的上升必定意味着农业工资也同样上升；接着又假定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才会上升；因而，从城市劳工工资的上升可以推论出农业的成长（罗斯基1989：299~321）。然而，如果城乡工资维持相当的差异，罗氏关于农业成长的论证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了。

罗氏在其书的结论中说：“在本世纪头几十年中，人均产量的持续增加已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一个正常特征”（罗斯基1989：344）。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外来的破坏（如日本侵略），中国在抗战前已走上近代经济发展之路。但是这个论点所依据的，是一种经济持续成长的逻辑。而且，仅有一些对战前经济成长率的估计，并不能使人相信经济成长会永远保持这种成长率。

罗氏还求助于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关于近代经济成长的开拓性著作（库兹涅茨1966）。罗氏将其估计的中国经济成长率与日本经济成长率进行了对比，并发现他所估计的中国经济成长率，与日本在公认的近代经济成长开始时期的成长率相似，所以他又以此来论证中国已开始了近代经济成长（罗斯基1989：336）。然而，库氏的近代成长的中心内容，是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以及运用不断增加的知识以促进资本与劳动的生产能力。因此，在推动由连续的新投资所助长的进步方面，技术起了关键的作用。这种看法可能很好地刻画了日本经济变化的特征，但是否符合中国的现实呢？在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农业部门和一个手工业部门一直延续了下来。这个事实，对于罗氏关于近代经济成长的评估，乃是一个潜在的挑战。罗氏力图用其关于近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中的成长具有互补性的论述，来消除上述难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诚然，对于罗氏所描绘的中国经济状况之普遍改善来说，这种互补性确实至为关键。但是，近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中导致成长的原因颇为歧异。近代部门中所出现的成长，来源于可观的资本以及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之运用。而传统部门中所出现的成长，则主要为市场引导。正是斯密型市场专业化的原则，导致了传统部门的进步，并使得某些传统活动能够与近代活动相结合（例如在手工织布业中使用机纺纱），或能够补充发展中的近代活动（例如钱庄和传统运输的作用）。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活动在技术、能源使用水准或工人人均资本水准等方面，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很有限。接受罗氏关于近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联系很有效的说法，只不过是证实近代部门在改造传统活动，使之达到更高的生产率水准时会遇到明显困难而已。当然，这也已证明1949年以来的情况就是这样。传统的生产形式，特点是技术变化、资本使用和劳动生产率均颇受局限。人们向来以为更有效的近代成长可能会摧毁这些传统生产形式，因此持续的近代成长，从逻辑上来说将会导致对整个经济的改造。但是依我之见，既然已知传统的生产形式延续了下来，那么这就表明了上述情况并未清楚地出现在抗战前的中国。

罗氏所偏好的持续经济成长的逻辑，预示了一条在某些假定之下出现变化的特定道路。当统一的资本、劳动与产品市场跨越城乡，并且把各个地区乃至整个经济同国际市场连接起来之时，工业生产就会取代农业生产。二元经济理论则描绘出了另外一幅情景，即组织上的不对称性创造了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其结果则包括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制度性脱节。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例中，都可能有一些变化突破了上述组织上的不对称性并导向罗氏所预告的结合。但是，要预告这样的变化会于何时何地发生，则很困难。

城市工业变化以何种方式连接或者脱离农村经济活动？对此问题，我们现在还未有清楚和系统的认识。看来可以这样认为：由于对工业原料和食品的需求肯定在增强，所以城市近郊农民亦从城市工业化中受益。但是资本、劳动与产品市场充分结合之说，则似有些牵强。黄宗智不理会那些沟通从城市到农村的经济变化的重要经济联系，而罗斯基则假设各类市场结合为一。真实的情况，看来是在二者之间。

除了城乡关系方面的问题外，还有空间规模方面的问题。既然已经知道中国如此之大，那么应当问一问：对于研究经济变化而言，什么是合适单位？在这些单位之间，什么关系看上去最为可能？在罗斯基对全国总产值的考察中，长江下游占据了很大分量；而在其关于近代工业产值的估计中，满洲和上海又占了1933年中国工业产值的2/3，而这两地人口则仅占全国的1/7（罗斯基1989：73）。罗氏在其书的结论中也强调经济成长的地区位置。他估计全国人均产值每年增加1. 2% ~1. 3%，人均消费增加0. 5%，而这又是由于长江下游和满洲的变化所致。因此，这就意味着“其他地区的成长低于（全国）平均数，而且有可能是负增长”（罗斯基1989：271）。

空间差异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各地在经济上结合得到底如何。我们需要确定各个地区之间和之内的经济联系到底有多紧密，从而判断中国经济究竟是一个统一的经济，或者仅是一个由多个经济松散连成的网络，还是一个分裂为多个具有二元经济特点的独立范围的经济。不对这些可能性作出评价，就很难将罗氏关于全国总产值的新估计置于一种已知的环境之中。

经济成长的空间差异总是存在的。但是，由于我们通常从全国的角度来考虑近代经济成长，所以往往忽视了地区差异，并且还暗自假设：（1）市场整合会协调全国各地区的分配与生产决策；（2）在此条件下存在的经济差异是由合理的决策引起的。这些主要的假设，对于那些历史上有可能出现的发展作了简单化的解释。如果企业缺乏关于某些地方的原料价格的信息，或者虽然得到了这种信息但却无力作出回应，市场整合的作用充其量也不过是有限的。目前，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抗战前中国的信贷、劳动与产品市场。虽然通过近代银行业务，以城市为基地的信贷网络已存在，但是城市信贷如何系统地与农村信贷结合，仍然不清楚。关于劳动方面的问题，情况亦然。劳动力的迁移仍然颇为局限，劳动市场从其空间层面上来说也依然很有限。这些制度性制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民国时代各地经济表现的差异？尚未有人作出分析。当然，众所周知，中国遥远的西北或西南地区的生活水准与长江下游、广东或满洲的生活水准之间，存在惊人的差别。但是认为要不是民国时代的经济发展被日本侵略打断的话，这些差别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地”消逝，则只能说是一种对历史的假设。

经济整合的问题，值得加以更直接、更认真的分析。市场整合是斯密型成长的一个主要特征，并且也成为许多经历了由其他原因而引起的成长的经济的一个方面。如果没有市场整合，新技术、新制度或者新增的投资都很难产生很大效果。为了证实十八、十九世纪的市场作用，近来出现了不少有关清代粮食市场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了许多远地市场的价格运动彼此相关（罗斯基与李明珠[Lillian Li]1992）。由于以下两个理由，这些发现对研究20世纪的变化颇为重要。第一，这些发现提醒我们：市场对于民国时代来说并非新事物。对于“民国时代市场的重要性增加了”的论点来说，首先必须确定某种合理的底线，并由此出发来断定贸易的增长。第二，粮食的市场价格运动本身，并不能说明其他产品市场或土地、资本与劳动要素市场的情况。深入探讨要素市场如何结合，能够告诉我们经济变化的许多可能性。例如，彭慕兰在其关于山东的著作中，对信贷市场进行了分析，并认真地勾画出了山东信贷市场的制度性结构。此分析有助于评估信贷市场及其相关经济制度的底线，而进一步了解市场整合的可能性。如前所述，以布兰德（Loren Brandt）和罗斯基为一方，而以黄宗智为另一方的研究者，使用截然相反的推论方法，希图说明经济制度和经济成长的普遍问题。对于他们的做法，彭氏之所为倒是一个颇有示范意义的替代物。布兰德与罗斯基都以毛病甚多的证据，假设或断言中国存在着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世界。在此世界中，所有部门的工资比率都很均衡；劳动与资本轻而易举地在城乡部门之间移动，以求得最佳回报；而市场整合，即使目前尚未在一个地区出现，将来也必定会发展出来。与此相反，黄宗智则认为中国的土地、劳动与信贷市场，远未达到他心目中那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想境界（他隐晦地假定这种境界可以比较清楚地在英国看到）。然而，只有对经济制度进行具体的比较，才能证明现实世界的情况是如何相似与相异的。

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人类的努力通过各种有效的制度得到沟通，经济成长才会发生。但是，对于一种成长方式来说是必需的制度，却不一定出现在另一种成长方式中。例如，斯密型成长就并不要求技术变化所需的那些种类的技能。在一个像中国那样巨大的经济中，我们应当想象到一种制度在全国的推广是不均衡的。不仅各个地区之间（例如甘肃与广东）如此，而且各个地区内部（例如湖北省内的武汉与汉水上游山区）亦然。因此，在某些地方可能出现的成长，并非到处都可能出现。

早自宋代以来，中国一直都有各种促进商业交易的市场制度。这些制度在明清时期日益完善，并且扩散到更广大的地区。民国时代的各种变化使市场运行得更好，但市场的基本动力仍是过去几个世纪中中国城乡许多地区就已存在的那种动力。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种经济成长的动力。例如近代银行与金融基本上是一种城市现象，新式工厂的兴起也大致如此，而新的交通网则主要连接中心城市，等等。即使是那些怀疑民国时代中国有重大经济成长的学者（如黄宗智），也同意城市经济成长确实出现了。跨越一系列个案研究，我们尚需认真确定这个成长是如何与农村的经济变化相联系的。当然，与工业中心相邻的农村最有可能从工业城市的经济成长中受益，但是我们仍需衡量这些益处到底是什么。对于那些与城市工业发展相隔较远的地区，又能够援用什么证据和论据来估计工厂的影响呢？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是“自然的”成长，而应当是人类行动的制度性产物。因此，即使没有数据来支持确有或没有重要变化的说法，我们仍能从对民国时代农业所面对的问题和可能性的描述性记载中，寻找制度变化的证据。我们需要更具体地考虑那些确已出现的变化的种类，以及这些变化与本地的及更大范围内的其他经济变化的联系。倘若能够辨认出经济成长的动力是属于哪一种类型（例如斯密型，或增加投资、技术进步以及组织改良），我们就能更精确地集中探讨该项动力是如何促使经济成长的，并且可望发现经济进一步变化的证据。

五 194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近代经济部门，处于外国资本的强大控制之下：

中国60%的煤、86%的铁矿、80%的生铁、88%的钢、76%的电力、68%的发电能力和73%的航运吨位，都为外资所支配（利斯金[Riskin]1987：20）。其余部分则掌握在中国资产阶级的精英手中。从空间上来看，近代经济部门集中在上海和满洲，这些地区因而也成为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的工业基础。中国领导人先是照搬苏联的模式，对经济发展实行集中的政府计划与控制，并且强调发展重工业。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们又转而改变原有的工业基础，将其更加广泛地分散到全国。在企业一级，从50年代到70年代后期，控制权与管理权在受过技术训练的经理人员与政治上正确的党干部之间摇摆不定。在资源的分配与产品交换的形成方面，市场价格基本上没有起作用。

从制度机构上讲，上述城市工业发展与农村并不相干。对人口迁移的严格控制，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有效地创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农村，先是通过集体化，而后在50年代后期又通过公社化，将政治与经济的决策权集中了起来，因而从根本上改造了农村。在50与60年代，通过发展基础设施与进行某些近代投入，农业总产量提高了，同时又大力缩小贫富差异。本地的贫富差异可能消除了，但缩小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事实证明困难得多。尽管计划人员作了一些努力将资源投向贫困地区，但是原有的空间差别仍延续了下来（王国斌1988a）。

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与城市工业发展的地区差距大体上颇为相似。上海一带的主要工业地区，也是高生产水准的农业地区。而农村贫困的中国西南，城市工业化亦甚为有限。在1978年之前，尽管全国工农业有相当的发展，但事实已证明：不论采取什么特殊战略，并没有使中国的贫困地区发展起来。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时期，情况也可以说是这样。一般而言，改革时期中国工农业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主要出现在那些即使在以前的政策下经济发展也相对顺利的地区。正如在今日的东欧和中欧，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日益明显的挑战那样，中国比较贫穷的边远地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也显示了市场与行政管理政策的空间范围与局限。

正如20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1949年之前和之后）没有同样地发生在全国各地一样，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经验也并未为欧洲所有地方所共同分享。但是这个根本性的相似性，不应掩盖中西在经济变化的道路方面的差别，因为这些差别与上述相似性同样重要。明清时期的农村工业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是构成近来中国农村工业发展所赖以发生的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农村工业在16世纪有很大发展。在此之前很久，中华帝国国家通过许多政策，力求维护小自耕农阶层，将其作为社会的主体，从而避免（或者说至少是减少）依赖精英阶层作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有助于大量人口之附着于土地。事实上，明清时期的中国官员，就是将经济作物种植和手工业视为理想的社会秩序的一个内容来倡导的，因为这些活动能够促使农民享有商业经济所带来的货币利益与赚钱机会，但仍然继续维持家庭农作。对于国家而言，这种包括农村手工业在内的小农经济的再生产和改造，构成了社会基础的一部分。而正是这个社会基础，创造了国家的理想统治模式，解释了国家的各种社会政策，并且从一个农村社会的角度来说，决定了国家的基本财政方针。在中国，城市问题不如在欧洲那么重大。欧洲城市在政治上享有重要地位，在经济上处于中心地位；而中国城市则不然。中国比较而言属于一种农业的政治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国家对农村的社会秩序与经济稳定具有很大的兴趣。农民阶级在20世纪依然是主要的社会集团，这并非偶然。1949年以后的政府仍将农村状况视为最主要之事，也并不令人感到惊异。所以，中国政府关于发展农村工业的决定，即使不说是简单地由过去所“引起”的话，也是因为其适应上述历史发展的结果。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对于经济发展有许多非常不同的政治性看法，而对于这些看法，农村工业却都能适应之。因此，历史上形成并延续下来的问题与可能性，不同于在某些时候所采取的特殊发展战略。

六 从欧洲经济史和发展经济学中所获得的更多教训

最后再看看19世纪欧洲的经济变化，可能会有助于弄清中国的情况。大多数研究19世纪欧洲经济史的学者都承认：在此时期，当经济发展出现在更多地方的时候，各地经济的整合也更加紧密了起来。一派学者把经济整合解释为技术传播、企业家追求谋利机会以及欧洲各国在此方面趣味相投的结果。他们还认为市场深入到了那些国家没有取消贸易障碍的地方。另一派学者则认为欧洲的国家起了更为活跃与积极的作用。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帝国保护了欧洲大陆市场，使之免于英国的竞争。这不仅促进了法国的工业化，也促进了比利时和瑞士的工业发展。一直到19世纪，政府在创建扩大市场所需的基础设施方面都扮演着主要角色。法国国家投资兴建公路，开凿运河，然后又鼓励更多的资本投资于铁路。在德国，旨在取消地方关税的关税同盟导致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政府又兴建交通运输基本设施以及将货币标准化，这些都促进了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当然，政府仅靠自身并不会创建新的基础设施。调集资本的新工具不可缺少，同时财政制度的发展又将私人和政府两者都卷入其中。因此，在造成欧洲19世纪经济发展的力量中，既包含了纯粹私人的动力，又包含了国家的积极性。

关于欧洲的经济发展，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隆（Alexander Gers chenkron）提出了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国家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扩大了（格尔申克隆1962）。新技术进入更广泛的领域，通常意味着更大的投资，因此总的来说工业化的成本在上升。后进国家不仅需要通过国家的努力来动员资源，而且需要借助国家的组织本领来创建新企业。其他学者从实证的与分析的立场出发，对格氏的上述解释提出了挑战。格氏观点的一些论据，从实证方面而言甚为脆弱。该观点本身亦未解释供求的基本经济原则如何造就经济发展。就中国的情况来说，罗斯基已指出民国时代的经济发展，表现出私营经济部门的成长无需依靠国家的积极干预。然而，尽管有这些局限，格氏的阐述还是指出了后进工业化国家享有某些优势，例如它们能够从其他国家的成败经验中学习到许多东西，并且可以采用大多数近代技术与成功的发展战略，而不必再去试验各种不完善的方法。但是格氏此观点仍然是有局限的，虽然这种局限不很明显。它能够解释已经发生了的变化，所以可以说是很好的经济史观点。但由于不能预见政府将会做什么或什么会起作用，所以它不能很好地为发展经济学服务。对于追求经济发展来说，总是有多种选择，但格氏的观点却无助于我们去确定一个政府将会作出何种选择。由于时机与地方条件也很重要，所以没有一套政策能够保证经济发展一定成功。格氏的观点告诉我们成功的国家做了什么，但却没有说明其他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8]

经济发展的环境因不同的成功的事例而异。每个成功的事例都提供了一套可供学习和选择的经验。同时，由于在那些已被发达国家支配的领域里，落后国家很难与发达国家竞争，所以先进国家的成功也使得后进国家的发展更为困难。因此，其他国家的经济进步对于后进国家的发展，既提供了可能性，又设置了障碍。这种矛盾的统一，并不是20世纪的新现象。在英国刚刚才领先欧洲大陆之时，欧洲大陆国家就开始寻求一种有异于英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试图与之竞争。欧洲许多地区在19世纪成功地回应了这一挑战。这些经验，与世界其他地区在20世纪的经验相并，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凯斯·格利芬（Keith Griffin）将发展战略区分为以下六类（格利芬 1989）：第一类是货币主义的战略。此种战略为私营部门提供一个很大的运作范围，目的是使得市场运转，并期待经济的动力部门中的实业家与其他部门中的实业家发生联系，以使发展得到普及。第二类是“开放经济”战略。此战略依赖于市场，特别是外贸。政府追寻汇率政策、关税规则、进口配额和非关税贸易障碍，以影响促进增长的外国投资。第三类战略是工业化，其目标在于：采取为国内市场增加生产、发展资本财工业、为出口而生产（通常在国家引导之下）三种手段，或将此三种手段结合起来使用，以加速经济成长。政府的目标是：在知道不必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和扩大社会福利的情况下增加生产。第四类是以农业成长为重点的绿色革命战略。第五类是重新分配战略。此种战略寻求通过将资源交给人民和以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基本计划，消除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均。第六类战略，格利芬视之为社会主义的战略。这类战略之不同于资本主义战略，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私人所有权相对不重要。他又将社会主义的发展途径区分为四种，即：（1）榨取农业以扶助资本财工业的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2）实行工人自治和非中央集权化的南斯拉夫模式；（3）重视公社构架内的农村发展的中国（毛泽东主义）模式；（4）自力更生或自给自足的北朝鲜模式。

格利芬的分类，提出了许多可能性。他所举出的那些经济发展道路，其形成都有赖于各种具体的必要条件，而不同道路所依赖的必要条件中有很多是相互一致的。同时，这些道路也可能被许多特殊的理由所阻碍，而这些理由有时也具有共同的成分。追寻任何一种发展战略，都会引起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会将经济“向前”推进，但不一定是推进到与某种其他战略完全相同的那一点上。例如，追寻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出口战略，可能会导向与建立进口替代工业非常不同的方向。但是任何一种战略所引起的成功，都可以使得其他的“近代”变化（例如出现一种更有效和更高产的农业或者一种复杂的银行系统）成为可能。各种因不同的发展战略而成功发展的经济，都有若干相似之处；而沿着任何一条特别的经济成长道路前进所取得的成功，则又为以后的相似创造了许多可能性。当然，成功并不能期于必成。但是，既然可能还有别的战略在起作用，一种战略引起的失败并不代表总的失败，除非是能够证明导致这些失败的理由也影响了其他的战略。当我指出严格意义上的斯密型动力的种种局限性时，我是努力作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解释。从逻辑上来说，许多因素共同创造了西欧与北美许多地方所经历的“近代”经济变化。除了斯密型动力之外，还有其他成长源泉，而这些源泉并不是来自斯密主义的动力本身。

七 经济史与经济发展

当我们从时间上的某一点朝后看，并且探讨一个经济是如何达到其现状的时候，我们通常能解释某些变化为什么发生。但是追溯这种变化的特别途径，并不意味着某种事情必定会发生，因为还有其他可能的变化途径存在。如果我们从某一点朝前看（譬如说，为了考虑欧亚各地的农业经济是如何发展的，我们从1550年出发朝前看），我们就会看到：若干重要的相似性（即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是欧洲特征的东西），也适用于中国。换言之，通过商业化而取得的成长，其未来的成就在某个时刻会受到人口压力的限制。后来欧洲突破了这个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描述的世界，是当时的人们所无法预料到的。我们当然可以在事后来回顾过去，辨认各种先兆，并且描述一系列发展，但是却不能真正“预告”工业革命的发生。

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并未谈论该书出版后几十年内发生剧烈变化的世界。在此丕变的世界中，许多发生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在创造和追寻发财机会时所得到的侥幸的和始料未及的结果。市场是将私人追求导向社会利益的重要渠道，但是社会利益却很难平均地施于所有社会集团，并非每个人都确实受其影响（哪怕是很小的影响）。沟通资源、劳动与产品的机制和程序所创造的经济变化，具有结构的和空间的局限。承认这些局限，一直被作为一个理由，用以解释为什么人类的雄心从仅仅改善个人命运，发展到为更大的人群造就更好的未来。但是在上述事例中的未曾料到的结果，却能够同样证明是消极的或积极的。事实证明：创造经济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任何计划者都不能肯定地预见（更不用说有效控制）未来的结果。

经济史检讨过去的经验，为的是根据已确定的原则，解释某些结果。有些研究着眼于考察大跨度的变化。在这方面，最好的工作是在欧美经济史研究中。在亚洲，研究最为深入的是日本经济史。日本经济的历史发展的动力，似乎颇为适合那些最初从欧洲经验中得到的分析范畴。[29]在这类比较中，关于中国的研究通常做得并不很好，因为很多的努力都用于解释工业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发生。当我们转而考虑中国在16—19世纪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时，我们发现：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的经济扩展中，斯密型动力都起了重要作用。中西之间的分道扬镳，直至工业革命发生后才出现。即使西人东来给了中国以西方式发展的可能性，上述差异仍然继续存在。

欧洲经济变化的经验，通常会使我们认为这种变化过程是一种一步接一步的、很自然的发展。我认为学者们有时夸大了欧洲经济发展的容易性。脱离古典经济学家那个可能性有限的世界，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相反，对于中国，学者们很少看到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史之间的延续或联系。因此，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未给予我们其所能给予的帮助——由于过多地为没有发生的事情焦虑，研究者当然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对确实发生了的事情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而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在最终的分析中，又是能够与各种发展可能性联系起来的具体背景。

沿着一种“途径相依”[30]的历史轨迹，在时间的某一点上，总是有着多种的可能性。没有一组单一的和必然的变化，一定会“自然地”出现。有些变化比另一些变化更为明显，而一些似乎不可能的变化事实上又能够发生。既然欧亚（不仅是在中国和西欧，而且在亚洲其他地区与中东）的许多民族都创造了复杂的商业交换网络，因此我们并不很清楚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是否“自然地”导向工业资本主义。但是，一旦工业资本主义为经济成长创造出新的可能性，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地区的经济变化的潜在轨迹，就摆脱了古典经济学家所面临的各种局限。然而，欧洲之外各地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仍然千差百异并且不确定，同时还保留着一些与本世纪以前的经济变化轨迹的联系。

【注释】

[1]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移民都是朝向不太肥沃的地区。四川的再垦殖和满洲的开发，就是移民到肥沃地区的明显例子。

[2] 雷格莱（E.A.Wrigley）近来指出：斯密根本没有预见到工业化，而希拉姆·卡顿（Hiram Caton）则把斯密的思想称为“前工业化经济学”（preindustrial economics）（雷格莱1989；卡顿1985）。

[3] 见雷格莱（E.A.Wrigley）与斯科菲尔德（Schofield）1981：402～412。这个对于实际工资和人口变动之间关系的最佳解释，依然还是不甚清楚，甚至在对英国的研究中也是如此，尽管对英国的研究相对来说做得最好。

[4] 在近代早期，实际工资没有长期地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均产量没有增加。戈尔德斯通（Goldstone）近来的估计是英国的人均产量在上升（戈尔德斯通1991：202）。罗斯基（Thomas Rawski）也发现了战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人均消费量之间的差异，但是在黄宗智的分析中，未对此作清楚的区分。

[5] 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72：420～421。该书英译本误作：“总的来说，好得多和幸福得多”。

[6] 泰尔福德（Telford）将桐城家族中早期的高预期寿命归因于这个因素。他否认在1750年以前预期寿命会超过40岁，并且说1750—1769年的男子预期寿命（39.6岁），可能是清代预期寿命的顶峰（泰尔福德1990：133）。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1750年以前关于婴儿和儿童的报道是完备的。在这种报道的完备性方面的逐渐改进，将会解释在1790—1809年与1860—1879年两个时期，同样一些家族中的婴儿与儿童死亡率会上升，而成人的死亡率则基本不变（泰尔福德1990：表8）。

[7] 古迪（Goody）、塞斯克（Thirsk）与汤普森（Thompson）1976：25、126～127、132～133；波思泰尔-维内（Postel Vinay）与罗森索尔（Rosenthal）将刊稿；罗森索尔将刊稿。

[8] 关于欧洲农村工业化的环境以及城市的重要性，霍亨伯格与里斯1985已作了令人信服的阐述。大多数中国研究者应当也熟悉此类事物的空间构架，因为施坚雅（G.Skinner）开拓性的著作（特别是施坚雅1977），已对这些论题作了集中论述。

[9] 已婚比例和平均结婚年龄的变化，很可能各不相干。而且，人口变化的确切模式，也受到其他因素（诸如本地经济之外的劳动需求等）的影响（勒旺1977）。作为批评，可参阅金宁（Jeannin）1980。

[10] 对中世纪后期危机的分析，出自多个学派，从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学者（例如勒·罗伊·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6），到自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例如波依斯［Bois］1984）。史密斯（Smith　1981）则针对英格兰的有关变化进行了研究。

[11] 还有其他一些观点，也对经济变化与人口变化之间有联系之说进行挑战，例如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认为经济变化与生育控制之破坏无关。见史密斯1981。

[12] 关于手工业生产组织（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手工业生产组织）的文献，数量众多。从西定生初版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棉业专著，到田中正俊20世纪60年代初期关于农村工业的研究，直到今日，日本学者对于手工业生产是如何组织的这一问题，作了若干极透彻的分析。参阅西定生1966与田中正俊1973。在中文论著方面，南京大学1981年和1983年出版的两部论文集，收录了若干关于农村工业及贸易的论文，还附有自1949年至1982年的有关论文篇目索引。在英文文献方面，参阅伊懋可1973（请注意其论述深受中日学术成果的影响）。

[13] 这并非说变化初期的条件很接近。事实上，中国的情况似乎是农村工业出自于农村，而欧洲的农村工业则可能是从城市移到农村的。

[14] 从制度上来说，新的婚姻单位形成相对容易，意味着中国的土地比欧洲更容易受到人口增长的压力。根据施坚雅以1843年资料为基础所作的估计，长江下游的人口密度两倍于中国其他地区（施坚雅1977：213）。从大量第二手文献来看，长江下游在此前数世纪中也已是农村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假定施氏所指出的人口密度差异也反映了前一两个世纪的情况，我们可以指出在人口密度与农村工业之间有一种联系。当然，更理想的是得到其他地区的资料，以便更精确地观察较小的农村工业发达地区。但是，缺乏对生育的有效的制度限制，并不意味着贫富差别对出生率没有影响。例如，拉夫里（Lavely）和王国斌在其关于华北人口研究中，发现在田产与儿子数量之间，有一种肯定的关系（拉夫里与王国斌1984）。此外还有两个人口因素限制了出生率，即存在适中的合法婚姻下的生育率；同时在许多地方，由于性别比例脱离常轨，导致妇女不足，从而影响生育率。

[15] 约翰·哈吉纳尔（John Hajnal）近来对家庭的结构与形成的不同形式作了分析，见哈吉纳尔1982。李中清（James Lee）和乔恩·格杰德（Jon Gjerde）更近些时候进一步提出了解释家庭结构的方法，从而使得家庭制度之间的差异可以明显看出，参阅李中清与格杰德1986。

[16] 因此，农村工业应当把农村对人口增长的两种反应联系起来。这两种反应即柏金斯（Perkins）所强调的现有耕地上的耕作集约化与新耕地的开垦（参阅柏金斯1969）。

[17] 参阅黄宗智1985：194～195。对于比较研究来说，黄宗智似乎不像我那么看重关于原始工业化的文献，原因是：他所涉及的，是这类文献中那些强调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之联系的论题；而我所利用的，则是文献中指出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差异的部分。

[18] 参阅黄宗智1985：203。另一种相似之处出现在黄氏对“内卷化”的分析中。黄氏受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著作的启发，看到了20世纪华北的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为“过密化”）。这种内卷化表现为：贫农农场的家庭劳动的边际产品降到了雇佣劳动的边际产品之下。这种程度上与孟德尔斯的论点（内卷化是原始工业化动力的一部分）以及勒旺的观点（内卷化与原始工业化相结合的过程，类似于吉尔兹笔下的印度尼西亚情况），颇为相近（参阅前引孟德尔斯著作）。勒旺说：“不仅工人自身在迅速替换，而且任何一个持续的繁荣时期，都会导致结婚数量的增加和新工人的涌入。一旦劳动便宜而充沛，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刺激企业家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生产率。低工资意味着原始的技术仍是最有利可图的，而这种低水平的技术又是劳动密集型的，从而廉价劳动极为重要。事实上，这些因素创造了那种被称为‘内卷化’的恶性循环”（见勒旺1977：33～34）。

[19] 孟德尔斯、勒旺与克里尔得特对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所作的区分，都已在上文里谈了。在批评者中，科尔曼（Coleman）1983和金宁（Jeannin）1980都注意到了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之间的不确定关系。

[20] 南京大学1981、1983两著作，汇集了许多中国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论文，此外并附有自1949年间至1982年间中国出版的有关论著的目录。

[21] 关于农业生产组织研究的新著，有黄宗智1985、李文治等1983和刘永成1982。

[22] 关于英格兰的情况，见白赛尔（Bythell）1978；法国见古里克森（Gullickson）1986和刘培源（Tessie Pei yuan Liu）1987。日本的例子，则见斋藤修1985。

[23] 赵冈（Chao Kang）认为农村工业在中国远比在欧洲普遍。但是他的估计与我的估计不同，原因是他求助于外部人口变化来解释此现象。我觉得他回避了关于经济与人口现象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论争的意义（这种论争在欧洲史研究中已经展开）。他说：“在这些欧洲农村中的原始工业化，和在中国非农业生产的农村化，二者之间的差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欧洲的原始工业化，仅只发生于一些人口增长快得不寻常或耕地品质差得不寻常的地方。相反，中国的非农业生产的农村化，则是一个人口过多引起的普遍现象”（见赵冈1986：24～25）。

[24]“鬼田”（ghost acreage）是琼斯（E.L.Jones）用来指欧洲人在美洲所使用的土地。这些新的林地、农田和园地并不存在于欧洲，但对欧洲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好像增加了欧洲的土地，因而被称为“鬼田”。

[25] 乔尔·莫凯尔（Joel Mokyr）在其《富裕的水平》一书中，作了一些类似的区分。在读了此书后，我进一步发展了正文中列出的理由。莫凯尔的四条理由包括了斯密型成长和由于投资增加引起的成长。但是，他把由于规模变化引起的成长也包括在内，而我认为规模变化大致可说是由斯密型劳动分工和投资增加所致。他将我提出的第三与第四条理由合而为一，但我认为二者应当分开，因为这两种情况可以独立地予以考虑，并且有时甚至可以独立地发生。

[26] 对于中国情况的研究，比较差一些。顾琳（Linda Grove）关于河北省高阳县纺织业的研究（未刊稿）将会增进我们的认识。而在顾琳研究的论题目录中，就有关于新织机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的问题。

[27]《农业中国》1938年版第18章。

[28] 有两种主要的研究途径，至少是同样地重视成败两者。其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演变出来的关于附属国和世界体系的研究，认为那些在全球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的穷国，在获得这种地位时会有系统的障碍。其二则是出于主流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注意到当市场和实业家受到政府官僚和扭曲经济决策的封闭性利益集团干扰时，经济发展就不会发生。

[29] 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在解释日本经济史时，和在解释欧洲经济史时，至少是同样地流行。而且，在欧洲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的其他史学，也是在大致相同的范畴之上建立起来的。

[30]“途径相依”（path dependant），是指现在的某种特定情况（或决定）对未来的可能性所产生的影响。通常用来解释技术性决策的意涵，如打字机上的字键的位置或铁路的轨距，一旦被决定之后，会对后来的技术或发明具有直接的影响。在这里，我以更广泛的意义来使用这个词，指过去的经济会影响到后来发展的可能范围。例如，已发展出农村工业的晚清社会，比一个已经有初步城市工业的社会，更容易造成乡镇企业的萌芽。

中篇 国家形成

前言：欧亚国家的形成

在1400年，沉寂的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农业地区，依靠农业过活。农民仰赖春雨和夏暑的按时到来，以保秋天庄稼成熟。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中，越来越多的产品进入了不断扩大的贸易网络。在中国和欧洲，经济制度都以一种大体相类的方式发展着。但与这些重要的相似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在政治组织方式上杂乱无章，众多的小型政治单位（包括城邦、主教领地、公国和王国等）并存。而此时的中国却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基本上不存在欧洲式的贵族、宗教机构和政治传统。如果我们从1400年出发来讨论欧亚的国家形成问题，我们将会预见到：如果从这种不同的起始条件出发，欧亚国家将有不同的发展道路。

就所有这些差异而言，中国和西北欧形成了两个相对较易比较的例子，因为它们的变化基本上没有受到许多外来的影响。在中国或西北欧的国家形成中当然都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是我们不必使我们的讨论围绕着对“内在”因素和“外来”因素进行明确区分的工作。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典型的例子是日本。日本曾经向中国学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对解决日本国内的问题起了很大作用。但是18世纪的日本领袖和知识分子，已把日本内在的政治传统与从中国学来的东西区分开来。在东南亚的不同地区，印度、中国和伊斯兰的影响并存，使得作这种区分更为困难。对于对那些原有的和“纯粹”的要素和那些由更广泛的接触和影响所形成的要素的区分来说，这种由内在的和外来的因素所组成的二元性特征，乃是探索的基础。至少就我们所作的欧亚比较而言，为了避免这种由内在与外来的差异所造成的复杂性，将中国和欧洲进行比较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近代以前，中国和欧洲的相互影响很小，所以二者之间的比较，可以为将各种差别巨大的政治变迁道路进行比较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对于国家形成的比较研究，一开始就遇到我们在研究经济变化时所碰到的那些令人头痛的难题。我们通常也是首先从欧洲经验中抽出政治发展的标准，然后进行分析。学者们在选取其认为重要的西方的特征时，彼此分歧很大。但是他们都重在研究西方政治的不同传统，而将中国经验置于一种次要的地位，着眼于中国经验是否符合西方的企盼而非中国的实际。中国学者习惯于探寻中国与欧洲的不同之处，将此作为中国的失败（如在民主制方面）或无能（如在西方式的财政活动方面）的表现。为了指出在欧亚政治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的局限，我将使用我在分析经济变化时曾使用过的方法，即找出中国和欧洲的国家都共有的问题。但是因为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大异于理性行为和市场制度等经济原理，所以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检讨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创建一种超越欧洲中心论局限的评估方法。

但我们也不应撇开欧洲。欧洲强权的扩展（特别是在19世纪，囊括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表明欧洲对于世界其他部分的政治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欧亚在政治上的这种不对称性，颇类似于其在经济上的不对称性，使得我们的比较研究变得十分复杂。这一挑战，很像我们在观察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或者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在东南亚的影响）时所面对的挑战。但不同的是，不论我们对西方活动持积极或消极的看法（前者将西方影响视为进步的基础，后者则视为帝国主义的罪恶），我们对西方活动的重视，都远远超过我们在研究日本时对中国影响的重视（或在研究东南亚时对中、印、伊斯兰影响的重视）。这些受情感支配的看法，都加强了从欧洲中心论出发的对西方影响的重视。不仅如此，将“内在”与“外来”分开来的做法，还混淆了某些思想和制度变得本土化的方式。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努力解释那些源于西方的活动，是如何得以逐渐中国化的；另一方面也必须探索那些不能从西方活动中得到的中国的政治统治策略，是如何持续下来的。

本篇第四章为中国与欧洲国家形成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分析的构架。第五章深入探讨国内统治的有关问题，以说明中国的战略产生一个农业帝国，与欧洲经验很少有相似之处。第六章对本篇进行总结，并从欧亚的观点，来对帝制时代以后中国的国家形成问题进行讨论。如果我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读者将会对国家形成问题获得一种新的观点，即把中国和欧洲的情况，都放到一个平等的分析构架中来看待，既看到二者的共同之处，也看到它们的各自特点。

第四章 近代国家形成的方向

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已经对全球范围内近代国家形成的前景作了界定。但是人们在讨论国家的一般定义时，没有指明具体的历史环境。因此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国家”一词提出了一种广义的解说：“让我们把国家定义为‘强制执行的组织’。这种组织不同于家庭和宗教，并且在某些方面比其广大疆域内任何其他组织更为重要”（蒂利1990：1）。中华晚期帝国符合蒂利的标准，但它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却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道路不相符合。要评价中国与欧洲在近代国家形成的起点上的差异，我们需要考虑欧亚各地早先的历史状况。由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到1100年时，欧亚大陆各地的政治制度千差万别。

如果我们回到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形成的时代，就会发现：在这个时代，中西的基本政治制度，比起此后至20世纪以前之间的任何时代都更为相似。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的政治权威在许多世纪中一直支离破碎，再也未能在一个帝国的范围内得到行使。拿破仑在19世纪初年取得的成功，已是罗马帝国之后一个欧洲国家所达到的最大领土扩张。但用中国的标准来看，拿破仑帝国的规模仍颇为有限，而且只生存了很短的时间。中国不仅一直维持着统一帝国的形象，而且不断地再创统一帝国的实体。1000年前夕，在中国是中期帝国时代，而欧洲则处于中世纪时期。那时中西政治制度相似之处很少。10世纪和11世纪之后，中西政治似乎更各自走向不同方向。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政治状况远为成功。但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的强国又重绘了世界地图，迫使中国和别的许多国家成为一种更大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中西政治发展先前类似，而后明显不同。而这种相似与相异，后来又变成一个更大的政治体系中相互关联的部分。

以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为一端，近代世界为另一端，中间相隔2000年。这两个端极，都值得深入研究。在此端，对于早期帝国的比较研究，常以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为主要范围；而在彼端，近代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则是历史学与政治学的重要课题。在这两端之间的2000年中的情况，则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原因是中西差异实在太大，不易进行比较，彼此间亦无明显关联。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长时期中，我们能够利用有关的差异与相似，重新提出关于国家形成的思想。[1]

如果我们忽视国家形成中的非西方传统，而着眼于20世纪的国家，那就很容易使用从欧洲国家形成经验中得出的发展模式来分析问题，从而认为在决定各个国家的行为方面，上述更大的政治、经济体系起了决定作用。发展的结构与系统的结构，各有其自身优点。20世纪国家的某些行为——例如建立警察机构、发展教育、调节银行活动等——的确像是一个近代国家的做法。同时我们也承认：新近建立的国家，较之早先形成的国家，似乎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更大。但是对于20世纪的国家而言，究竟什么是必需的？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人们很容易从假设滑到断言。同时，一个非西方国家的现在，及其与幸运地或倒霉地与西方相遇以前的历史的联系，也很容易被抹杀。因此，应当称赞赛达·斯柯克波尔（Theda Skocpol）及其同事“把国家带回来”的尝试。但是，我觉得他们以历史为基础的跨国家的见解太过极端：他们所谈的那些国家，直到西方出现时方有历史；这些国家与西方接触以前的经历，只是像一个摸彩袋，人们从中拿出工具，加以改造，以应付当代情况所提出的问题。

一 早期帝国的形成及其遗产

罗马帝国是一个脆弱的国家。它的建立以军事征服为基础，其官僚与财政两方面的能力都有限，从而使得帝国的政治力量受到挫折。它的政治控制颇不均衡而且通常来说在边远地区更为虚弱。在这些边远地区，本地豪强才是真正的统治者。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不复有规模大、力量强的帝国政治结构。

在中国，帝国形成的过程进展不很快，统一帝国的终止也不很明显和不很必然。公元前10世纪的西周国家，缺乏官僚机制以维持中央对地方的有限控制。到公元前8世纪，王室仅享有象征性的权威而无实际统治的力量。主动权握于地方官员之手，他们致力于通过领土扩张，以培育其权力基础。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政治家们的政治进取心，促进并且部分地造成了主要的社会与经济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农业技术的改进、商业的扩张以及新的军事与政治精英阶层的出现。

如果将视线由此转到1700年以后的欧洲，我们会很惊奇地看到：正是类似的动力，将欧洲从一个由支离破碎的政治单位组成的拼凑物，转变为一些相互积极竞争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首先在欧洲争夺领土，而后又在欧洲之外争夺更大的地盘。上述中国与欧洲的情况，都可以说成是国家间的竞争。在一个以战争为动力的过程中，一些国家成功地扩大了其权力。同时，战争产生了对资源与人力的需求，而资源与人力又是通过发展正式的国家机能来动员和组织的。但是中西情况却有不同结局。在欧洲，形成了一种多国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有一种脆弱的力量平衡长期存在，但不断为战争破坏。与此相反，在中国却形成了一个帝国。的确，欧洲从未丧失其多国体系，而中国则未真正经历过永久的分裂。在两个相距甚远的时代，中西国家形成方面有着类似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又导致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应如何解释呢？

我猜测：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地在于不同的竞争基础。具体来说，就是在于政治权力搜括与集中资源的不同能力。在欧洲，有几个经济财富的中心可供搜括，从而能够获得大量的金钱供长期战争之用。但是在战国时代的中国，却没有这种规模的资源，同时已有资源也不能集中到多个中心，从而维持多国竞争的情况。中国早期多国体系之不稳定以及这种体系之倾向于帝国，也是军事技能与军事组织之地理分布不平均的结果。当然，从罗马时代到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也产生过帝国。但是，和别的帝国相比，中华帝国的特点在于它有能力使其帝国制度不断再生。这种能力部分地得自于帝国制度形成的时期，即帝国早期。

秦国的军事胜利，消灭了其他的竞争者，从而在广大的疆域内确立了秦朝的统治。但是秦代国家的局限性，很快就引起了问题。历代史家告诫我们：秦代国家强暴无情，使人民不胜其苦。人民反抗秦朝统治，欢迎汉朝的建立。这段历史也警告人们：对于帝国生存而言，关键的任务是确立对农民大众和地方豪强的控制。巩固帝国，较少地是一个军事上的难题，而较多地是民事统治方面的问题。秦代国家的弱点，在于它未能与中国社会中的各种集团建立一种稳固的关系。其所以未能如此，一方面是其官僚机构未能充分发展统治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其政治上的想象力未能创造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以指导政治实践、社会信仰以及个人期求。

汉代发展起来的官僚统治，草创于秦代。这种官僚统治的正式机构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一直深入到地方，并且把地方上的精英吸收到政府机构中。但是组织机构仅只是政治活动的框架：它提供了有效统治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尚有待于实现。只有那些被授予职位的人效忠于此制度的领袖而非各谋私利，否则这种机构就不能为在其创建时所订立的那些目标服务。直至中华帝国的第二个1000年，才永久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汉代国家在通过把地方豪强吸收进官僚体系的方法来限制其独立权力的方面，无论如何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

汉代国家也力图创造一个在其直接控制之下的小农阶级，以减少其对于豪强的依赖。国家在直接从农民征税方面越成功，政府在获得资源方面对豪强的依赖也越不重要。因此汉代国家对农民的温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倒不是出于某种利他主义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人们意识到：

一个经济上能够生存的农民阶级，是一个政治上成功的政府的社会基础。虽然汉代国家后来衰亡了，豪强势力在而后几个世纪中成为重新统一的障碍，但是这种把农民的温饱与帝国国家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的基本政治逻辑，一直很明确。在这几个世纪中，军事资源集中到了北方当权者手中。他们先是彼此厮杀，而后其中的胜利者又移兵南下，并吞了南方。因此，军事资源之集中于北方当权者，推动了中国之再统一。虽然中华早期帝国已在此前四个世纪灭亡了，但是用以实现早期帝国统治稳定的官僚机器，还活在典章史册之中。随着中华中期帝国之成功建立，大众温饱的问题，对于确立帝国之合法性和建立政治的意识形态，至为关键。前一帝国留下的制度与意识形态遗产，是后一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后者能够借之宣称自己是前者的合法继承者。罗马帝国也留下了重要的制度与意识形态遗产，由此发展出关于天主教会的政治作用的新思想和罗马法的新用法，但其帝国制度却后继无人。

二 以长期的眼光看近代国家形成

中国史学家认为：宋帝国在1100年时，处于一种最脆弱的状态。宋帝国在军事上远较其前之唐帝国弱小，处于女真、契丹以及而后蒙古的威胁之中。在1100年以后不到30年的时间中，宋帝国丧失了其一半领土。但是这种困境所反映的，是一个成功帝国所遇见的问题。政权嬗递也常会引起疆域分裂。以帝国统一的标准来看这种分裂，即是统一中断。中国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既久远又复杂。游牧民族对过定居生活的中国人的影响，形成了中华帝国变革的重要方面。但是这种相互影响，总是发生在非常不同的社会之间。与此相对照，欧洲的政治关系，是发生在比较相似的社会之间。如果把帝国世界的秩序想象为许多同心圆，那么朝廷就是其中心，帝国影响则由此辐射出去。由此出发来看，中国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所形成的结构，远比欧洲业已衰微的罗马帝国强固，并且根本不同于后来出现的欧洲多国体系。从欧洲的角度来看，1100年时处于虚弱状态的中国，仍然远比同时期的欧洲列国强大。[2]

从1100年看以后，比较中国和为数众多的欧洲政治实体能够预见的政治前景，人们很难不同意：中国的未来，比欧洲那些公国、诸侯国、自由城市的未来，更为乐观。一个建立了文官体制的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条例规程，来限制统治者任性胡为从而治理着广大的领土。统治方略不断变化，以回应由农业、商业和都市化创造的良机——例如创立新的商税、放松对市场的控制、在边疆尽力创造新的财富，等等。与此相反，对于欧洲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很不确定，数以百计的小政治单位统治着有限的农业地区和规模不大的城市中心，彼此之间通常互相隔绝，各地经济生活也很少有紧密联系。以后将会如何？我们会觉得：

中国将继续以一个经济发达的伟大强国而居于突出地位，而欧洲则在政治上支离破碎，经济上较为简单；因此中国对欧洲的领先地位将维持下去。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1100年以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帝国。但是欧洲却发生很大变化，在政治上从众多细小单位并存的一盘散沙，逐渐转变为由一个或几个强国支配的地位。欧洲的迅速变化，使得中国的帝国制度显得相对停滞不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常把政治变化看成是一些特殊原因的产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常认为在经济变化方面，增长（growth）与发展（development）是自然的。而政治的延续性（例如中国政治的延续性），却未被视为是“自然的”。因此之故，着眼于解释中华晚期帝国之生存战略的研究，迄今还不多。但是“延续性”并不比“变化”更自然，因此我们也必须解释中国人如何做到使帝国再生。与此相对照，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学术虽已十分发达，但有关分析的指导逻辑通常被置于一种“回顾推测”（backward projection）中，即从19世纪与20世纪出发，到近代早期去追溯成功者经验的起始。这种观点把某一种的欧洲政治变化作为发展的规范，而中华晚期帝国应当具有的政治实践的延续性则被说成是停滞。

有三个难题，妨碍着我们对中国与欧洲的国家形成问题的深入研究：

首先，在对欧洲国家形成方式的研究中，由于过分集中于对胜利者的研究，所以欧洲国家形成的方式被弄得走了样。学者们专力于探讨什么使得英国与法国特别成功，但这也导致了对欧洲其他国家研究的不足。这种不足，不仅忽略了造就后来的赢家（如德国、意大利）的原因，而且也忽略了使得许多较小的政治实体（如威尔士、威尼斯）成为输家以及导致一些大国（如波兰、瑞典）国土日蹙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从19与20世纪去回顾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而是从1100年向后展望，探讨各种国家形成的可能方式。而在这些可能方式中，某些制胜战略逐渐成为主导。这种“前瞻推测”的研究方法，乃是查尔斯·蒂利所大力倡导的。

其次，我们对“何为近代国家”的看法，来自于欧洲经验。因此在这个方面，问题更大。一些研究非西方地区的学者假设：每个近代国家都会拥有与近代西方国家相似的特征，如民主政治、大规模的官僚机构等等。然后再根据某些特定的制度之有无，去衡量一个国家的近代性（modernity）程度如何。我们通常能够更多地谈论一种西方的制度为何未在东方运作，而较少解释东方的制度为何运作。这与前面经济史研究中的情况相类，即对于不存在的事物的探求，并不能导致很好的解释。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则以下述前提为出发点，即：非西方的政治结构，大异于欧洲式的政治结构；但欧洲国家制度之普及，创造了所有国家都要遵循的标准。近来的研究论著，几乎都以欧洲经验为模式，以致中国国家似乎成了反常的事例。例如，伯特兰德·巴迪（Bertrand Badie）与皮埃尔·伯恩鲍姆（Pierre Birnbaum）在其《国家社会学》一书中，对国家下了两种定义：一种针对那些出现于欧洲的“真正”的国家，另一种则针对那些构成国际多国体系的“国家”。根据这种二元标准，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国家，仅只是在欧洲人将其国际秩序扩及中国后，中国才是符合上述第二种定义的国家。巴氏和伯氏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着眼于这些国家“变异”的政治、宗教、经济等，是如何偏离了欧洲的常规。以欧洲国家形成的经验为正常情况，其他国家中长时期的统治历史常被扭曲。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此方面走得更远，巴迪与伯恩鲍尔还为非西方地区的原有文化因素留下余地，认为这些因素在使得一个国家之偏离西方模式方面起到了某种作用。而沃勒斯坦却认为在非西方地区，是世界体系创造了近代国家。他说：“我们认为：这些国家，是为了反映作用于世界经济之中的阶级力量的需要所创立的”（沃勒斯坦1984：33）。沃氏使人们从巴氏与伯氏那种扭曲非西方国家的过去与现在的危险做法，走到一种对为何未导致欧洲式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的极端蔑视。上述这些错误观点，妨碍了人们去认识非西方社会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的国家形成过程。

第三，关于欧亚各国近代国家形成的问题，学界现尚未有定说。而中国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又构成了此种未定之局的第三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特征。中国史学家对国家问题的看法普遍悲观。这种看法来源于两种常有冲突的观点。一种关于中华晚期帝国国家问题的突出观点，强调统治的独裁与专制的性质。这种观点认为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在极力强化国家，恰与第二种关于中华晚期帝国国家的普遍观点，形成鲜明对照。后一论点认为：这个国家只是一个低效、庞冗的官僚机器，根本谈不上积极有为地去做正确之事。上述观点不一定相互冲突，因为官僚机构可以很庞大，同时皇帝也在力争更多的权力。但这些观点都认为：在解释中国近代史方面，国家没有多少积极作用；进步或发展，都与国家无关。第三种观点主要是日本学坛的产物，强调地方精英（特别是有功名的士绅）在创造与再造一种它踞于其上的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士绅操纵官员以遂其欲；如果士绅认为官员太好强或太好管闲事，就将其排挤出去。但是，不管我们采纳以上观点中的哪一种，都难以据之确切地指出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中，国家事实上起了什么作用，以及更为系统地评价晚期帝国国家是如何统治中国的。

要摆脱以上局面，我们必须提出中华晚期帝国国家的生存问题，并且从一种分析的观点，来看欧洲的非常不同的情况。这种观点，要能抓住中西国家形成经验中的相似与相异之处。我在运用这种观点时，考虑到三方面的问题，即国家面临的挑战、国家具有的能力和国家承担的义务。这里所说的国家面临的挑战，指的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国家企图解决的问题和企图达到的目标；国家具有的能力，指国家为达到其目的所能动员的人力与物质资源，以及国家所能发挥的工作效率；国家承担的义务，则是从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国家对某些统治形式和统治内容的偏好，国家在决策过程中维护（或促进）某些特别的社会状况时，许诺将遵循这些原则。

三 欧洲的国家形成

1.挑战

就1100年遍布欧洲的众多政治实体而言，在而后几个世纪中它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生存。在与外界隔绝时，小政治单位能够保持稳定。但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许多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接触不断增加。这些接触导致了政治竞争与经济竞争。在中世纪后期，城邦国家占了上风，但后来又逐渐让位于那些较大的领土国家，后者则由那些成功地对城乡地区都实行中央集权治理的统治家族所创立。这些领土国家面临两种不同的挑战：其一来自国内秩序，另一则来自对外关系。

近代早期的国家通常为国王统治。这些国王颇易受到两种类型的国内威胁：一是贵族取代王室或对王室权力加以严厉限制，另一则是平民动员起来反对政府。为了对付可能由精英引起的危险，王室一方面希望使自己与贵族们象征性地保持距离，同时另一方面又为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以获得他们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支持。对于人民（农民和城市居民都一样），国家着眼于创造各种社会控制的方法，以阻止那些反对国家权力扩展的抗议活动。但是这些国内问题，经常仅居次要地位。而居首要地位的威胁，来自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所发动的军事攻击。因此，在一方面，战争是国家对外扩张的驱动力；在另一方面，战争也创造了一种直接的政治环境，来挑战国家与精英及民众的关系。

2.能力

由于政治竞争经常导致武装冲突，所以各国统治者都建立了较大的武力。并非所有国家都会同样地卷入战争，但是作战（或者至少说是开发有组织的暴力的潜力），成为大多数成功国家的主要工作。雇佣兵成了一个较大的社会集团，同时军队也更加官僚制度化。军队按照新的权威原则与方针组织及指挥，成为那些成功的近代早期国家的革新性组织机构之一。为了维持这样的军队，国家不得不征收新的赋税。

在从商业中增加新税收方面，英国做得最为成功。这可以部分地归之于经济变化所创造的财富。英国国家创立了新的财政方针，从而得以获取这种财富。但是经济变化自身很难保证政治上的成功。例如，荷兰共和国本是欧洲最有生气的国家，但后来却被英国取而代之。其之所以如此，可以部分地归之于荷兰的政治未能利用经济变化以谋利。又如在法国，其财政问题在法国大革命时臻于极点。杰克·戈尔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近来对此所作的重新评价认为：这些问题较少由英国与法国之间的经济差异所引起，而较多因为法国国家的政策失败（戈尔德斯通1991）。但是，即使在满足其财政需求方面不如英国成功，法国在17和18世纪依靠中央集权的国家，也大大扩充了财政收入。在整个欧洲，成功者是那些能够启动资源的国家。扩充财政能力，要求扩充官僚组织，以便创造和引导欧洲国家所获资源的流动。当然，各国发展起了不同的组织方式，例如勃兰登堡-普鲁士所创造的结构，就不同于英国或法国的结构。但总的来说，欧洲国家创造了新的官僚机构，而这种机构又决定了处于中央集权化过程中的欧洲国家的组织能力。

在分析欧洲国家形成道路的空间差异方面，查尔斯·蒂利的方法大有裨益。他把两种极端的情况作了对照。这两种极端，一为那种主要依赖强制性动员资源的国家，而另一则为那些大多依靠积聚资本性资源的国家。俄国与荷兰共和国分别为这两类国家的代表。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便是我们更为熟悉的“成功的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普鲁士。这几个国家，尽管有差异，但在其国家形成过程中，都将强制性的集中与资本性的集中结合了起来。

3.义务

为了达到一定程度的自主，欧洲统治者们对精英承担若干义务，而这些精英则要求其权力得到承认。这些义务中最主要的是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on）的观念和关于精英适当参政的定义。在英国，赋税问题与政治代表的问题密不可分。在法国，国会和国王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争夺，在十七、十八世纪一再出现。运用不同的方法，英、法王室成功地创立了各种权力，从而确定了精英只能起从属的作用。如果一个欧洲王室不能在政治程序和政治代表问题上承担某些义务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自主，那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波兰贵族对国王之选择与继承所享有的个人否决权，正是波兰王室软弱的表现。

欧洲国家对社会的义务，大体上是从权力与实际运作两方面作出的。19世纪以前政治的意识形态，在实际事务中作用很小。若是与中国作比较，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重大的不同。

四 中国的国家形成

1.挑战

在中华帝国的第二个1000年统治中，统治者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并非创立一个与其他政治对手竞争的全新国家，而是重建和改造一个农业帝国。这个农业帝国统治着比以往更多的人口和更大的疆域。它并非许多大体相似的政治单位中之一，也不必像一个欧洲国家那样要大力向外扩张及与他国竞争抗衡。中国的国内秩序依赖有效的社会控制——这种认识，是中国政治古训以及而后历代政治实践的一大特色。对中国国家的主要威胁不是外力入侵，而是内部瓦解。因此，维持与重建国内秩序，既是国家的主要考虑，又是其行政力量投付最多的方面。

中华帝国所遇到的外部挑战来自北方草原。草原上半游牧民族强大的军事动员力量，经常威胁着中国的统治者。但是，这种来自草原的威胁，并非要分裂中国，而是要占领中国。在这一点上，蒙古人和满洲人可谓殊途同归。更早的胡人入侵，非但不是分裂中国，事实上反而导致中华帝国的重建与再统一。除了蒙古人外，成功的征服者都采纳了许多中国的统治原则与机构。因此中国反复地驯化了征服者。对清朝的建立者与统治者满洲人来说，采用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制度，是其被汉人接受并得以建立有效控制的手段。在中国本部之外，清朝还把帝国疆域扩大到中亚，以巩固其世界秩序的范围。在明清时期，沿着中国的外围出现了一些越来越正规的国家——朝鲜、越南和日本。这些国家都在中国文化圈内。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往来中，通常宣称中国享有中心的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国家的政府通常也允许中国人如是说，尽管他们也越来越认为自己与中国平等（1600年以后的日本即是一例）。

2.能力

在军事方面，中华帝国通常较弱。但是中国所具有的局限性，并未长期地损坏帝国的政治形式。军事上的虚弱，仅只引起统治集团的更变而已。相对于北方诸族的联合力量来说，宋朝的军事地位颇为脆弱，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觉性抉择的结果。“安史之乱”促使唐廷大大削弱军事将领借以谋求割据的力量，而宋廷所为则正是步此后尘。宋朝军事上的虚弱，使之先丧失了华北，而后又被蒙古征服。当然，历史已证明：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十三、十四世纪的欧亚大陆大部分地方，蒙古人都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事力量。蒙古人仅能统治中国100多年（1264—1368年），其原因（至少是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愿更多地采纳中国原有的统治原则。大约300年后，满洲人建立了清朝。清朝的政府结构，基本上依前明之旧。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可以被征服，但中国的制度都会延续下来。这一点，对我们的比较研究至为重要，因为不像那些面临强敌的欧洲小邦，中国未有被瓜分或兼并的危险。即使在军事上失利，中国的统治能力仍能维持下去。这在列国纷争方兴未艾之时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

单从中国的观点来看，国家的能力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减弱。在帝国的疆域与人口增加的时候，无论是官员数目还是财政收入，都并未与帝国扩展保持同步增长。在中期帝国时代，国家放弃了直接控制土地分配与直接管理市场事务的企图。宋代以后，国家简化了对经济的管理，宁愿放弃直接控制，而以各种办法去影响日益操之于私人之手的经济。在中国史研究中，国家操纵经济能力的减退，通常被视为国家日益虚弱的象征。但是，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国家所作出的所有关于减少国家控制或国家卷入经济事务程度的决定，都应被视为国家虚弱的象征。而这又与我们对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的常识相矛盾。因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各民族国家越来越多地给予商人以自由，以创造不受国家规定妨碍的国内市场。19世纪资本主义的胜利，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欧国家的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的。与欧洲一样，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国家是否充分地从经济中获得必要的资源，以支持其所欲进行的各种活动。从这些普遍的标准来看，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肯定不弱于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

除了经济方面的问题外，中国国家也能对付各种挑战，保持对一个农业帝国的统治。政府长期维持着大运河这个水运系统，将富饶的长江流域与位于北方的首都北京连为一体。在18世纪，这个国家投巨资于长江沿岸的水土保持以维持大运河，建立边疆开发所需的基础设施，并且继续经营一个拥有数百万吨粮食的民间仓储系统。中国国家也完成了那些即使在欧洲也是很重要的工作，例如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和一个复杂的文官机构，更无需指出供养皇室和支持费用浩大的朝廷礼仪。即使是主要依靠税率颇低的农业税收，18世纪的中国国家还能享有财政结余。

3.义务

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精英阶层，能够以各种方式将其权力置于国家之上，从而限制国家行动的范围。事实上，中华晚期帝国的精英，大部分由科举出身，而科举出身者中又有一部分成为政府官员。即使是那些未进入政府的儒士，和进入政府者一样，都在预备考试的岁月中培养起了一种儒家意识形态。与在欧洲的那种国家-精英关系相反，中国国家力求使用精英以帮助国家进行统治。这在欧洲更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很多欧洲的精英是贵族，拥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权力基地。如果他们参加政府，势必威胁国家的自主性。

在欧洲，国家形成的意识形态，指的是力图限制精英在国家形成中的参与程度。在中国，国家形成的意识形态，则起源于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把维持大众福利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国家权威仰赖于“天命”（上天之授权）；这种天命在统治严重失误时能被收回，而统治失误的证据则为洪水、饥荒等等。为避免这些现象，官员们应当干预生态方面与经济方面的事情。“正统”这一基本概念，也以养育人民及调节人民生活为前提。中国的统治是基于道德的意识形态。不过，因为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经验，学者们往往忽略了它对中国政治的重要性。在明清时期国家为人民创造福利的能力相当有限的情况下（至少以近代的标准来说是如此），我们很有理由不去理会中国统治者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所倡言的对人民的责任。但是，当我们认识到在实质及意图方面，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均不同于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时，这就显出更深刻的意义来了。

要评估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近代早期的欧洲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差异，我们需要将中西二者作直接的比较。但是，如果不以二者中之一方为标准来研究另一方，就很难比较这两种非常不同的历史经验。而以二者之一为标准，则又必然会导致偏惠此而不利彼。如果我们能提出一些普通的、抽象的或理论性的标准，那么就能克服这一障碍。但是，由于几乎所有这类主张最终都是出自于欧洲经验（只是未明说出而已），所以即使存在有一些以高水准的或概括性的理论为基础的抽象标准，那么充其量也是很不成熟的。这里，我建议采用另一种分析方法。此种方法包括两个步骤。第一，从欧洲的角度来评价中国的国家形成，但不是从某种抽象的角度，而是从一种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亦即如同对与之作比较的中国情况一样，我们对欧洲情况的研究亦应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第二，把习惯的做法颠倒过来，即根据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并看看这种做法，是否能迫使我们重新考虑一下那些在国家形成方面被我们视为自然、必然的东西。通过这种方法把比较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进行转换，我们希望创立新的国家形成说。

五 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形成

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若干基本特征。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特别重视在公民权扩大和大规模官僚机构建立时权威关系的变革（本迪克斯1964、1978）。查尔斯·蒂利则认为战争与征税，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蒂利1975、1990）。无论是公民权扩大和官僚机构形成这一组过程，还是战争与征税这一组过程，似乎与明清中国都无关。在中国，权威关系未有改变，公民权完全是个外来文化概念，而大规模的官僚机构则已存在了上千年。中国国家从不是那些旗鼓相当、力求军事上占上风的列国中的一个。其财政状况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18世纪有结余，其前后则颇拮据。但对财源不足的反应，并未像欧洲新兴官僚制强国对于财源不足的反应那样，引起许多问题。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没有什么值得比较的呢？

绝非如此。本迪克斯和蒂利提出的问题，都值得放在中国的环境中加以考虑。从本迪克斯的问题出发，我们可以问一问：在中国，权威（au- thority）及权力（power）关系是如何决定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的？从蒂利的问题，我们则可以问：对国家安全的根本威胁是什么？农业帝国的重建，是怎样地不同于在国家之间竞争中形成民族国家？

欧洲国家形成的经验，为在各个欧洲国家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确定了一个范围。本迪克斯和其他人已证明：权力基础的改变，使得某些社会集团成为主要角色，能够定义政治权威的可接受与否。这种定义国家权力基础的过程，同时也定义了国家所承诺的某些政治原则。这些政治原则的倡导者，是那些要求其呼声不仅能被听到，而且能以具体的方式受到重视的社会精英。从而，“市民社会”的概念，是作为英国国家形成的一个部分而出现的。市民社会是一个限于一般国家活动之外的领域。在市民社会中，可以发现不同的范畴，例如作为“私”的个人范畴、“公”的范畴和宗教的范畴等等。当然，在欧洲，各地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也有相当的差异性。英国有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而德国的市民社会则很弱。但是这些变异可以用一套共同的语汇说出，亦即可以把这些差异，置于一个由各种社会可能性组成的单一文化系统之中。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别并不这么明确。在政治方面，国家官员与社会精英之间的联系强得多，而二者都同样遵循一种儒家关于社会统治的策略。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这种制度是如何运作的，而由此探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制度并未产生那种我们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区别都是欧洲传统的特定历史产物。但是当欧洲的思想、制度与强权跨越大海之时，这些区别也变得在全球范围内都至为重要了。

如果我们把战争与征税作为推动国家扩张的两个过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欧洲，这两个过程以各种方式相互交织，而中国并未以任何类似的方式经历这两个过程。中国的赋税基础长期未有扩大，但征税却根据需要而不时波动。国家委托地方精英代行管理社会福利职能，从而为国家节省了开支，部分地制止了上述需要的增加。政府虽面临周期性的财政危机，而这种危机通常又由用兵所致，但这并未导致新的财政制度的出现。在中国与欧洲，国家获取资源的能力都赶不上国家的需要。在此意义上，彼此的财政问题大略相似。但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这种能力与需要的缺口是长期性的。有些人对资源的权利本应当被规避或取消，但他们却竞相争取这些权利，从而又加剧了财政紧迫的情况。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这种缺口是偶发性的，而且在较低层面的社会力量能提出对资源的权利要求之前，中央政府通常即已宣布自己的权利。国家的主要权利是对土地的权利。早在16世纪赋税改革以前数百年，中国已建立了一个相对有效的组织机构以征收田赋。有时个体农户应直接向地方官员或其助手纳税，而有时他们被组织起来，由集体来负责纳税。不论在其中哪一种情况下，征税都常被效率低下以及各种困难弄得问题丛生，但是征税并未停止，而且通常能应付支出之需。欧洲国家没有完备的官僚机构来从土地上征税。它们尽力开辟过去未曾拥有的财源。它们都依赖商税与公债，而这在中国并不是经过深入探讨后采用的办法，因为中国国家的财政措施经常很不相同。中国人常常考虑节流而非开源；官员考虑财政改革时，通常竭尽全力去解决赋税负担的轻重及征税的公平性等问题，而不是努力以新的方法增加额外的收入。[3]

不同的政治逻辑，推动着农业帝国的再生过程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如果以欧洲为标准，那么中华晚期帝国历史的许多内容便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它们与政治代表、战争以及财政扩充等问题无关。但是，如果我们从一种中国的角度来看欧洲的发展，情况又会如何呢？

六 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一种中国国家形成观

官员与社会精英保障社会秩序的努力，可以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为求简化，我认为官员与精英合作以巩固社会秩序的主要社会控制手段可简化为三类：意识形态控制手段、物质利益控制手段与强制性控制手段。我所说的意识形态控制，指的是倡导正统观念与行动；物质利益控制指公开地或含蓄地提供某些好处，以换取人们对社会与政治秩序的接受；强制性控制则简单地意味着借助于暴力威胁或暴力实施，强迫人民就范。中国人承认这几种基本的控制（这一点，我在下章中还要从不同方面加以探讨），当然在运用这些手段时也有所选择（对此下章中也要讨论）。这里我着重要谈的是：从国家与地方精英如何运用以上三种社会控制方式来共同承担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这一论题，我们能够对国家的统治能力了解到什么？

中国国家把道德说教作为统治的基本方法之一，目的在于教育精英与平民。对于未来的官员来说，钻研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历史等课程，是他们在学校中学习的主要内容。这些学校由官员与精英兴办，科举考试的内容则由官员确定。作为考试准备的精英教育，创造了一种将国家与精英连为一体的世界观。当然，精英也有超出科举考试范围之外的思想与兴趣（例如吟诗谈禅等），但这并不一定会与国家对精英信仰的期望相冲突。对于平民大众来说，国家尽力指导重要的宗教活动，确定皇室祭祀的神祇。国家常常也把拥有大批活跃信徒的神灵收入官方承认的神灵系统，但仍有许多神灵是地方民众信奉的。国家并不积极排斥所有未获承认的神祇，而只是剔出其中那些被认为有可能招致动乱的神灵。为了积极树立信仰和消除异端思想的影响，国家鼓励地方上受过教育的人士进行公共训导，讲解儒家关于良行懿德的古训，皇帝也下诏对普通百姓加以劝谕。

中国国家努力建立一套相关的策略，以限定知识分子的教育以及国家偏好的普通民众的信仰。这在欧洲是看不到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教育与学术跟天主教会关系密切，但独立思考的人们仍能摆脱教会认可的世界观并对其进行挑战。中国也有人能摆脱国家认可的正统思想，但他们的信仰很少被人们认真看待，从而也很少成为官方信仰的威胁。欧洲的教会在精英和大众的教育上都起了主要作用。如果从中国的意义上来解释教育（包括道德灌输），那么欧洲教会便控制着圣徒的产生及其在教会系统中的地位（类似中国国家之控制神祇）。在教育与道德灌输问题上，天主教会所起的作用与中国国家颇为相似。对于欧洲国家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其责任较中国国家为轻，而且也意味着其能触及人民的方法较中国国家为少。教堂寺院在农村的分布远比政府办事处广泛，所以欧洲国家只好把触及农民心灵这类事交给教会。这与中国的情况恰成强烈对比。[4]

中国国家视农民的物质福利为最重大的问题。在汉代，国家通过授田，创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阶级。这意味着有人可纳赋税以支持国家。到1100年时，国家直接授田予农民所起的作用已不如前，但官员们仍继续讨论授田的好处，并承认拥有土地是农业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正因如此，明清时期（特别是18世纪）的国家鼓励开垦荒地，并开拓中国边疆地区。一般而言，这时国家对农民物质福利的注意重点，从生产性活动转到了消费。为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国家制定政策来稳定许多物资（特别是粮食）的供给。有时候官员们也从事物资的贮存、运输与分配（如果涉及盐、粮食、布匹或矿产，官员们也会认为这些活动有利可图）。清朝创建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中央政府向地方官员收集关于粮价、气候和降雨的资料，以预测何时何地可能发生严重缺粮以及研究如何作出反应。国家以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手段干预食物供给状况。其工作的中心，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储粮数百万吨的仓储系统。这些粮仓主要建立在县城和小市镇，代表着官方对人民物质福利的责任。这些做法在欧洲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更遑论能够做到了（魏丕信与王国斌1991：507~526）。

尽管有相当的政策差异，中国国家通常遵循着一种基本哲学，即扩大与稳定生产及分配，以创造稳固的收入来源和安定的社会秩序，因为一个社会安定和财政健全的国家，依赖于健康幸福的人民。[5]当然，中国国家绝非一个高尚无私的团体。它所遵循的政策，旨在再生和增长其安定统治的能力。其目的并不令人惊异，也并非罕见。重要的仅是它为了达到此种目标而进行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大不同于那些在欧洲传统中想象出来的具体目标与策略。物质利益手段，早在其成为近代福利国家的要素之前很久，在中国就已很重要。

在欧洲，中央集权推动着国家形成，并迫使中央政府去处理地方消费者、长途贸易和城市消费者对食物供给经营权的争夺纠纷。在此之前，食物供给一直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之手。欧洲国家从未建立过什么粮仓网络（哪怕是规模不大的粮仓网络），以减轻粮食歉收和市场变化所导致的冲击。欧洲国家的主要忧虑是城市（特别是首都）的公共秩序，因此它们很少去协调大片地区的食物供给状况，特别是未予农民以任何帮助，因为它们未将农民作为物质利益控制的对象。这一点，又表现了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考虑及统治行为方面的局限性。

在中国，社会秩序也意味着政治控制。中国国家努力登记人口并鼓励人民告发邻人的可疑行为，其背后就有强制的威胁存在。国家对所有具有潜在反抗特征的社团都怀有戒心，不论这些社团是知识分子还是船夫组成的，或是某种介乎其中的社会集团。官员们害怕异端信仰，因为他们普遍认为情感与行动有密切联系，“错误”的思想很容易导致具有威胁性的行动。那些不附着于土地的人也是潜在的危险，不论他们是行商坐贾还是贩夫走卒。对于中国国家而言，主要威胁来自农村而非城市，因此它极力使人民依附于土地，并且控制人民迁徙。中国国家一方面允许，甚至鼓励人民迁往人口稀少的地方，一方面又强迫人民和平地留居原地，因而处于一种两难之境。在国力强大之时（例如18世纪），国家鼓励移民，较少通过强制机制强化地方社会秩序。相反，在国力较弱时（例如19世纪），国家较多依赖强制手段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此时国家也更加疑惧人民的移徙流动，对其在边疆地区的虚弱地位也更为敏感。[6]

为了掌握人口变化动向，中国国家以两种方式登记户口：一种是为征税而登记户口；另一种户口登记则是1100年以后出现的，目的在于创造各种使人民为彼此行为负责的组织。官员们惧怕士绅操纵局势，因而明显地排斥士绅，不让他们起领导作用。某个家庭中某位成员犯下的罪行，可能会连累同组织中的其他家庭，除非后者告发前者的不法行为。因此，中国的强制性控制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安定的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民的行为不仅是个人乃至家庭的责任，而且也是其邻里的责任。此外，由于在许多地方邻里也是亲属，所以同时也是亲属的责任。中国法律在几个方面承认犯罪的社会背景，例如罪行的严重性取决于罪犯与受害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则又以亲属及邻里关系为背景。

亲属关系在强制性控制方面所起作用比上述更大。有一个共同的男性祖先的亲属团体，形成一个宗族。作为一个集团，宗族支配着其成员。个人如果行为不端，就会被开除出宗族。被逐出宗族是一种社会放逐，能够迫使不安分者远走他乡。由于宗族内的精英应当扶助贫困族人，所以宗族在物质福利方面亦起一定作用。有些宗族设有义庄以救助孤儿寡妇及穷人。宗族也设立族产以扶助族人子弟受教育。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宗族对其成员也采取道德的、物质福利的和强制性的控制手段。这与国家的控制相辅相成。

欧洲社会缺乏以一种高度集合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延伸亲属网，而且也缺少中国亲属团体所借以使社会秩序再生的手段。关于强制性手段，欧洲国家在何级政府能够对何种犯罪行使司法权方面颇有差异，但它们重视的都是个人。民族国家的形成，包含了对许多对付个人的强制性控制方式实行中央集权。因此，在对犯罪之惩处有更大权力方面，欧洲国家越来越与中国中央政府相似，但却没有中华晚期帝国的基本统治机构。这再次表明：欧洲没有中国人用以创建和再生一个农业帝国内的社会秩序的机构与方法。

一般而言，在运用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手段与物质福利手段方面，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积极动员精英参与。但是国家也明显地限制精英在强制性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强制性控制手段一直是正规的国家职能，直到19和20世纪才有变化。明清时期的国家与精英的关系显然提高了国家的统治能力，但是国家与精英的关系也表现了统治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统治能力有一种长期的波动。这种波动的基础，是公共机构（例如仓储、学校等）的不稳定。中国国家的统治能力没有任何明显的发展或退化趋势，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起伏波动。

中国国家希望消除对国家权威的潜在竞争者。这一愿望驱使国家在中华帝国统治的头1000年内，努力形成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在这一时期，强大的豪强常常是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有时甚至是合法统治者。在8—10世纪之间，豪强势力被摧毁。而后，在国家与豪强的后继者地方精英之间，发展起了一种复杂的关系。国家继续警惕地方精英对其权力的威胁，继续将小土地所有者作为社会的基础而加以扶持。但是国家也知道，吸收地方精英去从事非正式的工作，是明智的办法。由于精英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有许多方面彼此相符，精英有时也欢迎国家将责任委托给他们（例如19世纪办团练即是如此）。不过精英也偏向地方社会。为了保护平民（或者更常见的是，保护自己对资源的权利），并为了控制地方社会，精英也会抵抗国家。这在明清时期的抗税案件中屡见不鲜。国家因此一再努力绕过精英，同农户建立更直接的联系。这种努力有时也颇有成效。[7]

欧洲国家并不奢望让精英发挥与国家日常工作程序相符的作用。贵族精英拥有争夺权力与权威的基础。他们的力量，虽然在欧洲各地肯定有所不同，但对于国家建立者们来说，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中国人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欧洲国家所能够考虑的用做强制性控制手段的范围，如同用做物质福利的与道德的控制手段的范围一样，都比中国更为有限。欧洲国家的制造者受到贵族与教会的左右夹击，其正规的官僚机构又能力有限，所受限制颇多，不仅有其他人掣肘，亦为自身组织能力制约。国家缔造者所能产生的承诺，亦为其有限的能力所决定。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更使得这些承诺直至19世纪才变得重要起来。

七 结论

中国与欧洲国家都拥有某些基本职能。它们都收税；它们都将正式的政府与非正式的精英统治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国家权威的问题与对国家生存的威胁密切相关，实际政治亦与政治理想密不可分。在欧洲，实际政治与政治理想都常被学者们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因此，我们发现本迪克斯和蒂利采用了非常不同的方法，来分析相同的普遍现象。如果把他们二人的研究方法放在一起，我们会感到迷惑不解：在欧洲国家形成方面，政治理想与实际政治到底是怎样相互关联的？有人认为：在欧洲，政治理想（特别是关于政治代表与民主的理念），是作为对国家进行防范的一种手段，或者是作为对新兴的国家提出要求的一种手段，而从制度上清楚地表现出来的。在中国，政府内外的人们都有某些共同的政治理想，而且这些理想可望成为贯穿帝国时代大部分时期的政治实践。注意理想与实践，有助于我们对比中国与西欧的国家形成。

从上面所揭示的异同中，暂且可以得到何种结论？在欧洲大陆的两端，都可以发现相似的问题和可比的事件。在西欧与中国，国家都要维持国内秩序，防御外敌入侵，并征集进行这些活动以及其他活动所需的资金。中国与西欧的国家在满足以上要求的手段方面，选择范围亦有重合之处。因此，我们应当小心，不要把在中国也有的政治事务的类型，贴上欧洲的标签。在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发生重大影响之前，两种文明中已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这使得二者可能会拥有并行的变化过程。[8]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经济的联系方面，中西也有明显差异。这表明国家形成是一个在历史上各有特点的过程。中国国家创立的统治方式，包括了许多在欧洲无有其匹的统治目标与统治技术。即使面临类似的问题，中西国家也会以独有的方式来看待问题，而这些方式恰恰揭示了中西国家在共同立场上所具有的局限性。

第五章 近代国家形成中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机构

引言

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构成了国家赖以创建社会秩序的条件。一个社会的特定结构造就了不同的人群（例如精英、农民、城市居民），而意识形态则确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适当角色和前程。如何把意识形态与不同的人群联系起来，必须作出若干选择。如前章所述，国家面临的挑战、国家具有的能力与国家所负的义务，在欧亚各地颇不相同。新兴的欧洲国家都面临类似的挑战，成功的国家都创造了类似的能力。在许多事例里，欧洲国家在形成民族国家的方面取得初步成功之后，它们担负某些政治见解的义务也变得明白了。中华帝国面临一种不同类型的挑战：外部威胁并非来自相似的农业政治实体，而来自游牧与半游牧民族；国内秩序更受国家关注，而为维持城乡社会的稳定和延伸对其广袤领土的控制范围，中国的国家也创造了许多办法。在这些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大异于欧洲国家发展起来的政治意识形态，这是很自然的。

一 近代早期欧洲及明清时期中国内部的国家-经济关系

人们常把英国和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某些关于经济活动的政治观点连在一起。有一种观点强调：在市场上，有一个从积极的、政治上的家长专制主义向无差别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转变，这种自由放任主义使得经济活动的进行不受政府干预（汤普森[Thompson]1971）。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国家在制定经济活动的规则与肯定个人财产权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肯定个人财产权利，又给予人们为己谋利的活动以保障与激励，因为他们知道努力的成果会得到保护（诺思[North]1981）。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市场能够发挥正面的影响，使人们以建设性的方式，将其对利益追求的欲望，转向服务的场所（赫胥曼[Hirshman]1977）。不论从何种立场来探讨近代早期英国与法国政治经济的变化，都会发现有新的政治原则在运作，而这些原则目的在于保护个人的经济机会。地方政府急于保护本地集团的利益，从而要求控制资源与市场。而民族国家则与单个的经济行动者结盟，以消除地方政府控制资源与市场的权利。因此，新的政治经济的形成，遇到了民族国家对抗地方当局的问题，以及个人权利与财产的问题。

在英国，国家在动员资本与管理工业两方面所起的直接作用极小。到了20世纪，德国与俄国的经验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典范。换言之，20世纪的国家，对其本身能够并应当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有更多的期许。

明清时期的国家跟上面勾画的欧洲变化都不相干。对于个人的经济权利或自由的私人经济活动，没有什么新的见解出现。国家也未推行任何工业化计划。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知道市场及其重要性。与早先那些老的分析相反，近来中国经济史研究显示：中国国家对于商人与市场持积极态度，因为商人与市场的活动带来社会效益。一些中国官员甚至相信商人能够完成官员难以胜任的任务。在18世纪关于粮储问题的讨论中，这种观点反复被提出宣扬。但是支持私人市场活动，并未为中国官员带来任何伴生的新观念（例如发展个人的财产权利，或者在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作出任何概念性的突破）。国家依然积极关注着农业经济并促进农业经济的扩展与稳定。这些任务创造了一种国家的工作日程。从下章可知，这种工作日程一直到帝国以后的时代仍然很重要，但是其起源却可追溯到中国统一为帝国以前的几个世纪。古代经典教导统治者要施仁政。人们可能会怀疑这些教诲对战国时代的统治者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他们都企图增加武力与资源以扩充领土，并抗御怀有同样目的的敌手。到了帝国时代，仁政的概念有了更具体的含义。例如，模仿古代田制的各种土地分配方案，目的都是使人民生活安定，因为如果人们经营同样的田产，社会就会均富安定。每个朝代都做过分配土地的努力，但国家从未能把私有土地拿过来重新进行分配。这些社会福利方面的努力，与赋税征收有密切的关系。土地分配的目的，是不断地再造一个小土地所有者的社会，而这些小土地所有者人人都向国家纳税。因此国家在授田之时，也在创造其赋税基础。不仅如此，中华早期帝国国家还力图实现自我管理，以创造一个社会基础，消除对国家安全构成主要威胁的豪强家族。简言之，社会福利、赋税征收和自治，都是国家土地分配方案的目的。在设计经济活动时，为了税收与社会稳定，国家可以作出各种政策选择。而在这方面，明清时期的国家具有一种复杂的政策选择传统。官方的选择动摇不定，但有两种普遍的观点确定了包容各种可能性的两个极端。第一，国家能够选择积极干预的政策，以控制或指导经济活动。这种努力包括关于采矿的规定和以盐引交换粮运等。第二，国家仅满足于调节私营经济活动，甚至非正式地委托或依赖他人帮助达到国家的目的。这方面的例子有市场监督、依靠士绅赈灾等。在国家直接控制与间接监督两个极端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方式，用以改变、疏导或限制私营经济活动。在整个18世纪，官员与思想家们在寻求稳定与发展经济的方式上，虽有相当的技术性差异，但也有根本性的一致。他们都支持这样一种农业经济：在其中，商业起到重要，但仍是次要的作用。有些人较重视商业，另外一些人则更重视农业，但这个分歧并不严重。在关于如何组织物质世界的各种看法之间，并没有很大差距。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国家促进农业生产，例如促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以扩大并稳定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2）中国国家调节商业性分配，以达到各地内部经济的均一与地区之间的平衡；（3）中国国家在18世纪鼓励移民开发边疆，使得人口与资源基础维持了相对平衡。到18世纪，国家在此三大领域内的努力，支持了两种各有特色的农业经济：（1）各种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类经济在扩展中的清帝国的疆域内不断再生着。（2）一种复杂的大规模独立经济。这种经济由国家经营，以求社会稳定。增加生产和调节分配，能够适合这两种经济中的一种。而移民则能创造新的小规模经济，或者使边疆地区在经济上融入一个更大的社会。国家通过这两种农业经济形式，促进了社会繁荣，以获得人民的支持，从而肯定其统治的权利与能力。当我们思考经济方面的问题时，可以看到，在“国家要做些什么才能取得胜利”这一方面，欧洲中心主义的看法不能解释中国的实际状况。当我们从国家经济的关系转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情况更是如此。

二 民族国家与农业帝国形成中的中央集权及地方秩序

贵族和城市，是1300年时欧洲最普遍的两种政治单位。贵族拥有庄园，而城市对更高的政治权威只有很弱的从属关系。将要出现的国家，都面临着取代贵族与城市精英的斗争。在日后成为德意志与意大利的那些地区，存在许多所谓的自由城市。这些城市与贵族精英联手，能够比英国与法国的贵族更为成功地抵抗国家的建造者。英、法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都要求王室承认贵族的某种政治参与权，由此又发展出欧洲的政治代表制度。在国家努力扩大其财力与官僚机构的力量的同时，也更加清楚地划出一个“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在此领域中，社会精英（特别是城市资产阶级）能够确定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并捍卫之。随后，人们也承认在国家及公众的范围外，应有一个私人的天地。社会与政治权力及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的这种再编组，与国家权力的扩展同时发生。国家力求不通过其他任何集团的中介，而加强其与个人的关系。这一点，在英、法两国尤为明显。强大的国家确认个人权利，以确保有一个对此有回应的安定社会。

明清时期的国家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情况。正如前章中所讨论的那样，中国国家很早就已解决了贵族要求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权力与权威的问题。到了宋代，已无贵族能够向国家的权威挑战。社会精英可能会动摇皇室，但国家并无必要与之妥协交易。强有力的精英人物也不要求政治代表制度。国家努力把个人作为独立的人加以统治，但并无需要排斥中介集团，相反倒依靠中介集团来承担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在与贵族精英争夺权力的同时，也经常心怀焦虑地戒备着农村的群众抗议。但是对于很多政府来说，城市化的后果更堪注意。如何管理一个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家，对于处于中央集权化中的政府是一个主要的挑战。政府企图建立的国内社会秩序，主要是指由国家的官僚机构统治的城市社会秩序。对中华帝国而言，国内秩序的问题是城乡两方面的。但二者之中，农村社会秩序对中国统治者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最感担忧的，是农民骚动而非城市居民骚动。他们畏惧农民，并非畏惧农民个人，而是畏惧农民作为一个集体而被那些罔顾王法的领袖诱入叛乱。这些领袖永远是国家惩治的首要对象。这种想法出自中国的统治原则，即根据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而非某种抽象的个别性，来给人下定义。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从本质上来说是等级性的，不论他们是农民还是叛乱参加者。即使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不像欧洲国家那样有需要粉碎贵族与自由城市的权力的问题，那么它仍有自身的严重问题要对付。其所遇困难的根源，在于缺乏足够的官员对这个农业帝国的各个地区进行县一级的统治。对此地方统治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国家维持中华晚期帝国长治久安的关键。

三 中国与西欧的地方秩序诸问题

正如英国的经验促成了经济与国家的分离一样，它也促成了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基本上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在英国与欧洲大陆，宗教组织能够管理许多不在世俗当局掌握中的事务。例如慈善事业，在近代早期主要是教会的事；在而后几个世纪中，也可由各种志愿机构操办。由于国家很少插手经济，所以其在地方福利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很小。

这种英美的地方自治的传统，被有意识地表达为一种参与的民主，而国家则被视为一部中央集权机器；二者是截然分离的。甚至在政府已成为地方的一部分时，地方治理仍被想象为是自下而上的，与来自中央政府的自上而下的统治相对立。在欧洲内部，“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强弱也有颇大差别。德国比起英国来，是社会弱而国家强，法国则介乎德、英之间。人们认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将提倡个人自由，作为消除中介集团而加强国家权力的关键。与此相对照的是德国。德国国家的形成更多地依赖于社团，同时也受各种社团力量的制约。此外，欧洲国家的中央-地方关系，也必须置于一种多国体系内加以观察。欧洲各国的生存空间，必须依赖其对外关系来加以维护；换言之，各国都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的和财政的能力，以对抗敌国，保障本国安全。然而，中国没有类似的市民社会，也未处于多国体系之内，因此欧洲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发展，并不能为我们研究中国提供充分的帮助。中国国家对地方秩序关注的中心是农村社会。其对农村社会秩序之关注，远比欧洲国家要更系统。在中国，为达到中央对地方秩序的控制所必需的垂直结合的程度，远远超过任何欧洲国家。

中国官员以及近代学者都肯定：在帝国时代，在地方一级统治农业社会，有各种困难与限制。但是我们应当记得：正是这种地方统治的普遍成功，使中央集权国家在统治农业帝国遭遇到困难时，提供了化解厄运的转机。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别的任何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2000多年的时间内，成功地应对挑战，创造地方统治的工具。在中华帝国统治的第二个1000年中，越来越多的人民迁移新地并开垦了更大的疆土。这要求地方政府采取富有创造精神的方针策略，旧有的制度与政策在实施技术上肯定也更为完善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称为“新儒家关于社会秩序的策略”。这种策略向地方精英提出了促进社会安定与增加大众福利的新方式。

宋儒朱熹与其同时代人支持精英通过善行而在巩固社会安定方面发挥作用。这些善行可以代替那些公认为不能令人满意的政府活动。[9]但是，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看，人们认为精英的努力只是对官方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努力的一种补充，而不能代替后者。这种官方与精英双方努力的结合，在清代采取了特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揭示了政治准则如何在一个农业帝国各地被落实。

士绅家族及其他地方精英对于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很早以来已为学者所注意。大约40年前，费孝通即已把士绅视为20世纪30年代官员与农民之间的基本中介（费孝通1953）。晚近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指出：中国国家的规模，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而言，一直在收缩。这一点，是学者们认为明清时期精英牺牲国家以发挥其在地方事务中更大作用的出发点（施坚雅1977：19~20）。日本学者更直接地考察了士绅自身的利益与动机。重田德勾画了一种士绅控制地方社会的理论。在他故去后，其他学者又对此加以改进完善（重田德1984）。日本学者的研究集中于长江下游的经验，倾向于强调在明代后期与清代，士绅坚持牺牲国家而对地方社会进行控制（森正夫1975—1976）。

继日本学者之后，美国学者近来的研究也着重于19世纪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地方精英承担起了比过去更大的责任。罗威廉（William Rowe）在其关于19世纪华中内河港口城市汉口的两本书中，指出了一种新型的通商口岸的出现。在彼处，城市社会秩序的管理，严重地依赖于商人和其他精英组织城市的努力（罗威廉1984、1989a）。冉玫铄（Mary Rankin）在其关于太平天国以后数十年长江下游若干地区的著作中，追溯了地方精英的活动。这些精英在其重建社会秩序时，要求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冉玫铄1986）。罗威廉与冉玫铄都将其对19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分析，与一种“公众领域”的概念联系了起来。在这种“公众领域”中，精英承担了更多的活动（罗威廉1990；冉玫铄1990）。这个概念，形成了将19世纪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变化进行比较的焦点问题。

在我们欣然接受这种关于明清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的观点之前，还应当考虑某些空间与时间上的限制。事实上，那些认为国家-社会的关系自明代后期以来一直在变化的看法，其空间范围通常限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下游若干地点。另一关键的地方性证据，则来自19世纪新兴的城市中心。在关于这些问题的许多研究中，研究者常常未想到中国这个农业帝国并不只是局限于长江下游和大城市，也未想到18世纪作为一个国家积极有为的时期，大异于17与19世纪。

18世纪中国民间仓储系统的空间差异，表明了某些学者在中国所发现的“公众领域”，尚有待进一步加以具体论证。[10]冉玫铄与罗威廉明白指出了他们所举事例的地理根源，但是他们对其所研究的、与“公众领域”有关的地点之外的地区的情况，却谈得不多。[11]但是，在那些并没有许多与“公众领域”有关的事件的地方究竟存在着什么？这对于我们对“公众领域”的普遍理解很重要。18世纪的民间仓储制度显示：在那些官员们能够指望“公众领域”的地方，他们就依靠之；在其他的地方，官员们则取而代之。说官员们“依靠”一种公众领域，实在很别扭。这表明：这个概念可能很不适合我们对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的看法。在18世纪的中国，儒家关于维持地方秩序的策略，并未给予精英或官员以地方秩序惟一监护人的特殊地位，而是根据不同地方的情况，承认二者都是监护人。

18世纪中国国家的粮食管理制度，包括全国每一府州按月向朝廷报告粮价以及天气和收成情况。官员们据此来决定如何最好地使用粮食储备和对商品运输施加影响，以期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区域中平衡供求。此种制度瓦解于19世纪，从而又引起了许多与17世纪后期相类的情况的出现。

19世纪仓储制度的衰亡，系由此制度内外因素所致。在内部因素方面，维持此制度运作要求不断加强组织上的努力，但是官员们在此方面却面临各种困难，从而使得仓储制度遭到削弱。嘉庆皇帝于1799年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取消了地方社仓必须向地方官员报告其活动的规定，同时地方官员也不必再向省里报告社仓的情况。在外部因素方面，由于军队对粮食的需求增大所引起的仓储减耗，需要更多的资金来购置粮食，而这些资金却很难筹措。这种由官方管理并协调省内与省际仓储活动的18世纪仓储制度，遂告衰亡（魏丕信与王国斌1991：75~92）。但这并未意味着官员与精英建立仓储的努力亦告停止。

在19世纪，一些省份的地方官员和精英，仍继续努力为粮仓筹集资金并管理粮仓。在一些地方，由于官员无力或不愿仅靠自己来维持正规的粮仓，所以较之18世纪的情况，此时的仓储活动更多地变为精英的责任。但从全国来看，更为明显的是粮仓储量全面下降，也不再有集中的管理与协调制度。

依靠地方精英维持农村粮仓，很难说是19世纪的新情况。在明代后期，乃至雍正、乾隆时代，江苏与浙江的社仓，并不像全国大多数地区那样在官方管理之中。但是，19世纪仓储情况所显示出的是：一种精英活跃的江南模式，可能已变得更为普遍。对于社仓，官方很少加以领导，更不进行系统监督。因此，要是我们想象有一种中国式的“公众领域”，那么它将是出自官方积极性的减弱，而非如同在欧洲一些地区那样，是精英对国家提出一系列要求的结果。

较之近代早期世界中的任何国家，中国更注重把“教化”作为政治统治概念的根本。明代正统时期（1436—1449年），很多县份都兴办了社学，并将此作为一项官方事业（五十岚正一1979：296）。到清初，这些社学仅有少数还存在（至少是在名义上还存在）。清代地方学校最普通的形式是“义学”。在边疆地区，义学由政府兴办，以教化当地人民。在内地，则是地方精英响应官方号召兴办义学（小川嘉子1958；五十岚正一1979）。梁其姿关于明清社学的近作证实：在创办与维持社学方面扮演主角的，是地方团体的领袖而非官员。虽然梁氏的研究主要是针对长江下游的情况，但也包括了来自其他一些地方的证据。这些证据显示：在长江下游地区之外，地方精英也在地方教育中起了主要作用。[12]但是这种长江下游模式究竟有多普遍呢？

在边疆省份，国家明显地在义学创办中起了较大作用。在《会典则例》中可以看到许多记载，说在贵州、云南两省以及在四川、湖南、广东等省的边远地区，官员努力兴办义学（《会典则例》卷396，第1~96页）。官员特别把义学与对少数民族的教育联系在一起。政府兴办义学成功的最佳例证，是18世纪有名的官吏陈宏谋在云南带头创办了650所义学。正如罗威廉的研究所示，陈宏谋令其属下官员负责发展义学，并且反复询问办学情况，使得属下官员难以敷衍塞责。陈宏谋指出：官员们创办义学的资金来源很多，例如地方预算盈余、常例公费、职田地租、未入账的新垦田地的收益，以及地方精英的捐献（罗威廉1989b）。不论何时，只要可能，陈宏谋还为义学寻求田产，使之有可靠的资金来源。精英在兴办义学方面的作用，通过捐款捐地表现出来。但他们的努力，并非义学增加的动力。与长江下游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官员在云南明显地起着主导作用。

长江下游和云南两地精英与官员在义学兴办方面所起的不同作用，与18世纪的经济核心地区和边远地区精英与官员在社仓兴办方面所起的不同作用，大体上相似。在这两个极端事例之间，义学兴办如同社仓兴办一样，包含了官私双方努力的结合。

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学校与粮仓是相互补充的。促进教育与经济福利是地方官的两大任务，因为“教养”人民被认为是治国的基本特征之一。[13]不仅如此，全国各地官员与精英所起的作用虽有不同，但是对于促进教育与经济福利而言，彼此却也相似。但是，在18世纪为协调这些活动而发展起来的组织形式，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平面结合的地方系统，而是若干分离的、垂直结合的机构。地方社仓存在于一个较大的仓储系统之中；而这个系统本身，是国家用以影响食品供给状况的一种主要手段。地方仓储的直接功能是在大灾之年救济农民，偶尔也为来年播种提供种子。但地方学校的功能却是多重的。国家在边疆地区兴办学校，目的是通过儒家社会伦理观念的灌输，去“开化”少数民族。但是在内地，地方学校通常被视为有前途的男童求学的第一步。有些在地方学校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渴望到外地继续深造，以求达到科举考试成功的目的。国家能够通过科举制度控制教育，因此并不需要像仓储系统那样，由中央来控制学校管理。

在地方上兴建与维持义学的努力，如同那种旨在征集粮食的努力一样，都涉及到官员与精英二者。在教育方面，官方与非官方所扮演的角色的界线颇为模糊。这一点，也表现在“县学官”的问题上。用伍思德（Alexander Woodside）的话来说：学官的位置，尚未完全官僚制度化（伍思德1990：182）。县学官既非正规官员，又非真正的非官人士，这种情况使人很难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界线。因此，在中国，所谓“公众领域”中的“公”，包含着官员与精英双方的参与。这种参与的情况在不同的时期与地点颇为不同。官员与精英的努力相互交织，因而在“何为国家”与“何为社会”之间，不可能有明确界线。[14]对比18世纪的情况与19世纪的情况，彼此之间确有重大差别。但是这个差别，并非官方与精英之间的差别，而是由中央政府主导或操纵的行为与更完全地依赖地方积极性的行为之间的差别。而地方积极性既出自地方官员，也出自地方精英，而且通常同时来自双方。19世纪行为之有异于18世纪者，使地方的制约更为明显。

四 18世纪对中央控制之追求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很久以来，学者们已注意到：明清时期的国家在人力与组织方面所受到的制约，阻止了国家深入农村社会。这种看法使人会想象：国家建立地方社会秩序的努力很难成功；如果政府真的想作这种努力的话，也只能通过委托地方精英承担责任的办法，才能成功。有的学者认为：地方精英有其自身优先考虑事项和自身的追求，而且这些考虑及追求通常与国家的有关考虑与追求截然分离，甚至相互对立竞争。如果我们把前述看法与此种见解联系起来，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大体而言，国家与地方秩序的关系十分有限。关于国家和地方精英的策略彼此分离或相互竞争的证据，最明显地见于关于赋税问题的研究。[15]在其他问题的研究中，似乎也常常存在一种假设：如果不是由国家出钱，那么有关活动所追寻的利益也必定与国家的利益相异。我则认为情况恰好相反：在物质福利与道德灌输的领域内，国家与地方精英的策略是大致相同的。这种策略运作于18世纪的全国各地，办法是中央政府通过垂直结合的汇报程序，协调（如果说未达到充分控制的话）官员与精英的共同努力。官员们根据他们对地方社会结构与地方经济的评估，确定他们卷入有关事务的范围。一般而言，18世纪与19世纪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差别，只是高层官员力求管理地方社会的程度之差和手段之别而已。

18世纪的仓储制度表明，国家有能力建立一个巨大的和复杂的结构，以影响各地的物质福利。当然，从财政与组织方面来看，这个成就是很脆弱的。但是这样一种复杂的粮食征集、储藏、转移与分配制度，终究维持了好几十年。因此，一个有能力取得这种成就的政府，也企图在其他领域施加垂直控制，这也不足为奇了。

在道德灌输方面，清代皇帝十分重视施行“乡约”制度。“乡约”一词，在宋明两代都是指一种地方社团组织。在这种组织中，人们通过适当的教育与物质帮助，以促进社会和谐。南宋时人将“乡约”设想为一种人们得以组织起来救火、御寇和救助病残贫民的单位（和田清1939：51~ 52）。在明代，明太祖于1388年号召建立“乡约”，作为一种地方教育机构。著名人物如王阳明与吕坤也倡导“乡约”，将其作为一种被20世纪学者视为自治或地方精英控制工具的机构（松本善海1977：131~138；和田清1939：119~126；清水盛光1951：338~360；韩德琳[Handlin]1983：47~51、198~199）。但是正如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25年以前即已注意到的那样，清代前期与中期的统治者赋予“乡约”一词以新的意义，即作为一种宣扬官方见解的大众宣讲机构（弗里德曼1966：87）。康熙帝在其圣谕中，提出了16条训示，劝导人民要勤俭、善待亲邻、倡导正学、及时完税以及组织起来防御盗贼。通过乡村宣讲系统（即“乡约”），人们将听到生员对这些条目的讲解（萧公权1960）。雍正帝不满意其父以文言写出的上述训示，颁发了他自己作的详细解释。许多通俗读物也加强了皇帝们努力的效果（梅维恒[Mair]1985）。这些活动依靠没有正式官职的地方精英进行，他们也认为宣扬正确行为是儒家的职责。国家努力组织和管理这些宣讲，将其作为一种不同于其他地方行动的活动。在某些情况下，国家也指望县令本人作宣讲。早在18世纪，就已有一些人抱怨这种乡村宣讲制度效果有限。这部分地是因为缺少一种与仓储会计相类的制度（仓储会计制度可以追踪粮食的征集与支出）。但是，即使乡村宣讲制度不能像仓储制度那样有复杂的组织和成功的运作，其政治意图仍然很清楚。18世纪统治者控制下的乡村宣讲制度，也是一种专门从事道德灌输的垂直结合的机构。统治者期望官员们把这些宣讲作为一种特别的活动而加以密切注意。

除了这些物质福利的与道德灌输的制度外，18世纪的中国国家也投入了相当的努力以实施保甲制度。这种制度使人民相互监视，也给予他们安全。在地方控制的三类手段（即物质利益的、伦理道德的和强制性的手段）方面，18世纪的国家力图创建各种特有的机构来施行这些手段。这些机构是垂直结合的和功能具体的；通过这些机构，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能够组织地方社会秩序。这些制度为精英的参与设立了明确的规定。这种参与的水准和范围因地而异。[16]

盛清时期促进社会秩序的儒家策略所取得的胜利，明显地依赖于官方有能力保证精英的参与以及扮演国家为之确定的角色；而国家确定这种角色的根据则是儒家伦理原则。我们可能会认为，官方迫使精英参与国家确定的社会工作日程，招致了精英的反感；这种反感是前述有关制度的主要弱点。而在20世纪后期，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人们在感情上都抵制任用制。不仅如此，对于我们了解最为充分的明清时期精英——江南的士绅精英——而言，在明末清初时期确有抵制官方插手地方事务的记载；士绅精英能够并愿意在没有国家介入的情况下管理本地事务。[17]但是从国家的观点出发来看此情况，是否也会有相似的看法，并不是十分清楚。如果精英真的在没有国家参与的情况下成功地维持地方社会秩序，那么这只不过是简化了统治这个农业帝国的工作任务，从而使得官方可以将精力转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上而已。在精英能够并愿意采纳儒家社会与伦理观念的地方，缺少官方监督的问题，很少引起人们的忧虑。更广泛一些说，对于那些通过垂直结合、功能具体的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的18世纪的活动而言，其限制较少来自官方与精英在这些事务上的对抗，而较多来自官僚机构在能力方面所受的局限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

现在我们再回到粮食供给的经营管理问题上来。在此方面，官僚机构对地方活动的监督，代价可能相当大。从仓储而言，必须收集许多分散的农村粮仓账目，核查每年数目是否平衡，然后将有关数字汇集成报告，逐级呈上。这一套手续，需要地方官员有才干和耐心，才能完成。随着仓储变得更加普遍和储粮增多，完成这些手续的困难也加大了。如果犯了错误，通常很难在以后的查账中发现，因此精确的控制日益变得不可能。

在监控地方活动（如农村粮仓）方面遇到困难，不仅仅是一个组织能力的问题。上级政府也可能担心地方官员将钱粮挪作他用。由于害怕地方官员可能会玩花招，雍正帝也限制地方官员在农村粮食管理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正是出于这种顾虑，嘉庆帝于1799年决定终止国家对地方农村粮仓的监督，因为他觉得维持这种监督，必然导致一些县衙门中腐败盛行（《仁宗实录》卷50，第24~26页）。中央政府不得不决定究竟是地方精英还是地方官员更可信赖。前者可能会在道德义理的积极力量驱使下，对自身利益加以引导，主动地关心地方事务；而后者则会把监督工作列为其众多职责之一，但由于人力不足，实际上无力履行。[18]

因此，在确立地方秩序方面，物质利益手段与伦理手段的相对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是不足为奇的。接近19世纪中期，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方面所负的义务，已被蒙上了阴影。叛乱的威胁，导致了新的挑战，即需要动员人丁建立民团，并且榨取充分的收入以支付军费。与在财政优先考虑项目上的这一转变相伴的，是日益依赖地方官员与地方精英，指望他们去协调许多为保护与维持地方秩序所必需的活动。这意味着一种更大的地方协调策略，即把物质利益的、伦理道德的和强制性的控制手段，更多地在地方上协调，而较少地把那些功能具体的活动作垂直结合。这些变化肯定削弱了中央政府管理地方事务的能力，尽管许多省级与地方级官员仍然面临灌溉、蓄水和赈灾方面的问题。[19]确实，在叛乱所引起的纯粹军事危机的旁边，是那些继续要求国家干预的社会问题。但是，因为在较为边远的省份，官方行动常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所以我们研究这些地区时，应将它们与那些经济上处于较为中心地位的地区区分开来。同时，对于后一类地区的地方政治与社会变化，我们也较为熟悉。因此我们主要注意的，实际上是那种可称为“江南模式”的地方统治方式。在这种方式中，精英在创建社会秩序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我所称为“江南模式”的地方统治方式，并不意味着仅限于19世纪后期的江南。但这种维持地方秩序的统治方式的实施，的确在江南具有最强的传统。自明代后期以来，江南的精英一直在地方事务中，明显地起着这样一种作用。虽然江南精英的活动在全国也具有较为普遍的重要意义，但自明代后期至清代后期，全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8世纪，出现了一种强烈的趋向，即追求各种垂直结合的官僚机构的控制，将精英的活动置于官方监督之下。在精英力量不强的地区，官方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在18世纪，这种控制的空间结合十分紧密。在清帝国广袤领土上，地方一级的政治统合的基础，是中央政府对于精英与官员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的认可。这种政治统合所取得的成功，又依赖于建立一定程度的协调、监督与控制。而事实已证明：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中，这些协调、监督与控制不可能维持下去。江南的精英受18世纪官僚机构变化的影响最小。官民共同分担的维持地方秩序的工作，在江南主要由精英承担，官方干预极少，即使在18世纪亦如此。当18世纪的体制瓦解之时，维持地方秩序的江南模式遂成为一种明显的替补方式。当然，官员与精英在促进地方秩序方面所扮演角色的可转换性，并不意味着他们各自选择执行的政策总是相同的。不仅如此，精英也并非一定表现出比官员更接近当地人民。白凯（Kathryn Bernhart）发现：士绅并非19世纪后期江南广泛开展的抗税活动的领袖。这表明江南的地方精英，并不一定以我们在同期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下级士绅所采取的方式，来捍卫桑梓。[20]

18世纪与19世纪之间政府组织与政府行动的制度变化，也包括了政府活动（例如仓储）的衰减。儒家学者关于创建地方秩序的策略的言论，又为这种衰减加以粉饰，因为儒家古训并未明确地要求中央政府在创建地方秩序中发挥作用。朱熹关于地方机构的基本思想，后来被许多学者以各种补充的方式加以改进发展（这些学者中，甚至包括王阳明在内，尽管人们通常认为王氏的哲学观点与朱氏观点相对立并且是对后者的挑战）。这种思想认为应争取地方精英参与地方长官主持下的地方秩序建设计划。在18世纪，中央政府在促进精英参与地方秩序建设方面，常常起了积极作用，但在19世纪起的作用却小得多。其结果之一，是上述儒家创建地方秩序的策略，可以用不加变动的基本语汇，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表现出来。在此意义上，它具有一种“分形”的性质：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不论我们从何种空间范围去看，可能都会看到这种儒家关于社会秩序的策略的不同表现。[21]当然，在如何最好地实现地方秩序方面颇有争议，而这种争议常表现为“封建”与“郡县”之争。但是，这些差异，是在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内表达出来。因此，即使实际上人们对于官员和精英如何管理地方机构方面意见有分歧，但是各个机构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基本上仍是一致的。

这种“分形”的性质，为前述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一条容易划分的界线的观点，留下了余地，允许不同层次的政府来体现创建社会秩序的各种原则。那些为实施地方社会秩序而发展起来的制度，也可在或大或小的空间范围内复制再造。最后，创建秩序的精英与官员，都被连成各种同样具有不规则多面体性质的网络。一个地区内的地方精英人物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比全国性精英人物为少。后者对社会秩序的关注，也是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对地方的关注。诸如“公众领域”和“市民社会”一类的术语，被迫接受了这种不规则多面体的性质。而这种性质，对于就我所知的近代早期欧洲的经验而言，是一种陌生的观念。这种性质也掩盖了在近代政治规范实施方面的变化轴线。较早的研究认为有一个权力从中央到省级领袖的转移，而较近的一系列论题则是关于精英活动在地方一级的扩大。在此，我认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垂直轴线的破坏，是一个从18世纪活动到19世纪活动的根本性变化。

五 农业帝国之滑入近代以及“公众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出现

从地方机构的观点来看，18世纪后期与19世纪前期的中国历史，似乎是以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方式，把若干关于近代社会变化的观念扭结在一起。在18世纪，各地粮仓被组织成为一个跨越这个农业帝国的储备系统。而后仓储制度的衰落，又将此机构排除出了我们的视野。而在以欧洲为基础的关于近代社会变化的观念中，这种机构是完全看不到的。因为这些观念偏重于城市，并且强调那种创造了国家、私营经济和市民社会之间的鲜明界线的力量。以这些范畴为基础的关于近代社会的幻象，到20世纪后期已不复存在，但这些概念的力量仍继续在起作用。中国农村粮仓的消失，非常适合我们关于“传统”帝国衰亡和近代国家兴起的观念。

教育方面的变化，也符合流行的“帝国瓦解”的故事线索。儒家教育之让位于西方教育，意味着作为道德灌输的地方教育，已经丧失其基本的吸引力。不仅如此，国家也不再与教育紧密结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帝国以后的时代，地方政府承担起了教育的责任，而且通常是从过去控制地方学校的精英与宗族手里接过此种责任。此种情况与那种“市民社会”正在出现的看法颇为一致，因为在“市民社会”里，政府掌管着各种诸如教育之类的基本性活动。

只要我们把眼光往后移几十年，那么上述中国与欧洲社会变化的相似性就没有多少说服力了。1949年以后，农村的口粮管理，被当做一项基本的政治挑战，又重新出现了。虽然具体的制度安排和这些活动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内容与清代并非很相类，然而在地方农业社会里的许多社会与政治问题具有一种历史的延续性，却是可以肯定的。[22]自1949年以后，政治与教育也再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国家对初等教育的做法，与明清时期的情况有极为类似之处，即国家力求通过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把自己关于社会的道德理念，施加于社会。当然，现在的初等教育包括有许多从西方引入的工具性知识课程。但是这些“西方”的科目，显然并未较为广泛地涉及“西化”问题。

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变化，具有其西方的根源。这些变化明显地有异于那些早先的历史相似现象。西方的变化，既成为中国的榜样，又成为中国的机会和障碍（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以后）。尽管中国有长期的城市化历史，但19世纪的通商口岸明显地为中国的城市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城市中心成了最有可能出现“公众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地方。当然，在欧洲，正是城市容纳了“公众领域”和“市民社会”等事物的社会形成。但是欧洲的政治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而中国的政治则是农业帝国的政治。本章所讨论的中国有关制度，都是面向农村的，或是旨在跨越城乡的。对于中国城市的新发展（包括那些20世纪出现、与“市民社会”类似的事物），我们应当以某种方式将其与已在中国存在了漫长时期的农村社会联系起来。

在许多关于“公众领域”与“市民社会”的讨论中，根本的问题并不是弄错了相似性，而是没有将这些相似性置诸各自环境中，然后由此得出可供分析之用的推断。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对于中国的“公众领域”而言，应当以一种方式，具体说明其与西欧“公众领域”相同及相异的各个方面。这种方式要求我们发现相同之处，同时也弄清根本差别。运用诸如“公众领域”等术语的危险在于：片面的认识将会导致人们对若干社会或政治变化模式的期待，但事实上人们尚未清楚地看到这些变化。

在“公众领域”与“市民社会”的讨论中所说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差异，可能同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一样令人惊异。例如在宗族的作用方面，罗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说：“近代国家是氏族、家族和上层阶级间的良好的主人-附佣关系等价值观念的天敌，因为在这种社会与政治的层面上，这些价值观念直接威胁到国家那种‘人民应首先效忠于国家’的要求”（斯通1979：99）。然而，在中国，当国家变成“近代”国家时，它依然依靠宗族团体。在20世纪前半叶，社会与政治的变化为宗族创造了各种含混不清的角色。例如，冯桂芬把宗族视为国家教育与抚养人民的基础。他借助于古代的宗法制度，建立了一种宗族与国家之间紧密联系的概念。作为一种以宗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宗法制度并未将宗族与国家截然分开。为了促进宗族在地方政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是借助于宗法制度），冯桂芬分两个步骤进行了分析。首先，冯氏借助于古代的原则，肯定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有一种连续统一性，因而二者并非处于对立状态，而都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其次，他想使宗族在地方政府中为国家服务。在他所想象的地方秩序中，国家能够把宗族视为实行保甲、社仓和团练等制度的基础。官员与精英的活动，日愈被认为都是国家统治方法的组成部分，而宗族则为加强官员与精英的相互影响，提供了组织上的中心（冯桂芬《复宗法议》）。

冯桂芬的立场，已远离18世纪官员及乾隆帝的立场。18世纪的官员与乾隆皇帝十分注意维持对地方的垂直控制。但冯氏却很自如地提出一种“封建”统治制度，而这种制度又依赖于一种更大程度的横向动员。冯氏对长江下游地区宗族的倡导，要求承认宗族是一种多目的的准官方组织。他认为宗族组织的完善化，是一项加强而非削弱地方政府的新发展。然而为成功地加强地方政府而付出的代价，是减少由国家决策的垂直结合。

18世纪政策的特征，是官方的监督与官僚机构的垂直控制连为一体。19世纪后期地方精英的努力，不再受这种监督所制约。尽管像冯桂芬这样的改革者认为其努力是为了加强地方政府，但是由于没有垂直结合，遂使得这些地方精英的活动，对于一些西方学者而言，似乎成了一种与官员活动及官僚机构活动相对的“公”活动。我认为，这些活动中的所谓“公”性质的出现，更多地出于官员为促进和控制这些活动所作的努力减弱了，而较少出于精英所作的努力发生了变化。

如果我们真正地理解了中国与西欧在公众领域方面的这种平行发展，就可以期待其他的相似变化。对于宗族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下面所谈到的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所作的探索，很容易就可证明是一种蛮干。邓氏以其对华氏义庄的分析为基础，对宗族在政治变化中的作用提出了一种广泛的解释（邓尔麟1980）。他认为：该义庄处于法人社团发展的基部；亲属团体的活动自18世纪以来，一直在向法人社团的活动靠近。地方政治逐渐为一些地方精英所支配，而这些精英的职位又依赖于他们的法人领袖地位。即使义庄的形成系由对于礼义规则及传统的家族性忠诚所致，但以这些义庄为基础而形成的法人团体所具有的政治潜力仍是新事物。尽管邓氏文章未讨论这些变化的“公”的性质，但这些变化倒也很支持其他学者所研究的“公”的性质。邓氏帮助人们去想象地方社会达到紧密结合并与国家分离的各种可能性。然而，在鉴定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作用方面，迄今并无定论。这种不明确，反映了在如何去看待清代后期地方政府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含混不清。冯桂芬旨在使宗族成为地方政府统治的一个基础，而邓尔麟则大力主张宗族是社会与国家分离的基础。我们应当采纳何人之说呢？很难回答。这表明：对于清代后期与20世纪的政治变化，我们尚未能清楚地看出其所有方面。

当然，关于清代后期与民国时代地方政府的研究成果正在增多。孔飞力（Philip Kuhn）关于地方政府的经典之作，明确地描述了20世纪初期地方政府发展的若干可能前景（孔飞力1975）。他认为一个全国性的国家，努力维持对地方当局的垂直控制。这对于地方政府的参与制以及代表制的形成，施加了限制。孔氏著作发表以后出现的其他英文论著，探讨了西方政治思想与中国政治概念的相互影响，以及清代后期和民国时代地方政府行动的制度特征（闵斗基[Min Tu ki]1989；汤普森[Thompson]1988；杜赞奇[Duara]1988）。这些研究以及其他关于地方和省级政治变化的研究成果，促进了我们对各种复杂变化的了解，但是它们在观点与分析上可能都有一些局限。本章所提出的有关研究问题，可能会有助于说明这些局限。

中国与欧洲在统治的意识形态与制度上的差异极大，使得运用西方的分析范畴来对明清时期中国国家的活动进行分析十分困难。中华帝国的再生与扩展，所依赖的策略大多不同于欧洲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对中国而言，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必须解决农业帝国统治策略方面的各种问题，或者代之以一种新的工作程序。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近代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复杂情况。

第六章 1850年以后近代国家的形成

一 近代世界中的冲突

在19世纪，欧美的政治、经济力量扩张到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许多新的政治单位（如殖民地）形成了。一些过去久已存在的国家（例如中国）虽没有正式变成殖民地，但也受到对外关系变化的持续压力，不得不根据西方人的喜好和希望来限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19世纪的政治征服关系已大致瓦解。但是殖民主义和毛泽东所说的“半殖民主义”，已在世界各地的国家形成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这种国家的国际体系，对于不同国家相互关系中的行为规范，提出了一些非常实际的限制，并确定了一些具体的期望。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内变化的动力，与国家之间的行为，是互相分离的。有些学者特别重视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条轴线，他们之中有几位（例如沃勒斯坦[Wallerstein]）走得更远，认为这种国际体系决定了非西方国家的特征。但多数学者仍承认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国内轴线是明显存在的。国际与国内这两条轴线，到底如何限定国家得以再生和改造的空间？这是过去关于19和20世纪国家形成的研究所遇到的主要挑战。由于各国大小不一，而且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它们有组织的政治历史长短也各异，所以上述两轴线何者更为重要，也因国而异。我们应当根据这两个标准，注意观察19和20世纪中国国家形成的国内轴线。

当然，中国国家形成的国内轴线，并未脱离西方的影响，因为西方国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仿效（或者有意识抵制）的模式。今日的政治领导人能够自觉地采纳许多政策和策略，来引起各种具体的政治变化，达到各种从外部输入的政治目标。但是，以别人已达到的成就作为自己对未来企盼的基础，并不能保证自己所为一定会成功。人们所设计的变化蓝图，往往不能很好地符合实际，因而常常出现若干未曾意料到的后果。例如，晚清的省议会，并未发挥君主立宪制下或共和制下的那种民主政治的作用。相反，省议会虽然促进了皇帝和帝国官僚机器的垮台，但是并未为帝国以后的政治秩序创造一种新的制度。

对于政治变化的企盼，通常也以那些从外国输入的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论为基础，而这些理论又根据的是学者们对西方历史上的政治所作的阐释。然而，这种做法有两个大问题：第一，过去关于政治发展的研究中所揭示的西方政治史，应当如何去解读领会，向来就有争议。在许多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只是按照某些政治理想去构筑欧洲的变化，而并未从历史的角度来加以验证。第二，国家的形成，明显地根植于具体的历史变化方式之中。因此，把外国的政治观念，引入对某一国家的国内情况的分析，是很危险的做法。这一点也证实了，近代中国和欧洲的国家形成是多么的不同。

二 19世纪中国的国家形成

人们通常认为：19世纪的中国国家过分虚弱，所以难以对付国内叛乱和外国压力所引起的挑战。这种看法部分地依赖于以下事实：清朝于 1911年灭亡，而这一“不可避免”的灭亡又可以追溯到清朝与外国的纠葛以及国内叛乱。当然，从某种角度来看，晚清国家的确不能应付它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但是导致国家垮台的危机，并不是叛乱，也不是1890年以前建立的那种对外关系。从1911年向前去看，很容易忽视晚清国家到底如何看待它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为了对付所遇到的困难，它实际上能够做些什么和确实做了些什么。

从近代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欧洲人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从而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中国未能在欧洲人所创立的国际体系中赢得一席之地，而20世纪早期的日本却成功地获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二者形成鲜明对照。这些看法都对，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是怎么失败的？是不是中国过于虚弱，以致国家完全无力抗拒列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可能并非如此。当中国与欧洲人开始接触时，中国所参照的是它过去与外国人（主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打交道的办法。例如，允许外国人居住在中国境内某些特定地点，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享有治外法权，这些在清代国家处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时，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任命外国人为海关官员来调整对外贸易，对于清代国家来说也是可行的，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人有一个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间人。由于海关收入到了后来才变得远比预期的数量更为巨大，所以我们不应认为清代国家早先使用外国人管理海关和实行低税率的想法，就一定是不合理的。不仅如此，在中国因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战败而被国际列强强索巨额赔款之前，中国人能够感到他们有信心解决外国人的新挑战。对于解决叛乱引起的困难，他们的信心更是明显。

在1850—1873年之间，中国的国家面临着全国各地的叛乱。太平天国（1850—1864年）运动始于粤西山区，而后通过华中沿长江而下，太平军定都于南京，在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建立起统治，有效地将清朝的控制排除于外。镇压太平军，需要动员大量资源，并采取新的建军方针。在华北，又有捻军起义（1851—1868年）。捻军活跃在淮河流域，似乎对清朝威胁较小一些，所以直到清廷打败太平军之后，才被镇压下去。除了太平军与捻军之外，还有西北和西南各地的回民起义，也到1873年才被最后消灭。动员人力和物力来镇压这些叛乱，需要财政上和组织上的创新。除了开征厘金（国内商品流动税）来供养与叛乱者作战的军队外，清廷还以未来的海关收入作担保，向外国举债，用以镇压回民起义。新建的地方军队打败了叛乱者，而有些省份的官员也通过控制这些地方军队而日益势力强大。

大部分地方军队是在19世纪70年代动员起来的。此时的中央政府，相信它已经平息了19世纪中期的叛乱所提出的挑战。在国际上，虽然中国对越南的影响被法国取代了，但是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央政府仍然能够对外交事务感到放心。在看待世界以及对外关系的关键方面，清廷也在慢慢地修正原来的看法，以适应欧洲人的到来。而这些修正并未导致对国家统治能力的明显威胁。甲午、庚子两役后日本和八国联军所索取的巨额赔款，以新的和致命的方式损害了晚清国家。但是从财政方面来看，在此之前，19世纪的中国国家已经表现出了它还有能力开征新税，以对付新的开支。

1849年中国国家的财政收入为4250万两白银，其中77%来自农业而其余来自商业。36年后，到了1885年，财政收入上升到7700万两以上，而这个增加主要是由于商税增加了3倍。清廷具有以此方式增加收入的能力，这很难说是国家虚弱的表现。但是与后来的情况相比，1885年较1849年的增加又算不上什么了：在1911年（即清朝的最后一个财政年度），财政收入接近于30200万两，其中农业税从1885年的3000万两增至5000万两，各种杂税约为4500万两，商税则超过20700万两。所以，不论国家怎样虚弱，在征收赋税方面绝不虚弱。不幸的是，仅仅对日本的赔款数额，就等于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而庚子赔款之数，更一倍半于岁入。这些勒索使得中国的财政状况非常不稳定，并且最终导致了财政崩溃。但是财政上的虚弱，也不是清朝灭亡的直接原因。相反，国家无力控制新军和各省议会才是致命性的问题。即使国家能够成功地对付这些挑战，财政紧张状况仍然也会变得更严重。总而言之，致使清朝垮台的，不是旧有的问题，而是新的力量和新的困难，而这些新力量和新困难又与19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对外关系变化相联系。由于在许多战线上前景都不确定，晚清国家也无力去规划、提出和实施一种统治的策略。过分强调那些致使清朝垮台的力量，而不注意晚清统治的其他特征，会使我们看不到清代和清代以后的统治策略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低估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这种秩序主要是农业社会的，而且跨越广阔的地区）。

三 20世纪中国国家形成的轨迹

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变化的评估，通常集中在西方相应的思想和制度上，这是不足为奇的。这种方法可能是适当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近代”政治变化的命运，很容易与是否成功地采纳了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府组织形式纠缠在一起。人们可能会有很好的理由，可用来为其政治价值观辩护，并为其所喜欢或不喜欢的统治确立判断的标准。然而我们用以对那些导向不同方向的变化动力进行区分的分析能力，不应当局限于由这些价值观所限定的可能性。当我们思考“近代”中国的政治时，我们通常认为传统是国家近代化的一种障碍。将“近代”与“外国”等同，而将“传统”与“国内”等同——先是政治人物，而后是学者，大家都如是认为。我们可以用这种等同，去解释政治人物所想象出的那些重要难题与所作出的重要决策。但是这种等同仅只是在小范围内可以看到；从大范围来看却是含混模糊，没有多少说服力。

欧洲近代国家的形成，包含着议会制度和民主意识形态的形成。但是民族国家的建立，依靠的是官僚机器的发展和权力的日益集中。中央集权的国家通过财政征收而不断增强其对社会资源的要求。[23]的确，这两个过程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冲突。就近代中国的情况而言，在通过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化官僚机器和军队以取代原有的那些自治性质较强的政治形式方面，中国与欧洲并不相似。欧洲在1300年时，是由上千个独立政治单位组成的大拼盘，到了1900年时才变成一些民族国家。[24]而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明清时期的国家努力执行一种儒家的保障地方秩序的策略，而这种地方秩序对于该农业帝国的不断再生起了一定的作用。促进这种国家和地方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动力和制度动力，明显地与地方自治的观念相互联系在一起。而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却与地方自治的观念发生冲突。

就中国的地方自治问题而言，20世纪的环境远不同于其前几十年的环境。这时中央政府已经非常虚弱，特别是从执行一种统治全国的策略方面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的中央政府是靠与外国政府的关系来支撑的，因为列强认为一个统一的中国更符合其利益。特别是在1927年以前，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而这些军阀对地方秩序的重视程度差别很大。在最富庶的地区，军阀希图实现稳定的地方统治，所以他们留心不去破坏地方经济。但是在贫困的边远地区，军阀们却常常采取大肆掠夺的手段，一旦一个地区被榨取干净，他们就离此而去。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是一位非常认真地研究中国情况的学者。他从近代国家形成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县级和省级政府的许多方面。他关于民国时代政治与社会的观点很受人们注意。但问题是：在他讨论“近代国家”的书里，却未继续分析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为“近代”国家发展所提供的起点，与近代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因为未考虑到中央政府及其与省级和地方级政府的关系，杜氏关于中国国家形成过程的讨论也被大大截短了。一般而言，在中国的环境里也存在着许多政治变化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对于这些可能性更为敏锐一些的话，我们就不能将我们对中国政治变化的可能性的看法，局限在那些由欧洲经验所提炼出来的可能性之中。

政治学者维维恩·舒（Vivienne Shue）在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国家之探索》中提出：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地方干部，从功能上来看，是明清时期士绅精英的继承人。她解释说：如同士绅一样，地方党干部面对着本地社区和国家，在政治体系中起到掮客和中介人的作用（舒1988：75~121）。她对明清时期的情况及其与1949年以后的相似性所作的粗略勾画，尚有许多方面可进一步修改完善。例如，“地方”在空间范围方面的差异就非常重要：明清时期中国的地方士绅生活在全国各地，但是他们并未全体一致，也并未以今日地方党干部的方式出现在村子里。干部比起士绅来更加接近本地农民，他们对本地农民所负的责任也大大超过士绅精英。在关于空间规模对晚清山西进入本地政府的精英的种类之重要性的讨论中，罗杰·汤普森（Roger Thompson）指出这个问题清代已经存在（汤普森1988）。然而舒所作的基本比较仍然是有用的，因为她指出了在政治的竖轴线方面的结构相似性。正如地方士绅一样，地方干部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所占有的地位也甚不明确：他们既是地方社会的一部分，又是中央国家的代表，尽管在1949年以后，国家深入地方的程度远远超过以前。

舒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了在经济改革时期，中央-地方的政治关系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主要变化（舒1988：25~52）。从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转向市场机制，地方干部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责任减弱了，从而促进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干部行为的控制能力；换言之，地方干部责任的减弱，使得新型的领导体制成为可能。在这篇文章里，由于舒断言这些变化都是新出现的，所以没有将这些变化与明清时期的情况进行比较。明清时期的政府当然不可能以现今政府所能采取的方式去推进市场机制，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像我们设想得那么大。首先，地方干部负责管理的活动减少，这种情况更类似于较早时代的情况而非较近时期的情况。因此大致而言，改革使我们回到一种现在与过去之间有更多相似之处的情况。其次，中央政府更加容易以一种明清时期统治者也理解的方式，去引导和操纵地方的领导活动，限制地方官员所负责的活动，以促进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要理解今天地方干部所负的责任是怎样设想出来和怎样被履行的，就要认识在明清时期这些责任是如何确立和执行的。即使儒家关于地方秩序的策略已不再主导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在那些努力为帝国以后的政治体制设计新方案的人们心中，儒家策略的痕迹仍然可以见到，尽管新方案所用的词语与过去截然不同。[25]因此，尽管儒家思想不再主导现实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被一套自欧洲发展出来的政治与文化模式所取代。事实上，各种政治演变的可能性，都是建立在其文化结构的基础之上的，甚至是对此结构的一种回应。表达集体利益的市民社会，基本上就是一种欧洲的历史产物。在当代的中国社会中，“非官方”和“不正统”结合的现象依然可见，证明这种自治领域并未出现。[26]对照日本的例子，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政治演变的情况。日本人采纳了与中国相似的儒家统治理念，同时也保留了其固有的传统。不过到了近代，他们远比中国人更能接受西方的统治原则，而关键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强制性的经济控制和可获得资源的空间范围方面，都比中国更接近欧洲。日本总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化，也与欧洲国家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四 从历史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中国国家

学者们在中国研究中所作的分工，使人很难看到帝国时代的国家形成和帝国以后时代的国家形成之间的联系，更勿论使人理解这些联系了。1911—1949年的时期，被从明清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剔了出来。很少学者以系统的方式，跨越这条1911年的分界线去研究国家形成；而跨越了1949年分界线的学者，又更为稀少。这意味着：许多当代专家的研究构架，强调的是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似之处，或者是中国在一种较大的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当中国学者想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现在时，他们认为历史的连续性通常是文化的特征（例如宗族的重要性）或中国情况的某些特定方面（例如中国广大的幅员）。国家形成的连续性一般不很明显，而在中国20世纪国家形成的经历与前此几个世纪国家形成的经历之间的差异，则清楚可见。学术界未有跨越长时段的研究，是情有可原的。在1911—1949年间，在国家形成方面的主要挑战，是统一国家和抗拒外敌入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最高潮的中国革命，在国家、社会和经济之间，确立了一套新的关系。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从比较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20世纪国家形成的经历和看待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共有的那些问题与可能性。

关于20世纪国家的研究成果，也加强了那种认为20世纪的中国与20世纪之前的中国脱节的看法。大体而言，许多关于20世纪国家的论述，都不出以下三种看法：第一，按照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来为国家画像，即描绘国家是怎样促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和资产阶级的支配的。第二，按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的意识形态，来为国家下定义，即断定国家是怎样将那些与民主理念一致的政策加以规范化的。第三，按照有利于近代管理的理性的官僚机器，来界定国家（阿尔弗德[Alford]与弗里德兰德[Friedland]1985）。

这三种观点，在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中都颇具代表性。就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言，有关研究强调明清时期的国家未能促进近代经济成长，而民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则被视为完全是私有部门中出现的现象。这些看法，和那些认为1949年以后国家大力扶持经济的看法，彼此恰成对照。即使学者们强调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经济活动之间存在各种联系，这种对照仍然十分鲜明。[27]国家与民主关系的论题，很受那些研究19世纪晚期议会和当代政治的学者的注意。[28]最后，关于官僚机器的论题，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党与国家的研究中，一直居于中心地位。[29]在以上三个方面，虽然已有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但就中国国家形成的研究而言，这些论题中的每一个，只是提出了一些不充分的看法。将它们合在一起，也只是一种研究欧洲国家形成的分析构架，因为资本主义、民主以及官僚机器三者，只是在西方才同时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特征，都根植于欧洲特定的历史环境；它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也出自欧洲的历史条件。在国家形成的问题上，从欧洲经验所获得的企盼支配着人们对中国的研究，而这种支配又使得我们特别看重那些在西方历史背景中显得重要的问题，而轻视甚至忽视那些在中国国家形成的内在传统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当然，当代的中国国家与明清时期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确实很重要。然而同样重要，但却并非同样明显的是，当代国家仍然是过去国家的继承者，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血缘联系，尽管这种联系被我们就20世纪的中国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所遮蔽了。下面，我们将从中国国家在帝国时代和帝国以后时代的经历，来看一看国家与经济、国家与意识形态、国家与官僚机器的关系问题。

1.国家与经济的关系

自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重工业在20世纪50年代所取得的重大发展，工业扩展到了更多的地方，并形成了城市工厂工业。但是与农业帝国有关的那些老问题仍然可以见到。这些老问题（至少是部分地）以一种近乎两个世纪之前常见情况的方式，延续了下来。例如，1949年以来官方对于市场的态度，颇类似于明清时期已出现的那种态度；国家对于操纵和控制交易过程的关注，也并非一种新事物。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未洋洋得意地声称贸易自由主义至高无上。今日的国家，扩大了国家对生产和分配的干预范围，但其指导思想与过去的观念并非截然不同。官员们力求组织和管理经济，但他们所面临的选择和制约，也包括那些从过去的官员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问题。例如，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并保持地区间的平衡、保障社会平等与维护地方治安，都是跨越帝国时代和当代的问题。当然，经济发展的实际含义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但是当今天的官员们考虑经济发展的问题时，其出发点仍然类似于明清时期的官员，尽管后来所用的词语发生了重要改变。[30]

明清时期和1949年以后国家与经济关系方面的这种相似性，在中国农村表现得最为清楚。在农村，国家扩大了对生产与分配的控制，但是自1978年起，在许多方面又后退了，变得更加类似明清时期的国家。国家力求用较少的直接投资（相对于1978年以前的标准而言），来促进农村的繁荣。具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乃是以农村工业为基础——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其他国家工业化的结果，使得大多数的农村工业迁移到城市。但中国却不然。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已经根除了农村工业，那么这种乡镇企业的发展战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然而目前国家所考虑的发展政策，基本上仍受到人口结构的限制。只要千百万中国人仍然生活在农村里并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国家就必须考虑前代政府所考虑的问题。当代的技术和增加农业产量的能力，有效地使得现今的情况有别于几十年和几百年以前的情况。但是过去和现在中国国家与农村经济的关系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比大多数学者所看到的更多。

2.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关于民主的论题，将我们引向意识形态这个更大的论题。人们不断地强调，儒家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儒家强调和谐，而共产党强调斗争；儒家主张等级制，而共产党主张平等；儒家保守，而共产党激进；等等。差异固然很重要，但是这种对比却是盲目的。如果与西方传统进行比较，儒家的理想与共产党的理想之间的相似性就清楚地出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反复地宣扬一种消除不平等的信念，例如土地分配方案、号召限制私有地产等，都出现在每一个朝代。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土地重新分配的最伟大胜利。儒家的目标是调节人民生活和教化人民的心智，而1949年以后的共产党也有相似的目标。尽管这些目标的实质与形式均已改变，但是国家对人民的基本责任，即塑造人民的个性、创立社会的和经济的保障等，仍旧是中国悠久传统的一个部分。[31]无论在帝国时代还是当代，人民都有权利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要求国家介入。这些权利可以贴上父权制的或是依附关系的标签。但是，要求国家履行其职责的各种压力，形成了一种“协定”。孟子已经讲得很明白：如果国家不能履行其义务，农民就有“权利”造反。这种把国家与其臣民连在一起的逻辑，与西方的传统非常不同：在西方，人民拥有政治上的权利和正式的制度机制，来向国家表达意见和对国家的决策施加影响。

西方关于民主制和代议制的观念，在今天的中国也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在这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原则被引入中国文化时，实际上已在若干重要方面发生了改变。例如，美国人通常将他们的个人的权利，看成是一种保护其私有空间免受国家侵扰的手段；而中国人对代议制和民主制的看法，却更多地表现了他们的下列愿望：要使得领导者对自己的行动更加负责，以及在领导者不能代表人民时，把他们赶下台。中国人民最重视的是反对地方干部的胡作非为，而不是采纳另外的一种统治制度。他们所期望的是一种合乎道义的领导，即旗帜鲜明地反对受贿和腐败的领导。而明清时期的和当代的国家也都重视这些问题。在谈到中国人的民主观念时，我们不应当忽视中国传统中那些很早就有的关于“权利”的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无疑会保留到以后。当然，民主制与代议制的观念起源于西方，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能领会这些观念的含义和重要性。但是，把中国人（即使是受西方文化和思想影响较多的城市居民）心目中的政治概念想得过于美国化或欧洲化，将是十分危险的。

3.国家与官僚机器的关系

有关国家的研究中的最后一个论题，是官僚机器的问题。在中国，今天的官僚机器当然比明清时期的官僚机器更加庞大和更加复杂。但是，努力去区别近代的和近代以前的官僚机器，可能会使得我们忽视二者在若干方面所具有的可比性。首先，当代的官僚机器也面临着一些明清时期官僚机器所熟悉的问题。例如，在生产和征收方面，政府应当主要与单个民户还是集体确立关系？在明清时期，这基本上是个征税问题；而在当代，这既是生产的问题，又是征税的问题。其次，我们把地方干部视为当代国家渗透入地方社会的象征之一。但是，地方干部的薪水是用地方财政支付的，他们也是从地方社会中挑选出来的，并且几乎没有希望脱离本地而爬到高层。正如我在前面讨论维维恩·舒的著作时所指出的那样，地方干部是在国家与本地之间搞平衡，就像他们所取代了的地方精英过去之所为一样。当然，较之过去的地方精英，今日的地方干部的政治地位更为正式，角色更为明确，而且他们所属的地方社会也不再与1949年以前的情况相同。但是，地方干部仍然同过去的地方精英一样，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本地的成员。只有在中国，一个近代国家才会以这样巨大和系统化的努力来统治一个农村社会。这是因为：只有在中国，才一直存在着一个如此重视农村社会的国家。

在中国国家形成的传统中存在着各种联系。这些联系所提出的问题，可以与欧洲国家形成的问题作一比较。而这些联系的存在，又证实了将经济、意识形态和官僚机器作为普遍论题的重要性。同时，即使只是粗略地看一看这些论题，就能看到那些没有历史深度的分析所具有的局限性。如果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充分的材料，就会将一种情况硬套进那些它难以适应的范畴。这种事总是有可能发生的，因此对于那些主要受欧洲的分析范畴启发而作出的研究（即使是很好的研究）来说，最大的危险可能也就在于此。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国家肯定已经发生了变化。若把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国家相比较，就可以看到：1949年以后的官僚机器，在道义性的、物质利益性的和强制性的资源方面，都超过了20世纪早期的官僚机器。正如施坚雅和埃德温·温克勒（Edwin Winckler）多年以前指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所采取的社会控制方法也有所不同（施坚雅与温克勒1969）。近年来，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即从道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感召转向以暴力威胁为后盾的物质刺激；这个转变并且已经成为正常状况。

五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

欧洲人所创造的世界秩序，为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确定了新的概念用语。在这些概念中，很少有像“民族主义”这样难以掌握的。民族认同感所赖以建立的方式，是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一个关键内容，而且对个人、社会、国家和国际体系本身都至为重要。在欧洲国家中，建立民族认同感被视为民族国家形成的一部分。当人们形成一种更有强制性，而且与国家相一致的社会结构时，国家就取代家庭而成了个人效忠的主要对象。在非西方的国家中，民族主义的觉醒常常伴有一种深刻的愿望，即希望把自己和自己的人民与西方国家和西方文明区别开来。因此，这种民族主义反映了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成为反殖斗争的特征之一。这种宣扬民族认同感的努力，其动力是那种拒绝某些贴有西方标签的事物的愿望，辨认西方文化的侵染，引导人们去探索真实。自觉地拒绝欧洲的态度、行动方式或生活方式，也使得人们从自己旧有的传统中，挑选出那些被认为是纯洁的元素，并以此发明创造出新的传统。

对于“民族主义”来说，重点不一定是国家本身，而是由可以感觉到的种族联系、共同拥有的领土等内容所限定的其他一些内容。当民族主义不一定支持现有的国家的时候，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的不稳定性就会变得很明显，而且欧洲国家形成的逻辑以及欧洲19世纪民主主义的特定形式，似乎又成了研究其他国家形成过程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少数民族的种族特征早已为人们所察觉。所以中国政府通过传媒所倡导的民族主义，一直是一种多种族的民族主义。以种族为基础的冲突，一直被限制在清朝所创立的“大中华”的范围内。在新疆和西藏，叛乱也只是偶然发生。

明清时期中国认同的文化建构，对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明清时期的文化建构的背景却往往被某些近代国家形成及民族主义的论点弄得模糊不清。葛尔诺（Ernest Gellner）在其《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勾画出他所谓的“农业文化政体”（agro-literate polities），这似乎是与世界上最大的政体——中国——的实际经验正好相反。对葛氏而言，文化与政体的结合是近代民族主义的要素，而且这种现象只发生于工业化开始改造农业社会之时。他认为：在农业文化政体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反对以文化疆界来定义政治单位”（葛尔诺1983：11）。有些复杂的农业社会试图将人分为不同的群体。例如在南亚社会中，文化并没有扮演社会整合的角色；相反地，它经常把人们水平地或垂直地分裂为不同的文化群体。然而，文化将人们结合起来却是明清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不论是满人征服中国以前或以后，国家和社会精英都根据宋明理学的策略来创造公共秩序。尽管这种儒家的结构并无意要包含所有的民间信仰，农民仍然与精英共享同样的儒家文化秩序。[32]在明清时期所建构出来的“中国人”的文化意义，与政治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后来清帝国崩溃的一个直接原因。

这种“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建构，有助于解释何以在20世纪的中国，并未出现较小范围的“民族主义”来与中国民族主义相匹敌。然而，就许多方面来说，明清时期中国认同的文化建构是相当弱的。基本上，“中国”并不是一般人所认同的基础，因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乃是地缘或血缘等较小的群体。到了20世纪，中国国家及民族主义的形成，则与列强的入侵和冲突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与先前的中国认同的文化建构很不一致。在20世纪前十年及20年代，城市居民批评政府向日本借款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列强妥协。报章舆论激起了城市精英及普通百姓的爱国热情，导致城市中大规模的抵制外货和示威抗议等活动。这种民族主义当然是20世纪的现象，而且也符合近代史上所发生的民主主义的类型。但是葛尔诺的民族主义理论，并没有提到明清时期中国的情况及民国以后的变化，更别说提出一套解释了。明清时期国家的确促进了精英与百姓均认同的文化基础，而晚清及民初官员和知识分子所认知的“国家”，基本上是以文化实体来定义的。如果没有这种明清以来通过政治与文化结合所产生的强烈的文化认同，20世纪中国的“国家”观念将会很不一样。按照葛尔诺的定义，20世纪初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时代。然而事实上，此时并没有他所谓的文化与政治的结合；相反，受西方文化影响日深的城市精英与农村百姓之间的文化差距越来越大。后来的几十年间，国家也越来越无法扮演建构民族国家的角色。当精英越来越习惯于援引西方的方式来面对并解决问题时，他们与百姓的文化差距就越来越大。在20世纪10—20年代，20世纪的“国家”危机的观念并没有被大部分农民所接受。所谓的国家危机，只被中国城市精英所承认。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直接挑战了先前中国认同的形式。民族主义的建构，变成是一种以城市为基础、以外国人为反抗对象的运动。因此，“国家”这个抽象的观念，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具有不同的具体意义。而救国这一目标的达成，则只是依靠官员和人民在特定地区内的努力。由于缺乏全国性的制度结构，受到驱策而欲救国的官员和精英，只能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努力了。就省级而言，这种“国家”观念并不意味着其国家建构的努力是为了追求省的独立；相反，这些努力是抱着一种“全国性”的目标的。换言之，不同地区或单位在追求国家建构时，都集中在“国家”印象的塑造上。因此，尽管省、县及中央政府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制度去联结其对国家建构的努力，然而正是这种对国家的印象使之彼此联结。这种“国家”观念，为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焦点。

六 中国国家的延续

中国国家形成的传统，不同于西方国家形成的传统。施坚雅在其关于明清时期城市等级结构的研究中，对两类城市等级结构作了区分：一类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结构，另一类则是自下而上的商业等级结构（施坚雅1977）。政治控制通过前一种结构从上传到下，而物资和服务则顺着后一种结构，向上汇集到更大的集中地。这两种结构不仅相互交织，而且甚至还有重合。但若加以分析，二者仍然是不同的，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过程所创造的。行政等级结构由县治、府治、省治和首都（北京）组成；而构成商业等级结构的，则是由包括从定期集市到经济大区贸易中心的各种市镇组成的市镇网络。在欧洲方面，查尔斯·蒂利以施氏对明清时期城市等级结构的研究为基础，提出了若干欧洲国家形成的新见解，并解释欧洲国家是如何动员资源并对这两种等级结构确立行政控制的。他从对中国的研究中获得启发，创立了一种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空间层面的新观点（蒂利1990）。

蒂利不仅提出了在中国和欧洲的国家形成过程具有可比性的观点，而且他将中国和欧洲相提并论的做法，也重新提出了以下问题：既然欧洲民族国家所赖以构成的因素与中国所赖以成为一个农业帝国的构成因素颇为相似，那么欧洲的民族国家为何并如何从这些因素中形成呢？中国和欧洲都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保障了社会控制和物质资源，而这些不同的空间规模又应作何解释呢？为什么在像中国这样的区域，没有出现一种稳定的多国政治制度？而在欧洲，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控制一个较大的区域？在这些关键性的差异中，有些差异明显地与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关，并且也与不同的国家在创立和执行统治的策略方面的愿望和能力有关，而这些策略则又以上述不同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在过去的2000年中，中华帝国的国家并非一成不变的磐石，但是它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将促成国家统一作为典范的领土观。当然，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华帝国统治的头1000年中），也有持续的分裂时期，但在统治的意识形态方面，这些时期并没有出现什么新东西。在这些时期，也没有新的领袖去寻求以新的统治逻辑为基础，建立有异于其他领袖所为的地方自治。他们心中的模式仍然是统一的帝国。中国人很早就成功地创造出了支持这种看法的基础结构。这意味着：在以后的时期，要重新创建和重新形成帝国制度，总是有现成的意识形态资源和组织资源可以得到。中国的国家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能力，确实依赖于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能够为人普遍接受。否则，如果国家只是力求从军事上保卫自己的话，就会在强制性资源和控制手段方面引起严重的问题，从而造成国家的瓦解。欧洲早期诸帝国没有创造出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也不能够以本书上一章所勾画出的那些方法去依靠地方精英。明清时期的国家有能力根据各地地方社会结构的特点，改变国家的策略和人员配备。这种能力，和施坚雅所提出的“明清国家对各地赋税和军事的重视程度是可变的”之观点（施坚雅1977）结合起来就可以显示出：帝国时代的国家，在全国各地变换统治技巧和目标，以促进统一和控制。

中国是一个农业帝国，这个农业帝国的生存逻辑在19世纪以前一直都运作良好。但是，为什么在帝国以后的时代，中国仍然以统一的形式生存下来了呢？事实上，在20世纪前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种说法，是颇令人怀疑的。军阀们在各地建立了强制性的控制，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他们代表了在组织国家统治的各种基础方面的潜在转变。而后，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是否会再变成一个统一国家，前景变得更为渺茫。但是，即使人们不能很有把握地预见中国将会重新统一，中国国内外的各种力量也支持再统一的前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力图控制全国。中国的社会精英都想成为这个饱受战祸之苦、应当统一的国家的领袖。在国际上，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也开始把一个统一的中国设想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迫使西方强国改变了立场，并且推行孤立中国的政策，力图削弱共产党统治的元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倒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机会，使之能够专力于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像晚清的国家和20世纪初期的政府那样，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对付外国。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政府能够成为明清时期国家所开创的广大疆域的主宰。

七 结论：历史上的和理论上的国家形成

我们一直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的和近代的中国国家形成。就国家间的比较而言，明清时期和近代并不是寻常的时期。对于帝国以后的时期来说，许多学者或公开或含蓄地拿中国国家与西方国家形成作比较。这种比较所用的标准，是将“西方”等同于“近代”，而将迄今还未西方化的“东方”贴上“传统”的标签。其他的学者，则从一种体系的背景下来看中国。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强调历史的连续性。

如果我们把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视为研究发展道路的指导的话，那么这些模式肯定非常不适用于中国。但是，如果从近代欧洲国家所担负的各种功能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仍能够把这些国家所产生的国家统治的策略，与明清时期以及近代中国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有一些功能（例如征收赋税、对抗来自邻国的威胁、保障国内稳定等）是所有国家都具备的，但是这些功能的具体的和实质的意义、它们相对重要性以及国家所面对的社会组织，却可以完全不同。

当代的国家形成，将历史上的国家形成过程、推动当代国家自身变化的动力以及这个国家使用以外国经验为基础的模式所进行的试验，都联系到了一起。现有的多种可能前景，是由过去经验的差异所创造的。这些差异扩大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更多地知道在哪些方面各个国家变得彼此相似。但是，我们用来判断成功和失败的尺度，仍然局限于那种主要是来自西方列强的经验。

今天世界上所存在的独立政治单位，从种类和数量上来说，都远逊于1200年时的情况。自彼时以来，国家形成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着。现在，成功的国家所具有的特质已变得更加一致。[33]如果我们借用生物进化论的术语来作比喻，那么就是“门”的数量减少而“种”的数量增加。但是在国家必定面对着什么（即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国家能够做到什么（国家所具有的能力）和国家必须做什么（国家所负的义务）这些问题上，各国之间仍有重大差异。近代的世界充满了国家，但是它们都是经由不同道路而来的。它们所走过的道路，直到今日仍然在它们身上留有标记。

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单一的国家形成的过程。这种过程从来就没有过。在1800年以前，欧亚两端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但是提出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却不同，因为这些方式是更大的统治策略的一部分，而这些策略本身就各不相同。维持人民生存、征收赋税、实施社会控制，这些都是国家形成的要素，但它们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很重要。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争端会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此，欧洲国家可以供养城市人口，而不必像中国的国家那样，需要一种宏大和完善的意识形态，来促使国家履行家长式的责任。欧洲“没有代表就没有赋税”的观念，在19世纪中国人的眼中，可能是一种耸人听闻的海外奇谈。在另一方面，近代早期欧洲国家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却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相似。这些相似之处提醒我们：欧洲的问题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更不用说欧洲的扩张使得其国家形成的逻辑变得具有普遍性了。

自1800年以来，非西方地区越来越深地卷入了由欧洲的扩张所开创的国际政治经济网络。因此，人们很容易从这种国际体系，或者从西方民族国家所发展起来的那些特征出发，来看待其他地区的国家。然而，在中国，现在与过去的联系持续不断；这较之欧洲那种现在与过去的分离，并不更奇特。当然，并非世界上所有的地区都像中国那样拥有强固的国家形成的传统。但是，这些地区在不幸地与西方遭遇之前，也都拥有与欧洲的政治发展模式并不相干的历史。除非我们去寻找这些地区国家形成经历中的历史层面，否则就很难避免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形成过程时，把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混为一谈。

【注释】

[1] 根据与近代民族国家的不同来评价农业帝国的重要著作不少，兹以维森（Wesson）1967和帕森斯（Parsons）1966为例。维森把帝国国家的运作，拿来与多国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近代欧洲国家体系）中的国家的运作进行对比。帕森斯又加上了一种发展演化的尺度。他认为农业帝国不能适应近代世界；至关紧要的是，农业帝国不能把文化价值与政治制度区别开来，例如进行政教分离（见帕森斯1966：69～94）。

[2] 这是麦克内尔（McNeill）《追求权力：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武力和社会》一书中的基本观点。

[3] 关于中国财政制度的泛论，见周伯棣1981年著作。关于中国财政制度的改革问题，可参考邓尔麟（Dennerline）1975。欧洲方面的情况，可参考阿尔丹特（Ardant）1975。

[4] 这个区别在十九、二十世纪也很重要，因为在这时期世俗化是民族主义产生过程的一部分。见本书第六章。

[5] 至少是有三种因素，使近代学者通常忽视国家的上述影响。首先，汉学家们见到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文献，谈得较多的是官员希望事情应当如何去办，而对于事情一定要怎么才能办好则谈得较少；其他的公私文献则抱怨事情办糟了。二者连在一起，使人相信理想与官僚机构的实际运作互不相干。由于现在有更多的档案资料可以获得，我们也有更好的条件来实事求是地评价行政管理的俗务。其次，社会学家向来把国家的影响看得很小，因为这种影响与任何表现近代国家活动的努力范畴都不尽相符。很清楚，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并未企图以一种与最近二三十年中发展经济学家所能辨认的方式去促进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家不想或无力执行若干有意义的经济政策。第三，由于中国国家认真考虑的那些问题（例如土地分配和食物供给），在世界其他地方历史文献中并非也都显得很重大，因此历史学家也一向小看中国国家的作用。

[6] 关于晚期帝国在社会控制方面的作用，最佳的单部研究著作仍属萧公权1960，可参阅。

[7] 关于中华帝国早期的贵族情况，参见伊沛霞（Ebrey）1978及姜士彬（Johnson）1977。关于帝国晚期的士绅，见重田德1984和森正夫1980。

[8] 欧亚世界的不同部分，以并行的方式一同向近代世界前进。这是小约瑟夫·弗莱切尔（Joseph Fletcher Jr.）未出版著作的一个论点。参阅王国斌1985中对弗氏看法的简评。弗氏的看法很独特地以近代早期欧亚各地的文献研究为基础。

[9] 例如朱熹以社仓来替代王安石的“青苗法”。

[10] 详见我在《养育人民：1650—1850年间中国的国营民仓系统》（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与王国斌1991）中所作的研究。

[11] 在中国研究领域中，第一个使用“公众领域”一词的学者是萧邦齐（Keith Schoppa 1982）。他实际上已注意到了空间差异，但其他追随他的学者却并未对空间问题表现出同样的敏感。

[12] 当然，对长江下游而言，梁其姿已指出：“社学”一词在明代使用较为普遍，而“义学”则在清代更为流行。她也发现：在长江下游，在对地方学校的资助与管理方面，官员与精英的相对重要性，从明到清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即明代依靠官员办学而清代则依靠精英（梁其姿1989）。但在长江下游以外的地区（例如广东）“社学”的名称一直沿用到清代（1822《广东通志》144卷，1～9）。

[13] 黄六鸿在1694年刊出的《福惠全书》的“凡例”中，希望读者同他一起收集关于“教养”内容的资料。在该书中，仓储实际上是放在“教养”条之后的“荒政”条中加以讨论的。这是因为赈灾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足以使之从经济福利的其他内容中分离出来。见黄六鸿1984：61～66。

[14] 我强调官方的与非官方的努力相互结合，而非二者之间有明确界线，但这并不意味着官员与精英的作用不会偶尔发生冲突。例如，从伍思德关于教育的研究来看，“学官”的情况就是颇有争议的（伍思德1990：182）。但是我觉得这种争议，并未导向那种欧洲许多地区出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

[15] 例如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ck）关于同治中兴时期苏州士绅的重要文章（波拉切克1975）。

[16] 关于官方对控制地方机构的政治关注的另一个标志，出自陈宏谋在江西的活动。他努力在地方机构中更正式地利用宗族。他认为应为每个宗族设立一个领导职位，而取得此职位的人则负责向地方官员报告当地秩序（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14，35A）。

[17] 例如在赈灾方面，见森正夫1969。

[18] 出于嘉庆帝之料，19世纪的官员继续在地方仓储中起作用，有关事例见星斌夫1985：297～289。

[19] 为了避免把对地方政府活动的协调与监控的削弱视为国家衰弱的一种广泛的标志，应注意国家活动的两个特征。第一，中央政府有能力在19世纪后期大幅扩大财政征收。岁入从18世纪的3000万～4000万两跃至1885—1894年10年平均数的8350万两（魏光奇1986：227；滨下武志1989：79）；第二，政府继续动员军队以镇压叛乱，而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官员们（例如曾国藩与张之洞）努力在西北和西南重建社会秩序。

[20] 抗税问题，将在本书第八章中较为详细地讨论。

[21]“分形”（fractal）一词，由数学家曼德尔布洛特（Benoit Mandelbrot）发明，意指某些不规则的几何形状，在不同比例的空间范围内，其不规则的程度会保持一致。因此，“分形”的形状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不论它是小到须用显微镜观察，还是大到只能从飞机上才能看到，见格莱克（Gleick）1987。

[22] 这些问题在王国斌1988a中已较为详细地提出。

[23] 要了解关于国家形成和近代政治的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点，可参阅蒂利1975和本迪克斯1978。蒂利和该论文集中的其他作者，都非常重视财政征收、战争和官僚机器；而本迪克斯则强调君主权威向代议制权威的转变。有些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认为非西方的事例已被人们弄得支离破碎，见巴迪（badie）和伯恩鲍姆（birnhaum）1983。另一方面，吉安弗兰哥·波吉（gianfranco　poggi）关于近代国家发展的论著，则简单地将近代国家限之于欧洲历史。而麻烦的是，政治社会学者很容易把这种欧洲国家形成误解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近代国家。在波吉论著的标题中，也没有什么字眼提醒读者该书只是一部关于欧洲历史的著作（见波吉1978）。

[24] 蒂利关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长期论观点，与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见蒂利1990。

[25] 见王国斌1988a中就生存问题所作的有关论证。

[26]“非官方”和“不正统”的结合，是林培瑞（link，Perry）、迈德森（madsen）和毕克伟（pickowicz）提出的（林培瑞、迈德森与毕克伟1989：2）。

[27] 明清时期的情况，见费维恺（feuerwerker）1984；民国时期的情况见罗斯基（thomas　rawski）1982；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49年以后的经济，见柏金斯（perkins）1975。

[28] 关于历史上的和当代的民主的问题，见傅因彻（fincher）1981和纳桑（nathan）1985。傅因彻极力主张：1905—1914年间中国的立宪改革、自治和省议会等试验，应视为欧洲以及亚洲所进行的政治试验的例子。纳桑则将当代关于民主的论争，完全置于上个世纪中国人努力领悟民主这个西方概念的背景中。

[29] 最重要的论述是舒尔曼（schurmann）1968。利伯索尔（lieberthal）与奥克森伯格（oksenberg）1986，是新近出版的攻击官僚机构组织问题的著作。

[30] 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不仅观点，而且言辞，也与明清时期的用语直接呼应。当官员们表达其对农民弃农经商的忧虑时，他们不断重复那些明清官员所发出的抱怨之词，而且他们的忧虑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官员们担忧农业产量不够，并觉得如果人人都去经商赚钱，就没有人愿留下来种田了（苏黛瑞［solinger］1984：273）。

[31] 我在此处展开了的论证，与白鲁恂（pye）所作的论述相似（白鲁恂1985：196）。但是他所解释为“中国民众明显地渴望民主”的那种现象，我却认为是人民对其权利的积极企盼——他们希望将这种权利加之于当局。在如何把有关评估与过去联系起来的问题上，我和白鲁恂也有分歧。我认为：在较早的时代，民众的企盼，是由他们对国家和精英的感受所造成的；而白鲁恂则似乎把黄仁宇（ray　huang）关于明代的看法普遍化了，认为明清时期的国家主要是从事礼仪活动（白鲁恂1985：43）。

[32] 我并不是说精英与一般人对所有的文化都有一致的看法。实际上，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导致了18世纪以来儒家试图对民间活动进行更严格的控制，不过，现在的讨论所要强调的是，官员、精英及老百姓共享一个文化世界。在其中，这两个群体对恰当的行为及欲望，基本上有着类似的企盼。

[33] 这是蒂利1990的一个主要论题。

下篇 社会抗争

前言：政治与抗争

一 民众抗争：研究的问题与难点

在历史记载与研究中，民众抗争常常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它能够使我们想到英雄精神，想到献身大义和谋求私利。它是超出日常生活方式的事件，虽然备受指责，但也激发想象。对于学者来说，民众抗争对他们重现和解释复杂历史事件的技巧，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对此挑战的反应，包括三个彼此相关的方面。

第一，以往关于民众抗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考察参加者的意图与愿望，讨论人类动机的性质。一些学者的眼光盯着抗争者的利益，即抗争者与赋税、食品价格、工资等的物质利害关系。“利益”问题直接导向对以下问题的考虑：究竟有多少集体行动被掩埋在政治、经济的问题里？这个考虑强调人类动机的理智性，但是仅只利益并不一定会导致行动，因为一种理智的考虑，也包括抗争者对于成功地说服当局尊重其要求的期待。即使抗争者的利益与当局的利益相互歧异，双方仍必须使用一种共同的计算方法，来决定什么是冲突的合理解决办法。因此，一些学者选择了一种不同于上述强调利益的看法的观点。他们为抗争者所表现出的反对当局的情绪与情感辩护，认为这是一种发动人们奋起抗争（即使抗争注定会失败）的光荣感与尊严感。

第二，对抗争的研究通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如何组织起来表达其不满？单个的个人一般不会随便或自发地聚集起来，而是通过某种组织或某些关系才走到一起来的。如果没有正式的组织，人们就通过居住方式、工作场所、宗族或友谊的纽带相互联系，而这些纽带则为集体行动募集人员创造了关系网。因此，对抗争的分析，重点在于那些将个人行动转变为集体行动的过程。集体行动的这个方面，帮助我们提出两个普遍而又重要的问题。我们先作一个起码的假设，即：集体行动的参加者，就像他们在个人行动时那样，怀有各种企图。因此，由个人行动向集体行动的转移，涉及参加者的决策：不论是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还是为了使他人为你去解决此问题（即“搭便车”），究竟在什么时候，集体行动会比个人行动好？由于对于人们如何动员起来以进行集体行动的认识，会使我们更为广泛地去注意各种可能存在的社会组织，因此，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还有助于提出另一个主要问题：如何从个人行动中创建社会结构？

第三，对民众抗争的研究，也考虑到权力的各种特征。动员人民起来行动的能力本身，并不能保证抗争一定会发生。当局是抗争的另一参加者，其态度与能力也限制着集体行动的机会。当局能够用两种方式来减少抗争发生的可能性：（1）他们能够与潜在的抗争者进行对话并在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从而减少暴力发生的可能性。通常只是在当局不能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之后，冲突才会发生。（2）拥有权力的人们（不论是官员或经济方面的精英）也可能建立具有绝对优势的强制力量，从而使得人民相信集体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是不明智的。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抗争常常是个人的和温和的。在此方面，只要看一看那些使用被詹姆士·斯科特（James Scott）称为“弱者的武器”的奴隶和农民即可。对民众抗争的研究使我们去探讨：在何种权力之下，人民会组织起来集体地表达其要求？

从学术上来说，对抗争的研究最初出现于19世纪的社会理论与欧洲历史学。历史学家对欧洲的社会抗争活动的看法的改变，反映了历史认识论的变化。对于用从19世纪社会理论中得到的认识规律例如用宿命论的进程来解释过去和预见未来，认为物质的与客观的因素胜于信念的与主观的因素，等等，历史学家感到不能满意。这种不满，又迫使学者们去创造另一种对欧洲历史的认识。

二 欧洲的民众抗争

以往许多关于社会变化的看法，曾从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卡尔·马克思那里获得灵感。这些看法在对民众抗争所作的基本解释方面有很大影响。涂氏将民众抗争视为社会脱序的一个范例，而这种脱序又是出自剧变中的社会所具有的紧张状况。他对日常与非日常、正常与脱序所作的区分，鼓励人们把抗争视为对常态的突破以及社会没有妥善运作的表现。另一方面，马克思则认为民众抗争应处于阶级斗争的中心，是每一个发生变化的历史时代的主要特征；贯穿于这些变化之中的阶级斗争，其类型不断变化，反映了阶级关系的改变。对于马克思来说，民众抗争是历史变化的推动力量的一个必然要素。

在20世纪60年代欧美兴起的欧洲社会史研究中，民众抗争研究处于中心的地位。一种要发现一般民众生活史的使命感，激励着新的一代学者去探索社会冲突。只有很少的历史活动是既有普通民众参加，又留下了书面的记载的，而社会冲突正属于这类历史活动。新的社会史学尊重大众（间或也包括大众的呼声），并以两种方式把抗争与大规模的社会变化联系起来：第一，小规模的行动代表了民众对世事变化的反应；在整个社会发生变化之时，这些抗争行动的内容也在改变。例如，抗税活动让位于反政府示威，工厂罢工取代抗议食品涨价，等等。在此意义上，民众抗争提醒我们注意：对于由别人所发动的巨大历史变化，普通人是如何作出反应的？第二，抗争本身，也是构成更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砖石。因此，从本质上来说，17世纪法国的佛隆德（Fronde）运动，是反对王权扩张的一系列抗争活动，而这种王权扩张最清楚地表现为创立新税。同时，法国大革命也包括反对食品价格过高和赋税过重的抗议活动。在社会史向政治学靠拢的趋向中，民众抗争突现了出来，但是这不是帝王的政治，而是工匠、小商人和工厂工人的政治。民众抗争很适合一种根据大理论来评价历史变化方式的分析构架，不论这些大理论是来源于涂尔干、马克思还是韦伯（Max Weber）。

20世纪60和70年代的社会史研究，在80年代受到文化与思想史研究的挑战。后者虽然仍保留着民粹派与左派政治的痕迹，但通常用对个人经历的解释取代了早先的对集体行为的分析。有两组对于历史的解释，即使没有被完全否定，也是受到了有力的挑战。第一，历史变化在其轮廓上，不再被看得很简单。我们不能再声称可以轻易地预见未来的变化。第二，认为理性和目的性是引导人类行为的主要因素的观点，也遭到批评。在对民众抗争的研究方法上的这一转变，表现了在一个具体主题的重点背景中，还有更大的变化在影响着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个由强调客观的状况、过程和事件，向注意从主观方面再现历史真实的转变。人们仍然行动，但是他们行动的理由与感情的关系，通常比与理性的利益的关系更密切。

人类的动机与理解，在20世纪60与70年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显而易见，但在近来文化史与思想史关于民众抗争的研究中则颇不然。例如，在一次工厂罢工中工人争取适当工资的斗争，以往可能被视为单纯的自利行为，而现在其动机的形成则似乎是依据于荣誉感。学者们重新认真阅读文献，更加注意有关文句，将其作为探究动机如何形成以及行动对于参加者有何意义的向导。比较中国与欧洲的抗争与集体行动的形式，会怎样促进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认识？在考虑此问题之前，我们先简单地看一看关于中国抗争活动的历史记载，而这些记载同欧洲是有所不同的。

三 中国的民众抗争

在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历史变化的传统看法中，民众抗争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抗争统治者，是当局未能维持人民福利的结果。这个逻辑在解释政治变化方面很有影响。王朝的兴衰都与对人民的统治是否得当密切联系在一起。赋税沉重和在困难时候官方不予救助所引起的抗争，都部分地促进了王朝的没落。

更近一些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构架基本上支配了对民众抗争的研究。在农民抗争方面，中国学者耗费了很大精力。他们相信这些抗争代表着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则是历史变化的火车头。这种史观，正如中国传统史观一样，对于如何分析隐藏在这些事件后面的个人动机的形成以及这些事件的意义，并不太感兴趣，而是注重于那些已被阐明的历史后果。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学者把这些斗争视为驱动社会变化的工具，那么过去的中国学者则将这些斗争看做是重建善政的行动。儒家认为民众抗争走的是一条时代循环的弧线，而共产党则认为走的是时代前进的道路。在最近十多年中，这种在历史研究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不再盛行，从而对民众抗争的分析也失去了其吸引力。在此时期，美国学者关于中国集体行动的不同形式的研究，则是重在将中国的史料证据与欧洲的经验理论相互结合起来。例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其关于捻军起义与华北共产党活动的著作中，将起义设想为农民谋求生存战略的延伸所可能导致的后果，而这种生存战略则又根植于中国一个特定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社会之中（裴宜理1980）。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对义和团起义的描述，通过大众文化所创造的社会环境与事件之间的关系，追踪一个社会运动的形成（周锡瑞1987）。史谦德（David Strand）的研究，展现了北京人力车夫的情绪与目的；他们的罢工，有若干因素与我们在欧洲城市罢工中所看到的因素相类似，也有若干只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城市环境所特有的因素，因此是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史谦德1989）。罗威廉（William Rowe）在其关于19世纪汉口史研究的第二本书中指出：与欧洲城市比较，中国城市中的社会抗争相对较少；而这则是由有异于欧洲情况的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特点所致（罗威廉1984、1989a）。这些关于中国群众运动的近著，都肯定中国的民众抗争，可以用欧洲的分析范畴进行比较并理解。然而这些事件本身，却走着彼此相异的历史道路。因此，共同性和相似性只有在较大的架构中才讲得通，而这些构架又必须能够解释我在本书上篇中所谈到的那些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变化方式。

第七章 食物骚乱

引言

在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的西欧，食物问题常常是民众抗争运动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生动地描绘了这些抗争事件，并对这些事件与当时政治、经济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鲁德[Rude]1964、1974；汤普森[Thompson]1971；路易斯·蒂利[L. Tilly] 1971；查尔斯·蒂利[C. Tilly]1975）。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出现的若干社会冲突，与西欧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在食物骚乱（即由食物问题所引起的群众抗争）方面，中西也存在着却较少为人所知的相似之处。中国老百姓群聚起来要求降低粮价，阻止把粮食运到外地，并抢夺藏在粮栈里的粮食（王国斌1982）。因食物而引起的冲突，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欧，都常常发生在歉收使得食物较难获得之时，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在1771—1773年法国的许多地区，情况即是如此。在这些地方，歉收引发了食物骚乱，并成为更为广泛的经济危机的开端（这次危机的特征，被一位朗魁多克[Languedoc]的官员刻画为“既无工作又无面包”）。从在一段关于清代西北食物骚乱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关系存在于歉收与食物骚乱之间：

年谷丰登，粮价平贱，各处佣工，庶几尚有生计。倘遇旱涝之时，粮价昂贵，则拥作无资。一二奸民倡之，以吃大户为名，而蚁附蜂起，无所畏忌（中国人民大学1979：卷1：289）。

在收成的好坏与经济活动的一般水准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联系。这在欧洲和中国灾年发生的食物骚乱中，都可以找到证据。歉收无疑增加了食物骚乱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认为歉收与因食物供给紧张而展开的斗争之间，只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并且以此种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那只会对食物骚乱及其背景作出片面的——实际上也是错误的——刻画。

认为歉收与食物骚乱之间只有一种简单联系的看法，与下述两类证据相矛盾。第一，在大量的事例中，歉收并未引起食物骚乱。1709年法国的情况即是如此。在中国，众多的地方志记录了灾年，但是并无证据说明在这些年份中都有食物骚乱发生。[1]仅凭歉收，并不能说明食物骚乱的爆发。例如，我们可以看一看勃艮第（Burgundy）在1766年12月发表的《普选书》（the elus gene-raux）中所使用的下列沉痛语句：“尽管这是勃艮第省在农业获得大丰收的一年，但仍然经历了匮乏所带来的一切困苦，并且处于饥馑恐惧的边缘”（卡普兰[Kaplan]1976：卷1：208）。在法国，在18世纪60年代的粮食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支持下，粮食越来越自由地向更远的地方流动。这种流动又引起了地方粮食的匮乏，也增加了食物骚乱的可能性。同样地，1743年春季，中国中部许多地区也发生了食物骚乱。镇压骚乱的省、县官员都认为粮食外运以及由此引起的本地粮食难于自足，是引起民众抗争的主要原因（王国斌1982：772 ~ 774、780）。许多人都要求获得食物供给，但在食物的流通与分配方式上，这些要求又彼此制约，并且常常不能相容。因此，中国与西欧的食物骚乱，看来都是这些要求相互竞争的结果。很清楚，歉收的威胁造成了食物供给不可靠，而民众又没有多少社会保险措施来对抗可能发生的意外。许多社会力量都要求获得食物供给，而这些要求又相互竞争。当这种竞争威胁到民众生计之时，他们就要起来保卫自己获得食物供给的权利。但是，这基本上并不是一场人与自然的斗争，而是一种发生在缺少食物的人（在欧洲，通常是妇女）与控制着食物的人之间的有意识的对抗。歉收只不过使已经是问题丛生的状况更加恶化而已。

中国与西欧的食物骚乱的相似性，既体现在冲突事件的种类方面，也体现在这些冲突所赖以发生的环境的特征（至少是某些特征）方面。对于不稳定的食物供给，出现了许多相互竞争的要求；这在中国与西欧也都是共同的境况。这些共同之处，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食物骚乱的背景与原因、食物骚乱与更大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问题。在中国与在西欧，食物骚乱的经济环境是否相同？国家是否扮演了类似的角色？食物骚乱是否表现了东西方历史经验的共同特征？进行一系列的比较，将会得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某些关于中国与西欧食物骚乱的资料，则为这种比较提供了基础。我们这里首先要进行的工作，是把食物骚乱置于中国与西欧食物供给的流通方式及其管理的架构之内进行分析。

一 中国的食物骚乱

明清时期的粮食流通，包括一系列的交易活动，其范围自地方市场上的小额买卖，一直到大规模的收集、运输和远地销售。农民肩挑少量粮食到附近的集市或到稍远一点的城镇，卖给小贩或者当地富户。农民和小贩也直接把粮食卖给消费者、米行掮客和大批购入粮食以远销外地的米商。当地富户则既为日后在本地出售而收储粮食，同时又将粮食卖给掮客与米商。这些交易活动并非17或18世纪的新发明，因为其中的每种交易类型，都能够在11世纪的文献中找到证据。[2]这些由宋代米商和掮客开创的商业活动，有许多一直延续到20世纪。而支配地方交易的商业惯例，在过去100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一直都有人在大力支持。这使得人们不禁产生出一种幻象，认为这些活动是一成不变的。[3]总之，就这些制度形式中的某一些而言，确实存在一种时间的延续性。而这种延续性，又加强了那种“传统的与不变的中国”的普遍观点。然而，着重于某些挑选出来的制度形式而得出的停滞论观点，是缺乏判别力的。这种观点也不承认在商业组织和在商业性食物流通方式上的变化。

不同的经济作物与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是明清商业活动扩展的前提（李文治1981）。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导致了那些以商品粮为生的人口不断增加。在很多事例中，粮食来自有余粮的远地。其结果之一，是更多的地区被纳入复杂的粮食流通网络。这些网络主要以水路为基础，因为水路为粮食运输提供了最廉价的途径。然而，粮食流通网络的日益复杂，并不一定意味着流通渠道在地理上变得更为宽广。粮食贸易路线可以被战乱破坏。在接近剩余粮食来源的地区的粮食需求的增加，会减少运往较远地区的粮食的数量。在此时，粮食贸易路线也可能收缩。例如在19世纪，湖北省吸纳了较以前更多的四川、湖南粮食，而这些粮食原先一向是经过湖北运往长江下游的。在19世纪初期的华南，广西所产粮食越来越多地被本省消费，因而输往广东的粮食数量也相应减少。就一个省的范围而言，情况亦然。有些县过去售粮给其他县，如今其所产粮食也开始更多地在本地消费。湖南南部的祁阳县即是一例。在18世纪初期，该县生产的粮食销往各地；但自18世纪下半叶起，本地所产粮食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县内消费。[4]在这些例子中，商业性贸易把余粮地区的粮食运往远近不一的缺粮地区，供应那里的消费者。但作为对相对需求发生改变的反应，在上面各例中，粮食流通的范围都收缩了。这种变化，和不同地区通过专业化生产与贸易而在经济上日益结合为一体的普遍进程彼此相悖。专业化生产的地区依赖粮食输入，而生产多样化的地区则要保留本地生产的粮食供自身消费，二者之间出现了对粮食供给的竞争。地区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和较小地区内部的生产多样化，推动着各种粮食流通空间规模的发展，这些空间规模性质各不相同，但彼此又松散地联系在一起。18世纪贫瘠山地开垦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引起了土地和劳动实际报酬的剧减，也加剧了不同的粮食流通规模之间的紧张状态。

在粮食流通方式的变化中，收成变化所起的作用很大。由于收成的变化，在某一具体年份中，向某一特定方向流动的粮食数量，可能有很大波动。米商寻找丰收价贱之处，大量收购粮食，运往粮食严重短缺的地方。[5]粮食来源和运送目的地的可变性，意味着减少了由歉收引起短缺的危险。在18世纪的中国，许多地方的人民平常消费本地生产的粮食，但是他们和另外一些依赖输入粮食生活的人一样，都能够指望在灾年得到额外的粮食供给。但是这种保障并非没有其弊端。不同地区所需要的和所能得到的粮食，数量每年不断变化，从而妨碍了粮食的稳定流动，并且在关于一个地区可保留多少粮食和其他地区可得到多少粮食的比例问题上，增加了发生争执的可能性。

在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出现了食物骚乱。[6]无论在粮食输入地区还是在粮食输出的地区，都听得到要求粮食降价的呼声。如果粮食输出地区的人民阻止粮食出境的行动成功，就威胁到粮食输入地区人民的食物供给。在丰收之年，粮食充满了本地市场和更大的贸易网络。但在歉收之年，在那些所产粮食不仅养活附近人民，而且通常还进入更大贸易网络的地区，食物骚乱就会发生。在发生食物骚乱的地区，收成并不一定特别坏。别的地区的歉收可能增加对此地区所产粮食的需求，因此而导致的情况，颇类似于当此地区遭到歉收，但是对该地粮食的需求却依然如故时所出现的情况。在洪水或久旱毁掉了所有的粮食作物时，自然就不可能要求得到粮食了。若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出现一连串严重歉收或是几次颗粒无收，则将对更多的人产生更大的威胁，其程度会超出食物骚乱事件的范围。[7]食物骚乱也发生在真正的生存危机时期，但并不一定只是发生在大规模生存危机的环境中。

任何人，只要掌握着商业性粮食流通的某一个方面，在供给稀缺的时候，都有可能成为民众抗争的靶子。那些能够在本地出售或出贷粮食的富户，往往也售粮给贩运粮食到外地的米商。从本地市场上抽出粮食贩到他地，使得富户受到指责，说他们囤积居奇。当食物骚乱发生时，人们常常认为富户应对骚乱负部分责任。江西巡抚陈宏谋对1742年冬和1743年春发生的食物骚乱所作的描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陈宏谋1763：卷15：20B~21A）。一份关于1751年浙江温州和台州的食物骚乱的奏折，内容与陈宏谋所述一致（中国人民大学1979：卷1：255）。而另一份关于19世纪30年代湖南西部食物骚乱的文章，则强烈地谴责富户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邓显鸠1851：卷13：33~34）。

牺牲本地交易以进行外地贸易，也可能激发反对商人的活动。米商运粮到外地，便减少了本地可以获得的粮食。掮客大量收集粮食卖给米商，也减少了本地的粮食供给。因此二者都受到骚乱者的非难。小贩也未能逃脱攻击；而提高粮价并限量售粮的米店，其存粮往往被群众强行夺取。[8]

中央政府很少宽容那些以阻止粮食的商业流通的方式来妨碍商人的活动。但是对于降低粮价的要求，国家有时也表示同意。1726年，福建发生食物骚乱，要求将米价降低1/10。这次骚乱受到当地政府的镇压，但雍正皇帝得知骚乱者被逮捕的消息后，责备有关官员说，他们在抓人之前，应当先看看粮价是否确实已经降低。[9]由于国家支持粮食应在本地平价流通的理念，所以囤积粮食、哄抬市价的富户和商人都受到批评。民众希望粮价低平，并且希望国家进行干预以稳定粮价。但从官方的立场来看，绝不能使民众与富户及商人的直接冲突合法化。官员们常常迅速地逮捕闹事者。强夺粮食通常也被视为“奸民”或“刁民”的行径。在另一些场合，官员们也注意到歉收引起骚乱，而参加骚乱的人也不一定是那种道德败坏、经常作奸犯科的闹事者。[10]官方对食物骚乱所作出的不同反应，反映了国家食物供给总政策的目标。

清代国家管理食物供给流通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各个阶层的人民和那些不能单纯依赖本地的生产与交换的地区，都能够获得粮食。追求地区差价的长途贸易，导致了粮食从有剩余的地区向需要输入的地区流动。18世纪的清代国家承认这些流通方式的重要性，因而对于那些通过将遥远的供求来源连接起来而谋利的行商活动，也予以肯定。国家甚至通过减免通行税和特许使用禁航的海路，来鼓励行商进行特定的粮食贩运，以应付歉收境况（魏丕信1990：208~225）。

在粮食的长途流动方面，国家也起了一种直接的和积极的作用。从富庶的长江流域各省和靠近北京的省份征收的漕粮，有一部分在运往目的地北京的途中转向，运往缺粮严重的省份救急。位于县治的政府粮仓（即常平仓），任务是买卖粮食以减少粮价的季节波动，也能够获得改道运来的漕粮。国家也进行省内外常平仓之间的粮食调拨，以应付粮食分配方面的急需，以及增加粮食不足地区的储备。最后，常平仓在市场上购买粮食的活动，有时也包括某一县或省的官员到另一县或省采购粮食（王国斌1982：769）。这些官方的粮食流动，与商业性流通相重合，有时促进了，而有时也打断了商业性的粮食流动。国家采取的粮食流动措施及其对长途商业的政策，一同造成了粮食从余粮地区向缺粮地区的流动。

国家在允许长途粮食贸易并直接鼓励粮食长途转移的同时，也支持较穷阶层的人民获得本地的粮食供给。常平仓的春售秋贷，减少了粮价的季节波动。在歉年，常平仓将更多的粮食分配给人民，避免粮价超过丰年的一般水准。对依靠富民捐赠和按田地征课来收储粮食的社仓和义仓，国家也予以扶助。这些粮仓有权要求得到一部分本地生产的粮食，并保障粮食在本地小范围内的流通。人们指望富户向这些粮仓捐赠粮食，并在歉年减价出贷或出售粮食（王国斌1982：768~769）。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对社仓和义仓的扶助，加强了“惯常”的流通（即富人在“自由”的市场关系之外向穷人提供贷款、资助和减价出售的方式）。

总之，国家反对富户囤积粮食，并维持各种可在歉年供粮的粮仓。官员们努力增进本地的粮食流通并且稳定粮价，以预防食物骚乱。因此食物骚乱参加者对获得粮食的期望，也以“国家应参与本地粮食流通”这样一种假设为根据。这些粮仓倘不能提供粮食，确实也会引起骚乱，情况与那种发生在市场上或富户粮仓前的骚乱相似。[11]另一方面，逮捕那些阻挠运粮外出的人，又表明了国家支持那些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要求获得粮食供给的权利。这种官方行动减少了在本地市场上可获得的粮食数量，并抬高了粮价。因此，官方对于食物骚乱的反应，表现了国家负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是稳定地方粮价，另一方面则是将粮食从低价地区转移到高价地区。官方对于发生在粮食流通的三个领域（即商业的、惯常的及国家的粮食流通领域）中的食物骚乱的反应，是由国家维护自己的流通领域、支持与限制商业的和惯常的流通领域的努力所决定的。[12]

二 欧洲的食物骚乱

在18世纪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民众聚集起来阻止粮食流动，要求降低面包价格，并且常常强迫有关方面低价出售粮食与面包。查尔斯·蒂利将这些事件置于以下两个历史大进程的背景之下：（1）商业化以及国内粮食市场的形成；（2）国家的形成与政府食物供给政策的变化。粮食交易的扩张，是此时期所出现的以下三种趋势的组成部分：（1）农村工业的发展导致农村人口依赖于商业性的食物供给；（2）从农村人口中招募而来，并由国家购买粮食供养的常备军不断扩大；（3）依靠商业性粮食贸易获得面包的城市不断发展。这三种食物需求，将粮食吸收进了新的渠道。国家为增强中央权力以及维护城市公共秩序而制定的政策，对这些新渠道的出现也助了一臂之力（蒂利1975）。下面，我们首先考察英国与法国交易结构的变化。

格拉斯（N. S. B. Grass）在其关于英国谷物交易的经典性研究中，将商业性流通分为三种类型：在12世纪，贸易主要发生在庄园之间；而后城镇的成长，促进了地方市场的发展；在17与18世纪，都会市场和出口市场结合起来，一道取代了以前的地方市场（格拉斯1915：200）。阿兰·埃佛利特（Alan Everritt）对食物贸易作了更详细的研究，把都铎王朝时期的“开放市场”（open markets，即公共市场public markets）与“私人市场”（private markets，即谷物会所、货栈以及位于外省城镇的小酒馆饭店）区别开来。从制度上来区分，开放市场的服务对象是各种领土单位，而私人交易则跨越更大的地域，在已经开始地区专业化生产的国内各地之间运送货物。长途贸易的发展以家族联系和个人联系为基础。多数从事贸易的人目不识丁，信誉的观念也因人而异。这些问题都制约着交易规模的扩大。然而，尽管有这些障碍，以外省消费为主体的私人贸易仍在发展（埃佛利特1967：466 ~ 592，特别是566 ~ 567、516、530、545、531）。

此外，为了供给伦敦、出口、王室和武装力量，还有三种市场也发展了起来。伦敦的成长，要求私人交易增加比英国其他地方更快。格拉斯已说明了伦敦市场组织的这一特点，并强调掮客在调集供给伦敦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的食物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出口市场同供应王室以及部署在欧洲大陆上的英国部队的渠道的增加也有联系（格拉斯1915：157；埃佛利特1967：507、524）。埃佛利特对这些发展，作出了以下令人信服的解释：

人口迅速增长及其日益集中于城市或工业中心（例如伦敦、诺维奇[Norwich]、泰因赛德[Tyneside]以及西部各纺织业城镇），破坏了迄今为止基本上仍是自给自足的各共同体之间的平衡，并迫使这些共同体依赖于市场供给。人口的集中、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可供耕作的“未开垦”地区的减少以及地区专业化的加强等，使得本地资源不能满足这些共同体的需要。在此同时，16世纪的价格上扬，可能也导致了农业产量的提高；而为时人经常抱怨的17世纪的货币紧缩，则刺激了信用交易的发展。结果某些年份显示出：在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某些商品有大量剩余，而只有私人贸易才能处理这些剩余商品（埃佛利特1967：564）。

16世纪的人口增长，助长了以地区专业化为基础的工业产品和城市产品的生产。贸易规模通过新的流通结构而不断扩大，又支持了这种地区专业化。这些流通结构包括各种新型的商人。他们的那种以城市为基地而到处旅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社会观。埃佛利特警告我们不要把开放交易与乡村、私人交易与城镇简单地等同起来。但是他又使用这个对比，来描绘那些随着食物流通新渠道的发展而出现的“关于社会与社会责任的不能兼容的观点”（埃佛利特1967：568）。

伍舍尔（A. P. Usher）在其对法国粮食贸易的研究中，分析了18世纪以前的商业性粮食流动的结构及其后来的变化。在18世纪以前，地方贸易和长途贸易二者在制度上各不相同。城镇市场可以在一个小区域内以一些方式联结起来，例如一个生产市场上的粮食可以供给一个消费地区，或者一个大的消费市场可以由很多较小的生产市场来满足。批发贸易以两种形式进行。一种被称为“布拉提埃”（blatier）的小麦批发商，使用自己的资金在一个市场上买粮，然后运往另一市场出售。其交易的规模相当小，而且他们也可能会被地方当局禁止进入城镇市场。在沿主要河流的富饶地区，另一种形式的批发贸易较为发达。河边城镇的居民建起了仓库，以供从大城市来的商人来此采购。在一些地区，这种仓库是由略有资财者、在此市场上购粮的资产阶级分子，或者从大城市来的商人建造的。这种多种人士致力兴建仓库的情况，说明了食利者、本地资产阶级和来自大城市的商人，在发展粮食批发贸易的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伍舍尔1913：37~38）。

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城镇市场与批发贸易在制度上的裂缝被沟通了。成长中的城市，需要将其粮食供给增加到上述仓库贸易所能动员的水准之上，从而促进了这种沟通。从灾年救荒开始，一种直接向生产者购粮的国家采购制度出现了。商人一直深入到市镇以下，为生产者提供了一种稳定的需求来源，从而使得生产者直接进入了更大的交易网络（伍舍尔1913：39~40）。在法国，这种交易变革需要摧毁存在于地方贸易与批发贸易之间的障碍。在英、法两国，交易结构的根本变化发生在16世纪与18世纪之间。这个变化为欧洲的食物骚乱创造了条件。

在农业衰退和经济停滞的时期（更勿论经济紧缩的时期了），食物骚乱变得更为频繁，并且延续到农产品价格上升、经济活动增强的时期。通过新的渠道扩大粮食流通，有助于吸收连续的丰年所生产出来的大量粮食。1750年的衰退，以粮价低迷而工资相对较高为标志。这次衰退过去以后，上述对食物供给的各种新要求肯定出现了，从而引起价格上涨和工资下落。此时食物骚乱也更加频繁地发生了。[13]

在这些变化中，国家扮演了一个积极的（有时是不明确的）角色。埃佛利特认为：英国国家未能接受16世纪长途商业新制度的发展，是斯图亚特王朝衰落的原因之一（埃佛利特1967：586）。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国家并不仅仅是在适应这个新的市场现实。贸易的成长，并非只是一种受个人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逻辑所驱动的简单、平稳和自然的进程。汤普森（E. P. Thompson）坚信：在英国，自由贸易政策要求废除所有那些对粮食流动加以限制的成文法、习惯法和惯例。原有的反对囤积居奇和垄断收购的法律受到挑战，并于1660—1772年之间逐渐废除——这些被废除的法律，过去曾依靠禁止在远近市场上贱买贵卖粮食的办法来调节粮食流动。汤普森指出：“自由市场不但对政治性经济是一个新的突破，同时也瓦解了旧有的道义性经济”（汤普森1971：136）。从事长途贸易、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阶级，找到了政治上的代言人，而且在166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中，能够在关于废除支配地方市场的立法争论中获得胜利。

路易斯·蒂利对法国食物骚乱的分析显示出：在创立新的粮食流通渠道方面，法国国家起了一种领导的作用。17世纪后期的两位官员波瓦依斯基尔贝尔（Boisguilbert）和沃班（Vauban），将法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归咎于粮食的商业调节系统。随后在18世纪，法王颁发了若干整顿粮食自由流通的诏令，实际上是用许多税则和规定对此予以批准。对粮食供给的控制权，也从各级议会转到王室官员手中。这些议会常常禁止粮食流出自己的地域，而王室官员则有时强迫生产者将小麦上市。王室以牺牲各级议会为代价，在司法论争中赢得了胜利。随着国家将权力集中于中央，粮食也慢慢开始更为自由地流动（L.蒂利1971）。

然而，法国国家不像英国国家那样明确地是某些特殊利益团体的坚决支持者。18世纪的法国，在一种旨在保护地方消费者的食物供给伦理和一种偏爱长途贸易的粮食自由放任主义之间，出现了旷日持久的争议。正如斯蒂芬·卡普兰（Steven Kaplan）在其关于路易十五时期法国食物供给的两卷本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粮食自由放任主义表现了社会理论中的一种激进观点，但是完全支持这种观点的，却是法国社会中最传统和最保守集团的成员即大地主和贵族。这些人之所以支持粮食自由放任主义，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更高的粮价和更优的收入，而绝非因为他们对粮食自由放任主义与其他新观念之间的思想联系感兴趣。至于其他的人之所以难以接受粮食自由放任主义，则是由于这种粮食自由放任主义不仅与别的激进的社会观念有关联，而且其自身逻辑与优先保障地方消费者的社会要求大相径庭，因而容易引起警察与民众的冲突（卡普兰1976：卷2：682~687）。在18世纪，短缺的威胁也制约着粮食自由放任主义在不同地点的试行。对于这种威胁，处于中央集权化过程中的国家，有时也用努力保护地方供给的办法来作为回应。在整个18世纪，法国国家的中央官僚机构从各省议会手中夺得了对食物供给的控制权力之后，在采取行动保护地方消费者在供给紧张时期获得食物的权利方面，一直犹豫不定。

自由贸易政策很适合丰收之年，但人们也相信国家的干预在歉收之年是非有不可的。政策的摇摆，部分地是对于收成大幅波动所作出的反应。有证据表明：法国国家所面临的食物供给方面的问题，比英国国家更大。据安德鲁·阿普里柏（Andrew Appleby）的研究，1590—1740年间英国农作物的多样化，有效地减少了因天气引起的收成波动（阿普里柏1969）。更加稳定的供给，意味着国家在保护地方消费者不受新的需求所苦方面的责任减轻了。但是必须强调：更加稳定的供给并不一定意味着食物骚乱的减少。为对抗不充足的供给而进行政府干预的需要减弱，可能使国家越来越不愿保护地方对食物供给的要求，从而使得食物骚乱变得更为普遍。在农作物种植方式的变化能够改变整个供给状况的时候，政治决策调节着食物供给的获得，从而也影响到食物骚乱发生的可能性。食物骚乱、供给短缺和饥馑三者密切相关，但是却是截然不同的现象。如果是因饿死人而引起食物骚乱的话，那么法国十六、十七世纪的食物骚乱，应当比18世纪更多（因为18世纪饥饿死亡率降低了）。恰恰相反，在最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已平息，前面概述的诸变革已发生的18世纪，食物骚乱反而变成了一种意义重大的现象。不仅如此，在18世纪（例如在1740—1741年法国的危机中），国家成功地保护了处于危急之中的民众对食物供给的要求。在此时候，食物骚乱很少发生。在英国，食物骚乱频繁的时期，并不是出现生存危机的时期。正如汤普森所言：“没有已公布的证据显示，在18世纪的英国有过任何类似古典的生存危机之类的东西存在”（汤普森1971：133）。相反，勒·罗伊·拉杜里（Le Roy Ladu-rie）笔下的朗魁多克的农民，在1526—1535年的生存危机中，也并未阻挠粮食输出。其原因很简单：朗魁多克庄园早已禁止粮食输出了（拉杜里1976：135~142）。

汤普森、查尔斯·蒂利和路易斯·蒂利认为：在商业的新形式与新规模贯穿到地方，人民不能再依靠官员来保障其获得食物供给的权利时，食物骚乱就会发生。人民依靠传统的权利与习俗，来使其要求合法化：

在粮食的买卖与加工等方面，对于什么是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有一种大众的共识。不满就是在此种共识的范围中起作用的。这种共识的基础，则又是关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社会责任，以及关于社会内诸集团的适当经济功能的传统看法。这些看法合在一起，可以说就组成了穷人的道义经济。践踏这些道义上的假定，就像实际上的剥夺一样，经常是直接行动的诱因（汤普森1971：78~79）。

许多关于欧洲食物骚乱的研究，强调对食物供给的新要求挫伤了民众的期望。这种观点有力地否定了饥饿与食物骚乱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的看法。在频繁的食物骚乱出现之前的数十年中危及生命的生存危机的减少，促使我们去注意食物供给状况的“需求”的方面。这种需求不仅是从理论上来表现的抽象市场的数量标志，而且也是在制度的限制和政治的强制之下人们获得食物的权利。但是，“供给”的方面也值得继续注意。当灾荒未与食物骚乱相伴发生时，挨饿以及对挨饿的恐惧颇为重要。可获得食物的真正减少和对于获得食物的权利被削弱的恐惧，两者都是引起食物骚乱的条件。乔治斯·鲁德（Georges Rude）提醒我们：“正如我们可以预见的那样，食物骚乱通常尾随着导致价格飞涨的歉收与短缺。食物骚乱可以说是对灾荒感到恐惧的结果，而非灾荒本身的结果”（鲁德1974：23~24）。灾荒尚未登台，但对灾荒的恐惧已经使得食物骚乱出现了。

乔治斯·莱夫布佛（Georges Lefebvre）在对食物骚乱参加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把灾荒排除于1789年食物骚乱的情景之外。他说：

当物资匮乏时，饥饿引发了骚乱，随之而来的则是新的或更大的恐惧。人们绝不愿意承认仅只是自然的力量使得他们贫困苦难。为什么在丰收之年他们没有储藏粮食？……在1789年，穷人一再说他们不可能死于饥饿。如果政府认为提高物价是合适的，那么大家都应增加工资或用别的办法使富人养活穷人。否则，他们将自己救助自己，并将报仇……并没有灾荒，但要制止涨价已为时太迟（莱夫布佛1973：24）。

在莱夫布佛的描述中，法国大革命期间食物骚乱的参加者都有自己的恐惧，但是他们清楚地看到了政府和自己双方的选择自由。会挨饿，可能也会饿死。但是灾荒并无罪过，它们并未引起食物骚乱。

简言之，中央集权化过程中的法、英二国的国家，帮助创建了自由的粮食市场，即免除了官方干预的市场。官员们不再经常地反对外来的需求，以保障地方的食物供给；人们也不再能够指望官员们把市场价格降到“公平”的水准。食物骚乱出现在粮食的商业化所造成的断裂处。在城镇与乡村，当一种新型的市场扩张贯穿并改变了旧的交换方式，而歉收又迫使人们在各种相互竞争的要求中作出选择的时候，食物骚乱也会发生。19世纪50年代以后，食物骚乱在欧洲消失了。运输的改进，使得越来越多的食物输往城市市场。欧洲的农村社会制度在不同的方面肯定也发生了变革，但是每一种制度都变得服从于城市、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

三 中西食物骚乱的比较

对于18世纪中国和西欧的状况，我们能够从食物骚乱中了解到些什么？从对食物骚乱的描述来判断，参加者之所以进行抗争，似乎出于大致相似的理由。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欧洲的老百姓，都期望官员和商人在地方市场上的行为得当，以保护自己的食物供给。他们都认为某些涨价并非因一般的供求状况所致，而是商人将食物运出本地或官员未能保持价格稳定的结果。尽管在烹调与饮食习惯方面有很大差别，中国老百姓和欧洲老百姓却都以许多类似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对于食物供给的权利，因而他们的期望以及对形势的看法看上去也颇为接近。同样地，在中国与欧洲，不同地位的官员所捍卫的利益在结构上也颇为相似：地方官员感兴趣的是保护本地的食物供给，而地位较高的官员则普遍鼓励粮食更加自由地流通。上面所谈到的关于“在食物骚乱中什么最为危急”的看法，包含着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又跨越了官员与抗争者双方的文化背景。

中国与西欧在食物骚乱事件方面的上述相似性，可能诱使我们去寻求一种在欧洲的背景下对中国的食物骚乱所进行的解释。如果把欧洲经验当做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把食物骚乱视为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中产生的冲突事件，那么当然可以把中国的食物骚乱解释为资本主义渗透的标志，以及较低的社会阶层对于经济转型和自己之被纳入更大的经济网络进行抵抗的标志。中国和日本的学者确实把食物骚乱视为与资本主义关系之深入封建社会相伴的阶级冲突（傅衣凌1941；重田德1984：45~48；小岛晋治1978：88~153）。看到一种“欧洲式”的冲突展现在中国的土地上，这种情景颇有魅力，很能令人着迷。一种欧洲风格的冲突的出现，使得我们相信：中国并非停滞不变，而是在遵循着欧洲经验所确定的历史发展逻辑前进着。然而，这一逻辑未能在中国和西欧引起相似的政治结果或经济结果，当我们发现这一点时，上述比较所带来的宽慰也就消失了。一般来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人们发明了以下两种解释：（1）外部力量（有时指帝国主义）扭曲了中国的“自然”发展道路；（2）内部力量（有些学者称之为“封建主义”）拖住了“自然”发展的进程。[14]第一种解释认为中国未能沿着西方的道路发展，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阻碍；第二种解释则通常把中国未能充分变革的原因归咎于国家或是某些阶级。

当然，在中国与西欧，食物骚乱是相似的事件。粮食流通的不同空间规模，彼此之间存在矛盾。对于食物供给的各种相互竞争的要求，又在这些矛盾中显露出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上面所说的那些相似性是存在的。供给短缺或者对于将会发生的供给短缺的恐惧，确定了骚乱发生的客观条件，并表现了采取行动的人们在主观上的感觉。他们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官员未保障他们获得食物。但是，相似的事件不一定需要同样的条件。不求助于一种共同的和深层的发展逻辑，我们能够解释中国和西欧的食物骚乱吗？下面，我们先看看商业性食物流动。

在英国和法国，商业扩张是由贸易结构的制度变化引起的。新的需求源创造了单独的一组对食物供给的要求。私人贸易渗透了英国的开放市场制度，从而迫使粮食流通进入更为广阔的天地。法国的国家采购，以一种统一的方法，将地方贸易和长途贸易联系了起来。这种方法，使得更大数量的粮食在更广的地域中流通成为可能。对于食物供给的新要求是商人提出的。他们在交易中的作用，已变得和以往的商贩截然不同。

在中国，粮食需求的扩大，是通过现有的商业制度来达到的。这些制度基本上是承前几个世纪之旧。较之英国或法国而言，中国在交易的组织结构方面变化很小。中国农业经济中的专业化与多样化，引起了商业性粮食流通的增加，不论在地方贸易或在长途贸易的层次上皆然。在明清时期，生存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仍然继续存在，但是灵活变化的粮食流动同时也减少了歉收所带来的威胁。在十八、十九世纪，无论是地方的需求还是长途的需求，都已不是新事物。但是这些需求每年都在变化，而且变化都难以预料。在整个明清时期，为了应付经济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应付带有生存危机威胁的长期收成波动，所有层次上的商业性流通都扩大了。随着这一扩大，对粮食供给的各种要求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也增大了。

在欧洲，当新的需求来源和需求结构出现并创造了食物骚乱的条件时，致命的生存危机已消失了；而在中国，灾荒发生的可能性与十八、十九世纪的食物骚乱一直相伴。在欧洲，新的需求构成了食物骚乱的条件；而在中国，最重要的则是供给的不稳定。可变的贸易部分地减轻了这种不稳定的影响，但贸易本身又是一个潜在的冲突源泉。

中西食物交易方面的第二组差异，可见之于商业所表现出的社会关系的类型。在英、法两国，商人与富裕农民结盟、牺牲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之所以有可能出现，是因为在地方上，食物供应者和社会低阶层之间，并无紧密的联系或依附关系。较之中国的富户而言，英、法控制地方食物供给的人，相对无法维护农村社会关系的模式——这种模式有时会拒绝商人对粮食的需索。在中国，富户经常支配着地方市场上的粮食供给。他们能够阻止很大一部分本地出产的粮食进入市场，因而对于食物供给具有相当的权力。[15]与此同时，他们积累的粮食，也提供给外地的粮食流通。或者卖给商人以求厚利，或者在本地廉价出售以赢得贫穷邻人的感激，富户可二者择一。他们一方面希望追求更大财富，另一方面也需要扶助其下的人们，因为后者的存在是前者高居其上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将求富的愿望和扶贫的需要加以平衡，符合富户的利益。控制着很大一部分当地食物供给的地方精英的成员，则介于城乡之间。与中国的情况相比，欧洲城乡阶级的日益分离非常明显。在西欧，我们可以看到地方精英的利益脱离了农村世界。但在中国却看不到类似的情况。

在英、法两国，对食物供给的新要求使一些阶级得到了好处。为了支持这些阶级的利益，国家政策在18世纪发生了变化。英、法国家承认经济变化的现实，担忧城市的公共秩序，并且需要供养军队，从而采取了新的政策。在这两国，对食物供给的政治控制方面所发生的重点转移，也是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部分。在法国，对食物流通的政治控制，以往操于外省贵族之手，后来转移到了新创立的中央政府的官员手中。而在英国，则是以新颁布的法律取代那些保护地方需要和地方优先的旧法规。

在18世纪的中国，国家通过削减地方当局限制商业性粮食流动的权力，努力将对粮食流动的控制权集中于中央之手。与法国国家不同，中国国家不必从半自治的各省议会手中夺取权力。中国官员是中央集权官僚机构的成员，他们没有脱离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权力基础。与英国国家也不同，中国国家无需为新法而否决成规。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以求助于久已存在的原则来鼓励粮食的长途贸易。[16]中国国家之赞成长途商业，并不要求与过去的政策和做法作出断然决裂。不仅如此，中国国家还卷入粮食的长途流动，这更超出了英、法国家的努力范围。通过长途运送大量粮食，以限制或补充商业性粮食流动，是国家控制的粮食流通的一个基本方面。而这在欧洲却是无可匹敌的。

然而，从另一意义上来说，中国中央国家对粮食长途流通的支持，又不如英、法那样充分。在支持粮食长途流通的同时，中国国家也有责任保护地方的食物供给。其仓储政策和反对囤积居奇，都是为了保障粮食能够以较低和稳定的价格在本地流通。国家成功地创建了巨量的粮食储备，以减轻粮价的季节性波动和对付歉年的短缺。这肯定增加了民众对国家的期望，认为国家能够进行干预以保护人民生存需求。中国国家在粮食储备方面所作的努力，无论是从计划还是从实践来说，都远远超过了欧洲国家。[17]

中国国家的食物供给政策，有地方的和全国的两个不同层面。国家对地方性流通和长途贸易采用了不同的标准，表现出国家对于这两种粮食流通之间的关系，看法不甚明确。反对囤积居奇显示国家希望稳定地方粮价，而这种愿望又根植于一种信念，即认为粮食应当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以正当的方式进行流通。有些较低层的官员企图禁止从其辖区输出粮食，但国家对此企图常常予以否定。这表明国家支持商人将粮食从低价地区转移到高价地区，并且反映出国家已意识到了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的经济联系。阻止粮食进入地方市场以及制止粮食输出，均受到国家的反对。在18世纪，国家能够积极地参与长途流通，同时又有力地支持地方社团储备粮食，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官方未能预见地方交易和长途商业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未能给予某一种流通以明显的优先地位的情况。在19世纪，中央政府协调长途流通和建立地方储备的能力出现衰减。为进行军事行动而采取的粮食征调，逐渐取代了为管理平民食物供给而进行的努力。同治中兴也未使18世纪食物供给的成功管理再度出现。[18]在19世纪，国家对食物供给状况的干预，从中央转移到了省与县的层次。这意味着国家不再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协调各地的食物供给政策，因而是一个倒退。随着对食物供给的政治干预重点转移到省级层次，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与那些自行作出有关食物供给决定的各省官员发生冲突。欧洲国家通常不大于中国的一个或两个省。由于食物骚乱发生的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不同，欧洲各国和中国各省的食物供给政策，彼此恰成鲜明对照。

英、法两国的国家政策，鼓励其国内的经济统合。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化所创造的经济，在经历了重商主义时代之后，相互间的竞争已随着经济专业化和欧洲各地经济互补性的加强而结束。新的交易制度，为食物供给带来了新的要求。而这种新制度的创建，又是发生在一个经济调整时期。在此时期内，英、法两国许多地区的粮食产量都增加了。所增产的粮食，或是输往欧洲其他国家（英国），或是输往国内其他地区（法国）（沃勒斯坦1980：82~83）。在19世纪的中国，政治上的非中央集权化，给予各省当局在其食物供给政策上以更大的自主权。各省官员面临着不同的食物供给情况。其所作努力的共同特征之一，是促进增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食物需求。对于省内余粮地区与缺粮地区之间的粮食贸易，人人都拥护。但是粮食净输出省份的官员与净输入省份的官员，对于省际粮食流动的意见却大不相同。[19]当中央政府不再协调跨省的粮食流动、不能有效地制止各省官员阻挠粮食出省时，食物供给的跨省结合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对于食物供给的竞争，产生了一种微弱的农业保护主义。这种存在于省和省以下层次的保护主义，扭转了（至少是轻微地扭转了）18世纪存在的那种跨省政治协调和经济统合的趋势。简言之，在中国和欧洲，食物骚乱赖以发生的环境非常不同。这些差异被人们以精神的范畴道出，清楚地表达为对政治目标和经济秩序的不同观念。

受到十七、十八世纪西欧的思想的激发，哲学家和政治家们提炼出了许多新观念。这些观念从崇高的和理想的，到世俗的和实用的，不一而足。在迅速发展的贸易带来新的财富来源之时，商业也获得了新的意义。经济扩张以不同的方式，与关于如何改进政治秩序的思想连在一起。当时的人们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制服桀骜不驯的人类激情的一种手段。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从道德上为商业扩张辩护（赫胥曼[Hirshman]1977）。商业性的粮食流通，越来越服从于这些普遍支配着商业的观念。食物之所以可能成为进入长途贸易的许多商品之一，部分地是因为丰收所提供的粮食，通常超过本地的或国内的需求。对于饥馑的恐惧，深刻地表现在对食物贸易问题所作的政治、宗教和经济的判断上。但是在17世纪下半叶的英国，这种恐惧已不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国情况亦然。在摆脱了生存危机的这几十年中，关于食物供给中的市场活动的新理论，才首次站住了脚。严重短缺的威胁不久又出现在法国。但是在此之前，在关于商业与国家对食物供给的政策各自所起的作用以及二者的关系等问题上，已出现若干阵线分明、相互对立的思想流派。欧洲食物骚乱的参加者，把这些理论带入彼此的冲突之中。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其意识形态与食物骚乱参加者所力图捍卫的那些经济关注与政治行动的概念正好相反。对食物供给相互竞争的各种要求，都以这些对抗性的理论为基础，并且对食物骚乱的后果下了极大的赌注。赢家不回顾过去，而输家则很少展望未来。

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也有许多活跃的思想论争和饶有意义的政治辩论。但是在这些论争与辩论中，人们都用与古代含义相应的概念来表述意见，所以很少能看到我们在同一时期欧洲所发现的那些新的和多样化的见解。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商人变得更能为社会所接受，但是关于利润、个人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性质，却没有像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从根本上被重新概念化。相反，在对社会秩序的观念上，更多的是一种可以上溯几个世纪的连续性。这些观念不仅限制着政治上的选择，也对经济活动加以判断。当然，尽管处于这种思想的连续之中，人们对于国家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以及对于不同种类的经济活动的相对重要性和可能性，看法也有分歧。在18世纪，清朝统治者仍坚持一种农业的理想模式。这种理想模式出于一种美好的幻想：乡村居民勤力耕作，安居乐业；财富来自土地，由人与上苍共同分享；男耕女织的观念，唤起了一种和平安定、自给自足的感觉；繁荣兴旺表现为人口数量的增加，所有的人都能吃饱穿暖；人人生活俭朴，较之财富分配不均更为可取，也更少危险性；大肆炫耀财富通常受到谴责，富人在道义上有义务帮助穷人，以避免过于偏离自给自足的理想模式（胡寄窗1981：408~448）。

这种农业的自给自足的观念，并不排斥贸易在社会上扮演一种受到鼓励的角色。当然，不能把贸易视为两个国家之间竞争的一种手段，或者是以牺牲他国利益来获取财富的一种方法；也不能把贸易当做财富急剧扩张的一个要素。在中国，贸易是为了平衡不同地区的物质需要，对自给自足经济作补充。因此，粮食贸易发挥了一种人们所能接受的功能。将粮食从丰收的地区转移到农民缺粮的地区，有助于维护农村秩序。而在人们的理想中，这种秩序的基础仍然是自给自足。此外，粮食贸易之所以必要，也因为它养活了城镇居民，并且使得中华帝国边疆地区的政治扩张和经济稳定变得可能。

在欧洲的食物骚乱中，不同的意识形态明显地反映出在对食物供给的要求方面，地方和长途贸易之间存在矛盾。但在中国的食物骚乱中，这种矛盾却比较缓和。“平抑”物价，就要谴责囤积居奇。但是，因为行商在将粮食从价廉地区转移到价昂地区的活动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所以人们也心照不宣地同意：要供应外地市场，就必须从本地市场上抽走粮食。商业性粮食流通的这两个原则，一个适用于小地区内部的流动，而另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虽然二者并非相安无事、和平共存，但人们却从未明说它们不能相容。号召平抑粮价，为的是警告那些掌握着大量粮食的人，以保证民众在一年中的各个季节（或在收成不同的各个年份），都能稳定地获得粮食。依照相对价格的高低而进行的粮食转移，已被人们所接受。这显示出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平衡各地区变化多端的供需状况。人们也承认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需要输入更多的粮食，而这种承认又减轻了保护地方食物供给的责任。在全国以及国内每个小角落维护社会秩序是一种政治的需要，这种需要通过那些在食物骚乱事件中彼此冲突的信念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一种单个的意识形态构架，包含着不同的原则，而每一种原则又都出自其自身的逻辑。对于食物供给的不同要求，并未以彼此对立的言辞——这些言辞还与更重大的政治、经济争论有联系——提出对粮食应当如何流动的不同看法；也没有新的意识形态，来支持新兴的经济秩序所提出的要求。

路易十五和乾隆皇帝都十分关注食物供给问题的解决。在这个方面，他们很可能彼此有所了解。可以肯定，在如何满足各种对于食物供给的要求方面，他们都面临着许多令人烦恼的选择。当然，那些在商业上积极进取的欧洲国家的国家形成，与加强中央政府对一个繁荣的农业帝国的控制，二者很少有相似之处。然而，食物骚乱却在这两个地区都发生了。

四 结论

中国和欧洲的食物骚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开始于这样一种观察结果：在这两个地区，可以发现许多非常相似的社会冲突类型。西欧和中国的食物骚乱肯定具有若干共同特点。例如，二者都经常爆发在那些从空间上将不同规模的贸易分开来的断裂点上；二者也都常常发生在歉收使得各种相互竞争的要求不可能都得到满足的时候。食物骚乱者的行动也很相似：民众要求以较低的价格得到粮食，阻止粮食运出本地市场，并且攻击藏匿大量食物的人们。食物骚乱事件的这种相似性说明：我们可以在两种不同的复杂情境里找到相同的片段。我们也常用适合第一种情境的片段，来引导我们在第二种情境里寻找相同的片段。但是这两种情境所描绘的是不同的景象，不论我们如何地努力想要使第二种情境的其他片段等同于第一种情境里的片段，它们都不相符。因此我们是把相似的片段错认为是熟悉的情境了。

西欧的食物骚乱，发生在对食物供给的新要求取代旧要求之时。新的市场结构和新的经济意识形态，受到正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国家的支持，而生产组织与技术方面的变化，带来了食物供给与流通的新渠道。简言之，在欧洲史上，食物骚乱是在资本主义作为支配性的经济秩序而扎下根来的时候发生的。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小地区内的和长途的商业性粮食流通的扩大，是各地区经济内部多样化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专业化的一个方面。收成的波动加深了对市场上的粮食的依赖，同时又加强了对市场以外的粮食的要求（即向富户和国家要求借贷、赈济以及减价售粮）。当商人、富户和国家不能使仰赖他们所控制的粮食为生的人们以其熟悉和能够接受的条件获得粮食时，食物骚乱就出现了。

在西欧，到了19世纪中期，食物骚乱不再是社会冲突的通常形式。食物骚乱是维护旧体制的斗争，为的是反对国家权力中央集权化，反对农村阶级屈从城市阶级，以及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19世纪的国家，由于受国内叛乱和帝国主义的困扰，不再能够像18世纪的国家那样干预食物供给问题。经济的专业化和通过不同规模的粮食流通而获得粮食供给的不可靠，二者相结合，仍然决定着中国食物骚乱的背景。人们继续对富人所掌握的粮食提出要求，同时不断地抗议粮价高涨并一直都在呼吁反对粮食输出。在20世纪初，一个名叫毛泽东的年轻人，对人们阻止其父沿着湖南一条小河运米外出的行动深感震动。不久，长沙的食物骚乱就卷入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政治抗争。[20]这次食物骚乱伴随着帝国制度的灭亡，提出了中国革命领袖们将要面临的许多挑战之一。

把食物骚乱仅只视为伴随欧洲的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巩固的一种冲突形式，就会创造出一种虚假的必然性的意义，即相信必须把各种食物骚乱（例如中国的食物骚乱）都置于与欧洲相似的转变过程中。通过将中国与欧洲的食物骚乱作比较，我们不能不感受到双重的惊诧：第一，有些类型的冲突，过去人们认为在性质上是欧洲的，但事实上却在另外的主要文明中也能发现；第二，对这些冲突的分析，并不支持任何一种从相似事件到相似结构与相似过程的简单推理。食物骚乱发生在不同的环境里，而这些环境又是由许多政治的和经济的要素经过特殊组合后形成的。这些要素中，有些是中国和西欧共有的，另一些则仅是中国或西欧独有的。这两个要点的含义在于：许多相似事件被置于远隔万里的中国与西欧的不同结构中；而这一事实促使人们去怀疑那些只是使用文化上的专门术语来作出的解释，以及那些根据普遍的因果关系而坚定不移地提出来的解释。而我们认为：对于集体行动的解释，目标应当在于分辨普通的要素和具体的要素。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权利”（entitlements）概念，为如何看待食物骚乱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这里所说的“权利”，指的是某个人能够合法获得食物的全部手段。这个概念，扩大了常见的那种重点局限于市场交换的概念（即森称之为“交换的权利”的概念，森1981）。在欧洲食物骚乱的事例中，权利的变化发生在本地和社团对食物的要求被市场的要求所取代之时。在这些事例中，交换的权利变得越来越重要。对食物交换权利的依赖日益加深，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而食物骚乱则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映。在18世纪的中国，农民在获得食物方面，既享有交换的权利，也享有习俗的和国家的权利。习俗要求真正的儒家社会精英在饥馑时节发放贷款和低价售粮。国家维持民间仓储系统，提供人民以另一种在饥馑时节获得廉价粮食的权利。这种权利与上述两种权利彼此不同，但是又相互补充。交换的权利是由地方习俗和帝国政策二者共同构成的。中国的食物骚乱除了反对交换的权利扩大所带来的不利结果之外，还捍卫习俗的和国家的权利。因此中国的食物骚乱证实了一种食物供给方面的政治经济。在这种政治经济中，尽管交换的权利带来许多问题，但国家的和地方的精英都承认有责任稳定食物供给。不能把中国的食物骚乱仅仅视为反对习俗的流通。毕仰高（Lucien Bianco）近来指出：在20世纪，本章所谈到的这种正式的食物骚乱抗争，远不及非正式的和小规模的抗争普遍（毕仰高1991）。对我而言，这一变化最可能反映出来的是民众意识到国家变得比较不能和不愿支持上述国家的权利。正式的食物骚乱相对的重要性可能降低了，但是这并不符合欧洲食物骚乱减少的逻辑，因为在欧洲，人们对食物的焦虑已消除了。即使中国人和欧洲人都对相似的食物供给问题感到愤怒，并以相似的方式表达其愤慨与焦虑，但是中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正是在这些政治经济中，这些反抗才具有重要意义），却明显地彼此不同。

第八章 抗税运动

“他们大约有两万之众，分帮结伙地行进在街道上。每一帮伙前面以一面飘扬的旗帜为先导，旗帜上写着该帮伙聚会的寺庙名字。当他们走过时，商店关闭，一片寂静。‘这次游行示威是为了什么？’我问道。‘减税。’有人简捷地回答说。请愿已尝试过多次，但没有用。为绝望所驱，他们现在已将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这次最后的呼吁，否则只有暴动一法了。冲突只针对满清官吏；骚乱者保持着严格的纪律，并且仍然声明他们忠于朝廷……他们愤恨的不是赋税本身，而是地方官吏为了弥补征税的费用而过量征取”（萧公权1960：434~435引马丁语）。

一 抗税事件

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的这段简单记述写于19世纪90年代，描述了一种类型的事件的发生。这种类型的事件，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许多地方上演过无数次。集体抗税是温和的行动，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行动通常是：首先，一伙人（有时不到100人）向官员提出请愿，抗议征税的做法；官员未按这些人的期望作出充分的反应，于是就开始了暴力行动的阶段，即攻击衙门和官员府第；官方逮捕肇事者，又招致更多的人聚集起来抗议捕人。这种抗争通常是通过调解，或武力镇压，或二者并用，来加以解决。抗税问题若不能解决，就意味着这些行动有可能演变成为更大的抗争斗争，直接向官方的统治挑战。

抗税活动都有领袖，有时也有某种正式的组织。领袖的类型随事件而异。发动群众的工作，可以通过邻里、朋友和宗族的联系而非正式地进行（这些种类的联系很难从资料中找到证据），或者是通过一些早已存在的组织（如秘密会社或民团组织）而正式地作出反响（这种情况开始于19世纪）。抗税活动的某些性质，因各方参加者的种类而异。依据他们所说的情况能够得出不同的解释，而同样的情节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上演。抗争者是什么人（不论他们组织得怎样）和他们传送给国家什么信息，都在随时间而变化。

抗税活动从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这使得我们可以把那些延续的成分，从复杂的政治变化中分离出来。如果把抗税作为存在于国家需求与社会期望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爆发点来看，它就只是一个很小的事件，可以通过对国家征税条款重开谈判来顺利解决。但是在抗争者完全否定官员有动用本地财源的权利之时，抗税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对国家权威的更大挑战。抗税的这种性质以及抗税在更大的政治环境中所处的位置，证实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可变的特点。在一些情况下，抗税问题的解决方式显现了国家镇压抗争的强制能力，或者表现了官员的社会敏感。这些官员处理了事端，并且重建了一种以大家都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为基础的公道与秩序的意识。但是在另外一些官员不能征收赋税的时候，抗争事件也反映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颇为有限和脆弱。

合法性的问题也出现在完全不同的场合。如果争端通过谈判得以解决，合法性也就得到肯定。相反，如果抗争者不仅拒绝向官员纳税，而且自己来收税和分配资源的话，实际上就是否认了国家的合法性，从而严重地损害了国家的权力。那些最初只是小规模抵制行动的事件，后来也可能发展为叛乱（如果不说是革命的话）。

二 政治环境变化中的抗税意识形态

用20世纪的标准来看，明清时期中国的税率很低，赋税对经济的潜在影响也很小，因而征税绝不是民众经常关心的国家主要活动之一。有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平静地交纳大部分赋税（即使不是交纳所有赋税的话），而有时官员们干脆就默认并接受部分纳税的事实。在双方对于征收的数量和方法有争议时，通常就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只有当很多老百姓和一些官员之间不能达成一种谅解时，抗税运动才可能发生。

人们抗税，不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官员违反了恰当的征税手续，而且是因为他们相信官员会倾听民怨，改变做法。人民通常以三种方式来呼吁公平的原则：第一，人们抗税，是因为他们感到各户之间的赋税负担分配不公；第二，他们拒付，是由于赋税未反映收成情况；第三，他们反对官员使用大斗长尺、不公道的粮食-银两折算率以及过高的铜钱-银两折算率。

各户人家之间的赋税负担分配，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即使在一个县里，单块耕地的大小和质量差别也颇大；在一个省里就更不用说了。在明清时期，中国各地税率差异极大，这与耕地生产能力不同颇有关系。[21]由于不可能使全国赋税负担一致，所以均税的努力都集中在地方上。在当时有两个问题，使得在邻里之间难以做到公平：第一，在清代前期新垦的耕地，很难确保进行精确的登记。因此，引起1698年湘西抗税的原因，是赋税负担的不平，而不是赋税负担的沉重。[22]第二，因为各户情况实际上并非一致，所以“公平”的定义也并非不证自明。官员通常期望富户多交，号召富户以多作贡献来显示其良行懿德[23]，但是富户常常也有办法自我保护。而且，按纳税比例来说，他们所纳的税比其较穷的邻居少。19世纪中期长江下游地区的抗税运动，是在太平军到来的威胁之下展开的。但该地区为交纳税粮而制定的“大户”和“小户”的区别，在此抗税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24]要求赋税负担应当在县级的纳税比例上平等，这个信念本身可能比税负不平等的事实更令人注目。官员也同样具有并且服从这种信念。因此，当官民之间的争议出现之时，这种信念就会促进抗税活动的发生。

引起抗税的第二个普遍原因是关于税率是否与收成情况相符的争议。为了减轻农民的灾歉之苦，官员减免农民税负，并延迟征收。[25]在歉收之年，农民焦急地等待着官员们审议税负问题。有时官员报告说：人们强烈要求蠲免赋税，甚至不允许县令下乡调查灾情。例如在1731年直隶西南部的邢台县，有从17个村子来的大约34个人，因春旱使得庄稼枯萎而要求免除赋税。当县令同意去调查庄稼情况时，大约有200~ 300人拦住道路，强迫他免除赋税。官方的直接反应是逮捕闹事领袖，而赋税最终收上来否则不详。[26]在另外的事例里，有证据表明在履行所有各方都接受的原则方面，也有争议。1768年的江阴即是一例。该县位于长江三角洲，是个富县。在1758年秋天，在官方已经免除了一些赋税后，有人还坚持要求豁免更多的赋税。后来有120余人因此而被捕。[27]在清代的抗税运动中，未能根据收成的情况来充分调整征税，是一个常见的话题。[28]

反对纳税的第三个原因，是大家相信官方使用长尺大斗或者不合理的折算标准来谋利。19世纪中期有许多例证，都说明官府对于富户和普通人家使用不同的折算标准，从而证实这种怀疑并非没有根据。[29]民众怀疑官吏胡作非为，而官吏则担心纳税者在交纳的税粮中掺劣作弊或交纳成色不足的银子。双方的猜疑，突现出了征税中充满不确定性。

上面所谈到的每一种形式的抗争，起由都是民众相信官吏没有遵循正当的手续和原则，因而抗争本身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抗争有具体的和有限的目的，并且依赖于下述前提：官吏和抗争者一样，都懂得，甚至具有同样的信念。官吏通常不能容忍有人制造混乱而不受惩罚，但同时他们也接受抗争者所信奉的基本原则。在18世纪，国家很少有紧迫的财政问题，因而这类抗税运动常常能够成功。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对雍正朝的财政改革进行过分析，指出这一改革主要与赋税收入的分配有关，而非与其基础本身有关（曾小萍1984）。到了19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官吏不太愿意，也不太能够尊重抗争者的逻辑了。

随着19世纪国家财政需求的增加，抗税活动也变得普遍了。18世纪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结余，主要用于镇压白莲教之乱。这是19世纪叛乱所提出的更广泛、更深刻的挑战的先兆。[30]为满足19世纪的军事行动所引起的紧迫财政需要，官员们不得不转向新增商税和扩大卖官鬻爵，这并不足为怪。[31]在此情况下，对于民众关于公平地重新分配赋税负担，根据收成情况减免赋税，或者避免以见不得人的手段增加税收的要求，官员们似乎较少作出回应。处于应付日益加剧的危机的压力之下，为维持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他们不得不如此。但这也削弱了中央的权力以及中央在赋税问题上的灵活性，使得那种不惜以一切手段来征税的做法变得更为重要，同时也增强了更多地使用军事手段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性。对于官员们来说，抗税变成了一个信号，预示着将要发生更为严重的、需要使用武力才能对付的骚乱。

当时的和近代的学者，都把白银贬值与鸦片进口及白银出口联系在一起；并认为白银贬值，加剧了国家财政需要扩大的影响。[32]由于交纳赋税是以白银折算，所以白银贬值意味着农户不得不出卖更多的产品来纳税。市场萧条减少了需求，使得赋税负担变得更为沉重。但是当时的人们通常把19世纪前半期的财政危机，设想为因个人行动不当所致。许多人相信官吏腐败是国家财政困难的根源。[33]这种感觉适用于突出国家所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征收新的税收而又不致引起新的抗税事件。叛乱引起的混乱已经相当严重，而新的抗税事件又将加剧之。

19世纪出现的对国家有效统治的挑战，限制着我们对以前情况的了解，使我们难以充分认识此前的几代官员所面临和解决的那些难题，例如抗税问题。而事实上是，18世纪与19世纪两个时期的抗税事件的特点和背景，都部分地体现了从18世纪至19世纪中国实际发生的政治变化。

三 19世纪中期长江中游的抗税运动

在长江中游地区，19世纪40和50年代都是不安定的时期。在太平军离开广西北上通过湖南之前，抗税就像抗租和抢米一样，已经成为一个问题。[34]我们认为：官方对这些小规模的冲突的反应，常常被太平天国叛乱的出现以及国家对此的反应所遮蔽。从孔飞力（Philip Kuhn）和其他人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得知官吏和地方精英联合起来，以建立保卫地方的民团以及地方军队，正是这种地方军队追赶并最终战胜了太平军（孔飞力1970）。

主要的抗税事件发生在长江中游的几个县。湖北省的冲突基本上是在武昌府，包括1842年崇阳县和1853年铜山、同城和嘉鱼三县的骚动以及黄州府广济县所发生的事变。湖南省的抗税运动发生于耒阳县（1844年）和安化县（1853—1854年）。白银昂贵以及收成不稳定为这些冲突提供了条件。湖南爆发抗税运动的这两个县，都特别容易遭受灾害，并且都依赖织布（耒阳）和种茶（安化）所得来购买粮食。但是，抗税并不是人们对这些困难所作出的一种简单的和直接的反应。具体地说，他们是反对官吏使用不同的银钱折换率来过量征收（浮收）。这种折换率有利于士绅之家而有损于平民的利益（小岛晋治1978：96~103，奥崎裕司1983：563~567）。

从孔飞力的研究中我们得知：就组织方式而言，农村社会的军事化过程和征税工作以两种不同的方式相联系。首先，孔氏指出了军事单位（团）能够变成征税的组织工具。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助于延缓抗税的变动，因为比起单个的家庭来说，军事单位更加能够抵抗官方的要求（孔飞力1970：100）。他也举了一个“榔”的例子。这个“榔”管理征税而毋庸政府干预，因而在事实上，人们也承认它是一种保甲单位。如同团练一样，它也在本地人民与征税官吏之间起到了一种缓冲作用（孔飞力1970：127~129）。那些孔氏所谓的“正统”组织，将征税作为这个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部分来进行。它们的所作所为有助于阻止而非促进抗税。

孔氏指出军事化和赋税之间的第二种联系，即是抵制纳税。进行这种抵制的是“堂”，而这种非正统的“堂”在许多方面又与团练一致（孔飞力1970：170~172）。孔氏未将抗税作为其研究的重点，但是他关于征税与抗税的讨论，很符合他关于正统组织与非正统组织的大观点。非正统团体组织的抗税，对于正统当局来说是一种挑战行动。

日本杰出的太平天国研究专家小岛晋治发现：有一些抗税的例子跨越了正统组织与非正统组织的界线。这些维护秩序的团练和类似团练的单位（如民团、练桩会）的领导者们，也进行抗税活动。他提供了湖南的例子，并且谈到了其他学者研究过的河南、山东和浙江的有关情况（小岛晋治1978：96~103）。团练领袖从事抗税，反映了情况的复杂。正因情况复杂，所以正统组织与非正统组织之间的界线被弄得混淆不清。要弄清这些情况，就要对团练领袖参与抗税的问题采取灵活的看法。在一些事例中（例如安化），似乎是团练领袖领导抗税，以保护地方共同体免受外来榨取，情况与人们期待团练保护本地人民免遭外来杀戮的威胁相似（小岛晋治1978：102）。当然，应当注意：这些外来威胁有的来自政府，也有的来自叛乱者。这个差别十分重要。

团练单位自身，可能作为组织工具而卷入抗税。在山东，正如我们下面所见的那样，在取代地方政府的更大挑战中，抗税运动起了重大作用。以团练为基础的征税活动，是否会变成抗税行动，较少取决于团练的所作所为，而较多依赖于官方的反应。抗税的原因，通常是官员不同意以团练为基础来征税，因为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对征税活动的控制。在另外一些事例中，团练与官吏之间的关系很密切，足以允许征税以团练为基础，而不会引起可以称得上抗税事件的摩擦。

乡居地主和低级功名所有者（主要即生员——译者）参加抗税的合适形式，也成为这些抗税事件中的一个题目。小岛晋治认为有许多这类事件，是由有监生或秀才功名的乡居地主领导的。有证据表明：卷入抗税的，在耒阳有“富户”，而在崇阳则是“有名的行善富户”。在另外的事例中，抗税领袖是生员。这些人很少是希图以暴力推翻国家的反叛者。他们就像其先辈那样，反对官方的某些举措。但是，与18世纪的事例不同，19世纪的抗税事件中的乡居地主和生员，通常企图在征税过程中发挥一种更大的作用。因此，19世纪的抗税运动反映了地方精英对本地政府事务参与程度的扩大。这种扩大有时颇令人感到不安，因为地方精英在征税运动中取代了官吏，而且没有与行政机构合为一体。在此意义上来说，地方政府被架空并受到损害，它虽然未被推翻，但很明显地被削弱了。然而，与此同时，地方精英的征税能力，却补偿了政府的上述局限性。地方精英在征税中的这种复杂的角色，直到同治中兴以后和民国时期，都还是有争议的。19世纪中期的抗税运动，标志着在国家权威和国家控制方面，开始出现根本的不确定性。

抗税也表现了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例如，重田德在其对湖南两个县的研究中指出：抗税似乎是出现在经济上较为落后地区的一种冲突形式；在这些地区，乡居地主和有低级功名的士绅都生活在民众之中。在经济上较为繁荣、地主城居的地方，主要的冲突来自地主与佃农之间，民众抗争集中于押租和租率（重田德1984：66~81）。重田德的基本观点是颇具说服力的：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是有代表性的小规模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地社会结构的特征。抗租表现了阶级对抗，而抗税则导致地方社团参与反对外来的要求。阶级和社团为冲突提供了两条不同的社会轴线，使得小规模的集体行动能够沿着这些轴线组织起来。但是社会结构中的各种总体差异本身，就是各种可能的集体行动的一个粗略标志。重田德在湖南所看到的在抗税与抗租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的鲜明对比，在中国其他地方并不存在（例如下面要谈到的江南的情况就将表明这一点）。不仅如此，发生在一个小区域内的不同种类的小规模冲突，也有可能会相互联系起来。例如，小岛晋治已非常清楚地指出：安化抗租运动与各种围绕食物问题的斗争相联系（小岛晋治1978：117 ~ 122）。一个地方社会组织的特殊性，可以使得某些种类的小规模集体行动，比起另一些种类的小规模集体行动来，更可能发生。但是有些形式的集体行动（包括抗税和围绕食物问题的冲突），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虽然存在空间差异，但是抗税事件并不完全由地方的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所决定。

19世纪中期的小规模抗争运动，比18世纪更为频繁，在空间上差异也更大。在政治权威减弱的地方，抗争也常常加强，这并不令人奇怪。但是抗争加强，并非简单地出于政府变得软弱这个明显的理由。虚弱的政府也难以发挥其作为冲突的调解者或中间人的作用。这是否意味着小规模冲突的增加，等同于大规模的叛乱呢？小岛晋治认为并非如此。他超越出小规模冲突的相互联系之外，从更加广泛的方面，来看小规模冲突和太平天国叛乱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二者之间最清楚的关系，是一种由国家起中介作用的关系。换言之，太平军的胜利和小规模冲突的爆发，正反映了国家的虚弱。事实上，我们迄今对于抗税和叛乱的直接关系，所知甚少。即使是那些相信有这样一种关系存在的学者，也对此谈得不多（至少是在长江中游地区）。但是，我们将看到：在长江下游地区，存在一种较为直接的关系是可能的。

四 19世纪40和50年代江南的抗税运动

在19世纪中期，江南也是面临变化与危机的地区之一。商人、水手和走私贩子到处活动，以利用外国人的出现所开创的贸易机会。太平军席卷长江下游并摧毁了江南的城市和市镇，但他们也加入了上述商人、水手和走私贩子的行列。抗税正是那些更大的事件所借以发生的不确定背景的一个部分。

正如白凯（Kathryn Bernhart）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此时期江南抗税运动的发生有两波：一波发生在1840年和1848年之间，时间较长，而且相对较为温和；而后随之而来的另一波，发生在1853年，时间较短，也比较激烈（白凯1992：55~62）。长江下游的这些抗税事件，有许多特征和其他地方相同。由于白银贬值和随之而来的棉花和粮食跌价，这个地区出现了经济萧条。因为这里的经济已经高度商业化，所以对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变弱，更加重了赋税的负担。但是，经济萧条本身只是抗税事件的背景之一。人们发觉征税不公，也常引发抗税。例如，当耕种官田的苏州农民交纳的税率比附近太仓的税率更高时，他们就起来抗议了。[35]

在许多江南的事例中，为了征税必须维持大户与小户的区别。这是引起抗税的一个原因。在常熟与昭文两县，大户与小户之间的区别意味着：

一般人家希图由大户以较为优惠的税率代其纳税。这种包揽的做法，减少了政府的收入。而政府收入的减少，又意味着官员们必须依靠提高银-钱折算率来弥补亏空。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人们不欲按照小户的税率纳税的逃税动机。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ck）清楚地抓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一旦享有特权的和不享有特权的税率之间的差异达到某种程度时，不论出于什么理由，都可以预见不久将会有一种自发的滚雪球式的效应出现。大户与小户之间在折算率方面的差距越大，通过贫穷的下级士绅来完粮纳赋就越不可避免。但是，土地越是转移到大户名下，余下的小户必须承担的份额也越大。因此，这个过程本身是不会自行完结的”（波拉切克1975：220）。

征收上的困难，使得官员们废除了大户与小户的区别。但包揽制事实上并未被取消。尽管官员们探索更为有效的征税手段，但是他们的努力常常徒劳无功。在常熟，包揽制被废除了，但是在相邻的昭文则未如此。结果是在常熟没有骚乱，而在昭文则有相当的暴力冲突（白凯1992：58~59）。

在宁波地区，实行的是一种在税户之间区别对待的征税方式，即所谓的“红”“白”二法。前者为单个家庭直接向官员纳税之法，行用于较富的家庭。他们将税款置于红色封套之中交纳，故名“红”法。其他家庭则行用与此相对的“白”法，即由差役下乡征收。对于使用“红”法的富户，银-钱折算率为2000文钱折1两银；而其他使用“白”法的人家，折算率则为3000文折1两。换言之，后者的负担比前者高出50%。这种不平等与过量征收相结合，激发了抗税行动的发生（铃木中正1952：189~199）。

上述这些抗税行动及其所包含的均平税负的内容，尽管看上去和记载中的18世纪的例子很相似，但是却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形式的冲突联系在一起。例如在昭文县，紧随1845年底的抗税之后的，便是1846年的抗租。这次抗税以一个靠近梅李镇的40户人家的抗争为先导，而抗租则集中在该县东部的其他市镇（白凯1992：58）。昭文的情况和湖南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在湖南，不同形式的集体行动，都和超越县界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相联系。昭文的事例表明：在各个地方，组织和联系网络的种类比社会分化的普遍特征更为重要。

昭文的事例也表明：密集的小规模集体行动，也对当局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更为严重的是，江南的抗租日益与大规模的挑战发生直接联系。这一点，与长江中上游的事例颇不相同。在嘉定县，一个地保领导人们骚动，以反对偿付税款。他所代表的，是那些因为灾歉而要求继续减免赋税的人们。他一开始颇为成功，而后则面临着被官方逮捕和惩罚。结果他与小刀会联合起来进攻嘉定，力图打垮地方当局。抗税运动包含有秘密会社的一面，标志着嘉定的情况不同于18世纪的抗税事例，而且这是抗税之上升到武装斗争的关键（裴宜理1985：85 ~ 100；白凯1992：69~73）。

秘密会社的出现，与江南社会不断变化的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变化又是外国冲击所带来的。正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已指出的那样，“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能够发现通商口岸对小刀会的发生和特点所施加的影响。受外国侵入影响的经济作物地区发起了最初的抗税运动；鸦片走私为城乡的抗争活动提供了联系；商人行会成为了反叛武装形成的先导；外来的思想也影响到了小刀会的意识与象征”（裴宜理1985：98）。即使依然根植于较老的争端，抗税却变成了嘉定社会环境变化的一部分。

当时主要的改革者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正如问题本身一样，也沿袭了前几个世纪已大致定型的方式。废除大户与小户的区别，是冯桂芬1853年改革倡议的主要方面之一（臼井佐贺子1986）。同治中兴时代的改革，肯定很有限，而且如波拉切克所指出的那样，也被官僚和士绅的派系网络所束缚（波拉切克1975）。但是中兴政治的目标仍然很重要，因为即使政治在变化，这些目标依然把国家与历史悠久的社会关注联系在一起。以家庭自身利益的逻辑、社区的福利和国家希图维持一种与地方社会的稳定关系的愿望为基础，政治家和社会精英都着眼于消除赋税争议中的不满所带来的隐患。

五 19世纪50和60年代山东的抗税运动

山东的抗税运动，比长江流域各省更为普遍。在19世纪50和60年代，山东全省所属的12个府都发生过抗税（神户辉夫1972：78）。正如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庄稼歉收、银价上涨以及过量征收，都对抗税运动的发生起了作用。但是与别的省份对比，山东的特点是：在抗税运动中，团练扮演了一个煽动者的突出角色（裴宜理1985：101）。确实，诸如“团匪”，以及与“白团”相对的“黑团”一类的术语，显示出团练人物在政治上的可变性以及他们行动的不明确性。团练需要资金，但又不能和地方官员们一起经营后勤基础。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山东抗税的普遍发生。

大量农民虽有小块土地，但相对贫困。他们也对抗税的可能发生起了作用。关于19世纪土地所有情况的资料为数不多。从这些资料中，神户辉夫弄清了以下情况：在山东发生抗税的地方，都有大量的个体小农。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或拥有部分土地同时再租入一些（神户辉夫1972：85）。这些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特别容易遭受赋税负担变化的危害。即使这种负担从某种绝对的意义上来说很轻，但是较高的税率会使得征税难以成功。山东的抗税运动很普遍，而长江中下游的抗税运动则相对集中于一些县份，二者成为鲜明对照。抗税运动的普遍，表明山东的地方社会结构的差异较小，因此抗税运动更易传布。

如同在长江下游一样，山东的抗税运动也可能变成对地方当局的更大挑战的一部分。裴宜理举了刘德培的例子。刘德培是一个生员。他先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反对税粮征收；而后又在士绅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支团练武装。但是因为他力图掌握淄川县的征税权与司法权，所以后来率领这支团练，同官方当局进行了一连串的小战斗（裴宜理1985：100~108；横山英1972：261~264）。

刘德培的第一步行动是反对征税率。这个行动并未对官方征税的权威提出挑战，而只是反对现行的征税习惯做法。但是山东地方官员所扮演的角色不明确，士绅又有反对当局之心，这就允许刘德培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他建立了一个团练单位，从而对地方当局造成了财政上的和军事上的挑战。在他一度控制了淄川县的司法时，他已掌握了地方统治的基础税收、民团和司法权。这种从单纯抗税向公开进攻地方政府的演变，提醒我们注意到：从18世纪到19世纪，抗税运动的可能发展趋向发生了变化。

六 从明清时期的角度来看19世纪的抗税运动

作为具体的小规模事件，19世纪的抗税运动与18世纪常见的抗税运动，有时看上去非常类似。对官方征税方式的抗议，往往来源于相同的因素：人们聚集起来反对赋税负担的不均，或者由于灾歉而反对原来的征税率。但是，大环境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改变了这些抗议活动的政治含义。在19世纪，政府变得更虚弱，并面临着更多种类和更大数量的大小规模冲突。因此，抗税有可能变成对国家控制和国家权力的广泛挑战的一个侧面。拒纳赋税，与在地方社会创建替代性的权力基础的努力，有可能结合起来。

抗税与更大规模冲突的联系，促使滨岛敦俊注意到：明代后期的抗税运动，目的在于保证赋税负担均平，从而具有一种较为“传统”的特点；与此相比较，19世纪的抗税运动，则具有一种“革命”的特点（滨岛敦俊1982：527~539）。这个观点强调重大的组织变化和环境变化，注重人们用什么方式组织起来，以表达其对公平估产的支持和参加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但是，他使用的“传统”和“革命”这类术语，掩盖了抗税活动与大规模集体行动之间的可能存在的关系。在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在抗税与叛乱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在湖南，太平天国运动与该省发生的抗税运动无关；但在江苏，某次抗税行动的领袖，却选择与小刀会结盟，以向地方当局发动更大的挑战；而在山东，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先是从事抗税，进而走向较大规模的叛乱。从抗税与叛乱之间的这些关系来看，一些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系由小规模的冲突发展而来，是很清楚的。但是，另外一些大规模的骚乱，却只是为小规模的行动提供了条件。诸如抗税之类的事件，对于我们认识叛乱很重要，因为它们帮助我们勾画出大小规模的抗争活动之间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关系。然而在不同种类的集体行动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必然关系。

无论如何，即使19世纪的抗税运动并未变成“革命”，它也是重大的政治变化的象征。18世纪的抗税运动使得当地人民与国家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带有一种社区向外来力量挑战的意味。在19世纪，这种国家与地方性组织的关系断裂为许多新的层面。在清代后期的抗税运动中，国家对资源榨取的控制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精英、秘密会社和地方官员之间的竞争，反映了19世纪官员所面临的困难，比18世纪更为棘手。19世纪的抗税运动，揭示了国家在社会精英和叛乱者面前的脆弱。晚清国家正规官僚机构的能力有限，因此总是要求与社会精英结成某种同盟，来共同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但是国家却从未真正颁布法规让社会精英征税，更不用说鼓励这样做了。而社会精英参与地方福利（如仓储、赈灾）和教育及教化活动（如兴办学堂、乡村宣讲等）却受到鼓励。[36]

是允许社会精英在征税方面发挥更大的实际作用，还是宁愿遭受资源匮乏之苦？19世纪的官员们在此问题上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在一个时期内，这些困难曾被叛乱者力图取代地方政府的危险所掩盖。但是在叛乱者有可能被武力打败之时，国家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关系就成了问题，而且这种情况还一直延续到20世纪。抗税是这样一个事件，它揭示了国家面临着来自“正统”和“异端”两种力量的挑战。

这些大小规模的冲突之间的新关系、改变了的经济环境、国家政治权力问题的不确定性，都是高居于抗税事件之上的大问题。抗税事件自身，对于一般人而言，基本上仍然是关于公平问题的运动。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中，领导者的意图和个性变得更加多样，而同一类型的人民则似乎通常都只是抗税运动的普通参加者。

七 谁卷入抗税运动

关于抗税事件参加者的情况，难以详知。我们所读的文件都出自于官员的笔下。对于他们来说，闹事者分为两大类，即领导者和追随者。官员们主要关心的，是找出并且处罚那些重点人物，因此他们一般很少谈到群众。

从直接的证据里，我们不能确定是谁参加了大规模的抗税事件。但是，如果说那些愿意进行抗争的人们，必定与赋税问题利害攸关，应当是讲得通的。这意味着：佃农、雇工，以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比起拥有土地的人来说，可能较少参加抗税活动。与拥有小地产的人相比，拥有大地产的人可能也较少为赋税焦虑，因为按比例而言，他们所负担的赋税较轻。拥有小块土地、收入还过得去的农民，最有可能看到赋税增加对他们的威胁。因此，我们将会看到：在这类农户比例高的地区，抗税运动最为常见。前面所举的山东的例子，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在一些地区，阶级分化造成了一种两极分化较为明显的社会结构，使得自耕农为数很少。比起那些自耕农占多数的地区来说，这类地区较少可能成为抗税运动的场所。

关于抗税行动的领导者，我们通常了解得多一些。在一些事例中，这些领导者的社会特征以及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刺激都很清楚。在湖南，小岛晋治已经指出：抗税领导者有时是生员，而且常常出身于富裕家庭。在前述江苏嘉定反对偿付拖欠税款的事例中，是一个地保领导了抗税运动。而在山东淄川县，生员领导群众抗议政府镇压抗税者。由一个生员来领导是常见的，但绝不是惟一的情况。例如在长江下游就有一个例证：有个名叫金德纯的人，原先做过和尚和盗匪，后来又行医。他因未能参加包揽赋税而对一个过去的税吏充满怨恨。1845年，他在昭文县带领大约40个拥有土地的人，抗议赋税征收率太高（白凯1992：59）。白凯认为：从嘉定的事例中获得的证据来看，抗税活动并未有士绅明显卷入（这颇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事例中所反映的情况），团练也未起明显的作用（白凯1992：79~80）。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抗税事件的领导与组织方面存在某种地域性差别，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这种差别。

一般说来，那种以请愿方式吁请蠲免赋税为开端的抗税运动，似乎是由那些向地方官呈递请愿书的生员带头的。这些下级士绅和金德纯一类的讼棍，在遍及全国的许多抗税传闻中，是关键人物。生员通常没有财源，但其所受的教育，足以使他们在代表其他人行动时谋取私利。儒家的道德情操与他们个人的荣达并不相矛盾。集合起人们吁请减赋，这需要一个生员的本事。在此事中，从表面上来说，他代表着人民。我们可以放心地预言：生员的出现将会大大促成抗税事件的发生。[37]

领导问题决定着一次抗税事件的可能走向。但是仅仅领导者并不能使得抗税发生。他们需要策略，来组织那些以对抗行动向当局挑战的潜在追随者。

八 抗税运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有时候，抗税问题也直接与惯行的征税方法纠缠在一起。[38]然而，人们如何为抗税而聚集起来，却常常不很清楚。学者们指出：市场、保甲和乡学，都可能是抗税运动的基地。但是在许多事例中，并无明确迹象表明人们是怎样集合起来的。市镇可能是发动人们投入抗税事件的社会场所，但是这并未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抗税运动依赖某一以前就已存在的组织，从直觉上来说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当然，就那些仅仅涉及几百人的事件来说，宗族的或者朋友的关系就足以发动一次抗税游行了，这是抗税运动的最简单的形式。[39]不过，这再与一个精力旺盛的单个领导者（例如一个生员）相结合，一个组织的基本要素就有了。就那些规模大得多的抗议活动（例如本章开始部分所引的情景）来说，一些团伙聚集到了一起，但在该事例中每一团伙都用自己集会的庙宇来相互区分。

从18世纪的抗税事例中，通常能看到成群的人们被领导者吸引到一起。但这并未表明他们建立了正式的组织。而在19世纪，团练和秘密会社卷入了抗税运动。它们的组织能力，使得抗税活动能够更加长久地存在。这些行动，通常只是更大运动的一部分。团练常常力图重新组织征税；而秘密会社则更为普遍地反对地方政府，并且企图取而代之。团练和抗税之间的关系是模棱两可的：首先，神户辉夫所描绘的山东的团练能够从事抗税活动，而孔飞力所列举的湖南事例中的团练却未采取任何抗税行动就接管了征税机构。其次，抗税运动能够被团练中的敌对分子和秘密会社发动，就像团练自身来发动一样容易。这两种情况，可见于湖南和江苏的某些事例中。

抗税运动在组织方面的变化，改变了抗税的政治意义。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社会精英所进行的准政府（或类政府）活动进一步扩张了，从而更加普遍地改变了征税活动和地方权威的性质。抗税事件中的许多因素依然如故，而直接的话题仍旧是税率和征税方法。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却改变了。

九 20世纪的抗税运动

增收新税，是晚清官员提出的改革政策之一。民国政府也继续靠开征附加税和杂税来增加额外收入。这些新税对于经济的真正影响到底如何？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尚未取得共识。有的学者认为生产的发展消除了实际税收提高所带来的冲击，而另一些学者则仍然坚信新税一定严重地骚扰了农民。[40]不论这些新税的实际经济负担如何，农民对于额外课索的社会反应至少可以说是明显地抗议征税和加税。这种抗议，成为民国时代最常见的大众冲突形式（毕仰高1986：280）。

新税破坏了旧有的期待。额外课索并未消除长期存在的抗税理由，倒为集体行动扩大了可能的范围。不根据收成情况调整征收，未看到赋税负担分布的不均，都继续引发抗争。对政府调查人员的不信任，意味着人民反对政府的建议，尽管官方宣称这些建议将会使得赋税负担较为公平（毕仰高1986：280~285）。

抗税事件的组织基础，在20世纪似乎并没有重大变化。有些抗税运动仍然是“自发”的（在这些运动中，没有出现正式的组织。至少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些运动是“自发”的）。另外一些运动则是由地方团体组织的，例如秘密会社和地方保安团体。后者最初出现于19世纪，是社会运动中的一股重要的力量。

就其自身活动而言，20世纪的抗税运动仍然代表着对现行征税活动的批判。但是除此之外，许多情况已较以前200年中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整个18世纪，抗税运动一般是小规模的事件，只有最小限度的正式组织，而且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没有直接联系。国家的权威也并未受到严峻挑战。18世纪抗税运动的目标，是使征税活动符合理想。19世纪抗税运动则在两个方面走得更远：第一，呼吁更大的改革；第二，在抗税运动中，出现了反对地方当局的组织。抗税变成了团练或秘密会社等比较正式的组织活动中不寻常的内容，并可能与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联系在一起。国家的权威受到许多冲突的挑战，抗税不过是其中之一。抗税显示了国家最脆弱的方面之一——倘无资源，就很难指望官员们进行统治。到了20世纪，地方官员和地方社会精英之间的区别已模糊不清。同时，对于“谁能行使权威以对诸如赋税之类的基本问题作出决定”的问题，看法也日益含混不明。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其财政需要也更加突出。这时，地方希望摆脱外来者榨取的愿望也在加强。中国农村的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而同时用以动员资源的努力也在加强。20世纪的抗税运动，表现了这种努力所具有的高度含糊性。

十 抗税运动同革命、国家形成及政治变化的关系

地方社会的三个特征，促使抗税运动有可能发生。第一，自耕农占相当比重的地区，比较可能成为抗税运动的场所，因为赋税问题对自耕农关系重大。第二，一些地区有好讼的传统和发达的士绅网络，因而能够召集士绅们支持抗税。在这样的地区，抗税运动最可能发生。第三，一些地区有发达的团练、秘密会社等组织，从而能够较好地动员人们参加抗税。有些地方的官员不能依照赋税需求征收，是因为这些地方似乎有发达的抗税传统（横山英1955：228~229）。强大的政府会消除这类抗拒，而虚弱的政府则会想法掩盖其在征税方面的无能。确实有一些地区可能从未出现过抗税运动，但这仅仅是因为这里的人们成功地抑制了政府的需求。[41]

撇开抗税事件的空间差异和有利于抗税的地方社会的结构特征，一般而言，抗税事件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加：19世纪比18世纪多，而20世纪又比19世纪多。这种冲突增加的明显趋向，可能反映了官员们对赋税的需要在增加，而他们解决赋税问题的能力却在减弱。这个情况，使得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将抗税视为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而这些矛盾的发展，又将中国社会推向革命（横山英1955）。但是，有两个问题使我们不能轻易接受这种观点。首先，抗税事件并未显示出一组清楚的和简单的社会关系。的确，最普遍的事例涉及有地农民，他们常常在下层士绅的领导下反对地方官员。对于这种事件来说，很少有阶级冲突可言。其次，大规模的斗争是否由小规模的冲突发展而来，情况常常不很清楚。小林一美强调两个方面的意识形态差异：一是叛乱和革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另一则是抗租和抗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小林一美1973）。正如本章所述，在大小规模的行动之间，在结构上也有着因事而异的联系。19世纪的抗税运动，可能由同样的团伙发动，并进而向国家的权威挑战。但是这个运动也同样可能被那些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团伙镇压下去，因为这些团伙只是希望在征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希望在一种正常的状况下，获得更大的权力。在19世纪，抗税运动和叛乱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从抗税到叛乱，并没有清楚的轨迹。20世纪的抗税运动仍然是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将政府的过分需求拒于地方社会之外，这种努力源于一种含蓄的无政府主义的冲动：人们想要限制政府在中国农村的作用。一旦政府为人力与财力的需求所限制，民情就赞成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小。这些情感与用革命的手段来改造社会的观念，彼此风马牛不相及。

政府的整体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出现了断裂。这是一个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长期过程。民国时代很难说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形成时代，因为成功的国家形成，意味着依靠中央集权的政府，以牺牲地方当局和区域当局的利益为代价，来扩张官僚机构的能力。与此相反，在这个时代，各级政府都处于一种相对的不稳定自治状态，而中央政府绝不比在两个世纪之前统治中国的政府更强大和更有效率。

在民国时代的政府非中央集权化的普遍状态中，地方政府是一支不断发展的力量，但它更加容易遭受失败。抗税是这些不确定性的一个标志。自上而下的，是无数的声明、命令以及通常没有任何实行可能的计划。自下而上的，是对在本地推行新政策的敌意和反对。乡村社会中的人们，使用两种策略来限制由地方政府发挥主动性所可能造成的影响。首先，他们努力将地方政府排挤出村落。以19世纪组织地方民团的传统为基础，20世纪的人们发动起来抵制地方政府的进入。抗税运动正是更大的抵制地方政府的行动的一个重要侧面（裴宜理1980：163、166、205）。其次，比将政府排挤出去更为激进的做法，是接管政府。地方社会精英对于越来越正规的（即使不说是官僚的）管理形式的参与，比过去更加扩大。这种情况将政府公堂变为竞争场所。因此，当位于福建南部的长乐县的人们厌恶新的鸦片税时，他们就用自己的代表人物去取代地方税务官吏（毕仰高1986：297~299）。

毫无疑问，官员们企图把治理的范围扩大到地方社会。同样清楚的是，在官方努力之外，动员民众也可以发生。裴宜理在一篇关于中国集体行动的文章中，即把这一点作为中心论题之一（裴宜理1985）。她指出：

扩大地方政府的过程和动员民众的过程，二者是彼此竞争的。抗税运动将社区动员和官方榨取之间的对抗关系简单化了。但是20世纪的抗税事件还有另外一个侧面，使得上述情景变得复杂起来。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无论是抗税的意识形态，还是抗税的组织基础，似乎都没有出现重大变化；但是抗税运动的攻击目标却增加了许多。从蒲乐安（Roxann Prazniak）的著作中我们了解到：19世纪初期山东的抗税运动，包含有一个明显的反对社会精英的组成部分。这是由于地方社会精英参加政府事务所引起的。蒲氏关于山东抗税运动的新发现，为中国其他地区也提供了一种假设（蒲乐安1981）。白凯的论点，补充了这个观点。她指出：江南的抗租斗争后来包含了一种反对国家的因素，这是因为官员越来越紧密地卷入了收租行动（白凯1992）。这些论点合在一起即表明：在攻击目标变得相同的时候，以前各种类型的小规模集体行动也在变得相同。当官员和社会精英发现他们的目标变得一致时，统治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可以看到：社会精英在参与地方政府的扩大，同时也领导着民众的动员。

20世纪的抗税事例，范围从原有的以社区为基础、反对外来者的运动，一直到那种反对精英和官员所结成的联盟、类似阶级斗争的民众对抗。阶级和地方性组织，二者并未截然分离，因为抗税事例表现出精英的地位处于模棱两可之间：他们既可转向地方性组织，又可与官员结盟。这种不确定性，反映出从明清时期到现在，官员、精英和农民之间存在的各种普遍关系，在迂回曲折地发展着。[42]

抗税运动从一种孤立的、小规模的冲突，转变为一种很容易与其他小规模冲突或者大规模冲突联系起来的现象，明确地显示了清帝国在政治上的衰落。20世纪的抗税运动要求新的解决方法。中国革命的领袖们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但他们仍然继续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如何从农村社会征税，而又不至于引起抗争。[43]

十一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抗税运动

中国和欧洲的抗税运动有一些共同特征。人们团结起来反对那种违反他们心中的公平观念的征税。反对征税，根植于人们对政治秩序应当怎样发挥作用的看法中。反对者断言：只有摒除那些人们不能接受的表现，并且重返以往的做法，国家权力的掌握者才能扮演一个合法的角色。因此，抗税运动是民众对于政治权威的一种抵御。他们进行抗争，根据的是那些他们认为国家应遵循而未遵循的原则。

在帝制时代之后，税收问题成为中国在建立国家方面所进行的努力的一个标志。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努力与前几个世纪中欧洲国家形成经历中的许多因素相似，所以中国抗税运动所扮演的角色，也与法国抗税运动所扮演的角色相同（在法国，大量进出巴黎的通信，都以税收及其引起的各种问题为中心）。一般而言，民国时代战争不断，这更刺激了军阀们增加收入的胃口。因此，此时的中国，有许多情况相似于近代早期的欧洲。欧洲的民族国家，是在为了养兵作战而榨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就此而言，无怪乎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的情况也与此相同。此外，可能还有一些与欧洲的相同之处值得我们探讨。首先，群众的行动通常集中于他们的目标，并且受这些目标的限制。最早对欧洲群众的这种理性行为进行分析的学者，是乔治斯·鲁德和查尔斯·蒂利。而他们所分析的这种理性行为，也出现在中国。其次，中国的抗税运动的一种普通形式是使地方反对官员。在这类事例里，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关于正义的一种观念，颇类似于汤普森所说的道义性经济（moral economy）激起的英国群众的情绪。

在18世纪中国的事例中，引发抗税运动的，并不是增收新税，而是关于应当如何征收旧税的争端。但在欧洲，这些争议更为明显地涉及增税，尽管平等和公正的问题依然很重要。中国和欧洲抗税运动的参加者，都在“什么样的政府税收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一种观念支配下行动，而且目标都是以抗争为手段，来要求适当的税收。[44]在抗税运动少的地方，国家的要求或者被视为合法的（英国的情况看来即如此），或者被地方社会集团有效地加以引导，以消除发生抗争的可能性（中国南方似乎即属于此种情况）。

关于“合理税收”的信念，激发参加者的行动发展为抗税运动。在中国，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抗税运动都与田赋有关，所以几乎所有的参加者都是农民。[45]法国的情况却不同。法国反对王室税收的，是农民之外的两个重要方面：首先，正如亚眠的例子所示，城市是抗税运动的重要场所。1636年，王室在此地对纺织品征收新税，导致市民为了保卫该城市的独立而起来抗税；其次，通过议会组织起来了的贵族，目标是提高自己的权威，抗争王室扩大权力的愿望，例如省议会反对王室进行选举（吉尔斯泰德[Kierstead]1976：96~156）。与明清时期的中国相比，大革命前法国的抗税运动，无论在社会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有更好的组织基础。一般来说，情绪激发集体行动这一点，在许多显著的方面，可能是相似的。具体来看，中国和欧洲的抗税运动常常可能作为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冲突而出现。但是中国的事例中还包括一些事件。例如在民团、秘密会社、地方社会精英以及地方官员等有组织的权力争夺者之间，为了控制税收而展开激烈的斗争。中央集权化不断加强的欧洲国家，不断扩大其贯穿地方社会的能力。与此相反，在中国我们却发现：在18世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面对着以社区为基础的抗税运动；而到19世纪和20世纪，多种社会集团通过抗税运动，向国家权力提出挑战，并且重新确定国家权力的各个方面。

在欧洲，当民族国家建立起征税的能力时，抗税运动减少了。确有关于征税比率和频度的争论出现，但是集体抗税则未再发生。即使人们在私下仍然逃税，但在公开场合已接受了征税。作为反对民族国家发展的最后行动之一的集体抗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集体抗税已从20世纪欧洲的画面中消失。20世纪前期的中国，集体抗税也发生了改变，但却变得更加普遍了。一方面，20世纪中国的抗税运动比起明清时期的抗税运动，更加近似于近代早期欧洲的情况。人民努力抵抗不断加重的榨取，以保护自己。但是，在其他重要方面，20世纪中国的抗税运动又不同于欧洲的经历。欧洲抗税运动的靶子总是中央政府及其代表，而抗税者总是力图限制往国家权力中渗透的人们。在20世纪中国的抗税事例中，矛头常常是指向一个地方政府。这个政府征税，或是依靠自身的权威，或是代表本省（或军阀）的领袖，或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代理人。抗税者可能是有组织的集团。这些集团力求获得征税的能力，从而为谋取政治权力而向政府发出挑战。因此，在20世纪的中国，抗税运动使得国家权力的发展不确定。国家深入农村的力量在扩大，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尽管如此，谁会控制何种国家权力？对此我们至多也只能说是模糊不清的。不仅如此，用比较的观点来看，此时期欧洲的抗税运动正在作最后的挣扎，而中国的抗税运动却正方兴未艾。二者之间的这一对照提醒我们：即使抗税运动表现出若干相似和相异之处，但是抗税事件并不是相同的社会与政治变化过程的组成部分。

在欧洲，贵族和城市领导人都力求保护自己，抵制处于中央集权化过程中的国家所提出的不断扩大的权利要求。赋税问题和政治代表、国家对单个公民的权威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为赋税创造出一种在意识形态上可以接受的理论基础，成为在西欧诸国促进国家权力扩张的关键。在20世纪的各种社会中，征收赋税的法理都强调公民的义务以及为国家服务的条款。20世纪后期，一些西欧社会中出现的反对赋税运动显示：

在赋税问题上，近代欧洲国家创造了意识形态上的共识，但这种共识不会是持久的。对中国人来说，20世纪的税收问题是非常不同的。在20世纪中国的抗税运动中，人们所争论的基本问题以及他们所使用的组织方式，都并非新事物。抗税运动的延续性提醒我们：帝国时代之后的中国在国家形成方面的努力，不可能摆脱晚期帝国时代的遗产，不论其对国家形成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欧洲国家成功地摧毁了抗税运动，这是其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部分。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在各种形式的抗税运动面前却变得越来越脆弱；这恰恰显示了帝国时代之后中国的国家形成将会多么棘手。在20世纪的中国，抗税问题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以社会精英和官员为一方而以大多数人民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对抗也变得更加尖锐。抗税运动日益突起，使得食物骚乱的衰落得以完成。若是人们将赋税视为一种不断加重的榨取的话，他们就更不大会从道义上要求社会精英和官员为之积极干预食物供应状况。帝国时代之后的中国政府无力为税收创造可接受的基础，显示了中国一般政治状况的不稳定性以及发生激进政治变化的可能性。

第九章 革命

一 对革命的诠释

对小规模的集体行动而言，类似的事件可能体现在不同的大结构中，由此显出意义与重要性。人们为追求共同的利益，用相同的抗争形式来达到一致的、立即的效果。然而其行动却可能透露出互异的社会经济变化的轨迹。当我们转向大规模集体行动时，情况会变得怎么样呢？同样可能会造成革命的抢米风潮及抗税运动，是否有明显的区别？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大多数研究革命的社会科学家，会根据革命的相似性来进行分类。例如，赛达·斯柯克波尔（Theda Skocpol）在其颇为受人瞩目的著作中，认为中、法、俄三国的革命，可用其共同特征来加以说明（斯柯克波尔1979）。她指出：这三个国家的社会革命具有结构的相似性，这是那些未曾发生激烈革命的国家所没有的。她认为社会革命主要源于两大因素：第一，中、法、俄国家均为处于危机之中的老旧政权。当全世界正被资本主义席卷而发生巨大变革时，这些国家无法应付日益发展的国际武力竞赛；第二，这三个国家都有旧政权所无法镇压的农民暴乱。此二者均导致社会革命，但倘若缺乏其中之一，便很难有革命的产生。如日本与普鲁士甚少国家危机，英国及德国则无农民暴动，而在这些国家均无社会革命出现。她进而注意到中、法、俄三国社会革命所导致的不同结果：经过革命，法国变成了“近代的国家大厦”，俄国形成“专制的政党国家”，而中国则成为“群众运动的政党国家”。在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一个由精英阶层建立的行政及军事组织。这些精英分子根据其独特的政治意识形态，创造出了新的政治秩序形式，并重塑了社会阶层及结构。这三国也都形成了一个较为集权化和官僚化的国家。斯氏除了讨论中、法、俄三国革命的共同点之外，还注意到其革命过程的不同点。此一分析的优点，在于能对这些革命的相似性作出解释，同时指出其间的差异，并举出未曾发生革命的国家的例子，以凸显革命的特殊性。这三国革命都是导向近代国家的例证。不过，这些国家只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而我们怎么才能来解释这些革命的相似与相异之处呢？

在本章中，我将比较法国与中国的革命。首先，我将从挑战、能力与义务三个方面，来比较欧洲与中国在国家形成方面的经验。接着，在讨论了两国革命的相似与相异之处后，我将采取从彼国的优势来观察此国革命行动的方法，以弄清这两国的革命究竟“缺少”了些什么，并也将以同样的分析方法，来了解国家建立的经验。最后，我将讨论本章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与晚近社会科学中对于革命的研究及对中、法革命研究彼此之间的关系。

二 国家危机与国家形成

1.挑战

法国的君主政权及清朝政府均面临多重问题。在法国，基本挑战是财政危机——即政府如何支付各种对外战争所需的浩繁费用。如何支付战争费用，也牵涉到政府与精英对此问题的复杂协商过程。由于这些协商在制度化的架构下进行，因此也为精英提供了一个领域，来表达他们对君主制度演化为专制政体的关注。不过，这也直接影响到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能力。法国君主制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财源匮乏或因社会贫穷而无法募集款项。相反，政府募集军费的最大阻碍，乃是精英与官员对如何增加政府收入的策略意见相左。

晚清政府同样也遇上了财政的问题，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及义和团运动之际。但就大方向来看，朝廷的确发展出了一套方法来筹措所需的经费。其中，增税及借债均为政府所开辟的新财源，以应付对外接触所必需的费用。与法国的情况比较起来，中国的精英分子无法置喙于政府的财政措施。相对而言，晚清政府首先所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建立新的主管机构并制定新的政策，将国家转变为西方式的政府。其中更大的挑战，则是如何将这些新的机制与既有的官僚制度联系起来。

这些对文官体系的挑战，不同于1774年法王路易十六登基时所遇到的问题。为了扩张领土及建立国家军队，法国的君主政权建立了其官僚体制所需的基础建设。当然，就空间及组织规模而言，法国所面临的挑战远不及中国。以文官制度来统治中国这样的农业帝国，其挑战远超过统治像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因此，尽管中、法两国政府遇到类似的困难，但从根本上来说，晚清政府与路易十六所遭遇的最重要挑战却大相径庭，因此也难怪它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会非常不同了。不过，法国与清朝政府都未能成功地应付挑战，因此二者都为新的国家所取代。在某些方面，革命以后的国家所面临的新挑战，大体上来说很类似。这些挑战包括：（1）达成对行政的中央控制；（2）促进经济发展以臻富强；（3）建立能够回应政府需要的社会。到19世纪时，所有成功的国家都发展出了其对外政策，而这通常可以有效地导致国内的中央集权。在19世纪中叶，政府能够通过特定的政策来促进工业化，这是很明显的。而到19世纪晚期，一般都认为政府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来与近代国家相匹敌。但中国与法国仍然背负其历史的包袱，只是它们应付挑战的能力有所不同：帝制之后的中国欲以其国家形成的传统及策略，在农业帝国的范围内来应付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挑战，而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

2.能力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发展起了许多重要的能力——征税、司法权、文官制度及军事力量等。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建成了一个比100~ 200年前更为强大的国家。法国革命使国家的力量更为扩大，特别在征税和军事方面，中央政府能够征收新税并动员青年服兵役。对消费者课征间接税的增长率，也远超过直接的土地税。尽管反对征兵及重税的声浪不断，在拿破仑时代，国家仍能够增加其榨取的能力。大革命期间所倡导的议会代议制也得到发展。1848年所建立的第二共和国宣布所有男子均有投票权，使得法国领导人在施展其新的统治能力时面临危机。人员扩大形成了较大的官僚体系和中央权力渗透到地方的新形式，这又意味着法国正培养新的能力来面对革命后政府的挑战。

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在1900年到1950年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在某些方面扩大了政府的能力，在其他方面则不然。1905年的新政包括设立商部及学部，同时对户部亦作了一番改革，但却难以做到制度的整合。尤其要指出的是，晚清所建立的新军，均是各自独立运作，中央政府无法加以控制，从而造成其反抗政府的可能（事实上，辛亥革命即是一例）。辛亥革命之后，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基本上在于如何建立并稳定统治结构。尽管袁世凯声称其统治了中国，但中央政府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在1916—1949年间，中国一直处于割据状态。如前几章所述，除了1927—1937年间国民党政权所管辖的地区外，其他地区均为以省为单位的军阀统治。这些军阀尽管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但实际上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因此一般而言，各地虽都有增税的现象，但只有在部分地区，教育与警察制度才得到成功的推展。尽管意识形态对各地的统治造成了参差不齐的结果，但大致说来，高压与榨取式的统治不断增强，物质利益的控制（至少是各种福利项目）则愈来愈弱。这种纵向的统一官僚体系的长期缺乏，显示一个统一的国家已不复存在。

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来看，多重政权创立了一种分析家们常说的那种“革命情势”（revolutionary situation）。不止一个集团在国内某些地区主张自治，意味着某些政治机制及意识形态的巨大改变是可能的。在诸多可能性之中，革命可能会带来社会结构、组织及政治权力的巨大变化。但革命的结果绝不是最明显的可能性，遑论是辛亥革命后头几十年中惟一的可能性。至少，中国一直无力去克服分裂的政治情况，使得这个过去的农业帝国饱受国内战乱及外国侵略的蹂躏。

法国大革命已证明是一个增强国家能力的政权转移。而中国的辛亥革命，则导致纵向统一的文官体制瓦解。在许多层面上，民国时期国家力量的扩展基础并不是类似清代的统一文官体制，使得革命后国家形成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中国的革命可能是一个更长的过程，但并不能保证必然产生所欲得到的结果。

3.义务

晚清政府采纳了许多从西方国家学到的新义务，特别是对于“富强”的义务。国家要强，社会必须富。这些新的优先顺序，并没有取代儒家对农村社会秩序及农业发展的义务。但事实上，政府资源已经从维持贫穷地区的农业经济的措施，转移到促进国家富强的活动上。在民国时期，尽管地方上仍有些人表达出对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关注，但一般而言，政府放弃了稳定地方社会的努力。前述愈来愈多的抗税事件，也反映了这种普遍情况。在少数努力稳定农村社会秩序的地区，实施了各种相互竞争的计划。最为人所熟知的是梁漱溟所提出的农村振兴方案。不过过去的乡绅是在配合国家政策之下提倡地方秩序，而梁氏则不考虑政府参与的可能性。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希望能以梁氏的构想作为模范，在其他地区推行（艾恺[Alitto]1979）。晏阳初的农村重建计划，则希望通过利用美国的资金、研究方法及农村发展的社会观察，来扩展“地方”（local）的层面。晏氏的计划与明清以来运用的方式也不同。他试图在官方的途径之外，重新定义社会改革的范围与内容。毛泽东与共产党较少受到西方乡村发展模式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到30年代间，他们着重在组织反政府（如抗税）和反精英阶层（如抗租）的力量。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至40年代，他们已经成为其根据地上的地方政府，能够执行收税及规范收租等任务。

在法国，革命过程凸显了大众对政府行动的期望，认为官员有责任来缓和歉收问题及减少苛税重赋。社会精英可以通过“诉状”（ca hiers de doleances）来申诉。这种通过代表制来促进利益的方式，主要是假设国家有责任承认人民表达其利益的正当性，即使国家并不同意其诉求。尽管18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的确重视精英的利益，但其对人民的义务普遍来说是一种父权式的福利政策，而不是一种代议制。无套裤党（san culottes）群众运动，绝不是只由工人阶级组成的。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象征着政治界线的转移，亦即人们要求直接参与政府而非只要代议制。政府承诺要将社会运动的诉求纳入政府政策，可说是法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动员农民时，以一种较以往更为直接而激烈的方式对人民作出承诺。正是这种“群众路线”的逻辑，成为党用来扩大与人民沟通，并进而完全控制农民的一种动员方式。而“延安民主”与无套裤党所不同的是，后者可以独立表达其意见，并将之形成政治抉择的一部分。

三 从法国的角度看中国革命

1911年清朝的崩溃，为中国带来巨大的政治危机。新政府的建立完全没有沿袭清朝的意识形态及制度架构，因而在以后将近40年当中，呈现出了政治的不确定性。乍看之下，这与法国以有效的中央政府取代式微的君主专制，情况完全不同。不过如果更仔细观察，就发现其间有着很重要的相似性。19世纪的法国经历了好几种政府形式：君主专制、共和国、帝国；然而这些形式的转换并非由于“革命”所造成。中央政府的不稳定性提醒我们：法国革命并没有将该国引入政治稳定的时代。其与中国的不稳定性基本的不同点，在于后者缺乏国家的统一性。在1912年到1949年间，只有1927—1937年间国民党人宣称其“统一”了中国。[46]然而，国民党的统治力在某些方面相当弱。第一，以南京为首都的国民党领导人无法建立一个官僚制的政府将其统治力伸入至农村地区。第二，国民党政府面临外国政府的压力。第三，城市的精英分子与人民要求政府必须在国际上有更强的地位，并在国内实施更有效的治理。作为农业帝国的中国，其统治一直不断遭遇挑战。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发展出新形态的城市及城市精英，强烈要求制度化的政治地位，使挑战不断加剧。这种横跨农村与城市的中国统治形式，意味着民国时期的统治形式必须包括许多在帝国晚期所无法想象的原则与政策。可以想见，当新旧不同的政治挑战在广大的农业社会中结合起来时，要达到有效的中央统治是难上加难。

清朝灭亡后的40年间，形成一段相当长的多重政权时期。在此时期中，没有一个纵向的官僚行政体系来进行有效的统治。此外，还有其他因素亦为国家政治增添了不确定性。某些政治的竞争者并没有意图要统治整个国家，而只是想雄踞一方，这使中国有可能分裂成若干独立的政治单位，进而创造出类似于欧洲多国体制下的“多重政权”。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中，基本上各种持有不同信仰的政治与社会激进分子，均进入了县级的乡村社会。这些人包括持儒家关于社会秩序之观点的梁漱溟，受到西方影响鼓吹自由改革的晏阳初，以及主张重新建构农村社会关系的毛泽东。尽管所抱持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必须强调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及政治问题。不安的政治条件使他们有机会能争取农村的支持。为了使其计划得以成功进行，他们必须努力回应农民所关注的经济及社会问题。这些互相匹敌的策略都没有像明清时代一样，将农村的社会秩序纳入统治的官僚结构之中。当中央对低层的政府只能行使有限的权力时，创造农村社会秩序的各种策略便相应出现。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democracy）的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民主”是一种动员现象，把农民带入由党所领导的组织中，让农民在地方政治中代替精英来扮演真实的角色。所谓“群众路线”，强调的是与人民沟通的渠道，与人民交换想法。这种策略对党之所以十分重要，乃是因为党假定农民有共同的态度。党并没有在制度上为农民提供一个明确的范围，来组成自治单位并表达其意见，而只是予以沟通渠道及向下的控制运动。群众路线的逻辑将农民带入政治范畴，却没有给予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向党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地方层次的参与并不包括任何制度上的设计，能让农民越过地方的党干部向更高层次的政府表达其所关心的问题。

法国的经验并没有为20世纪30和40年代中国共产党所发展起来的“民主”提供一种合理的指导。在这两个例子中，革命者同样都拒绝君主制度，但其呈现出来的态度却不同。在中国革命中，政治形式的选择与建立，包括了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活动及其轻而易举的垮台。这个恢复帝制的企图，常被认为是可笑而不合时宜的。然而当我们观察到19世纪法国在大革命之后亦曾出现君主立宪制的复辟行动时，要解释中国的恢复帝制行动会被轻易地消除的原因，就不再那么容易说清了。这个答案当然与此时期中国有较多的机会选择政府形式有关，但也与中国政治的特殊背景有关。1911年以前中国无法建立君主立宪体制，使得人们后来一直认为在中国实施任何形式的君主制都更加困难。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让满清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重新登上皇位，但日本统治者此举只是将皇帝当做象征及礼仪的角色，而不是真正当成中国的皇帝。然而，尽管中国君主制很难复辟，但所谓“共和”的意义却也不甚清楚。中国人并没有强调“自由、平等、博爱”，也没有强烈要求社会正义。精英分子为追求政治参与，与那些不愿受代议制羁绊的行政官僚对抗，但这种对抗并未获得成功。虽然法国领袖本身可能在给人民以选举权方面并无多少积极性，但他们总是与议会一致。不过，如果我们不承认中国省议会的成就及法国议会的限制，我们可能会夸大中、法之间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议会没有一个制度上被认可的角色，在20世纪的前30年间，议会仍有某些值得肯定的努力。而在拿破仑时代、第二共和国到第二帝国的期间，法国的议会机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直到19世纪70年代第三共和国时期，议会民主才真正达到。中、法例子的不同，只有透过长时间的历史才能显现出来。在长达数十年的中国革命中，议会体制的重要性很有限；而在法国，议会亦没有得到顺畅或迅速的发展。不过，代议制民主最后还是在法国发展出来；然而在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它尚未出现。

某些法国大革命的目标，并没有出现在中国革命中。法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贵族和教士，而在中国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团体。因此在中国革命中，并没有法国革命中的那种导向“公民”概念的、对法律地位重新界定的动力。在法国，与公民这个新范畴相补充的，是国家（patrie or nation）这个集体范畴。公民与国家取代了一个由等级组成的社会——尤其是君主、教士及贵族，他们全都失去其先前地位。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鲜有“公民”的概念；但我们在第六章所见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则是一种介于省及国家之间的认同。中国关于建立一个国家的想法，乃是出于地缘及血缘关系。这与欧洲效忠国家的观念恰成对照。

从法国大革命的角度具体地看中国革命，显示出中国与法国有相当不同的社会变化方式。以下我们将用对称的方式，即以中国的观点来思考法国大革命，这将会产生另一套见解和看法。

四 从中国的角度看法国革命

如果没有一个精英组织，法国革命是难以想象的。而在革命前的法国，这种精英组织包括各个等级和君主，但如无精英合作，君主的征税能力就十分有限。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两个变化与精英的政治主张有关：一是与作为公民的个人有关的各种权利的完善，二是一个由多个阶级组成的社会的发展。从旧政权的制度及意识形态资源中，法国形成了革命的新政府。它首先必须成功地克服旧政权所无法面对的挑战，同时要比先前的政府更有效率。这个具有新能力与新义务的政府，继承旧政权以建构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家。但这些变化是有历史牵连的。法国大革命在制度及意识形态上都标志着欧洲的转变，在与中国革命比较起来时，某些限制便凸显出来了。

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处于中心地位。社会秩序基础的稳固性，在于能在乡村创造有效的社会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发展出其政策及规则；党的力量与组织农村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法国大革命中，农民则扮演消极抵抗政府的角色，其政策及失败是在一般意料之中的。他们并没有被外界的力量组织起来，也没有对革命的结果作出重大贡献。尽管革命肯定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但他们的政治角色并未因此有何改变。只有在半个世纪后第二共和国建立时，农村又被动员起来，才发展出较积极的角色。1846年及1847年的农村集体行动，基本上奉行了过去粮食危机的抗争传统，参与食物骚乱的团体与大革命前和大革命中的团体很类似。但1848年和1849年村民开始采取激烈的方式：当第二共和国宣布全体男子均有投票权时，村民变得热衷于选举，许多人反对新的间接税并投票给路易·拿破仑。同时，农民参加政治团体并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言论，对某些问题提出辩论。农村政治的动员力量使有些当权者感到害怕，而欲利用权术改变选举资格，以剥夺将近1/3的选民权利。社会党和民主共和党的拥护者被迫进行秘密的政治反抗。在某些方面，共和党比较关注城市工人和小城工匠的问题，但在其他方面，他们与社会党作出同样的政治承诺，都注意到农村居民。当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12月2日处决军事政变者时，共和党的反抗势力已蔓延到整个国家。学者们对如何解释农民参与社会抗争运动有不同的看法。柏伦森（Edward Berenson）、马尔噶丹特（Ted Margadant）、梅里曼（John Merriman）及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都认为在此时期，政治激进主义从城市扩散了到乡村（蒂利1972b；梅里曼1978；马尔噶丹特1979；柏伦森1984）。农民因而了解并起而护卫民主原则。相反，尤金·韦伯尔（Eugene Weber）则认为19世纪中叶的农民抗争，是根植于地方环境的一种古代暴力形式，认为中世纪的农民抗争并不具有“现代性”（韦伯尔1991：137 ~ 188）。彼得·琼斯（Peter Jones）和科尔宾（A. Corbin）也支持他这种看法（P.琼斯1981；科尔宾1975）。这两派对农民抗争诠释的不同，部分是由于所收集及选择的证据不同所致；不过其间差异并不一定必然互斥。共和党人反对推翻第二共和国，这也可能加强地方争论及分化（麦克菲[Mcphee]1992）。就算不同的诠释不能得到协调，他们所认定的农民角色的范围也一定不包括中国革命中农民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农民在所面临的冲突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和法国比起来，中国农民却被外界的政治力量更紧密地组织起来，并被牢牢地控制着。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角。争夺政治控制的斗争主要是在乡村进行。共产党的统治策略是从他们在边远贫穷地区的统治经验中发展出来的，而与集财富、文化及权力于一体的城市的关系甚少。其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如何创造有效的地方秩序。这个策略的成功给予革命者一个机会得以在边区角逐权力。党以高度的纪律及纵向整合方式组织起来，给予革命者一个稳固的结构性基础以建立新政府。中国革命的准备期长达数十年，但一旦共产党掌握了权力，新政府的发展就十分迅速。尽管有多方面的政策变化，在农村社会中建立秩序以期重建统一国家，仍是其基本的任务。相反，法国大革命则以巴黎为中心，互相竞争的派系在这里运用各种力量，制造权威及统治的逻辑。各省并没有遵循巴黎方面所推崇的政策，但中央却宣称其能力足以控制整个国家来对付18世纪90年代各省（最有名的是在旺岱[Vendee]）的反抗。到了19世纪，政治上的冲突有时是地区性的，有时则是阶级性的。中央的权威性虽受到挑战，却从未瓦解。和中国比起来，法国革命为时很短，但围绕着政府组织的政治不确定性却持续半世纪以上，其延续时间自推翻君主制到建立第三共和国，比自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间的民国时期在时间上甚至更长。在法国，农民和农村社会对政治原则的重要性，远不如在中国。

在法国，1870年以前的政治问题，集中在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政府的不同机构的组织、权力及责任的范围。在这样的架构下，中央政府有力量去建立遍及全国的统治权，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亦得以借制度化的方式向政府表达。问题是谁的利益能掌握什么样的力量与权威。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政治问题是关于不同层次政府的规模与相互关系。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所表达的，看来多半是努力避免政府干预，而不是努力在政府中“发出声音”。在中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依然较法国更大，同时国家与社会间的界线也仍然更模糊。而在法国及其他许多欧洲国家，这种界线是小心地划明了的。如果考虑到这些差异性，那么看到关于法国与中国革命的史学研究遵循了截然不同的路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 法国：持续不断的革命诠释

正如所有的欧洲史学家所知，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马克思比其他任何一位社会理论家创造出更多的分析语汇及理念架构，来解释国家权力所面临的暴力挑战。也正如所有的中国史学家所发觉到的那样，这个架构已经被沿用至20世纪历史研究中，并产生许多复杂的结果。马克思以宏观的眼光来看欧洲历史变迁，发现政治危机常发生在经济与社会剧烈变化之时，例如随着经济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阶级兴衰，往往使得政治权力易手。在关于中国与法国革命的史学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应用，不断被后来的研究所修正及否定。马克思主义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核心，在于社会团体的动员、其政治利益的表达，以及政府对此作出的回应的本质。在20世纪60及70年代的研究中，集体行动者对政治抗争十分重要。他们不同的社会背景及经济利益促成其行为，并决定了他们与其他人的互动情况。政治的权力斗争是特定的社会及经济团体为促进其利益所发动的斗争，革命即标志着某些团体可以成功地击败其对手。

在法国的例子中，资产阶级追求将其日渐提高的经济地位，转化为政治权力。这种企图在1789年推翻君主制时达到最高点——关于这一点的解释，因各种实证研究的挑战而备受攻击。其中一项重要的发现是，在18世纪贵族与资产阶级互相渗透。首先，在大革命前夕，有1/3到1/4的贵族家庭是在过去50年间接受贵族头衔的（萨塞兰德[Sutherland]1986：19）；换言之，有些成功的资产阶级家庭已经成为贵族。其次，愈来愈多的贵族投入商业活动，其行为举止亦与未受封的企业家并无二致（福斯特[Foster]1980；德沃尔德[Dewald]1987）。也就是说，某些贵族家庭通过投资商业、农业及房地产而致富。这种贵族与资产阶级互相渗透的情况，意味着他们的知识与文化空间有重叠的部分，而享有共同的领域。在其间，二者得以对政治问题及社会变迁，产生一致或不一致的看法。因此，在社会和政治上并没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或“贵族阶级”。不论有没有封号头衔的有钱人，都想购买土地，在乡下过豪华的生活。他们缔造地区性联盟，在其共同的思想及社会空间里对抗中央政府。然而，套用一句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即使19世纪的观察家对革命过程了解很少，仍然见到了革命的基本结果，即君主和贵族为资产阶级所取代。19世纪的观察家一般都相信，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它使中产阶级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愈来愈重要。19世纪的分析家把法国大革命放在一个较长时间的历史架构下，认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与社会的根源，即在于中古时期自治市内自由民（burghers）的形成（霍布斯鲍姆[Hobs bawm]1990：1~31）。建立于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民主机制，也可在将近一世纪之前的法国大革命中找到其开端。尽管革命的发生，可以从法国本身脉络中长时期的延续性中找到根源，但它也代表一个重要的转变：在一个更大范围的背景下，它为政治领导人开辟了新的领域，来表达其目标及承诺。法国革命以一种热切而尖锐的方式来提倡政治权力的原则。在19世纪，这些原则经过全部或部分的改造，变成了法国、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洲各国新政府制度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对欧美人民的激发，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超出了欧洲的界线。法国所创造的意识形态，对其他的欧洲人以及在美洲殖民地的欧洲移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其学术内容来说，在过去20年间，法国大革命一直是研究重点之一。傅雷特（Francois Furet）重新把注意力放在旧政权的政治文化中，借此观察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傅雷特1981）。以那些强调统一主权的法国政治文献为基础，傅氏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政治思想中短暂的一刻。若将焦点放在那些言论本身，就会发现：革命的参与者和后来的分析家，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创造”法国大革命。由于强调精英分子的思想与政治文化层面，这派学者很少讨论主要的社会团体、大众文化、经济变迁及社会经济危机等问题。他们所欠缺的，正是年鉴学派的传统，即通过多方的努力，去追寻“长时段”和“整体史”。然而这也许并不特别令人吃惊。长时段历史的研究方法最能解释的是一种在短期内维持不变的事物；然而它却很难捕捉到戏剧性而巨大的变化，甚至它也可能错过一些细微或边缘的事物。许多制度的问题和可能性以及较大的社会经济环境，法国史学家都已研究过了。真正重要的是国家、精英和人民，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数十年间如何解决问题。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此并不抵触。政府的确有严重的财政问题；精英分子并不确知如何能应付政府对资源的需求；人民则一直处于粮价与赋税的忧虑之中。在这些情况之下，不同的“解决”之道是可以想见的。18世纪80和90年代所想出的办法就演变成了一场革命。

法国政治文化中的特定因素，可能也有助于形成革命的意识形态。法国大革命很明显地是根植于法国历史之中的。从制度及意识形态上来说，法国革命的结构及情感，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个人理解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他们对解决方案的选择。政治文化的重要性，并不否定财政危机已迫在眉睫，或者对食物骚乱的恐惧已蔓延到各地。相反，这种重要性把这些事件当成其本身并不会“引起”任何特殊政治争论的条件。一般而言，意识形态指导人们如何构想一组问题的相互关系。意识形态也评价人们的作为并解释何者值得去做及为何值得去做。革命的意识形态提供的不仅是以上这些，而且还更多。这些意识形态允诺提出一个新方法来解决目前的问题，同时暗示将有一个更好的社会出现。因此，大规模集体行动与小规模行动可以很不相同——通常后者并没有对统治者发出根本性的挑战。

法国的革命者承认民众骚乱和财政危机。他们相信自己正在讨论那些问题，同时创造新政府的新原则。革命思想能够用新的方式去“解读”小规模冲突的意义。例如，当反对领主的攻击行动不再只是依习惯限于打击领主，而是否认领主权威时，此一行动就有了新的意义。法国政治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资源，使我们得以对小规模冲突形成新的理解，并从中看到对更大的挑战的重要意义。同时，人们对旧有的地方抗争形式（不论是食物骚乱还是抗税）的承诺，也为他们对革命内容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参考架构。对于政治抗争运动的领袖而言，一个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人们怀有各种不同理由从事大规模反政府行动的情况下，为这些理由的意义创造出一种分类科学。法国革命的领袖在这一点上相当成功，他们根据文化所产生的象征性，用各种方法塑造一种意识形态，来说服人们支持革命。当然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连串政治秩序的说服过程。

革命的情势包括扩大政治机制的失败及群众社会运动的形成。二者的结合，创造了18世纪90年代早期的政治不确定性，同时导致愈来愈强的中央控制，而中央的政治派系纷争引起了流血斗争。革命领袖寻求将权力作为保障社会秩序的手段而大力加以巩固，并为此采取暴力行动。这种暴力与革命意识形态鼓舞人心的道德原则之间的距离愈来愈大，于是恐怖政治就很快地来临。尽管如此，在19世纪期间，对民主共和国的期待不断地升高。在对共和国、君主制以及帝国等各种不同的政治形式作了一个较为完全的比较后，方得以在1871年建立第三共和国。

晚近法国大革命的学者分析革命事件的本身，同时也注意到1789年的历史遗产。一些有名的学者对此革命有两面的评价：一方面认为其使用暴力过度，另一方面则承认它为近代社会留下的历史资产。在中国共产党运动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学术趋势：（1）出现了一个研究重点的转移，即过去将革命定位为一种简单的阶级利益冲突，而目前的研究则重新建构共产党革命的实际过程；（2）出现了一种对意识形态及革命过程的代表性的注意；（3）出现了一种对革命所带来的正面成就与历史遗产的质疑，以及对1949年之前及之后数十年中暴力行动的注意。遵循着一种有所不同的史学研究路子，最近学界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已不再提出与法国大革命研究相同的问题了。

六 中国：一场持续不断的革命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初曾回应城市的挑战，提出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共产党人希望通过领导新生的无产阶级，使其势力在中国的大都市中凸显出来。但国民党政府成功地将他们赶出城市，遂使得共产党将工作重心放在解决农村社会的问题上。正如裴宜理所言，淮北的共产党人用各种策略来对地方团体进行工作，最后选择了动员农民，使之形成与过去的叛乱组织截然不同的新型团体（裴宜理1980）。裴氏将过去的反叛者与此时的革命者作一对照，指出共产党组织从根本上超越了19世纪反叛者与土匪的局限。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掌握小规模的冲突，并将之扩大为较大的运动。农民对社会秩序的主张通过抗税及小规模抢粮行动表达出来；而共产党人则不断制定政策，保障农民土地耕种权，并减少租税的不良影响。共产党人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消除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的剥削，允诺革命会带来新的政府，专门为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利益服务。但此意识形态很少谈到这个新政府如何能够沟通城市与乡村地区，而在告诉人民此一统治应该扩及全国方面，则谈得更少。即使制度上创建统一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共产党与被其打败的对手国民党一样，都在概念上假定中国是统一的。共产党首先成功地重建了地方的社会秩序。国家统一的挑战首先是军事的挑战。一旦国民党被打败，共产党建立起新的政府，一个拥有官僚机构的力量的统一国家就可以渗透到乡村地区，并可以另行对城市地区进行重组。正如我们所见的，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化、阶级斗争及党领导的概念，发展出新的意识形态。他们利用这些阶级分化来解释他们何以能成功地取得权力，他们对未来的社会变迁及政治发展有何计划。

共产党对其自身的努力所作的解释究竟有多少说服力？戴瑞福（Ralph Thaxton）认为：在共产党根据地的华北，农民重新肯定了他们对政府的传统期望。用他的话说，他们的世界被共产党运动“翻转至正确的位置”。后来的学者挑战戴氏的论点，认为中国农民不可能会遵循他所谓追求集体保障的道义性经济（戴瑞福1983；陈永发[Chen，Yung fa]与本顿[Benton]1986）。那么，农民如何看待共产党的政策及措施呢？阿普特（David Apter）及赛奇（Tony Saich）对革命者的言论进行了研究，指出了理论的原则形成了一种集体行动的政治逻辑。他们力图解释毛泽东为什么是以及怎么成为一位有说服力的梦想家，他和其他的共产党人是如何将党与人民联系起来的，而这一点并不可以简单地从理性、个人性的自利逻辑出发加以解释（阿普特与赛奇1994）。泰洛（Sidney Tarrow）强调超越个人成本效益计算之集体行动逻辑的重要性，认为社会运动的问题不是根据个人得失去争取参与者，而是为集体行动创造社会意义及目的（泰洛1994）。这一点在革命运动上尤为正确，因其需要为了争取胜利而不断牺牲。虽然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可以成功地说服人们以其观点来看社会变迁，但在20世纪50年代集体化期间，他们似乎未能成功地对大规模社会改革运动作出承诺。当然这是弗里德曼（Edward Fredman）、毕克伟（Paul Pic kowics）和赛尔登（Mark Selden）所见的集体化的另一个方面，因此他们谴责共产党所引起的伤害及苦难（弗里德曼、毕克伟与赛尔登1990）。黄宗智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更进一步认为在土地改革的官方代表及社会变迁之间存在重要的歧异，其差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愈来愈大（黄宗智1990）。黄氏基于杰克·波特（Jack Potter）和苏拉米斯·波特（Sulamith Potter）的观点，把“文革”定位为一种宗教复兴运动，认为“文革”群众运动并非利益团体的运动（苏拉米斯·波特与杰克·波特1990）。这再次提醒我们：社会运动的逻辑是怎样地不同于在个人行动和小规模集体行动中明显表现出来的理性的利益算计。

在中国革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一直存在着一种在以决策为基础的理性利益和大规模群众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革命者献身于改造农村社会结构，这远远超出了农民本身的眼前利益，但他们并没有为这些改革创造出令农民满意的意识形态的理由。农民只能用有限的方式来公开表达不满：他们表面上参与集体化行动，但1979年农村改革后亩产量的快速提高显示：一旦农民脱离集体农作后，就会开始更辛勤地工作。在个人及家庭方面，都显示出农民对集体农业的消极抵抗和对家庭农业的积极支持。但是，由于政府所拥有的强制手段，在乡村并没有发展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以挑战国家政策或权力。

如果我们考虑到农村抗争及暴力，我们会从早期成功的革命行动中发现一些重要的变化。但我们也发现与1949年以前类似的一种反对国家的证据。裴宜理对20世纪50年代农民及农村暴力的研究显示，许多冲突的例子是由过去的精英所引起的——他们在土地改革及合作化运动中失去经济与政治地位。比较之下，她发现20世纪80年代农村暴力，则极为可能与农村或亲族间土地及水权的竞争有关；农村干部甚至领导他们与另一地方团体抗争。[47]中央政府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力量存在不确定性，显示在统治广大农民时，其政权结构一直很脆弱。这类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明清及民国政府也曾面对的抗税行动。这不只限于农民不声不响地和巧妙地减轻负担的活动，也包括前章所述的那种成千上万农民以大规模及公开动员的方式进行抗税的活动。

在所有的革命中，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过程与政治理想的表达及追求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以法国为例，法国大革命许诺人民参与民主政治的言论，导致了19世纪反抗中央政府权力的斗争。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比前代的政治领袖更能在广泛且延续的基础上，动员农民投身政治活动。到20世纪40年代，“群众路线”的理想在于让人民主动参与党的政策的形成与实施，赋予中国农民以史无前例的力量。然而在1949年以后，由于中央政府想要更稳固地控制中国农村，这种群众路线的动力因而受到制约。在法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中，从强烈的政治变化一开始时，国家形成及人民政治参与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但其国家与社会团体所能利用的意识形态及制度性资源却大不相同。

革命是在不同的国家形成背景下产生的。这些背景反过来又造成了经济变化的可能形式。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都关注私有财产及民法。这一点，影响了19世纪法国的经济发展。例如，《契约法》保障了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促使市场关系扩大。20世纪50年代中国则追求计划经济制度下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法国大革命所讨论的一连串的问题，如精英的代表性，教会的角色，贵族、农民、商人及工人的经济与社会角色的变化等，不只是针对法国的情形，更是欧洲所关注的问题之所在。然而欧洲其他国家面临这些问题时，并没有发生革命。中国革命提出的问题则是为农村社会秩序创建制度的及意识形态的基础，以统一过去的农业帝国，并联结农村-城市关系。革命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然后果。从革命中还出现过其他并不追求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国家形式，而中国人可能也看到过这些形式。无论有无革命，法国与中国都面临不同的国家形成所造成的挑战。

第十章 比较史学与社会理论

引言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两个大规模历史变迁的过程，也是近代世界最明显的特征。由于此一变化始于欧洲，所以过去的几代学者都认为近代世界基本上是按欧洲的方案而建成的。晚近的学者则反对这种毫无掩饰的自大心态。有些学者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变化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的模式，同时也认为在欧洲架构之外还存在着社会认同及文化意义的建构。另一些人则认为欧洲之外也存在与其情况类似的历史变迁动力，而欧洲的变化亦并非如过去所认为的那样独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者，也曾经主张中国有类似于欧洲的发展动力，但20世纪50和60年代的西方学者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可信（李文森[Levenson]1968）。如果较新的研究成果可以接受的话，那么过去对中国学者所提主张的判断可能失之过于简化了。不过强调相似性的学术著作却无法使我们完全满意，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经济轨迹有巨大的差异。

我在本书中论到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的动力有一些十分相似的地方。在经济方面，中国和欧洲二者皆有工业化以前时代的物质限制，同时也都与商业扩展的动力密切相关。这些相似点，在我看来，都颇有助于我们了解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中、欧政治与社会性质的相似性，似乎更为复杂。我们可以洞悉国家形成及转型过程的共同因素，但其差异性也同样明显。本书的比较，旨在对其一般性的假设进行更仔细的观察。有些比较凸显出了中国与欧洲在前工业时代经济变化动力的相似性。既说是相似点，则便不能认定其带有欧洲工业革命的特征。另外一些比较则强调：中国与欧洲的差异性有助于理解国家的形成及转型。这些比较提醒我们：中国与欧洲历史变化的动力，包含着相同与相异之处，进而形成变迁的多重轨迹。

一 经济变化

研究17及18世纪欧洲经济史时，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找出导向工业革命的经济成长动力。工业革命本身是历史的分水岭。一般认为：这一渐进的经济成长过程的开端，比纺织工厂的发展及随后煤的使用、钢的生产还早一个世纪或更多。工业革命并不是突然加速的经济成长。相反，经济成长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开始加速。欧洲市场、农村工业及商品化农业的发展，似乎都导向工业革命。从一个更大的经济变迁背景来看，工业革命变成这个变迁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以往认为欧洲的经济成长，经过了工业革命后，在19世纪建立起了经济霸权。把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变迁视为这种成长的阶段之一，很容易导出一个假设，即这样的动力不曾出现在其他地方。但正如我在上篇所论证的那样，中国与欧洲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有重要的相似性，即其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于斯密型动力，包括愈来愈多的农村工业、生产力较高的农业以及扩大了的商业网络。

这些相似点的存在，打破了以往那种把欧洲经济变化及中国经济停滞所作的简单对比。相似的经济发展，指出了共同因素在工业革命以前的重要性。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注意：以中国与欧洲共同的经济发展动力为基础来预测工业革命发生，是非常困难的。从某种程度而言，欧洲工业革命的前提，也是中国经济变化的特征，因此不能将之轻易地解释成西方的突破。从一种比较的观点来看问题，会发现存在一种偶发性因素。这反映出我们对欧洲经济变化的解释并不完全。

一般来说，我们的解释之所以不完全，至少有三方面的理由：第一，我们可能缺乏充分的知识将情况作适当的分类，以预测可能的结果。有一种解释的策略，是力图把所知的个案加以分类，将其作为普遍现象的例子，期望从中得到确定范围的结果。中国与欧洲食物骚乱及抗税运动形式上的相似，表明二者均列为同类的小规模的事件。对革命的研究，一般是探索各次革命共同的特性，这些共性使我们能预测相似的结果。但革命比抢粮、抗税等小规模冲突要复杂得多，时间也拖得较长。尽管可以通过将某一种情况分类为“革命”，并加以解释，但对个案的了解可能仍然受限于第二组的因素，因为革命过程包含关系不确定的多种现象。原本互相联系的现象，由于与革命相联结，变得更加复杂了。例如，财政危机影响到各级政府间官员的联系以及国内精英与外国列强的联系。这些联系本身充其量只是可能的联系，只是解释复杂过程之结果的不确定性的第三组理由。官员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可能会去争取精英在财政上的支持，也可能求援于外国借款。我们很难从危机本身推测未来的可能性，但政府的决定却会影响到后来革命的结果。简言之，我们对复杂情况预测的结果不一定正确。事实上，我们也许会得到最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当我们追求惟一可能的结果时，我们是在使用决定论的逻辑，对整个事件作简单的解释。只因为这些事件曾经发生，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发生。

这种逻辑上的必然性的缺乏，在巨大变革的时刻尤为明显。事实上，这种时刻极为少见。而且，因为很少有可资比较的现象，所以我们对此进行解释的能力也相当薄弱。就经济上来说，工业革命即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在过去20年中，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追溯组成这个经济变化的各个不同部分的前史，并注意到工业革命前后经济成长的缓慢速率，以此来缩小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断裂。但物质世界的进步在1780—1880年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100年间即有如此的变革，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一连串重大发明相继而至，产生了工业化的可能性。但只有在最初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制度与工业化的技术恰好互相配合，才使得这种经济变化的模式成为可能。此模式在19世纪的欧洲展开，猛然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个物质经济成长有限的世界。如果接受这些偶然性，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接受以下说法：中国与欧洲过去存在着相似的经济发展动力，但这种动力本身并不会将中国或欧洲的经济推至物质相对富裕的世界。此一关于经济变化的论点表明：虽然中国存在某些与欧洲相似的发展动力，但对于商业发展与工业突破来说，这可能只是一种偶发性联系，而不是因果关系。

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是一连串新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对于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变化的分析，一般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强调重建成功发展者所走过的道路，第二类则讨论特定地区经济变化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大都为此地区在欧洲人支配的世界经济中将要占有的地位所决定。这两种分析都为我们提供了对于经济变化的诠释。一般而言，前者被用来解释物质富裕地区获取成功的经验，而后者则被用来解释失败的例子。首先，二者都提醒我们，不同的独特途径可以达成共同的经济目标。工业化即是一例：工业化的地区，无论在政府角色、财务网络、企业组织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与其他地区不同。其次，经济发展在地理上永远是参差不齐的。以欧洲为例，东欧远比西欧贫穷；而西欧的经济中心，在1500—1800年间，先从地中海地区移到荷兰，再到英国。

然而，造成近代世界经济变化的强大动力，也并不一定造成一致性。即使人们有意识地要去达成某项经济目标，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创造经济变化的过程，往往超过人类的力量而无法控制。非预期的结果使我们的知识与行动受到阻挠。务实的社会理论必须学会容忍这些限制，而不是决意否认所有对经济变化进行规范并加以解释的努力。我在上篇中讨论过，明清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模式的相似之处，比一般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斯密型的成长动力，基本上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都存在。这些相似之处也表明：过去对欧洲独特性的假设，通常是很脆弱的。对于某些课题，我们知道得不够多，以致无法确定欧洲的现象是否与中国的情况有重要的差异。一个例子是如德弗里（Jan De Vries）所说的“勤奋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48]除非我们对消费行为及市场导向的生产发展等变化有更多的了解，否则我们很难知道中国在怎样的程度上有过“勤奋革命”。无可否认，中国与欧洲的确有重要的经济差异，但如果认为在欧洲经济史上的变化均未曾出现在其他地区，因此欧洲的例子具有独特性，这种假设未免太过简单了。事实上，如果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区）而不只在欧洲，存在着经济动力，那么要找出促使欧洲发展的因素，将变得更为困难。

我的这个论点也意味着：经济变化可以被认为是分离性的，或者说是一组不连续的变化。如果把主要的技术发明与商品经济的扩展、资本主义及农业帝国的政治经济的变化动力分离开来，我们会看到工业革命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符合中国与欧洲的大环境的。中国及欧洲政治经济的差异告诉我们更大范围的国家转型，例如政府认为哪些问题重要，试图达成什么目标，如何定义挑战与能力，负有什么样的义务，等等。在中国，国家力求达到，而且在某种程度也达到了一种静态效率的目标，也就是说，在广大的区域内传播最可利用的技术。这个目标在一个有限可能性的世界中是可理解的。欧洲人则亟于互相竞争，通过牺牲别人来促成自己的发展。虽然他们并未预见到这种随工业革命而来的可能性会出现，但他们的态度有助于发展各种制度，便更迅速而有效地利用这些可能性。相形之下，中国的成功只建立在静态的效率上，他们主要致力于传播新发明，而不是激励创造新事物。

较之中国的经济制度，欧洲的经济制度更适应工业革命。然而，尽管有这些差异，在20世纪初期，中国工业化仍然出现了。在此期间，经济变化动力的空间方面原有的不确定性，依然在中国各地保留了下来。在欧洲与中国，工业化是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产生的，因此会有多种形式来达成相应的经济结果。在农业经济中，土地租佃制度在商业化过程中可能变化很大。而在工业经济中，企业的规模与范围在各部门经济及跨部门经济中也有所不同。市场交换及管理决策在分配资源与产品方面的相对角色，也在各部门之间及各种经济之间有所变化。虽然我们预测经济变化的能力会因多种的可能性而受到限制，但我们可以通过对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同条件作更细密的描述，来弥补这个限制。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会发现：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那些可能性较大的经济变化不仅有明显的时间范围，而且也有共同的制度性限制与前景。

工业革命肇始之时，生产力不断因技术变革而发展，带来两个世纪之前无法想象的物质繁荣。不过工业化也造成了生态灾害的威胁。这种对经济的希望及恐惧，至少在两方面的意义上，是全球性的。第一，认识到不同地方经济活动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信息、原料、劳动、资本及产品等市场的整合性变得愈来愈强。第二，当地区性经济愈来愈互相联为一体时，经济成功的模式及策略也为全球各地所推行。以全球的观点来看，过去500年各地区内经济主导中心及其相对重要性已有所改变。西方的情况最为人所熟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十五、十六世纪是意大利城邦诸国；到17世纪让位于荷兰共和国，而后荷兰又让位于英国；到了19世纪晚期，英国已威风不再，代之而起的是欧陆各国及美国的发展。再以一个与此大约相当的亚洲空间单位为例。从11世纪以来，中国的江南地区一直保持着令人惊异的中心地位。尽管中国的其他地区也有发展（特别是在1500年以后），但江南仍然在经济上居于主导。在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南方与东南地区的人民建立起了亚洲市场的主要网络，一直到20世纪初其地位才被日本人所取代。日本在亚洲地区经济的主导地位，又不断被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工业发展所摇动。从全球的规模来看，19世纪的英国的经济霸权为美国所取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到了最近，日本与德国的经济发展又侵蚀了美国的霸权。

尽管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将欧洲视为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但就时间和空间而言，欧洲的这种领导地位是被过度夸张了。十六、十七世纪广泛的商业发展，只是部分欧洲的现象。接下来工业资本主义的优势，也只限于亚洲工业转型前几十年的欧洲的部分地区与北美。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亚洲的部分地区——日本、中国的江南和东北——在经济上都与西欧及北美较发达的地区同列，超过东欧及南美。

在世界经济仍然在不均衡地发展之时，出现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即物质财富的扩张是一种积极的发展。许多人批评物质过剩并担忧生态平衡，但即使他们在对那些他们认为是有危险、有问题的特征感到悲伤难过和进行冷嘲热讽时，却也认为工业化的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对于经济变化的方向性及其基本优越性的普遍看法证实了：至少在此领域内，来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将其生活品质与物质的保障及丰富相连接在一起。自从工业化以来，经济变化的多重动力都指向发展生产力及增加物质财富的单一方向。这是近代性的共同条件。但是在政治方面，“近代性”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强的一致性了。

二 国家的形成与不形成

欧洲国家的形成过程，体现为一种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特殊结合。这种结合，与那种导致中国的农业帝国再生及改造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结合截然不同。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将要成为中央政府统治者的人们面临两个主要的挑战。在对外方面，他们需与其他的国家领袖竞争（通常是通过战争）；对内方面，当国家扩张其力量以榨取资源并发动战争时，中央集权的政府必须与不断要求权利的社会精英进行协商。欧洲国家很少对人民承担义务，而精英反倒向政府要求自由及代表制，这是他们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基础。通过这个过程，国家与公众社会两个领域变得泾渭分明，国家权力也随之扩张。在明清时期，中国同样也面临两种重大的挑战。对外方面，在面对北方游牧及半游牧民族、西南地区定居的少数民族以及海外的东南亚、东北亚各民族时，中国政府的目标在于加强其能力与安全。明清帝国之所以能够将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推行到其他地区，并使之为这些地区的统治者所接受，主要有三种原因：（1）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军事力量太弱，无法挑战这种秩序；（2）他们自朝贡制度得到实质性及象征性的好处；（3）他们受中国声言的那种世界秩序的影响很小。在对内方面，中国政府面临一种更具威胁性的挑战，即对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提出质疑。国家以发展文官体制来塑造政府的统一形式，强调官员的垂直联系，以负责完成维持国内秩序的日常工作。而官员的成功，则需依赖持有同样社会观点的精英分子所作的努力与所提供的资源。官员与精英联合对普通人民承担责任，表达他们有能力、有决心来建立并维持社会秩序的物质的与道德的制度，这些反过来又成为他们的社会控制的工具。不同于欧洲情况的是，中国的精英与人民皆未有合法性地位来行使自治权，因此他们也无法将其对国家的诉求，作为制衡国家扩张的一种力量。同样地，中国国家也不像欧洲那样通过削弱精英的权力来扩张自己的力量，而是与精英步调一致。

为了比较国家形成的经验，我认为我们所使用的标准，最终仍须从实证经验获取。我们不能完全避免以欧洲标准来评断亚洲的国家形成，因为并没有一种抽象的理论可作为我们比较的基础。然而，我们还必须从中国的观点出发，对照观察欧洲。如果这样做了，二者之间相同之处的有无才会清楚地显现出来，而完全不同于从欧洲的观点来看中国所得到的结论。这种对称式的观察有几项好处：既承认了相对性，但又不是没有能力进行比较。我们并非没有进行比较，而是事实上作了更多的比较。中国与欧洲，每一方都并不比对方更普遍或更特殊。对称性的观点能使我们承认国家形成及改造方式的多元性。

当我们比较国家完成特殊任务的具体能力时，我们发现：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家的表现有时会超越欧洲。欧洲的国家缺乏能力来对农业人口增加征税，因为精英对土地拥有权利，使得政府无法确立自己的新权利。欧洲的政府也无法进行人口清查。最后，在19世纪以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想出——遑论形成——一种社会舆论与文化实践。从公元前3世纪起，中国就一直通过有组织的文官机构对人民课税。人口登记及清查制度则始于2000年前；到18世纪政府所作的人口记录，其范围已遍及整个帝国。然而在此时的欧洲，却是由教会来记录人口统计资料。欧洲的高度制度化的宗教，也握有决定信仰正统性的权力，这在中国却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

使用同样的标准来看，中国的国家从事某些活动要比欧洲国家来得早。这产生了一种与一般想法相反的可能性，即明清中国的某些实际经验早于近代欧洲。处理这种复杂情况的标准策略是说明在中国的例子中，缺少在欧洲例子中可以看到的某些重要特征，而正是这些特征使后者成为“近代”。例如，人们通常认为：明清中国的官僚制度，缺乏在西方背景下所要求（理想地要求）的专业水准及统治行为。这些对中国实况的批评，含蓄地把中国等同于“传统”或“近代之前”，而把欧洲与“近代”划上等号。毫无疑问，中国与欧洲的差异的确存在，但最好的做法是只将这些差异简单地看成“中国”与“欧洲”的不同，而不是“传统”与“近代”的差异，因为“近代”一词隐含历史变迁中特定的动力。接受这种“欧洲等同于近代，中国等同于传统”的观点，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这种观点限制了我们借以解释政治变化动力的能力。若采取另一种做法，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中国政治实况中某些与一般看法不相符之处。第一，我们可以把特定的实际状况设想成只是部分性的，因此能适应各种不同的较大环境，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中其意义也不同。例如，清政府对道德秩序的关注及对中心文化实践的提倡，其目的是建立一种可行的社会秩序的基础；然而法国第三共和国将儿童教育社会化并宣扬其本国文化的实践，目的则是把不同的人群联合起来，使之具有共同的集体性，以对抗英国或德国等其他国家。第二，如果我们不把欧洲与“近代”、中国与“传统”作简单的等同，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那种认为政治、社会变化只循单一途径的危险。

在欧洲，国家与社会在机能上的分离与各级政府在制度上的互相独立的发展，社会内部各种组织的创建，以及政府的代表性理论的形成，都出自于一种初始状况，即中央集权化的统治者力求扩展力量，并与精英就其权利互相协商。这种统治者与精英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政治和社会制度化，并未发生于中国。在中国，官员与精英对国内秩序负有共同的责任，从而促进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连续性。官员与精英限制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制度化，同时加强对一种纵向整合的统一国家的政治偏好。由于这种偏好，即使是中央政府权力崩溃后能够幸存的统治，也具有一种“分形”的形态（“分形”一词的解释，参见第122页注②——译者）。一般认为在这些动力中，只有一种能创造“近代”的国家-社会关系。但这种看法只有在这种动力在某个场合完全取代另一种动力时，才讲得通。事实上，我们常常被鼓励去认为：由于西方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20世纪的中国变得愈来愈显著，所以明清时期的动力在帝制灭亡以后的时代并不重要。但是西方影响的存在，并没有创造出一整套的西方动力，除非西方影响首先使原先存在的国家形成与改造的动力变得毫无关联。

1800年以前中国与欧洲政治的工作日程，我们可以合理地将其看成是彼此独立的。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存在许多分析上的相似之处以及一些彼此之间的接触点。但是两地的统治逻辑，却是以文化上截然不同的独特的语汇来表达的。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际，情况丕变。欧洲观念及传统来到中国，正如它们抵达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本书中篇论及在中国与欧洲频繁接触之前，其政治的工作日程有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不断地影响到19世纪以及帝制灭亡以后的时代。不过这些影响却因为两种原因而显得模糊。首先，当近代西方的观察家看别国时，往往倾向于只看到他自己的被扭曲的现象；其次，用新的中文词汇表达出的老问题，就被以为是一种新的主张。而在事实上，这种问题可以上溯几个世纪。如果没有认真思考明清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我们会限制自己的能力去解释帝制灭亡后的时代中中国国家转型的过程。

在防止将欧洲国家形成的结果当做用来理解中国或其他地区的状况的对照规范方面，我们应当更加谨慎。一个理由是在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含蓄地假设行动已完成。目前欧洲国家权力的重组，正重新定义各个权力集团的层次与关系，这些集团正在把先前互相竞争的国家体系转变成单一的整合性国家结构。从中国的观点看来，欧洲最后的确可以说是达成一种缓慢的统一，略有中国数千年来国家统一的影子。这种比较在许多方面是很有限的，可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整合性当成一种标准来衡量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将会比我们用欧洲的国家形成的方法来衡量中国政治的成败更有道理吗？两者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同时，目前中国中央、省、地方之间关系的重组，也可能会从过去那种带有“分形”形态的、具有儒家与共产党的形式的统一国家，变成各级政府权力、责任与权威界线较为清楚，在制度上彼此分化的国家结构。这可以说是某一种情况比另一种更为“近代”吗？也许这两种运动代表了政治协调与权力结构的趋向性。可以确定的是，造成其目前政治变化的不同制度与意识形态资源，至少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会继续成为未来不同的国家形成及改造之动力。

三 社会抗争与政治变化

反映政治与经济斗争的社会抗争行动，也对我们了解历史变迁有所帮助。很清楚，形式上类似的群众运动，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与明清时期的中国都发生过。当当局违反了抗争者所抱持的期望时，抢粮及抗税之类的事件就会发生。抗争者的短期利益是一样的，即在人们认为合理的水平上，获得更稳定而便宜的粮食供应，缴纳较低的税赋。人民的期望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这一点似乎超越了文化的界线。这些抗争所赖以发生的物质条件，也或多或少有共同的地方。在25年前，查尔斯·蒂利就列举出了法国各种不同的社会抗争形式，包括抢粮抗税等被动形式及罢工示威等主动形式。[49]对蒂利及其后学而言，抗争活动和国家、社会及经济一样，都经历“近代化”的过程。蒂利最初的分类法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当我们扩展到其他的空间范围时，它仍有指导作用。在中国，罢工、示威、抵制运动等，都是在20世纪城市中所兴起的群众运动的形式。但其他形式的抗争活动，也一直持续至20世纪。我们可以把这些持续的冲突，解释成中国的停滞不前和进步不充分的象征。当然，抢粮行动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仍然很有意义，但抗税运动的逻辑就不那么清楚了。在欧洲，中央集权化的国家能够与精英协商，并且二者都同意国家征税的合法性基础。然而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在中国，而中国的抗税运动也一直是对国家的一种挑战。关于什么是向前发展的问题，在政治学方面比在经济学方面更不明确。

小规模冲突的重要性及意义的不同点，部分地反映了统治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能够将这些冲突或多或少地归到政治上。在中国，抢粮表示政府的一种严重失误。政府一直将人民的生存问题置于优先位置上，并将之作为成功统治的标志。人民能吃得饱是有德并有效统治的明显征象。为了达成道德的统治，中国政府必须创造并实施有关政策，以确保人民维生无虞。并非所有的朝代都能达到此目标，但这一理想的确受到肯定。随着时间的转变，此目标甚至还被扩大了。中国的赋税政策向来强调公平与平等原则。不仅是赋税的绝对数量很重要，赋税分配的公平性也同样重要。历来税制改革的努力，都着重于使税负公平并简化收税过程。欧洲的抗争行动与其统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似乎并不大。事实上，这些抗争行动的出现，就像资本主义发展及国家形成的过程一样，瓦解了先前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形式。新的意识形态被建立了起来，以促进商业及中央集权化国家的权威。在这些讨论中，维生及税负公平的问题并未占特别重要的地位。即使说小规模的群众抗争事件部分地反映了参加者有相近的利益，但这些事件所赖以存在于其中并具有意义的更大的意识形态背景也不相同。

正如我们所见的，像食物骚乱及抗税等小规模抗争行动，其背后的结构性环境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我也认为在造成这些事件的经济与政治变化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不同点。如果我们把每一个小规模事件当成许多具有共同特征事件的构件之一，然后将其分别置于不同的大结构及变迁过程之中，我们发现它们会成为各种政治经济的要素，成为国家形成与改造的不同动力。它们确有相似之处，但其相异点也同样重要。这些例子指出：类似的问题会有不同的意义，在采取不同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变化的组合时，会产生不同的答案。

当我们看革命时，我们同样发现在各个革命事件之间，也有相似与相异之处。这些相似点大多与结构性、背景性的危机有关，都可能带来剧烈的政治变革。而这些不同点则是激烈变革赖以发生的政治转型的特有弧线带来的结果。大规模革命包括物质的变化及世界观的重建。在大规模的挑战中，社会结构与情感均支持抗争行动，但革命所开创的各种可能性，仍然受制于途径相依的变化模式（path dependent pattern of change）。如果把革命放回它们个别的历史轨迹中，可能会使我们降低对革命所能达成目标的期望，因而减缓我们对其失败及限制的失望程度。

四 前瞻性和回顾性分析与历史诠释

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在其所处的时空背景下撰写历史的。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与前人所见总有些不同，因此新的回顾性分析在每一新的世代都是必需的。对某一段历史的终点的选择，通常会严重影响对其始点的决定，并展现一种因果关系。如果我们没有正好从某一点上开始，并考虑随后的各种可能性，我们就可以引出前瞻性分析的基本特征——偶然性与开放性。有些学者声称他们对可能发生的事没有兴趣，只想了解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但除非能够了解还有哪些其他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对实际上发生的事，既不能很有说服力地去解释其原因，也无法说明其重要性。

前瞻性及回顾性分析可以合起来使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们也必然是彼此相关的。混合性解释的目的是了解各种可能性，同时探索实际上发生的事。要解释某一件事为何会发生，部分地有赖于一种假设：如果某一项重要的因素不存在时，会有何结果发生。但即使把前瞻性及回顾性分析联系起来，也会形成一种不对称的运作。回顾性分析对确定性的程度和终极具有很好的解释，而前瞻性分析在此方面却无法达到同样的程度。前瞻性分析在我们想要认识和解释的世界中，形成各种可能性的集合领域。某些问题只能用回溯的方法来讨论，像20世纪以前技术变化在经济史上的角色即是一例。学者只能对某些技术变化提出回顾性的解释，但并不能预测什么样的变化会在何处发生，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其他例子中，复杂现象的回顾性分析并不能引导我们在别处发现类似的变化。例如，对某些大革命如何发生的解释，并不能真正告诉你如何预测将来的革命会产生什么结果。最后，回顾性及前瞻性分析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互相配合。预期人们在何时及何处会发生食物骚动及抗税的前瞻性解释，同时也可以成为对革命情况作更大的回顾性分析的一部分。为了解释由抢粮及抗税所引起的不同事件及其所导致的不同的政治结果，分析可能非常不同。

找出前瞻性及回顾性分析彼此配合的方式，可以使我们更有能力去建立更具普遍性的社会理论。至少在两层不同的意义上，理论可以更具普遍性。第一，理论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它被用来解释更多不同的社会情况，例如企图找出具有法则性的理性选择的理论。其次，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的目的，是在不同的情况中对那些重要的关联作解释。19世纪的社会理论集中在解释欧洲社会变迁的模式，这是可理解的。它声称解释了欧洲一长串复杂的历史变化动力，从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它通常不去考虑欧洲之外的历史变迁，认为其他地区的历史由于缺乏欧洲的那种变化动力，因而呈现停滞。在解释欧洲历史变迁模式获得初步成功之后，20世纪的社会理论将19世纪的基础加以更进一步的延伸，欲解释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情况。但现在我们承认这种社会理论对其他地区历史变化的动力（尤其在它们与西方有重要接触之前的动力）的解释能力十分有限。21世纪的社会理论必须要能够解释更丰富、更复杂的历史经验。

思考如何从一种多重可能性的观点来提出关于历史变迁模式的最基本的问题，能使我们的期望从结果预定的、错谬的目的论中解放出来。我们能够着眼于按照一种共同形式的解释，有效地诠释各种特定的情况。这些情况中，有些存在于一种以上的历史动力中。但在把这些情况放在不同历史变化的序列中时，我们必须考虑用什么样的动力，可以解释其他的不同点。前瞻性分析是在一组特定的情况之下，设计出各种可能性。我们说没有一种特定的未来必然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事情不比其他事情更有可能发生。其次，如果我们了解到存在于一种情况中的某些因素并不见于另一种情况，这会提醒我们未来的变化有可能会不一样。例如在政治上，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国家对社会福利的责任，将会以一种与西方20世纪后出现的福利国家不同的方式，继续被认为是具有优先地位的。但是我们的这种期望因共产主义思想之取代儒家思想以及随后发生的危机而受挫，这种危机使得探寻这些可能性变得十分困难。在经济方面，则比较容易列出其可能性，因为我们可以在某一最初的条件下，把不同的政策与不同的结果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回溯到1750年，从这一时点去想象中国的经济未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会很难看到当时经济制度有任何断裂。断裂不仅很少，而且间隔也很长。而欧洲在1750年以后经历了重大的断裂。回溯性研究能够“解释”这些变化而无需推测必须发生的事。

承认前瞻性与回顾性分析的不同，是摆脱目的论的社会理论，同时又坚持“过去是可解释的”理念的基础。我们可以从思考社会理论如何使各种历史经验变得有序出发，转而思考未来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虽非必然的结论，但也绝非毫无意义和乱七八糟。最后，用前瞻性及回顾性分析，我们可以对比较的问题进行观察。本书上篇中对经济变化过程的比较，是使用前瞻性分析来论证：尽管欧洲与中国道路可以用回溯的方法来解释，但二者之间的歧异性则难以预测。此外，尽管一些地方缺乏欧洲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的背景，但是经济发展的技术可以扩展到这些新的环境中并获得成功。因此那种由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初始的歧异性，并没有一直持续下来。中篇对政治比较的讨论，谈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变化轨迹，二者之间只能发现很少的相似性。使用明显的规范来预测变化，能确立与实际相反的可能性之间的关联。通过比较两种有替代性的预测方案，我们可以避免一种危险，即只从一个角度解释未发生的事件。国家的形成与改造包括相同及相关的因素，但这两者的结合并不完全能决定政治变化的轨迹。各种可能性的开放程度，受制于官员与精英所能带入政治中的意识形态的与制度的资源。在下篇中，小规模集体行动的后果是有限的。回顾性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后果有清楚的相似性——其结果也有相似的原因。一旦这些小事件被大结构框住，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些同类的小规模抗争中，有着不同的国家形成动力及政治经济。当我们从这些小规模的抗争转向大规模的革命行动时，我们会发现：对于革命如何产生的问题，结构的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前瞻性解释，但却并不足以预测革命结果的特征，这种结果体现在各种由国家形成及转型过程所开创的可能性中，而并非与当时的危机相关联。

五 成为近代：历史与历史之外[50]

观念与实践跨越文化成功与否，对于说明在一个相互结合愈来愈紧密的世界之中的相似与差异，至为关键。有些观念的传播，基本上没有文化的包袱。最明显的是像数学或物理学等科学。西方古典音乐能成功地传播，则是因为它在亚洲没有引起回应或适应问题——它所代表的文化观点是可以普遍化的。相对地，有些文化实践可以传播，但它们融入新的环境后就获得了与原先不同的意义。日本棒球就是把美国娱乐改变成一种日式运动的明显例子。团队精神、个人牺牲、纪律及羞耻心都是日本棒球队特有的精神。政治观念与制度则是一个复杂传递的例子。外国观念的传入是与本国观念的重塑与改造互相糅合的。在某些情况下，外国的观念与制度可以完全取代本国所原有的观念与制度，但在另外的情况下则否。外国政治实践的本土化，可以出入很大。要探索导致这些变化的动力，必须承认该国国内的政治感情以及这些感情的再建和改造。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对自由民主及资本主义市场发出了一种激动人心的凯旋式言论，许诺要使所有相信美国制度优越性的人感到满意。他采取了一种黑格尔式的历史观，其对历史变迁的看法的基点，是认为西方走完了一个历史过程，从而成为近代；而目前世界其他地区，也正朝向这个方向，迈向历史共同的终点。但是，那种将西欧、北美之外地区导向这一终点的动力，似乎与其本身的历史并没有任何关系，倒是与欧洲密切相关。

同样否认欧洲之外的历史可作为近代历史变迁与社会理论的指南的，还有一位相当不同类型的社会理论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其观点最明显地表现在其《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他认为：某些关键性的断裂，使得近代不同于前代的生活方式。这些断裂包括变化的步伐与规模以及近代机构的特征。吉登斯进而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大传统中的某些要素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论。其理论集中于时空的分离、不同地方社会制度的移植以及社会思想的反省能力。出现在吉氏所说的“近代性”中的历史，是由人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国家形成所驱动的欧洲历史。他将近代世界的建立看成是始于西方的全球化过程。“就制度而言，在近代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复杂组织特别重要——民族国家及系统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从由这两种伟大的转变所导致的生活方式而言，近代是一项西方的工程吗？对此问题，直截了当的答案一定是‘是的’”（吉登斯1990：174~175）。吉氏对近代及后现代的看法源于其西方背景。他的“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utopian realism）包括：

解放政治学（不平等政治学）、全球政治化、生活政治学（自我实践的政治学）以及地方的政治化。其社会运动的角色是：生态运动（反文化）、和平运动、自由言论/民主运动、劳工运动。吉氏的“近代性”的一般特征，促使我们去超越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但是，尽管这个工程十分宏大，但要成为近代，必须包括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以后的变化会有不同的经历。这些变化是由资本主义及民族国家的发展所驱动的，但这种发展并非那种由这些运动在完整而最终确定的意义上而言的发展。

否认历史，就是明确地宣称：从时间方面来说，历史过程与我们目前的状况无关。但它也从空间方面宣称全球内的各种变化与我们无关。近代性的建构是一项全球性的工程，虽然它在时空方面起源于欧洲，无论在历史上或是文化上却都并非欧洲的特定产物。当代世界的某些特征也支持这种历史观。通过科学技术及经济组织和计划的决定，我们得以将控制物质世界的策略从各种可能性中筛选出来，并在世界各地不断地加以实验。然而，只有在欧洲国家形成及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将西方权力扩张至全球之后，我们才不会夸大这种共同性的程度。正如专家们公认的那样，我们往往忽略了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已经开始变化。经济扩展的斯密型动力，在本书中就是很重要的例子。不那么明显的是，中国与欧洲政治实践也展现了相似性。这种相似，在时间上比西方将其政治机构及意识形态推至全球更早。这种相似性之所以不那么明显，乃是因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通过道德的及物质的控制策略，来寻求国内的秩序及统一。这些实践，比欧洲国家从事相似任务的努力，时间上要来得早。相似点的存在指出历史变迁的某些共同方向，但其相似性所受的局限同样也提醒我们历史的差异性。

本书中许多主题，在集中探讨中国与欧洲经济政治变迁动力的特殊性。以往历史的多元性，使具有多重性、开放性及偶然性的各种未来，更有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大规模、长时间的历史变迁是一种途径相依的过程，我们所能捕捉到的变化类型，充其量也只是可能性而已。如果我们坚持历史不再重要，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出现的变化，只是简单地为欧洲历史经验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变化的普遍动力所驱动，那么我们就会降低预测的能力。当我们将变化的长期顺序分割成较小的单位，我们会发现在较早时期的中国与欧洲，存在可比的活动单位。我们可以对像小规模冲突的事件，进行特定的前瞻性解释。但是当我们转向长时期的前瞻性解释时，会发现困难重重——如果我们承认在工业革命前的中国的经济条件与欧洲有相似性，那么要预测欧洲经济的成功，将会被证明更加麻烦。像顺序这种大规模及长期的变化，在许多方面即使不能说是独特的，也可以说是特定的，因此最好以回溯的方式加以解释。从任何一个时点上预测未来变化，其挑战在于必须以途径相依的理解力，将对有限现象所作的前瞻性解释与对长期变化所作的回溯性解释结合起来。

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过程，既有相同点也有相异处，同时亦兼具普遍性与独特性。资本主义与欧洲国家形成，在解释西方历史变迁的转折点时是很重要的过程。同时它们也与更大的世界有关。但它们并不能代替其他政治经济变化的动力，因为它们有特殊的变迁过程及历史意义。了解这一点，应该会鼓励我们去建构更好的社会理论并更好地进行历史研究。在文化和历史的方面，许多人不满意某些基于19世纪社会理论所提出的历史变迁的目的论。和他们一样，我也认为应该突破根植于欧洲经验的历史解释的局限。表现于文学批评及文化研究方面的后现代主义的忧虑是真实的。这些忧虑点明而且常常颂扬社会意义的不确定性与多重性，这些社会意义挑战任何一种对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简单解读。许多拒绝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接受了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他们似乎缺乏一种比较的能力或无法解释这种多元性。与他们不同，我提倡继续扩展社会理论的重要性，通过根植于更加系统的多元的历史经验，扩展其力量。差异必须解释。西方理论及经验的优势是不够的，但并非与此无关。通过解释其他经验，并致力于比较不同的历史经验，我们就可以期望建立一种既有历史基础，又具文化实质意义的社会理论。

过去特定的文化，可能对开创未来愈来愈无关。不过，除非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中的人们在遇到相同的问题时都作出同样的选择，特定的历史文化才会失去其作用。只要人们是以不同的方式了解情况，并有不同的选择与优先顺序，那么不同社会的历史轨迹对解释现在仍有重要意义。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轨迹的异同，证实了多种道路中的确存在重要的共同特征。推进历史知识的挑战，则在于减少我们对于变迁应如何普遍发生的理论假设的数量，以及扩充那些得到历史支持的、能对社会变迁作出解释的命题的数量。推进社会理论的挑战，则在于经由不同的历史经验之特殊性，去发现实际上有较大普遍性的意义。面临如此之多的差异，危险的是我们可能不再相信我们有能力去建立次序，从变化中发现不同的模式以及解释变迁。但如果无法面对大量的可能性，我们便无力解释多元的过去。要是缺乏扩充知识的信心，我们可能就更无法去开创理想的未来。

【注释】

[1] 乔治斯·鲁德（Georges Rude）1974：　23。中国地方志通常记录收成特别好和特别坏的年份，但并没有包含每次发生歉收就有食物骚乱的事例。

[2] 关于11世纪粮食贸易的基础性研究，见斯波义信1968：　142～185。关于15—17世纪之间的西北粮食贸易，见寺田隆信1972：　120～179。关于18世纪湖南与长江下游的重要粮食贸易，见重田德1984。

[3] 关于20世纪前半期的粮食贸易，见天野元之助1953。地方粮仓和富人贷粮和减价售粮，可能不及以前诸世纪普遍，但储备粮食以便在青黄不接时或歉收之年为贫农提供粮食，作为一种理想，仍然受到支持。1934—1936年间国家补充仓储的努力，见于内政部编《仓储统计》中的逐省查验。

[4] 全汉昇和高乐（Richard　Kraus）已注意到了在18世纪初期和20世纪初期之间，沿长江而下的粮食数量有明显的缩减。见全汉昇和高乐1975：　77～78。施坚雅指出：　四川、湖北和湖南的人口增长，是18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之间这些地区运往长江下游的粮食减少的原因。见施坚雅1977：　713注30。广西一向为广东提供粮食，但其供应能力也在削弱。这从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巡抚卢坤、广西巡抚苏成额1830年的奏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奏折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归类于《朱批谕旨》财政·仓储·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和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关于祁阳的例子，见1867年《永州府志》，卷5：　16B。

[5] 关于收成的相对状况对粮食贸易的影响，湖南巡抚杨锡绂在其1748年奏摺《陈明米贵之由疏》的开头部分中已作讨论。该折见《皇朝经世文编》卷39：　21。

[6] 有两部使用起来很方便的资料汇编，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大多数地区食物骚乱的记载。一是《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卷1，281～309；卷2，562～593。另一是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卷1，973～984。

[7] 关于灾荒和国家救济，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作了出色的分析（见魏丕信1990。有关分析，亦见王国斌与濮德培（R.　Bin Wong　&　Peter　C.　Perdue）　1983。

[8] 例如，1741年夏离开广州的商人们，被企图将粮食留在广州的人群截住。与此相类的是，1742年春，从广西到广东的长途粮食贸易，在沿途许多地点被希望买到或借到粮食的人们阻拦。在1741年夏，为行商提供粮食的米行牙商也受到攻击。而在1751年，福建省厦门县的五家米铺的粮食被抢走。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587～588、307～308、580。

[9]《雍正朱批谕旨》（1738年），卷2、5、64。

[10] 用来表现食物骚乱参加者的种类的称呼，例子可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281、284、285、294、299。

[11] 例如，1742年春，河南偃师县有七八十人聚集起来向已经借出大量粮食的粮仓借粮。他们被驱散后，又有一百五六十人聚集起来，冲入官衙要求放赈。在1752年春，湖南湘乡县的官员认为已经减价售出了足够多的粮食，但一些人还要求官方更多地出售粮食。又卖了一天粮食后，还有人要求再卖，于是官方逮捕了这些人。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567～569、569～570。

[12] 关于这些流通领域的详细讨论，见王国斌1982。

[13] 关于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的农业衰退，见威尔海姆·阿贝尔（Wilhelm　abel）1980（奥利弗·沃尔蒂施［Olive　Ordishi］英译本）第158～193页。乔治斯·鲁德断言：　在1660年议会通过了首部谷物法之后不久，英国的食物骚乱就开始了（鲁德1974：　24）。但是他可能说错了。奥斯维特（r．　b．　Outhwaite）和安德鲁·阿普里柏（andrew　appleby）所描绘的发生在1595—1598年间的骚动，似乎可以贴上“食物骚乱”的标签，尽管这两位学者都未求助于鲁德或汤普森关于食物骚乱的研究。见奥斯维特（r．　b．　outhwaite）1978；安德鲁·阿普里柏1969：　142～143。

[14]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时期定性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在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解释中，这两个“半”中哪一个更为重要，他们的看法也有分歧。在20世纪50和60年代，一些观点与此相似的日本学者进而考虑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特征”，以解释中国的经历为什么不同于西方。而他们通常加以研究的中国的特征，是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的特征。西方学者较少对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发展进行明确的比较。他们大致上分为两个流派：　一派强调中国之进入“世界体系”，另一派则用“近代化”的诸前提来检验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由于食物骚乱在西方到来以前很久就已出现在中国，所以我在这里所作的比较研究，重点放在那些成为欧洲发展特征的和成为中国发展特征的结构和进程上，不过只限于“世界体系”理论成为分析的可能构架之前的情况。我故意回避了“近代化”、“传统社会”或者“封建社会”这样一些用语，原因在于这些用语中没有一个有助于我在进行的这种比较。

[15] 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这样谈论此事：“富户登场之后，非得善价不肯轻售，实操粮价低昂之权”。

[16] 官员避籍，限制了官员为维护地方利益而损害中央政府的优先地位。关于中央政府反对较低级别的官员阻挠粮食流通的情况，见郎擎霄1937：　171～173。

[17] 关于救灾的比较，我和濮德培作过简论。见王国斌与濮德培1983。在我与魏丕信合著的书中，我又作了进一步的比较。见魏丕信与王国斌1991：　507～525。

[18] 19世纪漕运方面的问题，曼素恩（Susan　mann Jones）与孔飞力（Philip　a.　Kuhn）1978、哈罗德·辛顿（Harold　Hinton）1956都作过讨论。19世纪地方仓储系统所遇的困难（包括军队征粮的效果），我和魏丕信已作了分析。见魏丕信与王国斌1991：　75～92。1910年的长沙骚乱，我也作了讨论。见王国斌1982：　781～782。

[19] 出产余粮省份的官员，当商人和其他省份的官员来购买粮食时，常常变得神经过敏；习惯上依赖粮食输入的省份的官员则积极鼓吹贸易的好处。关于前者的例子见王国斌1982年著作。其中，一个关于粮食输入省份的官员的态度的例子，见陈兆仑《禁囤无益米贵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0）。

[20] 王国斌1982：　781～782。关于毛泽东对阻止其父运粮的粮食骚乱的反应，见斯诺（Edgar　Snow）1969：136。

[21] 见王业键1973：84～109。

[22]《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1979年版，下同）第330页所引1698年朱批奏折。

[23] 据我所知，与仓储捐纳最有关系的例证，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和王国斌在其合著的《养育人民：　1650—1850年间中国的国营民仓系统》中已作了讨论。关于为功名及更普遍的用途而作捐纳的情况，见许大临1950。

[24] 在下面一部分关于江南的抗税运动的讨论中，我还要谈到这些事例。

[25] 见魏丕信1990，特别是205～209。

[26]《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310～311所引1731年朱批奏折。

[27]《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330所引1768年军机录附奏折。

[28] 除了上面谈到的1731年直隶事例和1768年江阴事例之外，还见于1815年的松江事例（《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323～324）。

[29] 白银与铜钱之间折算率的差别，是19世纪长江中下游抗税骚动中的一个争议焦点。见本章前面的讨论。

[30] 见铃木中正1952年发表的关于白莲教之乱的著作，以及琼斯（Jones）和孔飞力1978年发表的描述19世纪初期危机的著作。

[31] 曼素恩（Susan　mann）1987提出一个论点：　19世纪国家从商业来源取得收入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关于出卖功名的情况，见许大临1950。

[32] 关于银-钱比价的数字汇编和对白银贬值所引起的经济问题的分析，见彭泽益1983：　24～71。应当注意：　有些学者仍然对白银贬值是否存在以及这个贬值（如果真的存在的话）的实际影响有怀疑。布兰德（Loren Brandt）和罗斯基（Thomas Rawski）相信：　鸦片贸易即使引起白银外流，其数量也不大。而且，货币供应也包括其他的信贷手段，通货周转率也能够弥补货币储备的减少。但他们所说的这些，有很多只限于理论上的分析。

[33] 铃木中正1952详细地阐发了这一观点。

[34] 关于湖南食物骚乱的情况，见王国斌1982。关于长江中游的抗租运动与食物骚乱，见小岛晋治1978：　117～131。

[35] 当漕船水手坚持征收欠“租”（实际上是用来支付漕船水手开支的税）时，有兄弟二人领导人们起来抗争。见白凯1992：　56～57。

[36] 在明清时期的国家如何统治的逻辑范围之内，社会精英的儒家责任的主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大大超出了本章所论范围。我正在其他的研究中探讨此问题。

[37] 生员的个人行动，有助于解释一个没有正规机构的个人如何能够组织这类抗税事件，以及有的人为何会进而组织一次抗税行动。抗税者并非必定有这样做的动机，但一个既是律师又是企业家的生员，却能够从抗税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中谋利。

[38] 例如森田明已发现：　1885年江苏省丹徒县发生的一次抗税运动的领导人，过去是“圩图”系统中的一个征税单位的头目（森田明1981：30）。

[39] 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310～331页所载有关18世纪抗税运动的30多处记述中，没有一处显示参加集体行动的人们有正式的组织。每个事件看起来都是一个简单的自发行动。

[40] 关于税收数字本身的例子，见杜赞奇1987。杜赞奇创造了“国家内卷化”的标签，用以描绘他所视为民国时代国家权力较不成功地向乡村渗透扩张的情况。

[41] 例如，片山刚关于广东征税的著作显示了宗族在决定赋税的范围和征收的方式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在征税过程中，宗族的力量较少可能同时引起反对官员的抗税。见片山刚1982a、1982b，特别是1982b。

[42] 维维恩·舒（Vivienne　Shue）发表的文章《国家能力所及的范围》（收于其所著的同名书中），针对这些较大的论题，提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不论她在大多数问题上是对还是错，这篇文章还是很及时地表述了某些有挑战性的方式，使人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政治发展。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见于注释，或者在正文中有简略的发挥。

[44] 差异的范围反映了社会结构，等等。

[45] 讨论晚明以来的城市事例和士绅卷入问题，具体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

[46] 但事实上，这个统一尚未包括清朝所统治的新疆和西藏。

[47] 裴宜理也发现宗教因素是农村抗争的重要特征。同时她还看到一些例子，从中发现有些人向农民宣扬他们就是将要推翻共产国家的新皇帝。

[48] 德弗里对此的解释是欧洲人开始比较努力工作；他们变得更“勤奋”（industrious）。其证据是工匠与农民都减少了不工作的日子。他认为人们改变了其在金钱与休闲之间的相对平衡，变得比较愿意接受较长时间的工作，以获取货币收入。

[49] 蒂利在1972年的两篇著作中列出集体行动及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变化方式之间的关系。他在最近的著作中，则将1650—1850年之间集体行动的“地方性的及依赖性的”形式，与1850—1980年之间的“全国性的及独立性的”形式，作了一个对照（蒂利1986：380～404）。

[50] 译者按：在英文中，“近代”与“现代”同为一词modern，但在中文中二者意义有所不同。鉴于本书是一部历史研究著作，本书中出现的modern，通常译为“近代”，仅在本部分中一些不能以“近代”达意的地方译为“现代”（如现代性、后现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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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作者：[日]佐藤慎一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4月

ISBN：978721404947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译者的话
前言
序章 近代中国与知识分子

第一章 文明与万国公法
引言

一 不平等条约
二 《万国公法》的翻译
三 外交官与万国公法
四 变法运动与万国公法
五 中国革命与万国公法
六 不平等条约解除的历史
小结

第二章 法国革命与中国
引言

一 前史
二 法国革命论的展开
三 法国革命论的论争
四 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
小结

第三章 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
一 体制构想的历史射程

二 世界史与中国的专制
三 专制与自由
小结
补论

参考文献
后记
译后记

译者的话

人文与科学之争作为现代世界思潮的巨大底流，其分疏与融合的态势无论从哪一个维度都呈现出由微至显、由缓至急、由简到繁、由点到面的复杂景观。以思想史为对象的研究工作者很难置身局外不受其影响。东京大学佐藤慎一教授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一书，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力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实现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视界融合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20世纪40年代的“科玄论战”即是世界范围科学与人文主义之争在中国思想界的回响。到40年代，金岳霖用“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来概括它们之间的不同。他在《论道》中说，“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研究知识论可以站在其对象范围之外，采取冷静的态度，暂时忘记研究者是人。而研究元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以动心、怡情、养性。到80年代，金岳霖的学生林毓生仍然十分重视区别“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中国人文的重建》等），强调人文学要肯定人的价值，找寻人的意义；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的社会、人类活动的“功能”与“功效”，并不触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因而认为“人文学”所关心的问题，基本上无法用“科学方法”或一般人所了解的“社会科学”来解答。虽然社会科学的成果可以作为“人文学科”工作人员的参考，但是想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找寻人生的意义，是办不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工作者则力图调适人文与科学的紧张冲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以求综合创新，提出了“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论、批判地超越”（方克立语）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原则。

在日本情况则有所不同。战争期间，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一切思想和学问都逐渐为军国主义所利用，有的甚至为虎作伥。为此吉川幸次郎在1941年就严厉地批判中国学研究领域中只选取那些与时下的思想趋向容易合拍的相关事项进行演绎并以此为满足的学风，提倡学术研究中“客观的科学的精神”（《中国之任务》）。与此相应，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也在探讨“人文科学”的本质，认为作为大东亚建设思想资源的人文科学应采取“主体优位的立场”，以促使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历史的形成（高坂正显《人文科学的本质与课题》，载《东亚人文学报》第三卷第三号，1944年1月）。战后日本学者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可以说是在一方面以自我为中心的憧憬想象（如竹内好），一方面力图以历史事实为基础进行客观研究（如沟口雄三）的双重变奏中推进发展的。1996年底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一书出版，给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带来一种新气象，对峙已久而又瓜葛极深的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学派分野可望从此不再横眉冷对，相反却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由“文明与万国公法”、“法国革命与中国”、“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三章组成，都围绕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文明观的转换这一中心展开论述。作者尽可能地深入到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对他们的言说和经历的历史事件进行内在的细致的理论分析，而反对那种只是简单地用“进步”或“反动”来贴标签的做法。佐藤慎一196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在丸山真男等著名思想家门下受过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这使他有信心和能力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以进行冷静的、理性的分析。之后，他又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特别是在岛田虔次门下亲炙深厚纯正的人文学的中国研究的精妙独到之处，这种体验对他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973年开始，他在社会科学研究者占主流的东北大学法学部自由的教学与研究环境中工作了14年之久。之后于1987年调至人文学研究者占主流的东京大学文学部。这种经历使他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

这里也必须指出，日本学者似乎有过分强调方法论的传统。例如60年代发表了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80年代出版了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中译本书名为《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到90年代《作为“方法”的思想史》（安丸良夫著）也出版面世。在与佐藤慎一教授一次交谈中，记得他也曾这样对我说过：“如果一个研究者没有掌握一种好的研究方法，再详尽再珍贵的资料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一堆垃圾。”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一书的“后记”中，他从不同的层面提及“方法”问题就有四处之多。方法固然重要，但过分强调方法的重要性最易使自己的思想变得很肤浅，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而且过分强调方法也容易使自己与真实的研究对象之间产生人为的隔膜而难以深入其堂奥，以致再精彩的逻辑分析也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因此日本人要真正了解亚洲、了解中国，仅仅靠方法的花样翻新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

前言

本书由三章构成：“文明与万国公法”、“法国革命与中国”、“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这三章均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课题。因此，简而言之，本书所论述的是属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这一学科领域的内容。

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向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朝贡体制和王朝体制在中国都具有两千年的历史，即使仅就其转换成异质的条约体制和共和体制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动，其规模之深广也是不难想象的。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这些问题是这三章所要解决的共同的主题。换言之，这三章是分别从“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法国革命观的变化”、“体制选择”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转换过程，以解决上述共同的课题。

对世界认识的转换也可以说是文明观的转换。因为19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的核心，是只有中国文明才配称为“文明”，他们确信世界仅仅只有这样一种文明。在朝贡体制或士人统治等旧体制的中国，秩序的基本构架都与这种文明观具有深刻的关联。因而，不论有关西洋诸国的信息量如何增加，只要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这种文明观的根底不发生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就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

以中国文明的优越性认识为中心的文明观，常常被称为“中华思想”。人们常常将它作为夜郎自大、自我中心的见解来加以揶揄或批判。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这样自我解嘲了。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从中国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学术的深厚积蓄，以及到18世纪后半期中国在政治或经济能力方面还保持有高度的水准来考虑，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性的确信，毋宁说是当然的事。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为“中华思想”的文明观，至少在历史进程的某一时段之前，是具有充分的意义和根据的见解。这是贯穿本书的基本前提。

因为中华思想是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要进行自我克服就尤为困难。在近代中国文明观的转换过程中，西洋观（西洋文明观）的变化，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中国文明观的变化的又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这样，对具有较强的普遍主义志向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两种变化是决不可以分割开来的单一性的存在。相反，他们每次都要在使两者不断地关联交织中，重新构筑对世界的认识。换言之，他们没有，原本也不可能在“文明开化”之名下破除传统的文明观。因此，他们的文明观的转换，乍一看显得有些迟缓。甚至有的观点认为，到19世纪后半期中华思想毋宁说更加强化了。但是这种迟缓，笔者认为与其说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偏见或怠慢所致，毋宁说正表明了承担膨大的文明积蓄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的精神葛藤。

如洋葱剥皮层层无尽，近代中国文明观的转换，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也是这样一种无尽的自我解剖的过程，至少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指向某一特定目标的过程来叙述。在每章中，我尽可能多地采纳与各章主题相关的被认为有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特别是注意到其言说的逻辑结构及其默认的前提，并且尽可能对他们的思想作内在的分析。至少我不想对他们只是以贴上“进步”或“反动”这样简单的标签了事。

每章所涉及的时代以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为主要对象。但是，中国文明观的转换过程，并不是在这一时期就完成了，而是在此后还在继续，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展开的文明观转换的历史剧在20世纪后半期又有再现——虽然有大幅度的变化——的迹象。因而在每章中，以“此后的问题”的形式，试图追踪这些问题到现代是如何展开的。

与第一、二、三章相比，序章的性质稍微有些不同。第一至第三章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为素材，着重叙述其思想内容的变化。相比之下，序章则着重叙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变化。另外，第一至第三章均是以曾经发表过的论文为底本，而序章是为本书新写的。这一序章的设置，是为那些非中国思想或中国史专业的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提供被称为“士大夫”的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程度的预备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其他篇章而写作的。士大夫，恐怕从世界史的视野来看也是一种独特的存在。用我们通常持有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评价他们的思想或行动，那大概就错了。

序章 近代中国与知识分子

一位老学者

时值1928年4月。

在当时的北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日本外务省以义和团赔偿金于1925年设立的中日共同参与的学术委员会）正致力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四库全书》是受乾隆帝敕命网罗中国古今重要书籍而编成的中国史上最大的丛书。收入《四库全书》的每一册图书都有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1782年刊）即是此提要的集大成者。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所致力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乃是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续，欲将《四库全书》编纂之后刊行的所有重要的书籍逐一解题并编纂结集。这是一项宏伟的计划。

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中心人物是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长柯劭忞（1850—1933）。他1886年进士出身，任过湖南学政等职，民国之后从政界隐身，专致于学术活动。他的主要学术业绩，除了作为清史馆的馆长参与《清史稿》（536卷，1927年完成）的编纂之外，还补正正史《元史》的谬误与疏漏而著成《新元史》（257卷，1927年完成）。要而言之，他是当时中国传统学术的最高权威之一。

以清朝遗老自封的78岁的柯劭忞，依照清朝的风俗还留着发辫。他在一次编辑会议上郑重地提出了下面的提案：《四库全书》中只收录中国的书籍，据说西方各国近来学问也有很大的进步，这次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收录一些西方蛮夷的著作不好吗？

贝塚茂树在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由狩野直喜介绍访问北京并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他在以《老北京人》（收入《古代的复活》，讲谈社，1971年）为题的一篇随笔中留下的一段插曲。这一年是1928年，即民国17年。这一年离清朝灭亡、亚洲最初的共和国诞生已经有16年的岁月了。在这一年前的夏天，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国共合作分裂了；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宣告中国再统一的完成，是在这一年的7月。在这样的年代，在北京，还有这样的人物存在。

对柯劭忞的言行，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如何评价呢？

严复（1854—1921）的《天演论》是最初将西洋学术介绍到中国的著作，刊行于1898年，到1928年已经过去了30年。这30年间大量的西洋书籍被译介，知识分子的世界中西洋学术的影响力总的说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早在20世纪初，社会进化论十分流行，“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从日本传来的进化论用语渗透到日常用语的层面。另一方面，与西洋学术的影响力增大相反，传统学术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则每况愈下。特别是在1910年代后半期以标榜“科学”与“民主”而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中，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学术被作为反“科学”与“民主”的对象而遭到全面的批判。到20年代后半期，知识分子所用的概念或方法已经深受西洋学术的影响，西洋学术的影响力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似乎遥遥凌驾在传统学术之上。

学术界的变化在柯劭忞得意的史学领域最为显著。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史界革命”以来，寻求中国变革的人们，不仅仅要求变革中国的现状，而且也力图变更或修正对既往的中国历史的解释。到了20世纪20年代，接受西方史学方法的历史学者，实际上已经开始用新的立场或观点来研究中国通史或专门史。例如，1910年代留学于美国、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教学工作的何炳松（1890—1946），在介绍罗宾逊的《新史学》的同时，提倡将自政治以至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内容均纳入史学视野的作为科学的历史学，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24年，他移籍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刊行了其亲自编纂的《中国史学丛书》。还比如，陶希圣（1899—1988）在1928年发表了《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这是以马克思的发展阶段论的架构分析中国历史的最初尝试，也是20世纪30年代展开的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争”的导火线之一。不是叙述个人或王朝的事迹，而是用新的方法回答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这一问题，成了许多历史学者所考虑的对象。

将柯劭忞置身于这样的学术潮流中，可见他的确是那种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了。他对于西方学术的知识还不及同时代中学生的水平，毋宁说几近于无知。而且，他编纂的《清史稿》与《新元史》，都是承袭纪传体的断代史这一传统的史书编纂体例。这种以个人或王朝的事迹为中心的史书编纂体例，已经成为20世纪初提倡的“史界革命”以来一贯批判的对象，因而终究不能满足20年代“新史学”的学术水准的要求。如此说来，乍一看，给柯劭忞贴上“时代错误”或“顽迷固陋”之类的标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多数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企图以西洋学术为武器来进行中国的变革。既有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国民国家理论来进行政治变革的，也有信奉实用主义以教育改革为目标的，还有赞成无政府主义、主张通过“勤工俭学”来实现社会改造的。其立场与方法虽然各种各样，但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传统与现实，根据西方学术所提供的药方来进行中国的变革，这是他们的共同志向。与这种知识分子相比较，柯劭忞的立场显得与众不同。对他而言，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不管从哪个角度都看不出变革的意向。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北京，后脑勺上还按照清朝的旧俗留着发辫，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表明其背离变革的生活态度。如果认为具有变革志向的知识分子是“进步的”的话，那么柯劭忞就是“反动的”。换言之，在承认西方社会的先进性、以西方社会为基准来评价中国的事情这一点上，如果将具有变革志向的知识分子的态度称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话，那么柯劭忞就是“中国中心主义”。

但是，“反动的”或“中国中心主义”这种评价，对柯劭忞的思想而言真的适当吗？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的确有与“反动的”或“中国中心主义”的评价相称的知识分子。比如，在20年代前半期，以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优劣为主题而展开的“东西文化论争”和“科学与人生观论争”等激烈论争，就有许多知识分子不断卷入。对其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用“反动的”或“中国中心主义”加以评价很难说完全不当。因为他们的基本立场明确地具有对新文化运动急进的反传统主义的“反动”意向。1910年代后半期展开的新文化运动，全面否定以儒教为首的中国旧文化，主张构筑立足于“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强调文化改造的必要性。企图制止这种“过激”倾向的人们，一方面着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祸，强调以科学为中心的西洋“机械文明”的末路与界限；另一方面，强调在“精神文明”方面中国的优越性而展开对儒教的再评价。常常被称为“新儒家”的那些人，主张中国应该沿着不同于西洋的中国固有的道路前进。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的态度是“中国中心主义”的。

新儒家与柯劭忞的态度虽然在表面上看十分类似，但是其根底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新儒家与柯劭忞在尊重中国文明这种态度上虽然是共同的，但是，在柯劭忞那里看不到像新儒家那样有意识地对抗西方文明的姿态。柯劭忞提出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收录一些西方蛮夷的著作不好吗”这一提案，并不是有意识地要蔑视西洋学术。他的心底，不是对西洋学术的蔑视，而是对其不关心。部分新儒家学习西洋的观念论哲学，运用其范畴和观念对儒教进行再评价，在此基础上批判西洋文明。相对而言，柯劭忞只关心中国的学术。对处于他关心之外的西洋学术，既不有意识地表示共鸣，也不有意识地表示对抗。对一些不时进入他视野的西洋学术著作，如果它优秀，他便提议应该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并不表示他傲慢，毋宁说表示他的理智的诚实性。

再进一步，虽然新儒家与柯劭忞都与急进的变革背道而驰，但是，在柯劭忞那里看不出新儒家那样有意识地与急进的变革相对抗的姿态。恪守旧学的学问规范并留着发辫的柯劭忞，并不是选择了对新文化有意识地批判的态度。存在于他的内心深处的，是与其周围进行的剧烈的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并无关系，却贯穿于他个人的学问世界与生活习惯中的意志。这不是对急进的变革的反抗，而是对它不关心。新儒家则是力图动员传统学术来抑制急进的变革。这与变革派以西方学术作为急进变革的武器有相为表里的关系。虽然政治立场正好相反，但是将学术动员进政治的世界视为当然，这一点他们是完全相通的。与之相对，柯劭忞是将学问的世界视为自我俱足的世界，不论是急进的变革还是对变革的抑制，他拒绝将学问的世界与政治的世界联系起来。

如上所述，1920年代是西方学术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时代，也是如同国民革命那样政治性动荡不断持续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像柯劭忞这样既不关心西洋学术也不关心政治世界，这种双重的漠不关心，乃是一种极为奇异的态度，其本身就值得惊叹。问题是，他的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是如何产生的？

柯劭忞对西方学术不关心的背后是对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确信。中国传统学术具有超长期的历史和浩繁的文字记载的积蓄。对柯劭忞而言，作为学者应该学习的必要且足够的东西都已经包含在这种浩繁的积蓄中。

如果正颜厉色地问：西洋学术难道毫无可学之处吗？柯劭忞的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在柯劭忞那里，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作有意的区分，这种意识本来就很淡漠。而且，自觉地以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学问的意识也很淡漠。也就是说，在其学问动机中民族主义的自觉很淡薄。在他的意识中，学问本来就是超越民族或地域的差别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即使是西洋的书籍，只要可取，就应该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中。这种意识就是他这一提案的根据。反过来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目的在于网罗具有学术性价值的著作，而不仅仅是为了网罗中国人的著作。即使中国人的著作占绝大多数，这种结果也纯粹是由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积累之厚及水准之高所致。

尽管如此，对柯劭忞而言，即使他承认西洋学术有某些可取之处，他自身应该不会觉得有学习它的必要。关于人或社会存在的真理，如果通过中国传统学术的积蓄能够把握的话，便没有特意去向西洋学术寻求的必要。即便倾其一生，一个人也不可能触及中国学术浩繁积蓄的全貌。既然如此，利用全部有限的时间去研究传统的学术，这才是他所认为的学者的使命。

而且，对柯劭忞而言，中国的传统学术并不单是学习的对象。对后世学者，中国的传统学术不是一个封闭的完结体，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例如，在经学领域，学者可以对经书进行再解释；在史学领域，学者或补正旧史书或撰写新史书。这样，进入传统学术庞大积蓄中的学者，如果发现其中有不完备或不充分之处，便力求以自己的力量弥其不备、补其不足，从而为进一步完善传统学术作出贡献。柯劭忞发现了明代编纂的《元史》中有许多不足之处，因而感到有必要著一本《新元史》。一个王朝灭亡之后，必修其正史。他就是编纂《清史稿》的负责人。柯劭忞并不是把中国的传统学术视为走向死亡的过去的遗产，而是认为它依然具有生命活力，并且应该继承和发展。

继承中国传统学术当然包括沿袭其形式。因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其高度的形式性。就像在古典诗文领域中所见的那种典型，中国传统学术将形式提升为规范，其规范由共有的人们所承担。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不断地在规范的高度制约中表现其知性或感性，从而发挥自己的独创性。反过来说，只要能够遵守规范，就有担当传承中国学术传统的可能。这样的人，并没有将其限定为特定的时代或特定的民族的理由。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传统学术越过了中国的境域传播到东亚世界，为不同的世代或时代所传承。对柯劭忞而言，正确地继承学术的规范正是继承传统学术不可缺少的事情。可以说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社会角色的最低要求。因此，传统学术这样才有可能为下一代所继承。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或《清史稿》是正史或准正史著作。正史，有《史记》、《汉书》以来的传统，有一贯继承的形式。纪传体的断代史这种编纂方法就是一贯沿袭而来的一种形式。不论这种形式在“史界革命”中遭到如何的非难以及持“新史学”立场的学者如何视之为时代错误，对柯劭忞来说，这依然是不能不遵守的形式。这中间本来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柯劭忞就生活在形式或规范一贯的中国传统学术的世界中。这一世界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或西方入侵的政治性动荡而在性质上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在长期的历史中，本身就经历过无数的政治动荡，尽管如此，传统学术的世界却维持着高度的一贯性。政治动荡且另当别论，在能够一贯持续这一点上，传统学术至少自有其存在的意义。而这一点即使在20世纪依然适用。因此，柯劭忞可以无视其周围所发生的各种政治动荡而安心沉潜于中国传统学术的世界之中。他不关心政治世界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样说来，给柯劭忞贴上“反动的”或“中国中心主义”这种标签，笔者感到极为不当。甚至企图用“进步/反动”或“西洋/中国”这种尺度去衡量他，这种认识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柯劭忞处在这种尺度无法测定的位置上。

士大夫与中国的近代化

贝塚茂树评价柯劭忞是“彻底坚持中华世界观而毫不动摇的旧学的最后传人”。的确，在大学等许多高等教育机构被设立、留学归国学者占据教坛、西方式的学问被制度化地再生产的19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世界中，像柯劭忞这样的学者是属于孤立的少数派。尽管抱有继承和发展传统学术的愿望，他之所以被称为“最后的传人”，是因为贯彻“彻底坚持中华世界观”的态度本身在20年代的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彻底坚持中华世界观”与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高扬且另当别论，稍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民族主义意识高扬的20年代的中国，“中华世界观”却不能得以维持了。

然而，再往上追溯半个多世纪即在19世纪中期的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那时，柯劭忞那样的学者不是孤立的少数派，而是多数派。还不仅仅是多数派，而且占据了知识分子世界的压倒性的多数。加之他们不仅仅是学者，同时作为官僚还担任行政职务。这样，学者=官僚的知识分子，通常称为“士大夫”（或“士人”）。就像小岛祐马所论述的中国旧体制的特质为“知识分子支配”（《中国的革命思想》）那样，正是这些士大夫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构成了中国旧体制的支配层。

在旧体制的中国，能够成为官僚的，原则上只限于修习学问者。而且大部分人修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成为官僚。学者=官僚的这个等号含有这样两层意思。科举是这一等号的制度性媒介。高等文官考试的科举，从以行政区划最末端的县为单位的县试开始，一直到在皇帝面前举行殿试，考试的各个阶段如果细分的话有十余层。参加县试的考生在全国有数十万人，经过各个阶段的淘汰，三年一度举行的殿试的合格者获得进士资格，任命为官僚的人数在19世纪后半期不过三百人左右。柯劭忞36岁成为进士，这大约是科举最终合格者的平均年龄。从小开始就致力于学问，通过突破科举各个阶段的狭窄门槛而使出类拔萃的能力得到客观的证实之后，成为官僚以辅佐皇帝的统治，这就是士大夫。

科举与身份、家世、年龄、财产等无关，原则上对所有男子一律门户开放。科举所关注的最终是每位考生的能力。科举所要求考生的能力，最基本的有两项。第一项是固定的诗文的写作能力。以指定的题目与韵脚作诗这种形式的题目自不待言，就是科举考试答卷本身，在字数、篇章结构及韵律甚至典故等方面都有高度的体例性要求。如果答卷不符合这些要求，科举考试就不可能合格。另一项是关于儒教经书的知识。要求一字不差地背诵总数超过40万字的儒教经书“四书五经”，而且要以朱子的解释为基准记述其意义。

在旧体制的中国，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标准是有无文化能力与道德能力。统治的本质，是一种由有德者进行民众教化的观念。辅佐皇帝进行民众教化的官僚，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文化能力与道德能力。科举所试的固定的诗文的写作能力是为了检查考生有无文化能力，所试的儒教经书的知识是为了检查考生有无道德能力。科举合格者，其杰出的文化担当资格和道德资格为社会所认可，具有很高的社会声誉。这些人被授予官职，定期派往全国各地负责地方的行政与司法，其地位决非世袭。对此，连伏尔泰也感叹中国的官僚政治体系。

在这一官僚体系中，对官僚所要求的只是文化能力与道德能力。近代官僚制中所必备的专门知识（如法律知识）的有无，与科举全然不相干。因为对官僚应有的形象的考虑，不是凭借区区的专门行政知识，而是凭着自己完美的文化能力与道德能力去教化和指导民众。在这种意义上，在旧体制的中国，官僚的理想形象不是行政的专家，相反，毋宁说非专家才是官僚的理想形象。行政的专门知识委托给幕僚（官僚所雇用的个人顾问）或胥吏（与科举无缘的下级衙役）就可以了。

在遭受所谓“西洋的冲击”的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担任政治等各方面改革——且用“近代化”一词来概括——任务的乃是学者=官僚的士大夫。换言之，像柯劭忞这样的学者，作为官僚的立场担当了近代化的任务。因此，不论好坏，士大夫的精神构造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中国近代化的第一阶段叫“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目标是引进西洋的先进机械技术（特别是与军事相关的机械技术）与自然科学（认为机械技术的根本在于自然科学）而实现中国的“自强”。洋务运动的兴起在经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与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之后的1860年代中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烧毁了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讲和条约。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在处于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地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期活动，据统计死者达三千万。这些同时进行的战争与内乱，使清政府面临灭亡的威胁，从而不得不明确承认西方军事机械技术是优秀的这一事实。因此，实行洋务运动，对清政府而言，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别无选择的，在这种意义上乃是必然的政策。

一般将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约三十年间视为洋务运动的时期。洋务运动的内容或规模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但通过输入西方的机械技术和自然科学以图中国的自强，并由此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这种政策的基本前提本身，一直到甲午战争（1894—1895）的战败露出破绽为止，在这三十年间是一贯的。洋务运动在时间上与明治前半期日本的近代化差不多是重合的。二者不仅在时间上一致，而且在对外危机感这一背景以及富国强兵的目的方面也是一致的。但是，日本具备而中国没有以及在中国具备而日本没有的情况，都各自一一存在。其中的差异象征着在中国和日本使改革正当化的逻辑的不同。

在日本具备而中国欠缺的是“文明开化”的口号。与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胆输入西方制度的明治日本的指导者相对照，中国士大夫们对西方长处的认可只有机械技术和自然科学，但是他们之所见均难以视为文明的本质性的构成因素。

对于士大夫而言，文明是与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类社会的存在状况相关联的。成为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的，无论如何要从作为五伦的表象的人伦秩序的完备与在形式上表现人伦的礼之秩序的完备方面去寻求。人伦秩序的有无是区分人与禽兽的标准，礼之秩序的有无是区分中华与夷狄的标准。按照他们的理解，人的本性来源于五伦，因此它应该是超时空的普遍的妥当的存在，要改变它原本就是不可能的。如果被改变的话就会导致人伦秩序的解体。另一方面，礼之秩序与人伦秩序不同，是可变的。事实上它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尽管如此，在同时代的世界没有比中国的礼之秩序更完备的社会，这是士大夫不言自明的前提。因而，对他们来说，即使礼之秩序本身是可变的，要中国向夷狄西洋学习从而非变更自身的礼之秩序不可，这种道理在哪里都不存在。要而言之，就士大夫之所见，中国只不过是在文明的非本质性的机械技术或自然科学领域偶尔落后西方罢了。只要以这种士大夫的立场为前提，“文明开化”的口号就不可能成立。

相反，在中国具有而日本欠缺的，是“附会”的逻辑。所谓“附会”的逻辑是指将外来的事物与中国固有的事物联结起来，以此使输入外来事物正当化的逻辑。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输入西方的自然科学与机械技术时也援用了这种“附会”的逻辑。士大夫们虽然承认西方自然科学或机械技术的优越性，但是对他们来说，仅仅优越这一点还不能够成为输入正当化的充足的根据。本来，中国文明应该是无所不包的，即使是作为文明的末梢的自然科学或机械技术在中国文明中是欠缺的这件事，他们也很难说明。于是，诸子百家中的《墨子》就被派上了用场。作为手工业者集团思想代表的《墨子》中有不少关于自然科学或机械技术方面的片段性记载。士大夫们以此断定“西学”之源流存在于中国。即西方的自然科学或机械技术起源于中国，经印度传到西方，才显示出现在这样的隆盛。因此，按照单方面的理解，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或机械技术，这决不是模仿西方，而是拿回自己本来就具备的东西。

“文明开化”口号之缺失与“附会”逻辑的存在，这两者具有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谓同一张牌的表里关系。上面烙印的都是士大夫的精神构造。与明治日本的领导者不同，士大夫没有想去学习西方的制度或学术。但是他们也并不是有意识地要排斥西方国家的制度或学术。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西方国家还有值得排斥的制度或学术。西方国家充其量不过是凭借优越的武力在鸦片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两次战争中打败了中国，这对于中国并不是什么格外新鲜的经验。武力优越的周边异民族（即夷狄）侵略中国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尽管经过如此再三的军事侵略，中国文明仍然一贯持续，也没有使士大夫对中国文明的确信——贝塚茂树称之为“中华世界观”——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这种意识，在与军事强弱不同的层次得以成立这一点上具有本质性的性格，这在19世纪中期与西方国家相遇时也是如此。

甲午战争的惨败就是中国引进西方国家的制度或学术迟缓的明显结果。中国陷入如孙中山所说的“次殖民地”状态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事。因而对士大夫的历史评价，不管是近代化论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低调的。要么嘲笑其形式主义或顽迷固陋，要么诽谤其尊大或无知，要么揶揄其政治的无能、保守的气质、反动的性格。但是，这样来评价士大夫果真恰当吗？

的确，士大夫对西方的制度（如议会制）的引进是不积极的。但这一点果真值得非难吗？这种评价难道不只是将接受议会制作为优越的政治制度这种教育的人们——我们——的价值观投影到过去而产生的评价吗？中国社会没有议会制也运营了数千年。其中和平安定长期持续的时期也时常存在。这决不是遥远的过去的神话。18世纪的中国就是这样。在那个时代，直到世纪末的白莲教之乱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外征一律成功，版图扩大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规模，农业生产、商品流通也不断扩大，人口倍增。对19世纪后半期的士大夫而言，这种繁荣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乃是最近的事情。考虑到这种经验时，与其采用不知得体与否的西方议会制以图解决问题，不如使既存的制度再度活性化来解决问题。对担负社会的和平与安定的责任的士大夫而言，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反应吗？也许即使引进了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议会制，和平与安定也完全没有保证。其带来的结果毋宁说很可能是混乱的扩大。这样，对引进议会制采取消极态度的士大夫就被贴上“保守”或“反动”的概念标签，果真能正确地说明问题吗？

或者说，士大夫们真的是“无知”、“无能”的人吗？学者=官僚的士大夫，至少在他们作为学者的这一侧面，不能视为“无知”、“无能”的人。他们的学问水准远远地超出了单纯的教养领域。例如著作《十七史商榷》百卷，在史学界留下了巨大足迹的王鸣盛（1722—1797），是官至内阁学士的大官僚；刊行《经籍纂诂》和《皇清经解》而对经学作出贡献的阮元（1764—1849），也是历任湖广总督和两广总督的大官僚。就算他们事例著名，也决不是例外的事例。这样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官僚层的持续存在，以历史的眼光看，即使在19世纪后半期这一历史时期，除了中国之外也仅仅只有朝鲜可以相提并论。即使士大夫的态度有“尊大”的倾向，对于其自身的学问能力而言，他们的骄傲从客观上看的确具有充分的根据。

只要将近代化论或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价值基准搁置起来而以中国文明自身的价值基准来进行评价，凭借自己的能力突破科举的难关而成为官僚的士大夫，总的看来无疑是优秀的人才。甲午战争败北所象征的中国近代化的挫折，决不是由于他们的无能而造成的。他们尽其所能、倾其所学，对于危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士大夫的学问对象局限于按经史子集分类的中国古典世界，但是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褊狭。中国古典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宏伟的知识体系，其宏伟的程度如岛田虔次所言，“到1750年中国出版的书籍的总数，比到这一年为止世界上除中文之外所印刷的书籍的总数还要多”。值得一学的都应该包含在其中，关于人与社会各种问题的解答都应该包含在其中。关于人与社会的真理记述在经书中，解决问题的先例则积蓄在史书中。士大夫的任务就是正确地解释这些书籍，发现确切的答案。19世纪后半期的士大夫尽其所能、倾其所学而为的正是这些。他们虽然提出了无数的对策案，但是终究不能找到确切的解答。这是因为经过产业革命与政治革命而成长起来的西方诸国的力量——政治力、经济力与军事力——在人类历史上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如何翻阅中国的古典也不可能找出确切的解答来。不能找出确切的解答，并不是因为各个士大夫的个人能力不足。

但是，如果士大夫并非无能的人，为何他们没有及时地注意到自己方法的局限呢？如果他们有能力，难道就不能放弃从古典或先例中寻求解答而直视现实、摸索出一种不同于古典或先例的独创性的解答吗？

对士大夫而言，在古典或先例之外摸索独创性的解答是困难的，近乎不可能。在士大夫的知性世界里，独创性的东西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当然在现实中也存在着独创性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但是他们通常并不以自身的独创性而自豪，而是以正确地解释经书或史书而自豪，以因为自己的正确解释而重新发现由于别人对经书或史书的错误解释而迷失了的正确解答而自豪。无视这种程序，即使夸耀自己的独创性，其言论对其他士大夫而言也没有说服力。

进一步说，承认古典或先例中不存在正确的解答，这关系到士大夫的自我否定。正是因为在古典或先例中常常存在着正确的解答这一大前提，精通经书或史书的士大夫才能够具有作为社会的指导者的权威。如果指明即使精通经书或史书也未必就能够得到正确的解答，那么士大夫的权威就会大受伤害。因此自发地进行这种行为，对士大夫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

摸索危机对策的士大夫们无非是从古典或先例中寻求答案。这如同试图在没有出口的迷途中寻找出路。他们越是尽其所能、倾其所学地去摸索正确答案，就越是浪费时间、加深危机。如果他们不是那种有能力的人，倒可能会及时注意到中国文明的积蓄及自身能力的界限而试图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寻求出路。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甲午战争的败北所象征的中国近代化的挫折正是由于士大夫的有能力而引起的。

科举的废止与新知识分子的诞生

洋务运动中对科举及士大夫的状态也开始了批判。

以引进机械技术而图实现“自强”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制度改革的构想，毋宁说是以维持既成秩序为目的的。但是目的与结果并非常常一致，结果洋务运动渐渐地腐蚀着既成的秩序。一方面，推行洋务运动的中心是因讨伐太平天国有功的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大官僚，他们作为总督长期坐镇于其所任之地，其管辖之处逐渐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其实际情况来看，洋务运动只不过是具有实力的地方大官僚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实行的零散的事业的集合体。洋务运动越是推进，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就越加松弛。另一方面，为了具体推行洋务运动，有必要在军事、外交或企业经营等领域培养新的专家集团。与明治时代的日本一样，招聘许多外国人在总称为“洋务学堂”的各种学校从事教育，培养人才。但是与明治日本不同的是这些人才不是从官界出身。因为科举排斥这样的人才。后来翻译《天演论》，也是西方学术的最初的介绍者严复，就是这种典型。他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任海军士官，1870年代末留学英国。虽然他在当时的中国是拥有西方知识的权威，回国后再三接受科举考试，却连第一阶段的考试都不能通过。这样，从洋务运动时期的新人才中，可以称得上“新型知识分子”的人尽管屈指可数，但总算诞生了。王韬（1828—1897）、郑观应（1842—1922）等通常被称为“条约港知识分子”。开始对科举及士大夫的状态进行批判的，就是他们。

条约港知识分子的经历虽然丰富多彩，但是在幼年时代为科举考试而砥砺学问这一点是共通的。他们由于家庭贫困等原因退出科举考试而走向上海等开放城市，作为企业经营者或新闻记者而从事这些新的职业。在开放城市由于治外法权为中国的主权所不及，而且这些新职业相对而言是脱离官界的自立职业，加上这些职业平时与西方人接触较多，在得到外国情报这一点上也很有利。1871年，铺设从新加坡到香港，再经上海到长崎的海底电缆，在得到外国情报的速度与数量方面，上海都凌驾在中国其他城市之上。他们切实地体验到西方的“富强”，并企图找出其中的秘密。其原因在于西方的机械技术与自然科学这一点，他们也有同感。但是与士大夫不同，对他们来说，这毕竟只不过是原因之一。而且，士大夫满足于西方的自然科学起源于中国的说法，而对他们来说，即便是起源于中国，问题在于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使之得以发展？

条约港知识分子们发现西方“富强”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的诸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和教育制度（特别是学校教育制度）。他们认为议会制实现了“君民一体”，加强了国家的团结；学校教育制度则培养了多方面的大量的人才。在他们看来，中国缺少这样的制度。因此，他们断言为了实现与西方同样的“富强”，制度改革很有必要，包括议会制的引进。他们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方案，从而批判了不能认识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的士大夫的态度，批判了不能认可具有西方知识的人的科举现状。他们的主张虽然还没有达到要废止科举的地步，但是提出了缓和过于偏重形式的八股文等科举的方式、要求给予拥有西方知识的人们以应有的评价以及考试科目的多样化等主张。

但是，条约港知识分子的人数有限，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也仅限于以上方面。他们为了对中国政治产生实际的影响，只好去做有实力的大官僚的幕僚。实际上，李鸿章等的幕僚中就拥有不少这样的人才。贩卖政论的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现，政治性言论与执笔者的官职或地位无关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事情。

甲午战争开始时，条约港知识分子这种新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世界中还是绝对的少数派。但是，到1920年代，知识分子世界中的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像在本章开始论述的那样，保留着浓厚的士大夫的精神构造的柯劭忞，在2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世界中已经变成了孤立的少数派了。另一方面，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与原来的士大夫不同，在思想内容与思考方法上接受了西方学术的强烈影响，而且在思想表现的手段上也拒绝使用庄重的古典文言文，而是使用过多地点缀日本造的语汇的一种接近口语的白话文。从甲午战争失败到1920年代之间，这种变化在中国知识分子世界中可以说具有如同地壳变动一样的意义。

带来知识分子世界地壳变动的最大契机是科举的废止。废止科举是在1905年。义和团运动（1900年）之后，开始推行被称为“新政”的政治改革的清朝政府到这一年已经决定废除批判之声日高的科举。因为科举是以在学者与官僚之间画等号为媒介的制度，是过去士大夫的社会再生产得以成为可能的制度，所以科举的废除，也就是废弃了中国社会维持了千年以上的根本的构架，是给知识分子的状态带来根本变革的事件。

如上述再三论述过的，科举是优越的制度。与身份、家庭背景、财产、年龄等一律无关，唯独根据考生个人的能力，起用优秀人才进入官僚机构，其运营是极为公正和严格的。英国19世纪在导入公务员考试制度之际，甚至将科举作为其样板。但是，科举选拔的人才与时代所要求的人才之间，逐渐产生了偏离。其契机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是1897—1898年迅速掀起的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竞争，甚至是义和团运动。这些危机，同时代许多中国人都视为是与殖民地化相联系的亡国危机。为了应对这种未曾有过的危机，主张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即使是清朝政府的官僚们也这样认为。于是从1901年开始便推行“新政”。擅长传统学术与先例的士大夫，他们越是优秀，在推进这种根本性的改革方面就越是无用。如同在废除科举的1905年，清政府派遣大臣到海外视察各国的宪政状况，开始准备将清朝向立宪君主制转换，这决不是偶然的一致。为了构筑新的政治体制，足以担当它的新的人才的培养是不可缺少的。只要科举还存在，这样的人才就不可能培养成功。

科举废止的效果很大。例如，借科举废除之机，去外国留学的中国人数急剧增加了。1905年仅仅来日本留学的就超过了八千人。在此之前的洋务运动时期，以学习技术为目的向欧美派遣过军人等少数留学生。但是，随着科举的废除迅速增加的外国留学生，不仅仅是留学生人数的增加，其留学的志向也与从前的留学生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留学生不是接受谁的命令，而是基于自发的意志决定去外国留学。大部分留学生是自费的，即使是拿到国费或省费的留学生，其中大多数也是凭自己的意愿而参加留学生选拔考试的。

第二，留学生不是去学习西方的机械技术，而是决定去学习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而这些领域是他们的父辈之前的士大夫所确信的中国传统学术优越的领域。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留学日本，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有西方学术的积蓄，而且从文字或费用方面来考虑，留学日本是学习西方学术最为简便的方法。

第三，大部分留学生不是军人或下级官吏，而是士大夫的候补生。本来要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入官僚阶层的，因为科举的废除，便大举赴海外留学了。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很多，但中年或老年的留学生也绝不少。像这样，中国知识分子基于自己的意愿以求学为目的而大量赴海外留学，在中国史上，除战国时代的诸国游学之外，还没有先例。只要认为自身的学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种前提存在，中国可以接受外国的留学生，而中国人没有必要去外国留学。中国人赴外国留学人数的激增，正意味着长期以来这一自明的前提终于破灭。而且因为这一前提也是支撑士大夫的权威的前提，如此一来，士大夫的权威也就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

科举的废除与士大夫权威的失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科举是中国社会唯一公认的权威分配装置，而且并不单单是最终合格者独占这一权威，中间各阶段的合格者也可以享受各自相应的社会权威。例如童试合格得到生员资格的，以其权威为背景，可以作为乡绅成为地域社会的指导者而行事。在以土地自由买卖与均分相续为原则的中国农村，因为地主的经济地位从长远看是不安定的，具有了科举合格这一公认的权威，作为地域社会的指导者的地位才能够获得社会的承认。而且因为科举持续了千年以上，这一权威分配装置已经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并形成了固定的观念。对中国人而言，科举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即使是农民的儿子也可以爬上的“成功的阶梯”（何炳棣）。因此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的许多青年为了登上这一阶梯从小就尽力于这种考试，只要家庭的经济条件允许，即使到了老年仍然不放弃向科举考试挑战。这种权威分配装置突然消失了，既然“成功的阶梯”消失了，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社会引起震荡。

由于科举废除而引起的中国社会的震荡，清朝政府也颇费心思。正是由于科举将权威分配于社会，其分配主体的皇帝与政府所拥有的更高的权威反而能够得以确保。如果不构筑起代替科举的新的权威分配装置、不营造出新的“成功的阶梯”的话，废除科举，不但会引起中国社会的动摇，对皇帝和清政府的权威也会引起深刻的动摇。作为废除科举的对策，清政府采取了对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实施学力考试（留学毕业考试），给合格者授予进士等资格而任命为官的方法。被这种措施所吸引去留学的人不少。但是，这种新的科举没有在社会上巩固就受到了挫折。因为在巩固之前，由于辛亥革命（1911年）清朝就已经崩溃了。即使清朝的寿命再长一点，其结果恐怕也大同小异。科举合格者的权威的源泉之一，在于科举过程本身，即全中国数十万的应考者参加，经过严格的大量的淘汰最后只剩下数百人能够及第。而新的科举是以少数留学生为对象的学力考试，其合格者不可能获得过去的科举合格者所享受到的那种社会权威，而且新科举根本就不为大多数留学生所关心。

新科举之所以不为多数的留学生所关心，那是因为在他们之间已经出现了“成功的阶梯”的多元化的现象。这表现在留学归国者的职业选择上，他们所选择的职业极为多样。投身于实业者有之，作为咨询局（1909年于全国开设的实质性的地方议会）议员成为地方自治运动的指导者亦有之。随着出版热的兴起，以《东方杂志》（1904年商务印书馆创刊）为首创刊了许多报纸或杂志。因为尽力于介绍各种新知识或信息，也有成为新闻记者的。自从1904年清朝模仿日本的学制公布《学堂章程》、确定学校制度的框架以来，全国各地的新式学堂（从小学到大学的普通学校与师范学堂、实业学堂等专门学校）不断设立，很多人作为教育者登上了教坛。还有，清政府致力于再建陆军，推进模仿日本从三十六镇（师团）而来的“新军”的整编工作，舍弃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力图将优秀人才吸收到军中，因此成为新军士官的也不少。如果使用“职业”这一词语无妨的话，加入1905年创立的中国同盟会，选择革命家道路的也很多。总之，在“新政”下的中国，就宛如明治初期的日本那样，社会诸方面的改革在迅速地同时进行，已经不像过去的士大夫那样把当官当作是唯一的“成功的阶梯”了。

清朝末期开始的这种倾向，在民国时期还照样继续着。不但如此，作为各种利害相妥协的产物而成立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因为不论其权威还是其实力都极为脆弱，像过去的清朝那样，根本没有复活高度一元化的社会权威构造的可能性。可以说进入民国时代，社会的多元化的现象进一步加速了。作为社会阶层的士大夫的复活，已经不可能了。

清朝末期开始的新式学校的建设事业也为民国时代所继承，也有外国的教育援助。几乎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都设置了高等教育机构，海外留学的归国人员执教于此，教授最新的西方学术。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为传播西方学术营造出了一条知识的通途。这样，以就学于高等教育机关及从事于相关的教育出版等文化事业人数的增加为背景，“知识阶层”这一译语就被创造出来并得到运用。

士大夫与知识阶层

使士大夫与新的“知识阶层”之间形成明显的断裂是1910年代后半期展开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都具有海外留学经验。辛亥革命以前默默无闻的陈独秀，1915年因在上海创办杂志《新青年》（当初叫《青年杂志》）而声名鹊起，并获得了社会影响力。1917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请，他们一起登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坛。从这种意义上看，他们是典型的“知识阶层”。

新文化运动是力图通过文化的根本改造而使中国再生的运动。首先是以文学革命的主张开始的。点燃文学革命的导火线的是胡适（1891—1962）执笔的《文学改良刍议》。我们看看他在这里所主张的，例如不用旧典故、不避俗字俗语等这些关于文章表现形式改革的提案，不过是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以实用为本位的极为平凡的主张。但是士大夫之所以为士大夫，正如胡适所批判的那样，在于以高度的形式规范为原则去作诗作文。正因为这样，科举要通过测试考生的诗文写作能力而判断其是否具有承当文明教化之使命的资格。换言之，这种诗文写作能力的有无是区分士大夫与庶民的壁垒。在没有贵族制度那样的固定身份制的中国社会，这种士大夫与庶民的壁垒正是最大的社会壁垒。因此，放弃士大夫所用的古典文言文，而用庶民所用的白话文来写文章，胡适的这一提案，旨在将士大夫所独占的文化世界扩大到庶民社会，试图消除士大夫与庶民之间的文化差别。与文学“革命”的名称相称的急进性就隐藏在上述意义之中。

在士大夫的思想世界，表现形式与思想内容有紧密的联系。意识到文章是“载道”的手段，因此要求文章作法具有高度的形式规范性。这样，批判士大夫的表现形式的文学革命就几乎必然性地向批判士大夫的思想内容的思想革命发展。思想革命的最大靶子是儒教。在具有很深的儒教教养才具有高尚的道德性这一前提下，精通儒家经书的士大夫因而独占了道德的权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目标的，与其说是儒教的学术侧面，毋宁说是其与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意识形态的侧面。例如，鲁迅（1881—1936）创作《狂人日记》，尖锐地指出了表面上强调人的礼节的儒教实质上是“吃人”的。或者像吴虞（1871—1949）揭露了儒教与家族制度结合成为专制政治的基础，从而压制个人独立的事实。再如陈独秀（1879—1942）强调儒教的权威主义与迷信的性格，谴责儒教夺去了中国人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在如此激烈地批判儒教的基础上，他们主张以具有普遍价值的“科学”与“民主”为基调的新文化建设，对辛亥革命这一政治革命没有能够实现的中国的再生，是必不可少的。

使士大夫与“知识阶层”之间界线分明的新文化运动，也是“知识阶层”向社会宣言自身作为新知识分子立场的舞台。过去的士大夫，以其古典诗文的写作能力而与庶民隔绝获得了作为文化担当者的权威，以其对儒教的精通而获得庶民道德的指导者的权威。现在“知识阶层”批判古典诗文的表现形式而以白话文与之对峙，批判儒教的意识形态侧面而以“民主”和“科学”与之对峙。他们不单单是批判士大夫，而是明确表示自己可以代替士大夫这一社会阶层。

但是，“知识阶层”为了证明自身是完全可以代替士大夫的存在，现在有一个不能不表明立场的问题，这就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就像已经反复论述的那样，在以“知识分子支配”为本质的旧体制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士大夫为学者=官僚，这意味着拥有知识与参与统治是不可分离的。科举的废除，事实上标志着以这个等号为媒介的制度也就消除了。但是，科举的废除是由于实行“新政”所必要的官僚的资质与士大夫式的学者的资质不相合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以知识分子与政治的新的关系式来代替学者=官僚为前提而采取的措施。这样一来，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就一直暧昧。当然，知识分子作为个人与政治相关的事例很多。辛亥革命时期，留学生参加革命运动就是其中一例。但是他们为了打倒清朝这一异族统治王朝，是作为汉族一员的立场而参加运动，而不是以知识分子集团的一员而参加运动的。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对待政治这一问题，是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都还存在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那么，“知识阶层”为了代替士大夫而表明自己的新的立场，这一问题便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知识阶层”当初对这一问题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像《新青年》以“不谈政治”作为共同的原则所表示的那样，他们将自己的作用始终限制在文化领域的言论活动范围内。迫使“知识阶层”决定自己态度的是1919年5月发生的五四运动。这一以抗议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北京学生的游行为发端的运动，以“拒绝签订《凡尔赛条约》”、“排斥日货”、“罢免亲日官僚”等作为共同的口号，并很快地扩大到全国主要城市，继而发展为不仅学生，就连商人和工人也参加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并非是关乎特定阶层的特定利害的运动，而是以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引起的国民的愤怒为背景的运动。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带有国民运动性质的政治运动。“知识阶层”也已经成为国民的一员，况且接受他们的教育的学生扮演了这次运动的主角，或在街头游行而被逮捕或在大学里罢课等。他们不可能与这次运动毫无关系。

“知识阶层”对五四运动的关心或参与程度并非一样。在价值观或行为方式方面相通之处甚多的新文化运动的承担者们，以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为契机分裂渐渐深化。其中，对运动最为关心的是《新青年》的创刊者、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他参加运动被逮捕，辞去了北京大学教授一职。之后他组织共产主义研究会，埋头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他是创始者之一，直到1927年追究其国共分裂的责任失足之时，一直担任着总书记这一负责党的运营的最高职务。他迈出学术的世界，完全进入了政治实践的世界。

尽管如此，辞去大学教授、走出学术界与不做知识分子决非同义。恐怕在陈独秀的意识中，他一贯都是知识分子吧！对他来说，知识分子应该倾其所知而摸索社会的理想形态，并负有将此目标悬于民众之前以引导启发他们的责任。使这种责任得以充分实现是知识分子的使命。这种责任与使命，不管他做什么职业——做北京大学的教授与做共产党的总书记——在本质上都是不变的。

对陈独秀而言，知识分子应该在什么领域实现其责任与使命，这尚未一定，充其量可以说是状况的函数。1910年代的中国，尽管辛亥革命成功实现了共和制，但是袁世凯实行军阀政治，共和政治变得有名无实。为了打破政治世界的这种窘况，陈独秀认为有必要追溯并改变处于政治世界的根底的人们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于是他在文化领域探索其活动的舞台，展开新文化运动，企图改变大众的意识。这样，他在面对五四运动这一基于民族主义自觉的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城市型大众运动之际，在组织这一大众运动并确立其方向时，就是以一举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军阀政治或封建制残余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为方法的。于是研究以俄国革命作为其理论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并以之引导大众。从这种意义上说，尽管其活动的舞台由文化的世界移到了政治的世界，他的根本志向仍然是一贯的。

陈独秀的这种志向，与过去的士大夫的经世意识惟妙惟肖。对士大夫而言，学而优则仕就是要根据关于人间正道的知识去指导教育民众，使正常的秩序能够在这一社会实现。许多士大夫也许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原则。但是，只要是士大夫，至少这是不可公然否定的准则。很多士大夫都是基于这种经世责任而决定自己的处世态度。陈独秀虽然批判士大夫的文章表现形式与思想内容，但是在社会责任感上，两者是相通的。

另一方面，与陈独秀正好相反，也有对政治世界全然不关心的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恐怕要数陈寅恪（1890—1969）吧。其祖父是戊戌变法时期指导维新运动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寅恪随着戊戌政变后被免职在南京开设私塾的祖父学习经书或史书等中国古典。1890年出生的陈寅恪比1879年出生的陈独秀稍微年轻，虽然都没有接受科举考试的机会，却都具有成为士大夫的充分的古典教养。

陈寅恪13岁时开始到日本留学，以后断断续续，留学生活超过20年之久。留学的地方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等，在此期间他学习的语言不用说有日语、德语、法语、英语，此外还涉及俄语、拉丁语、希腊语、梵语、巴利语及蒙古语、藏语、满洲语、朝鲜语等。能够如此广泛地学习外语的中国学者，在陈寅恪之前恐怕没有。“知识阶层”接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其关于西方学术的知识很多都是通过汉译或日译的书籍而获得的。对西方学术的知识水平，陈寅恪在同时代的“知识阶层”中是最高的。

作为陈寅恪自身的专业，不是研究西方的思想或历史，而是研究中国自身的历史或思想。他于1925年与王国维、梁启超等一同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招聘，开始立于中国教坛。他首先设定的研究课题为佛教翻译文学研究与蒙古史研究。这些研究课题本身并非什么新东西，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如柯劭忞的《新元史》就是蒙古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但是陈寅恪的研究，其方法与已有成果具有很大的差异。已有的研究成果，其所依据的史料大多是中文的；而陈寅恪的研究，比如佛教翻译文学研究，就能够灵活运用梵语、藏语的知识，蒙古史研究则可以灵活运用蒙古语或满洲语的知识，通过不断地从多方面比较对照浩繁的史料，从而展开其精密的实证研究。他在外国留学所获得的渊博的知识，不是原原本本地就教给学生或民众，而是将其变为方法性的基础并运用在自身的中国研究中。他在20世纪30年代转向中古史研究领域，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首，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与辞去北京大学教授而投身于政治世界的陈独秀相对照，陈寅恪则沉醉在学术的世界里，将自己的学问与政治世界完全划清了界线。与陈独秀共同扛起新文化运动大旗的胡适，由于陈独秀的急进化而分道扬镳之后，继续留在北京大学，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政治评论与社会评论活动也很活跃。陈寅恪连这种评论活动也没有参加。他完全沉潜于学问的世界中。

这是非常令人惊叹的。如前所述，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是国民革命向全国展开的时期，无论什么样的中国人，与这种政治运动绝缘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陈寅恪生活在政治运动的焦点北京。陈寅恪自身也并不相信学术与政治没有关系。相反，他至少承认，作为历史事实学术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试图从这种观点出发来分析唐代的学术。尽管如此，他本人始终拒绝政治性的行动与政治性的言论，而完全沉潜在学术的世界中。

恐怕陈寅恪作为个人会有某种政治见解。但是他没有将这种见解形成文字或诉诸公众。形成文字或在公众前发言，这是学者的工作。但是，陈寅恪的立场是，知识分子首先是学者，学者的工作不能混杂如政治见解这样别的事情，而应该纯粹地按照学问的逻辑与步骤行事。学者的责任是进行尽可能准确无误的研究，这是他的信念。

陈寅恪的这种态度与开始提到的柯劭忞的态度相仿。当然，柯劭忞与陈寅恪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柯劭忞本来就不具有陈寅恪那样的关于西方学术的丰富知识，也没有他那种超人的外语能力。柯劭忞虽然补正《元史》的错谬而著有《新元史》，但在用比较史学或文化交流史的方法来研究蒙古史的陈寅恪看来，《新元史》也是低水平的著作。尽管如此，在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学术、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在20世纪仍然具有意义，进而将学术研究与政治世界完全分离等这些方面，两者是相通的。如果回溯这种连续性，恐怕能够追溯到清朝考据学的学问体系。

小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以学历为基准的概念，不是有异于“工人”、“农民”包含特殊的社会价值的概念。对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宣扬群众路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如同延安时代的整风运动所见到的，知识分子作为党内容易滋生官僚制的存在，是时常被警戒和改造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以1957年的反右斗争为契机，对知识分子的监视与压制显著加强，在“文化大革命”中到达顶点。在以“一穷二白”为革命的原动力的“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国，有知识本身就被视为带有负面价值，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知识分子被贴上了“臭老九”的标签，成为劳动改造的对象。与中国的王朝体制以“知识分子支配”为特征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曾一度以“反知识分子主义”为特征。

为了使恢复知识分子的权利正当化，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打出了“五四精神的复活”这一口号。这里的“五四”不是狭义的五四运动，也包括此前的新文化运动。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是“知识阶层”在文化、政治诸领域起指导作用的时期；这一时期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上，也是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的资格展开有声有色的社会活动的时期。作为“五四精神”被称颂的，无非是以陈独秀为典型的那样，对社会抱有深刻的关心和使命感、以自己的学识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的这种知识分子的态度。换言之，在知识分子的资格与责任感中，干预社会这一点作为其应有的行为方式，知识分子本身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滋生“民主化”运动的1980年代的中国，是充满活力与混乱的混沌时代。随着改革政策的实行，经济出现活力，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上升，但是，贫富差距也大幅增加，发生了被称为“盲流”的农民大规模地涌入城市的现象。而且随着开放政策的实行，西方的思想和学术等开始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来，但是也同时发生了被称之为“精神污染”与“信仰危机”的现象。总而言之，这些混乱是由极“左”路线所统治的封闭的社会体制走向开放的转换过程所必然产生的，而为了控制这种混乱，中国共产党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理科方面的或社会科学方面的技术人员）从实质上强化党的能力是该党的战略。对此，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改革的进度不平衡乃是混乱的原因，特别是政治领域改革的迟缓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扭曲。他们指出这方面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并认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是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职责。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这种作用，不断地与政治保持距离，认为无论如何有必要凭着学问的良心从事社会活动（特别是言论活动）。

酝酿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1910年代的中国，也是充满活力与混乱的混沌时代。那时，一方面是袁世凯的专制或军阀割据所象征的政治混乱，另一方面是教育制度的扩充和民族产业的勃兴所象征的社会的发展。参与五四运动的核心力量是教育制度扩充所产生的学生或由于民族产业勃兴数量与实力都增强了的企业经营者与工人。1910年代的混沌，大而言之，是伴随着两千年的王朝体制的崩溃而产生的，这与80年代的混沌具有某种类似的性格。因为，不管是王朝体制还是毛泽东体制，都是以确定的解释世界的体系（前者是儒教，后者是极“左”思潮）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改变之际，其中所产生的思想空白本身就是引起社会混乱的原因。1910年代的知识分子以填补其思想空白、指示中国应该努力的新方向作为自己的课题。80年代的知识分子打出“五四精神的复活”这一口号，以同样的课题作为自己的目标。

论坛的中心由80年代这一混沌时代在不断地大量接触西方学术的过程中而形成自己的学问的40岁上下的人文学者把持（如陈平原、陈思和等），他们与那些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形成学问的一辈学者相比要年轻一到两代。他们不将“五四精神的复活”挂在嘴上，并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是他们对前辈知识分子或“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所起到的作用表示怀疑，这大概是主要原因。他们恐怕是感到在知识分子负有指导社会的责任的主张中有某种“傲慢”的意思在里面。知识分子的责任的主张，反过来说，也就是知识分子当然具有以知识优势为武器指导大众的资格的主张，其根本难道不是具有一种类型主义或精英意识吗？口头上无论如何讲“民主”，其态度本身难道不是“非民主”的吗？与以政治意识形态为背景而宣扬“真理”一样，知识分子以西方学术权威为背景而大肆宣扬“真理”不也有问题吗？知识分子轻易地将学问与政治的世界相联结，这不正好从反面招致了政治向学问世界的介入吗？大概就是有感于这些疑问，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不再在意“五四精神的复活”的口号了吧。

尽管如此，他们还没有达到要否定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的程度。如果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与责任，认为知识分子应该顺从政治和大众的话，这样就等于完全肯定了过去曾经出现的“反知识分子主义”。他们通过对知识分子的作用的限定性解释，企图对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进行再定义。限定知识分子的作用，无非就是在区别学问与政治的基础上，将后者即政治从知识分子的作用中排除。换言之，对他们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学者，在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中进行完美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这是他们所认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政治参与，应该始终以个人的身份而行动，而不应以知识分子或学者的身份去进行，这是他们的基本立场。

前述的陈寅恪，就是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重新发掘出来的可以作为寄托自己的思想的模范性先驱。如前所述，陈寅恪将自己的作用限制在学问领域，在这一限定的范围内，做出了完美的学术性的业绩。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政治性动荡中，他不问政治，同时也没有让政治干扰学问。这与参加同时代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争的许多历史学者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社会史论争主要争论的虽然是中国史的历史分期，但是这与中国的现状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问题深刻相关，进一步说，这一问题与中国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这一政治问题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社会史论争既是学术性的论争，同时又是政治性的论争，带有浓厚的党派性格。已经从革命的磁场中解放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的学者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这场论争，其许多议论即便还有其政治思想史的价值，而学术性的价值已经是很贫乏的了。对此，陈寅恪没有参加社会史论争，也没有组织党派，而安于孤高，但是他所做的严密的中国史研究，即使对90年代的学者来说，在其相关的研究领域还必须参照而全然不失其学术价值。

而且，具有二十余年海外留学经验的陈寅恪，虽然是同时代的中国人中最通晓西方学术与西方语言的人物，但是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以西方学术权威自居以此展开启蒙活动相对照，他只是将西方学术与语言作为自己进行中国史研究的工具来使用，从而成功地达到了此前中国人从未到达的研究水平。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根据这些方面高度评价陈寅恪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不仅仅肯定其历史意义，作为值得继承的遗产，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除了像史学史这样特殊的书籍，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写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书籍，都没有提及陈寅恪的名字。这是由于大部分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在其基本性格上都是政治思想史研究。在那里，评价知识分子的言论只是注意其政治性的侧面，并且是以其与共产党的路线的远近程度而进行分类的。像陈寅恪那样有意不问政治的学者自然没有出场的余地。因此，以陈寅恪为主角出场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与此前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相比，其研究路数本身就不得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称之为“学术史”。他们的努力能否成功现在还是未知数。

然而，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如何以陈寅恪为模范呢？他们的时代与陈寅恪的时代，在时代背景上就有很大的区别。陈寅恪所生活的时代，中国苦于贫穷和外来压迫；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克服了政治风波之后回到经济成长的轨道，甚至能听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加上1997年香港回归使鸦片战争以来的对外悬案得到最终解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充满自信过。或者可以说这种自信也许是18世纪清朝达到鼎盛的乾隆时代才有过。面临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之乱的士大夫，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恢复乾隆时代的繁荣。这一愿望，经过一个半世纪，可以说终于实现了。

可是，乾隆时代也是被称为“清朝考据学”这一非政治性的儒学研究达到鼎盛的时代，这与乾隆时代的经济繁荣有紧密的关系。清朝考据学不是像朱子学或阳明学那样对经书进行哲学的研究，也与顾炎武等明末清初的经世学者不同，它不问现实政治，完全用文献实证学的手法进行精密的经书研究。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的豪商对这样的学问给予了社会性的支持。由于接受他们的经济支援，学者可以以专心研究学问为生计。由他们的古书搜集与丛书刊行而支持的文献实证学研究的普及，与通过长江下游地区为中心形成的学者网络，使得这种研究的持续性发展成为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由经济繁荣而支持的许多杂志的刊行，或儒教研究从华侨获得的大量资金援助，或者由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文笔活动——即使比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低——大学教授可能得到超出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他们没有必要去发表政治性的言辞而呼吁自身的存在。

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的确也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立足之地在不断分崩离析。在经济的繁荣中社会影响力得以扩大的是从欧美留学回国的善于电脑操作和数量操作的技术主义者。共产党在80年代大量吸收理科与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知识分子进入党或政府部门，到了90年代，他们已经成为政策决定过程的中枢。经济成长所必要的复杂的政策调整有赖于他们高度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对此，以人文传统为根据地的知识分子，无论以何种世界观为框架展开对中国政治的批评，其影响力都不能不相继稀薄化。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作用的限定，或许是基于已经看破这种事态的原因吧！

如此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专家技术主义者的知识挑战，无论是士大夫还是知识阶层，或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知识分子，这都是未曾有过的经验。他们都是由人文素养而支撑的知识分子。担当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确强调了“科学”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当中并没有科学家。从这种意义上说，9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本身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

第一章 文明与万国公法

引言

本章的课题是从与“文明”观的变化相关联的角度考察清末“万国公法”观的变迁。

“万国公法”作为international law的译语，是19世纪中期新造的词语。在19世纪为很多中国人使用的这一词语，到20世纪初，遽尔由激增的中国留日学生带回的“国际法”一词所取代而从中国人的语汇中迅速消失。因此，“万国公法”这一词语被中国人广泛运用是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的事。[1]

“万国公法”与“国际法”都是international law的译语。但19世纪后半期中国人所用的“万国公法”一词与现在所用的“国际法”一词之间，存在着不可直接替换的微妙差异。[2]这种微妙的差异正与本章的主题紧密相关。

“万国公法”一词在中国人的语汇中出现的缘由，可以从某一特定的书籍的书名中找到。即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1827—1916）将惠顿（Henry Wheaton，1785-1848）的著作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译成汉语于1864年刊行之际，其书名就是用《万国公法》。[3]惠顿的原著在当时的美国被广泛地用作国际法的概说书，《万国公法》是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国际法的最初的书籍。[4]如果不包括外交实务的手册，此后约十年间，没有能够与《万国公法》相匹敌的综合性的国际法文献的中文译本。这期间，《万国公乎法》是几中国人了解国际法知识的唯一源泉。[5]因此，如“泰西有《万国公法》一书，所以齐大小强弱不齐之国，而使有可守之准绳”（薛福成《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之语所示，《万国公法》作为规范国际秩序的基本法典，被认为具有宛如规范国内秩序的大清律令一样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万国公法》这本书就不仅仅是向中国人普及“万国公法”这一词汇，也规定了中国人理解国际法的实质性内容。中国人关于国际法的最原始的印象是通过万国公法而形成的，这样说绝不为过。

在国际法学史上，19世纪后半期是从自然法的国际法学向实定法的国际法学的过渡时期，惠顿的原著是具有浓厚的自然法思想的作品，这种基调在译著中全面继承下来。从《万国公法》的名称来看，就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适应的“公法”的意思，“公”之所以为公，就是以“非一国所得私也”（《万国公法》凡例）来说明的。而且，继《万国公法》之后翻译的国际法文献对“公法”的性质也是作同样旨趣的定义。如《各国公法交涉论》中就定义为：“公法非定于一人一国者，乃天命之理，为各国所从。”（《各国公法交涉论》原序）

要而言之，以《万国公法》为首的这些书籍给读者的印象是，在国际社会中制约各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法规体系，就如同自然秩序一样是既定的存在。中国人也还是这样来理解《万国公法》的。对《万国公法》的这种理解显然与对各个个别国家制定的条约的认识不同，属于不同的层次。我所说的19世纪后半期中国人所用的“万国公法”一词，与现在所用的“国际法”一词的微妙差异，指的就是这个。

作为规范各国间关系的普遍的法规体系的万国公法，是建立在如主权国家的法律平等原则等几个基本原理之上的。这些原理，对19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许多还是未知的；而且不仅仅未知，还与他们作为自明的前提的国际秩序原理相抵触。因为在以册封和朝贡为基轴构成的中国的传统对外关系中，中国皇帝与外国帝王的关系被理解为君臣关系。这样规范君臣关系的礼仪就不可能成为对等的国家间的外交原理。

《万国公法》给中国人提供了这种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观念，因而它是一本包含了思想冲击力的书籍。刊行《万国公法》的1864年，与引进西方的机械、技术以图中国之“自强”，即所谓的洋务运动的初期相一致。[6]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虽然有许多西方书籍译成汉语，但是在“中体西用论”的前提下——即在道德和政治制度等与文明的根本相关联（中国人认为）的领域中国优越，西方优越的只不过是相当于机械、技术领域的“末务”——翻译的仅仅是有关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的书籍，思想方面的书籍的翻译不得不等到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的刊行——一般这样说，从大体上看的确如此，但是从内容上看，《万国公法》与其说是外交技术书，毋宁说它是具有浓厚的思想性的书籍。本章与其说是从外交史，不如说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提出清末中国人万国公法观的变化这一问题的理由就在这里。在思考清末中国人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时，笔者想要特别重视的，不是他们在外交场合如何应用《万国公法》中记载的具体的知识，而是他们如何接受以这些知识为总体所构架的国际关系原理（如各国间的平等这样的原理）的问题。

注释

[1]在日本，当初将international law译成“万国公法”也很普遍。1864年中国刊行的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旋即带入日本并于翌年在江户被翻刻，远远超出了其在中国的影响。以此为机缘，此后，以西周的《万国公法》（S.Vissering讲义的翻译，1868年刊行）为发端，《坚土氏万国公法》（J.Kent，Kent’s Commentary on International Law的翻译，1876年刊行）、《海氏万国公法》（A.W.Heffter，Das Europaische Volkrecht der Gegenwart的翻译，1877年刊行）等一连串的以“万国公法”为名的书籍相继刊行。将international law译成“国际法”，在日本始于箕作麟祥。他1873年翻译出版T.Woolsey的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之际，即以《国际法、一名万国公法》为书名。此后不久，“国际法”、“万国公法”及“列国交际法”等用语混用并存。到1884年东京大学实行学科改编之际，“国际法”作为学科的正式称呼被采用，“国际法”的用语在社会上得到了巩固。参见[大平，1938年][吉野，1995年]。

[2]Hsü，Immanuel在将万国公法译成英语之际，不是译成international law，而是译成public law of all nations。参见[Hsü，1960年]。

[3]亨利·惠顿是美国的外交官，同时也是国际法学者。在法国学习法律，1837年至1846年任驻普鲁士公使。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初版于1836年，直到惠顿去世后，仍在不断重版。据推断，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是以1885年刊行的第六版为底本[ジャン，1991年]。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译成《万国公法》之前，已经被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出版而具有国际声望。《万国公法》在中国刊行的翌年即1865年，由开成所标注训点进行翻刻（据说是由西周标注训点的），给刚刚开国后的日本人在知识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参见[尾佐竹，1932年][吉野，1995年]。

[4]对国际法文献的部分翻译，在《万国公法》之前也存在。即1839年7月，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对外紧张局势高昂之中，接受全权委任在广州解决鸦片问题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非正式地请求在广州主办医疗传道会的美国传教士Peter Parker以《各国禁律》为题将瓦特尔（Vattel）的Le droit des gens（1758年）一部分（有关封锁或禁止外国船只出入港、战时国际法三段）翻译成中文。因为在林则徐本人的教养中应该不包括瓦特尔著作，也许是由于其懂英语和拉丁语的幕僚袁德辉的建议，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鸦片战争之际林则徐的强硬方针的背景中，还存在着对国际法——战争敌对国的法律——的理解。不仅仅限于国际法，林则徐热心搜集外国情报，编有《四洲志》。他在退出政坛之际将其交给魏源，成为《海国图志》母体的一部分。《各国禁律》以《各国律令》之名收在《海国图志》（百卷本，1852年）的卷八十三。但是，这还不是同时代中国人所关心的记录。过于零碎，而且译文也有问题大概是原因之一吧。国际法成为中国人思想性问题的端绪，还是《万国公法》的翻译刊行。

[5]梁启超于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所编的《西洋书目表》，收集和整理了此前中国公开刊行的西学关系书籍，是当时最全的图书目录。有关国际法的文献收录了以下书籍：（a）《万国公法》（丁韪良译，同文馆，1864年）四本，洋银一元五角。（b）《星轺指掌》（丁韪良等译，同文馆，1876年）四本，银一两。（c）《公法便览》（丁韪良译，同文馆，1877年）六本，洋银一元二角。（d）《公法会通》（丁韪良译，同文馆，1880年）五本，洋银一元。（e）《中国古世公法》（丁韪良著，同文馆，1884年）一本，洋银六分。（f）《公法总论》（傅兰雅等译，江南机器制造局，刊行年不详）一本，九十钱。（g）《各国公法交涉论》（傅兰雅等译，江南机器制造局，1894年）十六本，二千八百钱。其中有关同文馆的问题将在第二节的正文中说明，这里就江南机器制造局略作说明。江南机器制造局，1865年由曾国藩设立，是以制造兵器和军舰为目的的大型军需企业。1886年开设附属的翻译馆，将西方书籍译成汉语。翻译的中心人物是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他曾经在同文馆教过英语。制造局从1871年开始刊行书籍，从80年代到90年代出版了许多书籍。关于其总数有各种说法，《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1909年）统计为160种。其中大部分为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方面的书籍，但也包含有西方历史或政治等方面的书籍。在甲午战争之前，对关心西学的中国人来说，是获得知识的最大途径。《各国公法交涉论》为英国人费利摩·罗巴德（Robert Phillimore）的Commentaries upon International Law（1854年，1857年，1870年）的全译本，于1894年刊行，达16册（总计1257页），是清末出版的最大的国际法文献。《公法总论》是英国人罗柏村（Edmund Robertson）的Interational Law的汉译本，原载《大英百科事典》（第九版）。以简明地叙述国际法的历史和原理为特色。参见[熊月之，1994年，第十二章]。

[6]1865年曾国藩（两江总督）与李鸿章（江苏巡抚）以制造枪炮为目的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这被认为是洋务运动的真正开始。无论是曾国藩或者李鸿章，都是在讨伐太平天国之乱中崭露头角。在讨伐的最终阶段以发挥威力的西方兵器国产化为目标的这种由地方大官僚主导的洋务，由于他们任期的长期化而在自己的管辖地域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圈，具有解体中央集权体制使权力分散的倾向。

一 不平等条约

《万国公法》与不平等条约

翻译《万国公法》时，中国与列强之间已经签订了《南京条约》（1842年）、《天津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等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是对中国单方面不利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与万国公法的原则相抵触。即在中国人刚刚开始明白万国公法的观念时，他们周围与万国公法相抵触的现实已经是既定的存在。这些不平等条约存在的事实，在思考清末中国人万国公法观念的变化时，终究是不能无视的问题。因为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不仅影响到清末中国人的万国公法观，而且也影响到思考这一问题的研究者的态度。

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将近代中国的本质规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正是这些不平等条约被视为将中国束缚在“半殖民地”状态的枷锁。根据他们的解释，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势力以武力为背景强加给中国的，无论在手续还是内容上都是非法的。腐败的清朝“投降分子”官僚为了使封建体制苟延残喘而接受了这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不能说中国人民被不平等条约束缚住了。因此，他们不仅仅对其加以批判，而且也否定其合法性。中国所制作的中国地图中，在香港标有“英占”字样。根据中国方面的解释，既然作为英国占领香港之依据的《南京条约》等缺乏合法性，香港的现状不能不说是被英国非法占领。[1]

另一方面，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即使是对反对不平等条约运动（如20世纪初的权利回收运动），也只是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背景下进行评价。既然强加不平等条约的元凶是帝国主义，那么反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就可以视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斗争的一环。

要而言之，中国历史学家围绕不平等条约的评价基准一概都归结到帝国主义这一问题。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一贯是“恶”，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总是“善”。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恶”与“善”的斗争，极而言之，是打倒与被打倒的关系，这里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对“恶”的帝国主义的妥协，其本身就是“恶”。

在以这种帝国主义研究法为基础的历史解释下，无视或轻视接受万国公法的问题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了。作为普遍国际法的万国公法，虽然是所有的国家一律——即与国家的“善”或“恶”无关——应该遵守的规范，但是如果根据前述的历史解释，在本身为“恶”的帝国主义与“善”的被压迫民族之间，就不存在有共同规范的余地。万国公法在本质上被视为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中国的工具，指出万国公法重要性的中国人也被视为与帝国主义相妥协而遭到非难。但是这种历史解释，与清末中国人围绕万国公法的言论相对照，真的可以说是妥当的解释吗？这样的话，难道不可以说，这只不过是用以“反帝国主义斗争”取得胜利作为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正统性根据的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去追溯过去而投射出来的见解吗？

的确，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对清末中国人而言也是一个沉重的问题。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即使是对理解万国公法、以肯定的态度去面对它的中国人而言，也是容易诱发对万国公法不信任的材料。例如郑观应[2]这一对有关国际法持有最先进的知识的清末中国人，在常常念及不平等条约的同时追溯万国公法的一般性状态，他说：

虽然，公法一书久共遵守，乃仍有不可尽守者。盖国之强弱相等，则藉公法相维持，若太强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公法乃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盛世危言·公法》）

郑观应强调的是，当事国之间存在着“强弱”不均衡时，与万国公法相抵触的不平等关系容易被单方面所强制，这样，万国公法只有在“力的均衡”的条件下才是有效和妥当的规范。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种带有冷嘲性的认识。这种对万国公法的带有冷嘲性的认识，不仅仅限于郑观应，而是当时不少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同的认识。不平等条约的存在，或多或少有损于对万国公法的信赖感。国际社会中突出“力的支配”的侧面，这是难以否定的事实。

尽管如此，这种带有冷嘲性的认识并没有归结到“力即正义”这一命题上。或者说，在国际关系中尚未完全抹去“法的支配”的侧面。万国公法只有在“力的均衡”这一条件下才有效，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满足“力的均衡”这一条件，万国公法也还是有效的。因此郑观应在前面的文章中接着写道：“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自强”就是指靠引进机器或改革制度等使中国强化。郑观应认为只要中国不具有“力”的内在支持就不能享受万国公法的实惠，从而强调自强的必要性，但其背后的意思无非是如果实现自强的话就可以享受万国公法的实惠，从而有望改变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这里，即使存在着对万国公法的不信任感，但是不存在视万国公法为完全无意义的东西，而滑向信奉无原则的“力”的倾向。自强之必要是为了改变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万国公法明确地给自强的目的划定了界限。

进而言之，本来不平等条约因为其不平等自当遭到非难这种问题意识的诞生就与接受万国公法有密切关系。对不平等条约的各种批判中，最重要的根据在于列强用威胁和强制的方式签订的这些不平等条约有损于中国（或中国人）威信而产生的屈辱感，这与条约本身不平等无关，也就是说，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从《南京条约》的签订开始，特别是以保守的官僚层为中心，有损于“天朝”的体面的非难之声就不绝于耳。

另一方面，不平等条约因其不平等而加以批判的议论，在清末中国人中决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因为视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不平等状态为异常的意识的成立，是以视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平等状态为正常的这种规范意识存在为前提的；而这种规范意识在中国传统的国际秩序观中绝不存在。[3]如前所述，在以册封与朝贡为基轴的中国国际秩序观中，中国皇帝与其他国家的国王的关系被解释为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上下关系，这样，国家间的关系为不平等的关系就被视为正常的了。

因此，各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这种意识，在中国是近代以后才产生的，这种意识的产生是由学习万国公法而触发的。由于这种意识的产生，对不平等条约的理论批判，或者消除不平等条约的前景才成为可能。例如，与郑观应同时代的致力于不平等条约的改正的外交官薛福成，他指出“强盛之国，事事欲轶乎公法，而人勉以公法绳之”，“衰弱之国，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不以公法待之”。他与郑观应一样表明对容易由“力”的大小强弱而制约其效力的万国公法实际实施的不信任感之后，插入“虽然”一词继续说道：

各国之大小强弱，万有不齐，究赖此公法以齐之，则可以弭有形之衅。虽至弱小之国，亦得藉公法以自存。（《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

薛福成的“虽然”一词，正是象征着问题的所在。他之所见，各国间存在着“大小强弱”这一现实的“力”的差距，因此万国公法易遭蹂躏，这是难以否定的事实。尽管如此，但改正这一状态的根据终究还在于万国公法。不容辩驳地指责万国公法是没有意义的，这很容易，这样的话，就变得听任“力的支配”，那么“衰弱之国”就只有屈从于“强盛之国”了。“衰弱之国”无非就是指中国自身。为了反抗诸列强的压迫而保持中国的存续，为了哪怕是很少程度地改善事态，所依凭的只有万国公法。

这里，存在着不是由于现实的“力的支配”的优越而无视万国公法，相反是由于“力的支配”的优越而自觉到万国公法作为规范的意义这样一种逆说性的关系。鉴于此，作为普遍国际法的万国公法的印象，不仅不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相矛盾，相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使得这种印象有所增强。这里所关注的是万国公法在这一侧面的作用。只要聚焦于此，不解决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一问题，研究接受万国公法的余地和意义也是存在的。

进而言之，在接受万国公法之际，文明观的变迁这一要素是一个十分重要——比“力的支配”要远远重要——的参数。这就是说，不平等条约不只是列强强加的结果，在中国方面接受这些不平等条约也因为它具有符合自己的文明理论、忠实于自己文明的内在价值标准的侧面，所以无视文明观的变化这一因素，就不可能讨论近代中国接受万国公法的问题。

中华文明与不平等条约

“文明”的问题，被称为“华夷观”或“天下观”，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中处于核心位置。[4]因为只有中国文明才是名副其实的文明，其他所有的民族都是根据其参与中国文明的程度来划定等级。在这种世界图式中，这是决定中国与他民族的位置关系的基本框架。“华”与“夷”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文明的完全态与阙如态的关系。因而如果以这种关系框架为前提的话，那么认为存在着优越于中国文明的其他文明，这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伦理上都超出了其容许的限度。

近代中国与西方的相遇，或者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而给予否定的评价，或者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而给予肯定的评价，其根底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这两种异质的文明的相遇。这样尽管常常用“西方的冲击”来比喻这种事态，但是至少在其最初阶段，与西方文明的相遇还没有冲击和动摇这种关系框架。因为这对中国人来说，保持这种原有的关系框架，用它来面对新的西方人的行为方式，就有可能将其解释为“非文明”性的东西。

例如，西方人出入中国的目的是扩大通商，对这一点中国人很早就有所认识。问题是他们寻求扩大通商的动机。对本身并不积极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人而言，许多西方人冒着危险长途跋涉来中国，这本身就是值得震惊的。19世纪末，西方商人的行动被解释为寻求发展、进取冒险精神的表现，中国人的退隐性格则被用来作为自我批判的材料；而在19世纪中期，西方人出入中国的动机被解释为“利”的追求。“利”的追求本身虽然不应该非难，但与“义的追求”——中国被认为是“礼义”之邦——相比，至少是非伦理的行为。如果不顾其他而醉心于“利”的追求的话，明显的就是反伦理的行为，即是要遭到否定的行为。冒着长途的海上颠簸的风险而来到中国的西方人的行动，这在中国人看来，与其说是勇敢，不如说是强烈的欲望的表现。

进而，中国败给了西方列强的武力，这种冲击力也不足以摧毁这一框架。因为中国人认为武力在本质上是粗野的非文明的，即使败于粗野的武力，也无损于对中国文明的确信。中国不得已而屈服于周边异民族的武力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但尽管多次失败，终究没有摧毁华夷观。这样说来，其基本特征就在于以文明的有无为指标作为决定华夷的框架，可以在与凭武力取得事实上的统治关系完全不同的层次上存在。中国人所见，西方人喜欢行使武力是其粗野的表现，如果懂得中国文明的伟大，像过去蒙古族那样，他们终究也会被中国文明所同化、改造而变得无能为力。这样，只要中国人忠实于自己的文明观，西方就依然处于夷狄的位置。

那么，与西方的相遇并没有动摇中国人的华夷观，西方仍然被视为夷狄，这对不平等条约的成立造成了什么影响呢？就笔者所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中国方面始终否认平等的国家关系这一侧面，另一个是中国方面容许不平等的国家关系这一侧面。首先来看看否认平等的国家关系这一侧面。

平等的国家关系这一问题，从鸦片战争开始就是中国与英国之间相争的问题之一。英国于1793年派遣了马戛尼使节团，要求与中国建立平等且正式的国家关系。但是中国将马戛尼视为朝贡使节，拒绝了其要求。在经过了产业革命寻求对中国扩大商品输出的英国看来，在条约这种安定基础上进行通商，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两国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关系，这如果以英国所熟悉的欧洲国际秩序为前提的话，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另一方面，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视为中国潜在的朝贡国，如果以这种中国的立场为前提的话，英国国王派遣的使节就只能是朝贡使节了。欧洲诸国中，荷兰、葡萄牙已经向中国派遣了朝贡使节，唯独英国要特别对待，这说不过去。以中国方面的解释为前提的话，马戛尼使节是作为臣下的英国国王为表示对作为君主的中国皇帝的敬意而派遣的朝贡使节，既然如此，他对皇帝有什么要求这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要而言之，关于平等的国家关系这一争论的根底，在于中国与英国各自视为当然前提的国际秩序观的不同。这种不同并没有在相互交涉中磨合，相反使交涉本身无法进行。因为交涉的形式本身成为了最重要的争论之点。在19世纪20—30年代，中国与英国之间，鸦片问题、白银外流问题、自由贸易体制问题等这些在今天看来可以通过外交交涉而解决的悬案堆积如山，这正是国际秩序观的不同所造成的障碍从而使得两国间的交涉无法进行。这就导致了以行使武力来解决问题的鸦片战争。

即使经过鸦片战争，中国人的意识中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英国毕竟是夷狄，既然如此，在《南京条约》的交涉过程中，中国方面强烈地抵制在条约中写进可能引起认为中国与英国（或者说中国皇帝与英国国王）为对等的国家的文字，这在中国方面来看是理所当然的。其结果，尽管在缔结条约的形式或条约内容的写法等纯粹有关形式上采用了平等条约的体裁，而关于平等关系的实质规定，只是停留于如驻扎在通商口岸的领事与中国地方官之间的文书往来要以对等的资格进行等不太重要的几项。在中国方面看来这样已经是有违“天朝定制”的让步了，这样就可以以此作为安慰夷狄以结束战争的权宜之计来说明。条约中完全不存在中国与英国（或者说中国皇帝与英国国王）是平等关系的明文规定。进而到最后，成为交涉的争论之点的英国公使之常驻北京及进见皇帝问题，中国方面也不断地拒绝而最终获得了成功。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方面并非无视条约。相反可说是遵守得比较好。但是这只限于条约明文规定的事项。对于条约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则采取原来一贯的态度。在中国方面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与周边诸国间的册封与朝贡关系还依然存在，对中国而言这才是本该具有的国际秩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说由于与英国的条约关系而至于变更这一秩序原理。在英国看来，条约是基于国家间平等的原理而起草的，未明文规定的部分也应该依据此原理来解释。而在中国看来，条约的平等事项只不过是被强迫的例外，未明文规定的部分还是应该按照册封与朝贡关系的原理来解释。要而言之，鸦片战争之后，围绕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国家关系的理解，对秩序原理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引起了频繁的外交纠纷，最终诱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还有一个侧面，即对不平等关系的承认与平等关系的否认二者如同一个铜板的表里。在《南京条约》之后的一系列条约或协定中，虽然大量地加入了领事裁判权或片面最惠国待遇等长期使中国处于困境的不平等特权，但是在这些条约的交涉过程中，没有看到过中国方面为拒绝这些事项而进行的自觉论争的记录。事态毋宁说是相反，中国方面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中把这些问题放在了肯定性的位置上。例如关于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交涉当事人、军机大臣穆彰阿对皇帝作了如下的上奏：

臣等查通商之务，贵于息争。如有英人华民涉讼，英商应先赴管事官处投禀。即着管事官查明是非，勉力劝息……免致小事酿成大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十七）

就是说穆彰阿是将领事裁判权作为回避与英国人之间发生乃至扩大纠纷的手段而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预测纷争的发生具有很高的频率，这也是因为中国方面认识到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是从文化相对主义的思路来认识的。就像“西俗不知五伦”所说的那样，这种差异的根本缘由被认为是西方人文明化的程度之低下。这样的西方人应该作为长期教化的对象来驯服。但是在短期间内，将中国高度的礼与法强加给他们，他们也没有这种理解能力。这样无谓地扩大纷争使中国陷入困境也不是好办法。从回避纷争这一点来看，将其交给他们自身去裁决，这要远远高明……穆彰阿主张背后的潜台词或理论就是这样。

而且这样的主张进一步由历史上的先例所强化。唐律对居住在中国的阿拉伯人等“化外人”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唐律疏议》卷六）“化外人”内部的犯罪可以由伊斯兰教法官“蕃长”在一定的权限下根据他们的法规或习惯进行裁决[入江，1937年，第12页]。“化外人”是置于中国皇帝教化之外的人，即是在中国文明之外。给予这样的外国人以治外法权的特权作为恩惠，在唐代或宋代的历史上都现实地实行过。对清末的中国人而言，这足以作为历史先例的根据。领事裁判权，在中国方面看来，无非是“旧习惯的新变形”[Hsü，1960年，第130页]，既然有这样的先例存在，那么这就是可以容许的事情。

而且，对某一个国家从中国获得的特权要让其他国家也一律均沾的这一片面最惠国待遇问题，中国方面从自己的文明观出发也给予了肯定的意义。如围绕最惠国待遇与美国进行交涉的当事人、两江总督耆英在给皇帝的上奏文中这样写道：

一英夷已足为害边疆，况合众夷而使之为一耶！此又不可不深思熟虑者也……今该夷（米利坚）既肯通融，各夷亦皆乐从。法穷则变。与其谨守旧章，致多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十四）

这里的旧章，具体而言是指广州贸易制度。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政府允许西方商人在广州一港经商。写此上奏文时，根据《南京条约》已经有上海等四个城市作为新开的口岸，美国将本国商人利用这些新开口岸作为理所当然的权利来要求。但是，将条约理解为是被强加的例外的中国方面，认为原则上应该维持原来的制度，主张对已经签订《南京条约》的英国以外的国家都应该按照原来的制度限制在广州从事贸易。这便成了争论的焦点。耆英在上奏文中，虽然主张接受美国的主张而实行政策变更，但是这种政策变更在他看来意味着圣人君主平等对待人民，这种变更由“一视同仁”这一传统术语而正当化了。就是说，尽管是用“一视同仁”这一说法来要求皇帝对西方人平等地施与恩惠，但是其背后存在着西方人乃是只顾追求利益、欲望强烈的夷狄这种认识。因为他们欲望强烈，如果皇帝的恩惠只是让其中的一部分独占的话，他们之间便会产生相互嫉妒和不平不满之情，这样就必然引起骚乱。与其如此，还不如给他们同样的恩惠以回避纷争显得更加高明。这就是耆英的主张。正是基于这种理论，故而对西方各国都给予了平等的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是以“避免只有本国遭到不利的待遇，同时避免授予他国以特别的特权”[坂野，1970年，第4页]为目的而产生的制度，是保障通商上的平等待遇的手段。因此，从此制度本来的旨趣来看，理所当然是双方的。但是与此解释不同，从中国方面的解释来看，西方诸国从中国得到的各种特权，或者说最惠国待遇本身不过是皇帝对夷狄的恩惠（圣恩）。既然是恩惠，理所当然是单方面的。如果是双向的关系，追究起来的话，皇帝和夷狄将会是平等的关系了。而这恰恰是中国方面所难以允许的。

这样，不平等条约就按照中国人自身文化观的基准被解释和接受了。当然，无论是穆彰阿还是耆英，很难说他们在给皇帝的上奏文中说的是他们的真心话。这应该看作是他们在交涉过程中出于列强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妥协，为了明哲保身而在最大的范围内使自己的妥协正当化的产物。尽管如此，中国的政策决定过程是上奏文与上谕的文书往来的过程。交涉当事人如此报告，皇帝如果给予裁决的话，即便其中包含了如何的自我欺骗，这种解释也是作为官方的正式解释来执行的。

关于交涉当事人的这种应对，归因于他们对国际法的无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当然他们对国际法近乎无知，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毋宁说是在于他们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无知。更进一步，他们用已有的知识结构去照应本来未知的东西而且作出了无矛盾的说明。如果切实自觉到无知，应该会产生某种形式的对未知事物的求知欲。或者，如果存在重大矛盾的话，要么会对已有的知识结构进行再探讨，要么会对条约进行再探讨。但是至少在《万国公法》刊行之际，不存在表现这种事态的明显迹象。承认不平等条约的思想框架，在《万国公法》刊行之际还尚未加以再探讨，而是以顽强的形式存在着。因此，问题是《万国公法》给予这种框架以怎样的冲击（或者未被冲击）？相反，这种框架给理解《万国公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或者没有影响）？我们想首先从《万国公法》的翻译与刊行开始探讨。

注释

[1]例如，今甫：《中国回收香港问题完全符合国际法》（《人民日报》1983年9月20日，原载《国际问题研究》1983年第4期）等。

[2]郑观应出生于广东，在上海积累了买办的经验之后，从1880年前后作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的经营者开始活跃。在主要著作《易言》（1880年）及《盛世危言》（1894年）中先驱性地提示了包括引进议会制的政治改革方案，作为初期变法派而知名。他会说英语，与同时代的中国人相比拥有杰出的西方知识，对万国公法也发表过极富洞察力的言论。关于郑观应的万国公法观，[佐藤，1983—1985年]有详细说明。

[3]“平等”这一概念自身本来就是多义的，有必要作“形式意义的平等”与“实质意义的平等”的区分。实质意义的平等，意味着各国平等地享有国家自身的存立所必要的权利。形式意义的平等，意味着国家不论大小强弱等这些事实上的地位如何，都能够以同等的资格援用国际法，也就是意味着在法律面前形式的资格的平等。这样一来，受相同的法律制约，形式意义上平等的国家，在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处于实质意义的不平等关系，这在逻辑上绝非矛盾。在中国出现的情况正是如此。中国与欧美间的不平等条约，采取了当事双方同意的形态，似乎这里存在着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而对中国强制实行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鸦片战争时，中国人的意识中，还没有这种“形式意义的平等”与“实质意义的平等”的观念。中国方面的交涉当事人所关注的是否认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形式意义的平等”，可以说这使得“实质意义的不平等”的实现变得容易了。最初强调中国与外国“形式意义的平等”的中国人是郑观应。他在1880年所著的《易言》中说道：“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公法》）强调中国在形式的资格上不过与欧美诸国一样是“万国之一”的存在，而同样是他，在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对不平等条约的“实质意义的不平等”批判也最激烈，这决非偶然。

[4]华夷观即是汉族将自身的生活方式体系视为文明，而将与之不同的异民族的生活方式视为非文明而产生的世界观。但是，“汉族/异民族”这一种族性的基轴与“文明/非文明”这一文明性的基轴未必经常一致。如果将重视种族性的侧面称为“作为实体概念的华夷观”，将重视文明性的侧面称为“作为机能概念的华夷观”的话，根据对不同侧面的重视，华夷观对现实所起的作用不同。
重视“作为实体概念的华夷观”时，如“非我族类必异”所表现的，概而言之作为排斥异民族的理论而起作用的倾向较强。相反重视“作为机能概念的华夷观”时，“如夷狄变为中国，则以中国视之”（韩愈）所表现的，即使是异民族，只要满足一定的文化条件，就为中华世界所包摄；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如中国变为夷狄，则以夷狄视之所示，即使是汉族，如果丧失了一定的文化条件，就可以视为失去作为“华”的资格而堕落为“夷”。
在中国史上，华夷观的这两个侧面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概而言之，像唐代初期中国国力压倒周围时，出现“作为机能概念的华夷观”的侧面，从世界主义的立场去包摄周边异民族的倾向较强。相反，像宋代中国为强大的周边异民族压迫时，“作为实体概念的华夷观”则显露出来，强调应该排斥异民族。在本书所研究的清代，因为清朝本身是异民族满族所建立的王朝，华夷观的展开就显得比较复杂。
清朝初期对异民族满族的统治，基于“作为实体概念的华夷观”这一侧面而反抗满族的倾向强烈存在，甚至有主张与异民族的清朝皇帝之间不能成立君臣关系的。对此，满族将“作为机能概念的华夷观”推到前台，以主张其正统性。即，一方面通过开展以编纂四库全书为代表的大规模的文化事业，以表示自己是中国文明的正当的继承者；同时另一方面，鲜明地打出最有德者是作为皇帝资格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而与是否汉族无关这一立场。如雍正帝的《大义觉迷录》，认为明朝灭亡的最终原因在于统治者的失德，与明朝相对照，正是清朝有德的皇帝施行善政使中国和平，主张他尽管是异民族但是真格的正当的统治者。如果固执于“作为实体概念的华夷观”，《大义觉迷录》提出了本来“舜乃东夷之人，文王乃西夷之人”的反论。
到清末，华夷观发生了分化。一方面华夷观用来作为区别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基准时，当初强调了“作为实体概念的华夷观”这一侧面。如直到《天津条约》才被禁止的在政府文件中常常用夷狄称呼西方各国，当时，表示西方各国的国名或人名的文字都有意地加上口字偏旁，示意这些是如同动物一样的存在。但是随着对西方各国文明的认识，“作为机能概念的华夷观”的侧面受到重视，甚至出现了西方各国为“华”、中国为“夷”的观点。例如谭嗣同以“日新”这种文明的自我更新能力作为华夷的基准，从而得出了应该视西方各国为“华”、中国为“夷”的结论（《湘报后叙上》）。
另一方面，基于“作为机能概念的华夷观”而被正当化了的满族与汉族的关系，到清末，随着清朝体制的动摇，逐渐地回到了“作为实体概念的华夷观”，基于华夷观的“排满”主张开始涌现。主张以满族与汉族的融合为政策目标的变法派，力图在满族与汉族之上设定“中国国民”、“中华民族”、“黄种”等新的更高层次的概念符号。与此相对，主张对满族“复仇”的革命派，不仅强调满族为异民族，还不断援用欧美的人种理论，主张满族在人种上是劣等的，从而展开了丰富的人种差别方面的论述。
在这种意义上，清末华夷观的展开可以粗略地概括如下：在对西洋各国的关系上，从“作为实体概念的华夷观”向“作为机能概念的华夷观”转化的倾向显著；在对满族的关系上，相反，从“作为机能概念的华夷观”向“作为实体概念的华夷观”转化的倾向显著。本书不是以华夷观而是以文明观作为问题的焦点，原因之一是为了避免将这种华夷观的双向性的展开纳入视野而使对象变得过于复杂。

二 《万国公法》的翻译

总理衙门首脑的反应

1850年就任长老会宣教师的美国人丁韪良，开始将美国的国际法标准教科书惠顿的著作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译成汉语是在1862年。译完之后得到总理衙门的资助以《万国公法》为题刊行是在1864年。[1]为什么在这一时期要翻译、刊行《万国公法》？其翻译、刊行真是以丁韪良与总理衙门协助的形式进行的吗？

其一般性的背景是这样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亚罗”战争——Arrow War，1856—1860年）如其名称所示，是英、法挑起的，企图通过行使武力一举解决在鸦片战争中没有得到充分的成果的有关悬案而进行的战争。由于中国战败，结果使得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明确承认“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条），而且官方的文书中严禁使用“夷狄”来指西方人；另一方面，在原先给予的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之外，在条约中又明文规定增加了内地布教权、内地旅行权、内河航行权、沿岸贸易权等各种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所签订的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远远比《南京条约》详细和全面，已经没有留下什么给中国方面围绕条文空白的解释之争的余地了。要而言之，中国明文承认了在国家间形式的资格上与西方诸国是平等的，而在国家间实质的关系上中国却被牢牢束缚在了不平等条约上。

在这种对外关系的激变面前，中国政府也不得不开始进行相应的制度性调整。新设相当于外交部的总理衙门（正式的名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一例。本来在中国没有相当于外交部的机构。因为既然不承认与本国对等的他国的存在，外交的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册封与朝贡是为确认君臣关系的礼仪行为，由与文化部相当的礼部管辖。鸦片战争后，这种制度仍然未变，与西方国家的交涉完全交给地方官进行。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承认了缔结条约的西方各国的公使常驻北京的公使馆。为了对应这种新的事态，立即设立了总理衙门。因为总理衙门只管同条约缔结国的关系，与朝鲜、越南等周边朝贡国的关系依然由礼部管辖，所以新制度的开始也即是二重外交的开始。即便如此，原来最多只是作为临时的与西方诸国的交涉，至此被制度化且常态化了。

而且，担当这一新制度的中心人物是由1861年的宫廷政变而掌握实权的恭亲王和文祥这些人。由于他们是作为王爷或大臣占据总理衙门的中枢，尽管是新设机构，但是在政府内部，总理衙门的权力地位却很高。而且由于他们是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媾和的和平派，总理衙门对西方各国都是处以调和的态度。而列强方面，由于在60年代也避免采取用武力威胁强迫中国妥协的“炮舰政策”（gunboat policy），而以所谓的“协力政策”（cooperative policy）来面对中国，因此，在外交方面，与力量相比，交涉的比重较以前大大提高了。加上总理衙门开展积极的外交态势，以1861年与普鲁士建立国交为起点，60年代一共与八个欧洲国家缔结了新的条约。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与西方诸国关系的分量急速增加，“姑且可以说是根据近代外交规则而开始进行的外交”[坂野，1973年，第278页]这种状态不断地开始出现了。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与列强双方都表现出了对国际法的关心。

首先，在列强方面，向中国介绍国际法，告诉中国“西方诸国不是以实力作为惟一的法律，而是持有（国际法这一）指导原理”（英国公使普鲁斯之语），是基于以下的理由。其一，列强已经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这种武力手段强制中国签订了新的条约，在条约中确保了充分的权益。为了使条约上的权益现实化，与其进一步使用武力，不如引导中国方面自觉地遵守条约远为高明。通过使其理解国际法，企图使中国方面感到遵守条约的根据从强制性的屈从转移到规范性的义务上来。其二，中国方面如果理解国际法，估计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保持长期稳定的可能性更高。外交关系的长期稳定，使两者的文化接触更加紧密，这样，可望使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朝着“近代化”乃至“西洋化”的方向变化。

要而言之，向中国介绍国际法，被认为是改善——这完全是从西方各国方面来看——中国与西方各国间关系的突破口。事实上，丁韪良的翻译工作就得到了外交官的支持。劝说丁韪良翻译惠顿的著作的是美国公使沃特（J.E.Ward，1858—1861年在任），将丁韪良的译稿介绍给总理衙门并促成其刊行的是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61—1865年在任）。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也几乎都对中国政府自身刊行《万国公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另一方面，在中国方面，随着认识到列强的行为不单单是无规范地行使暴力，而是在其背后存在着某种规则，于是就萌发了对国际法的关心。但是他们对国际法的关心与西方各国外交官的关心不同。写于1864年、请求允许刊行《万国公法》的恭亲王（1832—1898）的上奏文中，如实地展示了其关心之所在：

窃查中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之尤为狡黠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论事件，援根中国律例相难。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诸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同文馆（1862年创设，总理衙门附属的培养翻译的学校）学生，通晓尚需时日。臣等因于各该国彼此互相非毁之际，乘间探访，知有万国律例一书。然于径向索取，并托翻译，又怕秘而不宣。适美国公使蒲安臣来言各国有将大清律例翻出洋字一书，并言外国有通行律例，近日经文士丁韪良译出汉文，可以观览。旋于上年九月间，带同来见，呈出万国律例四本。声称此书凡属有约之国，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参酌援引。（《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七）

就是说，恭亲王等中国方面所关心的焦点，是在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外交交涉中，与对方常常援用中国的法律来攻击中国方面相对应，也要援用西方各国的万国律令来攻击他们。例如，尽管要拒绝西方各国强加给中国的要求，如果这种要求就是按照其自身的法律来看也是不当的话，这便可以作为拒绝的根据了。

恭亲王的这种态度，与前述的耆英等鸦片战争时期的交涉当事人的态度相比，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拒绝西方各国要求的根据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时期的交涉当事人，在举出拒绝西方各国要求时的最大根据，是西方各国的要求与“天朝定制”相矛盾乃至抵触。“天朝定制”虽然是指清朝所确立的制度，但是在中国方面看来，这不单单是确立的制度，也是最好的制度。既然如此，与“天朝定制”相矛盾乃至抵触，这就应该可以作为拒绝对方要求的必要且充分的根据了。因为夷狄本来应该是顺应“天朝定制”的存在。恭亲王等也同样以拒绝西方各国的要求为课题，但是，他的主张的背景中存在着以“天朝定制”这种中国单方面的基准作为说服对方的根据已经不充分的认识了。故而认为，反过来援用对方的基准来揭露对方自身的矛盾以攻击对方更为有效。

第二，对西方人行为方式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时期的交涉当事人，如前所述视西方人主要的行为动机为利益的追求。即使追求利益本身未必该遭非难，但是像西方人那样将利益的追求放在首位，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不惜行使暴力，在中国人看来这就足以值得非难了。正是因为这样来理解西方人的动机，给予他们适当的利益而因势利导的方策被作为贤明的政策，因此给予了许多特权。与此相对，恭亲王的主张背后潜伏着西方人之间存在着被称为“万国律例”的法律规范的认识。依恭亲王之所见，西方各国的关系并非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无序状态，而是遵循共同的规则，国家间发生纷争之际，可以根据各种规则去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些规则是处理问题的有效机能。

因此，使得要求刊行《万国公法》的恭亲王的主张正当化的，是基于双重意义上的有效性认识。就是说，他所见到的万国公法在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中具有有效的机能，而且中国在与西方各国的交涉中将之作为攻击对方的手段也是有效的。在恭亲王这种认识产生的背景中，有此前解决普鲁士缉拿丹麦船事件时，万国公法发挥了有效性的事实。即在1864年2月，普鲁士与奥地利就荷尔斯泰因的归属问题向丹麦宣战，驻中国的普鲁士公使列休斯（Von Rehfues）用在中国领海内太沽冲的本国军舰缉拿了丹麦的商船。对此，总理衙门提出“因为在中国海域拘留他国船舶，明显地侵害了中国的权利，中国方面寄予极大的关心”（《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六），以万国公法为根据向普鲁士公使进行了强烈的抗议。这时，普鲁士公使俯首无言，低头认错，付给赔偿金并释放了丹麦船。对成立不久的总理衙门而言，这也算是开始着手外交事务时取得的小小胜利。可以推测，这种经验在总理衙门的相关人员之间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即为了规范西方各国的行为，在中国利用万国公法是有效的手段。恐怕这就决定了总理衙门自身去刊行《万国公法》的意向。

尽管如此，将万国公法作为攻击西方各国的有效手段的认识，与中国自身也受到万国公法的约束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将万国公法作为攻击西方各国的有效手段这一认识的根据，是万国公法在处理西方各国的关系中能起到有效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万国公法可以越过西方各国之间关系的框架，而承认它具有约束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普遍妥当性。实际上，恭亲王对万国公法的高度评价，完全局限在作为攻击西方各国的有效手段这一侧面，而否定了中国人有遵守万国公法的义务。关于否定的根据，只是说到万国律例与中国的制度相比，并非完全一致。此外没有明示更详细的理由。没有明示，并非理由不明，毋宁说意味着这是不言自明的。万国公法与中国的制度不符这种判断，不单单是事实认识的问题，也包含着中国的制度是理所当然地优越这一价值判断。如果以当时官界的常识为前提的话，与中国的制度“不同”，这个“不同”实质上与“劣”是同义的。以西方之“劣”者作为中国的行动指针，就会变成“用夷变夏”了。（《孟子·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中国方面不受万国公法的约束与中国方面为了攻击西方人可以利用万国公法，这两种主张在恭亲王的意识里决不矛盾。魏源（1794—1856）在鸦片战争后执笔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恭亲王的见解乃是魏源“师夷说”的延伸。为了应付西方各国的压迫，不论是机器还是万国公法，作为手段只要有效，对西方的东西都可以大胆地活用。这一点魏源与恭亲王的见解是一致的。而且，他们也一致认为，这与对中国文明优越性的确信并不矛盾。中国文明优越性的根据在于礼或社会道德等方面，利用西方的机器或万国公法等，是为了对西方各国强化中国的立场。这些东西是为了维持礼或社会道德的手段。如果中国被万国公法所束缚，这就意味着用西方的法律来歪曲中国的礼，这便有损于利用其维持礼与社会道德的本来目的。对恭亲王而言，在《万国公法》中找不出作为有效地对付西方人的手段之外的意义了。

西方各国的外交官所期待的以《万国公法》为突破口而使中国人意识发生变化，至少在当初阶段并没有实现。

附会论与万国公法

在《万国公法》刊行的翌年即1865年，丁韪良被任命为同文馆的英文教习。同文馆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是隶属于总理衙门的，是以培养具有进行外交交涉所必要的外语能力的人才为目的的外国语学校。首先建成专攻英语的英文馆，次年增设专攻法语的佛文馆和俄语的俄文馆。各馆学生定员10名，以15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充当，为了提高学力，也有必要进行汉语教育。教师方面，由于中国没有合适的人才，就要求各国公使推荐人才，多数情况下推荐的都是会汉语的宣教师。丁韪良是继博顿（J.Burdon）、傅兰雅（J.Fryer）之后的第三位英文教习，他们都是宣教师。

丁韪良上任不久，同文馆卷入了深深的纠纷中。1867年，总理衙门发表了改革同文馆的构想。构想的核心是新设专攻天文学或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天文算学馆，而且要选用正途出身者为学生。所谓正途出身者，是指科举合格具有进士或举人资格的官僚候补生这些支撑中国的官僚体制骨架的人才。从时间上看，虽然输入西方优秀的机械、技术以图中国“自强”的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但是在总理衙门这一构想的背后，存在着这样的认识：西方的机械、技术都有自然科学作为其基础，为了有效地推进洋务，就有必要回溯到这一基础上来而学习其自然科学。

这一改革构想遭到了以内阁大学士倭仁为首的大官僚们的纷纷非难。他们不断地提出了批判改革构想的上奏文，批判的最大焦点在于让正途出身者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而且要拜西方人为师。按照批判者们的解释，因为正途出身者乃支撑中国官僚体制的核心人才，他们要深入学习儒教经典，在道德修养方面出类拔萃。如同从太平天国之乱中所见，由于基督教的渗透，中国社会秩序趋向混乱。为了扭转这种混乱的秩序，无论如何有必要让如正途出身者的精英立于时代的潮头以正其行，而输入西方的机械、技术只不过是末梢性的任务。而且要让正途出身者担当末梢性的任务，还要以西方人为师，这无异于本末倒置。如此一来，不但不能使社会秩序安定，反而会增加社会的混乱。

总理衙门的改革构想最终如其所愿得到了认可。恐怕这是由于恭亲王等总理衙门首脑的政治影响力所致。尽管如此，同文馆由于这次骚动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围绕着天文算学馆的性质，士大夫之间各种谣言飞舞，志愿者不满百人，且正途出身者无一人。这样，虽然有30名被许可入学，但其中20名学到半年就退学了。

在这一事件发生两年后的1869年，丁韪良被任命为同文馆的校长（总教习），在此之后的几乎1/4个世纪里，他指导着同文馆的教育。丁韪良被任命为校长时，由于受到上述事件余波的影响，同文馆处于不景气的状态，英文馆的学生只有两名。在丁韪良的指导下，学校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情况逐渐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1871年，开设了专攻德语的德文馆，进而于1876年对学习计划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即在八年制的学习进程中，前三年的课程为外语教育，后五年学习外国地理、外国史、自然科学及万国公法等。而且丁韪良还选用优秀学生作为副教习，同时督促和鼓励他们将各种外语文献译成中文。19世纪70—80年代，同文馆与傅兰雅主宰的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附属翻译馆，在中国占据着翻译西方书籍的中心地位。

丁韪良喜欢将同文馆译成英文的International Law and Language School，从这里也可以感觉到他着力在同文馆中进行万国公法教育和在中国社会普及万国公法的意向。他对万国公法普及的热忱是由于宗教使命感的支持。丁韪良虽然是宣教师，但是在同文馆严禁宣教师进行宗教教育。这样对丁韪良来说，将“基督教文明的最好成果”[Hsü，1960年，第136页]万国公法教给中国人以纠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偏见或先入之见，这从长远来看，对于基督教的布教也是有意义的。即是说，对他而言，实际上是以万国公法的教育代替布教活动了。事实上，他也的确在同文馆进行万国公法教育方面倾注了心血。他亲自担当了被安排在第七年的万国公法的课程，而且督促和鼓励学生翻译与万国公法相关的书籍，而自己亲自出任主编。这其中包括有《星轺指掌》（1876年翻译的C.Martens，Guide diplomatique ou Prècis des droits et des fonctions des agents diplomatiques et consulaires）、《公法便览》（1877年翻译的T.Wooles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公法会通》（1880年翻译的J.K.Bluntschli，Das moderne Völkerrecht der zivilisierten Staaten als Rechtbuch dargestellt）。[2]

丁韪良的热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回报。《万国公法》成了北京或地方上直接与西方人交涉的当事人的必备书。像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中国方面在交涉之际援用万国公法的事例就不少。同文馆的学生人数也在增加，1876年中国向海外各国派遣常驻公使，毕业生去公使馆就职的也不断增加，清朝末期从公使班中还出现了一些外交官。

但是，丁韪良的成功具有明显的局限。只要采用官吏的科举制度不发生变化，科举考试的科目仍然是注重儒教经书的知识或古典诗文的写作能力，因此不论同文馆如何强调学习国际法或外国的历史地理，这些知识对科举而言没有任何用处。事实上，也就是说，同文馆的毕业生成为高级官僚、进入决策过程的道路被堵塞了。反过来说，进行决策的高级官僚却非常缺乏国际法或外国的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他们作为儒教官僚存在的理由在于以其道德教化民众，且以不屑于掌握这些琐碎的专门知识而自豪。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官僚不是以专家而是以业余作为理想。对他们来说，关于国际法或外国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如有必要，雇用一些专家作为私人顾问就可以了。

为什么丁韪良的努力会碰壁呢？他自己这样解释道：

亚洲东境诸小国悉隶中国藩属。其联属之故，或以同教，或以互市，而大半则出于畏威而怀德之诚。尊之如天帝，敬之若神明。以故中国居高临下，大莫与京。如古之罗马。然辄自称其一国为天下也……中国狃于所见，又安知宇宙间固有平行相等如泰西各国者哉！（《中国古世公法论略》）

即在丁韪良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长期所处的国际环境。在东亚世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差距过大，周边国家为了进而接受中国文化，所以使中国人觉得只有自己的文化在全世界具有普遍价值，从而养成了站在文明的高处而俯视周边的习惯。同时代的许多西方人都视这种中国人的中华意识为夜郎自大的野蛮精神的产物。但是丁韪良并不这样想。他认为中国是文明国，因为正好周边不存在可以与之比肩的文明，才形成了这样一种对世界的认识。这种对世界的认识，在中国所处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进程中具有充分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它作为顽固的先入之见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而不易被突破。

那么，丁韪良用什么理论才能说服中国人要中国也与其他国家一样应该受万国公法的制约呢？既然中国人确信中国为文明国，而且以此为自豪，那么只要中国为文明国，遵守万国公法乃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样来使中国人接受它，恐怕是最有说服力的了。从丁韪良编译的《公法会通》中可以找到一例。在《公法会通》的开头有“有化之国，既莫不有仁义之心，自当推此心施于政务。是以公法之道，惟赖教化隆盛之国以行之”一段话。对此，付有如下注释：“教化之旨，既在尽性，则教化之隆，必出公法。盖公法即性法也。故教化隆盛之国必当躬行公法而力护之。”（《公法会通》卷一，第五章）一方面，万国公法是基于人的本性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普及根据人的本性而制定的礼仪秩序，乃是儒教教化的旨趣。而且因为遍行教化对儒教而言是文明的资格，根据这种理论，认为中国是文明国的中国人当然有遵守万国公法的义务。恭亲王为了攻击西方各国而去利用西方的万国公法；丁韪良从正好相反的立场出发，反其意而利用了对方的原则。

但是按照这样的说明果真能够说服中国人吗？关于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态度特征，如果借用列文森的表现的话，就是说只要不能同时证明其既是“真的”（true）又是“自己的”（mine），就不能接受西方的东西。[3]“真的”意味着其按照普遍的价值标准而论是优越的；“自己的”意味着中国本身具备（或者已经具备），西方的东西仅仅被证明是优越的还不充分，只要不能同时证明其为中国文明本身所具备，中国人终究难以接受。

例如，洋务运动过程中，是否应该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成为问题了。西方自然科学的优越性，从其成果即机器的优秀上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同时代标榜“文明开化”的日本已经开始接受，这似乎可以成为充分的理由。但是在中国的洋务运动中不存在“文明开化”的概念。他们依然认为，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不可能不包含在中国文明自身之中。自然科学具有价值这一证明，就证明了它在中国文明中存在（或存在过）。那些认为有必要输入自然科学的人们，主要援用《墨子》以论证自然科学的原型在古代中国存在过。这就是所谓的“附会论”。按照他们的主张，自然科学之源在中国，经过印度流入西方而形成了现在的情形。因此输入西方的自然科学，决不是模仿西方人的行为，只不过是取回中国本来存在的“自己的”东西而已。

接受万国公法也包含着同样的问题。为了使中国人接受万国公法，不只是停留于作为攻击西方各国手段的水平，而要达到让中国人自发地接受万国公法的约束的水平，这就必须证明万国公法既是“真的”又是“自己的”。

证明万国公法为“真的”，将万国公法与自然法（性法）结合起来就可以了。如《公法会通》中有这样的记述：“公法虽出于泰西奉教诸国，而始行于西方，然不局于西方，亦不混于西教。盖公法本乎人性，宜于人类，与国法毫无违碍。”（卷一，第六章）或者说：“公法不可不遵者，皆出于自然之理耳。”（卷一，第三章）

另一方面，要证明万国公法为“自己的”东西就极为困难。因为如前所述，丁韪良认为中国被置于自身的文明环境中，“自称其一国为天下”，不可能像西方各国那样将世界平等的关系理解为理所当然的存在。据丁韪良所见，不承认有与中国对等的存在是中国文明的基本属性。这样一来，要证明万国公法对中国文明而言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能不说是不可能的了。

这样，丁韪良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万国公法为“真的”的话，“真的”万国公法对中国而言不是“自己的”东西，这无非是说中国文明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伦理上都是难以容许的。不仅如此，这也与丁韪良所主张的中国人只要确信中国为文明国就应该接受万国公法这一本来具有说服力的逻辑相矛盾。

摆脱这种两难境地的突破口在哪里呢？丁韪良注意到了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是由周王室所封的诸侯其自立性不断增强，而呈现出独立国家外观的时代。但是在丁韪良看来，其各国交际往来以对等的关系相处，不存在上下的区别这一点与西方各国的关系极为相似。而且据他的解释，春秋战国时代的各国不单单是事实上的对等，而且其中存在着制约相互关系的规范，即“礼”，这包含着被视为战时国际法的东西。因此，如果现在试读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即使不能说存在着可以称为“万国公法本身”的东西，但是可以说存在其痕迹。基于这种“发现”而整理出来的，就是1884年同文馆刊行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由书名就可以推测到，《中国古世公法论略》是企图将可以被视为万国公法的规范论证为规范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关系的东西的书籍。著此书，改变了丁韪良原来认为中国不存在万国公法的见解，但是与原来的见解并不矛盾。因为在丁韪良看来，万国公法是基于人的自然的“性法”，如果具备一定的条件，不论古今东西，存在类似于万国公法的东西决非不可思议。秦汉之后统一了的中国傲然俯视周边的小国，万国公法就不存在了，但是可以说在内部诸国并存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却具备促使万国公法自然发生的条件。因此丁韪良的论证方法，是将万国公法与中国的经书或史书相互对照，从文献上实证万国公法的某一项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了实行的这种“附会”的方法。论证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万国公法对中国来说是“自己的”东西。要而言之，《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如同洋务运动的推进者在输入西方的自然科学之际一样，是为了证明应该接受的西方的东西为中国文明所具备的附会论性的书籍。

尽管如此，《中国古世公法论略》的附会论与洋务运动推进者的附会论相比，至少有一点重要的区别。就是说，作为在中国古代万国公法实际存在的证据，丁韪良是视之以春秋战国时代由“礼”来规范各国关系这一点。但是这并非将经书推到问题的前面。即他认为若从礼来考虑，这是当时万国公法的根据，一半出自《周礼》。如这种表现所示，丁韪良试图与儒教经书进行附会。[4]洋务运动推进者们所试图的是与《墨子》进行附会。儒教经书与子书《墨子》，其价值轻重对中国人而言全然不同。儒教经书对他们来说是使中国文明成立的根本之所在。

丁韪良所作的与儒教经书的附会论，并非偶然的产物。他是有意识地与儒教经书相附会，而且是作为说服中国人的根据。因为既然万国公法与儒教经书相一致，就可以证明万国公法为“真的”；既然万国公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存在，就证明了万国公法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既然证明了万国公法既是“真的”又是“自己的”，那么中国人只要忠实于自身的基准，就不能不接受万国公法。

但是，丁韪良的这种说服逻辑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还是难以接受的。儒教是在周公旦所构筑的周代初期的封建理想社会秩序这一基本假说的基础上成立的。在当时中国人看来，春秋时代是这种理想秩序松弛、社会混乱加深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孔子兴起儒家教团，提倡向周代的理想秩序回归。到战国时代，理想秩序完全崩溃，在力的统治横行的同时，与儒家相对的诸子百家之说四处蔓延，是一种无秩序的时代。中国历史上，关于周代的封建制与秦汉的郡县制相比哪个更加优越，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过争论。但是没有人认为在封建制崩溃的过程中产生、同时由于郡县制的实现而终结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即使如丁韪良所言万国公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实际存在过，这也不过是说万国公法在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代存在过。

这一时期，除丁韪良之外，已经有不少中国人试图以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去了解西方国际社会的性格。但是他们理解的方向，与丁韪良的解释几乎完全相反。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相对照，他们所强调的是，西方各国常常试图扩张自己的势力，国际社会的安定只有在各国间力的关系取得平衡时才有可能实现。他们正是将以尚“德”而非尚“力”作为统治原理的中华世界作为首善之区，而从这一角度来重新确认它要比西方国际社会优越。

《中国古世公法论略》的局限正是附会论本身的局限。将西方的东西与中国历史中存在的东西相附会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使中国人对后者的理解或评价就原原本本地投影到对前者的理解或评价上去。在将西方社会与春秋战国时代附会之际，中国人就会透过对春秋战国时代的理解或评价这一三棱镜来理解和评价西方国际社会的性格。给予春秋战国时代以否定的评价，从认为圣人君主所给予的理想秩序在周代初期实际存在的中国人的文明观来看是理所当然的。只要这种文明观本身不发生变化，想要摆脱先入之见去理解西方国际社会以及接受万国公法都是不可能的。在清末，迫使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观进行再探讨的关键在于是否将西方各国视为文明国的问题。承认在中国文明之外还有其他也可以称为“文明”的存在，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推翻了原来的文明观的基本前提。点燃这个问题的导火线的是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之后开始常驻西方各国的中国外交官。

注释

[1]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前后的情况如下：丁韪良作为长老会的宣教师到中国赴任是1850年，其时为22岁。他首先在宁波进行布教活动，之后很快掌握了汉语，在五年之内读破了“四书五经”。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签订之际任美国公使的翻译官，为在条约中加入自由布教的项目（第二十九款）作出了贡献。他从这种交涉的体验中感觉到中国政府有必要熟悉外交惯例。归国两年之后，1862年再回到中国。在上海开始翻译《万国公法》，得到了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和前美国公使约翰·沃特（John Ward）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赫德已经亲自翻译了惠顿的著作的一部分（第三部·第一章“外国使节的权利”）。丁韪良的翻译工作在1863年就结束了，正好在同年夏，面临与法国的外交交涉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请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介绍欧美公认的国际法权威著作，得知丁韪良的翻译工作的蒲安臣，就对此作了推荐。丁韪良直赴北京，将译稿给在《天津条约》交涉中认识的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看，崇厚认为这是有益的书籍，答应告知文祥。同年秋，丁韪良与总理衙门首脑四人（恭亲王、文祥、崇纶、恒祺）见面，恭亲王决定派给丁韪良四个中国人助手，进行译稿的修正和编辑。修正工作大约经过半年就完成了，期间发生了普鲁士军舰缉拿丹麦商船事件。完成的译稿被公开刊行，总理衙门决定支出五百两作为刊行三百部的印刷、发行费。参见[Duus，1966年][Hsü，1960年]。

[2]到1870年代后半期，多种国际法文献的中译本迅速出现，与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向欧美各国派遣常驻的外交使节有紧密联系。首任驻英公使是在下一节要论述的郭嵩焘。丁韪良在其赴任前给郭看了《星轺使掌》（光绪二年二月十四日），而且还将《公法便览》寄到了英国（光绪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3]参见[Levenson，1953年][ Levenson，1958年]。列文森在这里设定了“历史”（history）与“价值”（value），或者说“真的”（true）与“自己的”（mine）这样二重评价标准。“价值”及“真的”是评价某一事物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标准；“历史”及“自己的”是评价某一事物为中国所具备的标准。列文森认为中国人在接受西方事物时必须同时满足这两个标准。基于这一假说，将中国近代思想的展开描述为在此二重评价标准之间的“紧张”（tension）与“折中主义”（syncretism）的推移过程。即是说，在某种冲击之下成立的“折中主义”的构架由于受到新的冲击而瓦解，然后又建成新的“折中主义”，以这样一种极为特异的所谓”折中主义”展开的形式为视角，从而描述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整体构图。对于列文森的思想史叙述，有人（保尔·柯文）批判其过于重视“西方的冲击”，而且针对其所评价的各个思想家来说，从有许多资料可以利用的现在的眼光来看，不可否认存在着不少问题。还有，在最近思想史与社会史不断地迅速接近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界，感到列文森的手法是“思辨”的而认为其“落后于时代”的人一定不少。但是，这种庞大且绵密的资料积累，即使可以从某种社会史的理路去分析，也不足以说明这种思想史不成立。笔者认为至少列文森的宏大的思想史构想力，在现在仍然包含着值得学习的东西。

[4]对《中国古世公法论略》，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有这样的评价：“《中国古世公法论略》乃丁韪良得意之书。然以西洋人谭中国古事，大方见之，鲜不为笑。中国当封建之世，诸国并立，公法之学昌明，不亚于彼之希腊。若博雅君子，衰而补成之，可得巨帙也。西政之合于中国古世者多矣，而宁独公法耶？”丁韪良所作的附会论，在精通经书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形同喷饭，并不具有他所期待的那种说服力。且《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在其刊行后两年即1886年，以《支那古代万国公法》为题，被施以训点在东京翻刻。1894年，在甲午战争开战之际，中村进午以此为样本发表了《春秋戦国ノ国際法ヲ述ベテ支那ノ国際法ニ従ハザル可カラザル所以ヲ論ス》（《国家学会杂志》第8卷第92号、93号）。其旨趣是，因为国际法曾经在中国存在过，以国际法只是实行于基督教国家间为借口，企图使中国免于国际法的约束是不可能的，从而追究中国违反战时国际法的责任。丁韪良的附会论竟然以他本人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形式而被使用了。

三 外交官与万国公法

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尽管允许条约缔结国在北京构筑公使馆并派遣常驻公使，但是中国方面向外国派遣常驻使节却到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才得以实现。因为中国官僚常驻他国，即使是对有册封关系的国家也没有先例。做没有先例的事情，国内的反对势力是根深蒂固的。1875年在云南发生了英国公使馆书记官马嘉理被杀害事件，根据为了处理事件于次年缔结的《芝罘协定》，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派遣谢罪使节，其谢罪使节作为驻英公使的形式从而实现了公使常驻。根据总理衙门的意见，公使常驻，可以直接观察对方国家的状况，而且中国方面的要求也可以直接传达给对方政府，从这些方面看是有必要的。实际上，这时，教案问题、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亚洲而产生的朝贡国的归属问题，或华侨保护问题等等，这些产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有必要与对方国家进行交涉的新悬案事件堆积如山。1877年首先在英国和印度开设了公使馆，1878年又在美国、日本、法国开设了公使馆。

因为应该在同文馆培养的人才还没有成材，任命公使只能派遣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僚的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外交官并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因为他们是以钦差大臣（为了处理特别的问题，皇帝临时任命的大臣）的资格被派遣出去的，因此直属于皇帝，与总理衙门大臣是对等的关系。即他们是以来自皇帝的上谕的形式接受命令，至少从形式上看与从总理衙门接受命令无关。

派遣的首任驻英公使是郭嵩焘（1818—1891）。[1]他作为总理衙门的官吏，参与处理过马嘉理事件。公使按照规定要定期向总理衙门递交报告书，郭嵩焘以日记的形式递交的报告书，总理衙门未经本人许可就以《使西纪程》作为题目公开刊行了。《使西纪程》中关于万国公法有如下的记载：

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争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理，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使西纪程》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如前所述，这一时代不少中国人将西方社会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相互对比来理解，对后者的印象投影到前者，视西方社会为力的统治的横行之所在。相反，郭嵩焘在比较西方国际社会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的基础上，认为前者优越于后者，并指出其根据就是在西方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万国公法，各国重视相互信赖的关系的事实。问题是，是什么使郭嵩焘的认识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他所记载的都是片段的，只写出结论，不可能再回溯其推论的过程。但是根据《使西纪程》前后的文章，我们可以探索出产生这种对西方国际社会的新认识的理路。

参与解决马嘉理事件的郭嵩焘，关于万国公法的知识比同时代的中国人要远远丰富，这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他的关于万国公法的知识，对产生关于西方国际社会的新认识而言，即使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即使郭嵩焘具有万国公法方面的丰富的知识，而没有像他这样的认识的中国人毋宁说是大多数。他对西方国际社会的认识之所以可能发生转换，恐怕是基于直接接触西方社会的体验而造成的文明观的转换。而象征着他的文明观的转换的是“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使西纪程》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这一《使西纪程》中最有名的一句话。

“本”与“末”是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的文章中频繁出现的概念。“本”是指礼、道德或政治制度等（中国人看来）关乎文明的本质的东西，“末”是指机械、技术等（中国人看来）属于文明末端的东西。洋务运动是在以下两个假定的基础上成立的。第一，中国在“本”上是优越的，只是在“末”上不足；第二，西方各国只是在“末”上优越。洋务运动就是从西方输入中国不足的“末”，为使中国实现“本”“末”兼备的状态的运动。在无关乎“本”的意义上，洋务运动被认为不过是“末务”而已。如前所述，同文馆哪怕在学习计划中输入西方的自然科学时，都引起了官僚层的激烈反对，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状况。洋务运动，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如同走钢丝般地被运营着的。

然而郭嵩焘断定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各国“本”“末”兼备。所谓“本”“末”兼备，无非是以中国的基准为参照认为西方各国为文明国。不应该将西方各国视为文明劣等的夷狄，而应该视为与中国同样的文明国。这就是身处异国的郭嵩焘发回的信息的主题。

承认西方各国为文明国，就产生了与原来对西方人的行为方式不同解释的可能性。此前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行为方式的解释，要么是纯粹的利益追求，要么是好武，或者是好争等等，总而言之，被视为是非文明的。这与将西方各国视为非文明国的观点互为补充而得到加强。因为西方人的行为非文明所以西方各国是非文明国，因为西方各国是非文明国所以西方人有非文明的举止。在已经视西方各国为文明国的郭嵩焘的眼里，西方人的行为方式具有另外的意义。根据他的解释，西方人在发生纷争之际，“犹展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使西纪程》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六日）。而后在不得已的场合才行使武力，并非喜欢滥用武力。这样，与西方各国之间的纷争通过交涉本来不难解决，却常常导致战争，其原因之一端在于“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使西纪程》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这种中国人的态度。就郭嵩焘所见，这种排外的华夷观是苦于周边少数民族入侵的宋代儒者的见解，并非儒教本身所具有的见解，更不适应于并非夷狄的西方各国。

要而言之，郭嵩焘对万国公法的高度评价与他的文明观的转换具有很深的关系。视西方各国为文明国，视西方人的行为为“据理”行事，这就使得万国公法作为文明诸国间交际的基本准则来把握成为可能。如果将万国公法视为这样的存在，自发地遵守万国公法（郭嵩焘虽然未曾明言）对中国而言就应该是当然的义务。

纵令如此，公开刊行的《使西纪程》在士大夫之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士大夫间的反响据调查都是否定性的。承认西方各国的政治或教化的周全、承认西方社会“本”“末”兼备，这些都是颠覆洋务运动的基本前提、向士大夫阶层的禁忌挑战的过火的言论。相继有人提出弹劾郭嵩焘的奏折，非难他的流言也满天飞。有人批判郭嵩焘对英国献媚，也有人主张将《使西纪程》列为禁书。特别是对被称为“清议派”的官僚来说，从“儒教的原理主义”的立场猛烈批判那些向西方表示友好态度的人，是自己在官场出身的绝好机会。郭嵩焘是孤立无援的。1878年归国的他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未赴北京，而是告病回乡，事实上退出了官场。时代尚不会袒护他。一变官场的这种气氛，必须等待甲午战争败北的冲击。

中国的薛福成

《使西纪程》事件之后十余年，出现了重新评价郭嵩焘的文章。文章是这样叙述的：“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牴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以自己对西方的亲身体验而写出再评价郭嵩焘的文章的人物，是驻英公使薛福成（1838—1894）。[2]

薛福成出生于江苏省，有举人的资格。马嘉理事件发生的1875年，应新皇帝（光绪帝）于官界广泛征求意见之诏，提出《应诏陈言疏》而崭露头角，在李鸿章的麾下作为洋务的专家而十分活跃。1889年接受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公使的任命，次年赴任。在亲身体验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的基础上，如前所述，在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写出了重新评价郭嵩焘的文章。他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呢？他滞欧期间留下许多文章，从质和量上都凌驾于《使西纪程》之上，这里想仅仅就与万国公法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在可以称为薛福成的“成名作”的《应诏陈言疏》中，关于万国公法的记述已经值得注目。《应诏陈言疏》由《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两大部分组成，后者含有“条约诸书宜颁发州县”一条即指的是此事。薛福成提案的旨趣就是，为了通过交涉解决各地发生的与外国的纠纷，当地的地方官必须具有明确的关于国际法或条约的知识，因此要大量印行《万国公法》或条约，将其颁发到地方行政最末端的州县。

恰值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宣教师于内地布教得到了条约的允许，宣教师走出通商口岸展开了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布教活动。迅速的渗入招致了反抗，各地杀害基督教教徒、烧毁教堂等反基督教暴动（教案）频繁发生。这时，由于发展成外交纠纷，即使是地方官直接接触外交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而且因为总理衙门发行《万国公法》只有300部，即使其后增印，也不可能普及到全国约1500个州县的地方官手里。这样来看，薛福成的提案一看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问题是，薛福成主张让地方官充分掌握万国公法的知识有助于解决外交纠纷的根据是什么？薛福成的议论值得注目的正在这里。

如前所述，写作《应诏陈言疏》约十年之前，恭亲王提出了请求允许刊行《万国公法》的上奏文，叙述了与西方各国进行交涉的中国人掌握万国公法的知识对中国方面有利的见解。就恭亲王所见，万国公法在交涉中是对方的武器，中国方面熟悉对方的武器，且拿过来加以利用，这应该对中国方面解决交涉有利。他的主张，不禁使人想起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名言，其背后正是存在着这种算计的意识。

认为中国方面了解万国公法有助于解决外交交涉这一点上，薛福成的主张是对恭亲王的主张的延续。但是关于万国公法的性格及其在西方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二者的认识存在着微妙的不同。薛福成认为，西洋人之风气，极重视条约，如问题发展至战争的重大事态，“则以万国公法为归依”。其态度为“不信则不行，不约则不济”。其“俗”自有根据。就是说，按照薛福成的解释，西方人的社会习惯就是重视相互的信义与契约，这表现在外交交涉的时候，就形成了重视万国公法或条约的态度。在这种意义上，重视万国公法或条约这一西方人的态度就具有了文化的背景，而且这种文化背景即使在中国人看来也应该给予肯定的评价。这样，中国人无端地蔑视对方，“弄诡辩，曲法”这样来对待他们，会招致他们的不信，反而只会使事态恶化。既然对方重视信义，中国方面也应该以信义相待，以万国公法及条约作为信义的根据，对对方的要求，该接受的接受，该拒绝的便坚决拒绝。中国方面采取这样一贯的态度就会赢得对方的“敬慕”；相反，中国方面无原则地妥协和拒绝，结果只会招致对方的轻蔑或愤怒。总之，薛福成强调在外交交涉中重视信义，其结果也就是重视作为信义依据的万国公法了。

这一时期，即在讨论西方人的“俗”这一问题之际，许多中国人都有“西俗不知五伦”之类的说法。因为“不知五伦”，就意味着西方人在伦理方面是劣等的存在，这样的西方人也就不可能实行什么优越的政治或教化。这就是前述对《使西纪程》产生强烈反抗的原因。

以这种西方人在伦理方面是劣等的存在为前提，中国人之间产生了两种显著的态度。其一，是将对方视为毕竟是教化对象的态度，认为无论如何对西方人进行“教谕”是重要的。再者，既然对方在伦理上是劣等的，中国方面就没有必要采取伦理性的对应，即将对方视为被操纵的客体的态度，认为无论如何对西方人用“鞭与饴”来驱使操纵是重要的。这乍一看相互对应的两种态度，其实质是相同的，即都是拒绝将自己和对方放在同样的位置。

薛福成的态度与这两者都不同。因为在信义这一点上，他将对方和自己置之于同列。薛福成认为，在外交交涉中中国方面缺乏信义的行为，实际上正是在伦理上贬损中国自身的行为。

尽管如此，对这一时期薛福成的认识进行过高的评价还必须谨慎。作为洋务运动期间的官僚，不能摆脱官场的气氛而完全自由，如与批判《使西纪程》引为同调所示，这一时期，他始终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思考的。如在与《应诏陈言疏》几乎同时期写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其炮械之精，轮舰之捷，又大非中国所能敌。中国所长，则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犁然罔。盖诸国之逮亦远焉。为今之计，莫若勤修政教，而辅之以自强之术。其要在夺彼所长，益吾之短，并审彼所短，用吾之长。（《赠陈主事序》）

这是典型的洋务运动时期官僚的文章，中国与西方各国相比，伦理上的优越性作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许多同时代人正是站在这样的前提下，将对方视为教化或操纵的客体。这样的话，问题是从同一前提出发，薛福成主张在与西方的交涉中重视信义与万国公法的这种独自的态度又是如何产生的？

就薛福成而言，既然中国在伦理上比西方各国优越，中国方面重视信义乃是理所当然的事。西方各国虽说在伦理上劣于中国，但并非完全是伦理之外的存在。至少在重视信义这一点上，它们明显地可以评价为伦理性的存在。既然如此，伦理方面应该优越于西方各国的中国，就应该以更加重视信义的态度去对待它们。因为信义是相互关系的伦理，在伦理上优越的一方应该率先遵守信义。而重视信义的象征无非就是遵守万国公法和条约。

这样，作为公使赴欧洲之前的薛福成就从“中体西用”的认识中导出了重视万国公法的态度。

欧洲的薛福成

薛福成在任期间最大的业绩要算是通过与英国外交部进行顽强的交涉，而使之承认为了保护华侨在英领亚洲各地驻扎中国领事。在这一交涉的过程中，薛福成常常援用万国公法，以使自己的主张正当化。虽然最初的领事馆由于郭嵩焘的外交努力已经于1877年在新加坡开设了，但是英国外交部以中国的内地开放尚不充分以及条约中没有中国驻扎领事的规定为根据，对扩大领事馆一事感到为难。对此薛福成认为，这件事与其按照条约，莫如更加应该按照万国公法来处理，从而主张按照万国公法中国方面有权驻扎领事。关于这次外交交涉，他后来这样回忆道：

近年以来，使臣出使各国，往往援据公法为辩论之资，虽有效有不效，西人之旧习已稍改矣。往岁余殚竭心力，与英廷议定设立香港领事馆，此可为风示他国张本，即可为隐抽昔日受亏条约张本。（《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

就是说对薛福成来说，援用万国公法与对方国家进行交涉，并不仅仅是以在交涉中获得成果为目的。毋宁说中国方面通过援用万国公法这一事实本身而使对方国改变对中国的认识，从长远来看，期待着能够对不平等条约的修正有所贡献。薛福成固执于领事问题的本来意思，一方面有对当时华侨保护这一具体问题的考虑，此外，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领事问题是中国与西方各国不平等关系的具有象征性的论争之点。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应允许西方各国派领事驻扎在中国各地，或保护本国的商人，或对地方官实施干涉行为，或恣意行使领事裁判权。对此，中国方面派遣领事本身就受到限制，华侨遭到迫害也不能得到领事的保护。这是不平等的，这也“与公法大相刺谬”（《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

然而，中国所蒙受的不平等待遇决不限于领事问题。薛福成也不仅仅只注意到领事问题。他的最终问题，不是一项一项的不平等条款，而是中国完全被置于万国公法之外，被西方各国作为“公法外之国”来对待这一事实。他指出：“西人辄谓中国为公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予。”（《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但是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其原因并不是“公法外之国”。“公法外之国”为原因，不平等条约是结果。[3]因此为了修正不平等条约，无论如何中国必须推翻“公法外之国”这一前提本身。

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嘲弄。中国为“公法外之国”这一点，曾经是中国官僚们理所当然的认识。《万国公法》刊行之际，恭亲王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如果中国为“公法内之国”，中国理所当然要受万国公法的制约。这对他们来说难以接受。因为万国公法毕竟只不过是用对方的道具来攻击对方的武器。

薛福成与恭亲王都认为中国是“公法外之国”。但是认识的方向正好相反。对恭亲王来说，中国为“公法外之国”这是理所当然的；对薛福成来说，中国成为“公法外之国”这本来就不合适。因此在薛福成看来，中国成为“公法外之国”其原因之一端就在于恭亲王这样的官僚的先入之见。他这样论述道：

强同；尔述公法，我实不知。”自是以后，西人辄谓中国为公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予。（《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

至于这是薛福成在如何的交涉如何的场面所发表的议论，完全没有提及。也许这是薛福成虚构出来的。当然他充分了解不平等条约是西方列强所强加的。在此基础上，才敢于写出这样真伪不明的话。这指出了使中国变成“公法外之国”的责任在于中国方面，强调克服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即中国人的先入之见的必要性。如果中国为“公法外之国”是不平等条约的原因，那么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中国必须变成“公法内之国”。这样，中国成为“公法内之国”，这对中国人而言，不单单是对西方各国要求的课题，也是克服自己的先入之见这一针对自己的课题。驻外的中国公使，常常按照万国公法的主张行事，亲自表现出遵守万国公法的姿态，这无非是中国人向世界呼吁不断地克服先入之见的行为。

那么，应该克服的先入之见，具体而言是什么呢？薛福成所举出的例子是围绕“交涉”与“交际”的关系问题。薛福成常常指出在西方各国的外交中，“交涉”与“交际”有明确的区别。“交际”是指外交礼仪，“交涉”是指外交冲突。就薛福成所见，西方各国在“交际”场合极为慎重，有关政治的问题均不作为话题；而在“交涉”的场合，主张本国的利益而寸步不让（《出使奏疏》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六日）。这样参照在严格区别“交涉”与“交际”的基础上分别对待的西方各国的外交原则，过去中国的外交就明显地是混乱倒错的。像皇帝与外国使臣的谒见形式，本来应该属于“交际”的问题却成了“交涉”的重要争论之处；相反，对于像领事裁判权或关税自主权这些关系到本国的利益，本来应该成为“交涉”的争论之处的诸问题，却反而不关心了。也就是说，按照薛福成的评价，过去中国的外交，不该争的去争，不该让的却让。其结果，一方面诱发了西方各国行使武力，另一方面也变成甘受不平等条约之苦了。这种“交际”与“交涉”倒错的外交也是先入之见的产物。

当然，出现这种倒错的外交自有其历史背景。以册封、朝贡为基础的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无论如何都表现为中国皇帝与相应的国王之间的君臣关系，不论是册封还是朝贡，本质上是礼仪行为。礼仪是中国制定的。在中国所制定的礼仪行为的体系中，给予周边地域统治者以相应的位置，通过让他们遵守礼仪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以皇帝为顶点的世界秩序。在这里，本来就不存在外交这样的观念。

发生了错乱的外交，表现在与西方各国的条约交涉上。中国皇帝与西方各国元首之间本来不存在君臣关系。尽管如此，中国方面固执于有关礼仪的问题，这无非也正是由于关系到中国文明的原则问题。具有完备的礼仪体系，正是中国文明的象征，让夷狄以粗野的方式强制实行不完备的礼仪。这对承当文明命脉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如何是难以容许的。西方各国应该没有完备的礼仪，他们的这一前提如果正确的话，他们将“交际”视为最大的论争之点就是理所当然的。

薛福成对这一前提作了明确的否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西洋各国驻华公使领事，无不任意挟制，遇事生风。余以外洋人性情刚躁，不讲礼仪之故。乃至欧洲，与各国外部交接，始知其应付各事，颇有一定准绳；周旋之间，彬彬有礼，亦尚能顾交谊，不肯显露恃强陵人之意，亦不显露矜智尚术之意。非特英法也，各国皆然；非特外部也，各员皆然。（《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八年六月二十日）

就是说，薛福成赴任欧洲，发现欧洲各国礼仪完备，感到恍然大悟。郭嵩焘也曾经发现欧洲各国政教修明，但是，薛福成的发现比郭嵩焘的发现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是否具有完备的礼仪，在中国人看来，是能否成为文明国的最大的条件。薛福成所见到的西方各国，毫无疑问是文明国。既然如此，将与他们“交际”的问题当成争论的问题来进行论争就是错误的，将“交际”看得比“交涉”更加重要就是错乱。

但是，薛福成的记述诱发了一个疑问。如果西方各国存在完备的礼仪，那么，如薛福成本人也承认的那样，其驻中国的外交官为什么举止粗野无礼呢？对于这一疑问，薛福成有他自己的答案。

且偶有一二洋使性情稍悫，不甚施挟制之术者，非特要事无一可商，且有以微事而受拒者。彼见夫善挟制者之多得所欲也，于是而相承趋于挟制之一途，即悫者亦渐化为黠，懦者亦渐变为悍矣。此风酿之者非一日，即改之者亦非一时。（《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八年六月二十日）

就是说，对方希望诚实地“交涉”，中国方面却不以诚实相待；另一方面，对以武力恫吓者，就轻易地妥协以满足其要求。因为这样，在与中国政府相处时，与其作诚实的“交涉”，不如用恫吓的方法远远能够取得有利的成果。这种看法在外交官之间广泛传播，加上这样的经验积累，其结果就产生了本国的外交官与驻中国的外交官的态度差异。在薛福成看来，符合礼节的本国外交官的态度才是西方外交的本来形态，而在中国的外交官的无礼举止之所以产生，其原因（至少其一端）在于中国政府外交观念的错乱。

薛福成之所以严格地追究中国方面自己的责任，是出于为了促使西方各国对中国改变态度而首先有必要自己改变态度这样的考虑。中国方面要改变态度，首先有必要颠倒“交际”与“交涉”的先后次序。既然承认西方各国具有完备的礼仪，“交际”问题之争已经没有意义。中国方面由于轻视“交涉”而失去了许多权益。他对“交涉”的应有状态作了如下定义：“凡两国交涉之事，条约所及者，依约而行，条约所不及者，据理而断。”（《筹洋刍议·利权二》）“据理而断”具体而言就是根据万国公法来判断。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应该尊重条约的相互约束，但是，基于万国公法可以主张的本来应该具有的“自主之权”则要寸步不让地主张，而决不因为武力的威胁而屈服。这就是薛福成所思考的中国外交的状态。中国方面如果一贯采取这种态度，长此以往就会使西方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变化，中国就可以被作为“公法内之国”来看待。这是他所期待的。

这样，在对万国公法的重视方面，薛福成在清末外交官中的确是特殊的存在。但是，他并不是对万国公法无条件地信赖。他的欧洲体验，一方面使他的文明观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他对万国公法产生了某种不信任感。薛福成虽然认为“衰弱之国，一启兵端，非特彼之仇敌，不得利益不止也。即名为相助之国，亦不得利益不止。识者于是叹公法之不足恃也”（《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四月十四日），但他所说的“衰弱之国”，具体而言是指土耳其。中国人言及土耳其问题的增加，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土耳其与中国一样，是具有悠久的繁荣历史而又不断地急剧衰退的大帝国。对中国的前途感到不安的中国人，认为如果听任事态发展，等待中国的就是与土耳其一样的命运，土耳其成为他们倡导中国必须改革的反面教材。在薛福成那里，不管敌我，从强国不断地夺取土耳其的权益看，他痛切地意识到作为衰弱之国不能完全信赖万国公法的事实。因为列强共同蹂躏万国公法时，没有谁会来解救弱小之国的困境。

那么，万国公法就毫无意义了吗？万国公法只是在欧洲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中作为法律规范具有实际效果，而对欧洲的衰弱之国或者非欧洲各国，万国公法就完全堕落成了强国统治的工具吗？薛福成不这样想。即使在欧洲，眼前就有比利时这样的弱小之国挟在大国之间，而作为出色的独立国一直存在着。在他看来，各个国家存在大小强弱的力的不均衡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实，在这种力的不均衡之中，抑制强国肆意地行使武力，使弱小国家作为独立国能够得以存在，其根据只有万国公法。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必须要做的事情，不是徒兴万国公法不可信赖之叹，而是要剔除大国的压抑，培养中国具有足以享受万国公法的实力。换言之，就是使中国不要沦为“衰弱之国”。

作为将中国从“衰弱之国”拯救出来的方法，薛福成提到的是“变法自强”。“变法”意味着制度的改革，“变法自强”意味着通过制度的改革而使中国强大。洋务运动的官僚们，是以输入西方的机械、技术使中国自强作为政策目标；而对于现实地体验到西方各国的“富强”，并认识到这种富强具有制度方面的根据的薛福成来说，已经认识到仅仅靠机械、技术的输入来作为自强的手段明显地还不充分，而且得出了为了自强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革或输入议会制度等这些根本制度的改革是不可或缺的结论。变法论已经从1880年前后开始由王韬、郑观应等活跃于通商口岸的在野知识分子所主张，因此，薛福成并不是提倡变法论的始作俑者。尽管如此，在官僚阶层这也是极为先驱的主张。

在薛福成变法论的背景中，无疑有他的西洋体验。他常常言及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或教育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他在主张实行变法时，并非用因为西方的制度优越所以应该输入中国的这种理论来使其变法正当化。他所用的理论是，西方的制度符合“三代以前的遗风”，因为与“古意”一致，所以应该输入。所谓“三代以前”是指尧、舜的时代和夏、殷、周三个王朝的初期，总之，是指中国由圣人君主统治、被儒教视为理想的黄金时代的这一时期。就是说根据薛福成的理论，西方的制度其本身并没有价值，因为碰巧与中国理想的黄金时代的精神一致而具有了价值；输入西方的制度，并不是模仿西方的制度，而是使本来是中国的制度——“自己的”——得以复活。

总之，薛福成的变法论的理论构造贯穿着典型的附会论的想法。如前所述，不论是以输入西方的机械、技术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推进者，还是企图巩固万国公法的丁韪良，都是以附会论作为正当化的理论。但是，即使同样是附会论，洋务派的附会论与变法论中的附会论，其重点完全不同。将西方的机械、技术（在中国人看来机械、技术不过是文明的末梢）与《墨子》（在中国人看来《墨子》不过是与儒家对立的诸子百家的书）进行附会，这与中国在文明上优越于西方各国的前提并不矛盾。但是，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教育制度（在中国人看来政治制度及教育制度是文明的本质）同“三代以前的遗风”（在中国人看来“三代以前”是指最文明的时代）相附会，这与中国在文明上优越于西方各国的前提已经不能两立了。这里包含着这样两种认识，即西方各国是文明国的认识以及中国文明至少在现状中存在着重大问题的认识——是否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到什么程度且另当别论。

一旦承认西方各国为文明国，如何说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对于认为没有可以与中国文明相媲美的其他文明存在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薛福成对此是如何回答的呢？

薛福成企图根据文明发生的时间差的观念来回答这一问题。他并不采取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因为如果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本身就是异质的文明的话，附会本身就不能成立。在薛福成看来，文明毕竟是基于单一尺度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之所以存在文明的具体状态的不同，这是因为在各自的国家文明发生的时期不同。

具体而言，首先，中国在世界上是最先实行教化之国，这是薛福成的大前提。然后他将迟于中国踏上文明轨道的其他各国的文明成熟程度，按照置之于中国历史中以视其相当于中国的什么时代这种形式来说明。薛福成认为，在西方各国中最早达至文明之境的法国与意大利的现状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英国与德国相当于两汉时期（前汉与后汉），俄国相当于商周时期（殷与周），美国相当于虞夏（舜与夏王朝）时代，等等。这里，薛福成所强调的是，越是文明的历史短的国家，其元气就越旺盛，人心风俗也越质朴，而且制度也更加简单。从中国这样文明已经成熟的国家看来，它们也许显得稍微有些粗野而缺乏锤炼，但是同时，它们现在却保留了中国在文明成熟的过程中失去的许多东西。

尽管如此，薛福成的说明的确也还值得商榷。这是因为他没有深入地考察文明的历史变化问题。完备的文明只存在于“三代”那样遥远的上古，然后就日渐衰落了吗？如果这样的话，世界上最早开辟的中国文明也就有成为世界上最衰落的文明的可能性。同时，由于上古文明存在着某些不完备之处，那么这种文明在历史的过程中就能够走向完备吗？如果这样的话，这就会与将圣人君主统治的“三代”视为理想秩序的实现的儒教原理发生根本的矛盾。或者说，与其考虑上古的中国文明与现在的中国文明哪一个更完备，勿宁说更应该思考两者之间是否具有质的差异。如果这样的话，就必须从根本上探讨中国人对文明的普遍性的确信。

对于这些问题，薛福成还没有作出解答。对这些问题如果深入思考就极有可能触及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禁忌。或许薛福成是恐怕再次出现如同围绕《使西纪程》那样的事态重演而慎重地避免了对问题作深入的探讨。中国人公然言及这些问题，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事。因为甲午战争失败的冲击，言论约束力这一士大夫阶层的禁忌大幅度地衰退，就像严复所形容的“士大夫分党”那样，产生了富于多样性与党派性的言论状况。

注释

[1]郭嵩焘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鸦片战争之前的1836年科举合格成为进士，入翰林院。与同是湖南出身的曾国藩几乎同辈，虽然从小就有交往，但是相比之下仕途不畅。1863年做过广东巡抚，后被弹劾革职。在野约八年之后，由于恭亲王的推举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而回到仕途。同年春，发生马嘉理事件，带着谢罪使节的任务被任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同时任命为兵部侍郎及总理衙门行走。关于派遣此谢罪使节，作为辱国之举，遭到强烈的批判，郭嵩焘也同样遭到非难。郭嵩焘1876年12月2日乘英国商船从上海出发，途经新加坡诸港，过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1877年1月21日到达伦敦。《使西纪程》是这51日访欧航海之间的记录，记载了郭嵩焘的见闻与感想。《使西纪程》本来是郭嵩焘的私人日记，他在任公使期间，留下了长达50万字的长篇日记，其开始部分郭嵩焘整理送交总理衙门，这就是总理衙门刊行的《使西纪程》。手稿本的日记以《伦敦与巴黎日记》为题，收入钟叔河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出版，1984年，共10册），可以利用。该书附有各种完备的索引，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对外观的人来说，是必备的第一手资料。

[2]薛福成，出生于江苏省无锡，立志于科举，由1867年的江南乡试成为副贡，但未取得会试的资格，没能成为进士。1856年向曾国藩进言而被认可，成为曾国藩的私人顾问（幕友），主要活跃于有关洋务的政策立案。被称为“曾门四子”之一。1872年曾国藩死去，郭嵩焘亦失职。1874年同治帝去世光绪帝即位之际，下诏广征政策意见，为此提出了《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此意见书为李鸿章所注目，之后约十年间为李鸿章的幕友。期间主要负责外交方面，参与处理了马嘉理事件（1875年）、朝鲜的壬午之变（1882年）等。薛福成于1884年才开始获得官职，为浙江省宁绍台道的道台。任地包括宁波和绍兴要冲，但是由于时值围绕越南的统治权问题发生了中法战争，薛福成便立于海防第一线。中法战争于次年即1885年夏结束，是年秋刊行了其包含“变法”一章的《筹洋刍议》。至1889年，由于其与外国交涉方面的实绩得到肯定，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兼任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的公使）。1890年1月从上海出发，在任约四年半，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4年7月归国，一个月之后因病去世。

[3]国际法本来是在欧洲地区这一国际社会中作为规范诸国间相互关系而发展起来的法律规范，随着欧洲的膨胀，非欧洲地区的各国家（非基督教文明诸国）也逐渐加入了欧洲国际法秩序中。但是这些非欧洲地区国家并不是作为与欧洲各国同等的权利主体而得到承认，有差别地对待乃是通例。薛福成所说的中国被置于“公法外”的状态，指的就是这种事态。在许多场合，文明的问题常常被拿来作为差别地对待非欧洲地区各国的根据。在基督教文明看来，对待“未开”或“野蛮”的国家，在国际法上，与对待“文明”国作不同的处置，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见解在19世纪后半期依然具有影响力。如詹姆士·罗里马（Janes Lorimer，1808—1890，英国国际法学者）以“文明”程度为基准，将人类分为civilized humanity（文明人）、barbarous humanity（未开人）、savage humanity（野蛮人）三类。主张对未开人之给予“部分的政策承认”，对野蛮人完全不应该给予承认。中国与土耳其、波斯、日本都归属于“未开人”这一范畴（J. Lorimer，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 of Nations，1883）。
中国与西人立约之初，不知《万国公法》为何书。有时援公法以相诘责，秉钧者尝应之曰：“我中国不愿入尔之公法，中西之俗，岂能这样以文明为基准而将对象差别化，正是中国自身所实行的。如朝贡国，一言以蔽之，并不是对所有的朝贡国都一视同仁。不同的朝贡国，其君主所授予的爵位，或者朝贡的频率都不同。要而言之，是以参与中国文明的程度为指标来差别化的。因此中国人与欧洲人都是将自己的文明视为最高的文明，将自身以外的东西以文明为标准来区别对待。在这一点上，两者立场虽然正好相反，但是却拥有类似的世界观。
最初注意到中国人与欧洲人世界观的这种奇妙的一致，恐怕是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他在伦敦的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载。此日的报纸上登载了英国赠与意大利新国王勋章一事，郭嵩焘在介绍了英国的勋章制度之后写道：
近年波斯国主游历伦敦，君主亦赠以宝星。《代谟斯》新报颇訾之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的音译），何足以当宝星也？”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civilized的音译），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half）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barbarian的音译），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伦敦与巴黎日记》光绪四年二月初二日）

四 变法运动与万国公法

甲午战争失败的冲击与万国公法

从英国归国的薛福成于1894年8月去世了。就在这个月，围绕朝鲜问题的甲午战争爆发了，次年4月，中国失败。这次失败给同时代的中国人以很大的冲击。就限于本章的主题而论，作为冲击的原因有以下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败给日本本身的冲击。江户时代的日本，与中国虽然不是册封、朝贡的关系，在中国看来只是仅仅允许贸易的“互市国”，但是从文明的观点来看，日本不过是一岛夷。日本在明治新政府的领导下采用激进的富国强兵政策，且势力扩大到朝鲜和琉球，从而成为中国“海防”政策上值得警戒的对象。尽管中国也进行了北洋舰队的建设，但是对日本近代化政策本身，中国人是持批判态度的，而且并不掩饰其轻蔑的心态。在“中体西用”的前提下，限于以引进机械、技术而图中国自强的中国人看来，日本人标榜“文明开化”而舍弃旧的制度和文化、致力于全面输入西方新的制度和文化的做法，显然是过激了。总之，大方的中国人认为，因为日本没有值得保守的伟大文明才会有这种轻率之举。彻底败给了日本，可见此前中国的洋务政策或中国人的文明观存在着根本的缺陷。

第二，战败的结果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朝鲜为“独立国”。朝鲜从西汉时代开始就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朝贡国。但是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周边的朝贡国相继成为列强的殖民地，特别是通过中法战争，越南划入法国的势力范围之后，朝鲜成为最后剩下的朝贡国了。中国政府承认朝鲜作为独立国，这就等于说承认中国与朝鲜之间已经不存在册封、朝贡的关系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政府还可以同时保持与西方各国条约的关系和周边各国的册封、朝贡关系，以便区别对待，到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

第三，失败的结果使中国被迫签订了极为苛刻且屈辱的讲和条约（《马关条约》）。中国无条件地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及支付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其金额几乎相当于中国政府三年的国库收入。

战败的冲击，在提高了中国人的危机感的同时，也起到了缓和此前士大夫阶层存在的思想或言论的自我约束的效果。这也成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产生各种思想活动的契机。像后面要提到的，严复对西方思想的介绍、康有为对儒教进行根本性的再解释等，都是从战败的冲击中诞生或传播开来的。变法运动的开始也是由战败所触发的。如同关于薛福成的论述中提到的那样，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开始有一部分“西方通”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为了实现自强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这种变法论的主张。甲午战争后，变法论特别深入到没有西方知识的知识分子之间，而且公然展开了要求实行变法的运动。

变法运动的起源是1895年春发生的“公车上书”事件。这一事件指的是，为了接受科举的最终考试而聚集到北京的600名已经具有举人资格的考生，得知《马关条约》的屈辱条款而向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主要内容的意见书。他们提出了拒绝同日本的屈辱讲和、迁移首都继续战斗、实行根本的制度改革以强化中国这些方案，但是在严禁士大夫结社活动的时代中，他们这些可以称为“高级官僚胚胎”的年轻知识分子公然举行的这种运动，震撼了北京的官僚界。值得注目的是，在他们的意见书中，拒绝讲和与政治改革是联成一体的。从公车上书事件中所见的主战论与改革论的关系，同总理衙门的设立与导致翻译《万国公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情况，正好相反。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官员中的主战论与主和论的矛盾对立十分激烈。主战论者挥舞华夷观的原理，以不可与夷狄妥协为理由拒绝讲和。而主和论者对西方各国的强大具有非常现实的认识，是从即使继续战争下去也没有胜利的希望来判断而主张讲和的。这些主和论者主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政局，在与西方各国展开妥协外交的同时，企图输入他们认为西方各国之所以强大的机械、技术。就是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主和论与改革论是结合在一起的。

使这种结合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在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主战论与甲午战争时期的主战论具有不同的性格。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主战论最为关心的是保持“天朝的定制”。他们想避免由于夷狄的侵入而动摇稳定的政治、文化秩序。而甲午战争时期的主战论最为关心的是“保国”——中国这一国家存亡的问题。他们所希望的正是通过改革传统的政治、文化制度而摆脱列强的侵略。对于西方列强的强大，他们就是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主和论者相比也具有更加现实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并不仅仅是由于给日本多大利益这一问题本身，更重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这可能会成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诱因，因此必须拒绝讲和。

结果不幸而被他们言中了。列强目击了由于甲午战争失败而暴露出中国的衰弱，而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甲午战争的结果，改订了与日本的通商关系，日本在通商口岸获得了设立工厂与从事制造业的权利。这种权利由于适应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条约，其他条约缔结国也便自动地获得了此权利。由此，对西方列强来说中国这一西方的商品贩卖市场而一变成为资本投资市场。西方列强为了形成垄断的资本投资市场而企图在中国各地获得自己的势力范围。1897年冬开始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竞赛，到1898年夏仅仅半年的时间内，就将中国分割完了。在中国形成了所谓的被“瓜分”状态。

在从甲午战争到瓜分势力范围的国际关系下，出现了对万国公法的否定性的见解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例如在拒绝讲和的言论中，也有指出将日本没有占领的台湾割让给日本是违反万国公法这种参照万国公法来指出讲和条约是不当的之议论。或者，抓住由于日清通商条约改订而使日本获得了其他列强同样的不平等特权，因此出现了现在日本也将中国置于“公法之外”的议论。[1]与甲午战争之前相比在武力统治更加明显地横行的环境下，万国公法终究不过是强国统治弱国的工具这一悲观的见解得以蔓延的条件已经具备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尽管如此，我们在变法派知识分子所写的文章中还是可以发现对万国公法给予肯定的评价的特殊文章。

西人之果鲁西亚士虎哥等，以匹夫而创为公法学，万国遵之。盖《春秋》一书，实孔子所定之万世公法也……西人政治家必事事推原于公理、公法之学，以为行政之本。今《春秋》者乃公理、公法之折中也，学者必先通《春秋》，则可语之致用矣。（《翼教丛编》卷四）

此文据说为梁启超（1873—1929）代湖南学政徐仁铸所作的《犹轩今语》的一节。将格罗修斯（Grotius，Hugo，1583—1645）与孔子相类比，给儒教经书之一的《春秋》以“万世公法”的评价，这是甲午战争之前未曾见过的。

梁启超，无须赘言，与其师康有为（1858—1927）一起是变法运动的核心人物。在如前所述的公车上书事件中，意见书就是康有为起草的，梁启超则为考生署名而四处奔走。此后，他们于北京和上海组织了寻求变法的知识分子结社“强学会”，这被视为近代中国政党活动的源流之一。加上他们刊行《强学报》、《时务报》等杂志，致力于普及自己的改革思想，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崭新的运动形式。在拥立幼主光绪帝、以明治维新为榜样而实行的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作为策划者与理论家而参与这一运动，梁启超则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由于西太后的政变使运动受挫，两人亡命于日本。

甲午战争后虽然不少中国人倡导变法论，但是以康有为为中心的这样积极地有组织地展开活动，并且像后面要提到的那样，以极其出色的儒教解释作为变法论的依据的人，与别的变法论者相比具有显著的不同。以下我们称以康有为为中心的一派变法活动家为“变法派”。眼下的问题是，将格罗修斯与孔子相类比、给儒教经书之一的《春秋》以“万世公法”的评价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会出现在变法派的文章中？

变法派的理论结构

如前所述，从甲午战争以前开始就存在着变法论。康有为等甲午战争之后诞生的变法派的议论与战前的变法派有什么不同呢？

从变法派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例如开设议会、改革科举等各种具体项目来看，决非什么独创性的见解。强烈地意识到对外危机的知识分子，从中法战争前后开始已经主张过要进行这些方面的改革。现在被称为“初期变法论者”的那些人，大多数是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断念于科举考试到上海等通商口岸讨生活的所谓西洋通的在野知识分子（也叫“条约港知识分子”）。例如从买办起家到经营洋务企业的郑观应，他的《盛世危言》就几乎囊括了后来的改革派所提到的所有改革方案。变法派的改革方案与已有的议论不同的是，以《盛世危言》为典型的初期变法论者的议论体裁罗列许多改革项目，变法派则是将每一个改革项目视为不可分割的全体改革计划中的一部分。变法派为了实行这种基于全体计划的变革——康有为称之为“全变”，强烈地意识到必须对原来的使变革正当化的原理本身进行变革。他们不仅仅停留于单纯的制度变革，而且要对使变革正当化的原理本身进行变革。这正是他们的独创性所在。

变法派为什么要将各个改革项目建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呢？换言之，他们将各个改革项目联系起来的理论框架是什么呢？与本章主题相关的重要之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变法派认为，以西方各国的入侵为契机，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明显的体系转换。借用康有为的话来说，这种转换是不可逆转地从“一统垂裳”的世界转换为“列国并立”（或者说“敌国并立”。“敌国”的意思是对等的国家）的世界。所谓“一统垂裳”存在着秩序的向心点（具体而言就是中国的皇帝），就是说其他构成成员纯粹是以与此向心点的关系而决定其地位的秩序状态。“列国并立”则意味着各国家之间是一种横向并列的关系、一种多元共存的状态。

如前所述，即使在由于鸦片战争而与英国缔结条约关系之后，士大夫阶层之间将册封、朝贡关系视为正则，而将强加的条约关系视为例外的这种见解还是占有支配地位。士大夫之间意识到与西方各国之间进入条约关系，对中国而言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变化，这种认识大概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产生的。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以此乃“秦汉以来之变局”、“两千年以来之变局”来形容这种变化。中国为了对付这种大规模的变化，非自强不可。他们企图以此作为洋务运动正当化的理由。而试图给予这种大规模变化的方向赋予历史性的意义的，要更加晚近一些，是由19世纪80年代以后被称为“初期变法派”的人们来进行的。例如，郑观应认为中国在秦汉时代经历过从“封建之天下”到“郡县之天下”的大转换，而现今则直面从“郡县之天下”到“华夷联属之天下”的大转换（《易言》）；前面提到的薛福成也指出，现今所面临的是与秦汉时代同样的大规模的变化，即从“华夷隔绝之天下”到“中外联属之天下”的转换（《筹洋刍议·变法》）。

郑观应或薛福成想要弄清的是，他们所面临的变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占有什么位置、具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薛福成所说的“中外联属”，毕竟只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对此，变法派所说的从“一统垂裳”的世界转换为“列国并立”的世界，这里思考的是国际秩序状态本身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所谓“一统垂裳”的世界，在世界被地域所隔断的阶段，事实上存在一个东亚世界，在这里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中心；而在世界不断被全球一体化的现今，以前的那种国际秩序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重要的是，变法派的人们明确地自觉到中国现在已经只不过是“列国并立”的世界中的一个构成单位而已。“列国并立”的世界秩序，是没有统合的中心的多元性的秩序，中国与其他各国一样，只不过是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参与这一秩序。确保中国这一个国家在“列国并立”的世界中的生存和发展，是变法派改革计划的目标。因此，必须对以“一统垂裳”的世界观为前提而建立的中国的各种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改革，的确不得不是“全变”。

第二，变法派极为关心国家这一他们所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对象的状况问题。借用梁启超《新民说》中的表现，在他看来中国人处于“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的状态。在大部分民众不关心国家的情况下，说什么图存图强，不过是画饼充饥。民众不关心国家，并不是因为民众无知怠慢，原因在于民众远离政治。在中国，国家政治为科举合格的官僚（士大夫）所垄断，士大夫与民众的关系是作为以“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关系来进行价值区分，民众不是国政的主体，始终不过是教化的对象而已。在这种状态下，民众不可能具有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成不可分割的一体的认识。相反，不管国家如何变化，只是确保自己的安泰，这成为民众一般的态度。

因此，中国在“列国并立的世界”中图存图强这一变法派的课题，必然发展到变革中国这个国家的现实状况这一课题上来。因为只要民众没有国家意识，就不可能改变国家的存在状况而实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变革的方向，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就是建设“国民国家”。在变法派的人们看来，不论是欧洲列强还是甲午战争中胜利了的日本，“列国并立”的世界中的强国，都是因为实现了国民国家才成为强国。军事力量的优越即使是成为强国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为了将中国改造成为国民国家，一方面有必要实行开设议会或改革科举等政治制度的大改革；另一方面，为了赋予民众以与国民相称的能力，有必要进行教育制度的大改革。改革，的确不得不是“全变”。

第三，变法派理论框架的特色之一是他们的文明观。变法派的文明观的特色在于从文明的条件中彻底排除了人种、民族这些实体性的方面。[2]在他们看来，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与人种或民族的区别完全是不同层次上的问题，不可能某一民族永远是文明或永远是野蛮的。换言之，提出某一民族是文明的或野蛮的这一问题时，应具体考察什么时代的哪一侧面，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问题。如梁启超在一篇主张将法律学输入中国为变法的重要一环的文章中，言及西方人的文明性时这样说道：

泰西自希腊罗马间，治法家之学者继轨并作，赓续不衰。百年以来，斯义益畅，乃至以十数布衣，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数十百暴主，戢戢受绳墨，不敢恣所欲，而举国君民上下，权限划然，部寺省署，议事办事章程日讲日密，使世界渐进于“文明大同”之域。（《论中国宜讲究法律之学》）

依梁启超所见，西方各国为文明国。如前所述，薛福成也承认西方各国是文明国。但是其承认的方式，梁启超与薛福成之间非常不同。

对薛福成而言，西方各国的社会、文化体系，就是说作为总体而言文明与否还是问题。他的方法可以说是由想象中的论争对手而规定的。其想象中的论争对手就是指要弹劾郭嵩焘的《使西纪程》的保守派官僚。薛福成的目标是要修正他们的见解。站在“中体西用”立场上的他们，认为西方总体上是非文明的，输入非文明的西方的制度而改变中国文明，就是“以夷变夏”（《孟子》），因此必须无条件地采取反对的立场。为了改变保守官僚的这种认识，薛福成认为有必要以“政教修明”的说法来强调西方各国的社会、文化体系从总体上说是文明的。对此，梁启超的方法要限定得多。在引文中，他所论及的对象是“百年以来”的西方各国，他所称赞的也是限于法律统治的周密，即使是君主也必须服从法律的统治，而且官民之间权限明确这些侧面。梁启超对确认文明的方法采取限定性的态度，这毫不意味着与薛福成相比，他在视西方各国为文明国这一方面持消极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为了论证西方各国为文明国，其证据之明确，在被限定的范围内，无论如何保守的官僚都没有反驳的余地。而且，梁启超对确认文明的方法采取限定性的态度，这也与他对确认文明的基准十分敏感有深刻的关系。对他来说，在思考一个国家是否文明之际，最重要的是确认的基准。前面所引用的他的文章的背后有“一国乃民之集合而成”、“民之积”之说。既然如此，就存在着抑制统治者的恣意地行使权力，而且能够反映民意的政治体制才是所希望的——即文明的——政治体制的这种认识基准。与这种基准对照，法律的统治在“百年以来”的西方各国的确立，就受到了极高的评价。

这一确认文明的基准是普遍性的基准，对西方各国和中国都同样适用。于是梁启超试图用与确认西方各国文明同样的基准来认识中国，这里存在着他固执于基准问题的理由。他这样说道：

有礼义者谓之中国，无礼义者谓之夷狄。礼者何？公理而已。义者何？权限而已。今吾中国聚四万万不明公理不讲权限之人，以与西国相处。即使高城深城，坚革多粟，亦不过如猛虎之遇猎人，犹无幸焉矣。乃以如此之国势、如此之政体、如此之人心风俗，犹嚣嚣然自居于中国而夷狄人。无怪乎西人以我为三等野番之国，谓天地间不容有此等人也。故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论中国宜讲究法律之学》）

就是说从这样的基准来看，中国的现状难以视为文明的状态——直截了当地说是野蛮的状态。这里虽然有烦琐的法律，但是由于没有确立法律统治的原理（公理），统治者虽然可以用法律来统治民众，但是统治者自身却不受法律的约束。而且君民之间权限的分配不明确，由于君主和民众各自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规矩没有确定，即使在事实上具有界限，按照统治者的意志也可以随意变更。在梁启超看来，如果用这一基准来对照，不是西方各国，而毋宁说夷狄正是中国。薛福成虽然承认西方各国为文明国，但是他强调的是西方各国与中国一样是文明国。梁启超也承认西方各国是文明国，他强调的却是西方各国远远比中国文明。如果说薛福成的文明观的特征在于对西方认识的转换，那么梁启超（及变法派）的文明观的特征便是以中国认识的转换为特征。

但是梁启超认为即使与西方各国相比中国是野蛮的，但是与苗族等少数民族或“非洲之黑奴”相比，中国是文明的，而这些种族与禽兽相比又是文明的。另一方面，西方各国虽说是文明国，但是西方各国实现法律的统治最多也是“百年以来”的事，而且尚未完全实现。“今泰西诸国之自谓为文明，庸讵知数百年后，不见为野番之尤哉！”（《论中国宜讲究法律之学》）因此在梁启超看来，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常常是相对的，而且其相对的位置关系也会在时间之流中发生变化。不变的是文明的基准，而完全符合此基准的国家，现在的世界上还不存在。由此，文明的问题被重新理解为“文明化”的问题，这正是变法派的独特视角。

在变法派看来，文明是分阶段而发展的。康有为用“三世进化”之说来将其模式化。“三世”是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据乱世”是指人类还处于野蛮状态的世界，世界分为各个国家，武力纷争不断。因为各自国家的存亡被置于最优先地位，为了巩固国家秩序，上下身份秩序十分森严，具有权力集中于君主的倾向。在“升平世”阶段，世界分为进入文明的地区和尚为野蛮的地区。在进入文明的地区，以武力解决纷争的事情减少，各国之间实现了武装和平的状态。在各国内部，民众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也不断提高，在民众的政治参与机会增加的同时，君主的权力也得到了限制。最后到达“太平世”，那时全世界被文明化，在各国之间实现了完全的和平的同时，各国内部的君主权力本身也被否定而实现了民主制。在康有为看来，世界就是不断地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过程而向文明“进化”，其“进化”的极至就是他所设想的乌托邦的“大同”世界。在“大同”世界，世界完全被世界政府所统一，国家本身消亡了。而且像男女差别、身份差别等所有的差别都将消灭而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平等，因为社会上纠纷本身消亡了，因此在那里实现了绝对的和平。

这种“三世进化”的过程是不均等的发展过程。文明化的程度因世界各地而异。康有为认为，世界的现状，就国际关系而言，从各国间武力纷争不断这一点看现在还具有浓厚的“据乱世”的性格；就国内政治而言，部分西方国家已经到达了“太平世”的门口。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在“三世进化”的过程中明显落后了。他所谓的变法就是要改革这种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从而使之重新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因此，改革不能不是“全变”。

第四，变法派的人们认为这一文明化的过程就是实现儒教本来的理念的过程。其背后存在着对儒教经书的根本性的再解释。

儒教是由人们所共有的只有儒教经书（“四书五经”）中才有真理这一信念而成立的思想体系。既然真理存在于经书中，学者的任务就是正确地解释经书，由此而发现被埋没在经书中的真理。因此，儒教史本质上就是经书解释史，学者通过给经书作注或疏的形式将自己的见解公之于世。经书解释史上，出现过很多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但是他们并不夸耀自己的独创性。他们所引以为自豪的是由于自己对经书的正确解释，而重新发现了孔孟所知道但是为后来的学者所迷失了的经书中的真理。

康有为对经书的再解释，从广义上说，也可以归于这种持续了两千年之久的经书解释史的进程中。但是他的经书解释方法在以下两点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独特性。

第一，他视古文经书为伪书（伪经）。古文经书发现于西汉末年，是用古代文字所写的经书，东汉之后的学者在解释经书之际被用来作为文本。古文经书的可靠性早就成为清朝考据学者的问题。清初的阎若璩用严密的文献实证学的方法证明了现行的《古文尚书》（《书经》的古文本）是汉代以后被制作出来的——因而是后世的伪作。但是康有为不是以特定的古文经书的真伪为问题，而是由于认为古文经书的成立过程本身有问题，因此断定所有的古文经书都是伪书。就是说，康有为认为，古文经书是西汉末年在朝廷担任图书整理工作的学者刘歆，为了使王莽的篡夺王权正当化而捏造的伪经，不是古文经书的一部分，而是所有的古文经书都不足为据。古文经书本身不足为据了，那么原来那些依据古文经书而作的经书解释，也就自然不足为据了。这样康有为对原来的经书解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裁量了。

第二，康有为主张只有今文经书才是可靠的经书文本。今文经书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西汉初期编纂的文本，由于是用当时的文字写的所以有“今文”之名。今文经书在西汉被广泛地使用之后，到东汉之后就长久地被遗忘了。直到18世纪后半期，受到庄存与等常州学派的学者注目，19世纪中叶，成为《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等重视经世的革新官僚的思想根据。但是康有为对今文经书的评价，与这些先驱者大异其趣。康有为关注的是今文经书的成立问题。像《论语》的“述而不作”那样，孔子在儒教经书的成立过程中，不过是祖述者或编纂者而已，在康有为以前这是通常性的理解。就是说经书是生于周代封建制度开始弛缓的春秋时代的孔子，感叹理想秩序的衰退而收集圣人君主统治时代的记录加以编纂而成的。

康有为否定了这一通说。按照他的理解，经书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书”。“托古”是假托古代，“改制”是政治变革。就是说，康有为认为经书不是古代的记录，而是采用古代记录的体裁记述孔子自己的政治变革理念的书籍。孔子不是经书的编纂者而是作者。这样的话，儒教本身就是孔子创作出来的，极而言之，就是以孔子为“教祖”的教学体系（孔教），而经书解释不过是解读经书中孔子的变革理念而已。康有为认为，理解孔子变革理念的突破口，要从今文经书，特别是《春秋公羊传》里去寻求。他主张这才是处于孔子变革理念的核心位置的思想。

如前所述，变法派对于识别文明与野蛮采取了明显的机能主义态度，毫不犹豫地承认中国与西方各国相比在文明化上落后的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对于识别文明与野蛮、表示文明化的方向或程度的基准本身却不很明确。他们将这一基准归结于孔子的理念。一方面，它是“公理”，是“真的”；另一方面，无疑是“自己的”。使中国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决非模仿西方（不管从外形上看多么像是这样），而不过是实现儒教经书中所记载的孔子的理念而已。

孔子是中国人。在中国，孔子的理念的实现之所以迟于西方各国，在康有为看来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荀子学派歪曲地解释儒教，使发生于孔子而传达到孟子的真儒教陷入了绝路；另一方面是因为刘歆捏造的伪古文经书束缚了汉代以后的学者。儒教尽管诞生于中国，真正的儒教却在中国迷失了两千年以上。变法，就是要将中国人从这两千年间思想的黑暗状态中拯救出来，而这种一扫两千年的迷妄，当然就不能不是“全变”。

以上就是变法派的理论框架的概要。那么，已经论述过的变法派的万国公法观——即将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同格罗修斯与万国公法的关系进行类比，且给予《春秋》以“万世公法”的评价——与这一理论框架又是什么关系呢？

孔子与格罗修斯

变法派的人们将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同格罗修斯与万国公法的关系进行类比，这是在多种思想背景下产生的。如果将其加以整理，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点：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变法派对国际秩序的认识。

如前所述，在变法派的改革论中，运用了“一统垂裳”与“列国并立”的概念。“一统垂裳”意味着存在一个秩序的向心点，就是说其他构成成员纯粹是以与此向心点的关系而决定其地位的秩序状态。“列国并立”则意味着各国家之间是一种横向并列的关系、一种多元共存的状态。变法派自觉到由于西方的侵入，中国的国际环境由“一统垂裳”向“列国并立”的体系转换，因而将以“一统垂裳”为前提而建立的制度转换成适合于“列国并立”的制度就成了变法的课题。

变法派的改革论中，运用“一统垂裳”与“列国并立”的概念时，“一统垂裳”是作为象征以中国皇帝为顶点的中华国际秩序的概念，“列国并立”则是作为象征各国由条约而结成的欧洲国际秩序的概念来分别使用的。但是，欧洲并非一贯是“列国并立”的，“列国并立”也不仅仅是在欧洲才有的现象。同样，“一统垂裳”也是如此。这样的话，将“一统垂裳”与“列国并立”的范畴从中华国际秩序与欧洲国际秩序的比较对照这一思路中剥离出来，作为表示国际秩序的更为一般性的两个基本类型来使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意义的。因此，变法派的人们不仅仅是用“一统垂裳”与“列国并立”的概念来说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现状，而且也运用它们来分析过去的国际关系、构想未来的世界秩序。

在分析过去的国际关系时，变法派的人们无论如何要在中国的过去找出“列国并立”来。不用说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按照他们的解释，秦朝统一中国是“一统垂裳”在中国成立的开始，此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与近代欧洲一样属于“列国并立”的秩序类型。康有为这样说道：

各国平等联盟者，如春秋之晋、楚，权力相等，订盟弭兵，而诸小国从之。若希腊各国之盟，近世欧洲维也纳盟后诸约，及俄、法之同盟，德、奥、意之同盟，是也。其（春秋时的）政体主权各在其国，并无中央政府，但遣使订约，以约章为范围，即今在者荷兰万国弭兵之会是也。（《大同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

就是说在康有为看来，至少中国的春秋时代不完全是力的横行的无秩序的时代，而是具有自立主权的各国在互相对等的立场上缔结盟约，而且由于相互遵守盟约还存在着秩序化的契机的时代。强国主导缔结的缩减军备或限制战争盟约，使并立的各国之间也尚且存在和平的可能性。他认为其中存在着与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相类似的方面。春秋时代各国采取这样的行动，是由于各国都具有规范意识，虽然没有明文化，但是存在着可以与万国公法相比拟的方面。康有为力图证明这是《春秋》所记载的事实。

这种方法与丁韪良在《中国古世公法论略》中所运用的附会论相类似。或许是读丁韪良的著作得到了某种启示。但是不管其理论在表面上多么相似，两者的理论前提是不同的。因为“一统垂裳”与“列国并立”两种基本的秩序类型，丁韪良明显地喜欢“列国并立”的秩序，而康有为则明显地喜欢“一统垂裳”的秩序。康有为喜欢“一统垂裳”的理由是因为他认为“列国并立”是不稳定的。在他看来，“列国并立”尽管不是无秩序，但是要达到永远的安定是困难的。这已经为中国历史所证明。康有为认为，承认盟约意义的春秋时代各国的“列国并立”，如果任其自然的话并不安定，最终还是以晋之三分为契机而进入了下克上或武力横行的战国时代，各国间的战争与合并成为常态而弱小国家被消灭，剩下的几个大国也最终由秦所合并，而归结到统一的“一统垂裳”的状态。因此，由于强行焚书坑儒而遭到儒家谴责的秦始皇，在康有为看来，就其统一中国、平息战乱、使人民摆脱了战争之苦这些方面而言，应该作为历史的功臣给予高度的评价。要而言之，康有为认为“列国并立”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安定的秩序，经过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后应该归结到“一统垂裳”的秩序。[3]

这种想法同样影响了康有为对其所面临的19世纪“列国并立”的现实的看法。中国也作为一个构成成员的“列国并立”在康有为看来也是不安定的秩序。如前所述，他在“三世进化”的极致上构想了一个乌托邦的“大同”世界。在康有为看来，“大同”世界不单单是梦，不是专门为批判现实社会而作出的理论性的构想，而是人类在将来一定会要达到的目标。在这一“大同”之中，国家消亡了，世界统一于世界公政府之下。就是说，“大同”是消解了“列国并立”而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规模的“一统垂裳”。因此，康有为对万国公法最终关心的，不是它如何维持“列国并立”的问题，而是它在实现“大同”世界的过程中有什么意义、起什么作用的问题。[4]

如前所述，“大同”世界是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进化”的诸阶段而出现的。在康有为看来，如果从“大同”世界这一目标反观“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三个阶段，就可能分别赋予“大同的始基”、“大同的渐行”、“大同的成就”的意义。就是说在国家分离争斗的“据乱世”就已经存在着“大同”的萌芽，这种萌芽不断地成长扩大以至于“大同”，这就是康有为的想法。概括地说，他的构想就是，首先在“大同的始基”的“据乱世”，在以主权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基础上，由各国的代表设立“公议会”。至“大同的渐行”的“升平世”，开始创立“公政府”，与其权力扩大成反比例，各国的主权受到制约。而在“大同的成就”的“太平世”，主权国家本身消失，世界成为单一的“公国”。

康有为认为万国公法在“大同”世界的成立过程中应该具有以下的贡献。首先，在“大同的始基”阶段，“公议会”的立法权限不限于各国的内政。立法的对象虽然为国际法即“公法”（万国公法）所限定，由“公议会”所立法的“公法”要高于各国的国内法，但是，各国无权强制“公议会”服从“公法”，而且各国可以任意缔结个别的条约或同盟。

在“大同的渐行”阶段，“公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康有为称之为“全地公法”或“万国公法”——适用于全世界。这种“全地公法”要优于各国的国内法，不容许有与“全地公法”相抵触的国内法存在，公政府具有强制各国修改或废除与“全地公法”相抵触的国内法的权限。国际关系一律以“全地公法”为准则，已经不承认根据个别条约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而且对个别条约或同盟的存在也不承认。各国政府有破坏“文明”或“公共之安乐”，或违反“全地公法”的具体行动时，即使诉之于武力也要制止各国政府的这种行为，必要的时候，甚至具有行使改革或废除各国政府本身的权力。

在最后的“大同的成就”阶段，因为个别的国家本身都已经不存在了，国内法甚至“万国公法”的概念都已经消失，“公政府”所制定的“公法律”是唯一通行的普遍的世界法。

这样，在康有为的构想中，万国公法对实现“大同”世界常常具有推动作用。因此万国公法实行的强度与广度是测定“大同”世界实现程度的尺度。“三世进化”的理想这一康有为思想的基础，在《春秋》中增添了孔子独创性的理念。另一方面，万国公法是由格罗修斯创立的（当时读《万国公法》的中国人这样认为）。因此，对康有为等变法派来说，认为两者具有紧密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事。

第二个问题是对《春秋》或万国公法的理念性的评价方式。

如前所述，康有为等变法派人士一方面将《春秋》或万国公法所记载的理念的现实化的过程当作“大同”世界实现的过程来理解；另一方面，又强烈地主张不管《春秋》或万国公法所记载的理念是否被实现，这一理念本身都应当受到尊重。产生这种重视理念性的主张的背后，存在着变法派独自的经书解释方法。

前面已经提到，康有为提倡“托古改制”之说，这种学说从根本上颠覆了此前的儒教前提。康有为以前的儒者尽管围绕经书解释有种种对立，但是都以理想社会在现世实现是可能的，而且理想社会在中国上古实际存在过为共同的前提。导致理想社会实现的是从尧、舜开始到周公旦结束、兼备道德性与王的地位即体现内圣外王的圣人君主，孔子所从事的工作是收集理想社会的记录而编纂成经书。因此经书在本质上是记载“事实”的书籍，经书权威的终极根据就在于其所记载的“事实”本身——这是圣人君主所创造出来的理想社会的“事实”——的价值。

对此，康有为承认理想社会有在现世实现的可能，但是否定了理想社会在中国上古存在过。理想社会不是存在于上古而是存在于未来。按照康有为的解释，经书所记载的上古的理想社会实际上并未存在过。孔子假托上古的史实，采用宛如理想社会在上古存在过的体裁，将应该在未来社会实现的理想记述在经书中。因此，对康有为而言，经书本质上记载的是“虚构”的事实，经书权威的终极根据在于作者的理念——创造“虚构”的作者的理念。因此康有为最大的课题就是正确地把握经书的作者即孔子的理念。而他认为最大的突破口就是《春秋》。

《春秋》这部经书具有特别的性格。这是以编年体的方式记述孔子出生的鲁国从公元前8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二百数十年间的历史。这是将所发生的事件按照年表一样的方式记述的枯燥无味的书籍，因为春秋时代各国都编有这样的史书，本来的《春秋》——没有经过孔子的加工，被称为“不修《春秋》”——中并不存在作为经书的相应的特别的意义。《春秋》作为经书被尊重是因为人们相信“不修《春秋》”中加入了孔子的笔法。孔子通过改变“不修《春秋》”的字句而表示了他对所记载的事件的评价。孔子的理念表现在对具体事件的评论上，因为这些评价反映在遣词造句上，所以，通过对字句的探讨就有可能弄清孔子的理念。

在解读《春秋》中孔子的理念时，康有为采用了《公羊传》。“传”是对原始儒家经书的评论，后来学者视经传为不可分，将传作为与经书有同样的价值的存在来看待。《春秋》这一经书，有古文经书系统的《左氏传》、今文经书系统的《公羊传》及《穀梁传》，其中《公羊传》为以董仲舒为首的西汉学者所尊重，东汉何休作了注释（《春秋公羊解诂》），此后就废弃了。而另一方面，东汉之后《左氏传》占了优势，以至于《春秋》专门由《左氏传》来解释。但是如前所述，康有为认为古文经书一律为伪书，对《春秋》的正确解释只有根据《公羊传》。只有《公羊传》才是探明孔子理念的关键。

《公羊传》及何休的注——特别是何休的注——可以说对《春秋》进行了神秘性的解释。“三世进化”也是其中一例。孔子在修改《春秋》之际，将所记载的二百数十年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或故意少记载战乱的事实，或增加夷狄进化为华夏的事实。这是表示历史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不断发展，国家间的对立或华夷间的差别消失而至于大一统的状态是孔子的理想。康有为继承了这种解释，并且将其扩展成为全球规模的、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性的理论。

按照康有为的理解，在《春秋》所记载的看上去枯燥无味的事实罗列的背后，延伸着一种被高度地构想出来的意义世界。而占据这种意义世界的核心的“三世进化”的理念，其性质不是在整理事实时力图追认上去的，毋宁说与事实是正相对立的。因为在孔子出生的春秋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混乱不断加深，到战国时代成为所谓衰退乃至堕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孔子敢于提出“三世进化”的理念，这是对时代潮流的自觉的反动。这就必须将传记的眼光从自己所处的时代潮流中移开，从而揭示出了人类历史所应有的发展图景。乍一看是记载事实的《春秋》，实际上，其本质是孔子所“虚构”出来的书。正是由于它是“虚构”的，才可能不拘泥于事实，而具有超越春秋时代的中国这一特定的场所和时间的普遍适用性。

相信经书是理想社会的记录的中国学者或政治家，每当在中国面临困难时，认为只有向理想社会“复古”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至少是他们作为理所当然的原则来主张的。即使到清末这一原则仍然在发挥作用。当时许多主张变法论的，比如在提倡输入议会制之际，就拿议会制在上古的理想社会中实际存在过来进行附会，采用应该复活中国本来的制度这一正当化的逻辑。但是对否定在上古社会存在过理想社会这一前提的康有为来说，这就成了完全没有意义的工作。他认为，学习经书就意味着要将经书的作者孔子的理念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复活。孔子的理念是以在力的支配横行的时代否定力的支配为理想，而且揭示了一条达到完全消除力的支配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康有为看来，这作为全人类都适用的永远的方针，就是“万世之公法”。

康有为认为，格罗修斯以来的万国公法的精神正反映了孔子的这一理念。在他看来，万国公法是伴随着欧洲中世普遍秩序的解体，以武力为背景而形成的各国之间的在由单纯的事实上的力的关系转换为一种规范性的关系的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国际社会的新秩序的理性活动的产物。换言之，在武力支配横行之际，树立各国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规范体系、为从无秩序到秩序转换制定方向这一点上，康有为发现了万国公法的意义。万国公法具体体现了孔子的理念。万国公法是由格罗修斯等西方人制定的，孔子的理念适用于全人类，西方人的工作具体体现了孔子的理念，这正好证明了孔子理念的普遍性。

万国公法在现实中，常常由于力的支配而被无视，甚至被蹂躏，这无损于万国公法的意义。这与孔子之教在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未被直接接受的情况一样。康有为认为“万世之公法”的《春秋》或万国公法的意义，在于总结性地提示人类社会应有的秩序理念，这种意义与作为社会规范的手段的有用性是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强调孔子与格罗修斯社会地位的共同性。

如“西人果鲁士西、亚虎哥皆以布衣而著万国公法，天下遵之”（梁启超《读春秋界说》）所示，康有为等变法派在言及格罗修斯等国际法学者时，一般都强调了其无位无官的身份。这是因为想到孔子的生涯中大部分也是无位无官的情况。像孔子那样对历史加以批判，而提示应有的理想秩序，这种工作本来是“天子之事”，王者应该做的工作。可是，孔子尽管没有王的地位，却做了这样的工作。因此康有为称孔子的这种工作为“素王改制”。在变法派看来，孔子与格罗修斯等尽管本来是无位无官的一介平民，却向人类提出应有的理想秩序，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通的。

康有为强调孔子或格罗修斯等的平民身份，是为了强调他们的理想为社会所接受，甚至可以规范权力，这与他们的地位、身份或权力毫无关系。他们尽管毫无地位、身份或权力，但是他们的言论却可以变革社会，甚至使有地位、身份或权力的人听从他们的言说。在康有为看来，这是正确的理念终究具有可以改变历史的方向的力量的最好的证据。

以上就是康有为等变法派对万国公法评价的框架。这是以“三世进化”与“大同”为基轴、通过他们的世界构想的三棱镜而作出的评价，因为万国公法与其世界构想相适合，所以才给予万国公法以肯定性的高度评价。

康有为将儒教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新解读。这尽管得到了少数的热情的追随者，但是遭到了习惯于通常的儒教解释占压倒性多数的同时代人的反对。尽管如此，他的言说也毕竟是局限在儒教的范围内。他确信自己的经书解释才是正确的儒教解释，对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儒者深信不疑。以“三世进化”与“大同”为基轴的世界构想毕竟是以他的经书解释为基础而成立的。他在运用儒教的范畴的同时提出了一个与儒教传统的世界图景完全不同的新的世界图景。他所做的工作，不是像张之洞的《劝学篇》（1898年）所做的那种修补传统世界图景的破绽的工作，也不是分析由于西方各国的侵入中国发生了如何的变化的工作。而是基于对经书的根本性的再解释，在理念的层面上弄清对包括中国和西方各国在内的世界将向什么方向变化这一问题。这或许可以说是儒教面对西方文明的不断追逼而进行的最后的抵抗乃至反击吧！

康有为承认西方各国为文明国，相反也承认中国文明的现状存在深刻的问题，与西方各国相比在文明化方面落后的事实。像张之洞那样，与甲午战争之后确信中国文明的优越性、依然提倡“中体西用”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康有为的文明观是极为灵活的了。他所一贯坚持的是文明是普遍的、测定文明化程度的尺度是唯一的这样的信念。这一测定的尺度就是“三世进化”论，而文明化在全球完成的状态就是“大同”世界。不论是中国文明还是西方文明，所有的文明都是在“三世进化”的阶梯上朝着实现“大同”的目标不断前进。之所以存在各种各样的文明形态，不过是由于其各自所处在“三世进化”的不同阶梯的位置差距而造成的。这种差距是相对的，即使是现在看来最先进的西方文明，从终极的目标来看也还是不完备的。因此，对康有为而言，孔子所提示的这种尺度和目标是最为重要的。西方各国在文明化的程度上虽然进展较快，可以说他们只不过始终是在孔子所预见的“三世进化”的轨道上发展着，但测定文明化程度的基准本身，毕竟还是“自己的”。

康有为没有采取像议会制是在中国上古理想社会中实际存在过这种在其同时代的其他中国人中曾流行一时的附会论的立场。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也许康有为的学说才是最大和最激进的附会论。人类文明化的尺度最终在于孔子倡导的“三世进化”，而像民主化、平等化或科学发展等这些来自西方的诸价值——康有为主张这些终究是来自于孔子——大都被纳入到其“三世进化”的内容之中。因此随着对西方思想接受的真正深入，不可避免地会有人觉得康有为的这种附会方法的烦琐。康有为所运用的方法，是将所有的“真的”转化为作为孔子已经述说过的“自己的”的方法。就是说在康有为的方法中，“真的”与“自己的”之间用等号联结起来了。但是不管对经书怎样进行再解释和大量的熟读，总会有在经书中不能发现适当的附会材料的时候。如果不能证明它是“自己的”，那么还能不能说它还是“真的”？批判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以真理与孔子之言应该谁为优先的形式提出来的。

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梁启超的主要理论武器是社会进化论，他将社会进化论视为真理（公例）。而他所信奉的社会进化论在某一根本点上与其师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说是对立的。

“三世进化”说与社会进化论

如前所述，甲午战争失败的冲击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学术思想氛围。介绍和接受西方思想也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才出现的现象。

将西方的思想著作完整地翻译成中文而不是部分地概括、以体系的形式介绍到中国的首推严复。由于家庭的贫困而绝望于科举考试的他，进入作为洋务运动一环而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步入了海军军人之道，1877—1879年为进修航海术赴英国留学，目睹了维多利亚王朝后期英国的“富强”。与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将所有领域的留学生都派往海外的日本相比，采取“中体西用”立场的中国，派遣的留学生人数很少，而且局限在技术领域。因此，严复的见闻本身就是非常少有的体验，进而从西方人的价值观和意识中寻求西方“富强”的根源，而且着眼于产生这种价值观和意识的思想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的西方体验，在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属于例外。

严复回国后，虽然做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发挥自己见识的机会，很不得志。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开始大量发表文章，其中包括对洋务路线进行根本性批判的《原强》等一系列文章。开始翻译的是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T.H.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1894）。《进化与伦理》一书的中译本以《天演论》的题目于1898年刊行，在知识分子之间引起了今天用所谓的“天演论热”来形容的大反响。此后，严复还翻译刊行了亚丹·斯密的《国富论》（即《原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即《法意》）、约翰·穆勒的《自由论》（即《群己权界论》）等七部著作，但是都没有获得可与《天演论》匹敌的反响。就像从书名便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到的那样，因为《天演论》是以社会进化论为主题的书籍，社会进化论便成为在近代中国被系统地介绍的最初的西方思想，同时也是被接受的反响最大的思想。

社会进化论——其本身就是不同的论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偏差的思想，如果敢于无视这一点的话——不是将社会（或国家）作为人类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对象，而是认为它本身就具有生命，是自然地成长的有机体（生命体），而立足于在生物有机体中可以类推适用进化的法则这一前提的思想。这种社会进化论，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出现了可以说是爆发性热潮，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社会进化论为说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就是说，国际社会是各国家（或各民族）之间进行日常性的“生存竞争”的场所。这里贯彻着“优胜劣败”这一冷酷的法则。因为只有“优者”才能生存，所以各国都在为了使自己成为“优者”而夜以继日地奋发努力。中国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强力竞争的社会，这对于在东亚世界中一直享受独尊优势的中国来说，还是头一次体验到。

第二，社会进化论为说明当时中国进行紧急且根本性的改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提供了最适当的理论框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战争不断失败，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中国是“劣者”而导致的；中国成为“劣者”，是由于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蓄的各种因素的复合而造成的、有关社会有机体的构造本身的现象。因此，要使中国在竞争的社会中得以生存，就必须模仿西方各国紧急进行根本的改革以使中国至少尽快向“优者”接近。

第三，社会进化论以法则的权威预告了如果怠于改革，中国将会是什么命运。甲午战争之后，列强急速进行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决不是一过即停的现象。这正说明中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只要中国不赶紧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仍然处于“劣者”的状态，中国就会被“淘汰”消失，这是按照“优胜劣败”的法则可以预想的必然结果。

社会进化论在这些方面，向当时抱有危机感的许多中国人系统地说明了危机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危机的方向。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解释是容易接受的，因此，社会进化论就迅速流行开来。决不是因为中国人憧憬新奇的理论。

对普及社会进化论最有贡献的，不是严复，而是梁启超。1898年秋，由于西太后的政变而使戊戌变法受挫之后，他亡命日本，在横滨开展活动。他的活动虽然非常复杂，但其中最注目的是言论活动，刊行《清议报》（1898年创刊）和《新民丛报》（1902年创刊）等杂志，这几乎是他一手操办的。这一时期在梁启超执笔的大量论文的背后，有从日本获得的新知识。他以自己命名的“和文汉读法”找日本人的著作阅读，从而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思想的知识。在日本所接触到的种种新理论中，令梁启超最为醉心的是社会进化论。他把它作为意味着普遍性的经验法则的“公例”来接受，在前面提到的杂志上努力进行介绍和宣传。这些杂志被带回中国，给予许多年轻人以豁然开朗般的新鲜感。

梁启超的论文比严复的《天演论》更具影响力的原因之一，在于梁启超的论文是用极为平易的中文写成的。严复的《天演论》是用高格调的、古雅而又难解的“桐城派”古文写成的，在严复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严复所做的是将存在于西方文明的基础中的道理介绍给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就要求传达这种道理的文章具有适当的形式。因为如果不以这种形式去写，就不能说服具有古典教养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此相对照，梁启超的目标在于向能够识字的中国民众提供新知识，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民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少数具有古典教养的知识分子才能够阅读的文章形式就不行了。他开创了一种被称为“新民体”的接近口语的在当时最为简单的文体，用这种文体来记述其思想，这样两者的影响力当然就有差别了。

严复将《天演论》从用英文写的原著中全部译出，他的目标是将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方向性的理论（他相信是如此），逐字逐句地替换成古典汉语，翻译工作本身也是高度的思想创作活动。对此，梁启超所做的，只是概括地介绍加藤弘之、有贺长雄等日本学者的学说，甚至词语都是借用他们的。梁启超认为重要的，与其说是介绍社会进化论的理论本身，毋宁说是应用社会进化论来分析中国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梁启超的影响力压倒了《天演论》，其结果，梁启超大胆地采用的“进化”、“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等这些日本式的汉语，代替了严复苦心创作的“天演”、“物竞”、“生存”等译语。梁启超以社会进化论为武器对世界及中国历史所作的分析，为许多中国人所共享，可以说成为了时代的常识。

问题在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说与梁启超的社会进化论的关系。16岁就通过了科举的第二阶段考试即乡试而成为举人的梁启超，是顺利步入精英行列的大秀才。但是1890年秋遇到康有为后，感觉到强烈的“回心体验”，此后就成为康有为的热烈的追随者。梁启超深深地倾倒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说，这种情形即使是在他接触到社会进化论之后的一段时期里也没有改变，如他在日本的讲演中，强调孔子真正的立场与日本人的理解不同，不是“保守主义”而是“进化主义”时，这样说道：

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据乱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据乱，渐进而为升平，又渐进而为太平。今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打捞乌盈（达尔文）、士啤生（斯宾塞）氏等所倡进化之说也。支那向来旧说皆谓文明世界在于古时，其象为已过，春秋三世之说，谓文明世界在于他日，其象为未来。谓文明已过，则保守之心生，谓文明为未来，则进步之心生。（《论支那宗教改革》）

梁启超认为“三世进化”说与社会进化论在设想完备的文明形态存在于未来、将进化理解为朝着其完备的文明发展这些方面是相同的。就是说，他曾经信奉的“三世进化”说与他现在信奉的社会进化论，以同具文明化的观念为根据而用等号联结起来了。但是，康有为倡导的“三世进化”说与梁启超信奉的社会进化论，不仅在立论的前提上不同，而且在一些重要方面是完全相反的。

康有为所憧憬的秩序无非是全人类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状态。在他看来，人类所遭受的痛苦，大部分是来源于贫富或名誉等社会诸价值分配不均，或者由于这种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纷争。分配不均是从国籍、身份、性别、职业等差别产生的，企图用暴力去改变分配不均时，纷争就发展成为战争。因此，康有为所构想的“大同”世界，是消灭了包括国家或家庭在内的所有特殊主义的集团而使人类无差别地平等化、消灭了差别和纷争的世界。康有为认为实现这样的“大同”世界就是文明化，文明化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对此，梁启超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文明无论如何是由竞争而形成的。国际社会是生存竞争的场所、适者生存的场所。在这里，为了生存，各国日夜奋发努力以寻求发展增进本国的能力。支配这一生存竞争的场所的是优胜劣败的法则，各国的努力最终由这一法则来判定。优者生存下来并更加繁荣，劣者则被淘汰消灭，文明因此而得到发展。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文明化不是实现某一目的的过程，而是作为生存竞争的结果而产生的过程。

梁启超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为了人类而构想“大同”世界，不如说是为了中国人而构想使中国得以生存的必要的改革方案。在政治领域，他的改革方案的核心在于使中国从专制体制转换为立宪君主制。在使这一改革方案正当化之际，他几乎不关心专制体制与立宪君主制的抽象性的是非问题。他强调的是，从专制体制转换为立宪君主制才是政治进化的必然性的展开。因此，在他看来，这种从专制体制到立宪君主制的政治进化过程，在双重意义上是由实力的契机所证明的过程。第一，这一过程是由于民智、民德、民力的发达而积蓄实力的民众，迫使专制君主让步而实现的过程。第二，这一过程的必然性，由在国际性的生存竞争场合，上下一体的立宪君主制国家与上下隔绝的专制体制的国家相比，前者在调动国家的综合实力方面要远远优越，也符合优胜劣败的法则所证明。康有为认为力的支配的最小化是文明化的过程；而在梁启超看来，文明化的过程是由力的契机所证明的过程。

主张力的支配的最小化就是文明化的过程的康有为，认为与力的支配横行的“列国并立”的竞争秩序相比，整然统一的“一统垂裳”的规范秩序才是人类所憧憬的秩序。如前所述，康有为所构想的“大同”世界，是试图再现全球规模的“一统垂裳”的秩序，在那里，竞争在原则上是被禁止的。而在认为毕竟只有竞争秩序才是自然而且正常的秩序的梁启超看来，康有为的构想是不自然的，反映了一种异常的状态。他这样说道：

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若曰并国界而破之，无论其事之不可成；既成矣，而竞争绝，毋乃文明亦与之俱绝乎！况人之性非能终无竞争者也。然则大同以后，不转瞬而必复以他事起竞争于天国中。而彼时则已返为部民之竞争，而非复国民之竞争，是率天下人而复归于野蛮也。（《新民说·论国家思想》）

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康有为是试图人为地停止本来应该是自然的竞争，既然认为竞争与文明是不可分的关系，那么人为地停止竞争的结果，就不是走向人类的文明化，而是向野蛮退步。

二者在对“大同”世界的评价上的对立，同样也表现在对中国史的评价上。在认为文明化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类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康有为看来，中国的战国时代，在各国战争不断使民众日夜遭受涂炭之苦这一点上，是中国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此相比，认为对由于焚书坑儒而臭名昭著的秦始皇，因其统一中国使国内和平化，而将民众从战火的痛苦中解放出来这一点上，应该给予肯定性的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在认为只有竞争才是产生文明的原动力的梁启超看来，战国时代正是竞争在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常态化、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的时代。他认为，在战国时代文明得到了最好的发展，技术或社会制度的发展自不待言，就是思想也是在战国时代最为发达。不用说，儒教的发展就是由于在战国时代通过与诸子百家的思想竞争使自身得到锻炼而成为可能。战国时代，不是像原来的历史学家，包括康有为所想象的那样，是混乱、分裂、无秩序、堕落的时代，而是充满了竞争与进化的中国史上最光辉的时代。将战国时代视为混乱的时代，是由于观察者将“一统垂裳”视为正常的这种先入之见歪曲了历史。这种先入之见秦汉以来支配了中国两千年，正是由于中断了竞争，因而妨碍了中国的社会进化，是造成今日中国结构性的贫弱与停滞的元凶。

扭转对战国时代的评价乃是产生于对康有为的深刻批判。梁启超认为，在战国时代，中国的思想界呈现出最活跃的状况，出现“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这种状况，是由于各种各样的思想自由竞争，即事实上存在“思想之自由”的原因。这种“思想之自由”到汉代之后由于儒教定于一尊而迅速消失，从而中国的思想界陷入了窒息状态。在西方传来的“新学新理”的冲击下，中国人好不容易要从这种窒息状态解放出来的今天，康有为企图将所有的“新学新理”附会到“孔教”上，并且要将“孔教”作为国教来强加给中国人，这无非是要使中国思想界再次陷入窒息状态。康有为从孔教是否为正确的思想这一问题出发，认为既然是正确的思想，用孔教来引导中国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梁启超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孔教是否是正确的思想，而是即使孔教是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统制中国人的思想世界是否是正确的问题。

站在这一前提上的梁启超，对康有为所依据的方法提出了根本性的疑问。如前所述，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是成立在将从西方获得的“新学新理”（“真的”）完全作为孔子述说过的（“自己的”）东西的附会论之上的。这种附会论也许的确使得输入“新学新理”变得容易，但是生于两千年前的孔子，就完全预知了现在的“新学新理”，这根本就不可能，既然如此，就必然会遇到附会的局限性。此时，梁启超所提出的问题，是“新学新理”与孔子应该何者优先的问题。他说：

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纳入之，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之于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从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梁启超所强调的是真理具有固有的价值，不管它是否与孔子的言说一致，真理本身就是应该最优先接受。梁启超1902年写的这篇论文，在中国近代思想展开的过程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因为从洋务派到变法派所坚持追求的“真的”与“自己的”相一致的大原则，至此被自觉地否定掉了。在梁启超看来，先要证明是“自己的”才接受“真的”，这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革新的行为，而在其精神的根底上实际上是蕴存着“思想界之奴性”的行为。只有打破“思想界之奴性”，才是真正的革新行为，这对中国人来说才是最为急需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然而，梁启超对战国时代的肯定性的再评价，与前述《中国古世公法论略》中的丁韪良的见解有相通之处。他们将“一统垂裳”的秩序视为异常乃至例外的事态，各个国家多元地构成的“列国并立”的秩序才是国际秩序的正常状态。但是对丁韪良来说，并立的各国按照万国公法的规范建立共存的关系是自然的。因为对他来说，万国公法是基于自然法而成立的。与自然状态中每个人作为自然权的主体都是对等的一样，在国际社会各个国家作为主权的主体也是对等的。这种关系虽然为万国公法所规定，丁韪良认为也是应该具有的秩序模式。对此，梁启超认为并立的各国处于竞争的关系是自然的。因为在他看来，生存竞争是基于自然法则的必然性现象。人类在其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与在家族、部族等所有的社会集团层次不断扩展竞争一样，在国家这一最高阶段，发生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并不是在竞争与战争之间画等号。尽管如此，如“诸优国一旦发生战争，劣国的命运将为之一变……战争是竞争力的积极表现”（《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所说，并没有将战争从竞争的范围排除出去。对梁启超而言，战争终究是竞争的极限形态。这样，既然竞争是具有法则性的必然性而产生的现象，根除战争大概就不可能了。虽然可以从伦理上非难战争，但是并不能因此而防止战争的发生。而贯穿于竞争或战争中的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力的原理。力量上的劣者，想依靠力量之外的什么东西，如万国公法，从根本上说都是无力的。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所有的战争中国都失败了，最终导致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其原因就在于沉浸在“一统垂裳”的幻想中而中断了竞争的中国为“劣者”、“弱者”。这尽管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是如果对照“优胜劣败”的法则，这只是发生了应该发生的事情。既然如此，为了保证中国在“列国并立”的国际竞争社会中得以生存，就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以积累适应竞争的力量。

薛福成曾经同样有中国是“弱者”的自我认识，他认为为了使“弱者”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生存下去，尽管存在着不平等条约，还是有必要自觉地遵守万国公法。“藉公法自存”这一表现象征着他的立场。现在，梁启超立于同样的自我认识，认为为了使“弱者”的中国在国际的生存竞争中生存下去而避免被淘汰，中国必须成为“强者”。“争竞自存”这一表现象征着他的立场。在从“藉公法自存”到“争竞自存”的转化中，对万国公法的关心迅速地消失了。1900年之后的梁启超的大部分著作中，几乎没有了关于万国公法的记述。

但是，清末中国人对万国公法的关心并没有就此中断。毋宁说正好相反。清朝的最后时期，在以打倒清朝体制为目标而出现的年轻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国际法的强烈关注——从与原来不同的立场出发的，而且表现出远比原来更为强烈的关注。

众所周知，在梁启超与革命派之间展开了使近代中国思想史生彩的宏大的言论战。论争的焦点是革命作为变革中国的手段是否适当的问题。论争涉猎广泛，在论争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分歧。如何认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是分歧点之一。围绕对国际法的评价，两者表现出了不同的立场。关于革命派知识分子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国际法的，以及这与文明观的变化有什么关系，这些想在下一节来探讨。

注释

[1]这种议论见于《湘学新报》（也称《湘学报》）“交涉”（外交的意思）部门。《湘学新报》是1897年创刊于湖南省长沙的旬刊杂志，与其后创刊的《湘报》一起，是湖南革新运动的中心。本来湖南以保守的风气而著称，甲午战争之后，在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等的指导下迅速地革新化，是戊戌变法（1898年）之前变法运动开展得最活跃的地方。运动的据点，是以培养改革派人才为目的而设立的湖南时务学堂、结集改革派人士而具有类似于地方议会机能的南学会以及为普及改革派言论而创设的《湘学新报》和《湘报》。在上海编辑《时务报》的梁启超被招聘为湖南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通过他，康有为的独自的以儒教解释为基础的变法论在湖南省传播开。
担任《湘学新报》编辑的是后来以“勤王”与“革命”为口号发动自立军起义（1900年）的唐才常。他在“交涉”部门留下了许多议论。他的关于外交问题的文章，明显地受到康有为和薛福成的影响。康有为的影响大概是来自梁启超的。而薛福成的影响则来自于唐才常的老师、《湘学新报》的支持者江标。江标1889年进士合格之后到同文馆学习有关外国的知识，其才能为薛福成所认可。参见[小野川，1969年，第181页]。
湖南变法派的激进言论遭到了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的湖南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管辖湖南湖北两省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警戒心。张之洞以汉阳为中心大兴洋务事业，在留学生的派遣方面也表现积极，而且也承认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在这些方面虽然是属于开明官僚，但是对他来说，改革毕竟要在维持三纲五常的限度内进行，而他认为湖南改革派的言论已经超出了这一限度。他在让叶德辉编纂《翼教丛编》的同时，亲自著《劝学篇》对湖南变法派展开批判。
1898年戊戌变法进行了约一百天便失败了，与此同时，湖南的变法运动也受到挫折。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中，张之洞的《劝学篇》作为稳健的改革论的教典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对此，从洛克的民权论的立场加以批判的是何启的《劝学篇书后》。何启留学于英国，取得了医师与律师的资格，在香港作为律师十分活跃。19世纪90年代写出了以《新政议论》为首的一连串论文，鼓吹变法论。何启与康有为可以说是19世纪90年代变法论的两大理论家。依据孔子教的康有为与依据洛克式的民权论的何启，二者立论的根据完全不同。何启著作《康说书后》对康有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但是，如同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新教议论》对万国公法几乎是无条件地予以信赖……认为万国公法不单是外交方面的书，也是性理即哲学方面最有用的书籍。因此，公法明，则敌国强乃为我国之福，可以增修国政；公法不明，则敌国强乃为我国祸，惟恐其侵略。有志于国家安宁者，非公法无所可依。”（小野川秀美《何啓·胡礼垣の新政議論》，《石浜先生古希記念東洋学論叢》，1958年，第129页）何启给予万国公法以高度的评价，在这一点上，何启与康有为却奇妙地一致。

[2]例如康有为这样说道：夫夷夏之别，出于春秋。然孔子春秋之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狄有礼义则中国……然则孔子之所谓中国夷狄之别，犹今所谓文明野蛮耳。故中国夷狄无常辞，从变而移。当其有德，则夷狄谓之中国，当其无道，则中国亦谓之夷狄。将为进化计，非为人种计也。（《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此文执笔于1902年，但是对于当时强烈的排满革命论，康有为的头脑中存在着对抗意识。排满革命论是以驱逐异民族满族为革命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的议论，而使排满正当化的有力的议论之一是将华夷关系作人种主义的说明。站在这种立场的论者，许多都依据《春秋左氏传》来展开议论（如章炳麟）。对此主张满汉融合说的康有为则依据《春秋公羊传》，认为他们的华夷观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错误，而且在对经书的解释上也是错误的。

[3]康有为认为“并立”与“一统”是社会秩序的两大类型，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这两种秩序类型不断交互出现，使统合的层次不断提高、范围不断扩大。即是说，人类最原始的集团是“家族”，统合各个家族的并立状态就出现了“部族”，再统合各个部族的并立状态就出现了“邦国”，进一步统合各个邦国的并立状态就出现了“国家”。中国人原来一直抱有的以中国皇帝为顶点的“一统垂裳”的世界观，就是在这统一“国家”的层次而成立的世界观。而正好周围地区长期不存在与中国匹敌的国家，对照各个强国相互竞争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列国并立”的话，明显是错误的。但是，在康有为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一统”理念本身的错误。“人民由分散而合聚之序，大地由隔塞而开辟之理，天道人事之自然也”（《大同书》）。“并立”走向“一统”的变化是超人为的不可逆转的倾向。与这种倾向相对照，现在世界规模的各国“并立”的秩序决不是最终的秩序，终究应该实现世界规模的“一统”。康有为认为“并立”与“一统”反复出现，某一阶段的“并立”常常是不安定的，这是因为各个集团“并立”的关系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集团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弱肉强食的纷争的可能性。纷争发生的概率是集团数越多越高，相反，统合的规模越大集团数就越少，那么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康有为认为，一定阶段的“一统”，与此前的“并立”相比，纷争发生的机会减少了，人民从所受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在这一意义上，哪怕是在相对意义上的“一统”也常常是人们所期望的。康有为对秦始皇的高度评价，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4]“并立”崩溃而成为高一层次的“一统”的过程，一方面是和平这一理念实现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强者“并吞”弱者的过程——康有为的话叫作“势之自然”。换言之，在康有为的构想中，既有由于“一统”的实现而抑制力的支配的横行这种重视目的的契机，又有在实现“一统”的过程中容忍力的支配的这一重视结果的契机。康有为称赞始皇帝，是由于重视他毕竟统一了中国这一结果，而并不是试图对始皇帝所用的焚书坑儒等方法进行辩护。
问题是在今后实现“大同”的“一统”化的过程中，作为手段的力的支配是否能够同样容忍。《大同书》中所记载的康有为的立场并不明确。一方面，认为在实现“大同”世界的过程中重视万国公法的作用，表明了他要抑制作为手段的力的支配的立场；另一方面，认为在实现“大同”世界的过程中淘汰黑人那样的“劣等人种”是理所当然的，又表明了他容忍作为手段的力的支配的立场。
康有为的这种暧昧态度与他的三世进化说及《大同书》的成立过程本身有关。康有为在确立三世进化说的过程中，很可能是由于读《地学浅说》（拉耶尔《地质学原理》的中译本）时受到其地质进化观念的启发。而由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将社会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时，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说已经确立了。这种意义上，他的三世进化说不同于欧美的社会进化论的构想，他认为生物进化这一自然法则（因果法则）不适用于社会，康有为始终以实现孔子的理念这一目的论的立场来构成自己的理论。
尽管如此，康有为在执笔《大同书》的过程中，也吸取了来自欧美社会进化论的“优胜劣败之理”，以图强化自己立论的根据。康有为在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向弟子表明了“大同”理想社会的思想，但是执笔《大同书》的初稿据推断是在1902年前后。这时，通过严复和梁启超的介绍，欧美一系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已经十分流行。因此使康有为也觉得有必要吸取欧美的社会进化论思想。
但是欧美的社会进化论是以“适者生存”或“优胜劣败”这种单一的原因来说明社会进化的因果理论，与本质上作为目的论而构成的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论是完全不同性质的理论。其理论上的裂痕，即实现“大同”世界的过程是作为实现目的的人为的过程来构成的呢，还是作为委之于“势之自然”的自然过程来构成的？在这一点上，就产生了《大同书》的理论构成的暧昧性。
然而，是从人类的人为过程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进化，还是从自然放任的过程的意义上来理解自然进化的问题，在欧美的社会进化论中也存在。即《天演论》的原作者赫胥黎关于社会进化就持二元论的立场。他主张如果从伦理的观点来看，将作为受生存竞争支配的冷酷的自然过程的“宇宙过程”视为邪恶的无目的的过程，人类不断地克服“宇宙过程”而增强道德责任的“伦理过程”，才是真正的社会进化。但是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在解说中不断地引用斯宾塞的话，认为斯宾塞的“任天为治”之说优于赫胥黎的“胜天为治”之说。进而由于完全依据“优胜劣败”之公例的梁启超是更甚于严复的法则一元论者，赫胥黎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在20世纪初的中国引起争论。
再提起这一问题的是李石曾、吴稚晖这些在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于1907年创刊《新世纪》杂志，主要依据克鲁泡特金而展开了主张“无政府共产革命”的论阵。他们也设定了两种类型的进化，相对于强权支配生存竞争的进化，认为实现相互扶助的进化才是真的进化。为了在人类社会中实现相互扶助，必须废弃国家等一切人为的权力机构而实行“无政府共产革命”。在设想两种进化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与赫胥黎相通，但是对于赫胥黎的“伦理过程”是对抗自然的“宇宙过程”的人为的过程，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倡的连动物也相通的相互扶助所依据的却是作为生物的人类的自然。无政府主义者将实现这种相互扶助的乌托邦状态也同康有为一样称之为“大同”。但是他们与康有为不同，他们对老子具有亲近感，而不是孔子。
赫胥黎或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出的进化二元性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论被接受，最终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消失了。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发展阶段的必然性这一想法，一方面是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争中，另一方面也冻结了中国人关于社会发展状况的想象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五 中国革命与万国公法

“文明之革命”与“文明之排外”

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肇始，一般认为是孙文的兴中会的成立（1894年）。但是初期兴中会的活动由于是接受华侨的援助，规模很小，无论是政治上的影响力还是思想上的影响力都极为有限。革命运动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在中国人中间展开是义和团事件（1900年）之后的事。支持义和团而向列强宣战最终招致了巨额赔款的清政府的失政，成为导火线。担心只要清政府掌握政权，事态就更加恶化，列强的瓜分势力范围就更加凶猛从而中国将被殖民地化。中国人难道就不会像非洲人一样被奴隶化吗？对这一时期的中国人而言，这是颇具现实性的恐怖。为了防止这种事态的发生，为了确保中国人的生存与安全，认为首先需要打倒清政府的中国人不断增加了。由于清朝是满族统治的异民族王朝，也增加了他们对清朝的反感。

尽管如此，在20世纪初，改革派（变法派）与革命派的界线还很暧昧。改革派的理论指导者梁启超，这一时期强调在建设之前“破坏”的必要性；而另一方面，革命派还没有做好与从世界解释到具体政策具有首尾一贯的体系性思想的改革派相对抗的思想准备。新的革命运动的主力是不断增加的中国留日学生，但是他们大多数人深受梁启超的文章的影响，从梁启超的理论脱胎换骨而构筑起革命的理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出现明确地批判改革派而鼓吹革命理念的文章是在1903年前后。邹容的《革命军》（1903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年）、陈天华的《猛回头》（1903年）与《警世钟》（1904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文章都明确地论述了为什么不能改革而必须革命以及由革命所要实现的目标。由于这些文章，革命路线与改革路线之间划开了一条决定性的界线，从而成了几年之后两者全面对决的导火线。

执笔者中，邹容（1885—1905）与陈天华（1875—1905）为留日学生。[1]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新的立场都使用“文明”这一概念作为关键概念，这是意味深长的事实。例如在邹容的《革命军》中出现了“文明之革命”这一概念，其旨趣如下。

什么是革命这对邹容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问题，他从两个层面来考察革命这一现象的性格。

第一，从自然现象的层次来理解革命。通过梁启超而接受了社会进化论的洗礼的邹容，视社会为一有机体。如果国家是有机体，作为有机体的国家所发生的现象，按照生物有机体所发生的现象进行类推的话，也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说明。在邹容看来，如果最广义地理解革命，那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现象，这与生物体内的新陈代谢现象在本质上是类似的。新陈代谢是生物有机体的生存不可缺少的现象，否则有机体就会衰老以至于死亡。这是“天演之公例”。国家也是一个有机体，既然如此，作为社会的新陈代谢的革命，也是保证作为有机体的国家的生存的必不可少的生理现象，因此革命不是异常的，而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第二，从社会现象的层面来理解革命。革命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不能完全用生物有机体中的新陈代谢这一自然现象的类推来说明，是因为它与人类的目的意识性有深刻的关系。即便革命的发生同新陈代谢一样具有必然性，而革命的方向却是可以随着目的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考察作为社会现象的革命时，就必须注意革命者的目的意识状况。根据不同的目的意识状况，邹容将革命区分为“文明之革命”与“野蛮之革命”两种类型。

“文明之革命”的模范是名誉革命（英国）、美国革命及法国革命等近代欧美所发生的一连串的革命，邹容认为这些革命具有以下共同的性格：

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革命军》第一章）

就是说“文明之革命”是使社会由野蛮向文明方向转换的革命，邹容认为，欧美各国由于发生了这样的革命，才可能得以飞速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过去发生的王朝交替的易姓革命是“野蛮之革命”的典型。在中国革命开始成为现实问题的当时，中国史上是否有革命的先例逐渐成为重要的论争之点。[2]从邹容的立场来看，因为作为自然现象的革命是必然发生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在中国过去存在革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将其革命作为社会现象来把握时，则全无如前所述的“文明之革命”所见的积极要素。这只不过是为获得权力的野心所驱使的个人以实现自己或自己一族的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革命，其结果只有王朝的交替，而不能使中国社会走上文明的轨道。因此这是“野蛮之革命”，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一次“文明之革命”。梁启超将在“一统垂裳”的秩序下竞争被封锁了视为中国陷入停滞的元凶，而邹容则认为只存在“野蛮之革命”是中国陷入停滞的元凶。

邹容的文明观的根底中是“天赋人权”的观念。所有的人一生下来本来都是自由而且平等的存在，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平等的社会的出现，在邹容看来就意味着文明化。“文明之革命”就是为了实现这种社会而进行的革命。因此，“文明之革命”这一课题与人种或民族的区别无关，是适合于全人类的普遍的课题，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有进行“文明之革命”的权利和义务。“文明之革命”决不是模仿西方人的，同时也不能以是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为理由而拒绝。

《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将“文明”这一概念与“排外”这一概念结合起来而产生了“文明排外”的新概念。与邹容一样，陈天华也诉之于革命之必要，但是陈天华的主张的背后存在着远远比邹容迫切的对外危机意识。由于义和团事件，中国被课以巨额的赔款，或不得不作出承认列强驻扎军队等新的让步，而且俄国将在义和团事件中调出的军队就留在了当时的满洲，吞并的野心十分明显。看到这种情况，陈天华感到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

作为应付危机的对策，陈天华主张实行直接的排外。在他看来，鸦片战争以来数次与列强的屈辱的讲和，都以为将来实行排外而赢得必要的时间这一理由而被正当化了，但是其结果，对列强的妥协却只是使列强的侵略进一步扩大。事态愈加恶化，以至于今天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明显地看出讲和→对外妥协→将来的排外这一理论已经是虚伪的理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是直接的排外。这样，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呼喊：“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乍看上去，这像是非合理的情感的无节制的喷射。但是，他在这里严格地区别了“文明排外”与“野蛮排外”。

首先对什么是“野蛮排外”，他这样来说明：

野蛮排外的办法，全没有规矩宗旨，忽然聚集数千百人，焚毁几座教堂，杀几个教士教民以及游历的洋员、通商的洋商，就算能事尽了；洋兵一到，一哄走了，割地赔款，一概不管。这是野蛮排外的办法。（《警世钟》“心得”第九）

以排外为动机的心情，是当属于自己集团在遭到来自外部的侵略时，自然形成的而对此进行的本能性的反抗。但是如果对于这种心情不加以规范或引导而任其爆发的话，排外将会以不愉快的能量的瞬间释放而告终。这样的排外，也许可以给当事人带来自我满足，但不可能形成持续的抵抗，其结果只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野蛮排外”正是这种类型的排外，不用说，义和团就是陈天华脑子里所认为的“野蛮排外”的实例。义和团，在今天虽然作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在当时大部分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看来，却是最坏的反面教员。

当然在陈天华看来，排外本身毕竟是正当的行为。因为对被压迫者而言，排除外来的压迫，不仅仅是自然的反应，在道义上也是理所当然的行为。但是，如果其排外是基于怨恨而进行的报复行为，这就使被压迫者自失其道义上的地位而最终与压迫者为伍。尽管压迫是如何不正义的，但是仅此并不能保证被压迫者就自动地处于正义的立场。被压迫者对压迫者而言为了在道义上处于优越地位，不单单是依据被压迫这一事实，而必须还要以更加普遍的规范——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应该服从的规范——来作为自己抵抗的根据。对陈天华而言，这种普遍的规范就是万国公法，以万国公法为根据的排外，他认为才是“文明排外”。

概括其“文明排外”的内容，就是平时将所有的外国教堂、教士、商人等不是作为排斥而是作为保护的对象，不加以任何迫害。另一方面，对于修铁路、买矿山及驻扎洋兵等所有侵犯中国的权利的行为，都不许可，断然拒绝。而且如果发生战争时，也决不半途妥协，两军阵前，彻底战斗以杀尽敌人为目的，但是即便如此，一概不伤害洋兵以外的洋人，而且即使是洋兵，若当了俘虏，也不去伤害他。在陈天华看来“万国公法都是这样”（《警世钟》“心得”第九）。

万国公法与“文明排外”的方式有如下两重关系。即一方面，就像在断然拒绝侵略中国权利的行为中所见到的那样，使排外中什么是应该真正遵守的价值明确化；另一方面，就像两军作战而不伤害军人以外的外国人所见到的那样，使排外中应该将什么视为具体的敌人明确化。因此，由万国公法而将排外的目的及对象明确化了的“文明排外”，与无节制的“野蛮排外”相对照，可以集中排外的能量并使之得以持续。

这样，陈天华尽管在“文明排外”的名义下主张排外也必须遵守万国公法，但是反过来，决不认为只要遵守万国公法排外就能够成功。如不平等条约所示，他充分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各国关系的现状是与万国公法相抵触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主张要遵守万国公法，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在他看来，列强蹂躏万国公法而对中国进行侵略，最终都是因为中国是弱者，如果作为弱者的中国也无视万国公法的话，招致的是相互都失去了控制自己行动的规范而陷入力的无政府状态，这样处于力的劣势的中国就只能是被片面地践踏了。对作为弱者的中国而言，还不如遵守万国公法，在万国公法所许可的范围内试图进行坚决的抵抗这样更有意义。因为中国采取这样的态度，中国的抵抗行为不仅对对方的侵略行为来说处于道义上的优位，而且由于剥夺了对方行为的正当性根据，从而对对方进行心理上的追究，这样就可能有利地推进排外。在这种意义上，陈天华的想法，在考虑到以道义的优位性来补充力量的劣位性这一点上，与其说是幻想，毋宁说是更为现实。

更进一步来说，将这种形式的抵抗称为“文明排外”，这里也有陈天华的文明观的特色。在他看来，在“亡国灭种”的对外危机中，可以看到下面两种典型的中国人的态度。一个极端是不顾国家的危机，而把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的中国人。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惜崇洋媚外，借用外国的力量来压制其他中国人，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可以成为其“奴隶”。这是“媚外”，不是“排外”。另一极端是讨厌西方的一切，听凭一时的兴奋而进行烧毁教堂等破坏行为的中国人。他们只要使自己的感情得到满足而不惜作出任何野蛮的行为。这虽然是排外，但不过是“野蛮排外”。当时的中国人就是在这两极之间摇摆。

在陈天华看来，这些典型的态度作为面临对外危机的中国人的态度，都极为不当。就“媚外”的态度而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卖国，成为外国的爪牙，正是中国人的这种“奴隶”根性，使列强瓜分中国得以顺利进行。就“野蛮排外”而言，这不但不是要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相反会使中国陷入新的纠纷而不得不对列强作出更多的让步。因此对陈天华来说，真正值得忧虑的，与其说是存在对外的危机，不如说是中国人对待这种危机只是采取不适当的行动，而且这种不适当的行动是来自于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就是说，真正的危机不是存在于中国之外，而是存在于中国之内，而且是存在于中国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中。

“文明排外”就是为了克服这种中国人的内在性的危机而设定的具有对抗性的课题。陈天华认为，是否文明，并不应该由一个民族过去所积蓄的文化遗产的大小来判断，相反，而是应该由一个民族每一瞬间的态度决定来判断。因此，文明化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一个民族是志向于文明还是志向于野蛮，这要由其在每一瞬间对待具体问题的态度而定。如何进行排外的问题，正是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能够在狂热的排外运动的旋涡中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并由此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可以说是文明化的态度。陈天华以“文明排外”来命名排外的应有形态，恐怕也是基于这种考虑。

然而，陈天华认为完全不能指望清政府来担当“文明排外”之任。这是理所当然的。一方面袒护义和团进行“野蛮排外”，另一方面向列强出卖权益开展媚外外交。在他看来，这种清政府毋宁说是“文明排外”的障碍，因此在《警世钟》中，他主张打倒清政府的革命的必要性与实行“文明排外”的必要性是不可分割的课题。

但是，革命与“文明排外”果真能够无矛盾地并立吗？在中国发起革命的话，从国土的广阔与革命军的力量来看，革命极可能需要进行很长的时间。这样由国家权力控制的松弛的无秩序状态，将在广泛的范围而且长时间地出现。这样的话，即使革命军自身遵守万国公法，在治安恶化的过程中，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为暴徒或盗贼所侵害的概率就会极高。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态，外国必定又要以保护本国国民为借口而派遣军队，要求割让领土或获得其他权益。要而言之，不管革命派如何否定“野蛮排外”而呼吁“文明排外”，革命所造成的结果与过去“野蛮排外”所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是革命这一路线本身错了。

这样的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是在陈天华发表《警世钟》的第二年，即1905年。

希望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命

1905年这一年，与甲午战争失败的1895年一样，是给中国带来重大的政治变化的年头。象征着这种变化的有以下三件事。

第一，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了俄国。因为是以中国的领土满洲为舞台而进行的战争，所以中国人对这场战争非常关心。远东的小国日本战胜了欧洲的大国俄罗斯，这一结果与大家预料的相反。日本胜利的原因在哪里成为思考的问题。对此，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胜利是因为日本是立宪君主国，俄罗斯失败是因为俄罗斯是专制帝国。由于立宪君主国的国民对国家具有一体感和爱国心，从而能够发挥国民的总体力量，因此要比专制帝国强大。中国还是与俄罗斯一样的专制帝国，因此应该将中国改造成立宪君主制的意见即使在清政府内部也很有势力。义和团事件之后开始的被称为“新政”的政治改革，以此为契机，大大地加速了向实现立宪君主制方向的进程。

第二，决定废除科举。此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激增，知识分子的状态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一点，已经在序章中作了论述。

第三，兴中会、光复会等已有的革命团体大同团结，在东京成立了以孙文为总理的中国同盟会。同盟会发行机关刊物《民报》，在世界各地设置支部以集中华侨的援助，同时动员秘密结社在中国南部的边疆地带开展武装起义。同盟会虽然不是坚如磐石的组织，地方性基础不同，各既成团体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的感情，而且起义也全部失败了，尽管如此，作为革命运动的中心组织，同盟会为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这种事态急剧变化、流动化的程度增强之中，不论是改革派还是革命派，都有必要更加鲜明地打出自己的立场。即便是清政府也开始朝着立宪君主制的方向进行政治性的改革，变革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对各党派而言，为了在这一变革的旋涡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从而确保自己的主导权，就有必要呼吁自己的路线的正当性，同时批判其他党派路线的错误。这样，改革派的《新民丛报》与革命派的《民报》之间，围绕着革命的是非，在清末思想史上展开了绚丽多彩的论争。不管对哪一阵营来说，在这场论争中胜利，对运动的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而激增的中国留日学生无论对哪一个阵营来说都是最大的人才资源库，因为要取得这场论争的胜利，只有把更多的留学生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才有可能。

《新民丛报》几乎是梁启超一手操办的。他运用1898年以来在日本获得的新知识以及自己作为记者的天才能力，挑起了与革命派的论争。他虽然承认以共和制的实现作为终极目标是正确的，但是始终强调用革命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是不恰当的。为了使自己的见解正当化，他在论争中所涉及的论点，如民众政治的成熟度问题等，要是仔细计算的话，有数十个。其中之一就包含了关于革命的国际环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梁启超的主张主要是认为由于革命内乱必然招致列强的干涉，有诱发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危险，因此对于已经面临瓜分危机的中国而言，革命是极为不恰当的手段。

革命派对梁启超提出的问题不能不进行反驳。不反驳就是承认梁启超的主张，承认革命具有促进瓜分中国的危险性。革命如果必然促进对中国的瓜分的话，革命的代价就太高了。为了实行革命，断言即使付出如此高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即便是革命派，也不可能这么说。这样，反驳梁启超的关键，就在于在革命内乱中，列强的干涉是否果真如梁启超所言具有必然性这一点上。如果不是必然的——无论具有多高的或然性，那么列强就有可能采取干涉以外的态度——支援革命，或坚持中立。这样，问题就变成即使是微小的可能性，为了使这种可能性最大化，革命派应该如何行动？

革命派对梁启超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反驳，从《民报》第三号（1906年4月发行）登载的胡汉民执笔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中可以看出。《民报》初期的作者，不论是汪精卫（1883—1944）、朱执信（1885—1920）等，还是廖仲恺（1877—1925），都很年轻。胡汉民（1879—1939）也还是就读于法政大学速成科的27岁的青年。他隶属于同盟会书记部，担任《民报》的编辑工作。[3]据说《民报》的名称就是根据他的提案而命名的。

《民报之六大主义》是《民报》政治立场的宣言。因为《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因此也可以说这是同盟会的纲领性文章。“六大主义”是指：“一、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其中，实际上相当于反驳梁启超所提出的问题的是最后一项，即“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胡汉民用来作为反驳的武器的是国际法——他用的不是“万国公法”，而是“国际法”这一用语。

胡汉民所要求于世界各国的，不是对革命的积极支持，而是要求在革命之际他们不要妨碍革命军的行动、基于国际法而行动及宣布中立。这些远远比其题目“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所写的要节制，但是如果各国能够接受这些要求的话，就可以回避梁启超所主张的列国必然干涉的问题。因此对革命派而言这是必须要实现的要求。

问题是革命派凭什么根据能够对列国作出这样的要求呢？因为革命是正义的行为，这虽然是根据之一，但不是主要的根据。也不是以世界各国现在都遵守国际法这种对国际法的盲目信赖作为根据。胡汉民所举出的主要根据，是革命军方面率先完全遵守国际法。他说：

当革命军初起，其成功未著，而能使各国赞成其事者，又在革命者之举动能合于国际法与其势力之如何。（《民报之六大主义》）

各国对革命事业的“赞成”，具体而言，首先是将革命团体作为国际法上的交战团体来承认，而在革命内乱中保持中立，最终在革命成功之后作为正式政府予以承认。为了从各国引出这种态度，一方面，革命军必须具备作为交战团体足以使其能够承认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力量。仅仅是重复发散性的起义还明显地不够，必须要支配一定的地域并能够对清政府开展持续的抵抗。但这即使是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另一方面，必须做到“革命者之举动能合于国际法”。合于国际法的行动，具体而言是指革命军的行动严格遵守规范而毫不伤害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以及明确地尊重和继承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条约或债务。革命军如果能够自发地采取这样的行动，列国把革命军当作交战团体来承认的可能性就远远比不这样要高。

当然，不管革命军自身如何维持严正的军纪，在革命军支配的地域由于革命军之外的“野蛮排外”行为而侵害到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胡汉民看来，这并不是像梁启超说的那样直接的革命干涉。列国既然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要求革命军对受侵害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进行损害赔偿，这与进行干涉相比远远合算。革命军只要明确表示给予损害赔偿的姿态，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反而很小了。

进一步来说的话，就是在胡汉民看来革命不会成为列国瓜分中国的借口。这也只有在那种“野蛮排外”的义和团事件中，列国虽然出兵中国而获得巨额赔款，最终也没有能够扩大瓜分中国而使中国殖民地化。列国之所以未能如此，是因为如果弄得不好，恐怕会破坏列国间的势力均衡，同时也担心中国人数的众多。因此，列国如果条件具备的话，不管有没有革命都会来瓜分中国；反过来说，如果条件不具备的话，不管有没有革命，也都不会扩大对中国的瓜分。因此革命之有无，与瓜分中国之有无，是相互独立的变数。

据胡汉民考察，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在西方各国已经有很多先例。他视为“先例之最大者”是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法国政府在独立战争正在进行中的1788年与美国缔结通商条约和同盟条约，最早承认其独立国的地位，同时支持美国向英国宣战。在胡汉民看来，法国的行为是合于“人道”、“公理”的行为。而中国革命因为是汉族摆脱异民族满族专制统治的桎梏而恢复自己的本来状态，与美国独立相比更加合于“人道”与“公理”。既然如此，列国积极乃至消极地支持中国革命的可能性也就要比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的可能性要高，首先承认革命军作为交战团体，这将是理所当然的事。[4]革命军首先遵守国际法，由此来得到列强的承认与支持。胡汉民的这种战略在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历史评价基准的中国历史学界被认为是对帝国主义采取投降或妥协的态度，因此评价很低。但是这种评价恐怕是错误的。对胡汉民来说，最优先的课题是在中国国内完成革命。因此，如他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他的最优先的课题是对完成中国革命的有利的——至少是无害的——国际环境如何才能实现这一问题。而且他是以反驳《新民丛报》的形式，而不得不回答这一问题的。论争的框架已经由梁启超所设定。像后来成为《民报》主笔的章炳麟那样，不知不觉地就依据佛教来展开论述而无视这一框架本身了。而胡汉民则是在这一框架之内尽可能进行理论性的反驳，尽可能根据历史事实来进行反驳。尽可能进行理论性的反驳，尽可能根据历史事实来展开自己的主张，这本来是梁启超议论的风格。胡汉民在梁启超设定的框架内，按照梁启超的议论风格，而且力图驳倒梁启超。对他来说，仅仅论争的胜利还不是他的终极目的。论争胜利了，更多的留学生脱离改革派而加入革命派的行列，才是他的终极目的。因此不仅仅是胜利，胜利的方式也很重要。对于在日本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思考方法的留学生来说，要展开有说服力的议论，就必须运用欧美的新理论及历史上的先例。如果根据欧美的新理论及历史上的先例从革命派的立场来论述革命与国际环境的问题的话，恐怕也只能以这种形式展开论述了。

胡汉民的议论中值得注意的，毋宁说是下面两点。

第一，他有意识地无视列强之间的权力政治或势力均衡问题。如前所述，胡汉民认为义和团事件之际列强不可能扩大瓜分中国的理由之一就是，列强担心势力均衡被动摇。如果各国扩大瓜分中国而强行殖民地化，而殖民地成为完全排他性的区域，其他国家完全被排斥在这一区域之外，这样列强的势力均衡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大幅度的变动。因为这样必然激化列强之间的对立，列强为了避免冒这种危险而愿意保持现状。这就是胡汉民的想法。如果胡汉民重视这种势力均衡问题的话，利用列强的利害对立，使其相互牵制而创造出对革命有利的国际环境，这种构想的成立也具有充分的可能性。但是，他没有采取这种构想。利用列强的对立以使中国处于有利的立场，这种构想是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地失败的“以夷制夷”战术的延伸，其对中国的危害已经为历史所证明。这就是甲午战争之际利用三国干涉而取得乍一看显著成效的李鸿章外交，结果却诱发了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和俄国侵略满洲。在胡汉民看来，本来就是弱者的中国以一些小伎俩去煽动列强的对立，而想操纵利用其势力均衡，乍一看似乎是现实的对策，实际上反而只能加深对自己的伤害。列强的利害关系，在革命派决策战略之际，即便是作为不可忽视的要因，也不是最优先考虑的要因。胡汉民之重视国际法，如果从反面来说，是成立在他有意识地无视列强之间的权力政治或势力均衡问题的这种意识之上的。

第二，胡汉民的议论中另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他对于国际法的知识或理解与薛福成或康有为等上一辈中国人相比，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上一辈人所依据的国际法文献主要是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或《公法会通》。胡汉民等留日学生已经抛弃了这些文献。他们所依据的是在日本学校的讲义或通过日语书籍而吸收的欧美学者的最新学说。胡汉民的情况，一般认为他是通过法政大学速成科的讲义而得到有关国际法的新知识的，但是在后面将提及的他的《排外与国际法》一文中出现的学者，如高桥作卫、寺尾亨、威斯特历（J.Westlake）、李斯德（F.Listz）、玛尔丁（Mapтeнe）等，这些人名在上一辈的文章中根本看不到。不仅仅是所依据的学说发生了变化，分析国际关系所用的术语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法”这一用语就有象征意义，在胡汉民等年轻的留学生之间“万国公法”一词很快地就变成了死语，而只用“国际法”这一词汇了。胡汉民运用在日本刚刚学到的新术语，应用新学说来展开自己的理论，结果这有助于在论争中强化他的立场。因为只要基于梁启超强调的“优胜劣败之理”，只有淘汰旧学说而出现的新学说才是“优胜”的理论。

这样，胡汉民重视国际法的态度，就不是无视权力政治的要素的空想的态度了，也不是出于对于国际法的无知了。尽管如此，在他的见解中，不能否定他对国际法所起的作用抱有一些过度乐观的期待。在革命派之间产生这种乐观的期待的原因之一，与其指导者孙文的体验有关。

政治犯与国际法

1896年10月，发生了孙文在伦敦被中国公使馆非法监禁的事件。

孙文于1894年11月在夏威夷组织了兴中会从而明确了革命的志向，1895年10月试图在广州发动最初的武装起义遭到失败而亡命于国外。他首先到日本，在横滨成立兴中会支部之后，以组织华侨及调配资金为目的而向欧美进发，经过美国到达英国。首级被悬赏的孙文的行动为在外公使馆所把握，恰巧孙文从伦敦的中国公使馆前路过之际，被诱骗到馆内，就这样被监禁起来了。公使馆方面准备租船将孙文秘密送回本国以处刑，但孙文通过英国的办事员成功地联系到了住在伦敦的他的香港医科学校时期的恩师卡特林博士。卡特林直接向伦敦《泰晤士报》投稿，暴露了中国公使馆非法监禁的事实。这样，这一事件就被广为流传。由于英国外交部的介入，在事件发生后的第十三天，孙文被平安地释放了。

以上是事件的概要。被释放的孙文在报纸上发表手记对英国政府表示感谢。而且以Kidnapped in London（译为中文即《伦敦被难记》）为题出版了英文本的被难记。此前的孙文，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属于无名之辈（在国内被当成土匪对待），以这件事为契机作为“革命家”一跃获得了国际性的名声。在这种意义上，这一事件可以说是“孙文神话”的出发点。

中国人对这一事件正式发表评论，最初是在1903年出现的。这就是东京刊行的留学生杂志《浙江潮》的第八期（1903年11月发行）上发表的孙翼中的《国际法上之国事犯观》[5]。《浙江潮》是由浙江省出身的留学生于同年创办的杂志，刊登各个领域的学术纪事向读者介绍最新的学术情报，同时以社论或论说纪事的形式展开激进的政治方面的宣传，是在《民报》创刊之前普及革命思想最有贡献的杂志之一。孙翼中是《浙江潮》的核心人物之一，这一事件首先引起革命派的关注决非偶然。因为孙翼中是将这一事件作为“不引渡政治犯的原则”的一个例子来理解的。

决心打倒清政府的革命派已经自觉到人人都是潜在的政治犯。这一点他们与改革派不同。1898年秋戊戌变法的结果，改革派的谭嗣同等被判处死刑，康有为、梁启超九死一生逃到日本过着亡命生活，被打上了“大逆不道”的烙印，如果回国就是死刑。尽管如此，他们的——特别是康有为的——意图始终是在清朝体制内的改革，亡命后也还组织“保皇会”以要求恢复光绪帝的权力，对清朝（特别是光绪帝）的忠诚是一贯的。他们之成为政治犯，归根结底不过是无意识的结果。对此，革命派的情况是，即使现在不采取直接行动，但是都意识到自己就是政治犯。因此，如果革命运动的活动据点设在海外的话，国际法将如何处置政治犯，这就成为他们切实关心的问题。

那么，孙翼中对于“不引渡政治犯”的问题具体而言是如何理解的呢？对于潜在的政治犯的他来说，不用说对“不引渡政治犯”应该是欢迎的，但是他是如何看待这种国际惯例所成立的根据的呢？特别是，在一国被视为政治犯，且只要是政治犯就可以接受他国的保护，其根据何在？孙翼中的见解大致如下。

与政治犯相对照，对私人犯罪在国家间引渡这是惯例。这与这种犯罪侵犯了“人民的生命财产”这一“天赋的权利”有关。因为“天赋的权利”是全人类共有的普遍权利，将这种犯罪者视为“各国法律之公敌”而相互进行引渡，这也是各国的共同利益。

另一方面，政治犯的情况不像私人犯罪那样具有明确的普遍性。对政治犯的评价受时代与场所而左右，具有很大的相对性。例如，19世纪各国实现了政治变革，但变革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极少数的志士开始，这时他们被作为“叛党”或“匪徒”而遭到镇压，而变革成功之后，他们一变而被当作“开明的功臣”来对待。“匪徒”之变成“开明的功臣”，并不单单是他们胜利了，而是由于他们的胜利，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历史进步了的原因。在这种意义上，没有政治犯就不能打倒专制政体这样罪恶的体制，政治犯是“国民之救主”、“历史之明星”，就是说是进步的原动力。因此，对于某一特定的体制而言，政治犯罪或许是难以容许的犯罪，但是从全人类的视野来看，毋宁说是值得保护的——这就是孙翼中对有关“不引渡政治犯”的根据的见解。

孙翼中的这种见解，虽然有些附会革命派的立场而解释问题，但未必是荒唐无稽的解释。因为使“不引渡政治犯”惯例化的契机是法国革命。法国革命之前，各国的王室由于姻亲关系而紧密相连，“对统治者的叛乱或暗杀君主，以及革命失败而逃往国外的个人，通常是如果本国要求引渡其个人，那么所在国应此要求而逮捕当事人将其引渡回国，由其本国处罚”[宫崎，1968年，第70页]。在这里，对政治犯不是“不引渡”，而是以引渡为原则，而且只要是政治犯都进行了引渡。使这种惯例发生转换的法国革命，是高举自由、平等、博爱这一超越民族或国境的具有普遍性的意识而进行的人类最初的革命。1793年法国宪法中规定要对为了“自由的思想”而被祖国驱逐的外国人予以“庇护”（asylum）。“政治犯”这一概念本身也就是在此时成立的，此后欧洲各国在引渡罪犯的条约中都增加了“不引渡政治犯”的原则，到19世纪中期，作为制度固定下来[Oppenheim，1963年，第704～710页]。

就是说，国际社会在以君主国构成的时代，引渡叛逆者是统治者间的共同利益。但是，由于基于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普遍原理的革命打倒了旧体制，各国国内体制发生了变革，对政治犯的处理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孙翼中认为在打倒专制体制、实现自由平等这一点上，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等欧洲的先进性的革命担负着共同的课题。中国的革命派，在国内虽然被看作是罪犯，是处罚的对象，在由已经打倒了专制体制的各国而成立的国际社会中，因为是罪犯——以打倒专制体制为目标的政治犯——所以成为保护的对象。被中国的国内法所彻底镇压的，就被国际法所保护。这种反差，对孙翼中来说是未曾有过的惊异。而这正好为中国革命的指导者的体验所证实。

实际上，孙文并没有作为政治犯而受到庇护。英国外交部把中国公使馆对孙文的监禁当作警察行为，以侵犯英国主权为理由对中国公使馆提出严重抗议。在这种意义上，孙文是否为革命家，对英国外交部来说并不是重要的问题。但是，从革命派的立场来看，送还本国而应该被判处死刑的孙文在英国外交部的介入之下而被释放了，而且被英国社会视为英雄，这是值得惊喜的事情。考虑这种令人惊喜的事情是何以发生的孙翼中，想起国际社会中“不引渡政治犯”的原则，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联想。孙翼中的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出于革命派之间对国际法的作用所产生的乐观的期待，同时也很可能成为了他们的某种心理基础。

排外与国际法

如前所述，通过与主张革命不可避免地招致列强的干涉的改革派的论争，革命派主张革命未必诱发干涉，并且提出了通过革命军率先恪守国际法从而引出列强方面也遵守国际法的战略。但是，对革命派而言还存在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处理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与强调生存竞争和优胜劣败的改革派相比，革命派虽然尊重国际法的倾向远远要强一些，但是与国家平等的原则相抵触的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很可能动摇革命派立论的根据。革命派是如何对待这一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的呢？

前面提到胡汉民所执笔的《民报之六大主义》的第四项是“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就是说胡汉民主张中国革命将对安定世界秩序作出贡献。他这样主张的根据有两点：其一，由革命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胡汉民认为，广阔的中国由清朝这一没有统治能力的政府统治本身就为外部势力的侵入创造了可乘之机，而成为国际政治不安定的因素。其二，否定排外主义。即使是在革命的过程中，也不应该动员民众进行无理的排外。他说：

吾人平居所以训诫国民者，即当使知革命排满所以求独立，非快心于破坏；至于排外，为锁国时代之思想，今无所用。革命之后，吾中国与日本欧美之交际，乃始益密，即革命之际亦不可有妨碍外国人之举动。是不惟政策之宜，人道当如是也。（《民报之六大主义》）

《民报之六大主义》发表仅两年前，陈天华著《警世钟》以否定“野蛮排外”而主张应该始终实行“文明排外”。他之所以固执于“文明排外”，是因为他确信为了确保这个权利别无他法。现在胡汉民说排外主义是“锁国时代之思想”，是“无所用”。难道陈天华的思想没有被胡汉民继承吗？

思考这一问题的最恰当的线索是胡汉民执笔的《排外与国际法》这篇论文。在《民报》第三号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的胡汉民，接着在第四号开始发表《排外与国际法》。这篇文章在此后的《民报》上分七次断断续续进行连载，由于胡汉民突然离开日本，未完成就结束了，但是仅就已经发表的部分，合计也长达150页，而且从质上看，这也是革命派所执笔的与国际法相关的文献中具有最高学术水准的。无论如何，这里最详细地记载了同盟会主流派对不平等条约或排外主义这些敏感问题的见解。

《排外与国际法》由六章组成，即“一、领土主权”，“二、国家平等权”，“三、国家独立权”，“四、国家自卫权”，“五、干涉”，“六、条约”这六章。无论哪一章的主题都不仅仅是国际法学上的重要问题，也是与中国所卷入的不平等条约相关的极为切实的问题，不用说这也是胡汉民自身充分地意识到这些而选择的主题。对不平等条约的反对是贯穿这篇论文的大前提。尽管如此，这篇论文也不单单是那种专门弹劾列强的行为、揭露清政府的失败的煽动性的文章，而且也不是以无谓地感叹国际法的无能为力为旨趣的文章。相反，一看就明白这是具有高度的学术性体裁的论文，介绍与前面提到的各个主题相关的国际法学者的见解，占了论文的大半篇幅。

但是，不管其具有怎样的学术体裁，这篇论文决不是以炫耀才学为旨趣而写的研究论文。毕竟这篇论文是由革命派的一员在革命运动中以反对不平等条约为主要动机而写的论文。这样的话，问题在于胡汉民写作态度的背后所包含的东西。对于反对不平等条约这一已经作为口号的不需要说明的争论之点，他为什么要采用如此迂回的学理的方式去论述呢？不单单是煽动鼓吹“排外”，也不单单是进行“国际法”研究的这篇论文，却以《排外与国际法》为标题，那么他究竟要找出排外与国际法之间的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有必要考虑的是这篇论文所使用的“排外”这一词语的意义。

胡汉民根据排外的目的乃至动机的不同，将排外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仇外贱外之观念”为动机的“不正当之排外”，还有一种是以主张本国的权利为目的的“正当之排外”。胡汉民认为这两种排外，虽然名称相同，但是动机全然不同。“不正当之排外”的根基中具有如“以中国为内夷狄为外”这一表现所象征的，不将作为夷狄的外国与本国之间视为对等的关系的这种“锁国主义”想法。这种排外意味着从本国排除夷狄的存在。与此相对，“正当之排外”是以各国之间本来就应该成立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前提的。但是因为这种关系未必常常能够被实现，各国便通过排外这一具体的行动以图“恢复、保持、伸张”本国的权利。这种排外，决不是将外国作为一般的对象，而是要排除侵略本国利益的某一或某些外国，而且限于特定的侵害权利的行为。

“正当之排外”与“不正当之排外”是已经含有明显的价值判断的表述，胡汉民劝中国人采取前者作为策略而拒绝后者。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中拒绝无理的排外，这不用说就是指“不正当之排外”。但是“正当之排外”是因为什么理由而被正当化的呢？区分正当与不正当的基准是什么呢？这里就出现了胡汉民论文的标题中的国际法的问题。在胡汉民看来，“正当之排外”就是基于国际法的排外，区分正当不正当的基准就是看是否以国际法为基准。那么，以国际法为基准又意味着什么呢？

以国际法为基准的意义，胡汉民从两个侧面来加以分析。第一是关于排外的目的这一侧面的问题。如前所述，“正当之排外”无非是以“主张本国之权利”为目的的排外，但是在胡汉民看来，“本国之权利”只有以国际法为前提才能够被认可。他这样说道：

权利者，法律所特认保护之特定行为也。国际上之权利，国际法所特认保护之特定行为也……主张国际之权利者不可不知国际法。（《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四号）

就是说，在胡汉民看来，各国可以对外正当地主张的“本国之权利”是被国际法所承认的权利。因此，“正当之排外”就意味着是谋求对由国际法所规定的权利的“恢复·保持·伸张”的行为。反过来说，只要不是被国际法所规定的，就不是正当的权利，因此就不能包含在“正当之排外”的目标之内。在这里潜藏着《万国公法》中所见到的自然法的思想的影子。以与此恰好成反比例的形式，诞生了在学问上对国际法学的执著关注。因为，既然不采取自然法式的想法，那么对胡汉民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明确怎样的权利在国际法上是以什么形式被现实地规定的。为此，就有必要对国际法学的各种权威解释进行比较研究，以明确什么样的解释在国际社会中是通行的占统治地位的见解。

其次，以国际法为基准的另一个意义，是关于排外的手段乃至方法这一侧面的相关问题。在胡汉民看来，“正当之排外”不单单是排外的目的是正当的，排外的手段也要是正当的。他说：

排外之主义不同，达其主义之手段尤不同。误用其手段则有与主义背驰者。其主义不谬也，非仇外贱外者也。而所用手段非国际上之可能，则结果与仇外贱外无别。（《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四号）

在胡汉民看来，虽然目的与手段本来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手段正当与否，必须与目的的正当与否相分离，而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探讨。从目的来看虽然应该是“正当的排外”，但如果手段选择错了，就可能容易发生引起与“不正当之排外”同样的坏结果。这时，目的决不能使手段正当化。因此胡汉民认为识别手段是否正当的基准同样在于是否与国际法相符合。

正当之排外与不正当之排外，则其区别一衡准于国际法。其妨害于平等权、交通权，而用国际上不可能之手段者，不正当之排外也。（《排外与国际法·第三国家独立权》，《民报》第八号）

进行“正当之排外”时可以运用的手段，被限定为不侵害他国的平等权或交通权、由国际法所容许的手段。于是，胡汉民所说的“正当之排外”，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应该符合国际法。

胡汉民为什么要这样执拗地要求与国际法相符合呢？与国际法相符合，这即便能够证明某一行动的合法性，但是并不能直接证明其行动就是正当的。尽管如此，为什么胡汉民将“合法性”就视为“正当性”呢？胡汉民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对他来说这一问题与其说是应该回答的问题，不如说是应该作为当然的前提的问题。这样，为了代替他回答这一问题，就有必要根据他提供的零散的材料去恢复他在这篇论文中作为当然的前提的国际社会的秩序图景。

胡汉民的这篇论文是力图将各国之间的关系按照权利义务这种法律上的关系来把握。各国相互缔结条约，由此而产生的各国之间如同网眼般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总体，就是他所构想的国际社会的基本景象。因此，国际社会不是由什么先天性的秩序原理所维持，而是由各国遵守现存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维持的。尽管不存在中央权力，而国际社会也没有陷入力的支配的无秩序的状态，这是由于各国通过遵守条约而实现了维持秩序所必要的“法的支配”。各国都有遵守条约的义务，关于这一点，各种学说用“德义上之义务”、“宗教上之命令”，或者“自然法上之义务”、“自由意志之效力”等概念来加以说明。不论采用何种说明，遵守国际法，对“国际团体之一分子”的各个国家来说，都是当然的义务（《排外与国际法·第六条约》，《民报》第十号）。

在胡汉民看来，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是“国际团体之一分子”。中国与各国缔结条约，建立权利义务关系这一事实本身——即使其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就是其证据。而且，中国作为“国际团体之一分子”这一事实，从“国际团体”扩大的历史趋势来看，也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因此，中国革命不是以脱离“国际团体”为目的的。革命政府继承由清政府所缔结的条约而成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尽管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平等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建立了共和制之后，中国与外国之间建立紧密友好的关系，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指日可待（同前引）。

要而言之，胡汉民认为中国作为“国际团体之一分子”，这已经是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的事情。误以为这种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的事情是可避免或可逆转的，认为以排斥外国或外国人就能够解决问题，他把这作为“锁国时代之思想”残余来加以批判。另一方面，中国遵守国际法规，这不仅是作为“国际团体之一分子”所应尽的义务，也是作为文明国的当然的义务。胡汉民虽然说过“凡承认有国家平等权者，即莫不有互相尊重权利之义务。此在文明国间以之为平常”（《排外与国际法·第二国家平等权》，《民报》第七号），但对他来说，遵守国际法，这意味着作为国际社会之一员为了参加国际秩序的形成与维持，即作为“文明国”的道义上的资格。这里具有比追求“合法性”更高的意味。

但是，无论胡汉民如何主张应该遵守国际法，也无法消除规定中国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条约中具有不平等条约的内容的事实。胡汉民承认“触发吾国民排外之感情者条约为之也”（《排外与国际法·第六条约》，《民报》第十号），不管是“正当之排外”还是“不正当之排外”，大凡中国人排外感情的出发点即是不平等条约的存在。这样，胡汉民写作《排外与国际法》的动机之一，即对不论是领土主权还是国家独立权，这些中国本来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如何被侵害的，就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给予了明确的说明。薛福成曾经以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为根据，论述过中国之被置于“万国公法之外”。现在胡汉民强调尽管存在不平等条约，中国也是“国际团体之一分子”，要求中国人遵守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权利义务。那么，他以什么理由来说明应该遵守那种片面的不断遭到非难的不平等条约呢？

胡汉民对此问题的回答，始终以国际法学为根据。在他看来，不论包含什么不平等的内容，既然这是条约所规定的，采取了相互同意的形式，就不能否定条约的效力。由当事国自由商量而规定在条约中的“获得权”，制约着义务国的“基本权”，这为国际法所许可。因为获得权优先于基本权，而且条约是不可侵犯的，这是“国际法上的准则”。如果以这种“国际法上的准则”为前提，无论中国的基本权利受到怎样的制约，中国都必须遵守条约。不能以对中国不利为理由而单方面地拒绝履行条约或废弃条约。胡汉民认为，中国为“国际团体之一分子”，就包含着以忠实地遵守“国际法上的原则”为理所当然的义务的意思（同前引）。

尽管获得权优先于基本权是“国际法上的原则”，遵守条约是当然的义务，但是中国的基本权利大幅度地受到条约的制约，这决不是中国人所希望的事情，这种情况有改善的必要。本来胡汉民所说的“正当之排外”的目的就在于恢复由不平等条约所侵害的中国的基本权利。但是，因为“正当之排外”在手段上也要求符合国际法，那么恢复基本权利的手续也必须要以国际法为原则。这样的话，“正当之排外”在现实中应该如何行动呢？革命派为实现“正当之排外”能够有怎样的贡献呢？

对此，胡汉民分析了国际法上什么情况下条约的效力将消减的不同事例。根据他的分析，条约的效力发生消减有条约本身的原因和条约之外的原因这两种情况。前者比如满足了条约中已经规定的解除条约的条件的情况，这是条约自身中已经预定了的效力消减的事例，不是中国解决条约问题的指标。后者再可以细分成四种事例。其中“当事国一方明确放弃其权利者”，如果这能够实现的话，这是中国最希望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考虑到现今“国家竞争”激烈，不能期待这种方法的实现。还有“至于不能履行者”与“战争之开始”，也不希望这样来解决问题。这样还剩下一种形式就是“当事国双方合意而废止者”，这对中国来说是唯一可能且理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胡汉民的“正当之排外”也是在这种方法的框架内力图纠正不平等条约的运动。

但是胡汉民从国际法的分析所推导出来的，毕竟不过是逻辑上的可能性。如果《排外与国际法》是纯粹的学术论文，胡汉民可以就此搁笔了。但是《排外与国际法》是在与改革派激烈论争中写的政治论文。既然是政治论文，就必须开出“正当之排外”能够现实地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政治上的处方。在这里，胡汉民的笔锋一转，革命的问题出现在面前。

在写作《排外与国际法》十多年以前的1894年，日本通过与英国交涉，实现了领事裁判权的废止与协定关税率的提升。在胡汉民看来，这是表示有可能由当事国双方商量废止不平等条约的最好的先例。由交涉来废弃不平等条约，不仅在逻辑上有可能，而且带有现实的可能性。这样的话，问题就在于日本可能的事，中国为什么就不可能呢？如果清政府努力开展废止不平等条约的交涉，即使由于外交经验或外交力量不足而不能实现，清政府为此花费时间也是值得的。因为经验的积蓄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在胡汉民看来，清政府不仅仅是缺乏外交经验或外交力量，而是对废除不平等条约本身就缺乏兴趣。而且缺乏这种兴趣，决非偶然的产物。胡汉民认为这是基于清朝的统治体制内在要因的必然现象。而且这种要因是关系到清政府的基本性格的构造性的要因。他所指出的要因有下面两种（《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四号）：

第一，清朝是异民族统治的王朝，在中国国内站在压制占压倒性多数的汉族的立场上。一个国家政府的外交政策，大多与其国内政策有深刻关系。在国内站在压制汉族的立场的清政府，对外不可能进行“正当之排外”。因为要进行“正当之排外”必须要得到国民的支持。日本就以国民的支持为背景而成功地进行了条约改正的交涉，但是清政府的情况是，国民之间高涨的民族意识本身已经使得异民族统治的根基岌岌可危。

第二，清朝是专制体制的王朝，不具备将国民的要求反映给政府并影响其政策的组织或机能。“正当之排外”是基于受不平等条约之苦的国民的要求。“国民之心理”表现到外交政策上，就会产生支持政策实施的无形的力量。但是专制政府将国民的要求组织化，这无异于给自己掘墓。

因此在胡汉民看来，既是异民族统治又是专制统治的清政府，由于构造上的必然性，确实不可能进行“正当之排外”。这样就不可能在清政府之下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恢复中国的基本权利的工作。这时他将活字的型号改为特大号，这样写道“欲达吾人主张权利之目的则莫如扑满革命”。就是说胡汉民的结论是，为了实行“正当之排外”，必须首先打倒清朝政府。不打倒清朝政府，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以革命建设民族国家，树立共和政体，是实行“正当之排外”的大前提。

如前所述，在胡汉民的脑海里，不是想通过革命而使中国同国际社会相脱离，相反，是想更加紧密地参与国际社会。打倒异民族统治的中国国内体制的变革，对外国来说，应该不是增大中国的敌对能力，而是增大中国的协调能力，而且，具有通过自身的革命而打倒专制体制的历史经验的先进文明国方面，也应该欢迎这种中国的出现。因此在这种协调关系中，中国与外国各国之间的利害可以通过对话进行调整，从长远来看，通过商量废弃不平等条约而缔结平等条约，这也是可能的。这就是胡汉民开出的处方。使其处方现实化的第一步就是革命。这样，一切都归结到革命这一点上。反过来说，在革命实现以前的阶段上，有关“正当之排外”的问题，革命派已经没有比以上的探索表示过更加明确的态度的了。

1907年3月，胡汉民随同孙文离开日本赴河内，由于突然离开日本，《排外与国际法》就这样不了了之地中断了。孙文离开日本，是因为清政府给日本政府做了工作；但同时也是象征着中国革命的风潮发生变化的事件。清政府于前年9月宣言进行立宪准备，发表了将在约十年之后实现开设国会和施行宪法的构想。转移到河内的孙文，不断地在中国南部开展武装起义。而由于金钱处理等问题与孙文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的同盟会反主流派，则选择长江流域作为革命的舞台，并企图进行军事渗透。要而言之，不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已经从宣传的时代走向了实行的时代。《排外与国际法》中断之后，关于革命与国际法的关系这一主题，已经没有再在革命派之中出现过比这更好的论文了。

注释

[1]邹容，出生于四川省重庆。重庆在甲午战争后成为通商口岸，也开设了外国公使馆，风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邹容有感于戊戌变法运动，感到应该吸取新知识而学习了日语。他于1902年作为自费留学生来到日本，入弘文书院（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正式入学而创立的预备学校），投身于青年会等的革命运动，与留学生监督发生纠纷于1903年回国。邹容回国后寄身于上海，加盟章炳麟和蔡元培设立的爱国学社，将留学期间所写的文章加以整理，附上章炳麟的序文以《革命军》的题目得以刊行。章炳麟的这篇序文刊登在爱国学社的机关报《苏报》上，因为其中有诽谤清朝皇帝的言论而激怒了清朝地方官，要求上海租界当局逮捕了章炳麟和邹容。这被称为“苏报案”事件。因为治外法权，以清政府为原告进行诉讼，清政府以污蔑皇帝和教唆杀人为理由要求判处二人死刑，结果章炳麟被判取三年监禁，邹容被判处两年监禁。清朝大失其权威。邹容在将要被释放的时候死于狱中，以这一“苏报案”及其悲剧性的死为引线，据说《革命军》发行了超过百万册，其广泛的流布，为鼓吹革命作出了贡献。陈天华，出生于湖南省，1903年作为省费留学生赴日。为了抵抗俄国占领满洲而参加激进的留学生运动拒俄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为了在故乡开展革命运动而于同年回国，与黄兴一起组织华兴会，但由于长沙起义失败再度赴日。是1905年8月设立的中国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从事机关刊物《民报》的编辑工作。但是，同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就在留学生为此开展了反对运动之时，《朝日新闻》刊登了这是出自“中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向”的嘲笑性的文章。为了抗议，他于12月8日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他的这种用自己的性命来证明自己政治行动的道义性的自杀，与同年邹容的死于狱中，给予了年轻的中国人以很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在明治时代的日本，革命作为revolution一词的译语而使用。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这种“革命=revolution”成为中国人的语汇，是在1895年11月最早的武装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到日本神户时，看到当地的报纸有一则题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新闻而很感兴趣，于是“革命”就代替了此前沿用的“起义”或“造反”等词。且不论这一插曲的真伪，进入20世纪之后迅速增加的中国留日学生不仅是将“革命=revolution”作为单纯的学理上的问题，而且作为表示迫切的中国政治课题的概念来使用。结果，“革命=易姓革命”与“革命=revolution”之间是什么关系又成为了新的问题。
围绕“革命=易姓革命”与“革命=revolution”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三种主要的见解。第一种是典型的见解，是在文章中记述的邹容的见解，即规定“革命=易姓革命”为“野蛮之革命”，而“革命=revolution”为“文明之革命”，斩断“野蛮之革命”的传统而实行“文明之革命”是中国革命的课题。
对此，梁启超与邹容一样，峻别“革命= 易姓革命”与“革命= revolution”这两个概念。为了避免用语的混乱，提出应该将前者称为“王朝革命”，后者称为“国民变革”(《释革》，《新民丛报》第二十二号)。在此基础上，他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革命”与欧美的“国民变革”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认为中国“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等这些明显的不同之点。这样，只要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尽管如何宣传革命，也不可能斩断“王朝革命”的坏的传统而在中国实行“国民变革”，对革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第四十六号以下)。而陈天华在《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一号至第二号连载，未完）中以秦末农民起义为例主张“革命= revolution”在中国历史上实际存在过。邹容与陈天华本来都是属于革命派，但是认为中国只有“革命=易姓革命”的传统，因此主张中国革命与传统的决裂的邹容，同认为中国具有“革命=revolution”的传统，而主张中国革命与传统的连续的陈天华的立场，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革命”一词本来出现在儒教经书中，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概念。在那里革命是“革天命”的意思，具体而言，就是指放逐由于暴虐的行为或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被认定为失去天命的统治者，而让别的最有道德的人继承统治者的地位以开辟新的王朝。周代的武王讨伐殷代的纣王的所谓殷周革命被作为典型的事例，因为统治者变化了所以也称为“易姓革命”。

[3]胡汉民出生于广东省。1899年乡试合格成为举人，1902年与吴稚晖一起留学日本。与邹容一样曾就学于弘文书院，对关于吴稚晖入学成城学校的清朝公使的做法感到愤慨而归国，之后做过梧州中学的教员，1904年再度赴日，入法政大学速成科。法政大学速成科（正式名称是“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旨在在短期之内教给中国留学生法律学、政治学的基础知识，是由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提议于1904年5月开设的，学习年限为一年（后延长到一年半）。因为是将日本教授的讲义翻译成中文给学生听，所以，日语不好的学生也可以学习。1905年6月第一届学生毕业，到1908年4月的第五届毕业生，合计送出了1262名毕业生。与弘文书院或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一起，是中国留学生教育的据点。从东京帝国大学等招聘优秀的教授作为讲师，国际法（国际公法）的教学是由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现在的一桥大学）的教授中村进午担任。胡汉民的名字在第二届（第二班。1904年10月入学，1906年6月毕业）毕业生的名单中可以看见。顺便提一下，第二届毕业的成绩优秀的11名毕业生中有汪精卫（兆铭）的名字（《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十一集·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特集》，1988年，法政大学）。胡汉民于1905年秋加入刚刚成立的同盟会，被任命为书记部书记，与汪精卫等一起在《民报》创刊的同时担任编辑工作。1907年随同被迫离开日本的孙文到越南河内，作为同盟会南方支部的负责人从事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被任命为广东省都督，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到日本，作为孙文设立的中华革命党的政治部长，始终与孙文一起活动。孙文死后，国民党内形成的右派与左派联苏容共的立场相对立，国共分裂后作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而抵抗蒋介石的独裁化。

[4]将美国独立视为中国革命的先例，这虽然是孙中山他们共同的倾向，但对此进行最猛烈的批判的是北一辉。北一辉虽然是中国同盟会的会员，但对孙中山的乐观的国际主义感到不协调，而与同盟会中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华兴会系的革命家交往密切。北一辉在其后来所著的《支那革命外史》中这样评论道：由于其（孙文）革命运动被理解为美国式的翻版而终至使世人轻侮许多忧国之士的意气精神。为何如此？即是由于他（孙文）在实行中国革命之际，希望如同美国之独立运动而得到外国的援助。抛弃和剥离由于殖民地的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发达而对旧国家的支配来创建另外一个新国家、与试图在暗中复活由于政治经济上的颓废而即将灭亡的旧国家本身的革命，他宁可立于此两极之间而不考虑其相反的意义。为了哀求外国——如日本——的援助而不顾耻辱与恐怖……革命无疑是一国之内的内乱，援助的不管是正是邪，对于内乱的外国援助就是明显的干涉。在北一辉看来，革命与独立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范畴，以美国独立作为中国革命的先例，对外国“要求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的孙文的态度，无非是迷失了革命的本质的态度。北一辉的文章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对孙文战略的最原则性的批判。北一辉进一步对美国独立之际法国等所作的支援的性质加以如下的评论，从而指出孙文等的期待不过是幻想。法国、荷兰、西班牙三国之所以支援殖民地十三州的分离以向英国宣战，是由于三国要报复在北美的殖民地范围被英国战胜了，及其使未开辟的殖民地从英国的占领中成为永久中立国这种欧洲列强之间的殖民政策的冲突所致……实际上，美国的独立只不过是作为英法国际战争的副产物而被承认永久中立，而与中国革命全然不可相比。

[5]《国际法上之国事犯观》一文以“独头”之名发表，据张静庐《辛亥革命时期重要报刊作者笔名录》，“独头”为孙翼中的笔名。孙翼中出生于浙江省杭县，生卒年不详。据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十四章“浙江志士与革命运动”记载，孙翼中开始任教于求是书院（1901年创立），让学生写批判发辫的作文，而放任学生使用“清贼”的文字成为丑闻，调到绍兴东湖通艺学校任教。1902年赴日，成为萌芽的革命团体青年会的会员，同时与蒋智由、蒋方震等创刊了《浙江潮》（第一号1903年2月17日，即光绪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发行）。1903年夏归国，从事《杭州白话报》的编辑和秘密的革命运动，1907年被清朝官宪揭发而逃亡，此后消息不明。

六 不平等条约解除的历史

像在开头所说到的，本章的主题是考察清末与文明观的变化相关联的万国公法观的变化。在这种意义上，本章的课题已经于前一节完成了。从前一节的结尾部分开始，笔者开始用“国际法”一词代替“万国公法”。这是由于以胡汉民等日本留学生这一代人为首，中国人的语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此后除了极个别的例子之外，中国人已经不再使用“万国公法”一词了。在这种意义上，以“文明与万国公法”为题的这一章的叙述也应该结束了。但是作为本章的背景——或者说是隐藏的主角——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还依然存在。这里想以描述辛亥革命之后不平等条约解除的历史来结束本章。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还在不断地寻求消除不平等条约。这的确是一个期待与挫折不断反复的长期过程。如果把香港回归作为消除不平等条约的终点的话，从辛亥革命开始到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

在本节，我们粗略地追寻一下这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足迹。因为要在有限的篇幅中涉及长时间的历史，叙述的方式也不得不与前面有些变化。如果像前面一样每一个问题都进行深入的分析的话，到这一章结束恐怕还要数百页的篇幅。

在这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所发生的政治变动，几乎令人眼花缭乱。这正如中国的国名从清国到中华民国、从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变化一样。就是以革命来形容的时期，屈指一数的话，就有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是“文化大革命”，足足占了这一时期一半以上的时间。为了追溯这一富于起伏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顾及政治史的展开来进行叙述。

尽管如此，消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并不能完全用政治的观点来说明。对清末的中国人来说，国际法的问题常常与文明的问题牵连在一起。与此相同，对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人来说，在考虑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时，文明的问题也常常作为重要的要素，装点着消除不平等条约这一问题的背景。在这种意义上，文明的问题是这一节的所谓隐藏的主角。

辛亥革命

在胡汉民离开日本四年后的1911年10月10日，在长江中游的大城市武昌发生了军队的起义。得知此讯，各省的咨议局（1909年各省创设的总督的咨询机关，实质上相当于地方议会）相继宣布从清朝独立，在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涉及15省。革命派常常将美国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先例，与13个殖民地从一国独立的情况一样，在中国发生革命也首先是各个省的独立。由独立各省的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协议，结果决定成立统一国家的权力机关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文被选为临时大总统。这就是所谓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孙文率领中国同盟会以武力推翻清朝的革命，这一由“孙文神话”所支配的辛亥革命的形象，仍然还是有力的。以这种形象为前提，就辛亥革命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革命的本质规定发生了争论。但是问题是，不是本质规定的当否，而是前提本身的当否。因为根据所发生的事情来考虑，将辛亥革命视为孙文率领中国同盟会用武力打倒清朝的革命，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在武昌的军队起义，是与孙文对立的同盟会的反主流派，为了谋求以长江流域为革命的舞台，而成功地渗入军队的结果。起义本身有近一半是属于偶然，被推为指挥官的黎元洪连革命派都不是。而扮演各省独立的主角的咨议局是作为立宪的准备的一环而由清政府开设的，占咨议局议员大部分的乡绅层本来是反对革命的立宪派，他们之所以宣布各省独立，是为了避免暴力革命的扩大和无秩序状态的蔓延。辛亥革命几乎是近乎无血革命的革命。而且被指名的独立各省的都督大部分是立宪派或清朝原来的地方长官。

而且进一步说，孙文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是因为他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边疆起义均告失败、自己的革命路线陷入僵局的孙文，为了获得华侨的支援而赴美国，在那里才开始知道辛亥革命的爆发。他归国的时候，临时参议院已经开始，因为内部的对立，宛如渔翁得利，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转到了孙文的手里。这样一连串的事情，无论从哪一角度去考虑，都不可能得出辛亥革命是孙文率领中国同盟会以武力打倒清政府的革命这一结论。

辛亥革命不是贯穿某一特定的个人或党派的意志的革命。革命以这种形式展开，就是革命派也不曾预想到。辛亥革命是以各种各样的利害或疑惑为背景、以超出所有中国人所预想的形式而展开的革命，在这种意义上是不可预期的革命。这一不可预期的革命的实现，成为消除不平等条约的新起点。中华民国建国时的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在就职演说中这样说道：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朝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

在孙文看来，异民族实行专制统治的野蛮时代的中国已告结束。中国作为共和制的民族国家已经加入文明国的行列，自觉地遵守文明国的义务，由此也期待着能够恢复文明国所应该享受的权利。孙文所说的“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中，包含着继承清政府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而“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中，包含着国家基本权利的恢复和不平等条约的修正。只不过是所用的词语不同，实际上在中华民国开国之初又再现了胡汉民曾经在《排外与国际法》中的构想。在亚洲最初的共和政体下，其形势果真是像孙文或胡汉民所期待的那样进展的吗？

辛亥革命之前，许多革命派所共同的预测有两个。其一，期待着通过革命诞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权。因为革命政权已经打倒了强大的清政府，而且是得到了国民的支持而诞生的，因此应该是强有力的。其二，担心在革命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外国的干涉。尽管始终否定了改革派所指出的干涉的可能性，但这并非是完全的确信。对干涉的担心还常常存在于革命派的意识中。

革命派的两个预测都落空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并没有诞生强有力的革命政权。本来就不是革命派打倒清朝的。清朝之终焉，是由于掌握清朝军权的袁世凯与革命派妥协，以优待条件而要求宣统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的。这一妥协的结果，是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从孙文手中转移到了袁世凯的手里。此后，他不断地推进专制化。另一方面，也没有发生所担心的列强对革命的干涉。列强在革命之际保守中立，1913年5月以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开始，列强都相继承认了新政府。而且主要的五个列强所提供的善后借款，对强化袁世凯的政权作出了贡献。袁世凯在完成专制化的1916年1月，进行了复辟帝制的活动。由革命诞生的中华民国，仅仅四年之后就变成了中华帝国。

革命派的预测，在国际政治方面也落空了。中国革命不但没有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相反在1914年7月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这与孙文的“使世界渐趋于大同”的期待正好相反。而作为协约国一员参战的日本，在攻陷了山东省的德国军事根据地之后，向中国政府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省所有的特权。就是所谓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不愿承诺的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5月9日，中国政府承诺了这一要求。此后，5月7日与5月9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耻纪念日”。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下，不但没有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消除不平等条约，相反，又附加上了新的国耻。

为什么中国会变成这样呢？不少中国人在不断领会挫折感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对这一问题，孙文等旧革命派力图以重新革命来回答。辛亥革命后，革命团体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国民党，其结果使一些追求实现自己的利益的不纯分子流进了党内。他们认为共和制遭受挫折的原因是丧失了革命的理念，他们企图纯化组织实行第二次革命。但是孙文于1914年在东京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因为要求党员绝对服从孙文个人，与其说是革命政党，不如说更接近于秘密结社，好像是又回到了革命之前的兴中会阶段。这样的话，其影响力当然就极为有限了。特别是对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另一方面，也有的人与孙文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这就是陈独秀（1879—1942）等以《新青年》（1915年创刊）为据点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所开展的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这种类型的运动是辛亥革命之前所未有的，吸引了许多青年，他们成了1910年代担负中国变革运动的中心人物。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

陈独秀等与孙文不同，他们不认为仅仅通过政治革命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政治是由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所支持的，而且这种文化作为价值观或行为模式埋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里。这些旧的价值观或行为模式，即使经过了辛亥革命也丝毫没有被触动而仍然存在。作为政治革命而成功了的辛亥革命的成果，如果被这些旧的价值观或行为模式所束缚，也就徒有其表了。为了从根本上变革中国，就必须变革这些旧的价值观或行为模式。即使重复进行多少次政治革命，也不可能变革这些。因此他们提倡以变革文化本身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也就是文化革命。

陈独秀等提出了“科学”与“民主”作为形成新的文化的指导理念。对他们来说，民主意味着每个人在从国家到家庭的广泛的社会领域内，抵抗不正当的权力或权威的压制，追求自主或自由的实现或行动。科学则意味着每个人在从国家到家庭的广泛的社会领域内，打破迷信或偏见的非合理约束，以追求理性或真理的实现或行动。他们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与人种或民族的区别无关的适合于全人类的普遍价值，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普遍性的标准。因此，民主与科学的实现，不仅是中国人而应当成为全人类的文明化的课题内容。

新文化运动者的这一世界图像，乍一看与康有为的世界图像在构造上极为类似。他们都确信存在着测定文明化的普遍性基准，且都以民主或科学——严格说来，其内容不同——作为文明化的重要标准。但是对康有为来说，重要的是制定文明化的轨道的是孔子。由于他认为全人类的文明化是在孔子所制定的轨道上“进化”，这样模仿西方就替换成实现孔子的理想，因此“真的”与“自己的”就可以并立而不悖了。

相反，在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看来，康有为这种援用孔子的权威的态度本身，就是非科学的、迷信的。这种依靠权威的态度剥夺了中国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他们认为“真的”就是为科学的方法或手段所证实的，这与是不是“自己的”完全无关。

这种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与将附会论称为“思想界之奴性”而给予猛烈批判的梁启超的态度具有共同性。但是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对孔子或儒教的态度不同。梁启超对利用孔子的权威或只是尊重儒教是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并不是要否定孔子或儒教本身。他从1902年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长篇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篇文章，不仅是儒教，视野所及还有佛教、道教甚至诸子学等，可以说是中国人写的最初的中国思想通史的论文。批判儒教一尊和批判儒教，在梁启超那里是两回事。避免对儒教的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与儒教保持恰当的距离，给予儒教——包括其长处和短处——在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进程中以正当的位置，梁启超采取了这种冷静的态度。这也是梁启超对所谓“自己的”东西的基本态度。

对此，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对孔子和儒教的基本态度，是全面否定。[1]他们认为应该一概否定压制民主与科学的中国的旧文化，而应该否定的旧文化的代表就是孔子与儒教。“打倒孔家店”或“吃人的礼教”这些口号，象征着他们的立场。在他们的见解中，“真的”与“自己的”是尖锐对立的关系，不全面否定“自己的”就不能接受和确立“真的”。因此他们始终拒绝重读传统，与将孔子祭为孔教的教祖的康有为相反，而是将强烈地否定传统与批判儒教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思想的。在这两者之间，围绕着将孔教国教化的问题开展了激烈的论争（孔教与宪法论争）。

对新文化运动者来说，他们与康有为的论争，是实现民主与科学的促进者与阻碍者之间的论争。因此在他们看来，这种论争在世界各地都展开过。无论如何，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如此。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于野蛮的德国军国主义势力扩大的野心所致，而将协约国与轴心国的对立视为“公理”对“强权”的斗争，或“民主主义”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即在他们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正义与不正义之战、进步与反动之战。因此，如果协约国胜利了的话，战后的世界应该变成充满正义的世界。

1918年11月，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陈独秀评论这是“公理之胜利”。曾经在义和团事件之际，应德国政府的要求在北京建造的追悼被杀害的德国公使的纪念碑，也变成了“公理胜利”的纪念碑。同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已经发表了包含设立国际联盟或民族自决的“十四条”，展示了对战后世界的具体构想。新文化运动者认为美丽的新世界就要来临。这时，他们对世界与中国的前途的态度，与中华民国成立当初的孙文相比，其乐观的程度有增无减。

但是，与孙文的期待同样，他们的期待也落空了。1917年8月，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的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员派遣代表团去参加1919年1月开始于巴黎召开的讲和会议。讲和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取消日本的“对华二十一条”，将胶州湾租借地及山东铁道等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直接归还给中国。这些权益是在1897年开始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中，德国以武力威胁为背景不正当地从中国获得的。在中国方面看来，既然德国失败了，将其归还给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另一个要求是废弃不平等条约。就此，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以下六点要求：一、废除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的军队或警察；三、撤销外国的邮局及电信机关；四、废除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承认关税自主权。总而言之，就是要求全部修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蒙受的种种不平等关系。尽管如此，这些事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与确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讲和条件的巴黎会议本来就很难以相容。当然中国代表团也很明白这一点。他们这样认为：

中国政府并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不是由于这次战争而引起的。但是讲和会议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与敌国缔结讲和条约，以公道平等、尊重主权为基础建设新世界，这是国际联盟宪章明确规定了的。这里提出的各种问题，如果不迅速解决，必定成为将来纷争的原因而搅乱世界和平。因此中国政府切望讲和会议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说，在中国方面看来，建设充满正义的新世界是巴黎和会的任务。既然如此，在这次会议上修正中国现在所蒙受的不正义状态，是合乎道理的。

但是中国政府的要求没有实现。消除不平等条约没有作为会议的议题。山东问题虽然作为议题来讨论了，但由于日本的压力而被搁置起来。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后，要求拒绝签订屈辱的讲和条约、罢免亲日派的官僚的大众运动，在全国的主要城市扩展开来。这就是所谓的“五四运动”。

此前中国大众运动的承担者，如太平天国或义和团，几乎都是农民。但是，五四运动中农民完全没有行动起来。五四运动的承担者是学生、工人、商人。他们都是城市居民，而且是民国之后迅速成长起来的新的社会阶层。他们组织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以使运动组织化，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店罢市为手段，展开了持续的长期的斗争。《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如果还活着的话，也许会说终于在中国出现了“文明排外”。最终迫使中国政府拒绝签订《凡尔赛条约》。由于大众运动而成功地使得政府让步，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五四运动的经过使知识分子的志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前述陈独秀等《新青年》一系的知识分子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从1917年开始到北京大学任教。站在五四运动最前列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他们教出来的学生。与学生一样，陈独秀也参加了运动并被逮捕而辞去了北京大学教授。此后，他成为1921年7月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总书记，本来想与政治分开而以文化改造为目的的他，由此一转而成了激进的政治运动的指导者。

在陈独秀转向的背后存在着以下三点重要认识。

第一，对国际认识的变化。视协约国的胜利为公理的胜利的这种乐观的见解迅速褪色了。在陈独秀看来，协约国也毕竟不过是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战争而已。

第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对1917年发生的俄国革命，虽然当初由于情报不足而没有给予积极的反应，与对欧美各国给予很低的评价相反，对俄国革命及苏联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此对指导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也抱有强烈的关注。陈独秀认为，俄国革命使人类看到了实现社会平等的可能性和与帝国主义不同的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第三，对中国变革方式认识的变化。以实现科学与民主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所设想的实现目标的方法是民众教育。通过教育使新的价值观渗透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意识与行为模式，这被认为是中国再生的关键。但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体验到五四运动中大众运动的激昂的陈独秀，认为组织大众展开政治运动是解决中国的问题更为有效的方法。

以这种认识的变化为媒介，陈独秀等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急速转向马克思主义而筹划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了。对他们来说，1919年7月苏联政府发表的《加拉罕宣言》，使他们更加深信不疑。《加拉罕宣言》于第二年2月传到中国，宣告了取消沙俄帝国对中国的下列行为：（1）取消夺取征服满洲等地；（2）无偿地将中东铁道、所有的矿山、森林等权益归还给中国；（3）放弃接受义和团赔偿金的权利；（4）放弃领事裁判权等。这表明了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外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些正是此前不久在巴黎和会上作为议题都被拒绝了的、中国代表团所要求的各种问题。苏联在中国提出要求之前，就单方面地无偿地将对中国来说是悬案的不平等条约中的各项权益归还给了中国。陈独秀等当然会感到这的确是一个行使正义的美丽的新世界正在诞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陈独秀等将协约国与轴心国之间的对立视为公理与强权之争。但是凡尔赛讲和会议暴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强权者之间的斗争。如今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争才是公理与强权之争。中国人参加这一世界规模的公理与强权之争的方法，只有在中国组织共产党，开展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只有社会主义的胜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新的期待于是在这里再次诞生了。

但是，五四运动不仅对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就是对孙文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9年夏在上海作为旁观者目击了五四运动的孙文，受到激昂的大众运动的冲击，于同年10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了中国国民党。在致力于大众的组织化的同时，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姿态逐渐鲜明。中国国民党的这一动态为共产国际所注目。按照共产国际的解释，在尚处于封建阶段的中国，还不需要陈独秀等所期待的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首先必须实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能够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共产国际认定了承当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国民党。而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其从属的伙伴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在这种特殊的“国共合作”的框架下开始了国民革命。对于期待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陈独秀等人来说，虽然这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但是在由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国实现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这将会打击帝国主义而对扩大世界规模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国民革命与关税自主权的恢复

作为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国民革命，反帝反封建是两个重要的课题。反封建，就是要结束由于袁世凯去世（1916年）之后，迅速扩大的全国性的军阀割据状态（军阀被认为是封建势力），而重新统一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就是要结束中国的对外从属关系，恢复中国的权利以实行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立。1924年1月，在使国共合作得以成立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大会宣言中，提出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一基本的对外方针。

孙文虽然于1925年3月逝世了，但是国民革命的路线还是在坚持着。特别是在孙文刚刚去世之后以在上海发生的“五卅事件”（租界警察向中国学生等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事件）为契机，反帝运动的潮流在全国高涨起来。在国民党势力的根据地广州，于6月23日也发生了“沙基惨案”（英军从租界对抗议“五卅事件”的游行队伍开枪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事件），因此反帝运动更加高涨。国民党认为这些事件的根底在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因此于6月23日和28日两次强行宣布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

第二次宣言发布后三天，作为国民党的政府组织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就任国民政府首席委员的是左派的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曾活跃于同盟会的留日学生做了委员。在《民报》上发表过《排外与国际法》的胡汉民被选为外交部长。他在7月8日发表的外交部长就任演说中表示：

现在外交的方针，是根据国民党的对外方针，我们总理遗嘱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要中国能够自由平等，便是外交的事，便是我们外交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便要遵照总理遗嘱所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努力，这便是外交上的大工作。……我们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不但是为中国计，并且是为世界和平计。如果中国不能平等独立，中国的内部必定分裂，而像欧战一般的第二次战争，便在太平洋地区发现。如果发生这样战争，不但是中国的不幸，世界人类也是大大不幸，世界人类将要受重大的灾惨。所以中国的外交问题，不但是中国的平等独立问题，并且是世界人类的和平幸福问题。（《就外交部长职演说词》）

这时的中国，已经与德国和苏联缔结了含有放弃领事裁判权及协定关税权的新条约，实现了完全平等的国家关系。[2]对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各国也展开了积极的“革命外交”，认为如果施加压力的话，消除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即使有困难，也决非不可能的事。国民政府选择了英国作为目标。正在那时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海员罢工，民国政府对这种罢工进行了全面的支持，而强行地对香港进行经济封锁。不仅仅切断了对香港的物资供应，而且也完全禁止到香港的船舶停靠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广东省的港口。经过了一年半的封锁，香港成了死港。但是英国政府终究没有让步，守住了香港。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开始了以重新统一中国为目的的“北伐”。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顺利北上，于同年10月进入了辛亥革命的发祥地武汉。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的这两大课题发生分裂的迹象。左派所指导的激进的大众运动用实力解放了汉口与九江的英租界。担心英国会派遣军舰对革命军挑起战端，在关键时刻伺机进行“革命外交”。[3]

从反帝国主义的理论来看，解放由治外法权所保证的“国中之国”的租界是理所当然的行为。但是如果由此而发起与列强之间的战争，这就会妨碍重新统一中国的大业。在解放汉口与九江的租界之际，英国没有派遣军舰，而是与国民政府缔结了归还租界的协定，和平地解决了问题。对此，认为这是因为英国在能够容许的限度内丧失较小的规模的租界，如果同样的事态在上海再现的话，就很有可能引起包括英国在内的列强对国民革命的干涉。而且在辛亥革命之前，改革派就警告过革命派如果实行革命的话会招致列强的干涉而恶化瓜分中国的态势。相同的事情在如今的国民革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

最有压力，同时也是最有改变事态的实力的是掌握军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1927年4月，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就在此前，上海由共产党指导的工人总罢工而解放了。迫于二者择一的蒋介石，舍弃了共产党，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许多共产党员及其同志惨遭杀害，国共合作破裂了。

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是在1928年6月。7月6日蒋介石到北京郊外孙文的陵前报告北伐已经完成。第二天即7日，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向外国发布了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宣言的核心有以下几点：一、以在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为大前提。二、已经期满的不平等条约自然废弃而缔结新条约。三、尚未期满的不平等条约以正当的手续解除而缔结新条约。四、在缔结新条约之前国民政府尽量以临时办法处理。五、在华外国人应该接受中国法律的支配和中国法院的管辖。要而言之，这不过是再现了胡汉民所说过的“正当排外”。

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而成功地完成了北伐的蒋介石，现在率领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是在中国最具实力的人物。在蒋介石的面前，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党的干部，作为革命家的经历远远在他之上。他们在同盟会成立以来就是孙文的同志。掌握军权而在实力上高于他们的蒋介石所必要的，是作为指导者的权威。为了获得这种权威，孙文的国内统一和修正不平等条约这两大遗愿，必须在蒋介石的手里一并实现。在此意义上，修正不平等条约便成为蒋介石最优先的课题，同时也是试探政权前途的试金石。如果成功的话，蒋介石不但作为孙文的后继者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而且由于自己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新英雄也获得了作为中国未来的指导者的资格。[4]

对蒋介石的宣言，美国政府最早响应。美国是最晚到达亚洲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是进行西部开发，之后才越过太平洋到达亚洲的。1898年由于美西战争获得菲律宾之后，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分割已经完成了。因此对美国而言，为了打入中国市场，与其同已经得到势力范围的各国竞争而以获得新的势力范围为目标，还不如让这些国家对美国资本开放势力范围的门户，以承认在商品买卖及投资方面有与其均等的机会更有利，这乍一看好像是合乎正义的政策。1899年美国国务卿约翰·哲分发表宣言以来，“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就成为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一贯基调。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疲于战争的欧洲各国不得不致力于本国的经济重建，而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则得到了飞跃的发展。1921年由美国主导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在讨论裁减海军军备问题的同时，也与中国政府代表探讨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的状况。其结果，签订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条约的开始就倡导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完整，同时承认门户开放及机会均等的原则。列强方面也相继意识到不平等条约不能总是搁置不顾。因此既然中国完成了再统一，修正不平等条约又提上日程。在蒋介石宣言后不到一个月的7月25日，美国与国民政府之间签订了《调整中美两国关税条约》，承认了中国恢复关税自主。因为也同意废除作为抵押恢复关税自主权的厘金（出于调配讨伐太平天国的军费而实行的临时商品通过税。太平天国被镇压后作为地方税而固定下来，民国时期成为地方军阀的资金来源），在合理开放中国市场这一点上，对美国来说也是一种有利的改正。

这时实现的恢复是关税自主权，而撤销治外法权的问题，还得等待机会。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有待于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备及国民政府实际统治区域的扩大。1928年国民政府虽然实现了再统一，但是被称为“新军阀”的地方势力开始抬头，而且与政府军之间不断地发生武装冲突。更有由于国共分裂而处于敌对关系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江以南建设了不少革命根据地以进行持续的抵抗，并且于1931年11月宣布以统一根据地的形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关税自主权的恢复，强化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军事基础，为扩大国民政府的实际统治区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增加的关税收入滋润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而厘金的废除则在经济上打击了地方势力。[5]由于关税收入而装备的近代化的国民政府军，与地方势力及共产党势力之间的军事实力的差距迅速扩大。蒋介石镇压了新军阀的叛乱，于1934年成功地围剿了共产党根据地。国民政府统治的区域扩大了，国内治安也迅速恢复。解决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被认为指日可待了。但是，这一期待又一次落空了。因为以1937年7月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为契机，中日两国陷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

抗日战争与治外法权的撤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蒋介石打出“安内攘外”的方针，认为与其同日军对抗，不如先镇压新军阀势力及共产党。但是在抗日战争之际，又与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将首都迁往重庆开展抗日战争。中国处于国家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更甚于清末的“瓜分”危机，而且是现实的危机。此时，确保民族与国家的存在成为最优先的课题，实现修正不平等条约这一誓愿似乎遥遥无期了。但是可笑的是，正是在激烈的抗日战争中，解决了废除领事裁判权、修正不平等条约这一悬案。而且这正是因为抗日战争才得以解决实现的。

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使抗日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因为日本与美国及英国进入战争状态，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中国成了盟国的一员。[6]1942年1月，中国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上署名，与美国、英国、苏联一并升格为盟国四个大国之一。蒋介石被称赞为与日本法西斯战斗的“民主主义的指导者”。对于盟国的四大成员国之一，而且是与法西斯战斗的民主主义阵营的一员的中国，还具有不平等条约的待遇，这是不合道理的。

另一方面，日本将在黑幕中制造出来的南京的汪精卫政权（1940年3月成立）视为正当的国民政府，打出了不承认蒋介石政权的方针。汪精卫政权，对日本来说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最大的伙伴。对此，还具有不平等条约的待遇，这也是不合道理的。于是盟国与日本之间开始了消除不平等条约的竞争。1943年1月9日，日本与汪精卫政权之间缔结了废除治外法权协定，而仅仅两天之后的1月11日，美国与英国同蒋介石政权之间签订了包括撤销治外法权的新条约。[7]从鸦片战争中签订《南京条约》的那一天（1842年8月29日）算起，正好经过了101年加166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新的不平等关系

1945年6月，联合国家50个国家的代表汇集在旧金山签署了国际联合宪章，开始了应该承担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国际联合。中国与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一起成为安全保障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这如果与两年半之前成功地消除不平等条约加在一起，1912年1月在临时大总统就任演说中孙文的希望就此总算实现了吧。然而，现实又一次使希望落空了。

为了确保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指导地位，必须先要解决国内问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国民党与共产党恢复了国共合作，取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改组为八路军置于国民革命军的指挥之下，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框架下对抗日军。主要在日本占领下的农村展开灵活的游击战的共产党势力，在抗日战争中大幅度地增长，抗日战争开始时只有五万党员，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增加到约一百二十万，同时根据地也不断扩大，共产党影响下的人口达到将近一亿。国共两种势力的争执还潜在地继续着，日本这一共同的敌人消灭了之后，其矛盾必然再度表面化。因此，由谁以及如何来填补中国国内由于日军占领地区的消失而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权力真空状态的问题，成为对中国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就不能获得作为真正的大国的地位和权威，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在国民党看来，中国应该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既然近代国家都是将军权集中于中央，共产党就应该交出武器与根据地，以后作为一无武装的政党而活动。而在共产党看来，这无异于将在抗日战争中用鲜血而换来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资产交给曾经镇压过共产党的势力。这对于革命势力来说乃是自杀的行为。尽管试图进行过种种调停，但是两种势力的对立还是不断加深，到1946年夏，中国再度兴起了战火。这就是所谓的“国共内战”。

国民党以空军或坦克等近代兵器的威力，成功地确保了城市。但是在农村展开势力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包围和孤立城市，最终驱逐了国民党的势力。1949年10月1日，站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此十日前的9月21日，为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而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头，毛泽东对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标，作了如下的论述：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正如37年前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演说一样，对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使中国重新步入文明的轨道，作为自立的民族国家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但是，与确信“各民族的大家庭”为单一的存在的孙文不同，对毛泽东来说，世界分裂为两个“大家庭”。即一个是以苏联为家长，各社会主义国家及被压迫民族为成员的“大家庭”。演说中的“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就是指的这个“大家庭”。另一个是以美国为家长，由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势力组成的“大家庭”，他们企图继续榨取和压迫世界人民。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就是与这个“大家庭”的末端相连的。

根据这一构图，毛泽东以选择与苏联的同盟最为优先，而且将苏联的经验作为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模型，即采取了所谓“向苏一边倒”的政策。这时的毛泽东并不希望进行世界革命。他所需要的是为了再建由于长期的侵略战争及内战而疲敝的国内经济所必要的和平环境。但是在他看来，世界和平只有在社会主义阵营变得强大——社会主义势力等于和平势力，对他来说是当然的前提——而能够制止帝国主义势力侵略的野心时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作为这种“向苏一边倒”的政策的反面，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对外政策的又一个基本的根据。9月29日发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宣布了“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第三条）。[8]

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向苏一边倒”的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为基本方针而出发了。但是刚刚建国之后出现的以下两件事，明显地与这两个基本方针相抵触。

第一件事与香港问题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约半个月后，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迫近了与香港的分界线。英国尽管称香港为“东方的柏林”或“东方的直布罗陀”而摆开死守的架势，但是因为兵力绝对不足而不可能进行防卫。反过来说，解放香港从军事上说是极为容易的事。但是，人民解放军在分界线上停止了进军。

只有香港，是1934年1月由于与美、英之间缔结条约而取消领事裁判权之后，在中国剩下的最后的“帝国主义的特权”。在这一条约中，美、英两国不仅放弃了领事裁判权、驻兵权、沿岸贸易权、内河航运权等各种特权，而且答应归还天津与广州的租界。但是对于中国方面强硬要求解决的香港问题，英国方面根本拒绝把香港问题当作议题提上日程。中国方面考虑到新条约的成立，对这种强硬态度作出了让步。

对于香港问题，中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再次动念。战争中香港为日军所占领，中国政府认为，香港既然是中国战区的一部分，就应该由中国军队解除日军的武装而接受其投降，这样就可以迈出回收香港的实质性步伐。对此，英国方面在中国军队到达香港之前就派遣舰队重新占领了香港，而无视中国政府的意向，表示了自行接受日军投降的强硬方针。这一纷争，由于美国对英国的支持而被确定下来，中国又失去了回收香港的机会。

总之，即使是“国民党反动派”都设法进行香港回收，而标榜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比“国民党反动派”当时远远有利的情况下，却放过了这样的好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择，并不是基于对既存条约的尊重，在前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说，对“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准备“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第五十六条）。明确地记载对于既存的条约，在审查内容的基础上，应该进行“分别予以承认，或废弃，或修改，或重订”（第五十五条）。香港问题确属有关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在中国方面应该不存在尊重这一条约的义务。这样的话，中国的这一行动是出于与其以实力回收香港，还不如维持现状更加有利这样的打算。宛如是与中国的这种态度相呼应，在1950年1月，英国在西方阵营中第一个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果联想到在辛亥革命之际，英国承认中华民国约要一年半的时间的话，可见这一次是非常快的承认了。

另一件事是围绕着与苏联的关系。如前所述，对于“向苏一边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言，与苏联建立国交是关系到外交政策的根本的问题。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中国政府的代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是在前一年的12月16日，到条约签订要两个月的时间。这一期间，是建国后内政方面的困难堆积如山的时期，尽管如此，毛泽东钉在了莫斯科，可见这一条约的交涉有多么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虽然打出了“向苏一边倒”政策，但这并不是说在国共内战中苏联政府给予中国共产党以什么积极的支持。苏联在太平洋战争终结的前一日即1945年8月14日，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之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其支援“奶油共产主义”（斯大林语）的中国共产党所率领的革命，还不如与国民政府之间保持安定的关系更加有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铁托的南斯拉夫一样，都是没有苏联的支持而实现的例外的社会主义政权。

苏联与国民政府所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基础，是1945年2月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三人（即排除了蒋介石）签订的《雅尔塔协定秘密议定书》。这里约定以苏联对日参战作为回报，恢复“日俄战争中日本从俄国不正当夺取的”在中国的权益。[9]而且苏联发表《加拉罕宣言》，定约将沙皇俄国从中国夺取的权益无偿地而且是单方面地归还给中国。现在斯大林作为沙皇的权利的正当继承者而出现。在这种意义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新的不平等条约，在国共内战之际之所以没有撤回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是因为通过这一条约苏联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利益。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交涉之所以难以进展，是因为斯大林要求毛泽东承认这些特权。在毛泽东的抵抗下，要求尽管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而在新疆设立合办企业等，又不得不提供新的不平等的特权。

如果将这两件事合起来看，感到事情非常奇妙。就是说，一方面，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出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基本方针的旗帜，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几乎完全都解决了，但对于剩下的最大的争论之点的香港问题，中国方面却自动地放弃了解放的机会。另一方面，尽管打出“向苏一边倒”的政策，将与社会主义各国的联合作为基本方针，而与苏联的新条约却包含了不平等的内容，而且这不外乎是沙俄帝国主义特权的复活。

要想修正与俄国的既旧又新的不平等关系，必须等到斯大林去世（1953年3月）。1954年10月，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的国庆节访问群情激昂的中国，与中国首脑进行会谈，同意一并修正作为悬案的不平等特权。在前一年的7月朝鲜战争实现了停战，从这一年4月开始到7月召开的围绕印度支那半岛的日内瓦会谈上，周恩来展开了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外交，打出了殖民地体制瓦解之后在亚洲的指导性立场。而且在国内成功地压制了国共内战时恶性的通货膨胀，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并超额完成了预定的指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头，毛泽东所期待的似乎就要实现了。但是这种期待又再一次落空了。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毛泽东自身！

向激进路线的转换

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上，赫鲁晓夫进行了秘密演说，揭露了被神格化的作为真理化身的斯大林的错误与野蛮，在否定个人崇拜的同时，实行了以“和平转移”与“和平共存”为支柱的大胆的路线转换。所谓和平转移，就是在民主主义发达的现状下，有可能通过议会等和平手段而向社会主义体制转移，从而推翻了向社会主义转移必须通过暴力革命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性命题。而和平共存，在由于核战争人类面临灭绝的危机下，有可能而且也有必要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之间非敌对性地共存，从而推翻了与帝国主义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战争的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性命题。美苏的紧张关系不断缓和，冷战逐渐化解。1959年9月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首脑首次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会谈，发表了有可能不是以武力而是以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的联合声明。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与美苏关系的缓和相反，中美的对立进一步深化，同时中苏关系的裂痕也加深了。这一契机在于中国共产党向激进主义路线的转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大跃进”政策。8月末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农村设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仅仅三个月之后的11月，就报告说人民公社化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完成了。另一方面，仿佛是与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相对应，在同年8月，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台湾方面占领的金门岛与马祖岛，对此美国出动第七舰队，台湾海峡的危机一触即发。中国共产党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了鲜明的决战到底的姿态，与国内激进的“大跃进”路线相结合，全中国笼罩着十分紧张的空气。

鲜明地表明与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的姿态，这是出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这一对世界的解释框架。这一理论将世界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及美帝国主义两极构造来把握。在这两极之间，设定存在着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组成的“第一中间地带”和由日本、欧洲各国组成的“第二中间地带”。美帝国主义是榨取和压制全世界的根源。第二中间地带的各国，虽然对第一中间地带的各国存在压制的关系，但其本身是脆弱的，与美帝国主义之间是处于从属的关系。因此由殖民地与新兴国家组成的第一中间地带，是受帝国主义肆意榨取、压迫的全世界的矛盾的焦点所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课题就是要联合这些第一中间地带的人民，支援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把美帝国主义逼上绝境，以至最终打倒它。要而言之，中间地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打出的与苏联的和平共存路线相对抗的中国的世界革命战略。

中间地带理论的背景中存在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农村扩展势力，将国民党逼到城市，然后以农村包围城市而获得胜利。第一中间地带就是世界的农村，将广阔的世界的农村引向社会主义阵营，然后包围并孤立美帝国主义。在这种意义上，中间地带理论是试图将农村革命这一中国革命的经验在世界范围内给以展开。

采取急进主义路线的中国与采取和平共存政策的苏联之间的关系破裂，由1960年发生的苏联撤销了对中国的援助而表面化，而最终向中苏论争发展。论争包含了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到对世界现状的认识，从而涉及两国共产党的正统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批判赫鲁晓夫路线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放弃革命的“修正主义”。而与之相对应，中国的急进主义路线进一步加剧，到1966年夏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对立的势力作为赫鲁晓夫路线的“走资派”被揭发，毛泽东发动的大众运动，到最后毛泽东自身也无法控制而朝着暴力化的方向展开，使原有的党和政府组织陷入了毁灭性的状态。

“文化大革命”中，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论争发展成为纠纷，1969年在乌苏里江的国境线上两国的正规军发生了冲突。前一年的8月苏联侵略捷克之际，中国共产党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而对之进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单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路线，而且现在已经堕落到了帝国主义。对于觉悟到可能与苏联发生全面战争的毛泽东来说，以扩大霸权为目标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与走向衰退过程的美帝国主义相比是更加危险的存在。另一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越南战争激化，美国空军在北部频繁空袭，中国与美国很可能发生直接冲突。同时与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直接为敌，而且在各国开展造反外交也遭到严厉批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完全处于孤立状态。

但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消息，给世界不少的人们以强烈的感动，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否定党内官僚主义、清除特权干部、将知识分子及学生下放到农村以防止学问与劳动相脱离、呼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禁欲的生活态度、以“自力更生”为口号而追求经济上的自立的这种“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形象，以某种新鲜的惊奇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对展开越南战争的美国和践踏“布拉格之春”的苏联深感失望、在先进国家官僚化或资源的浪费中感到文明的末路的人们，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代替美国式和苏联式的一种社会发展的新类型。20世纪60年代末风靡欧美及日本的学生运动，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出现了以毛泽东主义者命名的集团，这决非偶然。对他们来说，中国是新世界文明的中心，运气好的有幸得以访问圣地并被允许拜谒毛泽东等指导者。这光景有几分与曾经接受朝贡使节相仿佛。

以美苏为敌而在国际上孤立的中国，到1971年，外交政策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进行会谈，同意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一消息于7月16日公布，震惊了世界。因为越南战争还在进行之中，以支援越南解放斗争相标榜而对美帝国主义不断进行强烈批判的中国，能够与被打上右翼烙印的尼克松和解，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一旦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发表出来，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同年10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决议。在台湾的国民政府代表全中国的这种假定，在国际上已经不能通用了。

邓小平路线与香港问题

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阐述了中国对世界格局的新认识，即“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邓小平认为既然苏联已经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那么社会主义阵营就已经不存在了，这样以来中间地带理论也就不适应了。代之而起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就是将美国和苏联作为第一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而不属于这两者的是第二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并站在代表第三世界的利益的立场上在联合国发挥作用。这表明了回到联合国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联合国及国际社会中的新作用。尽管如此，因为“三个世界”的理论格局是按照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而划分的，如果除去对苏联的强烈的敌意和警戒来看，其本身相类于近代化论。要而言之，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转变，无非是表明了中国放弃了世界革命而追求自身的经济发展。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了。10月，“四人帮”被逮捕。“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同年4月，由于天安门事件而下台的邓小平回到了领导岗位。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增长作为中国最优先目标的改革政策。此后，在“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下，废除了人民公社等制度，全力展开了努力推进引进市场经济的改革政策与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开放政策。

激进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展开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及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给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一代带来了被称为“信仰危机”的现象。平等主义的否定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拜金思潮。从锁国状态到急进的开放，不仅是科学技术，从思想到其他形形色色的东西无限度地流入，结果造成了“精神污染”。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由于民众道德水平的低下，而不能听之任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党的领导下，再三地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运动”，在“五讲四美”的口号下，呼吁应该重视“文明、礼貌、卫生、秩序、道德”。不随地吐痰被视为“文明的态度”，对待客人态度好的商店被授予“文明商店”的称号。

在改革开放路线下，如何处理在中国最后的“帝国主义的特权”香港问题，作为紧迫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与由《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不同，因为占香港总面积9/10的新界地区，根据1898年中英之间签订的条约是以99年为期限租借的，其租借期限到1997年6月就要期满了。英国政府因为已经表明了基于遵守条约的原则立场而归还新界地区的意向，新界地区的归还应该没有问题。问题的焦点有两个。其一，归还香港，是包括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一并归还，还是仅仅新界地区的部分归还。对这一问题，英国政府同样表示基于遵守条约的原则立场，被割让的香港岛与九龙半岛是英国的恒久领土，没有归还的义务。其二，被归还的香港的政治经济体制如何的问题，这是与归还的规模深刻相关的问题。

香港问题，对中国政府来说是需要细致考虑的问题。中国政府一方面认为，与条约无关，中国具有以在所希望的时期和方式回收香港的权利。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以武力而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没有束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合法性，香港的现状是由英国非法占领的状态，既然如此，回收本来就是属于中国的香港的时间和方法，由中国政府自身决定就可以了。但是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未触及香港问题。如前所述，刚刚成立后也没有以武力解放香港，其后在英国承认中国之际的外交交涉中，中国政府虽然要求英国政府与台湾的国民政府断交，但是也没有要求归还香港。不仅如此，还持续地供应香港以水和粮食。因为如果没有来自本土的水与粮食的供应，香港社会就无法生存下去，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没有废除“帝国主义的特权”，反而为其存在提供帮助。这对于标榜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来说，是难以说明的事情。中苏论战过程中，赫鲁晓夫抓住这一点来嘲笑中国。1960年印度以武力解放了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中国还要批判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本家自认的苏联和印度，它自身在香港解放方面究竟做了什么呢？这就是赫鲁晓夫所说的缘由。

中国之所以不去解放香港，是因为“在红色保护伞下的资本主义”的香港的现状是中国所希望的状态。香港是中国对西方各国的窗口，是所谓会生产金卵的鸡。在中苏对立表面化、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20世纪60年代，香港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香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愈加突出，1980年中国在香港的输出额占全部输出额的/14。条约中规定的新界的租界期限在十几年之后就要到期，即使是站在不受条约束缚的立场上，将这一问题搁置起来，会对香港的未来引起不安，如资本流出等，恐怕香港经济有每况愈下之虞。对中国来说，这是必须避免的事态。于是在1982年，中英两国开始了围绕香港归还问题的交涉。

交涉开始的共同声明（1982年9月）中，中英两国明确表示是基于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这一共同目的而同意进行外交交涉的。既不是尊重万国公法的精神，也不是尊重原有的条约，仅仅出于对不能杀掉这只生产金卵的鸡的这种共同关心的利益，成为了两国交涉的共同基础。因此，香港归还给中国之后能否维持繁荣，成为交涉的最大焦点。当初英国为了维持香港的繁荣，认为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仍然应该为英国所有，主张只归还新界地区，但是面对中国的强硬反对，就是在让步为一并归还之后，还是主张为了维持香港的繁荣，香港的行政管理权——货币发行权与官吏任命权——应该继续由英国掌握。

因此，作为中国方面必须证明即使全部归还给中国仍然能够维持香港的繁荣。对此问题的解答，就是1984年6月邓小平所发表的谈话所表示的“一国两制”的政策。就是说，归还后的香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现有的社会经济体制保持50年不变。现有的社会经济体制，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指资本主义体制。就是保证在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资本主义体制的地域维持半个世纪。追溯仅仅20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倡“中间地带论”，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的关系是不可和解的敌对关系，提出了以打倒资本主义体制为目标的世界革命战略。但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和解就成为可能了。而到现在，自发性地力图将资本主义体制的地域拉进中国内部。真是令人惊叹的政策急转弯。

由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谈话，交涉进入了最终局面，但是英国政府还是要求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社会经济体制50年不变提供保障措施。尽管是最高领导人的发言，但毕竟不过是个人的谈话，且不说在中国国内如何，在国际上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况且“一国两制”是在迅速的政策转换过程中得出的结果，这样来看的话，就不能否定中国的对外政策再发生急剧变化的可能性。对此中国方面认为，因为归还给中国之后的香港如何处理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是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因此不受与英国交涉的约束，也不可能发表单方面的声明，而拒绝了英国方面的要求。这样，交涉在最终阶段遇到了暗礁，一时传说有破裂的可能性。

由于中国方面的让步，使得交涉没有最终破裂。中国政府将包括维持现行制度50年不变的问题写进了关于香港的未来构想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并同意这与条约具有同样的约束力。此后两国的交涉迅速发展，1984年9月26日在北京草签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到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正式签字。香港问题这一始于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的悬案，至此总算解决了。

注释

[1]与《新民丛报》相对照，《新青年》几乎没有分析中国思想史的论文，论到儒教的时候，常常是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是分析的对象。尽管如此，《新青年》一系的思想家，事实上也开展了多彩的知性活动，例如大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年）的作者胡适等，在将中国思想史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这一点上，毋宁说是与梁启超相同。本来，就有人评价胡适是像对待研究外国史一样来研究中国的历史的。

[2]对德讲和条约即《凡尔赛条约》是在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但是中国政府迫于五四运动的压力而拒绝签订。中国政府于同年9月10日与奥地利签订讲和条约，而以此加入国际联盟。此后的9月15日，中国政府继续保留《凡尔赛条约》中对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的不赞同意见，鉴于协约国的其他成员已经与德国实现了讲和的事态，也宣布对德国结束战争状态。1920年德国派遣代表来中国开始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行交涉。围绕处理德国人所有的铁道债券的交涉步履困难，但是到1921年5月20日，两国终于签订了新的修交通商条约。这一条约不仅确定了放弃以1898年3月6日的《胶澳租界条约》为根据的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而且确定了德国放弃此前所有的协定关税权及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特权。因此中国与德国是在完全平等的关系上进行外交与通商了。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对欧美各国获得的第一个平等的条约。参见[石源华，1994年，第176页]。另外，为与苏联建立国交而进行的交涉，开始于1923年5月在加拉罕（代理外务人民委员）与王正廷（中俄事务督办）之间非公开进行。交涉围绕是先解决悬案还是先建立国交这一交涉的顺序发生纠纷，进而悬案问题中特别是对外蒙古问题及中东铁道问题意见不一。1924年3月，两者达成了暂时性的一致意见，双方签署了预备协定。但是由于对外蒙古的处理方法暧昧，外交总长顾维钧不同意，预备协定宣告无效。顾维钧与加拉罕再进行交涉。对此苏联方面表示愤怒，给各国公使以种种外交压力，而且采取联苏容共政策的广东政府也有想法，出现了内政外交相互交错的复杂局面。顾维钧与加拉罕的交涉还在进行。苏联方面承认了中国方面所做的部分修正案，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一协定废除了俄罗斯帝国与中国之间缔结的所有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条约，而且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放弃了义和团的赔偿金和租借地。这是继德国之后的与欧洲国家建立的第二个平等关系的国家。因为对方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国民革命”中反对帝国主义的论调更加高涨了。参见[石源华，1994年，第220页]。关于中东铁道这一悬案，在协定附属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中承认中国的买回权，而且决定在买回之前，进行共同管理。在外蒙古问题上，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原则上已经解决了。但是，统治满洲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不承认北京政府的权威，而且外国也有想法，连讨论解决这一具体问题的中苏会议都没能召开，悬案解决又被悬置起来了。但是在现在，台湾用的世界地图中，外蒙古还是作为中国的领土的。

[3]武汉是由武昌、汉口、汉阳三个城市组成，其中在商业城市汉口有五个外国租界。其中德国租界和俄国租界已经归还给中国，剩下英国、法国及日本的租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左派，以英租界为目标，在租界周围开展示威活动，与保护租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及义勇队之间小规模的冲突频频发生。1927年1月3日，发生了义勇队开枪打死一名中国人的事件，对此国民政府派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代表与英国领事交涉，强硬地提出了包括赔偿及撤去军舰等内容的要求。4日午后，群众进入租界，实际上以实力解放了租界。英国方面将海军陆战队及义勇军移至军舰，避免了武力纠纷。进而在5日，国民政府以陈友仁为委员长组织“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英国租界置于了中国方面的管理之下。同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九江的英租界，1月10日，组织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参见[李恩涵，1993年，第49页以下]。值此事件之际，国民政府宣称不对日本及法租界动手，可见解放英国租界并不是由于自然发生的大众运动，而是基于国民政府有意的选择。对国民政府而言，这种关键时刻的外交，正好在当时具有重新探讨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新外交”的试金石的意义。就是说，一方面，在标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迅速发展的国民革命面前，英国能够多大程度归还不平等特权，即是英国让步限度的试金石。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统治的地域能否不断迅速扩大，也是英国是否承认国民政府的试金石。英国公使在事发之后派遣沃马利（Owen O'Malley）到汉口与国民政府交涉，要求维持租界的原状，并且以从本国或印度派遣军队相威胁，而在领事裁判权方面作出了若干让步。但是中国方面不作理会，最终于2月19日将汉口的租界还给了中国，而签订了以国民政府外交部直属的“特别区”为内容的《汉口英租界协定》，第二天签订了同样内容的《九江英租界协定》。但是英国的势力并未完全从汉口撤退。“特别区”的管理局长虽然由国民政府任命，下属的市政理事会的六位成员，中国人与英国人各占三名。汉口或九江的租界对英国来说不是很重要的。英国方面的基本方针是，在调整这些并不重要的权益给中国方面，作一定的让步以缓和紧张的同时，坚守上海、香港等更加重要的权益。

[4]“四·一二”政变之后的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与武汉左派领导的国民政府诀别，在南京设立了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20日确立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在于协定关税与厘金的认识。于同年9月1日宣布了废除厘金和关税自主的方针。但是由于列强的强烈反对，这一政策未能得以实行。这时，按照条约对中国有协定关税的特权的是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丹麦、挪威这12个国家。如在正文中论述到的，对于以实现了全国统一为背景的国民政府的外交攻势，美国的反应最迅速，7月25日就签订了《调整中美两国关税条约》。这一条约虽然要到1929年1月1日才生效，在别的国家尚未放弃协定关税时，美国也保留着维持协定关税。为此国民政府展开不懈的外交努力，于1928年中，除了日本之外，与其他所有的国家缔结了以恢复关税自主权为内容的新条约或者通商条约。只有日本拒绝了中国的要求，直到1930年5月，终于签订了新的关税协定。此后，国民政府公布了《海关进口新税则》确定了新的进口税率，并于1931年1月1日开始实施，但是最高的税率达到50%（1933年开始达到80%）。参见[石源华，1994年，第350页以下]。另一方面，对于国民政府撤销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各国以中国的法典及司法制度尚不完备、如果撤销领事裁判权的话可能危害到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为理由而拒绝了。

[5]1931年，关税收入占国民政府年收入的48.5%，1932年也占到年收入的44.8%。

[6]1941年12月8日，由于日本攻击珍珠港而开始了太平洋战争，次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国对德国、意大利宣战。抗日战争是无宣战的战争，由此开始变成“法律上”的战争状态。1942年1月1日，中国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上署名，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为此专门设立了“中国战区”，蒋介石为这一战区的最高司令官，下面由中、美、英三国组成联合作战参谋部，同年3月，美国的史迪威就任参谋长。

[7]对中国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有16个之多。国民政府是盟国的成员，且以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和英国为目标开始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交涉。针对这一问题，英、美国内存在着赞否两种议论。赞成论的主要根据是，放弃领事裁判权符合保护人类的权利与尊严这一盟国的战争目的，而且也具有鼓舞中国民众的效果。反对论的主要根据是，在现在放弃领事裁判权为时尚早，比如预想到战后中国内乱之际，还有必要维持领事裁判权。对此，国民政府以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为首开展外交攻势，而且日本与汪精卫政权之间也不断展开同样的交涉，这非常有利于中国方面。从1942年10月开始，新条约的交涉进展比较顺利，到1943年1月11日终于签订了。接到这一消息，中国各地召开了军民庆祝大会。但是，除了美、英、日三国之外，与其他国家之间取消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依然存在。与大部分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成功地缔结了新条约而取消了领事裁判权，但是，与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之间的问题到战后才处理好，最后与葡萄牙之间缔结新条约是在1947年4月1日。参见[石源华，1994年，第581页以下]。

[8]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第六十条，对应该庇护政治犯作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外国人民因为维护人民利益参加和平民主斗争受其本国政府压迫而避难于中国领域境内者，应予以居留权。”清末的革命家孙翼中在《国际法上之国事犯观》中所论述的庇护政治犯的问题，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下得以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接受德田球一等被驱逐公职的日本共产党干部的亡命请求的法律根据。这种庇护政治犯的方针也在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得到继承。在这部宪法的第九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和平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以居留的权利。”这一条文，在1970年的宪法修正案、1975年宪法及1978年宪法中都原封不动地继承着，但是到1982年宪法，这一条文被删去了。

[9]《雅尔塔协定》的秘密议定书中有关中国的事项如下：一、外蒙古（即后来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二、（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二、（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小结

众所周知，此后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加速度地进展着，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不断地向市场化靠近。苏联，80年代后半期在戈尔巴乔夫的体制下，实行了以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及情报公开为象征的政治改革。同样是向着自由化方向不断迈进，中国是以经济优先，而苏联是以政治优先，两国的路线再一次形成了对照。

中国的经济在1989年之后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继续发展。而另一方面，以政治改革优先的苏联，在同年11月发生的推倒柏林墙开始的激动声中，不仅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瓦解了，苏联本身也解体了。邓小平曾经在倡导“三个世界”理论之际，说过苏联由于堕落成社会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崩溃。现在的情况似乎相反。尽管如此，实现了政治自由化之后的俄罗斯及其他原来的社会主义各国，陷入了经济上的混乱与停滞，这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这样，以1989年为界，社会主义各国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具有对照性的方向，这就引起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功了，而苏联与东欧各国却失败了？另一个问题是，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了激烈的政治变化，而中国的政治改革却显得较为谨慎？

对第一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答，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儒教资本主义论”。就是说儒教本身具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要因。不论是韦伯还是战后的近代化论者，都将儒教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在20世纪60年代，以近代化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近世之后日本的发展的赖肖尔，就认为正是由于日本近世社会的非儒教性格不同于其他东亚各国，因此只有日本才有可能获得类似于西方的发展。但是，由于在80年代实现了飞速的经济发展的亚洲“四小龙”，即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都属于儒教文化圈，而且在儒教文化的本家中国内地，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于是出现了儒教不仅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相反，儒教伦理中存在着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样的学说。“文化大革命”中，在“破四旧”、“批林批孔”的口号下，儒教遭到了彻底的批判，而进入90年代之后，却在中国政府的援助的同时，接受华侨的财政援助，展开了大规模的彰显孔子及儒教的学术运动。

这样看来，中国在试图引进什么新东西之际，从中国过去的历史中重新发现与之类似的东西，以使“真的”与“自己的”相一致，由此而使引进正当化，这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的机械、技术之际就是如此，以后也展开了各种各样的附会的变奏。儒教资本主义论，也可以视为附会论的最新的变奏曲。

对第二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答，其中有一种是“市民社会论”。就是说东欧各国不管如何脆弱，但是在历史上有西欧市民社会的影响，由此而培养出来的市民意识使自主的政治改革成为可能，但是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这是中国史研究者之间围绕着在中国社会中是否存在着从国家权力到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一问题发生争论的原因之一。争论本身的当否另当别论，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的人权观念很难在儒教中找到，这是难以否定的事实。从机械、技术开始，直到资本主义，无数的东西都与儒教进行了附会。具有参与政治权利的“民权”观念，由于将它同君主对立意义上的“民”相附会而被正当化了。但是，试图将所有的人与生俱来的连国家权力也不能够侵犯的平等权利这一观念，与儒教来进行附会的——或者能够进行附会的——还没有过。

儒教资本主义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再现20世纪20年代的“东西文化论”的倾向。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前所未有的惨状传到中国时，后来被称为“新儒家”的一群思想家，认为产生这种惨状的原因在于西方失控的科学的发展，主张作为“物质文明”、“机械文明”的西方文明已经自行破产。他们提倡作为“精神文明”的中国文明的优越性，主张应该在对儒教传统的再评价中寻找中国“独自的”发展道路。这也是对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提出“科学”与“民主”作为普遍主义的口号的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儒教资本主义论，也还是肯定与西方文明性质不同的自己的文明传统，而试图以此使中国“独自的”发展道路正当化。这种“独自性”当中，也包含着较少重视人权。

尽管如此，儒教资本主义论也并不是东西文化论的单纯的再现。东西文化论中，主张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优越的根据是基于“精神文明”优越于“物质文明”的认识。新儒家们在以物质性的尺度所测定的生活或生产水平中，以与西方各国存在着压倒性的差距为前提，主张有物质性的尺度所不能测定的发展道路。因此，这成为文明论，但不是留于单纯的保守的文明论，其中也产生了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这种独特的实践。如今支持儒教资本主义的无非是旧儒教圈各国和各地区迅速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即如国内生产总值这种能够以物质性的尺度测定的生活或生产水平方面迅速地赶上西方各国，在21世纪甚至可能超过它们的自负而已。这里也具有曾经为大国的中国，由于西方的侵略而陷入孙文所说的“次殖民地”状态后又重新逐渐地恢复了大国的地位的某种誓愿实现了的欣喜。但是，无论如何援用儒教，这里都看不到文明论的片鳞只爪。

当然，中国人以提高生活水平或生产水平为目标，这是正当的要求。而且，西方各国与中国在文化的形态与社会发展的样式上不相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为了使中国“独自的”文化或社会发展形态具有可以作为与“文明”名副其实的普遍性的东西而得到世界的好评，与其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尺度夸耀经济成长，还不如以将贫富差距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内的发展、使城市和农村取得均衡的发展、实现了人与自然相调和的环境的发展为实现的目标，这样恐怕更加具有说服力。因为这些课题，作为人类共同的课题也已经不断地被意识到，而且这些课题至少在欧美各国也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向。

曾经困惑于经济发展的矛盾或界限的欧美各国的部分人士，之所以惊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已经在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被暴露，他们的梦想虽然明知不过是一场误会，但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对解决这一课题的追求是无意义的。相反，对人类来说，解决这些课题所具有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大了。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试图以与“文化大革命”不同的方式谋求这些问题的解决，从而提出社会发展的新思路，这对于全人类来说的确是有意义的。如果这样，这种社会发展的新思路，就像康有为曾经在《大同书》中所试探过的那样，与儒教进行附会或许是可能的。如果中国人成功地发现了社会发展的新思路，而且这是成功地与儒教相附会的结果，那么这诚然意味着发现了一种“真的”与“自己的”相一致的新的文明形态。而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可能成为使全人类，或者人类与自然环境和平共存的21世纪的“万国公法”。

第二章 法国革命与中国

引言

1903年是日俄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在这一年，由于义和团运动而惨遭失败的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进行政治改革。与此同时，义和团运动之际俄国所派遣的军队仍滞留在满洲，其侵略野心路人皆知。

这年春天，两个留学欧洲的中国青年回国。一位是就学于柏林大学的黄克强，另一位是在巴黎大学学习的李去病。他们绕道西伯利亚回国，一路上目睹俄国在满洲的侵略行径，面对前途未卜的中国，他们就中国应采取的改革方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以下是两人讨论内容的概要。若要先对两人进行评价的话，可以说黄克强属于冷静的改良派，李去病则是革命派的热血儿。李历述欧洲各国的革命史，认为中国也需要进行革命；针对李的观点，黄进行了以下反驳：

黄：但天下事那理想和那实事往往相反。你不信，只看从前法国革命时候，那罗拔士比（罗伯斯比尔）、丹顿（丹东）一流人，当初岂不是都打着自由、平等、亲爱三面大旗号吗？怎么后来弄到互相残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把全个法国都变做恐怖时代呢？18世纪末叶法国人岂不是说要誓把满天下民贼的血染红了这个地球吗？怎么过了不到十几年大家却打着伙，把那皇帝的宝冠往拿破仑第一的头上奉送呢？可见那一时高兴的理想是靠不住的哩。

李：说哪里话。法国革命那里是什么罗拔士比、什么罗兰夫人这几个人可以做得来？不过是天演自然的风潮，拿着这几个人做登场傀儡罢了。至于说到当日的行为，就是我恁么一个粗莽性情，也断不能偏袒罗拔士比一班人说他没有错处。但要把这罪案全搁在他们身上，这亦恐怕不能算做公论哩。那时若不是国王贵族党通款于外国，叫奥普两国联军带着兵来恫喝挟制，那法国人民何至愤怒失性到这般田地呢？

你说法国就是没有这场大革命，依着那路易第十六朝廷的腐败政策做下去，这法国的元气就会不伤吗？……尚使当时法国人民，忍气吞声，一切都任那民贼爱怎么摆布便怎么摆布，只怕现在地理图里头，早已连法兰西这个名字都没有了。

他（拿破仑）的本意，要把全个欧洲弄成一个大大的民政国。你看他征服的地方，岂不是都把些自由种子撒播下去吗？你看他编纂的法典，岂不是全属于民权的精神吗？前头法国人，本曾说过要把普天下民贼的血染红这个地球，这句话怎么解呢？不过是将法国自由平等的精神推行到万国罢了。那拿破仑不是实行这个主义吗？

黄：你这段议论不是实际上头的。你说一国政权，总要在大多数的人手里头。这是卢梭、边沁、约翰·密勒各位大儒的名论，但这些学理，在现世的欧洲已算是过去陈言了。多数政治，在将来或有做得到的日子。但现在却是有名无实的。天下人类，自有一种天然不平等的性质，治人的居少数，被治的居多数，这是万不能免的。

我想政治进化是有个一定的阶级，万不能躐等而行。你是住在欧洲多年，看惯了别人文明的样子，把自己本国身份都忘记了。巴不得一天就把人家的好处拿轮船拿火车搬转进来，你想想这是做得到的吗？你要看真些子时势才好。

李：若讲时势，我想现在中国的时势，和那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的时势正是同一样哩。卢梭、边沁他们的议论，在现在欧洲，自然是变成了摆设的古董，在今日中国却是最合用的。你说我躐等而进，你想跳过这人民主义的时代便闯入国家主义的时代，这真可算躐等而进了。

黄：不然，群学上的定例一，必须经过层干涉政策，才能进到自由政策。你只知道法国革命为19世纪欧洲发展的原动力，却不知道这大革命还又有他的原动力。那原动力在哪里呢？就是这柯尔贝特（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法国政治家，重商主义的代表。——译者注）的干涉政策便是了。当民智未开民力未充的时候，却是像小孩儿一般，要做父母的着实管束教导他一番，将来才能成人。

李：若是用着你的和平运动，只怕你运动得来，中国早已没有了。今日的中国，破坏也破坏，不破坏也要破坏。你说破坏可怕，却有什么法儿？能够叫他不破坏么？只怕这天然的破坏，比那18世纪法国人力的破坏，还险过十倍哩。

两个人的争论继续进行下去，但此处就引用到这里。

实际上，这个黄克强和李去病不是现实存在的人物，而是梁启超（1873—1929）的空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的主人公。[1]这部小说发表于1902年。被视为中国近代最大的记者的梁启超，在亡命日本时期，刊行杂志《新民丛报》，全力鼓吹新思想。在被认为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爆发约半个多世纪、法国革命爆发约一个世纪之后的20世纪初叶，中国的言论界迎来了法国革命论的最初高峰。《新中国未来记》作为小说，相当雄辩地刻画出当时法国革命论中中国人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情。法国革命能否成为未来中国改革的榜样？即使是那些主张有必要进行革命的人士，也无法对革命的代价避而不见。这个代价正如法国革命所示，是相当昂贵的。另一方面，那些主张改革的人们，也无法对法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成果视而不见。这种矛盾心情，是包括作者梁启超在内的、大部分立志于改革的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如何评价法国革命这一问题，成为测试各自政治立场或思想立场的试金石。

本章旨在通过追溯中国人的法国革命论的历史发展，分析他们是如何理解法国革命的意义并给予其怎样的评价的。

本章共分四节。第一节“前史”，分析19世纪后半期的法国观及为数甚少的法国革命论。第二节“法国革命论的展开”，主要以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发展状况为中心。在该时期，中国人不管是持赞同态度，还是持反对态度，都对法国革命表现出了最大的兴趣，并展开了相关的论争。这一节基本沿着时间顺序叙述这些论争，并在第三节“法国革命论的论争”中，进一步分析这些论争的主要观点。在第四节“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中主要分析辛亥革命之后法国革命论与俄国革命论的关联性。从法国革命论这一视角来看，本章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作为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性质。

注释

[1]见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饮冰室专集》第八十九卷，第20～30页（原载《新小说》第一至第三号）。引用文依据《大系》所收的岛田虔次的名译，概括了《驳论第六》到《驳论第二十二》的部分。

一 前史

如前所述，中国人开始对法国革命表现出巨大关心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进行自我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从而对法国革命表现出关切的态度。但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他们对法国革命（尽管他们不是使用“革命”这一词）闻所未闻，或对法国历史一无所知。尽管他们的信息渠道很有限，但他们仍对法国历史有所了解，对不久前在法国发生的政治大变动也有所耳闻（至少，他们是有机会知道的）。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法国革命的信息，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或无目的）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的？这些问题，是最终形成法国革命论“高潮”的前提，因而有必要在此对其进行考察。

最初的法国革命介绍

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后，1842年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与西方各国开始了基于条约的外交往来。法国于两年后的1844年通过《黄埔条约》开始了与中国的外交往来。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鸦片战争认识到中国所处国际局势的变化，开始编撰介绍外国情况的万国地理书。其中的代表作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在他们的书中，就有关于法国革命的零星记载。如鸦片战争亲历者林则徐（1785—1850）编写的《四洲志》，作为最早的万国地理书，在“佛兰西国”一项中出现的“旧日官皆世袭，擅赋税，调人丁，政多紊乱，后遂裁革世职”[1]，恐怕就是指法国革命。

在姚莹（1785—1853）的《康纪行》中，可以看到有关法国革命的详细记载。他与林则徐素有交往，在鸦片战争期间曾负责防守台湾。他花费远远超过林则徐的精力来收集有关外国的资料，在几乎与魏源同一时期编写成《康纪行》。在该书中，关于法国历史有如下的记载（括号内为引者注）：

中国汉代前，此国土蛮强梗化，外攻邻焚掠。罗马国率领兵平服蛮族，以其地为本国属部……万历二十五年（1597），显理王（亨利四世）复兴正教，百姓归之，为邪教之党所弑。其孙（路易十四世）接位，好武用兵，诸国来朝，骄傲凌辱，诸国怨之，纠军协攻，王愤辱而崩。当康熙五十三年（1714），其孙（路易十五世）登位，纵情背理，佞臣娼妓弄权，奢用公钱，兵败国虚。新王（路易十六世）嗣位，时北方亚墨里加（美国）与英吉利交战。王助亚墨利加战胜，然其饷钱渐减，故爵僧民三品会集，行聚敛之法，国人弃王弑之。七年国政混乱，有臣曰那波利稔以武功服众，嘉庆八年（1803）为王。九年恃强黩武，旋败失位。前王之苗裔复立，民暂安息，及王嗣位，复激民变，逐王而别择亲属立之。道光十年（1830）新王创立国家，受谏宽仁，百姓安堵。（《佛兰西》，《康纪行》卷十二）

这一段话，恐怕在1860年之前，无论是作为法国革命的相关记载，还是作为法国历史的相关记载，都是中国人自己作出的最详细记载。但是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以证明这一段话在当时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反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与对外关系相比，内乱无疑更为重要、急迫。在开放口岸居住的外国人最多不过数千人，而在同一时期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伤亡人数，有人说有二千万，也有人说达到了三千万。即使有一些中国人注意到了这一段话，他们也不会感到有任何出乎意料的惊讶。君王因为荒淫无道而失其位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再平常不过了。总之，如上所述，当时的法国革命观，一般认为法国革命只不过是国王路易十六世的权力转到拿破仑手中时所发生的插曲而已。这就是中国人对法国革命的最初认识。

微不足道之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英国与法国通过联合发动这场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中国承认了与欧美列强的对等关系，从而放弃了朝贡体制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因为向列强提供了一系列的特权，并进而受这种不平等体制所束缚而难以自拔。外国公使正式获准可以常驻北京，与此相应，中国新设了相当于外交部的总理衙门。在外交关系的日常化中，中国人慢慢认识到西方各国行为方式的不同，开始形成了对西方各国的具体印象，而不再以“笼统的西方”这一概念来形容。19世纪后半期中国人的法国观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传教之国”的印象。

“传教”指传播基督教，“传教之国”指中国人认为法国侵略中国，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值得注意的是，“传教之国”大多是与“通商之国”对比使用的。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并不是完全锁国的，在广州一带，国际贸易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其繁荣状况正如《海国图志》所言：“欧罗巴各国皆以贩海为业，如英吉利、米利坚、吕宋之属，每岁商船至中国，多者百余艘，少亦三四十艘。”（《书佛兰西国后》）另一方面，在1860年中国人海外航行禁令正式实行之前，西洋各国冒生命危险不远千里航海到中国的动机，中国人也难以理解。远慕中国皇帝德行而至是当时最为正式的解释，但鸦片战争之后这一解释逐渐失去了说服力。相反地，另一种解释，即为了进行贸易攫取利益而来的解释渐居上风。这些夷狄欲壑难填，处处以攫取利益为先，冒险航行到中国正是其明证。

但这个解释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法国即是一例。正如《海国图志》所言，“独法郎西商船最少，多则三四艘，少则一二艘”，因此很难想象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贸易。鸦片战争之时，浙江巡抚刘韵珂将法国的动机解释为英国等国重视贸易、轻视传教，而法国重视传教、轻视贸易（《密陈天主教流弊请预为稽查以弭后患折》）。

这种认为法国为“传教之国”的法国观，到19世纪后半期更为强烈，而且将其视作负面意义的倾向越来越突出。自从《北京条约》正式承认在内地自由传教之后，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各地活动。由于他们的强行传教活动等原因，许多传教活动发展成为外交纠纷，最终导致各地发生了称为“教案”的反基督教暴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暴动为1870年的天津教案，这次冲突使中国与法国的关系恶化到几乎发动战争的地步。清末改良派先驱郑观应（1842—1922）在《盛世危言·传教》中说，“与外国之纷争，其主要火种，为通商与传教二者”。“通商之国”的代表为英国，“传教之国”的代表为法国。在他看来，“通商之国”的行为方式自私自利，令人不快，但正因为他们处处以利害关系为行动出发点，有从这一点去考虑的合理性，反而有可能对他们的举动作出预测，与他们获得妥协。而“传教之国”的行为方式，是强行宣扬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迷信的基督教，其传教活动不仅影响到地方的日常秩序，而且干涉中国对有关基督教徒的裁决以损害地方官员的权威，反对地方村镇的祭祀活动而扰乱秩序等。这些行为不仅不合理而且不正当，被认为没有比这更麻烦的了。

第二，“民主之国”的印象。

大约从1870年开始，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注意到西方各国间政治制度的差异，并将它们归纳为“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三种类型。他们认为“君主之国”的典型是俄国，“君民共主之国”的典型是英国，而法国与美国同为“民主之国”。

他们最有好感的是实为立宪君主国的“君民共主之国”。在他们看来，“君民共主之国”中，君权与民权形成恰到好处的均衡与制约关系，从而有效地防止权力的任意行使，而且议会使君意与民意得到顺利交流，很有国民一体之感。其中还有一些人赞扬道：被儒教视为理想的上古时期的“三代之治”所体现的统治精神，可以在“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中找到，他们因而主张中国应该以英国为榜样而进行政治改革。[2]

在当时，“民主之国”并非褒义词。“民主之国”与意味着君主专制体制的“君主之国”一样，被视为是大权旁落、缺乏平衡稳定的政治制度。人们原本就更经常用“民主”一词来表示“人民选择的统治者”之意，而非民主主义之意。对象征美国“民主”的首任总统华盛顿，有人大为赞扬其作为开国元勋，却不世袭总统职位的做法，可与尧、舜的禅让相媲美。[3]而对法国“民主”的好评却几乎没有。因为从法国革命到第三共和制期间，法国在“君主之国”与“民主之国”之间令人目不暇接地反反复复，使人们认为法国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这是当时大部分人的法国观。“民主之国”的法国成为政治不安定的代名词。

第三，“每况愈下的国家”的印象。

正如《海国图志》的《书佛兰西国后》中所写：“欧罗巴用武之国，以佛郎西为最。争先处强，不居人下；偶有凌侮，必思报复。”中国人曾将法国看作是欧洲位居第一的军事强国。但这种观点因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大败而改变。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洋务运动，着力于引进西方的武器、军事技术，对西方列强间的力量对比，也比以往更为关注。法国这时正好惨败于普鲁士。在这次战争爆发前曾到欧洲游历的王韬，得知战争结局之时，曾预言由英国、法国与俄国形成的欧洲势力均衡，今后将调整由以英国、俄国、德国三国为中心（《普法战纪前序》）。

19世纪70年代中期，围绕国防政策问题，以左宗棠为中心的塞防派与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展开了孰轻孰重的争论。前者强调俄国的威胁，后者关注后起之秀日本的侵略。法国尽管此时加强了对印度支那半岛的侵略之势，中国对法国的警惕却是出人意料地欠缺。对中国人来说，法国并非可以忽视的国家，但其威胁性也不值得放在优先地位考虑。

因而，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人认为，法国既非特别值得尊敬的国家，也非可以构成巨大威胁的国家。总之，法国是一个影响力微乎其微的国家。如前所述，早在80年代，中国就已有人主张学习英国进行政治改革。1898年戊戌变法的口号是学习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精神；也有人认为华盛顿拒绝世袭权力的无私精神，可与尧、舜的禅让相媲美；但主张仿效法国进行改革的呼声却一直没有出现。19世纪末，法国革命开始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但他们关心法国，并非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原因。而是因为对革命的热情，他们才被法国革命所吸引。当然，法国这一“微不足道的国家”的印象，是中国人无视法国革命的影响而形成的法国观。大概他们认为革命作为一种手段，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如流血事件和外国武装干涉等，但最终得到的成果却是如此有限，在他们眼中，革命的魅力也因而大打折扣。[4]

法国史与法国革命

19世纪70年代初，首次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写的法国史专著，这就是王韬（1828—1897）的《法国志略》。写作这本书的背景中有他例外的西洋体验。王韬出生于江苏省一个读书人之家，获得生员资格后，因生活困顿，遂放弃科举考试，到上海谋生。在上海，他作为传教士麦都思（W.Medhurst）的助手，帮助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后来因被控内通太平天国，被迫避难香港。在香港期间，他曾协助传教士理雅各（J.Legge）翻译中国儒教经书。

1868—1870年理雅各回英国期间，王韬同行到英国，归国途中又游历了法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早的法国游历。回国后，他在香港发行了最早由中国人创办的日报《循环日报》，向中国人介绍世界的最新动态，并自己执笔写新闻论说。在论说文中，他高度赞扬英国的议会制，主张中国应进行政治改革，被人们誉为中国近代政论记者的鼻祖。他从欧洲归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法国志略》（1871年出版）。[5]

《法国志略》最大的特征就是它是一本历史书。在它之前的书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尽管也有西方各国历史的片段记录，但这些万国地理书的作者所关注的，是收集外国资料，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历史虽然也是他们的关心内容之一，但还称不上是完全独立的考察对象。至少对外国地理的关心，要远远凌驾于对外国历史的关心。王韬则正好相反，与地理相比，更为关心历史。对英国政治制度抱有好感的王韬，之所以对法国历史情有独钟，是发端于法国国际地位的戏剧性变化。他目击的法国，正处于强盛之时。但在他离开法国不久，法国在与普鲁士的战争中溃败，国力迅速衰退，拿破仑三世退位，成立了共和制国家。王韬认为，法国的强盛和衰退，必定都有其历史性根源。

《法国志略》从“美鲁万的氏纪”开始，主要叙述了王朝变迁的历史。法国革命出现于卷五“波旁氏纪”的最后，并在卷六“保那巴氏纪”中得到进一步的讲述。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法国革命（作者没有使用“革命”一词）只是两个王朝更替过程中的一曲幕间剧，这说明作者将法国革命与中国历史上各王朝晚期出现的农民起义相提并论了。实际上，如“约各伯党”等词所反映，王韬处处留心对一些法语固有名词的音译，但当这些词用普通名词表达时，则往往是“乱党”、“叛党”、“乱民”、“乱徒”、“暴徒”等词。

《法国志略》认为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是思想上的原因。孟的士求（孟德斯鸠）、屋尔体（伏尔泰）、庐骚（卢梭）等“大儒”的“自主学说”，其主张制约君权、伸张民权的思想已经深入民心。其次，为经济上的原因。路易十四以来所实行的放任财政政策，使法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过重的租税负担转移到法国人民的肩上，使得“齐民有田地者，终岁勤劳，仅偿税额”。[6]最后，是社会性原因。大部分贵族和僧侣仍希望享有特权，从而成为愤怒的民众的攻击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开国家财政困局，而于1789年召开的“大民会”成为转机。在这次会议上，人民的社会力量释放出来，发展成为出乎当事人预料的强大政治运动。这就是王韬的看法。“大民会”又发展为“国法议会”，“七月十四日，巴黎斯都人群起为乱”，王政被“共和政体”所取代。在“共和政体”基础上，罗伯斯比尔开始实行独裁统治，在“国人有倡异论者，皆论死，没收家产”的形势下，势必导致以处决国王路易十六为起始的流血事件的出现。面对这种局面，王韬感慨道：“国法何在？天理安存？”[7]在他看来，法国革命正是如“天地反覆……纲纪紊乱”[8]的现象。

如上所述，王韬是第一个肯定议会制的中国人。他也认为，召开“大民会”引起政治大动乱这一件事，决不能等闲视之。为什么集合各个阶级共同讨论国政改革的议会反而成为动乱的肇始者呢？《法国志略》认为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

第一，如“路易十五世废议会，厚课民税，擅制法律”所说，政治权力集中在国王一人手中，国王得以恣意妄为，独断专行，已使民众的愤怒发展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大民会”的召开未免失之过晚。第二，大多数贵族拒绝任何将削弱自己的特权的改革，或策划阴谋，或私通外国，到处弥漫着怀疑和猜忌，从物理上消灭政见异己者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之举。第三，领导者的素质和人格有问题。如马拉“专快报复”，丹东则有“残暴、阴谋作乱”的倾向。在这几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制度问题失去了通过议会解决的可能性，转而发展为暴力冲突，并导致制度自身的最终解体。

《法国志略》着重强调的是第一个原因，即王权的偏重。其中最受非议的是路易十四“政府即我，我即政府也”的态度。[9]国王任意集中权力，剥削人民，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人民高喊“政府即人民，人民即政府也”的口号，要求推翻王权，“君民党争”已不可能再得到和解。在这种意义上，王韬认为，法国革命是一种集权政治形式取代另一种集权政治形式的社会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正是路易十四以来君权的不断集中。王韬由此水到渠成地总结出一个政治教训：“盖人君之所以不敢挟其威虐其民者，以国宪限其权也。国民之所以不敢负其力凌其君者，以国宪定其分也。路易既不难挟其威虐其民，则为之民者亦难负其力凌其君乎哉。故欲其国之永安久治，以制国宪定君民权限为第一义也。”[10]

由上可见，王韬的法国革命论只是用来佐证他原有的政治改革论的合理性，此外，他对波旁王朝君权集中的指责，明显地包含有对中国君权统治现状的不满。从这个意义来看，《法国志略》其实也是一本警世之作。

在19世纪末出版的西方历史书中，由中国人自己撰写完成的，除了《法国志略》外，还有沈敦和的《英法俄德四国志略》等书。但无论是资料的量还是质上，都远远逊于传教士们撰写翻译的书。其中对同时代的中国人影响最大的是《泰西新史揽要》（以下均略称为《揽要》）。这本书其实是麦肯孜的《19世纪史》（Mackenzie，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的中文译本，由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翻译，1896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11]

在《揽要》一书的开头，就出现了法国革命，在该书的凡例中，将这种做法的理由列举如下：“法国者欧洲乱之所由萌，亦治之所由基也。故首二三卷先以法事为张本。”在王韬的《法国志略》中被视作王朝更替过程的幕间剧的法国革命，在《揽要》中却成了标志欧洲现代史开始的重要事件。

但是，《揽要》对法国革命背景的说明却与《法国志略》极其相似。首先，蒙特斯邱（孟德斯鸠）、福禄尔（伏尔泰）、罗索（卢梭）的思想影响是远因。其次，王朝政府的财政困境和特权等级的贵族（世家）、僧侣（教士）的专横是直接原因。为了打开君主专制体制的僵局，包括“商工农”在内的三个等级的代表们，于1789年在凡尔赛进行“集议”。与特权等级相对立的“商工农”代表们宣布“今日而后，我等公议之，会名曰国会，会中人共订之律为国律”[12]，着力于改革多年的弊政。但由于特权等级与平民间的互不信任，导致愤怒的民众进攻巴士底狱，开始暴力行动。改革逐渐向革命行动转变。在《揽要》的说明中，颇令人玩味的是译者对“反”与“叛”两字的区别使用。袭击巴士底狱后，巴黎市民又进一步包围了王宫。看到这一切，国王路易十六问身边的随从：“是叛乱吗？”随从答道：“不，是革命。”在法国革命史书中经常被引用的这段著名对话，在《揽要》中作了如下翻译：“（王）问曰：‘我民竟尽反乎？’某官侍侧对曰：‘民叛……’”[13]译者李提摩太大概有意识地将“叛”与“反”两字区别开来使用，因为“反”表示对君主个人的反抗，而“叛”是以打倒体制本身为目的。法国革命不是“反”而是“叛”。

《揽要》对于美国独立战争也使用了“叛”字：“属英之亚美利驾洲人民忽焉群起叛而自立为国，并使百姓公举有才德者以为君。”[14]《揽要》认为，同样的事情，对波旁王朝体制的“叛”在法国也发生了。1789年8月的国民会议，“悉削除从来之不公不便”，废除了贵族、僧侣们享有的各种特权。原来由官吏操纵政治的制度，转由“公议之举”；向来由贵族世袭的官职，被改为“令教士与世家悉从商农工等所议之法”。民众“积年秕政一旦扫除”，不禁欣喜万分。[15]正因为法国革命实现了如此划时代的变革，所以《揽要》将其置于卷首，认为法国革命揭开了现代史的序幕。

但是，起始于划时代变革的法国革命，逐渐陷入了动荡局面。《揽要》认为原因有二：第一，通过政治平等得到权势的“愚鲁懒惰之民”，马上弃正业于不顾，转而对政治指手画脚，引起饥馑蔓延，社会越发动荡不安。第二，周边各国感到法国的激进革命所形成的威胁，出面发动了反革命的干涉战争；另一方面，法国也对各国人民发出檄文宣布：“不论何国人民，苟欲由民间主政，为国变通旧规，除其君主之权者，法即助以兵力。”[16]法国革命的国际化，又对国内产生影响，预防反革命阴谋的恐怖行为成为恐怖政治产生的温床。恐怖招致恐怖，以至于出现“被杀者不下百万人”的惨状。[17]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揽要》在介绍法国革命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揭露了它的阴暗面。

并不是所有的流血事件都缺乏道义上的依据。《揽要》对路易十六的处决作了如下说明：“判其狱，词曰：国会有律，犯之者视如叛贼。王已犯国会之律矣，宜加以身首异处之刑。”[18]“叛”于旧体制的民众，制定出新体制，又站在新体制的立场上，对国王本人作出“叛”的判决，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

注释

[1]《四洲志》（《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再补编》第十二帙所收）第20页。

[2]如王韬的《纪英国政治》等。

[3]见徐继畲《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瀛寰志略》卷九。徐继畲曾历任鸦片战争之后被迫开放口岸的福建省布政使、巡抚等职，作为西洋通，他于1848年刊印发行《瀛寰志略》，但这本书也是造成他被弹劾的原因之一，1852年徐继畲下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又复职，曾任总理衙门行走等职。1867年前任美国公使的蒲安臣曾说他赠给徐继畲一张华盛顿的肖像画（F.Drake，China Chart the World；Hsu Chi'yu and His Geography of184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188）。

[4]如康有为曾利用这一点批评法国革命。他说：“然则法国之制独善，法国之力独强，法民之乐更甚，由之可也。今各国之宪法，以法国为最不善，国既民主，亦不能强……民之乐利，反不能如欧洲各国。此则尽百年来欧洲言革命不革命之明效大验矣。”（《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政论集》，第475页。）

[5]《法国志略》有两种版本。原刊本于1871年出版，据王韬自己解释，1870年从欧洲回国后不久，他看到丁雨生编的《地球图说》后，对其地理偏向颇为不满，遂立志编纂一本着重于历史与最近时势的书。约费时半年，最终完成了《法国志略》。该书共六卷，包括《法兰西总志》三卷、《法京巴黎斯志》一卷、《法兰西郡邑志》二卷。1890年改订版《重订法国志略》二十四卷本由上海淞隐庐出版。据王韬所言，这本书取材于日本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并参考了《西国近事汇编》及《近时之日报》等文。冈千仞的《法兰西志》源于包括《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1863年）在内的犹里（Victor Duruy）的三本法国史概论。这三本书由高桥二郎选译，冈千仞最后删定，1878年刊行。1879年5月，时任日本东京府书籍馆干事的冈千仞，与栗本锄云等人一起邀请王韬赴日。继《法国志略》之后，王韬的《普法战纪》（1872年）在日本被翻刻发行，王韬的文名在日本人气飞速上升。王韬在日期间受到日本文人学者的热烈欢迎。在三个多月的游历期里，冈千仞始终与他形影不离。很可能在这期间，冈千仞将《法兰西志》亲手送给王韬。关于这两个人的交往细节，请参考中田吉信的《冈千仞与王韬》（《参考书志研究》第十三号，1976年8月）。笔者撰写此书时，曾参考了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实藤文库藏的《重订法国志略》。本来应该将原刊本和重订本作一个比较，但没能找到原刊本。

[6]《法国志略》，二十二a。

[7]《法国志略》，三十三a。

[8]《法国志略》，三十三a。

[9]《法国志略》，三十三b。

[10]《法国志略》，三十三b。

[11]李提摩太，英国人，新教传教士。1870年到中国赴任，1891年接任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之职，担任上海广学会总办，着力于向中国人普及欧美文化。据《揽要》的序文所载，他最初兴起翻译《揽要》之念是在1891年初到上海之时。他后来给蔡尔康当助手，开始了翻译工作。在清末西方人翻译的书中，《揽要》（二十四卷）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一本书。当时出现了大量盗版书，“仅仅四川一省就有十九种翻版”（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第42页）。可以说，这本书为19世纪末中国人了解世界历史（现代史）提供了最多的信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曾将这本书及后面所提到的各国历史书一起呈进给光绪皇帝。

[12]《揽要》卷一，九a。

[13]《揽要》卷一，十一a。

[14]《揽要》卷一，六b。

[15]见《揽要》卷一，九b。

[16]《揽要》卷一，十三b。

[17]见《揽要》卷一，十六b。

[18]《揽要》卷一，十六a。

二 法国革命论的展开

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之后，中国的法国革命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人所受到的打击远远超过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等的打击，政治思想领域宛如打开了禁忌的大门，迅速呈现出流动变化的状态。当签订屈辱和约的消息传来时，聚集在北京参加会试（科举考试的最高一级）的约六百多名考生，联名向皇帝呈递意见书（公车上书），请求朝廷拒绝和约，着手改革（政治改革）。就在同一年即1895年，孙文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变法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分歧，尽管在以后越走越远，但都诞生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刺激之下。

甲午战争的失败所带来的危机，决不是转瞬即逝的。巨额赔偿金造成慢性的财政危机，中国的战败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热潮。它们争相夺取势力范围，造成了新的对外危机。如何处理这种危机，成为无论是变法派还是革命派都必须面临的首要任务。在他们看来，变法也好，革命也好，都不是抽象的学说，而是实现中国富强，以解决危机、对抗西方列强的一种“手段”。

甲午战争以后，认为西方各国强大的原因在于机械、技术的看法，和主张只要引进西方的机械、技术，中国就会富强起来的观点，都失去了原有的说服力。中国人不得不重新从正面思考两个问题。第一，西洋诸国（或日本）急速达成富强的秘密是什么？有人说是“三百年”，有人说是“近百年”，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说明中国人已普遍地认识到西方各国的发展壮大是在较晚近的时期实现的。第二，假如第一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其方法在中国也有效吗？也就是说，如果中国采用同样的方法，究竟能不能达到与西方各国同样的富强？

针对第一个问题，出现了各种回答。有人认为原因在于西方各国发达的教育制度，有人主张西方各国间不断展开的竞争才是原因所在。既有人认为原因在于国家产业政策，还有人认为是国民性的不同，更有人对西方人的冒险心和自我革新能力赞不绝口。在各种各样的回答中，其中有一个回答，认为西洋诸国进行革命打倒专制体制，成功地实现了民主政体为原因之所在。这种想法，其实是那些曾认为革命手段在中国也“有效”的人，对法国革命作出的最肯定的评价。

当然，并不是所有要求改革的中国人都同情法国革命。当时既出现了否定法国革命意义的观点，也有在承认法国革命的意义的同时，又否认其革命理论对中国有效的观点。总的说来，那些迫切要求实现君主立宪制的改良派（变法派），一般都有否定或轻视法国革命的强烈倾向；主张打倒清朝统治体制的大部分革命派，都对法国革命寄予同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革命派对改良派这一政治路线的对立轴，与对法国革命是同情还是反感这一对立轴并非完全重合。清末的革命论，反对满族统治的民族抵抗情绪占有很大的比重，对专制体制的否定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此也出现了拒绝效仿法国革命的革命派。如与孙文并称的同盟会的领导黄兴，根据法国革命是由城市市民举行的“市民革命”的事实，认为即将来临的中国革命必须集合具有反满情绪的人们（在他心中始终以会党为先），进行“国民革命”（《在华兴会成立会上的讲话》）。另一方面，梁启超虽被划归为改良派成员，但正如本章开始所引用的《新中国未来记》所示，至少在某一时期之前，他曾在反对还是赞同法国革命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不定。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法国革命论究竟是怎样发展变化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对当时的事实经过作一个回顾。

康有为的《法国革命记》

在中国人中，最早对法国革命作出评价的，当属康有为（1858—1927）的《法国革命记》[1]。甲午战败之际，指导公车上书运动的康有为，此后曾屡次进呈意见书要求变法，1897年底的第五次上书引起了光绪帝的注意。以此为契机，康有为迅速被提升进入权力中枢，1898年开始了以他为实际领导者的戊戌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开始前后，康有为曾将五个国家的历史总结成书，进呈给光绪皇帝，即《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突厥削弱记》、《波兰分灭记》和《法国革命记》五本书。

康有为编纂这些书籍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这五个国家的历史，可以给即将来临的中国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之用。他之所以提到日本和俄国的历史，是为了说明像日本和俄国这些非西欧国家，也可以通过执政者强有力的政治措施，在短时期内完成西方国家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实现的改革。在书中，康有为写道：“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他推算如果中国学习日本进行大规模改革，只需要十年就可达到目的。而土耳其与波兰的历史结局，暗示着中国若拒绝进行必要的改革，将走上与它们相同的道路。与中国同为“守旧”国家的土耳其，现在国力日益衰落；波兰被列强瓜分，国家不复存在。而在戊戌变法开始的1898年，列强在中国各地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也正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如此说来，日本与俄国是中国改革的榜样，土耳其和波兰则是反面教材。那么，《法国革命记》又是出于什么目的编写的呢？

在《法国革命记》中，康有为对法国革命造成的惨状进行了浓彩重墨的描写：“流血遍全国……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革变频仍，迄无安息，漩入洄渊，不知所极。”他对法国革命采取几乎与《泰西新史揽要》背道而驰的态度，认为“祸酷”的“近代革命”正是肇始于法国革命。问题是法国革命为什么会爆发？

康有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路易十六的反应。这并不是说因为路易十六是暴虐的专制君主，所以才爆发了法国革命，而是正好相反。在康有为看来，路易十六“宽裕爱民，实为恭俭之君”。他在革命爆发之后仍同意开设议会，可谓“至仁”；承认平民参加议会和制定宪法的行为，可谓“至公”。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革命不是因为路易十六个人的资格问题而导致的，而是无关个人的资格，必然会发生的革命。康有为认为，路易十六的责任在于他的这种至仁至公的行为，大多不是出于国王的本义，而是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才出现的行为；而且，他还缺乏临机应变的决断力，总是反复作出些微让步。他认为，正是路易十六面对事态发展时的优柔寡断态度，助长了民众的革命行动。兴致越来越高的民众的行动，就像从悬崖上滚落下来的岩石，已不可能受到人为力量的控制，并进一步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时，寡不敌众成了“人理公则”。他说“如果”路易十六在革命爆发前能自己公布宪法，明确君主与平民的权限，那他势必将获得与尧舜相匹敌的荣誉，国家也会得以保持长期的安定。[2]

康有为认为，法国革命不是一件曾经发生在他国的一个可以无视的事件。他认为“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正是法国革命开始了人民参与政治的潮流，这一潮流，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性规模。中国若不想重蹈法国革命覆辙，清政府必须自行进行彻底改革——这就是他撰写《法国革命记》的目的所在，也是他这本书的最后结论。一百年前的法国革命，第一次通过康有为之手，与同时代的中国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梁启超之迷惑

开始于1898年夏的戊戌变法，在实行了短短的一百天之后，就被西太后一派的政变所扼杀。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一起亡命到日本，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世界。1898年的中国，虽然自然科学类书籍的中文译本在不断增多，但对西方思想的翻译介绍书籍，只有严复的《天演论》（T.H.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的中译本）一本书。也就是说，即便他们读了《泰西新史揽要》，从而对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产生兴趣，但却根本不可能找到相关资料进行进一步的了解。而在日本，已经翻译出版了大量此类书籍及各种概要类书籍。对这些条件进行最充分利用的，当属梁启超。康有为在清政府外交压力下，不得已而离开日本之后，梁启超接替康有为，领导变法运动继续发展。他创办杂志《清议报》（1902年开始改名为《新民丛报》），积极介绍包括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在内的西方思想，展开了被誉为“中国近代最大的新闻记者”的言论活动，对同时代的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3]他的影响力之一在于他的文章条理清楚，行文流畅，结论干脆有力。但正是他，面对法国革命时，怀有一种明显的矛盾心理。

一般被视为与革命派相对立的改良派成员的梁启超，至少在1903年访问美国之前，他的过激言论，在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十分突出。他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中国现状属于“过渡时代”。他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批判中国的专制政体本身造成的腐败，要求建立一个国民国家；另一方面，他又尖锐批评允许这种专制政体超长期存在的中国人的奴隶根性，力陈“文明之自由”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中国首先需要的是“破坏”。有了破坏，才能重新建设，破坏得越彻底，社会系统越可能从根本上得到革新。他认为，西方各国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真理。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是经过大规模的破坏，才得以重新实现社会的进步和长期的稳定。

梁启超也没有忽视破坏所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他说：“吾读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历史，见夫杀人如麻，一日死者以十数万计，吾未尝不股慄。”（《论进步》）但同时，他又自问中国人有没有资格批评法国革命。在中国，或因自然灾害、饥馑等，或因盗贼横行，造成民众死亡无数。这种源于政治贫困的“直接间接之杀人”，每年造成的死亡数量，“又岂让于法国革命时代哉！”也就是说，中国也并非没有破坏。中国历史是以民众起义的形式不断进行破坏的历史。与法国革命有理想和目的的破坏相比，中国的破坏完全是“天然无意识之破坏”，对社会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没有任何帮助。从这一点来看，两国的革命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无论如何破坏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梁启超主张应该停止重复进行“天然无意识之破坏”，选择“人为之破坏”的道路。

对于梁启超的过激言论，更重视维持皇室统治的康有为进行了严厉驳斥。驳斥的论点之一，是认为梁启超鼓吹的“自由”主张，将使中国陷入像法国革命那样的动荡局面。针对这一点，梁启超尝试了以下的反驳。中国和法国民情迥异，法国人好动，一刻也停不下来，而中国人好静，历千年而不动。因此，即使卢梭的学说在法国引起了动荡，而中国正需要这种学说给政治带来活力。更何况，即便造成法国革命惨状的责任，在于以自由为幌子的革命派，自由本身却无任何责任。本来在中国，数千年来就缺乏自由的概念，而且各王朝末期的惨状决不比法国革命差多少。如果出现的惨状是为了自由，那么在平定动荡局面之后，文明可能会更进一步；如果出现的惨状并非以自由为目的，则不知这动荡局面将持续到什么时候。中国的历史，正是后一种惨状的重复。[4]

但这并不是说，梁启超对法国革命持百分之百的肯定态度。信奉进化论的他承认，为了达到政体进步的目的，就像新陈代谢一样，需要对旧政体的破坏和新政体的建设，法国革命出现的惨状只是为了达到进化目的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代价是否太高了？特别是对于处在对外困境中的中国来说这个代价是否太高了？这个疑问，始终在他脑海盘旋不去。他不断地抨击束缚于奴隶根性、智力和道德低劣的中国民众，到底有没有在破坏的基础上重新建设的能力。这种不安一直困扰着他。他这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在本章开头引用的未来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部发表于1902年的小说中围绕革命和改革孰是孰非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的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两人，正是该时期梁启超的化身。

1903年，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乘船到“自由之国”美国过了数月，第一次亲身体验共和制国家。他在感叹“美国的政治是不可思议的政治”的同时，又对联邦与各州的关系百思不得其解。不久之后，他终于明白了。假如将美国的政治制度比作建筑，那么在建筑之前，这些小屋（州）就已经零散地存在了，它们无论是建筑时间还是建筑式样都要早得多，它们的存在决不会被大楼（联邦政府）所取代。小屋不是以大楼为提前才存在的，而大楼却是以小屋为前提才存在的。因此，“设或遇事变而大楼忽亡，则彼诸小房者，犹依然不破坏，稍加缮缉，复足以蔽风雨而有馀”。他认为各个州是“独立自治共和国”。他总结道，美国的自由，不是来自于独立和国家的成立，而是来自于殖民地时期的自治传统。美国的独立战争，其目的正是为了维护原有的自由。这对梁启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发现。正是这个发现，促使他与法国革命诀别。他写道：“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故使美国人前此而无自由，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经八十馀年而犹未得如美国之自由。”[5]

革命派的法国革命论的出现

在梁启超呼吁破坏的1900年代初期，也是革命论和革命派逐渐发展成熟，并走上历史舞台的时期。孙文早在1895年就组织兴中会开始了革命活动，但他的势力在1900年以前还是微弱不堪的。1895年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他不得不逃亡他乡，1896年秋在伦敦滞留期间，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囚禁，通过英国外交部的干涉，才最终得以释放。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在国际上获得了革命家的声誉，但除了华侨之外，他在普通中国人中的影响几近于零。孙文在夏威夷和香港所受的西方教育，与实行科举制度的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因此在国内，人们并不承认他是知识分子，无论是社会威信还是社会影响，都无法与科举出身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相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清朝政府给革命派制造了壮大力量的机会。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政府正式向列强宣战。随之而来的失败，使清政府背上巨额的赔偿金。为了缓解内外矛盾，清政府被迫推行政治改革。这次改革，包括修改科举制度（1905年废除）、教育改革等内容。要想走上仕途，西方的学问变得比儒教经典更为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不计其数的公费和私费留学生涌向日本求学。1900年只有一百名左右留学生，此时开始以等比级数增加，到高峰期的1905年达到了约八千名。这些留学生后来成为革命派的主要人才库。对以西方学问为武装的他们来说，只有孙文才是他们的先驱，是革命的知识分子。

作为在日华侨的后裔，冯自由（1882—1958）14岁就加入了兴中会横滨支部。他后来回忆：“大抵其时留学生之革命思想，纯然出于自动，绝非受何方面宣传之影响。盖人人皆心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各以庐骚、福禄特尔、华盛顿、丹顿、罗伯斯比诸伟人相期许。”（《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当时被视为革命派言论活动先驱的，是杂志《开智录》（1900年创刊）和《译书汇编》（1900年创刊）。其中《开智录》，曾登载了评论义和团的文章等，作为当时知识分子自己编的杂志，具有相当独特的一面。这本杂志曾连载了题为《法国革命史》的论文。[6]这篇文章由冯自由摘译涩江保的《法国革命战史》而成。因为《开智录》只维持了短短的几期，所以这篇文章尚未介绍完孟德斯鸠、卢梭等人革命思想的渊源就不了了之了。但译者的翻译意图在开头的一节就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人们动辄就嘲讽法国革命为虎头蛇尾、昙花一现的幻影。“虽然”，冯自由继续写道，这个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一扫封建余习，打破门阀积弊，提倡平等主义，建设新社会。通过革命本身达成的目的，即使不多，但所有目的都间接得以实现，因此法国革命的功绩可以说是伟大的。

这一有“虽然”一词的文脉之差，正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对法国革命看法的分歧点。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承认法国革命的历史意义。然而他们着重强调了这次革命的负面影响。革命派也决不是不知道法国革命的负面影响。然而他们对法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作了着重强调。《法国革命史》是革命派从自己立场出发发出的第一声“虽然”。

继《法国革命史》之后，留学生还翻译了几本日本人写的讨论法国革命的书。[7]首先是中江兆民的《革命前佛朗西二世记事》的中译本《法国革命前事略》，1901年由日本出洋学生编译所出版。翌年的1902年福本诚著、马君武译的《法兰西近世史》出版。1903年青年会翻译了奥田竹松的《佛兰西革命史》，以《法兰西革命史》为书名在上海出版。中译本《人权宣言》的出版，也在这一年。因此，20世纪初期，中国人迅速积累了大量有关法国革命的知识。

中译本《人权宣言》出版的1903年，正是与改良派针锋相对的革命论，从革命派与激进改良派原本混在一起的混沌状态中分离而出的一年。这一年，出版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陈天华的《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等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强烈批判改良论，认为立宪君主制只是清政府用来挽救其统治的工具而已，因此他们疾呼驱逐异民族、打倒专制政体。邹容的《革命军》的销售量超过百万部，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该书中的法国革命观，对同时代的中国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邹容（1885—1905）也是日本留学生。他在1902年作为私费留学生来到日本，曾就学于弘文书院，后因与清政府监督官员发生纠纷，被迫回国。对在日本期间执笔撰写的《革命军》进行推敲之后，1903年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这是邹容18岁那年春天的事。

他在《革命军》一书的开头写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这个时期，在中国人中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是进化论，其次是卢梭的民约论，这些思想正是邹容自己的革命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从进化论来看，所有的事物都处于进化的过程中，若将经过进化实现的新旧交替过程定义为“革命”，则所有的事物都不断经历着革命。“纵观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缔之微物，皆莫不数经革命之掏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有同样的价值。对人类来说，最有意义的革命，是发生在近代西方的革命。“闻之1688年英国之革命、1775年美国之革命、1870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在邹容脑中，法国革命始终闪耀着玫瑰色的光环。这些由“天赋人权”理念所引导的革命，将人类社会推上了新的文明阶段，引用他的说法，就是“文明之革命”。[8]

邹容认为，如果革命是基于进化理论的普遍性现象，那么中国也必定存在革命。他说，中国有革命，但不是“文明之革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专制体制之下，实行愚民政策，将民众当作奴隶对待。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革命，只是野心家用来争夺专制君主地位的手段。只要不存在理想的火花，无论流多少血，都不可能通过革命诞生新的社会、取得文明的进步。这种革命，邹容称之为“野蛮之革命”。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是“野蛮之革命”的反复史，为了断绝这种反复，需要实行“文明之革命”。因此，中国人必须知道何谓“文明之革命”。他写道：“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密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在他看来，包括《法国革命史》在内的这些书籍，正是引导中国人走向“文明之革命”的指南。

《革命军》出版之时，上海的革命运动也正在蓬勃发展着。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蔡元培等人是运动的中心人物，爱国学社事实上的机关杂志《苏报》，刊载了附于《革命军》一书中的章炳麟的序文。因书中有诽谤皇帝的文章，清政府斥之为大逆不道，向上海的租界当局施加高压，邹容和章炳麟被租界当局逮捕。这就是所谓的“苏报案”。租界法院判决邹容两年徒刑，在即将刑满的1905年，他病死于狱中。如引文所示，《革命军》的论点相当单纯朴素，从而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再加上邹容的悲惨命运所起的辅助作用，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的影响之大，恐怕远远超过孙文的三民主义。在《革命军》看来，法国革命最为光辉耀眼。据说即使在“苏报案”之后，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女学校中，仍坚持将法国革命史作为必修课程来讲授。

邹容病死狱中的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该组织由1903年之后的四年里先后成立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与早就成立的兴中会合并形成，孙文为总理。同盟会的机关报为《民报》。置于该报各期的刊首的图像，雄辩地说明了同盟会对法国革命的态度。首先，第一期登载了“世界第一之民权主义大家卢梭”的肖像，第二期刊载了“法兰西第一次革命之真景”。接着，第五期登载了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画面，并加以“专制君主之末路”的解说词。第十期又登载了法国国民会议的图画和攻陷巴士底狱的图画。

《民报》与由梁启超一手主持的杂志《新民丛报》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如上所述，梁启超已从“破坏”说中自行引退。他立场鲜明地指出，革命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只是更加恶化中国面临的危机而已。论战的胜利与否，密切关系到能否将年轻的留学生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因此，两者间的论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论战的争论重点中，包含有许多与法国革命直接或间接有关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多个方面，所以放到下一节讨论。在这里，主要介绍康有为与汪东之间的论争。

论争

戊戌变法失败后被烙上大逆不道之印的康有为，在华侨的帮助之下，以新加坡等处为中心继续进行政治活动。1904年春他从香港乘船赴欧洲旅行，翌年夏访问了法国。以这次见闻为基础，他执笔撰写《法兰西游记》，并于1906年出版。《法兰西游记》除一些旅行记录外，还附有记载法国的产业、地理等的“法国之形势”、法国历史简介的“法国创兴沿革”、法国革命史评注的“法国大革命记”，其中的“法国大革命记”同年以《法国革命史论》的题名转载于《新民丛报》第八十五号。

戊戌变法之际，写《法国革命记》以宣扬为了预防革命发生，需要进行改革的康有为，似乎在亲自访问法国之后，对法国革命愈加反感了。在“法国之形势”中，他指出法国的经济、工业在近百年里远远落在英国之后，最近又开始落在德国之后。他认为前者的罪魁祸首在于法国革命造成的长期社会动荡，后者的原因在于法国人“自由散漫”的民族性格。据康有为解释，立宪君主制的英国呈现出的政治安定、君主制的德国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正是实现“富强”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法国因为爆发了革命，而自行放弃了这些条件。因此，“今吾国人多好述法国革命自由之说”“而欲师之”的现状，对康有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9]“法国大革命记”与八年前所写的《法国革命记》最不同之处，在于康有为对法国革命理念的全面肯定。他承认“人权平等”、“主权在民”、“普通选举”是“天下公理之至”、“大同世之极则”，也赞同“自由”、“平等”的价值。[10]原本应该追求这些正确理念的法国革命，却为什么“乃假博爱之名以为屠队，用自由之义以为囚狱，假平等之说以杀夺富资，剪除才望，称自然之美而纵淫盗”[11]，而陷入秩序颠倒之状况呢？

在康有为看来，主要原因在于理念与现实的不符。他再次对儒教根本思想进行重新解释，认为儒教是以孔子为教主的教派学说，这种学说的核心在于将人类发展史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进行阐述的“三世进化之说”。只有“大同世之极则”才是适用于进化之最高阶段的规则，若直接使用于低次元的阶段，无论是多么正确的理念，都难免会产生混乱。人类社会必须循阶段而进化，因此妄图一举实现理想社会根本不可能。他认为，利用武力强行实现这种不可能之时，就会从理想与现实的裂缝中喷射出暴力。理想越高，盲信程度也越高，这种情况将导致大的社会性对立和动荡的产生。无论是在高度评价法国革命理念这一点上，还是通过“进化”的框架考察法国革命这一点上，康有为的“法国大革命记”与邹容的《革命军》都有相通之处。但是，他们的结论却是截然不同的。

康有为认为，法国革命之所以出现如此动荡，责任在于“拉飞咽”（Marquis de La Fayette，1757—1834）等立宪君主派的政治家和“及伦的”（Girondis）党之类的稳健革命派。“拉飞咽”虽曾对美国独立战争大力相助，但在法国革命之际，他却从改专制体制为立宪政治的单纯动机出发，作出在美国有效的“政治平等”在法国也有效的错误诊断。这一错误的处方引发动荡局面，使他最终背弃了“拥护王室”的本意。[12]至于“及伦的”党，他们大多为有学问有名望、有“不忍人之心”的高洁之士，是出于将民众从强权政治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善意而参加革命的。尽管如此，采取革命这一激进手段的他们，却被迅速发展起来的暴民夺走了主动权，失去了控制政治状况的能力，不仅没有实现原来的目的，反而为与目的背道而驰的独裁政治开辟了道路，给民众带来痛苦，最终连他们自己的命都送上了。[13]

像《法国志略》中的王韬等这些对法国革命的动荡局面状态持批评态度的人，一般都认为造成动荡局面的责任在于民众和雅各宾派。就这一点来看，对“拉飞咽”和“及伦的”党态度苛刻的康有为的看法显得极为异常。对残喘于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之下的民众的无知，康有为极为不满，但又始终寄予同情。但这种态度，决没有免于追究民众、雅各宾派等责任的意思。就他的立场来看，民众、雅各宾派等原本就没有资格成为承担政治责任的主体。他始终确信，“经世”之责，是知识分子=政治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民众即便是庇护及监督的对象，却不是政治的主体；至于“残虐无道”的雅各宾派，则连知识分子=政治家都称不上。在康有为看来，具有名望、才识和慈悲心的“拉飞咽”和“及伦的”党成员，才是承担着既实现改革又实现安定的存在。他们基于对理想和现实的距离的错误测定，提出激进改革政策，将雅各宾派这样的阴谋家及民众引入政治之中，结果使事态更加恶化。康有为谴责的是他们的这一政治责任。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对将法国革命视为榜样的“轻躁”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出的警告。

康有为一边批评法国知识分子，同时，又承认革命前的法国存在着严重、深刻的社会问题及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事实。他强调：第一，封建制度下贵族和僧侣的专横跋扈，第二，政府租税和刑罚的苛酷及不平等，使得承受这种“压迫之苦”又饱受饥饿之苦的民众，最终站起来驱逐“民贼”。民众的这种行为本身，在康有为看来也是合乎道理的。尽管康有为作出了这种让步，但他承认法国革命必然性的动机，是想说明在中国，不存在这种“压迫之苦”，因此也不存在有必要进行革命的条件。他说，“中国薄税之制”“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14]，中国之刑法（与法国相比）轻且公平[15]。此外，中国不存在世袭贵族和享有特权的僧侣等。自秦、汉时代废封建制度采用郡县制以后，世袭贵族已绝迹，“人人平等，无封建之压制”。政府干涉少，使“民久自由，学业、宗教、士、农、工、商，皆听自为之”成为可能。[16]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现状，已经是自由和平等了，与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的“野蛮之俗”、“压迫苛暴之政”有着本质的不同。

就这样，康有为认为，中国的革命派正在犯与法国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相同的错误。曾亲眼目睹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的“拉飞咽”，无视历史所赋予的前提条件的不同，将同样的理念带入了法国。而受法国革命不良影响的中国革命派，现在却无视社会条件的差异，正在将这一理念引入到中国来。理念与现实的乖离之处，势必将产生动荡和无秩序。当然，中国并不是不存在问题。康有为承认尤其在“物质”和“民权”这两点上，中国也有需要改善的地方。[17]虽然这样，但法国型的革命决不可能解决问题。他强调，在安定的社会秩序下，改善教育，提高民众的知识和道德水准的做法，才是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最适当方法。

康有为的《法国革命史论》在《新民丛报》上刊登不久，《民报》就发表了题为《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明夷是康有为的笔名）的批评文章。这是章炳麟怂恿弟子汪东（1890—1963）写的。章炳麟曾因“苏报事件”与邹容一起被捕入狱，被判处三年徒刑，1906年出狱后，一直担任《民报》主笔。汪东继这篇批判康有为的文章之后，为了匡正康有为的错误，又自己执笔写了《法国革命史论》，在《民报》上连载。

汪东首先揭露了装扮出客观面目的康有为的法国革命论，其实是受自己“尊君”的先入观支配的政治思想。康有为之所以对“拉飞咽”和米拉等人作出过高评价，原因在于他的评判是以是否具备拥护皇室的“忠诚”为基准。因此，国家、国民及人类等，一般都欠缺对超越皇室之人的“忠诚”观，一旦“忠诚”的基准被颠倒过来，他们其实不过是一些“无定着直无恒者之小人”[18]。

汪东又对康有为的法国革命论的思想基础感伤主义进行了批判。康有为以有无“不忍人之心”为基准，对法国革命中的人物和党派进行评判，并对“及伦的”党作出了高度评价。据康有为解释，“不忍人之心”，是指难以忍受他人所体验的一种不合理的痛苦状态，是人类本性中先天固有的感情。他认为这个“不忍人之心”，才是引导人类实现更好的生存状态，最终实现“大同”世界的原动力。

“及伦的”党成员的政治行动的动机，正是“不忍人之心”。他以这个为理由，对“及伦的”党作出了高度评价。

汪东也不否认这种所谓的博爱之情的动机的重要性。“然而”，他说，不能就依靠这一点对革命过程中的人的行为作出裁断。对革命而言，杀人流血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也需要容忍杀人流血。“及伦的”党之所以应该批判，是因为他们“不忍”歼灭雅各宾党，结果招致了更大规模的杀人流血事件。既然“凡革命一起，诸恶象随之不可逃避，若影之逐形”，那么革命决不是徒有其表的漂亮事。博爱之情虽然重要，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博爱之情，无疑会招致不良后果。汪东认为，有时候，与特意“忍耐”相比，拥有将不良事态的发生率减少到最低程度的远见和果断，对从政者来说更为重要。[19]

那么，中国的革命派具有这种将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事件的发生率减少到最低程度的远见吗？汪东说：“有。”他认为，法国革命期间产生的动荡局面、引起的大量流血事件，是由于众多党派林立，互相攻讦排斥，以及各政治党派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阴谋扩大自己势力的行为，才最终导致“乱民”的行动失去控制。据汪东看来，中国不存在革命团体分裂、林立等情况，而且革命运动的中心人物“皆中等社会”，没有“乱民”在内。就这两点来看，中国革命胜于法国革命。对“乱民”的憎恶，决不是改良派的专利权。[20]

汪东对康有为批评最强烈之处，在于对中国现状的认识上。康有为认为，即使在存在着大量贵族和特权僧侣，人民忍受着封建压榨之苦的法国，发生革命是无可避免的事；早已告别封建、在郡县体制下享受着实质性的“自由”、“平等”的中国人，却是不需要革命的。但在汪东看来，这只能是“病狂之言”。废除封建制度，实现郡县制，即便是“专制之进化”，但决不会是民众的“自由平等”的实现。“以贵族分治则为压制一人专擅便为平等”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而且，若硬要使用“贵族政治”这个词的话，现在的中国正是“贵族政治”。因为，统治者满族以自己是满族为根据，正在对汉族行使着各种世袭特权。中国过去的贵族政治是将同一个民族分成不同的阶级，而清朝（元朝也相同）的贵族体制是以民族的不同为阶级的不同，但少数特权阶级统治大多数人的实质却没有任何改变。汪东接着分析说，总之，中国的现状，是在历史延续下来的专制体制之上，又加上清朝贵族特有的贵族体制的“贵族专制政体”，中国人（汉族）所处的境况的“不自由、不平等”，不比革命前的法国差。[21]

在汪东看来，中国的现状，与革命前的法国的状况极为相似。“法国当18世纪，在上者之专恣与夫文士党锢之狱，民之困、议论之沸腾，无一不与中国类”。因而汪东说，“欲取往事以为师资，则法国为最善”。仿效法国革命，决不是什么耻辱之事。“欧洲列国之革命，靡不由传播于法者”[22]。

与康有为极力主张法国与中国政治社会之不同相比，汪东强调了两者的相似性。在汪东看来，革命前的法国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的社会状况，在“不自由与不平等”上，是基本相似。法国革命时期的流血冲突，虽令人难以认同，但法国革命却因此超越国境得到广泛传播，成为欧洲各国“近代革命”的原动力。而且，这种影响现在又传到了中国。与革命前的法国面临同样问题的中国，视法国革命为榜样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当然之举。中国人应该考虑的是怎样将动荡与流血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这个问题，而不是革命的是非问题。

调侃与恫吓

康有为与汪东的论战，是辛亥革命前关于法国革命的最后一次论战，同时也是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最后一次论战。此时，同盟会已决定在中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而清政府自己也诏告天下宣布实行立宪预备（1906年），中国各地立宪派各政党也在不断组织化。两派都认为“言论之时代”已过去，“实行之时代”已来临。1907年梁启超创立政闻社，从言论活动中退出，翌年，《民报》也停刊了。

在《民报》登载汪东的文章的1907年，巴黎出版了一份新的杂志。这是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巴黎居住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们一手创办的《新世纪》。如主持者李石曾1902年曾任中国公使馆参事官等，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们在法国的居留时间相当长，与以日本为舞台就法国革命进行激烈论战的中国人只能通过书籍了解法国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对法国具有丰富认识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在同时代的政治激进派中，对法国革命保持着一种最潇洒的态度。他们主要接受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主张国家的消亡，标榜科学，盼望着“世界大同”的来临，因此他们认为东京的革命家们以法国革命为榜样的做法是时代错误，而以排满民族主义为依据的做法又太狭隘了。

1908年7月18日发行的《新世纪》第五十六号上，登载了题为《七月十四日之巴黎》的一篇报道。这篇《新世纪》所登载的唯一一篇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主要描写了四天前的革命纪念日当天巴黎的街头风景。以“革命”为笔名的作者，自述其现场报道的执笔动机说：“虽彼时革命之程度，在今日视之绝不足道，然自此次革命既起之后，革命之名词遂光烛世界，共知革命者，即为‘自由’、‘博爱’、‘平等’之代名词也。然则此次革命程度虽低，要可许为近时代全世界‘革命之母’。”作者认为革命纪念日是回顾现在世界是否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最佳时机，为了寻找适当的材料，来到了巴黎的街头，但现实让人灰心丧气。因为他所见到“法国人民对此纪念之典，不过为无意识之习惯举动，在今日普通人之观念，且视为放假游戏之节日而已”。革命纪念日在其本土现在成了风俗，已看不到任何革命精神持续和复活的迹象。这篇《新世纪》的报道所具有的调侃口吻，与东京的革命家们对法国革命的热烈赞美形成对比，在某种意义上，为辛亥革命后对法国革命的讨论埋下了伏笔。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的新军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革命迅速蔓延到全国，翌年1月1日，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虽然最后都成立了共和制，但辛亥革命的发展呈现出与法国革命迥然不同的景象。由革命的组织者立宪派乡绅阶层组成的咨议局（1909年各省设立的地方长官咨询机构，实质上的地方议会），因为害怕内战引起动荡局面的进一步扩大，而早早地脱离清朝宣布独立，革命因而在大部分省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仅没有出现改良派一直担心的民主专制的动荡局面，而且，也没有诞生革命派期待已久的强有力的革命政权。

作为妥协的产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脆弱不堪，清朝政府依然在北京维持着统治，掌握清朝军事大权的袁世凯，表现出想获取渔翁之利的野心。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妥协，以袁世凯逼清朝皇帝退位为条件，孙文将自己的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他。对不愿退位的皇室势力，袁世凯提出若自行退位，支付年金，也可以在紫禁城里居住的优待条件，同时又通过部下进行种种恫吓。据说让皇室真正感到害怕的，是下面的一句话：“读法兰西革命之史，若生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23]早在1898年康有为就曾督促光绪皇帝，为了避免重蹈路易十六的命运，必须自行改革，坚决实行戊戌变法。如今袁世凯恫吓宣统帝，为了避免重蹈路易十六的命运，必须自行退位。2月12日，宣统帝退位，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清朝宣告寿终正寝。恐怕这是法国革命的教训，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一瞬。

注释

[1]《法国革命记》及后面所提到的《日本明治变政考》等进呈给皇帝的书籍和文本，全部引自《政论集》。这是目前有关康有为的政论文的最标准的资料集。但以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70年）为首，学者们对这些进呈本及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写的奏折的可靠性提出了疑问。因为奏折类是在距戊戌变法十年之后，由康有为自己出版的《戊戌奏稿》（1911年出版）中唯一一次以全本出现，与《德宗实录》、《军机处档案》等处所收资料有文言上的差异。而关于进呈本，除去序文后，与1898年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的《俄彼得变政记》完全相同。至于《法国革命记》，在康有为自己的《自编年谱》中，记为“戊戌七月，进呈《法国变政记》”，但《戊戌奏稿》所收录的序文却是《进呈法国革命记序》，连题目都发生了变化。不仅是题目名称，连内容也有康有为在事后篡改的痕迹。目前，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最全面的考证，当属孔祥吉的《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孔祥吉花费大量精力，在故宫博物院等处发掘出所藏的未公开发行的资料，甚至找到了进呈本《日本变政考》实物本身，弄清了至今不明的各个事件的相互关系。但尚未找到《法国革命记》的实物。据孔祥吉推测，如果康有为确曾进呈过《法国变政考》，在随进呈书同时上奏的奏折《杰士上书汇录》中应当有所记载，但在该奏折中并无任何记载，因此估计这本书没有被进呈过。而且从内容看来，现行的序文的文章，更像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文章，而不是戊戌变法期间的（《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388页）。康有为写于1902年春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关于法国革命的段落与《法国革命记》的序文大致相同。而且，1895年之后，康有为与《揽要》的译者李提摩太开始结交往来，在戊戌变法期间，康甚至曾推荐李提摩太为皇帝的顾问，因此很有可能康通过与李提摩太的个人私交，得到不少包括法国革命在内的西方历史知识。因此，即使康有为1898年时已有了《法国革命记》所示的见解，也不会令人感到吃惊。

[2]见康有为《进呈法国革命记序》，《政论集》，第308～309页。

[3]对于梁启超到日本后，究竟通过哪些书来学习西方思想这一问题，请参考宫村治雄的《梁启超的西方思想家论》，载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第五号，东京大学中国学会，1990年。他在该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4]引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一日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书简，见《梁启超年谱长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4～238页。

[5]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走向》，第569～570页。

[6]《开智录》其“改良第一期”，出版于1900年12月，第六期停刊。《法国革命史》初载于第一期，除第五期外，共连载五期，没有最终载完。

[7]主要参考了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等书。

[8]见邹容《革命军》中的第一章绪论。岛田虔次、小野信尔编《辛亥革命的思想》（筑摩书房，1968年）中收录了小野信尔的日文翻译及解说。

[9]见《走向》，第261页。

[10]见《走向》，第296页。

[11]见《走向》，第320页。

[12]见《走向》，第295页。

[13]见《走向》，第303页。

[14]见《走向》，第331页。

[15]见《走向》，第334页。

[16]见《走向》，第337页。

[17]见《走向》，第340页。

[18]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十一号，第58页。

[19]见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十一号，第62页。

[20]见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十一号，第71～72页。

[21]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十一号，第66～67页。

[22]汪东：《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十三号，第61页。另，汪东在此文末尾有“著者附识”，曰：“本论取材于河津祐之所译佛国革命史及文学士奥田竹松所著佛兰西革命史，旁览文学士有贺长雄、文学士本多浅次郎所著西洋历史，参以文学士烟山专太郎之所讲述。而其撰述章句，则多本友人所译法兰西革命史（即奥田竹松本）。烟山为有贺高弟，著者素服其史识，故论断间亦间有所採述焉。”（第73页）

[23]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上），小野忍等译，筑摩书房，1977年，第42页。

三 法国革命论的论争

20世纪初期，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舞台，以引进立宪君主制为政治目标的改良派，与力争立即实现共和制的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大致可以用“革命之是非”来概括，但争论重点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有不少牵涉到法国革命。以下，我想对这些牵涉到法国革命的主要的论争进行介绍和分析。

论争一：进化与革命

进化论是清末系统介绍到中国的最早的西方思想，也是对中国人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西方思想。以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1898年）为契机，在日本出版的流亡变法派和留学生等编的各种杂志，竞相介绍进化论的相关文献，20世纪初期，开始给进化论冠以“公例”一词。因为这是不需要证明的普遍法则。

作为“公例”的进化论，为改良派和革命派提供了对变革论十分有利的理论基础。因为经过“淘汰”出现的新事物，根据“优胜劣败之理”，是“优胜者”。而且，如何将自己的政治路线与进化论相结合，是改良派和革命派双方的重要课题。因为将两者成功地结合起来的一方，将独占进化论这一武器，在论战中获胜的可能性也更高。

如上所述，在《革命军》中邹容认为革命是进化现象之一。因为革命起着从根本破坏陈旧不好的事物，使社会获得新生，沿着进化轨道发展的作用，法国革命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例子。

针对这种观点，改良派强调进化的阶段性。据他们看来，尤其在政治领域，按照专制政体→立宪君主政体→共和政体的阶段发展，才是“政体进化”的法则。如果无视法则，妄图跳跃发展，只会招致动荡。法国革命妄图从专制政体直接跳跃到共和政体，结果以失败告终，政治动荡在革命后持续了80年，其最大原因就在于对法则的忽视。

论争二：专制与革命

“专制”一词，是戊戌变法后经日本传到中国的词汇。在论战中，他们都承认中国的现状是专制政体，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也是专制政体。但问题是，同为专制政体，为什么法国爆发了革命，而中国没有。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有革命的先例。如陈天华著《中国革命史论》，从农民起义也是革命的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历史是一系列以挫折而告终的革命的连环。[1]这种看法，虽然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编史工作的先驱，但在当时却是很少见的例外。将“文明之革命”与“野蛮之革命”严格区分开来，认为法国革命是“文明之革命”的典型的邹容，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野蛮之革命”。梁启超也写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野心的革命”、“私人革命”，正如法国革命由“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近代西方的革命全是“团体之革命”，与中国革命性质迥然不同。[2]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足以与法国革命相匹敌的革命。问题在于为什么没有。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与中国人将来能否进行这样的革命密切相连。

一种解释着眼于两国思想或学说的不同。在法国，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这样的大思想家辈出，将对专制的批判观点灌输给人民，同时还将人民引向民主主义的方向。而在将皇帝的统治正当化的儒教思想传统中，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邹容的观点中，还暗示在帝国主义侵略激化状态下，中国人之所以愿意与西方接触，是因为中国人乐于获得阅读卢梭等人的著作的机会，只要能给中国指引出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那么中国也有可能出现“文明之革命”。此外，著有《明夷待访录》一书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在这个时期忽然被称为“中国之卢梭”。这种做法，是为了从中国历史中寻找与卢梭相似的人物，即使这样的人物并不多，但可以证明民主主义是中国自行产生的思想，因此使中国人可以完全接受卢梭等人的学说。[3]

还有一种解释主要围绕两国专制政体状况之不同展开。如上所述，该时期的中国人以进化论为基础，认为政体在历史中分阶段进化。政体进化，应该从家庭出发，经过部族制、贵族制（封建制），达到专制，再经立宪君主制向共和制发展。从这种政体进化观点来看，即便是专制政体，与其说是“绝对恶”，不如说是作为进化的一个阶段的“必要恶”，比贵族政体要“优越”。立足于这一前提，可以发现中国政治的特色主要有以下两点：在始皇帝的时代，就已对贵族政治进行清算，在世界上最早进入了专制阶段；但这种专制阶段持续了约两千年的超长时期。而法国（或西方）在“政体进化”过程中直到最近才将中国甩在后面。法国贵族政治（封建制）一直持续到最近，还没有完全清除干净，就直接进入专制阶段（绝对主义）。法国人民认为，在贵族政体和专制政体共同统治下，他们所受的痛苦已超出了容忍的限度，因而发动革命将贵族统治和专制统治一起推翻，建立了“革命民主政体”。也就是说，因为法国“一直落后”，所以进行革命，“结果”一下跳到了政体进化的最前面。[4]

这个解释，与对原本应“进步”的中国仍停留在专制阶段的解释结合在一起后，才告一段落。对于这个理由，有两种解释。第一，中国的专制政体与法国的相比，更为温和。如上所述，康有为的《法国革命记》是这种立场的代表，不存在世袭贵族、特权僧侣的中国，人们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有可能成为官僚，而科举考试资格又完全没有对身份、出身等的限制，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实质上是平等的。进而在职业、信仰或居住方面没有什么限制，民众事实上享受着很多自由。依据这种看法，因为是平等和自由兼具的温和体制，所以中国的专制体制得以长期存在，没有必要特地为了平等和自由而发动革命。

第二种解释，以梁启超的《新民说》、《自由书》等为代表。他同意康有为的中国的专制体制是相对温和的看法，但他对该问题看得更为深刻。中国民众在专制体制下忍受着痛苦。而一旦科举考试通过，就可以成为统治者中的一员，因此他们不是通过推翻体制从痛苦中解放出来，而是通过自己成为统治者中之一员，将痛苦转嫁到他人身上，这种态度在中国人中已极为普遍化。梁启超称这种态度为“奴性”（“奴隶根性”），认为这种态度正是中国的专政体制得以长期存在的秘密所在。因此，如果不改变潜伏在中国人身上的、已成为第二自然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专制体制就不会有任何改变。为了推翻中国的专制体制，仅仅靠政治革命是不够的，还需要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等。[5]

梁启超又对康有为的自由观进行了批评。中国的民众，与旧制度下的法国民众相比，确实自由多了。但这种自由，是来自于覆盖中国博大的国土和人口的统治网的疏漏，只是“事实上之自由”，不是得到确认的正式权利。在皇帝的统治达不到的地区，中国民众可以享受“无限之自由”，而一旦皇帝开始恣意妄为，这种自由将立即转变为“无限之不自由”。[6]他称“事实上之自由”为“野蛮之自由”，与作为权利确定下来的“文明之自由”相区别。在中国存在的只是“野蛮之自由”，这与法国革命实现的“文明之自由”有着本质的不同。

梁启超对“两种自由”的分类，被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与法国革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中国“文明之自由”构建基础的不是“天赋之权”，而是“强者之权”。[7]如上文提到的被冯自由评为革命派杂志先驱的、最早将卢梭的《民约论》介绍到中国的《译书汇编》，在该杂志第一期上与《民约论》一起还登载了《权利竞争论》的译文。在进化论作为“公例”得到众人认可的情况下，《权利竞争论》的命题即世界存在的权利皆取决于斗争，要比“民约论”的所谓强者之权利皆非真权利而不过是虚名的命题理应更有说服力。[8]所谓“文明之自由”，归根到底，是大多数被统治者通过实力打倒少数的统治者所获得的权利。当时中国人重视的是，与其说是“个人之自由”，不如说是“民族之自由”、“国家之自由”。国际社会正是以最大规模展开“生存竞争”之场所，中国人现在面临的各种困难处境，其原因也被认为是源于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是“弱者”、“无权利”的看法。

论争三：民主与革命

自王韬写《法国志略》的1870年代以来，中国人开始使用“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等范畴来给西方各国的政治体制进行分类。如上所述，“民主”一词主要用于表示人民选择统治者之意，一言以蔽之，“民主之国”的政治稳定性比“君民共主之国”差，一般是作为贬义词使用的。“民主”作为褒义词使用，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最明显的例子如1899年写《劝学篇》以反对激进变法运动的张之洞，就认为“民主”之说与“男女平等”、“父子同罪”同为最违反中国传统伦理之说，而予以批判。此外，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与日本的社会科学接触之后，扔掉了原来的政体分类范畴，转而开始使用“民主（共和）”、“立宪君主”、“专制”三个范畴对政体进行分类，加上梁启超的文章所具有的影响力，到了20世纪初期，中国人已普遍使用这些范畴。[9]就像正是康有为将“民主”描述为“公理”一样，在以民主政体为最终目标这一点上，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做法是不约而同的。双方争论的重点在于是否应该立即实现民主政体。革命派主张立即实现，他们认为民主政体既然是最新最好的政体，理所当然应该实现这个政体。孙文以铁道建设为例，阐述了立即引进民主政体的正确性。在中国建设铁道时，对铁道进行更新，需不需要淘汰那些有明显缺陷的旧型号的机车，慢慢引进新型号的机车呢？当然应该引进最新最好的机车。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政体改革。[10]

针对这种观点，改良派的批判要点，借用孙文的比喻，就是在轨道的配备、机车手的训练等都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如果引进最新的机车，肯定会出事故，引进的理应最好的东西反而招致最坏的结果。他们又从法国革命中寻找实例。法国革命确实是以打倒君主专制体制为目标的革命。但革命将无知的民众引向政治舞台，这些民众又受一小撮阴谋家的煽动，将与自己的党派对立的指导者一个个杀害，独自享有权力。也就是说，法国革命表面上是民主体制，但实质成立的是一小部分人滥用权力的“民主专制”体制。不久后，民众对政治的动荡局面失去了耐心，又放弃得到的自由，转而期待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治权威。这时登场的是拿破仑。他又开始实行“皇室专制”体制。也就是说，法国革命的成果不是专制的打倒，而是新专制的诞生。

原本应以推翻专制和实现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法国革命，结果却产生了与原来的目的相矛盾的民主专制体制，改良派认为其原因在于民众的知识水平低和政治不够成熟。在民众的政治能力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如果用暴力强制推行民主制，当然会出现煽动政治家的飞扬跋扈局面。因此，若以实现“真的”民主为目标的话，即使绕了远路，也应该先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知识和道德水准，所以，中国目前需要的正是“开明专制”（启蒙专制）。一部分改良派认为，法国以推翻专制为理想的革命，结果带来了与理想背道而驰的民主专制。与此对应，中国的这种初看是绕了远路的开明专制，从长期来看，却是使中国实现民主体制“软着陆”的捷径。[11]

革命派对这种观点的批判主要有两点。第一，他们认为法国革命出现民主专制，无疑是政治环境的产物。反对变革的贵族们处处搞阴谋，周边各国又发动反革命的干涉战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权力亟须集中以应付这种局面，因而独裁是不得已之举，与民众有无政治能力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即使中国民众的政治能力还不够成熟，这也不是可以通过启蒙专制君主所提供的教育可以得到解决的。对民众来说，最好的政治教育方法是通过革命运动实地学习。

论争四：革命与国际环境

革命代价太高，中国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了这种代价？这个问题也是争论重点之一。在国土和人口都不超过中国1/10的法国，革命的动荡局面持续了80年。康有为以这一事实为依据，警告说，中国“若有大乱，以法乱之例推之，必将数百年而后定”[12]。他又强调在法国革命中死去的人达129万人，如果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恐怕没有4亿人的牺牲，动荡局面是不会终止的。

但关于代价问题，最让人担心的是外国侵略的可能性。将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市场的各帝国主义列强，以德国占领胶州湾（1897年）为契机，各自划定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完成了对中国的瓜分。中国虽然还拥有领土主权，但中国人将这种局面看作是“瓜分”的危机，担心如果事态进一步恶化，中国也会被完全殖民地化。始于戊戌变法的激进改革运动，也始终保持着这一对外危机意识，在论战之时，还抱有对“瓜分”处境的恐惧心理。因此，革命将导致外国干涉，使中国成为殖民地国家的可能性，是革命派和改良派双方都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人引用了两个先例作为参考。一是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这一开始于山东的人民起义，发展成为“扶清灭洋”运动，引起外国的军事干涉，结果清政府被迫支付相当于六年国库收入的四亿五千万两巨额赔偿金。他们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强调这件事的，是改良派。如果中国进行革命，从中国民众的理性水准来看，会再次出现类似义和团运动的事件。这样一来，列强肯定会以保护居留民为由进行军事干涉，革命很可能将导致“瓜分”局面的出现。[13]

在这个问题上，革命派处于不利的局面。当然也有人主张义和团阻止了“瓜分”。[14]看到义和团运动中民众的抵抗力量后，列强明白直接统治中国的代价太高，从而放弃了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想法。但只有极少数人持有这种看法，大多数人仍认为不久的革命决不能重蹈义和团运动的覆辙。作为热情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认为革命的目标之一是恢复主权。他严格区分“野蛮之排外”与“文明之排外”，认为义和团以杀害外国人、盲目排斥外来事物为目的的行为是“野蛮之排外”，而在遵守国际法的同时，致力于恢复国家应有的主权的做法，是“文明之排外”，而革命派应该选择的是后一种做法。据陈天华推测，如果选择“文明之排外”，列强就会失去干涉的借口，大部分革命派则更加包容，认为为了防止干涉，不得不继承原有的不平等条约。

还有一个先例是法国革命。法国革命之时，害怕受到革命影响的周边各国，结成反革命联盟，对法国革命进行军事干涉。这对中国人来说是难以忽视的教训。因而改良派认为，如果革命内战长期持续下去，极有可能会招致列强的干涉。

针对这一观点，革命派着重强调了时代的不同。法国革命爆发之时，周边诸国都是专制国家，害怕革命所宣传的“自由”、“平等”思想传到自己国家，因此才进行反革命的武装干涉。但法国革命已过去了一百多年，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已传遍全世界，在欧美各国，这种精神早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中国人通过革命想实现的，正是这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精神，因此，与法国革命引起干涉相反，中国革命无疑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不仅如此，就像法国帮助美国独立战争一样，欧美各国还会支持中国革命。[15]具有这种看法的革命派，在《民报之六大主义》[16]中，添了下面一条：“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

革命派的计划，在改革派看来过于乐观。他们对白人是否会真心帮助黄种人的革新事业持怀疑态度。康有为说可以看一看最近发生在菲律宾的实例。“吕宋之阿坤鸦度始与美国立约相助，乃发兵称自立以拒西班牙，及阿坤鸦度既背西班牙，美即背约而取阿坤鸦度矣”。“自由之国”的美国尚且如此，在革命之时如果期待外国援助，结果“以救国之故，而终鬻国”。[17]

梁启超从与革命派完全相反的角度说明了国际社会的蜕变。他说，以法国革命为契机，世界进入了“民族主义”时代。“民族主义”的基石是卢梭的民约论，这种学说是在国内承认“人民之独立”，在国际社会承认“国之独立”，以“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为原则的“光明正大公平”的思想。但到了19世纪后半期，在欧美各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自身已无法满足其需要，转而开始向国外寻求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各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向“民族帝国主义”的性质转变。在国内，国家有机体说取代了社会契约论；在国际社会中，各国自恃是优等民族，将监督劣等民族视为自己的义务，开始武力推动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化。同时，起源于法国革命的民族主义浪潮，到了19世纪后半期，终于抵达亚洲，现在已将中国卷入其中。他认为，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已变质为民族帝国主义的列强势必将包围觉醒的中国，无论中国人将自由和平等的旗帜举得多高，列强不但不会提供支援，甚至还会继续他们的侵略活动。[18]

革命派为了驳斥改良派的观点，特意使用乐观态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但对列强干涉的恐惧心理无疑一直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由于革命力量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等原因，战线出现胶着状态时，在这种恐惧心理的作用下，革命派与袁世凯匆忙达成妥协。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心理，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注释

[1]陈天华是华兴会组织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人。1903年留学日本，写有《猛回头》、《警世钟》等文章，宣扬革命。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仍是主持机关报《民报》的中心人物，同年12月为了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促进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中国革命史论》连载于《民报》第一号、第二号，因他的逝世而中断。见刘晴波编《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2]见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饮冰室文集》卷十，第35页之后（原载《新民丛报》第四十六号）。

[3]清末的革命论具有反专制和反满族的两面性。作为反专制的原典依据是《明夷待访录》，这本书突出儒教民本主义的一面；反满族的原典依据是《扬州十日记》，这本书描述了满族入关当初的暴虐行径。中国人习惯于将黄宗羲视为“中国之卢梭”，无疑是在接受卢梭的思想之后。据岛田虔次推断，最早使用这种称呼的，是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第十四号（1902年8月）的一篇文章（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筑摩书房，1965年，第128页之后）。梁启超曾于前一年在杂志《清议报》上发表《卢梭学案》一文。梁启超个人的政治立场1902年前后开始，慢慢走向“保守化”。但他始终坚持将黄宗羲看作“中国之卢梭”，在他写的可以称作是打破儒教独尊局面的、第一篇真正的中国思想通史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他也坚持这种看法（同文自1902年始，连载于《新民丛报》上，包括黄宗羲部分的《近世之学术》一章发表于1904年）。黄宗羲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第一次被作为“中国之卢梭”确定下来。此外，革命派的文献中明显表彰“中国之卢梭”的，是陈天华的《狮子吼》（《民报》第二号开始连载）。《狮子吼》中，主人公之间有过以下交谈（岛田虔次译《中国革命之先驱者们》，第112页开始，其中有部分省略）:当初法国暴君专制，贵族弄权。那情形和我现在中国差不远。那老先生生出不平的心来，做了一本《民约论》。不及数十年，法国遂接革了数次命，终成一个民主国，都是受这《民约论》的赐哩。可惜我中国遂没有一个卢骚！有！明末清初有一个大圣人。是孟子以后第一个人，他的学问、他的品行比卢骚还要高几倍……就是黄梨洲先生，他著的书有一种名叫《明夷待访录》……虽不及《民约论》之完备，民约之理却已包括在内。

[4]见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饮冰室文集》卷九，第82页（原载于《新民丛报》第十七号）。

[5]梁启超在很多文章中都使用了“奴性”（或“奴隶根性”）一词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其中，《论自由》（《新民说》第九节）对“自由”与“奴隶根性”的关系作了最全面的论述。

[6]见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卷六，第18页（原载于《清议报》第九十四册，1902年）。

[7]如梁启超解释说：“强权与自由权，其本体必非二物也，其名虽相异。要之，其所主者在排除他力之妨碍以得己所欲，此则无毫厘之异者也。”而且站在“通过生存竞争与优胜劣败产生强权”的前提上，将人类的“进步”看作“强权”的发展过程之一。在他看来，第一阶段是“从皆无强权，故平等”的状态。第二阶段是持强权者和无强权者区别开来的阶段，正如贵族与平民或男子与女子的关系，两者间出现不平等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第三阶段是被支配者通过获得社会实力实现平等的阶段。他认为，到了这一阶段，“人人皆有强权故复平等”（《论强权》，《自由书》第30页之后）。顺便提一句，梁启超于1899年发表该文，比《卢梭学案》的发表早两年。这说明，梁启超在接受卢梭的学说之前，就已经在用进化论和强权理论解释自由与平等了。

[8]见伊耶陵《权利竞争论》，《译书汇编》第一号第93页。卢梭的《民约论》在同书的第90页。

[9]梁启超到日本半年后发表的《各国宪法异同论》（《清议报》第十二册，1899年4月）的开头，就宣布要放弃原来的范畴，自觉使用新范畴。

[10]见《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80页。

[11]见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文集》卷十七。原文自《新民丛报》第七十三期（1906年1月）开始连载。藤田敬一的选择收入《大系》。

[12]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政论集》，第480页。

[13]如梁启超的《暴动与外国干涉》，《饮冰室文集》卷十九。原载于《新民丛报》第八十二期（1906年7月）。

[14]见《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原载于《开智录》。后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

[15]见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十三号，第18页。

[16]《民报之六大主义》，指由胡汉民执笔，刊登在《民报》第三期的同盟会纲领性文章。其他五项是“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土地国有”、“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

[17]见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政论集》，第481页。

[18]见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卷九，第19页之后。梁启超执笔写《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1899年）之时，注意到近代欧洲各国间的相互竞争，及除此之外的古典式的国家间对立的不同，并使用了“国民竞争”和“国家竞争”概念区分这两种情况。但在写《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之时，转而对欧洲社会内部竞争的变质产生兴趣，又使用“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概念说明这种变质情况。并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年）中，使用“民族帝国主义”概念对国际社会的现状进行分析。后来梁启超使用这种国际政治观与革命派进行论战。

四 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到了正好七年后的1919年1月1日，在北京创刊了一本新的杂志，即《新潮》。[1]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1897—1969）在《新潮》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今日之世界新潮》的文章。他强调俄国、匈牙利、德国的革命才是“新潮”的起点，并得出结论：“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辛亥革命过后不到十年，法国革命就被打上“落后于时代”的烙印。

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并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正好相反。如在改良派的杂志《新民丛报》中，1902年曾出现一则《革命！俄罗斯革命！》的报道，在介绍了俄国革命风潮从学生转向体力劳动者、士兵等的事实情况后，进一步总结道：“夫使俄国或迫于革命而立宪乎？或求立宪不得而卒收功于革命乎？则自今以往地球上完全专制之大国惟馀一支那矣。”[2]同时，革命派的杂志《民报》在创刊号（1905年）上，虽有些地方与俄国的第一次革命混为一谈，但已对俄国革命表现出极大关注。[3]中国人认为，当时的俄国与中国并称“完全专制之大国”，法国革命、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都面临着摆脱专制体制的任务，因而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有着相同性质的革命。与上个世纪对法国革命的关心，即“历史的”关心相比，中国人对俄国革命的关注正是“同时代”的关心。

本来，实现了辛亥革命的中国，应为先俄国一步达到了目标而兴奋，但事实证明，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反而有一种更深的挫折感。如在罗家伦文章中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挫折感进一步发展为一种认同，即辛亥革命发生后不到十年，俄国就遥遥领先于中国。从这种意义来看，民国初期政治思想的发展，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区分过程，即联结法国革命、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等号变成了不等号，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被区分为“旧式革命”与“新式革命”，或“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过程。下面，我着重分析这个过程。

陈独秀与法国革命再评价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但这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不久就处于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之下，1913年宣告国会停止，1914年末宣布大总统职位可以终身化、世袭化，1916年1月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改良派的革命将带来新的专制的预言，此时看来，不幸言中了。

原本对革命抱有期待心理的人们，此时也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反思。辛亥革命成功驱逐了专制体制的罪魁祸首皇帝。作为政治革命应是成功的辛亥革命，为何在短时期内又重现专制体制？一部分人认为原因就在于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支撑着专制体制的思想、意识等仍然根植于中国人大脑深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专制体制所积累的文化，仍然不自觉地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行动等。只要不改变这种内在的思想意识等而建立新的文化，无论政治革命如何发展变化，都不可能根绝专制体制的出现。在这种想法支配下，他们开始了“新文化运动”。运动的舞台就是1915年创刊发行的《新青年》（当初名为《青年杂志》），杂志编辑的中心人物是陈独秀（1879—1942）。

《新青年》第一期上，登载了陈独秀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认为法国人对近代文明的主要贡献，是拉马尔克的进化论及圣西门、傅立叶等人以来的社会主义，以及法国革命。他强调法国革命中最具有人类史意义的是《人权宣言》。他认为正是这个宣言确立了“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的“近代之民主性社会”的原则，建立了以“平等、自由、博爱”为基调的近代文明结构。

辛亥革命以前，拥护法国革命的中国人觉得最难自圆其说的是，大量的刑罚所象征的革命时期出现的暴力问题。对倡导言论自由的他们来说，对于从肉体上消灭异己之说的雅各宾派的独裁统治，只能从国际环境恶化等原因来为这种现象进行辩解。但陈独秀的文章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他完全无视这个暴力问题，而始终将考察重心放在法国革命对文明建设的贡献上。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在于该时期的陈独秀认为，若要谈暴力，无疑德国的“军国主义”比法国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写这篇文章之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酣之时，同时又是德国在军事上处于优势之时。陈独秀从“民主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战争、“公理与强权”的战争的观点对这场战争进行描述。这种观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对陈独秀来说，凭借军事上的优势武力侵略他国的德国，只不过是近代文明的脱离者，而正是被迫苦战的法国对近代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这个“德先生”，作为与辛亥革命前的志士们使用的、与“专制”相对比的“民主制”，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说“民主制”是与政治体制相关联的概念，那么“德先生”则是与每个个人的生活方式相关联的概念，是立志于改变独立个体在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非”政治领域的意识、行动等，以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概念。其最大的批判对象，不是政治家，而是以儒教伦理为代表的旧道德。因为在他们看来，儒教伦理才是对个人独立最大的障碍。更让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倾倒的，是发表《人权宣言》的法国革命，而不是打倒专制的法国革命。他认为正是《人权宣言》确立了每个人在“法之下平等”这一“民主性社会”的原理。

社会革命论的谱系

在陈独秀等人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之胜利”，认为这种胜利应当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界在“民主主义”引导下的开始。但兴奋迅速转变成痛苦的失望。1919年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后，五四运动爆发了。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无论在领导者还是思想上，都保持着多方面的连续性，同时又有不少不连续的方面。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文明的憧憬和期待心理，五四运动时变成了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排斥心理。新文化运动着眼于单个个人的思想觉醒和文化变革的迂远的方式，被五四运动的直接诉诸政治行动的激进方式所取代。

这种无法忍受文化的迂远变革，而采取政治行动以在短时期内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出现，只要它始终保持着它的激进性，将有可能导致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革命论的复活。当然，这种复活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复活。“五四”的激进主义，无疑与新文化运动一样，了解辛亥革命这样的“政治革命”的局限性，但又试图采取不同于新文化运动的方式，打破“政治革命”的局限性。这种方式的关键，就是“社会革命”。

仅仅靠“政治革命”就可以了吗（或“社会革命”不也是必要的吗）？对这个问题的思索，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开始了。如最早把马克思介绍到中国的朱执信（1885—1920），在《民报》第五号（1906年6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4]朱执信所谓的“社会革命”是要废除或改革产生经济性不平等的制度（尤其是对自由放任与个人所有权的绝对性），截然不同于以改变政治性不平等为目标的“政治革命”。他的论点中最令人回味的是，他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并以此为中心，试着将三个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类型化。

在朱执信看来，法国革命正是“政治革命”。因为法国革命“绝无社会革命之分子存于其间也”，而且“人权宣言”有“助长竞争及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的作用。不仅仅是法国革命，欧洲各国也是“牺牲社会革命以成政治革命”，因此第二次革命（社会革命）现在必然会来临。然而由于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分离已久，社会革命决不会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他预言“如法，苟为社会革命，其必无改共和立宪制”。另一方面，因为“俄国之经济制度尚未脱封建时代之状态，其挟经济上势力者，大抵为贵族、僧侣、地主，而是三者固皆有政治上势力之阶级也”，所以对于俄国革命，朱执信认为应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行之革命。也就是说，朱执信认为俄国由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所在一致，只要缺少“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中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实现社会性平等。

那么中国革命应该是什么革命呢？朱执信的理解是，俄国与中国的经济条件不同。作为政治权力拥有者的“满洲之族，则以禁营业故贫困太半”，因此不同于俄国，中国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所在并不一致。另一方面，中国已存在“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之制度”，其贫富之差尚且与欧洲各国并不悬殊，但若放任不管，则具备为“社会革命”所需的潜在条件。若如此，可以欧洲诸国为第二次革命所苦为反面教材，立足于贫富之差比较小的现状下，在进行“政治革命”之时，也同时进行“社会革命”，才是中国的上上之策。朱执信的结论是，中国与俄国情况不同，需要同时实现“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尽管他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无疑与孙文的“民生主义”的初衷是相同的。

自由与面包

辛亥革命之后，俄国再次成为中国人的关注对象。这发生在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之时。这一年，作为协约国成员之一，中国也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视这次战争为“民主主义对军国主义”的战争，因而“世界最大之专制国”的俄国成为“民主主义”阵营的一员这个事实，很难被他们接受。因此，当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专制体制时，他们举手欢迎，视之为民主主义必将胜利的证明。而正因为这样，当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他们又难以掩饰自己的张皇失措。[5]

最早对十月革命作出肯定反应的是陈独秀，及同为新文化运动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1888—1927）。李大钊在十月革命爆发半年多之后的1918年7月，在杂志《言治》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对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进行比较。在当时因为缺乏俄国革命的信息而导致人们对俄国革命有一种恐惧的状况下，李大钊所立足的前提是：“新文明之创造”是“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人群演进之途辙，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牺牲、最大痛苦之后”。在李大钊看来，最大的实例是法国革命，“于法兰西革命之血潮之中”，诞生了“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他认为同样的事情如今又出现于俄国。而且，“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将“茁发今日之俄国革命之血潮之中”。

此外，李大钊还注意到两次革命之间的不同。法国人通过法国革命要追求的是“自由”，俄国人通过俄国革命追求的是“面包”。前者追求“理性之解放”，后者追求“欲望之满足”。因此，倘若以前者为标准衡量后者，其动机是“鄙”，结果是“恶”。在法国革命之时，人人皆有“爱国的精神”，因此能确立基于自由与民主之秩序，以防范外敌入侵。而现在的俄国人没有这样的“爱国的精神”。由此可见，不应该以法国革命为标准来看俄国革命。那么，应该以什么为标准来评价俄国革命呢？

李大钊评价俄国革命的根据，正证明了不能用法国革命的标准评价俄国革命的意义。在他看来，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与此相对，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也就是说，这两种革命的性质截然不同。俄国人也许没有“爱国的精神”，但有“爱人的精神”。“爱国的精神”究其根本是“战争之泉源”，而从“爱人的精神”中可以看到世界“和平之曙光”。

李大钊认为，俄国原本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与法国、英国等先进国家相比，“俄国文明之进步，殊为最迟，其迟约有三世纪之久”。但与法国、英国等文明现在已烂熟，难以有更大的进步相比，俄国正因为落后，还留有“发展之馀力”。而且，俄国今后的发展，决不会追随欧洲先进国家的发展。位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边境的俄国，受东方文明的宗教性影响，始终视“神”、“独裁君主”、“民”三者为“理想”，现在又受西方文明的政治性动荡的影响，否定基于“自由”与“人道”思想的“神”、“独裁君主”，并坚持让“民”掌握所有的权力。兼具东西文明特点的“新文明”很可能会从中诞生。在李大钊看来，就像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之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之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象征两者之差异的，正是“自由”与“面包”。[6]

早在朱执信谈论俄国应该“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之时，“没有脱离封建时代之状态”的俄国，不仅比欧洲各先进国家落后，还比中国落后。现在根据李大钊的观点，落后的俄国，正因为落后反而跃到世界史的最前端。这对为“政治革命”辛亥革命的局限性所苦的中国人来说，意味着新的光辉目标的出现。先进国家不会永远是先进国家，先进国家也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各国。正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类进化的历史性使命的承担者，从英国、法国转到德国，又逐渐转移到位于欧亚大陆夹缝中的落后国家俄国手中。中国不需要为自己是落后国家而烦恼，也不必为自己是东方文明一员而烦恼。中国需要的是利用作为亚洲落后国家的“特权”，积极加入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中，使自己获得新生。

从法国革命到法国文化

李大钊的论文发表之时，对俄国革命给予肯定评价的人寥寥无几。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俄国革命的积极意义。本节开头引用的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发表于1919年1月，同年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特集号”。他们不是因为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而关心俄国革命，而是被俄国革命所吸引而关心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被俄国革命所吸引，是因为他们感到“救世主的神谕”[7]预告新世界的到来。

证明他们这种感觉的，或许是《加拉罕宣言》。这个宣言是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无偿废除帝制俄罗斯在中国的不平等特权，发表于1919年7月，翌年年初传到中国。这件事发生于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之后不久。中国代表知道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直接关系，但根据巴黎和会是基于公理建设新的世界秩序的会议，特意提出该项要求的。“帝国主义”国家无视中国的要求，并将巴黎和会变成重新划分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之会议，而法国是这些国家中的一员。巴黎和会使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受到打击，而《加拉罕宣言》又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正如李大钊所预言，俄国革命或许是“世界和平之曙光”。至少，法国革命带来的是“战争”与“帝国主义”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心人物是曾是新文化运动发起人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并不让人感到吃惊，而且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已不再将法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相提并论了。

1920年10月，杂志《少年中国》出版“法国特集”。杂志发行单位“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等人成立于前一年的7月，该学会有不少海外会员，并在巴黎设立了分会。[8]从1910年末开始，大量中国人涌入因一战导致劳动力缺乏的法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少年中国》的“法国特集”号，也是以在法国的留学生为中心编集而成，作为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法国介绍文献，这恐怕是鸦片战争之后最详细的一本了。但这本特集号中所登载的文章，如《法国近代社会学》、《法国近世文学之趋势》，或《19世纪法国之美术》等，都是与法国革命没有任何关系的文章。这说明，与对法国革命的漠不关心形成鲜明对照，此时开始出现了对法国文化的真正关心。

20世纪初期访问法国的康有为，在亲眼目睹博物馆、美术馆等法国文物之后，也对“我之文明远胜于法”一事深信不疑。他说，法国原是“起于深林之游牧之野蛮”，经“中世千年之黑暗”诞生了哲学，当时正是中国的乾隆朝，机械、技术之发展始于短短数十年以前的道光朝。与“数千年文明之中国”相比，法国就像是“十龄之学童”在“儒林文人”前自夸一样。[9]康有为的见解，一方面是从士大夫对中国文明的自负心理出发的，同时也是对中国人对法国革命的憧憬心态提出的警告。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了中国的旧文明，而包括反对者与肯定者在内，都已对法国革命失去了真正的兴趣。在这一时期，终于出现了从正面看待法国文化的趋势。

注释

[1]《新潮》是由新潮社于1919年1月创刊发行的月刊（1922年3月停刊），新潮社主要成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新潮》的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发起人为罗家伦、傅斯年等人，顾颉刚为初期的25名社员之一，后来周作人也加入。在杂志发行期间，曾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具有新一代《新青年》的性质，对旧文化持坚决的批判态度。刊载罗家伦的《今日世界之新潮》的第一卷第一号上，也刊载了傅斯年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一文。Vera Schwarcz著The Chinese Enlightment（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6年）中，对包括《新潮》的作用在内的新文化运动作了十分详细的分析。

[2]《新民丛报》第九号（1902年6月）。文章虽未署名，但实为梁启超的文章。除这篇文章之外，梁启超还发表了《论俄罗斯虚无党》（《新民丛报》第四十号）、《俄国虚无党之大活动》（《新民丛报》第五十一号）、《俄国立宪政治之动机》（《新民丛报》第五十八号）、《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新民丛报》第五十九号）、《俄国革命之影响》（《新民丛报》第六十一号）等文章，一直关注着俄国的政治动向。

[3]如宋教仁的《一九〇五年露国之革命》（《民报》第三号、第七号）等。

[4]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除最早载于《民报》第五号外，还可见于《朱执信集》（中华书局，1979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等资料集中。野村浩一的翻译收入《大系》。

[5]在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间的1917年夏，上海的法国租界内出现一个大型娱乐场所，即“大世界”。法国租界当局为繁华的共同租界抢尽风头所苦，由总领事亲自出面招揽所建，成为上海最大的娱乐场所，后来落入毒品组织头领黄金荣之手，成为黑帮的资金来源地。大世界于7月14日开张，这一天正是法国革命爆发128周年纪念日。

[6]见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2～575页。

[7]B.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Harper &Row, 1967, p.12.

[8]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正式成立，1925年停止活动。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成都、巴黎设立分会。会员在政治上、思想上差别很大，李大钊、曾琦同为发起人之一，毛泽东也是成员之一。机关杂志《少年中国》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不时出版“妇女号”、“宗教问题号”等特刊。“法国特集”（第二卷第四号），一般认为为巴黎分会所编辑，但尚不确定。作为参考，现将该期所登载的主要文章名列举如下：李璜《某法国人学者之“进化”观》，李璜《法国之近代社会学》，周无《法国近世文学之倾向》，华林《19世纪法国之美术》，李劼人《卢浮宫之绘画》，曾琦《法国革命之特征》。此外，该书还登载启事预告“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之一、李璜翻译的《法兰西学术史略》将于近日出版。

[9]见康有为《法国创兴沿革》，《走向》，第294页；《法国大革命记》，《走向》，第336～340页。

小结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们，舍法国革命而取俄国革命时，正梦想着立即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实现最新、最好的东西是理所当然之举。这种态度，与辛亥革命前使用铁道比喻主张立即实现共和革命的孙文是不谋而合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梦想，被组织者共产国际泼了一盆冷水。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实行“民族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专制统治，而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意义早就为人们所怀疑，为什么现在必须得实行呢？共产国际的决定引起中国共产党的不满。

总之，在共产国际强有力的权威和指导下，国共进行合作，开始组织以实现对外独立和国内统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从理论上讲，这次革命采取两个阶段革命的战略方针，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从第一阶段的革命过渡到第二阶段的革命需要什么过程及多少时间，共产国际的回答十分暧昧，常常根据苏联的国家利益和苏联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需要而变动，但至少有一点是一贯的，即第一阶段革命仅仅是向第二阶段革命过渡的必要步骤，并不具有固有的目标价值。

1926年夏，北伐战争开始，从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军顺利北进。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大本营。在武汉发行的《中央日报》的副刊《中央副刊》（日刊），于1927年7月14日发行第一百十一期，这一期是法国革命特刊。特刊登载的文章有《法国革命期间之文学》、《法国革命之两个美术品之说明》等，其题目本身就雄辩地说明了文章的兴趣所在。实际上，可以用一句话来总括他们的观点，即若详细考察，法国革命看似成功实则失败。笔者们断定其“失败”的理由，在于法国革命失去了当初所具有的国际联合精神，不仅没有将自由、平等的精神推广到全世界，创造一个“无种别无国性之社会”，反而侵略世界弱小国家。在他们看来，法国革命值得学习的，只是革命家们不怕死的精神。[1]

在这期特刊发行的三个月之前，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在武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事实上也濒于破裂的边缘。8月1日，决意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的共产党在南昌武装起义。与“资产阶级”的分裂，更加拉大了法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距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最早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站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的，是《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等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的一系列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明确规定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为“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因此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既然不是以资产阶级专政为目标，中国革命也必须与法国革命等旧类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此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名称来规定中国革命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不是在脆弱妥协的资产阶级领导下，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任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始于五四运动，这之前的辛亥革命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曾将辛亥革命不彻底的原因归为“仅仅是政治革命”，现在认为其原因在于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必要继承“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价值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的1937年曾写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断定“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革命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腐蚀剂”，是“有害”之物。[2]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追求的“个人的自由”、“个性”等价值，被评价为“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遭到全部否定。《新民主主义论》中唯一肯定“自由”的地方只有一处，即“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这一讲到革命目标的地方。因此，毛泽东超越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家们，与清末的认为在“瓜分”的危机下，国家与民族的“自由”优先于个人的“自由”的革命家们在思想上有着某种连续性。

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是在较为晚近的时候。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亡国”危机中，为了“救亡”而不得不强调国民的团结、压抑个人的“自由”，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这种做法使人民的“封建”意识和行为方式得以继续保留，因此才会盲目地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部分知识分子认识到有必要重拾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纠正因“救亡”优先而遭到忽视的“启蒙”的地位。[3]这些思想成为了后来“民主化”运动的重要精神支柱，恐怕是不能否定的。

注释

[1]见曾仲鸣《法国革命期间的文学》，《中央副刊》第一百十一期，第2页。

[2]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319页。

[3]如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等。该论文的日文翻译（《啓蒙と救国の二重变奏》）与李泽厚的其他主要论文一起收入《中国の文化心理構造——現代中国走解く鍵》（坂元ひろ子等译，平凡社，1989年）。

第三章 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对不远的将来中国政治体制状况的构想。这一章将追溯这些构想的提倡者围绕关于中国“专制”问题的思考轨迹并加以分析。

一 体制构想的历史射程

最初的体制选择

限于史料记载，中国人最初面临选择体制的问题是在公元前221年的时候。这一年，秦灭掉齐而统一了天下。从春秋时代开始的周之东迁（公元前770年）算来时隔549年、从战国时代开始的晋之三分天下（公元前453年）算来时隔232年之后又成立了统一政权。对中国历史上最初运用“皇帝”的称号的始皇帝而言，从战时体制向和平体制的转移，即用什么样的政治框架来统治以武力统一的天下，这一问题成为最优先的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根据《史记》的记载，丞相王绾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模仿周代的旧制拥立皇族为王，而将其分封到偏远之地。就是所谓的封建制。在群臣的赞成附和之声中，以作为法家而知名的廷尉李斯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按照他的分析，周代之所以衰落而致天下大乱，就是因为被分封在各地的皇族经过几代之后，自立性增强而相互争执的结果。因此，秦如果采用封建制就会重蹈周代的覆辙而不可能实现永远的和平。

取代封建制，李斯所主张的在已经占领的地区实施的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按照他的提案，全国都是皇帝的直辖地区，由皇帝派遣不能世袭的官吏进行统治。在中国，这是史无前例的极端的中央集权的体制构想。

在这两种选择面前，秦始皇果断地选择了郡县制。他之所以强行焚书坑儒，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再度引发关于体制选择的议论，而企图抹杀像儒家那样将古代理想化而批判新制度这种主张复古的言论。

但是，秦王朝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反叛推翻了。与始皇帝所期待的相反，郡县制并没有能够保障永久的和平。另一方面，代秦而起的汉王朝，采用郡国制，虽然在直辖地采用郡县制，但是剩下的地域作为诸侯王而分封给一族，承认其世袭地位。这样改变了过度的中央集权，而部分地复活了封建制，以图用血缘的纽带来维持统治的持续安定。但是诸侯王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紧张不断升级，在汉王朝成立约半个世纪后，诸侯王联合起来进行了反叛。封建制也还是不能保障永远的安定。

第二次划时代的选择

从始皇帝的决断之后经过了2100年的岁月到20世纪初，中国人再一次面临了选择体制的问题。

清朝末期是对外危机急剧增大的时期。甲午战争的失败，带来了领土割让与巨额赔款的负担，1897年冬列强开始瓜分势力范围的竞争，到第二年夏便将中国瓜分完毕。进而义和团事件的失败，清政府被课以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几乎相当于甲午战争赔款的两倍。而且俄罗斯因此而派出的军队就留在满洲，表示出要以武力合并的态势。如果任其下去，整个中国就会像非洲大陆一样，被分割为列强的殖民地。中国人将被奴化的恐怖，对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是具有极高的现实性的。

在强烈的危机意识的支配下，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对原来的政治体制作部分的调整，已经不能保障中国的生存了。就是由西太后等保守派笼罩的清政府，在义和团事件之后的1901年1月也发布了“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而开始实行被称为“新政”的政治改革。如果说此前中国政治争论的焦点是是否改革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不得不改革已经作为当然的前提，问题已经变成了改革应该以怎样的规模、什么样的顺序及速度进行的问题了。因而，无论怎样改革，使中国强大到足以能够对付“瓜分”的危机，这已经是不可忽视的课题。为此，必须构想新的政治体制。

新的政治体制是指不同于郡县制和封建制的政治体制。从始皇帝的决断至此两千余年间，中国人不断地反问“究竟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这一问题。这两千多年间，尽管经历过二十多次的朝代更替，中国人关于政治体制的议论一贯地都是以这一问题为基轴而展开，从来没有在封建制与郡县制之外构想过第三种政治体制。这样，许多王朝一方面采用基于郡县制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以封建制为理想的儒教将其统治正当化。因此，即便是将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变化视为必然，而主张郡县制的历史优越性的学说，或者是列举郡县制的缺陷、为改正此缺陷而主张复活封建制的学说，都具有各自的根据和界限，而不能最终解决这一论争。

而且这种议论的框架就是在受到“西方的冲击”之后仍然没有立即改变。例如，推测为19世纪60年代初执笔的冯桂芬（1809—1874）的《校邠庐抗议》，其中有以最早主张引进西方科学而著名的“采西学议”一章，但是在论及统治的形式时却主张封建制的复活（《复宗法议》）。当然冯桂芬的主张决不是基于留恋过去的落后于时代的议论，而是以太平天国的叛乱为契机而根据乡绅阶层社会实力的增强，要求强化地方自治的具有活生生的现实感为基础的政治改革论。这种具有革新内容的议论，乍一看却不得不采用复活古老的封建制理念这一形式，可见封建制与郡县制这一议论框架的强韧的惯性。

20世纪初中国人的体制选择，在中国人开始从封建制和郡县制的议论框架中解放出来这一点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体制构想史上，如果将始皇帝的选择作为第一次划时代的选择的话，那么20世纪初的这次选择恐怕就可以说是第二次划时代的选择了。

语汇的变化

第二次划时代的体制构想，与此前的体制构想明显的区别，在于构想体制所用的语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世纪初是中国真正开始接受西方思想的时期。甲午战争以前，翻译成中文的西方著作大部分都是自然科学及技术、国际法方面的文献，几乎没有思想或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并不是禁止翻译这方面的书籍，而是认为没有必要在人文或社会科学方面向西方人学习。甲午战争之后，情况为之一变。作为海军士官具有留学英国的经验的严复于1898年刊行了《天演论》（对T.H.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的翻译），以此为起点，西方思想如决堤之水开始介绍到中国来。严复自己还翻译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译名为《法意》）、穆勒的《自由论》（译名为《群己权界论》）等共八种著作。而与之相比发挥更大作用的是进入20世纪之后急剧增加的中国留日学生的启蒙活动。他们将已经翻译为日文的西方文献再译成中文而介绍到中国。如果也包括那些概要性的介绍，从古希腊一直到同时代这2500年间的西方思想，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间，都在中国人的眼前展现过。

在所介绍的西方的书籍中，占的比率最高的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特别是政治学、政治史方面的书籍。这虽然是由于对这一领域新知识的需求最大的缘故，同时通过接受这些翻译的书籍，中国人关于政治的语汇体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幅度吸取了日本的用语，中国人就开始用这些新概念来构想中国将来的政治体制。在“瓜分”危机日益加剧的过程中，为了建立具有对付这种危机的能力的政治体制，中国人认为有必要对构想体制的用语本身进行刷新。

关于体制构想用语的变化，回过头来也就意味着说明中国过去的政治体制的用语发生了变化。此前用“封建制”或“郡县制”的名称来称呼的政治体制，就要用新的概念来加以说明。这些新概念是可以用来分析欧洲或日本的过去的政治体制的概念，在这种意义上，与封建制或郡县制相比，是具有更高程度的普遍性的概念。中国人通过运用这些概念，从比较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过去的政治体制，这样，就有可能来重新探讨其意义或功能。

各种各样的体制构想

20世纪初，在立志于进行体制变革的中国人面前出现了极为多样的可供选择的政治体制。主张通过开设国会与实施宪法将中国转换成为“立宪君主制”的国家的改良派，从支持者的人数看是最多的。另一方面，要求废除君主制本身和驱逐满族这一异民族统治者、主张立即建立“共和制”的革命论，以年轻一代为中心的支持者不断增加。

这种立宪君主制的改良论与共和制的革命论，如同椭圆的两个焦点，的确处于围绕选择政治体制这一议论的核心位置，但是可供选择的并不止这些。比如，有的人恐怕由于激进的政治变革而导致社会秩序解体，而主张以没有权力的皇帝（或者孔子的子孙）来作为维持中国统一的象征性的、道德性的权威的“虚君共和”。也有的人认为在不断地应付对外危机中，为了实现提高国民知识水平这一使中国再生不可缺少的长期课题，而应该重新组织富有启蒙精神的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因此主张有必要实行“开明专制”。相反，有人提倡强化地方自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应该通过“各省独立”来解决殖民地化的危机。更进一步，有人不仅不是要重新构筑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对政治权力的存在本身就提出了异议，为了实现“无政府共产”社会甚至不惜采取恐怖行动。这种多样的政治体制构想大概到辛亥革命之前都登台亮相了。第二次划时代的体制构想时期，也是中国史无前例、规模多样的体制构想涌现的时期。

围绕专制的一致性认识

不论怎样的体制构想，只要不是梦想或幻想，都有以下三个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第一，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什么性质的？这种对政治体制的现状分析，是从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历史地形成的这一观点出发的，因此当然包含有历史分析。第二，将来可能（或希望）实现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即政治体制的未来图景。第三，就是将现状分析与未来图景以什么方法结合起来这一变革的方法论。

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体制构想，是关于其未来图景的。它们不仅多样，而且往往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展开了反复的激烈的论争。但是在对现状的分析上，各持不同的未来图景的论者之间，其意见却奇妙地一致。这就是将从秦始皇开始到20世纪初延绵不绝的中国的政治体制都一并视为专制政体。就是说，原来用“郡县制”来称呼的东西，现在用“专制政体”来称呼了。关于这一点，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良派或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是这样。即使是在清朝自身着手立宪准备的1905年之后，就是政府的官吏，也用“专制”这一词来评价中国的现状。这真是惊人的认识上的一致。

但是在仅仅十年之前，还不存在这样的一致认识。在甲午战争之前，许多知识分子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清朝不仅不是专制政体，反而是世界上稀有的以德治主义为原理的政治体制。就是“专制”这一词语本身在十年前也不存在。“专制”和其他许多专门用语一样，都是20世纪初从日本引进来的语言。这些用语不仅在转瞬之间被广为流传，而且一直到现在，将王朝下的中国的政治体制视为专制政体也没有提出疑问。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中国史家也用“封建专制”来规定王朝下的中国政治体制的性格。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体制构想史上，“专制”这一词语的引进和普及，正是第二次划时代的时期的最具特征的事情。这一激进的转换与广泛的意见一致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也是以“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为标题的这一章之所以以“专制问题”为焦点的理由之一。

对专制的不同评价

成为20世纪初中国的流行语的“专制”一词，与其他词语相结合，从而增加了不少新的政治概念。翻开了解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语汇的最好的工具书《民报索引》（1905年创刊的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的语汇索引。小野川秀美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上卷，1970年；下卷，1972年），就可以看到许多含有专制的术语，例如君主专制、君权专制、帝王专制、暴君专制、民主专制、民权专制、开明专制、议院专制、议会专制、满洲专制、异族专制、贵族专制、地主专制、绅士专制、寺院专制、进化的专制、阶级专制等，将近二十种之多。

含有“专制”的这些复合概念，在两种意义上带有论争的性质。

第一，是对这些给予肯定的评价，还是给予否定的评价，存在着不一致的意见。几乎绝大多数的情况，因为含有“专制”一词，就视之为否定的意义了。但是，如开明专制等是用于肯定的意义的。为了紧急实行教育普及与工业建设等这些中国所必需的革新政策，认为需要有一个高高凌驾于实现之上的强有力的政治指导者的论者中，有敢于主张开明专制的。专制并非一定是带有否定意义的。

第二，即使是否定专制的情况，对关于什么样的专制是“最恶”的尚存在着不一致的评价。认为贵族专制最恶的，也许是将缺乏贵族制的中国的君主专制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后面将提到，中国没有贵族制是当时的主流见解）。或者像将君主专制视为最恶的，很可能是主张应该直接打倒君主专制而实行共和制。而认为让无知的群众来行使权力的民主专制的暴力与无秩序是最恶的，大概是对立即转化为共和制抱有戒备心理而反对革命的表现吧。总之，“专制”这一概念，尽管带有否定的意味，但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这一概念从反面使得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与体制构想正当化了。这是以“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为这一章的标题而特别注意“专制问题”的另一个理由。

二 世界史与中国的专制

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

鸦片战争之后，有关西方各国的情报通过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一连串的万国地理书及传教士的著作传到中国，其中，有关政治制度的情报也不少。但是，不仅仅停留在情报记述方面，以某种基准对外国的政治体制进行理论上的分类，而且试图在这种分类中找到中国政治体制的位置的，是从王韬或郑观应这些于1880年前后开始著述活动的被称为“条约港知识分子”开始的。

条约港知识分子是中国在与西方各国的接触中产生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多由于家庭贫困而终止了科举考试，到上海等通商口岸从事买办或发行报纸等职业，这样，平常就有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在科举制度照样进行（1905年才废除），而知识分子完全没有将西方的知识视为必要的状态中，他们在当时具有杰出的西方知识，而且也没有进入仕途，因此他们能够从相对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本身。他们都将西方各国的政体分成“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及“君民共主之国”三种类型。这种分类是基于当时中国人认为国家是由“君”与“民”构成的这一“常识”，出于对国家的决策权由谁掌握这一问题的关心而形成的。国家决策由“君”决定就是“君主之国”，由“民”决定就是“民主之国”（“民主”也意味着总统），由“君”与“民”共同决定就是“君民共主之国”。

这三种类型完全是根据逻辑上的推论而作出的分类。而条约港知识分子对其中的“君民共主之国”明显地持有好感。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英国是“君民共主之国”。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不同，他们认为英国的“富强”不仅仅在于大炮与军舰，而且直觉到与其政治制度有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这种评价在理论上，也可以看出是基于朴素形态的混合政体论的想法。不论是“君主之国”还是“民主之国”，单独的政体由于缺少控制权力的机制，就容易陷入不安定状态。他们认为只有建立在“君”与“民”相互制衡的关系上的“君民共主”才是贤明的，才能够实现安定的持续的统治。

“君主之国”的问题在于统治者对权力与权威的垄断。王韬评价“君主之国”说是如同以尧、舜那样的圣人为统治者的美好制度（《纪英国政治》）。这里已经包含有尖锐的矛盾了。圣人是例外的人物，如果没有这种例外的人物就不能发挥其长处的制度，其本身无疑就是有缺陷的制度。如果是以昏君做统治者时，在“君主之国”就不可能有抑制统治者恣意妄为的机制。俄罗斯被视为“君主之国”的典型。区分“君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在制度上的标志，莫如求之于议会制度的有无。如果议会存在，“民意”不仅具有反映到国政上的制度上的通道，即由于可以更准确地了解“民情”，“君”作出贤明的政治决断的可能性就更高，而且由于“君意”与“民意”之间的相互抑制，就可以防止某一方面的恣意妄为。

问题在于中国属于这三种政体中的哪一种。中国当然不是“民主之国”，那么究竟是属于“君主之国”还是“君民共主之国”呢？条约港知识分子的认识大概如下：

第一，古代封建制时代的中国是“君民共主之国”。因为那时国家统治的规模很小，“君”与“民”的关系非常紧密。而且在那里，诸侯以下，存在着卿大夫等多种身份层次，即便是“君”也没有垄断权威和权力。虽然出现过暴君的事实，但是应该考虑“民意”与“民情”而行政，这作为统治的准则一贯存在。甚至有人主张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存在着实质上与议会相当的制度。

第二，随着郡县制的成立中国变质成为“君主之国”了。统一帝国这一广大的政治空间的出现，使“君”和“民”之间的距离不仅在水平方向上，而且在垂直方向上也扩大了，“君”和“民”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了。由皇帝任命的官僚，是依附于皇帝的存在，不能有过去世袭诸侯那样的自立性，权威和权力由皇帝所垄断。因此，皇帝忘记了“民”的存在，只是基于保持自己与本家族的权力这一“自私”的动机来进行统治。在他们看来，清朝中国在本质上也已经是“君主之国”了。

条约港知识分子常常被称为“初期变法派”。因为在以输入西方机械、技术为主流的洋务运动的全盛期，他们较早地主张要进行中国的制度改革。他们的改革论的核心是开设议会，将“君主之国”的中国改变成“君民共主之国”。在他们的脑子里，恐怕是要模仿英国而实现中国的“富强”。但是，以文章的形式公开发表的他们的改革正当化的理论却与此不同。“模仿富强的英国”这样的理论，会引起当时还具有浓厚的中华意识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反感。他们以只有“君民共主”才是儒教民本主义所赞美的中国本来的制度这一理念为理由，试图使改革正当化。英国的政治体制为“君民共主”，这是偶然的一致。尽管如此，就是偶然的一致，也在那里实现了“富强”，这又成为证明“君民共主”正确的有力的旁证。

从他们的逻辑来看，始皇帝以来的“君主之国”的中国，是脱离了本来的“君民共主之国”的中国，因此，他们的改革论是以向“君民共主之国”“复古”的形式展开的。这至少在形式上，与过去两千年间不断地批判郡县制的封建论者具有相同的逻辑。条约港知识分子的新知识与观点，被传统的封建论这张糯米纸所包住了。其结果，无论怎样讨厌西方的中国人也不能反对他们的这一逻辑。因此，不管是否赞成他们的引进议会制度的这一改革结论，将各国的政体分成“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他们的这种议论框架本身在19世纪80—90年代的确已经逐渐为许多中国人所接受。

从君主之国到君主专制

1901年6月，在《清议报》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立宪法议》的论文中，梁启超（1873—1929）这样写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然后附有这样的注释：“三种政体，旧译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名义不合，故更定今名。”由条约港知识分子所普及的政体的三种分类于是转换成了梁启超的三种新分类。此前所称呼的“君主之国”随之改称为“君主专制政体”。

写这篇文章时，梁启超在日本。他作为策划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由于西太后的政变，九死一生得以亡命日本，到日本后不久，于1898年11月便在横滨创立了《清议报》杂志。被打上大逆不道的烙印、一旦回国就会被处死的他，以《清议报》为舞台，坚持不懈地向故国呼吁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从异国挑起了言论战。

亡命日本使梁启超的言论发生了质变。亡命之前，他的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议论的骨架，处于其师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的压倒性的影响之下。政治改革，是在从根本上重新理解儒教经书的基础上，以儒教的创始人孔子就是政治改革家，正是为了实现孔子的理念才有必要进行中国的政治改革这种学说才得以正当化的。但是亡命日本之后的梁启超，已经通过大量阅读日译的西方书籍及日本研究者所写的西方研究著作，不断地吸收了新的知识和学问体系。他在《清议报》上最初介绍的欧美政治学说，是伯伦知理（Bluntsch’li，Johann Caspar，1808—1881，瑞士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国家论》（对平田东助的翻译的重译。从1899年4月刊《清议报》第十一册开始连载）。以这次翻译为契机，他的有关政治体制的用语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已经全面采用了日本所用的词语。他所用的“专制”一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因此，此后没过几年，将中国的现状视为君主专制政体，又成了中国人的新“常识”。这种急剧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恐怕是多种原因复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失败并不认为是偶发性的现象，人们越来越注意从贫弱的历史性、构造性方面来探讨原因。“积弱”这一词语的流行就是这种表现之一。在探索历史性、构造性的原因的过程中，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政治体制的状况的人数不断增加。甲午战争之前还是无名之辈的“条约港知识分子”郑观应的著作，在战后成为最畅销的书，就是这种反映。

第二，义和团运动的加速发展。袒护野蛮的暴民运动（当时许多中国人这样认为）而向列强宣战，无论在谁看来都是轻率之举。但是西太后斥责反对的大臣而强行开战，其结果带来了巨额的赔款及俄国占领满洲。有人将导致这种事态的原因归结为西太后个人的性格，但是也有不少人进一步从容许西太后如此独裁的政治体制本身的性格中寻找根源。投身于以打倒清政府为目标的革命运动的青年迅速增加，是义和团事件之后的事。

第三，梁启超的影响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梁启超直接应用在日本获得的新知识来分析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文章发表在《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上。这些论文被称为“新民体”，是用接近口语的简易文体写成，即使那些不具有中国古典方面的特别知识的人也能够容易地读懂。《清议报》与《新民丛报》大量地带回中国，给年轻一代以压倒性的影响。他们通过梁启超的文章，理解了中国正面临着过渡时期的意义。后来与革命派尖锐对立的梁启超，在革命路线与改良路线尚未分化的20世纪初，也是呼吁在“建设”之前进行“破坏”的必要性的最激进的思想家。在义和团之后含含糊糊的对清朝的厌恶气氛中，他的文章也定下了自己的理论方向。

第四，特别在关于中国的专制问题方面，孟德斯鸠的“权威”也是不可忽视的要因。严复完成《论法的精神》的翻译虽然是在1909年，在此之前，以梁启超的《蒙的斯鸠的学说》（《清议报》第三十二册，1899年12月）介绍为开端，1900年末中国留日学生刊行的杂志《译书汇编》以《万法精理》为题，开始翻译连载（最终约译出了/18），此外部分的翻译与介绍不知其数。在20世纪初，孟德斯鸠是在中国人之间最为流行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论述“君主专制”政体之际就是将中华帝国视为典型的。因此接触到《论法的精神》的许多中国人看到这里有关“君主专制”的论述，就原原本本地作为对中国现实政治的说明而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中国的政体，就是在以“恐怖”为原理的世界中也是最恶的政体的这种印象，在以留学生为中心的中国人中迅速地得到了巩固。

这样，19世纪90年代流行的君主、民主、君民共主的三分法，刚刚进入20世纪就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君主专制、共和（民主立宪）、君主立宪这种新的三分法。这样，中国与俄国并列成为世界上两大君主专制国家的这种印象，立即成为中国人的共识。

从政体类型论到政体进化论

从君主、民主、君民共主的旧三分法到君主专制、共和（民主立宪）、君主立宪这种新的三分法，其意义不仅仅是用语的变化。旧的分类中含有混合政体论的思想，代之而起的新的分类法是以“立宪”与“非立宪”为基准，其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存在制约君主的国家最高规范，这种观念还不为条约港知识分子所知。因此以这一基准为前提的话，三种政体中唯有君主专制为非立宪政体，几乎没有什么议论的余地，它就被认定是三种政体中“最恶”的政体。

尽管如此，20世纪初的中国人并不以仅仅知道这种新的三分法为满足。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所述，新的三分法在本质上是政体的类型论。但是中国的读者并不满足于这种类型论。对他们来说，与知道中国的现状是君主专制相比，知道将它改变成其他政体的方法更加重要。他们所关心的重点，与其说是政体的类型，不如说是政体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

转化关系中特别关注的问题是政体的“进化”关系。这也是因为在20世纪初所介绍的诸多西方思想中，进化论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力的缘故。如前所述，近代中国最初翻译的西方思想的书籍是严复将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译成《天演论》。而亡命日本之后的梁启超所最费精力介绍的也是进化论。介绍到中国的进化论是社会进化论，中国人将其作为“公例”来接受，相信不仅是自然现象，而且社会现象也可以用“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进化的法则来说明。如果这样，各政体之间的关系，也应该而且必须用进化的关系来说明。

最初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是梁启超。接受了社会有机体观念的他，宛如在生物有机体中可以将从原始生命到高等生命的过程作为由单一的法则支配的进化过程来说明一样，认为从最原初的社会集团（当时将社会集团称为“群”）部族到最高层次的社会集团国家的过程，也可以描述成一贯的不可逆转的进化过程。

在梁启超看来，通过生存竞争及淘汰，部族被统合成大部族，大部族进而统合成小国家。在一定地域许多小国家并存的状态，而大凡小国家的统治者的地位为世袭的，这就是贵族制产生的根据。小国家仍然不断地展开生存竞争，最终出现统治这一地域的政治上的统一国家。因为这一统一的过程完全是依靠实力进行的，最初所诞生的统一国家必然采取将权力集中于统治者的君主专制政体。

一旦统一国家诞生之后，决定政体进化的最大因素就在于国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力的关系。因此，专制政体之下能力（民智、民力、民德）不断上升、实力不断增强的被统治者就开始要求实现民权，并对君主专制政体进行改造。这样，如果君主贤明，对被统治者的要求早作让步的话，就可以维持住君主制本身，而产生立宪君主制。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相反，如果专制的压迫更加强烈，而且对民众的要求也不肯让步，那么君主制本身就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于是出现了共和制。法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以上所述就是梁启超的政体进化论的概要。

梁启超认为这种政体进化是不受地域限制的普遍的社会历史法则。但是，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域）这一法则表现的方式之不同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由于表现方式的不同，各个国家才具有自己的特色。梁启超认为只有对照普遍的尺度才能明确个别的东西的意义。强调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就认为两者没有关系的说法以及将西方历史上的先例直接作为中国的样板的说法，都是他批判的对象。这样一来，问题是按照政体进化的法则分析，中国的特色何在呢？

在中国，政体进化的显著特色，梁启超认为有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君主专制的时期特别长。与认为中国从“君民共主”到“君主”的转折点在始皇帝的条约港知识分子一样，梁启超也认为秦始皇对中国君主专制的创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样，中国的君主专制就持续了两千多年。而西方君主专制的创立，最多不过是数百年以前的事（在梁启超脑子里的是绝对主义体制）。

第二，在中国贵族制消失得极早。按照梁启超的解释，在战国时代的生存竞争中，由于各国为了强化自身的力量而实行以能力为中心的人事制度，大大地动摇了世袭贵族制的基础。而秦始皇采用的郡县制则从本质上瓦解了世袭贵族制。这样的话，中国的贵族制在两千多年之前就已经消亡了。而在西方，贵族制一直持续到近世（在他脑子里的是封建领主），在很多情况下，还与君主专制（和平的乃至敌对的）共存，其社会影响往往波及今天。

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在世界历史上，缺乏贵族制的君主专制超长时期的持续存在正是中国政体进化的基本特色。人不能逃脱进化的法则。这样，不论是以引进共和制为目标还是以立宪君主制的改革为目标，对于大凡想要进行中国的政治变革的人来说，都不能忽视这种既定的历史条件。问题是这种既定的历史条件对中国的体制构想究竟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三 专制与自由

共和制与立宪君主制的论争

1905年成立了以孙文为总理的中国同盟会，此后数年之间与改良派之间围绕着共和制与立宪君主制的是非展开了论争。尽管孙文早在1894年就组织了兴中会从事革命活动，但那是由华侨及会党支持的孤立的运动，从质和量上实现革命运动的飞跃的是由于进入20世纪之后迅速增加的中国留日学生加入到这一运动中来才开始的。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这一舞台上，担当批判改良派的重担的是汪精卫等留日学生。对此，改良派在《新民丛报》这一舞台上，几乎是梁启超一夫当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论争对手的革命派青年的知识来源，与其说是来自孙文，不如说更多地是从梁启超那里吸取知识养分。他们常常将用从梁启超那里学到的知识和理论结构来反戈一击，批判梁启超。

论争的焦点各种各样，而且十分激烈，看上去两大阵营只有对立的方面，而实际上共通之点也绝不少。特别是关于体制构想问题，在最核心的部分，两大阵营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革命派与梁启超都将中国的现状视为君主专制体制；其二，革命派与梁启超都将共和制作为中国体制改造的终极目标（如梁启超在其未来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描写60年之后中国将为共和制所示，他是以共和制作为终极目标的）。就是说，革命派与梁启超在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现状及终极目标上具有共通的认识，两者的主要对立，是围绕着以什么方式来联结现状与终极目标这一问题而发生的。革命派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打倒君主专制体制而直接转换成共和体制，而梁启超则主张中间应该有一个立宪君主制的阶段，因此不是革命而是有必要实行改良。

革命派通过限定体制变革的选择项而企图使其路线正当化。支持他们的主张的最大的论据，其一是满洲这一异民族统治者没有自发地转换成立宪君主制的意识和能力（汪精卫《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民报》第三号）；其二是既然实行变革，就应该引进最新最好的体制（孙文《演说录》，《民报》第一号）。共和制以外的选择项，不论是在可能性还是妥当性上，作为选择项都没有意义，这就是革命派路线正当化的论据。

与此相对照，梁启超则试图通过扩大选择的幅度而使其路线正当化。他提醒注意“民主专制”这一新的选择项。就是说，如果以“民主”与“君主”、“专制”与“立宪”这两个坐标轴来决定政治体制的基本特性的话，从孟德斯鸠那里学到的众所周知的立宪君主制、立宪民主制（共和制）、君主专制这三者并没有网罗所有的政治体制，此外还应该可以设定民主专制这一政治体制。民主专制是指原封不动地驱使在政治上尚未成熟的民众的感情而行使政治权利的暴民政治。民主专制并不是仅仅只有逻辑存在的可能性。这就像在法国革命时期雅各宾专政中所看到的那样，那是作为变革时期的历史先例而存在的。

君主专制转换为共和制，意味着一举解决从君主制到民主制和从专制到立宪制这二重课题。梁启超指出，在民众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还十分低下的状态下力图实现从君主专制到共和制的二重飞跃，这是极为困难的，却很可能陷入与自己意愿相反的民主专制。按照他的评价，民主专制比君主专制更加危险。因为在民主专制下，由政治家煽动操纵的民众肆意地用暴力破坏既存的社会秩序而创造出无秩序状态，而且可以以民意为名使其正当化，这样就已经不存在抑制暴力的手段了。与此相比，无论看起来多么迂远，首先将君主专制转换为立宪君主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扎实的教育来提高民众的政治能力，使中国实现共和制的“软着陆”，这才是最适当的方法。政治如果是可能性的技术的话，梁启超主张与其选择追求最好的目标而导致最坏的结果，还不如求其次善而现实地改造中国，这样才是更加贤明的选择。

革命派与梁启超，为了使各自的主张正当化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点。比如，对中国民众的政治能力的评价问题、对清政府自我改良能力的评价问题（日俄战争中，君主立宪国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国的俄国，此后清政府也开始了立宪准备）、对法国革命的评价问题（法国革命是否获得了与其破坏与流血的代价相称的成果），或者是对国际政治状况的评价问题（处于“瓜分”危机中的中国如果革命内乱持续不断，欧美列强是实行军事干涉还是会支持革命），等等，解答这些问题已经不是本章的课题。

本章笔者想考察的问题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自由”观的问题。我们通常将自由与专制视为对立的存在，为了实现自由就必须否定专制。如果以这种先入之见为前提，那么就会认为在中国，打倒君主专制的运动就是以实现自由为目标的运动，打倒君主专制最热心的革命派人士就是最热烈的自由的拥护者。果真如此吗？20世纪初的革命派，是为了追求自由而拼命地参加革命运动的吗？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对立是由于自由观的不同而产生的吗？这样，他们本来就认为自由与专制是对立的吗？

初期革命派的自由观

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在世界观上并不是磐石一块的政党。它本来是由兴中会（据点在华南）、华兴会（长江中游）、光复会（长江下游）这三个地域与人缘都不同的革命团体联合而成的宽松的组织，其成员之间在性格与理念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孙文的三民主义，除了兴中会一系的人，在同盟会中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对自由的见解，在初期革命派之间也存在着不少的偏差，其中表现出最具特色的见解的是下面两篇文章。

一篇是1903年邹容（1885—1905）发表的《革命军》。一个18岁的青年在短期的日本留学之后而执笔的这篇文章，与同年发表的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及陈天华的《猛回头》一起，是作为此前未定型的变革思想到使革命的思想结晶化的具有催化剂作用的文章，其中再加上由于《革命军》这篇文章的缘故，作者邹容被捕入狱而死于狱中这种悲剧性的命运，使得它在鼓吹革命方面具有最大的影响力（据说刊行近百万部）。

邹容站在“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无人不平等”的前提上，主张自由与平等是“天赋之权利”。君主的出现，像最初尧、舜这样的君主是公益事业的服务者，为大众尽义务的，因此，民众尊敬他们视之为“君”。他们是代表者而决不是统治者。民众也并不因此而失去其自由。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原理被迷失了。后世的君主“举民众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其最大的转机是始皇帝，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骄诬天命，搀国人所有而独有之”。

因此在邹容看来，革命应该是“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使人人享受自由平等之幸福”的革命，更应该是“恢复天赋之权利”的革命。他认为自由与专制是二律背反的关系，打倒君主专制体制是为了恢复中国民众曾经存在过的自由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君主专制体制下作为奴隶的中国民众，只有在共和体制下才能重新获得自由。因此邹容的《革命军》以“‘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这句口号结尾。

另一篇是陈天华（1875—1905）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一号）。与邹容一样是留日学生的陈天华很早就投身于革命运动，参加了华兴会的设立（1903年），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等小册子鼓吹革命。同盟会创立时任书记兼《民报》编辑委员，除了前面的论文之外还发表有《中国革命史论》等，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自杀，其壮烈牺牲给同时代的青年以很大的冲击。

在主张打倒专制政体立即实现共和政体这一“最美最宜”的政体的这篇文章中，陈天华所希望的共和制是“总体之自由”而非“个人之自由”的实现。“总体”是指作为集合体的中国国民或汉民族，“总体之自由”就是将他们从专制君主及满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帝国主义的威胁下解放出来。为了实现“总体之自由”，陈天华认为“个人之自由”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完全实现“个人之自由”的话，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而在面临“瓜分”危机的中国，还根本不存在这种余裕。相反，在危机中，为了确保“总体之自由”就不得不限制“个人之自由”。特别是在民众知识水平还很低的阶段，既然还无法期待他们有什么确切的政治判断，那么就有必要由选举出来的指导者代行民意以行使判断权。不仅如此，陈天华还认为在革命之后，还有必要实行由强有力的权力集中来提高民智的“开明专制”。

邹容的自由观与陈天华的自由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邹容看来，革命是为了恢复“天赋之自由”所必要的，如果革命政府再度陷入专制体制，人民为了保全自由有权利再次革命打倒政府。对此，陈天华则认为，革命是为了实现“总体之自由”所必要的，为了确保“总体之自由”，革命政府有必要保持强大的指导力，为此，可以容许政府实行开明专制。使革命派中这种自由观的分歧明显化的是梁启超。

天赋的自由与强者的自由

梁启超对邹容的“天赋之自由”观念这一自明的前提从正面提出了异议。

梁启超并不是轻视自由。相反，刊行《清议报》的他，连载栏目就是以“自由书”作标题。他指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本馆第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一百册），自觉地将拥护和扩大自由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对自由的价值的高度评价中，邹容与梁启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尽管如此，但在关于自由的根据问题上，两者的议论正好相反。

梁启超本来就不承认“天赋权利”的观念。当然他充分了解近代欧美这一观念激励过许多人并以此为基础而实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社会变革，但是他深信社会进化论。他在日本接触并接受了许多欧美学说，而他接触最早、受影响最深的是进化论。进化论对梁启超而言是用来说明横跨自然和社会领域的各种事情的法则性的公例，包括民约论在内的其他一切学说，都可以通过进化论的框架来理解和接受。

如果以进化论为前提，梁启超判断“天赋权利”就只是一种假设。因为在他看来，进化是基于“优胜劣败”的法则而发生的现象，优者与劣者，或者说强者与弱者之间存在着差距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就是通过“淘汰”劣者或弱者而进化的。所有的东西生来就具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不符合进化论法则的。事实上能够有的权利只有一个，那就是强者对弱者的权利，即“强权”（《论权利思想》，《新民丛报》第六号）。

站在只有强权这一前提下，如何来说明自由呢？梁启超的说明极为明快：“强权与自由权，其本体必非二物也，其名称虽相异。要之，其所主者在排除他力之妨碍，以得己之所欲，此则无毫厘之异者也。”（《论强权》，《清议报》第三十一册）就是说按照他的解释，只有强权者才有自由可言，反过来说，弱者的自由就被否定掉了。这与前面所说的拥护自由不是相矛盾了吗？

在梁启超的立场上看，这“决不矛盾”。因为在他看来，人类进化的历史至少一方面是强权拥有者的扩大的历史，在这种意义上也就是自由扩大的历史。在社会进化的某一阶段，强权集中于少数人的倾向十分强烈，政体进化中的君主专制阶段就是其典型。同样的事情，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也可以看到，比如在宗教领域的寺院专制或者经济领域的资本家统治。强权之所以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是因为在行使权力的手段方面，他们与大多数人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距，这时，只有他们可以强制他者接受自己的意思，这种意义上，就是自由。但是仅仅依靠力的统治不能持续，而且被统治者也不会永远满足于单方面的统治，这就必然发生被统治者要求自由的运动，而其反抗统治者的强权的运动也是强权。根据梁启超的解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是被统治者获得强权的运动。因此，随着被统治者的知识和道德能力的提高，以多数人的强权凌驾于少数人的强权是不可避免的。梁启超认为这正是自由的扩大，自由无论如何是应该通过奋斗而获取的（《论自由》，《新民丛报》第七号、第八号）。

文明的自由与野蛮的自由

梁启超进一步对邹容“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无人不平等”的主张提出了异议。

在梁启超看来，在社会进化的初级阶段因为社会组织的控制力很弱，人们任自己的意志与欲望而动的余地很大，因此可以说有存在“无人不自由”的状态的可能性。但是这只不过是在文明未发达的社会仅仅作为“自由之俗”的事实而存在的，这里并没有“自由之德”。这并不是自由的社会秩序，而不过仅仅是无拘束的状态而已。这就是人们本来所希望的状态吗？特别是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人所值得追求的自由吗？——这是梁启超对邹容的见解提出的疑问。

梁启超所说的“自由之德”，就是社会成员之间相互承认自由的价值，即在社会成员之间都达成了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作为自己追求自由的界限。因此，对侵犯了这一界限者必须给予社会制裁。对侵犯自由界限者进行制裁，这是文明社会的条件。反过来说，在文明社会，自由与制裁常常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这样说来，文明社会在外形上看要远远比未开化的社会不自由（《自由与制裁》，《清议报》第八十二册）。

在文明社会，个人追求自由的界限，梁启超认为在现实中由法律来确定。但是这种法律必须是通过自己行使参政权而参与立法过程制定的。遵守自己立法的法律，与被专制君主制定的恣意的法律所束缚，即使外形上相似，其精神则完全不同。遵守自己立法的法律，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决非不自由。正是由于遵守自己立法的法律，才使得自己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同时实现，梁启超所不懈追求的确立立宪体制的主要目标就在这里。梁启超称这种自由为“文明之自由”，而将邹容所说的原始社会中的自由称之为“野蛮之自由”，这样就在范畴上将两者区别开来。

如果以梁启超的立场为前提，邹容的见解犯了两重错误。第一，他将恢复“野蛮之自由”作为革命的目的。对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目标无论如何是要实现“文明之自由”，而这对中国人来说还是未知的课题。第二，他认为君主专制政体下“野蛮之自由”消失了。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是大幅度容许“野蛮之自由”的体制。这一点正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的最大的特色。

直接的专制与间接的专制

中国的国土十分辽阔。从地图上看，中国的面积几乎可以与威拉尔以西的欧洲相当。即使是欧洲最大的国家，最多也不过是中国一两个省的规模。在梁启超看来，尽管说中国专制君主的权力如何强大，实际上，这样广阔的国土及其在这里居住的庞大的人口不过是由一小撮的官僚机构来统治的。其统治能力自有其物理性的界限，这种统治不可能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例如，他说，中国民众“迁移、居住、选择职业、信仰、集会不都是自由的吗？”（《自由与制裁》，《清议报》第八十二册）只要履行纳税义务、不犯罪，中国民众在君主专制政体之下，许多情况下都享受着“无限之自由”。当然这种自由不过是来源于统治能力的界限的事实上的自由，因为不是作为权利来保障的，一旦专制权利发作，“无限之自由”常常有可能一转而变成“无限之不自由”。在这种意义上，这不过是“野蛮之自由”。尽管不过是“野蛮之自由”，但是存在着充分的自由这一事实，在考虑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的特色时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梁启超看来，这一点正是与欧洲的君主专制政体的根本区别所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第九十五册）。

与中国相比，在远远狭窄的政治空间重叠地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权力，是欧洲的君主专制政体的特色。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确立于两千年以前的始皇帝时代，而且一扫了贵族政体。相比之下，欧洲的君主专制政体到近世才诞生，而且大多与贵族、教会的权力相并存。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些权力就如同集中到中国的一两个省的规模上，所以统治的网眼远远比中国密集，能够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欧洲的君主专制政体下，民众是极为不自由的。这里连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野蛮之自由”都看不见。

按照梁启超的解释，缺乏“野蛮之自由”正是促使欧洲“文明之自由”诞生的最大要因。因为如前所述，他认为强权与自由权是不可分的，自由的扩大是应该以扩大求自由者的强权的形式去争取的。这样，因为这种权力重叠而民众连“野蛮之自由”都没有，所以在欧洲首先产生了追求自由的斗争。梁启超认为这存在着两种类型。一种是在英国，贵族与民众联合起来反抗专制君主，控制专制权利的恣意行使而创造出确保自由的体制。这就是立宪君主制。梁启超说尽管世袭贵族制是最不平等的可恶的制度，但是至少在英国它对自由的实现作出了贡献。另一种是在法国，因为民众受到专制君主及贵族统治的双重压迫，无法忍受的民众起来一举打倒君主制与贵族而树立了共和政体。这就是法国革命。就是说，欧洲的“文明之自由”既不是因为欧洲本来就是自由而产生的，也不是从政体进化方面“发展”而来的。而是因为与中国相比远远不自由、远远“落后”而诞生的。在这种意义上，欧洲的“文明之自由”乃是历史的反论的产物（《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新民丛报》第八号以下连载）。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事实上容许许多“野蛮之自由”，因此得以持续存在。梁启超问道：“比如，中国有信仰自由吗？”他的回答是“有”。专制君主体制下，特别是通过科举，儒教在中国社会具有压倒性的影响，这是事实。但是，儒教决不禁止人们去信佛教或道教，在儒教内部对经书的解释也是自由的。儒教中也没有祭司和教会等组织。梁启超解释说，儒教是学问是伦理，而决不是宗教。这一解释成为这一时代许多中国人的“常识”，甚至常常可以看到“中国是无宗教的国家”这种表述。正是因为如此，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认为应该将儒教宗教化以与基督教相对抗，而展开了“孔教”运动，这种运动毋宁说正是从正面与传统的儒教解释相对立的。

梁启超认为缺乏世袭贵族制的中国的君主专制，是具有很大程度的社会平等的体制。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是通过科举而采用官吏的，而科举是与身份、家庭、职业、财产等无关，只要是男子几乎所有的人都具有参加考试的资格的制度。农民的儿子，只要科举及第，至少在理论上也可以做大臣；而大臣的儿子，如果不能通过科举考试也不能当官。因此，梁启超断言中国没有固定的阶级和社会身份。中国是“无阶级之国”的看法，不限于梁启超，而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常识”。

这样，同样是君主专制政体这一范畴，不自由、不平等的欧洲的君主专制体制与自由平等的中国的君主专制体制，其性格不能不说大相径庭。梁启超将前者称为“直接之专制”、“有形之专制”，后者称为“间接之专制”、“无形之专制”来加以区别。严酷的“直接之专制”产生了被统治者的抵抗及其对自由的渴望。与此相对，温和的“间接之专制”则没有引起这些。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能够超长时期地统治达两千年以上，其秘密就在“间接之专制”这一点上（《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新民丛报》第八号以下连载）。

自由精神与奴隶根性

像梁启超所说的，如果中国的君主专制体制是温和的“间接之专制”的话，那么为什么还必须对它进行变革呢？即便是“野蛮之自由”，中国已经存在很大程度的自由。这样，他所说的“文明之自由”，不同于“天赋之自由”，不是普遍的规范。它是在君主专制强大，而且压制严酷的近世欧洲这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在这种意义上说，“文明之自由”终究是特定的历史状况的产物。这样的话，那么在君主专制的统治能力低下、被统治者并未受到完全的控制的中国，为什么还必须要去追求“文明之自由”的实现呢？

梁启超认为，在中国，君主专制的统治能力低下不是不要“文明之自由”的理由，相反，由于统治能力低下“文明之自由”倒是必要的。因为连被统治者的“野蛮之自由”都容许的这种统治能力低下的政治体制，当然不仅是在国内，在对外方面也必然是不能发动充分的强权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在列强相互展开激烈的“生存竞争”的20世纪的国际社会，肯定会被“淘汰”。梁启超认为不具有充分的统治能力的中国的专制君主体制之所以能够超长时期地存在，其原因之一是在中国的周围常常只有文化上处于劣势的夷狄，而没有面临过“优胜劣败”的国际环境。但是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现在中国所面临的是欧洲各列强，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在“瓜分”的危机中，中国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这种统治能力低下的政治体制，如果任其下去不仅不能对付危机，而且如果中国被殖民地化，连“野蛮之自由”也将失去。

在梁启超的思想中，欧洲列强的“强大”与“文明之自由”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文明之自由”是具有参政权的民众参与法律的制定，通过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而同时实现自己与他人的自由的制度。通过这种机制，每个人的能力都可以自由地发挥，而又不会造成混乱，这样就会有助于社会整体能力的提高。“野蛮之自由”只不过是缺乏制度保障的事实上的自由，每个人能力的自由发挥往往与自由的滥用相表里，决不能对提高整个社会的能力有什么帮助。因此，为了使中国强大到足以应对生存竞争的程度，非实现“文明之自由”不可。为此，必须将君主专制转换为立宪君主制，不论满族、汉族一律给予参政权，从而创造出作为政治上的国民的“中国国民”。要而言之，梁启超是将20世纪初的中国放在需要“文明之自由”的历史环境中。

尽管如此，如前所述，自由权与强权为同义的，自由是应该争取的，这是梁启超的基本立场。将参政权“自上”给予中国民众，中国果真就实现了“文明之自由”了吗？“国民”就诞生了吗？恐怕这一点是梁启超最大的困境。

中国民众在“间接的专制”下长期地享受了事实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是作为权利保障人人都是公平的。根据专制权力的恣意程度，每个人享有自由的程度有多的时候，也有完全失去的时候。这种环境中的民众会想到，与其共同起来反抗统治者而要求扩大一般性的自由，还不如迎合统治者的权威而追求仅仅扩大自己的自由这样更为有利。这种迎合权威、始终追求的只是扩大自己的利益的态度和想法，梁启超称之为“奴隶根性”（奴性）。他认为“奴隶根性”是在长期处于“间接之专制”之下的中国民众的精神构造中打下的负面烙印。因为只要“奴隶根性”起主导作用，“争取”自由这种主动的态度就不会在中国人之间产生。

“奴隶根性”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与“间接之专制”的积极的方面也是不可分的。例如科举，如前所述，不论身份、家庭、财产，几乎对所有的男性都门户开放，就这一点而言，在世界上也是稀有的平等制度，梁启超对此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从反面来看，科举长期地强迫考生采取背诵经书与八股文的写法这种形式上的学习（从幼儿学习开始到最终及第，平均年龄为35岁左右）。科举考试的答案不需要有独创性。只有那些能够充分地适应和接受那些有关经书的解释与文章的写法的既定的权威的人，才能通过科举考试。许多有为的青年勤于适应权威的竞争，最成功的可以接近皇帝，而扩大其个人自由。这种意义上，象征平等的科举，同时又是“奴隶根性”再生产的温床。

梁启超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奴隶根性”的广泛存在，中国的专制政体才得以超长期存在。尽管各个王朝不断更替，而未触动专制体制本身，这不仅仅是由于“间接之专制”很大程度地容许“野蛮之自由”，民众的“奴隶根性”的支持也不可忽视。在这种意义上，“奴隶根性”是所谓“内在的专制”。如果不克服这种“内在的专制”，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文明之自由”。

但是，这与选择君主立宪制还是选择共和制的这种体制选择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这是不管支持何种体制选择的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同时，至少在辛亥革命之前，这也是不管支持何种体制选择的人都没有回答的问题。

再论革命派的自由观

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

如果没有一点背景常识来读上面的文章的话，大概会推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属于“反革命”阵营的“反动的国家主义者”吧。这样推测的话那就错了。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孙文（1866—1925），这是众所周知的他晚年的《三民主义》讲演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在初期革命派中，同时存在着强调“天赋之自由”的邹容的自由观与强调“总体之自由”的陈天华的自由观。不论是邹容还是陈天华，在驱逐异民族统治者满族、恢复汉族的民族主体性这一“排满”民族主义方面，意见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每当论及自由与革命的关系，两者之间对自由的本质的理解就存在着分歧。因此，否定“天赋之自由”而强调“强者之自由”、区分“文明之自由”与“野蛮之自由”的梁启超的主张，通过同革命派的论争，就契入了革命派论说本身内在的分歧之中。上面引用的孙文的文章，是由于论争而引起分裂之后的革命派的具有象征性的立场之一（但是有力的立场）。要而言之，他放弃了邹容的自由观。

邹容的“天赋之自由”的思想来自卢梭的《民约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介绍卢梭的是《清议报》第九十八册以下连载的梁启超的《卢骚学案》，这是对中江兆民翻译的《理学沿革史》的部分重译）。邹容的印象中，《民约论》是叙说“天赋之自由”这一真理（公理）的书籍，法国革命就是人们通过《民约论》而认识到真理所发生的“文明之革命”。使同样的革命在中国再现，这是邹容对中国革命的基本构想。孙文完全颠倒了邹容的这一构想。

孙文首先对照“进化的道理”否定了《民约论》理论的妥当性。“《民约论》中立论的根据，是说人民的权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但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故推到进化的历史上，并没有卢梭所说的那种民权事实。这就是卢梭的言论没有根据。”（《民权主义》第一讲）

按照孙文的解释，自由始终是根据“时势与潮流”，即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自然发生的运动而产生出来的。曾经在法国的确存在着产生那样的自由的“时势与潮流”。在君主专制体制下，“人民所受不自由、不平等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热。以为非争到自由平等，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拼命去争自由、打平等”（《民权主义》第三讲）。正是由于已经出现了这种状态，卢梭的《民约论》即使“没有根据”，也能够广为人们所接受。在这种意义上，《民约论》在当时的法国，至少同“时势与潮流”之间具有恰当的关联性。

但是在孙文看来，20世纪初的中国与18世纪的法国，在历史环境与条件方面都不相同。中国不存在曾经在法国具有的产生自由的“时势与潮流”。“中国人向来不懂什么是争自由平等，当中原因，就是中国的专制和欧洲比较，实在没有什么厉害……人民便不觉得什么痛苦，因为不觉得痛苦，便不为这个道理去奋斗。”孙文对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评价，基本上承袭了梁启超的观点。中国的专制君主统治的最大目的在于保全他的地位。如果人民的行动有危及皇位的危险的话，就会遭到彻底的镇压，“如果人民不侵犯皇位，无论他们是做什么事，皇帝便不理会”（《民权主义》第二讲）。孙文也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是温和的充满自由的。

当然，专制君主统治下的中国民众，并非没有苦恼。对大部分的民众来说，最切实的苦恼的原因是贫困。但是这种苦恼与欧洲专制君主统治下民众所体会到的不自由的痛苦具有质的不同。在中国自由是很充分的。在这种环境下，《民约论》与“天赋之自由”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民权主义》第三讲）在孙文看来，本来在理论上就欠妥当的《民约论》，在中国甚至连同“时势与潮流”都缺乏适当的关联性。

使孙文伤脑筋的，在中国不是自由不足，而是自由过剩。“一片散沙”，孙文对中国民众的这一有名的概括，是形容每个中国人像沙粒一样处于无拘束的自由状态，而缺乏作为国民（或民族）的凝聚力。不论是贫困，还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所受的苦恼的根源，就在于这种自由的过剩与凝聚力的欠缺。对孙文来说，革命之所以必要，不是为了实现自由，而是为了清除这种过剩的自由。“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中国的革命）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民权主义》第二讲）。孙文所想象的革命就宛如往散漫的沙砾中灌入水泥而企图使之凝固一样。通过每一个颗粒的“不自由”而使整个组织强化，因此而达成在生存竞争中能够“自由”地活动的目的。孙文的革命构想由“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构成。即使革命成功，打倒了君主专制政体，在实行立宪政治之前必须经过“训政”的阶段。这种“训政”，事实上就是由革命政府进行独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就是要对“自由过剩”的民众进行彻底的规范教育。这里，只是用语的不同，实际上与陈天华所说的“开明专制”在本质上是类似的。

将中国的君主专制体制视为容许自由的温和的体制，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与孙文是共同的。但是，一方面梁启超始终固执于“文明之自由”而认识到“奴隶根性”这一“内在的专制”问题；另一方面孙文厌恶“过剩的自由”而探索到革命后“开明专制”的必要性。这是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专制论所到达的一个理论高度。

小结

1911年10月10日，在长江中游的城市武汉以军队起义为契机，爆发了辛亥革命。革命迅速波及全国，各省竞相宣布从清朝独立。次年1月1日，以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月12日清朝最后的皇帝宣统帝退位。像革命派所预言和期待的那样，通过革命，君主专制体制一举转变成为共和制。

但是，继孙文之后就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以军事力量为背景而使专制化的倾向不断加强，1916年1月袁世凯即位做了皇帝。君主专制体制仅仅在四年之后又复活了。由于被称为“第三次革命”的反袁运动的高涨，袁世凯在数月之后宣布撤销帝制，但随着袁世凯的去世（1916年6月），各地的军阀自立化的倾向不断加强，开始了被称为“军人专制”（李大钊语）的军阀割据的时代。在这种意义上，共和国的诞生，与革命派期待的相反，专制问题并未结束，而成为了新的专制的出发点。

其中，继承梁启超所提起的“内在的专制”这一问题的，是以《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为据点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知识分子。他们以“科学”与“民主”为口号，以欧美社会为模型，提倡创造出从非合理权威下解放出来的自由、自立的个人。其中吴虞（1871—1949）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尖锐地批判了家族制度。他认为，正是家长对孩子行使绝对权力的“家族专制”，培养了盲从权威的态度，是政治上专制的温床。因此儒教才最尊重家族伦理。《新青年》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意识到文化与政治的关联。为了根除政治上的专制，必须在文化上进行根本的变革。这样，他们所发动的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这无非是以克服梁启超所说的“内在的专制”为目标的运动。

但是以文化的进路为优先的时期十分短暂。1919年5月4日，因为对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不满，北京的学生举行了游行活动，反日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的城市。以五四运动为契机，为了解决军阀割据及帝国主义压迫这些问题，不得不以政治的进路优先的意识占据了领先位置。所谓政治的进路，就是首先夺取政治权力，通过行使夺取的政治权力，以解决包括文化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的战略。由中国国民党（1919年创立）与中国共产党（1921年创立）两个政党的合作而从1924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就是政治的进路的体现。与辛亥革命前一样，政治的季节再度造访了中国。

中国共产党为了使自己的政治立场正当化，使用了“专政”这一概念。“专政”是指无产阶级的专政。从共产党的立场来说，所有的“专制”都必须否定，唯有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历史上都是正当的。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力军，压制反对它的“反动”势力的“专政”，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权利。这样，无产阶级的“专政”一旦被正当化，既然只有共产党才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正当的代表，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专政也就自动地被正当化了。承当某种历史使命的社会集团，在社会秩序的转换期，将拥有压制其他个人或集团那种强力的指导权视为正当的，在这一点上，“专政”可以说是在“开明专制”（陈天华语）与“训政”（孙文语）的延长线上。而在否定“个人的自由”、以“民族的自由”为优先这一点上，孙文与毛泽东也是相通的。孙文以中国民众为“一盘散沙”的状态为理由，毛泽东以这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为理由，都否定了“个人的自由”。

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具有企图在20世纪后半期实现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曾经提出的文化改造的课题的一面。因为“文化大革命”也是要求所有的中国人舍弃传统文化与思考方式。但是在文化改造的手段上却完全相反。新文化运动始终是力图以启蒙这一文化上的手段来进行文化改造，而期待以文化改造的成果对政治改造作出贡献。而“文化大革命”则是有意识地以政治性的煽动来促使大众蜂起，用这种政治手段来进行文化改造。这或许可以说是发端于五四运动的政治进路的极端形态。

由于想通过政治手段来进行文化改造，结果所有的文化问题都被政治化了。历史解释也是如此，围绕“文化大革命”的现实路线的对立就直接地影射过去，历史解释从而被歪曲了。将中国思想史视为反动的儒家与进步的法家对立的历史，即所谓儒法斗争史观就是最为典型的表现。但是作为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者，从20世纪初以来一致遭到非难的始皇帝，至此开始作为进步性的人物而受到褒扬。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证据，揭发自己的父母也会受到奖励。在这种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所不断批判的儒教的家族规范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解体了。但是如果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目击了这一事态，是否会得出家族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解体，而是诞生了以毛泽东为“家长”的巨大的“家族专制”这样的评价呢？

据说“文化大革命”还造成了许多的牺牲者。这是因为从毛泽东这一“卡理斯玛”得到“造反有理”的保证的民众，在正义与革命的名义下破坏既成的秩序，肆意地实施暴力的结果。如果梁启超目击了这一事态，是否会说“民主专制”终于发生了呢？辛亥革命前，梁启超不断警告的民主专制，没有在民国时期发生。原因之一是还没有形成其影响力足以动员大量的民众的可以行使的政治权力。袁世凯的复活帝制，从反面证明了还不能产生民主专制。在这种意义上，不能不说辛亥革命之后经过了半个世纪到毛泽东体制下，中国总算到达了可以发生民主专制的阶段了。

当然，这完全是想象的问题。但是禁不住会产生这样的联想，这说明20世纪初围绕专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仍然不失其意义。

补论

本章在作为论文发表之际，围绕着近代中国的自由与专制问题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仅仅由于篇幅的原因，不得不删去相当多的内容。在将此论文收入本书时，本来准备利用这些删去的材料来全面地对论文加以改写，但是要改变已经成型的论文的结构，时间上又非常紧张，在这里限于两个问题，以补论的形式作一论述。

1.无政府主义者的专制论

在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阵营中，自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是在1907年出现的，在东京与巴黎创刊了两种以鼓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杂志。在东京是由张继、何震、刘师培等创办的《天义》，在巴黎是由李石曾、吴稚晖等创办的《新世纪》。这两种杂志由于是分别出现的，其想法与志向都很不相同。大而言之，《新世纪》着力于介绍欧美的学说，而《天义》则重视中国自身的问题。

在《天义》第八、九、十合并号（1907年10月）上发表了刘师培的论文《论新政为病民之根》。“新政”是指1901年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政府开始的改革事业。开始的时候改革只是停留于对制度进行部分的修订，日俄战争之后明确了引进立宪君主制的方向，1906年公布了准备立宪的诏敕，已经表示要施行宪法和开设国会的计划。已有的革命组织当然必须对这种“新政”的进展作出评价和反应。“新政”将强化清政府，并有利于与改革派对立的改良派的立场，因此，革命派必须采取否定的态度。但是，专制政体的清政府转换成立宪君主制，如果仅仅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按照“政体进化之理”这是最好的结果，因此就是对革命派来说，要反对“新政”，在理论上也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概而言之，同盟会力图以鲜明的“排满”这一种族主义立场来处理这一问题。就是说，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都不会改变满族是汉族的仇敌这一事实，“新政”不过是清政府的延命策，因此必须反对。而且满族本身是否有实行立宪君主制的诚意和能力还值得怀疑。这就是他们的立场。而对重视国家和种族这些集团本身就抱有疑问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反对“新政”的论据自然必须与他们不同。刘师培的论文就是从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否定“新政”的文章，但是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就提出“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这一富有刺激性的观点。与其引进立宪制，不如维持专制体制。刘师培的这种主张仅仅从结论来看，正好与清政府内部顽固的保守派的见解相一致。问题是批判《民报》的种族主义立场为“落后于时代”的思想，而作为“最先进”的革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会有这种主张呢？

刘师培（1884—1919）生于江苏扬州。长江下游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扬州，在清朝是扬州学派这一著名的考证学派的据点所在。刘师培的家庭也是以《春秋左氏传》为家学的学问之家，从小他就接受经学的熏陶而被称为“天才”。1902年，他年仅18岁就通过乡试获得举人资格（民国期间任北京大学教授）。但是1903年在上海与章炳麟等“爱国学社”组织成员相遇而接近革命运动，次年参加了革命团体光复会。他的《攘书》（1903年）基于种族主义的立场表明了排满革命的意图，而《中国民约精义》（1904年）则根据卢梭的《民约论》对专制政体展开了批判。这时的刘师培以排满和反专制作为革命论的根据，这与其他革命家并无区别。1907年应章炳麟之邀与妻子何震一同赴日，由于受幸得秋水、张继的影响迅速转向无政府主义。《天义》虽然是作为何震主办的“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于同年7月创刊的，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性格变得逐渐浓厚。《论新政为病民之根》是刘师培明确表示自己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之后数月而写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刘师培将秦汉以来中国的专制体制的基本性格理解为“放任政治”。按照他的理解，如果除去重税与严刑可以说没有什么干涉，一般民众可以享受“无形之自由”。加上“贵农贱商”政策抑制了商人的活动，而且由于世袭贵族也不存在，因此在这里不问贵贱贫富都服从一样的法律，还存在着这种意义上的平等。

刘师培的这种专制解释，与其说接近同盟会的主流派，不如说更加接近梁启超的观点。如本章正文中所述，同盟会主流派认为清朝的专制体制是秦汉以来的皇帝专制加上清朝独自的贵族专制，是“不自由”且“不平等”的最坏的专制体制。对此，梁启超认为中国的专制体制是容许“野蛮之自由”的松散的“无形之专制”。但是梁启超以容许“野蛮之自由”而缺乏统治力的政治体制在国际社会的生存竞争中无法生存为理由，而提倡包括引进立宪君主制的大规模改革的必要性。他的路线与“新政”的路线几乎是一致的。对此，刘师培主张与其实行这种改革，还不如保存容许“无形之自由”的专制体制。在他的主张的背后有这样一种判断，就是说推行“新政”，由改革而获得利益的只是限于极为少数的中国人，大多数的民众不但得不到利益，而且连专制体制下所能够享受的自由与平等也肯定会失去。他这样判断的理由，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学校制度的整顿只会增加社会的不平等。原来的科举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具有不论贫富都可以参加考试的长处。即使是贫民，也有可能由自学而通过考试。但是如果引进学校制度，可以上学的就只有具有支付能力的富民子弟了。这样社会上成功的机会，与以前相比毋宁说是增加了不平等。

第二，议会制的引进只会增加民众的痛苦。专制体制下虽然存在着“官吏压制”，但是中央派遣的官僚不熟悉当地的情况，只有借乡绅或胥吏等“土著之人”才能实行榨取或受贿。如果在地方引进议会制，作为议员而掌握权力的是他们这些土著乡绅豪民，他们通晓地方实情，进而以公益为名实行比“官吏压制”还要远远绵密的“豪民之压制”，这样民众所受的痛苦只会有增无减。议会制或地方自治的引进虽然是以“伸张民权”的名义进行的，而实际上伸张的只是“绅民（乡绅）之权”、“邑民（城市居民）之权”，而“平民之权”、“乡民（农村居民）之权”唯有削减。

第三，振兴实业也只会增加民众的痛苦。中国的贫民，无论是做工人还是做商人，因为小规模的自主经营者居多，他们有“作息自由之权”。但是由于振兴实业，随着工厂、矿山的增加，他们只能成为雇佣工人而陷入悲惨的劳动状态。由于振兴实业而获得利益的只是一部分资本家。

第四，完备法制只会剥夺民众的自由。法律是国家控制民众行动的手段，整顿法制越是推进，专制体制下事实上存在的民众的“无形的自由”就越会失去。而且，能够利用律师来为自己的利益从法律上辩护的也只有富民，这样，富民与贫民之间的不平等就更加扩大了。

整顿学校制度和引进议会制等刘师培所列举的项目，都是“新政”最重要的目标。如果就每个项目来看，不仅是改良派，就是大部分的革命派也是会肯定的目标。但是刘师培认为这些项目对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来说，只会增加他们的不平等或痛苦，或者剥夺他们的自由，都是应该断然反对的。如果实行这些改革，对民众来说还不如在原来的专制体制下更好。

但是，刘师培的这种说明，仅此便足以作为拒绝“新政”的逻辑而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吗？第一，“新政”是试图模仿在西方各国和日本近代实行并取得了成果的改革。为了使中国成为西方各国或日本那样的近代国家，实行“新政”这样的改革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代许多中国人都是这么认为的。第二，“新政”是为了使专制体制的中国向立宪君主制转换的改革。如果按照“政体进化之理”，专制体制转换成为立宪君主制（或共和制）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代许多中国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以当时的这些“常识”为前提，敢于提出停留在专制政体的刘师培的主张，无论如何都感到说服力不足。

刘师培对这一问题试图用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和“郡县制”的概念来回答。他认为，西方与日本“封建制”持续到最为晚近的时候，而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转换到了“郡县制”。在远离“封建制”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及日本之间，社会状况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郡县制”是容许“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而以世袭的身份制与小规模的统治单位为特色的“封建制”则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社会。因此，刘师培认为，以近代国家建设为目标的改革产生出新的“不自由”和“不平等”，这种改革之所以在西方和日本取得成功，是由于这些国家“封建制”直到最近还存在，这种改革本质上无非是“封建的变相”。既然如此，这些改革对于远离“封建制已久的中国”来说本来就是不能适用的。

刘师培的这种见解，与《代议制然否论》（《民报》第二十四号，1908年10月）中章炳麟所表现的见解极为类似。章炳麟也将代议制视为“封建的变相”，因此而否定将其引入中国。这一时期，因为刘师培与章炳麟的关系极为亲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不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刘师培的论文早发表一年，这种想法也可能是他先提出来的。

如本章正文中所述，梁启超举出贵族制的早期消灭和专制的超长时期的持续作为中国“政体进化”的特色。刘师培所指出的，在很久之前就脱离了“封建制”的“郡县制”这一中国社会的特色，只不过是以不同的语言表现同一事情。但是两者对历史认识的基调，可以说有对照性的不同。在梁启超看来，所有的政治体制都应该直线地被排列在“政体进化”的阶梯上。专制也是由贵族制“进化”来的政体，立宪君主制或共和制是由专制进一步“进化”来的政体，中国应该摆脱专制，这是具有原则性的必然性的事情。对此，刘师培所使用的“封建制”与“郡县制”不过仅仅是政体的两大类型，两者之间并没有“进化”或优劣的关系。中国脱离“封建制”的时间长，西方或日本的“封建制”持续到最近，这不是法则上的而是事实上的问题。中国如何变化，这必须始终根据中国固有的事实，以实现中国民众的自由为目的来决定。这是刘师培的立场。

与《天义》相并列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杂志《新世纪》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而主张“相互扶助”。与基于“优胜劣败”或“弱肉强食”这一“强权”发展的生物本性相反，真正的“社会进化”必须是以“相互扶助”为基调的。这是他们主张的基本之点。就是说，他们力图通过强调“相互扶助”来改变广为流传的“优胜劣败”的社会进化观。运用“封建制”和“郡县制”概念的刘师培，也试图摆脱直线性的社会进化观。在这一点上，两者虽然表述不同，但是也存在着共同的志向。

2.严复的《政治讲义》与专制论

1895年以《原强》等一系列带有时事评论性质的论文登上论坛的严复，1989年刊行了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的汉译本《天演论》，此后十年间陆续出版了《原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翻译）、《群己权界论》（穆勒《自由论》的翻译）等西方思想的汉译著作。至此，分析严复的思想主要是以这些论文与翻译以及他对翻译写作的按语为主要资料。1986年王栻编的《严复集》（中华书局，共五册）的出版，大大地改变了资料的状况。因为这套书收入了许多此前的资料集（如《严几道诗文钞》）中没有的新资料。这些新资料中，特别具有思想史的价值的，这里想提出《政治讲义》并作一简单的分析。

1905年夏，严复应上海“青年会”之邀，以“何谓政治”为主题进行了连续八次讲演。《政治讲义》就是这次讲演的记录。1905年这一年，是清政府确定向立宪君主制方向的改革路线迈进的一年，也是革命团体大联盟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的一年。邀请严复来讲演，也是出于对中国政治的现状及前景的强烈关心。但是严复就像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似的，不是去分析中国的政治现状，而是就政治本身的原理进行讲述，而且力说政治学是“科学”。严复所讲述的政治原论，只有这篇《政治讲义》，而且中国人将“科学”这一概念用在自然科学之外的领域，以这篇《政治讲义》为最先。这些都足以使这一资料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但是，在严复的讲义快要结束时，他将自己所考虑的政治原理（“政治要例”）概括为12个命题。其中包含有这样的命题：“政府以专制为常，以众治（民主制）为变。如军中惟一主将，法廷惟一士师。”（第1315页。以下的数字均指《严复集》第五册的页码）如正文所述，这一时代，许多中国人对专制都是持否定的态度。专制是政治进化的一个阶段，许多人都认为不论是以立宪君主制为目标还是以共和制为目标，摆脱专制政体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其中，虽然有像陈天华或梁启超那样肯定“开明专制”的人，但是这也毕竟是考虑中国所处的条件，主张以某种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是有效而且必要的。换言之，是以紧急避难的逻辑而肯定专制，而不是一般性地肯定专制。就笔者所知，断言“政府以专制为常”的中国人，在严复之外没有第二个。在这种意义上，在当时的知识氛围中，这一命题无论如何都是与众不同的。而且翻译过穆勒的《自由论》的严复，是最为熟知自由是什么的中国人之一。这样，他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将这一命题作为政治的原理而提出来的呢？这里对这一问题以补论的形式作一考察。

方法的前提

《政治讲义》中严复的议论立足于几个基本前提。这些前提，是作为理所当然的既定条件，并未证明其妥当性。第一个基本前提是，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存在这一命题。他以“民生有群”（第1243页）这一语言来表达。换言之，社会是自然必然要成立的，并非是由于人的作为而创造出来的。

第二个基本前提是，社会（群）必然分为治者与被治者，这里必然存在着支配关系（管辖、管束）的命题。严复将确立治权的社会称为“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他认为人类历史在很早的阶段就成立了国家。这样，为了统治而不可缺少的机关就是“政府”，因此“天下无无政府之国家”（第1247页）。

第三个基本前提是，国家同生物一样是有机体（有机之体、官品）的命题。严复认为国家不是零散的个人的集合体。就像生物中由细胞构成各个机关而承当各种生命活动一样，国家也是由各种各样的机关承担不同的作用而组合起来才得以存在的。因此，同生物有机体存在进化现象一样，有机体的国家也存在进化现象。进化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变化的现象，因此国家的进化必然是渐进的过程。

在以上的前提下，严复构想“作为科学的政治学”。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与政府，为了将其作为科学来研究，概念的明晰与方法的严密是不可缺少的。他将“作为科学的政治学”所必要的方法概括为“进化的方法（天演术）”、“归纳的方法（内籀术）”、“比较的方法（比较术）”、“历史的方法（历史术）”四点（第1251页）。就是说将国家视为进化的，以古今东西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国家现象为素材，对其加以比较从而归纳出经验性的法则（公例），这就是严复所思考的“作为科学的政治学”。反过来说，构想最好的政体，或者为执政者探索政策技术等，都不包含在他的课题之中。

自由与管辖

自由的问题是《政治讲义》中重要的主题之一。但是严复是将对象限定为政治上的自由（政界自由）来考察的。所谓政治上的自由，是有关人们在国家这一政治社会中的行为的界限，与个人的伦理上的自由是不同的。本来严复对“政治上的自由”下的定义是：“自由者，不受管束之谓也。”（第1285页）而对“伦理上的自由”的定义如同一张白纸，不过是指单纯的状态的概念。不能先验地就断定对民众而言有自由常常是好的。具体而言自由究竟可能具有什么意义，这始终是状况的函数。这就是严复的立场。

但是，如前所述，国家必定有政府，政府以管理为职责。而因为管理是抑制每个构成成员任意妄为以图公益的实现，故与自由处于对立的位置。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实现了完全的自由的话，那么政府就应该被废除了；反过来，如果管理的逻辑彻底的话，个人的自由就不得不被否定了。因为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在现实中，政治家都是在既定的条件下，掌握进行管理与实现自由之间的平衡。所以，无论在什么国家，自由的有无常常都只不过是程度的问题。

在严复看来，某一政治体制之下自由实现的程度，与该政府的善恶完全无关。例如，虽然认为力图实现民众的福利的政府就是好的政府，但是这种认识只是事后诸葛亮的见解，从过度干涉民众的生活来看，民众是失去了自由。另一方面，专制政府容易虐待民众这是事实，但是这样的政府对民众的生活一概不管，很有放任民众的倾向。这样毋宁说专制政府之下的民众反而是自由的。因此将专制与自由完全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因为“受管束”与“受虐待”都属于个别情况。

在某一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自由这一问题，不是由其政府的形态如何来决定的，而是与其国家所处的条件（天时、地势、民质）具有相关关系。例如，处于平原地带常常遭受侵略威胁的国家，政府的权能不得不增大，而与此成反比例，民众的自由范围就会受到抑制。这是不论政府的形态如何都必然会发生的现象。

进一步说，在国家所处的环境与民众的自由程度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时，国家就能够安定地持续下去。在面临侵略威胁的国家有过度的自由，或者相反，在没有侵略威胁的国家却有过度的管束，这两者都会导致国家不安定。因此，尽管自由常常只是作为程度的问题来论述，但是究竟什么程度最合适，这常常只能作为国家所处的条件的函数来判断。

政体分类

君主制（独治）、贵族制（少治）、民主制（众治）及专制这种政体分类是源于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现在也还在用。但是亚里士多德所作为前提的国家与近代的国家之间已经有本质的不同。亚里士多德所作为前提的国家是城市国家（市府国家），其规模小，构成人数有限，而近代国家是地域国家（邦域国家，严复对country state一词的译语），国家的规模与人数都比城市国家大得多。

城市国家中的民主制是直接民主制，所有的国民都有参加决策的可能。这里尽管人人受决策的管束，但是由于这是自己服从自己所决定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是“自治”，因此可以说是最能够实现自由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尽管同样是用“民主制”这一语言来表现，在近代的国家中可能实施的是通过议员的代表民主制，而且这只有由少数服从多数的原理才可能运行。因此代表民主制可以称为“以众治寡之立宪”，这必须与“自治之民主”的直接民主制明确地区别开来（第1301页）。这里存在着少数人违反自己的意志而服从多数人的决定的事实。直接民主制只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实施过，罗马转换成为帝制之后便绝迹了。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属于人类历史上所稀有的例外。

专制与立宪

专制是暴君一人依靠强力来统治所有的国民，这被认为是最坏的政治形态。但是，国家是社会有机体，既然如此，构成成员之间便处于某种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专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仅仅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来片面地统治其余所有的国民，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专制君主，也要得到被统治者的明确或默然的同意才可能进行持续的统治。在专制体制下，君主多以宗教的权威将自己的统治正当化（如“天命”），被统治者惮于其权威而崇敬君主，其理由不管怎样，专制君主是根据被统治者的（自下的）同意而实行统治的。在这一点上说，与其他形态的统治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不仅如此，专制在不少情况下还是必要，甚至是所期待的。例如，国内有许多暴虐的贵族，民众要求专制君主的保护的情况；或者国家面临外敌的侵略，专制君主的强有力的指导成为必要等情况。换言之，就像自由常常是程度的问题一样，专制也是程度的问题，而不能直接将专制视为恶。至少在此前的人类历史中，在很多情况下专制都是必要的。

与专制对立的概念是立宪。如果专制是程度的问题，那么专制与立宪的差异在哪里呢？这就在于，只有在立宪体制下，改废政府的权利被议会这一形式所制度化这一点上。尽管专制政体也是由民意所支持的，但是由于没有观测民意的制度，政府的改废不得不采取流血革命这一形态。对此，在立宪政体中，可以通过议会的投票来变更政府，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立宪政体是将革命制度化的政治体制。

在《政治讲义》中，严复围绕专制的议论大致就是以上这些要点。其最大的特色在于用彻底量化的态度来对待专制与自由这一问题。如正文所述，在20世纪初的中国，对专制与自由的问题虽然从各种各样的立场展开了不同的论述，但是除了严复之外，所有的论者都是将专制与自由作为质的问题来把握的。因此创造出了“文明之自由”与“野蛮之自由”，或“直接的专制”与“间接的专制”等各种各样的范畴。但是不是从质上，而是从量上来考虑问题的严复，没有去制造这样的范畴。与之相反，就像在论述治权的由来时力图否定专制与其他政体的差异那样，他具有强烈的将范畴本身相对化的倾向。具有这种想法的思想家，在近代中国是极为稀有的。围绕着严复的思想特质，是应该将其视为保守的还是应该将其视为革新的，或者说是应该将其视为西方派还是应该将其视为国粹派，等等，虽然展开了一些没有什么结论的议论，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执著于从量的方面来把握政治现象，正是处于其思想特质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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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后记”中，按照惯例要对本书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给予恩惠的各位表示谢意。但是对于过了50岁才出版自己的著作的我来说，应该表示谢意的人数之多，如果忠实于“惯例”的话，这篇“后记”的篇幅又可以和一篇论文相当了。这对无关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个麻烦事。这里想叙述一下本书是在受到什么样的学术环境的恩惠下而完成的，并对这里提到的每一位先生表示无限的谢意。

我196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作为法学部的助教就留在研究室里，开始了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习。因为当大学生的时候听过的课程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只有坂野正高教授的“亚洲政治外交史”。大学本科教育与专门研究之间是一种飞跃，在这一点上，与文学部出身的中国研究者相比，出发点非常不同。促成这种飞跃的跳板之一是学生时代读到的两篇有关现代中国的评论。

我是1964年进入大学的，在我的大学时代发生了两件令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十分迷惑的事情。一件事就是1964年中国最初进行的核试验，另一件事就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每一件事都与中国研究者的期待相反，或者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料。除了在意识形态上立场鲜明的人之外，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研究者都无法隐藏自己的迷惑。在这期间读到了令人豁然开朗的两篇文章。即分析第一个事件的是坂本义和的《核时代的中日关系》（《世界》1963年6月号，后收入《核时代的国际政治》一书），分析第二个事件的是福田欢一的《现代中国与政治意识的问题》（《世界》1967年2月号，后收入《现代政治与民主主义的原理》一书）。两位作者的专业分别是国际政治学与西方政治思想史，而不是中国研究。因此，这些论文给读者提供的不是有关现代中国的新信息，而是冷静地认识现代中国的视角与方法。令我最为难忘的是，对于现代中国这样一个容易陷入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的对象，在与对象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的基础上，这些论文证明了社会科学方面的智慧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学习社会科学而未学习中国学，在进行中国研究上，没有必要将这一点非视为不利条件不可。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飞跃。

经过这两重“飞跃”之后，我步入了研究中国的轨道。但是我不是从事现代中国政治分析，而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这只是“喜好”的问题。传统秩序从根本上发生动摇的近代的变革期，对我来说是中国史上最为意味深长的时代，而且在学生时代通过参加丸山真男教授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讨论课、福田欢一教授的政治学史讨论课、石田雄教授的政治思想史研讨课而积累的对思想史研究的兴趣，已经占据了我的脑子。

以《清末启蒙思想之成立》为题完成助教论文而结束了三年的助教生活之后，在指导教授坂本义和的关照下，得以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学习。这时人文科学研究所中从事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是小野川秀美教授、岛田虔次教授、狭间直树助教三人，以这三个人为中心组织了辛亥革命研究班。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我参加了该班的研究会，也去听过《朱子语类》研究班的读书会，从而得以亲炙京都大学积蓄深厚的惊人的人文学的中国研究之一端。特别是岛田先生特意为我举办了个人性的关于章炳麟的《四惑论》的读书会，使我初次体验到在中国思想文献的精密的解读方法上所受到的冲击。如果没有这种体验，我的研究风格肯定是驳杂无章的。

1973年4月，作为负责比较政治学的副教授，我登上了东北大学法学部的教坛。直到1987年调到东京大学文学部，在仙台生活了14年。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那种自由研究第一主义的氛围中度过的14年本身，对于尚未成熟的年轻的研究者来说，真是什么都无法替代的幸运。特别是在以西方法制史的世良晃志教授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会上，包括别的文科方面的教员，各个领域的研究者来参加并展开活跃的讨论，在对年轻的副教授也完全一视同仁的那种学术氛围中，的确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第一章“文明与万国公法”，就是东北大学时代的作品。《万国公法》、《中国古世公法论略》等基本资料，东北大学引以为荣的狩野文库中收集齐备，我又不禁感叹狩野亨吉氏的见识之高。这篇“文明与万国公法”是某种“反抗”的产物。那时，“文化大革命”的余波还浓厚地占据着中国和日本的学界，将革命思想的深化与政治思想的发展一视同仁的倾向占有支配地位。但是我对这种倾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本来在前述的助教论文中，就提示了通过结合“启蒙思想”这一与革命思想不同思想的向量的焦点，从而企图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提出另一种思路——是否成功且另当别论。“文明与万国公法”，则是以对将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完全用帝国主义的侵略或中国人民的抵抗这一模式来分割的见解的“反抗”为根本思想，而特意地选择了如何接受作为普遍规范的万国公法这一问题。本书所收的三篇论文中，这一篇可以说是最具“近代主义的”立场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自己有意而为之。

1987年调到了东京大学文学部，这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从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其大部分都不是中国研究的专家）相接触的研究环境，转移到与人文学研究者（其大部分都是中国研究的专家）接触的研究环境。这种环境的变化，给予了我很大的思想冲击。以所属的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为中心，与研究其他时代和领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之间不仅日常的接触成为可能，而且通过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会等研究活动，可以与其他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进行不断的讨论，进而在由许多教员举办的研究生院的专门领域交流讨论课上，能够有从中国史或中国文学研究者那里学到了自己意想不到的想法的机会。特别是，开始得到教那些以成为中国研究的专家为目标而学习中国近代思想的优秀研究生的机会之后，以他们为对象的讨论课，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教，同时也是学习的机会。

第二章“法国革命与中国”及第三章“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都是调到东京大学文学部之后的作品。如果要问环境变化所应该获得的思想冲击究竟在什么地方发挥了作用，我自己也难以回答，恐怕在我自身不易觉察的部分，对问题的关注点和分析方法发生了变化吧。这在将第一章收入本书之际进行修改时，感觉到了这一点。十多年前所写的第一章的原文，表述也不成熟，在收入本书之际不得不作全面的修改，但是论文的基础与主要骨架部分都原样地保留下来。如果容许自己甚至将文章的基础都进行变更的话，恐怕要大幅度地增加对被称为“册封”、“朝贡”体制的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叙述，不仅仅是对西方各国的关系，也要更加进一步地考虑与朝鲜、越南、蒙古等周边地区的关系。

从开始从事研究算起，很快30年的岁月流逝过去了。这30年间，我有机会在东京大学法学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北大学法学部、东京大学文学部四个研究机关从事研究。这使我能够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反复回眸。我从不是以中国研究作为专业的社会科学者及专门研究中国的人文学者那里，不断地接收异质的，而又是彼此不可替代的思想上的刺激以推进自己的研究。论文常常是设想读者而写作的。我将这些不同风格的研究者双方作为自己设想的读者，以双方都能够接受为论文写作的目标，而结果很可能是双方都不能接受。这只能由读者去判断了。

如果没有两位编辑的相助，这本书也不可能诞生。对此，无论如何要在这里表示感谢。一个是创文社前任社长久保井里津男。第一章“文明与万国公法”的原文收在祖川武夫编的《国际政治思想与对外意识》（创文社，1977年）中，久保井先生负责该书的编辑工作。到截止时间，我的文章已经超过了限制的篇幅，而且还只写了原来构想的1/3。为此我不得不向久保井先生说明情况，并且想就此搁笔了。久保井先生想了片刻，对我说：“请按照你的构想全部写完。对于年轻的研究者这样做是必要的。篇幅增加多少都没有关系。”现在他虽然已经退休了，我感到他真是充满了用自己的双手去培育年轻的研究者的气概的编辑家、出版家。

还有一位是东京大学出版会的门仓弘。与我同辈的门仓先生，对我来说，说是情投意合的酒友也许更恰当一些。一天晚上，在杯盘交错之际，不知不觉就说到决定出版本书。第一章“文明与万国公法”由于修改而比原稿增加了几乎一倍的篇幅，也是门仓先生“挑拨”的结果。能够得到这两位以出版卖不出去的学术著作作为人生的意义的古风犹存的编辑为知己，对我来说，与得到优秀的研究伙伴一样具有珍贵的价值。

我想将这本书奉献给从我开始决心作为研究者以来就一直给我以不断鼓励的双亲。父亲在两年前就去世了，不能让父亲在生前看到这本书，今天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遗憾。

佐藤慎一
1996年10月

初出一览

《文明与万国公法》：祖川武夫编《国际政治思想与对外意识》（创文社，1977年）。

《法国革命与中国》：《历史与社会》第12号，田中治男、木村雅昭、铃木董编《法国革命与周边国家》（リブロポ-ト，1992年）。

《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以专制问题为中心》：沟口雄三、浜下武志、平石直昭、宫博史编《从亚洲思考》第五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

译后记

佐藤慎一教授的这本《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在1996年12月出版时，我正在东京的立教大学留学。尽管书价很贵，当时我还是狠狠心买了一本。仔细看过一遍之后，觉得值。当时所谓的“值”，似乎主要还是停留在文章的语言表达上。把纯粹学术性的东西用这么流畅、简易的语言表达得这么清楚明白，以至于我这个当时最多只有“中级”日语水平的读者都能够读得兴趣盎然，这种深入浅出的功夫真是令人佩服。后来我的研究方向尽管有了些变化，我还是匆匆翻过一遍，写了一篇简短的文字——《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视界融合——读佐藤慎一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我的朋友祝晓风博士把它发表在2000年2月2日的《中华读书报》上，从而了却了我曾经答应作者要将它介绍到中国的心愿。

由我来翻译（译本对原著有些许删节）这部被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是反映当时日本学界中国近代思想研究“水准”的著作（请参阅本人将发表在近期《中国学术》上的书评），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觉得花点时间和精力将它翻译出来，同样是值得的。当然，这里所谓的“值得”，并不表示完全赞成书中的观点，比如作者对专制问题的理解，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及所受的教育都不同，自然会与我们有所差异。这是不言而喻的。

感谢王中江教授的怂恿、卢海山先生的关照，感谢严绍教授的介绍与推荐。而该译本最终能够出版，全仗本丛书主编北京大学刘东教授的慧眼与魄力。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的陈玮芬博士为我解决了当时难以找到的有关王韬的《法国志略》等引文，郑爱华君为本书的翻译付出过辛勤的劳动，东京大学出版会的山本徹先生在手续上为本书能够顺利在中国出版给予了尽可能的支持，我的日本朋友南云大悟为我收集了有关该书在日本学界反响的文章，东京大学文学部图书室和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在校对引文方面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译者自身日语水平和学力之不逮，译文中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唯望读者批评指正。

刘岳兵

版权信息

书名：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

作者：图字10-2010-305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4-01

ISBN：978721409229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版权信息
出版说明
译者的话“痛苦”：中西方之间的心灵边疆
中文版序言
致 谢

导论假想的“满大人”
1.满大人(首次出现)

2.中国黄道
3.残忍的帝国
4.例证—效果(The Example Effect)
5.概述
6.满大人(归来)

一、轶事理论
1.叙述语法

2.代理者的疼痛语言

3.轶事理论

二、怜悯之交换:刑罚、服饰、同情，1800—1801
1.装束与习俗

2.特殊刑罚
3.英式书写，“中式”图片
4.怜悯之交换

三、疼痛中的中国身体:1838—1852年美国传教士的医疗救助活动
1.市场渗透

2.脸庞、肿瘤、风格
3.林呱所绘的肖像画
4.饱受煎熬的结石病

四、 中国人的身体，中国人的未来：19世纪晚期美洲的“苦力”
1.中国人的入侵

2.机器身体
3.反乌托邦(Dystopian)的感觉
4.学着失去
5.拟人化的光圈

五、 伯特兰·罗素的中国之眼；或现代主义的双重视野
1.线条的作用何在

2.伯特兰·罗素的中国之眼
3.疼痛与剑桥哲学
4.受苦的中国性
5.假设的满大人(回归)

六、 麻醉的观念：针灸、照相与物质形象
1.麻醉与审美

2.审美的地理学
3.质素(Hyle):图像的意图
4.缺失现代性的现代性

七、 结语找寻结论的三个事例
1.终结意识(Ⅰ)

2.终结意识(Ⅱ)
3.终结意识(Ⅲ)
4.趋于同情

译后记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译者的话“痛苦”：中西方之间的心灵边疆

那种可能落到他头上的最小的灾难会引起他某种更为现实的不安，如果明天要失去一个小指，他今晚就会睡不着觉;但是，倘若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中国的亿万同胞，他就会在知道了他们毁灭的消息后怀着绝对的安全感呼呼大睡，亿万人的毁灭同他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相比，显然是更加无足轻重的事情。因此，为了不让他的这种微不足道的不幸发生，一个有人性的人如果从来没有见到过亿万同胞，就情愿牺牲他们的生命吗？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痛苦，始终是人类的主题之一。关注痛苦，就是关注人类的灵魂。

在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苦难叙事，远到汉乐府《东门行》中的“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到杜甫名作《石壕吏》中那凄凉的哀诉:“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再到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对身处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的同情:“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这些曾经有过的叙述，无疑会让我们回望自己民族的苦难命运，不由得沉思良久，但是，我们却往往忘却了正视这些“痛苦”的勇气，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民族性格中的隐忍，更由于我们心灵屏障的重重遮蔽，我们成了鲁迅先生所言的“容易健忘的中国人”。

在一年多以前，曾有过这样一条新闻，相信都曾触动过大家的心灵: 2011年5月26日，美国参议院以全票赞成的结果通过一项法案，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排华法案等诸项歧视华人的法律道歉。在这份由参议员黛安·法因斯坦和斯科特·布朗等人联署的提案中，这么说道:“许多华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美国，为美国经济发展以及西部的大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却遭到种族歧视和暴力侵害，美国政府还通过了排华法案等歧视性的法律，对华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些法律与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的理念不符、与美国宪法精神不符。对这些排华法律及其所造成的不公正，参议院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将会在今后致力于保护华人等少数族裔享有与其他美国国民相同的民权与宪法权利。”对历史事件，美国政府轻易不会道歉，因此，这种表态，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一种相当明显的信号，即，美国开始正视这段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去重新认识中国，而现在的这个中国，与100年前的中国，有诸多不同，也有着诸多的类似。

在指向当下问题的论述过程中，回溯历史总是必需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中西方在实现交流互动的同时，也在痛苦的感觉领域展现各自不同的面向，在近代的思想文化交织过程中，双方的这种不同痛苦体验也在某种程度上彼此“遭遇”到了一起。但一种痛苦与另一种痛苦碰撞到一起的时候，所产生的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而从更为广义的角度来说，对他者“痛苦”认知的另一面则是对自身“被痛苦”的强调，而自身的这种有意识“被痛苦”心态更能激发起本国民众对于他者“痛苦”的关注与批判情绪。这些问题激发着我们不尽的思考。

在一百年之后，恩里克·海耶特(Eric Hayot，中文名:韩瑞)力图从几个特殊的角度给我们作出解答。他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并兼任该校亚洲研究项目主管。在这本名为《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和中国疼痛》的书中，作者倾注了数年的心血，所涉及的研究素材极为广泛，但问题意识却非常明确，它以两个简单的问题展开:首先，为什么西方世界会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之内，以这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观念，即，中国人与残暴及肉体痛苦有着特殊的关系？其次就是，这种观念的历史和表现形式如何映证着当前西方的对华关系？可以说，本书是作者对这种中国的“痛苦”以及西方的“被痛苦”问题所作出的整体性回答。

具体而言，本书所叙述的是西方想象的历史，但同时也是启蒙时期哲学、18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口号之下的国际贸易活动、人权理论以及现代性观念史之间互动的历史，是一种复线的、多元的历史。作者通过对文学和历史方面一系列事例的探究，展现出中国生活方式与欧洲式同情相互之间的平衡关系。对这些事例的再现式和历时性的处理方式体现了西方与中国的明确关系，而且还成为一种表达西方最根本的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小说、医案、旅游报告、照片、绘画作品等各方面素材的解读，揭示出西方世界同情与人道之间的关联，以及这种西方式的对华“同情”之心的来龙去脉，并力图通过这些分析展现出对“中国”的整体印象。西方对中国疼痛的反应成为语言、身体、现代性的社会与哲学经验以及对人的主体性定义之间关系的核心所在。可以说，作者在本书中进行的这些分析，开启了思考西方过去与当今对华关系新的可能性，并且通过对同情、受苦、经济交流以及再现式交换这四个术语的专门论述，进而建立起分析中国历史话语、同情与现代性的新网络。在结合了文化研究、亚洲研究、美国研究以及医疗史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中西方关系的独特历史视角，无怪乎哈佛大学的王德威先生会不吝赞词了。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希望正视和感知国家与社会所经历的“痛苦”的竟然都是外国人，毋宁是希望，在西方视角下的这些观察与叙述中，我们能够更好地正视自己的祖国、其中那些常常被夸大的“欢乐”，以及多有遮蔽的“痛苦”。我们不希望的是，所谓中国人，仅仅是那些将祖国当成是“符号”膜拜的、只在记忆中怀念中国的人们，而理应是那些认真对待并认识中国“痛苦”并力图挽救的人们。

袁 剑

2012年11月28日

于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本文主要部分曾以《中国的“痛苦”与西方的“被痛苦”:两部作品勾起的记忆》为题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12期，在收入本书时，在内容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修改，特此说明。)

中文版序言

作品的翻译给作者提供了反思自己写作实践的机会，他需要勇于正视自己作品的独特风格，也需要承认这种风格所带来的理解上的困难，甚至会为此深感歉意。作品在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作者会意识到自己的作品给其他人造成了困难，而这正体现了作者的选择所具有的价值。

在此，我首先要向读者，也要向译者袁剑表示歉意。这本书的风格确属另类，读起来可能颇为费解。不过，或许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特殊复杂的人，我觉得致歉可能并不恰当。毕竟，这本书原本就没打算用大众熟悉的英语来写。我不想像其他人那样来写作。事实上，作为写作者，我的部分目的是要采用特殊的方式写作，以使作品产生一种积极的力量。也就是说，读者不仅能意识到作品及其中的观点是作者个人的思想，而且还能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思想观点能否在写作风格本身这一层面上生发出来？

文学领域的学者认为，作品的观点既跟写作视角有关，也跟它的风格紧密相连。很难想象有人会认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或者鲁迅等其他人的写作风格与他们小说或散文的内容没有关联。文学批评同样如此:没有人会认为德里达(Derrida)的写作风格与他的思想毫不相干。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批评家的写作风格仿佛与他们的思想毫无关系呢？或许他们的目标不够高远吧，也或许他们压根就没把自己看成艺术家。我不敢打包票说自己是一名艺术家，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尝试着像艺术家一样写作很重要。也就是说，要认真对待自己所做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我确信我的作品终究是认真严肃的，而是因为我确信，要写好道德文章的话，首先就要坚信写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写作本身就是思想的一种形式。

这是我为什么要专门对袁剑所付出的心血深表感谢的原因所在。据我所知(我的中文阅读能力不是很好，但是我让一位朋友为我大声朗读了作品的部分内容)，他出色地翻译了本书，在中译本中十分精准地抓住了我在写作时的感觉。亲爱的读者，如果你觉得行文风格有点怪怪的话，请不要担心——这本书本来就是要让读者觉得新奇的，有时候甚至对于英语母语者来说也是这样。听上去从不让人感到新奇的东西是有风险的，会让人觉得太熟悉了，它们因此无法打破读者所见所闻方面的惯习及常识。但是学术作品，如同艺术作品一样，应该把打破观众的惯习和常识作为自己最基本的目标。

我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颠覆欧美长久以来认为他们最重要的哲学概念全部起源于西方国家以及西方文化圈内这一观点。在此，我要指出的是，从同情(sympathy)这一概念的发展来讲，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也要说明“中国”这一概念是如何帮助欧洲“思考”并且理解众多关于现代生活的重要观念的，其中就包括世界历史、宗教融合、国家与个人残忍行为之间的关系、自然与尚古主义的关系以及身体与自我的关系等诸多概念。在每一项当中，某种欧洲或美国观念的历史都与某一特定的中国概念息息相关，这一中国概念确实对文化和哲学具有重要影响。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种概念发生影响的历史。

不错，就是这种特定的中国概念。但这个中国概念并不就是真实的、当下的中国。真实的中国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中国思想。中国人也都秉持这些思想。如果我们把美国人用来指称“mandarin Chinese”的语言作一番比较，就很容易看到这一点。美国人所指称的“mandarin Chinese”有四种意思:普通话、汉语、国语、中文。普通话所指涉的是该国普遍通用的语言;汉语体现了民族性;国语则通过一种模糊性(哪个国家？)，体现了台湾对大陆的抗拒;中文则是华夏中心论( Chinese centrality)这一传统观念的体现。这其中没有哪个概念可以用来指称当今或者真实的汉语语言。每个概念都表达了该语言的一种思想。我们选择使用哪个概念取决于我们想做什么。这一用法反映了中国性(chineseness)内部的观念冲突，这不仅体现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在海外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思想运行的来龙去脉。

* * *

这些对于中国思想的论述，有助于读者理解我对当前中国存在的大量焦虑现象的所思所想，这个问题在本书中被看成是完全欧洲式的事件:被频繁报道的残忍行为以及令人发指的冷漠态度。典型事件有中国网站上一位女性用脚踩扁小猫头部的视频，场面令人震惊;另外还有同样震撼人心的小悦悦事件，这个小女孩被车撞后倒在马路上，18名行人路过而无一人相救。你可能会惊讶地问，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对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欧洲人究竟是不是错了呢？

不。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说的，对个人残忍行为的关注是欧洲用于管理现代性当中国家与个人之间诡异关系的策略。非洲、拉丁美洲、东亚以及南亚的欧洲人对于个人残忍行为或冷漠态度的报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家暴力行为会影响个人行为。我们看到，国家(或者说宏观层面的残忍)和个人(或者说微观层面的残忍)之间正在道德无知当中取得某种平衡，其程度之大令人震惊。美国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也门进行的“反恐”战争及无人机的使用令大量平民不幸丧生。尽管这一事实众所周知，但美国公民依然对美国军队进行的此类军事行动心安理得。而与此同时，一位造成相同数量平民死亡的自杀性炸弹袭击者却被大多数美国人视为道德上的恶魔。因此，美国无人机对平民的误伤(美国人不把它称为“谋杀”，尽管人人都知道此类经常发生)的伤亡事件是国家层面的行为，是一项矫正行动，而那些恐怖分子所策划的针对美国平民的谋杀行为，尽管或多或少是个人所为，但却不属于国家行为，因此就必然会受到强烈谴责。

因此，重点不在于恐怖主义和无人机误伤这两者都是残忍行为，也不在于两者都是无知行为。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同情”(以及它的反义词:残忍)这整个概念，不管在什么地方，这个概念都是一种强烈的社会及哲学行为，可用于判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残忍(或同情)不存在，而仅仅意味着这两个概念在一个普遍的意义范围内发挥作用，在这一范围内，它们主要社会功能之一就是解决看上去不相关的人类生活中的各种争端，也就是政府和人民这两者间的分歧。

这就表明，大众所消费和传播的残忍形象几乎总是一个正发生在别处的、国家层面的场景。但是，这并不能免除个人关心他人、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的陌生人等这些责任。人们还是需要尽自己所能诚实地对待他人，而且我们也必须互相鼓励，尽可能待人以诚。但是，这并不是说，看到最近中国国内几段关于残忍或冷漠行为的视频，我们就应该考虑国家层面的行为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个人行为的。我们都知道，一些从小悦悦身旁走过的人害怕被利用，害怕会因此陷入某些骗局而被敲诈勒索或者带来牢狱之灾。这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并不能通过个人来解决，因为个人的行为只能发生在国家这一大环境当中。一个拥有强大有力、公正廉洁的法律体系的国家会让人民更容易去做正确的事情。一个好的国家会让做好事变得清晰透明，甚至变得容易……所以，我们开始慢慢地善待他人，甚至不会意识到我们正在进行这样的转变。诸如一些人拒绝帮助街头受伤小孩这类所谓的内部事件在本质上是外部的，也是彼此相关的。我们可以通过抨击内部事件(鼓励人们变得更加关心他人，等等)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解决外部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两个方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我们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只能是内部的，或者仅仅针对内部理念(人人都是恶魔，等等)的大声疾呼掩盖了外部、国家层面对于该问题的解决方法的话，那么，事情就不会顺利进行。没有人想要生活在一个众人对街头受伤小孩视而不见的世界中，就连那些在小悦悦身旁走过的人也不想这样。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让这一愿望变为现实。我们首先必须好好思考社会结构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改变操控着我们的社会结构。

(我注意到了，我没有谈到那个踩在小猫头上的妇女。很明显，她只不过是个傻瓜。如果我特别努力地想要做一个好人，我对她也是怀有同情的;她属于那类认为踩死小猫可以自我取乐的可怜人。)

* * *

本书的写作纯属偶然。2003年，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阅读文献。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美国涉华文献，大多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时候，我头脑中还没有一个特定的计划;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读一些东西，构建知识基础，以后可能会用得上。几年以后，我在写一篇关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的文章(成为本书第五章)时看到一个句子，写的是所谓中国人对他人痛苦的冷漠态度。我觉得我之前看到过这个句子。我回到康奈尔查文献，其中包括关于伯驾(Peter Parker)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广州进行外科手术的报道。在那些报道中，我发现了一句对于中国外科手术病人安静行为的描述(如今收入本书第三章)。这两句话让我头脑中产生了对整本书的初步构想。

最初，这本书我打算写13章。但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一些不怎么成熟的观点被剔除了。另外一些观点则融合在一个章节中(与赛珍珠(Pearl Buck)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放在一起论述，现为本书第六章)。我在写作时找到了我主要观点的主线。但是，最终这个观点跟我一开始写作此书时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写作此书的过程改变了我的想法。(若非如此，你就得在两年时间内按照最初写作时的思想写作:多么令人沮丧的事情啊!)随着主线愈加清晰可见，书的结构也从一堆草稿和纸片中凸显出来，我最终从中选取素材写作了这些章节，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本书中的章节。若说得太多，就会过多地重复我自己的思想。我在本书结尾的时候没有用明确的语言来作总结，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我提了三个可能性的结尾之后，依然以开放性地方式收尾的原因，这给本书提供一个新的空间。在英文版中，我在最后特地写了一句带有韵律的句子，让读者感到后面仿佛还应该有另外的句子。我想让读者觉得，接下去的句子该由他们自己写下去。尽管这本书对一些观点做了总结性结论，但与此同时却开启了其他方面的论争。最大的可能性则在于，当时，同情感(sympasthetics)这一观念正需要我们像在文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对情感活动的复杂性也要认真对待。我自己在这一方面没有写什么内容，但是，这一观念依然令我着迷。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假想的“满大人”》(The Hypothetical Mandarin)一书的最新评判要归结到这一中译本上来。它已经拓展到了一种新的语言，而这也是我最初思想的来源地。如果认为这些思想在翻译时丝毫未被改变的话，那就说明你对语言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我为这些思想能够得到改变而感到兴奋，我希望袁剑在中译版中所引入的任何一种变化，不仅能够给一些旧的思想输入新鲜血液，也能够引导读者走入我思想的深处，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延伸或者修正。翻译是一个解释的过程，也是一种对话的方式。袁剑用中文开启了这场对话。我希望读者们能够把这场对话进行下去。

韩瑞(Eric Hayot)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2012年夏

致 谢

真是一言难尽!所有的文字都是对生存与死亡所做的反思性的、带有某种警惕性的安排，它跟照片的记录是全然不同的，照片的记录在文字的眼里完全是一种好奇之举，是不入流的。而文章可以抗拒记忆的洗礼，得以铭记，传之久远，并被加以编码，以应对未来的期望。每一种再生都转而会让记忆慢慢走向湮灭。同样，在记忆与忘却的双重结构当中，那些有助于形成这种书写可能性的特殊行为，也将一种活力转译为另一种活力，并灌注到这一文本当中。有鉴于此: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多年以来的关爱与支持。

本书的观点很多都要归功于朱迪斯·格林(Judith Green)，是他邀请我作讲座，而这场讲座的内容形成了本书的主要观点。我是在图森勾勒出《假想的“满大人”》一书最初的框架的，在这里，在跟查理·博特什(Charlie Bertsch)和格雷格·杰克逊(Greg Jackson)的长期相处中，他们在友谊和学养方面令我受益良多。在亚利桑那大学，我也从一大帮学生(克里斯汀·鲍姆加特胡伯(Christine Baumgarthaber)、肖恩·科布(Baumgarthuber Sean Cobb)、马特·库克(Matt Cook)、阿曼达·格拉迪赛科(Amanda Gradisek)、梅根·马西诺(Megan Massino)、莎莉·诺斯莫尔(Sally Northmore)、萨拉·奥斯蒙特(Sarah Osment)、海伦娜·里贝罗(Helena Ribeiro)、萨姆·施瓦茨(Sam Schwartz)、杰克·斯克芬顿(Jack Skeffington)、马克·苏斯曼(Mark Sussman)和朱莉·沃德(Julie Ward))以及同事(苏珊·艾肯(Susan Aiken)、埃德·德莱顿(Ed Dryden)、比尔·爱泼斯坦(Bill Epstein)、拉里·埃弗斯(Larry Evers)、斯蒂芬妮·皮尔曼(Stephanie Pearmain)和苏珊·怀特(SusanWhite))那里收获颇多。第三章的部分研究工作得到亚利桑那大学人文学院一项职业发展奖金的支持，它使我有时间查阅康奈尔大学Kroch图书馆馆藏的华生东亚藏书( Wason Collection on East Asia)。

本书大部分文稿是在洛杉矶写就的，在这两年时间里，我有幸获得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研究所一项全球研究奖金的资助，这一项目的主管李欧娜(Fran oise Lionnet)尽职尽责，为我提供了长期而又无微不至的服务。我非常感谢我所在研究所的各位同事，特别是尼特桑·乔雷夫(Nitsan Chorev)、利兹·德洛格利(Liz DeLoughrey)、内特·詹森(Nate Jensen)、史密莎·拉达克里希南(Smitha Radhakrishnan)、尼娜·塞万努斯(Nina Sylvanus)、杰夫·提蒙斯(Jeff Timmons)以及王亦蛮(Yiman Wang)，也要感谢戈尔曼·埃斯帕萨(German Esparza)和今井隆昌(Takamasa Imai)，以及罗恩·罗戈夫斯基(Ron Rogowski)，正是他们，使国际研究所成为写作和思考的绝佳胜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日子里，我还在跟阿里·贝达德(Ali Behdad)、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尼尔图·卡纳(Neetu Khanna)、克里斯·罗比(Chris Looby)、杰西卡·普莱斯曼( Jessica Pressman)、马里卡·里德(Marcia Reed)(来自盖蒂研究所)、大卫·沙贝格(David Schaberg)、迈克尔·萨雷(Michael Szalay)、史书美(Shu mei Shih)和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等人的交流当中得到诸多的启发与灵感，他们全都大致浏览过本书的部分草稿，或者对部分内容作过回应。在洛杉矶周边的朋友当中，我尤其要感谢米歇尔·克莱顿(Michelle Clayton)、保罗·吉尔默(Paul Gilmore)、马克·戈布尔(Mark Goble)、友吉达·戈雅尔(Yogita Goyal)、埃莉诺·考夫曼(Eleanor Kaufman)、马克·麦格尔(Mark McGurl)、西安内·恩加依(Sianne Ngai)、莎伦·奥斯特(Sharon Oster)、伊丽莎·塔玛金(Elisa Tamarkin)以及朱莉·汤森(Julie Townsend);在跟他们朝夕相处的两年时光里，我们结下了最深厚、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学术与个人情谊。第二章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亨廷顿图书馆一项梅隆基金的资助，在这里，梅雷迪思·博比(Meredith Berbee)、胡安·戈麦斯( Juan Gomez)和凯特·汉宁森( Kate Henningsen)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拜国际研究所提供的经费所赐，我有幸数次探访耶鲁大学医学史图书馆，托比·阿佩尔(Toby Appel)引导我穿越伯驾藏品的重重迷雾，找到其中的宝藏。

本书稿件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State College， Pennsylvania)经历了一遍又一遍的修改、打磨，在这里，同事贾贝巴·巴德隆(Gabeba Baderoon)、汤姆·毕比(Tom Beebee)、海丝特·布卢姆(Hester Blum)、克里斯·卡斯蒂利亚(Chris Castiglia)、陈磊(Liana Chen)、乔恩·恩伯纳(Jon Eburne)、迈克尔·埃文斯基(Michael Elavsky)、凯里·埃克哈特(Carey Eckhardt)、夏洛特·尤班克斯( Charlotte Eubanks)、黄承元(Alexander Huang)、杰拉尔·卡迪尔(Djelal Kadir)、布莱恩·列侬(Brian Lennon)、索菲娅·麦克林(Sophia McClennen)、亨利·莫雷洛(Henry Morello)、丹尼尔·珀迪(Daniel Purdy)、克里斯·里德( Chris Reed)、阿米特·希捷特( Amit Schejter)、瑞秋·特科尔斯基(Rachel Teukolsky)以及立花れい子(Reiko Tachibana)相伴左右，令我如沐春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科研助手伯尼·托里(Bunny Torrey)和吴君(Grace Wu)，以及宾州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行政人员，他们是辛迪·毕尔里(Cindy Bierly)、若埃勒·迪瓦伊尼( JoElle DeVinney)、菲利斯·菲佛利特( Phyllis Favorite)、艾琳·格拉西(Irene Grassi)、莎朗·拉斯科夫斯基(Sharon Laskowsky)、莫娜·马兹欧(Mona Muzzio)、邦尼·罗兹曼(Bonnie Rossman)以及林恩·塞兹勒(Lynn Setzler)，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剑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利桑那大学、耶鲁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清华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三次会议上的诸位听众，他们才思敏锐，一直给予我有益的帮助。我有幸跟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比尔·布朗(Bill Brown)、戴若什(David Damrosch)、周蕾(Rey Chow)、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罗伯特·科恩(Robert Kern)以及刘禾(Lydia Liu)作过深入的交流，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很好的建议，并跟珍·盖洛普(Jane Gallop)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珍妮(Jennifer Lee)、吴经权(David Eng)、林赛水(Lindsay Waters)、约瑟芬·帕克(Josephine Park)、金守子(Soo La Kim)、罗鹏(Carlos Rojas)、宋惠慈(Wai Chee Dimock)、保罗·圣-阿穆尔(Paul St. Amour)、周成荫(Eileen Chow)以及石静远(Jing Tsu)，此外还有特德·韦斯珀(Ted Wesp)、凯利·克林根史密斯(Kelly Klingensmith)，他们帮我澄清并扩展了自己的想法。本书编辑、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夏侬·麦克兰(Shannon McLachlan)是这一项目的主心骨，就像当年风靡明尼阿波利斯的Hüsker Dü乐队一样，令我无比信任。我也感谢她的助手克里斯·吉布森(Chrissy Gibson)以及布兰登·奥尼尔(Brendan O’Neill)，以及该系列丛书的编辑凯文·德特马(Kevin Dettmar)和马克·乌兰格(Mark Wollaeger)，他们两位慧眼独具，并说服我将拙作纳入到他们的系列当中。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诸位同仁:毕墨惜(Timothy Billings)、克里斯托弗·布什( Christopher Bush)、佩里克莱斯·刘易斯( Pericles Lewis)、凌津奇(Colleen Lye)、苏源熙(Haun Saussy)、瑞贝卡·沃克维兹(Rebecca Walkowitz)以及斯蒂芬·姚( Steven Yao)。我们彼此交流互通，共同搭建起未来发展的舞台。最后，我要把本书献给克里斯，这位我最有力的对话者，他的文章、他的言谈、他的友谊，一直都是我未来人生的楷模。

本书第三章的一个版本以《中国人的身体，中国人的未来》(Chinese Bodies， Chinese Futures)为题发表于《表现》(Representations)99(2007年夏季号)上;第五章的一个版本曾发表在《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18:1(2006)上。我要感谢这些刊物允准我在此复述这些素材。

导论假想的“满大人”

1.满大人[1](首次出现)

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2] 1790年去世前不久出版、经过大幅修订扩充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3]的第六版中，他在论及“良知的影响与威望”时加入了一个重要的思维实验。

这一实验与道德判断相去甚远的身体上的进步有关。亚当·斯密认为双方之间的任何道德裁决都必须让他们之间的中立者以“第三方的立场和视角”作出，他进一步强调，在具体实践中这种裁决实际上很少出现。[4]假如“中华大帝国”在一次地震中被突然摧毁的话，一般的欧洲人对此会有何反应呢？尽管这个人在一开始可能会吓一跳，“对于人类生命的不确定性作出一些忧伤的反应”，或者就是在清醒之时思考“这一灾难对欧洲商业将会造成的影响”，但是，他最终将会回归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该怎样还是怎样，就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过”(MS，136)。眼不见，心不烦，万里之遥数百万芸芸众生的死去最终还是无法铭记其意识方面的宿命以及客观上的可怕印象。但亚当·斯密写道:

那种可能落到他头上的最小的灾难会引起他某种更为现实的不安。如果明天要失去一个小指，他今晚就会睡不着觉;但是，倘若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中国的亿万同胞，他就会在知道了他们毁灭的消息后怀着绝对的安全感呼呼大睡，亿万人的毁灭同他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相比，显然是更加无足轻重的事情。因此，为了不让他的这种微不足道的不幸发生，一个有人性的人如果从来没有见到过亿万同胞，就情愿牺牲他们的生命吗？ (MS，136-37)

通过这种最后的假设性问题，即，将亿万中国人生命的价值与失去一根手指的不幸相比，亚当·斯密首次提出了一种哲学上的猜测，即，欧洲人对过去两个世纪以众多派生形式出现的、久已存在的一种关键性的意识:当灾难降临到一位中国陌生人的身上时，对你究竟有多少意义？

这种假设的经典表达出现在巴尔扎克的《高老头》( Le Père Goriot，1835)当中，拉斯蒂涅与皮安训的一次交谈:

“你读过卢梭的书没有？”

“读过。”

“你可曾记得，在他著作里有一段，说倘使身在巴黎，能够单凭一念之力，在中国杀掉一个年老的满大人(mandarin)，因此发财;读者打算怎么办？你可记得？”

“记得。”

“那么你怎么办？”

“噢!满大人我已经杀了好几打了。”

“说正经话，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只消你点点头就行，你干不干？”

“那满大人是不是老得很了呢，老也罢，少也罢，痨病也罢，健康也罢，我吗，吓!我不干。”[5]

到19世纪末，巴尔扎克的这段文字在1874年的Littré辞典中以“杀死满大人”(tuer le mandarin)为辞条而为人所熟知，该辞条解释为“在希望不被人所知的情况下做邪恶之事”;这段文字还出现在1932至1935年编成的法兰西学院[6]词典的第八版当中，作为一个熟语，指代“为了获得某些利益，用一种适当的、不受惩罚的方式杀死一位完全不相识的人”。在中间的这段岁月中，它成为关于道德距离的哲学问题的一种主要特征，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比如，在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的文章《杀死一个中国满大人:道德距离的意蕴》(To Kill a Chinese Mandarin: The Implications of Moral Distance)中，就将此问题放入到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大卫·休谟，从斯密、巴尔扎克一直到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7]这一连串的历史轨迹之中，并且通过展示怜悯必须性的哲学清晰度是如何形成的，进而以勾画出它们所属时代的方式，揭示了人类同情的这一“天性”的来龙去脉。通过这种方式，金斯伯格指出，巴尔扎克文中所提的问题实际上从未在卢梭的著作当中出现过。[8]

一个人的道德责任感是怎样通过这段空间距离影响到其他人的呢？是不是说，当陌生人在你家门口乞讨而你却无动于衷，比让一个人在世界之旅的半途中困顿无食更为可恶呢？从历史上来看，社会该怎样将家门口和世界上的事情联系起来，并告诉他们的公民，道德责任感已经不复存在，而开始出现了差异？最后，为何巴尔扎克关于满大人的这个误记的故事会成为这些哲学问题的一个标志，在对人类生活的同情的转变中，是什么建立起了现代性普世对象之梦想？

我们可以将巴尔扎克的假设与斯密的中国地震的事例一起放到人道主义转变的过程之中来考察，而这一过程自从18和19世纪的同情心革命开始就对西方生活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9]通过借鉴宗教和哲学教义，将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历史祖先的行为举止，欧洲人和美国人在那一时期出人意料地将人类与政治地理空间大大往外拓展了，而其社会的一般成员则被假定在情感上是负责任的，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国家来说，都值得直接加以关注。[10]到了19世纪中期，同情以及道德责任参与到社会改革运动当中，至少是在其公开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当中，与更广阔而多样化的生命建立起情感上和物质上的关系，这些生命包括了穷人、精神病人、犯人、奴仆、外国人甚至动物，而关于这些生命的问题只是在近一两个世纪才开始受到机构或个人的专门关注。[11]人文主义改革的这种汹涌潮流，这场涉及到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2]称之为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的“伟大的文化革命”，是从诸如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3]、大卫·休谟以及亚当·斯密这类思想家的哲学阐释中借用过来的，并且从自由派的英国圣公会那里借用了宗教原则，那些牧师鼓励教区的居民们去嘘寒问暖、救死扶伤，多行善举，“‘使苦闷的人高兴起来，这能够温润整个心灵，并最终沉浸在自我愉悦之中’，而这是对那些秉持自己良好天性的人们的世俗回报”[14]。在那些伟大的18世纪长篇小说中，对感情之事往往不吝文字，常常多有表达，赞扬“心怀仁慈之心”，并常行善事，对那些新资产阶级的道德进步的鼓励常常受到呼吁加以同情心变革的人的影响，实际上就是那些绅士淑女之类受过教育的那代人以同情的眼光加以看待并对这些人表露出适当的情感。[15]到1811年，这种真诚的道德教育足以使简·奥斯汀(Jane Austen)[16]能对那些以一种更为务实“意识”的名义体现的时髦劲大加批评。而在简·奥斯汀去世60年之后，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7]就在《情感教育》(L' éducation Sentimentale)[18]一书中用他惯有的敏锐、不留情面的笔调对弗雷德里克·莫罗(Frédéric Moreau)的浪漫幻想冷嘲热讽，他确信对影响各个时代自我观念的进步以及人文精神应该加以广泛的褒奖。

2.中国黄道

在宏大的文化与叙事计划所提供的现象学框架当中，重塑起了欧美普通人的感情生活。在对这些感情生活的叙事性假设当中，人们抵御着谋害一位中国人的欲望，这就将其自身塑造成了思考怎样才能最好地变成或者成为近代的、具有同情心的人类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哲学要素。这正是本书开放式的预设，即，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对同情与人性之间关系的长期叙述当中，中国给人的印象变得与西方观念史不相一致，但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同，仍未有定论。在这种前提下，对于在同情标签之下的中国人或者在中国人标签下的同情而言，如果无法弄清楚这种参照的习惯的话，现代性的历史就无法完成了。其历史表现、机制与书后的众多解剖图一样，展现出了所造成的不同之处的诸多特殊外貌。

对中国在同情与其在病痛史中的地位的专门分析，将会通过倾向于在西方历史与观念中表现出的一种更为总体化的中国观念而加以形塑。在那里，“中国”大多被看成是一个有限的或者潜在地有限的事物，既不是他者，也不具有相似性，而毋宁是与他者及相似性都很遥远的事物，这是因为在西方现代性的时代当中处于成败关头的，恰恰就是文化普世化的梦想，这作为这个观念的内在视野，而将宇宙的有限性看成是一种先验的领域。简而言之，“中国”不仅仅只是从外而内勾画出界限的一个名称，也不仅仅只是总体性观念的一种类型，而毋宁是一种所有类型的总体性分类，一个与已经历的总体性的其他形式相对的形象。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这么说，“中国”已经满足了异族必需的总体观念，尤其是被认为是东方的民族类型。[19]但同样必须加以肯定的是，中国长期以来所占据的世界中心地位，使得中国的他者形象与时常受到西方庇护的一般意义上的东方他者形象有所不同。

中国在西方历史当中独一无二的神话是两大主要历史因素的产物:首先，欧洲在近代与中国的冲突，被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个文明开化的他者，而不是被看成是缺乏文化、技术或者经济水准的“部落”或民族，而这一“部落”或民族缓解了对进步主义者欧洲中心观主导下的世界历史在观念上所造成的威胁。作为一个咄咄逼人的、富有竞争力的文明类型，中国的地位在与近代欧洲相遇时形成了激烈的对抗，而其他古代文明则并不这样，这些文明要么早已是陈年往事(如古埃及)，要么已经被殖民(如印度次大陆)，要么正处于衰落当中(如奥斯曼土耳其)，要么已经被彻底摧毁(如阿兹特克帝国)。尽管这些文明当中的每一个都被作为一种历史与观念性的力量被吸收到欧洲对其自身形象的型塑当中，但这种型塑，在各个时代的表现都不尽相同，而假如将中国的事例一股脑装进一种如今习以为常的普遍化的后现代观念当中的话，就将是一大错误。其次，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尤其是在17和18世纪，近代欧洲对中国就已经有所了解，而当时的中国有着比欧洲更明显的经济与技术优势，尤其是在制造特殊工艺品，最主要是茶叶、丝绸与瓷器方面，而这类产品的贸易支配、促进了18和19世纪的海上商业贸易，并成为这种海上贸易活动的标志。在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当中，这种重要性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部分原因至少在于，这些领域并没有在政治经济方面提出质疑。正因为如此，经济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20]指出:“正是中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成为现代西方讲述的它自己的历史的‘另一面’，从斯密和马尔萨斯到马克思和韦伯都是如此”，而对我来说，在我的本行——文学研究当中，这种研究工作对真实价值的关注较之事实本身对我的吸引力要小得多。[21]

使得中国成为对欧洲现代性观念形成如此这般挑战的特征，已经被19和20世纪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叙述抹杀得一干二净了。那些像斯密、黑格尔以及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他们将帝国看成是一个在历史上没有流动性的、停滞的、欠发达且专制的观念，在近些年的经济史研究中已经受到重大挑战，而对于那些重要思想家的皇皇巨著中所论及的历史发展观念形成挑战的具体内涵，至今尚未得到详细充分的阐释。中国人的合法性的消解，以及对其曾在17和18世纪对欧洲经济与想象产生的巨大影响的遗忘，究其原因，至少部分地是欧洲经济力量戏剧性增长所造成的，大约在1815年左右，欧洲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中国，在此之后，欧洲才开始引领全球并建立起近代世界体系[22](然而，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欧洲人对海量的中国人仍然深有忧虑，而且，也确实存在着一种目前正大行其道的趋势，这种趋势将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内发领域之一，这种观点在19世纪一直大行其道，而且现在也看不到有什么变化的趋向)。

这些历史事实的混融就为中国以及关于中国的观念赋予了一种在欧洲历史叙述与经济思想中独一无二的(如果不是很典型的话)地位，就更不用说在欧洲主导下的帝国主义与经济全球化这顶大伞底下运作的文学与文化类型了。在这里，人们可能会注意到中国在后殖民研究领域中的缺席，这种感觉就跟目前学术研究中对西方及其他力量之间陌生关系所作的征兆式表现如出一辙。这种“缺席”部分地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中国从未被完全殖民化，当然，也正是这种没有被殖民化的事实，而不单单是殖民主义历史当中的某一重要事件，就替代性地成为了将中国从后殖民领域排除出去的隐喻性的辩护。之所以无法将之归结为是一种并不身处其中的模式，原因在于，它自身就是对模式逻辑的一种重要表达。正是由于自身处于后殖民边缘的这一优势，中国才能够为这一领域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工作贡献力量。[23]

之后，我开始强调中国作为“文明体”(civilizational，即其文化、经济和技术)直接从其对欧洲所造成的挑战，以及从使双方得以相互交流(以及偶尔的彼此背离)的历史与物质关系范围中所获得的某种功能。

自然而然地，我将偶尔称呼这种功能为“黄道的”(ecliptical)或“黄道”(ecliptic)，这是从天文学领域借用的一种术语，用来指称我到目前为止已经叙述过的具有更大关联性的结构和历史。黄道是指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在天球上的投影。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它是用来衡量天文空间与世界时间的一种工具;在黄道中，正如乔叟(Geoffrey Chaucer)[24]在1391年所写到的:“是一条被神灵撕裂的经线，从白羊座之首一直延伸到双鱼座之末。”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从一个春分到来年的春分，太阳的光芒逐渐变得暗淡。[25]黄道原本用作为衡量宇宙的时刻表，它作为节律运动的一种框架，指导着占星术，这种占星术是一种将哥白尼(Copernicus)[26]、神话叙述以及农业生活的节律混融在一起的天文科学。后来的发现表明，从地球表面上所观察到的太阳运动轨迹实际上并不是太阳真正的轨迹，而是(a)一种将地球自身轨迹强加到太阳上的人造轨迹，而且(b)因此简单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观察得到的太阳运行轨迹，并没有固化黄道话语下的日常生活，在提到太阳时，我们仍然会说它或“高”或“低”地悬在空中。

黄道因此就在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定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普遍性是一种从特殊角度所获得的想象，而那些地方性则被其所宣称的普遍性所命名和定义。就拿事实上的黄道来说，它的“普遍性”形象，名为太阳，是一种普遍性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可以从托勒密(Ptolemy)与哥白尼之间的分歧当中加以思考。太阳系是我们目前所知的独一无二的宇宙空间，而夜空中的星星则是上帝的居所。这种观念上的关联因此马上就变得普遍化(其视角完全就是整个星球的视角)和地方化(从其他星球或其他的太阳系来看，我们的太阳在天空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轨迹)了。它是关于事实上的普遍性、事实上的地方性的一种形象，这种普遍性与其说是一种自我建构，不如说是在与中心化的失败意识的关联当中确立起来的。在本书看来，这种历史使黄道成为“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的一种尤为有效的表现形象:这种形象与其说是两者之间的一个标志，不如说是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我要再次指出的是，这是一种关于关系的形象，而不是与中西方主体相关的形象。这本书中的很大篇幅将会着力于对这种关系历史的蛛丝马迹加以考索，并进而揭示出，在西方视角主导下的对于中国的认识有助于确立起西方在历史书写方面的中心化，就算这是用他人之“手”来书写的对被称为“中国”的这一政治地理学上某块大陆的一种更为地方化的历史，也是如此。

我进而以两条主线来探讨黄道观念。首先，本书会解读中国人一直以来的形象，以此为例，与近代人类观念的总体发展相关联，尤其致力于对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即，中国看似武断的选择是如何型塑出那潜藏在底下的想法的？中国与西方之间的黄道式关系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促使西方将自己看成是文明与近代的(就像地球上的人们曾经将地球的生命与意义想象成与一个独一无二、“旋转不停”的太阳的存在有关)？文化累赘是如何伴随着中国人的例子塑造或者人为制造出所从属的人类历史的？将中国当做一种衡量工具对于它所要衡量的东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这种黄道的、哲学的形象(这种形象从来没有脱离开中国在全球史中的地位、中国与贸易或移民、帝国主义以及全球化的关系而独立存在)修正了关于人类的一些想象化的以及完全不偏不倚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在中国人的事例上从来不是必需的，甚至从来不曾运用过？也就是说，近代那种富有同情心的人类观念是凭借怎样的意识被西方自身用某些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具有意义的“中国人”加以型构的？是什么赋予了它这样的意义？以上的这些问题，都会在该书中以对这些例证的历史和哲学价值直接加以讨论的方式而进行分析，而且，还会对这种例证及其图示法则、“例证”及其所秉持的原则之间关系等更大的问题加以更深入的探究;在《假想的“满大人”》一书中，虽然行文方式会有所变动，但还是会保证始终力图对补充性的与必要性的、短暂与迫切之间的张力加以思考，并对它们在行动与思想方面的活动加以考量。总之，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说清楚。

第二条路径则要返回到这种最初导向的框架上来，放弃考察中国在同情历史上的影响，进而专注后者对于西方对华关系的历史经验所产生的影响。[27]因此，我就抛开了黄道的术语，但却仍然关注诸如其关系结构的问题;

它不再表明这种黄道关系是如何向西方展现自身的，而是与它教给西方的关于中国的内容息息相关。这就产生了下面的问题:关于“中国”与“同情”的双重问题的彼此纠缠是如何影响到中国在西方历史、社会学、医学史以及文学中的地位的？“中国”的实用性作为一种特定的表现方式是怎样回应并塑造其在世界中不可否认的存在的？这种实用性及塑造对诸如国际外交、对华人移民的态度或者全球史(universal history)理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本书介入到对“中国”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书写这一更为庞大的工程当中，而对这一问题，像毕墨惜(Timothy Billings)[28]、克里斯托弗·布什(Christopher Bush)[29]、周蕾( Rey Chow)[30]、刘禾(Lydia Liu)[31]、凌津奇( Colleen Lye)[32]、刘大卫( David Palumbo Liu)[33]、大卫·波特(David Porter)[34]、苏源熙(Haun Saussy)[35]、史书美(Shu mei Shih)[36]以及斯蒂芬·姚(Steven G. Yao)[37]，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在近年来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虽然《假想的“满大人”》一书本身所关注的是更广义上的关于中国的表现问题，但是，这种关注从未认为对潜藏在欧洲史中的欧洲中心观的拆解应该被一种重新将中国放到世界史中心这一更为正确位置的中国中心图景所取而代之，就像在一些民族主义或种族想象中所做的那样，将其“自身”地位看成是一种伟大文明。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本书中的很大篇幅还将会用来探寻这样的一种传奇故事，在这样的一个传奇故事当中，曾经存在过一个纯而又纯的“西方”，而这个“西方”就是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所一贯宣称的文明传统的源泉。但是，本书还是打算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来探讨这样一种对中国的潜在操控，在这一过程当中，由黄帝“子孙”所维系的文化独特性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传奇慰藉着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那些同道们。然而，我所做的这项工作，并不是要探究这种潜在的影响，而在于，我试图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才是历史的真实。那种偶尔也会撼动爱国者自我扩张幻想的真实正是其所追求快乐的副产品。

3.残忍的帝国

很久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就已经成为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论及残忍问题时的一个例外对象。作为众多视角当中的一个，中国的这种角色，是它参与的关于同情与人道主义的长期论述当中的一大特征。在这过程中，这一话题只是在最近才被提起。如果我们考虑到诸如下面的一段话就能明白其中的缘由，这段话出现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一年后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38]中:“没有什么能够作为对尼采的洞见更好的明证了，在中国人过去四百年的时间里，较之所遭受的痛苦，残忍更是人们的一种节日狂欢”[39]。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件相当令人惊异的事情，赋予了历史性宣称所制造出的宽度与意义:黎安友(Andrew Nathan)[40]写道，再也没有比过去四百年中的中国人那样能够明白无误地表明人类对残忍的痴迷与喜好了。而这不仅仅在事实上没有更好的证明，而且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更好的证明:没有比中国人的自残式折磨更好的证明可以加以想象的了。

中国人的另类品性看似早已被从属的过往岁月所“证明”:拜先前的“没有”(no)所赐，“更好”(better)成为了一种惯用的夸夸其谈。但是，这种语法上的例外论既消解了自身，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人的生命支柱:在黎友安那段话的最后，我们从中体会到尼采在评判所有“人类”时认为中国人残忍无度的关头所流露出来的夸张式愉悦。故而，正是由于例外的中国人回归到了人类大家庭之中，他们的酷刑便成为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关于人类法则的事例。从最具想象力的角度来看，对于所审判的中国人而言，这使他们自己受到了法则所述事例的影响:从人类社会的外缘角度来看，正是这些人确保了这种分类的可靠性。[41]

这不是个新故事:这一运动凭借着被排斥、驱除并边缘化的异常对象，通过其非同一般的边缘性，提供了对于结构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又转变了这些核心命题以及对从属于所谓“解构”传统的批判。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并将地理与真实结合起来，通过对普世类型的特例的保证，这一过程恰恰就是我想要用“黄道”这一名词加以命名的目的所在:中国人被看成是衡量物种的一把标尺。但是，黎安友上面的这段话同样重要，这是因为他为我们揭示了跟中国、同情以及现代性的普世主题共生的松散网络的其他主要特征，也就是说，他所要表达的观念是:中国人是不寻常的或者非常残忍的。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42]认为欧洲人在16世纪中叶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发现，一位葡萄牙旅行者的报告中提到中国人特别残忍的习性。[43]各式各样的陈词滥调以多种类型与形象而在经年累月当中被不断强化，其中就包括对中国刑罚的图像说明、关于中国人处以极刑的照片、对“中国人特性”的社会学论述、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逃脱“中国水牢”(Chinese Water Torture)的绝世表演[44]、像酷明(Ming the Merciless)[45]或者臭名昭著的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46]这样的卡通式恶棍形象，以及对中国劳改监狱的揭露等等，而所有这些都只是片面之词。[47]为我们展现了在与同情与受苦的不同文化关系上的一般性看法，同时也是对处在一种危险平衡中的文明与野蛮统治下的暗无天日的再现。

在对这种陈词滥调数也数不清的重新塑造当中，根本就没怎么顾及其中的真实性，我们进而确证了西方对其自身独特性的必要生产，通过将对残忍“中国人”的地位的自然化，体现了中国人在19世纪末自身防御方面所想象出来的话语。因此，在1899年的一部法国小说中出现的中国施虐者就宣称“回归”到了欧洲对残忍行为所持的态度，这位施虐者对一位欧洲游客埋怨到，他那鲜血淋漓的工作间受到“那种侵犯我们的、伴随着坚船利炮以及长枪的巨大威力而来的不时的势利之心，一句话，这当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死亡变得更为集中化、行政化和官僚化”而带来的那种破坏。[48]这样的抱怨，出现在无政府主义者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49]的《秘密花园》(直译《酷刑花园》，英文名Torture Garden，法文名Le Jardin des supplices)[50]当中，这表达了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用对手艺劳作的罗曼蒂克式的捍卫意识来反抗改革主义者，充满同情心的时代曾经将酷刑列为犯罪，重新设置了监狱与医院，用机枪取代了石弩，并且将公开处决的节日景象替换为全景敞视的主权图景，而所有这些，都是经由欧洲对所谓“中国”的想象实现的。[51]

为柔性帝国主义(soft imperialism)[52]与现代化所作的辩护，将残忍的矫正、其社会化以及控制、消除的历史塑造成为展现国家权力的一种合法化方式。就像米尔博小说中的施虐者所说的，暴力的官僚式现代化以及同情的日益重要性已经越过了欧洲的边界，就像欧洲殖民者在其他国家立政一样，被用来调整当地关于暴力与受苦的法则，或者只是简单地声称在国际外交领域内他们的同情各不相同这样的哲学事实。[53]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将这种行为称为“世界的人道化”(humanizing the world)，因此，在一种文明化的现代性伪装下，这种过程就是一种对同情与受苦的地方性特殊关系加以普世化的进程。阿萨德指出，“欧洲统治者关于残忍的传统”在殖民地当中消失，这正源于这样一种需求，即:“利用他们所设想的关于正义与人道的文明标准来对属民施加影响，也就是说，期望能够塑造出新的人类属民”，后面的这种使命，在从野蛮人进化成世界公民的过程当中，正是帝国主义者冒险精神的主要副产品之一。(在某些情况下，据说，人道主义者所作的努力也是为了试图说服或者影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这是真真切切的历史，不是一幅卡通画，而且，关于暴力的事实与观念之间的彼此纠缠也是纷繁复杂的)正如阿萨德所指出的，同情与人道的形式之所以被允许，并不是消除所有痛苦(不幸的是，文明开化经常是被枪炮所强加的)的内在要求，而毋宁是将所有那些正在遭受痛苦的野蛮人赶尽杀绝，一点弥补都没有，而且，保留“受苦对于认识某人的人道化历程来说是必需的，也就是说，痛苦对其终结来说是适当的，它不是毫无用处的痛苦”[54]。

这是因为，正如阿萨德所说的，“痛苦并不只是确立了关于经历的物质基础上无可辩驳的证据，[而且]也是建构关于身体的认识论地位的一种方式”，在痛苦与受苦的转变中，什么受到了危险？在那样的一种转变中，又失去了什么？在米尔博的文章当中到处都弥漫着这种感觉，这是一种对身体的独特使用，将之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试探，换句话说，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理解身体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方式。[55]无论那种认知方式所构建起来的悲剧的合法性丧失在这里是否会成为问题，更重要的毋宁是对受苦、对苦难的承认以及归类的理解，将其理解为是认识论的过程，理解为是社会真实的塑造机制及其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定位机制，进而，这也就将身体的矛盾状态看成“既是认知的方式，也是认知的对象”[56]。随着对于同情及受苦有着特定关系的规范性假设像那些关于人道与人权的现代论述的假设那样全然控制着一种文化上的论述，这就很容易忽视那些关系的文化与历史生产，也就很容易将这些普世性的术语想象成为使我们得以最终达到人道的肉体生存的直接根基，从中，人们可能会推演出控制日常生活的法律与习惯。在对所用方式的追寻中，这种关于同情、受苦和交换的网络已经得以发展，并将其文化规划与认识论内涵重新复归到思想的前台。这不是简单地去批评这一规划的独特性，或者去抱怨帝国主义或全球资本，好像当今对同情或受苦的关系能够在文化特殊性框架或者帝国主义与全球化历史之外加以运行一样。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楚这些是如何在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的内部运作的，并进而揭示出它们是如何通过众多的文化对象并在很多不同的文化时刻塑造起我们当下的思想类型的。如阿萨德所言，假如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掌握权力的某些人所意图实现的计划或者说一系列内在关联的计划的话”，那么，在对计划已经被执行的名义下的人道方式利害关系的思考，可能就已经深深卷入我们能够为这一星球与物种所想象的集体及共同的未来当中了。[57]

再也没有比近年来关于人权的“亚洲价值观大讨论”(Asian values debate)更能清楚表达这些含义的了。这一大讨论展现了“对过去二十年当中大多数国家和人权活动者对于权威的国际标准所作的最突出的当代抨击”，这源自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东亚三个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58]尽管从总体上看，这场大讨论的源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试图使各国当局在政治对话和法律保障方面能够调整他们对国际标准的持续性的拒斥态度，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像乔安·R·鲍尔(Joanne R. Bauer)和贝淡宁(Daniel A. Bell)[59]在他们为《人权的东亚挑战》(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所称的，“东亚”对于人权的观念“使一种真正的对话开始介入关于‘普世性’意义以及入情入理的[文化与政治]差异的区域性讨论的核心”。[60]这场大讨论的参与者广布，其中不乏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地方与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政治理论家这类专家名流，此外还就当代对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限制是否能随着社会与经济权利的拓展而加以修正、对于建设一种跨国的罗尔斯主义(Rawlsian)舆论的可能性，以及关于儒家伦理可能会贡献一种新的而且更为普世性的关于人类的定义，尤其是对这种抛弃了西方体系中“个人主义”弱点的儒家伦理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61]这场大讨论的地缘政治学合法性，随着1993年关于人权的《曼谷宣言》[62]的公布而得到最强有力的国际宣示，这一宣言由亚洲地区各国政府所共同签署，这一宣言主张:“尽管人权具有普遍性，但应铭记各国和各区域的情况各有特点，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应根据国际准则不断重订的过程来看待人权”，在这段话当中，最开始的“尽管”(while)一词对于它将要确认的所谓普世性进行了一番哲学上的抨击。[63]这一宣言对于当今人权观念的影响非常巨大:它开启了对从明确的国家或地区角度所出现的人权观念的唯一重要的当代批判，而且还用一种普世性的、本土文化的以及现代性的后西方主题的角度加以明确表达。[64]

我随后要阐明的是，这一点都不奇怪，除了想象之外，并不存在这样的主题。当时这种主题的想象可能性，那里所具有的人类或者人道观念将会使我们所有人最终能够和睦相处(如果人人都能不那么无耻的话)，这就在策略和哲学层面上维持了一种当代政治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65]

这样的一种主题，它的发明(invention)与结合(articulation)将一种普世性的和“大写”(capital H)的人道主义[66]保护伞之下的所有文化差异都聚拢在一起，最后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独有梦想，它的发明是过去几个世纪的一项主要成就，正视人类那难以计数、触目惊心的暴力与人为死亡，最终在1948年通过了近乎被一致接受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67]。关于人类生存的一种理论的建构能够而且理应适用于它所指称的人类中的任何一员，正如林·亨特(Lynn Hunt)[68]最近所指出的，与一种新的人类主体相伴而生的发明是由对我们在亚当·斯密和巴尔扎克笔下所看到的类型化的他者的受苦场景的“想象性的移情”所决定的。从历史来看，在这个星球出现生命之后，人类主体从古至今只发生了微不足道的变化。然而，从进化了的类人猿到1776、1789或者1948年那些划破长空、闪耀光辉的宣言[69]，在这些被不曾停歇过的进步、动荡、伪善以及失望所决定的时刻，人类思想的宏图就是被这种移情所确定的，而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引之下，才开始了更为艰难的对实现这一许诺的漫长规划历程。

这感觉上去就像是历史的偶然事件，即:在过去的20年中，对这些欧洲许诺的最重要的修正性挑战，恰恰就来自对人类观念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而这，正是《假想的“满大人”》一书所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假如有人意识到“亚洲伦理价值观”在人权领域所获得的合法性上的修辞力量几乎全都来自于亚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早期的经济成就。当前大讨论的结构因此就再生产了那种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欧洲通过文化与军事帝国主义推广其文化的旧套路，而且在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中也没有顺带提到这种亚洲伦理的价值: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实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化主义者会对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运动中或者其他三个近期的宣言(1990年的《开罗宣言》(Cairo Declaration)[70]、1991年的《突尼斯宣言》(Tunis Declaration)[71]以及1993年的《圣何塞宣言》(San José Declaration)[72])所提出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加以抨击，但并没有作出任何像《曼谷宣言》那样的哲学上的回应)。意识到这种合法性得益于国家的人权话语仰赖于其经济成功的程度，就使我们认识到关于普遍权利的整体性问题无法脱离开工业与后工业现代化过程而单独加以思考。[73]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这种明显的文明划分割裂了东方和西方这两大阵营，令其在1993年召开的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派，进而融入一种由参与其间的“全球资本的力量对流”所导致的更深层的紧密关联当中，这就像谢永平(Pheng Cheah)[74]所称的，“反抗关于发展、女性主义或者生态—庶民主义者的其他替代者的可能性”。[75]

谢永平注意到了人权观念与资本范围与力量的巨大历史性增长之间的同时发展，他进而着意于被称为人类不可替换的最根本价值的“人类”基本权利观念的话语问题。作为一种对资本循环从根本上(或者“不可剥夺的”)将人类加以隔离的商品化的持续抵制，这种不可替换性(inexchangeability)正是康德(Immanuel Kant)在其1785年《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76]中“价值”(price)与“尊严”(dignity)之间差异的问题:“与普遍的人类爱好和需要相关的事物，具有一种市场价值”，他认为，“但凡是构成某物能成为自在目的本身的唯一条件的事物，就不仅仅具有一种相对的价值，即价格，而是具有内在的价值[einen inner Wert]，即尊严”。[77]对于谢永平来说，在现代性这一普遍主题的理论化的核心，这种市场话语的存在，正表明了人权的整个概念从一开始就从市场转向了曾经口口声声要反对的东西。人权的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作为对人类生活的更广义商品的对应物，人类不可避免地疏远了交换功能这一过程。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之下，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拒斥并没有全然成为对其地方化支持者的拒斥:谢永平非常悲凉地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效应”(IC，166)。[78]

在资本主义的花言巧语与亚洲伦理价值之间的亲密行为，只有在当政治人物认为采纳西方所喜欢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将会妨碍解决贫困所需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只有在得到现代国家(学校、医疗保障等等)所普遍认可的社会物质必需品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与政治权利才变得清晰可见。[79]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过这样的话:“仅仅有同情之心是不够的……自由、人权、民主，在当你饥寒交迫的时候，在当你觉得发展机会渺茫的时候，在当你没有基本保障的时候，是没什么大用处的”(IC，233;黑体为笔者所加)。[80]正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81]指出的，尽管“没有什么能够对抗建立在据说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的集权之上的民主权利”，但是，建基于同情与经济增长之上的人权的普遍观念还是会跟美国方面的划分有所差异，而在克林顿政府的设想当中，随着足够多的民众拥有电视和喜好麦当劳食品，东亚的经济发展将会为这些国家开辟出一条从集权主义通向全面“开化”的民主的道路。[82]正是这最后一点，被“就”亚洲伦理价值所作的哲学与政治论证所诟病，这些论争认为，脱离开西方所称的“自由”(更不用说麦当劳了)的经济发展是可能的，从而试图将经济从非经济的现代化当中分离出来，将启蒙时期的资本主义遗产从其哲学化的资本主义遗产中分割出来。这种新的亚洲现代性，从理论上而言，关于人类的权利及其理论源自于一种“非二分法的思考”，这就鼓励了“有机团结”( organic solidarity)，并且强调了“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的角色。[83]这种发展的神话与在纽约和华盛顿发源的东西相互结合，这就正如德里克(Arif Dirlik)[84]在他论述可替代的或者多样化的现代性观念时所说的:“通过赋予其全球化的有效性，将对现代化的可替代性的认真思考排斥在外，并在暗地里重新引入欧洲中心论的方式，为现代化的绝大多数基本假定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进而，文化多元主义者的借口就被它所提供的经济选择的匮乏所消耗殆尽。[85]在后福特主义[86]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他所喜好的现代性，只要他们所喜欢的东西是资本主义类型的一种现代性就可以。

虽然本书并不直接关注“亚洲价值观大讨论”问题，但这本历史著作还是会去修正一些关于大讨论的前提，就像其现在所表达的那样。最为重要的是，关于东亚直到最近才开启了人权话语的这种观念，正被这样的一种认识所诋毁，即，尽管直到20世纪90年代，东亚才作为一种叙说主体参与到大讨论中，但是东亚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已经是这场大讨论的具有特权的指涉对象。尽管在语法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这种对历史记载的误读还是会想象亚洲只有在当其实现了经济权利的时候，才能“实现”哲学现代性的图景。不管是满大人的出现，还是“亚洲价值观大讨论”，在这种历史进程的最后关头(而且也确实持续贯穿其间)，所表明的毋宁是要想方设法认真考虑中国与人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必须在中国一进入关于人类的启蒙话语的当口就加以施行，并且要认识到亚洲对人权的“挑战”在至少两个世纪以来的一种更大的话语内部就一直在进行着，而且，正是这种话语所施加的一些主要影响，使得亚洲价值观的争论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并被人们所接受。至少在想象的历史当中，生命史正寄居在观念世界的王国当中。那么，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呢？

4.例证—效果(The Example Effect)

尽管所有的书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为将各种文化理论扭和到一起寻找证据或者历史根源，而这对于下面的一种情况而言似乎是尤为必须的，即，从一开始，本书中的主要历史性要素——同情、人类以及中国——之间的关系就被将中国与前两者(同情、人类)维系到一起的潜在的偶然性、巧合性关系所遮蔽了。这将会徒然弱化这样的断言，即:一方面，在现代人类的创造能力与中国民众的能力上不存在差异，而在另一方面，在几乎是本体论的主要的历史事件重要性跟与之相伴而生的修辞学上或文化上的物质之间也不存在差别。但恰恰相反，至关关键的是认识到了彼此纠缠着的这两者也只是做到了这一步:意识到并利用了他们之间“类属”(generic)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说，意识到了仰赖建立在观念(“创造出富有同情心的人”)和事例所指涉的对象(“中国”)所扮演的具有内在差异的文化与认识论角色基础上的这种关系的语法规则。而在本书中，如果要对不同之处加以清楚认识，就有必要对究竟什么才算是一种想象中的和看似任意的关系加以解释，哪怕这种关系究竟是持续性地出现在那些假设的中国受害者朝不保夕的生活当中，还是出现在对人权前景及全球化的政治可能性的当代论述当中。[87]

可以说，本书想要指出的是，中国要么跟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或者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Rastignac)[88]式性格主流毫不相关或者仅仅是微不足道的补充而已，要么就像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只是忽略了中国在这些语境中的展现，这就使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尽管事例的可借鉴性在任何一部依赖它们的作品当中都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恰恰就是关于一种特殊例证和特定可借鉴性(即没有“感到”是可资借鉴的)的历史的这本书而言，例证的问题就变成了一种特殊而又紧迫的问题。这种不见黎明到来的漫漫暗夜只是孤零零地表现为是对普遍问题的一种次阶的、元题式论述，或者表现为从理论上对文化联系与社会想象的重要性与真实性加以论述的某种意图，哪怕这一点已经很清楚，即，这部分议题必须处理好跟武断的、过分重叠的文化计划的认识论地位及其与历史的关系。这是因为问题的核心源自于事物“首阶”与“次阶”、“真实”历史与“纯粹”巧合之间的不同之处，以及对这种内质性的历史或哲学回应所能或者所应加以讨论的程度，而不管这种讨论是否能够将人类同情天性所要表达的核心或必要特征从作为其化身(avatar)的一位中国满大人(a Chinese mandarin)的表面上的武断选择当中分离开来，而在这之后，不管是怎样的讨论，都只不过仿佛明确表达了在理论争论方面出现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了对所揭示出的问题的重塑，并以此告终。如果你们把着眼点放在某种观念性事物的感染力上的话，比如说，在例证的选取上，就跟观念性事物的哲学内涵有所不同，要么就是，一系列相关行动与历史突发事件或许并没有发生过，但是却多多少少对这种行动与历史的塑造产生了影响，接下来的情况就可能会使人们非常短视地宣称已经从那些将之情境化并使之变得可理解的例证中全然区分了出来。要么就是，让事情变得更为痛苦:你得先承认，你所选择用来解释的范例对概念的建构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想法所用的例子，的确对你所要说明的这个想法相当重要，才能够证明范例对概念的建构来说是很重要的。[89](中国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事例这一事实更为这一计划增添了另一层复杂性。[90])

接下来，我会将中国人的可借鉴性这种动力称之为其“例证—效果”(example effect)。这一术语借用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91]关于小说的“现实效果”(reality effect)[92]这一广为人知的概念，这种“现实效果”所说明的是对那些看似无用的细节的非叙述功能，在现代写实主义发展中意义非凡，而随着它们证明了一个在“彼处”之外所展现的世界，这就超越了对一个给定故事加以叙述的必要性，而所有这些，都是对小说化世界而言的。[93]同样，“中国”所造就的例证效果就将所表现出的哲学层面的可能性塑造成为一种看似不经意的历史或政治上的细节，其价值就在于明确地表明跟它所展现出来的哲学物质“没有”一丁点儿关联。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关注中国发生地震这样的事情呢，而真实情况则是亚当·斯密发明了那种将会改变欧洲的道德传统，那么，人们怎么会知道他正在写关于里斯本地震的文章呢？而那个满大人(mandarin)，他或许也可以换成日本人、阿兹台克人或者立陶宛人，事实上，在巴尔扎克早期的一篇儿童小说中，就出现了类似的假设人物，这人被来自纽霍兰德(New Holland)的人谋杀了![94]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真实情况，并抛开所有这种文化无意识……

确实有点。但是，假如被杀者的国籍无关紧要的话，为什么巴尔扎克会不安地要加以改变呢？此外，我们又是如何解释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真实历史的，在这一过程中，关于满大人的假设就成为了一种足以被收入词典的词语了？就像斯密笔下的地震一样:如果他正在关注的是里斯本的事情的话，那为什么他不这么说？而且，他在《国富论》(1776)一书中所提及的一场印度地震为什么就没有使当代的哲学家们在他们力图思考道德距离时去翻来覆去地引用呢？[95]而且，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它如此轻易地展现出跟东亚所形成的所有类型的历史冲突一模一样的轻蔑举动，其中就包括诸如对亚裔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的看法(这只是在最近才开始被承认[96])，以及在近代航海、战争以及媒体文化方面的一系列技术创新，亚洲在近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况？不管是在这一例子中，还是在其他情况下，要抗拒仅仅简单地拆解中国性(Chineseness)[97]的诱惑，这种拆解只有在对真实历史中的“事件”加以确证的基础之上才能进行，但我并不想这么做，本书所探寻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与知识形态的历史:例证或者事例通常被认为是与其表现和说明的观念没有关联的。[98]要对这种形态加以深入细致的探究，就需要将其作为一种例证从其他事物当中区分出来:意识到它在文化中是如何作为与所图示出来的普遍性没多大关联的事物而发挥作用的，此外，还要意识到究竟是什么被庞大的主流读者群当做是对与某些东西相关的任意发挥而加以消费或曲解。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用了很大部分篇幅来详细阐述例证效果的重要性，其中就包括对近期就中国人受苦经历所作讨论的持续关注。就像该章所要揭示的，我所要归纳指出的是，对于那种向我们逼近的可以被当成一种从其例证中分离出来的作为文本的经验，并没有形成伦理上的争论，因此，任何例证性的争论都至少部分地从属于它所举的例子——甚至或者可能特别是在当那些例证肆无忌惮地表现自身的时候。这种取径对于例证本身的角色来说产生了某些奇怪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是通过对其专门语言、历史语境及媒介传播形式相伴而来的持续批评，才能获取他们所需的动力，从而在例证“之外”去对它们自身加以理论化，而全然没有那种曾经逃离它们引力的举动。本书中的例证因此就成为一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奇怪混融。正是通过对各处所有例证的这种混融性的获取，这些例证就具有了例证性的功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曾经在从特殊向普遍、从实例(instance)向实例化(instantiation)的正常与正常化转变上犹豫不决，这就使例证变成了“图示或者形成了一种普遍原则、法规与事物状态上的某一特殊事例”[99]。接下来的章节就停止了对明确时刻的认定，在这一时刻，个人轶事、引征、审讯或者中间穿插着的威胁都汇聚到普遍原则当中，在那里，被事物的法则与状态所取代，这就有效地消解了轶事或者引征自身的重要资格，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已经不仅仅是某种观念的例证。这些例证因此倾向于举例说明(exemplify)我在这一序言当中所要讲的东西，而排除了成为所有可资典范的东西(exemplary)，也没有就书中所写的文化网络或习惯建构起整体性的理解。反倒是，他们表明了这样的一些观点，即，网络可以被看成是已经“碰到了”特殊力量，虽然依然保存着在某些方面对其范例(exemplification)没有什么触动的某种残余，但是如果有人希望避免抛开那种偶发的并进而跟普遍计划毫不相干的残余的话，就必须重视这些表现。而假如那种不完全性能够在书中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复原的话，那么，其原因正在于它象征着(尽管并不完整)欧洲历史中所引征的中国人的整体性方面的磕磕碰碰、步履蹒跚，对此，本书就力图以例证—效应的术语加以思考。[100]

5.概述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首先通过一个特别的例子，力图勾勒出组织起该书方法论的原则。对斯蒂芬·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1606年就爪哇的一名中国金匠所施酷刑的描述的解读，同时也伴随着对新历史主义“轶事”所处地位的讨论。轶事跟语言与历史的千丝万缕的关联使其成为当代众多文学批评理论优先会采用的认识论方式。以本书的某种表现方式概而言之的话，关于轶事理论的章节认为轶事性(anecdotality)阐明了之后章节所述的方法论中的一些原则，同时又是从这些原则中得来:维持任何一般性或者理论性结论的证明材料(不管这是轶事还是描述、是小说还是诗歌、照片、医案研究、工会小册子)，这些证明材料对于其所要维持的理论而言，必须既要施加正式压力，又要施加主题上的压力。这种判断对于例证效果的一般领域的适用性勾勒出了本书的主要方法论任务，这就是，在文学和文化批评的总体领域当中去思考例证与历史的内在关系。

与第1章的专题研究不同，第2章到第7章并没有那么多方法上的例证。取而代之的是，书中大多数的历史争论以这些添加的例证来展开，它们所积累起来的分量最终足以为这样一桩简单的事实作出断言，即，在同情与残忍的空间当中，中国一直就被看成是近代人类的黄道。正因如此，第2章通过对乔治·亨利·梅森(George Henry Mason)《中国的刑罚》(The Punishment of China)(1801年)一书的解读，探究了梅森文学生产的内在逻辑:其类型与例证的外形、读者的类型、计划的理由、文字与图像的安排等，而这些，都与这一导言中的同情(sympathy)与交换(exchange)的双重主题相对立。第3章则主要讨论了第一批在华西方传教士创设医院(1838—1852年)时期的医案史和油画画像，并在这些图画与报告中找寻到了一种对中国人饱受苦难的有意识的中立关系，而这种关系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为了抵抗对于民族寓言的压制可能性以及对于疼痛话语的个人抵制。阿萨德认为，受苦作为一种认识论过程，尽管不怎么明了，但还是高调地重新回归了，这正体现在第4章中，一个中国人的未来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而被加以定义的特殊的美国式神话变成了妄想狂的绝佳素材，而且，就像这一章所要指出的，成为了一部早期美国科幻小说(1890年)最基本的乌托邦图景。概而言之，这三章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特别关注的是交换问题。这几章向我们表明了西方视野下的中国人受难与同情史是如何作为从中国这样一个市场中体现出来的可被感知的威胁所控制的(尤其是在第2和第4章中)，而且他们举例说明了各种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尽管全都会打上最为传统的标记，但这种控制还是能够对再现与实验可能性的所有领域作出决断(第3章)。

本书的第二部分，即第5、6、7章，涉及的是表现(representation)与表现性(representability)的问题。第5章着力于对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01] 1922年中国之旅进行解读，探讨了罗素的可感物(sensibilia)理论以及更为广义上的现代主义者对客观的零碎经验的探究。为了凸显出像轶事那样的微风俗画中所略去的“生命”与“文学”之间一般意义上的不同之处，这一章像小说那般叙述了罗素的经历，并利用这种叙述来反映出巧合、意义、文学以及历史之间的关系。然而，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这一章也是对现代主义领域的研究，力图去思考中国“问题”在1922年罗素的认同中是如何或者为何继续在现代主义的表现哲学计划中看似毫无关联的，而且，也指出了如何去解读那些事情，即，中国与再现是如何通过认识论的光圈(aperture)——罗素的可感物[102]理论而结合到一起的。[103]

那种光圈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被加以字面上的解释(literalized)、具体表述(embodied)和违犯(violated)。第6章对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科手术图像作了解读，并由此激发了对疼痛与审美、受苦与麻醉之间关系的长期研究，而审美与麻醉在对图片的本雅明式批评中被当成一种媒介，并进而通过对一位被处极刑的中国犯人凌迟之躯的照片所作的长篇讨论而赋予了一种具体表述的力量。那幅照片摄于20世纪初，因其在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04] 1961年的《情欲的泪水》(Larmes d'Eros)[105]中出现而为人所熟知，这一章就花了相当大的精力来解析那本书中出现的图像以及巴塔耶自己拥有的照片之间的不同之处。所有这些最终都使这一章形成了对照片对象材料的再理论化，这种再理论化要求以一种最终的内在转向来再现中国人一开始的那种外科手术。

在巴塔耶书中所出现的手术室让人回想起并折射出了在第3章中所着力分析的外科手术室的相关材料。确实，在第6章中，这已经变得很清楚，即，在关于同情的整个问题上，我们开始将同情本身转变为在受苦与再现、审美与麻醉之间关系中的一种利益关系，而这些术语在本书所重新塑造和解读的中国人身体的图像与描述中持续体现着作用。第7章是总结性的章节，阐明了这种转变。随后则是对本书第一部分的简要评论，所关注的是同情与经济交换之间的关系，对本书的第二部分，则有一段更长篇幅的讨论，所关注的则是受苦与再现式交换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论述，本书就展现了这四大关键术语:同情(sympathy)、受苦(suffering)、经济交换(economic)以及再现式交换(representational exchange)是如何建立起构筑中国、同情以及现代性历史话语的符号学网络的(而停止也是短暂的，可能只是为了为绝大多数读者带来安慰，来填补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整个格雷马斯符号方阵(Greimasian semiotic square)[106])。这里要提到三个主要例子: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07]的《痛苦的中国人》(Der Chinese des Schmerzes，1983年)[108]，鲁迅的《〈呐喊〉自序》(1922年)，以及更大众化的当代博物馆的塑化尸体展览，这些关于“人类”的令人惊讶的例证放在一起，带给我们这种研究以一种最终的、夹杂着不同声音的拟人化的单一主题。本书的最后部分所面对的则是推测性地对“同情审美”(sympaesthetics)的想象领域加以论述。其中最后一句就试图以推测性的精神来让本书本已封闭的结尾能继续将讨论引向深入。

6.满大人(归来)

从外表来看，塑化尸体建立了一种关于我们假设的满大人的拟人化对象，并反对西方支撑其不安疑惑的空幻意识所指引的想象生活。因此，就有必要对它的特殊性稍加关注。我们注意到，除了是中国人外，他还是一位满大人(mandarin)[109]，而不是农民或裁缝，或者一位康德式的追求内在价值(innerer Wert)的学者，我们可能会想，部分应归结于他获得的知识与社会地位的商品市场价值(Marktpreis)。正如巴尔扎克所知，满大人正是通过那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哲学与文学方面的竞争残酷的科举考试而一步步被选为国家官员的;而在欧洲人的印象中，这些人所起的作用则是对一种统治类型的展现，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对中国典籍的死记硬背与刻意模仿，而且，他们也将国家看成跟对自身社会与政府组织方式的绵延不绝的再生产息息相关。到19世纪中叶，像斯密或黑格尔那些人对亚洲的不可变性/凝固性(immutability)在历史和哲学层面进行了广泛的批评，这就使得满大人从广义上来看成为一种停滞不前的形象:历史上的停滞(从而没有进步)，经济上的停滞(从而没有阶级的流动性)以及资本的停滞，而后者则导致“一个残暴的国家机器消耗了大部分的剩余产品，它所扮演的不只是对统治阶级加以约束的核心机构，而且也是其经济发展的首要机制”[110]。将一位中国满大人转变为一种欧洲式财富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将停滞转变为运动，或者，如果以一种更明确的经济术语加以表述的话，就是将无法计算的资本转变为可以衡量的兄弟姐妹。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西方，巴尔扎克对中国社会所作的假设要比斯密清楚得多，这是因为在前者所期许的转变中，作为对市场定价(像中国历史那样，满大人的财富无法流传下去)的抵抗，一种生命形式的塑造正是通过那种使自身无法成为一种移动性的继承者的方式实现的，而这种继承所发生的市场取决于它已经被改变的事实，这对于生命来说，已经发生过了。[111]

其他的形象也许早已就转变的问题对观察者作出了一个不同的回答:你会坦然接受一两个奴隶的死亡，以之来换取食糖和便宜的棉布么？[112]如今，你会承认矿工在一场工业事故当中偶尔致残是对电脑主机板降价的不幸补偿么？生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时，就是被这么告知的，因为只有生活在一种致力于生产剩余价值的经济体系中，这样的消极事实才能形成。这些以其他面目出现的假设于是就通过一种特定的统计学暴力成功地揭露了所有消费者令人尴尬的共谋地位。

这就使我们更为清楚地知晓了为何满大人(the mandarin)是一位官员(a mandarin)，也弄清楚了为何他是中国人(Chinese)。通过使接受者无法意识到他(她)的生命早已而且长久以来就受惠于满大人与酷刑之间交易所型塑的生命与资本的交易当中，他的修辞功能就将问题从政治领域转到了哲学领域。人们可能会说，满大人在欧洲世界对他的想象中所起的真正作用可以被忽略不计，但是，将问题的模式要旨从“你应该(should)干什么？”转到“你想(would)干什么？”在其所暗示的条件从句(这种“假如”句子)的表象背后，后者隐藏了这样的事实，即，决定已经作出并且已经发生。[113]

这样的一种隐藏，在绝大多数基本观念当中，是思想性的，是与帝国主义神话以及更为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作为一种理想，其目的是从生活当中将过于可预期的后果区分出来。[114]这就是说，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将这种决定从想象领域移开的做法，开启了一种具有抵抗或者革命可能性的潜在空间。在哲学空间当中，生命并没有被商品化，而接受者也并没有参与到那种将之商品化的体系当中。假设的哲学化空间允许接受者可以将自身从认知的不一致当中摆脱出来，而这种认知的不一致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即，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决定了这一问题，并因此使它们能够根据当前的政治与经济形势所必须抵制的道德基础来发现并确认自身。关于满大人的假设问题因此就经由对必须从“彼此间没有特殊关联的第三者的眼光和方位”来思考生命的哲学化空间的遗忘而铸就，这就像亚当·斯密在1790年所作的道德评判那样(MS，135)。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作为人种、作为民族、作为文化)的例证效果是如何再生产了缠绕在中国与近代人类所发明的历史关联的例证与观念的问题:它表明满大人是中国人(Chinese)，因为他作为中国人就意味着他的中国人特征无关紧要。吊诡的是，中国性的功能反而促使具有这种情况的黄道转变成一种普世性的以化石形式长久保持的事例。这通过缺失而得以展现;通过展现而变得无影无踪。在其所有形态的复杂性当中，抓住这种幽灵般的、不断变化的形象，正是本书下文想要完成的任务。

【注释】

[1] The Mandarin，狭义指中国的富人或官员，广义则指中国人甚至中国出产的东西，因为当时正处于清朝时期，故有此称。在本书中，作者为其赋予了更多层面的意义。——译者注

[2]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1723年6月5日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哲学;1740年被选入牛津大学深造;1748年，任爱丁堡大学讲师;1751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1763年，任英国财政大臣养子的伴游导师;1778年任爱丁堡关税局长;1790年7月17日辞世，一生未娶，没有子女。斯密一生奉献了两部传世经典:《道德情操论》(1759年初版)和《国富论》(1776年)。前者为伦理学著作，它的出版使斯密享誉学术界;后者为经济学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也成就了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不朽名声。——译者注

[3] 《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的伦理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759年，该书在斯密去世前共出版过六次。全书共由七卷构成，主要阐释的是道德情感的本质和道德评价的性质问题。斯密在该书中继承了哈奇森的道德感学说和休谟的同情论思想，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情感理论。他反对神学家用天启来说明道德的根源，而把它认为是人的本性中所有同情的情感，并以之作为阐释道德的基础。他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他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来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表明各种基本美德的特征。——译者注

[4]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D. D.拉斐尔和A. L.麦克菲编(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s. 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Indianapolis， 1984)， 135。此书在本文随后的注释将简写成MS。拉斐尔和麦克菲注意到，尽管他下面的章节写于1760年，但直到1790年的版本中才印出来;他们还认为，他所选取的那次地震属于1755年的大地震，在这场大地震中，有9万人丧生，里斯本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参见134na，136nj以及141nx以获取更多的书目信息)。“良知的影响与威望”这一部分首次出现于1760年的第二版中，这对1759年第一版做了相当大的修订。亚当·斯密的这本书直到1790年付梓的第六版为止尚无多大的改动。

[5] 巴尔扎克(Balzac):《高老头》(Le Père Goriot)，收录于《巴尔扎克全集·私人生活场景6》(Oeuvres Complètes， Scènes de la vie privée VI) (Paris， 1949)， 361。(中译本:[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译者注)

[6] 法兰西学院(法语:Académie Française)是法国的一所学术机构，它是法兰西学会(Institut de France)下属的五个学术院之一，是五个学术院中历史最悠久、名气最大的学术权威机构，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是极高的荣誉。法兰西学院具有双重任务:一、 规范法国语言;二、保护各种艺术。规范法语是学术院最初的任务，为了法兰西语言的规范、明晰、纯正并为所有使用者理解，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于1694年编辑出版了第一部词典，此后于1718年、1740年、1762年、1798年、1835年、1878年、1932—1935年出版了其他版本。1992年开始出的第九版正在编撰过程中。——译者注

[7]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现代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其重要作品，如《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向街》等均为中国作家、人文学者所重视。——译者注

[8] 这段文字的一个版本可以在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小说《阿拉达》、《勒内》、《基督教真谛》、长篇自传《墓畔回忆录》等。——译者注)于1802年出版的《基督教真谛》(Le Génie du Christianisme)一书中找到，在本书中，是这样写的:“如果仅仅只是希望的话，你可以在中国杀死一个人并获得他在欧洲的财富，通过超自然的力量完全可以使这事永远无人知晓，但你会让自己这样做吗？”(卡洛·金斯伯格:《杀死一个中国满大人:道德距离的意蕴》(Carlo Ginzburg， “To Kill a Chinese Mandarin: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Distance”)，收录于《木制眼睛:距离的九种反映》(Wooden Eyes : Nine Reflections on Distance)，马丁·赖尔和凯特·索伯(Martin Ryle and Kate Soper)译[New York， 2001]， 164. )金斯伯格(Ginzburg)认为，夏多布里昂的故事源于狄德罗(Denis Diderot)从1773开始出版的百科全书中的一段经历，在该书中，一位欧洲谋刺者“被流放到了中国沿海地区”，这里离他的犯罪之地万分遥远，从而让他感觉到自己良心上的不安(165页)。但这可能只是一个简要解释，因为亚当·斯密的文本比夏多布里昂的文本要早出版十二年。就算夏多布里昂从1799年在英国时就开始撰写《基督教真谛》一书，他对假设的基本结构的资料来源也更可能来自于亚当·斯密而非狄德罗。夏多布里昂的文字在保罗·罗奈:《杀死满大人》(Paul Ronai， “Tuer le Mandarin”) (《比较文学杂志》(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10(1930)， 520-23)中有所论列。关于满大人的假设出现在那些年的诸多文学作品当中，关于对大多数欧洲文献的罗列可见劳伦斯·W·基特斯:《神奇的满大人:起源、文学父权，伦理意蕴》 (Laurence W. Keates， “Mysterious Miraculous Mandarin: Origins， Literary Paternity， Implication in Ethics”)，载《比较文学杂志》(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40. 4 (1966)， 497-525。对于巴尔扎克为何会将夏多布里昂误记成卢梭(或者确实是有意将两人弄混)，苏源熙(Haun Saussy)向我指出，新保皇主义者巴尔扎克对于卢梭那种理论化的“一般心智”(general will)深有怀疑，他最终可能已经意识到要利用典型化的皮安训的假设谋杀那种同样无法平息的随意性与暴力。

[9] 例如，可参见托马斯·本德主编:《反对奴隶制的争论:资本主义与废奴主义》(Thomas Bender， ed. ， The Antislavery Debate : Capitalism and Abolitionism)(Berkeley， 1992);雪莉·塞缪尔斯主编:《情感文化:十九世纪美国的种族、性别与情感》(Shirley Samuels， ed. ， The Culture of Sentiment :Race， Gender， and Sentimental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ew York， 1992);伊丽莎白·巴恩斯:《同情的状态:美国小说中的诱惑与民主》(Elizabeth Barnes， States of Sympathy :Seduction and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n Novel)(New York， 1997);伊恩·鲍考姆:《大西洋的隐患:金融资本、奴役与历史哲学》(Ian Baucom， Specters of the Atlantic : Finance Captial， Slavery，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Durham， N. C. ， 2005);本杰明·达夫隆:《浪漫的一对:英国哥特文学中的性与同情，1790—1830》( Benjamin Daffron， Romantic Doubles : Sex and Sympathy in Britisch Gothic Literature， 1790—1830)(New York， 2002);约瑟夫·菲希特尔贝格:《关键小说:情感与美国市场，1780—1870》( Joseph Fichtelberg， Critical Fictions :Sentiment and the American Market， 1780—1870)(Athens， 2003);玛丽·勒纳:《说教的怜悯:狄更斯、加斯克尔与维多利亚文化中的感伤主义》(Mary Lenard， Preaching Pity : Dickens， Gaskell， and Sentimentalism in Victorian Culture)(New York， 1999);达纳·D·尼尔森:《黑白的世界:解读美国文学中的“种族”，1638—1867》(Dana D. Nelson， The World in Black and White : Reading “Ra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638—1867)(New York， 1993);以及贡萨洛·桑切斯:《十九世纪末法国文化中的怜悯:“自由、平等、怜悯”》(Gonzalo Sánchez， Pity in Fin de sièle French Culture :“Liberté， égalité， Pitié”)(Westport， 2004)。

[10] 关于先前模式与同情的教条之间的对立，参见R. S.克兰:《关于“感觉之人”的谱系学的看法》(R. S. Crane， “Suggestions towards a Genealogy of the ‘Man of Feeling’”)载《英国文学史杂志》(ELH) 1. 3 (Dec. 1934)， 206-07。

[11] 关于奴隶问题，参见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以及鲍康(Baucom)的著作;关于精神病人问题，参见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一种医学观念的考古学》(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A·M·谢里丹·史密斯(A. M. Sheridan Smith)译(New York， 1973)以及《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译(New York， 1965)(中译本:[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译:《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11年;[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译者注);关于酷刑问题，参见爱德华·彼得斯:《酷刑》(Edward Peters， Torture)(London， 1985);关于监狱改革问题，可参见诺瓦尔·莫里斯、大卫·J·罗斯曼主编:《剑桥监狱史:西方社会的惩罚》(Norval Morris and David J. Rothman， eds. ，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Prison :The Practice of Punishment in Western Society) ( New York， 1995)以及约翰·B·本德:《监狱的图像:小说与十八世纪英格兰的建筑思想》(John B. Bender， Imaging the Penitentiary : Fiction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Mind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Chicago， 1997)。关于动物问题，可参见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的著作，他写到，欧洲的“同情浪潮席卷了所有人，甚至已经超出了其最初的范围，并开始触及到对其他情感生物的苦难的怜悯。在科学发现人畜之间存在着更密切的血缘关系的时代尤其如此……动物开始从这种充溢着的同情之心中受益”(《对野兽的清算:维多利亚时代观念中的动物、痛苦和人性》(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Animals，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Victorian Mind)[Baltimore， 1980]， 7)。

[12] 美国西北大学法学暨哲学教授、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政治学暨哲学荣誉教授，曾任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他的重要著作包括《黑格尔》(Hegel)、《黑格尔与现代社会》(Hegel and Modern Society)、《自我的源头》(Sources of the Self :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以及《现代性的隐忧》(The Malaise of Modernity)等。——译者注

[13] 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爱尔兰哲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奠基者之一。他主张仁慈的感觉是人性中原始而不可化约的部分。就如同视觉和听觉，道德感也是人类的一种知觉。哈奇森对世界作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功利主义思想，他的结果主义准则是将最高的快乐带给最多的人。——译者注

[14] 查尔斯·泰勒:《对于人权的一种非强迫一致的条件》(Charles Taylor， “Conditions of an Unforced Consensus on Human Rights”)，收录于《人权的东亚挑战》(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乔安·R·鲍尔(Joanne R. Bauer)和贝淡宁(Daniel A. Bell)编(Cambridge， 1999)。第二段引文来自于克兰(Crane)，他引用了苏格兰道德学家大卫·弗迪斯(David Fordyce)写于1754年的著作(第227页)。已经有大量的著作揭示出了由人类总体性的道德提升所带来的同情心增长的观念;关于这一问题尤其可以参看托马斯·哈斯克尔:《资本主义与人道主义情感的起源》(Haskell，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第1和第2部分，收录于《反对奴隶制的争论:资本主义与废奴主义》(The Antislavery Debate : Capitalism and Abolitionism)，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编(Berkeley， 1992)。关于哲学，参见大卫·休谟:《人性论》(David Hume，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New York， 1978)(中译本:[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译者注)以及哈奇森:《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 Francis Hutcheso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Conduct of the Passions and Affections)(Gainesville， 1969)(中译本:[英]哈奇森著，戴茂堂、李家莲、赵红梅译:《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译者注);参见亚历山大·布罗迪:《同情和公正的旁观者》(Alexander Broadie， “Sympathy and the Impartial Spectator”)，收录于《剑桥亚当·斯密研究指南》(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am Smith)，努德·哈孔森( Knud Haakonssen)编(Cambridge， 2006)，这是一篇论述哈奇森和休谟评论斯密同情理论的影响的文章。关于自由派的英国圣公会，参见杰拉尔德·克拉格:《从清教主义到理性时代:对1600—1700年间英格兰教会宗教观念转变的研究》(Gerald Cragg， From Puritanism to the Age of Reason :A Study of Changes in Religious Thought with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1660to 1700)(Cambridge， 1966)。

[15] 珍妮·托德:《情感:导论》(Janet Todd， Sensibility : An Introduction)(London， 1986)， 8。托德(Todd)将从1740年到1770年这一时期看成是情感文学的全盛期，并通过将诸多形容词添加到“感情”(sensibility)之上而勾勒出了其衰落之势(参见第7—8页)。她指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是“英国道德哲学的终结”，并承认“试图系统性地将道德与情感联系起来的情感目的”(第27页)。这种情感教育的长远影响，尽管不再用哲学术语加以明确表述，但还是随着人道主义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传播而继续发挥着重要影响。关于情感文学，另可参见芭芭拉·本尼迪克特:《框架的感觉:1745—1800年间英语散文作品中的情感与风格》(Barbara Benedict， Framing Feeling : Sentiment and Style in English Prose Fiction， 1745—1800)(New York， 1994)。

[16]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著名女性小说家，她的作品主要关注乡绅家庭女性的婚姻和生活，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活泼风趣的文字真实地描绘了她周围世界的小天地。——译者注

[17]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19世纪中叶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莫泊桑就曾拜他为师。著名作品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布瓦尔和佩库歇》等。他对19世纪末及至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译者注

[18] 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869年。小说发表之初影响不大，在当时只有少数知音，直到20世纪初才得到普遍褒扬(马塞尔·普鲁斯特、弗兰茨·卡夫卡非常崇拜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福楼拜最具先锋气质的伟大的实验小说。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译者注

[19] 这些人的历史在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New York， 1979)一书中首次变得清晰可见，而在这之后，其他的一些著作进一步扩展了这种分析。举个例子来说，“中国性”(Chineseness)似乎与他者的蛮夷之态(他们不曾被看成是“东方”)是可以相互交替的，而对前臂皮肤的狠狠一拧，在英国称为“中国痛”(Chinese burn)，而在美国则叫做“印度痛”(Indian burn)。在其他情况下，一种特别受到关注的微小虐待行为往往都会与“他者”联系起来，但却不会在意究竟有多严重;更确切地说，其他人的选择所依靠的是当地的历史因素，而不是某种类型的持久稳定性。(中译本:[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译者注)

[20]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中国史教授，代表作为《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译者注

[21]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N. J. ， 2000)， 25(对我观点的强调)(本段中文译文引自[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23页。——译者注)。中国在工业生产中的优势导致了我们只能用自己当前的观念来指称“工业间谍”;通过对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著作的专门细致阅读，可以发现，他将欧洲的“工业欲望”看成是一种标志，参见刘禾:《鲁滨逊的砂锅》(Lydia Liu， “Robinson Crusoe's Earthware Pot”)，载《批判性探讨》(Critical Inquiry) 25. 4 (Summer 1999)。

[22] 数据来自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Berkeley， 1998)， 283。(中译本: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译者注)

[23] 在十五年前，周蕾(Rey Chow)对于同一个对象就认为，这一问题应该“尽管可能是由于(东亚)仍然保持着‘领土上的独立性’这一事实，并更好地展示了帝国主义如何运作的图景，例如，除了身体上的强制和在事实上占据身体与土地之外，帝国主义是如何作为一种观念性的统治力量成功地取得优势地位的”(《写在家国之外:当代文化研究的干涉策略》(Writing Diaspora : Tactical Interventions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 Bloomington， 1993]， 7-8)。(中译本:周蕾著，米家路译:《写在家国之外:当代文化研究的干涉策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译者注)

[24] 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英国诗人，代表作有《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等。他十几岁起就进入宫廷当差，1359年随爱德华三世的部队远征法国，被法军俘虏，不久赎回。乔叟与宫廷往来密切，当过廷臣、关税督察、肯特郡的治安法官、郡下议院议员。他曾因外交事务出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到过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等国，有机会遇见薄伽丘与彼特拉克，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乔叟在庇护者失宠期间，被剥夺了官位和年金，经济拮据。他曾写过打油诗《致空囊》给刚登基的亨利四世，申诉自己的贫穷。1400年，乔叟逝世，被安葬在伦敦威斯敏特斯教堂的“诗人之角”。——译者注

[25] “而他的纬度则在这一世界的凸多边形赤纬的南或北”乔叟在他的《论星盘》(Treatise on the Astrolabe)(约1391—1392年写成;Norman，2002)中进一步说到。

[26] 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是第一位提出太阳为中心——日心说的欧洲天文学家，一般认为他所著的《天体运行论》是现代天文学的起点。——译者注

[27] 不管最初的强烈反感所排斥的东西是什么，在这里细致分析这一纽结在一起的双方，从而承认他们是同一种规则的对象——坚信同情是一种词汇—观念(word concept)。因此，它对于这种再现的历史类型来说是非常主观的，因为“中国”是某种非常整体性的东西，我只能简单地说，在同情与中国之间的不同之处，在真实性这一轴线上则还没达到这一程度。“中国”有着多种面相，它既成为亚洲大陆上一个具有特定民族与文化历史的饱含争议的名称，同时也是一种与对这片大陆的文化旅行相关的修辞学—认识论的形象，而这两者(大陆或形象)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离开另一个而独立存在，但是在对话当中，正像那些掌握牌技的人会完全“直截了当”地玩游戏一样，他会故意利用他的名声和实际状况之间的关系，而或多或少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玩家对于叫牌的反抗是被允许的;对以前的叫牌情况看起来则令人沮丧，正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指出的其理论化一样)。跟扑克玩家的情况一样，作为事实的“中国”与作为形象的“中国”之间的循环互动使得协商的主体之一具有了一种真实性的概念，这表现在将其彼此区分的过程之中，这是因为，一旦玩家在面对上一位玩家叫牌时的虚张声势，对于这位玩家“在心里”是不是真正是虚张声势的任何怀疑都必须建立在一种对他个性的理论化形象与事实维度之间的关系的了解之上，并进而更为无意识地对事实与形象之间更为一般的关系加以理论化。除了扑克游戏，苏源熙(Haun Saussy)、斯蒂芬·姚(Steven G.Yao)和我在《汉字:书写中国》(Sinographies : Writing China)(Minneapolis，2007)一书导言中都对此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28] 美国明德学院英语和美国文学教授。——译者注

[29] 美国西北大学法语系副教授以及比较文学项目主管。主要致力于对文学现代性的比较与跨学科研究。——译者注

[30] 出生于香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现为美国布朗大学Andrew Mellon人文学讲座教授，为华裔文化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研究领域为现代中国文学、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国电影、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等，著有《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写在家国之外》等。——译者注

[31] 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多年执教于柏克利加州大学以及密西根大学，担任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跨系教授。目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及终身人文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学理论、跨文化交流史和新翻译理论。曾任美国威勒克(René Wellek)文学理论书奖及列文(Harry Levin)文学史书奖的评委，其英文著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产生广泛的影响。——译者注

[32]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著有《美国的亚洲》(America's Asia)等。——译者注

[33] 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得宜的诗学:黄庭坚的文学理论和实践》(The Poetics of Appropriation : the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uang Tingjian ( 1045—1105))、《族裔经典:历史、制度和干涉》( The Ethnic Canon :Histories， Institutions， Interventions)、《文化资本的洪流:跨民族文化研究》( Streams of Cultural Capital : 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以及《亚裔/美国人:种族界限的历史跨越》( Asian/ American : Historical Crossings of a Racial Frontier)等。——译者注

[34] 密歇根州立大学英语及比较文学的教授，著有《流行于18世纪英国的中国风》(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该书探讨了中国装饰艺术在18世纪英国的重要意义，揭示了当时英国人把很多严肃的社会问题和政治辩论引入到中国瓷器话题中来这一鲜为人知的故事。——译者注

[35] 美国当代著名比较文学家，曾任耶鲁大学教授，目前是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著有《中国美学问题》(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文化中国的话语长城》(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等。——译者注

[36]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系、亚洲语言文化系及亚美研究系合聘教授。其著述除《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The Lure of the Modern :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外，还有《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的华语呈现》(Visuality and Identity :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以及散见于美国各主要学术刊物的论文另外还编有《弱势跨国主义》(Minor Transnationalism)、《中外文学》各专辑，以及《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专辑等。——译者注

[37] 美国汉密尔顿学院英语系教授，著有《翻译与现代主义语言》( Translation and the Languages of Modernism)以及《外国口音:从排斥到后族群性的美国华裔诗篇》(Foreign Accents : Chinese American Verse from Exclusion to Postethnicity)等。——译者注

[38] 《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简称TNR)，美国杂志，自1914年开始发行至今，以政治与艺术为主题。最早是以周刊形式发行，现在则是双周刊，发行量约为50000份。现任总编辑为马丁·裴瑞之(Martin Peretz)，编辑为理查·贾斯特(Richard Just)。总体而言，此杂志倾向支持自由社会，以及社会民主经济政策。——译者注

[39] 黎友安:《中国的转变》(Andrew Nathan， China's Transition) (New York， 1997)， 15。

[40] 1943年生于美国纽约，197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1970年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71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91年至1995年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其处女作为《1918年至1923年的北京政治:派系纷争和宪政的失败》(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1976)，最著名的作品则是1985年在纽约出版的《中国民主》(Chinese Democracy)。——译者注

[41] 黎安友所勾勒出的中国历史与残忍之间的内在关联表明了这样一种无礼态度，即:中国文化与暴力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联。我们以郝瑞(Stevan Harrell，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译者注)在《中国的暴力》(Violence in China)一书序言的开场白后的附加说明为例:“为什么一种文化会谴责暴力行为，会贬低军功之荣耀，对文人而非武夫赋予最高的声誉，并试图将所有其他的价值观念融为一体，而在实际的表现方面，却对个人的暴力行为(亦即身体力量)运用得这般频繁与多样？ (跟其他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中的暴力是不是更多，这很难评判，但从可视的角度上看，其暴力不比一些文化要少。)”(《中国的暴力:文化与反主流文化论集》，乔纳森·N·李普曼与郝瑞主编(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ed. Jonathan N. Lipman and Stevan Harrell) [Albany， 1990]， 1. )括号内的这段话之所以令人深感奇怪，就在于，它成为从另一个角度关注中国文化中的暴力来源与结构的一部书，这是一个完美而合理的计划，假如它是那些在所有文化当中人们所学到的那些事情的话，而相对的边缘问题在第一句当中就有所暗示，但却并没有精确表达出来。这一计划与王德威(David Der wei Wang)《历史与怪兽》(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一书之间的不同在于，王德威是在一个更大的哲学与文化框架内来分析中国的暴力史的，这就使得中国人的例证并没有成为异类(《历史与怪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暴力、叙事》(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Berkeley，2004])(该书中文本: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本书触及历史与文学间复杂的对话关系，如国家神话的生成，文类秩序与象征体系的重组，“史学正义”与“诗学正义”的纠结，群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最后还论证了现代性(modernity)和怪兽性(monstrosity)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和“再现历史”之间的两难处境。——译者注)。

[42] 著名汉学家，1936年生于英国，196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写作，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高手。主要著作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等。——译者注

[43] 史景迁在他的《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 China in Western Minds (New York， 1988))(中译本:[美]史景迁著，阮叔梅译:《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年。——译者注)一书中分析了葡萄牙商人盖略特·伯来拉(Galeote Pereira)和葡籍多米尼加多明我会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神父(Gaspar da Cruz)的叙述。盖略特·伯来拉是一位是士兵兼商人，他于1549年因为在福建沿海走私货物而被捕，在中国监狱中关了四年。从总体上来说，他对自己处境的叙述是相当客观公正的。但是，在加斯帕尔·达·克鲁斯1569年用相同材料所写的《详细记载中国及其特点的见闻录—附忽鲁模斯王国》(即一般所称的《中国志》)(Treatise， in which the things of China are related at great length， with their particularities， as likewise of the kingdom of Ormuz，本书所使用的材料，除根据作者个人1556年冬在广州的经历外，还参考了中国地方志及其它著作的译文，因此在对中国及其邻国的地理关系方面提供了较为正确的情报，并提到了中国的宗教、科举制度、科技、农业、语文等重要方面内容，其中资料多为《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未记载，因而成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相关报导之始。——译者注)中，对中国审判有专门章节加以论述，其内容几乎全部来自于盖略特·伯来拉及其随从的论述，以副标题命名:“这是一个重要章节”(he capitulo notauel)。鉴于在他的叙述中没有其他章节有这么一个副标题，因此这一章节确实“重要”，就像众多副标题所起的作用一样，此处的这一副标题对盖略特·伯来拉报告的情绪化支持以及对中国人的批评远远超越了先前叙述的水准。然而，盖略特·伯来拉跟加斯帕尔·达·克鲁斯神父之间的不同之处可能并不在于对中国人跟受苦的关系的历史化破解或断裂的完全否定;而毋宁是对尚未完全勾连起来的文化不宽容态度的一个早期例证而已，就像我在本书中所要探明的一样，关于同情与人道的话语一直贯穿在18世纪晚期以来对中国的论述当中。

[44] 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本名艾瑞其·怀兹(Ehrich Weiss)(出生时名字的匈牙利土语拼法为怀什·埃里克(Weisz Erik))。被称为史上最伟大魔术师、脱逃术师及特技表演者。1913年他推出了堪称他最著名的戏法——“中国水牢”(Chinese Water Torture Cell)逃脱术，在表现这一脱逃术时，他会被倒吊在一座由玻璃和钢铁制成的密闭箱子里，而且箱子中的水不停地被灌满直到溢出为止。1953年一部由汤尼·寇帝斯(Tony Curtis)所主演的电影将胡迪尼生涯彻底地小说化。许多关于胡迪尼的误解大部分都是来自这部电影。譬如说，电影中描述胡迪尼是死于表演“中国水牢”，而非平凡无奇的腹膜炎。——译者注

[45] 酷明(Ming the Merciless)是1934年美国漫画家阿列克谢·罗曼德(Alex Raymond)的经典漫画《飞侠哥顿》(Flash Gordon，后被拍成系列影片)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译者注

[46] 傅满洲(Dr. Fu Manchu)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1875年在《福尔摩斯遭遇傅满洲博士》一书中首次出现，号称世上最邪恶的角色。傅满洲是一个瘦高秃头，倒竖两条长眉，面目阴险。按照罗默的描写，这其实是黄祸的拟人化形象。涉及傅满洲这一虚拟人物的西方作品极多。除傅满洲系列的十余部小说外，还有十余部电影以傅满洲为主角。傅满洲也以配角出现在许多电影中，可以说，“傅满洲”这一形象直至今天仍然是不少欧美人对于中国人的印象。——译者注

[47] 在《千刀万剐》(Death by a Thousand Cuts)一书中，卜正民(Timothy Brook)、巩涛(Jerome Bourgon)和卜鲁(Gregory Blue)指出了西方视野下中国人的残忍由来已久，并认为，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关于中国人与酷刑的紧密联系的戏言使战后的那代人与所谓的战前一代区别开来了(Cambridge， Mass. ， 2008)。关于胡迪尼，可参见露丝·布兰登:《哈利·胡迪尼的生活及其死亡的几种说法》(Ruth Brandon， The Life and Many Deaths of Harry Houdini) (New York， 1993);关于劳改监狱，可关注吴弘达(Harry Wu)和乔治·维奇(George Vescey)所著《麻烦制造者:一个人跟残暴中国的不懈对抗》(Troublemaker : One Man's Crusade Against Chinese Cruelty) (New York， 1996)一书的副标题;关于傅满洲和其他典型，可参见马圣美:《死亡的拥抱:东方主义与亚裔美国人身份》(Sheng Mei Ma， The Deathly Embrace :Orientalism and Asian American Identity) (Minneapolis，以及罗伯特·G·李:《东方人:大众文化中的亚裔美国人》( Robert G. Lee， Orientals : 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 (Philadelphia， 1999)。其他的例证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会详加论述。

[48] 奥克塔夫·米尔博:《秘密花园》(Octave Mirbeau， Le Jardin des supplices) (Paris， 1957)， 187(笔者自译)。酷刑施行者向他的客人继续美滋滋地描绘他挖空心思发明出来的一种让狂暴的老鼠去撕咬死囚犯的酷刑，随后又抱怨法庭否决了这种方式的使用:“我为他们带来了一些极其光荣的……这类当中的唯一事例，以及激发我们最伟大艺术家的想象……但他们却不想要……这是我们堕落的征兆……喔!我们是一帮被打败的人、一帮死人!日本人要来了……我们抵挡不了他们……别了，中国!”(193，笔者自译)。

[49] 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1848—1917)，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作家和艺术评论家，他一生大半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曾发表约1200篇具有影响力的短篇文章和小说，代表作有三部自传体小说Le Calvaire， L'Abbe Jules和Sebastien Roche，以及后来的《女生日记》、《秘密花园》、《天空》。其中《秘密花园》(Le Jardin des supplices)是其定鼎之作，在19世纪西方文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译者注

[50] 本书表面上围绕酷刑这一主题，把它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描绘了在一位奇特的女主人公的引领下，让读者目睹陷入腐败深渊的放荡的政府官僚形象。事实上，它是对西方价值观及其社会行为规范、掮客政治的一种黑色幽默的批评。小说由精英们对杀人的高谈阔论开始，历经“文明社会”的腐朽和虚伪，最后“发现”了遥远东方的秘密花园——酷刑、鲜花和杀人的本真状态。坐落于广州南部某地的秘密花园，是精致、残忍与美丽相混合的奇妙所在，在那里“酷刑与园艺，香水与繁华相交织”，人类的想象力走到尽头。那里有数不尽的奇花异草;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植物会呈现出种种人体器官的形态，因为它们的养分来自人体的残骸鲜血，实践着腐败与死亡是生命最高形式的谶语。这些只是表象，不绝于耳的凄厉哀号声，来自被各种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的囚犯。他们被唤作人，只因这样出生，眼下却毫无为人的尊严、形象和任何其他最基本的要件。人性在酷刑消失殆尽，而兽性破茧而出，只剩下被豢养的求生欲望;这是酷刑的最高形态，远非工业文明社会的大工业杀人工具所能比拟。这部小说是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改编的影片于1967年上映。该书中译本可参见:[法]奥克塔夫·米尔博著，竹苏敏译:《秘密花园》，重庆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

[51] 但是，不管是在米尔博的小说里，还是在更长的时段内，我们无法靠沉默而忽略这样的情况，即，酷刑的方式变成了色情的。克伦·哈图恩(Karen Haltunnen)在其《人道主义与英美文化中有关痛苦的色情文学》(“Humanitarianism and the Pornography of Pain in Anglo American Culture”)，载《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2 (April 1995))一文当中，将欧洲人对调情般的色情文学形式的兴趣大增与在18世纪后期在人类情感的发展之间的关联作了明晰的论述。我在倒数第二句当中引述了福柯《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的论述，在这本书中，福柯为我们揭示了将弑君者、士兵达米安公开示众并五马分尸的地方与数十年之后推翻封建制而建立近代国家的秘密关押改革者的地方之间的不同之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阿兰·谢里丹译(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trans.Alan Sheridan)[New York，1979])。(中译本:[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译者注)

[52] 或译为“软性帝国主义”，作者在跟译者的进一步沟通中认为，“柔性帝国主义”大体就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这是一种欧美用文化和政治观念或产品(比如说麦当劳、民主观等)取代直接军事行动而对世界加以整体控制的趋势。——译者注

[53] 正如在欧洲和美国，随着同情的日渐提升的重要性，导致了对在廉价报刊中“感觉论”(sensationalist)式图像与叙述的不断生产，就像酷刑作为一种惩罚形态的消失直接导致了将酷刑视作非法观念的再现。Haltunnen重塑了一幅1848年的“迈克尔·麦克加维(Michael McGarvey)将他妻子鞭打至死”的木版画，其用意，与其说是同情式的愤慨，更多的是窥阴癖式的乐趣(313)。

[54] 塔拉尔·阿萨德:《世俗的形成:基督教、伊斯兰教、现代性》(Talal Asad， Formations of the Secular : Christianity， Islam， Modernity) (Stanford， 2003)， 109， 111。关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决议中所出现的“必要痛苦”(necessary pain)的逻辑关联，可参见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Joseph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2003)， 119-22。(中译本:[美]施蒂格利茨著，夏业良译:《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译者注)

[55] 阿萨德(Asad)， 92.

[56] 苏珊·斯图尔特:《渴望:对微小、巨大、纪念品及收藏的叙述》( Susan Stewart， On Longing : Narrative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uvenir， the Collection)(Durham， N. C. ， 1993)， 131.

[57] 阿萨德(Asad)， 13.

[58] 杰克·丹尼尔:《人权与亚洲价值观:捍卫“西方”普世性》(Jack Donnelly， “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 A Defense of ‘Western’ Universalism，”)收录于《人权的东亚挑战》，乔安·R·鲍尔和贝淡宁主编(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 Joanne R. Bauer and Daniel A. Bell， eds. ) (Cambridge， 1999)， 64.

[59] 又译为丹尼尔·贝尔，生于加拿大，1985年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毕业;1988年牛津大学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1991年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西比较哲学、儒家哲学、文化和国家关系等，其成名作为《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Communitarianism and Its Critics)(于199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译者注

[60] 鲍尔和贝淡宁(Bauer and Bell)， 4。孟德斯(Errol Mendes)还认为这一大讨论较之他对东西方(他以加拿大为西方的例子)之间共同基础的探究“表现得比真实情况更明显”，但在事实上，他所参与的大讨论全都这么认为，即，尽管在国际政治策略方面并不真实，但是在政治哲学领域内却足够真实。(《亚洲价值观与人权:放虎归山》，收录于《亚太的对峙》，芬·汉普森、莫林·莫洛特、马丁·拉德纳主编(“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Letting the Tigers Free，” in Asia Pacific Face Off， eds. Fen Hampson， Maureen Molot， and Martin Rudner) [Ottawa， 1997]， 176. )。

[61] 关于罗尔斯，可参见大沼保昭:《关于人权的一种跨文明路径》(Onuma Yasuaki， “Toward an Intercivilizational Approach to Human Rights，”)收录于鲍尔和贝淡宁主编一书(Bauer and Bell);关于儒家伦理价值，参见陈祖为:《当代中国权利的儒家视角》，收录于鲍尔和贝淡宁一书( Joseph Chan，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Rights for Contemporary China，” in Bauer and Bell)，以及杜维明:《东亚“儒家”崛起的影响》，载《代达罗斯》(Tu Weiming，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onfucian’ East Asia，”Daedalus) 129. 1 (Winter 2000)。杜维明特别摘录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对西方个人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所提的批评意见，认为有必要在日益明显的“从家庭到民族各方面的社会解体的危险”中建立一种具有“归属感”(togetherness)的新理论(179)。

[62] 为筹备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第四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46/116号决议，决定召开区域筹备会议。按照这项决议，亚洲各国的部长和代表于1993年3月29日至4月2日在曼谷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本宣言。宣言共30条，它重申了亚洲国家坚决支持《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各项原则和支持在全世界充分实现所有人权的承诺;强调必须创造有利条件以便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切实享有人权。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同时确认各国和各地区有其特点和不同历史、文化与宗教背景，应当根据国际准则不断重订的过程来看待人权，必须避免在实施人权过程中采用双重标准，避免将人权政治化。总体上看，《曼谷宣言》是一项重要的区域性国际人权文书，它集中、全面地反映了亚洲国家关于人权和人权的国际合作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对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人权会议及其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影响。——译者注

[63] 《曼谷宣言》是亚洲地区为筹备1993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权大会而在1993年3月通过。这一宣言收录于《协商文化与人权》，林德·S·贝尔、黎安友、宜兰·法勒主编(Negotiating Culture and Human Rights， eds. Lynda S. Bell， Andrew J. Nathan， and Ilan Peleg) (New York，2001)，我所引用的就出于该文本(394页)。对于这一宣言的解读，更多的是作为对人权的现存普遍观念的印证而不是其最初的形态来进行的，可参见本书中杜德尔(Michael Dowdle)的文章;对于“亚洲价值观大讨论”的总体性的进一步论述，亦可参见鲍尔和贝淡宁主编一书(Bauer and Bell);迈克尔·C·戴维斯主编:《人权与中国价值观:法律、哲学和政治观点》(Michael C. Davis， ed. ， 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Values :Legal，Philosophical，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Hong Kong，1995)中的文章;以及陈汉生:《人权能运用到中国吗？对文化差异的一种规范分析》，收录于《建构中国: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李侃如、林顺夫、杨格主编(Chad Hansen，“Do Human Rights Apply to China？A Normative Analysis of Cultural Difference，”in Constructing China :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ics，eds.Kenneth G.Lieberthal，Shuen fu Lin，and Ernest P.Young)(Ann Arbor，1997)。

[64] 对普世性的人权观念的另一主要挑战来自女性主义;参见诸如RobinWest的重要论著《法理与性别》(“Jurisprudence and Gender”)，在文中，她指出，法律中所假定的人类主体，基于其理论化特征，将之专门跟其他此类的主体加以身体性的分隔，因此是独占式的男性化的(《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55. 1[Winter 1988])。女性主义者对人权的批评也体现在联合国的行政架构当中，比如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林·亨特(Lynn Hunt)对人权史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深有意义，但却完全忽略了《曼谷宣言》(而这确实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Inventing Human Rights : A History) [New York， 2007])(中译本:[美]林·亨特著，沈占春译:《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译者注)。关于“妇女”与“亚洲价值”之间的关系，可参见诺拉尼·奥曼:《关于非西方文化中基本人权的论述:一个现代伊斯兰国家中的伊斯兰教法与妇女公民权》，收录于鲍尔和贝淡宁主编一书(Norani Othman， “Grounding Human Rights Arguments in Non Western Cultures: Shari'a and the Citizenship Rights of Women in a Modern Islamic State，” in Bauer and Bell)， 以及安妮-玛丽·希尔斯顿主编:《人权与性别政治:亚太视角》(Anne Marie Hilsdon， ed. ，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Politics :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s )(London， 2000)。

[65] 尽管批评所指向的是观念及其主张，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我同意井上达夫( Inoue Tatsuo，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译者注)的看法，即认为“主权需要人权不仅仅作为一种对其所作的暗中破坏的功能上的补偿，而且还应是一种在表现方面的积极调整”，正因如此，在一个被国家主权所定义了的世界当中，不管是从修辞的角度来看，还是在试图以种种方式删减或者限制主权的人们的头脑中，人权语言仍然是极其重要的。(《自由民主与亚洲东方主义》，收录于鲍尔和贝淡宁主编一书(“Liberal Democracy and Asian Orientalism，” in Bauer and Bell)， 30. )。对于一旦我们所理解的主权消失之后会发生什么，可参见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大众》(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 2004)。(“Multitude”一词，大多数时候可译为群众、大众、群体，含有“杂多异质”的意思，这一政治术语最先由马基雅维利提出，后被斯宾诺莎重述，近年来又被重新提起，用来称呼一种新的反对全球化资本体制的模式。——译者注)

[66] 作者在跟译者的进一步沟通中，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解释，认为他在文中所称的这种“大写的—人道主义”所强调的是欧洲思想家所构想出来的普世和唯一的人道观念。——译者注

[67]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由于《世界人权宣言》是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因此它并非一个强制性的国际公约;但是它为以后的两份具有强制性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68] 林·亨特(Lynn Hunt)，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曾追随查尔斯·提利(Charles Tilly)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并曾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后转费城宾州大学任教至今，是新文化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她本人不仅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积极实践新文化史的研究主张，更先后主编了两部重要的新文化史理论文集——《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1989年)及《超越文化转向》(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1999年)，从而确立起了新文化史最基本的研究范畴与规范。——译者注

[69] 分别指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78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以及1948年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译者注

[70] 此即伊斯兰会议组织(OIC)于1990年通过的《伊斯兰人权开罗宣言》，这一宣言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观点。限制国际公认的人权的范围是伊斯兰人权公约的共同特征。这一限制是通过使国际公认的人权诉诸于伊斯兰法律来实现的，从而缩小了伊斯兰公约保障下的权利的范围。参见伊斯兰会议组织:《伊斯兰人权开罗宣言》，附件第49/19-P号。该宣言的文本可以在A/45/421号联合国大会文件中找到副本。——译者注

[71] 为筹备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第四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46/116号决议，决定召开区域筹备会议。依照这项决议，41个非洲国家和180个非政府组织于1992年11月2日—6日在突尼斯举行会议，通过了本宣言。宣言共11条。它重申了非洲国家对于《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所规定的原则的承诺，认为人权的普遍性是无可争议的，所有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或文化制度如何，均有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义务。本文指称年代为1991年，似有误，应为1992年。——译者注

[72] 1993年1月，拉美和加勒比33个国家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通过的宣言。《圣何塞宣言》强调根据各国人民和国家自决和主权的原则，应对出于人权原因进行干涉的后果作出反思。——译者注

[73] 这就解释了为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地缘政治层面上的讨论会变得磕磕碰碰、步履维艰。关于国际贸易经济与人权史之间关系的更深入细致的讨论，可参见苏珊·柯西:《从冷战到贸易战:新殖民主义与人权》(Susan Koshy， “From Cold War to Trade War: Neocolonialism and Human Rights，”)载《社会文本》(Social Text) 58 (Spring 1999)。

[7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学系教授。——译者注

[75] 谢永平:《非人条件:论世界主义与人权》( Pheng Cheah， Inhuman Conditions : On Cosmopolitanism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2007)， 148-49;之后的引文在文中写成IC。让我们来谈谈“亚洲价值观大讨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它保持了在一种相互承认状态的伪装之下的东西方分野:它一直将亚洲的价值观与西方的哲学观相对立。这种结构就类似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化论者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表述与其说是一场闹剧，不如说是一场悲剧。

[76] 成书于1785年，德文名为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该书是康德另一部伦理学著作《实践理性批判》的准备和纲要。全书分为3章，论述了善良意志、绝对命令、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等思想。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纯粹理性主义的自律伦理学说，对西方的伦理思想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译者注

[77] 价值与尊严之间的这种差别让我们回想起亚当·斯密对中国地震的思考，其中伴随着人类生命与人类痛苦的潜在的可交换性。在夏多布里昂的时代，他可能是第一次在字里行间，将酷刑、中国人以及道德审判的情景之间的困境都体现了出来，而这都具有康德式规则的哲学力量。不管他怎么去想象中国人遭受病痛折磨，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快杀死他，夏多布里昂写到，他“听到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喊是如此之强烈，它所针锋相对的已经不再是对这一推测的简单想法，我甚至不再对良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基督教真谛》，基特斯引述(Le Ge'nie du christianisme，as cited in Keates)，505[笔者自译])。在夏多布里昂的作品当中，在酷刑与中国人之间所提出的交易的这种谬误(wrongness)恰恰再生产了“市场价值”(德文:Marktpreis)与康德得以建立起人类对商品化加以本体论上的抵抗之基础的“内在的价值”(德文:inner Wert)之间的不同之处。(此处译文，参照康德著、杨云飞译、邓晓芒校:《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5年)，并参考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第393—472页《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

[78] 我不像谢永平那样悲观。如果将他的观点反过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市场”的观念在社会想象当中作为对“人类”观念的一种辩证效果，从技术层面上将之排除在外了;因此可以说，恰恰是市场才是人道主义的“客体化—效果”(objectivity effect)，而人道则是市场的“商品—效果”(product effect)。我们在这里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种基础(市场)和上层建筑(人类)，而是一种由相互建构的辩证法型塑成的体系，在这种体系当中，经济基础与人文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是一种无法型塑部分的体系的特征。

[79] 这是在《曼谷宣言》致力于认同“重申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互相依存和不可分割，并必须对所有类别的人权给予同等重视”(贝淡宁等(Bell et al) 392)之后所作的思考;前三项致力于消除后两项内容在西方人权对话中的中心地位。美国仍然是少数几个拒绝签署1965年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之一。

[80] 正如柯西(Koshy)所指出的，这种情况为“独裁主义提供了一种借口”，并没有改变它们仍然是“西方的假普世主义”的事实(24)。

[81] 著名经济学家。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邦桑蒂尼克坦，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并于1989年和1994年先后担任印度经济学会会长和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撰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并担任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他于1998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课题上作出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举凡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穷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皆属其贡献范围”。阿马蒂亚·森在中国知名，还在于他有着另一个传遍世界的称呼:“穷人的经济学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贫困与饥荒》、《以自由看待发展》、《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等等。——译者注

[82] 阿马蒂亚·森:《人权与经济成就》( Amartya Sen， “Human Rights and Economic Achievements，”)收录于鲍尔和贝淡宁主编一书( Bauer and Bell)， 93。“开化”(civilized)一词来自于杰克·唐纳利(Jack Donnelly)，他以此强调普遍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的地位，文中写道:“在20世纪后期，一个社会若其自身必须经常被归类的话，则不能被简单地看成是‘开化’”(Bauer and Bell， 78)。而麦当劳和电视则更新了这个世纪的美国中产阶级梦想:土食(locavore cuisine)与无线热点(wireless hotspots)。

[83] 杜维明(Tu Wei ming)，205。在其他地方，杜维明提到了中国人在21世纪对民族属性模式所作出的贡献:“近代西方的二分式世界观(精神/物质、心灵/肉体、物理/心理、宗教/世俗、造物主/万物、上帝/人类、主观/客观)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模式截然不同”，很有意思的是，基于二分法(“截然不同”)的这种评判恰恰是西方式的(201)。

[84] 美国杜克大学荣休教授、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Knight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清华大学国学院梁启超讲座访问教授。他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奠定了他在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的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更将其理论撰著的领域扩展至后殖民批评与文化研究，《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等著作令其跻身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重量级学者的行列。——译者注

[85] 阿里夫·德里克:《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 Arif Dirlik， Global Modernity : Modernity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2007)， 14。(中译本:[美]阿里夫·德里克著，胡大平、付清松译:《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译者注)关于“多元现代性”的颇具价值的介绍，可参见斯蒂芬·R·格劳巴德:《“多重现代性”专辑序言》(Stephen R. Graubard， “Preface to the Issue ‘Multiple Modernities，’”) 《代达罗斯》(Daedalus) 129:1 (Winter 2000)，以及本专辑中的其他文章。

[86] 这是一种以精益生产、柔性专业化等非大规模生产方式为核心的新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其主要特征是灵活的劳动过程、网络化的生产组织、多技能的劳动力及新的劳资关系、个性化消费等。作者在与译者的进一步阐释中，认为后福特主义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工业资本主义(以福特在汽车制造工厂所发展出的生产体系为典型)已经被围绕金融与跨国贸易组织起来的更为强劲的资本主义形式所取代。作者认为这大致等同于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晚期资本主义”观念。体现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核心观点文献的中译本可见:[美]詹明信著，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及(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译者注

[87] 例如，亨特2007年所著的关于人权史的作品中，就将亚当·斯密所提到的地震看成是对面向那强有力的、乌托邦式话语的未来挑战所作的想象(210)。同样，克·安东尼·阿皮亚(K. Anthony Appiah)2006年所出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一书，其目的也是为了明确地表达一种对这个时期的知识与政治“态度”，这种“态度”一直不断地将自身体现为一种全球性的状态，并使得巴尔扎克的满大人成为其最后一章“善待陌生人”(Kindness to Strangers)中的一种特征，虽然其中并没有提到他的中国性(Chineseness)(《世界主义:一个陌生世界中的伦理学》(Cosmopolitanism :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New York， 2006]，尤可见155-58;关于书中哲学例证地位的讨论，可参见布鲁斯·罗宾斯:《世界主义:新与新人》( Bruce Robbins， “Cosmpolitanism: New and Newer，”) 《边界》(boundary) 2 34:3 [2007]， 59)。在朗道(Iddo Landau)的《杀死一个满大人》(“To Kill a Mandarin”)(《哲学与文学》(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29 (2005))一文中涉及的近期另一场关于满大人(mandarin)的哲学化讨论就没有提及他的“中国性”(Chineseness)。只有基特斯在1966年才似乎对满大人的族源(national origin)感兴趣，并写道，对于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中华帝国的富户仍然是一个不同且遥远社会的居民;确实，在文艺复兴时期所发现的世界的多元性仍然被融汇进一个新的单一世界当中。这种独一无二的单一性就是道德，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这些中国人(Chinaman mandarin)是从属于整个人类的[黑体为笔者添加]，而施加在他身上的罪责或孽债，就像犯罪意图(mens rea)一样，往往被当成是我们对隔壁邻居所施加的痛苦”(504)。

[88] 拉斯蒂涅(Rastignac)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一个主角。他在巴黎大都市的诱惑下一步步走向利令智昏。——译者注

[89] 作者在与译者的进一步阐释中，认为这也可以从另一种方式去理解:如果你说Y = f(X of Y)，则(Y=F(X))= f(X of (Y=f(x)))。——译者注

[90] 正如在美国语境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试图将对反亚裔的种族主义的讨论引向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你回望20世纪60年代的话，你就会发现众多关于亚洲人的论调颇为正面;要将亚裔美国人的历史作为美国种族关系的例子加以思考的话，就需要去思考亚裔美国人与将其自身塑造成为被期望的历史形象之间的特殊联系是怎样形成的。方法之一就是设法将主题(thematically)当成是“模范少数族裔”的观念;对这一问题的检视，可参见罗伯特·李:《东方人:大众文化中的亚裔美国人》(Robert Lee， Orientals: 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 (Philadelphia，1999)， 145-203。

[91]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符号学家。其许多著作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其影响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译者注

[92] 罗兰·巴特在其《历史的话语》一文(李幼蒸译)中曾指出:在“客观性的”历史中，现实，始终是藏身于表面上万能的所指物背后的、未加表述的意义。这种情况说明了我们可以称作“现实效果”(reality effect)的东西。从“客观性的”话语中删除意义，只不过又产生一种新的意义;我们再次断言:系统中一个成分的不存在正与它的存在同样是有意义的。这一新的意义适用于整个话语，而且归根结蒂构成了使历史话语区别于一切其他话语的东西;它是偷偷地变成了羞答答意义的现实:历史话语并不顺依现实，它只是赋予现实以意义;它随时断言:“该事发生了”，但所传达的意义只不过是:某人作了这一断言而已。“某事发生了”的这种断言的无上权威具有真正历史上的重要性。我们整个文明都被现实效果引导着，如现实主义小说、日记体、纪实体、消遣小说等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以及特别是摄影艺术的大规模发展所证实的。——译者注

[93] 罗兰·巴特:《现实效果》，收录于《语言的沙沙声》，理查德·霍华德译(Roland Barthes，“The Reality Effect，” in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Berkeley， 1989).

[94] 参见Ronai的著述，然而，他认为，只有在当涉及“mandarin”这个词的时候，“尽管这词与异国宝藏(exotic treasures)相联系”，但指代人物时用的是惯用法(521;笔者翻译)。

[95] 印度具有一种“非常单一的政府，在其中，每个行政人员都想出国，并因此不得不尽快跟政府打交道，而对于他们所感兴趣的东西，往往会在第二天就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追随而去，极为无动于衷，哪怕整个国家刚刚经历过一张大地震”，亚当·斯密这样写道。(New York， 2000)，692。

[96] 例如可参见李漪莲:《在美国的大门口:1882—1943年排外时期的中国移民》(Erika Lee， At America's Gates :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1943) (Chapel Hill， N.C.， 2003)，以及艾明如:《不可能的主题:非法移民与现代美国的形成》(Mae 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N. J.， 2005)。

[97] 关于这一词汇，学界多有讨论，但由于论者本人所处语境的差异，对“中国性”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处在一种“各自表述”的状态之中，整体上的讨论“公约数”还未形成。正如朱崇科在其《“去中国性”:警醒、迷思及其他——以王润华和黄锦树的相关论述为中心》一文中所述:“众说纷纭的中国性似乎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句俗套之语将它的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因为中国性实在是凝结了太多层面(次)的意义纠缠而且与时俱变。无论如何，不管是现实的中国，还是作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集体记忆，无论是旁观者/外来人的日新月异、沧海桑田式的对这一概念的主观理析与意义创构，还是亲历者对其指向抽象(暧昧？)相对客观的逼切感受，中国性自然都表现出它或多或少、或急或缓的发展性。然而，不同地区和时空下，它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差异性”。又如陈奕麟(Allen Chun)所言:“在我看来，‘中国性’概念受其内在‘缺席’(intrinsic absence)(就犹如被东方学权威否定)的折磨少于太多话语(内在/外在)在场(presence)的损伤。首先，指出中国性论述的历时性变化是可能的，它反映在从中国中心内核到民族国家的演变中，这些论述，作为地理位移( geographical removal) (如香港、海外)或者社会政治意义上的配置(sociopolitical disposition)(阶级、社会性别)的一种功能与他们在不同华人社群中的构建方式截然不同。在种族特点(ethnicity)作为文化的话语层次上，有理由相信，恰是由于这些社群扎根于在地的具体的意义和权力的语境中，他们因而代表了不同的论域(discursive universe)”，参见陈奕麟:《解构中国性:论族群意识作为文化作为认同之暧昧不明》(Allen Chun，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131。——译者注

[98] 这种例证性跟我所提到的“黄道”(ecliptic)有着紧密关联。它刚好在宇宙或视野的分界线上，因此非常容易通过特例来说明一般的情况，比如说，在谈及太阳(毕竟这是一个特殊的星球)的时候，往往就会基于这样的事实而称其为塑造了人类经验的普遍形象与绝对视野的“那个”太阳。想必那些环绕着三大星球组成的阿尔法人马座(Alpha Centauri)轨道生活的人们在他们提到“太阳”(the sun)时所指称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

[99] 《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example， n. ， 1. a。

[100] 由于它们的历史范围广阔(最早的例证上溯至1606年，而最晚的例证则到2006年)，地理与语言范围庞大(大多数的材料是英文，但是有些是法文、德文或中文)，再加之其类型的多样(游记、医案研究、照片、小说)，接下去各章节中的例证确实利用了所能获取到的关于中国性(Chineseness)、受苦以及人类的相关话语的众多类型的资料。然而，这些资料并没有将散漫的可能性的整体范围加以明确定义。在诸事之中，我并没有讨论缠足史以及近几十年来国际范围内收养中国儿童的戏剧性的增长情况，而这两大主要方面确实对中国与人类的话语加以展现并进行生动、具体的生产。关于缠足，可参高彦颐(Dorothy Ko)的杰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Cinderella's Sisters :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2005)(中译本:[美]高彦颐著，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高彦颐(Dorothy Ko)，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学士、东亚历史系博士，专攻明清社会史及比较妇女史。曾任教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及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历史及妇女研究系，现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分校历史系教授。近作有《步步生莲:绣鞋与缠足文物》( Every Step a Lotus : Shoes for Bound Feet)及《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Teachers the Inner Chambers :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等书。——译者注)，以及王屏(Wang Ping)的《为美而痛:中国缠足文化》( Aching for Beauty : Footbinding in China)(Minneapolis， 2000)。关于收养问题，参见郑海泉:《不真实:对于文化与身份的焦虑》( Vincent Cheng， Inauthentic : The Anxiety over Culture and Identity ) ( New Brunswick， 2004)，尤其是第4章;伍德尧:《跨国收养与古怪侨民》(David L. Eng，“Transnational Adoption and Queer Diasporas，”) 载《社会文本》(Social Text) 21. 3(Fall 2003);以及福克曼主编:《跨国收养的文化》(Toby Alice Volkman， ed. ， Cultures of Transnational Adoption) (Durham， N. C. ， 2005)。

[101]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20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20年罗素访问俄国和中国，并在北京讲学一年，与美国人文哲学家杜威同时间在中国讲学，在长沙时期，青年毛泽东曾经担任记录员。回到欧洲后著有《中国问题》一书，孙中山因此书而称其为“唯一真正理解中国的西方人”。——译者注

[102] 这是罗素用来说明某种事物的术语，它们完全和感觉材料一样，但人们尚未对其有亲知。一旦可感物进入亲知关系，它们就成了感觉材料。罗素用可感物这概念来代替物质或物理对象的概念，把它们解释为可感物的逻辑结构，虽然可感物本身的存在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关于这一问题的后续经典性论述可参见奥斯汀:《感觉和可感物》(J. L. Austin， Sense and Sensibilia.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中译本可见:[英]约翰·奥斯汀著，陈嘉映译:《感觉和可感物》，华夏出版社，2010年)。——译者注

[103] 在作者与译者的进一步沟通中，作者指出，他在本书中将罗素的可感物理论看成是一种“通道”(opening)或“透镜”(lens)，以此来理解早期的那些材料。——译者注

[104] 乔治·巴塔耶(1897—1962)，法国评论家、思想家、小说家。他博学多识，思想庞杂，作品涉及哲学、伦理学、神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禁区，颇具反叛精神，不经意间常带给读者一个独特的视角，被誉为“后现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代表作有《爱华妲夫人》、《内心体验》、《可恶的部分》、《文学与恶》、《色情》、《情欲的泪水》等。——译者注

[105] 该书以哲学性的观点诠释凌迟酷刑，凌迟的影像因而被西方知识分子所广泛认知，乔治·巴塔耶在该书中所提出的“狂喜”和“极限体验”观点，也成为西方在讨论凌迟时最常被引用的看法。——译者注

[106] 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 1917—1993)，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符号学巴黎学派的核心人物。他以意义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试图由语符语义关系的形式化内在地推演出文本的意义系统，以结构语义学为叙事文建立起一套叙事语法。他认为叙事文是由外显的叙述层面(表层结构)与内隐的结构主干(深层结构)所组成的，深层结构可看作是从叙事文表层结构“约简”而来，但它在逻辑上是先于文本的，它是叙事的原初表达形式，在组合化过程中生成表层结构，进而表现为各式各样的文本。叙事深层结构类似于句法结构，其中叙事结构的“行动元”对应于句法的主语，叙事结构中的“行为”对应于句法的谓语，按照“二元对立”的思想及其组织关系，格雷马斯分别建立起“行动元模式”与“语义方阵”，作为一套有效的阐释方式，它们被广泛运用于人类学、文化研究等相关领域。——译者注

[107]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奥地利知名的剧作家、诗人、小说家，生于克恩滕州的格里芬市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里。1961—1965年在格拉茨大学学习法律，1965—1979年曾移居联邦德国。他于1967年获豪普特曼奖，1973年获毕希纳奖，1972年获席勒奖。——译者注

[108] 作者曾指出，这部作品是“一个主观造成的客观所引起的主观的谋杀故事”( Eine Mordgeschichte aus der Innensicht der Außensicht der Innensicht，意思就是他的主观能动性影响了客观态度，这个客观态度又反作用于他，使他主观(动)去实行了这个谋杀案)。关于该作品的介绍，具体可参见:http:/ / de. wikipedia. org/ wiki/ Der_Chinese_des_ Schmerzes (2012年2月23日访问)，以及彼得·汉德克:《痛苦的中国人》(Peter Handke， Der Chinese des Schmerzes).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Main 1983。——译者注

[109] 此处有“官员”的含义。——译者注

[110]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卡尔·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归纳，参见《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1974)，第483页。(该书中译本可参见:[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成、龚晓庄译:《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译者注)

[111] 关于满大人(mandarin)的角色作为一种对特定模式的资本循环的标志，人们可以从语言的维度加以进一步的举证:《牛津英语词典》(通常简称为OED，是一部公认的权威历史性英语语文词典——译者注)对“Mandarin”一词给出的定义是“任何反启蒙主义者、神秘的，或者一种独一无二的语言多样性”( any obscurantist， esoteric， or exclusive variety of a language)，这一定义从满大人的经济与行政类型当中借用了没有运动的活动(mobility without movement)的观念，或者说，没有改变的运动(activity without change)的观念(参见mandarin词条， n. ， 2. b)。

[112] 要记得，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1803年死在一所法国监狱里。(杜桑·卢维杜尔原名法兰索瓦·多米尼克，1743年5月20日出生于海地勃莱达种植场的一个黑人奴隶家庭。他粗通法语，读过法国启蒙主义哲学著作和欧洲古代军事家著作，但平常用克里奥尔(Creole)土语和非洲部族语言。他赢得种植园主的喜爱，成为牲畜管理人、兽医和马车夫，最后担任管家。1777年成为合法的自由民。1791年8月北部省突然发生奴隶暴动，他犹豫了一些时候，后来带领1000余名奴隶加入起义队伍，展开游击活动。1794年他与法军联合将西班牙殖民军逐出海地北部，宣布废除奴隶制度，1798年海地西部的英国殖民军也被他逐出，迫使英军投降。起义军于1801年统一整个海地岛，建立革命政权，颁布海地第一部宪法，他被推举为终身总统。1802年拿破仑派出由妹夫夏尔·勒克莱尔( Charles Leclerc)率领的远征军入侵海地，迫使杜桑·卢维杜尔于5月求和。6月7日杜桑在戈纳伊夫与法军会谈时被勒克莱尔拘留，7月2日被解往法国，8月25日关押在阿尔卑斯山区杜河的茹城堡(Fort de Joux)，被反复审问。1803年4月7日病死狱中。——译者注)

[113]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关于被谋害的满大人的假设可以跟其他19世纪的重大假设问题相比较，“耶稣会怎么做？”(What would Jesus do？)(比如说，假如你是耶稣的话，你会怎么做？)，这种正式行为与文化史在格雷戈里·S·杰克逊:《耶稣会怎么做？实践中的基督教、社会福音现实主义以及说教小说》(Gregory S. Jackson， “‘What Would Jesus Do？’: Practical Christianity， Social Gospel Realism， and the Homiletic Novel，”) 载《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 121. 3 (May 2006).一文中已经有过详细论述。另一个计划则是作为一种在科学假说(hypothesis)兴起的虚构作品当中的叙述形式而与假设相联系起来，约翰·本德(John Bender)认为这是借用小说作品中基于“事件”的知识生产的一种亲密关系，也就是说，“起因与叙述顺序”借用着“塑造世界与塑造意识的基本技术”(具体参见《启蒙小说和科学假说》(“Enlightenment Fiction and the Scientific Hypothesis，”) 载《表象》(Representations) 61 [Winter 1998]， 15)。

[114] 近代战争所导致的平民伤亡很多都如出一辙，就像对那些已经受到一丁点儿关注的人而言一样是预料当中的事情，这在近代战争的理念中虽然被认为是外加的，并因此在某些观念中被认为是情有可原的，但即使是这种所谓的理念也从未存在过，甚至将来也不会存在。

一、轶事理论

埃德蒙德·司各特:《确切话语》(1966);斯蒂芬·格林布莱特:《学习诅咒》(1990)

形式，以其有机体式的形状，既不在外表上与内容融为一体，也不是文本的内在真实。它既非偶像，也非确定的或永恒不变的结构;从最基本的观念来看，它并不是“既定的”。

——艾伦·鲁尼(Ellen Rooney)，《形式与满足》“Form and Contentment，”《现代语言季刊》(MLQ)61. 1(March 2000)， 37

不知怎地，为何没有一种可以解释万物的新科学呢？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明室:摄影纵横谈》(Camera Lucida :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在《学习诅咒》(Learning to Curse)一书导言的最后，斯蒂芬·格林布莱特引用了埃德蒙德·司各特(Edmund Scott)1606年所写的《东印度人狡诈、时尚、策略、宗教及仪式的确切话语》(Exact Discourse of the Subtilties， Fashions， Policies， Religions， and Ceremonies of the East Indians)中的一长段句子。这一段所讲述的是司各特在爪哇岛对一名华人金匠所施的酷刑，司各特认定他参与了对英国库房的偷盗和纵火活动。但是，面对这样的质疑，这位金匠却“死不开口”:

由于他沉默不语，因此，我就准备让他吃点苦头，我们现在实在是气极了。刚开始，我用锋利而滚烫的烙铁炙烤他的手指和脚趾，指甲被撕脱开来。但他依然神情自若，我们就打算让他的腿脚尝尝厉害;我们随后烫他的胳膊、肩膀和脖子，但同样徒劳无功。我们于是就用火去炙烤他，烙去他的血肉。之后，我用滚烫的烙铁敲打他的骨节，随后又用冰冷的铁钉扎进他胳膊的骨头当中，并突然拔出来。这番过后，他手指和脚趾的所有骨头都被用钳子夹碎。但他还不畏惧，既没有侧过头去，也没有移动过手脚，但当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他就紧咬舌头，并用下巴撞击膝盖，试图挣脱。我们用尽一切办法，仍然徒劳无功，我马上又用上了烙铁，嗜血的食人蚁涌向他的伤口，而这比我们的拷打更令人毛骨悚然，这从他的神情当中可以看出来。爪哇国王的官员们希望我把他拉出去毙了，我告诉他们，对于这个恶棍来说，这种死法太便宜他了……而他们也确实将这种做法当做是最残忍、最卑鄙的死法。于是，这些人就一直纠缠着我，晚上，我把这个人带到野地里，让他痛快上路。第一枪打碎了他的臂骨，接下来的几枪都在靠近肩膀的地方穿胸而过，他的头颅随后就垂下去了。第三次射击是我们的人从三个不同地点击发的，从三个角度击中了他的胸膛，他瞬间就毙命了。而那帮荷兰人在离去之前，将这个人打成了碎片。[1]

这些记述给格林布莱特造成了解释上的困境。“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段文章？”他问道。“历史是怎样造成这种局面的？对于司各特和他的牺牲品，我们想要谈论怎样的历史，或者索性就不去谈论这些？”(LC， 12)。我们可能会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将这样的一个故事放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者酷刑的更宏大的历史当中，从这种特殊性当中使我们接受一种可以将之纳入其中的理论。但是，格林布莱特认为，从具体的事例到抽象，这种阅读的节奏过快。而且，他还写道，在这种匆忙过程当中，我们错失了这一故事的真正内涵。尽管“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联确实在司各特的描写与行为当中表现了出来……我们应该质疑的是，这种关联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这些描述或行为，同样可以质疑的是，这种历史是否就是当我们看过这些令人恐惧不已的字句后，最适合让我们来讲述的历史呢？”(LC， 13)尽管格林布莱特在几页之后就用一种面对解释性挑战时充满自信而言之凿凿的意识观念为导言划上了句号，在这一结束语当中，“质疑”(doubt)这一词语清晰地表达出了他看待历史路径的有限性的观念:从司各特叙述的字里行间，似乎有一些东西打破了总体性历史的脆弱平衡。在历史之眼明察秋毫的这种质疑当中，那些句子所体现的恐怖景象形成了讲述另一版本的故事的需要:这个故事“最值得对我们”讲述。

那个故事依赖的是与司各特散文文学地位的一种特殊联系，并伴随着阅读“在传统上只重视跟文学文本有关的诉说过去的所有文本痕迹”(LC，12)的意愿。不管我们所讲的是怎样的故事，都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惯常的学科化的“历史”(histoire)，这是因为，正如格林布莱特所指出的，“在司各特存世文章的文本中什么才是无法忍受的，而不仅仅是在他自己所作所为的志得意满的接受当中。关于他们自己的一些句子才是令人惊骇的”(LC，14;黑体为笔者所加)。“文本中”的一些东西可以被从司各特的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接受的历史性(historicity)中移开;文本中的一些东西则脱离了历史解释的惯常模式。要将关注点集中到令他们到来的媒介的相应事实当中，在文本或者说文本的文本性(textuality)中的一些东西仍然是使之变成无法忍受的事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格林布莱特那句“在司各特存世文章的文本中什么才是无法忍受的”中，人们发现，在这一行动当中，这种一直坚持不懈的文本性的重要性从“文章”(passage)转到了“文本”(text)，而这里的区别，尽管微小，却表明了在介入到历史或意义中的某些东西与文字自身的触觉物质之间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又将我们阻止并截留到最终会开启历史之光的文章当中。正是在司各特特殊语言的“恐怖性”(horribleness)背景之下，“受害者的沉默——施虐者无法将痛苦转变成一种他自己权力的宣示，因此就转而用他能加以记录的尖叫声，进行逼供——这取决于它所包含的意义”(LC，14)。酷刑的竞争将司各特和金匠捆绑在了一起，同时意识到并将一场对意义与缺失、语言与沉默的战斗寓言化了。只有在文章自身语言的文本当中，在总体语言的文本当中，批评才能估量这种意义。忽视故事叙述所用的语言，从事件转到历史，排除了故事所涉及的那件事情。

格林布莱特选用了司各特的文章作为标题:“虚构与现实”。其主要观点认为，后结构主义者对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之间边界的消解证明了对解释诸如司各特作品使命的“不足”(inadequate)(LC，15)。记住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不同之处“转变了我们阅读……文本的模式并改变了我们对其抱有的伦理态度”，格林布莱特写到。“我们语言引用能力的观念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交流的一部分;这种交流可能会因故推迟或者破灭，但是不存在没有结果的废止(abrogation)，在有的情况下，废止是不可接受的。一个真实世界、真实身体、真实痛苦的存在或消失，就造成了差别”(LC，15)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不同之处，而这是“任何历史和任何值得进行的文本阐释”所依赖的东西，进而紧紧抓住真实身体与真实疼痛的事实，并坚持那种无法被简单归纳为语言的身体与疼痛的真实性。在疼痛中的身体状态中，格林布莱特发现了在对“运用历史和文本阐释的传统范式”加以破解时的理论局限性(15)。对这种局限性的接合——对后现代主义语言理论的构思引用——正是格林布莱特导言的主要目标所在。

我在这章中的目的是要反对格林布莱特的断言，而仍然密切关注导致这一问题所进行的争论。与其去实践并捍卫他所暗指的后结构主义的淳朴一面，或者在另一个时段对格林布莱特借此出名的新历史主义方法和像J·希尔斯·米勒(J. Hillis Miller)这类人所进行的解构式批评之间“争论”的一种预演，我在这里更想做的是，紧紧把握住格林布莱特所思所想的范围，并试图开辟一种比格林布莱特所允许预演的更为一般化理论的空间，而不去声称我已经证明了语言较之真实的参照或最终的文化适应所具有的优越性。通过对司各特的一段文字以及格林布莱特对这段文字的引用的解读，以此来稍微进一步地超越这种理论结构，而《学习诅咒》中最先出现的导言就在这一理论结构当中。那种进展的有限性将会建立起后续章节的一种方法论框架，就像这章之前的导言部分为全书确定了主题和历史性的假定和成见一样。

1.叙述语法

熟悉新历史主义的读者们会将关于金匠的那些句子看成是对新历史主义解读的最具特权的认识论特征的表现，他们称之为“轶事”(anecdote)。确实，在《学习诅咒》一书导言的前面部分中，格林布莱特最终探讨了乔·法恩曼(Joe Fineman)关于“对轶事的新历史主义特征运用的理论含义”的论文(LC，5)。[2]作为“对一个孤立事件的叙述”，法恩曼曾写道，轶事是“真实所独有的文学方式或类型”(HA，56)。格林布莱特详细阐述道:“轶事曾经一度是文学以及超越文学的一些事情，是一种叙述方式，也是一种在那种形式之上或之下的所指路径”。法恩曼认为，文学和所指的这种结合在历史书写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为开端、中间和结尾的一种庞大的、一体化叙述服务，而是‘开启’一种目的论的叙述”(LC，5)。

通过对引述(reference)和文学(literature)之间一种中心位置的掌控，轶事抗拒着对传统历史的叙述，而这些叙述所支持的正是法恩曼宣称通过它的“叙述方式”特征以及在这“上下”的所指性进入并“超越”文学的一种“开始”。换句话说，作为一种专门针对真实情况的“叙述方式”(narrative form)，轶事将故事结合到了历史当中。此外，在这种结合当中，轶事——格林布莱特在此再次引述了法恩曼的话——“制造出了真实的效果”，但“只有在这种叙述当中，才既包含了它所报道的这种叙述，又折射了这种叙述”，这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在对所讲述的故事的报道以及对它报道这一故事的叙述范围内，才完全展现了它的所指内容以及它的叙述结构(HA，61)。人们可能会说，轶事是一种通向内部的文句，是一种既通向历史，同时又通向展现其形式的内部地理的语言通道。

本章其余部分将会对司各特的语句转变成格林布莱特的轶事的过程加以探究。我认为，格林布莱特文本当中轶事的出现——这些句子“正在变成轶事”——并没有自发或者不证自明地发生，而是随着与引证活动、种族分类以及叙述方式相关的一系列过程而发生。转而在历史网络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如何去思考疼痛、语言和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对这些过程和这些关系加以关注的目的，是为了破坏格林布莱特对这些轶事加以理论化的基础，以及通过这些轶事所确立的历史真实性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感觉就像是进步。

在司各特的《东印度人狡诈、时尚、策略、宗教及仪式的确切话语》一书中，对金匠施加的酷刑是一个更长篇幅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故事当中，盗贼在司各特和他同事建造的货栈下面挖了一条地道。在将英国人的货物从地底下转移到旁边一栋房子的过程中，一名盗贼不小心点着了火。紧随而来的大火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他们冲进货栈抢出他们的货物，并且发现了地道。他们沿地道到达旁边的那栋房子，并拘捕了所能找到的全部人员。其中的一个在他们的严刑拷问下“招供”，并认定金匠是同谋犯。

格林布莱特在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主编并于1943年由哈克路特学会(the Hakluyt Society)[3]出版的版本中引用了司各特的叙述。该版在某些重要细节方面跟司各特最初的那本书有所不同，该书从1973年起有复印本可资利用。[4]在这些不同当中，格林布莱特最后所引用的一段内容，在哈克路特学会版本中是结尾，而在司各特的原始叙述中则还有十行内容:

……他们在离去之前，将这个人打成了碎片[这是格林布莱特引文的结尾，也是哈克路特学会版本那段的结尾]:这时候，商船队队长每天晚上给我们派来一队警卫，以防中国人再次起来反抗我们，但我们不怕:因为我们已经抓住了四个人作证，(如果他们再次闹事的话)我们的所作所为只是自卫而已:在我将乔坦(Jortan)[一个地名;这个人已经被司各特抓获，并以盗窃罪被拷问]的这个家伙关了九、十天之后，对他再也没辙了，我给了他一些东西[衣服]让他感觉舒服点儿，之后就放了他。在他走出我们大门的时候，每个碰见他的人都挽着他的手，并非常高兴地说，如今他们会把英国人看成是公正无私的人。(ED，F3;拼写已经按照现代方式作了调整)[5]

尽管司各特并没有明确地将反欧洲的暴力行为和他对英国司法的公共表现联系起来，但是，他们的叙述还是近似地表明了贯穿17和18世纪欧洲贸易文化所达到的程度，这种文化所依靠的是对抗潜在的野心勃勃的外国竞争者身体力量的发展，同时也试图建立起一种能够消除这种未来造成威胁的文化结构。司各特为了英国人的自卫而将几位“证人”集合起来以反抗潜在的暴力活动，这就将组织起对着火货栈的关于犯罪、质问和惩罚的司法图景拓展为对爪哇岛上的英国人周围的复杂社会场景的更为一般化的背景上来。他这本《东印度人狡诈、时尚、策略、宗教及仪式的确切话语》是想要让东印度公司的领导人能够确保对他们财富的老练掌控，并证明他试图在爪哇岛确立起关于英国性(Englishness)(一种他假设相信的东西)的文化神话学，这种文化神话学有助于将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人跟与他们相竞争的其他欧洲商人区分开来。

尽管司各特对他在身体暴力和帝国主义力量所作的自我辩护折射出一种更为一般的饱含文化蔑视这种潜在弱点的观念，并且因此跟他对金匠的暴力折磨联系了起来，尽管它们缓解了对格林布莱特引证的毁灭性的叙述回路，最终还是把金匠打成了碎片——这种概括并没有离开它的自我反射性叙述影响。它的这种截断将轶事有效地组织成一个有着确定开始(“他不会向我们吐露一个字”)、中间和结尾的故事，将之塑造成为《牛津英语词典》对轶事的定义中所称的，是一种“对独立事件或者孤立事件的叙述，所表达的是它自身的有趣或惊奇”。[6]它确实是事件的单一性(singularity)，是格林布莱特引证材料中的自我封闭特征，这种特征提示了他所问的一系列解释性问题，并且决定着跟引述相关的文章段落的强度。

那种指示的强度——换句话说，文章段落的轶事地位——也依赖格林布莱特所作的其他两种引证决定。他在哈克路特学会版本的拼写方面未被注意到的现代化，消除了妨碍快速和完整理解的一种潜在的疏离，文本当中真实的身体和真实的疼痛如今表现在我们英国人当中，而不是在司各特的小说中。[7]而且，作为文本的一种单独区块，他所引证的文章段落使它的可见形式能够反映出它叙述的单一轶事性。人们只需想象下这些相同句子分别对少数几页的内容所造成的影响，就能够知晓作为一种“单一事件”的这些句子的经历是如何依靠这种方式实现的，格林布莱特正是依靠这种方式引证这些段落，并使之在解读中成为一种惊人而又强有力的事物的。因此，我自己对格林布莱特引文的引证就必须被理解为是一种再生产，这种再生产不仅仅是对他取自司各特的段落的语言而言，而且还是对他自己文本中语言的身体和可视性安排的一种引证。故而，我所作的回应，就不仅包括了司各特的句子，而且还包括格林布莱特在《学习诅咒》中对这些句子的运用。

因此，对格林布莱特将司各特文本的引证将段落塑造为轶事加以认可，就是对段落同时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指示性地发挥作用加以理解。从司各特的角度来看，这段情节可以说并没有真正的轶事地位——这就是说，它可能被理解为还没有从一种更为广义的叙述语境中分离出来，而正是在这种叙述语境中，司各特试图给那些派他到爪哇去的东印度公司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学习诅咒》中的引证将它从那种语境中分离了出来，并赋予了它一种自身的本体论地位。作为一件孤立事件，这些句子变得清晰可视，并通过格林布莱特的引证将其汇拢成一个单独的故事。而且，正是通过那种引证，轶事获得了一种叙述结构，这种叙述结构变得跟本书内容相似，在这当中，第三方观察者会悄悄地站在叙述框架一方——一种分类标准——它成为故事所表现的指示性事件的一种道德评价的源泉。[8]格林布莱特所处地位和司各特的地位之间的鸿沟(前者对金匠所受疼痛的认同同时也伴随着对后者无动于衷态度的批评)形成了这种三角形的叙述结构。

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一种历史性断言。尽管这些句子可能已经震撼着一些司各特同时代人的心灵，并且和往常一样令我们中的一些人震惊，但司各特和格林布莱特地位之间的不同，更精确地说，将对司各特地位的进一步批评，作为对“残忍的恐怖”的贯彻，正如格林布莱特所说的，发生在一种矩阵(matrix)的某个地方，而这个矩阵包括了发生在18和19世纪的对人类、同情以及受苦的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理解上的主要转变。[9]因此，这种叙述三角及其对残忍的道德态度的表现就标志着一个有着特殊复杂病因的跨历史矩阵的某一节点。

在中国人的事例中，这些东西包含了忍耐和安静的主题:“但他还不畏惧，既没有侧过头去，也没有移动过手脚”[10]。尽管酷刑中忍耐力的神秘性表达了一种关于身体、暴力和疼痛的总体经济，在这当中，身体同时也成了它所在的个人的工具，以及武器，而利用这种武器，个人可以离开他/她的身体，这位与众不同的金匠的忍耐力并没有出现在他所体现的人类学历史之外。我们可以以下文出现的伯特兰·罗素1922年《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的句子为例:“如果把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人、德国人相比又称不上勇敢，只不过他们的被动的忍耐力极强。如果要隐瞒什么，哪怕酷刑甚至死亡也无所畏惧，更加好斗的民族可能对此不屑。虽然中国人缺乏主动的勇敢，但从他们轻易地就会自杀这一点来看似乎比我们更不怕死。”[11]在第5章中，我会进一步探讨罗素的问题，在这里，我只想简单地表明在他的声明和司各特的叙述之间的家族相似性，以便展现出忍耐力的“真面目”，而这种“真面目”在一开始可能会被我们想象成轶事的一种指示性特征，从这种叙事学史的视角来看，它也变成了忍耐力的一种“象征”或“比喻”。

这对于金匠的沉默而言也同样如此，格林布莱特发现这种沉默非常神秘、几乎无法想象、或许都是英雄般的。它也是积极主动的:金匠并不只是没法哭出来;他试图咬断自己的舌头。他至死都未吐露一个字;他唯一表达是一种“姿势”(gesture)，以表达他伤口上的食人蚁“比我们的拷打更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格林布莱特所说的，这个人的沉默象征着他所忍受的酷刑的血淋淋现实。拷问者对受害者身体的控制依赖于任意使受害者哭喊的能力，依赖于对说话和沉默的把控。“将疼痛转变为权力，最终就是从身体向声音的转化”，伊琳·斯凯瑞(Elaine Scarry)在她《痛苦中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一书中写道。[12]酷刑作为一种不人道的行为，以声音的方式唤起了受害者的人道一面。在这个故事当中，金匠的沉默表达了一种残暴的强大，而他声音的缺失“证明了”司各特行为的日渐非人道性。金匠最终只是在对由虫子所造成的疼痛的反应中才出现的仅有交流，或许表明了他在人类边界之外所维持的沉默的程度。

当时这种沉默在一种人类学体系中发挥了过度的作用。在19世纪，默默地忍受痛苦成了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最令人惊奇和印象深刻的特征之一。正如我在第3章将会详细论述的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1845年所写的，他的一些病人对无麻醉的手术所作的反应:“病人很坚强，第一刀切开时，他沉静地说:‘有点疼，医生。’”;“病人以英雄般的坚韧之心忍受着手术的痛苦，没有去注视伤口”;“在手术过程中，这位病人非常镇静，没有发出呻吟声”[13]。例子可以多种多样，但不管怎么样，显而易见的是，跟他的忍耐力一样，这个金匠的沉默既是一种指示性的事实，同时也是一种叙述比喻，一种混融的轶事形象，格林布莱特正是在那个时候将其解读成是一种大大超越了17世纪的单个中国金匠的特殊性的历史。与其认为一个胜过另一个(坚持认为金匠确实安静地忍受着，或者说，在另一方面，坚持认为这种事实只是一种虚构)，不如将真实看成是虚构的敌人。这似乎很重要地表明，在这个事例当中，虚构的事实维系着指示性的事实，而真实性的两种类型共同发挥作用，在文章段落中形成了使某些人为之孜孜以求的东西。

人们可以将这些工作看成是由叙述事实所做的——它们自身跟作为对疼痛、禁欲主义等等反应迟钝的中国人广义上的文化类型相互关联，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将会贯穿全书——对格林布莱特自己而言，就是对他引证的行为加以重新检视。下面是格林布莱特所引证的整个段落，但只要看一下司各特和哈克路特学会版本的话，就可以发现格林布莱特所引证的句子取自于一个更长段落的中间位置。这些句子是在轶事之前的:

第二天，商船队队长给我带来了他们中的另一个人，这个人知道他身边曾经有过一个人:并因此自我了结了，没有向我们供认任何东西:他被发现的时候藏在厕所里，他正是在这里放火烧了我们的房子，他曾经是一个金匠，并向商船队队长招供了，他已经修剪了一些瑞尔斯币(Ryals)[当时使用的荷兰硬币;修剪包括将贵金属从硬币边缘处削下来]，而且还铸造了一些仿制品:他供认的一些事情跟我们的事有关，但并不多，在这之前供认的其他东西，但他不会向我们吐露一个字，[格林布莱特开始引用]由于他情绪消沉，因此，我就准备让他吃点苦，我们现在实在是气极了。(ED，F2;拼写方式已经按照现代标准作了改动)

对金匠沉默不语的叙述价值一定跟他对商船队队长就犯罪所作的多种招供跟盗窃和纵火没有什么关系，而跟司各特所推测的关系有关。这服务于这样一种目的，在名义上说，金匠知道只有一个其他人——他已经在一天前被处决了——能够使他被牵扯到案件当中。[14]他面对司各特所施酷刑时的沉默不语，就像他向商船队队长所作的供认一样，至少在司各特叙述的术语角度上，就能被解读为在公开审判的一种经济性内部起作用的某种策略姿态。鉴于司各特已经一度向市民代表团声称他不会“因为奢求世界上的所有物品”而错让一个无辜者流血，金匠可以依据英国人的司法原则处理，司各特后来试图通过将这人从乔坦释放以免被处死以表明这种态度(ED，E4)。

对19和20世纪关于中国人的司各特故事中最令人震惊的或夸张的要素的表现(appearance)，或者我所说的再现(re appearance)，跟这些句子中所出现的对更广义语境的思考一起，通过认为叙述当它在格林布莱特笔下表现出来时至少部分依靠的是一种处于优先地位的文学史的方式，改变了轶事的指示力量。它也造就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可能性，即，司各特自己对他折磨金匠的经历，并没有通过“轶事性”段落而毫无改动地从现象学经验转向对真实情况的精神体验:也就是说，他的所见所闻随着被历史力量加工成“经历”(experience)和“语言”(language)而被改变，这些历史力量不仅包括种族的历史，还包括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历史，而这成为司各特向世界开放(openness)的基础。司各特的那些句子表明了从属于一种叙述或经验传统——恰恰就是本书所要着力阐明的这种传统——并不意味着这个特殊的中国金匠并没有英雄般地沉默不语;也并没有减弱他感到疼痛这样的事实。但是，它认为司各特语言的指示重要性可能从它所参与的一种叙述传统中借用了某些东西。

将这种意识放入一种网络当中，这是这种事件—文本(event texts)的总体累积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发掘轶事的指示重要性，同时认识到，这种重要性的经验本身早已经在叙述的计划当中被超越了。这既不是去廉价抛售时间的真实性，也不是认为事件本身只不过是另一种虚构，而是去认可这样的方式，即，叙述的期待所塑造的不仅是“可怕的句子”，还是解读这些句子的经验，甚至是书写这些句子的经验。或者说，稍微加以区分的话:金匠跟他所受痛苦的关系可能已经成为金匠的一个事件(event);但是对司各特来说，它是一种文化上的叙述。他所写下的用于讲故事的句子，在这一事件过去了四个世纪之后，作为一个“段落”和一件“轶事”出现，这就印证了在虚构所表现的虚构性之上的真实性，尽管司各特与酷刑的关系以及格林布莱特与酷刑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道德差异，这些叙述比喻的历史力量形成了文化上的作品。这种挑战就是如何去解读并加以认识。

在一开始，人们所说的可能是司各特段落中两种残忍而又彼此相关的事实，这两种事实似乎诉说了帝国主义以及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之间最具有暴力可能的交集，被叫做酷刑(torture)和一种相应的沉默/忍耐，这些都已经成为西方所表现的中国人的主要特征。正如罗素就中国人的“被动忍耐”所说的，这些事实已然成为一种刻板印象，并且成了一种粗糙的社会学，在这当中，一系列的个人经历形成了关于种族的一种一般理论。在后面，我并不需要花时间去讨论这种认识论过程的有限性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将相同的认识论模式粗略地转变成为一种格林布莱特在他导言中所提的建议:也就是说，它依靠的是轶事。在关于中国的文本之后的文本当中，一种关于种族或民族总体状况的声明通过一种图示事例而得以维持，再次引用法恩曼的论述来说的话，这种选择恰恰是因为轶事是“关于真实的独一无二的文学形式或类型”。刘禾在论述明恩溥(Arthur Smith)那本著名的《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时，将明恩溥使用轶事来支持他关于“中国人”的一般理论的习惯看成是一种“真实的强大语法”的一部分。[15]在这个事例中，相同的语法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明恩溥用轶事来维系他的一般理论，而在这里，一般理论使轶事的指示性得以合法化:当然，金匠终归要沉默不语，因为中国人正是因为他们在饱受酷刑时的沉默不语而名声在外。

这就是说，中国金匠的忍耐力和他的沉默不语这些时刻变动的指示性事实，其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跟轶事性关系的产物，不管这是在对刻板印象的进一步发展当中，还是在更相似的角度上，在跟它们的某些合作当中，都是如此。这些事实的轶事结构——在每一个事例当中，都来自于轶事，并成为关于中国人的“理论”——因此就在包含它们的段落内部发挥作用。无论从这些可怕的句子和这种可怕事件的结合当中所出现的轶事是什么，都不能被理解成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指示性场景的来源。反过来讲，对那种场景(以及或许尤其不是司各特的)任何经历都无法被简单理解成是假装用文件加以证明的那些句子的来源，或者是那些使之成为一种轶事的来源。[16]

然而，与其去争论轶事性的这种内部叠盖(imbrication)对格林布莱特形式上的理论化所作的去合法化(delegitimize)，我想指出的是，这种特殊轶事的复杂性使格林布莱特在《学习诅咒》中发展出来的理论，在对其来源的详细阐释方面，要明了得多。鉴于格林布莱特可能会被认为要在相当程度上强调轶事能够接近一种其他文学形式所无法接触到的真实性——它们“既是某种文学性的东西，也是某种超越文学性的东西，是一种在那种形式之外的叙述方式和突出的、指示性的通路”——我对这种“从段落变成轶事”(passage become anecdote)所作的解读表明，不管什么东西在文学形式“之上或之下”——也就是说，世界本身——能被转而说成是拥有“某种指示性和某种超越指示性的东西，一种多事件的形式以及在那种形式之上或之下的一种突出的、文学化的通路”。就像轶事为我们指明了超越文学的指示性一样，它也用同样的方式为我们指明了超越指示性的文学;它也表明了那些在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无法被接受的“超越”有限过往的东西实际上是它自己所建构出来的，反过来说，同时通过“超越”的可能性，才使它自身获得了文学性。而且，这也并不是因为所涉及的(虽然也是)语言的无能为力的某种总体理论，而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轶事能够被清晰地表现为借用真实的表现模式——并且甚至是它的感知——而这借用了存在于“超越”作为事件的金匠所受酷刑之外的文学形象。从这种意义上说，轶事在真实性和文学性方面独一无二的混杂性(在文学形式之外)所遵循的就是它在文学方面唯一的混杂性，就像是在真实之上或之下一样，而整个世界就是如此。我想，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要遵从后结构主义关于虚构与非虚构的看法。它毋宁是要表明，恰恰是因为轶事“混淆”了虚构和非虚构、故事和引述，它需要这样一种强有力的认识论力量，为格林布莱特提供一种修辞学策略，通过这种修辞学策略，不仅能组织他的导言和一种理论化模式，而且还为《学习诅咒》中的文章辩护。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模式和力量也许超越了格林布莱特自己在书中找到的东西。

2.代理者的疼痛语言

司各特所述事件的纤毫毕现——对段落的解读感觉就像凝望着太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酷刑和受害者无法缓解的受苦经历的描述。至少从自圆其说的角度上讲，酷刑是设法让受害者说话的一种行为。面对金匠的沉默不语，格林布莱特问到:“难道终究这次只有历史学家才能让他开口讲话？”(13)。这个提问指明了格林布莱特的解释欲望和司各特对金匠所施酷刑之间的关联;它表明，历史学家的任务跟司各特一样，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挖掘沉默背后的声音，从不可解当中找寻出意义。[17]尽管这种具有潜在毁灭性的伦理比较并没有准确地获取格林布莱特孜孜以求的东西，但它还是表明了他对自己所举的轶事和文学批判过程之间的潜在关联所抱持的观点。从这种意义上说，轶事向我们表达了一种关于阐释行为的内心寓言。[18]格林布莱特对阐释和酷刑之间的隐喻性关联的认可，再次表明了轶事的内容跟对其形式的感知有关，不管这里所发生的轶事理论的内容是什么，它还表现为一种关于阐释行为的理论，这种理论使我们能将段落看成一种轶事，说起来的话，可以对其加以整体性解读。无论什么样的轶事理论，都是从对司各特段落和格林布莱特印证的再解读中逐渐浮现出来的，因此就不能认为轶事理论是一种叙述形式方面的独一无二的理论。它也是阐释活动的一种事物。

通过将这一段落看成是对酷刑的一种专门描述，我们可以进一步加以深入。人们可能在一开始就注意到，它并没有描述金匠的疼痛。这些疼痛在表现出来的时候，通过酷刑的物质代理者的描述而最为清晰地体现了出来，而这些代理者正是制造疼痛的船员、子弹和烙铁。格林布莱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疼痛的真实性，但是对其语言表现的关注则表明，不管这种疼痛的真实性是什么，都源自于无法真正描述疼痛的描绘。

作为读者感受到的金匠的疼痛和这种疼痛本身之间的鸿沟，在某种程度上，司各特的句子再生产出了那些缺乏表现的疼痛，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斯凯瑞用来指称疼痛的“代理者语言”(language of agency)的功能。[19]斯凯瑞写道，那些希望诉说疼痛的人经常依赖隐喻，来详细说明“一种疼痛的外部代理者，一种被用来制造疼痛的武器”，或者描述“跟疼痛相伴而生的身体损伤”。因此，一个人可能会说:‘我感到有一把锤子在敲打我的脊椎’，即使那里根本没有锤子(BP，15)。对于身体或想象的代理者而言:

将疼痛的某些感觉体验传达给身处疼痛者之外的某些人，他们全都基于同一个原因做这些事情:没有哪种情况是将同一性纳入对疼痛的感知体验当中;然而，因为它有它的形状、长短和颜色，因为它要么存在(在第一种情况下)，要么能够描述成在身体的外部边界存在(在第二种情况下)，它开始将最初是一种内在的和无法共享的体验加以外部化、客体化，并使其变得能够共享。(BP，15-16)

疼痛正是通过隐喻进入语言当中。(想象的或者真实的)疼痛的工具，通过塑造一种导致疼痛原因的具体场景，将疼痛的“无法共享”的、非语言的体验表达了出来，并将之客体化，而这种具体场景反过来转喻式地表现出读者心想会在他们身上创造出来的无法言说的影响。代理者的语言因此就形成了一种三重过程，即，首先通过隐喻(metaphor)(它被以致病病原的术语描述下来)，进而是转喻(metonym)(从它的起因那里推断出代理者的作用)，最后则是认同(identification)(我遇到的是哪种疼痛？)。因此，一个人在这种过程最后所“感觉”到的就完全不是他人的疼痛，而是那种疼痛的建构式虚构。这种移情作用所要求的宽宏大量的复杂活动因此也是一种文学活动，而这种活动是通过在描述同时又无法描述的真实世界关系中的语言运动而实现的。[20]

因为这种描述活动发生在语言当中，所以它无法摆脱自身的缺陷，而这种缺陷所仰赖的恰恰是在制造疼痛中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相互混淆。斯凯瑞写道:“在一个口述句子中，仅仅出现的一种武器的标记，一段书写下来的段落，或者一个可视的图像……这并不意味着试图表达什么疼痛，与之相反，经常意味着疼痛的本质刚刚被推到更深的晦涩之中”(BP，18)。当一个人清楚地发现这种晦涩几乎在司各特段落内部随处发挥着作用，而它的残酷无情则集中在疼痛的身体代理者之上，集中在对这种操作的反讽之上——那种疼痛常常在那些恰恰没有的地方看起来最为明显可见——而且还阐明了金匠“诉说”的唯一时刻的重要性:“嗜血的食人蚁(成群成群地)涌向他的伤口，而这比我们的拷打更令人毛骨悚然，这从他的神情当中可以看出来。”在这个时刻(至少对我来说)，同情性疼痛要比叙述的其他部分要少得多，这种情况表明了读者对于金匠疼痛的体验在实际上对其沟通能力所起的作用是如此地微不足道。与之相反，正是那些表现得最为剧烈的疼痛，变得最为真实和客观，而它是在酷刑的手段下被隐喻化的(我们不要忘记了，它们本身就是施虐者所制造出来的隐喻)。扭动和炙烤，这些金匠无法描述自己加剧他的疼痛的东西，他无法用姿势表现出来。因此，对读者来说表现得最为剧烈的疼痛，并不是施加在身体表面上的，而体现在最栩栩如生展现出来的武器当中，它的本质——换句话说，它作为一种无法言说的、无法共享的指示性事实，只能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从一开始就被那些创造它的客体所掩盖了。

对疼痛所作的绝大多数描述依靠的是代理者的语言，关于疼痛表现的任何证据都有必要看成是轶事。谈论疼痛就是去谈论语言和引用之间的不同;关于疼痛发生(哪怕是对自己)是为了维护它自身的真实的任何断言，都只是试图构建起关于在语言中对疼痛加以客体化的疼痛的形成和感觉的一种引人注目的形象或叙述而已。进而，当疼痛自身，在格林布莱特对其加以理论化时，跟轶事完全不相同，关于疼痛的任何既有句子可以说都是用同样的双眼去看待使轶事具有特性的语言和真实性的。关于疼痛的语言跟轶事分担着进退两难的处境:它绕过了导致关于真实的一种强大意识的真实性。人们也许会说，任何跟疼痛相关的句子是“某种指示性和某种超越指示性的东西，一种多事件的形式以及在那种形式之外的一种突出的、文学化的通路”(LC，5)。当它所表现的文学性最引人注目的时候，代理者的疼痛语言型塑了最成功的指示性进入路径。而那些特征只有在当它们的隐喻最成功地混淆了语言和它所指的疼痛之间的鸿沟之时，才最能吸引人的眼球。

使感觉到的疼痛有限度地超越某些墨守原文者的阅读模式所不允许的趋势，如今被理解为是对事实的一种误判，即，疼痛恰恰就是那些语言从来无法像那样深入的东西。与其说将疼痛看成是语言的一种局限，看成是最终证明的与真实性相关的语言重要性，不如将疼痛看成是真实的一种局限，看成是某种体验或位置，真实自身逐步成长为语言，在表面上则成为一具尸体。[21]

3.轶事理论

司各特的句子并没有成为某种轶事。让我停下来对它们的诸多含义加以盘点。

正如我试图表明的，轶事要求对格林布莱特和这章中轶事的重要性按照四大主要原则(两种多多少少是形式上的，两种大致是主题上的)加以充分衡量。

·形式原则1:段落要求它在格林布莱特的导言中以轶事的形式表现出来。它被引证为文本的一种单独的连续体，那种连续体与一种经典叙述线(narrative arc)相关联，而格林布莱特则作为一个外部叙事者，一起使其成为塑造出轶事类型的“有意思”的单个事件。

·形式原则2:段落从它的关键特征中借用了两样东西:沉默和忍耐，从中国人刻板印象的历史中加以借用，而他们自身则是从斯多噶派文献以及早期基督教殉道者的类似传奇所表达的更古老文化的历史趋势中得来的。[22]这种借用，尽管在主题层面上表现得最明晰可见，但却必须被理解为是在种族主义的基础认识论结构内部的轶事中出现的一种叙述或历史形式——以及因此参与到对作为微观类型的轶事生产上的两者的结合。[23]

·主题原则1:轶事对一种酷刑情节的叙述表明了对格林布莱特关于历史学家或文学批判使命所持观点的隐喻式介入。这就使他形成了一种阐释，这种阐释使轶事“所言说的东西”跟后结构主义截然相对，而支持现实的真实性。这种阐释能被解读为司各特对金匠所用酷刑的一种寓言，将批判和施虐者放到了相同的地方，而不是相对立的地方。

·主题原则2:轶事对疼痛的召唤，更确切地说，它使用斯凯瑞的“代理者寓言”去唤起疼痛(以及通过形式对主题的塑造)，表现出对最初似乎已经解决的形式轶事的语言和引用问题的一种意义深远的关联。也就是说，尽管金匠的那个轶事在格林布莱特的导言中用来确保使历史性的文学批评主义存在一种具体范围，但是对它的疼痛语言的分析威胁要将那种范围揭露为是对一种难以接近的真实的客体化的语言残余。

当这些原则中的第一条可以说在总体上适用于任何意识理论的时候——它必须在语言和经历的一种无差别或者较少差别的民众之外产生，以便获得将之认定为是一种轶事的性质——其他三条则来自对这种特殊轶事的内容的解读。在这种分析下，不管剩下什么样的方法论理论，它都会成为一种关于“金匠轶事”的特殊理论，而不是一种总体上的轶事理论，一种并没有以普适性的方式作出多少允诺的形式、语境和内容上的一种缠绕。鉴于被普遍接受正是那些理论的目标之一，这就很难说一种理论能留下些什么。

如果仅仅观察人们如何将这种剩余物转变为对本书其余部分有用的东西的话，它似乎值得强加上去。一种关于轶事的总体理论以及一种关于金匠轶事的特殊理论，它们共享着一种基础性的前提，也就是说，轶事是文学性与真实性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状态，它的特殊叙述和历史要求对那些解读它的批评者施加了一种解释性的压力。然而，在法恩曼的描述中，这种理论在格林布莱特的导言中似乎是从轶事的形式性质那里专门出现的，但是，我对同一轶事的解读表明，轶事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制造出来的，而这种制造变得越来越依赖对轶事形式的操控，也依赖于它内容上的特殊品质、所指以及主题。与其说对格林布莱特材料中轶事特性的关注逐渐破坏了他设想中的理论，但它却似乎最能将总体理论修正为特殊理论，从简·盖洛普(Jane Gallop)那里借用术语来说的话:一种“轶事理论”(anecdotal theory)，[24]在这当中，特性跟这种轶事(表现为总体的轶事性的一个例子)相结合，进而介入到从中得来的理论的性质当中，因此，从解读之外得出的理论，发现自身受到了那些使之有可能将自己想象成为理论引用的特殊行为的限制，“例证性”轶事和理论发挥了一种互相吸引的推动力，而这又使其中的每一个，一方面避免深陷于那些绝对历史特殊性的陷阱，或者在另一方面又深陷于普适性的牢笼。关于金匠轶事的理论所维系的轶事，依靠并得自于司各特的《确切话语》、格林布莱特《学习诅咒》以及本书这一章中出现的特殊环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它宏谋远略，但却没什么用武之地。但是，它的功效至少部分是以一种自我引用的形式出现的:轶事理论的塑造本身就已经允许用这些篇幅去组织作为本书主要问题的一些轶事和理论，也就是说，引用、同情和疼痛表现之间的关系，以及对那些关系的任何体验的程度(在1606、1990或2009年)，都介入到欧洲跟中国产品和中国性历史遭遇之中，而同时也被欧洲跟中国产品和中国性的历史遭遇所介入。

最终，格林布莱特所表达的轶事的一般理论和我在这里创立的轶事的轶事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后者恢复了文字和所指之间的平衡，而这，在格林布莱特的导言中已经被大为歪曲。尽管如此，对于后者来说，这种主张所寻求的是轶事在文学性和真实性之间的唯一地位。格林布莱特写道，“一种真实世界、真实身体、真实疼痛的存在或消亡……造成了一种差异”，这种差异是对“值得一做的事情”的任何历史或文本解释都会说到的(15)。但语言也是一种真实。对值得一做的事情的任何历史或文本阐释，都会通过其特殊的存在模式，而被记忆下来并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它的类型学(对、错)、它的类别(虚构、非虚构、轶事)、它的叙述—历史修辞(中国人的沉默和忍耐)。格林布莱特对向中国金匠大下毒手的犯罪行为的广泛关注，使他对金匠的真实身体和真实疼痛描写得细致入微，但却忽视了其自身的文学解释理论要借自并仰赖于在司各特句子中使那种身体和疼痛“表现出来”的语言学特征。或者说，要使它变得更为夸张过分:格林布莱特轶事中真实的体现——它证明了他对无法认同的司各特的行径和后结构主义批评的愤慨——它的这种手段来自在场的表现内部发挥作用的语言学特征(对中国人疼痛的叙述比喻、对轶事的经验权威、表达疼痛的不可能性)，而这，与其说使现在的状况呈现出来，不如说仅仅表明了屈从于语言学功用的表现生产的程度，当它们在那种生产之中遮掩了自身角色的时候，才显得最为成功。

因此，正是那种关于疼痛的文学体验，在一方面，恰恰存在于一种对另一个人身体和疼痛的真实性的强有力的、感知经历的连接点上，而在另一方面，正是语言的形式和主题功用，使那种疼痛从内心深处表达出来。前者强有力地形成了一种坚持，即，无法成为某些特定类型的解读(其中就包括后现代主义者的解读)主体的疼痛或酷刑的场景是对当代想象下的疼痛(而非你已经看到的司各特的描述)的一种特殊处理方式。但是，就像我所指出的，这种坚持是在一种遗忘中形成的——一种被像文学或所指客体的句子所鼓舞的东西——在文本的句子内部和周围发生作用的历史和叙述方式加以解读，进而对它们所涉及的经历的内部或周围的历史和叙述方式进行解读。关于中国金匠的那些句子，通过在司各特文本和格林布莱特文本中出现的所指性空间中的主要机制和形象，将这种过程轶事化，这就提醒我们，在现代性的时代，关于中国人受苦的故事尤其维系着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想象，提出一系列问题并允许通过经历的明证地位而实现的另一种必要性。

后面的这一词语涉及琼·W·斯科特(Joan W. Scott)关于“经验证据”(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的那篇如今已成经典的文章。在论及作为一种认识论类型的经验和反基础主义历史学家著作之间关系的时候，斯科特写道:“‘经验’的证据，在当它恢复了一种基础地位的时候，似乎为所谓的反帝国主义者解决了解释上的问题”[25]。我认为，轶事的指示性特征使格林布莱特为出现在金匠酷刑故事中的“真实身体”和“真实疼痛”的文学—历史批判主义恢复了基础地位，而正是这种对基础的恢复应当产生更多的哲学质疑，而不是更少，在那个时候，它允许读者去感受历史特定处的某些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更多地看重金匠身体的方面，而不是司各特的语言方面。

格林布莱特将司各特句子中指示与文学特性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结构，换句话说，轶事的结构，开启了关于文学和历史尝试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恰就是司各特试图通过他在《确切话语》中的叙述，来坚持语言与真实性之间天衣无缝的关联所在。格林布莱特于是就塑造了一种可能的元分析(meta analysis)，这种元分析用以探究每一文本是如何从它自身内部的叙述感知和它的指示性声明之间关系那里形成的，这种方法认为，叙述形式是一种情态，在这种情态中，感知就算不是实时变化的，也至少是彼此互通的。[26]将那种观点应用到格林布莱特自己对司各特句子的感知、引述以及再叙述中来，并且将其跟对正谈论的句子内容的解读相搭配，我试图对格林布莱特的思考加以拓展，以便将这种分析模式加以理论化，而这，将会意识到它的解释目标同时也成为解释来源的程度究竟如何。假如金匠轶事的最终理论——它既是一种阐释理论，也是一种贯穿了同情(包括格林布莱特的同情)、中国以及表现的表现性问题的图像——在它自己的直接适应性范围之外生存下来，它在那些他自身产物的范围之外有效地发挥着作用。

它是否会仰赖你的意愿去解读金匠的轶事，它不仅是一种特殊解读模式的例子，而且还是一种加以总体解读的可能理论。这种理论，假如它的源头真的是轶事的话，那么，就不能进而认为，任何既有的理论，在对其例子施加足够的压力的话，就能被看成是轶事性的。这种彻底断言可能是理论上的，但它却不是轶事性的——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从这种特殊轶事中产生的轶事化的作品来说，它并不是正确的，这种作品只是使对这种特殊轶事的解读变得可能而已。更确切地说，对真实与真实性之间关系的这种特殊的理论化——对依赖其结构和强度的轶事性观念的一种关系的理论化——不同于对同一种关系的其他理论化，最终必须回归到其轶事根源上来，以便在文学和引用之间的碰撞中认识到自身的源头。如果这样一种理论化随着其进展在本书中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它所起的作用就是，那些维持着任何总体或理论性概括的证据性材料(不管是轶事还是描述，小说还是诗歌、照片、医案研究或者工会小册子)一定对它所支撑的理论施加了形式和主题上的压力，因此，关于轶事的观念就会要么强烈、要么温和地表现出来，那些轶事中的一些来源于它们的形式，关于报纸文章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它们关涉的是大批量生产的特殊形式，并认为图像或照片将会为那些历史媒介负责，并且为那些图像的更长久的历史负责。而正如我们所见，关于酷刑的故事将会激起一种解释上的具有比喻性的酷刑意识。这就转而表明，任何后续解读都需要对风俗加以专门关注，在这中间，就出现了作为主题和形式的原始明证。也就是说，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一种通过无法避免的校正、删减和添加将其转变( transform)或转译(translate)的通用框架中，引述将自身表达(或者被表达)成某种能够沟通的东西。最终，它指出，被看成是它所追寻的方法论的一种表达的书籍本身，会适时地对那种方法论产生某种影响，而且就算是这样一种方法论，也会对本书自身所表现出的“书籍”(或学术作品)的理论造成某种压力。虽然我最终不太可能去对那些特殊影响、这种简要回复加以解读，该书自身理论化方法论的事实已经通过一种对那些将其组织为某种单一计划的材料的解读而显现了出来。那种通过对轶事的一种形式解读和对中国人所施酷刑的犯罪行为的一种主题解读所形成的事实，带给我一种巨大的、令人惊讶的恐怖感觉。

【注释】

[1] 《东印度人狡诈、时尚、策略、宗教及仪式的确切话语》(Learning to Curse :Essays in Early Modern Culture)(New York. ，1990)，11-12。该书在文中之后的引用简写为LC。

[2] 法恩曼的文章收录于H·亚兰·维瑟(H. Aram Veeser)所编的两册新历史主义文集中的第一册(《秩事的历史:虚构与小说》，收录于《新历史主义》，亚兰·维瑟编(“The History of the Anecdote: Fiction and Fiction，” in The New Historicism， ed. H. Aram Veeser. ) [New York & London， 1989]);文中之后对本文的引用简称HA。斯蒂芬·格林布莱特在与凯瑟琳·加拉格尔Catherine Gallagher合写的《新历史主义实践》(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一书关于轶事(anecdotes)与轶事性(anecdotality)的两章当中的一章中重申了法恩曼的看法(49—52页)。加拉格尔与格林布莱特在他们的那两章当中将轶事(anecdote)看成是与新历史主义“相关”的事物，而与之相反，四章则是新历史主义的事例，认为轶事对于新历史主义著作的理论化具有相当持久的重要意义。

[3] 哈克路特学会(the Hakluyt Society)成立于1846年，总部设在英国伦敦，是一个以专门研究和出版地理发现类图书为己任的图书出版机构，至今已出版丛书近300种，别册约50种。关于该学会的详细介绍，可参见R·C·布里奇斯与P·E·H·哈尔编:《环绕广袤地球:哈克路特学会史研究》(R. C. Bridges & P. E. H. Hair (eds)， Compassing the Vaste Globe of the Earth，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akluyt Society， London)， 1996;多萝西·米德尔顿:《1847—1923年路克哈特学会早期史》(Dorothy Middlet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Hakluyt Society 1847—1923’)，《地理学报》(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52， 1986， pp. 217-224;以及萝西·米德尔顿:《1846—1923年的路克哈特学会》(Dorothy Middleton， ‘The Hakluyt Society 1846—1923’)，《路克哈特学会1984年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for 1984， Hakluyt Society)， pp. 12-23。——译者注

[4] 威廉·福斯特爵士编:《1604—1606年亨利·米德尔顿爵士的摩鹿加群岛航海之旅》(Sir William Foster， ed. The Voyage of Sir Henry Middleton to the Moluccas， 1604—1606)(London， 1943);埃德蒙德·司各特:《东印度人以及那些在当地长期居住的作为爪哇人的华人的狡诈、时尚、策略、宗教及仪式的确切话语》(Edmund Scott， An Exact Discourse of the Subtilties， Fashions， Policies， Religion， and Ceremonies of the East Indians， as well Chinese as Javans， there abiding and dwelling)(London， 1606);牛津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的复制本名为《东印度群岛人……的狡诈》(The Subtilties. . . of the East Indians)(Amsterdam， 1973);文中之后的引用略写为ED。

[5] 司各特一度将“乔坦(Jortan)的这个家伙”称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家庭，现在却已经变成爪哇人”，并声称，他是这个群体的一位广受爱戴的成员(ED， F)。他还写道，爪哇人群体对他处死这位中国金匠很满意。“由中国人变成的爪哇人”(Chinese turned Javan)这个词组表明，乔坦的那个家伙是一个土著华人(peranakan)，是在十世纪开始的流落他乡(diaspora)的华人中的一员。洪美恩(Ien Ang)写道:“在16至19世纪期间，华商贸易季节在曼谷、马来亚以及巴达维亚这样的城市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并固定下来，受到当地欧洲殖民统治力量的支持”(《不说中文:生活在亚洲与西方之间》(On Not Speaking Chinese :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2001]， 47)。司各特当时所处的种族和文化政治环境，因此就可以被看成至少包括四个群体:“英国人、土著爪哇人群体、土著华人群体以及那些在特征上并没有‘变成爪哇人’的不久前过来的华人。”关于当代土著华人文化政治的更为详尽的论述，可参见洪美恩所著《不说中文:生活在亚洲与西方之间》(On Not Speaking Chinese :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第1—3章。(洪美恩(Ien Ang，1954—)，著名文化研究学者，主要研究媒介和文化消费、身份政治、种族、移民和全球化等问题。她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华人家庭，在荷兰接受教育，1977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获心理学学士学位，1982年获大众传播哲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社会与文化科学博士学位，1991年前往澳大利亚，现为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她的主要作品有:《收看〈达拉斯〉:肥皂剧与传奇》( Watching Dallas :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 1985; 《拼命寻找观众》( 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1991; 《不说中文:生活在西洲与西方之间》(On Not Speaking Chinese :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2001。——译者注)

[6] 《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necdote(“秩事”词条)， n. 2. a.

[7] 哈克路特学会版本中的拼写已经将原始书写拼写加以近代化改写了，但格林布莱特进一步使之向当代的拼写方式靠拢。

[8] 当然，在对司各特语句的叙述者和主角之间存在着一种距离，这是由对一个主角的过去历史加以叙述的一个“我”(I)和作为主角自身的“我”(I)之间的时间缺口所造成的，当时，这种时间上的错位并没有产生任何道德或经验上的距离(从叙述层面来看:叙述者、具有针对性的代理者，以及主体代理者是相同的)。

[9] 对于司各特时代就酷刑的适当性以及合法性所作争论的探讨，可参见伊丽莎白·汉森《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酷刑与真相》(Elizabeth Hanson， “Torture and Truth in Renaissance England，”)载《表象》(Representations) 34 (Spring 1991)。关于酷刑的历史，参见爱德华·彼得斯:《酷刑》(Edward Peters， Torture) (London， 1985)，作者认为，酷刑与“非人”(inhuman)(以及人的尊严与权利的观念)之间的关联引起了一场反对酷刑的人类学争论。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欧洲人关于中国人受苦的观念恰恰发生在对作为人的尊严的身体和一系列人类学争论之间的交叉点上，它的历史语境对于近代西方自我意识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10] 在阅读司各特的语句过程中，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忍受金匠所经历的疼痛，尽管任何人看过这一酷刑的话都会发现，在那些环境中，身体持续的时间比轶事的读者所预期的要长得多，也就是说，在它陌生而可怕的忍耐力中，身体自身成了对抗囚犯的共谋，成了施虐者的一种武器，而不是受害者的一种保护。马克·苏斯曼(Mark Sussman)在给我的一份电子邮件当中，对这种看法作了回应:“饱受酷刑的身体和施虐者之间的这种共谋或许意味着酷刑客体的消失——在这种格局当中，身体是一种武器，它的有效性在于它使自身变成一种更具威力的武器的能力，并再次返回到它自身。因此，那里只有施虐者，正是通过它们对自身事物的无能为力，饱受酷刑者就进入了那种非人状态;酷刑是最深刻的无家可归(torture is the most profound homelessness)。”

[11] 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New York， 1922)， 221(黑体为笔者所加)。(中译本:[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 1996年。译文引自该中译本第166页。——译者注)

[12] 伊琳·斯凯瑞:《痛苦中的身体:创造和改变世界》(Elaine Scarry， The Body in Pain :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Oxford and New York， 1985)， 42;下文简写作BP。

[13] 这些评论来自1845年10月份的《中华医学传道会报告》(“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以及伯驾准备的医案报告。引文分别见第4、10和12页。

[14] 格林布莱特所使用的哈克路特学会版本在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省略了“他正是在这里放火烧了我们的房子”;通过从“烧毁”(burn)到“放火”(fired)再到“加热”(heat)的活动，使修辞效果逐渐弱化，在这中间，字面上的“烧毁”和比喻性的“加热”使“放火”的功能文学化和比喻化(也就是说，一笔双叙)了，促成了对它前面的“我们”的提喻。在这一变短的版本中，司各特的酷刑比起司各特的最初文本表现得更血腥、更放纵;这种情况反过来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性效果，而这歪曲了格林布莱特对这些语句的解读，我在下文将会进一步论述。

[15]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in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1995)， 56。(中译本: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译者注)

[16] 这在跟中国中国人分类的关系上并非事实。段落叙述更令人震惊的时刻之一发生自金匠眼睁睁地看着他身体所受的伤害:“随后，他低下头，看着身上的伤口”。一方面是作为事件(event)的这种含义——被当成是一种经验性时刻——是毁灭性的;人们也许会说，受害者自认为他看到了自己身体的大范围毁灭的时刻，尽管是从外部看到的。在另一方面，想想对1757年处决弑君者达米安的描述，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第一页就加以引用，并被当成是新历史主义轶事的一种模式或先驱:“被铁钳撕扯时，达米安虽然没有咒骂，但却声嘶力竭地嚎叫。他不断地抬起头来，然后看看自己的身体。那个刽子手用一个钢勺从一个锅里舀出滚沸的液体，胡乱地浇注每一个伤口。……每受一下刑，他都嚎叫:‘宽恕我吧，上帝!宽恕我吧，老天爷!’声音仿佛出自地狱。尽管疼痛无比，他仍不时地昂起头，勇敢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几个人紧紧地拉住捆他的绳子，使他痛苦万分。……4匹马分别由4名刑吏牵引着，向4个方向拖拽四肢。一刻钟后，又重新开始拖拽。最后，经过几次尝试，不得不对马拉的方向做些改变，拉手臂的马向头的方向拉，拉腿的马向手臂的方向拉，这才扯断了臂关节。这样拉了几次，仍未成功。犯人抬起头来，看着自己的身体”(《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艾伦·谢里登译(Discipline and Punish :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1979]， 4 [黑体为笔者所加])。我非常感谢克里斯汀·鲍姆加特胡伯让我注意到这些句子。不管达米安有没有看他自己的身体，在一页当中三次描述他的这一行为的事实(这是由一位观看的官员记录下来的)表明了这种姿势的轶事化重要性，正因为其意义非常重要，所以值得反复三次加以复述。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们想知道的是，达米安的行为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出自他的本意？ (中译本:[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上述引文引自该中译本。——译者注)

[17] 我不敢说在任何情况下，语句都能被阐释以使受害者发声。格林布莱特混淆了——我认为，他认为轶事没什么用，并且对引用的不正当性也抱有偏见——文学文本和事实上的受害者。人们可以描述并解释轶事，而格林布莱特跟我一样，正在做这些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仅仅对文本加以引用使其在一个新的时间、并以新的语言表出来。人们也可以质问(interrogate)——这个动词并没有成为徒然无用的批评术语——这一段落得以写成的那些术语，正如格林布莱特在他导言中所做的那样。但是金匠呢？他可能不得不说或者不得不表达的是什么呢？你想让他说些什么呢？篇章——毕竟是写出来的——和受害者之间的滑移(slippage)，关于后者能够通过对前者的解读而言说的观点，并没有向我表明了一种对真实的受害者受苦的一种尊敬，而毋宁是对这种受苦经历的抹除。(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滑移所依靠的是言语以及关于“生机勃勃”(animation)的更一般意义上的新历史主义语言的隐喻，这是一种对死亡的关键性觉醒)[参见加拉格尔和格林布莱特(Gallagher and Greenblatt) 69，对格林布莱特“什么是文学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一文的总结(《批判性探讨》(Critical Inquiry) 23. 3 [1997])，或者说，确实，对格林布莱特的《莎翁体谈判》(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的著名开头:“我开始渴望跟死亡对话”(I began with the desire to speak with the dead)(《莎翁体谈判: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能量循环》(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Berkeley， 1989].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早已对作为呼吸和生机勃勃象征的声音的隐喻内涵作了充分的论述——尤其可以参见《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的第一部分——这可以用来对那些我并不想在这里不得不写的东西加以反思。(中译本:[法]雅克·德里达著，汪堂家译:《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年。——译者注)

[18] 但结果却令人沮丧:在《确切话语》(Exact Discourse)中最终被证实的金匠离奇的沉默，对于司各特在公司事务上的辛勤努力而言，可以说在《学习诅咒》(Learning to Curse)中表达了就算最顽固的沉默也会表现的东西，而这是在正确的阐释者笔下表现出来的，是以一种适应后者需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19] 格林布莱特在他的导言中简要引用了斯凯瑞的话(LC， 14);我扩大了引用的范围。

[20] 让·阿梅利(Jean Améry，1912—1978，奥地利出生的著名散文家、哲学家，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在纳粹时期写成的。他有一句名言:“任何受过折磨的人，就永远受折磨”。——译者注)对他自己所受的纳粹酷刑也有过类似的论述: 我完全没有想到要在这里试着描述我所经历的痛苦。它是不是“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放到我的肩上”，而另一种则“像一根沉木重重地砸到我的后脑勺上”？一种比方只能代表另一种东西，而最终，我们都会被那些比喻言语的毫无希望的回复更迭所愚弄。疼痛是什么，它就是什么。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感觉的特性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们实在难以形容。它们标志着语言沟通能力的局限性。如果有人想要传达他身体上的痛苦，他就不得不将这些痛苦强加给别人，进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施虐者。 (“酷刑”，《灰烬中的艺术:大屠杀文选》，劳伦斯·L·朗格编(Art from the Ashes : A Holocaust Anthology， ed. Lawrence L. Langer) [New York， 1995] 130)

[21] 最终的反转所说的实际上多多少少是同一件事情;如果我的版本看似“新颖”，这是因为它试图解开一种长期以来将弱势语言与强势的真实性对立起来的陈词滥调。对疼痛“无法”跟自身沟通(或者被语言所沟通)的这种局面的惋惜，就像对着一块无法解读的石头那样一筹莫展。在再生产(就像我在这里有意跟“虚弱”和“出身”一起提出来)的语言中表达这种“失败”的趋势，只不过是用它自己的方式再造出一种跟关于可能性的人格化观念相关的“不失败”(nonfailure)的幻想(fantasy)。

[22] 对于由基督教殉道者的默默受苦、他们对疼痛的忍耐力以及他们跟这种忍耐力维系在一起的神圣性所表达出的“颠覆性代理者”(subversive agenda)，可参见朱迪斯·帕金斯:《痛苦的自我:早期基督教时代的疼痛与叙事》(Judith Perkins， The Suffering Self : Pain and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in the Early Christian Era) (London， 1995)， 104。

[23] 有必要指出的是，“轶事”以两种相互分隔而又彼此相连的维度发挥着作用。在种族主义的事例中，轶事起到了转喻作用，成为正在讲述的例子所展示的一般理论的明证;而在另一方面，作为文学批判主义所指涉的一种形象，轶事起到了一种隐喻作用，这是批判形式上的一种寓言。我非常感谢瑞贝卡·沃克维兹(Rebecca Walkowitz)让我注意这种区别。

[24] 参见《轶事理论》(Anecdotal Theory)的导言，简·盖洛普(Jane Gallop)在其中写道:“‘轶事’和‘理论’在内涵上彼此对立:一个轻松幽默，另一个晦涩古板;一个简短，另一个宏大;一个琐碎细小，另一个包罗万象;一个特殊，另一个一般。轶事理论能够穿越这种对立，从而形成一种更具有幽默意识的理论，进而对所敬重的关于鲜活经历的神秘细节加以理论化”([Durham， N. C， 2002]， 2)。这种情况，尤其是对琐碎、幽默的强调，跟格林布莱特在《学习诅咒》中所用的轶事区分了开来，当然，这种不同是建立在每位作者所选取的轶事的主题内容基础之上的。

[25] 《批判性探讨》(Critical Inquiry) 17 (Summer 1991)， 781。

[26] 我演绎了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始参与创办两份重要左派刊物《大学和左派评论》及《新左派评论》; 1964—1979年应霍加特邀请任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代理主任及主任。——译者注)关于“种族是阶级活着的情态”(race is the modality in which class is lived)的话。尤其在文本与公众的跨国运动背景下对霍尔观点的论述，可参见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Cambridge， 1993)， 85。

二、怜悯之交换:刑罚、服饰、同情，1800—1801

没有哪种解释(interpretation)会装成是对一种作品的描述(description)，正像人们可以描述某种对象甚至意识那样，所做的事情是对理解的一种谜一般的追求。解释或许可以被称作是对一种理解的描述，但是“描述”这一术语，正是由于其直觉与感官色彩，不得不加以小心翼翼使用，而“叙事”(narration)这一术语将变得更为可取。

——保罗·德·曼(Paul de Man):《失明和洞察力:当代散文的修辞批评》(Blindness and Insight :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文本的字面与内涵之间的时间差异是……诠释行动的特定领域。

——史书美( Shu mei Shih):《全球文学与识别技术》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 119. 1(2004)，21

1.装束与习俗

在接下来的部分当中，本书并不准备去搜罗更多关于金匠之类的奇闻异事来进行前面章节中所作的分析，因为这些毫无例外都有大团圆结局。而现在，我们在对一系列对象(图像或者文本)方面加以有意忽视或者违心阅读的意图变得至关重要，尽管这些对象继续体现着将同情与中国统合起来的真正魅力。但是，这种展现在历史、文学及媒介形式方面显露得很不相同。因此，我将会以引导我们回到19世纪转折期的斯蒂芬·格林布莱特的介绍为例，来探究中国与在更为晚近且完全不同的模式下的同情交换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19世纪初，伦敦的一位出版商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各国传统“服饰”的书籍，其中包括了俄国、奥地利、土耳其以及18世纪大英帝国驳杂版图内部的奇装异服。出版商为《大不列颠服饰》(The Costume of Great Britain)所写的序言总结了这一系列书籍的总体认识论和雄心壮志:

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系列精挑细选出来的图像，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每个人的样子，颜色逼真，并辅以简要说明，除非亲自去观察，与那些其他的方式相比，[这些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外部特征、穿着形式以及居住特质的更有趣也更可靠的看法。[1]

抱持着仅次于亲自观察的这种观念价值，这些书力图通过向那些端坐于扶手椅当中的、喜欢神游四方的旅行者们提供文化方面的可视化材料及其解释，并通过关于外部特征、穿着以及居住习惯的这些彩色图像来反映整个文化再现的方式，来取悦并指引这些旅行者。

这种文化项目，偏向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每个人的样子”，对丛书中乔治·亨利·梅森(George Henry Mason)这两部书的正式结构和表现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驻扎在印度南部的女王陛下第36团的一位中尉，梅森虽然早在1789年底至1790年初就已经在广州疗养过几个月，但在他的每一本书中，几乎都没有提到过他自己在当地的经历。“混杂”成为一般中国人实践活动的实例或图解，举个例子来说，在梅森1800年出版的《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一书当中，对一个正拨弄手鼓的人是这样加以说明的:“中国人有很多种鼓类乐器;但却没有哪种会像手鼓这样手舞足蹈，在欧洲，完全没有类似的乐器。”[2]在一些论述当中，则将手鼓视为一种廉价的鼓类乐器。相应的图片也同样向读者表达了一种空洞无物的场景:一位孤独者独自在一片纯白的背景下敲打着扛在右肩上的手鼓，从他的右脚闪现出一片真正意义上孤单而又具有穿透力的阴影，这是在他身体之外的光芒与太阳。这是中国人拨弄手鼓的姿势，而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直观的方式来说明如何拨弄手鼓，在梅森的描述当中，也没有什么社会空间或者特别的语境可以让他看到一位中国人演奏手鼓。就像出版者的序言所宣称的那样，这种景象并不是一种肖像画，如果是肖像画的话，就应该会记录某些特殊的中国人(或者奥地利人，或者俄国人)。这要求指示性的方式所依靠的是将这种形象及标题合起来加以展现，而不是去“图绘”

所指的人物，将他(她)放到一种文本的珍奇柜[3]当中，将中国的文化、习惯以及生计复制为一种民族志手册。在这种民族志手册当中的形象以及更一般的丛书，都典型地体现出英国人“分门别类”加以汇聚的兴趣，就像书中的“伦敦街头的叫卖声”或者“泰洛的服饰”那样，“是这一时期英国印刷商与出版商所关注的主题”，并且“不仅告诉了我们乔治后期人们对于世界的好奇之心，而且还提到了对于分门别类的内在驱动力”(CEW，45)。

这种特殊的选择造就了这种表象性，而这，也许可以从一个相反的事例那里最为清楚地看出来: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4]

1805年出版的《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5]跟梅森一样，亚历山大曾经到过中国，他在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来华使团当中担任官方的绘图员。亚历山大的书籍因此就既是历史文献，也是民族志材料。[6]例如，他的“停靠在港口的三艘船”图画的标题，就以关于中国船舶结构的段落开始的，但随后的第二段却是一般的民族志信息，告诉读者“这些小船被雇来为使团服务，或者用来转运行李”(48)。尽管对这几条信息的相对排序跟梅森书中的“服饰”系列的总体趋势相符，在这里，民族志作品会去关注中国特定的人物、地点或者事件，但这些都与亚历山大自身作为在华旅行者的经历有关。像一些特定人物的画像，如某位“王大臣(Van Ta Zhin)[7]”，亚历山大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个形象，即，他在关于使团无功而返的出版物中的出现，表明他不会被错当成是某个中国人，即使他的服饰会让读者有一个“中国军官(或贵族)”一般服饰的印象。(8)[8]然而，跟梅森书中的作为排他性的“种类”形象不同的是，亚历山大所收藏的图画既在历史性方面，同时也在类型学方面成为表象性的百科全书和旅行故事;这是在纪念品与收藏之间的不同，也是在转喻(“我曾到过那里”)与隐喻之间的不同之处。[9]

尽管亚历山大的书跟梅森的书重名，出版商也一样，但是，只有梅森的书才出现在“多国服饰”这一系列当中，这就表明了两部书在出版之际在表象性方面的不同之处，哪怕这两本在四年内陆续推出的以《中国服饰》为名的书都体现了这一时期英国人对中国文化所抱持的强烈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伴随着中国茶叶与瓷器的贸易、建筑与家居中的“中国风”(chinoiserie)[10]以及对中国科学、历史和书法的哲学和商业争论而一直维系下来。[11]

让我们回到梅森书籍的类型学讨论中，人们可能会想，他们对说明与表述之间关系的处理在一些方面既不同于“确切话语”(让人想起埃德蒙德·司各特论述时所用的题目)，也不同于“轶事”。梅森的图像和标题与其说是专门加以说明，不如说是为了总的加以说明，以表明尽管这些特别的鼓手、乞丐或者裁缝可能并不是真的，但这些人的图像还是表现了中国乐手、乞丐或者裁缝的总体形象，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地跟这些例子相类似。因此，梅森的书之所以有意思，不仅仅在于这是关于独特图像的实例化，而且还成了一部文献汇编，可以为其读者形成对于中国总的类型学想象，梅森在《中国服饰》的序言中将之作为“原始而偏远国度内部的、机械性的习惯”(CC，7)。

尽管这些书从没有表现专门的中国人物或者事件，但这些书中所表现的东西，使他们能够从形象的指示性外观中推断出能够解释某种一般类型形象的范例标题出来。一旦将《中国服饰》一书中的类型化工程看成是一个整体的话，单独的形象就会被当成是像奇闻轶事那样，在这样的程度上，它们能够从专门化( particularity)中塑造出一般化(generality)。从这种“轶事”的观念来看，这些书的类型化工作，奠定了对一系列文化事实加以大规模塑造的基础，通过将形象—标题成双成对地结合到一起，从而使形象在某种可能的专门性那里成为一种人造的“轶事”，而标题则推动了特殊性进入一般性当中，允许形象成为某种一般性实践的图像。梅森书籍的认识论结构之所以跟轶事的结构相类似，这是因为，尽管在书籍的形式惯例(博学和类型化)和轶事(细小而单独的)本身之间具有诸多主要的不同之处，书籍的全部工程所依靠的是其对各个说明与形象的编排，而这种编排既是轶事，同时也是图像。就算是在形象轶事性地表达了其再现的内容正成为一项事件——在某些时刻一些真实的中国人的真正行为的照片——也同样要求表现出由标题所带来的一般原则，因为某一特定的动作真正的指涉性事实并不会造成什么后果。

在“作为可能发生的轶事的形象”(image as possible anecdote)与“作为图像的形象”(image as illustration)之间的行动可以被归结为是一种将形象的认识论关系与标题维系起来的载体，而形象的轶事视角则比标题所体现的一般意义要重要(标题是从“作为单个事件的形象”(image as single event)的一般实践中得出的)，而形象的图像视角则紧随其后，同样宣称要举例说明标题所体现出来的权威性的一般原则。从轶事或者图像的角度，对这些单独形象逐个加以检视，这表明梅森的书之所以会产生出认识论上的力量，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类型化与实例化、博学与(潜在的)事例之间持续性的形式上的摇摆，在这一过程当中，所推演出的某一法则的可视化(中国鼓手就貌似如此)就得以维持自身形象，而这是通过对与某一事例同时的归纳性表达实现的(这里是一位典型的中国鼓手)。

2.特殊刑罚

到目前为止，我还只是稍微谈及了这两本书，而没有谈到这一系列丛书当中的任何其他书籍;更确切地说，我正试图确立起在梅森书当中曾实现的表现与认识论传统。但是关于这些传统的任何理论都与这一系列中十本书的事实相抵牾，只有一本书的标题当中没有“服饰”一词，这就是梅森1801年出版的《中国的刑罚》( The Punishments of China)。[12]如果将这一系列书的类型结构当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这一单独的名字就表明了中国的刑罚这一事实在19世纪早期对服饰与习俗的一般兴趣下是可以被归类的(这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此处“服饰”的意义:“某一时期的习俗与时尚，其中包括了场景或描绘;举止、衣服、家具，以及场景所在时间与地点的其他特征”[13])。这本书也是系列丛书当中唯一一本在这种“服饰”的广义定义下所写的作品。但是，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18和19世纪欧洲与中国刑律之间的历史分歧，很大部分是关于司法惩处与酷刑的。欧洲人日益关注处决的“人道”方式问题(法国于1792年使用断头台就是一个例子)，英国人反对持续性的酷刑要追溯到16世纪，而最彻底的改变则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所提到的公开处决以及囚禁的方式，这些都是在人类及人道理论方面所出现的更大的同情心转变的表现，这种转变使得19世纪国家的行为不再可能像在几十年前那样在整个欧洲习以为常。[14]通过将刑罚活动作为一种民族志知识，梅森的书表现出了这种转变的总体性意识。但是，这一系列书中的民族志关注点仅仅集中在中国上的事实，正是本书所要探究的黄道文化逻辑的一个重要的早期表现。

在《中国的刑罚》当中所提供的如何对一种既有的主题结构在表面上加以违背的例子，这就表明了在某些表面上简单组织起来的原则(关于国民“服饰”的一系列书籍)的背后或者下面的更为复杂的逻辑。在中国人的事例当中，“服饰”作为一种殖民时期“民族不同之处的关键性标志与焦点”，甚至成为比这一系列丛书当中所绘塑的众多其他国民“服饰”更为复杂和更具包容性的一种类型。[15]但是，如果将《中国的刑罚》看成是英国民族志的异常表现的话，那么在这种阅读过程中，就会将这一丛书的“意识”结构当成是其所重现的民族志要求的回归，而不是将该书看成是一种规则的例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都将会在丛书表达的更为宽广的理论化当中不动声息地加以忽视)，或者被当做这一丛书逻辑的单个征兆(这会将其归到丛书的“无意识”当中去)，我力图将其看成是表象逻辑的字面部分，而作为某一阶级的成员，它有助于塑造并从而通过其内涵而部分地被塑造出来。

《中国的刑罚》一书开篇以一幅名为“县官前的罪犯”的图画，本书中的复制品见图2. 1，在这幅图当中，一个男子跪在一张桌案跟前，桌后坐着主审官，他的左右是师爷(犯人被铐着，跟主审官类似的两个人是衙役)。

图2. 1 乔治·亨利·梅森与蒲呱绘制:《中国的刑罚》 “县官前的罪犯”，亨廷顿图书馆提供

第二幅图表现了被押往大牢的一名男子，第三幅图“受审的犯人”以及第四幅图“正遭受棍棒之刑的罪犯”(正被竹棍敲打)。书中的这一点所表现出的只是刑罚，而这种刑罚的范围，从拧耳朵(图V)到最后一幅图表现的“斩刑”(并说明这“被视为最大的耻辱”，因此“只有被中国政府视为对社会危害最大的罪责才会施用”)(图XXII)，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尽管众多图像中的罪犯看起来从不像是同一个人，但是这本书还是可以被看成是部分地依照叙述结构，从审讯、囚禁再到刑罚一步步来的，而这就给人以人们通常会遵循的“开始、中点和结尾”的意识。一旦将这种叙述加以分解的话，就会发现，在刑罚开始之后彼此衔接，不再有故事的意识，图像与说明之间顺序的转换反映了刑罚的垂直层次，这种但丁式的婉转回环使读者乐于去探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比起直截了当地叙述要更壮观些。《中国服饰》一书中的图像在承续性方面没有清晰可辨的逻辑(泥瓦工、木匠、穿夏服的清朝官员)，而《中国的刑罚》一书则将它的指涉工作融入到了故事与进步的经济的语境当中，这一点要远胜《中国服饰》一书。

这种例外论(exceptionalism)一定可以通过在与本书自身所宣称的类型化选择的主轴的联系当中解读出来。在《中国服饰》的序言中，梅森承认，他写的一些说明所依靠的信息是他从在华的其他作家那里得到的，其中就包括乔治·斯当东爵士(《中国服饰》，7)。一年后，在《中国的刑罚》一书中，他还提到了他与那些作家的关系。但他随后说:

除了那些公开的刑罚之外，很多作家曾提到过其他的刑罚，很多是施用于重罪的，中国人所无法容忍的大罪包括弑君、谋害父母、叛逆、叛国或叛乱;而将这些罪行描画甚至叙述为成一种违背纲常的暴力行为，并且引导我们去保持温和心态和明智心灵，这在中国的行政机构当中是广为认可的。(《中国的刑罚》序言)

《中国的刑罚》一书因此就以其自身的不完整性状态为开端，这就承认了叙述与类型化结构将会得到拓展，超出“斩刑”的范围，而去探究那些见不得人的“众多重罪”。尽管这本书既没有描绘刑罚，也没有对刑罚加以叙述，但是，对叙述可能性的革新——我们还记得，它对于这些不存在的画面曾毫无反应——似乎要对包容性(难道一本名为《中国的刑罚》的书在理论上会包括了所有的刑罚而不仅仅是有限的几种刑罚么？)加以回应和尊崇，就像在英国的语境当中有必要去运用和体现自己的礼仪观念一样，在英国的语境当中，这些图片可能感觉起来会是暴力，而在中国的宽容环境当中，这是被“广为认可的”。

这种情况对于这本书的叙述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毕竟，这种刑罚之所以无法展示，不仅仅在于有限文本无法展示出来。尽管在关于服饰的书籍当中，并不是中国所有的东西都被展示出来(而且怎么可能呢？)，再现就要求力图去揭示出一整套可能性或者有限性，而从这些可能性或有限性当中，人们可能会进而推断出没有显现出来的其他部分:假如一个中国面点师傅这般模样，而一位屠夫那般模样，这样一来的话，烛台匠人的样子就是两者中间的那模样。这在帆船和马车中间也一样。但是，由于《中国的刑罚》明确地将无法加以再现的材料放到了一个“超越”或者“自外”于所展现的刑罚的地方，这就使得读者去想象一种书籍自身划定的类型圈之外的非再现性，哪怕这个故事没有结尾，哪怕刑罚的主轴远远超出了该书的范围，从而开始逼近某种柏拉图式的刑罚副线(subline)。

一旦这一时刻的例外没有破坏计划的总体性的话，这就必须被看成是一种在那里所做的分类工作的持续;想象着梅森已经写出了一部百科全书，而这百科全书中的最后章节只有一页。在这页上说，最后的章节消失不见了，或者造出这么样的一个单子，就像博尔赫斯(Borges)那样，将之想象为中国百科全书的入口，使其成为“那些无法被加以概括的”最后成分。[16]也就是说，分类问题必须放在全书的宏大框架中来考虑，在这种宏大框架当中，分类问题表现为是遭受与隐藏的更大经济中所形成的一种姿态，确切地说，现在的这种分类是对跨国或跨文化的慷慨与理解所表达的一种致敬。

这种姿态的可笑之处根源于这样的事实，即，在表达了他对中国人克己复礼的看法，并进而对中国刑罚的全景深表愤怒后，梅森认为中国人很可能一点也不温和谦让。你说你不想裁决任何人，这就表明当时正有诸多事情需要裁决。梅森将对最严厉刑罚的图像或叙述看成是对中国政府的“禁欲与智慧的审讯”。“审讯”(arraign)的法文翻译(该书是英法双语版本)是faire le procès，带去审问，这就让人想起这一单词的字面配价(valence):对中国没有审讯的宣称也就宣称了中国存在审讯。此书叙述了一次审讯，而这也正是审讯，内容与形式由于“判决”这一词汇的形象限制而彼此相互接近。读者可以从该书的说明文字和图像中得出结论，梅森进一步指出，这种结论对与他们的“新奇与信息”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他们的安全感是建立胸中有丘壑之上的。在那里，他们与漫长的痛苦折磨无缘，一个人的无辜并无法用他对无尽痛苦的心理或肉体承受力来衡量的”，等等(《中国的刑罚》，序言)。《中国的刑罚》对于中国审判制度(已经被含糊地误标为是一系列的“刑罚”，尽管此书确实是以此来写的)的类型化研究至少在序言中并没有仅仅成为对文化他者的新奇性的图像，而是成为了对其中所包含的材料的一种讽喻加以叙述的跨文化判断。在这种审讯当中，最受谴责的证据恰恰就是谴责本身，这是因为文章已经将这种谴责排除在外了。

单单这一点，就足够文学批评来应付一番的了。但是，这也表明了梅森书籍当中的安排实际上还是令人感到奇怪，而这正是通过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实体现出来的:在对梅森《中国的刑罚》一书前一年出版的《中国服饰》中一幅图像的文字说明中，人们会清楚地发现梅森所记述的那些刑罚并没有在后来的书中出现!下面就是对图表2. 2“傀儡戏”的文字说明:

一个人爬上了一张小凳子，并尽量将踝关节隐藏在蓝布套子下，让一些很小的木偶来表演节目，头上的箱子成了舞台。这些小木偶的举动文雅，这就表明了中国人的傀儡戏通常并不是消极无聊的，也不大可能会危害孩童的幼稚心灵。

年幼的中国人接受了关于美德与孝道的最初印象，这些观念使他们不会受到帝国刑律当中的反对诸如“阴险毒蛇”(参见莎士比亚:《李尔王》(Lear)，158)的处罚，这种“阴险毒蛇”敢于对与他们所依附的上帝和自然相关的事物采取暴力举动。中国人的儿孙若对其父母或祖父母不孝的话，就会罚打一百大板;而假如他对双亲出言不逊，则会处绞刑;如若殴打双亲，则会被处斩;假如他伤及或者令双亲致残的话，则会被热铁烙骨、凌迟至死。由此可以推测出中国人性格中的稳定性与一致性——这种性格四千年来一直未曾改变——它[原文如此]独独受到了从家庭到朝廷的日益尊奉。

从“假如他伤及双亲或者令双亲致残的话”所知晓的材料，这表明了刑法不仅仅被广泛地当成是(或者想象成是)“凌迟处死”，这在一年之后就肯定成为没有代表性的东西，并且成为梅森所声称的“众多作家”所关注的主题。这种不具有代表性的刑罚在汉语中称为“凌迟处死”。卜正民(Timothy Brook)[17]、巩涛(JérÔme Bourgon)[18]以及布鲁(Gregory Blue)[19]都将其看成是一种“折磨至死”的方式，认为这与将已决犯的部分肢体有条理地切割下来有关。正如这些形象所表明的，凌迟之所以变得声名狼藉，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中国刑罚当中的极刑，而且还在于凌迟的表现，尤其是其图像式的再现，是与一种将“中国转变为欧洲已经进一步发展了的所有东西的博物馆，一个残存景象的潘多拉盒子”的国际政治语境同时发生的，这就使得“西方的殖民者有理由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国早就干过。”[20]在20世纪早期，最后一些凌迟的照片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广泛流传，而正如卜正民等所著一书所指出的，所有这些照片都是在出现便携照相技术与清政府1905年废止凌迟之刑之间的短暂时段之内拍摄到的。梅森在《中国服饰》中对刑罚的说明可以被看成是西方关于刑罚的最终兴趣的一种早期标志，同时也是19世纪初大多数欧洲人在看待中国时所持的相对而言更为积极的文化观念的一种反映。

这很可能是在对“傀儡戏”说明中第一段的末尾的“幼稚心灵”的保护，这种保护使梅森自然而然地在第二段中讨论“年幼的中国人”，就算按照通常的逻辑会认为这一行动是难以进行语法分析的。在设计成是蒙学式的表演中，文字说明展现出了这种关于中国刑罚的信息。《李尔王》(King Lear)的注释使得梅森能够将这种傀儡戏的教学法内容在英语语境当中展现出来，在英语语境当中，在李尔王跟高纳里尔(Goneril)的对话中，“阴险毒蛇”的段落，使他的背叛在两代人之间清楚地展现了出来。[21]《李尔王》主要的故事情节是围绕着继承的法律结构以及孩子无可避免地成为“阴险毒蛇”而展开的，甚至可以说，国王(或者父亲的生育能力)所体现的法制力量的失败导致了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些文字因此就使得梅森高度评价中国傀儡戏的教育方式，这种傀儡戏保护了无辜的头脑免受危险观念的侵蚀，也间接地表明了中国刑罚的执行机构对不孝行为所采取的措施阻止了未来更多的高纳里尔以及里根(Regan)的出现。[22]

因此，中国的傀儡戏既是一种关于儿童公共行为的特殊含蓄的表现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公共刑罚与之相应的壮观表现形式。在梅森的文字说明当中，两者都有助于儿童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儿童放到人际交流与教育谦逊的层级体系当中(“幼稚心灵”必须尽可能保持纯粹)。正如梅森所认为的，中国儿童的发展与一种更为一般的谨遵孝道的发展直接相关，这种情况形成了所有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原则，使得傀儡戏的唯一观赏者都会是成年人。至少按照梅森的说明，尽管这个人不会是那些演给孩子们看的傀儡戏的合适观众，但是，他的出现还是表明了当他或她是孩子(相对于父母、祖父母、祖先或者皇帝而言)时，把孩子进行教育的重要性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仍然是成年中国人的特征之一。在梅森所热捧的儒家观念语境当中，成年中国人以及由之而体现出的中国自身，跟任何孩子一样，都是这种专门表现形式的历史性对象。

与其说去认为对这些刑罚的描述，跟在刑法典当中的适当位置相比，有些奇怪地被措置了，或者说梅森一定已经改变了他对1800年至1801年间的这些描述的稳重性的看法。我想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对“更严重”的刑罚的描述在这里被错置了，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23]，就是这些刑罚在这里的出现并不是一种错误，而是针对书中所出现的逻辑或结构。没有能够“超越”一年前的《中国的刑罚》一书而未能对傀儡戏加以记载的事实，一定被理解为是两书逻辑的一部分而不是例外。[24]

对这些书与中国司法刑罚相关的分类工作加以广义理解的所有观念，都超越了对礼俗的一般观察。因此，文本就与刑罚、表现、成人与孩子的地位以及中国人的永恒迷思相互纠缠在一起。然而，在图像与文字说明更为紧密的结合至少会形成一种暂时性的结论。

在《中国服饰》一书的最后，读者会注意到一位男子坐在地上的图片，这位男子把腿伸到身前，斜视着左方，膝盖上曲，泪水沾满衣襟。图版上标注着“一个瘸腿乞丐”，该图在本文中则复制为图像2. 3。

图2. 3 乔治·亨利·梅森与蒲呱绘制:《中国服饰》“瘸腿乞丐”，亨廷顿图书馆提供

虽然图像当中的男人看不出来是个瘸子，但是文字说明直接提到了他的残疾:

也许并不生来就这样，也不是在他成年后因上天惩罚而蒙遭此番痛楚;这种情况是他自己的父母造成的，他们故意将他弄成残疾，这样一来，他就能博得更多的同情;这种举动据称(也许是对这位天生残疾者的诽谤)在最底层的中国人当中并不少见。

这种乞丐可能在一开始就激起的这种令人不快的感觉将会由于这样的想法而在实质上被一扫而尽，即，所有自然因素所造成的残疾，不管是在肢体上还是在面容上，在东方世界的人口大国当中是非常之少的，因此，一旦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话，就会引来周遭所有的惊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图画中四位乞丐的表情尤为典型。

在那位与狗为伴的乞丐脸上，流露出痛苦与木讷的神情;舞蛇的那个人那里则显露出不情愿与嫌恶之情;耍猴的那个乞丐面露恳求之心;而在这个瘸子的脸上，痛苦与不幸刻画得入木三分。(220页)

对我来说，与所唤起的跟一位中国人的图像相关的某种值得同情的痛苦相比，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一文字说明所形成的类型化的强度。《中国服饰》中四个乞丐的图像“尤为典型”，说是这么说，但是，这种特殊性跟中国乞丐的类型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与乞讨的总体分类的关系也不大，在这里，依据众多表现上普世性的观点，将其分为四种图像。这个时候，在梅森两部书当中，人们到处都可以感觉到一种百科全书式的驱促力，将想像看成是图像“自身”，也就是说，图像在对塑造(和重塑)族类之外组织起了这种想像。在这种语境之下，“尤为典型”一词当中的冗余要素表明了类型化的典型性在文本中比以往承认的作用要大。[25]

考虑到在文章一开始对“一个瘸腿乞丐”的分类工作出人意料地表现出了在《中国服饰》中傀儡戏(而不是《中国的刑罚》这本书本身，人们或许会认为是这本书)的“极端”刑罚，人们可能会开始说，梅森著作的分类结构似乎与其所体现的刑讯与读者同情心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关联，如今最终在两大方面鲜明地展现了出来。首先，在《中国的刑罚》(1801年)中的类型化鸿沟或失误，在该书的序言当中说得很清楚，似乎在《中国服饰》(一年前出版)中已经进一步得以解决，在这本书中，通过文字说明的形式，明确地将对第二本书中过于不得体的刑罚与对中国人孝道的儒家传统联系起来，并强调了用以强化这种刑罚的公共行为的重要性。

其次，两本书中的总体性分类工程，在这一刻都实现了最“具特色”的再现。在这一过程中，读者的注意力被转移，并随之推向一种与表面上深思熟虑的身体暴力活动相关的同情化认同，正是在这一时刻，读者才能在每本书中注意到单个人所遭受的痛苦，而这些痛苦是父母给他们的孩子造成的。文字说明极为勉强地指出，这个人已经被他的父母弄瘸了，你在标题“也许并不生来如此”中可以看出来，诽谤或者谣传，以及对这种判断的间接肯定(具体说来，就是“在最底层的中国人当中并不少见”)，这些都表明了某种修辞上的强度，它通过这些文字说明进而强调了这两本书的总体工作的重要性。

我将其中的一些线索加以融会贯通。对这位瘸腿乞丐的暴力尽管部分是由于他所在家庭的贫困，但是，他被父母“故意弄残”的明显事实使得梅森从傀儡戏当中解读出了威胁到父母与孩子之间某种约定的司法根源，梅森将这种根源看成是所有中国人的历史与行为(他可能没有，梅森说，“判决必因天灾而起”)的法律基础。这就是说，父母弄残孩子以获取经济收益的逻辑所依靠的是这样的一种判断，即，他们有权弄残孩子的身体，而基于个人身体的所有权已经被置于一种身体所从属的更大的忠孝结构当中，甚至从它最为密切的功能来看，对某些人来说，也已经将在名义上统治着身体的“自我”移置了出来。[26]乞丐的身体因此就可以作证，这完全要感谢对此加以描述的文字说明，梅森发现，相同的孝道随着中国刑罚的公共展示而被强化了。《中国的刑罚》一书将“极端”刑罚排除在外，这种做法忽视了那些不孝大罪的专门刑罚;在一年前，在《中国服饰》一书中，孝道(以及更为广义的文化层面的童蒙教育)已经将自身组织为两种类型的教育方式:对刑罚的动态描述最为生动地展现在成人观看“傀儡戏”的图景之中，而单个的、在分类上对于一个人身体过于“痛苦与不幸……刻画得入木三分”的例子，这个人的痛苦与不幸在文中是推测出来的、是犹豫不决的，是一种对“天生残疾者”的认可，以及对他父母那种深思熟虑将他弄残的不齿。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问，乞丐的公开乞讨，在这种乞讨过程中，他“博得更多的同情”。这种表现方式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残缺的”躯体，而是他所屈从的一系列社会等级制度才是导致他瘸瘸拐拐的最终根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同样可以说，他的残疾是由一种关于忠孝的等级制度所辩护和造成的一种中国的刑罚。在这种等级制度当中，难道绝大部分的公共职能是由梅森没能完全揭示出来的司法暴力体系来实现的？

3.英式书写，“中式”图片

跟亚历山大1805年的《中国服饰》的图像不同，在梅森两本书中的图像并不是编辑绘制的。图片下方的文字说明写到“蒲呱(Pu Qua)[27]，广州，德林”。在《中国服饰》一书的序言中，梅森写到，他“弄到了各行各业中国人的图片;其中包括无业游民和手工艺人，尤其是本书下面所展示的复制品。本来不打算公开发表，但是在一些博学而精明的朋友的坚持之下，在保密了十年之后还是从他的文件夹中找到了这些图片”(第7页)。尽管图像的真实性可由某位中国人的文化水准所保证，而在梅森的坚持下，它们甚至被设计成是单独的，这些图片丧失了在亚历山大《中国服饰》一书中肖像画与风景画的某些索引性(标指性)的能力，在梅森书中所表现出来的，超越了其内容的专门性，作者的过往经历体现在这些肖像画当中。亚历山大一书与梅森两本书之间的差别在于，亚历山大书中的肖像画，甚至是《大不列颠服饰》的图画，全都严格遵从欧洲绘画传统，而梅森两本关于中国的书中的图像的背景色彩更弱，这就意味着梅森书中的图片与其寥寥无几的指示性内容相比，具有更多的意义:它们也例示了“中式绘画”的一些类型。

然而，这些图画并不全都是中式的。在欧洲对华贸易初期，中国生产的专供外销的产品，使得瓷器和茶叶的风格开始按照欧洲人的要求和东印度公司专业品茶师的口味而定。[28]由于买者经常是特定的，所以这些产品无法体现中国美学原则，而是代之以一种妥协立场，在这种妥协立场当中，众多的美学原则通过商贩与市场代理商之间的彼此交流而交织在一起，并通过中国美学与商贸活动，在欧洲的商贸交流中展现出来。[29]中国远销欧洲的货物于是就成为全球经济的形象化产品的一个早期例子，在这过程中，商贸产品从功能上来说，就成了其表层根源上的文化表现，这种表现不仅体现在货物自身的物质层面(中国是茶叶与香料之国)，而且还是绘塑中国村庄、民众与风景的一系列外部再现。在纸张之后，瓷器也许是18世纪最常见的表现媒介，人们雄心勃勃，不仅立志将边缘与中国实际的表象连接起来，但是还为那些坐着扶手椅惬意神游的旅行者们提供了一整套关于中国自身令人印象深刻的间接且商业化的图像。[30]这些图像从很早以来就被型塑出来用于满足欧美出口商的表现需求，这意味着他们所要表现的从来不是传言当中的真实中国。正如柯律格(Craig Clunas)[31]所写的，“不管顾客怎样想，他不会去买一份新闻报纸，中国人内部的真实图片他无法看到。他也没有购买一件体现中国人想象力的产品。他更愿意接受自己的成见……他背后所反映出的是一心想要取悦别人的艺术家的观点”(CEW，第25页)。瓷器方面所进行的表现工作(这种产品经常用来饮用另一种伟大的中国产品——茶，是一种很棒的嵌套式结构(mise en abyme)[32])确立起了一种理解中国出口画的意义与价值的框架。尽管水粉画作为商品并不十分值钱，[33]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在制造业方面没有技术优势，他们的生产与贸易活动所采取的方式跟瓷器业类似，在一位主管匠师的指导下，一大帮艺人按照欧洲标准绘制图画。“中国手工业生产中通常会有高度的劳动力分工，景德镇的瓷器制造业就是最突出的例子……这不值得惊讶，但是却很少受到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使我们将欧洲的天才观念与像蒲呱这样的画师所开创的商贸与调和内容区分开来看待(CEW，第73页)。甚至连匠师的名字也表现出了跨国的内涵，在器物中所印制的名称“蒲呱”并不是真正的中国名字，而是由居住在广州和附近的欧洲人约定俗成的名字，这些欧洲人通常会在中国商人和画师的名字后面加上“呱”(官)(Qua)的后缀。[34]照此说来，“蒲呱”按照词汇表顺序位于《中国服饰》及《中国的刑罚》两书图像的最后，这是图画所出现的经济背景的另一种标志，而且也具有了吸引力，可能会被英国读者看成是个人标记而非商标名称。[35]

柯律格已经在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发现了上百幅零散图画，他认为这是梅森为《中国服饰》所绘图像的原始图像。通过对纸张上水印的识别，他将这批收藏品的时间限定到1780年至1790年之间，这批图像很可能就是梅森从广州带回来的那批。[36]依我看来，不管这些图像是不是梅森从中国带回来的，都无损于这些画像被成批售出的事实。柯律格对出口水粉画的研究表明，这些水粉画几乎总是以众多画像合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同地方绘制的画像)被成批出售，这就意味着，梅森“得到的”画像可能是在从事水粉画外贸生意的众多画坊中的一家购买得到的，他将这些画像当成他1800年出版的《中国服饰》一书中非常具有表现力的部分。也就是说，使这种类型的书在乔治晚期的英格兰如此受欢迎的相同的欧洲认识论结构，正是在蒲呱画坊的工作以及这类画像的制作背后的促发性力量，它将欧洲看成是跟蒲呱自己的画坊一样的画作来源。正如卜正民等人所编的书中所指出的，“中国的水粉画画匠很快就学会了怎样去销售并乐于按照欧洲美学与道德品味来决定‘中国’看起来应该是怎样的——确实，要决定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就需要从视觉方面加以确实合理的判断。”[37]从这种观念出发，梅森声称图像“对于公众而言，并不是有意的，最初的”，只能依据他购买这些画像时的心理状态而定。

对于图像的美学价值，对于其中介性(intermediacy)的快速回应，是通过将这些图像与亚历山大《中国服饰》中的图画或者同一时期的其他中国人物画相比较而获得的。尤其是，中国人习惯将东西放到画框的上部以表现距离的遥远，如果回过头去观察《中国的刑罚》中图像(上述的图2. 1)的话，就会发现中国的这种惯例已经跟欧洲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混融，从而出现了转变，而在背景上留白的习惯维持了某些中式美学元素。这种混融策略，跟大量中国出口商品一样，“占据了既非全然中式也非全然欧式的那部分空间”(CEW，第11页)。假如这些妥协的本质能够“告诉我们在摄影时代之前一种文化如何看待另一种文化”(CEW，第11页)的话，这是因为在一整套表现要求与实际操作之间的交点已经表明，虽然它们自身体现出绝对重要性，但这种商业力量已经受到了18、19世纪欧洲对华贸易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围绕着梅森书中出现的对象而言的表现性竞争优势的影响，而跨越美学与认识论的“转译”的某些问题是每一种跨文化关系都会具有的特征。[38]

以上的所有论述都表明，跟梅森两书相应的图像只是部分地依靠他对这些图像的再现性的掌控。这很不简单，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绘制这些图像，而且他看似也不大可能去引导(或者记得)图像所要再现的全部内容，[39]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在于再现的方式与当时欧洲人物画的习惯不相吻合。蒲呱所绘制的类型化图像，至少会部分地取决于这些图像的类型而定，尤其是在前后文背景完全缺失的情况下;在亚历山大的书或者派恩的《不列颠服饰》(British Costumes)当中，近景中的人物有他们的指涉作用，这至少表明了事情发生的环境，最重要的是当那些背景在展示其他事物时起到重要作用之时，那些更小的人像将近景中的主体放到了一种社会与人类学的语境当中。梅森书中以及丛书中其他书籍中的图像的不同之处，就表明了在《中国的刑罚》与《中国服饰》中，在文字说明与图像之间的认识论上的犹豫不决，都已经在其他书中有所体现，这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后果。这种后果不仅仅是由书籍的形式(它将图片与说明相配)造成的，而且也是其生产的模式所导致的。而梅森力图用加进自己对图像的说明的方式，来展现一种超出图像自身的不同的美学与文化环境，而他有时候还会用“一个瘸腿乞丐”的例子还表现这种冲突。与此同时，蒲呱的每一幅画作所展现出来的，不管是图画如何去抵抗文字说明，还是这种图画力图摆脱欧洲美学的商业要求，这些画作都是中国艺术的一个例子。在这种环境下，从形式层面来见，某些对于文化“服饰”或习俗的关注就很少去考虑这些东西特别展现出来的是什么。[40]

对梅森两本书中文字说明及图像之间关系的解读因此就可以说明这些书的混杂来源，说明这些对其两种彼此纠缠的资源之间的不同之处加以言说的再现性素材的程度，并且指出了广州制画模式与伦敦印书模式之间的不同，在他将作为中国语境下的客户或游客与某种程度上在欧洲语境下书籍使他成为一位资助者之间的区别有意略去之后，梅森很好地抓住了这种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似乎很多都隐藏在对图像的文字说明背后，然而这些资源很多都来自梅森所在的欧洲，尽管有时候只是勉强被他的解释所取代(或者更糟糕的是，被“错误”的解释所取代)。

将对英式书写与中式图片之间的这种互动解读为是一种18世纪对字母及表意文字的某种特定等级制度所进行的抗争，这将会很有意思。在这种解读中，中式的书写最初被看成是(例如莱布尼茨)提供了一种在成为关于中国人停滞不前的一大明证之前的无以伦比的美妙书写文字的模本。[41]但是，这种解读使这些书过于排斥某种二进制的文化战场，过于重复了那些老帝国主义者的焦虑，并且过快地进入对从文本中一下子得来的不同图像的长期理论诱惑之中，而在事实上，“不存在‘纯粹的’图像或口头艺术”[42]。因此，也就难以认识到蒲呱的图画并没有出现在欧洲商业主义世界之外的某种真实可靠的中国空间当中，而在事实上却表明了(正如梅森是印度英军中的士兵)互相作用的方式，而在蒲呱所属的历史语境中相互作用，在这种历史语境当中，他要制作能够畅销给西方游客的图像的欲望表明，他也许早就富得流油了，而且他所具有的意识已经比梅森自己“想”从他的图画中得到的更甚一层了。[43]而且，他也未能意识到，在梅森的书籍中，是什么使得这些图画产生了与文本及准文本(paratext)[44]相伴而生的一系列复杂互动(而在这种互动过程当中，那些文本本身“‘包含着’图像化实践”[45])呢？然而，蒲呱对这两本书中分析及注释的复杂介入，并没有像重新弄混他们已经很庞大的结合那样，去弄混一种平滑而且已经建立起来的轨道，使我们能够阅读文本的表面，而不是去发掘那些已经遇到的形式的、历史的以及解释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蒲呱”既是一个(a)用以表达像物质对象那样的自己制造品的文本制造的不同之处的名称，同时也是一个(the)特定历史人物的名称。他在塑绘《中国的刑罚》一书中各种的事实性参与，可以被解读为即使这种与他自己的图像相关的复杂写作的内在原因，而且也是一种在第一部分有必要塑造这种状况的全球历史所发挥的作用。

4.怜悯之交换

随后仍然要解释叙述—逻辑轨迹的独特多事状况，它从《中国的刑罚》的序言转到了《中国服饰》中“一个瘸腿乞丐”以及“傀儡戏”的图像。而如今，这被看成是一种处于知识生产、中介表现以及商业交易的更广阔框架当中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包含了文字说明与图片、梅森与蒲呱、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46]通过将轨迹称之为“多事的”，我试图指出在何种程度上其背离或者似乎要背离将这些书融为一体的习俗。[47]而在“事件”方面，我转而认为，就算在习俗内部依然保持的东西似乎要背离而去，但还是将其看成是一种在习俗自身指标之外的“令人惊奇”的形式，同时也具有一种可能性，这种产物是在其本体框架的习俗自身的视觉构成部分。[48]这一事件突破了习俗的表面，令其与自身相区别，甚至继续从基本习俗中获得重要性。

接下来，我们就从1801年版关于“傀儡戏”的序言转到了“一个瘸腿乞丐”那里，我希望，很清楚的是，这以一些重要的方式从这两本书以及它们如今所属的系列丛书中所建立的形式与主题化的习俗中脱离了出来。而这种脱离，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书籍自身体认(就像在1801年版序言中所体现的)的一种专有特征，这种脱离，一旦被文本所隐藏，就无法直接标示出来，而且也被那些文本放到了公开空间当中，就像爱伦·坡(Poe)著名的信件那样，这对我来说也是确定无疑的。这种隐藏与显现使得接下来发生的情况成为一起事件。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随着对“一位瘸腿乞丐”的文字说明的强调，令我意识到了读者对图像的同情关系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时刻，在梅森的每一本书中，一项文字说明明确地揭示出了读者对事物本身所描绘的“痛苦与可怜”的潜在关系。“这个东西一开始就会激起不愉快的情绪”，梅森写到，“将会被某种思考在物质上加以消除，也就是说，所有天生畸形的事例，不管是在肢体上还是在容貌上，在东方世界的人口大国中是非常少见的，因此，无论何时，他们都会引起来自方方面面的诧异之心”(《中国服饰》，220)。你们英国人的“不愉快情绪”就是中国人“方方面面的诧异之心”[49]，这种同情的方式，只有在一个我们已经全然忘却了在中国工人欧洲消费所制造的类型化当中，体现这种情况的世界里才会具有意义。在情绪与诧异之间的不同之处，标示出了在将瘸腿乞丐作为身体痛苦的内在思考与将之简单看成是对所出现的远方某些东西的社会文化解读之间的差异。以一种民族志专门知识的名义，文字说明以两种不同的方向抵抗着同情的反作用:首先就是，尽管有点犹豫不决，但还是认为这个人是被刻意弄残废的;其次，有人认为，尽管天生的残疾在东方非常少见，但是读者也许不会对这种特殊事例加以过分关注。因此，《中国服饰》一书最具分类性的原型叙述直接来自于这样的时刻，即，在其感觉到被迫抵抗读者对其图像的反应的那一刻，尽管它们既坚持那个人有意被弄残的可能性，也坚持认为在中国并没有这么多残疾人的社会文化“事实”，正基于此，它们才被直接展现了出来。在这些事实当中，没有一个能被细致入微地描绘到图画中。通过将图像退回到它的类型化地位与整套系列丛书的联系当中，文字说明于是就纠正了对诸如特殊人物图像的理解。[50]

文字说明试图弱化读者的同情心，这种做法，如今回到了一年前出版的《中国的刑罚》一书的序言当中。在序言的末尾，梅森引导读者去思考同等意义上的“英国的刑罚”，他认为这种刑罚是在“一种最为瞬间和最不乐观的风俗中被怜悯的民众所接受的;而他们天生的大胆也随着对人类苦难的折磨的这种关注而进一步地展现出来了”(序言)。[51]最后的句子可以被解读为英国人对于英国罪犯所受酷刑的关注，并通过相对而言更为怜悯而不怎么流血的绞刑得以展现出来。但是，“对人类苦难的折磨”同样也是该书自身的情感模式，书中对中国刑罚的关注本身并没有展现出对中国“罪犯”和“异端”所给予的虚假怜悯的关注，并对中国司法审判制度及其文明予以相应的批评。[52]

在这之后，仍然需要思考的是使这种类型及同情得以出现的某种犹豫安排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经由对关于中国自身的人类学知识的巧妙运用，是什么阻止了从一方向另一方的转变:中国政府众所周知的自我约束以及“先天畸形”在数量上极少，这些都有助于阻止了从分类向同情的转变，也阻止了从知识向身份认同的转变。在各种情况之下，关于中国的知识恰恰出现在书籍中的时刻预示着变成任何英国人非常熟知的时期相类似的同情文学。因此，这种后果的多事性(eventfulness)就指向了一种社会的以及确实是认识论上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对知识和同情的双重驾驭取决于彼此之间的平衡。

现在，我们必须对英国19世纪早期对中国事务态度发生突然转变的直接历史背景加以回顾，在这当中，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是一种决定性的催化剂。在这一时期，欧洲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在中国商品疯狂涌向英国的过程中，经由新的文化与行为空间及礼仪组织起来的已经将公认的中国素材纳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例如茶歇，或者中式花园)，这些都发生在对国际贸易表示担忧的框架之外。在整个18世纪，中国人渴求白银，清朝经济产品的很大一部分被再货币化，因此就控制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活动。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结果，就使得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据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估计，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中国拥有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而这些白银大多数是欧洲人从他们所发现的新世界的矿藏当中开采得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大批纵横欧洲的重商主义者(你会回想起国家通过提供大量金银而直接展示其国际实力的场景)。这种渴求表现在立法上，就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自造的商品至少占到了其贸易额的百分之十，这种需求很大程度上贯穿在筹划出版这些书的18世纪。[53]扭转贸易赤字成为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著名的挫折之旅的一项主要目标。马嘎尔尼带去了英国最新技术产品的样品，他希望以此说服中国人进行贸易，但是，在乾隆皇帝给马嘎尔尼的信中，却轻蔑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We have never valued ingenious articles， nor do we have the slightest need of your country's manufactures)。[54]

考虑到这种背景性关系，我们还不应忘记，梅森所说的以及亚历山大在1805年的《中国服饰》一书中所称的斯当东(Staunton)1793年出使活动记述一书出版的直接背景，梅森所称誉的对“人类苦难的折磨的关注”，在其英国读者那里，可能会被看成是一种内在于同情的国际经济中的姿态。这种同情一开始只出现在欧洲，随后则在人类学与地理学上延伸至全世界。英国人与中国人对司法刑罚的同情方面的不同之处已经成为某些文化论述所要论证的主题，当然，在服饰系列丛书中，通过这本书的明确表现以及蒲呱的有意之举，中国刑罚的诸多画像出售给了欧洲买家(与此同时，在中国书籍中哪里会有意对受苦的英国人表现出同情呢？)。[55]但是在这里，我还要提出一种可能性，即，同情观念自身作为一种对这类书籍出版的自我意识的辩护，理应被视作是一种与国际贸易政治相关的情感与文化剩余物。尽管同情本身作为一种货物，在英国本岛上已经泛滥开来，因此就能够随着英国白银一起，涌向远东。周蕾对20世纪的人权大讨论有过类似的评论，她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对释放中国政治犯的纷纭议论几乎与美国公司对华经济投资的贸易谈判同时出现。[56]对此，我在后文将会再作发挥，而在这里，在这种语境下，我将其看成是英国贸易与在捍卫人类本质及其社会关系的同情重要性上的日渐强烈的观念之间的交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一章的开篇句子是这样说的: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成。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第9页)

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对英国重商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这两本书之间的关联让我们发现，作为人性和更为广义上的道德的源泉，同情的理论化如何紧密地加以融合，而且在斯密的书当中也是如此，书中有围绕着劳动与交换而组织起来的人类行为理论。[57]这种一致性使我认为，梅森为《中国的刑罚》一书所写序言中所贯穿的同情也体现在众多欧洲哲学著作当中，在这些著作当中，同情的观念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面向，是与这类全球(及全球化)的“西方文明”或“政治经济”观念彼此交织在一起的。这两种类型，其实践性的工作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中国的贸易问题。因为被看成是主体间的交换，因此，同情的作用更像是礼物，它就算没有受到那些感觉应该怜悯的人的赞同也可以给予。而在1801年，只有那些商贸社团中的英国人才会迫使中国接受他们的这种看法。

跟《中国服饰》中对瘸腿乞丐的了无同情相比，[58]《中国的刑罚》一书序言中所贯穿的怜悯经济(the economics of compassion)确实让人觉得奇怪而又自相矛盾。但是，梅森书中所略去未谈的东西将谦逊礼貌跟重罪联系起来，将暴力罪责跟孩童的傀儡戏联系起来，将反同情的分类跟对痛苦的怜悯联系起来，没有提及图像与文字说明的关系，而这两者从形式上表达出了梅森与蒲呱之间的历史—商业关系，这些一定被看成是跟单个节点纠缠在一起的被忽略的以及按顺序发生的单个的线索。

伴随着其表面上的矛盾状态，这种序列就将自身放到一种文字解读当中，在两种彼此互不相容的兴趣类型的波动范围内的解读形成了对立:首先，是对整个服饰系列的类型学—民族学要求，以及知晓并组织使世界具有意识的知识的渴求;其次，则是试图对形成同情疼痛以及对英国性(Englishness)礼物表达感激之情的某种文化风俗加以特殊化的渴求，也就是说，对与自身文化力量具有强烈性与陌生性的另一种文化的察觉的关联中所形成的渴求。[59]这两种类型之间的不相容始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对于书中计划的认识论渴求仰赖的是一种跟他者性(otherness)相关的相对中立的文化地位，但是却希望形成一种导致对中国的节制与智慧等问题作出负面评判的需求的同情，并且，在19世纪后期，还有效地唆使历史停滞论的迷思，进而调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紧随在事实之后的)刑罚的走向，从而通过贸易、近代化和战争来警醒中国。在前言中就已经如此公开地表达了这样的期望，即，将同一评判之语当中的节制看成是对中国的这种缺失所作的含蓄“指责”，而这如今可以被看成是这种时刻的逻辑辩证的、单个的以及最开放节点，及其叙述开端——我们在此首先发现并开始解读文本中的问题——以及它的逻辑“结局”马上作出的结结巴巴的表达。

只有将梅森书籍中的内在逻辑看成是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形式，看成一种对其观念与文学地位的整体性表现，我们才能将它们在文本之间、在同情及其否定之间，在残酷及其克制之间形成的某种运动放到它们同样从属的物质交换的更为一般性的框架当中。“整体性”的梅森，或者说，作为一个“整体性”事件的梅森书籍可能会从属于它所有的维度——对于文学性的形式(the modalities of literariness)来说，使它们本身进入到细致解读当中;对于“读画诗”的形式( the modalities of ekphrasis)[60]来说，凸显出了图片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对于形态的形式来说，安排了它的类型;对于国际交换体系来说，使梅森能买到蒲呱的画作，并使蒲呱能画出这些作品;而对于世界发展而言，这又将同情文化的发展与英国对华贸易关系的这一特殊时刻联系了起来。只有在这种整体性当中，才能对它们所从属的体系加以反驳性的表达与阐释，而它们所表达的则是一种超越和反抗任何特殊动机的整体性。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梅森可能已经写下了他想写的东西，而威廉·米勒则出版了他想要出版的东西。只有在这一范围内，也只有在这种特殊的解读框架中，他们也才能就他们时代的社会状况发出声音。他们所表达的东西很简单，那就是，同情所出现的方式，以及在经济与同情性之间的一种补偿性关系的程度，而这在其意识被理解之前能够作为国际政治关系的一种工具很好地体现出来，以及其他一些方式。在这些方式中间，像类型化书籍的知识的深度现代化结构本身就是那种关系的接合。

人们可能会认为梅森文本当中“文学的”、不真实的(文学上荒谬可笑的)逻辑将这种情况表现为一种正式的姿态，这种姿态将轶事的结构转变成为法恩曼(Joel Fineman)[61]所定义的内容。假如在轶事迈向历史的理论化过程当中，法恩曼不得不对那些以轶事形式出现的主要文学表现类型加以解读和前景式的参考。在这里，人们可能会说，我已经将这些文本的文学层面放到了最引人注意的位置，目的是为了压倒那些他们要求去参照、并对类型上的真实性进行修辞学上和形式上的衡量。然而，鉴于格林布莱特对金匠“真实身体”与“真实痛苦”的关注可能被说成是对帝国主义暴力加以抵抗的模式下出现的，而在梅森的文本中也出现了“反抗”文本原意的同情姿态(而与此同时也很“支持”文本原意)，这些都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迅速成长的表现暴力中的一部分。在这当中，各民族同情方式的贡献，尤其是作为与司法惩罚方式相关的贡献，能够成为欧洲和美国人对那些无法表现出一种对人类同情心的相应的对抗—叙述(counter narrative)(或者无法支持他们自己的民族故事，不管这种故事使用军事还是文化力量进行公开反抗)加以干涉的文化辩解的一部分，不管这种干涉是通过贸易、外交、对外援助的形式进行，还是以战争的方式展开。[62]正如我在导言中所称的，20世纪人权的历史跟同情的病原学密切相连、情同手足，而两者在这两本书中，在隐藏和表达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其形式都是扭曲的。如今，在同类所闪现出的阴影中，成就了一个总体性的全球趋同的迷梦。

【注释】

[1] 这一系列书籍的完整目录收录在威廉·派恩(William Pyne)的《大不列颠服饰:土耳其服饰、土耳其军队服饰、俄国服饰、奥地利服饰、西班牙与葡萄牙服饰、意大利服饰、里约热内卢服饰以及周邻服饰》(The Costume of Great Britain : The Costume of Turkey， The Military Costume of Turkey， The Costume of Russia， The Costume of Austria， The Costume of Spain and Portugal， The Costume of Italy， The Costume of Rio Janeiro， and Its Neighborhood)以及《大不列颠古代服饰》(The Ancient Costume of Great Britain)当中，此外还有我在下文将要讨论的关于中国的两卷(iii，上面的句子引自ii部分)。我所引用的派恩一书的版本是1989年重印本，名为《不列颠服饰:十八世纪早期英伦诸岛衣着服饰的图像调查》(British Costumes : An Illustrated Survey of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Dress in the British Isles)(Hertfordshire， 1989)。这套书的所有卷册最早由威廉·米勒在伦敦出版。这套书试图从事实上最能反映其自身的众多群体的图像与习俗中塑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民族(national)特征，进而让读者认同“这种服饰”(the Costume)，而不是“这些服饰”(costumes)。

[2] 《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London，1980)。我所引用的是重印本，并加入了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805年的《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收录于《十八世纪中国观念》(Views of 18 th Century China)(London， 1988)， 58;文中此后的注释略称为CC。有一本名为《中国服饰—独创的水彩画—1800年》(Costumes of China—Original Watercolours—1800)的书，其中包含了出现在出版书籍当中的水彩画，最近被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所收藏。这中间有一篇公开发表的提议及报纸文章说明了该书最初的花费(总共估计花费了733英镑，每个部分花费六基尼，这在当时算是很高的花费了)，同时还罗列了250份初版复制品的订户，其中包括“皇帝陛下的图书馆，以及约克郡、诺福克市、罗克斯巴勒郡以及诺森伯兰郡和公爵夫人的德文郡”(His Majesty's Library and the Dukes of York， Norfolk， Roxburgh and Northumberland and the Duchess of Devonshire)，以及两个机构:牛津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 Oxford)以及曼彻斯特图书馆。(马熙乐:《中国服饰》(Shelagh Vainker， “Costumes of China，”)载《东方》(Orientations) 34. 9 [Nov. 2003]， 54)。《中国服饰》1806年、1811年以及1821年的重版收藏于加利福尼亚圣马力诺的亨廷顿图书馆。1984年，柯律格(Craig Clunas)确认由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1898收藏的是梅森的原著，而按照马熙乐(Vainker)书中的观点，认为应重新加以认定。(《中国出口水彩画》(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s) [London， 1984]，33-42;文中之后的引用径作CEW)。

[3] 珍奇柜(The curiosity Cabinet)、奇珍异宝收藏间(德文:Wunderkammer)、神奇小木屋(Wonder Rooms)等称谓最早起源于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其灵感最早来自一个精美的小盒子，后来演变成巨大的藏衣间，最后演变成富人的奇珍异宝陈列室，用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这儿，可以找到人物肖像、野生动物、珍稀植物、矿物珍宝、天然和人造的珍贵宝石等等，甚至还可以找到来自视觉和灵感错觉的珍宝物品。在启蒙时代，随着人类探究精神的深化，开始用近代科学的方法将真实的奇珍异宝从假的或虚幻中分离出来，并逐步变成了当代的公众博物馆。——译者注

[4] 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曾任马嘎尔尼使团随团画家。在马嘎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过程中，他作为使团的制图员随行出发。使团在从澳门到北京的往返旅程中，穿越了今天的浙江、山东、河北、江苏、江西、广东六省。虽然只是沿海诸省，但南北跨度巨大，民风差异颇多，所见事象丰富，为亚历山大的速写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素材。年轻的亚历山大非常勤奋，画了大量的速写，回到英国后，他在速写画稿的基础上再创作成水彩画或铜版画，他的绘画细腻传神，特别注意细节描写的准确，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这些充满了浓郁东方情调的画作在当时英国和欧洲风靡一时，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它们不但成为18世纪西方了解中国的最早的形象资料，还成为此后西方人关于东方景象的一个重要创作源。如1843年伦敦出版了以亚历山大绘画为原型的铜版画集《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习俗》(China，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这足以体现亚历山大图画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价值。而亚历山大在中国所绘的一些中国行业图，更是成为19世纪后在西方多次出现的“中国行业画”之滥觞。马嘎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所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书中就选用了亚历山大的图画作为插图，他称赞亚历山大说:“当使团迅速经过时，他用他的笔灵巧如实地抓住了最触目的景象及当地风俗。本书主要因此而增添了光彩，其中每幅画都是对自然的真实描摹。”——译者注

[5] 在1825年，亚历山大还出版了一册名叫《中国人服饰与礼仪图鉴》(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中译本:[英]威廉·亚历山大著、沈弘译:《1793:英国使团画家笔下的乾隆盛世: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图鉴》，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译者注)的书，其中也包含了一些跟他的《中国服饰》(Costume of China)一样的图像。亨廷顿图书馆所藏的《俄国服饰》( The Costume of the Russian Empire)以及《土耳其服饰》(The Costumes of Turkey)的注释指出，亚历山大在选取图像并为各册撰写说明的过程中扮演了编辑的角色。

[6] 关于1793年使团的亲历记可参见约翰·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的《大英国王派遣至中国皇帝之大使的真实报告》(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Philadelphia，1799) (中译本:[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该书由约翰·比奥伦(John Bioren)为罗伯特·坎贝尔(Robert Campbell)所印。另可参见马嘎尔尼自己所写的《乾隆朝英使马嘎尔尼伯爵使华日记》(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 lung， 1793—1794)(London， 1962)，该书由克莱默-宾(J. L. Cranmer Byng)所编，并附有他所写的导言及注释。对于1793年使团在当前理论语境中的解读，以及马嘎尔尼备受指责的拒绝向清帝磕头的关系，参见何伟亚(James Hevia):《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 N. C. ，1995)(中译本:[美]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译者注)，以及刘禾(Lydia Liu)的《帝国的碰撞: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中国重塑》( The Clash of Empires :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Cambridge， 2005)(中译本:刘禾著，杨立华译:《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译者注)的第2和3章。由于斯当东本人以翻译《大清律例》为人所知，而1793年的出使活动在英格兰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摧毁了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所散布的对中国诸多追捧的形象: 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短暂停留期间……详尽地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进行了探究，在知识与美德方面，中国人长期习惯于在这方面装腔作势，而对此，一些欧洲的历史学家做出了过高的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不住的;在知识方面，中国人的领先优势正日渐丧失，而在我们欧洲，最近却获得了最大的进步。 (《大清律例(译注)》(Ta Tsing Leu Lee; 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es，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 伦敦，1810年;重印，台北，1966年，viii-ix页，由伦敦的T. Cadell及W. Davies出版，并由位于台北的成文出版公司重印。) 这就是说，斯当东进一步认为1793年使团的成员们在中国花了更多的时间，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中国和欧洲关于对方的很多想法“要么满富偏见，要么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而总的来看，不管在哪方面，都并不容许凭借任何道德或身体优势进行暴力犯罪”(ix-x页)。

[7] 未能查见原名，此处为音译，既可能指王姓大臣，也可能指某位亲王大臣。在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期间，这位官员曾向马嘎尔尼提供情报。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王大臣”肖像画现收藏于荷兰Teylers博物馆的图书馆当中。——译者注

[8] 亚历山大的《服饰》(Costume)一书所展现的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志信息可能会被理解为是对该书所属类型造成的一种影响;在斯当东1797年对1793年出使活动的记述当中，亚历山大书中的图像，至少跟该书所关注的问题一样遥远，这完全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亚历山大《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中的一些图像，像“士兵像”或“航行中的一艘海船”非常普遍地秉承了梅森《服饰》(Costume)一书中的画像风格，但即便如此，在实际上，亚历山大亲自绘制的图像足以表明他在中国的特殊经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关于中国的一些画作所依靠的是他对普通物品和人物的运用或再运用。比如说，亚历山大的画作重塑了苏珊·列古斯(Susan Legouix)的《中国形象》(Image of China)第28—30页的内容，那些相同的蜷缩者的所有特征在场景和姿势方面稍稍有所不同(《中国形象:威廉·亚历山大》(Image of China :William Alexander)[伦敦，1980年])。

[9] 苏珊·斯图尔特(Susan Stewart):跟纪念品相反，收藏与其说是样本，不如说是例子;与其说是转喻，不如说是隐喻。收藏并不会将关注点转向过去;而毋宁是，过去在为收藏所服务，照这么说来，纪念品将真实性借给了过去，而过去则将真实性借给了收藏。(《渴望:对微小、巨大、纪念品及收藏的叙述》(On Longing : Narrative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uvenir， the Collection)[达勒姆，1993年]，151页)。

[10] 在法语中，Chinoiserie(中国风)这词可以追溯到18世纪，它被用于形容法国人怀揣猎奇情趣，以西方的意境来品味中国装饰。这个词汇在18世纪中期被吸纳到英语中来，指代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就是当地英国设计师和工匠大量地采用中国题材，比如中国服饰、龙、宝塔等，进而结合艺术家的想象来创造出新形象;特别有意思的是，这种风格常常与当时洛可可艺术等中世纪复古风格相结合。这种风格出现的背景就是当时大量中国和日本的瓷器、丝绸输入到英国和欧洲大陆。但是这种风格的鼎盛时期大概维持了从1750年到1765年的15年时间。Chioniserie并没有随着欧洲对中国的兴趣高潮的过去，而完全消失。相反，随着殖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同时少数中国人也来到西方，在双方的彼此互动中，Chionsierie效应一直在延续着。可以说，Chinoiserie风格反映了是18、19世纪欧洲对遥远中国的想象。——译者注

[11] 大卫·波特(David Porter)写到，随着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华期间的详细游记于1615年至1625年陆续出版，“开创了欧洲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语言学、神学、艺术以及经济观念大发展的时期，而这种大发展一直是对世界另一端的一种旗鼓相当的文明的过度反应”(《表意:近代早期欧洲的中国密码》(Ideographia : 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斯坦福，2001年]，242页)。在这种观念下，中国被看成是19世纪北欧(尤其是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对手，而这种情况必须被理解为是对于中国服饰总体兴趣的关键性的文化潜台词(后面的这种兴趣也贯穿着对欧洲一种要将整个世界加以分类并表现的认识论动力)。正如波特所指出的，19世纪是欧洲航海家对中国态度大为转变的时期;梅森的书在某种情况下正处于这种转变的最高点上。

[12] 《中国的刑罚，二十二幅版画所展示的图像:辅以英文和法文的说明》(The Punishments of China， Illustrated by Twenty Two Engravings :With Explanations in English and French)(伦敦，1801年)。我引用的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圣马力诺的亨廷顿图书馆无页码的1804年版。

[13] 《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服饰”词条(costume)，注释1. a。

[14] 对这种改变的某些措施可以从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1874年那危险重重的冒险声明《应废止酷刑》(torture has ceased to exist)中找到。爱德华·彼得斯( Edward Peters)提供了一个对这种转变的有用的概要: 在1750年后的几次修正中，欧洲刑法典的酷刑专门条款被作了限定，直到1800年为止，这些酷刑几乎都看不到。伴随着司法的改革，从法律与道德的角度对酷刑加以谴责的文献越来越多。最好的例子就是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1764年出版的影响深远的论著《论犯罪与刑罚》(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译者注:本书已有中译本，[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酷刑首当其冲，在一些情况下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成为《旧制度》(ancient régime)所着力批判的中心，而且也确实成为对早期欧洲世界的法律与道德野蛮状态和古老陋习的批判之处。(《酷刑》(Torture)(伦敦，1985年)，74页) 然而，颇具讽刺性的是，欧洲人要求废除酷刑的呼声几乎只影响到了欧洲，而在国外，欧洲人将酷刑组织化为一种殖民控制的机制。卜正民( Timothy Brook)、巩涛( JérÔme Bourgon)以及布鲁(Gregory Blue)都曾撰文指出，英国人所仰赖的是就是这样的看法，举例来说，中国内地的人只知道采用强力去推行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已被英国人废止的刑罚。(《凌迟处死》(Death by a Thousand Cuts)[麻省剑桥，2008年]。256页注释50。)

[15] 尼古拉斯·迪克斯(Nicholas B. Dirks):《心灵的种族:殖民主义与近代印度的塑造》(Castes of Mind : 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普林斯顿，2001年)，92页。迪克斯将科林·麦肯齐(Colin McKenzie)在19世纪早期于印度所搜集到的民族志图绘看成是“对不同集团、类型、种族及部落的‘类型化’重现的图片”，但是在心态上，他的叙述适合于跟帝国主义紧密相连的一种更为一般性的认识论工程。值得注意的是，梅森曾听从医生的吩咐，在1789年去广州养病，他是“位于(印度半岛东南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帝国军队的旅长”，因此就跟英国殖民计划密切相关(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观念》(Views of 18 th Century China)，页6注释1。)。

[16]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的中国百科全书在福柯( Michel Foucault)的一部主要论著《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中曾提到过，之后则成为形塑欧洲与中国的特定关系以及分类模式的代名词。对于战后法国对华研究成果中百科全书所扮演角色的长期争论，可以参见张隆溪:《强力的对峙:从两分法到差异性的中国比较研究》(Mighty Opposites :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斯坦福，1998年)。(中译本:[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译者注)

[17] 卜正民(Timothy Brook)，1951年生，1973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士学位，1977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有著作十余种，其中已译为中文出版的有《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与民族身份认同》等。——译者注

[18] 巩涛(JérÔme Bourgon)现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国里昂东亚学院高级研究员。——译者注

[19] 布鲁(Gregory Blue)，加拿大汉学家。——译者注

[20] 卜正民(Brook)等人所著书，第28页。参见书中第三章对中国凌迟发展史的记述;参见第171—174页对梅森《中国的刑罚》一书的简要论述。我在第6章中讨论了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收藏和复制的著名的凌迟照片;卜正民一书在第8章中也有这样的探讨。对中国酷刑的更为笼统的论述，参见巩涛(JérÔme Bourgon)的《中国酷刑》(Supplices chinois)(布鲁塞尔，2007年)以及安东尼·多明戈(Antonio Domingguez)与米里埃尔·德特里(Muriel Détrie):《东方文艺作品中的酷刑》(Le Supplice Oriental dans la littérature et les arts)(Neuilly les Dijon，2005年)。

[21] 李尔王的注解表明“阴险毒蛇”(degenerate viper)一说没有实例，它可能是梅森从泰特(Nahum Tate)修改的戏剧中援引的，比起原作，这部戏在18世纪更受人欢迎。莎士比亚的原句是“没有良心的贱人!我不要麻烦你”(“Degenerate bastard! I'll not trouble thee”(I， iv))，泰特把它改写为“你这阴险毒蛇，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Degenerate viper， I'll not stay with Thee”)。(《李尔王》(The History of King Lear)，收录于《莎士比亚选集:〈暴风雨〉、〈麦克白〉与〈李尔王〉》( Shakespeare Adaptations : The Tempest， The Mock Tempest， and King Lear))。(李尔这样对高纳里尔说:“袅獍不如的东西!你说谎!我的卫士都是最有品行的人，他们懂得一切的礼仪，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愧骑士之名。啊!考狄利娅不过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怎么在我的眼睛里却会变得这样丑恶!它像一座酷虐的刑具，扭曲了我的天性，抽干了我心里的慈爱，把苦味的怨恨灌了进去。”——译者 注)

[22] 让我们回想下那个疯狂的李尔在第三幕的农舍场景中，事实上对他的两个女儿进行了审判。他一时失去理智，要求以反叛罪名将里根剖开:“叫他们剖开里根的身体来，看看她心里有些什么东西。究竟为了什么天然的原因，她们的心才会变得这样硬？”(“Then let them anatomize Regan; see what breeds/ about her heart. Is there any cause in nature that/ makes these hard hearts？” (III， vi))。但是这一审判，就像解剖(本身就是一种千刀万剐)一样，是想象的产物，就像梅森要说的那样，恰恰跟中国事实上的刑罚相反。

[23]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凝缩作用”(condensation)、“转移作用”(displacement)以及“象征作用”(symbolization)是梦的三种主要形态，“转移作用”经常被用来与隐喻(metaphor)相比较，因为两者都有将某种意义从一处转到另一处的意思。但是，跟将意义从一个领域垂直转移到另一个领域的隐喻(例如说，我的爱就像一朵玫瑰)不同的是，“转移作用”使我能够水平地进行意义的转移，在这中间，文本的自我理解，与其说是一种姿态，不如说是一种完全不相容的(因而可能也是无意识的)意义标记。

[24] 从“傀儡戏”(“被操控来表现很多礼仪行为的小玩偶”)文字说明中的关键性同源词“礼仪”(decorum)到梅森在1801年版序言中所说礼仪(其中包括对他读者“将肯定会感受到一种无礼的暴力”的极端描述)的运动过程当中，这样的一种解读方式从中得到了满足感。

[25] 在《服饰》一书最后两页中出现的对于这种明确的类型学框架的突然而又有点迟来的表现，是各书中唯一一次面对这类问题。它用一幅关于“诸民族服饰”总项目的地图来向其读者展现，这在名义上是对那些“希望被告知要尊重各国的个人习俗、外观以及一般特征”的某一民族的百科全书式的特征化，就像出版者在《英国服饰》(British Costumes)一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Pyne，ii)。(这正是从“个人习俗”到“外观”再到“一般特征”的运动)。在“瘸腿乞丐”的标题之下，通过对原先是四张图片的三张乞丐图片加以重新编排(原来四张图片的那组，就标题来说，一点都不明显，读者会发现在“耍蛇人”和“瘸腿乞丐”之间丝毫没有关联)，并建议该系列中每个成员部分都有四分之一用来展现乞丐形象，以体现整个服饰图书项目的表现性与认识论原型。

[26] 这并不是说欧洲和美国在身体的自我管理上就没有限制，因为不管是奴役还是对女性的持续剥削都需要依赖这种体系(在经济和法律方面都起着作用)。对于统治与身体(包括身体政治)之间关系的更深层论述，可参见斯蒂芬·布朗姆:《革命中的审美与麻醉》(Steven Bruhm， “Aesthetics and Anesthetics at the Revolution，”) 《浪漫主义研究》(Studies in Romanticism) 32. 3 (Fall 1993)。我好奇的是梅森在这个标题中所明确表明的东西——即使明显地跟这个传闻有关系，但他还是承认，这总的来说是不准确的，就算是从这个乞丐的事例来看，也是不对的——就是说暴力是永久性的，而且超出了父母对待子女的界限。如果考虑到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欧洲对于儿童观念的关系转变，以及在地理、种族、性别、阶级和个人方面上的那些关系的分布不均衡性的话，那么当然就不得而知了。这本书正是要在这些方面加以书写，而通过这些书写，欧洲人对于儿童的日渐增加的关注，作为对理应受到保护和照顾的人类个体生命重要性的日益增强的观念的回应，跟欧洲帝国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西方以对其他文明在那些文化的儿童名义以及总体的人权方面的持续介入形成了内在互动。本书所探究的就是具有历史复杂性的后者的一个方面。

[27] 未能查见原名，此处为粤语音译。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他曾与Spoilum(有可能是关作霖)等同时在广州从事油画肖像和风景、风俗画的制作。——译者注

[28] 关于18世纪对中国商贸物品尤其是瓷器的担忧，可以参见刘禾(Lydia Liu)的《鲁滨逊的砂锅》( “Robinson Crusoe's Earthenware Pot”)一文以及波特所写《表意》(Ideographia)一书的第三章;对于中国艺术品贸易的概述，可参见卡尔·L·克劳斯曼:《中国贸易:外销画、家具、白银和其他物品》(Carl L. Crossman， The China Trade : Export Paintings， Furniture， Silver and other Objects) (Princeton， N. J. ， 1972)。关于茶叶，杰克·比彻姆(Jack Beeching)写道，到178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买卖一千五百万磅中国茶叶”，到183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三千万磅;他写道，“茶叶税曾一度占到英国政府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中国的鸦片战争》(The Chinese Opium Wars) [London， 1975]， 19， 29. )。

[29] 在这种贸易背后的经济算计与仁慈的种族主义的某种混融现象被玛格丽特·茹尔丹(Margaret Jourdain)和R·索米斯·简宁斯(R. Soame Jenyns)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写道:“中国人从舶来品那里加以细致模仿，并使‘为欧洲人制作的东西符合他们的口味，而那些中国制作的图画，由于原料、材质非常便宜，所以从中国进口常常变得有利可图’”(《十八世纪的中国外销艺术》(Chinese Export Ar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 1950]， 13. )。他们所引材料来自于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54年出版的《中华帝国纪行》(L'Empire Chinois)一书。关于中国人善于模仿，但却没有创造力的看法在如今就是一种反华的种族主义(anti Chinese racism)(有些是在中国自我批判的模式下形成的)。(中译本:[法]古伯察著，张子清、王雪飞、冯冬译:《中华帝国纪行》，南京出版社， 2006年。——译者注)

[30] 不止是那些“神游旅行者”(Armchair travelers)，就算那些真正的旅行者，在这种情况下也都认可约翰·贝尔(John Bell，苏格兰人，曾获大学学位，后获医生执业资格。为了满足像许多苏格兰年轻人看世界那样的强烈愿望，他于1714年来到俄国，1715年被聘为俄国出使波斯使团的医师。三年后他回到圣彼得堡，听说俄国彼得大帝将派遣赴华使团，便决定申请前往。这次使团在中国待了近六个月(1720年9月22日至1721年3月12日)，其中在北京逗留了3个月。离本次使团40余年后，贝尔才出版了其《从俄国的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的旅行记》(1763)一书，初版为4开本两卷，后经多次再版重印，并有包括法、俄文在内的多个译本。本书其实是由五个旅行记组成，中国旅行记位居其二，篇幅在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此部分被公认为“最精彩的部分”，后来有些编者就干脆将中国旅行记单独成书，名为《公元1719年跟随彼得大帝一世遣中国康熙皇帝使团，从俄国圣彼得堡到北京的旅行记》(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Pekin， with an Embassy from His Imperial Majesty Peter the First， to Kamhi Emperor of China， Anno MDCCXIX)。——译者注)在《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的旅行记》(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Pekin， 1719-22)(1763年出版)一书中的这段论述:“在那些悬崖边上，你可以看到四散的屋舍，周围是星星点点的农田，这番景象很像那些画在中国瓷器上和其他手工制品上的浪漫风景。在大多数欧洲人看来，这番景象很奇特，但在中国，却是习以为常的。”(117页)这一句子表明，即使到了18世纪初，在欧洲还是会有一些关于中国商品在表现真实的可能性方面的共同话语。但是贝尔声称他看到的景象是“很自然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关于中国的任何特定经验在中国都能找到某种类型的远景，都能发现它们是“自然”，因而也就是真实的。

[31] 著名中国美术史专家，1954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亚伯丁(Aberdeen)。1974年曾前往北京学习中文，后分别于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取得学士(1977)与博士学位(1983)。早年在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负责管理中国文物，后曾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现任教于牛津大学艺术史系。他著述丰富，自1991年起相继出版《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Superfluous Things :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1991)、《明代中国的园林文化》(Fruitful Sites :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1996)、《早期现代中国的图画视觉性》(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1997)、《中国艺术》(Art in China，1997)、及《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Elegant Debts :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1470 - 1559，2004)、《大明帝国:明代中国的视觉和物质文化， 1368—1644》(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2007)等书，其中《长物志》更是有关明代晚期文化消费的经典著作，影响深远。——译者注

[32] 在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夺发记》(Rape of the Lock，或译为《劫发记》)中有一段极为精炼的说法:“美酒从银嘴中汩汩而出，瓷杯顿时芳香四溢”(“From silver Spouts the grateful Liquors glide，/ And China's earth receives the smoking Tyde” (3. 109-110))。

[33] 茹尔丹(Jourdain)和简宁斯(Jenyns，1904—1976，英国著名的艺术史专家，尤其在东亚陶瓷艺术方面有卓越的研究。他于1931年加入大英博物馆，成为东方艺术部的助理部长，直至1967年。在此期间，他根据馆藏品发表了多部著名的著作，对中国书画、陶瓷、玉器等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译者注)曾就诸如丝绸刺绣、漆木家具以及瓷器等商品的相对价值做过论述:“在玻璃和纸面上绘画的工艺品中，它们的绚丽色彩和奇幻构思，曾一度令这些物品供不应求，但是中国艺术是由欧洲标准加以衡量的。对花鸟的写实在17世纪最后几年中逐渐被认可……但是，对人物形象的表现却被看成是‘一出滑稽戏’和‘稀奇古怪’的”(15页)。

[34] 在这些加上后缀“呱(官)”的人中间，最有名的可能要数“浩官”(Howqua)——伍秉鉴，他是广州华商社团的头领。柯律格(Craig Clunas)对于在一些图画中出现的“没有什么意义、只表达声音的读作‘呱(官)’的两个字之一”的这种后缀出现的原因，并没有加以充分的解释。他总结道:“像‘呱(官)’这样的名字，不管它们的起源是什么(它们在18世纪早期的文献中已经出现)，都只不过是欧洲人用来指称中国商人和画师的一种名称，并且只是在跟欧洲人的交往当中才使用”(83页)。(关于这类中国画师的详细介绍，可参见[美]范发迪著，袁剑译:《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章:“艺术、商贸和博物学”。——译者注)

[35] 蒲呱作为艺术家的地位，正是依靠着他作品上出现的双重“签名”——“蒲呱，广州，描绘”以及“达德利:伦敦，造型”而名声日彰的，这反映了一种传统，在这种传统当中，一位艺术家具体描绘(勾画出来)，而另一位艺术家则设计造型(刻划)。这就是说，茹尔丹和简宁斯所论述的出口水粉画一般来说“从来没有被当成是那些中国画师们的作品”(31页)。

[36] 虽然这一问题如今可能会有所争议，参见(原书)脚注3中对Vainker作品的讨论。这些图画是绘制在英国纸上的。绘制在“宣纸”(并不是用稻米造的，而是用称作“通草”的物质制成的——参见柯律格一书77—80页中的论述)上的图画也被作为外贸品出口海外。茹尔丹和简宁斯推测，这些画作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其“天鹅绒般光滑的表面”，而这“正可搭配那些广州的珐琅和瓷器”(31页)。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吸引力可能也在欧洲发挥了作用，这或许成为一种中国性的现象学的一部分，其主要在于同时具有光滑、不透明和反射性好的特征。

[37] 卜正民等所著书，25。

[38] 确实，马熙乐注意到出版商威廉·米勒提交的一张开支清单，其中就包括了请托马斯·斯托德哈特(Thomas Stodhart)“收集五幅图画”的报酬。那些公开出版的图画“在一些情况下所表达的更多的是遮蔽和模仿，而不是起源”，这就使马熙乐认为，这些印制出来的图画已经“经过了两个层次的西方化过程”(undergone two stages of Westerisation)，首先是在蒲呱的作坊制作出这些图画的过程中，其次是在这些图画被斯托德哈特修改的过程中(53页)。

[39] 梅森在对《中国的刑罚》一书图XVIII的评论中指出，“这种图版表现了图版XV描述的囚笼中的一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他的标题经常是解释性的。

[40] 这样的一种“习俗”可能被绝大多数的梅森一书读者当成是“原始的”，在约翰·巴罗(John Barrow)1804年的《中国旅行记》(Travels in China)一书中把它当成是对中国画的概括，文中写道:“在绘画方面，[中国人]除了那些写意外，不会考虑什么光线问题，他们没法用铅笔为一些物体勾勒出准确的轮廓，也无法绘出恰如其分的光影效果，也无法确定颜色的深浅，不能展现类似的自然色调”(Clunas， CEW， 96)。巴罗在抱怨“无法绘出恰如其分的光影效果”的时候所说的“不会考虑什么光线问题”是另一种精致的“mise en abyme”(嵌套式结构)(在法文中，“mise en abyme”指的是一种纹章，在这个纹章上是一个大盾牌，里面又有一个相同的小盾牌。这样的装置普遍衍生为play within a play，又称为戏中戏——译者注)，在这当中，他用来描述他的中国写照的代表性人物同时也是他所说的他们无法掌握的文字上的代表性实践。

[41] 关于这种抗争的特殊事例，论著甚多，其中可参见苏源熙(Haun Saussy)的《文化中国的话语长城》( 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Cambridge， 2002)，张隆溪(Zhang Longxi)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The Tao and the Logos :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Durham， N. C. ， 1992)，以及刘禾的《帝国的政治话语》(The Clash of Empires)。(相关中译本:张隆溪著，冯川译:《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刘禾著，杨立华译:《帝国的政治话语: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译者注)对于西方关于表意文字观念的近期最杰出的理论化论述可见克里斯托弗·布什(Christopher Bush)的《表意的现代主义》(Ideographic Modernism)一书，将出。(本书现已出版，具体信息为: Christopher Bush， Ideographic Modernism : China， Writing， Me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中译本近期也将面世。——译者注)

[42] W. J. T.米切尔:《图像理论》(W. J. T. Mitchell， Picture Theory) (Chicago， 1994)， 5.

[43] 在1810年的文章中，斯当东就指出水粉画在体现历史方面是不准确的，他认为梅森书籍当中出现的插图“绘制者在某些情况下想当然地表现出了残酷和野蛮执法的情况，他们非常错误地认为这些在日常司法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具有这种特征的一些东西无疑已经在一些暴君手下实行过了;而且在当时，在某些特定和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些问题。”(《大清律例译注》xxvi-xxvii)。总而言之，斯当东在序言当中有意将中国刑律看成是与中国现实相关的理性抉择;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看，法律的实施，要么跟荣誉有关，要么跟宗教相关”，它之所以产生效力，是因为这些刑罚当中广泛包含有各种可能的惩罚措施，其中就包括一些重刑(xxvii)。斯当东对中国刑律的相对温和态度(但对文化上的特殊性尤为关注)，正是因为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它体现在中国残酷性的日渐发展的文化类型关系中，而梅森书籍中的插图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从广泛而又持续存在的这些类型的现实中可以推断出来的是，斯当东那一派在这场论争中将“没有胜算”。

[44] 亦可译为“衍生文本”或“类文本”，指指一部作品的序、跋、插图、及护封上的文字等。——译者注

[45] 米切尔(Mitchell)，4.

[46] 跟“捕获”(capture)同时借用一个拉丁语词根的“标题”(caption)这一词汇的历史，值得探究:《牛津英语词典》(OED)给出了17、18和19世纪的惯用法例子，在这当中，“caption”被当成是一个意指“按司法程序拘捕或逮捕”的一个法律术语(capture， n. ， 1. b. )。这就表明，这些词汇对其图像的判定已经处在这些书插图所表现的司法程序的可能意义的范畴层面之上，它们所展现的内容也是如此。

[47] 我复述并引用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话来说就是:“这一事件就是逃离表演约定的东西”(the event if what escapes the performative convention)(《“我奋斗的细节处”:斯皮瓦克访谈录》(“‘The Slightness of My Endeavor’: An Interview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比较文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 57:3 [ Summer 2005]， 264)。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生于1942年，现为意大利维尔洛纳(Verona)大学、玛瑟拉塔(Macerata)大学哲学和美学教授，在巴黎兼任德里达开创的国际哲学学院教授，同时还在美国多所大学作访问教授。阿甘本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表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就阿多诺、本雅明、施米特、福柯、德鲁兹、阿伦特等当代思想家所阐发的主题进行写作，将20世纪历史的苦难与悲剧现实纳入到政治伦理的视野之中展开深度思索，并将这种政治伦理视野置放在古典哲学的背景下和西方人文主义历史的语境中。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当代深刻复杂的文化转型，吉奥乔·阿甘本的著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的文字也开始译成英语，在英美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1995年，阿甘本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牺牲者:主权和赤裸生命》(Homo Sacer : Sovereign Power and the Bare Life， 1998)。该书集中研究“生命政治化”主题，从而奠定了他在当代政治伦理领域的原创理论家的地位。——译者注)认为在“逃离”(escape)和“例外”(exception)之间存在一种词源学上的关联，而在这种解读过程中，正是这种关联，部分地通过它可视的例外性的特征，“逃离”了梅森文本中的约定(convention)(唯一一本标题中有“刑罚”的书，唯一一个具有元类型(meta typological)强度的时刻，唯一一个公开同情的事例)。正如阿甘本所写的:“例外是一种与事例相对称的情况，它与事例本身形成了一个系统。例外与事例构成了两种模式，通过这两种模式，整组内容建立并维持了自身的连贯性”(“the exception is situated in a symmetrical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example， with which it forms a system. Exception and example constitute the two modes by which a set tries to found and maintain its own coherence”) (《牺牲者:主权和赤裸生命》，丹尼尔·海勒-罗森译(Homo Sacer :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Daniel Heller Roazen) [Stanford， 1998]， 21)。但是在当“事例被从原先所从属于的整组中排除出去时，例外就由于其原先并不属于整组，因此通常就恰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22)——这就是说，例外必须被作为对非从属性(nonbelonging)的一种指标而被囊括到系统当中，当然，作为非从属性的标志，它也从属于整组。

[48] 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这样写道:“每一普遍性起源于一个事件(event)，事件不涉及于情境的特殊性，而总是跟一种单一的多样性相关，跟其状态相关，跟与之相连的语言相关。事实上，如果我们要避免陷入‘无中生有’的蒙昧主义者的理论之中的话，我们就必须接受这种情况，即，事实只是某种既定情况的一部分，只是存在的一个碎片”(《理论书写》 (Theoretical Writings) [New York， 2004]， 97)。

[49] 我将“不愉快情绪”解读为是取决于某种事实的一种潜在的共鸣式疼痛的指标，这种事实出现在标题的末尾，称“在这个瘸子的脸上，痛苦与不幸刻画得入木三分”(《中国服饰》，220)。“耍猴乞丐”(Beggar with a Monkey)这一相同的标题也表达了“一种委婉地恳求怜悯之心”，这是要求获取(恳求)一种特定的同情性关注的图像的文本意识的另一标记。顺便说一下，“耍猴乞丐”的真正标题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同情或怜悯的内容(《中国服饰》，166)。

[50] 如果柯律格所认为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图像就是梅森《服饰》一书中的图像的看法正确的话，那么，分类上的真正丑闻在此:在这部书的百幅图像中，只有四十幅图像不是从别的地方复制来的，而在这四十幅图像中，令人大吃一惊的是，有乞丐的另一张图像——其中的第五张(这幅图像复制在柯律格所著书中第39页中)。

[51] 佩里克莱斯·刘易斯(Pericles Lewis)曾提醒我，这些情况并不是某种类型的同情:想想那些情感小说、乐施会的广告，在这些类型中，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媒介，而不是构成同情要点的个人。

[52] 这一时刻的框架所隐含着的基督教情怀并不让人惊奇。“受苦的人性”( Suffering humanity)是一个短语，既用来描述耶稣基督的贡献(他在十字架上展现出他自己那“受苦的人性”)，也用来表现具有更广义基督起源的人性。

[53]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Berkeley， 1998)。在1660年至1720年间，中国和欧洲经济之间的差距可以这样来衡量:“之前的金属需求平均有87%来自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亚洲的进口”;而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不得不靠高报货价或低报出口的方式”来满足(至少在纸面上)出口英国商品的要求(弗兰克一书，74页)。对于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总体经济状况的论述，可参见亨特·贾南:《十九世纪的中印鸦片贸易》(Hunt Janin， The India 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Jefferson， N. C. ， 1999)以及杰克·比彻姆:《中国的鸦片战争》(Jack Beeching， The Chinese Opium Wars) (London，1975)的开头几章。关于弗兰克所谓中国中心观的世界体系的分析，参见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The Great Divergence :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 J， 2000)。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2000))(尤其是237—238页)中谈到了中国的贸易，尤其是白银贸易。(上述作品的相关中译本有: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译者注)

[54] 卫周安(JoannaWaley Cohen):《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世界潮流》(The Sextants of Beijing : Global Currents in Chinese History)(New York， 2000)第92页引用。正如卫周安所指出的，这种姿态被英国人看成是一种文化自大的古怪宣示，或许会被理解为是对18世纪后期在菲律宾、巴达维亚和台湾的欧洲人对中国移民大屠杀的一种别样的警示(93);弗兰克对乾隆信件的翻译稍有不同:“I set no value on objects strange or ingenious， and we have no use for your country's manufactures”(273)。

[55] 伴随着1810年斯当东对《大清律例》的翻译出版，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对两种法律体系的一种更长且更为灵活的比较。在译者序当中，斯当东写道，尽管那里“对这些法律的某些看法是全然站不住脚的。比如，我们会徒然发现，对于英国法的那些完美原则来说，每个人在他被证明有罪前都是被推定为无辜的;而且也没有人会要求自证其罪……但是就观察所及，在[中国]律例的其他部分当中，很少会有这样的规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对这些规定或类似缺陷加以补充，以彼此不同的复杂形式糅合到一起，并且或许还是值得加以模仿的”(xxiv)。

[56] 参见《新教民族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nic &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 2002)一书序言。

[57] 从《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sympathy)到(《国富论》中)“自利”(self interest)的转变通常被看成是亚当·斯密哲学一个重大转变的产物，形成了一种被称为“亚当·斯密问题”(Adam Smith problem)的明显悖论。(亚当·斯密问题，指19世纪末期在德国提出的以下问题，即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同情(sympathy)原理与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心原理相互矛盾，因此认为斯密是受了法国唯物论的影响导致了从前者到后者的思想上的转变。“亚当·斯密问题”(德文:das “Adam Smith Problem”)这个称呼，是熊彼特用德语首先给出的。但是，问题的提出者忽视了《道德情操论》在《国富论》出版后还在改订的事实，并且将同感与利他心的概念混淆等同，这样的误解导致了该问题的提出。虽然如此，该问题的提出以及随后《法学讲义》的发现，成为了进一步研究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中伦理学和经济学、以及法学之间关系的契机。——译者注)在为《道德情操论》所写的序言中，拉斐尔(D. D. Raphael)和麦克菲(A. L. Macfie)就驳斥了关于两部著作间相互冲突的观点，他俩征引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1790年出版)中对《国富论》(20—25)的观点加以充实说明的材料，并指出，这两部书的初稿都大体是在亚当·斯密于18世纪50年代初期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道德哲学”讲座教授时期完成的。亚历山大·布罗迪(Alexander Broadie)(格拉斯哥大学逻辑与修辞学教授、爱丁堡皇家学会成员，有大量著作出版——译者注)在“同情与公正的旁观者”(Sympathy and the Impartial Spectator)一文(收入《剑桥亚当·斯密研究指南》，努德·哈孔森编(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am Smith， ed. Knud Haakonssen) (Cambridge， 2006))中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相互同情的形成比作是他在《国富论》中“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的过程。

[58] 在《道德情操论》第2页中，斯密在讨论同情意识的普遍性时，成功地将之与判决及乞讨联系起来。“当观众凝视松弛的绳索上的舞蹈者时，随着舞蹈者扭动身体来平衡自己，他们也会不自觉地扭动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处在对方的境况下也必须这样做。性格脆弱和体质孱弱的人抱怨说，当他们看到街上的乞丐暴露在外的疮肿时，自己身上的相应部位也会产生一种瘙痒或不适之感”(第9页)。对梅森两部书中事例的主要叙述也具有类似的论述，就算没有别的的话，在对同情加以思考的语境中，这样的一种主题段落会自然而然(naturally)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不需要某种专门或特殊的关联。

[59] 对于18世纪晚期在华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在跟中国政府打交道过程中对中国事务的深研在让外国人对中国了解更多这一点上显然没有什么兴趣。在1800年服饰书籍的序言当中，梅森强调指出:“在广州的外国人大受外部环境的限制”，并诉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他们有一次试图向城市进发，结果他同伴中的一个人被羁押，而他们这群人只好回到外贸商人居留的那块区域(第6页)。

[60] Ekphrasis字面上的意思是“说出来”或是“完全讲出来”，而对于文学批评家而言，这个词汇 内在的运作功能则在于其“赋予沉默艺术品声音及语言的特质”，有学者将其译为“读画诗”，并认为读画诗最迷人的特质，就是其以文字再现并改写视觉图像的策略中，所揭露的文字艺术与视觉艺术间互文关系的辩证性，以及其中主体/客体的相对位置，本中译采用这一翻译。关于这一词汇的详细介绍可参见:http://english.fju.edu.tw/lctd/list/ConceptIntro.asp?C_ID=53，2012年9月19日访问。——译者注

[61] 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教授，1989年去世。——译者注

[62] 要明白:没有哪种表现是可以脱离开特定的暴力而实现的;这种争论是历史性的，而非道德性的。

三、疼痛中的中国身体:1838—1852年美国传教士的医疗救助活动

它们像诗歌，但它们却只是在牙牙学语的句子。

——詹姆斯·琼西(James Joyce):《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美学生来就是对身体的一种论述。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美学的意识形态》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在前一章的最后，我指出，在梅森书籍的读者和书中所再现的人物之间的内在互动所形成的同情上的交换，必须放在英国和中国之间更广阔的货物交易当中加以思考，进而被构想成为一种具有进取心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反应是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1]那里借用来的术语，指称一种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2]。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反应当中，英国人在物质财富上的弱势也被中国人在情感上的薄弱所缓解了。

同情和经济交易之间的内在转变，被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位满大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而这必定会被拓展开来，以便涵盖将乔治·亨利·梅森的两部关于中国的书籍跟之前马嘎尔尼使团的外交失败联系起来的形象与历史范围。但是，在如何看待一种将欧洲的同情冲动及其跟中国经济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放大了的形象的问题上，想象力却很有限。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东西方19世纪的关系方面造成了很多问题。在梅森《中国的刑罚》一书出版后仅仅过了40年，在贸易及外交承认方面的紧张局面，伴随着清朝皇帝所面临的国内压力，直接导致了中英之间的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以及1856—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军跟英军协同作战)。导致这些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法律与经济主权与西方商贸利益之间的冲突。中国政府拒绝接受白银之外的任何货物支付方式，在乾隆皇帝给马嘎尔尼的回话当中就明确表明了这种态度，这就激怒了西方贸易商，像马嘎尔尼自己所做的一样，他们也想方设法引进那些中国人心甘情愿花上白银购买的东西。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印度的罂粟种植，开始向中国商人售卖鸦片，以换回银元和金锭，这成为扭转之前两百年中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关键一步。在1773年(东印度公司在当年获得了50年之久的鸦片贸易垄断权)，一年的鸦片贸易约75吨，到19世纪30年代末，每年的鸦片贸易量增加到1400吨，逐渐成为“当时世界各地最大宗的单一商品”[3]。战争本身就是清政府试图终止鸦片贸易和英国人坚持继续进行鸦片贸易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4]此外，在这些战争结束后，战胜的西方势力与中国政府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准许外国人进行游历、贸易和传教活动;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英国人获得了后来成为香港的那块土地，众多中国城市成为官方的“通商口岸”(直到1842年，中西方之间唯一的合法贸易地就是广州的外国商肆)，基督徒也获得了完整的公民权，其中包括传道和拥有财产的权利。这些条约的议定以一种特别真实的方式，将同情与资本交易(及其在军事力量上的相互纠缠)之间的关系融汇到了一起;确确实实，一种基督教的同情心如何拓展到中国内部的问题，正是这些讨价还价的商讨过程的一部分，英国和法国正是借此迫使中国向西方货物开放市场和通商口岸。[5]

1.市场渗透

在一种历史语境下，总是存在文化分析的空间，这是因为，首先，任何特定时刻的特殊性都会为我们勾画出一个总体上的和真实的可能形态，其次，那些形态揭示出了那些明显的例外情况、统计学上的框架、对历史有意无意的抵制，而这些是在可能将历史那生动有趣，同时又具有千变万化的复杂性的框架之内加以理解的。为了捕捉这些复杂性，同时也为了对其中的剩余部分或者例外情况加以探究，本章的余下部分将会对中国内部在同情与经济交流之间内在互动的某种特别仁慈的表现加以关注:西方传教医疗事业的开创者伯驾[6]的生平与工作。在他于广州创办眼科医院到1855年辞职的20年时间里，伯驾和他的同事救治了将近五千例患有各种伤痛、疾患的病人，病症从白内障、麻风病、疝气，到各类枪伤，他们藉此赢得了广泛声誉，众多患者不远万里，从中国内地赶过来看病。[7]伯驾还收了一些中国学徒学习西医，并远赴美国和欧洲为他的医疗传教团队募集资金，从1852年到1857年，他还代表美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虽然在伯驾的医案和病人证词不能完全一一映证，使他难以在所医治的病人和他所身处的社团那里建立起广泛的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代表了在华西医当中最光明的一面，不管是对他救治的中国人来说，还是对那些听说过他、敬仰他并对他的事业倾力相助的欧美人来说，都是如此。[8]

伯驾留给当代的遗产是一大批数量巨大的具有代表性的物品和文本，其中包括信件、日记、诗歌、讲道、医案研究、医疗病症的线图，以及最引人瞩目的关于他的病人的油画像，这些文件的大部分如今都能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哈维·库欣[9]/约翰·惠特尼[10](Harvey Cushing/ John Hay Whitney)医学图书馆的伯驾文献集中查到。作为一整部文献集，这些文献构成了经由资本主义市场的迅速扩张所形成的新的、富有同情心的“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的一种显著的历史性影响。而正如托马哈维·库欣(Harvey William Cushing，1869—1939)，美国著名神经外科学家、生理和内分泌学家。他于1891年获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1895年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2—1932年任哈佛大学外科教授和医学院院长，1933—1937年任耶鲁大学神经学教授，并研究医学史。他设计了一些脑和脊髓外科的基本技术，研究了垂体及其肿瘤以及对颅内肿瘤和神经系统肿瘤的诊断、病理、定位及手术方法。他的主要论著有《垂体及其疾患》、《颅内肿瘤》、《关于垂体、下丘脑和副交感神经系统论文集》等。——译者注

斯·哈斯克尔(Thomas L. Haskell)[11]所说的，这种风格是由道德距离的一种彻底放大意识以及欧美人认为可以介入的地理范畴的一种相伴而来的扩展所促成的。[12]伯驾在1841年写给一位苏格兰崇拜者的筹款信中写到，虽然英国人可能会觉得那些正饱受痛苦的中国人“远在天边”，但是，假如那些“虽然意见不一，但却非常仁慈的人想要将自己的范畴与境况推广到整个世界”，他们可能“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拓展他们的同情心，并用他们福佑世界的能力与机会去做这些事情”[13]。整部伯驾文献集基本上都是对这种同情的全球视角所作的证明。它所描述的对象是资本新的流动性的直接产物，正如伯驾所写的:“金钱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很容易花出去”，这就使伯驾和他合作共事的其他医疗传教士将这种新拓展的同情心放到积极的实践活动当中来。[14]

在伯驾的所有成就当中，尤其值得关注是在他于1836年跟郭雷枢(T. R. Colledge)[15]和裨治文(E. C. Bridgman)[16]合作创建的中国医学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17]，这些年轻人经过尝试与努力，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全都是为了展现这些广泛的同情心。中国将“发烧当成燃烧、将疯狂当成是呓语，将麻风病当成是一种污染，将目盲当成是好事，将癌症与结石当成是疼痛，而将痛风当成是无法忍受的绝症”，伯驾在他的筹款信中对读者写道，“就像这些情况一样，只有默西河和英吉利海峡才能将缓解他们痛苦的技术和善心隔离开来”[18]。对于相同痛苦的这种说法使伯驾能够直接声称需要有一种具有内在普世性的同情态度。在对各类人等进行手术治疗的过程中，伯驾呼吁人们将中国患者的痛苦看成是跟他的捐助者所认可的作为人类个体的痛苦一样来加以看待。因此，这种认可的合法性所仰赖的就是这样的方式，即，一具普遍脆弱的人体能克服国际交往中的地理或文化障碍，不管这种障碍是字面上的，还是象征性的。

但是，这与其说是一种简单的肉体上的普遍性，更多的还是一种医疗传教活动。这其实正是人体的普遍特质，使伯驾和他同事能避开那些阻碍他们向中国人传教的文化和政治障碍。毕竟，中国政府对西方贸易与游历活动的抗拒，使其无法轻易达到中国人身体的内部。“中国的排外性贯穿在它体制的方方面面”，伯驾和他的朋友写到，“中国的政府既不能消除疾病，也无法救其国民于水火”。就像梅森所描述的中国囚犯，在这种描述中，一种直接针对中国政府残酷性所表达的愤慨之情被转变为英国人所独有的对于一种普遍的“受苦的人性”的认知。伯驾、郭雷枢和裨治文对他们的中国病人共有人性(和脆弱性)的强调，使他们能够避开那可能令他们孤立于西方影响之外的政府行事。尽管我们或许不应该太看重筹款信中的那些吹捧之词，但这也足以明确表明，对中国医学传道会而言，身体在面对痛苦时的不堪一击使这一组织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而本质上来看，则成为福音派和社会学上的一匹特洛伊木马，内藏重重杀机——或者说，像伯驾、郭雷枢和裨治文在一方面所指出的那样，是中国“唯一打开的大门”。[19]

我们习惯于将这种类型的普遍性看成是野心勃勃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种计划性的哲学信念。然而，在这种历史背景当中，关于英语和中文中“发烧”等价性所作的争论就成为一种相当具有进步意义的事情。19世纪美国人在对疼痛的身体感觉上的分层化就涉及到种族、阶级和性别方面的问题，而在具体经历方面则或多或少指向人们所期待的内容:19世纪美国著名的神经科学家S·威尔·米切尔(S. Weir Mitchell)[20]曾经写道:“在我们文明化的过程中，我怀疑，我们赢得了感知痛苦的强大能力。野蛮人并不像我们这样感觉到痛苦”。[21]伯驾在缓解中国人痛苦方面的信念，再加上他对受苦的等义性的主张，使他反对米切尔和其他那些不怎么明智的种族主义者的观点，这是从他们对疼痛“对人类实际治疗的重要意义”的普遍等义性的争论中推断出来的，其中就包括了普遍人权的理论，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伯驾在筹款信中显得形单影只、无能为力。[22]

然而，即便它产生了一种关于同情式救济的文化宣示的潜在等义性意识，伯驾就医学及共有疼痛所作的论述还是相当明确地表明了一种跟某种认识论计划连系到一起的文化转变的话语，这种话语有助于西方更好地理解中国，跟中国进行贸易活动，并在中国传播福音。在医学传道会早期的一份演讲词中，就有着疗治中国人的记录，“将在适当的时候成为有意义和具有指导性的文件，而且这类文件将会帮助我们探析中国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内里，对于这些东西，我们目前只能通过阅读获取，或者是从这个国家非常边缘的地方走马观花而已”[23]。

而一旦离开那些经典的雄健进取精神，就将使西方人从中国的“外围”(outskirts)进入到“内里”(penetralia)，我希望转而关注后面这个术语，它明确的医学内涵再次将传教士医院这一特殊的有形计划跟发生在当中的更为巨大的政治与经济背景联系到了一起。由于这个时代中西医学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在于中国医生无法进行外科手术(而且通常也会避免在身体上动刀子)。因此，想要探究中国“内里”，就将传教士的认识论兴趣与西方人跟中国人医疗实践活动的决定性差异结合了起来。想要打开身体，进而通过外科手术操控身体各部分和神秘物质的意愿，就成为伯驾有能力治愈那些中国医生束手无策的病症的关键所在。对于伯驾和他同事来说，去想象他们的医疗活动将使他们进入中国的内里，进而将医疗活动跟民族志联系到一起，前者并不仅仅是后者的寓意(就像人们可能会兴高采烈地期望从这种文学批判主义得到的那样)，但是在字面上却使其变得可能。中国人身体的开启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向西方开放的类比，而且还是对这种开放的创新。[24]

在伯驾1841年写的筹款信中利用道德距离感问题的时候，他自己的在华经历已经使他能够想象这样的情况，即，医疗传教将会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通过利用疼痛这一普遍事实以及缓解疼痛的渴望，在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产生或者促成一种内在互动，这种内在互动将能够克服跨文化交流中的任何不情愿态度。其次，建立在手术台基础上的这种中立性会面中所出现的行为，通过给中国人提供关于这些仁慈西方人的良好印象，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并使西方人转而去理解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后者，正如伯驾、郭雷枢、裨治文向他们的潜在捐助者建言的，具有医学领域之外的巨大利益。随着这些传教士切开、缝合或者修复他们受伤病人的身体，随着他们夜以继日陪伴在说着其他语言的患者病榻旁边，随着他们期望这些病人去赞美上帝，因为是上帝将他们带来了光明与解脱，而医生只不过是在他们肉体上做了些小手术而已，通过这些行动，他们试图将这些中国的陌生人融合到一个道德和文化的世界当中。而这，将会深刻改变他们与他们自己身体、痛苦以及对这个星球的想象地理学的关系。

确实，这样一种关于星球上生存的有机体表面各部分日渐增长的、递归意识的观念，对于伊曼努尔·康德在1795年写就的关于想象一种“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25]的可能性的哲学著作而言至关重要。康德的这篇文章指出了作为一种拓展观念的意识特殊性:“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联姻，迄今为止已经把欧洲——因为世界的其他部分还从不曾意识到这种东西呢——带到何等危险的地步，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26]。正是这样的一种将西方优越性编织为一种普遍而又无私的合理性的状态，大概就成为其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方面，但在康德笔下，它也被转变为一种试图保护非欧洲人免受欧洲帝国主义侵害的尝试。[27]同样，对于伯驾来说，他将本国人、外国人身体一视同仁的态度，正是一种转回到同情本身的姿态，因为中国人在身体上是跟我们一样的，也可以像我们那样在精神层面上去说服他们。但伯驾生活与事业中的这种传教与文化活动跟他所从事的那些专门医疗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是因为“内里”隐喻上的重要性，而且也正如他、郭雷枢和裨治文所写的那样，是因为跟其他生活领域相比，医疗救助能“更明显地表现出动机上的纯洁与无私”[28]。而医学传道会的意图很难说是大公无私的，从他们传播福音的雄心就可以知道，这里就无需再费口舌了。相反，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他们所采取的医疗救助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满怀仁慈的中立态度的公开而又历历在目的东西，哪怕它那种体现着渗透及转变的做法仍然是一种典型的软性帝国主义(soft imperialism)与硬性帝国主义(hard imperialism)都全力维系支持的更为庞大的计划。

2.脸庞、肿瘤、风格

身体上的痛感就像是跟世界那不可化约的本体的一场遭遇。没人会告诉你那些当时不存在的东西会伤害你，也没人告诉你当有东西能伤害你的时候又不伤害到你。关于其他人可以判定某人痛苦的意义的这种观念，往往会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愤怒之情，就像对那些我们看成是少数者和不相干的他人所受痛苦所发的感慨一样，看起来像是最为奢侈的哀悯。也许有人会说，肉体上的痛苦就像是文化的最后边疆一样，是现实与真实的最后庇护所。而且，这也是为什么将痛苦想象成为能够打动大多数人的文化的产物，反过来说，成为一种危险的姿态:它威胁要将个人的主体权益从决定并形塑他/她的最私密经历的公共意义那里清除得一干二净，而在这一过程中，就鼓励了一种要求为自身获取真理的主体权益的颓废的文化漠视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斯蒂芬·格林布莱特会坚持认为任何批判主义都无法容忍金匠痛苦的真实性，或者只是将这想象成为一种虚构的影响，忽略了对真实性素材所采取的一种几乎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要么就是将后者与一些语言游戏相混淆。

在过去30年中，我们见证了在对疼痛的历史与社会学治疗方面的巨大进步，其范围从个案研究一直拓展到地方史与全球史，从在疼痛的文化体验价值中对突出事件的叙述(比如说化学麻醉剂的发明)，到对疼痛的数千年之久的医疗史的研究中，开始将思考的重心转到其规范性、跟身体、国家的理论关联以及跟神经的关系方面来。这些治疗在一开始，就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用一种关于疼痛的强烈现实性的讨论来进行文化与历史分析，因为这从某种重要的观念来说，首先是关于疼痛的人类学事实:在涉及文化与真实的一种神秘的双重关系上，它跟石头及其他坚硬之物是一样的。[29]“虽然疼痛在这个时刻会表现为一种直接而来的、明显的事实，但在下一个时刻似乎却是被生物学与社会过程中的一种辩证互动所塑造出来的”，近期的一部关于慢性疼痛的编者如是说。这句话完美地捕捉到了疼痛所体现的两难矩阵，它时时刻刻都会出现，有时候会在一小段时间里发作，成为各类根本不同的诱因的产物，并引导我们将疼痛的本质看成恰恰是它所保留的东西，甚至在当它在文化领域内表现得如此明显的时候——并且也确实要求形成一种文化领域，在这中间，它可能会获取公众认可和关照——也是对它之前的一种本质上的某种无法改变的把控。[30]

为了避免将疼痛的文化复杂性的观念理解成一种无法被我们的愚昧先人所理解的纯粹意义上的现代知识，我们就必须认识到，19世纪帝国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我们是一样的——即使他们并没有兴趣将其理论化。正如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31]所指出的，西方对殖民地的频繁干涉，其目的是为了管理当地跟身体疼痛的关系，维持(并发现价值)各类疼痛对于当地向现代性(文化的破坏、原住民家庭结构的破坏等等)转变的必要性，而试图通过对那些就现代化伟业而言被认为是野蛮的、不负责任或无偿的疼痛类型的暴力或教育上的补救措施而加以根除。正如阿萨德所写的，这是因为痛苦“是……构成身体的认识论地位的一种方式”，这些试图通过使身体疼痛的性质转到对众多文化习俗的深深介入当中的行为(在这中间，有多种类型的身体转变或“毁损”、宗教仪式，或者诸如殉死或吃人的行为)，本身就展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关系，强化了文化规范，并在一个社会世界当中确立了身体的地位。[32]

由于伯驾文献集收集并记录着伯驾在工作中所接触的那些人的疼痛与受苦体验，因此，这一文献集就将跟一种近乎海绵状的认识论上的他者性(otherness)在身体疼痛上的具有不同体验的冲突正式确认了下来。构成伯驾文献集的那些画作、文件箱以及医案记录似乎正是在它们对这种他者性的记载过程中，保存了对过去的超自然现实性的某种估量。我认为，由耶鲁大学医学院图书馆所藏伯驾文献集中的画作、医案记录和其他物品所确立起的记载表明了跟中国人受苦关系的历史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脱离或者背弃了我们在乔治·亨利·梅森作品当中所见到的那种民族—经济语言的迫切可能性，或者是格林布莱特对中国金匠饱受酷刑折磨的解读中所详细阐明的疼痛的强烈现实本体论。通过将伯驾手术中的平凡经历强加到他们所出现的历史与形式背景当中，本章将出现在伯驾文献中的中国疼痛的发展历程看成是建立起(不管是似乎还是真正建立)文化与真实之间关系的一种再现式的整个体系的表现。

3.林呱所绘的肖像画

在广州珠江沿岸的外国人聚居区中开办了6年医院之后，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伯驾不得不离开中国，他辗转欧美各地，为他的传教工作募集资金。在伦敦逗留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伯驾拜访了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在那里，他见到了一些医生，并参观了这一机构的医学展览。作为医院的一位访客，他在那里发现了正展出的几张长有巨型肿瘤的中国病人的油画作品。在他的日记中，伯驾这样写道:

“我发现博物馆中收藏了一些我治疗过的病人的画像的复制品。但是毫无疑问，这些病人是接受过手术的。作为一个访客，我问是谁做的手术。‘这些病人没有做过手术。’他们回答道。我告诉他们:‘你不是的，他们都做过手术了，而且都很成功。’在得知这段历史后，他们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33]

当时他一定很洋洋得意。在1835年建立医院后的几年时间里，应伯驾之邀，广州画师林呱绘制了这些图画。这批画在盖伊医院作为古董医学图例加以展出，图画中的那些人长着巨大的瘤子，对这种病症，西方当时闻所未闻。通过透露这些是他病人的画像，而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宣称他已经切除了这些瘤子，伯驾的外科手术技术和医学知识令他的英国同行刮目相看(正如他所写道的:“在得知这段历史后，他们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并将图像的主体由那些不幸者转换到病人，这种角色上的转变为伯驾关于英国人将致力于缓解中国人的痛苦的看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34]

图3. 1 伯驾文献集，50号。 耶鲁大学哈维·库欣/约翰·惠特尼医学图书馆提供。

伯驾在盖伊医院见到的那些图画只是至少114幅图画的资料集中的一部分，其中有近80张是林呱(关乔昌)在1836年至1852年间所绘制的关于伯驾病人的图画[35]。[36]我们已经知道林呱的真名，这就表明了他在广州的显赫地位，已经跟在梅森《中国的刑罚》一书中水粉画家蒲呱的画作有了很大的不同。到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就像林呱那样，中国画师已经有可能采用西洋样式来作画，以获取国际声望，并力求使他的画室能成为到首次来广州的观光客必到之地。[37]在一座靠近西洋商馆区的三层楼房里，林呱带着他的众多学徒以托马斯·劳伦斯爵士(Sir Thomas Lawrence)[38]或威廉·比奇爵士(Sir William Beechey)[39]的英式庄重风格为富商绘制个人肖像画，他们还借助速描广州的纪念画来招揽生意，这些纪念画“将工厂生产模式跟自由个体画师的浪漫观念结合到了一起”，在这之前的30年时间里，活跃着众多像蒲呱那样的画师(MM，140)。[40]

林呱所赢得的声望并不说明殖民教育的成功，也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文明开化或者在广州所形成的中国化的西方人和西方化的中国人那样的殖民气息。他的画作品质在赢得尊敬的同时，也激起众多的焦虑，正如他可能曾师从过的老师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41]所说的那样。[42]回想一下西方在更广层面上对中国视觉艺术的蔑视，尤其是在人物表现上“被看成是‘一场大滑稽戏’，‘要么丑陋，要么可笑’”，我们就会发现，林呱在肖像画上的技艺对无法消解的文化差异的观念造成了威胁，而这种关于文化差异的观念在19世纪中期已经成为欧洲优越性的一种基本观念。[43]有一次，英国画家托马斯·萨利(Thomas Sully)[44]就林呱一幅画作中的问题发表评论，他认为那些坚称林呱在他的肖像画中“无法完全消除他的中国风格”的评论者们所维护的正是那些看似已经顺畅交流的文化鸿沟在真正沟通方面的不可能性。[45]

林呱为伯驾病人所绘制的画作是他作品当中最重要的部分。经常很奇怪，甚至令人深感惊异和超凡脱俗的是，关于人类身体及其巨大的、各式各样瘤子的画像有力地撼动了将主体从客体、将鲜活组织从坏死组织、将人类从非人性当中区分出来的界限的可见性。这就使得这些画作跟它们的位置和事件存在着不寻常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跟那些瘤子有关，然而也不单单跟画像中的人非贫即病的事实有关，毕竟蒲呱的水粉画所涉及的人物也有那些罪犯、乞丐以及各种体力劳动者。而毋宁是说，这些出身贫苦、相对来说碌碌无名的人被以一种特殊的体系与媒介描绘出来，所反映的是整个人类中一个不同的阶级模样。因此，林呱所绘的肖像画所体现出的，就不仅是视觉艺术的对华贸易方面的传统领域，这种传统领域所看重的是蒲呱为那些富商大贾、达官贵人绘制的肖像画，以及广州水边的那些风景或者中式收藏品的图画，而且还关注在19世纪中叶出现的图像表现上的规则。他们的这些文化与表现作品正是在他们这种十分异常的经济与审美背景当中出现的。

在将关注点放到对这些肖像画所集中表现的中国疼痛的方式之前，我要花些时间对它们的拟态与历史表现的特征加以检视。通过对林呱在全球优质艺术品市场中所处地位的概括，我们已经知道了肖像画所展现出的专业知识是如何将其当成是蒲呱水粉画所未曾有过的一种表现的合法性的(并直抵“真实”)，这种不同之处是由这样一种事实来衡量的，即，林呱的肖像画并不需要长段的说明文字来加以解释。从罗兰·巴特的角度来看，林呱的绘画专业知识可能被称为他的“真实—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得名于他的肖像画正是通过它们完全正规的品质使它们的这种拟态景象很容易跟真实景象联系到一起。[46]

在对并没有以一种有效的形式介入的图画的解读当中，也正是这种“真实—效应”多多少少会造成一些错误。正像伯驾在盖伊医院的经历所展现的，那些图像本身都会产生两种非常不同的解释:它们可能既被理解成医学传教活动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所起的作用是成为由西方介入所造成的一种后果“之前”的图像，而在另一方面，它们也会被看成是在医学畸形发展的中国“自生自灭”的一大明证，在这当中，它们所编码的东西并不是跟中国人生命本质相关的一种确定了的暂时事实。

尽管后面的这种解读跟林呱应伯驾请求而绘制这些肖像画的真实情况在事实上有所出入，但却“正确地”表现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即，这是对肖像画所表达的是什么以及为何这样展现的一种合法性解读，这是一种对“真实—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就是说，肖像画正是通过对英式风格的娴熟掌握而兴旺发展起来。在对肖像画如何产生作用的问题加以考量之后的，则是对它们在更为共时性语境的阵痛之中所表现出的意义加以历史性的准确解读——对于这一点，伯驾早有准备——而在这种语境当中，它们在伯驾加以纠正之前就已经在盖伊医院表现出来了。这两种解读，揭开了图画与时间(time)及现实主义(realism)的拟态性关联，并分别表现出这样的语境，在这种语境当中，它们对痛苦体验的再现最终将被解读和理解。

由于图画所优先表现的是病人而不是肿瘤的摘除，因此，在肖像画中展现的人所体现的是他们生命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在此时此刻，他们的躯体将不再像肖像画中那样被观看。出现在大多数肖像画中的分离因此也出现在所表现的“人物”与他们的肿瘤之间;在这些肖像画绘制之后不久，正是这些人肖像最为显著的再现事实已经从他们的身体中移除出去了。在手术之后，身体的“恢复如初”成为(become)或者重新成为(re become)一种没有了曾给予观众以巨大想象力冲击的瘤子之后的自我，而这就在绘画之前就一定已经存在的一种长着瘤子时候的特殊生活和在绘画之后没有瘤子的生活之间形成了一种摇摆不定的意识。这些肖像画，它们不断重复绘制，展现了人类历史中绝无仅有的一个以这种方式被绘制下来的那群人的阶层，因此，就在生存与死亡之间找到了一条平衡的界线。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表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体再也不值得用油画来表现了，并在其自身的文化与媒介表现的消失点(the vanishing point)[47]上显现出来。

图3. 2 伯驾文献集，71号。吴进兴(Woo Kinshing)[48]，49岁。耶鲁大学哈维·库欣/约翰·惠特尼医学图书馆提供。

肿瘤的神秘性，作为一种表现媒介，成为每幅图画的表演者(raison d'être)，并展现出对肖像画效果的视界重组。在文化精英的肖像画中，经由油彩和画布，个人将其自身转化为一种公共客体，这种公共客体能够维系单独个人与他/她所从属的社群之间的关系，肖像画的主要功能因此就成为单独个体的公共维系。那些在公共空间中曾大放异彩的人物，如今成为被画者，在画笔下被永久地记录下来。但是，在林呱的画作中，那些被画者很难说有过他们的“私人”生活，至少是跟伯驾、林呱以及其他广州精英人士所生活的世界没什么关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任何这类隐私只有在他们从来没有机会进入的某种公共生活的关联中才能确立起来。因此，这些病人的组合表现可能就被看成是一种对肖像画通常力图抓住的某种非常关系的不可能性的一种再现。更确切地说，那些肖像画为被画者所确立起来的“公共”生活只是从肖像画本身的事实中才显现出来，它们转而将其存在归功于那些肿瘤的出现，而这些肖像画中所记录下的肿瘤，后来在手术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肖像画上完全不提被画者的名字的原因所在。在一位广州商人看来，林呱的一幅肖像画可能已经被看成是物质上的实例化，是他私人生活的公共事实的再现形式，这种姿态就使私人生活变得具有公共可视性，同时也表明了子孙后代的敬仰之情是可以用钱来买到的。但是，对于伯驾的病人来说，手术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肖像画以物质化例示了病人公共生活的私人事实，所获取的更多的是这些肿瘤作为公共物体的可视性，而不是这些肿瘤的消失。在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当中，这些病人中的一个人会发现已经画好的他或她自己的肖像，最希望说的并不是“这是我”，而是“这是曾经的我(而不再是如今的我了)”。[49]

我们看到了这种分析是如何在单个病人层面上的发生作用的，在手术之后，那些人可能过上的没有肿瘤困扰的生活，在肖像画和伯驾的医案当中都没有留下记录。但是，它所起的作用跟中国的个人卫生史有着紧密关联。这些病人之所以会长这么大块肿瘤的原因，正在于中国医生不会动外科手术。良性体外肿瘤在美国或英国早就能摘除了，这种技术经过一小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就被引入中国。林呱的画作所记录的，就不仅是千奇百怪的肿瘤的消失，而且还记录了这些肿瘤整体性的消失，而随着西方外科手术技术的传入预示着这样的前景，即，随着肿瘤经常出现在肖像画当中，随着在当中所体现的身体与景观的一种功能性扩展，不会再有能够被画到画里的那样大的肿瘤了。故而，肖像画所记录的，就不仅是作为个体的病人的那种消失不见的表现视界，而且还是一种对身体的某种特定体验的正在消失中的医学视界，这种体验所仰赖的虽然是19世纪中叶中西方医学之间一系列相当明显的差异，但却必须使西方观众看起来像是一种跟中国民众相关的返祖、离奇的过去岁月的化石遗存。[50]正是在这种观念下，那些肿瘤记录并保存了关于时间的双重体验:活生生的、个人的时间在任何既有的身体之上延续下去，而这些人未来所想象的、暂时的延伸则消失不见了。前者标志着所遭受并不得不忍受的几乎无法想象的疼痛的历史，而后者所指向的则是消除并击败疼痛的一段时光。从第一段时光向第二段时光的运动正是所有肖像画最终的、在某种程度上单调无奇的主题，如果从历史角度去考虑伯驾在这些肖像画上的影响的话，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这样一种视角下，肖像画的基本任务就是去记录伯驾在华进行外科手术的故事，以表明一种暂时性的“之前”(before)在随后的“之后”(after)确立了传教士医疗救助的慈善可能性。但是，正如伯驾偶遇盖伊医院展出的肖像画的故事所揭示的，这种历时性的解读，在肖像画本身戏剧性的视觉影响之下，很容易就消失不见了。对那些不知道它们来龙去脉的人来说，这些肖像画所捕捉到的并不是关于中国现状的某些事实，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他使任何一幅肖像画变得紧张，目的就是为了刻画出被画者的主体人物，例如正饱受困扰的疼痛，这是苦恼上的一种延迟时刻，这种疼痛的强度可以用肿瘤的大小以及我们对其附着物的认同来衡量，这就威胁到了肖像画所表现的无限拓展的疼痛时段，将其展开到被画者生命中所有暂时性的和主体性的方方面面上。正是通过肖像画的这样一种视角，对伯驾来说，就错过了它们最基本的“关注”对象，对这些肖像画的绝大多数学术解释都仅仅采纳了这样一种共时性观点，允许肖像画所形成的内在机制去影响我们对它们原初意图的探求。确实，一幅肖像的完整图景意味着必须意识到它们至少部分是通过对再现作品的两种看似不相容解释的周而复始的真实历史的方式而形成的:伯驾的历时性解读，在这种解读下，肖像画成为他整个传教过程的明证，而在由它们背景所激起的视觉震撼以及组成图像的各部分的某种结合，体现出一种更为共时性的视野。[51]

对于林呱画作的共时性结构，斯蒂芬·拉赫曼(Stephen Rachman)已经进行了很到位的分析，他指出，图像所蕴含的能量所仰赖的是在两种彼此不同的审美模式——“相似”(likeness)与“表现”(representation)之间的一种强有力的形式运动，而这两种审美模式对于画布上的主要表现客体有着不同的影响。拉赫曼引述了伯驾评价林呱画作的片言只语当中的一条，这一评价出现在对一个名叫刘阿金(Lew Akin)[52]的病人的医案中:“我真是托林呱的福，他把那小女孩画得像极了，并且把那个瘤子也画得很准确”。拉赫曼写道，伯驾可能“用一种老式的、传统的观念来看待‘相似’，把它当成是一个表示(人物)肖像相似性的术语，而将‘表现’当做一种表示客体相似性的术语，一种暗含着形象上的现实性的惯用法——用‘相似’来形容人物，而用‘表现’来指称事物”(MM， 145)。[53]拉赫曼进一步指出，在收藏的一些画作当中，肿瘤和人物之间的内在紧张标示着“两种观看的路径”，在第一种观看路径当中，观看者会注意个人的面部特征，以及“标准人类的广泛类别，究竟是男是女，年长还是年幼，沉鱼落雁还是相貌平平，或者就是对中国人的族群分类”，而在另一种观看路径当中，双眼“通过分类来观看客观对象，所采用的是医学或其他某种体系”(MM，146)。通过这种观察，拉赫曼对伯驾病人林叶(Leäng Yen)[54]肖像画进行了进一步的系统解读，认为她似乎有意将她的脸隐藏在自己那只环绕着一个巨大的、紫色的肿瘤的手的后面。要让她相似的话，就像让她有所表现，拒绝林呱肖像画中的文化宽容行为以及那种画布上的永生，林叶揭示了整个肖像画系列的潜在动机(她没法展现她的脸庞并挡住肿瘤)，而且为她自己获取了对她表现命运的某些边缘性掌控力。[55]

在林叶肖像画中的“相似”与“表现”之间的这种内在紧张，在图画收藏品当中随处可见，它同时在两个层面上凸现出来。一方面，这些画作经常会在描绘肿瘤的美学表面的同时兼顾病人身体的特征。在另一方面，一位女性耳朵上带着的吊坠跟她脖子上生出的瘤子样子很像;而在另一个医案中，一个年轻女孩患有坏疽的脚跟她母亲裹的小脚模样差不多;在又一个医案中，一个男性像托着六弦琴那样托着他的瘤子;而在景观中，“相互组合而成的机制与结构……在病理学、人体以及环境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隐含着的隐喻关系”[56]。在这些医案当中，“表现”与“相似”之间的运动在画作组成的层面上发挥着作用，而那些肿瘤令人震惊的奇特性被融合到画作的视觉空间当中，通过这种重复逻辑，在审美领域中变得易于理解。那些肿瘤的表现性特征——它们的形状、颜色以及位置——从而发现它们自身在画作所表现的可视范围内的其他一些特征相比，这些肿瘤的形状很相似，但却大了一倍。

建立在这些肖像画的构成结构基础上的“相似”与“表现”之间的关系，就像由这些画作所隐含的叙述确立起的过去与未来时间之间的关系，通过其两种特征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的生产，形成了对林呱画作的一种解释性支架。这两大阐释策略，组合—共时性( the compositional synchronic)阐释方式和叙述—历时性(the narrative diachronic)阐释方式，在元批评的层面上形成了它们自身的一种辩证关系。在这当中，就像历史上确有其事一样，这些画作在对它们与传教医疗计划关系的阐释和它们与画作形成的一般历史的关系之间来回活动。在这些阐释当中，似乎没有哪一种能占据上风。它们从属于不同的观念领域;而画作意义的全部范围都在那些领域之间的空间当中，这种空间因此就囊括了画作所有的意义范围。

但是，所有的这些阐释都是在画作真正表现或者想要表现的东西之后做出的，假如这些画作是肖像画，并不是医疗传教的历史文献的话，或者是“相似”与“图像”之间关系的完全形式化地表现的话。肖像画之所以像肖像画，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出现在画作中的人物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表现”出他们的疼痛。他们十分坚韧，从画上看，他们那神秘而又不受干扰的脸庞，似乎不怕观看者对他们所长的肿瘤品评一番。

图3. 4 肉瘤。伯驾文献集，无编号。杨氏(Yang She)，20岁。 耶鲁大学哈维·库欣/约翰·惠特尼医学图书馆提供。[57]

回到关于“表现”与“相似”的话语，它以某种方式出现，通过这些方式，任何既有的被画者的“相似”性不管有没有表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我们都可以开始去思考关于这种表现状况的问题，这是画作对他/她身体某一部分出现的肿瘤所具有的一种主观意识。“表现”与“相似”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就进入到画作的组成结构当中，进而形成了肿瘤及其景观之间的一种关系，似乎恰恰就要在它看似最需要的时候垮掉:在这里，它向我们表达了一种人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作为绘画的假定主体的个人能够表现出跟从他/她身体中逐渐生长出的客体的某种主体性关系。这种缺失或冷漠的总体影响使主体对肿瘤消失有所体验，并进而表明了伯驾病人在对待他们的肿瘤方面有着强大的忍受力。但是这种忍受力正是使某种被称为疼痛的客观表现(它的明证、它的“表现”)可以对一个人身体内活跃着的意识中的疼痛加以定位的主体事物(它的“相似”)从那里解脱出来后的古怪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疼痛的“表现”及其“相似”、其主体维度与客体维度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通过疼痛在认识论和文化上的共生而确立起整个辩证结构。疼痛跟人类纯粹真实性的关联，它要求我们大声哭喊出来，以使这种真实性播撒到外部世界当中，并使之在文化的空间中加以体认。在这里，主体被看成是一种表现上的回路，在这当中，将使我们从疼痛的客观证据(肿瘤)转到它们的主观表现(在脸上)的那种转变并没有出现。

图3. 5 肉瘤与乳房。伯驾文献集，耶鲁大学哈维·库欣/约翰·惠特尼医学图书馆提供。

韩依薇(Larissa Heinrich)[58]对回路的回应已经将病人表面上的冷静看成是英式庄重风格的要求。[59]这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却无法解释在伯驾文献中到处出现的客体与主体疼痛之间同样分裂局面的出现，而这种彼此分裂的局面最明显地表现为医学传道会外科手术报告的一大特征，这些报告中的文字部分源自于对跟林呱类似的绘画风格的非难。韩依薇进一步补充道，除了这种英式庄重风格之外，这些画作还将“那些伯驾想要跟他的西方观众进行沟通的中国病人的身影，以及对中国人以及那些遭受似乎不可思议的可怕疾病的人们而言的伯驾自身的身影”维系了起来(215页)。这就更接近我想要表明的，虽然我不想将伯驾当成是在图画或者医案中那独一无二的表现者。与此相反，正如我在下文所要说的，在肖像画和医案中出现的主观疼痛与客观疼痛之间的分隔，在疼痛的辩证关系中注入了一种哲学观，而这，形成了伯驾理解他中国病人的主要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背景以这些如此激进的方式展现出其局限性。唯此，伯驾只能勉强将其记录下来。

将那些画作放到文献的更大背景下考虑的时候，我会追随它们自身历史回路的指令行事。尽管如今这些肖像画带给我们的是迄今为止关于伯驾毕生工作的最引人注目的象征，但这并不是历史上那些与伯驾同时代的人接受那些医疗传教工作信息的主要方式。这些信息毋宁是通过伯驾的外科手术学习而获得的，它们包含在医学传道会的系列季度报告的众多相关信息当中，这些东西定期在《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tory)[60]上重印，并在美国分发。较之那些画作，医案有助于伯驾获取国际声望，并成为他关于中国人生活状况与医疗服务的信息来源，实际上，这恰恰就是那些医疗传教组织所期望它们社团能够提供的“有益文献”。[61]

在为1846年化学麻醉术发明铺路的那些年里，正如你在下面的引文中所见的，伯驾用冷峻的笔调记录下了病人对外科手术疼痛的反应。

在为林叶截肢的手术中:“病人在作出决定之后，完全无视疼痛的感觉，并在手术切除肢体的时候还看了下骨头。”(First and Second， 60)

“共接收了十二位(唇裂)病人，其中的一些在手术后一个礼拜就痊愈了。这些小孩子的坚强忍耐力令人印象深刻，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他们表现得几乎对疼痛没有感觉。”(“First report，” 9)

1675号病例，梁阿兴(Leang Ashing)[62]，27岁，摘除脸部肿瘤:“在切开表皮并割除肿瘤的过程中，他没有动一下肌肉，面不改色，也没有作深呼吸，常常被误认为是没有知觉;但是假如跟他说话的话，他的回答既谨慎又准确。”(“Fourth quarterly report，” 4)

吴氏(Woo She)[63](4016号病例)，切除乳腺肿瘤:“她的忍耐力超出了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在摘除肿瘤的过程中，她很少呻吟，而且在她被从手术台上移走时，她握紧了手，用一个仿佛啥事也没有发生过的微笑表情，感谢那时在一边帮忙的那位绅士。”(“Seventh quarterly report，” 8)

4903号病例，朱应良(Choo yihleäng)[64]，鞋匠，摘除他脖子右侧的肿瘤:“在手术过程中，这位病人非常镇静，没有发出呻吟声:当被问话时，回答的语调很平缓，并且多次跟主刀医生说不用担心。”(“Eighth quarterly report，” 11)

杨康(Yang Kang)[65]，35岁，脸部肿瘤:“病人很坚强，第一刀切开时，他沉静地说:‘有点疼，医生。’”(Report of the MMS for 1844， 4)

“病人以英雄般的坚韧之心忍受着手术的痛苦，没有去注视伤口，在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就说会儿话。”(Report of the MMS for 1844， 10)

在为郭世海(Kwo Sihai)[66]进行截肢手术时:“截肢正抓紧进行，考虑到他流的血以及经历的时间，病人还是很好地忍受着剧痛，不一会儿，他以平常的语调说话了。”(Report of the MMS for 1844， 17)

跟那些画作一样，这些医案通过表现一种令人吃惊的、英雄般的坚忍，体现出中国人与疼痛的一种关系。同样，跟那些画作如出一辙的是，它们通过表现出肿瘤与个人、“表现”与“相似”之间的一种惊人断裂，进而形成这种坚忍之心。病人那“平常”的语调，就像是想象画中那些没什么表情的脸庞一样，一次次地跟无法转译的行动(转译的非行动？)联系了起来，通过这种方式，疼痛的客观迹象并没有以主观反应的方式展现出来。[67]

让我们回想下伊琳·斯凯瑞(Elaine Scarry)[68]对正进入语言的疼痛的表现结构所作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说，在这些描述中的，处于危险关头的是感知(perception)与拟态(mimesis)、疼痛的客观可见迹象与其主观表现之间的关系。这种区别造成了斯凯瑞所说的源自于一种文字或隐喻性创伤的疼痛的“代理语言”——对一场外科手术的描述，一个肿瘤的图片——与并非源自于这类创伤而是对疼痛的主观表现之间的不同。用叙述学术语来说，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就像是描述和叙述之间的差别，其中的一方作为对事实所作的动机不明的复述，是一种后来力图被法国新小说派(new novel)[69]付诸实践的完全客观的现实主义，而另一方则是一种具有指导性的和有意为之的巡回表演，它所假定的拟态化目标是一种正在叙述中的或者已经叙述完成的主体意图。

总而言之，人们可能会说，疼痛的语言是在这两种表现模式的鸿沟中形成的。与疼痛相关的任何既有文化关系统治了那些从一方转译到另一方的表现作品，并建立起既施用于疼痛—语言的内容，也适用于疼痛—语言的形式的规则。比如说，决定了在拉手指头上长的倒刺时会发出多大的声音，在悲痛时应该怎样恰当地表现出来，凡此等等。这种约定，在人们可能称之为疼痛的描述性“迹象”——可见的或不可见的伤痛——以及疼痛的叙述性“表现”之间确立起一种关联。在这当中，合理的表现使主体有权让她/他的疼痛被人知晓、并可能使之被同情甚至怜悯，而诸如抱怨之类的不合理表现则被一笔勾销。[70]

对于疼痛的任何既有表现因此就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再现，而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本身，就其作为表现为总体上的文化审美的再现而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种审美并不仅仅决定着疼痛的任何既有表现的适当文化内涵;而更多的是组织起了一种在人们可能称之为疼痛的“公共”迹象与其主观表现之间关系的整体领域。创伤的转喻工作，体现在其身体表现上，体现在描述的内容当中，或者体现在心灵痛苦当中，体现在对某种公认事实(比如家庭成员的去世)的报道当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底线，这种文化底线抗拒着那些能够被评价的疼痛的主观表现。在疼痛的感知迹象与其主观表现之间的这种运动正是我所称的疼痛的文化审美问题:这一系列代码形成了从描述向叙述、从通过对一种文化规则的实质性客体化所确立起的疼痛向对来自单一主观视角的疼痛的某种关系的叙述——“有点疼，医生”——的运动。[71]伯驾关于他病人对外科手术疼痛的反应的报告，因此就不仅仅是对一系列医学事实的记录，甚至还是对疼痛体验的文化差异的明证。由于疼痛的主观表现必须牵涉到人物从内到外、从意向到表达的转变。因此，病人(作为报告中的“人物”)可以说正在表达一种表现性的风格，也就是说，报告正叙述着的主体同时也是记录者，但他本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作为一种对疼痛作出反应的体系，伯驾病人所表现出的态度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事实而最简单地加以描述，即，它将“疼痛”分割为伯驾只有通过意识观念才发现的一种损伤——也就是说，疼痛的完全描述性的或“真实”的迹象——以及伯驾希望反映那些损伤的面孔与声音的主观叙述。在一种期望并鼓励从内部到外部的拟态转变中，伯驾病人所表现出的风格最明显地表现为一种再现的缺失或失败，正如“面无表情”(expressionless)(描述脸部)和“自然而然”(natural)(描述声音)这些词语所表现的那样。伯驾对这些病人的描述因此就继续展现了一种人为的——也就是说，人造的或者主观的——表现方式的缺失，并通过他深入表现领域的外科手术而带来身体上的损伤，换句话说，跟伯驾本人如出一辙的是，在他进行某种程度的叙述或打上性格烙印之前，就已经在客体细节上加以编码了。而关于伯驾对这种缺失或失败频繁观察的最明显的事情，就是他自己似乎从未注意过它。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将他对特殊病人的观察转化为一种中国人对受苦态度的一般理论，而且在他1841年的筹款信中也确实坚称，尽管有明显的反对之声，但是中国人的痛风和英国人的痛风都同样痛苦不堪，中国人受的苦和英国人是一样的。

在使用“风格”(style)来表示跟写作风格(literary style)不一样的某种东西的时候，我希望坚持的，不仅是对伯驾医案报告中提到的病人的品性加以细致再现，而且也要使“风格”这一词汇具有更广的意义，其中就包括了“态度、立场、姿态以及意识”[72]。换句话说，我想要确认的是，那些生命的模式是在人类主动性背后的主观与文化力量的表现方式。在认为伯驾中国病人表现出了一种风格的基础上，我进而想要在深刻的身体危机关头寻找到具有真实性的不同于身体疼痛的一种“原生态的”或“自然的”反应，并进而在此开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尽管对它的内里和不受质疑的真实性具有一种垄断性的当代意识，但疼痛还是一系列表现与文化代码的产物，这些代码恰恰决定着真实性在真实当中是如何确立起自身的，以及主观与客观真实之间的关系。

要想做到这些，就应该让当时的读者将这些中国病人看成是某些跟林呱肖像画或者伯驾医案报告中那些受虐的表象所不同的东西。毫无疑问，尽管那些肖像画和医案报告是今天人们能够对伯驾病人加以研究的唯一路径，但还是有必要将病人的角色看成是与疼痛相关的“制造者”，而不是将他们仅仅看成是一种审美装置(肖像画)或者非虚构类型(医案研究)的不幸对象。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想要恢复那些底层话语，而毋宁是去认识历史真实，即，这些病人对伯驾医案研究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作为这些研究中感知能力的控制主体所扮演的角色。

当然，伯驾的病人并没有将他们自己想象成一种风格的塑造者;甚至连伯驾也没有表达他对这些病人所做作为的观念上的理解。但是，伯驾对他病人正常声音加以如此频繁的报告这一事实，表明了这些病人在外科手术中的一些反应对他来说是在疼痛经历上的一个重大的文化差异，他发现这种差异值得加以一一描述。随着这些生动经历被加以专门关注，广州眼科医局(Canton's Ophthalmic Hospital)[73]的参观者完全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疼痛;人们到医院来是因为他们希望能被治愈，而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向这位名医展示中国人神奇的忍耐力，或者为接下来几百年当中的学界阅读者展现关于麻醉的某种新观念。在将病人当成某种无意识产物的过程中，伯驾(也无意识地)感觉和描述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作为一种表现风格而被感觉和描述下来。我只想说的是，就像伯驾和林呱所做的那样，这些病人都从属于将同情跟中国维系到一起的一般历史传统，在这当中，本书中的每一个主体，从亚当·斯密，乔治·梅森到彼得·汉德克，都参与其中。

如果我们去观察在化学麻醉传入之后伯驾外科手术报告中出现的情况的话，就能估量出这种表现模式的重要性。在1848年关于眼科医局活动的报告中，伯驾写道，他已经“拜斯普耐(D. N. Spooner)先生阁下的善行所赐……收到了来自波士顿的杰克逊(C. Jackson)吸入器，杰克逊是这一发明的创始者，同时也收到了大量的硫酸醚，还有后面这位先生的一份专门解释他的操作步骤的信件”[74]。伯驾在一位农民身上试验了这一步骤(25870号病例):“43秒后，他手臂肌肉突然松弛了，同时停止了吸乙醚，进入了一个没有感觉的状态，于是被放平躺下，而头部垫起……他的脉搏加速了，双眼呆滞、神情恍惚。于是我的学生关韬用3分钟将肿瘤摘除，并扎紧3条动脉。在这一过程中，他丝毫没有感觉。由于一直血流不断，因此我们用了冷水。刀口被缝合前在空气中暴露了8分钟至10分钟，到这个时候，乙醚对其神经系统的作用才开始减弱，病人开始对针刺感到疼痛，特别是在缝腋窝的时候。伤口包扎完毕，病人被放到病床上，这时他抱怨说缝得太紧了，但是他对手术过程中的切割却没有记忆。”在伯驾所报道的其他案例中，其中的第十五和十六号报告中使用了麻醉术，其时间跨度从1848年到1851年，但他似乎在1849年将硫酸醚麻醉改成了氯仿麻醉。[75]

这种发展形成了社会科学家所称的“自然实验”( natural experiment)，这就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检验这样一种假设，即，这些医案报告(以及林呱所绘的肖像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们所表现的中国病人跟疼痛的关联，它们对表现“风格”的再现。在这过程中，疼痛的感知标记并没有转译为拟态化的表面——各种面孔和声音——而通常是通过将其从事实转变为经验的方式来表现疼痛的。下文对伯驾用化学麻醉术进行手术的报道:

“在吸入气体三分钟之后，尽管还能对问他的问题能够加以机智回答，但在肿瘤被快速切除的时候，却既感觉不到手术刀在切开刀口，也感觉不到针在缝合创口。”

“结石被取出来了，病人还处在氯仿麻醉之中。当他醒来后，他问是什么时候切开的刀口，我们给他看了结石，他就明白了。”

“在手术进行期间，她仿佛安然入睡，在将动脉扎紧并缝合后的十多分钟时间里也是如此，在我们跟她说话时，她醒了，脸上恢复了自然的表情，她将眼睛往下一瞥，嫣然一笑:‘瘤子没了!’”[76]

在麻醉术发明后不久，后两条引述的故事类型就构成了外科手术报告的一大主题:进行了一次手术，病人醒来后询问整个手术的来龙去脉。[77]这种结构出现在中国语境当中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报告非常类似在麻醉术发明之前的岁月当中伯驾疗治病人的医案报告。让我们特别关注下林叶的病例，她右臂肘部之上的部分被截肢:“这位病人……在手术切除肢体的时候还看了下骨头。”在这里，一位病人，她的手臂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被切下来，她提出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成为麻醉成功的故事的经典修辞。在第一个事例中发挥作用的叙述结构作为对中国人惊人忍耐力的见证，在氯仿麻醉的奇迹中再次得到印证。

对于这种迹象所作的论述或许太多了，在伯驾的医疗活动中，麻醉所产生的影响之一是抹去在麻醉术出现之前的时代伯驾病人所表现出来的再现风格的可视化表现。但是，更为惊世骇俗的观点认为，在19世纪中叶将主体从手术台移除出来，将外科手术操作步骤从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对峙(confrontation)转变为一个专家与一个物体之间的一场遭遇(encounter)。一旦某位病人被麻醉，他或她跟外科手术疼痛的个人或文化关联对外科医生的手术经验来说就变得毫不相干了——确实，它变得不怎么相关;它消失不见了。这种对于接受伯驾麻醉的某位病人提供支持的“自然实验”，所展示的既不是她跟疼痛的文化关系，也不是身体和自我、肿瘤和个人的某些被选取来加以表现的组织。它所表明的只不过是麻醉的效果，在使病人失去意识的过程中，也将身体从一种“自然的”也就是说活生生的自我中解脱出来(而伯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认为病人从麻醉的睡眠中“苏醒”过来)。这就告诉我们，通过病人的“自然表现”所体现的身体与自我的和解(reconciliation)被伯驾描述为一种“回归”(return)。

进而，一种对伯驾医案报告中的变化加以思考的办法，就是将其看成是一种更为一般化的麻醉转变的象征，这种转变定义了近代医学与外科手术病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病人在麻醉后，只不过变成了一种身体—事物，一种没有人格的表象。考虑到疼痛的语言和文化经验的审美、表现维度所依赖的是一种将感受到的“外部”疼痛的表现性“内部”带入到一个公共世界中的主体的存在，随后，人们可能会说，在麻醉下进行的外科手术所产生的疼痛，由于并没有被一个具有掌控力的主体所体验，因此就不再具有表现性。

但是，这并没有解释尽管麻醉术的产生带来了表现上的巨大转变，但为什么伯驾用来描述他手术的语言仍然没有发生改变。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历史视野，诱使人们将中国病人所起的作用看成是麻醉后生命的预期期待。围绕这些主线的解读认为，在对他病人进行外科手术的经历当中，将伯驾和中国人区分开来的文化差异在根本上起到了一种进一步警示的作用，他所处理的中国人的身体因此就变成了由对疼痛的胜利(或者用更反乌托邦的话来说，是人类所感觉的整体死亡)所定义的一种麻醉了的现代性的象征。在第6章中，我将花更多的笔墨去论述一种麻醉的现代性和中国人的苦难美学之间的关系。但现在，我想指出的是，这种奇怪的无差别将伯驾对那些中国病人在麻醉前的描述捆绑到了他对这些病人在麻醉后的描述上面，通过否认差异，伯驾档案当中意义最为深远的“非现实主义”时刻，这是他的报告所推定的客观的、描述性的语言隐藏了一种差异的时刻，而这种差异却在公开场合被遗漏了。这种失明的时刻在文体方面有所记录，在这当中，他的病人跟疼痛的关系所发挥的作用就扩大了一倍，或者以讽喻方式来说，这种(对于并不具有“叙述性”的描述而言)文体结构并没有或者说无法加以关注。[78]

最终，可以认为在伯驾的文章中，这些病人表现出来的与疼痛的关系也能被看成是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在他的作品中着魔似地表现了出来，但却没被意识到。正因如此，我就转而认为，医案研究所构建的不仅仅是在医案报告(集中在对疾病与外科手术的表现上)以及性格研究(集中在病人的相似方面)的混杂类别中的一系列表现，而且还是一种表现性本身的喻指。[79]在后者的角色当中，病人所体现的风格——这种风格的主要审美特征就是从内部到外部、从感知到拟态的移译，进而形成伯驾对疼痛与主体性之间的适当表现性关系的假定的拒斥——这就从内部为伯驾医案报告开启了诉说一个跟伯驾所能设想的任何事情所不同的关于疼痛的其他类型故事的可能性。对伯驾医案研究所作的一种解读认为，那里所出现的一种表现风格似乎表明，关于中国人感觉迟钝的经典故事如今已成为一个开放性话题，而这，只要在视角上稍稍改变一下，就能够在同时形成一种主动展现的表现性风格的可能性。这种风格对于疼痛与主体性之间适当关系的假定，就意味着对内部与外部、经历与表现之间的对立加以论断的一种审美模式加以大规模的拒斥。这种对西方美学经典代码的违犯可能或被描述成是一种审美缺失状态，这并不是对审美的拒斥，而不过是审美的缺失，它将表现性体现成是一种从在场到拟态的运动。

尽管对表现的惯用模式的暗中破坏在同时发生，尽管它们从属于一样东西，但伯驾病人所象征的是关于中国人疼痛感觉的更为宏大的历史性工程，因此就要弄清楚作为整体的全书的主题。通过这种解读，它们确实为我们展示了非写实在表面上的可能性，用阿萨德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身体的认识论地位”加以展示的表面可能性，而这并没有使我们回到我们在思考疼痛与语言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或者伯驾)希望看到的代表性关系的类型上面。假如有人将这种非写实、审美缺失状态或者非审美想象成为病人自己的“抵抗”的话，人们就很容易陷入一种伴随着后殖民混杂性理论而来并形成对民众的类型化划分的概括当中。在这过程中，对阐释(或者表现)的任何抵抗都被看成是对一种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式拟态的偏离。但是，这种解读对于尽可能弱化这种抵抗造成了不良影响，因为在对一种主观姿势的表现的反抗当中，它回到了曾经抛弃的表现领域上来，非审美如今“正在表现”(以一种政治的方式，也以一种拟态意识的方式)属下的主体地位以及他/她在跟这种主体地位的关系方面的代理角色。因此，对这种回归加以抵制就显得至关重要，这将使我在这里所定义的无风格能够脱离主观归属而存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使它能够保存众多的陌生性(strangeness)，并确实在这种阐释的层面上扮演着这种角色，这就使这种无风格在其自身的历史语境中变得非常有意思，名义上对穿越拟态线(mimetic line)的“拒斥”(这并不是一种拒绝(refusal)，而是一种缺席(absence)或否认(negation)，一种跟某物(something)并不相对立的无物(nothing))，这使我们能够轻松地从描述(description)转向叙述(narration)，从客体性(objectivity)转向主体性(subjectivity)。

故而，将所有工作都放到类似这样的档案文献上来似乎会更好，从个人角度上看是文献集，没有实际人物牵涉其中，但我们仍然会意识到这样一些方式，在这些方式当中，档案文献确实像一个人，但又确实不像一个人。而在这里，人们可能会认为，档案文献向我们所展现的表现结构最重要的单一特征在于，对非审美场景(所有的那些画作与医案报告)的连续记录这一事实的看似自相矛盾的对抗，原先从来没有成为记录或评论那些被如此多地加以记录的事物的能力。尽管非拟态的事实是这类档案文献的心理或历史上的盲点，它的这种症状注定会一次次回归，却从来没能加以认知。假如档案文献曾经是一个人的话，它就在精神病学家的病床上处理这种创伤——一种它自身非存在的最初场景，一种对它所依赖的记录与表现的事实的否定——在那里，通过一系列代价高昂的交流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它无情地逃向自身消失的那个理论位置，最终将出现的问题将会通过将一件事情加以分解而得到解决。

对于我们来说，将盲点归结到那些将伯驾跟他病人结合到一起，以及他们两者跟林呱维系起来的历史复杂性中或许更有意义，并且应该将其看成是这样一种时刻，在这一时刻当中，跟一种深刻的认识论上的和拟态的他者的遭遇既被记录下来，同时也被忽略了。但不管是记录，还是忽略，都告诉给我们那个瞬间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对这种差异的记录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假定情况上来，在伯驾笔下所表现的情况就跟斯凯瑞的诸多近期作品所述的一样，疼痛跟某种特定类型的表现彼此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开，是某种将主体与客体、文化与本体论以一种不可动摇的和必须加以辩证看待的方式连接到一起的类型的特殊体现。当那种辩证关系没有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像是异样的、残暴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伯驾会如此孜孜不倦地认为中国人的人性跟他自己是一样的，就能够不再仅仅在一个元叙述的层次上去讨论他的医案报道所一直描述的那些事情。在档案文献中所捕捉到的，被用一种冷漠的精准度对真实内部的这种造成问题的差异的此在性(being there ness)加以记录，这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摄影的标指式逻辑。在侦探小说当中，那些不引人注目的线索，在无意识中被隔离在图像的背景当中，这就表明了超越所有人类意图的真实，并力图用一种无懈可击的洁净明了，来消解阴谋与行动上的神秘性。这不那么真实。但是，如果伯驾的档案文献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某些线索的话，它就具有这样的可能性，即，在西方“认知方式”发生巨大转变所要求的同情交换类型上，中国人的情况是跟经济交往的历史相联系的，非常依赖一种集中在疼痛的主观表现与客观叙述的表现性交换上的关系。随着本书论述的逐步深入，尤其是在第5章一开始，我将对这一线索所留下的蛛丝马迹穷追不舍，通过对再现与拟态的论述，来勾勒出近代同情史的这种有趣的第三层维度，在我看来，这种维度最终所体现的是我们对疼痛和表现的当代思考方面的有限性，并将表明，我们对疼痛的本体论逻辑的理解是如何完全从属于——即便看似超越了——在其中出现的同情与中国的话语叙述的。

4.饱受煎熬的结石病

很难准确描述这样的一个时刻:在这一时刻，一种文化上的分类会要求芸芸众生在它自身的权威之下去逐步削平历史性上的高低不平，并据此通过众多轶事性“证据”的转换来证明这种科学事实。假如人们能够在中国人对疼痛反应迟钝的历史中确定这样的一个时刻——尤其是在中国人对个人痛苦的不敏感，而不是对他者痛苦的无动于衷的类型语言当中——它所处的位置已经超出了伯驾对当时中国所作的记录，而间接地，这种时刻与伯驾记录的关系，就像天气跟一场雪崩的关系一样。不管是韩依薇还是吉尔曼，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伯驾医案研究以及林呱画作一定已经影响到了看过这些东西的观众。而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再生产了那些统治着帝国主义者种族主义观念的原始性与野蛮性的一般话语。但是，他们所作的分析无法延伸到伯驾本人;虽然伯驾为那些画作付了钱，并且写下了那些医案，但他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时候的所思所想仍然毫不知晓，也并不知道他是否相信对于中国所作的任何概括会从他一生的工作中得出来。伯驾对他自己活动的持续不断的写作，从来没有从描述转向叙述，人们可能会说，这些写作也从来没有在他所做的这些活动和这些活动的意义之间形成一种关联。不管是对他而言，还是对某种更为宏大的历史来说，除了在他耶鲁求学岁月中所遇到的一些宗教危机时刻，他几乎从来没有谈论过他自己的内在生活。[80]

对探究他个人主体离奇空缺(blankness)的整部伯驾档案文献中的自身动机或者他所疗治的那些中国人的经历的意义和价值的探究却没有成功。这种空缺与画作或医案报告、甚至文档中那些最稀奇古怪的对象的不幸命运、几小盒尿结石那些极具可读性的表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东西在所有情况下都喋喋不休地、编码式地、用数字形式表现出历史特征，而从这种历史特征当中，它们逐渐浮现出来，而那些人的身体则被转喻、提喻并再现出来。恰恰是这种反差使得档案文献变得如此具有强迫性，因为这些文献性材料的复杂含混似乎就成了伯驾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回应过的事情——尽管他记录了这些事情，写下了这些事情，为画师付了钱，或者将之收集在盒子里。

在跟他所收集的物体与文字材料的这种主体性中立关系当中，伯驾档案文献也展现出一种人们称之为“风格”的东西，在一种认知性的立场或态度观念下，并没有跟伯驾某位病人对疼痛的表现相差太多。就像“有点疼，医生”表现了在缺乏对声音的发声方式相同表现的转译的内容层面上的疼痛在身体上的表现，伯驾文献集所记录的是他生活中的经验性内容——所做的手术，看到的病人，取出来的结石——但除了它最“天然的”之外，却没有表现任何其他的内容。也就是说，这是它最黑暗和最“客观化”的形式与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说，被当成伯驾人生结晶的档案文献本身，重演了跟痛苦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看上去令他对医案研究深深着迷，因此他所收集的材料就证明了这些东西能够对19世纪的“疼痛困扰”产生影响，而没有在主观或历史前景方面带来物质或观念上的证据，或者就认为，除了隐含的内容，它是很值得加以收集的。[81]

但是，这些档案文献所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却被它露迹于耶鲁大学这一特点所表现出来了。在这里，它所包含的文字与客体的完全累积，就像是在一次跨国交易过程中任何瓷杯或漆扇的迭盖作用一样。只是那些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拐弯抹角参与的交易，垄断了这一时期美国跟中国的彼此交流，它的这种边缘性是由这样的事实加以衡量的，即，尽管林呱为广州高官巨贾所绘制的肖像画如今悬挂在一些西海岸的博物馆当中，但他为伯驾病人所绘制的画作几乎全都被大学图书馆收藏。但是，这些收藏品的价值，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易的客体，不应该完全被忽视。毕竟，它处在一个囊中羞涩的欧洲人和一位不知名的中国满大人(官员)之间一种假设性的金融交易的叙述编纂当中，这种叙述编纂是支持伯驾医学传道会的整体性认知结构，在经济上来看是最广阔也是最值得思考的。当然，伯驾的档案文献中没有什么中国财宝，但当时伯驾所收集材料中的信息与表现却在事实上成为伯驾在拯救众多中国病人(有些人实际上是当官的)的生命上的物质性回归——跟他一样，郭雷枢和裨治文早已预言，他所保存的医案书“最终将会成为珍奇而又具有启发性的文献，而且还能对中国国民与社会生活的内里加以深入洞察”。

在这种背景下，档案文献中最具有表现性的，或许是收集在黄色塑料盒中，并像林呱的画作一样被储藏在图书馆地下室中的40颗肾结石。这些钙、镁和磷酸盐的沉积物，其中至少有一个是伯驾从一具尸体当中取出来的，这些结石成为伯驾在广州20年的哲学与实践基础的中国人死亡与西方命运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物证。[82]跟画作或医案一样，中国人生命的这些非常直白的“内里”将客观的疼痛——最大的结石周长有七英寸——跟主体性的一种总体否定结合了起来，因为在那块石头的案例当中，主观叙述的可能性已经从客体的物质表面完全被疏散出去了，它的“自然性”表明了深刻的身体疼痛，但并没有表现出来。尽管这种钙质并没有用任何文件证明战争的军事暴力促使伯驾可能在眼科医局一直工作下去，这些结石在耶鲁档案文献集中的出现，只不过表明了对经济所驱动的暴力行为下西方人道主义叙述的最美好一面的历史，而这使得这种叙述有可能加以拓展;毕竟，它们无法被装到图书馆的一个盒子里面，而数次鸦片战争也无法使中国的全部领土都向西方传教士“开放”;而且他们肯定也被他们那些受苦者当中的一些人杀死，而这种情况并没有被呈现出来。

到19世纪末，那些使中国生命与西方金钱形成均势的结石开始具有一种更为字面的和天然的形式，就像美国政治家和劳工组织者从伯驾文献中以最无言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中国人对疼痛无动于衷的一般化语言当中借用而来，并用那种无动于衷来为反对加利福尼亚移民劳工的身体与司法暴力所作的辩护一样。通过将那种暴力看成是在西方的财政成就与某些中国人的死亡之间画上等号的另一种重复，进而将对中国满大人的假设性谋杀以及伯驾那只尿结石盒子看成是一个竞争不怎么激烈的时代的过时影响。这种重复性如何被计算，以及那些表现与文化作品的故事如何将之塑造出来，就成为了下一章的主题。

【注释】

[1]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1921—1988)，英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一生著作宏富，影响深远。——译者注

[2] “感觉结构”是雷蒙·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他用“感觉结构”表示一种对某一独特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也是雷蒙·威廉斯的专有术语，是他对“文化”的一种最广泛的定义)的感知。雷蒙斯认为，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产生的特殊的现存结果。有评论者指出，雷蒙斯的这种“感觉结构”与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互通。——译者注

[3] 杰克·比彻姆:《中国的鸦片战争》(Jack Beeching， The Chinese Opium Wars) (London， 1975)， 39。爱德华·吉利克(Edward Gulick)作了财政方面的估量，他认为中国在19世纪30年代每年的鸦片贸易价值高达1500万美元(《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1973]， 81. )。(中译本:[美]爱德华·V·吉利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译者注)

[4] 导致这两场战争的除了那些实际发生的事变之外，还有双方的文化误解(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但它们只是提供了一种靠武力能够达成的东西;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的结果之一，就是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要对当时的战争史有基本的了解，可参见Beeching的作品;关于贸易活动，可参见亨特·贾南:《十九世纪的中英鸦片贸易》(Hunt Janin， The India 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efferson， N. C. ， 1999);对于危机事件的学界解读，可参见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James Hevia， English Lessons :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Durham， N. C， 2003)一书的第一部分(中译本:[美]何伟亚著，刘天路、邓红风译:《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译者注);关于何伟亚(Hevia)，可参见苏源熙:《中国与世界:一个传统主题的故事》(Haun Saussy，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Tale of a Topos，”)《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68:2 (June 2007)。

[5] 对中国在文化想象中所扮演的真正世界角色的这种强调，不应该用来弱化形象和语言的重要性，哪怕是在诸如战争这样真实的事件中也是如此。鸦片战争商谈订约的重要部分就是对特殊中文词汇的使用和翻译方面的正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导致”战争的原因之一)。参见刘禾(Lydia Liu)所著的《帝国的政治话语: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2005)(中译本:刘禾著，杨立华译:《帝国的政治话语: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译者注)中对中文“夷”的英译问题争议所作的更为深入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另可参见何伟亚所著的《英国的课业》(English Lessons)。

[6] 伯驾(Peter Park，1804—1888)，美国来华传教医生，外交官。1804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随后又在该校兼修医学和神学课程。1834年受美国海外传教部派遣到中国传教，途中曾在新加坡居留一年，学习华语，并进行医疗及传教活动。清道光十五年(1835)到达广州，得当时广州巨商伍怡和的帮助，在新荳栏丰泰行开设眼科医局，于当年11月4日开始接诊病者。不久，为扩大业务范围，遂把眼科医局改名为仁济医院(1865年改名为博济医院，即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并设立病床，收容病人住院治疗。道光十六年，为更好地开展传教活动，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传教医生郭雷枢(T. R. Colledge)及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联名发起组织“广州医学传道会”(Canton Medcial Missionary Society)，任副会长。1855年升任美国驻华公使，并辞去仁济医院院长职务。1857年回国。从1879年起，出任“中国医学传道会美国分会”会长。他的主要作品有:《阿默斯特自传及日记》(Amherst Memoir Journal)(写作于1826年3月20日至1827年9月30日，现藏于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哈佛大学藏伯驾日记》(Harvard Journals)(现藏于哈佛大学美部会档案馆)、《从新加坡途经琉球前往日本旅行记》(Journal of an Expedition from Sincapore to Japan， with a Visit to Loo choo; Descriptive of These Islands and Their Inhabitants; in an Attempt with the Aid of Natives Educated in England， to Create an Opening for Missionary Labours in Japan，1838)、《在华行医记》(Notes of Surgical Practice among Chinese)(载《医学月刊》(Monthly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66: 393-398 (1846年))、《致中国医学传道会的报告》(Report to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u， for 1841-184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等等。——译者注

[7] 关于伯驾的诸多生平材料，我利用的是爱德华·V·吉利克(Edward V. Gulick)的《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1973)(中译本:[美]爱德华·V·吉利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译者注);下文引用时简写作PP。伯驾所创办医院的名称至少部分反映了由当时中西医学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一系列医学上的雄心壮志;眼部疾病，尤其是白内障，由于中医对此束手无策，因此在中国大地广泛流行。医院的中文名字“博济医院”出现在医院入口的招牌上，反映了伯驾这样的观念，即，他的医院在说中文和英文的读者看来，所作的是不同的工作。拉赫曼(Stephen Rachman)认为，允许依靠圣经的指引，用眼科学成就来使盲人重见光明，这是以在中国读者眼里视而不见的医院英文名称的方式所作的一种指示。(《死亡的象征:林呱的图画，伯驾的病人》(“Memento Morbi: Lam Qua's Paintings， Peter Parker's Patients.”) 《文学与医学》(Literature and Medicine) 23. 1 [Spring 2004]， 142. )下文中对拉赫曼一文的引用简写作MM。

[8] Gulick认为，伯驾通常不会记录他失败的医案;鉴于绝大多数病人在治疗之后不久就回家了，跟伯驾没有进一步的接触，因此无法估计他所作治疗的长期效果。

[9] 约翰·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1904—1982)，曾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被誉为风险投资之父，俗称“Jock” Whitney，曾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纽约先驱论坛报》出版人。——译者注

[10] 托马斯·哈斯克尔(Thomas L. Haskell)，现任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思想史，代表作有《客观性并不是中立:历史中的解释方案》( Objectivity is Not Neutrality : Explanatory Schemes in History) (1997)等。——译者注

[11] 哈斯克尔在关于“资本主义和人类情感的起源”(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的两篇文章中最早作了这些论述，随着大卫·布莱恩(David Brion Davis)和约翰·雅狮威(John Ashworth)在托马斯·本德主编:《反对奴隶制的争论:资本主义与废奴主义》(The Antislavery Debate : Capitalism and Abolitionism， ed. Thomas Bender) (Berkeley， 1992) 一书中对他文章的回应，这两篇文章也被再次印刷出版。我发现哈斯克尔对同情起源的论述之所以具有说服力并发挥作用，是因为它们避免将同情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想象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共谋的活动，以及身处劳动阶级之上的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很明显，同情的拓展，在很多方面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的探索精神，并跟欧洲人在国内外对抗他者的众多暴力行动同时并存(正如戴维斯就废奴主义一事所指出的:“在英国工业化初期反对奴隶制力量的日益增强，至少在废奴观念与一个逐渐浮现的资产阶级利润之间部分地发挥了调适的作用”[Bender， 308])。和全书的很多其他部分一样，本章是站在对这种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加以探究的角度上加以组织的，并没有对同情的拓展问题仅仅以任何道德上“错误”的方式或者仅仅作为欧洲和美国精英人士的一种观念工具的简单方式来加以论述。在我的分析中，更倾向于哈斯克尔的类型化解释——他被看成是韦伯主义者，而我是在一种更为福柯式的框架下加以解读的——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追寻一种定义一个时代的思想可能性范围的历史轨迹(福柯)，并认为，相对而言彼此不相干的行为和信仰体系，可能通过建立一整套一般原则的方式，使两者都能被合法化，并维持下来(韦伯)。

[12] 《就中国的医疗问题写给约翰·阿伯克龙比的信》(Statements Respecting Hospitals in China Preceded by a Letter to John Abercrombie，M. D. ， V. P. R. S. E. ) (Glasgow， 1842)， 7.

[13] 在这种争论的修辞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旅行和资本流动技术方面的变化是如何得到所需的道德同情距离感的进一步支持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和从世界另一侧过来的人之间的差别，随着像伯驾那样远道而来帮助别人的人的出现，而大为消解。

[14] 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MD， FRCP， FRCS， 1796-1879)，英国人，在格比公学毕业后，他继续在莱斯特医院(Leicester Infirmary)和圣多马(St. Thomas)医院学医。1819年，他先是受聘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医，1826年任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办事处的外科助理医生。1827年，他在澳门开设了一所眼科医院，1832年，郭雷枢移居广州，另设广州诊所，以治疗眼疾、脚病及其他疾病闻名。后来，他又任职于海员医院。1836年提出《任用医生在华传教商榷书》(Su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主张宣教医师是宣教事业不可缺少的力量。1838年在广州成立中国医学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郭雷枢担任会长。——译者注

[15] 裨治文(E. C. Bridgman，1801—1861)，美国公理会在华传教士。美国马萨诸塞州人。1826年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1829年获得安多弗神学院学位。1830年来广州，师从马礼逊学习汉语。1834年与郭士立共同组织益智会，任中文秘书。1836年参与创办马礼逊教育会，并任该会通讯秘书。1838年开设博济医院。1839年任林则徐的译员，曾到虎门参观焚毁鸦片。1841年获纽约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844年任美国公使顾盛的译员和秘书，参加订立《望厦条约》。1847年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新约》翻译代表委员会会议。1850年译完《新约》后，继而进行《旧约》翻译，次年2月译就。1854年任美国公使麦莲的译员。1857—1859年担任亚洲文会首任会长。他曾创办并主编《澳门月报》，刊载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等资料。他主张用武力强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打开中国门户;认为传教士应不受中国法律约束而深入内地活动。晚年主要从事《新旧约全书》新译工作，1861年在上海去世。——译者注

[16] 中国医学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又译作“中国医药传道会”，1838年在中国广州成立，郭雷枢任会长，伯驾、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外科医生、怡和洋行股东，1784—1843)和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博物学家、传教士、外交官，1800—1845)任副会长。中国医学传道会首要的任务是结合医疗与传道以彰显基督教信仰的实际价值，同时协助在中国发展西方医学，促进中国的医疗现代化。1845年，中国医学传道会分裂为二，部分会员在香港成立香港医学传道会。中国医学传道会后来改名为广州医学传道会(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一直存在到1925年。此外，在1886年，中国医学传道会的专业重要性被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医学传教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所取代，该传教会由广州博济医院嘉约翰院长担任会长，上海同仁医院院长文恒理(Henry Williams Boone， 1839—1952)为副会长，早期会员均为外籍或华侨医师。1925年中华医学传教会改名为中国博医会(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1932年，中国博医会被合组为中华医学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此机构一直延续至今。——译者注

[17] 伯驾:《中国的医疗问题》(Peter Parker， Statements Respecting Hospitals in China)， 7.

[18] 郭雷枢、伯驾、裨治文:《为全体基督信众，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基督徒之意，关于建立医学传教会的倡议》(T. R. Colledge， Peter Parker， and E. C. Bridgman， Sugges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fer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all Christian Nations， more especially to the kindred nations of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nton， 1836)， 9.

[19] S·威尔·米切尔(Silar weir Mitchell，1829—1914)，美国著名的神经学家。——译者注

[20] 引自戴维·莫里斯:《疼痛文化》(David Morris， The Culture of Pain) (Berkeley， 1991)， 39。S·威尔·米切尔还顺便疗治了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她的代表作《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就是对米切尔所用方法的专门批判。(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1860—1935)是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中的重要作家、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吉尔曼年幼时父母离异，少女时代的她曾立志不婚，但在24岁时改变初衷，和查尔斯·华特·史德森(Charles Walter Stetson)结婚。史德森是世纪交替之际典型的美国男人，只要妻子守在身边崇拜他，对吉尔曼的文学理想不以为然。生下女儿之后，吉尔曼的身体精神状况每况愈下，于是只得求助于S·威尔·米切尔。他的治疗法是强迫病人完全休息，提议吉尔曼不提笔写作或画画。根据这个医疗经验，吉尔曼写成了著名的《黄色墙纸》。《黄色墙纸》是吉尔曼最有名的短篇小说，是美国早期女性主义代表作之一。小说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由数篇日记连缀而成。叙事者“我”的丈夫是一名医生，他认为“我”患有临时性神经衰弱症，因此将“我”关在二楼卧室，要求“我”安心静养，不准从事任何工作，尤其是写作。房间里四壁空空，然而“我”却对房间里那张黄色墙纸的颜色和图案着了迷。“我”整天写日记来描写那张墙纸，似乎嗅出了它的颜色的味道，最后，“我”发现在墙纸图案的背后，有一个女人在爬动，似乎想从墙纸中爬出来。为了解放那个女人，“我”把自己锁在房间，试图将墙纸撕下来。当“我”丈夫冲进房间时，他发现“我”正在房间四处爬行。丈夫顿时晕厥过去，而“我”则从他身上爬过。《黄色墙纸》自1892年发表以来，一直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理想文本。有人认为，《黄色墙纸》谴责了19世纪医疗行业中普遍存在的男性霸权。——译者注)

[21] 马丁·波尼克:《痛苦的微分:十九世纪美国的疼痛、专业性与麻醉》(Martin Pernick， A Calculus of Suffering : Pain， Professionalism， and Anesthesia in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1985)， 166.

[22] 郭雷枢、伯驾、裨治文:《中国医学传道会章程》，由郭雷枢、伯驾、裨治文签署，并附有备忘录与议程(T. R. Colledge， Peter Parker， and E. C. Bridgma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address” Signed by T. R. Colledge， Peter Parker， and E. C. Bridgman， with minutes and proceedings) (Canton， 1838)， 15.

[23] 第二个例子:通过医疗传教活动，医生们写道:“关于[中国]国内历史、思维方式、社会感觉，甚至他们内心和住处内部的所有事情，都是通过默想(contemplation)而得到的”(《中国医学传道会第一与第二份报告，以及议程备忘录、医疗报告等》(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 [Macao， 1841]， 8. )。这里再一次表明，将中国人“内心”(hearts)跟中国人“内里”(penetralia)靠近，这表明了隐喻是如何紧密地将伯驾在1841年筹款信中恳求资金的总体计划相互连系在一起的。

[24] “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德文为das Recht der Weltburger)是德国思想家康德最先提出的概念，他意识到西方政治哲学往往以最小政治实体的权利为基础，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政治哲学只能解释如何维护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的问题，而无法对整个世界的社会政治状况作出合理的解释，进而就会忽略整个人类和世界的权利与价值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康德指出，应该将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发展成为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这样的话，每个个人不仅具有各自国家的公民权，同时还因为具有“世界联邦”(cosmopolitan commonwealth)的公民权而成为“世界公民”。——译者注

[25] 此段中文译文引自[德]伊曼努尔·康德著，何兆武译:《永久和平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第7页。——译者注

[26] 康德:《永久和平论》，M·坎贝尔·史密斯译(Kant， Perpetual Peace : A Philosophic Essay， trans. M. Campbell Smith) (London， 1917)， 142。在之前的段落中，康德探讨了在非洲和美洲的欧洲帝国主义者在探访异国和异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非正义性，并对中国和日本“明智地”拒绝这些欧洲人进入它们国土而深表赞赏。(中译本:[德]伊曼努尔·康德著，何兆武译:《永久和平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译者注)

[27] 《中国医学传道会章程》(“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address，”) 13.

[28] 在诸众多其他著作中，可参见戴维·莫里斯(David Morris)与马丁·波尼克(Martin Pernick)的作品;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疼痛》(Arthur Kleinman， 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 :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New Haven， 1986)以及《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 The Illness Narratives : Suffering， Healing，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 New York， 1988);(中译本:[美]凯博文著，郭金华译:《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疼痛》，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美]阿瑟·克莱曼著，方筱丽译:《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译者注)关于疼痛的叙述，参见阿瑟·弗兰克:《受伤的讲故事者:身体、疾病和道德规范》( Arthur Frank，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 Body， Illness， and Ethics)(Chicago， 1997)，谢里尔·马丁利:《治疗戏剧和临床情节:叙事结构的经验》(Cheryl Mattingly， Healing Dramas and Clinical Plots :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Experience)(Cambridge， 1998)，以及罗塞林·雪伊:《疼痛的历史》(Roseleyne Rey， The History of Pain)，路易丝·艾略特·华莱士、J·A·卡登与S·W·卡登(Louise Elliott Wallace， J. A. Cadden， and S. W. Cadden)译(Cambridge， 1998)。(中译本:罗塞林·雪伊著，孙畅译:《疼痛的历史》，中信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

[29] 凯博文、保罗·布罗温、拜伦·丁·古德与玛丽-乔·德尔维奇奥·古德:《导言》，载《作为人类体验的疼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Arthur Kleinman， Paul Brodwin， Byron J. Good， and Mary Jo DelVecchio Good， “Introduction，” in Pain as Human Experience :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Berkeley， 1992)， 8.

[30] 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是纽约市立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人类学家，在后殖民主义、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礼仪研究方面作出了相当重要的理论贡献。——译者注

[31] 塔拉尔·阿萨德:《世俗的形成:基督教、伊斯兰教、现代性》(Talal Asad， Formations of the Secular : Christianity， Islam， Modernity) (Stanford， 2003)， 92.

[32] 吉利克(Gulick)， 105.

[33] 但这段插曲很令人奇怪。伯驾怎样才能不知道这些他于1836年至1840年间在广州制作的图画的复制品放在盖伊医院呢？或者说，这些图画是如何不经过伯驾之手而到达盖伊医院的？在对这些年作为医学传教士进行活动的回忆录中，伯驾的同事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声称，伯驾“向盖伊医院博物馆赠送了一批[画像]”(《在华的医疗传教事业:二十年之经历》(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1861]， 171. )。但是，假如伯驾亲自赠送这些画像的话，那他在1841年的旅途中只会声称他在那里“找到”(found)了那些画像，而在实际情况中，他是无意间发现(discovery)这些画像的。这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从广州随身带着那些图画的话，那这些画是怎样到达盖伊医院的呢？按吉尔曼的说法，这些画像“被伯驾在他的英国和美国之旅中使用，来向诸如波士顿医学会(Boston Medical Society)这类机构团体展现他的医案研究，以便为他的传教工作筹集资金”(《林呱与中国西医肖像画的发展》(“Lam Qu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Westernized Medical Iconography in China，”) 载《医学史》(Medical History) 30 [1986]， 62. )。此外，这种与盖伊医院画像的偶遇，也让伯驾的故事显得更有意思。因此，不管这些图画如何在伯驾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辗转到达盖伊医院(这就跟雒魏林的证言和吉尔曼的文章产生矛盾)，还是伯驾在他旅途中所写下的故事，都会造成误导。

[34] 这些油画作品大多收藏在英国伦敦盖伊医院戈登博物馆(Gordon's Museum of Guy's Hospital)、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Yale University Medical Library)和哈佛大学康威图书馆(Harvard University Countway Library)，以及马塞诸塞州塞伦市的琵琶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等处。——译者注

[35] 如今这些画像中的86幅收藏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哈维·库欣/约翰·惠特尼( Harvey Cushing/ John Hay Whitney)医学图书馆。23幅仍然保存在盖伊医院的戈登博物馆(Gordon Museum)中。吉利克曾说只有其他一幅收藏在波士顿的康威图书馆(Countway Library)，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拉赫曼认为其他四幅图画(吉利克对此似乎一无所知)属于康奈尔大学，另一幅则收藏在位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琵琶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156页注释2;吉尔曼曾认为五幅图画藏在康奈尔大学[61页注释9])。我所涉及的是属于耶鲁大学系统内的个别画像。

[36] 克罗斯曼在《中国贸易——外销画、家具、银器及其它》书中这样记述:“林呱的画室位于同文街16号，街道两旁均是由中国人所开设的各类商铺，它座落在十三行的丹麦馆和西班牙馆之间。林呱有十多个助手，在技法上紧随钱纳利的风格，甚至采用削价的方式和他争夺顾客”，“林呱画室一共三层，楼下作为美术用品商店，销售水彩画原料，这些货品放置在一个个外罩玻璃的柜中，同时也存放一些寄望欧洲及由欧洲寄来的绘画用品，如毛笔、盒和南京运来的以稻秆为原料制成的纸张。楼上有八到十位画师拉高衫袖，将辫子盘卷于颈上努力地工作，他们采用流水作业，所以产量很高”。——译者注

[37] 托马斯·劳伦斯爵士(Sir Thomas Lawrence，1769-1830)，英国摄政时期最出名的肖像画家，曾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长。他的作品气质优雅，是他所处时代最流行的肖像画家，代表作品有《G·F·斯托顿夫人在绘画》、《斯登夫人》、《乔治·汉密尔顿·戈登》等。——译者注

[38] 威廉·比奇爵士(Sir William Beechey，1753-1839)，英国著名的肖像画家，代表作有1797年的《乔治三世像》等等。——译者注

[39] 林呱最著名的被画者中“包括签订[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的耆英，‘开启鸦片战争的’林则徐，此外还有伯驾、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以及众多其他西方和中国显贵”(韩依薇:《婢女福音:林呱的医学肖像画》，载《交易的符号:全球环流中的翻译问题》，刘禾编( Larissa Heinrich， “Handmaids to the Gospel: Lam Qua's Medical Portraiture，” in Tokens of Exchange :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 ed. Lydia Liu) [Durham， N. C. ， 1999]， 243);他的作品曾于1835年在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展出，并出现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和法国展览当中。关于林呱的更多历史背景，可参见卡尔·克劳斯曼:《中国贸易:外销画、家具、白银和其他物品》(Carl Crossman， The China Trade : Export Paintings， Furniture， Silver and other Objects) (Princeton， N. J. ， 1972)， 25 - 39，以及Heinrich， 242 - 44;另可参见韩依薇(Heinrich)的《图像的来世:中西方之间身体病理的转译》(The Afterlife of Images :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N. C. ， 2008)一书，该书第二章是就是我这里所引用的一篇文章。柯律格(Craig Clunas)在其《中国外销水粉画》(Chinese Export Watercolors) (London， 1984)一书中也简要谈及了林呱。历史记载中的林呱和将水粉画卖给乔治·亨利·梅森的蒲呱之间的不同，既表明了广州和西方之间内在互动和交流方面的巨大转变，也表明了每个画师在绘制西式高级艺术品方面的相对差别。到了19世纪中叶，在中国，除了商人和水手之外，各类男人(也只限男人)都能从事这项职业，这一事实被1825年至1852年在澳门和广州定居的英国艺术家乔治·钱纳利所证实，他所绘制的华南和当地贸易与外交精英人士的画像和风景画，成为这一时期在广州活动的西方侨民活动的一种至关重要的视觉记录。至少据某些报道而言，林呱最初是从钱纳利学习绘画(一开始当他的油刷清洁工)这件事情表明，在广州中西社团之间的“商贸活动”中包括了那些并不专指出口贸易的行为领域，而到了19世纪三十年代，位于华南的外国人“社团”中的一些成员积极主动地将他们自己的文化转变为他们为之服务或与他们共事的中国人的文化上来。

[40] 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英国著名印象派画家，在早年到中国的画家当中享负盛名，被视为19世纪东方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画家，其作品深受印度、香港以及澳门人喜爱。钱纳利描画的各地风貌亦为后世历史研究留下不少的资料，他绘制的《火灾前的大三巴教堂》、《广州十三行》、《章官的屋顶》和《香港皇后大道中街景》等，是研究澳门、广州和香港近代史的重要参考文献。——译者注

[41] 这种关系的细节是很粗略的。克罗斯曼似乎很肯定地认为林呱曾跟钱纳利学习过，拉赫曼和韩依薇并不这么肯定。克罗斯曼引述法国旅行家——外号“老尼克”(Old Nick)的保罗·埃米尔·道兰德·福果斯(Paul émile Daurand Forgues)所提到的两人之间的冲突，钱纳利曾说林呱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画家，他的唯一功劳就是从他那里偷了一些模型和方法”，而事实上，林呱能设法压低钱纳利画像的出价，因此就使他的商业成本大为降低(26)。在这两种抱怨中——中国企业家是一个依靠从西方偷来的“秘密”发家致富的模仿者，而劳力开销则使他能够跟西方竞争者进行价格战——人们可以发现这种经典的争论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42] 玛格丽特·茹尔丹和R·索米斯·简宁斯:《十八世纪的中国外销艺术》(Margaret Jourdain and R. Soame Jenyns， Chinese Export Ar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0)， 15.

[43] 托马斯·萨利(Thomas Sully，1783-1872)，著名画家，早年生于英国，后长期在美国生活，擅于描绘肖像和历史场景。——译者注

[44] 韩依薇(Heinrich)， 244。克罗斯曼在关于林呱的章节中认为，收藏在美中贸易博物馆(Museum of American China Trade)的伍秉鉴(浩官)画像据信最初是由一个英国人绘制的;韩依薇向我提供了关于萨利轶事的来源。“英式风格”和“中式风格”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不仅仅是西方偏见的产物，而真真切切地渗透在林呱画室的商业模式当中。吉尔曼引用威廉·法内·德·萨利斯(William Fane de Salis)的话，认为在1848年，一幅“‘英式风格’的图画值10英镑，而且‘画法精湛、视角准确’，而一幅‘中式图画’只值8英镑，因为‘比例和视角都不准’”(61)。

[45] 罗兰·巴特:《真实—效应》，载《语言的沙沙声》，理查德·霍华德译(Roland Barthes， “The Reality Effect，” in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 Berkeley， 1989).

[46] 图3. 2 伯驾文献集，67号。这个病人没法动手术，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耶鲁大学哈维·库欣/约翰·惠特尼医学图书馆提供。

[47] 消失点(Vanishing Point):指绘画中的某一特定的点，在此点所画的平行线，从透视角度看来，都汇聚在一点。——译者注

[48]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49]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整套收藏品当中只包含一种先后顺序，在这当中，所医治的病人在他胳膊截肢之后得以再现。韩依薇将这两种画像之间的不同看成是对西方医药对其主体——包阿兴(Po Ashing，音译——译者注)所起疗效的一种叙述。尽管这种特殊画像可以说破坏了我在这章中所罗列的一般原则，它的表现在我们将包阿兴看成是像伯驾所知(而且正如他那样为之自豪的)是中国第一例外科截肢手术对象时体现出了意义。而第二张画像可能因此恰恰表现了包阿兴的肿瘤被摘除“之后”的情形，它也是关于截肢本身的一幅图画。顺序在包阿兴作为一个人物方面所体现的“兴趣”——这可能是通过它的前—后结构特征，从表现拓展到叙述上来——因而必须被看成既是两幅图画的一种单一顺序，同时也被当看成是表示两种具有不同医学指标的肿瘤和截肢的两幅彼此区分的图画。他的肿瘤没有了，包阿兴的画像通过他的截肢也再次凸显出价值，这种截肢手术使他再次穿越了表现的界线，并使他的私密性变成公开性。

[50] 正如吉尔曼和韩依薇都曾指出的，那些画像收藏品倾向于塑造一种民族和疾病之间的滑动转喻(slippery metonomy)，正因为如此，中国病人使西方观察者确认了一种“双重耻辱——首先是病理学的迹象，其次则是野蛮的迹象”，而这超越了单个人的特殊性，将之拓展到被想象成是“某些惊人疾病的来源和成因”的中国的一种特征上来(吉尔曼，65;韩依薇，255)。尽管中国和英国的发烧病症可能差不多，但生活在泰晤士河、查尔斯河沿岸的那些病人和生活在珠江三角洲的病人却并不一样，而那种不同，尽管可能会增进同情，但对中国的国家/民族身份却没有什么帮助。

[51] 对跟接近伯驾自身的历史环境中的后一事例的解读，认为伯驾在1845年对位于波士顿的医学协进会(Society for Medical Improvement)展出的28幅林呱画作所作的未署名评论:“对于天国中的我们同类来说，这些东西的恣意增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它们的比例是如此不协调，并展现出如此奇怪的形状和范围——而中国是如此遥远，中国人在我们观念中是多么抽象——那些病人的三角小眼、长辫子、黄皮肤以及东方环境背景，使我们难以忽视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即，存在着一种丑陋难看的、毁灭性的疾病，对此，我们的提口角肌(levator anguli oris)会忍不住抽搐一下，如果不是不人道的话，至少也是跟西方的情况高度不相称的。”假如肿瘤令人感觉很滑稽的话——提口角肌的肌肉会使嘴唇作横向运动——这是因为中国和中国人那种“遥远的”、抽象的特征使观众对图像的历史起源“视而不见”;它们变得很有意思，恰恰是因为这些图画从历史中移了出来。在这种叙述中，最为关键的是这种历史性迁移是如何通过对中国人那些分散、特别的种族、文化和地理特征的叙述性分类而实现的——他们的繁复色彩、他们的眼睛形状、满人式辫子等等。将中国人从同情范围中移除出去，这种情况只是因为他们“远在万里”才会发生，但是，这种移除在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评论者自身非人性的意识，但又很快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即，从这种评论者至少认为足以将中国人看成是需要他去消解的认同中形成的。因此，这种神秘而又颇不人道的笑声，是以将肿瘤感觉成是稀奇古怪之物的肌肉运动方式所进行的一种描述。这一评论发表在1845年5月21日的《波士顿内外科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身)(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32. 16)上，并在劳伦斯·韦斯切勒:《威尔逊先生的神奇壁橱》(Lawrence Weschler， Mr. Wilson's Cabinet of Wonder) (New York， 1995)，第140页中被引述。韦斯切勒在引述中，所推测的评论作者是奥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52]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53] 正如吉尔曼所指出的，这种双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19世纪早期医学图示从示意图向拟态表现的一种巨大转变，同时也伴随着这样一种信念，即，自从疾病因人而异，“可辨明身份的病人的图像作为一种特殊病理学上的载体”成为任何既有疾病最有效的图例(63)。吉尔曼进一步写道，到了19世纪中叶，关于病人是疾病特殊载体的观念被取代了，至少在肿瘤的病例中，通过对细胞病理学的强调，病人在医学图例中消失了，他被“疾病的标记——肿瘤所取代”(65)。

[54]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55] 拉赫曼将这种姿势看成是林叶对她所受医疗措施的一种反抗行为，在这当中，她一再拒绝对伯驾的治疗表示信任或感激。拉赫曼的这种解读表明，在一般西方人所接受的图画中那些各种时刻的表现，能够通过一种对某件特殊工艺品及其与描述病人情况的医案研究相关细节的关注而被消解。通过在医案研究的文字材料——伯驾当然是这种材料的来源——以及图画的表现领域(其中就包括了图画所捕捉到的被画者愿意被画下来的全部细节)之间的来回移动，拉赫曼对伯驾的档案文献作了个人和历史方面的区分。按照吉尔曼、尤其是韩依薇的说法，尽管这些图画可以说通过将之变成中国疾病身体政治的令人惊奇的寓言的方式，而将中国人展现出来，拉赫曼认为，对单独一幅图画的持续关注能够表明那些在西方文化和科学优越性框架之外发挥作用的意义。

[56] 韩依薇(Heinrich)， 256.

[57] 伯驾的描述非常简洁明了:“她生了一个瘤，从下颚和喉部垂下来。10年前开始长的。中部宽2英尺3英寸，长3英尺2英寸。下垂至脐，但坐着的时候尚未及膝。患者必须时常以支撑的姿势坐着，以免肿瘤将头扯低下来。在她住院以来的5个月中，她的病情愈发危急。肿瘤仅用时12秒就被摘除了，患者被包扎好后，在床上躺了24分钟。她第一次尝试走路时还很不习惯，因为已经卸下了这么重的‘沙囊’。12月17日，她带着仅两个月的活泼的儿子出院了，身体和精神上都很好。10月14日，她的爷爷来医院告诉我她很健康，还带来了些小礼物……”。以上内容转引自[美]爱德华·V·吉利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8页。——译者注

[58] 韩依薇(Larissa Heinrich)，1995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中国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其研究领域涉及现代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科学与医学的文学与文化建构问题等，主要论著有《图像的来世:中西方之间身体病理的转译》(The Afterlife of Images :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hapel Hill: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以及《体现出的现代性:中国文化中的物质性与表现》，韩依薇与马嘉兰合编(Embodied Modernities : Corporeal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Cultures， Larissa Heinrich and Fran Martin， eds.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译者注

[59] 韩依薇认为主体所表现出来的“意想不到的情感缺失”或许表明了“个体作为身体的这一图画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并将这种缺失归因于英式庄重风格的坚忍，在这中间，“身份的外部特征被投射到主体的风俗和所处环境当中”，并且转变了西方医学图例的习惯(250)。

[60]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在广州创办、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第一份英文刊物。它创刊于1832年5月，停办于1851年12月，共20卷，232期，每卷约600余页。该报所刊文章涉及的范围包括中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法律、博物、贸易、语言等方方面面，且详细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内容。这些记录均来自早期传教士的耳闻目睹，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研究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和中外关系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译者注

[61] 伯驾声誉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对他医疗工作的文字描述实现的;而那些图画，正如众多评论者所指出的，很少公开展出。(在20世纪70年代曾设想的一次展览被取消了[参见彼得·约瑟夫:《传教士医生与中国画家》(Peter Josyph， “The Missionary Doctor and the Chinese Painter，”) 载《医学诊断》(MD) (August 1992)， 6. ];拉赫曼写道，这些图画“很少被公众或学者看到”[156n2])。与之相反，那些医案报告却被广为传播，出现在伯驾写给约翰·艾伯克龙比(John Abercrombie)的一份公开信中，出现在医学传道会出版的年度备忘录中，出现在裨治文主编的月刊——《中国丛报》中，这份月刊是关于国内外的在华外国传教团体消息的主要来源。跟这些图画一样，医案研究既成为伯驾外科医疗活动的证明，也成为向读者介绍中国民众与疾病的民族志文献。

[62]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63]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64]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65]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66]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67] 我觉得，韩依薇在谈及伯驾“对他所认为的中国人忍受极度痛苦的独特能力加以固化和心含敬畏”时，只是一种推测(251)。对于伯驾在实际上究竟如何看待中国人“忍受极端痛苦的能力”的问题，并没有医案报告加以佐证;事实上，对于伯驾是否注意到他就中国人对疼痛的反应的持续关注问题，或者说他是否将之看成是中国人的“能力”，还没有具体的证据。伯驾对个人跟疼痛之间关系的描述和他对这种情况的毫无反应(nonreflection)之间的独特脱节，将成为我在下文所作分析的基础。

[68] 伊琳·斯凯瑞(Elaine Scarry， 1946-)目前任哈佛大学英美文学教授，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她在其名作《痛苦中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中指出，“一般来说，没有表达疼痛的言语，”所以“疼痛难以表达;而且，这种无法表达有着政治意义”，肉体痛苦在外部世界没有对象，“它不仅抗拒语言，还积极破坏它，带来一种指向前语言状态的即刻逆转。”——译者注

[69] 新小说(法文Nouveau roman，英文new novel)也被称之为“反传统小说”，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盛行于法国文学界的一种小说创作思潮，在哲学上则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柏格森生命力学说和直觉主义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虽然严格说来“新小说派”的作家们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创作团体，而只是有一种创作倾向，但评论界还是根据其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理念和特征，将某些作家归为“新小说派”。公认的“新小说派”的主要代表是法国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尔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等。“新小说派”的基本观点认为，20世纪以来小说艺术已处于严重的停滞状态，其根源在于传统小说观念的束缚，墨守过时的创作方法。因此，他们主张摒弃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方法，从情节、人物、主题、时间顺序等方面进行改革。新小说派同时认为传统现实小说中惯用的语言也必须加以彻底改革，因为这些语言由于长期重复使用已变为“陈套”或“僵化”，失去了表达现代人复杂多变的生活的能力。“新小说”的创作在70年代后渐趋消退，作为文学流派逐渐走向了消亡。但1985年“新小说”派代表克洛德·西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标志着“新小说”已经得到了西方学界的认可。——译者注

[70] 不出所料，在这种语境下出现的差异将会按照诸如种族、阶级和性别这样的社会结构而将自身不均匀地排列开来，在跟时代特别相关的疼痛案例中，也是如此。

[71] 支配拟态方式的这些原则，同时也支配着其内容。伯驾在提到那个说“有点疼，医生”的人的时候，所要表明的是:医案报告中之所以要提到杨康的这句话，是因为在其内容所形成的信息和以“冷静”方式表达出来的那种漫不经心的平静态度之间存在着这种令人惊异的差异。这句话将关注的重心从并不要求加以正式关注的疼痛表现转向了疼痛表现自身。

[72] 瑞贝卡·沃克维兹:《世界性风格:超越民族的现代主义》(Rebecca Walkowitz， Cosmopolitan Style : Modernism Beyond the Nation) (New York， 2006)， 2。关于比大多数文学批判宽广得多的分析意义的哲学基础，可参见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Nelson Goodman， Ways of Worldmaking) (Indianapolis， 1978)一书第2章。(中译本:[美]纳尔逊·古德曼著，姬志闯译:《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译者注)

[73] 1835年，伯驾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荳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 Canton's Ophthalmic Hospital)，被称为“新荳栏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开始主要收治眼科病人，它是著名教会医院——博济医院的前身。——译者注

[74] 《中国医学传道会年度会议备忘录;以及1848年与1849年广州眼科医局第十五份报告》(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 And Fifteenth Report of its 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 for the years 1848 and 1849) (Canton， 1848)， 13。伯驾对查尔斯·杰克逊发明麻醉术所做的贡献颇具争议，尽管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到1849年，美国国会曾就谁发明了这一疗法(另一位主要竞争者是威廉·默顿(William Morton))进行听证会，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杰克逊因精神病去世;默顿则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

[75] 《第十五份报告》(Fifteenth Report)， 13-14.

[76] 《中国医学传道会年度会议备忘录;以及1848年与1849年广州眼科医局第十四份报告》(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 And Fourteenth Report of its 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 for the years 1848 and 1849)， 12; 《中国医学传道会年度会议备忘录;以及1848年与1849年广州眼科医局第十五份报告》(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 And Fifteenth Report of its 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 for the years 1848 and 1849)， 17; 以及《中国医学传道会两次年会备忘录;其中包括1850年及1851年广州眼科医局第十六份报告》( Minutes of Two Annual Meeting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 Including the Sixteenth Report of its 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 for the years 1850 and 1851)， 21-22.

[77] 例如可参考朱莉·M·芬斯特:《乙醚节:美国最大医学发现的离奇故事以及制造这种现象的鬼魅之人》(Julie M. Fenster， Ether Day : The Strange Tale of America's Greatest Medical Discovery and the Haunted Men Who Made It) (New York， 2001)中的资料。

[78] “(与原物同形但材料不同的)仿制品”(skeuomorph)这个词是对文化原型的一种重要特征 加以模拟的一种客体的一种命名，例如用在枝形吊灯上的形状像蜡烛火焰的灯泡，以及一个计算机操作系统中由“0”和“1”构成的“文件”和“文件夹”。如尼古拉斯·盖斯勒(Nicholas Gessler)所言，仿制品是一种深刻的隐喻，它们隐喻编码的目的是为了向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它们适应新技术的相应信息。(《仿制品与文化算法》(“Skeuomorphs and Cultural Algorithms，”) http:/ / www. sscnet. ucla. edu/ geog/ gessler/ cv pubs/98skeuo. htm [2008年11月25日访问])。通过在一种新的客体自身表面制造这种信息，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本用户手册，仿制品在物质上标志着一种文化和技术上的血脉关系，在这中间，一种新的客体能够被体验和理解。如果伯驾在1848年之后对“坚韧”语言的使用是仿制品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在保持他使用麻醉术之前所使用语言的描述性特征当中，它为那些事实上可能并不曾从属的疼痛的关系史中那些被麻醉病人非同寻常的经历作了编码。这就是说，就算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伯驾病人和他们的痛苦之间的关系也被看成是一个表现风格上的问题，但在麻醉术使用的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伯驾可能已经保留了他在运用麻醉术之前所使用的描述性语言，因为这种语言已经进一步建立起了一种表现框架，在这种框架中，伯驾能够理解麻醉究竟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伯驾而言，实际情况就是，中国病人在被麻醉之后成为生命的一种预期想象。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伯驾在观察他们对疼痛的反应时已经预计到了世界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当中，化学麻醉被广泛使用，而是因为在描述新世界及其对他手术台所施加影响的时候，他借用了一种他已经得心应手的描述性的语言。尽管伯驾从未在医案报告的任何地方标明这种事实，但在实际上，对他来说，这些在使用麻醉术之后的医案在某种观念层面上将他的中国病人跟疼痛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对那些表示坚韧的言语的完全保留所要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表现风格的、能够在1848年之前的医案研究中看到的任何东西;它告诉我们的只不过是，对于伯驾(以及多年以后看他的医案研究的读者)来说，他所保持的语言的仿制品式特征，使麻醉之下的病人的行为能够通过一种从病人那里借用而来的、他自己早已熟悉的知识和语言矩阵(matrix)而加以理解。

[79] 有一篇文章，将医案研究类型的发展跟由它“对作为真实标志的细节的依赖”所形成的一种更为一般化的“人道主义叙事”(humanitarian narrative)的发展联系了起来，参见托马斯·拉科尔:《身体、细节和人道主义叙事》(Thomas Laqueur， “Bodies， Details， and the Humanitarian Narrative，”) 载《新文化史》，林·亨特主编(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 Lynn Hunt) (Berkeley， 1989)， 177。(中译本:[美]林·亨特主编，姜进译:《新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其中第七章:“身体、细节和人道主义叙事”。——译者注)

[80] 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吉利克所指出的:“伯驾的这一自我剖析并无微妙难解之处，但我们于其中的确可以感受到他充沛的责任感和巨大的动力”(12)。就算伯驾从广州写给他家人的信，也会用报告式的中立态度来掩盖他的情感内容;例如，在一封1867年4月2日写就的信件中，开头就用一整页的篇幅要求解释他写给家人的多少封信没有收到回复，紧接着就是这个句子:“我不会无端抱怨，只说事实”。

[81] 詹姆斯·特纳:《对野兽的清算:维多利亚时代观念中的动物、痛苦和人性》(James Turner， 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 Animals，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Victorian Mind)(Baltimore， 1980)， 80.

[82] 在医学传道会(MMS)的第十六份报告中，伯驾提到了一位死于结石并发症的病人，他“在艰难取得他的亲戚准许后取出了结石，而考虑到中国人反对任何尸检的偏见，这可以说是一大胜利”(11)。伯驾还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想要向一个家庭买下他之前一位病人的尸体以供解剖，但却遭到拒绝(参见韩依薇， 265-66);林叶曾一度要求伯驾就手术权付给她钱，伯驾没有照办(参见拉赫曼， 150)。那些图画就是一种类似协商的结果:伯驾记得林呱曾声称“因为切除[外科手术]没有收费，因此图画不收费”，这也象征着那些具有最深刻的视觉模式的客体必须跟作为经济价值的交易者和承担者的主体的表现工作打交道。正如拉赫曼所指出的，这种声称必须放在伯驾已经在1851年意识到他必须付给林呱25美元作为“肿瘤图画”的报酬的这一语境中加以解读(143)。“免费”一词出现在约瑟夫所著一书的第1页，以及拉赫曼一书的第142页上。

四、 中国人的身体，中国人的未来：19世纪晚期美洲的“苦力”

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图景是不值得一看的，因为它遗漏了一个时时刻刻充满人性的国度。而一旦人文理念在此生根发芽，一个看似更美好的国度就会扬帆起航。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戏剧、散文:写作与诗歌》(Plays， Prose: Writings and Poems)

1.中国人的入侵

在第三章的结尾，我们用一张装满一盒子肾结石的图像来结束这一章，对于横跨太平洋贸易而言，这种无言的证据使我能将出现在本书[1]封面上的结石看成是它们所属的档案文献的一种无言讽喻。那些结石的表现性展示——就像林呱画作中的表现性展示一样，使这一重要故事通过伯驾而在伦敦盖伊医院被“重新发现”——至少部分从属于将它们的当前状态从其源头区分开来的那种距离。跟某些奇怪的动物同位素的半衰期一样，不管它们所体现的反感或感情如何在时间和空间流逝中渐渐衰亡，它们还是能够安然无损地保存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

尽管这些人没法弄清楚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但是，那些结石在19世纪中叶从广州转移至耶鲁大学的迁徙之旅就成为19世纪后半期中国人移居海外这一更复杂活动的物质先驱。这些移民和旅居者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都会进入新大陆，在夏威夷或古巴的种植园耕作，在秘鲁的鸟粪石矿劳动，或者在美国西部的矿井和铁路上忙碌，要么就被当成是那些在欧洲和美国合法奴隶劳力消失之后所幻想的替代品。

到了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亚洲以及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力之间的关联，作为美国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种老生常谈，开始出现了。正如郑文浩(Moon Ho Jung)[2]所指出的，在1848年，“苦力”(cooly)这个从16世纪开始就用来指称印度和中国劳工的词汇，从“附录转移到了《诺亚·韦伯斯特美国英语词典》( Noah Webster's American dictionary)的正文当中”。而这一时刻，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废奴主义的兴起，“苦力”开始成为“世界各地广泛需求的契约劳工，尤其是在加勒比地区的热带殖民地”[3]。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4]认为，在1850年的大妥协前夕，在加利福尼亚决定是加入蓄奴州还是成为自由州的决定性时刻，蓄奴制在美国西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在它们的构成和背景上，是亚洲化的”，他声称，在亚洲化的地理环境和美国劳工未来之间的关联所起到的象征要远远好于他在当时困境中所能知道的东西，在当时，要等到20年后，才使苦力成为这种具有争议的角色。[5]

在19世纪后半叶，全美关于中国劳工的全国性讨论经历了几个阶段。在内战之前，不管是支持蓄奴制的作家，还是反对蓄奴制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抨击苦力贸易，每一方都认为这种苦力贸易跟非洲奴隶贸易尤其相似(它包含了一段同样悲惨的中间旅程[6])。而在某些情况下，它的情况更为糟糕，这都是美国奴隶制度的恩赐之物。[7]在1852年，乘坐美国帆船“罗伯特·布朗尼”(Robert Browne)号驶往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劳工发生暴动，反抗美国官员和船员，酿成了一场国际外交丑闻(当时正是由美国领事官员伯驾在广州调停解决的)，并将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中国劳工贸易中的暴力与剥削问题上来。[8]在美国内战正酣的1862年2月，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禁止美国公民通过美国船只进行“苦力贸易”的法案》( An Act to Prohibit the “Coolie Trade” by American Citizens in American Vessels)，他对人口贸易所持的北方善意立场的强调同样也强化了对苦力劳工的一种全国性共识。

那种共识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尽管越来越多地将中国人描绘成动物、异教徒、昆虫和野蛮人(后面将会更详细论述)，但是对廉价劳工的预期也同样足以促成位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美国移民公司(American Emigrant Company)在1863年应运而生，以便征募中国人来当“矿工、操作工(其中包括各个层次的钢铁工人)、织工以及农业工人、铁路工人以及其他劳工……费用合理的话，招得越多越好”[9]。六年之后，科尼利厄斯·库珀曼莎普(Cornelius Koopmanschap)公司出价，对美国首次引进中国劳工贸易的举动颁发了数百份委任状，“以便以一个人一百美元的价位，从中国引进数千名劳工”，安德鲁·戈洛瑞(Andrew Gyory)写道，“在进口中国劳工的丰厚利润上激起了一连串反应”，其中就包括了田纳西的铁路所有者以及从俄亥俄到密苏里各地的制造商的各种订单。[10]

对于我们来说，其目的与其说是关注众多美国人对来自亚洲的契约劳工所持态度的特殊性，不如说是关注这种态度形成与再生产之间的一系列关联之处。亚洲劳工所谓的特质——或者说像亚洲人这样的某种特定劳工类型的特质化——在整个19世纪晚期，对中国移民的控诉一直不绝于耳。而且，正如郑文浩所指出的，“从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和古巴，到19世纪90年代的菲律宾，美国一直在为它的对外扩张寻找借口”[11]。正是在这种对外扩张中，中国、劳工以及位于西方的美国之间的联合就建立起了一种用于思考亚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产，这种历史遗产贯穿整个20世纪，并一直延续至今。

有鉴于此，我希望对那些将一系列联合——加利福尼亚、亚洲或者亚洲特性、劳工——沟通起来的几种方式加以集中关注，而这一直在塑造关于中国劳工的身体及其对身体疼痛的关系的一种话语。这种话语借自于由美国和英国传教士塑造出来的关于中国的“专业”证据，并且在与“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和“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理论相关的历史与经济领域当中维系下来，而在它们跟大陆发生最初的关联之后，紧接着就出现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报纸当中。[12]这种表现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19世纪后半叶中国移民的争议。这种争议最明确的结构——来自“低等”劳工的威胁——被一直在一种没有面孔的中国劳工的身体当中加以提喻，而这些中国劳工的身体被理解为是他们种族和文化传统的一种副产品，成了他们对美国劳工(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美国)造成威胁的无法调和的来源。对疼痛的忍受、无动于衷，以及对与之相关的自由、快乐的无意识或盲从，和对既有历史的决裂，这种身体告诉给美国人的——或者更进一步来说，被他们用口技艺人的方式加以诉说——是一种许诺重写疼痛与人类之间关系的未来前景的最确定的可能性。

2.机器身体

一本1902年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13]的小册子想要鼓动永久延长《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14]——1882年通过的这一法案对来自中国的移民严加限制，并开启了一个基于种族主义的移民政策时代，这项法案一直持续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告失效——开篇就是对加利福尼亚历史上中国劳工状况的回顾。除了指出中国劳工在该州“已然成为一块淘金热土”的时候出现，而且他们使美国白人“感到危机重重或者不适”之外，这本小册子还认为，那些声称“离开了中国劳工，太平洋沿岸各州就无法像现在这样得到快速发展”的“亲华的感情用事者”需要按照一位“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医生”的回复进行反思:“对用像中国人这样的梦魇所实现的进步，就像是一个成长中的孩子背上长着恶性肿瘤一样。男性气概死亡之时，也是邪恶来临之日。”[15]将中国人比作一种梦魇的怨气就抓住了在1902年表现出的亚洲类型中那些没有繁殖力的性别和没有进步的发展之间的结合体来发难。关于中国人是国家社会肌体的寄生虫、对国家自身发展的阻碍、对国家发展养分的贪婪汲取以及只求索取没有回报的白眼狼心理，成为那些没完没了的抱怨之声的主题。早在20年前，詹姆斯·惠特尼(James Whitney)在字里行间就已经指出，中国劳工的出现切断了加利福尼亚“在所有潜在的物质和道德繁荣方面本该具有的发展的合法因素，她的发展水平本应比她今天的状况要强上十倍。中国劳工不仅阻碍了，而且还摧毁了这个州的正常发展，并给当地民众带来了罕见的负担”[16]。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这位匿名医生声称中国人对增长、寄生状态以及发展而言，就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癌症。

美国劳工联合会这本小册子几乎完美地将一种更长的表现史连结了起来，在这当中，工业景观和阶级关系之间的主要变动被取代了，通过转喻，对中国移民的总体看法在转变当中被描绘成是完全适应新的、奴隶般劳作的一系列无名的中国人身体所表现出来。这种情况部分受到了白人劳工和中国劳工所做的不同工种的影响，而这部分白人劳工被力图确保他们经济地位的工会组织中的熟练劳工所排斥在外。[17]但是，那种不同之处的功用在于，它将中国劳工跟一种无产阶级化的未来观念更加紧密地维系到了一起，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的更为庞大而不可理解的过程，在“中国苦力”的提喻中被赋予了一种连贯而又易于理解的方式，而“中国苦力”这一形象转过来变成了所有中国人的隐喻，更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亚洲史的隐喻。[18]确实，像一种梦魇或者一个肿瘤一样，“苦力”被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寄生性生存依靠的是将寄主逐渐侵蚀掏空。[19]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人不会“繁殖”，而在于这些中国劳工日益威胁着整个国家的安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改变了欧洲劳工周围的资本流向。

由于比白人将会(或者将能够，正如我们所见的)开的价更低，“苦力”也开始表明“劳动力市场日渐发展的国际化”。凌津奇(Colleen Lye)[20]写道，“生物学上的不可思议”以及“数字上的抽象”两者都在产业工人的心中表现了出来:中国“苦力”是一个人，但也是一部机器。[21]正是后面的这一特质，使得“苦力”不仅成为工业生产过程的隐喻，也成为所生产的产品的隐喻，而跟那数以百万计的大头钉一样，那些难以计数的不知名的、完全相同的中国劳工也不过是从生产线上冲压出来的。

如果苦力的身体似乎天然适应严酷的工业化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它自己就是一种工业过程的想象产物，同样也是因为它是在一种生产它的工厂中被制造出来(或者看似)发挥作用的产品。很难低估这种强加的事实，它被理解并叙述为中国劳工的一种生物学特征，并被最简洁地概括为长期忍受低度疼痛的能力。苦力的“忍耐力”早已在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被一次次地复述、解释和大加鞭挞，在那里，它一直被当成是一种使中国劳工能够接受比爱尔兰或德国同行低得多的工资的民族结构。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James G. Blaine)[22]在1879年对美国参议院说:“这对那些没了牛肉和面包就活不了甚至更爱吃牛肉的家伙没用，对那些靠米饭维生的人也同样束手无策”。“在所有这些冲突和争斗当中，最终结果并不是使那些吃米饭为生的人转而吃面包和牛肉，而是使那些吃面包和牛肉的人屈尊转吃米饭”。这段话摘自开头就将中国人比作毒瘤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同一本宣传册的最后一页，这个句子成为文件一语双关的标题:《关于排华的某些理由。肉vs米:美国人与亚洲苦力的对决。谁将胜出？》(“Some Reasons for Chinese Exclusion. Meat versus Rice : American Manhood against Asiatic Coolieism. Which Shall Survive？”)这甚至还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激进方式在费尔巴哈(Feuerbach) 1850年首次出版的著作中关于美食的论述中体现了出来:“人如其食”(德文名“Der Mensch ist， was er iβt”，英文名“Man is what he eats”)。[23]

从更广义上来说，苦力能够忍受各种轻微的痛苦，或者消化那些最糟糕的食物，并适应近代工厂当时的那些非人工作条件。“就像对劳工才能的关注一样”，詹姆斯·惠特尼写道，“较之体魄，他们通常被认为具有一种更强的忍耐力。据我估算，在太平洋铁路建设过程中雇用的劳工当中，五个中国劳工才能干我们自己国家工人四个人干的活儿”。[24]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在1869年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中也写道:“跟爱尔兰人相比，他们每一铲铲起的土方要少，当时一天之内却能铲起更多土方。”[25]正是乔治的第二段话揭示了对欧洲劳工造成的持久威胁。在由大规模生产所定义的新经济形态当中，个人体魄已经让位给忍受重复的轻度压力的能力。“应该记住的是……体力的价值在两百多年来已经完全消失了”，惠特尼写道。“就像精确火药武器使战争中个人英勇的价值大打折扣一样，工具和机器的改进也弱化了艺术和工业生产中体力的价值，而中国人满足了所有的需要，不管是在战争与和平局面中，还是在文明或野蛮的状态当中”(64)。[26]因此，1902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小册子扉页上的图画“美国格列佛和中华小人国”(下文图4. 1)，该图表现了一位白人劳工被上面标有“廉价劳工”(cheap labor)、“野蛮竞争”(heathen competition)和“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starvation wages)字样的标语牌钉在地上，旁边则是爬满他全身的微小中国劳工的滚滚洪流。苦力的这种威胁性胜利预示着一种数量对质量的胜利，一贯坚持的微小努力对英勇的巨大成就的胜利，无名的人群对个体的胜利，同时也是大规模生产对不可让渡的、有机的劳工生命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被这么频繁地被当成昆虫来看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那些跟他们竞争的白人劳工……不得不像他们一样放弃他自己的个性”[27]的关键所在。

图4. 1 “美国格列佛和中华小人国”，《关于排华的某些理由。肉vs米:美国人与亚洲苦力的对决。谁将胜出？》(“Some Reasons for Chinese Exclusion. Meat versus Rice : American Manhood against Asiatic Coolieism. Which Shall Survive？”)(1901年)扉页。亨廷顿图书馆馆藏。

在美国国内，中国人也被拒绝像美国人那样消费，认为这会破坏美国的未来。他们不仅能适应白人工人不可能忍受的生活条件，而且中国人的省吃俭用也被认为是主动拒绝将工资回馈美国经济，而这原本是可能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报告再次指出:“国内市场本应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扩大。但是，那些中国人，吃着最差的东西，孤身一人，一贫如洗，却把他们的工资留到祖国使用，即使他们经常会回来，也没法被看成是消费者。他们的收入不进行循环[另一种血管的隐喻]，他们也不会进行再投资——这跟令国家繁荣的经济法则截然相反。”[28]中国人“不会，也将不会，而且无法为美国公民分担债务”(AFL，35)。

在最后一句话当中“将不会”与“无法”之间的运动表明了中国移民那些所作所为所达到的程度，这可能是从自由主义者的议论开始的，并也会以生物学上的议论作为结束。“胆小怕事”，突出的“得过且过特征”以及“毫无怨言一直等待下去并忍受煎熬的能力”，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 Arthur Smith)[29]在1894年的《中国人的气质》( Chinese Characteristics)[30]所概括的中国人都具备的特性，这本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的最畅销书籍。[31]“要是他是匠人的话，就会在一个地方从清晨一直站到深夜”，明恩溥写到，“并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着同样的活儿，丝毫不想着要做些改变”(CC，92)。“缺乏独特的观念”这一术语，以一种对这一时期新社会思考的习俗典型，将自由主义者与社会生活的生物学方面结合到了一起。这里并不是认为中国工人像美国人那样感到单调乏味，而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加以论述，明恩溥将中国工人想象成从一开始就没有体验过单调乏味或重复感觉的人。要是将之归纳为缺乏观念的话，明恩溥一定已经对事情来龙去脉有着非常客观的认识，中国人的不同之处(当然，如果这种不同之处存在的话)依赖于一种文化理论，这种理论将身体想象成是形塑了意识、苦难甚至感官各项指标的一系列环境的自然产物。

在人类表面上客观的习语中，其自身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之处，使我们意识到，身体通常也是一种现象学上的规划。我们经验的范围在客观上和主观上是拟人化的，在客观方面，我们无法在超越身体的其他方面获得意义，而在主观方面，由于每一身体获取或塑造意义的方式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全都因某一身体而说话，但也出自于我们身体的特殊机体当中(不同的，我们的感觉，其他人的感觉)。明恩溥这种种族主义所需求的，而且也确实在实际的新社会学和人类学中被认识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下，任何给定身体的现象学器官，既不是总体的(各个人都相同)，也不是个体的(而且是完全相对的)，而是一种优于身体的文化或种族体系的标志。[32]正如明恩溥所指出的，身体的这种本体论表明了日常经验的真实性在事实上是要次于其他的一些既存(种族、文化)特征的，而并没有什么区别的人类身体也被分为中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或者非洲人，而且只有很少的一些人例外，他们都过着那样的生活。

对明恩溥来说(就像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小册子一样)，身体就成了一个场地。在这个场地上，文化上的差异正展现着权力，而未被加工过的材料所表现出的则是最赤裸裸的种族逻辑或文化认同，这些都决定了它跟痛苦、单调、劳工、营养、消费、娱乐以及道德性的关系。假如像明恩溥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即，在中国，呼吸看似是随意的”，那么，这不仅是因为这样做能够使我们决定我们与中国人的适当关系，而且还在于中国人的随意呼吸也是中国人身体本性的表现，这就转而告诉我们关于中国人种与中国文化的某些本质性东西。(94页)当然，一旦确立起来的话，这种关于中国人本质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就维系着了无止境的一连串总结，这种总结强化了分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反对中国人的论述当中，对中国人身体的论述会显得如此重复(并不是全都变得太“单调”)。例如，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小册子中就有一张数据表，表明中国人毫不在意旧金山的“立方空气法令”( Cubic Air Ordinance)。进入唐人街的住所的话，相关的文章会指出，你将会发现那些本应会被打扰的人并没有被搅醒，“在浑浊而又像监狱般的空气当中安睡到天明，证实可以违反那些排出的废气对人体有毒的化学法则，并证明了就算让任何其他种族的人在其中待上一小时也会致命的所有传染病横行的监狱也不过尔尔”(AFL，22)。[33]按照他的不可能性的逻辑，中国工人不会挥霍无度的特征并不像某些穷鬼租一块大地方、大吃大喝这样令人不快的赤贫行为，而是看成是自身生理限制的自然结果。中国人作为主体，除了会讲人话之外，在贫困或厌倦方面，并不比动物好到哪里去。[34]

在将中国人排除在“美国男子”和“亚洲苦力”间的选项之外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小册子表达了反华行动者当中的一种常见看法:中国人逐步取代欧裔劳工，就会导致美国生活的“中国化”(Chinafication)。最终的恐惧则是我们(美国人)将会全都变成苦力。尽管众多论者坚持认为，在个人层面上，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正如布莱恩所称的，假如一个人需要吃牛肉的话，我们没办法仅仅喂他米饭，与排华论调的斗争尽管被理解为是一种反抗近代化本身的更为广义的斗争，但确实也反抗着那个时代所要求的人类意识的新形式。无怪乎明恩溥会说:“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信的是，那些生活在电气时代的人们必然需要适应一种不同的生活环境，就他们的勇气来说，也跟那些生活在帆船及驿传时代的慢节奏岁月中的人们不一样。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是极为进取的。这是向前冲的时代……我们的神经超负荷运转，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不仅主要表现为诸如‘提琴手痉挛’、‘电报员痉挛’、‘作家痉挛’等这样一些病症，而且还表现为整体的紧张状态”(CC，90-91)。尽管明恩溥想要从他认为的职业病当中分离出现代性的“整体的紧张”，然而这也就是说，每种“痉挛”都是由微小的、单个的，很不明显的姿态日积月累所造成的一种重复性压力造成的伤害。而那个时代的整体紧张则并不是任何单一、显著事件或危机形成的结果，而是一种新的近代生活日常的、永不停止的、令人烦恼的而且病态的反复所导致的后果，这种新的近代生活本身只不过是对在工业生产线上工作的一种讽喻。而就在后一页，明恩溥就对中国工人“像机器人一样整天写个不停”的本事大感惊讶(CC，92)。

因此，正是中国人的身体能够型塑西方所潜在的“中国人”的未来，仿佛在某些方面所体现出的中国人的数量——像黄祸论者在这整个时期已经说清楚的那样，其中就包括这些中国工人像羊群般庞大的这一事实——使得模糊而又秘密的未来转折点到来了。换一个角度来说，在美国，你会回到中国劳工所预示的民众奴隶化与寡头政治独裁体制当中。要从其他方面来摆脱这种烦扰，就像乐观主义者和传教士所梦想的那样，而且，也正是需要转变的中国人，正引导着一个普世性的基督教同情的时代。

明恩溥认为，对于后者而言，要想实现巨大的转变是不那么容易的。西方用一千年的时间所发展起来的“性格与意识”，不会仅仅只是“突然被中国人自己采用，并加以施行，就像来自埃森的克虏伯枪一样，正准备开枪”(CC，329)。这种(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性格的分离以及大批量生产的商品(prêt-à-tirer)强化了这种分化，而这种分化将他那单独化的个人从没有差别的中国人当中割裂了出来，同时也将具有单独力量及意志力的劳工从其奴隶般的、机械呆板的、只知道模仿的东方对手那里割裂了出来。明恩溥所运用的这种术语正表明了，西方是如何清楚地将文明的最终证据向外兜售出去的。

尽管文化与克虏伯枪之间的比较区分了前者的手工模式与后者的大批量生产模式，但同时也揭示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后者同时也是一种武器，这种武器让人回想起惠特尼的担心:“在战争当中，精准的枪炮已经弱化了身强力壮的价值”，“弱化”成为用来描述在美国的中国劳工超越白人劳工的优势性术语。至少，惠特尼用对这两种隐喻的军事化比拟，试图加以阐释:“在太平洋沿岸的国家中，中国人比起我们自己来要更能忍受武器的打击。而且……中国将十名战士从国家中部运输到旧金山的花费比起美国将一个士兵和他的行囊从芝加哥运到沿海花费还要少……中国可以派出装备重炮的军舰去攻破恶魔岛的围墙而不是用来防御，而这本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35]因此，通过一种用军事术语对中国人未来威胁加以文学化描述的方式，惠特尼就澄清了“中国问题”。从军事角度，甚至用明恩溥在文化与克虏伯枪之间类比[36]的不那么直接的视角来看，认为这揭示出了在美国西海岸进行反华煽动的最终事实，并认为这种情况将会转变成民族好战主义，要是抱持这种看法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但是，这确实有必要将中国人的军事威胁作为对中国人通过向西方移民以及更为一般化的“亚洲”化而入侵美国的巨大关注的另一层面的某种隐喻性关联加以理解，也就是说，作为欧洲对美国领土统治的焦虑的表现，以及在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意义上，是对一种观念化的、单一文化的以及工匠式的过去对一种多种族的、大批量生产的未来统治的担忧，这种担忧既体现在中国劳工的身体当中，也体现在整个民族的方方面面。

3.反乌托邦(Dystopian)的感觉

因此，令人觉得再正常不过的是，19世纪后期的很多美国人亲自撰写各种故事，来想象美国遭受一支中国军队入侵。这类故事大都围绕着人山人海的、看起来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中国人成群结对地涌入美国边境，并恐吓这个曾英勇无比的民族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屈服的套路展开，这多多少少类似于皮尔顿·杜诺(Pierton W. Dooner)的《共和国的末日》(Last Days of the Republic) (1880年)、罗伯特·沃尔特(Robert Woltor)的《中国人1899年占领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一段简短而真实的历史》(A Short and Truthful History of the Taking of Oregon and California by the Chinese in the Year A. D. 1899)(1882年)以及刊登在《陆地月刊》(Overland Monthly)的众多短篇小说中的情节。通过借用广义上的文化论述，将苦力想象成为一种被烙刻上了一直忍受厌倦或身体之痛能力标签的人，这些故事认为中国的士兵视死如归，并且正像沃尔特所概括的:“对痛苦有着斯多葛派式的毫不在意，这就使他们不惧怕流血，在危急时刻也泰然自若，而冷静则是无价的。”[37]美国人从这些故事中得到的印象粉碎了用中国人懦弱胆小、残忍且贫弱的性格，入侵者的唯利是图来反对美国人对外国人的过于信任的想法，而他们又到处将一种命中注定的、真正的英雄强加上去，这些英雄坚持认为需要培育起美国人的认同意识和军事力量，以抵抗未来的外国入侵。在这种风格潮流之下，那些一炮走红的书籍因此就重新捡起这样的逻辑:那些单个的、拥有手艺的劳工在他们英雄般主角的身体当中，再次表明了手工劳作胜过工厂制造、成人胜于苦力化的价值，并强调了亚洲与西方之间的另一场军事冲突，在这当中，兰博(Rambo)[38]比兰波(Rimbaud)[39]的价值要大得多。

这一章接下来将会探究这样的一本书，尽管这本书也属于这种潮流，但却没有叙述这些事情。这本书在文学上运用了最常见的成功手法，但不幸的是，面世后无人问津、一败涂地。在对该书的解读当中，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挽救这本书，也不是书中的众多特性和事件跟那个时代的一些事情对号入座，或者是找到一把能够开启那个时代观念设备的密钥。恰恰相反，我是在对导致失败的相对平庸的写作框架当中加以解读的，这是因为，就算是找到了这些失败之处，也没有办法公开展示或者表达出来。而且，我也发现，在书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它往往跟19世纪思考“华人问题”(Chinese problem)的历史框架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就算日子过得很顺利，在社会中也可能会出现这一问题。不管这种可能性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不是有可能形成一种少数人的观念，或者，小说或其作者在实际上有没有将中国、同情以及现代性的未来联系起来，我要说的是，它们之间确实存在关联，这本书中没什么不同。问题在于，亚瑟·温顿(Arthur Vinton) 1890年出版的小说《从过往找寻未来》(Looking Further Backward)所想象的，不管是勇敢还是无知，都是一种同情与物质相互交换的形式，在这中间，所有有问题的东西在我们早已关注的东西影响下都自我消解了，其中也充满了极端的暴力，从而迈向一个对美国和中国的国民来说更为开放且积极的未来。在这种未来场景下，物质交换的方式由于工厂劳工跨国市场的崛起而被预测到了，而工业生产的崛起并没有通过将中国人排除在外的方式解决，正如美国政府在1882年反移民法案当中所做的那样，但这却包含在一种新的跨太平洋政策当中。

温顿的《从过往找寻未来》从哪里借用了反华小说更为成功的模式呢？当然，市场对于妄想式的入侵科幻小说的需求在19世纪80年代风头正盛:伊格内修斯·唐纳理(Ignatius Donnelly)[40]的《凯撒的纪念碑》(Caesar's Column)[41]在《从过往找寻未来》面世的次年出版，书中讲述了(发生在1988年的)美国工人对东方化世界主义寡头政治的一次成功反抗，单单在第一年就卖出了6万本(3年后有了德文译本)。[42]而M. P.希尔(M. P. Shiel)的短篇小说，在1898年以《黄祸》(The Yellow Danger)为名结集出版，在英国一炮而红，随之又风行全美，书中那些徒手搏斗与残暴折磨的故事令两国读者震撼不已。[43]不管如何夸耀《从过往找寻未来》一书在妄想症圣殿当中的地位，然而，那些反华的美国科幻小说必须置身于这样的一种实际情况之下，它既没有沿用之前的模式，也没有为后来的那些作品提供灵感。在事实上，这些小说当中对未来的想象一点都不引人注意(温顿的文学生涯更是如此)，这就使得这本书马上就悄无声息了，没有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哪怕一丁点儿印记。

温顿的失败体现了反华科幻小说的一般规律，这或许可以至少从其在美国的地位得到专门的解释。跟杜诺的《共和国的末日》以及沃尔特的《中国人1899年占领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一段简短而真实的历史》不同，这两者都在旧金山出版，而且都可以发现那里的白人读者熟悉苦力的类型，并对中国劳工表示忧虑。而温顿的小说则在纽约奥尔巴尼出版，大概是被温顿在那里的一些熟人的美德所鼓舞，他在那里当律师， 1884年退休之后，当上了《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的副主编。东北地区也同样感受到来自中国劳工的压力，致使75名中国劳工在马萨诸塞州北亚当斯(North Adams)的一家鞋厂举行罢工，并在1870年爆发了一场强烈抗议，抗议活动蔓延至东北部与中西部地区，有三四千人举行了大型集会，对此，当地报章铺天盖地报道开来。[44]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就算是对那些经典的反华科幻小说作者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事件，也没有那个地方严重。

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温顿书中所体现的知识与社会背景，以及他的小说所直接反映的问题，其中就有被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 1888年的乌托邦小说《回顾，2000—1887》(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所煽动起来的政治经济上的狂热。在《回顾》一书梓行面世的那些日子里，它成为“19世纪对乌托邦最有影响的描述”，并闯进了美国畅销书榜前三名(排在《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和《宾虚》(Ben Hur)之后)，并在美国和欧洲激起了各种政治运动、社会沙龙以及雄心勃勃的革命举动，并推进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对于财富与生活条件不平等的公共讨论，这些都让人觉得共和国的梦想正处于崩溃的边缘。[45]

小说所叙述的是一位名叫朱利安·韦斯特(Julian West)的波士顿青年在1888年昏睡过去，在112年后的新世界当中醒来。在2000年的波士顿，所有的人都被统一在一个叫做“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经济、政治体系的旗帜之下，而美国的镀金时代只不过是一种历史上的可怕梦魇，而新的21世纪的民众们已经觉醒了。韦斯特与里特博士(Dr. Leete)曾就国家主义有过一段长谈，这位博士认为，这是围绕着整个国家经济规则建立起来的以及对公共产品加以统一分配的社会制度。在国家主义之下，所有的公民都平等地分享他们共同劳动的果实，将公共的积蓄、食堂以及收益都通过一种信用体系纳入到食品供给及按需消费当中。[46]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由劳工所推选出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加以管理，在这种体制之下生产的财富，使国家主义之下的所有公民都能像西方19世纪的波士顿最富有的人们那样生活。[47]

温顿的《从过往找寻未来》一书正是当时那些狗尾续貂般抄袭贝拉米的，受美国(甚至是整个星球)摆脱阶级分化与镀金时代的大胆幻想所型构的观念影响的众多粗陋小说与册子当中的一个。这类虚构作品参与了19世纪末力图表现(并控制)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未来图景以及所需要的劳工类型的讨论，尤其是它影响到了单个作品与生产消费观念之间的关系。贝拉米的成功，正如随之而来的拙劣模仿以及反应一样，表明了这种抗争在当时公共文化中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在2023年，即韦斯特从昏睡中醒来的23年之后，温顿的小说表现了贝拉米美国乌托邦梦想的彻底破灭。在他的序言当中，温顿声称，他对贝拉米就19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问题所作的阐释深表敬意，但他继而说道，《从过往找寻未来》一书将会“指出贝拉米国家主义的处境已经糟透了”:尤其是对于国家防御的主题(6)。这种国力衰落的结果在小说的标题页中表现了出来，这是一位名叫李万龙(Won Lung Li)[48]的华人历史学教授在波士顿肖马特学院(Boston's Shawmut College)对新生发表的演讲稿。而正是在同样的地方，朱利安·韦斯特在贝拉米的小说当中被这位历史学教授激起了无限的热情。在这些演讲当中，这位李教授为他的学生们透露了将来23年将会发生的事情:美国陷入观念上的自我陶醉当中，因此就无法守卫边界，反抗“其他国家贫民区来的移民”，最主要的是，这些人想要“所有的东西”，而正是这些东西让这个国家变得伟大的——“为了国家”。[49]到了2020年，这个华人国家受到了世界各地蓬勃兴起的国家主义的威胁，之后该国积蓄力量发动反击，入侵美国。到李教授发表演讲那会儿，中国军队已经控制了美国70%的领土，只有中西部的上游还在韦斯特儿子里特领导的抵抗力量控制之下。韦斯特自己在战斗中阵亡，而李教授在演讲中又频繁引用了前者日记当中的内容，这使得在重新思考19世纪至今的这段历史时，他那种前国家主义者的观念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学者们大多将温顿的小说看成是一部美国反乌托邦文学的作品，或者就是对贝拉米的呼应作品之一，而很少关注中国人的背景(除了提醒之外，正如琼·菲尔泽(Jean Pfaelzer)[50]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类型的可预期性是跟本土主义者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的)。[51]这本书对这一背景更为关注，因为这种想象成“中国人”的未来看法跟经济领域内反对华人移民的争论如此地契然相合，而且在事实上，将这种情况转变到了文学上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秉持的是马克思文化批评论(101):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当中，中国被看成是对美国国家和经济统一的一种威胁，而且对美国未来的可能性也确实会习惯用“入侵”来加以讨论。我们有这样一部小说，其主要的形式特征是与未来相关的，在这部小说当中，一次真实的中国人入侵成为对美国国家与经济统一的威胁。这种看法，从一开始就给了我们一种主要的指引，指引我们如何来阅读《从过往找寻未来》这部书，这部书最显著的事件大都是在形式的层面上发生的，而且，它对自身未来(相对于小说当时的未来)的想象所反抗的是一种巨大的拟态绝境:尽管小说确实绝妙地想象到了2023年的未来场景，但是，小说只不过在这种具有超越性的未来那里才展现出来，并进而获得价值。

但是，我还想更进一步。由19世纪后期的反华论述所导致的令《从过往找寻未来》采取的克服拟人化瓶颈的方式出现之前，让我们至少去看看那部小说。作为一部小说，它在特征方面有一种趋向于赘述的非常强烈的趋势，也就是说，这是就另一种形式空间中所形成问题的“解决”或再解决的所有论述的产物而言的。这种趋势在三个方面表现得最明显:首先，小说对亚洲类型作了一些扭转，这些扭转完全取代并对当代的文化型塑加以陌生化，而这是由其民族起源或者道德价值的转变造成的，虽然保持着类型上的“术语”，但却颠倒了其“逻辑”;其次，在实际上，小说将主角李万龙性格上的改进排除在叙述术语之外，因此，在两种故事叙述类型之间的摇摆恰恰就成为李教授展现“性格”的地方。第三，小说对“语法”领域内部所生发的主要政治问题采取了令人惊异的解决方式，因此，在公民与政治生活当中的全部疑问并没有在剧情化舞台中(通过类似于对很乐意适应新环境的那批新的华裔美国人的描述)得以解决，而是通过对那些超越赘述的相关领域的代词转换实现的。将这三种逆转结合到一起，就构成了小说感觉的总体结构，小说内部的框架跟所有科幻作品是一样的:将未来想象成是对现在的某种改进。

首先则是类型:小说中的中国人是一些“有着高度生殖能力并且学习能力超群的人”，西方作者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这些人“在交谈中学会了礼仪与技巧……这就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吸引主人的注意力”(144)。而且，他们还有着“温柔与同情的心灵”，李教授告诉他的学生，他为“被占领国家遭受的苦难流下了泪水”(176)。与之相反，美国人则是呆板、机械且温顺无力的。李教授谈到了“个人主义丧失”的总体状况(28)，并写到，“在国家主义之下，人们已经成了终日按章办事的芸芸众生”(93)。韦斯特注意到了美国人对于占领军命令的“机械式”服从，将之归咎于“个人主义的毁灭”(72—73)，并写到，“在国家主义制度之下，每个人的职责都被精确定义，谁要是超越了这种限制，就被当成是叛国，但人们还没有彻底堕落成机器”(109—110)。因为用一个“还没有”加以修正，因此韦斯特的“彻底堕落”将温顿对国家主义的批判最为明确地与19世纪90年代的劳工政策联系到了一起，认为在工厂工作对劳工个人造成总体威胁的同时，作为工业近代化代理人的中国劳工形成了对这种退化的特殊威胁。

这些逆转大都集中在个人性格方面，将他们自己与某些显著的历史转折结合到一起:被征服的美国民众被加以分类，随后像华人劳工或非洲黑奴曾遭受过的那样被送到一条完全相反的中间道路上面来。尽管在路上，一些人死于疫病，但李教授还是提醒他的学生注意，那些抵达外国海岸的人们的情况也没有得到多少改观:“他们作为劳力，被私下出售或公开拍卖给那些打算雇用他们的人，这些人实际上成了奴隶。他们当中的死亡率是惊人的，这些都令人深思，但是我们也许会质疑，较之那些活着更久的人来说，那些死去的人是否就是倒霉蛋”(86)。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轮船重新进入美国海岸，因此，到了2023年，在美国随便哪个州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是华人。[52]

在种族类型的术语与逻辑方面的这种逆转现象，导致了小说特征与写作技巧方面更复杂的混乱。我们可以看看小说第二个主要赘述:其主要特征的情节编织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取而代之的是纯粹表现为他在叙述体系中的转变的一种结果。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李教授从对朱利安和里特·韦斯特(Leete West)日记的阅读中获得了他演讲的实质内容;这些日记，尽管在剧情上来看，是从李教授嘴里说出来的，但随着小说的步步深入，还是占据着一个日渐重要的中心角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探究这两段引文之间的不同之处，第一段来自李教授，第二段来自韦斯特的儿子里特:

他们对自己将被驱逐出境毫不知情，在公园里的那些起草人达成一致并因此曝得大名之际，这种想法已经在那些人的头脑里深深扎根了;但是，当那些战舰的制造者显露身影，马车的枷锁和脚镣被解脱的时候，某些真相就浮现出来了。线条摇弋起来，随后破裂开来，这些军械制造者试图束缚住那些最靠近他们的东西，结果只会让自己被汹涌大潮冲走。这样的一些抵抗正中中国将领下怀，这块公园已经被军队团团包围了。那里如今正被刺刀层层逼近，直到那些骚乱者在公园最后一块地方跟那些混乱、愤怒而又惊恐不堪的民众挤成一团为止。美国人凭借胆识，会从树上扳下枝桠，并用这些枝桠在短时间内紧紧团结在一起，来突破层层军事封锁。正是在这一点上，“开火”(fire)这种凶残之举才会被倾泻到那些毫无武装的、孤立无助的骚乱者人群之上。(101—102)

她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可怜的杰克·斯托利特( Jack Storiot)的死讯。他是那些被聚拢到公园要求驱逐出境的人之一，也是第一批试图被戴上手铐的人之一。我们都知道杰克的良知与冲动，而我也毫不怀疑，中国人的这种侮辱使他大受刺激。他是第一批挺身而出反抗中国人的人群当中的一员，并遭受了最残忍的对待。玛格丽塔(Margaretta)告诉我说，有一份报纸已经刊出了在这场恐怖大屠杀中遇难和受伤者的名单。这份报纸一经刊出，就被中国人封杀了，但内斯穆斯(Nesmyth)幸运地保存了一份，就是她今天带我的那份。在我查看名单时，我发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谢天谢地，我的挚友们不在那里面，但汤姆·韩默德(Tom Hammond)、拉法叶特·布雷特(Lafayette Brett)、巴布科克·泰勒(Babcock Tyler)和威尔·佩克汉姆(Will Peckham)就不幸遇难，而亚力克·华纳(Aleck Warner)、查理·贝尔(Charlie Bell)等其他一些学校的老朋友则在受伤者名单之列。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晚上，我把这事跟习(Hi)将军说了，他跟我说，没人会比中国人更后悔的。这是战争的可怕结果之一，只能用它的必要性来塞责。“我们不乏勇气”，他说，“但是我们必须尽职尽责”。(153—154)

这是从两个角度来叙述的同一件事情:第一段文字中没有名称、没有单独的特征描述，没有对话，而且将其行动隐藏在一连串的被动建构之中(在单单第一句中就有四处)，而在最后一句中出现了最重要的东西，当单词“开火”(fire)是“施加”(given)，是“倾泻”(poured)的时候，不管怎样，对于暴徒而言，没有什么是特别的。第二段则是对话的框架，并且彼此之间相互包容(玛格丽塔告诉里特，里特又告诉给习将军)，而且还包含着某一位暴民的个性，专门的名字和细节，以及对这种情况的一种情绪性的反应(“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及对其价值所展开的讨论。最为重要的是，里特谈到了报纸上的遇害者名单，将注意力集中到信息的传播上来，这就展示了言说这一事件的故事是如何播撒进社会领域内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李教授的演讲将那种社会领域想得过于简单，毋宁是说，它构成了占据垄断性的社会领域，在这一社会领域之内，叙述得以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就像2020年的中国人那样，它掩盖了那些卷入其中的人们的名字)。

假如人们可以将对波士顿惨案的两种描述之间的差异看成是李教授的演讲与日记所载的叙述模式之间的更为总体性的差异，人们会发现小说如何围绕着两种不同的叙述类型组织起来的，其中的每一种叙述类型都与一种特定类型的叙述者相关(一位华人教授，美国抵抗军的两位成员)，与特定的时代相关(2023年或2020年)，同时也与小说叙述有着一种形式上的关联(叙事引导与元叙事引导)。[53]前者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并与历史因素的强调息息相关，而这种历史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单个的行动者没有关系，而在一般情况下，团体的叙述信息要么被消极的结构所确定，要么被附加结构所决定(“但是，那些已经身无分文的逃亡者遭受着巨大的痛苦”[124])。后者所仰赖的则是情节编织以及特征的形式，而这些形式跟传统小说中的形式非常相似。

对《从过往找寻未来》的思考就成了讲故事的两种模式之间形式冲突的产物。前者主要加以陈述，后者则主要进行模仿。前者是“讲述”(tells)，后者则是“表现”(shows)。由于小说以李教授的声音作为开头和结尾，而且也因为他大声朗读了部分日记内容，因此，这两种模式都被归入一种剧情等级制度当中。而且，尽管这种等级制度是由小说叙述模式的完全形式化地位所塑造的，而这种等级制度又被小说对元剧情日记日渐增加的承诺(尤其被该书末尾的演讲所淹没)的事实所破坏了。总而言之，在李教授的十四场演说当中，有超过一半的篇幅(也就是说179页篇幅的小说中大致占100页)涉及这种冲突，这比韦斯特的经历要多许多，其中还包括了该书下部分演说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剩下100页中大约占69页)。

这种形式冲突与其说是“小说”决断的结果，毋宁说是故事当中各种行为的产物。李教授向他的那帮听众选择性地阅读日记的内容;李教授在对波士顿惨案所作的无甚新意的分析当中，就充斥着里特的朋友杰克以及中国人对消息进行压制的细节情况;李教授的演讲当中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在暗地里讲述了美国抵抗军的两位成员。从这种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重新将这部小说想象为是这位华人演讲者生涯当中某一年的故事。通过这种阅读，我们就可以发现，叙述模式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李教授本人跟两种竞争性的叙述模式的斗争，首先是他的表述与观念倾向，其次则是他无意识的表述。[54]小说的叙述空间(以页数来衡量)就以这两种叙述模式体现出来，而且还展现在书中李教授性格发展的影响与形式冲突当中。确实，叙述体系只有与李教授的性格结合在一起，才谈得上发展。[55]

假如小说中逐步接受的叙述模式既明确地标识为代表性的，同时又标识为美国性的话，那么，李教授那被广为引用的演讲必须被理解为至少部分地是美国体系当中的个人调适，而这并没有(至少在小说开头)看成是他所喜欢的叙述模式。他对美国“中国化”(Chinafication)的描述(176页)因此就与他自己所谈到的某种“美国化”(Americanification)相匹配，演说中的这种从历史向日记的逐渐滑动标志着在对“起因”及其“结果”加以结构化解释方面那没什么特权的、个人化的经验(17页)。[56]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就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人入侵美国的叙述，而且还是一种个人化的跨文化体验，在这种过程当中，入侵文化的某一成员自身也因他所属的入侵历史的叙述而得以转变(或者被转变)。而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入侵与转换的单向故事，毋宁是说，这部小说再现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中国人与美国人、当下与过往之间的相互(以及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覆盖与重叠。尽管这种重叠很难真正平等，在小说的结尾，李万龙仍然当他的历史学教授，而韦斯特则在战斗中被杀，但不管如何，这些术语还是使小说当时的结构复杂化了。李教授叙述逻辑的转变使我们注意到小说叙述的当时紧张环境，因此，小说的叙述过程(如何讲述)一直遮盖了它更为壮观的故事(讲的是什么)，这也对小说剧情框架当中另一故事场域的构建产生了影响。

这种结构，使李教授远不仅仅是一个叙述逻辑上的抄写者，它使可理解性领域成为分析小说的第三大主要形式要素。而这种要素必须跟市民与语法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并涉及到李教授演说政治的转变问题，而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小说表现的话语—故事(discourse story)内部的一个关键事件。我们可以看看李教授在对肖马特学院新生的首次演讲中第一句是怎么讲的:“我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来到你们面前。我出身于这样一个种族，这个种族正是你们几百年来被训练着要像一个低等种族那样思考的种族”(10页)。

“你们”(you)这个词具有双重功能。它不仅内在地激发了聆听李教授演讲的学生的积极性，而且还表明了这部小说在1890年的读者群。

实际上，“你们”这词除了指称19世纪的读者，还有更多的意义，自从2023年以来，肖马特学院的学生本应该有三年的时间去抛弃关于中国人种族自卑感的观念，并适应半数波士顿居民的祖先是中国人这样的事实。李教授的“你们”一词，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因此就一直使1890年的读者沉浸在一种系统性的种族偏见当中，而这正是故事进展当中十分在意的。虽然说这一小说是从第二人称的角度加以叙述的看法也许并不准确，但是众多第二人称的残酷表现，通过弄混小说的真实内容与虚构内容，使小说读者服从一种演说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使他们服从于文本的首要叙述声音，同时也把他们跟文本的首要叙述声音区分开来。

所有这些都在最后的演讲当中发生了变化。李教授在声称“我今天对你们不得不说的是，在对你们这群新生的最后一场年度演讲当中，将会用我自己的话来表达”(177页)之前，提到“很抱歉，我不会再从韦斯特教授的日记当中引述相关内容”。考虑到我将之描述为叙述模式之间的冲突，李教授对他“自己的话”的宣称表现为一场正式战争中的最后遁辞，表现为对他声音的大胆再体验，也表现为韦斯特的政治地位及故事叙述体系所宣示的独立态度。接下来的篇章全都以李教授所喜好的陈述模式展开，并且还对中国人占领美国的过程作了一个粗略的勾勒，严格区分了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国家主义者在所有的地方都要靠边站，在那些寒冷的北方保存实力，以便跟外国联系。我们军队在前线形成了一道从蒙特利尔往南沿着阿利根尼山脉的西部基地直到俄亥俄的半圆形包围圈……”(186—187页，黑体为笔者所加)。

之后，我们来看小说的最后两段:

在结束发言之前，让我们赶紧思考一下中国人的入侵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我们不再是一个手无寸铁、被动挨打的民族，甘愿在第一流武装的国家的攻击下被征服。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在物质上这么繁荣兴盛。我们的土地养育了比以往更多的人口。在国家主义政府的管理之下，中国人的节俭已经取代了私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浪费无度。女人不再跟男人竞争，而是根据神灵的旨意行事，成为男性的婢女。在国家主义之下，什么是我们要保留的好的东西。什么是我们要放弃和被更好的东西所取代的。在国家主义下，个人主义被降低到最小限度;我们如今非常自豪，并得到充分的发展。(187—188)[57]

第一个“我们”(us)是一种修辞。第二个“我们”(us)出现在第一句的末尾，可以说指称的只是中国人。但是，在以“我们”作为开头的第二段话中，李教授所用的代词明确无误地指向了美国的新人类，首次将他自己和学生设想成为一个单独集团的成员。这种语法上的统一体假想了一种政治形式;李教授的第一人称单数向复数的转变因此就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的可能性，这种政治主体性的统治者并非完全是中国人，也不完全是国家主义者，而是两者的结合。

这是因为，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李教授总是使用“你们”(you)将小说中众多的虚构关系施用到其双重化的受众(学生与读者)之上，而向“我们”(we)的转变所标志的则远不仅仅是对爱国主义的简单号召。它要求读者，以小说所特别给予的形式术语的方式，去担负起一个真正乌托邦式的、类似于社会主义者式的公民职责，而这些在主要为了解决阶级冲突并消除贫富差距的贝拉米的国家主义视角看来，仍然维系并伴随着一种个人主义(以及，并不顺带着的男性至上主义)。[58]只不过表明了李教授所提及的双重人种的、双重文化的乌托邦，在小说最后的章节当中，以从“你们”到“我们”的形式转变的方式，在小说的最后章节中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而在这里，在小说一开始相互分离的小说的叙述者及其受众，最终结合到了一起。

这两种情绪模式的尴尬平衡，两者在一起构成了小说感觉的总体结构，这与那个时代的对于中国的更大争论中温顿小说的地位是相似的。对于19世纪的进步与联合的行动主义者来说，劳工的机械化，随着其“中国化”以及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及其健硕气概)受到工厂作业方式的打击，变得尤其适合于中国人的身体及其生物学上的不可思议特性。然而，在温顿看来，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将迷途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拯救出来:贝拉米对于劳工负担的乌托邦式的分配恰恰就形成了这种机械化的、驯服的民众，而对于这些民众，那些结盟的行动主义者的担心最初是由无产阶级化的扩散造成的。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乌托邦的敌人或早或晚会变成社会主义的敌人。”[59]但是，温顿关于中国人在美国种族政治当中地位的迂回转变的看法，跟对社会主义的怀疑比起来，要多很多;而通过对中国人夸张能力的明目张胆的颠倒，《从过往找寻未来》揭示了中国人的可塑性是如何成为美国人未来的象征的。而且，通过将中国人以特殊的方式加以运用，即将他们想象成为个人主义的历史保护者，温顿还使中国人成为所有美国人当中最好的:他们具有文化的、文明的、发动大屠杀的能力以及清除消除其令人不快的结果的能力，小说中的中国人跟现代性产生了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同时是同情和富有成效的，也是怜悯和唯利是图的。小说因此就转变了对中国人压抑与停滞(这在19世纪的分类当中是相当常见的部分)的看法，将其变成了一种有益的品质。这恰恰是因为没有改变中国回归到西方的情况——假如只有通过枪杆子的话——后者的价值就在这种对观念的进步的、未来指向的和充满怀疑的欧洲热情当中被抛弃了。

小说一开始用了178页的篇幅对美国人的退步深表不满，并认同韦斯特那鼓动机械般的国家主义者行动起来反抗入侵的徒然无功的努力，温顿小说的读者对此的所思所想，似乎是将历史上的坏事变成好事的为时已晚的尝试？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指出的，假如小说真的起作用的话，这是因为它们能够进一步确立起一种“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策略，这种策略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种情感上以及(或者)经验上的总体框架，依靠这种总体框架，就可以把握住自身在世界中的转变，也就是说，假如小说有时候无意识地表现出的对于现在的新恐惧，而不管温顿的小说是一种怎样的情感作品，它确确实实从属于一种感觉的复杂结构。[60]如果完整说的话，这样的一种结构必定包括了绝大多数小说中都会有的一般性的乌托邦、荒凉场景，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军事弱势的所有令人惊异的倒置与威胁，而最后的两节，则希望有一个与1890年的美国所不同的军事上强大的、个人至上的乌托邦般的美国，而这至少是部分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事情:有着华人特征的国家主义。小说让读者体会到的是一种情绪上的情结，这种情结承认了当前情形的局限性，就像温顿在序言当中所写到的，“那些伟人的存在是对国家福利事业的一种威胁”(6页)，之后就是惩罚那些相信解决那些局限性的贝拉米乌托邦的读者们，惩罚的方式则是迫使他们对国家主义者解决方式的情绪上的苦难损失加以弥补。小说中美国人所经受的事情，就像韦斯特那些人在国家主义者对入侵的机械性的缓慢回应上所遇到的挫折那样，也试图让读者感受到这样的情景:事实上，人们可能会指出，小说对贝拉米的异辞，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它所导致的认同式痛苦所提供的情感证据的基础之上的。小说最后为读者所展示的大团圆结局则表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读者经由那种痛苦而进入对其必要性的一种竞争和同情式的认可之中。读者最终的情感状态类似于中国官员对波士顿大屠杀事件的哀叹:他们所看到的这些痛苦，尽管非常可怕，但却加速了一种加以改良的、后贝米拉式社会主义的形成，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既保护个人主义，同时又强化了国家防御力量。要成为温顿乌托邦小说中被质询的主体，就需要一种对没必要形成的痛苦所作的政治抱怨加以忍耐的重要性加以认可。

4.学着失去

为了迫使美国读者去忍受转型中的痛苦，小说通过对所体验过的中国军队的情况加以文化机制上的补偿，但小说编码却并没有表现出在19世纪亚洲分类中忍耐力与劳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小说中从未出现过苦力，只是以一种最少体验化的，同时又最具有道德—哲学化的方式才使得“华人”的问题与《从过往找寻未来》中的受害者整个地联系起来(例如，在李教授对痛哭流涕的官员的描述当中)。但是这种伤害发生在(跟小说的叙说或其政治联盟一样，被代之以另一种记录)被华人所奴役及杀死的美国人身上。而且，他们的苦难正是美国为消除劳动的痛苦而采取的一种劳动方式的结果:这正是因为美国人所实行的贝拉米式的国家主义所造成的，而这些人实际上一定已经在波士顿和纽约遇害了，或者被当做奴隶卖到了海外。

尽管苦难作为生活之一部分的观念早已是老生常谈，但美国19世纪争论的观念状态使我们得以在温顿的作品中将这种认可部分地看成是一种更宏大的历史进程，据此，与痛苦的近代关联就被确定起来了。如今，一旦回想起塔拉尔·阿萨德所声称的:西方“对世界的教化”塑造了殖民主体，而这些殖民主体又恰如其分地跟痛苦和同情有着近代关联，而与浪费的与必需的疼痛之间的差别也息息相关。我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温顿的小说使我们同样可以将阿萨德的分析拓展到欧洲和美国。世界的教化以及对“必需”痛苦的价值的承认，两者的价值在于不得不联系到(而且也确实强加到)国民身上，而这些国民大概正是其哲学起源的资源所在。很明显，《从过往找寻未来》中所传递出的信息是，某些类型的痛苦必须得忍受，而就算是像中间过程必然会出现暴力一样，不管从何种角度来看，都可以被看成是在塑造一个自由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遗憾后果。假如小说有一种感觉结构的话，那么，这正是通过对形式化且又具有主题性的财富的操控而建立起这种新体系的“真实”的，在这中间，奴役与谋害造成的痛苦成了一种政治经济结构所付出的代价，而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又包容了保持着个人主义的近代劳工的必要性。实际的情况是，小说从没有描绘其乌托邦式计划的结果，这种乌托邦式的计划只是在李教授演讲的最后部分才隐约出现，这就表明了对于真实的想象而言，真正实施的难度到底有多大。这种想象中的未来所起到的作用，并没有再次得以展现，与其说是小说所实现的期望，毋宁说是小说的梦想，小说的一大讽刺之处就是，整个入侵行动必须发生，而李教授也必须用叙述的方式去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但他却只是谈到了这一点，即，假如不被精确想象到的话，这样的一种体系会在什么地方被提到？

这种想象的僵局表明了小说与“亚洲类型”的局限性，而这种“亚洲类型”又被理解为是一种在“苦力”形象得以具体化的千人一面、劳工以及资本之间的关系。与试图消除由工业现代性所造成的损失并进而力图在小说中保护纯种人和白人相比，更多杰克逊时代的美国人反对工业主义，温顿的小说力图思考由中国性和劳工所结合而成的未来场景的可能性，这种未来被想象成现代生活的永久性结构。这种未来构造所造成的“大团圆”结局的缺失，使小说的情感结构变得非常怪异，这是因为工业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小说中的抵抗行动所导致的受难才能实现，从而使中国人成为美国历史中的“机器之神”( deux ex machina)[61]，将其贬低到他们曾“从属”的历史角落之中。由此看来，这部小说就跟杰克·伦敦( Jack London)的《空前入侵》(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62]很不一样，杰克·伦敦的这部小说讲述了中国的崛起导致了世界各国的联合，并最终将所有中国人彻底消灭的故事。对于温顿来说，情况就恰恰相反，美国的景观，同时也是现代性的景观，在“形式与景致”方面如今正是而且将会继续是“亚洲式的”，这是因为整个世界的特征在实际上也是“亚洲式的”。

除了导致美国民众灵活性逐渐衰退和“自由”的终结之外，就像文中对中国人入侵的更多反乌托邦式的叙述一样，小说当中所叙的美国的“中国化”也因此成了为自由而付出的代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小说功能上的政治冲突就像是19世纪后期“中国”在经济状况上遭受苦难的一种寓言，跟文学作品中所称的中国人“入侵”往往将中国人的移民看成是起初所当成的“入侵”那样。在小说所表达的接受中国人政治统治的论调当中，所隐藏的是对资本主义未来以及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一种看法，即，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看已经难以处理，而在名义上却意识到了劳动力及贸易的跨国网络的生产逐渐破坏了民族国家的孤立性与独立性。[63]温顿对美国政治观念的放弃，实质上就标志着一种认可，尽管小说是以最为乌托邦的方式来加以说明，但跟民族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个人主义在未来中国人的殖民地中将仍然存在下去。

在这样的未来当中，什么将会降临到华人“苦力”身上呢？在温顿小说对于中国和美国未来的林林总总的论述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最为关键的人物。对此，人们可能会说，就像本雅明对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64]诗作中各色人等的态度一样，温顿小说当中“最重要的主体在描述中很少会涉及到”[65]。苦力作为一种具有决定性的负面空间、一种意识上的黑洞在小说功能当中的“缺失”，这是小说所反复出现而且无法逃脱的东西。温顿笔下的华人与其说像美国国家主义者，不如说更像朱利安·韦斯特，他们只不过是在美国美妙的19世纪中出没的灵魂，令人重新勾起对遗忘价值的回忆。只有在他的主要特征(受苦的能力、毫无怨言地忍受“亚洲式”现代性的代价的能力)展露无疑之后，我们才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这部小说中苦力的阴影。在小说的结尾，仍然活着的人都必须接受这种代价，而通过对李教授最后一句话中“你们”(you)的追问，读者就不得不将他自己想象为是小说中华人掌权下的新美国的其他公民。这正是李教授希望在小说结尾所完成的道德使命:读者也许会放弃文化或种族优越性上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在19世纪的反华话语当中一直未曾消失过，而且，这种等级制度也有助于使之成为解决所暴露出的经济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代价则是去想象后国家主义者(post Nationalist)的现代性，以及后国家主义者的未来:简而言之，读者要学着像苦力那样(忍受痛苦和自我安慰)，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变成苦力。

在乔治·亨利·梅森和伯驾的时代，身处国内的欧美人对于中国性的经验绝大部分是从中国物品流通形式上的跨民族性得来的，这经由那些开始与中国人进行贸易的西方人的冒险之旅怂恿而来，19世纪后期的美国是首次面对蜂拥而至的华人的西方国家。风险也随之上升，随着中国劳工对经济构成威胁，以及茶叶或者同情理论的失效，大多数美国和英国作家将生活方式的完整性看成是西方所独有的文化之邦(想想明恩溥关于克虏伯枪的论述)。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牵涉进来的这种观念问题的一种“解决之道”——在梅森看来，或许确实起到了作用，并且正像在种族话语中经常出现的那样，将人想象成为“东西”。[66]但是这一类特殊的事情:关于中国劳工的问题并不是他们如此这般不人道，而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人性就是不人道的，这不仅体现在对他者痛苦的熟视无睹上(通过当时的一个古老故事)，更表现在对自身痛苦得过且过的态度之中;也就是说，中国人跟动物一样，但又不是动物，这也就是为什么长久以来有人坚持认为他们跟这些“东西”一样的原因。

从这种观念上来说，在温顿的小说中所勾勒出来的图景如今已经广为人知。在《从过往找寻未来》一书中围绕着反华话语所进行的具有可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和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复杂演绎，不管怎样，都没有使之“超出”它所处的时代;更确切地说，是对完全没有相同之处的时代的补全。“苦力”那些在生态学上令人不可思议的身体对某种未来产生了威胁，在这一未来图景当中，现代性必须加以“忍受”而不是奋力反击——而且，也正是在这一未来图景中，“苦力”那些受苦中的身体境况已经成为各个地方所有身体的境况。通过将痛苦问题转变为情感寄存者，温顿以一种某些人的痛苦恰恰就是因为没有苦力劳工的一个未来图景的可能性境况的持久缺失为代价，获得了由现代性的冲突所形成的乌托邦。而且，虽然《从过往找寻未来》中出现的事实，随着中国军队的到来而使这种痛苦的重新回归，表明这种痛苦是如何跟19世纪晚期美国的想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叙述中，也正是那些身处痛苦之中的美国人最能表明温顿是如何长远地去思考一个将美国的未来跟中国维系起来的体系化术语的，但同时，却没有像其他一些人那样通过法律或身体暴力的方式去消除其中的某一个。但是，话又说回来，小说中的暴力至少在部分上是种族灭绝的。因此就能理解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痛苦的看法是如何深刻影响到种族灭绝的转变可能性的，尽管这不像温顿个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对作为一个种族的中国人而言，而是对与异化劳动相分离的一种有机人类主体性的可能性而言的。这并不能否定关于中国性与痛苦之间一种本体论关联的观念，而是通过一种更为全球化的、自主的寄存者，对这种观念加以重新确认。

5.拟人化的光圈

将亚洲化的历史明确地与焦虑关联起来，这是主流的美国文化在面对异国情调和技术时出现的情况，这就表明了在美国的亚洲人躯体是如何经常被(看成是)一种双重化的或重复媒介的形象，不得不忍受其表面上对非我族类和工业现代化的相互媒介化的观点。在美国的环境下，身体的形象二重性最常会被所谓“神秘莫测的”习俗所标记出来，这表明了其外表隐藏着一种难以获取的内在意义。确实，人们可能会在论述19世纪后期的华人时，将之有意渲染为是一种力图同时加以还原与保护的二重性，这种解释其奥秘的计划跟被其束缚的陌生性的狂欢纠缠在一起，难以全然分开。

也正是这种二重性在特殊的华人身体的面孔、习俗以及言语方面一次次地将自身展现无疑，这表明，华人的二重性作为一种观念上的形象(同时标志着过去和未来、种族上的原始与现代、忍辱负重以及终结这种冷漠的可能性)，通过赋予一种拟人化的形式而让人明白易懂。作为一种亚洲化形象的体现，或者从更广义的意义上说，作为一种亚洲化身体的表现，已经将这种形象作了归类，这就意味着一些美国人正在感受到来自一种身体化的、人类标记的可视化二重性的威胁。或者也可以说，作为在一种身体化的可视化二重性的表现，人类标记通过某些亚洲化的定义——过去与未来、动物与超人——而得以展现。

尽管有观点认为华人“神秘莫测”的看法增加了对于华人的面孔(呆滞的)或语言(费解的)的这种主观性的表面现象的不确定性，而更确切地说，由华人所造成的这种再现方面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对种族和文化上的他者类型的遭遇一起，如此持久地构成了(或者说被塑造成)关于劳工、全球化或者现代化的那种复杂而又多层次的问题。比方说，明恩溥很早之前就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说到:“有一幅版画，画上是一棵橡树，但是看画人却被要求在橡树的轮廓中看出拿破仑的侧面像来，他正颔首抱臂，站在圣赫勒拿岛上。起先，看画的人无论怎样盯着它看，往往都看不出任何侧面像来，会觉得这种说法纯属牵强附会，然而那个侧身像一旦被人指明，再看那幅画却仍旧看不出拿破仑来，倒是不可能的了。同样的道理，在中国看到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注意到的，而一旦被注意到，则会永远不忘。”(《中国人的气质》，11-12页)。跟拿破仑像和橡树轮廓一样，中国人从表面上看是模糊不清的，今天是这么长相的，明天又换成了另一种长相，这就使得那些美国的观察者们有了这样的一种看法，即，那些可能经常是画中之画。假如亚洲化的表面特征正如凌津奇(Colleen Lye)所说的那样，是“现代化所渲染出来的可视性”[67]的话，这恰恰是因为亚洲人的身体对于美国(白)人来说，被重新塑造成了一种现代技术以及现代劳工的主体，而这种现代劳工生来就要去忍受那种广泛发生的情况，而这种情况足以胜过“人性”自身的估量，这就使得人们不可能在同时观察到世界的各个方面。因此，中国人那复杂而又多样的真实作为一种形象，这在某种程度上跟美国人对其现代化未来的经验格格不入的单个对象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使中国人成其为人的谎言，就像中国人形象的多重表现功能被美国白人所忍受一样，这只能被感知为一种对面具及错误表现的人格化层叠，这种层叠掩盖了对内在核心的某种拒斥。

或许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总是会回到身体的问题上来，也会回到对毫无怨言地忍受现代生活和现代劳作条件的身体能力上面来(比如说，忍受近乎饥肠辘辘的能力)，关于亚裔美国人的研究著作全都已经将种族看成是一种在人类头脑与身体当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与之恰恰相反，凌津奇认为，促使亚洲人成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某种形象的结构，恰恰表明种族并不是人类的一种观念，而是一种经济事物，这种事物正在支配着其表现方式甚至现象学上的经验“形式”，更多的是一种资本运作而不是白人对于异族的看法。假如在这种论述框架之内加以考虑的话，就可以将凌津奇的视野再往前拓展一步，即，身体本身并不是一种人格化的对象，它同时也是所有人格拟人化当中起源的和最不曾被扭曲的、绝无仅有的人格化对象，或者可以说，它完全就像它自己。中国人的双重性是一种对其复杂而又常常令人不快的事实的承认，也是对在这些身体中行为方式以及具有历史与经济意义的媒介的承认，而这种承认同时也是一种拒绝，它拒绝为“双重性”赋予积极的内涵，正是在这些意义之下，在那些中国人形象背后所展现的则是一些更为纯洁、也更为原始的赤身裸体、血肉丰满的光圈(apertures)。(谢平(Pheng Cheah):“人性及所有的能力都是……由超越人类的力量所形成的生产-效应。”[68])

在美国的语境之下，凌津奇那种对于种族观念的强有力的反人格化(de anthropomorphization)就带给我们一种更为广阔的关于失望的理论，而这种理论也许可以称之为人格上的欲求，也就是说，这种关于失望的理论是由某种意识所造成的，而这种意识正是一种对于身体的个人化与人类天真的最初幻想，这种幻想只有在与诸如跨国主义、离散、全球化或者生产方式的历史这样如此巨大而又更无人道的观念关联中才能加以思考。乌托邦小说很早就已经成为这些生产方式中的一种，而正是通过这些小说，人们已经将关于历史时间的这两种看似不可通约的模式重新调和到了一起(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或称詹明信)称其为“生命意义上的”和“地质学上的”)。[69]在《从过往找寻未来》一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温顿如何将苦力所遭受的痛苦转变并泛化为一种情感上的、面向未来的标记，而这样的一种变化过程只是因为小说对苦力人格化类型的可塑性的把握才变得有可能。因此，温顿对于未来的想象依然保留着关于苦力(这种现代性与痛苦的结合体)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内核，而在同时，又剥离了其身体上的外壳，并多多少少消减了其种族与文化上的特殊性。

但是，这种对苦力身体的幻想的不断重复，在我们如今的时代往往会说成是对廉价中国劳工(被当成是一种经济特征而非种族特征)以及中国工厂当中威胁身心健康的工作条件(在这里，“种族”的形式仍然被老调重弹)的广泛忧虑，这就提醒了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在对身体的非人格化的体认中的另一种面相，这种面相就是对于人格化的持续回归。也就是说，将身体的观念当成是对个体经验与历史阐释的最基本和最真实的称谓。它正诱导我们将对身体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是对立的，同时，也将身体之间的运动描述为现象学上的基础，将身体描述为是文化上的超结构。这样一来，就为自黑格尔或马克思所激起的知识界革命以来的西方思想确定了一个主要的组织框架。

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话，就需要舍弃掉争论的前提，因为正是这样的一种同源性，让人产生这样的一种想象，即，“最初的”和完全自足的身体并不像那些已经成为生产模式象征的身体，自身已经成为某些事物的一种形象，换句话说，成为未曾被扭曲过的身心的一种象征。[70]这种对立并不存在于非形象化与形象化之间，而存在于非形象化的一种形象与公开呈现出某种形象化的形象之间。正是在这种具有偏向的对立下，在另一方面，这种对立最终也在命题与反命题中展现出来，这样就跨过了“中国人的身体”(Chinese body)，正是中国人身体的二重性编织出了这种厌恶的意识，也就是说，诚实而又公开的身体未能成为这种最准确再现出来的实际情况。同样的，关键在于，正如在考虑苦力与疼痛的关联方面:在温顿的小说中，所讲述的毕竟是对身体受苦的种族方面的特殊经历转变为一种一般化的受苦经历的过程，但是，对从属于单一类型的身体的某种经历可以拓展到整个人类范围么？将中国人形象的“内在”放到一个普世化的“外在”当中，从生理学转到影响方面，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从一种导向对他者加以神秘化的难以捉摸的内在生活转变为对于民族自我防御的核心逻辑的表达，这种转变就承认了某种类型的疼痛是一种“单个的”人的未来从对人的机器的巨大威胁当中解放出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坦白地说，受苦受难的经历自身所展示出来的是温顿的乌托邦式现代性的基础条件，而中国人则脱离了他们个人与疼痛的种族上的关联，而变成了叙事中的那种“美国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中国军队创造出一个全部是移民的国家时，他们会无动于衷。在温顿的小说中，当朱利安·韦斯特(这个人的姓在贝拉米的《从过往找寻未来》中标志着19世纪的空间边疆(frontier of space)取代了21世纪的时间边疆(frontier of time))在伊利湖(Lake Erie)的战斗中死去时，也标志着19世纪随他而逝。而随着李万龙成为终结历史的“最后之人”，这就为一位无法作出自己选择的观众活生生地描绘出了一幅交织着同情语法的图景，在对疼痛的亚洲类型的表露过程中，形成一种普世现代性的条件，而其风格则是跨越整个太平洋两岸的。[71]

【注释】

[1] 指该书英文版。——译者注

[2] 2000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种族、政治和亚裔美国人历史，代表作有:《苦力与甘蔗:解放时代的种族、劳力和糖》(Coolies and Cane : Race， Labor， and Sugar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 (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译者注

[3] 郑文浩:《不爱法律保护的“苦力”:解放时代的种族、民族与帝国》(Moon Ho Jung，“Outlawing ‘Coolies’: Race， Nation， and Empire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载《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 57， no. 3 (2005)， 679。另可参见郑文浩:《苦力与甘蔗:解放时代的种族、劳力和糖》(Jung， Coolies and Cane : Race， Labor， and Sugar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Baltimore， 2006)。

[4]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1782-1852)，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和律师，曾三次担任美国国务卿，并长期担任美国参议员。——译者注

[5] 丹尼尔·韦伯斯特:《宪法与联盟》( Daniel Webster，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Union”) (即所谓的“3月7日演说”)载《美国国会议事录》(Congressional Globe)， 31st Cong. ， 1st sess. ，附录，280–81。韦伯斯特的这段话对1850年的大妥协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一大妥协允许加利福尼亚以一个自由州的身份加入美国，并从德克萨斯那里分出了新墨西哥领地，并在实质上强化了抓捕并遣返逃亡奴隶的法律。但是，韦伯斯特并不是第一个将美国土地、亚洲和天然劳工集合进一种地理学想象(geographic imaginary)当中的人。苏熙源(Haun Saussy)在其《第一批华裔美国人》(The First Chinese Americans(？))中引用了一本让—皮埃尔·佩里(Jean Pierre Purry)1733年所写的关于鼓励加利福尼亚移民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宣称:“这篇伟大的文章所凭借的正是一种用以养蚕的高品质白桑树，而这不需要花费多少工夫，就能[在佩里斯堡]形成繁荣局面:正因如此，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加利福尼亚那样，让这些桑树能长得这么好，织出来的丝绸这么棒!”(《转变》(Ex/ Change) 14 [October 2005]。 另可利用网络资源http:/ / www. cityu. edu. hk/ ccs/ Newsletter/ newsletter14/ Contribution2. htm)。

[6] 运载“苦力”的船只被称作“浮动地狱”;罗伯特·史温丁格(Robert Schwendinger)曾做过统计，他认为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从中国到秘鲁的两次旅程中，死亡率大致为30%，并估计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劳工在秘鲁活着完成了五年服务期(《苦梦之海》:1850年至1915年的中美海上关系》( Ocean of Bitter Dreams : Maritim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15) [Tucson， 1988] 23，27. )。他在该书第三和第四章对美国在内战之前参与华工贸易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论述。

[7] “除了臣服于盎格鲁—美国人之外，劣等种族的人没办法在美国的土地上生存”，废奴运动者欣顿·劳文·肖尔珀(Hinton Helper)在1855年 写道，但他同时却担心“太平洋沿岸的铜将会像大西洋沿岸的黑檀木一样，成为导致无序和纷争的一大问题”(引自亚历山大·萨克斯顿:《不可或缺的敌人:加州的劳工与反华运动》(Alexander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 Labor and the Anti 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1995]， 19. )。而德鲍(J. D. B. De Bow，1820 - 1867，美国出版家和统计学家，《德鲍评论》(DeBow's Review)的创建者。——译者注)则用对中国劳工的罪孽和暴力来为美国的转变蒙上一层柔光。郑文浩(Moon Ho Jung)写道，德鲍认为加勒比地区新的人口贸易表明了“美国南部的道德优越感和对种族秩序加以干扰的可怕结果。他认为，美国奴隶主的‘人道行为’所‘保存下来’的人类生命和400万美国奴隶，理应使其他种植园能够避免那些‘接触邪恶的风险’”(692)。

[8] 在船只及其中国劳工(有些劳工被杀、一些人因叛变自杀，另一些人逃走了)的情况扭转过来之后，他们回到了广州，伯驾指定一个法庭专门负责此案的调查。尽管伯驾的调查结果使17名犯人被送交中国当局审判，但中国官员发现这17人没有犯罪，就把他们释放了。伯驾随后发来了外交公函，但并没有改变最后结果，愤怒的伯驾最后在写给总督的信中说，从今往后“美国政府将对发生在公海的海盗行径执行自己的法律”，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再逮捕任何一位“罗伯特·布朗尼”号上的乘员的话，他们将被“美国政府严厉惩处，以儆效尤”(史温丁格， 44)。但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伯驾成为主张废除华工贸易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参见史温丁格(Schwendinger)， 56-57。(伯驾在1856年1月末曾专门有过反对苦力贸易的通告，其中这么说道:“在下——美国驻中国公使兼全权特使——根据政府给予我的关于所谓苦力贸易的指示——‘到达中国后公开阻止苦力贸易’——向所有相关者发布如下通告:在过去几年中，美国船只和悬挂其他旗帜的船只所从事的贩卖中国苦力的贸易，是非法的、不道德的、令人厌恶的、没有人性的暴行，与以前贩卖非洲奴隶的贸易很相似，而其中一些行为的恐怖程度甚至超出了后者;妇女和儿童被拐卖，其他一些人不仅被诱拐，对他们即将前往的目的地一无所知，而且有的人是被强行绑架，强行带到了他们所不认识的国家，再也无法返回家园;不仅中华帝国古代的法令，就是帝国政府最近颁布的法令也同样禁止苦力贸易，对‘那些拐卖人口、迫害人民的掮客和顽固的无赖’将治死罪。帝国政府给本公使馆的照会强烈地反对苦力贸易，描述苦力贸易的词汇与形容奴隶贸易的词汇一样;照会承认正当的贸易，但是苦力贸易已经超出了条约规定的对外贸易所允许的范围，因此是非法的。这种贸易让外国的声誉严重受损，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非命，这或许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们的确丧生了，而在有些情况下，其致人死亡的手段让人厌恶至极，同时那些少数生存下来的人们也并不见得有多幸运。两国政府的友好关系正在受到危害，合法的贸易也处于危险之中。在苦力贸易过程中，那些被拐卖、绑架或遭到严重欺骗的人，他们的亲属或朋友便会设法报仇。有鉴于此，在下命令所有美国公民终止这一不正常的、不道德的贸易。任何可能与此相关的人都要知道美国政府禁绝苦力贸易的态度。美国政府预先警告那些此后从事此种贸易的人，他们在进行苦力贸易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卷入其中的，都将丧失他们的政府对他们的保护;不仅如此，如果他们还一如既往地从事这种贸易，一旦被发现，他们有可能遭到严惩。此项关于苦力贸易的通告不适用于那些自愿移民的中国冒险者;自愿移民与非法苦力贸易有着天壤之别。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中国劳动力的贸易，为自愿前往的中国人提供便利，为他们的旅行提供必要的方式与配备，而且他们有返回故乡的自由，这些都会成为将来制定条约的议题，或者由西方各国和中国政府共同安排。美国领事有责任将本通告的复本转交给五个通商口岸的相关官员。——伯驾”——译者注)

[9] 引自安德鲁·戈洛瑞:《关闭大门:种族、政治和〈排华法案〉》(Andrew Gyory， Closing the Gate : Race，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Chapel Hill， N. C. ， 1998)， 19。

[10] 戈洛瑞(Gyory)， 31， 33–34.

[11] 郑文浩:《不受法律保护的“苦力”》(Jung， “Outlawing ‘Coolies，’”) 698.

[12] 例如，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他对观念史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就曾在1853年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1974]， 475. )。(中译本:[美]佩里·安德森著，刘北成、龚晓庄译:《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译者注)

[13] 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是美国最早的工会组织之一。该联合会于1886年12月成立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由不满当时最大全国性工会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的几个小分会联合而成。美国劳工联合会在20世纪前半叶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即便在1937年，因其反对产业工会的态度，受到排挤的工会组成了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后，其地位仍未动摇。在成立之初的50年中，职业工会一直占据该组织的主导地位，但在20世纪40年代，为应对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挑战，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职业工会纷纷转型为产业工会。1955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同对手——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组成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简称美国劳联—产联)，该组织一直持续至今，在美国经济和政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译者注

[14]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针对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该法案直到60年后才被废除。该法明确禁止华人移民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和拥有选举权。2011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参议院201号决议”，就《1882年排华法案》向全美华人表示歉意(regret)。该决议宣告四项结论:一、承认排华法案与其它的反华立法不符合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声明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二、承认排华法案及其它的反华立法不符合美国宪法精神;三、早年具有歧视性的立法酿成错误，伤害华人及其后人，参议院表示遗憾;四、参议院重申承诺，将保障华人及其它亚裔在美国享有与其它族裔完全相同的权益。在此前的2011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了《排华法案》道歉法案，正式以立法形式向曾经歧视、打击华人的做法道歉。——译者注

[15] 塞缪尔·冈珀斯:《关于排华的某些理由。肉VS米:美国人与亚洲苦力的对决。谁将胜出？》( Samuel Gompers， Some Reasons for Chinese Exclusion. Meat Versus Rice : American Manhood Against Asiatic Coolieism. Which Shall Survive？) (Washington， D. C. ， 1902)， 5。下文引用将简写作AFL。

[16] 詹姆斯·惠特尼:《华人与华人问题》(James Whitney， The Chinese and the Chinese Question) (New York， 1888)， 116。

[17] 亚历山大·萨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写道，那些直接跟中国人竞争的白人劳工“绝大部分是因为不再有能力(假如他们曾经有过的话)与有一技之长的白人商贩争抢工作职位”(264)。

[18]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罗伯特·G·李:《东方人:大众文化中的亚裔美国人》(Robert G. Lee， Orientals : 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 (Philadelphia， 1999)。

[19] 通过切入他的病人的身体，伯驾对这些病人身上肿瘤得以维系的复杂性和血管系统的大小大为惊叹。尽管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这本小册子希望从加利福尼亚肌体上切除中国人这种毒瘤的想法在很多方面跟伯驾的医疗工作很相像，但是不同民族性格方面的差异还是表明伯驾图画中那些肿瘤的力量确实渗透到了他们所描绘的中国观念当中。似乎拥有巨大肿瘤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中国或中国人跟这些肿瘤是一样的——韩依薇和吉尔曼都认为这是林呱肖像画所产生的一种转喻效果。

[20] 凌津奇(Colleen Lye)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与天津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长期从事美国文学与亚裔美国文学、文艺和文化理论，以及种族与跨国视角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学术成果散见于《美国文学》、《多族裔的美国文学》、《美亚学刊》等，是美国“亚裔美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著名学者。主要作品有:《美国的亚洲:种族形式和美国文学1893—1945》(America's Asia : Racial For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893-194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等。——译者注

[21] 凌津奇:《美国的亚洲:种族形式和美国文学，1893—1945》(Colleen Lye， America's Asia : Racial For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893–1945) (Princeton， N. J. ， 2005)， 57。

[22]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James Gillespie Blaine，1830-1893)，美国律师、政治家，曾两度担任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23] 这段话出现在对化学家雅各布·蒙莱斯考特(Jakob Moleschott)的《食物学》(Lehre der Nahrungsmittel)所作的评论当中。费尔巴哈的这部分评论指出，肉食和米饭、人性和奴隶制之间的分化已经成为本世纪中叶的营养思维的一部分:“一个人如果只以一种蔬菜为食的话，就是一位素食者，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引自梅尔文·查洛:《费尔巴哈所谓的“人如其食”:一种纠正》(Melvin Cherno， “Feuerbach's ‘Man Is What He Eats’: A Rectification，”)载《思想史杂志》(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4， no. 3[1963]， 401.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人喜好米饭的行为就很容易被归结到一种将中国人当做历史中的冻结物，或者作为观念的奴隶的意识当中，而成为具有革命性的、自我捍卫的、积极进取的欧洲人的对立面。

[24] 惠特尼:《华人与华人问题》(Whitney， The Chinese Question)， 64。

[25] 引自H·J·韦斯特:《中国人民的入侵:展现了那些在太平洋沿岸将要跟自由而开明的美国公民接触的中国人的习惯、礼仪和风俗，以及政治、社会与宗教状况……包括从旧金山新闻中仔细挑选出来的报道》( H. J. West， The Chinese Invasion; Revealing the Habit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ocial and Religious， on the Pacific Coast， Coming in contact with the free and enlightened citizens of America . . . containing careful selections from The San Francisco Press) (San Francisco， 1873)， 28。

[26] 亨利·乔治继续写道:“现代生产的趋势将劳动力划分得越来越细——具体到每一个过程，所要求的是他的密切关注力和灵活性，而不是知识、判断力和技能。中国人正是在这些技能上略胜一筹”(韦斯特， 28)。

[27] AFL， 19。关于那些小虫子:“像白蚁一样，悄无声息而又持续不断地啃噬着最硬的木料，而房主却昏沉入睡、全然不知，它们一直在不停地侵蚀着”(惠特尼:《华人与华人问题》(Whitney， Chinese Question) 137);Rudyard Kipling引述美国劳联小册子的话说:“有三个种族能够工作，但只有一个是成群结队、密密麻麻的”(10)。美国劳联的小册子还提到“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聚居地”，而明恩溥(Arthur Smith)在那本影响深远的《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说道“庞大的人口聚居在小小巢穴当中” (17)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rwalk， Conn. ， 2003]， 187 [下文引用简写作CC])。 E·特鲁姆布·李牧师(Rev. E. Trumbull Lee)就是那些将中国人比作蝗虫的人之一;参见E·特鲁姆布·李牧师:《反对华人:一个波特兰牧师就苦力问题的看法》(Rev. E. Trumbull Lee， “Anti Chinese: Coolie Question Discussed by a Portland Pastor，” 原载于《波特兰每日新闻》(Portland Daily News)， February 13， 1886;另可参见网上资源http:/ / www. ohs. org/ education/ focus_on_oregon_history/ APH Document Lee Article-1886. cfm。

[28] 由于美国劳联小册子所持的反华立场与亲华、重商主义力量之间争论的特殊推动力，将对中国移民的宽宏大量看成是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海外华人市场吸引力的一种方式。John Eperjesi已经证明了成立于1898年的美国亚洲协会(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简称AAS)是如何利用它自己的刊物来传播“这个共和国的未来是与它在太平洋的威望维系在一起的”观念的，并梦想随着向数以百万计徒手工作的中国人大力倾销各种工具，将会带来经济繁荣。Eperjesi最终发现，协会的工作力图“通过为资本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未来的方式，来度过[经济]危机”，他写道，“关于中国市场提供了解决危机的办法的观念，并没有进一步满足资本的需求”《美国亚洲协会与美国太平洋地区的帝国主义想象》(“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and the Imperialist Imaginary of the American Pacific，”)载《边界》(boundary) 2 28:1 [2001]， 218. )。另可参见艾派尔耶希:《帝国主义想象:美国文化中的亚洲与太平洋景象》(Eperjesi， The Imperialist Imaginary : Vision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American Culture) (Lebanon， N. H. ， 2004)。关于20世纪早期美国文化中对于跟理想消费者模式的发展相关的劳工流动上的这种种族化方式的探讨，可参见洪静媛:《美国资本的破裂:有色妇女女权主义与移民劳工文化》( Grace Kyungwon Hong， The Ruptures of American Capital : Women of Color Feminism and the Culture of Immigrant Labor) (Minneapolis， 2006)一书第3章。

[29] 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32)，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维郎城(Vernon)。他于1872年携新婚妻子来华，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并兼任《字林西报》通讯员。他于1905年辞去教职，留居北京从事写作。他在华生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对中国具有深厚的感情，也是最早建议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的人，同时，他对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研究也较为深入。《中国人的气质》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译者注

[30] 该书最早出版于1890年，在中国国内有多个译本，名称各异，且新译本还在不断增加，如《中国人气质》，张梦阳、王丽娟译，(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版。2005年由出版社出版之际，改名为《中国人德行》;《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4月版;《中国人的性格》，匡雁鹏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版;《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中国人的素质》，林欣译，京华出版社2002年版;《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舒扬、舒宁、穆秭译，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人的特性》，戴欢、代诗圆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版等。但最早的中译本则是1903年由作新社于上海出版的《支那人之气质》。对于明恩溥及该书的专门论述，可参见黄兴涛:《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及其〈中国人的气质〉——一部“他者”之书的传播史与清末民国的“民族性改造”话语》一文(载[美]明恩溥著，佚名译，黄兴涛校注:《中国人的气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8页)。——译者注

[31] 刘禾在对明恩溥的介绍中指出，他的书只是被认为是中国问题权威的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大地》(The Good Earth) (1931)一书所取代，刘禾还引用了一份1925年的调查，这份调查将《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列为西方人最重要的中国题材作品中的第一名。在该书的众多译本中，有很多是中文和日文译本，对此，刘禾在其《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 :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 1937(Stanford， 1995))一书中作了详细论述。(中译本:刘禾著，宋伟杰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译者注)

[32] 关于战后芝加哥社会学学派和亚裔美国人之间的关系，可参见余全毅:《思考东方人:现代美国的移民、接触与异国情调》( Henry Yu， Thinking Orientals : Migration， Contact， and Exoticism in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2002)。

[33] 这份小册子引用了《1885年7月旧金山市、县监事会特别委员会为受命对唐人街进行调查与报道所作的报告》(“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of the 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 appointed to investigate and report upon Chinatown， July 1885.”)中的内容。

[34] 如果从海德格尔关于无聊(boredom)的冥想(meditation)角度来解读明恩溥的话，就会发现中国人忍受单调(monotony)能力的重要意义。对海德格尔来说，“此在(Dasein)只不过是一种学会变得无聊的动物而已;它已经从自身[对世界]的迷恋醒来，并进入对它自身的迷恋当中。这种从对自身迷恋的生物性的觉醒，这种对非开放的充满焦虑而又毅然决然的开放，就是人类”(“Dasein is simply an animal that has learned to become bored; it has awakened from its own captivation [by the world] to its own captivation. This awakening of the living being to its own being captivated， this anxious and resolute opening to the not open， is the human”)(引自吉奥乔·阿甘本:《开放:人类和动物》，凯文·安特尔译(Giogio Agamben， The Open : Man and Animal， trans. Kevin Attell) [Stanford， 2004]， 70. )。成为人类，就是获取了无聊的能力;因此，中国人对单调性的接受就使他们站到了分界线的另一侧，跟动物在一起了。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反华活跃分子经常坚称——回应着库珀曼莎普提议进口中国劳工的那些制造商的期望——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能建立起工会，因为他们缺乏罢工所必要的同情心与政治意愿。这种看法完全靠不住，因为中国劳工组织了许多次罢工活动，不管是他们自己主导，还是作为“主流”罢工的一部分。参见戈洛瑞对1877年雪茄制造工人罢工活动的描述;他引用了《劳工标准》(Labor Standard)，以证明“在罢工当中，华人‘自身表现出真正(real)文明的能力’”(98)。由于儒教思想的熏陶，因此亚洲劳工通常比欧洲劳工更为圆滑世故的看法，一直延续至今;参见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兴起》(第二版)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Oxford， 2000)， 193。

[35] 惠特尼(Whitney)， 195.

[36] 但是这些隐喻并不仅仅被看成是隐喻，让我们回到它们意义的传播媒介上来。随着1851年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中国成为西方军事装备的大客户。由包括戈登在内的外国军官领导的“常胜军”的胜利，促进了对西方武器的追捧，卫周安(Joanna Waley Cohen)写道，他们“转变了李鸿章的看法，此人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一直到他1901年死去为止，在中国政治和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开始积极引进外国武器及技术……在李鸿章的支持之下，中国成为德国武器制造商克虏伯的一个优质客户，以至于阿尔弗雷德 ·克虏伯在他床前挂了一幅李鸿章的画像”《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世界潮流》(The Sextants of Beijing : Global Currents in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1999)， 184–85;黑体为笔者所加)。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他在洽谈其他事务的过程中，还敦促国会放宽对中国劳工的移民限制。

[37] 罗伯特·沃尔特:《中国人1899年占领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一段简短而真实的历史》 (Robert Woltor， A Short and Truthful History of the Taking of California and Oregon by the Chinese in the Year a. d. 1899) (San Francisco， 1882)， 77;皮尔顿·托诺:《共和国的末日》(Pierton W. Dooner， Last Days of the Republic) (San Francisco， 1880). 伍家球(William F. Wu)谈到了这些小说，此外还有《陆地月刊》(Overland Monthly)的一些短篇小说，收录于《黄祸:1850—1940年美国小说中的华裔》(The Yellow Peril : Chinese Americans in American Fiction 1850–1940) (Hamden， Conn. ， 1982)。

[38] 兰博是美国动画片《兰博》(Rambo)中的主人公，以机智英勇著称，后由史泰龙主演的真人形象(《第一滴血》系列)给人深刻印象，他代表了几代美国人所标榜的形象:打不死、顽强不屈、为了目标奋勇向前，这些高大威猛的经典形象迎合了美国人的欣赏口味。——译者注

[39] 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他用谜一般的诗篇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成为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译者注

[40] 伊格内修斯·唐纳理(Ignatius Donnelly，1831-1901)，美国国会议员、畅销书作家和科幻学家。代表作有:《亚特兰蒂斯:远古世界》(Atlantis : The Antediluvian World) (1882) 等。——译者注

[41] 唐纳理在这部小说中描绘了一个异常残酷的社会景象。“毁灭者兄弟会”(Brotherhood of Destruction)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无产者集团，他们因为不堪无情的阶级压迫与阶级仇恨而被迫铤而走险。他们在华尔街周边地区设置路障，发起了对华尔街的总攻。如果说是否胜利可以用19世纪交战双方确认的肢体摧毁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这次反对华尔街是最终获胜了。但是，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胜利的起义军建立了一座“恺撒纪念碑”。这是一座方尖石碑，纪念碑取名“恺撒”是为了纪念兄弟会的总司令恺撒·洛梅里尼( Caesar Lomellini)。这个巨型方尖碑建成于起义之后，它是用水泥和25万具尸体堆积起来的，死者是那些被击毙的金融寡头及其走狗。为了表明“现代文明的寿终正寝”，那些幸存下来的商人、政客以及牧师被迫参加了建造这座纪念碑的强制性劳动。为了保证它永远不会遭到破坏，恺撒纪念碑的内部填满了炸药，假如任何人想要把尸体移走，这座纪念碑就会被彻底夷为平地。——译者注

[42] 伊格内修斯·唐纳理:《凯撒的纪念碑:二十世纪的一个故事》(Ignatius Donnelly， Caesar's Column : A 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1960)。这本书最初在芝加哥出版，其原因之一，可能部分地从其更宏大的跨国前景上得以解释(或者有助于解释)——尽管是寡头政治在形式上是“亚洲式”的，但小说中的敌人是一个广义上的世界文化，它并不源于军事入侵，而来自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进步。关于唐纳里的更多信息，可参见凌津奇(Lye)所著一书第63—72页以及萨克斯顿(Saxton)所著一书第 283—284页。直到20世纪初，英语世界的作家才开始担心来自日本的军事入侵，并在关于日本战胜俄国(1905年)以及1911年清朝灭亡的作品中最鲜明地表现出来。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的 《空中战争》(The War in the Air) (1907)一书中出现了包括日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联军进攻西方的故事;理查德·汤普森(Richard Thompson)探讨了美国国会众议员里士满·霍布森( Richmond P. Hobson) (在《美国版时尚杂志》(Cosmopolitan，该杂志是世界上销售规模最大的年轻女性杂志，因向年轻白领女性介绍流行时尚、探讨当代两性关系而闻名遐迩。自从1886年创刊以来，一直报道现代社会潮流。——译者注)上!)以“假如战争来临”(If War Should Come)为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这些是当时对日美战争所作的最详细的预测”(“The Yellow Peril， 1890-1924，”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57年，散见于第427—434 页)。或者，就看一下马尔斯顿·曼森( Marsden Manson)的《黄祸当头:历史中的可能篇章》(The Yellow Peril in Action : A Possible Chapter in History) (San Francisco， 1907)一书，在这本书中，中国军队与日本海军联手作战，横扫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作为签订合约的一部分，中日联军要求修订美国宪法以给予外国人以平等的公民权。跟霍布森在《美国版时尚杂志》中的文章一样，曼森对战争(他设定为1910年)的虚构叙述至少在部分上是要让美国人知道太平洋的商业和军事价值，以及美国力量在那里(在关岛、菲律宾以及西海岸港口)存在的价值。在该书的最后，还包含一张折叠式地图，以表明美国在世界三大洋之间的“巧妙地位”(masterly position)(18)。杰克·伦敦的作品《空前入侵》(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收入《强人之强》( 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 (New York， 1914)一书，他想象了一个在日本帮助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通过人口管控，控制了全世界，最终其民众被一个怀着种族恐惧的西方联盟用细菌武器一举消灭的故事。

[43] M. P.希尔:《黄祸》(M. P. Shiel， The Yellow Danger) (London， 1888);在美国和英国再版时加了副标题:《黄祸:亦或如果中华帝国崩溃的话，那些远隔万里的所有欧洲国家将会发生什么？》( The Yellow Danger : Or， What Might Happen if the Divis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ould Estrange All European Countries) ( London and New York， 1899)。我非常感谢R·约翰·威廉斯(R. John Williams)让我关注这一小说。威廉斯的论文，用庞德(Ezra Pound)现代主义作品中的观念，将这一时期的几次中国人入侵跟技术与中国的后续关联结合到了一起。对奇幻和科幻小说作品中的中国人特征，尤其是臭名昭著的恶棍傅满洲(Fu Manchu)和酷明(Ming the Merciless)更为深入细致的论述，可参见伍家球、马对美:《死亡的拥抱:东方主义与亚裔美国人身份》(William F. Wu， Sheng Mei Ma， The Deathly Embrace : Orientalism and Asian American Identity)(Minneapolis， 2000)以及罗伯特·G·李:《东方人:大众文化中的亚裔美国人》(Robert G. Lee， Orientals : 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 (Philadelphia， 1999);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入侵的科幻小说，可参见韩瑞:《中国性:未来的一种史前状态》(Eric Hayot，“Chineseness: A Prehistory of Its Future，”) 载《汉字:书写中国》，韩瑞、苏源熙和斯蒂芬·姚主编( Sinographies : Writing China， eds. Eric Hayot， Haun Saussy， and Steven G. Yao) (Minneapolis， 2007)。

[44] 关于北亚当斯冲突的更多介绍，参见戈洛瑞:《关闭大门》(Gyory， Closing the Gate)， 第3章和罗伯特·李:《东方人》(Robert Lee， Orientals) 55–56。

[45] 菲利普·E·韦格纳:《虚构的共同体:乌托邦、国家和空间现代性的历史》(Philip E. Wegner， Imaginary Communities : Utopia， the Nation， and the Spatial Histories of Modernity) (Berkeley， 2002)， 62。

[46] 在贝拉米所描绘的乌托邦未来中，女性被看成是男性的“联合”而不是平等的力量，尽管她们在国家政治经济结构中所体现的实际情况已经足以获得某些当代女性主义者的褒奖。关于她所谓的贝拉米“吹嘘的女权主义”(vaunted feminism)的新批评，可参见西尔维娅·施特劳斯:《乌托邦中的性别、阶级与种族》(Sylvia Strauss， “Gender， Class， and Race in Utopia，”) 载达芬妮·帕泰主编:《回顾，1988—1888:爱德华·贝拉米论丛》(Daphne Patai， ed. ， Looking Backward， 1988–1888: Essays on Edward Bellamy) (Amherst， 1988)。

[47] 在添加了所有关于国家主义的论述之后，这就成了一个不大可能发生的爱情故事，它是为小说的情节服务的。在这当中，朱利安·韦斯特最终迎娶了里特的女儿，而凑巧的是，她正是朱利安1887年时未婚妻的孙女。正如Jonathan Auerbach所指出的，这种爱情的替代逻辑提供了对“贝拉米关于系统性的、但又无形中正在官僚化的传统国家理念的整体计划”的一种感性验证(《“组织起来的国家”:爱德华·贝拉米人回顾中的乌托邦式衰微》，载《美国文学史》(“‘The Nation Organized’: Utopian Impotence in Edward Bellamy's Looking Backward.”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6. 1 [Spring 1994]， 37. )。

[48] 此处为音译名。——译者注

[49] 温顿:《从过往找寻未来，李万龙教授对肖马特学院新生所作的系列演讲》(Arthur Vinton， Looking Further Backward， Being a Series of Lectures Delivered to the Freshman Class at Shawmut College， by ProfessorWon Lung Li) (Albany， N. Y. ， 1890)， 31。 下文引用简写作 LFB。

[50] 现任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代表作有《扫地出门:那场被遗忘的美国排华战争》(Driven Out : The Forgotten War against Chinese Americans， Berker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译者注

[51] 据我所知，威廉斯是唯一一位在一种亚裔美国人语境下思考温顿作品的学者。Wegner认为温顿作品是对贝拉米的回应，而琼·菲尔泽(Jean Pfaelzer)则将温顿放到一种美国反乌托邦传统中加以分析，但从来没有以超过两页的篇幅来探讨这部小说(菲尔泽:《十九世纪美国反乌托邦小说中的模仿与讽刺》(Pfaelzer，“Parody and Satire in American Dystopian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载《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 7. 1[March 1980])。

[52] 通过保留当代美国对华话语中的措辞，但又颠倒其历史与类型的方式，温顿塑造出了一种经典的反乌托邦或讽刺小说的形象，在诸如《人猿星球》(The Planet of the Apes)(当然，它本身也是民权运动的一个寓言)的一部电影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然而，小说在这一领域的可预见性至少可以部分地理解为是它文体的一种必要性:我们必须将这种反乌托邦小说的文体当成是跟科幻小说不同的，这种不同并不在于所信奉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而在于它试图通过纯逆转(pure reversal)而制造陌生化的方式(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反乌托邦小说通常是无趣的)。

[53] 所有这些都被所提到的真实发生的1770年波士顿惨案取而代之了，尽管这一惨案只有五个人死亡，但却成为北美独立运动的肇始。

[54]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李万龙对日记的长篇引文讲述了波士顿肖马特学院(Boston's Shawmut College)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故事，他以失去自己的声音为代价，逐渐放弃了自己的叙述空间，而纠缠到一种跟他先辈的俄狄浦斯情结关系(an Oedipal relationship)当中。正如韦斯特自己一度注意到的，那些典型的中国人对祖先的尊崇，似乎使他对碰见的中国人有了比以往更多的崇敬之情，这要感谢那有着150年之久的催眠奇效:“祖先和耋耄耆老从古至今一直是天朝大国(指中国——译者注)的崇拜对象，而我，作为他们祖先的当代一员，在他们的观念中似乎被赋予了跟他们对其祖先一样的尊崇。因此，他们倾听着我，就像我两个世纪以来所说的话当中所积累起来的智慧一样。”(143)。在这里，小说提供了一个线索，通过一种地方化的俄狄普斯情结(以肖马特学院的历史讲座为中心)，也通过一种文化关系，表达了李教授对韦斯特的兴趣。

[55] 我对在小说的有限框架内对特征与叙述模式的空间“竞争”方式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亚历克斯·沃洛奇(Alex Woloch)的作品，他在《一个对多个》(The One vs. the Many) ( Princeton， N. J. ， 2003) 一书中进行了一种叙事实践( a narratological practice)，在一个全球化的“特征—体系”(character system)中分析了“特征—空间”(character space)的分布问题，并且将这种形式结构解读成作为文体(genre)小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关键特征。

[56] 这并不是说美国人在表现、或者中国人在演讲方面有任何特殊之处。在小说的内部叙述结构中，在对政治层面的叙述上从美国转向中国，而在单独叙述的时候则从中国转向美国。

[57] 在对温顿小说的探讨中，菲尔泽写道:“这个故事以朱利安日记中的一段话结束:他意识到，中国人除了中西部的一小块地区之外，已经控制了所有的地区，他知道在他们包围这块地区之前，‘它’(it，指中西部的一小块地区——译者注)的消亡也只是时间问题”(“the story ends with a passage from Julian's diary: he realizes that the Chinese have gained control of all but a small area of the mid western states， and he knows that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y close in’”)(68)。菲尔泽引用的一定是该书的另一不同版本，因为我所指的版本中没有这段话。我见到的版本就是以我上面所述的内容结束的。菲尔泽引用的那段话的一种版本出现在李教授最后的演讲当中，而不是朱利安·韦斯特的日记当中，而在我所见的版本中则是“随着我们逼近那帮民族主义残留分子，控制此地就只是个时间问题”(“It is but a question of time when we close in upon the last remnant of the Nationalists”)(187)。

[58] 确实，这里的这个跨国、跨民族的“我们”(we)，是对一大帮男大学生听众说的，从劳动力和教室中排除女性那里得到了很多好处(如今是“男子气概的侍女”)，而这些是每个种族和民族的男人都会欣然同意的。

[59]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岛屿与战壕:中立与乌托邦话语中的生产》(Fredric Jameson， “Of Islands and Trenches: Neutraliz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Utopian Discourse，”)载《符号》(Diacritics) 7， no. 2 (1977)， 3。

[60] 威廉斯将一种“感觉结构”定义为是“一种仍在进行之中的、常常确实没有被公认为是社会化的、但却是私密的、特殊的和孤立的社会经验”，也是目前正日渐凸显的社会本质的“一种文化假设”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1977]， 132–33. )。

[61] “机器之神”(deux ex machina)最早源于古希腊语，意指机关中跑出来的神。在古希腊戏剧中，当剧情陷入胶着，难以解决其中的困境时，就会突然出现拥有强大力量的神来解决这些难题，使剧情得以继续下去。当时，会利用升降机的机关，将扮演神的演员送到舞台上，于是就有了“机器之神”的说法。在某些现代评论者看来，在戏剧或者故事中的这种安排破坏了戏剧或故事的内在逻辑。——译者注

[62] 《空前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是杰克·伦敦(Jack London)1910年发表的一部科幻小说。小说虚构了中国向日本学习西方现代观念和技术之后得到飞速发展，进而迅速崛起，但最后遭到世界列强毁灭性打击的故事。作者以倒叙的形式展现1976年的世界格局:当时的中国已经步入发达国家之列，其强大国力令全世界感到害怕，而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则要追溯到72年之前的日俄战争，在当时，日本战胜了欧洲强国俄国，从此一跃而为世界强国，但这也成为了中国觉醒的契机。作者叙述到，日本当时意识到自己在面对西方列强时深感势单力薄，因此就试图通过操控中国而与西方相抗衡，但中国在学习了日本的先进技术与观念之后，就试图摆脱日本控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的崛起，于是在1922年爆发了中日大战，最终以日本失败告终。经此一役，日本企图打造东亚大帝国以与西方抗衡的意图宣告破产，使西方世界松了一口气，而更令西方人欣慰的是，中国尽管与日本相邻，也处于东亚，但是中国人却不像日本人那么好战，而是平和宽忍、埋头苦干。在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到了1970年，中国的实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时候，中国与其周边邻国不断出现冲突。最先发难的是控制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由于大批中国人依据印度支那半岛地区，对法国在当地的殖民统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法国遂决定向中国开战。当时的中国没有庞大的正规军，但其民兵组织却极有战斗力，一举大败法军。这些民兵随后携妻带幼移居印度支那半岛，将法国的势力彻底清除了出去。为了夺回殖民地，法国派遣强大的海军来华，轰炸中国领土，但中国始终不应战，等到法军弹尽粮绝不得不撤退之后，中国又轻而易举地夺回这片沿海地区。在这之后，中国以同样的和平方式从南北西三个方向进行扩张，列强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法加以遏止，最后，美国总统接受了科学家拉宁格尔的细菌战方案，并推荐给西方诸列强使用，最终用这种方式对中国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世界不再受到中国和平扩张的威胁。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语境的话，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杰克·伦敦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是当时西方人(确切地说是欧美白种人)对中国人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当时西方世界的对华集体潜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当今“中国威胁论”的一大历史渊源。——译者注

[63] 在《膜:十九世纪文学、科学与政治中的入侵隐喻》(Membranes: Metaphors of Invas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Science， and Politics)一书中，劳拉·奥蒂斯( Laura Otis)为我们揭示了细胞的发现以及传染病疫苗的发展是如何促使焦虑的帝国主义者以众多有机隐喻的方式形成对民族/国家边界的控制的，尤其是那些围绕着将病毒进入人体并“传递”(passing)给它的合法公民的可能性而组织起来的(Baltimore， 1999)。

[64] 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全名为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恶之花》(1857)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也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创新之一在于他描写了大城市的丑恶现象。在他笔下，巴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的，吸引诗人注目的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妓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横陈街头的女尸。——译者注

[65] 《论波德莱尔的N个主题》，收录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 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Age of High Capitalism) (London， 1983)， 122。

[66] 我这里的一些想法受到了克里斯托弗·布什一篇近期文章《美国喷绘时代中事物的族性》(“The Ethnicity of Things in America's Lacquered Age，”)载 《表象》(Representations) 99 (Summer 2007)的巨大影响。

[67] 凌津奇:《美国的亚洲》(Lye， America's Asia)， 94。

[68] 谢平:《非人条件:论世界主义与人权》( Pheng Cheah， Inhuman Conditions : On Cosmopolitanism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Mass. ， 2007)， 10。

[69] 《真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载《解析》(Polygraph)， 6–7(1993): 170–95。

[70]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一种缺失外形(figuration)形象(figure)中，“人类”(human)或者“原初”(original)的身体向我们有效地再现了一种从未存在过的“本真”(genuinely)真实身体的理想(ideal)。

[71] 在柏林墙倒塌三年之后，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1992)一书，描绘了一个柯耶夫式的独特的黑格尔，提出了与无处不在的现代性发生关联的另一种视角。福山认为“一个统一的经济生产可能性的范围”“使所有人类，不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传统，都必然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在很多方面，这就像一个世纪之前温顿所想象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一样，尽管福山所指的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模式(第xiv页)。(中译本:福山著，关胜强等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译者注)

五、 伯特兰·罗素的中国之眼；或现代主义的双重视野

在被仔细分析的一个事件中，当事件发生时，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的:这个人的名利欲望、某种机缘巧合，当时的特定处境或者其他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偶然性是相互补充的，事件的片段不断堆积，它们描绘了对人的处境采取立场的各种方式，其轮廓已被确定，我们所能言说的对象也已经确定。

——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在翻阅耶鲁大学医院图书馆内伯驾文献集中装有各种材料的盒子时，任何人都会在第一个盒子的第五系列内容中发现那两封保存完好的信。这两封信写于1935年4月，通信者是大学秘书处的卡尔·洛曼(Carl Lohmann)和时任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的米尔顿·C·温特尼茨(Milton C. Winternitz)。洛曼在信的开头这么写道:

1935年4月9日

亲爱的温特尼茨院长:

在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1]嘉惠霖(Cadburg)及伯驾的信函中，附带了一份中文文件。

考虑到这是由某个东方学者为我们热爱的大学撰写的极富感情的文字表述，我让浅川(Asakawa)教授匆匆浏览了这份文件[2]。结果发现这是一位名叫温龙兴(Wan Lung Hing)[3]的药商写的催款通知单。受街头车辆上广告语的影响，我通常光顾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药店。我恐怕这封信并不是寄给我的，可能是寄给您的。

顺致问候

C. A. L.

第二天，温特尼茨用同样风趣的语调写了回信:

亲爱的卡尔: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连用优美而又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言提交的账单都读不懂了。您怎么会想到我能读懂一份中文手稿呢？我觉得这是一种继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4]的诗歌风格之后新的艺术形式。因此，我猜想在这方面我远不如你。不管怎样，这份文件堪称精湛之作。

顺致问候

M. C.温特尼茨，医学博士

两份信的幽默显然高下有别。在洛曼的信中，“抛开”语言上的修辞来看，开头的“文件”和“极富感情的文字表述”其实只是一位药商的催款单。温特尼茨用同样开玩笑的语气重复了洛曼对于简单账单与精湛手稿所作的区分，表明了中文写作是一种具有高度文明的历史的象征，同时也表明了商务活动的日常性。关于斯泰因，我一会还会详细讲述，现在我想先把大家的关注点直接引到温特尼茨的最后一句话上。在这句话中，他不仅把账单视为“文件”——这个概念洛曼在他的第一句话中用到了——还把它称为“精湛之作”，这就把账单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地位。“不管怎样”这一表述表明语气由幽默转为严肃，由此强调了虽然事实上这张纸是一张账单，但却是“精湛的”，原因在于它是用中文写成的。药商的这份账单，即使在得知它的功能是一份账单后，依然是一份“精湛之作”。最终，从“手稿”到单据的转变并没有影响到视觉上的精美之感，这就再次表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中文在西方的想象中具有多么巨大的功效。[5]

从温特尼茨提及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话里行间也可以看到中文在当时的影响力。格特鲁德·斯泰因在当时是备受关注的:斯泰因自1934年起就一直活跃在美国学界，影响巨大。她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学界人物，作为一位名流，由她举办的宴会总是被刊登在八卦页面上，她的谈话会吸引数百名好奇、热切的听众。斯泰因的文学创作特征，即以“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为代表的重复而又简略的风格，成为众多报纸专栏作家以及其他国家的作家们经常模仿的对象。[6]温特尼茨可以开玩笑地认为用一种外语撰写的文件对他来说如同“一种继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诗歌风格之后”的形式，既反映了斯泰因作品广受欢迎，同时也能从她深思熟虑写出的晦涩语言风格推测出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关于“新的艺术形式”的概念究竟是怎样的。

不管是什么东西让温特尼茨觉得斯泰因的风格与中文很相似，这一问题可以归到关于中国与盎格鲁式的美国现代主义的关系这一广阔命题中来，这一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现代主义诗人所做的工作，他们翻译了中国的哲学和诗歌，并且声称这些是他们自己的美学和知识遗产; 1915年出版的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7]翻译的中文诗歌《华夏集》(Cathay)[8]和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9]在之后十年的意象派诗歌集中所出版的翻译作品，表明现代主义艰深的语言及对传统韵律的抛弃在一定程度上与远东有关。在当时，温特尼茨可以开玩笑说药商用中文写的账单看上去像斯泰因独特风格中的又一新形式。中国和新的书写形式之间存在的些许联系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偏离了一般引证形式以及意义，关于这一观点，许多现代主义者自己就已经提出来了。在这一背景下，他关于药商的中文账单与斯泰因式艺术之间的相似笑话(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上对中文是“精湛”的这一概念的曲解)建立起了合理的联系。

这一联系对于理解现代主义所具备的价值成为了过去十年中许多批判性作品的主题。罗伯特·科恩(Robert Kern)、钱兆明(Zhaoming Qian)[10]、斯蒂芬·姚以及其他诸多学者试图追寻现代主义者对中国的论述对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而通常，人们认为现代主义的起源纯粹是西方的。[11]在现代主义者的研究中，这些批判性作品的命运各不相同:证明中国对于早期历史的重要性只影响了关于现代主义起源于欧洲的工业化、哲学以及美学的记叙。对于一些有兴趣了解国家或超国家因素的融合问题的人来说，如此甚少的影响是有点令人沮丧的。这说明，太多研究现代主义的学者依然局限在单一语言、单一文化记叙中，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跨国的“外界”因素仅仅被视为有趣或者非正式的，可以帮助人们理解20世纪早期盎格鲁—美国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当今的意义何在。[12]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会讲到，解决现代主义研究中国家局限性的方法不是把某个国家置于现代主义的中心，而是认识到起源的局限性，看到它对这样一个美学和文化模式作为现代主义发展的影响——甚至是明显的内部影响——必须突破单一语言、单一历史时刻或者单个国家这些界限来思考。

关于这一问题，在本章的阐述比其他章要多，这是因为，本章涉及到各个地方和特殊的批判性领域。它描述了盎格鲁美国现代主义学界的现状和我所见到的那里的批判习惯，会详细阐述用以替代这些习惯的途径。由于这种广泛讨论范围内的关键分析突破点将依赖关于中国人对待身体疼痛的感知这一单个的现代主义概念，本章在书中把它作为一个关于历史作品的潜在批判价值的例子(不会详细阐述)。还记得我在前面几章中讲的媒体或者类别形式(轶事、各类图书、医案报告、科幻作品)的事实么，看来有必要作为例子说一下，这个例子同样也是本书最重要的批判任务之一，即阐述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作品在西方的深层意义，从而跳脱出关于影响、权威以及起源的传统看法。

1.线条的作用何在

她好像忽然想起了在那边的什么东西，敏捷地转向她的画布。它就在眼前——她的那幅画。是的，包括所有那些碧绿湛蓝的色彩，纵横交错的线条，以及企图表现某种意念的内涵。她想:它会挂在阁楼上;它会毁坏湮灭。然而，她扪心自问:这又有什么关系？她重新提起了画笔。她望望窗前的台阶，空无人影;她看看眼前的画布，一片模糊。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冲动，好像在一刹那间她看清了眼前的景象，她在画布的中央添上了一笔。画好啦;大功告成啦。是的，她极度疲劳地放下手中的画笔想道:我终于画出了在我心头萦回多年的幻景。[13]

意象艺术的魅力就像意象艺术家一样体现在它的不可想象性当中。不管它做什么，它构建、组织起一个反映小说或诗歌空间本质的世界，它自己出现在其中。最终直接按照观众的无能为力而不是它自己的标准来评价自己。丽莉·布瑞斯珂找到了她的主线，把它画出来，宣告她的油画大功告成了，她有了她的幻景:小说结束了。这种超小说式结尾与丽莉的主线之间的联系比任何她绘画中的思维图像都更能保证她判断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在引导到这两个单独世界时——其中的一个是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4]《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5]中的英国海岸，另一个则是一种特殊阅读图景——正像任何一部“元小说”(metafiction)[16]一样，这种引导引发人们对它们之间概念互动的思考。“我”(I)与“幻景”(vision)之间丰富、愉快的混合在某一情境下可能属于丽莉，但在另一种情境下可能就是伍尔夫的特征了。伍尔夫的幻景也在这下面的纸张空白处停止了，这是伍尔夫小说的最终几行。不管审美以何种方式连接起来，在这里，都在结局的一致性方面，复述了它们自身，不管对于丽莉的世界，还是对于伍尔夫的世界来说，都是如此。

丽莉·布瑞斯珂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之间的联系是引人注目的，而创造这种联系的一致性又使丽莉成为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现代派[17]历史中的一个中心人物。最近两本关于现代主义者研究的书籍再次强调了这种解读，体现了伍尔夫小说的蓬勃生机以及在定义与理解现代主义上的不断追求。在近几年中，文学运动的方向看上去是越来越接近现在，而不是向特定的历史阶段退却。

两本书——安娜·班菲尔德(Anne Banfield)[18]的《幻影桌》(The Phantom Table)和帕特丽卡·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19]的《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20]——都试图通过对伍尔夫及其圈子进行历史与文化的分析来描述现代主义风格的起源，为定义了该文学运动的巨大的形式转变寻找解释。[21]然而，这两部书所找的起源是很不相同的，而我在本章中所讲述的正是它们之间的区别，我将讲述的也是一些关于现代主义研究的现状。在接下来的部分，首先，我将回顾这两本书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把相似的原文事实完全不同地加以运用的。这一回顾引出了一个关键点，在这一点上，在对布鲁姆斯伯里的起源所作的历史申明中体现的差异把这两种分析分离开来。本章将从另一角度分析，即仔细研读一位布鲁姆斯伯里派主要人物——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生命历程。在1922年的中国之旅中，罗素发现中国人的主要毛病是对他人疼痛的麻木与冷漠。这就使该书的主题与对现代主义的研讨相一致。这一联系不仅能够让我们对盎格鲁美国现代主义的主流“起源”说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同时也能让我们用比较方式去思考现代主义——即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框架之内及之外同时对同情心、文学中对所有漠视人类疼痛的经历加以思考。

班菲尔德的书《幻影桌》书名借用了安德鲁·拉姆齐(Andrew Ramsay)向丽莉解释关于他父亲从事的是哪类哲学研究:“主体、客体与真实之本质”，他说，“那么你就想象一下，厨房里有张桌子……而你却不在那儿”(PT，23)[22]。[23]班菲尔德认为，拉姆齐先生是无形的厨房餐桌的哲学家，这不是一致点。该事实明确地把拉姆齐先生(扩展出去，还有丽莉，拉姆齐夫人，《到灯塔去》中的所有人物)放到了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英国哲学思想最重要的阶段中去了。人们讨论最广泛的主要人物是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Leslie Stephen)[24];剑桥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G. E. Moore)[25]，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26];以及美学理论家罗杰·弗莱(Roger Fry)[27]，他们每个人都在这种氛围的创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这个氛围中，伍尔夫与布鲁姆斯伯里派的其他人可以从厨房餐桌问题走向关于主体、客体和感觉的广阔理论。

班菲尔德认为，在这些哲学家中，罗素对布鲁姆斯伯里现代主义产生的影响最大。虽然其他研究把他放在次要地位，而把维特根斯坦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幻影桌》表明，没有罗素的贡献，严格地说，布鲁姆斯伯里派就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果[28]。班菲尔德认为，罗素现实主义的核心在于他的“可感物”理论，这是他为任何特殊主体尚未发觉的感觉材料(sense data)所取的名称。“在罗素的概念中，在一定程度上，私人世界是已经存在的，就像一间空房间或者一把椅子，在迎接主体，同时在这一程度上依赖主体，给她的观点加上纲要框架”(PT，73)。如果一个人走入房间，站在房间里的两个人之间，罗素写道，“第三个世界介于两个已存世界之间，开始被感知”(PT，73)。因此，主体位于“这里”(here)和“现在”(now)的中心，但是，从主体上来讲，任何一个已存中心或者角度都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空间内部关系的一种影响以及对感觉材料的潜在接受。而结果，就正如班菲尔德所说的，“产生了一种知识论，而这理论的中心论点，正是一种诡异的没有主体的主体性”[29]，主体更像一个摄影底片，而不是一个“人”(PT，70)。

这一理论是否真的描述了世界，并不重要;班菲尔德的目标不是解释一种关于知识的特殊理论并展现它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关于现代主义的辩论需要一种新的阐述方式”，她写道，“这种方式要考虑到它关于感觉客体的革命性概念，物理的与主观的都要考虑”(xi)。这是伍尔夫的切入点。班菲尔德的论点不仅仅是伍尔夫叙写了这种关于客体的新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对幻影桌的提及就会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她更多地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写作，她的小说不仅涉及到罗素认识论，还把它流利连贯地表述出来，操作、驾驭它并且对它进行修改。比如，罗素的“这里”(here)和“现在”(now)变成了伍尔夫的众所周知的“瞬间”(moment)，一种当地时间“不是简简单单地等同于当前”(PT，118)。抓住概念出发的中心，再到模糊不清的周边地带，伍尔夫的瞬间使当前的“这里”(here ness)和“现在”(now ness)清晰明确，并依然掌握在一种尚未经历时间或记忆考验的集合当中。如果不存在人类主体观察瞬间，就像《到灯塔去》中的第二部分一样，“岁月流逝”[30]的话，小说的“现在”就失去了它们与公共时间的联系，因此，“现在，这些夜晚充满了寒风和毁灭”，并且“现在日复一日，光线转换了”，有些人问，“现在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那种繁殖能力，那大自然漫不经心的生育力呢？”(TTL，128，129，138;黑体为笔者所加)。在每一种情况下，“现在”都表明了一种角度从一个主体偏离出来的可能性;这些角度能够被描述出来这一事实意味着它们以某种充满活力的方式存在着。它们确保了真实，并且在一个没有神灵的宇宙中，随着生命的终结，也激发了对于主体有限性的抵抗。

所有这一切引发我们在《幻影桌》的后半部分重新思考伍尔夫的美学观念，通过剑桥认识论和罗杰·弗莱来研究塞尚(Cézanne)[31]。正是在此处，丽莉·布瑞斯珂呈现出了一个重点，她的绘画不仅开启了关于世界的罗素式的理论，还在小说结尾对该理论作了修正，即把美学形式置于比感觉材料的直接经验更重要的位置。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班菲尔德评论道，丽莉以表现主义的形式开始，“面对拉姆齐的房子，画出一些她看到的幻景(PT，288)。虽然，她告诉威廉·班克斯(William Bankes)，那些画“不是画”，也就是说，她画的母亲和孩子可能只是一堆色彩。尽管如此，图画仍然取决于绘图的这里(here)和现在(now)，并且它记录着此刻的感觉材料。罗素，或多或少没有重构(42)。但是，在小说的第三部分，随着拉姆齐夫人、拉姆齐先生的去世以及其余人离开灯塔，丽莉根据记忆绘画。她的“解决办法是在意外的安排中发现形式”，班菲尔德说道(289);当有人走近画室，坐下来，“一个形状怪异的三角阴影投射在台阶上”，丽莉把具象主义的意象置于比几何形象次要的位置，而感觉材料则次于结构(201)。“丽莉的全部绘画是后印象主义”(班菲尔德，289)。

班菲尔德的总结值得我们全部回顾一遍

因此，拉姆齐的逻辑哲学在“窗”(小说第一部分)里找到了正期待已久的，成为伍尔夫艺术艺术的哲学“支柱”。“如果我画自己，我必须找到一些——支柱，这样来说吧——能够代表这一概念的东西”，伍尔夫写道:“活着就一直跟一定的背景支柱或概念有联系”，她继续写道。丽莉的绘画无法带回活生生的拉姆齐夫人，不想加以“弱反射”(pale reflex);它把包含她自己的幻景加以“转变”(transform)，通过把……中心幻景的美学运用到《到灯塔去》这本书本身的组成部分，来把灯塔和窗统一起来。(289)

图画最关键的组成部分(这些正是班菲尔德的替身，正如在小说中那样，是对小说自身组成实践的替代品)，是丽莉这条主线，被托马斯·马托(Thomas Matro)称为“被弗莱用到《视觉与设计》(Vision and Design)[32]中解释他美学观点的文学版的主线”(PT，286)。对于班菲尔德来说，丽莉的“幻景”不仅是一个单独的视角，也是一系列瞬间(moments)，“幻景由众多片段组成，最终成为一个奇怪、意外的统一整体——依据这些瞬间刚好正在发生的事，是由一种对这一系列既定事实的结果加以强硬拒绝所造成的，而正是这些结果，构成一段生活、一段历史、一本小说”(PT，388)。幻景不仅是一系列瞬间，也是一种抵抗形式。可能正是它抵抗的东西，使得伍尔夫的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艾略特(Eliot)或庞德(Pound)那样引人注目，即现实的创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的、性爱的)愿望模式。[33]

正如塞尚的“对塑色的非目视视觉”(eyeless vision of plastic color)[34]，在当时被罗杰·弗莱看成是一种象征，丽莉的绘画是对可能(非必需的人类)视角的一种几何学上的理解。它们是“既定的”，就如班菲尔德所说的那样(388)。但它们不是对任何人都是既定的。

“非目视”(Eyeless)[35]:在《幻影桌》中，该词最先出现在对塞尚及后印象主义的阐述中(258)，后来则与“共通感”(commen sense)视觉相对(266)。在有一处描述到，“在逻辑形式的世界，经验主义被置于其中”(363)，只是在最后一些的其余部分才被放到塞尚所谓的“塑色视觉”(vision of plastic color)下。那时，对印象派英国画家来说，跟现实主义法国画家一样，它成为了一个象征。丽莉这一主线的“非目视”幻景成为她绘画和小说以及班菲尔德的书的终结。当然，丽莉是有眼睛的。但是，因为对“失去自我后所见的世界加以描绘”[36]的探求目标是创造一种独立于任何单个主体幻景存在的幻景。在罗素与布鲁姆斯伯里派圈子互动所产生的美学中，那些眼睛必须居于它们本身非存在的可能性。[37]

那么，该怎么做呢？事实上，在小说中，丽莉的眼睛被五次描述为中国眼睛。“丽莉的画!拉姆齐夫人不禁微笑。她有中国人一般的小眼睛，而且满脸皱纹，她是永远嫁不出去的;她的画也不会有人重视”(TTL，17);“她边说边在心里思忖:丽莉那双斜嵌在苍白而有皱纹的小脸蛋上的中国式眼睛挺秀气，不过要一个聪明的男人才会发现。”(TTL，26)。“但是，她那中国式的小眼珠儿往上一转……”(TTL，91)。“她那灰色短小的灰裙、布满皱纹的小脸和中国式的小眼睛，更加不引人注目”(TTL，104)。“她站在那儿，她那张干瘪的小脸蛋上那对中国式的小眼珠往上一转”(TTL，157)[38]。

这是帕特丽卡·劳伦斯探讨的方面。《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开创了对丽莉幻景的考古学研究。它不是将起源放在罗素的认识论中，而是放在布鲁姆斯伯里派与中国在知识、美学及个人的交流方面加以探究。这要追溯到朱利安·贝尔( Julian Bell)[39]于1935年对中国的访问及与布鲁姆斯伯里相关的核心及边缘人物与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之间的一系列关系(福斯特( E. M. Forster)[40]与萧乾[41]、狄更生(G. L. Dickinson)、弗莱与徐志摩[42]，此外还有伍尔夫与凌淑华[43]之间长达16个月的通信)[44]当中。其中也包括了中国艺术的一般美学效用(弗莱文章与讲学的主题)和中国的媚俗工艺品(罗列在百货商场的货架上);阿瑟·韦利(Arthur Waley)[45]、庞德以及其他人翻译的中国诗歌;以及对义和团起义(1895—1900)及清朝的灭亡(1911年)的新闻报道。

如此说来的话，这些详尽的情况是令人信服的。难以想象，“中国”这个词，被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用来描写丽莉的眼睛，表现出来的不仅是物理形体。劳伦斯认为，中国眼睛是一种提喻手法，是对整个调查研究、跨文化影响以及明显区别于邪恶的东方学风格的文学交混状态的提喻。

丽莉的“中国眼睛”并不表明帝国搜寻的目光正朝向遥远国度中国和印度，以期望进行贸易，从而获取利益，它恰恰表明了现代主义时期在东方的新美学旅程……丽莉化身为“中国眼睛”——伍尔夫卓越文化、政治和美学上的一笔——表明……中国美学不仅被包含在‘英国’艺术家之中，也进入欧洲现代主义之中。现在也进入了我们自己对我们文化及美学状况或“普遍性”的追问当中。(10)[46]

无论如何，这是专题研究。她和班菲尔德一样充满雄心壮志，试图修正我们当前在现代主义理解方面的一些核心特征。劳伦斯的目标是把单独或地方的现代主义转换成“中断的现代主义、多元现代主义、迁移的现代主义或者正逐步国际化的现代主义”(interrupted modernisms， multiple modernisms， migratory modernisms， or an evolving international modernism)(359)。

就像班菲尔德在受到罗素影响的后印象主义背景下来解读丽莉这一主线，劳伦斯也把这种主线理解为布鲁姆斯伯里派中国经历的延伸。劳伦斯认为，中国人“在绘画中被书法线条统治了数个世纪”(352)[47]。

劳伦斯认为，对伍尔夫而言，中国人对“线条”(以忽略透视的逼真为代价)的强调一定意味着一种几何抽象记号，一种艺术实践(手指与笔端凝为一体，手腕也是)和美学形式的统一。因此，在《到灯塔去》的最后几行，当丽莉获得了她的幻景后，劳伦斯写道，“内在关系突然在这一线条处清晰可见了”。伍尔夫无意中用到的用来描述丽莉的过程以及她自己的过程的“节奏”、“线条”、“笔画”和“停顿”，不仅抓住了现代主义，而且捕捉到了中国的痕迹:书法毛笔的线条和笔画创造了从文字到绘画之间的连续(LB，387)[48]。像“节奏”与“线条”这类概念之间的一致性及作家和评论家用来描写中国绘画或中国美学价值的词明确地表明，在几百页关于文学史和文献研究的书页最后，某类“中国人”(Chinese)正从这里冒出来。[49]

要弄明白“中国人”究竟是指什么，或者说它有多么中国化——就像一些评论家所建议的，是否应该通过中国之眼(the Chinese lens)[50]去重新思考盎格鲁化的美国现代主义的整体结构——这可以通过将劳伦斯对班菲尔德《幻影桌》中出现的丽莉这条线的解读调整为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话语并进而加以轻松化的方式，来加以衡量。

那些拉姆齐夫人提供的同样精确的知识增强了丽莉的绘画能力。她的“停顿”和“笔画”形成了一个“有节奏的瞬间”:“一切都是关联的”;“她用连贯又紧张的棕色线条在画布上作画，而这些线条不久就会进入一个封闭的……空间。”……丽莉的解决方法——“一些东西向右，一些向左，整体集中在一起”——又一次与罗素“观察到的复杂事实”相似，在罗素“观察到的复杂事实”中，“红色在蓝色的左边”。(PT，286，黑体为笔者所加)。

在这一例子当中，就像在劳伦斯作品中那样，批评方式所仰赖的是被身体或文学接触的历史事实所强化的大量(以及令人信服的)引征内容的并置;在读了班菲尔德后再读伍尔夫的作品，就很容易感觉到有一些罗素式的东西存在。

有多么罗素式，有多么剑桥哲学、后印象主义式;有多么中国式呢？在《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中，劳伦斯写道，“西方从中国的感知‘密码’和‘美学’中学到的是怎样消除视觉与文字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384)。但是，有人可能会对劳伦斯的观点提出回应，对于布鲁姆斯伯里派如何知道“怎样消除视觉与文字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至少存在另一个重要解释，即班菲尔德的解释。班菲尔德与劳伦斯的两本书的相遇，给布鲁姆斯伯里派现代主义学者提供了两种大相径庭且引人注目的关于现代主义美学的推论。

这两本书的对立观点引发了当代现代主义学界的有趣分歧，即哲学认识论方法派与文化、国际派之间的对立。我们隐然可见，在《幻影桌》中，丽莉的眼睛形成了这样一种主要修辞，它并没有弄混拉姆齐夫人将其描述为是中国人的事实;而且，劳伦斯对于剑桥哲学的整体组成问题只是一笔带过，尽管她对中国对西方美学主观因素的修正很感兴趣。正如典狱长所说的，我们没法交流。[51]目前的解决方式或许是让更多的人去读这两本书。但真正的问题跟盎格鲁美国现代主义本身的性质有关，或者说跟它当代的本质批判感有关:在班菲尔德看来，一种审美运动主要是被对“感觉对象”(objects of sensation)的一种新的哲学经验所定义的，现代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跟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52]、剑桥哲学家以及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53]等人的现象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54]要么就是，作为一种地缘政治学经验中的类似后殖民转向的产物，一种在对工业资本主义或者腻味了的浪漫主义的抵抗模式的追寻中的向东或向南的转向(或者是进入已经体现在西方中的“东方”或者“南方”)，或者就是在对转译(translation)、原始主义(primitivism)以及移用(appropriation)的众多资源的熔炉中被激发出来的呢？[55]当然，也没有必要对这两种英美现代主义加以区分(或者去想象只存在着这两种可利用的形式)，但是任何个人研究的局限性使得我们很难从学术的角度来思考现代主义的哲学遗产及其文化间的、转译的特征，这种特征在彼此间没有高下之分，而以往的做法经常是将其中之一人为地赋予某种优先性，但实际上两者间并没有多少差别。[56]

丽莉·布瑞斯珂这一主线正服从于哲学与中国化的现代主义。这种轨迹将丽莉的绘画跟小说联系起来、将其性格与伍尔夫的性格联系起来、将其审美与弗莱的审美联系起来，并将她的认识论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联系了起来，从而结合了众多的知识材料。只有在将所有材料配置到具有单一起源的部分，要么转到剑桥派，要么转到中国化，这一主线才能真正将两种现代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学术中的两种趋势区分开来。这种困境如果靠选取一种超越另一种的方式是没法解决的，而必须完全禁绝任何这种选择需求的具有单一起源的结构。

学界通过图示方式对这两本书之间的不同之处所作的区分不仅仅是英美文学学者的一个主题。再也没有比现代主义的问题更亟待解决的了，尤其是在思考现代主义的全球化或国际化的可能性方面，如果没有将现代主义看成是从单一的欧洲起源(艾略特(Eliot)的《荒原》(Waste Land)，福楼拜( 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 Madame Bovary)，乔伊斯(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转向其他国家在多样性上跨越世界的某种东西的话，那它就形成了地方现代主义，而这种地方现代主义是由一种对现代主义“本位”的美学或哲学原则的模仿以及所体现出的地方特征的融合所决定的。这样的现代主义理论从来就不会具有这样的可能性，即，现代主义不仅是被这些转变所模仿的，而且更是被定义的，故而，就仍然被限制在一种欧洲中心论与暂时有限性(欧洲中心是因为暂时的有限性)的沙文主义当中。在这种图景之下，一种关于“中国人”(或者是日本人、匈牙利人、拉丁美洲人)的现代主义的出现就只能被理解为是对真正起源的迟来一步的(而且经常是无力的)表达。

对我而言，这两种可能的导向将会让我们得以摆脱关于资本主义进步的伟大历史谬误(在这种过程中，世界的其他部分只不过是西方的原始与未开化形态)在文学史上所图绘出来的陷阱。首先，它理应有可能做这样的工作，即指出，对于欧洲现代主义的所谓起源问题，外人已经介入其中了:换句话说，很长时间以来所确信的作为一种审美运动的东西，它所关注的完全是欧洲的东西，这种情况体现在它与其他文化相比较所具有的不同核心特征之上。非洲文化对毕加索及其他现代派艺术家的影响众所周知。而在这里，本书所关注的则是将跨文化影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事实转变为一种关于全球性的现代主义研究的“共同意识”。其次，它也应该有可能重新审视对现代主义自身的定义不仅仅是概括出对20世纪早期的两种或三种“最初的”现代主义文本的特征，而是要考虑在“现代主义”的名义下所发生的整个全球文化输出问题，这就需要以一种更为宏大的历史与文化视角去理解“现代主义”。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之下，种类繁多的“其他”国家现代主义就不会被看成是一种原生形式的衍生产物，而毋宁是在一种持续进化的文学运动中的全部内容。这将表明，在现代主义的伟大历史被书写的时候，其最“核心”的任务将不再是表现为欧洲起源的那些东西，而是那些在其他地方具有最强及最有推动力时刻的东西;举例而言，人们有可能去更多地考虑如今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正被生产出来的前卫表现和视觉艺术，并将之看成是一种与现代主义“价值”的广义想象相关的那些源源不绝的证据。

问题在于，所有的现代主义都是部分地方性的，部分被地方特征及地方史所定义的。但同时，地方又是被一种与全球的关联所定义的——事实上，如果脱离开与全球世界的某种关联，我们无法知道“地方”(local)是什么。“地方”通过一种与旅行、贸易以及文化流动的关系而使自身变得地方化起来，全球化也是如此;它只不过是一种不同的关系而已。每个人都知道这种情况，而在当这种状况触及到英美研究中的现代主义学术圈子时，这种视角就常常被遗忘，而就算是被记起的话，也在哲学化的框架下被记起的，因为文化的特殊性与哲学是互相排斥的。我已经指出，将班菲尔德与劳伦斯区分开来的恰恰就是这种不同之处:班菲尔德的书中就无法很好地处理伍尔夫作品中的文化与跨国可能性问题，而劳伦斯也无法很好地处理哲学上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一种双重图景(double vision)。这一章就试图提供这样的一种图景，通过对班菲尔德和劳伦斯的哲学与文学材料的重点关注与细致的再阅读，来展现出隐藏在这最后几段文字中间的一般原则。

2.伯特兰·罗素的中国之眼

让我们想象这样一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小说创作时期，每个人都知道他;与爱因斯坦一样，他也许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知识分子。

小说始于1920年，当时罗素去俄国旅行。他希望可以通过此次旅行以便更多地了解工业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他感到，布尔什维克能够给西方经济、政治形式提供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替代品。

然而，事实上，俄国却是一个“绵延不断的噩梦”[57]。除了意识到“普通劳动工人感到自己是政府的奴隶”外，罗素后来在同年出版的书中写道，此次旅行还被伏尔加河上一次不愉快的艰难航行毁了。在这次航行中，他的朋友克利福德·艾伦(Clifford Allen)病得很重。[58]罗素记录了这次经历:

我们中的一个人正奄奄待毙，在虚弱、恐怖和健康人的漠然不顾中拼命挣扎着，白天黑夜被人们大声的调情说笑困扰着，我们周围的一切陷入一种极度的沉寂中，如死一般凝重、如穹苍之深不可测的沉寂。似乎任何人都无暇谛听这沉寂，然而这沉寂如此持续不已地向我发出呼喊，以致于对宣传鼓动者们的高谈阔论和消息灵通人士的报导我已渐渐地充耳不闻了。[59]

罗素听到的“死一般的寂静”把他与政治以外的世界联系起来。当他在朋友的疾病与周围吵闹着的冷漠氛围中开始聆听寂静时，他变得对布尔什维克宣传“置若罔闻”，而这正是他来俄国想要听的。[60]一年后，罗素写道，“1920年夏天在伏尔加河畔，我开始意识到我们西方思想中的弊病是多么的严重，而布尔什维克正处心积虑地把这一切强加给亚洲人民，他们的做法与日本和西方正在中国着手进行的做法别无二致。”[61](PC，12)。

阅读该意象派小说的读者会开始意识到，最后一句中的“弊病”这一比喻，在罗素的语言当中，在伏尔加河的相关叙述中一直被沿用，艾伦实际上的病患及其带来的对死亡的巨大借喻式沉默，一种在身体与身体政治之间的表白，是对一种病痛与健康的隐喻的持久之旅。若干年后，他的传记作者瑞·蒙克(Ray Monk)[62]写道:“在伏尔加河上坐着轮船穿越广阔的俄国乡村时，他仿佛经历了另一种转换，另一种出乎意料的认识。这次是对西方文明疾病的认识”(BR，581)。

关于病痛和弊病的比喻贯穿在罗素对中国的描写当中。1920年末，为了中国人的利益，他似乎决定抵抗这种暴力和弊病。在他的早期家书中，他把所见的欧洲人描述为“一些致命疼痛的携带者”(BR，593)。他在上海见到的人看上去“几乎都是凶神恶煞，令人讨厌”;在长沙，他说“欧洲人在这里开设了几座工厂，几家银行，几处传道会和一所医院——这是用西方的方法伤害而又修复人的灵与肉的全套装备”[63]。后来，他写信给一位美国商人，罗素把西方资本主义与唯利是图及对他人疼痛的冷漠联系在一起:“其他国家过着舒适生活的富豪们觉得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每个居民都应通过慢慢拷问而折磨到死。如果要动手术，那么就不能用麻醉。因为资本家认为，对他们的财富造成威胁的人都应忍受疼痛。”[64]因此，中国之旅就在这种弊病与病痛(比喻与现实)的阴影下进行着。

但是，罗素可能在中国找到了一种针对这些致命疼痛的疗法，他写道:“中国给人一种印象，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影响，它会达到欧洲未经工业革命或法国革命而从18世纪发展至今的地步。”[65]没有工业革命，没有法国革命:此处另一段历史事实提供了——当然，所根据的是中国历史停滞的故事——一个可代替“西方思维形式”的“亚洲”方式，而这，正被欧洲、日本和布尔什维克强加到全世界的头上。

在这一发现的剧痛挣扎中，许多中国暴力可以被忘却。我们的主人公在1921年2月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在这个星球上，我没有家园——中国比其他任何一个我所知道的国家更加亲切，因为那里的人不残忍。确实，士兵们有时会狂乱(amok)，[66]会洗劫城镇，常常用刺刀伤害不愿上交全部财产的人。但是，同“文明”国家相比，这算不了什么，这是无关紧要的琐事。这附近省市的两千万人民在挨饿，但中国人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减轻他们的疼痛。但他们比我们好，因为，他们的饥荒并非他们人为造成的，而我们是故意制造饥荒，以看到小孩奄奄一息来取乐。[67]

熟悉西方那些中国梦想追寻者历史的读者会在这一辩解中听到利玛窦(Matteo Ricci)[68]，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69]或菲利普·所来尔思(Philippe Sollers)[70]的回声。他们会说，这位小说家还真是做了一些功课。

但是，故事不能像这样一直持续下去。在写完这封信的几周后，我们的主人公生病了，高烧不止，精神错乱，奄奄一息。因此，罗素来华之旅中关于疾病与病痛的比喻在他自己的身体中成为了现实。在费了很大劲恢复健康之后，他并未意识到这一讽喻。尽管如此，他对中国的看法有了暂时的转变。在6月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对欧洲人来说，这个地方看上去很残酷。如果身体强壮，那么，这里充满魅力，但如果身体欠佳，则很恐怖。”他的伴侣多拉·布莱克(Dora Black)[71]在后来写给她母亲的信中说“这里的人毫无减轻疼痛的意识。邻居奄奄一息时他们都可以置之不理……(他们)总是这么冷漠”(BR，602)。

然而，在他们如此这般感慨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我们主人公康复期的最后一段日子里，自始至终照料他的多拉去医生处咨询为何没来例假，原来是怀孕了。罗素盼望已久的孩子终于有了。两人收拾行李返回英国。生代替了死，西方取代了中国，梦想结束。

但是，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或者说，还有个编后记。[72]在家里，罗素写了本书，名为《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73]。书中满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知识完备性的赞扬。“只是我希望读者记住，中国是我所接触的国家中最好的之一，然而却遭到如此的虐待，我要对世界上每一个强国发出更严重的声讨。”(220)。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勉强列出了中国人的三个“弱点”:贪婪、怯懦和冷漠。[74]

关于冷漠，罗素说了如下一段话:“要永久地解决饥荒问题，必须改良农业，迁移人口，节制生育。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不关心救助当下的受害者。中国人的冷漠或许就是出于问题太大，无从着手这个原因”(221—22)。到目前为止还好;在1921年2月的回信中，他继续写道:

但有一件事却不能作这种解释:如果有一条狗被汽车撞成重伤，过路人十有八九对狗的哀号会觉得可笑。可怜的情形不仅不能激发一般中国人的慈悲，相反却让他们感到快感。[75]从事实的角度来看，从他们的历史，从1911年革命前的刑罚来看，中国人并不缺乏残忍的成分，只是我没有亲眼看到罢了。不能不提的是，所有列强都实行残酷的刑罚，只是用虚伪进行了掩盖。(221—22)

罗素把关于中国人冷漠的“这件事”置于怎样的情景之中？理解这一情景很重要。一方面，尽可能多地把对西方人来说可能麻木不仁的行为归于可耕地与人口的分布;中国知识分子对结构性饥荒的冷漠，他认为，可以理解为对无法解决其中深层问题的无奈。另一方面，罗素把这“一件事”与“残忍”区分开来。他把“残忍”泛泛地置于中国“历史”中，把范围再缩小一点的话，置于中国1911年革命前的刑罚当中来看待。这两种形式的残忍，罗素都承认是所有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的。对中国与疼痛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特殊经历并非来自对拷问、暴力或结构性冷漠的描绘。这些罗素都排除在外了。他写道，这件事“不能作……解释”:普通中国人觉得疼痛场景让他们感到快感。

面对一系列的文化差异——对饥荒的明显冷漠，寄希望于司法酷刑的刑法——罗素把它们置于同一框架内，让它们被理解成是偶然事件而非遗传下来的，是特殊环境下的表现而非一些深层次的中国国民性的体现(第一种情况是地理因素，第二种情况则是国家在“主动残忍”上的普遍趋势)。虽然中国人以这种方式对待饥荒，虽然他们行为残酷，但这些事实本身并不能成为关于中国人麻木的论据。英国读者应该理解这些，而非对一系列历史事实做出期望中的反应。其他人类和其他大国在同样的情景中，会做出跟中国人相似的行为。但是一件事“不能作这种解释”依旧存在于历史缘由的经济之外。

在意象派小说中，罗素认为，“可怜的情形”并没有唤起中国人的任何“慈悲”，而多拉抱怨人们“对待邻居的疼痛总是很冷漠”，这两种看法交织在一种彼此协作的网络当中，这种网络随着疾病、病痛以及对痛苦的无动于衷而循环出现(而我们是故意制造饥荒，以看到小孩奄奄一息来取乐)。把这种叙述当作叙述本身而非历史前景来加以解读，把疾病和疼痛视为象征，这就让我们能够领会到文本的高度结构化，凭借这一形式，文本得以组织起它的类别，改变它们，并把它们从民族移动至身体，从身体移动到国家，从东方移动到西方，然后再返回来。人们可能会说，小说不仅描述了西方人的中国经历，在此，中国既是抗拒现代性的地方，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人的美梦将是任何个人经验所必然能达到的程度，而这也许经常是在自己最“公平”及最为中国“一边”的时候。而且，这是通过对西方想象中的“中国”以及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其轮廓变得清晰可见的一种东方主义的传统主题而展现出来的。

罗素对中国的苦难和冷漠进行了这么多充满理性的解读，这表明，在解读中国上，他是一个很具文化敏感度的人，比他的先人敏感，尽管他对轻度虐待狂成因的解释局限性方面的认识也重复了一种再熟悉不过的老生常谈。但是，在一部意象派小说中，这种老生常谈自己却体现为既是个体的发现，同时在故事性上又是可预测的，故而，罗素讲述了街头小狗的故事。他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他是最新一位记录中国人对他人疼痛的冷漠态度的西方人，同时作为一个个体，这个个体的朋友在伏尔加河上病倒了，他自己差点在北京死去，他的伴侣在黎明破晓后，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尽管他和中国的关系再次体现了超越罗素的东方主义结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熟视无睹，但是，这种关系也很奇特地属于罗素，属于他书信的变幻莫测、他的体魄、他的政论文;简而言之，属于他个人。

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和个人关系的联接出现在关于罗素与中国的意象派小说中，进而取代了传记性结论。在传记性结论中，可能会在几种结果中选择:与其迫使得出结论，不如说罗素只是另一位东方学者，或者不是，小说创造了一种感知，这种对罗素地位的必然性的感知以及创造这种感知所必需的惊人的一致性。

如果我像读小说一样来解读罗素的人生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小说”这个词可以对巧合与象征加以解读。也就是说，在“真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看到异国风情、奢侈放纵，这恰恰是因为它在真实生活中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着，或者就是由于所选取的细节使得故事必须通过将不相契合的一些其他细节排除出去的方式来展开。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不同传记，而反之，一种性格被故事所塑造出来甚至是表现得是有意形成的:佛朗斯基(Vronsky)的战马背部受伤，这并不是因为它的脊背柔弱，而是因为故事发展需要马背受伤。[76]然而，罗素在北京生病，但是我们会想，他在那里很快就恢复好了。将人生经历加以小说化解读的好处在于，跟所需要的所有细微之处扭曲一起，将一致性转变为不可避免性，并进而允许将经验性时刻中的一系列不相关联且混乱不堪的事实解读为是一种更类似于故事的东西。而反过来说，这样的好处在于它允许人们围绕罗素的身体所塑造出来的不仅仅是对中国人冷漠无情的一种特别再现，在这种时刻，罗素决定将其他人的麻木不仁看成是中国人的缺点之一，而且还是一种叙述。在这种叙述中，名为“罗素”的那种特征发现自身所隐含的不仅仅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这就是说，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所作的一系列政治声明)，而且还是一种身体、一种轨迹、一种叙事对象:我要探问的是，如果罗素的生活本身恰恰就是在诉说一个故事的话，这个故事不会被任何人看到。那么，这种象征就不仅仅是西方人对待中国人冷漠无情的看法的漫长历史中的一瞬而已，而是，用哲学术语来说，毋宁是对特定的英国现代主义历史的某种关联？

3.疼痛与剑桥哲学

罗素对中国人冷漠无情态度的观察是这一类型的经典例子，这也可以理解为该书目前为止对历史主线所做追溯的一个事例。相对而言，它也属于像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那样对于中国人国民性加以论述的更为地方化类型的书。跟明恩溥的书一样，罗素的《中国问题》在中国很快被学者译介过来，并且一版再版，学者们试图思考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罗素关于中国人性格的一章被刊登在1922年的《东方杂志》(Eastern miscellany)[77]上，刘禾从译者愈之那里引用了一处注解，愈之写道“中国人国民性的问题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吸引我们。”[78]刘禾详细阐述了有关国民性的争议对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主义及现代性关系所具有的意义，尽管超出了本章所要讨论的范围，但是，在这里，我引用它们是为了说明英美语境只是罗素作品中可能考虑过的许多情境之一，而对于“现代主义”本身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事先认为英美语境是罗素中国之行及其中所含理论与历史意义的“最初”或者最根本的语境。[79]

然而，在这一普遍语境当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提炼关于疼痛的讨论，以此让罗素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观察与关于主体和客体的哲学作品(这些哲学作品成为了布鲁姆斯伯里派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之间的联系变得更清晰、更直接。在此处，疼痛与主体性的关系是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作品中的一个主要命题。维特根斯坦对罗素关于主体和客体刻录者的理论做了修改，并提出了异议，这是促使罗素抛弃哲学(这已经是在1910年了)转向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转变直接促成了罗素的俄国与中国之行。

“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别人只能推测”，维特根斯坦写道。[80]他的意思是，疼痛是一种私事:我能够把我的疼痛强加给他人，能够呻吟抱怨，或多或少带有说服力，能够展示一个可以让大部分人疼痛的伤口，但这些都不能保证我在任何一个公共领域中的疼痛。把疼痛引入语言之中，诉说疼痛，这种行为已经跨越了我的个人意识和世界之间的界限，在一种特殊的公共法则中去维护我自身经验的真实。

维特根斯坦在思考语言与所指之间关系的时候介绍了“疼痛”:

词语是怎么指涉感觉的？——这似乎不成其为问题:我们不是天天都谈论感觉，称谓感觉吗？但名称怎么就建立起了和被称谓之物的联系？这和下面的是同一个问题:人是怎么学会感觉名称的含义的？——以“疼”这个词为例。这是一种可能性:语词和感觉的原始、自然表达联系在一起，取代了后者。孩子受了伤哭起来;这时大人对他说话，教给他呼叫，后来又教给他句子。他们是在教孩子新的疼痛举止。

“那么你是说，‘疼’这个词其实意味着哭喊？”——正相反，疼的语言表达代替了哭喊而不是描述哭喊。(PI，§244)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与疼痛的关系描述为既非确切的外延(“疼”一词并没有清楚地“指明”疼)，也不是精确的主格(“疼”不单单是“疼痛感受”的惯常声音)。[81]如果疼痛的语言表述“取代”哭喊，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那么就是因为“疼”既不命名也不指示疼痛感受，而是有效地表达出“当我哭喊时我意指什么”的意思。像这样的感觉是私人的，只有在进入语言后才能够表述出来——但从不会自己表述出来。维特根斯坦指出:“私有经验的本质之点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的样本，而是没有人知道别人有的也是这个，还是别的什么”(§272)。不能说“疼”可以被描述或意指;它是能被运用:“你随着语言一起学到了‘疼痛’这个概念”(§383)。

罗素讲的关于街头小狗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疼痛的故事，是关于对疼痛的认识和表述的故事，也是关于对这一认识的反应的故事。作为多多少少对疼痛的一种反应，这个故事是一种被伊琳·斯凯瑞(Elaine Scarry)所称的类型的人造物，是展现疼痛感受的一种言语或物质客体，或者就是试图让这一星球的无生命结构对人类的疼痛状况作出反应。正如斯凯瑞写道的:“一种物质或者言语人造物不是一个有生命、有知觉、有洞察力的生物，因此，它既不能感受到不舒适，也不能认识到他人的不舒适。但是，虽然它不能敏锐地感知到疼痛，但在事实上，它本身是那种感知的客观化;它本身没有能力感知它的行为、设计、结构，它本身是一种感知的结构。”[82]这种感知的结构:同样，一根绷带会体现——成为一种客体——对创伤与伤痛的无主体的感知客观化，这个关于疼痛的故事所着力描述的是其自身对疼痛状态的感知，甚至说来，作为看成是与罗素有关的事例，对假设的疼痛的表现是对其所观察到的痛苦这一事实的反应。

如果一条狗被一辆汽车碾过，受了重伤，人们十有八九会停下来驻足观看，嘲笑小狗凄惨的哀号声。想一下罗素的可感物理论，该场景中有四个可能的“主体”感知:狗的“主体”感知，嘲笑小狗的行人的“主体”感知，没有嘲笑小狗的那个行人的“主体”感知以及观察这一场景的人的“主体”感知。这其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被认为在该记叙中适当地“掌控着”:即那个观察者，他听到了小狗的哀嚎，看到了行人以及他们的行为。然后，他把这些组织到句子中，使得前者成为后者的起因，把哀号视为疼痛，把笑声视为取乐(“他仿佛感到快感”)。叙述的方式是并不复杂的现实主义式，在认识论上是很稳健踏实的。人们会感到与丽莉的肖像画相距甚远，这不管是从记忆来看，从对于再现的几何学的后印象主义权利来看，还是从跟主体的未来死亡相似的一种遭遇的非目视可能性上看，都是如此。

然而，要是我们考虑到对疼痛的感知的话，故事就成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几何体。从狗开始画一条线至嘲笑狗的行人，以此表明他们的关系，然后再从行人处画一条线至观察者，因为他们的笑声证实他所记叙的内容。另外的一条线是从狗到观察者，他被“凄惨的哀号声”打动，由此开展了对狗的疼痛的评价。然后，对线条作修改，把连接狗和行人的线条反过来，因为讲述这个故事的原因在于感知到中国人和西方人反应上的差异，两者对于狗的疼痛这一事实所持的不同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观察者所观察到的，其中就包括了狗的疼痛、中国人对这种疼痛的反应、他自己对那种疼痛的反应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就让感应的事实变得如此这般显而易见。观察者并非只有一个视角，而是有两个，一个是在切身经历中的最紧要关头，另一个则是在评价(后来？)经历中，它包括该场景的初始经历。再画一根线条，那就是在第一个视角的观察者和第二个视角的观察者之间。这并不像眼睛的累加那样非目视化，而是对现实性内部的现代主义的一种缓慢却又稳健的生长，而且从各种角度所作的安排也反衬着口头表述的晦涩形式——欢笑、咆哮——还伴随着一位旁观者认识论上的稳健，他心想自己明白他看到的是什么。旁观者的这种确信化渲染在叙事上是隐蔽的，或者让他能够像这样想象自己。(叙述者“没有添加任何东西”，拉康(Lacan)[83]评论道;德里达(Derrida)[84]回答:“仿佛人必须添加一些东西以介入这一场景。”[85])对于意象派小说的读者来说，留下的任何可见的东西都将是最清晰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的叙述扼要重述并且用比喻说明了罗素在中国的个人经历，他自己对中国“残忍”的感知。观察者在不知不觉中看到的是他自己无意义的疼痛和死亡的可能性。[86]

因此，街头小狗的故事重塑并且预先体现了剑桥哲学在现代主义时期的两个基本问题和它的一些主要比喻:视角的获得，对幻景和经历的更为普遍性的遥测，也有对“疼痛”的感知，对于研究主体间关系、语言与人性等关系来说，对“疼痛”的感知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中国这一背景之中，在一个明确地试图体验和叙述大规模文化差异的框架内(别忘了罗素最初去中国的目的，他觉得中国可以提供一种对西方工业主义的文明抵抗)使主体、客体问题以及人类实存性的本质发生一种根本的转变。因为如果“同情……是一种坚信他人处于疼痛之中的形式”，“疼痛”本身与人为地进入语言有关(这两种观点都来自维特根斯坦，用于从根本上取代罗素自己关于可感物的观点)的话，那么，冷漠或嘲笑与他人疼痛的关系就表明，人们没有能够把他人看作人。也就是说，中国人对疾病中的罗素的认识与罗素对自己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他们对街头小狗的认识与罗素对这条狗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将其看成是客体。

正因如此，狗的故事乍看上去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有关:罗素仿佛在向一位英国观众解释“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差别，他把这种差别定义为是理性解释的残存，并且用例子作了详细阐述。但是对于罗素而言，就像对于维特根斯坦以及像亚当·斯密这样的道德哲学家那样，对疼痛的冷漠不仅仅是任意挑选出来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例子，而更是一种让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核心事实。这看上去只不过是文化差别所造成的一个简单故事，但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所仰赖的是一种关于认知与未认知的复杂网络，而其中的每一种都跟能否因为中国人的麻木而最终把中国人定义为非人类这一核心问题息息相关。而且，在认识论的历史上，这种特权式的比喻使这种特殊的例子得以专门倾诉。疼痛与同情相对于自我和主体的现代感知而言是处于优先地位的，这就碰到了仍然存在于人类有效地非想象性范围内部的疼痛的一种不同关系:对疼痛的冷漠并非受制于协商。这种感觉不仅取决于认识论和文化:它与这两者都有关系。

在班菲尔德对《到灯塔去》的解读中，所面对的冷漠指示是时间，而不是文化。[87]并不仅仅是物对人冷漠，反之亦然;迷失在阁楼或图书馆中，被埋葬和误记，被隐藏和遗忘，事情与人都过着自己的生活，而在身后则是一大堆的人和事，这些都在历史天使的手下被简单地聚拢到了一起，之后消失在一大片残云当中。罗素试图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我们昨天看到的桌子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桌子是相同的，要求将多种可能的当时视角组合为一种“传记”。[88]虽然文字召唤出生命，但是桌子的传记——就像人的传记一样——并不是在一种形而上学的主题展现中所形成的，而只是在可能的观察中所形成的“生命”:像可感物一样，传记不需要被观察就能够存在。“结果”，班菲尔德说到，“不是这么多现实的丧失，而是对它的重新定义，这只不过增加了它思想独立方面的坚定性”(PT， 101)。而在这种观念的独立性当中，个人的传记，一个人或者某样东西的生命，跟对时间的巨大漠视相比较的话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事的视角，它的多样性不能、无法、也不可能被察觉、定位并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疼痛就从不会制造出一种认知。这是一种病，得病者正卧床休息，伍尔夫写道:“只有卧病者才知道，归根结底造化不费吹灰之力要隐匿起来的是什么——那就是最终她将征服一切;热量将从这个世界离去，我们将给严霜冻得全身僵直，不再拽动着沉重的双脚在田野上四处游荡;工厂和机器将被厚厚的冰层覆盖。太阳从此黯淡无光”。[89]

造化的冷漠，就像宇宙的冷漠一样，将人性与星际时间的“轰然”死亡联系到了一起。罗素在中国所见到的冷漠就是一种对生命时间的“渺小”死亡的遭遇，饥荒、兵灾以及他自己的病痛都是如此。但是所有这些，都恰恰是通过一种关于这种冷漠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上而非本体论之上的意识，而展现出来的。布莱克和罗素所称的他们所经历的冷漠并不是普遍的，这种冷漠是在其他人没能将他们看成是他们本应被视作的人物的时候才造成的，进而占据了他们受苦所本应具有的观念。它就是“中国人”。在某些人的疼痛的认知方面，在一个冷漠的世界中，这种对疼痛的认知标志着一种感知的时刻——某种人造物，比如说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折射出比感知的瞬间更为持久的(而且对其特殊性长期以来也漠然视之)疼痛的“一种感知结构”——这种被维特根斯坦称之为是“怜悯”(pity)的时刻反映了对死亡这一时间漠然视之的或大或小的抵抗。但同时也甘愿提出这种冷漠，来治疗他的病痛，用来塑造某种类似于对冷漠与疼痛进行感知的一种公开可行的确证。我们可以说，至少在近代:假如中国人在罗素眼里对于他人的疼痛漠不关心的话，那么，这或许是因为一种不同的盲目，而这种盲目甚至以一种视角来看的话，在看待疼痛时也会对其保持冷漠(或者就是“稍微迁就一下”)。这在文化上也是如此;我之所以这么认为，并不是要批评罗素的局限性，而是因为那些局限决定了语言游戏的规则，正是凭借这些规则，冷漠、疼痛以及中国才能转喻为现代主义。

我要谈的是一种感知的结构。

4.受苦的中国性

1926年，在罗素之旅差不多五年之后，在《到灯塔去》出版一年前，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新准则》(New Criterion)杂志上发表了名为《论生病》(On Being Ill)[90]一文。在病中，他写到，对日常交流的“确信”停滞不前了。但在我们身体还健健康康时，我们却还得打起精神让它花样翻新，去沟通、去教化、去分享;去耕耘沙漠，去教育土著，白天一起劳作，晚上一块儿娱乐。而一旦生病的话，这种装模作样就全都免了，“我们成了逃兵”。“那种幻觉——似乎世界是这样一种结构，在其中每一声呻吟都会有回声;似乎有一些共同的恐惧将人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以至于一只手腕上的抽痛会引起另一只手腕的痉挛;似乎不论你的体验是何等稀奇古怪，人家早就体验过了;似乎不管你自己心灵漫游的旅程有多长，总有人已赶在你前头捷足先登——说来说去也不过是幻觉而已。人类并不能从始至终地携手并肩共涉人生之旅”[91]。

在自身那片“处女林”(virgin forest)的深处，在那里，我们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而且惟愿长此以往而不被人打扰，这当然有好处。然而，在病中，伍尔夫写道，没什么人能强打起精神去看历史和小说。但是，要是有一两行诗，可以“突然而强烈”地表现出其他种类的趣味的话，就能让他们在心灵深处竞相吐艳:

在病中，文字似乎具有某种神秘的性质。我们抓住了它的字面意义以外的含义，本能地猜出这个，猜出那个，还有另一个——一个声音，一种色彩，此处的重音，彼处的停顿，所有这些，在诗人(他清楚地知道与思想相比文字是多么的贫乏和苍白无力)的稿笺上都随处可见。将它们搜集起来，就能使我们进入一种既非文字所能表达，又非理性所能解释的心灵状态。在病中，不可理解性对我们具有极其强大的控制力量，或许更超出诚实所允许的合乎情理的范围……那些对我们的语言非常陌生的外国人反倒比我们更具优势。中国人必定比我们更能体会《安东尼和克娄帕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中声音、语调的无穷韵味。[92]

听着从声音从意识中分离出来，之后则比语言更具优势，像丽莉·布瑞斯珂那样，疾病变成了现代主义者，在观念屋子当中哼唱出无法听到的线条。跟“我们”相对的是——而且也只跟我们相对，通过对事例的选择——中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处在一种永久生病的状态中;一出英国莎士比亚的哑剧向他们诉说着一种未定的观念，一种没有主体、没有语言的世界，在这当中，声音只不过是某种本土记录仪。要么恰恰相反:疾病使“我们”成为中国人，它所带来的自我疏离(self estrangement)[93]类似于一种地理上的移位，这是一种内部的外国特性，这种特性为语言方式的属性(并进而对现代主义审美观的经典结构)赋予了一种特权意识。语言的外国特性——一种嚎叫、一种放浪形骸之笑，或者是外国口音的蛮夷之气——经过耳朵，像一种毒品或者天使一样，进入到身体之中。

这种巧合是否——然而中国人、疼痛、对非人类知识的未及视角以及一种对于疏离的相当标准的现代主义审美观的其他结合，其中的每一种都与其他彼此纠缠在一起，造成了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仅仅是一种巧合么？[94]在这一章的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对那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这一系列的结合与一致，在中国、哲学、人性、疾病以及疼痛之间的转喻式关联的不可信网络，正意味着超越了我曾提出的虚构小说的某种东西。这就是“多元决定”这一词汇的意义所在:它使我们得以看清楚“传记行为”(biographical action)是如何对一种思想意识话语施加影响的，虽然最杰出的个人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

这种话语所要告诉我们的关于现代主义的东西，就是，假如没有理解各种哲学或文学现代主义是如何将其自身主体转变为一种内在的、暗含的比较行动的话，那么在这一行动当中，“外人”经常并进而栖居于“土著”的民族范式当中。我所讲的关于罗素的这个故事力图表明，他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只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为东方学)历史的一种外部特征，并不仅仅表明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痛苦的经历是被他跟哲学的关系所型塑出来的，而毋宁是说，在罗素头脑中的这些类别——这些类别使他得以从语言和人类天性的角度出发提出基本的哲学问题——自身就已经受到与中国性的某种关联的影响。而那种跟中国性的关联，其自身也同样受到影响，而进一步说，通过它而塑造出来的哲学类别，我将之看成是对这种首要观念的既矛盾又必需的推论。[95]

因此，我并不想说罗素的想法来源于或者本质上就是“中国式的”。而对我来说，他将中国囊括在内的思想的某一方面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对于那些当时生活在英格兰的随便哪个人来说都大体是事实。难点在于，在将对“中国”的一种称呼转变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文化和个人经历的过程中，正如劳伦斯所言，一旦离开了中国，布鲁姆斯伯里派就变得无法想象了。班菲尔德的作品正表明了这种故事的不完整性。问题并不跟劳伦斯的作品相关——毋宁是说，也不同于她或班菲尔德对他们所谈及的现代主义进一步发挥影响的事宜的重要性所作的特殊声明。问题在于，对相关性的阻碍已经被抬得过高了，进而鼓励学者将以文学形式进行的复杂的历史性断言(这是因为现代主义者不时会思考中国，他们所构建出来的现代主义将某些东西归功于中国)转变为一种简单但却没有可能的起因(没有中国的话，现代主义者就全然无法思考现代主义了)。考虑到后者的这种断言没人会信，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批判世界，在这当中，对于从那些形成文学批评作品的标准文化语境(通常是民族国家;有时候是一个大洲或地区)的“外面”(outside)出现的抵触性主张，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从标准语境“内部”(inside)形成的那些主张的批判力量，这是因为后者的整体性无法推翻前者的整体性。问题不在于它们理应怎样;问题在于它们无法怎样，同时，也在于将这些视为一种路径。在这路径之下，英美现代主义者所研究的正好暗合了其单一文化主义以及单一语言主义。萨义德《东方学》(Orientalism)中的天才观念为我们展现了在一长段时间以来，表面上的“外在”转化为“内在”的限度:他并没有仅仅退回到源头，而是将他们从西方重置到东方;他消解了欧洲主权起源性的整体结构。

或许丽莉这条主线——正像《幻影桌》和《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中现代主义的两条路径取向的主线那样——应该被看成是外在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参量。正如班菲尔德所说的，如果这条主线从过去现实主义式的再现转变为现代主义者的仪式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使之遵从日常生活的牛顿式便利了。之后，则可以说，并没有过于分叉(这为我们再次提供了两种路径)伸展，随着地心引力的历史与地理上的地方中心，而使平行线得以交叉，得以弯曲。沿着这样一条主线，我们就无法研究——将问题放到其最传统的表述当中——在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遭遇”，而毋宁是去对作为类别的一种总体意识的那两种类别加以相互贯通，并进而理解其中一方以某种方式对另一方的进一步理解，就像是西方对于痛苦的哲学魅力所仰赖的是像罗素个人与中国的遭遇以及相反过程的这种基础那样，并没有单一的源头。探寻这一问题的学者应该确信在其所有重要的复杂性当中的正式主线: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但是也不要放弃那些画笔。

5.假设的满大人(回归)

在美国之旅结束并回到欧洲之后不久所写的《每个人的自传》(Everybody's Autobiography)中，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指出，一些人曾认为这是有意思的事情，而在她的歌剧《三幕剧中四圣人》(Four Saint in Three Acts)[96]中，“他们问圣女特里萨，假如一按按钮就能杀死三千中国人的话，她会怎么做？之后，合唱队说圣女特里萨对此不感兴趣”。但是，斯泰因写道，圣女特里萨感兴趣的是建立女修道院，而不是杀死中国人;假设并没有对特里萨圣女具体的实践性的类型产生什么影响。斯泰因进而回想起她第一次从哲学家赫庆斯·海普顾德(Hutchins Hapgood)[97]那里听到关于中国满大人的假说。海普顾德“想要思考针尖上的天使的数量……并且……经常对我抱怨说我比其他任何这般善良的人赶上的时光都要好”。有一天，在被斯泰因的“美德”阻挠之后，……向她问了一个“测验题。如果我为了不惜代价救我的兄弟而可以按下按钮杀掉五千中国人的话，我该怎么办？当然，我很喜欢我的兄弟，而且我完全能想象他所受的痛苦，我回答到，五千中国人是我无法想象的东西，因此我对此没什么兴趣”[98]。

斯泰因对深处这种困境的理想化的蠢事的抗拒，表明了对将中国人形象作为因欧洲人美德而设的“测验题”加以回应的可能性，这种回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而是拒绝将假设的前提作为假设。这种拒绝最直接地表明了斯泰因对超越观念的事物所作的实用主义承诺，同时也是对她所思所想的具有逼真、明白无误品质的实用主义的承诺。但是，这也表明了在对中国的现代主义式的探究中的一般认知是如何在如此晚近的学术作品当中得以详尽阐释的，而直接与假想的满大人联系起来，则是本书更大的雄心所在。

在斯泰因散文中满大人的看似同时的再现，解决了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将她所写的想象成是“中国人”的问题，这也最终表现出人们可以如何严肃地将罗素对中国人冷漠之心的类型非正式地复制到对他者的受苦之上。而在这里，在复制与罗素对伍尔夫现代主义所产生的哲学影响之间的明确关系形成了例证—效果的问题，这并没有着力于用中国或者中国性的“失败”来维护自身在哲学“内心”或“核心”的地位，而毋宁是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在哲学核心内部或外围所体现(不管是在现代主义方面，还是在人权方面)的功能看成是一种正在消失的展现。进而，究竟是什么不同之处导致了通过丽莉的“中国眼睛”所见的可感物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而又是怎样的不同，使得罗素对中国人缺点的老调重弹跟乔治·亨利·梅森在1801年关于中国人刑罚一书中的分类如此相似？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如果中国在1922年可以被当时世界上两大最具前瞻性的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个视作是一种“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它与日本殖民主义的关系，与现代化的关系，其可能性就会“在最为需要的时刻，为人类带来整个新希望”，在罗素书中所有的话，都必须被看成是世界—感知(world perception)的一种基质，这种基质同时形成了对中国人冷漠性格的感知以及现代主义形式上的“中国人”逻辑(PC，252)。这一章已经表明了中国这一“问题”是如何与没有主体的“非目视”的、无声的世界密切关联起来的，在这里，可感物的世界得以生发但却无法被感知，而这正是罗素对伍尔夫现代主义的主要贡献。如果人类意义上的一个整体性的全球化冷漠的幽灵能够跟十之八九的中国人对一条被碾的狗的特殊冷漠相提并论的话，这只不过是因为是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它们的参与都或多或少地仰赖于其中所展现出的中国形象。这是由于在它恰恰就处在哲学或文学形式的历史沉重感与中国人既获取又失去其批评合法性的例证的轻松之间的交易当中，一种对于语言游戏规则重要性的维特根斯坦式的提醒正可用来结束这一章:它表明了这本书主要目的是去描述语法或者元语法，而这将使“中国”得以表现出它所具有的哲学与指示功能。

【注释】

[1] 博济医院(英语:Canton Hospital， PokTsai)是清朝末年由美国传教士伯驾等人在广州长堤开设的医院。后来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百年医院。因孙中山先生曾在该院习医，改名为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后改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现称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译者注

[2] 浅川(Kan'ichi)，历史及政治学者，于1907年起在耶鲁大学教授历史(他同时也是图书馆亚洲典藏的策展人)。

[3] 未查到原名，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4] 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作家与诗人，但后来主要在法国生活，并且成为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艺术发展中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5] 这些功效是众多批判性作品中的题材。对于迷恋中文写作的批判，但同样也迷恋中文写作的一个经典事例是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但是德里达已经准备回归到莱布尼茨(G. W. Leibniz)那里，莱布尼茨的梦想是创建一种纯粹的语言，并期望中文能够成为这种纯粹语言的化身。周蕾在《新教民族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nic &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2002))一书第2章中对德里达关于中文的论述有过总结和评判。另可参见苏源熙:《文化中国的话语长城》( Haun Saussy， Great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 ( Cambridge， 2002).

[6] 例如，随着斯泰因所乘的船只于1934年10月24日驶入纽约港，召开了一次令人惊讶的出版会，纽约报纸的标题五花八门，诸如“Gerty Gerty Stein Stein Is Back Home Home Back”、“Gertrude Stein Barges In With a Stein Song to Stein”以及“Gertrude Stein， Stein is Back Back， and It's Still All Black， Black”(珍妮特·霍布豪斯:《每个人都是任何人:格特鲁德·斯泰因传记》(Janet Hobhouse， Everybody Who Was Anybody : A Biography of Gertrude Stein) [New York， 1975]， 177)。奥多内尔(Heather O'Donnell)在普林斯顿介绍的信息使我注意到这样一种习惯。作为一位特殊的耶鲁联系者，斯泰因跟阿尔弗雷德·哈考特(Alfred Harcourt)在11月4日参加了耶鲁大学跟达特茅斯学院之间的足球比赛。

[7]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意象派运动主要发起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迁居巴黎。二次大战期间他公开支持法西斯主义，战争结束后，他被美军逮捕，押回本土等候受审。后因医生证明他精神失常，再加上海明威和弗罗斯特等名人的奔走说情，最终，他只被关入一家精神病院。1958年，庞德结束了12年的精神病院监禁，重返意大利居住，直至去世。庞德的主要作品有《面具》(1909)、《反击》(1912)、《献祭》(1916)、《休·西尔文·毛伯莱》(1920)和《诗章》(1917—1959)等，此外，庞德还是一个热衷于介绍中国古典诗歌和哲学的翻译家，经他改编并翻译了《华夏集》(1915)等作品。——译者注

[8] 《华夏集》是庞德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译诗集，并作为庞德的文学成就载入英美文学史册。在《华夏集》中，庞德首次提出了中国诗歌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品质，创立了实际上将影响所有后来者的翻译范式。《华夏集》的问世颠覆了传统的忠实翻译观念，引发了中西方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争论，文学翻译的实质再度成为译界探讨的焦点。——译者注

[9] 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领袖，在诗歌的艺术技巧方面有较深的造诣，继庞德之后，进行了汉诗英译的尝试和实践。——译者注

[10] 美国土伦大学英美文学博士，耶鲁大学“H. D.”研究员(1992—93)、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员(2005)，新奥尔良大学校际首席教授。——译者注

[11] 罗伯特·科恩:《东方主义、现代主义与美国诗歌》(Robert Kern， Orientalism， Modernism， and the American Poem)(Cambridge， 1996);钱兆明:《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斯笔下的中国遗产》( Zhaoming Qian， 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 : The Legacy of China in Pound and Williams)(Durham， N. C. ， 1995);斯蒂芬·姚:《翻译与现代主义语言:性别、政治、语言》( Steven G. Yao， Translation and the Languages of Modernism : Gender， Politics， Language)(New York， 2002)。另可参见玛丽·帕特森·钱德尔:《埃兹拉·庞德对儒家经典的翻译》( Mary Paterson Cheadle， Ezra Pound'`s Confucian Translations)(Ann Arbor， 1997);黄桂友:《中国与美国的白人主义、意象派以及现代主义》(Huang Guiyou， Whitmanism， Imagism， and Modernism in China and America)(Cranbury， N. J. ， 1997);以及黄运特:《跨太平洋的位移:民族志、翻译和20世纪美国文学的互文性旅行》( Yunte Huang， Transpacific Displacement : Ethnography， Translation， and Intertextual Travel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Berkeley， 2002)。

[12] 假如我明确为“现代主义”(modernism)一词加上形容词的话，这是因为我试图避免使用一般意指“1914年至1922年间的盎格鲁美国现代主义”(Anglo American modernism between 1914 and 1922)或者其他特定词汇的“现代主义”。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抗拒涉及到地理学、语言和时间上的标准化叙述的盎格鲁中心主义(Anglocentrism)。当然，对于一种特定的现代主义的任何讨论，同时也是一种对一般意义的现代主义意蕴的讨论;尽管这种讨论并不能完全将问题弄清楚，我所提及的取决于对一般分类的更为地理学化的和世俗化的公开文本;关于类型，在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目前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英文系讲座教授——译者注)的近期作品中有详尽论述。参见诸如她的《阶段化的现代主义:后殖民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研究的时空边界》(“Periodizing Modernism: Postcolonial Modernities and the Space/ Time Borders of Modernist Studies，”)载《现代主义/现代性》(Modernism/ Modernity) 13. 3 (Sept 2006). 另可参见韩瑞:《现代主义的中国:导论》(Eric Hayot， “Modernisms’ Chinas: Introduction，”)载《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8. 1 (Spring 2006)。

[13] 伍尔夫:《到灯塔去》(Virginia Woolf， To the Lighthouse) (San Diego， 1981)， 207;下文引用时简写为TTL。(中译本:[英]伍尔夫著，翟世镜译:《到灯塔去》，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年。——译者注)

[14]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英国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布鲁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成员之一。她最知名的小说包括《戴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雅各的房间》(Jakob's Room)等。人们普遍认为伍尔夫是引导现代主义潮流的先锋;她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同时也是现代主义者。她大大地革新了英语语言，在小说中尝试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试图去描绘在人们心底里的潜意识。有人在一篇评论里讲到她将英语“朝着光明的方向推进了一小步”。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创造性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译者注

[15] 这是一部作者倾注心血的准自传体意识流小说。小说以到灯塔去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写了拉姆齐一家人和几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片段生活经历。拉姆齐先生的幼子詹姆斯想去灯塔，但却由于天气不好而未能如愿。后因大战爆发，拉姆齐一家历经沧桑。战后，拉姆齐先生携带一双儿女乘舟出海，终于到达灯塔。而坐在岸边画画的丽莉·布里斯科也正好在拉姆齐一家到达灯塔的时候，在瞬间的感悟中，向画幅中央落下一笔，终于画出了多年萦回心头的幻象，从而超越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全书并无起伏跌宕的情节，内容分三个部分，依次为:窗;时光流逝;灯塔。最主要的人物拉姆齐夫人后来死去，其实际活动仅限于小说的前半部分。关于她的一系列描述，是以作者本人的母亲为生活原型的，而拉姆齐先生则有作者父亲的影子。此外，作者着墨最多的是丽莉·布瑞斯珂。表面上看，丽莉语言寥寥，其主要行为主要是为拉姆齐夫人作画，但该人物的思想活动相当活跃，作者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这个人物，并“为小说结构安排了潜在的双重线索和复合层次。……丽莉这个人物既在这部小说世界之中，又在它之外;拉姆齐一家的经历是第一层次的故事，丽莉所体现的‘艺术―生命’主要是第二层次的故事，是包裹在小说外面的又一部小说。”——译者注

[16] “元小说”(metafiction)，兴起于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拥有“后小说”、“反小说”、“超小说”、“自我意识小说”、“非现实主义小说”、“实验小说”、“自生小说”等多种称谓。“元小说”一词，首见于美国后现代派作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威廉·加斯1970年发表的小说《小说与生活中的人物》(Fiction and the Figures of Life)。在这部小说中，加斯指出，真正的元小说并不是那些仅仅在作品中探讨作品本身的小说，那是平庸而人厌烦的，小说应该是像博尔赫斯、巴思、弗莱恩·奥布赖恩等人的一些作品那样，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形式可以作为进一步的形式素材。可以说，“元小说”把小说本身作为对象，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小说创作中使用露迹、戏仿、拼贴等多种元小说技法自觉暴露其虚构性的本质，将文本作为纯粹的语言的产物，使叙事与批评相结合，从而反思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揭示小说规律。——译者注

[17] 布鲁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是从190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英国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地区为活动中心的文人团体。布鲁姆斯伯里派是一个英国艺术家和学者的团体，从1905年左右直到二战期间，这个团体都一直活跃着。这个团体开始时是一个非正式的社团，为剑桥大学新近的毕业生(1899年毕业的有四位成员，其中包括了托比·斯蒂芬，他是维吉尼亚·伍尔夫和瓦内莎·贝尔两人的哥哥)提供一个与亲朋相聚的场所，相聚的大多数都是同龄人，不少亦曾是剑桥使徒的成员。他们在彼此家里相聚，而相聚地点又主要设在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地区(在一战前这里更是唯一的相聚点)。1904年2月，托比·斯蒂芬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去世，四个子女(瓦内萨、托比、维吉尼亚、艾德里安)搬到位于布鲁姆斯伯里地区的房子居住，这件事对形成这一团体很有帮助。1906年，托比·斯蒂芬逝世，但团体已经足够坚固，因此并没有对其发展造成太大的阻碍。相反，这一不幸使其成员们联系得更紧密。虽然这个团体主要以文学的头衔而著名(维吉尼亚·伍尔夫是最广为人知的代表者)，它的拥护者却活跃于几个不同的领域，包括艺术界、艺评界以及学术界。——译者注

[18]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从1975年起就在伯克利任教，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语言、文化评论家。她的主要作品有《无言的句子:小说语言中的叙述与表现》(Unspeakable Sentences : Narr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Language of Fiction)(Routledge， 1982)、《幻影桌:伍尔夫、弗莱、罗素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The Phantom Table : Woolf， Fry， Russell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Modern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等。——译者注

[19] 帕特丽卡·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身兼作家、批评家和纽约城市大学(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英语系教授多种身份。专攻英国文学、文学理论、小说史及女 性现代书写。著有《阅读沉默:英国传统中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1)。在《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一书中，凭借其在中英两国旅行时对文献资料的研究以及相关采访，劳伦斯将其对沉默的研究延伸至东方。——译者注

[20] 丽莉·布瑞斯珂是伍尔夫名作《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中的人物，伍尔夫把她形容为“有一对中国人的眼睛”。劳伦斯教授藉此在新书中把新月派与英国著名文学团体布鲁姆斯伯里相比，而作平行的讨论。本书呈现给读者的是中英作家、学者之间有关个人、民族、文学和美学的对话，他们中有朱利安·贝尔、瓦内萨·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G. L.狄更生、E. M.福斯特、凌叔华、徐志摩、萧乾，这些对话让我们看清了两个文学团体。中译本:[美]劳伦斯著，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译者注

[21] 安娜·班菲尔德:《幻影桌:伍尔夫、弗莱、罗素以及现代主义的认识论》(Anne Banfield， The Phantom Table :Woolf， Fry， Russell，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Modernism) (Cambridge， 2000);下文引用时简写为PT;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派、现代主义与中国》(Patricia Laurence， 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 (Columbia， S. C. ， 2003);下文引用时简写为LB。

[22] 在同一页，丽莉·布瑞斯珂后来将其意指一张“虚幻的厨房桌子”( phantom kitchen table)。

[23] 此处引文参考了中译版《到灯塔去》，翟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译者注

[24] 莱斯利·斯蒂芬爵士(Leslie Stephen， 1832-1904)，学者、编辑和哲学家，伍尔夫的父亲。曾任伦敦图书馆馆长，主编《英国名人传记辞典》，撰写《18世纪英国思想史》等著作。伍尔夫在回忆文章中曾这样评价她的这位父亲:“也许，我谈了太多他的冷静，太着重他的保守。他喜欢思考，厌烦多愁善感和感情泛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冷酷，毫无感情，日常生活中永远都是评判的态度。相反，正是他强烈的情感，以及积极地表达情感，使得他有时对同伴来说有警示性。……虽然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没有人比他更深刻地理解人类关系的价值，但也许他会最看重的评价是麦迪森在他去世后对他的赞辞‘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和你妈妈最配的人’”。关于他的详细资料可见:http:/ / en.wikipedia. org/ wiki/ Leslie_Stephen(2012年8月12日访问)。——译者注

[25] 乔治·爱德华·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 1873-1958)，英国哲学家，致力于分析哲学学派研究，主要贡献为伦理学。他认为和伦理相关的概念不能可能用自然概念(例如生存、功利等)来解释。——译者注

[26]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德语: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1889-1951)，出生于奥地利，后入英国籍。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思想的最初源泉主要来自弗雷格的现代逻辑学成果、罗素与怀特海写的《数学原理》和G. E.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他的主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分别代表了横贯其一生的哲学道路的两个互为对比的阶段。——译者注

[27] 罗杰·弗莱(Roger Fry， 1866-1934)，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美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批评家之一。早年从事博物馆学，属于欧洲顶级鉴藏圈子的鉴定大师，后来兴趣转向现代艺术，成为后印象派绘画运动的命名者和主要诠释者。他提出的形式主义美学观构成现代美学史的主导思想。著有:《贝利尼》(1899)、《视觉与设计》(1920)、《变形》(1926)、《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1927)等。——译者注

[28] 维特根斯坦的反应在书写功能上如今完全跟后结构理论大有关系;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译者注)认为，这种解读需要严重的扭曲，这种看法很引人注目，但却已经不在本章所讨论的范围之内了。(参见《维特根斯坦之梯:诗歌语言与日常生活的新奇》(Wittgenstein's Ladder: Poetic Language and the Strangeness of the Ordinary) [Chicago， 1996]， 散见于11–15页)。班菲尔德认为，至少在布鲁姆 斯伯里派看来，维特根斯坦来剑桥(尤其是他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之后的作品)的时间太晚了，以至于在主客关系的反思中无法突显出来:“我们可以将维特根斯坦影响力的日增看成是一种布鲁姆斯伯里派哲学背景的分界点”(PT， 9)。随后，班菲尔德写到，“假如考虑到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英国哲学所造成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必坚持说罗素在哲学上的重要地位了，就算罗素的地位不被贬低到极致，他的认识论对过去哲学的影响也会大为降低”。(41)。

[29] 此处的中文翻译征询了原作者的意见，特此说明。——译者注

[30] 《到灯塔去》分为三部分，“岁月流逝”这一引文出自中译版，下面的引文亦引自该中译版，略有改动。——译者注

[31] 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法国著名画家，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从19世纪末便被推崇为“新艺术之父”，作为现代艺术的先驱，西方现代画家称他为“现代艺术之父”或“现代绘画之父”。他对物体体积感的追求和表现，为“立体派”开启了不少思路，其独特的主观色彩大大区别于强调客观色彩感觉的大部分画家。——译者注

[32] 本书是英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罗杰·弗莱在1900年至1920年20多年间有关艺术论文的选集，基本包括了其批评生涯前半期的著述。此书考察了非洲、美洲和亚洲不同种族艺术间形式与审美的应用，所有的文章与艺术实践都有关系，其中有丰富的理论思想和大量论战性、讨论性的文章。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罗杰·弗莱所持的核心观点——形式在艺术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作者知识广博，富有独特见解，对于美术史、现代美术的很多判断都是非常经典的。——译者注

[33] 班菲尔德:“在宗教意指方面，布鲁姆斯伯里派美学就像其他现代美学一样，尽管根本没有提及制度化信念的问题，就像乔伊斯或艾略特那样……能够回想起那种信仰宗教所缺失的东西是情感(emotion)”(359)。

[34] “非目视视觉”是指以手指感觉辨识文字或识别颜色的非目视视觉、无眼视觉、皮肤视觉。英文名亦称skin vision，专名dermal optical vision。关于“eyeless vision”的论述可参考: http:/ / ed5015. tripod. com/ PaThoughtography. htm以及http:/ / www. science frontiers. com/ sf116/ sf116p07. htm(2012年4月2日访问)——译者注

[35] 关于“eyeless”一词的中文翻译，笔者跟原作者作过沟通。作者认为，对这一词汇的定义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内涵，比如说，可以翻译成“无眼”(literally without eyes)、“无观点”(without a point of view)、“无主体视觉”(a vision without a subject)，他认为在译文中应该综合运用“无眼”和“无观点”以便清晰解释他的意思，笔者综合考虑，最终将之译为“非目视”，并在不同的语境下加以特别说明。——译者注

[36] 胡允桓先生的译文是这样的:“可是叫人如何去描绘那失去了自我后所见的世界呢？找不到字眼。蓝色，红色，——就连这些也使人感到困惑，就连这些也深藏在迷雾中，而不是透亮清澈。怎么再去用清清楚楚的字眼描绘或者述说任何事物呢？——除了说它正在枯萎凋零，说它正在经历一次逐渐的变化，就连在一次短短的漫步中，它也会变得平平常常，总是那副景象。当你向前走着，每张树叶都彼此相似时，茫然的感觉就会重新出现。当你带着一连串虚幻的辞藻去看它们时，美的感觉就会重新出现。你呼吸着实有其物的气息;在下面的山谷中，火车正穿过田野，披着像垂下的耳朵似的煤烟。”([英]弗吉尼亚·吴尔夫著，胡允桓译:《海浪》，外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译者注

[37] 伍尔夫在《海浪》最后说到的一个缺失“自我”后所见的世界(“就这样，大地景色又回到了我的眼前:我看到田野五色缤纷波浪起伏，不过现在有一点不同:我看到，但却没被瞧见。我毫无遮蔽地向前走去;没有欢呼声来迎接我。我已经失去了那件旧斗篷，那种旧的反应;那只能反射声音的凹拢的手心。像鬼影那么朦胧，走到哪儿都毫无足印而只是能观察四周，我独自漫游在一个从未涉足过的新世界里;我擦过新的花朵，除了发一些婴儿般单音节的字音外说不出话来;我，这个曾说出过那么多漂亮辞藻的人，如今却完全失掉了辞藻的庇荫;我，这个总是有人在一起共享那掏清了炉灰的炉篦，或者那有金色光环围绕的食柜的人，如今却变得孤孤单单。”([英]弗吉尼亚·吴尔夫著，胡允桓译:《海浪》，外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译者注)，并且被班菲尔德引用，作为对“一种可感物语言的投影”的祈祷(297)。

[38] 值得注意的是拉姆齐夫人这些关注点中的三个，正是性格化的来源(17页上的直接叙述，26页上的直接心理描述;104页上的描述也是一长段直接叙述的一部分)。其他两处(位于91页和157页)的出现，是通过丽莉自己自己直接叙述实现的;在这两处当中，只有第一处是拉姆齐夫人对所观察到的情况的剧情化表述。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呢，丽莉的眼睛从来被当成是中国式的，而那时，拉姆齐夫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对形容词“中国式”(Chinese)的关注是散落在各个地方的，这就使读者能够平等地看待用这一形容词来概括伍尔夫这件事。但是，贯穿在整部小说中的对丽莉眼睛所施加的大量叙述和哲学压力，使他们的“中国式”性格特征变得必要起来。

[39] 朱利安·贝尔(Julian Heward Bell， 1908- 1937)，英国诗人，范丽赛·贝尔(Vanessa Bell，伍尔夫最大的姐姐)之子。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35年来到中国，在武汉大学教授英国文学。1937年回英国，参加西班牙内战，死于战场。朱利安·贝尔有通信集等在英国出版，其中谈及他在中国的经历。——译者注

[40]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1879年1月1日生于伦敦。父亲是建筑师，福音派信徒，强调一个人应有道德责任感，母亲则比较随和、宽容;幼年时父亲去世。少年时，入肯特郡坦布里奇学校(Tonbridge School)就读。1897年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与新实在论哲学家穆尔和古典学者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交往。毕业后，福斯特因早年从他姨婆(Marianne Thornton，废奴主义者Henry Thornton之女)处继承了一笔钱，得以专心写作。同期，他在剑桥使徒里的朋友亦组成了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派，福斯特也很自然地成为其中一员。该派强调爱、同情、敏感、美的创造和享受、追求知识的勇气，实际上是流行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的人文主义精神。福斯特反对基督教，但不反对宗教精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是和平主义者而加入了红十字会，被派往埃及亚历山大城，在部队中任文职。他于1912和1922年先后两次游历印度。1924年，《印度之行》出版，为福斯特赢得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但福斯特之后再没有写小说。1946年，他的母校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聘他为荣誉研究员。1970年在考文垂逝世。——译者注

[41] 福斯特和萧乾(1911—1999)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41年，那一年，他们在英国伦敦举行的泰戈尔纪念会上初次见面。之后两者之间熟悉起来，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直到1949年萧乾离开香港回到上海前夕，他才决定断绝和包括福斯特在内的西方朋友之间的联系。而自从萧乾于1944年离开英国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福斯特非常欣赏和喜欢来自东方的萧乾，他得知萧乾正在研究乔伊斯等人的现代小说，特地从银行保险箱里取出自己的《莫瑞斯》手稿交萧乾阅读。《莫瑞斯》是一部反映同性恋生活的小说，创作于1913年，福斯特曾约定在他去世之后方可出版。作为朋友和研究者，萧乾成了直接阅读《莫瑞斯》手稿的读者之一。半个世纪后，萧乾夫人文洁若将之翻译出版，由此了却萧乾的早年心愿，也是他们对福斯特友谊的一个回报”。(参见李辉:《萧乾与福斯特(跋与藏)》，载《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0日)对于两者友谊与书信往来的论述，可参见连文山:《来自中国的讯息:佛斯特和萧乾之间友谊及书信文献考据》，载《欧美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编)第32卷第1期(2002年3月)，第1—43页。——译者注

[42] 1920年秋，徐志摩为了与英国文学家和“中国迷”狄更生认识，想请林长民作介绍，因而到林家去拜见林长民。在那里，他不但结识了狄更生，而且与林长民相谈甚欢，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更为重要的是，他见到了让他倾慕一生的人——林徽因。可以说，正是这次见面，改变了徐志摩今后的人生，使他的生命得到了绚烂但却短暂的绽放。很快，徐志摩与狄更生成为好友，并在他的推荐下，在第二年春天到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当了一名特别生，随意选课听讲。在这里，徐志摩开始比较广泛地接触英国文学，并为此深深着迷。可以说，狄更生带领徐志摩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可以让徐志摩找到回家感觉的世界文学。徐志摩跟罗杰·弗莱也有诸多交往，他曾赠与弗莱中文名字“傅来义”。——译者注

[43] 凌叔华(1900—1990)，女小说家、画家，新月派的女才子，京派作家中惟一真正的北京人，徐志摩的密友，陈源(西滢)之妻。原名瑞棠，笔名叔华、素心。广东番禺人。1922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并开始在《现代评论》发表小说。1929年任教于武汉大学，主编《武汉文艺》。1940年起在燕京大学任教。1956年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等地教中国近、现代文化，后寓居英国。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花之寺》、《女人》，散文集《爱庐梦影》等。她的小说典雅秀丽，被称为“闺阁派”。后期以自传体英文作品《古韵》蜚声国际文坛。——译者注

[44] 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在华期间曾跟凌淑华有过交往。这段交往经历在劳伦斯的书中有过详细叙述;这也是廖红英一部小说的主题，她也被凌淑华的后代控以诽谤之名。关于从东方学和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凌淑华—贝尔交往的解读，可参见史书美:《现代的欲望: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Shu 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2001)， 215–21。(中译本:[美]史书美著，何恬译:《现代的欲望: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译者注)

[45] 亚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8-1966，亦称魏雷)，著名英国汉学家、文学翻译家，1889年8月19日出生于英国 TunbridgeWells 的一个犹太家庭。他自幼聪颖过人，酷爱语言及文学。1903年，他在英国著名的拉格比学院(Rugby School)读书，因古典文学成绩优异而获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奖学金。在剑桥学习的三年中，他是名教授狄更生(G. L. Dickinson)和摩尔(G. E. Moore)的学生。两位学者仰慕东方古代文明的思想熏陶着年轻的韦利，使他产生了致力于东方文化研究的愿望。他精通汉文、满文、蒙文、梵文、日文和西班牙文等语种，一生撰著和译著共200余种，其中大部分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他的词条说:“他是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也是将东方文种译为英文的最杰出的翻译家。……他是一位诗人和诗歌的创新者。由于他的译作，使中国文学易于为西方读者接受了。”亚瑟·韦利终生从事汉学的研究，但他从未到过中国。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作家萧乾访问英国时曾问他为何不去看看中国。他的回答是:“我想在心目中永远保持中国唐代的形象。”——译者注

[46] 帝国的“虎视眈眈”(foraging glance)与一种“新的美学之旅”(new aesthetic voyaging)之间的差别大概在不大像帝国主义者那样急于消除伍尔夫与东方学的潜在关系，但还是相信东方学需要一种明确“觅食”性的认识论形式，而这需要一种对东方学本质的根本误读，这样一来，作为一种写作与知识模式，就不必要明确地将自己想象成是跟帝国规划息息相关的东西。作为一种意识(ideological)形态，东方学必须被理解为远不仅仅是一种对帝国主义支持或反对之声的“偏袒”。它是一种文化结构，在这种文化结构当中，知识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及一种有限的地理与文化框架内应运而生(它自身在“偏袒”或者跨文化影响方面，内部就是很复杂的)。

[47] 不管谁能真正说，像(数百年来)中国人这样庞大的人类群体是被一种单一的审美特征所预先独占的，也不论“主线”(line)这个词在这里设法同时表明了某种文化上的中国性和文化上的英国性，所“预设”(preoccupation)的术语就是那些关于中国人审美的所有重要问题和长期争论不休的核心命题(或者说是西方所关注的“问题”(problem))(第一个问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么？第二个问题则是，存在多个问题么？)。跟诸如“欧洲人已经花了几百年时间在绘画方面预设了一种再现视角”这类句子的比较，就表明了劳伦斯的性格化是如何在展现其特殊性的同时，又看似正确却又犯下错误的。关于中国与审美论争的更多信息，参见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 Haun Saussy， 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Stanford， 1993)，以及张隆溪:《讽寓解释:论东西方经典的阅读》( Zhang Longxi， 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 Ithaca， N. Y. ， 2005)。(中译本:[美]苏源熙著，卞东波译:《中国美学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译者注)

[48] 我想，劳伦斯用“unwitting”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它似乎表明了她学术的局限性，这并不能直接证明伍尔夫所想的正是她所写的丽莉的节奏与停顿。

[49] 劳伦斯指出，伍尔夫至少对其他两个人提到“中国眼睛”(Chinese eyes):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的女儿伊丽莎白(Elizabeth)以及约翰·多恩(John Donne) (LB， 346)。在那些事例中，老实说，发生的“某些事情”之所以不怎么清楚，可能不在于伍尔夫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而在于伍尔夫自己的美学原则与价值。

[50] 比如说，钱兆明在其《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和其他作品中就深化了这一论述。

[51] 在跟原作者的交流中，他进一步明晰了这段话的出处。作者所引用的是1967年的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nd Luck)中典狱长对一位犯人说的话:“我们的问题在于完全无法沟通”(what we have here is a failure to communicate)。导演斯图尔特·罗森博格(Stuart Rosenberg)在影片中运用了极其丰富的隐喻，利用蒙太奇的摄影手段，开创了以后社会派暴力电影的表现手法，“我们的问题在于无法沟通”已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台词。——译者注

[52]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1859年10月18日出生于巴黎，父母是犹太人。早在大学预科学校求学时，他就对古典文学和自然科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在同届学生中间，他显示出文学与数学上的独创性和卓越的才能。1888年，他在名为《直觉意识的研究》的论文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思想。1889年，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00年起，被委任为法兰西学院哲学教授。柏格森于1913年赴英、美讲学，并任英国精神学会主席。1919年他返回法国，进入法兰西语言科学院，此后从事国际事务和政治活动的研究。晚年皈依罗马天主教。柏格森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斯宾诺莎与康德的影响。普罗提诺亦对柏格森有所影响。柏格森哲学的主要概念包括:la durée， l'intuition， l'élan vital，以及les rapports entre l'ame et le corps。亨利·柏格森的哲学主张“绵延”(durée)观念，即变迁的实在。他认为不只事物的性质会变迁(蓝色的事物变成红色，年轻的事物变老)，生命本身的物质也会变迁;此外，他也认为概念是静态与片面的。当我们试着分析事物时，就扭曲并改变了事物;采取某一个观点，放弃另一个观点;冻结事物的时间却未能理解事物的发展，即事物的“生命”。分析必然无法令人满意，因为事物存在着无限的角度与无尽的片刻。——译者注

[53] 埃德蒙德·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1938)，著名德国哲学家，被称为现象学之父。他生于捷克摩拉维亚地区的小镇普罗斯涅兹，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作为弗朗兹·布伦塔诺及卡尔·斯图姆夫的学生，他影响了施泰因、奥伊根·芬克、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及莫里斯·梅洛-庞蒂。自1886年起，他在哈勒大学以导师身份(相当于副教授)教授哲学，于1887年开始信仰基督教并加入了路德会，同年结婚，并在此育有两儿一女。1901年至1916年，他分别在哥廷根大学及弗莱堡大学担任教授，直到1928年退休为止。退休后胡塞尔仍然利用弗莱堡大学图书馆来继续他的研究及著述，直到他的得意门徒海德格尔担任校长时，以胡塞尔的犹太人血统为理由禁止胡塞尔进入为止。——译者注

[54] 在诸如桑福德·施瓦茨( Sanford Schwartz)的《现代主义的矩阵》( The Matrix of Modernism) (Princeton， N. J. ， 1985)，琼·埃里克森(Jon Erickson)的《客体的命运》(The Fate of the Object) (Ann Arbor， 1995)以及道格拉斯·毛(Douglas Mao)的《固化的客体:现代主义与生产测试》( Solid Objects : Modernism and the Test of Production) (Princeton， N. J. ， 1998)等一些近期作品的结尾，都跟《幻影桌》(The Phantom Table)一样具有批判传统。就我理解，这种做法在重要性上跟近期对物质文化的文学与文化批评方面有所不同，最好的体现或许就是比尔·布朗(Bill Brown)关于“物”(things)的文学方面的作品(参见诸如《事物理论》(“Thing Theory”)，载《批判性探讨》(Critical Inquiry) 28 [2001]. )。而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则以其在哲学中的分量而定，在对人工制品的比较视角下的自身物质文化基础中发挥作用。关于英国现代主义语境下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分析，可参见朱迪斯·格林:《“一种新的观念取向”:1921—1936年英国对早期中国瓷器的收集与鉴赏》(Judith Green， “‘A New Orientation of Ideas’: Collecting and the Taste for Early Chinese Ceramics in England 1921–36”)， 收录于《中国收藏艺术:阐释与展示》(Collecting Chinese Art : Interpretation and Display)，毕宗陶主编(ed. Stacey Pierson) (London， 2000)。

[55] 在这样的语境中，《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一书就跟近期一些著作中的传统区别开来了，这些作品包括玛丽安娜·托戈尼克( Marianna Torgovnick)的《走向原始:野蛮的智力，现代的生活》(Gone Primitive : Savage Intellects， Modern Lives) (Chicago， 1990)，迈克尔·诺斯(Michael North)的《现代主义的方言:种族、语言与二十世纪文学》( The Dialect of Modernism : Race， Language， and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 New York， 1994)，以及中文语境下的罗伯特·科恩( Robert Kern)以及斯蒂芬·姚(Steven G. Yao)的作品。

[56] 在美国的语境中，对现代主义的认识论与文化解释越来越结合在一起，在“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Harlem Renaissance)中最明显，而在这种语境中，也更贴近家庭，而意象派运动(the Imagist movement)则将自己标示为一种新的感知模式(因此就形成了主客体间的一种新关系)，至少在最初是通过希腊的例子(在人文学博士的笔下)以及中国的例子(庞德、洛威尔的作品)而实现的。这就表明，班菲尔德和劳伦斯所希望修正的“现代主义”或许早已(already)是地方化的、特殊的，进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国际化的”(international)(这就是说，英国现代主义如今正处于危险中，布鲁姆斯伯里派正是最特殊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单一现代主义的问题，而是多种现代主义的问题。

[57] 伯特兰·罗素:《罗素自传(第二卷):1914—1944》(Bertrand Russell，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 1914–1944)， vol. 2 (Boston， 1968)， 141。(中译本:[英]伯特兰·罗素著，陈启伟译:《罗素自传(第二卷):1914—1944》，商务印书馆，2003年。——译者注)

[58] 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New York， 1922)， 60，下文引用简写作PC。(中译本:[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 1999年。——译者注)

[59] 瑞·蒙克:《伯特兰·罗素:孤独的精神》(Ray Monk， Bertrand Russell : The Spirit of Solitude) (London， 1996)， 580。下文引用简写作BR。

[60] 对此，罗素在他的《自传》中有过深入的思考:在下船后，“我默默地走上岸去，在沙滩上看到一堆古怪的半流浪的人群，来自一个很远的闹饥荒的地区，每一家人都挤在一起，用他们的全部行李财物围起来，有的在睡觉，另外一些人则不声不响地点燃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篝火。明灭不定的火焰照亮了这些粗野男人疙疙瘩瘩长满胡须的脸，勤苦耐劳的纯朴妇女，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平静而迟钝的孩子们。他们无疑是人，但是对我来说，跟一只狗、一只猫或一匹马变得亲密起来，远比同他们中的一个建立亲密关系容易得多。我知道他们会日复一日等下去，或许要等上几个星期，直到等来一只船，他们可以乘船到他们听说过的什么地方去，据说(也许是虚妄不实之言)那儿的土地比他们已经离开的地方要更肥沃丰饶。有的人会死在路上，而他们所有的人都会挨饥受饿，被烈日曝晒，但是他们无声无息地忍受着苦难。在我看来他们象征着俄罗斯真正的灵魂，它是不可言传的，由于绝望而失去活力，被一小撮组成了各种进步或反动党派的西化论者所置之不顾。俄罗斯是如此浩瀚无涯，少数特立独行的人物被淹没于其中，正如人及其所在的星球消失在无垠的星际空间中一样。我认为，理论家们可能试图迫使群众违背其原始本能去行动，从而加重他们的苦难，但是我不相信，鼓吹工业化和强迫劳动的一种教义会给他们带来幸福。”([英]伯特兰·罗素著，陈启伟译:《罗素自传(第二卷):1914—1944》，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8—159页。)——译者注

[61] 此处译文参考[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8页。下同，不一一赘述。——译者注

[62] 瑞·蒙克(Ray Monk)1992年开始任教，现为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哲学教授，他的研究专长是数学哲学、分析哲学史以及从哲学观点探究哲学家生平。他最著名的哲学传记作品是《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Ludwig Wittgenstein : The Duty of Genius)(中译本:[英]瑞·蒙克著，王宇光译:《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于1990年获周日邮报/约翰卢威连莱斯奖( Mail on Sunday/ John Llewellyn Rhys)文艺奖，并于1991年获莫夫库柏(Muff Cooper)文艺奖。他的另一部重要哲学传记作品是《罗素:孤独的精神》(Bertrand Russell : The Spirit of Solitude)。——译者注

[63] 罗素:《自传》(Russell， Autobiography)， 197， 199。这两段文字都引自蒙克(Monk)对罗素旅途的叙述，那里的语境放到这里的话，就成了一种关于疾病的有着更大隐喻效果的术语。(BR， 592–93)。蒙克在通篇对罗素中俄之旅的描述中，预置了这种隐喻。我很感谢他提醒我将注意力集中到罗素的语言和作品当中。

[64] 伯特兰·罗素:《罗素信件选:公共岁月，1914—1970》，尼古拉斯·格里芬编(Bertrand Russell，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Bertrand Russell :The Public Years， 1914- 1970， ed. Nicholas Griffin)， (London， 2001)， 220-21。

[65] 罗素:《罗素自传(第二卷):1914—1944》(Russell， Autobiography)， 199。

[66] “amok”(狂乱)这个词的词源使这种抱怨之声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扭曲:它首先是作为葡萄牙语“amouco”的翻译在英语中出现的，这个词源自于马来词“amoq”，意思是“沉迷于战斗，孤注一掷地出击，进入一种不分青红皂白杀戮的疯狂状态……适用于处于出离愤怒状态的任何动物”(engaging furiously in battle， attacking with desperate resolution， rushing in a state of frenzy to the commission of indiscriminate murder . . . Applied to any animal in a state of vicious rage)(参见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mok，形容词与副词义项)。这一术语重新回到东方，用来描述中国士兵，这就为西方帝国主义历史的嵌套性(recursive nature)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这是因为这个取自马来地区的词汇所描述的是在西方人看来是行为方面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来自于库克船长的《航行记》(Voyages):“狂乱就跟吸鸦片一样……从家里出来，杀死那些被狂乱所伤的人，以及试图阻碍他行动的任何人”)，进入葡萄牙语，之后进入英语和英格兰，随后又回到中国去描述那些据此被隐性地认同为是“亚洲人”(Asian)的行为方式。对于这种嵌套性(recursiveness)，《牛津英语词典》(OED，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还提供另一个示例，转化成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价(cultural valence)，这个示例来自梭罗(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我本可以疯狂地反对社会，但是我宁可让社会疯狂地来反对我”(I might have run ‘amok’against society， but I preferred that society should run ‘amok’ against me)。我是从保罗·克雷默(Paul Kramer)那里第一次知道“amok”的词源的，他在2003年夏季在康奈尔大学提交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此外也可以参见桑杰·克里希南:《从边缘解读全球化:文西阿都拉的事例》( Sanjay Krishnan， “Reading Globalization from the Margin: The Case of Abdullah Munshi，”)载《表象》(Representations) 99 (Summer 2007)。

[67] 罗素:《罗素信件选:公共岁月，1914—1970》(Russell. Selected Letters)， 223-24。

[68]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泰奥·里奇，利玛窦是他的汉名，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译者注

[69]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美国著名记者、作家。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10月《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1938年2月，中译本又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1942年斯诺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译者注

[70] 菲利普·所来尔思(Philippe Sollers，1936— )，又译索莱尔斯，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本名菲利普·如爱友(Philippe Joyaux)，笔名所来尔思 Sollers 源于拉丁文sollus(意为完全的)及ars(意为机智，巧妙，敏捷)，完整意义为“完全的艺术”。他于1936年11月28日出生于法国波尔多。1957年，年仅22岁的所来尔思以短篇小说《挑战》获费内龙奖，翌年小说处女作《一种奇特的孤独》获评论界高度评价，尤其受到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路易·阿拉贡的激赏。1961年，小说《园》获梅迪西文学奖。1960年，所来尔思于界限出版社创办《如此》(Tel Quel)(又译为《原样》或《泰凯尔》)杂志及丛书，形成一个锋芒毕露的前卫文学团体，对法国以及西方文学艺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如此》(Tel Quel)杂志及丛书以文本—政治研究为方针，60至70年代主要发表当时被认为是违反常规的、持不同政见的、不为人知的、有争议的甚至引起公愤的作家，哲学家，语言学家，精神分析家及文学理论家的文章及作品:萨德侯爵、洛特雷阿蒙伯爵(Lautréamont)、阿蒂尔·兰波、詹姆斯·乔伊斯、安托南·阿尔托、乔治·巴塔伊(Georges Bataille)、雅克·拉康、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以及毛泽东，所来尔思还曾翻译过毛泽东诗词。1983年，所来尔思离开界限出版社，加盟伽利玛出版社，《如此》(Tel Quel)更名为《无限》(L'Infini)，始终是法国最具影响和活力的文学刊物及丛书。1967年，所来尔思与保加利亚裔法国作家及精神分析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结为伉俪。1974年《如此》(Tel Quel)杂志代表团(所来尔思、克里斯蒂娃、马塞兰·普莱内(Marcelin Pleynet)、巴特等一行五人)作为建国后西方知识分子首访团访问中国。所来尔思曾经学习过两年中文并且在写作中使用汉字，从60年代至今，他对中国思想文化及艺术的关注在其所有作品中都占有重要位置。——译者注

[71] 1921年，罗素与前妻离婚后与多拉·布莱克(Dora Black，1894-1986)结婚，他们育有两个孩子。这期间罗素已经因为参与反战活动而被剑桥大学开除，他通过出版各种有关物理、伦理和教育方面的书籍谋生。1927年夫妇俩人共同建立了一所教育实验学校“皮肯·希尔学校”(Beacon Hill School)。30年代中期双方离婚。——译者注

[72] 事实上，较之他的想象性小说，事情要复杂得多。在3月末，在得知罗素病情的风声之后，一家日本报纸报道了罗素去世的消息。这条新闻一时间传遍了整个世界，人们议论纷纷，有人深感悲伤，有人则不相信这个消息;在最后，据蒙克(Monk)说，罗素的兄弟弗兰克(Frank)告诉英国记者:“(罗素)在北京去世……这个消息甚至连他自己都没及时知道”(600)。一份传教团体办的报纸回顾了罗素对宗教组织所作的尖锐批评，用一句话报道了这件事情:“对于伯特兰·罗素先生之死请原谅传教士们闻讯之下松了口气”，罗素在他的《自传》当中对这段轶事作了番调侃:“当他们发现我竟未作古时，恐怕一定会发出另一种叹息吧”(vol. 2， 189)。确实，他似乎从这场误会中发现了很多的乐趣。在5月份给奥托兰·莫雷尔(Ottoline Morrell)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已经意识到了有一种我曾经一度对之绝望的雄心壮志，我也读到了关于自己的讣告。在日本，我被报纸说成已经去世了，《日本纪事》(Japan Chronicle)还发了关于我的长篇文章。我的病对我没有丝毫影响，事实上，它很难说比一次糟糕的牙痛更让人影响深刻。没能死在这里，我也错失了很多，人们告诉我，中国人说他们在中央公园为我举行一场很盛大的葬礼，之后要把我葬在西湖的一座岛上，这是那些最伟大的诗人和皇帝生活、去世和埋葬的地方。我本来会变成一个神。错过了多好的一个机会啊!”(《罗素信件选》(Selected Letters)， 226)。

[73] 《中国问题》是罗素的唯一一本关于中国的论著，它集中了这位“世纪智者”对中国问题的种种思考，系统地反映了一个西方进步学者的中国观。尽管时过境迁，书中所谈到的当时的中国时事早已成为人人皆知的历史，但作者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教育及中国人的性格等问题的许多分析仍不失为真知灼见，其价值历久弥新。中译本可参见[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译者注

[74] 关键在于，要求这样罗列出来的请求来自于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正如刘禾所指出的，对这一事实的叙述强化了“作者关于他者的自身知识，正如无名他者的主体性在这个动用的过程中被消耗掉一样”(《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e :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in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1995]， 46. )(中译本:刘禾著，宋伟杰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译者注)。刘禾进而用对罗素《中国问题》一书被中国所接受的历史的深入论述来印证她的看法。史书美在她的《现代的诱惑》(The Lure of the Modern)一书第23—24页也讨论了罗素这时期的情况。

[75] 如果从美国传教士对关于罗素去世传闻的反应来看的话，就很有意思，那些美国传教士似乎还有点幸灾乐祸。

[76] 伍尔夫这样评论一部关于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的传记(玛丽·F·桑德斯所著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传》。克里斯蒂娜·罗塞蒂(1830—1894)，英国女诗人，画家加布里耶尔·罗塞蒂之妹。——译者注):“呈现出的是被神奇地封存于魔箱之中的往昔和那时的人们。我们只须看看听听，听听看看。不一会儿那些小人儿——他们确实小于常人的身量——就会开始讲话并活动。他们的行动得服从我们为他们作出的种种安排，但他们却毫无所知，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以为自己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当他们开口时，我们便赋予他们的话语各种各样的意义，但他们对此却浑然不知，这是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相信自己不过脱口讲出了一闪之念而已。但是，一旦你进入了传记，情形就全然不同了。”(引自赫尔迈厄尼·李:《弗吉尼亚·伍尔夫》(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 [New York， 1999]，8-9)。

[77] 罗素的这篇文章名为《中国国民性之几个特点》(愈之译)，载1922年《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一号。《东方杂志》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份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它由商务印书馆创刊于1904年3月，1948年12月终刊，历时45年。共出版正刊44卷、811期，号外4期。它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创刊号发刊词)为宗旨，是影响最大的百科全景式老期刊，是中国杂志中“最努力者”，也是“创刊最早而又养积最久之刊物”(王云五)。有“百年老刊”、“刊中寿星”、“民国十大善本之一”、“藏界不倒翁”、“传世文章最富”、“澎湃学门，大匠如云”、“历史的忠实记录者”、“传世名作”、“盖代名刊”、“知识巨擘”等盛誉，影响较大。——译者注

[78] 刘禾:《跨语际实践》，47页。

[79] 王德威的作品探讨了20世纪中国小说中暴力、历史与表现之间关系，例如，他预示了一种暴力经历与表现方面的整体维度，而这能揭示出像“现实主义”(realism)和困惑(aporia)这种文学语言表面上“普遍”特性的中国语境下的道德和历史维度的问题(参见25—27页关于沈从文的论述)。正如王德威在导言中所指出的，就算是西方批评主义的暴力与表现之间关系表面上的普遍范式也广泛取自这些事例所发生的“当地”历史(参见诸如阿多诺对大屠杀的论述，第4—5页)(王德威:《历史怪兽:历史、暴力、叙事》(Wang， TheMonster That Is History :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2004]. )。(中译本: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译者注)

[80]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3d ed. ， trans. G. E. M. Anscombe) (Oxford， 2001)， §246)，引文所标注的是段落编号，而非页码，该书文中引用时简写作PI。(中译本:维持根斯坦着，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

[81] 在《哲学研究》的后面，维特根斯坦写道:“于是我们所做的可能显得像唯名论。唯名论者的错误是把所有语词都解释成了名称，因此并不真正描述语词的用法，而是仿佛为这样一种描述提供了一张纸面上的汇票”(§383)。

[82] 斯凯瑞，289.

[83]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精神医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具独立见解，而又是最有争议的欧洲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拉康认为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梦的解释》是精神分析的精华。他提出这样的理论:潜意识就其结构而言颇似一种“自然语言”;而作为一种理论和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是通过重新捕捉具有一定含义的联想锁链来发现这样的自然语言。拉康自己的著作神秘、隐晦、富于技巧而有诗意，读来艰涩难懂。存在主义、新黑格尔理论和语言学理论都对拉康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84]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当代法国哲学家、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主要著作有:《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论文字学》、《言语和现象》、《文字与差异》、《论散播》、《有限的内涵:ABC》、《署名活动的语境》、《类型的法则》等。德里达以其“去中心”观念，反对西方哲学史上自柏拉图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认为文本(作品)是分延的，永远在撒播。——译者注

[85] 雅克·德里达:《明信片: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及以后》(Jacques Derrida， La carte postale :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 delà) (Paris， 1980)， 457。

[86] 为了使这变得更为明确一点，也为了将这种哲学动力再次放到我这里正分析的材料文本当中，我们可以思考下面的叙述，见吕布(Marc Riboud)的《中国的三面红旗》(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New York，1966): “一天，我在琉璃厂闲逛，这是老北京城里的一条穷街陋巷，三教九流充斥其间。一个年过五旬的人，估摸着是一位工人，正骑着破自行车匆匆往家里赶。他骑得很慢，也很吃力。突然，他车子的前叉坏了，他整个人扑倒在地。沿这条街走过的男男女女既没有回过头来看，更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只是避开这个摔倒的人。没人去帮那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只好自己爬起来，他的嘴上磕出了血。这种冷漠是旧中国的标志。假如那里有一位年轻人的话，他或许就因为在学校学习雷锋的好榜样，会扶上一把。或许又不会。”(135)

[87] 拉姆齐“所学的并不是一门道德课程，而是一种时间的法则，自我不可逃避的结局掩映在对事情的无动于衷当中”。拉姆齐所指的“自我”是广义的，不仅包括人类主体，还包括艺术作品和哲学作品(PT， 351)。

[88] 班菲尔德写道:“大概那些公共场合的桌子也有它自己的人生，因为它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就像人一样，司各特或者俾斯麦就是一种‘公共的中性客体’(public neutral object)，他们经由人们的叙述而为人所知，有着空间上的延续性”(100)。

[89] 伍尔夫:《生病》，载《伍尔夫散文集》，第4卷，安德鲁·麦克奈里编(VirginiaWoolf， “On Being Ill，” 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vol. 4， ed. Andrew McNellie) (London， 1994)，322。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法国哲学家，后现代哲学阵营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译者注)在他1988年出版的《非人:时间的反思》(The Inhuman : Reflections on Time，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Rachel Bowlby)(New York， 1993)一书的导言中指出，在当代世界，人类本真的符号基础将随着太阳的湮灭而消失。(中译本:[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刘文荣译:《伍尔夫读书随笔》，文汇出版社，2006年。——译者注)

[90] 本文最初发表在1926年1月的《新准则》杂志上，文章原标题为《生病:未开采的矿藏》。——译者注

[91] 伍尔夫:《生病》(Woolf， “On Being Ill，”) 320-21。

[92] 伍尔夫:《生病》(Woolf， “On Being Ill，”) 324–25。

[93] 在跟原作者的沟通中，作者认为，“self estrangement”从字面上可以译为“自我异化”或者“自我疏离”，他并指出，如果译为“自我异化”的话，更多的与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相关，但在某种程度上会偏离他的原意，因此更趋向于使用“自我疏离”这一中译。——译者注

[94] 至少在另一个场合，伍尔夫将中国跟身体与痛苦联系在一起。在称为《中国鞋》的一篇散文当中，她以亨利·桑莫赛(Henry Somerset)小姐的回忆笔调写成，她对桑莫赛的“活泼勇敢的本性”被那些她周围的人所阻碍的“自然愿望”深为惋惜，“直到我们感觉到，跟那些将妇女塞进这个体制中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景象相比，削足适履的中国习俗还是很仁慈的”(《中国鞋》，载《伍尔夫散文集》，第3卷，安德鲁·麦克奈里编(“The Chinese Shoe，” in 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vol. 3， ed. Andrew McNeillie) [London， 1994]， 390. )。

[95] 我在这里将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两次提及的伊丽莎白的“中国眼睛”跟有一次对她“东方式感受”的描述区分看待(《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San Diego， 1981]， 123， 135， 131)(中译本:[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孙梁、苏美译:《达洛卫夫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译者注)，此外，在小说中也一度出现这样的描述，即，中国变成对大英帝国广阔无边的版图一种估量:“话音刚落便发生了一件事。要是这种事情单独出现，那真是微不足道，即使最精密的数学仪器也无能为力，尽管它们能记录中国的地震，却无法测定这类事情的振动。然而，这种事汇集在一起却能产生惊人的力量，而且引起普遍的关注，打动人们的感情;素不相识的人互相注视，他们想起了死者，想起了国旗，想起了帝国”(18)。关于这段话的分析，参见克里斯托弗·布什(Christopher Bush)的《表意的现代主义》(Ideographic Modernism)(2011年将出)。

[96] 《三幕剧中四圣人》是斯泰因唯一的正剧，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剧本几乎没有情节，背景是西班牙的田园风光。斯泰因曾在毕加索的极力怂恿下去西班牙旅行，立即爱上了那里的独特景色，几处宗教圣地尤其令她倾心。《三幕剧中四圣人》即以该国历史上著名的圣女特里萨为主人公。圣女的死失去了殉道者的痛苦色彩，升华为对美好事物的渴求。这种美学观恰好与洛可可时代对特里萨之死的描写相吻合，甚至更多些温柔的情调。值得一提的是，汤姆森的作曲颇富空灵之韵，演员又一律选用黑人。黑人歌唱家悠扬的唱腔与言词多有重复的剧本不仅形似而且神似，配上飘逸的服装和绚丽的舞台布景、灯光，使这出实验性歌剧在美国上演之际引起轰动。——译者注

[97] 赫庆斯·海普顾德(Hutchins Hapgood，1869-1944)，美国记者、作家、哲学家。——译者注

[98] 格特鲁德·斯泰因:《每个人的自传》(Gertrude Stein， Everybody's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71)， 89-90。在斯泰因开始巡回售书活动不久，也在耶鲁的温特尼茨与洛曼通信的一年前，《三幕剧中四圣人》(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于1934年2月在百老汇首演。有更好的事情要做而不想杀死中国人的圣女特里萨这条主线与因为无法想象“五千中国人”的庞大规模而对此没有兴趣的斯泰因这条主线之间的不同之处，再次表明了假设的关系是如何指向两种不同方向的:第一个所指向的是成本经济的问题(其中包括机会成本)，第二个当中则蕴含着一种表达上的经济学考量(其中就包括引用与富于同情心的想象之间的转化)。

六、 麻醉的观念：针灸、照相与物质形象

拍第一批照片的时候(1840年前后)，要强使照相的人在充满阳光的玻璃天棚下长时间地摆着姿势;变成客体是个痛苦过程，就像做了个外科手术。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明室:摄影札记》(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假设图像并不……只是更为精到地描述自然对象的语言的一种强有力的表现形式，而是一种可视的物质整体，是一种像石头或人类肉体那样的物质媒介的再现。

——W. J. T.米切尔(W. J. T.Mitchell)[1]:《浪漫主义与事物的生活》(“Romanticism and the Life of Things ”)， 《批判性探讨》(Critical Inquiry)28在赛珍珠(Pearl S. Buck)[2] 1972年所撰写的半自传、半政论性质的《中国今昔》(China Past and Present)当中，夹杂着大约40张黑白照片。赛珍珠和她的家庭1934年就离开了中国;这些图片展现了她自己从未曾见到过的当代中国的场景。在她离开中国之后的那些岁月里，赛珍珠成为西方世界中介绍中国的最重要人物，这要拜她那些作品取得的巨大成就所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31年写成的《大地》(The Good Earth)[3]，同时，也得益于她在看待中国问题上的仁慈之心。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初，她与中国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她《中国今昔》出版前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拒绝了她的入境签证申请，这位年届79岁的老人在文中写道，她不大可能再有机会回到这个曾经无比深爱的国家了，她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唯一渠道就只能通过她在书中所复述和引用的照片和游客的报告了。[4]

因此，《中国今昔》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赛珍珠通过翻看这些图像而激起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回忆，试图透过这些照片的表面去辨识赛珍珠童年故乡的历史命运。在对何内·布里(René Burri)[5]天安门广场游行的摄影作品所作的说明文字当中，赛珍珠用一种乌托邦式的笔调来表达其中所包蕴着的雄心:

有时候，这些游行是军事化的，但是今天却不是，我很庆幸，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得以一窥这些民众的真实面貌。我尽可能细致地对他们进行研究，甚至会用放大镜细细搜寻，试图找到那些我曾经熟知的那些中国人芸芸众生相下的细微不同。全都变了，我在这里没有发现旧的面孔。他们有着英俊的脸庞，但却看不出快乐的神色。但不管怎么样，至少这群人没有忍饥挨饿，这就够了。(《中国今昔》，94页)

或许这群人没有挨饿就已经足够了;或许幸福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在赛珍珠用放大镜去搜寻那些芸芸众生的时候，她所期许的答案似乎早就已经烟消云散了。镜片让眼睛得以穿透图像的纹理，但却没有办法深入到照片之中，没办法“测量”历史上的不同之处，也无法从老眼昏花中得到确切结论。不管怎样解读，通过放大镜镜片的观察就已经造成了其自身的瓦解;照片般的表面，正是赛珍珠想要去解读的面孔的一种转喻，它体现出了可能的深度，但却没能提供这种可能性。所留下来的只是一种渴望的、在表面之上的平坦，正是在这种平坦当中，中国最后那些确确实实的事情，以一种祈祷的方式，被保留或者把握住了，这是对失去和心爱的真实的一种祷告——“唉，我深爱的土地，中国呀!”，她在别的地方写到(160页)——在照片当中，她所失去的东西通过主题和形式被表达了出来。

赛珍珠对布里照片所加的说明文字会让我们回忆起乔治·梅森对中国劳工和惩罚的描述以及蒲呱所绘的图示。在说明文字与图像之间的某种两极性为梅森的《中国的刑罚》一书赋予了一种与其地位相应的有趣的、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作为一种参照物而出现在这里，让我们回想起图像再现作品的不证自明离开了解释说明的话(哪怕只是寥寥几笔的日期或说明文字)，很少能够有足够的明证加以佐证。跟梅森的作品一样，赛珍珠的书也让我们注意到，这类文本很少涉及到“将语言与视觉融合起来的直截了当的话语或叙事”，在这中间，“文本为(对)照片加以解释、叙述、描述、分类和代言”。[6]在文本无法有力地解释图像的时候，在当文本要么将其阐释任务前置成为试图对身体加以解读的工作，或者将身体加以隐匿的工作时，究竟会发生什么？这只不过是在每次“失败”当中都会发生的一种更为公开的说法而已，这体现在两个方面:文本从来就无法对图像加以全然解释，而图像也同样无法完满地对文本加以说明。它们的互动标示出了双方互动意义之间的消减与扭曲。这种共同的“失败”使我们更多地将图像与语言看成是媒介而非体系，更多地看成是“话语模式的异构领域”而不是“向科学解释开放的通用编码”。[7]

以此看来，赛珍珠为天安门游行照片所配的说明文字，不管是她所叙述的身体关联、细致研读、放大镜，还是她所建立起的文本关联，都通过这些说明文字建立起来。可以说，这些说明文字提出了图像、文本之间关系的更为宏大的问题，而这已经是本书之前数章所论述的主题。如果我在这章中就从布里的作品来加以探究的话，首先就能意识到在同情与痛苦形象彼此间那种纠缠不清的媒介化本质，并进而使我们回想起一种对中国的同情史是如何强烈地仰赖于对能优先表现真实的那些例证的表达，不管是水粉画、肖像画、趣闻轶事，还是医案报告，都是如此。通过对照片功能的特别关注，得以唤起一种缺失的真实性，这是一种通过照片进一步抵近真实的能力，并坚持从照片表面来看出深层形象的那种能力——这是一种垂直状态，通过这种方式，在赛珍珠的笔下，放大镜就成了一种有条有理的认识论索引工具——我还准备指出的是，通过对轶事理论的回顾，摄影作品所表达的不仅仅被纳入到从梅森和蒲呱那里借用来的图像的一种更大的理论当中，而且还通过专门医疗、形式上和文化上的过程等各种方式，使照片获得意义。[8]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说，这章就跟之前的几章不同，它更多地是要对其最初的对象——20世纪初一个中国人被处以极刑的照片——除了对其所作的历史或解释性的论述，还要加以方法论上的论述。

1.麻醉与审美

在转到摄影之前，让我再就赛珍珠的作品说几句。在《中国今昔》一书的最后，出现了马克·吕布(Marc Riboud)[9]片(图6. 1)。这一场景“可以从美国电视剧当中看到”，赛珍珠对她的读者说。但它“却是在武汉的一家现代化的中国医院里面拍摄的……患者是一位中国妇女，正在被摘除肿瘤”。假如这张图片跟美国人从《维尔比医生》( Marcus Welby)电视剧[10]中所看到的全都不同的话，这也并不在于医院是中国的，而是因为医生正在进行的医疗步骤。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位妇女“神志清醒;她正在吃着护士放到她嘴里的水果片;尽管她没有被麻醉，但她在外科手术刀下却并没有感到痛苦。与之相反，她被施以针灸麻醉”(CPP，126)。

在赛珍珠作品面世一年后的1973年，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在上海观看了“一位重度胃溃疡的工人在针灸麻醉下被切除90%胃部的手术”。四年之后，她在《论摄影》(On Photography)一书中回顾了这一手术，她写道:“我设法在不呕吐、一次也没有感到需要把目光移向别处的情况下看完了那场三个小时的手术(那是我观看过的第一次外科手术)”。桑塔格进而比较了她亲自观看手术和在电影里观看手术的不同经历:“一年以后在巴黎看的一场电影中，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11]拍摄的中国纪录片《中国》(Chung Kuo)(1973年)[12]中不那么血淋淋的手术场面却在手术刀第一次割下时就使我退缩，而且随着手术场面的展开，我数次将目光移向别处。一个人对于以摄影形式出现的令人不安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对真实事件的感受力要脆弱一些”[13][14]。

在“观看”发生在同一年的中国外科手术的这三次经历当中的彼此关联，所见证的首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向世界推销自己中西医结合运动的成就。西式外科手术室与中式针灸的结合——被赛珍珠专门称之为是“最现代的西式卫生习惯”与一种“古老的”、“有着数百年技艺的”中医相结合——这就表明了中国正通过西方科学与中国价值的结合而变得“现代”起来，也就是说，不仅仅通过反对中国的文化与历史遗产就能生产出现代性。[15]马克·吕布、桑塔格以及安东尼奥尼所经历的这种“针灸麻醉”(anesthesia by acupuncture)散播到他们所期望的观众那里，进而，在一种国际政治框架内，中国政府展现了它按照中国方式照顾自己民众的能力，并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仍在迈向现代化征途上的国家)做出了表率，成为当时在美国和苏联发展道路之外的一种选择。

图6.1 针灸麻醉。马克·吕布(Marc Riboud)摄，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收藏

尽管麻醉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展现出了这样的情况(其他还包括工业化、军事技术、民间文化向更高层次文化的提升、农业革新)，从哲学层面来看，这是一种尤为重要的东西。西方麻醉的发展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人类关系转向疼痛方面，而最值得铭记的变化则是神经病学家S·威尔·米切尔(S.

Weir Mitchell)于1896年在麻省总医院“乙醚节”(Ether Day)[16]五十周年时的演讲，宣告了在“希望、怀疑和恐惧/在深层的静止当中，看到了一个渴求的大脑/以神的名义，带去痛苦的死亡”的时刻，对人类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未来礼物了。[17]而“因痛致死”直到1846年麻醉术发明之后才得以消除，这项发明的划时代意义被20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大书特书，相关作品有《战胜痛苦》(Victory over Pain)(1946)、《与痛苦和死亡的搏斗》(Kampf gegen Schmerz und Tod (The Struggle Against Pain and Death)，1938年英文版以Triumph over Pain为名出版)以及《与痛苦抗争:麻醉史诗》(Man against Pain: The Epic of Anesthesia)(1945)。麻醉并不仅仅是一种古老的胜利，更是一种对人类最古老的敌人、对那种可以被言说的事物的一种胜利，对伊琳·斯凯瑞作品的读者来说，麻醉正是以这种方式定义了人类本身。麻醉作为一种医学实践，能够复制(或者甚至提升)对外科治疗问题的“现代”解决方案，这早在西方现代化之前就长期存在了，而针灸所要走的路就远得多，这就表明，现代性并不是正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后工业化的西方的独有财产。

我所担心的是赛珍珠可能会将马克·吕布所拍摄的照片描述为一种从美国电视剧那里拿来的剧照，桑塔格谈及的亲身经历，以及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在本章其他部分中的一种广义的摄影理论语境下的内在关联问题。我先说一下使这种理论关联得以确立的麻醉与照片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对本雅明关于现代性的技术化时代中艺术作品的著名理论加以重新审视的一篇文章当中，鲍莫蕬(Susan Buck Morss)[18]明确地将观看的电影形式与现代麻醉技术的发展联系到了一起。她认为，随着外科医生能够以不把病人当人看的态度来做手术，外科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就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外科医生先前必须训练自己以便能抑制住对受苦的感同身受”，她写道:“而到如今，他们变得见怪不怪了，将之当成是冷漠、无情的大众，因此就能够不动声色地对他们的身体加以修修补补”。[19]这种感知上的转变在19世纪末的手术“舞台”

的转变中被赋予了一种身体形式，而随着“在细菌理论与麻醉上的新发现，就将手术室从一种剧场舞台转变为一种由瓷砖大理石铺设起来的、一尘不染的无菌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观众被一面玻璃隔墙分隔在舞台之外。“玻璃窗户成了一个投影屏”，在这里，“感知视角的三种分化——代理人(agent)、事件(matter)以及观察者(observer)——平行贯穿在电影那庞大簇新的当代经验当中”(AA，32)。[20]换句话说，由麻醉以及现代外科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这种感知上的转变重塑了由现代摄影所类分的演员(actor)、对象(object)以及观察者(observer)之间的代理式分裂。本雅明只不过将外科医生看作是摄影师，正如鲍莫蕬所言:“外科医生在关键时刻不会将患者当人看待;而毋宁是说，只有在手术中，他才真正能够看透患者。魔术师和外科医生就相当于画家和摄影师。画家在他的作品中会跟真实保持一段自然距离，而摄影师则会深深切入这种网络当中”。[21]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麻醉”的消极面相，死亡的感觉并不是战胜疼痛的荣耀，反而成了对现代技术资本主义缺乏人性的凝视的一种投降。假如说在麻醉之后的手术舞台的空间分布要归功于摄像视野的代码的话，而如果真实世界的手术室与投影仪在19世纪后期都被重新看成是与新视角下的要求相对应的可视空间的话，那么，不管是摄影还是手术台，它们都是以其最恶毒的方式对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表现。而这种方式或许可以被看成是来自于将世界加以麻醉治疗的审美，这刚好是另一种场景，而身体则是另一种事物。

换句话说，我们在观看赛珍珠那里的手术照片时，就意味着在观看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照片化地安排好了的照片，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所有的凝视都已经随着那种依据自身的感知规则操控世界的照相机的到来而被转变了。而这种转变也不仅仅对照片是如此:就算是在目击手术的时候，手术台和观众之间的分隔所产生的距离——这本身就是一种与同情式痛苦的潜在体验相关的麻醉力量，鲍莫蕬写道——反映并再生产了照片的可视经验。对于摄影与麻醉之间一般关系的这种叙述表明了在每一个外科手术场景中都会展现出一种摄影的姿势，这是因为麻醉感觉(一种麻醉审美)的事实已经在作为一种设备的摄像机内部被进一步编码了。

桑塔格对她在华经历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们得以解读观看的现代方式与手术台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对于以摄影形式出现的令人不安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对真实事件的感受力脆弱一些”，桑塔格写道。“在手术室里，我是变换焦距，拍摄特写和报导快照的人。而在电影院里，安东尼奥尼已经选择了哪些部分我可以观看;照相机替我观看了——而且强迫我去看，留给我的唯一选择就是不看了。此外，电影还将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的事情浓缩到几分钟里，只用有趣的表现方式留下有趣的部分，也就是说，旨在鼓动或震撼人们。”(OP，169)。尽管桑塔格或许会期望将她的经历与安东尼奥尼对这种场景的电影再现区分开来，她描述手术的方式——在这里，本雅明的肖像与她所面对的病人“人贴着人”——所借用的所有术语都来自摄影语言。站在手术室里，桑塔格安排着拍摄特写与快照，转变着她注意力的焦距。她的这种方式正是一种从摄影机器看来已经是“渗入式”的生存模式;唯一值得与安东尼奥尼探讨的是究竟谁在掌控着摄像机。

桑塔格和安东尼奥尼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他们都接受将手术的自我表现当成是摄影的某种适用性，这种紧密联系在桑塔格的下一段文字中得到了确证。在那里，桑塔格的主观视角与安东尼奥尼的摄影镜头之间关于桑塔格想象图景的区分，分裂为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所经历的客观事件:“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1974年初中国通讯社对安东尼奥尼电影的抨击更能说明摄影的意义了——除了其他作用之外，主要是作为刺激现实的工具。”(OP，169)在第一行的“我们”这个词将安东尼奥尼和桑塔格都划为广义上的西方人，而其中的不同之处在与另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比较中被抹掉了。桑塔格以该书接下来的整整十页篇幅来表明这种对安东尼奥尼纪录片的争论是如何表现出在摄影技术经验与知觉的政治—审美模式方面的主要文化差异的。在《论摄影》的前168页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围绕摄影的技术与文化现代性的理论，而当桑塔格一提到观看中国的针灸麻醉手术的时候，这种理论在总体上就发生了转变，变成了作为一种关于经历的特殊西方类型的摄影理论，一种适用于特殊文化地理的美学模式的摄影理论。这是为什么呢？

言归正传。1972年，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安东尼奥尼访问了中国，并花了22天拍摄了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这部影片从1973年为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官员首映伊始，就广受追捧，并迅速成为众多国际争论的主题。但却受到中国方面的强烈抨击，在中国国内还发起了游行，并要求意大利政府取消公映(1975年，这部影片未能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放映，但是在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却照映不误)。这些批评意见认为，影片《中国》竭力贬低中国的工业发展成就，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一种虚假的东西，而且，他以灰暗的光线和阴冷的色调来表现这个国家，很多画面给人以惨淡、凄凉、阴郁、冷酷的印象。杨贵[22]写道:“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他不拍，却专门去拍牛车、独轮车;田野里奔驰的大小拖拉机他不拍，却专门去拍毛驴拉石磙;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场面他不拍，却专门去拍老人和病妇。”[23]尽管饱受众多批评，但安东尼奥尼还是坚持认为，他的影片所表达的正是对中国及其人民的兴趣与热爱[24]。[25]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26]在1977年的文章中认为，这部影片“让我们回想起一百年来就不同文化的政治争论与艺术再现时，艺术与政治也受到人类学甚至符号学的影响”。艾可写道:“假如我们没能首先解决符号的超结构问题，从而使得不同的文明能够直面相同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话”，对于社会阶级的国际结构问题，对话与交流就无法展开。[27]中国官方对这部影片的期望与安东尼奥尼的看法之间所出现的截然不同的评价，就表明了影片至关重要的并不是其内容——尽管也受到抱怨——而是其审美形式。其中最激烈抗议之一，则是由在《人民日报》撰文的众多作者合编成的、由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并传播到国外的文章。文章指出，安东尼奥尼所拍摄的南京附近长江上的一座新大桥看起来破烂不堪，很不惹人注意。[28]安东尼奥尼相当没有说服力的回答——这是因为它在雾天里“我不得不抵近大桥进行拍摄，自然而然，就从底下经过，大桥就显得稍微有些变形了”——对表现上的问题完全避而不答。[29]

跟艾可一样，谁要是将这场争论看成是不同的文化符号学的产物的话，其自身“符号超结构”的影响体现在文明自我表达的层次之上，桑塔格认为，对安东尼奥尼影片的批判所倚靠的正是观看文化方式上的不同。她写道:“对于我们来说，摄影与观看的间断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其要义恰恰在于透过一斑而窥全豹——一种捕捉引人注目的细节的方式)。而在中国，它却仅仅与连续性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有适合照相机取景的题材，那些积极的、启发性的(榜样式的活动、微笑的人们、晴朗的天气)和秩序井然的题材，还有适合拍摄的方式，这些方式来自排斥摄影观看意念本身的空间道德秩序观念”(OP，169 - 70)。[30]而对艾可来说，关于透视收缩(foreshortening)[31]的正面再现的指涉，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文化习惯的表现，这可以通过对话与讨论来解决，桑塔格将关于《中国》这部影片的争议放到连续性与断裂性、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更为巨大且可能无法调和的差异中来加以解读。在摄影之外的，似乎完全只有一种道德秩序以及对非连续性和断裂感兴趣之间的差别，因此就造成了中西方之间众多符号上的不同。在西方，偏好关注“事物的多样性”并增进“意义的可能性”，而在中国，则“只有两种现实”，两种观看的方式，一种是正确的方式，一种是错误的方式。(OP，173)

这是一种内涵极其丰富且难以理解的说法，我在另一本书中花了很多精力来讨论这些问题。而就这本书关注的方面而言，我只想让大家注意到的是，在这里，桑塔格再一次在暗地里从理论上论述了一种非西方的现代性的可能性，这种非西方的现代性是由一系列审美实践所贯穿起来的，这就使得中国可以消费西方现代性的“产品”，而在同时又不需要背负西方的文化内涵，这就像针灸麻醉的运用使中国能够表明它可以用一种文化中国式的方式来生产现代性的产品:不用麻醉药的麻醉，不用摄影术的摄影机。考虑到“摄影术”对桑塔格意味着什么——视觉观念上的转变，由戏剧化的剪裁或视角转变所造成的“观看的非连续性”，出现在摄影杂志或当代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中的“对真实的炒作”——这最终表明，中国可以有一种缺乏现代化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跟一系列的视觉实践是不相关的，而在西方，两者之间的关联是最紧密的。桑塔格写道:“我们意义上的摄影在他们的社会中没有市场”(OP，174)。

在20世纪70年代，较之桑塔格将其影片看成是中国人之外的任何其他人对其动机加以误解的产物，至少在安东尼奥尼看来，他对自己影片所作的辩解还远远不够。在1975年的一次访谈中，面对来自中国的抨击，安东尼奥尼坚称:“他们说我诋毁中国孩子，对此我真是一头雾水，有口难辩。我在他们唱着童谣时将他们摄入了镜头;他们那可爱的脸蛋儿。他们真是太漂亮了，这群中国孩子，要是可以的话，我真想收养一个。”[32]在跨国符号超结构的交叉点上，收养一个中国孩子的意愿——而最终，作为回应，这种最终跨国的、美好的意愿随着赛珍珠在1949年建立起“悦来之家”(Welcome House)[33]变成了现实。这一机构旨在鼓励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成为反抗摄影暴力的明证，哪怕所表露出的这种关爱意图会破坏形式的非连贯式的断裂。[34]

然而，正如桑塔格所指出的，在审美形式与关爱之间的不同在《中国》这部影片中明显达到了顶峰。假如摄影式的观看所关注的是被裂分为更新花样的片段化的世界，而任何受关注的人都意味着被看成在整体上会将摄影“之爱”体验为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暴力姿态，而且可能被要求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去选取特写镜头，而是坚称德米尔(Mr. DeMilles)[35]眼中的世界就完全没有特写镜头。在这里，将这个星球看成是一种再现的单一、共享模式的摄影才能的梦想——作为一位怀抱美好梦想的记者在1840年的独创，摄影或许会成为“第一种通用语言，这种语言灌注到所有拥有图像的人当中，并且也渗入到对文明与野蛮加以理解的类似性格当中”——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上，也就是说，桑塔格赋予西方的“摄影式的观看”的装置并不是照相机发明之后的必然产物。[36]

2.审美的地理学

人们如何理解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摄影、审美与麻醉手术联系到一起的复杂历史结点之间的关系，在摄影技术发展完善的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循环就像在这里所复制出的那样(图6. 2)反复出现？[37]这是一张清末(约20世纪早期)某位男子被凌迟处死的图片，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欧洲人拍摄的。[38]诸如此类的其他处斩照片——其中就包括了在梅森1801年讨论中国习俗的书中提到的凌迟——是一套明信片系列当中的一部分。这一系列明信片名为《中国酷刑》( Les Supplices chinois， Chinese tortures)，在上世纪早期的中国与法国之间流通。[39]

类似的照片也出现在1909至1926年间法国、比利时乃至德国的书籍当中，这些图片来源广泛，从费迪南德·约瑟夫·哈费尔德(Ferdinand Joseph Harfeld)[40]的《中国人对西方蛮夷的看法》(Opinions Chinoises sur les Barbares d'Occident) ( 1909)、路易·卡尔波( Louis Carpeaux)的《远去的北京》(Pékin qui s'en va)(1913)一直到乔治·杜马( Georges Dumas)[41]的《心理论》( Traité de psychologie)(1923)[42]。而这幅照片的复制品则一直被乔治·巴塔耶收藏。巴塔耶在他的作品《愧疚》(Guilty)和《内心体验》(Inner Experience)中曾专门论及。而这一图像首次出现在他1961年的《情欲的泪水》(Tears of Eros)[43]当中。

图6. 2 “千刀万剐”，巩涛(JérÔme Bourgon)收藏。

这张照片的意义，甚至这张图像的明显“内容”，基本都取决于其传播的语境。在对群氓心理的讨论中，这一图像就是一个例证;而作为一张明信片，它就使人感到兴奋;作为一份家族纪念品，它就成为一种纪念;而在新闻报道当中，它就是一种图示。对这一图像的任何恐惧都会从对传播语境的理解开始，而这，给了某些人以阅读及观看他者的特权。(对这张照片(以及任何照片)的完全解读都因而试图记录或者想象所有可能与实际上的传播模式。)在一开始，我会先说明这张照片的两大主要语境:首先，这张广为传播的照片正是众多这类图像之一，进而，制造出了一种从属于一个更广义的历史阶级的代码;其次，这张照片的历史成了巴塔耶写作与思考的主题。

作为照片化分类的一个例子，可以说，这张照片也是展现这种事例的图片。这就是说，就这种照片所表现的欧洲人对中国酷刑的图示或描述方面的兴趣而言，人们可以将之追溯至16世纪。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将中国人的司法暴力再生产为一种类型化的例子，这中间最深层的沟通则是人类学化的。

这种沟通随着照片如何观看与如何看待所见到的之间的不同而显露出来。我们还是不得不说，照片的主题——不仅仅是死刑犯，而且还有后面所见的那些围着刽子手袖手旁观的民众——将他们在空间中的分布归功于视角与再现的文化特殊习惯方面的代码，其中的一些在摄像机中被进一步编码成为一种机器。尽管如此，对照片的解读还是能够随着这种照片组织“视角”与其所涉及的“事件”之间的不同而有效地展开，而在方式上，“视角”修正了“事件”所要表达的内容。我并不是说对于这一事件存在着一种真实的或者适当的视角，从而可以去对照片的视角加以比较。但是，我想说的是，照片之所以是照片，这其中就隐含了一种如何(how)和什么(what)之间差异的自身可读性的一种先决条件:它如何表现，它所表现的是什么。

在照片中，那帮看客围绕着死刑犯的双腿围成了一个身体和视觉上的圆圈。这帮看客看似围绕着死刑犯，但实际上却没有围绕“他”;他们的注意力倾注在正行刑的刽子手所转喻和呈现的国家暴力之上(后面的两个人正伸长脖子在看什么？……不是死刑犯的脸，而是他的腿)。这张照片展现了那帮看客，但同时也展现了那帮看客所没有注意的东西，即死刑犯的脸和躯干。他的身体正对着摄像机。依靠审美代码对这张照片加以解读的话，就会注意到沿着刽子手后背的那条线，那根直对着死刑犯胸口的木桩，因为更位于中心位置，且比他的脸颜色更深，所以就成为照片本身的主要聚焦点。由于这位死刑犯的胸部已经被割开，所以这就成了观看者最容易表达对痛苦的同情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照片上的“脸”，及其孔眼，像眼睛，就退到了观看者那里(我们没有看到刽子手及帮手的脸，他们都背对着摄像机)。[44]受难者的双眼迷茫。这位死刑犯的身体正对着摄像机，就像面对着他所承受的痛苦、他的痛苦表情以及制造这种痛苦的暴力。[45]

正是脸上的这双眼睛，照片为其观众提供了在与那些冷漠的看客联系起来解读这人受苦的可能性，这些围着的看客所关注的反倒是那些行刑的花样。这张照片中所看到的不仅仅是处死受刑者的最初事件，这一事件位于真实性的表面，此外，还有对这一事件的观看(looking)，这种观看位于照片的内部指涉空间当中，即便如此，照片本身并不指涉或评论什么。照片所表现的东西与它如何表现之间的鸿沟因此就可以被理解为是并入了它自我指涉的内部空间。它表现了一种不可见的展现，一种其目击者和记录者的被看见(given to be seen)，甚至它还表现了另一种观看的失败，这种观看要像被看见的那样去记录身体的景象:也就是说，照片所表现的是其自身的观看与其他人的观看;它不仅看到了自己所见的，而且还看到了其他人所看到的、内在的观看。这一照片所表达的题材正是这种差异——由事物是如何被组合呈现(the how of the what)[46]所产生的差异。

这种三角结构，与第五章中对伯特兰·罗素与中国小狗的讨论类似，能够用鲍莫蕬的摄影理论来加以思考。鲍莫蕬已经指出，摄像机“对感知的转换”所仰赖的是在代理方(摄像机)、事件(所涉及的真实世界)与观察者(旁观者)之间出现的分化。在这种图像下，摄像者的目光就如外科手术般地穿透到中国人生活的麻木当中，而这代表了那些一回到家就会遭遇到作为一种麻醉了以及客体化了的身体的中国(或者更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性”)，这就是说，这种身体无法像主体一样介入自己的自我生产之中。在代理方、“非活性物质”以及观察者之间的分离发生在摄影者作为实践活动的处决经历与以媒体形式记录处决过程的能力之间的交点上。[47]

要是从作为一张明信片的照片流传背景来理解的话，那种分离就展现了一种外来的好奇心，从而使照片跟文化特殊性发生关联。那帮看客对暴力与受难的冷漠无情，中国看客的整体观看(general look)与受刑者及摄影者的单独观看(single look)之间的不同，告诉明信片的观众，不仅这种凶残恐怖的事情发生了，而且某一群人还能对其无动于衷。用鲍莫蕬的话来说，照片中对中国人生命(及其对图像身体的“麻醉”)的切入之所以发生，部分原因是为了批判那帮中国看客的麻木态度，而拍摄者自己对受刑者的痛苦的敏感态度也跟那帮看客的麻木无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从文化的层面上来说，照片在人类普世价值与表现的可表现性上将自己与启蒙信念并置到了一起，这种意识认为，图像所表现的真实既体现在所表现的场景中，而且也出现在对其投射出的场景的概括中。当然，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那帮中国看客通过将这种围观转变成外科手术目光下的被麻醉躯体的方式，实实在在地施加了暴力。(那种众目睽睽之下的处决同时也是一种活体解剖，进而成为一种真实外科手术活动的冷酷转喻，从而有效地使这种解释能够自圆其说)。

要是考虑到作为一种类型的例子的话，那么，照片对于中国疼痛的解读就很像罗素所作的解读，虽然这张图像跟罗素所提的街头小狗的故事不一样，这个图像跟一种对躯体—生命的肢解、将一个生命转变为一具躯体过程的着迷、甚至是情欲般乐趣的可能性相互契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张照片之所以能成为与这种乐趣相称的图片，它正是通过将场景转变为一种客体的方式实现的，同时也是通过减轻而不是强化其所指涉的痛苦的方式来达成的;就像对麻木身躯的肉体进行外科手术一样，这幅图像就细致入微地体现出了这种行为。[4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照片重新塑造了近代欧洲与中国的某种关系。[49]

巴塔耶跟这张照片的关系可以被看成是对照片客观化的一种完全否认，而试图去复原照片与其主题的外科手术上的关系，同时也复原对谴责中国暴力的人本主义者的、罗素式的回应。作为现代法国文学与哲学的巨头之一，巴塔耶这个人本身，就意味着与照片及作为他作品中图像并加以描述的照片的重新塑造，两者间这种“超认同”(superidentificatory)关系已经历史性地形成了一种再现的循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再现的循环令我之前对这一照片所作的解读黯然失色。在这一循环当中，与其说是明信片的交换，不如说是哲学的交换，巴塔耶所要弄清的远不仅仅是那些使用这张图片的人们究竟是谁，而毋宁是要弄清楚这种循环的起源。正是在他的关顾之下，这张照片如今所展现出的东西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暴力，而成为了“传奇”。[50]

尽管直到1961年出现在《情欲的泪水》(Tears of Eros)中为止，巴塔耶一直没有复制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出现在他在战前几段时期的写作当中。在《内心体验》(Inner Experience)(1943)一书中，提出了狂喜冥想(ecstatic meditation)的一种可能抒发路径:

我已经将图像倒转过来。我会专门凝视照片中的中国人图像，或者关于这些图像的记忆，在我的生命历程当中，这个中国人一定已经饱受折磨。对于这种折磨，我已经在过去有过一系列连续的表达。最终，那个病人痛苦地扭动着，他的前胸被剥了皮，手臂和双腿分别在肘部和膝盖处被用刀子削掉了。他的头发最终挺立起来，面目狰狞而又憔悴，血丝缠绕，美如黄蜂[51]。

我写的是“美丽”(beautiful)!……有些摆脱了我，离我而去，恐惧会受到我自己的掳掠，仿佛我想凝视太阳，我的双眼背叛了我。[52]

……

在那个我所提到的年轻、性感的中国男人左边，刽子手正在忙碌着——我深爱着这个小伙子，在这种爱里面，那种暴虐的本能无所遁形:他将他的痛苦传递给我了，或许这是他痛苦更深层的本质，而很明显，我并不乐在其中，而是在对这种毁灭的反抗中，自己也被毁灭了。[53]

这些回应表现出了巴塔耶作品中典型的情感与政治困境。他抹去了受刑者的生命史，他对围绕在这种处决周围的并且使其具有合法性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不置一词，实际上，他将那个受刑者称为“病人”并且“美如黄蜂”:所有这些，尤其是最后的那个称呼，已经超出了与这幅图像的合理关联。

巴塔耶所试图抵抗的恰恰就是这种“合理性”。假如他拒绝将他自己归为那个人所遭受的特殊痛苦的话，那么，正如艾米·好莱坞(Amy Hollywood)[54]所说的:“这是因为要去揭开经历的这些维度——去问为何这些事情会发生，这些事情如何才能被阻止——是去提供一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这就冒险去掩盖那些人的极度恐惧”。而对于巴塔耶来说，“叙述与历史的情境化是……逃避真实的方式”。任何试图问清楚如何解决这种暴力、如何确定起因、如何追寻历史的来龙去脉、如何以一种共同人性的名义表达抗议，就对无言的底层民众的躯体重新施加了暴力，迫使身体在其自身痛苦与从其可阅读性中显现出的标记之间的中介物。与被折磨的身体的任何关联，其目的都是为了“提供一种语境，在这种语境当中，将会诉诸于司法行为”，或者就是在一种起源点上，其目的是要阻止对身体疼痛、作为一种身体的身体经历的反复抹除，而这是通过转变为一种历史或政治标志的方式实现的。[55]

巴塔耶对照片的解读，将其中受刑者的任何变化加入到政治的使用价值当中，力图通过将所捕捉到的那一刻作为某一时刻，而以那帮人作为照片中的人，以此来探究图像之间的互动问题。除了将受刑者的痛苦与国家暴力的政治或历史事实、他的传记、或者锯子、刀子及身体的医学机制联系起来加以解读之外，巴塔耶更是将受刑者提升为超越主体性的、没有自我保护甚至全然没有自我的世界的一个神学意义上的形象。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巴塔耶所进行的解读就揭示了潜藏在酷刑(Supplice)这一词汇中的神学和文化传统，而这一词汇最初在法语和英语中所指称的是一种献祭，这在“表现上是仪式性的，在意义上是超越性的”，这种观念渗入到了欧洲基督教文化当中，并且无疑与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的耶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56]在巴塔耶的那张照片中，那个像耶稣那样饱受折磨的受刑者——更确切地说，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恰恰是这张照片而不是其他哪张照片能够成为他密切关注受刑者的那一张照片——完全要归功于文化习惯。在这种文化习惯当中，“惩罚与赎罪紧密相连，遭难与福佑紧密相连，受苦与快乐紧密相连”，而且，在事实上，也可以从对中国刑罚的早期描述中看出来，例如在图6. 3中的这幅取自于梅森《中国的刑罚》一书的图像。[57]

图6. 3 乔治·亨利·梅森和蒲呱:《中国的刑罚》。“捆绑处死”亨廷顿图书馆收藏。

联系到将自身表现为对中国人行动的一张照片的表面，或者从这张照片广为流传的各种历史模式要早于他自己获得照片的角度来看，巴塔耶的回应只能说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忽略了照片的众多指涉内容(围观的人群、刽子手)，也没有提到这张照片的流传史及其媒介地位。但是，这样的一种误读并不是全然的错误。毋宁是说，在错误的解读中，通过对照片指涉空间及其视角的有意忽略，就使照片中已经错误的东西再次被错误化，并拒绝了人类学所持的姿态。这要么造成了一种文化优越性的意识，要么就形成了在所谓的共同人性名义下的一种公正并借助外力的干涉。尽管照片可以作为它自身与受刑者之间的媒介先验性地发挥作用，巴塔耶还是用一种在所有照片中体现的“死亡”来对应一种真正的暴力，这种暴力忽视了关于某件事情的图片与这件事情本身之间的不同之处。巴塔耶对照片的解读因此就并不是桑塔格观念中的“摄影”;它的目的是通过一种超越视觉的感觉机制来进行摄影。他并没有像公众那样去“观看”这张照片。

这种公众行为展现了其自身的暴力，他们对哲学功用的喜好，使其抛弃了这个受刑者的历史及所受痛苦的特殊性。正如好莱坞所言，“很明显，正是巴塔耶和受刑者之间的距离使他能够既将他者的痛苦加以特殊化(通过抹去个人所受痛苦的历史与政治基础的方式而实现)，同时又将个人的经历一般化为任何人乃至所有人的受苦”[58]。虽然人们会说这种解读否定了照片很容易具有的文化优越性，但是，巴塔耶的看法并不全然是面对那些人类学上的无辜者:欧洲人和美国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发现，在对其他族类的某种积极认同上的转变式狂迷或自杀方面，西方观念具有局限性。巴塔耶从未在没有论及中国性的情况下，而专门提及这位受刑者。(在《情欲的泪水》中，这张照片出现在巫毒仪式系列图片与欧洲人绘制的阿兹台克人祭图像的复制品中间[59])。地域的幽灵对争论所施加的魔力表明了巴塔耶在照片中所见到的极端痛苦经历，至少部分源自于这张图片的来源地是中国这样一个事实。[60]巴塔耶将照片中的受刑者从主体转变为嵌入物，将“年轻而又充满魅力的中国人”转变为“黄蜂”，这就抵制了将照片以其流传的模式中所体现得更为一般化的摄影客体化当做是通过将人类的人性重绘到分类表上的一张明信片或者一种外国奇珍——仿昆虫或者审美——能够在其主体死亡之后继续留存，结果就失去了某些哲学上的动力。[61]巴塔耶跟照片中人物的关系仍然“着迷于惊恐的模糊圈子当中”，也就是说，处在一种现代生活的基础性政治结构当中。[62]可以说，巴塔耶的哲学主张之所以饱受争议，或许在于他未能想象出一种在犯罪的完全可能性之外的政治私生活的替代物。但是，这也足以表明，这种想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所想象的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替代，使之成为其最明显的违法形象，而对此，巴塔耶要是不提到这个人来自东方的话，就无法表达友爱之情。

考虑到如今在巴塔耶的这张照片与对摄影与麻醉的更一般化的理论之间的关系，人们可能会说，巴塔耶对照片的解读试图通过颠倒的方式来克服照片的麻醉与客体化性质。因此在他的手中，照片就成了作为观察者的他自己与受刑者的总体与绝对痛苦的全部体验之间的沟通路径，而不是对“麻木者”的一种审美观察。这张照片，与其说是弱化对痛苦体验，不如说是去扩大并增强这种痛苦体验，使其可能使巴塔耶将之与所指涉的表层内容结合起来，而不是去“刺破”它。[63]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说，如果对他照片中受刑者的主体关联的地理类型加以考虑的话，那么，这种对于真实痛苦的极端的主体化与强化就打破了只是一方适应另一方的麻醉视角。尽管巴塔耶与这张照片的关系不能被看成是桑塔格或鲍莫蕬所定义的“摄影”观念，但是他创造了一种在观看照片中的中国人形象上的替代模式——在20世纪的欧洲，这些中国人形象表现为中国与前近代欧洲的过往岁月联系到一起的明证，这种关联鲜明地体现在司法暴力当中，进而也形成了一种无法忽略的与前近代原始性(记住围绕这张照片的其他图像:巫毒仪式与阿兹台克献祭)的关联，这必须被理解为是一种跟桑塔格将世界分为“由趣味性所主宰的独裁”(a dictatorship of the interesting)以及“由正确性所主宰的独裁”(a dictatorship of the good)[64]相类似的一种姿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塔耶对图像中受刑者的“再客体化”，正是通过从其场景所在的族群式民族起源那里展现哲学意义的方式实现的。人们可能会总结道，哲学所标记出的这种地理影响上的困境正表明了一种认知上的麻醉，一种对地方重要性的感知有所认识但却一直无法加以感知的无能为力。

3.质素(Hyle):图像的意图

在1927年的文章中，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Siegfried Kracauer)[65]就发出了警示，“世界本身具有一副‘摄影面孔’;它之所以能被拍摄，是因为它努力被吸纳进那屈从于抓拍的空间流动性”[66]。克拉考尔的论述，在某些方面将鲍莫蕬对手术台的解读这一更为一般化的时间加以简化了。他认为，世界不得不按照摄影特殊类型的要求而安排自身。但是在爱德华多·卡瓦达(Eduardo Cadava)[67]看来，克拉考尔并没有简单地将世界看成是像一幅照片一样会抵制自身的状态。他毋宁是相信“摄影表达了对死亡事件的永恒回归——这是一种伴随着理解的死亡而来的死亡……[对克拉考尔来说]危险的是从我们必死无疑这一前提开始的一种政治可能性，让我们对这些死亡能够做出回答”，死亡包含着却又无法化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以及泰勒式工业生产[68]的致命节奏。[69]要去将巴塔耶照片中的人看成是一种狂喜转变的形象，正如巴塔耶所做的那样，这就用一种伦理来试图将照片中的图像—死亡(image death)说成是与其所指代的主体的生命死亡(living death)的彼此互通。

因此，对照片的这种解读就转而坚持这样的观念，即，任何既有的图像都是“一种死亡的图像”，并认为“死亡与被拍摄在实际上就是摄影确定性的原则”，进而向我们展示了今天仍然适用的一些关于照片的最引人注目的理论争论。其中的原因，至少部分在于他们看待世界的视角在面对死亡—图像时，借用了大危机、大萧条时期对现代性的准悲剧性的、准神学化的解读。[70]但是，这种解读的无情病态，尽管它们所围绕的是事实，但却将照片实时展现中的死亡冲动看成是一种物质化的客体，进而，它们也就倾向于生产——就像它们就巴塔耶而言的那样——对他们所关注的照片的不完全的或者最后不受关注的解读。

在现象学中，质素(Hyle)这一术语被用来“描述被感知但并没有意图的事物”。鲍莫蕬使用胡塞尔关于杜勒( Dürer)[71]的骑士版画作品[72]为例来解释这个观念:“尽管这块木版可以被感觉到是按照骑士的形象来做的，但却并不具有感觉的这种意义。如果你被问及看到了什么？你会说是一位骑士(比如说表象)而不是一块木版。”[73]同样的道理，在纸上所留下的是印出来的照片，这种物质媒介的化学延展性使之具有了一种美学意义。

尽管如此，照片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幅图像，而经常会是具有一种特殊基质的图像，这种图像自身对历史影响与情感关系加以组织与回应。[74]假如我们思考一种摄影印刷品组织光线的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关于质素意图的一种指引。这种印刷品形成了一种它自身“背后”的可视领域，并且也通过自身，开启了在一个呈矩形的约20平方英寸的焦深，正如它发出的光像一种反向的椎体那样折射到表面之“前”。放在一张桌子上，快照就在世界中打开了一个空洞，光就从这个空洞中投射出来，覆盖了整张桌子;照片可以用手捡起来，倒扣起来或者扔到抽屉里，随着照片的移动，它的明暗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跟光线的这种关系只有印刷品才会有。不管是用语言描述出来，还是在书的字里行间再生产出来，图像都只有正面而没有背面，全都是表面;“焦深”所形成的并不是其背后或下方的真实空间中的物质对应物。它所包含的是指示性的或图标性的特征，其中所指涉的是一种人类学实践或者一种实验性的限度，但是人的视线却使其被把握住了，并且跟世界区分开来。正如伊丽莎白·爱德华兹(Elizabeth Edwards)和贾尼斯·哈特(Janice Hart)所指出的，摄影的路径在于“承认物质的中立性使人们可以像社会性凸显的客体那样看待和使用图像，不仅仅暗示了某种权威性，而且还是主动和互惠的，一方面是控制和被动消费，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审美话语和单一视野的霸权”。[75]

在爱德华兹和哈特对摄影的物质性加以论述之后，我试图通过对第二章中蒲呱所绘图画所作分析的理论基础加以进一步阐述。在第二章中，我的注意点是将图像的流通过程看成是一种经过修正的商品，在梅森的《中国的刑罚》一书中，这种商品在另一方面也被看成是标题与图像之间的一种完全正式的关系。但是，我并没有将摄影的地位看成是国际贸易与文化表现当中的一种商品，而更愿意去单独谈论摄影，或者将之当成一种物体，这种物体的物质属性倾向于汇集一些特殊的主观反应，从而弄清楚这种状态是如何成为构成人类主体的一种无生命客体的，它是如何移动这些人类主体的，是如何威胁这些人类主体的，又是如何(积极地或者消极地)型塑它们跟其他主体的关系的。[76]我想要解读的问题是:人们是如何解读和理解一种既是标志(sign)又是事物(thing)的东西的，而同时又重视其物质性和意义？人们怎样将一张照片解读为是关于某样东西的一张图片，而又顾及到这张图片上所表现出的一些东西？[77]

那张我称之为“巴塔耶照片”的行刑照片，据巴塔耶说，是他1925年获得的。桑塔格这张照片就放在他的书桌上，“他每天都能看到”。[78]巴塔耶的传记作家米歇尔·苏利亚(Michel Surya)写道，这张行刑照片“令他着迷”，而巴塔耶“常常说起照片中的事情，也一直保留着这些东西”。[79]巴塔耶在《情欲的泪水》中复制这张照片之前，曾两度在文章中描述过这张照片。在《内心体验》一书中，他在一个注释中提到，他曾经“长期将这张照片放在家中”;在《愧疚》(Guilty)一书中，他称其为“我的相片”。在《情欲的泪水》中，他写道:“从1925年起，我就拥有了这些快照中的一张。这是法国最早几位心理分析家之一的波莱尔(Borel)[80]给他的。这张照片在我的生命中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一直迷恋着这张痛苦的图像，曾经一度狂喜(？)难耐”。[81]在注视着图像的质素的同时，来解读这些句子，就足以使我们回想起本雅明所声称的“拥有藏物，使之成为他与身外物品所能有的最亲昵的关系。并不是物品在他身上复活，而是他生活于物品之中。”每一次，巴塔耶都会在字里行间提到这张照片是归他所有的。[82]

但是，收藏只是收藏陈列、交易裁决这种更为广阔的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形式，在这中间，一张印制品可以像一份礼物那样馈赠出去，放在一张书桌上，或者挂在墙上，小孩子是看不到的，只有特殊的朋友才能一睹真容，从相册中翻出来，或者混到一摊受损或遗失、保护完好或者暴露在外的东西当中。照片的质素使主体成为一种受制于主体生命的具有相同关注或者苦难的事物。在对巴塔耶就图像所作描述的重新解读中，为我们提供了他跟出现的印制品的内在关联，人们看到了图像物质视角的始终如一的展现，暗示着他生命中的这种表现至少在部分上是由一种对照片生命的物质性的占有与关注的道德伦理所把控的。

这种由图像所带来的视觉投射领域是如何跟那种由图像印制品所形成的奥若蒂克式的(auratic)[83]、占有式的投射领域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而我们又怎样去回答这些问题，即，那些巴塔耶拥有的特殊图像的历史价值是什么？这张照片的麻醉视野与审美痛苦方面更为巨大的问题是如何成为一种表征的？[84]

苏珊·斯图尔特(Susan Stewart)[85]写道，纪念物(souvenir)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在于证实一种过去或者其他遥远的经历，而与此同时，也是对当下的不信任。跟纪念物所指代的东西接触时的亲密和直接体验相比，当下要么太没有人情味、太模糊不清，要么就是太感觉疏远。这种指代是真实可靠的。”[86]巴塔耶收藏的照片具有两种意义上的纪念物特征;它表明了在他自己的历史当中，与他的精神分析学家安德里亚·波莱尔的关系，进而令人回想起一种共有的男子气概的联合，而这正是一种医疗救助模式的产物。而且，它所指代的既是受刑者让人不寒而栗的痛苦，同时也是晚清中国那种“异域的”、“原始的”时间性，这一图像记忆并让人回想起一种“真实的人类”(authentically human)经历的可能性，在这里，“真实的人类”意味着“跳脱于欧洲现代性之外”的某些东西，也就是说，它是处在“现代”所体现的那种日渐消散的张力之外的。

经由纪念物，真实性得以从物质上重新恢复为对真实的人类经验及很大程度上仰赖的真正友谊的双重表征，但是巴塔耶的纪念物却不仅仅是任何古物之类的话语。这是因为，他的纪念物同时也是一张照片，被编码进其客体状态(object status)的整个记忆装置由事实所覆盖了，这样一来，作为一种客体，照片就已然是一种纪念物，一种指示并记忆过去特定时刻的图像。照片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其显著，它形成了在所记录的事情与真实发生的事情之间的一种语言上的滑移，正因如此，人们才会指着照片这样说“这是我儿子”，或者说“这是20世纪早期的一个正被处死的人”[87]。就算是作为一种纪念物，它也被看成是一种可视瞬间或经历的潜在检索，照片被广泛认为是很不可靠的，是对“天然”经历的一种令人惊骇的扭曲。而在这当中，充满诱惑力的真实性必须以其他观看的名义加以反抗。照片的这两种功能，也就成了具有最真实可能性的纪念物，同时也成了对真实(real)的最不真实的扭曲，两者是彼此关联的。只有在当照片被看成是如此地真实时，它的不真实性才会被大声而又广泛地提出来。真实性(authenticity)与不真实性(inauthenticity)的这种双重渐近使照片成为最适当的纪念物，尽管纪念物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足够的真实性，以便创造出一种跟已经逝去的过往岁月相关联的怀旧之情，但并没有形成完全平复那些创造出来的怀旧之情的足够真实性(假如能够的话，只不过就成了记忆中的经历，进而完全无法成为纪念物)。

而在涉及到巴塔耶收藏的照片所表明的是何种图像的问题上，人们也许会说，对它的真实性的印刷式生产，作为一种客体，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表现为图像的场景的极端化。然而，更进一步说的话，人们还能认为，照片中使生命阴阳两隔的图像正是通过对那些围绕在受刑者身边的众多看客实现的，他们看待受刑者的态度跟照片看待事物场景的态度是一样的;作为纪念物的印制品极为到位地抓住了对一系列主观意图加以完全真实表现的客体生命(跟安德里亚·波莱尔的友情，试图跟那位“年轻而又充满魅力的”男子进行的深入交流)与客体在完全没有实现这些意图之间的临界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通过将真实的生命体验活动回映到真实的躯体—纪念物中，这种纪念物—照片就复述了受刑者的死亡过程。在这里，躯体作为躯体本身是真实的，而作为一个活着的身体则是不真实的。进而，我们会注意到，巴塔耶所提供的照片，一方面是对图像中缺少关注的受刑者的一种荒谬倒置，另一方面则是对图像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的一种复述，在这过程当中，巴塔耶对作为经历与表现(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纪念物)之间临界值的客体的保存和关注，就以一种相当令人惊异的方式，将照片自身对图像的保存和关注再生产为一种作为生命与死亡之间临界值的图像。在巴塔耶对照片的关注范围内，更进一步来说，在他着力保护这张照片以免遗失或者损坏(将其放在雨水淋不到的地方，并牢记存放的位置)，或者将其看成是对一种理想化但却消逝不见的主体性的映射，巴塔耶确实完美地将其融合到了一起，不仅回答了它所表现的是什么，而且还回答了它本身是什么的问题。[88]

这里并不是要去评判这种融合是令人敬仰，还是让人憎恶。而是力图对照片的特殊材质，同时也对照片作为纪念物的特殊文化角色加以分析，使之能够将巴塔耶对这一图像的所有权所表现出的与照片的关联看成是比某种将之简单“麻醉”更为复杂的东西。如果我们允许将巴塔耶在这张照片展现出的所有权上的关注与自豪来代替人们在这张照片上所展现的所有权上的总体关注与自豪的话，那么，它就完全无法将麻醉(anesthetizing)想象为是一种客体化过程。在一篇关于19世纪横贯全美的东亚商贸运输的文章中，克里斯托弗·布什就已经指出，在19世纪晚期，一方面，大量的注意力和金钱花在了中国人和日本人这些客体身上，而在同时，又出现了大量直接针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文化种族主义和人身暴力行为。他指出，相比之下，这些人更喜欢像客体那样被对待。将某些人“客体化”的观念不免有点糟糕，它所仰赖的观点是，人类对于他们拥有的客体的感觉是漠然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会给那些多多少少独立于他们自己的那些人灌输什么主体性，因此，就必须加以改进以适应这种理解。在对日本人这些客体的品质以及他们要求被对待的方式的专门叙述当中，布什认为，我们可能会想象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一种“更少被等级化、更为多向的模式，在这中间，物化(reification)、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以及种族化(racialization)可以被理解为是抽象化(abstraction)与具体化(concretion)(包括个体化[personification])之间关系中具有历史性关联的诸种形态。”[89]

当摄像视野变得麻木时，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客体化”，毋宁是说，正是在客体化的过程中，它导致了将以可视方式所暗示的麻醉工作加以消解的风险，这是因为正在进行的将经历当中的那些未成熟的素材向一种具有可能性的事物的转变，将会形成各种同情的方式。在一些情况下，较之那些起到人们之间沟通桥梁作用的同情来说，意义更为深远。(在其他的历史语境当中，正如乔纳森·兰姆所指出的，由从前的奴隶所写的叙述性文字常常会采用18世纪约定俗成的分类，如“它视角的叙事”(it narratives)或者“客体故事”(object tales)，来表明从动产/奴隶(chattel)向个人(person)的转变[90])。这并不是说，跟事物的联系是毫无问题的或者简简单单的，也并不是说，被当成物体对待一定会比被当成人来对待更好(他们本应这样，或者本应不这样)。但是，我想使关于摄影麻醉视野的理论更为复杂化，因此就假设感官的死亡只有在当某些事情成为一种被一位外科医生或者摄像镜头所穿透的客体时才有必要发生，也就是说，只有在当代理者能够处理像“非活性物质”那样的东西时才会发生。关于人类与非活性物质的关系史的这些理论误解已经融合到各种事物当中，并且过分估量了人类之间同情关系的必要性。考虑到对身处极度痛苦中的人的相片的关联的话，就像巴塔耶的图片那样，这就表明，将这种照片解读为是摄影麻醉的典型特征，或者确实也将那些照片看成是对他者的神学认同的遵从，它所依靠的并不完全是图像所包含的内容，而在于图像跟它所表现出来的物质表象之间的内在互动。在巴塔耶《情欲的泪水》的字里行间数千次出现过的那张相同的照片，将会让人不寒而栗、深感绝望，我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在我的知识框架内部激发出了一些感觉，即，我并不拥有这张图片，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去照看这张照片。从这种意义上说，通过大规模复制，图像被“从形体上消解”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一旦在一本公开出版的书中加以复制的话，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客体了，较之在电影中的最初瞬间，可能在实际上具有更为深刻的麻醉过程。(就算客体的大规模再生产创造出了感觉的结构，这在所有权的共同体形式方面最具可视性;而在这里，至关重要的与其说是个体性与审美、大规模生产与麻醉等等一系列二元因素，毋宁说是一个体系内部的差异)。巴塔耶将这张图像当成是一张照片而不是一张明信片的事实，就表明了他跟这一图像关系上的巨大不同，而我要做的，就是对这种关系从整体上加以解读，来分析巴塔耶将他的这张照片放到桌上之前的几年当中，其他类似的图像作为明信片正处在流通当中这样的一个事实。

让我们用观念中的物质性来重新看待巴塔耶的那张照片，现如今，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要设法在图像的内部层面上来进行这种分析，以发现在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待“诸如此类”的图像，并试图对我已经在印制品的层面上对正式结构类型相关的某种关系的配置加以解读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一开始，你会回想起鲍莫蕬将摄影者当成是代理者、刽子手当成是“非活性物质”，而将刑场周边的众多看客当成观察者的这种三元结构式的描述图像所作的讨论，在这种情形当中，观看者作为深入真实身体的代理摄影者，在一块“玻璃隔板”的背后进行着被动的观看。在这种关系当中，图像自身的内容，它跟审美(以及麻醉)编码配置都是由摄影者决定的，成为图像预计当中但又未被察觉到的质素。

这种“外部”结构能够被看成是对一种存在于图像本身内部结构的复制，正因如此，图像本身作为一种摄影也似乎参与到自身的再生产当中。如果单独从人们对痛苦无动于衷的这张图像的“标准化”解读的角度来看的话，由摄影视角所渗入的“非活性物质”使得图像没有完全成为那些“乌合之众”所作所为所感知的整个领域，这些人对受刑者的痛苦所表露出的冷漠，表现出对中国人在痛苦方面无动于衷的这种历史性的划分。正是这帮子人作为“乌合之众”(尤其是这帮中国乌合之众)的个性与价值，才是深入并将之揭露出来的摄影式“手术”的主体所在。

假如这帮围观的乌合之众完全是图像的“非活性物质”的话，那么，这是因为摄影的视角将图像塑造成了将同情与受刑者关联起来的图像。正是通过在摄影的代理者及暴力的牺牲者之间建立起来的同情，这张照片试图突破那种将代理者从质素那里分隔出来的障碍。受刑者的两眼黯淡无光，被总括并回归到照相机的镜头当中，表明摄像者试图并力求使照相机去记录这一形象，而这张图片有着标志性的光影效果。跟外科手术的观察者一样，受刑者使摄影的视野扩大了一倍。但是，在感知范围内部的视野加倍，在舞台内部的视野加倍，使受刑者也对那眼睛作出了评判。可以说，并不是在这种观看当中，那人脸上(甚至是他血流不止的胸口上)的白孔将这照片重新摄录为一张躲藏在摄像机后面的人的图片，而毋宁是说，正是在那种观看带来的折射当中，他们认为，图像及其透视框架之间的差异与其说是“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差异，不如说是图像“内部”及其自身内在局限之间的差异。

将摄影之眼、摄影生产的“代理者”或“透视框架”放回到摄影的内部，这是代理者的一项任务。就我所知，受刑者可以看成是从作为代理者图像的质素中显露出来的，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只不过是想获取一种有限的权力，以唤起对图像特性的关注。但是，这恰恰是因为在照片中的这种代理性介入非常有限，因此就使图像的这部分存在，既成为一种质素，也成为一种非质素。在一方面，受刑者的图像正是摄影所面对的呆滞、审美化的躯体;而在另一方面，它作为图像，也是图像自我生产的部分代理者。这种情况看上去有点自相矛盾，在这当中，对摄影代理者而言，通过将代理者的相似性展现到图像本身上来，图像的“非活性物质”就成了质素，这是一种同情的模式，并且从图像的麻醉化躯体转变为试图深入其中的代理者的自信。就像对纪念物来说，“对具有转喻色彩的客体的拥有是一种剥夺，在这当中，客体的存在全都更为彻底地将其看成是一种分化状态，最终已经跟自身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在这里，在照片当中，图像的质素将自身展现为是对假装要展现外在的图像内部的代理者的一种自我流露。[91]拥有这张照片，就等于拥有了一种摄影者自身的断裂与脆弱。不管是图像还是印制品，它们所体现的包容都来自于对这一事实的平静揭露，进而，它们对质素意图及感知的修复(尽管是无意识的)，就像那正被雕刻的木头一样，一直在进行着。

4.缺失现代性的现代性

一方面，这一章的目的本身就已经塑造了历史知识:它表明了与摄影的特定关系是如何在西方将其自身用关于中国人的例子来表达的，以及，这些关系是如何塑造了麻醉与电影视野之间更为广阔的关联的，而这正是鲍莫蕬在她1992年的文章中加以明确说明的。在另一方面，对巴塔耶照片的解读尤其着力于展示所感知的痛苦与图像之间的关系——以文学的回路——是怎样依靠着图像的流传而真正发生了变化。对流传的这种关注最终转变成一种对作为质素图像的媒介的解读，这种质素表现出的由图像所确保的可靠性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作为纪念品的印制品地位所指涉的可靠性产生的部分影响。通过将图像的质素作为激发起的强有力主体回应的一种“事物”能力以及人群组织关系的一种“事物”能力，我试图重新审视这个看来很标准的故事，去探究为什么作为大多数历史中主要副产品的这种饱受关注的摄影作品不仅仅只是图像，而是一种“事物”(thing)，并指出，要建立起关于摄影的完整理论，就需要考虑到摄影的方方面面，这样的话，才能更好地加以解读。[92]

在这章当中，我将提供一个关于解读模式的模版，在这个模版之下，不管是质素还是图像，其目的都是要转到感知的领域当中，它将不得不退回到最初的那种针灸麻醉的再现当中。跟关于中国人行刑场景的明信片一样，那些再现是以大众媒介的形式流传的，并不属于哪个特定的人;尽管它们潜在的物理形态的质素能够通过冠有特定艺术家名头的图像生产而被人记起，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索引或文件标记。然而，在这些图片的事例当中，人们可能会说图像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它们自身质素的图片。在手术台上塑造了一种可以被捕捉到的摄影机制，图像的主体可以说成了摄像机的“回眸”，是为了表现出他们观看方式之间的长期关爱之心。

我所作的总结将会随最后那句而定，但是在我加以阐释之前，请允许我稍微作些回顾。安娜·麦克林托克(Anna McClintock)[93]已经注意到了照片为什么会用到殖民地的明信片当中，“原始的画像与返祖的遗迹被安排在保姆周围，以转喻式地标示出跟现代性的技术时间的一种时间错位的关联”。在所有的殖民地明信片中，“时间被重组为一道奇观”，图像的壮丽与否取决于它对原始性的再现，而这种再现则体现了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外在性。[94]某一特定类型的“殖民”再现所表现的部分则是在“原始性”(primitivism)与“现代性”(modernity)之间的时空鸿沟，这条鸿沟可以在都市居民对改革运输方式的赞誉不已中马上体会出来，而且，邮递本身也是现代性的象征，最终强化了历史进步的叙述话语。[95](随着时间与空间的最终融合，在这当中，所谓的原始变成了已经逝去的现代性的当代形象，如乔纳斯·费边[Johannes Fabian][96]所称，形成了时间性[temporality]与他者性[otherness]之间的关联[97])。

麦克林托克的论述有力地阐释了人被折磨致死的图像成为明信片的潜在主体的情况。这也使我们明白了中国人对安东尼奥尼影片的指责原因何在。尽管对西方一些人来说，指责《中国》这部片子专拍“毛驴拉石磙”而不拍田野里奔驰的大小拖拉机;专拍牛车、独轮车，而不拍“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似乎有些愚蠢，但关键在于这部片子是否成了一张殖民地明信片，要是这样的话，原始景观就成了中国“原始”过去的表现，要么就成为这个国家“现代”形象的宣传广告。[98]而反过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人指责纪录片的外科手术场景:他们不在乎多么不连贯的抓拍，不在乎它所再现的符号超结构与中国文化有着多大的差异，尽管如此，这种外科手术场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即，中国人已经“学会了”怎样做现代外科手术。正如鲁桂珍(Lu Gwei Djen)[99]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100]指出的，“跟任何其他进步相比，这种针灸止痛法……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康复医生和神经科大夫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几乎是史无前例地使他们开始正视中华医学”[101]。

通过对一场外科手术的再现，这种针灸麻醉的图像中包含了一张医学视角的图片，这也是对其全球贡献的反映，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在这些时刻展现给西方的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外科技术的事实，而且更是中国按照观看的现代方式要求而组织起内部物理空间的能力。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关键在于最终意识到了针灸麻醉与西方麻醉方式之间的主要不同:在针灸麻醉下，患者仍然保持清醒。通过部分化学麻醉(失去感觉)和止痛(疼痛消失)的实验，从19世纪晚期开始，形成了使用硬膜麻醉(epidural anesthesia)和骶管麻醉(caudal anesthetic)的做法(有时候也使用非蒸馏水与可卡因的混合制剂)，脊椎麻醉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在西方医学界广泛使用。[102]虽然针灸所带来的清醒状态下的局部止痛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但它确实开启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现代西方医学实践所长期追求的一个目标终于可以通过一种在文化和科学谱系方面都不被西方承认为具有合法性的办法所实现了。对于这种可能性所引发的文化震撼的某些看法，即使在一些美国科学家看来，也坚持认为针灸治疗是一种“麻醉”，这是因为“没有什么例子是感觉完全被剥夺或者意识被扰乱了”，合适的术语应该是止痛(analgesia)或者痛觉消退(hypalgesia)。[103]赛珍珠和桑塔格都使用“麻醉”这个词来描述他们所看到的整个过程，这就表明，由针灸麻醉造就的文化工作已经被当成西方医学的假定性对等物，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替代性治疗方式。[104]

有鉴于此，对于吕布的摄影作品而言，最令人震撼的事情或许并不是那个被针灸麻醉的妇女，而是那个正喂她吃水果片的医护人员，这种举动巧妙地表明了这位妇女不但没有疼痛，而且意识清醒。病人在针灸麻醉之下做手术就不会成为外科医生所要穿透的“非活性物质”;而毋宁是说，对身体的外科手术式的穿透将会像主体那样与主体残存的自我意识相伴而行。病人的主体欲望能够在不被手术中断的情况下得以实现，这样的一个事实就表明了主体性已经不仅仅变成了外科手术的一种障碍，甚至还与其同时并存，甚至形成了对外科手术常规做法的挑战。[105]针灸麻醉在西方公众文化中的出现，被认为不仅提供了一种对化学式催眠的对等“替代”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还提供了一种操控疼痛的新办法，这种办法通过使主体被麻醉但却依然保持主体清醒的方式，消解了西方现代性的麻醉与“客体化”效应;将身体从其自身疼痛中移置出来，同时又没有使身体脱离开自身意识。[106]

如果考虑到摄影视角与现代外科手术之间的历史与形式性关联的话，那么，针灸麻醉就开启了一种可能性，即，现代性可以跟那麻木的、被麻醉的审美分离开来，而这自然而然就需要将针灸手术的替代性医学现代性转变为一种类似的替代性审美现代性。通过展现一种保持清醒意识的外科手术的可能性，针灸麻醉的图像回归到摄像机的观看当中。疼痛可以在没有将身体作为主体质素的条件下而被操控。对于杜勒的那个疑问，你看到了什么？一个从这种视角来观看别人的人可能在同时认识到身体及个人，不管是在包含身体的作用当中，在对主体的物质化基础当中，还是在对感知与认可的领域之内，都是如此。

在对缺乏总体客体化的外科手术的展示当中，这些图像同样展示出了一种没有采用摄影视角的电影观看。而且，假如视野可以发生变化的话——如果中国确实像桑塔格所相信的那样，提供了一种没有摄影经历的摄像经历——进而，整个世界就可能会拥有没有痛苦的现代性、没有劳动力剥削的工业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又一个迷梦)、没有对过激反应麻木的大众文化。而所有这些照片都在图像的层面上表现出质素与非质素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它们通过一种身体而得以明确连接起来，整个身体已经没有疼痛的感觉了，但同时却仍然保持着关于自身及自身欲望的意识，这样的一个身体能够接纳一种对自身疼痛的态度，这同时也是审美化了的——能够从一种客体化和麻醉化的距离来看待自己——以及“人对人”的观念，在这种意识观念之下，病人仍然能保持清醒，要么去注意作为自我的身体，要么就忽视它，转而吃水果。[107]

对针灸麻醉的再现并没有导致对前现代的某种类型的原始回归，在前现代时期，与疼痛的对抗塑造了一种像疼痛一样完全被掌控和维系的自我(进而，在代理者、观察者与非活性物质之间就没有了美学或麻醉上的区分)，以一种与献祭相关的迷幻动作，将自身投射到了现代性的范围之外。这也正是巴塔耶的模式。当然，这些图像在现代性的本域内开启了这样一种质素与身体、质素与图像之间通融共处的可能性。在这些外科手术“明信片”当中，暂时性变成了一道奇观，这就为欧洲展现出了一种“可替代”的现代化未来的可能性，而这，只有等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方才表现为“亚洲价值观”支持者的一种完全有意识的哲学规划。后者所强调的没有社会痛苦(个人主义、离婚、吸毒、犯罪)的现代性的可能性将会把这些图像的魅力转变为一种更能被识别的、更为持久的政治习语。

【注释】

[1] W. J. T. 米切尔(W. J. T. Mitchell)目前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与艺术史教授，兼任跨学科杂志《批判性探讨》主编，该季刊致力于艺术与人文学科的批评理论研究。米切尔是媒介、视觉艺术与文学的理论家，从事视觉文化与图像学研究，特别因其对社会—政治问题中的视觉与语言再现关系的研究而蜚声国际学界。——译者注

[2] 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直译珀尔·巴克，美国作家。1932年凭借其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获得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也是唯一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作品流传语种最多的美国作家，同时也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最为深入和最富影响力的作家。——译者注

[3] 赛珍珠曾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怪诞的著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正确地出现”，这是她创作《大地》的初衷。她在作品中以同情的笔调和白描写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生动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这部作品最终使赛珍珠获得了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诺奖颁奖辞高度评价了赛珍珠在介绍中国方面的成就:“赛珍珠女士，你通过自己质地精良的文学著作，使西方世界对于人类的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重视。你用你的作品，使我们懂得如何在这人口众多的群体中看到个人，并向我们展示了家庭的兴衰变化，以及土地在构建家庭中的基础作用。由此，你赋予了我们西方人一种中国精神，使我们意识到那些弥足珍贵的思想情感。正是这样的思想情感，才把我们大家作为人类在这地球上连接在一起”。——译者注

[4] 赛珍珠(Pearl S. Buck):《中国今昔》(China Past and Present)(New York， 1971)。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信件这样说道:“鉴于你长期以来在作品中对新中国人民及其伟大领袖的歪曲、中伤以及诽谤态度，我受权通知你，我们无法接受你要求访问中国的请求”(171页)。(原文如此——译者注)

[5] 何内·布里(René Burri)，世界著名的瑞士摄影家。1933年出生于瑞士苏黎世，他拍摄了20世纪下半叶众多的政治、历史性事件与重要人物，尤以其对切·格瓦拉和巴西利亚的摄影作品而著称。——译者注

[6] 米切尔(W. J. T. Mitchell):《图像理论》(Picture Theory)(芝加哥，1994)，94页。(中译本:[美]W. J. T.米歇尔著，陈永国、胡文征译:《图像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译者注)

[7] 米切尔:《图像理论》(Mitchell， Picture Theory)， 97。在这一段当中，我引用了米切尔的作品，尤其是他关于“所有的艺术都是‘合成’艺术(不管是文本还是图像);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它们将不同的编码、各种各样的规范、频道、感知以及认知模式结合到一起”([A]ll arts are ‘composite’ arts (both text and image); all media are mixed media， combining different codes， discursive conventions， channels， sensory and cognitive modes)的理论化论述，这表明，较之在文学批评上的成绩，有必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对媒介形式的探究上来(《图像理论》(Picture Theory) 94-95)。米切尔还提出了自己可能的反驳意见(95-99)。

[8] 摄影与电影的早期历史都表明，如今被当成是媒介天然特征的表现方式实际上是实验(experimentation)、矫正(remediation)和主动讨论的产物。参见玛丽·安妮·多恩:《电影时间的出现:现代性、偶然性、档案》(Mary Ann Doane， The Emergence of Cinematic Time : Modernity， Contingency， the Archive) (Cambridge， 2002)。

[9] 马克·吕布(Marc Riboud)，法国著名摄影师，1923年出生于法国里昂。他以来自东方的深入报道而著称。马克·吕布在14岁时就从父亲那里得到一部简单的柯达相机。1943—1945年的二战期间，他是个工程师，参加了法国的抵抗运动。在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决定当个业余摄影师。1951年马克·吕布遇到布列松，布列松非常欣赏他，却不希望他离开工作的工厂。1953年他加入了布列松等人创办的MAGNUM图片社，两年后成为正式成员。1956年他访问中国5个月，1957年和1965年两次再度访华。大概因为他和中国的这层关系，当越南战争爆发后，他是唯一获得准许进入越南拍摄的摄影师，从越南和美国两个方向记录战争的残暴。这段时间他在亚、非、东欧的许多国家旅行摄影。1979年他退出MAGNUM。20世纪90年代以后几乎年年访问中国。他的主要作品有《中国的三面红旗》(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北越的面孔》(Face of North Vietnam)、《中国纪实》(Visions of China)等。——译者注

[10] 由美国广播公司发生的畅销电视剧，1969年在美国首播，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风靡欧美。——译者注

[11]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1912-2007)，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举世公认的在电影美学上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他曾自谓:“生命，对于我，就是拍电影”。——译者注

[12] 1972年，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曾受中国政府之邀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他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想要拍一部不带任何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在来北京前几个月，安东尼奥尼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1973年1月，《中国》首映式在意大利举行，产生巨大轰动，受到西方的追捧。但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这部纪录片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政治批判，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中国》大拍特拍中国落后的一面。该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这场批判持续了数年时间，直到1979年，随着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缓和，《中国》风波才算宣告结束。——译者注

[13] 苏珊·桑塔格:《论摄影》(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1977)， 168.。在下文简写作OP。

[14] 桑塔格进而写道:“那种脆弱性是某人与众不同忍受力的一部分，这个人充当了两次以上的旁观者，第一次是由参与者，第二次是由形象制作者定过型的事件的旁观者。因为在真实的手术当中，我必须先洗手消毒，披上手术服，然后站在忙忙碌碌的医生和护士身边扮演自己的角色:有自制力的成年人，举止合宜的宾客，恭恭敬敬的目击者。而电影中的手术不仅阻止了这种谦恭的参与，而且还阻止了观看时的任何积极活动。在手术室里，我是变换焦距，拍摄特写和报导快照的人。而在电影院里，安东尼奥尼已经选择了哪些部分我可以观看;照相机替我观看了——而且强迫我去看，留给我的唯一选择就是不看了。此外，电影还将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的事情浓缩到几分钟里，只用有趣的表现方式留下有趣的部分，也就是说，旨在鼓动或震撼人们。它的戏剧性被编排布局和蒙太奇的训导理论戏剧化了。”——译者注

[15] CPP， 124， 126。美国针灸麻醉研究小组所作的、并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在1976年出版的一份报告将中国针灸麻醉的发展归功于毛泽东1958年关于“中西医相结合”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针灸麻醉》(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1976]， 3)。

[16] 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始建于1811年，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同时也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生物医学研究机构。麻省总医院主导着全美规模最大的以医院为基础的研究项目，连续多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美国最好的医院之一。1846年，该院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例麻醉手术，后来，每年的10月16日被定为医院的Ether Day-乙醚节，以此作为纪念。——译者注

[17] 引自戴维·莫里斯:《疼痛文比》( David Morris， The Culture of Pain) ( Berkeley， 1991)， 65。马丁·波尼克(Martin Pernick)对化学麻醉在美国和欧洲的接受史的研究表明，在1846年麻醉术发明之后，人们认为这种做法会产生相当复杂的后果，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才最终普遍使用麻醉术，麻醉术也被公认为人类的一大福音。正如波尼克所言，在这一时期也进行了一些无麻醉的手术。米切尔1896年的那首诗因此也就成为对从19世纪后期起一直到如今占主导地位的麻醉术所持态度的表现，在这首诗中，麻醉术被看成是一种完全正面的东西(《痛苦的微分:十九世纪美国的疼痛、专业性与麻醉》(A Calculus of Suffering : Pain， Professionalism， and Anesthesia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1985]. )。至于从审美角度对痛苦观念的批评，可参见莫里斯的作品。

[18] 美国著名批评理论家，曾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现为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她的主要作品有:《消极辩证法的起源:西奥多·W·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和法兰克福研究所》(The Origin of Negative Dialectics : Theodor W. Adorno，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e)(1977);《观看的辩证法:瓦尔特·本雅明和拱廊计划》(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1989);《幻想世界与灾难:东西方大型乌托邦的消逝》(Dreamworld and Catastrophe. The Passing of Mass Utopia in East and West)(2002);《思考过去的恐怖:伊斯兰主义与左派批判理论》(Thinking Past Terror : Islamism and Critical Theory on the Left)(2003) [修订版，(2006)];《黑格尔、海地与世界史》(Hegel， Haiti， and Universal History)(2009)等。——译者注

[19] 鲍莫蕬:《审美与麻醉:对瓦尔特·本雅明艺术方面文章的反思》(Susan Buck Morss，“Aesthetics and Anaesthetics: Walter Benjamin's Artwork Essay Reconsidered.”)载《十月》(October) 62 (Autumn 1992)， 28。下文引用简写作AA。确实，麻醉术出现之前的外科手术室还远远没有做到无菌化，而且也不仅仅是因为细菌理论的发展才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手术台通常位于医院地下室或者顶层，尽可能远离其他病人，这样的话，那些手术刀下病人的刺耳尖叫声就不会太令人心惊肉跳。相比之动手术，有些病人会拒绝治疗甚至自杀;一些有抱负的外科医生抛弃了自己的职业，他们不想整天生活在病人的痛苦当中。关于麻醉术出现之前的外科手术史的概述，可参见朱莉·M·芬斯特:《乙醚节:美国最大医学发现的离奇故事以及制造这种现象的鬼魅之人》(Julie M. Fenster， Ether Day : The Strange Tale of America's Greatest Medical Discovery and the Haunted Men Who Made It) (New York， 2001)，第2章。顺便说一下，在跟麻醉的关系上，波尼克(Pernick)至少引用了六个来源不同的短语，来“施惠于苦难的人类”(290页注释3);你会记得，在乔治·亨利·梅森《中国的刑罚》的序言中，以富有同情性的英国人的角度，对主体的特殊性有过专门的关注，见“受难的痛苦”部分。

[20] 正如在这种转变之前，手术空间被称为“剧场”(theater)的事实所表明的，这些变化所反映的是外科手术的媒介经验中的转变，而不是在之前是“自然”的或者不需要通过具象代码展现 的某种新的媒介化。

[21] 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哈里·佐恩译，汉娜·阿伦特编(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e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1969)， 233。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其中部分原因与现代文明的过度刺激有关，而这变成了一种隔离，这种情况人们已经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述中发现了。参见斯蒂文·布朗姆:《革命中的审美与麻醉》(Steven Bruhm， “Aesthetics and Anesthetics at the Revolution，”)《浪漫主义研究》(Studies in Romanticism) 32:3 (Fall 1993)， 407。(中译本:本雅明著，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启迪:本雅明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译者注)

[22] 时任林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红旗渠总设计者。这段论述参见杨贵:《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驳斥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反华影片对林县的诬蔑》(《人民日报》1974年2月4日)。——译者注

[23] 杨贵:《驳斥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反华影片对林县的诬蔑》( Yang Kuei， “Refuting Antonioni's Slanders Against Linhsien County，”)《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 17. 8(1974)， 13。(原文为杨贵:《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驳斥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反华影片对林县的诬蔑》(《人民日报》1974年2月4日。——译者注)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未能成功地叫停这部纪录片在瑞典和德国电视台播放。关于这场论战的更多信息，可参见吉迪恩·巴赫曼:《中国之行后的安东尼奥尼:艺术与科学》(Gideon Bachmann， “Antonioni After China: Art Versus Science，”)载《电影季刊》( Film Quarterly) 28. 4 (1975); 安伯托·艾可:《解释篇，或成为马克波罗的难度》(Umberto Eco，“De interpretatione， or the difficulty of being Marco Polo，”)载《电影季刊》(Film Quarterly) 30. 4 (1977); 以及《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 由匿名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撰写(Peking， 1974)。对这部影片的英文批判见《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1974年8月17日以及11月17日。对此，纺织工人方春生(Fang Chun sheng)的看法相当具有典型性:“跟所有反动派一样，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怀着根深蒂固的仇恨”(《纺织工人的抗议》(“Textile Workers' Protest，”)《北京周报》( Peking Review) 17. 8 (1974)， 16. )。2004年，作为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的“安东尼奥尼回顾展映”的一部分，这部纪录片首次在中国公映。

[25] 正如美国学者比尔·尼克尔斯(Bill Nichols)在其《为什么道德问题是制作纪录片的关键问题？》中所指出的:“电影中的‘人物’被当作‘社会演员/角色’:他们在摄影机前一如既往地继续自己的生活。他们仍然是文化的承载者而不是剧场的演员。对于纪录影片制作者而言，影片中人物的价值并不是由合同关系所能承诺的，而是他们自己的真实生活所体现的。他们的价值也不在于他们掩藏或改变自己日常行为和个性的方式，而是他们的日常行为和个性满足了制作者的需要。(纪录片中的角色与传统演员相似的一点是:制作者通常喜欢那种虽然没有经过专门的表演训练，但在摄像机前面的表现却能够传达出类似于我们称赞一个经验丰富的演员在表演中所体现的那种复杂和深度感觉的人。)”而中西方在这种“人物”角色方面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这种争议局面。——译者注

[26]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教授，VS杂志领导人。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亚历山德里亚。他的学术性作品有《缺席的结构》(1968年)、《论一般符号学》(1975年)、《神话中的读者》(1979年)、《关于镜子》(1985年)、《阐释的极限》(1990年)，以及在各报纸杂志发表的文章结集《来自帝国的边沿》(1997年)。《开放的作品》(1962年)被公认为是他学术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译者注

[27] 艾可， 9.

[28] “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更卑鄙的是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衣服的镜头加以丑化。”(Vicious Motive， 11)这座桥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建设成就之一，吕布对该桥所摄的一张照片收录在赛珍珠的《中国今昔》(China Past and Present)113页。正如赛珍珠所言，大桥建设中所体现的民族自豪感部分在于，这座桥是在因中苏关系紧张而导致苏联撤回对华援助的时刻建造的。吕布的另一张照片，拍摄的是建设中的大桥，收录于《中国的三面红旗》(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New York， 1966)， 96–97。

[29] 引自巴赫曼(Bachmann)， 30。

[30] 桑塔格提及的“捕捉细节”(arresting detail)，作为现代审美的一种特征，可以跟18世纪之后建立起西方痛苦观念的更宏大的“人道主义叙述”(humanitarian narrative)联系起来。托马斯·拉科尔(Thomas Laqueur，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译者注)认为，在现代小说和医疗病历当中，对细节的关注“以最为纯粹的形式，在大量细节的累积与处理方面，使他者的痛苦变得真实”，正如托马斯·哈斯克尔(Thomas Haskell)所说的，这起源于一般认识论和文化转变。(拉科尔:《身体、细节与人道主义叙事》(Laqueur， “Bodies， Details， and the Humanitarian Narrative，”)载林亨特主编:《新文化史》(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 Lynn Hunt) [Berkeley， 1989]，182以及吃斯克尔:《资本主义与人道主义情感的起源》( Haskell，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载托马斯·本德编:《反对奴隶制的争论:资本主义与废奴主义》(The Antislavery Debate : Capitalism and Abolitionism， ed. Thomas Bender) [ Berkeley， 1992])。(中译本:[美]林·亨特著，姜进译:《新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译者注)

[31] 透视收缩(Foreshortening)是指由于相机或者镜头过于贴近被摄者而使得正常透视变形失真的现象。——译者注

[32] 引自巴赫曼(Bachmann)， 30。

[33] 或称为“欢迎之家”。1949年，赛珍珠出于对美国当时收养政策歧视亚裔和混血裔儿童的义愤，创立了国际化的收养机构“Welcome House”(其全名为WELCOME HOUSE ADOPTION PROGRAM OF PEARL S. BUCK INTERNATIONAL INC. ，总部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后来的50年中，这个机构帮助了超过5000名儿童。1964年，为了帮助不合收养条件的儿童，赛珍珠还成立了“赛珍珠基金会”。——译者注

[34] 也许这也可以，尽管对安东尼奥尼来说并不如此。

[35] 塞西尔·德米尔(Cecil B. DeMille，1881-1959)，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好莱坞影业元老级人物，同时也是美国影艺学院36位创始人之一，获得过多项奥斯卡奖。美国著名的金球奖就以其名字命名，全称为塞西尔·B·德米尔奖(Cecil B. DeMille Award，又称金球奖终身成就奖)，自1952年开始由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HFPA)在金球奖典礼上颁发。——译者注

[36] 引自安娜·麦克林托克:《帝国皮革:殖民争夺中的种族、性别与性》(Anne McClintock， Imperial Leather :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New York， 1995)， 123。

[37] 米克·巴尔(Mieke Bal)曾经告诉包括我在内的一群人，当她不得不去复制一张她认为“色情”的图画时，她作了一些努力，因此就没有真正复制出“整体形象”——缩小图像的尺寸，用各种方式加以剪辑以便降低图像的力度等等。我的想法则是更多地考虑图像——例如，这种看法认为完全复制是不道德的——从而通过对视觉力量的迷恋而简单地复制图像的暴力(关于这一点，周蕾“对图像的物质性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载《写在家国以外:当代文化研究的干涉策略》( Writing Diaspora :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1993)， 40]. )。(中译本:[美]周蕾著，米加路译:《写在家国以外:当代文化研究的干涉策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译者注)这种情况是与本章及本书的主要目标基本上是不相容的，其目的部分在于展现如何去使“尊崇”的他者(一种人类的他者，或者痛苦或暴力形式上的他者)几乎总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即，他者只是在特定类型的简单解读上才是主体。然而，那些看起来想要保护他者的东西，最终保护它的则是诸如文学解读或者审美的东西，几乎总是通常这样的方式，才能对机构之外的价值客体加以保护。在对这种图像的复制与解读过程当中，我力图介入其中，并弄清楚它是如何复制出场景的，而这正是通过将之看成是世界性文本的共同体的意愿而实现的，这可以成为解读(对本书而言，最终也是其中一份子)历史与文学批评模式的主体。在一般化的理论争论之外，人们可能会问，我对这幅图像的专门复制是否是符合伦理的，也就是说，是否会将我对这幅图像所作的不仅仅将之看成是暴力的简单复制的解读，而无视我对本书读者(作为我所从属的共同体的成员，也作为我并不从属的共同体的成员)所应负的职责，或者无视我对图像所表现出的人们应负的职责。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也会有自己错了的这种可能性。

[38] 关于凌迟，参见卜正民、巩涛与乔治·卜鲁:《千刀万剐》(Timothy Brook， JérÔme Bourgon， and Gregory Blue，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Cambridge， Mass. ， 2008)。关于台湾艺术家陈界仁，他已经使用过一些遭受暴力的中国牺牲者的照片作为原材料，其中就包括这张照片，他通过修改这些照片来将他自己的面孔添加进摄影场景当中，参见刘纪蕙:《反叛者的凝视:陈界仁的历史图像及其恐怖美学》(Joyce C. H. Liu， “The Gaze of Revolt: Chen Chieh Jen's historical images and his aesthetic of horror”)，可资利用的网上资料有: http:/ / www. srcs. nctu. edu. tw/ joyceliu/ mworks/ mw interart/ GazeOfRevolt/ GazeOfRevolt. htm;另可参见白睿文:《痛苦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创伤》(Michael Berry， A History of Pain : Trauma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New York， 2008)。(陈界仁1960年生于台湾桃园，是中国台湾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他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台湾解严前后，曾积极参与表演艺术创作，他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发表一系列关于凌迟的作品，并组织了数次展览，包括《魂魄暴乱》和《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等等。——译者注)

[39] 卜正民(Timothy Brook)对此曾有过论述:“20世纪初，这些凌迟照片流入欧洲，欧洲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野蛮，因此很看不起中国人。如果说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还抱有正面的看法，认为中国文明中有许多优秀的传统，至此却不禁要觉得中国太落后了。看到凌迟的照片，欧洲人惊叹:怎么能如此对待自己的同胞!这样，凌迟就被视作中国人的象征。1910至1930年代，法国人尤其认为，最能代表中国人的事物是凌迟。……在中国，因最优秀的法学家吴廷芳、沈家本的强烈反对，1905年四月，凌迟被正式取消，从此走完了它在中国长长的历程。然而，法国士兵1904、1905年所拍的凌迟照片的影响仍在继续。最近二十年，有不少中国的艺术家以凌迟作为创作主题，在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台湾艺术家陈界仁利用凌迟来抨击五十年代后戒严时期的国民党政府，现居美国的华裔画家林志也以凌迟为主题作画，并将凌迟画面与中国传统春节的画面放在一起展出。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作品并非出于对中国历史的真切了解，而是读到一本描写古代酷刑的书后的自由发挥，意在表达其个人对中国传统中糟粕的批判。仍旧回到照片上，我们说，即使是这些凌迟的照片，也不能说完全客观，因为行刑时，要驱散围观的人群才便于拍摄，所以照片中的情景可能有其照片之外的安排。所以应该认识到，照片不能代替真正的历史，当然，历史也不能无视这些数据。更应考虑的是，我们该如何把法律的历史和当今关于这些历史的描述结合起来？直到目前，我们只发现三个中国人画的凌迟图片，中国之外，关于凌迟的图像要更多，该如何阐释、解读这些图像所反映的真正的历史呢？”参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通讯》，第2期(2007年6月)。卜正民的这个疑惑实际上也正是巴塔耶和本书作者所力图解开的。——译者注

[40] 法国工程师兼指挥官。——译者注

[41] 乔治·杜马(Georges Dumas，1866-1946)，法国医生、心理学家。1866年出生于法国加尔省，年轻时曾师从J·沙可、V·马格南、T·里博学习，起初学习哲学，后转学变态心理学，并获医学学位。1897年起，他出任巴黎医学院精神病临床心理学实验室主任，1902年起任索邦文学院实验心理学副教授，1912年升任正教授。杜马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情绪问题上，1923年他编纂了《心理论》和七卷本的《心理学新论文集》，此外，他还在1904年与P·让内合作创办了《正常与病理心理学》杂志。——译者注

[42] 这三本书的一并出现，并没有掩盖他们在对凌迟图像的态度与再现上的重大差异。例如，在哈费尔德的书中，图像被当成是对一位中国官员和一个西方人在治外法权问题的对话中，中国司法惩罚的不适当性的一种明证。西方的解说者叙述了一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行刑过程，并且说道:“Avouez que ce mode de répression est un peu vif， de même que le ‘ling hi，’ d'ailleurs”(要承认这种惩罚方式的话，就有点太过分了，就像对事物的“凌迟”(ling hi)一样[74])。在接下去的简要论述当中，中国的叙述者指出，凌迟并不像看到的那样可怕，而西方人则针锋相对地回应说，这种刑罚(以及更为一般意义上的酷刑)只不过证明了治外法权临时延续的必要性。这场对话演变成了对风水的讨论。尽管“ling hi”最早是在脚注的说明文字中使用的，并配以六幅图像，它在文本中的出现仍然从属于当前更大范围的讨论，而这种讨论试图为中国人对抗西方赋予某种合法性(参见ViiViii)。

[43] 巴塔耶将该书中的最后一部分命名为“中国酷刑”，他说道:“在我看来，由北京的一个受刑者在处决过程中被几次拍摄下来的这些直观图像所唤起的世界，是我们通过电影所获得的图像进而得以到达的世界中最最痛苦的一个。这里所展示的酷刑称为‘千刀万剐’(凌迟)，适用于罪大恶极、无可饶恕之人。乔治·杜马在1923年写就的《心理论》( Traité de psychologie)中就复制了其中的一个镜头，但作者错误地为它标注为更早期的图片，并认为它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例子。我知道，为了延长刑罚时间，受刑者会服用鸦片。杜马坚持受害者的表情呈现出一种迷狂状态。当然，他的表情中还有某种不可否认的东西，无疑，这至少是部分地由鸦片引起的，这增大了照片中最令人痛苦之处。我从1925年便拥有了其中的一张照片。它是波雷尔医生，法国最早的精神分析家之一，赠予我的。这幅照片在我的生命中具有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我从未停止过对这幅痛苦图像的痴迷，既迷狂又难以忍受。我怀疑萨德侯爵会怎么看待这幅图像，他梦想过酷刑，但无法得到这种体验，因为他从未目睹过一次真正的严刑拷打。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这幅图像不断地在他的眼前浮现。但萨德想要独自一人观看它，至少是相对地孤独，因为没有孤独，迷狂和淫乐的效果就无法想象。后来，在1938年，一位朋友让我开始练习瑜伽。正是在那一时刻，我从这幅图像所体现的暴力中，觉察到了一种无限的反转能力。通过这种暴力——直至今天，我都无法想象一种更加疯狂、更加可怕的形式——我变得如此的惊愕不已，抵达了迷狂之际。我的目标是证明宗教迷狂和情色，尤其是施虐狂之间的一种根本关系。从最难以启齿的到最崇高的内容。本书并不是在绝大多数人的有限经验内写成的。”——译者注

[44] 对作为孔洞的胸部伤口的解读也出现在陈界仁的影片《凌迟》当中，它展示了对巴塔耶照片中的场景的一种重演(reenactment)。一方面，摄像机从胸口内部向外取景，是为了回观那些正盯着受刑者被处极刑的那帮看客。关于对中国历史暴力电影的一般语境的解读，可参见Berry的作品。

[45] 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我们不止一次地出现在跟痛苦相关的一种“代理语言”当中，它不会显现人的痛苦，也不会形成关于疼痛的隐喻。鉴于这些被凌迟处死的人明显已经服用过鸦片，以使他们不会因为剥皮所带来的极度疼痛而突然致死，在摄影的那个时刻，受刑者可能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这张照片因此就并没有“展现”出受刑者的实际痛苦，而是形成了观看者心中的同情式疼痛。

[46] 译者曾与作者有过沟通，作者说，他觉得很难完全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这个句子，他作了如下的解释:the what——事物;the how——如何(how)被组合呈现(to be arranged and represented)，并称:“basically I mean that WHAT the photo shows determines HOW it is shown—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photo (the “what”) is expressed partly by the formal expression of that subject matter (the “how”)”。——译者注

[47] 同样很明显的是，在路易·卡尔波(Louis Carpeaux)的《远去的北京》(Pékin qui s'en va)当中，就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了对李福柱(音译——译者注)的行刑过程:“La foule innombrable regardait d'un oeil indiffe′rentce beau corps d'ivoire dont l'harmonie des formes sculpturales e′tait voue'e a'la boucherie infa^me”(“一大帮人用冷漠的眼睛看着这个美丽的、如象牙一般洁白的身体，那种真正和谐完美的雕刻正是一场注定卑鄙的大屠杀”)(185页)在这个事例中，那帮看客对李福柱所受痛苦表现得冷漠无情，同时也将他的躯体看成是一种审美客体(“beau corps d'ivoire，”等)。(相关的详细信息，可参见http://turandot.chineselegalculture.org/ Textual.php?ID=102上的信息。——译者注)。关于巴塔耶所收藏的照片，人们可能会说那群旁观的人都没有充分感受到受刑者的痛苦，他们是麻木不仁的，无法从将受刑者看成是一种摄影潜在客体的审美视角来加以欣赏，这种视角为摄影者及那些观看这幅图像的人所共有。代理者与事件之间的分离也因此扩大了一倍。

[48] 对这种与摄影关系的最极端的表现或许来自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1895-1998，德国著名小说家。——译者注)，他1934年所著的《论痛苦》(On Pain)一文被鲍莫蕬引用以作为对法西斯美学整体表现的一个例子。在这篇文章中，荣格赞许式地认为，一种新的“人类”(human type)的进化与“摄影的革命性事实”有着直接的关联(乔尔·阿吉译:《摄影与“第二意识”:对痛苦论述的摘录》，收录于克里斯托弗·菲利浦编:《现代摄影:欧洲文献与批评作品，1913—1940年》(“Photography and the ‘Second Consciousness’: An Excerpt from On Pain，” trans. Joel Agee， in Photography in the Modern Era : European Documents and Critical Writings， 1913–1940， ed. Christopher Phillips) [New York， 1989] 208， 207.)。通过将摄影那无懈可击的眼睛跟新的战争技术以及新的大众媒体政治联系起来(在这里，“摄影之所以是一种武器，是因为它正被用来增强统治力量”)，荣格所设想的完全是一种新的“第二种”意识的发展，这将使人类与疼痛的关系发生极大转变:“作为物化发展的过程，大量痛苦会持续增多。人们似乎迫切期望建立一个空间，这种空间完全不同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习惯的，在这里，痛苦可以被视为一种错觉”(209—210页)。在这里，物化性质的摄影视觉被转化成为一种能够将自身从自己身体中脱离出来，进而将他们自身身体嵌入世界当中的新一代人类的生产。

[49] 何伟亚(James Hevia)从欧洲与西方的关系角度对中国人行刑图像作了不同的论述。他复制的照片，取自于一本名为《在华拳乱分子行刑图》( Unique Photographs of the Execution of Boxers in China)的小册子，讲了三名英国士兵在1900年监视数人的行刑场面。刑场旁边的一根柱子，在照片的右侧又复制了出来，为英国人做宣传。何伟亚对这两个事实(行刑与宣传)作了解读，将之看成是帝国力量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表现。(《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English Lessons :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Durham， 2003]， 3. )(中译本:[美]何伟亚著，刘天路、邓红风译:《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译者注)。较之巴塔耶，何伟亚所复制的照片更为明瞭地体现了通过军事力量和西方帝国主义所安排的对华关系。这或许恰恰是因为这样一种关系——在对殖民地的反叛者处以极刑时的关系——跟资本主义者的现代性生产之间存在着如此的关联，何伟亚的照片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跟中国的神话(mythological)关系类型相关的东西，而这正是我这里所要弄清楚的。

[50]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之痛苦》(Susan Sontag，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New York， 2003)， 98。(中译本有陈耀成译:《旁观他人之痛苦》(香港版)以及黄灿然译:《关于他人的痛苦》(内地版)。——译者注)

[51] 作者在与译者的邮件通讯中指出，“黄蜂”(wasp)一词引自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的早期用法。——译者注

[52] 对巴塔耶而言，太阳所发出的炫目光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象征，这可以追溯到《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oeil，英译本Story of the Eye，发表于1927年——译者注)以及“日底”(The Solar Anus)，巴塔耶认为，被贱斥就意味着脱离形式，被驱逐出象征空间底部，即巴塔耶的“日底”(solar anus)，进入真实空间之非形式(informe)——译者注)。卡达瓦(Eduardo Cadava)在论及本雅明作品的过程中，在关于“趋光性”(Heliotropism)部分时认为，“在摄影与哲学的古代交流当中，与光线的转义有关的摄影，就成了一种跟自然一样的知识形象，这是渗入内心的观念与意识认知上的一种太阳语言”(《光线的词汇:论摄影史》(Words of Light : Theses on the Photography of History)[Princeton， 1997]， 5. )。关于巴塔耶与光线的论述，可参见詹姆斯·艾金斯:《盯着后面的客体:论观看的本质》(James Elkins， The Object Stares Back : On the Nature of Seeing) (New York， 1996)， 103–05。关于巴塔耶与图像的论述，可参见本杰明·诺伊斯:《乔治·巴塔耶:批判性导读》(Benjamin Noys， Georges Bataille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2000)， 18–37。

[53] 乔治·巴塔耶:《内心体验》(Georges Bataille， Inner Experience)，莱斯利·安妮·博尔特译(trans. Leslie Anne Boldt) (Albany， N.Y.， 1988)， 119–20。

[54] 目前任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她之前曾在美国罗德学院、达特茅斯学院以及芝加哥大学任教，主要从事当代哲学、神学方面的研究。她的主要作品有:《处女妻子的灵魂:马格德堡的麦赫蒂尔德、玛格丽特·波莱特以及麦斯特·埃克哈特》(Soul as Virgin Wife : Mechthild of Magdeburg， Marguerite Porete， and Meister Eckhart)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 《明智的狂喜:神秘主义、性别差异以及历史的需求》(Sensible Ecstasy : Mysticism， Sexual Difference， and the Demands of History)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等。——译者注

[55] 艾米·好莱坞:《明智的狂喜:神秘主义、性别差异以及历史的需求》(Amy Hollywood， Sensible Ecstasy : Mysticism， Sexual Difference， and the Demands of History) (Chicago， 2002)， 83。

[56] 卜正民等人(Brook et al. )， 21。

[57] 卜正民等人(Brook et al. )， 21。

[58] 艾米·好莱坞(Hollywood)， 93。

[59] 在《情欲的泪水》(Larmes d'Eros)的初版和第二版中，这幅图像的位置有过某些调整。在初版中，图像出现时所配的是巴尔蒂斯(Balthus)的色情文学作品《吉他初体验》(La Le'on de guitare)(1934)中的一幅图像复制品;而在第二版当中，所配的则是特写以及其他行刑的图像。第三版则回归到了初版的模式;仅有的英文译本采纳的是第二版的结构。巫毒(voodoo)仪式系列图片与阿兹台克人祭图像，都最接近中国人行刑图像的语境。我十分感谢巩涛提醒我注意这种变化。

[60] 这种结构在近代西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他者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什么是我们缺少的，去让我们恢复我们如此期望的充实与丰饶？这是因为，他者正是我们所定义出的我们自己正缺失的东西。正如克里斯托弗·布什所指出的，问题出现在种族意义上的他者变为一般意义上的他者的时候(《他者的他者？:文化研究、理论和现代主义者能指的方位》(“The Other of the Oth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Modernist Signifier.”)《比较文学研究》(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42. 2[2005]. )。“地理学阴影”(Geographic shadow)被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用在她对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一书英译本的序言中，所指代的是“一种地理学类型的阴影……施加到本书的第一部分之上”(the shadow of a geographical pattern . . . falls upon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德里达:《论文字学》，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译(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Spivak) [Baltimore， 1976]， lxxxii. )。(中译本:[法]雅克·德里达著，汪堂家译:《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

[61] 在这种语境下，让我们再去思考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在他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1908-2004，法国著名摄影家。——译者注)1954年的《中国故事》(D'une Chine a l'autre，1956年英译本名为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一书所写序言中的那句惊世骇俗的句子吧:“我不曾担心黑奴;有人曾告诉我那是些好狗，跟他们在一起，是待在哺乳动物中间。而亚洲曾使我害怕，像水田里的螃蟹在两条犁沟之间逃窜，像大草原上铺天盖地的蝗虫摧毁一切。我们是鱼中之王，狮中之王，鼠中之王，猴中之王，中国人是最高级的节肢动物，他统治着一切节肢动物。”这种昆虫的比喻将使我们回想起第4章中讨论的苦力的形象。(中文译文可参考http://www.g4photos.com/viewthread.php?tid=12620&extra=&page=1，2012年8月10日访问。在这段著名序言中，萨特继续写道:“在旧中国循环往复的时间和新中国不可逆转时间之间，存在一个中间阶段，一个既远离历史又远离重复的凝结期，这就是等待。城市解开了捆在一起的几百万个日常动作，没人再锉，再剪，再刮，再切，再瞄，再擦。放弃了他们狭小的生存空间、仪式、邻居，人们开始聚集，大群大群地毫无秩序，在车站，在码头。房屋、作坊、市场空无一人。在一些偏僻地区，民众在聚集，在凝固，他们精巧的结构被碾碎。紧随着旧北京空气轻松的照片，一些沉重、密集的图像出现了。等待。当民众不承担历史的时候，他们正经历着重大的时刻和无尽的等待。北京和上海的民众不制造历史，他们承受历史，如同监视他们的警察一样承受历史，如同从他们中间经过，又从前线回来，不断从前线回来并且不再去的士兵，如同飞走的官员，如同逃走的将军们。制造历史的人们从未见过帝王的大城市，他们只了解山岗和田野，在那里中国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都市第一次期盼乡村的好意，历史将以农民队伍的形式出现。”这毫无疑问展现出了照片背后的历史意义。——译者注)

[62] 吉奥乔·阿甘本:《牺牲者:主权和赤裸生命》，丹尼尔·海勒-罗森译(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Daniel Heller Roazen )(Stanfoad， 1998)，113。

[63] 巴塔耶与这张特殊照片的关系可能是“情欲的”(erotic)，但并不是“性欲的”(sexual)，当然，巴塔耶是对痛苦与享乐之间关系加以阐释的20世纪伟人。克伦·哈图恩( Karen Halttunen)将痛苦与享乐之间彼此关系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色情文学中的表现，明确地与在19世纪随着欧洲人和美国人对痛苦关注程度的戏剧性上升所形成的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广泛发展联系了起来。(《人道主义与英美文化中有关痛苦的色情文学》(“Humanitarianism and the Pornography of Pain in Anglo American Culture，”)载《美国历史译论》(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2 [ Apr. 1995]. )。她写道:“近代关于痛苦的色情文学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逐渐形成，它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式的改革文学的一种肮脏的副产品，而且还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整体视角”(304页)。它在一种“更为现代类型的性文学”生产中逐渐崛起，其中包含了对痛苦刑罚的描述，在18和19世纪施虐式色情文学中尤其突出，这使得“受苦的场面……到19世纪早期(变成了)色情文学中具有垄断性的地位”(317页)。

[64] “趣味性所主宰的独裁”(a dictatorship of the interesting)以及“由正确性所主宰的独裁”(a dictatorship of the good)的翻译是在与本书作者交流后确定的。作者指出，桑塔格在其《论摄影》一书的这些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启示了他:“一种认为，在足够敏锐的眼光看来，任何事物中都存在着美(beauty)或至少是意味(interest)。(对使得一切事物，无论是什么，都适宜拍摄的现实进行审美，这正是同时使得将任何照片，哪怕是全然功利性的那种照片，列为艺术成为可能的态度。)另一种态度就是将一切事物视为某种此刻或将来有用的对象，作为评判、决议和语言的东西。据一种态度看来，没有什么不该看的东西;而据另一种态度看来，没有什么不该记录的东西。作为一种使得所有人都有可能对于重要性、意义和美作出不偏不倚判断的小机械玩意，照相机为现实提供了一种审美的手段。(“那可以拍一张好照片”。)通过收集使我们能够对目前发生的事作出更准确、更为迅速反应的信息，照相机为现实提供了一种工具性手段。……中国树立了一种专政的榜样，其主要观点就是‘好’(the good)，它将最严厉的限制加诸所有表现形式，包括影像。未来也许会出现另一种专制，其主要观点是‘有意味’(the interesting)，任何种类的影响，已成俗套的和越轨偏向的，都会激增”([美]桑塔格著，艾红华、毛建雄译:《论摄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193，194-195页)——译者注

[65]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卒于美国纽约。他早年就读于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自20世纪20年代起从事报刊的电影评论工作，同时还撰写小说和剧本。在这一时期，他出版了两部重要的社会学著作:《社会学作为科学》以及《雇员们》(这是一部研究德国中产阶级的专著)。1933年，他因遭纳粹迫害流亡国外，开始艺术史的研究。1941年起定居美国，进行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研究。他最著名的电影学著作有《电影的本性》(Nature of Film : 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中译本为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著，邵牧君译: 《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宣传和纳粹战争 片》和《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From Caligari to Hitler，中译本为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著，黎静译:《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译者注

[66] 引自卡达瓦 (Cadava)， xxvii。

[67] 爱德华多·卡瓦达(Eduardo Cadava)，当代美国文学与哲学批评家，1989年起任教于普林 斯顿大学，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教授，并兼任多个研究项目负责人。著有《世界之光:摄 影术的历史》( Words of Light : Theses on the Photography of Histor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等。——译者注

[68] 20世纪初美国工程师F. W. 泰勒在传统管理基础上首创的一种新的企业管理制度。他和 许多企业管理工作者共同创造的一系列新管理方法和理论，其主要内容和方法包括劳动方 法标准化、制定标准时间、有差别的计件工资、挑选和培训工人、管理和分工等。这种管理制 度曾被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所采用，被称为“科学管理”。——译者注

[69] 卡达瓦(Cadava)， xxviii–xxix。

[70] 卡达瓦(Cadava)， 10。

[71] 阿尔布雷特·杜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或译为丢勒)德国著名画家、版画家及木版画设计家，被称为“德国的达芬奇”。1471年生于纽伦堡，童年时代，杜勒随其父学习金工手艺，15岁后开始了其游学生活，随瓦格莫特(M. Wolgemut)学习绘画和木刻，先后游历于阿尔萨斯、巴泽尔及斯特拉斯堡。他最重要的游学经历为两次意大利的旅行，其间杜勒结识了画家乔瓦尼·贝里尼和拉斐尔，同时研究了达·芬奇的作品和艺术理论，接触并学习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及风格。杜勒的作品包括木刻版画及其他版画、油画、素描草图以及素描作品。他的作品中，以版画最具影响力。主要作品有《启示录》、《基督大难》、《小受难》、《男人浴室》、《海怪》、《浪荡子》、《伟大的命运》、《亚当与夏娃》、《骑士、死亡与恶魔》等。他的水彩风景画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这些作品气氛和情感表现得极其生动。此外，在其一生之中，杜勒还创作了近十幅自画像，包括速写、素描、版画和油画等创作手法，其创作的自画像大多具有严整细致的特征，艺术表现力与后来的伦勃朗遥相呼应，因此，常常被誉为“自画像之父”。杜勒最为传世的作品是《手》，后来被人们改名为《祈祷之手》，其影响力超过其他任何作品。——译者注

[72] 在1913年出版的《纯粹现象学通论》中，胡塞尔以杜勒的版画“骑士、死亡和魔鬼”为例，运用想象学的方法对艺术中感知与想象的关系、审美对象的产生、存在方式以及意义的呈现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对后来的哲学思想具有深刻影响。在文中，胡塞尔指出:“我们在此首先区分出正常的知觉，它的相关项是‘铜版画’物品，即框架中的这块板画。其次，我们区分出此知觉意识，在其中对我们呈现着用黑色线条表现的无色的图像:‘马上骑士’、‘死亡’和‘魔鬼’。我们并不在审美观察中把它们作为对象加以注视:我们毋宁是注意‘在图像中’呈现的这些现实，更准确些说，注意‘被映象的现实’，即有血肉之躯的骑士。能够传达和形成这一映象表现的‘图象’意识(小而阴暗的人物形象，在其中由于有根基的意向作用，某种另外的东西按类似性‘以映象方式被呈现’)，现在成为知觉的中性变样之例。这个正进行映象表现的图像客体，对我们来说既不是存在的又不是非存在的，也不处在任何其它的设定样态中……”——译者注

[73] 鲍莫蕬 (Buck Morss)， 28。

[74] 桑塔格在《论摄影》(On Photography)中开始用媒介化来论述摄影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就静止的照片而言，图像同时也是一种物品，重量很轻，制作起来并不昂贵，携带、收集、储存都很方便”(3页)。(桑塔格进一步指出:“也许，照片是所有形成并强化我们视为现代环境的事物中最为神秘的东西。照片确实是捕获到的经验，照相机乃是意识在其跃跃欲试状态下理想的延伸臂”。——译者注)

[75] 伊丽莎白·爱德华兹和贾尼斯·哈特:《照片对象史:论图像的物质性》(Elizabeth Edwards and Janice Hart， Photographs Objects Histories : On the Materiality of Images)(New York， 2004)， 15。关于图像的物质性，另可参见卡罗·玛沃:《寻欢作乐:维多利亚时代照片中性欲的张扬与失落》( Carol Mavor， Pleasures Taken : Performances of Sexuality and Loss in Victorian Photographs) (Durham， N. C. ， 1995)，以及何柏第:《隐藏在光线之中:论图像与事物》(Dick Hebdige， Hiding in the Light : On Images and Things) (London， 1988)。

[76] 这一句子改述并引自于比尔·布朗(Bill Brown)，他写道:“方法论上的拜物教也并不是一个多大的错误，因为它是思想的一个条件，其中就有关于这么多无生命的物体是如何构成人类主体的、它们如何运动、它们如何威胁、它们如何促进或者威胁到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等等新的思想”。(《事物理论》(“Thing Theory，”)载《批判性探讨》(Critical Inquiry) 28 [Autumn 2001]， 7)。

[77] 对照片的物质基底的论述很多来自于布朗(Brown)和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我在这里要做的是设法将布朗和海尔斯的论点加以融会贯通(尤其是《书写机器》(Writing Machines) [Cambridge， Mass. ， 2002]以及《我们如何变成后人类:控制论、文学和信息学之下的虚拟身体》(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1999])。(在《我们如何变成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中，作者指出，在后人类时代，肉体实在和电脑模拟，控制机制和生物体，机器人技术和人体客体，其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或绝对的界限。——译者注)关于文学媒介，为了进行对这些事情的解读，我已经称之为媒介化的“基底”(substrates)或“表面”(surfaces)，正是通过镌刻、书写来进行，从而用化学方法完成显现、映射、言说、展演等。

[78] 《关于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98。桑塔格并没有指出这一事实的来源，我也无法加以确证。

[79] 米歇尔·苏利亚:《乔治·巴塔耶:思想传记》( Michel Surya， Georges Bataille :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柯西耶兹托夫·费加科夫斯基与迈克尔·理查森译(trans. Krzysztof Fijalkowski and Michael Richardson) (London， 2002)， 94。

[80] 安德里亚·波莱尔(Adrien Borel，1886-1966)，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译者注

[81] 《内心体验》( Inner Experience)， 119;《愧疚》，布鲁斯·布恩译( Guilty， trans. Bruce Boone) (San Francisco， 1988)， 38; 《情欲的泪水》，彼得·康纳译(The Tears of Eros， trans. Peter Connor) (San Francisco， 1989)， 205–206， 译文经过改动。在一次交流中，巩涛(JérÔme Bourgon)曾告诉我，他并不认为巴塔耶在他《情欲的泪水》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很早就有这一图像的印制品。假如他没有的话，那么，对于这种分析来说，围绕图像所有权的叙述与欲望的意义就更为重大，而不是减弱。

[82] 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Benjamin， Illuminations)， 67。

[83] 这一词汇源于Aura，其本意为“氛围、(圣像头部的)光环”，在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首创了“auratic”这一词汇，并将之引入艺术研究领域。“奥若(aura)暗示独特而专属的艺术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存在和效果。我们可以把艺术的奥若(aura)想象为天才创作的高尚的艺术品所发出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光芒。这样的艺术——(至少潜在的)不同于机械化重复制作的艺术——在文化，精神和经济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奥若蒂克(auratic)的艺术品迫使观众成为被动的旁观者，陶醉在天才的意境中。”(具体可参见www. litEncyc. com 上关于本雅明的词条)。——译者注

[84] 或许如此，但却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媒介的基底如何具有了改变政治结构或国际发展感觉的国际交易的地位？考虑到这种背景，《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从1954年起主办了全球旅行摄影奖，明确表达这样的看法:“不论东方西方，都相会于相机镜头当中”(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the twain shall meet in a camera) (引自克里斯蒂娜·克莱因:《冷战东方主义:中庸想象中的亚洲，1948—1961》(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 Berkeley， 2003]， 115)。 照相机成了休战的基础，就像行驶中的火车一样，或许，这是一个运动与转变 的标志，它通过在装置的内部空间的一种想象与非人的中立性，而解决了意识或文化上的冲突。

[85] 苏珊·斯图尔特(Susan Stewart)，1952年生，美国诗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05年当选为美国诗歌艺术研究院院长。——译者注

[86] 苏珊·斯图尔特:《渴望:对微小、巨大、纪念品及收藏的叙述》( Susan Stewart， On Longing : Narrative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uvenir， the Collection)(Durham， N. C. ， 1993)， 139。

[87] 罗兰·巴特在《明室:摄影札记》，理查德·霍华德译(Camera Lucida :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1981)第5页中提供了前面的例证。(中译本:[法]罗兰·巴特著，赵克非译:《明室:摄影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译者注)。

[88] 这种分析的很大一部分也用到这一图像的明信片版本上来，但是在明信片那里，其作为纪念物的内在紧张被其大规模再生产的事实所修正，同时也被明信片自身的运动所改变。马雷克·阿罗拉(Malek Alloula，1937年生，阿尔及利亚诗人、作家、编辑与文学评论家。——译者注)曾写道，欧洲人在海外寄出的明信片“是对母国的断断续续的回归”，这是因为它“横跨了两个空间:一个是它表现的空间，另一个则是他将要达到的空间”(《殖民后宫》，莫娜·高泽西与沃劳德·高泽西译(The Colonial Harem， trans. Myrna Godzich and Wlad Godzich) [Minneapolis， 1986]， 4. )。那种弥补性的回家是在客体的层面上出现的，而不是在图像的层面上。而在这里，质素的意图之所以被某位读者错过，是因为这位读者并不想去接受其中的“旅行”信息，这种信息与其说是文本性的，不如说是触觉性和身体性的，尽管这两个层次明显能够协调一致，但却无法简单地看成彼此相互分离;正如米切尔提醒我们的，所有的媒介都是混合媒介(《图像理论》(Picture Theory)， 94)。

[89] 克里斯托弗·布什:《美国喷绘时代中事物的族性》(Christopher Bush， “The Ethnicity of Things in America's Lacquered Age，”)载《表象》( Representations) 99 ( Summer 2007)， 85。关于昆虫，参见第4章的注释。不要忘记了在胡利奥·科塔萨尔( Julio Cortázar，1914-1984，阿根廷作家、学者，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的《跳房子》(Hopscotch)(又译《踢石游戏》、《掷钱游戏》。这本书被普遍认为是他的集大成之作，后世将其归入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阿根廷文学的经典。——译者注)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人凌迟照片，其中用一整页的篇幅展示了一个王姓男子的八张处死图像。但是，图像物质性的重要性也能用对王姓男子钱包的出现与送回的关注加以衡量:“这张纸而被折了四次，一个黑皮钱包像鳄鱼一样张开着嘴，在烟雾中狼吞虎咽”(《跳房子》，格里高利·拉巴萨译(Hopscotch， trans. Gregory Rabassa)， [New York， 1966]， 56. )。纸张与钱包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之紧密，进而就将钱包变成了关于生命与死亡的另一种中介式形象:埃及的鳄鱼神索贝克(Sobek)被广泛认为是掌管生产、刑罚和死亡的神灵。这位王姓男子的对谈者奥利维拉(Oliveira)所指的主要是跟性愉悦与中国人的酷刑最具相关性的欧洲例子，即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1899年的《秘密花园》(直译《酷刑花园》，英文名Torture Garden，法文名Le Jardin des supplices)。

[90] 乔纳森·兰姆:《近代的质变与可耻故事》(Jonathan Lamb， “Modern Metamorphoses and Disgraceful Tales，”)载《批判性探讨》( Critical Inquiry) 28 (Autumn 2001)， 158。

[91] 苏珊·斯图尔特:《渴望》(Stewart， On Longing)， 135(黑体为笔者所加)。

[92] 图像与事物之间的内在互动，使得对相同类型的解释性“干预”(interference)成了一种图像与图片说明之间的干预，在这里，图像与文本之间差异上的潜在冲突也会形成一种协作(collaboration)。我从玛莎·布莱恩特(Marsha Bryant)那里借用了“干预”(interference)这一术语，她用这一术语来指称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互动(interaction)(《导言》部分，《照片文本性:解读照片与文献》，玛莎·布莱恩特主编(“Introduction，” Photo textualities : Reading Photographs and Literature， ed. Marsha Bryant) [Newark， N. J. ， 1996]， 14)。

[93] 安娜·麦克林托克(Anna McClintock)，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她出生于津巴布韦，幼年时随家庭移居南非，后来参与了南非的反隔离运动。安娜·麦克林托克先后毕业于南非开普敦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博士学位。她如今是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教授。她的主要著作有《帝国皮革:殖民争夺中的种族、性别与性》(Imperial Leather :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1995)等，在《帝国皮革》一书中，麦克林托克对帝国历史中的跨国广告和商品，如照明灯、镜子、肥皂、白色制服、地球仪和皮鞋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细致解读，发掘出其中的性别、种族、阶级、宗教、历史乃至贸易保护和爱国主义等各种不同的因素，其涵义远远超出了“商品拜物教”相对单一的内容。麦克林托克正是通过这种开放性的理解，在吸纳与整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观念的基础上，使一幅复杂的帝国历史的动态图景又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她分析了帝国在女性方面的投资，认为“控制女人的性，颂扬母性，抚养帝国创建者的男性后代，被广泛地理解为维护男性帝国主义体制的健康与财富的首要手段”，而殖民主义的文明则通过自我牺牲的白人家庭妇女形象来再现自我。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妇女的形象就成了把自我利益与道德优越性转化为自我牺牲和种族优越的殖民意义系统的工具。——译者注

[94] 安娜·麦克林托克:《帝国皮革:殖民争夺的种族、性别与性》( McClintock， Imperial Leather)， 125。

[95] 确确实实，不管是在针灸图像中，还是在巴塔耶的照片中，这都是对的，但我要说的是，针灸复杂地再现了一种简单的“此地—当下、彼处—过往”(here present， there past)的时间性(temporality)。但是，在审讯酷刑的案例当中，对达米安因弑君罪而处极刑的文字记载，在福柯《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一书中，就表明了审判机制在书写的那个时刻，通过认识上的转变，跟当下情形区分了开来，这使得这种“惩罚”(punishment)变得无法理解，而这，就表明了我这里所谈论的欧洲人在图像中所发现的部分东西正是一种被重塑为“他者的当下”的他们自身对过去的再现。

[96] 乔纳斯·费边(Johannes Fabian)，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此前曾在美国西北大学和卫斯理学院以及扎伊尔国立大学任教。著作有《牙玛:堪特加的慈善运动》(Jamaa: A Charismatic Movement in Katanga)、《时间与异文化——人类学如何制造它的客体》(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语言与殖民权力》(Language and Colonial Power)、《下面来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和《权力与操作》(Power and Performance)等。费边对于人类学的最核心的贡献在于，他对人类学家写作背后的时间观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实际上，时间的世俗化是理解进化的时间观的最为基本的东西。这里首先有必要介绍费边对时间的“直裂增殖式”使用。在费边看来，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有关时间的概念，与向他提供信息的报告人所使用的概念大不一样。他所做的进一步分析认为，构成人类学知识的田野调查的实践，应该成为对人类学的话语做一般性分析的切入点。费边关于时间与异文化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赵旭东:《人类学的时间与他者建构》。——译者注

[97] 参见乔纳斯·费边:《时间与异文化:人类学如何制造它的客体》(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1983)。

[98] 杨贵:《驳斥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反华影片对林县的诬蔑》(Yang， “Refuting Antonioni's Slanders against Linhsien County，”) 13。

[99] 鲁桂珍(英文名Lu Gwei Djen，1904-1991)，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营养学博士。是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古代科技史权威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项目的重要研究员和作者。经常以李约瑟的长期助手、合作者、汉语教师和第二任妻子(1989年9月15日与李约瑟结为伉俪)为人所知。——译者注

[100]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汉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英中友谊协会会长，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主编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开始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被认为是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他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李约瑟难题也引起各界关注和讨论。——译者注

[101] 鲁桂珍、李约琵:《针灸:历史与理论》(Lu Gwei Djen and Joseph Needham， Celestial Lancets : A History and Rationale of Acupuncture and Moxa) (Cambridge， 1980)，5(黑体为笔者所加)。(中译本:鲁桂珍、李约瑟著，周辉政、洪荣贵译:《针灸:历史与理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译者注)。《针灸:历史与理论》一书是在针灸似乎要实现医学的最高希望的时刻所写的最佳论著。鲁桂珍和李约瑟对西方观察者针对针灸麻醉的“魔力”的所有指摘都做了详细评述，其中就包含了病人只是处于被催眠状态的可能性(参见226页)。他们就针灸麻醉在大型手术中运用的评述可参见218-230页。

[102] 关于运用硬膜麻醉的早期实验的历史，可参见马克·G·曼达巴赫(Mark G. Mandabach)的《硬膜麻醉的早期史》(”The early history of spinal anesthesia”)一文，载《麻醉史:第五届国际麻醉史研讨会论文集》，何塞·C·迪兹、韦利诺·弗朗哥、道格拉斯·R·培根、约瑟夫·鲁普耶特、朱利安·阿尔瓦雷斯合编(The History of Anesthesia :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Anesthesia， eds. Jose'C. Diz， Avelino Franco， Douglas R. Bacon， Joseph Rupreht， and Julia'n Alvarez) (New York， 2002)。

[103] 美国针灸麻醉研究小组(American Acupuncture Anesthesia Study Group)， 3。

[104] 美国针灸麻醉研究小组的作者认为，包括“麻醉”( Anesthesia)在内的跟“痛觉消退”(hypalgesia)相关的各类名称，都表明了一种缓解(而不是消除)疼痛的意识。在他们的研究当中，鲁桂珍和李约瑟使用了“止痛”(analgesia)这个术语，但是他们指出，这是一种“惯用法，尤其是在中国的外文出版物当中”，称之为‘麻醉’(anaesthesia)“(221nC)。

[105] 与之相反:鲍莫蕬举了一个19世纪的外科手术的例子，据此指出，在麻醉状态下，“病人平静地躺着，是一个被动的主体，而不是挣扎不休的、甚至发出哀怨哭声与呻吟的人。”(28页)。

[106] 波尼克(Pernick)认为，在1846年到19世纪末的那段时间里，一些医生和病人拒绝使用麻醉手段，以求在外科手术中确保病人的主动参与，或者让病人去清醒地面对他们死亡的可能性:“晚至1862年，还是常常会发现外科医生‘希望病人能在一些小手术当中帮上忙’，比如说探查伤口或者取除碎骨”(59页)。那些意识模糊的病人不但成为潜在的牺牲者，而且还成为“施惠于受苦的人类”的麻醉发明的潜在受益者;有人担心“被麻醉的主体的无力感所导致的不仅是被忽视和不尊重，而且还有无意识的手术以及不必要的、实验性的手术”(59页)。

[107] 在某些有着深刻讽刺意味的观念当中，这正类似于巴塔耶在看照片中这位“漂亮的”年轻中国男子时见到的东西，尽管巴塔耶在他的狂喜式交流(ecstatic communion)中所克服的现代性并没有卷土重来，因为它潜藏在中国外科手术的照片当中，这迄今仍然是一个更健康、更舒适的世界同时也更为平淡无奇的明证。

七、 结语找寻结论的三个事例

由于仁慈只是遭受挫败的自爱的投射;因为温柔能够在堕落中形成并转变为暴力，且由于他人对我们自身认同消失的预感这一无法模仿的真正意识，我们就不会对日益扩大的同情表示担心，应该担心的则是这种同情已经泛滥得满大街都是了。

——乔纳森·兰姆(Jonathan Lamb):《近代的质变与可耻故事》(“Modern Metamorphoses and Disgraceful Tales”)，《批判性探讨》(Critical Inquiry)28 (2001年秋季)，166页。

在身体承受的教育模式当中，我感到了自己那颗宽宏之心的猛烈撞击。

——白欣玉(Shin Yu Pai):《身体世界》(“Body Worlds”)，《艺术杂志》(EOAGH) 4。

耶稣曾说过(或者未曾说过):我是神……是开始……也是终结!对一种封闭性的线性体系象征的确信坚定了他对无限性的追寻。跟这位神的使者一样，学术性书籍也勾画出了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世界。就像神灵一样，他们最终实现了融合，虽然更少具有预言性，却成为确定书中故事来龙去脉的终点。卡达瓦写道，所有的表面都是见光的，而同样，所有的结论都标志着缝隙的合拢。[1]在窗帘掩盖的门框(不管开关与否)之前，你们所看见的仅仅是它展现出的景象。

1.终结意识(Ⅰ)

1983年，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为他新出版的小说加了这样一个名字:《痛苦的中国人》( Der Chinese des Schmerzes)，其中的一部分被译为英文，名为The Chinaman of Pain。这一名称在主客观上的某种令人困惑的反转使《假想的“满大人”》的主题有了比喻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于，西方关于中国人痛苦的历史观念突然出现在人格之镜的另一面，使读者对所属的完全不同的模式有所预期。

尽管这一召唤式的名字当中明确体现出好奇之心，但《痛苦的中国人》却几乎与中国毫不相干。在这部小说中，以一位去萨尔斯堡的中年人的第一人称口吻叙述。这个人沉默少言，在公交车上一会儿上去，一会儿又下来，参加一个纸牌游戏，并穿行于郊外群山中的蜿蜒小道，他在此用石头砸死了一个人。他最后回到了家里，并给他儿子讲了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看起来就像是小说中的情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叙述者跟他认识或者貌似认识的一个女人在机场酒店的房间中有了性接触。当这个女人离开时，他不无绝望地问道，“我确实需要被小瞧一下”，从而露出了他的真容。

随后他回答道:“你似乎并没有全部展示出来;你流露出了不满之情。你是个委顿不堪的货色。我尊敬你但却不相信你。你的良心有些问题;别再偷窃了，不然你会一直亡命天涯。当然，你一直逍遥法外，但这却使你深受痛苦。我不会相信你，我会说到做到。你就像门口的那个人。尽管身患重病，但却是一个好朋友。要走的时候，他远远地站在门口，并努力让脸上露出笑容;他紧绷着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缝，就像削平的透镜那样局限在眼眶当中。‘回头见，我那痛苦的中国人’，他的朋友说道。”(德文为:‘Auf Widersehen， mein Chinese des Schmerzes!'sagte der Freund. )[2]

在其他人的小说中，也能够从这一故事中重构出一种前后连贯的基本原理，而这种基本原理断言，在中国性与受苦之间存在着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事实的说明，即，朋友试图用微笑重塑出一种中国人的关键外貌特征。[3]但是，即便汉德克通过《痛苦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也确实是他的虚构)这一策略提供了深入解释的能指，却未曾将之联系起来加以适当的所指，我转而认为，场景使得解释上的愿望(“为何朋友会称他为中国人？为何这会成为小说的名字？”)明显无法令人满意。意味深长但却空洞无物的意识在阅读此段时如影随形，而这也是汉德克作品的典型风格，他对中国的参照无法用一种显著的方式将对社会现实的诗化或分析化的一致性联系起来。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在拉尔夫·曼海姆( Ralph Manheim)于1986年将《痛苦的中国人》译为英文的时候，他将名字改成了《穿越》(Across)。[4]英文版中的这一变化抹去了“我痛苦的中国人”一章中故事外叙述的特质，而英文版的读者将会转而将时间用来关注小说中众多的穿越场面(文学和隐喻性的:桥、翻译等等)。我将曼海姆认为名称没有意义(这种名称的无意义仰赖于对跟痛苦的中国人毫无关联的小说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看法视作是一种对其至关重要性的确认或者重新确认:事实上，名称中所表现出来的内涵可以因内容毫不相关而消弭殆尽，而与本书的所有其他特征相比，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声望。通过翻译、图书销售以及报章的书评抹除了中国人这种指称，从而在物质层面重塑了小说自身已经具有的象征性作用，它将该书跨国出版史当中的重要性与不重要性(以及不重要的重要性)结合起来，从而将作品中的模仿性角色潜在地映照到其(有时候)所给出的名称之上。

在这部书的最后，汉德克指出，在奥地利，论及中国、同情以及痛苦的历史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成为一种启示性的终结，成为一种向纯粹观念领域的转变。尽管这种看法并不一定意味着汉德克小说中“受苦的中国人”终结了一种历史性的轨迹，但这必然会使高度经济化的媒介(乔治·亨利·梅森，伯驾)转变为更为自信的形象(乔治·巴塔耶，汉德克)，汉德克的选择将会确立起一种使物质转向精神的逻辑连续体的终点。16世纪后期，司各特在爪哇岛上对一位中国金匠的酷刑折磨所展现的经济与帝国主义者的强悍霸气，与汉德克作品中的中国性及受苦之间关联性的实际缺失的情况两相比较，人们就可以描绘出这本书中所有其他事例所处的状态。正是从这种角度来看，《痛苦的中国人》就成为中国人“例证—效果”的制高点，它所指代的是中国在总体上不重要或者可有可无模式中的显现(“当然，汉德克并没有为‘Chinese’这个词赋予任何意义!这就是我们为何会改变小说题目的原因……”)，这就确证了其他人中国人事例方面几乎全都是无知的，哪怕所确认的是其至关重要的、未曾缓和的大量事实。

2.终结意识(Ⅱ)

其他的终结也是有可能的。跟汉德克恰恰相反，鲁迅这位中国现代主义者曾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早年在日本学医时，看到了一幅处死中国间谍的图片时，毅然决定弃医从文，当一名作家。这个场景首次出现在《呐喊》(1922年)的自序当中: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5]

这段文字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被广为讨论。在其弃医从文、从旁观者转向写作、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外籍身份转向民族认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早期转而将现代性作为一种通过文学而恢复民族精神的庞大计划中的社会—文化框架。而这种计划在鲁迅自传中的首次体现，则是一种并非明显直接指向他自身场景的被动旁观的结果，而正是他转变了这一场景，或者使之迂回宛转，将其错置到一个特殊而又特别具有创造性的地方——这就表明，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后殖民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如何在私底下被卷入一种与暴力及表现性相关的双重关系当中的。

鲁迅叙述当中的这种自我意识上的现代化主题——他对中国看客“狂欢上的神秘意识”失望透顶，进而他对同情所赋予的特权，他对以残忍行为为乐的厌恶，他对作为展现国家力量的公开行刑的抗拒——也被一种明显的现代形式伪装起来。[6]正像一些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段文字对于转变旁观者的位置安排，以及所表现出的所有那些与真实性的契合与分离，都塑造出了一种解释与介入的内在扭结，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问题之一”。[7]但是，鲁迅所塑造出的这种三角叙述结果——在这当中，他将自己与欢呼雀跃的日本学生作对比，同时也与那些对行刑场面看得津津有味的中国看客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样让人回想起对伯特兰·罗素所描绘的人们对一条过街小狗的仲裁式的叙述性凝视，以及巴塔耶所喜爱的图像的摄影者所塑造的民族志知识。我论述其中的一部分，是要说明对于受苦的这种旁观关系，其本身就是某种特定现代性的结构化形式，同时也是在任何这类场景中的报道者或观察者的内涵所在——对于他者实行残忍行为的任何未被证实的报道的可信度，取决于观察者对于暴力场景既加以否定，同时又参与其中的实际状况——这就揭示出这种现代叙述者的双重地位。鲁迅对于这样一种身份地位的塑造，部分就发生在他有生之年关于中国人国民性的西方文本的对话与转变当中，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就属于其中之一，鲁迅曾看过该书的日文译本，此外还有罗素的《中国问题》，其中关于中国人性格的章节曾于1922年年初刊印在《东方杂志》上，而在同一年，鲁迅撰写了《呐喊》自序。[8]

尽管这个例子并没有终结我讲述的关于中国人痛苦感知史的周期性故事，也没有明确声称，之所以具有那样的关系，是因为中国在某些方面是具有文化或种族上的特殊性的。这也标志着那种进入中国语境中的话语所出现的松动，这要部分地感谢鲁迅的影响力。正是凭借这种巨大的影响力，苦难成为中国现代性历史上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这种杂乱无章的变动过程中，一位中国作家开始去思考中国人与同情的关系问题，进而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归结为一种更为一般化的西方帝国主义，并形成了一种诸如回归的东西:离散运动中的最后一步，就是凭什么到达家园的旅行问题，并进而拥抱那个“本真”的源头，哪怕是第一次。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之下，鲁迅这一事例的力量才围拢成一个地理学上的圆圈，或多或少地，在梅森与马嘎尔尼使团之间的关系上展开了一种话语——而且确实是以一种中国人“未能实现”现代化的意识——将会发现一种几乎都以表面上达成一致而收尾的状态。而这，正是现代中国作家最为现代之举。

但是，要想表现出这种终结，并进而使鲁迅的这段轶事堪称是一种“回归”的话，就需要我们犯下两大错误:首先，要去想象在所设想的地点上的差异在一种文学文本的社会与哲学意义上却并没有什么不同。其次，要相信“中国”是我所表述的话语的真正来源。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刘禾所指出的，有必要考虑到暴力戏剧表现出的场景“同样在阅读的层次上展现出来，在这当中，读者惊诧地发现，他或她通过被引导着扮演相同荣耀场景的见证者的方式，被暗含在一种再现的暴力当中”[9]。鲁迅对这一场景的描述以及罗素的叙述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直接指向的是一位中国看客，所指的对象既包括鲁迅本人，也包括“作为他们自身历史的主体与代言者的”读者，而且不仅仅是确认了一种西方读者所熟知的中国人的残忍行为。[10]

所犯的第二个错误，则是将“中国”看成是我曾叙述过的话语的源头。我的立场毋宁是说，围绕着中国人跟痛苦的关系问题而建立起来的散漫网络，不是在中国国内而是在黄道才最令人熟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上的地方形象叙述了那个网络貌似展现出的文化上的有限空间(而最终，其功能则成为一种表面现象)。这就是说，没有什么地方是熟悉的，或者说，只有在关系网络中，才变得熟悉起来。正如我所说的，自从黄道将全球性从地方视角中标示出来之后，对西方读者而言，家园在必要性上是具有决定性的——实际上，就像地球本身那样具有决定性——尽管从任何其他角度来看的话，是完全武断的。这种神秘家园的一般感觉所依赖的就是建立在那两种视角之上的关系，就像在处决中国人的故事当中展现出的中国人受苦的感知为鲁迅的职业生涯提供了一种可追溯的开始，这既未出现在中国，也没有出现在正处于进一步的再生产与循环的西方，而是出现在那两种认识论和社会类型之间的历史与叙述关系当中。

3.终结意识(Ⅲ)

其他的终结同样是可能的。想一想，跟汉德克及鲁迅的看法不同的是，自从1995年开始在少数几个城市中出现的塑化及无皮尸体的全球大巡展，展现了人类身体的内部功能与结构。这些展览通常会暴露出人体肌肉组织，有时候会直接展现骨骼，有时候则会展示血管网的拟人态聚合，这些塑化尸体以瑜伽姿势表现出来，或者被做成奋力拼搏的样子，偶尔也会对他们自己奇怪的本体状态做出一番讥讽的样子。这些尸体让人回想起安德雷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1] 16世纪所写的《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12]一书中的惊人之语。在这部书当中，他以不时的黑色幽默风格(一具骨架倚靠在一把铁锹上，而这把铁锹刚刚埋葬掉了这个人;而这在后来的20世纪被看成是“寓教于乐”类型的一种早期例子)，在那些解剖学图画上添加了对真实说明的评论。

收藏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塑化”尸体在东京的一个展览会上首次展出，名为“身体世界”(Body Worlds)。[13]到2006年，在美国、欧洲和东亚的一些主要城市，这次展览连同后续的展出吸引了超过两千万参观者，获利超过两亿美元。[14]在原创的“身体世界”取得成功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很多取名为“内部的宇宙”(The Universe Within，旧金山)、“人类身体的奥秘”(Mysteries of the Human Body，韩国)以及“有趣的结构”(Cuerpos entrañables，西班牙)的山寨式展览，这种现象甚至一度直逼20世纪90年代后期泰坦尼克号遗物大巡展的商业成就，甚至还超越了19世纪80年代对机器恐龙的狂热追捧。[15]正因如此，最近一段时间的公众博物热情从对动物化石的收集转到了自身的层面上来:尽管在过去，在前两种情况下，一旦被死者观察和触摸的话，生命就充满了观察和触摸物体的重要乐趣，这已经被提升为一种无动于衷的预期。在这过程中，博物馆为生命带来的是参观者不可避免的未来，这种近乎字面卡通的形式在事实面前遇到了很大的麻烦，问题在于，这样的一种未来非常明确地使参观者意识到，他们在将来会成为一具尸体。

图7. 1加斯帕·贝萨拉(Gaspar Becerra)，“一个剥皮者拿着他 自己的皮肤”，1556年

假如围绕在这些展览周边的教育素材真实可信的话，那么，这些展示也还是无法体现将来，而只能表现当下。尤其是在当它所表现的是一个吸烟者的干瘪的、熏黑的肺，或者一位酗酒者情况同样糟糕的肝脏的时候，每一样个体的器官组织都在提醒着我们，它们仍然并且目前正在生命当中关心着那宝贵的货物，这些东西就长在他们毛发与皮肤之下。同样，整个身体，也常常摆出姿势，以便展现出运动的姿态，而这有通过与他们分隔开的相关说明来展现出一种人类机体的“奇迹”与“奇妙”之感。与此同时，又唤起参观者本人躯体的脆弱与复杂感觉。身体的质素成为一种超越表面的艺术作品的身体认同。

这种身份认同式的身体在展览的过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且最终使参观者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尸体皮肤的剥除才能得以保存:化学作用已经消除了人的各种标志，使一些人为这些无名的、没有面孔的外貌赋予某些文化惯习或个人特征。肌肉和组织、血管与骨的最终完全暴露将尸体沉浸在一种如此伤感而又羞怯的匿名化当中，这就跟崇高伟大有点相近了。在“身体世界”的第二、第三次展览中，那些由参观过第一次展览的参观者自己所捐献的尸体的生物体展示造成了不小轰动:去参观这些躯体就是想要——有些时候，对一些人而言——成为这些躯体当中的一份子，去分享这些躯体的持久感( lasting)、庆典化(celebrated)与展示性(permanence)，以及它们“那不朽的，能够独一无二地长期保存的物质形态”[16]。不朽与变化就像生存与死亡一样:展览“深刻改变了我对自己身体、对生命与死亡的态度”，一位参观者引述梅根·斯特恩(Megan Stern)的话如是说，“我感到我自己如今生活在一条不同的道路上了，更紧张了”[17]。因此，正是这种外在的面孔重新跟公开展示出来的由肌肉及骨骼所组成的“内部”面孔联合起来。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这种调和，既表现在展览本身的寓言化形式当中，同时也体现在一个人的摆成各种姿势的尸体当中，这个人大步向前，浑身赤裸、英勇大胆，他的整块皮肤被他的右手高举着:这恰恰是对加斯帕·贝萨拉(Gaspar Becerra)[18] 16世纪的解剖画的一种刻意模仿。

图7. 2 皮人( The Skin Man)， 1995年。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德国海德堡解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lastination， Heidelberg， Germany)，www. body world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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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称为“皮人”(The Skin Man)的展览形象所激起的强烈感受当中，我注意到了马克·萨尔茨(Mark Seltzer)所称的“创伤文化”(wound culture)的一种模式化表现。在这当中，那些“集中在一起的撕裂和敞开的躯干与人体”，通过一系列凶杀和恐怖影片的添油加醋，成为对公共空间所要求的他者性的更为一般意义上的特权化与文学化隐喻。萨尔茨写道，在创伤文化当中，“与他者关系的公开(‘同情’的社会关联)”表现为与“自我与他者(认同的身份领域化)之间边界的创伤性崩解”——这就意味着进入了一种在对自我的起源性以及暴力忍受术语定义下所生发的精神体验基础之上。[19]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正是这种意识的产物将创伤文化的“公共空间”塑造得如此病态，这是因为其所有的参与者所仰赖的是建立在惊奇之上的推定平等，也就是说，正是这种平等性——以及共同体的起源——源自一种对自我封闭与自我维系的起源性创伤，这种创伤是先于公共空间存在的。[20]因此，我们都是牺牲者，而在当前社会中，没有什么权力与魔力能比得上创伤与被剥夺更能令我们感同身受的了;就像温迪·布朗(Wendy Brown)所说的，“通过这种民族气质所塑造出来的身份认同会进一步着力强调它自身的虚弱无力，甚至是在它通过复仇的道德化而试图平复无力感所带来的痛苦的时候，也是如此”。[21]

假如从属于和参与到当代社会世界当中的结构被定义成是一种根源性的和无可逃避的暴力(更乐观地说，而不是对一种日渐溃烂和消极的离群独处的热情疗治而言)的功能的话，那么，正如萨尔茨所说的，我们可能会将诸如“身体世界”之类的展览理解成是对创伤本质的去病理学化(depathologize)的尝试，将之一般化为一种集体身份认同的核心，在这当中，“公共”被拓展到了人种的限度之外。从这种视角来看，在“身体世界”展览当中，对于人的尸体所施加的骇人暴力正是对与之相伴的旁观者的比喻化身份认同的物质先驱，而对于那些已经死亡的身体所施加的暴力，也被想象成是对那些生者创伤的开场白(avant la lettre)。“我感到自己如今生活在一条不同的道路上了，更紧张了”，这正表明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在这种认识当中，对那些被开膛破肚的身体的同情心激发起你我正经受创伤的感觉。正是这些肌腱与肌肉将我聚合到一起，并意识到它们在将来会分崩离析:这种认同回过头来导致了身体的认定。对“我们是什么:商业世界中自然的脆弱”的市场化的物质暗示，将参观者与尸体联系到了一起。[22]

这至少在理论上是对的。在具体的实践当中，这种“我们”的联合体证明了维系变得愈加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不会发声的、易受伤害的尸体已经——尽管这是展览最佳的意图——超越他们的死亡，而继续“发声”，进而重新定位那种建立在普遍性假定基础上的身份认同结构。而他们所说的则是:我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曾经是中国公民。

这一事实部分要归结于中国国内尸体的便宜，部分则归结于受过训练的解剖者人数众多，而另一些则要归因于在2006年之前在尸体交易方面的法规缺失，而所有这些汇聚到一起，在中国东北城市大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尸体处理产业。然而，就那些在展览中使用的尸体的来源，人权活动者曾指控称，不管是君特·冯·哈根斯(Gunter von Hagens)(他组织了“身体世界”展览)还是第一展览公司( Premier Exhibitions)[23](身体:展览)[24]，他们都曾经使用精神病人和死囚的尸体作为他们项目的供体来源。[25]尽管这些指控从没有被确证，冯·哈根斯甚至还打赢了跟公开这些情况的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一场官司，但事实上，不管是海德堡解剖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Plastination)，还是第一展览公司都继续从中国获得他们大多数的尸体与器官——近几年来，为满足世界范围内对处理尸体的需要，至少开办了十家尸体处理工厂——这就意味着他们所展示的尸体的来源已经成为在任何一个新城市中的展览的必要挡箭牌:没有哪篇评述展览的报章文章不会忘了提到令人头疼的人权指控，而在一些城市，当地组织已经组织起对展览组织方的抗议活动，虽然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但还是没能阻止展览的举办。[26]

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展览成功举办以来的“创伤文化”中，尸体的“中国性”是以怎样的方式来打断对这种“创伤文化”的普世化与认同的。“从一种文化的视角来看，尤其是自从在中国获取大量尸体之后，这感觉就像是一种粗暴的侵犯”。在“身体:展览”在西雅图开展前不久，人权活动者贝蒂·卢克(Bettie Luke)对一位报纸记者如是说，“将一具身体有意地放到不确定的展览当中，这就像迫使灵魂在地狱徘徊，永世不得翻身”[27]。卢克的这种异议，尽管反映的是个人信仰，但却向我们表明了尸体的“中国性”是如何持续超越它们的处理与剥皮的，而他们死后所受折磨的法则所仰赖的则是在他们生前可能已经深深信任的那些机构(比如医院等)。正是在这种坚持当中，人们发现，对那些展览所再生产出的非常类似的绝境所依赖的正是他们纯粹而又全神贯注的魅力。作为“身体世界”所坚称的宣传材质，实际上，这些展出的尸体中的每一个都曾经是作为他们集体魅力一部分的独一无二的个体: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不仅通过可以观察到的外貌而显示出他们的个性，而且还经由他们身体的本质而展现个性，因为每个身体是跟其他人有着显著差别。骨骼、肌肉、神经以及器官的位置、大小、形状及结构都决定了我们“内在的面孔”。不可能用模型来表达这种解剖学上的个性，模型除了作为一种解释之外，就什么也不是了。所有的模型看上去都差不多，但在本质上却只是真实事物的简化版。

尽管在“身体世界”中躯体的独一无二性与“无法解释的”品质之间的任何区别必须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躯体不仅是有意摆出姿势的，而且还是由冯·哈根斯一个个设计出来的，然而，这种修辞所表现出来的是对举办展览中的某种残忍行为的理解。他们正是通过将展览作为一个整体(在机械化的世界面前的不堪一击，等等)的方式而再现出泛化的“人性”，所依赖的是从未真正体现在任何特殊躯体上的力量。只有在恰巧我们“是”单个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我们从属于一个由他者所组成的共同体当中，这些他者当中的每一个，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恰恰就“是”这些人。然而，反常的是，在这些模型当中，去形成一种泛化的单个性的动力反而消解了这些模型力图重塑的再现特质。正是对唯一性及再现性的这种怪异结合——事实上，在某种观念中，在展现个性方面，正是这些身体最具有表现力——这就使展览中的那些尸体保留了历史的嵌入性形式，同时又处在对其起源的文化焦虑的激励当中。[28]因此，那些来自中国的身体就提供了类似于对民族与文化特殊性的回归的东西，这种特殊性所压制的是展览的理想化观念，即，一个普世性的“人类”解剖体体现了由某种泛化的弱点所定义的一种相互平等的泛化的机械时代。[29]尸体的种族与国家源头，他们在一种交换网络中的循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人类尸体售卖方面的国家法规以及特定类型的操作实验室方面的不同之处，而这些解剖学知识足以使这些展览在素材获取及宣传方面采用两种不同话语，这两种话语偶尔会像社团活动者那样纠缠在一起，彼此争论不休，提醒着公众，尽管“外部”的面孔移除了，但仍将会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所展示的尸体在种族上和国籍上仍然是中国人。[30]

但是，在其他的事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与中国相关的黄道特质从型塑他们自身的内部再现结构中浮现了出来——例如，mandarin的中国性就是在一种语言学上的细分从政治向哲学转变的假想框架当中形成的，而这就使他的中国性显得毫不相干——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性的黄道显现与消失就随着人类的有限性而在尸体的再现功能与其物质内涵之间的鸿沟当中发挥了作用。由身体所带来的对普遍人性的追求作为一种术语(唯一性的术语)的再现，用一种脆弱的辩证法使之随着他们身体来源的事实而定。身体的制造史就是一种对他们再现性的模仿效果的人工干预。这些虚拟尸体的饱受创伤，在同时也表现为事物的普遍人类状态的一种特征，也是对没有同意将他们转变为艺术品的人类主观推定所施加的一种特殊暴力行为。(在这种意义上，展览重复了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31] 1955年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作的如今广受好评的“四海一家”(Family of Man)[32]摄影展的一些标题)。[33]

让我们回过头看看萨尔茨的论述，他认为，在创伤文化中，那些被侵犯的身体边界意味着将“开启与他者的关联”明确构想为同情化的“社会纽带”。进而似乎有可能表明，对在展览中滥用尸体的人权方面的指控必须被看成是更大的复杂体的组成部分，这种复杂体包括展览、展览所使用的教学及公众资源、展览生产和流通的模式以及围绕这些展览的新闻报道与相关活动。而所有这些，都最终决定了从属于曾经组织起这一研究的同情、经济与拟态的三重领域。由这种复杂体所开启的同情纽带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了经由并体现为心理创伤所扮演的面向他者性的更为一般化的问题，而这，更多地倚靠人们在资本生产与交易领域内的流通。事实在于，身体保存着他们的历史，而且对某些活动家来说，确实还有他们的文化背景，这些都穿越了死亡的面纱，而让人再次回想起在康德所谓的内在价值以及市场价格化的简单化之下的生命主体化之间那种问题百出的划分:这种划分在巴尔扎克对满大人的假想中也出现过。

在这些“身体世界”中，中国人主体所受的近乎彻底的创伤感，如今被理解为是一种对面向他者的同情的身体寓言，因此就使我们回归到普遍的人类主体那总是延期的未来上面，而世界当中芸芸众生的命运也就经常成为类似理念的未完成品。但是，这也提醒我们，近代思想是怎样遭遇和衡量普世化(universal)，并以此来抵抗全球化(global)的，后者的功能则成为前者对趋于无限化的要求的一种未曾成功的标准。[34]对于这一点，人们可能会发现，至少在“身体世界”这一事例当中，身体的黄道中国性的流传范围所依据的是这本书得以形成的一种地理逻辑。通过一种诸如东京、首尔(汉城)、新加坡、台北以及纽约、科隆、墨西哥城等地国际化的都市风光，这场展览运动表明了由假想的满大人形象所获取的话语网络在当代已经被一种生产与流通新形式所瓦解，进而型塑了一种晚期资本的不均衡的地理学，从而将“全球”形象转变为一种想象，这种想象也同样影响到了试图对之施加影响的普世性。

在这一观念的最后，则要回到话语另一方面的闭合处，而这正是《假想的“满大人”》一书所要叙述的，曾经控制着本书中早期事例的东西方之间的水平定位，如今似乎已经被对空间的全球化新安排所超越了:资本化吞并了古老的地理学。尽管这种差别在表面上似乎预示着对目前所勾勒出的同情话语本质的一种激进转变，但问题还在于，就算主体特征的某些主要部分缺失了，话语的核心结构还是能够留存下来，而那些特征所发生的变化也只不过表明了类似进化式的转变方式，这种转变方式会采用任何文化型塑过程以维持一种历久弥新的结构连贯性与生命力。这些变化从未真正结束，这表明了转变或者修正的可能性在实际上是一种足以形成单一性影响的任何话语连贯性的决定性特征。因此，正是在想象的远端，人们可以思考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本书所勾勒出来的话语将会超越那些中国人事例的文学表达而仍然切实可行:即使将来有一天，所有的塑化尸体都是那些欧洲志愿人士捐献出来的，那些想象的满大人全都来自拉丁美洲的话，他们所指涉的社会类型就将会在西方地理学与被称为“中国”的那种整体化的、未受创伤的他者的冲撞中保持其起源方面的某些化石遗迹。正是在那种原创性当中，未来的读者将会发现，如果他们细加关注的话，在这个时代，人类自我再生产的普遍性带来的物质基础正在逐渐消失，而且也在生产的过程中被消费殆尽。正如巴尔扎克笔下的满大人的那种“中国性”一样，它本身就是一种对生命与资本具有特殊假设性安排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的特征，这些展览当中的尸体的“中国性”表明，只有在普世理念与其对并未利用身体或语言材料之间的冲突加以详细阐述的过程中，现代才自认为是一种现代。在大多数情况下，就连那些体认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被认识到。

4.趋于同情

亚历山大·布罗迪(Alexander Broadie)已经指出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强调的同情的相互关系以及作为《国富论》一大基石的“以物易物，物物交换”(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之间的相似之处。[35]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只需要引用大卫·马歇尔(David Marshall)的评述，他认为，同情是“由剧场机制所结构化了的……依靠民众将自身表现为他者面前的舞台造型、精彩表演以及各项评测”，以表明对何种同情的认同是如何紧密地取决于实践上和理论上关于“交易”的看法的，而这种“交易”包含了表现与经济的维度。[36]对满大人的假设正是对那种关系的虚构化编纂，而这段特殊历史在本书的字里行间被展现出来。

同情的经济维度，与中国人受苦的整体关联程度在历史上是跟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商业交易及理解息息相关的，这在本书开头几章中已经做了详细探究。在那几章当中，我说明了同情交易的观念作为经济交换的一种特征，在威廉·米勒类型化的系列图书框架中是如何造成一种广泛侵害的，而且，我还指出，要“公开”(我拿爱伦·坡被偷的信件作过类比)我们在建立起欧洲同情与中国人交易之间关联的困境中所掩盖那些文本曾造成的伤害，并认识这种伤害的深刻必要性。在梅森那一章之后，我探讨了医疗传教计划对于中英之间在19世纪中叶爆发的经济战争上的身体信赖，并且转而对19世纪晚期美国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苦力劳工所发挥作用作了分析，凡此种种，我要表明的是，采取这样的一种感觉结构，揭示出了同情交易、受苦以及人员货物的跨国流通之间的内在关联。

这些文本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这些文本与后几章素材之间的关联确实让我(在导论的最后)将它们的复杂性看成是“全型的”(holomorphic)，这个单词在数学中意指“在并非无限大的整个平面中所具有的特征”这样一种功能。[37]而那些章节当中的个案研究所表明的则是，历史过程当中留存下来的“特征”将我们从1790年(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出版时间)带到了当下，这种特征如今广泛体现在各种类型(奇闻轶事、小说、医案、水粉画、照片、版画作品)当中，以及各类情感模式(冷漠、怜悯、沉默、惊恐、欣赏)当中，更不用说历史环境与地理方位了。但是，所有这些差别并没有严重扰乱结构上的相似性，而正是这种相似性提供了它们通常会有的事例，使之并非因意外事件而是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了某种严肃的历史意识。这种观念结构所扮演的角色正是西方思考中国及现代性历史的一种体现，对此，本书已经作了深入的挖掘，其目的则是对中西方之间普世性、经济及政治关系所持续展开的当前争论的加以体认，并确确实实对无情的全球化进行长期的主观定位。

然而，这并不是要将“全纯包络”(holomorphic envelop)推得太远。这种数学功能及其表现之间的决定性差别，一方面跟我这里所谈到的文化型塑的类型有关，在另一方面，在前者的事例中，功能上的表达优先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对后者来说，其功能则只表现为是追溯性的，被当成一系列本应提到的理想化类型。尽管对那种功能的重塑已经占据了计划的一部分内容，但是我还要强调的是，不管虚构作品中出现的劳工以怎样的叙述结构出现，它表明了只有在一系列隐藏的虚幻事例中才会显现的某种想象的历史类型。跟数学表达不同的是，正是因为文化类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它们是众多彼此重叠和相互竞争的因果关系的主体，这些因果关系全都有助于任何没有遵照某种逻辑的对象或事件的发生，这种逻辑允许对责任加以重新分配，或者能够轻易摆脱纠结在一起的整体的单个因果关系链。我对例证—效果的介绍性论述意味着准许这种多元决定的事实进入到表演的领域当中，并指出了从单个文化类型向更为庞大的次结构化形式的分配是如何经常以某种特定的非目视为代价的。与之相应地，我所作的解读试图从每一样事例当中去估测素材选取方面的多线化可能性:首先，作为全型(holomorph)的历史体现，它们至少部分是例示，并以此成为中国及现代人类的相关话语长期存在的表现例证;其次，虽然它们彼此相似，但却并不等同，也就是说，作为对历史与文化差别类型的一系列诸多修正的表现方式，这同样出现在观念、媒介以及类别的差别方面，从而证明了这种随时间而逝的全型话语的复杂性;第三，这也成为跟中国及全人类问题没什么关系的文化利益类型的表现，但是它所指称的反而是文本与图像、本地与外来劳工，或者医疗救助与受苦主体之间的关系。后者的这些事例当中，没有哪个能够脱离开中国而加以思考，而且，也只有在我对这些事例的书写当中，才表明了解读的有限性，即，这些事例正是通过它们的独特功效才展现出本书的主要观点。

在关于亚瑟·温顿一章的末尾，经济与同情之间的历史关联对我来说就变得很容易确立起来了，这很大程度上要靠在阅读梅森与伯驾相关资料的阅读中所出现的例证，在这些例证中，西方人对中国人受苦状况的理解表现出一种跟贸易、跨国劳工以及医学、宗教、市场渗透等问题的强烈的文化关联。与此同时，在那些章节中逐渐浮现出来的关于交易的整个问题，逐渐萌发出了一种关于再现重要性的意识。关于再现的主题早在第一章的轶事理论中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直到梅森与温顿的那些章节才被囊括进关于同情的经济功能问题中。然而，在写到罗素的那部分时，我觉得应该在同情的经济维度及其拟态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结果就是最后关于罗素与巴塔耶的两章，尤其是对审美及麻醉的探讨，特别是再现式交换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在所有这些事例当中，我的重心与其说是对被用来相互攀比的同情的人际交往的欠缺或者优先性的理想化，毋宁说是一种再现性的方式，力图通过同情或受苦行为而被维系到一起，似乎那种将特定类型的人类感觉加以转化的能力正是对任何再现的拟态能力的检验:也就是说，这是对它是否算作拟态的检验。[38]

正如我在书中所希望的，任何想要思考同情、疼痛和再现之间关系的人都没法忽视伊琳·斯凯瑞1985年出版的《痛苦中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的巨大影响。斯凯瑞的历史和地理学雄心一览无遗，浓缩在她的副标题当中:“创造和改变世界”，尤其是在她的第四和最后一章中，从对于受苦具有历史性的特殊关系的讨论，转向对全人类创造力的本质加以更为哲学化的探究。斯凯瑞写道，对痛觉的所有反应:例如，对一张椅子的认知就是坐在硬地上会感到痛苦，普罗米修斯的炉火意味着对冬天的寒冷感到痛苦，邮政服务是对孤独感到痛苦，诸如此类。所有人类制造品都是对痛苦体验的拟态“投射”，是一种最初认知的产物，而这种最初的认知则是，某些东西是痛苦的，而某种意图的身体表现则是去消除自己或他人的痛苦。

对于一系列或大或小的材料投影，斯凯瑞接连分析了人类的各种创造发明，从椅子、炉火，到各类令人舒适或感到温暖的人造物品，从中探究这些东西是如何被作为观念(例如“炉边”的观念)而理想化的，进而想方设法去支持或者维持这些东西。因此，正如斯凯瑞所说的，“在一个混凝土避难所和在活生生的家庭生活中那种受保护的统一体感觉观念，也会在‘都市’的观念下大为拓展;而且，反过来，在观念中的领会并深深扎根的投射行为，城市的那些偏远观念当中……可能被地图、各色印花布、法庭以及口头承诺的相对独立存在而促成并安下心来”，这当中的每一样都持续了对记忆的痛苦或困难的物质或类感知投射，而且每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成功地开启了进一步的认同与投射，这些认同与投射都将带来社会变迁:医院、渠道等等。[39]在250万年前人类的能工巧匠出现之后，所有这种投射、反应、理想化以及发明创造使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这在本质上是对人类受苦的整个历史的一种拟态反映，同时也是对人们试图从痛苦中摆脱出来的一种拟态反映。

在谈论斯凯瑞的物种史得以确立的拟态理论的含义之前，我想简要地勾勒下这个所声称的本体论范围所造成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同情放到了人类生产的核心位置。关于慷慨，斯凯瑞指出了一个方面的意蕴，她说，这是“内嵌在作为创造者的人类的本体论地位中的”(BP， 324;黑体为笔者所加)。我们应该如何去思考人类创作能力(作为疼痛经历以及怜悯的永恒本质的基础)的本体论本质问题，以抵抗那些证据，即，对相同类别事物的其他看法可以被放到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时刻上，并进而反对那些诸如此类的本体类宣称上的完全欧洲中心主义观念？严肃的回应不能仅仅是对哲学争论的历史证明的反对:正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很敏锐地指出的，历史与哲学之间的差别在另一种语境中变得生死攸关，“这样想是不对的，因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已经一次次受到侵犯，它们并不存在”。[40]尽管如此，假如我们试图维护全人类的本体论上的慷慨，或者说，假如这样一种维护的主要后果是将同情彻底地与再现联系到一起(使之在本质上变得完全相同)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地察觉到那些反对星球上的活生生历史的直觉，进而认识到，像斯凯瑞这样的论述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地在生产了关于认识论暴力的语言，对于这种暴力，在本书当中已经做过论述。

思考与暴力如影随形的娱乐活动的历史共谋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视这些教训或者声称。与之相反，这需要我们认识到那种怜悯的地理局限性，以及跟观念领域息息相关的历史表现问题。在这种语境之下，如果我们一时去想象看待事物的另一种方式，例如，将人类的创造活动看成是尊崇上帝的一种方式，或者将疼痛看成是对世界的世俗性虽则不公平但却必需的一种分配方式，而没有通过隐喻的方式将其中的每一种归结到与受苦的一种基本关系上来，进而，我们就能想象这样一个星球，在这之上，正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20世纪90年代所反复指出的，任何单个个人身体的痛苦并不是政治的最终的指涉对象，而仅仅是能够融入社会体系(其他的则是家庭、司法或者秩序)的一项要素。问题并不在于李光耀的说法是否正确，也不在于人们应该尊崇他们所看到的哪一种文化差异，不管看上去多么残忍或者无知，问题在于，跟真正差别的冲突是由那些与最初费解的冲突所决定的，同时也伴随着表面上的残忍或者无知愚昧。跨文化理解的挑战，并不在于跟一个与你的冰激凌口味不同的人相处，而在于你怎样跟一个将你吃冰激凌的行为看成是下流的人打交道，或者说，这个人从没有想过将冰激凌放到你嘴里还牵扯到“吃”——也就是说，对待差异的形式迫使一个人去重新思考他在处理这个自我与那个自我、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之间适当关系时最标准的假设。这样一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当仍然存在证据意识的时候，如何去思考疼痛与人类生存状况之间的关联，并认为疼痛最重要的地方(以及因此的适应)是被教育和型塑出来的，并且是在跟一系列其他事件与影响相互协作的过程中被历史性地教育和型塑出来的，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构建与叙述。

要完成那一任务的话，则是另一本书的事情了，我在这里的一些只言片语就像是一篇序言。而在当下，要回归到斯凯瑞关于同情本质的普遍性看法的明确拟态维度的话，我想指出的是，对于斯凯瑞就创造性产物的拟态力量所赋予的所有复杂性而言，对外套与火焰、城市与地图的所有那些令人惊异的多样性，在最后都成为一种单个的再现性需要:你可以创造出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你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最终都会成为受苦的一种表现。这样一种模式为其拟态对象赋予了一种被称为“实在论”的再现策略的相当有力的说法:“尽管[世界上的]客体是知觉的再现性、响应性和呼唤能力的投影式虚构，但是，这种拟态的特征性表演，假如没有受到他它们虚构性的约束或者没有被真实性与非真实性的自觉问题的环抱的话，那么，就会更为成功”，这也就是说，假如它们没有将它们自身的状态当成是虚构作品的话(BP，325;黑体为笔者所加)。要对这种以疼痛为中心的对象的再现力相对贫瘠的观念加以回应，我要说的是，我的工作首先是要精确地证明精心打造的这部虚构小说在实际上经常会成为拟态工作所在之处(就像梅森、伯驾或者关于中国犯人行刑的摄影者的事例一样)。其次，是要表明，对于同情拟态化的任何理论，如果这种理论限制了通过严格的卢卡奇式(Lukacsian)[41]现实主义所确立起来的再现功能的话，那么，就会错失很多东西，因为对再现所最终指涉的“受苦”真实性的坚持，使其无法去想象其他类型的拟态动机(在类型上则通过运用一种文学速写、现代主义、浪漫主义或者超现实主义来实现)。将世界的客体作为疼痛体验的拟态表现的意识就得到了拓展，这本书所展示的就是要囊括一种再现策略的广泛多样性。我的计划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展现现实主义对再现策略的依赖，来瓦解某一特定的现实主义的效果，其中就包括删节、中断以及赘述，此外还有一系列正式和一般意义上的关注——对于图像的证据地位、寓言的本质或者那些空洞观念的展现——都一贯预示着真实性与非真实性方面的真正问题，即，文本与图像自身似乎想要在沉默中被一带而过。

图7. 3 此种状态下的格雷马斯方阵

这种情况因为一旦那种从“真实性”向“再现”转变所造成的拟态交换从属于交换的一般范畴的话，就会造成同情的转变，这不仅是由于同情经常是对受苦的再现明证的回应，而且还在于同情交换本身的过程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在拟态方面要复杂得多。如果同情是一种拟态模式的话，也就是说，假如拟态可以被看成是遵循一系列复杂的再现战略(流派、运动)或者策略(转喻、反叙)的话，在这之后，任何关于同情再现性的理论自身都没有考虑到一种类似的策略与战略，而这在实际上会瓦解对于最初认可的根本洞察力。问题并不只在于同情的交换与再现性的交换彼此之间“很相似”，而在于，正是通过一整套拟态策略，我们对再现问题的解读才会转变为对同情的解读，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同情的本质非常复杂，而且跟历史纠缠在一起，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对同情发生的这种持续关注将会逐渐消解对其自然性的正常化假设，使之难以去想象这样的原因所在，即，某些人对你受苦的方式没有什么感觉。我对这些拟态对象所作的解读，加上必要的修改，因此也应被理解为是对那些在对受苦的认同与不认同中逐渐生发出来的感同身受的劳工的解读，这样的一个劳工，在复杂性和自我指涉方面，并不亚于使之凸现的更为明显的文本或图像。

【注释】

[1] 爱德华多·卡达瓦:《光线的词汇:论摄影史》(Eduardo Cadava， Words of Light : Theses on the Photography of History) (Princeton， N. J. ， 1997)， xvii.

[2] 彼得·汉德克:《痛苦的中国人》(Peter Handke， Der Chinese des Schmerzes) (Berlin， 1983)， 217-18; 拉尔夫·曼海姆(Ralpha Manheim)将该书译为英文，名字改为Across (New York， 1986)， 116-17。文中之后的引用出自英文译本。

[3]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许会转到书中其他四次提及中国的问题上来。其中的一次是，这位兴奋的叙述者将机场的中国餐厅想象成是在月亮上，在这个餐厅中，人们在用餐者和观光客的众目睽睽之下被屠杀并做成食物(98—99页)。在另一个事例当中，一位公交车司机对这位叙述者做了相当啰嗦的告别:“晚安，中国的这位先生!”(Gute nacht， Herr Chinese!)(81页);书中还提及了中国的挂钟以及远东的书法艺术(19、38页)。前面的两个事例至少让我们知晓了中国人类型的历史形象，其中充斥着同类相食的暴力、冗长，充斥得到处都是。而小说中却似乎完全没有对中国有过论述。

[4] 拉尔夫·曼海姆的观点显然并不被法文或西班牙文译本的译者所认同，法文和西班牙文译本的名称分别是Le Chinois de la douleur以及El Chino del dolor。

[5] 鲁迅:“自序”，见《鲁迅选集》，杨宪益、戴乃迭译(北京，1978年)，2—3页。更为“美式”且新近的译文则是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所译，收录于鲁迅:《〈狂人日记〉及其他故事》(Lu Xun，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Honolulu， 1990)。刘禾在《跨语际实践》( Translingual Practice :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Stanford， 1995))一书第61—62页中也译过这段文字，保留了鲁迅更多的句式结构(杨氏夫妇的译文由短句子组成);另可参见周蕾在《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Primitive Passions :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New York，1995)，4—5页中的修正译文。对于鲁迅的生平加以批判性解读中的这种图景的更为详细的叙述，可参见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Leo Ou 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1987);李欧梵对这段的翻译收入其中16—17页。(中译本:刘禾著，宋伟杰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中国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书店，2008年;周蕾著，孙绍谊译:《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台湾)源流出版社，2001年;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人民文学出版 社，2010年。——译者注)

[6]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暴力、叙事》(David Der wei Wang，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2004)， 22页。(中译本: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麦田文化，2011年。——译者注)周蕾在其《原初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s)中认为，在关于鲁迅的轶事中，从图像到写作的转变表明了一种转向，“通过身体折磨与可视场景所表现的一种旧的、前现代的规训与惩罚模式取得了一种‘进步’，这是因为教育的规训与惩罚意识更为有效”(18页)。因此，作为一种民族国家转变机制的写作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问题并不在于彻底摆脱国家的规训机制，而在于通过“硬”的和“软”的方面的规训机制的转变，来消除国家的“现代化”(modernizing)。

[7] 王德威，24页。

[8] 对于从“现代性”观念的翻译与国际化角度对这些重要时刻的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的第一章。

[9] 刘禾:《跨语际实践》，64页。

[10] 同上书，76页。

[11] 安德雷亚斯·维萨里(拉丁名Andreas van Wesel，也常作Andreas Vesal，1514-1564)，比利时解剖学家、医生，他编写的《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是人体解剖学的权威著作之一，他被认为是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译者注

[12] 1543年，维萨里邀请约翰内斯·奥坡瑞努斯帮助他印刷七卷本的《人体的构造》一书，这本关于人类解剖学的划时代巨著邀请了提香的弟子让·范·卡尔卡做插画，并被献给查理五世国王。该书强调了解剖工作时候的优先项，也就是后来被称作人体解剖学的观点——把人体的内部机能看作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器官的三维的物质结构。这就和过去的解剖学模型形成鲜明对比。在这本书里，维萨里也是第一个描述人工呼吸的人。尽管维萨里不是首个进行实际解剖的人，但是他这部《人体的构造》的价值仍是毫无疑义的——高度详细和精细的版画，即使是现在仍然被公认为是经典。——译者注

[13] 早在1978年，哈根斯博士(Dr. Gunther von Hagens)在海德堡大学发明了这种复杂的人体解剖与保存技术。海德堡解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lastination， Heidelberg)的网站简要地描述了他的方法:“在一种真空工序过程中，生物标本渗透和充满了一种类似硅橡胶、合成树脂或多元树脂的反应性聚合物。聚合物种类确定了视觉的(透明的或者不透明的)和机械的(灵活的或者固定的)被灌注标本的特性。解剖的标本是干的，无气味的，可长期保存，并且确实能够严格控制。他们保持了其原来安然无恙的外表，且在显微镜下还能够观察到细胞身份。”很显然，在这种技术条件下，生物的腐烂和脱水已不复存在了，这样，人身体内部的东西可以被深入地认知，而不再被看做令人作呕的对象。观者也不会因气味而烦恼了。——译者注

[14] “塑化”过程是哈根斯在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他利用液态硅胶和其他合成高分子材料置换身体内部的水分与脂肪。我下面所提到的哈根斯所在的海德堡解剖研究所，就负责“身体世界”(Body Worlds)的展览工作。

[15] 从博物馆产业的角度对这些展览所作的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大卫·巴博萨:《中国出口供展的干尸》(David Barboza， “China Turns Out Mummified Bodies for Displays，”)载《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Aug. 8 2006，另可参见网上信息:http://www.nytimes.com/2006/08/08/business/worldbusiness/08bodies.html?ei=5088&en=672da5787d998daf&ex=1312689600&partner=rssnyt&pagewanted=print。Barboza的报告视频可从http://www.youtube.com/watch?v=AqKvYUO7C7w上获取。对于恐龙的追捧及其文化意义，可参见米切尔:《最后恐龙之书:一个文化偶象的生活与时间》(W. J. T. Mitchell， The Last Dinosaur Book :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Cultural Icon) ( Chicago， 1998)。

[16] 梅根·斯特恩:《满怀喜悦的人:“身份世界”与健康的商品化》(Megan Stern， “Shiny， Happy People: ‘Body Worlds’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Health，”)《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 ) 118 ( March/ April 2003 )，另可参见网上资源: http:/ / www. radicalphilosophy. com/ default. asp? channel_id=2187&editorial_id=11213。

[17] 正如你所想见的，这些展览也遭到了抗议，其中包括宗教领袖的抗议之声，他们认为这些展览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例如。生物伦理学家露丝·盖伊(Ruth Guyer)就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简称NPR，是一家获公众赞助及部分政府资助、但独立运作的非商业性美国媒体，成立于1970年2月24日，开播于1971年4月。节目以新闻、综述、采访为主，也有一些音乐、脱口秀等文化、娱乐节目。由于提供深入、透彻、公正的新闻报道，所以NPR在美国广播界处于主流地位。——译者注)说，“身体被摆成另类的、反常的、搞笑式的姿态”，而参观者则“用低俗的话语对其品头论足”，这表明“我们已经忘掉了对死者的道义责任”。 (“A Bioethicist Takes a Peek at ‘Body Worlds’，”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640183 )。

[18] 加斯帕·贝萨拉(Gaspar Becerra，1520-1570)，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画家、雕塑家。——译者注

[19] 马克·萨尔茨:《连环杀手:美国创伤文化中的生命与死亡》(Mark Seltzer， Serial Killers : Life and Death in America's Wound Culture) (New York， 1998)， 258。

[20] 因此，正如萨尔茨在其《连环杀手》(Serial Killers)中所指出的，这是在真实生活与新闻、娱乐媒体中对犯罪场景、血腥谋杀以及法医探查等的强迫性回归。

[21] 温迪·布朗:《受伤的状态:后期现代性中的权力与自由》( Wendy Brown， States of Injury : Power and Freedom in Late Modernity) (Princeton， N. J. ， 1995)， 70。

[22] 从“身体世界”的公开材料中引述的信息可见http:/ / www. bodyworlds. com。就认同而言，它的强烈程度就说明了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展览参观者回来后立刻成为展览尸体的捐赠者。对于机制化的世界而言，来自展览目录上的东西使我们回想起近期关于“自然”身体的观念，这些观念强调了对所身处的“机制化”世界的想象性关联，这种文化习惯始于二十世纪早期对“人造机器”(human motor)的发明，尤以诸如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Taylor)的作品中对自动传送装置的痴迷为甚，并转而进入到被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称为身体的“后人类”(posthuman)状态的姗姗来迟的历史意识中，后者已经跟我们紧密结合到了一起。对于这些观念，可参见丹尼尔·蒂芙尼:《玩具媒介:物质主义和现代抒情》(Daniel Tiffany， Toy Medium : Materialism and Modern Lyric)(Berkeley， 2000);杰西卡·里斯金:《排便的鸭子，或者，人造生命的不确定起源》(Jessica Riskin， “The Defecating Duck， or， the Ambiguous Origins of Artificial Life”)，载《批判性探讨》(Critical Inquiry)29(Summer 2003);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的《人类动力:能源、疲劳与现代性的起源》(The Human Motor : Energy， Fatigu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Berkeley， 1992);玛莎·班塔(Martha Banta)的《泰罗式人生:泰罗、维布伦与福特时代的叙事生产》(Taylored Lives : Narrative Productions in the Age of Taylor， Veblen， and Ford)(Chicago， 1993);马克·萨尔茨(Mark Seltzer)的《身体与机器》(Bodies and Machines)(New York， 1992);以及海尔斯(Hayles)的《我们如何变成后人类:控制论、文学和信息学之下的虚拟身体》(How We Became Posthuman :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1999)。关于“身体世界”，哈根斯在2003年“在英国发起了一次公开呼吁，希望能找到那些即将因病离世的人，能够在他们身后将遗体捐献给一个叫做‘未来人’(Futurehuman)的项目。在捐献者死后，一家电视台计划将他的塑化和再造为一个有所‘改进’的‘未来人’的过程拍摄下来，以改正哈根斯在人类革命性塑造方面的想法”(罗素·沃金:《震撼价值》(Russell Working， “Shock Value”)，《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Tribune)， 2005年7月31日，另可参见网上资源: http://www.chicagotribune.com/features/lifestyle/health/chi-0507310429jul31，1，3790747.story?page=2&coll=chi health utl. )。

[23] 一家总部设在美国亚特兰大的组织巡回展览的公司，尸体展览(Bodies. . . The Exhibition)是其重要的一项展览。关于该公司的详细介绍，可参见:http:/ / en. wikipedia. org/ wiki/ Premier_Exhibitions(2012年7月9日访问)。——译者注

[24] 英文名为“Bodies: The Exhibition”，于2005年8月20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开展，这一展览与1995年的“身体世界”(Body Worlds)相类似。该展览后来还在都柏林、阿姆斯特丹、马德里、华沙等地举行。具体资料，可参见:http:/ / en. wikipedia. org/ wiki/ BODIES. . . _ The_Exhibition(2012年7月9日访问)。——译者注

[25] 除了这些指控，哈格斯和“第一展览公司”还卷入了版权与商标方面的案子当中，其中的部分原因至少是大连的主要供货商隋鸿锦控告哈根斯的公司侵权。而哈根斯和第一展览公司则认为对方才在中国进行反伦理的工作，可参见巴博萨、斯特恩与纳达·乌拉比:《所展出的尸体来源饱受质疑》(Barboza、Stern与Neda Ulaby， “Origins of Exhibited Cadavers Questioned，”)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2006年8月11日，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637687。

[26] 例如，在伦敦，抗议不经父母同意而使用幼儿及胎儿的身体组成部分的组织Pity II的成员就要求关闭展览;在阿姆斯特丹，“身体:展览”在开始时就“被人行道上的21个白色叉叉包围，上面写着‘不知名字的中国人’字样”，这是开办一家要求停止尸体展览的网站的阿隆·金斯伯格(Aaron Ginsburg)说的。(http:/ / dignityinboston. googlepages. com/ presscoverage)。 正如琳达·舒尔特—扎塞(Linda Schulte Sasse)指出的，对欧洲所办展览的直接批判——哈根斯在此被贴上了“玩弄死亡的投机分子”的标签，并将其与约瑟夫·孟格尔(Joseph Mengele，臭名昭著的纳粹军医，在纳粹当政期间，负责将囚犯送到毒气室杀死，或使其成为强制劳动劳工，并且对集中营里的人进行残酷、科学价值不明的人体实验。——译者注)相提并论——这与他在美国的情况相比，抨击更为尖锐(《建议并同意:关于身体世界的美国化》(“Advise and Consent: O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Body Worlds，”)载《生态社会》(BioSocieties) 1 [2006]， 370–71. )。她指出，这中间的部分差别在于，实际上，在美国，展览已经进行，而且已经被他们的博物馆产业所批准:不仅是博物馆空间中的文字呈现(而不是欧洲的展览厅或者改装过的屠宰场)，而且还在这些空间的灯光和表现力方面大有改进(她注意到，在一些展览当中，躯体通过表现得像是“回到中世纪”的解剖画而被情景化(contextualized)，373页)。

[27] 引自班奈迪提:《教育还是畸形秀？拿我们的好奇心来赚钱的……尸体展览》(Winda Benedetti， “Education or Freak Show? ‘Bodies . . . The Exhibition Cashes in on Our Own Curiosity，”)载《西雅图邮报》(Seattle Post Intelligencer)， Sep. 28 2006，另可见网上资源:http:/ / seattlepi. nwsource. com/ lifestyle/286689_bodies28. html。贝蒂·卢克(Bettie Luke)的评述被另一名美籍华人马世云(Fiona Ma)所印证，马世云是旧金山参事会(San Francisco board of supervisor)的一员，她对《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罗素·沃金专栏”说:“中国文化对死者是极为尊重的，对死者的身体和死亡也非常迷信。所以我觉得他们从不会像这样，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展示死者的躯体”。

[28] 例如，将身体展览的历史与巡回过程与被称为“霍屯都的维纳斯”(Hottentot Venus，一名来自属于今天南非地区的土著女萨拉·巴特曼，1810年被带到伦敦，随后在欧洲各国展览，被当做怪物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裸体展览。她的臀部和下垂裸露的阴部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而科学家们则去研究她为何会如此的丰满。还给她取了艺名“霍屯督的维纳斯”(“霍屯督”是欧洲白种人对非洲黑人的蔑称)，这种亵玩并没有与这个26岁生命一同消失，一直到1985年，莎拉的性器官和大脑依然被保存在巴黎的人类博物馆( Paris's Musee de l'Homme)，他们对外声称是为了科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南非人就要求将莎拉的遗体归还南非;迫于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人类博物馆最终将遗体撤出展台。1992年，当时的南非总统尼尔森·曼德拉提出了要求归还遗体的正式要求，但还是等待了十多年，法国才归还了遗体。2002年8月9日，她终于安葬在南非的故土。——译者注)的对萨拉·巴特曼(Saartjie Baartman)被迫展览的暴力模式相比，或者跟19世纪被迫向充满优越感的欧洲城市居民“展示”他们种族及文化差异的非洲、南美或者太平洋土著相比。

[29] 反过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参观了一具死于肝硬化的人的尸体，而文字解释却是这样的:他之所以酗酒，是因为他工作的厂子被卖给了外国投资商，因此他失业了，不得不借酒消愁。

[30] 在卢克的评论当中，族群构成是相当明晰的。对于国别问题，艾伦·金斯伯格(Aaron Ginsburg)在《西雅图邮报》(Seattle Post Intelligencer)上还有这样一篇文章:《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所有关于尸体是从合法渠道获取的保证都是没有意义的》(“China is not a nation of laws， and any assurances that the bodies were legally obtained is meaningless”) (班奈迪提)。

[31] 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1879-1973)全名为Edward Jean Steichen，也常简写 为Edward J. Steichen。1879年生于卢森堡，1881年随家族移民到美国，在1900年成为归化的美国公民。史泰钦16岁时开始从事摄影艺术的追求和创造。在他94载的人生旅途中，摄影生涯就有78年，被誉为美国的摄影巨人，摄影大师。他不仅在创作题材上包括了“人像”、“静物”、“风景”、“社会新闻”、“生活”、“广告”、“集锦”等许多方面，而且在创作上更是把“画意派”、“纯摄影派”和“纪实派”以及“抽象构成派”等风格之长汇于一身。用史泰钦自己的话说是:“每隔十年，人就应该鞭策自己，好使自我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译者注

[32] 1955年，史泰钦主持的大型摄影团体展《四海一家》(The Family of Man)获得了不少好评，展览共有来自不同摄影师所拍摄的500多张作品，以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民为主题，描述了他们的生活、爱和死亡。——译者注

[33] 参见罗兰·巴特:《神话学》，安妮特·莱维斯译(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trans. Annette Lavers) (New York， 1972)， 100–103页。(中译本:[法]罗兰·巴特著，许蔷薇、许绮玲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译者注)关于展览的经典批判，另可参见恩里·J·桑迪恩:《图绘一种展览:男人家庭和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Eric J. Sandeen， Picturing an Exhibition : The Family of Man and 1950s America)(Albuquerque， 1995)。

[34] 我将这种构想归功于拉斯·卡斯特罗诺沃(Russ Castronvo)，他在2007年5月18日于加州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的演讲“民主怎样品位？”(How Does Democracy Taste？)中说:“全球被展现为是普世的一种不完美转译”(the global is revealed as the imperfect translation of the universal)。

[35] 亚历山大·布罗迪:《同情和公共的旁观者》，载《剑桥亚当·斯密研究指南》，努德·哈孔森编(Alexander Broadie， “Sympathy and the Impartial Spectator，”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am Smith， ed. Knud Haakonssen) (Cambridge， 2006)， 178。

[36] 大卫·马歇尔:《国情的惊人效果:马里沃、狄德罗、卢梭和玛丽·雪莱》(David Marshall， The Surprising Effects of Sympathy : Marivaux， Diderot， Rousseau， and Mary Shelley)(Chicago， 1988)， 5页(黑体为笔者所加)。

[37] 正如安德鲁·福赛斯(Andrew Forsyth)在1893年的《复变函数论》(Theory of functions of a complex variable)中所写的那样，引自《牛津英语词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olomorphic， a. ， 2.”部分。

[38] 认为同情(移情)与拟态可以关联起来的观点早在亚里士多德论述“戏剧净化”(theatrical catharsis)的时候就有了，虽然在亚里士多德和当前之间的任何比较都会剖析在亚里士多德戏剧中“净化”的社会功能以及对文本与图像作品的当代叙述中更为个人化的同情驱动之间的不同之处。不管怎样，让我们观察指向情感(affect)与指向逼真性(verisimilitude)的拟态理论之间的差别。

[39] 伊琳·斯凯瑞:《痛苦中的身体:创造和改变世界》(Elaine Scarry， The Body in Pain :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Oxford， 1985)， 322。在下文中，我简写作BP。

[40] 2007年5月8日斯皮瓦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演讲。

[41] 卢卡奇(匈牙利语:Luk?cs Gy?rgy，1885–1971)，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他将物化和阶级意识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德文名:Geschichte und Klassen Bewusstsein，英文名: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译者注

译后记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这部中译本终于完成了，但在心情上，我却并没有感到轻松:因为虽然完成了翻译，但解读的过程才刚刚开始。在本雅明看来，译者的任务是在译作的语言里创造出原作的回声，我努力让原作者的思想能够以中文语言发出声音，并使读者能够感知与理解。但最终做出评判的，还是各位读者。

对我来说，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2011年7月，我有机会访问伦敦国王学院(King’ s College London， KCL)，并与在此任教的著名伦理学者姚新中教授作了交流，其中就提到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并顺带讨论了关于伦理与社会发展这一更宏观的问题。我自己对于道德问题的理解也正是在这样的开放式交流中逐步深化的。

承蒙包智明老师、张海洋老师的厚爱，我有幸进入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Global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IGEA)工作，这是一个主要面向亚、非、拉地区进行海外(包括跨界)民族与社会进行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的专门机构，虽属初创，但因领导得力、同事合力，如今已经颇有成效，长远蓝图亦已展开。借此契机，我自己的学术旨趣也从较为纯粹的历史研究转向了历史/社会的研究，更为关注研究背后所蕴含的理论张力与现实意义，但“边疆视角”则是我一直秉持不懈的。如果说翻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美]巴菲尔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是我对中国北部边疆新视角的一种体认与追寻、翻译《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美]范发迪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是我对中国东南“文化边疆”的中西冲撞的一种理解与再思的话，那么，这本《假想的“满大人”》的译介则是我对“痛苦”这一中西文化“心灵边疆”的一种介入与诠释。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刘东老师，他给予我充分的信任，使我有时间和信心把这项翻译工作做好;同时也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王保顶先生，是他的耐心与宽容，使我能够在一次次的延期之后依然能够较为从容地打磨稿件。此外，在我对翻译过程中的难点束手无策的时候，本书原作者韩瑞(Eric Hayot)通过电子邮件细致地为我解答，并给出了详细的后续阐述，使很多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还欣然为该中译本撰写了长篇中译本序言，感激之情无以为报，只有努力将他文中的原意用另一种语言(中文)表达详尽，才算对得住作者的一片苦心。在翻译的漫长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老师、《中国图书评论》总编杨平先生、南开大学文学院周志强老师、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程巍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老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李红岩老师等各位师长时时给予关怀，令我非常感激。在与龚浩群、庄晨燕、尤陈俊、黄家亮、张亚辉、黄东海、李扬、钱玲燕、刘昕亭等各位同事、学友的交流中，也使我受益良多。本书的责编孙立先生也为此倾注了不少的心血。最后，还要多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身边的最佳读者方笑天，他们是我为未来不懈努力的动力与支柱。

对我而言，人生计划终究要落实为一步步迈出的印迹，我愿以此作为我人生当中这段时光的一个简要总结，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对自己下一个阶段的鼓舞与期望。当然，尽管我已经尽了所能，但终究还是才疏学浅，难以全面把握作者极为广博的知识领域和如此丰富多样的资料素材，对于作者在分析中所运用的一些方法和术语也不能说完全参透。因此，中译本中还是会出现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会妨碍各位读者对文本与分析过程的理解，所有这些问题，都由我负责。我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友、读者能围绕本书中译以及所展现的主题、分析思路等方面多多交流，以实现学术上的良好互动与沟通，我的联系方式是rucyuanjian@ hotmail. com。

袁剑

2012年11月29日

于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目录

两访中国茶茶乡（上）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两访中国茶茶乡（下）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两访中国茶茶乡（上）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两访中国茶乡 / (英) 福琼 (Fortune,R.) 著 ; 敖雪岗编译.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5

书名原文: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and the british tea plantantions in the himalaya

ISBN 978-7-214-17018-7

Ⅰ. ①两… Ⅱ. ①福… ②敖… Ⅲ. ①茶叶－文化－中国 Ⅳ.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5379号

第一章

初见中国，第一印象——登陆香港——港湾概况——维多利亚城——中国城，赤柱 与小香港——香港岛概况——暴雨的威力——“欢乐谷”——中国人罢市以示抗议——山顶风光——气候——岛上的植物——少数几种土生动物——定居点的一些不健康因素——中国居民的特点——形形色色的外国人——香港作为贸易口岸的发展前景

1843年七月六日，从英国启程四个月后，中国的海岸第一次进入到我的视线当中。尽管我经常听说，这一地区的山丘都很贫瘠、荒芜，但我还是没想到，这些山丘是如此荒凉。从船上看过去，到处都是一派似乎烧焦后的景象，裸露的地表上，花岗岩石和红土随处可见。树木稀少，勉强成活的一些，也不堪它用，只能用做柴火，倒也正好满足了这一带中国人对木柴的需要。枞树似乎比较适应这片土地，山坡上到处都是。但因为土地贫瘠，再加上中国人对树木的砍伐，这些枞树外形矮小，如同灌木一般。难道这片土地就是我在英国常听说的“花国”[1]？一个遍布茶花、杜鹃花与玫瑰花的国度？

经过几小时的愉快航行，在穿过一些岛屿后，我们最终到达了美丽的港湾——香港，我们的船就停靠在维多利亚新城前面。香港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港湾，港湾呈不规则形状，长大概有八到十英里，最窄处只有两英里宽，其余则有六英里宽，到处都可以停靠船只，是船只避险的理想之地。在港湾南面，是香港山，北面则是中国大陆的山体，港湾就嵌在两者之间，被四周的山体掩蔽着，即使遭遇最猛烈的风暴，船只也完全不用担心安全。

新建的维多利亚城就坐落在香港岛的北部，沿海岸铺开，并随着山势向南陡峭抬升。这时候的维多利亚城还显得有些奇特，从海上看去，也不太规整。但随着各项城市规划的实施，更多漂亮房子建起来，这个小城市将成为一个很美的地方。等到我1845年12月份离开中国的时候，维多利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房子、新街道，就像变魔术一般竖立起来了。一些大型市政建筑，比如供士兵居住的军营已接近完工。商人们的坚屋华厦也建了不少，还有一些正在建造当中。维多利亚的西侧还建了一个中国城，主要是中国人居住其中。沿着海岸铺了一条路，美丽的皇后大道，长约数英里，路两边新起了很多漂亮的房子，很多很不错的商店，比起广州的商店来，它们可能还有点逊色，但肯定和澳门的已经不相上下了。事实上，很多澳门的商家已经把他们的事业转移到香港来了。自从英国人离开澳门以来，原来做生意的那块地方已经没什么价值了。香港的市场也很兴旺，在这儿，你可以找到从大陆运来的中国各地的产品，比如中国土产的水果、蔬菜等；鸡、鸭、野鸭、鹌鹑、野鸡；各种各样的肉类；事实上，只要你有钱，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买到。 此外，像英国的西红柿、豌豆，以及其他一些外国蔬菜，也是一年四季都有大量供应。

在新城之外，岛上仅有两个值得一提的中国村镇。它们都在岛的南边，以前叫做香港仔和赤柱[2]，后来被总督德庇时爵士[3]改为斯坦利和阿伯丁[4]， 其实就是两个渔村而已，阿伯丁位置更重要一些，所以政府在这儿一直驻扎了一支军队。

香港岛是珠江口最大的岛屿之一。从东到西，全岛大概有八英里长，最宽处也不过六英里，最窄处则只有三英里，形状很不规则，向海中东边突出一块，西边伸出一截，但也因此形成了很多海角与港湾。试想一下，一个狭长的岛屿，多山，从山顶伸向海面的斜坡上，高高低低地均匀分布着一些深沟大壑，这些沟壑，从山顶陡插入海，从上到下越来越宽，也越来越深。在山洪长年的冲刷之下，或者是山体崩塌的结果，这些沟壑中裸露出一些巨大的花岗岩石块。沟壑中溪水充沛，中国人充满诗意把此地称作“香港”，更准确地说，“香江”——馥郁芬芳之江，正是从这些溪水而得名。可是在雨季，倾盆大雨之下，这些小溪暴涨成山洪，以万钧之势从山间冲下，冲垮一切。1845年5月，维多利亚就经历了这么一场暴雨，雨水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很多房子被毁坏了，不久前花巨资建好的马路被冲垮了，下水管道也冲裂了，很多桥梁以及公共建筑都被彻底毁掉了。《香港人报》报道上面这场水灾说：“水灾给那些新修的马路以及正在修造中的房子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倘若雨水再肆虐一两个小时，很多房子就要被泡塌了。雨水还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五点钟的时候，整个皇后大道，从市场入口一直到市场里面，都被泡在两到四英尺深的洪水中。上山的那些街道，此时都还在不断为皇后大道这个大“湖”输送水源。特别是卑利道[5]，洪水从山上冲下来，把它面前的一切都裹挟而去。水退之后，卑利道就如同一条干涸了的河道，上面布满了石块与建筑残骸。从皇后大道通向海边的各条道路也都泡在了雨水中，通向灰泥商行的那条街道有好几个小时都急湍横流，路两边的房子靠着匆忙垒起来的土墙才勉强逃脱厄运。大概六点的时候，雨势虽然减弱了一些，但这条道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难以通行。有位苦力，试图淌过德己立街，却被马路上的急湍冲得无法站稳脚跟，幸亏他及时抓住了一副床架。新近建好的下水道无法将洪水排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附近一所新建的房子，进水达三英尺深，好几段墙都被冲垮了。地势较高的街道，其明沟系统也遭到破坏，有不少甚至是被彻底摧毁，只留下一点点痕迹让人还能看得出此地曾经是街道。律政司司长办公楼的外边原本有一条路，远处倾泻而来的水流使得这条路也变成了一条河，水流咆哮着冲破办公楼厢房的屋项，将办公室的大部分东西都席卷而去。大半条皇后大道都被两三尺厚的泥、沙覆盖，几乎所有的排水沟也都被淤塞了。军需部的桥梁被冲跑了，黄泥埇[6]的桥梁也消失得不见踪影了。有几个中国人埋在垮塌的房子下面，失去了生命。 听说薄扶林村[7]也有山洪暴发，冲垮了一处茅棚，里面住着一些修路的中国苦力，除了三位因攀上树木得救，其余的苦力都失踪了，很大可能是被冲到大海中去了。”

岛上可供耕种的平地很少，严格说来，只有维多利亚东边两里外的黄泥埇这一块平地，英国人把它叫做“欢乐谷”，可它也不过二、三十亩而已。此外便是山脚下的小块土地以及山间的一些梯田，加起来也没多少。过去，中国人常常在黄泥埇种些粮食和蔬菜，但这个地方很不卫生，政府担心，种植所需用水遭到污染后可能传播虐疾，于是禁止本地人在黄泥埇种庄稼，并且开始着手把这块土地排干。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岛上的生活完全仰仗中国皇帝治下的大陆来供应，至于供应与否，则全看他的喜怒了。现任总督德庇时爵士就职后不久，就在香港立法院的建议下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岛上现有居民，无论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必须登记在籍，接受大英帝国派出总督的管理。出于其对外国人一贯的猜忌心理，中国人认为这条法律不像字面上那么简单，是为了欺压他们而制定出来的。于是他们行动起来，反抗这条法律，所有的买办和其他头面人物为此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切断对香港的供应。接下来的几天，一切都停了，苦力们不干活了，装运物资的船也停航了[8]。他们想用这种罢市的方式来逼迫立法会改变法律。最终他们成功了，立法会改变了登记法令，新条令更能照顾中国人的感受。

山顶景色极其壮观，让人印象深刻。高高低低、荒凉、粗糙的群山连绵起伏——海拔最高可达两千英尺左右。极目远眺，海面上散布着很多与香港岛类似的岛屿。山的一侧，美丽的香港湾就躺在我们脚下，港湾中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船只。山的另一侧，则是浩瀚的南中国海。

香港的气候很不好，不论对欧洲人还是对中国人来说，这儿的天气都已证明对身心不利。七月、八月是最热的两个月，温度计显示的最高气温可达94华氏度，最低也有80华氏度。日夜温差通常在10度左右。冬天的时候，气温有时可掉到冰点以下，但这很少出现。只要太阳一出来，外出的话就必须带上遮阳伞，如果你硬是不带的话，必将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后悔，因为这儿的空气实在是太干燥了，让人难以呼吸，又找不到什么东西来遮挡直射下来的阳光。但冬天如果寒潮到来，北风吹面如割，屋中又必须生火取暖。实际上，一年四季，这儿的气温都是变化无常的。

岛上的植物还是让人很感兴趣的，特别是若干年以前，当这些本土植物还不太为人所知的时候。迄今为止，平地上我见到最漂亮的是某一紫薇属植物，有两到三种，花色则或红或白或紫。夏天，当此花盛开的时候，它们就相当于我们的山楂花，但又比山楂花开得更绚烂。海岸附近野生着很多这样的花。 更高一些的地方，在岩石缝里，漂亮的龙船花到处盛开，在香港的阳光照耀下，红色的龙船花是如此的鲜艳夺目。山谷之中则生长着各种蕨类与藤蔓灌木，没什么观赏价值。但在流水不断的岩石之间，我们发现了漂亮的唇柱苣苔，开着毛地黄那样的紫色花朵，非常优雅，我很快就把这种植物选送给了皇家园艺协会，如今，在英格兰的很多花园，你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岛上树不多，东一棵西一棵的。枞树较为常见，中国沿海各处都有分布。杉树香港较少，大陆则很常见。乌桕树也是地产物种，但本地人却不知道利用乌桕果。各种各样的榕树也很常见，有一种叫垂叶榕的，树形很美。有几种竹子长得也很好，配合周围的生长环境来看，很是赏心悦目。

中国人只关心果树的种植，在一些地方，有很好的果园，种有芒果、荔枝、龙眼、王枇、桔子、香橼和柚子等。

尽管香港有不少本土的灌木、树木品种，但整个岛给人的感觉还是很贫瘠很荒凉。要想改变这一面貌，岛上的土质是个很不利的因素。不过，政府的雄心，乃至居民们个人的努力与品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这种先天不足。几年之后，香港，或者说维多利亚新城，将展现出与今天很不相同的面貌。我们只需看看香港已经发生的一些变化，就可以推知不久的将来了。前些时候颠地先生[9]、大法官凯恩先生[10]、渣甸先生[11]、马齐森先生[12]在自家土地上，以及司徒瓦先生在那条上山的路上，都种了一些树，如今这些树已经长得很漂亮了。

岛上地产的动物种类并不算丰富。我经常看到野山羊在人迹罕至的危岩峭壁上吃草。此外还有野鹿与狐狸，但很少见。鸟类则只有两三种翠鸟，一些小鸣禽，以及少量斑鸠等，树林、灌木给它们提供了藏身之所。大陆上的鸟类更多，当地人捉了很多野鸡、鹧鸪、鹌鹑、鸭子、水鸭、丘鹬、鹬等，拿到香港市场上来卖。香港岛的山中难得见到这些鸟儿的身影，一旦它们现身香港，就说明它们在大陆身陷囹圄了。对于中国的穷人们来说，幸运的是，水里的物产比陆地上的要丰富得多，每天送到市场上出售的的鱼类品种，多得让人难以置信。鱼，与米饭一起，构成了中国人的主食。

沿着海岸线有很多花岗岩采石场，这些采石场给维多利亚新城的建设提供了石料。 岛上很多地方的花岗岩都处在风化过程中，有些聪明人士据此推断说，这也许就是岛上流行 “香港热”的原因，这种恶疾很难治愈，业已夺走了好几百人的生命。

秋天八、九、十这三个月，很容易让人生病。1843年我初到此地，岛上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有个叫“西点”的地方，建有几个军营，看起来好像与别处无异，但对于大多数驻扎在此的士兵们来说，这儿却是一个伤心之地。 死亡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总司令萨尔顿勋爵[13]不得不把那些幸存的士兵们撤出来，把军营推倒。前面提到的黄泥埇，也就是所谓“欢乐谷”，是另一个高发病率的地方。我的一个旅伴，戴尔先生，以及他的合伙人，希望出来在新天地大展一番拳脚，住在欢乐谷，没几天，他们就染上病，再过几天，就去了那个“永远没有回程的未知国度”。岛上的其它地方，当时认为更安全一些，其实发病率也很高。 死去的人员中包括璞鼎查法官以及令人尊敬的马儒翰先生[14]，他当时担任中文翻译一职，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马礼逊博士。璞鼎查法官才出来不久，受政府委派正打算回英国，却不幸染病身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用不着再举例了，这些已经足够证明，我们这个新的殖民地，当时的状况有多糟糕，这种热病又是多么凶险，只要染上，就很难治愈。医生们能够开出的唯一处方就是赶快到澳门去，离开香港。

当时，岛的南边据信比北边要更安全一些，维多利亚新城不幸位于岛的北边。人们普遍相信，新城应建在南边，因为西南季风的缘故，南边的空气更新鲜，而北边因山地的阻挡，大部分西南季风都吹不进来。但是，这一说法很快就被证明错了，驻扎在南边香港仔的军队，发病死亡率比那些在维多利亚城的还要高得多。

维多利亚的本地人口主要有小店主、商人、仆人、渔民以及苦力，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体面一些的中国商人都不愿意把家安在这儿。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我们不幸就只好和这个国家最下贱的人为伍了。城里到处都是小偷与强盗，最近因为建立了强有力的警察队伍，他们才收敛一些。 在没有警察之前，一到晚上，就有盗匪拿着刀枪闯入民宅，将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这些胆大妄为的盗匪甚至连总督也不放过，有天晚上把总督府也抢了，另外一次则偷走了哨兵的枪支。这些武装歹徒，有时人数可达100人之多，他们来去自如，没人知道他们从哪儿来，又落脚在什么地方。幸好这些偷抢事件现在很少发生了。我在岛上以及附近大陆上闲逛的时候，发现本地居民们还是挺友好、文明的。我到过附近的峡谷、山地、村庄、乡镇， 从我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倾向于相信他们是这样的人。但个中原因，也许是因为我身上没有他们所想要的，我总是非常小心，身上不带任何值钱的东西，而我的衣服，经过在岩石与树丛中的跋涉之后，即便对这些中国人来说，也是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

自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之后，岛上的外国人口有了很大变化。以前，这儿只有几个商人，互相知根知底，都是些很正直、很高尚的人。现在，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从英格兰到悉尼，成群结队来到这个天朝上国，混杂在一起。

作为一个贸易地区，我担心香港不太容易获得成功。华南的大部分进出口业务都必须在广州进行，现在也还是如此，至少现在还看不出来将这些业务转到香港来的可能。但是，对于很多商人来说，香港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据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鸦片生意的商人。香港也可以成为各洋行的总部所在地，因为华南已经与英国、印度开通了汽船班轮，香港可以很方便地获得英国、印度市场的最新消息。 而且，香港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如果再发生一场新的战争，香港的重要性也许就将得到确认。英国人不会忘记自己在澳门为了寻求葡萄牙的保护而付出的代价，他们不希望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让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庇护在饱经枪林弹雨、高高飘扬了几百年的米字旗[15]之下，对英国人来说，并不是一点吸引力也没有。

[1] 译者按：原文是“flowery land”。中华之“华”原意指花，福琼应该知道“华”字的本意，所以这儿故意用花国来表示反讽。

[2] 译者按，原文“Chuckchew”，应是“赤柱”的音译。

[3] 译者按，有时也译做戴维斯，著名汉学家。

[4] 译者按，斯坦利，原文作Stanley，即赤柱村所在，从英国首相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Stanley（斯坦利勋爵）得名，斯坦利于1841年担任英国殖民大臣；阿伯丁原文作Aberdeen，其地即香港仔村所在，从曾经两任英国外相的乔治·汉密尔顿-戈登George Hamilton-Gordon（第四代阿伯丁伯爵）而得名。福琼以Stanley对应香港仔，以Aberdeen对应赤柱，顺序颠倒。

[5] 译者按，原文Peel Street。查香港舆地文献，普遍认为这条道路是从1930-1935年间的香港第18任总督Peel爵士而得名。依福琼此书，则Peel Street之名于1844年便有了。

[6] 译者按，原文WANG-NAI-CHUNG，即黄泥埇，正式的英文名应为Wong Nai Chung。

[7] 译者按，原文POKFOWLUM，现在一般叫做Pok Fu Lam。该村原名又为薄凫林。

[8] 译者按，德庇时曾在1844年8月透过订立《人口登记法例》，设置总登记官（Registrar General）和总登记官署（1913年改称“安抚华民政务司署”），对全岛进行殖民地成立以来，第一次的人口普查和户口登记，结果录得全岛人口共23,988人外，又不论洋人华人，一律征收人头税，每年洋人5元，华人1元，事件引致大批华人搬离香港岛，而随后各界停工罢市，人头税方才暂缓执行。

[9] 译者按，原文Dents，疑即英国人Lancelot Dent, Dent & Co(颠地洋行，也叫宝顺洋行)的老板。大鸦片商人。

[10] 译者按，即1844年任香港总巡理官的William Caine。

[11] 译者按，原文Jardine，疑即怡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的老板William Jardine.

[12] 译者按，原文Matheson，疑即怡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的合伙人Matheson.

[13] 译者按，原文为Lord Saltoun, 即Alexander George Fraser, 17th Lord Saltoun (1785 – 1853)，曾参与英国与拿破仑的滑铁庐战役，后来又参与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率英军攻打镇江，后驻守香港。

[14] 译者按，原文J.R.Morrison，即John Robert Morrison，中文名马儒翰，或称小马礼逊，著名传教士与汉学家马礼逊之子。

[15] 译者按：作者在这儿引用了THOMAS CAMPELL(1774-1844)《英国海军之歌》中的诗句：Whose flag has braved a thousand years, the battle and the breeze。

第二章

离开香港前往厦门——南澳岛的鸦片集散地——南澳岛上自由自在的英国人——岛上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谋生手段——新任总兵的新政策——樱桃白兰地酒改变了他的看法——职责所在，送往北京的报告——厦门——厦门的商业——农民簇拥下的乡间旅行——没有发辫——山岭——鼓浪屿——战争的破坏作用——奇怪的岩石——岛上恶劣的卫生条件——植物和鸟类——访问地方长官——地方长官的住宅与庭院。

8月23日， 我离开了令人愉快的香港湾，乘船前往厦门。当船绕出港湾的西口，沿着香港岛的南侧前行的时候，我看到了美丽的赤柱小镇以及建在镇上的军营。这个镇子小小的，更像是一个村子，它坐落在深水海湾的岸边，沐浴在西南季风带来的新鲜空气中，比位于岛屿北侧的维多利亚新城要卫生得多。

我前面提到过，那段时间我们这个新的殖民点正流行一种恶疾，现在厄运降临到我头上来了。我一连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病势凶险， 却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也许是新鲜的海风起了最主要的作用，也许是老天爷发慈悲，我活了过来。途中我们遇到了一场强风，这场强风把我们阻在一个深水港湾中，在风浪中颠簸了三天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鸦片码头南澳岛[1]。

南澳岛是个小岛，位于香港与厦门的中间，以鸦片走私的集散地而著名，外国鸦片船与中国走私商人就在这儿进行他们的非法交易。那时候我刚从英国来，脑袋里充满了对中国这个天朝上国的神圣想象。 我原以为，我大概只能远远地看一看这个天朝上国，作为夷人，我们的双脚大概是不能踏上这块神圣的土地。所以当我看到鸦片船的船长们在岛上自由地走来走去，我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船长们已经在岛上修了很多条路，建了一所类似于吸烟室一样的房子，以便夜晚上岸休息时使用。他们还修了马厩，养了一些中国的小马驹，在岛上到处骑着玩，实际上，他们就像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一点也没引起本地中国人的反感。

岛上也聚集了成千上百的中国人，他们在这儿建起了一些棚屋，一个集市，或者说市场，为鸦片船提供补给。就像在欧洲经常看到的那样，一旦鸦片船移到附近别的什么地方停靠，所有这些本地人，他们的房子、市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都会跟着鸦片船一块搬迁，反正他们搬起来也很容易。有个船长告诉我，暂时搬离原来的锚地，是船长们有意为之的。他还告诉我，如果我正好在搬迁后的一两天来到这里，我会发现所有的人都离开了，这个地方已被彻底抛弃。船长的话里面并没有任何夸张之辞。几个月后，我又回到这儿，岛上刚经过一次搬迁，整个小村子搬得一点痕迹都没留下：男人、女人、孩子们，他们的棚屋、渔船以及他们的一切，都跟着鸦片船一起搬迁，然后在新的停靠点附近的海滩上把家安下。

这些村民的谋生手段各异，种种手段实在令人吃惊， 其中一种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村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小艇，用来给鸦片船运送禽畜如鸭子、鸡以及其它东西等，其中一种小艇，由五六块厚竹板捆扎而成，看起来更像是筏子。可怜的村民们就坐在这种筏子上，划着两片桨，整个筏子以及筏子上运送的东西通常都泡在海水里，村民们供应给鸦片船的那些家禽就处在这样一种极其可怜的状态之下，自然活不长久。

几个月后，香港总督璞鼎查爵士[2]收到一封来自南澳地方政府官员的抗议信， 信中说，英国人在南澳岛上修建房屋，修筑马路，正在把南澳变成另一个香港，但是根据《条约》[3]，英国人无权这样做。前任中国官员对英国人在岛上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离职后，新任官员在对待海盗的问题上，以非凡的能力和勇气而著称，抗议信即出自他手[4]。璞鼎查爵士承认英国人在岛上的行为有违法之处，但他也批评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这些行为的姑息容忍态度，他希望给英国人半年的过渡时间，以便售出或转移他们留在岛上的物品。中国政府答应了这一请求。

我在岛上碰到的那些人那些事足以说明中国人的办事特点。1845年10月，我来到南澳， 就岛上的事情做了一些调查。我发现，只要态度谦恭一些，再带上几瓶樱桃白兰地酒，那位善良的前任官员的态度就会缓和很多。 鸦片船的船长们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信中说，遵守有关规定的表面文章还是要做一些的，比如，船长们必须把房子推倒，但马厩与马驹则可以保持原样，考虑到船长们已经养成的习惯，他们在岛上可以像以前一样生活、娱乐，马照跑，烟照吸。信中甚至暗示，船长们要是愿意的话，可以重建一所新房子，没人会来干预。同时，他肯定也会向北京报告，说进犯岛屿的夷人已被赶跑，甚至无中生有，说发生了一场战斗，俘获并摧毁了一些夷人的船只，以此来夸大渲染他的光辉成就。这就是中国人的办事方式。我照方抓药，在岛上进行植物研究的事也就一路顺畅了。岛上的山与前面提到的那些山一样贫瘠， 自然资源，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与香港类似。

南澳岛大约有十五英里长，时宽时窄，有的地方大概有五英里宽。最主要的镇子位于岛的北侧，面朝一个很美的海湾，海湾里停满了渔船。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海岸线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小小的帆船，帆船的主人，那些渔民，也许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努力的一群人。很多渔民都喜欢光着身子干活，而在中国的其它地方，这种情况并不太常见。

离开南澳岛，我们沿着海岸继续北上厦门。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吃惊地看到，海岸上都是一些荒凉的石头山，有些地方则是沙山，刮大风的时候，沙粒被风吹起，落在船上的缆绳上，把缆绳都变成了白色。搅起的这些沙粒让身处附近的人很不舒服。山中时不时也能看到一些相当肥沃的平地，种有红薯、水稻以及其它一些中国人的主要农作物。海岸边的高山顶上，远远的内陆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些高耸的宝塔，对于沿着海岸线航行的水手们来说，这些宝塔作为地标，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 快到厦门的时候，我们穿过了东碇岛[5]，这个岛的中间，有一条天然隧道， 当船只列队穿行其中的时候，那种新奇的景象让人印象极其深刻。下午，我们的船停靠在厦门岛与鼓浪屿之间的码头。

厦门是个三线城市， 绕着城市走一圈大概有七、八英里，人口30万左右。在我到过的城市中，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厦门大概是最脏的，甚至比上海还脏，尽管后者已经够糟的了。秋天的厦门，天气还是很热，街道窄窄的，只有几英尺宽，上面盖着草席，给行人遮挡阳光。 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流动摊贩在制售食物，推销他们的美食，它们散发出一股非常难闻的的气味， 弥漫在城市的每一处，令人窒息。郊区则比城市里干净得多，但由于这些地方的中国人不习惯使用马车，所以道路都很狭窄。

中国最好的最有进取心的水手都来自厦门以及附近的沿海地区。移民到马尼拉、新加坡以及马六甲海峡周边地区的中国人，许多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厦门以及福建沿海的。所以，这一地区也就成为了外国废旧物品交易中心。战争期间[6]，我们的军官注意到，这儿的商人，比起其他地方的商人，更了解英国的风土人情，他们都知道我们在新加坡的殖民地，并且觉得新加坡很好。

自从开口通商以来，厦门已经开设了数家洋行，尽管交易规模比起更北边的上海来说要小一些，但仍然很可观。进口物资主要有印度棉花、纱绽，英国白细布，美国产品以及鸦片等，此外还有一些他们自己用帆船从马六甲海峡附近运来的产品。自从英国领事进驻厦门以后，鸦片船就不允许停在港口里面，它们现在紧贴着港口外停靠，与中国的鸦片贩子们在那儿进行交易，可以不受惩罚。

在厦门进行贸易有个不利情况，我们最想要的出口物资，茶叶与丝绸，这两种东西运到厦门比运到北边的港口上海要费事得多，这当然对厦门很不利。不过厦门在相当一部分贸易业务上也有其便利之处。在厦门，世界上所有的硬币都可以流通：美元、卢比、英国先令以及六便士、荷兰硬币等等，在这儿都可以找到，币值则以重量来计算。碰到大额交易，一般是棉花与鸦片交易时，有时也使用中国的黄金——金条，一般都认为是纯金。

逗留厦门期间，我不断地深入到内陆，有时沿着河流上溯到很远 ，然后上岸，在附近地区进行我的植物学研究。在远游的过程中，我不经意间路过了很多乡镇、村落，通常我都会施施然走进去，没碰到过任何阻拦。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似乎很高兴看到我。天热的时候，当我坐在大榕树——通常种在屋子旁边——的树荫下乘凉，全村的人，男人、女人、小孩子，都聚拢在我身边，好奇而又不无害怕地看着我，似乎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有人开始摸我的衣服，有人翻看我的口袋，另外几个人则查看我采来的标本。他们得出的大致结论是，我是个行医的人，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身边就围满了各层次、各个年龄段的病人，希望从我这儿得到帮助与建议。在中国农村，病人多到让人吃惊。很多人接近失明。皮肤病患者更多，至少在这个地区是这样，患病情形让人作呕。 病因则可能与他们的饮食习惯以及糟糕的卫生习惯有关。

有一天我在岛上的群山间穿行，我估计从来就没有英国人到过那个地方。那天天气很好，村里所有的劳动力都在地里面干活。我的到来，让他们似乎都很激动。从他们的言语与手势来看，我觉察到一股敌意。不管是山上还是川谷里，每个人都对我喊道：“伙计，回去”；或者：“伙计，回到你的舢舨上去”，意思就是让我回到船上去。但以前的经验告诉我，应付这种场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厚着脸皮，走到他们中间去，试着去改变他们的心情。这一次，我又大获成功，几分钟内，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孩子们四处奔走，为我搜集各种植物标本，老年人则主动递给我烟杆，让我抽他们的烟。然而，当我接近他们的村子时，他们似乎又对我起了疑心。 如果我就此掉头回去或者停在原地不动，他们定然会很高兴。可这不是我的做事方式，尽管他们 努力诱使我回到我的舢舨上去， 但我不为所动。于是他们指着天空，那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告诉我说暴风雨就要来了，可这对我也不起作用。当发现不可能改变我的计划后，不得已之下，他们只好派一些孩子回去 ，把我要来的消息通知村里人。当我走进村子，发现全村所有能走动的，包括猪啊、狗啊，都出来了，为的是看看我这个“伙计”。 很快，我把他们——狗除外——都逗乐了，至少他们不会急于把我赶走了。一个德高望重，看起来像是村长的人，拿来了一些糕点和茶水，客气地请我享用。我谢过他，就吃了起来。数百个人围着我，他们很开心，“他吃喝的样子和我们一样”，一个人说。“看”，几个在我身后的人说，他们正在认真研究我的后脑勺，“看这儿，这个外国人没留发辫。”于是整个人群都转向我身后，女人们与小孩子也不例外，看这是不是事实，我有没有辫子。人群中有个人，很像个花花公子，留着一根好看的发辫，发梢还系着丝绸，他走到我跟前，解开一块本地人用做头巾的布，于是他的长发便很有风度地披在他的肩头，他骄傲地对我说：“看这。”我称赞他的发辫很美，并表示如果他允许我把他的发辫割下来，我愿意把它戴在自己的脑后。 他似乎被这种提议恶心坏了，而旁边的人们则都哄堂大笑起来。

这一地区的山岭比我此前此后看到的都要贫瘠得多，山上全是裸露的岩石与像石头一样坚硬的沙砾，长着零星一些植物。山的高度则从海拔500英尺到2000英尺不等。离海岸较远的内陆有一些比较平坦的土地，较为肥沃，出产大米、红薯和花生，此外生姜和糖的产量也相当高。

鼓浪屿正对着厦门城，扼守着厦门的交通。战争期间，英军攻占了这个岛，一直到1845年春天，在中国付了一部分赎金后，才把它交还给中国。鼓浪屿是个长度不超过两英里的不规则形状的小岛。 战争以前，居住在岛上的似乎都是本地的一些头面人物。岛上的房子现在大部分都被破坏了，但从其残留部分可以看出以前的样子，显示出前房主的富有。看到这些残垣断壁，曾经美丽的鱼池，如今杂草丛生，遍地垃圾，以及像房屋一样残破不堪的花园，你不禁满心希望，你的安宁、喜乐的家乡，能够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带来的灾难，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能免受战争之苦。按照我听到的说法， 本地那些贱民对岛上这些房子的破坏比英军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还要恶劣，他们把一切能带走、能卖掉的东西都拆走了。

有些巨大的岩石（花岗岩），靠着自然的伟力，以奇特的姿势矗立山头而不倒，引起游客们的极大兴趣。其中一块岩石，似乎是被某种天生神力抬举到现在的位置，然后留在那儿，只是为了让后世的参观者在惊叹之馀，琢磨它是怎么来到此地，又是如何做到屹立不倒的，尽管一丁点火药就足以将其从山顶轰落到平地。另一块巨石则矗立在海港的入口处，然而，这块巨石似乎快要倒塌了，所以在其一侧现在砌了一段石础来支撑它。有关这块巨石，当地人有个说法，只要巨石不倒，对于外国入侵者来说，厦门就不可攻克。 不幸的是，这一说法在英军面前不灵验了，尽管这块巨石还像以前一样矗立不倒，厦门却如同其它地方一样，被英军攻克了。

厦门岛，特别是其东北面与东面，卫生条件很不好。 西南季风盛行的时候，热病与霍乱在岛上非常流行，十分危险。英军占领厦门期间，因气候而病倒的士兵，比攻打厦门时倒在中国人的枪口下的士兵要多得多。1843年秋天，病倒的军官以及第18爱尔兰步兵团的士兵，其数量之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为失去同志或朋友，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悲痛。气氛真的非常压抑。 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头天还好好的一个人，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具尸体，抬进最后的安息地。英军的小小墓园都快要爆满了，到处都是翻出褐红色泥土的新坟，死亡名单上几乎每天都要增加两三个人。但令人称奇的是，第41皇家爱尔兰步兵团的一支由何尔上尉率领的小分队，上到军官，下到士兵，却完好无损。他们当时驻扎在岛上的另外一个地方。

我觉得， 我们对中国了解得越多，以前我们对中国卫生状况的美好想象就会消除得更多。这些美好想象都是因为前人给我们的误导而产生的，他们住在澳门或广州的阴凉而又通风良好的房子里，以为全中国便都是如此。漫步在鼓浪屿岛上时 ，我无意中还发现了一些英国人的墓碑，按照碑文记载，这些英国人150年前便埋葬于此，因为中国人对死者坟墓的格外尊重，这么多年过去，这些坟墓一直保存了下来。最近这些坟墓由海岸上我们的一位船长重新修葺，又安上了墓碑。这位船长也因其可敬可赞的 善行而博得“死而不朽”的美名。

在厦门的石头山以及一派荒芜的景致之中，可以想象得到，我的植物学研究找不到什么用武之地。而且，这儿的植物群落与广东的一样，带有很多热带植物的特点。在厦门的园林中，有几种美丽的灌木，其中大部分如茉莉、桂花、月季、菊花等都已经很有名了，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常见品种。在树篱以及岩石缝里，长着很多鸡矢藤， 一种小小的藤蔓植物， 非常漂亮，但气味很难闻。厦门有 几种特别美丽的玫瑰，开着小小的重瓣花，又简洁又漂亮，可惜没有花香。以上这些植物我都送了一些回国，种在园艺协会设在奇西克[7]的花园里了。

鸟很少，种类更少。实际上这不难想象，鸟儿们在这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找不到。厦门有一种白翼的小鹩哥，一大群一大群的。白颈乌鸦、爪哇雀、印度鸢以及两三种翠鸟也很常见。在我逗留厦门期间，第41皇家爱尔兰步兵团的何尔上尉给我的帮助很大，他很喜欢植物，也熟悉邻近地区各种植物的分布情况。

一天，我和何尔上尉以及艾伯里神父[8]，一位美国的传教士，一同前去拜访一位地方长官[9]， 参观他的住宅与花园。他家位于郊区，在海边的一座石头山旁。 当我们到达他家的外院时，很多下级官吏已经候在那儿迎接我们，并把我们迎进一间看起来像办公室的房间。在客气地请我们坐下后，他们给我们送来了烟杆和鼻烟壶， 一种用玻璃和石头制成的小瓶子，相当精美，里面装着些类似于苏格兰鼻烟的东西。房间里有两张榻，或者说床， 其中一张榻的上面摆放着一盏点着的小灯，灯旁一根鸦片烟管。我想，一定是我们的到来打断了这位鸦片吸食者的享用过程。按照这个国家的风俗，茶也很快给我们端来了，但态度相当冷淡，艾伯里神父告诉我们，如果事先就被介绍给地方长官的话，我们会得到更好的接待。我们尝了尝茶，以免辜负主人的好意。

几分钟后，地方长官走了进来，把我们带进一个更精致的客厅。这个客厅很大，很通透。客厅一头立着雕花的古董架，架子中间摆放着一座时钟，以及一些插满花的精美花瓶。中国人对古旧物品充满了崇敬之心，我这次就有机会见识到了他们的这种心理。架子上的一个瓷瓶，地方长官告诉我们，已经在他家五百年了，而且，这个瓷瓶有个特别的地方，用它来存放鲜花或者水果，可以延迟其腐败时间。他特别自豪于这个瓷瓶的悠久历史，非常爱惜地把玩着它。出于唱戏——或者说演戏——的需要，客厅的另一头稍稍抬高了一些。中国人，上到最高层的官员，下到最底层的老百姓，都非常喜欢看戏。茶很快端上来了，装在茶壶里，这是欧洲的喝茶方式，而不是中国人常见的那种。中国人喝茶，第一步是把茶叶放到杯子里，然后泡水，喝茶的时候茶叶就留在杯底。这种喝茶方式肯定会得到阿伯丁那位挑剔的先生的喜爱。很多年前，当咖啡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的时候，这位阿伯丁人抱怨说：“房东太太送来的咖啡既不浓，也不淡。”中国人喝茶的时候是从来不加糖的。

地方长官问了我们一些问题，我们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离开家多长时间了？更特别的问题是，我们多大了？又仔细查看我们的衣服，很显然，他对我们穿的彩色马夹感到最满意。然后他邀请我们走出客厅，到屋子外面去看看。这间屋子坐落在山脚下，屋子后面带着一个花园。花园确实很美，小径上面覆盖着繁茂的榕树，巨大巉峭的岩石下藏着阴凉的岩洞，一股清泉从山间流下，再从岩底泻出。 主人对这股山泉赞赏备至，为了取悦他，我们于是都满怀热切地喝了一些：说实话，在这样一个地方，这种山泉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主人又给我们拿来望远镜，很显然，他把它看作是一种很稀罕的玩意儿。他把望远镜放在一个大大的石头桌子上，仔细地调好镜头，然后让我们凑上去看。但我们都不习惯这样子使用望远镜，都像平时一样把它拿起来，抓在手里往外看。地方长官似乎很吃惊，我们竟然能这样用望远镜！在把花园中的宝贝都展示一遍之后，主人领着我们又回到客厅， 重新给我们上茶，一块上来的还有六七种点心。这些点心，坦白地说，不管中国人认为多么好吃，我是一点也不喜欢。我后来在舟山、上海吃到过很好的圆面包和起酥蛋糕。又聊了一阵子，我们起身告退，主人邀请我们随时可以来做客。 天已经黑了，火把照着我们往河边走，在我们身后，就像往常一样，跟着成百上千的可敬而又文雅的中国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这么一大群保镖护卫着，我们真的为此而觉得荣耀。

[1] 译者按：今属广东汕头市南澳县。

[2] 译者按，璞鼎查（Henry Pottinger），香港第一任总督。有时也译作砵甸乍。

[3] 译者按：这儿指的是清政府与英国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

[4] 译者按：文中提到的这位地方官应是南澳镇总兵赖恩爵，他于1841年9月至1843年12月任总兵，以缉捕海盗著名。

[5] 译者按：东碇岛，在福建省漳州龙海市以东的洋面上，英国人把它叫做“CHAPEL ISLAND”。

[6] 译者按：指第一次鸦片战争，下文提到的战争都是指这次战争。

[7] 译者按，奇西克（Chiswick），位于伦敦，英国皇家园艺协会在此设有一个花园。

[8] 译者按，原文为Rev. Mr. Abele, 疑福琼此处记忆有误，Abele当作Abeel, 即美国传教士雅禆理。雅裨理(David Abeel)是新教早期来华的宣教士之一。1829年10月，他和公理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同船前往中国。1830年，抵达广州。在广州向外国水手宣教一年，同时学习汉语、马来语和暹罗语，同年成为公理会牧师。1842年2月24日，雅裨理抵达厦门鼓浪屿，在岛上今中华路一带建立布道所，成为最早进入厦门的新教宣教士。1844年，雅裨理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徐继畲与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会晤的通译。雅裨理在会晤期间向徐继畲传福音，他送给徐《圣经》及一些地图。徐继畲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世界各地的情况。

[9] 译者按，该地方长官疑即时任福建布政使的徐继畲。徐氏于1843年起在福建任职。

第三章

离开厦门——台湾海峡的风暴——狂风把我们吹回深沪湾——深沪湾——中国人是怎么交税的——当地人的性格特点——爬山——深沪湾宝塔——有趣的风景——遭到攻击、抢劫——我仆人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安全回到海边——淌过海滩的新方式——泉州湾

在考察了厦门周边的所有地区，完成了我的研究工作后，九月底我又开始了航程。这次航行要穿过台湾海峡，前往舟山、宁波和上海， 这三地是我们英国驻军最北的地方。这时，西南季风已经结束，开始盛行东北季风，我们遭遇了一场大风暴，一路上都是逆风逆水，这对我们的航行来说自然非常不利。最终，迫于天气， 我们只好把船停进泉州港，大风打坏了船首斜桅，也没办法继续前行了。有一阵子，海浪如山，我们的船在浪涛中忽上忽下，整个甲板经常就泡在水里。下面的事实也许有助于了解这场风暴的威力，有一条至少重30磅的大鱼被浪涛甩出，砸在船尾舵楼的天窗上，在把天窗砸破之后， 这条鱼馀势未消，直接摔到了船舱的桌子上。

我们用了一两天的时间，把货物转到了另一条船上，然后登上这条船， 继续我们的航行。这段航程甚至比前一段更危险， 出港几天后，就在快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场更可怕的狂风， 每一个曾在这片海域航行过的都知道这种狂风的厉害。我们船上新换上的最结实的风帆被狂风撕成了碎片，舷墙板也被海浪冲跑了， 尽管我们有最好的航海技术，也都非常努力，我们的船还是被吹得倒退，退到了南边很远的地方，比一星期前我们出发的泉州港还要更南边的地方。那些可怕的夜晚让我很长时间都难以忘怀。有天晚上，可怜的东印度水手们为了避风，都挤在船底。 高墙一般的浪涛，冲到了甲板上面，从船头到船尾，一路横扫而去，我们似乎是坐在汪洋中一块随风簸荡的细木板上。我已经下到舱底， 船长也来到舱底察看气压计，这时，我们感觉到一股巨浪狠狠地撞击我们的船身，并且听到了爆裂声，似乎船体一侧已被撞裂。同时，天窗玻璃也被撞碎，散落在我们周围，海水就从那儿冲进了船舱。我断定我们乘坐的这艘小船已经解体。可是船长兰德斯已经冲到甲板上，察找船体所受损伤，并试图修复它。天虽然已经很黑了，但他还是很快就发现，我们的露天甲板舷墙已被击穿，原本固定在船身中部的长艇也被冲到船尾， 幸好船尾的舷墙将其牢牢地挡住了，否则它和我们那些船员都将被冲进咆哮的怒涛之中，那样的话，即使老天爷也救不了他们。我有两个装植物的玻璃柜子，里面装的都是从厦门采来的植物，放在甲板上，现在被砸成了碎片，那些植物，自然也都被毁掉了。在从英国来中国的漫长旅途中，包括那著名的“风暴角”附近，我都没有经历过中国东海岸这种东北季风初起时的天气。风暴中，为了使我们的船不至倾覆，我们把能降的帆都降了下来，三天之后，风暴终于减弱了一些，这时我们才又升起一些帆，驶向陆地，到达深沪[1]，比一个星期前我们出发时更南边的地方。

深沪湾位于厦门以北大概50英里的地方，这些年，它一直是外国鸦片船的中转站。即使是战争期间，这些中转交易也无视中国官员的禁令而一直在这儿进行。 深沪湾沿岸乡镇里的本地人都是些无法无天的人，一位船长曾给我讲过本地人的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可以对本地人的行事方式有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几位鸦片贩子登上停在海边的一艘鸦片船， 提出要向船主借些枪，他们愿意用一大笔纹银来做抵押，当然，这些纹银的价值远超所借枪支的价值。他们答应一两天内就把枪支归还。当被问及借枪的目的时，这几位鸦片贩子回答道，政府官员及差役们很快就要向他们征收税款，而他们决定拒缴。 他们说只需要四、五支枪就够了。 船主把枪借给了他们，一两天后，当他们来还枪的时候，问他们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他们说很顺利，他们把那些官员赶到山上去了。有了枪，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是太难。

沿岸各个乡镇的村民之间也经常发生械斗， 在这方面， 他们倒与封建时代英国边境上的那些边民类似，那时候，强权即公理。与那一时代类似的还有，这儿的中国人也干一种类似于敲诈勒索的勾当，一方支付一定的保证金给另一方，然后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是，以上这些行径，我敢说，还不是本地人行事中最恶劣的， 他们是当今社会最伟大的小偷与强盗，在这方面，我是有过教训的。

有一天，我派我的中国仆人下船上岸，沿着我给他指定的方向，搜集所有他能找到的植物。第二天早上，他回来了，只带回来几种一点价值也没有的东西， 很明显，这些东西是他上岸后就在附近采集来的。我感到很恼火，对他的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是他为自己辩护说，他之所以没往我指定的方向去，是因为那个方向的泉州人会打他，抢他的东西。我那时候不相信他，认为这是他的懒惰习性在作怪，正如大部分每月支取薪水给人提供服务的中国人那样，而他身上这种习性又特别明显。我于是决定第二天我要亲自前往，并且让仆人也跟着，用这种长途跋涉的方式来惩罚他。第二天早上天气很好，我跳进一只特意为此而租来的中国小船，划到岸边。海岸边高高溅起的浪头 把我全身上下都打湿了，这种浪头下，特别是坐着这种小船，登陆上岸还是相当危险的。 上岸后，我就开始朝着预定的方向前行，这时船老大以及别的一些人都围了过来，试图劝说我不要去，他们说，我肯定会被泉州人骚扰，他们会抢走我的东西甚至把我杀掉。我也看到这些中国人手里拿着的火药枪和长竹竿，仆人告诉我，这些是他们被迫带在身边用以自卫的武器。我这时有些后悔，为了安全，我应该多带一些船员下来，事实上，船长伍德罗在我出发时也曾好心地提出多派几个人跟着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决定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继续前进。我的目的是爬到山上去，其中的某个山顶上有一座宝塔，我急切地想爬到宝塔那儿去，希望站到宝塔顶上，好好地看看这一地区的情况。

沿着海岸边，有很多亩平地，都被用来蒸发海水，晒制海盐。 盐是中国的主要商品之一。往内陆再深入一点，有很多适宜耕种的土地，都种上了红薯和花生，这一地区最主要的两种秋粮作物。田间地头经常可以看到本地人的坟墓。有些坟墓为了好看，箍成半圆形，这在华南地区很常见。另外一些坟墓则什么装饰也没有。 这当然是由墓主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这些山与厦门一带的山很相似，都是一些荒凉的石头山，山谷两侧零星散布着一些野生植物，有些植物还是相当漂亮的。前文提到的那座宝塔，就耸立在最高的山峰上，给海边过往的船只提供一个参照坐标。

上山的路上，总是有几百个中国人簇拥在我身旁，他们显然认为我是个什么大怪物。这一地区，虽然荒凉，人口却很密集，随着人越聚越多，我甚至猜想，是不是每一块石头里都能蹦出个中国人来。整个场景非常滑稽，这边厢是我和我的仆人，我们在山谷的一侧，带着标本盒子以及其它工具，采集我们所能发现的植物标本。那边厢则是四五百个中国人，他们站在山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脸上带着惊奇的表情俯视着我们。 那个时候，他们的容貌特点、举止行为以及穿着打扮，对我这个外国人来说，也是如此的奇异。我想，我们彼此之间对对方都是怀有这种吃惊、好奇的心情。总的来说，他们还是较为文明的，但是最后出现了一点麻烦。这些中国人对我脖子上带的一条丝绸围巾很感兴趣，这个地方的中国人戴一种类似头巾的手帕，他们告诉我，如果我的这条围巾戴在他们头上，肯定很好看。他们提出种种可笑的方案来与我交换这条围巾，有人单手捧来一把辣椒，另一只手指着我的围巾，这表明他想用这种方式来完成这项交易；另一人则想用一些花生来交换，还有些人给我拿来一些杂草。但所有这些人，都很谨慎，拿来交换的都是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我用自己知道的中国话跟他们说了几句，有两个人听到我说的话后，飞快地跑回村子，同时示意我留在那儿等他们回来。我当然不会把他们的话看得过于认真，但为了取悦他们，我还是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他们很快回来了，带来一瓶白酒，他们以为我是向他们要这个东西，便拿它来换围巾，很显然，他们认为我难以拒绝这样一桩买卖。这时候聚拢起来的人数已经相当多了， 我继续往山上走，开始往山顶爬。我经常采用这样的办法来摆脱中国人，他们一般都懒得跟着我走很远的路，毕竟还是很需要体力的。 我的策略奏效了，很快我身边就没什么人了。当我爬到宝塔所在的最高山顶时，俯视着来时经过的平地，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刚才会有那么多人聚集在我周围，就在山的四周，散布着很多较大的村镇，可是站在平地上，我是看不见它们的。

站在塔前，我惊讶地发现它非常破旧，几乎就残破不堪了， 虽然它的主体部分，因为当初建设得很牢固，现在还算大体完整。 几尊石像或者神像，圆屋顶，夹层墙，中间一部旋转而上的楼梯，通向每一层的外廊，风穿廊而过，发出呜咽的悲鸣。这座塔也就仅此而已。察看了全塔，我又站在塔上向四下眺望，视野非常开阔，可以看到数十里以外。 而极目之处，映入眼帘的还是那些荒凉的石头山。就这样，无人注意到我，更没人前来打扰我。

欣赏了山顶的美景，我要从山上下到平地去。这一次我走的是一条与上山不同的路，但是，我才下到平地，就又被当地人围了起来。这时已经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了，我的仆人，正如我早晨出发时所预料的那样，应该是很累了。这时他开始耍些小聪明，能少走一些路就少走一些。为了采集植物，有时候我会绕个大弯，而他则总是抄近道，奔我们最终要去的方向而去。有几个人这时紧紧地跟着我，从他们的举止中，我看出他们用意不良。 他们假装要带我去个地方，那儿我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植物、花朵，我于是听任他们跟着我，并且试图取悦他们。我们最后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从那儿可以看到一所大房子，正当我毫不犹豫地朝房子走去的时候，那几个中国人开始更贴近我。我感觉到有人在掏我的口袋，于是猛然转身，看到其中一人正拿着一封掏出来的信跑开了。 一看到我发现他的小偷行径，他把信扔在地上，跑走了。我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发现有几样珍贵的东西已经被盗了。这个意外让我停下脚步，转头搜寻我的仆人在哪儿，我看到他在较远的一个地方，正遭受十来个本地人的侵袭。他们手持匕首，围着他，威胁说如果他敢有一丁点的反抗，就要捅死他。他们动手抢夺他身上的东西，稍微值钱一点的都不放过，我那些辛辛苦苦收集来的植物则被他们扔得到处都是。我察觉到我们的危险处境，马上扔下那些扒手，迅速跑到仆人那儿去救他。那些本地人看到我跑向他们，扔下我的仆人就逃，逃到站在不远处旁观的同伙那儿去了。到了仆人身边，我看到他吓得脸都白了，但又十分兴奋，他没忘记提醒我，他昨天说的那些话都是对的。我必须承认情形确实很危险， 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离开这儿。于是我直奔我们下船上岸的那个村子跑去，我的仆人则紧紧地跟在我身后。当我们到达上岸地点时，船老大很高兴地迎了上来，他说他已经等了我们很长时间了，担心那些泉州人还不知道要怎么对付我们呢，是抢是杀？海水已经退潮了，露出大概半英里宽的沙滩，沙滩外就是汹涌翻滚的海浪。 船老大起初说，天亮以前是不可能回到大船上去了，村子里的人也答应给我提供一些煮好的粥[2]（一种食物），以及过夜的地方。我谢过他们的好心帮助，然后告诉他们，如果能回到大船的三桅甲板上去，我会更高兴，因为明天一早我就要坐船赶往舟山去。听了我的话，船老大给附近的船民打了一个手势，马上他们就都行动起来了，他们抬起小船，走过沙滩，把船放进海里，我则跳到一个非常结实的中国人背上，让他背着我像赛马一样迅速跑过湿漉漉的沙滩，然后把我放在小船里。 他们驾着小船，娴熟地穿越翻卷的浪涛，把我们送到了大船上。尽管全身都湿透了，我还是安全无恙地回到了大船，但这一天的冒险经历，使得中国人的形象在我心中又差了很多。

在我的仆人和当地人打斗的过程中，我们收集来的植物几乎都被破坏殆尽。这些植物中，有几株风铃荷花的根苗，这儿的山里面到处野生着这种植物，还有六道木的一个新品种。 这两种植物后来都安全送到了英国，现在就种在皇家园艺协会位于奇西克的花园里。

泉州湾也是外国船只停靠的一个码头，就在深沪湾以北几英里的地方。这儿的中国人自上次战争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南澳岛一样，把船停在泉州湾的船长们，早晨和傍晚的时候，现在也有马可骑了。

这时发生了一点小插曲，这个插曲本身就意味深长。因为某个原因，船长们的马厩必须挪挪窝，挪到海岸旁的另外一个地方。为此专门雇来了一些工人，把垒砌马厩的石头从旧址搬到新址那儿去。但工人们的工作被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本地人给拦住了，这些人把石头搬走，并且占为己有。可是，几天以后，当我们的人经过马厩旧址时，吃惊地发现所有搬走的石头又被搬回来了。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中国更高一级官员干预的结果。 我想，这个插曲表明，政府官员很想维持与英国人之间的和平局面，而不是像有些号称消息灵通的人宣称的那样，说什么中国内地正在准备与英国人再进行一次战争。

这一带，无论在植物还是总体特征方面，都与深沪湾相同。邻近港湾入口的地方，有一块陆地，这块陆地的构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块陆地一部分是岩石山，另一部分则由大片大片的沙岸构成，这些沙岸就像是被可怕的风暴从海底卷上来的，又像是被大自然的伟力簸荡而成。贝壳、圆卵石、大块岩石，还有沙子堆积成了这块还在不断扩张的陆地，从而与它周围的地形地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和本省沿海各地的人一样，本地人也从事偷窃与海盗的勾当。然而他们也是中国最好、最有敬业精神的水手，无论哪个港口，都有他们的身影。随着英国商船获准进入北方[3]各港口，他们的业务遭受到的损失最大。

在这儿我必须向鸦片码头上各位船长们给予我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他们总是乐意向我伸出友谊之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来帮助我不断前进。

[1] 译者按：原文是“Chimoo”，不知确指何处。仔细比照地图后，疑是今天的福建泉州深沪镇。

[2] 译者按：原文“chow-chow”，作者用括号自注曰“食物”，应是作者根据当地人的语音拼写出来的一个词。估计是“煮粥”一词的语音拼读。

[3] 译者按：本书所谓中国北方，指的都是长江中下游一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华北。

第四章

登陆舟山——舟山概况——定海县城——农业——主要农作物——麻类植物——制作绳索的棕榈——用作肥料的红花草——油菜花——植物群落——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乌桕树——绿茶——竹林以及其它树木——水果——杨梅和金橘——定海居民与各类商店——店门上的英语店招——新语言——对外国人的阶层划分——常见的眼病——晒盐——提取乌桕脂的方法——人工控温孵鸭法

我们的船修得差不多了，我们又能继续航行了。这一次我们运气很好，只用了十天就从深沪湾抵达了舟山群岛。快到舟山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这一地区的外观发生了变化。我们停泊在崎头洋[1]外，等待涨潮。这时船长兰德斯慷慨地允许我坐着小艇，由船员们送到岸上去。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植物时，我就确信，我以后的工作都将在这儿进行，我的任务也一定能顺利完成。这儿的山不再荒凉，要么种上了庄稼，要么长满了漂亮的绿草、树木以及灌木丛。我高兴地回到大船上，几小时后，我们的船停进了舟山的良港。

舟山岛很美，也很大，有二十英里长，十或十二英里宽。它四周的海面上散布着众多的小岛，一路驶来，风景如画，令人心动。陆地上群山耸立，肥沃的山谷斜插入海，岛上则是连绵的群山、山谷、溪流，与苏格兰高地的景色颇有几分相像。在每个山谷的入口，都有一些山路，沿着这些山路，人们可以进入到舟山岛的腹地。这些山谷，在群山环抱之中，美丽而又富饶，山谷大部分地方都被树木覆盖，有一些地方则被开垦出来，从这些业已 开垦的山谷可以看出，这一地区，在山涧清溪的灌溉之下，是多么肥沃， 植物种类又是多么丰富。旅行者可以周游整个舟山岛，在山谷或山路上蜿蜒穿行的时候，他可以时不时地看到一眼大海，直到最终，大海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面前。 我们的香港岛有舟山岛这样的自然条件吗？有舟山岛这样的美景吗？这个岛如果是在我们富有进取心的英国商人手中，几年时间它将会变得何等出色啊。

岛上最主要的城市是定海，在最近的那场战争中，它被英军两次攻占，它也因此而闻名。与其它五个通商口岸[2]相比，定海很小，城墙周长只有三英里不到，郊区也并不广阔，人口大约26000人。我在舟山的时候，舟山还在英军手中，按照《南京条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46年才结束。 定海当然就成了英军司令部所在地，英军在岑港[3]和沈家门[4]也驻有军队，这两个地方分别位于岛的西边和东边。英军司令官是詹姆斯 肖德少将[5]，斯坦利爵士有一些信件托我转交给他。他对我很好，在定海城内给我找了一处房子，让我得以迅速地开始工作。我有幸结识了第二马德拉斯步兵团的马克维医生，他当时驻扎在岛上。这位先生热衷于植物调查 ，曾经不知疲倦地做过一些研究，因此给我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岛上那些引人注目的植物，只要他看到过，他都给它们绘图，这让我马上就得到了很多一手资料，否则的话，光是寻找这些信息，就将耗费掉我几个月的时间。

这（1843年11月）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一年四季，我经常访问舟山，因此详细地了解舟山岛的土地、物产、植被等情况。山上的土地属于肥沃的砾质壤土，山谷中的土地则显得更硬一些，一方面是因为腐殖质少，另一方面是因为反复地被水流浸漫。南方贫瘠山地中的花岗岩，这儿也有，这些花岗岩表层通常都覆盖着泥土与植物，但毫无疑问，就如同南方山地的花岗岩一样，在早前一段时间，这些花岗岩也应是荒凉贫瘠的。

所有的山谷与坡地都被开垦了。低地上出产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坡地上则是红薯。在春天和初夏的几个月当中，山地和坡地上都种着小麦、大麦、大豆、豌豆、玉米等，低地的稻田则太潮湿，不适合栽种这些东西。岛上也种有棉花，但产量可忽略不计，只能满足田家自用。岛上出产苎麻，有野生的，也有种植的，高约三、四英尺，表皮含有强度很高的纤维，本地人生产并出售这种麻制品，用它可以制作绳索或船缆。苎麻中还可以提取出一种非常好的纤维，用来织成夏布。在舟山的山坡上以及浙江省的类似自然环境中还种植一种棕榈树，它的苞叶中也可以提取出一种高强度的纤维，特别适合制作绳索与船缆，但在强度和韧度上，比产自马尼拉的麻绳还是要差一些。在中国北方，这种棕榈树的苞叶还可用来制作蓑衣，一种树叶编成的衣服，以及同样质地的一顶帽子，下雨的时候，当地人穿着它御雨。尽管看上去有点可笑，但穿着它，遮风挡雨的效果确实很好。 在中国南方，人们则用竹叶以及其它草木的阔叶来编织蓑衣。

在收割完最后一季稻子后，稻田马上就被翻耕，准备种上耐寒的绿色庄稼，比如红花草、油菜，以及其它属于白菜科的东西。 苜蓿，或者说红花草，都种在山嵴上溪水浸漫不到的地方，因为冬天那几个月，山谷都会被溪水淹没。我第一次来到舟山的时候，看到红花草在田地里种植如此广泛，我很是疑惑，不知道它是派什么用场的，因为中国人饲养的牲畜很少，路边或未开垦的山坡上那些牧草就足够喂养这些牲口了。经过询问，有人告诉我，大范围种植红花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用它作为肥料来肥田。当地人也采摘新鲜红花草的大叶子，把它做为一种蔬菜。

油菜（一种油料作物）在五月初结籽，这时就可以收割了。在中国的这一地区，浙江和江苏，这种作物得到广泛种植。 油菜籽可以用来榨油，人们对菜籽油的需求量很大。为了那些不熟悉植物的读者，我下面介绍一下这种作物，它是白菜的一种，花茎有三四英尺高，开黄花，结出来的长荚菜籽与其它白菜属植物相似。四月，油菜开花的时候，田野里一片金黄，空气中洋溢着菜花的芳香，雨后的空气更是如此，一切都让人心旷神怡。

牛拉小犁，很有名的手摇水车，是此地农事中两种最主要的工具。犁看起来很原始，但是却很管用，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人来说，公牛或水牛拖拉的小犁，比我们国家更先进的工具还要适用一些。水车则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把很多水汲引到高处，然后迅速流进各处的稻田，我经常长时间地站在一旁看着，赞叹这种装置的简单实用。

舟山岛以及浙江省陆地上的植物群落，与南方各地的植物大为不同。几乎所有具有热带特征的植物都消失不见了，取代它们的是在全世界各温带地区都能见到的那些植物。在这儿，我第一次看到了山中野生的美丽的紫藤，它攀附在树篱或树木之上，花枝下垂，用它优雅的花朵点缀着上山下岭的小路。在南方民房及寺庙周围常见的细叶榕，这儿却无人知晓。许多在南方只有高山上才能见到的美丽的开花植物，在这儿则选择海拔较低的地方落户。舟山岛山坡上随处可见的杜鹃花就是我特别想要提到的一个例子。很多人已经在奇西克的游园会上见到并赞叹过杜鹃花的美丽身影，比起同一花系中的英国本土花朵，杜鹃花显得更为美丽。但很少有人能想像得到杜鹃花漫山遍野的壮丽景象，在这儿，无论你向哪个方向望出去，触目之处，都是云蒸霞蔚的杜鹃花海，非常漂亮。引人叹赏的不仅是杜鹃花，此外还有铁线莲、野玫瑰、金银花，前面提到的紫藤，以及上百种其它花卉，杂花争艳，让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是一个“中央花国”。山野中常见的还有几种桃金娘属、杜鹃属植物，但石南属植物却一种也没有见到，我估计这一带并不出产石南属植物。

舟山的山谷里长着很多乌桕树，每年从乌桕籽里可以榨出很多桕脂和桕油，岛上也因此建起了几个榨油坊。岛上樟树也很多，但并不提取也不出口樟脑。到处都栽种着绿色的茶树，每年所产的茶叶，除了一小部分出售到大陆上去——宁波以及邻近的几个乡镇，绝大部分都是当地人自己消费掉了。 每户小农或佃农的房前屋后，都有一些房主精心种植的茶树，但看起来他们并不想大规模种茶。实际上，真要大规模种茶，还应该再考虑考虑，因为这儿的土质并不是那么肥沃。尽管茶树长得都还不错，但和陆地上那些茶叶产区的茶树相比，在繁茂程度上还是远远不如的。竹林里有着各种各样的竹子，很是吸引人，舟山的景色也因此而具有了一些热带的风情。有一种黄色的竹子，它的躯干挺拔洁净，竹梢和竹枝则在风中摇曳生姿，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它更美的了，看着它，我总想起家乡松林中那些小松树。南方的枞树在这儿也很普遍，它似乎不受规则的约束，全中国哪儿都能见到它，什么样的海拔高度也都能生长。松树家族当中的一种，南方很少的杉树，在这儿也很多。此外，有钱人经常在自家墓地周围种上几种青柏和杜松，山谷里与山坡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墓地。

舟山的水果种类确实很少。夏天的定海市场上，也有桃、葡萄、梨、梅子、柑桔等，但这些都是从大陆上运过来的。然而，岛上也出产两种佳果，一是杨梅，一种红色的水果，有些像藤地莓或草莓，但又像梅子一样果肉中有核。另一种是金橘，一种较小的柑桔，和椭圆形的醋栗一般大。金橘果皮很甜，果肉却很酸。去过广州的人都知道，广州的蜜金橘很有名，住在广州的人每年都要买一些蜜金橘寄回家去作为礼物。蜜金橘就是将金橘用糖腌制一番，味道非常好。舟山的山坡上到处都长着金橘林，金橘树可以长到3至6英尺高，当枝头挂满黄澄澄的金橘时，还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舟山各岛海拔高度各不相同，土地也互有差异，很多山陵与川谷都还处在一种原生状态，所以这儿的植物资源很丰富，而且，让我满意的是，我还发现了一些以前从没见过的植物，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舟山人很安静，对人没有恶意，对我则一直都很文明，很友善。正如舟山的植物一样，舟山人也与他们的南方同胞大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是向着更好的方向，而非更坏。当然，这儿也有小偷和坏人，但相对来说只是个别情况，而且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结果就是，即使是没有采取什么保护措施的财产，大部分情况下也还是安全的，偷盗现象几乎绝迹。岛上居民可以分成三个阶层：乡下人或者说农民，苦力；城镇里的店主；政府官员或军官。定海以及其它城镇的商业看起来主要是以衣、食为主。 自从舟山被英军攻占，直到它被归还给中国政府，岛上增加的英军士兵人口使得舟山的商业也变得繁荣起来了。水果、蔬菜大量地从大陆转运过来，鱼的供应很充足，三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一头上好的羊，市场里甚至有很多牛肉出售，这可是违背了中国人的宗教信条的，这些牛肉的标价从八块到十二块不等。他们如此迅速地就适应了我们的生活习惯，给我们提供生活所需，这让我们吃惊不小。商店很快开始供应英式烘烤面包[6]，各式成衣要多少有多少，每个兵营附近都聚集了很多裁缝，海滩附近的商店一大半都是这种裁缝店，一个个都赚得瓢满钵满的，尽管他们制售的每一件衣服，价位都很合理。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古玩店，出售竹木或石头雕刻的神像，香炉，古老的青铜制品，只有中国人脑子里才能想象出的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形象，以及各种各样的瓷器和图画。丝绸商店也很多，出售各种精美的绸布，比广州的要好，还比广州的便宜。店里还出售各种刺绣，那种精致，那种美丽，若非亲见，绝难想象，中国人就用这些刺绣制成围巾、围裙，卖给我们英国的女士们。

定海的店主们认为取一个英文的店招有助于招徕更多的关注，生意也会更好。走在街道上，看着那些不同的店招，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这些店招都出自于士兵和水手们给店主的建议，诸如“STULTZ，裁缝，来自伦敦”，“BUCKMASTER，海、陆军指定裁缝”，“DOMINIE DOBBS,杂货店”，很多店招都写明店主是“女王”陛下御用的，其中一个店招上写道“至高至上维多利亚女王陛下、阿尔伯特亲王殿下御用裁缝”，店招下面是一行笔划相连的字“定做各式制服”[7]，我看了好一会才明白过来。对英文执照的需求也很大，很多执照足可发人一噱。在屡经愚弄之后，可怜的中国店主对这些执照实在放心不下，所以他们不断地把它拿出来请教别的顾客，他们问道：“这纸上写的是什么？这样写行吗？”回答可能是这样的：“哦，行，伙计，这样就可以了。不过，稍微修改一下，更好。”可怜的伙计于是跑去拿来一枝笔，对执照做了一些修改，不用说，这样改来改去的执照比最初的要可笑得多。

和英国人打交道的当地人，几乎都懂一点英语。这些人同时也与葡萄牙人、马来人、孟加拉人打交道，很快他们就把所有这些语言都混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对于这种语言，即使是最杰出的语言学家也难以分析清楚。最可笑的是，当地人一直认为他们讲的都是纯正的英语。

中国人用来区分岛上外国人阶层的方法非常滑稽。通常来说，他们给外国人安上三种头衔：满大人，或者按他们的发音：满大宁[8]；先生；喂[9]。第一阶层是“满大人”，包括政府部门中有一定官衔的人，以及陆、海军中的军官。高级官员叫“BULLA BULLA 满大人”，低级的则叫“CHOTTA CHOTTA 满大人”，“BULLA”和“CHOTTA”是梵语词汇传到中国后的讹音，意思是“极大”和“极小”。商人被尊称为“先生”。普通士兵、水手以及其它社会层次较低的人，都被划入“喂”这一阶层。“满大人”并不是汉语，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及英国人通常用它来称呼中国的政府官员；“先生”是汉语当中的一个术语，意思是专家或老师，通常作为尊称用来称呼受尊敬的人，就如同英语中的“sir”。但“喂”则是个全新的称呼。“喂”或者“ 哎”， 是英军士兵或英国水手说话时最常用的发语词，在我们攻占北方城镇之后，中国人不断听到我们的士兵用这一词句来互相打招呼，自然就以为这是较低阶层的称呼。我们经常听到当地人互相打听，这个英国人是“满大人”、“先生”还是“喂”？

和中国南方相比，皮肤病在这儿不是很常见，这也许要归因于这儿更宜人的气候。但当地人也严重地受到各种眼疾乃至失明的困扰，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怪罪当地的理发师，在给顾客剃完头后，这些理发师还要给顾客修修眼皮，挖挖耳朵，结果导致顾客失明失聪。这样做还使得眼睫毛经常内翻，睫毛与眼球摩擦很快便造成发炎。我的朋友，马克维医生治好了当地很多这样的穷人，凭着最善良、最仁爱的胸怀，他每天都要抽 出一部分时间来专门做这事，病人们从岛上的各个地方涌到他这儿来，满怀喜悦接受手术，哪怕手术非常疼痛也绝不哼哼一声。 凭着高超的医术，医生不可思议地治好了很多病人，这让他的名声不仅传遍岛内，也传到大陆上的镇海与宁波，很多病人便从那儿来到岛上，恳求得到医生的救治。 一天，我和医生一起外出考察植物，当我们经过山脚下一间小小的茅屋时，里面冲出夫妻两人，恳请我们走进他们的陋室，我们进去以后，夫妻俩又是给我们搬椅子，又是上茶，对着医生千恩万谢。这家男人的眼睛以前快要全瞎了，家里的活也没法做了，听说有这么一位神奇的洋大夫，便来到舟山，很快便重见光明。

舟山以及邻近岛屿上的很多居民都以在海滩上晒盐来维持生计。冬天的时候，将大堆的泥土堆积到海边的平地上，夏天天气变暖后，把土堆摊开，每天往泥土上定期浇几次海水，水分很快就蒸发掉了，留下的是盐分很高的卤泥。等到卤泥中的盐分通过这种方式彻底饱和之后，接下来的步骤便是过滤。盐民们先用泥土筑成一个圆盆，圆盆底部放上很多稻草或青草，上面再放一些木炭或炉灰，然后，用一层泥巴将这些东西四面包围起来，中间堆上卤泥。接下来，定期给卤泥注水，卤泥中的盐粒便融解到水中，过滤之后，流到圆盆底部，通过安放在底部的一根竹管，流进圆盆旁边的一个槽井，这时得到的便是清澈的、含盐度很高的卤水。然后再把卤水放进一个大锅中蒸煮，直到水分都被蒸发出去。我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什么精制海盐的方法。在深沪湾，那儿的中国人单纯靠阳光来蒸发海水，他们并不需要像舟山这样反复操作以提高卤泥的含盐度，但深沪湾的海水非常干净，而舟山群岛因为邻近大陆上几条大河的入海口，特别是长江，所以周围的海水都是黄黄的，很混浊。

下面有关中国人用乌桕籽榨取桕脂的方法的介绍，来自于劳衣斯医生，他服役于马德拉斯步兵团，曾在舟山岛上驻扎过一段时间。

“采摘乌桕籽一般是在十一、十二月，这时天气开始变冷，树上的叶子也都落光了。我在岑港曾看到过采集的场景，那时我在军营旁边隔着一个村子的射虎山谷里打猎。乌桕籽运到加工桕脂的作坊之后，首先要把乌桕籽从茎梗上摘下来，然后把乌桕籽放进一个木桶。木桶上部敞开，底部则开了一个洞。把木桶放置在一个铁锅上（铁锅的直径有的与木桶差不多，有的则比木桶大得多，锅深六到八英寸），锅中放水烧开，就这样把乌桕籽蒸熟，目的是使桕脂变软，更容易剥离。我看到一个炉子上并排放着四、五只铁锅，炉子高约三尺，宽四、五尺，长有八到十英尺的样子，炉子一头生火，用谷糠、干草以及其它类似的廉价而又易燃的东西作为燃料。火道则直接接在每口铁锅下面。”

“乌桕籽要蒸十至十五分钟，蒸好之后，把它们倒进一个石臼里，两个男人这时开始用石杵轻轻地捣舂它们，目的是通过捣舂把桕脂与乌桕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捣舂之后，把石臼里的东西都倒在一个筛子上，一边筛一边还要在筛子底下用火加热，就这样，桕脂分离出来了，或者说，差不多都分离出来了。为了避免还有未分离干净的桕脂，他们通常要把上面这套程序再做一遍。乌桕籽的其它部分被研成粉，用来榨油。”

“这时候的桕脂有些像表面粗糙的亚麻籽粕，但桕脂上面的白点更多，而且因为桕脂与乌桕籽在未以捣和筛的方式分离之前，两者之间有一层棕色的薄膜，所以桕脂也变成了棕色。将这些桕脂装进一个中空的稻草圆筒之中，这个稻草筒由五、六个稻草编结的圆环垒叠而成。等稻草筒装满之后，再把这个稻草筒搬到榨脂机里面。榨脂机看起来很粗陋，很简单，但正像中国的其它东西一样，用起来效果却很好。榨脂机包括一根长长的粗粗的圆木，圆木被切开摆放，中间大概隔着1.5到2英尺的距离，圆木底下则有一块厚厚的木板，整个榨脂机用铁钉钉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木槽。桕脂就放在这个槽中，然后把一个个三角楔子用石槌紧紧地楔进木槽，桕脂就这样被压榨出来了，通过木槽底部的一个小洞流进放在榨脂机下面的水桶里。这时候的桕脂一点杂质也没有，呈美丽的白色半液体状，但它很快就会凝结成固体，如果气温低的话，会变得很脆。收集桕脂的水桶内壁要撒上或抹上一些细细的红土，红土晒得很干，用来防止桕脂粘在桶壁上， 这样就很容易把凝固的桕脂从桶中取出来。桶中取出的桕脂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了。用植物性桕脂做的蜡烛容易烧软，在热天也容易融化，所以通常还要在这样的蜡烛外面再裹上一层各种颜色的蜡，或红或绿或黄。那些用作寺庙香火的蜡烛通常做得都很大，烛身上还要描上一些金字，用以装饰。”

“榨完桕脂后留下的残渣，可以用做燃料，也可以送到田里去做肥料。乌桕籽的其余部分，在榨完桕油后，其残渣也是这样处理的。”

舟山有个老头很出名。每年春天，他靠人工控温能孵养出成千上万只小鸭子。他的孵鸭场位于定海县城北边的一个山谷里，英军军官们以及到岛上来的观光客都喜欢来此参观。对于初来乍到的观光客，人们首先就会问他，有没有看过孵化鸭子，如果没有，人们就建议他到这个老头那儿去看看，看看他的鸭子。

五月末的一个美丽清晨，我第一次去这个孵鸭场参观。舟山五月的清晨与英格兰的类似，但要更暖和一些。空气中有些雾和水气，在半山腰自如地舒卷，定海县城就建在山间的平地上。习惯于早起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尽管绝大部分的劳动人民都很贫穷，但他们似乎还是很知足，很快乐。穿过县城，从北城门出来，再经过一些才种下早稻的稻田，五分钟之后我就来到了这位穷苦老人的小屋。他用中国式礼节接待我，请我坐下，给我端来茶，又递上烟杆，这是中国人家里常备的两种东西，须臾不可或缺。在谢绝这些东西后，我请他允许我参观他的孵鸭场，他马上就带我前去。

中国人的房子一般都是用土坯和石头砌成，质量不好，房屋地面则是潮湿的泥土，其居住条件就连安置牲口都颇为勉强。这样的房子以前苏格兰也有，但是谢天谢地，如今它们都尘封到历史中去了。我这位新朋友的房子也不例外，关不严的、松松垮垮、吱吱呀呀的门，又脏又破的纸窗，鸭、鹅、鸡、狗、猪，屋里屋外满地都是，显然，对于这儿，它们和主人一样，享有同样的主权。此外，房子里还有主人的孩子们、孙子孙女们，说不定还有重孙子重孙女们，所有这些人，混杂在一起，头都剃得光光的，辫子长长的，穿着那些奇怪的衣服，真应该成为讽刺画家克努山克[10]笔下大书特书的一个题材。

孵鸭场就建在房子隔壁，一座长长的棚屋，四壁都是泥墙，屋顶上则苫盖着厚厚的稻草。从屋头到屋尾，沿着墙边摆着很多圆形的草编篮子，为了防火，这些篮子都被抹上了泥巴。在篮子底部，放着一块瓦片，或者说，这块瓦片就是篮子的底。瓦片上点着一个小火炉子，——每个篮子里都生着这样一个火炉子。篮子上面盖着一个草编的罩子，盖得很严实，而且整个孵化期间都一直这样盖着。在棚屋的中间，叠放着很多大架子，在孵化的某个阶段，需要用这些架子来摆放鸭蛋。

当鸭蛋送过来之后，它们被放到篮子里，在它们下面，生着小火炉子，维持一个固定的温度。通过温度计，我观察到这一温度大约维持在华氏95-102度之间。中国人则是依靠自己的感觉来调节温度。放在这样的温度中四五天后，鸭蛋被小心地取出来，一个接一个送到一扇门那儿，门上挖了很多小洞，大约鸭蛋大小，中国人就举着鸭蛋，迎着这些小洞透过来的光线察看鸭蛋，他们能看出哪些鸭蛋好，哪些不行，好的当然送回到以前的篮子中去继续孵化，不行的就淘汰了。又过去九到十天后，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计算，总共要大约十四天，这些鸭蛋从篮子中取出，排放在架子上，这时候不再需要加温，但需要用棉花把鸭蛋盖好，上面再盖上一层毯子一样的东西。这个阶段又需要十四天左右，直到小鸭子啄破蛋壳，整个棚屋于是到处都是这些小生命。摆放鸭蛋的架子很大，可以放好几千个鸭蛋。等到小鸭子孵出来了，整个场景就一点也不稀奇了。周围村子里那些养鸭子的当地人，都很清楚哪一天可以来把小鸭子带走，小鸭子出壳不到两天就会被卖光，之后便转到新家去落户了。

[1] 译者按：原文KETO POINT, 即崎头洋，今舟山市长峙岛与小千岛外的一片洋面。

[2] 译者按：指按照中英《南京条约》新设的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这五个城市。

[3] 译者按：今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岑港镇

[4] 译者按：今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港

[5] 译者按：英文名James Holmes Schoedde, 曾率队参加英军攻打镇江的战役。

[6] 这儿蒸糕点的方法很有独创性。大铁锅里放水，锅下烧火，锅里坐着一个竹制的蒸笼，蒸笼里放着要蒸熟的面包、糕点之类的东西。好几个这样的蒸笼，一个套一个地叠起来，蒸汽从最下面的那个蒸笼传到最上面的那个，一次可以同时蒸熟很多东西。这些蒸笼的边缘都严丝合缝地套在一起，最顶上的那个蒸笼上面再罩上一个严实的罩子，防止蒸汽逸出。这儿也能见到我们英国常见的那种砖炉。

[7] 译者按：原文是“UNIFORMAOFALLDESCRIPTIONS”，单词之间没有空格。

[8] 译者按：原文是“mandalee”，作者此处是模仿舟山人对“mandarin”一词的发语。

[9] 译者按：原文作“A-says”

[10] 译者按：CRUIKSHANK（1792-1878），英国著名的漫画家和书籍插图画家。曾为狄更斯等著名作家的小说作插图，所作插图影响了全世界很多读者。

第五章

第一次访问宁波——灵桥——城市与宝塔——行医的传教士——宁波的气温——中国人的保暖方式——小炭炉——我的住处——中国赌徒——宁波的商店——丝绸和刺绣——玉石——棉布印染——搓绳——古玩店和店里卖的东西——家具街的家具——宁波的银行业——贸易前景不好——寺庙和虔诚的信徒——矮化树——培植矮化树的方法——参观官员们的花园——北山俯瞰——农业——山岭中的本地植物群落——墓地——裸露的棺材

1843年秋天，我第一次访问宁波。宁波是个大城市，它坐落在舟山群岛西面的大陆上，居民大约有38万。宁波离海有十二英里左右，两条清溪在这儿相汇，汇成一条大江[1]，大货船和帆船可以在这条著名的江上航行。这两条清溪，一条从西而来，一条从南而来，在宁波会合，南来的溪水上建有一座船桥[2]，方便对岸郊区的人们过河。这座桥非常简单，但建得非常巧妙。桥由很多大船相连而成，每条船都间隔一定的距离，用沉锚泊在固定位置，船与船之间铺设木板相连，这使得整座桥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随浪潮的涨跌而起伏。这种方式也给渔船和过往船只的通行在桥下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而不用担心潮位有多高，假如这桥在潮水面前能坚韧不催的话。但春天涨水的时候，急流从船与船之间的间隙冲过，有时还是担心大水会把桥给冲垮了。

宁波防卫坚固，四周有长达五英里的高高的城墙和壁垒。城墙内到处都是房子，很多地方的房子都密密麻麻地挤在一块。城内有两、三条很好的街道，和我到过的其它中国城市相比，这几条街道实际上都要更好一些，更宽一些。城内有座天风塔，从天风塔内的楼梯爬到一百三十英尺高的塔顶上，你可以将整个城市以及周边的农村尽收眼底，“天风”意思就是天边吹来的风[3]，这座塔显然年深日久了，就像其它类似的塔一样，显出一派衰败的景象。每次参观这个地方，庙里的和尚们都会陪在我身边，拿出茶和糕点来招待我，希望以此换来一些小小的施舍。

我第一次去宁波的时候，英国领事罗伯聃先生[4]还没到任，我对于去哪些地方，到哪儿住，一点头绪都没有。我把船和仆人留在河边，自己则蹓跶进这个城市，做些侦察工作，想着也许事情会因此而有些转机。很快，不少当地人就围拢在我身边，其中有一些无赖青年，这些无赖在战争期间被那些当兵的带坏得不成样子，但也幸运地因此能懂一点点英语，给我提供一点基本的服务。他们告诉我，有一个“红毛精”——红头发的人，中国人用来称呼所有西方人的一个词语——住在城里，而且马上就把我带到他家去了。到了他家，我惊讶地发现这个人原来是我的一个旧相识，一个行医的美国传教士。医生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中国人一样，留着辫发什么的，但我不得不说，他的穿着实在是滑稽可笑。后来，随着我对中国服饰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想起在中国人眼中，这位医生可能留下的形象，我就不禁哑然失笑。他的长袍太过精美，比官员穿得还要高级，他的帽子却只是商人甚至是苦力们经常戴的那种。如果我们的英国读者想知道医生的这种装束有多奇特，那就请试想一下，一个伦敦的法官穿着他精美的黑色长袍，戴的却是垃圾工人的帽子，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我想起有一天傍晚，天黑以后，我们出门来到大街上，去看赛神会，我很快发现，穿着中式服装的医生，远比英式穿着打扮的我更引人注目。中国人因为他的滑稽扮相而乐不可支。我在医生家里找到了一间房子住下来。每天都有很多中国人来找他，虽然他不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但却是一个非常热心于行医的传教士。

随着冬天的到来，天气变得很冷了。十二月和一月份的时候，池塘、运河里都结着厚厚的冰。城里这时候最有人气的商店是各种各样的成衣店，在这些店里，所有的外套都衬着各式各样的皮毛里子，有不少还是很名贵的那种皮毛。就连那些最穷的中国人通常也要穿一件衬有羊皮的厚夹衣或大衣，或者棉衣用以御寒，他们很难想象，欧洲人怎么能穿得那么单薄地走来走去。天冷的时候，我一般都要在衣服外面再加一件粗重的大衣，就是这样，那些中国人还是要来摸一摸我衣服的厚薄，然后告诉我，我肯定会觉得冷。他们保暖过冬的方式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中国人很少，或者说从来不，会想到应该在房子里生个火来取暖。随着严寒的加剧，他们就再穿上一件或两件外套，直到觉得身体所保存的热量比散失的热量多为止。等到阴冷潮湿的早晨过去，和煦温暖的中午到来，他们就一件件脱去外套，到得傍晚，再把脱下的衣服一件件穿上去。春天的那几个月，他们把外套渐渐地都脱下来，等到夏天，他们只穿那种农家纺制的薄薄的棉布或夏布衣服。

在中国北方（冬天），女人们有时用一种小铜炉来取暖，这种炉子圆圆的，像个小篮子，通过炉盖的张口大小来控制木炭的燃烧以及热气的发散。人们通常把铜炉放在桌上或地上，用来暖手暖脚。照顾孩子的也提着这种小炉子，把它放在小孩子的脚边。但只有最冷的那段时间才会用上这种炉子，其余日子还是要靠又厚又暖和的衣服。婴儿在冬天都要裹得严严实实，就像是一个长宽相等的包裹，等到天气暖和，脱去那些厚衣服之后，你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和过去那个你见过的人等同起来。

我在英国从来没感到像宁波的冬天这么冷过，然而，正像我在气候那一章中提到的，光从温度计上看，气温并不是很低。我住的这所房子密闭性太差了，冷风从各处缝隙中钻进来。窗户很大，不像英国装的是玻璃，这儿都是纸窗，而且很多地方连纸窗都没有，大大地敞开着口子。白天还好，从早到晚我都在外面跑来跑去，但长夜来临，风吹得窗户簌簌作响，烛光摇曳，这样的夜晚又冷又难挨。

为了打发这漫漫的长夜，也为了暖和自己的身体，我经常会到主街上去蹓跶蹓跶。中国人都很好赌，哪怕是最穷的中国人也无法抗拒赌博的诱惑。每当夜幕降临，这条主街上，就会摆上很多出售桔子、糖果、各种小玩意的摊点。所有这些摊点，都有各种骰子、轮盘赌之类的，周围聚拢了一大群人，人们纷纷掏出铜钱来试试自己的手气，从他们紧张的面容和大呼小叫来看，他们的内心完全被那转动的轮盘或骰子占据了。

在前面提到的成衣店和皮货店之外，城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商店。在离主街不远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丝绸店和五金店，就像英国那些古老的建筑一样，这些商店门面小小的。但门面虽小，里面却陈列着大量的人见人爱的精美刺绣。这些刺绣比广东市场上的绣品要精致得多，昂贵得多，两者完全不一样。英国市场的庞大需求诱使中国人生产出这些时尚衣物，在这些北方的市场上，因为常常有英国人光顾，摆放着很多这样的东西，女人的围裙、围巾、披肩、提包，以及其它英国式样的东西，卖得最多的就是这样一些精美的绣品。

中国人把玉看得很宝贵，宁波也有很多玉器店，加工并出售玉器，这些玉器被雕成中国人熟悉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样子。很多条街上都有印染场，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给棉布印上一些花样，这样的印染场在全中国各个市镇都能见到。在江边的郊区，很多人从事搓绳这个行当，上文提到过，人们用棕榈叶可以制作出非常结实的船缆与绳索，适合帆船使用，也有人用苎麻——生活在中国北方的英国人则把它叫做大麻——的表皮来制作这种绳子。当然，街上还有相当数量的古玩店，陈列着各种形状的竹雕，号称可以大大延长鲜花、水果保鲜期的古代瓷器、漆器，日本舶来的装饰品，犀牛角雕制品，铜器，以及其它一些定价虚高却备受中国人看重，因而不惜重金购买的东西。我认为宁波最独特的地方是，这儿有一条街，专门生产、出售一种很特别的家具，来过宁波的外国人把这条街叫做“家具街”。街上摆着床、椅子、桌子、盥洗盆、柜子、衣橱等等，这些东西在造型上很有中国特点，精心嵌入各种木料、象牙，很能体现中国的人情、风俗，实际上，也是中国和中国人的写照。每个看到这些家具的人都会喜欢上它们，但十分奇怪的是，好像只有宁波出产这些家具，另外五个通商口岸，包括上海，都见不到它们的身影。当然，这些昂贵的家具，也只有那些有钱人才用得起。

宁波有些较大的钱庄，这些钱庄与北方各城镇都有联系。钱庄负责调节货币的币值，以此来操控物价的升降，所起的作用正与英国银行相同。显而易见，宁波是个富庶之地，城里和郊区都住着很多退休的商人，他们早年赚了很多钱，现在则想在奢华、休闲的宁波享受生活。但是很不幸，这种氛围 却不利于活跃本地的对外贸易。尽管宁波很大，很富裕，人口也多，但我们的商人还是觉得，更北部一点的港口，上海，无论是作为欧洲和美洲货物的销售地，还是作为中国主要产品茶和丝绸的采购地，在这两方面都比宁波更重要。从外部条件来看看，宁波本身很大，周边人口很多，又有便利的水运连通中国各地，所以宁波的对外贸易也可以做大。时间以及商人们的不懈努力将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

宁波有很多外国人喜欢的寺庙，但是最著名的那几座寺庙，坦白地说，我并不喜欢它们那稚气的、金光闪闪的外表。其中最好的，也是最为排场的要属天妃宫[5]。文庙以前很大，也很有名，但战争中它被摧毁殆尽，直到我要离开中国的时候，也没有有关的重建计划，或者修缮安排，似乎中国人认为，这一神圣殿堂已经被夷人玷污了。佛庙里摆放了很多雕绘好的木偶神像，“三宝佛”，即过去、现在、未来之神，一般都非常高大，通常有三十到五十英尺这么高。在这些大佛像，以及众多的小神像面前，可怜的走入迷途的中国人屈膝下拜，焚香，奉行种种崇拜的仪式。这些佛寺，或者按通常的说法，“庙”，遍布于每条街道、城门口甚至城墙上的镝楼。你不得不佩服当地人的虔诚精神，但又希望他们的这种精神能用于更高明更专一的目标上。我常常站在一旁，看着这些单纯的信徒，特别是那些女信徒，她们看起来就像《旧约》里的雅各布说的那样，热忱地向神祷告，采用各种办法，试图使神灵相信自己，并最终赐给自己所要的东西。祷告之后，人们通常用两块小木片来占卜，木片一面是平的，另一面则是圆的，将木片抛向空中，等它落到地上，如果朝上的那面与心中所想的一致，则为吉，如果不一致，信徒们就要烧更多的香，一次又一次拜倒在祭坛前，更为虔诚地祷告。他们的礼拜仪式与罗马天主教教堂的仪式很大一部分都相同，某个星期天下午，我经过城门口，听到念颂与祷告的声音，我非常吃惊，这声音与其他地方基督教堂里的声音并没有什么两样，我马上循着声音走进去，但让我失望的是，那只是城中众多的佛寺中的一个而已，传到我耳中的念颂之声也是献给神佛的。这些众多的寺庙，大多数处于衰败状态之中，和若干年前相比，明显缺乏足够的维护。实际上，即便是宁波城，尽管它很富庶，有很多便利条件，也仍是一副年久失修的样子。宁波正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可以佐证我前文对中国真实状况所做的判断。

到达宁波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考查中国官员们的花园。我从英军军官们那儿知道一些相关的消息，战争期间，宁波曾被英军攻占，军官们当时就驻在城里。由于中国人的防范心理，我遇到了在厦门时一样的困难，但最终我克服了这些困难，参观了几个官员的花园和苗圃，并且找到了几种新植物，这些植物丰富了我的收藏，很有价值。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到了宁波，我也四处打听传说中的黄色山茶花，如果有人能给我弄一株来的话，哪怕付出十块钱的高价我也在所不惜。在中国，有钱能使鬼推磨。不久，就有人给我送来了两棵山茶花树，，一棵据说开淡黄色花，另一棵的花色要深一些，就像双黄玫瑰那样。 两棵花树上都有尚未绽开的花苞。我敢肯定，这个中国人是在骗我，为这样两棵我以后百分之百要扔掉的植物付这笔钱，我是不是太蠢了？但我又下不了决心，担心失去找到黄色山茶花的机会，尽管这个希望很渺茫。这个骗子表面功夫做得很好，他在每个花盆上都贴了一个手写的标签，很显然，标签以及标签上的字都有一些年头了。对付这种人，我也只好多留些心眼，我要他把花先留下，明天早上再来，到时我会给他一个答案。我请一位可敬的中国商人帮忙辨认标签上写了些什么，没什么问题，和那骗子告诉我的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其中一盆写着淡黄色花，另一盆则是深黄色。“你看到过黄色山茶花吗？”我问这位商人朋友。“没有”，他用他那结结巴巴的英语说，“我从来没见过 ，我认为没有这种花。”第二天早上，花的主人来了，问我是否下决心买。我告诉他，我正要出发去香港，我想带这两盆花一起去，它们很快就将在香港开花，如果确实是黄色山茶，我会付钱给他的。但他不同意这样的安排，最终我们答成妥协，我先付一半的钱，剩下的一半等证实无误后再给。以这样的条件，我得到这些山茶，并把它们带到了香港，等到它们开花的时候，不用说，什么黄花也没有，只有一些雄蕊而已，它们都是没什么价值的复瓣花。

宁波官员们的花园很漂亮，也很特别，里面种植的都是精心挑选的各种中国园艺树木，绝大部分都是一些经过矮化的品种。这些矮化树，有很多都非常奇特，显示出中国人的耐心与聪明才智。有些品种只有几英寸高，但看起来却充满岁月的沧桑感。除了这些袖珍的老树之外，还有不少树木被培植成中国常见的塔状，或者拗出各种动物的造型，最爱欢迎的造型是鹿。拗造型通常选择杜松，因为这种树木容易弯曲成想要的样子。鹿的眼睛和舌头则是后来添加的，整个造型非常逼真。一位宁波官员急于把他的喜好强加给我，要将其中一种动物——当然，其实是植物——作为礼物送给我，但它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而且我的植物收藏已经够丰富了，我只好拒绝他的好意。显然，这位官员把这份礼物看得很珍贵，而且肯定会诧异于我的品位之低。

另一事例也可以证明中国人对这类植物的喜好程度。我第一次到达中国后，有一天在香港的山中漫步，我发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矮小的石松子，我把它挖出来，带到邓慈先生的花园，那时候，我采集到的植物都放在那儿。“哎呀，”一位上了年纪的买办一看到它就发出一声惊叹，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其它的苦力和仆人也都围在篮子边，欣赏这棵奇怪的植物。 我曾经从英国带来一株千年仙人掌，后来我把它送给了广州的一家苗圃，那次我给他们展示这株仙人掌，他们脸上显露的也是这种满足的神情。我问他们为何如此喜欢这棵石松子，他们用粤式英语回答道：“哦，他[6]太美了，他每年只长一点点，如果他能活到100岁，他也只有这么一点高。”他们把手放在石松子上面一、两英寸的地方，向我比划着说。这棵小树确实很漂亮，天生就是一棵迷你的矮化树，难怪中国人这么喜欢它。

每一个介绍中国和日本的作家，都会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矮化树，而且他们也都会试图介绍一下培植这种树的方法。实际上这一方法很简单。按照众所周知的植物学中最普通的一条原理，只要阻断树液的循环，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树木和叶子的生长，这可以通过嫁接、限制根部空间、阻止水分吸收、扭曲树枝以及上百种其它的方式来实现，它们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中国人很清楚这一原理，并利用这一原理让自然界服从于他们的特殊喜好。中国人告诉我，第一步是选种，选择最小植株的最小种子，这听起来绝不可能，但我观察到的事实又不容我否认。我经常看到中国园丁从一些种在花园里的植物上挑选一些蘖芽或枝条，为了达到矮化的目的，被选中的一般是发育不良的那一类，其中又以两侧对生的或枝叶整齐的最为优先，因为在中国人眼中，只有一侧枝叶的矮化树木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第二步则是将主干扭曲成“之”字形，这一步骤主要是控制树液的循环，同时促进侧枝的生长，让这些侧枝顺从人的意志，在主干的指定部位生长出来。等到种在空地上或苗圃里的蘖芽长出根系，通过仔细检视，挑出那些最合适的蘖芽，移入花盆，这时要按照我前面提到的原理，选那些又窄又浅的花盆，因为这样的花盆只能装入少量的泥土，不足以满足植物的需要，容纳的水分也有限，只能勉强维持植物的生存。等到侧枝生出来了，要把这些侧枝捆绑起来，扭曲成各种造型。顶枝和生长旺盛的枝叶通常要被剪掉，但凡有点生机的幼枝，它们的生长也会被用各种办法来进行压制。面对这些违反本性的压制，树木通常都要争斗一番，直到它们的精力都被耗光，然后它们才会乖乖地听任人的摆布。但中国园丁们还是不敢放松警惕，因为，也许植物的根系会穿透花盆扎入土壤中，也许它们可以得到充足水雾的滋养，也许有那么一条幼枝在短时间内得以自由地生长，出现这些情况，早已失去的生命力又会回到植物体内，造型优美的中国矮化树也就毁了。有时候，就像桃树和李树，两种经常被选做矮化树种的树，这些树开花开得很繁盛，人们很少干预它，但年复一年地这样开花，它们就不太容易长高长大了。通常用来进行矮化的树种有：松树，杜松，青柏，竹子、桃树、李树，以及一种小叶榆树。

在宁波官员们的花园当中，有一个花园很特别，外国人来了基本上都要去参观一下，很受喜爱。它位于城市中心的某个湖旁边，主人是个早已退休的老人。他早年独立经商，现在则莳花弄草，享受宁静的桑榆之乐。老人的房子和花园都很独特，这种独特只有亲历才能体会，难以用笔墨形容。这一带在堆筑假山时有个共识，讲究与自然浑成一体，这也是所有花园的一个主要特点。 老人通过粗犷的洞穴将房子的各个部分贯通起来，这些洞穴乍一看上去像是地下通道，它们连接着各个房间，最后通向房子后面的花园。在穿庭过户时，游人可以瞥见一个小小的庭院，庭院之中有座假山，四周种着一些低矮的树木。假山前照例挖了一个小小的池塘，园柳低垂，轻拂水面，惹人怜爱。

穿过这些地方，顺着前面提到的过道往前走，突然就置身于花园之中，各种低矮的树木，花瓶，假山，装饰性的窗户，开着美丽花朵的灌木，一下子都映入眼帘。

需要谨记的是，我在这儿能描述出来的非常有限，花园最大的特点是在曲折变化的空间之中，游人可以透过假山、墙上的拱门等时时瞥见景物，同时用大片的灌木或树林来分隔不同区域。

退居以后的张大夫——我记得这是他的姓氏——就在这儿消磨掉每一个平静的夜晚。 我前去拜访老人的时候，他对我非常礼貌，在深深地躹过几躬之后，他请我坐在他旁边的尊位上，仆人们上来给每位客人献茶，茶的味道非常之好。老人又派人四处送信，请自己的好友来参观外国人，他们很快就都赶到了，一个接一个，把房间都快挤满了。仆人们似乎也不见外，挤在人群中，放肆地对我评头论足。我身上的每件东西他们都要看看，仔细地检查，特别是我的手表，看起来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东西。他们不断地请我把手表拿给他们，他们把它举到耳边，这样也许可以听到手表的走动声。老先生然后领着我参观他的房子，向我展示房子里收藏的各种玩意儿。他是个大收藏家，古铜器、木雕、瓷器以及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都分门别类的摆放在几个房间中。我们又从屋子里来到花园，时值冬天，树叶都落光了，所以花园中的那些树木是美是丑，是珍稀还是普通，我也说不太清楚。又喝了一些茶之后，我便告辞了，答应下次回到宁波一定会再来拜访老人。

这段时间我还参观了其它几个官员的花园，这些官员对我都非常客气，送给我一些小园艺作为礼物。这些园艺植物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不仅因为它们代表主人的心意，而且我得到的这些植物或者切枝当中，有一部分属于稀见品种，只有富人的花园中才能见到，市场上是买不到的。

宁波城所在的这块平原，纵横至少各有三十英里，四周则全是山，只在东边面朝大海留了一个豁口，豁口所在便是镇海县城，它同时也是宁波的海港。从山顶望出去，宽阔平展的平原就像一个巨大的圆形剧场，美丽蜿蜒的河流与运河在其间纵横交错，当地人便借助这些水路将本地出产的各种农副产品运到宁波去，再从宁波运到杭州府以及全世界各地。稻米是附近农村低地的主要夏粮作物，到了冬春两季，则大规模轮种油料作物。等到油料作物结籽成熟，可以收获了，也正好是播种早稻的时候。我前文提到的红花草，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儿也大量种植。 实际上，宁波的农产品，不管产自低地还是山上的坡地，都与前面描述过的舟山的农产品完全一样。

宁波北面山上的植物群落与舟山及其附近岛屿上的基本相似，只是分布范围更广一些。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大陆上的动、植物种类总是要比邻近岛屿更丰富一些，哪怕这个岛屿也很大，而且只与大陆隔着一条窄窄的水道。在这儿，我第一次看到了野生的黄色杜鹃花。比起这一地区大多数的山来说，北面的这些山显得更荒凉一些，不管大树还是小树，难得见到几棵。这与我下面要介绍的宁波南面几英里外的那些山有着很大的不同。

坟墓遍布整个平原，这给外来者留下一个这儿人口众多的印象。在从宁波到山里去的路上，看到那么多的坟墓我还有些奇怪，但当我爬上山顶，俯视山下开阔的平原，平原上到处都是人烟稠密的城镇与村庄，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就像舟山与上海一样，在这儿，行人经常能碰到摆放在地面上的棺材，很多棺材已经腐烂，死者的尸骨都曝露在外。最让我震惊的是，我经常看到很多棺材一个叠一个，三、四十个堆放在一起，主要是那些夭亡儿童的棺材。我听说它们只是暂时放在这儿，但从大多数棺材的外观来判断，它们已经放在那儿好多年了，里面的尸骨恐怕早就化为尘土了。

[1] 译者按：即宁波甬江。甬江由西来的余姚江和南来的奉化江汇合而成。

[2] 译者按：船桥所在即今宁波灵桥所在位置。灵桥横跨于宁波市奉化江上，俗称老江桥，原为船排连锁而成的浮桥，是宁波最古老的大跨度浮桥。始建于唐曾名东津浮桥。1936年改建为现代桥梁。

[3] 译者按：这座塔的名字实际上应该叫“天封塔”，是宁波老城区一座标志性的古建筑，始建于唐朝，据《鄞县通志》记载：天封塔系“唐武后天册万岁及万岁登封（公元695—696年）纪元时建，故得是名”。福琼误将“天封”听为“天风”，望文生义，遂解释为天边吹来的风。

[4] 译者按，原文为Thom，即Robert Thom，汉语名字为罗伯聃，1833年7 月经法国前往中国，1834年2月抵广州。以后在怡和洋行（Messrs.Jardine,Matheson&Co.,又译广州渣甸商行）就职，很快在余暇学会了汉语，是当时很少几个认识汉字的外国人之一。1840年，他在英国领事馆当翻译，鸦片战争爆发后，他随英军在广东、舟山、镇海和澳门等地活动，1841年10月至1842年5月间任镇海民政长官，颇受好评。1844年5月5日，他被任命为宁波第一任英国领事，1846年9月14日，在任地病逝。

[5] 译者按：原文“Fokien Temple”，即福建会馆，也叫天妃宫。天妃宫，原址在今宁波市区东渡路与江厦街交叉处，始建于宋绍熙二年，正式名称为“宁波府灵慈寺”，民间称为“天妃宫”，1950年毁于战火。

[6] 译者按：原文为了模仿说话者的粤式英语，用的是He，而不是it

第六章

有关中国人的语言——宁波附近的冰库——简单、实用的冰库——一种新奇的捕鱼方法——捕鱼的鱼鹰——鱼鹰怎样捕鱼——买了两对鱼鹰——鱼鹰的生活习性

沿着甬江上溯到宁波，一路上我注意到有很多草房子，我于是让仆人去向船老大打听，这些草房子是用来做什么的。他很快就到正在掌舵的船老大那儿去了，两人交谈了至少十分钟之久，仆人垂着头回来了，从我身边溜过去，只字不提他询问的结果。“喂，”我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岸上的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带着世上最严肃的语调，他回答说，船老大告诉他那些房子是用来冬天驻扎士兵的。 “不可能”，我说，“要是驻扎士兵，不可能需要这么多房子。”“咳，”他说，“船老大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因为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于是自己跑去问船老大。我这时已经懂得一点点汉语了，很快我就问出了真相，原来这些房子都是冰库，船老大告诉我，夏天的时候，人们对冰块的需求量很大。汉语在中国各省有着很大的差异，一个广州人和一个北方人，他们彼此之间无法交流。我的仆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个澳门人，来到中国北方之后，如果只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说，他对我简直就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在这件事情当中，汉语“ping”这个词——或者应当更准确一点，这个发音——同时对应着两个汉字，“兵”和“冰”，这一下子就把我的仆人搞乱了，一个估计一辈子都没见过冰的人，于是他想当然地以为那些房子是用来驻扎军队的，是冬天的兵营，而非冰库。

对于这些结构简陋的冰库，我很好奇，也有些怀疑，在炎热的夏天，冰块在这些房子里是否可以完好地保存下来？在写给林德利教授的信中，我记录了我的调查结果，这封信发表在1845年的《艺园者纪录[1]》上：

在我离开英国之前，您给我看了一些发表在《艺园者纪录》上的信件和建筑冰库的计划，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与我下面将要给你介绍的中国冰库完全不同。在甬江右岸，镇海县城的上游，以及北部中国的其它一些地方，我见到过这些冰库。 去年（1843年）冬天，我第一次考察它们，发现它们的结构、布置都与我所熟悉的英国冰库大为不同。我以前认为，对于冰库来说，有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可就是在这些东西上，中国与英国的冰库也有不同，我因此对中国冰库的效率大为怀疑。但现在，1844年8月末，许多冰库里的冰都还塞得满满的，这令人信服地解除了我的疑虑。从我以前对这一地区的介绍中，您也许已经了解到，宁波位于一块纵横二、三十英里的平原的中央，甬江就从这平原中间流过，那些建在甬江沿岸的冰库，完全曝露在阳光之下，而这儿的阳光，与我们在英国所经历的很不相同，这儿的阳光更澄澈，更猛烈，也更火热，即使是我们英国最好的冰库，处在这种阳光下其效率如何也有待检验，而作为一个英国人，这种阳光对我的体质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这些冰库的地基和周围的土地几乎一样高，地基大概长二十码，宽十四码。用土坯和石头砌起来的墙非常厚，高十二英尺，实际上，与其说它是堵墙，不如说是一段堤。墙上有一扇门，门外与地平齐，方便把冰块搬出来，门内则有是一个坡道，可以把冰块顺着坡道送进去。墙头，或者说堤上，架放着高高耸起的屋顶，用竹子搭建而成，上面铺着厚厚的稻草，乍一看上去，很像英国的干草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构造，竟然可以在夏天很好地保存冰块，而且是在像中国这样火热阳光下的夏天！

中国人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制冰方面也摸索出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办法，同时花费又很少。他们在冰库周围留下一块与河道相通的平地，冬天，在寒冷天气到来之前，他们在这块平地上蓄上水。水结成冰，就可以给冰库提供充足的冰块。春天到来，则翻耕这些平地，种上水稻，从冰库下面排出来的水又正好给秧苗提供生长所需。当然，在这儿，也像在英国一样，当冰库里存满了冰块时，就用厚厚的稻草把冰块仔细覆盖好。就这样，中国人用很少的花费就建起了一个自己的冰库，又通过一种很经济的办法将冰库储满，这样，在炎热的夏天里，中国人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冰块来给鱼保鲜。

我现在想，如果想寻求一种花钱更少、效率更高的冰库建造方案，那么是应该基于与中国人的方案相比呢？还是基于与英国常见的老式地下冰窖来相比？这实在是个问题。随信附上冰库的素描，素描中展现的是我沿着甬江上溯时看到的冰库的样子。宁波，八月，1844年。

这封信发表以后，我又得到了很多机会来检验这种冰库的质量，不管这些冰库是在宁波、舟山还是在上海，我最终发现，冰库质量令人满意。1844-1845年的冬天是个暖冬，这一地区的池塘、运河里很少或者根本就没结过冰，冰库自然也就没有新冰入贮，但很多冰库还是贮存着大量的冰块，这些冰块都是前一年存放在那儿的，就这样，市场上仍有冰块出售，而这些冰块至少已经存放了一年半时间，甚至更久。

对中国人来说，冰块很重要。中国人在食物方面，很倚重水中捕捞来的鱼，有了冰块，即使在最热的天气，鱼也可以存放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可以贩卖到别的一些地方去。

每天都有大量的鱼从城市上游的江里捕捞上来。中国人捕鱼的办法很聪明，也很搞笑。有一天，我坐着船航行了很长一段距离，我是在潮水快要上涨的时候出发的，这样我就可以充分利用潮水的力量，在退潮之前，把我的船送到尽可能远一些的地方。在宁波城上游的江边，我看到几百条小船停在那里，每条船上都有两到三人。我从他们船边经过的时候，潮头刚好过来，这些小船马上就冲了出去，桨橹并用，用最快的速度划到江上去，一划到看中的位置，他们马上就把渔网撒了出去，然后开始制造噪声，用桨和橹拍击水面，这样做，我估计，是为了驱鱼进入渔网。在这个地方停留大约一刻钟以后，所有的小船就又出发，往上游而去，寻找下一个捕鱼地点。在那儿，渔夫们又重复刚才的捕鱼方式，发出同样的噪声等等。涨潮时候，他们就这样一直跟着潮水往上游走到很远的地方，直到退潮，他们才调头往回走，船上满载着第二天早晨要送到市场上去的鱼。

我在北方这几个省还看到过另一种捕鱼方法，甚至比上面提到的方法更奇特一些。了解中国历史的都知道，中国北方的每一条河、每一个湖里都盛产鱼类，事实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池塘，也长了很多鱼。当我第一次看到渔民在池塘中捉鱼的情形，我感到非常惊奇。这个渔民光着身子，有时候淌水而行，有时候游入水中，不夸张地说，他简直就称得上是水陆两栖的。这时候，他将手举过头顶，然后下挥，迅猛地拍击水面 ，水花四溅，发出很大的声音。他的双脚也没闲着，它们在池塘底部的泥土里探来探去，告诉它们的主人哪儿有鱼。很快，渔民就从你的视野中消失了，他潜入水下，他潜水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你都要为他担心了，但不必惊慌，几秒钟后，他又浮上来了，一只手抹去脸上、眼上的水珠，另一只手里炫耀似地举着他刚抓到的那条可怜的小鱼。他把鱼稳稳地扔进鱼蒌，然后又开始继续刚才的捕鱼动作。之所以拍击水面，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样，是为了让鱼感到害怕，这些鱼就在鱼民的脚边游来游去，一旦受到惊吓，它们立刻钻到池底的泥土中去，经验丰富的渔民可以用脚探到它们，然后马上潜入水中把它们抓出来 。

在中国人捕鱼的所有办法中，最简单的莫过于驯养用于捕鱼的鸬鹚，这些鸬鹚，通常又叫鱼鹰。它们真是太棒了。我经常在内陆的湖泊、运河上看到这些鱼鹰，如果不是亲眼见到它们那不同寻常的驯服样子，我真的很难说服自己去相信下面所写的这些东西。我第一次见到鱼鹰是在离宁波几英里外的一条运河上。我那时候正在赶路，前往这一地区很有名的一个寺庙，我打算在寺庙里住上一段时间，在附近收集一些有关自然、历史的物品。看到鱼鹰，我马上就让船夫收帆减速，为了观察鱼鹰怎么捉鱼，我们的船在那儿停了好一会儿。河面上有两条小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渔民和大约十到十二只鱼鹰，鱼鹰都站在船舷上，显然，它们也刚刚来到这个捕鱼点，正要开始它们的新工作。这时候，主人命令它们从船上出发，久经训练的鱼鹰立刻就跳到水里，在河面上四散开来，开始搜寻鱼的踪影。鱼鹰有着一双海绿色的眼睛，很漂亮，它们快如闪电，一旦发现鱼的身影，就俯冲入水，用尖尖的槽口一般的喙嘴将鱼叼住，鱼就再也没有逃脱的可能了。鱼鹰这时浮上水面，嘴里叼着那条鱼，主人一看到这种情况，马上把它召回小船。和狗一样，鱼鹰也很驯服，它们游向主人，听凭主人把自己拎上帆船，在吐出捕获的猎物后，又投入新的工作。更令人称叹的是，如果某只鱼鹰捕获了一条大鱼，大到它难以把鱼带回小船，别的鱼鹰看到它遇到困难，都会赶过来帮助它，一起奋力叼着鱼并把鱼拖回小船。有时候，鱼鹰似乎也会偷懒或贪玩，在水里游来游去，却不干活。这时候，主人就用撑船的长长的竹篙，拍打鱼鹰旁边的水面，但并不伤害它，同时用一种生气的语调向它大喊。鱼鹰就像逃学的顽童，被人发现自己忘记做功课了，立刻不再贪玩，继续它的捕鱼工作。鱼鹰的脖子上套了一个小线圈，防止它把叼着的鱼吞下去，要非常小心这个线圈，不能让它松开，滑落到脖子下面去，否则鱼鹰便容易有哽咽窒息的危险。

自从这一次在宁波的运河上见到这些鱼鹰，后来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主要是杭州府与上海之间的乡村，我又有机会观察它们，看它们怎么捕鱼。在福州府附近的闽江，我也看到过很多鱼鹰。我非常想得到一些活的鱼鹰，如果可能的话，把它们带回英国去。在劝说中国人将他们的鱼鹰割爱给我时，我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在农村碰到这些中国人，能够与他们谈到这个话题就很不容易了，因为这些地方通常位于内陆，他们从来没见过英国人。我转而求助于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上尉[2]，承蒙他帮助，派了一个与领馆有关系的中国人去往农村，为我谋来了两对鱼鹰。现在的问题是，从上海到香港的这段航程中，它们吃些什么？我们买来很多活鳝鱼，把它们装在一个盛有泥土与清水的坛子里，这些鳝鱼将是鱼鹰们的主要食物。鱼鹰们狼吞虎咽地吃着这些鳝鱼，把它们整条吞下，然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再把它们吐出来。如果哪只鱼鹰运气不好，将鳝鱼吐出来了而又没来得及再次抓住它，别的同样贪婪的鱼鹰，就会立刻把鳝鱼抢走，飞快地把鱼吞下去。它们经常为争夺一条鳝鱼而发生争斗，一条鳝鱼要不被某只鱼鹰独占，要不就是被鱼鹰们坚利的牙喙撕扯成两半，然后它们各自跑开，将夺来的那一半战利品吞入肚中。旅程中，我们在海上碰到了一场强风暴，我们乘坐的是那种小小的快船，颠簸摇晃得非常厉害，海水从船头卷过船尾，把甲板上的东西都泡在水中。在风暴最猛烈的时候，我把头伸出船舱，首先看到的便是鱼鹰们正在吞食漂浮在甲板各处的鳝鱼，我当时就知道，装鳝鱼的坛子一定是倾覆或者摔破了，那些没被鱼鹰吃掉的鳝鱼则已经游到大海中去了。风暴过后，船上能找到什么，我就只好喂给它们吃什么。等到船抵达香港的时候，鱼鹰们的状况并不太好，有两只很快就死了，剩下的两只也不可能活着带回英国，我只好杀了它们，把它们的皮保存了下来。

把鱼鹰卖给我的中国人拥有一个大渔场，用于养鱼，也饲养鱼鹰。这个渔场在上海与乍浦之间，离上海大概有三、四十英里远。即使是中国人之间做交易，鱼鹰的价格也很高，我估计每对鱼鹰要卖六到八元，也就是说，一只要卖到三十至四十先令。我急于了解鱼鹰的饮食及其它生活习惯，麦华陀先生[3]，时任上海领事翻译，热心地给我帮忙，把我的问题转给了那个把鱼鹰带给我的中国人，下面记录的就是有关这些问题的回答：

鱼鹰主要以小鱼、黄鳝、豆腐为食，每天下午五点，每只鱼鹰要吃六两（八盎司）黄鳝或小鱼，以及一斤豆腐[4]。养到三年以后，四、五月份的时候，鱼鹰开始产蛋，孵蛋则要借助母鸡。鱼鹰将要产蛋的时候，脸会变红，这时候就要将一只善于孵蛋的母鸡准备好。产蛋日期必须清楚地写在蛋壳上，二十五天后小鱼鹰就孵出来了。小鱼鹰孵出后，将它们取出，放在棉花上，给它们身上浇上一些温水，头五天喂给它们吃鳝鱼的血，五天之后，将鳝鱼肉剁碎，喂给它们。对这些小鱼鹰必须精心照料。

捕鱼的时候，要用草绳把鱼鹰的脖子系上，防止它们抓到鱼后把鱼吞下去。八、九月份，每天早上十点钟，就要把鱼鹰赶下水去抓鱼，直到下午五点才让它们上岸。一直到来年三月，都是这样。三月份以后，就不让它们捕鱼了，要等到八月份再重新开始。公鱼鹰和母鱼鹰很容易区分，公鱼鹰体形更大，羽毛颜色更深，也更有光泽，但更显著的区别在于它们的脑袋，公鱼鹰的脑袋更大，母鱼鹰的要小一些。

以上就是鱼鹰的生活习性，与凡鸟很不相同。这里面提到的月份都是指中国农历，鱼鹰不在夏天捕鱼，而是从秋天开始，大概十月份的时候，直到五月份左右结束，也就是中国农历的八月到三月。

[1] 译者按，原文为“GARDENER’S CHRONICLE”，此外遵照周建人先生所译《物种起源》一书对该杂志的译法。

[2] 译者按，原文为BALFOUR，即George Balfour，（1809年－1894年）第一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在上海开辟租界。原为马德拉斯炮兵部队上尉。1843年，受命担任首任英国驻沪领事。1846年回国。

[3] 译者按：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1823年-1885年），一译麦特赫斯脱，全名瓦尔特·亨利·麦华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英国外交官员。1839年随父亲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来中国，历任英国驻福州、上海、杭州和汉口领事。

[4] 译者按：鱼鹰在换羽期要适当增喂豆类食品，如豆腐等，每只每天300到400克。

第七章

1843年底访问上海——我的借宿之处——上海人的偏见与迷信——上海概况——店铺与商业贸易——食品——进行外贸的重要码头——中国的出口商品；茶叶、丝绸都很容易运到上海——上海附近地区概况——运河——农业——逝去者的坟墓——森林、树木——花园与苗圃——好不容易找到几个苗圃——狡猾欺诈的中国人——中国式晚宴——看戏

在五个通商口岸中， 上海位置最靠北，人口估计有27万。 上海位于舟山西北一百英里的地方，紧临一条大河，这条河在十二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汇入著名的扬子江，或者叫洋子江[1]。外国人通常把这条河叫做上海河，流经上海时它的河面宽度与泰晤士河在伦敦桥处的宽度差不多。它的主航道很深，如果熟悉水情的话，很适合船只的航行。但河里也有很多长长的泥滩，对外国船只的航行形成危险，除非这些船碰上了顺风，又正好在河口找到了一位好导航员。

1843年末，我第一次来到上海。这时英国在上海刚设立领事不久，英国领事巴富尔上尉，帮我在一栋又像银行又像政府兑钱点一样的建筑里找到了一个住的地方，和我同住的还有丙三位在这儿做生意的先生。由于我们谁也没有把厨具带在身边，所以不用说，我们的食物看上去就非常粗劣，即不是中餐，也不是西餐，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四不像。房间里冷得让人难受，我们常常在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全身都已被雨水打湿 ，如果下雪的话，雪花就从窗户中飘进来，落在地板上，一环一环的，像花圏一样。然而，周围的一切都让我们激动不已，我们的身体、精神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很多事情，如果换在别的环境中，我们可能会觉得难以忍受，但在这儿，我们都不把它们当回事儿。每天，只要我们一出门，街上就会聚集起数百人，我们走到哪他们就跟到哪，只是为了能看到我们一眼，那种情形，就如我们想见女王的心情一样急切。每扇门、每扇窗户里都挤满了人，男人、女人、小孩子，他们盯着我们，脸上傻乎乎地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就好像我们不是普普通通的地球人，而是天外来客。孩子们看着我们的神情更多是害怕，是畏惧，这肯定是他们的父母灌输给这些幼小心灵的，而这些父母，自己或多或少也同样有些害怕。中国人称呼我们为“鬼子”，也就是恶魔之子的意思，这个称呼加深了人们对我们的错误印象，特别是对那些年幼的孩子来说，以至于让他们产生了对我们的一种近乎迷信似的恐怖。这一时期，我们经常听到类似于“鬼子来了”或者“快来看鬼子啊”这样的话语，他们甚至常常嘲笑我们，冲着我们喊“鬼子”。有些英国人认为，在通商之始，出现这种污辱性的称呼，不管多么轻微，都是很不好的一种现象，为此他们向英国领事表示过抱怨，领事先生很快就向上海道台，也就是上海的最高长官，提出了强烈抗议。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与中国官方打交道的最好方式。抗议很快就产生了效果，上海街头不太听得到这一污辱性称呼了。即使有些顽童，忘不了先前教给他们的那些言辞，无意中喊出“鬼子”，旁边马上也会有可敬的人们出来呵斥他。

当地人对我们的害怕，几乎达到了一种近乎迷信的程度，下面这一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我和一位朋友应邀到停在河中的一艘船上去参加晚宴，比起我们岸上那又冷又无聊的房子来说，船上要舒服得多，所以我们一直在那儿呆到快十一点钟。一到晚上，上海城的城门就都关闭了，而且郊区各条里弄之间的交通也被一重又一重大大小小的门给切断了，这些门大概在晚上十点或十一点就紧紧关闭了。这显然是一种古代习俗，用以防止来自敌人或作乱者的突然袭击，却在和平年代仍然沿用下来。所以，登岸以后，我们发现郊区所有的门都已关闭落锁，而我们必须通过其中至少一道门才能到达我们住的地方。街道悄无人息，所有的房子都关着，白天大街上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现在都进入梦乡。“我们怎么过得去呢？”我朋友问道。“摇门吧”，我说，“也许会有人来应门，这门这么旧，摇一摇或许就把它推开了。”我们抓住门，使劲地摇着，同时大声叫喊，希望有人出来给我们开门。看门人手中的灯光现在正朝我们移过来，我朋友又向他大声叫着，催他快点。 最终来了两个提着灯笼的人，脸上带着中国人特有的那种睡意朦胧的表情，晚上很冷，所以他们头上都裹着围巾。他们看不太清楚门外站着什么人，又因为我们嘴里蹦出的一两个中文词，他们彻底放松了警惕，以为门外是几个夜归的中国人。 取下门栓，打开门，看到面前站着两个可怕的“红毛怪”，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开门看到我们时那错愕吃惊的样子。 是否他们真的认为，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或者，我们背后就跟着一队士兵要再一次来攻占这个城市？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转身就逃，快如闪电，把我们留在身后，听凭我们把门关上，或者把军队放进来。 我们静静地走回家，除了这两个勇敢的守夜人，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

上海城四周建有高高的城墙和城楼，这些防卫设施与其它中国城市没什么两样。城墙周长大概有三英里半，城内绝大部分地方都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房子，城外郊区，尤其是沿河一线，则非常开阔。尽管天一黑城门就要关闭，但人们还是可以在天黑以后进出，条件是付几个买路钱。当城门为某一个人打开的时候，其它人也就趁机跟着蜂拥出入，付钱的只有打头的那个人。规矩就是这样，所以穷人如果想进出城的话，他只好等着，直到有钱人过来，付钱以后，大家一起进出。城内城外，到处都是寺庙，甚至城楼上的某些地方，也建有寺庙，立着很多佛像。当地人进到这些寺庙烧香，下跪，对着异教偶像行礼如仪。算命占卜的、行骗的也大行其道，从他们那些容易轻信的国人手中赚了个瓢满钵满。在上海的各条街道上，在所有的公共场所，你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最奇怪的是，唱戏，或者说演戏，这种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娱乐，竟然也经常在寺庙里进行，这与我们西方人的宗教观念和礼节观念可是差得太远了，不知怎么地，我们天朝上国的朋友们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恰恰相反。

上海的街道都很窄，一到白天就挤满了做买卖的人。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最让他动心的当然是街道两侧的各式商品：丝绸、刺绣，就像我在宁波看到的一样，棉花以及棉制品，瓷器，各种镶着皮毛的华丽的衣服，商店中摆得煞是好看的长达六英尺的竹烟管，书画作品，铜器等等。还有许许多多的古玩店，店里售卖着竹雕饰品、古瓷器以及其它一些中国人看重的东西。卖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各种吃的，商店门前的货摊上摆放着大量的鱼、猪肉、水果以及蔬菜等等，有时候把街道都挤占得难以通行。常见的蔬菜品种外，本地人常吃的还有荠菜，一种三叶草或者红花草。这些蔬菜，特别是后者，烹调得当的话，味道还真不赖。餐馆、茶馆、糕点铺随处可见，从最简陋的饮食挑子，那种将厨具与炉子都挑在肩头，边敲竹梆边吆喝的流动摊点，整个挑子加起来其资产也超不过一块钱，到那种挤满了数百人的大酒楼、大茶馆。 只要花上几个铜钱（1000或1200个铜钱相当于一块钱），中国人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包括米饭、鱼、蔬菜、茶等的大餐，我完全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有着更多的不幸和贫穷。这儿的乞丐们看起来也很快乐，而且中国人对这些乞丐也都非常友善。

上海现在是中国海岸线上最重要的外贸港口，自然也就吸引了公众更多的注意。我到过的那些城镇中，没有哪个具有上海这样的优势：它是中华帝国的门户，进出中国的主要关口。沿着黄浦江进入上海，扑入眼帘的是一片林立的船桅，马上就能让人意识到这儿的贸易规模有多大。来自沿海各地的船只云集于此，不仅有华南的，还有来自华北山东、北直隶的，每年还有相当多的船只来自新加坡和马来群岛。上海便利的内陆中转优势也举世无匹，它位于扬子江冲积平原上，平原上众多美丽的河流纵横交错，其间又有很多运河往来钩连，大多数运河近乎天然形成，另外一些则是人类的伟大作品。由于这一地区地势低平，潮水在起起落落之间，能够深入到内陆很远的地方，有利于地方上的人们将其出口货物运送到上海，也方便他们把进口来的货物分送到很远的内陆去。上海港内聚集了很多大大小小航行于内河上的船只，在内陆的各个地方，人们都可以见到这些航船四处往来的身影。自从上海开埠以来，这些航船给上海运来大量的茶叶、丝绸，将其供应给我们那些已在这儿开设商号的英国商人们，再把交换来的欧洲、美国的工业品运回到内陆去。我们的白棉布很受中国人的欢迎，他们将白棉布染上特定的颜色，然后裁剪成自己喜欢的服装样式。从我们了解到的中国地理情况来看，毫无疑问，所有绿茶以及绝大部分红茶，从出产地运到上海，其费用比运到广州要低，也比任何一个南方城镇都要低一些，只有宁波也许是个例外。而茶商带着卖茶所得的钱从上海回去时，所冒风险也要小得多，因为这一带的中国人更规矩一些，对于茶商来说，这也是吸引他们到上海来卖茶的一大原因。我知道，有人认为，相比于宁波和上海，福州府更靠近红茶产地。但请记住，现在出口到英国的红茶只有很少一部分产自武夷山，因为武夷山的红茶和产自其它地区的红茶相比，更粗糙，品质也低得多，而这些地区更靠近北边，在某个高山山系的北部边缘。 中国北方的产丝大区也在上海附近，毫无疑问，很大一部分生丝都将销往上海。 考虑到以下这些因素：与杭州、苏州以及古都南京这几个大城市毗邻；区内贸易规模巨大，众多河流与运河带来的便利的内河航运条件；茶叶、生丝运往上海比运往广州更容易；最后，众所周知，上海已经成为我们英国棉纺制品的一大市场，我敢断定，几年以后，上海不仅会成为广州的有力竞争者，而且将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城市。此外，这儿的气候也更宜人；人们更守规矩；外国人受到尊重，可以随处走动、骑马，只要能在当天赶回来就行。应当承认，就居住而言，比起南方各地，上海也有很多优势。

我前面提到过，这一带河网密布。只要一离开大清帝国的驿路，这些河流就会给行人的旅行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这样的麻烦 还不只是一次两次。我总是不得不强迫船主们，不顾他们的反对，把我渡到小河的对岸去，特别是我刚到这儿，对当地一点也不熟悉的时候。这些船主看起来很害怕我，如果允许我进入他们的小船，他们担心我会抢走他们的小船，那时候的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外国人的。

我特别记得，有一天，我到上海西边很远的一个地方去。回来的时候，出于这个那个的原因，我没有沿着老路，而是按照我认定的方向往前走。走着走着，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把我挡住了，我站在那，看到大约两英里外有一座桥。我尽可能地加快脚步，往桥边走去，因为天就快要黑了。不幸的是，就在我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时候，在离桥一箭路的地方，又出现了一条小运河，这条运河与前面那条大河垂直，正好把我挡住，这下子我真的无路可走了。但是几分钟后，我看到一条小船过来了，我们站立的这边河岸上还有一个人正用纤绳拉着它往前走。船一靠近，我们就向船上的人大喊，让他们把船划过来，把我们渡到河对岸去。船上的人似乎都很害怕，他们让岸上拉纤的那位回到船上，把船刺到运河中间，然后全力划桨，准备离开。很快，这只船就要走掉了，我们对它也将鞭长莫及，留下我们自己在黑夜中摸索前路，或者跳入运河那深深的泥水中。 被逼无奈，我只好命令我的仆人，“向他们喊话”，“如果他们不马上停船，我就要向他们开枪，把他们都杀掉。”同时，我向小船前面一点的地方开了一枪。这些威胁奏效了，他们马上把船划了过来，飞快地把我们送到河对岸。我给他们付了船钱，希望他们，下次再碰到类似的情况时，能够给那些赶路的人行个方便。他们兴高采烈地离开了，直到看不见他们了，我们都还能久久地听到他们的大笑声，以及有关这次冒险经历互相打趣的声音。

作为一个农业地区，上海平原就像一个巨大的花园，有着迄今为止我在中国看到的最肥沃的土地，其面积之大，世界上可能也罕有其匹。上海离最近的一座山大概有三十英里，在这片广袤的平原上，这座不过二、三百英尺高的山显得很是有些突兀。 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我站在这座山的山顶，四处了望，只在远远的南边的地平线处，看到有那么几座小山，与周边地形截然不同。那些山，我后来搞清楚了，就位于乍浦八旗兵营附近。其余便是一望无际的单调的平原，没有高山，甚至连小山丘都没有。 这儿的土地属于肥沃的壤土，土层很厚，出产丰富，包括小麦、大麦、水稻、棉花等，此外还出产大量绿色蔬菜，如卷心菜、萝卜、山药、胡萝卜、茄子、黄瓜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这些蔬菜主要种植在城市附近。土地虽然平整，但总体而言，地势还是要比山谷和宁波附近的平原高得多，所以非常适合种植棉花，棉花也就成了这儿的主要农产品。实际上，这儿是南京棉的一大产区，大量的棉花就从这儿装船运往华北、华南以及附近的一些岛屿。所产棉花既有白棉花，也有黄棉花，南京布[2]即由黄棉花纺织而成。

这一地区不仅土地肥沃，而且农业发达，相比于我到过的中国其它地方，这儿看起来更像英国一些。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像英国那样用来堆放杂物的农家场院，同样的建筑样式，同样的茅草屋顶。田里面一道垄，一条沟，布置方式也和英国一样。 如果没有那些竹子、当地人头上的长辫子，以及他们平常所穿衣服的提醒，说不定你还误以为自己是在泰晤士河畔呢。

城市附近有很大一部分土地都被用作墓地[3]，圆锥形的小土坟随处可见，坟上长满了长长的杂草，有些坟上还长出了一些灌木、花朵。就像在宁波与舟山一样，在这儿的田野上，也能不时地看到摆放在地面上的棺材，棺材上面用稻草或草席仔细地遮盖着，保护它们免受天气的破坏。通常说来，亲属们对这些棺材照看得都很仔细，但也有一些亲属不太上心，所以有时候，虽然不多见，也能见到一些破败的甚至因年深日久而垮塌的棺材，死者的遗骸都暴露在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随处可见的装殓小孩子的棺材，这些棺材被悬空放在地面上的一些木桩子上，顶上用稻草仔细地遮盖着，保护它们受到天气的破坏，这些儿童的父母用这种方式，让路人感知他们心中那种柔和却又深刻的悲情，以及他们所遭受的那种失去爱子的痛苦，这个爱子，本来可以照料他们的晚年生活，如今却躺在这棺材里，反倒要他们照看。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家，一般在离城稍远一点的地方有块属于自己家族的墓园，墓园中种着青柏和松树，还有存放祖宗神像的家庙和祭坛，家庙里可以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看坟人全家就住在这儿，保护墓园，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进烛上香。再有一些人，则埋在公共墓地里，也许可以这么称呼吧， 我在上海附近就见过好几个这样的墓地，这些墓地都建有大大的房子，房子里有好些个宽敞的大厅，大厅靠墙摆放着一溜棺材。

就如上文所描述的，这是一块平坦而又经过高度开垦的土地，不可能还保留着丰富的地产物种。但这一带的村庄、农舍，掩映在一丛丛美丽的竹林中，看起来也别有一番热带风情，只是，这一地区具有热带特点的也就这些竹子了，至少从林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前文我曾提到过，有钱人家的墓园里种有青柏和松树，这些树遍布这一地区，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这当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柳杉，一种美丽的松树，类似于诺福克岛[4]与巴西所产的南洋杉树。枝繁叶茂的柳杉非常具有观赏性，它的主干就像落叶松一样直直地竖立在地面上，两旁生出很多侧枝，这些侧枝几乎与主干垂直，末梢则像烟柳一样优雅地垂向地面。柳杉的木质带有一种绞状纹理，结实耐用，深得中国人喜爱。它修长笔直的树干，常被中国官员以及和尚们用来作为房屋或寺庙门前的立柱。这种柳杉在日本同样很有名，日本人对它的评价也很高。1843年秋天，我从上海寄了第一批柳杉种子和植株回去，幸运的是，当它们寄到奇西克的皇家园艺协会时，状态都很好。 希望柳杉能够抵挡住寒冷的侵袭，这样它们就将成长为英国树林中最靓丽的树木。

银杏树是我在上海见到的唯一一种树型高大的树种，因为叶子与一种叫女贞的蕨类植物的叶子外形相似，所以人们通常又把银杏叫做女贞。银杏树也是中国人喜欢矮化的树种之一，所以，园林中也常常能看到那种矮矮的银杏树。在中国城镇的每一个市场中，都有银杏果实出售，叫做白果，有些像干杏仁，但更白、更圆、更饱满一些。当地人似乎很喜欢白果，尽管我们欧洲人很少吃它。江边、运河边或者在中国人的园林中，常常种上一些垂柳，和我们英国的垂柳属于同一品种。 此外还有一种榆树，一副永远长不大的样子，自然也就派不上什么用场。

真正属于上海地产的植物种类虽然不多，但上海却汇集了从中国各地运来的植物品种，摆在苗圃中等待售出。只是这儿没有宁波那样的属于官员个人的私家花园。上海本质上是个商业城市，生活在这儿的人们自然也都投身于商业活动中。从这一点上说，上海与宁波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尽管上海的私家收藏不多，但作为弥补，我找到了很多苗圃，在这些苗圃中，有很多非常好的植物品种可供出售，这其中，有不少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欧洲人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些植物存在，有些还是观赏性很强，很有价值的品种。起初，在寻找这些苗圃时，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出于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也许是嫉妒，也许是害怕，有关这些郊外的苗圃，哪怕是一丁点信息，中国人也不愿意透露给我。他们告诉我城里有很多花卉商店，但却否认知道郊外的苗圃或花园。

“如果你想得到这些花”，他们说，“就到花店去，你为什么不在那儿买呢？上海人都在那儿买，你也应该这样。”

“但是店里没有我想要的东西”，我说。

“把你想要的东西的名字告诉我们，我们来帮你找。”

“可是我怎么知道那些名字？我又不懂中文。这么说来，我只要把名字告诉你，你就可以从苗圃买到它？”

“是的。”

“哦，那么郊区确实有一些苗圃？”

“有，但都在很远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对中国人已经很了解了，知道不能轻信他们所说的任何一个字，除非你有充足的理由，但在这件事上我就找不到相信他们的理由。那些植物的样子，我只需瞥一眼，就能判断出它们来自郊区，而且，从其状态来看，离这儿只有很短的一段路程，它们的根上还附着一些地里挖出来时的泥土。然而，在好几天时间里，我四处碰壁，找不到这些苗圃。直到有一次，在很幸运的情况下，我才打破了中国朋友对我的消息封锁。这一天，在查找苗圃无果之后，我和我的仆人从城外返回，走到北城门附近。那时候我正试着收集一些中国鸟类的标本，我看到一只从未见过的鸟儿，就用枪把它打了下来。于是，附近的孩子们一下子就把我围了起来，他们对我的枪很感兴趣，因为这与中国人那种笨重的火绳枪完全不同。“喂”，我对身边的这些孩子们说，“有谁知道，到最近的一个苗圃去，怎么走？我想去那儿买些花。”“跟我来，跟我来”，六、七个孩子马上叫了起来，让我感到又高兴又意外的是，我发现，我原来离某个苗圃的大门已经很近了。这是个非常不错的苗圃，它的主人在城里开了一个花店，上文记录的那段对话就发生在我和他之间。天已经很黑了，植物也看不怎么清了，我只好把地点记了下来，第二天再来。但第二天我还是没能进得去。在我快要走近的时候，一个放哨的小男孩，拔腿就跑回到园丁家里去了，把我到来的消息通报给他们。我离大门还隔着老远，他们就把大门关闭，上了门栓，任何劝告和请求都消除不了他们心中的恐惧，以利诱之也无法奏效。第三天、第四天同样如此，哪怕我改变不同的路线，可是小哨兵总是恪尽职守，让我的希望落空。为了成功，我只好求助别的途径。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上尉，从一开始就很关心我的事情，无论我碰到什么麻烦，他总是很热心地给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于是把这些情况告诉他，请他派领事馆里的一个中国官员陪着我一同前往这个苗圃，向他们解释，我只是想买些植物，无意抢夺他们的任何东西。以我们对中国人性格的了解，我们都知道，只要解释清楚了，这些以种植并出售花卉为生的穷苦花农，会很欢迎我到他们的苗圃中去买东西。接下来的一天，在领事馆派来的官员陪同下，我又一次出发了。我们靠近苗圃的时候，小哨兵已经像往常一样坚守在他的岗位上，并且立即跑去报信，大门也马上像前几次一样被关上并且上了门栓。我们静静地走上前去，敲门，但没人回答，苗圃好像一下子被废弃了一样。 那个官员非常清楚，园丁一家就躲在门后，他开始向他们喊话，嘲笑他们胆子小。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花木丛中有动静，然后里面的人鼓起勇气，大着胆子走到门前来窥视我们，最终，在确认没有什么危险之后，门栓被取了下来，我们才得以走进这个苗圃“圣地”，在那儿，我很快就发现了几棵特别有价值的植物。坚冰既已打破，在中国官员的帮助下，我又知道了另外几个苗圃的名字与位置，不久我就一一造访了它们。尽管这时候正是冬天，植物都处在休整期，几周之内，我还是收集了很多植物，后来它们都开花了，都是我以前没见过的，而且观赏性都很强。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又客气又胆小的花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后，他们不仅与我相处愉快，而且，还请我把朋友和熟人也邀来看他们的花。我也确实经常这样做，由于我们对他们很友好，很照顾他们的生意，所以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很好，我相信，这一印象将一直留在他们心里。在我前一次离开上海回英国的时候，我到其中的一个苗圃去，搬运我寄养在那儿的植物。在我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苗圃老板对我说，“下次你来上海的时候，我就不在这个苗圃了。我在旁边一个地方买了一家苗圃，我会搬到那儿去，希望能在那儿见到你，你要什么样的植物我都可以提供给你。”

“谢谢你，我的朋友，”我说，“但是我在中国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要回到自己的国家——DA ENG CO[5]——去了， 它在很远很远的西方，你再也见不到我了，再见。”

他然后友好地祝福我一路顺风顺水，祝福我与家乡的亲朋好友们快乐团聚。

我提到这一场景，只是想表明，在两年的时间内，这些穷苦人家，在他们的情感上发生了怎样一种变化，与他们那些傲慢无礼的南方同胞截然不同，这些中国北方的人，我相信，他们在说这些话时是非常真诚的。

但这儿的中国人，大多数也和其它地方的人一样狡猾，一样不诚实。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有一位舟山的花卉画家告诉我，在上海附近的苗圃里，有几种很珍稀的牡丹花。 每年广州都要从北方省份运来一些牡丹花，开着玫瑰色或白色的花朵，如今这种花也传到了欧洲，变得很常见了。但是据说，尽管我并不相信，在中国的某些地方，那儿出产的牡丹花能开出紫色、蓝色或黄色的花来，只是这些品种的牡丹从来没有卖到广州去过。为了这些花，我作了很多调查。那位画家，坚称他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品种，而且，如果得到一小笔报酬，愿意凭记忆为我把这些品种给画出来。我立刻把钱付给了他，在他画好以后，我就带着这些画来到了上海。在上海城里的一家花店，我把这些画展示给花店老板看，这位花匠立刻答应可以给我找来这些品种，但他又说，它们非常贵，因为上海附近并没有这些植物，他必须派人到一百英里以外的苏州去，才能把货调来，一来一去，至少也要花去八个人工。能够得到它们，我当然很高兴，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了，而且，如果真是从一百英里以外运过来的，这个要价也不算太离谱。 到了约定的时间，牡丹花到货了，确实是很珍稀的一些品种，在英国，要花大价钱才能买得到。在这些品种的花朵中，有淡紫色的、紫色的，还有一些近乎黑色的，其中有一种花，中国人把它看作是黄色的，但实际上只是白色的花瓣中间，有点淡淡的黄色痕迹而已。总的来说，这些牡丹都还是很珍稀的，我对自己的出价很满意。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不久以后，我发现这些牡丹花实际上来自上海城外不到六英里的一个地方，而且，大名鼎鼎的苏州，它城里的那些牡丹花，也都来自这同一地方。

我第一次到上海，是在冬天。很少有植物在这时候开花，只有菊花是个例外。这儿的菊花品种和中国南方一样多。中国园丁们都知道怎么种好菊花，所以在这个特定的季节里，大家的兴趣就都集中在菊花上面。我收集到的主要是些落叶植物，在冬天这段时间，很难断定或者描述某种植物属于哪个品种，所以我在选择时，部分看它属于哪个科系，同时部分根据中国人对它习性的一些描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对植物学很熟悉的人，对植物价值的判断都不会太离谱。我收集的那些植物都没有让我失望，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很多品种后来都证明非常具有观赏性，价值非常高。

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其它一些欧洲人一起，受邀到一位官员家去看戏剧表演，或者说，看唱戏，然后还与这位官员一起共进中餐。四抬大轿把我们接到他的府第，在那儿，他把我们介绍给他的一大群朋友。作为雷打不动的礼节，主人很快就给我们上茶了，之后，一位仆人手举着托盘走进来，托盘里放满了热腾腾的湿毛巾，和家中厨房里常用的那种毛巾差不多，他给我们每个人递了一块。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些毛巾是用来干什么的，只好看着中国朋友们，看他们怎么做，他们用这些毛巾擦脸擦手，于是我们也原样仿效，尽管心里并不太乐意。我后来注意到，这种礼节在中国人之间很常见，在走得满身是汗之后，擦把脸确实能让人神清气爽。在像中国这样炎热的国家，比起用冷水洗脸或洗澡，这种做法确实更好，更有益于健康。

在我们做着这些事的时候，演员们已经在唱戏的大厅里把东西都准备好了。过了一会儿，一个演员走进我们坐着的房子，手里拿着几张细长的牙牌，牙牌上写着当时最流行的几出戏的戏名，屋主人和他的朋友们点到哪出，演员们就演哪出。他们很客气地请我们点戏，但我们一个汉字也不认识，很难听懂他们对我们说了些什么，请我们点戏也就是装装样子。在最终点定了今晚的演出曲目后， 我们被引到看戏的大厅，这间厅很大，略近正方形，大厅顶头有一个供演员和乐队表演的舞台，厅的一侧和外面一条巷子连在一起，中间只用一道栏杆隔开，所以公众也可以来看戏。大厅中间坐满了客人，屋顶上则悬挂着很多中国灯笼。 演出开始的时候，还是下午较早时分，所以并没有点亮灯笼，演出全靠自然光。在这儿演戏不像在英国，不需要把自然光全遮掉。

演出一开始是些哑剧之类的技艺表演，就像圣诞节时我们在英国剧院看到的那些一样。接下来的演出，从演员说的话和做的手势来看，似乎是一出悲剧之类的东西。 所有曲目都有些类似于歌剧，演员们则用假噪子演唱。演出中经常有些翻跟头的表演，非常熟练，非常灵巧，比别的部分更能吸引我们，也许是因为它们最容易懂吧。

演出服装非常华丽，肯定花了一大笔钱。没有女演员，因为按惯例女性是不能上台表演的，女性角色都由经过挑选的那些男生女相的男人或男孩子来反串，他们的扮相与着装是如此完美，如果不是熟悉内情，很难发觉他们其实是男的。

演员们的唱腔听起来并不悦耳，至少我们英国人欣赏不来。伴奏的则有锣，一种很吵闹的乐器，以及中国人常用的一种管乐器，有些像风笛。实际上，整场演出，噪音似乎压倒了其它，我们实在受不了。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演员们在舞台上画着的各种各样的脸谱，这些脸谱，就像英国戏剧中非常讲究的场景或布景一样，一定代表着某种特定的含义。最受欢迎的似乎是大花脸，很多出戏中都有大花脸的出现。没有帮助观众入戏的舞台布景，舞台上只有一张简简单单的屏风，有时候就用这屏风来代表房子，演员们便从这虚拟的房子中出来亮相。舞剑则有些真刀真枪的样子，也许是演出中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两柄剑，把这两柄剑在他们脑袋周围飞快地甩来甩去，同时，他还要不停地做出飞腿踢人的美妙样子，让他的腿、脚和他的双手、双臂一样忙个不停。演出共进行了三个小时，然后我们离开演戏大厅，进入到另一间房子。这时候，仆人们则在忙着把演戏大厅布置成餐厅。

等到一切都布置好了，我们被隆重地引到餐厅，安排在最主要的尊位上落座。这个时候，我们有机会观察到，中国人在安排他们自己的座席时那种繁文缛节到了一个何等的程度。足足花了近一刻钟的时间，主客双方才终于各自就座。每个人都把尊位推让给身旁的客人，而身旁的这个客人也并不认为他自己就应当坐在这个尊位上，然后，在相互鞠了很多个躬，说了很多恭维话之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坐在了让自己满意的位置上，这时候，晚宴开始了。

餐桌上摆了很多小盘子，都是些精美的时令水果与蔬菜，此外还有很多昂贵的汤菜，比如著名的燕窝以及类似的东西，有不少菜肴，即使对我们英国人来说，也非常可口。仆人们一直在忙着把桌子中间的盘子撤去，换上新菜，直到最后每个人都吃得心满意足了，还一直在继续上新菜。很多新菜只是展示了一下，一点没动过就又被撤下去了。我们第一次使用筷子的情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定非常可笑，但他们很有礼貌， 没有笑话我们，尽量给我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晚宴刚一开始，演出就又恢复了，一直在活泼地进行着。演出间歇，旦角们还走下舞台，用各种各样的酒给客人们劝觞。演出期间，每个客人都领到了一些钱，这些钱是在演出结束时用来打赏演员们的，赏钱拿到以后，整个剧团的演员都登上舞台，向台下深深地鞠躬致谢，然后退下去。与此同时，宴会仍在继续，又上了几百道新菜，大多数又原封不动地顺序撤了下去。那些中国客人有时候抽抽烟，有时候看到中意的菜肴，也吃上几口，对端上桌的每一道菜，众口一词，都称赞不已。

这时候我们这顿饭已经吃了三、四个小时，尽管一切都那么有趣，我们还是觉得有些累了，坚持不下去了。“晚宴还有多久结束？”我问坐在旁边的一个语言学家，就是他将演戏当中那些有趣的事情解释给我听的。“哦”，他说，“还要三、四个小时呢。不过你要是想走的话，现在就可以离开了。”我们很高兴得知，中国礼节并不在意我们是否提前退席。我们叫了正在前院等候的轿子，主人和他的客人们打着灯笼把我们送了出来，然后我们就与来时一样，坐着轿子离开了。我的第一次中国晚宴的经历也就这样结束了。这以后，类似的请客吃饭屡见不鲜，吃饭的地方既包括富人的华宅，也包括穷人的寒舍，甚至还经常是在和尚们的寺庙里。

[1] 译者按：原文作“Child of the Ocean”

[2] 译者按：南京布，英文Nanking Cloth, 又名Nankeenbosom。《中国服饰史》一书这样介绍南京布：“长江一带生长的一种棉花，花作紫色，纤维细长而柔软，由农民织成的家机布，未经加工多微带黄色，特别经久耐用，在外销上已著名，通称‘南京布’（其实在长江流域均有生产。惟对外商品市场上，以南京民间生产较多且易集中）。”《南京商贸史话》介绍说：“鸦片战争之前，世界范围内，英国的纺织工业相当落后，美国的纺织工业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南京布在质地、花色等各个方面都超过了欧洲生产的布匹，而且价格低廉，因此，南京布被大量出口，成为欧美贵族追逐的时尚物品。”据《南京商贸史话》一书的记载，1820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运到英国的南京布多达20万匹以上。英国散商在1817年至1827年间，每年运出的南京布保持在40万至60万匹左右。美国更是消费南京布的大买家，1809年一年，美国就从中国运回南京布370万匹，1819年一年又运走313万匹。 英国1883年出版的《中国博览》记载：“中国造的南京土布，在颜色和质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越英国布匹的优越地位……（英国）人人以穿着‘南京布’为荣，似乎没有这种中国棉布裁制的服装，就不配称为绅士，难以登大雅之堂”。据南京作家时盛麟先生研究，在《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基督山伯爵》《包法利夫人》等名著中，均出现了南京布的身影，小说中的主人公竞相穿着南京布制成的衣服裤子等。

[3] DAVIS在其《中国人》一书中介绍说，死去的中国人都埋在荒山的山坡上。

[4] 译者按：原文NORFOLK ISLAND，即今澳大利亚海外领地诺福克岛。

[5] 大英国或大不列颠，中国北方的人这样称呼我们的国家

第八章

回到华南——珠江——虎门要塞——这一带的物产——泣柳——荷花的种植——珠江上的船只——理发室——壮丽的花船——节日期间的江上风景——水上城市的秩序——水上房屋——中国人灵巧的游泳与潜水技术——花地苗圃——中国新年——被中国人攻击、劫略——随后发生的针对英国官员的攻击事件

舟山是我此次中国北方之行的总部。我现在就带着我在上海收集到的那些植物前往舟山，准备从那儿去香港以及南方的一些港口。舟山的山上都覆盖着白雪，天气刺骨般寒冷。中国人每天都将大量的山鸡、水鸟贩卖到岛上来，卖给豪爽的英国人。 从大陆上运过来的还有一种小鹿，送到岛上时通常都还是活的。四、五只上好的山鸡，要价不过一元钱，鸭子、水鸟也相当便宜，一头鹿的价钱，我记得通常是在两到四卢比之间。

驻扎在岛上的英军军官，他们喜爱射击，为此他们租用中国人的小船，渡海前往大陆的山里，好好地锻炼了一把身体。至于舟山岛上，任何形式的体育运动都少得可怜。

在把东西都打好包以后，我便搭上了一条往南的航船。在中国海的季风吹拂下，一路无话，没几天我们便到达了香港。我把那些北方收集来的植物都装进玻璃柜子，然后就把它们送往英国去了。

以前来的植物学家们早就把中国南方扫荡过好多遍了，所以我并不指望在这儿还能找到什么值得送回英国的新的或者有价值的植物。我计划在三月或四月的时候再一次北上，希望能在那儿呆上一个季度。在此之前，我在南方还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我于是决定前往广州、澳门一游，反正它们离香港都很近。

对于游客而言，来到这一名邦大国，珠江无疑属于给他们印象最深、最震撼的地方之一。在珠江入海口附近，从香港到澳门，一路上遍布着很多小岛，风景很好。无论是从香港到广州，还是从澳门到广州，航行过程中都要经过一连串的岛屿，这些岛屿，大多数都是山岭，上面薄薄地覆盖着一层植被，时不时裸露出累累的巨石，以及黄色的砾质粘土。

但是，行船当中，有时候也能看到一些美丽的江湾，江边几亩平地，林木掩映之中散布着几栋漂亮的房子或草庐。航行在这些小岛之间，容易勾起人的一些暇想，在这样一个隐秘的所在，远离罪恶的人世，远离喧嚣的人群，人们的生活想必又快乐又单纯，他们没有太多的欲望，地上有出产丰富的稻米，海中有无穷无尽却又随手可得的上好海鱼，很容易就能填饱肚子。可是，这种快乐、单纯的梦想很快便被现实粉碎了：在这些安静的小村子里到处都是海盗，这些海盗无恶不作，他们的冷血暴行使得这条广州与香港、澳门间的水路变得非常紧张、危险。那些装有值钱货物的三桅帆船、小艇经常被这些海盗打劫，船员、游客们都被杀死，船只则被肢解破坏。

在顺风顺水中航行了几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珠江的门户，著名的虎门。战争中被毁的虎门要塞已经又重建起来了，而且规模比以前要大得多。如果是英国士兵把守这儿，世界上任何一支敌舰胆敢通过的话，都将被轰成个稀巴烂。而中国人和他们的要塞，我想，在领教过我们的军事力量之后，尽管他们今后可能变得更难对付一些，但在英国和其它西方文明国家的军事进攻面前，他们的抵抗仍将是软弱无力的。

过了虎门，江面变宽了很多，看起来有如一片内海。景色也变得漂亮了，就像在画中一样，两岸平坦的垦田与虎门外那些贫瘠的荒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辽阔的平原，外围环绕着一带远山，这些远山，尽管也与别的山岭一样贫瘠，却正好给眼前这片风景衬上了一个很好的背景。溯江再上去几英里，就可以看到停靠在琶洲和黄埔港里的船只，以及差不多每个游客都会提到的著名的黄埔塔[1]，此外还有众多的别的一些塔和寺庙，这些都告诉游客，名城广州，这个天朝上国最富裕、最重要的城市就要到了。江中有很多岛屿，都是珠江以及它那众多的支流冲积而成，黄埔村或者说黄埔镇就坐落在其中的一个岛上。

江中冲积而成的小岛，以及陆上的平地都出产很多稻米，江潮被江堤约束着防其肆虐，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引潮水对农田进行灌溉。江堤上也没荒着，而是种上了大蕉作物。高岸之处，潮水灌溉不到的农田，则使用水车引水，就是这种看起来简简单单的水车，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输引很多江水，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黄埔附近，甘蔗得到大面积种植。在中国，甘蔗的需求量很大，人们喜欢直接嚼甘蔗，甘蔗也可以用来制成冰糖和红糖。尽管很多种红糖的颗粒也都特别细小，但住在这儿的外国人还是很少使用红糖，他们更愿意用冰糖磨成的又白又细的糖粉。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没看到过像我们用的那种块状糖，我想中国人不生产这些东西。

平地上和江边到处都栽种着中国常见的那些果树，数量非常多。主要品种有芒果、番石榴、黄枇、荔枝、龙眼、桔子、柚子等等。此外，还有青柏、金钟柏、榕树以及其它榕树科品种，还有一种松树，因为通常生长在江边、运河边，所以中国人又叫它水杉。常见的植物还有竹子，以及一种与英国泣柳很相似的柳树，中国人给这种树取名为“垂柳”，“垂”指垂泪，与它的英语名称“泣柳”之“泣”字，两者惊人的一致。这又让我们联想起，犹太人在巴比伦河边哭泣时，把竖琴挂在柳枝上的历史故事，这故事表明，那时候的人们就已经把柳树看成是悲伤的象征。这正如青黑肃穆的松树、柏树，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人们都喜欢在坟地、墓园种上这些树木。

广州城的珠江上下游两岸，种了很多荷花。这些荷塘，也像稻田一样，被江堤保护着。种植荷花，既可以赏花，它的根——莲藕，又可以食用。中国人非常喜欢莲藕，每天都有大量的莲藕运到市场上出售。每年夏、秋两季，当荷花开花的时候，整个荷塘都呈现出一种快乐的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但在其余的季节里，枯败的荷叶与花枝，以及静止不动的脏兮兮的水面，对住在附近的人家来说，就一点也不美了。

珠江上有一处景致非常吸引人。在洋行附近，沿江停靠着许许多多的船只。成千上万只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船，上到俗称“花船”的华丽大船，下到剃头匠的小舟，在这儿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水上城市，这个漂浮的城市拥有众多的人口。在乘船上溯的时候，游客可以看到一种很小的船，也许从来都不曾看到过这么小的船，它漂在水面上，与其说是船，不如说是几块捆扎在一起的木板，这就是剃头匠的船，剃头匠乘着它东奔西走，更准确说是东漂西荡，每天靠着给中国人剃头、修眼睛、掏耳朵来讨他的营生。顺便提一句，理发师的这些营生对他同胞们的眼睛、耳朵产生了很多伤害，他对此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他灵巧地操着小舟，摇着橹，在这个浮在水上的城市中，在那些比他的小舟更大、更威风的大船间，迅捷地穿来穿去。游客还可以看到，就像他在澳门与香港看到的一样，这儿也有那种船体封闭的船，船上带有三个独立的舱房，非常整洁、干净，这样的船，大大小小各种型号都有，当地人或者外国人租用它作为摆渡用船，把人、货摆渡到停在江中的大货船或航船上去，或者用于短途航行，到河南[2]、花地这样的地方。船中间那个舱房实际上就是一间非常整洁的小房间，房间里装饰着各种图片与鲜花，两侧都有窗户。船头的舱房归桨手们使用，船尾的舱房则用来准备船主一家的伙食。

广州行商[3]们的船，以及那些大型花船都非常华丽。这些船的船舱结构与其它船差不多，但在修建、装饰上却要高级、奢华得多。读者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船的甲板上安放着一个木头房子，房子的入口位于船头附近，除去留给水手们站立、撑船的空间，这个入口占据着船头，精雕细刻，排场无比，让人不禁对房子内部的种种奢华充满了想象。在这个华丽耀眼的房间里，屋顶上挂着很多灯笼，走道上装饰着镜子、图片、诗歌，所有这个民族癖好的那些元素都集中展现在这儿，在这间漂浮在水上的宫殿里。

此外，还有供商人们将货物驳送到黄埔码头的驳船；运送旅客到香港、澳门以及全国各地去的客船；配有很多船桨，沿江上下样子古怪的官船（我曾经看到过一艘这样的船，每一边船舷上都有四十支桨）；最后则是又大又笨的航海的货船。这些形形色色的船只，又因为特定的用途而做了不同的调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体。一到节日，整个江面上便呈现出一派欢快的、激动人心的场景，特别是到了夜晚，灯笼点亮之后，无数艘装饰着华灯的船只在洋行附近的江面上[4]往来行驶， 同时，狂热而间或又有些悲伤的中国乐曲声，嘈杂的锣鼓声，闭塞闷热的空气，古怪的民族——既乖张又自负，所有这些都将给游客带来永生难忘的印象，这种由欣喜、同情、钦佩、蔑视等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的印象将一直留在他脑海中，难以磨灭。在这个巨大的水上城市范围内，必须遵守它自身的一些规则，所有的大船都排在一起，成行成列，中间空出一条条通道，小船在这些通道中来回穿行，就像市镇中的马车或其它交通工具一样。住在水上的这些人家似乎对鲜花有着特别的偏爱，他们把花种在花盆里，摆在自家船只高高的船尾上，或者摆在那小小的船舱里。中国金钟柏、栀子花、苏铁树、鸡冠花、金桔等等，这些似乎是他们最喜爱的一些品种。 在这些水上人家的浮动房屋里，祭坛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情况下，祭坛都很小，但确实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做礼拜的地方。可怜的人们每天就在祭坛前点灯烧香，给他们想象中的神灵送去一缕馨香。

广州城内及其郊区，据说有大约一百万居民。在珠江两岸，以及广州郊区众多的运河两岸，街道旁都是些木头房子，这些房子全靠深深打入泥土中的木桩子支撑着，在外观上很像英国市场上可以推来推去的木棚子。不同之处在于，英国那些木棚子的支柱下面都装有轮子。此外，在这儿，几百间房子挤在一块，中间留出一条歪歪扭扭、不甚规则的街道，成千上万的人就快乐而又健康地生活其中，可是对欧洲人来说，这样的环境适足以让他们把性命丢在这儿，这又是两者在居住人员上的一点区别。

最让我惊讶的是江中游泳的那些老妇人与小孩子，这条江看起来就像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如同水中的鱼儿，他们在江中显得如此自在。中国船民一直以熟悉水性著称。自从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以来，因为这个缘故，被派去码头执行逮捕小偷任务的警察常常空手而归，这些中国人，当他们发现自己有被捕的危险时，就都从船上跳下去，潜入水中，在水下一直游到警察抓不到他们的地方，或者游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比如属于他们同伙的某条船，码头上停靠着很多这样的船。

我很快就去参观了广州附近著名的花地园林。 “花地”，顾名思义，种花之地。如今妆点着英国花园的很多漂亮植物，就是首先在这儿采集，然后运到英国去的。花地园林，位于城市上游两、三英里的珠江对岸，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的苗圃，培育苗木用以出售[5]。

花地苗圃是闻名遐迩的中国园艺的典型代表。有关这一园艺，我们欧洲的作家们已经做过很多介绍。因此，在亲眼目睹之后，我也想对这一典型代表做些详细的描绘，以资见证。苗圃入口处便是园丁们住的房子，从入口进去，是一条窄窄的步道，沿着步道两侧，摆放着一行行大花盆，大部分植物就栽种在这些花盆里面。像这样的苗圃，花地一共有十二个左右，面积有大有小，根据苗圃老板的经济实力而有不同，但要是和伦敦的苗圃比起来，哪怕是和伦敦最小的苗圃相比，这儿的苗圃通常还是要小一些。这儿也有用于移栽的苗圃，不同的植物都移种到同一块土地上，而且对那些名花名木进行矮化的第一步工作也在这块土地上完成。在花地苗圃，有大量的山茶、杜鹃、桔子、玫瑰，以及其它一些著名的品种。一到花时，中国人就到这儿来购买这些花卉。秋、冬季节最吸引人的当属佛手，中国人购买这种奇特的植物，把它摆在家中或供在祭坛上。佛手以其奇特的外形和香味而广受欢迎。橘子树也种得很多，这些经过矮化的橘子树，开花、结果都很繁盛，结出来的橘子呈暗红色，大大的，扁平状。在中国，橘科包括很多品种，其中有一种他们叫做“金柑”的，果实为椭圆形，小小的，做成蜜饯非常好吃。秋天的时候，这儿还有九里香、米兰、龙船花、紫薇等，观赏价值都很高。

当然，花地最诱人的季节还是春天，在牡丹、杜鹃、山茶、玫瑰以及其它种种花朵的簇拥下，这些苗圃一下子变得绚丽起来。杜鹃花开得很灿烂，让我想起奇西克皇家园艺学会花园中的杜鹃花展，但是这儿的规模更大。每家苗圃都成了花的世界，各种花色如红色、白色、紫色等都揉杂在一起，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非常漂亮。春天的花地，到处都生长着香甜的木犀与含笑花，空气中洋溢着它们的芬芳。矮化树木，正如意料中的那样，在这儿占了一个很突出的地位，它们被培育成各种稀奇古怪的样子。菊花对于中国人来说，其重要程度仅次于矮化植物，中国人很善于照料菊花，可以说，超过任何一种别的植物。中国园丁们大量种植菊花，他们是如此喜欢菊花，以至于有时候不惜违背他老板的吩咐，宁愿丢掉饭碗，也不愿放弃这些心爱的花朵。有人告诉我，已故的比尔先生[6]过去经常说，他之所以在花园里种上一些菊花，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讨好他的园丁，他本人对菊花并没有什么偏爱。

牡丹并非中国南方的土产植物，每年一月，都要从北方省份运送大量的牡丹来到南方。一到南方，牡丹很快就开花了，于是中国人把它们买回去，装饰自己的家。等到花开过了，牡丹也就被扔掉了，因为在广州、澳门这些偏南的地方，牡丹长不好，来年也不会再次开花。牡丹是按花苞的个数来定价的，很多牡丹都卖得非常贵。

在花地苗圃，尽管植物学家们可能发现不了什么新的植物品种，但这儿还是很值得一看，特别是在春天，当大多数植物都开花吐蕊的时候，苗圃呈现出一派极其绚丽的景象，非常壮观，正如它的中文名字“花地”所表明的那样，是名副其实的开满鲜花之地。

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就要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这一年的春节在2月18日。当地人要购买很多各式各样的花卉，用来装饰他们的房子与寺庙。在通往花地的河中，我看到很多小船，船上装满了桃树、李树的花枝，以及吊钟花、山茶花、鸡冠花、木兰等时令花卉。刚从山上采摘下来的吊钟花，含苞待放，插在水中养一两天后，花苞绽放，看起来又新鲜又润泽，就如同不曾脱离它的本枝一样，难怪它深得中国人的喜爱。黄水仙的需求量也很大。在广州街头，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水仙球，养在小小的花盆中，花盆的水中还点缀着几颗白色的石头。中国人对于矮化树木和奇特造型的特别嗜好也可以从黄水仙上看出来，他们把水仙球倒置在盆中，让其植株与花朵扭曲成各种奇怪的形状，如此一来，中国人便觉得它无比的赏心悦目了。广州的花店、街角到处都摆放着这些可供出售的花卉，数量非常多，可还是很快就被中国人抢购光了。在这个时节，中国人觉得鲜花是不可或缺的。不只是房子和寺庙被鲜花装点一新，连那些河上的小船也是如此。实际上，对于很大一部分以水为生的广州人来说，这些小船就是他们漂浮的家。那种通常被称做“花船”的小船，在过年的时候，被各种颜色的鲜花，以及挂在桅杆和尾舵上的俗艳的旗帜装扮得喜气洋洋。中国人也特别喜欢烟花、爆竹，一连好几天，城区各处都要燃放大量的烟花、爆竹，这既是中国人宗教庆典的一部分，也是敬奉神灵的需要。春节这一天以及随后的两三天内，商店都要关门歇业，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要穿上他们的节日新衣，到各处的亲戚及朋友家去串门、拜年，就像我们英国人在国内时一样。在这个时节，成群结队的人前往花地苗圃，许多上流社会的年青人，他们也乘坐着成百上千只花船来到花地取乐，就像我们英国人聚集在里士满 或汉普顿宫一样。 很多穿着入时的女人也乘坐花船来到花地，她们在苗圃中四处闲逛，在广州，只有这个时节，她们才可以抛头露面一次。

在中国北方呆的几个月期间，除了一两次例外，我接触到的当地人都显得很有教养，我开始对中国人这个民族有了一个很高的评价，我愿意像信任北方各省的人一样，信任广州人。但很快，通过一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我发现自己错了。在广州城北边，大约几英里以外，有一些小山，我常常希望能到山上去，考察一下那儿的植物资源。有天早上我出发了，穿过城区，向着小山走去。大约两、三英里之后，我来到城市边缘的郊区，正好与外国洋行所在的地方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7]。刚出门的时候，我还能听到一些人辱骂我，叫我“番鬼”，但到了这儿，这种辱骂声渐渐就听不到了，我估计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些不良少年与下等人麕集的地方，在广州的背街小巷里，这样的人并不少见。 我现在走在一条路况不错的路上，两旁都是农田与花园，衬以远山，好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多奇怪啊，我心底暗自纳闷，住在洋行的那些外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到这边来看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欣赏一下田园风光？这对放松精神，改变他们的单调生活肯定大有好处。

就在我静静地往前走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骑马的中国士兵，他用手势和言词，极力劝我顺原路折回去。但那个时候，我对粤语一窍不通，以为他只是不希望我在农村闲逛，所以就没理会他，继续往前行进。很快，我发现好几伙面相不善的家伙，在我路过的时候，他们似乎一直在紧紧地盯着我，我开始怀疑他们对我有什么不良企图。我现在来到了一座小山前，这儿看起来像个墓园，四周都围了起来，但门却大大地敞开着，似乎是个公共场所。为了看得更远一些，我走了进去，开始往山上爬。爬到一半的时候，那些尾随在我身后的人，开始围到我身边，向我索要礼物，人越来越多，情况越来越危急。开始的时候，我还试着跟他们讲道理，等到了山顶上，我非常清楚自己已经落入了他们的陷阱，怎么样逃脱出来，是摆在我面前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

这个时候，不再有人向我伸手要东西了。匆匆忙忙地打量了一下周遭的情形之后，我开始在心里寻思从他们中脱身的办法。看起来没什么别的办法了，只有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顺原路回到广州去。“你最好从这边下山”，有个家伙指着山的另一面的一条峡谷，用蹩脚的英语对我说。我一下子警觉起来，立刻就看穿了他的企图，他是想把我引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我断定，之后他们就将动手把我身边的东西都抢走，有可能连衣服都会被剥光。“不，不”，我说，“我用不着去那儿。”然后就开始从山上原路退下去。这些中国人现在离我更近了，看起来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把我拦在这儿。有人抓住我的手臂，有人抢到我的帽子，拿着它跑远了，另一个则抢走了我的雨伞，好几双手伸进我的口袋，甚至还有人想脱掉我的大衣。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希望从我这儿分一杯羹，而人数却是如此之多，除非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他们，否则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我鼓起所有的力气，纵身向下面的人群扑去，有几个家伙被我打得顺着山坡滚了下去，而这一击，也差点给我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用力过猛，也因为地面不平，我踉跄了一下，摔倒了，但幸好我又迅速地站了起来，继续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我的目标是冲到我进来的公墓大门那儿去。这时，山上的中国人开始喊山下的同伴关上大门，这样就可以阻止我跑到公路上去。 我马上意识到，一旦门被关上了，我也就成了瓮中之鳖，随他们摆弄了。我决定全力阻止他们。我挣脱了抓我的那些家伙，从人群中冲向大门。我冲到了门边时门已经合上了，但幸运的是还没有从外面栓上，我用力把门撞开，门外几个忙着栓门的中国人被我撞得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上。我冲到了公路上，那儿现在聚集了好几百个中国人，有一些人看起来很体面，但绝大多数显然是小偷、强盗之流。那些体面人不会，也可能是不敢，给我施以援手。石头从四面八方向我砸过来，有块砖头重重地砸在我后背上，差点把我砸倒，我疼得有好几秒钟都要晕过去了，只好靠着墙调整呼吸，让自己恢复过来，同时想着，好在现在来到大路上，相对安全一些了。但我很快就从这种幻想中清醒过来，因为这些歹徒又聚拢到我身边，抢走了我的好几件东西，这些东西前面没被抢去，最终还是难逃一劫。因为附近这些人家显然都不是善类，贸然躲到其中某家人的房子里去，无疑是件很冒险的事，所以我只好与这些强盗们一路纠缠，且斗且逃，这样大概有一英里左右，我才离开这一地区，回到人烟密集的市区。我经历的这一险况其实不难理解，考虑到种种因素，我能有这样一个结局，已经很让人出乎意料了。

回家的路上，因为帽子和伞都丢了，阳光晒得我很不舒服。在中国南方，只要是晴天，哪怕是春季，阳光也非常毒辣。我很想到店里去买一顶中国人戴的帽子，可是那些歹徒把我抢得分文不剩，什么帽子也买不起。好在我把手表留在家里，否则必定在首先被抢之列，那些中国小偷对手表有特别的偏爱，非常清楚它们的价值。

我那时与可敬的庄蒙德先生住在一起，他后来告诉我，我受到攻击的那片区域，是广州郊区最糟糕的地方之一。大约一两年前，三位他熟悉的先生，在那儿有着和我类似的经历，但结局比我还惨，他们的衣服差不多给中国人扒光了。

我这件事发生以后，又过去了两年左右，三位受政府委派来到中国的先生，马丁先生，史丹顿牧师[8]，以及杰克森先生，有一次不小心逛到郊区去了，就在那儿他们也受到了攻击。 他们给英国领事写了一封信，抱怨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这封信可以清楚地说明广州当时的情形，所以我把它迻录在下面：

大概早上七点的时候，我们正在城外，沿着北边城墙散步，锻炼身体。 这时，我们受到了几个中国人的攻击，从外国人称为“五层楼”[9]的建筑那儿开始，这些人就一直跟着我们，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一开始，他们向我们投掷石头，好几次都砸中了我们，危及我们的生命。这些人的攻击又得到另外一些人的帮助与鼓励，后面这批人在高高的城墙上，跟着我们，向我们扔掷大石头，如果被他们砸中的话，那可就真的没命了。杰克森先生是第一个被剑和匕首伤到的，他的手臂被刺伤了，脖子上的金项链也被抢走了。史丹顿牧师和马丁先生注意到杰克森先生没跟上来，就又回头来帮助他，结果他们自己也被抢了。一位暴徒挥刀刺向马丁先生的胸膛，另两位则试图把他摔倒 在地上，就在他与这些人缠斗的时候，他的口袋又惨遭黑手洗劫。杰克森先生与史丹顿先生的处境也差不多。后者失去了他的手表，前者的手表虽仍在，但其余东西都被抢劫一空。暴徒们得手之后就离开了我们，但城墙上的那批人又继续跟了我们一段时间，向我们投掷大石头，做出种种威胁的手势，骂着一些难听的脏话。

我们沿着城墙继续南行，想走到江边去，这时又有一帮人跟踪并攻击我们。杰克森先生胸口受到了重重的一击，暴徒们用房顶上揭下来的粗椽条作为他们的行凶工具。在这一次攻击中，他们抢走了杰克森先生的手表，撕破了我们的衣服，有一阵子他们甚至想剥光我们的衣服。我们没做什么抵抗， 这样做徒劳无益，因为对方人数众多，手中拿着武器，而且这些攻击还来自于城墙和城楼上面。

这场暴行真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我们都是政府官员，同行的还有一位教会的牧师，我们没有采取一点过激的行为，要不是牧师劝阻住杰克森先生和马丁先生 ，也许就要发生流血冲突了。到了人口较多的郊区，我们停下来喘了口气，然后继续回家，但一路上还是不断听到那些污辱性的称呼，其间夹杂着“杀死他们、杀死他们”的叫喊声。

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我们英国人都不曾有过这样的遭遇。我们不应再容忍中国人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相信中国政府肯定有能力制止此类每天都在发生的针对英国人的个人袭击事件，也有能力制止我们反复遭遇的此类伤害事件。禁止我们英国人进入广州城，这实际上是在怂恿中国的下层阶级，让他们误认为我们低人一等，于是他们就非常无礼地对待我们。就我们所知，到现在，中国政府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不断发生的针对英国人的袭击，这种袭击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减少，也没有因我们的善意而缓解，反而看起来越来越频繁，敌对情绪也越来越严重。

我们热切希望维护和平，推进双方的友好关系，所以我们写了这封信，讲述自己的遭遇。我们认为，除非中国政府惩治这些犯罪行为，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1] 译者按：又名琶州塔，塔高60余米，为旧时进出广州的标志性建筑，清时羊城八景之一“琶洲砥柱”即是指此塔。

[2] 译者按：原文HONAN，即旧时广州人所讲的河南，今天的海珠区一带。

[3] 译者按：清朝奉行锁国政策，自乾隆时始，仅允许在广州一地设立对外贸易的牙行商户，其中最兴盛的有十三家，称为广东十三行。十三行垄断了对外贸易，富甲一方。但随着《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五口通商，1843年起，允许英国商人在各口岸任意与华商交易，广东十三行的辉煌时代也随之结束。

[4] 译者按：在今广州荔湾区十三行路附近的江面上。

[5] 译者按：花地，在今广州芳村花地河醉观公园一带。旧时这一带有很多园林、苗圃，醉观园即是其中著名的一所。醉观公园内今设有花地苗圃纪念园。

[6] 译者按：原文MR. BEALE，疑即颠地洋行，也就是宝顺洋行的合伙人T. C. Beale ，1840年代， T. C. Beale加入颠地洋行成为合伙人，颠地洋行称为颠地比尔洋行 (Dent, Beale & Co.)。

[7] 译者按：根据这一方位，大概在三元里一带，这一带有抗击英国人的传统。

[8] 译者按：原文V. STANTON，疑即英国传教士史丹顿（Vincent John Stanton）。史丹顿是圣保罗书院第一任校长及创办人。他亦担任香港首位殖民地牧师。

[9] 译者按：即今广州越秀公园越秀山小蟠龙冈上的镇海楼，又称望海楼，俗称五层楼。镇海楼始建于明代，楼高二十八米，为清朝羊城八景之一。

第九章

访问宁波绿茶产区——山轿——天童禅寺——寺庙周边的风景——和尚讲述的寺庙历史——与和尚们共进晚餐——第一次使用筷子——中国人的餐桌礼仪——进餐时的看客——我的床铺——打野猪——陷阱逃生——竹林驱兽办法——山中景色——阿育王寺——普陀山，又名礼拜岛——岛上的寺庙与神像——青铜神像——林木与藤灌植物——店铺中出售的神像——上海、宁波所见到的敬神仪式——赛神游行——新教传教士——医疗传教协会——罗马天主教教士

我把采集来的那些植物分别装在三条船上，从香港运往英国去了。这之后，在1844年三月底，我再一次动身，乘船前往北部省份。在1844年和1845年的两个夏季当中，我走访了中国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以前对欧洲人一直是紧闭的，但又有一些令人很感兴趣的东西。

大概在五月初，我与英国领事罗伯聃先生，以及另外两位先生一道，开始一次短途旅行，访问宁波周边的绿茶产地。我们得知，在这片绿茶产地的中心，有一座很大很有名的寺庙，天童寺，离宁波大概有20英里的距离，旅行期间，我们可以在这个寺庙落脚歇息。我们走了十二或十四英里的水路，因为运河到山脚下就结束了，剩下的路程只好步行，或坐着轿子上山。上山的这种轿子非常简便，就是两根长长的竹竿，竹竿中间悬挂一块木板，当作座位，此外还有两块横着的板子，一块靠背，一块搁脚，头顶上再撑一把大大的中国伞，用以遮阳挡雨。

中国人都是中国式的哲学家。在前往天童寺的路上，因为坐船时间太久，坐累了，好几次我们都从船上下来，沿着岸边的小路往前走。河里还有很多航船，与我们同一个方向，满载着一船船的乘客。大部分航程中，为了满足乘客对我们的好奇心，这些船与我们的船靠得都很近。中国人但凡能找到一种别的什么交通工具，就不愿意走路，所以当这些乘客看到我们很喜欢走路的样子，自然都觉得很奇怪。

“这不奇怪吗”，一位乘客说，“他们像我们一样有船坐，却宁愿走路？”这在他们中间引发了一场讨论，讨论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不合情理的习惯。直到他们当中最聪明的那位先生，说出他那精辟的论断，这场讨论才算平息下来，他说，“这就是他们的本性”，显然，争论各方都接受了这个论断。

我们到达天童寺的时候，天已经昏黑了。由于白天大部分时间都下着倾盆大雨，我们从里到外浑身都湿透了，看起来很狼狈。僧人们看到我们这副样子似乎都很吃惊，但马上就拿出最大的热情和善意来招待我们，让我们很快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给我们端来了火盆，好烘干我们的衣服，给我们准备好晚饭，又把他们最好的几间房拿出来，供我们歇息。大多数僧人从来没看到过英国人，我们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好奇关注的对象。我们的衣服、容貌、吃饭的样子、行为举止，对这些单纯的人们来说，无一不是他们感兴趣的范围，并且相互间传递着很多有关我们的笑话。

我们早早就上床休息了，能够脱下那些仍然潮湿的衣服当然让人高兴。等到早晨起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风景比我以前在中国看到的都要美得多。天童寺坐落在群山之间，下临山谷。山谷中土地肥沃，在山中清泉的滋养下，出产品质上佳的稻米。两侧山地更为肥沃，在山坡的低地上，散布着很多深绿叶子的茶林。进出天童寺，需经由一条长长的大道，笔直的大道两侧都是松树。在快到寺庙时，大道拐了几个弯，在沿着两个人工湖的边缘画出几段优美的圆弧之后，道路在一段石阶前结束。沿着这段石阶拾步而上，便是天童寺的大门。寺后以及两侧，都是随势赋形的山峰，海拔从一千英尺至两千英尺不等。与南方那些荒山不同，在这些山上，厚厚的带有热带特征的植被一直覆盖到了山顶，包括各种草丛、藤灌植物及各种林木等。 山谷中长着一些非常漂亮的竹子，山坡上则长着高大的青松。

吃过早饭，来了一位大和尚，非常恳切地邀请我们与他共进午餐。其间，他还领着我们参观了这个寺庙，向我们讲解寺庙的历史：好几百年以前，有个非常虔诚的老人，他远离世俗，来到这座山上修行。他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宗教活动中，潜心苦修，以致忽略了自己的现世需要，甚至连饮食也忘记了。但上天不会让这样一个人挨饿受苦的，一些儿童奇迹般地出现在他身旁，每天给他提供食物。渐渐地，这位圣人的名声传遍了这一地区，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拜他为师，于是建起了一个小小的庙宇，发展到今天，就成了这有着一大片建筑的“天童寺”，寺名就从上天派来的这些儿童得来，“天”指上天，“童”指儿童。等到老人逝世以后，他的弟子继承了他的衣钵，天童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信徒遍布全国，连最偏远的地方都有，其中还包括一位中国皇帝。信徒们来到天童寺顶礼膜拜，在祭坛上献上各种供奉。于是，在原有殿堂的前面又新建了更大的殿堂，就这样不断扩大规模，旧殿堂让位于新殿堂，直到形成今天这种主体结构。

所有的殿堂里都摆满了偶像，或者说，他们所喜爱的神灵的塑像，比如三宝如来、坐在莲花宝座上的观世音、四大天王以及其它众多被神化了的古代国王和伟大人物。这些神像高达三、四十英尺，摆放在这些宽敞高大的殿堂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尚们自己住在一排低矮的平房里，这些平房与其他殿堂互相分隔，又互成犄角。每位和尚在自己的住所都有一个小小的佛龛，佛龛里供奉着一些小小的神像，和尚们经常在这儿进行一些个人的修行活动。

我们参观了各个殿堂和钟楼，钟楼里面摆放着一座体积庞大的铜制洪钟。之后主人把我们引到他的住所，在那儿，餐宴已经摆上桌了。佛教僧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吃肉，所以我们的餐宴都是素食。就像平常吃的中国菜一样，这些菜都盛在小圆盘子里端上来，汤菜之外的每一盘菜都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方便人们用筷子夹着吃。和尚们设法准备了很多种不同的蔬菜，通过他们的精心烹调，吃起来非常可口。实际上，有几道菜无论从口味还是外观上看，都非常像肉食，以至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都被蒙蔽了，以为我们努力用筷子夹起来的那一小块食物是鸡肉或牛肉之类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至少在这一天，我们善良的东道主如终坚持素食，一整天下来，吃的都是蔬菜。餐桌上陪着我们的，还有几位和尚，很多等级较低的和尚以及仆人，则都挤在门口和窗外。看到我们当中有人用筷子的那个笨拙劲儿，围观的人群必定感到非常奇怪，尽管他们非常礼貌，我还是看到他们有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的样子，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在费尽千辛万苦之后，好不容易被我们夹起来的那一小块美食又滑落到盘子中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外国人第一次用筷子吃饭这一场景更恼人、更可笑的了，特别是当他整个上午都在山里转来转去，已经饥肠辘辘的时候？要用好筷子，首先把筷子夹在右手的大拇指与食指之间，两只筷子要平齐；然后把两只筷尖小心地一起伸出去，对准那块你已垂涎良久的美食，注意筷尖之间只需留出食物那么大小的空间；小心地把食物夹起来；啊哈，但，抬手的时候，筷尖通常会把不稳，滑来滑去，这样，那块你满心以为就要吃到嘴的东西又掉回盘子中去，甚至掉到别的盘子中去了。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努力，直到这个新手完全失去耐心，绝望地扔下筷子，抓起一把瓷勺，他觉得还是这个更得心应手一些。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人还是非常乐于助人的，尽管不是我们英国人所欣赏的那种方式，这些中国朋友，看到你的困境， 出于热情与礼貌，他们会隔着桌子，从对面伸出他自己的筷子，也许还沾着他嘴里的余沬，把你想要的食物夹起来，送到你面前的碗里来。而你呢，按照一般的礼节，还是得表达你的感谢之情，同时把食物吃下去。

在餐宴中，主人告诉我们，天童寺一共有大约100名和尚，但很多和尚被派到全国各地去宣教，因而常常不在寺中。当问到寺庙如何经营下去时， 主人说，附近相当一部分的土地都属于寺庙，这儿出产的竹子很好，还有各种树木与灌木的枝桠，收集起来可以一捆一捆地当作柴火卖掉，每年出售竹子和木柴可以获得很大一笔收益。天童寺还有一部分茶田与稻田，和尚们亲自耕作，出售这些农产品也是一笔收入。此外，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到寺庙做礼拜的信徒们的捐献，以及和尚们在特定季节外出四处化缘所得。和尚之间当然也是有等级的，有一些和尚就只能充任仆役，不管是在寺院里还是在田地里。和尚们看起来又单纯又善良，但实际上他们无知、迷信得要命。去年寺庙附近发生了一次山体滑坡，可能是由于台风，也可能是伴随台风而来的大雨造成的，这次滑坡把十到十二亩左右上好的水稻田给埋了起来，提到这些的时候，和尚们都非常虔诚地认为，这对天童寺来说是个不好的兆头，其中一个和尚则出自中国式的礼貌，说他确信我们的光临将为这个寺庙消灾袪邪。

在参观了茶园以及茶叶的制作过程之后，罗伯聃先生、马礼逊先生（死去的马礼逊博士之子）[1]以及辛卡莱先生就回宁波去了，我则留了下来，就这一地区的自然物产做些研究。我通常一整天都不在庙里，直到晚上，才带着我采集来的植物，如果运气好的话，旅途中还能捕到一些鸟，回到庙中。和尚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我这个洋人，他们最感兴趣的看起来是我的进食，就如同人们在观赏一头野生动物时一样。我的晚餐摆在房子中间的一张圆桌上，一半是中餐一半是西餐，尽管这种混搭看上去有些稀奇古怪，但考察锻炼以及山间的新鲜空气还是让我胃口大开。筷子对我来说很快就不是什么障碍了，我现在几乎可以像中国人一样熟练地使用筷子。中国人一般要在大厅两侧摆上一些椅子，现在这些椅子都被和尚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坐满了，每个人嘴里都含着一管烟杆，旁边摆着一杯茶。我非常尊重我的东道主以及他们的朋友，但也只好请求他们不要吸烟，因为吃饭的时候有人在旁吸烟我感觉很不舒服。在其它方面，我想我表现得还是非常有礼貌的。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朋友们离开以后，那一晚我体会到的那种难以言状的孤独。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或者回家，或者上床睡觉，最后主人自己也毫不掩饰地打了几个哈欠，提醒我晚上休息的时间到了。我的卧室在楼上，中间要路过一个小神龛，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神龛里供奉着“天后”，也就是观音，同时也供奉着其它一些神像。神像前的祭坛里正焚着香，一盏孤灯，发出昏暗的灯光，照在室内，整个房间似乎都笼罩在一层沉寂肃穆的气氛之中。僧人们正在做晚课，楼下以及邻屋的房间都传来他们那特有的唱经的声音，耳中听到的锣声，以及钟楼里那口洪钟不时撞击出的庄严单调的钟声，这些都表明僧人们正忙着做各种法事。置身于这样一种场景当中，又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远离自己的家乡与朋友，很容易让人在头脑中生出一些终生难忘的感受。在这个夜晚，我与和尚们一起呆在天童寺里，那些在我脑中生出的莫名情愫，我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后来经常去天童寺，多次路过那个小神龛，睡在同样的床上，在寂静的夜里听着同样肃穆的声音，但只有这第一晚的感受始终清晰地浮现在我脑中。

这些和尚，无论是处于最高职位还是最底层，都对我表示出了最大的关心和善意。只要我不反对，很多和尚就兴高采烈地陪着我在寺院附近四处转悠， 一个拿着我的标本书，另一个拿着采来的植物标本，第三个则拿着我捉来的的鸟儿，不一而足。枪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与他们自己笨拙的火绳枪相比，两者太不一样了。他们把枪上的撞针看作是最神奇的小玩意，可是他们又特别胆小，每次我射击的时候，他们总是要离我远远的。

有天夜里，一位高僧带着一群人来到我这儿，告诉我晚上有只野猪从山上下来，将竹林里刚刚破土而出的幼笋都糟蹋掉了，这时候的竹笋可是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那么”，我说，“你们想让我做什么呢？”

“帮个忙，把枪借给我们用一下”

“好啊，枪就在墙角那儿。”

“嗯， 可是你还得帮我们把枪弹装上。”

“没问题，我来装。”我马上就装好了枪弹。“拿着，当心别射着自己人。”他们迟疑了好长一会儿，没人敢上前接过这把枪。他们又讨论了好半天，最终，一位发言人站了出来，带着非常严肃的表情，告诉我说，他们不敢开枪，如果我愿意跟着一起去，射中的野猪就归我一个人吃。对这些佛教徒来说，这当然没什么损失，他们本来就不吃肉，或者说，不应当吃肉。我们这一群人就这样出发打野猪了。夜很黑，竹林里什么也看不清，也许野猪听到三十来个和尚以及仆人们的声音，早就退回到山上的丛林中去了。我们既没见到什么野猪，也没听到什么野猪的动静，尽管如此，我得承认，我还是相当高兴，比碰到了野猪还要高兴。要知道，这种情况下开枪，我误中和尚的机率可能比射中野猪的机率还要高一些。

对付这些糟蹋财产的野兽， 和尚们有两个办法。其中一个是在山坡上挖陷阱。这一地区遍布泉水，陷阱还没挖好，就已经蓄了一半水进去。阱口然后用树枝、碎屑和青草盖好，以吸引野猪前来，等到野猪真用猪嘴来拱食这些东西，阱口一下子就塌了下去，野猪也就头朝下地掉到陷阱里去了。这时候，野猪绝不可能逃出生天，它要么是淹死，要么就乖乖地成为中国人的猎物。对不熟悉当地地形的人来说，这些陷阱非常危险。好几次我都差点陷了进去。有一次最危险，那天我刚从密林中钻出来，无意中踩在了某个陷阱那充满危险的阱盖上，感觉到脚下的泥土在往下陷，我双手外挥，设法抓住了附近的一条小树杈，全靠它支撑着我才能爬到结实的地面上来。事后我去看这个陷阱，发现阱盖上那些松松的掩饰物已经掉到陷阱里去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深深的陷阱，里面蓄了一大半的水，陷阱口很窄，底部则宽大一些，就像一个大大的中国花瓶，这样一种构造是为了防止掉进去的野猪再爬出来。一旦掉进去了，如果没有外援，只凭我自己，几乎不可能从里面脱困。而这些陷阱一般都挖在最偏僻最原始的山里，得到外援的机率就低得可怜。

另一个保护幼笋免遭野猪破坏的办法则显得很聪明。找一段大约八到十英尺长，比成人手臂还粗一些的竹子，将其从中剖开，剖到只剩四分之一处，然后将这段竹子系在竹林中某棵树上，两者相交成四十五度角，剖开的那一部分自然松开，然后用一根竹绳， 一头牵住这段竹子，另一头则牵到竹林外有人守候的地方。当夜深人静，野猪从山上下来拱食幼笋的时候，守护人便一前一后拉动竹绳，带动那段竹子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这种声音又响又闷，在寂静的夜晚传出去很远，受到惊吓的野猪便跑回它山上的巢穴中去了。我第一次在晚上听到这种竹片的敲击声时，它传遍了四面八方，我还以为那是在举行某种宗教仪式呢，因为这种闷响的声音很像中国寺庙里做法事时一种乐器[2]发出来的声音。

这一地区散布着很多寺庙。其中一座叫阿育王的寺庙，我曾经去参观过。阿育王寺和天童寺一样，规模都很大，看起来财力也很雄厚。它们不仅拥有寺庙周围的大片田产，而且控制了周边很多规模较小的寺庙。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寺庙，都选址在山中那些风景最为优美、浪漫的地方，附近通常都保留有或新栽种了大片树林。这些特点让人想起英国乡村绅士们的居家之地，在中国这儿，则成为寺庙特有的一些标记。整个中国的寺庙都是如此。当一位疲惫的旅行者，在东方的烈日下暴晒了几个小时之后，看到远处山坡上、树从中露出的华堂精舍，几乎可以肯定那一定是一座佛教的寺庙，在那儿，他可以得到僧人们礼貌而又友好的招待。

普陀，外国人一般把它叫做“礼拜岛”，是舟山群岛中东边的一个岛屿。普陀岛是中国在这一带的佛教圣地和传播中心。 整个岛方圆不过五六英里，属于丘陵地形，山坡上以及小山谷中树林密布，特别是邻近寺庙的那些地方，更是如此。由于普陀离舟山只有几个小时的航程，战争期间，很多英军军官都先后来这个小岛游玩，他们交口称赞岛上的优美风光，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有人还告诉我，岛上的和尚喜欢搜罗各种植物，特别是兰花。和尚们收藏的植物品种非常丰富，因为寺里有四处云游的游方僧人，他们到过中国最偏远的省份，还有来到岛上的信徒，每年的特定季节里，很多信徒来到岛上朝拜礼佛，他们供献给寺庙的赠品里就包括很多植物品种。我于是决定到岛上走一趟，亲眼去看一看。我的普陀之旅于1844年的七月成行，陪同我一起前往的还有我的朋友，马德拉斯步兵团的马克维医生。

我们晚上离开舟山，顺潮而行，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普陀。登岸以后，我们沿着道路越过一个山岗，在山岗的另一边，我们下到一条美丽浪漫的溪谷。就在这溪谷里面，建了一大群寺庙。当我们从山岗上往下走，第一眼看到这些寺庙建筑时，还以为来到了一个相当大的城镇呢。等到深入其中，所见所闻令我们趣味盎然。寺庙前面挖了一个很大的池塘，里面种满了睡莲，宽宽大大的绿叶上面，开着红白两色莲花，深受中国人的喜爱，每个来到普陀的游客都要在这儿欣赏一番这些美丽的睡莲。池塘上有座雕饰繁富的小桥，通往寺庙，与附近的古塔正好在一条直线上，两者互相映衬，景色非常优美。

佛堂、宝殿都很宽大，里面立了很多神像，情形与上文描述过的天童寺、阿育王寺差相仿佛。神像大都是三十到四十英尺高，通常为木雕或泥塑，再厚厚地镀上一层金。这儿有一座小庙，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我们却在里面看到了一些精美的青铜雕像，如果拿到英国肯定很值钱。这些青铜雕像，当然比其他神像要小得多，但从艺术的角度看，它们是我在中国旅行期间迄今看到的最好的雕像作品。

看过这些寺庙，我们继续东行，大约两英里之后，来到位于海边的另一个寺庙集中地。穿过一个类似于凯旋门一样的建筑，我们进入到寺庙的院子当中，从院子里面可以俯瞰大海。这儿的寺庙， 在构造上和其它地方的都一样。因为已经计划将此地作为我们在岛上停留期间的根据地，我们选定了一间看起来最干净的寺庙，在得到大和尚的准许之后，没有过多的耽搁，我们就把床和行李都搬到庙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对岛上各个地方进行了一番考察。 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寺庙之外，岛上还有大约六十至七十家小寺庙， 它们都建在山坡上，每个寺里有三、四个和尚，这些和尚都听命于自己的上级，也就是附近某个大寺的方丈住持。即使是最高的山顶上，海拔大约1500至1800英尺的地方，也有一座规模很大，修繕完好的寺庙。 顺着蜿蜒的石级蹬道，可以从海边一直上攀到这个寺庙，半山腰还修了一个简易的休憩场所，疲惫的香客们可以在这儿歇歇脚，也可以在一旁飞流下来的山涧中喝喝水，以便提神醒脑。左近还有一座立满神像的小庙，香客们可以在这儿祈求神灵赐以力量，保佑他们到达最终的目的地。看到山顶上这座佛寺保存如此完好，我们都很吃惊。现如今，几乎所有的寺庙都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景象，这种情况非常明显。 但也有一些例外，少数几所保存完好的寺庙，就被认为是有神灵护祐，从而在人们群众中得到一个好名声。不过，绝大多数寺庙的情况还是很不乐观。

从普陀山顶的这个寺庙往外看，景色非常壮观。高高低低的群山在白云下连绵起伏，海面上点缀着数百座小岛，有的富饶，有的则是光秃秃的石头山。 往西边诸岛看去，海水浑黄一片，有如泥浆，往东边看去，蔚蓝的大海就恢复了它本来的颜色，两者相交之处，界线分明，有如泾渭。

就如所有其它佛寺的周边一样，岛上的树木也都保存得很好。 我们看到的主要有枞树、杉树、紫杉、青柏、樟树、乌桕树、橡树以及竹子等。 在树林中，我们发现了很多自然生长的山茶，从二十到三十英尺高不等， 茎杆粗细则与其高度相称。可是，这些山茶只有最常见的红色这一种。除此以外，普陀山的植被便与舟山岛上没什么两样了。

每个和尚都栽种了一些自己喜爱的植物，他们住在山上的小寺庙里，这方面的条件比其他人要优越得多。看到这些穷苦的人满怀兴趣地照顾着花草，我们都很高兴，可是这些花草的数量和种类又让我们非常失望。根据我们听到的一些说法，我们原本以为会有很多花草，很多种类。

普陀山作为佛门清净之地，岛上住的全是和尚，少数几个俗世之人，不是仆人，就是与和尚们有着某种关系。岛上不允许女人居住，因为按照佛教教义，和尚们是不能结婚的。据估计，岛上一共有2000名和尚，但很多和尚经常要离开普陀，出去化缘，以支持他们的佛教事业。这儿的寺庙，也像天童寺一样，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土地所得用来维持寺庙的运转，不足部分则依靠信徒们的捐献。每年，在不同的时段，都有一些特定的节日，在这些日子里，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主要是女性信徒， 来到这些寺庙。她们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鞠躬跪拜， 行礼如仪，展现其对神灵的虔敬之心。每到这时候，寺庙中或进门处便摆出很多货摊，出售香火、蜡烛、银元宝以及其它可以祭献给神灵的供品。香客们购买这些东西，有些就在庙里面用掉，有些则带回去作为镇宅之符，护佑全家老幼。出售这些东西的利润自然也都用于维持寺庙的运转。看着这些可怜的愚信之人，他们当中有人跋涉几百英里来到普陀这儿或者其它地方的名刹，一展其虔敬之心，你不得不钦佩他们这种精神。我在天童寺期间，适逢寺里举办一个三天的法会，香客们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他们穿着得体的中式袍服，挤在通往寺庙的马路上，那种情形，让我不禁想起圣经时代，在那些日子里，耶路撒冷正处在全盛时期， 犹太人，这上帝挑中的子民，从遥远的地方前来朝拜圣地。

尽管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以一种怜悯的情怀来看待佛教僧人、信徒们的宗教信念，但对于这种信仰行为，基督徒还是应该给予一定的尊重，从哪方面讲都应该相信，这些人的信仰是发自内心的。在这方面，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基督徒做得还不够好。郭士立先生[3]，在他的普陀岛游记中表达了他的不同观点。他说，“我们参加了僧人们的晚祷，他们唱着巴利经文，就如天主教堂里唱拉丁经文一样，手中握着挂在前胸上面的念珠。 其中一位僧人手拿一个小钟，通过钟声可以调整晚祷的节奏。间或还敲一、两下鼓与大钟，以唤起神佛对这些祷文的注意。祷文是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参与其事的没有哪一位对这套仪式表现出任何兴趣。一些人在默念经文时，另一些人则一边四处张望，一边 互相说话开着玩笑。还有几个在场的人，他们没有进行晚祷，而是一直盯着我们看，在他们身上，感受不到哪怕一丝庄严的气氛。”郭士立先生所描述的当然都是真的，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在他们的寺庙中住了几个月后，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上述描绘远不具有普遍性。 在某些场合，我也看到过类似场景，但这种轻浮的、漫不经心的举止通常都发生在那些仆人或旁观者身上，他们并没有参加到仪式中去。在那些可敬的僧人身上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恰恰相反，他们做法事时表现出的那种庄严常常让我感动不已。我经常在僧人们举行祷告的时候走进寺庙，如果因为我的出现而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我会觉得很抱歉，可是他们都以最庄严的神态继续着自己的祷告，就当没有我这个外国人一样。直到一场法事结束，他们才很有礼貌地走上前来，带着极大的好奇，认真检视我的衣服以及我身上的一切东西。不只是僧人如此，那些居士，特别是女性居士，他们在公众场合做法事时，看起来同样也很虔诚，至于他们是否确实表里如一，或者说，他们这种虔敬之心能维持多久，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在匆匆忙忙就给这些中国人下结论之前，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基督教的教堂里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国的小脚女人，或者一位中国官员，他帽子上镶着金顶子和孔雀翎毛，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这时候我们教堂里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对这些佛教僧人，我还远远谈不上什么欣赏，一般而言，他们都很愚昧，对佛教简单教义之外的东西一无所知，但他们身上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在中国，佛教之外还有两个教派，一个是孔夫子的信徒，或者叫儒家；另一个是道教门徒。虽然这三个教派的信徒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每个省份都有人数众多的伊斯兰教信徒，中国政府不仅默许这些教徒的存在，而且就像其它三个教派的信徒一样，他们也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犹太教在某些地区也有分布，但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河南开封府。

中国人不断举行着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这至少说明他们非常迷信。 在南方各个城镇，每个家庭在室内室外都设有祭坛或神龛，室内的神龛一般设在客厅或商店的尽里头，视情况而定，有些神龛设在离地几英尺高的地方，上面摆放一些象征着祖宗神灵的东西，周围放上一些带有金箔的华丽彩纸。在中国元月和其它节日， 神龛前的香案上还要烧香，点上蜡烛。室外的神龛则像一个小炉子，所有那些祭祀活动都在这儿进行。 在小村庄附近，有时候甚至是很偏僻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一些小庙、祭坛，装饰着俗丽的彩画或彩纸，周围插着一些烧剩的蜡烛和线香棍儿。在中国，几乎每个城镇都有一些出售神像的店铺，各种神像各种尺寸都有，价钱则从几文钱到一大笔钱不等。摆出来售卖的这些神像都很有些年头了，其间显然经过好几次的转手。 我自己倾向于认为，中国人转让这些神像，是因为它们无法取悦于自己，之后再买进更高级别的神像，希望后者能够满足自己的心愿，或者给自己的家庭、村庄带来财富。

给神灵必须定期上供，供品之丰富，一定会让初次见识它的外国人感到大开眼界。1844年11月，在上海期间，在租住的房子里面，我就目睹了这样一场最奇妙的盛筵。这家人在这天举行了敬神祭祖的活动。一大早，人们就把屋子的大厅布置好了，大厅的中间摆上了一张桌子，很快，桌子上就摆满了小碟子，里面盛着各式各样中国人日常吃的那些食物，一切都非常精美，难以形容。又过了一会儿，桌子上点起了很多蜡烛，开始焚香，青烟和馨香从香炷上袅袅上升。所有的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好友都穿着盛装，依次来到桌前和神龛前反复磕头、鞠躬。此情此景，虽然有偶像崇拜的意味，但在我看来，还是很有些动人之处，一方面我为房东及其朋友受到蒙蔽而惋惜，另一方面我又被他们的虔诚所打动。这套仪式结束后不久，人们开始往供桌前的地板上堆放很多彩纸叠成的银元宝，就是中国市场上通用的那种银锭的形状，然后从供桌上取下一根燃着的香炷，插进彩纸银元宝中，将这些银元宝焚烧殆尽。不久，等到人们认为神灵已经馨享了这顿美食之后，所有的食物就从桌子上撤下来，切成一块一块的，给家庭的全体成员分享。

还有一次，在宁波，我到离城有些距离的乡下去，等我回到宁波城东门的时候，天已经变黑了。我就住在东门附近一位商人的家里，但城门已经关上了。在大力地敲了两、三下门后，守门人马上把我放了进去。我现在走在宁波城最宽最好的大街上，街上看起来亮亮堂堂的，而且与中国城市通常入夜后的情况不同，这儿显得还很热闹。各种音乐声传到我耳中，包括锣声、鼓声以及悲凉而又悦耳的笛声。我想看看怎么回事，于是快步走上前去，我看到那儿正在举行一个敬神的活动，但是规模比我以前看到的类似活动要大得多，给人的印象也深刻得多。桌子摆到了大街上，每种东西都要更大一号，也更贵一些。这一次，摆在桌子上的不是一小碟一小碟的食物，而是整头整头的牺牲，桌子上面，一边摆着一整只猪，另一边则摆着一整只羊。猪像通常一样，将猪毛褪得干干净净，羊则把皮剥去了。两者的内脏都被掏空，身上分别放着一些花、一个洋葱以及一把刀。桌上其余地方还摆着一些有钱的中国人通常享用的美食，诸如鸡、鸭、众多复杂的菜式、水果、蔬菜和米饭等等。桌子一端放着一把椅子，以便神灵坐着用餐。筷子像平常一样摆放在碗碟旁边。灯光照亮了整个这一片地方，青烟从香炷上袅袅上升，散入空中。 乐队时而奏响那些优伤的民族曲调。整个场景是如此陌生，又是如此奇特，真是前所未见。

在北部城市，我还经常看到另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仪式活动——赛神游行大会。 我曾在上海看到过一次这样的活动，游行队伍至少有一英里长。 各种神像、佛像都用最好的绸布装裹一新，坐在华美的四抬大轿上，轿前轿后则簇拥着众多的信徒。这些信徒为了今天这个场合都穿上了盛装，并且佩戴上象征自己地位的各种徽章。游行队伍中有一列高级官员，他们都穿着同样的官服，有些官员帽子后边拖着宽宽的花翎，这些花翎都用孔雀翎毛制成，另外一些官员则穿着华丽得有些夸张的袍服，低低的帽子上插着两枝长长的黑色鹖羽，垂到肩膀上就像长了两支角一样。凶神恶煞的差役们头上带着高高的圆锥形黑色帽子，手中拿着鞭子，随时驱赶那些冒犯官驾的人。几支乐队，分别位于游行队伍的不同位置，边走边吹奏一些乐曲。我很想知道游行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所以一直跟在队伍后面，直到他们在郊外的一座寺庙前停了下来。人们从四抬大轿上把神像请下来，毕恭毕敬地把它重新放回到寺庙里去，早上这些神像就是从这儿被请出来的。无数的信徒就在这些神像前鞠躬、焚香，在供桌上呈上自己的供品。寺庙周围还有一群群衣饰精良的妇女、儿童，他们跪在地上，看起来都非常虔诚。草地上堆放着大量用纸叠成的银元宝，等到这天仪式结束的时候，这些由各位信徒带来的银元宝，都将作为神灵的供品被烧化，献给神灵馨享。整个场面非常有趣，但任何一位基督徒看到这种场面，都会因此而产生一种深深的怜悯之情。

在漫游中国期间，我常常碰到一些传教士，既有基督教新教的，也有罗马天主教的，这些教士在中国人中间已经辛苦传教了很多年。但直到最近，基督教新教的传教范围都主要限定在澳门与广州，战争结束以后，传教士们才有机会到别的地方去传教。有些传教士现在就定居在刚对外国人开放的通商新口岸以及我们的香港岛上，并且把香港作为他们的传教总部。

医学传教士和其他人一起合作，在治疗肆虐中国的多种疾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们也把基督的福音传到了病人心中。来自伦敦会的雒魏林[4]医生已经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每天他的诊所里都挤满了病人，许多病人来自偏远的农村， 这些病人在他那儿得到了很专业很周到的照顾，他们不用花钱就得到了这些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服务。神父麦都思先生[5]，在东方工作了很多年，热心于传教事业，他目前也住在上海。他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汉语学者，能用汉语给中国人布道传教。此外，他还有一台中文印刷机，日夜不停地印刷并传播上帝的福音。 在我离开上海之前，又有几位先生和他们的家人来到这儿，努力地学习这边的语言。宁波、厦门也住了一些传教士，英国、美国来的都有。我估计，闽江旁边的福州府在此之前也应该有一些传教士了。

从我自己接触中国人的经验， 以及我所了解的医学传教协会的工作来看，我相信，医学传教协会在协助传教士转变中国人的信仰方面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但我又不得不指出，迄今为止，局面仍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部分中国人，应该说大部分，对任何宗教都漠不关心，另外一部分中国人则既顽固又自负，想要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有一种宗教比他们自己的更好更纯粹，这将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在传教时，与新教的做法有所不同。他们并不把自己圏定在中国这几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中，而是深入内陆，散布到全中国各地。他们当中有一位主教，来自意大利的一位绅士[6]，住在离上海若干英里以外的江苏省，我经常在上海碰到他。 这位主教穿着中国农民的服装，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他居住的地方，他常常被那些皈依的教民包围着，事实上，那儿就是一个天主教的小村落，他住在里面非常安全，我估计，很少会有甚至完全没有政府官员来找他的麻烦。当新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便有他们的教中兄弟或皈依者到离居住地最近的港口来迎接他们，然后把他们秘密送进内陆。他们脱下西式衣服，换上中式服装，头剃得光光的，就这样被带到今后将要开展传教工作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开始学习当地语言，如果之前没学过的话，大约两年之后，他们就可以自如地使用这种语言，向当地人传教。这些可怜的教士，他们为了自己支持的事业，需要面对很多困难与危险。尽管我并不赞同他们所传播的教义，但对他们这种忠于信念的热诚和牺牲精神，我还是要表示崇高的敬意。自从双脚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就彻底放弃了欧洲的风俗、习惯以及富足的生活；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再也听不到来自父母、朋友、家庭的消息；在他们面前是一块异教徒的土地，陌生的人们既冷漠，又对传教士们为之牺牲一切的宗教漠不关心；他们知道自己的坟墓将远离自己出生的地方，远离自己早年的家。他们似乎有着第一批传教士那样的精神和热情，就像圣主分派第一批传教士到世界各地时说的那样，要“把福音告诉每一个人”，要“听从上帝的召唤”。

有了这些传教士的上述努力，皈依者的数量也就相当可观了。但是我担心他们，这一担心也同样适合新教的传教士们，会被一种虚假的表相或誓词误导。许多中国人一点原则性也没有，为了得到眼前的利益，他们可以欺骗性十足地把自己变成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或者别的什么，可是第二天，如果给他们一点诱惑的话，他们又可以变成一个佛教徒。但即使如此，全体中国人，要转变成为一个名义上信仰基督的民族，这一天的到来必定仍然非常遥远。当代那些预测千禧年太平盛世就要到来的人，如果看到这个广袤国家的辽阔幅员，以及这个国家的三亿个灵魂，他们在发表那些荒唐而又愚蠢的预言之前，必定也会有所迟疑，进行一些反思吧。

[1] 译者按：马礼逊有六个子女，此处不知是马礼逊的第几个儿子，但肯定不是马礼逊的大儿子马儒翰，因为马儒翰已于1843年病逝于香港。

[2] 译者按：作者指的乐器应该是木鱼

[3] 译者按：即KARL GUTZLAFF，中文名郭士立、郭实猎、郭实腊等，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1803年生，1826年至东南亚传教，1831年前往中国，一面行医，一面传教。1832年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间谍林赛乘坐阿美士德号商船北上刺探情报。著有《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1834年，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植茶问题研究委员会秘书哥登，深入福建武夷山产茶区，访求栽茶和制茶的专家，购买茶籽和茶苗。1840年鸦片战争中，他担任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以及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镇江知府，参与起草《南京条约》。1843年香港开埠后任抚华道。1851年卒。

[4] 译者按：William Lockhart，中文名雒魏林，是伦敦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医疗传教士。1811年10月出生于英国利物浦，1838年被伦敦会派往中国广东，1838年7月31日他与另外一名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一道前往中国，后辗转于南洋巴达维亚、马六甲，和中国广州、澳门、香港、宁波舟山、定海、上海、北京等地从事医疗传教工作。1843年12月，他到上海传教，并行医治病，擅长眼科。1844年在上海老城东门外开设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中国医馆”。著有《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一书

[5] 译者按：Walter Henry Medhurst，中文名麦都思。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16年被派往马六甲，1843年至上海传教，参与创建墨海书馆，与王韬合作，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著有《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中国内地一瞥——在丝茶产区的一次旅行所见》等书。

[6] 译者按：福琼笔下的这位主教，应该是罗伯济，又名罗类思（Bishop Lodovico Maria Besi, 1805-1871）。罗伯济1841年被任命为南京教区主教，当时南京教区的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江苏松江府农村，罗伯济的主教府便设在浦东的金家巷，后又在松江张朴桥创办圣母无玷圣心修道院。

第十章

舟山群岛——小船遇到风暴——非常不安——金塘岛，又名银岛——岛上的居民——看到外国人他们很吃惊——扬子江——江中众多的沙洲——我们的三桅船搁浅了——寻求中国人帮助的新方法——吴淞口——鸦片码头——有关鸦片贸易——鸦片对中国人的影响

1844年夏天，我经常到舟山群岛的各个岛屿去进行考察，特别是位于舟山和大陆之间的那部分岛屿。为此就必须租用一些中国小船，尽管这些小船并不是那么安全可靠。从舟山到位于甬江江口的镇海，距离大约为三十英里，这样一段跨海的航程通常来说是轻松愉快的，因为这一部分海面夹在陆地中间，大部分时候就像池塘一样波平浪静。但有时候狂风大作，从群山之间的豁口处扑来，这些中国小船往往来不及将风帆取下，被风吹得几乎都要倾覆。有一次就特别危险，我死里逃生，差点就葬身鱼腹之中。那一次我雇了一条船，从宁波驶往舟山，由于时间紧急，我希望能尽快赶到舟山。 我们沿着甬江顺流而下的时候，风才刚刚开始刮起来，等到达甬江口镇海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天空中出现了一些暴风雨的前兆。船夫把这些征兆指给我看，他很担心，希望我们不要在天亮之前出海。但我因为要搭乘一艘现在泊在舟山港内的英国轮船，担心赶不上船，所以就没同意他这种谨慎的安排，而是坚持不再耽搁，马上出发渡海。 经过一番争论，尽管不情不愿的，他们最终还是启锚了，继续我们的航行。在从宁波到甬江口的这一段航行中，河流沿岸的陆地和群山庇护着我们的小船，使得我低估了强风的威力。但一等到小船驶出港口，来到开阔的海面上，我就知道，要求船夫在这样一个夜晚渡海，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如果这时候谨慎一些，再调头回去，要是还能调头的话，那该让人有多高兴啊。可是太晚了，在迅猛的春潮和海浪的推动下，这时候想要调头回镇海，已经不可能了，我们于是只好继续往舟山驶去。“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浪，你没多带一些风帆在船上？”我对船主，一位久经风雨的福建老渔民问道。“不要怕，不要怕”，他用蹩脚的舟山英语安慰我，“我能对付它。”“但我还是很担心，福建佬，”我回答道，但话刚说出口，一阵强风就朝我们扑来，同时，一股巨浪打在船舷上，几乎就要把小船倾覆在海面上，很快，从船头到船尾，整条船就都泡在海水里。“降下风帆，降下风帆，快，快，”舵手喊道，“要不我们都要沉到海底去了。”几个船夫奔向风帆的位置，幸运的是，风帆很顺利地降了下来，我们的小船又正了过来。但因为船身进了很多水，所以小船的每次摇晃和起伏都显得特别剧烈，小船的每一次颠簸看起来都要把它覆没，把我们抛向怒涛之中。我们又把风帆升起几英尺，注意让它避开风头。 这时天全黑了，天空中一颗星星也看不到，群山也看不真切，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只有远处海岸上几星灯火，一闪一闪的看得很清楚。船夫们现在都围在舵手身旁， 请求他试试，看能否返航回镇海。但我也是个经验丰富的水手，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试图转舵，把船身调转过来，十月八九小船将不受控制，被风吹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的话，小船就真要沉没了。我立刻走过去，站在舵手身边，让别的船夫不要干扰他。我告诉舵手继续沿着现在的方向前行，同时尽快找到一个小岛，到它的背风处去躲一躲。作为最后一个救命招数， 船上的人现在开始往外扔他们的私人物品，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以至于任何劝告勉励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了，他们不愿再照看小船，也不愿帮着把海水从船身中舀出去。然而，船主或者说舵手仍然在恪尽职守，我们能够活下来，毫无疑问，多亏了他的坚毅态度和航行经验。幸运的是，风这时候暂时平息了下来，这使得我们能够把风帆扯得更高一些，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一座小岛，它和其它众多的小岛一样，散布在这一带的海岸附近，我们于是躲在小岛的背风处。一等到小船抛锚泊定，所有人一齐动手，把海水从船中舀出来。我们的处境很惨，每个人的衣服、床铺等，都完全泡在水中；我带在身边的一些植物标本，当然也都彻底被毁了，好在这些只是一些副本；但我们还是都放松了下来，对活下来感到庆幸不已。 天亮以前，我们的船就恢复正常了，这时候天气也好转了，我们于是继续前往舟山。

金塘岛，英国人把它叫做银岛，是舟山群岛中一个大岛。虽然邻近舟山，却很少有英国人光顾这个岛，但是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岛上的群山、峡谷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因为这个缘故，我经常把我的小船停靠在它众多的海湾中，到岛上进行植物资源方面的考察。岛上居民都很纯朴，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从来就没离开过这个岛。当我出其不意地来到他们的小村子，他们总是感到非常惊奇。读者们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了，假如有一个中国人突然闯入到苏格兰高地或威尔士某个偏僻的村子里来，这种从未有过的景象给村民们带来的又会是何等的惊讶与震动呢？我记得有一次，在吃力地爬上金塘岛某座美丽的山头后，我看到山背后几码远的地方有个中国小伙子，他正忙着收割长草和灌木之类的柴火，因为太投入所以就没注意到我。我走近他干活的地方，站在他上面的一块岩石上，故意弄出一些声响以引起他的注意。 他抬起头来，我永远也忘不了霎那间他脸上的表情，即使我来自另一个世界，他脸上吃惊的神情也不会比这强烈多少。实际上，我估计他大概认为我是从云端上降下来，或者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大约有那么一、两秒种，他像施了魔法一样定在那儿，然后扔下手中的柴刀，从岩块和石头间飞快地逃下山去，速度快得让人难以相信，直到他穿过狭窄的山谷，到达山谷那一边的村子之后，他才敢扭头往身后看看。消息很快就在村民中间传开了，他们冲出自己的小屋，大批聚集在房子前。我缓慢而又镇静地向他们走去，很快就消除了他们的恐惧。那位割草的小伙子，起初还有些不好意思，但等到分手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上海港坐落在舟山西北大约80到100英里远的地方，舟山位于北纬30度，上海则位于北纬31度20分。离开舟山群岛，向北航行到上海，船左边的海域就是杭州湾， 然后进入著名的长江口。长江，又叫洋子江，顾名思义，即海洋之子也[1]。从中国南边开始一直到这一纬度，都是多山地形，但到了这儿，地势为之一变，变得非常平坦。在很多地方，陆地比河流本身还要低，河流全靠两边又大又坚固的河堤束缚着。山地景象彻底消失了，即使爬到船上最高的桅杆处，远远的地平线上也看不到一座山的影子——放眼望去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这就是所谓的长江三角洲，也是北方南京棉的主产区。这是一片深厚肥沃的土壤，不敢说全世界，在中国，它肯定是最好的土地。

在长江口给船只导航相当困难，特别是在阴天，部分原因是水中有众多的沙洲，潮位高的时候，这些沙洲都没在水面以下， 另一部分原因是很难找到明显的地标 。自从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已经有几艘船陷在这些沙洲中，整艘船都被损毁了。我第一次进入长江的时候，低水位时船只搁浅是个很常见的现象。但因为这些船大部分都是小小的鸦片走私船，船夫们对这一带都很熟悉，所以当潮水上涨的时候，这些船很容易就脱困了。四月的一个晚上，我们乘着微风，溯流而上，借着风势，我们当时的船速大概达到了每小时六、七英里。领航员唱歌般地喊着“水深3寻半”“水深3寻”，船长以为我们正行进在正确的航道内，于是他到舱底去了一两分钟。正当领航员还在唱着“3寻”之歌，这时，我们突然感觉到船底擦到了河床，两秒钟不到，我们的船就牢牢地在淤泥之中搁浅了。这时候潮水正在迅速退去，由于我们的纵桅帆船一侧位于深水区，我们被迫把船上所有的备用船板拿出来支撑船体，防止它倾覆。第二个问题则是，我们怎样才能趁着涨潮脱困？在下午的航行中，我们看到很多货船跟在我们后面，溯流而上，前往上海。现在，有些货船在离我们不到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抛锚，停在那儿等待潮水上涨。经过商议，我们的船长决定登上其中某艘船，请他们挪一挪船的位置，离我们的船更近一些，这样就可以用一根缆绳把两艘船连结起来，等到涨潮，河水把我们的船浮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船就可以把我们的船从搁浅的地方拖出来。 因为我会讲一点汉语，于是也被请进小船，这样我可以向对方解释我们的目的，同时还要告诉对方，我们会给他们丰厚的报酬，并不是让他们白干活。小船里面的船员们都佩着短剑，为了慎重其事，船长身上穿着一件旧军装——这件军装过去属于某位海军军官，头上戴着一顶鸡冠型帽子，腰间悬挂着一把长剑，船长就这样全副打扮地坐在小船中。夜很黑了，但天气很好，我们勉强能看到最近的那艘货船的桅杆。几分钟以后，我们来到货船的旁边，被甲板上负责警卫的人盘问着，他很快就发现我们是外国人，于是跑去报警，大喊道：“红毛精来了”。红毛精就是红头发的人。没有过多的与他们交涉，我们都跳进了货船，但是环顾四周，甲板上却空无一人——警戒的和其它人都躲到船舱下面去了。船长指挥我们的人下到船舱口去，让他们把中国人都叫到甲板上来，他命令他们一定要善待中国人。我们的水手就这样充满善意地、 快乐地四处寻找那些中国人，这场景其实一点也不好笑。很快中国人就很不情愿地被水手们从其藏身之所拖出来了，水手们把他们都集中在甲板上。我于是向货船船长解释说我们并没有恶意，只是因为我们的船现在处在很危险的情况中，迫切需要他们赶快启锚前去帮助我们。同时，我也告诉他们，他们将得到二十元钱作为酬谢。他们凑在一起协商了一下，最后过来告诉我们，他们愿意在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提供必要的帮助。但这和我们想要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很了解中国人，非常清楚这个“明天”永远也不会到来，只不过是用来摆脱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的一个借口。我们于是告诉他们，这样的安排对我们来说不合适，并再一次要求他们立刻启锚。他们又开始另一轮协商，对我来说，这很明显是他们的一个缓兵之计，我们整个晚上可能都会被这样拖延下去。我建议我们的船长安排他手下的人去把中国货船的锚绞起来，把帆也升起来。水手们早就很不耐烦了，很乐意听从这样的安排，那些货船上的船员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也都帮着一起干，于是几分钟后，货船就开动了。货船开到离纵桅船最近的一个安全地方，抛锚停了下来，一根粗绳把两条船连结在一起，等到潮水涨到我们的船能浮起来的时候，中国货船就可以把它从淤泥中拖出来。这一切在当晚都顺利实现了，我们然后把船安全地泊在三寻深的江水中。天亮以后，我们发现那些中国朋友已经升起了帆，连我们承诺的酬金也没要就走了。

吴淞是个小村镇，上次战争期间这儿曾发生过一场战斗。吴淞位于另外一条河的河岸边，欧洲人通常把这条河叫做“上海河”[2]， 上海河就在这儿流入到长江。吴淞是中国鸦片走私船进行交易的主要据点之一。我估计，近年来，这儿的鸦片交易量可能比其他所有地方的交量量加在一起还要多一些。

已经有很多有关鸦片贸易以及吸食鸦片的言论了，所以我在这儿多说几句有关鸦片的话并不算太离题吧。众所周知，绝大部分运到中国沿海来的鸦片，都是在我们东印度的领地上种植和生产加工的。 那些以鸦片贩卖为主业的英、美商人们，他们用快船把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在中国沿海各港湾他们还维持着一支接应的船队，通常，由快船把从印度或香港运来的鸦片倒给前来接应的船只，然后由后者再转手给中国的鸦片走私商们。 中国的这些走私商来自附近各个港湾或村镇，他们坐着小船，带着很多人手，全副武装，以保护这些通常说来非常值钱的东西。海岸边的这种交易场所，它们除了鸦片，其它什么生意都不做，采用以货易货的交易形式，用银锭或墨西哥银元来交换鸦片。在其它一些交易场所，外国商人有时也用鸦片和生丝、茶叶这两种中国主要的出口产品进行以货易货，他们觉得这样做也不错。

在英国，经常会有一些有关鸦片走私和吸食鸦片的言论，这些言论都有些过甚其词。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以为这些走私商们和全副武装的海盗差不多，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在英国舞台上，他们的形象还真就是一副海盗的样子。但恰恰相反，从事鸦片走私交易的都是一些非常体面的人，他们手中拥有大笔资金，作为第一流的商人，他们在文明世界的每个地方都是很受尊敬的知名人物。鸦片贸易，虽然违禁，但它大大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走私，远方的人们被“走私”一词误导，因而对此产生了错误印象。确实不假，输入和吸食鸦片，是被中国政府明令禁止的，但这种禁止，只是一种空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所有的中国官员，至少是绝大部分官员都吸食鸦片，而且，就连天子陛下他自己，也很有可能是一个鸦片的嗜食者。不管中国政府是怎么说的，事实是，它并不打算真的停止输入鸦片，但它却必须时不时地颁布一些强硬的法令来禁止鸦片，只不过这些禁令都仅限于出现在北京政府的文档中，对于皇帝的忠诚子民们来说，一点限制作用也没起到。现在，所有的聪明的外国人，以及中国人当中的很多开明人士，都认为，在交纳小部分税款的情况下，鸦片的输入应该合法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去除走私所带来的很多弊端，而中国国库也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税收收入。

我住在中国的这段时期，中国政府在禁止鸦片贸易方面采取了很多虚张声势的作法。有时候，某位以英勇善战而知名的海军将官，也会受命带着很多战舰，开到鸦片船集中的地方，试图将这些船只驱离中国海岸。然而，士兵们敲着锣，隔着老远就放枪，战舰耀武扬威地来巡视一圈，中国人都很熟悉这一套路，而这看起来就是武力清剿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那些小鸦片船就静静地停泊在那儿，很明显，它们对这场大张其鼓的示威行动并不怎么关心。于是带队将领马上颁布了一条命令，要求这些鸦片船拔锚离开海岸，不得再返回天朝帝国的水域，否则将被彻底消灭。

以前这样的命令还有一些威慑作用，但现在一点效果也没有了。 传令兵带回来的消息称，“那些外国船只都是全副武装，它们不肯挪地方”。这样的消息足以让带队将领冷静下来，不再逞勇，于是他便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他既不敢向这些外国蛮夷的船只开火，但又不能任由它们留在当地。如果他不能把它们赶跑，这要是报告到总部去，势必对他的英勇形象造成伤害。带队将领转而换上另一种腔调，他请求鸦片船的船长们帮忙，把船开到外海去呆那么一两天，过后他们就可以把船再停回到原来的地方。鸦片船的船长们同意了这一请求，第二天早晨他们便起身把船开往外海。一旁了望的中国军队，于是又是敲锣，又是放枪，发出震天声响，他们跟在鸦片船后面，直到很远的地方。 带队将领这时向他的政府递送了一份报告，大意是说，经过一场与外国蛮夷的大战，他已经把他们驱离中国海岸，甚至很有可能，他会在报告中说，他把几艘蛮夷的船轰成了碎片，另外一些则被击沉海底。而就在这份报告还在送往北京的半路上，鸦片船就已悄悄地回到其原来的泊锚之地，一切都照旧进行。这就是中国人处理事情的典型方式。

来自孟加拉的鸦片分为两种，即巴特那和贝那勒斯[3]， 这两种鸦片品质好，纯度高。 而来自孟买的马尔瓦鸦片[4]则总是掺杂了很多其它成分，中国的鸦片贩子们一定要在检测了它的质量之后才肯购买。检测方法如下：选定一个或多个有意购买的货柜，打开货柜，取出三四个外形不佳的鸦片膏块，从每块上切下一点，放入一个铜勺，铜勺下烧着炭火，鸦片加热后溶化在水中，将溶化后的鸦片倒在一张草纸上过滤，如果鸦片质量还过得去，就能很容易地渗过草纸，流到草纸下面的盆子中去。 如果它渗不下去，中国人就认为这种鸦片质量不过关，掺杂了太多其它成份在里面，这些成分或者不溶于水，或者渗不下去。这样的鸦片当然只能以压得很低的价格出售了。

溶液从草纸中滤下去以后，要对这张纸进行仔细的检查。如果纸上有任何沉淀物，比如沙粒或者其它碎屑，就说明鸦片是掺了假的，其价值自然也要减少很多。过滤后的溶液倒进一个干净的铜壶，放在炭火上慢慢地煨烤，直到所有的水分都蒸发掉了，这时候留下来的就是纯鸦片。把这些鸦片倒进一个小瓷杯中，慢慢搅拌，仔细观察。这个时候主要看的是鸦片的颜色，鸦片贩子们一边搅拌，一边把它举起来，对着光线查看，如果它像果冻一样黏稠，贩子口里就念“铜古”；如果它带着白色，就念“白色”；如果带红色，就念“红色”；如果鸦片品质一流，或者像东印度公司发过来的货物一样，他就念“棕色白”。

吸食鸦片的过程和我刚才描述的检验过程很像。将准备好的鸦片放在一个专用的小杯子中，吸食者头枕在枕头上，旁边点着一盏灯。吸食者用一种针状物挑起一点鸦片，放到蜡烛上去烧，等到鸦片点燃以后，把鸦片填进烟枪的烟锅之中。 在吸食的过程中，要把烟锅一直对准蜡烛的火苗，燃烧产生的烟就被吸食者吸入肺中，就如同印度人或中国人吸烟时的动作一样。一烟锅的鸦片只能吸一两口，所以，吸食上瘾的人就要不断地把鸦片填到烟锅中去。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见过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情况，他都无法否认，吸食鸦片，特别是过量吸食，对受害者的身体、精神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但从我观察到的情形来看，我可以断定，过量吸食者的数量被大大夸大了。确实，每年从印度进口来的鸦片数量非常巨大，但请不要忘记中国广大的疆域以及它的三亿人口[5]。乔瑟林爵士[6]，在他的《中国行军记》一文中，对过量吸食鸦片的后果有如下描述，这些描述都是他在新加坡的中国人身上观察到的：“这种可怕的奢侈品，如果吸食过量，几天之后就会让吸食者脸色变得苍白、憔悴，如果持续几个月，甚至只需几星期，足以让一个健康强壮的人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在吸食成瘾后，如果离开鸦片，吸食者所遭受的痛苦，难以用言辞形容。只有在或多或少地满足了他们的鸦片瘾之后，他们才显得有点精神。在那些害人不浅的鸦片馆里，晚上九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鸦片吸食者：有的是在勉强压制了一天的欲望后，匆匆走进来过瘾的；有的人刚刚吸食了一两口，在鸦片的刺激下大声谈笑；躺椅四周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无力地躺在那儿，脸上挂着傻笑，他们一门心思只想着鸦片，只想着快点进入那极乐世界，完全顾不上其它任何事情。而这出人间悲剧的最后一幕， 通常就发生在这鸦片馆后面的一间房子——停尸房中，那些鸦片吸食者就平躺在里面，进入到他们为之疯狂追求的极乐世界，在一番盲目的求索之后，他们终于可以长眠休息了。”

[1]译者按：福琼把“扬子江”听成了“洋子江”，所以有如此说法。

[2] 译者按：也就是黄浦江。

[3] 译者按：巴特那（Patna）和贝那勒斯（Benares，现在改名叫Vanarasi）分别是印度东北部恒河左岸的城市，孟加拉的鸦片种植园分布在这一带，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两个城市分别开设了加工鸦片的工厂，这两种鸦片便是不同工厂的产品。

[4] 译者按：马尔瓦鸦片，产自印度孟买附近的马尔瓦高原地区。与孟加拉鸦片的种植、加工全由东印度公司控制不同，马尔瓦鸦片主要是由印度中、西海岸的印度本土资本力量操控，故其质量参差不齐。

[5] 据估计，中国最新的人口数据为367000000.

[6] 译者按：即Robert Jocelyn，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曾担任Saltoun爵士的军事秘书，著有《中国行军记》（又译作《在华从军六月记》）等

第十一章

1844年的上海——上海的苗圃与植物——出发前往内陆的山区——运河与桥梁——骑着马驹去历险——找到一种蓝染料，“天青”——山岭及其植被——当地人吃惊地看到来了一个外国人——他们的好奇与真诚——发往英国的植物——又一次深入内际的旅行——北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午夜遭贼——访问著名的苏州府城——苏州城概况——发现一种新植物——地处贸易中心位置的苏州——百万人口——回到上海

1844年4月18日， 我又一次来到上海，在这儿总共停留了两到三星期左右。此行最主要的目标，是趁着植物开花，到北方各地看看所有这些植物，因此，对我来说，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自然是越短越好。我曾经提到过，在1843年冬天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我买了一些牡丹花，这些牡丹据说非常漂亮，花色与英国现有的牡丹品种完全不同。那时候我当然没机会见到它们开花的样子，所以这一次就特别想得到一些正在开花的这种牡丹。 我原打算派我的老朋友再去一次苏州，买一些牡丹回来，只是这次要和他规定好，买来的一定要是正在开花的牡丹。可是，有天早晨，我正赶往城外，到离上海不远的乡下去，路上我碰到了一位花农，让我吃惊的是，他挑着一担盛开的牡丹，要到城里去卖，那些牡丹花又大又漂亮，颜色则有深紫、淡紫、深红等各种，都是一些英国人认为不可能有的品种，这些品种甚至在广州也从来没见到过。这次正好有两位英国绅士和我在一起，他们都是很好的汉语学者，所以我们很快就问清楚了牡丹的产地所在。从花农篮子里植物根系的状态来看，我敢肯定，这些牡丹从土里挖出来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一、两小时，因此，种植牡丹的地方离上海最多也就六至八英里，我的这一估计后来证明非常正确。毫无疑问，去年秋天，我那位苗圃里的朋友就是从这儿买到那些植物的，如果不是碰巧发现，原来我自己也可以很容易到这个地方去，也许我还要请他再去一次呢。事实上，我后来发现，苏州附近根本就没有牡丹园，就在上海那个种牡丹的地方，我碰到了一位来自苏州的人，他特意跑到那儿去买牡丹。在各种植物次第开花的时候，我每天都到种牡丹的地方去，为皇家园艺协会买到了一些很美很动人的品种。

上海近郊的农村我都已经很熟悉了，现在我很想把我的考察延伸到内陆去，特别是上海西边的几个山丘，据说只有三十英里左右的距离。在这方面，很难从中国人那儿得到什么信息，他们很不愿意外国人走进内陆。这一时期，因为我们的一些英国同胞的鲁莽举动，中国人的疑心大大增强了，那些同胞雇了一条小船，沿着一条小河深入到很远的地方，他们仿效中国人的样子，用竹篙测量河流的水深。中国政府怀疑他们测量水深有什么特别的企图，立刻就向英国领事巴富尔上尉提出抗议，领事先生于是只好通报了这一情况。

然而，我还是决心要努力完成这一计划，我找来了一匹小马，一个袖珍罗盘，在一个大清早开始了我的发现之旅。山丘听说位于西面，于是我往西骑行了大概八到十英里，可是连个小土坡都没看到。罗盘是我唯一可以依赖的向导，不光是去的路上，就是回来我也还得靠它指明方向。道路通常只有四到六英尺宽。 乡下的道路也有主干道与支路之别，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幸运地一直沿着主干道在走，只要不离开主干道，就不至于被这一地区纵横交错的河网困住，因为在河流与主干道相交的地方，都建有很结实的的石桥。终于，山丘在远方露出了它们的身影，因为急于抄近道，我不知不觉离开了主干道，很快我就被支路和河网纠缠住，陷入到某种困境之中。支路上的桥梁都已年深日久，又窄又破。走在这些小桥上面，小马的马蹄不时被卡在木板之间。最终，我们来到一座比前面更破的桥前，尽管我已经从马身上跳了下来，并且使出浑身解数，鼓励这匹马跟着我一起上桥，但它还是很不情愿。小马试探着跟我上了桥，但是走到桥中间的时候，它的蹄子被那些破败的桥板卡住了，它挣扎着要把蹄子拔出来，可是小桥禁不起这样的挣扎，桥中间整个就垮塌下去了，我及时跳到了河岸上，整座桥与马驹儿都掉到河里去了。幸运的是，这匹可怜的马驹儿朝着我所在的这一边河岸游了过来，在它钻出水面的时候我抓住了它。马身上全是泥巴，马鞍与马笼头自然也干净不到哪儿去。在附近劳作的农夫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摆脱了河网的纠缠，重新回到主干道上。对我来说，这是个教训，我后来骑马的时候，只要是在中国，再也没有离开过主干道。

下午两点左右，我来到了小山附近的一个镇子。自从离开上海，小马驹还没吃过任何东西呢，它已经精疲力竭了，所以我急着想从店铺里买一些玉米给它吃。洋人来到镇上的消息就像闪电一样迅速传开，很快，我身边就聚拢了男女老幼数千人，他们跟着我，急于想看一看我的长相和穿着。 但总体而言，他们的行为举止还是又文明又谦恭，我唯一要抱怨的就是围观的人太多了，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便。有个小男孩，为了得到几个铜板的报酬， 答应带我去家商店，找些给马吃的东西。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只好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前往我想象中的那个卖玉米或干草的店铺。出乎我意外的是，我们最后来到了一家小饭店，我的小向导走过来向我要钱去买米饭。“但是我想买的是马料，”我说。“没问题，给我钱，我可以给它买一大盆米饭来。”“那你还得给它带一双筷子来，”我说着，把钱放到他手里。小马用筷子吃东西，这个说法让围观的人群都笑了起来，他们的态度也随之变得好起来：在中国内地游历期间，我经常发现，与当地人开开玩笑，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好处。

我的小马驹看起来很享受它面前的美食，我也在这家店里吃了一些米饭。饭后我徒步考察了最近的一座山，我很快认定，在这附近花些时间做调查是有价值的。因为不信任当地人会照顾好我的马，它可是我从上海最高长官那儿借来的，我决定还是自己把它带回去，以后要来的话就租一条船，通过这一地区密布的河网，回到这儿来，这样我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回到上海，时间已经很晚了，这天我一共骑行了至少六十英里，累得够呛。

几天以后，我租了一条船，趁着涨潮，大清早就出发了，涨潮的时候潮水会涌进这一带的每一条河流。当天傍晚我就来到了山边，一路上经过的土地都很富饶、肥沃。上海周边的主要农产品是棉花，在穿过一片棉田后，我看到一块土地，上面主要种着某种十字花科的植物。从这种植物中可以提取出一种靛青或蓝色的染料，中国人把它叫做“天青”。大量天青被运往上海及中国北方的各个城镇，用以染制蓝布。在中国，穷人穿的衣服主要都是用这种蓝布制成。生产天青的这种植物，我带了几株活标本回到英国，如今它们就在皇家园艺协会的花园里开着花，而且很快就会为其确定一个合适的学名[1]。

离山越近，地势越显低洼。在这个时候（六月），田里全都放满了水，大面积种植水稻。一般说来，在这片大平原上，高田都用来种棉花以及上面提到的十字花科植物，更容易灌溉的低田则作为稻田使用。一路上我时不时看到一些很大的银杏树，这一地区长得最高大，也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这一树种。每个村子边上都有绿竹掩映，散布各地的坟墓周围则标志性地点缀着一些柏树和松树，中国人就在这些树下长眠。

这些山丘与我在中国南方看到的山截然不同。它们高不过四百英尺，也不像我在前文描述过的那些山那样陡峭、崎岖。地面上不时有些剥落的岩石，但数量并不多，总体而言，这些小山给人呈现的还是一派田园风光。比起其它一些邻近上海的地方，这一带的森林覆盖率要高得多，当然，植物种类也多得多。然而，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一带没有杜鹃花。尽管这些山南边六、七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就盛产这种植物，而且，那些在舟山、宁波的山区里与杜鹃花共生的植物，在这儿长得也很茂盛，而杜鹃，作为这些植物最为喜爱的共生物种，却见不到它的身影。我很难相信，那些介于宁波和上海之间的小山就是杜鹃这类植物分布区域的最北限，可是我观察到的现象却表明，事实可能就是这样[2]。

这一带的村民第一次看到我时都很吃惊。在我乘船经过的各个村镇，男女老少，不管他们来自什么阶层，都分列在两边的河岸上看我，他们甚至招呼我从船上下来，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机会更好地打量我。 在我因为爬山而离开小船的时候，我的船夫常常通过允许人们参观我的船舱的方式，借机发了笔小财。他们很喜欢我碰巧带在身边的一张“图片时报”，于是我只好把它留给他们。然而，有一点应该大书特书，就我的经历而言，尽管每天有数百人趁我不在来参观我的小船，我在这个地方却从来没有失窃过任何东西。要不就是船夫特别警觉，要不就是当地人对洋鬼子的东西有一种迷信般的恐惧，寄希望于他们都是些有荣誉感的人，恐怕靠不太住。

完成了对这些山丘的考察，我离开这个地方，回到了上海。海伦斯图亚特号，第一批由上海直航英国的航船之一，这时候正准备启航，我利用这个机会，把一些装满植物的箱子托运给了皇家园艺协会，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等到运到目的地，这些植物都已经不成样子了。把这些箱子托运走以后，我决定要再到内陆去一次。

每一个来到中国的人，或者说，每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应该听说过苏州府这个城市。一个外国人，如果走进香港、广州或南方任何一个城镇的商店，当他询问一件不同寻常的稀罕物的价格时，他肯定会被告知，这个东西来自于著名的苏州城。如果他想订购一些高级商品，那也必定来自苏州——精美的图画、雕像、丝绸，甚至漂亮女孩子，这些都产自苏州，苏州就是中国人的人间天堂，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可以与苏州媲美的城市。此外，我还从上海苗圃里的中国花匠那儿听说，苏州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园林和苗圃，他们用来出售的植物，全部或者说几乎全部都购自苏州。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诱惑，我要突破天朝帝国那些荒唐的禁令，到这座远近闻名的城市去看看。最大的困难是，很难找到一个愿意陪我前往的船夫，他们都很怕政府官员。 就在我上文提到过的那件事发生以后，清朝官员发布了严令，规定船夫们可以带洋人顺河出海，也可以沿河上溯到上海上游一二英里远的地方，但不得超过宝塔的位置[3]，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顺着支流西进。这直接侵犯了我们在《南京条约》中取得的权利，英国驻上海领事对此很快就做出了必要而又审慎的反应。之后不久，在所谓的划界确定以后，中国政府允许外国居住者可以到内陆做一天的短途旅行，也就是说，只要他能在二十四小时内赶回来就行。

最终我联系到了一条船，然后我们就出发了。船夫既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也不知道我要离开上海多少天。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们要到乡下去探寻植物，必须带足好几天的食物。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中国仆人也告诉他们：到乡下四处转悠，寻找各种植物，对我来说，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我没有坏心，而且我也会注意不给他们惹上什么麻烦。这些话给了船夫们一些信心。因为顺风顺水，我们很快就离开上海有相当一段距离了。我非常清楚苏州的方位所在，通过随身带着的袖珍罗盘，我掌控着前进的方向。等到离开上海二、三十英里后，我觉得是时候了，可以向我的同伴们透露此行的目的地了。首先我把我的仆人拉到一边，他是个很活跃的家伙，在劝说别人做他喜欢的事情方面，很有一套。“现在，”我说，“我想去苏州看看，如果你能说服那些船夫去苏州，等到回来我送你一件价值五元的礼物；而且，你告诉他们，在谈好的劳务费基础上，我可以给他们再加一倍。”经过一轮长长的讨论，他们最终决定接受我的请求。

旅途中我当然得穿着中国人的服装，我把头剃得光光的，然后戴上漂亮的假发和长辫子，不知道它以前属于哪位中国人，想必他为这一头秀发而颇为自得吧。这样装扮一下，我相信自己看上去还满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人和欧洲人在相貌和眼睛上相差甚远，但是，相较于中国南方，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北方更不容易被辨认出来，因为北方人的面部特征和南方人相比，更接近欧洲人，南、北中国人在面部特征上有很多不同。

在中国，运河就相当于旅行者的马路，船则相当于他们的马车，所以中国没有什么好马路和好马车。这样一种运输方式自有它的优势，尽管我们英国人并不觉得这种优势有多么了不起。在涨潮的时候，潮水沿着河流深入内陆，可以到达很远的地方，在潮水的推动下，船只行进的速度相当快，旅行者则可以舒适地躺在他的小船舱中，这时候，船实际上就相当于他的房子。

离开上海后，运河先是向北，过了一段时间折而向西，它的各条支流纵横交错，遍布这一地区。我们沿途经过了一些很大的镇子以及带有城墙的城市，在其中一个叫嘉定的城市， 我们停了下来，在它的城门楼下面过夜。我在船舱里把床铺好，很早就睡下了，希望第二天早上涨潮时就能出发，这样接下来的这一天就可以走得尽量远一些。但是，正如我们英国人说的：

人算不如天算[4]

晚上，船舱窗户中灌进来的阵阵凉风吹到我头上，把我冷醒过来，而这扇窗户我睡前是把它关上了的，我立刻跳了起来，四处查看。 黑暗中我看到船已经顺着潮水漂到运河下面来了，现在和其它小船挤在一起，这些小船就像我们的船一样，系在岸边过夜，河岸上树枝低垂，小船和树枝互相刮擦。我赶快把仆人和船夫叫了起来，他们吃惊地揉着睡眼，大声嚷道，一定是有盗贼光顾了我们的船。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点灯察看以后，我发现我的所有衣服，不管西式的还是中式的，都不翼而飞了。我们的这位不速之客，不光是拿走了船上所有人的东西，还割断了系住小船的缆绳，把船推到河中间，在我醒来以前，我们的船已经沿着运河漂了很长一段距离了。幸运的是，我还有一点钱放在我的中国钱包里，这个钱包被我放在了枕头下面。

“怎么办？”在我们把船系在河边的其它小船上以后，仆人问道，“你的衣服全丢了？”“是的，”我笑着说道，“现在我们最好是回到床上睡觉去，等天亮以后再说。”我们都同意了，很快，大家又都酣睡起来。天亮以后，我派仆人带着几块钱到嘉定城里去，给我买了一件衣服，然后继续我们的航程。

嘉定城又大又坚固，但是城墙和门楼还是有些破败的迹象。很明显，这儿有着悠久的历史，很多著名的雕刻作品就是在这儿创造出来的，北方的中国人对此都很熟悉。离开嘉定以后，我们沿着狭窄的运河又继续向北行进了几英里，然后，突然之间，我们的小船就被抛入到一条又宽风景又美的运河之中，这条运河更像是一个湖，或一条大河，它横贯东西，可能在吴淞与南京之间的某个地方汇入长江。这儿的景色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又宽又平的河面上，成百上千只大大小小的中国船，鼓着风帆，穿梭往来于其间；随处可见的宝塔耸立在树林或佛寺之上，在这片宽广辽阔的平原上，到处都是这些佛寺。在小昆山的山顶上，建有一座寺庙，每年特定的季节里，很多人从苏州和周边市镇来这儿随喜。放眼望去，整个地区就是一大块连片的稻田，随处都可听到悦耳的水车转动声，成百上千的农民正在田中快乐而又自足地劳作。沿着运河又继续向西行进了一段路程，然后运河开始分叉，其中的一条支流很快就把我们送到了另一个城镇，太仓州。太仓州很大，像嘉定和上海一样，外面有一道护卫的城墙，尽管人口可能不如后二者稠密，但城镇规模却比它们要大一些。城墙边的运河旁停靠着很多老旧的大帆船，很明显，这些船现在只能作为房子住人，已经经不起任何风浪了。城中的房屋与城墙等已是破败不堪，却还是挤满了大量的人，男男女女，特别是小孩子们。从这方面来看，太仓州也像嘉定一样，呈现出一种衰败的景象。

快到苏州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小山，将平原围了起来。这些小山，我后来发现，就在苏州城西边几英里远的地方。这儿的农村，也像嘉定周边一样，都是大片的稻田。踩水车的有很多女人，每台水车上通常有三到四个女人，这些婆娘都有着一双大脚，更准确说是一双未经缠裏的天足。事实上，如果她们也像平常女人一样缠足的话，是不可能站在那儿踩水车的。在社会地位较低的劳工阶层中，缠足还是很普遍的，在我看到的几百个纺线或从事其它农业活动的女人中，只有小部分人没有缠足。

在苏州东边几英里外的地方，有个很大很美的湖，宽约十二、三英里，松江府以及这一方向来的船只就从这个湖进入苏州。过了这个湖，原本已经变得很宽的运河这时开始收窄，沿途不时经过一些桥梁，两岸有很多村庄和市镇，所在这些都表明我们正在接近一个又大又重要的城市。 6月23日，一个令人愉快的夏日夜晚，我们来到了这个闻名遐迩的城市。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乘着微风，我们的小船迅疾前进，桅杆与风帆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上。随着我们继续前驶，船越来越多，房子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桥上以及河岸两边都有很多灯笼在移动。又过了几分钟，我们的船安全靠岸了，和其它几百条船一起，停泊在这座名城的城墙下面。为了防止不速之客再次闯入，我们采取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预防措施，然后，仆人、船夫和我很快就熟睡过去了。

第一缕晨曦到来的时候，我就起床了，我的中国仆人把我仔仔细细地装扮了一番，然后我派他到城里去找一找苗圃，希望从中采集到一些我想要的植物。等到他带着这方面的信息回来，我们就一起进到城里，选购植物去了。

我必须承认，在离船上岸的时候，面对将要进行的冒险，我感到相当紧张。在乡村地区，我也曾扮过中国人，成功地蒙混过关了，但要想蒙混住在大城市里的人，特别是像苏州这样的城市里的人，我知道还是很难的。中国的狗就像中国人一样敏锐，这一次，作为我的老朋友，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老对手，它们显然把我认作是自己的中国同乡了，这立刻给了我信心。中国的狗对于外国人似乎格外仇恨，一见到外国人就狂吠不已，直到外国人离开它们主人住的房子或村子很远，看不见了才会停下来。

城墙外有一道濠沟或运河，河上有一座桥，我过桥的时候，桥上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闲逛，他们靠着两侧的桥栏杆，低头看下面来来去去的船只。我也停了下来，低头看着那些快乐而又自足的人群，想到自己现在就在天朝最时尚的城市当中，据我所知，此前还没有英国人到过这儿呢，心中不禁有种胜利的窃喜。那些在桥上闲逛的，似乎压根就没人注意到我，我于是知道，从外表上看，我和中国人差不多完全一样了。如果偷偷地告诉他们，此刻有一个英国人就站在他们身边，不知他们会有多惊讶呢。

从总体特征上看，苏州城与其它北方城市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它显然是各种奢侈品、财富的聚集地，城市当中看不到像宁波那样破旧、衰败的景象。与城墙平行有一条很大的运河，像里士满的泰晤士河一样宽，既做护城河又起到航运作用。就像嘉定与太仓州一样，河边也停靠着很多废弃的船只，毫无疑问，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们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房子，对那些喜爱水上生活的人尤其如此。这条运河通过各个拱洞，通往城里，然后分出很多支脉流往各处，有的支流很窄很脏，有的则扩展成非常漂亮的湖泊，居民们就通过这些河流将远处农村的产品运到家中。大大小小的船只穿梭在这条又宽又美的运河上，整个地区也因此洋溢着一种欢快、繁荣的特质，在广州、上海以外的中国其它城市中，这种特质并不是经常能感受得到的。城墙和堞楼都很高，维护得也很好，形制上与宁波的非常接近，但整体状况比宁波的要好很多。东边的城墙，我一直沿着墙边走了下来，不到一英里长，但北边和南边的城墙则要长得多，所以整个城市是个平行四边形的样子。东门附近的城区，也就是我进城的那个城门，远谈不上有多好，街道又窄又脏，居民层次似乎也是最低的。但越往西边，房屋和街道就越好，商店也很大，所在这些都表明这是城里面那些有钱人和权贵居住的地方。城门都有中国士兵牢牢地把守着，城中每条街道和巷子都与这些城门相连，一到晚上九点或十点，城门就被关闭了。这个省的巡抚就驻扎在城中，所以把他眼皮底下的这座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

苏州城里的苗圃数量被我那些上海的中国朋友们夸大了，但有些苗圃的规模还是相当大的，我从中买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新品种。值得注意的有一种白色的藤萝[5], 一种漂亮的黄色重瓣月季[6]，以及一种类似于山茶花的，开着白色大花的栀子花。现在这些植物都运到英国了，很快英国的各个花园里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苏州的苗圃里育有很多矮化树，很多树的造型都很奇特，树龄也很长，与我们英国人不同，中国人非常看重这两种特性。

中国人认为，苏州女孩子的长相是全中国最好的，从我看到的那些女孩子来判断的话，她们确实担得起这样的美名。她们所穿衣服用的都是一些很好的料子，剪裁得非常得体、优雅。 在她们身上，我找到的唯一的缺憾就是她们那变形的小脚，以及她们为了显得更白而在脸上涂脂抹粉的那种样子。但我眼中的所谓缺憾，却正好是中国人的内心所好，于是这些风习就盛行开了。

苏州府似乎是中国中部省份的商业中心，它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特别适合承担这一角色。在它南边，有宁波、杭州、上海，以及其它众多的市镇，北边则有清江府[7]、南京，甚至北京，苏州就处在南北商业贸易的中心，这些地方通过大运河，或者成百上千条遍布这一地区的不甚知名的小河流联通起来。上海有着与苏州类似的优越条件，有朝一日， 在发展与欧美的贸易中，它必定会成为一个占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地方。

我在苏州及附近地区停留了几天时间，在做完了当时情形下我所能做的事情之后，就启程返回上海了。到达上海的时候，因为我的英式服装都被那午夜造访的不速之客偷走了，所以我只能穿着中式服装上岸。我的伪装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我走在有很多熟人的街道上，竟没有任何一个人认出我来，甚至和我住在一起的我的朋友麦肯齐先生，在我坐进他的房间后，刚开始的几分钟他愣是没认出我来。

在上海城里，就像在中国其它大城市一样，有很多公共的热水浴室，这些浴室对本地人的健康和舒适生活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我住在上海期间，每天都要经过这样一家浴室，我想对它做一番介绍。浴室外面有两间房子，用以更衣。第一间最大，给那些贫穷人家使用，第二间则给那些认为自己较为尊贵，需要保留更多隐私的人使用。在进入到最大的那间房子时，门旁边挂有一块牌子，告诉你如何收费，门口站着一个收钱的人。房子中间和四周立着好些柜子，一排一排的，柜门上安着锁和钥匙，供浴客们存放衣物，方便他们从浴池出来时找到自己的衣物。房间的另一头，有个小门，从小门进去便是浴池所在了。浴池大约30英尺长，20英尺宽，除了四周一圈窄窄的过道，中间全是水，水深从一英尺到18英寸不等。浴池的四围铺的都是大理石石板，浴客们就从大理石石板上踏进水中，也可以坐在石板上洗浴。 用来加热的锅炉放在室外，但其火道则一直通到浴池的中间。

下午和晚上，浴室里总是挤满了浴客。 进入浴室的时候，你的第一感觉就是有些受不了，一进门，一股热气或水气就扑面而来，眼睛里、耳朵里到处都是，让你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向外冒汗。蒸汽让浴室里非常昏暗，在昏暗的光线中，中国人在水中嬉戏着，他们那黄黄的皮肤、长长的辫子，在英国人看来，不啻为一种非常可笑的场景。

那些使用普通浴室的顾客，浴资只要六个铜板，其余的浴客则要十八文钱，但可以从浴室经营者那儿得到一杯茶和一管旱烟的额外服务。我应该介绍一下，一百个铜板相当于英国的4.5便士， 这样算下来，一个下层老百姓只需付一个法新[8]就能洗上一个热水澡；而其余阶层的人，只需不到一个便士的钱，就可以享受一个热水澡，一间专享浴室，一杯茶，一管旱烟。

[1] 天青已被确认为一种新品种，其学名为“Isatis indigotica”

[2] 译者按：杜鹃花在中国的分布北限是河南信阳，而非福琼猜测的杭州湾北畔一线。

[3] 译者按：该宝塔疑即龙华寺塔。从上海旧县城老西门出来，龙华寺塔是一标志性建筑，

[4] 译者按：原文是 the best laid schemes of mice and men gang aft agee， 是一句苏格兰谚语，出自Robert Burns的诗歌"To a Mouse"。

[5] 译者按：原文是法语GLYCINE.

[6] 译者按：这种花引进英美后，以福琼之名命名，现在就叫FORTUNE’S DOUBLE YELLOW ROSE.

[7] 译者按：清代清江府即现在江苏省淮安市。

[8] 译者按：即FARTHING，一英镑等于960法新，4法新相当于一便士

第十二章

中国棉的种植——黄色的棉花——分布地区——棉花产地概述——棉田——肥料，以及施肥的方式——套种作物——播种时间——播种方法——雨水——夏季田间管理——早期雨水的重要性——成熟与采摘——棉农以及他们的家庭——晒棉花、弹棉花——棉花交易——棉农在交易中的自主性——棉花交易时拥挤的街道——棉花进入货栈重新包装——家庭自用的棉花——作为柴火的棉花秆

中国棉，又叫南京棉，属于植物学家们所说的草本棉，在中国北方，人们把它们叫做“棉花”。中国棉当年便可分出枝条，根据土壤的肥力，它可以从一英尺高长到三或四英尺高，每年八月至十月间开花。花色呈淡黄色，就像与它同一族属的木槿、锦葵一样，花朵绽放的时间也只有几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它们把大自然赋予给自己的都展示出来，然后开始皱缩，很快就凋谢了。也就在这一阶段，它的果荚开始迅速膨胀，等到成熟以后，果荚的外表皮爆裂，露出洁白的棉花，它的籽实便嵌在棉花之中。

黄色的棉花，中国人又把它叫做“籽棉”，南京布便是由它纺织而成。籽棉和上面提到的白花棉花在结构与总体外观上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经常在种植它们的棉田里对这二者进行比较，尽管黄色品种比起白色品种来，长得更矮小一些，但它并没有什么特质可以表明它属于不同的类别。黄色棉花只是一个附属品种，尽管它的种子通常还是长出黄色棉花，但毫无疑问，它们也经常长出白色棉花，反之亦然。因此，在上海的近郊，黄色品种的棉花经常会出现在白色品种的棉花田中，而再往北边几英里，在长江边的宝山附近，主产黄色棉花的棉田里，我也经常能采集到白色品种的棉花。

南京棉主要种植在上海附近的平原上，是这一带夏天的主要农作物。这一带是长江三角洲平原的一部分，虽然地势很平，但比河流和运河的水面还是要高上几英尺，因此很适合棉花的栽种。而本地区其他一些地势低平的稻米产区，比如宁波平原，这些地方多沼泽，土地湿软，易遭水患，有时完全被水淹没。当然，上海附近也有一些又低又湿软的土地，这些土地种的也是稻米，而非棉花，在稻米生长期，由水车送水将这些稻田淹平。棉田通常都很平坦，站在上海城的屋顶上，也确实看不到什么山，但整块棉田还是呈现出一种赏心悦目的波状起伏。总体而言，这也许是世界上最肥沃的一块土地，它由富有营养的壤土构成，哪怕只是提供少量肥料，也可以年复一年地生产出大量庄稼。

中国人给棉田施加的肥料无疑是特别适合棉花这种庄稼的。这一地区运河、池塘、水沟纵横交错，从这些地方挖出来的淤泥便是棉田的肥料。这些淤泥，部分由腐烂的长草、芦苇以及水中肉质植物形成，部分是大雨时从高田上冲刷下来的表层土壤。 在中国，所有的农业活动都在规定的时间里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些从过去的农业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时间安排是非常有效的，这一点，体现在给棉田施肥上，最明显不过了。四月初的时候，这一地区的农夫们便开始忙着清理池塘和水沟，首先他们把水抽掉一部分，然后把淤泥翻上来，堆到附近的田里晾晒，几天之后，等到淤泥中多余的水分都被排出来了，再把这些淤泥运走，平摊在棉田上。在施肥之前，需要对棉田作一些处理，在这一地区，人们借助普遍使用的牛拉小犁先把棉田犁耕一遍，然后再用三眼钉耙把棉田细翻一遍。有时候，棉田地块太小，容不下水牛和它拉的犁铧，松土和翻土的工作便全由人力完成。当淤泥刚被平铺到棉田上时，它还是硬硬的，板结成块状，等到第一场雨水降临后，这些淤泥就与棉田的表层土壤混合在一起了，这时再将土地细细地平整一次，就可以播下棉花的种子了。路边的粪肥和炉灰也被当作肥料，仔细收集起来，其使用方式也和对淤泥的使用一样。

相当一部分棉田在冬天或者休耕，或者种上那些在棉花种子播种之前就能收割的庄稼。然而，两种不同的庄稼也经常同时种在同一块土地上。比如小麦这种冬季作物，在上海地区，它一般在五月末收割，而棉花种子合适的下种时间是在五月初或四月末，因此，为了能在小麦田里种上棉花，中国人就把棉花种子按正常的时间下在小麦当中，等到小麦收割的时候，棉花已经长到地面上几英寸高了，因为接触到更多的阳光与空气，它们可以更为茁壮地成长了。上海的生长季，也就是从春末的最后一场霜降到秋天的第一场霜降这段时间，对于棉花的生长和成熟来说，是不太够用的，因为棉花很容易受到霜降的伤害。 中国农民为了争取时间，为了能从土地上收获两季作物，只好在冬季作物还没收割的时候就将棉花的种子播种下去。但农民们还是更愿意在播种棉花种子前就将冬季作物从田里收割掉，因为这样可以将土地好好地处理一番，给它施肥，可是如果冬季作物没被收割的话，这些事情就都做不了。在这一地区，前一季作物还没成熟并从田里收割走之前就套种下一季作物，这一做法非常普遍。甚至在秋天，在棉花秆还没从田里收走的时候，别的种子就常常已经开始发芽，正准备着生长出一种柔弱的农作物呢。

四月末五月初——棉田已经按上文所述的方式处理过了——人们用篮子把棉花种子带到地头，开始播种。通常，人们只是把种子撒出去，也就是说，把种子撒在地面上，然后棉农们在地面上来回走动，用脚将种子小心地踩到土里去。这样做不仅可以把种子埋到土里面去，而且也能像压路机一样起到粉碎土块的作用。种子很快就开始发芽了，它们首先生根的地方便是堆积在土地表层的肥料。有时候，也不用撒种这种方式，而是用条播或块状播种方式，但这些播种方式并不常见。这些播过种的条、块土地经常用油渣饼碎末作为肥料，所谓油渣饼，就是棉籽榨油后剩下的残渣。在这个季节，随着季风的转换，降水总是很充沛，温暖的雨水滋润着大地，种子于是膨胀起来，开始以非常快的速度生长。中国的许多农业活动都随着季风的转变而调整，农民们从过去的生产经验中得知，一旦刮了七个月的北风和东风转变成了南风和西风，大气中就将带上充足的电离子，每天都会有阴云带来降水，给庄稼提供养分。

在夏天的几个月里，人们精心地照料着棉田。在撒种密集的地方，人们要将棉株剪得疏落一些，要给根部松土，还要锄去杂草。如果气候适宜，因为土地肥沃，庄稼便可以长得很好。但如果七、八月间天气异常干旱，庄稼的生长便会受到制约，即便棉田此后在频繁的降水中得到滋润，庄稼也不可能完全恢复过来。1845年的天气便是这样，与前一年相比，棉花长得很不好。这一年春天天气还很理想，直到七月，棉花长势都很好，随后干旱天气来了，这制约了棉花的生长，让棉花一直恢复不过来。尽管后来也下了很多雨，但为时已晚，雨水只是让棉花长高，长叶子，但却再也不分泌那些有助于最终开花结果的东西了。

从八月到十月末，棉花就持续不断地开花，如果秋天天气温和，有时候也能持续到十一月份。但寒冷的夜晚有时也会冻伤花苞，阻止它们生成种子。1844年的秋天，10月28日晚上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气温一下子降到冰点，运河和池塘边都结了冰。

因为每天都有棉铃绽开，所以必须定期采摘棉花，否则它们掉到地上就会弄脏了，这当然会降低它们在市场上的品级。每天下午，棉田里都会有一小群一小群的中国农民，采摘成熟了的棉花，将它们带回家。由于农民的棉田通常都很小，几乎所有的农活都是由农民自己和他的家庭来做。这个家庭有时候由三代甚至四代人组成，包括白发苍苍的老爷爷甚至太爷爷，将棉花收到自己家的囤仓中，这种活他们已经干了八十年了。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从所干的农活中得到一些好处，因为收来的棉花都是自己家的，收获越多，全家人就可以过得越舒服。当然，也有很多规模较大的棉花农庄，在这些农庄里，除了庄主一家，还要另外雇佣一些人手来干活，但更多的还是小块棉田，人们就像上文介绍的那样在田里劳动着。甚至家里养的山羊也要为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稀罕景象。几乎每户棉农家都养着几头这样的动物，它们都是小孩子最好的玩伴，常常跟着小孩子们来到棉田。尽管小孩子们手小，但他们也可以像大人一样采摘棉花，只不过他们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把采来的棉花运回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幅有趣的画面，孩子们的玩伴，山羊背上挂着口袋，口袋里装着采来的棉花，山羊就这样把棉花驼回了家，很明显，连山羊都知道，要为全家的幸福生活出一份力。

不管棉花品质有多好，只要还没采摘到手，中国人就一直放不下心来。这取决于秋天的天气是否干爽，如果棉荚绽开的时候正好下雨，棉荚掉落到地上的泥土里，棉花即便不是全毁了，对其品质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棉花运回家后，每天都要把它们摊开在离地大约四英尺高的架子上，在阳光下暴晒，这样做是为了把棉花中的水分都去除掉，所以当然只能在大晴天才这么做，晚上则要把它们收回到屋子或囤仓中去。等到晒好了，就开始分离棉花与棉籽，这一步骤要通过大家都熟悉的轧花机来进行。轧花机有两个辊轮，当辊轮转动的时候，它把棉花都吸进去，把棉籽留在外面。 这个装置又简单又漂亮，能够很好地实现设计者的意图。现在，棉花可以送到市场上出售去了，一部分棉籽则留下来做为明年的种子。

秋天的早晨，倘若天气晴好，通往上海的道路上便挤满了一群群的搬运工。他们从种植棉花的村子里出来，肩膀上用竹扁担挑着一副担子，担子两头是两大袋棉花。 他们匆匆忙忙地将棉花挑到镇上，把它们卖给商人。这些棉花商手下有很多货栈，就从这些货栈里，他们把棉花发往全国各省。搬运工，或者小棉农们——大多数小棉农都要自己把棉花挑到市场上去——在棉花交易过程中都是很有自主权的。在货栈里，他们把棉花拿出来给商人检视，问商人像这样品级的棉花可以出到什么价位，如果出价低于棉农的期待，他们立刻就把担子挑起来，挑到下一家货栈那儿去。在这个季节，在棉花货栈聚集的河边街道，你几乎就不可能走得过去，因为每天都有大量的棉花从乡下运来。大棉花商们买进这些棉花，把它们卸在货栈里，重新用一种更整齐更紧凑的方式打包，然后送到货船上去。

在用棉花纺线织布之前，还需要将棉花中的棉结除去，这一众所周知的过程在我们印度的殖民地也很常见。要除去棉结，需要一张有弹性的弓，将弓弦埋在摊在桌子上的棉花之中，工人们不断地弹拨弓弦，棉花便被弹到半空中，这样可以分开纤维同时又不撕裂或者破坏它们。与此同时，弓弦振动时带来的气流又可以将棉花中的灰尘及其它杂质吹走。经过这个流程，中国棉花就变得特别纯净和柔软，最挑剔的行家都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棉花能比得过它。它比从印度斯坦进口来的棉花要高级得多，在中国市场上，它的售价也总是要高一些。

每一位棉农或者说村民都会把自家棉田里出产的棉花留下一部分来，以满足自己家庭的需要。女人们在家里主要做些清洁、纺线、织布的事情，在这一地区的每个农家，都可以看到一部纺车、一台小型的织布机。在过去，这些也是英国农村中常见的东西，然后现在它们都让位于机器生产了。这些织机主要由妻子、女儿们来操作，有时候，不能下地干活的老人和小孩也会在一旁帮帮忙。一些人口众多而又勤劳的家庭，它们织出的布匹数量，大大超过自家所需，这些多出来的布就拿到上海或邻近市场上去出售。每天早晨，在上海的某个城门附近就有一个这样的市场，人们聚在那儿，把他们那一小卷棉布卖出去，换来的钱再拿去买这一带农家不生产的茶叶或其它生活必需品。

等到棉田里最后一批棉花也采摘完了，人们就把棉花秆也背回家去做柴火。 这样，棉花这种作物的每一部分就都派上了用场：棉花可以做成衣服给人们穿，也给人们换来了各种生活必需品；多余的种子可以榨油；棉花秆可以用来烧火烹煮他们那些简朴的饭菜；就连烧火留下的草木灰——最终的残留物——也可以播撒到田里去作为肥料使用。而且，在棉花秆没从田里拔出来之前，我上文介绍过的那种套作的生产方式——在旧的作物还没从田里收割之前，就开始播种新的作物——就已经开始运作了，在还留有棉花秆的棉田里，人们常常会种上诸如红花草、大豆以及其它一些作物。就这样，中国北方省份的农民们，他们通过各种办法来尽力延长生长季节，以便他们从肥沃的土地中多收获一些东西。各位看官需要谨记的是，这一地区的土地属于壤质土，既深厚又肥沃，可以在不施肥的情况下，连续出产多种庄稼。大自然对这个地方的中国人真是太慷慨了，把最好的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给了他们：不仅土地是全中国最肥沃的，而且这儿的气候，对于大多数热带作物和全球所有温带作物的生长繁殖来说，都是非常适宜的。

第十三章

中国的气候条件——夏季与冬季——香港的温度——上海的温度——季风——台风——台风到来的征兆——亲身经历一次台风——台风对植被的破坏——大雨——旱季与雨季

为了了解中国农业，有必要知道一些中国的气候情况。中华帝国的疆域跨越了二十三个纬度，从北纬18度到北纬41度，从东经98度到东经123度。在它的广袤疆域内，既包括热带地区，也包括温带地区。作为亚洲大陆的一部分且位于该大陆的东部，中国易于出现极端气温，夏天极热，冬天极冷，世界上处于同一纬度的其它很多地区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位很优秀的作者[1]，曾在其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对此做了下述非常感性的描述：“尽管北京在纬度上比那不勒斯还要更靠南面将近一度，前者是39度54分，后者是40度50分，但北京的平均气温只有华氏54度，而那不勒斯的平均气温是63度。在中国首都，冬天时气温计指针要降得比那不勒斯的更低，而夏天则比那不勒斯要高一些。从十二月份到三月份，这儿的河流封冻时间据说长达三、四个月。1816年9月，在过去的那个大使馆里，既使是呆在阴凉处，我们还是测到了90至100度的高温。众所周知，在那不勒斯以及其它一些欧洲南端的国家，很少会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寒冷，这样的高温也不常见。‘欧洲，’洪堡[2]注意到，‘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位于欧亚大陆的最西边，它因此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得大陆西部比东部更温暖，同时气候也更温和，很少出现极热和极冷的天气，特别是后者。’”

从我自己的温度记录表上，该表由最好的纽曼牌自记温度计记录而成，我发现，在香港，一年中最热的两个月，七月和八月，水银柱显示的室内温度经常高达华氏90度，有一天甚至到了94度，最低温度通常比最高温度低大概10度左右。冬天，从十一月到三月，温度经常下降到冰点附近，有时候，广州及附近的山区还会出现降雪，虽然这种情况很少。中国的这一带地区，由于受到海洋的影响，极热和极冷天气的出现受到一些限制。但在北方的内陆地区，极端天气就大为增加了。在中国南方，冬天、春天的几个月里，北风刺骨地寒冷，实际上，二月份的香港、澳门，在寒冷程度上，我觉得比英国还要更难挨。

上海属于江苏省，处在北纬31度20分的位置，在这儿，极热和极冷的天气比我们在南方诸省经历到的要厉害得多。感谢雒魏林博士的热心，在我游历中国各地不在上海的时候，帮我记录气象表，使我得到一份长达近两年的非常完整的观察记录。从表中可以看到，七月和八月是最热的，有好些天，室内气温在某些时段高达华氏100度，像这么热的天气，对欧洲人来说，几乎是难以忍受的。特别是当我住在上海的时候，不得已只好住在中国房子中，这些房子设计得都很不好，热空气很难排出去。到十月底，气温有时候又低到冰点左右。1844年10月28日晚上，未摘完的棉花和其它一些夏天种在田里的热带作物都被霜打坏了。十二月、一月和二月是一年中最冷的几个月，严寒程度就像我们英国南部一样。 1844年和1845年之交的冬季，气温低至华氏26度，12月18日晚上，以及1月4日，更是低至24度。但这个冬天，按照中国人的说法，特别暖和，以至于采获到的冰还达不到正常数量。在正常年份，池塘和运河里经常要结上几英寸厚的冰，可以提供数量充足的冰。因此，我毫不怀疑，在大多数年份里，气温恐怕比冰点至少还要低二十华氏度，也就是在华氏12度左右，也许还要更低。这儿的冬天也经常降雪，但阳光很强烈，积雪在地面上并不能保留太长时间。

如果去除这些极热、极冷的天气，上海的气候可以说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差。而且，寒冷的冬天对当地人也是很有好处的，对欧美人好处尤其多，因为它可以强健人们的体魄，这样人们就能够禁受住极热天气了。四、五、六月，天气宜人，尽管正午的阳光很烈，但午后有令人愉悦的微风，夜晚则清凉可喜。秋天的天气与上面几个月差不多，有金风送爽，也有比英格兰更为澄澈的天空。连续好些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太阳都会在早上升起，按照它的轨迹运行，然后在晴朗无云的天空中落下去。

每年四月末到九月中旬，西南风盛行，剩下的时间则盛行北风和东风，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这两种季风的交替在中国南方很有规律，但在北方则变化更多一些。在舟山或上海的纬度位置，尽管也有盛行的季风，但从反方向刮来的风也并不少见。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七月到十月之间，这一地区经常出现可怕的大风，外国人把这种风叫做“台风”，实际上“台风”就是汉语“大风”的讹音。风暴会给陆地和海洋带来非常可怕的破坏。气压计可以提前几个小时预警风暴的到来，所以，外国船只通常都会降下它们的船桅和帆桁，如果可能的话，还会移到一个安全的锚地去。如果找不到这样的锚地，他们就会采用另一种冒险的策略，将船干脆开到海上去。中国人虽然没有气压计的预警帮助，他们也总是可以判断出什么时候台风将要到来，他们主要依靠下面这些迹象：风向，台风季节本应是西南季风盛行，这时变为北风或东北风；风力变猛， 而且逐渐加大；天空低垂，乱云飞舞；海面出现大浪大涌，卷上海滩。所有这些都预示风暴就要来了。当这些迹象出现的时候，海岸边捕鱼的船队便会收起它们的渔网，把风帆张满，尽快地向海岸驶去，然后这些船只被拖到岸上，或者驶进一些可以躲避风浪的小河汊。那些沿岸航行的货船，不适合在恶劣天气中航行，必须抓紧时间躲进一个避风港，在那儿它们才能安全躲过风浪。 幸运的是，老天爷自有安排，在中国海岸线上安排了很多优良的避风港，作为船只免遭风浪侵袭的保护措施， 货船上雇佣的那些领航员都非常清楚这些避风港的位置。

我在中国期间，亲身经历了两次大风暴，一次在海上，另一次则在岸上。幸运的是，在第一次风暴中，我们的船得以驶入一个深水港湾， 在抛下三只铁锚后，我们的船非常安全地渡过了这一次风暴。另一次则发生在1844年8月21日与22日，那时我正在宁波。我看到中国人惊慌失措地到处乱跑，互相叫喊着“台风就要来了，快做准备”。支在门窗上遮挡阳光的遮阳蓬，被人们匆忙取了下来，很多不结实的房子，也赶快用支撑物加固了一番。农民们也在田里忙碌着，那些高高的粟米，眼看就要成熟了，农民们把穗子先收割下来，留下长长的秆子等到以后再割。快要成熟的粟米非常重，如果不收割进来，大风一吹，粟米散落一地，收成就彻底毁了。江边和运河边的庄稼，如果可能的话也都要移走，否则它们会被风吹到水里，漂到很远的地方去，主人再也找不回来。树上快要成熟的水果也都被匆忙摘了下来，不必要的树枝都要砍掉，剩下的树枝则扎在一起，然后支撑加固。

台风的风力逐渐加强，到22日清晨天亮以后，风力似乎达到了最强。在MACKENZIE先生的房子里，那时我就住那儿，我们度过了一个心惊胆战的夜晚。大风在屋顶盘旋咆哮，每一阵风似乎都比前一阵风来得更猛烈，到最后我真的担心房子要垮蹋下来，把我们埋在废墟之中。天亮以后，整个房子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所有的地板、桌、椅上都覆盖着一层灰土，以及屋顶上掉下来的碎瓦片和灰泥。由于台风肆虐的威力一点也没减弱，麦肯齐先生和我都很乐意逃出我们住的这所破损严重的房子，到附近去看看台风带来了什么样的破坏效果。风力如此之强，吹得我们几乎都站不稳了，实际上，我们常常被风吹到路外边去，然后只好手脚并用地爬回来。一向平静美丽的甬江，这时也涨水了，江水都要溢出堤岸了，却又被风力阻了回去，于是江水变得像海水一样狂放不羁。整个地区都变成了一片泽国，因为甬江的众多支流以及纵横交错的小运河，这时都涨水了，水溢出堤岸，把地势较低的稻田都给淹了。很多小船倒都安然无恙，它们或者躲在避风的小河汊里，或者被拖到河水冲击不到的堤岸上。但是港口中常见的那些运输木材的大帆船，很多就没这么幸运了。这些船泊在城外，像往常一样，船上大部分木材都绑在船的两侧。在风和浪的双重作用力下，很多货船的绑绳都被拉断了，圆木从船侧滚了下来，有的顺着水流漂走了，有的则被冲到岸上。成百上千的中国人此刻就在抢夺这些冲到岸上来的木材，他们一点“财产所有权”的意识都没有，抢到之后马上就把木材搬到自己家去了。没有一位中国官员或政府雇员出来制止此事。英国领事以及其它外国居民雇用的中国仆人也往他们的外国主人家里搬了很多圆木，当这些中国仆人被主人斥责为不诚实时，他们想必非常吃惊。我们英国人把这些圆木当然都还给了它们的主人，这大大出乎中国人的意料。在河的对岸，我们看到很多人也在干着同样的非法勾当。这一段城墙与河流平行，那些无赖们，在城里朋友的帮助下，不慌不忙地把木材吊上城墙和堞楼，没人前来制止他们的这种行动。

大概早上九点钟左右，风向开始变化了，从最开始的北风变为东风和南风，但风暴的威力仍然很大，肆虐不已。返回的路途有些艰难，因为到处都被水淹了，而且风力强劲。在田野上我们碰到了一个家庭，他们围着一具棺材，使出全身的力气把棺材按在地面上，以免它被大风吹跑。这一带的风俗是，要把死者的遗体停放在地面上，有时候要用短短的木桩子把棺材架起来，架在离地而几英尺的空中。在今天这种情形下，这些可怜的人就真的要与大风搏斗，最终确保他们亲属遗体的安全，让他得以安静地长眠。这个时候，气压计指针指向28度30分，但台风还是非常猛烈，直到中午，风力才慢慢减弱下来。到了晚上，虽然天色看起来还是很不好，但很明显，台风已经过去了，这时风向转为西南风。江水很快就回落到平时的水位，船只也开始往来航行，完全中断了的各项工作又像平常一样继续进行。这次台风总计持续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既安宁又美丽，但眼前都是一派破损和毁弃的景象。街道上布满了破碎的瓦片与泥灰；很多房子连屋顶都给掀走了，墙也吹倒了，所有的东西都受到过台风的凌虐。田野里的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就在两天前，树木与篱笆都还是绿油油的，花园里到处都开着令人赏心悦目的花朵，一切都透出一种夏日特有的欢快。可是现在，这些植物都从绿色变成了病怏怏的枯 黄色，花也凋零了，树被连根拔起了，断成了数截，很多作物都被彻底毁掉了。

台风过后，我们得到消息说，海上有很多人因此而丧生。好些天以后，我们的船只还经常能在海岸线附近发现船体残片以及帆船残骸，它们漂在海面上，无声地诉说这段可怕的故事。一艘开往舟山的英国船，因为台风不得不砍断桅杆，一两天之后，才由英国的一只汽船把它拖进港口。SHAW先生那天正好在船上，他告诉我，台风那天，有一阵子非常平静，然后，风向完全转了，从另一个方向吹来，而且风力变得非常强。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那些短暂的间歇期里，船顺着巨浪，在海里颠簸起伏，非常费力地前进，这时候，已经控制不住船了，一切都只好听天由命。

此前一年，这一地区也被台风光顾过两次，一次在九月一日，另一次是十月一日。舟山岛上，这些台风表现得最为暴烈，庄稼都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岛上的小溪水位猛涨，成了一条大河，把挡在面前的所有东西都冲掉了。土地上的所有庄稼，主要是稻田，要不就被冲走了，要不就被流沙覆盖，完全不能用了。这一时期舟山岛还在英军占领之中，军官们住的那些修修补补的房子，也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在1844年的台风中，一位军官建在海滩上的房子眼看着就要被风卷了起来，要不是坎贝尔准将正好路好，及时发出警报，并命令一队士兵从军营里出来帮助把房子压住直到它脱离险境，这所房子肯定要被强风吹跑了。

相比中国北方地区，中国南方和热带地区的雨季、旱季对这些地方中国人的性格影响更大。在香港与南方各省，从十月到三月为冬季，通常也是旱季，特别是十一、十二以及一月份。雨季最明显的时候是在一年中季风转换的时候，大概是五、六月份，以及九月份，这时候雨下如注，可能是因为季风转换而导致静止锋就停留在这一带上空。

在北方，季风转换的时候降雨也很丰富，特别是在春天，这时候庄稼刚刚种下去，雨水对这些庄稼的生长就非常及时。然而这一部分的中国属于温带，如果套用热带地区的雨季和旱季概念，并不怎么合适。在冬天的几个月里，香港处于旱季，但上海却与之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持续不断的大雨和降雪在上海是很常见的。实际上，比起南部中国来，北部中国的气候与英、法两国南部的气候更相似，虽然这儿要更热一些，却也因此让我想起每十年或十二年便会碰到那么一次的英格兰南方的美丽夏天，在这样的夏天，接连好些天甚至几个星期， 天空都一碧如洗，夜晚则零露漙漙，植物因此而得以滋养。

有关气候的这些知识有助于读者们更好地了解下一章将要介绍的中国农业的理论与实践。

[1] 戴维斯的《中国人》。译者按，戴维斯即Davis, Sir John Francis(1795-1890)，德庇时爵士。英国外交官、汉学字。著有《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中国见闻录》《中国杂记》等。

[2] 译者按：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德国地理学家、博物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第十四章

中国农业——有关中国农业先进程度的言论都有些过甚其辞——山区土地——茶田——平原土地——夏季作物——水稻及其栽种——中国式的犁与耙——水稻一年几收——浙江省夏季收获两季稻的办法——收割水稻——梯田——“天青”，北方从这一作物中提取蓝色染料——夏季山地作物——红薯的栽种——花生——冬季作物——著名的山东白菜——油菜——小麦、大麦等——冬季作物成熟——肥料——两种专门栽种的植物肥——植物肥的栽种和使用办法——覆盖种子的草木灰肥料——草木灰的使用办法——经常使用的其它肥料——粪缸——作为粪肥的大便、小便——粪肥的使用办法——庄稼的连续生产和轮作

从远古到现在，中国政府都很重视农业，鼓励发展农业。在这儿，农民的地位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农民都要高，每年春耕开始的时候，皇帝都要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以表示对农业的重视[1]。作为天子，也就是说，作为上帝与他的臣民之间的中介者，皇帝先要严肃地斋戒、祈祷三天，然后下到农田，亲手扶犁，并把一部分粮食种子撒进地里，以此表明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这样才能从土地中获得足够多的收成以养活众多的人口。

然而，在谈到中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这一话题时，很多作者的文章都有过分夸张之嫌。中国政府对外国游客总是充满了戒心，所以有能力说清楚农业技术的外国人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于是只好发挥他们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另一方面，那些有机会进入并生活在中国内地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们，对农业技术，他们显然所知不多，对别的国家在农业技术上的进步更是如此。还有一点需要记住，在西方各国，农业技术正飞速向前发展，而中国的农业，正如很多其它方面一样，却停滞不前，因此，比起以前的作家们笔下的中国农业来，现在的中国和我们西方的技术差距应该更大了。 我们头脑中关于中国农业的很多错误认识都来自于这些从前的作家们，特别是那些只知道辗转抄袭的作家们的描述。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农业技术上要超过印度土著或其它一些半开化的国家，正如中国在很多民用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一样，但如果要拿现在的中国农民来和我们英格兰或苏格兰聪明的农夫们相比，那是很可笑的，这就好像拿只能在沿海航行的中国帆船来和英国海军相比，或者拿中国商人与英国商人相比，后者的船队可以到达全世界每一处洋面，商业活动遍布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我在中国游历了将近三年，我将详细介绍三年期间观察到的有关中国农业的情况，以便读者形成自己的判断。在这三年当中，从中国南方到北方，我有很多机会观察到不同的种植方式及其收成状况，所有这些都记在我那时的日记中。

我先介绍南方省份的农业情况。 这儿属于热带地区，在很多方面，从土地到所种植的作物等，都与北方的农业有所不同。

中国南部山区的土地非常贫瘠，稀疏的植物中间随处可见突起的花岗岩石块，土地则是干烧粘土，其中掺杂一些风化或者分解后的花岗岩石子。这种土地，土质本来就很贫瘠，人们还时不时将上面生长出来的长草和矮灌木割去做柴火，如此一来，土地就怎么也养不肥了。有时候，人们在山上放火烧田，希望给这些土地提供仅有的一些肥料，但它们还是非常贫瘠。在中国南方，几乎所有的山地都处于一种原始状态，粗糙而又生硬，没有人想着要在上面种些什么东西，也几乎不可能这样做。靠近山脚的地方，则随处可以见到一些梯田，人们在田里种上小块的水稻和其它作物，比如红薯、花生之类的。但在这一地区，这种梯田与处于原始状态的广阔土地相比，只占很小一部分而已。

厦门以及福建省内邻近区域的山地甚至比广东省的还要贫瘠一些。在厦门岛内的一些山上，游人有可能走上几英里也看不到什么野草。山侧除了剥落下来的大块黑色花岗石，以及就像火烧过的红色粘土，便什么也没有了，但这儿似乎已经是中国这一片贫瘠国土的最北边了。当我们到达福州府附近的闽江时，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山上可以看到植被了，这当然是因为这儿的土地要更肥沃一些。福建北部和整个浙江省的情况都是如此。我曾爬到闽江入海口附近海拔三千英尺的山上，看到山顶上的土地都被开垦了。山上的土地属于砾质壤土，虽然远谈不上肥沃，但它却包含了更多的植物质和腐殖质，而且土层也更深厚。这些额外的植物质使得土地更肥沃，足以维持庄稼的生长成熟，从而使农民的辛苦劳作得到相应的报酬。当然，有些山地比别的山地要更高产一些，比如福建和浙江的茶叶产区，它们不仅更肥沃，而且还被赋予了一些子虚乌有的特点。一篇得到广泛认可的有关中国的文章曾经分析过茶叶产区的土地特点，它说：“中国的茶田基本上全由细小的石英砂组成——约占84%，以及一定数量的碳酸铁和碳酸铝，只有1%的植物质。”我不知道这样的分析是怎么得来的，又是针对哪儿的茶田做的分析？也许是针对广州附近的红茶产区吧，但如果这是针对北部茶叶产区的肥沃土地作出的分析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但即使是在这儿，以及中国中部最肥沃的山区，也并不像有些人宣称的那样，大部分山地甚至全部山地都被开垦出来了，恰恰相反，到现在为止，绝大部分山地都还保留着原始风貌，从来就没有人去开垦过。我急于指出这一点，是想纠正那些被误导的读者，他们相信，在中国，每一寸土地，不管多么荒凉多么贫瘠，都被勤劳肯干而又技术出众的中国人开垦出来了。我自己在来中国之前，也是带着同样的想法，但第一眼看到这些崎岖多山的海岸，我就明白自己错了。不幸的是，对一个遥远的国家，我们总是倾向于走极端，不是把它想象成全然荒芜，就是把它想象成一个富裕的天堂。

就象山地一样，在中国，不同省份的河谷或平原中的土地也千差万别。 这些河谷或平原的海拔都很低，很多情况下甚至比河流和运河的水面还低。在南方，土地中包含着硬度很高的硬粘土，以及小部分沙土，但几乎没有植物质和腐殖质。这就是广州和澳门的土地特点，实际上，南方省份的土地都是如此，除非是在大城镇附近，因为施肥的影响，土地的自然特性也许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在香港以北四五百英里远的地方，不仅是山地不再贫瘠，河谷与平原中的土地特性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在闽江流域，与南方土地几乎全由硬粘土构成不同，这儿的土地也包含了相当部分的植物质，因而是一种很好的壤土，有点类似于我们英格兰和苏格兰最好的麦地，出产的庄稼品质也很好。作为一条普遍规律，河谷海拔越低，其土地特性就越接近南方的硬粘土，反之亦然。比如，以河流和运河的水平面为基准的话，上海地区的土地要比宁波地区的高上几英尺，宁波的土地中所含有的硬粘土就比上海的要多，所包含的植物质则比上海的要少一些，远不如上海棉田那么肥沃。

稻米，作为主要食物，自然是中国特别是南方各省的主要农作物。在南方，气温较高的几个月里，可以成活两季水稻，冬天还可以再种一季耐寒作物。

春天，在冬季作物从田里收割之后，就要开始为播种早稻而平整土地了。用水牛或公牛拉的犁，看起来很简陋，但可能比我们英国的犁更合用一些，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英国的犁显得太重了，很难控制[2]。稻田在翻耕之前通常都要放水淹平，翻耕稻田就是把一层六到八英寸深的泥土和着水一起翻上来，这层泥土下面就是坚硬的硬粘土层。耕田的时候，犁头绝不会深入到表层泥土以下，所以耕田的人和牛在田里艰苦劳作的时候，能够在表层泥土下稳稳站住。南方通常使用的水牛很适合这一工作，因为它喜欢在泥浆里滚来滚去，常常泡在稻田旁边的运河里面戏水玩。但对犁田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个遭罪又有害身体健康的活儿，不过人们还是干得很欢。犁田之后就是耙田，主要是为了把表层土壤耙松，不让土地结块，或者是为了把肥料埋到土壤当中去。所以这儿的耙没有我们英国那种长长的耙齿，在耙被拖着往前的时候，农民们需要站在耙上，把耙压在泥土里。犁田和耙田不只是松松土，而是要把整块土地搅拌在一起，直到它成为一个泥潭，泥土变得又滑又软才告结束。到这个时候，就可以往田里插稻秧了。

在平整稻田之前，人们就已经播下稻种了，秧苗密密地种在一小块施了很多肥料的秧田里。等到稻田平整好了，秧田里的秧苗就可以移栽到稻田中去了。有时候，在播种之前，中国人会把稻种放在厩肥中浸泡几天，但这种做法只是在南方较为常见，并不通行于全国。

人们把秧苗从秧田里小心地扯出来，然后送到稻田中。这些稻田现在很平整，里面放满了水， 水深三英寸。秧苗被一排一排地分栽进稻田，每排大概包含十二撮秧苗，行距则在十到十二英寸左右。栽秧速度快得惊人，农民们将一些秧苗夹在左臂下面，把它一捆捆地扔在将要栽种的稻田里，他们很清楚需要多少秧苗，几乎可以精确到以棵为单位计算。这些一捆一捆的秧苗然后被拾起来，从中分出数量适中的一小撮秧苗，用手插进泥土中，等到把手抽出来以后，混合着一部分泥土的水马上就流进洞中，把秧苗的根部覆盖起来，秧苗就这样栽好并保护起来，用不着再费什么事了。

在南方，早稻在六月底七月初就可以收割了。在早稻成熟以前，另一季稻子的秧苗就已经播种在秧田或稻田的某个角落里了。等到稻田重新犁过，平整好之后，这些秧苗就可以马上移栽进去。第二季稻子十一月可以收割。

在宁波这样的纬度位置，北纬30度，夏天不像南方那样长，所以不能像南方那样种植庄稼。宁波的农民在夏天也能收获两季稻子，其做法是，在第一季水稻种下去之后两到三星期左右，把第二季水稻也交错地种进去。栽种第一季稻子的时间是在五月中旬，收割则要到八月初，这时候交错种植的第二季稻子才长到一英尺高左右，还是绿油油的。等到第一季稻子收割完，要将其土地深翻一遍并施上肥，第二季稻子这时有了充足的阳光和空气，成熟得特别快，大概十一月中旬就可以开镰收割了。

到了再北边一百英里的上海地区，夏天就更短了，即使是宁波的办法也不能保证双季稻了，所以上海的农民只好满足于收获一季稻子，这季稻子在五月底种下，十月初收割。

五月份东北季风转变的时候，降雨量很大，对农民来说，这非常重要，不仅是因为他要种水稻，还因为这个季节里的其它众多的农业活动。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各项农业活动，有着很强的机器运转一般的规律性。如果对这些规律产生的背景做个小小的调查的话，只做有关农业方面的背景做调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规律，并不像米提亚人和波斯人的法律那样是随意规定出来的，而是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制定的，正因为遵从了大自然规律，各种农业活动才可能获得成功。就如稻子和棉花要种在低地，而红薯要种在山上，一年又一年，每年都在同样的时间做同样的事，这些规律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什么个人成见，也不是因为有皇帝的诏命，它们不过是过去生产经验的总结。经验告诉农民，这个时候适合做这些农活，因为这时候断断续续会下很多雨，雨水可以让泥土和空气更滋润，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幼苗才能在泥土中把根扎牢，才能把足够的养分输送到茎干上去。

水稻生长期间，如果能取到水的话，稻田里总是要把水放满。山脚下的梯田靠山上流下来的溪水灌溉。要是稻田比附近河流和运河的水面高，则靠水车车水来灌溉，全中国各地都在使用这种著名的工具。水车有三种，主要原理都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在于其驱动方式：一种靠手摇，一种靠脚踩，第三种则靠畜力，一般是水牛或公牛。稻田就这样一直泡在水中，直到稻子快要成熟的时候，才不再需要水。在夏天，还要到田里去耘一两次田，这样做即使不是必须，至少也是很有好处的，耘田是为了把水稻根部周围的泥土翻搅一遍，同时把长出来的杂草除去。如果天气潮湿，稻田里的水就会保留很长一段时间，常常可以看到农民们淌着齐膝的泥水在田里收割水稻。

等到水稻成熟，人们使用一种小小的工具——有点像我们英国人的镰刀——来收割它。收割上来的稻谷一般就在稻田里马上脱粒，但有时候，特别是在北方，人们把稻谷扎成一捆一捆的，挑回家然后再脱粒。实际上，中国北方的各项农活与欧洲非常相像。

有关中国的著作几乎都会提到梯田，就像其它东西一样，它们要不被作者过分夸大，要不就被过分贬低。就我而言，福州府附近闽江边上的梯田给我的印象非常好，至少它带给我的震撼在别的地方都不曾有过。沿着美丽的闽江上溯，两旁的梯田就像通到山上去的楼梯，一层叠着一层，有时候可以上升到海拔六百到八百英尺高的地方。当水稻或其它庄稼还很幼嫩的时候，这些梯田都披上一层耀眼的新绿，在荒芜贫瘠的群山中，它们就像一座座花园。中国人采用梯田系统，或者是为了使得山坡上能够蓄水以便种植水稻，或者是为了避免大雨将其它农作物根部的浮土冲刷到山下去。于是所有的山坡都被开成了梯田，这些梯田并不需要像稻田那样水平，只要平得可以阻断雨水冲到山下去的势头就可以。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种在山上的红薯和其它农作物，通常都是沿着横向的或者说水平方向的垄坎种植，而不是纵向的垄坎，事实上，如果纵向安排垄坎，初夏时节的大雨将把山上的浮土与这些农作物一起冲下山去。

水稻种在较低的梯田上。人们通常会从山谷中引出一条水沟，这条水沟从山中穿过，来到最高处的梯田，水流进梯田并将这一块水平的土地淹平。当梯田的水位上升到三或四英寸时，对于种植水稻来说，这么高的水位已经足够了，水就从田畔特意留出的缺口处流到下面一层梯田中，把这一层梯田也同样淹平。就这样水一直流到最低处的梯田。通过这种方式，所有种植水稻的梯田都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灌溉用水，直到稻杆呈现出金黄的成熟光泽，不再需要水了，这时候人们就不再把流水引到梯田中来，而是让它顺着原来的水道流走，或是把它引到山里面别的地方，去灌溉其它庄稼。山里面溪流众多，遍布整个山区，这些溪流对农民来说非常重要，它们一般从较高海拔的山谷中喷涌出来，农民们可以随意把这些溪流引到较低的山地。把溪流从一个地方引到另一个地方，看到水流在自己面前如此驯服，没有什么别的农活能比这个更让农民们高兴的了。在我游历这一地区的时候，当地人经常提醒我注意这些他们开凿的沟渠，我恭维他们做得很出色，这让他们非常高兴。类似灌溉方式并不限于稻田，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香港的颠地洋行花园监督栽种一些大树和灌木的时候，树木种好以后，我给它们浇了很多水，并且要求园丁第二天早晨再浇同样多的水。第二天，当我回到种树的地方，我吃惊地发现有一条小水渠，被分成很多水道，在这些新栽树木之间汩汩流动。因为这儿本来是没有水渠的，我顺着它查看水源所在，发现它是从附近山谷中引过来的，这样做比用水桶一趟一趟地提水要轻松得多，同时效果也更好。

低地上还种植了其它一些夏季作物。比如，在南方各省，大量种植莲藕，这种作物价值较高；菱角、蓖麻、荸荠、空心菜，以及其它一些蔬菜，这些蔬菜在中国各个市场上需求量都很大。此外，甘蔗在广东省和福建省也有大面积种植，也许中国其它一些地区也有甘蔗种植。

在江苏省，我注意到一种名为“天青”的植物，当地农民种植它主要是为了得到一种蓝色的染料。中国南方各省大量种植并生产靛蓝，此外，每年还要从马尼拉和马六甲海峡各地大量进口这种染料。但在北方各省，我从来没看到过靛蓝这种作物，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冬天太冷的缘故，所以它的位置就被天青取代了。天青叶子的加工方式与普通靛蓝叶子的加工一样。叶汁的颜色最初呈蓝绿色，在充分搅拌和暴露在空气中以后，它的颜色变得更深了，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蒸发让它变得更粘稠了，但我没观察到这一加工过程。

山区的夏季作物当然与平原的有所不同。从福建省往北，一直到长江三角洲，这儿的山地是中国最肥沃的山地之一。通过我上文介绍过的办法，这些山地都已经开发成了梯田，主要农作物是红薯和花生，因为水稻种在较低的梯田上，所以我没有把水稻计算在内。在南方各省，冬天气候温和，整个冬天，红薯一般都留在地里，但是北方的冬天很冷，为了保护红薯，当地人不得不把它们挖出来。等到四月份，再把那些作为种子保留下来的红薯，密密地种在房子附近或土地一角的苗圃中，它们很快就吐出新芽，等到五月初的时候，这些新芽就可以移栽了。与此同时，山坡上的红薯地也都平整好了，一行行水平方向的垄坎，其行距大概在两英尺左右。大约5月10日到12日左右，这些红薯苗就被切下来，移栽到地里面，它们长得就像茅草一样快。红薯长势如此喜人，真是让人吃惊，而且也没见到农民们怎么去照料它们。但请记住，这时正好是季风转换的节气，雨季刚刚开始，天空总是阴阴的，难得有那么一天不下几场阵雨，所以空气湿得都可以拧出水来。花生在南方各省种植最为广泛，特别是在福建省，红薯则更适合北边一点的省区，在这些地方的山区，红薯是主要粮食作物。

在澳门和广州附近，冬季农作物当中也包括了很多我们欧洲人吃的东西，比如土豆、豌豆、洋葱和卷心菜等等，种植这些东西是为了供应给住在香港和广州的欧洲人。这儿一般是在十月份种植我们欧洲的土豆，人们认为这个时候栽种才能获得好收成，但由于土豆在市场上卖得很好，种植户们就想方设法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停地种土豆。有几个中国地产的卷心菜品种，冬天的时候，不管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广泛种植。这几个品种不像我们的卷心菜，中间没有硬硬的菜心，如果出口到英国去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市场。山东和北京出产的著名的“白菜”，或者说白色卷心菜，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蔬菜。中国南方种不了白菜，都是夏天的时候在北方各地出产。每年秋天，大量美味的白菜从北方用帆船运往南方，正好赶上十月份开始刮东北季风的时候。

在北方各省，主要的冬季农作物包括小麦、大麦、豌豆、大豆、油菜，以及其它不甚知名的蔬菜。这些农作物既可以种在山上，也可以种在平地上，同一块地，夏天种红薯，冬天就种这些东西。在南京地区，一般是十月份播种这些作物，种在那些刚收完夏季水稻或棉花的土地上。通常是在棉花或其它夏季作物还没收割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冬季作物种到地里面去了，幼苗在棉花等作物间生长出来，准备在后者收割之后取代它们，这样做是为了使各种农作物都有充足的成熟时间。福建的小麦和大麦四月份成熟，上海邻近地区的则要到五月中旬左右才成熟。在泉州和厦门附近，小麦长得很差，农民们用手就能把小麦扯出来，就像我们英格兰和苏格兰沼泽地里种的小麦一样。上海肥沃土地上长出来的小麦和大麦当然要好不少，但不论是小麦还是大麦，其品种都比我们英国的低劣得多，而且因为中国人把它们种得太密，所以它们通常都长得很高，但结出来的麦穗和麦粒却偏小。大豆和豌豆看起来与我们英国的品种完全一样，但肯定是中国北方土产的品种。为了从油菜籽中榨油，人们大量种植油菜，秋天种到田里，等到四月或五月份，油菜籽就成熟了，收割之后的土地正好赶上种水稻。但我们不能就此推断说，所有土地的使用都像这样很有规律，而且，像有些作家告诉我们的那样，土地一刻都不曾闲置抛荒，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舟山岛，以及浙江省和江苏省的全部稻米产区，冬季时要种植两种主要用作绿肥的植物，一种是小冠花属，另一种是三叶草，或者说红花草。秋天的时候，在潮湿的稻田上堆起高垄，类似于人们栽种西芹的那种垄坎，绿肥种子就播种在这些垄坎上面，行距为五英寸。 过不了几天，它们就开始发芽了，离冬天结束还很早的时候，垄坎上就已经长满了茂草。绿肥就这样一直生长到四月份，等到需要为栽种水稻平整土地了，这时把垄坎推平，新鲜的绿肥于是散落在稻田表面。等到稻田中灌满了水，又用犁、耙翻耕、松土，这些散落在田里的绿肥于是半埋入泥水中，很快就开始腐烂，散发出一股很难闻的腐败气息。在这一地区，所有的稻田通常都是用这种办法沤肥，绿肥腐烂过程中所释放出的氨，无疑给秧苗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这一地区柴草稀缺，所以大部分的稻草、棉花秆和干草，这些本来应该用来肥田的东西都被当作燃料烧掉了。 为了肥田，农民们只好种植绿肥。使用新鲜绿肥，而不是事先将它们沤好，这肯定来自于农民千百年来的经验，他们发现这样对秧苗的生长最有利。中国农民并不是什么化学家，他们对于植物物理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某一次偶然情况中，他们的祖先发现采用这套办法很有好处，于是以后也照着施行，并把它原封不动地传给子孙。

早稻收割以后，稻田里就只留下错行栽种的晚稻了，它要到秋天才成熟。在翻耕栽种早稻的那行土地时，早稻稻茬和部分稻秆都被埋到泥水中去，它们很快开始腐烂，就像春天时的绿肥一样，给晚稻提供养分。各种鱼虾也通常像这样用做肥料，给稻田施肥。

草木灰是另一种价值很高的肥料，在所有农业地区使用得都很常见。夏天的几个月里，人们把各种各样的植物垃圾都收集起来，堆在路旁，这里面包括稻草、杂草以及树木果皮等，然后放火慢慢地焚烧几天，直到所有这些散发恶臭的植物垃圾都烧光了，化为一堆具有充足养分的馀烬。之后再把这些馀烬翻搅几次，直到它看起来像英国农田里使用的腐殖土。这种肥料并不是用来撒在田里，而是用来覆盖种子，其方法如下：在播种的时候，一个人在前面挖坑，另一个人跟在后面点种，第三个人则抓起一把这种肥料，把它覆盖在种子上面。由于这种肥料的主要成分是植物质，它能使种子在发芽期间保持一种疏松而又潮湿的环境，同时又给种子提供养分。中国平原上的粘性土壤容易给发芽期间的种子造成伤害，草木灰这种肥料对改良粘性土壤，不管是从物理上还是化学上，都有好处。通过上述播种方式培育出的幼苗，能够获得所需养料以满足其最初的生长，然后幼苗才有机会吸收粘性土壤中的物质，把根牢牢地扎到土里去。

通常称为“粕饼”的肥料，捏碎之后，其使用方式和草木灰一样，此外，它也可以撒到土地表面。粕饼是各种植物种子榨油后剩下的残渣，比如乌桕树、各种豆类作物，以及上面提到的油菜等植物的种子。中国农村对这种肥料需求量极大，因而在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中所占比重都相当大。骨头、贝壳、陈石灰，烟灰、灰烬、毛发，以及各种垃圾，也被农民们争先抢购用来肥田。

在广州附近的花地，苗圃老板们有一种很奇特的营养土，他们把这种营养土切成一个个小方块，以很高的价格卖出去，帮助盆栽植物的生长。这些营养土主要是从附近种植莲花的池塘和湖泊中挖来，价值很高，品质最好的泥土，其要价是一元钱三担[3]，两元钱七担。品质差一些的泥土常常装在用竹木编成的箱子里从广州出口到英国。

为了让庄稼能够茂盛地生长，与其它肥料相比，农民们最想得到的是粪肥。每个到过中国的人都会注意到，在最方便最明显的地方，都有一个大水箱或是陶罐放在那儿，用来收集这些粪肥。在欧洲任何一个文明城市，这种做法都会让人觉得受不了，很讨厌，但在这儿，不管什么阶层，有钱的没钱的，都堂而皇之、心安理得地这样做着。我相信，如果你向中国人抱怨这些粪肥桶不断散发出来的恶臭，他们定会觉得无比吃惊。几乎每个中国的市镇都建在河流或运河旁，河水通常被引到城下，绕着城墙流淌，这样起到护城河的作用，同时河水也被引入到城市的很多地方。在城里的这些地方，都停着长长的大木船，大便、小便就倒进这些船里，然后由船把它们运到乡下去。城市周边土地所需的粪肥则通常是由挑夫们运送过去，每天早晨，挑夫们挑着一担自家田里出产的东西到市场上去卖，回家的时候则挑着两桶粪肥，粪桶在担子两头晃晃悠悠。英国人总以为中国人把大便、小便倒进粪池，然后就把它搁在那儿发酵，直到把它们浇到田里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至少不总是如此。在北方土地较为肥沃的地区，我注意到，绝大部分粪肥都是未经发酵就直接浇到田里去了，当然，在给庄稼施肥之前，这些粪肥都用水给充分稀释过了。毫无疑问，中国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新鲜粪肥的肥力肯定要强得多，而在发酵之后，粪肥中的大部分氨气都已经跑光了。就我所知，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检测粪肥的办法，但他们似乎很清楚，如果任由粪肥暴露在空气中，随着氨气的释放和消散，其肥力将大打折扣。所以，无需发酵和腐化，粪肥直接就被浇到庄稼上去了。下午时分，或天气多云的日子里，农民们从附近的池塘或运河中提水，倒进粪池中稀释粪肥。等到这些做好之后，他们把粪桶装满，像往常一样，竹扁担两头一边一桶挑到地头。到了田里面，每个人都手拿一个竹制长柄小勺，用它舀起粪水，然后浇到庄稼上去。像这么强劲的肥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给庄稼带来一些伤害，但如果是在庄稼还很幼小，还在蓬勃生长的时候，这样施肥使得幼苗得以吸收其中的氨气，对幼苗的生长和促进丰产都会产生明显的效果。稀释后的粪肥一般施用于小麦、大麦、各种卷心菜，以及其它一些园艺植物，但不适用水稻，因为水稻生长期间，稻田一直都被水浸没着。

粪肥有时候也在经过发酵和腐化后再使用，即使如此，它的肥力仍然很强。在广州附近的苗圃，晒干后的粪肥经常和莲塘中挖出来的塘泥混在一起，用来帮助盆栽植物生长，或者用来给苗圃中某种特别喜欢的树木施肥。

尽管有时候土地也会有几个月的抛荒时间，但并没有一个定期的休耕制度。农作物的轮作也不是很常见。实际上，就平原低地而言，这儿的土地都是那种硬粘土，可以连续不断地出产大米，无需担心土地的负担过重以至土地肥力穷竭的问题，所以不需要轮作。

[1] 译者按：作者这儿指的是皇帝亲自参加的“藉田”仪式

[2] 有几架英国犁被送到中国，免费提供给中国人使用，但他们不想用它们。

[3] 中国的一担相当于133又1/4磅。

第十五章

重返舟山——以前都认为舟山不适合居住——最初驻扎在舟山的英军部队的死亡率——舟山岛其实很宜人——作为英国殖民地，舟山比香港要优越得多——有关中英南京条约——宁波——官员们的花园——中国女人的举止——前往香港[1]——中国人的坟墓——最佳的坟墓选址——风水先生们的说辞——风水先生们如何欺骗人们——人们向李太郭先生请教坟墓选址的好坏——有关坟墓的大概介绍——亲属们要定期扫墓——不同形状的坟墓——田地里摆放的棺材——存放棺材的祠庙——松江府附近的墓地——中国人喜欢在坟墓上种的花儿

我第一次到舟山是在1843年的秋冬季节，到了1844年，从春天刚开始的时候，一直到春天结束，我又得到一些机会，时断时续地考察这个美丽的岛屿。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以前那些有关舟山气候的恶劣印象都完全消失了，这儿有着中国沿海最宜人的气候。

记得英国军队刚刚占领舟山岛的时候，军队的死亡率非常高，所以每个人都说这个岛的气候在中国是最差的，不适合居住。军队中流行恶性感冒，很多英勇的士兵因此而丧命。其中又以皇家第2苏格兰步兵团的损失最为严重，这个团那时候驻扎在一个绿色的山丘上，俯瞰整个城市，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考虑，肯定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儿更卫生的了。这个山丘至今还叫“苏格兰步兵团山”,只是山头到处都是安葬着我们同胞的累累坟墓。

很快就有证据表明，这么高的死亡率是由别的原因导致的，而不是因为定海县城周边的稻田。伤病人员被从香港、厦门送到这儿来进行康复治疗。驻扎在舟山的部队，其风貌也与香港部队有明显的区别。马德拉斯团的马克维医生，在这方面应是最有发言权的，他经常说，如果有好的医疗技术，再加上一般的护理，这个美丽的岛屿可以成为英军在东方最宜人的驻扎基地。事实上，大家现在似乎都有些后悔，我们应该夺取舟山，把它作为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以此保护我们的对华贸易，而不是把荒凉、气候又不好的香港作为我们的殖民地。有人甚至走得更远，建议政府仍然要采取措施，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已经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相信，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都会很遗憾地发现，像英国这样一个又伟大又崇高的国家，在与中国这样软弱无力的国家达成严肃条约时，完全就不需要和中国进行什么谈判，也无需做出什么承诺，只要英国稍稍做出不答应的样子，就会促使中国政府放弃舟山岛，哪怕这个岛非常重要，可以控制整个中国中部那些最重要的地方。可是我们犯了一个大错，没把这笔买卖做好，但木已成舟，我们也只好接受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得到舟山，我们不光是可以为英国军队、商人提供一个完美的根据地，也可以保护我们在中国北方的贸易，这些贸易，最终将比我们在广州的贸易重要得多。而且，这样的话，我们就将在一个更广大、更重要的世界区域中占据一个中心位置，而英国商人迟早都要进入这一区域。显然，我在这儿指的是日本和朝鲜，从舟山出发，这两个迄今都还没对欧洲开放的国家都在几天的航程之内。 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2]

春天的舟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之一。它让英国人想起自己的家乡，早晨，露珠在青草上闪耀，空气又清冽又新鲜，鸟儿在树梢上歌唱，花儿结成一条条彩带，从树上和篱笆上垂下来。

岛上的新植物，有些我在去年秋天就已经发现了，现在则是第一次看到它们开花的样子。早春的时候，山坡上开满了一种漂亮的黄色瑞香花；杜鹃花也到处都是，一种我曾经介绍过的最美最引人注目的花儿，这个时候开得正艳。漂亮的醉鱼草新品种，外形非常优美，紫色花朵带着长长的花穗，从山坡树篱上繁密地披挂下来，这种花常常与著名的紫藤花长在一起。此外还有一种植物，中国北方最漂亮的花卉之一，锦带花，我第一次发现这种花，还是在岛上定海县城一个中国官员的花园里。在这个春天，锦带花的枝条上开满了高贵的玫瑰红花朵，赢得所有人的交口称赞，不管他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我十分高兴地告诉大家，所有这些植物以及其它一些品种，虽然都是舟山地产的，它们现在都已经移栽到英国的花园里了。

宁波位于大陆上，大概在舟山以西四十英里左右。这个夏天我在不同的时间去过宁波几次，路上遇到的麻烦，比起去年秋天来要少得多。我现在会说一点中国话，对整个城市很熟悉，知道官员们的花园和苗圃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官员们对英国人以及其它外国人的一举一动都特别好奇，因为这些洋人有可能就要在这个港口定居下来了。我很快就感觉到，由于我和这些官员可以用中国话进行交谈，他们都很欢迎我的到来。那些苗圃老板发现，我付给他们的钱和他们从自己同胞那里赚到的钱一样好使，于是他们也把羞怯之心抛到一边，凡是我看上的植物，他们都急于推销给我。

官员们的花园里一派热闹的景象，特别是在每年的头几个月里。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花园里有很多很漂亮让人很感兴趣的植物新品种。五月的一个晴朗早晨，我一走进某个花园的大门，就被一大团黄花吸引住了。这些花儿铺满了一大块墙面，花色也不是普通的黄色，而是带了一点浅黄，让这种花儿显得很别致，因而更引人注目。我立即跑上前去，惊喜地发现，原来这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双黄藤本月季新品种。根据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这种月季原产于中国更北方一些的地区，因此我敢断定，它能够很好地适应较冷的欧洲。 另一种月季，中国人把它叫做“五色月季”，也是此次宁波之行在另一个花园中发现的，本地人通常把它归到月季这一类去，但其开花方式却既特别又漂亮。有时候，它只开单一颜色的花，——或者红色或者法国白色，很多情况下，在同一棵花树上，两种单一颜色的花朵都有——，另外一些时候，每朵花上又都两种颜色的花纹。这种花也像普通月季一样耐寒。

我们通常都认为，在中国，上层社会的妇女是不能与外人相见的。在这方面，中国风俗确实与我们的完全不同。这儿的女性，就像大多数半开化或野蛮民族的女性一样，都隐在幕后，比起她们的丈夫，她们被认为是低人一等。比如说，她们不能和男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看戏的时候，她们必须躲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这样，她们既能看到台上的表演，又不暴露自己。但即使有这样一些风俗，妇女也还是不能完全与社会隔绝，至少，她们就经常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受宠若惊。带着极强的好奇心，她们聚拢在我的周围。起初，她们都非常害羞，只是从门窗后面偷偷地窥视我，但是，渐渐地，强烈的好奇心战胜了害羞心理，她们开始镇定自若地站在一旁观看。 通常她们都会隔着一小段距离，但如果你往她们站立的地方移动，她们会假装受了很大的惊吓，四散逃开，可是不久就又回到原地。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我看到了很多中国坟墓，这些坟墓，既有南方的，也有北方的。在南方，当地人并没有像我们英国那样的固定的墓地或墓园，死者坟墓就散乱地分布在山坡各处，通常都选择那些位置最好的地方。比较富裕的人家经常把死者埋到很远的地方去，他们要请一个风水先生，这个人的职责就是替死者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安葬之地，他随着灵枢一起来到指定的地方，装模作样地显得在看阴宅位置方面很内行的样子，同时他还要查看土地情形，因为若干年后，死者朽化成灰，总是要归于尘土的。经过查勘，如果他觉得这块地不合适，马上就会要求送葬队伍继续行进，前往附近的下一个地点，直到他觉得合适为止。我估计，很多中国人生前就已经选好了自己的墓穴，有一天，我们的一位大商人前去拜访年迈的伍秉鉴[3]，一位已逝的广州行商，外面送进来一个托盘，托盘上摆着几坨不同种类的泥土，伍秉鉴仔细地察看着这些泥土，然后挑中了一种，他希望将来能够委身其中。

选择坟地时，背山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特别是当这个位置还面临一片美丽的海湾或湖泊时，那就更好了。不过，我认为，在所有的坟地位置中，如果有那么一条小河，在山脚下曲折萦绕，那么，把坟墓安在这样的山脚下，应该是人们最满意的。风水先生们手握罗盘，还要确定尸体应该朝哪个方向摆放，这也是关乎风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的一位老相识，很聪明的一个中国人，他告诉我，风水先生在劝说人们听从他的吩咐以获得将来幸福的时候，所说的话语通常都非常具有鼓动性，风水先生告诉人们，如果关心、尊重他们父辈的遗骸，那么，作为一种回报，他们或他们的子孙，或者某位他们最关心的人，来世就将享受荣华富贵。就像站在他们父亲坟前所看到的那条小河一样，河水洋洋，流走又萦绕着流回来，他们的生活也将像河水一样平静、快乐，直到多年以后他们葬入坟墓，就像河水回流一样，得到儿孙辈的尊重、爱戴，馨享儿孙对自己的吊祭。

这些风水先生通常都是欺诈成性，他们利用人们的盲信来牟利。最常见的情况是，在死者入土一段时间后，风水先生会上门拜访死者的亲人，告诉他们，说是由于某个他编造出来的原因，现在必须给死者迁坟。如果死者亲人拒绝这样做，风水先生就会威胁他们：“那好，我不管了。但以后你死了，你的子孙或亲人也可能会这样对待你的遗体，你在阴间的生活将很痛苦。”可怜的人们受到欺骗，心里感到不安，于是掏出更多的钱来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墓地。

已故的李太郭先生[4]，有一次在闽江江边的山间散步时，来到一个墓园之中，人们以为他精于选址，于是死者的亲属们都围着他，向他咨询坟地位置的好坏。李太郭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位置的好坏将给子孙带来相应的祸福。这些江西来的堪舆师、风水先生或者说算命先生，他们根据地形判断吉凶，从中上下其手，赚了很多钱。这些人彼此之间的说法并不相同，所以人们也乐于听一听陌生人的意见。”

在我游历中国南方的过程中，我经常在山中最偏僻的地方碰到一些坟墓。 这些坟墓的外形都差不多，通常是在山坡上箍出一个半圆形的结构，死者就埋在后面。 有时候，实际上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在坟墓前面，会修砌好几级半圆形的台阶。有钱人家的墓地，这种半圆形结构都用砖或石头砌成，规模也更大一些。在半圆形结构的中间，当然也就是靠近尸体的位置，树着一块刻有文字的墓碑，加略利先生[5]是一位精通汉语的学者，他告诉我，墓碑上的描述通常都非常简单，只是刻上逝者的姓名，他死于哪个朝代哪一年等。中国墓碑上的文字都很平实，一点也不夸张。有些情况下，我不知道是否全都是这样，在尸体腐烂后，要把骨殖从坟墓中挖出来，小心地把它们装进一个陶罐，然后把陶罐放置在山坡的地面上[6]。死者亲属会在每年规定的时间里，前来给这些陶罐和坟墓进行祭扫。他们先给家长或者族长上坟，然后依次是各个家族成员的坟墓。在这些坟墓前面，他们献上供品，焚香祭扫。扫墓结束以后，他们要在一起会餐。

有一、两次，正好是扫墓的时节，我深入到内陆的大山之中，即使是在那些最偏僻的山区，我也碰到了不少前来扫墓的人群。看到他们聚集在坟前，真是让人又高兴又感动的一幕。他们向死者献上各种供品，表达他们对死者的崇敬和热爱。 这里面有跪在丈夫坟前的寡妇；有为父亲或母亲而哀哀哭泣的孩子，这些孩子通常年龄都还很小；有时候，也有白发老人，他们原本指望能在风烛残年得到子孙的赡养，可如今体味到的却只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痛。他们清除掉坟墓周围的荒草、杂草，然后种上喜爱的花木，用以装点坟墓，使坟墓变得绚烂一些。

在厦门附近，埋葬死者的坟墓不再到处都是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厦门人口众多，不得不如此。但在这儿的农村，就如其南边的省份一样，我有时在那些偏僻的、人迹罕至的山里面，也会碰到一些坟墓，不过很明显，这些坟墓都属于有钱人家。

越往北，圆形坟墓越少，坟墓的外形开始变得多样化了。在舟山、宁波以及这一地区的其它地方，很多棺材就放在地面上，只是在棺材上面苫盖一层稻草。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公共大马路的两旁、河流或运河的堤坝上，森林里或者乡下较为偏远的地方，都可以放置棺材。 有时候，苫盖的稻草都已经全然不见了，棺木也朽坏了，那些死去的中国人的遗骸都暴露在外边。在舟山岛的一处山坡上，骷髅和骨架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当我在这个地方漫长的树木丛中穿行时，不止一次地踩到了棺材板上。

我相信，在这一带，那些有钱人家通常还是会把死者埋到地下去，有些还会建起一个很庄重很大方的坟墓。舟山岛上就有三四个这样的坟墓。在埋葬死者的坟堆前面，铺了一条很美的路，还有精美的石雕，与南方圆形坟墓不同，这几个坟墓都用砖石砌成方形。墓地四周通常都像英国一样，我想全世界大概都是如此，种上一些苍松翠柏之类的。乔瑟林爵士，在他的《中国行军记》一书中，对此作了如下一番生动、恰当的描写：“山坡上就像随意栽种的一样，到处都是一丛丛的松树，透过密密的松叶，可以看到民房和寺庙的屋顶，林间景象也随之变得丰富起来。在这些众多的小树林中，不仅是行人为其优美的景致吸引而停下脚步，死者也挑中这儿作为他们的长眠之地。坟墓上长着一些甜甜的铁线莲和芬芳的花朵，看着眼前这静谧的景象，哪怕是最粗心的人面对如此美丽的坟墓，恐怕也不能无动于衷吧。”

在上海一带，我经常看到一些大房子，看起来像是有钱人家专门建来作为祠庙的。在这些大房子里，通常在其中的某个大厅停放着一具棺材，一个摆着很多神像的祭坛，祭坛前即使是大白天也高烧着祭献给死者的香烛，死者亲属就在这儿举行各种各样的祭奠仪式。在这些祠庙或者说家庙外面，通常种着一些松树。有时候，在死者遗骸入土之后，庙里面便只剩下祭坛和一些相关记录，通常会安排一位仆人和他的家庭留下来照顾这些东西。

英国人刚开始在上海定居的时候，有些人曾想着到农村去买所房子，这样他们全家便可以享受悠闲的生活和新鲜的空气。1843年年底的一天，我陪着一位老朋友，着手操作这样的事情。离开上海六到八英里之后，我们注意到附近林子里有一所看起来很不错的房子，于是决定进去看看，问问房主是否愿意转让它。我们走近房子，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就连狗，这个一直和我们作对的敌人，似乎对我们也没有生出任何疑心。路上的中国人——我们身后一直跟着不少中国人，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看到我们走向这所房子，都远远地停下来，非常感兴趣地看着我们。 我们敲响了房子的大门，然后走到一边，以免应门的人看到来访者是个红毛精，或者说红毛怪物，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英国人，我们深知，如果让他们看到我们，这闭门羹恐怕是吃定了。过了几秒钟，我们听到了脚步声，然后听到一个声音在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用汉语嘟囔了几声，那位可怜的家伙，推开门的时候还完全不知道危险就迫在眉睫呢。我永远也忘不了，当他看到我们静静地走进房子时，他脸上露出来的那种又震惊又恐怖的表情。与此同时，看到他上当受骗后的窘样，外面的那群中国人爆发出了一阵开心的大笑。

我们于是走到院子当中，路面铺设得很整齐，整栋房子看起来保养得也很好。那位吓坏了的向导，领着我们一间房一间房地挨个参观，一切看起来都很适合作乡间别墅，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它已经超出你的想象了。我朋友也说，这是他看到过的最好的一所房子，他一定要争取把它买下来。最后我们来到一间像是主客厅的房间，“啊，这儿可以做我的画室”，我朋友说道，“但这是什么？”朋友接着问道。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具大大的棺材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于是知道，我们闯入了一所专门存放死者遗体的祠庙。

在我深入内陆的游历中，有一次我在松江府城附近看到一座特别奇怪的坟墓。它坐落在山坡上的树林中，很明显，这是城里面特别有钱的人家或某位大人物的坟墓。从山脚一直到半山腰的坟墓所在之地，有一段很宽的石阶供行人拾级而上，台阶两旁立着很多石头雕像。这些石像的出现次序，我现在记得起来的如下：首先，一对山羊或绵羊分立两旁，其次是两条狗，第三是两只猫，第四是两匹马，配有马鞍和马笼头，第五是两个巨大的和尚，整个场景让人觉得非常奇怪但又印象深刻。在宁波也有一座类似的坟墓，但规模要小得多。

中国人种在坟墓上和坟墓间的都是那种又朴素又漂亮的花儿，人们不会在坟墓上栽种昂贵的茶花、牡丹或花园里那些精美的花朵。有时候，人们也会在圆锥形的土馒头——坟堆——顶上种上一些茂草，这些高草随风摆动，很是漂亮。在宁波，人们种的则是野蔷薇，它们很快就爬满了整个坟堆，等到春天蔷薇盛开的时候，坟墓上便开满了一片纯白的花朵。在上海，坟墓上种的是一种漂亮的球茎植物，某种石蒜属花卉，等到秋天它开花的时候，整个坟墓上便全是大片大片绚烂的紫花。我第一次发现银莲花的时候，它正盛开在上海城门附近的坟墓中间，银莲花每年十一月开花，这时其它花朵都已凋谢，所以它最适合用来装点人们的长眠之地。

不管有钱还是没钱，人们通常要把死者的遗骸在家中摆放很长一段时间。我看到了大量这样停放在家中的棺材，从我观察到的情形来看，许多棺材已经摆放好些年了。这些棺材用料厚实，非常坚固，接缝处仔细做过密固处理，所以尸体腐化的时候，并不会有臭味逸出来。

中国人对死去亲人的这种留恋和尊敬，大部分可能只是流于形式，是年深日久后最终形成的一种强制性的风俗。但我还是愿意相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人们高尚而又纯洁的情感需求，我一点也不怀疑，当这些中国人定期聚集在各自祖先的坟前，祭奠他们的亲人时，他们会想象将来的情形，当他们自己不在人世的时候，他们的子子孙孙也会定期前来给自己扫墓，不会将自己遗忘，这样，他们就将一直活在子孙的心中，不会随着肉体的腐化成泥而彻底消失。

[1] 译者按：前往香港是作者在《漫游中国三年记》中第十七章的一部分内容。《漫游中国三年记》后来作为《两访中国茶乡》的卷一再次出版，这时候，作者把前往香港这部分内容删除了。但标题却仍然保留下来了，应是作者忘了把它删去。

[2] 如果中英之间再发生一场战争，是否应该占领舟山到时就将成为一个问题，占领舟山是否正当也值得讨论，恐怕只能依照当时的情形来判断了。中英条约中还需要作一些很重要的更改：首先，坚持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其次，允许英国商人到全中国各个港口进行贸易；第三，要取消那些荒唐的居住限制条款，这些限制毫无必要，相反，它们容易传递给中国人一些有关外国人的错误观念。如果外国人犯了法，就让中国政府逮捕并惩罚他们好了，或者把他们遣送给最近的英国领事馆。在南方各地区，最后这一条尤其显得必要，因为这儿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偏见更深；而在北方，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地方政府纵容犯罪分子逃逸。如果中英条约能做这样一些变动，我相信，将为我们与中国这个天朝大国之间的关系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

[3] 译者按：伍秉鉴，1769-1843，又名伍敦元，商名伍浩官，清朝中叶富商，广州十三行之一怡和行的行主，家资巨万，长期担任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4] 译者按：即George Tradescant Lay（约1800-1845年），中文名李太郭。李太郭是英国自然学家、传教士、外交官。1836年至1839年间，李太郭作为大英圣书公会传教士前来中国，期间学习了汉语以及中国文化。后进入英国领事界，1843年出任英国首任驻广州领事，1844年任驻福州领事，1845年又任厦门领事。同年因病逝世。

[5] 译者按：即Joseph Marie Callery， 中文名加略利，法国人，著名汉学家，曾任法国驻华领事馆翻译，编有《中文百科词典》等书，著有《太平天国初期纪事》等。

[6] 译者按：作者描述的可能是客家风俗。客家有二次葬习俗。

第十六章

中国北方的春天——新花卉品种——从宁波到镇海——各色乘船人等——船舱中的早晨小景——乍浦的满洲城——商店及其贸易——蜂拥而至的围观群众——访问政府官员——官员们提出免费给我提供一条航船——他们的真实意图——与他们周旋的办法——离开乍浦前往上海——平湖一带的村镇——访问产丝区——桑树的种植——育蚕——到达上海——领事馆的信件，内附上海道台的协查通告——令各方满意的回复

整个冬天我都呆在香港和马尼拉，等我回到中国北方，春天也正好刚刚开始。 在这个季节，没有哪个地方比这儿更宜人更舒适的了。风轻轻地吹，天空总是蓝蓝的，早晨则清清凉凉。不久，植物就开始疯长，比我在英国看到的同类植物的生长都要快得多。到四月中旬，落叶乔木和灌木的叶子就都已经长齐了。大麦开始挂穗，油菜开始开花，山坡上，平原上，都是大片大片的金黄色，空气中也洋溢着油菜花的花香。

这个夏天，我的任务是把那些我看中的最有观赏价值的植物都收集完整了，然后亲自照看着，把它们护送回英国。因此，我抓紧时间前去拜访那些老朋友，官员以及苗圃老板等，趁着植物开花的时候，挑选自己中意的品种。

从宁波到上海大概有一百英里。我在宁波地区的考察工作结束了，急于回到上海，越快越好，这样才赶得上看杜鹃花开花，我很想把这种花也纳入到我的收藏中来。再过两个星期，杜鹃花的花期就要过了，一旦错过，我就没办法辨别它们的品种。从宁波到上海有两条路，一条是外国人可以走的，另一条则只让中国人走。按照那条合法的路线，必须先到东边大概三十或四十英里以外的舟山，当时舟山还控制在英军手中，然后从舟山找机会登船驶往吴淞或上海。我知道，如果走这条路线的话，我很可能要在舟山等上八到十天，才能碰到一条这样的船，这样的耽搁会让我的计划彻底泡汤。 我于是决定，走那条明令禁止的路线，到时候再随机应便。

陆上的行程非常有趣。当我到达位于镇海的甬江入海口时，我发现有几条小船当天晚上就要驶往乍浦[1]，我立即登上了其中的一条船。 我很诧异到现在为止我的行程都如此顺利，我原本以为一开始我就会遇到极大的麻烦。我后来发现，这要归功于我的中国仆人，他正好是镇海本地人，认识那条船的船主。他劝说船主，让我走这条路线不会有什么坏处，反正，到了乍浦，他能够让我很容易就登陆到岸上，没人会知道我是怎么来到乍浦的。

晚上，因为风和海潮，也为了等到更多的乘客和货物，我们耽搁了很长时间，然后终于启锚出发了。横穿杭州湾的时候，海潮非常迅疾，中国帆船和小艇只有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才渡得过去。我永远也忘不了小船上那些旅客朋友们，奇奇怪怪的各色人等都有。我们挤在小船中部的船舱中，床铺沿船身两侧排下去，中间只留下勉强可以通行的空间。旅客当中有些是令人尊敬的商人，但即使是这些人，他们身上也有一些让人不快的卫生习惯。在他们那暖暖和和的衣服褶皱里，慷慨地滋养了很多虱子。 在我的床铺好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箱子、枪盒以及其它一两个盒子把我的床围起来，如果可能的话，防止我上面提到的这些生物离开它们那正直仁慈的主人，到我这儿来安家落户。但即使是这样小心在意，我也还是不可能把自己与中国人隔离开来，因为船身的颠簸倾侧有时候会让我们从船的一边滚到另一边去。

大半个夜晚，中国人都在吸食鸦片和香烟中度过。当黎明到来的时候，船舱中换上了另一副奇特的景象。几乎所有的乘客都进入到酣睡之中，经过小船整晚的颠簸抛掷，他们在船舱各处挤成一团。他们的外貌、面容，在夏日黎明的朦胧光线中，给我这个外国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相信，这些躺在我面前的家伙，我差不多可以判断出他们各自都有些什么样的特点。这儿有一个吸食鸦片上瘾的家伙，绝对不会错的，他面容苍白，形容枯槁，呼吸急促而又紊乱，而且他是如此之瘦，以至他的脸颊骨似乎都要把皮肤刺破了。一些人看起来饱经忧患；另一些看起来睡得很沉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必定是轻松愉快的。所有这些人，他们的前额都剃得光光的，脑后的辫子则凌乱地拖在地上。

大半个晚上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我们的船在杭州湾上已经驶出去很远，北边的地平线上，现在可以看到乍浦附近的山了。船上的伙计这时候都在忙着准备早餐。海上的中国早餐主要有米饭、鱼肉和蔬菜。船主向乘客们提供餐食，乘客只需要在船费之外，额外再付一点点餐费就行。如果乘客不想吃早饭或晚饭，他就不必付这笔钱。早餐之后，一些人开始抽鸦片或其它香烟，这以后，大多数人又再次上床，很快就睡着了。在旅行当中，中国人除了吃饭、抽烟和睡觉以外，很少做别的事情，在我游历中国的这整个期间，我不记得自己看到过中国人在旅途中阅读。

上午十一点左右，我们的船停靠在乍浦旁边的一个泥湾中，有不少帆船就搁浅在这港湾的浅水滩中。我将自己的行李转移到一只小艇上，然后坐着小艇划向岸边。“你最好把鞋和袜子脱下来，把裤管也卷起来。”快要上岸的时候，一位船员对我说道。这一建议很明智也很有必要，当我们的小艇靠岸时，我发现我必须在齐膝深的淤泥中跋涉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才能踏上坚实的土地。接下来发生的就将关系到我这次冒险行动成败与否了。等我从淤泥中走出来，我打听到了一个最近的水池子，开始冲洗自己。我当时穿着普通的英式服装，也不打算伪装自己。还没等我洗完，我身边就已经围起了好几百中国人，尽管这地方在上次战争期间曾被英军攻占过，但他们还是像第一次看到英国人一样，表现得非常好奇。他们问了很多问题，诸如“我从哪儿来的”、“我要去哪儿”、“我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上百种其它问题，都向我或是向我的同伴提了出来。但他们表现得都很文明，一丁点招惹我的意思也没有。我现在走向城镇旁边的小山，调查本地的植物资源。路上我参观了几座寺庙，战争期间，它们都被英军的炮火轰塌了，到现在还仍然保持这种倾圮的状态[2]。成百上千的人跟着我来到小山，在山顶上我看到了这一带最美的一片风景。南方的山地延伸到这儿就结束了，再往北则是广袤的长江三角洲平原。远眺南边和西边，只见群山巍峨耸立；而往北方远眺，极目之处全是肥沃平整的田野，上千条运河灌溉滋润着这片土地，城镇和乡村星罗棋布，众多人民就在这儿勤劳而快乐地生活着。乍浦和它周边一带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花园。

在考察了小山之后，我下山走进乍浦的满洲城[3]。城外郊区广阔，人口众多，但城墙围起来的城内则有些逼仄。城呈四方形，城墙周长不超过三英里，这些城墙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四周环以护城濠沟，这条濠沟同时也起到了一条运河的作用。城内居住的主要是八旗兵及其家属，他们的生活与乍浦的中国人被完全分隔开来了。

街道、房屋、商店，这些都与我前文描述过的其它城市差不多。实际上，中国城镇的相似度很高，一个熟悉中国北方各个城镇的旅行者，如果蒙上眼睛把他带到其中的某个地方，估计他很难判断出，自己到底是在乍浦、宁波还是上海。我注意到商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货物，与日本做生意的那些商船每年都会带一些东西到这儿来。

等到我把所有感兴趣的东西都看过之后，已经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了，我开始考虑离开乍浦前往上海。我已经通过仆人把驶往上海的船只停靠的地方打听清楚了，接下来就是到那儿去雇一条船。整整一天都有很多人围在我身边，到处跟着我，现在我就要走了，围观的人数更是大大增加了。每条街道上、每条巷子里、每个窗户后面甚至所有的屋顶上都挤满了人，但所有的人都非常文明，一点恶意也没有。等到我来到运河边，试图与某位船老大交涉的时候，簇拥在我身后的人群数量是如此之大，如果我登上某条船，这条船势必要被他们挤得沉到水里去。可怜的船老大们都被吓坏了，无论我愿意出多高的价钱，请他们搭载我，他们都不动心。他们恳求我不要上船，因为那样的话，还不知道我身后那些拥挤的人群会制造出什么事故来呢。

我现在进退两难，而且不知道怎么才能走出这一困境。最后，我决定求助于政府官员，尽管这大大地违背我的初衷。如果可能的话，千万不要和中国官员打交道，但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了。于是，在打听到负责船政管理的官员住在哪儿以后，我便出发前往拜访他，当然，身后还是跟着一大帮人。在我们前往官员家的路上，我的仆人跑上前来，请求我不要把他为我跑腿的事情告诉这位官员，也不要说是他把我带到这儿来的。由于我已经可以用汉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不需要他在中间做翻译，当然，我也很不愿意因为他而给自己增加什么麻烦。

到了官员家，大门是敞开着的，我大胆地闯进了接待室。对于家仆们来说，要把我身后那拥挤的人群挡住，绝非易事，他们半是威胁，半是用鞭子驱赶，好不容易才把人们挡在外面。 在中国使用鞭子可比在英国要随便多了，对付聚众闹事的人，通常都是用鞭子，那些人也知道自己罪有应得，受到鞭打也一声不吭。

“告诉你家老爷，我要见他，”我高声对其中一个仆人说道。他立刻走进里面一个房间，随后就有一位官员跟着他一起出来了。这位官员穿着威风凛凛的全套官服，官帽、顶珠、孔雀翎毛等等，我向他鞠了几个躬，他也很有礼貌地向我回揖。“我急于赶回上海”，我说，“为此想雇一条船，但没有您的帮助寸步难行，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按照中国人交谈的习惯，他重复了我说的话，然后向我问道：“您贵庚？”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一种很客气的问候方式，通常都是他们最先询问的问题之一。 我谢过他的问候，告诉他我的年龄，然后问他多大，之后又一次提出关于船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答应派一个手下去给我雇一条船，同时邀请我用些茶和点心，很快，茶点就摆到了我面前。这位老官员对我随身带的枪很感兴趣，尤其是对它的枪栓和撞针，他说他以前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东西。趁我津津有味地品尝茶点的时候，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比如，我来这之前最后一站是哪儿，谁告诉我这儿有一条道路通向上海，等等。有些问题我回答了，有些我装着没听明白，这样做很方便。最终，由于我仆人犯下的一些错误，大家都知道他是我雇来的。这一情况很快就报告给了这个官员，官员派人把我的仆人找到，对他进行了严密而彻底的盘查。

在进行这些的同时，本城职衔最高的官员也来了，他的同僚专门把他请来开会，讨论我的问题。 这些大人物在一间密室里磋商了很长时间，出来以后，他们用一种最平淡无奇的语调通知我说，他们打算给我免费提供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船，把我载到上海，而且，为了让我旅途更舒适，他们会派另一条船来运送我的仆人和行李。乍一听，这样安排真是太慷慨了，但我在天朝帝国呆了这么长时期，知道必须审慎地弄清楚他们的真实意图，这样才能挫败他们掩藏在表面的斯文与慷慨之后的险恶用心。在这一事件中，他们的用意我非常清楚，不过是像下面这样：按照南京条约，在五个通商口岸城市中，如果有英国人越过了指定的边界线，他将被逮捕并送交最近的英国领事，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领事将对越界的这个英国人施以重罚。因此，如果我接受他们的“好心”帮助，到达上海的时候，我恐怕就将由他们的“座上宾”变成一个“阶下囚”，并且十有八九，将被这样移交给英国领事。 另一方面，如果我自己雇船，谢绝中国官方人员的陪同，按照条约的字面规定，我都还是绝对安全的，当然，到达上海后，可能会对我提出一番抗议。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领事不需要出面做任何事情，除非我在界线以外真的被捕了，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中国官员在处理这一类事件时都非常小心，以免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

我打定主意，不管做什么我都不能输了礼数，于是在鞠了很多次躬，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后，我告诉他们，我不能无端接受他们如此好意，我可以自己支付这笔费用，只需要他们允许我雇一条小船，外加三四个船夫，把我送到上海就行。他们不断地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我，我则仍然坚定地表示拒绝。于是他们又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磋商，这一次，我估计他们决定试试能否从我仆人那有所突破，于是他们把我的仆人找来了。他们让他告诉我，从乍浦到上海路程遥远，而且一路之上有很多匪徒，我们肯定会成为这些匪徒的攻击目标，如果不加派一只船和一些士兵来保护我们，出了事他们概不负责。“告诉他们”，我说，“我已经决定了，就按我平常的走法去上海，多说无益，我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如果路上碰到匪徒，我刚才展示给他们看的武器足以击退他们的攻击。”他们只好使出最后一招，派了一位军官和他的仆人给我，说是他们也要去上海，如果我允许他们一道同行的话，将会非常感谢我。我还是硬起心肠，拒绝了这一礼貌的请求。这些官员们于是发现，要么动用武力，要么允许我自己离开，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动武。

这时候来了一位船老大，说他已经做好了前往上海的准备。在我起身出发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仆人和差役们都已经派到外面去了，他们的职责是把围观的人群隔开，护送我安全地登船。两位官员陪着我，我们声势浩大地向运河边走去。聚集的人群很多，但他们都非常安静，也非常文明。到了上船的地方，在谢过两位朋友的好意，与他们道别之后，我登上了船，小船被推送到河中，很快我们就将人群和乍浦城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我们经过的这一带农村，地势非常平坦，土地都经过高度开垦。比起我曾到过的任何一处低地平原，这儿的森林植被也要茂密得多。当我们到达一个叫平湖[4]的镇子时，天已经黑下来了，这个镇子规模相当大，离乍浦只有几英里远，我决定晚上就在这儿休息。第二天黎明，我叫醒了中国人，继续赶路。我们此时经过的是一片广阔的产丝区，田里面种植的主要是桑树，当地人在这个时候（5月18日）都忙着采摘桑叶，喂给蚕吃。

这儿的桑树都经过嫁接，所产桑叶又厚又好。我采集了一株这样的桑树，现在已经把它移栽到英国，我想研究这一特定的桑树品种，看它与欧洲用来养蚕的桑树是否相同。 但它现在还没成熟，这一点尚无法断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一带出产的生丝被认为是全中国品质最好的。这一情况是归功于这种桑树呢，还是归功于气候与土壤，目前尚不得而知。如果证明这一桑树与南欧种植的那些桑树属于不同品种，那么，把它引进到意大利去就显得意义重大了，因为中国丝线比意大利所产丝线要重得多，适合制作那些对韧度和光泽度要求较高的纺织品。

桑树，与其说是树不如说是灌木，都栽种成行。河堤就是一个适合栽种它们的好地方，人们控制着桑树的生长，让它们在高度上不要超过四英尺或者六英尺。当地人手拿一把结实的大剪刀，把树干附近的新枝全给剪下来，然后捋下新枝上的桑叶，或者把新枝捆起来运回家，然后再把桑叶捋下来。在剪枝之前，这些桑树看起来生长得很好，枝繁叶茂的，树叶子都还闪闪发光，在剪枝之后，桑树看起来就像一根根枯死的树桩子，在这个盛夏季节，呈现出的却是一片奇特的冬天般的萧飒景象。但这儿降水丰富，土地肥沃，用不了多久，像桑树这样的树木又都会长得生意盎然了。有一点很特别的是，在新枝和树叶从树干上剪下来之后，中国人立刻就给树根松土、翻土，他们看起来很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桑田面积都较小，通常由农家自己及其亲属耕作。他们不光是要种植、修剪、培育这些桑树，而且还要采集桑叶、喂蚕、抽茧等等。

在我留连于这片产丝区的时候，我参观了很多农户，看到了养蚕的场景。蚕通常养在暗室之中， 暗室里面装了很多架子，这些架子一层层地叠起来，从地面一直叠到屋顶那么高。人们把蚕放在圆圆的竹匾上面喂养，每一层架子上都放一个竹匾，如果想查看的话，竹匾可以很方便地抽取出来。可怜的蚕农们看到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他们之间，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总是以为，我此行是要把他们的蚕抢走。在我到过的每一个村子，村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那儿没有蚕房，尽管他们家门口附近的桑叶和桑枝早就泄露了天机。他们总是把我引向别的地方，向我保证我到那儿肯定能找到蚕房。但等到我们分手的时候，他们就都很信任我了，向我展示他们喂养的蚕，以及他们是怎么养蚕的。

过了杭丝产区之后，我们继续向东，傍晚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松江府，这是上海以西大约30英里的一个大镇子。 我们把船停在松江府的城楼下过夜。 第二天黎明，我们继续上路，当天下午就到了上海。我住在朋友MACKENZIE先生的家里。第二天早上，我下楼的时候，意外地看到了一个乍浦的老朋友，我前面提到过的军官，他正与中国仆人聊得热火朝天呢。我现在一点也不担心乍浦的事情，非常清楚它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毫无疑问，这一事件已被报告给道台，上海的最高官员，从道台的角度开虑，他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一两天后，我有幸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领事馆的信，内有一份翻译好的道台发给他的文件：

英国领事

上海，1845年5月21日

先生阁下，

今晨自上海道台处收到协查通告一则，兹将翻译件送达你处并请你处做出合理解释。希尽快回复。

牛马走，

巴富尔,

英国驻上海领事

所附翻译件如下：

听闻贵国商人福琼及其随行译员叶明周，从镇海赶赴上海，途遇阻风，飘至乍浦，幸赖浙江地方官员保护并沿海岸线送回，目前该商人居住名乐货栈。相烦领事先生代为查明该商人所乘何船。祈请回复是盼。

颂安

（翻译无误）译员：麦华陀

我反复循诵这份文件，打心眼里佩服这位老人的圆滑。他非常清楚这里面一句真话也没有：我并不是从镇海出发，而是宁波；我在海上一路上都是顺风，平安到达目的港， 根本就没有碰到什么横风；最后，我并不是沿着海岸回来的，而是走的内陆中一条令人赏心悦目的路线。我一下就明白了这位老道台的好意，他希望我否认这份文件的真实性。 于是，在不让任何人受罚的原则下，我给英国领事送去了下面这个回复，这个回复无疑会让道台满意，而且也正是他想要得到的：

领事先生，

很荣幸收到您昨天送来的信件，内有一份上海道台的协查通告的翻译件，您要求我对此通告尽快做出回答。我对此答复如下：道台通告中的所有描述都与我的情况不符，他一定是弄错了，或者误听了传言。特此奉告。

您的朋友。

不用多说，此后我再也没听说这事了，从这可以看出，我的回复一定很对道台的味口。我回到上海的时机正好，我用这段时间处理了手边的一些事务，对自己能圆满地完成陆上旅行，我感到非常满意。

[1] 译者按：今浙江嘉兴平湖市乍浦镇

[2] 译者按：1842年5月18日，英军为控制长江，封锁运河，迫使清政府屈服，派兵进犯乍浦，乍浦清军将士与之进行了殊死较量。乍浦保卫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打得最英勇最出色的一次。

[3] 译者按：乍浦位置显要，地处江苏与浙江两省接壤的地方，扼据杭州湾北岸，清政府在此驻扎了八旗官兵，分设水师左右营，建置满洲城。

[4] 译者按：今浙江嘉兴平湖市。

第十七章

前往闽江岸边的福州府——雇佣引航员的新办法——闽江口——江岸上的风景——福州万寿桥——中国轿夫——受到当地人的骚扰——城市与郊区——本地商业——鱼鹰[1]——银行业——福州人的性格特点——喜爱戴花的福州女人——人口——福州发展外贸的前景——官府对我们的监控——官员们的欺骗性言论——离开福州府前往茶山——山景——红茶产区——这一带的农业——本地水果

处理完上海的事情以后，我离开了这座城市，搭船前往闽江边上的福州府。福州府是福建省的省会，位于北纬25度30分，在著名的武夷山附近，距舟山和广州差不多远。在快要进入闽江口的时候，我们把船停在了白犬列岛[2]的某个背风处，希望找到一个渔夫把我们的船引导进闽江，因为闽江口的航行，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直到最近才对这一带的水情进行了一次并不算全面的调查。乘坐船上的小艇，我们来到岸上，发现一个小小的渔村，里面住了一些男人和男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外表上看上去就像是一些剽掠之徒。这些人似乎只是在一年之中的某个时段到这儿来打鱼，渔期结束后，他们就转移到陆地上更舒适的地方去生活。岛上从来不允许女人居住。

我们相中了一位显得最是饱经风霜的人，问他熟不熟悉闽江水道，是否能够把一艘吃水三噚的船引入到闽江中。他立即给了一个肯定的答复，但等到我们请他上船的时候，他又改变了主意，犹豫起来，也许是因为不信任我们，又或者是因为害怕，他的这一行为若是被官府知道，不知道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肖先生、弗里曼船长还有我，我们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商讨下一步怎么办。我们的 船和整船货物正处在危险之中；闽江口那众多的充满危险的沙洲历历在目；这个人拒绝给我们提供服务不过是出于害怕和无知，我们由此决定，万般无奈之下，我们也只好用强，逼着他为我们服务，这样做应该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我们于是把船停靠在他的帆船旁边，把他和他的帆船都强行带走。一旦到了我们的船上，他很快也就不再害怕了。

中国人肯定是一个奇怪的、令人难以索解的民族。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把他们船上的人强行带走时，别的船员竟是那样的冷漠，他们的同行——小港湾里当时还有其它几条船——也是如此，他们甚至没怎么抬头看我们。在我们登上小船，绞起锚链，扯起风帆的时候，他们也没表示出一点起码的关心。

第二天早晨，在引航员的带领下，我们的船出发了。通过一条海图上没有标记出来的水道，他把我们引进了闽江。对于闽江每一处的水深，我们这位引航员都了如指掌，最后，我们的船安全停在了一座小庙旁边，这儿离闽江口大约有几英里的距离。最危险的航程是一段两旁都是沙洲的河道，在经过这段水域之前，我们的船长非常平静地对引航员说，如果因为他犯错而导致我们的船搁浅的话，我们将把他的发辫割下来。对中国人来说，这几乎就是最严重的惩罚了。引航员听了之后，耸了耸肩，一脸狡诈的样子，然后说：“好吧，我们走着瞧”。安全到达停泊地之后，这位老人觉得现在该轮到他回敬我们一个笑话了，他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一只手甩着他的发辫转圈圈，叫道，“哈，我的发辫怎么啦，还要不要割它？你们满意吗？”

当地人把我们进入闽江的水道叫做“五虎门”[3]，意思是有五只老虎守在这儿。在这儿我们看到很大的一块巨石，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岛， 被劈成五个金字塔形的礁石。 中国水手们对这些礁石都很敬畏，事实上，他们是把它们当海神来崇拜的，每次出海回来，水手们经过它们旁边的时候，都不会忘记给它们上供，向它们表示感谢。人们经常讽刺中国人对他们宣称信奉的宗教很不虔诚，但是他们在烧香的时候，在庙里做礼拜的时候，那种热诚虔敬的神态，估计要让很多自称是更神圣、更纯洁的宗教信徒们自愧不如。

闽江口以及一路上溯到福州府的风景都很美，让人印象深刻。随着地形不同，闽江的江面宽度和江水深度都在不断变化。在闽江口和另外一些河段，江水和两岸的山岭之间有一些低平的土地，这些地方的江面宽度一般在一英里以上。但在别的河段，高山夹岸而起，这儿的江面就很窄，水流很深、很急。从闽江口到福州府城，大概有两三处这样的河段。 整个这一地区以山地为主，有不少海拔三千英尺以上的高山。每年的这个时候正是雷雨多发时节，雷雨中这些高山看起来更高大更肃穆。

很明显，战争期间，中国人很害怕我们侵入到这儿来，我注意到江两边那些险要的地方都修筑了军用工事，但现在这些工事里的枪都撤走了，工事也都倾塌了。

沿江上溯几英里，有一个很小的镇子，同时也是一个军事要塞，闽安[4]。闽安地理位置很好，坐落在小山的斜坡上，居高临下地扼守着江面，如此险要的地形，如果由英军来把守的话，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闽安下游一点的地方，闽江被拦腰阻断，石头、破船把所有水道都阻断了，潮位高的时候这些石头和破船都淹没在水中。我想，这个防卫计划是想把英军的战船都阻在这些障碍前，然后通过建在附近的炮台把我们的人都用炮火消灭掉。

江岸上有很多寺院、小庙，建得都很漂亮，极尽夸饰。庙里的和尚们非常喜欢无花果树，菩提树的一种，经常把它们种在寺庙旁边，它们暗绿色的树叶和四向伸展的枝条提供了一片遮蔽烈日的浓荫，清凉可喜。在福州府下游大约九英里远的地方，河岸左边的小岛上建有一座美丽的宝塔[5]，附近就是大型船只的泊锚之地，对这些大型船只来说，再往城里走就有些冒险了。江边所有的低矮山丘都开成了整齐的梯田，种上了红薯和花生。只要是较为肥沃的地方，哪怕是海拔至少2500英尺的高山上，也都种上了一些东西。但大部分山地还是非常贫瘠，光秃秃的花岗岩裸露在外。岩石之间泉水终年不涸，这些泉水在山间汇入溪谷，跌宕之时形成了很多美丽的瀑布，最终都流进闽江。有些地方，林木很是茂密，至少在中国属于还不错的那种。这一带的风景——山间蜿蜒游淌的美丽河流、岛屿、寺庙、村庄以及要塞——虽然不是最丰富多彩的，但总体上说来，我认为，在我到过的中国各地中，还是最美、最有传奇色彩的。

福州府的城市和郊区坐落在山间的一片开阔地上，大约距闽江口有二十英里远。闽江从其郊外流过，联结两岸的就是著名万寿桥[6]。人们都说这座桥有一百个桥拱，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拱桥，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壮观。万寿桥全长2000多英尺，有五十个用石头砌成的结实桥墩，连结相邻桥墩的是一片片巨大的花岗岩石板，这些石板就是大桥的桥面。雨季的时候，迅疾的江水从桥墩间奔涌而下，大桥却能屹立这么多年而不倒，这本身就证明这座桥建设得有多么坚固。

我们把船停在闽江口，然后，肖先生、弗里曼船长和我搭了一艘当地的船前往福州。就在我们上船的时候，我们的老朋友，那位引航员，他这时已经习惯了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很自在，他走上前来请求我们搭他一段路，搭到前面第一个市镇就行。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回到他打鱼的白犬岛上去，他回答说，“路上的强盗会把你们付给我的领航钱全抢光，我得先把这些钱存在镇上一个朋友那儿，确保它们的安全，做完这些事，我再回到岛上去。”

由于最近下了大雨，水流很急，我们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才上遡到福州府。我们在上文提到的万寿桥附近弃船上岸，立刻就打听英国领事住在哪儿，有人告诉我们，他住在城内的一座庙里面，大概离我们上岸的地方有三英里远。由于郊外所有的街道那时候几乎都泡在水中，有些地方水深甚至达到四英尺，我们不可能涉水走这么远，也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尝试。很多轿夫围着我们，执意要把我们推进他们的轿子，就像伦敦的售票员把人推进他的马车一样。我们乖乖地顺从了他们的意思，坐进轿子，往领事住的地方出发了。这儿的人们没看过什么外国人，所以显得特别无礼，让人觉得恼火。成百上千的人跟着我们，簇拥在轿子周围，四面八方都听到他们在叫“番仔”“番仔”，他们对外国人的特有称呼，有时还夹杂一些带有更多恶意的称呼。我们的中国仆人，走在轿子旁边，因为与我们的关系而受到众人的攻击和谩骂。在一条街道上，积水非常深，以至于我只好站在轿子上，就这样我的脚都还是泡在了水里。到了这儿，人群变得骚动起来，他们开始向我们泼水。起初，我们那几个仆人对这一切还逆来顺受，但他们的好脾气也有耗尽的时候，他们开始和攻击者对着干。于是整个场景变得既可笑又让人生气，幸好我走在前面一点的地方，没有卷入到这一场混战中去。 弗里利船长则全程参与其中，浑身都湿透了。等到我们进到城墙里面以后，就再没人来骚扰我们了，我想，是因为城里面的警察力量更强大一些吧。

整个城市都用城墙围了起来，依靠城墙来设防，就像宁波和上海一样。福州的城墙周长至少有八、九英里，按照通常的做法，东西南北各设有一个城门。 城墙上有些地方，包括四个城门上面，都建有镝楼，每座镝楼里都配备有枪炮。按照有关文章的介绍，这些炮都是上次战争开始后才铸造的。城内大部分地区都是密集的房屋，只在南门到北门之间有一小块地方现在还空着。 城内有两座相当漂亮的宝塔，一些小山，小山上建了一些寺庙。站在小山上，整个城市和郊区的风景都尽收眼底。英国领事就住在其中的一个小山上[7]。

中国城市的街道都是大同小异，只不过有的街道比别的街道宽些，有些街道上的商店更有趣更吸引人一些，但绝大多数街道都还是又窄又脏，福州府自然也不例外。看起来，这儿的铜产品交易规模很大，很多商店里都摆满了各种铜器，特别是锣鼓，大大小小的锣鼓，数量非常之多。 福州的铜主要是从琉球用帆船运来，一起运来的还有相当数量的黄金，据说这两种金属原本是从日本进口的。我后来曾在闽江口登上两只驶往琉球的帆船，看到上面装满了茶油，船上的人们告诉我，他们要用这些茶油去交换琉球的铜。福州也生产大量的铁器，铁丝销售范围很广。然而，这儿最大宗的贸易物资还是木材，大量的木材顺着闽江漂下来，占用了郊外江边的很多亩土地，成百上千艘货船来自于厦门、宁波、乍浦，甚至有些来自于更北方的一些省份，如山东和北直隶的一些港口。这些船常年来这儿从事木材交易，交易的主要是一种常见的松木，用于建房。所以在装船之前，木头通常都要锯成适合建房的长度。在这儿，质量上好的硬木板也是敞开供应，要多少有多少。运送木材的这些货船在装船时很有技巧，大量木材被捆扎在船的两侧，这样装上货以后，货船的宽度比未装货之前要宽上三倍左右。

与我到过的别的城市相比，福州的银行业要发达得多。在交易中，钱票使用很广泛，人们对钱票很有信心，比起银元和铜钱，人们更愿意使用钱票。有些钱票的票面价值很低，大约四百铜钱，仅相当于十八个便士，其它钱票的票面价值则很高。

比起北方各城镇的人，福州人在生活习惯上通常要更洁净一些，看起来也更活泼一些，事实上，在这些方面，比起其它地方的人来，他们更接近广州人。我非常惊讶地发现，福州吃牛肉甚至喝牛奶的人不在少数，在我到过的中国其它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没人吃的。实际上，在别的地方，看到英国人吃这些东西，中国人总是掩饰不住他们的吃惊。

福州妇女特别喜欢用花朵——既包括真花也包括假花——来装饰她们的发型。乡下女人喜欢那些又大又艳丽的花，比如红色的芙蓉花，而那些有教养的年轻女孩则喜欢茉莉花、晚香玉这一类的。但是，比起真花，假花用得更普遍一些。

据估计，福州府的人口大约有五十万，如果加上郊区和附近众多村子里的人数，我相信这一数字并没有高估。不过，直到我要离开中国了，在贸易方面，这儿却还是一点变化也没有，这让我忍不住想，福州在人口众多这方面的优势被过分夸大了。对于英国来说，福州的地位永远不可能像北方的港口城市上海那样重要，其原因只要列出下面这一条就够了，福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的地位。福州周围全都是山地；河流湍急，有些河段又太浅了，而且还经常发洪水；如果要把货物自由地流通到内陆的农村去，这样的地理条件自然是很不利的。 有人认为福州府有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它靠近武夷山和红茶产区，于是认为福州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商业中心，即红茶出口到欧美的中心。但这种推测现在已经证明是靠不住的，我想大家都已经明白，比起运到福州，红茶运到上海或宁波要更容易一些。

上述不利条件之外，福州人看起来属于那种无法无天的人，与广东人的性格特点完全一样，而且他们与广东人一样，对外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对于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则非常自负。自从对英国开放以来，福州已经发生了好几次骚乱事件。

拜访过英国领事之后，我们又回到郊区，打算租所房子，以便在此期间可以有个落脚的地方。等到回到河边，我们发现，我们的行李和仆人都已经在一所宅子里安顿好了，宅子是由官府派来照顾我们的一个人提供的。我们很高兴可以避开门外那些骚扰我们的人群，所以对于住处就没过多挑剔，但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被严密监视起来了，我们所有的行踪都被报告给了官府。

闽江有不少河段还处在洪水泛滥之中，在这些地方行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有天早晨，我带了一个向导和脚夫，出发前往乡下很远的一个地方，之所以带上脚夫，是因为知道有一些地势低洼的地方仍然淹在洪水中，脚夫也许可以背我涉水。刚开始的一段时间还很顺利，但等到江潮开始上涨，我很快就发现，我要么是原路返回，要么就下定决心别管什么水不水的，因为我们要走的那条路全都被水淹了。我不愿意退回去，于是继续往前，我们经常要在齐腰深的水中淌水过去，接下来的几天都是这样，而且头上还顶着烈日，气温之高就连荫凉处都至少有华氏95度。这种情况就是铁打的人也抗不住，我后来就因此而病倒了，病得很厉害。

我现在很想深入到农村去，特别是到那些出产红茶的山区里去。但是那些中国官员，他们通过探子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他们极力劝我不要这样做。他们把我的情况汇报给领事，诱使他相信他们，他们说，劝阻我进入内陆的唯一原因是，外国人在那儿很难取得乡民的信任，因而很不安全，而他们会逐步与我想去的那些地方的官府进行沟通，在这以后也许我就能安全地前往了。但是我与中国各地的官员们打了太多的交道，知道官员们说的话都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在看穿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之后。在这件事上，他们这样做就是想一天一天拖延下去，直到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当中国人想要达成一个目标时，他们唯一考虑的是，是讲真话有助于目标的实现，还是讲假话？哪种办法更能实现目标，他们就选择哪种，也许，他们稍微偏向的还是讲假话。

当官员们发现，有关乡民们暴烈和仇视外国人的性格特点，尽管他们给我讲了很多，我还是不为所动，决定前往，于是他们转而宣称，说那一带根本就不出产茶叶。他们满心以为，一个英国人要去探访中国农村，除了看看他喜欢的茶叶是怎么种植的，此外便没有别的什么目的了。事实上，所有中国人都确信，如果不是天朝帝国出产了这些东西，像英国这样的蛮夷小邦根本就不可能自立自存。据报道，天子陛下，也就是中国皇帝，他在上次战争期间就曾亲自号召他的臣民，使用一切手段，禁止英国人获得茶叶和大黄，其中茶叶是英国人生活所需，大黄则是英国人治病所需，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皇帝陛下说，英国人就一刻也生活不下去了，用这种办法来征服英国人，比起使用武力来要容易得多。

我告诉中国官员，我不在乎那些山上是否有茶园，简而言之，我已经铁下心来要去看一看了。

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出发了，踏上了前往茶山的道路。路上穿过了一片平原，位于福州城北和山岭之间，平原上种植的主要是稻子、甘蔗、姜以及烟叶。小山丘的山坡上以及更高一些的山岭坡地上，夏季大量种植的是红薯和花生。 随着道路的上升，山岭越来越崎岖，庄稼越来越少，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有那些本土的植物品种。

我们吃力地攀行在一段著名的山道上，这段山道全程都经过铺砌，而且半道上还有一座供行人休息的亭子。我们爬到了山顶，山顶是这一带的至高点，眼前风光非常壮丽：闽江河谷远远地伸向其它山岭；福州城尽现眼底，宝塔，寺庙以及城中耸立的谯楼；宽阔平静的江流，蜿蜒流入大海；以及争高直指、负势竞上的群山，这一切都让人既惊奇又羡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这些山里，大约海拔2000英尺和3000英尺高的山上，我找到了自己迫切寻找的红茶产区，而我那些亲爱的官员朋友们却矢口否认它们的存在。因为我也到过北方的几个绿茶产区，我很想弄清楚，这两个地方的茶树是属于同一品种呢，还是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属于不同品种？ 这一次我很幸运，不仅找到了一大片茶园，而且正好碰到当地茶农在采摘茶叶和加工茶叶。我不仅采集到了一些新的植物标本来丰富我的收藏，而且还得到了一株活的茶树。我后来把这棵茶树带到北方的绿茶产区，在经过细致的对比后，我发现它与绿茶茶树完全相同。也就是说，通常运到英国去的，来自中国北方的那些红茶和绿茶，实际上产自同一茶树树种，它们在颜色、味道等方面的不同，仅仅是因为加工方式的不同而已。

山民们看到外国人都非常吃惊，他们从住的地方跑出来，挤在一起看我，但是比起他们那些住在山下面以及福州城里的同胞来，他们要文明得多，也有礼貌得多。

这次出游回来以后，我花了很多时间考察福州周边的苗圃，这些苗圃里有一些让人感兴趣的植物。全中国各处花店里都有售的著名的佛手柑，似乎在这儿才能长得最好，实际上，这儿看起来就是佛手柑的原产地。福州府一带简直就是个开满了山茶花的大花园，在中国别的地方，我从来没看到过开得这么旺盛的山茶花，也没看到过种得这么好的山茶花。龙船花和绣球花也长得特别好，特别漂亮。绣球花总是开一种深蓝色的花朵，比我在英国看到的颜色要深得多。它们都种在肥沃的壤土上，这种壤土里含有一种化学物质，正是这种化学物质使得绣球花开出了深颜色的花朵。

在这儿，就像更北边一些的地方一样，冬天的时候，农民在田里种上小麦和绿色蔬菜，到了夏秋两季，大部分低平的土地，至少是所有那些有灌溉条件的土地，种的都是水稻。早稻七月份成熟，晚稻错行栽种在早稻的稻田里，这种做法也与北方省份一样，晚稻要到秋天才能成熟。烟草在福建省得到大量种植。农民们小心翼翼地伺弄着这种植物，尽可能地让烟草叶子长得大一些，漂亮一些，为此他们要定期摘除烟草开出来的花朵，同时也要把所有那些小而无用的叶子在其刚长出来的时候就摘除掉。和我到过的中国其它地方相比，糖和生姜在这儿也种植得更广泛一些。山坡上则大量种植红薯和花生。

水果当中，李子不错，但比起英国的李子来还是要差一些。桃子外形长得有点奇怪，但没什么价值。然而，那些也许真正能称得上是中国水果的，比如荔枝、龙眼和黄枇却非常好，这儿的气候很适合它们的生长。我在福建的这段时间（七月），荔枝树上结满了小小的红色果实，非常漂亮，和那些深绿明亮的树叶正好互相映衬。闽江流域还种有大量的桔子、香橼和柚子，但这些水果的成熟期都不在这个时候。我也第一次看到了通常称为“中国橄榄”的果树，因为它的果实与欧洲橄榄相似而得名，此外还看到了中国枣树，结出的果实与进口到英国的那些大枣没什么两样。

福州府附近的田野里，大量种植着芳香的茉莉花。妇女们把花插在自己头上，有钱人家也在桌子上摆些花，用作点缀。我估计，从南到北，所有花圃里供应的茉莉花都产自福建省。还有一些别的花卉植物，比如九里香、米兰以及金粟兰等，栽种这些植物是为了采摘它们的花朵，将这些花儿和茶叶混在一起。

在我停留福州期间， 我得到了英国领事馆的沃克尔先生的大力帮助，本地人也一如既往地给我制造各种麻烦，让人恼火不已。做完在这一地区要做的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

[1] 译者按：本章并无鱼鹰的内容。当是作者在编辑第一版《漫游中国记》时，删除了正文中的有关内容，但标题的相关部分却忘记删除了。

[2] 译者按：白犬列岛今属福建省长乐市，位于闽江口东南侧，下辖东犬岛、西犬岛、林坳岛、犀牛屿、永留屿、破浪石屿、大屿、小屿。面积5.17平方公里。

[3] 译者按：又名五虎礁，位于福建连江县闽江入海口，五座巨大的礁石，宛如五只猛虎蹲在波涛汹涌的江水中。

[4] 译者按：闽安古镇位于福州下游30公里处。闽江下游江流曲折，两岸群山耸立，闽安镇所在地势最为险要，最窄处只有600米，是扼守闽江口的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初在此设置炮台，作为进出福州的第二道防线。

[5] 译者按：指罗星塔。罗星塔建在闽江下游马尾三水汇合处的罗星山上。旧时罗星山孤悬江中，山顶屹立一塔，便是罗星塔。罗星塔是国际上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之一，过去，外国船只来福州都在罗星塔下抛锚，所以外国水手又把它称为“中国塔”。

[6] 译者按：即今解放大桥。万寿桥横跨闽江，连接两岸的台江与仓山。它始建于元代，全长391米，桥面由石板铺就，桥下有37孔水道。1931年桥面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并进行了拓宽。1949年后改名为解放大桥。

[7] 译者按：英国驻福州首任领事李太郭于1844年到任，最初租住城外台江鸭母洲民房。李太郭以在城外居住“有恐水火、盗之虞”，坚求入城。李太郭一开始打算在城内白塔寺附近赁居，遭当时的闽浙总督刘韵珂及士民反对。李太郭后遂于城内乌石山积翠寺赁屋数间居住。则此小山即乌石山也。

第十八章

搭乘一艘帆船——离开闽江——感冒发烧——帆船上对海神的祭拜仪式——受到海盗攻击——船上的乱象——胆小的中国人——击退海盗——船员们对我的感激之情——安全泊锚——另一支海盗船队——回击海盗及其后果——到达舟山——船员们的忘恩负义——让他们信守诺言的方法——住在上海的外国人热心地照顾我——大桃子——把植物打包——离开中国北方——驶向英国——到达泰晤士河——结束

在我访问福州的那个时候，尽管福州已经向英国开放，而且英国也在这儿派驻了一个领事，但从商业的角度来看，福州却是无足称道的。上文已经介绍过了，进入闽江的航行非常困难，也非常危险， 很少有外国船只愿意冒险来到这个港口。所以当我完成了这儿的植物研究工作，打算回到北方的上海时，我只好搭乘中国的帆船，有一个这样的帆船船队几天以后正要驶往宁波和乍浦。因为知道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喜欢外国人，对外国人很戒备，所以我对于能否劝说他们接受自己搭乘并没有什么把握，如果他们不肯接受的话，我就打算到闽江口去，看到船就先上去，不管礼不礼貌，也不管船上的人愿不愿意。我派我的仆人前去打听船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让我大为惊喜的是，仆人回来时把船长和一些水手也带了过来，他们不仅是同意我搭乘，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急切地想与我同行呢。

宁波和乍浦的帆船装载的主要货物是木材。木材就堆在甲板上，船舷上面和两旁也用粗大的竹缆绳绑了一些木材，这些竹缆韧劲非常强，绑扎得非常结实。在福州府码头，有时候可以看到几百艘这样的货船正在装货，特别是在夏天，当季风风向有利于它们返航的时候。官员们对这么大的船队非常戒备，不允许他们携带枝支，即使是用于自卫也不行，很显然，官员们担心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枪口调转过来反对政府。这样规定的后果就是，这些可怜的船员，还有他们船上的货物，很容易就沦为海盗们的猎物，而这一带的海岸又充斥着众多的海盗。

货物装好以后，船长前来通知我，船就要出发了，请我前往登船。在我打包行李的时候，他开始仔细地查看我的武器，并且问我：“希望你的枪能正常使用，你带的火药和枪弹充足吗？”“为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呢？”我说，“我敢保证，这次沿着海岸航行，我们连个射击的目标都找不到。”“你会找到射击目标的，”他回答道，“我们很可能会被强盗攻击，外面的海岛上有很多这样的强盗。”“‘强盗’是谁？”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名词，于是便问我的仆人。“强盗就是海盗，”仆人说，“我们都被他们吓得要命。”“胡说八道，”我喝住他，“没有什么海盗敢来攻击我们，如果有，他们会后悔的。”这个时候，对于沿海这众多的无法无天的家伙，我一点概念也没有，认为这都是船长和仆人的胆怯在作怪。

我一登上船，我们就收锚启航，驶向闽江口。一共有大约一百七十只帆船，组成了一个驶往北方宁波和乍浦的很大的船队，每只帆船都像我们自己的船一样装满了木材。当天晚上，船长们在我们的船上举行了一个会议，指派了一名代表去与官府交涉，请官府派战船护送船队，以免船队遭受海盗的攻击。与官府的交涉进行了好几天，但官员们的要价太高了，船队无法满足，于是最终决定继续航行，不要官府的护送。就在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突然起风了，从北方刮来一阵大风，一连刮了三天，然后它又转为南风，风力就像前面那阵北风一样猛烈，这样又刮了三天。这些帆船从来不在暴风雨的天气中出海，即便是顺风也是如此。就这样，又是刮风，又是和官府谈判，我不得不在闽江口等了两个礼拜，只好强迫自己适应帆船上的生活。

只要身体健康，我在船上也能过得有滋有味。可是过去这个夏天，特别是在福州府的时候，我一直在野外奔走，这逐渐破坏了我的体质，前一阵子凭着身体硬撑，还能把风寒驱走，现在风寒一下子把我打倒了。我病倒在简易小床上，一连躺了很多天，陷入间歇性昏迷状态。好几次，当神智清醒的时候，我非常肯定地对自己说，我的旅行就要结束了，闽江岸边将新增一座孤坟。死在异国他乡，没有一个朋友或者英国同胞来帮我合上双眼，或者跟在灵柩后面送我入葬，我似乎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结局。

一连好几天都是顺风，天气看起来也稳定下来了，船长来到我躺着的地方，告诉我他们打算第二天早上出发。他又一次问我步枪和手枪能否正常使用，是否带够了火药和子弹。我仍然认为他们过分夸张了旅行中的危险，我笑着说：“不用担心，一切都很正常，要是海盗胆敢来犯，我保证击退他们。”然而，我清楚地看出来，船长和船员们对于这趟航行是真的很担心，如果再来一阵风暴，他们将很高兴又可以找到延迟出发的借口。但现在他们已经找不到再拖延下去的借口了，他们决定，整个船队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

中国船员出海之前都要祭拜一下神灵，求得他们的护佑，这样整个航程才有可能又快又顺利。于是，在这一天，我们这条船的船舱都布置得井然有序，桌子上摆放着一碟碟猪肉、羊肉、水果和蔬菜等等，香案前点了一会儿蜡烛，烧了一会儿香，整个过程非常严肃，让人印象深刻。厨师看起来像是主祭，他负责安排整场祭礼。在以后的日子中，就像这天一样，厨师每天都要点亮神龛前的蜡烛，焚香，向神跪拜，这些都是他的职责。

第二天一大早，整个船队都开始行动了，它们全都在同一个时间出发，为的是可以互相保护。一路上顺风顺水，我们沿着海岸线快速行进，很快就看不到闽江以及它那美丽而又浪漫的风景。互相保护的计划似乎很快就被放弃了，大船队分成了三、四个小船队，各自都在以最快的速度前进。下午四点左右，当我们离闽江已经有五十或六十英里远时，船长和领航员匆忙来到我的船舱，告诉我他们看见很多强盗，就在前面，停在那儿等着我们。我对这一说法不屑一顾，说他们是把看到的每一条帆船都当成了海盗，但他们仍然坚持说那些人就是海盗，我于是觉得还是小心为上，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我从床上起来，拖着发烧的病体，仔细检查了我的那些武器，清理了步枪、手枪上的火门，换上新的火药帽。在给步枪装药时，我还给每一发都压入了一颗弹丸，手枪则插在了两边的口袋里，然后耐心地等着将要发生的事。等到最近的那艘帆船驶近，借助一副小小的便携式望远镜，我看到它的甲板上站满了人，这时我对它的意图再也没有丝毫怀疑。领航员是位年老多智的人，他走到我跟前说，他认为抵抗是没有什么用的，我也许能击退一艘甚至两艘船，但我不可能对付得了五艘海盗船。那个时候我不想采纳任何人的建议，也不想听从任何人的差遣，我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岗位上去。我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被海盗抓获，我一点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脑袋敲晕，然后把我扔进大海，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让我逃脱的话，他们会很危险。但同时我也承认，要击退这么多的海盗船，希望渺茫，要是自己没有登上这艘船该有多好啊。

我周边的情形很是奇怪，船长、领航员，还有一两个中国乘客，他们都下到船舱底层，把他们的钱和值钱的东西藏到压舱物中间不容易找到的地方。普通水手也把他们的铜板钱到处乱藏，船上陷入一派喧闹而又混乱的场面。等到他们把稍为值钱的东西都藏好之后，这才开始为防卫做些准备。人们从船舱中把盛满小石头的篮子搬了上来，把石头倒在甲板上可以随手取用的地方，一旦敌人攻到近处，别的武器不顶用了，这些石头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在中国的各个地方，这种防卫办法很常见，如果敌人和自己的武器差不多，这种办法很顶用，但像我们现在所处的福建沿海，所有的海盗船都配备了火枪，因此，哪怕是一甲板的石头也阻止不了海盗。

就在这一片喧闹之中，我的仆人有那么一会儿不知去向，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改妆易容，连我都认不出他来了。他特意穿上了从水手们那儿借来的破破烂烂的衣服，而那些水手也都穿上了自己最破的衣服。 我问他为什么穿成这样，他告诉我海盗只会扣押那些有钱人，因为他们才可能付得出大笔的赎金，而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海盗们觉得不值得动这个手。

我身边围着几个船员，他们东一个想法，西一个主义，应该说，他们此刻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给你添乱而已。很多人提议赶快调转船头，逃回到闽江去，但最近的海盗船离我们只有不到两三百码，他们只要向下风推一下舵柄，就可以用枪炮给我们一阵连续的侧击。我们船上陷入到一片沮丧和惊慌失措之中，除了两个掌舵的以外，其余的人都逃到船舱里面去了。我很担心这两个人随时也要离开他们的岗位，那我们可就要乖乖地成为海盗们的猎物了。“比起强盗们的枪来，我的枪离你们的脑袋要近得多，”我对那两人说，“如果你们离开船舵，我马上就把你们击毙。”这些可怜的人看起来很不安，但我想，他们最好还是甘冒海盗的枪炮，坚守在岗位上，而不要来尝试我的枪法。大木板、成堆的旧衣服、毯子以及类似的一些东西，只要是在手边，我们都把它们堆在一起，用来抵挡海盗的射击。我们把风帆扯到最高，正值顺风，所以我们的船走得很快，速度大概在每小时七到八海里左右。

海盗们的射击就落在离我们非常近的位置，我因此能够推测出他们枪支的射程和威力，这对我有些用处。指望我们那些胆小的船员前来帮忙，那是完全靠不住了，他们当中连个敢于上来投掷石头的人都没有，这可是他们摆在甲板上待用的。实际上，等到海盗们再靠近一些，投掷石头可能还是会起到那么一点点用处。顺风和满帆航行并没有什么作用，因为那些追逐我们的海盗，他们的船比我们的要快得多，很快就要追上我们了。离我们最近的海盗又朝我们开火了，这一次枪弹就落在我们船尾后面。我仍然保持着安静，因为我想让我的武器产生出奇制胜的效果，在这之前，我不能开枪。海盗的第三次射击紧接着又过来了，它呼啸着从我们头顶飞过，射穿了风帆，但没伤着掌舵的人和我自己。

海盗们现在对捕获战利品看起来非常有信心了，他们来到我们船旁，像恶魔一样呵骂着，叫喊着，同时给他们的枪换上弹药，很明显，他们并不想节约他们的子弹。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一开始就拟好的计划现在要经受实战的考验了，如果这些海盗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是些孬种，那我们肯定要落入到他们的魔爪，谁也救不了我们。即使现在，隔着半个地球，在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仿佛还能听到他们那可怕的叫喊声。

最近的海盗船现在离我们已不到三十码，他们的枪又重新装满了子弹，我知道他们这一次射击将彻底覆盖我们的甲板。“现在，”我对舵手们说，“你们看着我，一看到我趴到甲板上，你们就马上照着做，否则你们将被他们打死。”我知道，现在跟在我们船尾后面的海盗，如果不把他们的船舵转向下风，使得他们的舷舱门与我们的船尾形成直角，他们就没办法向我们射击，因为他们的枪都是从舷舱门里射出来的。所以我牢牢地盯着他们的舵手，一看到他向下风推舵柄，马上命令我们的舵手躲在一些木头后而，脸朝下趴着，同时我自己也趴了下来。我们刚趴好，就听到枪声呯呯地响了起来，子弹在我们头顶很近的地方呼啸而过，我们身旁的木头都被枪弹打得碎片乱飞。幸好我们当中没人受伤。“快看，大人，”我的一位同伴叫道，“快看，他们离我们非常近了。”他不想再像刚才那些受到他们连珠般的侧击。带着同样的想法，我从我们帆船那高高的船尾后面挺身而出，趁着海盗船离我们只有不到二十码，趁着海盗们还在咒骂叫喊的时候，我对准他们的甲板来回射击，子弹从我的双管枪中喷射而出。

就像听到晴天霹雳一般，海盗们都惊呆了。毫无疑问，他们中很多人被击中了，可能还有一些被打死了。不管伤亡怎样，整船的海盗，大概不下四、五十个，刚才还都挤在甲板上，现在却奇迹般的都不见了，他们一个个躲在舷墙后面，或者脸朝下趴着。他们完全被吓坏了，以至于连掌舵的人都没有，风帆在风中下垂，而我们的帆船仍然高挂着满帆，保持着既定的航向，很快就把海盗们抛在船后老远了。

现在又有一艘海盗船，就像前面那条船一样，冒冒失失地朝我们冲过来了，而且两条船连射击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既然对付前面那条船我们大获成功，我于是决定依样画葫芦，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这条船，暂时不去理睬它的射击，等到它离得更近一些的时候再说。但这一计划现在变得有些复杂。前面被我们打退的那条海盗船现在修正了航向，一直远远地跟在我们后面，另外三艘海盗船，虽然离得还很远，但也正在全速前进，要加入到战斗中来。这时，第二艘海盗船已经差不多与我们齐头并进了，他们不断用枪朝我们的甲板进行射击。 我们像上次一样还是盯着这艘船的舵轮，尽量把自己藏好。与此同时，我那几个掌舵的可怜伙伴，还在不断请求并且祈祷我赶快向这些强盗开火，否则我们都要被他们杀死了。一等到海盗们离我们只有二、三十码的时候，我立刻就把双管枪对准他们开火，像上次一样把他们的甲板横扫了一遍。这一次，他们的舵手中枪倒下了，其它几人也肯定受了伤。在那一两分钟里，除了海盗们举着用以保护自己免遭枪伤的木板和各种防护物，我眼里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没人掌舵，这艘海盗船很快就被风吹偏了，远远地落在了我们后面。

就在我观察这艘海盗船的时候，我们的人向我喊道，船尾又有一艘船靠近了，因为被我们船上的主帆遮住了所以我没能看到它。幸好，这是一艘像我们一样装运木材的宁波货船，稍早一些时间，这艘船已经被海盗们劫持，虽然它仍然在匪徒们的控制之下，但因为船上没枪，所以对我们构不成什么危险。我清楚地看到，那些可怜的宁波船员，一个个似乎都非常沮丧，非常害怕。我后来才知道，一旦船只被劫持，船上所有的重要人物，比如船长、领航员以及乘客都要被从船上带走，海盗们然后登上这条船，开着它驶往位于某处海岛的老巢，一直把船扣在那儿直到收到高额的赎金。船和人都需要交纳赎金，如果收不到赎金，海盗们就会把船上的主桅、帆樯以及稍微值钱点的东西都搬走，然后将船付之一炬。

另外两艘海盗船在我们后面跟了一段时间，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他们再不敢追上前来。最终，所有的海盗船都驶离了，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现在轮到我们那些“英雄”般的伙伴们从其藏身之处出来亮相了，他们飞快地钻出来，像刚才的海盗一样咒骂着、叫喊着，并且嘲笑海盗，喊着海盗再回来继续战斗。 他们勇敢地抓起石头，扔向那些撤退的海盗船，但只扔出去不到十分之一的距离就掉入海中。倘若这时有个旁观者，没看到这群人前面的表现，说不定还以为他们是天底下最勇敢的人呢。好在那些海盗不会赞同这一看法。

在船长、领航员、船员和乘客们看来，我现在就是天下最伟大最好的人之一。实际上，他们都跑上前来，跪在我面前，像给什么大人物下跪一样，向我表达他们深深的永久的感激之情，只是他们对我的这种谢意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现在，太阳的光辉慢慢隐没在福建山岭的后面，那些较为虔诚的乘客和船员，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崇拜、感谢想像中神灵的机会，他们倒头向它下拜，感谢它让他们从海盗手中逃脱出来。夜幕降临后不久，我们来到一处安全的锚地，这儿的地方官员手腕强硬，那些横行别处海岸的海盗，都不敢来这儿骚扰。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出发了，这一天的航行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傍晚我们来到另一个安全的锚地，或者说集结地。锚地里集结着很多船只，这儿的安全来自于停泊船只的数量以及船只自己的防卫力量，而不是因为海盗对地方官府有多畏惧。我们到达的时候夜色很美，天上一轮满月，亮如白昼，海潮对我们的航行也很有利，因为我急于赶路，于是极力劝说他们继续航行。但是我的话不起作用，一到锚地，看到一只大船队停在那儿，我们船上的铁锚马上就抛了下去，他们决定这个晚上就停靠在这儿。我感到很恼火，但又知道多说无益，只好静静地上床睡觉。这之后大约不到一个小时的样子，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听到甲板上传来一片喧闹声，我想看看是怎么一回事，结果发现我们又启航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但我想象不出来，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于是我走上甲板，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船上的人，船刚停下来的时候，看起来都是准备睡觉去的，可是不久，锚地上别的帆船都把锚收了上来，开走了，原来它们只是停在这儿等海潮上涨，然后趁着涨潮要驶到附近的几条河里去。我们船上的人这下子都慌神了，唯恐海盗趁我们抛锚的时候前来袭击，他们立刻把锚也收了上来，继续向前航行。当然，这一结果倒是让我感到非常满意。

第二天傍晚，我发着烧，躺在自己床上。这时船长匆忙下来，告诉我他们发现了另一支海盗船队，而且很明显，那些船停在那儿，就是在等着我们。我只好撑着病体起床，来到甲板上，通过我的望远镜，我看到从大陆附近的岛屿之间驶出来六条帆船，很明显它们是冲着我们来的。与上次不同，对于它们是不是海盗船，这一次我并不怎么怀疑。这些无赖船只，你只要看过一次，以后当它们从巢穴里遛出来时，你再不会把它们和别的船只搞混。 它们那快速帆船的船体结构，风帆的独特形状，倾斜的船桅，以及甲板上排成一排的拥挤人群，这些都告诉人们，他们干的到底是何种营生。我们必须为再一次的较量而做好准备了。

我现在想，也许可以在我们的实力上做做文章，看能不能瞒过这帮海盗。再一次与他们交手，我担心难以成功，特别是如果让他们知道船上只有我这一个外国人的话，就更难办了。我知道他们很怕外国人，怕外国人的枪，我的打算是，让他们误以为船上有很多外国人，而且都是全副武装的外国人。 为此我把我的闲置衣服都搜罗出来，从船上的人当中挑选那些长得最不像中国人的，让他们穿上我的衣服。 同时，我让他们把用来升起风帆的各种短棍收集起来，这些短棍，从远处乍一看上去，与火枪还是有些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海盗们知道船上有一枝双管枪的情况下，这种相似就更有欺骗效果了。一切看上去都很好，我相信我招来的这些“新兵”会给我提供一定的帮助，但离我们最近的海盗，这时已经首先冲过来了，对着我们就是一阵连珠般的射击，我手下那些中国人哪见过这个，他们马上吓得要死，扔下手中的“武器”，跑到船舱下面去了。不只是他们，就连那两个舵手也蠢蠢欲动，想要跟着大家一起跑下去，我只好像上次那样警告这两个舵手不要离开岗位。

就像前面的海盗一样，这些海盗一边冲过来，一边时不时地放一阵子枪。我按照自己以前的计划，观察他们的举动，等到他们离得足够近了，然后才用我的枪给他们来一个可怕的精准打击。海盗们射出的子弹现在就在我们耳旁飞过，把我们的风帆打得到处都是洞眼，他们像通常那样吵吵闹闹地过来了，完全意识不到我将会用什么来迎接他们。 冲得最快的海盗船最后一次把舵柄推向下风方向，我们一看到它这个动作，马上就趴了下来，让他们射来的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趁着海盗们开枪以后重新装弹的空当，我用枪对着他们前后扫射，就像我以前做的那样。 这让他们大为震惊，因为我们还是高挂着满帆，于是一下子就冲到他们前面很远的地方去了。海盗船队里又有两条船追了上来，朝着我们开了几枪，但他们显然误以为我们船上有很多外国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离不开我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心里存了这个念头有关。最后，夜色降临了，他们放弃追击，离开了我们，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安全的锚地。在高度紧张的时候，我几乎忘了自己还在发烧生病，但现在它又回来了，而且病势更为凶猛，我很高兴能下到船舱中，躺倒在自己床上。

夜里我听到船上有巨大的喧闹声，但因为发烧很严重，身体非常虚弱，我无力关心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到了早上，仆人告诉我，喧闹是由晚上到达的三艘帆船引起的，这三艘船一直逃到锚地入口才摆脱了海盗们的追逐，仆人说，他们本来是四艘船一路同行，其中有一艘就被海盗们掳去了。

这三艘船上的船员就没有我们这么幸运了，好几个船员都受了重伤，他们把我请去，希望我能帮他们取出伤口中的弹丸。伤口很大，创口如锯齿般撕裂，这是因为中国人的枪里面射出来的都是铁丸。我建议伤者赶快到舟山去，那儿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救治。

尽管风向、海浪都有利于航行，但我们的船一直到早上九点都还没有任何起锚的迹象。我于是派人把船长找来，问他是否不打算前进。他告诉我，他和其它帆船的船长们开了一个会，大家决定向官府申请战船的保护，得到保护之后再继续前进。因为现在离舟山只有八、九十英里的样子，这么近的距离，我可以很容易雇到一艘小船，于是我对船长说：“好吧，那我就要在这儿和你们分手了，因为我身体很不舒服，我想尽早赶到舟山去。”“去，”我转头对我的仆人说，“雇条船来，我要到舟山去，把船带到这儿来，越快越好。”在他下船的时候，几个船员围着他，劝他不要去。尽管拿着我的薪水，他更想取悦的却是他的同胞，他在外面闲逛了一会儿，然后回来告诉我，用不着上岸了，岸上没人愿意把船租给我，把我载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因为船上来过一个住在岸上的人，他曾告诉过我，说有很多可供出租的船只，我对仆人的欺骗感到非常恼火，我警告他，如果他不马上去给我找一条船来，我就要惩罚他。看到我决心已定，他这才阴沉着脸，转身跳进一只帆船，一点也不费事地就给我找了一条船来。船长和船员们这时都围着我，恳求我不要离开他们，同时答应马上就起锚，继续航行。尽管我的目的地是舟山，但我搭乘的这艘船却是前往宁波的，因为所有这些运送木材的帆船不是到宁波就到乍浦。现在既然他们请我留下来，我告诉他们，除非他们愿意驶进舟山港并把我在那儿放下，否则我还是要租用小船，因为我想尽快赶到舟山，这样好早点看病吃药。“哦，”他们说，“只要你同意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就开往舟山，把你放在那儿，然后再到宁波去。”得到这样的保证以后，我才答应与他们结伴同行。

其它船的船长现在也来到我跟前，问我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船不受海盗的袭击，如果能保证，他们也愿意起锚和我们一起走。在我告诉他们，我无法做出这样的保证之后，他们说那他们就只好等在这儿，直到官府做出相应的安排，因为他们不敢单独出海航行。我们于是告别了他们，继续自己的航行。那天白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形迹可疑的船只，船员们把它们都称做“强盗”，但没有一只船敢靠上前来攻击我们。傍晚的时候，我们到达崎头洋面，从大陆伸到海中靠近舟山的一个海角，碰到了一只庞大的商船船队，为了互相保护，它们结伴一起南下。有些船靠到我们船旁边来，急切地向我们打听有关强盗的情况，问我们大概有多少强盗。我们的船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我们遇到和交手过的海盗数量大大地夸张了一番，这让那些人忧心不已。到了晚上，洋流变得对我们不利，虽然还是顺风，但风力也变小了，我们只好把船停下来，直到第二天早晨。

第二天天亮以后，我来到甲板上，发现我们就停在崎头下面，离舟山码头只有几英里远。我以前经常来这儿，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这真是这些天来我看到的最令我开心的景物了， 我要感谢万能的主，让我得以从海盗中全身而退。

就在船员们正在起锚的时候，我们的老朋友，船长和领航员，来到船舱，比起以前，他们今天显得更为放肆，也更为精神一些。他们非常平静地告诉我，他们改变主意了，不再前往舟山，我也因此必须与他们一道到宁波去，到了宁波，我很容易就能搭到前往舟山的小船。我感到非常生气，他们这完全就是忘恩负义的一种行为，要知道我可是两次把他们这艘船从海盗手里保全下来。我谴责他们的忘恩负义，揭露他们说，现在不再有强盗出没了，他们觉得安全了，便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付我了。“但是你们要搞明白，”我继续说，“你们随便怎么忘恩负义都可以，可是必须兑现昨天对我的承诺，在你们回到宁波之前，把我送到舟山港。看到没，看到这枝步枪和这些手枪了，它们可都是装满了子弹的，你们都见过它们是怎么干掉那些强盗的，别逼我把枪口对准你们。破坏约定却不受到惩罚，英国人绝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我和你们一样熟悉怎么去舟山，起锚以后，我会站在船舵旁，如果舵手胆敢驶向宁波，他一定会付出应有的代价。”我的威胁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当天上午，这些家伙颤抖着把我安全送到了舟山。

这最后几天，又是发烧，又是这些惊心动魄的事情，我过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日子啊，到达舟山的时候，我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妙了。可是因为我收集来的植物，大多数都存放在上海附近，我非常急切地想知道它们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于是，在看到有一艘将要驶往长江的英国轮船后，我立即上船了，一路顺风，我们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我得到了我朋友MACKENZIE先生的热情招待，在KIRK医生的精湛医术治疗下，我慢慢不再发烧，很快又可以照料我采集来的那些植物。

在上海附近，我收获了一些很重要的植物资源，这当中有一种又大又好吃的桃子我必须在这儿提一提。这种桃子每年八月中旬开始上市，十天以内采摘的桃子都非常好吃。这种桃子出产于上海城南几英里外的桃园，单个桃子平均周长十一英寸，重十二盎司，也许这就是某些作家称为北京桃的，关于它，作家们讲了很多夸张的故事。上海这个品种的桃树现在也种在植在皇家园艺协会的花园里了。

我从福州府、舟山、宁波等地采集来的植物现在都集中到了上海，我把它们都打包起来，然后在十月十号，离开了中国北方，前往香港和英国。在顺江而下的时候，我环顾四周，心里感到非常的自豪和满足，在中国的这一地区，我收集到了那些最有价值的植物品种。只有那些耐心的植物收集者，他们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把别的国家那些有价值的树木和花卉品种介绍到自己的国家，只有他们才能理解我当时的感受。

到达香港以后，我把采集来的植物分别装进八个镶有玻璃的柜子，运往英国。留在我身边的还有一些成活植物以及别的植物的副本，我打算亲自照看着，把它们带回英国去。我北上广州，从那儿搭乘前往伦敦的“约翰库珀”号轮船，十八个装满中国北方珍贵植物的玻璃柜子就放在这艘船的船尾。12月22日我们启航了，经过一段漫长但又顺利的航行，我们于1846年5月6日到达泰晤士河。植物状况都非常好，它们马上就被移植到皇家园艺协会位于奇西克的花园中去了。从那时起，它们大量地开花结果，不断繁衍，如今已经成为各个公园与苗圃中常见的品种了。

两访中国茶茶乡（下）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两访中国茶乡 / (英) 福琼 (Fortune,R.) 著 ; 敖雪岗编译.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5

书名原文: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and the british tea plantantions in the himalaya

ISBN 978-7-214-15643-3

Ⅰ. ①两… Ⅱ. ①福… ②敖… Ⅲ. ①茶叶－文化－中国 Ⅳ.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0055号

第一章

第二次访问中国——上海——新英国城镇——穿上中国服装——走进内陆——剃头——嘉兴府及其古老的坟地——湖泊和菱角——采菱的方法——丝绸主产区——出口量增加——石门县城——防贼——杭州府——中国后花园——杭州城及其郊区——穿着华丽的杭州人——城中冒险记——彭埠——作保——中国客栈——雇船前往徽州——杭州在商业和关税征缉中的重要地位

1848年九月，一个晴好的下午，我搭乘一艘中国船，又一次来到黄浦江上，驶向上海这座古老的城市。船只靠近上海的时候，映入我眼帘的首先是一片林立的桅杆，不像以前只是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帆船桅杆，现在也包括一些相当大的外国轮船的桅杆，这些外国轮船主要来自于英国和美国。那天就有二十六艘大货船停泊在港口中，这些货船满载着我们工厂的产品而来，再满载着丝绸和茶叶而去。但更让我吃惊的不是这些轮船，而是河岸上呈现出的一片新貌。我听说有很多英国人和美国人把房子建在这儿，实际上我上次离开中国以前就有那么一两所房子正在建设之中，但现在一个崭新的、规模相当大的市镇取代了以前那些破旧的中国茅草屋、棉田和坟地。中国人则带着他们的家庭、财物以及一切属于他们的东西，逐渐退守到农村，这让人不禁想起美国西部土著居民的迁徙，其间的重大区别在于，中国人通常都是自觉自愿地离开，而且他们也从外国人手中得到了充足的财产赔偿。相较于其它东西，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把死去亲人的尸骨迁出去，这些尸骨通常就葬在房屋附近的自家土地上。因此，路上遇到一些苦力或亲朋抬着棺材西去，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很多时候，当棺材打开时，里面的尸体都已经完全腐烂了，没办法移动。 这种情况下，某位中国人也许就会拿出一本书，书里面罗列着一系列骨头的形状，以此指导人们搜寻死者残留下来的最后遗迹。

一群群中国商人，他们从远方的内地前来上海参观，其情其景让人感到非常好笑。他们徜徉在河边，脸上挂着吃惊的表情。河中那些密密麻麻的横帆的船只、岸上洋人的房子、洋人的马和狗，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吃惊，甚至比看到洋人还更惊奇一些。比尔先生[1]拥有这儿最好的一所房子，那些体面尊贵的中国人不断地向他提出请求，迫切希望能到这英式住宅中看个究竟。比尔先生总是非常和善地同意这些请求，让人们在参观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希望通过参观我们舒适而又精致的住宅，能让这些“文明”的中国人对我们这些“蛮夷之人”的印象有一些改观。

市里面建有一座漂亮的英式教堂，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名胜之一。人们还从中国人手中购买了一个小小的墓园，墓园四周砌有围墙，中间则是一个小礼拜堂。我们也许可以向中国人学习，最终把这个地方变得比现在更宜人一些。比如说，铺上一些人行道，种上一些垂柳、青柏、松树以及其它一些合适的观赏树种，这将使这个全世界最关心墓地的民族改变对我们的看法。

这次我来到北方，是为了给皇家东印度公司设在印度西北部省份的种植园 采集一些茶树和种子。我应该从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中采集这些茶树和种子，这一点至关重要，我现在着手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宁波附近的各个茶叶产区，出产适合中国人饮用的优质茶叶，但这些茶叶却不是很适合外国市场。也许宁波的茶树品种与最优质茶叶的茶树并无二致，其差异不过是气候、土壤的不同所导致的，或者，更可能是因为加工方式的不同而导致。但谁又说得准呢。就我所知，还没有外国人访问过徽州的茶叶产区，也没有人从那儿的茶山上带回来茶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只是从宁波的茶叶产区采集一些茶树和种子，然后假定宁波的茶树品种与徽州茶区的完全一致，那我此行就将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

要是从宁波附近的茶区采集茶树与种子，那就太容易了。外国人获准访问舟山群岛，比如舟山和金塘，这两个岛上都种了很多茶叶。也可以到名刹天童寺去，天童寺离海边大概二十英里，寺庙周边也大规模地种植着茶叶。但是徽州茶区却在内陆之中，离北方港口无论是上海还是宁波都有二百英里之遥。对欧洲人来说，那儿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带，除了几个耶稣会传教士，没人踏进过徽州[2]这一茶叶圣地。

我决定好了，如果有可能，就从这一著名的茶乡采集茶树和种子。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其一是雇佣中国人前往这一地区，采集茶树和种子，然后把它们带回来；其二是我亲自前往。乍一看上去，似乎别无选择，只有第一种途径是可行的，当然也是最容易的。但第一种途径有几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假如我为此雇了一些中国人——肯定有很多中国人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怎么才能保证他们带给我的茶树和种子都是从徽州茶区采集到的呢？指望中国人的诚实是靠不住的。我这样说似乎有点过分，但事实就是如此，雇来的中国人出于自己的方便，他们会到邻近几英里远的内陆，找一个最近的茶乡——我自己也能很轻松很安全地找到那儿——采集一些茶树和种子。等上一两个月后，他们会带着采集来的茶树和种子，跑来见我，如果问到的话，他们会打赌发誓，说茶树和种子都是从我指定的地点采集来的。他们也可能确实去到我指定的地方，但既便如此，我还是不能确信那便是事实。于是我放弃了这第一种途径，决定亲自前往徽州做一番刺探。这样我不仅可以采集到真正出产最好品质的绿茶的茶树，而且也可以获得一些有关徽州茶区的土壤特性以及栽种方法等信息。

这次我找到了两个徽州人作我的仆人。我派人把他们找来，问他们是否有可能深入到徽州去。他们回答说，我们要是想去徽州，很容易，他们愿意陪我一道前往，条件是我要脱下自己的英式服装，换上中国人的服饰。我知道如果我要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很爽快的答应了他们。

我的仆人给我找来了一套中式服装，还有一根发辫，这根发辫我前几年戴过，是由一个理发师给我精心编结的。所有的东西很快都准备好了，只有第一段航程的船还没雇好。这个时候要想雇船很困难，因为中国政府刚刚严惩了几位船主，他们带着三、四位外国人前往内陆探访蚕丝产区。这几位外国先生穿着英式服装就闯进去了，很自然，这引发了蚕丝产区官员们的抗议，抗议随后转到上海官员这边，结果就是外国人再也不可能雇到船了。于是我指使我的仆人用他的名义去雇船，仅称还有两个人要与他同行。仆人同意了这一主意，很快他就带着一个协定或者说租约回来了，他和另外一个人约定，由这个人把我们载到杭州府去。

至此一切都很顺利。但现在我雇来的这两个徽州人开始互相猜忌，每个人都想由自己来管事，他们相信，管的事越多，就能从我这儿得到更多的钱，情况也确实如此。其中一个仆人主要做一些跑腿和翻译的事情，另外一个更像是通常所说的搬运工。我于是把事务更多地交给前一个人处理，这引起了另一个年纪更大的人的不快。通常情况下，我应该把他们中的某一位打发回家，但由于我对他们俩都缺乏信任，我想，他们这种互相猜忌的状态也许会对彼此形成一种制约。前路漫漫，而且又都是我不熟悉的路程，如果他们串通好，在抢劫我之后逃走，把我扔在遥远的内地，那我可就处在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地中了。所以，他们之间的这种互相猜忌，我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一种防卫措施。

因为我想尽可能地保守此行的秘密，所以我打算趁着夜晚坐轿子离开上海的英国租界，前往上海县城的东门，我雇来的船就停泊在那附近的河里，我可以从那儿登船。但大大出乎我意外的是，我注意到有一艘船，就是我已经雇定的那种，停在英国租界的码头边上，看起来像是在等待我的到来。“那是你雇来的船吗？”我问王姓仆人。“是的，”他说，“搬运工已经把整个事情都告诉船主了，说有一个英国人要来坐他的船。”“那船主还愿意走这一趟吗？”“哦，当然，”他回答道，“如果你愿意增加一点船费的话。”我答应了这一条件，然后，又经过长久的拖延后，启航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了。因为船主已经知道我是什么人了，所以我上船的时候还是穿着英式服装，而且在第一天的航程中都穿着它。

第二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的船已经离开上海较远了。船主建议我该按照约定，脱下英式服装，换上中式衣衫了。换衣服是小事一桩，可是我还必须把头发剃光，这就需要一个理发师了。在我雇来的两个仆人中，王属于较为活跃的，可是那天早上，他因为发烧和疟疾而病倒了，于是理发的任务便落到了搬运工身上。这位搬运工骨架粗大，笨手笨脚，他唯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是我将要前往的那个茶区的当地人。在拿来一把剪刀后，他把我脑袋前面、后面和两侧的头发都剪掉了，只剩头顶的一小块头发。在用热水给我洗过头后，他拿出一把小剃刀，开始给我剃头。我想，我应该是他手下的第一个顾客，出于仁慈的考虑，我也满心希望自己将是最后一个。实际上，他并不是在给我剃头，而是在我那可怜的脑袋上刮来刮去，我疼得眼泪顺着脸颊直流，疼得大叫起来。他口里一直说着：“哎呀，糟糕，糟糕”，手上继续他的工作。更糟糕的，也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船老大还不时往舱里偷看，很显然，他很享受这一切，似乎是在欣赏一场一流的表演活动。如果不是因为身负时刻需要小心谨慎的使命，如果不是相信这位可怜的搬运工已经尽力而为了，我想我会设法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可笑。剃头最终结束了，我换上中式服装，我的仆人和船主都说效果非常好。

上海以西的农村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河流和人工运河，坐着航船，人们可以到达这个省区的任何一个市镇。有些运河连通到大城市，比如松江府、苏州府、南京等，通过大运河北上的话，还可以通向首都北京。还有一些运河则通向西边以及西南的地区，形成一条条通衢大路，通往乍浦的八旗兵营、杭州府，以及其它密布在这一广袤平原上的众多市镇。

我们向西南方向进发——我的目标是杭州府。第一天顺风，我们的船一直驶到了泖湖[3]，离上海大约120-130里[4]远的地方。在这我们停下来过夜，我们把一根杆子砸进长满青草的湖岸，然后把船系泊在杆子上。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午前到达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镇子，叫做嘉兴县，再往前不远，则是嘉兴府，一个用城墙围起来的大城市。

嘉兴府看起来和上海差不多大，居民数量大概也相同——27万。它的城墙和外廓曾经破败不堪，但当英军占领了乍浦——离这儿并不太远，这儿的老百姓受到很大的惊吓，他们出钱出力，把护卫城市的城墙修得十分牢固。这就是船主讲给我听的故事，向我解释为什么这儿的城墙状态如此之好。城边的运河里停了很多废旧的运粮船，考虑到这儿的水深，这些船的规模都很大，很显然这些船现在都被本地人当作住房在使用，但有些船已经半沉入水，看起来已经被彻底废弃了。大运河沿线大一些的市镇边上都停了一些这样的船只，当这些船只太破，无法再供政府使用时，它们似乎就被拖到最近的城市，或者被政府用做住房供人们居住，或者卖给出价最高的买者。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杭丝产区，运河的河岸上种了很多桑树，田野里也到处种着一行行的桑树。

在嘉兴府西边，离城墙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墓地，墓地景象让我觉得大为惊奇。这片墓地范围很大，让人可以想见这个城市人烟稠密的状况，很显然，这片墓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头了，很多墓碑都已断成碎片，和死者的骨灰混杂在一起。但这个“骷髅地[5]”却并没有因此而变成一片不毛之地，像我们英国大一些的镇子里看到的教堂墓地那样，在这儿，埋葬死者的坟墓周边种着垂柳、桑树以及一些杜松、松树等，野玫瑰和各种各样的攀爬植物爬满了坟墓，整个地方因此呈现出一派既神圣又悦目的气象。

告别了古老的市镇，我们继续西行，进入到一片相当宽广的水域，也许这儿就是著名的太湖的一部分，至少它也是流入到太湖当中去的[6]。水很浅，大部分水面上都长着菱角，当地人直接叫做菱。菱角的外形很奇特，像公牛的脑袋和牛角，全中国的人都很喜欢吃它。我见过三种不同的菱角，其中一种菱角的果肉是红色的，很漂亮。

湖面上到处都是往来航行的女人和男孩子，他们坐在木盆里，其大小、形状类似于我们通常用做洗澡盆的那种，往来采摘着菱角。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种简陋的木盆更适合用来采摘菱角的，木盆里面坐着人，还装着那些采来的菱角，它们很轻松地穿行在大片菱角植物之中，同时对这种植物又不造成任何伤害。看到这么多人在湖上游来游去，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木盆里，整个场景实在是很滑稽。

穿过这片湖泊后，我注意到，运河的河岸上，实际上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土地上，栽种的都是桑树。显然，丝绸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农产品。在这两天的行程中，这段时间我应该航行了一百英里左右，除了桑树我很少看到别的树种。这些桑树照料得都很好，非常茂盛，生长出来的桑叶又大又好，同时还很有光泽。我是沿着一条直线横穿这一地区的，知道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丝绸产区的面积大小，也就是说，它相当于一个直径至少100英里的圆圈那么大。而且，请记住，这还只是中国众多丝绸产区中的一个而已，当然，它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以下数据有助于商人和丝厂厂主们对中国消费的丝绸数量有更好的了解：战后开埠的上海港，在两三年内，其出口的生丝数量由3000包增加到了20000包。我想，这一数据可以表明，中国市场的生丝产量必定非常之大，它才能轻而易举地满足这额外增长出来的需要。就像茶叶市场一样，在丝绸市场上，用来出口的产品数量与中国人自己消费掉的产品相比，只占了其中很小的一个比例。 每年用以出口而额外多出来的这17000包生丝，对市场上的生丝价格或丝绸价格没有带来一点影响，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个道理了。

石门县[7]，一个位于杭州府东北大约140里远的镇子，是一路上接下来值得一提的地方。很明显，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但没什么商业，而且整个城市都已破败不堪，城墙上长满了野生灌木，很多地方已经倾圮塴塌。它过去显然也曾繁华兴旺过，但这些早就成了历史陈迹。船员们告诉我，这一带充斥着小偷与强盗，所以晚上大家不能都去睡觉，否则天亮之前船上有些东西肯定会被偷走。

我们大概是下午三点到达这个城市。当天早晨的时候，天气较冷，还下着雨，船员们全身都湿透了，这时候他们都不想再往前赶路。于是我只好决定当晚就留宿下来，在石门，我度过了一个非常难挨的夜晚。夜幕降临以后，我的仆人和船员们讲述了一些江洋大盗的故事，讲到后来，他们自己都觉得害怕，这已经足以让我感到环境的险恶了。而大风在塴塌的城墙间呼啸而过，发出凄厉的声音，风声中更兼着雨声，雨点敲击着船顶，不断滴到我们的床上，那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就寝之前，我们做了一些安排，我的搬运工和一位船员晚上不睡觉，由他们守卫放哨，防止贼人偷盗。搬运工在船舱里守卫，与我呆在一起，另外那位船员则在船尾守卫，那儿也是船上做饭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两个“哨兵”放了多久的哨，但是等到我醒来的时候，也就是黎明前的一点时间，发现这个地方的危险性被他们彻底抛到了爪哇国，也可能是被他们抛进了自己的梦乡，他们都睡得死死的。别的人也都睡得很香，看起来没人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来骚扰我们。我把他们都叫醒，这天早晨天气晴好，我们向着杭州继续赶路。

在这三天的航程中，我们经过的都是一片非常平坦的土地，只在松江府附近看到过三、四座小山。但是现在，风景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在这片开阔平原的西部、西南边缘，出现了一些山岭。我们路过了一个叫塘栖的镇子，就在我们经行的大运河旁边，熙熙攘攘的，规模很大，离杭州东北大概几英里远。这儿的土地很平整，看起来很肥沃，也很美。地势高一些的土地都种满了桑树，低田种的则是水稻。

快到杭州的时候，比起我曾留意过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植物资源更为丰富一些，培植得也更好一些，这倒让我想起英格兰某些大城市的郊外，也栽种了很多东西。杭州附近有很多漂亮的果树林，枇杷、杨梅、桃子、李子、桔子，以及所有其它产自中国中部的水果，都种了很多。

杭州府周围一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花园”。大运河以及它众多的支流，不仅给这一带提供了灌溉水源，也提供了便利的航运条件，可以很方便地将这一带出产的名品运到外地去。远山，紧邻城市又远远伸向大海的美丽海湾，汇入海湾的钱塘江，这些都使得这儿的风景格外迷人。

十月二十二的夜晚，我来到了杭州府郊外，杭州坐落在中华帝国最富庶的地区，又是这一地区中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中国政府对外国人接近或进入这座城市一直保持着一种提防心理，原因除了他们对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天生的反感以外，还因为他们在杭州设有一所海关，对外国的进出口货物课以关税，而这是违反《南京条约》的。官员们很清楚这一点，如果外国人获准来到这个城市，这一敲诈勒索的行径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从而被迫中止。

随着我离这个城市越来越近，我所看到的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大运河又宽又深，河面上成百上千条大大小小的船只都忙忙碌碌，干着各自的营生，很多船与我们的船驶往同一方向，另外一些船则驶离杭州，赶往苏州、湖州、嘉兴以及其它市镇。大运河又分出很多小运河，通往各个方向，组成了这一地区的一张交通网。

到达这一段航程的终点以后，船员们起身把船停靠在数千条同样的船中间，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决定就在这儿过夜休息。第二天黎明，我花了一点时间，考查我们的方位所在，我发现我们停在大运河终点处一个很宽很大的池塘边。因为我在杭州城里并没有什么事要处理，而且只想继续上路，前往徽州茶区，所以我不想冒险进城。在离开上海以前，在我查看地图并确定路线时，我问手下的那些人，我们是否有可能绕过杭州城，到达钱塘江江口。他们都告诉我这很容易，而且强烈反对我进入杭州城。他们说我们可以从西湖边经过，在那儿，我们可以舍弃上海租来的船，然后步行或坐轿，走上一段30里的路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取道杭州郊区，到达我们事先计划好的目的地。这一计划看起来相当可行。所以，当我们到达杭州郊外的时候，由于不知道方位所在，我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正在杭州郊外的西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日出后，我就派王上岸去雇一顶轿子，同时雇一些搬运工来搬我们的行李。王回来以后告诉我，他已经在附近的一家客栈把这些都安排妥当了，我们现在必须往客栈那儿去了。下船以后，我们沿着一条拥挤的街道行走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然后走进这家刚才谈到的客栈。没人注意我，哪怕是一丁点的注意也没有，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说明我穿着得体，很像个中国人。

我们的上海船员们提着我们的行李，陪着我们一道前往，实际上，我估计我们是被他们当作客源介绍给这家客栈了。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立刻就告诉他们的朋友，那位客栈老板，说我是一个外国人。在结清了租船费用后，他们不再指望从我这儿能得到什么，所以我想，我的身份秘密是再也保不住了。我以为在雇轿子方面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麻烦，一是因为中国人对官府的恐惧，二是他们可能会因此向我多敲诈一些钱财。那位靠出租轿子和出售茶水为生的老人，他不动声色地办着这些事情，似乎对每一位顾客都一事同仁，哪怕这位顾客是个外国人。轿子很快就雇好了，我可以继续上路了。客栈老板把第一段路程——大约全程的一半——的脚力钱付给了轿夫们，同时还给了他们另一笔钱，用来雇另一顶轿子，好接着走剩下的一半路程，直到一个叫彭埠[8]的地方，彭埠就位于钱塘江的岸边，这条大江在杭州汇入杭州湾。

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我坐进轿子，我的两位仆人则跟在后面，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街道迅速地前进。这样走了一英里之后，我原以为很快就能来到开阔的乡村，但让我非常吃惊的是，我发现我们越来越深入到一个人烟稠密的城市里面。这时候我开始怀疑我的仆人在骗我，我们最终要穿过杭州城。这些怀疑很快就被城市的城墙和堞楼证实了。但这时候提出反对已经太晚了，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静观事态的发展，听任他们的安排。

我们穿过城门来到城里。杭州城看起来很古老：城墙和堞楼都很高，保养得也很好。城门口照例有一些士兵在把守。我们经过的一些主要街道，与欧洲城市的街道相比要窄一些，但马路铺设得很好，让我想起宁波的主街。但杭州无论从政治还是从商业角度来看，都比宁波重要得多。它是浙江省的首府，城里面住着很多政府的高级官吏，还有很多大商人。当与上海和宁波作对比的时候，人们经常说，上海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宁波是一个很有钱的地方，而杭州则融合了前两个城市的优势，而且，杭州还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它在浙江省的地位就如苏州府在江南省的地位。DU HALDE曾引用过一句谚语来说明这一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这座地上的天堂，城墙周长有四十里，也就是八英里左右。尽管城墙里面还有很多花园和空地，但整个城市的范围还是相当大，很多地方的人口密度也很高。杭州郊区的范围也非常大，居住人口肯定也很多。斯当东爵士[9]推测整个城市和郊区的人口加起来大概和北京差不多，杜赫德[10]则估计有一百万人左右。

杭州的房子与宁波、苏州，以及其它北方城镇的房子惊人地相似。如果被蒙着双眼放到这些中国城镇的大街上，甚至是某个我熟悉的城市大街，取掉眼罩之后，我肯定很难判断出我究竟置身在何处。它们之间肯定有差别，只是我们这些“夷人”看不出来而已，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差别却是显而异见的。

我注意到杭州城里不少地方都建有牌坊一样的建筑、大人物的纪念碑，以及巨大的佛寺；尽管这些建筑也能吸引人们的一些兴趣，有不少也很新奇，但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它们还是无法与我们在英国见到的同类建筑相比。

白天的时候，大街上的商店把它们前面的门板都下了下来，这样行人就可以看到、知道店里卖的是什么东西。我看到很多卖金、银饰品和玉器的商店。古玩店也很多，里面有中国人珍视的各种玩意儿，比如古代的瓷瓶、青铜器、竹雕、玉石雕刻的瓶子，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物品。我也路过了很多大的绸布店，从城里面穿着丝绸衣服的人数来看，这些绸布店的生意肯定很兴旺。实际上，触眼所及，一切景象都表明杭州是个富裕奢华的地方。就像我到过的所有中国城市一样，这儿也有大量的面向中产阶级和穷人的茶馆和饭馆，里面似乎不缺顾客，总是挤满了上百个本地人。对这些人来说，只要花上一点钱，或者说，几个铜板，就可以得到一份健康而且份量又足的食物。

除了政府官员、商人、店主以及与上述行业相关的普通劳动者外，杭州城里还有大量的产业工人。丝织业便是最主要的一个行业。杜赫德估计从事丝织业的人口大约在六万左右。我注意到有很多人从事纺线工作，其他人则忙于从事漂亮的刺绣，整个中国的这一部分地区都以刺绣而闻名。

杭州人的衣着都比较华丽，在中国，他们一直以时髦而著称。除了那些最底层的劳动者和苦力，大街上那些高视阔步的杭州人都穿着那些丝绸、缎子、绉纱一类的衣服。有一天，我的中国仆人将杭州人与他们老家的人在穿着上做了一翻比较，他们说，在他们乡下也有很多有钱人，但他们穿得都很平常、很朴素，而杭 州人，不管有钱没钱，不穿上那些华丽的绫罗绸缎就觉得不舒服。“实际上，”他们说，“在杭州，你很难判断谁有钱谁没钱，因为一个杭州人很可能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穿在自己的身上。”

在我们穿越了大概半个城市之后，轿夫们把我放了下来，告诉我说他们不走了。我从轿子里钻了出来，四处寻觅着我的仆人们，希望他们给我一个解释，因为按照我的理解，我们已经给轿夫们付过钱了，他们应该负责整个这一段的行程。但我的仆人们，这时候却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们可能是走了一条别的什么路，更有可能则是，一旦发生纠纷，他们就故意躲开我。处在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我现在不知道怎样才能脱身出来。然而，让我惊讶和欣慰的是，这时另外来了一顶轿子，让我坐着它继续前行。我到这时才明白我们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客栈老板已经将一笔足够的钱付给了第一拨轿夫们，让他们为我们第二阶段的行程雇一顶轿子。 但一路行来，他们挪用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用来喝茶、抽烟，于是第二顶轿子的轿夫们不干了，剩下的那点钱不足以让他们接下这个送人的活。两拨轿夫间现在开始争吵，声音非常大，但这在中国实在是太平常了，看起来没什么人注意他们，这对我倒是一件幸事。我现在置身其中的情境很特殊，绝对没什么可称羡的，如果让人知道一个外国人现在就站在杭州府的市中心，我身边很快就会聚集起一大群人来，由此引发的后果将非常严重。

“冷静行事，勿嗔勿怒”，所有想到中国来旅行的人都应该把这句话奉为座右铭。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静观事态的变化，十有八九你终将走出像我现在所处的这样的困境；但如果你试图强行干预，可能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我一向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行事，但在这个事情上，我却没办法听任事态的发展。

我本来已经坐进了第二顶轿子，正耐心地等待第一拨轿夫们对挪用第二拨轿夫的脚力钱用于喝茶抽烟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但这样的尝试并不成功，第二拨轿夫们威胁着要把我从他们的轿子上赶下来。我知道这样可不行，靠着我那蹩脚的汉语，我很难找到另一顶轿子，而且我对于前面要走的路一点概念也没有。我只好被迫卷入到这场争吵中，答应在到达目的地后给轿夫们补齐所差的钱数，才结束了这一场争吵。这显然是第一拨无赖轿夫们算计好的，但总算是结束了进一步的扯皮，轿夫们抬上轿子，一颠一颠地继续前行。

从大运河终点处的池塘走到城市另一头的江边，一共是28到30里左右，也就是五到六英里之间。离开城市以后，我们又穿过一片高低起伏的美丽乡村，这段路程大概有两英里，然后进入彭埠镇，这个镇子就沿着钱塘江的江岸而建。钱塘江又叫之江，就在这儿流入杭州湾，彭埠是杭州的海港。

一路上我都没见到我仆人的踪影，以至于我都开始设想这段行程结束以后将会面临怎样的一种冒险情景。轿夫们说着一口古怪的方言，我很难听懂，只好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推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唯一能听懂的是，他们要把我带去一个叫HONGLE[11]的地方，但HONGLE是什么，我想象不出来。

奉行自己的行事原则，信任眼前的人和事，这似乎是我唯一能做的，我也很少担心结果将会是怎样。最终我听到轿夫们说HONGLE到了，我正想看看HONGLE 是什么呢，轿子已经放下来了，这意味着我们的这一段行程已经结束了。让我大为惊喜的是，原来HONGLE是一家既安静又舒适的客栈，里面住着来自全中国各地的游客。从轿子里钻出来，我静静地走到客栈大厅的另一头，在堆在那儿的很多箱子中寻找自己的行李。自从我离开上一家客栈后，我就再也没看到过我的行李以及我的仆人了。但它们确实是被安全地送到了这儿，由一位走在我们前面的搬运工送过来的。几分钟后，我的两位仆人也露面了。

我们告诉客栈老板，说我们想沿江上溯到徽州去，并且向他打听租船的事情。我们很快发现，原来帮人作保，或者雇请船员，也是他客栈业务的一部分。中国的所有事情都是按照如下办法来办理的：当要雇请一位仆人，或者租一条船时，上述仆人或者说船东都要花点钱，请来一位有家有产的体面人，让这位体面人在租约上替自己居中作保，然后将这份租约交给仆人的东家，或者说船只的雇主，由东家或雇主保存这份租约直到合同圆满结束。中国人通常都这么做，看起来他们对社会下层的人一点也不信任。

我很快就吩咐王去租船，让他把船主带到客栈来，起草一份租船合同并签上双方名字。另外一个仆人也跟着王一块出去了，于是我又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留在这个全是陌生人的陌生地方。

我所在的客栈是一所很大的老房子，就坐落在钱塘江的江岸上。房子随地势而一头高一头低，较低的那一头用做棚舍或库房，用来存放各种物品和客人们的行李。较高的那一头房子中间，放着一张桌子，供房东和客人们在上面用餐。桌子四周坐着五、六个体面的中国商人，他们正用长长的竹烟竿吸烟，谈论当天的新闻和生意情况。这些人很有礼貌地在桌旁给我让了块地方。我坐了下来，开始像邻座一样吸烟，而且吸烟的节奏快慢也与他们一样。在客栈的另外一些地方，这些商人的仆人们，或其他一些搬运工，都懒洋洋地倚靠在椅子上或货物上，有的则睡着了，睡得很香。似乎没人特别地关注我，我坐在那儿，很快就变得意定神闲了。

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让我稍微有些不安，但事后想起来总是让我自己大笑不已。这时候开始准备吃中饭了，客人们相继起身离开桌子，在房子的其他地方踱来踱去。时间已是中午，因为没有吃早饭，我感到相当饿了。在这种情况下，来上一顿午饭，应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对我来说，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用过筷子了，对于使用筷子我一点信心也没有。我以前一直没想到过这个严重的问题，否则在从上海来杭州的路上我就会做些练习，到这时候肯定已经用得很纯熟了。看到一个人把筷子用得别别扭扭，对中国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稀奇的呢？我敢担保，这样他们就会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我身上。于是我那天只好，尽管我得承认，我并不情愿，放弃吃饭的念头。

饭菜这时候已经摆到桌子上了，客人们都被叫着名字，邀请到桌前坐下。“SING WA, SING WA”（这是我与中国人交往时用的名字），“来来来，坐下吃饭。”我很想违背我的决定，坐到桌前去，但最终还是觉得谨慎些为好，我回答道：“不，谢谢，我等会再吃，等我仆人回来再说。”我想，客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吃饭的安排有所不同，这再正常不过了，我的拒绝因此看起来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时间不长，我的仆人就回来了，他们还带来了一个船主。我们与他签了合约，客栈老板则是他的保人。这些手续都顺利完成后，我们离开客栈，下到停在河边码头旁的船上去。其它几位客人也到了，我们都要睡在船上，因为船要到第二天日出的时候才出发。对我来说，这真是让人既兴奋又刺激的一天，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一点遗憾也没有。然后我们都躺下休息了。

我现在所在的钱塘江，其源头远在西方的大山之间。其中一支源头发源于徽州的山岭之间，另一支则靠近与江西省接壤的常山镇，第三支则发源于武夷山北麓。这几支源头在东流的过程中合流，流经杭州，注入杭州湾。所有的绿茶、红茶都顺着这条江运往上海，这些茶叶到杭州时要转一次船，从钱塘江里的船转到往来于大运河上的船。因此，从商业的角度看，杭州府非常重要。南部和西部各地的货物都必须经过杭州，才能运往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比如苏州、松江以及上海等地。同样，所有外国进口的货物以及平原地带的一些产品，诸如丝、棉之类，要销往南部和西部，也要经过杭州。杭州看起来就像是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门户，如果得不到当地政府的允许和承认，什么东西都送不出去，也运不进来。

我们通过上海进出口的货物，在经过杭州时，当地的地方政府便凭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对这些货物百般刁难，他们扣留我们的货物，向货物非法征税，种种敲诈勒索，来自于商人们的各种抱怨不绝于耳。终有一天，那些有关外国人不能越过租界活动的愚蠢规定会被清除干净，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中国境内自由地贸易、旅行，就像在别的国家一样，这一天不会离得很远。但现在，随着这些税额的逐步增加，我们的政府应该考虑一个问题，是否应该争取把杭州府也变成对外开放的码头，或者在杭州派驻一个领事，以鼓励并保护我们在此的贸易。

[1] 译者按：即上卷所述颠地洋行，也就是宝顺洋行的合伙人T. C. Beale ，1840年代， T. C. Beale加入颠地洋行成为合伙人，后至上海发展。

[2] 写下这段文字以后，有人告诉我，神父麦都思先生曾经到过这一地区的部分地方。

[3] 译者按，原文作Maou lake，具体指哪个湖，疑不能明，从谐音以及下文地理方位的描述来看，疑即上海松江与浙江嘉兴交界处的泖河，泖河水面宽阔，作者把它看成是湖。

[4] 一里通常认为相当于一英里的三分之一，但如果我们把它看做是一英里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可能更接近事实。

[5] 译者按，原文作“place of skulls”，语出《圣经》。

[6] 译者按，作者以为是太湖的一部分，误。按其行程，疑为今嘉兴市城西的南臼湖一带。

[7] 译者按：清朝石门县，民国时改为崇德县，后崇德与桐乡两县合并为今天的桐乡县。清朝石门县县城在今桐乡市崇福镇。

[8] 译者按：原文KANDU，不知今在何在，或者即彭埠？疑不能明。

[9] 译者按：即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2nd Baronet；1781年5月26日－1859年8月10日），父亲是外交官兼东方文化研究者乔治·伦纳德·斯当东。1792年伴随着身为副使的父亲与乔治·马戛尔尼一同前往中国庆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俗称小斯当东，英格兰旅行家及东方文化研究者。

[10] 译者按：即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年－1743年），法国神父，著名汉学家。虽然他终身未曾到过中国，但却出版了非常详实的介绍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著作，1735年出版《中华帝国全志》，全名为《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被誉为“法国汉学三大奠基作之一”。

[11] 译者按：Hongle即商行，作者误以为是个地名。

第二章

离开杭州府——中国航船——风景与土产——奇异的山岭——我们的旅伴——鸦片烟鬼——我的身份泄露了——严州府城——两个中国人之间的互相争斗——急流与水碓——价值很高的棕榈树——鸟——石灰岩与青石——茶树——发现一种新的垂枝柏——垂枝柏之美——寻获树种——奇特的回声——水面上与陆地上的乞丐——恻隐之心

第二天黎明的时候，我们开船了，把船划向江中。这一段钱塘江很宽，宽约三、四英里。我们乘坐的是一条非常结实的平底船，船头和船尾都收成尖角。普通船只，比如那些在上海看到的船，放到这儿都不适用，因为这儿的水流又浅又急，江中众多的礁岩与石头很快就会将它们撞得稀巴烂。

我们的船上装满了货物，还搭载二十位左右的乘客。货物都堆在舱底，乘客则安排在货物上面一层。在船的两侧，各搭建了两行卧铺，卧铺中间是一条走道，乘客和船员都可以顺畅地来往于船头和船尾之间。体面一些的乘客睡在靠里的铺位上，他们的仆人和搬运工则睡在靠走道的铺位上。

中国床铺并不奢华，包括一条垫被，供人躺卧，一个硬硬的方形枕头，还有一条棉被，可以遮盖身体，用以御寒，仅此而已。

我的铺位在船尾，一个矮个子占据了另一侧的铺位，我的两个仆人则睡在我们之间。船上的厨房，说是厨房，其实只是放置了几件做饭的器具而已，就摆放在外面的船尾，邻近舵手的位置。

每位乘客，当他搭乘这些船的时候，船上负责按一定的费用向他提供一日三餐。我们早上喝粥，中午吃米饭，晚上又是米粥。如果乘客想吃别的东西，比如茶、鱼、肉或蔬菜，他都必须自力更生，自己准备原料，自己烹煮。这样安排看起来不错，对于那些想在旅途中尽量节省着花钱的人来说，船上的伙食就足够了。除了船上提供的饮食，很多旅客并不需要什么额外的东西，茶也许算是个例外，旅客们都随身带着茶，而这在中国花不了多少钱。

每天早晨，船上给我提供一盆热水，水里面有一块洗脸布，这些都是供我用来盥洗的。中国人一般是这样进行盥洗：先把洗脸布浸在热水中，把它拧干，然后用这块又热又湿的洗脸布擦拭双手、脸、脖子以及脑袋等。这种盥洗方式并不是最有效的，但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它却是让人感到清爽的最好办法，尤其是当一个人进屋之前走得又热又累的时候。比起冷水浴来，这种盥洗方式更能让人感到神清气爽，而且可能也更健康一些。

穿好衣服后，我可以得到一杯茶，真的只是茶，没有糖，没有牛奶，在中国喝茶从来不添加这些东西。大约八点钟的时候，厨师将六个大陶盆放在饭锅旁边，每个陶盆都满满地盛着稀粥，放在那儿敞凉。等到稀粥凉得可以喝了，陶盆就被搬到床铺之间的过道中，排成一行，乘客们自发地分成几组，每组四个人，开始用早饭。按照这样的安排，矮个子，也就是睡在我铺位对过的那位，我的两个中国仆人，还有我自己就分在了一个组，我们这个组离船尾最近。每个人都拿到一个小盆子、一双筷子，大陶盆中有一把木头勺子，我们就用它把粥舀进自己的小盆子。

除了仆人给的几个红薯，前一天我没吃什么东西，我这时候饿得厉害，别说是粥了，比它味道更难吃的我也肯定难吞下去。我顾不上周围还有中国人在场，也不去考虑他们看到我用筷子的古怪方式后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但实际上我做得很不错，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全然忘记如何使用这高度文明的吃饭工具。当然，比起其它的食物来说，用筷子吃米饭和喝粥要更容易一些，因为饭盆子通常都是举到嘴巴跟前，里面的东西一半是吸进去的，另外一半用筷子拔拉进去就行。

我们的船顺风又顺着潮水的方向，所以在江面上行驶得很快。这是一个美好的秋日，景色非常迷人。我们已经离开了长江三角洲平原，进入到如诗如画一般的山区。山上长了很多树木，从山脚到山顶，到处都是松树、柏树、杜松等，它们那暗绿色的树叶与平原上众多乌桕树那成熟深红的树叶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杭州附近还有一些桑树，但随着我们往钱塘江上游深入，桑树渐渐消失了。烟叶、玉米、小米，以及小部分稻米，看起来是这儿平地上的主要农产品；而小米和玉米在较低一些的山坡上也有种植。

佛寺和佛塔随处可见，它们高高地耸立在林表。西湖边上矗立着一座名为“雷风塔”[1]的宝塔，顾名思义，就是“打雷刮风之塔”。看起来这座塔非常古老，野生荆棘和其它一些杂草从塔墙上长出来，长得甚至比塔顶还高，这显然加速了这座塔的衰败。雷风塔是这一带的一个独特风景，它让我想起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交界处那众多的古城堡废墟。

夜晚，当天黑得看不清航道的时候，我们的船就停在一个小乡村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再一次启程。这时候我们已经到了杭州府西南方向四、五十英里以外的地方了。

与我同船的乘客主要是些商人及其仆人，他们都很安静，也很驯良，实际上他们除了吃饭和抽烟，就只是斜躺在床上或睡觉，很少做别的事情。其中一位是个确定无疑的鸦片烟鬼，他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瘾君子。在旅行过程中，我看到过很多鸦片吸食者，但这个人是其中最可怜的一位，他显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很有钱。他的床铺上围着丝帘，枕头上带着漂亮的刺绣，被套用的则是某种最为昂贵最为柔软的绸子面料。所有这些他使用的东西都揭示着一种奢华享乐的生活方式。

可是，在第一天的旅行之中，让我们看看并描述一下他那床帘后面的世界吧。床帘总是低垂并且拉得严严实实，特别是当风的那一面。他穿着最精美的丝绸衣服，侧躺在床垫上，头下则枕着一只刺绣的枕头。他身侧燃着一盏小灯，嘴里含着一管鸦片烟枪，正在那吞云吐雾。吸了几分钟后，他脸上浮现出一种陶醉的神色，就像喝酒之人后喝到微醺状态时的样子，这是鸦片烟起作用了，他此时应该是进入到那极乐世界中去了。

一两分钟以后，他跳下床来，叫来一壶茶，酣畅地喝上一顿，然后开始在船上四处蹓跶。他明显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之中，和遇到的每一个人聊天、开玩笑。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抽烟叶，然后又喝上一顿茶，就躺下睡觉了。但他的睡眠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很明显，他总是被一些奇怪而又可怕的梦境困扰着。最后他醒过来了，又像以前一样继续吸食鸦片。就这样日复一日。既使是在寂静的夜晚，当周围的一切都沉入睡梦中时，他那脆弱的意志力仍然难以抵御对于鸦片刺激的渴求。在这次旅行中，我晚上醒过来的时候，常常发现他那盏小灯都是亮着的，闻到那种令人不舒服的烟味，在船顶上空盘旋。

无节制地吸食鸦片给这个人的身体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 他现在又瘦又憔悴，脸色灰白枯槁， 皮肤则呈现出一种玻璃般的光泽，这是鸦片吸食者的一个显著标志。很明显，他在世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可是，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他还在试图让别人相信，也让自己相信，他吸食鸦片是为了治病，鸦片对他的健康不可缺少。当他处于兴奋状态时，我看着他，情不自禁地会觉得，造物主创造出人类，人作为上帝最杰出的作品，可是当感观刺激与享乐控制着一个人的时候，就如鸦片控制着他，这时人又是多么可怜啊。

第一天的时候，所有的乘客都把我看成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地道的中国人了。但我的搬运工，这个愚蠢、多舌的家伙，好像保守这个秘密，会把他压得浑身不舒服一样。我有一两次看到他和一位船员在窃窃私语，后来证明，就是他告诉这个船员，当然是当成一个极大的秘密，说我是个外国人，上海众多的红毛鬼子当中的一位。渐渐地，这个秘密就传开了，船员们和乘客们都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拿眼睛偷偷地看我。 我对此心存疑惑，就把王拉到一边，问他为什么突然之间我就成了大家感兴趣的对象。“噢”，他说，“搬运工是个大笨笨，他已经告诉所有的人，你不是这个国家的。你最好让他滚蛋，如果你不想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话。”[2]用简明易懂的英语来说就是，他告诉我，苦力是个笨蛋，他告诉所有人，说我是个外国人，如果我不想惹麻烦的话，最好是让他滚蛋。

再不会错了，我的秘密已经不再是秘密了。我很想惩罚一下那个搬运工，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他能够免受处罚，要感谢我们所在的这个特殊场合。我觉得这个可怜的家伙后来被自己的同胞惩罚得够多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他就像是在耍猴一样。

一路无话，直到我们抵达严州府[3]，距杭州大约380里，位于北纬29.37.12度，东经119.32.47度的一个大城市。严州府城也像所有的中国城市一样用围墙护卫着，城墙全长约四英里。看起来这儿也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但停泊在城外河里的船只数量很少，从这点来看，我估计这个城市在商业上并不是很重要。严州大量出产家居用品，只是简单油漆了一下，价格比沿海城市要便宜很多。严州也是前往徽州的船只的集散地，因为要给船上人员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相关生意便做得很大。从城市规模来看，严州大约有20万居民。他们看起来不是那么富有，至少在穿着方面，他们肯定不如其近邻杭州人那样华丽。

在府城下游一点的地方，有两座非常漂亮的塔，其中一座建在造型奇特的圆锥形小山上，名字叫做伏龙塔[4]。江水在这儿分成两支，或者更准确地说，两条支流在这儿汇合，一条支流来自南边，部分发源于江西与江南省交界之处，另一部分则发源于武夷山北麓，我以后可能会去的一个地方。而现在我要走的则是北边的支流，这条支流发源于徽州的绿茶产区。

严州府附近的山都较荒凉，但山谷与低地则很肥沃。严州正好处于杭州与徽州之间半程的位置，我们的船员似乎也想趁机利用这个机会，把严州当作一个中间休息的地方，停留一段时间。而且这一段河流的流速大大提高了，需要增加不少船员。我们在严州停了两天，进行各种准备工作，买了各种东西，比如给船员们穿的草鞋，剩下这一段航程我们要吃的大米， 以及各种可以贩卖到上游乡村以便牟利的货物。把时间耽搁在这儿，我一点也不反感，这正好让我有机会见识一下这个古老的市镇，以及这个地区的部分农村，对我来说，这可是一片全新的天地。

在我们停留严州期间，我的仆人王，这个又蠢又倔的家伙，几乎把我们都陷入到一个糟糕的困境中。在还钱给一位船员时，他似乎给了人家一块有缺损的银元，这块银元因为在镇子里用不出去，船员又把它拿回来了。这时候王正在喝三烧[5]酒（中国的某种酒），当船员把银元还给他的时候，他已经喝得很高了。他断言那块银元与他给船员的并不是同一块，所以他与那块银元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经过一番争吵，他又把银元收回去了，然后动身进城，用他的话说，他要自己去把它兑换掉。几分钟以后，他回来了，肩膀上挂着一串价值相当于一块银元的铜钱，他带着胜利的口吻大叫着：“银元好得很呢，用出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有笨蛋才会用不出去。”他然后把铜钱扔给那个船员，用一种又恼怒又激动的语气问对方现在是否满意。船员静静地接过那一串铜钱，开始清点并检查它们。过了一两秒钟，他把铜钱还给了王，说这些乱七八糟的铜钱都是一些劣币，如果王用这些铜钱来还债，会让他蒙受很大的损失，所以他不想接受这样的钱。他现在要求王用品相上好的铜钱来还他。王表现出一副很愤怒的样子，“我给你一块银元，”他说，“你说它不好。我给你换了，给你铜钱，你又还给我，你到底想要什么？”乘客们现在都聚在他们周围，眼看就有可能爆发一场更大的风波。但在经过一阵高声争吵后，可怜的家伙最终把铜钱收到口袋里去，同时申明自己上当受骗了，他威胁说将来一定会向王进行报复。

两天以后，船上新增加的人手都已经到位了，该买的东西也买到了，我们的船向江中驶去，把严州府城抛在我们身后。我们现在的航向是西北，在很多江段水流都很急，于是很多地方都用水流来推动水碓，碾磨大米以及其它粮食，给它们脱壳。在严州府上游几英里远的地方，我看到了第一架水碓。 乍看上去，我以为它是一艘蒸汽船，因此感到非常吃惊。中国人告诉我们那些住在华南的英国同胞说，在中国内陆，蒸汽船很常见，我一度以为这些中国人说的都是真的。等到离得更近一些，我发现这所谓“蒸汽船”是下面这样一种装置：一条大大的船或驳船，船头船尾牢牢地拴在某处水流湍急的河岸边。船侧安着两个轮子，有点像蒸汽船的船桨，用根车轴把这两个轮子贯串连接起来，车轴上装有很多短齿轮，每个齿轮转动的时候，它都会推动一个重重的木锤，把木锤推到一定高度，然后让它落下，把放在下面碾槽里的粮食碾碎。受到激流的推动，轮子带动车轴迅速地转动，于是木锤便不断地举起、落下。船上用茅草盖顶，这样可以避雨。随着我们向着上游深入，像这样的水碓变得极为普遍。

大约在严州上游十到十二英里的地方，土地变得稍为肥沃一些了，山上长满了低矮的松树，低地则种满了乌桕树、樟树和竹子。这一带农村大量种植玉米和小米，因为这儿大部分是山区，种不了水稻。

我们现在前行的速度非常慢，因为水流太湍急了。不时出现的险滩，常常使得我们花费好几小时才能溯流而上。十五个纤夫，用长长地纤绳系住我们船上的桅杆，在岸上拉着船前进，还有五、六个船员拿着长长的竹篙，奋力地撑着船。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展现中国人那不屈不挠的毅力。当打量着像这样的一条河时，也许有人觉得它根本就不适合航行，但即使是这样的困难条件，人们也还是凭着艰辛的劳动和不屈的毅力把它克服掉了。

我们别无他法，只好慢慢前进，这倒很合我的心意，我可以轻松方便地调查这一带的植物资源。我一般在天亮时起床，整个早晨都到河岸边的山坡上和山谷里进行考察，然后及时赶回到船上吃早饭，吃完早饭，我通常都由我的仆人陪着再到岸上去，漫步过程中一旦发现什么种子、植物或者花儿，就采集下来交给仆人拿着。每次上岸，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爬到最近的一座山上，看这条江到底绕了几个弯，有多少险滩，这样我们心中就可以有个数，在我们下船的这段时间里，它有可能走多远。如果滩流很多，我们知道船会走得很慢，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走到较远一些的地方，反过来，要是河流看起来很直，河床也相对较平坦，我们就只能在离开河岸不远的地方活动。

在树木当中，最常见的是由森柏格命名的日本油桐，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桐油树，这种树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因为它的种子里面富含油脂。此外还有乌桕树，提供桕脂和桕油。这儿的山坡上有一种棕榈树，是此地以及华中各省唯一一种土产的或者种植成功的棕榈树，长得非常好。这种树看起来像是稷竹的一种。对于华北的中国人来说，它的经济价值非常高，它那大大的、棕色的像毛发一样的苞叶可以派很多用场。当地帆船上用的绳子和缆索就是用这种苞叶编织而成，这种绳子即使是在水下，使用寿命也很长。尽管这种树与椰子树的纤维有些相似，但用来编织绳索的话，前者可能比后者还要更好更结实。这种苞叶也可以用来加工成棕床垫，当地不管什么阶层，很多人睡觉用的都是这种床垫。下雨的时候，下田的农民以及其它劳动人民都喜欢穿戴用这种苞叶制成的斗笠和簑衣，可以将绝大部分雨水挡在身外。这种树还有很多别的用途。此外，在当地，它还是一种很有观赏价值的树呢。

希望有一天，在英格兰南方以及欧洲其它一些气候温和的地方，山坡上也能种上这种漂亮的棕榈树。带着这样的期待，我把几棵棕榈树送回了英国，送给位于KEW的皇家花园[6]的希廉库克爵士，我向他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他把其中一棵转交给阿尔伯特王子位于怀特岛上奥斯本行宫[7]的花园。

有关这种有趣的棕榈树以及本篇中其他一些树木，书中附了一些速描，我要感谢R. N.号[8]的克雷克诺福特船长在这方面的好心帮助，作为雷纳德船的船长，他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得到了侨界高度而又公正的赞扬。

这一地区有很多石灰岩， 因而建了很多烧石灰的石灰窑，这些窑建得就像我们在英国看到的石灰窑一样。江面上有很多水禽，比如鹅、鸭子、野鸭，以及几种很漂亮的翠鸟等等，都很常见。山里面则有很多野鸡、山鹬以及鹧鸪等。我估计也有很多鹿，但我一只也没见到。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快乐地过去，天气很好，当地人很平和很友善，风景又非常之好。我的中国仆人和我自己，经常在走得脚酸之后，坐在山顶上，享受着周围如画的美景。这条美丽、清澈的江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在群山之中蜿蜒流淌，一会儿波平如镜，深沉静美， 一会儿却又是浅滩急流，河床上到处都是岩石。在有些江段，江边林木蓊郁，树木将其枝条垂入水中，而在另一些江段，水面上岩石巉峭，与急流砰渹撞击。

这一带地处山区，远方的山岭，高高低低，从三百英尺到三千英尺不等，它们或者孤峰特立，或者连绵起伏，或者沟壑纵横，姿态万千。总之，景色非常迷人，那些鲜活的画面将长久地印在我脑海中。

10月29、30两日，我们经过了茶园[9]、早禾埠[10]、港口[11]以及淳安县城[12]等城镇，这些地方都很值得说一说，特别是淳安县城，它至少有10万居民。 在茶园镇的对面，有一座外形奇特的小山，山体主要由漂亮的青色花岗岩构成，中国人非常喜受这种石料，从山里挖出来的青石[13]被广泛使用于各种装饰用途，特别是用来修砌坟墓。大量青石就因此而沿着新安江，送到了下游的严州与杭州。

这儿与我要去的绿茶产区毗邻，所以山坡上现在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茶园。山谷里则常常出现一些高大的樟树，特别是在村庄附近。乌桕树仍然很多，在每年的这个季节，当乌桕树披上秋天的霜叶，曾经的碧树，现在变成深红胜血的秋林，那美景真是叫人心醉。

但这一带最美的树还要数一种枝叶纷披的柏树， 这种柏树我在中国的其它地方从来没看到过，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新树种。我是在一次日常散步的过程中第一次发现这种柏树。我注意到离我所站的地方大约半英里以外，有一株漂亮的杉树，大约六十英尺高，树干笔直，就像诺福克岛[14]上的松树一样，而枝叶纷披，又像圣赫勒拿[15]的柳树。这棵树的枝条，最开始是从主干上垂直生长出来，然后形成一个上翘的优美弧线，在枝条最尾端再稍稍下垂。在这些主要的枝条上，又长出其它一些又细又长的小枝，这些小枝都直直地下垂，使得整棵树像垂柳一样，非常漂亮。它让我想起欧洲剧院或公共场所里那些又大又华丽的枝型吊灯。

这会是什么树呢？很明显，它属于松树一类，但比起其它松树，它树形更美，观赏效果更佳。我走向——不，实际情况是——跑到这棵树跟前，这让我的仆人大为惊讶，他们显然以为我发疯了。当我站在树下，发现它不只是可以远观，近看显得更漂亮。它的主干非常直，像柳杉一样，叶子则像著名的金钟柏的叶子，只是细长得多，也漂亮得多。

幸好，这棵树上结了很多成熟的果子，这是此刻我最想得到的东西。树长在一家乡村客栈的地面上，属于客栈老板的财产，一道围墙把我们和它隔了开来，我承认，当时我非常想爬过墙去，但又记起自己此刻扮成了一个中国人，如果这样贸然闯入，那是很不合体统的，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样的想法。我们于是走进这家客栈，在一张桌子前静静地坐了下来，为自己点了一些吃的。吃完以后，我们掏出烟杆开始吸烟，主人很有礼貌地陪着我们一起走到院子之中闲逛，那儿有我真正感兴趣 的东西。“你这棵树长得多漂亮啊。我们生活的沿海一带从来没见过它这样的，希望您送给我们一些种子。”“确实很漂亮”，主人说，我们的夸奖显然令他感到很高兴，他很乐意满足我们的要求。我很珍惜这些种子，把它们安全地送回到英国，现在它们已经在英国落地生根了。希望几年以后，在英国的风景当中，能见到这种可爱树木的动人身影。这之后，随着我们继续西行，这种树越来越常见，经常可以看到它们一丛丛地长在山坡上。这种树叫做垂枝柏。

船在淳安县城旁边停了一晚，10月31日早晨，我们离开县城，继续我们的行程。走了一小段路程之后，我们来到群山之中一处显得特别荒凉的地方，这儿可以产生一种特别奇怪又非常清晰的回声，中国人把这个地方叫做响山[16]。到了这儿，船员们与乘客都高声大叫，尽力用最大的音量喊出各种奇怪的声音，以此作为消遣。声音在山间一遍又一遍地回荡，非常清晰，首先是近处，然后是远处，峰鸣谷应，直到最后回声慢慢消失。中国人对于这个地方有一种很奇怪的偏见，他们告诉我，人死之后，变成鬼，鬼最喜欢住在那些荒凉而又风景优美的地方，他们说，这些回声就是鬼在不停地重复这些叫喊声，把声音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

这一天慢慢地过去，我们来到一个险滩前，新安江上的这些险滩都很难越过。我看到很多小船都等在这儿，一旦有大船到来，它们就围上前去。这些小船都是江上的乞丐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年迈的老人，或男或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因为上了年纪而头发斑白，而且很明显，不少人已经老得有点糊涂甚至痴呆了。他们希望能从东部沿海富裕城市来的船上乘客那儿得到一些救助。中国人以尊老敬老而闻名。据说，一位著名的英国商船队长，有一次在广州被暴民围攻，情形很危险，但当他举起自己的帽子露出满头的灰白头发时，暴民们后撤了，让他全身而退。考虑到中国人对于老年人以及斑白者的尊敬，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船上有个传统，每天早上，船员们都会往一个小竹筒中存一把米，以便施舍给穷人。这样乞丐们在要饭时通常都不会落空，实际上，如果不给他们 一点东西，很难把他们打发走，他们对你纠缠不休，非常烦人。涌到我们船前的乞丐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船员们常常抱怨，哪怕只给每位乞丐一、二盅的大米，他们也应付不过来，所以船员们只好吁请乞丐们的谅解。但除非把整个竹筒里的米都倒在伸过来的篮子里，否则乞丐们就会鼓噪大喊，抱怨自己没得到应得的那一份粮食。

有时候江水太浅，江中全是石头，只有靠近江岸的地方才有一条能让船通行的水道。岸上的乞丐们很清楚这些水道的位置，他们通常就守在那儿，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篮子，将篮子悬挂在一根竹竿上，伸到船员们身边，希望得到救助。这些岸上的乞丐就如他们船上的弟兄们一样难缠，他们的要求一般都会得到满足。

我直到现在才了解到，在中国，生活在底层的民众，比如这些船员，他们都很有同情心。很少有乞丐——他们人数众多[17]——会空着手回去。这也许是因为，尽管这些船员都很无知，也很迷信，但他们都相信一个道理，真心行善，不求回报[18]，终有一天会得到福佑。

[1] 译者按：即雷峰塔，作者误听，下文且解释为“temple of the thundering winds”

[2] 译者按，此处作者引用仆人的鳖脚英语，后面自己又用正确的英语解释了一遍。

[3] 译者按：今属杭州，严州府城位于今建德市梅城

[4] 译者按：这是根据英语回译的塔名。梅城附近的三江合流处有双塔，名为南峰塔及北峰塔，与此处塔名不符。

[5] 译者按：原文sam-shoo, 即samshu, 来源于广东方言“三烧”音译，所谓三烧，即三蒸三酿之酒，原料为小米或大米。

[6] 译者按：即英国皇家植物园，全名为Royal Botanic Garden, Kew，现在常简称为Kew Garden。Kew是地名。Kew Garden地处伦敦西南。

[7] 译者按：奥斯本行宫，OSBORNE HOUSE，位于怀特岛（Isle of Wight）上，曾经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夏宫。

[8] 译者按：即下文Reynardt号船。

[9] 译者按：此镇已沉入千岛湖水库底。今天淳安的茶园镇为后来异地重建。

[10] 译者按：原文做TSASA POO, 遍查淳安县旧志，唯早禾埠差相仿佛。早禾埠位于旧新安江畔，且界于茶园与港口之间，为当时一水陆码头。今已沉入千岛湖水库底。

[11]译者按：此镇今已沉入千岛湖水库底。

[12] 译者按：原文为“SHANG-I-YUEN”，即淳安县。原淳安县城今已沉入千岛湖水库底。

[13] 译者按：又称茶园青石，质地细韧，颜色呈鸭蛋青，可以雕龙刻凤，凿狮凿麒麟，以及祠堂石柱、石梁等。

[14]译者按：原文NORFOLK ISLAND，即今澳大利亚海外领地诺福克岛。

[15] 译者按：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南大西洋中的一个火山岛，隶属于英国，孤悬海中。拿破仑就是在这里流放直到去世。

[16] 译者按：原文为“FUNG-SHU”,不知所指。查《严州府志》卷三“山川”，淳安县城西有“响山”，其下注文云：“在县西十八里，有深潭，舟人呼之，其响相应。”地理位置、对回声的描述适与福钧描写的相同，疑即此处。今人黄宾虹《新安江响山潭镜心》国画，作于1950年，新安江水库未成之前，响山犹在万山群簇之间，一片荒野景象。今则水中几座小岛，浑然不似旧时地理矣。

[17] 译者按：原文their name is legion, 从”my name is legion, for we are many ”变化而来，语出《圣经》。

[18] 译者按：原文casting their bread upon the waters, 语出《圣经》Ecclesiastes 11而稍有变化。

第三章

威坪镇——船员威胁要报复——坐守天亮，毫无必要——省界关卡——进入徽州——茶树以及其它庄稼——看中国戏——渡船和渡船上的姑娘——转移货物——床底下的两具棺材——某位官员的花园——山上的植物——仆人的建议——离船登岸——不理睬鸦片烟鬼——屯溪——屯溪在茶业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土地、物产的特性——第一次看到松萝山

10月31日夜晚，我们到达威坪[1]，这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四周有城墙护卫，居民大概有15万人。威坪位于与徽州交界的地方。

王姓仆人与那位船员之间的争执并没被遗忘，船员觉得他实施报复行动的时机到了。最后这两天，他一直在向有些乘客暗示，他将在威坪采取某种行动。这些乘客把听到的都及时转告给王，这让王开始害怕起来。其他一些中国人，他们与王并没有什么交情，看到王害怕的样子，似乎很享受，于是极力夸大这种危险，让王自己吓唬自己。王在旅途中也和他们有过几次争执，于是整个人群似乎都在与他作对。当我们到达威坪时，情形就是这样，让人觉得很不安。

我们把船紧贴着城墙下面停了下来，这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左右，天全黑下来了。每次船停靠在城镇旁边，船员们都要趁着夜晚上岸去，这一次他们又上岸去了，只留下一两个看船的，因为白天太劳累，这时候也躺下来准备睡觉，绝大部分乘客也像他们一样躺了下来。这时我看到我的两个仆人在交头接耳说些什么，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由于白天走累了，我躺在自己的床上，任由思绪飘向遥远的故乡。

慢慢地，我由冥想进入到梦乡，这时候我觉得有一只手在推我，同时一个声音告诉我，我听出那是王的声音，让我不要睡觉。我问为什么，他说他发现船员们密谋要加害我们，这天晚上他们就要把我们沉入到江水之中。“他们现在到城里叫帮手去了，”他说，“等到他们认为我们睡着了，他们就要动手了。”

我几乎不知道该拿这个事情怎么办。我们现在不管是离上海还是宁波大概都有三百英里，天又非常黑，如果他们真要加害我们的话，别人的任何帮助，我们基本上都指望不上了。但我自己很难相信，在中国的这个内陆地区，人们通常都很温和，也很驯良，怎么可能心安理得地做出这样的事来？因此我并没有像王希望的那样起床，只是告诉他我会注意保持清醒状态。

威坪镇建在新安江江边的高岸上。在火把和灯笼的照耀下，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城门，从这个城门到河边有一条路，其实就是一个斜斜的坡面，我们从船上可以看到这条路。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提着灯笼，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那些从城里出来下到河边来的人。夜色深沉，一片静寂，可以清晰地听到远处细微的声音。最终城门打开了，出来大概十二个人，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盏灯笼，他们沿着坡岸向船走下来。“起来，起来，快，快，”我的仆人说，“他们回来了。”我立刻跳下床，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等待那将要到来的危险。我的两个仆人看起来也是高度警觉，紧紧地站在我身边。走在最前面的人现在已经到船边了，他轻轻地跳上船，从门外往船舱里看了一眼，“喂，你们想干什么。”我的两个仆人同时喊道。那家伙咧着嘴笑了一下，说他不想干什么，然后就从我们船上跳到旁边停着的另一艘船上去了。他的同伙也都跳到周围的船上，消失不见了，把我们毫发无损地晾在那儿。“你现在看到了？”王说，“我告诉你他们要抢我们的东西，把我们沉到江里去，你还不相信。如果不是我们醒着，做了准备，我们就全完蛋了。”

我必须承认，我这时也有点动摇了，不知道该拿这件事怎么办。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早就能猜出结局了，一定会觉得这件事非常可笑，但对我来说，它却事关重大，一点也不敢当作儿戏。乘客们这时都上床了，但都没有睡着，一直在小声交谈，这一情形显得很可疑，不是什么好兆头。我敢肯定，真要有事的话，他们一定不会帮我们，反而有可能去帮那些船员来对付我们。

这之后又过了半小时左右，城门再次打开，我们看到又有一些人提着灯笼顺着坡岸下来，就像前面那批人一样。这一次来的是我们船上的那些船员，王猜测他们是到城里与朋友们策划一场阴谋去了。等到他们上船以后，看到我们那架式，他们装出有点惊讶的样子。他们笑话王，说他们并不打算把王沉到江底去。王镇静地回答说他不相信他们，然后转头告诉我，他敢肯定他们仍然想谋害我们。这些家伙这时都躺下来睡觉，让我们也把灯笼吹灭，像他们一样上床睡觉。但我的仆人没有听从，因为他们坚信，船员们不过是在假寐而已。

就这样，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们一直都保持着高度警觉状态。船员们看起来早就睡熟了。夜晚非常安静，只有水碓发出的叮当声不断传来，这儿的水碓类似于我曾描述过的那种，有那么几架就立在城镇对岸的险滩边上。夜幕中，这座古老城镇的城墙与城楼若隐若现，黑乎乎的，像座监狱一样。一切都很安静，似乎都沉入到了梦乡之中。我自己很想去睡觉，但我的仆人们反对这样做，于是我只好陪着他们，又陪了一个小时。这之间我们虽然警醒，却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感到又冷又困，再怎么劝阻也强撑不下去了。我告诉王，如果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就叫醒我，然后我就躺下去了，衣服都没脱，很快就进入梦乡，梦里有强盗、船员以及水碓等。

等我醒来，天已经亮了。我们的船已经开动，正在迅速地沿江前行。十五位船员在岸上拉纤，厨师则忙着给我们准备早饭，一切照常，似乎困扰我们的事情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的仆人，前面盯得太累了，这时直挺挺地躺在船上的地板上，正在酣熟呢。由于别的乘客也还在熟睡，我安静地思考了一会儿，回想昨晚的事情，这之后，因为急于想看看这座古城在白天是什么样子，我走出船舱，来到高高的船尾，站在掌舵的老水手身旁。

太阳这时候刚刚升起，晨曦照耀在威坪那古老的城墙与门楼上。阳光下的威坪老城看起来与夜晚多么不同啊，而人们的想象力又进一步推波助澜，把它想象成了一座牢房，黑漆漆，阴森森，里面住着的全是一些窃贼、强盗。可现在，它就像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清澈美丽的江水从旁流过，四周环以小山，多么浪漫美丽的风景，又有年深日久的城墙在旁拱卫。可见白天与夜晚有多么不同，而人们的想象力又有多么强大。

回到船舱之后，我发现我的仆人快要醒了，正在揉眼睛呢。“怎么样，”我说，“什么事也没发生，船已出发了，我们离开威坪已经有一段距离了。”“哦，那太好了，”其中一位说，“但如果不是我们那么警觉，我们恐怕就活不到这个早上了。”

因为江水现在变得很浅，而且很多地方水流也很急，我每天都有一些上岸散步的机会，可以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但离开威坪之后不久，我的一位仆人就告诉我，我们现在两省交界之处，在这儿我最好不要经常上岸。我觉得他这个建议很好，值得我听一听。在这一地区，新安江就像一条公路或运输通道一样，把两省连接在一起，政府也派了军队来保护这一通道。每个省在交界处的江边都设有自己的关口。在浙江这边，我们经过了一个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江边小镇，镇子里住的主要是军人，他们受命于杭州的官员，派来保护这一通道。在跨过两省省界之后，我们马上来到了另一座有着相似规模以及外观的镇子，同样驻扎着军队，只是他们听命于江南省徽州府的官员。这两处军队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边界警卫的作用，我估计，他们对彼此并不会怀有什么善意。这让我想起，在古老的封建年代，我们英国各部落在边界上也是这样互相警戒的。上、下水的船只在经过这儿时都要接受登船检查，并且要把通行证拿出来给军官查验。

那位与王有过争执的船员现在又威胁要在这儿教训一下王，这让王感到很害怕。但这位船员，如果真是这样想过的话，却并没有真的把他的威胁付诸实行，我们安全地通过了这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省界关卡。

等到我们深入到徽州地界以后，我又可以像以前一样到岸上去散步。江水很浅，很多地方还有很多礁岩和石头，船很难从中找到一条可以通行的水道。新安江仍然在山区穿行，随着我们不断前行，这儿的山岭慢慢地变得越来越肥沃了，很多山岭，一直到山顶上都种满了东西。山坡上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茶林，茶林中间种着一些庄稼，比如小米和玉米等。小米和玉米生长于夏秋两季温度较高的月份，看起来可以给茶林起到一些遮荫的作用，这可能对茶林的生长有些好处。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喜欢把各种农作物混在一起耕作，实际上，这一实践遍布全中国各地。在别的地方，我从来没见过像这个山区里这样长得那么好的小米和玉米。正是这些庄稼成熟的时候（11月2日），中国人已经开始进行收割了。

这一带非常漂亮，也很有意思。在那些较为贫瘠的山上，很多地方都种上了杜松和松树，而那些较为肥沃的山上，则是一块块已经成熟的玉米田，这些散布各处的玉米田与其周围深绿色的茶林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高兴的是，我在这儿看到了众多美丽的垂枝柏，一丛一丛的，他们生长在山坡上，一般都在村子附近或种在墓园中，无论生长在哪儿，它都给周遭的景致增添了一种动人的风采。

在上岸行走的时候，我一般尽量避免进入较大的市镇。但这一次，为了减轻船的重量，使得它能被拉上一个浅滩，所有的乘客都必须下船。于是我们走在一起，很快就来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镇子。我们到达的那天正好碰到当地的节假日，于是我便有幸看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情景。

镇子位于对面的河岸上。两条河在这儿汇合，镇子就夹在两河中间。其中一条河都快要干涸了，河床现在就用来举办节日庆典。我们站立的堤岸比河床要高出大约150至200英尺左右，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俯看庆典活动的最佳视角。

一眼看过去，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精巧的七级宝塔，大约四、五十英尺高，就建在干涸的河床上，宝塔旁边则是一个规模不大的避暑别墅，装饰得很华丽，别墅周围看起来像是一个漂亮的花园。在别墅的走廊和阳台上，安放着一些男男女女的塑像，这些塑像外面都裹着华丽的衣服。窗边则有一些鸣禽在唱歌，比如很受欢迎的画眉鸟和金丝雀等。河床上还挖了一个人工湖，湖面上似乎漂着一些浮萍。所有这些都表明，这儿属于某个有钱有势的人。

不远处搭了一个戏台，成百上千的当地人就挤在戏台前面，台上正在上演的戏文显然让他们看得如痴如醉。有时候戏文看起来让人很悲伤，偌大的人群竟然鸦雀无声，另外一些时候，戏文又正好迎合了观众们的想象，让他们暴笑不已。台上的演员都披红挂绿，穿着那些华丽之极的丝绸或缎子衣服，显然，他们正竭尽所能，给观众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

靠近镇子时我们看到的就是上面这样一副场景。“快，”我的同伴们说，“快，看戏去。”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朝河上的一座桥走去，这座桥可以通到镇子里，通到举行庆典的那地方去。从堤岸看过去，可以看到全景，我对此感到很满意，所以就拒绝了他们到镇子里去的邀请。我前文提到过的那位年老的矮个子，他处处不忘向我们表达他的善意，这时候也表示，他愿意留下来陪着我和我的仆人。我们在绿地上坐了下来，美美地欣赏着眼前的这片景致。中国人的劲头真足，好像在那儿逗留一整天也没问题，可是我们的船要沿着另一条支流前行，我们必须回到船上去了。于是我们从桥上走过去，穿过镇中心。看起来压根就没人会想到，我竟然是个外国人。实际上，那位可怜的矮个子老人受到的关注，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多一些。在这个镇子里，除了一些大茶行，以及一些生产茶叶箱的木器店外，我没看到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我们穿过镇子，来到另一条支流旁边，然后走进一条渡船，渡船将把我们渡到河的另一边去。在渡船上的乘客之中，有两位非常美丽，穿得又很漂亮的年轻姑娘，和她们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她们走上船来，静静地坐在我身边，然后开始兴高采烈地交谈起来。我不禁把她们的行为举止和五个通商口岸中她们的同胞姐妹作了一番对比。那些穿着得体的女人看到外国人，总是像看到野蛮凶猛的动物一样，飞快地逃走。如果这两位漂亮的女孩子知道一个“夷”人此刻就坐在她们旁边，天知道她们会惊骇成什么样子。

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我们的船上来了，晚上就停在镇子旁边的江面上。所有人都申请到岸上去看戏，有些人还很热情地邀请我一块去，但白天看到的景象已经让我非常满意了，所以我拒绝了他们的邀请。他们全都回来得很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第二天早晨按照通常的时间出发，继续我们的行程。

船行了一段距离之后，船老大走了进来，告诉乘客，由于江水太浅，我们的船负重太多，吃水太深，无法通过，所以必须另雇一条船来，转移部分货物。而且他还面无表情地提议道，雇船的费用应该由乘客承担，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乘客们尽快赶到目的地。由于钱的数目不多，大家都同意了，于是我们雇了另一条船。

这时候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有些目瞪口呆，虽然中国人对它可能早就司空见惯了。当第二条船靠到我们边上来的时候，我们这艘船的船舱底板揭了开来，下面的货物被转移出来，这时我发现船上乘客中竟然还有几个我从来没有计算进来的人。两口大大的棺材，每口棺材中都躺着一个中国人的尸体，在过去的三个星期中，棺材就直接放在我床板下面的船舱里，而我却一点疑心也没起过。也许是因为，事实也确实如此，知道周边环境又能怎么样呢？它并不会让我自己感觉舒服一些，反而会让自己睡得不踏实。两口棺材被移到另外一条船上去了，它们将运往死者最后的安息地。经过询问，我了解到，死者是徽州本地人，多年以前就离开家乡移居到杭州去了，后来就死在杭州。现在他们的灵枢被朋友送回故土，将埋到祖坟里面去。

第二天，当我和其它一些乘客在岸上步行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处村子，村子里有一个大花园，一座寺庙，这些都属于当地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不久前，这家的家长刚刚去世，但这个地方保护得都还很好。因为看起来它向公众开放，于是我们决定进去看看。

用英国人的眼光来衡量的话，这个花园算不得很精美，但很明显，这一带的中国人都认为它别具一格。花园里到处都是一些四四方方的小庭院，庭院里面布置着一些假山，种着一些当地人喜欢的花卉。到处都是桂花、牡丹、南天竹以及其它一些常见的灌木。在一些漂亮的池塘里，则长满了惹人爱怜的睡莲。但令我最感兴趣的植物当属某一新品常绿冬青树，它的叶片有点像葡萄牙月桂，非常漂亮，观赏性很强。

建筑物当中有一座漂亮的小塔，我们爬了上去，站在塔顶，周围的风景一览无馀。很明显，这个地方是专为演戏以及大规模节日庆典活动而准备的。山庄、宝塔、露台、祠堂，这些建筑散布在这块土地上，给人以一种非常深刻的印象，深得中国人的喜爱。向导们引着我们参观这个地方，就像在英国一样，这儿也要给向导付费，此外还有一点也很像英国，我们从一个向导手里被转交给另一个向导，每个向导我们都必须付钱。

在这一带山坡上，我看到很多在中国别的地方特别是沿海山地当中很少见到的植物。最为常见的是芳香的腊梅，在英国，它最近也大受欢迎（露天条件下它在圣诞节期间开花）。但这些植物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我在一个古老的院子里发现的一种，很可能在英国它也将大放异彩。我在这里要讲一讲我们在屯溪是如何偶然发现它的。我和我的搬运工当时正在离镇子不远的小山上采集茶树种子。在把能找到的所有茶树种子都采集完之后，我碰巧看到了一株非常完美的垂枝柏，我非常喜欢这种树木，于是决定走上前去，到它生长的地方去近距离地观赏一番。我示意仆人也一起跟着我，看看能不能在树上找到什么成熟的种子。等我们走进村子，发现这棵树长在一个花园里，四周围有高墙。我们自然以为墙上某处应该开着一个门，于是绕着墙走，直到走进一个小山庄，看起来这个山庄只是一个供主人临时落脚的地方。我们像中国人一样大模大样地进到山庄里面，很快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废弃的花园当中，此外还有一座大宅子，以前必定是华堂大厦，现在却也像花园一样，满目荒凉。我从远处看到的那株垂枝柏就长于花园之中，上面结满了成熟的籽实，采集这些籽实进一步丰富了我已有的收藏。

对这儿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我们就准备离开了，这时候我看到在花园的一处僻静角落，长着一株很特别的植物。 等到走近了，我发现那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常绿伏牛花。 它的每片叶子都像英国冬青树的叶片那么大，叶片上刺很多，闪耀着一种暗绿色的美丽光泽。这种灌木高约八尺，枝叶繁茂，比其它已知的十大功劳属植物都要漂亮得多。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太大了，我难以移动它，把它带走。我摘了一片叶子，把它的位置记了下来，希望从内地回来的时候，能够伐下并带走一些枝条。

我现在对仆人王的怯懦和恐惧非常恼火。他仍然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他的敌人，那个船员，一直在威胁着他。我笑话他，努力让他相信，那个船员不可能伤害他，但没起什么作用。最终他走过来，将他正在谋划的一个计策告诉我，他打算第二天就依计而行。其实很简单：他和我将下船到岸上散步，表面上看起来和往常一样，但这一次不打算再回到船上去了。我问他，那我们的床铺和行李怎么办，另一个搬运工又该做些什么？他回答说，那些东西都必须留在船上，如果我们堂而皇之地离开，他们一定会采取措施来阻拦他， 至于那个搬运工，因为他很不可靠，所以也必须把他留下。王甚至不打算支付我们的船费。这就是他日思夜想想出来的妙计，他告诉我，他终于下定决心要把它付诸施行了，现在希望得到我的同意。

我对这档子事仔细考虑了几分钟，决定不采纳他的建议。我不想抛下那些茶树种子，以及我搜罗到的其它新植物种子，我并不相信，事态已经到了如此紧急的地步，以至于要抛下一个搬运工不管，还要拒付乘船的旅费。“你的计划不可行，”我说，“如果你能正大光明地离开，带着你的同伴，付清所有的船费，我就不反对你，不管你是打算上岸还是另外雇一条船。但如果是像你现在计划的这样，我不会跟你走。”我后来为自己能够坚决地留下来而感到非常高兴。

一两天以后的早晨，人们告诉我，我们离屯溪只有不到三十里的路程了，当天晚上就能赶到那儿。屯溪是我们这艘航船的终点，到了屯溪，我们就该下船了。下午两点左右， 我们离屯溪只有不到四英里了，因为江水非常浅，船行进得非常艰难，大部分乘客决定步行前往屯溪。我们都开始整理行李，为步行做准备。那个吸食鸦片的家伙，因为清楚他的底细，我一点儿也不信任他，现在他非常急切地想知道我们到底要去这一带的哪个地方。我的中国仆人们，这一次算是稍微学精了点儿，他们都没向他透露这方面的消息，他们这样做，是想防止船上这些人与今后我们要打交通的那些人互通声气。

付清了船费，整理好了行李，我们将要前往下一个停留之地，我的两个仆人也就此做好了分工。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我让搬运工照顾行李，我则带着王下到河岸上，步行朝屯溪走去，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屯溪。屯溪是个很繁荣很忙碌的市镇，离徽州府大约二十英里左右，是徽州府的主要码头。屯溪坐落于北纬29.48， 北京再往东 约2.4’经度的位置。因为江水很浅，无法再往上游行驶，所有杭州、严州来的大船都需停靠在这儿上下货物，所以这儿也就成了一个贸易中心。几乎所有的绿茶都在这儿装船，沿着新安江顺流而下运往杭州，然后再转运到上海。运往广州的绿茶则要向西先翻过一片山岭，那儿有一条流往鄱阳湖方向的河。

这一带人烟稠密。从我们下船的地方开始，一路上都是房子，可以算是屯溪的郊区了。屯溪据估计有15万居民，最大宗的贸易物品就是绿茶。这儿有很多大的茶叶商，他们从茶农或和尚们手中购买茶叶，然后进行加工与分类，把茶叶分成不同的批次，运往上海或广州，在那儿再卖给外国商人。据说每年屯溪要运出去七、八百批次的茶叶。我也注意到这儿有很多木器店，生产柜子，光是这一行业就雇了不少人。实际上，屯溪和周边人口稠密的地区可以说都是因为茶叶对外贸易而兴盛起来的。

从严州府一路行来，新安江两岸几乎都是高高的山岭，但是到了这儿，这些山岭似乎都退了开去，留出一条宽宽的美丽的河谷，新安江就从河谷的中间流过。几乎所有的低地都种上了茶树，这些土地富含营养，非常肥沃，茶树当然也就长得非常茂盛。我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茂盛的茶树，这让我相信，土地对于徽州绿茶的高品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城里面消磨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向人打听哪儿可以雇到一顶轿子，把我们抬到三十里以外的地方去。按照指引，我们来到一家客栈或者说茶馆里，那儿有些轿子可供出租。客栈里发生的事情当时就让我觉得很有趣，后来想起也常常笑得不行。当我们走进这间客栈时，里面有很多旅客，各个阶层的都有，有些人在喝茶，有些人在抽烟，剩下的则趴在椅子或桌子上睡着了。看到有陌生人进来，那些即不安分又很好奇的人，开始对我们问长问短。我的仆人王就是本地人，当地方言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很显然，他尽量不想多开口。至于我自己，我告诉他们，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这当中有个家伙显得很特别，他眼光比较敏锐，大概看出我的长相有些与众不同，不想被我们敷衍过去，于是不停地问我很多问题。最终，那位年长的客栈老板走上前来，极其严肃地说道：“你这样问来问去是没用的，他只懂官话，而你又不能说官话，他当然听不懂你讲的话，你也听不懂他的话。”这番话似乎让各方面都很满意，于是再也没人来打搅我了。

轿子已经备好了，我们都坐进轿子，穿过市镇，跨过新安江，踏上前往松萝和休宁的道路。我们在天刚擦黑的时候到了目的地，第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松萝山[2]，据说绿茶最早就是在这座山上发现的。

[1] 译者按：此镇现已沉入千岛湖水库底。今天的淳安县威坪镇为后来异地重建。

[2] 译者按：松萝山，在今安徽休宁县，所产松萝茶，明清时非常有名。

第四章

松萝山——山中和尚与松萝茶——海拔高度——岩层构成——茶树栽培——种子保存方法——茶树苗——给绿茶染色——染色原料——中国人为什么要给绿茶染色——绿茶饮用者所吸入的普鲁士蓝和石膏的数量——中国人不喝这样的茶——沃灵顿先生的调查结果

松萝山，位于江南省休宁县，县城位于北纬29度56分，东经118度15分。在中国，松萝山很有名，因为绿茶最早就是在这儿被发现，也是最早在这儿炒制的。在1693年出版的休宁县志中，有关这座山有如下介绍，鲍尔先生[1]曾引用过这段话：

邑之镇山曰松萝，多种茶，僧教吴人郭第制法，遂名松萝，名噪一时。茶因踊贵，僧贾利还俗，人去名存。士客索名松萝，司牧无以应，徒使市肆伪售[2]。

松萝山比平地要高出个两、三千英尺左右。山上很荒凉，不管它以前是什么样子，现在它肯定产不了多少茶了。实际上，根据我自己的了解，山上栽种的茶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能满足庙里的和尚们自己饮用，在松萝崎岖的山间，散布着很多这样的寺庙。但每个中国人都对松萝山抱有极大的兴趣，对很多中国作家来说，松萝山本身就是一个写作题材[3]。

绝大多数可供出售的高品质绿茶，都产自这一带较为低平的土地上，以及南边若干英里以外婺源的低平土地。因此，在山地茶叶和茶园茶叶之间就有一些区别，后者专指那些精心栽种在平地上的茶叶，这儿的土地属于肥沃的壤土，有些像上海那些适合种棉花的土地，但在质地上又更松散一些，混杂了相当比例的沙土。

这一带的岩石主要由志留纪石板构成，与英国发现的此类石板差不多。石板上面则是一种红色的石灰质砂岩，与欧洲新出的那些红砂岩类似。当这些砂岩风化成碎片的时候，它们会给荒山染上一抹微微的红色。在这些岩石中，我没看到有机物残骸形成的化石，但时间也不允许我对这些岩石再做细致地调查了。

这儿的植物群落带有北方特点，也就是说，在英国或印度北方常见的那些品种在这儿也很常见，而那些热带地区才有的灌木、树木品种在这儿完全看不到。这儿只有一种植物，与那些热带植物有有某种相似性，这就是我前文提到过的棕榈树，但这种棕榈树也比其它的棕榈品种要耐寒得多。某种冬青也很常见，这种冬青和英国品种颇为相似。各种各样的橡树、松树、杜松都有很多。草类、蕨类以及其它低矮灌木和北方的草本植物，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各 式各样的代表物种。

在徽州府的绿茶产区，我估计也包括所有其它栽种绿茶的地方，茶树都是由种子繁殖而成。茶树种子在十月成熟。把种子采集下来以后，人们通常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与沙子和湿土混杂在一起，就这样一直保存到春天。如果不采用这种办法，只有小部分茶树种子能够发出芽来。就像橡树和栗子树的种子一样，如果暴露在剧烈变化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中，这些种子就给毁掉了。

到了三月份，人们把茶树种子从篮子中取出来，种在土里去。它们通常种得很密，成排成列的种在苗圃里，或者种在茶园里某块空出来的角落上，有时候，为了提高茶园的土地利用率，会在茶田的每个空闲位置种上五、六颗种子。

茶树苗长到一岁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移栽了。移栽一般是在春天季风变化的时候进行，这时候甘雨时降，雨水温暖。树苗种植成行，株距约四英尺左右，每行大概有五、六棵树苗的样子，行距通常也是四英尺左右。等到第三年，这些茶树就可以开采第一批茶叶了。在人工栽培的情况下，人们很少会让茶树长到三、四英尺以上的高度。

如果冬天特别寒冷，茶农们会用稻草把茶树包裹起来，保护它们不受霜冻，防止寒霜和降雪折断枝条。

很多欧洲和美洲人口味独特，他们喜欢“彩色”的绿茶，徽州的绿茶产区有一道专门针对外销绿茶进行染色的工序，接下来我将对此进行一番全面、特别的描述。我当时把这一工序细心地记录了下来，下面就是我从记录本上一字不落地移录过来的：

监督茶农工作的负责人亲自操作这一染色工序。他将买来的一部分普鲁士蓝色染料投入到一个瓷盆中，在这个有点像化学研钵的盆子中，他把染料碾成细粉状。与此同时，将一部分石膏放到正在烘烤茶叶的炭火上去烧炙，这样做是为了把石膏烤软，便于把它也研磨成细粉，就像普鲁士蓝染料磨成的那样。烤了一段时间以后，将石膏从火上取出，捣碎，在研钵中磨成细粉。然后将这两种准备好的细粉，按四份石膏、三份普鲁士蓝的比率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淡蓝色的粉状物备用。

在烘烤茶叶的最后阶段，这些淡蓝色细粉将被添加到茶叶上去。在茶叶从铁锅中取出来之前，大概还剩五分钟的时候——通常点一根线香来计时——，负责人用一把小小的瓷勺，往每个铁锅中的茶叶上都洒上一些细粉。工人们然后用双手迅速地翻炒这些茶叶，这样做是为了让颜色分布得更均匀。

在这一过程中，工人们的双手全都被染成了蓝色。我禁不住想道，要是那些绿茶饮用者看到这一场景，他们那特殊的偏好可能就会被纠正过来，让我说的话，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会更纯正。一个文明人竟然会喜欢这种染过色的茶叶，而不是更自然的绿茶，这真是太可笑了。难怪中国人要把西方人看成是“蛮夷”。

有一天，一位住在上海的英国绅士，与一些来自绿茶产区的中国人进行交谈，他问中国人，为什么要给绿茶染上色，如果不染色岂不是更好？中国人承认，如果不染上这些成分的话，绿茶会更好，而且他们自己也从不喝这种染过颜色的茶叶，但是公正地说，既然外国人看起来更喜欢添加过普鲁士蓝和石膏的茶叶，这样的茶叶外观更一致，更漂亮，而且这些添加物也很便宜，那中国人为什么要反对这样做呢？更何况染过色的茶叶通常还能卖个好价钱。

我花了一些功夫，想准确地搞清楚，在给绿茶染色的过程中到底添加了多少染料。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把染色工序透露给中国或国外的什么人，只是想告诉那些英国，特别是美国的绿茶饮用者，他们每年吸收到身体内的普鲁士蓝和石膏到底有多少。每14.5磅茶叶需要使用8钱2分5厘乃至一盎司的染料。英国或美国人每喝掉一百磅染过色的绿茶，饮用者实际上便饮入了半磅以上的普鲁士蓝和石膏。而且，我还要告诉这些染色茶叶的饮用者们，中国人吃猫肉、吃狗肉，吃老鼠肉，可就是这些中国人，在喝茶方面，他们惊讶地举起双手，对上帝的子民们表示非常同情。

茶叶加工者们使用两种普鲁士蓝，有一种很常见，另外一种我只在中国北方见到过。这后一种普鲁士蓝比常见的更轻一些，带点浅白色，非常漂亮。在广州，人们常常使用姜黄根，但在徽州，我还没见人用过。

我从茶厂的中国人那儿拿到了一些添加物的样品，这样可以明确无误地弄清楚它们到底是些什么东西。这些样品去年（1851年）开大博览会的时候送回到英国，其中一部分被送交给药剂师协会[4]的沃灵顿先生，他以这方面的调查分析而著称。在一次化学协会的会议上，他宣读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也出版在化学学会的《会议记录和论文集》中，在论文中，他指出：

福琼先生从中国北方向工业博览会提交了一些茶叶染料样品，这些样品，从外观上看，毫无疑问属于纤维石膏（经过煅烧）、姜黄根，以及普鲁士蓝。后者所带的浅白色，很可能是因为其中混杂有矾土或高岭土，正如我以前的论文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混杂物导致其中出现氧化铝和二氧化硅，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在这一过程中使用高岭土或滑石。

[1] 译者按：鲍尔，即Samual Ball, 东印度公司的检查员，著有《中国茶叶的栽培和加工》（An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in China），1848年出版于伦敦。

[2] 译者按：康熙《休宁县志》原文作：“邑之镇山曰松萝，远麓为琅源，多种茶，僧得吴人郭第制法，遂名松萝，名噪一时。茶因踊贵，僧贾利还俗，人去名存。士客索名松萝，司牧无以应，徒使市肆伪售。”鲍尔引用该书时，漏掉第二句“远麓为琅源”，又误读第四句，将“僧得吴人郭第制法”误解为和尚教吴人制法。

[3] 译者按：明清文人对松萝茶甚是推崇，明代谢肇浙云：“今茶之上者，松萝也，虎丘也，罗岕也，龙井也，阳羡也，天池也。”清代冒襄 《岕茶汇抄》 云：“计可与罗岕敌者，唯松萝耳。”清代江澄云 《素壶便录》 中亦云：“茶以松萝为胜，亦缘松萝山秀异之故。山在休宁之北，高百六十仞，峰峦攒簇，山半石壁且百仞，茶柯皆生土石交错之间，故清而不瘠，清则气香，不瘠则味腴。而制法复精，故胜若地处产也。”又云：“徽茶首推休宁之松萝，谓出诸茶之上，夫松萝妙矣。”

[4] 译者按：原文做APOTHECARIES’ HALL，估且译为药剂师协会。

第五章

在王老先生家受到热情招待——四处冒烟的中国民居——我的搬运工和矮个子旅伴——他们遇到的危险——中国人的取暖方式——采集茶树种子——一段关于小檗植物的故事——获得小檗的幼苗——欺诈成性的中国人——离开著名的松萝山——王试图欺骗轿夫——编造“大将军”的故事——离开屯溪——山景——顺江而下的乐趣——山间的强风——到达西兴——绍兴府——曹娥——百官镇——到达宁波

在离题对绿茶以及首次发现它的这个地方做了一番介绍后，我再回头继续讲述我的旅程吧。

我们到达松萝乡下以后，我就住在仆人王的父亲家里。我们到达他家时天已经快要黑了，他家坐落在松萝山山脚周边两英里范围以内的小山之中。好在我亲自选定了这个地方，考虑到我此行的目的，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这儿更合适的位置了。老王先生是个农民，在这个世界上，他的日子曾经过得很不错，但就像大多数不走运的人一样，他现在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他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似乎对他儿子感情很深。他妻子也来欢迎我们，同时对因为家里太穷而招待不周表示抱歉。我也尽量礼尚往来，争取在客气程度上不输给他们，很快我们就相处得很融洽了。

晚餐很快就摆上了桌子，我们手握筷子，开始努力消灭面前的食物。中国人有早睡的习惯，所以我们不久也都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没办法出门。在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中国人的村舍因密闭性太差，住在里面很不舒服。我住的房子里面住了四家人，两家在楼下，两家在楼上。 每家人都有一个单独的厨房，因为没有烟囱，厨烟散得到处都是，然后从房门、窗户、屋顶等地方逸出去。本地人对此已经习惯了，一点也不介意，但对我来说，这种情况几乎就难以忍受。烟气熏到我眼睛，让我痛苦得都要疯掉了。而且走到哪里都是这个样子，整个房子里到处都是烟气。所以快到吃饭时间，所有炉火都烧起来的时候，我总是很害怕，但又没有任何办法，除非是跑到外面的大雨当中，于是我只好尽力忍受这种痛苦。

第二天晚上，我的搬运工和那位矮个子老人把我的行李运到了，他们将从船员们手中死里逃生的精彩情形讲述给王听。搬运工说，他非常警觉，整个晚上都呆在一座庙里，那是唯一一个他觉得还算安全的地方。并不是他们说什么我都全盘相信，特别是现在行李都安全回到身边，要是船员们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坏，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雨一连下了三天，天气又非常冷。中国人抵御寒冷的方式就是穿上厚重的衣服，还有就是，这样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奇怪，通过大声读书来抗寒，他们用一种类似于唱歌的腔调，反复朗读，越快越好。用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玩累了之后，他们就都上到床上去，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只有呆在床上才觉得最舒服，他们强烈建议我也照着这样做。

正常的天气情况下，我可以从窗户里看到松萝山，但现在它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重重的雨滴把所有的树木和灌木都压弯了。一直到第四天，终于云开雾散，太阳像往常一样又普照大地，万物都披上了一层光辉，令人振奋，让人愉快。我这时每天都呆在外面，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忙着采集各种种子，调查山上的植物，收集绿茶种植与加工的各种信息。 就这样，我采集到一大批茶树种子和幼苗，都属于茶叶贸易中最上乘的品种，我也收集到很多有用的信息，就是我在上一章向读者们介绍的那些东西。

与此同时，我也没有忘记美丽的小檗新品种，就是前面我提到过的那种植物，我非常希望能采到一些样品，把它介绍到欧洲去。我常常派王到附近的一些花园去，让他尽力给我找到这些小檗植物的幼苗，我不相信这种植物会如此稀少，以至于只生长在一个地方，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它的那个年代久远的花园。但是，可能是王没找到，更大可能是王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我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天早上，我把周围三、四个家庭的人都召集起来，把带在身边的那片叶子展示给他们看，我告诉他们，谁要是把这种植物的幼苗给我采来一株，我就给谁一块钱。让我又惊又喜的是，马上就有人走了出去，不到五分钟，他就带着一片新鲜叶子回来了，正是采自我刚才谈到的那种植物。“很好，”我说，“就是它，给我挖一株幼苗来，根部保存完好，这奖金就是你的了。”他们压低声音，互相商议了一阵子，最终回答我说，这株植物有些药用价值，植物主人不会卖它的。“把这株卖给我，你们可以拿着这钱买回一打这样的东西。”“不行，”他们中一个回答道，“这棵树长在我叔叔的花园里，他已经够有钱了，不会要你的钱。他生病的时候，时不时要从这树上采摘一些东西，所以他不会把树卖给你。”这真是让人恼火，但这些中国人又很固执，只好另辟徯径了，就像人们常说的：“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下定决心就这样办。“好吧，既然如此，”我说，“让我看看这棵树总行吧，别担心，我不会碰它的。”一开始，他们甚至连这也要拒绝，但在王的劝说下，他们最后都同意了，领着我来到一个小小的乡间花园，花园里面长满了野草。那株美丽的灌木就长在那儿，静静地开着花，仿佛是被人遗忘了。王的叔父似乎把它当作无价之定，不管我怎样努力劝说，他都不肯将它转让给我。也许他真的很看重这棵树的药用价值，但在这一带乡村，它应该并不稀见，可以轻而易举就找到顶替之物。所以，他很可能是认为，为了得到这株植物，我会愿意付出更多的钱。

第二天，王的另一个亲戚偷偷地前来找我，他告诉我他对另一个地方很熟悉，那儿有我想要的同一种植物 。如果我付些报酬， 他愿意给我把它挖来。我立刻和他约好，告诉他，我只要植物的幼苗，而且根部要保持完好，否则它们对我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信誓旦旦地答应下来，而且还真做到了。那天他带回来三株完好的植物，把它们都卖给了我，后来我把它们带回上海，现在又安然无恙地带到了英国。

我在松萝附近呆了一个星期，之后开始考虑带着我收集的植物回到东部去。我的搬运工现在不断地骚扰王，希望能从王那儿诈出一些钱来。搬运工看到王被船员吓成那个样子，这无疑让他觉得，王的胆小怕事也许可以给他一点可趁之机。但王现在是在父亲家里，自然要胆大得多。搬运工向王讨要四元钱，但王拒绝支付这笔钱。搬运工在发泄了一阵污言秽语之后，离开了王家，威胁要带一些村里人来，逼王就范。但不到一小时，搬运工就回来了，身边并没有跟着什么同伴。也就是这时候，我听说了这件事，于是派人把搬运工找来，威胁说，如果我再听到这样的事情，就要惩处他，把他的工资扣下不发。这之后，他变得安静多了，但这桩纠纷得到最后解决，还要等到他收到一笔欠款之后。

这时候，王老先生，我就是住在他的房子里，有事要下山到屯溪去一趟，我希望他帮我雇艘船，把我们载到下游一个叫西兴[1]的地方。王老先生按时回来了，带来一份他与船东签下的租契。我看不懂中文，只好请王把租契读给我听，并且给我解释一下，特别是有关租金的那一部分。租契写明了船将把我们载到哪儿，坐船的有多少人，每天船上将提供三顿饭，餐费又是多少，以及租船的费用等。有关这最后一笔费用，王告诉我，租约上写明，一共二十四块钱，我应该在开船的时候付一部分，剩下的等船到达的时候付清。

我身边剩的钱只有三十元左右了。一路上，要买什么东西，我都要付出很高的价钱，我敢肯定，中国人这种漫天要价的手段在我这儿一定是用到极致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乖乖就范，知道这是实现我预定目的的唯一可能的方式，但现在我必须对此做一些反抗了。我们乘船要去的西兴，离任何一个有英国人居住的通商口岸至少都还有100英里，只有到了这些通商口岸，我才能搞到一些钱。我敢肯定，还要花上同样多的钱，我才能从西兴到达宁波，而这笔费用我现在没办法支付。此外，我也非常清楚，至少是有理由怀疑，王告诉我的这个价目大大超过了他父亲与船东商定的实际租船价格。我于是对王说，这租约肯定不对，而且，不管它对不对，我都不会支付这么高一笔费用，必须想另外的办法搭顺水船下去。对我胆敢怀疑他的诚实，王显出很是愤愤不平的样子，然后开始进行亢长的解释。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已经决定好了，不可能接受他说的租价，我可以自己或是让搬运工去另外租一条船，我甚至暗示说，如果这样行不通，我可以联系屯溪的地方官员，请他帮我找到一艘要价合理的船。我让他不要再哆嗦下去了，然后就离开了他。

这一处理方式如我所愿地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几分钟后，王老先生就回来了，冷冷地问我愿意出多少钱租船。“你这样问又有什么用呢？”我回答道，“你告诉过我，你已经讲定了二十四块钱的租价。如果想用这条船，我当然就必须付这笔钱了。如果不租这条船，我只好损失你所说的已经付过的定金了。”“别担心，”他说，“告诉我你能拿出多少钱来租船，我们看看到底够不够。”“行，”我说，“到宁波我只能出二十元，这笔钱我知道已经足够走这一趟了。”“好吧，”老王非常冷静地说，“从屯溪到西兴这条船就收你十五元钱，我担保剩下的五元钱够你到宁波了。”我同意这种安排，很明显，能达成这笔交易，王老先生很满意。这不奇怪，我把合同保留了下来，后来在宁波我让人帮着翻译了这个合同，发现到西兴只要五块钱的租船费用，而不是二十四元，王氏父子毕竟还是从这笔交易中赚到了十块钱。

这就是中国人的品格。他们不会跟你讲实话，除非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我常常认为，如果对他们利益无损的话，他们更愿意说假话。

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种子都包起来了，植物也打好了包，我雇了一顶轿子，11月20日下午，我们和老王一家道别，和声名远播的松萝山道别了。这天下着大雨，湿漉漉的，去屯溪一路上都很不舒服。到得傍晚，风更大，雨更狂，雨丝从轿子前面灌进来，我只有一些油纸，可以盖住脚和膝盖，随行的人也用油纸护着自己，可是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作用，离目的地还很远的时候，我们浑身就都湿透了。更糟糕的是，我们还没到屯溪呢，天就彻底黑下来了。在这逼仄的道路上，我的轿夫们艰难地行走着，很容易滑倒。我们一直沿着河边高高的堤坝前行，在这样一个夜晚，走在上面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前面那个轿夫掉下去，我肯定也会被甩到堤下的河里去，实际上，如果不是后面的轿夫紧紧地抓住轿子，我肯定已经连同轿子和其他所有东西都掉到高岸下面去了。

终于我们看到镇上的灯火了。一进到镇里狭窄的街道，我就吩咐轿夫把我放下，等着我的仆人从后面跟上来。轿夫们于是在一家茶馆前停了下来，他们走进茶馆，要了一些茶点。在他们进到茶馆的时候，我留在外面等着我的仆人，担心他们有可能在黑暗中超到我们前面去了。几分钟以后，王非常激动地走到我身边，几乎是一把把我拖出了轿子。“来——快点！”他说，“把轿子留在这儿，我们赶快走。”我从轿子中出来，以为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在泥泞和雨水中往前冲去。我们没走多远，轿夫们就追了上来，他们抓住王的脖子，索要脚力前。“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我们出发的时候，用来支付这些轿夫的钱，我已经给过你了，而现在你竟然想不付钱就溜走。”“别嚷嚷，”他回答道，“我以后会向你解释这笔钱的去向，但现在请再给我一些钱，先把他们打发走。”我照着做了，然后我们继续前进。

轿夫们离开以后，我责备王不诚实。他于是告诉我，因为他是从我的轿子后面跟上来的，他注意到在我的轿子后面紧跟着另外一顶轿子，里面坐着一个大将军，他担心这个人想抢劫我们并把我们关进监狱。

我们继续前行，再没看到过那个所谓的“大将军”，也许大将军一路上想着的是找个房子避一避这暴雨而不是来抢劫我们。实际上我强烈怀疑这整件事不过就是王耍弄的一个花招，想以此摆脱轿夫们，这样就可以不付给他们工钱，而这笔钱应该在动身的时候就支付给他们。

我们现在来到屯溪，过了一座桥来到河对面，很快就找到了我们的船。我的床褥和衣服都被雨打湿了，整个晚上都很不舒服。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刺船离岸，顺着河水飞奔下去。

前一晚的暴雨已经云收雨歇，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美的早晨。太阳闪着金光，空气清新凉爽，眼前的一切都令人赏心悦目。船员们都用不着费什么劲，船就顺着急流迅奔而下，两岸的森林、城镇、村庄都纷至沓来。有时候，当我们凝神注目，看到前路好像已经被群峦叠嶂给挡住了，但等船到近前，在至少三千英尺高的山岭间，总有一条通道豁然出现，我们的船就从夹岸对峙的高山之间一掠而过。

时令刚过月半，月光下的景致非常美丽，让人难忘。有时候，一轮满月高挂山头，在清澈的江面上洒下一片柔和的清光，浮光耀金，仿佛江面上撒落着无数颗珠宝。当我们的船贴近到东边的河岸时，月亮看起来就像是落到东边的大山后面，在升起的地方落下了，把我们留在阴影之中，就这样，在船只不断行进的过程中，月亮多次升起又落下，直到它升到高空，大山再也无法遮挡倾泻而下的月光。

江水很急，很多地方布满了礁岩和大石块，对于航行来说非常危险。每到夜晚，我们就被迫往江岸上砸进一根竹竿，把船系在这根竿子上过夜。有一次，天气突变，这在山区很常见，晚上我们上床时天气还很平静，一点变天的迹象也没有，但快到午夜的时候，两、三阵强风接踵而至，不到一刻钟时间风力就加大成狂风。我被一阵吹开门的强风惊醒，强风几乎把船舱顶都要掀掉了。与此同时，船也被从停泊处吹跑，飘到江水中间。这使得我们一下子处于很危险的境地，因为这一部分江流中到处都是石头。所有人都起床了，船员们划着两根大桨，撑着竹篙，试图把船再靠到岸边去。另一些人则试图把船舱顶用绳子牢牢地绑在船身上，我担心舱顶可能还来不及加固就会被大风刮跑。船员们到处乱叫，就像中国人通常表现的那样，所有人都在发号司令，但却没有人听他们的。而这时候，我们的船还在急风和猛浪的推送下一路飞奔。每时每刻我都担心船会撞到礁岩上，片板不存。幸运的是，他们最终设法把船靠岸了，船搁浅在一片沙滩上，重新系泊在那儿。

到了白天，风力减轻了很多，但仍然很猛烈，无法开船。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被迫留在原地。我们的船员邀请了一些朋友到船上来，他们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滞留在这儿，这些人在一起吃饭、打牌，自娱自乐一直到这天下午。等到天气好转以后，我们又继续上路了。

三天以后，我们到达了严州府，如果是上水的话，这一段旅程要走十二天。又过了三天，也就是离开屯溪后的第六天，我们到达了西兴。

西兴是一个繁忙的小城镇，位于杭州府上游几英里的地方。西兴所处的位置很重要，就在徽州通往宁波的大路上。大量船只停靠在小镇旁边的江面上，有些是从徽州、严州以及上游其它城镇来的，也有很多是从杭州来的。我估计整个城镇和船上的人口加起来，可能要达到二、三万人。

我经常听说钱塘江潮水非常迅猛，但直到这个晚上，我从来都没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都坐在船里吃饭，更准确说是晚饭，因为这是一天里的第三顿也是最后一顿饭，这时候我听到有海潮涌来，停泊在那儿的船中间传来很大的喧闹声。“涨水了！涨水了！”好几百个声音在这样喊着，我们船上两三个船员跳了起来，跑出去想把船控制住。 我也走了出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一条巨大的波涛朝我们翻滚过来。波涛所到之处挨次把船只都卷了进去，瞬息之间就把船调转了一个方向，直到整个船队都被卷入到浪涛之中。这番景象，只有苏格兰高地上暴涨的河水才与之差相仿佛，在苏格兰，暴雨过后，山间溪谷都汇入某些河流，暴涨的河水冲到低地，一路上洪水泛滥，将面前的所有东西都席卷一空。

打发走了徽州的船之后，我们穿过西兴小镇，来到一条小运河的起点，在那儿我们重新雇了一条船，前往一个叫上虞或者曹娥的镇子，上虞离甬江的源头不远。运河很窄，在一片美丽的山区中穿行。很明显，这一带的低地都非常潮湿，只适合栽种稻谷和蔬菜。

在西兴下游几英里的地方，我们路过了一个小镇子，镇子里有一个盐业局。这一段运河晚上禁止行船，我估计，可能是为了防止各种走私活动。大概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我们的船被拦了下来，我们被告知，只有等到白天才能继续上路。我以为这是必须遵守的法令，但是王走上前来，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前进，他说，如果我想继续赶路，只需付给拦船士兵大约二十文钱（一个便士），这样我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这就是中国的办事方式。我们当然选择付钱走人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了一个相当大的城市，绍兴府。它坐落于北纬30.6度，东经120.29度。绍兴城里人烟稠密，居住人口大约与上海相当（27万）。城市周边有城墙和各种守卫措施，就如同与它规模差不多的中国其它城市一样。

运河从绍兴城的城墙外边绕过，形成一道护城河，又分出一条支流，直接穿城而过。我很想看看这个城市，便吩咐船夫把船驶向城市，从门楼里的一个拱形水门处，我们进了绍兴城。

绍兴府城墙的周长约在三至四英里之间，但就像大多数中国城市一样，城墙里面也有一些空地。运河两岸的房子都比较矮小、破败，但城市另外一些区域的房子外观就要好一些。生活日用品方面的交易量很大，又由于绍兴正好处在杭州和宁波中间，有很多旅客来到这里。绍兴附近山上种了很多茶叶，这些茶叶的质量我认为都不错，仅次于徽州出产的茶叶。

在眼前这一片景象之中，中国人引为自豪也因此特意指示给我看的，是紧邻城墙外边美丽小山上的一座精美佛寺。在城里，我见到了很多牌坊，这些牌坊是为旌表守节妇女而树立的。从牌坊数量来看，这儿的守节妇女必定非常多。但绍兴最出名的，还是这儿涌现出来的众多师爷，这些师爷遍布中国各地。无论你在哪儿遇见他们，他们都会自豪地告诉你，他们是在绍兴城里接受到这种职业培训的。

绍兴周边的农村地势低平，运河纵横交错。不远处的小山，看起来都很荒凉，至少和我刚去过的绿茶产区的山岭比起来，它们远谈不上肥沃。水稻是这儿的主要农作物，就像中国这一带所有的地势下湿的土地一样。平地上和小山的山坡上则长着很多乌桕树。

大约下午三点，我们到达了上虞。在这儿我们从西兴租来的船上下来，步行了大约一英里，穿过一片农田，来到另一个叫做百官[2]的小镇。小镇坐落在一条河的河边，这条河流入杭州湾，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还以为它就是流到宁波去的甬江呢，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百官镇是个长长的弯弯曲曲的镇子，镇里有很多货栈、饭馆、茶馆等，以满足过往旅客人员货物歇脚的休息。我估计这儿以前住过外国人，所以本地居民对外国人的外貌特征很熟悉。我一进入到这个镇子很快就被他们认出是个外国人，但他们对我还是非常友好，我轻而易举就租到了一条可以载我上路的船。为了租船，我走进了一间商行，这是一家兼营租船业务的客栈，签订了一份租船合同，按照这份合同，客栈老板将亲自把我送到宁波去，费用是三块钱。

这个晚上，我们翻越了两处河埭，对于小船来说，这些河埭起的作用就相当于英国运河上的水闸。我们的船通过一道斜坡被绞盘拖到河埭上。通过这种方式，船可以从较高水位的河面上转到水位较低的河面上，反之亦然。这种方式在中国很普遍，而欧洲使用的水闸，在中国似乎还没见到过。当我们的船在中国灯笼的照耀下，顺着斜坡迅速地滑下去的时候，对于一个从来没经历过类似场景的人来说，比如说我，其效果就显得非常奇特了。第二次翻越以后，我们就来到了甬江的江面上。

这个晚上，我们经过了一个大市镇，余姚。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我们航行在一条又宽又美的江面上，我知道它流经宁波，在镇海汇入大海。这一带总体来说属于丘陵地形，但甬江两岸一定范围内都是一些平地。这些低平的土地很潮湿，沼泽遍布，只适合栽种水稻。

山坡上有很多坟墓，这清楚表明，我们正接近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坟墓旁边栽了很多杜松和松树，把这些死者的最后安息地妆点得更宜人，也平添了一些肃穆的气氛。田边、河边以及山坡上，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乌桕树，从其栽种之广泛来看，对于中国人来说，乌桕树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植物。

船到宁波之前没发生什么值得一记的事。当古老的宁波城和那些宝塔、寺庙以及城楼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这些景致就如同熟悉的老朋友一样，欢迎我的归来。在经过一段漫长而又危险，但很多方面又让人很高兴的旅程之后，这些多年前就很熟悉的景致，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 译者按：原文做“nechow”。从下文描述的情形看，“nechow”应是浙东运河的起点，即杭州西兴古镇所在地，此处即以“西兴”对应这一地名。

[2] 译者按：百官镇，原为浙江省上虞县县冶所在地，现为上虞市百官街道所在地。

第六章

金塘岛或者曰银岛——岛上的人民与物产——乍浦湾——乍浦湾航线的优势——上海的新年——花店及其所售鲜花——南天竹——菊花——驶往香港——装满野味的轮船——广州种子，以及种子的包装方法——有关毒死种子的错误想法

到了宁波以后，我租了一条中国人的船前往金塘。金塘又叫银岛，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位于舟山和甬江入海口之间，大约北纬三十度的样子。这个岛长约七英里，最宽处大概在两到三英里之间。我看到有两只鸦片船停在沥港[1]小码头，船主普利斯曼热情的接待我，给我在船上找了一个休息的地方。

银岛尽管离舟山很近，但在英国人占领舟山期间，却很少有英国人光顾这儿。个中原因说来话长。据说这儿是那些违犯政府法令的官员们的流放之地。有了这一背景，再加上它的名字，人们都愿意相信这个岛上藏有很多财富和奢侈品。而且，中国政府要求英国军官和士兵不得踏足银岛，因为岛上驻有中国士兵，如果遇到上次战争中击败过自己的敌人，这些中国士兵有可能被激怒。带着一脑子这样的想法，我很自然地认为银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可是这些所谓的士兵啊财富啊之类的我统统都没看到。山谷间散落着一些小村子，没有什么像样的市镇，从居民们的外表来看，总体上说他们都很穷。岛上任何一个地方都看不到什么好勇斗狠的士兵，也许，自从1844年以后，这些士兵就都撤走了吧。

这儿的居民，就像舟山和宁波的一样，都很安静，与人无害。他们对我很友好，经常热情地招待我。只是，除了善意，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为了表达善恴，他们请我到屋子里坐下，更经常的则是坐在门前的凉棚下，这时他们总忘不了给我递上一杯他们的国饮——茶。 在炎热的夏天喝上一杯茶，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让人消困解乏，哪怕是起到一半的作用也好：我是指像中国人喝的那种又纯又正的茶水，既不加糖也不加牛奶。在消困解乏方面，它比葡萄酒和啤酒都要好很多。茶可以解渴，可以提神，还可以袪除这种气候所引起的种种疾病。

虽然银岛上住的并不是什么有钱人，也不是那些勇敢的战士，但这儿的自然风景还是最为美丽的，它是舟山群岛上最美的一座岛屿。在这次访问中，岛上的美景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穿过沥港小镇或者说沥港村，我很快就来到海边第一列山的山脚下，顺着小道翻过山顶，就可以进入岛内。路边、山上我看到很多乌桕树。本地人仔细地把乌桕树种籽收集起来，这些种籽因为富含油、脂而很有经济价值。 在第一列山的低矮山坡上，零星散布着一些茶田。当我爬到第一列山的山顶，往山的另一侧眺望时，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幅非常吸引人的美景。山下是一座宁静优美的山谷，其间散布着一些小小的农庄，山谷四周都是长满灌木和各种树木的山岭。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天，很多树叶都已染上或红或黄的秋韵，快到它们飘离树梢的时候了。乌桕和某种枫树的叶子呈现出的是一种明亮的血红色，而其它枫树的叶子则接近白色。这些颜色斑驳的树叶和深绿色的松叶互相映衬，显得格外漂亮。一丛丛的竹子和前文介绍过的棕榈树则给这个地方又增添了一点热带风情。

岛内广泛栽种绿茶茶树，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希望采集到一些茶树种子。因为这个原因，我把两个仆人都带在身边，一路上查看各个茶园。中国人都讨厌走远路，我的仆人也不例外。从他们磨磨蹭蹭落在后面的样子来看，一旦我走到前面看不见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就会掉头回去。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当他们回到家，告诉我说，他们在山里和我走失了。这让我感到很恼火，因为我原本打算采集到更多的茶树种子，我只好安慰自己，决心第二天把他们牢牢看住。第二天早晨，我租到了一匹小马，和两个偷奸耍滑的家伙一起出发前往位于小岛中部的茶园。和我一起的还有普利斯曼船长，他看到我的两个仆人前一天的行径，于是带着满腔的好心，愿意帮助我监督他们。当我们翻过第一列山，正下山往另一侧山谷走的时候，这两个中国人又像前一天一样消失了。我们骑着马往回走了一段路，发现他们慢悠悠地走在后面，显然又打算和我们“走失”，然后回家去。但这一次他们不会得逞了。我让他们赶上前来，然后和船长一前一后，把他们夹在狭窄道路的中间，继续赶路。我必须承认，我们大概是绕了一些路才到达目的地，路上一共花了大约三、四小时。我们从山坡上的茶园里采集到了很多茶树种子。在结束这一天的劳作之后，我们悠然地骑着马，走在回家的路上，中国仆人则带着今天的收获跟在后面。每天我们都这样工作，直到我们把几乎所有的茶园都拜访了一遍，采集到一大批茶树种子。

银岛上有一连串山岭和山谷，与舟山情况类似，但在外观上比舟山的更为多样。翻过第一座山，走下山谷的时候，旅行者最初可能以为，他四面都将被山岭包围，但继续前行，山路却又慢慢地从山窝里转了出来，眼前又出现了另一条山谷，和前面的山谷一样漂亮。就这样，像一个绚烂的万花筒一样，一幅幅绘自大自然之手的图画交替出现在行者眼前，美妙无比。

银岛上种植的茶叶比舟山群岛任何别的一座岛屿上的都要多。除去本地人喝掉的，大部分茶叶都销往宁波和乍浦，供那儿的人消费，或是出口到马六甲海峡。尽管都是些好茶叶，可它们并不是按照英、美市场的口味来加工的。乌桕树和油桐树，也都出产一些可供出口的物资。前者以出产桕油和桕脂而闻名，这两种东西在中国用途很广；后者出产一种很有价值的油脂，它可以和中国产的著名油漆添加在一起使用，所以这种树通常又叫做漆树。

对这几种有经济价值的树木，我也收集了一些种子，加上采集来的大量的茶树种子，我把它们都小心地包裹好，然后离开银岛，经由乍浦前往上海。这条路线是我几年前开创的，现在往来于这两个北方口岸的外国人也经常走这条路线，尽管《南京条约》并不允许外国人走这条路线，但中国政府也没有表示反对。好些国家的领事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庭、商人、传教士，都利用这条路线。如果考虑到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数量，像这样一条疏散路线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都知道季节变换的时候容易引起发烧感冒之类的疾病，我非常清楚，有些病人就是因为及时送到舟山群岛才得以挽救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这条经由乍浦的路线，要及时将病人送到舟山将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仅剩的另外一条路线是经由大海。我提到这些，不只是想说明我们当时与中国人签订这个条约有多么愚蠢（这个条约，中国人不遵守它，我们英国人也不遵守它），而且想说明，对于这些因为偏见和傲慢而人为制造出来的障碍，我们可以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打破它，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成很多事。

乍浦湾上海盗横行，如果没有配备强大的武装的话，船只在这儿航行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1845还是1846年，可怜的美国传教士娄礼华[2]先生就是在这儿被害的。他本来有着远大的前程，可是结果却令人如此唏嘘。我乘坐的船只配备了很强的火力，而且船上还有两个印度士兵，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我们安全地横穿了乍浦湾。然后我租了一条运河上的小船，静静地摇往上海，一路上没发生什么值得记录的事情。

现在是一月中旬，在中国北方，正值严冬。中国人的春节就要到了，就在24日，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忙着收债，忙着整理帐目。如果新年到了，还有欠债未还，那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儿。商人们和店家在这个季节都会给出很大的优惠以回收钱款，所以外国人通常认为这是买便宜东西的好时候。买东西必须趁着年前，因为新年一到，商店都将关门，除了零星一些交易，所有的买卖都将暂停，大约要一星期左右，才又像往常一样继续做生意。春节期间，鲜花很受欢迎，人们用它来装点节日，就像英国的圣诞节期间一样。一月中旬，我到上海的一些花店去看了看，惊奇地发现，经过人工催花，很多花儿都已经开始上市了。我以前并不知道，在中国，人工催花是很常见的一种手段。木兰属的很多植物，花儿都开得很盛，开花的还有各种重瓣桃花、小小的漂亮的白麦李花，以及各种山茶花。但让我震惊无比的，是人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将牡丹花催得盛开。有好几种牡丹花都已盛开，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室外所有东西都冻得涩瘦干枯的时候，这些牡丹花却呈现一派生意盎然的样子。这些花都被捆扎起来，防止它们开得太快。所有这些玩艺都从著名的苏州府贩运过来，那儿是中国的时尚之都、奢糜之都。

一年当中的这个季节，正是众多盆栽的金桔树挂果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时候的金桔树上挂满了小小的、椭圆形的桔红色果子。这些金桔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桔子，与那些被催开的鲜花夹杂在一起，烘托出一种非常好的节日气氛。我想，要是英国人对金桔有着更多了解的话，人们在冬天这几个月里会非常乐意用金桔来装点自己的家。它比桔科任何别的种类都更耐寒，它开出的花朵、结出的果实也更繁盛，而且它无疑还是一种容易栽种的植物。这儿还有一种植物，结着红色的浆果，类似于我们英国的冬青，这就是南天竹，中国人把它叫做“天竹”，也就是说是天堂来的竹子。这个时节，人们从农村运来大量的南天竹枝条，沿街叫卖。每根枝条上都结着大串大串的红色浆果，很像冬青结的果子，这些红色的果子与南天竹那暗绿的闪着光泽的叶子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南天竹主要用来装点祭坛，不仅是用在寺庙里，也用于私人住宅，甚至船上面也要用到它，因为这儿的每间房子、每条船上都有自己的祭坛，这也就是它得名“天竹”的原因吧。

但中国花匠们最喜欢的冬令花卉还是菊花，尽管春节期间它通常已经过了最美的花时。对中国花匠们来说，没有什么别的植物能像菊花这样让他们吃这么多苦头，但他们也因此最擅长栽种菊花。在中国花匠们的手下，山茶花、杜鹃、玫瑰等也能长得很好，花开得也不错，但在伺弄这些花儿方面，我们英国人比他们做得更好。只有菊花，中国人的栽培技术是举世无双的。这些菊花，哪怕是花匠们中途接手照管，他们也可以让它在自己手中随心所欲地生长起来。有时候我发现这些菊花被培育成动物的形状，比如马或者鹿，有时候又被培育成类似于宝塔的形状，宝塔在中国是一种很常见的东西。无论它们被培育成什么样子，或者只是自然地生长，这些菊花总是显得生命力很旺盛的样子，绿叶繁多，花开得也很繁茂。

就像在英国一样，在中国，菊花在冬天开花。开花的时候，对菊花的需求量很大，人们用它来点缀庭园、厅堂、寺庙等。菊花不择贵贱，它可以种在最底层中国人的茅草屋里，也可以长在红顶子的官员家里。

回到上海以来，我一直都在忙着把茶树种子小心地种到育种箱里，这样好把它们送到印度去。由于上海没有直航加尔各达的轮船，我决定带着收集来的东西先到香港，再从那儿把它们送往印度。

在我们乘船的这个时节，各种各样的野味都可以在上海找到很多，商人们抓住机会运了很多野味南下，送给他们在香港和广州的朋友。我们这艘大船的船尾看起来就像是一排圣诞节期间的禽鸟商店，野鸡、山鹬、野兔、鸭子、野鹅以及水鸭等等挂得到处都是。每个宽敞一点的地方，比如艇架、小艇、船尾栏杆等处，都被这些东西占满了。此外，船上还有很多笼子，里面装满了无票乘船的活鸡。很多禽鸟长得都很漂亮，特别是那白颈的野雉、羽毛色泽各异的鸭子和水鸭等。

所有这些货物都免收运费运往南方；但它们毕竟是些容易腐烂的东西，通常来说，在货主和船主之间会达成一些默契，如果某一野味有变质的迹象，那么，或者是把它吃掉，或者就要扔到船外去。因为有些船主和乘客也许本来就有点晕船，无福消受这些行将变质的野味散发出来的味道，尽管对那些等待收货的人来说，这种味道是多么诱人啊。

了解了以上事实，就可能容易理解我们这一趟香港之旅的伙食状况了，吃得真不算差。好在我们船上有一个医务人员，他人非常好，我可以负责地说，每一只得到处理的肥美的山鹬、野鸭或是野鸡都经过他亲手检验，宣告那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款野味被扔到船外去。

我们的船刚一出海，就把所有的风帆都升了起来，我们御风而行，非常畅快。离开扬子江之后的第四天，我们就跑完了一千英里的全程，安全泊进了香港码头。

茶树都完好地到达香港，我立刻着手安排船只，把它们转运到印度去，到达印度的时候，它们的情况都非常好。

在香港，所有的闲暇时间，我都在山里面闲逛。经常陪在我身边的是尚宾船长，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好的植物学家之一，就是他发现了美丽的红花荷，然后由胡克爵士[3]插图发表在《植物学杂志》上。

离开香港北上之前，我决定再去广州一次。经常会有一些外国人，购买一些植物种子，然后把它们寄回英国、美国，送给自己的朋友，我很想知道这些植物种子是怎么加工，又是怎么包装的。我以及别的一些正直的人，一直以为，这些种子在卖给我们的商人之前，都被中国人煮过或用某种毒药毒死了，为的是不让中国的美丽植物流入到别的国家，也为了他们的种子生意不受损害。

中国人颇为不善，但就像其它身居下流的人一样，他们有时候也为众恶所归，被描得越来越黑。“过来，阿庆，”我对一个老年人说道，他通常出售这些植物种子，因为送给了他一株罕见而奇特的植物，也因为他的恩典，我在他那儿面子够大。“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包装那些卖给外国人的种子，到你的种子仓库去吧，把这一整套过程从头到尾给我都展示一下。”阿庆把我领到花园的中间，那儿有一间观赏棚，也用作种子仓库。棚子里立着一些架子，架子上放着很多小瓷瓶，正是那些我在伦敦看到的装有中国种子的瓶子。“坐吧”，他说，“我向你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做的。首先我要从植物身上采集种子，然后把每一种种子都分别放到这些小瓶子里，这以后把这些瓶子都放进一个个小盒子里，准备寄到欧洲或美洲去。”“这些我都明白，”我说，“但是瓶子里面，和种子放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东西？”这是一种白色的，看起来像是灰一样的东西，在英国的时候，我们猜测那是骨灰，有些人认为把骨灰和种子混在一起是为了提供养分。“烧焦的虱子(burnt lice)，”阿庆说。“烧焦的什么？”我问，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微笑。他像法官判案一样，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又重复了一遍。读者们可能对中国语言一无所知，所以我在这儿要解释一下，中国人发不出英文字母“r”的音，在汉语中没有这样的音素 ，如果碰到英语单词中有“r”，他发音时不可避免地要用“l”来代替“r”。因此这儿他其实想说的是稻草灰（burnt rice），或者谷糠烧剩下的灰，而不是烧焦的虱子（burnt lice）。我于是问他为什么在包装种子时要加入稻草灰，他用粤式英语回答道，“S’pose my no mixie this seed, worms makie chow-chow he.”尽管广州人认为这种英语很纯正，但我最好还是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我不用稻草灰和种子混在一起，虫子就要来叮这些种子了。”他指的是旅途中种子有可能生蛆。“别生气啊，”我说，“但我们英国人认为你们在其中做了一些手脚，把这些种子都给杀死了，而不是尽力保护它们。”“我知道，”老人说，“你们认为我把它们都煮了一遍！”

因为蛆虫的原因，要想在中国南方保存树木或灌木的种子，殊为不易。毫无疑问，这也就是为什么广州的种子运到英国以后很少能够发芽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与种子的年龄有关，几年前收来的陈种子通常与新种子混在一起，都送到国外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可怜的阿庆既没有煮过种子，也不曾用过任何毒药去杀死种子。

[1] 译者按：沥港码头在今金塘岛西北沥港镇，为进出金塘岛的主要码头。

[2] 译者按：娄礼华，又名娄理华，Walter Macon Lowrie，美北长老会第一位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娄理华1842年抵达澳门，1845年转往宁波，翻译圣经。1847年8月在宁波与上海之间的杭州湾被海盗杀害，年仅28岁。[

[3] 译者按：即威廉·杰克逊·胡克（William Jackson Hooker，1785年7月6日－1865年8月12日），英国植物学家。

第七章

福州府——官员的猜忌——摆脱盯梢的好办法——山中景色——鼓山寺——和尚与神像——佛牙以及其它遗迹——树木、花草——福州府城——城门关闭后，中国式的出城办法——沿着闽江上溯——中国猎人以及他们的猎狗——狩猎野鹿——天童寺风景——路边的小庙——和尚与虹吸管——东湖

我搭乘北上的那艘船现在已经做好了出海的准备，我的行李也搬到了船上，我们驶往福州府，福建省省会。按照条约，这个口岸对外国人开放，但到现在为止，作为一个贸易口岸，已经证明它并没有什么价值。这儿的英国领事官员已经大幅减少，港口中也只有一个英国商人。许多英、美来的传教士驻守在城里或郊外，耐心地开展他们的 工作，但在这群并不领情的人们中间传教，我估计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福州府的官员以及百姓，大体上和他们广州的同胞类似。他们对外国人都抱着猜忌心理，希望把外国人从自己的省里面赶出去。他们监视外国人的一举一动，按时向政府汇报。

一到福州府，我就让人把行李送到一所空着的房子里去，这所房子由何利船长租用，蒙他慷慨允许，停留福州期间我可以住在里面。我走进房子，上楼，想找一间可以铺床的房间，这时我听到下面有人向我的仆人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一开始我并不在意，因为我知道中国人都很喜欢打听，但类似的打探一直在继续下去，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我于是走下楼，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到一个獐头鼠目的家伙，头上戴着一顶嵌有铜顶子的帽子，显然是某个级别很低的官员，他站在我的仆人面前，气势逼人地正在盘问他们，由于他说一口福建方言，而我的仆人都是北方人，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整整十分钟，他们的交流都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任何一方都没聪明到想要改变一下方式。我转向我的仆人，问他们这个人是谁，他想要干什么。他们回答说，他是个官员，问了一些有关我的问题，但由于他说福建话，他们听不懂他说了些什么。

中国人通常都很害怕他们的政府官员，在这件事上，我的仆人们认为他们已经就为什么滞留这么长时间给我做了一个清楚明白的解释。但我忘不了以前在这儿受到过的政府探子们的骚扰，我立刻吩咐仆人不要理会这个盘问者，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那个官员从房子里走出去，看起来很不高兴的样子。

在房间里安顿好了之后，我出去拜访马礼逊先生，他是英国领事的翻译人员，领事先生则因为身体很不舒服，想远远的离开福州一段时间，这时正在前往香港的路上。马礼逊先生住的地方离我只有两、三百码远。在我前往那儿的时候，有人在背后跟踪我，我回头看了看，发现是那个老伙计，刚才那位官员，他正跟在我屁股后面呢。我转过身来，他停了一会儿，因为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于是想从我身边走过去。我拦住他，尽量客气地问他想去哪儿。他说他正要去河边的某个地方，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你不可以明天去那儿吗？”我说；“拜托了，因为我今天要去那儿，我不喜欢有人跟着我。”说话的时候，我用手抓住他的胳膊，轻轻地把他转过去，然后很客气地向他鞠了一个躬。这家伙看起来相当困惑，咧开嘴笑了笑，然后走开了，这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我后来得知，所有的外国人都曾经被这样跟踪过，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按时汇报给了官府。

我经常听人说起福州附近的一所著名佛寺，于是决定去那儿参观一下。这个寺庙名叫鼓山寺[1]，坐落在福州城东几英里以外的山里面。鼓山寺似乎是这一地区的佛教圣地，所有的善男信女在特定的季节都要到这儿来做礼拜并还愿。到了山脚，我穿过一个宽大的山门，开始往山上爬。鼓山比闽江江面大约要高出3000英尺的样子，鼓山寺就位于2000英尺高的半山腰，距离山顶大约还有1000英尺左右。一条铺得很好的登山道，宽约六英尺，一路向上通到寺里。游人沿着这条蜿蜒的山道往山攀爬，不时可以领略到一些只能出现在想像中的美景，算是对他艰辛爬山的一些回报吧。倘若从石缝之间、从林间往下俯瞰，游人可以看到一些荒凉、崎岖的山谷，山谷中的土地是如此贫瘠，哪怕是像中国人这样辛勤付出，也得不到什么回报。转过一个山角，有一个供旅人歇脚的地方，这种歇脚之处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疲惫的香客们可以在这儿暂时休憩一下，欣赏欣赏壮丽的风景。在他眼前， 是闽江那宽阔而肥沃的河谷，河谷中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河流与水道，居住着众多辛苦劳作的人民。

一个小时以后，我爬到了庙门的位置。几个百无聊赖的和尚正在通往第一进殿宇的台阶上闲逛。一看到我，其中的一个就跑去通知他们的监院或者住持了，这位住持走下来迎接我，非常客气。我告诉他我是来寺庙随喜的，我久闻寺庙的大名，希望他能派个人领着我参观一下。于是来了一位身着黄袍的僧人，由他领着我到这座气势恢宏的宝刹各处去转转。

鼓山寺的建筑设计与宁波附近的天童寺如出一辙，实际上，只要知道其中一座寺庙的情形就可以想见另一个了。鼓山寺有三座大殿，沿着山坡前后排列，第二个大殿的地势比第一个大殿的要高一些，第三个又比第二个更高一些。僧房则建在三大殿两旁，与三大殿呈垂直围合之势。三宝佛，也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佛，千手如来佛，以及其它众多的神像挤满了这些大殿。在其中的某个大殿里，我看到佛像前摆放着上百个蒲团，上面跪着那些虔诚的信徒，殿里面到处都点着蜡烛，焚着香。

看完了大殿，我又被领着去参观厨房和餐厅。要是知道每天都有一百多位和尚在这儿进餐，你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地方值得来参观一下。餐厅很大，四四方方的，里面摆了很多桌子，和尚们就在这儿享用他们那俭朴的伙食。我参观的时候，他们刚刚坐下来，正准备用餐。于是我看到一大堆的和尚聚在一起，我以前还从来没机会看到这么多的和尚呢。这是一个奇怪的群体，各式各样的人混杂在一起。大多数和尚的脸上都是一片麻木无知的表情，他们的级别通常都比较低。住持以及那些高级别的和尚则显得很聪明，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但所有人都面有菜色，让人看了不舒服。看到我走进餐厅，很多人都站了起来，客气地邀请我坐下来吃碗饭。我谢过他们，但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继续我的参观。厨房里最吸引参观者的是几个非常大的铜罐子，它们用于煮饭。

然后我们来到藏经楼，这儿收藏了很多经书，都锁在书柜里，显然很少有人阅读过它们。我听说在藏经楼里供奉着一件珍贵的遗物，也就是释迦牟尼的牙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在举行重大法事时，这些东西偶尔也会拿出来展示给游人们看。我向僧人提出，希望能够参观这些宝物，他于是把我带到旁边紧挨着的一座小庙里，他说那些东西就保存在这里。“你口袋里有钱吗？”他非常严肃地问道，“因为我必须在祭坛前焚香礼拜，然后才能打开宝物盒子。”我给了他一点钱，但是告诉他，我不信佛，所以我不会在祭坛前焚香，给他的钱只是对他友善行为的一点回报。“你们国家不信佛吗？”他问。我回答说不信。“那你们信什么？”我向天上指了指，说我们信上帝，是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哦，我知道，”他说，“他叫耶稣，是吗？”他们已经了解一点天主教了，看起来，在中国的这一地区，已经有不少人皈依了天主教。我们这样说着话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和尚把蜡烛点亮了，正在祭坛前烧香。“现在，”他说，“过来参观一下这珍贵的佛牙吧。”我走上祭坛，打开一个大箱子的盖子，一个被铁栅栏保护起来的遗物就展现在眼前。所谓的佛牙就平放在一个扁平盆子里，大约六英寸见方的一大块白白的东西，与其说是牙齿，不如说更像一块石头。在它后面是另一件遗物，在我看来，这个东西可要比佛牙稀罕多了。它看起来像是用一小块水晶制成的小瓶子，瓶子里放着一块很奇怪的东西。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水晶瓶，瓶口用某种办法吊着这件遗物，但因为在铁栅栏后面，所以看得不是很真切。“现在，”和尚说，“从这边看过去，告诉我你在瓶子里看到了什么。”我从他指定的方向看过去，看到里面有个人头一样的东西，眼睛正盯着我看。但他们告诉我，这是长在佛祖前额上的一个东西，如果哪个人头上也长着一个这样的东西的话，那就表明他的修行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层次，很快就要成佛成圣了。“现在到另一个角落来，告诉我你看到的这个遗物是什么颜色。”我照着做了，这个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呈一种微红色。“啊，太好了，”和尚说，“这是一个好兆头，只有有福之人才能看出它是这种颜色，不同的人看它，它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你看到的颜色是最吉利的。”[2]

老和尚这时候把我领去另一个地方，参观著名的泉水。泉水在一个山谷之中，这是我见过的风景最优美的林中谷地。我们沿着一段石头铺砌的台阶下去，走过一座横跨山谷的桥梁，来到一座小庙跟前。在小庙的一侧，清冽澄澈的泉水从山间喷泄而出，注入下面一个小小的池塘。而在小庙的另一侧，则放了一口大锅，或者说一个大水壶，锅里整天都在烧水，以便给游客准备茶水。这儿也有很多和尚在四周散步，显然他们都是这座庙里的和尚。他们很友好地接待我，请我在门边的一个桌子旁坐下。其中一个和尚拿起一个杯子，接了满满一杯泉水，然后端给我品尝。他们都称赞说这泉水很好，它也确实是很不错。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喝过的最好的泉水，于是他们又给我倒来一杯用这泉水烹制的茶。

喝过茶，我起身沿着一条铺砌的小路在附近的山上闲逛，山间有一些自然生长的植物。树木只有杉木和一种高大的冷杉树，大大小小的都有。小路两旁则长着很多美丽的灌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杜鹃。那时正是春天，这些美丽的花儿刚开始吐蕾。在英国我经常看到那些培育得很好的杜鹃花，在花园里、在园艺会上，它们当然也非常漂亮，但就我自己的喜好而言，我更喜欢那些山坡上自然生长出来的花朵，它们从灌木从中探出身来，或是把它们那珣丽的色彩和别的花朵混杂在一起，在互相映衬中显得格外美丽。

我继续前行，最终来到一处陡峭的悬崖边，到了这儿，小路也就结束了。 悬崖上面建了一座凉亭。我走进凉亭，在一张为游人准备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在这儿我欣赏到了这些天来最为壮丽的一幅风景。在我头上，就是有泰山压顶之势的鼓山山巅，比我所站的地方还要高上1000英尺。在我脚下，则是崎岖而乱石嶙峋的山谷，许多地方非常荒凉，另外一些地方则长满了树林灌木，非常的原生态。再往外看过去，便是美丽的闽江河谷，和刚才见到的景致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福州府就建在这一河谷之中。闽江从河谷中流过，江面上来来往往的有很多小船和各式货船，一片忙碌的景象。河谷中的农田在众多沟渠的灌溉之下，呈现一片绿色。而这幅美丽画面的背后则是与鼓山齐高的连绵山岭，闽江就从这些山岭中穿过，流出天地之外。

鼓山日出是中国人很喜欢的风景，很多人晚上就借宿在寺里，然后点着火把登上山顶，以便及时看到日出。我能想象得出，当这些中国人第一次看到太阳从海面上升起来的时候，对他们来说，这将是怎样一种震撼人心的壮观景色，特别是对那些来自内陆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

被眼前的风景所陶醉，我在美丽的景区里徜徉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我的仆人提醒我，应该动身往福州城赶了。与和尚们告别后，我们就下山了。到了山脚下，我们发现我们的船一直就等在那儿，借着涨潮我们很快就把船划回了福州桥[3]。

因为约了我的朋友，住在城里的康普顿先生一起吃饭，而他住的地方离我所在的福州桥大约还有两三英里远，所以我急忙雇了一顶轿子，赶赴他家。这些轿子就是福州的出租车：任何人，只要付得起钱，就可以坐上它去你想去的地方，就像我们英国稍大一点的城市里的出租马车一样。

福州城门一般天黑之后很快就关闭了，城门钥匙要交给某位高级官员掌管。我以前呆在福州的时候，总是要赶在夜幕降临之前出城，担心被锁在里面出不来，因为这儿的城门一旦关闭，不管你是谁，都只有等到第二天早晨城门才会再次开启。而在别的一些不太知名的城市，比如上海、宁波，只要掏个几文钱就可以让人把城门打开，至少一直到晚上很晚的时间都是如此。

但中国人总能想出一些办法来规避这些严厉的规定。福州人也有一种进出城市的办法，这种办法相当可笑，而且，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种办法竟然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协助，难怪福州的地方官们对此了如指掌呢。

我们的晚宴结束以后，康普顿先生和我悠闲地走向城门，发现它已经因为入夜而关闭了。中国人看到我们想出城，好心地指点我们到一侧的门楼那儿去，告诉我们说，到了那儿就会有出城的办法。按照他们的指点，我们很快来到门楼上，那儿我们看到一幕最奇特最滑稽的场景。一架梯子就放置在城墙边，上头靠着一个射击孔，很多人就像蜂窝里的蜜蜂一样从射击孔里爬上爬下。一位守在那儿的卫兵显然赚了不少钱，因为每个上下的人都要塞给他几文钱，作为梯子的使用费。跟在一队中国人后面，我也从梯子上爬了下去，这让那位天朝守卫人员大跌眼镜，他料不到一位“洋人”也会来走这种捷径。

我在福州又呆了几天，并从附近的山岭上采获到一些茶树，之后就急着要赶往上海和宁波。我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条是海路；另一条是沿着海边的陆路，这条路途经温州；第三条路则是沿着闽江上溯到建宁府，翻过武夷山。最后面这条路的路程最长，因为它要一路向西，往著名的武夷山的方向走上好远。出于多种考虑，我很想到武夷山去一趟，于是决定选择闽江路线。

在这一地区做完了该做的事情之后，我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好，然后顺流来到闽江口。在这儿我租了一条船，开始了我的行程。在福州城上游几英里的地方，闽江分成了两条支流，一条支流经过福州城[4]，别一条向南边一点的地方流去了[5]，但在距海十英里远左右的地方它们又合二为一。我走的是南边这条支流，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开福州城。一路上顺风顺水，我坐的船沿着江面迅速上驶，第一晚我们就到了第二桥[6]那么远的地方，也就是距福州城三、四英里的上游，这让我很满意。在这儿我们把船划进码头，停在那儿过夜。第二天早晨天刚亮，我们又上路了，继续沿着闽江前进。一路上同行的还有很多船，它们分别前往水口[7]、延平府[8]和建宁府[9]等地，这些都是闽江沿岸的市镇。因为我穿着中国服装，压根就没有什么人注意我，我自己也觉得，实现原定计划还是很有希望的。

我从闽江口雇来的船夫完全不知道我的意图，他们现在问我，打算坐着他们的船深入到多远的地方去，以及，我是否愿意坐他们的船回来。我告诉他们我打算坐他们的船到水口，一个距福州城大约240里远的镇子。他们吃惊地举起手来，叫着说他们的船根本不可能走到那么远的地方。“哦，那好呀，”我回答道，“那我重新租条船，你们可以回去了。”他们为此讨论了一两分钟，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可以这样做，于是答应把我载到水口。

迄今为止，我们都在通常说的闽江河谷里航行，这条河谷非常肥沃。荔枝、龙眼、桃子、李子树等，在河边的平地上随处可见。这儿大量种植馥郁芳香的米籽兰，为的是把它们与烟草混杂在一起，给烟草增加一些香味，此外还有给高级茶叶增加香味的金粟兰等。农田里面大面积种着甘蔗、烟草等。除了数量众多的蔬菜之外，我还看到了很多芳香花卉，其中意大利玉簪花和茉莉花显得特别多。市场上就有茉莉花出售，女人们竞相购买它，把它插在自己鬓边。

船行到福州上游几英里远的地方时，我们似乎离开了闽江河谷，风景随之一变，呈现出一种非常不同的特点。很多地方，高山夹岸而起。这些山岭大多数都很崎岖，很荒凉；但也有一些山岭看起来较为肥沃，高高的山坡上都已经进行了垦殖；第三类山岭则长满了树林和灌木。在村子附近的小块平地上，常常可以看到前面提到过的那些果树。树林里长的主要是些普通的中国松树和杉树。总之，这儿的景致很有特点，让人难忘，让我觉得，虽然这次旅行有诸多不便，但还是很值得。

这儿的木材交易非常兴旺，实际上，这也是福州最主要的交易品种，我们不断看到大木排顺流而下，放到福州去。在有些木排上，我看到还搭着小房子，放排人就住在里面。对我来说，这种放排的工作似乎是非常快乐的，放排人顺流而下，一路饱览两岸美丽的自然风景，过着快乐的生活，我简直都要羨慕嫉妒他们了。

这一带的闽江两岸，人烟看起来并不稠密。从福州到水口，不管多大的市镇，我连一座都没看到，即便是村庄，哪怕是那种小小的村子，数量也很少，而且相互之间间隔得很远。退潮的时候，我每天都会上岸去，在岸上，我有机会见识到当地人的生活状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过着很贫苦的生活，但他们都很平静，与人无害，迥异于那些生活在闽江口以及海岸附近岛上的人。后者非常危险，他们以抢劫和剽掠为生，经常与官府对抗。

第四天早晨，我们到达了水口。前往北部各镇的旅人到了这儿一般都要弃船登岸，雇顶轿子继续北行，因为江中急流险滩太多，船只逆行，前进速度太慢。

水口镇位于江的左边，地理位置很好。这是个小镇，我估计最多也就有五六千居民。镇子虽小，江边却停了很多船。镇上的主要营生似乎就是为船上的水手、行人供应他们西进内陆或东下海滨所需要的种种物资。

我吩咐仆人前去另外雇条船来，我自己则在小镇里以及周边地方转了一圈。两小时以后我们又在刚才上岸的地方会面了，我发现他们没雇到船。现在他们很希望我坐着轿子继续我们的行程，他们说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旅行方式。由于这段行程很长，如果这样走的话，我担心身边带的钱不够，要是谨慎一些的话，我最好是把这一有趣的旅行往后推迟一段时间。

我在想，这种情况下，我能做出的最好的安排，应该是派仆人继续前往武夷山的优质红茶产区。我可以带着他们走海路到宁波，然后派他们穿越武夷山区回到福建，可是这样安排的话，没谁敢保证，他们确实会到武夷山去走这一趟，他们很可能就从自己家乡附近采几株茶树，然后回到我身边，假装他们到过武夷山。但如果是派他们沿着闽江上溯，那红茶产区就在他们的必经路线上，他们没有骗我的必要。不管他们带回来的是什么茶树，我都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辨别出这些茶树是否来自武夷山的红茶产区。

在头脑中做了这一番推演之后，我给仆人留出了一笔足够多的钱，用来支付他们路上的各种开支，购买我想要的东西。此外，我还许诺他们，如果他们能顺利完成我布置的任务，还将得到一笔不菲的奖金。然后我把他们留下来继续赶路，我则独自回到闽江口，在那儿我发现有一条葡萄牙的三桅帆船正准备驶往宁波，于是我搭上这条船，十二天以后就到了宁波。

三个星期以后，我的一个仆人回到了宁波，他采集了很多茶树幼苗带过来，这些幼苗无疑都采自武夷山的优质红茶产区。从他的描述来看，他和他的同伴似乎在路上发生了争吵，在我离开他们后不久，他们也在建宁府分手了。

王按照我的吩咐从福建继续北上到徽州的绿茶产区，在那儿的绿茶产区又采集了一些茶树。王曾经在去年秋天与我一道到过徽州。对他而言，假装从武夷山采集到茶树苗，比起假装从徽州采获要容易得多，因为他可以骗我说，他到过武夷山，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到过那地方。可是事关徽州则不容他撒谎，因为我有下面要提到的手段可以用来对付他，这种手段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非常有效，而且不只是对王，对其它人也很有用。读者们也许还记得，在我秋天拜访徽州绿茶产区的时候，我曾经发现了一株很漂亮的常绿灌木，这种灌木我只在徽州看到过。所以我吩咐王，在采集茶树的同时，他必须把这种灌木也给我采集一部分来，如果不照做的话，他就拿不到我许诺的奖金。王到达宁波的时间比另一仆人晚了五个星期，只给我带来小部分植物，以及一个长长的帐单。但他确实到过徽州，带给我的东西也很有价值。

呆在宁波等这两个仆人的这段时间，我决定再去山里回访一下我曾经住过的地方，离城二十英里远的天童寺。路上，我碰到了一位老朋友（来自上海的韦尔斯先生），他在天童寺周围的山里面玩了好几天。在他闲逛的时候，他碰巧遇到了一帮中国猎人，他们约好次日举行一场打猎比赛。我愉快地答应了朋友的邀请，同意加入这场比赛，想见识一下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动身前往约定的地点，到了那儿，我们看到中国人已经带着他们的枪和狗在等着我们呢。这群人给人印象非常深刻。领头的是个长得很好的中国人，我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的中国人，他个子高高的，身材匀称，优雅的前额显得很饱满，面容非常开朗。

别的人似乎都很尊敬莫泽，唯他马首是瞻，莫泽就是那个人的名字。他们用的枪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些长长的火绳枪，枪身细长，如果使用的不是中国火药而是英国火药的话，这种枪显然不是很安全。所有带枪的人这时都跑到我这来，让我给他们一点火药和子弹，看起来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比自己的东西更高级一些。然后他们点燃了手臂上挎着的火绳，把助猎犬和猎狗都叫到一块，开始狩猎野鹿。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春日早晨，在这北方的山岭中，春天是一个明秀可爱的季节。青草上闪着露珠，小鸟在唱着它们的晨曲，中国农民已经在田里劳作，树从中、森林边有很多割草工人在劳动，我们的同伴就向他们打听野鹿的出没地点，最终他们问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决定到附近的一座长满低矮树木的密林中去设伏驱兽。

现在那些带着枪的猎手都分散到树林边缘的各个地方去了，助猎犬和猎狗则进入到丛林之中。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中国猎狗，它们的表现让我觉得很是有趣。这些猎狗似乎嗅觉方面并不怎么突出，但它们目光犀利，跑得很快，受伤的动物很难从它们脚下逃脱。负责驱兽的助猎犬也很聪明，它们能领会主人的意图，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出高声吠叫。但这些狗始终还是无法与我们英国的猎狗相提并论。

在林中驱赶了一会儿后，一头野鹿从山坡上的丛林中跳了出来。有只猎狗在追着它，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这个地方，望着它可能从灌木丛中跑出来的那个地点。最终它进入到猎手们的射程。韦尔斯先生和一个中国人隔着同样的距离向它开火了，其中一枪打断了野鹿的后腿，猎狗们很快就把它扑倒了。就这样，丛林后的动物一只接一只地都被成功驱赶出来，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一天的打猎成果感到很满意。

回到船上，我们又累又饿，我们贪婪地吃着晚餐，与食物又进行了一场战斗，然后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翻山越岭，走了大概五、六英里，前往古老的天童寺。在沿途第一个山口，我看到那儿有一座小小的庙宇和一座损毁的宝塔，山顶的风景显得非常壮丽。在我身后就是宽阔的宁波谷地，地面上河渠纵横，非常肥沃。在我身前则是一座宁静秀丽的山谷，山谷四面都被山岭围合起来。山谷里面种有水稻，较低的山坡上还散布着一些茶田，再高一些的地方则纯任天然，没有什么人力的痕迹。

到处都开满了野花。黄色的杜鹃花开着大大的花朵，颜色非常鲜艳，把山坡装点得分外美丽。这儿还有一种花木，植物学家们以前没发现过它，所以在欧洲鲜为人知，这种花木叫白鹃梅，和杜鹃花一样美，而且和杜鹃一样，连片开花，绽放着大块大块的雪白花朵。

下山的时候，我路过了一个很简陋的小庙，石碑上说这里面供奉的是土地神。

山路上经常可以碰到这样的小庙或者石碑，特别是在寺庙附近。虽然是一种偶像崇拜，但它们也表达了人们对上天的一种感激之情，感谢上天赐给雨水，滋润了干渴的大地，迎来了春天。

一路上参观了不少地方，等我到达天童寺这个庄严宝刹时，天已经过午了。钟楼里的大铜钟正在敲响，僧人们都在赶往大厅，因为礼佛的时间到了，他们就要开始做礼拜了。

当我走进我曾住过的僧房时，我发现我的两位上海朋友，包曼先生和科克医生，都住在这儿。医生正在摆弄一个虹吸管，通过它把一个水槽里的水吸干，想以此在和尚们面前炫耀一下，并教会这些和尚怎么用它。但要想让中国人感到吃惊，或者说，让中国人认识到有什么事是他们所不懂的，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个和尚默默地看了几秒钟，然后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他指着用来给僧房送水的竹管，说道，“难道这些水管里的水不是往高处送的，想送它到多高就到多高？”这些竹管确实可以把水送往高处，但它的工作原理与虹吸管不一样，因为给这些竹管提供水源的泉眼都在高高的山坡上。

一两天后我和我的两个朋友一起离开了天童寺，前往东湖。我们租了一条船，泛舟湖上，把整个湖岸都转了一圈。当人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位是医生之后，他就收到了很多病人、残疾者、盲人的治病请求，他们认为他包治百病。在医生给一位老人看病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好笑的插曲，我朋友听着老人说话，以为老人希望交纳一点费用，但再一询问，原来情况正好相反，老人是想让医生明白，只有这些诊治都是免费的，老人才肯接受医生的诊治。

我本来可以在这一带停留更长时间，但我的仆人已经从武夷山回来了，所以我的假日至此也就结束了。于是我回到宁波，为下一次或许是更重要的旅行做准备。

[1] 译者按：仔细对比作者对寺庙的描述，应是涌泉寺，涌泉寺位于鼓山山腰，故作者把它叫做鼓山寺。

[2] 铁栅栏让我没办法凑得更近去观察这些宝物，对和尚们所说的，我只能姑妄听之。但在回到福州府后，我请马礼逊先生（著名的马礼逊博士之子，马礼逊博士是最早最优秀的中国学学者之一）把他的老师找来，希望从他那儿，如果可能的话，得到更多的消息。这位老先生是绍兴府人士，绍兴以出产文人而闻名于中国。他也曾参观过鼓山寺，看到过这些宝贵的佛祖遗物。面对我的询问，他给出的答案与我从和尚们那儿听来的没什么两样。

[3] 译者按：指福州城区闽江上的万寿桥，即今解放大桥。

[4] 译者按：闽江北支又名白龙江。

[5] 译者按：即乌龙江。闽江在福州城上游分岔，北支又叫白龙江，南支又叫乌龙江，两支在马尾附近合流。

[6] 译者按：即洪山桥，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重建。

[7] 译者按：即今宁德市古田县水口镇。

[8] 译者按：清朝福建省行政区，旧治在今南平市延平区一带。

[9] 译者按：清朝福建省行政区，旧治在今南平市建瓯市

第八章

离开宁波前往武夷山——我的向导——三角小旗及其来历——又见新安江——江岸春景——严州府和大洋镇——雷雨夜中的小溪——船娘——中国版的考德尔夫人和中国式闺训——自然物产——垂枝柏以及其它树木——我们的船被债主劫持，风帆被拿走——中国式欠债人——兰溪镇——镇上的房子、苗圃及商业买卖——兰溪谷——丰富的物产——衢州府——蚊子和蚊香——到达常山

我对自己那次沿着闽江上溯的旅行结果不太满意，尽管我的一个仆人从那著名的红茶产区给我采集到了很不错的茶树苗和种子，而且，即便他想从别的什么地方弄一些茶树来骗我，也因为我把他的行程都安排得好好的，所以不太可能得逞。但我还是得承认，如果能亲自去那红茶产区参观一趟，我会更满意一些。我不愿意带着这样的想法回到欧洲，那就是，我不能完全保证，那些被我介绍到帝国设在印度西北诸邦的茶园里的茶树苗都确实来自于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我心里也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那就是翻过武夷山，到那著名的山区去看看。不管怎样，我下定决心要再做一次努力。这一次我决定从宁波出发，因为这儿的人对外国人不像南方比如福州、广州的人有那么强的偏见。

刚从那一带回来的那个仆人自告奋勇，愿意陪着我再走一趟，因为他对道路已经很熟悉了，应该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来做向导了。他向我展示了一块三角形的小旗子，这是他以前陪护一个官员去北京时得到的，他告诉我，有了这面旗子在手，没有谁敢来骚扰我们。我非常怀疑这面旗子能有这么大的威力，但还是让他自己看着办。

雇好船之后，五月十五日的夜晚，我们离开了宁波。一路上顺风顺水，我们沿着甬江上驶，河岸上的英国领事馆、传教士们的房子依次在我们眼前掠过。这是一个沉闷无聊的夜晚，当夜色将我们完全包围起来之后，大雨便倾盆而至。我情绪低落，无法掩饰心中的担忧，这次旅行路途漫漫，而且可能会充满各种危险，那些将要踏上的乡间道路我一点也不熟悉，而所带的这个向导也并不是完全可以信赖。但木已成舟，我只能把自己托付给全能的主，他会像在别处一样保佑着我，我决心振作起来，勇敢去面对路上将要遇到的各种困难与危险。

仆人这时候走了过来，提醒我该改变装束了，我于是换上了中国服装。这样装扮以后，我估计就连我最亲密的朋友也认不出我来了。实际上，当我照看镜子时，我几乎都认不出自己了。“真不错，”仆人说，“等我们到了兰溪，我再给你买顶草帽，这身装扮就更完美了。”

第二天早晨，黎明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正经过一个很大的市镇，余姚，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军曾经到过这个城市。余姚四周建有城墙，在城墙和堞楼里面，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山，山顶上建了很多佛寺。余姚的城郊部分一直沿着河岸伸展，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主体。几英里以后，河道变窄了，混在众多的河渠之中都快分不出来了，看起来我们就要接近这条河的源头了。不久 ，我们就来到一处吊桥，或者说一道斜坡之前，也就是我在前一章提到的河埭上的斜坡。

我们和另外五十条左右的小船都等在那儿，等着绞盘把船拖过河埭，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古怪的事情。这些船当中，大多数都来自宁波，像我们一样乘着这次涨潮来到这儿，都要到百官镇去。我们等了大概一个小时才轮到我们。这时候来了一个长得很结实的大嗓门船夫，很明显是个恃强凌弱的家伙，他本来排在我们所有船的后面，现有开始不耐烦了，想挤到前面来，插队翻过河埭去。在连声喝骂与威胁之后，他成功地越过了很多排在他前面的小船，最后和我们的小船排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等了那么长时间才排到这儿的，所以我不希望这个家伙越过我们排到前面去，但我又不想惹什么麻烦，于是抱定决心，在他和我的船东之间发生争执时，我不会出这个头。但我的仆人是个很勇敢同时也很强壮的人，他显然已经决定了，要出来打抱不平，不让这家伙挤到我们前面去。当这个家伙来到我们旁边的时候，他开始动手把我们的船拨到一边，就像他对前面那些船做的一样，同时还用一种威胁的语调，说他有急事，喝令我们让他过去。“你过不去的，”我们船上的一位船员说道，同时把我们的船头往河岸又靠紧了一些，这样就把通道给堵上了。“哦？但我一定要过去，”那家伙回答道，毫不理会我们船上船员的愤怒抗议，继续把我们的船往边上拨，努力想挤到前边去。我那位仆人，他名叫辛虎[1]，现在挺身而出了，他愤怒地质问那个家伙想做什么。“你可知道，”他说，“这船上有个官老爷。你最好小心点。”“我才不管什么官老爷呢，”那家伙说，“我必须到前面去。”“那好吧，”辛虎说，“我们走着瞧。”他走进船舱，拿出前面提到过的那面三角小旗子，又静静地走出来，把旗子系在我们船上的桅杆上。“喂，”辛虎对那家伙说，“你想超到前面去吗？”让我吃惊的是，那位不停在叫嚣着的家伙一下子变得像温柔的小羊羔一样，在结结巴巴为他的行为解释了几句之后，他安静地坐在他的小船船尾，像其它人一样等着轮到自己。别的船上的船员们，看到这一幕， 都爆发出一阵大笑。

辛虎脸上带着微笑向我走了过来，说道，“你看到这面旗子的效力了。”我承认这让我很吃惊，请他把它的来历告诉我。他说，若干年前，他为一个皇室官员服务，陪着这个官员和其家庭前往山东和北京。在他们旅行的时候，他们就拿着现在这面旗子，保护自己免遭骚扰。在辛虎返回老家的时候，那位老官员把这面旗子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他是这样说的），他也经常在类似的场合把它拿出来用一用。能为皇室服务，辛虎感到很自豪，他见过老皇帝道光，也曾穿过黄色的制服，现在他还保留着这制服呢。

两条绳子把绞盘和我们船的船尾连在一起，船通过一个斜坡被绞盘绞了上去，然后进入到水面更高一些的运河里。几英里以外，我们又遇到了另一条水面更高一些的运河，用同样的办法，我们的小船又被拖了上去，进入到这条运河中。这条运河通向百官镇，百官镇也是它的终点，镇子很小，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它。我们在这儿舍舟登岸，步行来到通向绍兴府与西兴的运河边，在那儿我们另雇了一条船，然后继续我们的航程。因为以前我曾经走过这条水路，前面章节中对它也有充分描述，这儿就不再赘述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西兴小镇。我们在这儿换了一艘大船，沿着新安江继续往徽州方向上溯。我想提醒一下读者，这条江在过了杭州府后不久就流入大海。作为一条福建北部、江西以及徽州等地通往东部沿海大城市杭州府、苏州府、上海的主要水路，几乎所有从中国北方出口的红茶和绿茶，都是通过这条水路运送出来的。考虑到有些商人对此可能有些兴趣，下一章我将对这条水路做些调查。

我们航行在新安江上的时候，正好赶上顺风，船只上驶速度很快。船上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几个旅客，他们都是西部来的乡下人，对外国人了解得很少，似乎根本就没意识到我是一名外国人。我估计，我的仆人告诉过他们，我来自长城以外一个很远的省份，能够了解到这个情况，尽管不是很确切，他们似乎也就很满意了。而且，我这时已经很了解他们的习性和生活方式了，我的筷子用得很好，不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逊色，着装也自认为没有一点差错，我拖着一条光溜溜的黑发长辫，它接在我自己的头发上，都快垂到我的脚跟那儿了。

我在上一次航行的时候已经描述过这条江上的美丽景色。那时候是秋天，植物都染上了各种秋色。现在则是春天，春雨时至，山岭、溪谷都披上了一层可爱的新绿。山上的溪水顺着山谷流淌下来，形成成千上百个漂亮的瀑布。这一带任何时候都美得让人惊心，无论春天还是秋天，很难说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最美。

离开西兴之后的第三天晚上，古城严州就已经在望了。这一段新安江流经一个很美很富饶的河谷，严州城就建在这个河谷里面。“河谷里到处都是樟树和乌桕树”，这是多年前博学的耶稣会教士所做地图上的一句话，我发现情况确实如此。在严州下游一点地方，两条支流汇合在一起。其中一条我曾经提到过，来自西北部，发源于徽州诸山，去年秋天，我就是沿着它一直上溯。另外一条支流来自西南，部分源头位于与福建交界的大山之中，还有一些源头位于常山西北的山岭， 这一带是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交界之处。

我要走的是这后一条更大一点的支流。我即将进入一个我以前从来没走过的新地方。如果我想完成自己的计划，我就必须在陆路上跋涉200英里，而且还是在山里面。 我决定好了，所带的行李，不管什么东西，都越少越好。但我的仆人有一个奇怪的习性，一路走下来，他的东西总是越聚越多。我们开始上路的时候总是东西很少，但很短的时间内，他的行李肯定就会多到让人头疼。因为他在严州府有亲戚，我叮嘱他把所有的东西，除了少量衣服和睡觉的垫子，其它都寄存到亲戚那儿。他也很乐意这样做，上次我们沿着闽江开始上溯的时候，他曾经被迫将一个在福州府买的很好很新的大衣箱扔掉，损失很大。我看着他将所有的东西都打包装好，只留下前面说过的那些必不可少的东西，然后让他上岸，把那些包裹送到他亲戚家。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动身了，中午我们到了一个叫大洋[2]的小镇，小镇坐落在兰江[3]左手边的江岸上，附近就有一个险滩。这一段江水因为不受海潮的影响，所以江面上的险滩也就变得更多。付出极大的艰辛之后，我们的船终于成功地渡过了这一险滩，但船夫们也都非常累了，我们决定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就呆在大洋，我也得以从容考察一下这一带的自然物产情况。

等到我散步回来，我看到我们的船已经从河边的停泊位移走了，被拖到了一条小溪里面，这个晚上它都将系泊在那儿。好几个小时了，天空一直都是黑乎乎的，很吓人的样子，一切都预示着，暴雨随时可能降临。天黑以后，大量小船都涌进了我们停船的小溪，以免受到大江上可能出现的洪水暴涨的危害。我永远也忘不了最后那批船涌进来时的混乱与喧闹，每个人似乎都只关心自己船的安全，完全不在乎别人的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小船和别的船挤在一起，被后来涌进来的船碰撞了很多次。

所有这些严州与兰溪的船都可以看成是一个一个的水上家庭，因为这些船的船老大或者说船长把他们的妻子乃至整个家庭都带到船上来了，而在徽州，也就是沿着另一条支流上溯可以到达的那个地方，船老大们则把自己的家庭留在岸上的老家。这些女人在船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她们像男人一样划桨、撑篙，在这些体力活上，她们并不输于男人。要是一旦有什么纠纷发生，需要开动口舌之争时，这些女人所起的作用，就要大大胜过男人了。在这个夜晚，随着越来越多的小船涌进小溪避险，它们彼此撞来撞去，带来很大的混乱。这时候大江上水流很急，小船顺流而下，高速地冲进小溪。夜已经很黑了，豆大的雨点开始砸了下来，蓄势已久的雷雨和大风夹杂在一起。水面上不时有明亮的火光闪烁，照亮着我们周围乱七八糟的人群。船只野蛮碰撞时传来的船夫怒骂声，孩子们的哭声，还有四处传来的女人们尖叫着吩咐男人以及互相责骂的声音，如果不了解这些人的话，你可能会以为，有什么天大的祸事就要发生了，而我对此早已是司空见惯，所以一点也不惊慌，尽管有雨水从船顶渗进来，把我的床铺都打湿了，但我还是得承认，除了感到非常好笑以外，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中国人种种紧张的表现不是没有道理的。两小时以后，洪水冲下来了，将面前的一切东西都裹挟而去。如果哪条船还泊在大江里的话，这些船都会被洪水卷走，也许早就撞成碎片了。这样的山洪在当地并不罕见，熟悉水情的船员们，在洪水到来之前，都会小心地把船从江面上挪开，特别是当山洪将在夜间暴发的话。

我们最终都安全地泊在小溪里，那些口舌之争，以及其它一些争夺，渐渐地都平息下来了。人们时不时就眼前发生的情景说上一两句话，开心地笑上一两声，这都表明，几分种以前，他们之间的争吵并没有什么恶意。

感到不安的只有我们船老大那位贤良的妻子。她丈夫天黑之前就上岸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她目送着他离开，对他的离去显然有些愤愤不平。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船老大回来的时候已经凌晨三点了，喝得醉醺醺的。这位贤良的妻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位考德尔夫人[4]——没有放过他，同时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听听中国妻子的闺训。我们这位中国式贤妻并不比她的英国榜样差了多少，她很快就把她丈夫训得睡着了，因为她一直唠叨到深夜，所以我也只好学着她丈夫，睡觉了事。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雷雨以及它带来的影响都消失不见了。太阳给山顶烘染上一层金色，树枝上还挂着水滴和露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江水下降了不少，但水流仍很湍急，无法上溯航行，所以我早早地吃了些早餐就上岸去了。

江面现在看起来宽了不少，两边的山岭则似乎向后退让了一些，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条美丽富饶的河谷。河谷的花岗岩岩床上面，覆盖的都是肥沃深厚的砂壤土。我看到了一些桑田和茶田，但种得最多的显然还是乌桕树。浙江省种的乌桕树非常之多，这说明，乌桕以及乌桕籽里面榨出来的桕油一定非常重要，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散布在乡间各处的还有一棵棵松树，这些松树树立在墓园周围，对墓园起到了很好的美化效果。在这些松树当中，经常能看到垂枝柏的美丽身影，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树木还是去年秋天在绿茶产区的时候。

下午三点钟，河水不是那么迅疾了，我们又继续上路。在大洋和兰溪之间，我们渡过了很多急滩，但因为一路都是顺风，我们行进得还是很快。第二天，大概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兰溪不到三十里了，很有希望当天晚上就到达兰溪。但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把我们的行程给耽搁了。我们当时正快速地航行在河道右侧，这样航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遇到了一处急滩，我们必须把船移到河道左侧去，贴着岸边才能通过这处急滩。我们刚刚通过那儿，突然从河堤后面，跳出来四个男人，把我们的船夺了过去。然后我们的船员和这几个陌生人就开始大声地用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方言争吵起来。我把辛虎叫了过来，这时的他，就像所有中国人一样，已然卷入到争吵之中，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我们的船老大曾在上一次经过这儿时买了一些米，但并没付钱，债主和他朋友这次来是决心要把钱讨回来，如果讨不到钱，他们就要把风帆扯下来带走。这无异于把我们的船劫持下来，因为没有风帆我们的船不可能逆流而上，要知道水流还是非常迅疾的。

当我走出船舱，我发现有两个人已经爬到船顶上去了，正在解开绳索，要把风帆拖下来。老债主则站在船头，冷静地 在一旁观望，看着他手下的人做着这些事。我们的船老大则退到船尾，静静地吸着他的烟竿。但他的妻子就没这么好说话了，她暴跳如雷——请原谅我这样用词——，拖着她那小脚，在盛怒之中跳来跳去，一会儿冲向债主，一会儿冲向她丈夫，一会儿甘言劝诱，一会儿又怒气冲天，但这些都没起什么作用。“把钱还给我，”债主冷酷无情地说，“否则我就把风帆带走。”她乞求他让小船开到兰溪，把货卸下来，那时候就有钱还债了。“哈 ，”债主说，“我以前放过你们一马，可你们并没有还钱，而是运了一船新货物，跑到杭州去了。不，不，这一次你必须在这儿就把钱还了，只要我手里有你们的风帆，就不怕你们跑了。”威胁、承诺、利诱看起来都没用了，这位老债主简直就是油盐不进。风帆被解下来了，搭在一个来人的肩膀上，然后这些人就走了。

这对我来说就很不利了，因为我找不到其它办法去兰溪。最终辛虎建议，由他走路去兰溪，然后带一条小船下来，再把我和行李接过去。在当时的情况下，看起来也没别的更好的主意了，所以我表示同意，然后他就离开了。船上的人，除了船老大与他老婆以外，似乎都对这件事无动于衷，他们躺在自己的铺子上，很快就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日出的时候，我被船上一阵喧闹声吵醒了，一睁开眼睛，我就看到船老大站在船头，威胁要跳江自杀。他老婆和他手下的一位船员则把他拉住，两人都劝他不要寻死，回到船里来。 他拼命挣扎，从两人手中挣脱出来，然后开始不慌不忙地脱他的衣服。其他人都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则因为看到他这样糊里糊涂的，所以满心希望他跳到江里去清醒清醒。可是看到没人理他了，他似乎又改了主意， 他心事重重地盯着江水看了一会儿，然后静静地走进船舱，叫人把烟竿拿来，开始抽烟。不久他就动身前往兰溪，试着筹钱还给那位债主。

中午，我的仆人带着一艘小船来了，这艘船是前来接我去兰溪的。这时，仆人和船老大的老婆为了四百文钱——约合一先令零六个便士——又开始吵了起来，这笔钱是我的仆人许诺给那艘兰溪来的小船的。按照他的看法，最公平合理的做法是，大船的船老大应该亲自把我们送到兰溪，或者由他来负担把我们送到那里去的别的交通工具的费用。现在因为船老大没办法送我们，所以仆人就决定，从我们要付的一路上的伙食费中扣除一部分，用来充抵雇佣小船的钱。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付这笔钱的话会有很大的麻烦，所以我建议他赶紧把钱付掉。但他强烈反对这样做，并且开始把我们的行李往小船里搬。与此同时，那个女人威胁说，如果不给四百文钱的话，她就要赖在我们的小船上不走了。她说到做到，爬到我们的小船上来，还让她手下的一个人把她的孩子递给她，一个大概只有一岁的婴儿。这幕情景，如果不是置身其中的话，可真是觉得够搞笑的了。要是带上这么一些累赘上路，可就太不方便了，为了把事情简单化，不再产生进一步的纠纷，我吩咐辛虎赶快付钱。我们把行李搬到小船上，撑船离岸，通过划桨和拉纤，大约在当晚六点钟左右我们到达了兰溪。

兰溪(NAN-CHE)，有时候英文地图又把它叫做LANCHEE，位于严州府以西120里左右。兰溪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中国城市之一，它让我想起的更多是英国的某个地方，而不是中国的城市。这儿的房子通常都是两层，外表很整洁。 兰溪依江而建，背后则是如画的山岭，一座毁弃的古塔更是强化了这幅美景的总体效果。兰溪方圆大概有两英里半或三英里左右，居民大概有20万人。城市前面的江上面船很多，这些船不断往返于兰溪、严州、杭州以及其它东西方向的城镇。

辛虎急着想去大肆采购一番，他告诉我兰溪出产的所有东西都很好，建议我为剩下的水路行程事先准备大量物品。与此同时，我们也雇好了另一条船，它将把我们载到常山去，常山就在这条江的源头附近，或者说，到了常山，这条江就不再适合行船了。等到这些事都做完了，我们买的东西都搬上了船，天也就快要黑了。这一天我们几乎没怎么吃东西，这时感到又累又饿。我们的新船东，人非常好，对我们很照顾，他很快就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餐，有米饭、鱼、蛋和蔬菜等， 再加上我们从兰溪买来的好东西，比如辛虎隆重推荐的蛋糕和酒，真是太丰盛了。

第二天早晨，我上岸去参观这个城市，同时也想调查一下对外出售植物的苗圃。我听说兰溪有三、四个苗圃，由于兰溪是个四方交汇之处，又远离上海、宁波以及其它的沿海城市，我希望能在这儿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新品种，好送回英国去。

我穿过一些拥挤的街道，这些街道与上海的没什么两样。所有中国的城市都是千城一面，高度相似。商店的构造与布局相同，商店里的东西也相同，一切看起来都似曾相识。所以，只要到过中国的某个大城市，人们就可以想象出这个国家所有别的城市是个什么样子。

我在城郊找到了苗圃，我调查了其中的三个，但没发现什么新的值得带走的品种。苗圃里种有大量的茉莉、大青、玫瑰、杜鹃、山茶花以及莲花等， 但对我来说，它们都算不上新品种，我在沿海各地也见到过很多。苗圃老板们都非常友善，一点也没意识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个外国人。唯一让他们吃惊的是，他们的苗圃里竟然没有我想要的东西。他们问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告诉他们我想要一些新品种，比如苏州、杭州或沿海各地苗圃里没有的那些植物。“哦，”他们说，“苏州都没有的东西，你不要指望在兰溪能找到。”我无功而返，回到船上，然后开船开发，继续我们的行程。

兰溪所在的河谷甚至比严州那儿的河谷更漂亮。河谷周围都是山，山上一片片松树、柏树以及樟树林，江水就从肥沃的河谷中间蜿蜒流过。乌桕树种得很多，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低地上种的几乎全是乌桕树。在我到访的这个时间里，乌桕树新绿的树叶与松柏暗黑沉郁的色调形成鲜明的对比。整个河谷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漂亮花园，被周边的山岭围护起来，但随着我们沿着江流向西边上溯，这些山岭渐渐地露出了一些豁口，河谷也变得更为开阔。我后来发现，这条河谷从严州府上游的大洋镇一直延伸到了与江西交界的常山。远方的山岭看起来既崎岖又荒凉，即使像中国人这么勤劳，也没办法把它们变得适于农业生产。

距兰溪九十里，我们到了龙游，江边的一个小地方。这儿有三座美丽的宝塔，都建在风景如画的地方。樟树很多，长得都很高大。我到达这儿的时候正好碰上夏收时节，人们忙着收割小麦、大麦等谷子，然后打谷子。这儿也种了很多大麻，用来制作麻绳以及船上需要的各种东西。我注意到田里还种了大量的荞麦、玉米、小米、大豆等。有一种小蘗，很明显属于我们英国小蘗的一种，在这儿也得到广泛种植，但我不知道他们种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也许是为了药用或作为染料吧。

龙游以上，河道在很多地方都变窄了，水流也变得很急。岸边立着几架老水车，破败不堪的，完全不能用了。林木纷披，枝条轻拂水面，让人想起英国乡下的河流。我们路过了很多小村子，但直到衢州府都没看到什么稍大一点的或重要一些的地方，衢州府是个大城市，距龙游以西大约90里，距兰溪180里。

6月1日天亮后不久，前方出现了两座宝塔，这通常意味着我们快要到某个大地方了。那就是衢州府，我们这时离它只有三、四英里远了。等到离城更近一些，桔子树越来越普遍。茶树也种了很多，但茶叶品质并不算第一流。花生和豆子种得也多，这两种植物都喜欢轻质砂土。平地当中有很多小山丘，这些山丘的土壤通常都很贫瘠，为砖红色的石灰质砂岩，中国人也没怎么去开垦它们。

衢州城里有一座漂亮的船桥，我们就从桥下面经过。如果下暴雨，江水大涨，人们就会把这座桥暂时挪走。衢州府可以算是个二线城市，但它并不是很重要，至少从商业角度看不太重要。它也不大，城墙总长不到两英里，城墙内还有很多大片的空地，上面什么房子也没建。从行政角度上看，它比兰溪的级别高，但实际上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在衢州停了几个小时，补充了一些必需品，然后就继续上路了。

在衢州上游一英里左右的地方，两条河流交汇在一起，其中一条来自西南，发源于福建山脉的北坡；另一条从西而来，源自常山过去几英里的地方，常山就是我们这段行程的目的地。我们沿着左边[5]的支流前行，这条支流又窄又浅，险滩很多。

晚上我们与一些类似的船只都泊在一个小村子附近，我们将在那儿过夜。天气非常热，蚊子让人觉得烦不胜烦。前一天晚上，我和仆人都因此而无法合眼，我现在看到这些可怕的东西在我周边飞舞，担心又将要一夜无眠。我们的船老大，听到我们在谈论这些蚊子，便问辛虎为什么他不去买些蚊香来，他说那个村子里可能就有蚊香卖，有了它可以把蚊子从船上都赶跑。这简直就是无价之宝，我立刻吩咐辛虎去弄一些来。几分钟以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四支长长的线香，与庙里通常烧的香没什么两样，只是更长，外观更粗糙一些。他告诉我，这四支蚊香只花了两个铜板，如果它们真能起作用，那是相当便宜了。

两支蚊香现在吊挂在船顶下面，点上之后五分钟不到，所有的蚊子就都从船上跑出去了。我们非常高兴，这一晚睡得很甜很香，都是拜蚊香所赐。我一直很担心在旅途中碰到这些虫子，因为我没有带蚊帐之类的，蚊帐太占地方了。但我现在发现，只要能弄到蚊香，就再也不用带蚊帐了。

中国人用来驱走蚊子的材料有各种各样，我们刚买到的这种蚊香是由树脂木的木屑制成——我估计是杜松的木屑，同时掺杂了一些易燃物质使它得以燃烧。一段截开的竹片，大约三、四英尺长，外面裹上这些东西，制作好之后，这根蚊香就像一根密实的藤条或者说小藤杖。竹片上端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可以挂在墙上或船顶的钩子上。点燃之后，蚊香就一直往上燃烧，烧到离钩子还有六英寸时，由于这一部分的蚊香里面没有装填易燃物质，它就会熄灭掉。燃烧的时候，它释放出一种芳香，隔着一定的距离，这种香味并不难闻。有时候，也可以用纸把这些木屑包着卷起来，这种纸包的蚊香，烧的时候放在房子的地面上就行。各种蒿草也同样可以用来制作蚊香，把蒿草的茎、叶绞起晒干，然后可能再拿在某种液体中浸泡一下，让它们更容易燃烧。

蚊子对这些东西都极其讨厌，点着蚊香的地方就很少有蚊子来光顾了。我带着疑问也买了一些蚊香，大白天也点着它们，不管我走进的船舱或旅馆里有多少蚊子在漫天飞舞，只要我把这“香烟”点上，它们很快就都消失了，然后我可以安逸地坐在那儿，或是美美地睡上一觉。发明这种宝贵“香烟”的人对他的国家真是做出了贡献，至少也应该赏一个顶戴花翎什么的。但我估计，就像中国其它的发明一样，它们的年代都太久远了，以至于那些最早的发明者的名字都已经无从知晓。

很明显，我们现在正接近兰溪江的源头，它同时也是钱塘江的一个源头。常山此时已经遥遥在望，常山县就是因这座山而得名。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林立的船桅以及常山县城。顺着一股强风，我们迅速驶过这一段江面，很快就把船安全地停在了一大堆船只之间，停船的地方离城里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

到了常山，船就没办法再往前走了，我必须上岸继续我的行程。 于是我决定在常山过夜，以便把接下来的运输工具敲定下来。

[1] 译者按，原文为Singhoo，估计是福琼根据仆人中文姓名的发音而拼写的。仆人的中文姓名难以确知。

[2] 译者按：今浙江建德市大洋镇

[3] 译者按：这一段江水名为兰江。

[4] 译者按：考德尔夫人为Jerrold D. William (1803-1857)所著小说《考德尔夫人闺训》（“Mrs. Caudle’s Curtain Lectures”）中的主人公。刘半农（笔名瓣秾）曾将其翻译成中文，题为《帐中说法》，发表在《中华小说界》1915年3月第2卷第3号。小说全篇用考德尔夫人的口气，数落她丈夫的种种不是，在细诉日常琐事中极嬉笑怒骂之能事。

[5] 译者按：作者原文如此。疑笔误或记忆有误。从衢州上溯前往常山，应当沿着右边的支流前进。如果沿着左边支流，就到江山了。

第九章

常山县及其商业贸易——步行——我的轿子和轿夫——路况——一队搬运工——路边的客栈——两省交界处——在中国客栈用餐——使用筷子的好处——遇到两个广东商人——玉山县城——玉山城的商业贸易及其重要地位——广信府——我仆人投机夏布生意——中国式体面取决于行李多少——乡村情形及其出产物——到达河口镇

常山是个三线城市，据说离衢州府有140里。从别的中国城市的人口规模来看，我估计常山的人口大约在两到三万之间。城市建在离江大概一英里的山脚下，其郊区则一直延伸到了江边。常山街道很窄，与杭州或是宁波相比，这儿的商店寒酸得多。常山没有什么商业，但因为它坐落在沿海城市通往福建红茶产区，水陆大码头玉山[1]、广信府[2]、河口[3]，以及鄱阳湖甚至广州的主要道路边上，所以它的位置还是相当重要的。镇里面到处都是商行、客栈以及仓库，供旅客、搬运工以及货物歇脚停留，货物主要以福建红茶为主。

到达常山后的那个早晨，我们告别了我们的船和乐于助人的船老大，步行前往城里的客栈，想在那儿为下一阶段的行程雇几顶轿子。我们在街道上穿行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对此我非常高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并不想惹人注目。到了客栈，老板很客气地接待我们，请我们坐下，又给我们端来茶。我们向他打听有关轿子的事情，他回答说，他的轿子都是一些没有蓬盖的，然后把门厅那儿的轿子指给我们看。我发现这些轿子与我在宁波山间经常乘坐的那种山轿完全一样，于是告诉他，有这样一顶轿子就可以了。这种轿子非常简单，两根长长的竹杆，中间安放着一个无遮无挡的座位，竹竿下吊着一根小小的横杆，用于踏脚。再把坐垫在座位上铺好，虽然简单粗糙了一些，但我这辆“华车”也可以上路了。

早饭后，轿夫们都来了，我们于是出发。这条路上，像我们这样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有些人坐着像我一样的轿子，有些人则在座位上面用竹子搭了一个棚子，棚子上盖着一层油布，这样就可以遮一遮阳光，挡一挡雨。这样一顶轿子，也许比我现在乘坐的轿子要舒服一些，只是已经太晚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就这样，头顶上撑着一把中国伞，我缓缓向前行进，心里安慰自己，坐在这样的轿子中，比起那虽然舒适一些但却把自己遮蔽起来的轿子，我至少可以欣赏到更好的乡村风景。

穿过常山拥挤的街道，我来到了开阔的农村。昨晚下了一场大雨，今早则天气晴朗，所以这场雨只是给乡村增添了一些自然风味。清凉的空气让人感觉非常舒适。山坡上的青草和山谷里的秧苗呈现一片最为鲜活的绿色，每棵树，每株灌木的枝条上都挂着大大的雨滴，这些雨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眼前这一切都令人赏心悦目，加上早晨清新的空气，让我开心得无以复加。

我们走的是这一带最宽最好的一条路，它由花岗岩铺成，大约十二英尺宽，路上一点杂草都没有，不用再说什么了，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这条路上的交通有多繁忙。这一带总体上属于山地，但山间谷地上也有很多良田，这让我想起舟山群岛上那些美丽的岛屿。一路上，我们不需要翻山越岭，因为道路经过的这些小山丘似乎都为它开辟出了一条通道。

离开常山后，在最初几英里路程中，我们没碰到几个行人，我满心以为，这一天都会在这种宁静的乡村地区旅行，就像走在我们英国的乡间道路上一样。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在走完了这一小段安静的路程之后，我们遇到了一长队搬运工，他们挑着满满一担子茶叶。这些茶叶将运往杭州府，从那儿再运到上海，然后卖给英、美商人。我的轿夫走得很快，我们一路上超过了很多与我们同一方向的行人，他们都是把茶叶运到常山以后返回的搬运工。但虽然是回程，这些搬运工也并非空着双手，他们挑着棉花、棉布、绳索或各种其它的货物，这些货物有的是从国外进口而来，有的则出产于沿海各地。一路上每隔一里左右，就有一家客栈和茶馆。在这些客栈和茶馆门前，通常都会用茅草搭起一个棚子，以便为那些停下来歇脚的行人遮阳挡雨。

我们就这样走了三十里左右，我的轿夫说他们要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我很乐意接受这个提议，因为我自己也非常渴了，于是吩咐他们在前头第一家客店把我放下，他们照做了。我们走进客店，我在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我的仆人和轿夫们则坐在另一桌。好客的客店老板娘在我们每人面前都摆了一个茶杯，往里面放了一些茶叶，然后倒进满满的开水。很显然，她没打算给我们提供糖或是牛奶之类的。别的桌子前都坐满了人，大部分是挑着茶叶去常山的搬运工，他们挑的担子几乎把客店门前的路都堵上了。我们喝着茶，我发现，如果不加糖，不加奶，纯正的茶水喝起来非常提神。不时有店小二前来给我们的茶杯续满开水，通常要这样反复续上两三次水，或是喝到没有茶味为止。

抽完了一管烟，付了每杯两文的茶钱之后，我钻进轿子，继续上路了。我们沿着夹在两山之间的道路上山，一座用石头砌成的牌坊和通道告诉我，我正站在浙江省的边界线上，马上就要踏进江西省。两山隘口之间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墙，类似于城墙，牌坊当然就位于隘口的正中间。整个这片地方看起来像是处在战事之中，两边各有一个兵营，分别代表各自省份进行警卫。但这些兵营现在都荒废了，我注意到兵营附近只有女人和孩子。毫无疑问，在和平年代，士兵们都化剑为犁，投身到土地屯垦的事业中去了。

尽管一路上还是每隔一小段就有一个小村子和供人歇脚的客店，但我们很少再碰到大一点的镇子，哪怕中等规模的也没有。直到中午，我们才来到一个相当大的地方，比我们一路上碰到的镇子都大，不过我忘了它叫什么。在我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到了哪儿之前，轿夫们已经在一个大客栈门前把我放下来了。客栈门前停着很多轿子，都属于那些与我同一方向的行人，或是从西边返回常山以及东部其它城镇的人。

我一跨出轿子，客栈老板就亲自迎了上来，我的轿夫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说我打算在这儿用餐。我很生气，但又觉得最好还是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于是就顺从他们点了晚餐。我曾经向辛虎严格规定过，决不在商人们经常出没的客栈逗留，因为我不希望碰到那些在上海和广州经常与外国人接触的商人。我最不想见到的是广州商人，他们不断来往于茶叶产区，这些人与上海人一样熟悉外国人，可是对外国人又有着更深的偏见。但辛虎落在后面，不知道轿夫们的所作所为，后来知道了也来不及了。我后来了解到，轿夫们这样做有其充足的理由，因为他们每给客栈介绍一名客人，自己就可以免费得到一份晚餐。

这家客栈又大又宽敞，从镇上的主街一直向后面延伸。客栈门面是一排木板或百叶窗一样做成的门板，可以随意拆装。这些门板每天早晨拆下来，晚上再装上去。整个客栈一共有三进，第一进临街，第二进在第一进的后面，最后面的是第三进。客栈四厢都是些小房子，供客人住宿。

搬运工和轿夫们都挤在临街的第一进，他们在那儿吃饭、抽烟。第二、三进则提供给各位旅客，但因为每一进的大门都敞开着，很容易就从房子前面看到后面。

我从轿子里下来，跟着店小二来到第二进房子，在那儿我看到房子四边各有一张桌子。其中一张桌子是空着的，我在这张空桌旁坐了下来。为了让自己显得稳重一些，我点燃了烟竿，开始抽烟。店小二给我端来了一杯茶，然后就去服侍别的客人了。我这时候才有空闲时间打量一下周围这陌生的环境。在我对面的桌子上坐着两个商人，一眼看过去我就知道他们来自广东省。很明显，他们对我很感兴趣，正在打量我呢，毫无疑问，我一进门，他们就看出我是个外国人了。其中一人我在上海经常见到，他看上去似乎希望我能认出他来，但他要失望了，因为我没有理睬他探寻的目光，装得好像以前没见过一样。然后我看到他与同伴低声说话，并且依稀听到了“番鬼”的字样。这时候辛虎走了进来，他刚到客栈，就开始忙着让人准备晚餐。很快晚餐就准备好了。店主很有礼貌，就是有点多嘴，在他布菜的时候，他向我提了很多问题。出于中国式的礼貌，他问我姓甚名谁，今年多大，哪儿人氏，去往何方。对他的这些问题，我都一一做了让他满意的回答。比如说，当他问我从哪 里来的时候，我回答他说，从常山来。对于去哪儿的问题， 我回答说去福建。这样回答尽管有些笼统，却都非常真实。广东商人都竖着耳朵听我们的对话，其中一位还悄悄地怂恿店主再多问一些问题。

这些先生们想知道我是从哪儿出发来这儿的，又是到福建的哪个地方去，以及去那儿干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些问题，知道这些答案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向他们透露底细为好。

我面前现在摆上了几盘菜，店老板还给我倒上了一杯酒。我轻轻地啜了一口酒，拿起筷子开始用餐。我用筷子的经验现在已经非常丰富，水平与中国人几乎就不相上下了，又因为我对中国餐桌上的各种礼节都很熟愁，所以我对此很有信心。

我以前在内陆旅行的时候，也包括这一次的旅行，我都会放弃所有欧式的生活习惯和享受。筷子替代了刀叉，茶和低度烧酒代替了更烈的酒水，中国烟杆代替了马尼拉雪茄。这些东西让我上升到了文明礼仪的一个更高阶段。我现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彻底忘掉刀、叉这类野蛮的工具。因为所有的肉食和蔬菜，在烹煮之前或端上餐桌之前，都已由庖人在厨房内把它们切割好了。等到各式菜肴用这种方式准备好，送上了餐桌，这时候，筷子这种又古老但又很管用的工具就可以大展神威了。谈到刀叉，你能用它们来吃米饭吗？能用叉子在不同的碗碟中叉起那些美味的细小食物吗？想想都觉得很笨拙。要是用刀叉，首先你必须将食物扒到碗底，然后才能用叉子叉起一些东西来，很多时候，我们还会像新手使用筷子一样，在用叉子把食物往嘴边送的时候，食物中途掉了下来。但如果正确使用筷子的话，就不用担心出现这样的麻烦和危险了。最细小的食物，哪怕是一粒米饭，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用筷子夹起来。静下心来想一想，不管人们怎么贬低筷子，使用筷子都是最有效、最明智的， 我觉得我们欧洲人使用的东西都无法与之媲美。除了造物主创造的手指之外，没有别的东西能比筷子更灵便的了。

吃完晚饭，店小二将一个盛着热水的木盆端在我面前，木盆里有一块湿布，这样我可以用它来擦手擦脸。我把湿布拧干，用中国人的方式把脸、脖子和手都擦了一遍。这样擦洗之后，我又回到桌边。这时晚餐的那些杯盘都已撤走，店小二又重新把茶给我端上来了。

广东人还坐在对面的桌子上，但绝大多数人这时都离开了，刚才他们在广州人的煽动下，也偷偷地窥视着我。我想，他们看到我吃饭喝茶与其它人没什么两样，他们肯定会感到有些吃惊，他们会觉得自己最初的判断没错，也就是说，他们会认为我终究还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的轿夫们也跟我一样用完了晚餐，他们通过辛虎传了一个口信过来，说他们可以上路了。我像中国人那样，给店老板微微鞠了一躬，也给广东商人们鞠了一个更小的躬，然后钻进自己的轿子，又上路了。我一离开这家客店，人们就把正在为我们付帐的辛虎围了起来，向他提了很多有关我的问题。按照他的描述，他把他们彻底弄迷糊了，就像以前一样，他告诉人们，说我来自长城以外的一个遥远的国家，对于那些知道底细的人来说，听到这一解释，他们就不会再提什么问题了。

一路上还是有很多搬运工：实际上，从常山到玉山的这整条路上，络绎不绝的搬运工们几乎就连成了一条线，不曾中断过。玉山是我们要去的市镇的名字。随着我们继续前进，这一带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我们已经跨越了分水岭，分水岭那边的河水都向东流，这边的则流向西方。地势变得平坦起来，很明显，我们正在接近某条较大的河流。最终我们看到了一座小山，上面长满森林，人们向我介绍说，玉山县城就在附近，县名就取自这座小山。我们下午四点左右到达县城，从早上到现在，我们一共走了大约三十英里。

玉山规模颇大，四面建有城墙，我估计城里大概有三、四万居民，看起来它比常山要大一些。和常山一样，玉山也位于某条适于航行的河道起点。武夷山区、鄱阳湖以东地区，这些地区的商品如果要运往杭州、上海以及附近其它城市，就必须在玉山上岸，由搬运工挑到常山。所以这两个城市连接起了两条最重要的河，也因此把中国最富裕的两个地区连接起来了[4]。其中一条河通向大红茶产区，另一条河则通向绿茶产区，也通向有着肥沃的桑田、棉田的沿海地区。这两个城市，两条河的重要性还在于，我们的大量产品就通过这儿的商行转运到中国的中部地区。

走过一座漂亮的石桥，我们很快就来到了城墙下面。进了城门，我们沿着主街前行。主街上挤满了人，熙熙攘攘的，显然都在忙着做各种买卖。商店与我经常描述的差不多，在这儿，我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产品。就像他们守着另一条河的源头的常山邻居一样，玉山的人们也忙着储藏和转运各种运到这儿来的商品。城市的西郊沿着河边，一直延伸出去很远。我们转而朝着西郊方向前进，很快就到达了一家商行或者说客栈，这家客栈由轿夫们推荐，是他们定点联系的客栈。

这个镇上并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长久逗留。所以一到商行，我就吩咐仆人前去雇船，以便继续赶路。他很快就把这事办妥了，半小时以后我们离开了玉山，一路顺风，我们迅速地向着西方顺流而下。

我们雇的船要把我们送往广信府，大约距此一百里或九十里远的一个城市。由于河水迅疾，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就把船停在了广信府河边。 看上去广信府是个很大的城市，但几乎没什么商业。广信府的城墙和堞楼似乎保存得都很好，河上有一座漂亮的船桥。我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很短，没法再做详细考察。

辛虎现在要去重新雇条船，同时要把我们一路上的生活必需品也搬到船上去。他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到回来以后，他借口说去拜访了他的一个同乡朋友，向他打听这一路上的情况。 我很乐意相信他的这番解释，但随后不久就有一个人到我们船上来，搬进来两大包夏布，总重至少在四十磅以上，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这是谁的东西？”我问。“哦，是我的，”辛虎回答道，“这儿的夏布很便宜，我想带一些给我上海的朋友。”这让我很恼火：他爱买东西的老毛病又犯了。要知道，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途经陡峭崎岖的众多山岭，在这些地方，这些包裹都要由搬运工们搬运。我已经尽可能地减少了自己的行李，也逼着辛虎把他多余的东西都留在严州府，可现在他又要带上一个比我们所有行李还要大的包裹，指望我雇更多的搬运工把它在武夷山区里搬上搬下，就因为广信府的夏布比起上海或宁波来要便宜那么几文钱。我相信，除了中国人，别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我试着和他讲道理，让他明白他这样做很蠢，也很不合适。但他的说辞也貌似有理。“你看，”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搬运工替我们挑行李，但我们把行李减少了那么多，他连一半的重量都没挑到。现在加上这些夏布，并不会增加任何花销，搬运工的担子还能更平衡一些。而且，”他继续说道，非常严肃，“在中国，带着很多行李上路的客人总是比行李少的客人要得到更多的尊重。”

在我们进行这番争论的时候，船正向着河口的方向顺流急下。河口是个大镇，在广信府西边九十到一百里左右。河水穿行在山谷间，山谷中密布着很多小山丘，左右两边外围则都是高大的群山，巍峨耸立。我看到很多奇特的岩石，看上去就像小山一样，但上面寸草不生。这些岩石矗立在平地之上，就像天然的纪念碑一样，看上去很是奇特古怪。

我经过的这一带是一片广阔的稻米产区。触眼之处，没看到什么大树，即使是沿海一带作为农业重要副产的乌桕树，这儿也很少看到，有也是零星几株。樟树很常见，但也没有其他地方的樟树那么高大。在河面上顺流而下，有时也会看到一些很美很浪漫的景致，河岸上林木纷披，枝条轻拂水面，还有那些奇特的纪念碑般的岩石，它们本身就够引人入胜的了。

离开广信府的当天下午，我们到达了河口镇。现在我已经到了此行的最西端了，从这开始，我要折而向南，前往武夷山的一个山口，翻过这个山口，就可以进入武夷山了。这部分旅程只能坐在轿子上完成了。

[1] 译者按：今江西省玉山县

[2] 译者按：元末至清末行政区划名，治所在今上饶市信州区。

[3] 译者按：今江西省铅山县县治所在地，为江西四大古镇之一，信江流域交通杻纽。

[4] 译者按：作者所指的两条河，一条是信江，起点在玉山，最终流入鄱阳湖。明清时期，武夷山区的红茶很多经由信江边的河口镇中转，或者向东沿着信江上溯，到玉山后上岸，由挑夫挑到常山，然后在常山顺兰溪江、浙江东下杭州、上海等地；或者向西进入鄱阳湖，然后沿赣江上溯，翻越大庾岭，进入广东。另一条是兰溪江，起点在常山，最终流入杭州湾。

第十章

河口镇——地理位置、贸易及其重要性——武夷山的山轿——山路——路边的乞丐——美丽的山区风景——和尚和他的钟声——铅山县城——路况——茶叶搬运工——茶叶箱的不同搬运方式——茶叶产区——土地与茶园——我第一次住进中国客栈——客栈服务——脏兮兮的客房——自我安慰及用餐

河口，中国南方人又把它读做HOHOW[1]，是中国内陆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位于北纬29度54分，东经116度18分，坐落在信江左岸， 我就是沿着信江来到了这里。从城市规模以及与其它城市的对比来看，我估计这儿大概住了30万居民。河口是红茶交易的一个集散地，来自中国各处的商人们云集这儿，或是来买茶叶，或是把它们转运到中国的其它地方去。

城里面，特别是沿着江堤一带，到处都是大客栈、茶叶商行以及仓库。江岸边系泊着很多船只，有那种只能搭载一两个乘客的小船，也有大型渡船，还有官员们用各种旗子装饰得花里胡哨的官船。此外还有大货船，把茶叶以及其它商品或是运往东边的玉山，或者运往西边的鄱阳湖。河口对于西边内陆地区的重要性，就像上海和苏州对于沿海地区的重要性一样。

到了河口以后，我前往城里面的一家商行或者说是客栈，雇了一顶轿子和几个搬运工，我要坐轿翻过武夷山，前往武夷山附近的崇安县[2]。其中一位搬运工要挑着我们的行李，包括那一大包夏布。在我们与客栈老板签署雇人与租轿协议的时候，老板告诉我们，河口与武夷山之间距离320里，而且，因为很大一部分都是山区道路，我们至少需要四天时间才能走到。我经常查看地图，测量距离，所以听到要走这么长时间，我有些吃惊，但仔细一想，又觉得老板说的很有道理，我应该相信他。我在测算距离的时候，没有把一路上我们必须翻越的众多山岭计算进去，这些山岭不只是横亘在我们的路途之中，而且使得实际道路远比地图上显示的要长得多。

翻山越岭可不是儿戏，所以出发之前，我们把轿子检查了一遍，把它尽可能地加固。用于这种长途山路的轿子与城里面以及平原地区使用的轿子不同，山里面常见的轿子，只有两根结实的竹竿和一块让人坐在上面的横板，此外别无他物，这很适合短途旅行，但对于三、四百里的长途旅行来说，日晒雨淋的，这样的轿子就很不方便了。

武夷山的轿子在制造时更多考虑到乘客的舒适，在轿子座位的上方，用竹子搭了一个小棚子，棚子上盖了一层油纸或是油布。座位还有一个四十五度角的靠背，座位本身，加上踏脚板以及其它，通常有四英尺左右长，这样，乘客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斜靠 着睡觉。座位以及靠背上通常还铺上了一层软软的东西，就像常用的床垫那样的， 使得这个轿子很舒服。

做好了这些准备以后，我坐上轿子，我们离开河口，穿过我前面提到的山谷，往南边前进。山谷中有条小河蜿蜒[3]，小河源自武夷山北麓，最终汇入河口附近的信江，我们这一路上好几次跨越这条河。

离开河口山谷以后，我们开始逐渐进入山区，时不时地道路就要翻过一个相当陡峭的山口。在翻越其中一个山口的时候，我的轿子被一群乞丐围住，我从来没遇到过像这样纠缠不休的乞丐。在我前边几码远的地方有另一个行人，也被他们围困了好长时间。我听到他抱怨说，他口袋里已经没有零钱了，恳求他们走开，但这似乎只会让乞丐们变得更令人讨厌了。他有没有给乞丐们东西，我不得而知，但他们放开他朝我走了过来。我口袋里一个铜钱都没有，而辛虎又远远地落在后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闭上眼睛，假装睡得很熟。他们举着篮子向我讨要施舍，而我自然是进入到了“熟睡”状态之中。“老爷，老爷，[4]”他们在我耳边大声呼叫，想尽办法要把我唤醒。 在发现光是叫喊没用之后，他们开始用手敲打轿子的两侧，最后还伸手来抓我的衣服。我很怕中国乞丐碰到我的身体，因为他们通常都脏得难以形容。我猛然翻身坐起，几乎把轿子都弄翻了，这让我的轿夫们很生气，他们立即让乞丐们停止乞讨，逼他们离开。在到达一个山口的时候，我示意轿夫们把我放下，让他们也休息休息。那儿有一所漂亮的小房子，或者说是供行人歇脚的地方，就建在山顶上，站在房子里往外看，视野非常好。

在前方的山谷里有一个小镇子，名叫铅山[5],乍一看，它就像是完全包围在群山里面，但实际上，我前面提到过的小河就流经小镇，它在山里面蜿蜒流淌，一直流到河口。

在下山前往铅山的路上，我又碰到了另一群乞丐，但这时我已经准备了一些铜钱，很容易就把他们打发掉了。这些乞丐有很多是跛子或瞎子，不知怎么地，他们都想跑到我的轿子跟前来。

快到山脚的路上，竖着一个牌坊，在我们经过这个牌坊的时候，一位老和尚走了出来，敲了三次钟。这是表示对我的欢迎？还是为了我此行的安全、顺利而向神灵示好？我不得而知，但老和尚显然希望能够从我们这儿得到点什么，作为他这番苦心的报偿，辛虎自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我们经过牌坊的时候给了他几文钱。

我们现在到了铅山，这个镇子离河口大约有60里，就位于山上流下来的小溪岸边。尽管不大，小镇看上去却很繁荣。它坐落在福建红茶的运输通道上，搬运工们将红茶背下山来，几乎都是在这儿将红茶装船，然后运往河口。也因为两个城镇之间有这条水路沟通，所以一路上我并没看到多少行人。但很快我就要走上一条熙熙攘攘、拥挤不堪的大道，就像我在上一章描述过的位于两河源头之间的那条道路一样。

我们走进铅山镇的时候正当中午，我走进一家客栈，要了一些茶点，搬运工们则开始用餐。等到我们重新上路，发现路上有很多坐着轿子来往于茶乡的行人，所有这些人似乎都在熟睡。对于在山里行走的人来说，这样做太普遍了，所以制造轿子时就要考虑怎样才能让旅人们睡得更舒服。

路上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背着茶叶箱子的搬运工。大多数人只背着一箱茶叶。人们告诉我，箱子里都是一些高品级的茶叶，茶叶箱一路上都不能接触到地面，所以这些茶叶送达目的地的时候，通常保存得比那些低品质的茶叶更好。茶叶箱按下述方式背着：两根竹竿，各长七英尺左右，这两根竹竿的一头，一边一根，牢牢地与茶叶箱绑在一起。两根竹竿的另一头则并起来绑在一起，这样形成一个三角的形状。通过这种方式，搬运工可以把茶叶箱扛在他的肩头，脑袋则正好夹在两根竹竿围成的三角中间。为了把茶叶箱更轻松地背在肩头，箱底还会绑上一小块木板。下面这幅素描可以清晰地说明这种背送茶叶的方式，比任何文字都要更简明一些。

搬运工们就这样背着茶叶箱，当他们需要休息的时候，就把竹竿一头插在地上，把竹竿垂直竖起，这样整个箱子的重量就都由地面承受去了，搬运工一点也不觉得吃力。在山里走那种陡峭的山路时，有了这种设施就会很方便，因为有些山路陡得每走几步就要歇一下，如果搬运工们没有这种便利的工具，茶叶箱就要不断地放到地面上。而当搬运工们在客栈或茶馆休息的时候，茶叶箱也可以支在竹竿上，靠墙竖着放在那儿。

所有低档次的茶叶，都用普通方式把它们挑下山来，也就是说，搬运工们用扁担挑茶叶，扁担两头各挑一箱。等到他休息的时候，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客栈里，茶叶箱就直接放在地上，沾到泥土，等它们运到目的地，茶叶的外观就不如那些用另一种方式运下山的高级茶叶了。

我们现在经行的这条道路，不管从哪方面说都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山路。它一会儿带着我们穿越美丽的山谷，一会儿又在山坡上盘旋蜿蜒，道路经常就紧贴着山边，让人心惊胆战，然后它又带着我们插进前面的另一座山谷。当我们翻过山口的时候，我们通常要在山顶位置歇息一 会儿，四处看看，看看已经被我们抛到身后的山谷，再打量一下前面道路中那还有待征服的山谷。一长串搬运工们，他们或是背着满是茶叶以及其它货物的箱子，或是抬着坐着山轿上的旅客们，显出一派既忙碌又奇特的景象。他们或是在山边踟蹰挪动，或是蜿蜒穿行于谷中 。这才是日常生活里面中国与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离开铅山之后，我们就进入了产茶区。在肥沃山丘的低坡上，茶林随处可见。有时候平地上也有茶林种植，但这些平地通常都很干燥，排水条件很好，比起稻田来说地势也高得多。这些茶园的土地，都是红壤土当中混杂着相当比例的碎石和沙子。许多茶园是新近开辟的，很明显，在这一地区，茶树种得越来越多。这一带栽种、加工的茶叶，如果送往上海、广州这样的出口大市场，比起武夷山南麓的茶叶来，速度要快得多，也便宜得多。

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就要结束了，这一天我们从河口出发，走了很远。我们打算在武夷山脚下的一个小镇过夜，镇名大概叫做紫溪[6]。在我漫游中国期间，我还从来没在中国客栈住过呢，对于这种客栈，忍不住便产生了很多遐想。我把辛虎叫过来，让他和搬运工先把行李送进去，找个可以过夜的体面一些的房间。

紫溪夹溪两岸而建，地方很小，也很穷，靠着来往于武夷山的商人和搬运工们，也靠着附近茶叶种植、加工所带来的一些交易，小镇经济才能维持下去。

轿夫们抬着我，远远地跟在辛虎后面，镇里面有很多家客栈，他沿着镇上的大街，一路上问过去，最终走进了其中一家。辛虎迅速地进去查看了一番，看它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回到大门口告诉我相关情况。在客栈老板的邀请之下，我穿过外院，走进客栈的前厅。

这家客栈，比起我前文描述过的那家，虽然小一些，格局却是完全一样的。面街的那一部分是完全敞开的，全靠一些柱子和门板把它和街道隔开。店小二手里拿着一块毛巾，飞快地把桌子和椅子擦了一下，他很有礼貌地朝我鞠了一个躬，请我坐下。然后他给我端上一杯茶，又拿来一支香给我点烟，做完这些之后，他就离开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儿。

现在我可以仔细打量一下我的住处了。客栈的前面一部分摆了一些桌子，供行人歇脚，很多人就坐在桌旁吃饭。我经过他们身旁时曾经瞥了他们一眼，现在我有更多的时间来打量他们。我的轿夫和搬运工都坐在其中一张桌子前，劳累一天之后正在享用他们的晚餐。辛虎则跟着老板忙前忙后，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如，他给我点好了晚餐要吃的东西。 大概这样就能把老板的注意力转到店里的生意上去，而不是老来盯着我。也许真是这样吧，他看起来根本就没想到，竟然会有个外国人来他的店里面过夜，所以他也没问我什么麻烦的问题。

在我坐着的大厅四周，有很多小小的睡房，我的行李就被送到其中某一间去了。我很难把这样的睡房叫做卧室，它大概有十二平方英尺的样子，里面放着两张床和一张桌子，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可以透进光线的通道，只有前面的木板墙，因为其高度离屋顶还有一点距离，所以从上面可以透过来一道光，或者是当房门开着的时候，从门廊那儿透进来一些光。此外，凹凸不平的地面，布满油渍和泥巴的污秽墙面，这样的地方可以让你联想起很多东西，而我就将在这儿度过一个夜晚。

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环境会让人非常沮丧，但我来中国之前就已经把这些不利因素都考虑到了。我从没有奢望此行会是一趟舒适之旅。我知道这儿的人民在住所卫生方面不是很讲究，所以对于此行将要遇到的一些不便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条件就是这样，你要是不想给自己找不痛快，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它。

我于是把辛虎叫了过来，吩咐他在把我晚上睡觉的被褥铺上去之前，要先把床铺打扫一下。正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店小二来告诉我，晚餐已经准备好了，摆在大厅中间的桌子上。伙食很朴素很家常。一大盆米饭，另外一些碟子里则盛着鱼、蛋、猪肉，蔬菜则有卷心菜和竹笋。我觉得竹笋非常好吃，在剩下的旅程中我总是会点这道菜。

米饭、蛋、鱼、竹笋，我每样都吃了一些，剩下的都留给了辛虎，似乎每一样都很合他的胃口。晚餐结束以后，碗碟都撤了下去，茶水又摆上了桌。结束了一天的劳累，我们点上烟杆，任青烟打着卷袅袅飘向屋顶。

[1] 译者按：作者此处所谓的南方人可能是指广东人，HOHOW即粤语对“河口”的发音。

[2] 译者按：现福建省武夷山市。

[3] 译者按：从上下文看，这条小河就是铅山河，源自武夷山，流经铅山县境，于河口镇汇入信江。

[4] 对清朝官员或政府职员的一种称呼。

[5] 译者按： 作者看到的是今天铅山县永平镇。明清时，铅山县县治在永平镇，故又称为铅山。镇在铅山河沿岸。1949年7月，铅山县治迁到河口镇。

[6] 译者按：原文CHUCHU。此镇不知今为何名，按其大概，应在今铅山县紫溪乡一带，或者，CHUCHU即是紫溪的发音，估且以紫溪对应之。

第十一章

第一次看到武夷山——山口——一株高大的松树——树名及其历史——山里面的植物群落——植物新品种——闽江源头——住人也住牲口的客栈——崎岖的山路和另一山口——凛冽的山风——让人忍俊不禁的中国老太太——糖和茶勺——一位热情的客栈老板——点心——到达崇安县城——地形、大小及其贸易情况——茶园

一宿无话，我睡得很沉很舒心，就像睡在家乡的老房子里一样。天亮以后，我们早早地用过早餐，然后就上路出发了。展现在我眼前的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壮丽的一幅场景。我已经在如同波涛一般的群山之中奔波了一段时间，但现在，著名的武夷山就巍峨屹立在我面前，山峰直刺低云，高高地挺出在云表之上。整个山系似乎有上千个山头，其中一些山头造型非常奇特，让人震惊。很难判断这些山峰到底有多高，和我以前了解的一些山峰相比，也许武夷山最高处在海平面六到八千英尺之间。较低的山坡上有一些开垦过的坡地，但再往上就又崎岖又荒凉了。

我喜欢在清晨欣赏这类风景。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早晨这番景象显得特别清新、美丽，而随着白天的到来，这种清新美丽就会消减？还是因为，相比于其它时间，人在早晨的时候更容易被外界所感动？也可能是这两种原因结合在一起，使得清晨的风景更宜人，更赏心悦目一些。如果我第一次看到武夷山不是在清晨的时候，我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眼福吧。这是个晴朗的早晨，空气冷冽，太阳刚从东边升起。阳光照在崎岖的山顶，给迎着阳光的山顶洒上一层绚丽的金色，而背阳的一面则看起来阴郁而肃穆。那些奇特的山石，就像巨大的人像或动物雕像，它们立于山巅，使得这番景象变得最为壮观。

从河口开始，我们走的路就起伏不平，我们爬了很多山，不过我们常常又从山的另一边翻到下面的峡谷中去。但总体而言，我们还是慢慢地爬升到了海平面较高的地方。我们现在来到了最高的武夷山主峰的山脚下，开始向着山口爬去。这条山路大约有六英尺宽，上面铺着花岗石，我们沿着它在山上绕来绕去，渐渐地爬得越来越高，终于，当我们转完高处的一道弯路时，我们看到了前面高山中的山口。这个山口比周围的山体都要矮得多，在它两侧，都是高耸的山峰。快要到达山口的时候，道路一下子变得很陡峭了，即使是中国人也都从他们的轿子中下来，开始步行，通常情况下他们可不会这样做。从山脚走到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山口，一共有二十里，或者说五英里。

山口是很繁忙的交通要道，它连接着福建和江西两省，红茶产区的茶叶就是通过这条大道，翻过大山，运往中国中部和北部省份。在路上转弯的地方，我们遇到并超过了很多搬运工，那些往北走的搬运工身上都背着茶叶箱，往南走的搬运工则背着铅以及茶叶产区需要的其它一些货物。坐在轿子里的商人也不少，他们来回往返于崇安县[1]、星村[2]以及附近的某些地区。不管我是抬头往山口看，还是往下看我刚走过的盘山道路，我发现一个虽然忙碌但又奇特的景象：不管路上有多少搬运工，也不管路况好坏，我从来没看到过并行的两个人， 这与其它国家很不相同。每个人都跟在他前边人的后面，前后距离看起来就像一队移动的蚂蚁。

每隔四分之一英里，或是更短的距离，就有一家茶馆，供那些在山路上辛苦跋涉的行人歇息。我们一路上也经常在这些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喝杯本地山里面产的真正的武夷红茶。上山的路上，我一直都是自己走上去的，急着想调查一下山里的土特产。我的轿夫们对此非常高兴，这与他们同胞的习惯做法很不一样。

最终我们来到了著名的省界大门前，这几个大门就是福建省和江西省的分界点。大门的柱子都是天然形成的，原本就是这亘古不变的大山的一部分。大门呈拱型，与中国城市的城门极为类似。穿过拱门时，我看到一队守卫的士兵正懒散地站在那儿，但他们看都不看我们，也没想着要来检查我们的行李。我们很快就通过了这个关口，进入到另一个省份，把江西省留在了我们身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福建省的景象了。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雄伟、壮丽的景象，左右两边都是高耸的山峰，而身前目力所及之处，遍布整个地区的似乎都是各种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山峰。

带着惊奇、崇敬的心情看着眼前这番景象，我的注意力被一棵孤高挺拔的松树吸引了。它就长在关门旁一百码处，旁边不管大小任何别的树木都没有。它靠近关口的独特位置，它的高度以及那完美对称的树型，使得它看起来非常显眼。“这是一种什么树呢？是一种新品种吗，还是英格兰也有的一种树？”我必须承认，在那几秒钟里面，我眼中只有这棵树，看不到别的东西。轿子、搬运工、群山，这些都被我抛在脑后，我相信，如果这时候卫兵们阻止我进入福建省的话，我唯一想请他们开恩的便是让我得以前去仔细观察一下这棵卓尔不凡的松树。

然而中国卫兵们看起来并没有丝毫干预我行动的意思，而且，因为树就长在路边，我很快就走上前去，发现它原来是棵日本柳杉，一种我已经引进到英国去的树种，尽管这种树在英国长得还很幼小，但已经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我以前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大的树木，尽管我希望自己发现的是一种新品种，但看到这么高大、对称和优美的树木，经我之手引进到欧洲，我内心还是感到相当自豪。它至少有一百二十英尺高，也许还要更高一些，像标枪一样笔直，底部的树枝低拂地面。不像其它的中国树木，这棵树未经剪伐，很显然它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同行的中国人抬着头，景仰地看着这棵树，他们告诉我，方圆这一带这种树只有这么一棵，是某位前任皇帝经过武夷山的时候种下的。

武夷山的本土植物也让人很感兴趣。山谷里长满了竹子，很多都很漂亮。到处都是中国马尾松，但长得都不算大。山上较高的地方有各种橡树，有一种蓟花，类似于英国品种，也长了很多。山顶附近看不到什么树，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青草以及其它一些草本植物。

我也发现了一、两种新植物，我要在这儿特别介绍一下。一种是非常漂亮的绣球花，另一种则是开着红花的绣线菊，颜色有些类似于风毛菊，但两者习性不一样。在武夷山的福建一侧，我也发现了一种很美的糯米条，要是把它种在英国人的花园里，可能会很受欢迎。这种糯米条的花开得很大，就像锦带花一样，带一点淡淡的蓝色，花期很长而且非常繁盛。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花的时候，还以为它是糯米条呢，但在把它送给林德利[3]博士考查之后，我注意到他认为这种植物是糯米条。糯米条是以阿贝尔博士[4]的名字命名的，阿贝尔博士在一种很奇特的情况下发现了这种植物，当时他正陪着英国大使从北京赶往广州，就在这武夷山西北边一百英里左右的地方，他发现了糯米条。

我时不时地把这些植物挖取出来，把它们都带在身边。很多次我都差点被迫扔掉它们，因为中国人认为这些都是杂草，一点价值也没有，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背在身上加重他们的负担。但是凭着决心和坚持，有时候再加上一些许诺，一些威胁，我最终还是让他们背着这些植物走了几百英里，最后安全地把它们寄放在比尔先生在上海的花园里。现在这些植物都已运到欧洲，也许它们是第一批直接从武夷山运过来的植物。

山坡上流下来的溪水现在都往南方的崇安县方向流去，我旁边的小溪肯定就是闽江众多源头中的一支。过了山口后，大概又走了三十里左右，我们到达了一个叫做青湖的小镇，我们打算就在这儿过夜。青湖离我们昨晚过夜的地方大约有七十里，而且一整天走的都是陡峭的山路，高低不平，我们都已经累得不行了，很高兴有个休息的地方。

青湖是个小镇子，沿小溪而建，这条溪水淙淙前行，渐渐地水面会变得越来越宽，到最后就成为从福州府边上流过的那条水势浩大的大江了。小镇建在山谷里，两旁都是高高耸起的山峰。我们沿着主街走下去，看到三个广东人趁着傍晚也在散步，他们显然很欣赏这儿的美景。我把辛虎叫过来，吩咐他找客栈的时候注意不要住到那三个广东人的客栈里去，因为这些人住的城市里有外国人居住 ，我不想与他们见面。

我们走进客栈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这家客栈既可以住人，也可以住牲口，我说的牲口，不是指马，而是指猪，猪是中国人最喜欢的牲口，特别是在福建。客栈布局与我上次住的那家完全一样，所以我也用不着赘述了。经过一天的劳累，我很早就睡觉了，我睡得如此之香，即使是睡在羽绒床上也不会这样。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必须翻过另一个山口，虽然不像昨天的那么高，但风景依然很美。因为山势低了一些，所以山坡上长满了树林和灌木，让我想起曾在巴达维亚和新加坡附近看到过的热带景象。山上有一些漂亮的杉木林，里面长着我在中国看到过的最美的杉树。

在这样的山间开辟出一条道路，工程想必非常巨大。道路上方和下方的山体都很陡峭，崎岖不平。中国人把路修出来以后，觉得这样的道路还是很危险，为了防止人们掉下去，又在许多路段朝外的一侧安上了厚重的石头栏杆。从山路上看下去，远远的有一个美丽的小山谷，周边山上流下来的瀑布在山谷里汇聚成了一条小溪，溪水在岩石和树林间潺潺流淌。有些路段实在是太高了，我往下看的时候都有些头晕目眩。

我们翻过山口的时候，正好在刮大风，我只好让人把轿子上的顶棚取了下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有连人带轿被风吹到悬崖下面去的危险，实际上，即使是把顶棚取了下来，还是很危险，我觉得还是下轿自己走路更安全一些。路上我们在一家茶馆门前停了下来，茶馆由一位健谈的老太太经营，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哎呀，”我的轿夫一走进茶馆就叫道，“这个鬼天气，风太大了。”“呸，呸，”老太太说，“这算什么，也能叫做大风？不过是一场和风而已。你不了解山里的风，我们家的房顶都经常被刮跑，有时候走在大路上，要是不抓着点什么，人都要吹跑。我告诉你啊，真正刮大风的时候，你根本就没办法把轿子抬过山口。啊，你要是尝过那种大风的滋味，就不会把这也叫做大风了。 ”

喝过她给我们端来的茶，辛虎问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按这一带的习惯，我们应当付多少钱？这个人回答道：“当然是一文钱一杯了，这儿茶很便宜的。”我们把茶钱扔到托盘上，叫老太太来把钱拿去。老太太来了，但她不肯收下钱，她告诉我们说：“我家并不是开茶馆的，等到我开茶馆了，尽管这不太可能，那时我再来收茶钱。”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不收钱。但老太太这样做也没损失什么，因为我又向她买了一些蛋糕和别的东西，这些都是要收钱的，分手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继续上路以后，我们又说了她的好多笑话，大家笑得非常开心。

这天上午，天都是阴阴的，等到风停下来的时候，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只好走进另一家茶馆躲雨，这一躲就是好几个小时。雨还在下着，我们又往前走了一点，到了一个小村子，村子里有一家客栈，这让我们很高兴，我们就在那儿找了几间客房过夜。店老板对我特别殷勤，像往常一样，我一走进大厅，就把茶水给我端了上来，但这一次，茶杯里放了一把造型奇特的勺子，茶里还加了糖。我以前从没看到过中国人加糖或使用勺子，所以觉得非常奇怪。我们的泡茶方式乃至于茶叶本身，是否与中国人无关，对我来说，这一直是个问题。但只有我们初进客栈时送上来的茶水是这样冲沏的，后来端上来的茶又都回到中国人常见的方式，也就是将茶叶先放到茶杯里，然后用开水冲泡。

辛虎对于抛向他的诸如“你家老爷是干什么的” 这样的问题，辛虎总是用同样的答案来回答：“他是长城以外某个遥远国家来的一位老爷。”这样的回答对于那些提问者来说，不知道意味着什么。但辛虎自己对英国的准确方位又有多少了解呢，我也表示怀疑。不管如何，在现在这种情形下，在这个小村子里，我们的店老板，这位纯朴的乡下人，听说客人是位老爷，这消息明显对他起了作用，他对我更加殷勤了，直到殷勤得让人生厌。他为端上来的伙食不好找了很多借口，诸如“如果我能早点通知他，我会光临他的小店，那么他一定会准备得更好一些”之类的。我称赞他的客店和伙食，试图在礼仪上不输给这位热情的老板。

那个晚上，老板的儿子，一个小男孩，前来问我要不要吸鸦片，说他们客栈里有一些很好的鸦片烟。我谢谢他，当然，也谢绝了他的好意。通过调查，我发现，所有这些客栈，都存有鸦片烟，这些鸦片分成一小份一小份零售，就像伦敦的旅馆里出售香烟一样。这让人很不舒服，与那么多吸食鸦片的家伙呆在一起，作伴同行，我后来心里总觉得不舒服。

晚上九、十点钟之间，就在我正要上床休息的时候，辛虎走了进来，告诉我说老板希望我能一起去享用他准备的一顿精美晚餐。我以为辛虎说的是“点心”。我想，要是店里来了一个中国 老板很看重的贵客，晚上上道点心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因为我对这种习俗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吩咐辛虎去告诉老板，请他原谅我不能前去，因为我已经吃过晚饭，我不想在晚上再吃任何东西。但辛虎说，不吃点心，这很不合常情，建议我最好还是尊重这一带的习俗。我于是跟着他走进大厅。大厅里我看到一张摆满杯盘的桌子。我们的店老板为此特意杀了几只鸡，鸡肉已经切成小块，盛在鲜美的鸡汤里摆在桌子上。如果我很饿，一定会大脍朵颐一次，但现在这种状况下，我并没有多少享用它的食欲。老板亲自在旁边招待我，逼着我吃东西。他指着不同的盘子，用他最殷勤的待客方式，不断地说，“尝尝这个，尝尝这个。”我尝了不同的菜肴，把每样感兴趣的都或多或少尝了一些，最后，我觉得，即使是按中国的礼节，我也做得很不错了，便放下筷子，表达了我对这顿“点心”的满意。但他还是拼命邀请我再吃一些，并把各个杯盘都推到我身边，称赞它们做得不错。只有等到他觉得铺排够了，才把这些菜最终撤走，给我上茶。我现在总算是摆脱纠缠，可以上床睡觉了，我担心吃得太多会做恶梦，又为吃得太多而生出一些罪恶感。

第二天一大早，店小二就来了，招呼我前去用点心。我像前一天晚上一样享用了这些美食，但胃口却要好得多。可是让我奇怪的是，就在这之后几分钟，我的早饭又摆上桌了，就好像我什么都没吃一样。辛虎这时候来了，问我他应该为老板的这些额外招待付多少钱，尽管老板当时说不收钱。我当然要给老板一笔不菲的酬金。我暗自怀疑，辛虎或搬运工们在点心这件事上背后做了什么手脚，于是吩咐辛虎以后注意，不要再招来类似的事情。我知道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的要走，还要花很多钱，到时候要是没钱了可就糟了。

我现在已经邻近福建的红茶产区了。我看到这儿种了大量的茶树，它们一般都种在较低的山坡上，或是种在村民的园子里。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到了崇安县，红茶产区的一个大镇子，附近出产的茶叶几乎都要集中到这儿然后再转运出去。根据许多年前耶稣会士的记载，崇安县位于北纬27.47.38，县城建在一小块肥沃的平地上，属于建宁府管辖。我曾在溯闽江而上的旅程中提到过建宁府。

崇安县城的城墙长约三英里。城墙和堞楼的很多部分都已破损，长满了野草，看上去很有些年头了，可以肯定，这些城墙都是在战争年代而不是现在修建的。居民大约有十万，但我没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估算数字，而且这里面还包括了郊区人口。郊区人口稠密，面积广大，一直沿着小河两边向外伸展出去很远。

城里有很多茶行，红茶都在这些茶行里分类、包装然后销往外国市场。我一路上碰到的那些搬运工们就是在这儿装货的。来自全中国各地从事茶叶销售和出口生意的商人都来到这儿，购买茶叶并为运输做些必要的安排。特别是广东人，来得很多，他们在广州和上海两地与外国人的生意做得很大。我看到街上有很多广东人在散步，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尽量避免与他们碰面。这些广东人在外形上还是很容易和福建本地人以及更北方一些的中国人区分开来。

崇安县城所在的这块平地并不算大，县城周围都是山，有些山上种了很多茶树。尽管山坡上东一块西一块有些较为肥沃的地块，但是这些山看上去大部分都很荒凉。平地上也种了很多茶树，这些茶树毫无例外都种在小溪的堤岸上 。我会将这一重要产茶地区的茶叶栽培的有关言论都集中到一章里面，方便读者们阅读。

我到达崇安县的时候时间还挺早，我在县城里只停留了三个小时，利用这些时间，我考察了一下县城，我和我的手下还吃了些东西。然后我又钻进轿子，上路赶往四、五十里外的武夷山。我们一走出镇子，路面看起来就变得与我们前面走过的完全不同。事实上，我们已经离开了那条运茶的大道，那条大道在到达崇安县城后就结束了。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更窄更荒凉，所有那些坐在轿子里的行商、肩上背着茶叶担子的搬运工，以及形形色色混杂在一起的人群，这些我们在大山中一路随行的，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我们一行在路上踽踽独行。

[1] 译者按：即今福建省武夷山市。

[2] 即今天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

[3] 译者按：林德利(John Lindley,1799-1865)出生，英国植物学家。

[4] 译者按：克拉克·阿贝尔（Clarke Abel，1780-1826），1816-1817年阿默赫斯特勋爵访华使团中的官方植物学家。发现了糯米条，后来这种植物属名便以他的名字命名“Abelia chinensis”。

第十二章

武夷山——上山——到达寺庙——寺庙及其风景——奇特的岩石——受到和尚们的热情招待——我们的晚餐以及餐桌礼仪——一场有趣的谈话——黄昏漫步——岩石的构成——土地——武夷山顶所见——和尚们的墓地——月下小景——中国烧酒——茶树种植——采茶时需要用到链子和猴子——茶商——茶农们的快乐时光

等到我完全走出崇安县的郊区，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大名鼎鼎的武夷山[1]。它位于上一章我提到过的那块高原上，包括好些个小山头，每个山头看上去都不到一千英尺高。它们外形一致，山上几乎全是一些陡峭的悬崖。似乎是老天爷某次威力巨大的震动把整个山体抬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另一股力量又把山头拉得有些错位，并把这大山头分裂成上千座小山头。只有通过这样的手段，武夷山才有可能呈现出现在这种风貌。

中国人把武夷山看作是最为奇特，也最为神圣的地方之一。在鲍尔先生引用的一本中文书里写道：在福建省所有的山岭中，最美当属武夷山，最好的水也在武夷山。武夷山非常高，也很崎岖，山环水绕的，似乎有神灵看护，再没有比这儿更神奇的了。从秦汉到现在，很多方士和修道之人，佛、道两家都有，都在这儿得道成仙，白日飞升的不可胜数。但武夷山最有名的还是这儿的特产，也就是著名的茶叶。

在崇安县到武夷山的半道上，我在一块隆起的坡地上站了好一会儿，仔细打量着我面前的这一奇特景象。在我还没到达武夷山之前，我期待着能看到一副奇妙的风景，我必须承认，眼前的风景远远超过我此前所有的想象。那些耶稣会士的描述、那些中国人的著作，除了有关山的高度之外，其它方面一点也没有过甚其辞。这些山头并不是很高，实际上，与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山脉相比，武夷山都要低一些，尤其是和我不久前刚刚翻越的高山比起来，它更是要低得多。随行的中国人非常自豪地指着那个地方说，“看，那就是武夷山，你们国家有什么山比得上它吗？”

这一天天气很好，阳光非常强烈，我只好躲到路边一棵大樟树亭亭如盖的树冠下面。我本来想一直呆在那儿，直到天黑了什么风景都看不到了再说，但我的轿夫们，眼看着此行的终点就要到了，说他们已经好了，可以上路了，于是我们继续前行。

从崇安县到武夷山大约只有40、50里，但这只是走到山脚下的距离，而我们打算投宿的那家寺庙却在山顶附近，所以我们要走的路程远不止这个数。到了山脚以后，我们打听前往寺庙的道路。“你们想去哪家庙？”我们听到的是这样的回答。“武夷山上有将近一千家寺庙呢。”辛虎解释道，我们不知道那些寺庙的名字，我们希望到最大的那家去。最终，有人给我们指示方向，前往某处悬崖脚下，等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以为可以在山上半山腰的某处看到寺庙，但我们什么也没见到，只看到一条在岩石间辟出的小小山路，通向某处似乎难以逾越的地方。我现在必须下轿了，然后在山路上蹒跚爬行，经常要手脚并用。好几次，轿夫们都停下来不肯走，说轿子一步也前进不了了。但在我的逼迫下，他们也只好跟在我后面爬着把轿子抬了上来。

此时是下午两点左右，天空几乎一丝云彩都没有，天气热得让人觉得可怕。我沿着这些陡峭崎岖的山路往上爬，汗水从每一个毛孔中涌出来，我开始担心要发热病和疟疾，以及所有那些旅行者在这种酷热气候中容易染上的病。最终我们爬到了山顶，看到一个林木繁盛的地方，我的眼睛为之一亮，马上知道寺庙就在附近了。因为我远远地走在轿夫和搬运工们的前头，所以我找了个有树荫的地方，坐下来休息，让自己在走进这佛门圣地之前先凉快下来。几分钟以后，我的随从们也到了，脸上都挂着微笑，因为他们都从树缝之中看到了寺庙，知道到了庙里就可以休息，也可以吃喝了。

和尚们的寺庙和僧房通常似乎都建在那些风景秀丽的地方。这些地方之所以美，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种了很多树，林木保护得很好，所以旅人一眼就能辨别出这些地方，哪怕是在几英里以外。在这一点上，这儿的和尚们倒是与欧洲过去的那些大德高僧类似，正是有赖于他们的品味和悉心照顾，我们现在才能在欧洲看到那些茂密而美丽的森林景致。

我们正在走近的这座寺庙，或者说这一建筑群，坐落在武夷山顶一个小山谷的斜坡上，这个小山谷似乎就是为了建寺庙而特意挖出来的。山谷底部有一个小小的湖，湖光在树丛中晃漾，水面上开了很多莲花，中国人很喜欢莲花，寺院周围常常可以看到莲花的身影。从湖边到寺庙，土地上种的全是茶树，很显然，这些茶树都得到了人们的精心照料。而在湖的另一边，也就是远离寺庙的那一侧，则都是密密的森林、灌木等。

在建有寺庙的这一侧，有一些奇特而又引人注目的岩石，像巨大的纪念碑那样竖立在那儿。它们彼此之间离得很近，每块岩石都有80到100英尺那么高。毫无疑问，和尚们当初选址在这儿建造寺庙，就是被这些外表古怪的岩石吸住了吧。方丈和尚的僧房就建在其中一块大岩石脚下，我们现在就朝那个方向拐了过去。爬上一段台阶，又穿过一道大门，我们来到了寺庙前。一个正在门廊下面玩的小男孩，看到我们立刻跑去通知方丈，说有陌生人看他来了。很快，方丈走了出来，很有礼貌地和我见面。辛虎向他解释说，尽管我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但武夷山的美名也传播到了那儿，所以我决定在武夷山住上一两天，希望庙里边能够在我们停留期间给我们提供饮食和住宿。

方丈和尚一边听着辛虎的解释，一边从烟叶袋里掏出一些烟叶来，用手指和大拇指卷成一根烟卷，然后把它递给我，让我塞到自己的烟管里。对于住在山里面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寻常的动作，我想，这个举动表明他欢迎我的到来，带有很明显的友善意味。我也同样友善地把烟卷接过来，点燃烟管，开始抽起烟来。

与此同时，我们这位主人把我领进一间最好的房间，示意我坐下，然后他把小男孩叫进来，吩咐他给我们端来一些茶。现在我就在这原产地的山上，品尝着这纯正无任何杂质的茶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喝茶，也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如此感激有人给我端茶。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爬上山来，我觉得又热又渴又累。茶水很解渴，我的精力很快又恢复了，我想起了一位中国作者说过的话，他说，“茶之为用多矣，种茶，其效日增，饮茶，令人神清气爽”。

尽管我已经能在中国的好些地区使用汉语与人交流，但我觉得还是谨慎一些为好，不要在庙里与这些和尚们长时间攀谈。我让仆人去与他们交涉剩下来的一些事情，仆人很能干，可以把我们的事情都交待清楚。他告诉和尚们，我来自于长城以北一个遥远的国家，不会讲这儿的方言。

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小男孩又来了，他通知我们晚饭已经准备好了。老和尚朝我鞠了一躬，请我前往吃晚饭的餐室。我也不失礼貌地请他走在前面，他当然不肯这样做，而是跟在我后面，并请我坐在他左手边的尊位上。桌子上还坐了另外三位和尚，其中一位的相貌让人看了很不舒服，他的前额很低，一双眼睛放肆无礼地到处乱看，身上留下了很多出天花的痕迹。总之，他是那种让人见了就想躲开，不想与其有任何瓜葛的人。年纪大的那位高僧，容貌正好与其属下相反，他六十岁左右，看上去很智慧，在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温和、诚实、守信等品格，让人肃然起敬。

我们都在桌边坐下，每人倒了一杯酒，老和尚说道，“呷酒，呷酒[2]”，也就是喝酒、喝酒的意思。每个人都举起自己的酒杯，和别人碰杯。碰杯的时候，我们互相鞠躬，同时还要说，“呷酒，呷酒。”然后拿起我们面前的筷子，晚餐这才开始。桌上摆满了小碟子，每个小碟子里都盛着一种不同的食物。我吃惊地发现其中有道菜竟然是小鱼，因为我一直以为佛教信徒是不能碰任何荤腥的。其它碟子里都是一些蔬菜， 包括竹笋，各种白菜如新鲜白菜和腌白菜，白萝卜，豆子，豌豆以及其它种种，做得都非常可口。除此以外，还有一种蘑菇之类的菌子，非常好吃。有些蔬菜做得让人很难相信它们真的是蔬菜。所有的菜，除了前面提到的那盘鱼以外，都那么好吃。每人面前还放了一碗米饭，这是我们晚餐的主食。

吃饭的时候，和尚们都一直劝我多吃一些。他们推荐哪道菜的时候，就指向那道菜，同时嘴里还要说，“吃鱼，吃白菜，”或者“吃饭”之类的。对我来说，他们的客气，恕我直言，有些太过火了。因为他们不光是指着那道他们推荐我吃的菜，而且还伸出他们自己的筷子，替我夹菜。这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但我还是像他们希望地那样把这些菜都吃下去了，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

吃饭的时候，辛虎与和尚们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谈话。辛虎这些年走南闯北，他给他们讲了很多有关南、北各个省份的情况，和尚们对此则所知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他告诉他们他去过北京，描述皇帝长什么样，他骄傲地把自己穿的侍从制服指给他们看。这制服一下子就让和尚们觉得辛虎是个很了不起的大人物。他们无所忌惮地评论着各省的人，就好像在谈论别的国家的人，如同我们英国人谈论法国人、荷兰人或丹麦人一样。他们不喜欢广东人，满洲人不错——皇帝就是满洲人，所有的外国人都很坏，特别是鬼子，鬼子指鬼的儿子，他们用这个词来指代西方国家的人。

吃完晚饭，我们都从桌边起身，回到大厅。每人面前这时都摆着一盆热水和一条湿毛巾，好让我们餐后可以擦把脸。不管夏天还是冬天，中国人都喜欢用热水洗脸，但他们很少用肥皂或类似的东西。按照这种真正的中国方式擦过脸和手后，我告诉他们我想出去走走，考察一下附近的山岭和寺庙。

我让辛虎陪着我一起去，我们走下台阶，然后沿着下到谷底小湖的小径往下走。一路上我们参观了好几个寺庙，但看起来都不怎么样，没一座赶得上福州府附近的鼓山寺。实际上，这儿的和尚们看上去更关心种植茶树和加工茶叶，而不是他们的佛事。我注意到，寺庙前面到处都搭着一些竹架子，架子上放着筛子，这些筛子都是用来晾晒茶叶的。和尚们和他们的仆人们都忙着加工这些昂贵的茶叶呢。

我们走到湖边，湖水很美。莲花的大叶子亭亭地长在水面上，水下有金鱼和银鱼在游来游去，周围则都是一些崇高伟岸的山岭。离开小湖，我们继续沿着似乎通到某处悬崖下的小径往前走。远远地看上去，这个山谷似乎没有出口，但走近了才发现那些巨大的岩石之间还是有一道裂口，裂口间有一条小溪流淌，溪边有一条小路。小溪只有六到八英尺宽，看上去像是日积月累才将岩石冲开，从岩石间挤出这么一条出路来一样。

这些岩石中含有一些黏板岩，它们以岩脉的形式嵌在大块大块的石英岩中，而花岗岩则横七竖八地嵌在这些黏板岩中， 这些花岗岩，因为含有青黑色的云母的缘故，呈一种深黑色。在这一地区，很多主峰的峰顶都是由这种花岗岩组成。

黏板岩上面是一些砂砾岩，砂砾岩主要由嶙峋的石英石组成，这些石英石由石灰凝聚在一起。与砂砾岩间杂的还有一种石灰质砂岩，在这种石灰质砂岩中，含有白云石灰岩。 地质学家现在可以看出来了，武夷山这些大岩石由一种很奇特的混合物构成，这就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我从这些岩石上取了一些样本，把它们带给了加尔各答的法尔康内博士和萨哈兰普尔[3]的詹姆森博士，他们两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地质学家。

茶田的泥土由一种棕黄色的粘土组成。如果仔细分析这种粘土的话，会发现它由岩石颗粒和腐殖质组成，其中，腐殖质所占比重又相当高，而腐殖质非常有营养，所以种在这种泥土中的茶树就能茁壮成长。

从岩石裂口中穿过去的时候，两边都是壁立的岩石，上面还有滴落的泉水。出来以后我们就来到一片空旷的原野。在考察过这儿的岩石与土壤之后，我想看看周遭的风景如何，于是我努力攀上了寺庙旁边的山顶，山顶视野非常好，不枉我辛苦一场。在我脚下以及四方都是武夷山嶙峋的山石，山谷中、山坡上有很多小块的肥沃土地，上面都种着茶树。我站在一个最高的山头，崇安县城和星村镇所在的肥沃山谷都在我眼前一览无余。纵目远眺，连绵不绝的武夷山脉从东边一直延伸到视线之外的西边，在福建和富饶、人烟稠密的江西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穿越的屏障。

太阳现在落到武夷山后面去了，这儿的黄昏很短促，最后一抹光线提醒我，还是小心一些，回到我借宿的寺庙附近去为好。回去的路上，我看到了一座埋有九个僧人的坟墓，它位于山坡上，对于僧人们来说，这看上去是他们遗体很好的一个归宿。很显然，这座坟墓本来是岩石下面一个天然洞穴，前边留有洞口，和尚们的遗体就埋在里面，上面是拱形的岩石，人们又把前面的洞口也用岩石封了起来。这样死者就埋骨于他们钟情的山岭里面，直到山崩地裂的那一天，天使长吹响号角的时候[4]，他们的遗体才会从这坟墓中暴露出来。

坟前有一块类似祭坛的平地，我在上面看到了这九位逝者的名字，还有不久前刚刚烧过的香火残烬，这些是人们定期给他们上坟时留下来的。后来那位高僧告诉我，岩石洞里还可以容纳一个人，这是给他自己留的， 这位老人似乎很期待将来归骨岩穴的日子。

我现在已经就在寺庙附近了，不用再提心自己会迷路，所以我也不急着进到庙里去。夜幕慢慢降临，这就是武夷山之夜了。四野笼罩在一片肃穆的静谧之中，寺庙中偶尔传来一声锣、钟的声音，那是有些和尚还在做晚课呢。这时月亮升起来了，夜景看起来比白天时又更添一番魅力。那些奇特的岩石，它们那陡峭的山形高耸在寺庙之上，一部分被灯光照亮着，另一部分则隐在黑暗之中，显得非常古怪，非常不自然。下面的湖水则闪着波光，似乎铺满了珠宝。

我在一块岩石边上坐了下来，眼睛在这些周遭的物事上流眄。这是真的还是在做梦？我是不是在仙境之中？我看的时间越长，这些东西似乎就越不真切，想象中这些岩石啊、树啊都似乎变成了一些活生生的东西。在这种时候，我喜欢让自己信马由缰地想象一些事情，反正建起这样一个空中楼阁又不费什么钱，推倒它也很容易。

辛虎这时候出来找我了，他说我们的夜宵已经备好了，和尚们都在等我。我走进去的时候，发现菜都已经摆好了。我们在桌边坐了下来，每人都互相碰杯，喝了一杯酒，这顿饭吃得和前面那顿饭一样。就像我们大多数英国人一样，我很不喜欢中国的烧酒，类似于印度亚力酒的一种烈酒，只不过是用稻米蒸馏出来的。事实上，商店里通常出售的那种烧酒和剧毒物品没什么两样。但武夷山烧酒却很不同，它和某些较为清淡的法国葡萄酒类似，稍微有点酸，但入口很好，不会喝醉，除非你喝下很多。我没办法搞清楚，这种酒是用葡萄制成的？还是某种制作工艺不同，加了很多水的烧酒？不管怎么样，它和中国饭菜配在一起，相得益彰。

吃饭的时候，辛虎和僧人们的话题转到了这边山岭的奇特风景上，以及散布在山间的众多寺庙，这些寺庙很多都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他告诉他们，下午我散步的时候是多么高兴，我看到那些奇特的风景时又是多么震惊。这些称赞武夷山的话语似乎让这些善良的和尚们高兴得不得了，也让他们变得更容易交流了。他们告诉我们，每一座山里，每一个山头都建有佛庙，总数至少有999间之多。

山里的所有土地看起来都属于这些出家之人，如前所述，他们分属于佛、道两派，但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还是属于和尚们。也有一些专为供应北京皇室而建立的庄园，它们叫做皇家苑囿，但我估计，这些苑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接受和尚、道士们的控制和管理。到处都种着茶树，哪怕是最为人迹罕至的地方，比如峰顶和险峻的岩坡边缘，也是如此。鲍尔先生曾描述说，据说到这些地方去采茶的时候要用链子把采茶人绑起来。我甚至听人说，我忘了是听中国人说的还是别的什么人，采茶的时候要请猴子来帮忙， 具体是这样做的：这些猴子似乎不喜欢干这活，所以并不肯主动采茶，如果看到这些猴子到了种有茶树的岩石上，中国人就朝它们扔石块，这使得猴子们很生气，它们于是开始折断茶树的树枝，把树枝朝着袭击它们的人扔下来。

我不能断定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茶叶的采摘需要用到链子或猴子，但我想，即使有这种情况，那么通过这两种途径采来的茶叶数量也一定非常少。绝大部分茶树还是长在山坡上较为平坦的土地上， 这些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因为各种腐殖质和高处随流水冲下来的沉积物变得很富饶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茶树看起来是种植在山间较为荒凉的土地上，这样的土地在武夷山到处都是。

一整天都在山里辛苦跋涉，我累得很早就上床休息了。辛虎后来告诉我，他一晚上都没合眼。看起来他不喜欢那个面相丑恶的和尚，对福建人也有很强的偏见，他以为这些人会对我们进行谋财害命的勾当。我倒没有这些担心，睡得很踏实，直到天亮才醒，醒来以后觉得精力又恢复过来了，可以应付一天的劳累。我叫人送来一些水，美美地洗涮了一番，一天之中只有这时候我才能 有的一种奢侈享受。

在我住在山上期间，我碰到了很多来自崇安县的茶叶商人，他们来到山上，从和尚们手中购买茶叶。这些人就借宿在庙里，有时甚至是住在附设的僧房里，直到他们的买卖做成了。然后他们把搬运工叫来，把茶叶运到崇安县去，在那儿，这些茶叶再做一些加工，然后包装卖往国外市场。

第三天早上，因为已经把这一带山里比较有趣的地方都看过了，我决定换个地方借宿。吃完早饭，我送给老和尚一件礼物，感谢他的好心招待，礼物虽小，但这让他对我的尊敬增加了不少。我们把轿夫叫了过来，然后离开了舒适的佛寺，往更远的山里面前进。下一步是到哪儿借宿呢，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庙里的和尚把我送到大门口，用中国的方式和我道了别。在我们在山里钻来钻去的时候，我看到采茶的人们正在山坡上的茶园里忙着采茶，他们似乎正在进行一场快乐而又心满意足的比赛，互相开着玩笑，到处都充满快乐的笑声，还有一些人在唱歌，就像庙里那些古树上的鸟儿一样高兴。

[1] 译者按：此处指狭义意义上的武夷山，而非广义意义上的武夷山系。作者为了表示区别，狭义意义上的武夷山，他用的词是Woo-e-shan, 而广义意义上的武夷山系，他用的词是Bohea Mountains.

[2] 译者按：原文作“CHESUE, CHESUE”，“呷酒”的谐音。

[3] 译者按：原文为SAHARUNPORE，今名Saharanpur, 印度北部的一个城市

[4] 译者按：作者指最后的审判日

第十三章

九曲溪——道士——道观——杜赫德先生所描述的武夷山——巨掌按出来的神奇印迹——购买茶树苗——深夜历险记——前来参观我的人——将植物打包准备启程——星村镇及其贸易状况——离开武夷山——山景——针叶松林——岩石、山谷、瀑布——荒凉的山路——飞鸟以及其它动物——小镇石陂街——当地物产——莲花的多种用途——浦城茶叶——浦城县城

我们现在翻过大山，朝着星村镇的方向走去，星村也是红茶交易的一个大市场。道路很糟糕，只能供人行走，在有些地方，不过是在岩石上凿出来窄窄的一些蹬道而已。我们大约走了两英里左右，看到一所孤零零的庙观，建在依山流转的小溪边。这条小溪在武夷山中随着山势而迂回环绕，所以中国人把它叫做九曲溪，溪水把整个山区分成两部分，南部和北部，北部山区所产的茶叶据说更好一些。这儿出产一种特别高级的小种茶和白毫茶[1]，但我估计它们很少有机会出口到欧洲去，即使出口，数量也会是非常非常小。

我们现在到达的这座庙观很小，外表很不起眼，看起来只是供人们从星村到山里去半路上歇脚的地方。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庙里正有几位行人和搬运工坐在门廊里喝茶。这是一座道教的寺观，里面住着一位很老的道士和他的妻子，道士用不着像和尚们那样把头发剃光，而且我估计他们也可以结婚成家。

老道士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按照当地风俗，他递给我一些烟丝，还给我泡了一杯茶。辛虎问他观里有没有多余的房间，我们是否可以在这儿借住个一两天。能有机会赚点钱，他看起来很高兴，立刻就把我们领到楼上的一个房间，我们也不是特别挑剔，就同意租住在这儿。

这座道观，就像我前面描述过的房子一样，依着一面垂直的悬崖建起来，悬崖就变成了道观坚实的后墙。崖顶就高高地悬在道观上面，不停地有水从崖顶滴到道观的屋顶上，所以给人一种总在下雨的感觉。

九曲溪就从道观前流过。沿着溪流有很多小船往来上下，人们告诉我，很多船都是来游玩赏乐的，他们跑到山里来观看奇特的风景。小溪水流很急，这些小船就像飞一样地顺流而下，很快就消失在视野中。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欣赏这些奇特的悬崖和山岭，在其山顶或崖顶附近，通常总建有一座庙观，种了一些茶树。这些山和悬崖看起来如此陡峭，似乎只有通过梯子才能爬到那上面的庙观里去。但就是在这些悬崖上，通常都已凿出了一条条蹬道，人们可以踩着这些蹬道爬到山顶。

杜赫德在描述这些山的时候说，“这些和尚或者道士们，设计开凿出一条条蹬道，通往那些供奉神佛的庙观，然后这些彩船、马车以及所有载着那些观光客的交通工具就都被吸引到这儿来了。游人顺着小溪进到溪谷中来，溪谷两侧就是这些壁立的悬崖。观光的俗人们仰望着恍如神迹的富丽堂皇的庙观，他们必定认为，在这样人迹罕至的地方，建成这些庙观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办到，而只能是靠着某种神力。”

我没有看到杜赫德笔下的马车，如果有的话，它们也一定是因为某个专门的目的而来，或者来自于某个遥远的地方，因为这个地区没人使用马车。至于彩船，在河里倒是很常见，如果它们能驶进到这儿来，那这儿也就不会有这么神奇了。

在一些悬崖上可以看到很奇特的记号。远远看上去，它们似乎是某只巨手按出来的印迹。我没有走到很近去观察它们，但我估计是因为悬崖上有水渗出来，然后沿着岩石表面向下流淌，大部分印迹应该就是水流浸渍腐浊造成的。它们看起来不像人力所为，但人们后来的所作所为使得它们看起来很奇特。皇帝和其它一些达官巨富到山里来玩的时候， 他们会在一些石头上刻上大字，然后把这些石头嵌到悬崖里去，这样，远远地看上去，这些印迹就非常奇特了。

给我借宿的那位老道士看起来生活得很窘迫，道观周围的土地太少了，难以维持他的生活。时不时会有一位信徒到山里这些道观来做礼拜，然后给道士留下一小份礼物，但来访的信徒实在太少了，间隔时间也太长了。除了周围那些风景之外，老道士的道观实在是很不起眼，也没什么吸引人的东西，无法吸引那些达官巨富。

给这位老道士付了我和手下人的餐费，我匆匆忙忙地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就出门去考察这些山岭。我参观了很多茶田，成功地采集到了大约四百株幼苗。这些幼苗后来完好地运到了上海，现在大多数都在喜马拉雅的帝国茶园里茁壮成长呢。

老道士和他妻子点不起蜡烛，也点不起油灯，所以他们养成了早早就上床睡觉的习惯。 因为晚上太潮湿了，我住的地方也远谈不上有多舒适，所以我也很快就仿照他们的榜样上床睡觉了。辛虎与我同住一室，他说他不相信这些福建佬，他是这样称呼他们的，睡前他要把我们阁楼房间的地板门放下，整个晚上都把它关死。我睡觉的时候，不管睡得有多死，如果有什么不正常的声音，哪怕很小的一点声音，我也会惊醒过来。睡到深夜某个时候，我醒了过来，有那么一两秒钟，除了大雨敲打屋顶的声音，我什么别的声音也没听到。但很快，下面有一种轻微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眼睛很自然就转向那地板门。我吃惊地发现地板门慢慢地打开了，然后一个人的脑袋伸到我们住的房间里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最终还是决定静静地躺在床上，看他要做什么，同时也尽可能地做好了防卫的准备。慢慢地，这个人的身体出来了，他走进房间，四处摸索，嘴里还含混不清地嘟囔着什么。这下把辛虎吵醒了，他非常害怕，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然后大叫着让我起床。“雨水从屋顶滴到我的床上了，”这个人说，我们立刻就认出原来是可怜的老道士。我们松了一口气，对自己这么警醒感到好笑。老人在那漏雨的地方加盖了几层垫子，然后爬下楼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了。“把门关上，”辛虎在他出去时这样说道。“最好是开着，”老道士回答说，“天太冷了，不用担心，山里面没什么东西会来伤害你们。”辛虎没有反驳他，但老道士走了以后，他还是起床，悄悄地把地板门关上了。那一晚上再没什么来打搅我们的睡眠。

这对老夫妻一点也没意识到我是个外国人，但我的手下人告诉他们我是个满洲官员，这多少还是给我带来了一些不便。有时候，我在房子里的时候，那些过路的乡下人，或是那些放下担子进来喝茶歇脚的人，对我这个远方来的客人显得非常好奇。好几次他们一点招呼也不打就爬到我的阁楼上来了。接待他们的时候，我自认为还是非常客气地，很耐心地把自己展示给他们看。但有一次，我差点就要笑出来了。一位老道士，显然是老得有些糊涂了，他前来看我，一进我的房间，他就跪在地上，向我磕了好几个头，或者说用最为卑微的姿势向我跪拜了几次。我把他轻轻拉起来，不再让他这样谦卑地跪着，向他解释说我不需要他这样大礼参拜。另一个道士走进来，希望我能前去参观一下他的道观，就在附近山上，他告诉我，曾有一位过去的皇帝到过这个道观。

我在这位好客的道士的道观中住了两天，把大部分武夷山都走遍了，也考察了它的物产情况。第二天晚上，在与那些轿夫、搬运工签了一份新合同之后，我告诉老道士，我打算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继续上路。他友好地邀请我再住一段时间，但看到我说得很认真，他走出去，到他的茶园里去挖了一些茶树幼苗来，他请我把这些树苗收下。我曾经送给过他一件小礼物，他非常感谢，这让我很高兴，所以我也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树苗，这下子我的行装一下子大大增加了。这些树苗和其它的植物一样，它们的根部都被小心地用潮湿的苔藓包裹起来，然后外面再裹上一层油纸，用上油纸是为了让它们避开阳光，也避开中国人刺探的目光，倒不是说他们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多么猜忌，而是免得他们看到之后又哆哆嗦嗦向我们提很多不相宜的问题。第二天早晨，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向那两位善良的东家夫妇告别，开始翻山越岭前往星村镇。

星村是一个小镇，就建在闽江某一条支流的溪岸边，这条小溪把武夷山分成南北两部分，也把小镇分成两半，中间一道桥梁把它们连在一起。镇上有很多客栈、饭馆和茶叶店，给前来这儿的茶商和搬运工们落脚。周围山上出产的大量茶叶，都被运到这儿来进行交易，然后送往崇安县，翻过武夷山运到河口去。

到达星村镇的时候，我很想沿着闽江直下福州府 。如果一路顺利，没碰到什么麻烦的话，四天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一行程，因为整个行程都不需要换船，直接到达目的地。可是这条线路有两个缺点，一是我不能参观更多地方，另一个就是， 一旦到了福州，我要离开那儿比较困难。

在头脑中权衡一番之后，我决定，既不走福州府这条路线，也不沿着我来时的路线折返，而是走另一条路，直接向东到浦城县，然后翻越武夷诸山，从山北下到浙江省。我查了一下，从武夷山到浦城县有280里，考虑到都是山路，这一段路程需要走三到四天。

我们在星村打了个尖，然后就继续上路了。掉头向东之后，我们又渡过了一条闽江的支流，这条支流沿着山脚绕了一个弯。

现在我要 和武夷山道别了，它无疑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山岭。若干年以后，当中国真正对外国开放，自然学家们可以在这些山中无拘无束地漫步，不用时时担心罚款或是被投入到监狱之中，他们才能真正享受到这儿的美景。特别是对于地理学家来说，武夷山对他们的吸引力绝非寻常可比。也许会有一个像默奇森那样的地理学家，在看过这儿的山之后，能够告诉我们这些奇怪的山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它们是在地球存在的哪一阶段形成的，一直到今天，这些山的奇特造型仍然在吸引游人那疑惑的目光。

从武夷山到浦城县有一条直路，这条路要经过崇安县。但是还有一条别的路，在更南边一点的方向，直到距离浦城县还有一天路程时才与崇安过来的那条直路汇合，我决定走这条路。我们一路向东，沿途有一条小溪，也是闽江的支流，发源于东边某座山，大部分时间它都与我们所走的道路并行。

这条小溪有很多险滩，河床上到处都是大岩石和小石头，哪怕是小船也无法通行。离开武夷山后的第三天早上，我们到了一座山的山脚下，这座山很高，我们一直与之并行的小溪就发源于此。这儿离我们前一晚投宿的小镇上梅镇[2]并不远。

翻越这座大山时，我们看到的风景比我在中国任何其它地方看到的都要美。它和武夷山的风格完全不同。山坡上长满了针叶松林（杉木），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杉树长到足以成材的尺寸。 大部分杉树都至少有八十英尺高，枝干插直。我以前也从来没见过像这样枝繁叶茂的杉树，有时候这些叶子呈一种深绿色，但另一些时候它们又带点蓝色。毫无疑问，这儿的山里面杉树品种肯定很多，而杉木也无疑是这一带最有价值的木材之一。

我们沿着一条铺得很好的山路走进一座深深的山谷。路上常有低拂的树枝碰到我们头顶，道路也随之变得幽深起来。到处都是一片原生态的景象。山坡上流淌的溪水，从悬崖上跌落下去，消失在枝繁叶茂、带有一些热带景象的松林中。这些溪水在山脚汇成小河，流入闽江，使闽江水势更为浩大。

我们从山脚向上走了一段距离以后，山路开始变得非常陡峭，我只好从轿子里出来步行。有那么一两次，我远远地走在仆人们前面，一个人走在那似乎无比荒凉、寂寞的道路上，我自己都几乎有些害怕了，好像随时都可能有老虎或其它肉食类动物从密林中窜出来咬人。从开始爬山，到登上山顶，我们用了大约一小时。天快黑了，又很热，看到山顶那儿有一间小客栈，我很高兴。我在客栈里喝了一些茶，觉得很不错，很提神。

在山顶休息的时候，我欣赏到了一幅非常壮丽的景象，对辛苦跋涉的旅人来说，这也算是一种很好的奖励吧。之后我们又继续上路了。

路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漂亮的红嘴蓝雀。这种鸟很少有长到像英国雀鸟那么大的，通体是美丽的淡蓝色，尾巴上几根长长的羽毛，羽尖则是白色的。它们通常都是十只或者十二只一群，当它们在山谷中掠过，翅翼张开的时候，看上去真是非常美。我们还看到了几种松鸡，显然是些不为人知的新品种。野鸡、鹧鸪以及啄木鸟很多，也很驯顺。似乎没有什么猎鸟的中国人来打搅它们。此外还有很多别的小鸟，我在中国其它地区都没见到过，它们一直在我们身边飞来飞去，让我很后悔手边没带个什么捕鸟的工具，否则就可以把它们抓住，丰富我的收藏了。有一种小鹿，我前面提到过，数量也很多，中国人告诉我，在这儿，野生老虎和野猪并不常见。

离开武夷山的第三天晚上，我们到达了一个繁忙的小镇，石陂街[3]，这个小镇位于崇安县到浦城县的大路上。我们在这儿休息了一晚。到现在为止，我们走过的路，有相当一部分都非常糟糕，人们告诉我，接下来的路都很好，只要再走一天就可以到浦城县了。石陂街坐落在一个美丽的山谷中，这个山谷土地肥沃，主要农产品是大米，但我也看到，地势稍低一些的灌溉水田里种了很多莲藕。莲藕是莲花的地下根茎，中国人吃得很多的一种蔬菜，上市的时候各个菜市场都有莲藕出售。人们把莲藕切成小片烹煮，然后把它们像竹笋一样盛在小碟子里端上摆满各类碗碟的餐桌。好吃的藕粉也是用莲藕加工而成。这一带就像福建其它地方一样，也大量种植烟草。在山谷周围的山岭上，有些地方林木茂盛，有些地方则似乎未经垦辟，很是荒凉。

距离浦城县越来越近了，我们又进入到一个茶叶产区，很多低矮的山丘上都种着茶树。我不知道是因为这儿的土地较为贫瘠？还是因为管理方式较为落后？浦城县的茶叶在市场上的卖价没有武夷山茶叶那么高。但毫无疑问，两个地方的茶树都属于同一品种。

离开石陂街后，整整一天，道路就在山里面绕来绕去，直到我们进入到一个很宽很美的山谷。山谷中间就是浦城县城所在。一条美丽的小河，也是闽江的支流之一，从县城城墙外流过，城墙外的河上架着一座桥。城外看起来非常贫穷，实际上，整个县城并没有什么让我眼前一亮的东西，更像是一个乡下的集镇。我估计城里面住了十五万人左右，城墙和堞楼之类看起来都非常老旧， 上面长满了野草和各种藤蔓植物，城墙外也像很多别的中国城镇一样环绕着一条运河或者说护城河。

这儿茶叶交易的规模也相当大。茶叶都装在篮子里翻山越岭地运往浙江，再从浙江通过河流运到杭州府、苏州府和宁波等地，我估计只有极少量茶叶，如果有的话，出口到了国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茶叶沿着闽江运往福州府。

我已经离开了中国的这个红茶产区，这一产区以出产高品质红茶而享誉于世。趁现在这个合适的机会，在我继续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以前， 我在接下来的几页篇幅中，将集中介绍我此行搜集到的有关茶叶的一些信息。

[1] 译者按：两种上等红茶的名字

[2] 译者按：原文作SHEMUN, 查地图，疑即上梅，今上梅乡政府所在地。作者从星村镇出发，然后沿着梅溪前进，直到石陂镇，SHEMUN应是此中某一村镇，上梅庶几近之。

[3] 译者按：原文SHE-PA-KY，石陂街，今福建省浦城县西南石陂镇。

第十四章

武夷山的土壤——茶园位置——茶树的种植与管理——茶园规模——包扎方式——茶叶戳记——从茶叶产区到沿海的运输路线——运输方式——运输距离——运输时间——茶叶生产、加工的费用——茶叶运输到沿海的费用——外国茶商的收购价——中国茶商的利润——期待高级茶叶能够降价——苏东坡教你怎么烹茶——苏东坡关于茶叶特性及其益处的的言辞

武夷山各处茶田的土壤似乎差异很大。最常见的是一种棕黄色的黏土。这种黏土，仔细分析的话，含有相当一部分腐殖质成分，其中还混杂着一些前面提到过的岩石颗粒。

那些位于山脚下的茶园，其土壤颜色更深一些，腐殖质成分也更多，但一般来说，茶园土壤都呈棕黄色或是红棕色。通常而言，如果其它条件都较为合适的话，中国人更喜欢中等肥沃程度的土壤。比如说，武夷山的某些地方非常肥沃，但所产茶叶的品质却很差，另一方面，群山之中有一座小山，叫做八大山[1]的，却出产了崇安县一带最好的茶叶。八大山山坡上的土壤就属于中等肥沃程度，也就是说，它含有较高比例的腐殖质成分，其中混有一些黏土、沙粒和岩石颗粒。

就目前所看到的，这一带绝大部分茶树都种植在山坡上。我也注意到，梯田上的茶园里也种了很多茶树，而且比山坡上茶园里的茶树长得更繁茂。但这些茶园通常比河流的水面要高出许多，因而排水条件非常好。我 们可以看出来，武夷山以及附近一带的茶树都是在如下的环境中生长的：

1，土壤肥沃程度中等，呈棕红色，含有大量这一地区的岩石颗粒

2，茶田因为岩石的特殊构造以及山坡上不断渗出来的流水而保持了充足的湿润程度

3，由于山势的自然倾斜，茶田的排水状况良好，如果是在平地上，也因为比河流水面高出许多，导致排水良好。

在这些红茶产区，就像在绿茶产区一样，每年都要用树种培育大量茶树幼苗。采集茶树种子一般都在每年的十月。等到冬天，这些采来的种子要与沙子和泥土混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种子才能够保持其新鲜状态。等到春天来了，将种子密集播撒在茶园的某个角落，以后再把树苗移植[2]到别的地方。一岁左右的树苗，可以长到九英寸到一英尺高，这时候就可以移植了。移植的时候茶树行距约为四英尺，每个树坑里栽种五六棵幼苗，每一行中的树坑与树坑之间距离通常在三到四英尺。但有时候，在土壤贫瘠的地方，大部分武夷山的土地其实都是如此，树苗会种得更紧密一些，等到这些树苗完全长大以后，看起来就好像树篱一样。

茶树幼苗一般在春天发芽生长，四、五月份正值季风转换的时候，给这些幼苗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雨水。这种潮湿、多雨的气候使得幼苗能够在它们的新家里扎下根来，除了锄草松土之外，几乎不需要为它们做什么别的事情。

茶树远看的话，就像一株常绿小灌木。游人在武夷山的山岩间穿行的时候，总能看到这些茶树，每座山的山坡上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茶树叶呈深绿色，与周边那奇特而又常显荒凉的山景正好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

采摘茶叶会对茶树造成很大的伤害，茶农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茶叶开采之前，他们会很注意让茶树保持在一种生命力旺盛的状态中。幼苗一般在两三年内都不会采摘叶子，直到它们完全长大了，生出强壮有力的枝条。过早采摘茶叶，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栽培方式。我注意到，即使茶树完全长大了，对那些长势不太好的茶树，茶农们也不会采摘太多茶叶，有时候甚至绕过它们，不去采摘这些茶树的叶子，避免影响它们的生长。

但即使是照料得很好，土壤也很适宜，茶树老了之后，最终还是会萎缩，生长不良，茶叶的出产量下降从而使得茶农赚不到钱。所以在那些管理得好的茶园里，茶农们每年都要把一些老茶树移走，用新的树苗来顶替它们。一棵茶树，它处于全盛时间的生长期有多长，当然要取决于很多条件，但即使是照料得很好，能够持续给茶农带来盈利，茶树树龄也不宜超过十年或十二年，过了这个年龄段就不太合适，通常在这之前要把它们挖出来，把地方腾出来让给新的茶树。

崇安、星村以及武夷山周边的茶园规模通常都较小。没有哪家我参观过的茶园能生产出一手600箱以上的茶叶。但我们这儿说的“一手”，这个词儿并不是茶农们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下面的流通过程中发明的：崇安、星村的那些茶商亲自或者委托他们的经纪人前往这一地区的各个小镇、村落和寺庙，从和尚道士以及茶农们手中收购茶叶，这些收购来的茶叶运到茶商家中，都堆在一起，当然，不同品级的茶叶还是要尽可能分开，这些堆在一起的茶叶，以 620箱或630箱为一手。同一手茶叶，其形态、等级都是一样的[3]。倘若不是经由这样一种收购方式，那么同一手茶叶，就可能会有好几种不同的茶叶。到了大茶商手中，这些茶叶再经过重新烘焙、包装然后再销往国外。

同一手茶叶的箱子都包在一起，上面标上这手茶叶收购商的戳记。一年又一年，同一手茶叶，或者说，标有同样戳记的茶叶，就这样运到外国茶商那儿去。慢慢地，有些茶叶的名声更好一些，要价也更高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年这一手的茶叶和去年这一手的茶叶质量就一样好，尽管它们买自同一个人，箱子上也标着与去年一样的戳记。肖先生告诉我，有些加工与包装茶叶的茶商，他们在找到能把茶叶销往国外的买家之前，并不在箱子上标上戳记，这一做法并不罕见。这位买家，熟知市场上哪种茶叶更紧俏，因而能够为他的茶叶标上一个更合适的戳记。无论如何，他会注意，避免给他的茶叶标上一个名声不好的戳记。

我收集下面这些信息是为了搞清楚，如果可能的话，一箱或者一担茶叶运到出口港到底要征收多少费用。如果我能够或多或少把这个情况弄清楚， 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人每年从这一贸易中赚取了多少利润，以及他们是否有可能降低茶叶价钱，同时，我们自己的关税也能相应地下降一些，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全体英国人民都喝得起这种美味健康的饮料——“让人兴奋却又不至于迷醉其中的茶水”[4]。

因此我会尽力描述红茶从出产地到出口码头——广州或上海——的整条运输路线。我们已经看到了，武夷山附近最好的产茶区生产出来的红茶，几乎都被茶商们从茶农手中收购过来，然后送到崇安县，在那儿茶叶被标上某一戳记，卖给与外国茶商打交道的中间商，大部分中间商都是广州人。

中间商购买了标有某一戳记的茶叶，他需要雇佣很多搬运工，把这些茶叶箱子往北挑过武夷山，运到河口镇去，或者运到离河口几英里远的小镇铅山，在这两个地方把茶叶装船。如果只是普通茶叶，那么每位搬运工肩上可以用扁担挑上两箱茶叶， 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这些茶叶箱子经常被磕磕碰碰，而搬运工休息的时候，也经常会把它们放到地面上，而地面又常常泥泞不堪。但那些高级茶叶，正如我前面已经描述过的，是不能放到地面上的，搬运工们要一直把它们挑在自己肩上。

从崇安县到铅山一共有220里，到河口有280里。商人们坐在轿中，路上需要花上三到四天，但搬运工们挑着重重的茶叶担子，路上则要五到六天。

在铅山和河口一带，也就是武夷山脉的北麓，也种植、出产了很多销往国外的茶叶。成千上万亩土地上种的都是茶树，但很明显，大部分土地都是最近几年才被开垦出来种上茶树的。这一带出产的茶叶，也像武夷山脉南麓出产的茶叶一样，运到河口然后再送往出口码头。更西边一带靠近鄱阳湖的地方，出产一种叫做宁红或者宁州茶[5]的茶叶，这些茶叶也从水道运到河口然后送往上海。

河口镇，广州人通常把它叫做“河吼”，位于北纬29.54’，东经116.18’，就坐落在信江[6]岸边。信江源自东北方向的玉山，向西注入鄱阳湖。河口镇很大也很繁荣，到处都是茶叶商行，全中国各地的茶商都来到这些商行，有些人就呆在河口，从商行里购买茶叶，另外一些人则翻过武夷山，前往崇安县。等到中国真正向外国人开放，我们的商人可以自己深入到内地来购买红茶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河口作为自己活动的中心，从河口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武夷山、宁州，以及徽州婺源的绿茶产区。

茶叶运到河口以后，装上平底大货船，然后送往广州或是上海。如果是送往广州，船就要向西航行，进入鄱阳湖。鲍尔介绍说，船要经过南昌府、赣州府，然后一路经过多次转运，翻越大梅岭以及广东、江西交界处的连绵群山。翻过山口之后，搬运工们要背着茶叶走上一整天，然后再把茶叶重新装上大船，运往广州。茶叶从武夷山运到广州，整个路程下来，大概需要六个星期到两个月[7]。

如果是运往上海市场，装茶的船就要逆流而上，向东驶向玉山。玉山位于北纬28.45’，东经118.28’，离河口有180里。水流湍急，平均算下来的话，至少要四天才能走完这段水路。要是顺流而下的话，这段水路只要一天就能走完。

茶叶箱子运到玉山以后，这些箱子要从船上卸下来送到货栈中去，这时候要雇请一些搬运工，由搬运工把这些箱子往东挑到常山，就如同把这些箱子从崇安县挑到河口一样。 玉山位于一条往西注入鄱阳湖的河流的源头，而常山则坐落在一条往东注入杭州湾的河流旁边。从玉山到常山大约有一百里，行人乘轿的话一天之内很容易就可以走完，但挑着茶叶箱子的搬运工需要两到三天才能走完。

茶叶运到常山以后，装上货船，顺着河流运往下游。从常山到杭州大概有800里，由于一路下行，五六天时间就能轻松地完成这段路程。到了杭州，茶叶箱子再由江船转移到运河上航行的船上，由这些船运往上海。从杭州到上海的距离约为500里，需要五天时间。

我们这样就把红茶从武夷山运到上海的路线走了一遍，距离及所需时间如下：

里 天

崇安县到河口 280 6

河口到玉山 180 4

玉山到常山 100 3

常山到杭州 800 6

杭州到上海 500 5

总计 1860 24

通常而言，三里相当于一英里，如果这样算的话，那么准确的里程数就是620英里。但我倾向于认为，一英里不止相当于三里，也许相当于四里，在中国的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相当于五里。按这一比例计算的话，整个里程估计为400英里，这一数字庶己近之。计算日程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换船的时间，以及恶劣天气等因素考虑进去，这样我们就要多留出四天时间。如此一来，整个行程便要花上28天，这大概是路上平均要花的时间。

接下来我要计算一下，这些茶叶一路上要征收多少费用，在这方面，我必须承认，在相关数据的准确性方面，我不像前面那一项那么有信心。在我沿河上下，或翻山越岭的过程中，有关那些里程数和天数，我并不需要依靠那些中国人的介绍。他们介绍的任何事情，特别是那些有关中国内陆的介绍，你必须时刻小心，不要轻易相信。幸好我得到了肖先生的帮助，他那时住在上海，作为一个商人，他懂中文，这使得他能够在有关茶叶费用的方面给我提供一些帮助。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普通优质红茶的价格。1848年12月，英格兰市场上出售的这种茶叶，要价大概在每磅八便士。这种茶在上海的售价是，1846年为每担12两银子，1847年为每担11两银子，1848年为9到10两银子，1949年7月为11两银子，这些售价中都包括了出口税。

假设这些茶叶是从崇安县经由我上面描述的路线运来，那么一路上雇请搬运工和雇船的钱大概如下：

铜钱

崇安县到河口（陆路） 800每箱

河口到玉山（水路） 150

玉山到常山（陆路） 400

常山到杭州府（水路） 200

杭州府雇表搬运工 10

杭州府到上海（水路） 180

运费总计 1740每箱

每箱1740文钱相当于一担2718文钱，如果用银钱计算的话，大概是1.8元银元，或者1.359两银子。此外还要加上产茶区茶叶的价钱，批发商用于检测、购买木炭、雇请劳力炒茶，茶叶箱子和包装的费用，以及海关费用和出口税等。

茶农出售上述这种茶叶的要价大概是每斤80文钱，相当于每担四两银子。下表是各种费用总计：

茶叶售价每斤80文 4 两银子/每担

茶叶箱子钱和包装费用 0.847

批发商的额外费用 1

上述运费 1.359

杭州府海关费用 0.037

上海出口税 2.530

9.773

我相信，这些条目所载的都没什么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普通茶叶的利润就很微薄了，微薄得几乎就让人怀疑，生产商是否还愿意继续维持这样的生产规模。

但请记住， 所有列举出来的这些费用，除了茶叶收购价不同之外，对普通茶叶和高级茶叶来说，都是一样的，可是高级茶叶的卖价就高得多了。举例来说，高品级的茶叶和精品茶在上海的价格，我是指包括了关税的茶叶价格，1846年12月是从20到28两银子不等，1847年从18到26两银子不等，1848年从14到22两银子不等，1849年7月则是从16到25两银子不等。而这种茶叶在英国市场1847年11月的卖价是从每磅1先令到1先令4便士不等。

据说，茶农把这些精品茶以每斤160文的平均价格卖给中间商，实际成交价可能比这要高些。但是假设真正的成交价就是每斤160文钱，那么情况就如下面所示：

茶叶每斤160文…… 8两银子/每担

别项费用总计，就如上文计算的那样，最低数目为： 5.773

总计： 13.773

四舍五入的话，把这些精品茶叶运到上海码头的总体费用为14两银子。而英国商人在上面记载的四年时间中，他们付出的平均收购价是22两银子左右，这样，一担茶叶的利润就很清楚了，为8两银子.

但在我们下结论之前，我们还是应该指出一个事实，在1846年和1847年，上海的茶叶交易主要是通过商行来进行的，而这些商行主要是由广州人来运营，而非上海本地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知情人士，很难说得清楚，付给崇安县那些茶叶商人的价钱究竟又是多少。如果这一数目大大低于我们上面提到的价钱，也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在1848年，当茶叶价钱位于14到22两银子这个区间时，中国人抱怨说，这样的价钱简直就是跳楼价。但即使是这样的价格区间，其平均价也有18两银子，每担茶叶仍有4两银子的利润。考虑到茶叶交易规模很大，而这些交易相对来说又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即使是上述最低的利润水平，也能累积成巨大的数额。哪怕是比上面这些报价还要更低一些的价格，对这些中国茶商以及中间商们来说，要从中获得丰厚的报酬，似乎也不是什么问题。

上面这些论述似乎可以表明，中国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更愿意种植生产那些高品质的茶叶，正是这些茶叶，给他们带来了绝大部分的利润。

我现在已经详细列出了不同等级的茶叶在其产区的生产成本，它运到海港码头的距离，以及它卖到外国商人手中时各项费用的总和。我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想规定那些中国茶商或中间商们，他们最多应该攫取多少报酬[8]。但如果上面这些计算都正确的话，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在饮用自己喜爱的茶水时，特别是那些中、高品级的茶叶，所花的钱能够比我们现在付的茶钱再大幅降低一些。

抱着这样的美好憧憬，我还想给我们餐桌旁优雅无比的女同胞们提一点建议，这些建议来自中国这个饮茶王国的一位作家，他就如何烹出最好的茶水提了一些建议。“烹茶的时候，”东坡说，“要取活水在活火上烹煮，活水仍须活火烹[9]。这是一个老传统。烹茶最好是用山上流出来的泉水，河水其次，井水最差[10]”。所谓活火是指无烟有焰的炭火。

“煮茶的时候，不要把水煮得太过，一开始，开水冒泡仅如蟹眼，然后有些像鱼眼，最终烧开时则像无数的珍珠，从水中冒出来，消散开去”[11]。这就是烧水的方法。

东坡还提到了六种茶叶的名字，都是一些享有盛誉的茶叶。这些名字都太过花哨，所以我想把它们移录过来，博读者们一粲。名字如下：第一泉茶，白露[12]，石乳[13]，露芽[14]，钱芽[15]，以及小江园[16]。

东坡说，茶叶性凉， 如果无节制地饮茶，将让人疲乏困倦。乡野之人在喝茶之前要往茶里加一些姜和盐，以缓解其凉性。茶树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植物，种茶有很多好处，喝茶，则使人的元气更加清明透澈。上至高级官员、公爵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穷苦大众甚至乞丐都喜欢喝茶，每天都要喝茶，一日也离不开它[17]。另一位作家在谈到茶叶时说“喝茶能使人心思纯明，去除疲乏，减缓或防止头痛，人们普遍都很喜欢喝茶[18]。”

[1] 译者按：原文为“Pa-Ta-Shan”，不知今在何处，姑且译为“八大山”。

[2]有时候，种子也播撒在要栽种茶树的地方，播撒地时候，要成行成列，当然，这样播撒的种苗就不需要移植。

[3]有时候，同一手或一合茶叶又分成两种，每一种茶叶通常有300箱左右。——鲍尔《茶叶的栽培与加工》

[4] 译者按：原文是“the cup that cheers but not inebriate”，原是WILLIAM COWPER书中赞美饮茶的一句话，后来19世纪中期英国为推广喝茶，取代饮酒而引用这句话作为广告宣传用语。

[5] 译者按：宁州茶出产于今江西修水一带，修水县在清代叫做宁州。

[6] 信江是这条河靠近河口时的名字，信江的上游在地图上叫做LONG-SHIA-TONG-HO

[7] 引自《茶叶的栽培与加工》

[8] 我并不认为茶农或者种植者赚了很多钱，大部分利润都被中间商拿去了。

[9] 译者按：出自苏轼诗《汲江煎茶》，诗云：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10] 译者按：这几句话原是出自陆羽《茶经 五之煮》，其文曰：“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

[11] 译者按，苏轼有《试院煎茶》一诗：“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古人烹茶煮水，说水有三沸。陆羽《茶经》云：“其沸，如鱼目， 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陆羽的三沸中第一沸为生出鱼眼一样的气泡。到了宋代，人们观察更细致，认为鱼眼气泡之前，还有象蟹眼一样的小气泡，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沸。所以元代人王祯在其《农书 茶》中总结道：“当使汤无妄沸，始则蟹眼，中则鱼目，累然如珠，终则泉涌鼓浪，此候汤之法。”福琼引用中国古人所做的诗文，从其文意来看，更像是在引用王祯的话，而非苏东坡。

[12] 译者按：原文white dew. 唐宋时比较有名的白露茶有洪州西山白露。

[13] 译者按：原文coral dew. 不知作者到底指的是什么茶，姑以石乳译之。唐宋时比较有名的石乳为建州团茶的一种，产于建州。

[14] 译者按：原文dewy shoots. 唐宋时比较有名的露芽有福州方山露芽，又名露牙。

[15] 译者按：原文money shoots. 不知所指，暂译为钱芽。

[16] 译者按：原文rivulet garden tea. 应即唐宋时较为知名的小江园，产于剑州小江园，即今福建南平。

[17] 译者按：福琼把这几句话看成是东坡所说，实际上它们是元代王祯在其《农书百谷谱之十》中论及茶叶时说的，其文云：“然茶性冷，多饮则能消阳。山谷益以姜盐煎饮，其亦以是欤，因并及之。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福琼这几段话应该都是从鲍尔先生的《茶叶的栽培与加工》一书中辗转而来。王祯在文中说到的山谷，即黄山谷，北宋诗人黄庭坚，福琼与鲍尔不知道山谷是个具体的人，把山谷翻译成countrymen，所以译者也将错就错，将countrymen翻译成“乡野之人”。

[18] 译者按：这几句话应该也是本于王祯《农书》论茶话语，《农书》云：“茶之为物，择滞去垢，破睡除烦，功则著矣”。

第十五章

茶树的地理分布——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茶树树种——同一茶树树种既可产红茶也可产绿产——中国制茶工人用水黄皮树叶加工茶叶——他们真做成了——红茶和绿茶的不同缘于加工方式不同——绿茶的加工方式——红茶的加工方式——两种加工方式的不同之处——沃灵顿先生对此的解释——人们熟知的现象——茶树——红茶茶树产出品质较差的茶叶——最好的茶叶都由绿茶茶树产出——武夷山茶树——气候、繁衍对茶树的影响——美洲与澳大利亚的茶树种植——英国植物园里的茶树

茶树种植虽然一直到最近都有着种种限制，但茶树在东亚地区却得到了广泛种植。森柏格[1]告诉我们，在日本，无论野生还是人工栽培，茶树数量都很多。瓦里茨博士[2]说，交趾支那也有茶树种植。我在中国也看到，从南方的广州一直到北纬31度附近的北方地区，都可以种植茶树。牧师先生说，在山东省滕州府，北纬36.30’附近也有茶树种植。

但中国的茶叶主产区，绝大部分出口到欧、美地区的茶叶的出产地，都位于北纬25度和31度之间，最好的茶叶产地则都位于27度和31度之间。

广东附近种植的茶树，生产出广东茶叶，植物学家们把这种茶叶叫做红茶，而更北方一些，产自绿茶产区的茶叶，则被称作绿茶。前一种茶树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植物学家们相信，武夷山的红茶都是由广东的这种茶树生产而来，而后一种茶树被称作绿茶茶树，是因为市场上的绿茶都是由这种茶树生产出来的。这些名字似乎误导了公众，以致很多人，一直到几年以前，都坚信红茶只能由所谓红茶茶树生长出来，而绿茶则由绿茶茶树生长。

在1846年出版的拙著《漫游中国记》[3]中，我对中国不同地区的茶树作了一些调查。尽管我承认，广东茶树，也就是植物学家所说的红茶茶树，看起来与北方那些绿茶茶树有所不同，但是我发现，不管是红茶还是绿茶，都可以由红茶茶树或绿茶茶树生长出来，红茶与绿茶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外观，主要是颜色上面，这些区别是因为，也仅仅是因为加工工艺不同而导致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曾经提到我在福州府附近发现的红茶茶树，那儿离武夷山并不远，这些红茶茶树与浙江省种植的绿茶茶树看上去完全就是同一种植物。

我的这种看法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尽管我当时到过了沿海很多茶叶产区，但我并没有深入到更广大的内陆茶区去，而市场上的茶叶正是来源于这些茶区。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但现在，这些反对意见都不成立了，因为我已经访问了徽州的绿茶产区，也访问了武夷山周边的红茶产区，在访问过这些遥远的内陆地区之后，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改变自己以前在这方面形成的看法。

确实，中国人很少在同一地区生产两种茶叶，但这更多是因为传统，为了便宜行事，而不是出于什么别的原因。茶农们也因为经验的积累而通常更擅长加工某种茶叶。在茶叶产区，情况通常都是如此，但也不排除一些特例。众所周知，鄱阳湖附近的宁红茶产区，这儿出产的高级红茶声誉日隆，但以前这儿只出产绿茶。在广州，根据茶农的喜好以及市场的需求，从所谓的红茶茶树上既可以加工出红茶，又可以加工出绿茶。

我要在这儿讲一讲我们在加尔各答时发生的一件插曲，这个插曲比从同一种茶树上分别加工出红茶和绿茶来更让人觉得稀奇。我那时候正带着六个中国的制茶工人，以及一大批茶树树苗和其它茶叶种植加工所需要的设备工具，前往印度西北诸邦的政府茶园。加尔各答植物园的法尔康内博士那些天和我们呆在一起，他希望看看茶叶的加工过程，并请我把他的这一心愿转达给那几位中国人。他还邀请了已故的贝森内先生和别的一些朋友一起来见证这一过程。我告诉中国人将要做些什么，吩咐他们把需要用到的工具都拿出来。他们很快就照做了，砌了一个小小的炉灶，炉灶上安了两个铁锅，正如中国茶叶加工所看到的那样。

到这时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从哪儿去弄到一些茶叶呢？加尔各答植物园里没有茶叶，除了喜马拉雅之外，附近其它地方也没有。“没有叶子我们怎么加工茶叶呢？”中国人吃惊地说。我于是向他们解释说，法尔康内博士和他的朋友们只是想看看茶叶的加工过程，加工出来的东西只是看看而已，并不需要真的品尝，所以他们必须到植物园里去，试着找到一种可以替代茶叶的树叶子。

他们对这一解释很满意，走到园子里去寻找替代叶子了。很快，他们回来了，带回来几包叶子，其中一种属于水黄皮， 看起来很适合做这个事情。 一些当地人于是被派去大量采集这种树叶，并把树叶送到进行这一加工程序的房间。

与此同时，中国人把火也生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就绪。采来的树叶现在被投入到铁锅中加热，经过几分钟加热，再把这些树叶取出来揉搓，然后把树叶撒在竹匾上摊开，将树叶表面的水分晒干，最后，再把树叶投入到铁锅中，用手翻炒，直到树叶完全干燥卷曲。这之后用筛子分拣叶子，把它们分成不同的几种：熙春层茶,熙春茶[4], 雨茶, 特等茶, 以及珠茶。有几种还要再烘烤几次，还有几种的某些部分要染上颜色。整个加工过程结束以后，加工出来的东西和市场上的茶叶如此相像，以至于二十个人当中，有十九人一点也不怀疑它们是茶叶。这样，在加尔各答，用这种完全不像茶树的高大树木的树叶，也加工出了品相很好的“绿茶”。用这种树叶，应该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加工出类似红茶的东西。

我并不想在这儿连篇累牍地探讨红茶和绿茶是如何加工的，只是想尽量简略地介绍一下，红茶和绿茶在制作过程中的加工方法。这些方法，就像大家将要看到的那样，在某些环节上互不相同，正是这些环节的不同导致了它们色泽上的不同。毋庸费言，不管红茶还是绿茶，它们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刚采下来时也完全一样，都是些新鲜幼嫩的茶树叶子。

绿茶：将茶园里采来的叶子薄薄地摊铺 在竹匾上，这样做是为了把叶子表面的水分晾干。晾干的时间很短，通常只要一到两个小时就行，具体还要看当时的天气情况。

与此同时，用来翻炒茶叶的铁锅也用柴火慢慢加热了。每个铁锅中都投放进一部分茶叶，炒茶的人用双手迅速地翻搅着这些茶叶。在高温下，茶叶很快就开始产生变化，发出爆裂的声音，变得非常潮湿、平软，同时也蒸发出大量水汽。这样翻炒四、五分钟后，将茶叶迅速取出，倒在一张用来揉搓茶叶的桌子上。

接下来就是揉搓工序。几个人围在桌边，把茶叶分成几堆。每个人都用手抓起尽量多的茶叶进行揉搓，把它们搓成一个球状。然后在桌子上把这个球状物揉来揉去，大力挤压的同时还要对这些叶子进行搓绞，目的是把叶子中的汁液和水分挤出来。这些茶叶球经常被打散，递到工头那儿，由工头对茶叶进行仔细检查，看茶叶揉搓得是否合乎要求。等到工头觉得差不多了，茶叶就从桌子上移下来，搅散摊在竹匾上，直到剩下的茶叶都完成了揉搓工序。不管怎么样，茶叶都不会长时间地放在竹匾中，有时候它们也会被立刻投到炒锅中去。

茶叶被重新投进铁锅之后，炉底要一直烧着碳火，火要小，但要一直烧着，同时工人用双手快速地翻炒着茶叶。有时候茶叶还要被取出来摊在桌子上再揉搓一次。大约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以后，茶叶都炒干了，颜色也固定下来了，也就是说，这些茶叶再没有发黑的危险了。它们现在呈一种绿色，但以后这种绿色还会变得更鲜亮一些[5]。

加工过程中最特别的这一部分就这样结束了，加工好的茶叶放到一边，等待更多茶叶被加工完成。下一步加工程序是簸扬和筛选茶叶，用筛眼大小不同的筛子把茶叶筛选一遍，这样可以去除一些灰尘和杂质，同时也把茶叶分成不同的等级种类，比如屯溪茶、熙春层茶、熙春茶、雨茶、珠茶等。在这一加工程序中，要重新翻炒茶叶，粗劣一些的茶叶只需翻炒一次，精制茶叶则要翻炒三、四遍。等到这一加工程序完成，茶叶的颜色就完全出来了，精制茶叶的颜色呈一种暗暗的蓝绿色。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要加工绿茶，首要一点是，茶叶采摘下来之后几乎马上就要进行烘炒，其次，在揉搓之后，茶叶上的水分也要很快烤干。

加工红茶时，茶叶在从茶园中采摘下来以后，要把茶叶放在大大的竹匾或竹盘中摊开，就这样晾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如果茶叶是在晚上采摘下来的，要这样一直晾到第二天早上。

这之后茶农们用双手把茶叶扒在一起，把茶叶抛向空中，让茶叶在空中自然分开，然后落下来。人们就这样簸扬茶叶，还要用手轻轻地长时间拍打这些茶叶。最终，等到茶叶变得平软无力的时候，这些茶叶就被堆在一起，放上一个小时或更长一些时间。这时候如果仔细查看这些茶叶，会发现它们已经微微变了一些颜色，同时很软很湿润，散发出一股清香。

接下来的加工步骤就和绿茶的加工工序完全一样了。茶叶被投到一个铁锅中，翻炒大约五分钟左右，然后放到藤桌上进行揉搓。

揉搓之后，把茶叶薄薄地摊在筛子上，放到露天的室外去。在茶山附近的村子里，经常可以看到村前立着一些竹架子，这些架子就是为此而专门制作的。茶叶就这样露天放置大概三小时左右，在这段时间里，茶农们要轮流查看这些筛子，给茶叶翻身，并把它们一张张分开来。这部分晾晒的工作适合在晴朗干燥、阳光又不是太烈的天气中进行。

到这个时候，茶叶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水份，体积也大大缩小，这些茶叶然后被挪到作坊里去，再一次投到铁锅中，翻炒三到四分钟，然后取出，像前面一样再揉搓一次。

这时候要把碳火准备好。火上面扣着一只中间细两头粗的圆筒，圆筒上面放着一面筛子，筛子上堆着寸许厚的茶叶。茶农们仔细观察着这些茶叶， 五、六分钟后，他们把茶叶从碳火上取下来，对茶叶进行第三次揉搓。揉搓好的茶团堆在一块，直到所有的茶叶都揉搓好了。这些茶团然后被打散，像前面一样摊开在筛子上，再放到火上去烘烤一次，这次时间稍微要长一些。有时候，最后的这道烘烤和揉搓工序，要再重复一遍，直到茶叶呈现出深黑色。

等到所有这些工序都走完了，茶叶就厚厚地堆放在一个篮子里，再放到碳火上烘烤。茶农们这时用手在堆得厚厚的茶叶中掏出一个洞来，这样，碳火冒出来的烟气或水蒸汽就可以从这个洞中排放出去，同时也可以让热力上达，之后，茶农们用一块竹匾将整个茶叶篮子罩住，被罩起来的碳火此前就已经热力大减。茶叶就这样放在碳火上用慢火烘烤，直到它彻底烘干。茶农们在这一过程中要小心看护，不时还要把手伸到茶叶中搅动一番，这样才能使茶叶受热均匀。红茶就这样加工出来了，后期还要对它们进行一些品相上的加工，比如筛、捡、修整等，不过这些工作都是茶农们在方便时再着手进行的。

要把茶叶加工成红茶，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在采摘下来以后，未进入烘烤程序之前，这些茶叶可以在作坊里晾晒一段时间。其次，对这些茶叶要进行簸扬轻拍，直到它们松缓变软，然后把茶叶堆放在一起，在烘烤之前还要再重复进行一次这样的簸扬。第三，翻炒几分钟并且揉搓之后，这些柔软潮湿的茶叶要在露天摆放几小时。第四，最后要用碳火把它们慢慢烤干。红茶与绿茶加工工艺有着明显的不同，正因为工艺不同，所以它们的颜色不同，特点、功效也不同，比如绿茶使人兴奋、无眠等特点，这些特点就与红茶不同。我前面提到过药剂师协会的沃灵顿先生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也观察到了这些情况。

“问题都不证自明了，”沃灵顿先生在谈到红茶和绿茶的不同物理、化学特性时说，“这些不同的特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在从事本单位的日常工作时，从别的一些途径做过一些观察，通过这些观察，我头脑中有关这个问题已经得出了一些结论。我说的这个观察途径是指草药的脱水过程，这些草药大多是含氮植物，比如颠茄、天仙子、毒芹以及其它一些植物等。种植者或收集者将这些植物一串串捆好，从乡下送来，如果送到的时候这些草药还很新鲜，天气也够凉爽，那么脱水干燥之后，它们就会呈现一种亮绿色。但如果情况与之相反，在运送的过程中出现一些耽搁，或者长时间处于一种密闭状态，因为自发的发酵作用，它们会处于一种自热状态，当把这些草药散开或是敞开的时候，它们会散发出一些水汽，拿在手中，能感觉到温热。当这些植物脱水干燥之后，绿色就荡然无存了，植物呈现出一种红棕色甚至黑棕色。我也注意到，将这些植物叶子浸泡在清水中，然后将浸泡液小心蒸发，可以提取到一些棕色的氧化物，一些化学家把这种氧化物叫做APOTHEM。同样，将红茶茶液蒸发后，也能得到类似的东西。很多植物，它们如果浸泡在水中，在受到空气的氧化作用后，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这些植物表皮会开始变黑， 慢慢地溶液也会变黑 ，溶液蒸发之后同样得到一些不溶于水的氧化物残留。对于绿茶，我也发现，如果把绿茶弄湿然后再次干燥，把它暴露在空气中，它的颜色几乎会变得和普通红茶的一样黑。这些观察结果让我相信，红茶和绿茶在品质和化学特性上的区别，是由特定的加热或发酵过程，以及伴随该过程产生的氧化作用而导致的，它们间的区别并非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由脱水干燥的过程中加热温度不同而产生的。那些熟悉中国制茶过程的人们，可以部分证实我的这一看法，他们说，用来制作红茶的茶树叶子在烘烤之前，总是要暴露在空气中，放上一段时间。”

这样，我们就把其中的原因完全解释清楚了。确实，沃灵顿先生在他位于药剂师协会的实验室里观察到的现象，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家花园的树木身上观察得到。早秋的时候，那些刚从树上吹落下来的树叶，颜色都是棕色的，有的还是暗绿色，但是这些落下来的叶子，如果暴露在空气及潮湿的环境中，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的话，它们的颜色都会变得像红茶的黑颜色一样了。

我接下来该就茶树做些调查了。据说，中国出产有两种不同的茶树，这两种茶树都已经引进到欧洲。其中一种是广东的茶树，叫做红茶茶树；另一种出产于北方的茶树树种，叫做绿茶茶树。前一种茶树主要分布在广东，所出产的绿茶和红茶品级较低。 后一种茶树分布在大徽州地区以及邻近省份，所产的都是高级绿茶。一直到几年以前，人们通常认为，武夷山的高级红茶也是由广东那种红茶茶树生产出来，于是就把广东的这种茶树称为红茶茶树。但情况并非如此。

1845年我第一次参观福州府的时候，我注意到福州附近种植的茶树与广东茶树截然不同，很明显，福州的茶树与浙江的绿茶茶树属于同一品种。福州距武夷山不远，我有理由相信，武夷山的茶树应该与福州的一样，但我那时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可是现在，我到过武夷山，到过武夷山周边的许多地区，我面前就摆着脱水干燥后的各种茶树标本，对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应该更有发言权。

我认为，武夷山茶树与绿茶茶树同种同源，两者关系非常密切，只是因为气候的原因而稍稍有些变异。在仔细考察以后，我发现两者之间只有一些细微的区别，这些区别并不足以把它们判然分开，更别提成为不同的种类了，在很多茶树上，甚至连这些细小的区别都看不到。这些区别包括：比之徽州的茶树，武夷山的茶树枝条分蘖得更少一些，它的叶子有时候颜色也更深一点，叶子边缘的锯齿更细密一些。

不过，随便走进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茶园，都有可能发现，这个茶园的不同茶树之间，其区别比我上面列举的这些区别还要明显得多。个中原因很明显，就像我们的山楂树一样，茶树所结种子非常多，这些种子不可能与它们的母体在各方面都完全一样。所以，在中国，茶树品种不仅只一两个，而是有很多品种，但这些品种相互之间的差异很小。同一棵茶树的众多种子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年复一年地繁衍，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区的茶树相互间出现一些细微的差异，尽管它们都出自同一个源头，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徽州和武夷山的茶树属于同一种类，因为繁衍的气候条件不同，所以两者之间后来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差异。

至于广东茶树，也就是植物学家们称为红茶茶树的那种，尽管在特性和生长喜好等方面与绿茶茶树有所不同，但它们两者也可能是由同一种茶树繁衍而来。

但所有这些品种上的变异，对最好的茶叶产地，福建和徽州产茶区里的那些茶树来说，丝毫不影响它们的商业价值。因为，茶树在不断繁衍的过程中，也许只有在这些地方树种才能得到改良，而在其它地方，这些树种却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差了。所以，如果我们想在世界上别的什么地方种茶，我们应该从上述福建、徽州地区采集树种。

最近一些年，人们尝试着在美国和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地种植茶叶[6]，我估计，这些努力最终都将让人失望，以失败而告终。茶叶的生长需要合适的气候与土壤条什，如果我们只是把茶树当作观赏性植物来种植，把它们移植到美国与澳大利亚也未尝不可，但如果还希望商业上能获利，种植茶树就不仅要考虑气候与土壤条件合不合适，还要考虑当地的劳动力成本。在中国，劳动力很便宜，茶园里的工人，每天的工钱不过两、三便士。这点工钱，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雇得到人吗？如果这样的工钱或报酬请不到工人，那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茶业种植者们又如何在市场上与中国人竞争呢？

在英国，中国茶树已经很常见了。在皇家植物园KEW园[7]里，这些茶树已经露天生长了好些年。还有很多别的植物园，以及几乎每一所苗圃里，都可以看到中国茶树。茶树是一种很美的常绿灌木，每到冬春时节，也就是山茶花开花的时候，白色的单瓣茶花也都争相盛开。但人们种植茶树不是为了欣赏它的花卉，尽管茶花之美也确实值得欣赏，而是因为茶树能够给人们提供自己喜爱的茶叶。

那些拥有茶树，种植茶树以做消遣的英国人应该记住，即使是在中国的产茶区，茶树如果种在低洼的湿地也是很难成活的。很少有英国人能够在种植茶树方面获得成功，这无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要想让茶树成活，通常应该把茶树种在温暖的坡地上。如果能够在英格兰南部或爱尔兰找到这样一些温暖的地方，说不定我们的英国同胞还真能生产出自己的茶叶呢，即使收获不到茶叶，也还可以把茶树当作芳香的花卉植物来欣赏。

[1] 译者按：森柏格，即Carl Peter Thunberg, 又叫做 Karl Peter von Thunberg, Carl Pehr Thunberg, 或者 Carl Per Thunberg (11 November 1743 – 8 August 1828), 瑞典博物学家，曾在日本生活工作。

[2] 译者按：纳萨尼尔·瓦里茨（Nathaniel Wallich，1786年1月28日－1854年4月28日），出身丹麦的植物学家和外科医师。起初他在靠近加尔各答的丹麦殖民地工作，后来加入了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参加了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建立，

[3] 译者按：实际上就是本书第一卷。

[4] 译者按：也就是绿茶中的雨前茶。

[5] 我并不是指那些被人工染绿的茶叶。

[6] 我将在下文谈到印度的茶业种植。

[7] 译者按：该园位于伦敦，创建于1795年，2003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第十六章

浦城县的客栈——鸦片鬼和赌徒——中国生活方式的诱人之处——午夜的纠纷——辛虎以线香为武器——第二天雇不到帮手——辛虎挑上行李，我们出发了——扁担断了——混迹于乞丐之中——有关中国的乞丐——乞丐头目——施舍——继续赶路——山口和寺庙——两省交界处的小镇以及驻防士兵——行李盘查，获准上路

在对茶叶和茶乡做过一通介绍之后，我现在应该继续讲述我的行程了。我到达浦城县的时候，天就快要黑了。整个下午雨都下得很大，我身上全湿了，很不舒服，所以很高兴能有个客栈让我们躲躲雨。这个客栈看上去不太体面，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如果不是天气的原因，我也许就会掉头而去，另找一家客栈，但外面又黑又湿，我决定就在这儿住下来。

到了这儿，按照合同，我在武夷山重新雇来的轿夫和搬运工们就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第二天就可以打道回家了。他们一般更愿意按天结算自己的工钱，我让辛虎现在就把他们剩下的工钱都结清，尽快把他们打发走。辛虎告诉我他已经照做了，但这个晚上，他们还是打算和我们住在这同一家客栈里。

热腾腾的晚餐最后终于摆上了餐桌。这些食物要是在别的地方，可能会显得很粗糙，令人难以下咽，但我已经习惯了中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对我来说，这些摆在面前的食物似乎非常诱人，我也确实是放开肚皮，大吃特吃起来。我的轿夫们，收到了工钱，现在都坐在旁边一间屋子的桌边，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赌博游戏中去了。辛虎则与客栈老板一起，安安静静地吸着他的烟竿。店里还有很多别的客人在四处蹓跶着，其中一些客人的面容，让人看了觉得并不舒服，从他们灰黄的面颊来看，这些人显然都是些鸦片鬼，也或者是些赌鬼，总之，就是让人敬而远之，一点也不想与之打交道的那种人。

门外一直在下着大雨，到处都是黑乎乎的，让人不快，客栈里的一切又让人看着生厌，我于是早早就上床睡觉去了。因为白天过于劳累，尽管我对这个客栈和客栈中的旅伴有些不放心，我还是很快就熟睡过去。睡到大约半夜的时候，我被一阵愤怒的叫声吵醒了，我能分辨得出，其中夹杂有我的轿夫和辛虎的嗓音。我跳下床来，非常担心会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叫声越来越大，还有扭打的声音传来，我怀疑有人正在对我手下的人进行打劫，试图抢走我们的东西，甚至可能要危害我们的生命。在中国的某些地方，人命并不值钱，而福建在这方面的口碑并不好，也许我们落到小偷和强盗的贼窝里了。就在不久前，辛虎还告诉我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著名的线绸之乡湖州和他的老家徽州之间的山区，他说，有天晚上，四位行人住进了马路边的客栈，他们好吃好喝了一顿，然后抽鸦片、赌博，一直到将近半夜。第二天早晨，其中三人付了自己的旅费离开了，但第四人却不见了。后来他的尸体在附近一个水坑里找到了，他被塞在自己的行李箱中，从尸体外观看，他死于凶杀，凶手则是他的几个同伴。

想到这样一个凶杀故事，我再也躺不下去了。匆忙穿上衣服，我打开房门，走到发生纠纷的地方。眼前看到的一幕足以吓坏胆大的人，但同时又让人看了之后觉得可笑。大约八到十个壮汉，包括我的轿 夫在内，正在围攻我的仆人，仆人站在那儿，像一头陷入困境的老虎，他背靠着房子的墙壁，手中拿着一根大大的线香，不时向那几个威胁着要靠近他的人挥舞着。最冒进的几个家伙有时候被这线香刺中，他们被逼退回去，嘴里骂骂咧咧，发誓要尽快抓住他。整个这一幕场景让我想起司各特的小说中BAILLIE NICOL JARVIE[1]挥舞着火炬的生动画面。

如果我只是一个与此无关的看客，看到这一幕，也许我会大笑不已。但此刻我身在一个奇特的国家之中，周围都是一些含有敌意的人，作为弱势一方，我确实感到有些惊慌。我身上唯一的武器是一把小手枪，那种要把枪管拧下来再重新装弹的玩意儿。到了危急关头，我也许可以用这把手枪来警告那些攻击者，保全我的小命。想到它也许还能起点作用，我赶紧跑回房间把它取了出来。但在查看之后，我发现潮湿的天气已经让枪管生锈了，枪管已经拧不下来，于是这枝手枪彻底成了摆设。

吵闹声仍在继续，而且一有可能就变得更大一些。我装出无所畏惧的样子，直直地走到争吵者中间，把我的仆人和其他人分隔开来，问他们为什么争吵。那些轿夫和搬运工一直都很尊敬我，他们马上退了下去，同时口出怨言，说他们有一部分钱被人吞没了。在打听清楚之后，我发现，辛虎对自己的工资报酬不满，于是他用中国人的行事方式，想方设法侵占了轿夫和搬运工的300文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先令。辛虎极力狡辩，否认这一指控，但我心里非常清楚，轿夫和搬运工们说的是真话。我也不想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说不定就为了这区区一个先令，把自己的性命搭上呢，于是我命令辛虎赶快把钱付给他们，不得有丝毫迟延。

这一举措让客栈恢复了平静。之后我吩咐辛虎来到我的房间，让他把房门关上。但这一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辛虎的所作所为把那些人深深地得罪了，他们危胁要报复他。这之后的好几个小时里，即使是他们都已经躺到床上了，我听到他们还在谈论这件事。辛虎仔细地听着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很明显被他们吓坏了。他请求我允许他点亮一枝蜡烛，让这枝蜡烛一整晚都照亮着我们的房间。

在我们房间的隔壁，仅仅隔着一块木板墙，住着十多位吸食鸦片的家伙。那柔柔的、令人恶心的鸦片烟的烟味从木板墙的缝隙里到处钻进来，让人很不舒服。很快，这些人吸进去的鸦片烟起作用了，他们开始大声说笑，很显然是已经进到那“极乐世界”里去了。在他们头脑中，有关辛虎的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似乎除此以外他们就不知道该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吸了鸦片之后，他们就像是一群疯子，疯子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呢，我真是很难想象。这些情况让我好几个小时都没法睡着，但最终我还是进入睡乡，直到日光射进我那可怜的房间才又醒了过来。一切都静悄悄的。辛虎和衣躺在他的床上，睡得很死，那些吸食鸦片的家伙最终也进入到梦乡中去了。

我把辛虎叫醒，吩咐他去另雇一顶轿子和一些搬运工，好带着我翻过武夷山区，前往浙江省。辛虎回来以后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新雇的轿夫和搬运工吃完早饭后很快就会到客栈来。我们同时也要了早饭，开始为出发做准备。我急着离开浦城县，想赶在辛虎的敌人实施他们的报复方案前离开。如果给他们时间的话，我估计他们肯定会这样做。后来发来的事情证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

在我们吃早饭的时候，昨晚卷入到冲突中的一个家伙走了出来，他竭力阻止我们雇请新的帮工。他告诉这些人说，辛虎为人很坏，工钱起初答应得好好的，到了地头却不肯付钱。他的目的达到了，我们新雇的帮工告诉我们说，他们不会跟着我们走了。

“哼，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样的蠢事，”我对辛虎说，“在这家店里是别想再雇到轿子和搬运工了，那些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挠你。”“是这样的，”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这家客栈，离开这儿的一切，特别是昨晚住在这儿的那些人。行李可以由我来提着，我们先离开这儿，然后我们就可以像以前一样，轻而易举地雇到轿子，请到搬运工了”。在目前的情况下，看起来这是最可行的办法了，事实上也是唯一有可能成功的办法。我于是吩咐他去买根扁担和一些绳 子，这样他可以挑着我们的行李，与此同时，我则忙着把我的植物和其它一些东西打包，行李体积越小越好。

辛虎带着扁担和绳子回来了，他挑上行李，我们离开了这家客栈，在这家客栈里，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夜晚。

大雨已经下了好些个小时了，这时候更是变得如瓢泼一般。街道上已经积满了雨水，几乎就难以通行。我们只好淌水前进，很快就离开了这座城市， 来到北边的大路上，这条大路通往武夷山的山口。在距离城墙大约一英里远的地方，辛虎用来挑行李的扁担突然断成了两截，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掉到了满是泥水的马路上。这段马路夹在一片稻田中间，附近没有任何房子可以让我们进去躲避一下，也找不到可以买扁担的地方。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都快忍不住了，要大发一场脾气，狠狠地教训这个坏家伙一顿。但我看着辛虎，他站在那儿，身上的汗水和雨水交织在一起往下流，我又不忍心指责他。他手中拿着断了的扁担，泥泞中洒落着我们的行李（其中也包括他买的夏布），他看起来显得特别无助。

我看到马路前面半英里左右有一个小棚子，这些棚子通常都建在路边，用来给行人歇脚。我于是决定走到那儿去，至少在那儿我们还能躲躲雨。我把一部分行李扛在自己肩上，吩咐辛虎扛上剩下的，匆匆朝小棚子赶去。这些棚子到了晚上一般都住满了无家可归的乞丐，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乞丐在棚子里面睡得正香呢，还有一个乞丐正在准备早饭。对我们的到来，他们似乎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有些睡觉的人只是懒散地睁开了一下眼睛，但很快又把眼睛闭上了，厨子则继续不管不顾地烹制他的食物。

在目前的情形下，我们是没办法继续前行了，我打发辛虎回到城里去雇顶轿子，请些搬运工来，我则留在乞丐们当中照顾行李。因为担心辛虎会落入到敌人手中，被他们扣留下来，甚至严重地伤害到他，我吩咐他绝对不要走到那些人住的那部分城区去，我相信他能充分意识到保持警惕的重要性。

辛虎离开我做他的事去了，我则坐在乞丐们中间。我以前还从来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呢，也真诚希望这样的荣幸今后不再有。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是有残疾，一些人的伤痕则是伪装出来的，另一些人四肢健全，但额头低窄，眼神无主，显然是脑筋有问题。所有的乞丐都是蓬头垢面，满身尘污。中国乞丐很多，大体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三种。第一种确实很可怜，或瞎或跛，或者就是染上了什么肮脏的皮肤病。第二种乞丐是那种想方设法装出各种假相骗取人们同情心的；第三种也就是人数最多的一种，则是那些疯疯颠颠或是脑筋有问题的人。人数众多的乞丐散布在全中国各地，他们拉帮结派，有自己的规矩和条例，也有自己的“帮主”。乞丐在中国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挨门乞讨，似乎把人们给他们的施舍看成是理所当然。在大一点的城镇里，商店老板对他们都很头疼，如果不给点钱财就无法摆脱他们。尽管商店老板或普通人家施舍给每一个乞丐的仅是一点点，但加起来数目就不小了。而中国的铜钱也正好适合乞丐们的乞讨行为。一百文中国铜钱大约只相当于我们的四个便士，而乞丐们一次乞讨所得很少有超过一文钱的，通常要比一文钱少一些，乞讨与施舍一般是以下面这种古怪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每一百文一串的铜钱当中，总会夹杂有不少劣币小铜钱， 店老板会拿出一枚这样的劣币给乞丐，或者由乞丐先拿出一枚劣币给店老板，而后店老板再给乞丐一枚正常大小的铜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乞丐一次乞讨所得大约在半文钱左右，相当于五十分之一的便士。我估计，在很多情况下，城里的居民们通常都已经和乞丐头目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在居民们施舍过钱以后，就会有一张小纸条贴在这家人的门柱上，在约定的时间内，不再会有别的乞丐来找这家人的麻烦。

在这样一个多事的早晨，我就是与这样一群人呆在同一个屋檐下避雨。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奇心，让我一个人呆在那儿想自己的心事，说起来都是一些烦心事儿。我还要走上三百里左右的山路，才能到达河流的源头，这条河有一个支流就发源于武夷山的北麓，然后一路汇入富春江，最终流到杭州湾。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如果我雇不到轿子，我就将被迫扔掉大半部分行李，包括那些我在武夷山里采获来的茶树。要是我当初沿着闽江放船直下福州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翻越这些大山，那该有多好啊。可现在抱怨也没用了，木已成舟，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闯了。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辛虎回来了，一起来的还有一顶轿子和一些搬运工，避开我们昨晚入住的城区，他轻而易举地就从另外半个城区雇到了这些人。悄悄地但又是真诚地与浦城县以及那些乞丐们道声再见，我坐上轿子，继续往前赶路。

从浦城县到山脚下（我现在向着北方行进），道路一直在起伏不定的田野中穿行。田里面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比水稻田高一点的地里面也种了相当数量的烟叶。大量乌桕树又一次进入到我的视野中来。

从浦城县向北大约四十里路，我们经过了一个大镇子，我当时忘了把这个镇的名字记下来，现在也就记不起来它叫什么了[2]。我们在镇子里吃饭休息，停留了两个小时左右，然后继续赶路。当天晚上，我们到达了武夷山里面一个叫做TSONG SO[3]的小地方。为了避免碰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旅客，我吩咐辛虎前往镇里最主要的一家客栈。客栈老板在门前迎候我，把我引导到上厅，厅堂两侧都是一些客房。我选定了一间房间，把行李放下，然后回到厅堂喝茶。到了吃饭时间，精美的晚餐就摆到我面前来了。这最让人揪心而又烦恼的一天就这样以一种平静、惬意的方式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早早地用过早饭，就又上路了。路况不错，但因为都是山路，我们走得非常辛苦。这一天我们翻过了三个山口[4]。这些山，就像武夷山一样，似乎也都成了佛教的领地。这天早晨，登上第一个山口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站在了一座寺庙的土地上面，这座寺庙就位于道路的左手边，道路的右手边则是一座很大的茶楼，供过往的行人歇脚。两座建筑物之间扯上了一块蓬布一样的东西，为行人提供了一个遮阳避雨的地方。

有位小和尚看到了我们，他跑过来，给我们安排好一张桌子，又给我端来茶。等到我喝完茶，他回去拿来一个大本子，上面可以写上捐给寺庙的钱财数量，以及捐献者的名字。他把这个本子递给我，表示无论数额多少，都将万分感激。辛虎向他解释说，我不是一个佛教徒，所以不会捐钱给寺庙。我们给了他一小笔钱作为茶资，在谢过他的招待后，我们离开了。小和尚合上那个本子，把它拿走了，看得出来他感到很满意。

日中时分，我们到达了另一个山口，就像前面的山口一样，这儿也有一座寺庙，寺庙旁边也有一座茶楼或者说休息室。

我们现在位于两省，也就是福建省和浙江省的边界线上，必须穿过一个驻有很多士兵的边界小镇。小镇名叫清溪[5]，就建在一条西流的山间小溪的岸边。我们进到小镇，我注意到士兵们无所事事地散布在四周，有些士兵在河水里洗衣服，另一些在茶楼里抽烟，更多的士兵则坐在门边聊天。所有人的眼睛似乎都在紧盯着过往的行人，检查这些行人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在穿过了半个城镇之后，我们停在一家茶楼前稍事休息。辛虎请我呆在轿子中别下来，等到我们走出八旗兵的兵营再说，我觉得这样做是比较明智的。我们停下来的这段时间，有个下级军官走过来盘查我们，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然后他只是简单地问辛虎，我们从哪儿来，又要往哪儿去，等到他打听到这些消息后，他就离开了，看起来很满意的样子。

我们然后跨过小溪，我估计那就是福建与浙江省的界河[6]。在我们面前，是另一座高耸的山峰[7]，过小溪不久我们就开始爬山，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如果这个插曲发生在刚才我们经过的那个小镇上，也许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我轿子上有一根竹杠，我一直觉得这根竹杠不太结实，这时它突然断成了两截，轿子也随之摔到了马路上。这事真让人觉得窝火，但我还是得谢天谢地，幸好它没有发生在八旗兵的兵营里。

轿夫们说，他们可以到附近的村子里去找根竹杠。于是我把辛虎留下来照看行李和那顶破轿子，自己则继续朝山口爬去，顺道调查这一特殊地区的植物资源。在这儿我又看到了我曾在武夷山西麓第一次看到的绣线菊。这儿的绣线菊也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山谷里、较低的山坡上都见不到它们的身影。

我爬到山口的时候，看到轿夫和搬运工们还在山下很远的地方。他们显然把一切都重新弄好了，正在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来。我在山顶上等着他们一起爬了上来。他们说，为了买一对新杠子，他们被迫花了200文钱，我告诉他们，这笔钱等到达目的地后我会算给他们的，他们看起来很高兴，在后面的路途之中，他们在很多小事上对我都很客气。

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很多，而我们还要赶很远的路才能到达打算过夜的小镇。在这一带山区，几乎每个夜晚我们都会遭遇一场暴风雨，大雨一下就是好几小时。而此时乌云已经显露出下雨的迹象了，我们只好加紧赶路。

我们终于赶到了那个小镇，它坐落在山间盆地中，很是漂亮。小镇名叫“二十八都[8]”，我们刚走进镇子，滚滚的雷声就越来越近了，豆大的雨点已经洒落下来，我们要赶快找到客栈才好。很快，我们找到了一家很舒适的客栈，在那儿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1] 译者按：BAILLIE NICOL JARVIE是司各特小说《红酋罗伯》（又译为《罗布罗依》）中的人物。该书有上海译文出版社中文译本。

[2] 译者按：从作者前后叙述的位置来看，应该是仙阳镇。

[3] 译者按：TSONGSO不知何地，从作者前后叙述的位置来看，应该是九牧镇。《徐霞客游记》记仙阳至九牧凡三十五里，九牧有可住宿之处，徐氏即曾宿于九牧。

[4] 译者按：这三个山口，依次分别为梨岭、枫岭、大竿岭。清光绪年间《续修浦城县志》卷十四防守条云：北向仙阳……又西北二十里为渔梁……又北二十里为梨岭……又二十里为枫岭……从此过大竿岭，即为闽浙分界矣。

[5] 译者按：此镇不知今在何处。福琼说这是第二个山口上的一个小镇，则应在今浦城县盘亭乡深坑村枫岭关一带。查清光绪年间《续修浦城县志》卷十四兵制，清朝在枫岭设有枫岭塘，驻兵八名，负责防务。文中所指小溪当是盘亭溪。

[6] 译者按：这条小溪不是闽浙两省的界河，闽浙两省在此处的分界线是以大竿岭为界。《续修浦城县志》卷二疆域记载浦城北抵浙江衢州府江山县大竿岭界一百里，其文曰：大竿岭与江山县交界，各以半岭为分界。立有“福建浦城浙江江山”县交界界碑，距城九十五里。

[7] 译者按：此峰当即闽浙交界处之大竿岭。（或云，大竿岭即是枫岭。《续修浦城县志》并没有采纳这种说法，而是把枫岭与大竿岭看作两座不同的山，大竿岭在枫岭更北面一点。参见注88）

[8] 译者注：即今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

第十七章

名刹——周边风景——树林、灌木——和尚们的早课——离开寺庙——有关佛教的一些想法——基督教传教的重要阵地——传教士们面临的困难——天主教及其努力——基督的慈悲——新教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前景——有关中国开放的白日梦——用竹子造纸——路上遇到的一位老官员——清湖镇——雇船前往西兴——回到上海

第二天我们仍然在山里面跋涉。山路虽然很窄，但路况很好，足以显示中国人的勤劳特性。我前面介绍过，这儿的很多山口都设有关口，这些关口与城门差不多。在浙江省界附近，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我注意到其中一座山的山顶上设有三个关口，这三个关口前后只隔了一段很短的距离，关口之间有一排长长的房子，以前显然是做兵营使用的，但现在都无人居住，残破不堪了。我估计，只有在动乱年月，军队才会驻扎到这里来吧，而在和平年代，他们可能更愿意呆在山下的村镇里，而不是跑到这荒凉的高海拔地区。

当我们爬到这座山的山顶时，中国人告诉我们，我们从北面的山坡下去时，应该会经过一座很有名的寺庙。他们说，这座庙叫关帝庙[1]，坐落在山中风景最美的地方，可以休息歇脚，非常有名气。很显然，这座庙在当地名气很大，于是我们赶往那儿，决定在庙里用餐，并且在那儿消磨掉这天剩下的时光。没走多远，我们就走进了一条漂亮的竹林小路。这些竹林以及其它一些高大的树木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进入到这座佛寺的领地了。

关帝庙建在一处陡峭的山坡旁边。走近以后，我们看到寺庙位于道路的右手边，餐厅则位于道路左边，两者之间的空地上方搭起了一个茅屋顶，用来遮阳挡雨。寺庙分为三进，后一进比前一进依山势而抬升。庙里面摆满了神像，很多神像都很大。餐厅规模也很大，对于那些住在山上的和尚们来说，这个餐厅无疑可以给他们带来一笔可观的利润。餐厅中间有很大一片地方，上面有屋顶覆盖，四面则敞开着，里面摆满了给客人准备的桌子、长凳、椅子等。餐厅四周则是厨房、炉灶， 以及大客栈应有的那些附属设施等等。

这个地方真是太漂亮了，我对这儿的植物资源也很感兴趣，考虑到就要与武夷山道别，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我于是决定在这个庙里多停留一两天。好心的和尚们自然不会拒绝我这样一种安排，他们给我提供了一间房子，白天我可以用它存放行李，晚上可以在里面睡觉。

中国人对此处风景的称赞一点也没有溢美，确实很雄伟，让人印象深刻。寺庙后面便是耸立的高山，寺庙前面透过树缝可以看到宽广肥沃的山谷。除了茂密的竹林，寺庙旁边还种了一些种类各异的高大杉树。

我曾提到过，这些山岭似乎都属于佛教的领地，我接下来就要描述一下和尚们是怎么做早课的，这些都是我在庙里亲眼所见。

因为急于看到整个早课仪式，在和尚们开始集会前的几分钟，我就站到通往大殿的一条走廊上了。我没等多久，一个老和尚就从我身边走过去，站到一个大大的木鱼后面，这个木鱼悬挂在走廊屋顶下面。老和尚用木棰敲了几下木鱼，木鱼发出沉闷的巨响，响声传遍整个大殿。接着钟楼里的铜钟也敲响了三次，于是我看到和尚们从各自的僧房里走了出来，每人左肩都披着黄色的僧袍。同时还有一位老者手中敲着一块方板，四处转悠着，唤醒那些可能还在睡觉的和尚，同时提醒那些懒惰的和尚们开始进行祈祷。

和尚们进来的这个大殿非常之大，面积足有100英尺见方[2]，高可60英尺左右。屋顶由众多粗壮的梁柱撑起。三尊大佛相——过去、现在、将来之佛，每一尊都至少有30英尺高——就立在大殿中间。三宝佛前有个祭坛，祭坛前的地面上摆放着至少一百个蒲团，举行法事时，和尚们就跪在这些蒲团上面。在这座宽敞大殿的四周，还摆放着很多小一号的神像，据说这些神像代表的都是那些成佛成圣了的国王，以及别的一些伟大人物，这些人物因为活着的时候非同一般的虔敬而出凡入圣。

我注意到，有个人与和尚们一块进来，他点燃祭坛上的蜡烛，烧上香。香烟袅袅上升，整个大殿都充满了那种浓重而又宜人的香味。大殿里似乎一下子变得肃穆起来。和尚们一个接一个进来，神色都非常虔敬，眼观口，口观心，很少有人将眼睛抬起来。他们排列在祭坛的左右两边，跪在蒲团上，慢慢地向佛像磕上几个头。这时候，大钟又敲响了，开始时很慢很庄严，渐渐地节奏加快，所有人这时候都一动不动。

和尚们然后集中起来，大约一共八十个左右，开始做法事。我坐在门边看着他们。离祭坛最近的和尚开始敲一只小钟，另一人击鼓，全体和尚都要拜倒几次。一位和尚这时候敲起木鱼，木鱼是中空的，比人头还要大上许多，木鱼声和铜钟声就这样交替地响起。仪式进行到这个阶段，一个年青和尚越众而出，他站到祭坛前面，慢慢地鞠躬，反复几次之后，开始诵经。另一位和尚，很明显是主事的，敲着木鱼控制诵经的节奏，其它人则用一种很是低沉的声音唱经或者说诵经。法事开始的时候，和尚们都面朝佛像，分立在祭坛左右，但这时，他们突然转过身子，面对面站着。开始时诵经节奏还比较缓慢，这时速度逐渐加快，到诵经速度最快的时候，一下子又戛然而止。大殿里就这么沉寂了两三秒钟，然后传出一个领唱的声音，它唱了几句之后，全体和尚又都加入合唱，于是诵经声又一切如旧。

越众而出的那个年青和尚现在又面朝佛像站在了祭坛前，在靠近大门位置的蒲团上，他跪了下来，低头磕了几次头。他然后迈着缓慢庄重的步子，走到祭坛前，拿起祭坛上的一个瓶子，给它加满水。用手比划几下之后，他撒了一些水滴到祭坛上，做完这个动作，他从瓶子里倒了些水到一个杯子里，然后慢慢地端着杯子从祭坛前退回到大门边。跨出大门，他把手指伸到杯子里的水中蘸了一下，然后将水滴洒向门边的石柱。

年青和尚做着这些的时候，别的和尚继续在诵经。诵经节奏不时发生变化，一会儿快速流畅，一会儿缓慢凝重，但总是那种哀伤的调子。在这一部分法事结束之时，所有的和尚都在祭坛前跪下，等到他们再站起来的时候，祭坛右边的站成一列往右边走，左边的站成一列往左边走，和尚们一个接一个沿着宽敞大殿的两侧往后面走，边走边合着小铃铛击出的节奏，继续用低低的声音诵经。当这两列队伍在大殿的另一端碰头时，他们便调转身来，按照来时的顺序再走回去。这样的游行大概要持续五分钟左右，然后和尚们在祭坛前站定，嘴里诵经不辍。一两分钟以后，全体和尚又都跪了下来，就这样跪着诵一会儿经。等到他们再次站起来的时候，那些站在左边的先唱一段经文，唱完之后跪下去，然后站在右边的接着唱一段，唱完也跪了下去。左边的再站起来接着唱，就这样左右两边轮流诵经，依次在祭坛前俯伏拜倒，一直持续有十分钟之久。接下来的法事与刚开始时差不太多。

这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法事一直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整个法事期间，大殿门口都挂着一块厚厚的帘子，用来遮挡阳光。就在法事刚刚结束，门帘从两边拉开的时候，那一瞬间给人留下的印象既奇特又震撼。几缕红色的阳光射进大殿，祭坛上的蜡烛看起来很是昏暗，那些巨大的佛像似乎也比平时显得更大更古怪。一个接一个，和尚们像来时一样，慢慢地神情肃穆地退出大殿，看起来他们还深深地沉浸在刚才那个自己参与过的法事当中。几乎所有的和尚都转移到了餐厅，他们马上就要在那儿用餐了。佛教徒不食荤腥，但是他们会设法多吃一些米饭和蔬菜。看到其中一位和尚一顿所吃米饭是如此之多，我大为吃惊。但通常来说，和尚们看起来还是很瘦弱很憔悴，这恐怕主要应归因于他们的生活缺少运动，同时食物构成又不合理。

第三天早晨，我喝了一杯真正的武夷红茶用以提神，这也许是我在这武夷山里喝的最后一杯茶了，要知道，这茶可就是因为这山而得名的啊。然后我就告别了和尚们，离开了这座寺庙。我的手下都还在享用丰盛的饭菜呢，我把他们丢在后面，自己先下山了。山坡很陡，所以山路也修成了“之”字形，弯弯曲曲的。我有时候走在充满热带景观的茂密树林里，有时候山随路转，又能瞥见下面山谷里的一些景象，山谷中都是绿毯一般的稻田。

回头仰望，我还能看到密林深处偶尔露出的寺庙一角。阳光跳跃着照在上面，琉璃瓦闪闪发亮，好像铺满了宝石。它看起来更像一座仙苑，而不是住人的地方。想到这点就让人难过，不管这儿看起来有多么的如仙似幻，周边的景色又是如何美丽，但始终有一片黑乎乎的乌云笼罩在它上面，因为它的祭坛专为那异教的帝神而献祭。

等到中国真正开放了，这片山区有可能会成为基督教传教士们传教的重要阵地。毫无疑问，传教士们将为此付出巨大的牺牲，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将独居于此，切断与家乡朋友、亲戚间的所有联系。在这方面，罗马天主教教会已经走在前面了，他们不顾危险，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克己忘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等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我很清楚有些人怀疑这些传教士除了传教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意图，但作为一个始终如一的新教教徒，我不愿意象这些人一样那么刻薄，我并不认为传教士们远离他们在这个尘世上所热爱的一切，包括朋友、家庭、祖国等等，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永远离开这些东西，来到这异教徒的地方，传播上帝的福音，除了这个目的之外还有什么所谓的别的动机。有传教这个良好的意愿，这本身就是值得赞美的。每次我听到人家贬低传教士的辛勤工作，我都觉得很难受，因为我非常清楚，他们为了传教遭遇到了多少困难。

新教教会中有很多传教士，他们表现出的那种大胆无畏的精神丝毫不逊色于宗教改革时期 。对这些传教士来说，他们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如何深入到中国腹地中去。他们也可能还没考虑，是否应该把他们的传教事业从外国人业已获准居住的五个通商口岸扩展到更大范围的领域中去。但毫无疑问，若干年之后，中国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也许另一场战争及其惨烈后果难以避免，一旦这些情况发生，这个庞大的国家就将对所有国家的外国人开放。到那时候，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传教事业拓展到我上面描述的偏僻的武夷山区来。在上帝的眷顾下，这些佛庙也能沐浴在普照的太阳光辉下了。佛庙中也能传诵上帝的美好福音，并且这些福音将从山头传到山谷，又从山谷传到山头，直到这片广大的地区都能听到这一美妙动听的纶音。

我坐在山脚一棵大樟树下，一边等着我的手下，一边愉快地梦想着这些巨大的变化，想象着这片山区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沉浸在这番思绪中，好像听到了安息日召唤教徒们前去做礼拜的钟声，甚至好像看到穿着节日盛装沿着山谷上来的广大信众，听到他们歌唱那动听的晨曲：——

醒来，我魂，当随朝阳

开始一天当尽本分。[3]

我脑袋里还在胡思乱想这些事呢，我手下的人到了，我钻进轿子，在山谷中继续前行。在寺庙下面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我注意到有一家造纸厂，用竹子造纸。田野上立了几个大大的水箱，用来浸泡毛竹竿子。这些毛竹似乎要在石灰水中浸泡上一段较长的时间，然后取出放到石头上锤打，直到它们变得非常柔软，或者说，直到把竹竿中那些较硬的物质去除干净为止。

穿过这片种满水稻的山谷，我们开始攀爬另一座山岭，到达山顶之后，眼前看到的是一派壮丽的风景。我们现在处在武夷山脉的北麓，四周的山峰似乎都在向后退缩，于是眼前便空出了一大块宽阔的山谷。我们现在离要去的河水源头已经很近了，这天傍晚我们到达了一个叫峡口的小镇， 小镇沿河两岸而建。

这天晚上，我们就在峡口镇上的一个大客栈里过夜。吃晚饭的时候，有个年青姑娘，看起来像是老板的女儿，出来给我们佐餐助兴，那个晚上，她用某种弦乐器，有点类似于吉它，边弹边唱，给我们唱了好几个小时的歌曲。真是非常美妙的音乐，我像中国人一样，非常喜欢这些音乐。就在这个晚上，客栈老板告诉我们，明晚会有一个大官住到他的店里来，这个大官是从北京朝廷来的，要到福州府去，为了接待他，已经有一些打前站的来做事先准备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一个寺庙里碰到了这位老官员和他的家人，他们在这个庙里歇脚吃饭。与他同行的，除了他的几个属下，还有几个女人和孩子，以及众多的仆人、士兵等。我们在庙里遇到他们的时候，这支队伍把整条道路都占住了。我们只好耐心地等他们吃完饭，然后才再上路。他们要翻越武夷山，走的正是我们来时的道路，而我们则走他们来时的道路，前往清湖。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我们就到了清湖。清湖是个繁忙的小镇，地理位置很重要。它位于流到杭州湾的那条大江的某个支流的源头，从沿海城镇，比如杭州府、上海等，前往武夷山东边的城镇，比如浦城县，所有往来交通都必须经过清湖。浦城这一带出产的茶叶，都要装在篮子里运到这儿来，然后再运往东北方向人口稠密、富庶的江浙去。

一到清湖，我们就进到一家客栈吃饭，然后打听怎么雇船。这一次，我亲自付给轿夫和搬运工们工钱，不想再发生一次像浦城县那样的纠纷。一路上，这些人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我在付给他们工资、轿子修理费用之外，还额外赏给他们一笔酒钱，给他们买烧酒喝，一般来说，他们很希望得到这么一笔赏钱。他们看起来相当满意，在躹了很多个躬后，动身返回浦城县去了。

辛虎现在外出雇船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搭船顺江而下。他不在的这当儿，我房间里来了一个理发师，问我在山里跋涉了这么长一段距离之后，要不要理个头。用不着说，我谢绝了他的好意。辛虎很快就带着一个船家回来了，他和船家讲定了，雇他的船直下西兴，大江入海口附近的一个小镇。

当我坐着船顺着江流快速下驶的时候，我想，这次旅程中所有的困难、危险就算是都结束了。尽管这儿离西方人居住的通商口岸还有两到三百英里，但这条江对我来说，却像是一个老朋友一样，它在清湖镇等着我，然后把我安全地送回家。

一路上再也没有发生什么让我不快的事。坐船东下的路上，我又到美丽的兰溪参观了一回，我在严州府也停了一天，为BEALE先生在上海的花园采集了一些垂柳的树种，最终我抵达了西兴。

接下来的路程我前面已经介绍得很详细了。在近三个月的长途旅行之后，我按时回到了上海。尽管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使用筷子吃饭，但我也没忘记怎么使用刀叉，不用多说，我非常愉快地享用了一顿英式晚餐。我从武夷山带到上海的茶树树苗都完好无损，它们中的大多数现在都在喜马拉雅的山坡上蓬勃生长呢。

[1] 译者按：原文SHAN TE MAOU，即关帝庙。清代仙霞岭上主建筑群有关帝庙和天雨庵，都坐落在仙霞岭东北半山腰上。郁达夫写于1933年的《仙霞纪险》一文云：北面出关，下岭里许，是一个关帝庙。规模很大，有观音阁、浣霞池亭等建筑。1942年，关帝庙毁于日军炮火，只留一片废墟。关帝庙西侧是天雨庵，天雨庵建自宋代，清康熙年间闽浙总督李之芳重建。清查慎行有《度仙霞关题天雨庵壁》一诗，诗云：虎啸猿啼万壑哀，北风吹雨过山来。人从井底盘旋上，天向关门豁达开。地险昔曾当剧贼，时平谁敢说雄才？煎茶好领闲僧意，知是芒鞋到几回。山僧用好茶招待诗人，福琼亦曾享受到这一待遇。关帝庙、天雨庵连在一起，想来福琼难以分辨，下文记叙其参观寺庙做法事云云，疑即是在天雨庵中。

[2] 译者按：约为900平方米。

[3] 译者按：著名晨曲《醒来，我魂，当随朝阳》的头两行，这首晨曲是由十七世纪英国人THOMAS KEN作词，十八世纪BARTHELEMON配曲。

第十八章

茶树以及运往香港的其它东西——装船运往印度——又一次搭船回到北方——茶树安然到达印度——招募制茶工人的办法——访问舟山——借宿之处——抽鸦片的官员——白天他的外表形容——夏日清晨的舟山——皇帝的命令——定海——普陀山又名礼拜岛——不知何方语言的古代石刻——在寺庙前放生池里钓鱼的中国人——被和尚们追打——圣洁的莲花——我的假期结束了——采集茶树种和树苗——回到上海——制茶工人招募到了——离开中国北部

八月份的天气特别热。这个时候如果在阳光下暴晒那是非常危险的，我这个秋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不想冒这个患热病躺倒的险，所以直到九月末，我都老老实实地呆在比尔先生舒适的屋子里。

在十、十一月份，我又从徽州和浙江省各地采获了大量茶树种子以及幼苗。这些东西都运到上海，打包装好，准备运到遥远的印度去。它们存放在比尔先生的花园里，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这些茶树，不只是来自于舟山金塘岛以及宁波地区，还有来自于著名茶区松萝山和武夷山的。我准备了很多玻璃柜子，用来装运这些植物，我亲自看护着这些柜子，把它们都运到了香港。为了以防万一，在香港，我又把它们分成四批，分别装在四艘不同的船上运往加尔各答。

等到所有这些植物都装上船了，我就又离开香港北上了。

1850年的夏天，得知这些茶树都安全抵达了加尔各答，我非常满意。法尔康内博士在加尔各答，詹姆森博士则在安拉阿巴德[1]，他们两个人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茶树运到喜马拉雅的时候情况都很好。我到中国的使命之一，到此可以说是完成了。如今，喜马拉雅茶园可以夸口说，他们拥有的茶树树种许多都是来自于中国第一流的茶叶产区，也就是徽州的绿茶产区，以及武夷山的红茶产区。

但此时还有一个更艰难更没有把握的任务摆在我面前，我需要从这些最好的产茶区里招集一些茶农，把他们带出去。如果是从沿海城市招人，那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人招来。不久之前，就有一船移民登上了前往加利福尼亚的轮船，在厦门和广州，招徕劳工的事情也正在大规模地进行。但我需要的人都在遥远的内陆，只有他们才熟悉怎么加工茶业。

为了让我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比尔先生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他的代理商，一位知名的且受中国人尊敬的先生，答应帮我做些沟通工作。与此同时，为了接收我从宁波附近茶区采获来的另一批树种与树苗，我也离开了上海，前往宁波。

就像往常一样，六月末的天气已经非常热了，这时候要是暴露在阳光下，特别是在一个内陆地区，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于是决定离开我呆的那个僧院，到舟山群岛的某些岛上去借宿。

我很想看看舟山岛，我们曾经占有这个岛一些年头，但现在它又回到了中国人手中。我发现它现在变得很兴盛了，看上去有了很大改进。它的优良港湾中停满了南来北往的货船，而且这些货船似乎都是以舟山作为它们的始发地。沿着海岸还建起了一个大镇子，很难再找到英军占领该岛时英国人曾住过的那些房子。

英国人建的大医院还在，但已经变成了海关一类的机构，为公众提供服务。我到了那里，想找个住宿的地方。在那儿，我碰到了一个老官员，他很客气地接待我，让我住在楼上他隔壁的一间房子里。

这位老官员抽鸦片已经很有些年头了。晚上，我仆人给我铺床的时候，他把床铺安在紧靠着老人房间的那面墙下。“你最好不要把你老板的床安在这儿，”办公楼里一位工作人员说，“老爷抽烟，睡觉的时候会发出一些噪音来。”我后来发现，他说的都是真的。

大概晚上九点的时候，这位老官员开始上床，点亮他的小烟灯，开始吸食那令人上瘾的鸦片烟。直到我上床，以及上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吸一会儿。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我从深睡中被一阵奇 怪的噪音吵醒。过了那么好几秒种，我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现在哪儿，隔壁住的又是谁。最终我记起仆人曾收到过的警告。鸦片烟开始起作用了，那位老烟枪很明显是睡着了，进入到梦境之中，他的鼻腔中发出一种很刺耳的声音，正是这声音和粗重的呻吟声把我吵醒了。

拂晓的时候，我起床了，走出房子时经过了他的房间。他睡得正沉，安安静静的，烟枪就摆放在床头的一张小桌子上，小烟灯则放在烟枪一侧，房间里仍然满是鸦片烟的味道，让我只想赶快逃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楼里楼外给我的感观截然不同。楼里我所看到的是一位堕落的人，所谓“万物之灵”的可怜样子；楼外我放眼万物，空气既清新又柔和，因为每年的这个季节，风都是从南方的海面上吹来。露珠在青草上闪烁，小鸟也开始了清晨的欢唱。

等我结束早晨散步，回来时发现老官员已经开始用早饭了。也就是这段时间左右，新登基的皇帝[2]颁布了一项禁令，不仅谴责了吸食鸦片的行为，而且威胁要严厉惩罚那些吸食鸦片上瘾的人。任何一位在政府供职的公职人员，一旦吸食鸦片，不仅要降职、开除，而且他的家庭、子孙也要因此受到牵连，蒙受耻辱。但这项禁令最可笑，也最能说明这位皇帝陛下在此类事情上对他的子民是多么仁慈体贴的，是该禁令这几个月并不马上生效，今年已经开始吸食鸦片烟的，允许他们吸到今年年底！这条禁令对社会必然产生一定的震动，不仅是对中国人，对那些鸦片烟的进口商也是如此。但那些熟知内情，以及了解中国人办事风格的人，都把这一禁令当成一张废纸，不过是唱些高调，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的判断没错，等到新年到来的时候，人们早就把这一禁令忘掉了，那些烟鬼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继续抽着鸦片。

我在舟山的那段时间，正好也是舟山人收到这一禁令的时候，老官员显然也知道这条禁令了。“你看，”我对他说，“这怎么办？你昨晚吸烟了，你没看到这张禁令吗？”“我看到了，”他说，“但它要到明年才生效。”我住那儿的那段时间里，以后的每个夜晚，他都会在九点左右走进我房间，脸上带着微笑说，“我现在要去吸烟了，你知道明年我就不能吸了。”我很清楚，这位老人现在吸得比以前通常吸的都要多，当然也更沉迷于鸦片之中了。

岛上所有的英文标记都被抹掉了，裁缝、鞋匠以及其它一些手艺人，他们那些奇特的英语名字以及店招，在那时候是多么有趣啊，可是现在都消失不见了。一切都完全用中文标识，要是不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没人会相信这儿曾经被英国人占据过一两年。

在舟山呆了几天以后，我继续前往另一个岛屿，普陀山。这个岛我前文也提到过，外国人通常又把这儿叫做“礼拜岛”，因为这儿住的全是和尚和他们的信徒居士。我在这个时候到岛上来，有两个目的：一是因为我的身体，酷热的天气已经损害了我的健康状况；二是希望得到一份我前面曾提到过的墓碑铭文的抄本。

上岸以后，我翻过一座山，朝着一座大庙走去，这座大庙建在山中间的一个小山谷里。就在路边，我看到了刻有铭文的石碑，一共两块，这些石碑看起来就像小小的墓碑，而且，就像通常这种情况一样，每块石碑的底部也都有一小块用来烧香的地方。

石碑上刻的不是汉字，中国人都不认识那些符号。我曾向普陀山最有学问的僧人们请教，但还是没人认得出来。不只是不认得，甚至都没人知道，这些石碑是怎么立在那儿的，这方面的消息一点都没有。

这些符号看起来有些像印度北部的某些文字。其中一块石碑明显比另一块要晚一些树立。在这块石碑上，那些未知的符号都刻在石碑顶部，下面接着是一行中国文字。这些中国文字，经过辨认，看起来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话语，通常用做和尚们做法事时的开场白，即“南无阿弥陀佛”。上面那行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大概要等到某些东方学者才能回答吧。

第二块石碑明显要更古老一些。石碑上没有中国文字。

这些石碑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立到这儿的，现在猜都猜不出来了。我们知道，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也许这些古老的石碑下面就躺着某些早期传教者的遗骸吧。也许是受到当时异教徒的迫害，他们在这个孤悬海外的小岛上安下家来，并且安息于此。

在把这些符号都抄下来之后，我继续下山，朝着一大群寺庙走去。来到山脚下，我看到寺前有一个很漂亮的放生池，池里开满了莲花。等到走近了，我发现有个中国人正在池边钓鱼：这让我很吃惊，因为这一带的佛教徒不允许有任何杀生行为，也从不吃肉，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这个人显然知道这样做不对，所以他躲在横跨池上的一座桥的桥柱子后面。但他的这一举动还是很快就以一种可笑的方式结束了。在不远处，桥的另一侧站着一群人，他们穿着长长的袍子，脑袋剃得光光的，这说明他们就是庙里的和尚。他们显然正在焦急地关注着钓鱼者的一举一动。最终，其中的一位和尚，手里拿着一根竹竿，离开众人，为了不让钓鱼的人看到自己，他特意绕了一个圈来到桥边。和尚做这些事的时候很机警，所以他来到桥边，站在钓鱼者的身旁，后者却还浑然不觉。等到和尚轻巧地把竹竿架在钓鱼者的肩膀上，那个钓鱼的家伙吓了一跳，然后才觉察到自己已经暴露了。

除了那个钓鱼的人，其他人都觉得这一幕非常可笑。钓鱼者起初似乎想对和尚翻脸，但那位和尚很年青，也很壮实，一点也不留情面地把竹竿压在对方身上。其他和尚这时也都赶到现场来了。钓鱼者看到他们，显然是考虑到“好汉不吃眼前亏”，拔腿就往山上跑，和尚们则在后面追着他。如果不是我的出现，分散了和尚们的注意力，钓鱼者很可能就被他们抓到了。

和尚们看到我，停下追赶的脚步，很有礼貌地走上前来，请我前去参观他们的寺庙。而这个时候，那个不幸的钓鱼者还在拼命地往海边的山上跑呢。在与和尚们打了招呼之后，我问他们，刚才看到的这一幕奇怪的场景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我刚才看到的那个人是个小偷、强盗，他来自于附近的某个小岛，到这佛国圣地来钓鱼，杀他们的鱼儿。

在和尚们的陪伴下，我走到池边欣赏风景。在这个季节，没有哪种花儿能比莲花更美、更高贵的了。我站在那座小小的桥上，左右顾盼，我看到成千上万朵莲花，它们或白或红，亭亭升出水面，映衬着美丽光洁的绿色荷叶。这些荷叶，它们或是躺在平滑的水面上，或是立在那长长的枝干上，比起荷花来，很难说哪一个更美，两者互相映衬，显得非常和谐。水里则有金色、银色以及其它种种鱼儿在来回游动，在宽阔的荷叶荫映下，它们显得很是自在，对刚才发生在它们的庇护者和捕猎者之间的这场对抗一点也不知情。

一时风景如画。池塘四周都是林木茂密的青山，山高海拔五百英尺左右。那些年代久远的古寺都集中在池塘北面，占去了很多英亩的土地，其它较小的一些寺庙则星散在山坡后面的树丛中。

开满荷花的湖面，青山，古庙，夜空洒落的点点星光，照耀着这片景致，让人几乎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置身仙境之中。

莲花，又叫荷花，在中国得到广泛种植，因为中国人，不管什么阶层，都很喜欢莲藕，把它看作是一种很可口的蔬菜。在中国北方，荷叶枯萎的时候，莲藕长得最为粗大，人们把它挖出来，等到冬天拿到市场上出售。每到这个季节，菜贩们的小摊上总是摆满了莲藕。尽管当地人对它评价很高，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菜肴，或是作为其它菜肴的一部分，但我坦白地说，我从来就不爱吃它，一般说来，外国人都不太喜欢藕。藕还可以制成一种很不错的芋粉，据说这种东西与我们从西印度进口来的在质量上不相上下。莲子也很受欢迎，通常都是把莲子烤熟了再吃。

九月初，我为期两个月的假期就要结束了。我离开舟山群岛前往大陆。这个时候，西南季风行将结束，北风渐渐地开始盛行，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我派了一些可以信赖的人，或者说，我还可以约束到的一些人到徽州和福建的产茶区去，给我再收集一些茶树种子，我自己则在宁波附近找了个地方住了下来。我往返宁波很多次了，每次来到宁波，我都能感受到驻宁波的英国领事们的善良与热情，比如说我第一次到宁波时的领事，已故的苏利文先生，以及后来的领事布鲁克罗伯特先生，我欠着他们一份大大的人情。宁波领事馆里有一个非常好的花园，我经常借用这个花园来存放我的植物。

在采集了大量茶树种和树苗后，我于十二月底离开了宁波，前往上海。到达上海后，我发现已经招募到了一些很好的制茶工人，一切都很顺利，比我最乐观的想象还要顺利。一大堆加工茶叶所需的各种用具也都运到了。接下来，我不需要再做什么，只要把植物打好包，就可以动身前往印度了。

看着这些内地的中国人与他们的朋友和祖国告别，那幕场景颇为可笑。我雇了一条大船，停在防波堤边，载着他们和他们的行李将离开上海，顺着黄浦江前往入海口，”ISLAND QUEEN”号轮船就停在那儿，第二天早晨，这艘轮船就将驶往香港。上船的地方挤满了那些要背井离乡的人和他们的朋友。出发的时间到了，八个中国人刚一登船，船立刻就滑入江流。于是船上的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岸上他们的那些朋友，双方都抱着拳，互相给对方作揖，一遍又一遍，反复叮嘱对方保重身体，祝对方快乐，看得出来，他们的祝愿都出自真心。第二天早晨，”皇后岛”的船长法兰开船，我们告别了北部中国。

[1] 译者按：印度北方城市。

[2] 译者按：指咸丰皇帝。 1850年春天，道光皇帝去世，其子奕詝继位，年号咸丰。

第十九章

有关茶树种子的试验——往远方寄送种子的最好办法——橡树和栗树种子也可如法炮制——到达加尔各答——检查运送植物的状况——继续上路——孙德尔本斯三角洲——到达安拉阿巴德——到达萨哈兰普尔——帝国茶园——中国制茶工人落脚于此——与他们道别——有关印度种植茶叶的一些想法——莱尼托风景——王莲

1848年秋天，我曾经送了大量茶树种到印度。有些树种包在宽松的帆布袋子里，有些则埋在干土中放进箱子里，还有一些用的是小包装，希望通过邮局快速地寄过去，但这些方法都不是很成功。茶树种一旦离开泥土，只能存活很短一段时间。这就像橡树和栗子树一样，要想把这些有价值的树种送到远方的国度去，非常困难。

但在1849年，我成功地找到了一种稳妥的办法，可以把这些树种运送到外国去同时还能够存活下来。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那些只能短时间存活的树种，其中就包括茶树种，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方法。很简单，就是在树种收集起来之后赶快把它们种到育种箱里去。

我第一次试验是这样做的：我从中国最好的丝绸产区采集了一些小桑树，我把它们都种到一个箱子里，就像平常种树那样，然后给它们浇水。两三天以后，等到泥土干透了，把大量茶树种撒到泥土表面，然后在种子上面再盖上大约半寸深的土，浇上水，用一些木板把这些泥土盖紧。这之后就像往常一样，把整个箱子绑起来，绑得越紧越好。

箱子运到加尔各答之后，里面的桑树长得都很好，茶树种也在运输途中发芽了，泥土表层长得到处都是。法尔康内博士在收到箱子后写信给我，他告诉我说，“桑树周围到处都是新发出的茶树幼芽，密密麻麻的。”

今年（1849），大量茶树种则是撒播在几行茶树苗之间。在运往印度的旅途中，这些种子同样发芽了，一直运到终点喜马拉雅， 这些新芽的长势都很好。

在试验成功的消息从印度传回来以后，我决定继续用同样的办法来包装那些箱子，这一次我将亲自带着它们走一回。于是，我在每个箱子的茶树苗之间都撒满了茶树种。

这样包装、准备好的箱子一共有十四个，我手中还剩了大量的树种，大约在一蒲式耳左右。我打算用下面这种办法来处理这些种子。我准备了两个玻璃柜子，用来把中国采集到的山茶花运往加尔各答的植物园。我把茶树种子都倒在柜子前面，又倒入一小部分泥土掺杂在种子里面。然后在柜子底部铺上这样一层泥土、种子的混合物，两者大概是1：2的比例，把那些山茶花从花盆中轻轻取出，放到这一层混合物上面。山茶花之间的空隙也都用这种混合物填满，填到一定高度为止，然后再在最上面撒上少量泥土，把顶部的种子覆盖起来。给柜子里浇水，浇得透透的，然后用木板把柜子中的泥土固定下来，再把柜子盖子像平常一样合上扎紧。

我收集到的植物和种子，现在装满了十六个玻璃柜子，我带着它们，以及上一章描述过的中国制茶工作和各种设备，离开了上海。这一天是1851年的2月16日， 中国沿海一直在刮着东北季风。因为是顺风，我们把所有的帆都升起来了，四天之后，我们的船就驶完了将近一千英里的路程， 停靠在香港码头了。我们马上换船，登上了 “玛丽伍德夫人”号蒸汽船，三月15日到达了加尔各答。我们与皇家加尔各答植物园的主管法尔康内博士住在一起，就是在这一次，我们用印度山毛榉的叶子按制茶工艺仿造出了茶叶，我曾经在前面几章描述过这一过程。所有的玻璃柜子都搬到植物园中，经过检查以后按顺序放好，等待下一段旅程。

当柜子在加尔各答打开的时候，那些茶树苗的生长情况都很好。一行行茶树苗之间播撒的茶树种也开始发芽了。因为柜子里还有足够的空间，我们就没有干涉这些种子的发芽生长。但是那些播撒在山茶花之间的茶树种子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了。我们打开这些装有山茶花的柜子时，发现所有的茶树种子都已经胀大，正要开始发芽。因为山茶花不需要再运往下一站，所以我们把山茶花轻轻地取出来，装进花盆，这些山茶花一切照旧，似乎就像没有离开过中国一样。我们准备了十四个新柜子，里面装满泥土，那些正在发芽的茶树种就密密地撒在泥土上面，然后上面再按照通常的做法铺上一层土。几天以后，茶树幼苗就破土而出了，几乎每颗种子都发芽了。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我们把一万两千株茶树运到了喜马拉雅的茶园。

每年都有一些欧洲人，他们尝试着把欧洲的橡树、栗树种子运送到遥远的世界各地，但这些尝试通常都以失败告终。只要他们像我上面所描述的，把种子种在柜子里，他们肯定就能成功。如果运送的距离太过漫长，他们可以把种子播撒得稀疏一些，不要太密。

我照看的这些植物都已经做好上路的准备了，印度政府通知我们，我们可以于三月25日搭乘一辆小火轮船沿河上驶，最远可以到安拉阿巴德。这个季节，正好是印度的旱季，胡格利河的水位都很浅。 所以我们必须沿海下驶到河口，然后横穿孙德尔本斯三角洲。这个广袤的三角洲从孟加拉湾西侧的胡格利河开始，一直延伸到孟加拉湾东侧的吉大港[1]。整个三角洲被切割成数百个岛屿，有些岛屿看上去是被海水侵蚀而成，有些岛屿则是因为纵横交错的河流切割陆地而成。这些纵横交错的河流都是恒河的入海口，浩瀚的恒河就是通过这些入海口把自己的河水泻入孟加拉湾。

孙德尔本斯三角洲茂密的植被让我非常吃惊。树木都很矮小，看起来像灌木一样。它们都生长在水边，很多树枝都低垂到水中。在很多地方，地面都很低，在涨水或春潮的时候，它们几乎都全被淹掉了。

三角洲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无人居住， 孟加拉虎就在它自己这片王国里无拘无束地的生活。据说，有些穷苦的砍柴人会坐船到这儿来砍柴，尽管他们也会采取很多驱虎的手段，他们还是经常被老虎叼走。有个和尚就经常被人用船带到这儿来，他的任务就是到岸上砍柴的地方，施展一些驱虎的法术，但这通常起不了什么作用，下面要讲的这段奇闻就是一个例子。有一只小火轮船，在经过孙德尔本斯时，正好没有燃料了，这之后不久，一位军官登上了一艘柴船，希望弄到一些木柴，好让火轮船能够继续航行，开到最近的煤炭码头去。可怜的砍柴人死死请求军官，希望能够留下这些他花了好些个星期才弄到的柴火，为了得到这些柴火，他已经失去了六个伙伴了，这六个人都是被老虎叼走的。“怎么回事？”军官问，“难道你没请和尚来做法术驱虎吗？”“哎呀，那是没用的，”砍柴人说，“老虎第一个叼走的就是和尚。”

小火轮在这些狭窄的水道中穿行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鹿群，安静地在林边吃草。这些鹿看起来非常驯顺，我们可以来到离它们很近的地方，直到它们被小火轮惊扰走散。

离开加尔各答后的第五天，我们驶进了恒河的主航道。在介绍印度的材料中，河两边的城镇都经常被人提到。 所以我也许只需要提一下，我们依次经过的较大城镇有巴特那, 达纳布尔[2], 加济布尔[3], 贝拿勒斯[4], 米尔扎布尔[5], 最后我们于四月14日到达了安拉阿巴德。亚穆那河[6]就是在这儿汇入恒河，但两条河在安拉阿巴德城堡以上的河段都不适合火轮船航行了，所以我们只好上岸，从陆上继续往萨哈兰普尔[7]前进。所有的茶树都被搬到岸上，放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直到上路的准备活动都安排好了。娄则先生，政府派来负责处理此事的专员，他显得很着急，希望安排好一切，把所有这些人、植物等安全、快速地送往目的地。我也要感谢政府代表瓦丁顿先生，他认真地听取了我的建议。

中国人以及他们的财物，茶树和制茶设备，一共装了九辆大车。因为每天只能找到够拉三辆大车的公牛，所以最后决定，在这个月的16日发三辆车，17日发三辆，剩下的三辆则在18日发出。我坐着一辆政府的马车于19日晚上离开安拉阿巴德，因为我的速度较快，所以从安拉阿巴德到萨哈兰普尔, 这一路上我可以多次巡查上述三批人、货。

所有人、物都按时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然后移交给西北邦植物园和政府茶园的主管詹姆森博士。打开柜子的时候，所有茶树都长得非常好，柜子中一共有不下12838棵茶树，还有很多还处在萌芽阶段。尽管经过了从北部中国开始的长途旅行，中间又不断转换运输方式，这些树苗仍然绿油油的，生机盎然，就似乎它们一直长在中国的山里面没有挪过窝一样。

我从中国带来的制茶工人都安置在一个农场里，给他们分配了很好的房屋和花园，为了帮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安顿下来，一切能做的都给他们做了。在我离开包里[8]的那天早晨，这些离乡背井的都早早就起床了，穿着他们的节日礼服来跟我道别。他们交给我一大堆写给他们中国亲戚的信件，请我帮他们把信件发出去。他们也送给我一件小礼物，希望我把它接受下来，一路上我好心照顾他们，他们很感激我，这是他们的一点小小心意。这个礼物我当然是拒绝了，我告诉他们，他们现在正做着的工作，是我一直梦想要实现的。这时候离开他们，我感到很抱歉。我们在一起旅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直都很信任我，把我看作是他们的领导和朋友。而我自己对他们也很友好，我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让其他人尽量友好地对待他们，从我开始聘请他们一直到离开他们，把他们留在这山间的新家，我从来没有惹他们生气过。

我现在收到印度政府的命令，让我到西北邦的茶园去考察一番。这些茶园都位于马苏里[9]和莱尼托[10]之间的各座山里面，占地总计达八百英亩。总的说来，这些茶园运营得都很好，有望获得极大的成功。四面八方都是适合栽种茶树的土地，可是现在，不论是对当地人而言，还是对于政府，这些土地都没有什么价值。

今天，当喝茶变成英国以及它那广袤殖民地人们的生活必需时，大规模的、成本低廉的茶叶生产就不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了。对于印度当地人来说，茶叶生产对他们自己也是意义重大。这些可怜的帕哈里[11]人，或者说山区农民，他们目前连日常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更不要说什么奢侈享受了。他们地里出产的粮食，运到最近的市场去卖， 所得连运费都抵消不了，更别说赚到钱去买什么日常必需品或者稍微奢侈一点的东西。他们只有一条普通的毯子，白天用它当衣服蔽体，晚上用它当被子取暖，他们的房子只是一间泥巴糊成的土屋，遇到恶劣天气，这样的房子基本上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庇护。如果这儿的部分土地能够出产茶叶，当地人不仅可以向市场提供一种价值不菲的商品，他们自己也可以喝上健康的饮料。和茶叶的价值比起来，它所占的体积是如此之小，运输费用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当地人就可以找到赚钱的办法，让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得更舒服一些，更快乐一些。

如果对上面所说的有疑问，我们只需越过印度的边界，看看中国的情况就可以明白了。在中国，即使是按照最严格的意义来讲，茶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之一。中国人从来不喝冷水，他们讨厌冷水，认为它有害健康。从早到晚，他们最喜欢喝的就是茶了，他们喝的茶与我们的有所不同，不加牛奶和粮，只是用白开水把茶叶中的草本精华泡取出来。熟悉中国人这种生活习性的人都很难想象，要是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茶叶，这些中国人该怎么办。我敢断定，如果能推广喝茶的习惯，一定会让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健康、更舒服。

印度人的生活习惯与中国人有些类似。这两个国家的贫穷家庭都很少吃肉类食品，日常生活以大米和其它粮食作物及蔬菜为主食。既然情况是这样，对印度人来说，让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培养喝茶的生活习惯也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为了让他们喝茶，那就一定要有廉价的茶叶让他们喝得起茶，印度人不可能买得起四到六先令一磅的茶叶，如果是四到六便士一磅还差不多。这个价格要做到并不难，只要他们在自家山地上种植茶叶就可以了。如果这能实现，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实现不了，那么印度人民就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同一般的福利了，能够把这种福利提供给治下的老百姓，每个开明政府都会为此而感到骄傲。

种植茶叶当然是排在最重要的位置，但中国这个植物王国里的其它一些植物品种也不容忽视，如果能把这些植物品种也引进过来的话，那么印度人民的生活就要大大改善了。比如，有一种果树，学名叫毛杨梅，喜马拉雅地区有其野生品种。在中国，这种水果有一个非常好的品种，与印度品种比起来，就好像苹果与野苹果，两者相比高下立判。中国人很喜欢这个品种的水果，如果印度北部的人民也能吃上它的话，那不啻为一种享受。我们英国的樱桃、栗子、品种较好的梨子，都应该不遗余力地引进到喜马拉雅地区来，在阿尔莫拉[12]，气候与英国差不多，这些水果都应该长得很好。

中国北部的某些竹子品种，特别是产茶区寺庙周边常见的那种又高又细、竹干笔直的竹子，引进到喜马拉雅也会产生很高的经济价值。在加瓦尔邦[13]和库马翁邦[14]，这样的竹子在市场上都很紧俏。

到达莱尼托后，我受到了琼斯上尉很周到的招待，他让我住在他的房子里，直到我动身前往密拉特,在我回加尔各答和英国的途中，我要在密拉特停一下。莱尼托是我在喜马拉雅看到的最美的地方之一，风景优美的湖边全是林木茂密的高山。环绕湖边修了一条很美很宽的道路，山坡上则散布着当地人的房子。湖面上每天都有双桅帆船和游船来来去去，站在高处看下去，此情此景，让人觉得非常美妙，非常神奇。从我所站的一个位置看出去，可以看到湖水，四周高山的缺口中，可以看到延伸到远方的印度平原。平原上空有大片大片的云彩，可是这些云彩的高度还是比湖面所处的位置要低得多，湖面上的小船实际上在一个比这些云彩还高的水面上划来划去。

7月28日，我离开了莱尼托，前往平原地区。巴腾先生陪着我走到山下我们要参观的一个小花园，在那儿我们吃了一顿早餐。这儿的风景非常荒凉、壮观，难以笔墨形容。在我们身后是高低不同、形状各异的的大山，面前则是一望无际、无遮无挡、一座山都看不到的印度平原。

巴腾先生现在离开我，回到他山中的家里去了，我也踏上了回乡之路。我路上顺道参观了著名的德里城和阿格拉城。于八月29日到达了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我与法尔康内博士一起住在植物园里，直到开往英国的大火轮船准备好了让客人登船我才离开。

九月五日， 我有幸第一次在印度看到王莲开花，在植物园里的一个水塘中，这株王莲长得非常繁茂，毫无疑问，它很快就会成为印度花园中的一大景致。正如我们的日不落帝国敬爱的女王一样，以女王名讳命名的王莲也必将成为花中之王，称雄各地。

[1] 译者按：今属孟加拉国。

[2] 译者按：原文DINAPOOR，现在英文名为Danapur。

[3] 译者按：原文GHAZEPOOR，现在英文名为Ghazipur。

[4] 译者按：原文BENARES，即今天印度的瓦拉纳西。

[5] 译者按：原文MIRZAPOOR，现在英文名为Mirzapur。

[6] 译者接：原文Jumna，又译做朱木那河，中国古代则将其译为阎牟那河。

[7] 译者接：原文SAHARUNPORE，现在英文名为Saharanpur.

[8] 译者按：原文PAORIE，现在英文名为Pauri

[9] 译者按：原文MUSSOOREE，现在英文名为Mussoorie

[10] 译者按：原文NAINEE TAL， 现在英文名为Nainital.

[11] 译者按：帕哈里族人，主要分布在尼泊尔和邻近喜马拉雅的印度山区。

[12] 译者按：原文ALMORAH，现在英文名为Almora

[13] 译者按：原文GURHWAL，现在英文名为Garhwal，英殖民政府时邦名，现为加瓦尔专区（Garhwal Division）。

[14] 译者按：原文KUMAON，英殖民政府时邦名，现为库马翁专区（Kumaon Division）。

版权信息

书名：话语的长城：文化中国探险记

作者：(美)苏源熙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ISBN：978721420006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出版说明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献给Paul和Didi Farmer
致谢
1 导论：团队旅行以及各学派间游荡

2 等效的工作坊：耶稣会士对中国重构中的翻译、方法和中介

3 书写的威望：文、文字、图画、图像、表意文字

4 总是多重的翻译：或汉语如何失去了语法

5 没有一个时刻如同当下：中国研究中的当代性范畴

6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概述及若干疑问
7 括弧之外（那些人曾是一种解决办法）
8 结论 艰难的一寸
索引
译后记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献给Paul和Didi Farmer

一次又一次，那艰难的一寸之上

矗立着巨大的空间之门

一次次，从令人信赖的思想中

迸发出不可靠的体系……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尤利西斯的航程》

心，是一片汪洋，万物各从其类，

在心海中辨出自身的模样

——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花园》

物相杂，故曰文

——《易经·系辞》

信息是我们在适应外部世界时与之交换的内容，

并且使得我们的调整能够感觉到其自身。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人有人的用处》

致谢

68—69页和110—111页中的插图来自耶鲁大学内的拜内克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以及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第二章：我要感谢Roland Greene，Hent de Vries，Sam Weber，Bill Rowe和Neil Hertz，他们给了我机会让本章的较早版本面对读者，并使我从中受益。这个较早的版本以“In the Workshop of Equivalences”为题收录于“Hent de Vries and Samuel Weber，eds.，Religion and Medi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第三章：本章的较早版本于1994年3月在波士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年会”上宣读，那个分会场的主题是：“文：中文语言和文字的本质”，完整版发表在Sino Platonic Papers第75卷（1997年2月）。张隆溪是那个分会场的主要组织者，我与他就这个问题曾经有过多年的讨论，并且获益匪浅。我还要感谢Pauline Yu（余宝琳），Justine Stillings，余国藩，欧阳祯，Thomas Hare，Stephen Owen（宇文所安），Lionel Jensen，Martin Svensson，James Marshall Unger，以及其他几位匿名学者提出的评论和建议。特别要感谢Sino Platonic Papers的编辑和出版人Victor Mair，允许我把本文引用在本书中。

第四章：本章的较早版本首次发表在“Lydia Liu（刘禾），ed. To- kens of Exchange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p. 107-123”。我非常感谢Lydia Liu，Ken Wissoker，Q. S. Tong的评论和建议，也要感谢杜克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出版修改后的版本。

第五章：Steven Shankman，Stephen Durrant，Hyong Rhew，Anand Yang组织的论坛使我能够发表本文的一个较早的版本，并且面对严格的听众。本文的较早版本收录于“Steven Shankman and Stephen Durrant，eds.，Thinking Through Compariosn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感谢SUNY Press允许我在此重印发表本文。

第六章：本文的大部分发表于“Wen hsin Yeh，ed.，Cross Cultural Reading of Chineseness（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2000），pp. 128-158”；其余部分是为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联合建立的东亚研究中心1999年6月举办的会议撰写的。感谢Wen hsin Yeh（叶文心）让我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扩充成这篇文章，感谢Tim Brook邀请我赴加拿大讨论记忆和压制的问题；同样要感谢伯克利东亚研究中心允许我重印本文。

第七章：本文的一个较早版本见于“Modern Language Notes 115（2000），pp. 849-891”；感谢编辑Richard Macksey的鼓励，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允许本文重新发表。早先的版本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比较文学研讨会上报告过，感谢Anthony Yu（余国藩）和Michael Murrin；还在Ivo Smits和Michel Hockx于1999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组织的“文学/理论/中国/日本工作坊”中报告过；本文还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文中心的研讨会中报告过，感谢Neil Hertz和Michael Fried。其中的一部分还发表于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感谢他让我能够用另一种语言重新思考我的想法。我要感谢Marilena Ruscica对本文中引用的俄文所作的翻译。

本书修改于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愉快的访问过程中，感谢郑锦全教授和张隆溪教授。本书的两位匿名评审给出了很好的建议；John Ziemer是一位严格的批评者和忠实的编辑，是作者最渴望得到的那种合作者。Janet Russell帮助我编辑了本书的索引。我的学生们对本书也做出了大量的贡献，而绝非只是问一些令人恼火和不相干的问题。感谢耶鲁大学拜内克图书馆、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馆员给我的帮助。Brown与Radway家族给斯坦福大学的捐赠使我能够进行我的研究。我需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在此我想感谢以下诸位学者，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获益匪浅，他们是Bob Batchelor，E. Bruce Brooks，Taeko Brooks和“战国经典研究小组”；Chris Bush，John Cayley，Nahum Chandler，Charles Egan，张灏，郑培凯，Lothar von Falkenhausen，Paul Farmer，Tom Hare，Roger Hart，Eric Hayot，Tim Lenoir，Mao Liang，David Porter，David Quint，Boris L. Riftin，Teemu Ruskola，David Schaberg，Helen Tartar，汪晖，Steve Yao，赵毅衡。

1 导论：团队旅行以及各学派间游荡

单独去博物馆的游客们有各种理由讨厌那些旅游团。他们大声喧哗且行色匆匆，在每个房间里，他们只看那些最有名的画，他们总是挡在你和正在欣赏的作品之间。更重要的是，你很难忽略他们。一个严肃的参观者知道如何对这些人视而不见（在严格意义上的博物馆出现之前，莱布尼茨曾将这一状态描述为“就像整个世界中，除了上帝和我什么都没有”）。你可以在人流之外耐心等待，然后回去继续欣赏。熟练的扒手能告诉我们一般而言哪种行为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力，是集中精力在一件艺术品上，还是尽力忽略一个熙熙攘攘的团队？

仅仅关心感知者和感知对象之间关系的认识论就像是那些成功地屏蔽了人群的参观者，而我则想请诸位设想一个更容易走神的感知者。为了能够跟上他的感知过程，我们既需要努力追随他作为一个单独的观察者所注目的艺术作品本身，与此同时，还要关注其他观察者的存在不断侵入他的意识的方式（这常常令人不快）。这样一来，其他主体的行为和他们的感知（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真实参与的）都将会被带入到对感知是什么的描述之中。同样的情形可以用在文学领域中，这样的论述可以用来考察翻译、阐释、运用以及文本的日常使用，这些行为都不仅仅拥有一个单一的观察者，而是牵扯到多个主体。

本书考察的是中国作为知识对象的历程。但是，这里对于所谓知识的论述，不是以对象为中心的（object centered），而毋宁是边缘化的、相互影响的和中介化的。[1]我们现在已经广泛接受了人文领域内的知识不是简单的和客观的看法。我们的阐释并不新鲜，而是分为不同层次。无数的例子表明，语境产生的压力、思想学派的影响、无意识的偏好、类比推论、社会偏见等都会使我们远离事情的真相。问题在于，接受了这一前提之后我们该做些什么。

在中国研究领域中，“主体性问题”（姑且这么说）表现为具体的、随历史变化的形式。像很多人一样，我之所以被吸引到中国研究的领域，是因为我不满于当时所接受的孱弱教育，并且在这领域中看到了充满希望的新兴知识学科。我不得不暂时搁置那些习惯的词语和固定的思维方式，并在一种新的语言中学着去理解——重新学习究竟何谓“理解”。这种抛开一切前提的举动，与宗教修行、荒野露营以及笛卡尔的哲学计划一样，皆属于否定性的思维模式。这不是要“成为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如何克服本能的自我中心的问题，恰如孟德斯鸠之问：“想成为波斯人，这如何才是可能的？”[2]这不是要等同，而是要试图区别；夸张一点说，这是改变语言和语义经验条件的实验。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发现“搁置”的态度在成为（不管何种程度上的）文化双语者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和意义。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也是必要的。

对于知识的中介性的意识，在中国研究领域中也已经为人熟知，但主要被看作是需要加以防范的危险。中介展现为各种先入之见和偏见，比如西方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共产主义的、帝国的、学究式的、现代性的等等。关注中介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它，因为它总是被当作一种阻碍。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其论证或可采取以下形式：孔子不知道某事（X）；因此一切默认孔子与此事（X）相关的解读，都是无法成立的非本真解释。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份流传已久、层次繁多，并且经历过多次转手和挪用的文本时，这样的历史批评是必要的；然而，我想指出这种批评态度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副作用确立了很多传统中国研究的基调。自我（常体现为不经意的年代错乱，譬如前文提到的“孔子与X有关”一类）是一大障碍，转换思维方式的实验，恰恰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否定自我。这种凭中介化而获取知识的模式，亦非现代人独有的问题。中国历史的传统叙事者常常是些并不可靠的导游，他们就像参观中国大陆的旅行团被迫安排的领队一样，带领人们去参观那些精心挑选的纪念物以及在某种主题引导之下的注解。因此，读者们处境艰难，他们被预先警告要提防那些“自然而然做出的”阐释，而又要对那些按照旅游组织者的需要而设计出的“波将金村”保持怀疑态度。

对于中介的这种不信任因为两个因素而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是某些躲在幕后幽灵般的东方学家们宣称现代中国人跟他们过去的传统毫不相干，另一方面很多现代中国人无法设想非中国学者能够对于中国说出任何有价值的看法。（我怀疑一定有很多本书的读者，受到这些想法的影响，会觉得我的这本书也犯了那些外国的或者现代的中国观察者们因其是外国的和现代的必然会犯的错误。）这使得他们有理由采取一种带有攻击性的谦卑态度，只去关注某一个文本，并让自己成为它的代言人。因此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学者认为最有说服力的学术范本就是将一个真实的文本忠实地翻译成现代汉语或者别的语言。

不管怎样，在本书中，我采取的观点是，我们总是处在中介之中，这一中介就是我们的本真性——无论“我们”是谁。（在我看来，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的困境仅仅说明了一个普遍的处境。）为了让这一观点更加可信，我要在各个地方找到中介。这并不那么困难，如果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缩小到一定程度，在那里语言、文化和历史都将渐渐隐去它们巨大的身形，以前阐释中的种种琐碎细节将渐渐凸显。让我们将那些宏大的范畴放到被告席上，而用它们所（并不完美地）掩盖的差异来衡量真实性和同一性。对话是个人语言（idiolects）之间持续不断的翻译过程，而翻译则变成了语言的通常状况；正像每一个懂双语的人都知道的，翻译既是移置（transfer）也是易变（transformation）。我们都可以回想起最简单的翻译行为中的那种回环往复的状态。为了正确地翻译一个句子，你必须要唤起许多外围的知识：察觉它的言外之意，察觉这个文本的织体，察觉读者可能会被误导的诸多歧途。将两种语言拿到一起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有一种力量的平衡：“这个词有点重，我需要一个没那么过分的词，但是另一种可能性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既然这样，让我们重新回到原来的那个词，看看是否还有什么言外之意。”有时候即使一个词比较准确，我还是会因为它不是我常用的词而犹豫不决（在我译出的这个语言中，谁又是这个“我”呢？）。所有这些工作都是社会性的，如同我们在躲闪或者直面可以预见的他者，在各种可能的结果中踌躇推敲。外在的人群是种干扰，因为它始终与内在的人群进行着竞争。

这项工作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社会性的：在翻译中，我们援引并且创建起相互理解的网络。这些网络需要在某个时候建立起来，并且持续下去。一旦某个词有了一个恰当的翻译（让我们想一下相对较为确定的单词“space”和中文“空间”的对应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对应的合理性需要经过持续不断的微调，就像在原初的语言中，这个词的含义在也会因为出现在不同的组合、语境和区分之中而不断调整（space heater，“空间”加热器，personal space个人“空间”，spacewalk“太空”行走……）。如果语言间有着大量的交流，那么词语之间这种确定的对应性本身就可以成为调整的源头。试想一下“空间”（space）这个词过去三十年间在英语中变得越来越普通的比喻意义上的拓展，以及其中又有多少被当下的中文在特殊情境下接纳，例如：学术论文、电影专栏、房地产广告和现场连线的综艺节目。设想一下各种社会角色在使用“空间”这个词表达他们的想法时的方式，人们不仅用它来表达几何或物理上的含义，而且还用来表达主体的自主性和人际间的联系。任何两个在翻译中等效的词语都拥有一个能够容纳它们含义的小空间，一旦超出了这个焦点，它们的意义就会不确定地和独立地扩散开来。翻译是一种在关系网络的诸多节点之上建立起来的关系，因此即便是对于一个词来说，翻译也是充满偶然性的，我们要让它发生点什么。翻译绝不是简单的、永恒的和唯一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翻译是任意的或主观的。它是复杂的，这恰恰是因为它总是中介性的、边缘的和相互影响的。

研究者们设计出来论证翻译的不确定性的某些情境，似乎将会导向任意性的结论。蒯因（W. V. Quine）设想了一个原始部落的土著人面对某种（嗯，谁能确定是什么）刺激喊出“Gavagai”的例子。在做田野调查的善于观察和反思的语言学家脑中会立刻闪过几个念头：他在说“兔子”，“这有一只兔子”，“现在我们看见一只兔子”，“瞧，兔性又出现了”。但是他意识到英语中等效的句子中的名词结构已经令他习惯性地将某种关于数量和同一性的概念归于被翻译语言的概念体系中。土著人真的是那么想的吗？正如蒯因所说：“障碍仅仅在于：任何词语、词组乃至理论间的跨文化关联，都只不过是诸多关联（只要经验上能说得通）中的一种，无论它是在历史演变中显示出来的关联，抑或仅仅是相似而已。对于这样的一种关联，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或错误的东西。”[3]即便有这个重要的限定语“唯一的”，蒯因提出问题的方式也和绝大部分翻译发生的社会世界大不相同，因为人们总是关心翻译的产物，并且需要判断它们是对还是错。他们不断重复地斟酌、讨论，修正这些翻译。考虑到翻译可能的接受者，以及假若这个翻译问世后会带来什么结果，这些都纠正着我们认为翻译是随意的或无足轻重的简单想法。不过，如果将那些被命名的对象和一系列可能与之等效的名字看作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一切就都不会实现。翻译并非是不确定的，只不过是“由他者决定的”（other determined），它不完全取决于狭窄的语言学或认识论对于翻译的定义。考虑到翻译社会性的一面并不意味着反对翻译在知识论上的合法性，以及它在沟通上的能力，而只是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所做的要比简单地把“Gavagai”和兔子的出现联系起来复杂得多。[4]

将翻译定义为不同语言之间等效词语的替换，对应着将知识描述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关系；将翻译理解为不同语言之间各种可能的意义行为之间的协商，则对应于描述认知本身带有的主体间性和中介性特征。这两种视角之间未必截然对立：对于翻译和认知的多元性理解可以将二元化的理解当作其自身的一个子集，或者某种片面的理解，或者是某种必然产生的错觉。这正是我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语境中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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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可是我们常常因为忽视了那些边缘的维度而把它看得太过简单。当我们试图对某些久负盛名的文化对象，甚至对整个社会做出解释时，边缘的兴趣会变得更为凸出，更难忽视。跨文化境况下，曾产生过若干“实践的共同体”，其知识常常被指责为太过边缘、太关注自我，是一种太过执着于自我确认的信念体系。想想那些肩负着复杂使命的中国通们，或者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中所描绘的那些学者和决策者：在侨民圈内部，“完整的经验……包括他们自己完整的历史、烹饪、方言、价值以及比喻的体系或多或少地将他们与拥挤的、充满矛盾的（环绕在他们周围的）现实区分开来……并且自我延续下去。”[5]反对东方学的观点中，有一些认为它完全是把一些观点用重复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建构了一个如此紧密的共同体，以至于没有任何新知识可以渗透进去（这正是萨义德对它的指控）。[6]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被环绕在它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如果这就是边缘的、中介化的知识，那么也就毫不奇怪，即便是谈论我们了解中国的非中国语境都会被看作非常不妥。事实上，首先出现的念头就是，这种探究只能是一种批判。这样一种历史给出的预设，看起来对任何预设都非常不利。

中国的生活永远充满魅力，吸引着我的目光，但是，我还是会去偷瞄一下那些中国的观察家们。本书要批判的并非是人们从属社会网络并被其所影响（这并不是什么过错，即便会影响客观性），而是我们习惯于无视这些社会网络的存在。因此，本书并不是要攻击任何东西，而是尝试用更加全面的视角来取代原来较为局限的视角。我反复强调的困难是，我们将自己的理解放错了地方：我们以为在面对事情自身，但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仅仅是事情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样子（那些我们与之对话的人也是一样），其中加入了很多源于我们自身的东西。当然思考的主观性并没什么错，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常常自以为不是这样。（此时，倘若我为论证笛卡尔的主体论已无人相信，而写下一段哲学清谈，这解决不了丝毫问题；它顶多是像一纸法庭判决，只是剥夺了读者继续追索的权利，却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遇到另一个例子：当我们把休伦语（Huron）或中文中的句子翻译成拿腔作调的洋泾浜英文（Pidgin English）时，我们并不是在呈现那个句子在休伦人或者中国人听来是什么感觉。相反，我们是在通过扭曲英语来展现休伦语或者中文在我们（说英语的人）听来有多扭曲。这个练习可能很有用，能够说明一些事情（比如英语的界限？），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这就是休伦语或者中文本身，我们就给原本不受主体性影响的现实状态增加了翻译中所带来的交互主体性的影响。在我看来，在“中国”（且不说“中国学”）名下散播的大量知识都被这种表象损害了，它错就错在脱离了语境。通过重申知识的这种相互的、中介性的重塑效果，我们可以对于那些相互关联的一系列事物有更充分的知识，而假如认为现有的诸多说法已经足够充分了，那么我们就只看到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中国学领域中，承认（也经常是哀叹）主体性影响的方式往往太过于简单僵化。文化差异的经验，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让我们考虑到说明我们判断时的那些主观偏见，这些判断不仅是关于对和错的，而是关于到底有什么东西本身。然而，即使只是试着说出我们的偏见，也会让我们陷入一个扭曲的循环之中：我们用来表达自我认同和偏好的那些东西，不是源自真实的自我，而是源自我们的自我概念。而这又相应地依赖很多更为深层的偏好（其中也包括对于真诚的偏好）。说出我们的偏见和偏好，只不过是我们和世界沟通的更进一步的要素，远不是沟通本身。我们总是由他者那里，才能认识到自我的同一性和集体认同。那么为何我们会设想自己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作为主体呢？不同类型的集体自我性，无论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强制的还是自愿的，都只有经历长久的相互对话和说服才会出现。因此，集体认同只能通过重新回溯建构时期的一系列沟通，才能够被重新唤起，只要我们的首要兴趣不是为了结束对话，就要去研究这些沟通。“从属于”不意味着可以将人与交互主体性的反馈循环隔绝开来，它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互动，为的是抑制这种反馈循环，而它是否成功则取决于其他的社会决定因素。解决的办法在于将各种事实看作是互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知识的证据或假设。实际上对于互动最完整的再现已经包含了我们所谓的知识（不仅是关于自我的知识），这是一个更大领域的结果造成的影响之一。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些，需要的工具就是问号，而非句号或者感叹号。

正如历史学家们常说的：“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是那些在我们的记忆中持续发挥着作用的事物的历史。[7]虽然这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提醒一下仍然有其意义。无论研究什么对象，同时也是在研究我们对于它的看法。弗洛伊德（Freud）从他的病人身上学到的很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无论他们的心理创伤多么根深蒂固，多么有力地压抑着他们对于记忆的描述，他们记忆中的过去仍然是当下的创造：无论他们关于这些过去感受到的真实性如何，它们或多或少都是当下心理分析情境建构的产物，并且在与弗洛伊德博士的沟通中呈现出某种意义。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被理解为“移情”的副产品，在精神分析的一个时间段中添加给貌似主体的关系；它们证明这些病人努力想成为一个“好”病人，尽力展现一个理想的自我，是他们试图拒绝对话或是控制对话的标志；它们都是给弗洛伊德博士，而非随便任何人的礼物。假如它们被看作来自过去的原始素材，拥有极大的解释价值，这一分析（以及整个精神分析的历史）都会变得非常不同。[8]弗洛伊德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努力表现成一个科学家、一个专家，掌握了答案并且拥有超凡的发掘真相的能力的人，总之是一个合格的客观的认识者，这也许有用，但是弗洛伊德也不得不与自己的反移情斗争，也就是他自身的介入和对这种关系的扭曲。“潜意识中，每个人都有解释他人潜意识的表达的能力。”[9]

我对精神分析的了解不多，因此只能仅止于使用这个隐喻，但是，要将他人的过去当作实际发生的事件来重新理解，只能通过现在时的我们共同参与建构的互动才能实现，这一事实无疑是一个冲击，使我开始说明在翻译、阐释以及批判这些活动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过去和他人，我并不持不可知论；相反，我希望能够把关注的目光先放在我们周围切近的事物之上，这样一来，遥远的事物将自会向我们呈现。接下来的一章将会涉及到另一个类似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确定中国和西方的“意义”这个概念的差异是什么并不重要，我们更关心这个问题是从何而来的，谁使得这成为一个问题，以及该去何处寻找答案。事物开始产生意义不是因为其本身，而是各种关系的符号，甚至是更深层的关系之间的关系（在另外一章，我会讨论耶稣会士翻译中文的策略，也就是他们研究中国的方法[ratio studiorum Sinicorum]，这些策略在他们结交的那些少数异端士人群体的影响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翻译（übersetzung）是一种移情（übertragung）；在目标语言的语义学接受和重塑被翻译语言的意义上（也就是“洋泾浜效应”），它还产生了某种反向移情（Gegenübertragung）和反向翻译（Gegenüberzetzung）的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困扰着意义的稳定性：作为译者，耶稣会士在一段时间里让中文变得不再是中文，但是很快就影响了其他的中文表达，至少就当时与他们交流的小团体而言。考虑到精神分析对话中的内容和风险，我以之作为主体和客体共同构成的模型。

如果我们习惯将知识看作某种权力力量（作为我们支配一个对象的证据或者获取它的手段），这种知识常常会让人感到毫无用处。从战时就开始进行第一代电脑研究的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认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知识是无法测量的：

一门精确科学的所有巨大成功都是在这样的一些领域里得到的，在那里，观察者与现象可以高度分离。……我们在社会科学中不得不考虑一些短期的统计游程，我们也没有把握断定我们见到的大部分东西是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产品。对股票市场的研究很可能把股票市场弄糟。我们不能成为好的研究者，因为我们同我们的研究对象太合拍了。[10]

研究的合拍和不由自主的人为因素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反移情”和“移情”。

乔治·德弗罗（Georges Devereux）提出专业研究中的隔离法来应对如此大量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导致的焦虑。然而，这注定要以失败告终：主观性的介入只能被忽视，不能被彻底排除。排除干扰的理想，也就是那种描述异己之物的时候不带任何偏见的状态，也许是人们在接受萨义德的《东方学》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更出乎意料的结果，这也源自同样的焦虑。但是，羞愧远远不是处理焦虑的唯一办法，更不是最好的。（东方学作为一个学科中出现的改名换姓、抛弃旧友的方式，无疑源自某种程度的羞愧）。德弗罗在他的精神病人种学著作中这样评论道：

谴责我们在实验室或田野中出现对于观察对象产生干扰或者质疑行为观察的客观性都没什么用，我们应该用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并且从中发现有何积极的洞见是其他方式不能给予我们的，也就是我们从观察者（他和被观察者一样重要）的出现对于对象形成干扰而得到的东西。[11]

对于德弗罗来说，这意味着去观察他者，始终关注他的观察过程，并且努力揭示因他给观察对象带来的影响，以及它们对他产生的影响。“对于所有的行为科学来说，反移情比移情更关键，因为经由移情作用得到的信息同样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但是反移情的分析能提供的东西则是独一无二的”。[12]正像他令人难忘地说的：“每一次用老鼠做的实验同时也是对实验者自身的实验。”[13]

不要忘了大量对于“非西方人”的研究都假定并且不断强化的诸多不平等的权威和控制（人当然不是老鼠，但是可以有各种分类方式把人置于同样的境地），我会重新考察很多并不令人信服的老鼠实验，但是它们被很多老鼠科学家当作成功的。我的方法会带来某种视角的转换：如果一种研究方法不能得出值得信赖的结论，我会希望同一个研究是否可以被重新提问，以提供另外一种类型的知识。“获得与事实相一致的研究结果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方式，就是直接面对研究的复杂性本身，把这个困难本身当作最基本的数据。不仅不回避，而且尽可能地利用它，不是解释它本身，而是当作对于那些表面看来更加简单的数据的某种解释。”[14]

这是一种要求自我意识的反思性方法，但是这种反思方法难道不是加剧了在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这不正是早期研究中的问题吗？如果我们不研究中国，而去研究汉学，我们能获得什么呢？在如此狭窄的领域中展开研究，会把自我关注和自我意识混为一谈，但是，知识的关系模型应该让我们对于周围的世界了解得更多，而不是相反。

美国的中国研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跟研究对象彻底分离，并且试图无视这一情况，而非关注实际上自我和他者之间（这里指的不是“物自身”，而是作为互相作用和重新聚焦的反馈循环）总是有着的紧密接触。作为对这些预设的有意识的回应，本书中的每一个研究都由一个传统问题出发，并且尝试重新表述它。这些重新表述是主观性的或者反移情的，但是我希望这并不是意味着我首先关心自我。在我看来，一旦我们了解了如何在与第三方的互动中寻求移情的维度，这便会对于获得更全面的解释充满启发、有所助益。这种视角对我尝试重塑并且批判早前的研究者带入某些问题的智识态度帮助极大。

读者可能会发现，本书试图与中国研究中某些重复出现的主题相妥协——既接纳这些主题，也接受其重复性。这不应被看作是与“汉学”的对立；我充分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无论多么不完美）都受到过去的汉学家的影响，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汉学”这个概念，若仅指努力通过作品、文献、人工制品和访谈等对博大的中华文明加以认知，则无可指摘；但若以汉学一词专指“外国人”的中国研究，而对国别或民族作出特别的限定，请恕我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否定汉学即意味着否定跨文化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跨文化研究总是客观的和有效的。

本书亦不拒斥“理论”（以避免另一种可能存在的误解）。我必须老实承认自己并不知道“理论”意味着什么。基于一些在历史上彼此联系而又常常彼此冲突的研究、论证和实例，我就理解文学文本和其他人工制品的方式提出了若干问题。我并不是要草率地宣称，对于中国的对象来说理论是错误的或不适用的。我的目标是寻求一种更基本的概括。我时常追问，不同文化间进行相似类比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为此，我常对不同文化间或同一文化中各要素间相互接触的时刻予以经验层面的重构，但如果仅凭这种追问就断定“历史”战胜了“理论”，就是过于自负了。历史性地看待问题能够打破理论研究中的平衡，就像理论的进路可以打破历史研究中的平衡一样。无一例外，我所经历过的诸多研究个案教给我这样的道理：在丰富的材料基础之上，展开包容性的思考，这是一件必须克服的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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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后面的章节中研究的观察者们是在中国这片山水中徜徉的漫游者们。这不仅是指空间意义上的中国，也是想象中的中国，这片被大海、群山、河流、围墙以及语言环绕的国土。在杜维明看来“文化中国”包含三个部分：历史上的国土本身（目前正经历不同的命运）；海外华人社会（很多已经经历了几代人）；第三个部分是最为无形的，包括那些进行有关中国的研究或写作，与中国有着贸易往来以及外交关系的群体。[15]人数上的统计表明这三个部分之间的巨大差异：第一部分大致包括超过12亿的人口，第二部分大概有3600万人，至于第三部分如果不包括前面两个部分中已经被算进去的人的话，大概只有几十万人。

我的讨论与“文化中国”三个维度间的关系以及各维度的内部关系相关。它们必然总是翻译的关系，以及与他者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将“中国”的人、文本或者传统与那些非中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每当“中国”和它的各种反义词出现，总是指某些特殊的讨论，与某些文献、事件以及立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讨论中总是有几种立场可供身处不同位置的观察者们用来研究所谓的“中国”。在我看来，成为中国人不是那么简单，甚至不是一件单一的事情，显然对于“非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样。当然成为中国人并不妨碍你做一个好学深思的中国观察者。

无论如何，读者们将会遇到大量的诸如“我们”这样的词，并且会从上下文中发现，如此表述的人正是由外部进入中国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有两点原因需要解释一下（因为它们不是自明的）。首先是因为诚实的需要：这本书是一个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写的，没必要隐瞒这一点。其次是为了采用一个角色，并且使得其前后不一致，以便日后可以将其颠覆。为了实现这一点，我需要首先进入它。我姑且采取“我们”/“他们”这种认识论上的区分，借此，如能成功地降低其说服力，则也是好事一桩。巧合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标签往往在多重意义上被理解。这些意义也是我要研究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答案。我的问题是“‘中国的’在这一情形下如何具有独特的价值”而不是“在这种情形下，严格意义上的和典型的中国特征是什么？”。这种澄清也许是必要的，因为我偶尔会讨论一些复杂的问题，关于某些特定的人群、机构、推理或者事件。如果对于某些特定例子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只是强化了那些无比巨大的范畴，那就是最糟糕的比较研究。对那些希望了解是什么造成了西方与中国差别的人来，这本书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准备好抛弃这一区分，重新出发的人来说，它则不失为一个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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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长城》由几篇原本独立的论文构成，在结集成书的时候，都在逐渐清晰的共同问题意识之下经过了重新思考和改写。第五章（“没有一个时刻如同当下”）对于我所理解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的（以及历史写作的）导论；第三章和第四章（“书写的威望”，“总是多重的翻译”）用或多或少语言学和语义学的方式呈现它；第二、六、七章（“等效的工作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括弧之外”）处理关于中介的人类学，讨论了（并不总是冷静地）文化上的双语者们如何影响他们厕身其间的社会。读者们会发现本书的第二部分越来越多涉及政治现象，这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于政治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中国政治），也不意味着政治论证对于澄清文学或语文学问题是必要的，而是因为政治—社会领域是交互主体性最为活跃的地方，同样地也包括政治的话语，同文学的语言一样都值得更进一步的分析。

因为源自论文的形式，本书的各章也保留了一些论文的特点。它们并不完全、带有临时性、充满争论。它们尝试设定一些概念、参与一些问题，并且尝试对于它们讨论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的线索。本书不求面面俱到，亦不作笃定之论，但是我当然也很乐意看到其他人在本书所涉及的问题上做更为深入的研究（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本书的各章的内容里面都留有了太多的空白。严格的汉学史研究、关于现代性的比较史学研究，以及人文学科的社会学研究都不会容忍这些空白的存在。然而，以论文的篇帙，作者固不能求全责备，只能寄望于读者在提纲挈领和描摹细节之间作出区分。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更加充分的讨论，本书所做的仅仅在于指出那些常常被孤立看待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且寻求用来平等地看待这些关系的方法。

【注释】

[1] 关于边缘化的知识、共同体的互动以及相互作用，参见Brown and Duguid，　The Social Life of Information。

[2]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es，　in　OEuvres complétes，　p.78.

[3] Quine，　Ontological Relativity，　pp.2-3，　25；论“观察语句”，参见pp.102-123。（中译本参见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二卷，《本体的相对性及其他论文》，347—348页，366—367页，以及424—425页。）为了回应蒯因关于解释者的“概念图式”的问题，及其在解释对象中附加解释者思想的可能性问题，戴维森（Davidson）说，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概念图式。即使有，它们也只不过是一个广阔的意义分享领域中（如果是无限的话）局部的图形而已。我们像定义差异一样求助于这一领域：“我们通过扩大共有的（可翻译的）语言或共有的意见这一基础来增进宣称图式上或意见上的差别时的清晰度。”（“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Inquir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p.197.）这意味着，语言学上的差异基于同意之上，这一感觉使得戴维森设想一种宽容的解释原则：将他者大部分情况下看作是对的来进行理解。（参见“Thought and Talk，”同上书，pp.168-169。）我也赞同戴维森关于意义的探究需要经由对于语言共同体的模式的探究来进行的计划。

[4] 由蒯因的视角对人种学的某种批评性审视，可以参见Hallen and Sodipo，　Knowledge，　Belief and Wtichcraft。

[5]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151；　Said，　Orientalism.关于这一主题，萨义德后来发展出更具创造性的讨论，参见Abdel Malek，　“Orientalism in Crisis”。

[6] 关于“同业工会传统”，参见Said，　Orientalism，　pp.5，　43-46，　129-130，　208-209。

[7] 这一说法源自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参见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p.201-204。

[8] 众所周知，这是现在弗洛伊德令很多读者无法信服的一点。马森（Masson）以及很多人都指责弗洛伊德通过这种自我意识的方法修改了患者对于自己童年的性虐经历的描述。另一方面，那些号称能够通过“记忆重建”来恢复被意识抑制的真相的治疗师们，也无法仅仅通过自我节制或者批判意识彻底避免他们对于结果的影响。他们的辩护毁掉了弗洛伊德提出的，移情作用的结果仅是一种限制的说法。除非人们满足于按照弗洛伊德的个体经验和性格来引导整个谈话，否则不管多丢脸，这样彻底放弃方法论的反省来处理这些独特的事件都有些不太明智。

[9] Freud，　“The Disposition to Obsessional Neurosis，”　Standard Edition，　12：　320.与此相关的主题，参见“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　and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 Love”（Standard Edition，　12：　147-156　and　159-171）。

[10] Wiener，　Cybernetics，　pp.189-191.中译本参见郝季仁译《控制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2月。第123—124页。

[11] Devereux，　From Anxiety to Method，　p.270.

[12] 同前注：ⅩⅥ.

[13]“每一次老鼠试验都同时也是对观察者的实验，实验者的焦虑和规避措施，与他的实验计划一样重要，接收数据和做判断（解释数据）的过程能够比观察小老鼠，甚至是观察其他人所获得更多。”同上注，ⅩⅧ-ⅪⅩ.

[14]“每一次老鼠试验都同时也是对观察者的实验，实验者的焦虑和规避措施，与他的实验计划一样重要，接收数据和做判断（解释数据）的过程能够比观察小老鼠，甚至是观察其他人所获得更多。”同上注，ⅩⅥ。

[15]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in idem，　The Living Tree，　pp.1-34.

2 等效的工作坊：耶稣会士对中国重构中的翻译、方法和中介

关于全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近来可谓甚嚣尘上。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似对此两者皆持摒弃态度，并在1982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现时代

社会变成了一个全球化的体系。因为某种结构上的原因，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现代的条件下……只有一种社会体系能得以生存。它的交流网络遍及全球……它为这一体系提供了一个单一的世界，同时它将这世界上的所有的视域都整合为一个交流体系的视域。（世界）在现象学与结构学两方面的意义逐渐合为一体。将不再有多元化的可能世界存在[1]。

如果一个人的主要学术训练（我们姑且不把它看作某个知识领域、意义背景或是某种自我叙述）来自一个名叫“比较文学”的学科，那么他面对以上这一番话的时候，一定会有些意兴阑珊。如果卢曼是对的（哪怕仅仅是一种预见），那比较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多元化的可能世界”收缩成一个，比较仍然是有意义的吗，它还能发现什么吗？那个世界内在的结构将会是什么样子？在一个广泛交流的世界里分辨结构上的区域性变化是否还有意义？交流的定义或标准是什么？继续找出那些论证“交流”发生与否的事例还有用吗？最初的条件都是些什么，它们还重要吗？比如相互交换的规模和建立一个共同基础的努力·卢曼当下研究的意义是什么，例如，它是否遮蔽了我们对于前现代时期的了解，或者那些旧的规则是否仍然有效？最后，我们该抱着何种心情进入这一全球化的境遇，是愉快、警惕，还是听之任之？借助于卢曼对于我们前景的判断，我将思考一个充满挑战的实例：17世纪中国在全球传媒史中所处的地位。

全球交流为那些曾经被认为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持续不断的人工制品和意义的互换提供了某种条件，至少是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是，仅仅是提到文化这个范畴好像就回避了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延续性存在或相关性的问题。即使我们置卢曼对于文化多元性的无情消解于不顾，我们也必须承认，与同样以全球化之名发生的广泛的资本和信息流通模式相比，文化并非那么重要。[2]无论如何，大多数情形下，“文化”成了一个剩余性的概念——被用来指称那些到目前为止无法被经济的或是交流的行为模式归类的非理性剩余行为，或是指某种特定的休闲活动场所。至于那种有时会作为不断发展的全球文化模式提及的世界主义拼凑的产物——调和的多元主义，这种文化全球主义不仅在面对同样以此命名的经济或控制论意义上的全球主义要自惭形秽，而且也使我们对于其中牵扯到的利益和格局产生错误的印象。

当下对于全球化的忧虑通常会用一个戏剧化的概念描述成“普遍性”（ubiquity）和“管辖权”（jurisdiction）两种原则之间的争斗。通常意义上，人们习惯于将领土作为某种中介性范畴，规范着人和人的行为。然而，随着世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变得日益紧密，以至于任何一国都无法单独决定自己的命运，另外信息之间的共享变得如此迅速和普遍，对于领土的重视逐渐失去它的效力。[3]当然，这从跨越边境的交流出现以来，已经存在了——在某种程度上并且对某些人来说，总是存在着偷渡和移民，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封闭的。但是，也许过去三百年的历史中不太能看到这种观点。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人们以国家为主体，亲历历史，或彼此讲述历史。管辖权与领土相匹配是普遍和典型的状态，这一状态仅会被诸如某些不法行为、叛乱、异议或者其他的例外情形所打破。然而，如果我们去寻找管辖权空隙存在的迹象，那么17世纪时，少数几个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士人间发展教徒的努力将给我们提供一些极好的例子。[4]这些传教士大部分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在欧洲式的国家观念的原初活力之下，我们将看到两个历经几千年累积的庞大且复杂的文化主体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仅仅通过极少的传教士和他们在中国的谈话对象之间的狭小管道进行。要知道任何时间居住在中国的传教士都不超过二十人。在我看来，这种互动构成探究信息网络的历史和价值的珍贵起点。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文化间全球关系的可行性模式，同时也给出了关于社会互动的研究中常常出现的对于信息交换的必胜信念之外的另一种历史。

最后，这也是印刷媒介史上的一个插曲，颠倒了欧洲对于谷腾堡（Gutenberg）[5]时代的典型描述中出现的某些关系。

下面的这段话是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为他的朋友：一位晚明时期充满好奇的传统士大夫解释大约1620年代印刷术在西欧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时观念传播的情形。

曰：西国之法极重书教，以此系民之耳目，[6]观民之心智。一讹则无所不讹。故先圣特预防之。掌教事者必当代圣贤，聪明睿知高出人群。传世之书，必经掌教亲自鉴定，毫厘无差，然后发镌。镌法工精费钜，非大力不能。民间无此力量。且国禁甚严，私镌者罪至死。故从来无有？书，不特于法不容，亦于人不肯也。

曰：闻此益不能信矣。此间哆文辞广私镌，又不禁伪书，故载籍日新。[7]

这段引文源自皈依天主教的信徒杨廷筠（1557—1621）撰写的一部名为《代疑篇》的书，里面用问答的形式讨论了天主教的教义。虽然有很多偏差，在这段引文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对于当代全球化过程中诸多主题的美好预期，这中间也包括人们对将网络作为其知识的来源的复杂情绪。这段文字的背后隐含的是技术不断融合的历史。

众所周知，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或者韩国人对之做了技术上更进一步的完善，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对于拼写语言来说更加经济实用。然而，这一技术因为某种操作上的原因，在中国19世纪以前都未取得进一步发展。11世纪至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还是雕版印刷术。这一技术如同中国的其他发明一样，将简单和灵活性结合在一起。[8]准备印刷的文本的清样先是写在纸上，然后文字一面向下粘贴在一块硬木板上，文字中间和文字与文字之间的空隙都将被刻掉，留下一个文本浮雕的镜像。只要将雕版涂上墨，再将纸覆上，就可以印刷一页。一旦雕版完成，它就可以印制一份以至几千份。雕版所需要的技术非常简单，只要写好一页文字，即便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工匠也可以完成。

得益于这项技术，书在中国变得便宜且丰富。实际上，整个有明一代，随着偏远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为都市市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低价产品，书籍变得越来越便宜。中国耶稣会的建立者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就注意到“故此在中国才印了许多书，每人在家都可以印”，这一描述略显夸张，但是确实指出了某种趋势。[9]因为印刷术不需要雇用和训练特别的人工，也无需投资复杂的机械，并且不需要在分配和重新使用雕版之前就提前计算印刷的规模，因此，印刷在早期现代中国可以是种很小型的工业。它是如此分散，以至于除非通过惩罚或者没收那些已经出版的书籍之外，几乎无法加以控制。[10]

相比较而言，杨廷筠对于欧洲印刷术的了解，道出了某些实情。他说欧洲的“镌法工精费钜，非大力不能”，这就是这位儒家士人在说下面这些话时，脑中浮现的想法：“此间哆文辞广私镌，又不禁伪书，故载籍日新。”因此，问题在于正是由于这种廉价的印刷无法控制，导致了异端思想的增多。当然，国家拥有自己的印刷机构，并且通过垄断教育所可能获得的回报控制着教育。然而，在国家看来，遵照信息流通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格勒善法则（Gresham's Law），官方的出版物很容易就被驱逐出流通领域。书中的传教士构建了一个西方的乌托邦来回应他的中国朋友对于权威缺席的感觉，在这种描述中出版的权力牢牢控制在那些掌控着政府或道德权威的人士手中，“掌教事者必当代圣贤，聪明睿知高出人群。”那些没有资格的人胆敢私自出版将会被处死。

对话的双方通过呈现一幅广阔的全球性交换场景，互相给对方展现了他们本土的信息传播状况。我们也许会对这四百年间截然不同的历史感到有些茫然。如果这一段简短的对话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我们现在也许会习惯于拿中国的自由企业和信息自由来和西方的专制主义做对比。[11]单看这段话，无疑会忽略很多因素。最起码，作为一个镜像的映射，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段被遗忘的对话中出现的专制主义的模式，后来的政治思想家正是在反对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建立起西方式的自由。在此，专制主义被宣扬成西方在极权和效率方面取得的成就，而中国在这一方面则不免令人感到惋惜。也许这是第一次，欧洲的观念被有目的地用于影响中国文化政治，有趣的是我们无法确知这一跨文化策略的发明者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

这种知识集中控制的设想中，大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教会和国家在这一描述中变得难以区分，合理性与国家审查机构的手段源自作为科学体系制度模式的大学的结构。对话中的中国学者对于欧洲图书馆的著录感到非常惊讶——特别是其中提到，耶稣会士用来阐释宗教理论的道德哲学著作竟然有上万部。[12]为了回应他的惊讶，欧洲学者解释道：

盖缘西国学者以义理为养性之粮，穷理为升天之具。本国所习，无老少男女、贤愚贫贱，皆宗其说。故义理日开，书教日广。其最重者为天学，名陡琭日亚，此种学有《录略》一书。……解答人心疑窒，无不搜剔殆尽。即此一种有可想其卷佚之多。其次名人学，名斐琭所费，是皆格物穷理之事。其书之多，与天学仿佛。其次则宪典，其次则历法度数。其次则医理。其次则（缺文两字）；大都非说理则纪事。取其有益民生，可资日用。其诗赋辞章，虽亦兼集。上不以此取士，士不以此自见也。

或曰：今之汗牛充栋，大抵诗赋辞章。又云非国所重，则种类亦不能多矣。或者非傅会即重复，并赝刻庞杂其中乎？

随后，他接着开始说明欧洲昂贵的出版业的优点，作为对上面疑问的回答。请注意观念间的联系。从关于书籍数量的疑问开始，对话者转入了书籍、写作和教学在制度中所处的位置。对于这里的对话者来说，关于制度的想法与科学本身的分类密不可分。这可以由中世纪大学的典型形态来加以分辨，其中神职人员占据着高级的位置，人文学科和实践学科的地位则很低。拥有最高权威的高级人员掌握着出版和批判的权力，国家（通过那些神职人员）成为“民之耳目”。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教会和国家的利益存在分歧，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大学和宗教裁判所。政治审查官从各种不同的资源获得他们的权威。杨廷筠对于西方的乌托邦想象把这些都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力量。在1621年的情境中，这种美好的惆怅所代表的东西是如此地复杂和充盈。

我们不应把杨廷筠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归结为他无法得到直接的信息，也许把这当成是他的传教士朋友有心编造出的假话会更好一点。其实，这里呈现出的是各种渴望和失败的结合的产物。杨廷筠梦想着一个从未发生过宗教改革的欧洲。宗教改革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坚如磐石的大学、教会和国家遭遇了一系列的冲击，其中私人的出版扮演了一个明显和核心的角色。杨廷筠梦想这一切从未发生，世俗的权力仍然听命于某种精神权威。至1621为止，我怀疑即便是对反宗教改革最同情的支持者也不会期待着回到理想化的以前的状况（status quo ante）。当然，除非有什么奇迹使得这一切能在中国实现。[13]

也许，不需奇迹就可以实现。对于欧洲的书籍贸易和审查制度的美化描述，恰好对应了中国方面的某种渴望，并且相当于为以某种共同利益为基础的联盟提供了方案。晚明时期，未经许可的书籍数量激增，伴随着这些书籍的传播，异端思想的影响也不断增大，这都成为某些士人群体独有的烦恼。《代疑篇》没有错过这一敏感话题，并借机迎合了这种集体性的不满。当杨廷筠对话中的人物恼火于那些“哆文辞广私镌”者时，1621年的读者们很容易确知他们指的是谁，经过简要的历史描述，我们同样也能了解。

首先，我们必须提及中国思想或哲学的传统分类。传统中国，思想家首先是文本的阐释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文本是出现于公元前5至2世纪的儒家经典。它们是关于历史、伦理、礼法、治国之术和自然哲学的著作。对于这些经典的精通造就了统治王朝道德上的合法性以及士大夫阶层文化上的权威性：对于一系列段落的分析以及先例的引用成为士人获取官职的科考文章的基本部分。[14]同样的标准被用于判断一个人在官员职位上的表现。当然，每一个特定的时代，经典或者经典传统都有保持着某种一致的阐释。科举考试主导和指引着这种一致性。各级主考官对于不同学派的爱好和同情常常被提及并加以讨论，更不用说那些渴望成功的士子的殷切期待了；实际上贡院是传统中国进行观念和政治上的公共辩论的主要场所，无论这一过程表现得多么典雅和温和。[15]一个对传统经典形成了一整套强有力而又自洽的理解的创造性思想家也许会改变经由长期训练而来的士子们的共识。这些士人都接受了某种特定的阐释，进入官场并且将这些阐释继续传递给他们年轻的同事们。这个体系本身明显不是为了激励创新而设计的。

杨廷筠的《代疑篇》出版之前的一百多年正发生着一场哲学上的争论，这场争论最终超出了科举制度和官员的职业生涯设定的狭窄范围。晚明的思想图景是由各种地方学派构成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围绕在一个充满个人魅力的人周围。学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传递那些经验的知识或智慧，而在于对圣人德性或天地造化予以某种彰明。王阳明（1472—1529）在1506年前后，弃“见闻之知”而提倡“良知”常常被看作是这一新倾向的历史性发端。[16]王阳明的后学因此被称作“心学”，以对应于官方推行的“理学”。在阳明看来，心是知的来源，而不是外在知识得以呈现的中介。当然，此处的“知”指的是道德及其在行为中的表现。

伴随着对于心的重新定义，人们开始重新评价由书本中寻求知识的理由，即便我们面对的是儒家的典籍。经典也许包含了它们的作者所获得的启迪，但是仅仅对于文本的研究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活动。阳明的学生和后继者继续引用并且讲说儒家的经典，但是他们并不觉得在佛道两家的资源中借用概念和某些原则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对于儒家的道的必要拓展。[17]在此，我们遇到了某种学问上的竞争，因为佛学或者道家的经典从未进入正统的书目之中。与此同时，考试权威对于佛道思想的认同无疑会对控制国家的那些价值观念带来彻底的改观，这当然非同小可。因此，当阳明的某些激进的后学如王畿（1498—1583）和王艮（1483—1541）被视为“狂禅”时，其中既有轻蔑，也包含着某种不安。[18]为了对于“禅”的涵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必须想象这个词对于一位儒家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禅意味着一些令人无法接受的假设：对于书本学习的拒绝，实际上它拒绝任何诉诸文字的知识；将善分成若干等级，并且认为觉悟远比学习或实践中的善行更重要；并且宣称即便从事最平凡的工作，任何人皆可成圣。“狂禅”的态度逐渐发展成为对于明代上层社会生活中精英统治的拒斥，这指的是那些科举制度、遵循儒家原则的司法系统，以及家族和学术世系的传承。

公元1600年前后，知识界精英阶层获取回报的能力开始衰退。文人士大夫这一传统统治阶级的力量逐渐衰弱，与此同时，明代的皇帝们弃其权威于不顾，朝政越来越多地被宦官和内侍掌控，旧有的权力分配模式废而不用。[19]机会的丧失使得大量的文人感觉到两手空空、心情沮丧，而那些已经为官的士人则自视为“清流”，义不容辞地抗拒着他们的职位遇到的挑战。[20]这些清流有太多的事情可以抱怨，特别对是宦官的种种特权，以及非正统的哲学学派试图攫取国家正统思想的地位这件事，这反映在科举评判标准中出现的各种观点的融合。这两个令人感到不满的原因构成了一贯的、持续不断的抗议。有一个著名的例子，1599年，神宗皇帝（1563—1620）派遣宦官至各地负责征税，“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威和独断专行的权力，而不必向各级政府官员负责。”[21]宦官们的贪婪伴随着因皇帝对于官僚系统的蔑视所带来的愤怒，导致出现了大量抗议奏章。杨廷筠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随后就撰写了《代疑篇》，但1599年时，他任江西监察副使并且积极参与了一项旨在改良道德的佛教世俗运动。

1599年发生的政治危机给那些有着传统观念的官员们带来了某种危机感。很多1599年运动的参与者——在他们中间，杨廷筠同样很突出——同时也是1608—1625年间兴起的东林党人的支持者。作为一场政治和精神上的运动，东林党人的目标既是政治上的宫廷内斗，同时也是哲学上的某种调和运动。[22]很少人注意到这一运动同时也是中国天主教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利玛窦身为中国耶稣会的建立者，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危机，并且在叙述中表现出强烈的支持官员的倾向。这一迹象表明，利玛窦是作为参与者进入斗争之中的，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采取旁观态度的外来者或者传教士。其结果则是重新定义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意义，天主教的中文意义。

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中国早期的传教史如何得益于利玛窦超凡的文化适应能力。他接受了中国的服装、礼仪和语言，并且尝试获得当时士人领袖的支持。[23]利玛窦是一个非凡的人，他的灵活性迟至今日才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当时，他遭到了与他同时代的传教士们的质疑，他们质疑他为了获得更多的皈依者修改了教义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他的中国相识面前他究竟呈现出一种什么面貌，他又是如何赢得了像杨廷筠一样的人的关注呢？

在利玛窦与儒家的文献和学者们对话的开头几年，如果说他所宣扬的教义在中国社会中有其位置的话，它也是被当成是某种融合的学说，仅仅是由少数教士讲授的寻求德性的方式，因此对社会并没什么危害。正如《明史》中记载的：“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24]这里所提到的引起“好异者”关注的是利玛窦在1595年撰写的一本小书《交友论》。[25]这本书流传颇广，为利玛窦赢得了名声和大量好奇的来访者。由此，中国晚明时期“友”变成了某种暗语，受心学影响者多喜好平等主义，且爱发豪言壮语，他们宣称按照等级划分构成的父子、君臣、长幼、夫妻等关系已然变得腐化，需要被友谊所取代。因为朋友关系意味着主体个体选择的平等关系。[26]倡导友谊意味着以仁来看待社会而忽略其结构。利玛窦的来访者里面自然包括了一些在哲学上特立独行的人，他的日记中特别提到了其中两位：

这时（1599年上半年）在南京有一位状元，……他因失官返乡，极受地方人士尊重。[27]他对中国的三教极有研究，这时致力于宣传三教归一之学说。当时有中国另一位名人李卓吾，在焦竑家中做客。他做过大官，曾任姚州或姚安知州，却弃了官职和家庭，削发为僧。因了他博学能文，……声望极高，有许多弟子信了他创立的宗派。……这两位大文人对利神父非常敬重。……利神父按中国习惯回拜时，有许多学术界的朋友在场，大家谈论的是宗教问题。李贽不愿与利神父争论，也不反驳他的主张，反而说天主教是真的。[28]

这是一副文化多元和谐共处的美好情景，这也许源自参与双方的边缘性身份。李贽能够对利玛窦的学说表示支持，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思想上的局外人，没必要维护教条的权威；他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主张，来接纳利玛窦的说法。相应地，利玛窦也小心翼翼将他们之间的讨论限制在伦理领域中。几年以后，当李贽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利玛窦的日记中时，他扮演了另外一种角色：

但是天主立刻保护了神父，使佛教徒大受打击。首先有李卓吾事件。他原是做官的，去职后，落发为僧。他一心想传播佛教，各处收徒，著书立论；为表显他才华出众，在书中他排斥中国一直受尊重的古代圣贤，而表扬大家公认的坏人。[29]他住在离北京很近的一座城里，准备进京，因为北京有很多崇拜他的人。这时在北京有一位给事中，呈上奏章，控诉李卓吾的不轨行为，及其所传邪说；请皇帝加以惩治，焚毁其书。[30]

皇帝下令，立即押解入京，没收其著作之刻版。

李卓吾被押解入京后，非常害怕。他那时已七十多岁，看到在自己晚年，竟受如此之侮辱，未受任何处刑之前，在监狱举刀自刎，脱离了仇人的谋害。

乘此机会，当时的礼部尚书冯琦也上了一本，[31]反对那些废弃孔孟之学，而信佛老之道的官员。认为朝野上下之伤风败俗，皆由此而来……

有了皇帝的批示，礼部尚书立即通令全国学宫，在考试时，文章中不得讲论佛教思想，除非是为批评佛教，违者不予录取。这样一来，朝廷面貌一新，好似进入了另一个世纪。[32]

这一份科举的禁令为何对利玛窦如此重要？1599至1602年之间，利玛窦在中国政治争论中明显站在儒家保守派一边。在我看来，与罗马的视角不同，如果由中国的观点来看，这种立场上的偏袒较之天主教信仰和儒家道德之间是否兼容的问题更为重要。我们可以由利玛窦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看出他的偏袒，他的说法表明他好像把自己看作是将会在科举考试范围的扩大中失去什么的士人中的一员。当然，他并非如此，我们应该把这看作是一种想象的自我投射。作为这种投入的结果，利玛窦在此将那些贪婪的宦官和异端的士人描述成“上帝和我们的敌人”。虽然这一指责有些粗暴，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只有在东林党人的描述中，才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宦官专制与“狂禅”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由一个传统主义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一体之两面，根源都在于儒家的士人集团失去了支配地位。[33]宦官专制剥夺了士人集团阐释皇帝意志的权力，异端学派又无视他们阐释圣人之言的权威。利玛窦此时表现出他自己的应对之计。因为这些特殊的政治原因，他与如李贽一样的自由思想家的美好关系就此告终了。他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也许他觉得自己应该抛开他自己的教义和晚明的新宗教之间可能产生的混淆，朝向更大的目标。他不再尝试着让天主教仅作为被容忍的少数教派存身其间，而是渴望将天主教与声名卓著的主流思想结合在一起。[34]

杨廷筠的皈依本身就代表利玛窦把造成文人不满的原因（很快就具体化为东林党人的不满）当成是他自己的不满的结果。杨廷筠给出的全球化的另一种解释如何理解则取决于我们把它当作是天主教的神学还是儒家的经世学说：

人知中国之内有释道异端，不知九州四海如此教甚多，名目个别。或一时所尊，或一方所贵，或依附名理，或徇人私意。故有此之所立，不能通彼，前之所说，不能信后，不得为公教，唯主一而已。万国之共戴一天，共仰一主。予之形躯为人，复予之万物以养其形躯，赋之灵性，为形躯主，兼赋之义理，以美其灵性。万国无异同焉，有生之伦，皆知为天主恩，则皆感之而不忍二，敬之而不敢亵。

上文的类比与中国关于君主的言论相似，即我们头顶只有一片天，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如同躯体只能有一个头脑，因此世界只应有一个统治者，那就是中国的皇帝。[35]请同时注意宗教的普遍传播与客观崇拜的普遍本质之间逻辑上的关联，二者互为保障。然而，作为一个相反的例证，他们也谈到了佛教的历史：

西洋本会同志，为传教远游，多有至其地者。则熟习彼国之教，遍阅彼国之书，义理粗浅，人物鄙俚。直是一方私教。附近诸邦，通不尊之。各国另有所奉。名目甚多，各不相袭。岂知一入中国，而薄海同尊，诚彼国所未信也。

杨廷筠接下来继续他的批评：中国佛教虽然颇具盛名，但其威望都是缺乏监管的文学活动的结果。当佛经在公元300年左右第一次进入中国时：

虚恹诘诈，百端伪妄，已潜伏不可究诘矣。后此途径渐熟，智术渐工，又袭老列清谈之余。五胡云扰，六朝偏安，无明王圣主，担持世教。处士横议，邪说浸淫……是以智愚贤不肖并入其中。[36]

佛教文献的出版是因为中国缺乏政治秩序，从而热情地接纳了其一知半解的理论。在缺乏开明君主的情形下，亦没有充满活力的学派和一贯的教义。换句话说，最接近普遍性的权威将会产生最为普遍性的宗教。一个崩溃的帝国相应地则会产生诸多支离破碎的教派。当儒家学说的整体性即便是在科举考试这一大本营中也遭到颇为混乱的融合主义的冲击时，中国早期政治和知识上的诸多漏洞（像杨廷筠描述的那样）就被拿来与当下的危机做一类比。很明显，对于杨廷筠来说，作为公教的天主教是与李贽捏造出的特立独行的私教完全不同的东西。

杨廷筠对于欧洲昂贵出版的称赞不足为奇，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耶稣会士能够为当时的中国提供的某种尚未被关注的核心观念，即针对交流本身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管辖权（在此科举考试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交流方式）。这将会确保正统学者们在政治上的至高权力，这其中包括那些学者、教士、教授们。杨廷筠将内部坚不可摧同时拥有无上权威的天主教看作是儒家的榜样。与此相关，在杨廷筠的想象中，欧洲教会通过控制书写、教育、大学和神职人员进行统治。他们直接拥有那些中国的士大夫们只有在皇帝特殊支持之下才可能拥有的权力。

在制度上，东林党人的态度常常通过御史台的审查工作得以表现，这些监察官员的任务就是充当皇帝的耳目。当东林党人于1621年好像攀升到了行政机构的核心位置时，那些经由御史台变得声名卓著的官员再一次掌握了主动权。[37]在这一极不稳定，事实上是某种危机的时刻，杨廷筠关于司法秩序方面所设想的模型几乎是直接响应东林党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那些御史台官员的要求。一神教及其在地球上的现实化，即普世性教会，在此被用来修补晚明时期儒家道统被破坏的局面。

总结一下我前面冗长的重构情境化的工作：杨廷筠对于欧洲宗教权威的描述在几种意义上说明了一种以中介为中心的全球主义，其中某些意义注定会以某种不稳定的方式对另外一些发生影响。他的描述用具体例证说明了一种全球文化，因为，首先并且最明显的是：它要求集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并且在人类对于历史进程的各种不同经验的比较中结合在一起。[38]其次，它还要求一种全球性的权威，因为它试图将天主教教士和儒者这两个不同的集团连接在一起，它们都认为自己将会由中心出发从而重塑整个世界。最后，杨廷筠整个比较计划有一个“真理之域”，即一种已经全球化了的无所不在的管辖权。它不断地调整各种文化组成元素并且成就斐然，而两种文化都希望通过这些元素来实现它们的权威，这些元素包括：皇帝、圣人、教堂、宗教裁判所、科举制度，儒者阶层和全能的上帝。

由政治的角度来看，杨廷筠的对话实际上是希望能够按照天主教的模式改造儒家的等级制度。然而，这一想法的说服力难道不是建立在某种含混之上吗？将欧洲模式作为一种理想或者类比提供给中国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杨廷筠的读者们认为他本意是希望将教皇的普世管辖权拓展到中国，那么他将无法获得东林党人的支持：儒者们对于在他们已经拥有的帝国体系之上再增加另外一个地处偏远的皇帝没什么兴趣。教皇的权威如果仅仅是设想或者梦想一下，甚至在某些方面加以仿效都不错，但是，也仅此而已了。（同样的情形我们也可以在欧洲对于中国的皇帝或者大汗的想象中看到）。[39]也就是说，外国的权力模式可以作为象征、比喻、模型、类比或者范式被接受，但是一旦它们要作为实际行动的基础时就会失掉魅力。文化全球主义的这种特定形式就在上述两种选择之间或存或亡。[40]

与此相似的，即便是在1620年代的欧洲语境中，杨廷筠的描述也可以看作某种理想化的简化。在南特敕令（1598）和詹姆斯一世通过的《最高权力法案》（1603）中，对于红衣主教罗伯特·贝拉明（Cardinal Robert Bellarmine）的权力作出了最有力的维护。然而，其中仍然没有提出超过梵蒂冈的权力去发展“间接权力”的要求。欧洲的君主们都无法渴望中国皇帝那种统一掌控精神与世俗世界的权力。[41]霍布斯（Hobbes）固然曾经说过：“正典《圣经》的审定者和解释者，只有世俗主权者才能指派，因为使《圣经》各篇成为法律的正是他。……总体来说，他对于宗教和世俗两方面与言论及行动有关的一切案件都具有最高权力。”[42]但是，他只不过是在致力于加强已然分裂的权力和忠诚之间的一致性（而这在英国内战之前就已经破裂了）罢了。杨廷筠对于欧洲德性统治（reign of virtue）的描述恰好在中、欧两种关于政体的理论都无法解决的地方联系在一起。权力概念中存在多重歧义，也正是这些多重歧义给杨廷筠思想中儒家思想和天主教思想的杂糅提供了得以存在的媒介。其中包括权威的理论和其有效实践之间的永恒矛盾，以及我们用来描述权力的实例究竟该看作是某种类比还是延续。关于全球文化，这些极其有限的条件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近来有几本专著都以中国早期传教史为主题，目的在于通过这一显著的例子，澄清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的历史和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混合的全球文化。[43]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中国与基督教》（Chine et christianisme）对反基督的争论和那些困惑的旁观者提供的各种注释加以精心挑选，为此提供了最为丰富的文献支持。谢和耐的结论充满怀疑论的论调，很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胃口。他说，利玛窦的事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道德和哲学的架构，即二者固有的本体论相差甚远以至于完全不能匹配。谢和耐详细描述了18世纪富有同情心的中国人接受某些基督教实践的过程。他发现“多亏那些纯粹形式上的修正，新旧之间的变化得以在传统的思考方式原封不动的情况下发生。传教士们也许相信他们的皈依者们变成了基督徒，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怀疑那些真正的皈依所要求的心灵上的剧烈变化是否真的存在”[44]。

谢和耐用来描述表象和现实的语言透露出他的立场。他用与罗马教廷同样的方式构想了天主教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听众之间的接触。其中主要是翻译的问题，并且是单方面的翻译问题。[45]“真正的皈依”对于谢和耐来说包含着接受一整套信念；信念植根于语言，既然翻译会导致含混不清，那么通过翻译完成的皈依就不值得信任。其中隐含的标准是本土人士和外国人在语义学意义上的某种等效，任何谨慎的语义学家立刻就会否认存在这种等效。因此现在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寻求哲学证明的语言决定论，这就是谢和耐最终要说的：“我们的理性并不比我们语言的文法更具有普遍性。”[46]

这一等效模型看上去并不能为思考此处出现的翻译问题提供牢固的基础。因为即便是简单的词汇之间的等效都需要某种建构，而不仅仅是发现。这些情况难道不会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普世性”，某种更类似于杨廷筠把宗教看作是制度的方式，而不是令谢和耐失望的泛基督教主义？例如，“圣”对于儒家和那些古代的圣贤来说是一个常见的词汇，并且是对于皇帝最常用的修饰语。当利玛窦用“圣”这个词来翻译“sanctus”时，他当然不认为这两个词意味着相同的东西，因为它们很明显不是。与此相反，他更渴望在新的环境下利用这个中文词中的能量，使得他能够从此以后就如此用它。

也就是说，译者的工作不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对已经存在的意义进行重新制造或者重新发现，而是解释性和应用性的工作。他们的任务在于让某些东西对于某些人来说产生某种意义。[47]这一状态在政治上的对应物不是管辖权而是结盟。如今，结盟在政治理论中的名誉并不太好，也许原因在于结盟本质就是在管辖权终结的地方才会出现。“无原则的”这个词也许可以表达出结盟在道德和认知方面的某种不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结盟在文化间接触的诸多模式和隐喻之中理应被特别重视。因为外来的使者们正是通过选边站才成为他们进入的文明的参与者。这种参与者和翻译者的活动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们都不仅仅是在发现而已。如果翻译不应被当成是在不同的单词之间寻找一致性，而是应看作使得一个语言共同体中的某个事物对于另一个共同体来说有意义的过程，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关注那些为意义的交换准备好通路的各种实用性的介入和干涉——简单说来，就是一个等效性的工作坊。全球文化——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之所以有趣，如果真有一个所谓的全球文化，那它首先一定不是作为通往文化产品的无故障网络而存在，而是一个细致的解决各个特殊问题的整体图景。

例如，即使是最全能的语言也会因为微小的特殊旨趣而加以调整。当我们看到杨廷筠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应该忘记儒家和天主教之间是否存在着同一性或者相容性的想法，而是代之以双关语的模式——那种模糊的瞬间，由此两种意义在同一个能指中被同时悬置起来，两种言说的共同体得以在它们的语言中而非在它们的参照系中重合。一系列这样相关的双关语构成了寄寓（allegory）。[48]杨廷筠试图借助于普遍司法权，给他的读者提供一个将中国和欧洲关于权力的诸种想象连接在一起的比喻。只要他的读者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是被迫在它们相对应的意义之间进行选择，那比喻就是有效的。关于自由的比喻同样如此，其中充满了不稳定和紧张感，与事实之间联系松散，潜伏着各种矛盾——因此，在我看来，它作为一个全球媒介文化的模型，每时每刻都对每个人言说，但从未停下来整合别人对它的回应。

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宗教间的历史是媒介的历史。对于偶像的禁令，基督教内部反传统主义的周期性发作，伊斯兰经书三种版本之间的相互认同，新教教义和印刷术，广播、电视以及其他“传播”[49]（“broadcasting”这个词的灵感来自《新约》中的“播种者”寓言，同样也是媒介言说的原初寓言）之间的共存关系：从一种传播媒介到另外一种，它们之间的断裂足以说明宗教的历史并非仅仅是教义的历史，而是教义与其物质或技术基础之间关系的历史。由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同样的情形在欧洲之外，发生于书籍、图像、印刷术以及现在电视与其他宗教传统不断传播的关系之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东亚佛教的传播。这也许是“世界的拉丁化”，但是我们也应该记得拉丁文也是一套文字系统，也需要经过特殊的技巧方式才能传播。[50]

也许情形会有所不同，但是我怀疑通过媒介讲述的宗教故事必定伴随着不断重复的、持续非物质化的宗教故事类型。所谓媒介的非物质化是指：它们将实践活动和它的参与者由关于某地，某个偶像，某种神圣话语和遗迹之间的直接性中剥离出来，将其带到不断复制和逐渐普遍化的方向上，“直到世界尽头”。越是精致的媒介，越能够有效地把教义中的重要真理（那些被当作是重要真理的东西）传递给新的载体，新的皈依者；宗教关系就是经由这一次次成功得到重塑。这种传递的巨链，不仅在许多宗教共同的非物质化的逻辑形式中得以再现，同时也决定了教义赖以传播的媒介所起到的作用。然而与此同时，无论媒介的变化被描绘得多么重要，教义与传播方式之间的关系多么重要，教义仍然是在任何关于交流技术的安排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东西。

这是对宗教信息及其媒介之间关系的一种具体的理解——本文希望指出的，正是这种具体性的程度。好像为了扰乱这一秩序，这些试图应对中国印刷术的耶稣会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其中正在扩张中的某个宗教遭遇到了对它来说太过先进的技术。为了实现他们想象中的欧洲权威所拥有的那种对于媒介的控制力，耶稣会士的盟友们不得不占据科举考试、皇家图书馆和官位的授予这样一些杠杆环节——即士人机制的运转结果，而不是其供应环节。康熙（1654—1722）和乾隆（1711—1799）这两位强大且不知疲倦的清代皇帝尽职尽责地完成了这一使命，然而即便是他们也无法彻底禁止所有的“不健康的教义”（乾隆的禁令是范围最广的，它同时查禁了李贽和他的对手东林党人的著作，前者是因为异端，后者是因为结党。）[51]实际上，当时的技术已经先进到令人不能控制，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审查制度这一反应机制对于中国的读者和官员来说已经成为习惯了。在杨廷筠之后的几百年间，这大概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必须付出的代价。

作为一种交往理论，全球化期待着它的彻底实现，它的天启时刻——无论信息流通还是商品流通，所有流通领域的障碍都将消失不见，我们将迎来一个纯粹的无边无界的信息世界。然而，利玛窦和他的后继者们对于全球交流美好时刻的预期却颇为谨慎：在他们看来，拓展交流领域的努力自身将会催生出种种限制以及不再纯粹的信息世界。较之那些想象中的恒定不变的内容，这些才构成真正的交流。全球信息网络与无处不在的审查制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和欧洲在17世纪时对话的焦点，它也将成为多种吊诡中的一个具体例证，而此类吊诡普遍存在于传播社会学中。

【注释】

[1] Luhmann，　“World Society as a Social System，”　in idem，　Essays on Self Reference，　p.178.

[2] 关于这些关系的一个简要叙述，参见Appadurai，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Castells，　End of Millennium；　Albrow，　The Global Age。关于以印刷（决定着国家语言，收集其经典，塑造其公众）为媒介的“文化”成为国家观念的历史核心的问题，参见B.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3] 最近关于“空间”在人民和国家主权之间的消失的研究，可以参见：Guéhenno，　La Fin de la démocratie。

[4] 关于全球化、末世论以及传教士的目标在早期现代时期的相互关系，可以参见Kadir，　Columbus and the Ends of the Earth。

[5] 谷腾堡（Gutenberg，约1394—1468），曾经长期被认为独立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技术，近年来有学者研究表明，元代时期沿丝绸之路的旅行者将中国活字印刷技术带到了欧洲，辗转传到谷腾堡那里，对他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6] 这一表述，参见下文第28页。“耳目”长久以来就是对于帝国的检察机关官员们的一种称呼。耳目官，天子耳目。参见Morohashi，　Dai Kanwajiten，　9：185。御史台、都察院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如最初设计时那样是一个“检察机构”，而是对整个官僚系统的考察、批评和弹劾。关于这一机构的功能，参见Hucker，　The Censorial System of Ming China（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

[7] 杨廷筠：《代疑篇》，2.20a-22b，载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第541—546页。杨廷筠，1592年进士，仕宦经历丰富。他于1611年皈依天主教，圣名：“弥格尔（Michael）”，因此他的辩解之作有时也署名：“杨弥格子”。杨廷筠传记可见Standaert，　Yang Tingyun（钟鸣旦著：《杨廷筠》）。另可参见dElia，　ed.　Fonti Ricciane，　3：13；（德礼贤神父编纂：《利玛窦全集》）；Hummer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2：　894-895（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杨振锷著：《杨淇园先生年谱》。在他关于基督教的大量著作之外，杨廷筠还编纂了一系列关于《易经》的著作（《玩易微言摘抄》）；引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Ⅰ：189。关于晚明对于《易经》的兴趣，可以参见Goodman and Grafton，　“Ricci，　the Chinese，　and the Toolkits of Textualists”，　pp.127-138。关于《代疑篇》所处的“礼仪之争”的背景，参见：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第126—128页。

[8] 关于印刷术的细节，参见Twitchett，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pp.68-86（杜希德：《中古时代中国的印刷与出版》）；关于出版的经济问题，参见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pp.179-184（伊懋可：《中国历史的模式》）；一项权威的总体性研究，参见Tsien，　Paper and Printing（钱存训：《纸与印刷》）；关于区域性的实践的研究，参见Brokaw，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包筠雅：《中国帝国晚期的商业出版》）。印刷在明代极其便宜，特别是在东南各省。参见Tsien，　Paper and Printing，　pp.372-373。

[9]“中国人的办法还有一个优点，即木板常是完整的，何时想印就印。……故此在中国才印了许多书，每人在家都可以印。从事刻版的人数极多。……就像西方刻过的几本书一样，想要多少，家仆就能印多少。”dElia，　ed.，　Fonti Ricciane，　Ⅰ：　31；　2：　314。中译本参见德礼贤神父编辑：《利玛窦全集》，刘俊余、王玉川译，光启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10] 对于中华帝国时期禁书的更为具体的研究，参见：安秋平、章培恒主编：《中国禁书大观》。大多数禁书的记录始于清代：这个时期的历史，参见Brook，　“Censorship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卜正民：《中国18世纪的审查制度》）；　Goodrich，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 lung，　pp.3-4，　19-29（傅路德：《乾隆朝的文字狱》）；Twitchett，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pp.60-64（崔瑞德：《中世纪中国的印刷与出版》）；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盖博坚：《四库全书》）。

[11] 正如下面将会指出的，中国的印刷术所带来的出版的自由仅是潜在的；事实上，出版触手可及并不意味着就不会贾祸。对于印刷的书不断的充公和镇压，是统治者、监管机构和被管理的民众之间持续不断斗争的一个方面。对此视而不见无疑有些草率。下文将会提到的张问达攻讦李贽案，就是通过焚毁李贽的著作来实现的。对于中国王朝专制统治理论的经典表述，可以参见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8：　2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关于中国的信息，主要来自由中国返回的传教士傅圣泽（Foucquet）。德白落斯（Président de Brosses）在他的书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一过程（Lettres familières，　cited in Etiemble，　Les Jésuites en Chine，　pp.179-189）。

[12] 中文所谓的“义理”意味着“研究义之理的著作”。利玛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准确的翻译“scientia morale”（dElia，　ed.，　Fonti Ricciane，　1：　42）。但是，“道德科学”的概念是利玛窦那个时代的，我们现在已经不用了。比较一下佛教的《大藏经》大概有六千卷，讨论这个问题。

[13] 参见E.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14] 关于科举考试体系，参见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艾尔曼：《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另外一个关于士人文化与科举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参见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15] 关于其中标准的展开、解释中的争论，甚至是整个科举考试体系权威的丧失，参见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aps.　3，　8，　and　11。

[16] 王阳明的一个简要传记，可以参见：黄宗羲（1610—1695）：《明儒学案》，第102—107页。

[17] 参见黄宗羲对于泰州学派的描述，《明儒学案》，第165—172页。把“弘道”看作是对于《论语》的一个回应，参见第107页。对于在科举考试中掺杂这些典籍的反映，参见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411-415。

[18]“狂禅”是佛教中新近较为流行的轻蔑说法。参见Mote，　Imperial China，　p.677（牟复礼：《中华帝国》）。

[19] 关于这段时期的描述，参见R.Huang，　1587（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关于内侍和官僚系统的其他部分之间的斗争，参见Hucker，　The Censorial System of Ming China，　pp.152-234。关于明代参加科举的士子的地位问题，参见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pp.32-34，　107-111，　184。

[20] 贺凯的《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五章，集中讨论了宦官和士人官僚阶层之间在1620—1627年间的斗争。

[21] 此处引自利玛窦对于这次派遣的描述，参见dElia，　ed.，　Fonti Ricciane，　2：　81-82。骚乱发生在利玛窦由广东附近的韶州前往南京的途中。关于杨廷筠如何牵连其间，参见：杨振锷著：《杨淇园先生年谱》。第17—18页。

[22]“东林党”始于1604年的一个地方学院，但是很快就聚集了一批向往保守主义政治活动的士人。随着它的成员逐渐取得高位，东林党人变得有能力罢免那些与之不合的官员，由他们的同盟者取而代之。1625—1626年间，魏忠贤清除了几百名东林党人，并且将他们的首领监禁或是处死。关于东林运动及其余续，参见：（清）陈鼎：《东林列传》；Busch，　“The Tung lin Academy”；　Mote，　Imperial China，　pp.736-738，　778-780；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208-211。关于将东林党人和其他团体都包括在内的道德争论，参见Brokaw，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黄宗羲的描述（《明儒学案》，第223—253页），带着亲身经历的痕迹：他的父亲就是著名的东林人士。关于耶稣会士和东林之间的关系，参见Gernet，　Chine et christianisme（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　pp.36-38；以及Gernet，　“Politique et religion lors des premiers contacts entre Chinois et missionnaires jesuites，”（“耶稣会士和中国人最初接触时的政治和宗教”）　in idem，　LIntelligence de la Chine（《中国人的智慧》），　pp.215-243。杨廷筠与东林党人紧密相关（Busch，　“The Tung lin Academy，”　pp.43，　156；　Standaert，　Yang Tingyun，　pp.34-37，　80-85.）。很多士大夫都对耶稣会士很友好。但是，宣称东林集团是在基督教的感召下兴起的（就像裴化行（Henri Bernard）依照丹尼尔·巴托里（Daniel Bartoli）的回忆所做的那样，参见“The Tung lin Academy，”　pp.156-163）肯定是有些夸大。我们至多能说，杨廷筠和其他人皈依天主教是希望能够建立起某种联盟。而裴化行和巴托里把它们当作已经成功的事实来加以描述。

[23] 关于利玛窦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第一手的资料是德礼贤神父编纂的《利玛窦全集》（dElia，　ed.，　Fonti Ricciane），以及英国学者加莱格尔（Gallagher）的英译本《16世纪的中国》（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译者按：中译本参见：德礼贤神父编辑：《利玛窦全集》。刘俊余、王玉川译。光启出版社，1986年。关于利玛窦的生平，参见Goodrich and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富路特和房兆楹主编：《明代名人传》）；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关于利玛窦的解释方法，参见Goodman and Grafton，　“Ricci，　the Chinese，　and the Toolkits of Textualists”（古德曼和拉夫顿著：《利玛窦，中国人，及文本主义的工具箱》）。利玛窦并不总是“来自西方的官员”。传教士们采用士人的打扮和举止之前，大概有二十年的时间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佛教的僧侣。关于耶稣会士“向文人士大夫的转化”以及其中的各种含义，参见Jensen，　Manufacturing of Confucianism（詹启华：《制作中的儒家》），　chap.2。

[24]《明史》，卷326（《外国传·意达利亚》）。“好异者”中的“异”在这里意味着“差异，陌生”，异端中同样也是这个词。参见前文第27页。至1617年，耶稣会士的存在看上去已经变成对于社会秩序的威胁：同年，有一篇上疏中要求驱逐利玛窦，在各种理由之外，上疏断言：“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有王丰肃者，居南京，专以天主教惑众，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间为所诱。……一如白莲、无为诸教。”（《明史》卷326。）关于作为狂热信仰的“耶稣会经书的阐释共同体”，参见Jensen，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chap.3。

[25] DElia，　ed.，　Fonti Ricciane，　1：　368-369.参见：李之藻编：《天学初函》。Ⅰ：299-320.文章内容译自西方古典和基督教作家。例如：“友之乐多于义，不可久友也。……友者古之尊名，今出之以售，比之于货，惜哉！……友之益世也，大乎财焉。无人爱财为财，而有爱友特为友耳。”（第306页。）李贽喜爱《交友论》，他自行刻版印行了一版，以此向利玛窦示好（dElia，　ed.，　Fonti Ricciane，　2：　68.）。关于版本的变化：参见Fang Hao，　“Notes and Matteo Riccis　De Amicitia”。

[26] Busch，　“The Tung lin Academy，”　p.81。正如谢和耐（Chine et christianisme（《中国和基督教》），　p.160）所观察到的那样，士人阶层接受基督教的一个障碍在于他们对于社会层级的划分，这与心学遇到的问题一样。关于传统士人中友谊的研究，包括他们和家庭、非功利性、亲缘关系、宗教以及市民社会的关系，参见McDermott，　“Friendship and Its Friends in the Late Ming”（周绍明：《晚明时期的友谊和朋友》）。

[27] 这里指的是焦竑（1541—1620）。关于焦竑，可以参见Chien，　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钱新祖：《焦竑与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构》）。

[28] DElia，　ed.，　Fonti Ricciane，　2：65-68.中译本参见《利玛窦全集》，第307页。状元，是在每三年一次的会试中第一名的头衔，获得者将会终生荣耀。关于三教（儒、释、道）合一，及其由王阳明开启的“左派王学”的传统，参见Busch，　“The Tung lin Academy，”　pp.83-84；　DElia，　ed.，　Fonti Ricciane，　Ⅰ：　131-132，　2：　187。关于利玛窦其他朋友的传记，参见同上书，Ⅰ：371-372，2：42-43，46-47。李贽的生平，参见Goodrich and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富路特和房兆楹主编：《明代名人传》）Ⅰ：807-808。李贽对于利玛窦的印象，参见：李贽：《焚书》。第247页，《续焚书》，第1页。关于这次相遇，参见Frank，　“Li Tschi und Matteo Ricci”。了解李贽的思想，可以参见Billeter，　Lizhi。关于李贽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他可能存在的穆斯林背景，参见：洪明水《明末文化烈士李卓吾》。

[29] 利玛窦在这里采用了张问达的描述。张问达把李贽的仕宦生涯总结为：“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引自顾炎武：《李贽》《日知录》，18/28b）”。吕不韦，公元前3世纪秦王朝的奠基者，在司马迁的笔下被描绘成肆无忌惮的奸商。李园将自己的妹妹送入楚国的后宫为后，并且使得他的外甥成为下一任国君。李斯为秦国制定了“焚书坑儒”的政策，因此成为日后千百年间读书人憎恶的对象。冯道的行径众所周知，他历仕四朝十君，屹立不倒，完全无视“不事二主”的原则。卓文君处身名门，但是与不名一文的书生司马相如私奔。秦始皇是帝国体系的建立者，在汉代的史家司马迁和班固那里，他被看作是残暴的君主。通过表彰这些历史上的恶人，李贽试图震动他的读者并且对历史价值重新进行思考。这两个目的是李贽学者生涯中引起争议的观点的一体两面。

[30] 上疏出自张问达笔下，他的儿子后来皈依了天主教。（DElia，　ed.，　Fonti Ricciane，　2：　183；　Busch，　“The Tung lin Academy，”　p.89.）文本参见顾炎武：“李贽”，载氏著《日知录》，18/28b-29b。张问达和冯琦以及东林学派和耶稣会士的联系，参见Gernet，　LIntelligence de la Chine，　pp.236-237（谢和耐：《中国的智慧》）。

[31] 在利玛窦的祭文中提及，正是与他的讨论使得冯琦开始谴责异端（DElia，　ed.，　Fonti Ricciane，3：　11）。

[32] DElia，　ed.，　Fonti Ricciane，　2：182-186；冯琦上疏和皇帝下诏的译本载于184—187页。原文参见顾炎武，“科场禁约”，载氏著：《日知录》，18/21b-23a。顾炎武对冯琦上疏的评论体现在他对于1603年之前那些被主考官容忍的异端诠释的例子中。

[33] 包筠雅（Brokaw）：（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p.24.《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的表述是：“他们的敌人是那些威胁到……传统结构和价值的人。是像魏忠贤、温体仁这样荒淫无能的掌权者，或是野蛮不堪，又不负责任的泰州学派。前者自私地把持朝政，破坏了政治秩序，而后者则通过拒斥经典，扰乱了道德标准。”

[34] 1644年之后，清朝政府试图重建儒家的权威地位，将利玛窦的计划判定为邪说，认为受东林党影响下的基督教无法解决问题。清朝政府把科举又重新建立在理学的基础之上，并且不再鼓励耶稣会发展教徒。一部分耶稣会士的成员继续在宫廷中服务，引介数学和科学。

[35]《曾子问》，《礼记》卷十八：“曾子问：‘丧有二孤，庙有二主，礼与？’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孔颖达疏曰：“天有二日，则草木枯萎；土有二主，则征伐不息，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是也。”不仅是这一段，《曾子问》整章都是对于礼中的优先权的问讯：当两种礼仪的要求相互冲突时，何者优先。经由这一典故，杨廷筠认为，在基督教的礼和儒家的祭祀奠仪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时，应该尊崇儒家的礼仪。（参见1700年—1704年间的“礼仪之争”）。关于这一争论，参见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Minamiki，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南喜：《中国礼仪之争》），以及Etiemble，　Les Jésuites en Chine（艾田浦：《耶稣会士在中国》）。

[36] 杨廷筠拒斥佛学的语言和论点都是对朱熹的回应。朱熹是12世纪儒家道统的捍卫者。参见：“释氏”，《朱子语类》126.　1a-8b。

[37] 东林党人在这一时期政治上的领袖是杨涟，他在御史台内部策动了许多监察和弹劾。参见Hucker，　The Ming Censorial System，关于杨涟，参见pp.63-64；关于东林党在1620—1623年间的崛起，参见第165—171页。

[38] 关于另外一个全球化的信息交流导向普遍权威的例子，参见Saussy，　“China Illustrata”。

[39] 参见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Billings，　“Visible Cities”；　Etiemble，　LEurope chinoise；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Batchelor，　“The European Aristocratic Imaginary”。

[40] 例如：艾田浦（Etiemble）在他大部头的《中国之欧洲》（LEuropechinoise）中描绘的亲华人士，或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中充满讽刺的东方主义。

[41] 载De Poetstate summiponteficis，　1610。“间接”权力意味着将那些不服从的统治者驱逐出教会的权力，他们的主因此可以正当地舍弃他们。耶稣会士通过在一个世俗的国度中宣扬教皇的权威而让自己处境艰难。通常在这样的国家中，信仰是否得到许可取决于国王。关于皇帝的管辖权和教皇之间的冲突，以及反教会的作家如何利用这一冲突，参见Gernet，　Chine et christianisme，　pp.143-189。

[42]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p.428.中译本参见：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2页。霍布斯为英国教会规定的第37条提供了哲学基础，同时回答了贝拉明的问题。可以参见Philippe de Mornay，　The Mysterie of Iniquitie…　Where is also defended the right of emperors，　kings，　and Christian princes against the assertinons of the Cardinals Bellarmine and Baronius（London，　1612）。

[43] 如Etiemble，　Les Jésuites en Chine（艾田浦：《耶稣会士在中国》）；　LEurope chinoise；　Mungello，　Leibniz and Neo Confucianism（孟德为：《莱布尼兹和儒学》）；　idem，　Curious Land；　Gernet，　Chine et chiristianisme（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　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之宫》）；　Küng and Ching，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s（秦家懿和汉斯昆主编：《中国宗教与基督教》）；　Cook and Rosemont，　Leibniz，　Writings on China；　Jensen，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44] Gernet，　Chine et chiristianisme，　p.127；　pp.31，　49，　68-70，　123，　124，　134，　333.

[45] 教皇于1704年发布的命令，谴责耶稣会士令基督教教义适应儒家的实践，就将这看作是一个翻译的定义。参见Etiemble，　Les Jésuites en Chine，　pp.109-111。

[46] Gernet，　Chine et chiristianisme，　p.332.中译本参见：第225页。关于由社会角度对于理性宣称在语言、话语和理论之间寻找到不可通约性的解释，可以参见，Biagioli：Galileo，　Courtier，　pp.211-244。翻译中的等效理论理论上是与符合论或是表象论的真理理论相关的。我发现奇怪的是，谢和耐对于相对主义结论的偏好应该建立在同样的标准之上。除非这些标准无法引起相对主义。类似的讨论可以参见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esp.pp.349-350。罗蒂接受了谢和耐毫不犹豫地拒绝的结论：当再现性的等效无法建立的时候，我们应该将实践中的一致（可接受性）作为我们的标准。

[47] 关于译成中文或是由中文译出及其实际的结果，参见Roger Hart，　“Translating the Incommensurable：　From Copula to Incommensurable Worlds，”　in Lydia Liu，　ed.，　Takens of Exchange，　pp.45-73。

[48] 关于作为比喻核心的双关语的研究，参见Quilligan，　The Language of Allegory。

[49] 我按照《牛津英语辞典》重建这个词的历史。“BROADCAST，　a.，　adv.，　sb，：…1.　播种，等：散播在表面到处都是，而不是排列成行……v.　1.　用手散播（播种）……2.　比喻义，广泛的散布和传播。1829，Taylor　Enthùs.　Iv.　270：　传教士的教义……传播到了基督教世界之外。　1880　Ruskin　Lett.　To Clergy　369　通过广泛传播（broadcasting）免费的布道表达了他对于到处兜售特赦的厌恶”（OED，　is ted.，　original publication　1888）；“1921　Discovery　Apr　92/1　波尔都（Poldhu）的无线广播站部分地用来向来往的船只广播（broadcasting）出版和其他消息，也就是说在不需要得到回应的前提下广播消息”（Supplement，　1987）。

[50] 关于“拉丁化”作为全球化的一个维度，参见Derrida，　“Foi et savoir”　（in Derrida and Vattimo，　eds.，　La relision，　pp.9-86），　pp.41-43。

[51] 参见Goodrich，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 lung，　pp.50，　52-53，　57，　59。乾隆朝的审查活动（随着《四库全书》的编纂同时展开）一直由1772年持续到1788年。

3 书写的威望：文、文字、图画、图像、表意文字

毫无半点头绪；未曾研习过任何章法、符号、对应关系；眼见的一切，亦不作任何卜测——这难道不是说，让显象归结于显象——形式及其运动呢？——我想，还有什么比这更契合笛卡尔思想的吗？

——保罗·瓦雷里，《荷兰归来》

……他们说，一切“实是”只因韵律、接触与趋向三者之异遂成千差万别；韵律即形状，接触即秩序，趋向即位置；例如A与N形状相异，AN与NA秩序相异，Z与N位置相异。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5 b18

对于文字的轻视几乎是每一个拥有文字的文化传统的母题。[1]一般认为文字不能充分表达语言或思想。对于文字的这种不充分性的一种回应是人们会提升某些其他文字的地位——有时它是某个语言改革家宠爱的设想，但是更多的情况下则指那些来自仙界的，来自某些乌有之乡的居民，遥远国度的学者，或者是自然的力量所造就的文字。这种想象中的文字，将批评者和他们一厢情愿的补偿心理结合在一起。他们将神奇（praestigia）归之于一种正是因其不断衰退才引起关注的媒介之上。

自从欧洲人知晓汉字的存在以来，常常把它当作这种完美文字的典范。[2]这种对汉字的追捧对于那些以汉字为书写上的“母语”的人来说有些古怪。[3]但是，这种看法的差异并不足以表明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于中文的不同看法之间的矛盾，甚至无法证明关于汉字经受不起语言学检验的传说：在所有跨文化的解释中，有一种别出心裁的元素，这是对于语言的感性观察和其拥护者的理性需求之间的某种契合，而这种契合往往是专家对语言进行鉴定时所摒弃的。对我来说，分析这种理性混乱的正确方法不是用某个专业的单一标准来衡量它，而是以民族志的方式将它置于那些它为之呼应和应答的概念之间。也许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将那些仍然在召唤我们的乌托邦元素从思想史家已然当作素材看待的东西中区分出来。

“文”的力量

公元6世纪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当然不会关心到底是什么让20世纪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爱上中国文学，可是，《文心雕龙·原道》篇无疑准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4]这段文字和它的前身以及在中国传统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的版本激发了各种文采斐然、敏锐精妙的有关词源的热情和富于共鸣的想象。[5]刘勰当然不是一个诋毁文字的人——如果他曾经将人类的文字与自然的伟大文字加以对比，其目的也是为了进一步扩充前者。文，这个词本身为刘勰的看法铺平了道路，我颇有些犹豫是否要翻译这个词。这个词在其多种涵义中将中国文学的吸引力集于一身。文是（同时引用几种字典的说法）：标记；图案；条纹、纹路、线路、脉络；螺纹；带子；文字、图表、词汇、写作；礼节、文化、优雅、教育、装饰、典雅、礼貌；与武力相对的文明；文学（特别是指区别于诗的纯文学化的散文）。这些不同含义的并存提醒我们，也许说“文者，文也”从来都不仅仅是同义反复。[6]事实上大量关于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的作品（大部分但是并非仅指那些非母语人士）通过引用文本的证据和作品的精读提到这一点并且进一步确证了这一说法：例如：“文在义项16中的意思实际上或是根本上就和义项7别无二致。”另一种最常见的说法是说文学写作意义上的文在与其他意义的类比中得到最大的启发：作为固有范式的文学写作，作为文明的文字，以及，作为汉文字系统的自然产物的文学。

研究文学文化的民族志学者所汲汲以求的，正是最后的这种可能性——伴随着种种源自其他可能性的暗示。除去那些关于中文书写语言独特性过分简单化的幻想的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字母文字和表意文字之间的对比逐渐成为一种模式被保留下来，并且指引着大量关于“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差异的描述。（不幸的是，这一层次上的概括伴随着某种地域上的划分；也许再经过几十年的相互研究，这一地理意义上的壁垒将会消失）。这就像我们对于文字系统的最初误解已经转移到了对于写作风格、类型、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等问题的思考之中，这种误解现在已然变得不足为信。因此，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各种对象之间并不存在某种谱系学上的联系，也许仅仅是一系列相关联的同族关系；虽然我或许对于前面提到的那种作为对照的例子有些怀疑，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例子都同样有害或是没根据的。

我们首先来看中文文字和字母文字的对比。大多数关于“文”的文章都认同中文文字本质上是直接性的表意的和象征性的，这一点与单词的字母拼写不同。字母拼写把字母切分出来，而这些字母本身没有内在的意义。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称之为：“表达符号”（cenemes或形符）。而中文的单字在那些我称之为表意符号语法学家们看来，已经是有意义的并且总是能够被分开或者追溯到简单的“内容符号”（pleremes或义符），或者是某个具有内在意义的语言单位。[7]在将中文的内容符号仅仅拆分成笔划的层次上，我们没办法联系“文”这个概念讨论文字和语言理论。此时文字呈现为纯粹的句法，作为某种图像出现，我们只能问它们是如何被置于一个文字中，而不是问它们代表什么意义。对文字的“句法”式分析带来的麻烦跟它的好处一样大。（读者也许会猜测我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句法”这个词的。在希腊文中，这个词表示“把部分构成一个整体”；现代的一些语言学家用它来指词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狭窄的用法，掩盖了这个词在思想史上的位置。）[8]我将首先讨论巴洛克形式中的内容符号文字理论，进而指出由对于内容符号的关注转化到纯粹的对于表达符号结构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文”或是文明的终结。也就是说，我将尽可能把笔画作为笔画来讨论，而不是首先作为关于某物的符号，我将尽量使用一些权威的经典文本来支持我的观点。

“它在两者之间穿行”[9]

警告：下面这一部分内容引用了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著作，也许会令某些读者产生反感。再次提到这些内容并不意味着作者、出版社、哈佛大学本科生院的校长和同仁们对于这些内容的认同或者肯定。我们谢绝对阅读这些文字所可能带来的直接或偶发的后果所造成的伤害负责。[10]

我的第一个例子来自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11]（费诺罗萨[1858—1908]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本文是 1904—1905年间他在美国发表的系列讲座，后来由庞德[Ezra Pound]修改后在1919年第一次发表于《小评论》[The Little Review]杂志），这是一本任何一个对美国人如何理解中国感兴趣的人都无法忽视的书。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专业人士来说，我知道仅仅是提到费诺罗萨的名字就已经会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在我们接受专业训练的最初阶段，就知道费诺罗萨是一个狂热分子：因其对中文充满惊叹，他过分夸大了这一文字系统中最初的象形文字的数量，并因此在更为清醒的古文字学家只看到语音学线索的地方，他声称自己发现了大量的图像和隐喻。同行们从未忘记他的错误。[12]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但是，既然同行们总是用经验主义的方式回应费诺罗萨的随意猜想——总是以例子为佐证或是在以对例子的解读为前提的层面上展开回应——那么我们也许应该重新描述一下费诺罗萨的整个思想体系，至少这可以激起一些原则性的而非仅仅是片段式的回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引用费诺罗萨/庞德以作为非语音语法学的，非语音中心原则的文字学的一个例证，这也许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13]因为费诺罗萨对于语音文字的拒斥用清晰的概念重建了基于直觉的认识论，而这正是德里达希望通过对语音文字系统的批评加以去除的东西。费诺罗萨在1904—1905年的讲演因此得以重生，因其大量文化上的错误广受批评，同时又作为对于诗歌发展的预言而被人所接纳。费诺罗萨本人也许都对此始料未及，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大有可能会表示抗议。[14]

费诺罗萨尽其所能地称赞中文文字，对于他来说这些文字“绝不仅仅是随意的符号。而是对于自然过程的一幅生动的素描……中国诗……的言说伴随着绘画的生动和语言的流动性……在读中文的时候，我们看上去并不是被精神的对立面所欺骗，而是看到‘事物’直接表达它们的命运”（8—9）[15]。通过解释中文的这种神奇是如何产生的，费诺罗萨以他超凡的机敏和预见改变了传统对于“象形文字”的定义，这一定义仅仅把这些文字看作是事物的图像。

图像在中国文字学中长久以来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伟大的语源学家许慎（A. D. 30—124），在他的《说文解字》的序言中，将“象形”——文字所指的事物的“象和形”——置于他建立的文字构成法的前列。[16]象形在这一列表中仅仅排在“指事”后面。许慎生活在经典文本的阅读充满争议的时代：汉朝对秦朝的小篆进行了改良和继承，并依此创建了汉隶，使之成为当时的标准书体。因此，在早期的或是那些来自偏远地区的手抄本被抄写成汉隶的过程中，种种分歧有可能得以存在并且确实发生了。于是，许慎仔细地区分了汉字的各种构成方式，也许这也使得他的词源学方法能够深深地扎根于无可置疑的经典资源之中。“象形”即是一例。它来自《易经·系辞传》。在《系辞传》的语境中，“象形”的意义很容易就超出其词源学意义成为一种宇宙生成论，就像汉代以来重要的儒家经典《大戴礼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17]

后来的文字学家追随许慎，寻找出或者通过比较的证据，设想了一个早期的图像文字系统作为现在已经变得极其规范化的文字的原型。[18]文字必定源自绘画——这一观念同样被字母文字传统所接受。但是在象形文字大量保留下来的地方，逐步脱离它们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解释文字历史的原则。因此黑格尔才能在他的《百科全书》中轻易地将汉语作为一种思想的落后媒介排除出去。因为他曾明确指出，大部分值得思考的东西都无法通过图像来表现。[19]

然而，正如多纳德·戴维（Donald Davie）指出的那样，费诺罗萨将这一讨论导向了新的方向。[20]他认为每一个中文字的字根意义都是动词（这也是这一文字系统精心建构的根本动力）。费诺罗萨在这一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他比别人具备更杰出的语言学素养，也比别人更坚决地主张文字的这种无可替代的优点。总是跟费诺罗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图像文字系统并不能像他在汉语中看到的那样，传递对于力量的直观。对于费诺罗萨来说，整个自然世界就是大量动词的相互作用，而非名词；名词或者事物仅仅是“动作的终点，或是交汇点”（10）[21]。今天的欧洲语言是如此地“干枯和冰冷”，已经失掉了它们的“原初活力”；它们被“剪切并且干瘪成了一根拐棍”（24）。[22]他说，回归到印欧语系（Aryan）原始语言的词根，我们能重新获得原初动词生机勃勃的能量，在那些词根中我们可以看到费诺罗萨所认为的最完美的语言状况：表达是“自然自身强加给原初的人的”[23]。但是印欧语系这些零散的记录仅仅提高了中文表意文字研究作为“阐明已经被我们忘怀的心灵过程的”（21）途径的重要性。

通过将他关于表意文字的理论聚焦于动词之上，费诺罗萨重新提及了“句法”。自从我们把中文文字看作是图像以来，关于句法的讨论已经很少见了。当然，图像是“放在一起的”，但是这里所谓的“句法”并不是像莱辛（Lessing）很久以前在他的影响广泛的《拉奥孔》中所发现的那样，将部分连成一串或一句话的某种规则。[24]对于费诺罗萨来说，语句是中文和自然共有的范畴。“自然中语句的类型就是一道闪电，它在两者之间穿行，云和大地”。[25]因此，与之一样的是，中文的句子构成是主词—谓词—宾词。费诺罗萨严格对照象形文字的原则将中文句法看作是自然的表象：中文句法完全是语义学的或者是有意义的，这也是它为何如此卓越的原因。[26]表意文字的特质，不仅存在于单独的中文字中，同样也存在于中文的句子中，费诺罗萨把这些句子看作是对于在因果关系中表达出的自然行为和关系系列的某种图像化描绘。

费诺罗萨的原始主义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有些幼稚、误导，甚至某种暗藏的粗暴，但是公平地说，我们必须承认它是在为语言学批判的目标服务，某种旨在去除积淀的目标。费诺罗萨的文章与尼采（Nietzsche）的那篇在文学理论史上影响很大的文章，《真理与谎言之非道德论》讨论的是同样的问题。[27]尼采问道：“何谓真理？”他回答他自己提出的这个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式的问题时说：“（真理）是一支由隐喻、转喻、拟人论组成的移动大军，总而言之是一系列经由诗意语言、巧妙修辞而提升、翻译和装点的人类关系，经过长期的使用对人们来说变得好像是权威和必要的：真理是那些人们已然忘记了它们是谎言的谎言。”[28]一二十年以后，费诺罗萨问了他自己同样的问题，并且回答道：“（大自然中句子的形式有如）闪电，它在两者之间穿行：云和大地。”经由这突然的一击，句子的形式由自然强加给原始人。“所有的真理都必须用句子来表达，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力的转移”，费诺罗萨继续说道，他将自己掩藏在一种醒目的尼采式语言下面。[29]表意文字（相应的句子是表意文字的一种拓展，一系列按照表意文字的秩序排列的表意文字）对于费诺罗萨来说是真实的，因为它们在真实地描绘；也就是说，伴随着某种力量的转移，它们在描绘那总是作为力量转移的自然的运行过程。

重新用现在文学批评中所谓的雷声和闪电去攻击这种幼稚认识论中的现实主义没什么意义。它当然是肤浅的，他自己也这么宣称：对于费诺罗萨来说，正如对于爱默生和有时沉浸在反唯名论情绪中的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来说一样，原始人是知觉准确性的标准，因为他是如此质朴地观看，撇开了文化、宗教和各种欺骗带来的迷雾而直面事物本身。[30]对于这些原始主义者来说，在他们充满怀旧情绪的重构中，那些同样质朴的中文文字的创作者们为我们指出了回归那不加掩饰的表象本身的真理之路。这没什么可批评的，但是那些喜欢将他们的敌人展示在同一战线中的人们还是会站出来批评费诺罗萨。在他们看来，费诺罗萨的认知标准与基于人种差异（或殖民）的异国情调的坏习惯没多大区别。中国人——跟他们的书写语言一样——是（1）陌生人，因其尚未开化，因此是（2）值得称赞的；如果他们与我们之间的不同没那么多，那么那些原始主义者们就不会将他们作为诗歌知识的典范。

在费诺罗萨对于中文词序的巨大热情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双重的异国情趣，一种掺杂了日本立场在内的欧洲人的怀旧情绪。他曾经通过日本教师来了解汉语。对于说日文的人来说词语之间的顺序是他们在读中文的时候会特别训练自己重新学习的东西（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文的文字中充满了汉字元素）。费诺罗萨好像认为日文的词序是对于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某种强加的或者重新安排的结果，而他相信中文则是更加直接的反映。因此，他对于中文诗歌的学习过程中，作为中介的日文好像在这里消失不见了。实际上，是语言本身消失不见了：当一个句子的句法与自然的句法相同，它对于那些不是句子的东西没有做过的事情也一无所为；“句子”成为自然象征主义的一个例子而已，并且作为一种清晰的事件类别而消失不见。据说，这不会发生在日语身上，因为在日语中语音文字和语标书写系统同时并存，并且词序更加复杂也更劳人心力（至少对说英文的人来说）。

力量之线

费诺罗萨和庞德把中文看作是表意文字的集合——由影像构成的隐喻。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同样如此，他把表意文字看作是电影蒙太奇手法的先驱。幸而，表意文字（ideogram）这个词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词汇表里面：大部分语言学家现在更喜欢用“语素文字”（logo- gram）或者是那些发音更容易的区域性术语，例如“汉字”（Kanji）。[31]事实上，关于中文书写的讨论仍然有很多有待澄清的地方，特别是在文学研究者中间。我尝试去区分几个通常被看作是同义的词。“图画文字”（pictogram）意味着一种常常是高度图式化的，约定俗成的绘画元素，它的解释建立在宣称图像和它的所指之间具有某种视觉上的相似性上。[32]“语素文字”（logograms）将词语，或者——承认“词语”这个词的含混不清——语言中能够区分开来的“意义承载”（meaning bearing）单位通过能够加以区分的符号构成的对应的词汇表表达出来。（目前，学术界一致认同中文是主要的语素文字系统。）[33]在拼写英文单词的时候，我们将单独的字母符号与独特的发音相匹配，至少我们认为如此。但是人们早就发现，我们读的时候，其实常常将词或者简单的句子当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也就是“语素意义”（logogrammatically）。检验语素文字特性的一个方法就是抛开各种各样区域性或功能性的发音，看是否能够保留有一个核心的所指（对于中文来说，就是词的意思不会因为不同地区，诸如普通话、广东话或者其他发音而改变；或者意味着在日文中使用的某个中文字，会因为使用它的性质的不同，例如作为名词，动词，成语，或者是文学语言中的引文而有大为不同的读音，等等）。这一情形甚至还可以包括文字在经由欧洲各种不同的语言之间的地区和时间的差异，保持词源学意义上的延续性时所起到的作用：用“泛时性”（panchronic）的观点来看，说拉丁文中的Caesar[kai：sar]，Kaiser，Czar，Cesar，以及英文中的Caesar[see：zer]等等在历史上就是同一个词，实际是用一个词源学词根（在各种难以预料的书写和读音的掩盖之下）作为一种跨语言的语素和解释项（interpretant），维持着各种不同状态之下的同一性。[34]

“表意文字”（ideogram）这个词给人留下的坏印象，部分源于我们在用这个词的时候，常常随意地把它同时看作视觉上和语义学意义上的文字类型，二者混在一起使人倾向于认为所有真正的表意文字或语素文字都是真正的图画文字（pictograms）——费诺罗萨的文章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纠正这种倾向的一种方式是将数学的或者逻辑的符号标记方法作为表意文字研究的范式。我们认为p和q不是类似的命题，特别是因为我们可以在没有确定的p和q的命题的情况下，在头脑中进行有关这两者的推理。然而，p和q作为逻辑上的符号所起到的作用正是和表意文字一样的：它们标示出观念的位置。[35]（另外，相对于标示位置的符号“o”来说——它与任何特殊的语言学或语音学的实现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是又很难被看作是它的所指对象的某种视觉表象——在文字类型的分类方面，更加具有挑战性的例子也许是对于虚无的表象的表象？）单纯靠图像性质很难充分说明表意文字所具有的意义。与此相应的，文字的历史典型地区分了这两个阶段，将图像阶段看作是字母形成的前兆，而代数则被看作是字母的某种特殊技术的结果。

作为表意文字概念的历史发展的某种参考，狄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将中文描绘成一种已经意识不到（或不再关心）自身图像性根源的圣书体（hieroglyphic，俗译为“象形”）文字，并且习惯于将字符看作是约定俗成的“记号”。他们赞赏这种抽象化的进步，而这正是费诺罗萨不满的地方，他们说：“中文已经超越了[圣书体文字]（hieroglyphic）。它抛开了‘图像’（image），仅仅保留了它们简化了的记号（marks），很快这些符号就数量激增。”[36]因此，表意文字研究不必是图像化的：至少到了18世纪，人们已经能够区分“图像”和“记号”。另外一个例子是洛德威克（Lodwick），贝克（Beck），达尔加诺（Dalgarno），珂雪（Kircher），威尔金斯（Wilkins）等人在17世纪设计的那种既是表意同时也是字母化的语言。[37]这些语言给字母表上的每个字母都分配了一个范畴表上的位置：当一个词被分解成构成它的字母时，这个词就成为一组确定其自身意义的说明。这种没有图像的描绘观念（idea writing）的例子，我们身边随处可见：标点符号，大写字母，某些特殊的拼写习惯，引号，插入语等等，这是一种在言说中也许找不到语法或韵律上的等值性的改变词语或句子意义的方式。

根据这一模式，表意文字不同于象形文字：相似性并不是它们意义的唯一线索，一个表意字也不一定能让人立刻明白它的意思。与中国学者常常反对的那些原因相比较，费诺罗萨对于“图像”（句子同样也是一种图像）的过分投入加深了他对于中文文字特性的误解。这是关乎图像—表意文字本质的问题，而不仅是它们在出现频率和词源学上的重要性。事实上正是中文字看上去代表的是一种“含义”或者“物”而不是声音的性质，使得像费诺罗萨这样的研究者们相信它直接表达物，而不是通过某种中介物来表达，例如“概念”。对于语言学家来说概念惟有经由语言或者文字形式表达出来才会被接受。表意文字系统很方便地剥离了历史，并且将我们带回到了原始人面对闪电时产生敬畏的那种理智上的纯洁性之中。

麻烦在于，为了能够充分地赞赏中文象形文字的性质，我们必须变成一个原始人。在我看来，这代价未免有点太大了。因此我打算提出一种新的方法，使我们能够重新考虑那些被费诺罗萨在他对生动的图像和生命力热情感染之下忽视的东西。如果“表意文字”——假定有这种文字并且能够指向某种相应的观念——这一表述有其存在的意义的话，那么语言中应该到处都有这一现象，无论是对于音素、字母，还是词汇，这种想法太过理想化了，并且仅存在于理想之中。[38]当然“观念”并非作为观念，而是通过其物质的（口头的或者图像的）形式而被认知。既然我们的语言学怀疑论倾向对于那些沉默的概念和自我定义的语素变得越发没有好感，“表意文字”这一范畴所包含的范围将会增大到能够符合大部分可行的定义。也许一个更加勇敢的语法学家有一天会设想一个能够将字母文字也作为子集（无疑是一个不受关注的远房亲戚）囊括在内的“表意文字”的定义。不管怎样，这一举动将会消除普通常用的“表意文字”概念与“语音文字”之间的对立。所有的文字类型，实际上所有语言的发音形式，都会成为观念的图像或者是固定的书写形式。这就是《百科全书》里面所谓的“记号”。如此一来，我们会失去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吗？

“观念的影像”——相似性的有与无

由此，“表意文字”这一看上去曾经好像很有用的类型学分类概念现在需要重新加以解释。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什么文字可算是表意文字，而是表意文字这个词是如何流行起来的？拼音文字（phonetic writing）和写意文字（conceptual writing）的区分现在已经成为语言学的常识，但是究竟如何区别这两者？其中又包含了哪些语言学思想？

“表意文字”这个词是随着商博良（Champollion）对于古埃及文字解读的传播进入到现代欧洲语言中的，商博良的工作首先在1822年的“给达西先生的信”（lettre à Monsieur Dacier）中提出，然后在《古埃及文法》（Grammaire ègyptienne）中更为完整地表达出来。商博良提及：“表意文字就是描画观念而不是语言发音的文字”，并且附加说：“中国人也使用表意文字。”[39]商博良将古埃及文字按功能分为三类：表意符号（caractères mimiques），描画或者模仿它所指向的对象；限定符号（caractères tropiques ou symboliques），描绘对象，并且与单字所指的对象或观念具有某种意义关系；和表音符号（caractères phonétiques），用来仅仅表达或者提示读音。前面两个类别是商博良在古代对于古埃及文字的思索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几个世纪以来，古埃及文字系统都被习惯性地看作是彻底的象形文字或象征性的。破译文字变成展示文字所包含的图像的意义：如一只眼睛表达的是上帝的知识，而咬着自己尾部的蛇则象征整个宇宙，诸如此类。模仿和象征性文字之间的差异被看作是言说中字面意义和隐喻之间的差异：前者是直接表达，后者则是通过表达某物来表达另外的含义。但是，模仿和象征性字符都被限制在意义的空间中解释：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赫拉波罗（Horapollo）”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注释了古埃及文字，却几乎没有提及古埃及语言。[40]当利玛窦在1580年代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在他面前展现出的文字系统正是在这种方式下构成的：像纹章学、画谜或者象征性的结构一样的互相参照的象征性体系（这一范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6世纪罗马人视觉世界中的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但是，商博良在翻译古埃及文的过程中引入语音文字，也就是那些并非总是表达有意义内容的字，从而打乱了这一纯粹的语义学解释方法。而这正是表意文字在其各种特质中变得可理解的关键所在。

对于当代观察者来说，利玛窦将中文描述为“古埃及圣书文字类型的文字”，意味着一种将书写混合在绘画之中的可视语言；当然有人可以在艺术史的基础上争论说这种以“圣书体文字”为代表的视觉表现实际上已经将绘画压缩成为某种文字形式。[41]当百科全书派和沃伯顿（Warburton）将中文描绘成为一种因为某种智力原因脱离了起源的图像主义的语言时，他们同样将中文字置于某种由感觉的直接性差异决定的等级之中。（白晋[Bouvet]强调文字的视觉分析，他的“圣书体文字”试图在最早的中国文本中发现基督教的预言能力，这一点与当时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截然相反，后者试图将文字看作是“字母”）。商博良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语音价值的发现不仅对埃及学家有意义，而且改变了整个文字学的面貌。现在，古埃及文字的译者，面对每一个字时，需要在三种可能性之间作出选择（前两者建立在意义的基础上，另一个则建立在声音之上：“模仿的”、“限制的”和“语音的”）。对于像古埃及圣书体文字这种如此明显的混合文字系统来说，这三者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从整体上加以概括；所有的解读必须把它们全都囊括在内。但是，作为附加的说明（“中文同样使用一种表意文字”），当商博良改造他自己关于三种象征价值的分类以便来描述东亚文字时，其间的取舍成为整个文字系统（精神？）的标识。“语音的”或是“表意的”不再表示书写者或是读者为了在一个准图像化的符号系统中进行交流所采取的策略；而是作为对于文字系统本质的某种相互排斥的标识而起作用。商博良在古埃及学上的伟大成就将中文的研究带回到了亚里士多德，他的记号学为欧洲人初次解释中文提供了某种方法。

19世纪的语法学家重述了培根（Francis Bacon）将中文看作是“实物符号”的观点（Characters Real），将中文归类为“表意文字”，这意味着，他们在重复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培根在1605年研究中文时说道：

传授的工具或是言词或是文字。亚里士多德说得好：“语言是观念的影像，文字是语言的影像。”不过，人的思想不一定非要用语言做媒介来传达……另外我们还知道中国和东方一些国家使用实物符号来直接表示事物或概念，而不是大略地表示字母和词语。因为这些符号比语言通行的范围还要广大，因此各个国家和省份虽然互相语言不通，但是可以互相阅读对方的文字。[42]

培根关于“语言是观念的影像”的说法引自一篇被归为亚里士多德所作的短论《解释篇》。这篇文章认为文字必然是对于声音的摹写。《解释篇》在灵魂中为语词和事物之间建立了某种不对称的双重对应关系：“口语是心灵的情感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的，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的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情感，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情感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43]

对培根来说，中文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的存在可以取消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建构的心灵、语言和世界的整体图像中某个中介的存在。如果事实上文字象征了心灵中的情感（约定俗成的），语音文字象征了词，那么，象征心灵中情感的文字就象征了事物本身，因为事物和情感“对一切人也是一样的”。这样一种文字将不再因为事物属于一种与表达完全不同的秩序，因而间接地（通过一种符号）指向“事物”；而是与头脑中的图像连接在一起，进而直接（作为相似性）与事物联结在一起。（更进一步的证据是亚里士多德使用“相似性”来表示一种比“符号”更加有力的表达形式，参见Politics 1340 a 33。）假定这种直接连接的可能性时，我们并没有考虑到它是如何获得的。培根把“观念的符号”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和表达的对象之间具有某些外观上的一致性，另一类则是习惯性的（ad placitum），完全出于约定或认同。”他把中文归结为第二类——实际上，费诺罗萨之前大部分描写中国的欧洲作家都这么认为。至少对培根来说，表意文字并不意味着相似。

培根所推荐的“中国式”文字——通过约定俗成的文字，对于现实的直接表达，没有任何口语方面的干扰——在罗西（Rossi）、德里达（Derrida）、斯洛特（Slaughter）和艾柯（Eco）那里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44]虽然这一形式仍然借用了商博良在1830年对于表意文字和语音文字所做的区分，它毕竟还是有着新的和不同的含义。早期的尝试试图模仿中文文字达到的超乎语言的状态，以便能够确保所有人之间无障碍的交流；“实物符号”被看作是通向“普遍文字”的必要前提。但是，当商博良将中文归类为“表意文字”的时候，看上去他提供了一种限制性的定义，这种定义标识出中文独有的特点。随后而来的关于中文是不是由“表意符号”组成的争论严格预设了一种意义景象：“表意性的”意味着整套文字系统都是按照这一原则构成的，或者与之相反。这一概念设计出来是为了指出是什么原因使得中文变得如此与众不同，而不是为了服务于某种可能的普遍性文字。

在商博良的描述中，古埃及文字保留了多重基础：语音线索、图像、指示三者同时发生作用。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其中中文是在严格的“非语音”的意义上被定义为“表意文字”。毫无疑问，19世纪早期，世界历史的政治化格局部分促成了商博良简化的类型学理论的流行。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这种类型学理论比语言学（对于语言学来说，中文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单音节性”：参见第4章。）影响更大。培根的同时代人还没有觉得他们自己在通向科学和政治完美性方面走在远东地区的前面，也不认为亚洲文明是幼稚和僵化不变的。只有到了19世纪，当这些思想已经成为欧洲文化中老生常谈的内容时，“表意文字”才能够被毫不犹豫地附加上这一层含义。

培根在亚里士多德基础上，开创了一种非语音的潜在的常规文字模式，而中文在手势和数字的支持之下被看作其最主要的种族意义上的例子。培根认为普遍性的文字应该能够表达出与其所指事物之间的“比喻或是一致性”，当然并非一定如此。对于培根同时期或稍晚时候的另一种对于普遍性概念化文字的理解来说，仅有习俗或者惯例是不够的，因为任何约定俗成的符号都无法达到奠基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先天联系的语言所具有的力量。杜埃（Claude Duret）在1613年写道，词源学就是完全依赖于“将语词分解为音节和字母，在这里构成了那些人们希望能够给予它们正确名称的事物的本质的表达”，他的词源学模型是对于喀巴拉神秘主义（Kabbalah）的一种粗略理解。[45]通过在现代语言中寻找语词的起源，人们不仅能够回到原初言说者的完整表达方式，同时还能够回到原始语言自身，那种自然强加给人的，因此对于所有的民族来说都是一样的语言。词源学（类似于费诺罗萨的“符号”）是一种前巴别塔或是反巴别塔的语言模型。[46]内特斯海姆的阿格里帕（Agrippa of Nettesheim）引用“柏拉图主义”（指新柏拉图主义）作为权威来论证他的观点“当一个名词或者动词形成的时候，[它所指]的那个事物的强力就留在了它的发音之中，就像是某种生命隐藏在形式上所指的事物下面”[47]。我们使用的日常语言是“崇高的、神圣的字母，在每一个国家和语言中都是自我定义和永恒的”[48]语言的简化版。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本中提到这些字母的地方，总是回到《赫尔墨斯文集》（Corpus Hermeticum），这是一组近代古典希腊文入门文集，传说是古埃及的神透特（Thoth）或是“三呼大哉赫尔墨斯”（Hermes Trismegistus）神所作。它假定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这些“崇高、神圣的字母”的雏形，是传达某种神秘智慧的媒介。透特在一篇归诸他名下的名为《定义篇》的文章中预言道，他的书注定变得“含糊不清，如果希腊人继续试着把它翻译成希腊文的话。这种翻译将会造成极大的扭曲和含糊……”，另一方面，古埃及文字在言说和声音方面的特质“在其自身内部拥有它们所言说的对象所拥有的能量”（εν εαυτη εχει την ενεργειαν των λεγομενων）。[49]按照赫尔墨斯的想法，在古埃及，人们有真的表意文字——能量文字（？）；一旦把它们翻译成希腊文，相对于它们原初的丰富而言，它们就变成贫乏无力的符号——费诺罗萨、庞德将会称之为“枯萎的”。无论如何，这让人意识到希腊人即使是在探究新鲜事物的时候仍然是感觉迟钝的。古埃及文字让我们叹为观止的象形性和图像性特质，在赫尔墨斯对于奇怪“力量”的描述中，消失不见了。能量对于赫尔墨斯来说，存在于言说中，而不是书写的符号中。

赫尔墨斯主义对于圣书体文字的赞赏，在那位身为耶稣会士的前科学家和神秘事物的探求者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身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他很早就写了一本描述汉字系统的书并被广泛引用。珂雪将汉字追溯到古埃及的透特和赫尔墨斯的原始手迹，以珂雪的类型学年表来看，它就如同中国的伏羲。[50]伏羲留给他的后人一部“蛇形书”，其中，文字被结构成“奇妙的纠缠在一起的蛇，通过构成不同的形状来表达所指的各种不同事物”。[51]但是，严格地说就像是“定义”中所说的那样，它们离开埃及之后，就变得毫无生气了。举例来说，古埃及文字中太阳的符号，表示：

隐藏的力量不仅仅源自感觉世界里面物质性的太阳，同样也来自理念世界中太阳的原型……所有这些在建构成中文时都消失不见了，因为后者准确地说就是为了指示语言和名称的简单概念而制定的，没有其他神秘东西潜藏其中。[52]

对于珂雪来说，汉字模仿自然，然而并没有揭示自然的奥秘。当然，珂雪对于中文的了解仅仅来自于词典，并且完全被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意义所误导了。[53]他相信汉字的原初形式是对于自然形式的回应，这些形式依然留在现代简化的文字之中，这使得珂雪用一本进入了罗马图书馆的中文书作为证据。珂雪将中文从自然中不断演化的时间表展示在图3. 1；他的中文资源，见图3. 2；某些相关的书法作品，见图3. 3和3. 4. [54]

图3. 1 中文中的“原始文字”。源自Athanasius Kircher，China illustrata（1667），p. 229。

图3. 2 珂雪的“原始文字”原初排列的样子，选自晚明的历书：《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Vatican Library，Barb. Orient，139.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图3. 3 鸟迹篆。选自《三十二篆体金刚经》。

图3. 4 龟体篆。选自《三十二篆体金刚经》。

自然和习俗标示出两种不同的设想普遍语言道路之间的差异。其中，对于现代早期的欧洲人来说，中文是古代人为了实现这一点做出的某种尝试。（杜埃[Duret]1613年写作的《珍宝》[Thrésor]是欧洲最早收入了一页日本文字的著作之一。）虽然培根应该对将某种共同认可的符号作为一种新的表意文字语言的“实物符号”感到满意，其他人则将满足于符号对于它所象征的对象的（通过“强力”）参与。仅仅用模仿这个词并不足以描绘他们希望在符号和对象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与这两种文字构想的差异相关的（源自对于它们的历史性感受）是浪漫主义批评中常见的对于符号和象征或者比喻和象征之间的区分。“比喻仅仅是意味着一个普遍的概念或是与它截然不同的某个观念，而象征则是意味着感知中的观念本身，某种物质的形式。”[55]费诺罗萨将这一套平淡无奇的说法由神学和艺术史的领域转移到地理学的领域中：在他的笔下，欧洲的语言是冰冷和干枯的，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标签：欧洲语言的字母表没有任何意义，中世纪的逻辑和部落中根深蒂固的图腾，动词“to be”，欧洲人思想中的沉重负担。[56]中文文字被看作不仅仅是作为诗歌的“媒介”，同时可以为整个西方的干枯的语言注入新的生机。

欧洲17世纪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澄清很多事情。从而使得我们更有理由确信20世纪对于6世纪的刘勰关于“文”的表述的那种解释是合理的：即，“自然”是可变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很难想象培根和杜埃能够在“表达”或者“事物的正确名称”的定义上取得一致，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宇宙之中。对于培根来说，文字是用来命名事物的；而对于继承了赫尔墨斯传统的杜埃来说，就像其他文艺复兴时期迷人的思想家一样，文字被看作是“能量”包，由蕴含在事物中的源头传递至某个恰当的被授权的新人，它自身就能够在语言中释放这些能量。费诺罗萨出现的时机，正是“能量”重又作为自然哲学的基础范畴出现在观念史中的时刻。但是，能量这一概念此时又还尚未成为关于事物、时间和变化的有说服力的图景；因此他对于诸如“力量”、“能量”这些概念的使用，就像新世纪的本体论一样，回溯到为了建立起与近来的热力学之间的关系而奋斗的认知启蒙传统[57]。费诺罗萨基本的语义学态度——他对于大自然中意义闪现的渴望——是新新柏拉图主义的；他对于人类将各种俗语拼凑在一起的不满也是属于新新柏拉图主义的。他们对于趋势、流动、关系和磁性力量的普通意象表达了他们对于一种“不仅是任意性符号”的语言的渴望。但是，这种对于语言参与自然并且自然赋予其内在的意义指引的文字观念的双重想象，和在文字典范中实现自身的刘勰的宇宙是一样的吗？

句法VS语义，抑或字母的典范

赋予费诺罗萨灵感的自然力的看法（或者这是我的某种调和结论），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与刘勰表达的思想或多或少有些相似。关于表意式文字优越性的争论常常引用一种图画的，有时甚至是神秘的逻辑；相应的，那些将字母当作是语言学典范的人分享某些务实的，技术性的概念，并且将精力集中在精神的特定功能之上。如果在费诺罗萨看来完美的文字是那些将所有的资源都用来表达意义的文字，那么那些反费诺罗萨主义者则将文字看作一套由部分和规则共同构成的整体。

表意—语素文字和字母文字之间常常在它们的结构方面进行对照，区分的中心点在于（对于任何清晰的语言来说）语法和句法之间的差别。这方面，字母文字系统具有特殊的结构性关系。中文文字是表达意义的手段；字母文字，因其自身是无意义的，所以需要通过构成某种复杂的形式（词）来表达意义。句法在哲学语言学中被看作是在一组预先给予的元素和规则之上建构新事物的能力，并且常常被用来在各个层面进行类比。例如，这样理解的句法可以被看作是生命的特征（相对于手稿中死去的文字来说，参见Plato's Phaedrus{264 b 3—e I 275 d 6}），或者是人类的特征（相对于动物来说，参见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58]，或者是自由意志相对于生物意义上或者是政治意义上的决定论（正如乔姆斯基[Chomsky]在《笛卡尔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中指出的）。字母文字把句法的原则由句子的层面应用到独立的词。[59]在另一个方向上，表意文字理论将语义学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表意—图像文字被认为能够使得它所指的概念成为可见的，不需要任何声音的媒介，并且将其中的语法作用减到最低。因此中文表意文字的理论与中文是“没有语法”的这一推论相关联。（至于这是因为表意文字被看作是对于语法缺乏的补偿，还是表意文字的理论建立在对于中文语法的有意漠视之上，将是第4章要处理的问题。）

一种图像—表意语言是（至少会是）专业化过度发展的例子——通过对于孩子们学习数以千计的不同字符所花费时间的各种描述，以及黑格尔那个著名的论断“字母文字本身就最具智慧”的理由的探究，这一主题得以充分彰显。[60]考虑到句法的安排和理解力与关于字母文字系统节省体力的想象之间的长期互动关系，大概黑格尔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贝克（Cave Beck）试图设计一种既是字母同时也是表意的普遍语言，他巧妙地将几乎所有表意文字的缺陷集中体现在他强有力的批判中：图像文字无法直观精确地表达对象，它太依赖于各种自以为能够取代的地方语言手段（双关语，隐喻、字词之间的联想），并且，在记忆力方面需要格外努力：

古埃及文字，拥有一种运用象征和图像的象征性书写方式，能够被外国人在理智的指引下阅读理解，但是，学习起来太困难，实际使用中也太冗长复杂，以至于字母很快就把它们挤出了人类的世界。除此之外，大部分的象形文字是如此不恰当（图像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东西，但是往往附加上差异极大的内容），以至于面对字版上画出的奇形怪状的公鸡，他们会在下面写上“这是一头牛”。

中国人有一种普遍的文字，虽然他们和他们的邻国之间使用不同的语言，但是，文字却是通用的。这被那些曾经去过这些国家的人所证实，并且他们带回来一些由那些形式模仿而来的文字。以至于欧洲人在看到这些文字的外观时，会主动视而不见：在这些文字的形式中看不到任何比例或是方法，这使得他们为了学习这些文字，必须从儿童时代起就要花费好多年的时间，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那些旅行者们都无法真正学习到那种文字出众的特点的原因。[61]

强意义上（费诺罗萨意义上）表意文字的存在，将要面对不识字者的挑战，因为事实上人们无法理解这个文字系统。当一个文字系统或艺术形式提供了“观念自身置身于感官以及身体形式之中”时，上述情形是不应该发生的，然而，它确实是存在的。你说“鸟”（或者甚至是这个字的古代写法，如右图）这个字是一幅鸟的图像，我会说这只是约定俗成的一个符号，读者经过训练把它看作是表达了鸟这个意思的字。这两种描述都说出了一些事实，但是，第一种情况更难证实，因为它需要与大量语言学的和模糊的经验问题达成一致。（什么可以构成一幅鸟的图案？什么又不能被描绘为鸟的图案？“关于某物的图像”是如何定义的？将符号看作是某种图像难道不是约定俗成的训练的结果吗——等等类似的问题。）我们需要一种方式来证明某一个表述在内容上是真正的“相似”，并且对于所有人都是同样有效的（无论是约定俗成的还是源自自然的）。这样一种证明只能是对于语言意义和它的所指之间关系的决定性描述。这种描述越是无法实现，就会有越多语言学之外的对象被牵扯进来。（数学中的情景可能会没那么令人绝望，因为数学并不要求它的对象的存在）。很明显中文中有很多字并没有把本身具有意义看作是其自身的要素（就像“表意文字”这个词所表述的那样）。面对它们，我们需要尝试询问意义和所指之间是如何在一种图像系统中结合在一起的。

表意文字这个词如同许多其他概念一样是在语义学的网络中获得其意义的，不能脱离那些固有的与之相伴的概念来理解——如“拼音文字”，“图像”，“习俗”、“符号”等等。并且，这些概念系统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概念间关系持续不断的运动中出现的：其中包括相关概念集合的扩大或者缩小，概念定义的变化，以及出乎意料附加上的各种含义。概念对于做好准备的理解来说才是有意义的。像“表意文字”这样的概念能够作为某种事物的名称发挥作用，更多地意味着我们已经准备好由某种特定的方式去思考事物。历史语义学中这种练习的目的正是为了揭示并且区分那些准备性的元素。

中文诗都是真实的

表意文字与拼音文字之间的对立是非常简单化的，并且这种对立关系在事实面前十分脆弱。如今《作为诗歌的媒介的汉字》往往被当作是一篇奇怪的文字：每一个大学里面的初学者都会怀疑直接自然意义的观念，即使对于中文仅仅一知半解的人，也足以指出很多费诺罗萨式的词源学解释都是源自他的想象。而这实际上是他整个工作的趋向。但是，费诺罗萨对于中文的很多看法，常常改头换面，以某种更加柔软的或是有点距离的形式不断再现，特别是我们将中文的诗的语言描述为“不仅是随意的符号”时。某种程度上，这必定与费诺罗萨（经由庞德）对于现代英文诗的影响有关，这种影响也许不完全是坏事（好的艺术总是能够包容有些荒唐的语文学）。另外，对于表意文字这一主题的延续，对于那些逐渐熟悉中国传统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也许是表达感激之情的恰当方式：能够直接指出刘勰在关于天、地、人的“文”的那种平行模式中究竟说出了什么，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在文字最伟大的表现方面，关于文字伴随着自然权威的观念，不仅仅启发着受到中国传统影响的人们，同时也给置身其外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持续不断地跨越种种的文化差异去尝试把握这里所谓的“自然”。但是，当一种想法的模式——即使是关于自然的思想——进入到新的语境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文”这个概念所指向的下一个阶段是某种思想的澄清，这种思想被自然、文化以及历史所验证，并且这些思想以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诗歌中的文字表现出来。

费诺罗萨指责古典逻辑，认为当它应该作为自然形式现身的时候（25—29），它却仅仅成为语言的形式。因此，他计划消除模仿这种形式，将它看作是人为的和阻碍性的，取而代之以据称是自然的和显而易见的形式。虽然中国古代的诗人和批评家们从未遇到希腊模仿理论的刺激和挑战，他们的现代注释者们却通过“拒斥”那种文学（如同一般而言的技巧一样）总是模仿某种先在现实的观念，来展开这一讨论。[62]这是对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反驳，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此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中国的诗歌并不模仿或是伪装成现实，而是跟从现实；然而“比喻是虚构的并且包含真实的替代物”，人们在中文诗中寻找到的那种明确的对应关系是“‘完全真实的’，建立在世界的秩序之上”，“古代中国的读者们相信诗歌是历史经验的真实再现”，因为诗歌写作是一种“本体的实际的转化”的构想，从经验到文字，从文字到读者，是“表现的一种有机过程”。[63]

交流是一种“有机的过程”？符号学家马上会对此提出质疑。宇文所安已经预料到这种怀疑论的反应，他将“有机的表现”观念置于“传统读者”的“信念”之中，并且用文化限定了某种特定的自然（传统中国意义上的自然）。“在此我们指的是读者们的倾向和诗人们对于这种倾向的期待：诗歌事实上的真或假，是真实的表现还是为了某种奇怪目的而进行的篡改都不在我们的讨论之中，这些实际上经常超出原本的样子”。[64]

其他作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对于自然的看法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都未言及这一问题。余宝琳（Pauline Yu）将中国的文学世界表述成“对真实存在和具体现实不加区分，同样对具体现实和文学作品之间也不加区分”。中国诗通常被看作是“诗人对于他置身其中，环绕在他周围的世界作出的文字回应”，而不是对于现实世界的表现。[65]对于麦克·傅勒（Michael Fuller）来说，西方人对于主体与客体两分的问题意识（通过与此相应的真理与意见的区分，这一问题意识与模仿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66]在中国读者那里并不存在。他们可以说：“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诗人因某种特定的情境写了这首诗……在中国的古典传统中，所有的诗因其特殊的存在，都是真实的。问题仅仅在于，它们是怎样真实存在的以及这一真实意味着什么？”[67]对于研究古典传统的现代理论家来说，中国文学的特质在于它的超现实性：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认为，中文的表现不同于希腊式的模仿，总是真实的。（或者是有效的，如果“真实”这个词被看作附带着太多希腊式的对于文字和对象之间对应关系的理解的话）。更进一步地说，表现的真实性源自表现的方式。约瑟夫·艾伦（Joseph Roe Allen）将这种指代式的诗彻底描述为：“我们甚至可以说，‘文’自身即是整个宇宙，它不是代替其他存在的符号，而就是它本身所指的那个东西。”[68]这种“并非……而是……”的结构，使得那些欧洲训练出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是亚里士多德的隐喻和索绪尔的符号，要么是中文的象征符号，这是一种通过揭示它真实所指的一部分内容来表示对象的象征符号。

每一次当“符号”及与之相伴的各种谓语如“任意”，“区别”以及“建构”在人文学科的其他分支中变得越来越时髦时，那些研究中文诗的学者们，因其与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的系谱来源总是对符号学充满警惕，并且用与之相对立的特质来描述中国诗时总是慎之又慎。他们坚持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理论在事物之间没有分裂之处制造了分裂。对于隐喻的注释性语言让位于语言的字面意义描绘经验所指的语言。诗，因其与生俱来的热诚、偶发的创作以及对于情感的释放，在中国文学的诸类型中占据着首要位置，“主宰”着中国的文学，一般而言主导着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69]我们不应忘记当中国文学第一次进入到比较诗学的视野中时（大约在1975年）也是如此理解的。这意味着，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用明确的类型学观点而非是历史性的观点来看待中国诗的。[70]回到这种历史性的事实能够解释产生认识上的冲突的原因，因为这不是类型学研究得以展开需要的那种基础。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它使我们成功地摆脱了那些我们仅仅在一个单一的文学传统中所能够提出和解决的问题。

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由费诺罗萨和庞德的普遍性的“自然”（自然的符号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并且会立刻被认出）到限定性的自然（古代中国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与我们不同：自然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并且因其本身即为文化而要求其合理性）之间的转换。但是，这一转换常常含混不清。通常情况下批评家们应该并且总是有能力讨论那些被认为是真的看法，而不必事前确定自己的立场。学术话语体系中，像“文学表达自然的‘道’”这样的表述，本身的真值相对于句子句法的真实性来说，应该是次要的。后者例如：“刘勰相信文学应该表达自然的‘道’”。目标语言的内容仅仅在它被元语言的引用和改述悬隔起来或者过滤之后，对于学者来说才是有意义的。

然而，在中国诗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被引用语言的语义学和它在引用它的句法中的位置之间的矛盾。目标语言必须至少能够威胁到元语言原有的句子结构。这种文化比较的一个任务就在于唤起对于某些假定的怀疑，这些假定认为我们的元语言（类型学上的“西方”、“现代的”）是高级的，理论依据充分，并且有资格决定何谓“真实”。“建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那些概念（构造、虚构、隐喻、扮演、设想）对于我们提及的那些批评家来说，意味着当代西方的这一套东西不能解释整个世界。比较文化研究者们也许应该能够意识到“建构”这个词本身的建构性，而不是轻易退回到一个未经反省的自然概念。这也许只是充满问题的形式本身的表现而已。可以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宇文所安在“严格的真实”之上所加的引号，这意味着真实的证据对于表述真理的语言的不满。“严格的真实”只有在它并不被认作是真实的时候，才会出现在引号之中——它对于某些人也许是真实的，但是，对于言说者和他的听众则显然并非如此。这里的引用也许是想说“这就是事情所是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却意味着“表述事情的一种方式是说‘这就是事情所是的样子’”。也就是说，20世纪的人们在阅读中国传统文学时至少应该有两套逻辑。我们建立起关于语言和习俗的框架（文化相对主义）来规范真实性和直接性（文化绝对主义）。我们离不开这一框架，但是其目的是为了结束并且将“本质的转移”留给我们。最终的结果就是庄子、蒲松龄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设想的“异类世界”（het- erocosm）。[71]

如何翻译《空山》

显然，严格说来费诺罗萨和当代学者们谈论的并非是同一件事。或者说，他们在用同一种方式讨论不同的对象。一种思路贯穿于费诺罗萨对于表意文字的赞扬以及当下的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诗的欣赏之中。这种思路非常认同中文作为一种表达系统，有足够力量将其自身的表述表现为真。与西方态度相对应的，中国文学理论中非摹仿（nonmimetic）的一面，恰恰就是费诺罗萨认为表意文字优于欧洲有缺陷的逻辑和字母文字之处。这就是他所谓的“某种并非仅仅是随意的符号”。有些读者也许会立刻认同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中文文字是对于事物的充满生机的再现，中国诗的言说是“非虚构性”（nonfictionality），中国诗中词的意义必然有其经验性的所指（其真实性源自文化的本能）。中文是这样的一种语言，“必然是诗意的，是在英文恰恰不是的方式中，中文不得不是并且保持其诗意”。[72]

尽管庞德毁掉了我们关于世界文化的美好想象，[73]中文仍然需要一代代的译者们扎实的工作，以使得它们对于英语国家的人来说能保有其“诗意”。正是庞德教给我们应该去寻求什么、什么是有价值的以及应该避免什么。在此我们看到刘勰的“文”这一概念的第三层含义。在这一层面上，感知和表现被认为是同一的。（就像刘勰所说的“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叶维廉借用了费诺罗萨的诸多原则来呈现8世纪的诗人王维，认为他是“中国文学，也许是世界、文学中最宁静的诗人”。

王维即是自然（现象）之所是：没有任何概念化的痕迹……在王维诗中，景色自我言说且行动。作诗之前，诗人已是现象自身，且令事物如其自身一般呈现，就如同没有任何人为的沾染。诗人并未介入，他观物，如同物观其自身……王维即是现象自身：没有任何概念化的痕迹。[74]

叶维廉经由如此回环往复的批评，将王维塑造成为“现象自身”的诗人，王维的诗“未曾经受理智要求的侵扰，未曾匆忙建立起因果的链条，每一个对象都在其自身的独特性中充分呈现出来”。“聚光灯”的意象很快成为对于“影像的独特性”的赞赏。[75]对于叶维廉来说，读这样的诗意味着跟随“意象可见的顺序……（这一顺序）自然跟随着我们由现象自身的波动而来的起承转合”[76]。在这里，读溶于看之中。

如果这就是王维所有的特性，那么叶维廉（Wai lim Yip）无疑预见到了将王维的诗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时将会面临的困难。就像他说的：“概念化的过程似乎笼罩了大部分英文诗，”英文诗或者欧洲诗歌的常态是将“历史的、循环的、人的意义”投射到现象化的经验对象之上。这两种不同方式之间毫无规律可言的搅扰和冲突在翻译或是误译之处一览无余。因此，叶维廉对于王维诗进行了有别于前人的重新翻译。他再一次提到了王维诗中意象之间“可见的秩序”本身的“影像性”特质。对此，他解释说：

翻译中，任何破坏这一秩序的做法都会损害王维独特的表现方式，估举一例加以说明：

Empty mountains；no man（is visible）

空山，无人（可见）。

在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的笔下就变成了，

There seems to be no one on the empty mountain. . .

好像没有人在空山之中

这里，“好像没有人”（There seems to be no one）这种分析性和解释性的句子的存在，彻底破坏了原本戏剧化的再现感知的两个短语，一旦将“没有人”（no one）放在“空山”（empty mountain）就侵扰了诗人在那一独特时刻的观点和意识。[77]

翻译作为证人常常任人宰割：如果某人以“清空理智的介入”为目标，那么为了确保主旨，他只能完全选择具体的名词，并且将它们植于最基本的句法之中。我们常常一厢情愿地期待有一种翻译能够称为“翻译自身”。王维即是“现象自身”这一看法，某种程度就体现了这种期待。我们在面对具体的诗歌之前，已经具有的某些想法和态度，使我们很容易设想存在着这样一种翻译。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思考如何表达“事物本身，而不是关于事物的观念”的困境。（叶维廉在此引用史蒂文斯[Stevens]的话作为体现王维意义的标准。）文学研究长期以来的发展，使得各个元素之间已经形成了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链条：文字的含义与句法的严格性紧密相联，而句法的严格性则与现象的具体性密不可分，这种具体性又关联着影像的（无观察者的）可见性。各种不同的渊源造就了英文诗的这种独特性。这包括大卫·休谟（David Hume），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费诺罗萨，休姆（T. E. Hulme），庞德和维特根斯坦，当然还有很多人。正是他们为我们建立起通向庄子、寒山和王维的道路。[78]

无论翻译方法的影响多么重要，无论我们对于翻译“准确性”的要求多么不满，并不意味着否定翻译是被某些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本身具有某种历史性的序列和等级：正因为我们是历史中的一员，我们才能够感受一种翻译的正确与否，才能够判断翻译是否“为我们”而在。如果我们能够按时间顺序排列起一系列译文，除了简单地标识一个日期之外，它们也许能告诉我们更多东西。它们也许能够告诉我们那些起初隐而不显的东西是如何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确立起来的。美国翻译家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关于王维的小书《阅读王维的十九种方式》（Nineteen Ways of Looking at Wang Wei）试图指出这一点。看上去好像“英文中的王维诗”构成了一个有其自身规则和发展方向的独立门类。而那些关于王维诗的本意和翻译成功与否的批评性判断则试图指出这一规则。但是他们总是宣称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客观对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由人的趣味变化带来的副产品。在这个意义上，王维在英文世界中影响力的起伏几乎可以由那个时期意象派理论扩散的程度逻辑推导出来。由A点（宾纳Witter Bynner在1929年与王维诗的相遇），到B点（华兹生Burton Watson1971年对于同一首诗的翻译）之间有一条绵延不断的线索，如果沿着这条线索向前发展，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在1978年的翻译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王维

There seems to be no one on the empty mountain. . .

And yet I think I hear a voice，

Where sunlight，entering a grove，

Shines back to me from the green moss.

——Witter Bynner and Kiang Kang hu

好像无人身处空山之中……

我想我听到了某个声音

当阳光，重新照入深林，

青苔上的光重新照亮了我

——宾纳和江亢虎

Empty hills，no one in sight，
only the sound of someone talking；
late sunlight enters the deep wood，
shining over the green moss again.

——Burton Watson

空山，不见人，

仅有些许人声回荡

夕阳照入了深林，

重新照耀到青苔之上。

——华兹生

Empty mountains：
no one to be seen.

Yet—hear—

Human sounds and echoes.

Returning sunlight

Enters the dark woods；

Again shining

On the green moss，above.

——Gary Snyder

空山：

不见人。

听

有人在说，回声悠扬。

重回的阳光

进入深林之中；

重又照耀

在绿草之上。

——加里·斯奈德[79]

温伯格的这本小书，汇集了这首短诗的各种重要译本，最后，他将第十九种译本，即斯奈德的译本推为其中之冠且认为表达得最为准确。（本书实际上包括了二十二或是二十三种不同的译文）。在这一线索之下，某些相互关联的情形，决定了如今英文翻译中的中文诗的特质：叙述者静静地隐身不见，凌乱的句法被赤裸裸地呈现出来，简单的韵律被整合为强有力的节拍，平行排列的动词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最重要的是令读者“看见”那一幕场景（虽然这一场景可能有着多重不同的面貌）。由1919年到1978年，英文世界中的王维逐渐变成了一个意象派的王维。无需更多的证据来证明那句话，正是庞德“为我们的时代发明了中国诗”。正如这四行诗的命运一样，从它的出现到真正得以付诸实施之间，六十五年的时光就此消逝了。

这段时间也是关于中国诗“自然性”的争论作为一种解释立场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于是，问题的焦点很快就由一种中文写作理论（费诺罗萨）变成了翻译实践，由诗歌中的经典（华兹生、叶维廉、斯奈德等）变成了民族志意义上文学接受态度的曲折变化（宇文所安、余宝琳等）。历史的影响总是间接、迟缓和温和的（冒失的费诺罗萨发出的直接呼吁很有可能已然被人忘记，而叶维廉代表王维作出的表述也许从未考虑过所谓的“传统读者”）。但是，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中文诗在英文世界里逐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然而，这只是“某种声音”而不是“它（原本）的声音”：追溯历史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将会看到两条路径朝着左右两方渐行渐远。图画诗学和将诗人看作是澄明世界的明证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我们不该混淆这两种不同的立场，但也不应该否认它们之间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一旦获知这一诠释系统的家族中包括了费诺罗萨、爱默生、休姆，以及尼采等人，将会有助于理解为何某些概念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而这些概念常常令其他文学学科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

语义学中的句法

表意文字理论以及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所带来的问题不在于它们误导或是采用了某些可疑的预设（这些对于文学理解来说，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文学理解从来也不是由公理出发推论而来的），而是在于它使我们只能看到某些特定的篇章，而令其他对象无法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实际上，只要对“文”的讨论仍然停留在所指和语义学范围之内，在关于表现的问题上就会止步不前：表现是直接，准确，充分，真实的还是根本与之相反。我将试着在新的基础上展开这一讨论：以前的传统把文设想为某种与拼音文字，或者是和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与事物或观念之间具有直接关联的表象有所不同的书写方式。与这种看法不同，我力图在文所代表的由局部至整体（part to whole）的关系中了解其特质，即在符号的句法之中了解。这意味着，不再关心文本身意味着什么，而是关注它们如何被联接在一起。（许慎的“六书”理论所开启的传统词源学研究，与这一模式并不矛盾：我们应该注意到，相较于按照文字的图像性质进行分类时的主观性，许慎在处理文字之间由部分至整体的关系的复杂排列时，则要谨慎多了）。如果我们过于强调文的语义学意义，而忽视了句法或者（如同费诺罗萨那样）将它归纳为另一种语义学意义上的再现，则未免有些削足适履。[80]费诺罗萨式的解释对于本方案的意义在于，他宣称这些仅仅是直接的表象，而几乎从未被放在一起考虑过；反驳这一观点其实很容易，我们只要指出那种把对象仅仅看作是因果表现的阅读失掉了多少意义就足够了。

当我们由语法或语境式的角度，而非图像角度理解表意文字（以及与其相应的诗歌形式）阅读时，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难道不会使我们错失掉宇宙书写中蕴涵的神秘力量吗，抑或是迫使我们丢开中文关于文字和意义的那些独特的思想？我们总是在费诺罗萨的意义上看待刘勰对于“文”的彰显，认为他强调的是文字和其摹仿的宇宙之间的统一性。与此相反，我将引用《说文解字》中一段不怎么引人注目的文字，尝试重新回到刘勰。这句话包含了文的定义和词源学解释，并且同样引用了在刘勰的著作中出现过的古代经典。对于许慎来说，文字的原初意义就是：“文，错画也，”“文是交错的线条。”[81]交错的线条？这一定义听起来如此单薄且模糊。18世纪伟大的语文学家段玉裁在古书中截取了几段例证为这一定义作注，许慎在编纂《说文》时一定也想到了这些。

错当作逪，逪画者，交逪之画也。《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逪画之一耑也，逪画，文之本义。”

线条的交错在工艺品的构图和色彩的排列中最为引人注目。当然，这并非指任意的工艺品，段玉裁所引用的这段文字介绍的是君主服饰上的彩绘，毋庸置疑，其中充满了丰富的意涵。这段文字向我们表明，文是一种标识，一种精心的设计、一种附加的说明，用以区分那些平淡无奇的“无文”之物。但是，段玉裁继续给出了另一个更加著名的例子——这一例子实在是尽人皆知，以至于无需指明它源自《易经》。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82]

第二个例子指出了为了阅读、理解，追寻原因，甚至是仅仅身为自然世界中存在物的模仿而存在的文字：文字是象征某种动物的特定形象的痕迹，因此特定的符号表达且意味着某个特定的意义。在此，因果关系而非它们之间的构成关系提供了鸟兽之迹所传达的信息。在这里，阅读无非就是感知（我们应该注意到此处对于文字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感觉“再现”之间的相似性）。

如果将其看作符号学的寓言来解读，那么第二个例子恰与第一个相反：自然与人为以及因果与构成总是结伴出现的，因此天生充满意义的符号总是与经过装饰的外在表现息息相关。假如，《易经》中的这段文字给我们指出了语义学的原初图景，那么《周礼》则为我们指出了句法的存在。（刺绣中的“文”就是将“绿色和红色置于一处”，因此，文的意义只能在色彩之间的结合处寻求，而非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存在。）也许，我们应该更全面地引用《考工记》的描述来说明“文”如何成为人工创造的核心所在。

《考工记》曰：“画绘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在接下来叙述了四方和天地相对应的色彩之后，继之以“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相”或“次”指出了对立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南与北，东与西，天与地。这种不同色彩的交错看上去是在描绘不同季节穿戴的不同礼服，就如同天子在不同的季节居于明堂中的不同方位一样。但是，这种“相邻”色彩间的结合更加不同寻常，更为特别：每一种都有其特定的名字，并被赋予特定的形象。“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83]《考工记》创造了一种“装饰的语法”（请允许我重新使用这一19世纪的叫法）[84]——一整套周朝习用的文饰规则和形式。无论源自自然还是约定俗成，色彩总是充满意义。礼服上的种种形象当然也是如此。然而，正是源自不同背景的色彩和图像裹挟的意义构成的句法或组合，使得这些出自手工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文物”。与前述“鸟兽之迹”的故事不同，《考工记》的描述指出了意义本身和有意义的对象是如何在无意义的事物之中产生出来的。当我们将自然与文化对立起来时，服饰无疑是某种充满意义的存在。如果我们试图彰显“文”这一能指的双重意义，也许可以说，与通常所认为的王权是由人赋予礼服的看法不同，正是那些满载“文”的礼服，在将它们穿在身上的人们中间深深镌刻上王道的痕迹。由鸟兽之迹推论出鸟显示出良好的技巧，而由权威的符号推论出权威的基础则与我们惯常的理解有所不同。倘若这两种技艺完全相同，也许文化最终会变得清晰透明。表意语法正是如此希望的，无疑，这一语法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形象。又有谁能因此而责怪它们呢？

但是，这两种方式并不相同，它们之间的差异恰恰构成了所有的社会成员生活于其中的意义境域。《左传》记载了博学多识、精通礼仪故实的臧哀伯向刚刚获取郜之大鼎的宋殇公进谏的故事：

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85]

与自然中存在的符号不同，人为设置的符号的关键缺陷在于它有可能失败而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人君希望通过运用某物来昭其令德的话，这些物品必须能够胜任他依照其利益提出的种种要求。这是对符号这个词在东西方不同的概念系统中所代表的意义进行的传统中国式反思，而绝大多数西方文献认为二者之间没什么不同。西方人在说明刘勰描述“文”时所倚赖的哲学背景时，常常只彰显其中的一个面向，即将“文”看作是“自然图像”或是“表意文字”。并且习惯将其当作中国性的特质。[86]

至少我们已然打破了这一有些偏颇的简单化倾向。

事实上，仔细观察那些被冠以“文”的一系列行为，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刘勰所言及的“文”加以定位：这是一种文化的典范，某种基于信仰的希望，并且因此被赋予某种独特的力量，这与对刘勰的描述进行图像式解读得到的结果截然不同。这也使得我们可以由另外的角度理解刘勰对于“文”的推崇，首先将其理解为一种“构成”。（宇文所安在其1992年发表的论文中，显示出这种理解方式的转变。）这样一来，刘勰的那段话就充满了各种暗藏的引语。在语义学的视角之下，“文”自身即是其作为差异、比喻和典范存在的证据。但是，为了在书写中重新呈现“文”的诸种行动，刘勰必须对其进行某些修正、整理和重构：对于那些深谙《礼记·乐记》中的词汇的读者来说，刘勰列举出的相关的差异和相似正是建构中国社会和艺术秩序的关键所在（天，地；高，卑）。在此，差异必须被真的理解为“差异”而不是原子式的位置的不同（那些讨论礼仪的文本坚信，在一对相反相成的关系中，离开了其中一方，另外一方根本无法想象）。[87]《乐记》言道“声成文，谓之音”，并且进一步规定：只有做到“五色（这里也许指的是与五音对应的五种元素——作者注）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88]，音乐才足够完美。所成之“文”也许来自自然，但是，摹仿它则需要人为的努力——其中总是会发生破坏和扰乱。一种致力于同时保存刘勰所说的书写的内容和书写结构的方式可以看作某种翻译行为，这种行为致力于翻译那些可以被文化熏染的头脑感受到，并且为我们的真实体验所觉察的诸种差异——持续不断将诸种自然的指称转化为文化和文本情境中的存在。刘勰为这样一种翻译的存在留下了空间，他将其称之为心灵，其目的在于关注如何在感知自然的过程中重构其秩序。如果这就是刘勰的计划，那他无疑与费诺罗萨所设想的大相径庭，即使这两条道路在某些地方可能会遵循同样的路线。

行进的方向——操作中的秩序以及结构中隐含的句法——带来了所有的差异。如果意识形态（很糟糕的一个词，但是在当今的文学批评中又是随处可见）已经指出了人类将历史事实伪装成自然事实的实践行为，那么刘勰所写的这段文字将会成为某种陷阱。如果将其理解为作者身处的语义学世界的图像，那么它表达的就是纯粹的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将它理解为“成文”的行为——正如我在本文中讨论的第二种解读方式——它就变成了如何建构帝国意识形态的说明书。然而，在绣工眼中，腾云驾雾的龙都化作了细小、零落的针脚。这也许就是刺绣上的龙得以产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与此相同，阅读这一活动变得不再仅仅是阅读书写的内容，也开始阅读书写的过程，以及由每一个具体的书写过程汇聚而成的整体。这也是为何对于中文文字的语义学描述总是不够的（特别是一种单纯的表意—象形文字理论更是如此）；这也是为何那种将中文理解为宇宙秩序直接体现的理论无法令人满意的原因，即便我们能如刘勰那样对文本深思熟虑，加以体察，文本试图传达的丰富内涵仍然会变得平淡无奇，支离破碎。[89]在一个假想的中文中的“自然主义”诗学和符号学中，寻找所谓的“西方”分析传统的对立面无疑是一个错误（虽然也许注定如此）。对立双方也许会发现同一套逻辑。

节奏，抑或语义之外的秩序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极其古老的文化概念已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无法使人服膺了”，它们分别是神圣文本、天赋皇权，以及那种认为“宇宙论和历史是无法分割的，世界人类的起源本质上是同一的历史概念”。[90]安德森认为，这种宇宙观念的衰落是19世纪才逐步发生的事情。然而，在我看来，这三个概念对于生活在刘勰的时代，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已然并非那么“不证自明”了。彼时，几百年来群雄迭起、各立政权，其中虽有不少源出“蛮夷”，却无不以正统自居；可无论哪个政权都无法在时间、空间中赢得无可质疑的“天子”权威。当然，20世纪的读者们就更不会将这些关乎书写、权力和自然的概念视为公理。虽然近来人们多少有些排斥关于中国文化秩序的传统看法，不再把它看作是对于经验的自然和直接的反应，但是，仅仅意识到人的感觉源自社会塑造，并且社会秩序总是被赋予了各种意义还远远不够。[91]这会是另外一种可能吗——社会秩序自信满满地将自己看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并且开始怀疑任何试图将社会秩序建立在自然之上的努力都是那些拥有权势的人的一厢情愿。暂且假定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这些注定要与中国文学打交道的人，又该如何通过阅读方式来回应这两种可能性呢？

本文试图扩展那种认为秩序是人为建构的观点，并且希望能博得读者的认同。那种旨在将艺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修辞，为服从其论证的需要，刻意忽视自身的造作痕迹。所以，必须有一个自然，艺术才能在与之对抗中产生，否则所谓的基础本身就成为空中楼阁。这种修辞把自己看作将艺术嫁接于艺术，将（感知的）秩序赋予（假设的）秩序。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有限（或者限制在自知之明之内的）法则能够适用于这种修辞。那种认为中国人（或者是古代中国人）信仰龙，或者至少愿意信仰龙的看法，并不能在龙和作为装饰性的刺绣之间作出什么实质性的区分。实际上，我们关于龙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来自既能绣出龙也能向我们描述整个过程的人——例如，刘勰。

但是，采用刺绣者的观点——或者用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观点解释中国文学中复杂的意义网络——并不意味着最终必然会疏离或是拒斥权威。刘勰同样可以告诉我们强有力的社会神话是如何围绕着书写（或者是王权）在对冰冷的自然所提供的种种材料加以锤炼和编织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92]在这一点上，中国比其他地方更为突出。但是选择接受人为建构的诗学理论，并不意味着自动将帝国的秩序与其种种教条抛诸脑后。我们所做的也许只是对于作品的了解。

现如今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这套说法，甚至愿意将整个中国文学的自然意指过程当作一个例子，把它看作是由一套与我们不同的社会规则建构起来的世界。但是，在我们对于自身的进步和文明（而且是后现代文明！）沾沾自喜之前，我想指出，这种后启蒙形式下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对于中国思想或者是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身为涂尔干的学生和列维-施特劳斯的老师，葛兰言对刘勰笔下神圣的“文”隐含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解读无人可比。不可否认，葛兰言常常因其对于中国文化粗疏且非历史性的解读遭人诟病。[93]但是，葛兰言身为一位礼学专家，试图在对于传统礼仪记录的注释中重建早期人为建构的过程。当我们重新阅读他的注释时，那些在他的历史描述中没有时态、概念化的时间重新回到了塑造历史经验的创造性时刻，那些历史再现的时刻。我们可以用他对于阴阳五行宇宙论起源的精彩论述为例：

早期中国对于时空的表现，并非出于某个简单的单一感官或是对自然的观察，而是源自纯粹的社会活动。其中的元素是来自于两种对立趋势之间斗争的形象，在某些特殊的运动环境中，采用某种竞争仪式的斗争……建立在简单的对立和交替基础之上的双重韵律，主导了社会的结构。同时也支配着时空的双重再现……建立在扩散和凝聚的两种不同阶段之间相互对立原则之上的（时间和空间的）这种节奏构成方式，第一次通过相互关联的关于简单的对立和交替的观念表达出来。而对于时空的表达从一开始就与对于距离和绵延的价值的不同感受联系在一起……[94]

葛兰言对于中国历史的重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将社会组织看作是决定自然如何被表现的重要因素。我们只要稍一接触他描述的历史性神话就会留下这一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读得更细致一点就会发现，节奏——纯形式意义上的句法，在所有内容之先的句法——“主导”着社会现实。“建立在单纯的对立和交替之上的双重节奏，主导了社会的结构，同时也支配着时空的双重再现。”葛兰言表面上非历史性的描述尝试在某些尚未成为历史的对象中展开历史。“交替”和“对立”是两个奇妙的概念，横跨语言学和政治学两个领域。一个概念或者音素可以与其他有着相似功能的元素相互交替；特定语境中，交替使得我们能够意识到差异和功能上的对立的存在（例如“Pig versus big”，无论是否发音，都显示出p/ b的对立）。政治上的交替使得权力能够由统治一方有序地转移到它的对立面（如同在某个特定的礼仪结构中或者是选举民主制度中发生的那样）。葛兰言的故事现在呈现出三层含义：它可以被读作关于自然秩序如何在社会秩序中产生的故事，这故事就变成了某种具体的说明；还可以被读作某种语义学的甚至是一种仅是潜在的能指的秩序。如同《考工记》一样，葛兰言在纯粹的形式（差异、重复、节奏、顺序）之中发掘出意义。它们都指出一系列复杂形式的整体效果是如何源自那些简单的部分，并且最终变得对语义学而言是有用的。对于费诺罗萨来说，自然界中的闪电给观察者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使他以如画的文笔对其加以模仿，这一形象从此在几个世纪中回响：这是一种典型的语义学传播模式。而在葛兰言关于帝国秩序建构的描述之中，形式首先出现，然后才是内容。意义的出现紧随在节奏发明之后——时间性的句法静待内容出现。[95]对立面不断交替的政权让位给某个独特的时期，差异之轴将自身转化为某种空间，王可以安居其中。伴随着神圣王权赋予的权威，刘勰将书写置于这个空间的中心。本文开始所引用的那段话，继续说道：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我们可以依照句法式的阅读理解文的意义——秩序和间隔在红与绿中都无处可寻，而仅仅在它们被置于一起时才会发生。我们不再看到单独的日月，而是注目于它们之间的差异——这听上去对于中文诗的读者来说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为了能够参与到“文”的创作过程之中，无疑值得奋力一试。

【注释】

[1] 关于这一问题的比较研究，参见Zhang Longxi，　“The Debasement of Writing，”　in idem，　The Tao and the Logos，　pp.3-33。中译本参见张隆溪著，冯川译，《道与逻各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2月，第35—84页。文字价值的问题通过德里达（Derrida）的《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在当前的批判理论中变得重要起来。对于中国文字艺术（包括文学和书法）史中的主要问题的出色研究，参见Nylan，　“Calligraphy”。

[2] 利玛窦（Matteo Ricci）在1597年—1609年间写作的文字中，评论中文说“（它的）文字和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一样”，并且他在西方人中最早注意到了日后关于文字系统的讨论中出现的重要主题：单音节性，缺乏语调的变化，同音异义，口语音节与书写形式之间的不一致性，说不同方言和语言的人使用同一套文字系统等等。参见dElia，　Fonti Ricciane，　1：　36-38。关于“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对于利玛窦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参见Iversen，　The Myth of Egypt；　Wittkower，　“Hieroglyphics in the Early Renaissance，”　in idem，　Allegory and the Migration of Symbols，　pp.113-128。

[3] 使用引号的原因是对于使用指言说中“母语”（native）的这个词来表达书写文字的“母语”的意思不太有把握。中文书写中的人为因素是比较文字学中常见的题目：参见Vandermeersch，　“criture et langue graphique en Chine，”其中文字被定义成“用文字表示的语言”，是识字的中国人第二步要学习的内容，并且不仅仅是中文言说语言经由可见媒介的再现。

[4] 刘勰：《文心雕龙》，第1页。自然当然也可以翻译成“自发性”（spontaneity）或是“自然发生”（that which is self generation）：我采用“自然”（nature）翻译这个词，是考虑到后来中国诗歌史中的某些段落。“立言”是《左传》中提到的“三不朽”之一：意味着说出的语言为下一代人确立了先例或是标准。关于这段话的不同翻译，参见，施友忠（Shih）《文心雕龙》英译本，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以及Ow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pp.183-298。相关的注释参见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pp.18-62。

[5] 关于这一点，完整的书目卷帙浩繁，这里两本英文参考书就足够了：Chow Tse tsung，　“Ancient Chinese Views”；　Owen，　Tranditional Chinese Poetry。

[6]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p.606）说：“这是在对于《文心雕龙》的注释中建立起来的对于‘文’的参考范围的解释。”

[7] Hjelmslev，　“Sur les rapports entre la phonetique et la linguistique”（1938），　in idem，　Nouveaux essais，　pp.149-163.

[8] 关于宽泛意义上“句法”这个词的技术性使用的问题，参见Morris，　“Foundations，”　pp.84-85，　88-94。

[9] 译者注：引自费诺罗萨（Fenollosa），与传统语言学对于“句子”的定义不同，费诺罗萨认为句子的形式是自然界强加给人的，是因果关系中时间次序的反映。因此他把自然界中的句子看作是力量的转移，看作是自然界中的闪电，称为是在云和地两者之间穿行。

[10] 看过本章较早版本的汉学家们的反应，使我意识到需要发表这样一个免责声明。

[11] 下文引用自这本著作的文字，仅在括号内标出页码。关于费诺罗萨在日本作为美学教授和文化政策建议者的经历，参见Sullivan，　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W.　Cohen，　East Asian Art in American Collections。关于象形文字方法的研究参见Davie，　Articulate Energy；　Yip，　Ezra Pounds　“Cathay”；　Kenner，　The Pound Era；　Welsh，　Roots of Lyric；　Qian，　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　Kern，　Orientalism，　Modernism and the American Poem。对于费诺罗萨、庞德和意象派的出色解读，参见Riddel，　“Decentering the Image”（本文写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是在很多角度回应瑞德尔［Riddle］的文章）。

[12] 参见Kennedy，　“Fenollosa，　Pound and the Chinese Character.”　De Francis，　The Chinese Language，认为，用“表意神话”和“普遍性神话”来理解中文是不对的。蔡宗齐（“Poundian and Chinese Aesthetics”）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图像性质对于费诺罗萨关于中国诗的观点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提出的那种作为自然力量表现的符号系统。下面我将尽力证明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少不同。

[13]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p.139-140.

[14] 对于费诺罗萨文章的双重阅读，即既是“东方主义”的又是“不可或缺的象形诗的”，参见Riddel，　“Decentering the Image，”　pp.139-140。

[15] 这种将“读”融进“看”的方式会让我们忽视费诺罗萨驾轻就熟的对于言说和书写的定义。当然，他的定义仍然广受质疑，甚至是（或者正是）受到语音文字系统的质疑。另一个试图通过电影把“绘画的生动和语言的流动性”连接起来的尝试，其中包含了中国的文字、绘画、戏剧表演等等在内，可以参见S.　Eisenstein，　“The Music of Landscape and the Fate of Montage，”　in idem，　Nonindifferent Nature，　pp.216-383。关于庞德和爱森斯坦对于表意文字看法上的一致性，参见Kenner，　The Pound Era，　pp.161-162。

[16]《易经》中，变化的过程被描述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系辞”）。因此有所谓象+形。这一章的后面将文字的创造说成是自然给予形象和形状。这一过程和《易经》的创造过程是一样的，《易经》也被解释成为展现世界的运转。在关于中文文字结构的讨论中，许慎好像把他们按照理解上由易而难的方式排出了一个序列：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许慎《说文解字》十五卷上）对于许慎的类型学和文字学的权威解释，参见裘锡圭：《中文》。将许慎的汉字构成方法看作是“模块生产”的模型，在中国文化各领域中的运用，参见Ledderose，Ten Thousand Things，pp.9-23，139-161。

[17]《本命》、《大戴礼记》，第十三卷；亦可见“要略”，《淮南子》二十一卷。

[18] 对于这一进化过程的典型论述参见，谢云飞：《中国文字学通论》。

[19] Hegel，　Enzyklopà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n idem，　Werke，　10：　273-276.

[20] Davie，　Articulate Energy，　p.34.

[21] 也可参见Fenollosa，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p.19：“在所有的语言中，包括中文，名词原本都是‘去做什么’，表现为某种动词行为。”

[22]“活力”（sap）这个词，很奇怪的在费诺罗萨出版的文章中不断出现（第12，17，19，24，32页），但是，在他自己的手稿中却看不到。手稿毫无疑问地表明，这种坚持来自庞德。当时他正在翻译Rémy de Gourmont的　Phyisique de lamour，并为其撰写后记。比如，让我们比较一下“拐棍”这一段分别出现的两个版本，其一是题为“E.F.F.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as Medium for Poetry.　Oct　1909”的笔记（Yale University，　Beinecke Library，　Pound Archive，　catalogue number　3400，　p.39；　copyright　1997　by Mary de Rachewiltz and Omar Pound，　used by permission of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以及其早期的题为“Synopsis of Lectures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Poetry”和“Chinese and Japanese Poetry，　Draft of Lecture I”（Pound Archive，　catalogue number　3375），　pp.14，24。事实上，讲座草稿中有三个意象比较接近于“活力”的意象（“充满原初汁液的词语”，“我们诺曼人语言的汁液”，“自然将它的语言变成一个单独的有机体，其中，伴随着诗歌，平常的活力流遍每一条脉络”，都被费诺罗萨自己删除了。）关于印欧语系对“活力”这个词以及它在人类生活中类似的对应物，精子，大脑等等的偏见，参见Nagy，　Comparative Studies，　pp.244-256；　La Barre，　Muelos。

[23] 雅利安（Aryan）这个词现在变得不太体面，在费诺罗萨那个时代，它大致等同于印欧语系。当时它还没有被用来唤起某种假想的原始种族和语言共同体。（几乎与费诺罗萨同时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1911）可以为我们澄清这一问题）。当然，费诺罗萨也不必对庞德将《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用来当作政治的预备教育负任何责任。18世纪早期的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曾经说，中文中的象形的和符号的文字是伊甸园中的亚当为动物命名的残余。参见Collani，　Eine wissenschaftliche Akademie，　pp.50-51。

[24] 参见Lessing，　Laokon（1766）。后来的符号学家（例如，莫里斯［Morris］的符号理论）将会修订这一区分。句法可以在空间中产生：如，聋人的符号语言，方程式中各部分之间编码位置，或者是复杂的中文字各个部分之间的位置（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标准，但是，通常表音的部分在右边，表示类型的部分在左边。）

[25] 关于13世纪的中国对于闪电的痕迹的记录，参见，周密：“雷书”，载氏著：《齐东野语》。第218—219页。

[26] 18世纪欧洲的美学家和语言学家都在争论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某种语言，其中它的词语的顺序比其他语言的更加自然（或更好）。虽然现在看来，所有的结论都没什么根据。但是，这些讨论确实使得语言学家们能够想象各种独立的语言之间也许存在内在一致的规则。并且，这些讨论也使得洪堡（Humboldts）和索绪尔（Saussure）对于句法的保守主义理论得以出现。（我请求能允许我不再讨论乔姆斯基［Chomsky］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句法能力的核心部分是内在于种族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权威表述，参见Scaglione，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Composition，　esp.pp.222-282；关于当代争论中常常被提到的狄德罗（Diderot）和索绪尔的地位的更加深入的研究，参见，Genette，　“Blanc bonnet versus bonnet blanc，”　in idem，　Mimologiques，　pp.183-226。

[27] 对这段文字两次有影响力的引用分别参见Derrida，　“La mythologie blanche，”　in idem，　Marges，　p.258；　de Man，　“Rhetoric of Tropes　（Nietzsche），”　in idem，　Allegories of Reading，　pp.103-118。

[28] Nietzsche，　“ü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ssermoralischen Sinne，”　pt.Ⅰ，　in idem，　Smtliche Werke，　Ⅰ：　880-881.

[29] 费诺罗萨不必经由第一手材料了解尼采。（尼采关于真理和谎言的论文，写作于1873年，在1903年才第一次作为附录发表于《不合时宜的思想》。参见Nietzsches Werke，　pp.189-207。）他和尼采共同继承了爱默生（Emerson）。爱默生文章的影响在费诺罗萨充满想像力的文字中清晰可见。“一首诗不需要多长，每个词都曾经是一首诗。每一个新的关系就是一首新诗……语言是僵化的诗……诗人命名那些他看到的东西，比起其他人，他距离它们更近。表达、命名并非艺术，而是次一级的自然，它在自然中生长，就像树叶在大树上生长一样。”“词语是自然的符号……同样的符号构成了所有语言的原初部分……一个人将他的思想和正确的符号连接起来，并且说出来的能力，以他性格的单纯为根基。那就是，他对于真理的爱和与真理沟通的渴望。人的腐败必然伴随着语言的腐败。”（“The Poet”，　“Nature”，　in Emerson，　Essays and Lectures，　pp.455-457，　20-22.）通过森鸥外（Mori Ogai）和井上哲次郎（Inoue Tetsujir），明治时期的思想界知道了尼采，但是，主要是把他看作是反基督教的道德哲学家来看待，常常和达尔文一起被用来反对托尔斯泰。参见Becker，　Nietzsche Rezeption in Japan。

[30]“开始吧，青年，通过感觉/这个发明，这被发明的世界的观念，/不可思议的太阳之观念。/你必须再次成为一个无知的人/用一道无知的眼光再次看太阳/清晰地看见它在它的观念里。/绝不要假设一个发明的头脑是/这观念的源头……”/Stevens，　“Notes Toward a Supreme Fiction，”I，　in Collected Poems，　p.380.中译本参见：陈东东、张枣编，陈东顺、张枣译：《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老实说，几乎没有成年人能够看到自然。大部分根本看不到阳光。”（Emerson，　“Nature，”　in idem，　Essays and lectures，　p.10.）

[31]“表意文字这个词在语言学圈里已经成为一种耻辱。”（Gelb，　A Study of Writing，　p.35.）对于这一观点的有力抨击，参见Boodberg，　Selected Works，　pp.363-429；　Boltz，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Unger，　“The Very Idea”。将其作为文化结构研究其影响，可以参见Porter，　Ideographia。近来希望通过给象形文字一个独特的理论基础恢复其声誉的尝试，参见Hansen，　“Chinese Ideographs and Western Ideas”。陈汉生（Hansen）认为，通常对于表意文字的看法建立在一个常见的误解之上：对于一个从未接受过柏拉图主义观念论的文化来说，“关于观念的文字”将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观念论的存在才使得理性的形式能够在具体的客体之上保持存在。因此，在中国将不会有由表意文字表达的“观念”。陈汉生把中文看作是笔划，即是对于命名行为的没有超越性的历史性再现。撇开其他的观点不谈，这篇文章的解释力十分薄弱：它清除了印欧语系和中文关于语言理论和招致怀疑论的知识的普遍化倾向。与此同时陈汉生准备将他的理论建立在已经历史证明为错误的假设之上，并且其采用的事例大部分已经被推翻。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摇摆于两个目标之间的机会主义倾向。一面是希望能清理“普通语言”的潜在观念，一面是用语言学的相对主义来克服“常识”。其中好的地方是，他观察到了文字理论对于句法的忽视。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观点是，他指出，无论是表意文字的符号还是言说的符号，都不是通过直接的关系与它们的所指关联的，而是通过历史和习俗。最重要的观点是，他提出不仅是“表意文字”本身，而是在表意文字的标题之下包括的所有文字，都被看作是字母文字系统的非同寻常的例外而被置之不理。但是，这三个观点启示已经在众所周知的传统中，由更为系统化，更有说服力的方式表达过了。只不过陈汉生没有引用而已。（参见Saussure，Cours，　pp.24，　32，　34，　104-105，　110-111；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p.12-13，　20，　110，　132，　161。）陈汉生对于柏拉图的批判同样无视这些现代的分析。它们已经在驱散关于“观念世界”的模糊不清的神话，通过现世的方式重建了柏拉图的所作所为。参见Natorp，　Platos Ideenlehre；　Gadamer，　Platos Dialectical Ethics。关于对陈汉生的批评，还可参见Unger，　“Rejoinder”。

[32] 关于语言学家不习惯“象形文字”这个词，以及对于一种“关于文字的全面定义”的渴望，参见Boone，　“Introduction，”　in Boone and Mignolo，　Writing Without Words.

[33] 第一个对用表意文字作为中文的本质开始质疑的是美国律师和法理学家杜彭书（Peter Du Ponceau）（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1838.）关于中文文字起源于对于“词语”的记录，可以参见De Francis，　The Chinese Language；　Boltz，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以上的学者们都认为词语首先应该表现为语音，其次才在文字中呈现。杜彭书有一段有趣的经历，他曾经做过法国收藏家古德·杰伯林（Antoine Court de Gebelin）的私人秘书。而杰伯林在他的巨著《早期社会》（Monde primitif）中曾经试图证明所有的字母文字和其他文字都源自一些有限的原初象形文字。杜彭书的传记，参见“Peter S.　Du Ponceau，　LL.　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Ⅰ（1849）：　161-170。关于杰伯林，参见Genette，　Mimologiques，　pp.119-148。

[34] 关于“解释项”（interpretant）和“三级存在”（Thirdness）的问题，参见Peirce，　Values in a Universe of Chance，　pp.387-390。专注于研究机器识别和语言转录的史伯乐（Richard Sproat）认为，“语音”文字的观念其实与“表意文字”的观念一样模糊：“无论是通俗还是专业的，许多关于文字的文章都在研究是否像中文这样的表现性文字是建立在与以语音为基础的西方文字系统截然不同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争论会让我们忘掉文字产生的原初目的是为了表达词语和语素，而不是语音的转换。纯粹的以音系学为基础的文字系统不太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Sproat，　review of Daniels and Bright，　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　p.81.）

[3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p.13.）说：“假如玛昆达纳人（Maguindanao）和伯伯尔人（Berbers）在麦加相遇，他们虽然彼此都不懂对方的语言，无法口头沟通，却可以理解彼此的文字，因为他们所共有的神圣经典全都是以古典阿拉伯文书写的。就此意义而言，阿拉伯文正如同中国文字一样，创造了一个符号——而非声音——的共同体。”（中译本参见：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第12页。）这一设想难免会让语言学家蹙额，但是，其中还是包含了有用的洞见。显然，阿拉伯文字是一种声音符号，但是，在恰当的情况下，它同样也可以作为表现意义的符号，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字母的语音意义；“表意文字”是特殊的社会性的用法，而不仅是技术性的描述。安德森举的例子可以和我们对于旗语的认识相比较。旗语“表达”的东西很少（旗语几乎都不是图像性质的，并且，它们自身的文化背景在国际间的语境中变得非常有限），但是，它们所涵盖的意义则非常丰富。甲骨文中有一部分文字非常突出，它们由有着亲缘关系的符号构成，它们如今无法阅读是因为它们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

[36] Jaucourt，　“criture chinoise，”　in Diderot and dAlembert，　Encyclopédie，5：　360；谢瓦利埃·德·若古（Chevalier de Jaucourt）的文字史得益于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的《被证实的摩西的神的使命》（The Divine Legation of Moses）。1744年，沃伯顿的著作再版，并且附有译者关于中文文字的译注，参见Warburton，　Essai sur les hieroglyphes.

[37] 关于这一设想，参见Knowlson，　Universal Language Schemes；　M.Cohen，　Sensible Words；　Salmon，　The Study of Language；　Slaughter，　Universal Language and Scientific Taxonomy；　Stillman，　The New Philosophy and Universal Languages；　Eco，　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Language。

[38] Saussure，　Cours，　pp.150-152；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45.它们仅在它们的物质实现无法充分延续它们的意义上是理想化的；认识使得它们成为自身。

[39] Champollion，　Lettre，　pp.1-3.关于文字的三种分类，参见Champollion，　Grammaire　égyptienne，　p.22.《牛津英语词典》最早关于“表意文字”及相关单词的引用，就是对商博良发现的评论。

[40] 参见Horapollo，　Hieroglyphics。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运动给这部著作以其“过分的声望”。参见Gombrich，　Symbolic Images，　pp.145-160。关于中文文字被作为人工创造的对象，并且在超出中国文化圈的范围内传播的命运，参见Falkenhausen，　“Inconsequential Incomprehensions”。

[41] Giehlow，　Die Hieroglyphenkunde des Humanismus；　Baudelaire，　“LArt philosophique，”　OEuvres completes，　2：　598-605.

[42] Bacon，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pp.399-400.（中译本参见，刘运同译，孙宜学校：《学术的进展》，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8月。第121页。）可以与威尔金斯（Wilkins）：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p.13相比较。威尔金斯在文中说：“真实符号，意味着那些不是指向词语，而是指向事物和概念的符号，也因此它们对于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来说是清晰可见的。这种真实的符号是可能的，并且除了中国人常常认为的那样，也被‘渴求之物’中博学的人所期待。这种普遍的符号，它们已经使用多年，并且在帝国的不同习俗，不同口音之间使用着，真实地交流着。人们可以认识他们共享的符号，即使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发音各不相同。”

[43]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16　a　2-3.（中译本参见：方书春译：《范畴篇　解释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第55页。）

[44] Rossi，　Clavis Universali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p.109-142；　idem，　Marges，　pp.113-134；　Slaughter，　Universal Languages and Scientific Taxonomy；　Eco，　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Language.一般的对于普遍语言的讨论，参见Albani and Buonarroti，　Dictionnaire des langues imaginaires。

[45] Duret，　Thrésor，　pp.158-159.关于这段文字的翻译和卡巴拉在非犹太文化圈的运用，参见Secret，Les Kabbalistes chrétiens。

[46] 庞德对费诺罗萨的注释中突出了这种倾向：（ABC of Reading，　pp.30-31.）庞德提到了一位雕刻家朋友，他能够随心所欲地“阅读”中文，虽然他从未学习过这种语言。特里特米乌斯（Trithemius）的思想启发了卢梭写作《论语言的起源》（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他将这种文字系统看作地球上第一个人的发明：“据说，字母是与现在的样子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源自对于树木、植物和动物的外表和相似，当然随着时间的变迁，它们也改变了很多；Polygraphia，未标页码。”

[47] Agrippa，　De occulta philosophia，　p.140.阿格里帕的理论大概是对于希腊文中“力量”（dynamis）一词用法的误解，把声音赋予字母而不是单词。参见Liddell，　Scott，　and Jones，　A Greek English Lexicon，　s.v.　δúναμι，　par，　iiib。

[48] Agrippa，　De occulta philosophia，　p.160.

[49] Nock，　Corpus Hermeticum，　2：　231-232；译自Copenhaver，　Hermetica，　p.58。关于“声音”（sound　ηχω诺克猜测为这个词），弗兰兹·卡蒙特（Franz Cumont）认为是“语调”（声调intonation　ιονωσιξ），而尼斯波罗斯·贵格列（Nicephorus　Gregoras）在14世纪早期引用这段话时，则翻译成“力量”（power　δμναμιξ）。《赫尔墨斯文集》对于象形文字的图像性质毫无兴趣。希腊文和古埃及文字之间的冲突更加复杂一点：“希腊文里有一些空的表述，唯一功效是为了证明，这就是希腊人的哲学，某些无用的语言。我们埃及人从来没有不着边际的语言，我们的语言总是和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者的翻译）这是对于《克拉底鲁篇》中的语音符号的回归。当然，这种对于希腊文的讽刺是面对希腊文的读者提出的，这就像费诺罗萨对于中文图像文字的赞赏，几乎没有考虑现实存在的说中文的人一样。关于古代希腊对于象形文字较少神秘色彩的看法，参见Diodorus Siculus，　Bibliotheca historica　3.4.1：“埃塞俄比亚人和埃及人的文字艺术不是通过音节的组合来传递隐含的观念，而是通过对于事物表象的再现以及记忆帮助下的隐喻来实现。”

[50] Kircher，　China illustrata，　p.226.紧接着第十章“起源”，珂雪认为东方是诺亚（Noah）的儿子含（Ham）的后裔，后来含两个儿子麦西（Mizraim）和埃古普托斯（Aegyptus）中的一个成为埃及人的祖先。而埃及的神透特和赫尔墨斯是麦西的儿子。

[51] 同上书，P.278。

[52] 同上注，P.234。

[53] 关于珂雪对埃及文字的翻译，参见V.David，　Le Débat sur les　écritures，　p.48；以及Iversen，　The Myth of Egypt，　pp.89-99。珂雪希望将古埃及文字作为研究埃及语言的手段，研究这种后起成果的一条线索。受篇幅所限，我无法追索这条将中文与埃及文字相比较的理论发展的线索。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培根、珂雪（参见他的Polygraphia nova et universalis　1663），威尔金斯（An 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1668），以及莱布尼兹。

[54] 珂雪：《中国图说》，第226—230页。龙伯格（Knud Lundbaek）把流传甚广的一部书《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看作是珂雪“原始文字”的来源，这本书现存梵蒂冈图书馆。当然，并不是珂雪所有的例子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与之类似的原始文字形式来自非常著名的明版《金刚经》。其中，经文由三十二种不同的篆体书写而成。（鸠摩罗什：《三十二种篆体金刚经》）。参见图片3.1—3.4。

[55] Creuzer，　Symbolik und Mythologie der altern Vlker，　p.26.关于欧洲浪漫主义思潮中比喻和象征之间的区别，参见de Man，　“The Rhetoric of Temporality，”　in idem，　Blindness and Insight，　pp.187-228。

[56] 用火热还是冰冷、干燥还是潮湿来评价语言，在1750年前后才通过卢梭和孟德斯鸠进入到欧洲人的思想之中（Rousseau，　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　pp.118-143；　Montesquieu，　Oeuvres，　pp.613-615）。费诺罗萨对于动词“to be”的拒斥是他主要的目的，这也与葛瑞汉的做法协调一致。葛瑞汉试图通过重提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例子澄清“to be”的模糊含义。因为“to be”集系动词和对于存在的表示于一身。在葛瑞汉看来，to be“在逻辑的领域中散播神秘主义，将它的推断堕落为文字游戏”。（Mill，　A System of Logic，　Ⅰ：　85；　Graham，　“Being　in Classical Chinese”.）

[57] 关于热力学如何成为文学中隐喻的来源和焦虑的问题，参见Donato，　“The Museums Furnace”。

[58]“动物永远不会使用词语或是其他的符号，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回应它们表达中所涉及的任何对象的意义。”Descartes，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part　Ⅴ，　in　Oeuvres philosophiques，　p.629.

[59] 在字母和音素的层面，马尔德（Mulder）和赫维（Hervey）（The Strategy of Linguistics，　p.83）将这一原则称为“cenotactics”。为了强调有秩序的结合体的普遍特征，我更愿意称其为句法。“神奇的”语言学理论将会如同在语意属性中获得力量一样，在句法中获得其力量。Vigenère（Traicté　des Chiffres，　p.83）把希伯来语看作是一种典型，因为它字母之间的构成规则和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构成规则一样，都是源自意义的产物。“如果一段文字中的字母{在希伯来文中，不包括元音}被调换了位置，改变它们先前的次序、位置和安排，那么它们的意义也会随之改变。”Vigenère称赞希伯来文是彻底意义生成的文字，不像其他字母文字一样，字母之间的无序状态使得它们几乎是没意义的。

[60] Hegel，　Enzyklopdie，　par.　459　Zusatz（Hegel，　Werke，　10：　274），德里达以此作为《论文字学》第三部分开始的题词。

[61] Beck，　The Universal Character，　“To the Reader.”

[62] 关于这一争论否定结构的重要性，参见Saussy，　Problem，　pp.34-35。另一个领域中的例子参见Sivin，　“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nt Take Place in China Or Didnt It？”。

[63] Owen，　Tranditional Chinese Poetry，　pp.15，　61，　57-59；　Jullien，　La Valeur allusive，　pp.46-47.

[64] Owen，　Tranditional Chinese Poetry，　p.7.

[65] Yu，　The Reading of Imagery，　p.35.这一论断（不仅是余宝琳，还包括宇文所安，朱利安以及其他我们曾提及的作者）的前提是认为中国的宇宙论中没有所谓的“创世”或是绝对的开端。关于“开端”对于大多数影响深远的早期中国思想家来说是作为理智和社会问题而存在的研究，参见Puett，　“Nature and Artifice”。

[66] 傅勒的讨论直接引用的是M.H.Abrams的The Mirror and the Lamp。我将补充其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联系：傅勒对此没有责任。感觉的符合理论，参见Aristotle，　On the Soul　424　a　20-424　b　18。“‘感觉’是抛开可感觉物的‘物质（材料）’而接受其‘形式’，恰如蜡块接受指环图章的印文，而除外其物身之为铁或金。”（trans.　J.A.Smith，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p.674.）符合论的真理理论，参见On Interpretation　19　a　33；　Metaphysics　1051　b　1-1052　a　3。我认为，这一理论，包括与其紧密相连的感知，模仿，三段论，以及学习等等将这些主题联系起来的理论成为《诗学》中“诗的起源”的部分，并非是偶然的。（Poetics　1448　b　5-23.）关于亚里士多德认识理论在诗学方面的阐发，参见Dante，　Purgatorio，　18：　19-45。

[67] Fuller，　“Pursuing the Complete Bamboo，”　p.21.

[68] Allen，　In the Voice of Others，　p.19.

[69] 蒂尼亚诺夫（Jurij Tynjanov）的“主导”观念，比起讨论文学的产生过程，在文学史的讨论中可能更有用。关于这一点，参见Ehrlich，　Russian Formalism，　p.171。当然，诗相对于其他人工的、不够严肃的、充满习惯的文学类型的主导地位，以及不断地提高那些情感真挚，文体自然的诗歌的地位是几百年来中国批评家们努力的结果。我提及的那些学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文化遗产。在此，我想指出中国文学中，当我们区分不同的诗歌类型时（诗，相对于词、乐府、曲等等）发生了某种价值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就是我们在区分中国和欧洲不同的诗歌时假设的基础。

[70] 关于这一问题历史性的研究，参见Yingjin Zhang（张英进），　“Engaging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idem，　ed.，　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　pp.1-17。

[71] Yourcenars　“Comment Wang F　fut sauvé”（in idem，　Nouvelles orientales，　pp.11-27）。故事的最后，画家在他自己刚刚绘出的海洋中扬帆而去。这个故事概括再现了中国世界处于世界之中的逻辑，而这一写实主义的形式由庄子通过蜗角之争的语言首先揭示出来（参见《庄子》第二十五篇，“则阳”）。

[72] Pound，　ABC of Reading，　p.22.

[73] 布莱克穆尔（R.P.　Blackmur）（Form and Value in Modern Poetry，　p.iii）指出“庞德的《诗篇》是这些文学瑰宝的选集，跟普通人读的文选一样”。

[74] Yip，　“Wang Wei and Pure Experience，”　in idem，　Hiding the Universe，　pp.v-vii.

[75] 参见S.Eisenstein，　Nonindifferent Nature，其中大量关于电影蒙太奇“表意式”的美学描述。郑培凯教授为我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关联。

[76] Yip，　Hiding the Universe，　pp.ix-xii.对于如此解读王维的批评以及对其翻译的评论，参见Pauline Yu，　“Wang Wei：　Recent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pp.234-236。

[77] Yip，　Hiding the Universe，　p.xiii.叶的例子来自宾纳（Bynner）和江亢虎合译的The Jade Mountain，　p.189。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Nineteen Ways of Looking at Wang Wei，　p.27.）注意到，在稍晚一些的另一译文中，叶将“第一行翻译成几乎无法卒读的‘空山：无人’（Empty mountain：　no man）”。

[78] 关于此处列举这种品位的实质内涵，参见Pound，　“A Retrospect，”　in idem，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pp.3-14。葛瑞汉（A.C.　Graham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in idem，　Poems of the Late Tang，　pp.13，　20）以其惯有的清通指出，一方面，“（文言的）力量就在于其具体和简洁”，“诗中的元素最重要的是具体的意象”。但是，另一方面，“英文读者是通过20世纪20年代的诗人革命才了解中国诗的，这就如同他们总是把波斯诗人看作是悲观厌世、酒气熏天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一样”。

[79] 王维：《王右丞集笺注》，第243页。Weinberger，　Nineteen Ways of Looking at Wang Wei，　pp.10，　24，　42.关于最后一行中“上”译为“above”（上）。译者斯奈德说，“青苔指的是书上的青苔，而不是岩石上的青苔。”他的导师陈世骧以及他的日本妻子都这样理解。（同上书，第43页。）余宝琳（The Poetry of Wang Wei，　p.202）译作：Deer Enclosure Empty mountain，　no man is seen. Only heard are echoes of men's talk. Reflected light enters the deep wood And shines again on blue green moss. 鹿寨空山，不见人空中仅有话语的回响。重返的光线进入到深林阳光重又照到青苔之上。

[80] 对于中国诗的语法中句法的某些更深刻的洞见，参见Kao and Mei，　“Syntax，　Diction，　and Imagery”。

[81]《说文解字》，9：1.20b。《周易·系辞》中也有类似的说法：“物相杂，故曰文”。王弼（226—249）注曰：“刚柔交错，玄黄错杂。”文的这一特殊意义常见于《易经》和《考工记》，并且与《易经》独特的思想密不可分；在这一点上，《考工记》的说法更加清晰明了，因此王弼引用《考工记》来注释《易经》。与此相应，刘勰采用了王弼的对于文的解释。关于王弼此段文字的译本，参见Chow Tse tsung，　“Ancient Chinese Views，”　p.8。

[82]《说文解字》，9：1.20b。关于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的故事，参见《周易·系辞》，以及许慎《说文解字序》。这一故事的权威版本参见《后汉书》的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凡十二章。”接着重又引用了《易经·系辞》中的那段文字，参见范晔：《后汉书·舆服志第三十》。事实上，这则故事紧随在关于服饰差异的社会效用的讨论之后，用来指出自然和文化需要之间的不同。至少，这会引起那些研究中国早期符号学的学者重新加以思考。参见Greimas，　“Conditions dune sémiotique du monde naturel，”　in idem，　Du sens，　pp.49-91。

[83] 参见：《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绘”。《考工记》是《周礼》的最后一部分，据传是汉代中期补入；段玉裁所引用的段落，杂糅了《尚书》、《左传》，《礼记》和《论语》（后者的引用颇为取巧）。无论它出于何时，在刘勰的时代无疑已经成为经典。

[84] Jones，　A Grammar of Ornament.

[85]《左传·桓公二年》，5.7a-16a。在这里，“文物”作为一个复合词出现在汉语之中，意味着“具有历史价值的对象”。

[86] 参见Jullien，　La Valeur allusive，　pp.24-28。

[87] 对于结构性差异的强调是礼仪美学在音乐方面的突出之处。《坊记》有大量关于这一原则的实践例证。

[88]《礼记·乐记》，37.4a，38.10b-11a。

[89] 关于书写（包括书写的所有形式：经书、诏书、账目、封条、备忘录、天启的神谕、文学作品，以及各种风格）在汉帝国形成中起到的作用，参见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90] B.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p.36.同时参见杜赞奇（Duara）的批评性著作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pp.52-56。

[91] 参见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pp.27-34。

[92] 关于君主的角色是促成多样性之间的和谐的观念，《国语》中有精彩的表述，参见《国语》16，“郑语”，特别是16.3b-5a.“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还可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59页讨论这一问题的相关段落（Fung Yu lan，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　Bodde，pp.34-35.）。关于君主作为发明者，参见Lévi，　“Le mythe de lge dor”。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常常被诗人作为看作帝国创造的神话。

[93] 丁文江在1931年写道，葛兰言的描述“完全无视时间因素：习俗和信仰被描绘成有史以来就是如此存在的”（引自Rémi Mathieu，　“Postface”，　in Granet，　La Civilization chinoise，　p.566）。关于葛兰言和结构主义的关系，参见下文第7章。

[94] Granet，　La Civilization chinoise，　pp.93-99.

[95] 换句话说，韵律提供了一种纯粹的句法形式。墨斯电码同样“提供了一个只有一种普遍逻辑秩序的符号系统的例子”（由无意义的部分组成的句法）。“我们可以证明‘+-’是一种有秩序的逻辑关系，因为它们惟有靠秩序加以区分”（Mulder and Hervey，　The Strategy of Linguistics，　p.79）。

4 总是多重的翻译：或汉语如何失去了语法

如果真的要解释汉语是“因何如此”的，那我们不仅要解释汉语如何失去了语法，还要解释它是如何失而复得的。但是，这样一来，这个失而复得的“它”就变成了问题所在。因为，汉语是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语法，而所谓的重获则又是在另外一层意义上了。如果更为严谨一点，与其说有某些新的事实改变了我们原本的假设，毋宁说是对于“语法”概念本身的理解发生了变化。[1]这个故事揭示了语言学的历史是如何地断断续续、率性随意，也许这可以看作艾柯（Umberto Eco）所说的“吉卜赛人的都市规划”笑话的一个绝佳例子。[2]最终的结果将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些做帐篷的人面前，那些学科基础理论的建立者面前。[3]

现在已经不再流行说汉语“没有语法”了，再煞有介事地反对这一名誉扫地的看法，多少有些不切实际。检视这一错误历史的原因是双重的：重建这一历史，我们也许可以恢复某些概念的语境，伟大的19世纪比较语言学家们正是在这些语境中讨论汉语，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对“比较”这一行为有更多的了解。我对汉语理论的研究，为比较研究提出了两个建议。我认为，我们应该时刻牢记这两个问题：首先，研究对象的诸多事实是不偏不倚地给予我们的，还是研究者和对象之间互动的产物？如果是后者，比较研究的工作就应重新定义为去探究这一互动的过程——对于我来说，这是比简单地作出相似或差异的评价更有趣的事情。[4]其次，当我们确立了某种互动行为，是否能够确认已经将所有相关的影响因素都考虑在内了？在中国研究中，我们往往倾向于将一个固定不变的中国形象与“西方”对立起来，并且由此归纳它们之间的差异。这一西方概念是1900年前后在欧洲帝国主义扩张国家的态度中固定形成的。二分法很容易讨论各种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同样很容易遗漏掉比较中常常必不可少的第三方。这也是关于“语法”争论的症结所在。初看上去，翻译这一行为好像仅仅包括两个方面：翻译的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然而，对于汉语语法各种观念的历史变迁推翻了这一简单化的想象。在这一情境中，即便是最简单的类型学对立，即便是最明显的二元分类也是在头绪多端、层次复杂的互动中产生出来的。

互动

十七八世纪的欧洲人讨论汉语时，往往集中在那种结合了语音和语义两种线索的文字系统之上。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汉语独一无二的特色。没有人会关注究竟是什么规则将这些不可思议的文字组合成了一个句子。[5]但是，当语法在19世纪早期成为讨论的中心问题之后，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看法改变了——中国不再是对西方多有裨益的高级文明，而是一个极度缺乏西方社会自视拥有的诸多优点的社会。汉语曾经被称赞的丰富性，现在则变成了一种缺陷。语言学中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文学代替了普遍语言，这个转变也带来了对于汉语的重新评价。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汉语的重新评价并非是建立在任何新的信息来源的基础之上；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在1750年到1820年之间几乎没有多少变化。[6]

伟大的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64年首次在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做了一系列题为《语言与语言研究》（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的讲座。他的研究可以向我们表明，以某些因素的缺失为基础建立起的对于语言的描述会是何等样子。在讲座中，惠特尼希望能让他的听众对于古代汉语严格的单音节性质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说：

也许在一个中文句子和它相应的英文翻译的比较中我们会有所发现。如果我们尽可能还原中文的样子，中文会说：“王说，圣人！不远千里来，也将会有利于我国吗？”意思是：“国王说：哦，圣人，既然你不远千里来到我的国家，难道你不是为了给我国带来利益吗？”[7]

他引用的这句话，是中国传统中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孟子》的第一句：“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惠特尼刻意拿腔拿调的摹仿，明显是为了震慑一下他的听众。为了更恰当地了解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于孟子的翻译，可以参见理雅各（James Legge）在惠特尼讲座的三年前刚刚出版的译著：“The King said，‘Venerable sir，since you have not counted it far to come here，a distance over a thousand Li，may I presume that you are provided with counsel to profit my kingdom？’”[8]惠特尼和理雅各都给《孟子》的句子添加了某些西方人习惯的句子结构，正是这些结构决定了翻译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理雅各希望能让王用参与哲学对话的方式言说——因此，他将这段对话翻译成苏格拉底和他的雅典朋友之间彬彬有礼的对话形式。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在1860到1870年代将柏拉图的对话录翻译成流畅的英文。[9]普遍的语言和风格形成了世界性哲思的前提（也是一种终极的目标）。然而，这种将孟子引入欧洲思想世界的方式，无疑是将孟子看成是野蛮人。这种方式只能给理雅各一直以来孜孜以求希望实现的文化间的互相接受设置更多障碍。

然而，惠特尼的目的不在于哲学上的相互吸收。如果可能的话，他更希望揭示出孟子如何无法融入一般性的知识话语。（在这一点上，惠特尼受惠于奥古斯特·施莱德[August Schleicher]和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戈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在对于语法的不同描述中显示出地缘政治的遗产。我将在下文中更清晰地展示他们的观点。）这是为了展示差异进行的翻译。为何会如此？惠特尼将他自己的翻译方法描述为将原初的形态“尽可能接近地呈现在”英文中，这种方法带来了某种特殊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模糊性。词对词的直接翻译希望能呈现某种超乎寻常的“接近性”（nearness），在翻译的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每个词之间一一对应，不允许有任何的含混和释义。即便如此，译者也不能保证所有的东西。仅仅是描绘“尽可能接近的”想法过程就已经无法相容了。译者对于“接近性”协议的遵守越能够令人信服，读者对于陌生感的感受就会越清晰，就越能够感受到与原初语言之间的距离。如果说理雅各预见到了基础英语将成为全球通识，那么惠特尼则开启了本雅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的道路，这两种翻译的模式看上去都试图使对方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语言学家用某种洋泾浜英语来追求超乎寻常的接近性，不仅希望把意义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外一种，还希望能够包括句子中的句法。这种追求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形态学意义和历史意义上的独特研究对象：“字面”翻译。当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说“《圣经》不同文字的逐行对照本是所有译作的原型和理想”时，一定经过了审慎的思考。他进而引用歌德（Goethe）对于译者的抱怨说：“这些译作总是要把印地语、希腊语、英语变成德语，而不是把德语变成印地语、希腊语、英语。我们的翻译家对本国语言的惯用法的尊重远胜于对于外来作品内在的精神的敬意。”[10]本雅明和歌德心中对于德语作为一种能够在翻译中存在、成长的世界性语言充满兴趣。[11]但是这对于19世纪的学院语言学家来说看上有些太过于浪漫了。对外文结构的过分殷勤意味着对于母语的特殊性和真实性的忽视。由意识形态角度来说，这是语言学中诸种分歧的表现：民主和保守浪漫主义之间的分歧，对于普遍自由的渴望和对于传统秩序的认同之间的分歧，以及早期的华兹华斯（Wordsworth）、柯尔律治（Coleridge）和施莱戈尔（Schlegel）与他们自己的晚期思想之间的分歧。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不符合语言习惯的翻译几乎不能算是翻译；即使是在某些神圣文本的翻译中也不例外，原文和译文逐行对照的翻译需要更多的释义来弥补二者之间的差距。洋泾浜式翻译的不完整性表现为一种不对等关系，这指的是目标语言中的正常言语和源语言中的犹豫不决、模糊不清或是有些过渡的言语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尽管，我们可以对这种差异和不对称性做纯形式上的描述，这种洋泾浜风格也唯有在19世纪特殊的条件之下才能得到应有的承认。这些条件跟一些重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卢梭（Rousseau）、赫尔德（Herder）、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戈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弗兰茨·葆朴（Franz Bopp）。潜藏在这种风格之下的翻译过程——直译、双语对照，以及第二语言在翻译中留下的不对称性——一定和语言自身一样古老。[12]我能想到的最早的例子，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地母节妇女》中的西徐亚警官，总是用“我、泰山，你、简”这样的句子说话，常常乱用希腊语中的动词和格——但是，就像威廉·丁多夫（Wilhelm Dindorf）首先发现的那样，他总是能恰如其分地使用格律。卢梭无法理解为何一个奴隶能够意识到他的两只脚是一双并且归入到一个单独的名词“脚”。（很遗憾，卢梭从未试着从这个新鲜的视角描述世界；如果他这样做了也许会推翻我们的“语言”概念。）正如本雅明所指出的，对于神圣文本的翻译需要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句子之间进行更加细致的比较。这种比较能够激发出某些补偿性的表示方式：例如，钦定版圣经用斜体字表示那些不能与原初语言中的词汇一一对应的词。但是，语言类型学和比较语法的时代带来了种种新的课题，而洋泾浜翻译正可以为此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合法性。洋泾浜翻译代表了语言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它使这一点真实可见。正因为汉语被看作是“无语法”的语言，好像最能支持这种洋泾浜翻译的存在。

回到惠特尼：他为中文作出的努力并非是为了拓展英文的边界，而是为了指出中文与其他语言之间巨大的差异。基于这一点，他在系列讲座中将全球范围内的语言划分成不同的类别。谈到东亚大陆的语言时，他指出：

这些语言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单音节的。如同我们已经总结的那样，对于所有人类的方言来说，它们的表现更接近于原始阶段的黏着语和屈折语。它们尚未开始将语言中那些曾经单独意指的元素融合进复合形式。而这是所有其他语言的历史和发展中的主要进程。举例来说，中文仍然没有小词根，用粗糙的、模糊的形式表达观念，不加分别地使用名词、动词，副词等等……对于结构和历史如此简单的一种语言，我们无需多说，只要指出以下几点就够了：这是一种可以看作没有语法结构的语言，没有屈折变化和词性的区分，同时这种语言四千年以来的变化比起其他大部分语言四百年内的变化还要少，甚至还比不上很多语言一个世纪之内的变化。[13]

洋泾浜翻译满是漏洞——中文和英文之间因局部的、结构性的不对等造成的小问题比比皆是。惠特尼希望能够说服我们，将这些漏洞看作历史性的缺席。其他语言已然脱离了单音节阶段，或者像英文那样，已经开始重回那一阶段，而“贫乏残缺”的中文则始终停留在初始阶段，并且看不出有任何改变的需要、潜质，抑或是机会。[14]用洋泾浜英语翻译孟子可以看作是想象中的通道，经由它我们才得以回到某种原始状态，那种所有的单词都是词根，除此之外一无所是的状态。在当下的言语中，形式上的并列表示那些原本应该发生，却从未出现的历史。正是这种状态将汉语遗留在了语言学历史中融合和屈折变化出现之前的“原始阶段”。[15]对于我们这些经历了这一历史发展的人来说，这可以看作某种回顾，翻译中的释义给我们提供了历史总结的经验，除非他们学习了某种类型学的语言，了解语言发展的历史，否则中国的读者们无论如何无法了解这些。历史中确定下来的翻译由此构成了一种不平等的交易：它告诉我们，某种语法拥有更多的语法规则，其他的语言在这一点上又是如何匮乏。汉语在语法上的缺陷（“缺乏语法结构……言语中没有屈折变化和词性的区分”）无疑成了乞丐口袋上的洞，在那里，那些中文拥有而为英文或者德文所无的东西，都被视而不见，被译者的高超技巧给过滤掉了。这包括：汉语可以用不同的音调来区分相同的音节，或者建立在语义基础之上的包括至少四千个独立字符的文字系统。

因此，洋泾浜翻译只能在一个方向上起作用，把含义丰富的一方翻译成较为贫乏的一方。这一点有结构上的原因。因为，当我们试着逐字逐句翻译另外一种语法表达更加精巧的语言时，如何来填补我们语言自身字句之间的空白呢？由中文翻译成英文或德文比较好办，施莱德和惠特尼插入了大量显著的空白和错误，标示出语言上的差异。但是，当我们由一种更为丰富的语言翻译过来的时候，会有大量的符号使得译作结结巴巴，不忍卒读，完全超出线性语言资源。沃尔夫在图4. 1和4. 2中指出了这一点。

图4. 1 在英文中“我把他的头推回去”（I push his head back）和“我把它扔进水里漂走了”（I drop it in water and it floats）两句话并不相似。但是，在肖尼人（Shawnee）的语言中，与这两句话对应的表述非常相似，都突出强调对于自然的分析以及由语法规定的范畴中的相似对事件进行分类。

图4. 2 此处表示的是英文和努特卡语（Nootka）描述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式。英文句子可以分为主语和谓语；努特卡语则不然，但是，它仍然可以完整且合乎逻辑地表达意涵。努特卡语中这句话甚至只用了一个词，由词根“tl'imsh”加上五种后缀组合而成。

4. 1（上），4. 2（下）通过图像表达出语义学和语法上的不可通约性。选自Benjamin Whorf，Language，Reality and Thought，pp. 235，243。

关于不可通约性的争论根据被描述的语言和描述自身所使用的语言的不同，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在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16]中（我很快会对这种类型学区分加以批评），以之为母语的人表达出来的思想中的某些差别通常会被那些外来的研究者轻易忽略，而这些差别在研究者的语言中是十分重要的。而在黏着语或者是更为复杂的屈折语中，研究者或多或少总会注意到思想之间的差别。[17]翻译的等值性中必须提及的那些丰富的小品词成为某种测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说我们无法简单地用这种表达事物的复杂方式来言说人的思维过程。

翻译产生出了不对称性和不可通约性，同时令我们把这些结果看作是研究对象本身固有的特性，而不是翻译过程的产物。当惠特尼宣称要“尽我们所能地贴近”中文时，像所有文学翻译者一样，他其实在合成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的特质唯有在与源语言的关系之中才得以存在。在惠特尼这里，源语言无疑要更加丰富。对他来说，汉语只是英文的某种方言：唯有当它被置于英语的对立面时，才被看作是不完整的，唯有对于它自身之外更多的期待，汉语才会看上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为了扭转源语言中所隐含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含混不清之处，我们可以说：如果对于惠特尼的原始听众来说，翻译的“贴近”制造出某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只有靠放在家门口的东西才能取得。

这并不是说惠特尼对于汉语的描述是错的或是狭隘的。说汉语既没有屈折变化也没有词性并且因此“没有语法”未必一定是错的。错误在于，在没有澄清我们看待汉语的标准时，就宣称这些经由比较得出的结论。问题如此提出，却罔顾我们判断的标准本身是否有意义。假如惠特尼说的是，“如果英语被看作，或者是假设为丰富的，那么汉语不免有些贫乏”，那么这将是对于语言间互动的精准描述。而不是如同现在这样，将翻译过程中充满偏见的描述当作真相。

演变

在惠特尼这里，对汉语的判断成为洋泾浜翻译影响之下的一面镜子。（大量比较文学最终都变成了映射下的镜子或是跷跷板效应的表现。）人们必须在更广泛的语境中理解汉语缺乏语法的评价。仅仅以英文作为单一的对照对于重建这种语境远远不够，唯有至少多考虑一个互动的因素，我们才有可能看清这一评价可能带来的结果。与汉语的贫乏相对应的不仅仅是译者使用的相对丰富的习语——无论英文、德文还是其他语言，最重要的是梵文和原始印欧语那种想象中的辉煌。这才是当我们谈及“中文如何失去语法”时真正相关的东西。

无论19世纪的语言学家对于汉语是赞扬还是贬低，他们都常常提到古代汉语的某些特点，例如：汉语的“孤立性”，单音节的节奏以及不受形态标记的束缚等等。他们依据语法结构对于语言类型所做的各种区分，在汉语这里都遇到了“零点”（degree zero），因为汉语在他们看来根本没有语法。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戈尔（Freidirich von Schlegel）1808年出版了一篇文章，题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On the Language and Wisdom of the Indians）。文章中，他把所有的语言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词根的变形表现语法关系的；另一类则是词根不做任何改变，而是通过外在的附加变化来表达。中文被看作第二种类型的典型：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语言完全没有屈折变化。其他语言通过屈折变化来表达的意思，在这里则是通过一些原本有其自身含义的词来表达的。这种语言就是中文。中文独一无二的单音节特点，以及它在结构上完全彻底的简洁，对于我们理解整个语言世界提供了巨大帮助。[18]

鉴于这种分类将类似土耳其语、匈牙利语等这样形态学上极其复杂的语言和相较而言简单得多的中文归入一类，这种两分法的体系无疑有些粗糙。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戈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在他之后，率先提出了三种类型划分，并最终成为语言分类的经典方案：“没有语法结构的语言，使用附加结构的语言和拥有屈折变化的语言”。跟以前一样，中文被当作第一种类型的主要例证。在他看来，中文“只有一类词汇，无法容纳任何发展或变形。我们可以说，中文中所有的词都是词根，但无法孕育出果实。在这种语言中，我们找不到衰变，也没有词根的结合，或是衍生，甚至没有那种简单的并置在一起构成的复合词”[19]。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他的巨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On the Variety of Human Language Structures）中提出，“除开不具备任何语法形式的汉语以外，还区分了三种可能的语言形式，即屈折形式、粘着形式和复综形式。”[20]无论在他的著作中还是在致阿贝尔-雷缪萨先生的信[21]中，洪堡对于汉语所说的最正面的话就是，汉语在世界语言版图中，排斥所有的语法形式。“在所有已知的语言中，汉语与梵语的对立最为尖锐……由此可见，在我们熟知的所有语言当中，汉语和梵语构成了语言发展上的两个明确的极点，或许不是因为二者在与精神发展相配合的适当性方面具有可比性，但在各自系统的内在性和完整性方面绝对是这样。”[22]“精神的发展”把洪堡的语言学和他的人类学连接在一起。洪堡坚持认为，与其说语言是对于思想的表达，毋宁说经由语言这一有机体，思想才变得可能。因为汉语失掉了几乎所有依靠语音表达的语法，仅仅在词语的排列和次序中实现了一部分，因此，汉语在洪堡的语言分类中，属于类“语言”的较低层级。

一个现存的语系，甚或一种属于某个语系的具体语言，自然不可能在所有的细节方面都与完善的语言形式彻底一致，至少据我们所知，这样的语系或语言是不存在的。不过，梵语型语言最为接近完善的语言形式，而且正是在梵语型语言的基础之上，人类精神文明得到了最成功、最持久的发展。因此，在比较所有其他语言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一类语言看作固定的标尺。[23]

在19世纪语文学的条件之下，说汉语没有语法，必然意味着将它与那些有明确语法的语言，例如梵语和印度语联系在一起，至少是那些可以和印度语或者印欧语系扯上关系的语言。这关系可以是也必然是直接又遥远的。惠特尼引用《孟子》的例子，源自奥古斯特·施莱谢尔（August Schleicher）的著作《以系统的观点看欧洲语言》。在这本书中，施莱谢尔进一步肯定了这一传统，将汉语单独列为一种类别，称之为“单音节语言”以与“屈折语”和“黏着语”相区别。全书的结构明显将汉语的单音节性与另外两种区隔开来：汉语作为单音节语言，仅仅出现在导论的最后部分，被冠以另外的标题。身为三种被认可的语言类型中的一种，汉语却不知为何没被包括在本书所讨论的关于语言的“系统观点”之中。施莱谢尔在导论的开篇就通过隐喻重新估量了建立在语法特性之上的语言类型学标准，并由此解释了这种奇特的划分。在汉语中：

字不能再分节，它是出现在所有差别之前的严格的统一体，就好像自然界中的结晶体一样。这种通过声音而非关系表达含义的语言，构成第一级语言，大多数情形下，我们可以称之为单音节语言……第二级则是黏着语……其中词可以被分解为部分（这是与第一级语言不同之处），但是这些部分无法重新塑造成一个新的整体，此时的词仍然是几个独立词汇单位的集合（这是与第三级语言不同之处）。“单独、整体性的个体仍然是那些个体词汇单位的基础，而不是组成部分之间的主观上的统一体。”这就如同自然界中的有机体对于植物的意义一样……屈折语位于语言阶梯的顶端：至少在词的有机发展中有着真正的分节的部分，词是各部分之间多样性的统一，与之相应的具有同样特性的是自然界中的动物有机体。[24]

图4. 3“语言的单音节顺序”，即汉语，在《以系统的观点看欧洲语言》一书中，夹在导论和书的主体部分之间。

图4. 4 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里，“东方哲学”被置于“导论”和“第一部分”之间。

文中没有标注的引文源自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Encyclopedia）中的第二部分《自然哲学》。这似乎给施莱谢尔提供了一个可以按图索骥的计划，甚至在最具体的细节方面都是如此。[25]一旦施莱谢尔遵循这一模式思考，那他提出的三分法也就不可能保持平衡。它被类比做自然界中矿物/ /植物/动物之间的区分，因为黏着语和屈折语都站在汉语的对立面上，就如同所有有生命物都与那些没生命的存在物对立一样。它们与单音节性语言之间的对立，使得黏着语和屈折语之间的分别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事实上，这种分别被看作某种叙事关系，相对于单音节语言来说，只有它们能够进行历史性发展。

显然语言的史前发展阶段分别对应于类型学系统中三种不同的类型：单音节性语言、黏着语和复综语，并且在最完美的屈折语中展露无遗。并非所有的语言都能在自身发展方向上达到最高境界，就如同并不是所有的有机物都可以发展成为动物有机体一样。语音系统可能在任何阶段停滞不前，与此类似，有机体也可能止步于生命发展的任何阶段。[26]

惠特尼同样接受这种语言史的宏大描述。在此，汉语因其僵化且简单的结构，被看作是最遥远过去残存的遗迹。众所周知，惠特尼最大的论敌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在他的著作中用同样的概念重述了这一结论。直到19世纪末，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的出现才多少改变了这种局面。他提出语言的演化不是朝着不断背离汉语的方向，而是朝向汉语的模式发展，这一点对于英语同样如此。[27]（叶斯柏森的贡献之一就是澄清了词语之间的次序同样可以成为语法原则：汉语就是在这一点上重获语法。）[28]

颤动的支点

欧洲和美国19世纪的语言学家对于汉语的看法，跟汉语本身关系不大，倒是跟少数研究中国的当代学者受到的训练有着莫大关系。他们是将中国看作另一个“吉卜赛都市规划”开始他们职业生涯的。如果印度语如此重要，以至于支配着汉语研究的基本概念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么它的吸引力究竟何在，梵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的身上又发生了什么？

从没有人像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在他的著作《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中那样，坚持汉语和梵语之间的巨大分歧。如此一部有些脆弱，同时又充满实效性的著作能够产生持续的影响多少有些令人惊讶。不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施莱格尔成功建立起一个框架，在那里汉语没有语法、没有历史成为常识。当然，问题在于，这是他自己所理解的语法和历史观念造成的。

施莱格尔对梵语的推崇基于他所谓的对满语语系（其中汉语占主导地位）的排斥。这两种不同的语系有着完全相反的特质和不同的起源——实际上这里所谓的特质和起源完全来自虚构的设想。施莱格尔认为，满语语族起源于拟声和模仿，与此同时印度语则源自人的理解。[29]满语语族之所以没有结构是因为它们不是人类思维的主要产物，而仅仅是人类的动物性对于周围刺激的反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语源自那第一批言说者的“纯粹思想世界”，他的思维“不是图像式的，而是直接明晰地表达自我”。如同神秘的天启，总是降临在某些特定的人群头上，而罔顾其余。这种神秘的“理解”赋予印欧人“清晰的看法”，“敏锐的感受”，以及“善感且富有创造性的心灵”。不过，他从未说明这与印度语的语法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吗？在这里考虑因果性问题，无疑会削弱他想谈论的目标。

施莱格尔试图对抗关于人性的流行观念。法国在孔狄亚克（Condillac）之后，而英国则是由洛克（Locke）开始都普遍接受了这一观念，认为人类发展经过了由感官经验到对于对象的命名，进而形成语法范畴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机械主义、物质主义和无神论。对于施莱格尔来说，梵文语法的完整性和精致程度恰好是有力的例证，足以证明人类语言有某些身处以上所说的进程之外的创造，因为梵文语法的这两个特点都不是模仿性的。诚然，有很多语言是按照洛克和孔狄亚克设想的那样发展，甚至符合卢梭（Rousseau）和赫尔德（Herder）的想象，但是，这些语言恰恰不是我们应该倾注精力加以研究和仿效的。“事实上，在我们看来，很多语言并不是作为充满意义的音节和内涵丰富的内核构成的有机创造，而是由对于各种不同声音模仿和再现构成的。例如原始的情绪性尖叫、手势、呼喊或是指示方向等等。长期的习惯使得它们形成了越来越固定的含义，然而这些定义却是主观的。”[30]起源于模仿，来自自然的语言仍然停留在自然领域中。那些神奇的语言则是在超自然的领域中开启，持存，并且自我思索的。

这种类型学上的两分法来自施莱格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结果的憎恶。像洛克、孔狄亚克、卢梭和拉美特利（de la Mettrie）一样，他把中文看作由符号构成的机械系统。而这些符号则是基于模仿、再现和不断的巩固。印度语对他来说是机械语言的精神对话者。身处19世纪中期语言学分类体系核心的印度语在此变成了汉语的倒影，某种一厢情愿的投射，如同令人感到不快的前共和国。

施莱格尔虽然才华横溢，仍是业余爱好者，但是，真正的语文学家们很快会在工作中填满他留下的种种暗示。弗兰茨·葆朴（Franz Bopp）在他的第一本书《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On the Conjugation System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中指出，原始的印欧语言在莱布尼茨（Leibniz）和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的哲学意义上就是一种完美的语言，并且是由某位仁慈的神降临给人间的。葆朴在梵文的动词变位的词尾中发现了早期印欧语系中代词的残余。没有任何东西是没用的，一切都充满意义。“当语言的天才们煞费苦心、深思熟虑用简单的符号表达人的简单观念时，当我们看到同样的概念无论是在动词还是代词中都因明智的考量有着相似的表达时，很明显字母原本就有其自身的意义，并且始终保持着它原本的意义。”[31]这是与惠特尼关于中文的简单粗暴的原始主义全然不同的历史性还原。这种看法是把印欧语系的早期形式看作是最完美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葆朴是施莱格尔的优秀传人。汉语，包括那些类型上、历史上被汉语同化的语言，不是作为结构严谨的整体出现，而是倚赖文化的强力作用才得以保持下来的、独立符号的集合。

祖先与继承者

印度语给施莱格尔提供了一个关于超越的历史叙事，同时也给他和其他很多人提供了一整套崭新的声名卓著的起源。把印度语和自然的“模仿语言”分割开来的尝试经不起认真检验，但是，这种想象的印度—雅利安主义共同体无疑要坚固持久得多。随着法国日益衰弱，在革命和重建的记忆中留存下来的是一个理想化的印度。与之相伴随的是施莱格尔在对满族语的描绘中暗含的那些充满争议的目的。惠特尼对于他身处时代的刻画，要求他们重释世界历史，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将民族、国家和所有的仇恨都消融在广泛流布的语法之中。

我们研究印欧语系的独特兴趣，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语言就是它的分支之一……但是，我们专有的理由是关心我们的语言，包括使用它的民族，在人类的语言和种族中所处的位置……（印欧人种）最初作为行动者进入到我们已经习惯的世界历史之中……是在远东，在居鲁士（Cyrus）和他的后继者统治的波斯帝国。这使得它将自己建立在那些更加古老帝国和文明的废墟和遗迹之上，这些文明属于他人，部分是闪米特人，部分是与之相近的民族……波斯帝国在一路向西的大举进攻之中，第一次遭遇到西方那些卑微的共同体之一，即那些由希腊城邦和城市组成的混乱弱小联盟的阻挡，虽然联盟人数不多，但是，它们注定成为印欧种族的辉煌——罗马的真正建立者，攫取了希腊文化果实，为之赋予了它特有的组织和同化的力量，为所有国家立法……如果我们说基督教出身自闪族，那么是希腊和罗马赋予它普遍性……

闪米特人在新兴的伊斯兰教的热情激励之下，告别了他们的沙漠，越过了亚洲和非洲最美丽的地方……然而，最终，在更高级的民族复兴的威力面前退却了，并由此开启了最后一次最为伟大的印欧霸权时代，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过去的几个世纪，欧洲国家在世界历史中始终处于顶端，所向披靡。它们不仅自身开明，还是人类的启蒙者……它们的能力席卷了整个地球；它们的舰船遍布两极之间的每一处海洋，不断从事着探险、贸易和征服；那些孱弱的民族因其内在的无力，开始学习它们的文明、臣服于它们的权威之下，或者干脆消失在地球上……它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普遍的统治王权……它们也配得上这些。因为正是它们，在足迹所到之处给世界带来了过上美好生活的知识、道德和宗教。[32]

雅利安人一心同体这种想法，必定作为某种补偿性的调整，深深启迪着惠特尼。那是特殊的时刻，也许从史密森讲演厅中已经开始了。大多数使用印欧语言的美国人都因如何更好地引导受他们影响的民族这个问题针锋相对。所谓的泛雅利安主义也许更糟糕。当然，印欧语言学并没有彻底堕落成种族主义宣传，它们也没有为过去两百年间的军国主义或者是灭绝人性的行为增添任何必需品。但是，但是……我脑中不禁闪现出那句俗语：“corruptio optimi pessimum”（好人的腐败才是最糟糕的）。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对于欧洲人对部落和自我的理解的影响，较之戈宾诺（Gobineau）那种古典的，责任的种族主义更加微妙和迂回，[33]那些对语法美的赞扬是否产生了丑恶？对高贵祖先的追忆是否导致了那些可耻的行为？当然不一定，但是，观察其间的互动，却让我们无法漠视其中潜在的危机。

【注释】

[1] 关于这一点，参见Ramsey，　The Language of China，　pp.49-57。关于欧洲人对于中文语法的观念的历史，参见Egerod，　“Typology”；　Harbsmeier，　“John Webb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West”。早在1912年，Morgan在他的Wenli Style and Chinese Ideals中就指出“没有语法的语言”这个说法根本没意义。在此我不希望再现欧洲和北美对汉语研究的整个历史，而是希望能够回溯一种颇有影响的理解上的偏差。对于汉语的语法研究肇端于Stanislas Julien（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1869—1870）和Georg von der Gabelentz（Chinesische Grammatik，　1881）。第一部中文撰写的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是马建忠著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据他自己说，撰写这部书是为了能够回应对于汉语的轻蔑。因此这部书取代了马氏原本计划写作的关于经济、外交和知识产权改革的著作。马建忠曾经接受了传教士的教育，并被李鸿章送到法国学习政治制度，因此，他是1898年改良的代表性人物。

[2] 艾柯在他的小说《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中让其中的人物设想了一所“比较不相干学校，教授无用或不可能之课程”。其中举出的不可能的例子即是“吉卜赛人的都市规划”，众所周知，吉卜赛人居无定所，因此，这是某种荒谬的设想。——译者注

[3] Eco，　Foucaults Pendulum，　pp.74-75.

[4] 提及“互动”，我脑中浮现的是爱因斯坦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相对论出现之后，物理学家们如何学习测量的方式。关于那些谈论测量、观察者和互动的有趣文献，参见Dewitt and Graham，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对于这种“普遍经济”的哲学和文学上的研究，参见Plotnisky，　Complementarity。

[5] 关于突出符号而非句子的倾向，参见第三章。

[6] 关于这一转变的历史，以及其资源和接受过程，参见Etiemble，　LEurope chinoise。

[7] Whitney，　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p.331.　惠特尼引用的《孟子》引自Schleicher，　Die Sprachen Europas　（1850），　pp.50-52，Schleicher则是选自Stanislas Julien，　MengTseu vel Mencius　（Paris，　1824），　p.1。

[8] Legge，　The Works of Mencius，　Book I，　part　1，　in idem，　The Chinese Classics，　2：　125.

[9] Jowett，　The Dialogues of Plato.

[10] Benjamin，　“Die Aufgabe des　bersetzers，”　in idem，　Gesammelte Schriften，　4.1：　20-22.　全文参见氏著Illuminations，　pp.80-82。中译本参见本雅明著，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班译《启迪》，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9月。第100、98页。

[11] 关于世界性的浪漫理想，参见Berman，　LEpreuve de létranger。

[12] 关于这一过程，参见Weinreich，　Language in Contact。关于中国的洋泾浜翻译，参见Bolton，　“Language and Hybridization”。

[13] Whitney，　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pp.330-334.

[14] 同上。P.257.关于“贫乏残缺”需要加以说明。Georges Devereux（From Anxiety to Method，　pp.162-177）用了一整个章节讲一个故事，其中医疗从业者们对于那些部落中人们的与他们自己不同的那些身体特征的反应，就像是对待某些缺陷（有时是漠视，有时是夸大这些差异）。他们同时会在焦虑中面对这些人为设想的缺陷，好像它们威胁到他们自身机体的完整性。

[15] 类似的说法，参见Humboldt，　Sur lorigine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pp.102，　105，　147。

[16] 译者注：孤立语的主要特色即是缺乏形态变化，也就是它不是通过词的内部形态变化来表达语法作用，而是通过虚词和语序等词本身以外的成分来表达。例如汉语、壮语、苗语、彝语、越南语、缅甸语、马来语等，其中越南语是最典型的孤立语。

[17] 相关的例子参见Fingarette，　“A Way Without a Crossroads，”　in idem，　Confucius，　pp.18-36。其中，他指出孔子从未设想过道德选择。Hansen，　Language and Logic，其中指出，中文设定了一种充盈的形上学，而不是关于实体、个体或阶层的形上学。

[18] Schlegel，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　p.45.关于施莱格尔和他的影响，参见Davies，　“Language Classification”。

[19] 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Observations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provenàles（Paris，1818），　cited in Benfey，　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pp.366-367.

[20] Humboldt，　ber die Verschei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ca.　1830—1835；　first publication，　1836），　in idem，　Gesammelte Schriften，　7.1：　254.

[21] Humbloldt，　“Lettre　à　monsieur Abel Rémusat sur la nature des forms grammaticales en général et sur le gén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particulier”（1806），　in idem，　Gesammelte Schriften，　5：　254-308.阿贝尔-雷缪萨先生是Collège de France第一位汉语教授（这一讲席于1814年设立）。关于这封信的德文译本，以及在充分的汉学知识基础上的注释，参见Harbsmeier，　Wilhelm von Humboldts Brief an Abel Rémusat。

[22] Humboldt，　ber die Verscheidenheit，　in idem，　Gesammelte Schriften，　7.1：　271，　274.

[23] 同上，p.253。

[24] Schleicher，　Die Sprachen Europas，　pp.7-9.

[25] 引文参见Hegel，　Enzyklop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Pt.Ⅱ，　Die Naturphilosophie，　par.　343；另一版本的译文参见Petry，　Hegels Philosophy of Nature，　3：　45。

[26] 参见Schleicher，　Die Sprachen Europas，　pp.14-15。

[27]“有一种语言，汉语，其中不需要任何分析就可以发现构成语言的各个部分。这是一种没有任何词根合并的语言：每个词都是词根，每个词根都是一个词。事实上，它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语言存在的历史中最原初的阶段……所有语言都必须由中文或是这种单音节阶段开始。”（Müller，　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p.273.）关于Jespersen的看法，参见他的“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of Word Order，”　in idem，　Progress in Language，　pp.80-111。

[28] Scaglione，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Composition，　pp.337-349.

[29] Schlegel，　Weisheit und Sprache der Indier，　pp.61，　63.　理解（Besonnenheit，　understanding，　reflection）是赫尔德（Herder）在面对柏林科学院1770年的获奖论文“语言源自神还是人？”提出的两种选择时，举出的中间项。参见Herder，　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

[30] Schlegel，　Weisheit und Sprache der Indier，　p.66.

[31] Bopp，　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 Sprache（1816），　p.147.　“葆朴看上去好像认为原始语的基本语义学元素是由单独的词素构成和表达的。他相信原始印欧语系的单词是对于元素意义的再现。在派生语言中，这一状态因为发音的衰落被遮蔽了，这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加以重构”（Kiparsky，　“From Paleogrammarians to Neogrammarians，”　p.332）。

[32] Whitney，　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pp.230-232.关于“绵延悠长且伟大的印欧霸权”的一个独特的维度是安顿了美洲（在各个方面，这都是惠特尼在史密森学会讲演的前提条件），并且欧洲商人的贸易网络接管了早先由阿拉伯人统治的地区。这种早期贸易的“世界体系”对于重商主义殖民的参与者来说不是什么秘密：正像Putnam Weale（The Vanished Empire，　p.157）追溯的那样，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原本阿拉伯人经营的，由广东至长江的五个口岸，终于对国际贸易开放了。”关于1400—1800年间全球贸易模式的变化，参见Frank，　ReOrient，　pp.52-130。

[33]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p.158-184.）中描述了“种族主义之前的种族思想”。她说：“至于19世纪初期的语文学家，其关于‘雅利安主义’的概念吸引了几乎每一个种族主义研究者，因此将他们归为种族思想的宣传者，甚至尊他们为创始人。其实他们是最无辜不过的。他们跨过了纯粹研究的界线，这是因为他们想在结论中尽可能将文化同宗的民族纳为同一个国家。……换言之，这些人仍然延循18世纪人文主义传统，对陌生民族和外族文化怀有同样的热心”（ibid.，　p.116n6）。我认为18世纪世界主义和后来到种族区分之间的这条线索传递给了施莱格尔的Weisheit und Sprache（它描绘了摹仿语言和理性语言之间的区分），并且在那些跟随施莱格尔的真正的语言学家的著作中延续下来。关于将施莱格尔塑造成为原始种族主义思想家的看法，参见Bernal，　Black Athena，　Ⅰ：　227-239；　Said，　Orientalism，　pp.98-99。关于与此相关的，令反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走向前台的语言学辩论，参见Aarsleff，　“Breal vs.　Schleicher：　Reorientation in Linguistics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idem，　From Locke to Saussure，　pp.293-334。

5 没有一个时刻如同当下：中国研究中的当代性范畴

把“异域情调”所包含的一切陈词滥调、油腻哈喇的东西统统扔掉，……让“异域情调”这个词摆脱单纯的热带想象，单纯的地理层面的接受。异域情调不仅仅只属于空间，它也存在于时间当中。很快便会涉及异域情调感觉的定义问题：其实也就是差异的概念，是对“多异”的感知，是对某物与自己相异的认识；而异域情调的力量也就是能够构想异己的力量。

——谢格兰（Segalen），《异域情调论》（On Exoticism）[1]

在天才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们认出了我们自己抛弃了的思想：它们带着某种疏远的威严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爱默生（Emerson），“论自助”（self Reliance）[2]

传统中国研究中，克服距离感是一个周期性的悲情主题。也许这种悲情感放错了地方，毕竟如果说我们在当下的人文研究中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熟知的东西之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3]此外，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则持续不断地被纳入已经熟知的、变成异国情调（或者一般的异国的）的范畴中，并因此成为意料之中的事情。[4]这样一来，那些我们真正对其一无所知的东西，就变成了罕见且珍贵的商品，成了认识论和伦理学的顶角，这不仅仅是指那些新鲜的事物，也包括那些无法用现有的知识框架去规范的事物，我们这些研究非西方文化的人，特别是研究中国或者日本文化的人，常常被要求提供一点这种陌生的况味。事实上，对于其他文化如何建构它们自己文化空间的好奇心，一直以来都是吸引那些初学者们进入这个领域的原因。无论我们如何意兴阑珊，面对中文文本的时候，仍然会充满着惊奇和挑战，你永远无法知道下一页将会遇到什么。[5]但是，仅由好奇心而不是实质内容的驱动展开这项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一旦我们迈入了这个领域，就希望能对这种文化间的对话有所贡献。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说：“当我们面对与我们相距甚远的文化时，好像至今为止更值得一试的是在观念领域中进行新的探索，我希望这不仅仅是古代历史学家的偏见，……但是，当我们研究自己身处的社会时，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能够相信什么，而不是我们已经相信了什么。”[6]

现代的文化概念——此指具体文化中总结形成的人类生活方式，而非全人类的普泛文化范畴——是诸多问题的根源。因为不同文化总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差异来定义自己。捍卫特定的“文化”就是（典型地）力争证明它是因其自身而有意义，而不是由于其他文化的压制或者逐渐融入形成的。[7]将保存而非减少他者的他异性视为我们最迫切的伦理任务，这种看法是晚近才出现的，而这无疑违背了千年以来的道德教导。毫不夸张地说，在所有传统中那些把他者变成我们合理的道德关怀对象的方式，是通过把他们变成邻居、族人或是我们群体的一部分来实现的。（人类学家常常指出，如同“人类”这一概念一样，有些人在进行自我指称时通常有两层含义。对于这些人来说，很自然地，成为他们群体的一部分意味着成为人，而成为人则意味着成为他们族群的一部分。）十七八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人类概念就是指的部落的拓展，那些接受了这一想法的人感觉不到对于“普遍主义”的追求有什么错，他们见过太多基于宗教、种族以及政治权威的特殊主义所带来的不道德行为。来自撒玛利亚的人未必是邪恶的。他们中的每个人在对待那些不幸的陌生人时作出的选择，远比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差异性（也许这就是寓言的力量）要重要得多。[8]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对善的概念的拓展充满信心，并且确保能够在它遍布各地且形态各异的道德秩序之下将它辨认出来。

把差异性作为道德或政治的条件，与把它看作一个逻辑范畴之间相距甚远，但是，总有人试图跨越这一鸿沟：对于黑格尔来说，无论以何种方式发掘的“差异性”都意味着冲突，而这些需要在思想反思自我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并且将其削弱为局部性差异。“所以精神的一切行动只是对于它自身的一种把握，而最真实的科学的目的只是：精神在一切天上和地上的事物中认识它自身。对于精神来说根本不存在任何彻头彻尾不同的东西。（vorhanden：可用的，给予的，在场的。）”[9]这里将对于差异性的消解看作是思想的全部（且不可避免的）任务，黑格尔把这个过程比喻为我们吃进食物然后变成自身血肉的过程。[10]

不幸的是，当然这也必然伴随着某种不快，那些引领我们超越当下的时代和民族的产物的思想家们，已经失去了对这种消解的自信。我们是否能吸收同化那些异己的思想和做法，或者这是否就是我们准备要做的，已不甚明了。我们好像已经抛弃了黑格尔，转而信奉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在他看来，他者的面孔呼唤我们对其负起无限的责任，是意识最原初的基点。他在一段充满个人风格的文字中写道：“他者的异己性，他的不可被‘我’所吸收，无法被吸收进我的思想和被我所占有的特质，在伦理意义上正是完成于对于我的自发性的质疑。”[11]“他者，作为他者，不是另一个自我，而恰恰是我们所不是的。”[12]对于列维纳斯来说，所有伦理和认识论上的义务都是随着对于这一“他者”的责任而来。列维纳斯在对于语言的“伦理处理”之中将二者干净利落地绑在了一起：

语言的关系意味着某种超越，某种绝对的分离，对话者中间的陌生感，以及对与我相异的他者的发现。也就是说，语言的言说是在寻求关系诸观念之间的共同体之时，在寻求共同的规划或已然构成之时发生的。它正是在这种超越中诞生。因此，话语是对于绝对陌生的对象的经验，一种纯粹的“知识”或者“经验”，“惊讶的创伤”。[13]

显然，这种态度与以了解他者为目标的做法的结合是极不稳定的。

一开始我就承认，处理他者的伦理与认知他们的认识论之间大概永远无法重合，它们的夹角永远不能消除，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接下来我将尝试分析哲学人类学对于他性、共性和时间等相互关联的概念产生影响的诸种方式。其中将特别关注中国人是如何处理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的，特别是在前现代中国。当代的这些术语可能会让读者认为下面将要展开的关于他者、他者性的讨论都源自某种种族语境——我准备了关于“中国”和“西方”关系的讨论，每一个所谓的“非我族类”，每一个对于他者而言的绝对他者。[14]但是我并不想由这一前提开始我的讨论。我所讨论的这种非连续性来自时间和在时间的绵延中建立起来的历史：正如现代人被纠缠于各种形式的自我认同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在内。[15]

回想与勘察

人类学总自认为是促进相互理解、“搭建桥梁”的学科。然而，费边（Johannes Fabian）在他的《时间与他者：人类学如何制造它的对象》（Time and the Other：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中彻底翻转了这种说法。费边指出，类似“原始的”、“传统的”和“前现代的”这些概念的使用中都存在着伦理意义上的陷阱。其中的把戏在于，那些被冠以这些概念的社会往往被置于时间序列中的某个位置，某个西方社会在其原始阶段所处的位置：这意味着，它们是落后的，因为（a）它们在时间上比我们滞后；（b）它们在沿着我们的道路向前发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许是费边这一说法最为恰当和自然的证据。在那里我们被告知，世界上各种文明按照自由程度的多寡组成了一个序列，而这一序列的版图或多或少对应于人类文明在欧亚大陆上的分布，由东向西分别顺次展开的是早期精神性贫乏的社会到更加充满远见的社会。[16]

时间是黑格尔用来区分他者的差异性并将它们纳入人类历史的范畴。对于黑格尔来说，在历史中，每一个社会都会有鼎盛的一天，那是它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可能的自由的时刻；当它们光荣逝去，即使它们往日的成就还不会立时磨灭殆尽，它们仍是要么风流云散，消失在历史中，要么则沦落为临近发达社会的附庸。黑格尔式的历史观，连同他的衍生物——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观，其实都是说明时间为何物的方式：建成最发达的社会需要的时间以及那些力图奋力赶上的社会将要耗费的时日。“正如我们所知，世界历史就是绝对精神在时间中的展开（Auslegung：说明，阐释），就如同自然在空间中展开自身一样。”[17]时间（恰好类似于地球上每天由东向西的运动，人类历史已经在同样的方向上绵延了千年）是绝对精神展现其内部差异的媒介。

黑格尔用时间来展现差异的手法如此有力，以至于几乎没有年表会受差异的影响：从他的《历史哲学》中你永远不会意识到孔子是和波斯战争以及埃斯库罗斯同时期的人。中国在黑格尔的描述中很早就出现了，因为它拥有建立在家庭这种准自然关系基础之上的、最为原始的国家模式。在描述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之后，紧跟着出现的是对于印度、波斯、犹太以及埃及这样越来越精致复杂的国家体系的刻画。好像当时代完全变成国家模式的时候，几千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东方”的世界与其说是一系列时间中的变迁，毋宁说是各种类型共时性的展示。虽然表面上黑格尔的研究是历史学的、年代学的，但是最终却服务于类型学的需求。时间使得文明得以相互区分：当一位1830年的普鲁士公民看中国的时候，他看到的（如果他看的是对的话）中国并不是当下的中国，而是初创时期，在制度上领先世界的中国。本质上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就好像本质上的希腊是伯利克里时期的希腊，而本质上的英格兰还是那个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帝国一样。本质上的中国所带给世界的正深深地隐藏在普鲁士和整个人类的历史之中。

费边称这种策略为“拒斥同时性”。我指的是将人类学的对象持续不断、系统地置于历史中某处的倾向，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人类学话语体系的产物。[18]在黑格尔那里，几乎没有争论的余地：历史学家可以对历史进行黑格尔式的研究，是因为他们属于不同于其他人的时间，这种时间更加接近绝对精神最终的自我理解。对于费边来说，这意味着严重的伦理错误。通过将人类学研究的对象置于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曾经为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拥有的过去，即使我们自身的历史与研究对象的历史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关联，这样做仍然巩固了我们依照自己的意愿处置研究对象的权利（费边没有提及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极其恐怖的例子，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们曾经计划在所有的犹太人都灭绝之后，把布拉格的老城变成犹太人历史博物馆）。“总而言之，时间政治学是地缘政治的意识形态基础”。[19]费边呼吁适宜的伦理关系始于对同时代性的承认。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因为诸多的差异而相互隔绝，而所有这一切仍然在当代历史中发挥着作用，我们所拥有的特权以及相应的责任就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我们应当“将人类学看作一种行动，这种行动同时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看作某种实践领域，并且为呈现“同时代的研究和不同时代的诠释之间具体实践的矛盾”寻找机会。[20]

对于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学者，特别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学者，研究中国以及作出某些声明无疑会产生现实的效果：让我们回想一下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两人各不相同的职业生涯。[21]现代中国的研究者们毫无疑问都会意识到我们正处于“同一个时代”。中国19世纪晚期现代化的推进者们，无论是政治上的改革者，还是文学上的激进主义者以及那些着力于建造铁路和兵工厂的人们，都因意识到中国正落后于时代而奋起行动。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将中国由“古老”，“远古”的状态带到当下。[22]毛泽东关于“大跃进”运动将用十年的时间让中国赶超英国的想法也不仅仅是关乎国家产量统计的问题，更是在沿着时间轴赛跑，是要用十年来弥补中国1842年以来的所有差距。更近期的1978年在中国展开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重新赋予了“落后”、“迎头赶上”这样的语言以生机，通过批判过去的社会主义，中国似乎重新回到了同样的历史轨迹。[23]有多少报纸的头条宣布在各个不同方面，“中国迈步走向世界”！（这个说法可不是那些觉得自己可以代表世界的人独享的。最近刚刚再版的一系列19世纪的中国游记同样用了“走向世界”这样的标题。）[24]所有这些无非是老生常谈，却显示出这些陈词滥调如何地深入人心，即使他们在其他所有事情上都无法相互认同。至少在意识形态中，“进步”和“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紧跟着费边所谓的“拒斥同时性”的道路。不同在于各党派一直在二者之间进行着持续的沟通。工业化不同阶段间的差异（以及劳动力的消耗，当然这并不一定是同一件事）影响并且引导着这些沟通，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25]

以简单的经济尺度来判断“进步”的状况，以及将政治革命看作是一系列不可逆转的人类发展阶段（无论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还是自由民主），以及韦伯式的预期：在西欧由新教开启的过程共同建立起整个现代伦理、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形态的典范——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地呈现出当代世界历史诸多问题的方式，都表明现代的中国愈发忧心忡忡，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都笼罩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相应（或不相应）事件的阴影之下。[26]对于这些身历的整个现代历史进程都深深充满了外部入侵和内部不幸的人们来说，与他人生活在同一时代这件事，与其说是新的发现，不如说已经成为思考问题的基本条件。

与中国分享当下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美德。事实上，自莱布尼兹（Leibniz）的《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1697）以来，我们这些东西方之间的中间人就对此颇为擅长。文明之间的“同时代性”在我们的领域中是预先给出的前提；这体现出我们的文化多元主义。莱布尼兹曾经说：“我认为这是命运的独特的安排，今天我们应该如同过去那样，将人类的文明和精华集中于大陆的两端：欧洲和中国。……也许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作出的安排，使得最开化同时又相距甚远的人们能够互相伸出臂膀，处身其间的人们则因此能够逐步迈向更好的生活。”[27]相对于把西方的现在看作是不断飞奔向未来的线性时间观念，东西方的哲学年代学更为欣赏的形象是历史的交汇处。关键在于，相互理解正是发生于这一历史的交叉点。没有了中间人，没有了媒介，也就不可能交汇。我们在此也看到了变化。分享共同的时代经验，总归是可能做到的，可这必须在相互解释中才能真正实现。与之相关的过去和现在之间也需要某些战略步骤，才能逐渐走向相互融合。

碎片的匹配

诗歌的功能，在于它将等价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上。等价性被拓展到组建语言序列的基本手法之中。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28]

何种历史使得同时性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情形，而变成我们看待诸多文明之间关系的一般条件？费边认为马克思的“激进的现代主义否定了各种异时性存在的理论上的可能性”。他指出，在实践这一主题下，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共时性概念，甚至是不同的群体之间因其行为而产生相互作用的观念，“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类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他们的需要和生产方式之上，这与人类的历史相伴相随。”[29]研究人类关系的历史学家需要将世界各个部分在历史中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庞大的整体，但是，支撑我们得出这一直觉的机制什么呢？毫无疑问，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在所有“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中开出一条道路，它的发展驱动之下，所有已然存在的社会关系都“土崩瓦解”。[30]大融合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果由此产生。但是，这样一来，就将绝大部分的历史——我们认为的“世界体系”诞生之前的一切——看作是一组互不相干的过时叙述而已。[31]

此外，也许还有人接受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说法，认为人类各主要文明都由同一个“轴心时代”开始进入它们的重大突破时期。那是佛陀、摩西、孔子、琐罗亚斯德、苏格拉底和耶稣的时代。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开启了世俗世界和超越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的后人们则赋予其制度化的形式）。[32]这一系列“哲学的突破”是如何发生的，它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建立起联系，以及继它们而来的历史相互之间又是如何被解释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问题。而这一问题源自将各种轴心时代的文明看作是“同一个”超历史的时刻产生的结果。[33]但是，不同的时间、地点，以及关于轴心突破的意义的不同理解，都使得关于那种共同起源的思想至少是变得更加复杂了。另一位尝试在广阔范围内研究同步性历史的是费拉里（Giuseppe Ferrari）（1811—1876），他曾经是1848年意大利革命的鼓吹者，后来定居法国，教授哲学。他出版于1867年的《中国与欧洲》（La Chine et l'Europe），试着不用时间或是作用上的等级差别观念来研究世界历史，不用那些充满黑格尔思想意涵的实体化范畴。事实上，费拉里的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反黑格尔倾向。

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是关于绝对精神发展的叙述，是唯一的绝对精神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自我实现的过程。通过对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研究，费拉里提出了历史变化的另一种解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被卷入与邻人的战争之中，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每一个国家在武器方面最微小的进步也会很快被和它竞争的国家学会，它们的邻国在这一点上紧随其后。因此，“时间”和“他者”事实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个国家都在努力能够先“他者”一步。政府的形式也是武器的一种，因此，在费拉里看来正是差异而非平等构成了变革的动力。

无处不在的战争使得人们陷入不断拓展领土、气候、人口以及人性中全部的多样性，以便从中发展出与对手同样的力量。这种力量上的平等必须非常严格，否则就是灭亡。……如果两个邻国中的一个哪怕是有稍微一点点进步，它就可能奴役另一个。[34]

人类社会的对等原则解释了政治模式的多样性，所有这一切都是永恒竞争的外在表现形式……难道是敌人的国土让他拥有了各种资源，以便能够在中心建立一个庞大组织，在强大的都城拥有一个位置，领导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答案将是一个由各种联盟、共和国、小公国、半游牧的部落以及不断抱怨和骚扰、令他疲惫不堪的乡下人构成的圆圈。或者，敌人的力量是自由的，那么答案将会隐身在神秘寂静冒险之中，那些消极的服从，永远不可或缺的军队以及反复无常的专制状态中。由此君主可以尽情地嘲弄那些不断陷入争议的人提出的方案、混乱的议会、丢脸的互相揭露以及将不断上演的相互责难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状况。[35]

“对等”产生了多样化。这一论断不仅公然违背了黑格尔的历史叙述单向度的演化观念，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人类政府必定由专制走向自由。同时也回答了它所表现出来的逻辑：国家的形成并非是作为基本精神的、人的力量的制度化实现，而是源自对于邻国弱点的预期。对于费拉里来说，国家自身的成功都会无可避免地刺激它对立形式的成长，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历史的终结”。[36]

既然所有国家都无法摆脱普遍的军事竞争，它们内部的结构同样也是一种武器形式。费拉里将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看作是专制力量一张一弛的周期循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邻国和对手，并且不得不应对它们的发展，与此同时，邻国也在回应着它们的所作所为。费拉里认为（虽然仍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障碍）这种关系网络就是我们同步欧亚大陆的历史所需要的。他设计了一个120年（四代人）的概念来代表一个完整的进化周期。

所有历史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不管人们在何处开始他们的思考、行动、争斗或胜利，都必须遵循中国式的四幕戏剧结构，这一结构使得我们能够比较那些分布广泛且相互对立的人群。这与他们究竟采用何种政体关系不大，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共和制，是中央集权还是联盟制；这就如同无论我们对它认同还是否认，这些形式的意义都仅在这些错误被质疑、驳斥、讨论和解决的时候才有意义，特洛伊的陷落也许正对应着在洛阳建立的王朝的开始。[37]

费拉里运用这种理论开始研究欧洲和中国之间在相同时代同步发生、相互关联的、“对等的”历史，并将历史大致分为以120年至500年为一个循环的不同阶段。他进而挑出那些在大陆两端看似类似的事件和人物。要么在历史中同时出现，要么因为迟缓的交流和信息落后等可以接受的原因，时间上有些偏差。下面这些例子可以揭示出他在作这番比较时的思想实质：

秦国在经历了公元前375年的改革之后，人们才有可能真正拥有土地，并且可以耕种、出售和馈赠……财产私有权先是帮助秦国称霸，后来又成为项羽崛起的原因，并最终造就了汉代的霸权……与此同时，在公元前375年，苏格拉底死后24年，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反对私有财产，并且称之为时代的罪恶、社会的疾病，所有混乱的来源以及哲人王统治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但是，柏拉图试图唤起希腊人对于斯巴达的记忆，赞美埃及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总而言之[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试图把希腊的模式强加给古代家长制的中国是徒劳无益的。时间上最贴近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用与秦朝的商鞅同样的话语回应他：“没有人会用心耕种公共土地，如果没有个人利益的驱动，土地将会闲置；相应地，有用和没用的人之间也无法区分。”辩论在此终止，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38]

在这种平行的对照关系中，费拉里似乎想预见生产方式的经济发展史，即土地所有权制度决定着政治事件（王朝的更替，军事上的胜负）。但是这种动机使得费拉里仅关注最为直接的情境：真正的问题是构建以120年为一个周期的历史循环，中国和希腊罗马文明遵循着这一逻辑程序从贵族社会步入帝国模式。一旦帝国模式形成了，它就只能从内部被摧毁了。

1069年中国迎来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王安石被看作无神论的宰相、人民的朋友和伟大的儒家学者；与此同时，欧洲迎来了主教革命和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的统治，直到1077年，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Emperor Henry Ⅳ）在卡诺莎城堡外向教皇悔罪，臣服在教皇膝下。……王安石的变法在1084年遭遇到某些博学士人的反对[这里大概指的是司马光]。他们试图不让人民接受教养。我们能说罗马教皇没有遭到哲学家们的反对吗？格里高利七世不是死于放逐之中？亨利四世不是赢了吗？他的儿子亨利五世不是把教皇帕斯卡二世（Pope Pascal Ⅱ）监禁起来？有多少帝国赞助之下的主教起来反抗那些由教廷任命的主教！这场关于任命权的斗争跟中国的士人们起而反抗帝国的改革者的斗争并无二致。他们有着同样的争论，双方都被没收财产，都对统治现世的观点进行了新的神学认同。[39]

费拉里并没说中世纪的天主教与宋代的道学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它们用相似的方式挫败了它们各自面对的世俗权威。这就是说，虽然宗教和政治权威之间的争论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是在大陆的一端这种争论引起的涟漪很快就会传播到大陆的另外一端。中国内部的组织，无论强大还是弱小，抑或是独裁还是分权的，都激起了邻国的某些反应，它们试图化解中国当下的种种处境。这种反应又使得邻国的周边国家作出相应的行动。最终原初的动力就以直接或者翻转的方式在这种传递中穿越了整个大陆。（费拉里无疑遗漏了这种传递的中间环节，只是用每个过程的结果来论证整个机制的可靠性。）费拉里在共存于世的人们中间看到了某种必然性，至少是某种共同的倾向。他们包括：洛色林（Roscelin），商波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阿伯拉尔（Abelard），王安石，朱熹，阿维森纳（Avicenna）和阿维洛依（Averroés）。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费拉里将明代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并列起来，用清朝比附德国的宗教改革，把太平天国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结合在一起。中国有时是这些事件的推动者，有时又是被动的接受者。费拉里的这本书写于1860年代，那时大部分人都认为中国远远落后于欧洲。但是，如果我们依照费拉里的平行时间表来看的话，中国的落后不过是最近30到70年间的事情。在费拉里笔下，太平天国起义激起了欧洲在1789年，1830年，以及1848年就经历过的一系列事件。当然，两者之间有着显著差别，欧洲的革命者是哲学上的理性主义者，而太平天国则是一支试图推翻清朝官僚理性，高举救世主信仰的军队。接下来的时间，大致由1875年直至2000年，中国将成功地弥补这一差别：“中国在历史上经常从暴力肆虐的阶段过渡到极为和平安宁的时候，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在我们实现中国式的文官政治之前，他们已经学会用我们的物理科学，并用来注释传统的十三经。”[40]

作为一种对世界历史的描述，费拉里的历史观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有些不同：它是形式主义的而非目的论的、循环式的而非线性的，并且它并没有对为何如此安排给出多少解释。这种安排让我们想起《易经》中对于时间的不同阶段和循环往复的思想。如果这对于历史的编纂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应该将事件看作是平行发生的，而不是相互影响的结果。[41]费拉里的历史无疑是人的历史，它不期待任何神学上的正当性。但是，它又没有怎么回答人的目的。历史发展的循环决定了哪些人类的目的有可能实现，哪些又终将被弃之不顾。但是，这种循环自身的意义何在，却是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中国和欧洲看上去只不过是相互之间的回响得以飘荡回转的空间而已。虽然没有绝对的天道，然而，仍然不可避免的，它们“互相向对方伸出了臂膀”。

松鼠笼

在费拉里的平行历史观中缺失的环节，是他并未尝试说明历史回响得以发生的背景，以及欧亚大陆间发生的那种传递的各个阶段和自身机制。当我们注意到他开始对中国事务感兴趣的时间时，这一切就显得非同寻常了。严格说来，那正是远东地区被迫向英国、法国以及美国的军队、商人和外交官们“开放”的时期。费拉里曾经提及1860年侵入中国的英法联军，但仅仅是附带提到而已。[42]也许费拉里历史观中的那些概念架构直接来源于伏尔泰（Voltaire）和其他那些启蒙运动者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平行的世界，看作一个与欧洲相对存在的世界的做法。[43]如同将手指置于刻度之上一样，人为干涉这个实验将会损害结果的客观性。费拉里那些充满冒险精神的同代人不会受到这样的困扰，他们无需任何理论来解释他们对于中国的实际介入：他们自己就是与中国发生联系的环境，他们通过军事力量、投资、医疗、新闻业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行动改变着这个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解释工作”包括译书、攻击那些中国中心的偏见、培养一个新的阶层、重塑教育内容、驯化异教徒以及开放人们的心灵等等各种内容。[44]由此导致的杂糅文化被标识为“殖民化的”或是“转译”的现代性。[45]1898年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及前革命时期充满活力的上海是这种状态的主要历史表现。

一时间涌现出大量描绘“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的作品。也许根本没必要费力指出，这些作品将中国面对刺激作出回应的那种迟来性和次等性塑造成了某种经典范式。[46]其中有些作品呈现出帝国晚期和现代时期所面临的新处境——时间意识的模式从循环式的改变成线性的。[47]循环式历史发展模式认为一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是自发的，发展所需要的所有资源在其自身内部已然具备，并且唯有外来的暴力刺激（偶然的或者突兀的力量）之下，才会改变它的发展方向。传教士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待中国的传统以及他们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冲击。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作为中国的解释者，向他那些说英文的听众如此解释中国传统的描绘自然循环变化的五行理论：

（五行）是中国哲人们设想的对于可见的宇宙中正在发生的诸多变化的巧妙解释，他们用五行的变化来解释所有现象，因此，不会有什么例外是他们的体系无法容纳的。这一体系规定使他们的思考不用仔细考察和记录现实中的事实和过程，这使得他们如同笼中的松鼠一样，永远不会对他们谈论的东西拥有什么真正的知识。[48]

如果我们接受了费边的时间类型学，就会把东方和西方的相遇看作是时间和非时间性的遭遇。（这么说当然有些简化，更精确的表述是，正是遭遇带来了对照，当代的焦虑和争论以线性历史观和循环历史观相互对立的模式表达出来。）原生的现代主义者们重点关注如何赢得对于线性的、进化的历史叙事的控制。他们对“西方”掌控中国的改变即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充满争议的历史观，将会造成激进的排他主义：那些认为自己拥有了即将到来的“现在”，占有了真正的现代性的人们都对未来怀有必胜的信念。[49]在这种状况下，共时性是无法想象的：如同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20世纪前半叶那些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的职权（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些令人吃惊的年轻的激进分子）相当于去描述这两条线（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将要走向何方，并且它们将会在何处相遇，或者根本不会相遇。[50]

修补世界

线性时间观是只能有一个赢家的游戏，它的存在预示了所有其他时间观念的消逝（其中，也包括传统中国）。耶鲁大学的哲学和比较法学教授诺思罗普（F. S. C. Northrop）在1946年的著作中尝试用另外一种与之相距甚远的模式，来安置“东西方的相遇”。[51]诺思罗普写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美国在二战后不久获得世界领导地位，他尝试将文化多元主义和一种趋同的政治神学结合在一起。

诺思罗普深信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特别是作为西方之西方的美国）正在加速度地相互接近，但是，他特别指出了两者在起点上的差异，并且认为即便是它们相遇之后，这一差异仍将继续存在。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这一差异。在诺思罗普看来，处理文化间问题的模式在于相互的不可化约性。他的工作就是试图描绘两者相遇之后如何能够继续保持其自身特质的条件，并且相互尊重对方之所是，未来世界的美好蓝图将紧随将来的和平而到来。如同莱布尼兹所说的那样，天意总是隐而不显，各种不同的文明都倾向于塑造完美的宇宙人：

我们将很简要地指出东方文明的意义，正是这种意义使它区别于西方文明。面对世界时，东方文明主要用情感的和美学的、纯粹经验的和实证主义的直接态度对待自然中的所有事物……大部分的东方文明都着力发掘事物美学的一面；而西方则由关注事物的理论部分。因此，二者都有其独特的意义。[52]

两种文明是“相异且互补”的。诺思罗普笔下的西方意味着宗教上的一神论、以数学为典范的自然科学以及用法律规定了人在社会中行动的范围。而东方文明对他来说则是对于家庭生活、自然以及智慧的实证主义和美学的态度。在东方，家庭意味着特殊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自然则是经由独特的方式在艺术中加以体认和感知的，智慧则是尚未简化成种种教条的人生经验的总集。东西方两种伟大文明造就的文化塑造了它们的基本特质，而非磨灭它们：因此对于诺思罗普来说，墨西哥文化虽然将狂热的圣母崇拜和一神论结合在一起，在社会所有制方面建立资本主义，并且由质量而非数量的角度看待时间，但是，并不能因为这些特性就将其看作一个“东方”国家。诺思罗普尝试用心灵的独特能力来定义不同的文明：

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学是伦理学的基础……对于中国人来说，知识以及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伦理，总是伴随着充满了美学意味的温暖生动的个人体验，例如唇齿之间咀嚼春笋的声音、对于美味的欣赏，或是品茗时，对于清香和口感的美学直观感受，与此同时伴随着对于饮茶过程中种种仪式和美感的体会与欣赏。[53]

对于诺思罗普来说，“审美经验”是感官的、当下的和前理论的：“尚未分化的审美连续体”是理论化的描述得以产生的原初状态。而理论是通过剥离前者的直观中所得到的种种特性而形成的，例如通过抽离视觉中的个性，而代之以对于任何观察者（任何角度）来说都适用的数学公式。虽然理论和数学都能描述感觉经验（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例子），但是理论的形式不可能成为审美活动的基础。无论如何，东方的观察者们从未抵达认识的理论阶段：他们的感知是一种“通过审美连续体的直接理解实现的审美的直接性，他们身处其中，是这一审美连续体的一部分，而不是面对经由某些假定、几何学的比例安排或者是通常所指的外部对象”[54]。（当然，诺思罗普常常并不指明这种经验究竟是一种优势还是劣势。）因此，理论化思维引领未来的必要性是一种客观要求。诺思罗普生活的时代，西方文化中的技术、法律、道德、信仰都仍然毋庸置疑，没人会把它们看作是需要重新阐释的无根的存在。因此，如他所说的，他“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是让那些理论化思维的文化继续理论化地看待研究事物，为世界的其他部分发展科技和基础；对于那些审美化思维的文化来说，则是继续审美化地看待事物，发展它们提升人的内在修养的传统；双方都把对方的文化看作是整个现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相互欣赏。“理想的社会必将回到建立在过去对于审美成分的原初直观之中，与此同时以理论性思维的那部分则努力发展当下的精密科学。”[55]简而言之，未来是属于美国的，只有美国有足够的智慧懂得保护世界上其他国家传统的思维习惯——亚洲国家中的大部分和最好的那些——它们能告诉我们（没错，我们）如何回到原初的直觉，并且在我们注重科技发展，只注重结果的生活中如何体验审美的美好时刻。

诺思罗普关于世界秩序的时间结构安排是原创的：它既不同于黑格尔的连续发展的阶段论，也不同于费拉里所建立的世界范围内的时间起伏序列。它是一种在文化多元主义引领下建立起来的末世论的历史发展观。对于诺思罗普来说，当东西方相遇的时候，历史就戛然而止了。它将不再是线性的发展，而是变成空间中的共存秩序：如同一座博物馆、一部文集或是一座动物园一样。在早先的历史中，冲突来自偏见。但是，这种“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将会超越这些琐碎的冲突。诺思罗普认为各种不同的文化都分别展现了人性整体的不同面向，它们相互依存，不可或缺：无论是拒斥现世的加尔文主义还是充满现世关怀的道家思想，都会在它们的信徒中发掘出对人类的困惑有益的互补因素。即将出现的世界秩序将会建立一种“善的标准”，使得每一个人在其自身的文化限制内都可以接受。因此（或者诺思罗普是这么认为的），它将能够满足民主过程和普遍理性的要求。只要这两者能适应文化上正确的方式，也就是说，能够翻译成东方西方习惯的语言。[56]

诺思罗普期待的互补性趋同要求我们把文化看作是决定一切的起点。因为中国、日本、墨西哥都有其独具特色的特点（用某种本质性的方式结合起来的一系列特点，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日本的伦理观念了解日本的绘画或商业行为），才能够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诺思罗普最喜欢的一个词）。穿过历史长河的每个民族都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定义（实现了现代性的西方人最近将刚刚完成），而未来的多元世界将会精心安排现存的多样性。然而，这一规划，如果从亚洲的视角看来，意义必然有所不同。身处他的时代和位置，很自然地，诺思罗普的文化描述参考的都是中文语境中普世却保守的部分——例如林语堂、登上《时代周刊》的宋氏家族以及“新生活运动”；这些都会在新的世界秩序中长存下去。中国人不需要现代化，美国人会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省掉他们的麻烦。诺思罗普认为东方人经历的历史，正是他们的宿命，脱离这一历史将会把他们变成另外一种人，整个世界也会失去一支宝贵的精神资源。据我所知，诺思罗普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没什么影响，但是当我们试图描绘文化相对主义中的不同文化构成部分时，他那披着哲学外衣处理“世界问题”的方式仍然发挥着作用。

中村元（Nakamura Hajime）的著作《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Ways of Thinking of Eastern Peoples）（初版于1947年）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回应诺思罗普而写的，他更加关注差异性而不是文化间的趋同。五十年之后再看这本书，其中有很多缺陷。比如，他接受了太多传统的成见（例如印度人总是超脱的，喜爱神话和诗歌；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相信对立面之间的和谐；日本人则过于强调顺从，但能体味自然的无常。）而他相较于诺思罗普的东西方理论进步的地方在于，他更注意区分不同的“东方”国家，并且建立了新的用来测量历史变化的标尺：他以佛学在东亚四国之间的传播和渗透过程为基础，更为深入地探究了每个国家的不同特性。毫无疑问，应该批判那种认为东方民族本质上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的想法。本书写于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日本性”（Japaneseness）的未来将走向何方还是个未知，到处弥漫着无形然而又无处不在的对于“他者”的感受。这一切构成了标识所谓东方人性格的背景。指出这些特质的行为背后往往心照不宣地隐含着一种哲学思维中的“现代”“西方”标准：让我们来看书中的目录都写些什么：“语言中忽视个体性和独特性”，“缺少普遍性时间观念”，“缺乏对于客观自然世界秩序的认知”，“自然科学不发达”、“缺少普遍性意识”、“表达和思想的无逻辑性”、“缺乏普通法意识”、“自由思想不发达”、“形而上学不发达”，“宗教教派发展不成形”，“社会关系的压制”，“宗教意识薄弱”，“对于逻辑规范漠不关心”，“规避复杂思想的倾向”。[57]所有这一切都不成为文化的特点，实质上——他们预先假定了一个情境，以此为对照，对“思维方式”加以评判并发掘其中的不足。这本书没有提及“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然而这难道不需要加以定义吗？

文化类型学在时间上是模棱两可的。它们设想了一个当下（作为互动产生的环境和理性的规则），以之为必要的背景，各种文化模式聚集于此，并且它们在逻辑上从属于此。文化模式没有差别地属于过去（源物质就存在于此）或者是现在（它被看作是对于所有成员都永远起作用的，无论是这个还是那个文化；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但是，这种时间上的整体性隐含着一个巨大的困难。跟诺思罗普一样，类型学试图解决不同文化间的共生问题——这在公众领域已是议论纷纭，实则仍是一个有待于创造的问题。如何以批判的观点看待差异的产生方式（我的意思是，如何在话语逻辑中推导出差异），类型学却对此并不关心。制造出所谓的“差异”，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发现和确认文化的同一性。但是，如果问题的重点不在这呢？

建构当下：绝对对立的对立（Le contraire absolument contraire）[58]

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认为：“在我们的伦理处境中，在其重要的方面，我们都要比从古至今的任何西方民族更像古人。更具体说，我们像那些公元前5世纪乃至更早的先民，他们为我们留下某种深刻意识的蛛丝马迹，而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试图使我们同世界的伦理关系变得完全可以理解时，他们并没有触及这一意识。”[59]当代性（contemporaneity）让我们回到了遥远的过去；仿佛我们平白努力了2500年，一切轰然瓦解，如今我们的处境并不比一开始时更好。威廉姆斯向荷马和埃斯库罗斯去寻求指引，期待着去跟那些连诸如“道德”、“合理的”和“自私的”这些概念都不理解的古人对话。他探讨那些古人做事的方法，希望能“古为今——或者后现代——用”。

寻求一个起点，又不愿再踏上我们已知的哲学史的老路，就这样，中国文本吸引了许多人。

自从1980年代葛瑞汉（Angus Graham）出版他的一系列著作以来，一个争论就被时常提起，以至于所有中国早期的哲学家们都被看作是后现代式的人物，或者至少有可能成为后现代的人物。因为他们的思想不关注关于实体、真理或者某种超越起源的基础预设，因为他们关注的总是实际的、可能性以及某些共识性的东西，还因为他们讨论道德问题或者辩论时，没有设立一个绝对的参照点。孔子、庄子以及他们中的很多人突然被看作具有了很多我们同时期的人的特点。这种解释试图把现在这一刻解释成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在哲学上相互融合的时刻。作者本人宣称的想法现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当下的可能性掩盖了思想发生的不同时代以及思想家们达到所谓思想上的一致时所采取的不同路径。

比如，郝大维（David Hall）和安乐哲（Roger Ames）谈到考察“现代自我的分裂，以及现代后期对这一分裂的关注，最后以此作为一种手段，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自我的意义”[60]，“对于知识和真理的理解由表象性的到非表象性的变化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的中国感觉提供了桥梁。”事实上，“知识”和“真理”成为理解中国哲学的主要障碍的一部分，因为这从来不是中国哲学关注的重点。

中国的哲学史家们曾经为中国哲学传统中的缺陷深感惭愧。他们尽力在思想史无名的角落中发掘出墨子的逻辑学、公孙龙的辩证论、王充的怀疑论和佛学中的种种论辩，并且努力使它们能够融入当代中国思想。[61]然而，现在对知识论不感兴趣好像变成了好事。神学在西方影响力的衰弱为“神秘的经验”、“感性的灵魂”创造了机会，恰好让我们能够开始欣赏中国那种不需要“宇宙论的统一和神圣超越的概念”的宗教经验。[62]这里无所谓天命，但是面对这些证据，不得不说，某些历史的合流使得我们处在了开始像中国古人一样思想的现在（意识到我们无法再像欧洲现代人那样思想）。这和威廉姆斯回到荷马和早期的悲剧去求援一样，我们自己的困境迫使我们去向这些古人学习。我们如今发现自己欠缺某些东西，而求教于古人，实际上这些东西并不为古人所看重。

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用了几本书（《势》[La Propension des choses]、《道德奠基》[ Fonder la morale]、《功效论》[ Traité de l'efficacité]）讨论如何回到没有“本体论大厦”的思想状态。正是这种特质使得中国思想能够成为那些在晚期现代中受到动摇的西方思想的范本。[63]中国人关心自然而非上帝，关心如何去做而非伦理，关心势（propensity）而非目的论等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背后，其实体现着同一个主题。朱利安是一个敏感、有说服力、学识渊博的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他能追索某个争论的前后脉络，并且探究某个词汇在不同作者、不同类型以及在几百年的时间中内涵的变化。他的著作给欧洲人带来了新的信息：不仅仅满足于分析异国的文本，他用对比的方式试图在相互平行或有所差异的经典的文本和假设中发掘出更为深刻的意义。这种尝试对于跨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在关于某个传统固有的问题之外，揭示新的可能。随便举一个例子（它真的是随机的，因为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就可以看出朱利安的对比方法是如何起作用的：“17世纪的西方用如此严密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客观性’概念，将会让我们付出代价，它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与‘主观化’相反的错误。中国思想逃脱了这一困境，因为他们思考的是过程，在此，主体被消解了，他们思考‘道’或是功能。”[64]

朱利安经常用这样的方式将对立的关键由欧洲问题的模式（a或b）替换为中国式的模糊性（a和b）。西方人这种截然两分的非此即彼（客体/主体）的态度，使得他们常常无法把握问题的重点；而中国人因其智慧，在一开始就从未建构起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也就从未失去对于事物本身的注视（过程、道、功能）。[65]西方人用诸如上帝或主体这样应该加以解释的力量使实体具体化。然而，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如何保持这些概念自身运转有序的麻烦。中国人则一直坚持在语境中理解概念，体贴争论的各个方面。这让他们能够尽可能少地浪费精力。在朱利安的任一部书中，我们都会发现存在着一个整齐的价值对照表。我们可以从他在欧洲和中国对于“势”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中看到这样一种对照：

[66]

这绝不是一个对等翻译表（“[西方的]X，对应于[中国的]Y”）——把它看作对等翻译表，则会产生很多令人无法接受的释义。在朱利安看来，表中相互关联的概念之间只是粗近似，我们在解释的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这些概念，才不会错过中国思想中的重点。[67]无论如何，如此之多的观点组成了一个中国的固定轮廓。当这一切逐渐积累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朱利安笔下的中国更应该称为“我们自己的他者”（own other），一个他心目中的欧洲的镜像——用列维纳斯的话来说即是“我所不是的那样”，当然严格讲来并不是在他的意义上用这个说法。[68]在中国问题上的这种观点是否和我们在其他地方听到的故事有些不同？（就像在诺思罗普那里一样，也许我们应该设想一下如果把这些书翻译成中文，意思会发生什么变化。）那时，庄子、王夫之仍然还是“对西方的回应”吗？总的来说，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在此是不对称的：上面的表格中左边一栏提到的概念都是中国“不需要”的假设。[69]西方人能知道这些，中国人则不可能通过自身了解它们。中国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的说法现在已经变成了具有说服力的、广为流传的神话，并且中国和外国人对此都欣然接受。将来的学者们将会在朱利安哲学化的中国概念中看到这一传统的最精致的呈现。经过奥卡姆的剃刀，中国思想被看作是更好的、更加经济的，且更不向形而上学妥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不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即，中国文化失去了很多重要的部分，而欧洲则恰好很幸运地发现并且发展了它们。[70]惟有当代关于“哲学的终结”的论断让我们把这种缺失看作是某种自由。但是，与之相反的哲学类型学（比较一下中村元的范畴体系）却不会认同这种判断。

后现代学者赞誉中国，现代学者蔑视中国（或者说是傲慢的放纵），二者其实相差无几——问题不在于比较本身，而在于比较的目的何在。这种对比哲学的问题在于，它是否能在重述差异得以产生的条件（这些条件可能非常诱人）之外，再说出点什么：如果中国思想中缺少道德绝对主义或是逻辑中心主义的话，那么这究竟是对中国思想的发现还是观察者自己的期望？从这个角度看来，好像朱利安的方法得出的结论越多，他的这种对比阅读的方法就越站不住脚。这种阅读生产出一系列规律的、彼此相关联的对立原则，从而将“他者”转化为“我们的他者”，即我们自身的负面镜像（或者说，这是另一种自我理解的方式）。在这种转化中，未知的冒险所带来的种种诱惑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自我陶醉。

在朱利安的描述之下，不同传统相互碰撞的结果似乎仅仅是自我反思的方法论不断积累的产物。看上去，他好像希望能够应对这种质疑。以往传教士们多以为中国文化有“唯物主义”倾向，他重提这一问题，并进一步说道：

（中国人是不是唯物论者）这个问题太受我们西方固有的观念限制，而无法让我们真的遇见其他不同的文化，以从其中观察出任何意义。那个问题因此没有解答……要使这两种思想的比较具有合宜性，最好的方法便是在西方思想的框架里，往源头去寻找何时何处开始出现了分裂，并且探索分裂是如何发展的。要使这个梳理的工作行得通，就必须在分类之内确定出一个真正的共识。然后，从该点出发，我们就会看到分歧是如何涌现的，我们也才能重新建构该差异。我当然不是从历史的现实主义的观点，而是以一种理论的谱系学之要求，来从事这个梳理历史的工作。[71]

此处的措辞承认了在对比性描述中存在着同义反复的危险。“合宜性”这个词试图否认随意和无关的解读，却精确地预示了自恋式解读的危险。比较中的“合宜”，是指那些看似相同，实则隐含着不同含义的情形（例如，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的总统角色的不同）。[72]“合宜”既是关系也是差异——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关系中的差异。

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以及信息理论所重申的那样，语言是由差异构成的，（感觉上的）“差异”构成（语义学的）“差异”。[73]接触某种语言，能够训练我们的耳朵和精神在大量类似的选择中辨识出差异，而不是非像把铁块在一块已然区分了两极的磁铁上不断摩擦，以使其获得两极磁性一样。但是，世界上不只有一种语言，不只一种语义系统，很容易变得没那么规整，其中充满含混不清的符号和纯粹的“噪音”（事实上，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彻底清除没有意义的部分）。当我们比较欧洲和中国的思想时（无论比较的对象如何定义），对于杂乱无章的差异进行的随意挑选将会毁掉这项研究。原则上，我们不必在意这个层面上的矛盾，因为在跨文化的研究中，那些产生差异和信息价值的话语“系统”严格说来并不会预先给予我们。因此，所谓的合宜性首先意味着我们如何建立起呈现差异的语境——其中差异即意味着选择。

朱利安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寻求一个“有效理解”的区域，一个想象中共享的哲学上的“国土”或“时间”。一旦这个区域建立起来，他就可以描绘不同传统的不同途径，进而在一个虚拟的共同基础之上标识它们的分歧。如此一来，就像他所说的，结论将会是某种逻辑谱系而绝非历史性描述：它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某个传统中的各概念之间相互依存，以及不同的传统之间为何会形成一个相互需要的系统（含义的中继）。“有效理解的区域”必须被建构成一种幻想，差异得以产生的原点，而这些差异在西方文明松懈之时正在汇集。但为何不继续扩展这一幻想的领域，以便把呈现欧洲和中国互相对立的特点的环境囊括其中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不直接承认这种对比中存在的战略目的，建构出的本质以及深切的“当下”关怀如果中国思想家们是希腊人的对立面（或者是解药），那也是我们让他们变成这样的。（一旦某个传统中的思想家被看成是对他者的回应，其思想的本来面目就会有所不同。当然这一点尚未指明。）[74]“中国缺乏形而上学”对于中国思想的意义就和“没有语法”对于中文的意义一样（或者就此而言，所谓的离格）再也不能成为其特性。这种所谓的“缺乏”（无论被看作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源自某种比较。比较研究本身当然没错，但是，它并不是所谓的麦克斯韦精灵（Maxwells demon）[75]。我们要承认比较行为本身已经作为一个参与者影响到它描述的对象。我们也许应该记得研究亚洲的美国学者们如何通过有意忽略美国在中国的诸种行为这一重要因素而把亚洲历史神秘化的冲动，詹姆斯·派克（James Peck）和康明思（Bruce Cumings）对此有精彩的分析。[76]把文化比较赖以产生的条件同样进行一番对比研究将会很有启发，这比起将这些条件都归结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性，在列表中一遍遍重提要有意义多了。

通过朱利安的论证，我们可以再一次得出教训，对于一个世界主义的构想来说，“同时性”思考的意义跟它所展开的范围的丰富性成正比。最大的危险在于用音系学的方式来表述东西方的关系，把它当作是构成系统性对立的差异，在某个表格中罗列出来。[77]这只能是像置身于面对面摆放的两面镜子之间，不断映射的形象无穷无尽地重复而已。我们究竟如何能够获得同时性的真正结果一个类似的想法介乎朱利安的哲学对比式阅读和费拉里的世界历史模型之间：两者仅仅在它们的两个端点处活跃——中国和欧洲。武力和观念的传输得以实现的领域（对于朱利安来说是“有效理解的领域”，对于费拉里则是所谓的欧亚大陆主体）仅仅停留在人们的假设之中。

交通的意义

恺撒谋取印度，

现在起，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将遵他的命而流，

罗马的军队遍布西藏，

帕提亚人将看惯我们的雕像

遵从罗马的信仰，

一艘冥河的潜流中航行的小舟，

马斯里伴着朱古达一起。

——庞德，《向普罗佩提乌斯致敬》（Homage to Sextus Propertius）

失落的中间部分，是弗雷德里克·梯加特（Frederick Teggart）的著作《罗马与中国》（Rome and China）（1938）的主题，这是一项彻底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没受到费拉里的任何影响，而它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帝国的虚华来说是如此令人不安。

梯加特由编制一份年表开始，这份年表记录了罗马和中国最辉煌扩张的五百年间，欧亚大陆的各个国家有明确记载的“大事件、战争、骚乱”的历史。（他对于“大事件、战争、骚乱”的定义并不明确，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在原初的文献中，它们的含义是足够清晰的。）大量的工作用于确定和标识那些大事件，更不用说如何协调过去的年表、地理学和民族志之间的那些模糊和冲突。这部书把自己的任务限定为只展现事件的结果。梯加特认定：

在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的欧洲蛮族起义，没有一次不是接在罗马帝国东线或中国西域地区战争爆发之后，还可看出，在罗马帝国东方发生战争之后，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流域也都随之发生了入侵。而发生在天山战争之后的起义只对多瑙河上游地区发生影响。而在近东和远东没有战事的时候，欧洲也从未发生过任何起义。同样，罗马东线或天山的战争也无一不在欧洲引起暴乱。

梯加特不无骄傲地说道：“从这两条线索的比较之中，可以看出这些历史事件的联系”——“这一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说明了历史事件之间有着一种规律，而这一规律迄今未引起重视……更重要的是，它拓展了历史研究工作的视界。”[78]比较的分析揭示出：“要了解总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或者单纯地了解欧洲历史，就必须将中国历史推到幕前。”[79]他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

东汉伟大的使臣班超，曾在塔里木盆地一带地区维护了中国的政权和声威，历时达31年。班超于公元102年获准告老还乡。他刚离开西域，从甘肃到帕米尔高原一线便爆发了战争。其后，中国军队不得不于公元105—107年间撤离西域。进而，公元105—106年，在近东，帕提亚（Parthia）国王帕柯鲁斯（Pacorus）被推翻，与此同时，柯奈利乌斯，帕尔马（Cornelius Palma）占领了皮特啦（Petra），吞并了阿拉伯（Arabia）。在欧洲，公元106年，图拉真（Trajan）入侵达西亚（Dacia），并于公元107年吞并之。再看看更远的地方。约在公元106—108年，罗马人被迫撤离了苏格兰。此时，匈奴人正从中国人手中夺得车师后王庭和吐鲁番（公元105年），而与此事相关的，则是公元107年蛮族入侵潘诺尼亚（Pannonia），即多瑙河以西的匈牙利境。[80]

让我们将其中的关系说得更明确一点：班超的告老还乡使中国西部地区陷入了不确定性之中。在那之后，东汉帝国很快就失去了继续保护贸易通道的能力，匈奴人马上开始充分利用塔里木盆地出现的权力真空状态。由此往西，长期以来处于东西方贸易的中间位置而由此获益的帕提亚王国，现在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奄蔡（Alani）和亚美尼亚（Armenians）的袭击，与此同时，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暴动。（其中也包括最终胜利者埃斯罗埃斯[Osroes]）。为了防止可能中断与来自佩特拉（Petra）的纳巴泰人（Nabataean）统治者的联系（现在它们已经不再是可靠的罗马盟友了），图拉真（Trajan）命令他的使者柯奈利乌斯·帕尔马（Cornelius Palma）占领了阿拉伯的这一部分地区，并且把它变成了一个省。同样的原因让图拉真对他长期的敌人达西亚（Dacia）的国王德塞巴鲁斯（De- cebalus）发动了一场先发制人的战役。也许是加强多瑙河沿岸或东部驻军的需要，使得罗马人从苏格兰地区撤退。总而言之，中国在西域地区控制力的衰退，加剧了那些渴望控制中亚地区贸易通道的集团之间的竞争。很多原本效忠于某个大国的小国政府也从中看到了独立的良机。对于罗马来说，与其失去外部那些非正式归属的领土，不如把它们都整合到确定的疆域之内。罗马的省级建制在东方、北方的拓展并不取决于卡比托利欧山，而是决定于遥远洛阳城内接受了班超致仕的请求。

梯加特不愿把他描绘的历史理论化，他宁愿停留在列举事件和日期，但是，某种用人类的利益来解释战争、叛乱和战略上的撤退的理论还是出现了。“东方的战争，西方的侵扰，其原因盖归于商路的遮断。”“塔里木地区的战争遮断了丝路的交通。进而引起丝路沿线直至幼发拉底河域各地的敌对行动。”[81]对于商路的控制是引发中亚地区政治事件最主要的动机。身处大陆两端的两个政权明显不断受到“蛮族入侵”的困扰，同时还要考虑如何扩张人口，以及如何重新把土地纳入版图。它们把这些只是看作对它们权威的挑战，并不关心事件背后的联系。无法理解在帝国之间的空间展开的这种竞争机制（或者用“机械的”这个词更合适，因为很多结果是自动产生并且有序地联系在一起的）注定使帝国的无论多么强大有力的领袖们必将浪费他们的精力并且遭遇巨大的困难。

中国和罗马政府为了各自民族利益而推行的战争政策，必然地导致北欧各族的内部冲突及其对罗马帝国的入侵……但是中国历代皇帝和他们的谋士们却并不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决策，使得那些闻所未闻的异国疆土战火纷飞。同样，罗马人对其在博斯普鲁斯、亚美尼亚和叙利亚战争的后果亦毫无了解……所以，奥古斯都才会坚持要去占领亚美尼亚，尽管当时完全可以料到这样做会在多瑙河和莱茵河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后果。奥古斯都的言行历来被尊为典型的治国之道。[82]

在梯加特看来，所有的边界冲突和劫掠性的远征都是延续了多个世代的世界战争以及那些为了消除这些战争作出的不断尝试的一部分。很容易把梯加特提出的多米诺式动力学和1914年德国的结盟以及1930年代对于“生存空间”的要求联系起来。他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每扔出一块石头都会落在什么人头上。但是，世界上主要的文化都没有这种感受。对他们来说，蛮族的入侵就像时常爆发的瘟疫一样，只是平常日子中发生的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或是某种暂时的中断或暴力插曲的再现。[83]梯加特的普遍联系的世界的看法试图修正这种随机性观点。中国和罗马无疑拥有“同一个时间”，并且相互作用于对方，只不过它们共存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它们自身的理解之外。在这种新的、描绘帝国之间贸易交往的叙述中，帝国的权力就像是一个不明就里的演员。它们创造了各个事件之间产生因果关系的网络的条件，但是从未能掌控它们。这些权力书写了历史（事实上，梯加特所有的素材都来自经典的历史叙述），却注定会误把这些历史当作它们自身的真实情形。历史当然不是。（在附录里，梯加特驳斥了自恺撒时代以来关于蛮族大迁移的种种理论，这些理论或基于猜测，或基于人口及气候变迁的假说，抑或基于粗糙的蛮族心理学：他们“热衷掠夺”，“无所畏惧”，“热爱战争”。）对于世界历史来说，他们各自的国家都不是历史的创造者或主角，全球史的维度是由那些比如帕西亚、亚美尼亚、摩西亚、萨玛提亚等等野蛮国家所揭示的。无论是古罗马还是中国的古典历史学家绝不会接受这种想法。

当然，我之所以借用梯加特的描述，一半是为了他的作品自身，一半是作为那些在我看来应做而尚未做的工作的隐喻。这些工作包括历史的联系和影响（如果存在的话），以及在比较阅读中将“现状”和“利益”考虑进来。如果这个比喻有所教益的话，那就是它教给了我们的认同、挪用和媒介。中国和欧洲都是如此地文献丰富，历史绵长。在寻求二者知识上的联系时，我们不该太过关注于比较二者之间的异同，这只不过是把其中一方看作是另一方的镜像而已。看看那些在你自己国家的边境上生活着的令人麻烦而且不断入侵天朝道路的人吧。他们靠沟通交流为生，并且总是确保这种交流不是直接进行的。总而言之，他们是举足轻重的中间人，他们知道道路将通向何方，你最好是努力去理解他们是什么。

【注释】

[1] Segalen，　Essai sur lExotisme，　P.36.中译本参见：谢格兰著，黄蓓译，《画&异域情调论》234—23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6月。

[2] Emerson，　Essays and Lectures，　P.259.中译本参见：《爱默生集》（上），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283页。

[3]“Das Bekannte　überhaupt ist darum，　weil　es bekannt　ist，　nicht　erkannt”；　Hegel，　preface to the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Werke，　3：35）.译文参见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0页。

[4] 关于这一争论的例子不胜枚举。萨义德（Said）在他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中坚持认为那些关于非西方国家的“人为建构起来的一致性，引人注目的有规可循的观念群”，向我们表明，这种知识体系越是紧密结合无懈可击，它就越不是来自真实的观察。是这里的一致性和整齐性出了什么问题吗？（而并非是像乍看上去那样，开始谴责这个领域本身的特点）。萨义德的研究提供了两种质疑。“东方学”越来越成为西方人的自我确认，成为某种研究态度，所以它在面对对象的时候，常常忽略大量新出现的事实。其次，它隐藏在背后的目的无论如何与知识本身并没有多少关系：从1700年前后到1950年左右，“欧洲文化在将自身设定为东方的对立面过程中，不断增加着力量和自我认同”（pp.5，3.）但是，这种对话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对于我来说，如何将东方学延伸成某种方法论的批判并且对未来的研究有所助益，仍然是一个问题。虽然，我们距离这本书的出版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不断地有人尝试拒绝东方主义的态度，并且试图代之以某种反东方主义或者后东方主义的态度。

[5] 随着近些年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出土，这一挑战对于读者来说变得更加真实，不仅是对于那些外国的中国研究者们：它们的出现使得原本对于中国思想和宗教标准的了解和描述都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6] Momigliano，　“A Piedmontese View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idem，　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　p.6.

[7] 关于近来这一概念含义的转化，可以参见Hartman：　The Fateful Question of Culture，　esp.pp.26-42。文化人类学的模式对于美国人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影响应该向那些常常将各种行为及其结果和各种态度都归结为文化问题（宗教的，专业的，种族的，社团的）的人明白指出。对于文化不干涉主义适足以成为对于那些生活于特定的被设定的“文化”中人的某种有害干涉，可以参见Farmer：　AIDS and Accusation。与之形成对照的中国文化中的“文化”概念对于欧美的研究者来说似乎有些不同：它意味着一种文明的规范，而不是某种被建构的、任意的或者是区域性的东西。在某些适当的人手中，会变成某种真实的力量。（例如区分这是文化的，那个不是。）

[8] Luke　10.30-37.

[9] Hegel，　Enzyklop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par.377，　Zusatz，　in diem，　Werke，　10：10；以及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pp.1-2.译文参见：杨祖陶译：《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第377节。

[10] Hegel，　Enzyklopadie，　par.　243，　Zusatz，　in idem，　Werke，　9：　14；　Hegel，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in　Werke，　3：91，或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65.

[11]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p.43；　idem，　Totalité　et infini，对于列维纳斯如何由“朝向他者”中发展出他的本体论和伦理学，以及语言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可以参见Totality and Infinity，　pp.50-51，215-216。

[12] Levinas：　“Time and the Other，”　in Hand，　The Levinas Reader，　p.48.

[13]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p.73；　Totalité　et infini，　pp.70-71.

[14]“非我族类”这个词引自《左传》（成公四年；26，7a），不可避免地会被那些充满种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所引用。如果我们考虑这个词的语境，可以发现在原初的文本中，很明显种族问题不占主导地位。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二。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当这个词被用来当作现代种族中心主义的前身时，其中大概有两个误解。首先，当代的用法将“族”的含义默认为“种族”（由不同阶层的个体组成的大小不定的团体，他们一般自认源自遥远过去的某些共同祖先，并且常常拥有同样的语言、文化和政治特征），然而，传统语境中的族意味着“家族”（由王室成员构成的团体，他们由亲缘关系和繁复的礼仪紧密联系在一起）。《左传》中另外仅有一处“族类”二字连用（见于僖公三十一年，17，9b）是表示祭祖之礼和家族的特权。其次，单独引用这个说法，其实掩盖了讨论发生的语境。季文子承认晋为“无道”（他们对前来拜访的成公无礼），然而，他仍然认为，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虑，应该继续保持晋鲁之间的结盟关系。因为晋国幅员广阔，兵强马壮，并且诸侯尊崇，与鲁为邻。他引用史佚之志来掩盖他对于现实政治力量的考量。引文的出现将这一切都转化成自古以来的“传统”，再一次展现了季文子由文本到利益的机会主义转化。这意味着，传统的经典（例如《诗经》几乎囊括了所有地理意义上周的属国的诗歌，唯独没有楚国）中确认和说明了在文化、利益甚至是种族上与楚国的区隔。不同种族之间的战争是古代社会国家体系形成之前的事情。但是，诸侯国称自己为“华夏”，它们基于不同姓氏的诸侯国之间保持力量均衡的需要签订条约，建立同盟。非常感谢布鲁斯·布鲁克斯（Bruce Brooks）和尤锐（Yuri Pines）关于这段文字的背景给予我的启发。

[15] 关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差异性，参见本书第8章开头引用的汤之“盘铭”。关于如何通过建构一个超越历史的“主体”（种族、个体、语言共同体或其他的什么）来解释或者补偿近来发生的事件的问题，参见前文，第115—116页。关于民族国家形式和历史线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见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杜赞奇［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国斌（R.Bin Wong）在他研究中国过去一千年间经济和政治史的著作《转变的中国》（China Transformed）中试图挑战斯密和马克思主义的假设：历史发展的所有可能的原因都被归结为必然指向同一目标的一系列有限路径。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为何中国的过去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变得如此陌生。实质性的差异并非来自种族，而是概念性的。

[16] H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idem，　Werke，　12：116；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p.152.赫尔德（Ideen zu einer allgmeinen Menschengeschichte）和康德（“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in Kant，　Werke，　9：33-50；　in English，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pp.41-53.）可以看作黑格尔的先驱。

[17] H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idem，　Werke，　12：　96-97；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p.128.　对于这种精神性地理学的批判，可以参见March，　The Idea of China.

[18]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p.31.费边并未提及列维纳斯发表于1947年的文章：“时间与他者”（Le Temps et lAutre）。这篇文章是日后《整体与无限》（Totality and Infinity）的雏形。也许这可以看作是思想上同时发现的一个例子。

[19]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p.144.

[20]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p.157，159.

[21] 关于拉铁摩尔，可以参见Newman：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关于费正清可以参见Evan：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以及Fairbank，　Chinabound。

[22] 参与改良维新的欧美在华人士和中国士人在19世纪晚期大都存身于上海租界之内。参见朱维铮，“导读”，载龙应台、朱维铮编：《未完成的革命》，pp.57-63。

[23] 苏联解体之后，福山（Fukuyama）在他引起巨大讨论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中预言了“人类意识形态革命的终结以及西方普世性的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24] 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

[25]“中国是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裕得多的国家，中国与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差别极大。中国的大米比欧洲任何地方的小麦都低廉得多。……中国与欧洲之间，劳动的货币价格的差距比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的差距更大，因为劳动的真实报酬在欧洲比在中国更高，欧洲大部分地区正处于发展状态，而中国则似乎处于停止状态。”（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　Ⅰ：173，中译本参见：唐日松等译《国富论》，146—147页。）

[26] 在韦伯那里，理性既被看作普遍的人类天赋，同时也是欧洲历史发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　Wolfgang Schluchter，　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我非常感谢张灏提醒我注意韦伯及其后学对于“东方理性主义”的讨论。我对于未能给这一传统以充分的重视感到抱歉。

[27] Leibniz，　“Preface to　Nouissima Sinica，”　in Cook and Rosemont，　eds.，　Leibniz：　Writings on China，　p.45.

[28] Jakobson，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Sebeok，　Style in Language，　p.358.

[29]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pp.159.158。“共时性”概念（同时参考黑格尔）的例子可以参见Marx，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1853），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12：　93-100。

[30] Marx，　Pre 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pp.97-98；特别是：“The Future Results of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1853），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12：217-222。

[31] 世界体系作为历史体系的经典表述，参见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其他人则指出，受制于动荡不安的政治和生物学条件的，以紧密且完整的贸易网络为基础的欧亚世界体系才是从很早以来就已然存在的现实。这种看法更为细致且长时段地思考亚洲的发展，可以参见：Abu 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Frank and Gills，　The World System；　Frank，　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isa；　and idem，　ReOrient.

[32] 关于全球“轴心时代”，参见Jaspers，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Eisenstadt，　Origins and Diversity of Axial Age Civilizations。

[33] 关于在轴心时代思想影响之下对当代历史的解读，可以参见Eisenstadt，　Fundamentalism，　Sectarianism，　and Revolution。

[34] Ferrari，　La Chine et lEurope，　pp.129-131.费拉里在他关于中世纪意大利城邦的研究中（Histoire des revolutions dItalie，　1858）首次提出了他关于历史中行动和反应的理论。关于费拉里作为历史学家的经历，参见：Bonnaud，　Ya t il des tournants historiques mondiaux？对于历史分期的考量是费拉里时代隐含的前提，参见Marx，“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in idem，　Early Writings，　p.245。

[35] Ferrari，　La Chine et lEurope，　p.132.

[36] 关于黑格尔式的末世论在1980年代晚期的氛围中重新兴起的状况，可以参见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关于与费拉里的观点并行的人种学争论，可以参见Devereux and Loeb，　“Antagonistic Acculturation”。

[37] Ferrari，　La Chine et lEurope，　p.118.

[38] Ferrari，　La Chine et lEurope，　pp.374-375.费拉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主要来自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de Mailla在18世纪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翻译），正是这同一本书后来启发了庞德（Ezra Pound）。

[39] Ferrari，　La Chine et lEurope，　pp.536-537.

[40] Ferrari，　La Chine et lEurope，　p.598.

[41]《易经》为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提供了范式，使得他能够依照《易经》中卦象的变化将中国历史中的时间和各种变化纳入一套循环模式之中。关于邵雍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关于必然性的此消彼长的理论，可以参见：Jullien，　La Propension des choses，　chap.9。

[42] Ferrari，　La Chine et lEurope，　pp.589-590.

[43] 参见：Voltaire，　“Entretiens Chinois，”　in idem，　Oeuvres complètes，　27：　19-34。

[44] 显然，此处所举的例子是美国和欧洲——特别是美国——在中国展开的改良计划，而不是美国和欧洲自身对于生活观念和方式的改变。卫三畏（Wells Williams）在1883年写道：　“中国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学习那些他们现在很快了解的东西。当这个国度的人们被归结为未开化的国家时，时间已然匆匆而过了……很快，铁路、电报和制造业都将被介绍进来，紧随其后的一定是对中国无计其数的人们在宗教、政治、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启蒙”（The Middle Kingdom，　Ⅰ：ⅩⅤ）。卫三畏笔下的单向度的革新将会被看作在中国和欧美之间进行的最受欢迎的有益交流。关于这一美好图景的产生和叙述，可以参见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特别是第五章，“The Wards”，　里面讨论了“中国人多么需要帮助以及他们多么善于接受帮助，”p.130），　Spence，　To Change China；　Jespersen，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Jespersen关注的焦点在于亨利·卢斯和《时代》杂志。

[45] 杂糅意味着接受和融合，是一个倒霉的词。对于印度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研究，参见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关于在外部刺激之下带来的现代性产生出的杂糅的研究，可以参见，Leo Ou fan Lee，　Shanghai Modern；以及Barlow，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关于这一现代化过程在词语中留存下来的大量证据的研究，可以参见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关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一起进入中国，构成殖民主义的意义，可以参见Brook，　“Capit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in Brook and Blue，　eds.，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pp.110-157。当然，在形式意义上，中国从未“被殖民”：这是说它从未作为一个整体被某个外国所统治。然而相继而来的无能的政府、治外法权、被外国牢牢掌控的经济以及那些殖民地、半殖民的领土都是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亲身感受。面对这些事实，仍然说中国从未被殖民，无疑是一种诡辩，对此的批评可以参见Tani Barlow，　“Colonialisms Career in Postwar China Studies，”　pp.373-411，　in idem，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与其让学者们出自个人兴趣不断吹毛求疵，不如提出更多问题以便澄清那些含混不清的问题：外国力量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于中国的干涉，对那些占据了不同社会地位的外国观察者来说有什么意义？不断变化的民族国家观念对于外国观察者们感受中国的苦难有什么影响？殖民行为如何改变了中国人之间的行为？1842—1949年间的中国，究竟应该看作是殖民主义的一个简单例证，还是新殖民主义的开始？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耐心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回答是或否。

[46] 参见Teng and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Jerome Chen，　China and the West.这一主题贯穿了1950年代至1960年代，它甚至催生了它自己的对立面，“中国中心的进路”。参见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其中柯文（Paul Cohen）对“回应”和“现代化”的理论作出了激烈批评，并且提出了他自己的计划：“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历史”。

[47] 参见Leo Ou fan Lee，　“In Search of Modernity，”柯文同样谈到了历史编纂会被应用到现实历史中，他指出：“‘近代’一词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封闭式的概念。它对历史进程抱有固定的看法，认为它是严格按照之先方式向前发展，而且带有浓厚的目的论性质……只有采用开放式的变化模式，辅以开放式的问题，史学家才能勾划出一幅对历史事实比较敏感的中国近世史的画面。”（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pp.94-95.中译本参见，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0—91页。）关于中国人在1920年代前后对于新和旧的争论，参见Huters，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Spirituality”。

[48]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2：　74.

[49] 参见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以及本书第124页。关于欧洲之外的国家人民的非历史性生存的一般讨论，可以参见Lévi Strauss，　La Pensée sauvage，　pp.324-357。

[50] 我在这里的评论明确地指向那些焦虑型的比较文化研究，它们被冠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的代表是陈独秀和杜亚泉。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参见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文选》。pp.3-137。（标题是：“东西文化同与异、高与低之间的辩论”）。关于“科学的西方和直觉的东方”在文明史的编撰中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参见Hart，　“On the Problem of Chinese Science”。关于这些争论长久的意义，参见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pp.4-11。认为东西方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对抗的开创性比较哲学研究，参见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初版于1941年）。唐君毅的思想本应在本章中进行更加充分的讨论，但是考虑到篇幅的限制以及他的思想的复杂性，我将在另外的地方加以讨论。

[51] 诺思罗普在耶鲁大学任教多年，布什（George H.W.Bush）曾经在1989年访问耶鲁，并且设立了“诺思罗普逻辑学讲席”。诺思罗普跨学科和国际化的视角令他成为1940年代梅西基金会组织的会议的一员，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控制论正是在这些会议中间产生的。（当然，他并不是其中的主要成员。）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一书献给安格尔顿（James Jesus Angleton），他是诺思罗普的学生和早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成员。这足以证明，诺思罗普的这本书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然而，仍然在很多方面对我们的时代有意义。费边（Time and the Other，　pp.144-146）把诺思罗普看作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理论家和辩护人”。关于早期那些决策者们在这一新秩序影响之下对亚洲的看法，可以参见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ld War Area Studies，”　in Chomsky et a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pp.195-231。关于安格尔顿作为学术与间谍活动的代表人物，可以参见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pp.238-249。

[52] Northrop，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p.375.

[53] Northrop，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p.328.

[54] 同上，p.318。

[55] 同上，pp.459。这一计划包括了唐君毅在《中华文化与当今世界》（1975）一书中提出的设想。在那里，传统中国人文主义和对待自然的美学态度被看作是人类能够生存的可能路径之一。

[56] 参见Northrop，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pp.470-472。良好行为和良好状态的概念是一个对的概念，对每个人都有效。它建立在对于审美成分的直接领会和对于理论成分的自然科学方法所决定的人和自然的概念基础之上……在每个人或者人类能够把某种行为以道德和宗教的名义正当化或神圣化之前，他或者他们必须提出某种对每个人都有效，并且可理解的实证主义的美学路径，或是人人都能认同的关于人和宇宙本质的某种经由科学设想和论证的理论路径。并且指出，倘若没有这些行为，无论是美学的还是理论的关于人的真正本性的看法都将会被虚假地否定，并且失掉那些它们的特性得以证实的严格的相对论或持续论标准。

[57] Nakamura，　Ways of Thinking of Eastern Peoples，　pp.ⅩⅦ-ⅩⅩ.我有意不把这些特点与特定的人联系在一起，这可以从反面更好地展示普遍的“东方性”。

[58]“绝对对立的对立”（The absolutely contrary contrary）这句话来自列维纳斯，为了描述“女性”作为不可被化约的他者。参见：Le Temps et lautre，p.77；“Time and the Other”，in Hand，The Levinas Reader，p.48。

[59] Williams，Shame and Necessity，pp.166-167.中译本参见：吴天岳译：《羞耻与必然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81页。

[60] Hall and Ames，Thinking from the Han，p.9.中译本参见施忠连译：《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11页。

[61] 参见：胡适（Hu Shi），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梁启超：《墨经校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Alfred Forke，Lun Heng；Graham，Later Mohist Logic。

[62] Hall and Ames，Thinking from the Han，pp.114，134，204，212.

[63] Jullien，Un Sage est sans idée，p.9.

[64] 同上，p.161.

[65] 参见Jullien，La Propension des choses，p.17：“较之西方思想的发展，中国人思维之原创性在于他们从不关注任何终极目的（télos）并视之为万物终极。他们从现行的进程之内在逻辑的观点出发，从现实本身出发寻找诠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思维方式底层有其高度一致性。让我们利用它以便从外在的角度解读我们自己的知识史。”

[66] 参见Jullien，La Propension des choses，pp.228，195，188，196，214，223，231，236，238，同时可以参见Jullien，Un Sage est sans idée，pp.97-101，122-123。

[67] 朱利安很聪明地警告我们应该避免：“两种极其普遍的幻想形态——其中一种是幼稚的同化观，认为一切都可直接从一个文化转移到另一个文化；另一种则是过于简单化的比较观，其运作方法是，先建立一个框架，以便让人看见与他不一样的‘他者’”（The Propensity of Things，p.20）。朱利安对于这种非简单化的比较研究的呼吁值得赞赏。

[68] 举一个例子：朱利安最近的一本书Un Sage est sans idée（中译本名为《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自称是研究“哲学的他者”。他通过把对于智慧的爱和追求（西方人的哲学）与拥有智慧（中国的圣人）加以对比来展示何谓哲学的他者。实际上，这种“他者”自从哲学诞生以来就已经相伴而生了，并且可以在哲学脉络中的任何一点引申出来。例如当苏格拉底否认智慧可以作为谓词时，或是阿拉伯人将哲学与神学联系在一起时，或是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结束了他关于黑格尔的讲座，一变成为关贸总协定组织（GATT）的一员时（参见Kojève，“les philosophes ne mintéressent pas”），都可以看到这里所谓的“他者”。我们并非一定要到中国才能认识这种他者。朱利安在这一问题上同样的说法还可以参见Jullien and Marchaisse，Penser dun dehors。

[69] Jullien，La Propension des choses，p.214.我们也许都记得那个故事，当拿破仑问拉普拉斯（Laplace）为何他的《天体力学》（Mécanique céleste，1802）中完全没有谈到上帝，拉普拉斯回答说：“陛下，那是因为我不需要这个假设。”

[70] 参见本书137页引用的卫三畏（S.Wells Williams）谈及的传教士的态度。他们坚持西方文化和制度的独特性，并且认为需要对此加以捍卫。这种态度现在往往被文化间的平行共存的态度所取代。（参见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西方是独一无二的吗？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西方人需要向外部学习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如何更好地领会这种独特性。然而，我想知道的是，这种关于独特性的争论究竟是可以被证伪的论断还是仅仅是一种说不清楚（无法比较的）的意见。关于“大西洋”或“巨大鸿沟”将西方与世界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反思，可以参见Hart，“On the Problem of Chinese Science”。

[71] Jullien，La Propension des Choses，pp.223-224.着重字体为引者所加。［中译本参见：卓立译：《势——中国的效力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219页。］

[72] 索绪尔（Saussure）给出了这一理论的经典表述：“所以我们在这些例子里所看到的，都不是预先规定了的观念，而是由系统发出的价值。我们说价值与概念相当，言外之意是指后者纯粹是表示差别的，它们不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而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的。它们的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Cours，p.162.中译本参见：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163页。）

[73] 这句话是Bateson说的（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p.453），但是来自Shannon和Weaver（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Information）。

[74] 此处的根据可以参见Brooks，“Alexandrian Motifs in Chinese Texts”。

[75] 麦克斯韦精灵（英语：Maxwells demon）是在物理学中，假想的能探测并控制单个分子运动的“类人妖”或功能相同的机制，是1871年由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为了说明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可能性而设想的。——译者注

[76] James Peck写于1969年的文章“The Roots of Rhetoric：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Americas China Watchers”批评美国学者集体无视和削弱帝国主义的现实影响；对于这篇文章的回应，可以参见Paul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pp.98-111。其中典型的例子是朝鲜，如果不考虑美国对朝鲜的影响，那朝鲜就根本无法理解。可以参见Bruce Cumings，Parallax Visions，pp.124-127。

[77] 结构主义者的梦想就是把人文学科的知识改造得同音系学一样清晰。这种梦想一旦成功，无疑意味着失败。

[78] Teggart，Rome and China，pp.236-239.中译本参见丘进译：《罗马与中国》，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5月，第243页。最近的关于梯加特的讨论，参见Frank and Gills，The World System，pp.11-13，167-171。近来尝试用全面的世界历史角度解读各大帝国之间的疆域的研究，参见Christian，A History of Russia，Central Asia，and Mongolia；关于这片区域的历史独特性是如何必要的，又是如何被忽略的，可以参见此书430—431页。关于青铜时代贸易的世界体系中心由巴卡特利亚和阿姆河流域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和东亚的重构过程，可以参见Gills and Frank，“The Cumulation of Accumulation，”in Frank and Gills，The World System，pp.81-114。关于早期入侵如何成为将中国和它的游牧民族的邻国之间联系起来的动力的研究，可以参见Barfeild，The Perilous Frontier；Nicola di Cosmo，“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 Imperial China，”in Loewe and Shaughness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pp.885-966。

[79] Teggart，Rome and China，p.x.中译本参见第6页。

[80] 同上书，p.viii；中译本参见，第4页。

[81] Teggart，Rome and China，pp.ix，240.中译本参见第5页，244页。

[82] Teggart，Rome and China，pp.241-242.中译本参见第245页。

[83] 黑死病的蔓延同样是中亚建构“世界体系”的结果，参见McNeill，Plagues and Peoples。

6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概述及若干疑问

各种带“后”的字眼近来在中国备受关注——主要有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和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还有俗称的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或者照中国学者给它们的方便简称：后学（post learning）——这些看起来像是把别处的先锋术语和观念译成了现代汉语的习惯表达。[1]但我想说的也仅限于“看起来像”而已。在我看来，想弄清这些用语的含义，关键在于不要指望参考某个比较熟悉的“原版”后现代主义就能达成对它们的理解甚至评判。企图论证谁的后现代主义才是真正的、正宗的、原版的、嫡传的牌子，能想象世上有比这更别扭的悖论吗？声称中国的后主义者们理解错了，并企图借着对德里达、福柯或利奥塔的某种根基更为深厚的解读来纠正他们——与其落入这样的陷阱，我们不如追问什么才是理解中国后主义的恰当参照系。

这倒不是说已经有谁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了，现在还只是提出假说并加以检验的时候。我们要找的参照系固然有一部分是当今欧美的学术语境。各种后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个语境中最先发展出来，传布四方，成为学者和读者（无论是不是中文使用者）的智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的语词和姿态，更不必说白纸黑字的注脚，都对我们可用、相对透明，且较为熟悉。这也引诱我们把后主义想成不过是詹明信或罗蒂讲过的什么东西在中国现实中的应用。但是，那样极有可能走上我担心的那条路，我的担忧来自对中国后主义著作的草率解读——走那条路就是想当然地认为话语体系都跟发言的情境相符，而这些情境本身是非话语的、可能无法言表的。欧美的先驱仅仅是参照系的一部分，而且远远不是最有意思的一部分。

颠覆欧美读者的自信——自信的意思是：如果是后现代，那我已经全都知道了（无论喜欢与否）——的第一种姿态是采取某些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者的态度，他们喜欢说：中国思想从来都是后现代的，因为它根本没想过变成现代。[2]我认为这话在它本来的背景中纯属谬论，但它的悖论味道却对我们有帮助。本来的谬误在于以为既然两个东西都与第三者不同，它们俩就相似。[3]然而，这个谬误或许能防止我们陷入另一种谬误：以为通达后现代主义的正确道路只有一条，即从现代主义中穿行而过（很符合词源）。偶然相似性和历史必然性都为论证布设了声名狼藉的基础，而把两者稍微混合一下则可以让两者都信誉扫地。

有人会说哲学上的现代主义是调整事实与价值之间关系的一种尝试，而后现代主义就是把这类尝试都抛弃掉——以至于宣称知识不可能有基础，价值是完全任意的，试图给它们制定原则只不过是蒙着透明面纱的话语管制而已。那传统中国就没有相应的幻象可丢弃，因为一般来讲中国思想的计划并不是为知识提出先验的保证，或给行为开出不容例外的药方。[4]如果是这样，那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就像是荒诞的兜圈子——没病吃药。（或是接种疫苗预防现代性）这是否就是最近这些争论显得充满话语活力的秘密——因为不会危及任何真正存在的东西没有谁被刺中要害，这算什么批判？

可是，无论文化程度高低，没有哪个20世纪中国人能够过着完全传统的生活。因此，舶来的现代性的奇异之处都是活生生的批判对象。确实，我们要顺着历史回溯多远才能发现幸福的世外桃源的居民呢很多人想把舶来的观念或模式从中国正统思想中剔除出去，可这些思想观念已在中华大地活跃了150年之久，正是它们，曾对一个接一个的政权构成过挑战，也曾为其提供过合法的形式和奋斗的目标，佶屈聱牙的翻译也没能扼杀它们的吸引力。[5]人能认识世界本身的样子，而且通过这种认识还能把世界转变成它应有的样子，这一观念颇有影响，甚至吸引了并非专业哲学家的人。

维持后学绝大部分吸引力的后现代主义姿态是对现代主义普世的合法化手段的拒斥。是否有人呼吁我们让自己的判断服从科学的法庭，服从民主宪政的规范，服从索福克勒斯和菲狄亚斯的美学准则只要是规范，就是不可逾越的雷池。支配性的标准，更不要说意识形态潮流和政治影响，在20世纪大部分时候都是来自国际文化、商贸和技术，这一事实意味着拒斥现代的合法化模式对于中国大陆的思想者而言具有双重的意义，因为这些模式被认定为西方特有的。[6]（通常我会拒绝膜拜“西方”一词所指的偶像，不过在某些语境下它却模糊得恰到好处，无论它说出口时牺牲了多少差异性。）在今人的记忆所能追溯的范围内，中国本土标准从未获得足够的支持去指挥信念与实践，只有少数格外成型的领域除外，如家庭生活、特定的学问领域、宗教（在被容许的时间地点）以及某些艺术形式等。因此，飘缈的本地标准能够提供一套模糊得让人轻松的反面模式，跟那些被讥笑为霸权却又过时的模式相对立。我在好几位作者身上看到一种情绪，大意可转述如下：“欧洲式的启蒙主义已经破产——我们只需循着后现代主义的论证就能见证它的瓦解。我们不要紧！我们还有些后备可依托——这些文化产品会在崩溃中幸存下来，因为没人想到给它们报那么不切实际的高价。”

中国接受的那些后现代主义的手段与权威并没有产生出一套整齐划一的学说，而是产生了一批各式各样的机遇。要是企图把它们都归结到同一个意识形态或社会学类目下，那就太荒唐了，而且我也没有足够的篇幅和学识来完整刻画90年代中国的智识生态。[7]不过，通过探索一些争论丛生的生态位，或许能够描述一下这些机遇的诞生环境，推测它们的可能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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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文章时，我为学校出差到北京，这是十多年来首次造访。不出所料，一切新事物和许多并不新鲜的东西都叫我惊愕。就像早先有一次到访时，别人友好地带我去参观埃德加·斯诺的骨灰安放处设立的墓碑，就在北大校园的湖畔，碑文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很自然，这是因为是斯诺这位美国记者“发现”了毛泽东及其延安同仁，忠诚地拥护他们，并在60和70年代数次回来采访毛泽东，对全世界宣称合作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辉煌的、有益的变革。带美国客人参观斯诺墓当然是种关切的姿态，如果直说我对墓碑暗示的朋友关系的定义有什么看法，恐怕有点不礼貌。我只说了句“某些中国人的美国朋友”，这样说还不错，因为谈话内容由此转向了毛泽东的个人特点，这个话题是允许的，甚至受到鼓励。

许多“后学”文章认为，中国跟关心中国的外国人之间的交流应当符合斯诺对毛泽东的恭顺所代表的理想。受欢迎的外国人必须尊重的不再是个人魅力型的领袖，而是中国特性。对于其中隐含的恐外倾向我倒不太介意，我更担心的是文化民族主义对国内公众的影响。自我认同的回路作用导致人民十分看重“中国有能力说不”，可是许多中国人却没有能力对彼此说不，这到底促进了谁的利益[8]民族团结事业在和平时期难道不是极度有利于阻止多数人统治和对少数人的保护正当建立在低工资且日益高科技的生产方式之上的中国政治经济努力实现从体制上确保工人听话高产的时候，“文化民主”（这个策略性的术语下文会给出定义）是一道值得翻越的壁垒吗我作为“某些中国人的朋友”很担心这些事，因为我在自己的国家也担心这些。

历史学家许纪霖指出环境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急于接受后现代看法中的反启蒙主义色彩，他把这种环境刻画为一部分是智识上的，一部分是社会学的：

从知识学的内在层面而言，[90年代“反西方”的理论家]原先接受的都是西方知识谱系中的主流话语。他们曾经相信这些西方的现代性知识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足够的学理资源或操作模式。然而，随着他们对西学的了解越是深入，就越是发现那些所谓具有普世性的现代性原理实际上不过是西方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与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和历史传统存在着巨大的隔膜。西方的学理与中国的语境的强烈落差，使得他们不得不将眼光从西方的主流话语移向那些边缘性话语，比如后殖民文化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等等。他们希望从中找到知识的灵感，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现代化模式。……他们并非像以往的文化保守主义那样，以国学抵抗西学，而是“以夷制夷”，用西方的边缘话语反抗西方的主流话语。……

从社会学这一外在层面来看，反西化思潮的出现与90年代国内外一系列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起飞，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当一个劣势民族开始改变劣势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对以往所追随的优势民族说“不”。80年代中国对西方的接触有限，利益冲突也有限，知识分子对西方存在着一种美丽的想象，西化在心理上有其合理的依据。当90年代以后中国更多地卷入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国与西方的利益发生了越来越直接的冲突，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和申办奥运会的阻扰、双边贸易摩擦以及银河号[9]等一系列事件，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大失所望，他们在西方的美丽话语背后发现了丑陋的权力关系，而这些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西方强加于中国头上的。……大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使得反西化思潮具有了深刻的心理基础。[10]

这份年表遗漏了一样东西。如果许纪霖的描述准确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那说明有人已经精通了指鹿为马的技艺。虽然许纪霖列举的贸易摩擦和抵制的确符合中国的许多贸易伙伴的自身利益（不是全部，而且必定不会长久），但是拒绝将世贸成员资格和奥运主办权等国际承认的象征给予中国的公开理由是惩罚当局对群众运动的态度。若不这样做，就成了公然跟错误的人做朋友。说到“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还有丑恶和更丑恶之分。取消几份合同、让一两场不愉快的演说干扰几个国际会议，总好过关于逝者的记忆被太快扫进地毯底下。如果认为近年来中国智识生活的转折点的主要轴心是西化的学者们发现了外国也有自己的经济，也有要保护的优势，也偏爱自私自利的政策，特别是在大选年，那我可就要大吃一惊了。难道没有人记得三四十年代的抵制日货还是说美国主导的、短命的对华贸易关系降温，在宣传上是如此失败，以至于那些中国最有机会得知它的人都无一能够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无论是哪种情况，许纪霖对反西化的分析都假设了中国的受教育阶层的某种共识，即将现政府的权力目标看成与自身的目标或中国民众的目标大体上等同——在我看来这是需要证明的。[11]看来对普遍主义的批判跳过了一些重要的阶段。也可能许纪霖用的是高端的伊索技巧，指望我们注意到这种遗漏，从而对整篇文章作出反讽性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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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像我这样的“洋人”才能想象一场中国智识运动完全围绕着恐洋或崇洋展开。我们应当尽力恰如其分地对待事物，正如我们不应该假设“后现代主义”试图复制关于postmodernism的法国或美国话语。在这个问题上，在有一位中国作者好像“弄错了”、把不相容的思想潮流拼接起来的地方，我们必须追问，她讲的故事与我们已经熟知的是否有什么不同。

诗人、教授、翻译家郑敏的文章“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恰恰在这些基础上令人费解——也因此而颇具启发性，我会论证这一点。如果试图纠正作者的历史视角和理论知识，那么读者就忽视了这篇文章最挑起争议的方面，即它对中国（诗学的和政治的）现代性的集体故事的修改。所以这次我们尽量别再错过了。

郑敏的开篇问题似乎打算以国家利益破题：“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现代]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12]郑敏提出要重新检视汉语语言和文学百年来的历史，借此将现代诗的种种缺陷追溯到它的社会根源和语言学根源。五四运动的现代化推动者——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犯的错误是

自绝于古典文学……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对当时提出应当以白话文兼容古典诗词的艺术的学者如朱经农、任鸿隽、钱玄同等学者的意见也都加以否定，并由陈独秀[1880—1942，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出面宣布[采用白话文一事]“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第5页）

郑敏认为导致这种教条主义的是对语言和意义的一种过度简化的理解。胡适（1891—1962）和陈独秀认为语言无非就是交换信息的工具，因而要求一种浅白、可直接理解的当代习语（第19页）。但是郑敏依据索绪尔认为，“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第5页，强调系原文所加），而改革者们“并没有理解在能指与所指之间，依照拉康的理论有一条难以完全跃过的横杠，所以在任何一种言语中都有那未被完全揭露的一面”（第10页）。胡适、陈独秀要求写作基于口语而不是先前的写作范例，企图借此抹去文化符码的、记忆文学的，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的“总书写”。如果我们说的“语言”就是索绪尔、海德格尔、拉康或德里达说的语言，那五四一代对语言真是恨之入骨。他们想从语言中得到的，郑敏认为根本不可能在语言中给出。但现代化推动者不承认他们从事的计划是白费功夫，反而开始攻击走回头路的人。郑敏从现代化运动的这种极端化中看到一种模式，贯穿整个20世纪汉语文学理论——

拥护—打倒的二元对抗逻辑。下面是我们将复杂的文化、文学历史关系整理成的一对对水火不容的对抗矛盾：白话文/文言文；无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传统文学/革新文学；正宗文学/非正宗文学；大众诗歌/朦胧诗；革命的诗歌/小花小草摆设性的诗歌……这种决策逻辑似乎从五四时代就是我们的正统逻辑，拥有不容质疑的权威。（第6页）

郑敏也承认，抛开种种复杂性和限定条件把世界划分为好坏阵营的意识形态在白话文运动早期必定是有用的，然而后果却是公众的精神失常。“从五四起中国的每一次文化运动都带着这种不平凡的紧张，在60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则笔战加上枪战，笔伐加上鞭挞，演成一次流血的文化革命”（第7页）。[13]因此，郑敏之所以重新考虑五四改革者，是打算追溯极端化逻辑的根源并加以批判，不仅针对其后遗症，也针对其基本结构。她称之为“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对待矛盾的封闭式的思维”（第7页）。

郑文策略性地运用欧洲文学理论，援引“新近的语言科学”来纠正胡适和陈独秀的工具主义观点，借当下普遍的知识氛围唾弃二元对立的逻辑。使一些读者震惊的是她用传统思维解读理论：将德里达对弗洛伊德的“心灵书写”的解读与拉康的“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有结构”的断言结合起来，以推论出语言越是传统，与无意识的关联就越深刻，因此语言改革代表了意识对无意识的攻击（第18—19页），这无疑是一种经典思维。[14]与她的索绪尔和德里达并肩而坐的是《文化定义札记》（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中的艾略特和民族主义（vÖlkisch）状态的海德格尔。她这样运用理论（不只是在此处），想必会令更熟悉整套经典后结构主义作家和立场的读者惊讶。

郑文究竟是反映了一种后现代理解，还是旧式论证和后现代主义语录的大杂烩它是否如赵毅衡所言，是“新保守主义潮流引用后现代理论作根据，或作佐证”的典型看到“海外对五四的保守主义评价，看来已经传回大陆”，赵毅衡“吃了一惊”，同样令他惊奇的是发现“谈的是老问题旧观点，用的却是新理论：拉康的心理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15]他感到郑文表明了“新保守思潮表征之二是回归传统文化……郑敏指责新诗‘自绝于古人’”。[16]郑敏在回应中将赵毅衡的反驳刻画为暴露了他“站在正宗[现代]传统立场，捍卫白话文运动的‘政治革命性’，殊不知我的‘回顾’恰恰是想走出这种将文化看成政治运动的依附物的传统观点。……走出那套革/保二元对抗的政治中心论……在21世纪……是当务之急”。[17]在郑敏看来，赵毅衡正是她要诊断的毛病（二元对抗、非黑即白、线性历史、艺术紧贴政治）的一部分。

反过来，赵毅衡对郑敏呼吁回归传统感到困惑，肇因似乎是感觉后现代的前现代主义要么是全无意义的胡话，要么含混得叫人难受。然而把郑敏的论证叫作“新保守主义”又低估了其修正性力量。我认为假如能赋予一些特殊的诠释，那么郑文恰好执行了对中国国内的现代文学领域研究的经典式解构工作。它描述了一种滴水不漏的二元对立逻辑，例如描述了现代文学史将过去与现在两极化，并尝试寻找一些途径颠覆这些区分，例如主张语言一直是且必然是过去的“遗产”。此外，它返回到一种历史范式的根，部分是以经典的溯因方式，不过也有一个目的是表明，在一种历史中叙述为必然性和前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历史讲述中就变成了压迫和欺骗。于是赵毅衡的回应表明了郑文为什么能造成改变。郑敏与赵毅衡之间的分歧相当于叙述方式之间的选择，这也证实了郑敏的隐含论证，即故事枪杆子里出合法性（无论是文学史的还是政治的）。郑敏对20世纪诗歌语言的批判——批判中几乎完全没有引用诗歌文本！——或许看起来像是全文中最不要紧、最不政治的部分，可是假如想撤换一种元叙述（master narrative），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出一种与之竞争的元叙述。如果郑文展示的冒险性和决心更为常见，汉语文学批评会更加激动人心、更少敷衍之作。就连郑文的缺点也显示了在大陆的文学史内部生出不同立场的可能性，这些立场可以对应于台湾和海外华人世界等较宽松的环境中提出和争论的某些历史叙述，那样的话的确会摧毁某些宏大的、为大众所持有的“二元对抗”。

◆

粗略阅读郑文的读者会注意到一种论证上的不对称性——缺乏一般性的对文化建构性的描述——这表明当代中国对某些形式的本土主义视而不见。在批判了现代主义的白话文学矫揉造作之后，她又能将前现代的古典文学认可为汉语作者和读者固有的“存在的栖身之所”、“文化的无意识”，而无需为其自然性提供一个明显的案例。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并不觉得应该对此感到惊讶。但这在中国一直是后现代理论（尤其是后殖民主义）很大一部分吸引力所在：这些理论似乎给中国特性留出了地盘。假如后现代冲动等于把中心边缘化，把边缘中心化，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就不会因为把自己的中心主题等同于某种曾经边缘、如今在后现代西方话语中突出的价值与文化而损失什么。张宽试图把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再推进一步，他论证说：

萨义德只是批评西方塑造了一个虚假的东方形象，他并没有勾画出真实的东方应该是怎样的，如果他不能提供一个真实的东方来代替一个虚假的东方，他对“东方主义”的指责便显得无力了。另外，萨义德对西方的批评在道义上的依据，恰恰是西方人标举的人道主义。他大概忘记了，人道主义旗帜在西方高扬的文艺复兴时期，正是西方列强向外殖民扩张最血腥的时期，而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对“人”的理解和对普遍“人性”的信念，也正是殖民主义在道义上的支撑点之一。[18]

在张宽看来，这都是成套的买卖：想要蒙田就必须接受科尔特斯和宗教裁判所，欣赏利玛窦就必须爱屋及乌，也欣赏鸦片战争。萨义德“大概忘记了”这些细节。张宽对各种文化予以捆绑打包，是因为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也同样地缺少分辨。比方说，他并没有替义和团和清政府道歉以便更好地赞扬戊戌变法的改革派政治家。历史对他来说已经不再被梳理成“进步”与“反动”（诸如此类）通过内部和外部斗争树立其原则的主体变迁，而主要是民族的或全文化的能动性机制。[19]这符合他认为后殖民理论与当前世界政治相关的看法：

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格局，以民族特性和文化认同重新组合的势头日趋明显，意识形态相对淡化。当西方仍以强势姿态出现的时候，后现代批评对西方宏大话语的种种神话来一点解构，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有益无害的事情。毫无疑问，谈萨义德、反对殖民主义不是主张中国停止改革开放、关起门来“保护自己”，而在于探讨如何加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以便去应付酝酿中的“文明的冲突”，这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20]

和郑敏一样，张宽的文章对资料的组合和连结也是令人惊讶的。在美国左派自由主义读者看来，萨义德与诺姆·乔姆斯基的政治承诺之间并没有隔着鸿沟，张宽引用的乔姆斯基谴责美国是“它自称正为之打拼的……三项国际准则的最大违反者（the leading violator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America claims to campaign for）”[21]〔括号内英文系张宽原文所有。——译注〕也经常得到挑剔本国对外政策的美国人响应。张宽离开这条老路的地方是他对人道主义原则本身的否定。假如乔姆斯基感兴趣的只是将美国的权力最大化，那么毫无疑问他仍然会挑剔美国的对外政策，只不过会以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标准。麻省剑桥是个小地方，但是从乔姆斯基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批评到塞缪尔·亨廷顿基于民族和文化权力集团的“文明冲突”将至理论，要走过相当遥远的距离，持有的假设和拥有的同伴都大相径庭。[22]（在美国自由主义者眼中，亨廷顿的主要成果是发现了一个把军费预算维持在冷战水平的新借口。）张宽能够实现这一过渡是因为人权的语言对他来说只是西方国家用来压制中国的“强势语言”的一种方言。人权话语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只有民族问题才是实情。“改革开放”政策的好处仅仅在于增长国家的财富和权力。

像张宽这样的挪用显示了“理论旅行”的表演能够造成多少惊讶。福柯、乔姆斯基和萨义德赢得我们的注意靠的是不仅谴责滥用，也谴责虚伪——自命宽宏大量或客观，其实固执己见的行为。他们的批判要求我们言行一致。大部分修正性的理论可能都有理想主义的内核。在张宽的历史图景中没有位置给虚伪和对虚伪的批判。[23]这是不是由于福柯在来中国的路上经过了美国介绍和翻译的过滤（侧重对自由制度的批判）而导致的后果在中国版本里，福柯是把民主社会描述为监狱的人，是关于自由个体良知的启蒙主义神话的颠覆者——肯定不是60—80年代法国舞台上常见的活动家，寻找“民族成见与争取尊重权利的政治斗争之间的连接点，以及反对滥用政府手段的批判性反思与寻找一种能为个体自由奠基的伦理学之间的关联”。[24]

“以启发了某个政权的那些‘原则’的名义赦免它的责任”[25]（精妙的冷战操作），永远是批判意义上的失败，但是，认为启蒙是好事的人对启蒙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批判，跟认为别的目标更有价值的人把启蒙作为其自身来批判是有区别的。在美国，后现代习语提供了容纳这两种批判的大帐篷，一些著名人物（例如Stanley Fish）很难确切地限定为属于这一派还是那一派。不过这种共存得以可能的原因是后现代批判还没有切实影响到日常生活的舒适和自由。假如有一天出现了比争夺职场地位更重要的事情，恐怕笛卡尔—康德式主体模型的反对者组成的临时共同体内就会开始更激烈地对彼此提出异议。消解围绕自由社会的共识是出于什么目的是要创造更加真正自主的个体还是强化集体不用从文化上论证社群主义是中国的自然倾向（这种偏好稍后还会拿出来考察），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在目前的环境下最容易通过翻译遇见的福柯是支离破碎的。

一天晚上，我去大成坊路逛二手书摊。在诸多软件手册和大胆行动的故事之间，我翻到一本《改革前后备忘录——巨龙复苏》，作者威达，显然是假名。[26]隔天晚上，由于失眠，我读了其中关于1979年3月的章节，特别是后续的“收车”。不必大吹普遍主义或特殊主义的法螺，依靠平凡的对待不公正的日常反应，无名的威达展示了如何让本土的权利话语起作用。

我带着这些想法参加了一次宴会，同席的是一群对外汉语专业的教授和行政人员。当讨论起中国文化名人的国际影响力时，作为一种赞扬，有人提起“无论胡适在国内多么辛辣地责骂对手，只要出了国，他就只会说中国文化的好话”。说白了就是拿破仑的脏衣服规则——要在家里洗。关系到某些案子时，光是提及大赦国际或外部组织的关注就足以给事情蒙上阴影，威达的新闻剪报收藏中的如下选段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了：

外国人怎么能给中国人恩赐“人权”和“民主”呢？不会！……新中国成立前，帝国主义的皮鞭、刺刀、枪炮，是从来不讲“人权”、“民主”的。有的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靠劳动人民血汗填肥了肚子的百万富翁有什么资格讲人权？[27]

用这种障眼法，全体外国人被方便地压缩成一个人，参与大赦国际写信活动的人跟建造帝国和破坏工会的人被当成一个人，以便更好地把国内人口塑造成相应的理想统一体。虽然这些引文出自1979年，但这种技巧，利用所谓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去抹黑外国人或通过外国渠道表达的一切，20年后仍然在大量使用。其说服力的延续或许表明，中国后现代主义者的某些主题——他们的社群主义、他们对普遍理想或普遍叙事的拒绝、他们自我描绘为“思想的去殖民化者”[28]——映照着当时的一种舆论或者说一种僵局。诉诸后现代是在未经理论化的社会基础上碰巧的轮回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放眼中国的未来——要尽可能比我看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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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已经猜到，我在后自由主义的亨廷顿式历史理论中看到一种供政府利用的资源，它热衷于为集体主义代言，靠“勇敢反抗”对他人“内政”的干涉来显示“力量”。假如跟美国的关系日趋紧张的模式代表中国如今已强大到需要被认真对待，按这种盘算，该模式就是对政权有利的因素了。后学的批评家没有放过利益的潜在分歧，他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论证与“官方路线”协调。刘康发现，“全球化文化想象所传播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元决定论，在中国文化界、知识界的确形成了某种主流思潮，这一思潮填补着……文化霸权日趋失落后的意识形态空白”。[29]对赵毅衡来说，刘康勾勒的状况相当于“打着‘例外主义’的旗号，以西方诸‘后’学为理论支持，……以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为背景的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是对现代化方案的怀疑。[30]徐贲的分析指责后现代主义者躲在“许可话语”的区域内，甚至附和“官方话语（‘人权’即吃饭穿衣的生存权利）”。[31]

在当代中国环境下，后现代性对普遍原则的反感，加上它无力制定一种有原则的多元论，使之具有了一种候补官方思想的特定轮廓。对许多后主义者而言，他们所在的历史时刻——“后新时期”——的特殊性通过跟80年代的标志对比得到了最好的界定。80年的标志是对公民社会和自由主义政权的狂热追求，那个年代是“西学”的时代，90年代则是“国学”（national studies）的时代。[32]“国”被作了一种狭义的、防御性的理解。张宽说：“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性等等概念已经讲了多年，但关键在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要有区别，而不能无条件地拥抱这一连串的资本主义观念……今天我们思考问题似乎不应停留在80年代，而需要更进一步。”[33]张颐武说：“后新时期/新时期间的断裂已经显现得十分清楚：以旧的话语方式来阐释中国大陆文化，已被当下新的文化实践抛弃。”[34]他在另一处将90年代这个“后新时期”定义为“对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新时期’文化的‘现代性’追求的全面超越，也是对全球冷战后文化语境中当代中国文化状况的总的概括与描述。它指的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众传媒支配的，多元文化话语构成的，富于实用精神〔作者译为“功利主义”。——译注〕的新的文化时代”。[35]批判到此为止：宣告一个“全面超越”之前一切的“后新时期”，并尊奉与之相宜的智识态度，这样就把潜在的对手抛在了后面。

指望谁会自愿接受“官方”思想家这一标签，这或许太过分了，哪怕后主义者们似乎无法避开那些与中国政策相呼应、相似或对之有利的立场。[36]郑敏的文章在现代主义诗学方面的引用记录颇有教益。该文将现代白话文学的建制化重新描述为一个只破不立的过程，这一描述可以解读为指出了通向确实更多元化的文学界政治的道路——多元化的意思是提出不止一种合法化故事供整个共同体考虑。但该文对五四运动的批评也被当成工具利用，作为对所有“西化”运动的批判，包括80年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涌入。张颐武把郑敏对现代主义运动的反省挪用来指责整个启蒙方案：对他而言，“五四”只不过是“始于鸦片战争的一个过程的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式的‘主体’的‘视点’‘内在化’”，甚至中国的“国民性”也因为与西方的民族国家思想的关系而受到污染，“这个将自己处身其中的文化‘他者化’的过程，正是中国‘现代性’的最为重要的表征”。[37]所以，越快宣布现代性终结，对全体中国人越有益，就是这么回事。赵毅衡从郑文中辨识出一种保守主义动机，于是复诵了更传统的创立现代汉语文学的故事，刺激他这么做的正是对上述这套言外之意的忧惧。“保守”一词在这个语境中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诉诸对中国历史的更长更复杂的叙述也许可以暗示现代历史的竞争版本也有合法性，从而打破教科书式的必胜论的垄断，但是如果不可能展开更加追根究底的讨论，这样做也不过是让借机抹黑普世理想的民族利益理论家从中渔利罢了。郑文的某些方面所代表的某种开端结束得实在太快了，或许它实在无法被容忍——因为无法确定而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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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义的问题，就像“保守主义”标签一样，在于模棱两可地依赖于使用的语境。作为中国后殖民主义的附属物发展起来的“文化民主”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张颐武说：“后现代提供了有力的文化实践上的依据，一种多元多向的文化，一种新的文化民主，一种无限的选择性业已崛起。”[38]张颐武的乐观主义有趣地跟“抵制”的观念交织在一起：

90年代初叶不少海外研究者为中国大陆文化绘出的阴郁黯淡的图景，也被这一文化的活力与丰富性无情地否定。目前出现最为尖刻的“历史的讽刺”在于，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进程完全脱离了昔日居于话语中心的“知识分子”的把握，也完全脱离了在海外或中国本土所产生的既定话语及阐释模式的把握。中国似乎已变成了一个无法加以驯服的“他者”。[39]

跟张宽一样，张颐武也模仿萨义德，但却以镜像的方式解读萨义德的许多姿态。萨义德论证说西方建立了一套关于东方的学者话语以便支配东方，而张颐武的结论是中国若想甩脱外来的支配就必须变成不可把握的。针对“东方主义”——被他定义得十分宽泛，足以包含外国人可能表达的一切关于中国的意见——张颐武坚持“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重点不是要形成一套关于中国特性的理论或描述，而是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抵制”外国（或被外国沾染的）关于中国的话语，最喜欢用的方法是讥笑：

在这两篇文章[徐贲的“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处境”和赵毅衡的“‘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中，有一个极为明显的共同特点，它们都具有强烈的荷米·巴巴（Homi K. Bhabba）所说的“训导”（pedagogical）的色彩。这种“训导”不仅仅体现为一种思想，而且也是一种修辞策略。这里有居高临下的俯视，有充满同情和悲悯的了解，似乎是掌握了历史蓝图的先觉者对处于困境中的本土批评家的一次高屋建瓴的观察，是处于“观看者”位置的作者对于“被看者”的挣扎与追寻的认知。[40]

此外，由于深信外国人（或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的观察和分析都“被西方文化霸权支配”，目标是“将中国变成驯服的‘他者’”，因此他拒绝承认他们的知识地位，在“知识”和“中国”等字眼上都加了引号以表明这一点。这真是后现代理论的绝妙应用——把别人为知识的诉求都贬为社会建构的，却对自己的不加质疑！[41]这种被动攻击的风格——把一切对话和批判都打扮成不对等的竞争——本身是对它所处的话语的严厉判决，这让我惊讶于张颐武对论战的喜好。可是这不仅仅是习性，还反映出他要说的实质，并通过建立一套语言游戏和构建个人行为去塑造“中国”与“西方”之间某种关系的模型。这些语言游戏值得关注，无论其内容多么不值一提。张颐武推荐给当下的批评方式并不大胆：

这种探索首先试图寻找一个“他者的他者”的新位置，它试图跨出旧的“他者化”的境遇，拒绝在普遍性/特殊性，古典/现代的二元对立中充任任何一方，而是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对二者进行反思，提供新的参照。其次，它意味着对当下文化的参与，意味着一种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生成。它不站在文化的对立面，也不试图超越它，而是在对社会及文化转型的辩证思考中寻求理论的发展。它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保持着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一种“保守主义”的绝对化的本土立场。这种新的立场乃是对当下中国交织杂糅（hybridity）的语境的“状态”的新把握。这种把握正是通过对西方理论的“挪用”获得的。只是这种挪用并不意味着利用理论对中国语境进行阐释，而是认识到对理论霸权的超越，只有在对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才能生成。这就需要以理论获得对理论的批判，以中国的当下状态反思理论，以理论切入中国的当下状态，由此获得一种双向的阐释，以期获得新的文化想像力和创造力。[42]

这个纲领有一种坚定的防守味道，就好像张颐武汇编了一张当今骂人词汇的清单——“保守主义”、“本土主义”、“霸权”、“精英主义”、“商业化”、“激进主义”——并设计了可以避开所有这些礁石的后现代探测手段。什么都不承诺，但也不脱离任何东西，不提供明确的操作方法，这个位置实在太安全了，像极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资产阶级圈子看到的“既不—也不式批评”。[43]

没有锋芒的批评，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实践中的情况大为不同。在另一篇文章中重复了这一纲领的若干要点之后，张颐武提到了两种他认为“毫无帮助”的游戏玩法：“‘政治优先’的话语欲望”和“‘价值优先’的话语欲望”。一名读者反驳张颐武对人权话语的抵制，说他听起来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颐武在回应中反唇相讥，称这等于是“将与自己的选择不同、学术观点有分歧的‘他者’指认为‘外交部发言人’，其意义之所在自是不言自明的。……捍卫自由的天使好像在与恶魔的辩护士进行一场007式的传奇般的斗争”。同样，当学界同行论证对现代性的攻击不分青红皂白而没有看到现代化有时也被用在更好的目的上时，张颐武抱怨说自己被“认定是不良动机的表现”。[44]攻击后学的人表现得墨守“超验的绝对价值”，这很明显使他们不配反对后学。[45]假如政治和价值都属于界外，假如“理论对理论的反思”的作用是把讨论从实质问题转移到受批评的人心中的不快——简言之，假如不允许任何“特权话语”——那么，单纯的多元主义（或多元性）就已经达到了某种完美，争论改变思想和世界的力量就会处于停滞。

张颐武跟所有“后主义者”一样给五四运动及其对约翰·杜威、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列夫·托尔斯泰的狂热作了负面评判。与张宽类似，他也把现代性描述为“以西方的启蒙主义的价值观为中心建构的一整套知识/权力话语。对于非西方的社会和民族来说，‘现代性’是和殖民化的进程相联系的概念”。[46]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对于中国语境而言，‘现代性’意味着以西方话语为参照的‘启蒙’与‘救亡’的工程。……‘现代性’的中国化……生产了有关西方/中国的一整套‘知识’，试图通过这套‘知识’使得中国的世界位置得以确立。”我们已经看到，张颐武认为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被他们对西方的想象实施了明确的自我殖民化。“‘现代性’是一整套巨大的‘知识’，它的形态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分开的。‘现代性’的‘知识’生产了承载和表达自身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又强化了‘现代性’话语的无可质疑的权威性的‘知识’。”[47]新式的知识分子“被一套西方的话语所命名和书写。……这种‘他者化’可以说是贯穿于整个‘现代性’的‘知识’生产之中。这种生产的典型方式是通过中西比较提供一种有关中国人文化特征的‘他性’的话语，提供一种有关中国的认识的方式”。[48]但是，光靠颁布民族刻板印象，无论这些印象多么令人不喜，也不能将民族意识损毁到现代化推动者们想要的程度。任务落到“人”这个概念肩上，这是启蒙主义的普遍主题：“从鲁迅对‘真的人’（authentic people）的呼唤到80年代有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及‘主体论’的理论思考无不无条件地认同于这一普遍人性的价值观。”[49]而张颐武说，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现代性”已经被证明为一种“他者化”的结果，它的全部目标都被贬为殖民的虚假意识的副作用，结果是“‘现代性’本身的反思和批判成为当下文化的基本前提〔作者译为“基本任务”。——译注〕”。[50]“昔日文化话语的‘发出者’，那种传统的启蒙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在一种“阿尔都塞式的……‘认识论断裂’”的错误一端，一种新的‘后知识分子’已经涌现出来替代他们。[51]“[现代性]这个阶段已随着‘后现代’的多元文化和多重发展策略而趋于消失。”[52]

在张颐武主张的“文化民主”中，“多元主义”和“杂糅”时不时当成同义词用，但是当真正的杂糅文化——例如五四现代性——进入视野的时候，他又指责它们向外国观念“投降”。在真正的“文化民主”中，应该不会有人拿中国价值去跟西方启蒙主义价值对比——至少决不会以负面的方式——也不会对自主的人民强迫灌输普遍原则。[53]“文化民主”的本意是将民主过程延伸到文化上——一种文化一票。但什么算一种文化文化的权利诉求是什么张颐武并没有给出“中国文化”的实质描述，也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宝贵之处是什么。他只在原则上捍卫它，别人只需知道它在20世纪是一种“次等话语”的主题，是本土改革派知识分子的替罪羊。假如鲁迅和陈独秀都是堕落的、崇拜洋鬼子的中国佬，那真正的未被他者化的中国得有多纯粹！张颐武认为当下需要大幅纠正的是：

一种全球性文化权力所创造的有关“中国”的“知识”。目前有关中国的特殊政治境遇的大规模的文化生产，早已成为跨国资本运作的不可或缺的资源。从西方政府的“人权”话语直到张艺谋、陈凯歌电影中对中国政治的刻意调用，都已将中国政治化为了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再生产的商品。“人权”早已变作了对中国市场进行调控及对于贸易进行控制的筹码，变成了对“中国”的他性进行定位的最后幻影。正像周蕾指明，由民主女神[雕像]所代表的民主，只是“以白人女性代表美式民主的理想得天真的喧闹”。[54]而当下狂热的有关中国政治压抑性的大规模符号生产，……正是将这种“喧闹”化做了有利可图的商品……成了表现中国的“他性”的特殊商品。[55]

如果中国存在的问题被外国人指出，而这些外国人又被证明（或被怀疑）有着自私的动机——包括对“中国政治压抑性”感到恐怖而生的战栗快感——那么这些问题就变魔术似的不复存在了。无疑，可以把持异议的中国人都形容成将自身“他者化”了，无论是否被赏赐了参与权威话语的资格。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有没有根据）变成了关于“中国”的“知识”，是虚假意识的投射。在得胜的快感中，张颐武把自主和自闭混为一谈。

这种论证风格利用了由来已久的、有一定道理的怨恨。但是，被无赖和小偷发扬光大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坏的，一样东西丑恶也不会自动表明其反面（或假定的反面）就是好的。必须做出适当的区分，不然就足以让我们只看到口号。值得记住：后现代开始于文学批评，一直以来它都擅长于揭示文化产品的内容与其在世存在的方式之间奇异的相互影响关系。[56]可是如果故事本身不见踪影，文化批判专讲故事的故事，或故事的故事的故事，那么，或许其他类型的质疑更有资格叫作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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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词的策略用途是多变的——例如五六十年代英国二流大学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把证实工人阶级有文化作为主要任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轻易把“文化”授予各种互相竞争的兴趣团体（贫困文化、青年文化、摩托车手文化、温迪克斯百货公司文化）。[57]在中国，正是通过“文化”（无论前面加不加上新获得的骂名“精英”）范畴，知识先锋（1949年以来谨慎地跟直接政治权力保持着距离，但仍然是政府讲话的首要听众）能够以“中国”自居。张颐武确实说对了某些东西，例如他看到，现代化授予了受教育的少数人替群众发言、作为中国发言的权利（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这一动力有更为成熟的考虑）。[58]进步定义的转换暴露了文化先锋（过去的有机知识分子）与中国其余部分的关系有着系统性的含混（有机是相对于党派、政府、群众、社会学上的少数派、信息网络、文化，还是什么）。像其他后主义者一样，张颐武把中国社会朝着消费和为外部市场生产的转向看成知识分子的黄昏。[59]我认为最后这一点是准确的。“文化”在中国是一个权力术语。尽管“文化民主”的对外关系模式坚持说“文化”是我行我素的（不再屈从于“启蒙主义”或其他框架的评定），但其对内模式却宣告了知识分子权威的没落：受教育阶层还能称王的那块领地上推行的将是一种多元主义，因而不具有引导作用。如果文化的权力最初由士大夫阶层驾驭，然后传给了20世纪改革派知识分子（“文化”的内容有所改变），那么它一直都为需要受教育者充当其管理—政治阶层的政府提供统治手段。新的“有机知识分子”将会受雇于人，像1919，1956—1957，1976，1979等那样的混乱再也不关他们的事。[60]因此，作为权力的文化逐渐消失意味着异见的这一传统来源断绝了。

后主义者的新式文化沙文主义对人民生活实用层面上的影响远远不够，还未能达到身为殖民主义分支的旧的东方主义曾达到的程度，但它有足够的潜力去达到，靠的是把自己的人民变成“东方人”——像埃及佃农（fellaheen）一样只能服从上位者的决定，无论这些上位者是达官贵人、军阀还是大亨。两种主义给出的讯息是一样的：文化就是命运。然而这些政府知识分子向其中寻找中国政治模式与社会未来的“东方”文化是更加虚无缥缈的，因为它不过是将一个异域化的“西方”颠倒过来的滑稽漫画罢了。[61]说的好像对“东方”的负面印象就足以定义“东方主义”，好像公布正面的判断就可以对抗它，这实在太鼠目寸光了。对调电源的两极，线路保持不动，机器还是会如常运转。错误的根源就是把“东方”看成一个实质性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有着现实后果的跨文化虚构，而这被看作是超越萨义德的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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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体部分完成之后8个月，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出乎意料地获得了证实，至少是给他们的声望打了一针名副其实的兴奋剂：1999年5月7日早晨，三枚北约导弹击中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三名中国公民丧生。美方称这是侦察失误和过期地图导致的误炸，中国人无一认可这种解释。[62]一般都假定袭击是故意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评估轰炸者的动机。5月20日，《人民日报》主办了一场网上访谈，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王逸舟对此次危机的诠释完全落在“后知识分子”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内。在回答“什么是北约新战略”问题时，王逸舟阐述说：

第一、北约由一个防御性的军事组织，变成一种全欧和全球扩张的工具。……第二、北约新概念要求北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域范围，哪需要就往哪扩张，比如说，第一步是东扩；和平地向波匈捷扩张，第二步是南进向地中海北非和中亚推进〔作者遗漏“中亚”。——译注〕，也许第三步就是向其他地区扩展，实现北约全球化取代联合国的目的。

第三、北约过去是一种纯粹的军事组织，今天向着军事政治组织方向扩张，比如说它不仅要管安全问题还要管人权问题，难民问题，毒品问题，犯罪问题等等。这是北约向全球扩展的野心。[63]

即使美国的行动是要让这一剧本变得可以想象——它确实这么做了——发动从巴尔干向东辐射的一系列战争仍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对领土的欲求已经不足以说明现代战争的巨额开支的合理性。但并非所有冲突都是关于领土的，正如王逸舟断言的：

中国发展如此迅速，中国必然引起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巨大震荡，无形中冲击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因此中国必然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反弹，外部世界会以各种各样的口实和理由来限制或遏制中国，比如说，人权问题、环保问题、不扩散问题、导弹技术控制问题、贸易逆差问题等等。提出种种中国难以接受的要价，使中国的发展受到限制，被限定在特定的框框之内……

谈“美国霸权的分类”及“美国以理论来支持其霸权”：……美国的霸权[除了军事和政治方面之外]又是一种文化霸权，或者说观念霸权，这种霸权要复杂得多，狡猾得多，比如，好莱坞的电影，又比如英语的世界语言地位，再比如美国在观念领域的种种创新。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事例，说明美国霸权得到了理论上种种支持。第一，最有名的是文明冲突论。它企图使美国在世界各民族、各种文化、各种文明的较量中占支配地位。……还有一个叫民主和平论。它试图告诉世界各国，凡是归顺西方“民主”的国家，都有和平保障，凡是抗拒西方“民主”的国家都会遭受南联盟一样的下场。……还有一个是，著名的人权高于主权论。[64]

或许后主义者其实没有那么边缘。只需把“启蒙主义”换成“美国”，就能得到更多更愤怒的听众。在关系紧张的时候，“普遍主题”已经退潮，把人权、民主和公开讨论当作又一发“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来拒绝的论调在中国公众当中得到相当广泛的赞同。机械的东西方伪辩证法——“价值和意识形态有西方特色的，也有东方特色的，即与前者相反的”[65]——也许荒谬，但却构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实际现实的一部分，这些人中包括研究机构和智库的领头人，在国外获得学位的人，“成功阶梯”的获益者，他们是当代中国最接近一个拥有争论空间的公民社会的人。还不能肯定很多人会冲上去为文化民族主义而死，但如果能够说服足够多的人把文化民族主义接受为自己政治抱负的最终地平线，那也足以造成严重的损害。该受谴责的不光是中国方面，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我们已经无数次看到，战争中的美国并不是出色的民主导师。[66]

如果说中国观察员好像落入了未经反思的民族主义而拒斥人权议程，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把人权话语解析为美国的民族主义。这种理解不能说完全不准确，因为在太平洋的这一边，权利的意识形态是由对立面变成“主流”思考方式的，并开始遭到各式各样的滥用，有些完全是自私的。中国观察员迫使我们意识到政府采纳人权话语背后潜藏的虚伪。[67]但是断言政府有权利对其百姓为所欲为，这也不是摆脱困境的好办法，采取这种立场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说得通，那就是一个人觉得政府有机会实施的任何伤害都跟自己无缘。假如考虑权利哲学能够被利用的途径令人不快，不妨考虑一下诸多不太可能被指控为伪善或普遍主义的政府理论。不论好坏（经常是坏的多），人权思想的“世俗性”早在开头就有了：认为人权是一种终极善的人的任务就是要防止它变成一种单纯的工具善或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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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和外交官的共识是，中国的经济自由化为更强的人身权利概念铺平了道路，这究竟有没有一点是真的呢[68]还是说这个理论是不恰当的普遍人道主义的产物关于民主文化及其传播的讨论中发生混乱的一个原因在于，即使是在最需要弄清楚的地方，也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知道人们是否想要更多的民主。发言人总是不可靠，无论是不是自命的（尽管我认为“他们没有，他们不想要”这样的论证本质上就是可疑的）。卫星电视常常被说成不可避免地预示着民主，实际上传授的更多是消费和明星而不是自主。毕竟可以想象大多数中国人（或美国人，在这一点上）会相信，不受民主和权利话语干扰才最容易取得经济增长、国际威望、社会秩序和文化繁荣。如果是那样，告诉他们事情并非如此是毫无用处的——尽管还没有人通过真正可靠的方式问过他们。光是对他们发问这个念头就已经严重背离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更不要说后现代化了。

几年前唐小兵展望中国未来时说：“在政治的不自由和市场的冷漠之间，没有真正好的选择。”[69]对伪选项的这一对等评价显示了阴魂不散的冷战思考模式能造成多么大的伤害。“新左翼”（new Left）、“自由派”（neoliberal）的标签被速写式地贴在当代中国关于文化和政治的争论上，它们看来恰恰回避了同一组问题。[70]扮作先锋队政党的历史现在好像决心要表明，选择已经不再是个问题：“政治的不自由”和“市场的冷漠”可以同时拥有。冷战范式的消逝应该使我们明白“资本主义”与“民主”仅仅是偶然而不是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不能以为一个总会带来另一个，在经济寡头制和政治垄断制条件下维持所谓的“良好投资环境”不太可能促使新的多元主义体制成形。[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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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的问题任何情况下归根到底都不是文化概念的事，而是最实用意义上的言语的事。谁掌握着发言权发言权是共享的吗是可以放弃的吗后学中的民主化讨论扭曲变形的最大原因在于，知识分子采取的对话形式是：双方互相质问对方对某些概念和原则的看法。民主的价值并不体现在概念上，而体现在实践上。“文化”一词从欧美文学理论一路顽强扩张到中国的“后学”，恰恰是因为它使问题能够被当成语词辨析来处理，而不是当成在店铺、公交车、监狱和街上做的事情。知识分子惯于咬文嚼字，即便有新形式的例如由经济学支撑的关系不受他们指导。

如果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就此而言——要兑现其承诺，人们需要的是对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作更多叙述和争论，也就是说，未经批准的公民需要发言、需要被听见。当然，争论也是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它是从其他实践的基础上浮现出来的。张颐武的“文化民主”最压抑的一点是，它在一个类似国际象棋锦标赛最后一轮的空间里展开，他关于后殖民抵抗的故事孤单地面对福山—CNN—IMF的现代化叙事。张颐武只是一个例子，在当代知识界的讨论中，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人们把选择的范围缩小为“西方或西方的他者”，并炮制出对话的幻象，却把最需要说话的人排除在外。中国边境冲突的老兵在哪里士兵和示威者在哪里生产高附加值和低附加值出口商品的人在哪里城市流浪者在哪里如果不是跟竞争者共享大量背景的知识分子同行，根本连配角都当不上。这在实践上比在理论上更叫人泄气。真正的多元主义会保护这些叙事的塑造者免受惩罚。但这并不是人权和民主话语的发送者和接收者讨价还价的焦点，读一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1998年在中国的演讲记录稿，就会明白这一点。

在严密控制的环境下改革——这不仅是对过去20年中国国内政治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后学”表达的未来雄心的总结。张颐武指责的“中国政治残酷性”的资本化是中国政府决策的一个不出所料的后果，在经济改革进程开始的时候，政府决定放开某些历史领域供反省（百花齐放、“四人帮”、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对其余领域严加封锁。这是一项战略举措——把批评导向安全的目标。后现代主义用它独特的多元论提供了类似的有限批判。但是带有核对清单的多元主义只不过是纯数字意义上的多，它仍然对授予者负责，并由授予者定义。更名副其实的多元论会是开放式的。

西方个人主义与中国社群主义的对立（匆忙的比较文学学者喜欢的）是基于长期的沉默。原则上，只要共同体中有不满，就能产生出“有机知识分子”。而所有共同体都有不满——因为正是不满生出了叙事，维持着共同体。然而，当前的中国，就像它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只承认一个共同体。所以，假如现代性共识在中国真的要终结了，那我们就该好好谈一谈，如何为将来的实践创造条件，以发扬个体权利（西方国家还在用那些奇怪的神学或伦理说辞来描述这种实践）。只是，在全球化的信息秩序下，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对国民权利行使着几乎完全成功的控管，以寻求代表性和“文化认同”，假如事情一直如此，上文所说的实践就无从谈起。

【注释】

[1] 由于当代中国文学并非我的主要关注点，我是靠着朋友和同事的指点才得以概览讨论这些问题的密集文献。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张宽（尽管他知道我会跟他意见相左，仍然慷慨地提供了资料）和王友琴。如有事实错误或评价错误可放心向我提出。关于此处考察的主题，各式各样有用的讨论可在以下文献中找到：Rey Chow，Writing Diaspora，pp.75-98；Liu Kang and Tang Xiaobing，Politics，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特别是Tang Xiaobing，“The Function of New Theory”（pp.278-299）；Sheldon Lu，“Art，Culture，and Cultural Criticism in Post New China”；Zhang Longxi，“Postmodernism and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Mighty Opposites，pp.184-212；Zhang Xudong，“On Some Motifs in the Cultural Discussion，”in idem，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pp.71-99；以及赵毅衡，“‘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

[2] 葛瑞汉（A.C. Graham）在他的史学著作《论道者》（Disputers of the Tao）中讨论德里达与老子时开启了这一话题，参见下文170-171页。

[3] 好吧，出于良心，假设这个论证其实是说两个东西在相同的方面与第三者不同，我仍然认为这个说法漏掉了许多重要的、严重不对称的“方面”（例如两种“后现代性”产生于不同的需求和情境，后一种的诞生多多少少受了前一种的影响），参见第5章和下文第7章。

[4] 对这种反差的早期记述参见瑞恰慈（I.A. Richards）的观察报告。瑞恰慈认为“除墨翟及其追随者外，中国思想似乎没有关于知识的问题”，他还进一步谈到“孟子思想中缺乏能被我们看成知识论的东西……他的反思几乎都是关于行动及其来源和控制……他的论证少证明而多指令”（Mencius on the Mind，pp.5，61）。更一般地：“实用主义认为观念只是工具，要依据它们做的事来评判，这种学说……［在西方］是非常现代的，它是反思的结果，大部分欧洲哲学学派仍然把这个结果视为要反驳的异端。中国哲学，至少其主流，似乎没有这样的真理问题。反思从未运用于这样的问题：‘说一个陈述为真是什么意思？’取代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初始得不加阐述的预设：真的东西就是应当接受的东西”（Basic in Teaching，pp.24-25）。

[5] 关于“殖民的”和“转译的”现代性，参见前文第5章136页的注②。

[6] 关于这种认定，参见Huters，“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Spirituality”。

[7] 有两项十分细致、引人入胜的社会学研究，分别是Gu，“Cultural Intellectuals”和Lynch，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8] 指宋强等著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标题。关于这类说不的论调，一个简要而有想法的讨论参见Rey Chow，“Can One Say No to China？”并参见徐贲，“再谈中国‘后学’的政治性和历史意识”，第135页。

[9] 银河号货轮在公海上被美国军舰追赶登船，因为（无根据地）怀疑其运送武器给伊朗。

[10] 许纪霖，“文化认同的困境”，第100—101页。〔作者引用的英译文有二三处与中文原文略有出入，特别是将“追随”误译为“企图赶超”，在此全部按原文引用。——译注。〕

[11] 周蕾（Rey Chow，“Can One Say No to China？”p.151）点出了中国与被它视为政治上和文化上从属于它的地区之间的关系这个几乎不被触及的话题。

[12]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第5页；引文页码以下都注于正文中。在研究郑文及其引发的轰动时，奚密（Michelle Yeh）推测郑敏引述的对现代汉语诗作的低估主要是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北岛的评论“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What Is World Poetry？”（参见Michelle Yeh，“Chinese Postmodernism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in Wen hsin Yeh，Cross Cultural Readings of Chineseness，pp.100-127。）关于认可的问题，参见Larson and Kraus，“Chinas Writers，the Nobel Prize，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Literature”。

[13] 这幅文学现代化的图景精确对应于让·波朗（Jean Paulhan）说的“恐怖”：打着总是难以捉摸的真实性的旗号，企图铲除修辞与风格（参见Les Fleurs de Tarbes）。

[14] 不过，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尤其在诗的形式中，很接近无意识过程，这个想法倒并不是郑敏对文献的误读。参见Kristeva，Des Chinoises，pp.60-62。

[15] 赵毅衡，“‘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赵毅衡提到的“保守主义”来源是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Lin Yüsheng，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林毓生对“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分析跟郑敏对五四“二元对抗”的描述有些相似。

[16] 赵毅衡，“‘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第5，9—10页。

[17] 郑敏，“文化、政治、语言三者关系之我见”，第120，124页。

[18] 张宽，“再谈萨义德”，第9页。在一个简略得十分典型的论证中，张宽说：“德国法西斯对犹太民族施下的恶行，乃是启蒙话语逻辑发展的必然”，并指责五四知识分子也喝了同样的奶水（“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天涯》，1996年2月号，转引自雷颐，“什么是保守？谁反对民主？”第124页）。张宽对欧洲犹太人遭屠杀的反思可能得自于不够仔细地阅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Horkheimer and 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p.xiii；并参见pp.12-13，180-181），对“自我毁灭……［以及］进步的毁灭方面”的研究。围绕殖民主义及其与现代化之关系的历史问题的另一个讨论参见李陀，“让争论浮出海面”。

[19] 这一叙事体系的例子参见张宽，“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

[20] 张宽，“再谈萨义德”，第14页。王宁采纳了张宽的大部分观点（Wang Ning，“Orientalism Versus Occidentalism？”pp.59-61），他在1997年这篇文章中论证：“东方”并不仅仅指一个地理位置，它还具有极为深远的政治文化内涵。这个“东方”已成了西方的“他者”，西方人从这个视角反思自己的世界，因此对他们而言拥有这样一个“他者”是完全必要的。……［但］萨义德的“东方”或“东方主义”也有其意识形态与文化局限性……我们平常打交道的“西方”观念或文化实际上指的是欧美盛行的基于资产阶级价值标准的意识形态或文化概念，而与它们相反的通常就被当成“东方”概念。东方和西方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处于对立状态正是基于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显著差异……［而今，冷战之后］按塞缪尔·亨廷顿的说法，“人类之间的重大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来源将会是文化的”。（添加了强调）这段散漫的文字极度缺乏逻辑（东方概念与西方概念相反？），暴露了文化图解这种令人厌恶的做法的真相。像张宽一样，王宁引用亨廷顿的“儒教跟伊斯兰教的联系已经浮现，对西方的利益、价值和权力提出了挑战”，并补充说亨廷顿比萨义德先行一步，“在此正确把握了东方文化的两个源头：阿拉伯国家和中国”。

[21] 转引自张宽，“再谈萨义德”，第12页。我没能找到张宽所指的确切段落。关于政府，尤其美国政府，讲的权利话语的空洞性，参见Chomsky，Powers and Prospects。张隆溪（Zhang Longxi，Mighty Opposites，pp.211-212）指出，用萨义德的名义支持民族主义的、基于种族的或原教旨主义的事业是不恰当的；并参见Said，Orientalism，p.322。关于萨义德本人对亨廷顿的看法，参见Said，“The Clash of Definitions，”in idem，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pp.569-590。

[22]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在中国当即获得成功。“就美国把中国视为未来最主要的对手这一点而言，它令相当多的中国人兴奋，因为它使长久抬不起头来的中国人再次体会到作为一个未来强大帝国子民的荣耀。现在有不少人在透支这份荣耀，但我看不出它对中国现在的发展有什么益处”（陈晓明，“‘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第37页）。对于环太平洋不同国家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利用“外来威胁”的评注，参见Bruce Cumings，“The World Shakes China，”in idem，Parallax Visions，pp.151-171。

[23] 参见下文第7章。

[24] Foucault，“Léthique du souci de soi comme pratique de la liberté，”in idem，Dits et écrits，4：727-728.

[25] Foucault，“Discourse on Power”（与Duccio Trombadori的访谈），in Foucault，Remarks on Marx，p.171.

[26] 我找不到关于威达的其他信息。〔作者将书名中的“备忘录”误为“略忘录”。——译注。〕

[27]《北京日报》，1979年4月2日；《中国青年报》，同日。转引自威达，《改革前后备忘录》，第328—329页。把人权活动跟鸦片战争等同，这种陈词滥调长盛不衰，参见例如邓小平，“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5—337页（英文版）。

[28] 这个短语借用自Ngugi wa Thiongo的Decolonizing the Mind。

[29] 刘康，“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第145页。“填补空白”一语在这里非常含糊——我认为这不只是写作风格的问题。关于某些概念从中国毛主义到法国左翼再回到中国后主义的往返旅程，参见Guo Jian，“Resisting Modernity”。关于中国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向市场经济求助的性质，参见Billeter，Chine trois fois muette。

[30] 赵毅衡，“莫须有先生与他们的蛙跳”，第137页。

[31] 徐贲，“再谈中国‘后学’的政治性和历史意识”，第135页。并参见Zhang Longxi，Mighty Opposites，pp.203-206，210-211有关与“官方路线”共谋的问题。国际人权谈判的一个充满高度实用主义细节的历史，参见Kent，China，the United Nations，and Human Rights。对权利话语的语言加以质疑，并联系到对经济全球化的批判，参见Farmer，Pathologies of Power，特别是第9章“Rethinking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32] 按陈晓明（“‘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第35页）的说法，90年代初〔原注误为“80年代初”。——译注〕一批学者开始“反省西学，回到国学”。国学（national studies）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后期，借自日文“国学”一词（本身基于对《周礼》的指涉；参见Lydia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p.326），其内涵包括对民族文化的纪念性描述，时常放在关于国粹（essential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的故事框架中。被提到的新国学或后国学的偶像有章太炎、陈寅恪、王国维、顾颉刚、梁漱溟、张君劢、杜亚泉等〔原注误为“张太炎”、“张君励”。——译注〕（陈晓明，“‘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第36页）——每一个都是反殖民主义者，但算不上文化沙文主义者。类似的名单参见徐贲，“再谈中国‘后学’的政治性和历史意识”，第136页；以及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第134页。关于三四十年代的“国粹”思考，参见Lydia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pp.239-256。

[33] 张宽，“加强对西方主流话语的批判”，《作家报》，1995年6月24日；转引自雷颐，“什么是保守？谁反对民主？”第124页。

[34] 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第128页。

[35] 张颐武，“后新时期文化：挑战与机遇”，第112页。

[36] 关于为官方学说提供帮助的两难困境的讨论见陆家，“‘反西方主义’回潮”，第17—18页。

[37] 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第106页。

[38] 转引自何家栋，“后现代派如何挪用现代性话语”，第74页。

[39] 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第128页。这些“海外研究者”肯定包括了林培瑞（Perry Link，Evening Chats in Beijing）和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40] 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第129页。

[41] 顺带一提，这种手段被广泛使用。

[42] 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第134—135页。关于“他者的他者”，也参见同作者，“‘现代性’的终结”，第109页。

[43] Barthes，Mythologies，pp.144-146.

[44] 张颐武，“再说‘阐释中国’的焦虑”，第125页。

[45] 张颐武，“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第139页。

[46] 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第104页。对张文的一个批判性讨论参见雷颐，“什么是保守？谁反对民主？”

[47] 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第105页。

[48] 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第106页。

[49] 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第107页。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Humanism）在现代中国是一个有复杂历史的概念，尽管它的经历通常都被“后人文主义者”忽略。参见Leo Ou fan Lee，“Some Notes on ‘Culture，’‘Humanism’and the ‘Humanities’”。

[50] 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第108页。

[51] 张颐武，“后新时期文化：挑战与机遇”，第112页。

[52] 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第109页。

[53] 可能有人会把“文化民主”对公民权的定义类比于毛泽东提倡的“新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joint dictatorship）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毛泽东选集》，第635、655页。）指出这两个方案的类似之处，并不是想把张颐武归类为“毛主义者”，而是想提请注意：把“民主”设想为结果而不是过程，并设计出据说是“民主主义的”政策来把这些结果加诸于人，这些做法在某些圈子里是得到尊重的。设计“功能界别”（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和“少数民族”名单作为准代议制是相当明显的结果导向的例子。

[54] 实际上，“女神”并不具有“白人女性”特征。这座雕像当然是对一个美国国家符号的直接指涉，但种族表型不能当成对政治体制的可靠指示。〔方括号内补注为作者所加，作者还把引文中的“自由女神”写成“民主女神”，但张文及其引用的周文写的都是“自由女神”，即民主女神雕像摹仿的美国原型。——译注。〕

[55] 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第131页。其中引用的周蕾文章是Rey Chow，“Violence in the Other Country，”p.27。周文的一个扩写版本收在Mohanty et al.，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pp.81-100。批判的观点参见Zhang Longxi，Mighty Opposites，pp.151-183，210。周蕾的文章跟张颐武一样表达了对外国新闻媒体“侵入”中国现实舞台和政治舞台的愤怒，她将其与殖民时期赋予在华定居外国人的“治外法权”相提并论。和张颐武一样，周蕾把“民主”一词看作西方霸权的幌子，她质问：“难道他们不知道多少暴行假自由民主之名而行？”作为例子，她引用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英国政府对待香港公民的方式”，即拒绝给予任何形式的英国公民身份。可以肯定没有哪种“民主”定义能够宽泛到足以容纳英国政府对香港居民的行为。（再次证明了，如果这还需要证明的话，民主并不会作为民族性的副作用自动产生。）我看不出周蕾的警告以何种方式表述了大多数拥护民主化的中国人关切的政治代表和媒体代表问题。这两个错误之中，对“治外法权”的指控是更为严重的策略错误。

[56] 一组经典的例子参见de Man，“Excuses，”in idem，Allegories of Reading，pp.278-301.

[57] 英国的文化研究诞生于Hoggart，The Uses of Literacy.关于温迪克斯“文化”要感谢Virginia Farmer与我讨论。关于可能被恼火地称为“‘文化’的文化”的东西，参见Hartman，The Fateful Question of Culture。关于中国共产党执着于对文化加以指导的背景，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毛泽东选集》，第804—835页；英译见Denton，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pp.458-484。

[58] 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的领导对应于查特吉关于民族意识发展的分析中的“启航期”和“操演期”（moments of“departure”and“manoeuvre”），而“抵达期”（moment of“arrival”）也正是精英对先前由他们担任领路人的群众运动失去控制的时期。参见Chatterjee，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pp.50-52，151-153。

[59] 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第108页。并参见刘康，“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这是关于后主义的文章中少数几篇考虑经济改革的文章之一。陈晓明在《剩余的想象》中承认，文学在影像主宰的后意识形态时代已经失去了引导功能，“和平与发展”成了社会仅剩的待办事项，这就是他对“后新时期”作家的形式主义和与政治疏离的解释。

[60] 参见Gu，“Cultural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litics，”pp.422-426。

[61] 关于这种异域特征在媒体再现和公共话语中如何起作用，一项研究参见前文第2章，以及Chen Xiaomei，Occidentalism，特别是其中第1章。

[62]“谁的动机？”可能是个不错的切入点，因为据说这次轰炸的起因是整个战役中唯一的一次由中央情报局对目标选择提供帮助（参见Eric Schmitt，“In a Fatal Error，CIA Picked a Bombing Target Only Once：The Chinese Embassy，”New York Times，July 23，1999）。但中情局承担此次袭击的责任（局长George Tenet 7月22日在众议院宣布的），无论让怀疑中情局执行着独立的一套对外政策的人多么满足，却可能掩盖了北约基于军事考虑做出的决定。关于“北约故意轰炸中国使馆……因为发现其被用于转播南斯拉夫军方通信”这种立场，参见John Sweeney，Jens Holsoe，and Ed Vulliamy，“NATO Bombed Chinese Deliberately，”The Observer（London），Oct.17，1999。理所当然，无论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没有对事件的这一版本予以证实。

[63] 见《人民日报》网络版，1999年5月20日：“网友的声音：王逸舟博士答网友问，下”，2000年5月获取于http://www.peopledaily.com.cn/item/wysy/199905/20/wyz wy2.html。

[64] 王逸舟对亨廷顿（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pp.310-312）其实不太公平，亨廷顿建议的是“西方文明集团”避免插手其他集团的事务，仅仅寻求抑制“伊斯兰”和“华人”世界的军事潜力。在反对“朝向民主的和平演变”方面，王逸舟重弹了一个老调，是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复活的，将和平演变与投降等同：参见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9—130页（英文版）。“和平演变”一词源自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最初由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勾勒。凯南设想资本主义集团与社会主义集团达到一种“和平共存”状态（参见他1946年2月22日的“Long Telegram，”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pp.696-709），这个说法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1957—1958年的演讲中更改为“促进朝向民主的和平演变”。

[65] 参见170页注②。

[66] 除了种族仇恨之外，战时紧急状态也对美国侵犯公民权利的著名事件中的大多数负有责任——例如“红色恐慌”、拘留日裔美国人，以及最近几次远离本土的冲突中记者和公民默许军方操纵新闻。这些朝着威权统治迈出的步子有的只是在和平到来时才后退一点（每次战争都增强了行政部门和安全机关在国内权力平衡中的势力）。“美式民主”固然对几乎所有国家都远远算不上坏事，但也不是民主的典型榜样，也不是自然而然在“美国”实现的。

[67] 关于权利一词自19世纪引入中国以来的历史，若干看法参见Lydia Liu，“Legislating the Universal，”pp.148-152；以及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369—380页。

[68]“公民权利”一词可能没有“人权”那么令人困惑，它本身依靠一种较为节制的哲学基础。词汇上的关键区别是：一般倾向于把人权归于作为人的个体，公民权利归于作为公民的个体。这并没有远离普遍主义——典型的公民权利问题是：“公民之间为什么要有特权的差别？”——但是讨论中规范的部分完好地保存了特殊体制的历史具体性。“公民权利”不应混淆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于现代性产生于一个自主的“公共领域”或“公民社会”的描述，这个理论80年代在中国讨论得很多，但由于被用来代表中国“缺乏”的另一种东西而变质。关于中国存在（或不存在）公民社会的问题已经有丰富文献，关于“亚洲文明与人权”问题的文献更多，关于前者，参见“Symposium：‘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in China，”Modern China 19（1993）；关于后者，参见de Bary and Tu，eds.，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Anthony Yu，“Enduring Change”；Peerenboom，“The Limits of Irony”；Rorty，“Response to Peerenboom”。

[69] Tang Xiaobing，“The Function of New Theory，”p.292.

[70] 关于这些二元划分的讨论和例子，参见汪晖，“分歧究竟在哪里？”第114—116页。

[71] 某种形式的私有化（有时就叫贪污）已经大规模发生，却没有实施一套内部审计方案或结构调整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左和右的语言彻底无用，而且肯定有害，因为它表面上提供“选项”，实际上未能指出“对世界市场开放”采取的路线是不民主的。

7 括弧之外（那些人曾是一种解决办法）

一些人刚刚去过边境，

他们说那里再也没有中国人的痕迹，

如果没有了中国人，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

——C. P.卡瓦菲斯（C. P. Cavafy），《等待中国人》[1]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差别何在我们似乎无法准确地定义它，但常常可以借助于某些东西描述这一差别：例如，某种背叛的感觉（结构主义也有它自己的“野蛮人”：参见罗兰·巴特的《神话学》），某些学说要点（对立面之间的不对称性、彻底否定“超越的所指”、元语言的缺失），或是某个标志着二者分道扬镳的典型事件（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指的是德里达在1966年10月著名的结构主义大会宣读的重要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此文对列维-斯特劳斯的“乡愁”进行了批判性的辨读）。[2]此处我准备借助亚洲的存在再给出一种能够将二者区别开来的标识，这既是为了体现出后结构主义的特点，也是为了某种摆脱它的冲动。

起初，后结构主义和解构都曾经思考过中国及受其影响的诸文化。当我查看这些记录时，有了这样的疑惑：究竟是研究方法影响对象领域，还是说，对象领域从来都只是方法的一部分甚至我们可否说，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如果解构之思未曾延及中国，或者说，如果它不曾梦见中国，则解构从根本上不可能思考任何事情[3]这一思想或梦想，常出现在两个大标题之下：文字学和人文主义的终结（这是两回事实际上，二者正在逐渐趋同。）我将由一些关于中文书写的描述开始，这些描述唤起了关于书写、言说、时间和在场的争论。这些都关乎西方古典哲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我们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早期作品中熟知了这些问题。第一段引文引自福柯（Michel Foucault），第二段则来自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

在我们的梦境中，难道中国不恰恰是这一幸运的空间场地吗？在我们的想象系统中，中国文化是最谨小慎微的，最为秩序井然的，最最无视时间的事件，但又最喜爱空间的纯粹展开；我们把它视为一种苍天下面的堤坝文明；我们看到它在四周有围墙的陆地的整个表面上散播和凝固。即使中文书写也不是以水平的方式复制声音的飞逝；它以垂直的方式树立了物的静止的但仍可辨认的意象。[4]

古代中国，书写就像是在地图中确定方向一样。地图中的定位总是在地图之内才能建立起来，设想一个虚拟的观察者的存在，对他来说北方被安置在整个框架的下部，东边则在左边，就像某个源自地图背后的空间逐渐展开一样，地图中的空间来自某个潜在观察点，它既在地图之前，又在地图之内（而不是某种镜像映射）。中文从右向左的垂直书写在这个意义上才得以发挥作用，在我们看来，从右向左，向后不断。垂直排列的中文就好像空气在其中循环往复的平行环。一本中文古书，并非仅仅是一本“书”，通过其结构和装订，毋宁说它更是一束观点的集合，一条条身处空间之中，由漫流的瀑布和姗姗来迟的某种期待的悄然变化构成的界栏。此时，左即是深层的右，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惟有抛开了左，右才可能。让我们看得更细致一些。

书写的本质，在一笔笔昏沉的刻划中苏醒，继而渐渐抒展显现；因为它源于一种书写与文意之间的回荡出脱，诉诸一种细不可见的偏差（我们永远无法与它面对面地如实相遇；那一下子唤起的，不是那用眼睛看到的，而是背后那让人细味追寻的事物）。笔杆摇曳，在虚空之中穿梭回荡，画出一道道长廊，空谷传音——笔锋在纸上不即不离的抒展编制，挥出一股劲力，不单透散在纸面，想怕不再只是一个平面，而是一张织网，让文意从中穿绣往来（手以中锋持笔杆）——一个个表意符号就这样回扣那根柱子——是管道，或是梁梯——然后在那里幻化而为结构复杂的铜管，在低声唱颂。这根柱子或可称为一只“虚腕”，它又仿似一条奇特的纽带，让呼吸（气）从中上下贯通。这种完美无瑕的运转，是造就那“虚渺森罗”或“无迹可寻”之道的必要条件。[5]

这两段来自1960年后期的文字，都把中文看作是西方字母文化的对立形态。相较于中文，西方的文字是水平书写的、语音的、线性时间的、单向度的。它们都认为仅仅把书写定义为言说的可见再现是不够的。它们都试图寻求中文的书写超出所有言说之处，这里当然也包括汉语的言说。在福柯看来，中文书写在所有编纂者和作者参与之前，就承担了百科全书的功能，并且是无意中就承担了这一功能。与此相对应的，西方的书写因其源自语音，因此总是一种被无情的当下化的语音不断追索的序列，一个字母接着一个字母，因此每一次书写和读它都是一次更新。中文书写用垂直的排列记录下事物的形象，如同我们说夏天的蔬菜一样，“让它们直立在那里”，用一种不依赖语音的书写系统建立其持久的半透明的支撑。中文并非仅仅在视觉上是垂直的，福柯把这种设计看作是一种聚合轴（paradigmatic axis），在拉康（Lacan）对于诗歌的分析中，这种轴是一种选择轴（当然，这源自雅克布森[Jakobson]关于语言的两种运用和失语症的两种类型的论述）。[6]福柯对于中文书写的空间化的想象，减弱了它们之间横组合的联系而强化了纵向聚合的联系，在这里，语句的序列和主谓结构的关系变得不再重要。这就是说，中文书写并不构成句子，而是在“柱状结构中安排（符号）”。就如同所有的物体都在空间中并存，中文表达中的诸种概念同样依次排列或是上下相叠在一个空旷的空间之中。对于福柯来说，关注这一西方语言的对立模式的存在，无疑是诊治民族优越感的一剂良药。这使我们意识到那些隐身于身处西方世界的我们用来理解事物的范畴体系背后的独特历史。福柯在他的《词与物》中试图指出这不仅是唯一可能的历史，而且是某种强制性的然而内部联系紧密的逻辑选择。中文作为一种对立的形态能够让我们跳出这一独特的历史，甚至跳出普遍意义上的历史，帮助我们设想一块没有任何范畴被预先设定好的白板的存在。我们可以感受中文的这种映射意义而不在意事实上的准确性——对于福柯的目的来说，能让我们对于一种新的本体论，以及一种如此包罗万象，如此不确定的书写方式有惊鸿一瞥，已然足够了。

福柯谨慎地把他笔下的中国限制在“我们的梦中”和“我们想象的系统中”，这很像德里达所说的那些对于中文的早期描绘中建构出的“欧洲人的幻觉”。[7]前面引用的第二段唤起了德里达对于书写和书本的影响颇广的分析，也许是更“现实的”分析。

在《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中，德里达预言了“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不断指称着自然总体的这种书本观念与文字的意义大异其趣。它是对神学的百科全书式的保护，是防止逻各斯中心主义遭到文字的瓦解，……防止它受到一般差别的破坏。”[8]这样一种书本观念，都比不上但丁（Dante）在他的《神曲》最后所说的：“在那光的深处，我看到，分散在全宇宙的一切都结集在一起，被爱装订成一卷；各实体和各偶然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好像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融合在一起，致使我在这里所说的仅仅是真理的一线微光而已。”[9]

索莱尔斯把中文书看作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学存在的证明，这多少有点德勒兹的意思：它们对于思想的作用不是收敛而是发散和增殖。[10]中国的哲学书常常是一些片段和轶事的汇编，所有力图将其整理成一个系统化的整体的尝试，最终都无功而返。对于读者来说，对《论语》和《韩非子》作这样的描述无疑是很精确的：它是“一系列视点之总集，诸场域错综成文，其辞一贯如注；场域以下复有次级场域；议题的跳跃不期而至”。但是，依照发现对立范式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索莱尔斯来说，中文书是如此特别，与我们的书如此地截然不同。通过欣赏中文书写中的分散状态，索莱尔斯把“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始”结合在一起。他对于文字开始的看法，很多都与福柯对于中文书写的描绘相一致。文字的来源和外观的差异，书写者和书写过程的差别，在此渐渐模糊终至于不见。书写并非是摩擦或是雕刻（永恒的、单向度的），而是“在纸上不即不离地抒展编织”，由一个“纤维”（毛笔）的领域脱身而出至于另外一个载体之上（纸张）。“表意符号就这样回扣那根柱子——是管道或是梁梯——然后在那里幻化而为结构复杂的铜管”，在纸张上“穿梭回荡、画出一道道长廊”。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调转，书本被还原为作者的声音。在此，书写作为相似事物之间的差异化过程而产生出来（如果我们把毛笔看作“纤维”的话，那甚至是同一物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差异），这一过程不需，也不必期待一个终点，更没有对《生命之书》（Book of Life）中的名字的敞开和呼唤。

作为可能存在的另一个世界的图像，这些对于中国的建构反而有力的指向了解构。简单说来，中国就是解构；或者，中国就是经由解构倒转之下的世界之所是，或者揭示世界总是已然如此的样子。将远方令人吃惊的消息搬上舞台，那些作者们正在计算一个（或多或少透明的）丝毫也不神秘的结果。中文书写的独特性提示给我们一种新的关于逻辑关系，主体性、本体论、时间性、末世论的视角，在西方这些都与拼音文字有关。西方这种独特的处理问题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历史也可能有一整套完全不同的假设和基本结构，我们所知的“文明的终结”也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文明”的终结。作者们无需成为研究中国的专家才能这么说，或倾听那些中国通的种种抱怨。虽然这可能是实情，但是，指出索莱尔斯、福柯等人并不懂中文、对中国也所知甚少，这对于方法问题而言并无太大意义。你无法通过研究对象的丰富与否来否定方法的可行性。方法是为了进行研究提供路径的，无论你研究的是什么。

然而，对于努力克服形而上学历史的计划来说，我们必须指出，它在中国从未发生过。即使指出了物质材料的意义，并且使得它看上去像如同法国新小说运动以来的文学革命一样充满魅力，反抗语音中心的观念论的斗争仍然只是为了应对文化本身的需要在欧洲发生的。索莱尔斯自认为正是在这一努力的鼓励之下开始他的工作。中国在这里主要作为一种在书本和语音的文明已经悄然逝去后的理想生活的例子存在。[11]每一个对对象抱有同情心的阅读都必须意识到它面对的读者和所在的时间的特殊性。用解构的那些概念来谈论中国，其实是在极其醒目且充满刺激的拓展中失掉了这些概念的意义，根本无法实现这些概念本身的使命。它们仅仅对于解构自身的目的来说才是具有阐释力的、类比的和充满隐喻的，而不是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12]

张隆溪近来希望在关照“中国的现实”的基础之上，重新谦卑地思考那些关乎中国的“西方理论”。[13]无论如何，这里仍然有足够的空间用来展示这些论断之间的变化。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字（也包括那些他们的同代人撰写的那些著作）看作是关于中国的，它们看上去实在很像是以一个虚弱的帝国为基础的自觉归纳的产物。[14]即使他们为了能实现其批判性的目的不得不装作如此，它们也根本不是关于中国的。这些表述中投入的精力和紧迫感足以说明它们与中国无关了：中国在这里只不过是那些读者们已经在西方世界了然于胸的东西的对照而已。[15]站在这一独特的“西方”视角上，并且受到它们自身和有限意识形态规定的限制，中文书写中的横组合的水平关系、空间状态以及那种无差别性看上去是如此真实。“哲学家们总是通过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变它。”[16]马克思希望通过将黑格尔的思想上下颠倒并且以此为基石实现他的转化。而索莱尔斯和福柯则希望做一番90度的调转，让世界历史站在他们那边。当世界历史的意义不再由上而下地不断循环，而是开始新的由右至左的改变时，“我们”将会成为“他们”。一种“中国”的理论将会塑造西方的“现实”。

有待提出的方法问题必须与新的“选择”有关。那么，这里所谓的选择指的是什么呢东方的书写方式中蕴含的“中国性”源自某种对比的视角。我们仅通过择取与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方式相对立的很少细节就建立起这样一个视角。如果对照但丁和福柯对于书本下的定义，中国书一定是反书本的，也许连他们的作者都是反作者的。这种看法对于欧洲人关于书本概念的讨论也许已经足够了。但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与中国相关的东西：仅仅是因为一本书由格言构成，并且结构松散，没有一个严肃的正统观念贯穿始终，就说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一本真正有力的书或者教义呈现的那样拥有对思想和实践的经历，无疑是错误的。这么说意味着任何试图超越那种由与我们不同的观点看待中国的方式，试图了解中国真实状况的想法都是毫无意义的。

精神空间的对比分析者们仍然坚持着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看法，“语言机构整个是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上面打转的，后者只是前者的相对面。”词语不是被当作是“物自身”（Ding an Sich）而被积极定义的，就如同小狗在追逐汽车，当我们追上一辆时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词语是被消极定义的：“它们的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一个符号所包含的观念或声音物质不如围绕着它的符号所包含的那么重要。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不必触动意义或声音，一个词的价值可以只因为另一个相邻的词发生了变化而改变。”[17]在索绪尔看来，使得相邻符号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原因在于，它们都共存于同一个语言空间中，并且像水流中的泡泡一样互相争夺存在空间，它们的关系必然是系统化的。

当我们的比较研究把那些像“中国”、“西方”这样的宏大对象看作是“对立的、相关的、消极的实体”时，一旦我们试图严肃地把那些相关的差异系统化，按照索绪尔对于词语意义的严格表述，我们的语言已经远远走在我们前面了。“所以我们在这些例子里所看到的，都不是预先规定了的观念，而是由系统发出的价值。”“单位的特征与单位本身相合”[18]是语言学的公理，对于中国研究却未必适用，至少在后者能够被规范成一套封闭的语言学系统之前是如此。汉语垂直书写的方式被看作是这种封闭系统的表征。福柯和索莱尔斯试图通过这种垂直的方式来指出某些差异。但是，垂直和水平之间的这种差异是非常有限的；它诉诸一个相同点，一个x轴和y轴分歧开始的起点。只要垂直和水平方向上存在着差别，我们就不会混淆空间中的上下关系。这两者其实存在于同一个标准（维度或方向）之中。总而言之，中文书写未必一定是垂直的或是无时间性的；它们之所以会被如此定义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认为西方的书写方式是水平的和时间性的。[19]他者在这里被归结为对立的命题——它只是一种说辞或喻象，而不是逻辑的成因或是存在的范畴。

当一段基于比喻或是比喻的修辞法（因为其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对立面）而来的文字，把自己当作是忠实的描绘和参照，我们就会遇到保罗·德曼（Paul de Man）的读者们被训练去处理的那种比喻形式。[20]在对立面的身影中，我们要辨认出语言自己的声音。当语言发声的时候，无论它有多缓慢或是含混不清，我们都被带到了当下。雅各布森（Jakobson）曾经指出，语意不清可以毫无意义，但是绝不是随机的。[21]意识到中国观察者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和中国与其自身的关系常常被混淆在一起，正是解构开始的绝佳时机。解构可以因循他们的自我认同和他们之间不同观点的分歧背后各种自我认同之间的差异，进而指出表述和用来表述的语言之间是如何互不相容，并且把语言和参照看作希望。

虽然这可能有点老生常谈，但是“中国志”（sinography）[22]的修辞学解读一定会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会不会是基于欧洲自身的出发点建构出来的我想，没人能彻底地否认这一点：尝试建立和凸显一个所谓的原始感知的范畴不仅没用，而且也不诚实。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真正研究中国的那些努力能建立起某种关系，在索绪尔意义上的精神空间内打开一个对象之宝藏，那么，那些最为关注细节，能够脱离那种充满诱惑的对立性思维，尽可能摆脱同义反复的束缚的人才是最富有创造性的。

通过采用另一种视角，现在给出的这些例子试着拆散西方古典哲学和它们的偶像，以及那些它们建构起来的、必须回溯到同一个起源的差异（这些所谓的差异性指的不是一个根本的他者，而是在对比式的自我认同中的两个方面而已）。我能从中得到的方法论教益是，解构不是列作者名单，不是一个信念系统，或者一套主题。就像我们在德里达和索莱尔斯在处理书本的这一意象时所看到的，解构也许能够表达某些现实主题和图景。但是，为了解构能够顺利进行下去，这些表象都必须被忽略不计。众所周知，将军总是准备打最后一仗。这也是方法的意义；一旦我们知道如何去打这一仗，战争就结束了。但是，看上去最有可能的是，对于德里达和德曼方法的质疑将表明，在初步的解构无能为力之处，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危险在于如何定义解构：它是一种方法，还是仅仅是包括了几个屈指可数的主题和虚张声势的标签的一种独特的写作类型。[23]

我引用的这些文字使用的语言写于1966年至1969年之间，证实了法国思想世界中的一个特殊时期，Tel Quel杂志正如日中天。那时，德里达和拉康（也包括巴特、福柯、克里斯蒂娃，索莱尔斯等很多人）发出的质疑成为某种资源而被结集起来，为人文学科展开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那时，我们还预见不到后来这些重要人物之间将会出现分歧。[24]那个时期以及这些明星思想家们的结盟终不会长久。但是，他们那些将东方塑造成文字学和人文主义的终结之间的概念性桥梁的文字，提出了结构和解构的问题，并使得这些问题成为我们某些微弱的共识。当然，也许并非如此。重新阅读这些段落，将会让我们重新开启这些问题。

中文书写为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供了一种探究另一个依照不同原则组织起来的世界的媒介。她谈到了那些早期的传教士和翻译们面临的困难，他们用亚里士多德式的或是笛卡尔式的语言，只能困难重重地表达他们的中国视角。

“理性”内在于“物质”的问题，就此而言，只有在“理性”与“物质”的相互依赖之中才有“理性”与“物质”……而“理性”与“物质”的分化是无法直接表象的，唯有通过对立面的组合（加与减、天与地）而不是等级化来予以实现。在中国思想中，还没有孤立的象征性规则，没有自在的、超越性的法则……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在于，中文书写体系记录的是一种语调语言。这个体系无疑是最初震诧异邦人视听的事物，并深深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语言学家知道汉语的功能像其他语言一样，能够清晰地传递信息。通过使之适应普遍理性，现代生成语法理论家们成功地部分规范了汉语的语法规则。这里，我们暂且抛开古汉语以及不同的诗歌体裁，它们有着数不清的省略和浓缩，因而扰乱了信息的传递。就它的日常语言而言（白话），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音调起到了区分意义的作用。这也发生在所有的声调语言中，并支持了一些心理语言学家的发现，比如，声调和语调的不同是儿童在听觉世界能够把握和复制的最首要因素。对于那些声调不具备功能性的语言，语调通常会被儿童忽视；然而那些被声调语言包围的儿童们则不会。因此，中国的儿童比其他语种的儿童更早参与社会交流的编码过程（大约5、6个月），这是由于他们能够较早地辨认汉语的基本轮廓——就是那些声调，儿童借助它们来感知和清晰地发出那些音位，以“进入编码过程”。加之，儿童在这一阶段对母亲身体的依赖性很强，因此，作为成熟语言的潜在活跃层，母亲的心理—身体印记形成而非阻塞了音调表达和交流。另一方面，语法体系将是第二层更加“社会化”的习得，因为它确保了与母亲之外的众人之间构成意义的信息传递（不仅仅是音调冲动）。那么，借助音调，汉语自身能否保留前恋母情结的、前句法的和前象征（符号和句法相伴相生）的记录？——尽管很明显，音调系统只有在句法中才能完全实现（就像在法语中，音位学系统只有借助语法才能成熟）。

书面语中存在同样的问题。就其起源来说，汉语至少部分是象形文字，后来变得越来越抽象化、表意化和程式化，其文字却始终保持着可视性（字形相似于它要表达的物体对象）、以形示意性（对于书写中文而言，更多的是要唤起对动作的记忆而不是对意义的记忆）的特征。这些可视的和以形示意的成分，能够唤起比逻辑和句法的抽象意义层面更为原始的心理层面。这种文字作为中国人的无意识宝库的标志，是否永远不会被去势？……作为基础，汉语的逻辑（视觉上的表达、姿势的标记、象征体系的意义安排、逻辑和确定的句法）预先假定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前俄狄浦斯阶段说话和写作的个体，它依赖于母系的、社会—自然的连续体，依赖于事物秩序和象征秩序之间的模糊区分，依赖于无意识冲动的支配，这些都极为重要。表意文字利用而不是排斥这个阶段的特征，来指向自然的、政治的和象征性权力的终结。专制权力没有忘记，它曾经亏欠母亲和母系家族的东西（尽管时隔不久）。这是假设，还是幻相？无论如何，这种思路提供了一种解释，来解释这些伟大的书写文明如何在一神教的出现和打击下消失。继埃及、巴比伦和玛雅之后，只有中国（及身后的日本、东南亚）还继续“书写着”。[25]

如同费诺罗萨在《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中的想法一样，克里斯蒂娃同样把中文看作是力量的传递：由自然至书本或是丝绸，而后到达读者那里。“名字的功能，符号的功能在中文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内在的，并且因为书写的严格动作和一笔一划而变得醒目，它们同样表达在准确的空间关系之中，和简洁明快的文献之中，在那里它们并不是简单地被表达，而是直接将话语传递入人的身体、进入一个社会的、历史的和自然的空间之中。”[26]中文的言说和书写如同音乐一样，终止了象征性的线性话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淹没了它们。

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中文逻辑的内在性和文字的具体性与西方那种紧张的、歇斯底里的、过度形而上学化的一神教和字母系统截然不同。后者都由拉康所谓的“父亲的法则”构成，都是通过对于前象征性的或是前俄狄浦斯式的符号学记录的拒斥确定其自身意义。它将它们定义成无意义的和非存在的。在中国，主要是因为家庭生活中的母系传统，权威作为古代力量的延续，为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国传统中权威的力量如同某种心理学机制，是半觉察半诗意的，居于梦幻和翻译的边缘，将思想压缩为可以表达的内容，由此保存并且掩盖着它们。[27]因此，历史的叙述看上去像是在做梦或是展开某种分析：

对于我们而言，解释说明唯一合理的逻辑形式是，寻找原因，做出推论，明确动机、表象及其本质；就这样来预测一个事件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来源于逻辑因果性这一形而上学的原则；然而，中国人的逻辑形式是结构主义和战略性的。而在这一事态背后，显现出一个巨大联盟，它们孕育着瓦解原初秩序的种子；显现出善恶之战；演示出人类的两面性；迫害、阴谋和突变……在我们追问这些创伤性时事是如何发生时，因果论、决定论的形而上学逻辑已经提前粉碎；然而，中国的言说主体，在没有丧失象征性话语水平的情况下，仍然把这些理性逻辑当作一个游戏、一场战争或一次联盟来加以描述。……如此推导出来的“美学”模式可能使我们不快，但它具有明确的象征性功能。通过直接排除“客观真理”的问题（这在肩负着权力关系的政治世界里是不可能的），选择性地根据它对当前的继续影响，把人们转移到了文学和古代的象征性状况中。正是在这种原型的象征性境遇中，它响应召唤去上演，然后在剧情中使冲突得以解决，就像在萨德首次为夏郎东疯人院的临时演员们引介的一部可供发泄的剧本中，“发生”了一种“反传统精神病学”一样——隐蔽在创伤性时事之下的那些激情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悲剧才为我们所关注，才是我们想要“理解”的事物。[28]

形而上学的逻辑要求真理，而内在性逻辑则寻求疗法、行动以及对屏幕记忆的确认（通过表演）——或者如朱利安后来所用的词——“功效”（efficacy）。[29]这种在精神分析和历史意义上的“古代”思维方式，将古代中国与现在的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并且把它与西方对话者区别开来。[30]但是，由于那种对中国的关注正缘于此，这对于历史编纂又提出了一个的问题，古代中国的优势如何嵌入一种历史性的言说这又是否是另外一种纯粹的中国观察者们永远无法理解的关于中国的“事实”它们的心灵中、历史中，语言以及其他所有一切的传统中差异性的缺失将它们与“西方人”区隔开。如果我们所理解的历史是为了探究原因并且指出其中的机制的话，那么中国的“结构主义式图表”永远不会记录历史。它们也许会偶然间发现某种类似于这种历史的表现，但是，完全是遵循另外一种动力学原理。于是，伴随着种种象征性、逻辑和一般法则，历史终结于“西方”。也许这是一个更令人担忧的结局。

差异性和他者的问题是成就Tel Quel中国风和原初动力的根本原因。和索莱尔斯一样，克里斯蒂娃也同样希望在中国那里寻找到历史的时间叙述的另外一种模式，一种不同于对于世界历史的目的论解释的模式，在那里，那些非西方的社会不再被看作是西方现代自由和理性的前驱或者是某种终结。[31]索莱尔斯的《论唯物主义》（Sur le matérialisme）围绕着黑格尔的叙述，把希腊罗马的原子论、十八九世纪的唯物主义、中国的物理主义和《矛盾论》结合在一套连续的话语体系之中：把由柏拉图至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看作一套有限的理论，并且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对立的环境中加以审视，在此它们成了“唯心主义理念论笼罩之下的、物质主义的和辩证法的悠久历史”。[32]当象征漂浮（或游荡）于符号之上，当理性向无意识敞开大门，当资本主义将它的基础建立在对于那些终将起来反抗的劳动者的剥削之上，形而上学就此获得了它那完美的、系统化的形象。它的实现依赖如此多的条件，它却从未承认。“伴随着理念论的姿态一起带给我们的是对于唯物主义、性欲、历史和语言的多样性的所有这一切的拒斥”。[33]索莱尔斯为了挑战这一姿态，揭露了上述在这种理念论影响之下对于中国地图、书和书法的描述。他得出的结论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的起源，那么我们自己呢”中国“诞生”的无差别的空间，正是意料中的转化得以发生的地方。在那里，纸张和毛笔、图像和语词、符号和象征、母亲与孩子、原因和形式、当下和过去、自我和他者，这一切都混合在一起并且互相包含着。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先于欧洲：

为什么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起了一种新的、多方面的、去中心化的历史进程概念，充满了各种矛盾的另一种全球化的暴力占据了各个不同层面？那些习惯了黑白分明的人们，大概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状况。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最终造成了历史观念的去宗教化，使得历史被看作是各种不同矛盾的结合在历史中具体的、现实的再现？[34]

克里斯蒂娃通过描述中国和伊朗队之间的两场排球比赛向我们展示出无差异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对比。伊朗人的身体充满了性别的标志：伊朗女排的队员们明显地强壮一些，她们的头发在风中飘扬，神情激动而兴奋。她们每次击球得分后都要相拥亲吻，喊声震颤空气。伊朗的男人们则更加大男子主义一点，更像是主人一样。中国女排姑娘们则更像内秀的小男孩，男人们也纤弱，如同少年一样。[35]看上去，印欧传统意味着将两性的特征都推向极端，而中国的传统则好像是安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在那里，女性和男性的特征某种程度重叠在一起。中国特质在这里成为否定对立面的存在的状态，如果用马克思喜欢的话来说，中国女排的胜利决不是偶然的。

“文革”后期，对立面之间的冲突渐渐隐而不显，除了到处重复的口号和标语，看不到什么文字，表现在符号中的中国不再紧张，而是充满了和平，对立的各方都处于中立状态。中国变成了对立状态存在的反面：没有剧场、没有噪音、没有任何的故作姿态和歇斯底里。正是这些曾经让克里斯蒂娃欣喜若狂的特征，就要把罗兰·巴特逼疯了。

现在的中国看上去拒绝向访客展现什么。这倒不是它有意要隐瞒什么，情况比这更可怕，因为中国正通过各种反儒家的方式取消了概念、主题和名称的构成方式……它现在是诠释的尽头……

抛开中国古老的宫殿、各种海报、儿童芭蕾舞团的表演以及五一节大游行，中国现在一片苍白。乡村平淡乏味，看不到任何有历史感的东西，没有庙宇，也没有庄园……看不到任何我们想象的异国情调……

但是，这些显然充满政治符号的话语并没有阻止人的发明，甚至其中还有某种特殊的欢乐，就像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遍布中国大地，形式丰富多样，就连这运动的名字也是朗朗上口，人们发明了各种游戏……这一切小的“发生”（happenings）都是由政治的文本单独造成的。[36]

克里斯蒂娃观察到1974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运动：

它似乎涉及一种权力尚无固定代理的社会：无人能把社会占为己有，妇女们同样如此。尽管她们是主人权力的必要支持者，也是在野势力用来确保它能被代表的力量（通过那些父亲和立法者）。因此，权力无人可以代理，无论男女，但是它会被所有人承认，会被接受以使自身运转。男人和女人们行使权力，是为了对它展开批评和调整。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法院”的位置被“人民代表大会”所取代。如果每个主体包括男人和女人，在与实践的永恒较量中，在与他人的对话中，都是为了自我才去承担法律诉求，不论出于何种举动也不论处于何种时刻，那么，法律诉求将在未来消失。这个乌托邦可能招致风化；它也可能只是一种重建一个有活力的民主社会的企图。也许这个未来有可能存在，然而身处当前，无人知道如何超越资产阶级法律的严格理性及其相关伦理。[37]

米歇尔·福柯同样寻找到一个机会，在如何使他们的实践更加具体化的方面，给毛主义者们上一课。因为，在那里他发现了对资产阶级的理念论的某种令人不快的妥协。

福柯：我们必须追问，这种大众司法的形式是否会采取法庭审判的形式。在我看来，法庭不一定是大众司法的自然表现形式，但是，它确实具有某种历史性的功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掌握或者压抑着大众司法的模式，把它重新纳入制度的轨道之中，呈现出国家机器的特点。……在广大群众和他们的敌人之间，建立起某种中立的例子，只用来帮助我们区分对或错、有罪还是无罪或者是正义还是非正义，而不是建立起针对大众司法的对立力量？

法庭的组织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呢？一张桌子，面对的是原告，而在桌子背后的，则是作为第三方力量存在的法官们。他们所处的位置表明：1.相对于原告和被告来说，他们是中立的；2.他们并没有事先就作出任何判断，而是在原告和被告双方都做了足够的陈述之后，依照事情的真相以及正义的原则作出他们的判断；3.他们的决定体现了他们背后的国家的权威……因此，这种在对立的双方之外有一个第三方的力量，并且他们是按照正义的原则作出的决定的观念无疑是有效的，并且他们的决定必须被遵守。大众司法与我们所描述的这种想法相去甚远。在大众司法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三方面的力量，只有人民和他们的敌人。因此，当人民把某些人看作是他们的敌人时，当他们决定对敌人进行惩罚或是再教育时，他们并不需要借助于某些抽象普遍的正义原则，他们仅仅借助于他们自身的经验就够了。他们会想起自己所受到的伤害以及遭受屈辱和压迫的方式。最后，他们的决定并非是某种权威的决定，这意味着，他们并不需要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力量来使得他们的决定合法化，要做的很简单，就是执行这些决定。[38]

福柯奉劝人民不必再尝试用本不属于他们的法律条文来解释他们的各种行为而是直接通过行动展示他们的行动，构成自己的法律。克里斯蒂娃则梦想着某种社会行动，“社会中每个人之间的行为和话语的永恒对抗”对其本身来说已经足够了，“本质上不需要法律的存在”。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如同雄性雌性、天与地或是加或减这样的相互对立的两极间的融合。中国撤掉了法庭上的桌子，也就是说，它彻底去除掉了主体的行为或者话语通常情况下需要借助的诸如法律、真理或是某种超越的所指。它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不需要法律的情形下生活，不需要任何符号。但是，取代了法律的是什么呢，是专制的王权，还是大写的人民或者，这种法律的缺席是东方人独特创造的产物？

这些之前曾信奉结构主义的叛逆学者之所以被人们记住，并不是因为他们试图把握历史进程（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要向90年代之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共识鞠躬致意）。他们的历史观更像是某种关于艺术的宣言，就像他们从精神分析学派那里所借用的东西一样；他们和东亚之间的关系，与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议题交织在一起，更像是些美学的表达方式。（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就此否认它们的价值，而是说艺术的语言可能更能贴近他们的视野和能力。）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那本描写他的日本之旅的充满启发性的小书：《符号帝国》，一定会因为其中沾沾自喜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惹火那些日本专家们，用一位批评者的话来说，就是它的“自我陶醉的日本风格”和“粗俗的时代错置”。[39]

如果我想凭想象虚构出一个民族，那么我可以为它起个杜撰的名字，宣称它是小说里的对象，创造出崭新的加拉巴恩（Garabagne）……我还可以——尽管我决不希图对现实本身进行描述或分析（这些都是西方话语篇章的主要表述情态）——把世界上某个地区（遥远的国度）出现的一组特征（这是语言学中运用的术语）抽出来，细心地根据这些特征来构成一个系统，我将把这个系统称为：日本。

在我看来，东方是无关紧要的，只不过提供出一套特征，这套特征的操作活动——它那种被创造出来的相互作用——让我沉酣于一种前所未闻的符号系统的意念之中。这种符号系统与我们自己的符号系统截然不同。[40]

这就是我想指出的“东方”研究中持续不断的错误的来源：用“我们的他者”来命名“他者”，把他者仅仅看作是我们所不是的东西。如果直接这么来理解他者或是把这当作是我们的知识的结论，那么只能造成某种反响的同义反复（同出而异名），结论只能是我们自己形象的又一次消极意义上的再现。但是，罗兰·巴特对知识没什么兴趣。他对于日本的现实毫不关心（这种态度也许要比他书中的陈词滥调和大而无当的判断更能伤害那些日本专家的心）。[41]他故意把对立的修辞法当作某种感觉机制，用来呈现某种“特征”（就像是音系学里面的差别特征，或是书法里面的笔划）。如果灌木里的动物要想生存下去，对动作的感知就要触发即刻的反应；对于符号学家来说，对立的感知自身就能自动地制造出实体、对立面、系统和语法。所有的造物离开了它的感觉器官都活不长。

因此，罗兰·巴特把读者带入了一个由这种感知能力所塑造的现实之中，把日本遇到的每样东西都跟法国相比较，在对照中加以解释。叉子被用来刺或是扎，而筷子则是用夹的。炸制的天妇罗是如此地蓬松、光洁、充满了空气的小孔，和法国人印象中厚实油腻的油炸物是如此不同；我们欣赏礼物本身，而日本人则更喜欢欣赏包装；西方的演员追求更为直接真实地表达情感，日本的演员则更加在意完美地呈现固定的表演程式；还有弹子机，如同一位独臂的大侠在追赶金钱，在日本人那里，变得更加自我，而没那么粗俗，每个释放出去的小球都象征了不可逆转的过程。所有这些感知都唤起了某种对照感知（与我们平常的作为正相反）。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都指向日本是一个符号性非常强烈的国家，充满了自足的符号。在那里，符号不再是意义、趋向或者是所指的工具，对于日本所有的描述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42]罗兰·巴特将这种符号的实践、这些符号自身的呈现、经由这些符号的呈现和为了它们的呈现一次次地命名为“书写”。几乎他的书中所有段落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实例，事实上，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构建出一个镜像的效果，各部分之间相互映射，所以，我用充满文化意味的插花艺术为例加以分析：

日本人的一种插花……它所创造出来的是空气的流通，这里，鲜花、叶子、花枝……只不过是墙壁、走廊、挡板……你可以把身子移到花枝中间的空隙处，移到它跟前，不是为了阅读它（阅读它的象征性），而是为了追踪写出这束花的那只手的痕迹：它是一件真实的书写品，因为它创造出一个体积，因为它为了不让我们的阅读成为对一种欣喜（不管它有多么崇高的象征性）所做的那种简单的解码活动，允许这种阅读去重复那种书写劳作的过程。[43]

这同样也是阅读罗兰·巴特应该采用的方法：别试着去解码它的信息，也别指望获得什么关于日本的知识（书里面也没有，作者自己也这么说），而是试着置身于空隙之中，观察作者的双手是如何优雅地呈现和结束他的日本之旅的。除此之外，也许还会怀念这本书的尝试，怀念对当下持续不断的叙述。（这种观察式的现在时态的用法使得巴特的写作与克里斯蒂娃的截然不同，她总是将那些古代的面貌与她在现代中国的种种体验相比较。）在某些最危急的时刻，这种尝试必须对付一些极端的情况。这种时候，符号学看上去就好像没什么深度，并且永远不会对于正在谈论的对象有足够的描述：

全国学生联合会（当时正在反对美日联合防御协定和越战）的暴力……立刻成为一个符号：它什么也不表现（不表现仇恨、不表现愤慨，也不表现任何道德观念），反而在一种转移的目标中（去包围和拿下一个市政厅，扫除一片铁丝网）毁掉了自己；……所有这一切，都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群众性的书写，而不是一伙人的书写（那些姿态做得很完善，人们彼此并不互相帮助）；最后，也就是这个符号的最大危险，有时候有人承认，战斗员唱诵的那些口号不应当道出行动的原因和理由……而只应当道出这种行动本身（全国学生联合会正准备为此而战斗）。因而再也不用通过语言来对这种行动加以掩盖、指引、辩护，说明其纯真无邪——那种外表的神圣高于战斗，就像一位戴着弗列吉亚帽的马赛女人——但是却配上纯声音的操演，这种操演只不过给暴力的总量多加一个姿态，给它“多一块肌肉”。[44]

换句话说，学生示威的方案和插花的所遵循的方式一样：姿态不是为了被解读而作出的，而是为了可以被追溯。它对于事件本身并没有作出一种“新闻性的”报道，即直白地表达动机或是争取读者的同情或反感，而是保持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沉默。而这种沉默正是罗兰·巴特自己的“符号学的大无畏精神”。

这一系列的例子经由一条朝向东方的路径，把我们由书写理论又重新带回到人文主义的终结。（一个与此类似的表述是科耶夫宣布在战后的日本发现了一个超越历史的社会。在那里，战争和战争的动机都被替换成了美学竞争和势力主义。）[45]罗兰·巴特对于书写本身的书写并没有沾染人文主义的气息。诸如叉子和筷子、礼仪的鞠躬和心绪不宁的诚恳等等这些相互对照的例子，只是为了能够进行探究提及的种种事例、借口，而不是有待继续阐释的符号。整个计划概括起来，其实就是罗兰·巴特早期作品中对于大众文化的无情剖析，只不过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正如让·提波蒂（Jean Thibaudeau）在访问他时所说的：“《符号帝国》中的某些篇章让我想起了你在《神话学》中所说的‘现实主义’，只不过，在1957年的时候那是讽刺，而现在则是一种乌托邦”。对此，罗兰·巴特回应说：

《符号帝国》中所呈现的场景是愉快的《神话学》：抛开某些个人因素不论，这可能是因为我刻意采取的旅行者身份——不是漫无目的的漫游，而是作为人种学家——能够让我忘掉那些日本的狭隘的资产阶级，那些对于社会行为的控制，生活的艺术以及对象的各种类型，等等这些：我能够从神话学的厌恶中抽身而出。我的一个主题就是忘掉法国狭隘的资产阶级（这会对我个人的部分产生极大的影响），列举出那些在法国的生活中享受的种种愉悦。[46]

这不是一个面对日本的新人或是不懂日文的问题。它关乎对待符号的道德，关乎一种已经被罗兰·巴特抛弃的新视角。在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例子中，语言仅仅是为了强化斗争，不再向隐含在背后的原则寻求支持。这个例子对于罗兰·巴特的访问者来说意味着他对于历史和政治活动已经没有兴趣了。罗兰·巴特更进一步质疑了那种认为“彻底进入能指”必不可少的观点，他宣称：

如果说我在这一点上已经改变了的话，那也是换了一种方式，绝不是彻底放弃……我们需要把斗争继续向前推进，不仅要尽可能地打破那些固有的符号（能指在此，而所指在那），同时也要打破符号观念本身……我们需要尽力冲破那种认为西方话语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尽可能地回到它的根基和基本的形式上去……当前的欧美、文化和语言中都需要努力进行一场死而后已的斗争，与所指展开的历史性的斗争。[47]

罗兰·巴特把这项任务，特别是他的《符号帝国》，描绘成“解构”、“文字学”和“虚无主义”的。[48]自此那就是另外一场对抗虚伪的斗争了。它同时包括精心挑选一个符号构成的领域，在那里，虚伪无处可藏。对于神话学的厌恶即来自他意识到虚伪的存在，并且被排除（或是根本没用）在一个强有力的符号世界之外。让我们设想一下两个宿敌见面，互相鞠躬的场景：如果是发生在罗兰·巴特想象中的日本，他们的行为并非表里不一的虚伪。因为，在日本，鞠躬并不一定意味着发自内心的友好关系。鞠躬是在普遍意义上的好行为。如果我们像罗兰·巴特在《神话学》里面指责法国的资产阶级虚伪地假装出悲伤的场景一样，指责日本人的虚伪的话，那就有些步入歧途了。因为一个只有纯粹场景的社会实在是没什么可以被指责为虚伪的。罗兰·巴特笔下的日本可以看作是布莱希特式（Brechtian）的“史诗剧”中的一幕：它不是寒酸的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戏剧，而是一片根本不需要幻想的领域。[49]因此罗兰·巴特如此痴迷于日本的木偶戏和男扮女装的表演：

拿最近几个世纪的西方戏剧做例子，它的功用主要是表现被视为秘密的那些东西（感情、情境、冲突），同时还要把这种表现的那种人工痕迹加以掩藏……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舞台为这种假象提供了场地。……在日本木偶戏里，这种戏剧的来源从它们那种空无性中表现出来。从舞台上被驱逐出去的是那种歇斯底里的表现，即戏剧本身；……日本木偶戏既不隐藏什么，也不渲染它那种表现手法；因此，它清除了演员表演中的一切神圣气味，并且摒弃了那种形而上的联系，而西方人总是要在身体与灵魂、原因与结果、动力与机制、经理人与演员、命运与人、上帝与创造物之间建立起这样一种联系：假如操纵者不是隐藏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你要——而且怎样去——把他弄成一位上帝呢？[50]

日本文化中最珍贵的是，他们“摆脱了意义的纠缠”，他们的厉害之处在于通过“顿悟”的自明性打击外来的观察者。这里所谓的摆脱，就像是生活中我们摆脱掉了赋税和账单的感觉一样。一旦不必总是纠结于寻找行为背后的意义，日本人就可以在一个单一的层面上展开它们的象征性行为（对于我们来说，则是在两个层面上：法律的形式层面和意义层面）：这更类似于音乐的形式而不是语言，借用克里斯蒂娃的描述就是，“一种能够脱离了所指的符号系统，在其单独出现的过程中，仅仅是替换了差异的出现，由此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整个过程得以戳破自我认同造成的障碍”。[51]在符号的伊甸园中，通常所说的生活（例如做饭、打包东西或是交谈）与书写行为一样，都和音乐一般无二，都是一种绝对的表现，与纲领性的或是模仿性的表现（例如一出意在言外的戏剧）截然相反。[52]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的秩序是否能够承受或是需要得到质疑（在人们普遍批判的意义上）仍是一个有待提出的问题。这个“背离并且对于西方意义来说是乌托邦的事例”很奇怪在所有的艺术作品中重新开启了后期浪漫派的美学传统。

如此奇特的联合（发生在日本，或者毋宁说打引号的“日本”）必须被落实到某些非同寻常的历史性假设之上。

1935年，集导演、剧作家和演员于一身的梅兰芳带着他的“形式古老的新戏剧”京剧来到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表演了六个星期，并且和当地的戏剧界人士展开了讨论，其中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梅耶荷德（Meyerhold）、崔迪亚可夫（Tretiakov）、爱森斯坦（Eisenstein）以及由德国流亡来的布莱希特（Brecht）。[53]

布莱希特1936年撰写的文章《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Verfremdungseffekte in der chinesischen Schauspielkunst）记录了梅兰芳的表演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54]

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在中国戏曲中是通过下面方式达到的：首先，中国戏曲演员的表演，除了围绕他的三堵墙之外，并不存在第四堵墙。他使人得到的印象，他的表演在被人观看。这种表演立即背离了欧洲舞台上的一种特定的幻觉。……中国戏曲演员总是选择一个最能向观众表现自己的位置，就像卖武艺人一般。另一个方法就是演员目视自己的动作……观众对演员是把他作为一个观察者来感受的，观众的观察和观看的立场就这样地被培养起来了。……演员表演着巨大热情的故事，但他的表演不流于狂热急躁。在表演人物内心深处激动的瞬间，演员的嘴唇咬着一绺发辫，颤动着。但这好像一种程式惯例，缺乏奔放的感情。很明显这是在通过另一个人来重述一个事件。当然，这是一种艺术化的描绘。……（失控的情绪就这样被优雅地表现出来）……演员在表演时处于冷静状态，……力求避免将自己的感情变为观众的感情。谁也没有受到他所表演的人物的强迫……

当梅兰芳表演一位少女之死的场面的时候，一位坐在我旁侧的观众对表演者的一个动作发出惊讶的叫声。接着就有几个坐在我们面前的观众愤怒地转过头来，向他作“嗤”以示抗议。他们的感觉就像真的正在面对一位少女的死去。他们这种态度对一场欧洲戏剧的演出也许是正常的，但对中国戏曲演出却是非常可笑的。[55]

中国的演员“从开始起他就控制自己不要和被表现的人物完全融合在一起”。[56]布莱希特破除“移情”戏剧的动力来自他希望能将批判代入舞台表演之中，希望能够打断表演，迫使观众自己给出对于事件的解释。在梅兰芳的表演中，他得以印证自己前二十年所作的工作。这也是梅兰芳作为一种社会批判戏剧的活跃元素留给今天的西方戏剧表演实践的宝贵遗产（如果不仅是他的名字的话）。这能够帮助我们打破那种虚假意识，让我们不再以为西方的文化是如同自然一样永恒。这一方式因此也同样关系到文学和社会研究中的“建构性”主题（像最普遍的实践的那样）。梅兰芳比起那些与他同时代的固守自然的人更加未雨绸缪，他是那种在紧要关头能握紧方向盘的人。一场充满了对于技巧的自我意识的戏剧，一场没有欺骗的戏剧中，没有人会被强迫，被强加上某种情感。

布莱希特对于梅兰芳的表演的评论很自然地强调了他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批判和校正的力量。这里指的当然是西方社会。但是，这里要讲的不只是东西方在技术或者态度上的某种交流。随着时间的变迁，历史学的那些概念有时会让人有些尴尬。这里所谓的东方就指向好几个意思：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文化的东方，在1945年以后就变成了泛指在苏联影响下的政治上的东方。同样，西方也是一个含义不断变化的概念：我们试图把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西方国家等同于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如同大学手册上所标识的那样，由柏拉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面对多种多样的非西方因素，我们根本无法把它们都整合在一个文化概念之下。[57]也许是预见到了1945年之后概念的变迁，被西方放逐的布莱希特，在1935年身处东方，观看一位来自远东的传统艺术家的表演。而苏联（东方的）观众对于梅兰芳的表演的热情接受，展现出某种与布莱希特不同的意味。这些东方人首先意识到的是：

舞台上那种特有的原初的韵律，独特的音乐结构以及演员的语言和动作之间的协调互动。整个表演中没有一个与表达无关的动作和演唱。梅兰芳的手是如此引人注目：十根手指如同舞台上的十个演员，现身于戏剧之外。也许我们无法理解京剧独特的音乐，无法欣赏那些雅致的服装，或是对戏剧的主题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所有人都会被这双手所吸引，它没有一刻停留，十指翩翩起舞，如此意味深长，如此美好，就好像是传统的微型画中用来装饰的那些云、绿叶和青草。（Tretiakov）[58]

梅兰芳的舞台上，所有的动作都像是舞蹈，所有的舞蹈都是一种语言，而这些语言就像是一首咏叹调（这里的咏叹调指的是在音乐和咏唱的角度是如此地复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戏剧有机的完整性……我们所谓的表现需要的那些传统要素，仅仅是有机合法性的必要形式和整个表现的内在结构中的偶然发现而已。（Tairov）[59]

爱森斯坦同样对中国戏剧强调通过传统方式来表达简洁而又丰富的含义方面大为赞赏：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展现一系列的艺术表现方式，如何用一种符号学的方式展现那些恰如其分的动作，无论是在设想还是最终的完成角度，我们都可以了解这是一场多么完美的确定的表达。他在这出戏中展现出对于特殊的礼仪传统的完整回应。

我们都知道书中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我们也知道多样性必须通过单独的存在表现出来，普遍性唯有通过特殊性才能表现出来，而现实主义也必须建立在这种相互渗透之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梅兰芳的艺术，很容易会发现一些奇妙的特点：在他的戏剧中，所有的对立因素都被加以限制。当部分的再现成为表演者自身的个性时，这种戏剧中的普遍化就成为符号的和象征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的独特个体为我们创造出明显的象征。换句话说，这好像是对立部分之间的界限离得越来越远……我们苏维埃的艺术目前几乎已经被削减得只剩下其中再现的部分。这无疑是对于形象的巨大损害。我们曾经见证了这一形象文化的消失，那种充满诗意的形式的文化，不仅仅在我们的戏剧中消失不见，同时也在我们的电影中找寻不到。我们可以指出，在默片时代，单纯的象征结构不仅仅是对于人的自然表现，而是扮演着某些重要的角色。[60]

梅兰芳给苏联人留下了几种不同的印象。把它们总结起来是建构主义者的事，如果我们在俄罗斯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话。俄国人对于梅兰芳的赞赏与布莱希特或是罗兰·巴特都不同，没有围绕着“假象或非假象”的问题展开，而是建立在他独特的艺术语言之上，那种充满内在合理性的在每个细节中都可以看到的复杂的技巧——一种绝对的、有机的舞台表演。莫斯科对于梅兰芳的演出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在他短暂的逗留期间，《真理报》发表了十二篇文章讨论他的艺术，各种狂热的研讨会、大师班和读者来信纷至沓来。在班努（Georges Banu）看来，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成功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于形式主义的兴趣。[61]1935年，“社会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已经破土而出，但是直至第二年，它才被作为教条强制贯彻，开始清洗和关押那些仍然执迷不悟的“形式主义者们”。（崔第亚可夫[Tretiakov]被看作是宣传戏剧的奠基人之一，在1939年被逮捕并且执行枪决。梅耶荷德[Meyerhold]在经历了几年劳动营的折磨之后，死于1940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没有干掉爱森斯坦，但是依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压制）。[62]至少到1960年代之前，对梅兰芳的讨论是形式主义和建构主义最后一次露面。梅兰芳戏剧中的“非模仿”传统，以及韵律和音乐的有机的完整性（这两个词都需要在文学和更广义的层面上加以理解）都成为支持艺术家风格的自主性以及艺术的符号性特点的现成例子。这两个常常是相互冲突的浪漫主义原则在这里不同寻常地结合在同一个戏剧之中。这些用来挑战政治引导下的“现实主义”的首要地位。（梅兰芳在莫斯科的成功同样也减轻了中国左翼作家对于他的批评。例如田汉在1934年发表文章，质疑梅兰芳的风格是否是封建残余。梅兰芳随即邀请田汉帮他挑选将要在苏联演出的剧目。）[63]

在西方人的口中，梅兰芳被称作“中国艺术家”，他被看作是几个不同意义上的典型人物。布莱希特借用他作为某种例子，对不合逻辑的社会舆论发出某种质疑；爱森斯坦则看重他与那种脱离“表现”的原初经典的想象中的诗意；对于巴特来说，他代表了大众的维度——所有的日本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演员，他们扮演着熟悉的角色，生活在“快乐的神话之中”。每种解释都有自己的目的，也都有不同的理由，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梅兰芳那种将自然主义降低到最低限度的表演看作是某种“音乐”。在所有这些机制和由个人出发的阐释之下，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艺术本身的充分性。人们固然可以对梅兰芳所代表的东方艺术“无动于衷”，但这只是因为他完完全全成了东方的代名词。

使得罗兰·巴特的“东方演员”成为典型的是他的纯意义性的表演，一种摆脱了背后那些相互对抗的对立概念的演出（这些概念例如：自然、西方的意义模式、先天的性感、灵魂的末世论）。一旦我们将罗兰·巴特的类型学的人物看作是梅兰芳在1935年的表演，就能够将他联结各种相对的意义网络看作是对于先前表演的排序，是同一个典型在两种不同的语义学世界中的循环（大致来说，是1930年代俄罗斯的前卫艺术和战后法国前卫艺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用两种语境来描绘东方演员所可能身处的无数情境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我们不再继续只用一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经由这种方式，罗兰·巴特笔下的东方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对立面，而是被看作是于运动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揭示其自身。

结构不会到大街上示威（Les structures ne descendent pas dans la rue）。

——1968年5月的涂鸦

在后结构主义者的描绘中，人文主义有两种不同的终结方式，分别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前者失去了所有的差别性，而后者则是所有构成差别的东西都消失不见，唯剩下差别。前者是考古学的（假想中的前俄狄浦斯语言，凭借母系因素，指向一个有对抗而无法律的社会），后者则是文字学的（日复一日地书写，不断地引用、增殖）。也难怪巴特如此不喜欢克里斯蒂娃眼中的中国。它走向了错误的结果。但是，对于这些观察者来说，东方所代表的意义相对来说还是固定的。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以观察西方的消解，或者说典型西方主体的消解，即那种代表着公民社会、人文主义、内省宗教等等一切正统性的想象人格。

大部分沾染了解构色彩的关于亚洲的文字都设想了一个未来：那就是西方的形而上学终结之后，世界将会变得更像东方。这是一个对亚洲产生兴趣的好理由（虽然有很多更好的）。这对于那些已经深深地被亚洲所吸引，那些住在或是正在研究亚洲的人来说，有些什么意义呢我之所以不愿意用一套文学主题、一篇论文或是一个信仰系统来定义解构，就是因为我不想让它变得无趣。如果你认为解构的目的就是表明书写是在言语之前出现的或是主体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或者是意义是通过政治权力来设定的；或者是人类语言的局限就是人类思想的局限，或者是其他所有后人文主义者们宣称的各种东西。那么，当你的目光转向中国的时候，你必将大吃一惊。因为，所有以上这些是中国人早就思考过的，当然他们思考的方式和你的可能不一样。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原因使得那些读书人都倾向于重视书面语言（中国人常常称说出一个词为“读”或者是“念”出来，即使他们面前并没有书。）[64]由于诸多类似或相关的原因，在传播观念、意义时，这种自上而下、由外及内、将管治权力凌驾于个体良知之上的模式，常常不会受到读书人的反抗，因为绝大多数书籍都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事物。（这不是什么“亚洲性”，而是一系列具体历史事件的结果：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各地方言与通用书面语并存、史官传统、追慕“功名”的通行观念下独重结果的教育体系。）好消息换一个地方，结果就无法预料，有时会成为坏事。某个推动探究的立场换一个地方也许会成为阻力。如果那个开启所有问题的终极问题是：“事情是否必须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那么即使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也已经要我们停止在原有的起点上思考了。

葛瑞汉（Angus Graham）认为德里达的目的在于消除西方思想中不同层面的对立：在场/不在场；男性/女性以及善/恶等等。“德里达解释道，西方人从逻各斯中心论、绝对语音中心论的取向来取A舍B，这种取向始于所指/能指的对立链条。……中国传统无论如何不是德里达意义上的逻各斯中心论，而是以活的语言和所指的完全在场为中心。”[65]在葛瑞汉看来，中国思想中那些对立的方面永远是互补的，而非绝对对立的，最常提到的例子就是阴阳。二者相互依存，互不可少。试图解构这一思想的人将会发现在中国思想中几乎无处着手。在我看来，葛瑞汉这样的伟大学者也因为采用了某种片面的比较方法而步入歧途。中国思想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对立，只是需要在对的地方找到它们。如果我们真的试图取消掉这些对立的话，多观察一下也许就会找到应从何处着手。

在很多想象中，二元对立的观念以及附着于其上的罪恶感对于西方人来说符合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观念。[66]如果，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史是对于“存在的遗忘”的历史，时至今日不是被技术的发展所取代就是被所谓回归“前苏格拉底”的“思”所代替，那么始终处在这一范畴之外的中国传统思想当然是所谓哲学的他者。至于它是先于还是后于哲学，要看你问谁了，但是无论如何它是跟哲学不一样的。[67]但是，如果我们参照“西方形而上学”的特点以消极的方式给中国思想下定义，如果我们用它绝对不是的那种东西来定义中国思想，那么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或是非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就没什么意义。对于那些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因为对于中国的阅读起源于某个文字学上的假设，中国就越来越清晰地成为他们想象中自己未来的样子。在现时代的共存使得各种分有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题目：“庄子和尼采”、“孔子与杜威”、“孟子与海德格尔”，以及很多围绕着相似性或是差异性设计出的题目，聪明人都喜欢谈论相似性。

在这一定义中，作为行动和过程的解构消失不见了。而正是这种阅读实践使得德里达和德·曼能将哲学视为一种受制于其物质材料和书写基础的典质品。文字学作为历史中解构的起点，将不再导向或是预设人文主义的终结。这一切的结果将指向坟墓。没有了解构的阅读，后现代主义的各种主题将会变成另外一套意识形态观点，或者更糟，它们与某种所谓的历史哲学融为一体。

尽管老子之前并不存在柏拉图主义，葛瑞汉仍然这样说：“也许老子的‘道’是这样一种东西：即当我们不再被超越的‘实体’这种鬼魂纠缠时，‘道’是‘踪迹’向我们呈现的方式和样子。”[68]中国思想不诉诸任何当下之外的存在。秉持着这一看法，郝大维和安乐哲宣称中国古典的争论“严格地说，那些论证是‘无根据的’。全然没有本体论上的终极物。要么作为综合的辩证法的基石，要么作为不可再加以分析的被分析项”。中国思想中缺乏道德的绝对真理，没有一个明确的本体论，以及它的实用主义的倾向，现在都变成了它的强项。我们现在可以同情地了解，（中国文化中）“对于一个文化所必需的真理概念的普遍拒斥”[69]。一种关于真理的理论并不是必需的，甚至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会更好。“在古典时代的中国，认知并不是认知什么——即这一种东西，它提供关于周围自然界条件的知识，而是要知晓怎样很好地对待关系……界定认知的一组词语，因而是纲要式的、规劝式的[而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70]真正意义上，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认识谁。这些关系被确定在儒家的礼中，成为一个人物相互关联在一起的整体。人不是要扮演他的角色，而是他们就是他的角色。正是他们在关系中的角色在延续着他们，使他们成为人。（郝大维和安乐哲并没有提及例如孤儿这样的没有身处关系之中的人如何能够成为人。但是当代的坊间证据也许可以提供一些答案。）经历过罗兰·巴特笔下所描绘的日本的旅行者们也许会发现这一领域颇为熟悉。罗兰·巴特设想了两种文化的对立，即建立在“脸面”、公共的尊重，以及承担社会角色之上的耻感文化和建立在某些绝对的标准、某种由永恒而来的良知，以及道德决定的自主性基础上的罪感文化。此处更接近于前者。[71]郝大维和安乐哲坚持认为，中国文化中个体的意义来自一个“礼仪构成的社会”。[72]他们将儒家共同体描绘成为一个探究道路的群体，而不是探究真理的群体。儒家把他所探寻的道路定义为人际间的，经由舆论和顺从所塑造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

中国人所倾向的取得和谐，涉及一个人处于一整套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为所谓的道德伦理关系提供了一个美学基础。……人不被理解成独立于行动之外的行为者，而是进展中的事件，这种事件是由建构性的角色与关系来作出功能性的界定。……古典儒学的立场表明，由于自我实现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任务，自私的考虑就受到拒绝，其原因是，这样的考虑阻碍人的成长与自我实现。[73]

总结起来就是，没有真理理论，有的只是社会的安排，与此同时因为自我只是在一个礼仪社会的相互交换中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也没有一个自我的理论。对于那些生活在西方国家的民众来说，通过“权利”的观念，真理和自我两个概念很明显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很容易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是由对于他者权利的承认，个体追求自由的能力不受到任何限制以及人不应该成为他人控制的对象等因素交织而成的。[74]“中国人的社会不能被解说成是一个鲜明的、自主性个人的复杂体，在这里人们都能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人们的聚合从最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是靠法典来调节的。”[75]对于郝大维和安乐哲来说，在政治领域中，权力所扮演的角色，例如作为法律的基本范畴或是社会互动的环境等，通过礼被整合到儒家国家中：

礼并不是对外部的模式和标准的消极的顺从，它是“造”社会，这要求关注自我、要求一个人的判断和他对于自己在文化上的重要性的意识。……礼除了其所有的规范的社会形式之外，还有其开放的结构，它是个性化的，为了适应每一个参与者的独特性和品质而被重新加以规定。……各种实行礼的活动，其个性化的程度各不相同，而结果是，它们所确立的身份形成了层级系统。这些身份构成一种社会脉络，它通过各种顺应模式的协调而产生意义。……这样，由此而来的结论是，个性如果被理解为自由民主意识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那么它对于按照礼构造的社会来说，是无法容忍的，甚至看起来像是愚蠢和不道德的。[76]

以礼为基础的秩序力图保证容忍，因为它是和谐的基本因素，而秩序则是由它的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协调的差异加强的。[77]

这种描述中的乐观主义情绪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中的难题在于，这种“以礼为基础的秩序”在公元前5世纪、12世纪、18世纪或现在是否真实存在过或者说，它在哪个时代都不曾存在而只是一种“理想类型”。中国近来（正如有些人所说的）正在遭受着由外部而来的权力话语的冲击。无论如何，这个中国都是20世纪后期相互依赖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集合，能够了解能从其中一个或整体中获得什么样的礼教以及这种礼教是否真正为那些需要它的人们带来了秩序或者保护。郝大维和安乐哲为现在时态的共产主义礼治的创造勾勒了一幅草图，通过它我们也许可以看到现代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面：

当代中国，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旗号下，仍然是一个以仪规构建成的社会，它甚至在口头上都不赞同与理性或自然规律相联系的对客观原则的信仰。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处在一个外在的、机械的社会中。……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秩序是由其历史传统中的圣贤榜样界定的。这个社会的成员本身作为人既不是上帝的赐予物，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遗传延续，而是仪规使然。[78]

在中国，政治上的指示是以概括性的、抽象的口号的形式出现的，而这些口号则是由政府机构和报刊公布的。当这些指示贯彻到社会中时，它对解释和应用办法的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是不清楚的。实际上，进行沟通和取得一致意见的机制，与完全自主的个体组成的社会相比，其抽象性要少得多。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人关于人的概念并不预先确立任何一种超越共同认可的秩序的道德秩序观念。这种观念使煽动性的要求和诉诸个人良心变得有理有据，并且有可能破坏意见的一致。[79]

说得不错。但是，只要我们思考一下那些可能会出错的事情，就会发现郝大维和安乐哲的委婉说法透露着一丝哲学意味。所谓的“社会脉络，它通过各种顺应模式的协调而产生意义”究竟指的是什么呢“相互协调的差异”指的又是什么“超越共同认可的秩序”的不可能性又需要什么呢“礼”毕竟是一个太宽泛的范畴，五朔节的舞蹈和人祭，都属于“礼”。如果礼仪的秩序事实上自身就具有合法性，并且“人是……进展中的事件，这种事件是由建构性的角色与关系来作出功能性的界定”，那么说“以礼为基础的秩序力图保证容忍”当然不错，但却是远远不够的。一个自身具有合法性的秩序不一定会为那些反体系化的反对力量提供应对的手段。对于那些破坏了典范的人，礼同样会非常完美地拘捕或是处死他们，这一切同样会非常“和谐”。我在实现我的“建构性角色”方面的失败，也许会带来我的“进行中的事件”的终止。我大概很难在社会的脉络中寻找到一个理由来延缓自己的消亡。“创立自我的并不是扮演角色，而是扮演恰当的角色”[80]。如果角色的界限是它生活于其中的语言游戏中的“恰当”（felicity）的话，那么要求一个人能够足够有创造性，能够挑战角色的限制，在结构上是不可能的。[81]就像是罗兰·巴特笔下描绘的左翼学生运动，他们的口号宣称：“我们就是如此行事的我们”，郝大维和安乐哲笔下没有超越的正义和弗列吉亚帽子的中国人，也正是如此行事的。他们的语言只指向自我，并没有也不需要任何更多的理解。

郝大维和安乐哲认为真理和自我逐渐地衰退了：这两个词对于后现代的西方人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了，而它们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的时间还没有长到让人足够信任的程度。当然，不出所料，这些主题很快就在关于人权的讨论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郝和安来说，拥有内在个体权力的个人观念是历史上的西方的自我。那些在其史前时期没有同样设定的人，不应该被看作是拥有同样的内在个体权力的对象。事实上，郝和安认为“对于普遍性的隐形的或是明确的信仰，比如对于普遍的理性、科学或是人权等等，其实不过是传统西方民族中心主义的假面而已”[82]。为了能够生存并且保持文化的独特性，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它的关于仪式或是礼的种种观念，并且竭力遏制关于权力的，以及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力的观念。中国有其独特的对于“人”的定义，它是关于角色的而不是什么内在的属性。因此，如果同时将西方的观念引入，同时接受两种相互对立的对于人的定义，则会破坏中国文化整体的结构。我们这些外来的观察者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中国的礼的共同体，在其自身的概念体系之中，运转得极其完美。如果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那些概念强加给它们，只能破坏原有的和谐。并且我们只能以某些根本站不住脚的原则的名义来做这件事。郝大维和安乐哲其实不太敢说出的话是，那些这个错误的牺牲品，就是他们没有认清自己身处的那个世界。[83]

无论如何，真理的探究者和道路的探究者各自忙于不同的追求。然而，在郝大维和安乐哲看来，真理的探究者的追求是虚假的，而中国人最好永远别沾这个边。

让我们姑且将这两者的区别放在一边，而把他们都看作是“处理方式的探求者”（Deal seeker）。你会在一些可笑的地方找到哲学的影子。著名的苏格拉底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陌生人在市场上辩论。原则上说，做哲学的机会是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改变的。我们也都知道一旦某件事变得非常专业化之后，会有多么僵化。下文是对于一个房间的描述，肯定不是某个什么研讨室。也许在这个房间里，真理和正义的本质都被决定了：

“屋子”中间没有桌子。房间的每个边上都摆着一排沙发。……当地人在谈判进行的过程中，会吃水果，并且抽烟抽得很凶。他们还会相互交谈。如果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部门，每一组的人会聚集在他们自己的沙发和桌子那里。我们也许会觉得场面有一点失控，因为人实在太多，而且他们全都在肆无忌惮地交谈，没人在乎谈判在讨论什么……总有各种人随便进出，也不解释他们都是谁以及他们进来干嘛……

当合同的最终版本提交签字的时候，中国人会更改一些他们已经同意的条款，或者是增加一些条款。而这些通常都没有经过磋商，甚至他们根本不说明增加了什么……

在合同签署之后，中国人会要求召开一个“说明会”。在会上他们会要求一些合同中并没有写入的东西，或是常常要求一些他们已经放弃的东西来作为合同的保障。……中国人好像从来不会因为这些过分的要求而感到一丝尴尬。

在谈判的开始阶段，中国人都会坚持一些原则，并且宣称这些原则是不容商量的……但实际上，这些原则并没有超出整个谈判团队已经认同的原则，这些原则将会影响谈判的结构，从而使得在不考虑另一方的需求之下，一方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84]

这段引文来自卡罗琳·布莱克曼（Carolyn Blackman）为那些商务人士撰写的一本小手册：《在中国谈判》（Negotiating China）。我们可以把布莱克曼所描绘的烟雾缭绕的会议室看作是一幕非古典哲学的场景（在这个意义上，同样也可以说没有古典物理学）。在那里，争论开始之前，并没有确定什么原则。我们根本不知道在谈些什么，或者我们自己是谁，以及我们是否希望达成某种共识。同样地，非古典哲学的领域要比古典哲学的领域更加广阔，后者也许是前者的一个子集。在某种意义上，这里所描绘的一幕场景也可以是关于书写和差异的，或者，进一步说是关于那些缺乏稳定性的书写和确定性的差异。就像古埃及的罗塞塔石碑上分别用埃及的象形文字、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刻写了同样的内容一样，如果我们暂时抛开哲学上的严格要求，这种对照其实也可以指向一系列的相互对照关系：如解构和笛卡尔主义、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前。这将会迫使我们重新反省主导着这些对比的对照本身的逻辑。（罗塞塔石碑不是一个文学上的杰作，而是给出了解释开始之地。）

布莱克曼的书还包括了一些有价值的小插图和一些建议。例如，她指出了和那些位高权重者共赴酒席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有能力阻止谈判成功的人，如果让他们感觉不爽，结果是很麻烦的，即使他们和谈判没什么直接关系；她还警告她的读者们，他们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或是主管此事的干部也许会提出一些要求。[85]合同已经签署之后，更改其中的条款也没什么不合理的，因为你只需要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在双方之外，也没有一个公平的司法系统强制实现双方的承诺。这就是在礼仪的共同体内的生活。布莱克曼并不比郝和安更想挑战这些规则。但是，她予以详细解释的差别，并不在于一方信奉永恒真理、普世价值，而另一方（后现代或者儒家）不信；相反，差别在于：对于双方而言，在人与人之间起中介、调节作用的机制是不尽相同的。[86]

我们大概可以对这两种机制做一种实用主义的（非形而上学的）描述。事实上，如果我们希望摆脱郝大维和安乐哲所建立的礼仪社会和权利社会的错误对立，大概只能如此。权利，其实只不过是现代欧洲和美国的礼仪系统的一个奇怪的形式而已。如果我们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权利的实际效用，就能发现所言非虚了。权利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主体，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最激动人心的是他们把权利的主体虚构成自然的和前政治的。（别忘了，卢梭是由“拒斥一切事实”开始展开他对于天赋人权的讨论的。）人们是否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什么，这并不是最实际的问题；实际的问题是，人们是否承认他人享有权利，而善待彼此。尽管权利的形而上学背景非常机巧，可当人们需要伸张其权益时，普遍的天赋人权观念，在实践中、论辩中，仍有其好处。[87]你愿意自己拥有的自由只是一种假设，其界限是某种需要论证的例外；还是愿意将自由视为一种特权，需要它的时候随时随地去追求它。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将权利的观念撇开不谈，我只是想说明：利用实用主义方法，亦可以出色地为权利观念正名，而无需诉诸权利起源之超越性的问题；并且，没有任何人能够垄断实用主义的解释。

不是法律，而是范本。（Non des Lois，mais des Modèles）

——葛兰言（Marcel Granet）

当文字学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只剩下它影响所及的那些痕迹时，后人文主义的世界新秩序居然奇怪地再现了结构主义。一个好的结构主义者在解释神话或是礼仪的片段时，不会止步于把它们比作其他同类型的东西，而是观察它们和同一个文化领域中其他元素之间的句法关系。在同一个文化领域中，我们可以发现井然有序的关系，但是，跨出这个领域，则是无处寻找了。郝大维和安乐哲在那些理性的、典范的、全面的礼仪行为中看到了儒家的道路和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结局。这使我们想起了列维-斯特劳斯描绘的那些平衡的图表和规则化的转化。[88]结构主义对于社会和解释学来说都是一场和谐的美梦。它是一个“幸福的神话学”。

因为历史的原因，它也是关于和谐的中国梦，将礼仪理想化的结果。如果我们说，列维·斯特劳斯是结构主义之父，那么解构主义的祖父就是葛兰言（Marcel Granet）。他撰写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且完美的关于中华文明的著作。（Tel Quel杂志对于中国思想的兴趣使得它不断地大量引用葛兰言的著作。）这些著作围绕着我们现在所谓的“关联性的宇宙论”展开，依据《礼记》、《易经》，以及作为汉代仪规和自然哲学之集大成者董仲舒的著作，描绘了一幅中国的图景。（当然，他也从他熟知的涂尔干和莫斯关于分类系统的著作中获益良多）。他所描绘的那些宇宙论包括如下的因素：不同元素之间保持着周期性的互动（也包括那些相应部分之间的平行关系），对于支配和隐匿周期的调整，以及对于比例的某种音乐化感受。这些宇宙论都试图用一个简洁的术语表来展示宇宙中的千变万化：这是由自足和对称带来的美感。由7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葛兰言的弱点在于，他把散布在几百甚至几千年历史中的种种资源都看作是中国文明伟大典范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由礼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就不是过失而是巨大的成功了。[89]葛兰言汉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重建并且保持这一模式。仅就这一目的和方法来说，他完成得很出色。

1930年代后期葛兰言正从事于他一生事业中最具挑战性的工作，通过大量的细节来重建并且推论出换妻制度的整个模式。这本书就是他的《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与亲族关系》（Catégories matrimoniales et relations de proximité dans la Chine ancienne）。这本书的目录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葛兰言是1930年代巴黎唯一一个愿意跟当时还是学生的列维-斯特劳斯讨论数学和亲族关系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把他从葛兰言那里获得的教益写在他的前两本书里：《南比克瓦拉部落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La Vie familiale et sociale des indiens Nambikwara）和《亲属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90]列维·斯特劳斯在很多年以后，说起葛兰言时说：“我发现了一种对于社会事件的客观反思，但是，在那时我有些厌倦地看到，为了说明一个复杂的体系，葛兰言放纵自己想象出一个也许更为复杂的解释方案……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初步的结构主义者了，我在自己都尚未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着结构主义的工作。”[91]如果不是遇到了雅各布森，某种意义上列维-斯特劳斯大概会成为另一个葛兰言：一个才华横溢的典范解读者，而且只有在这些范式在某种同时出现的意义体系的形式中才能分辨它们。雅各布森让列维-斯特劳斯明白了潜在的范式和音系学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各个元素不可能同时是有意义的和引人注目的。也就是说，那种与主题化的、认知上的以及其他有意识的结构相对立的音系学结构观念。[92]

由《礼记》，经由葛兰言，直至列维-斯特劳斯一脉相承的谱系学为我们指出将中国看作后结构主义实现自身之地的想法中潜在的悖论。如果我是对的，那些认为自己是后结构主义者的礼仪社群主义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主义者，并且是在这个概念原初的、充满说服力的中国模式之下。如此一来，他们发现中国和西方这两种“极端分歧的文化”（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在谈论社会的时候都说着同一种语言以及都没有所谓的超越层面就毫不奇怪了。这无关乎天道，也不是所谓的思想的普遍运动，甚至也不是什么“视域的融合”。这仅仅是对于以下这一事实的反思：那些礼仪的研究者是用一种原初的中国模式了解中国文化。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中国模式，它具有某些独特的偏见和旨趣（例如通过对于是否遵守礼仪，是否有一个集所有典范和价值于一身的君主存在，以及语言中的限制——能说的是那些具有正当性的东西，等等来定义中国特质）。这一模式随着中国国家形态的成熟而在由商代到汉代大约十个世纪的时间内慢慢形成。它通过对于文本遗产（这些遗产可以归到不那么严格而论的“儒家”名下）成功的重新诠释（有些是有意的，有些是相互冲突的）而获得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和扭曲的历史进程，这个模式逐渐变得对于希望放宽经济行为同时垄断符号交换行为的国家越来越有用。“儒家”绝不是像以后2400年间的儒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哲学上的选择。

结构主义的众多化身把我们重新带回到解构。一个独立的系统能够容纳批判吗还是说它的结构本身只能允许内部（恰当的）和外部（不恰当的）判断德里达通过阅读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人类学试图说明，不存在这种类型的独立体系。因为，尝试建立这种体系的先决条件会同时破坏体系本身和它的结论，因为这同时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它们利用结构本身提供的证据来破坏结构自身的边界。[93]当后现代的那些关键词成为文化相对主义的辩词时，在我看来，整体主义的概念则重新宣示了它们的古老特权。如此一来，就像通常的情形一样，解构式阅读的任务就变成了去寻求那种把那些系统中某些部分排除出去的机会。正是这些系统的存在使得中国无论在认知意义上，还是其他什么意义上能够对我们“有用”。具体的应用还有待发现。这意味着建立起一个关于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本地形式，是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展开解构的方式。这无疑是一个启蒙式的主题。解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任何永恒不变的组成部分，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些不断宣称解构已经在法国，在纽黑文，在传统中国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出现的论调才是最需要被解构的东西。

最后，通过一个比较，我要嘲讽一下从想象性的解构资源中对地缘政治学的驱逐。在《坑洞与金字塔：黑格尔符号学导论》（Le Puits et la pyramide：introduction à la sémiologie de Hegel）中，德里达研究了黑格尔与不同文字之间的关系，并且发现他无法严肃地对待像埃及和中国的那种非字母式的文字。“字母书写自身并且也因其自身是最理性化的。”黑格尔如此说道。在他看来，这是因为某种目的论的原因。“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总是绝对精神的历史，因此，历史被看作是逻各斯展开的过程，对于在场的存在—神学理论的安排。字母文字对于这些特点都不会构成阻碍。而且，更特别的是，因为字母文字相对于其他的文字系统来说，更有效地减少了自身内部的空间性，因此，它是最高级和最恰当的中介。”[94]因此，埃及和中国书写，因其在语音之外又赋予了文字更多其他的内容，就成了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障碍：它们用一些毫无用处的记忆细节扰乱了人类的精神，用一些毫不相关的图像影响着人的思维，诸如此类。并且，影响还不止于此。中文书写中的这些缺点还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历史：在这一影响之下的中国人是“墨守成规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同时也是变化最为缓慢的），“外在的”（中国人不是由自己的思考来决定自己的生活，而是俯首帖耳地遵从那些君主的命令，他们为了让人民能够安于他们的控制，规定了各种简陋的礼教和惩罚措施），中国人同时也是“自然主义的”（既然中国人无法超越自然直接给予他们的形象进行思考，他们的表达无疑是有限的、极为简单和图像化的）。但是，沿着黑格尔的论述，德里达发现了诸多无法用对立面之间的辩证统一加以解释的矛盾。它们揭示出黑格尔对于文字的反感以及把他定义的象形文字代表的文明由绝对精神的发展历程中排除出去的决心。德里达反对黑格尔的主要观点。他试图澄清黑格尔论断中的小前提。这一前提就是，埃及人、中国人以及其他民族在“思”中的无力，只不过反映出黑格尔自身的某种缺陷，他无法接受思想将从它的文字那里获得其形式，特别是独立于语音的文字。这里提出的挑战是：“一个永远无法被扬弃的‘否定’是什么”（黑格尔认为，文字是思想由内在性变成外在性的必要的否定阶段，文字能被接受仅在于这种否定是可以被读者扬弃而重新进入读者内部世界的）。对于德里达来说，一种不再听命于绝对精神的否定是：

一个机器，也许是个发挥功能的机器。一种纯粹由它的功能而不是以它最终的用处，它的意义、影响或是作品来定义的机器……黑格尔对于这一功能性机器的解释带着整个哲学史的背景。但是，他仍然无法思考这一机器。……这种功能是无法思考的，作为一种无思的对象，思无法通过建构它的自身的对立面的方式，建构一个它自身的他者，来弥补这一缺陷。哲学本身也只能把这一状况看作是没有功能的，作品的缺席，进而忽视这一机器中究竟是何者在运转。通过它自身。由外部而来的。[95]

对于那些注意到德里达对于黑格尔的解读中的远东次情节的读者来说，中国和埃及在文中的位置就相当于他所说的那种机器的位置，那种仅仅通过它的功能，并且通过“其自身，由外部而来”的存在。在这里，它们是对于黑格尔试图用单一的世界历史叙事来理解所有事物的野心发出的责难。东方必定是无法被简单地同化的。它们身处其外的位置意味着绝对精神的历史永远是未完成的。对于这一历史来说，它们是一个他者，一个新的进入方式，就好像索莱尔、克里斯蒂娃和巴特笔下的东方一样。

保罗·德曼（Paul de Man）通过分析黑格尔论述语言的某些段落，对于这种冲突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黑格尔只说思考发生在思考的主体——那个“我”中。但是，“语言只能表达那些普遍的东西，故我无法说出那些单是我的意见的东西。”因为，从语源学上讲，意见（Meinung）一词包含着作为能指的“我的”（mein），在这个意义上，德曼认为语言本身的普遍性和自我的单一性之间是自相矛盾的：

这句话（我无法说出那些单只是我的意见的东西）实际上是说，“我不能言说我（本身）”——在黑格尔的概念中，这是一个令人非常不安的说法，因为在他看来，思想之可能性依赖于言说“我”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整个体系的开端，在我们最初考虑到逻辑的时候，一个令人无法逃避的逻辑将会威胁到接下来的整个结构……

思考本身看上去在开始的时候就寸步难行了。唯一可能的方式是知识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不可能的……它自己被遗忘。[96]

德曼说，我说出“我”的这种不可能性必须被遗忘；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比他更胜一筹。黑格尔指出有思考能力的人（那些能思的人）能够经由他提出的这一问题进行思考，是关于思考的可能性。德曼说，“思考是预料性的，它已经设定了它自身在未来存在的可能性，在某种夸张的预期中，使得思考成为可能的过程本身将会实现这一设定。”[97]矛盾并不妨碍思考，而是使它成为可能，至少说，使它成为必然。依德曼的立场，黑格尔系统的成熟在于，它超前于（或者说，预防着）原初矛盾的成真——这样说应该不算夸张。主体性在描述自身时的无力（用德曼的话来说，他用这种寓言来表达黑格尔的《美学》被低估的时刻）成了“整个体系的有缺陷的基石”。[98]意义（das Gemeinte）并未发生（虽然它意欲发生）；真正发生的是语法，是受规则限制的诸能指。

对于德曼来说，我无法说出“我”的矛盾全然不是“外在的”。正是这一矛盾成就了黑格尔的整个体系，而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忽视的挑战而已。相对于那些将“西方”看作是通过某种可行而不自知的方式已经建构起来的自我（德里达关于“机器”的说法支持这一看法，它驳斥了西方自我宣称的能够代表普遍性的自我，那种人人都能够成为的自我的看法），德曼将西方看作是自我的替代品，一种“语法上的主体”，一种在语法中预期并且通过语法而不是意义产生出的自我。“外部”是想象中非自我的部分所在之处，德里达把东方、机器以及书写置于外部，这使得他忽略掉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于德曼来说，他者或是机器并不是我们之外的什么，而是内在于我们自身。它使得我们对于自己的言说得以发生。它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它能够如此，而是因为它必须如此。

如我们所见，西方将自身语法投射于东方，以及东西方之间诸多必然的对立——所有这一切在符号学的规则看来，都是必须的。然而它们无疑都不支持德曼的看法。当我们需要的只是过渡的时候，对于亚洲文化的反思却总是为我们提供一系列的对立（例如：无差别的和对抗性的、大众正义和法律的权威、礼仪和权利、礼仪的建构和自主的主体等等）。那些赞同亚洲文化独特性的人从来没有解释我们是如何必须成为权利的主体的。我们是否总是已然如此，还是必须经过训练抑或这仅仅是一个梦想它需要全社会的协调吗这一经验是可重复的吗他们无视于我们成为权利主体的过程，而讲述了一个西方及其对立面的神话。我们中没有人是主体——因为我无法真的言说“我”——但是，在恰当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有一刻“忘记这些知识”。

【注释】

[1] Cavafy，“Perimenountas tous varvarous”（等待野蛮人），载Poiemata（Poems），I：107-108.我斗胆修改了其中的几个名词。

[2]“Structure，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in Macksey and Donato，eds.，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pp.247-272.关于1966年至1971年间思想领域的变迁，可以参见Macksey and Donato为他们的选集写的前言，”The Space Between，”pp.ix-xiii。

[3] 正如接下来的讨论表明的那样，此处“解构”的意指非常宽泛，指的是那些随着结构主义的基本设定瓦解之后出现的哲学和人文科学形式（对此的典型描述可以参见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pp.145-202）。为了方便以及区别于注释性的描述（详细叙述解构对于中国的那些描述），我在此只举出一部分相关的文献。关于“东方”如何成为某种后结构主义关注核心的分析，参见Spivak为德里达Of Grammatology写的导言。Spivak，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pp.279-281，429-430. Zhang Longxi，The Tao and the Logos；Lowe，Critical Terrains；Hayot，“Chinese Dreams”；Bush，“Ideographies.”关于1970至1974年间Tel Quel杂志，参见Forest，Histoire de“Tel Quel”。Hal Foster（The Return of the Real，p.217）近来列举了后结构主义中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异国情调”，质疑其对于“差异”和“对立”的定义。（感谢Ka Fai Yau提醒我注意及此。）

[4] Foucault，Les Mots et les Choses，p.10.中文版参见：莫伟民译：《词与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12月，第6页。福柯引用了博尔赫斯（Borges）的想象出的“中国某部百科全书”，然后写下来这段话。这部“百科全书”看上去像是研究东西方文学关系的学者正确引用的参考文献。参见Zhang Longxi，The Dao and the Logos，p.1。

[5] Sollers，Sur le matérialisme，pp.40-41（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Tel Quel杂志在1969年5月组织的工作坊中）。罗兰巴特在他的《符号帝国》（LEmpire des signes）的中间部分，引用了这段话，插入他自己的文本之中。中译本参见孙乃修译《符号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2月，第83页。中文书法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国家的荣耀，与Tel Quel的神秘握手？

[6] Jakobson，“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Linguistic Disturbances，”in Jakobson and Halle，Fundamentals of Language，pp.55-82.在关于中文空间问题的文字之前，福柯提及失语症中发现的认知障碍：“某种失语症是没有能力在一团五颜六色的羊毛中理出一个头绪。”这里所谓的“一团五颜六色的羊毛”指的是在它们被抽丝，被组织进某种纵向聚合和横组合之前的现实结构。关于纵向聚合的垂直形象和横组合的水平形象之间的对比，参见Lacan，“Linstance de la lettre dans Linconscient ou la raison depuis Freud”（1957），in idem，crits，p.503。

[7]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p.119.

[8]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pp.15，30.中译本参见汪堂家译：《论文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第7页，第24页。

[9] Dante Alighieri，Paradiso，xxxiii，85-90；trans. Singleton，The Divine Comedy 3.1；377.中译本参见田德望译《神曲·天国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225页。

[10] 德勒兹对于中国及其周边游牧民族的兴趣已经在东亚学者那里得到了极大回报。参见Dean and Massumi，First and Last Emperors；Connery，The Empire of the Text。

[11] 索莱尔斯的一个合作者三十年后反思说：“形而上学逐渐落幕的问题，以及对于占据着我们心灵的哲学的关注，和这一视角带来的对于索莱尔斯和Tel Quel杂志对‘文化革命’和更广泛意义上的道家式中国的兴趣，终有一日会被大家理解。”（Pleynet，Le plus court chemin，p.120.）

[12] 关于类比和隐喻，参见前文pp.31-32。

[13] Zhang Longxi，Mighty Opposites，pp.179-182.

[14] 关于这一问题的经典表述是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对于德里达将逻辑中心主义仅仅归之于西方的质疑：“这几乎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倒退……德里达从未严肃地研究并且解构中国。”（“Introduction，”Of Grammatology，p.lxxxii.）

[15]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说的，我只能像在这里一样，将“西方”理解成在对立情境下划定界限的概念。同样地，当我说“我们”时，我指的只是那些用跟我一样的语言尝试理解中国现实的人们；我并不是说存在着一个内在一致的、相似的、有组织的共同体。

[16] Marx，“Concerning Feuerbach，”in idem，Early Writings，p.423.

[17] Saussure，Cours，pp.151，162，166.中译本参见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第153、163、167页。

[18] 同上，pp.164，162，168。中译本参见第165、163、168页。关于索绪尔之后语音实质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音素是否等同于其独特性集合的问题的历史，参见S. Anderson，Phon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 我认为不断重复这一观点是必要的，能够指出这一诡辩出现得是如何频繁。差异性感知（像常识一样）无所不在。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他关于中国的游记中，从未提及表意文字。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成为他从未到过中国的证据：一个在中国度过了20年光景的西方人怎么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他目不识丁，不认识意大利文（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的活动和贸易），那中文就没有任何理由会引起他的注意，无论他是否学习使用过中文。对于他来说，中文和意大利文没有任何实质性差异。

[20] 参见de Man，Allegories of Reading。关于“文本”的定义（“形象领域中的语法上的矛盾冲突”）参见pp.268-270。还需注意“解构的阅读可以指出那些由替代而来的未经指出的身份认同，但是即使在自身的话语中，它也无法阻止其再现，还原那些已经发生的畸变”。

[21] 在论及俄语的一个例子时，雅各布森说，在语意不清中，“语音的使用可以很容易发现严格的挑选和再现”。它们与言说者的语言之间有着确定的关系，并且从中承载着“普遍存在的陌生的约束”。语句可以缺乏意义，但是它们追求秩序则是一目了然的。Jakobson and Waugh，The Sound Shape of Language，pp.211-215.

[22] 我使用的是David Porter的概念（2000年5月的谈话）。中国志（sinography），“关于中国的书写”，不是汉学（sinology），后者预设了某种专门的知识，而中国志的文本即便是在其朴素中仍然可以有所言说。更进一步，中国志相对于汉学就如同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在判断基础上进行的文本的思考。

[23] 为了避免采取纯粹的历史观点，本着解构的精神，我不得不使得对解构定义的方法足够含混和抽象，以便能够批判那些在德里达的作品开拓的空间中出现的各种观念。我的“解构”意味着什么呢？开始就给出太多特点会限制我们的研究（比较对话竟能常常发现很多关键的问题）。我对于解构的粗浅定义是当我们跳脱文字的内容来看其中的用辞时，或是在说服的目的之外看说服的方法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定义虽然没那么精致，但是却不依赖于某些复杂的基础。这仅是一种程序性的定义。各式各样的结果都来自我们对于“艰难的一寸”（Wallace Stevens）的选择和利用，但是，那种通过解构预期的结果，那些它将会实现的东西对它下的定义实在是太乐观和理想化了（它总是能实现这些东西吗，它一定会实现这些东西吗？）。

[24] 这一联盟的一个美好遗迹是Hollier编辑的文集：Panorama des sciences humaines。关于1968年之后他们之间各种分道扬镳的方式，参见Forest，Histoire de“Tel Quel”，pp.387-413。（索莱尔斯和德里达的分裂，1972）；Foucault，“Mon corps，ce papier，ce feu”and“Reponse à Derrida”，in idem，Dits et écrits，2：245-268，281-295（福柯和德里达的分裂，1972）；Derrida，“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in idem，La Carte postale，pp.441-524（德里达和拉康的分裂，1975）。

[25] Kristeva，Des Chinoises，pp.59-62.中译本参见：赵靓译：《中国妇女》，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第52—54页。

[26] Kristeva，“Remarque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in idem，ed.，La Traversée des signes，pp.37-38.

[27] 参见Freud，Die Traumdeutung，pp.234-235。“梦中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将梦的思想翻译成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梦中的内容是作为某种图像文字呈献给我们的，这些符号需要一个个用梦的思想的语言翻译出来。如果不把梦中的符号看作是它们指向的关系，而是尝试解读它们的图像性质，常常会误入歧途。”

[28] Kristeva，Des Chinoises，pp.62-63.中译本参见第55—56页。

[29] Jullien，La Propension des choses.关于屏蔽记忆，参见Freud，“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

[30] Kristeva，Des Chinoises，p.63.这种思维模式的“分离”表现出叙事者在面对一群闲适的农民时感到的局促和疏离（我感觉像一只猴子或是一个外星人），克里斯蒂娃常常指责这种民族志式的坦白（pp.13-14）。她自己关于中国的作品可以看作“跨越边界”的审慎讨论的例子，参见她的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pp.542-543。

[31] 对于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的拒斥，参见Kristeva，La Traversée des signes，p.23。

[32] Sollers，Sur le matérialisme，p.93.

[33] 同上，p.40。

[34] 同上，p.36。

[35] Kristeva，Des Chinoises，pp.220-221，中译本参见第183页。

[36] Barthes，“Alors，la Chine？”（Le Monde，May 24，1974），in idem，OEuvres complètes，3：32-34. 原文中使用的就是英文的“happenings”。Kristeva的小说Les Samourais描述了Tel Quel对于中国的关心（包括Roland Barthes，Julia Kristeva，Marcelin Pleynet，Philippe Sollers，Fransois Wahl）。

[37] Kristeva，Des Chinoises，p.228.中译本参见189—190页。

[38] Foucault，“Sur la justice populaire：débat avec les maos”（1972），in diem，Dits et écrits，2：340-346.福柯的对话者是无产阶级左派的代表Benny Levy和André Glucksmann，郭建的《文革思潮与后学》对此有所讨论。同时可以参见氏著：“Resisting Modernity”。

[39] Reckert，Beyond Chrysanthemums，p.235.对本书英译本较早的评论中，Edmund White（New York Times Review of Books，Dec.5，1982，p.34）对于它的“乌托邦”视角最富同情。Lisa Lowe（Critical Terrains，pp.188）认为克里斯蒂娃和巴特延续了某种特殊的东方传统：“中国的建构变出了一个东方的他者，不是作为殖民的空间，而是一个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和意指之外的被渴望的存在”。“他们不断地把东方指认成他者，”“既是心理分析意义上的也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意义上迷恋的对象。”关于东方在巴特的写作生涯中如何作为一种乌托邦的存在，参见Célestin，From Cannibals to Radicals，pp.134-174。

[40] Barthes，Empire of Signs，p.3；LEmpire des signes，p.9，in idem，Oeuvres complètes，2：747.中译本参见：《符号帝国》，第3—4页。

[41] 对比一下Oscar Wilde所说的“事实上，整个日本纯是一个创造发明，没有这样一个国家，也没有这样一群人……正如我曾经说过的，日本人是一种类型，一种艺术的精美想象”（“Intentions”，in Ellmann，The Artist as Critic，p.315）。

[42] 参见Barthes，Oeuvres complètes，2：1002-1003，1013-1015，1022-1025。波德莱尔（Baudelaire）对于“绝对喜剧”的描述（“De lessence du rire，”Oeuvres complètes，2：525-543）是一个重要的先声。在他那里，绝对喜剧通过打破所有现实主义获得其崇高。波德莱尔所举的例子之一是英国的哑剧。

[43] Barthes，LEmpire des signes，p.60. Oeuvres complètes，2：778.中译本参见《符号帝国》，第69—70页。

[44] Barthes，LEmpire des signes，pp.139-143. Oeuvres complètes，2：818.中译本参见《符号帝国》，第156—157页。

[45] 参见第二版中增添的段落，Kojève，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Hegel，pp.436-437。

[46] Barthes，“Réponses，”Tel Quel 47（1971）；in idem，Oeuvres complètes，2：1319.关于罗兰·巴特的写作生涯的透视分析，可以参见Knight，Barthes and Utopia。

[47] Barthes，“Sur S／Z et LEmpire des Signes，”Les Lettres franaises，May，20，1970（与Raymond Bellour的访谈），in idem，Oeuvres complètes，2：1015.

[48] Barthes，“Entretien”（与Stephen Heath的访谈），in idem，Oeuvres complètes，2：1294.

[49]《符号帝国》充满了关于布莱希特的暗示。关于罗兰巴特的布莱希特时期对于符号学的改造，参见“Les Maladies du costume de thétre”和“Les Tches de la critique brechtienne”，in diem，Oeuvres complètes，I：1205-1211，1227-1230。多少有点与此相反的，De Man（Roman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p.169）认为《神话学》揭示了已然存在的布莱希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现实戏剧。

[50] Barthes，Empire of Signs，pp.61-62；in idem，LEmpire des signes，pp.82-84；Oeuvres complètes，2：789-790.中译本参见《符号帝国》，第92—93页。

[51] Kristeva，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p，529.其直接的主题是关于法兰西第三帝国叛逆的瓦格纳创作理论。

[52] 关于这一概念的历史，可以参见Dahlhaus，The Idea of Absolute Music。

[53] 在和张鹏春商量之下，梅兰芳缩短了他在莫斯科表演的戏剧，着重强调了其中的舞蹈和绚丽的视觉效果。张彭春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时任南开大学英文教授，他同时也是梅兰芳美国和苏联之行的戏剧顾问和翻译。张随后成为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关于他在这一文件讨论中所作的贡献，参见Glendon，A World Made New。关于梅兰芳的莫斯科之行以及后续影响，参见：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第46—56页。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第126—59页。郑培凯：“梅兰芳对世界剧坛的文化冲击”和“梅兰芳在莫斯科”。梅兰芳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只记录到了1920年代，后续章节的草稿被红卫兵在1966年销毁了。Lars Kleberg1981年的剧作“The Sorcerers Appretices”在想象中重建了莫斯科围绕着梅兰芳展开的讨论。不过，在《中华戏曲》7（1988年）刊载的这个剧的中文版还是被当作了历史性资料。关于这个剧，参见Kleberg，Starfall，pp.23-49。Kleberg随后发现并且发表了讨论的真实记录，参见Kleberg，“Zhivye impulsy iskusstva”。

[54] Brecht，Gesammelte Werke，7：619-631；英译本参见Brecht on Theatre，pp.91-99。

[55] Brecht，Brecht on Theatre，pp.91-95；Gesammelte Werke，pp.620-626.

[56] Brecht，Brecht on Theatre，p.94；Gesammelte Werke，p.623.比较一下巴特所说的：“正如布莱希特观察到的，（东方的戏剧）充满了引用，压缩的书写和一些编码的碎片”；“如果不是引用，我们的面孔又是什么呢？”；“在他面部表达中，演员不是假装成为一个女人，不是复制她，仅仅是意指她”（LEmpire des signes，pp.75，121，122，Oeuvres complètes，2：786，808，809；Empire of Signs，pp.53，90，89）。

[57] 几乎无法。参见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

[58] Sergei Tretiakov，“A Great Mastery，”Pravda，March 23，1935.

[59] Andrei Tairov，comments in Kleberg，“Zhivye impulsy iskusstva，”p.135.

[60] Sergei Eisenstein，comments in Kleberg，“Zhivye impulsy iskusstva，”pp.136-137.诉诸“现实主义”（即社会现实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爱森斯坦的评论的目的在于拒斥当时流行的日丹诺夫式的对于现实主义情节和表现的指导。

[61] 参见Banu，“Mei Lan fang”。

[62] 同上，p.146；郑培凯：“梅兰芳对世界剧坛的文化冲击”，pp.42-43。请注意爱森斯坦评论中充满辛酸的提及的时间“我们的时代，默片时代”——1920年代。

[63] 参见郑培凯：“梅兰芳对世界剧坛的文化冲击”，pp.33-35。

[64] 关于中国的“阅读”状况，参见第三章。那些探究象形文字构成的人将会很高兴地看到，“念”这个字由“今”和“心”两部分构成，这意味着，“念”＝“思想当下”。一种关于当下的形而上学形式。

[65] 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p.227.葛瑞汉在此似乎借鉴了Wesling的“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Jacques Derrida，”后者大量引用了德里达的访谈集：Positions。

[66]“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历史在海德格尔（Heidegger）那里获益良多。参见：Heidegger，“Der Spruch des Anaximander，”in idem，Holzwege，pp.296-343。关于尼采，海德格尔和后现代之间的关系，参见Vattimo，“Nihilism and the Post Modern in Philosophy，”in idem，The End of Modernity，pp.164-181。

[67] 关于朱利安的比较研究，参见第5章。

[68] 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p.228.

[69] Hall and Ames，Thinking from the Han，pp.114，134，204.将中国思想描述成缺乏“本体”或“本体论”，并且在艺术或沉思中实现“内在超越”，而不是在另外一个精神世界中的“外在超越”，这一说法源自唐君毅和牟宗三（参见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pp.140-166，以及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

[70] Hall and Ames，Thinking from the Han，p.150.中译本：156页。

[71] 关于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之间的差异的影响最大的表述，可以参见：Benedict，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p.222-226。但是，关于“脸面”的人类学早已是谈论中文书写时的陈词滥调了，它被用来描述中国人的习惯是如何无法与更加完整和成熟的西方习惯相比。（关于外来的旅行者如何将中国礼仪轻蔑地描述成无意义的外在行为，可以参见Zito，Of Body and Brush，pp.51-57。）本尼迪克特文化相对主义的表述被Dodds在The Greek and the Irrational中用来分析古典文本。这本书的序言还出现在Bernard Williams的Shame and Necessity中，用来分析荷马和埃斯库罗斯带来的伦理问题。

[72] Hall and Ames，Thinking from the Han，pp.271，279，281.另外一个主要分析礼的非语言性质的研究，参见Pocock，“Ritual，Language，Power：An Essay on the Apparent Political Meanings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in idem，Politics，Language and Time，pp.42-79。

[73] Hall and Ames，Democracy of the Dead，pp.194-196.中译本参见：何刚强译，刘东校：《先贤的民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116—118页。

[74] 这幅关于权力的图景中的关键点，特别是由“是”（国家无法强迫良知）到“应当”（因此它应当给良知以自由）的转化，来自斯宾诺莎；参见A Theologico Political Treatise，chap.20，pp.263-264。

[75] Hall and Ames，Democracy of the Dead，p.234.中译本参见《先贤的民主》，第145页。

[76] Hall and Ames，Thinking from the Han，p.271.中译本参见：施忠连译：《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276—279页。

[77] 同上，p.281。中译本参见《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第290页。

[78] Hall and Ames，Democracy of the Dead，p.234.中译本参见《先贤的民主》，第145—146页。

[79] Hall and Ames，Thinking from the Han，p.279.中译本参见《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第287页。

[80] Hall and Ames，Democracy of the Dead，p.198.关于礼的古代文本比起后现代的社群主义者来说，更加直接。古人承认人性中原本存在的某些东西会使得他们不服从——人们仅仅由他们的社会关系构成是不够的，他们需要被控制。例如：《礼记》中的“坊记”篇说：“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礼记》，“坊记”51／7b-8a。）所有社会机构（至少在“坊记”中）是为了巩固“坊”，那种绝对的分离和阻隔。不管人们是否直接相关，这都会发生，既然贵族们的行为是为了展示，正如“坊记”中所说：“丧父三年，丧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示民不敢专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而贰其君。”（《礼记》，51/21b。）郝大维和安乐哲把那种没有根据的、自我产生的复杂关系理想化了，以至于遗忘了礼的实行对于物质的抵抗。而这正是“坊记”的主题。“坊记”指出仅仅礼对于人的教化是不够的：他们难道没有“建构性的角色和关系吗”？对于这些可疑地建构起来的人民来说，君子必须不断展示他们的德性。他们是判断他的表演是否恰当的观众。偷懒的后现代主义可以忽略那些阻碍文本去按照它所说的去做的参考和实用上的障碍，然而这正是礼（作为一个范畴和持续的历史事件）最需要被追问的地方。

[81] 关于“恰当”，我引用的是奥斯汀（John 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pp.6-7.）的说法。他认为，对于那些“表演性”的声明，不应该用对或错去衡量，而是应该用“恰当”（有效）或无效去衡量。快乐的神话学就是一种恰当的表述。

[82] Hall and Ames，Democracy of the Dead，p.7.关于人权的文化假设，参见Glendon，A World Made New，pp.72-7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47年召集一批哲学家探求人权法案的普遍基础，并且得出结论说对于表达“共同信念”来说，并非一定需要一个“基础性共识”。正如雅克·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幽默的表述：“我们都同意权力，但是条件是别问我们为什么。”

[83] 同上，pp.52-56，212。

[84] Blackman，Negotiating China，pp.51-52，69，71-72，78，58.

[85] Blackman，Negotiating China，p.115.

[86] 关于郝大维和安乐哲如何看待法律，参见Democracy of the Dead，pp.216-220。比较一下这里的“相互信任的前提”和Ajay Kapur（Puncturing Risk）描述的跨国界的问题，他是为那些关心中国经济近期前景的银行家们所写的。他发现：正如我们在亚洲所看到的那样，资本不足和合约执行乏力促成了基于关系之上的金融中介的产生。在那里关系取代了合约。然而，这一体系阻止了价格符号的作用并且造成资源的不当分配。因此当来自正常投资者的充足资金遇到这一被扭曲的资源分配体系时，他们自然会理性地选择一些短期行为。正常投资者们既没有合约也没有可资利用的地方关系——他们希望能洁身自好并且能顺利地抽身而退。这意味着，逐步走向透明、建立起合约保障，以及基于市场的信息传播机制，比在烟雾弥漫的小房间内的讨论能更好地利用将要到来的下一波投资。（我非常感谢Charles de Trenck为我提供了这一研究。）银行家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在做什么，至少这里没有谈论原则。

[87] 关于权利是人类天然的、内在固有的观念对于西方政体来说决不是普遍原则。共和早期，对于很多中国思想家来说，英国那种自由源自主权的宪法模式比起美国的自由理论，那种以“民治”为标识的无限自由的理论要好得多。参见Price，“Constitutional Alternatives and Democracy”。

[88] 关于建立在严格的音系学对比基础之上的经典的结构方法论表述，参见Levi Strauss，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指责结构功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为任何一种能够发挥功能结构而欢呼的说法，参见Spivak，In Other Worlds，p.134。

[89] Rémi Mathieu，“Postface”to Granet，La Civilisation chinoise，pp.532-540.

[90] 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亲属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中阐明和归纳了婚姻和亲族关系的“中国系统”，表达了他对于葛兰言的敬意。

[91] Lévi Strauss and Eribon，De Près et de loin，pp.139-140，63-64.

[92]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语言学能在词汇的层面发现那些非必然的联系（“Lanalyse structurale en linguistique et en anthropologie”［1951］，in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pp.44，57）。“如同传统语言学一样，传统社会学的错误在于仅仅考虑概念，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了排除掉那些轶闻，关于经验主义人种学（类似于语音学）和音系学的方法典范中零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参见Lévi Strauss，“Introduction a lOeuvre de Marcel Mauss，”esp. pp.xxxiii，xlix-li。

[93] 参见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pp.54-55。

[94] Derrida，“Le Puits et la pyramide，”in idem，Marges，p.III.

[95] Derrida，“Le Puits et la pyramide，”in idem，Marges，p.126.

[96] De Man，“Sign and Symbol in Hegles Aesthetics，”in idem，Aesthetic Ideology，pp.97-99.

[97] 同上，p.99。

[98] 同上，pp.104。

8 结论 艰难的一寸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

《礼记·大学》中提到的“盘”，被认为属于商朝（1500 BC—1045 BC）的建立者汤。虽然《大学》的编纂者将其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解释为劝诫人民要不断“日新”其德，但是郭沫若（1892—1978）认为这几句话只不过是商代的青铜器上祭祀时给祖先的献辞。他认为“日新”原本应该读作“日辛”。其中，“辛”是天干之一，并且常常被用作商代先帝的庙号……因此，这一段话应该是代表着对于三位不同祖先的献辞，他们分别是“兄日辛”、“且（祖）日辛”和“父日辛”。[2]

我们自以为在作日新工夫，实则不过是给祖先献祭。尼古拉斯·斯洛尼斯基（Nicholas Slonimsky）在他的《音乐咒骂词典》（Lexicon of Musical Invective）中发现了与此相似的误解：从音乐批评出现开始，新的音乐总想不同于前，但在听众耳中，却总是一回事儿。自海顿（Haydn）以至于施托克豪森（Stockhausen），诸如“咆哮的猫”、“精神病”、“胃痛”、“爆炸”、“中文讲述的数学课”和“牙医椅子上的时光”等等，类似的修辞及比喻反反复复地出现在那些粗劣的音乐评论中。什么会引起刺激无法预料，但是它可能带来的反应则是可以预测的。

中国研究的领域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主题，唤起的却同样是一种规律得近乎单调的回应。问题部分在于中国研究（即使是中国为中心和限于中国的题目）也只是在研究那些跨越界限的接触而已（也因此界限成为接触的主要问题），而这些界限的定义是有问题的。如同其他任何语言和国家一样，中国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意义世界，而只是整个世界中的一部分。而“传统中国”将自身视为整个世界，这很像当历史学家们谈到“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办法把历史全部包括在内，或者是科学家们提及“科学”的时候，也并非通晓所有相关的科学领域一样。这个领域的名称成了某种分类标准——有时是一种规范性观念。谈论中国意味着不断触及这些边界，承认或是拒绝承认这一边界的存在，有时也在重塑边界。

欧洲过去三四百年的历史明显且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们触及中国边界的方式，不管他们是由内部还是外部感受到这种限制。奇怪的是，在这段历史过程中，那些无法被忽视的变化好像并没有改变人们感受边界（或是超越它的领域）的方式。具体的细节在变化，但是整体的框架好像依然如故。西方和中国之间的界限常常作为一种叙述的标识而存在：无论是利玛窦还是葛瑞汉，进入中国都意味着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空间。“对于中国来说，自然世界和政治生活都是如此地井然有序，这使得它看上去好像跟世界的其他部分截然不同，它好像构成了一个绝对的小宇宙，独立于世界之中。”[3]这个空间往往是由缺乏性来定义的：这是一个如此匮乏的世界（当然不是指这是一片不毛之地，而是人烟稠密），这里没有形而上学，灵魂、逻辑、自由、法律、符号、语法，等等都没有。（至于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则取决于不同的叙述者。）跨越西方和中国之间的界限，也就如同给那些诸如人文主义的终结、主体性的消失、历史的终结、诠释的终结、性别差异的终结等等相互关联在一起（不完全一样）的危机提供了一次彩排的机会。对于那些踏上中国之旅途的人们来说，中国是牵涉到一系列复杂划分的独特空间。当然，这些分类往往以时间性的而非空间性的概念呈现出来。（对于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者来说，中国尚未步入与西方一样的起点。而后现代主义者的结论则是，人文主义的终结意味着取消这一起点。）

这些界限意味着中国往往是作为本质化了的西方的反例，才进入到我们的话语之中的。那些宏伟而沉重的负担和那些危险的幻想，都终于中国这片蜃景，这一切只可能有一个源头——西方。（“西方”被我们等同于“现代性”，这样，本质主义重新来过，陷入循环。）果真如此的话，则“中国遗产”对现代西方世界的形塑作用，毫不亚于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所遭遇的阿拉伯世界，亦不亚于战后的苏维埃阵营，以及苏联解体后正不断影响着西方的第三世界。当然，中国不是唯一的非西方世界；西方有各式各样的对应物；西方也不是唯一的一个需要经由他者，才能够自我定义的被冠之以“我们”的存在。[4]但是，就这种比较中展现出的焦虑的程度以及将西方和中国联系起来时引起的那种不对称感来说，“中国”和“西方”的对比都是极为独特的。[5]在这一基础上的对话和接触常常是防御性的，并且这有充分的（语义上的）理由：无论“我们”的概念是否是他者特性的严格投射，或者是一个在新的情境下翻新的传统标准，这一情形总是会把我们引向那种夸张的、顽固的两极对立的逻辑。我们可以称之为“差异主义”（differentialism），一种有多个参与者的本质主义。

可以看出这种不对称的对立逻辑不会在某个点上止步不前：例如，如果谈到中国缺乏法律，那么接下来就会谈那是因为它们缺乏自由、精神，真正的宗教，以及还没有实现公民社会，诸如此类。其中每个点的意义好像都不止于自身，而是有助于画出一条线索。在此，一条线索严格说来确实有助于还原当代知识分子政治：每一个新的段落加入这条线索，每一种新的“中国特质”增加到原有基础之上，都会进一步证实存在着一个能够解释所有特征，并且使得所有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差异都可以忽略不计的“中国特质”。（我们可以在杨廷筠想象中的欧洲那里看到与此类似的过程，在他看来，欧洲如同钻石一样紧密地围绕在它的宗教、政治和理性的统一体周围）。虽然我承认，这些概念如同“不幸的事情总是接踵而来”（“not single spies，but whole battalions”[译注：语出《哈姆雷特》第四幕第五场]），并且处理它们的方式也不可能是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牵连的整体。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果我们想深入研究中国的话，那么描画这一条线索的固定习惯就应该重新被我们审视，而不是当作现成的答案。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性。一个人对于某种“知识”轮廓的感受中充满着各种叠床架屋的重叠以及各种考验。那些如同意识形态一样紧密的、圆融的、不证自明的想法必须面对一个个具体的质疑，并且被重新翻译到一些不那么习以为常的语言中。比如我们习惯的那些说法：权力/礼仪，法律/权力；语法/模仿；字母文字/象形文字；悲剧神话/喜剧神话，西方/世界的其他部分；中国/世界——除了继续维护那些传说中的区分之外，我们究竟能对它们做点什么呢交流和翻译的逻辑先于一切对差异的表述，可我们怎样才能了解这一逻辑我们如何能够像理解“西方”一样，更好地理解“中国”，将它看作一个多中心的充满内部活力的存在本书中，我试着用一种严格的态度重新检验那些习以为常的说法。简单的拒绝是不够的：流行的两极化方式应该引导我们努力重构那些对立得以产生的历史原因，并且寻找出它们共同的心照不宣的基础。[6]（这个基础被定义得越是特殊就越好：举两个广受赞誉的例子，“人的本质”和“经济理性”，这两个概念是如此宽泛以至于排除掉了任何有用的对于差异的描述。）基于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描绘这些差异并且说明其历史：历史未必一定是两极化的，它们仅仅是在某些点上才不得不开始分化。去寻找两极之外的第三方是很重要的，在此基础之上，试着在一个更为宽广的框架内取消两极对立，去追寻它们产生的历史或是指出它们之间的这种对称有多少人为建构的因素。因为长久以来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的训练使得我们对于这些可能性视而不见。例如我们可以发现，两种对立的形容其实源自同一实体（比如，虽然巴特把欧洲和日本分别看作是坏戏剧和好戏剧的代表，但是，实际上，它们都来自某种道听途说的关于梅兰芳的记忆）；我们可以去寻找那些让所谓差异变得更为显著的历史机遇（使得“新保守派”取代了亨廷顿由文化角度对于东西方冲突的描述的事件），去发现那些塑造着二元对立的第三方的存在（比如，在早期比较语言学家对于汉语的分类中，梵文一直是一个隐秘但实际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因素）；我们也可以去对那些把差异当作真实的观察者（洋泾浜的翻译者们，而不是那些操母语或是高明的译者）作一番具体研究。

对立往往是错误的，可一旦我们将其视为划定知识范畴的历史事件，它们又会有所助益。权力为何会成为礼仪的对立面何时又是在何种条件之下表意和语音变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个部分对于上述这些讲法，要解析其意义而非简单地重述之，通常情况下这要求我们用相互理解代替对立，并寻找出那些使两极对立得以成为可能的理解（或误解）基础所在。

比较的或平行的叙事方式是两极思维的基础，对此，我们需保持警醒，并予以细致分析。那些看上去像是对于差异作出解释的东西往往只是将这些差异重申了一遍而已。（新的普遍人权观念可以被解释为是基督教永恒灵魂的观念的结果，而后者又会被追溯到柏拉图关于永恒形式的概念，而接下来这又会被归结为印欧语系语法的特性，由此不断延伸：所有这些“解释”只不过是同一论断在不同时空中的变形而已，好让我们意识不到这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这种差异性的链条不断趋向令人沮丧的同一性；为了打破这一链条，我们必须在这种差异方式之外找出一条新路。我认为，应当牢记索绪尔对符号系统的描绘：一张无层级差别的、基于无限差异的大网，其中每一节点（或具体能指）都能提供一个入口。每一词语都是在诸多亲缘概念的簇拥中形成的，而这些亲缘概念是什么清晰地读出一个词语，这一过程中又有哪些问题得到了回答词语的价值的变化又如何影响着与它相邻的词语？

排斥中间项，这是对立式语言最久远的功能之一。然而，中间项恰恰是行动的开始。譬如，为德语开辟一片天地，使之毗邻梵语而尽可能地远离汉语的行动；商贸交通也是一种行动，它不为帝王文人所注意，而逃脱了后者将自身历史编写为全人类历史的企图；利玛窦斡旋于各文化、政治同盟体之中，而在中国“不禁私镌”的受益者与反对者两种角色之间摇摆不定，这亦是行动；立法保护财产权和契约，而对法律中人的身份（person）问题含糊其辞，这亦是行动；在若干中间项中（既指读者与文本的中间项，更指众多读者与文本之中的中间项）而展开的解释，最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行动。有些情形下，中间项超越其自身。例如，解释《礼记》的最终根据，是作为一种解释模式的……《礼记》本身。每一中间项都为两极的存在开拓了空间，它以二元对立为规则（语法，对立于语义；引介科学，同时与权力关系密切的儒教基督教，对立于迷信；法制，对立于政党老大突发奇想，等等），建立新的游戏。如果相互对立的目的在于取消选择本身（总是非此即彼，而置那些无法归之于此或彼的无数情形于不顾），很明显，最直接的回应就应该是重新恢复选择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间项都必定是好的；这里只是想反对那些简单的修辞结果和有害的惯性思维。

仅仅指责这种似是而非的两极化倾向是不够的，就好像某一精神结构不可能既假（或者说“伪”）又真。就像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集体界限确实存在；它成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性实体，有如墙垣一般，难以逾越。中国的万里长城在具体的存在形式上也许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历史中的长城却是需要带着批判的态度去思考的。林蔚（Arthur Waldron）在他的新书里提到，从来就没有一个延绵不断、为了某个目的持续建构起来的长城；因此，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可以对应这个传统的描述[7]。在某个特定的意义上，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尽可能严格地寻找这个尺度），像长城和孔子这样传说中的对象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人希望他们存在。我们应该把长城当作一个事件来研究，追溯其形成过程，探讨它在（牵涉到华北地理之中的）人们心中或行动中的分量，依照唯名论或规范论来看待它；我们不应该把长城局限于感官领域之中。

对立思维将客观观察与修辞表述融而为一，其力量即源于此。修辞使可能变成必然，将对立转化成选择；而修辞分析则通过消解那些貌似必然的事情重新赋予我们自由。“不一定是这样吧。”只有偏离了原有的轴心，我们才有望发现新的立场和关联，走老路是行不通的。为什么是这个轴心，而不是别的为何外在的压力通过这样的方式而不是别的来推动尚未确定的翻译处境这听上去很像是解构，并且也确实如此（我从中学习到解构的力量）。但是，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让我能够重现历史解构中的“实证”时刻（也每每是发现异域情调的时刻）。

我也喜欢做区分，并且承认，我按照自己的需要建构了区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差异，或者面对中文符号时“语义”视角和“句法”视角之间的差异，或者是线性的历史观和多元历史观之间的差异。建构区分，是为了推动工作向前进展。我拒绝对立思维，不是因为对立本身是坏的，而是因为其结论令人不满。本书写得有些随性，对此，我或可作这样的辩白：每一章的写作实则都已写入了其自身的建构过程，因为我相信，一件签名真实、年代准确的造作品（artefact），是问心无愧的。（天文学家所说的“伪影”[artefact]是指由于成像手段而造成的成像扭曲，我遵从这一用法。）我最希望引发的阅读是：读者从我所建构的对立命题出发，而追索其逻辑源泉。

用这几点形式主义的建议来结束本书（探寻中间项、追溯起源、质疑前提），好像有点奇怪。可在我们的学科中，如此之多的论辩轻易地化为了形式主义描述，这本身就值得警醒。斯洛尼斯基对音乐会听众的欣赏能力做了长年的观察，结论与此类同。形式主义的要点在于，它在既定范围内观测变量，并以此概括事实或预测未来。历史上，在形式主义左右，总是伴随着某种寻求不可预测的先锋性实践，就像密码的破译者和设计者参与了同一桩买卖[8]。本书一开始曾请求读者关注集体思考的过程——这是一个由诸多假定和常识所构成的网络，它奠定了学科内交流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应该止步于此，那样的话，就仿佛遵从着这样一种道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心性，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逃脱。一旦我们能够弄清“世界”的运动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研究，要把它放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和空间中加以描述），那么就有可能在同一本著作中描绘诸多个体思想家的变化。甚至，我们或可以跳出布朗运动的大背景，弄清每一粒子的运动踪迹。

◆

普罗克洛斯（Proclus）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描述成一本“疏泄利便、强身健体之书”。[9]这可与我们习惯上（至少是17世纪以来）用来形容欧几里得的语言不大一样：说起几何学，我们总会循规蹈矩地想到基本原理、确定性以及清晰而明确的概念。千百年来，我们是否丢失了什么，以至于一部批判之作，被我们当成了逻辑建构的原本或者，二者（基础原理的哲学以及治病救人的哲学）的区分本就是虚幻虽然没有欧几里得典雅而质朴的文风，我仍希望能为那些清晰而诱人的成心之见提供一点解药。最后，谨此说明：本书舛谬之处，一概由我负责。

【注释】

[1] Legge，trans.，“The Great Learning”（1861），in The Chinese Classics，I：361.理雅各注：“汤之盘铭由传统传递下来，至少我们没有发现其他提到这句话的地方。这段话对于古人来说颇为熟知，直到今天也是一样。这一道德箴言和教训铭刻在中国人的各种用具之上。”

[2] Shaughnessy，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p.7.

[3] Kricher，China illustrata，p.164.

[4] 关于清朝和随后的政府如何建立自我认同，特别是在疆域方面如何建立的，参见Wong，China Transformed，pp.166-177；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Millward，Beyond the Pass。

[5] 在中国，“中国”和“世界”的自动对立现在产生了某种辩证的结果，好像暗示中国不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这一主题产生出各种变体，出现在书和杂志的标题中：古代中国与世界，17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经济中国与世界，等等。）

[6] 在此我不是说，文学或哲学的阅读必须像我们当前所做的那样，服从“历史”的权威。历史学家并不认同这些以及我们谈论这些事情的方式。我是想说，如果一个现存的论点是通过某种无时间性的措辞获得其表面的合理性的，那么我们应该探究其中的那些概念在时间中的变迁。为了改变那些构成大部分关于文化的寓言的传统描述，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式是确定那些中文文本产生的准确时间、它们之间的分割和相互关系。通常这些文本被看作一个有条理的、同时性的整体（这是它们被当作无时间性的“经典”的结果）。参见Brooks and Brooks，The Original Analects。

[7] Waldron，The Great Wall of China；Jensen，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这些著作不应被看作是为了指出“没有这种东西”的实证主义练习。

[8] 参见Jakoboson，My Futurist Years。

[9] Lachterman，The Ethics of Geometry，p.123.关于耶稣会士将欧几里得翻译成中文时遇到的各种矛盾，参见Hart，“Translating the Untranslatable”。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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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gory 比喻， 32， 50， 152， 181. See also Analogy； Metaphor； Pun 另参见类比、隐喻、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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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s， Roger 安乐哲， 109， 17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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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Tracks 鸟兽之迹， 67， 68，

Anthropology 人类学，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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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hesis 对立110-111， 151-152， 158， 182， 186， 187， 188-189

Arabic language 阿拉伯文， 208-9n34

Arendt， Hannah 汉娜·阿伦特， 219n31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46-47， 67， 100， 108， 213n65

Aryanism 雅利安主义， 89-90， 219n31

Aryan proto language 原始印欧语， 40， 205n22

Authority and control 权威和控制， 10， 17-19， 29， 33， 179

Axial age approach to history 历史的轴心时代进路， 98

Bacon， Francis 弗朗西斯·培根， 46-49， 50， 52

Ban Chao 班超， 115

Barthes， Roland 罗兰·巴特， 135， 146， 153， 158， 168， 169， 243n38， on Japan 日本， 160-164， 171，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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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 Cave，卡夫·贝克43， 56-57

Belgrade， Chinese embassy in 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 140-142， 236n65

Benjamin， Walter 瓦尔特·本雅明，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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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Polarity in China studies 另参见中国研究中的两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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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pp， Franz 弗兰茨·葆朴， 78， 89

Borges， Jorge Luis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239n3

Boundaries 界限， 184， 188

Bouvet， Joachim 白晋， 46， 205n22

Brecht， Berthold 贝尔托·布莱希特，163， 164-165， 166， 168

Bubonic plague 黑死病， 229n80

Buddhism 佛教， 22， 26， 27-28， 107， 109

Bunraku puppet theater 木偶戏， 163-164

Bush， George H. W. 乔治·布什 226n49

Bynner， Witter 威特·宾纳， 63， 64

Cai Zong qi 蔡宗齐， 204n11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98， 141， 143， 238n74

Censorate （Ming dynasty） 御史台， 29， 195n5

Censorship， European 欧洲审查制度， 1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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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中央情报局， 236n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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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s Real 象形符号， 46， 48， 50， 209-210n41. See also Ideography 另参见表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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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Duxiu 陈独秀， 124， 137， 225-226n48

Chen Kaige 陈凯歌，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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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tudies 中国研究， 1-2， 10-11，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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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Characters Real； Chinese writing system； Ideography； Pictograms 另参见象形符号，中文书写系统，表意文字，象形文字

Chinese language 汉语， 56， 75-87， 88， 154

Chinese philosophy 中国哲学， 21-23， 109， 110-111， 119， 122， 184

Chinese poetry， modern 中国现代诗歌， 123-127

Chinese poetry， traditional 中国传统诗歌， 39， 58-61， 60-61， 213n68

Chinese theater 中国戏曲， 164-165， 166-167

Chinese writing system 中文书写系统， 36-37， 147-148， 149-150， 153-154， 155， 180.

See also Chinese characters 另参见中国文字

Chomsky， Noam 诺阿·乔姆斯基， 56， 128， 129， 205n25

Chow， Rey 周蕾， 138， 235n58

Civil rights， contrasted with human rights 公民权利 vs. 人权， 237-238n71

Cohen， Paul，柯文 225n45

Colonial modernity 殖民现代性， 102-103， 136-137

Communitarianism 社群主义， 131， 144-145

Comparisons， significance of 比较的意义， 15， 111，113

Condillac， Etienne Bonnot de 埃蒂耶纳·博诺·德·孔狄亚克， 88

Confucian classics as canon 儒家经典， 21， 22， 28

Confucianism 儒家， 109， 171-172， 177， 179

Context of knowing 认识的语境， 2， 6， 7， 113， 186

Conversion， 30； and translation 皈依与翻译， 30-31， 33

Corpus Hermeticum 《赫尔墨斯文集》， 49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perception 感觉的符合理论， 213n65

Cotemporality 共时性， 97-98， 103， 106， 108， 114， 117， 223n27

Counter 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21

Countertransference 反移情， 9， 10-11， 189

Court de Gebelin， Antoine 杰伯林， 208n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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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ce， Benedetto 贝内德托·克罗齐， 194n7

Cultural bilingualism 文化上的双语主义， 2， 13

Cultural China， three zones of 文化中国的三个部分 ， 12

“Cultural democracy，” “文化民主” 121， 133， 137， 139， 234n56

Cultural globalism 文化全球主义， 29， 30， 131-132

Cultural nationalism 文化民族主义， 121， 132， 141

Cultural pluralism 文化多元主义， see also Pluralism 另参见多元主义

Culturalrelativism 文化相对主义， 7， 61， 107， 179； and absolutism 文化绝对主义， 61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 121， 125， 144， 156， 157， 158， 247-248n83

Culture 文化， 16， 104-106， 122， 138-140， 143； definitions of 文化的定义， 92， 106， 220n5

Cumings， Bruce 康明思， 113

Da Dai li ji 《大戴礼记》， 39

DAlmbert， Jean le Rond 让·勒朗·达朗贝尔， 43， 46

Dalgarno， George 乔治·达尔加诺， 43

Dante Alighieri 但丁， 149， 151

Daode jing 《道德经》， 171

Daoism （Taoism） 道家， 22， 27， 106

Davidson， Donald 唐纳德·戴维森， 193n3

Davie， Donald 唐纳德·戴维， 40

Daxue （Great Learning） 《大学》， 183， 249n1

Deconstruction 解构， 126， 163， 179， 239n2， 241n22； as method 作为方法的解构， 146-153， 169， 170

De Francis， John 约翰·德·弗朗西斯， 203-204n11

Deleuze， Gilles 吉尔·德勒兹， 240n9

De Man， Paul 保罗·德曼， 152， 153， 170， 181-182

Democracy 民主， 141， 142， 143-145

Derrida， Jacques 雅克·德里达， 38， 48， 125， 146-148， 151， 153， 170， 179-181， 202n1， 240n13

Descartes， René 勒内·笛卡尔， 56

Devereux， George 乔治·德弗罗， 9-10， 223n34

Dewey， John 约翰·杜威， 136

Diderot， Denis 德尼斯·狄德罗， 43， 46

Difference 差异， 3， 10， 15， 91， 112-113， 153， 175 ； among cultures 不同文化的差异， 58-59， 92 ； between opposites 在相反事物中的差异， 70， 74， 151， 156， 186 ； and non difference 差异与无差异， 156， 158， 168-169， See also Otherness 另参见他者性

Dong Zhongshu 董仲舒， 177

Donglin Academy 东林党， 24， 26， 28-29， 33， 197n21

Duan Yucai 段玉裁， 67

Duara， Prasenjit 杜赞奇， 139

Dulle， John Foster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237n67

Du Ponceau， Peter 杜彭书， 208n32

Duret， Claude 克劳德·杜埃， 48-49， 50， 52， 55

Durkheim， Emile 埃米尔·涂尔干， 177

Du Yaquan 杜亚泉， 225-226n48， 233n35

Eco， Umberto 恩伯托·艾柯， 48

Economics and trade 经济和贸易， 96， 116， 143， 179， 218-219n30， 222-223n23， 223n29， 238n74

Egyptian writing 古埃及文字， 45-46， 48， 49， 180

Eisenstein， Sergei 谢尔盖·爱森斯坦， 42， 164， 166-167， 168

Eliot， T. S. 艾略特， 125

Emerson， Ralph Waldo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41， 63， 65， 205n28

Encyclopédie 《百科全书》， 43， 46

End of history 历史的终结， 99， 184

End of humanism 人文主义的终结， 146-147， 162， 168-177， 184. See also Grammatology； Houxue； Postmodernism 另参见文字学、后学、后现代主义

End of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的终结， 108-109， 137， 150， 153， 158， 174， 184

End of the book 书本的终结， 148-149， 150

Epistemology 认识论， 1， 119， 122， 229-230n4. See also Konwledge另参见知识

Ethnocentrism 民族中心主义， 94， 174， 219n31， 220-221n12， 228， 232， 233

Etiemble 艾田浦， 201n39

Etymology 词源学， 42-43， 48-49

Euclid 欧几里得， 189

Examination system 科举考试系统， 21-22， 23， 26， 28

Excluded middle 被排除的中间部分， 114-117， 187-188

Exteriority 外在的， 180

Extraterritotiality 治外法权， 235n58

Fabian， Johannes 约翰内斯·费边， 94， 95-96， 97-98， 114， 226n49

Fairbank， John King 费正清， 96

Fenollosa， Ernest 厄内斯特·费诺罗萨， 38-42， 50-52， 55， 58， 61-63， 65， 74， 155

Ferrari， Giuseppe 朱塞佩·费拉里， 98-102， 113

Five Colors 五色， 68， 69， 70

Five Elements theory 五行理论， 103

Flags 旗语， 208-209n34

Flower arrangement 插花， 161

Formalism 形式主义， 167

Foucault， Michel 米歇尔·福柯， 129， 147-153 passim， 159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88

Freud， Sigmund 齐格蒙·弗洛伊德， 7-8， 125， 155-156， 182， 194n8， 242n26， 242n28

Friendship（in Ming dynasty） 明朝的友谊（友）， 24-25， 198n24

Fuller， Michael 迈克尔·傅勒， 59

Fu Xi 伏羲， 50

Gao Xingjian 高行健， 230n13

Gernet， Jacuqes 谢和耐， 30-31

Global communication 全球交流， 16， 33-34

Global culture 全球文化， see also Cultural globalism 另参见文化全球主义

Globalism 全球化， 15， 29， 32

Glossolalia 语意不清， 152， 241n20

Gobineau， Arthur de 阿图尔·德·戈宾诺， 90

Goddess of Democracy statue 自由女神， 138， 234n57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78

Gongsun Long 公孙龙， 109

Graham， Angus 葛瑞汉， 108-109， 170， 171， 184

Grammatology 文字学： Fenollosa as example of， according to Derrida 在德里达的著作中费诺罗萨作为文字学的例子， 38； in Barthes 巴特著作中的文字学， 163； and the end of humanism 文字学与人文主义的终结， 146-147， 168， 170， 177

Granet， Marcel 葛兰言， 72-74， 177-178

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 96， 121

“Great Learning” （Daxue） 《大学》， 183， 249n1

Great Wall of China 中国长城， 188

Guoxue （national studies） 国学， 132， 233n35

Habermas，Jürgen 尤尔根·哈贝马斯， 238n72

Hall， David 郝大维， 109， 171-176

Han Feizi 《韩非子》， 149

Han Shan 寒山， 63

Hebrew language 希伯来语， 212n58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85， 92-93； on writing 黑格尔论写作， 39， 56， 179-181； Philosophy of History 历史哲学， 94-95， 98， 102， 150， 180

Heidegger， Martin 马丁·海德格尔， 124， 125， 245n66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约翰·高特弗里德·赫尔德， 78， 88

Hermes Trismegistus 大赫尔墨斯， 49

History； cyclical 循环历史观， 99-100， 102， 103； linear 线性历史观， 103； theory of 历史理论， 131-133

Hjelmslev， Louis 路易·叶姆斯列夫， 37， 203n7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30

Hong Kong 香港， 235n58

Horapollo 赫拉波罗， 45

Hou Han shu 《后汉书》， 214n58

Houjiegou zhuyi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118

Houxiandai zhuy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118

Houxue （post learning） “后学”， 118， 120， 131-133， 136， 143-145

Houzhimin zhuyi （postcolonialism） 后殖民主义， 118

Hu Shi 胡适， 124， 130

Hulme， T. E.， 休姆 63， 65

Human人， concept of 人的概念， 137， 174

Humanism in China 中国的人道主义， 234n52

Human rights 人权， 132， 135， 137-138， 144， 174， 237n69； as Western concept 作为西方概念的人权， 130-131， 141， 142， 172， 248n87. See also civil rights 另参见公民权

Humboldt， Wilhelm von 威廉·冯·洪堡， 78， 83-84， 205n25

Hume， David 大卫·休谟， 63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1956—1957） “百花齐放”（1956—1957）， 139， 144， 236n63

Huntington， Samuel 萨缪尔·亨廷顿， 128， 131， 141， 186， 231n21， 232n23， 237n67

Hybrid culture 杂糅文化， 30， 102， 135， 137， 224-225n43. See also “Cultural democracy”， Pluralism 另参见“文化民主”，多元主义

Hypocrisy 虚伪， 129， 142， 163

Ideography 表意文字， 40， 42-45， 48， 55， 57， 66， 154-155， 180； phonetic writing as 作为表意文字的语音文字， 208-209n34

Ideology 意识形态， 70

Imagist poetry 意象派诗， 64-65， 214n77

Immanence（in Chinese thought） （中国思想中的）内在性， 155-156， 178

Indo Aryanism 印度雅利安主义， 89-90. See also Aryanism 另参见雅利安主义

Inflectional language 屈折语， 85

Information networks 信息网络， 17， 19， 34

Interactions as afield of study 作为研究领域的互动， 3， 7， 75-76， 91

Intersection of Orient and Occident 东西方交汇， 97， 104. See also cotemporality； Mediation； Middle， excluded 另参见共时性，中介，被排除的中间部分

Isolating languages 孤立语， 80， 82-83

Jakobson， Roman 罗曼·雅各布森， 152， 178

Japan 日本， 160-164， 171

Japanese syntax 日文句法， 41-42

Jaspers， Karl 卡尔·雅斯贝尔斯， 98

Jespersen， Otto 奥托·叶斯柏森， 87

Jesuit missionaries 耶稣会传教士， 8-9， 16-17， 33， 198n23， 201n40. See also Ricci， Matteo 另参见利玛窦

Jiao Hong 焦竑， 198n26

Jowett， Benjamin 本杰明·乔伊特， 77

Jullien， Fransois 朱利安， 109-114， 156

Jurisdiction， global 全球管辖权， 16， 28， 29， 31， 32

Kabbalah 喀巴拉神秘主义， 49

Kangxi emperor 康熙皇帝， 33

Kant， Immanuel 伊曼纽尔·康德， 102

Kaogong ji （Record of Artificers） 《考工记》， 67-68， 73， 214n80. See also Zhou li （Rituals of Zhou） 另参见《周礼》

Kennan， George F.， 乔治·凯南237n67

Kiang Kang hu（Jiang Kanghu） 江亢虎， 64

Kircher， Athanasius 珂雪， 43， 49-50， 211n52

Kleberg， Lars 拉尔斯·克莱伯格， 244n53

Knowledge 知识， 5， 7， 22， 109， 119， 160， 171. See also Epistemology 另参见知识论

Kojve， Alexandre 亚历山大·科耶夫， 162， 227n66

Kristeva， Julia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153-160， 164， 169， 243n38

Lacan， Jacques 雅克·拉康， 124， 125， 153

Laozi 老子， 28， 171

Laplace， Pierre Simon 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 227n66

Lattimore， Owen 欧文·拉铁摩尔， 96

Legal system， Chinese 中国司法体系， 158-160， 187， 248n86

Legge， James 理雅各， 77-78

Leibniz， G. W. 莱布尼兹， 97

Levinas， Emmanuel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93， 111

Lévi Strauss， Claude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146， 177， 178

Li （ritual） 礼， see Ritual order 另参见礼仪秩序

Li Zhi（zhuowu） 李贽（卓吾）， 25， 28， 33， 196n10， 199n28

Liang Shuming 梁漱溟， 233n35

Liezi 列子， 28

Li ji 《礼记》， see Records of Ritural

Lin Yüsheng 林毓生， 231n16

Lin Yutang 林语堂， 106

Liu Kang 刘康， 131-132

Liu Xie 刘勰， 37， 52， 55， 62， 66， 69， 70， 72， 214n80

Lixue （school of objective reason） 理学， 22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88

Lodwick， Francis 弗朗西斯·洛德威克， 43

Logogram 语素文字， 42-43

Lowe， Lisa 丽莎·罗威， 243n38

Lu Xun 鲁迅， 137

Luce， Henry 亨利·卢斯， 106， 224n42

Luhmann， Niklas 尼克拉斯·卢曼， 15-16

Ma Jianzhong 马建忠， 216-217n1

Maritain， Jacques 雅克·马利坦， 247n82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97-98， 102， 150-151

Mathematics 数学， 43， 57

Mauss， Marcel 马塞尔·莫斯， 177

May Fourth movement （1919） 五四运动， 124-125， 126， 133， 136， 137， 139， 231n19， 235n61

Media and religion 媒介与宗教， 19， 32-34

Mediation 中介， 2-4， 5， 47-48， 97， 176， 180， 187， 248n86. See also Middle， excluded 另参见被排除的中间部分

Mei Lanfang 梅兰芳， 164-168， 186

Mencius 孟子， 77， 79-80， 229n4

Meritocracy 精英统治， 23. See also Examination system； Scholar official class 另参见科举考试系统，士大夫阶层

Metaphor 隐喻， 60， 186， See also Allegory 另参见比喻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111， 113， 155， 156-157， 169， 170

Meyerhold， Vsevolod 弗塞沃洛德·梅耶荷德， 164， 167

Middle，excluded， 114-117， 187-188 被排除的中间部分

Mimesis 模仿， 58， 59

Ming dynasty 明朝， 17-34， 101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119

Mo Di 墨翟， 109， 229n4

Modernity 现代性， 119-120， 122， 133， 136， 224-225n43. See also May Fourth movement 另参见五四运动

Momigliano， Arnaldo 阿诺德·莫米利亚诺， 92

Monarchy in China 中国的君主政体， 27， 29， 68-69， 73. See also Authority and control 另参见权威和控制

Monosyllabism 单音节性， 48， 76-77， 84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 2， 201n39

Moral philosophy in Ming period 明代道德哲学， 22， 196n11

Mou Zongsan 牟宗三， 245n69

Müller， Max 马克斯·缪勒， 87

Multiculturalism 文化多元主义， 15， 25. See also Pluralism 另参见多元主义

Music 音乐， 70， 183-184， 215n86

Nakamura Hajime 中村元， 107-108， 111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71， 124， 132， 133

Nature 自然： and culture 自然与文化， 58-59， 60， 68-73 passim， 215n81； and writing 自然与写作， 40， 41， 50， 52， 60， 72； in Chinese thought 中国思想中的自然， 65， 104， 110

Negation 否定， 107， 151-152

“New Democracy，” “新民主主义” 234n56

New Life movement 新生活运动， 106

“New Period，” “新时期” 132

Nietzsche，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 40-41， 65， 205-206n28

Northrop， F. S. C. 诺思罗普， 104-107， 108

Olympic Games 奥林匹克运动会， 122， 123

Oppositions 对立， 108-114， 170. See also Binary oppositions； Difference； Otherness； Polarity in China studies 另参见二元对立，差异，他者性，中国研究中的两极化

Orientalism 东方学／东方主义， 3， 6， 133-134， 139-140， 166， 169， 219-220n2， 231n31

Otherness 他者，他者性，差异性， 8-9， 92-94， 111， 133-137， 144， 151-152， 160， 182， 227n66. See also Difference 另参见差异

Owen， Stephen 宇文所安， 58-59， 61， 65， 70

Papal authority 教皇的权威， 29， 201n40

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 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 92

Parable of the Sower “播种者”的比喻， 32

Paulhan， Jean 让·波朗， 230n14

Peck， James 詹姆斯·派克， 113

Philosophy， contrastive 对比的哲学， 111-112. See also Chinese philosophy 另参见中国哲学

Phonetic writing 语音文字， 46， 208n33-34. See also Alphabetic writing 另参见字母文字

Phonology 音系学， 112， 114， 164， 178

Pictograms 象形文字， 39-44， 56-57

Pidgin translation 洋泾浜翻译， 6-7， 78-80， 186

Plato 柏拉图， 56， 108， 170， 207-208n30

Pluralism 多元主义， 97， 106， 133， 137， 139， 144. See also “Cultural democracy” 另参见文化民主

Polarity in China studies 中国研究中的两极化， 126， 185， 186

Polo， Marco 马可·波罗， 240-241n18

Postmodernism， Chinese 中国后现代主义， 108-110， 118-145. See also Houxue 另参见后学

Postmodernism， Western 西方后现代主义， 129， 138， 170

“Post New Period，” “后新时期”132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146-153， 178

Pound， Ezra 埃兹拉·庞德： and Fenollosa 庞德与费诺罗萨， 38， 58， 205n21， 210n45； translations 翻译， 62， 63， 65

Pragmatism 实用主义， 171， 176-177， 229-230n4

Primitive， concept of 原始的概念， 41， 44， 80， 94

Printing technology 印刷术， 17-18， 20， 28， 33， 187

Psychoanalysis 心理分析， 8， 126， 160

Pu Songling 蒲松龄， 61

Pun 双关语， 32

Punctuation as ideogram 作为表意符号的标点， 44， 61， 145

Qianlong emperor 乾隆皇帝， 33

Qing government 清政府， 235n58， 249n9

Quine 蒯因， W. V.， 4-5

Racism 种族主义， 90， 219n31

Reading（in China） 念， 169， 207-208n30

Reciprocity of knowledge 知识的互惠性， 1， 4， 9

Records of Ritual （Li ji） 《礼记》， 70， 177， 178， 183， 187， 215n86， 246-247n80

Reformation， Protestant 宗教改革， 21， 101

Reforms of 1898 维新运动， 102

Religion and media 宗教和媒介， 32-34

Rhetoric 修辞学， 71-72， 188

Rhythm 韵律， 71-74

Ricci， Matteo 利玛窦， 18， 24-26， 30-31， 45-46， 128， 184， 195n8， 197n20， 202n2

Richards， I. A.， 瑞恰慈 229n4

Rights（in Western thought） 权利， 172， 174， 176. See also civil rights； Human rights 另参见公民权，人权

Rites controversy 礼仪之争， 200n34， 201n44

Ritual communitarianism 礼仪社群主义者， 178-179

Ritual order 礼仪秩序， 171， 246n71， 247n83

Rituals of Zhou （Zhou li） 《周礼》， 67-68， 215n82

Roman Catholicism 罗马天主教， 24， 27， 28， 29， 101

Rorty 罗蒂， Richard， 202n45

Rossi， Paolo 保罗·罗西， 48

Rousseau， Jean Jacques 让-雅克·卢梭， 78-79， 88， 176， 212n55

Russell， Bertrand 伯特兰·罗素， 136

Said， Edward 爱德华·萨义德， 6， 9， 127-130， 134-138， 219-220n2

Sanskrit 梵语， 83， 84， 87-88， 186

Saussure 索绪尔， Ferdinand de 费迪南·德·索绪尔， 124， 125， 151-152， 187， 205n25， 228n70

Schlegel， August Wilhelm von 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 83

Schlegel，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 77， 83， 87-88， 90

Schleicher， August 奥古斯特·施莱德， 77， 80， 84-85

Scholar official class 士大夫阶层， 21， 23， 26， 139， 169

Self concepts 自我概念， 2， 7， 94， 109， 112

Shao Yong 邵雍， 224n39

Shenzong emperor 神宗皇帝， 23

Shi poetry 诗， 60， 213n68

Shi （propensity， disposition） 势， 110-111

Shuowen jiezi （Xu Shen） 《说文解字》， 39， 66-67

Sign and symbol 符号， 50， 60， 66， 69

Sinography 中国学， 152， 241n21

Sinology 汉学， 10， 11

Slaughter 斯洛特， Mary， 48

Slonimsky， Nicholas 尼古拉斯·斯洛尼斯基， 183-184， 189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96， 222-223n23. See also Economics and trade

Snow， Edgar 埃德加·斯诺， 121

Snyder， Gary 嘉里·斯奈德， 64-65， 214n78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225-226n48

Socialist realism 社会现实主义， 167

Society of Jesus 耶稣会， see Jesuit missionaries； Ricci， Matteo 另参见耶稣会传教士

Socrates 苏格拉底， 174

Sollers， Philippe 菲利普·索莱尔斯， 147， 149-150， 152， 153， 156-157

Song Qiang 宋强， 230n8

Soong family 宋氏家族， 106

Spinoza， Benedict de 本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 246n74

Sproat， Richard 史伯乐， 208n33

Stanislavsky， Konstantin 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164

State control of doctrine 国家对学说的控制， see Authority and control 参见权威和控制

Stevens， Wallace 华莱士·史蒂文斯， 41

Structuralism 结构主义， 176-179， 228n74

Subjectivity 主体性， 2-4， 6， 7， 9， 10-11， 111-112， 181

Symbol 符号， see Sign and symbol

Syntax 句法， 37， 40， 205n25. See also Word order 另参见词序

Syntax and semantics 句法和语义学， 55-58， 66-71

Taiping rebels 太平天国运动， 101

Tairov， Andrei， 亚历山大·塔伊罗夫 166

Tang Junyi 唐君毅， 226n53， 245n69

Tang Xiaobing 唐小兵， 142-143

Taoism 道家， see Daoism

Teggart，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梯加特， 114-117

Tel Quel 《如是》杂志， 153， 156-157， 177， 239n4， 240n10

Tian Han 田汉， 167-168

Time 时间， 91-117

Tolstoy， lev 列夫·托尔斯泰， 136

Trade networks 贸易网络， 116， 122， 187， 218-219n30， 223n29

Transference 移情， 8-10， 194n8. See also Countertransference； Freud； Interactions as a field of study 另参见反移情，弗洛伊德，作为研究领域的互动

Translation 翻译， 5-11， 61-65； as interaction 作为互动的翻译， 4， 8， 97； models of 翻译的模型， 3， 31-32， 201-202n45. See also Pidgin translation 另参见洋泾浜翻译

Treatise for Removing Doubts （Dai yi pian） 《代疑篇》， 18-20， 21

Tretiakov， Sergei 谢尔盖·崔迪亚可夫， 164， 167

Trithemius， Johannes 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 210n45

Tu Weiming 杜维明， 12

Typology of cultures 文化类型学， 95， 108； of language 语言类型学， 82-83； of philosophies 哲学类型学， 111

Unconscious， cultural 文化无意识， 8， 127； in Chinese language 中文中的文化无意识， 125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世界人权宣言》， 247n82

Universalhumanism 普遍人道主义， 142

Universalism 普遍主义， 132， 137. See also Pluralism 另参见多元主义

Universal language projects 普遍语言计划， 47-49， 56-57

University： as state agency 作为国家机构的大学， 19-20， 28

Vernacular：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中国现代诗歌中的白话， 124， 127， 133

“Verticality” of Chinese writing 中文书写中的“垂直性”， 147-148， 152

Vigenere， Blaise de 布莱斯·德·维吉尼亚， 212n58

Voltaire， F. M. A. de 伏尔泰， 102

Waldron， Arthur 林蔚， 188

Wang Anshi 王安石， 100， 101

Wang Bi 王弼， 214n80

Wang Fuzhi 王夫之， 111

Wang Gen 王艮， 22-23

Wang Guowei 王国维， 233n35

Wang Ji 王畿， 22

Wang Ning 王宁， 231n21

Wang Wei 王维， 62-65， 213n78

Wang Yangming 王阳明， 22

Wang Yizhou 王逸舟， 140-141， 237n67

Warburton， William 威廉·沃伯顿， 46

Watson， Burton 华兹生， 64， 65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96

Wei Da 威达， 130-131

Wei Zhongxian 魏忠贤， 197n21

Weinberger， Eliot 艾利奥特·温伯格， 64-65

Wen 文， 36-37， 52， 58， 62， 66-70， 214n80

Wenhua （culture） 文化， 138-139， 220n5

Wenxin diaolong （Liu Xie） 《文心雕龙》， 36-37

Western studies in China 中国的西方研究， 132

Whitney， William Dwight 威廉·德怀特·惠特尼， 76-82， 87， 89-90

Whorf， Benjamin 本杰明·沃尔夫， 81

Wiener， Norbert 诺伯特·维纳， 9

Wilde， Oscar 奥斯卡·王尔德， 243n40

Wilkins， John 约翰·威尔金斯， 43

Williams， Bernard 伯纳德·威廉姆斯， 108， 109， 246n71

Williams， S. Wells 卫三畏， 103， 224n42

Wittegenstein， Ludwig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63

Word order 词序， 87. See also Syntax 另参见句法

World systems approach to history 历史的世界体系进路， 98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世界贸易组织， 122， 123， 238n74

Writing 书写／文字， 35-74， 72， 161， 175. See also Alphabetic writing； Grammatology； Ideography； Phonetic writing； Pictograms 另参见字母文字，文字学，表意文字，语音文字，象形文字

Wuxing comsmology 五行宇宙论， 72-73

Xenophobia 恐洋， 123

Xinxue （school of the mind） 心学， 22， 24-25

Xiongnu 匈奴， 115

Xu Ben 徐贲， 132， 134

Xu Jilin 许纪霖， 121-123

Xu Shen 许慎， 39， 66， 204n15

Yang Lian 杨涟， 201n36

Yang Tingyun 杨廷筠， 18-20， 23-32 passim， 185

Yeh， Michelle 奚密， 230n13

Yi jing 《易经》， see Book of Chianges（Yi jing）

Yin and Yang 阴阳， 72-73， 170

Yinhe incident 银河号事件， 122， 230n9

Yip， Wai lim 叶维廉， 62-63， 65

Yourcenar 尤瑟纳尔， Marguerite， 61

Yu， Pauline 余宝琳， 59， 65

Zhang Junli 张君劢， 233n35（译者注：应为Zhang Junmai）

Zhang Kuan 张宽， 127-130， 132

Zhang Longxi 张隆溪， 150

Zhang Pengchun 张鹏春， 244n53

Zhang Taiyan 章太炎， 233n35

Zhang Wenda 张问达， 196n10， 199nn28-29

Zhang Yimou 张艺谋， 137

Zhang Yiwu 张颐武， 133-139 passim， 143-144

Zhao Yiheng 赵毅衡， 126-127， 132， 133， 134

Zheng Min 郑敏， 123-127， 132-133

Zhou li （Rituals of Zhou） 《周礼》， 67-68， 215n82

Zhu Xi 朱熹， 101， 200-201n35

Zhuangzi 《庄子》， 61， 63， 109， 111

Ziran（nature） 自然， 203n4

Zuo Zhuan 《左传》， 69，

译后记

苏源熙（Haun Saussy）教授的这部著作对于翻译来说，无疑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最为直接的是书中涉及的领域之广以及运用的理论资源之丰富。为了能够重新回到跨文化事件发生的当下，以便摆脱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各种思维定式，苏源熙教授在书中重构了一个个精彩的历史时刻。因此，书中讨论的事件，跨越了中国历史上几个不同的重要时期，讨论的范围由明末以至现代、当代中国。涉及的领域则包括了早期传教史、文学、艺术、语言学等各个方面。与此同时，各种分析理论在他笔下，既是剖析历史、直面问题的利器，同时自身也常常作为被分析检讨的对象。这些都展现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和视野，同时也使得翻译工作变得非常困难。

以上的困难是最直接呈现出来的，更大的困难则在于本书讨论的主题。本书可以看作是作者试图不断打破现有讨论跨文化问题的框架，在夹缝中寻求真相的过程。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翻译”。几乎所有现有的对于所谓的“东西方”文化的讨论都被作者重新检视和分析，并且追索其产生的现实和理论背景。这使得我们在那些无比“同情”、“认同”中国的学者那里，看到了与“贬低”中国的学者所遵循的同样逻辑。这一切都决定了书中的讨论是一个不断超越现有语言、概念、逻辑的更加深刻细微的过程。然而，译者也就不得不面对如何将这些深入细微的讨论用恰当的汉语表达出来的问题。因此，常常在具体语词的选择、语气的表达上颇为踌躇。面对作者艰涩的语言，我力图在信守原意的基础上让译文流畅一些，但有些时候也很难实现，不得不保留一些冗长的句子。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经就一些疑难之处，求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翻译系钱多秀教授，得到了极大的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刘玮副教授阅读了其中部分章节，并且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张东林博士在本书第六章的翻译过程中为我提供了帮助；还有很多朋友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提供了各种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翻译过程的艰难和拖沓给本书的负责人王保顶先生带来了很多麻烦，在此感谢他付出的辛勤劳动，同时感谢他和本套丛书主编刘东教授的耐心。

限于自身的能力和学识，译文中一定存在着各种疏忽和错误，这些当然由我个人负责，欢迎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盛珂

2016年1月1日

版权信息

书名：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

作者：[美]易明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6月

ISBN：978721408132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封面
版权信息
出版说明
译者的话
致谢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第一章 淮河的死亡
第二章 资源开发的传统
第三章 经济扩张和环境代价
第四章 绿色中国的挑战
第五章 环境新政治
第六章 家门口的恶魔
第七章 国外的教训
第八章 遏制危机
译名对照表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献给我的家人

译者的话

本书是根据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的第二版翻译出来的，与2004年的第一版相比，2010年的第二版补充了最近五年世界环境变化特别是中国环境发展的最新数据和相关事例。

本书的作者易明（Elizabeth C.Economy）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获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大学讲授过国际关系方面的课程。她的著作除了这部《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以外，还与人合作出版了《中国融入世界：进步与展望》（1999）、《环境保护的国际化》（1997）等，同时经常在《外交》、《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刊和新闻媒体上，发表有关中国和中美关系的文章及时事评论。

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环境挑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关注。这部《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第一版出版以后很快便产生了广泛影响，2005年被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评为社科类最佳图书，2008年被剑桥大学评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50部最佳著作之一。

该书以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为切入点，主要论述了中国为经济高速发展付出的环境代价，介绍了中国环境保护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取得的突出成就，分析了中国面临的环境压力以及环境治理的艰巨任务。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介绍了淮河治理取得的成绩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章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中国当前环境危机的深层根源，认为中国的历代帝王甚至中国的哲学思想都缺乏真正的环保意识。第三章阐释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冲击，从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机构建设等方面分析了环保工作存在的不足。第四章描述了中国政府的环保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作者提出，中国自1972年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逐步设立和完善环境保护部门，增强环保管理部门的职能，强化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签署一系列国际环境保护协议，并围绕环境法规培训相关的律师和法官。第五章探讨了中国政府在环保方面的进一步举措，对中国组织并利用各方面的力量开展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分析。第六章论述了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认为中国政府积极开展与国际社会合作，同时制定新政策，采用新技术，越来越重视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七章列举了国外环保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教训，为中国环保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第八章分析了中国环保工作面临的挑战，提出中国政府不同的选择会形成中国未来不同的环境政策，从而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不同的影响。

淮河是我国的母亲河之一，作为一名外国人，本书作者从她自己的视角探讨了淮河流域的环境保护乃至是中国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她在书中论述的怎样让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更好地协调起来的问题，也是目前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和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大量数据、事例和资料，甚至引用了她与中国环保官员、环保人士的谈话记录。由于角度和立场的不同以及认识的分歧，作者的某些分析和表述在引起我们思考和警醒的同时，也不免显得尖锐和激进，甚至片面和偏颇。

作为译者，我还想就翻译本身做一点说明。本书的翻译花费了我很大精力。接到翻译任务后不久，我了解到作者要对本书进行修改，出版第二版。但考虑到作者的修改可能只是一些数据方面的变动，同时也想抓紧时间尽快把书翻译过来，于是便根据第一版进行了翻译。译稿完成后，作者也基本完成了对原作的修改。看到作者发来的修改稿，我不禁暗暗叫苦，作者改动的何止是数据，她对大量内容进行了重写。于是，我重新打起精神，以加倍的小心和谨慎根据作者新的书稿修改译稿。译稿修改完成后，恰逢原作的第二版出版，我又根据正式出版本对译稿进行了校改，前前后后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专有名词的翻译是本书翻译时遇到的一大难题。该书作者的英文名字是Elizabeth C.Economy，通过邮件沟通，我得知她有中文名字，并按照她的意见翻译成“易明”。本书翻译时碰到了大量的中国人名、地名、条约名、法规名、古代典籍名等等，这一切都要忠实地翻译过来，重要领导人的讲话也必须准确地还原成原文，有时看似一句简短的引文，翻译时却要在浩瀚的文献典籍中埋头查找很久。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涉及的中文人名众多，虽然翻译时尽心尽力地查找，有些仍然没有找到，因此只好采用了音译。同时，书中作者引述的一些中国人说的话，由于直接引自英文，完全忠实地还原根本不可能。这些还请读者宽宏地予以谅解。另外，出版社根据出版要求，对本书的一些地方做了或简或繁的删改。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就一些词句的理解多次和作者易明及她的助手Jaeah Lee交流，她们耐心、及时地为我解释翻译中碰到的疑难问题，并多次用邮件发来最新修改的电子版，令我非常感动。直到本书的第二版出版，作者一直都在进行着修改，并尽可能地用明显的标记及时告知我新修改的内容，让我深切体会到作者对待学术严谨、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正是由于她们的热心帮助和敬业精神，本书的中文版才得以早日与读者见面。在此谨向她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在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中，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刘东教授、江苏人民出版社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也是译者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文艺手段的科学传播研究”（项目号：Y2008H22）、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科学知识传播途径研究”（项目号：2007RKA093）的成果之一。

姜智芹
2010年11月于济南

致谢

近三十年来，我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目睹了中国人民如何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成一个经济大国的历程。然而，同样令我震惊的是中国的环境为这个巨大的转变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今天，环境已经对中国人民进行报复了，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迫使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危害公众的健康。当《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2004年首次出版时，这些问题不论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国内，都才初露端倪。如今六年过去了，北京奥运会、气候变化等使得中国的环境挑战成了世界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怎样才能有效地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并切实行动起来，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商界精英和民间组织都在探索如何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的第二版恰合这一势头的节拍：北京积极采用绿色环保技术，中国民众对环境保护的热情越来越高，中国的规划者和他们的国际合作伙伴正努力在全中国建立生态型城市。尽管如此，现行体制中仍有轻视环保的因素。我希望本书不仅能够反映出这些可喜的变化，还能警示中国人他们依然面临着环境的挑战，从而推动中国在环保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毕竟，对于环境带来的挑战，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没有资本漠视。

过去15年来，我一直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做研究员。这期间，我从该协会的前主席莱斯利·盖尔伯（Leslie Gelb）和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那里受益良多，他们总是能提出让我不断改进的意见，但又从来不干涉我确定研究重点的自由。他们同该协会的主任林德赛（James Lindsay）一起，活跃了学术队伍。这些学者学养深厚，通过与他们的交往，我在各方面都有很大收获。特别是史国力（Adam Segal）先生，在本书的写作和修订过程中，他从自己繁忙的研究工作中抽出身来，对我和我的观点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很多中国环保人士、科学家和政府官员15年来不吝赐教，极其耐心地帮助我了解中国的环境政治，让我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其中很多已成为我的好朋友。尽管我在这儿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我要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做研究期间，幸运的是我碰到了一群出类拔萃的同事和实习生。在本书的第二版修订过程中，尤其感谢我的研究助手李婕雅（Jaeah Lee）和实习生萨拉·麦格拉思（Sarah McGrath），她们以出色的研究能力、风趣幽默的谈吐、一以贯之的耐心，给了我很多帮助。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帮我深入分析中国的有关统计数据，让我透过树木看到了整片森林。萨拉·米勒（Sarah Miller）和保罗·兰特（Paull Randt）在开始修订本书时对我帮助很大，姚楠（Nancy Yao）、凡妮莎·盖斯特（Vanessa Guest）、艾利克·奥尔德里奇（Eric Aldrich）、罗拉·盖勒（Laura Geller）对本书的第一版给予了宝贵的支持。

感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罗杰·海顿（Roger Haydon），他欣然接受本书稿并尽快促成其出版。乔纳森·霍尔（Jonathan Hall）在本书的第一版出版后给予高度评价，正是他们的不断鼓励使我对本书的修订和重新思考充满了乐趣。

我还要感谢家人对我的关爱和支持。父亲詹姆士、母亲阿纳斯塔西娅以及我的兄弟姐妹彼得、凯瑟琳和梅丽萨为我的成长营造了一种充满亲情、不断进取的家庭氛围。尤其幸运的是，我现在和我的丈夫大卫·瓦（David Wah）及我们的三个孩子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和艾莲妮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们让我的生活每天都充满了惊喜。

易明
纽约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第一章 淮河的死亡

2001年7月底，中国的粮仓——肥沃的淮河平原，发生了一场环境灾难。淮河支流普降暴雨，从而将380多亿加仑严重污染的水排入淮河。[1]淮河下游流经安徽省，河水充斥着垃圾，泛着黄色泡沫，漂浮着死鱼。[2]尽管政府很快就宣布控制了局势，但此次事件使得中国治淮的巨大努力付诸东流。仅仅七个月前，中国政府还宣布成功治理了淮河污染，清理了淮河。经过六年的攻坚治理，中国政府关停了向淮河排放污水的工厂，大大提高了干流和100多条支流的水质，人们又可以在河里捕鱼，用河水浇灌庄稼，甚至是饮用河水了。

淮河过去50年的历史是中国环境变迁的缩影。这是一段充满沧桑的历史，一方面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治理淮河的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又暴露出中国目前环境治理的不足，而这种不足又和中国几百年来的传统有关。

淮河流域包括安徽、江苏、山东和河南，是华东地区的一片沃土，面积大约有英国那么大，人口超过1.5亿，其生活和发展用水皆依赖淮河。淮河起源于河南省桐柏山，向东流经河南、安徽和江苏，全长600多英里，最后汇入东海。

淮河流域是相对富庶、繁荣的地区，2007年人均收入从安徽省的950美元到江苏省的近1680美元之间。[3]该流域盛产粮食、棉花、油和鱼类。在过去的20年里，淮河干流、大小支流两岸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数以万计的工厂，有纸浆厂、化工厂、印染厂、皮革厂，雇用几千到一万人不等，极大地推动了该地区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些工厂公然把污水排入河中，使得淮河成为四条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4]

淮河治理具有惨痛、悲壮的历史。1950年，为治理淮河水灾，毛泽东决定成立淮河水利委员会，该委员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组织数百万名劳力，沿河建造了195座大坝。[5]1975年8月，两座最大的大坝——石漫滩水库大坝和板桥水库大坝溃决，损失惨重。[6]

20多年来，这些大坝还导致了淮河数不胜数的污染事件，给淮河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上游的地方官员不断打开大坝的闸门，把污水排入下游，毒害了下游地区的庄稼和鱼类，破坏了当地的农业和渔业。由于沿河建造了大约4000多座水库，限制了淮河的排污能力，因此导致问题更加严重。[7]淮河沿岸的很多地区，河水都不能饮用。

尽管年度降水量达34英寸，高于平均降雨水平，但淮河流域的很多地段仍趋于干涸[8]，从而加重了污染的程度。在沿河有些地区，癌症发病率和新生婴儿畸形率高于其他地区。据一项估计，淮河一个支流沿岸的死亡率比该省高出1/3，癌症发病率是平均水平的两倍。[9]上世纪90年代末，一份关于该地区的报告指出：“多年来，淮河地区的男孩没有一个达到参军体检标准。”[10]

中国政府并不是不知道淮河污染日益严重。1974年淮河污染灾难首次发生后，中国政府成立了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和水利部淮河保护委员会。然而，这两个部门没有经费，也没有实权，随着淮河流域经济的发展，环境迅速恶化。国家环保总局是中央政府负责环境的职能部门，该局的一个官员这样描述道：“经济发展相当盲目。”[11]1988年，中国成立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至少是希望从体制上解决淮河流域的污染问题。但是，直到1990年，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淮河流域内只有不到一半的企业安装运行了排污系统，其中仅有25%的排污达到了国家标准。由于问题越来越严重，水资源保护局要求地方官员关闭或迁出一些污染大户。一些污染企业关闭了，但很快又有新的污染企业上马。[12]更为严重的是，在治理污染这个问题上，沿淮四省不能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1993年，水资源保护局局长抱怨说，省份之间关于治理淮河污染的争议越来越多，而该局则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力。1994年5月，中央政府对地方环境官员发出警告，可以说这是对该地区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安的回应。[13]国家最高环境监察部门——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SEPC），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在安徽召开淮河流域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现场会，讨论相关省份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的合作问题。但是，该会议既没有在政策上，也没有在行动上带来真正的变化。

仅仅两个月之后，淮河流域的一批工厂直接将污水排进淮河，形成一条混有氨氮化合物、高锰酸钾和酚的有毒污染带，使淮河中下游受到严重污染。河水变黑，工厂被强迫关闭。渔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将近2600万磅鱼类死亡，几千人因此而患上痢疾、腹泻、呕吐等疾病。[14]紧接着，安徽蚌埠的一个乡镇政府掘开当地一个蓄满污水的大坝。在两周的时间里，有520亿加仑的污水流向淮河中下游。新闻媒体到现场后，地方官员试图隐瞒事故的严重性，导致民怨上升。[15]

中央政府立即派出调查组，备受尊敬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亲临指导。调查期间，一个农民递给宋健一杯河水。宋健蘸水尝了尝，把杯子交给陪同的省级和地方官员，要他们喝下去，并同时警告他们，如果河水不能变清，将受到开除的处分。[16]随后，淮河污水治理采取了一些行动措施。据报道，将近一千家工厂或被关闭，或被迁移，还有一些被命令三年内必须改善环境质量。当时的李鹏总理宣布了一个两步走的治理战略，第一步是1997年以前治理所有工业污染，第二步是到2000年让淮河水变清。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国务院成立了由水利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以及其他部门组成的委员会。[17]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宣布采取特别措施，沿淮四省的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要符合规定的排污标准。到了1996年，淮河沿岸关闭了几百家污染企业。

然而，经济的强劲发展继续给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原司长臧玉祥1997年报告说：

他们（地方工业）只关心短期利益，忽视长期的危害，或者只关心本地区的利益，忽视对整个淮河流域的危害，置对别人的危害于不顾，公然将大量的污水排到其他地区……尽管政府在治理期间暂时关闭了5000家工厂，一些乡镇、村庄还在继续盲目上马小型造纸厂、印染厂、制革厂、化工厂……淮河流域的水质仅达到4—5级（水质指标，从1到5，数字越高，污染程度越大），有些支流的水质甚至超过5级，在干旱季节，竟然变成了污水排水沟。[18]

还有报告称，那些被关闭的工厂把生产设备卖给其他工厂。[19]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报告，在两年之内，40%被关闭的工厂重又开工。

尽管如此，政府依然加快实施第二阶段的行动。1998年1月1日，中国领导人宣布实施为期三年的淮河治污“零点行动”。地方官员紧急关闭了35个工厂，命令198家工厂停工。[20]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学者对此次行动的效果表示怀疑：

我们不认为这个很严重的地区性污染能够通过“零点行动”得以解决……在“零点行动”开始以前，很多污染企业只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检查时暂时停止排污……污染情况不会在短时间内好转。对国家来说，向那些规模小、分散在各地的工厂征收排污费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做假账，因此，没有人知道他们真正的收入经营情况。[21]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国一位著名的环境专家介绍了淮河沿岸工厂为避免关门而采取的对策。他指出，一些小型造纸厂和纸浆厂进行合并，形成规模大的工厂，从而规避政府关于工厂大小的限制；还有的工厂白天关闭，晚上开工。更有甚者，地方政府由于担忧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向环保官员施加压力，使他们消极执法。中国调查类电视节目《新闻调查》在2000年对淮河地区进行了两次采访，第一次是报道淮河清理所做的努力，第二次是报道淮河治理取得的成效。如人所料的是，在第二次调查中，新闻调查记者发现很多本应关闭的工厂仍在开工。[22]

淮河污染问题远不止这些。1998年1月，“零点行动”刚刚开始时，位于淮河一个支流下游的工业城市宿州，河水变黑，鱼类死亡，市民两周都没有自来水喝。（而几天前，中国政府宣布淮河的“环境复兴”正稳步进行。）[23]一个市民向外国记者抱怨道：“这里的水老是污染，真的很严重，我们都不能用水洗衣服。而且我们用水饮猪，猪几天都不吃食。”[24]第二个特别令人震惊的淮河污染事件发生在安徽省阜阳市，阜阳的污水持续不断地排入淮河。1999年，阜阳等十个城市被选为“全国清洁生产试点城市”。然而，在2000年5月，阜阳先后有10人倒在一条被称为“七里长沟”的污水沟内，其中6人因污水中毒而死亡。阜阳市政府已经拿出了近60万美元建设污水控制水闸系统，他们不愿再耗资3000万美元处理通过水闸系统排入淮河的污水，理由是如果治理污水，将使该城市的很多企业面临关闭的危险。[25]阜阳市民深知污水的危险，当城市拉起水闸排出重要工业区的污水时，水都是黑的，发出刺鼻的气味，升腾起阵阵薄雾。尽管市民多次公开抱怨“七里长沟”的污染问题，但这些抱怨到了那些冷漠的地方官员那里大多石沉大海。1999年，在一个关于阜阳的电视报道中，农民的批评经过新闻记者编辑后听起来像是赞誉。

阜阳现在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当地的地下水资源已经被污染，城市不得不打更深的井来获取洁净水，这又导致严重的地表下沉。根据一项报告，“地下水现在已经完全枯竭。”[26]

1999年和2000年，淮河在20年中第一次断流。[27]因为船搁浅在又深又干的泥坑里[28]，航运被迫停止。在洪泽湖下游，居民“发现了大约300年前被洪水淹没的泗州城墙”。[29]当地经济由于农作物大面积枯死、数千吨鱼类死亡而遭受重创。

尽管有这些报告，2001年1月，有关部门仍然宣布淮河水质达到国家3级标准，也就是达到了可以饮用和养鱼的水平，70%的支流河水达到4级标准，也就是达到了工业和农业用水的水平。[30]

在过去，没人质疑这样的报道，现在则不同了。2001年1月18日，《工人日报》在头版刊登一篇文章，认为政府淮河治污的行动是失败的。当时的淮南工业学院教授、安徽省政协（安徽省政府的改革顾问机构）副主席疏开生[31]认为，河水污染仍然很严重，远没有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目标。他还说，2000年的污染物排放实际上是政府规定目标的两倍，安徽境内淮河水质的级别是5级，甚至不能用来灌溉，“为了达到国务院规定的标准，一些省份向党中央报告虚假数字。事实上，尽管强制关停了一些小工厂，但污染问题没有多大改观。”疏教授进一步指出，根据政府计划，淮河沿岸要建设52个污水处理厂，但实际上仅有6个，还有几个在建设中。[32]

疏教授的分析很快被证实。2001年夏天，暴雨再次引发了淮河的污染危机，淮河上游大坝拦截的1.44亿立方米（380亿加仑）污水受洪水冲击，顺流而下，鱼类死亡，植物受淹，给饮用水带来严重威胁。中央政府迅速行动，命令100家大中型污染企业关闭或停产，派调查组赴淮河调查。[33]2002年，世界银行还签署协议，资助安徽和山东建造几座大型污水处理厂，从而减少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34]

2003年，摄影记者霍岱珊发起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追踪淮河污染给公众健康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引起广大民众的注意。霍岱珊之所以热心环保，是因为癌症夺去了她母亲和一位挚友的生命。淮河流域的许多村民十分拥戴她，积极监督当地的工厂做好污水处理工作。但当地的政府官员害怕损害自己的名誉，常常干涉霍岱珊的环保行动。[35]淮河被视为中国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当地政府官员缺乏责任心是淮河依旧面临污染挑战的主要原因。中国环境保护部2008年的报告显示，60%以上的淮河水水质仅达到4级甚至更糟，不能用来饮用、养鱼，严重的情况下甚至达不到工农业用水的标准。[36]中国环保部还注意到，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年处理能力只有27亿吨左右，而中国每年产生的污水却有44亿吨。中国的污水处理厂只有原计划的40%，淮河沿岸的4个省份中有3个没有完成污水处理指标，它们是河南、安徽和江苏，只有山东达到了预定的指标。[37]

淮河地区污染治理的成本还在增加。[38]淮河流域正在进行一项规模大、投入大的南水北调工程，据官方消息，这项工程大部分将于2014年完成。至于污染带来的疾病和生命损失，更是巨大的，很难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

不仅是淮河

洪涝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死亡3000多人，500万个家庭丧失家园，淹没农田5200万公顷，经济损失达2000多亿美元。原因是20年来大量的森林砍伐以及湿地破坏。

沙化 沙漠和严重退化的土地已经占中国土地面积的1/4，并且还在继续扩大。1970年以来，沙化的速度提高了一倍。通过植树造林和退耕还草，中国进行了遏制沙化进展的努力，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水荒 由于生态系统的变化，水需求量的急剧增加，再加上污染严重和保护不力，中国频发水荒，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影响。其结果是，即便是在那些水资源曾经丰富的地区，工厂关闭，数百万人背井离乡，公共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政府面临未来河流改道和生态恢复的昂贵代价。

森林资源减少 中国是世界上森林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由于家具、筷子和纸张的需求，加速了国内非法砍伐业的发展，在带来滚滚利润的同时，彻底破坏了环境。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木材进口国、最大的纸张和硬纸板生产国、最大的家具出口国。其结果是，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沙漠化以及土壤侵蚀的速度不断加快。

人口增长 快速增长的人口一直给中国的资源带来很大压力。2003年3月，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称人口是他面临的最大问题。

表面上看，中国的环境恶化是经济过度发展的结果。随着转向市场经济，有些地方没有节制、不计代价地消耗自然资源，造成环境危机。这种解释特别符合一些思想家比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逻辑，他预言，自由的市场经济只能对环境带来负面影响。[39]其他学者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快速地参与国际经济是中国目前面临一系列环境挑战的原因。[40]然而，还有一些学者同样令人信服地证明，经济发展、人口和贸易有利于一个国家环境的改善。双方关于经济发展、人口、贸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长期争论，对于了解中国环境发展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更广泛的争议

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是带来机遇还是挑战，引起了激烈、尖锐的争论。有人坚信发展必然危害环境，因为经济发展需要消耗木材、矿产、石油和水等自然资源。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充分表明，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使森林减少、土壤侵蚀和土地沙化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41]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也会不断加剧。比如，经济学家阿萨耶·德斯塔（Asayehgn Desta）指出，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由于大量使用杀虫剂和化肥，使得城市的垃圾和污染程度不断加剧。[42]根据这个学派（比如波兰尼）很多学者的观点，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纯依赖市场，因为市场不能对利用还是破坏环境、自然资源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随着市场和经济的继续发展，以市场来解决环境问题越来越令人难以信服，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43]

另一方面，其他学者反驳道，经济发展会通过价值观转变、技术进步、国家能力提高等社会内部的重要变革，推动社会加强环境保护。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勒哈特（Ronald Inglehart）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和贫困的减少，社会的教育水平就会提高，环境保护的意识就会增强，人们会要求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44]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同样遵循这一惯例。除此以外，经济发展还会给经济内部结构带来更多的变革，这种变革会对环境保护带来正面的影响。比如，更多地开发对环境无害的技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认为，经济增长增强了政府课税和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其中就包括进行环境保护。[45]

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争论。地理学家瓦茨拉夫·斯密尔（Vaclav Smil）就中国环境问题提出了一个折衷的观点：“在目前中国的经济、技术和人力资源状况下，不可能停止或改变环境恶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不能如此，新世纪的头10年内也不能如此。”同时，他说，技术创新以及其他政策战略可以减少经济发展对中国环境影响的程度。[46]

第二个与此相关的观点集中于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对一个国家的环境状况来说，是产生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相对优势是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换来的，因此，对环境的影响必然是负面的。而且，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一样，不把环境代价计算在成本之内，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国家保护环境的能力。[47]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一些国家常常集中发展重污染工业[48]，从而为其他国家转移污染工业提供了机会。李韶鹤（Yok shiu Lee）、苏耀昌（Alvin So）在其研究亚洲环境的成果中指出，很多跨国公司“把低于正常环保标准的工厂和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以避免违反他们本国的卫生和污染标准。两位学者认为：“从很大程度上说，东南亚大多数由于贸易、投资所引起的环境恶化和污染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要么掠夺当地的原材料资源，要么是转移自己的工业生产线。”[49]最后，这些分析家一方面承认贸易带来的财富可以改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也指出，国家的政府都会努力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由此，在外企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的代价下，本国企业的效率更低了。[50]然而，也有学者同样激烈地坚持认为，经济发展以及融入全球经济将给环境保护带来积极的影响。乔塞·富尔塔多（Jose Furtado）和塔马拉·贝尔特（Tamara Belt）认为，贸易刺激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使用效率，提高生活水平，因此对环境的要求也会提高，开展环境保护的资金也容易增加。[51]同样，约翰·奥德利（John Audley）在其《绿色政治和全球贸易》中指出，自由贸易同时会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从而消除国内贫困，使政府有更多的经费用于保护环境，开发更多的环保技术，发展更少污染的工业。[52]

第三个方面的争论，这也许是分歧最大的争论，即人口对环境有怎样的影响。这个观点是约翰·卡利（John Carey）在其文章《减少人口能拯救我们的地球吗？》中提出来的：

尤其是，关于保持可持续发展需要多少人口这个问题引发了异常激烈的争论。一方是持马尔萨斯悲观主义观点的学者，比如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这些学者把人看做会毁灭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恶性肿瘤。他们说，如果人口这颗炸弹不除掉，那么任何发展都不会保护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持技术乐观主义观点的学者，如国际发展方面的丹麦专家包雪如（Easter Boserup）对此则不屑一顾。他们相信人口增加只会推动经济更快地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方面的争论之所以热度不减，是因为双方都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53]

阿萨耶·德斯塔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阐述：“人口增长的一个影响是需要更多的土地，既需要耕作的土地，也需要居住的土地，从而导致环境恶化。同样，人口增长还会导致人均农业耕地、土壤生产能力下降和不可再生资源如煤、石油和矿石减少。”[54]很多中国学者也强烈呼吁控制人口对保护环境的必要性[55]:“长期以来，中国人口对于中国的资源来说，已经变成了压力。人口过多必然导致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可以说是借用了本来属于子孙后代的资源，这已经对中国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威胁。”[56]

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人口增长会给环境带来好处。也就是说，人口增长能因为自然资源短缺[57]或因为人口增长而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力资源，使“发展引擎转得更快”[58]，从而推动技术创新，增加科学家进行发明创造的机会，这些发明创造从长远看将会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59]从卡利的评述可以看出，由于双方都有支持的证据，争论还会持续下去。尽管如此，这些争论并不能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环境发展史的路线图，但能帮助了解中国在发展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应对人口问题方面面临的环境机遇和挑战。

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这些争论没有涉及到。从形式上看，这些争论避开讨论政治体制和政治在制定国家环境和经济发展道路方面所起的作用。可是，正如其他很多人指出的，不考虑政治这个变量会把对环境问题的讨论引入歧途。[60]如果仔细分析中国的情况就会发现，政治在环境这个问题上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尽管政治介入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

●谁是关键人物？他们各自的权力是什么？

●环境保护的资源是如何分配的？

●环境政策是如何制定和实施的？

●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实现环保目标的激励措施有哪些？还缺哪些？

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解释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对中国的环境施加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它们是了解中国何以面临如今的环境挑战以及这个挑战对中国未来有何预兆的关键。

当代政治经济背景

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不仅是今天政策选择的结果，而且是数百年来形成的态度、措施和体制的结果。然而，当今中国的环境政策主要是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形成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场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2000多年来，王朝兴衰更替，都是在巨大的动荡中进行的。中国建立共和政府的第一次实践始于1912年，不久就因为内忧外患而失败。其后经历了30多年的动乱，首先是内战，接着是日本侵华，然后是蒋介石要统一中国。但由于蒋介石刚愎自用，腐败无能，最终在1949年败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胜利。

毛泽东借鉴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然而，由于坚持“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带来了不利影响。他发起群众性的运动，比如“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以根除那些思想上不够革命的人；他追求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掀起“大跃进”，确立了不切实际的钢铁、粮食生产目标。由于这些运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被隔绝，中国经济濒于崩溃。

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前几年，中国领导人开始着手拨乱反正。从1971年起，中国开始重返国际社会，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则被逐出联合国。此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包括与美国建交等。1975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以振兴中国经济，为社会发展注入活力。

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把“四个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启动了一场涉及经济、政治领域的全面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以多种方式放松中央自1950年以来在经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61]

在经济领域，这种改革标志着由中央下达指令的计划经济，向更加重视市场作用的市场经济转变。中央把经济发展的很多权限下放给各省和地方政府，去除了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些政治限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干预。中国还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吸引外国参与中国经济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积极改革曾一度作为城市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鼓励私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为农村经济增添活力。

在政治领域，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 从人治转向法治，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和制度。（2） 从中央向地方下放大量权力。（3） 中国欢迎国外技术援助，接受国外政策建议和金融援助。（4）接下来的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在退出市场的同时，也改变了包揽社会福利的传统角色，鼓励私有、非国有部门从事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这些行业。

中国的改革极大地减少了中央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充分发挥市场和私人企业的作用，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正如下面将要谈到的，中国的改革强化了一些传统政策和方法，有时强化的方式令人惊叹。中国目前的环境挑战以及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的措施，都反映出过去和现在之间密切的、有时是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深深植根于过去，又体现在目前面临的不断变化的新压力和新机遇上。

破坏环境的传统

中国当前的环境危机有着深层的根源。数百年来，中国帝王贪婪地追逐权力，开辟疆土，发展经济，扩大人口，导致了对森林和矿产资源的破坏性开发，河流泛滥改道，水利疏于兴修，土地因过度开垦而退化。本书第二章还要论及这种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反过来极大地引发了战争、饥荒和自然灾害，使得中国数百年来灾祸不断。其结果是，经济发展、环境恶化、社会动荡、人口迁徙、经常性的剧烈政治动荡循环往复，不能停止。

更严重的是，中国缺乏任何有约束力的环境保护意识。而且，中国的观念、体制和政策都是在传统的认识和哲学，比如儒家思想中形成的，而儒家思想常常激发人的需求，从而役使自然，获取利益。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很少考虑建立保护环境体制。从古到今，中国的领导人在环境问题上依靠高度个人化的道义劝告，很少有环境规定，更没有成文的环境法律。清朝时期，统治者下了很大力气建立详细的法律体系，然而，清朝灭亡后，这个法律体系也随之消失。中国的环境保护体制也是高度分化的，主要依赖地方官员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保护环境。

治理环境的典型做法是经常组织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建大坝、疏通河道，但由于极少考虑实际的环境和科学因素，结果往往是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在清理淮河的行动上，中央政府确定了不切合实际的污染控制目标，没有对地方政府和企业实行适当的奖惩措施，这充分体现了通过运动进行治理的思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这一点在第四章到第六章还要谈到）。

因此，历史没有给毛泽东以后的改革者留下多少保护环境的智慧和遗产。伴随经济改革的进行，中国实现了年增长率超过8个百分点的快速发展，数千万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最终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世界经济大国。然而，仍然没有人计算改革所付出的环境成本。为了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自然资源的成本被大大低估。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是在以环境为代价换来经济增长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先发展，再治理”成为普遍的信条。

第三章阐释了改革时期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呈几何级数增长。到了2006年，世界30个污染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就占了20个。今天的中国，情形依然如此。[62]目前，酸雨影响到中国1/3的土地，包括近1/3的耕地。流经中国城市的河流，75%以上的水不能饮用和养鱼。由于沙漠化、土壤侵蚀、盐碱化等，中国有1/4的耕地严重退化，耕地退化的速度惊人，每年退化的面积大致相当于一个新泽西州。[63]中国领导层已经开始意识到环境恶化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在今后10—20年时间里，由于资源的枯竭和退化，中国政府预计将有3000万—4000万人进城打工，其中有些人是主动的，但更多的是被迫的。与此同时，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2009年3月的一份报告估计，到2025年，将会有3.5亿农民进城打工。[64]环境恶化和环境污染给经济带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据估计，这些损失达到中国年GDP的8%—12%。

另外，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疾病也迅速上升。饮水不洁已经带来传染病的爆发，沿河居民的生命健康受到长期威胁，自发性流产、新生儿畸形和早产儿死亡的比率大大增加。仅空气污染，主要是燃煤所产生的，每年就使60万—70万个早产儿死亡。[65]

对社会稳定威胁最大的，可能是中国人由于水质污染、作物受害、空气污染等所发出的抗议，这些抗议使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安更加严重。对于环境污染给党的执政权威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的危险，中国高层领导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中国的改革塑造了中国政府保护环境的正面形象。正如第四章所描述的，由于一些具有环境忧患意识的中国官员的建议和中国参加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所受到的震动，在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了漫长的设立正规环境保护部门的历程，同时开始建立环境保护的法律基础，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签署了一系列国际环境保护协议，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培训环境法规方面的律师和法官。

不过，挑战依然存在。面对环境保护的诸多问题，中国还没有建立足够强大的环保体制。环保部和地方环保局权力小，资金少，不仅在与权力更大的经济部门竞争时不能保护自身的利益，而且不能利用初创的法律机制保护环境。

而且，中央权力下放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在环境保护上，各地所采取的措施却相差很大。有些地区积极主动地应对环境挑战，而有些地区，比如淮河流域，在制定必要的环保政策、提高执法能力方面，则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环境保护的困难有些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在地方上的紧密结合。地方政府官员与地方企业老板通常有密切的联系，有些官员甚至就是当地企业的股东之一。对于那些地方官员充当股东并利润丰厚的污染企业，当地部门是很难执法的。而且，地方环保部门也是当地政府的部门之一，地方政府关心的是无论有多大的环境代价也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给地方环保部门带来很大的压力。从某些方面看，这种权力的下放延续了封建王朝所特有的传统的、个人化的环保体制，并使中国各地的环境保护产生了很大差异。

另外，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逐渐全面放开卫生、教育和环保等公共福利领域，因此欢迎社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正如第五章所要分析的，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鼓励新闻媒体监督环境事宜，批准环保独立执法，从而弥补政府环保部门力量的不足。在中国的很多地区，民间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它们关注的问题范围很广，有藏羚羊的命运问题，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的恶化问题，还有日益严重的城市垃圾问题。一些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中心开始代表农民工以及生活和健康深受地方工厂污染危害的人们，进行集体上诉，要求补偿。

新闻媒体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把公众的视线聚焦于那些拒绝执行环境法律法规的企业，报道政府开展环境治理取得的有效成果，披露那些大规模的环境破坏行为，比如疯狂的森林砍伐等。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政府希望缩小公众对改善环境的期望和政府能力限制之间的差距。

前文提到的疏开生教授以及一些新闻媒体在淮河污染问题上敢于提出与政府不同的意见，反映了社会层面要求建设清洁环境、加大政府环保政策力度甚至增强中国整个政治体制的诉求。

中国政府还积极学习国外的经验，寻求国外的援助。第六章对中国积极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寻求技术和经费援助进行了描述。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的方方面面给予中国很大的支持，包括培育环境法体系、建立空气污染监测系统、开发能够替代煤的新能源，等等。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也面临很多没有预料到的挑战。参与国际社会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援助，还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中国环保政策力度小，环保部门协调执法的能力弱，也使得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大打折扣。腐败现象吞噬了经费，违背了国际捐助者的良好愿望，也影响了今后的资助。

同样，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邻国，其非政府环保组织尽管不像前苏联和东欧那样活跃，但也一直处于政治变革的前沿。在推动环保事业前进的同时，这些非政府环保组织突出暴露政府体制的腐败以及整个国家治理系统的失信。20世纪70—80年代，在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家，环保分子和民运分子密切联系，策划鼓动更大范围的政治改革。在这些事例中，环境保护虽然不是直接导致政权变革的催化剂，却长期为社会活动扩大了政治空间。事实上，中国已经有一些环保主义者欲望过度膨胀，不仅要求中国走绿色道路，而且要求进一步改革中国的体制。

因此，应对当前的环境危机，开创环境保护的未来，中国不仅要依靠中央政府，还要依靠地方政府，依靠广大民众以及国际社会；不仅要正确处理过去的环境遗产，还要对目前改革所带来的环保机遇和挑战做出审慎的反应。第八章勾勒了三幅前景，论述中国政府不同的选择将形成中国未来不同的环境政策，从而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

对环保走势的评价

回顾中国改革以来的历史，仅仅分析环境污染和恶化的趋势，就可以看出改革对目前的环境状况难辞其咎。然而，如果透过现象对中国目前和将来的环境挑战进行深度的分析，就会发现：

第一，在改革时期，中国既漠视环境带来的挑战，也丧失了环境所带来的机遇。同时，在环保问题上仍然沿用陈旧的经验和理念。从某些方面来看，改革强化了那些传统的环境保护方法。比如，采取运动的形式；在环境保护的核心问题上依赖地方官员；把环境看作一个国家安全问题等等。

第二，中国政府在建立环境保护行政体制和法规体系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环保体系功能的发挥有待加强。

第三，中国环境污染和环境恶化的程度，在不同地区差别很大。正如其他学者所发现的，不同地区之间环保数据的差异，和农业、汽车制造业、技术方面的数据差异一样大，这种差异是由于几十年来中央放权由地方根据各自实际自主制定发展政策造成的。[66]

在中国的几个示范区，改革为中国的环境和社会带来了非常有益的影响。然而，在很多其他地区，环境滑入了危机的深渊。那些改革使环境和社会受益、使污染和环境恶化得到有效治理的地区，都有这样几个共同点：（1） 地方最高官员支持或被其他官员说服支持环保。（2） 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在环保方面给予很大支持。（3） 地方官员能够获得应对环境挑战所需要的国内资源。相应地，那些获得国际资源少的地区，与国际环境和发展机构、组织联系得少，其领导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认为环境治理投入大，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的本地资源远比其他地区少。

中国的崛起：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领导人取得了骄人的政绩。经过共产党60年的领导，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中国顺利让香港、澳门回归，在亚太和其他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只有收复台湾是中国共产党未竟的大业。中国2001年完成“入世”谈判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第二大贸易出口国。

但是中国为取得这些成功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由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忽视，中国的环境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显现出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迹象。据估计，为环境污染和恶化所付出的代价每年占GDP的8%—12%。更为严重的是，污染和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社会不安定和公共健康问题的主要因素。

中国政府如何协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日益扩大的社会、政治压力并进而改善环境保护，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比如气候变化、臭氧枯竭、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都需要中国全方位的参加与合作。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中国今后将实行怎样的体制以及如何与世界共处这个根本问题。中国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是能否处理好环境问题。居民消费、工业发展、公共卫生、经济增长都需要消耗资源，这些消耗是对中国政府减缓或遏制环境污染和退化能力的考验。因此，环境领域将是中国未来很多关键战役打响的战场。

注释

[1]《不要再让淮河出现污染险情——国家环保总局》，新华社，2001年8月7日。

[2]米歇尔·马：《淮河泛滥敲响污染警钟》，《南华早报》，2001年8月4日，第8版。

[3]关于安徽省的情况，参照《安徽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安徽省政府网站，2008年8月20日，http://apps.ah.gov.cn/showcontent.asp=?newsid1595.关于江苏省的情况，参照宋红梅（音译）《30年巨变看江苏》，《中国日报》英文版，2008年11月6日，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08 11/06/content 7181596.htm .

[4]《200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北京：国家环保总局，2003年。

[5]贾斯柏·贝克：《淮河水被污染》，《南华早报》，2001年1月13日，第10版。

[6]雨果·雷斯塔尔：《审视亚洲一：种挖空心思的掩盖》，《华尔街日报》亚洲版，2001年3月14日，第6版。

[7]《中国呼吁理性开发淮河流域》，新华社，2001年4月9日。

[8]张久生（音译）:《淮河流域的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世界银行淮河流域污染防治项目报告第，2—3页，www.wb.home.by/nopr/china/pids/huai.htm.

[9]贝克：《淮河水被污染》，第10版。

[10]马克·赫兹加德：《中国问题的真正所在》，《大西洋月刊》，1997年11月，www.theatlantic.com/issues/97nov/china.htm .

[11]阿比盖尔·扎黑尔：《中国的环保组织》，《中国季刊》，第156卷，1998年12月，第781页。

[12]《中国环境新闻》，1993年7月，第4页。

[13]赫兹加德：《中国问题的真正所在》。

[14]帕特里克·泰勒：《污染狂潮威胁中国的繁荣》，《纽约时报》，1994年9月25日，第A3版。

[15]赫兹加德：《中国问题的真正所在》。

[16]同上。

[17]中国科学家1996年6月提供给笔者的材料。

[18]《中国淮河清淤滞后》，日本共同新闻社经济新闻专题报道，1997年11月21日。

[19]约瑟夫·卡恩：《中国的绿色工程赢得了淮河治理的胜利》，《华尔街日报》，1996年8月2日，第A8版。

[20]《中国采取行动整治淮河污染者》，新华社，1998年1月1日。

[21]贾斯柏·贝克：《坚决打击逍遥法外的化学废弃物制造者》，《南华早报》，1999年5月21日，第15版。

[22]作者2000年4月在北京对《新闻调查》的记者兼制作人进行的访谈。

[23]马洁涛（音译）、罗伯特·西吉尔、诺亚·亚当斯：《淮河治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1998年4月7日的“时事纵览”节目。

[24]同上。

[25]《臭名昭著的淮河污染事件中死难者家属要求讨回公道》，《南华早报》，2000年6月16日，第7版。

[26]《过度开发导致淮河流量减少》，《南华早报》，2001年1月14日，第6版。

[27]《中国遭受严重旱灾》，美联社，1999年8月26日。

[28]《过度开发导致淮河流量减少》，第6版。

[29]同上。

[30]贾斯柏·贝克：《淮河污染治理措施》，《南华早报》，2001年1月1日，第4版。

[31]疏开生当时是安徽省政协委员，不是政协副主席。另外，政协的职能是参政议政，而不是像作者说的是省政府的改革顾问机构。——译者注

[32]贾斯柏·贝克：《停留在口头的淮河治理》，《南华早报》，2001年2月26日，第8版。

[33]《叫停污染工厂，避免污染事件》，www.fpeng.peopledaily.com.cn/200108/02/eng200110802 76373.html._

[34]《中国：淮河污染治理项目》，世界银行，2001年3月22日，www.worldbank.org/sprojects/Project.asp?pid=PO47345.

[35]沈华（音译）和路易塞塔·穆迪：《激进主义者保护中国的淮河》，法新社，2009年7月20日。

[36]《地方政府延缓“淮河的治理”》，新华社，2009年6月24日。

[37]《三个省份淮河治理不达标》，《中国日报》英文版，2008年4月22日。

[38]贝克：《淮河水被污染》，第10版。

[39]卡尔·波兰尼：《伟大的转变》，纽约：莱因哈特出版社，1944年，第184页。

[40]比如，瓦茨拉夫·斯密尔：《中国的环境危机》，纽约阿蒙克：M.E.夏普出版社，1993年；阿比盖尔·扎黑尔：《环境对中国加入WTO的影响》，未发表文章，2002年。

[41]李韶鹤、苏耀昌：《亚洲的环境保护运动》，纽约阿蒙克：M.E.夏普出版社，1999年，第4页。

[42]阿萨耶·德斯塔：《环境可持续型经济发展》，西巷市：普雷格出版社，1994年，第122—

[43]1乔23塞页·。富尔塔多和塔马拉·贝尔特合编：《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持续均衡发展的政策与原则》，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00年，第75页。

[44]罗纳德·英格勒哈特：《全球化与后现代价值观》，《华盛顿季刊》，第23卷，2000年第1期，第219页。

[45]贾格迪什·巴格沃蒂：《自由贸易个案研究》，收入约翰·J.奥德利：《绿色政治和全球贸易：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环境政治的未来》，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1997年，第34页。

[46]瓦茨拉夫·斯密尔：《中国的环境危机》，纽约阿蒙克：M.E.夏普出版社，1993年，第192—193页。

[47]富尔塔多和贝尔特合编：《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第75页。

[48]扎黑尔：《环境对中国加入WTO的影响》，第5页。

[49]李韶鹤、苏耀昌：《亚洲的环境保护运动》，第4页。

[50]《环境与贸易手册》，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市：联合国环境规划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2000年，第3—4页。

[51]富尔塔多和贝尔特合编：《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第75—80页。

[52]奥德利：《绿色政治和全球贸易》，第34页。

[53]约翰·卡利：《减少人口能拯救我们的地球吗？》，收入德斯塔《环境可持续型经济发展》，第85页。

[54]德斯塔：《环境可持续型经济发展》，第84页。

[55]比如，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林恩·雷纳出版社，1994年；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56]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191页。

[57]E.博斯拉普：《农业发展状况》，伦敦：艾伦—昂温出版社，1965年。

[58]卡利：《减少人口能拯救我们的地球吗？》，第85页。

[59]德斯塔：《环境可持续型经济发展》，第80页。

[60]参见大卫·W.皮尔斯和杰瑞米·J.沃福德：《世界无末日：经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环境与贸易手册》，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市，联合国环境规划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2000年。

[61]中国政府只在实行计划生育的地区加大管理力度，目的是扭转毛泽东时期造成的人口爆炸。

[62]《中国概况》，世界银行，2008年，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COUNTRIES/EASTASIAPACIFICEXT/CHINAEXTN/O，content MDK:20680895～pagePK:1497618～piPk:217854～theSitePK:318950,00.html.

[63]谭燕、郭飞（音译）:《中国西部环境问题与人口分布不均》，“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迁移研究网络第八次国际会议”（2007年5月26—29日）上提交的论文，中国福建，www.apmrn.anu.edu/conferences/8thAPMRNconference/26.Tan%20Guo.pdf.

[64]乔纳森·韦策尔等：《为中国的十亿城市人口做好准备》，麦肯锡公司，2009年3月。

[65]理查德·麦格雷戈：《中国因污染每年致死75万人》，《金融时报》，2007年7月2日。

[66]亚当·西格尔和艾里克·图恩：《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动：地方政府、工业部门和中国的发展》，《政治与社会》，第29卷，2001年第4期，第557—588页。

第二章 资源开发的传统

中国今天面临的环境挑战不是近几十年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引起的，而是数百年来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引起的。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国家建设、战争、经济发展都对土地、水资源和森林资源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早在7世纪，中国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给环境敲响了警钟。其后的数百年中，资源开发反过来引起战争、灾荒和自然灾害，给中国带来无数的灾难，加速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瓦解。

当然，在环境开发以及造成的破坏方面，不是仅有中国一个国家。正如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在其关于环境发展史的著述中所说的：

无数的古代社会由于环境退化而消亡。埃夫伯里石圈、巨石阵很可能引起了大面积的森林砍伐，从而导致了土壤侵蚀、气候变化甚至可能带来饥馑。玛雅金字塔的建设者可能是以同样的方式导致了他们自己的灭亡。苏美尔人过度的灌溉工程把盐灌进土壤，加速了他们社会的崩溃，甚至可能导致了印度河领域文明社会的崩塌。[1]

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同样深陷在困扰当今中国的诸多问题之中：中西部森林资源迅速减少，西部水资源严重缺乏，土壤侵蚀，沙尘暴威胁内陆腹地，鱼类和野生动植物不断消失等等。[2]这些挑战激发政府和民众实施了一批大规模的保护土地、水资源、森林资源以及生物多样性的计划。[3]

但是，当今中国和一百年前的美国以及目前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环境恶化的程度更加严重，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更大。没有一个国家面临着中国这样用大致和美国面积差不多的土地，养活将近世界1/4人口的艰巨任务。

环境传统

对中国的历史进行环境文化传统的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丰富的艺术和文学史料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的重要性和自然美的描写。中国的绘画和诗歌中不乏描写人尊重自然环境的意象。比如，在中国的绘画中，相对于画中的山川、河流和树木，人往往被画得很“小”，这反映了人对自然的尊敬。[4]出于反对人是宇宙中心的观念，画家不把人放置于画的中心。[5]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自然乡野成为远离政治斗争的圣地和避难所。[6]山川在中国主要的哲学流派和宗教中尤其具有象征意义，成为人恢复精力、理解“真、善”的所在。[7]即便是建筑也要和“当地的宇宙气息”融通和谐。[8]比如，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就认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9]这深刻说明了中国古代艺术和文学对自然的重视，从而使一些环境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环境传统主要是尊重自然。[10]

的确，早在西周时期[11]，中国的精英阶层就认识到了保护环境的必要性。根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地方官员担负起保护河流、山川、森林、鸟兽的责任。[12]几个世纪以后，东周春秋时期齐国（？—公元前645年）的上卿管仲提出了尊重人、发展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他告诫人们可以砍伐森林，捕捞鱼虾，但要有“度”。[13]他还提醒人们“荐草虽多，六畜有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14]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中更多地描写人是怎样战胜自然、利用自然的。比如，在一个神话传说中，神射手后羿看到10个太阳灼烧大地，威胁地球上的生命，于是他勇敢地射落了9个，从而保护了地球，并从西天王母那里赢得了长生不老药。[15]另一个故事讲述大禹治水的经历。大禹生活在7000多年前，通过疏通河道，治理了黄河的泛滥。大禹的成功使人相信，只要因势利导，就可以像“大禹治水”[16]那样征服自然灾害。

中国的环境传统还深受儒家、道家和法家等中国早期主要思想流派的影响。佛教尽管不是源于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艺术、文学和实践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每个流派都有所论述，并以自己的思想影响这些理论和实践。同时，这些哲学思想还影响了中国的统治阶层、社会精英以及普通民众和中国社会的整体秩序，这些影响对保护自然环境都是既明显又重要的。当然，正如美国的中国史专家贺凯（Charles O.Hucker）所指出的，尽管这些哲学流派“观点不同，侧重点有别……，但并不是相互抵牾的。儒家重视社会和政治关系中的人，道家重视人在更大宇宙空间中的位置，法家则看重国家的行政管理”[17]。

哲学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每一个哲学流派都试图在更广阔的宇宙空间建构社会关系，这和西周早期的社会实践有关。西周建立了人与宇宙关系的基本原则，后世大哲学家和政治家以此为基础并加以发展。周朝人认为宇宙由全能的“天”主宰，“天”在世上选一个人，也就是周王，成为天子，来负责管理“普天之下”。中国社会在这个统治者的治理下实现统一，他的任务就是在贤能的人辅佐下治理国家，为他的臣民带来和平与秩序。[18]

在东周春秋时期，天子尊重环境：“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19]

儒家

孔子关于社会组织的观点主要强调道德、礼节和社会和谐。[20]孔子认为不仅人有道德，宇宙也有道德。他做这样的联想：宇宙和人都是由非人力所能支配的、强大的“天”统治着，天意让人快乐，并与宇宙和谐（道）[21]；“人对宇宙和谐所做的贡献就是过一种富有伦理和道德的生活。”[22]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五常”，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只要君、父、夫等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就能达到和谐、自由，远离冲突。[23]通过成为道德楷模，统治者就会建立秩序，整个国家就可以依靠榜样而不是法律来运行。[24]

自然的位置在长幼尊卑的秩序中体现出来。儒家的其他代表人物孟子和子思发展了人和自然不可分割（天人合一）的观点，仍然认为天包括天道、鬼神和自然，是高于人的，只有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才能理解自然之道。[25]荀子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不过，他认为人和自然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其客观法则：“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26]同时，他认为人有能力应对自然的挑战，并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控制自然。[27]他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和“应时而使之”的思想[28]，相信只要尊重自然规律，人一定能超越自然，开发自然，受惠于自然。[29]

在秦（公元前221—前207年）、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时期，哲学家继续他们对神、自然、人之间关系的阐释。[30]秦朝时期，秦始皇的宰相吕不韦组织门下的学者和哲学家，编纂了《吕氏春秋》[31]，把天子[32]看作是神、人、自然这三个世界的沟通者。

自然拥有神的能力，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奖惩。作为人的精神和世俗领袖，天子负责管理每一个人的行为，保证其都是恰当的，并且和神、自然两个世界的秩序是和谐的。[33]天子要认真地履行这个职责。比如，有这样一个传说：商朝（公元前1766—前1122年）时期，“汤之时，大旱七年，剪发断爪，以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何不雨至斯极也？’言未已，大雨。”[34]

然而，学者并不仅仅满足于抽象的哲学理想。比如，孟子有一次答梁惠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35]

因此，在儒家思想中，世界是由天、地、人三位一体构成的，其中天“拥有意志，具有创造力量”；地“把天所创造的呈现出来，生长万物，哺育众生”；人则处于天地之间。[36]地在满足人的需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为了实现地的潜能，人要投入辛苦和才智，这样才能创造人赖以生存的条件，创建令蛮夷敬畏的物质文明。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体现自身存在的必要性”。[37]

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论述道：

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中国人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把土地以及维护土地生产的农业体系看作“命根子”，看作所有价值和所有美德的源泉。帝国王朝将主要的精力直接或间接地用于管理土地，农业是国家和社会的命脉，其支柱作用比古埃及以后任何一个文明都要大。皇帝每年最重要的活动是到设于都城的天坛去祭天，在那里，他扶犁稼穑，祈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绝大多数士大夫、文人都极其尊重甚至敬畏自然秩序，这种对自然的敬畏远胜于对人类自身的敬畏。需要指出的是，这往往带有某种说教的口吻：人要敬畏自然，就像敬畏上级和长辈一样，尤其是他的父母和顶头上司。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态度是顺从、孝顺。怀疑或者毁坏自然就是与宏大的自然秩序相悖离，有时被称为有违“天意”，因此会对中国传统中重要的等级社会秩序带来潜在的危害。[38]

道家

与高度秩序化、基于伦理道德的儒家和儒家思想完全不同，道家的信条是“顺其自然，回归自我，及时行乐”。[39]贺凯这样评述：

道家思想充满诗意，神秘玄奥，但决不是毫无理性地宣扬个人主义、遁世主义，而是倡导与自然（道）同生……自然是超越一切的、非个性化的、超越目的的宇宙，一切都在其中，各有其位，各司其职，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如果用自然中所不存在的标准，比如善恶标准去解释、分类和评价，只能引起曲解和误识。[40]

道家崇尚简朴的生活，认为人应该尽可能地与自然亲近，国家不要对自然进行干预或管理。[41]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统治者，那么他应该使人“愚”、“寡”，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42]黄仁宇（Ray Huang）也指出，道家“认同宇宙统一，希望回归原始古朴，这种思想由于道家反对限制自由而得到进一步强化，道家反对限制自由一是通过游说劝说，二是通过倡导和谐。因此，道家受到泛神论、浪漫主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的欢迎。然而，这些思想并不能给当今的政治混乱提供立竿见影的药方，只能使智者遁世”[43]。这样一种哲学可能有利于环境保护，也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44]

新儒学

后来的新儒家学者如张载（1020—1077年）和王夫之把儒家的秩序和道德同道家的自然“归一”观点融为一体。道家坚持：“天为父，地为母，卑微如我者居其中。故而我身盈宇宙，我性观宇宙，人皆我兄妹，物皆我同伴。”[45]对于新儒学来说，人是与“石头、树木、牲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宇宙同为一体的”。[46]魏乐博（Robert Weller）和包弼德（Peter Bol）认为：

新儒学继续把思想建立在个人道德和政治道德的基础上，认为“天地”是一个统一、和谐的有机体，这与宇宙共振理论所倡导的学说极为一致。同时……自然界实际上被喻作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人应该师法自然，在社会生活中也要建立这样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这种思想并不是让学者去真正研究自然的秩序，也不是以生物学为中心的观点来观察世界。[47]

尽管现代的新儒学家试图解释阐明其知识遗产中含有的环境精神，但是从我们今天对环境的理解来看，他们的前辈先贤并不是环境主义者（保护环境不受污染和破坏的人）。[48]新儒学家更注重探讨人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并提出，人“作为最高等的生物”，“生来就具有认识世界、建构思想、付诸行动的能力，一旦这一切都实现了，就会出现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49]

法家

法家提出了第三个、也是与上述两个哲学流派明显不同的规范人际关系的观点。法家思想最早发端于公元前7世纪，其后不断发展完善。法家思想“最后的集大成者”及付诸实践者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去世）。[50]

从某些方面说，法家的思想植根于中国当时的自然环境，认为随着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多，食物和其他用品将变得匮乏，因此应该实行严厉的控制，制订严格的法规。法家思想家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保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符合国家的统一利益，法律应该条文清楚，内容详尽，对人的行为应该有奖惩措施。[51]受法家思想的影响，秦朝建立了任人唯贤的政治体制。

然而，秦朝灭亡后，法家不再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他们的一些思想不得不在很多方面适应儒家观念的要求，比如，曾经绝对的法律法规变得相对了、有条件了。司法部门在审理案件时要考虑方方面面，包括背景、动机、危害程度等等，“对法律条文的执行变得不再重要了”。[52]因此，要惩罚一个污染附近农民水源的当地印染厂，就要考虑印染厂雇用了多少工人，惩罚印染厂会对工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佛教

公元2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使中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自然。佛教认为人和其他众生是平等的，倡导尊重自然。[53]生死轮回，人就像动物和虫子一样要回归大地。因此，佛教徒不杀生，吃素食，而且还保护他们生活居住的山林环境。根据一个中国学者的研究，“（当今）中国三分之一的风景名山都有佛寺，佛寺古树环绕，环境优美”，这一事实反映出佛教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54]

被破坏的土地

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都正确地认识到了自然的重要性，认识到了自然的力量，希望人们过上富足、繁荣的生活。但是遍观中国历史，可以看到，儒家相信人定胜天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的环境思想家和官员尽管为保护环境做出了努力，但在战争、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面前，环境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因此周而复始的社会变迁，包括战争、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55]，使森林减少、土地沙化、土壤侵蚀、洪水泛滥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事实上，环境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对中国人与环境之间是否有过和谐表示怀疑：“中国某些经典著作所反映出的中国古代的环保智慧，既普通又可能被人误解：中国先哲关于开发资源的限制可能本不是古代社会和谐的表征，而是对一个虽处萌芽状态但已经露出端倪的生态危机所做出的理性反应。”[56]早在夏[57]、商（公元前1766—前1122）、周时期，对土地的过度垦殖已经很明显：“由于完全依赖土地，人们为了获得最大产量，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58]中国的初民不断寻找、耕种土质好的土地，因此“土地抛荒”问题变得十分严重。[59]

伊懋可认为，在中国，国家和个人对权力的追逐把自然环境变成了发动战争的工具，比如肆意砍伐森林是为了获得木炭，疯狂开发矿山、草原是为了寻找矿石，建造长矛、大炮和盔甲。[60]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直到晚近，中国人对权力的追逐，不管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上，主要是基于无休止的土地改良。为了促进农业的精耕细作，中国开发水利技术，修建灌溉工程，控制洪涝干旱，修建海堤，从而确保在气候反常的季节和年份，能够保持生产的稳定……这种权力追求的一个后果是对环境的“剥削”，这种“剥削”超过了大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在人类活动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的逐利行为，即便是采取有意识的行动，即便是普遍认识到逐利对环境的破坏效应，对环境的“剥削”仍然难以抑制。[61]

这种情况在持续了248年的战国时代非常明显，战国时代，仅有历史记载的战争就有590次。[62]《春秋》里面就有大量这方面的资料，比如在灾荒时代，交战双方掠夺对方的粮草，切断对方的后勤供应。[63]《春秋》里面还揭示，齐国宰相管仲说服诸侯国不要兴建对其他国家有害的水利工程，不要在饥馑之年禁运粮食。但是在大约350年以后，当孟子向统治者推荐《葵丘盟约》时，发现如此英明的劝告也被嗤之以鼻了。[64]由于不断寻找新的肥沃土地，不同诸侯国之间竞争加剧，冲突加深。正如黄仁宇所讲述的：“魏国地处黄河两岸。有一次，可能是在公元前320年，魏王告诉亚圣（孟子），如果碰到严重灾年，他就把百姓大规模地迁到河的另一边。这个时候，鲁国的疆域扩大了5倍，邻国齐国的面积增加了10倍。”[65]

即便是战争之后对权力的巩固，也常常造成对环境的破坏。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直到今天，中国的历史学家仍称其不世之功。秦始皇和他的臣子还兴建了很多重要的灌溉工程，修建运河，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中央集权统治。[66]但是国家建设不论是对于自然环境，还是对于当时的人们，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曲格平和李金昌有详细的描述：

秦的统一是以武力对六国的征服为前提的。……自秦孝公至始皇十三年，破六国兵，斩首达一百数十万，大屠城十三次，……此外，死于饥馑和战乱的穷苦百姓的数量恐怕比战场上的死亡者还要多。……秦始皇统一后，并没有让百姓喘息一下，就大兴土木，开始了大规模的非生产性活动。修长城御匈奴去四十万，戎五岭、平百越去五十万，修阿房宫和骊山墓去七十万，而且最后的筑墓人都成了永久的殉葬者。最终导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后果。秦始皇统一天下对历史确实做出了大的贡献，但是秦的统治者横征暴敛和沉重的徭役赋税却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可以肯定地讲，秦代的人口比统一前有减无增，必在2000万以下。……从环境的角度讲，大规模地兴建土木，势必进行大规模的砍伐和破坏。唐代杜牧的千古绝唱《阿房宫赋》中，不仅有“六王毕，四海一”的赞誉，也有“蜀山兀，阿房出”的叹息。[67]

因此，如果战争是环境退化的一个因素，那么战后的动荡和经济发展就是环境退化的另一个因素。

汉朝（公元前202至公元220年）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繁荣对环境退化所造成的影响。[68]人口增长扩大了食物需求。由于耕地不足，官员把百姓迁到偏远地区开垦荒地，开垦了2000万英亩农田。[69]地方志记载了当时环境逐渐退化的过程。比如，在汉朝，位于长江下游的嘉兴，先是生活环境优美，物产富足，穷人即便是没有隔夜粮也能度日。但是到了汉朝后期，该地区“经济衰退、环境退化、社会动荡”。[70]

随着中国经济在唐（618—906年）、宋（960—1279年）和元（1276—1367年）三个朝代的繁荣，大量人口南迁，造成了森林减少和土壤侵蚀。[71]即便如此，人们的生活需要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曲格平和李金昌详细描述了这一时期战争后的快速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

黄河流域最繁华的区域，竟闹到“居无尺椽、人无烟灶、萧条凄惨、游鬼哭”的地步，耕地荒芜，水利失修，人口大量死亡和南移，黄河流域社会经济渐趋衰落。[72]……盛唐时，为了养活全国5300多万人口，原有土地上生产的粮食已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仅新垦土地即达620万顷。……这种对“高山绝壑”的开垦，不能不对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后果。……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重，沟壑增多且延长加宽，导致黄河又一次进入频繁泛滥时期。仅宋朝300多年间，黄河就决口50多次，给人民和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73]

在明清时期，森林减少、洪水泛滥、土壤侵蚀和土地沙化都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加剧：

这个时期环境恶化的主要标志，首先是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数量急剧减少。……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没有土地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相继进入秦岭北坡的深山老林垦荒，多至“结棚满山梁”。……由于新开的耕地十分肥沃，无需施肥，就可“种一收百”。过几年贫瘠后，再砍森林，另辟新地。这样，年复一年，终于使秦岭北坡老林几乎荡然无存。……环境恶化的另一个标志，是这个时期的水土流失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这是流域森林破坏的直接后果。水土流失的严重恶果表现为黄河含沙量增高，决徙增多。在明朝近300年的历史过程中，黄河决口127次，约两年多一次；在清朝200多年中，黄河决口增至180多次，差不多一年一次。……另外，汉、唐盛世时在西北、华北北部的一些垦区和古城，在明清时期基本上全被流沙侵吞。……巴丹吉林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沙漠等，随着植被的破坏，不断扩展。而东北的科尔沁沙地，则是清代垦殖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的。[74]

从17世纪中叶清朝初期开始，中国专门修建了园林和公园，主要用作观光和娱乐，这种做法有助于保护那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75]然而，从总体上说，清朝经济的发展给环境带来了灾难。清朝时期，人口大量增长，土地过度开垦，草场过度放牧，鱼类过度捕捞，森林过度砍伐。所有这一切都对林业、农业和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正如伊懋可详细描述的，到了19世纪末，中国已成为一个被“资源枯竭”困扰的国家，“特别是林业和矿产资源枯竭，水资源缺乏，土壤侵蚀，土地由于粗放开发而盐碱化严重”。[76]那个时候，“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对木材都有着极大的需求……经济发展加速了林业资源的消耗，资源消耗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资源再生的速度，不论是通过林业自身再生，还是通过植树造林，都不能弥补林业资源的消耗。”[77]

自然灾害接踵而来。1876年，发生了一场持续三年的干旱，造成1300万人死亡。10年后，黄河决堤，200多万人因此丧生。[78]

不断增长的人口

中国历代帝王都不停地扩大人口，这成为人类给自然环境造成压力的第三个因素。几乎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把人口众多作为国家强盛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人多既可增加税源，又可以壮大军队。商鞅是促进秦朝发展的政治家，他认为大量的人口和强大的军队是统治者最大的财富。唐朝的刘晏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同样，南宋的叶适提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明朝的邱浚这样论述：“民生既蕃，户口必增，则国家之根本以固，元气以壮，天下治而君位安矣。”[79]

由此看出，中国历史上不断地遇到人口问题，这一点也不奇怪。伊懋可把人口问题追溯到唐朝（618—906年）和宋朝（960—1279年）[80]，邓海伦（Helen Dunstan）甚至认为至少可追溯到隋朝（589—618年）。[81]邓海伦说：“儒家的人文思想倡导人类的繁衍生息，如果一个地区‘人口众多、人丁兴旺’，那么就标志着这个地区富有活力。”[82]比如，孟子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83]

但是，中国也有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挑战鼓励人口繁衍的传统观点。比如，管仲认为人口增长要受土地和人口构成这两个关键因素的制约。就第一个因素来说，单位面积上的人口太多或太少都会带来效率低下和潜在的食物短缺。他说：“善者心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84]就第二个因素来说，都城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军队和平民之间的均衡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都城人口太多，那么“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同样，如果军队太庞大，那么就会“‘地博而国贫’，长此以往，早晚会变成‘国为丘墟’”。[85]

明朝是人口快速增长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人口从1403年的大约6600万增长到17世纪中叶的一个亿。史书记载，随着农民“抛荒”并不断开发新的林区，森林大面积缩小，土地大面积开垦，土壤严重侵蚀，洪涝不断发生。[86]其结果是，为了找活干，“流动”的从商者和手工业者向沿海城市地区流动。[87]

到了18世纪中期，中国的官员清楚地看到人口增长和粮价提高之间的关系，开始真正认识到供养庞大人口的困难。[88]但是，直到又过了一个世纪，清朝学者汪士铎才提出一套措施，遏制人口增长的趋势，他甚至建议采取严刑酷法，比如男人25岁以下婚娶、女人20岁以下婚嫁，就要判处死刑；比如对溺婴和流产者，给予税赋减免。[89]

促进环保的努力

几百年来，中国的官僚体制很明显不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环保的主要责任由各省巡抚承担，而这些人根本不重视环境保护。比如，对于一个清朝的巡抚来说，最重要的两项职责是刑狱和税政，还负责人丁、治安、邮政、河道（比如地方农田灌溉用的水库、大坝以及道路等）、粮仓、赈灾、救济和祭祀等，祭祀包括祭土地爷、谷神、风神、云神、雷公、雨神、山神、河伯和农神等。最后，地方官员还负有劝课农桑、疏通河道、兴修堤坝等责任。[90]但是，对于这些职责，没有多少官员认真履行。清朝一道皇帝的上谕对此抱怨道：“至以爱养百姓为心，留意于稼穑桑麻，如循吏所为者，盖不可得。”[91]邓海伦这样评述：“如果探讨怎样顺利地收取土地税同时又要顾及百姓利益，那么地方官员可以做得很细致，很认真，很详尽，很合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环境的考虑通常是很少的。”[92]不过，仍然有一些省份的官员真正关注环保问题。比如，17世纪末期，在河南做官、负责疏通河道的俞森，提出了大规模种树的建议，以解决明末战乱造成的一些环境破坏问题。他的建议有些没有可操作性，但还是明确地提出了柳树对于控制土壤侵蚀有一定作用：“豫土不坚，濒河善溃，若栽柳列树，根枝纠结，护堤牢固，何处可冲？”[93]

俞森还从更高的哲学角度来分析人和自然的关系：

五行之用，不克不生，今树木稀少，木不克土，土性轻飏，人物粗猛。若树木繁多，则土不飞腾，人环秀饬。[94]

有些官员还非常了解经济发展和环境退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制定了区域性生态系统管理的总体规划。陈宏谋1737年任云南省布政使，他对植树造林、农作物多样化、土地所有制以及如何发酵牲畜粪便制造有机肥等各方面的事情都很关注。[95]他在植树造林方面的报告充分显示出其对人类如何改变了环境的清醒认识。

在多山的云南，丘陵上遍布大片大片的原始竹林，草木葳蕤，薪柴充足。但由于盐厂需要木材，矿厂、铸币厂需要木炭，树木被日夜砍伐，结果山秃了，甚至能够一览无余地极目远望。木柴和木炭越来越贵，越来越难以买到，到了最后连树根和树皮都被挖尽剥光了……一度丘陵起伏的云南也难以种植粮食，但并不是不能种树。而且既然这个省以前林木繁茂，竹林葱茏，只是现在才被砍伐殆尽，那么重新让山林披上绿装是完全可能的。[96]

也在同一时期，陕西巡抚毕沅提出了平衡人口不断增长与自然资源日益短缺的措施，制定过一个“屯田移民”的综合计划，包括在全省范围内重新分配人口，扩大灌溉设施，组织发展畜牧业，主要是饲养骆驼、马、牛、羊等。[97]1778年和1779年期间，他把陕南山区的10万居民进行了重新安置。

当地居民对于经济盲目发展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危害也并非熟视无睹，地方工业危害农业发展是清朝人普遍关心的事。据记载，农民强烈抗议环境污染。邓海伦转述过1737年发生的一件事，有108个当地居民向当地官员递交诉状，抗议苏州虎丘地区的印染作坊污染了他们的水源，毒死了他们的庄稼，污染了他们的饮用水，损害了他们风景优美的佛教胜地。后来，官府恩准，禁止该地区开设印染作坊。[98]在云南，有一个居民写信，详述采矿如何污染了水源和空气，使丘陵荒芜，从而影响了当地的农业收成。[99]

尽管有这些零散的、个人的努力，到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面临着与自然资源管理相关的一系列严峻挑战：

水运管理体制开始瓦解，部分原因是由于水利疏于兴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水利工程建设过度。18世纪，湖南中部由于人口增长的需要大肆围堤造田，阻塞了河道，切断了排水系统，导致了这一农业富庶地区洪涝灾害连连不断。长江沿岸，由于官府和地方乡绅的利益冲突，江堤常年失修。其他地方的水运管理体制也由于类似的利益冲突和水利设施老化而受到严重破坏。尽管清朝初期通过采取良种良法成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到了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农田的亩产量开始停滞，落后于人口增长。[100]

在有些地区，存在着公共设施投入不足、腐败、暴乱、抗税、边疆少数民族造反以及西方施压等问题，这些问题和人口增长交织在一起，变得愈发严重。[101]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秩序，但是并没有缓解大多数中国人面临的日益恶化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状况。中国80%以上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很多人的生活处于赤贫状态，到处有饥馑、流民、失业、贫困以及土地掠夺。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在城市沿街乞讨；父母无奈卖儿鬻女。[102]当时的海关官员对中国的迅速瓦解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认为中国“法律秩序崩溃，交通、市场瘫痪，洪涝、干旱失控”。[103]

国民政府也不是完全忽视履行发展经济的传统责任，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很多大城市实现了7%—8%的经济增长。国民政府还实施了一些水利灌溉和洪涝防治工程，加强农业研究，解决了农民面临的一些环境和农业问题。但是，由于“官僚作风”，这些努力多数无疾而终，只有少数“取得了一点进展”。[104]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征兵、提供军需和土地征用，让农民更加苦不堪言，雪上加霜。

更严重的是，在1949年前的民国时期（1911—1949），无休止的战争，不管是国内军阀混战，还是抵御外寇日本，都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环境退化和社会动荡。到了1930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105]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环境状况

1949年，以工农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在恢复经济、缓解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建国初的五至十年里，中国领导人在深受战争创伤的国土上重建经济，农业和工业迅速发展。同时，中央政府还制定了水土保持规划，实施了水利、造林、抗灾等一批重大公共设施工程，但也未全部达标。比如，新中国第一任林垦部部长梁希在1956年指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植树造林数据不是基于真正实际的测量，而是仅仅在目测或估算的基础上确定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高估甚至是全部毫无根据的报告。”[106]工厂，特别是电厂，常常沿河而建，没有任何的废水、废气和工业残渣处理设备，因此就把河道当作排污渠了。

毛泽东的宏图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这一宏图的实施很快就使中国进入了人口增长、资源耗费、环境退化、社会动荡这种新一轮的循环之中。中国要备战，要实施宏大的经济发展规划，从而大大加速了资源的利用。毛泽东一方面赞赏秦朝的法家传统，坚信法律法规是“谋幸福之具也”[107]；另一方面，从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实施法令需要对人民进行“立信”。毛泽东在他19岁时写的也是目前保存的最早的文稿《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指出，普通大众反抗商鞅的严刑酷法可以解释为“国民之愚也”，一般百姓不愿实施新法，是因为“非常之原，黎民惧焉”。[108]但毛泽东对商鞅法治思想的推重并没有让他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制体系，却使他开展了持续不断的群众运动，有些运动对环境带来了影响。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环境保护法规建设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109]毛泽东后来的著作和讲话集中论述了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克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必要性。墨菲曾经对毛泽东的自然观做过这样的描述：“自然被公然视为敌人，人要憧憬更加光明的前景，更加充满自信和热情地与自然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甚至比西方的达尔文、斯宾塞所持的观点还要激进。”[110]

毛泽东关于自然环境的思想强调解放群众、发动群众战胜来自环境和自然的威胁，他号召人民备战备荒[111]；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12]墨菲很率直地指出，这种“对自然的进攻”是“一个经济上、技术上都很落后的社会很自然的行动，有时……很盲目……与自然进行斗争要比保护自然更有吸引力，如果说与天斗充满戏剧冲突，那么保护自然、积累资源、投资环境则显得像散文一样波澜不惊，平淡无奇。”[113]

为了实现建设强国的宏图，毛泽东把扩大人口作为重要措施。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有关人员为杜鲁门总统（Harry S.Truman）编纂《中美关系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认为：“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因此给土地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每一个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养活这一庞大的人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政府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114]毛泽东在他的答艾奇逊的文章《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重申了他关于人口重要性的观点：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115]

有时，毛泽东对能否满足中国庞大人口的生活需要似乎也有犹豫。比如，1958年在成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116]然而，毛泽东时代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人口高速增长，从1950年的5.4亿增长到1976年的9.3亿，对人口的这一增长，中国目前仍然在为此付出代价，而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13.06亿了。[117]

毛泽东没有听从专家关于限制人口的明智建议。马寅初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与毛泽东“人多力量大”[118]的思想不同，马寅初认为如果中国的人口无节制地增长下去，将会成为生产发展的一大障碍。马寅初认为：“只要把人口控制起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崇高的愿望不难成为现实。”[119]马寅初提出了几条措施，包括把计划生育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实行晚婚晚育，采取避孕措施，定期进行人口普查等。[120]

尽管马寅初起初得到学术界其他专家和中央领导的支持，但他仍然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成为20世纪50年代末“反右”运动的牺牲品，由此被解职，失去了生活来源。直到1979年，在98岁高龄时，马寅初才最终在邓小平的关心下恢复名誉。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毛泽东执政时期错误地加给他的指控，全部予以平反。[121]然而，这个平反来得太迟了，无法阻止20年来毛泽东实行的人口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虽然毛泽东很多时候也考虑人口太多这个问题，但直到1974年，当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外来威胁有所减弱时，他才真正感到为中国庞大的人口提供粮食和就业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毛泽东号召人民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122]

群众运动对环境的破坏

1958—1961的“大跃进”

毛泽东崇尚人定胜天，迫切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世界强国，这使得他决定在1958年发起“大跃进”运动，这个群众性的运动目的旨在加速中国的共产主义进程，在工业发展上赶英超美。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采取的环保措施很快便淹没在全国大规模的土地开垦浪潮之中，虽然开垦土地是为了种粮，但却对森林、湿地、湖泊和河流造成了破坏。

曲格平是“大跃进”20年后中国国家环保局的第一任局长，他对这一时期的环境状况如此描述：

在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在指导思想上开始滋长起一种骄傲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的作用，对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使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到了重大损失，并且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环境污染和比较严重的生态破坏。……在“大炼钢铁”和“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指导下，小钢铁和其他“小土群”遍地开花。……在工业布局上，几乎冲破一切规章制度和禁忌，随心所欲，不顾环境保护的要求……使生物资源遭到破坏，特别是森林资源锐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国自然环境受到的一次大范围的冲击和破坏。[123]

为了把粮食产量提高到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高度，当时甚至发出了很多错误的指示。比如，要求人民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到处植树，“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124]；推广种粮新法，包括密植、深耕、广施肥料、使用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甚至少种（但是多收）等。作为那个时代的记录人，贾斯柏·贝克（Jasper Becker）描述了当时大量进行的、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伪科学的农业革新。有些错误简直难以置信。报纸刊登了孩子坐在麦田上的照片，以显示小麦长得稠密。后来的调查则证明那些照片不过是造的假，拍照时在孩子屁股底下塞了条凳子。[125]

毛泽东还大幅度扩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包括大建水库、堤坝和灌溉工程：“中国的每个县都必须垒坝修渠，建一个水库……不到两三年，大多数县的大坝都坍塌了，三门峡黄河大坝建成后不久，库区就填满了淤泥，极大地损害了水库的功能。”[126]诸如此类的水利枢纽工程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浙江省新安江水库建设过程中，为了使水库扩容，仅从一个县就迁走了30万人。[127]

“大跃进”运动中另一个对环境带来巨大破坏的是大炼钢铁狂潮。为了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产量，中国全民用土办法炼钢。毛泽东满怀豪情地说：“再加两年，到六二年，可能出八千万到一亿，接近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128]贝克指出：“全中国人民，从西藏高原偏远地区的农民，到北京中南海的最高领导，都在1958年和1959年搭起了炼钢炉，用土方法大炼钢铁。每个人都有指标，要把自行车、钢轨、铁床架、门把手、铁锅、铁盆、铁篦子等金属东西上缴。为了烧钢炉，中国人大量砍伐树木。”[129]

大炼钢铁的结果是炼出了大量的废铁，环境污染急剧上升。北京从一个“连铅笔都不生产”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拥有“700家工厂、2000个炼钢炉”的城市[130]，这些工业设施把烟尘不断地排到北京的空气中。总体来说，在“大跃进”中建成了“简陋的炼铁、炼钢炉60多万个，小煤窑59000多个，小电站4000多个，小水泥厂9000多个，农具修造厂80000多个。工业企业由1957年的17万个猛增到1959年31万多个。”[131]

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这一时期环境所受的影响。比如，有专家估计，毛泽东实施的土法炼钢政策消耗了中国10%的森林。[132]曲格平这样描述：

环境污染迅速地发展起来，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烟雾弥漫、污水横流、渣滓遍地的局面。在“大办”的冲击下，对矿产资源滥挖滥采，不仅造成了惊人的浪费，而且破坏了许多地方的地貌和景观。更为严重的是使生物资源遭到破坏，特别是森林资源锐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国自然环境受到的一次大范围的冲击和破坏。[133]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

由于看到“大跃进”带来的危害，中国领导人开始放慢国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1966年，也就是“大跃进”政策仅仅调整甚至停止实施5年后，毛泽东又发动了新的革命——“文化大革命”，这次运动同样对国家和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

“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要比“大跃进”严重得多，对环境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曲格平认为：“在工业、农业和城市等领域建立起来的极为有限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受到批判和被否定，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破坏无遏止地迅速蔓延开来，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134]

“文化大革命”中实施的一些政策极大地危害了中国的环境。工业生产一味强调数量，追求高产量，很少注意采用适用的技术，因此在原材料和能源方面产生了极大的浪费。由于不再执行劳动和环境法规，空气和水污染不断加剧，同时还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严重丧失。[135]

“文化大革命”片面强调粮食产量，忽视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人民毁林造田，毁草造田，填湖造田，建成人造平原，种植粮食。中国北部的东北和新疆的造田运动由于不能“延长生长季节或投入巨额资金改良土壤”，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136]

瓦茨拉夫·斯密尔详细阐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土地退化的情况：

非法砍伐森林一直是缺乏木材的中国的一个难题，“文革”期间，非法砍伐变得更加猖獗，农村地区能源供应紧张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给环境带来了更大的破坏……在大多数地区，毁林造田后不久，就会开始环境的恶性循环：新开垦的土地种几年粮食后，土壤里积累的有机物就会急剧减少，薄薄的土壤层迅速侵蚀，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然后为了多打粮食，再去毁林造更多的田。被抛弃的、荒芜的土地就会完全侵蚀，如果全部土壤侵蚀殆尽，基岩裸露，那么就可能带来环境不可修复的后果。[137]

毛泽东还实行“三线”建设的政策，为了不受外国列强攻击，要求把生产从沿海地区搬到内地，把工厂建在“靠山、分散、进洞”的地方。[138]其结果是，这些工厂把有毒废气、废物排放到山里，污染了空气和水质。[139]不过，就像“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最大影响是对整个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中国知识青年——后来扩大到所有领域，包括环保领域的科研人员和知识分子——被打倒。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庭被发配到农村或工厂去劳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被投入监狱或者被迫害致死。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大约15年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秩序极端混乱，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遗产

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深深镌刻着役使环境、为己所需的传统，很少考虑自然和人恢复地球资源的能力。中国对环境采取的态度、建立的体制、实行的政策植根于并浸润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传统哲学，比如儒家哲学鼓励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征服自然，而相对来说关切生态的道家和佛教对中国大众和中国领导人的影响却很有限。

实际上，中国传统中在攫取权力、发展经济、满足需要方面表现得过度进取，给森林和矿产资源带来了浩劫，使河道和水利管理工程变得盲目，使土地因集约耕种而日益退化。周而复始的社会变革（包括战争、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导致森林面积大幅减少，沙漠化、土壤侵蚀、洪涝这些危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升级。

中国的保护环境体制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也就是说，维持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责任首先在帝王或国家的领导人那里，其次在地方要员那里。简而言之，帝王的“天命观”以及儒家推崇的官员道德观和责任观，成为中国历史大多数时期内保护环境的主导思想。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护和保持水土资源，主要依靠个别官员的自觉性和个人倾向。有些开明政治家和地方要员，比如管仲、俞森，积极推行保护环境的政策，但大多数官员一味地发展经济，增强武力，很少考虑环境资源的承受能力。

同时，普通大众在环境保护上几乎发挥不了任何作用，除非他们眼前的环境和资源受到威胁。比如，水污染和庄稼毁坏可能导致恶性的地方冲突。但是对于中国普通百姓来说，他们认为环境保护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只是在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危害时，他们才有所行动。

中国的环境保护制度一方面存在依赖个人行为的弱点，另一方面，中国又缺乏制定和实施环境法律法规的传统。儒家价值观和法家理想的结合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更愿意以就事论事的方式平衡各方的利益冲突，而不是主要依靠系统的法律制度。这就使得帝王或官员在处理问题上更加率性而为，从而对环境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尤为严重的是，负责执法的环保机构要么权力小，要么根本就没有设立。最后，中国社会缺乏强大的司法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腐败愈演愈烈，进而削弱了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加剧了社会动乱和动荡。

尤为严重的是，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历代统治者在管理自然资源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喜欢采取运动的方式，以群众运动来解决洪涝灾害和森林减少等环境问题，但是这些运动多以失败告终。在强调速度、扩大范围的同时，很少考虑对于成功至关重要的环境和科学因素，也不允许有质疑科学的精神，不允许实行其他方案。因此，中国的专家就不能向政策制定者提供详细的、有价值的研究分析。

中国传统上对环境所持的态度、建立的体制和采取的措施，没有为建立强大的环保机构打下基础。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又将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挑战。

注释

[1]德里克·沃尔：《绿化的历史》，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94年，第2页。

[2]撒缪尔·P.海斯：《美、健康和持久》，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22页。

[3]同上。

[4]茅于轼：《环境伦理的演进》，收入弗雷德里克·费雷、彼得·哈特费尔主编：《伦理学与环境政策：当理论和实践相遇》，雅典城：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5]同上。

[6]杨晓山（音译）:《中世纪中国诗歌中的荒野理想化》，收入克伦·K.高卢、杰基·希尔兹主编：《太平洋岸边的风景和社区》，纽约：阿蒙克：M.E.夏普出版公司，2000年，第104页。

[7]罗兹·墨菲：《中国的人与自然》，《现代亚洲研究》，第1卷，1967年第4期，第316页。

[8]瓦茨拉夫·斯密尔：《退化的土地》，纽约阿蒙克：M.E.夏普出版公司，1984年，第6页。

[9]杨晓山：《中世纪中国诗歌中的荒野理想化》，第92页。

[10]侯文慧（音译）:《中国传统自然观反思》，《环境史》，第8卷，1997年第4期，第482—493页。

[11]史料对朝代开始、结束时间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本书中依据的是狄百瑞在《中学原典》（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1卷中对朝代日期的记载，该书用缩写C.E.表示公元，B.C.E.表示公元前。

[12]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林恩·雷纳出版社，1994年，第16页。

[13]茅于轼：《环境伦理的演进》，第43页。

[14]同上。

[15]卡罗尔·斯特潘楚克、查尔斯·王：《月饼和饿鬼》，旧金山：中国图书期刊出版公司，1991年，第53页。

[16]侯文慧：《中国的环境危机和环境史研究实例》，《环境史评论》，第14卷，1990年第1—2期合刊，第152—153页。

[17]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69页。

[18]同上书，第55—56页。

[19]理查德·埃德蒙兹：《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失衡：中国环境恶化与环保调查》，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94年，第24—25页，转引自方红（音译）的硕士论文：《中国的环境观》，俄勒冈大学，1997年6月，第44页。

[20]方红：《中国的环境观》，第66页。

[21]“道”是“宇宙运行的方式，它是通过阴和阳这两种既对立互补又相辅相成的因素相互作用进行的，阴和阳的关系就好比电的正负两极。和阳有关的是太阳、光明、温暖，与阴联系的是月亮、黑暗、寒冷……一旦阴阳之间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不协调就会出现，可能会带来灾害或其他不利的影响，但从绝对、抽象的意义上来讲，没有好与坏的问题。”参见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第70—71页。

[22]同上书，第84页。

[23]肯尼思·E.威尔肯宁：《分析文化与环境之间安全关系的一种理论框架，以及它在东北亚儒家思想研究中的应用》，为华盛顿大学和太平洋西北部环境安全系列会议提交的论文，会议议题是“文化态度和生态环境，以及它们与地区政治稳定的关系”，1998年1月16—17日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举行。www.nautilus.org/esena.

[24]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第79页。

[25]徐德蜀：《中国安全文化建设》，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4年，第255页，转引自方红：《中国的环境观》，第63页。

[26]徐德蜀：《中国安全文化建设》，第255页，转引自方红《中国的环境观》，第65页。

[27]同上。

[28]侯文慧：《中国的环境危机和环境史研究实例》，第153页。

[29]徐德蜀：《中国安全文化建设》，第255页，转引自方红《中国的环境观》，第65页。

[30]狄百瑞：《中学原典》，第207页。

[31]同上。

[32]“天”同样指的是天国、上帝、自然；“子”指的是上天之子。

[33]狄百瑞：《中学原典》，第207页。

[34]方红：《中国的环境观》，第67页。

[35]茅于轼：《环境伦理的演进》，第43页。

[36]海伦·邓斯坦：《18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以及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收入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历史上的环境治理与社会发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7页。

[37]海伦·邓斯坦：《18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以及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收入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历史上的环境治理与社会发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7页。

[38]墨菲：《中国的人与自然》，第314页。

[39]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第90页。

[40]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第90页。

[41]茅于轼：《环境伦理的演进》，第46页。

[42]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第91页。

[4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纽约阿蒙克：M. E.夏普出版社，1997年，第20—21页。

[44]茅于轼：《环境伦理的演进》，第46页。

[45]杜维明：《万物一体：中国人的自然观》，收入安乐哲、约翰·白诗朗主编《儒家思想与生态：天地人的内在关系》，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46]同上。

[47]魏乐博、包弼德：《从天到地到自然：中国人的环境观及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收入安乐哲、约翰·白诗朗主编：《儒家思想与生态：天地人的内在关系》，第322页。

[48]同上书，第323页。

[49]同上。

[50]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第93页。

[51]同上书，第94—95页。

[52]贺凯：《帝制中国的岁月》，第164页。

[53]茅于轼：《环境伦理的演进》，第45页。

[54]同上书，第45—46页。

[55]段昌群、甘雪春、詹妮·王、保罗·K.钱：《环境因素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心迁移中的作用》，《人类环境学刊》，第27卷，1998年第7期，第575页。

[56]伊懋可：《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中国季刊》，1998年第156期，第738—739页。

[57]狄百瑞没有提供夏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具体时期，而贺凯提供的公元前2205—前1766又不完全可靠。

[58]段昌群、甘雪春、詹妮·王、保罗·K.钱：《环境因素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心迁移中的作用》，第572页。

[59]同上书。第573页。

[60]伊懋可：《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第743页。

[61]伊懋可：《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第742—743页。

[62]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08—411页。文中引用的日期来自伊懋可：《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第740页。

[6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25页。

[64]同上书，第24页。

[65]同上书，第25—26页。

[66]方红：《中国的环境观》，第46页。

[67]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17页。

[68]2002年，甘肃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道汉朝的敕令，该令禁止春天伐木、猎取幼兽，禁止夏天焚烧林地、秋天开采矿藏。《中国发现最古老的环境保护条例》，人民日报网络版，2002年4月24日，www.fpeng.peopledaily.com.cn/200204/24/print20020424_94647.html.

[69]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17页。

[70]伊懋可：《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第736—737页。

[71]方红：《中国的环境观》，第69页。

[72]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21页。

[73]同上书，第22页。

[74]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24—25页。

[75]王玉清（音译）:《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人类环境杂志》第16卷，1987年第6期，第326页。

[76]伊懋可：《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第736页。

[77]同上书，第747页。

[78]贾斯柏·贝克：《饿鬼》，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79]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60页。

[80]伊懋可：《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第753页。

[81]邓海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第592页。

[82]同上。

[83]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60页。

[84]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16页。

[85]同上。

[86]同上书，第24—25页。

[87]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23页。

[88]邓海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第592页。

[89]同上。

[90]瞿同祖：《清朝时期地方政府的职能》，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6—167页。

[91]《清会典事例》卷九二七，收入《清朝时期地方政府的职能》，第167页。

[92]邓海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第591页。

[93]邓海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第602页。

[94]俞森：《种树说》，转引自邓海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第591页。

[95]邓海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第603—605页。

[96]同上书，第605—606页。

[97]邓海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第595页。

[98]同上书，第609页。

[99]同上书，第609—610页。

[100]玛丽·B.兰钦、费正清、费维恺：《导言·中国现代史面面观》，见崔瑞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费正清和费维恺主编的《中华民国，1912—1949》第二部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7页，第15页。

[101]玛丽·B.兰钦、费正清、费维恺：《导言·中国现代史面面观》，见崔瑞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费正清和费维恺主编的《中华民国，1912—1949》第二部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页。

[102]马若孟：《中国农业经济》，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257页。

[103]同上书，第13卷，第256页。

[104]易劳逸：《1927—1937年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152页。

[105]同上书，第151页。

[106]莱斯特·罗斯：《中国的环境政策》，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7页。

[107]毛泽东：《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权力之路：1912—1949年的革命篇》，纽约阿蒙克：M.E.夏普出版公司，1992年，第5页。

[108]同上书，第6页。

[109]毛泽东：《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2月5日，转引自《毛主席语录》，北京：外文出版社，1966年，第204—205页。

[110]墨菲：《人与自然》，第319页。

[111]《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4日），转引自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103页。

[112]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转引自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103页。

[113]墨菲：《人与自然》，第323页。

[114]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67页。

[115]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第453页。

[116]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104页。

[117]同上书，第68页（1950年的中国人口）；刘英玲（音译）:《中国最近人口统计结果》，世界观察研究所，2006年3月21日，www.worldwatch.org/node/3899.

[118]夏竹丽：《毛泽东的自然征服》，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119]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88页。

[120]同上。

[121]夏竹丽：《毛泽东的自然征服》，第45页。

[122]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105页。

[123]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第211—212页。

[124]毛泽东：《征询农业17条的意见》，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年，第279页。

[125]贝克：《饿鬼》，第70—82页。

[126]瓦茨拉夫·斯密尔：《退化的土地：中国的环境危机》，转引自贝克：《饿鬼》，第77页。

[127]贝克：《饿鬼》，第77页。

[128]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8日（节选），冷战国际历史计划，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www.wwics.si.edu.

[129]贝克：《饿鬼》，第63—64页。

[130]安安托阿内塔·贝兹洛娃：《环境—中国：北京呼唤新鲜空气》，国际新闻社，2000年1月3日。

[131]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第212页。

[132]夏竹丽：《毛泽东的自然征服》，第82—83页。

[133]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第212页。

[134]同上书，第213页。

[135]同上。

[136]墨菲：《人与自然》，第330页。

[137]斯密尔：《退化的土地》，第16页。

[138]简称山、散、洞。——译者注

[139]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第213页。

第三章 经济扩张和环境代价

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内政外交开始了根本的转型。从1978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实施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改革政策，把中国带入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越来越发挥着远比行政命令要大的作用。中国通过贸易和加入多种国际组织、奉行多种国际公约，已经融入到国际社会当中。

这场改革还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号召“致富光荣”，这无意中为掀起另一场出于经济发展目的而开发自然资源的运动搭设了舞台。今天，30年的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受到环保部门的限制，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国为了快速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的传统。

同时，中国领导人为了平衡日益增长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关系，采取了很多重要措施。为了降低人口增长率，中国设立了具有协调职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出台了大量限制人口增长的规章制度。这些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下面还要谈），但同时，中国的人口政策由于积极推进的经济改革而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还必须应对经济改革和环境两种因素交织而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都有哪些？摆在中国政府首要议事日程上的是农村和城市日渐突出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及环境污染和退化给经济带来的成本增加，比如工厂整顿、企业倒闭以及治理湖泊、河流的环境修复工程等。而且，随着环境挑战的加剧，中国政府有效应对的政策措施也必须在力度和强度上进一步加大，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中央和地方领导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

经济奇迹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最近30年最成功的改革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中国经济由于几十年来采取国家计划的发展方式而步履蹒跚、了无生机。70年代末以后，由于中央的部署和基层的积极配合，改革得以进行，从而把中国建设成了全球经济大国。

经济获得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把经济发展权力下放到省市（直辖市）的决定，同时给予一批城市省级管理权。省级政府因而获得了财政支配权、项目审批权、外商投资审批权以及更大的官员任命自主权。[1]其结果是惊人的：“地方政府和党委满腔热情地争取新的优惠政策，他们兴建新的地方工业，以自己省份的优势吸引外资。在地方优惠措施的推动下，不论是地方经济还是国家经济，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人均GDP增长了近30倍，从1984年的84美元（合692元人民币）增加到2008年的3259美元（合22250元人民币）。[3]

在农村，即便是改革以前，这样的经济活力已经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一些省份的农民开始分配自留地，发展副业。到了1983年，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明确肯定了农民取得的成绩，下发了实行“农村承包责任制”的红头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农村改革。很多地区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

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农民收入的增加，带动了农村、城市经济其他方面意义深远的改革。[4]农民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力市场和粮食市场，这导致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到经济活跃的沿海城市去打工，一方面提供了急需的低端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这些城市的资源开发。

早在1987年，中央领导就开始酝酿减少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很多大城市建立的大型国有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有些企业甚至有十多万工人。这些国有企业控制着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比如电力、有色金属、交通、化工、机械甚至纺织。其突出特点是，雇用上万名职工，并提供工人的教育、医疗和退休金等所有的社会福利保障。然而，就像前苏联那样，这些企业总的来说效率低下，需要国家财政的补贴。十年后，也就是1997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下决心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这项改革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一大挑战，因此在许多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那以后，中国政府大力发展集体、私有和合资企业，作为对国有企业的重要补充。在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吸纳了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避免了农民涌向城市。

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在中国新的经济发展中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在一些城市和省份，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设立了经济特区，因此外商投资迅速增加，从1982年的4.3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5]沿海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比如上海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最多300美元[6]上升到2008年的10592美元。[7]国际政府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公路、铁路、码头和能源项目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

21世纪的头10年，中国经济焕发出的活力和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促使其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成了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开发和国际投资的重要源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带动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将会看到的，中国也给这些国家的环境带来了影响深远的负面作用。

当中国领导人总结30年改革的伟大成就时，他们有理由感到自豪。经济体制改革为很多中国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资的丰富、服务的便捷、人员流动和职业选择的自由，为亿万人民带来了机遇，创造了美好的生活前景。

环境破坏

然而经济领域的成功也带来了对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了对水、土地和能源的巨大需求。特别是，森林资源的减少引发了诸如沙化、洪涝和物种消失等灾难性影响。

环保工作明显落后。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小规模的环境保护，并逐渐提高环保力度，扩大环境保护的范围。然而，地方环保局往往听从当地政府的指示，一切要为经济建设让步。

在没有强大、独立的环保机构的情况下，中央的放权使得地方政府更加自主地集中各类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工作则被放到一边，远离政府工作重心。因此，在很多地区，土地、水、森林资源被大规模利用，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恢复问题。

乡镇企业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环保部门对这些企业很难进行监督和管理。随着对中国经济重要性的提高，乡镇企业对环境产生了很大威胁，其严重程度一点不亚于国有企业。2000年，乡镇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占全国的50%。[8]即便是最热情的环保主义者，比如国家环保总局前局长解振华，也只能默认经济发展在中国政策中的优先地位。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方面获得了一些环境方面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更是成为石化、半导体、采矿等世界上重污染行业的新基地，成为纸张、家具等资源消耗性产品的全球市场提供商。

中国的森林采伐

中国经济改革初期的几年（1978—1986）时间里，地方官员竞相利用新出台的经济发展优惠政策和相对宽松的管理措施。在此背景下，林业采伐上升了25%。[9]根据地方官员的报告，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全国140个林区中，有25个林区的树木砍伐殆尽，有61个林区树木砍伐速度超过恢复速度。[10]为满足国内外对中国木材日益扩大的需求，人们日夜不停地采伐林木，那些技术高超、伐木数量多的工人甚至成为当地的英雄。整个20世纪80—90年代，由于筷子、家具、纸张[11]的巨大需求，中国的木材产量呈直线式上升，由此推动了林木采伐业的发展。因为有利可图，一些非法砍伐也不断出现。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日本、台湾的一些跨国公司也开始涉足中国的林木采伐业，结果是，中国因其木制产品而在国际市场获得了相当的利益。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木制品出口国、世界第二大木材消费国。[12]

数百年来，伐木采薪、毁林造田以及战争破坏，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人均森林面积最低的国家之一。在新的木材需求形势下，中国已是满目疮痍的原始森林再遭浩劫。[13]现在，据有关报告，中国森林覆盖率为18.21%[14]，远低于美国33.1%的森林覆盖率，也低于世界30.3%的平均水平。[15]

过去几十年来，有些省份的森林覆盖面积减少得更为严重。比如四川，这个省份是人工饲养大熊猫的故乡，曾是中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四川省砍树和植树的比例高达10:1。有人称当地居民正在用“斧之林”替代“树之林”[16]，四川省的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28%减少到80年代的14%。到了90年代末，四川省就只剩下8%的原始森林了。[17]1998年，国家林业局发起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称为“原始森林保护工程”。这项工程预计2010年完工，旨在收集现有森林资源的详细数据，指定原始森林保护区，或限制伐木活动，让600万公顷农田退耕还林，恢复了3900万公顷的森林面积。[18]某种程度上来讲，这项工程是成功的。从1997年到2000年，中国的林业采伐减少了一半还多，从3200万立方米降至1400万立方米，林木采伐总量一直到2000年都在持续下降。然而，2003年，林木采伐又有上升的趋势。另外，中国的森林覆盖率虽然在1990—2005年上升了25%之多[19]，但这些新造的林区只有一两类树种，是人为种植而非自然生长出来的。[20]

同森林资源的命运一样，中国的草原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现在，草原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大约41.7%[21]，主要分布在西藏、新疆、青海和内蒙古等西部地区。总起来说，1950年以来，环境退化使中国的草原面积减少了30%—50%，在现存的大约4亿公顷天然草原中，90%以上的已经退化和过度放牧，50%以上的有中度到深度的退化，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降低了涵养水源的能力。国家环保部的年度报告显示，1996年以来这种状况一点也没有改善。[22]

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中国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把数百万公顷的草原改造成粮田，导致了严重的土地退化。牲畜的私有化，草场的承包经营，牧区的精细化管理，种植牧草、饲料的新技术，这一切都削弱了对草原的保护。[23]由于草的产量与20世纪60年代初期相比减少了1/3甚至2/3，牲畜必须啃更多的草地才能吃饱。[24]

中国森林的减少和草原的退化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5]从中国方面来说，所受的影响是木材短缺、生态系统改变、土壤侵蚀、河床抬高、洪涝频发、区域气候变化等。从国际方面来说，树木采伐导致森林面积萎缩，引起碳汇的减少，使得二氧化碳增加，推动了全球气候变暖。森林减少、草原退化以及土地过度开垦还加剧了沙漠化，使得肆虐中国北方的沙尘暴不断增多。

中国1/4以上的土地已经受到沙漠化的影响，或者由于过度放牧、过度开垦、过度用水、气候变化而退化。在中国西北，沙化的速度加快了1倍还多，从20世纪70年代的每年1560平方公里（大约600平方英里）[26]发展到90年代后期的3436平方公里（大约1300平方英里）。[27]由于沙漠化、土壤侵蚀和盐碱化，中国每年退化的土地相当于一个新泽西州。[28]中国有4亿人或30%的人口生活在受沙漠化影响的地区[29]，使得大批农牧民不得不迁移，正如中国人所说，形成了“沙进人退”的局面。[30]2000年5月，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担忧快速推进的沙漠化将使北京面临迁都的危险，尽管中国科技界认为如此可怕的结果不可能发生。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华北每年平均发生35次沙尘暴，而230年前，沙尘暴要少得多。[31]北京由于多发沙尘暴，经常是黄沙漫漫，尘土飞扬，“遮天盖日，阻碍交通，关闭机场”[32]，“数千公里的公路、铁路因沙尘沉积而中断”。[33]2006年4月，北京遭受2001年以来最大的沙尘暴袭击，一夜之间北京的街道上覆盖了40万吨的沙尘，遮天蔽日，建筑工地停工，全北京城进行大规模的清扫。2007年，从新疆西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吹来的沙尘在13天的时间里肆虐全球，大量的沙尘沉降到太平洋里。[34]据中国环保部估计，2007年中国受沙尘暴影响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半阿拉斯加州。[35]

除此以外，树木砍伐、草原减少、湿地农垦和环境污染直接威胁中国生物的多样性：《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640个物种中的25%在中国，中国约有40%的动物、70%—86%的植物物种处于濒危境地。[36]中国物种保护项目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人工饲养让濒临灭绝的大熊猫、藏羚羊、扬子鳄数量增加，但仍然有一些物种消失了，比如2006年扬子江豚（白暨豚）灭绝了。[37]中国在建设自然保护区、保护物种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仅就2007年来说，中国在全国设立了2500多个自然保护区，相比1997年的1000个是大大增长了。[38]不过，只有2/3的自然保护区真正有专人负责，有经费支持，而且许多自然保护区经费严重不足，2006年拨给自然保护区的经费不足2亿元（2900万美元）。[39]因此，很多保护区为了筹集保护区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不得不求助于保护区内的一些公司，开展商业经营活动。[40]

数十年来，甚至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很难认识到森林减少和沙化的程度，也很难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但是，1998年，大自然给中国领导人敲响了警钟。发源于西藏高原、流入东海的长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淹没土地5200万公顷，造成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滥伐滥砍，再加上湿地破坏，减弱了大自然吸纳洪水的能力，成为这次洪涝的主要原因。当时的朱镕基总理立即下令，禁止四川西部大规模砍伐森林，该禁令继而扩大到17个省市自治区。同时，中央政府在2000年宣布投入大约7.25亿美元，在整个西北通过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措施，增加新的草地，建设新的森林，扩大植被面积，目的是阻止沙化，控制沙化。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中国政府首先要让农民的“粮仓充实”，然后鼓励他们把农田种上树。此后，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区又实施了其他一些植树造林措施，但主要是植树而不是恢复当地能够有效阻止沙尘暴的草地和灌木丛。[41]有人估计，由于沙尘暴的影响，中国西北部有将近40个城市被遗弃了。[42]中央政府还指导一些农牧民改变生活方式，经济来源实现从农业到种树的转变。然而，这些措施能否成功还很难确定，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四章进行讨论。

争水

2008年春，北京近邻河北省的农民面临着严重的水源短缺。到了4月份，分配给灌溉用的水已经告急。河北省水利负责人安正刚当时这样说：“农民还在要水……只有看天了，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夏天雨水会多一点。”[43]河北的农民以前在干旱时都要打井，但2008年发现地下水资源在快速下降。一位河北农民6月份时这样说：“如果你现在打井，见到水之前会先遇到岩层。以前可不是这样……今年老天开眼，雨水多。但再遇到干旱我们怎么办？老天可能不会再及时下雨缓解旱情了。”[44]2009年3月，河北省水利局报告说，过度使用地下水已经导致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下沉，几乎相当于一个肯塔基州。[45]

就中国很多地区来说，水资源供应的减少，对今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中国人均淡水2156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淡水8549立方米的1/4）[46]，高于世界银行关于缺水国家人均淡水2000立方米的标准。[47]但是，这一指标没有考虑水资源供应的地区差别。中国的水资源分部极为不均，南部和西部水量大，北部水量小。北部集中了中国42%的人口、45%的耕地，但仅有11.3%的水资源。[48]东南部的平均降雨量（1800毫米）几乎是西北部平均降雨量（200毫米）的9倍。占中国面积45%以上的地区一年降雨量不到400毫米。地下水资源分布也同样极不均衡，南方地下水蕴藏量是北方的4倍还多。使用地下水替代被污染的地表水，导致中国某些地区的地下水位自1960年以来下降了50米。[49]但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地下水减少造成盐度增加，因为含盐量高的水从地表渗入地下，影响到地下水；地表沉降，这是由于地下水被抽出后导致地下水区域的地质结构发生变化；地下水位的下降还增加了将地下水抽到地面的成本，因为地表与地下水位的距离更远，需要功率更大的抽水设备。[50]

因此，上海、广州和太原的官员都把缺水作为第一号环境问题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水利部预测2030年当人口达到16亿，人均淡水降到世界银行认定的缺水国家的水平后，中国将发生“严重的水危机”。[51]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660个城市中已有400个属于缺水城市[52]，2.6亿人感到用水困难。[53]而且，有3亿农民没有用上自来水。[54]由于没有自来水可用，他们只得使用地表水，而地表水因为附近有农田和工厂而被污染。实际上，在中国，将近7亿人的饮用水受到人和动物的排泄物污染的威胁。[55]

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农业、家居和工业用水需求。中国大多数的水被用来发展农业，45%的土地需要灌溉，占用水总量的64%。[56]（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仅有11%的耕地是水浇田。[57]尽管加利福尼亚州水资源的需求大于供给，开始制约新的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但是农业用水也只占全州用水量的48%。）[58]2003—2007年，中国的工业用水以平均每年3.8%左右的速度增长。[59]同期，农村的用水总量以每年1.12%的速度增长。在一些经济活跃地区，水的需求量更大。比如，江苏省的用水同一时期增长了44%。[60]而且这个趋势没有一点减缓的迹象。2007年，一份广东省饮用水调查显示，由于污染和浪费，到2020年，该省的用水缺口将高达一半。[61]

连年干旱也使得中国的水资源枯竭殆尽。白洋淀曾被称为“华北的珍珠”，现在则已干涸，数十万的渔民转而以织席为生。[62]过去20年里，中国主要河流的流量，海河流域降低了41%，黄河和淮河流域降低了15%，辽河流域降低了9%。[63]2004年以来，北京开始依赖脆弱的、储藏在地表1公里以下的地下水。[64]更为严重的是，北京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从1949年的1000立方米骤降到2007年的230立方米。[65]2008年，严重的干旱使长江的水位降到140年来的最低点，590万人的吃水问题受到影响。[66]中国对地下水的掠夺性开发已经造成巨大的地下洞窟，现在带来更加严重的问题。中国一些富裕的城市正在下沉。比如上海和天津在过去15年里下沉了6英尺多。在北京，地表下沉已经影响到工厂、楼房和地下管线的安全。

随着对水的需求直线上升，水污染也直线上升。根据国家环保部2008年的年度报告，中国七大河系中的三大河系淮河、松花江和海河，70%的河水水质为4级甚至更加严重（不适于人饮用）。辽河水文监测河段的水质将近57%也是4级甚至更糟。只有长江和珠江的水质检测数据好一点，80%以上的水达到3级甚至更好（人可饮用）。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尽管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三河”“三湖”治理活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水质仍然没有改善，甚至更加恶化。[67]就太湖、巢湖和滇池这三湖来说，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的数据显示，太湖75%以上的水文检测站报告的水质为5级（只能用来灌溉）甚至更糟；水文检测站的报告显示，巢湖50%、滇池62.5%的水质也是5级或者更为严重。[68]

最令人痛心的可能是，水利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18个城市中有115个饮用水被污染，污染物主要是砷（能引起严重的恶心呕吐，身体器官癌变，甚至更为严重的导致死亡）和氟（会引起骨质氟中毒，这是一种骨骼病，发作时关节剧痛）。[69]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的年度报告分析了中国107个城市的饮用水源，发现有大约28%的饮用水受到下水道污物和氮的污染，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70]由于工业和城市废水排放不断增加，城市洁净饮用水供应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的报告显示，与2006年相比，工业和城市废水的排放量增加了3.7%。[71]

中国大城市之外的乡镇企业极大地加剧了当地的水污染，这些乡镇企业以及乡镇居民直接把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到小溪、河流和沿海海域。[72]制革厂、化工厂、化肥厂、砖瓦厂、陶瓷厂、小火电厂、纸浆厂、造纸厂等异军突起，使乡村的污染恶化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保守地估计，乡镇企业每年排放超过100亿吨的废水，占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一半左右。[73]

对这些乡镇企业进行监管相当困难。虽然不时关闭一些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但专家认为没有任何手段来控制这些小企业排污。[74]在有些情况下，当地居民愿意接受这些乡镇企业带来的污染，因为他们都在这些工厂打工。[75]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很少见过污水处理厂[76]，除了“埋根管子，把废水排到最近的沟里外，没有任何净化措施”[77]。

虽然不容易看到，但危害同样严重的还有过度使用化肥所导致的污染。的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肥使用量增加了6倍多，从1978年的884万吨增加到2007年的5747万吨。[78]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化肥质量低劣以及使用不当使得化肥有效成分大量流失，继而导致了大自然的富营养化现象，在中国的很多大湖，蓝藻的泛滥耗尽了浅水中的氧气。[79]结果，中国40个主要淡水湖中有大约23个——包括太湖、巢湖和滇池，变得富营养化[80]，其负面影响是长久的。比如，2007年5月底，太湖里面有毒蓝藻大规模生长，使得周边230万居民饮用水告急。太湖易于发生这类大范围的事件是由于附近工厂往湖里排放了过多含有氮和磷的污水，仅太湖北岸就有2800个化工厂，附近的稻谷之乡耕地荒芜。尽管政府号召清理太湖，但这类毒藻泛滥事件仍然不断发生。[81]

水荒和污染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危害，主要是使粮田因污染而成为不毛之地，迫使把宝贵的经费投入到大型引水工程以及清污治理当中，引发农村和城市日益加剧的社会不稳定。目前，还难以看到好转的迹象。中国科学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缺水500多亿立方米，达全国年用水量的10%以上。到2030年，中国政府估计中国会将所有能开发的水资源都利用起来。

发展中国的经济

中国环境污染最明显的景象是全国很多城市上空周期性地笼罩着浓雾。有一个记者曾这样报道：“最坏的时候，首都北京浓雾弥漫，50层的高楼在100码以内都看不见。”[82]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污染颗粒有所减少，但中国的城市仍然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83]

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30座，其中中国20座，而北京是这20座城市之一。[84]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一半的城市没有达到国家要求的空气质量标准。[85]此外，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中国只有1%的城市居民呼吸的空气达到了欧盟规定的安全标准。[86]除了悬浮颗粒物外，中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也居世界首位。悬浮颗粒物是引起呼吸道疾病和肺病的罪魁祸首；二氧化硫是导致酸雨的主要原因，目前它已影响到中国1/3的国土。[87]酸雨毒害鱼虾，酸化土地，腐蚀建筑物。仅2003年一年，酸雨导致的农作物损失就高达300亿元（43.9亿美元），建筑物损失多达70亿元（10.2亿美元）。[88]

空气污染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长期以来对煤炭能源的依赖，中国70%的能源需求是由煤炭提供的。[89]（与此相应的是，在日本、美国和印度，煤炭分别占能源供应的20%、22%和53%。）[90]石油占中国全部能源消费的大约21.2%。天然气、水电等相对清洁的能源仅分别占中国全部能源消费的2.7%和5.8%。[91]不过，对环保来说，一个积极的趋势是城市里使用煤气、天然气的居民稳定增加，1985年以来，城市居民煤气和天然气的使用量增长了5倍。[92]中国政府也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要求到2020年，中国对再生能源的使用要占能源使用总量的15%。

在中国，空气中70%的烟尘、75%的二氧化硫、85%的二氧化氮、60%的一氧化碳、80%的二氧化碳，都是煤炭燃烧造成的。[93]中国的煤炭消耗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刚刚超过6亿公吨，翻番到2008年的27.5亿多公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94]

中央政府曾努力提高煤炭发电厂的煤炭利用率。“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制定了具体目标，2006—2009年初，政府关闭了那些规模小、煤炭使用率低的发电厂，这些发电厂的发电量达540亿瓦特，比澳大利亚的发电总量还多。另外一些规模小、煤炭利用率低的发电厂计划到2012年逐渐关闭，这些电厂的发电总量达310亿瓦特。[95]

为了减少空气污染，中国政府2003年出台条例，规定2004年1月1日以后建的煤炭发电厂必须安装、运行二氧化硫过滤装置。截至2007年底，一些发电厂安装了这种二氧化硫过滤装置，这些电厂的发电总量超过2700亿瓦特。2008年，马萨诸塞理工学院调查了中国85个煤炭发电厂，发现虽然许多电厂都安装了二氧化硫过滤装置，但为了降低成本，没有充分运行。[96]

如果考虑到国家的空气质量，特别是华南的空气质量，那么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很多跨国公司极大地提高了其中国公司的环保技术水平（这一点会在第六章进一步探讨），但是还有一部分跨国公司和地方官员勾结起来，利用中国的环保政策不健全和环保执法力度不够强大的现状，把污染最严重的工业转移到中国大陆。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国家环保总局起诉台湾和韩国的跨国公司，为了规避其本地严格的环境规定，把污染性的工厂建在中国大陆。[97]

特别是香港企业界，更是利用内地环保政策和环保执法的漏洞，在相邻的广东省发展高污染工业。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多香港公司迁到广东，既利用了广东工资低的优势，又规避了本地工业限制使用高硫燃料的规定。[98]然而，香港人已经开始为他们把污染企业迁到珠江对岸付出代价。广东省每年排放117万吨的二氧化硫[99]（而香港只有7.39万吨）[100]，从每年10月到第二年4月，风会把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从广东的工厂吹向香港，从而在香港上空形成有害的、有毒的“云堤”。用一个中国大陆工程师的话说：“香港公司利用我们挣钱，但是他们在这儿留下的污染最后又都回到香港去了。”[101]

其他国家把高技术领域的有毒废品运到中国。比如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纪人从美国和其他国家买来废弃的有毒电子元器件，然后卖到中国大陆进行再利用。不管卖了多少钱，这些元器件最终都要被烧毁、丢弃，从而污染了空气和湖泊。仅以广东贵屿为例，那是一个集成电路板处理和烧毁的地方，水中的铅含量比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铅含量标准高2400倍[102]，到处是一堆又一堆元器件焚烧后留下的黑灰。

香港政府官员对大陆环境污染给香港的水质和空气质量带来的影响深感忧虑，因此与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特别是广东省政府，建立了很多联合工作组，合作应对污染问题，双方共同制定了一个保护珠江三角洲空气质量的计划。2009年8月，香港和大陆同意成立一个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作组，研究2010年以后如何减少珠江三角洲的空气污染问题。另外，他们一致同意协同攻关，做好回收利用和公共交通工作，但效果尚不明显。正如一名香港官员所言：“我们的标准可能比深圳的严格，但是我们不能过境执法，不能让他们执行我们的标准。”[103]

中国的空气质量，未来最大的挑战可能来自一个新的领域，这就是中国迅速增长的交通市场。官方注册的汽车数量从1978年的135.84万辆增长到1985年的349.61万辆，到2008年的时候，则达到了1.6803亿辆。[104]2009年，中国的汽车销售达到1279万辆，超过了美国1040万辆的销售量。[105]2020—2025年，中国路面上跑的汽车要超过美国。[106]

现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现象。北京每天大约有1000辆新车上路。2000年，北京有150万辆车，2008年则一跃而到了340万辆，2012年估计还会再增加200万辆。[107]在北京市区，20年前开车10分钟的路程现在要花1个小时甚至更多。到2050年，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每两人拥有一辆车的话，那么全国将有6亿—8亿辆车，是现在全世界汽车的总和。[108]

中国政府正积极采取措施，减轻因私家车急剧增加而带来的空气污染。中国的燃油能耗标准是每加仑36英里，比美国略高。美国的燃油能耗标准目前是每加仑27.5英里，计划2016年达到每加仑35.5英里。[109]2005年新实施的更为严格的燃油能耗标准，使得中国的汽车二氧化硫排放量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减少了2500吨。[110]最近，北京和上海采用了2008年奥运会之前欧洲使用的机动车尾气排放4级标准。这个标准被称为中国4级标准，计划2010年在全国推广开来。但由于更新设施花费巨大，这很可能会延缓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更高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111]

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中国上万家工厂倒闭，这更加剧了环境保护的难度。中国政府推出了一个4万亿元（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来阻止经济的下滑，其中3500亿元（500亿美元）用于生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然而，2009年3月，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拨给环境保护的经费也逐渐减少。2009年3月初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宣布原来的经济刺激计划有所调整，用于环境保护的经费减少了1400亿元（大约205亿美元，或者说减少了27.6%）。[112]为了加快对新的建筑工程的环境预审，国家环保部2008年底实施了“绿色通道”政策[113]，这一政策也减少了出于环境考虑而可能影响工程进度的障碍。150多个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绿色通道”政策指导下获得批准。地方政府也放宽了环境标准，把环境影响评估的预审时间从60天缩减到5天。在河北，地方政府仅用一天时间就批准4个水泥厂上马。[114]

经济改革和人口

在毛泽东执政后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改变几百年来坚持的依靠人多建设未来强国的观念。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的人口政策第一次出现了改变，当时周恩来总理建议人口控制应该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1970—1973年期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从1974—1977年，这个口号被修改为“晚婚晚育加间隔”，鼓励生一个，最多生两个。在中央的号召下，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降低了一半。[115]

1978年，邓小平和当时积极推进改革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扩大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广度，加快实施步伐。1979年，为进一步降低人口增长速度，推进经济发展，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个家庭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116]这一决定巩固了中国政府保持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甚至还批准采用一些更加严格的节育措施。

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中国政府成功地将人口增长速度降了下来。然而，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初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这项政策越来越失去它的效用。因此，虽然中国官员声称计划生育政策是成功的，中国的领导人却承认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太多。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117]国家计生委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已让中国人口减少了4个亿，出生率从1978年的1.2%降至2007年的0.58%。2005年底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人口仍然呈增长态势，已达到13.06亿，比上次人口普查增长了4050万。[118]目前中国人口接近13.4亿，[119]中国政府的目标是2010年底不超过13.6亿。[120]同时，国家计生委预计，2033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121]

近几年，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热议的话题。2008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回应这一传言：“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如果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将会导致人口迅速增长……那会带来一系列不可低估的问题，给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122]

但从人口统计学上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样也给社会、经济稳定带来了问题。20岁以下的男性比女性多3200万，这意味着在今后20年里，中国育龄期的男性要比女性多。（这种男女比例失调主要是由非法胎儿性别检查、是女孩就流掉造成的，这种做法1986年后流行起来。） 2005年中国的人口普查显示，新生婴儿的男女比例是120:100，位居世界性别失衡之首，男女比例失调现象在1—4岁的孩子中间最为突出。[123]由于性别失衡，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拐卖妇女、对妇女实施暴力的现象都在增多。巴克纳尔大学教授朱志群指出：“这么多精力充沛、躁动不安的小伙子会带来很多问题，诸如暴力、犯罪……”[124]

随着中国实施二胎政策，这种现象会逐步改观。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没有对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也可以生第二胎。实际上，1979年以后的孩子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特别是在实行计划生育严格的广大城市。由于这些孩子现在都到了育龄期，中国在未来的几年很可能会迎来一个生育高峰期。

要改善环境，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庞大的、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能源，给土地带来更大的负担。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钢说：“我们将承受与富裕国家相同的社会负担，而只有与贫穷国家一样的收入水平。没有哪个国家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125]

对安全的考虑

毛泽东在执政后期开始向西方打开大门，邓小平积极推动改革，实行了20多年的经济对外开放政策，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对于外来威胁的看法。

1994年，美国环境主义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发表了一篇备受争议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他预测中国粮食产量的减少和食品需求的迅猛增加，将不仅提高中国粮食进口的数量，而且会引起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粮食进口的确大幅度增加。[126]这篇文章在中国政坛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警醒了中国虽然表面上忽视但意识深处高度重视的以粮为本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目的就是确保中国自给和安全。1995年初，国家环保局（国家环保部的前身）局长解振华平静地说：“谁来养活中国？中国人自己来养活。”[127]中国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讲话，要求一定要摆脱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曾批评沿海地区大量地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128]，批评沿海地区“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129]《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社论也批评地方官员逃避粮食生产的责任，该文指出：“有些同志认为当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就是兴办能尽快赚钱的产业。还有的同志不切实际地把希望放在其他地区，依靠国家来解决粮食问题，他们认为粮食总是能用钱买到。”[130]

中国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提高粮食产量的措施。的确，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再加上风调雨顺，中国粮食产量连续4年保持较快增长，从1994年的3.94亿吨跃升到1999年的5.08亿吨[131]，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然而到了2000年，中国粮食产量由于50年不遇的严重干旱下降了9个百分点。[132]2001年，干旱依旧持续，农田受灾面积达数百万公顷，数十万牲畜饿死[133]，结果造成了粮食产量的进一步下降，共生产粮食4.52亿吨，比上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2003年，粮食总产量4.35亿吨，掉到10年来的最低点。[134]

不过，中央政府的政策只不过是加剧了农业生产和土地耕种中已经存在的棘手问题。首先，中央政府的严厉政策并没有使土地富饶而经济活跃的沿海地区将发展重点从工业转到农业上来，这些地区认为，发展农业，经济效益低。江西省农业厅厅长刘楚新认为：

现在，各地普遍认为，农业投入在短期内回报慢，甚至没有回报。他们认为，即便农业少投入一点，也不会有人饿死。因此，尽管党和政府一再要求增加农业投入，但是有些部门只是玩一些数字游戏，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从数字看，他们增加了农业投入，但实际上他们一点也没多投。[135]

有些官员甚至把突出农业发展看作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一个表现，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当时农村工业面临快速发展的机遇。山东省有一个村子叫西山村，以前曾是一个农业生产大队，该村村支书说：“现在没人种庄稼了，我们可不是乡村土包子。”[136]

由于认识到让富裕省份由重视工业转向重视农业的难度，1994年，中央政府试图扩大其他省份的耕地面积来弥补富裕省份的粮食生产损失，要求“所有转为建设用地的农业用地都必须在其他地区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来弥补”。[137]意想不到的是，这项政策却客观上鼓励广东、江苏等这些由于经济建设而大量减少耕地的沿海省份，向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省份支付经费，让那些内陆省份开垦土地，以弥补沿海省份的耕地损失。[138]内陆省份开始大量毁林造田，开垦更多的土地，进而加速了土壤侵蚀、水资源短缺和土地荒漠化。

MEDEA是美国的一个由知名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组成的智库，它曾发表一项研究，对中国的环境状况进行了总结：

中国土地生产的潜力受到环境的制约。继续通过开垦土地来提高粮食产量的潜力已经不大。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的土地流失，由于土壤侵蚀、盐碱化以及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导致的产量下降，将对粮食生产带来限制……一项水量均衡模型显示，华北五大水系所孕育的五大“粮仓”，已有两个需要从外面购买粮食。[139]

因此，中国采取的措施不仅没有达到所希望的结果，而且还形成了客观上鼓励官员和农民加重环境污染状况的体制。更严重的是，这些措施根本没有推动采用能够提高粮食产量的新技术。由于中国只使用成熟的生产技术，追求农业高产，结果造成严重的土壤侵蚀，中国每年损失45亿吨的熟土。另外，1000多万公顷的耕地（占中国耕地总面积的1/10）由于大量使用杀虫剂和化肥而受到污染。[140]总起来说，中国的耕地质量不高，大约40%的耕地有土壤侵蚀现象，只有45%的耕地有灌溉条件。[141]

黑龙江省是中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占全国GDP的6%，现在这个省的情况也不太妙。曾是地球上最肥沃的黑土地开始受到侵蚀，55年前黑土层有40—100厘米厚，而现在只有20—40厘米厚，“15%的黑土层被冲走，剩下的是贫瘠的黄土层”。[142]为了扭转这个趋势，中国知名经济学家马中建议扩大“传统的”生态耕作方式，鼓励农民施有机肥，实行庄稼轮作，养殖害虫和杂草的天敌等。[143]目前，中国只有2%的农田采取这类措施。

同时，耕地的退化也导致农民种地成本增加，效益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种植庄稼，转而种植效益高的经济作物。[144]这些经济作物有的种在温室大棚里，有的种在被污染的、板结的废弃土地上，有的干脆就种在急缺的良田上。[145]经济作物热引起农作物产量下降，威胁中国的粮食自给计划。为了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近年来中国像亚洲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开始到国际上去购买农业用地。民营企业发现农业土地投资很有吸引力，特别是在食品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些公司在非洲、南美洲、东南亚购买了大量土地，种植粮食，然后运回中国。[146]

为了满足粮食自给，中国政府还通过减少粮食出口的方式来保证国内供应（2007年，中国出口大米134万吨，仅占大米总产量1.3亿吨的1%[147]）。为了达到粮食自给，中国政府估计需要1.2亿公顷（相当于整个南美洲的面积）的耕地来满足中国人的粮食需求。但目前中国的耕地仅有大约0.6亿公顷[148]——再加上污染、土地退化、水资源污染和城市扩张[149]，中国实现粮食自给的难度很可能会越来越大。

尽管国家安全不再是引起中国环境退化的主要因素，但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仍然潜伏在很多中国领导人的意识中，一旦国际或国内形势紧张，这种担忧就会显现出来。比如，我们在第七章将要分析的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经济发展计划，已经使中国对于西藏和新疆的边界担忧变得十分明显，也为平衡经济快速发展和保护该地区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难的政策抉择。

更广泛的代价

随着改革的深入，他们就必须面对改革和环境互相作用所引起的一系列伴生的、复杂的社会挑战和环境挑战。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以及带来的社会紧张，农村和城市地区日益增长的社会不稳定，不断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环境污染和退化带来的工时耽误、工厂关闭、环境修复成本高等巨大经济损失，都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甚至使中国经济脱离发展的轨道，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

农民工进城和城市化

农民工和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更多的经济收入，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工已经成为很多大城市服务业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在垃圾收集处理和城市建筑等行业打工。据2009年初的估计，全国农民工已经达到1.5亿人，比2006年多了3500多万人。在一些大城市，“流动的人口”数量可能占到其全部人口的10%—33%。[150]比如，在北京，据估计，每3个人中就有1个外来打工者。[151]仅江西省这一个省，外出打工的农民就从1990年的20万上升到1993年的300多万。2008年，江西省有680万农民在外省打工，安徽和湖北分别有820万和700万农民去外地打工。[152]在比较贫困的内陆省份，当地政府明确鼓励农民到比较富裕的沿海地区打工，因为这些打工者可以向他们的农村老家寄回相当一部分钱。一般来说，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是其在农村干农活的10—20倍。

尽管目前为止农民工比较容易地融入到城市经济的发展当中，但未来确实很不确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因为农村环境的退化。比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自1983年以来，已有37万名农民从他们沙化的村庄迁到城市和黄河流域新开辟的灌溉区。估计到2013年会再有20.6万宁夏农民迁到这些地方来。到2027年，会有15万从宁夏的邻省甘肃迁居到这里。[153]今天，北京城外的一些农民由于土地荒漠化问题，也不得不向外迁移，尽管规模要小一点。这些只是环境污染所引起问题的冰山一角。中国和西方的分析家都认为，20世纪90年代，因环境退化而重新安置的农民有2000万—3000万，到2025年至少还要再安置农民3000万—4000万。[154]沙化问题已经影响到4亿人的生活和工作[155]，仅以中国西南部为例，如果土壤侵蚀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发展，35年的时间内将会有近1亿人失去家园。[156]农民安置问题大部分都能稳妥处理，但是如果思想工作做不好，或未给予适当的补偿，农民就可能抵制外迁安置。这样既造成了资源的紧张，也造成了移民与政府关系的紧张。

中国政府还通过实施庞大的城市化工程，来缓解农村生活水平低、土壤退化和移民问题。2000—2030年，中国政府计划把4亿农村人城镇化，这几乎比美国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到2030年，中国将有10亿人生活在城市。这样做对环境的影响会进一步加深。

城市化把人口从土壤侵蚀、森林减少的地区迁移出来，给他们提供自来水和卫生设备，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中国政府兴建了100多座城市来容纳这些新的城镇居民，中国还有创造更好的城镇环境的潜力，比如采用高水平的能源、水资源保护技术，进行城市规划，发展公共交通。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环境保护的楷模。

当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进行规划，事情可能会走向反面。现在，中国城市居民的能源消耗是农村居民的350%，中国房屋建设消耗的能源是德国的2.5倍。2008年，全世界新建造的楼房中，中国占了一半。发展新的城市中心占用了大量耕地，到2020年，中国城市的能源消耗将占全球消耗的大约20%，石油消耗将占全球消耗的1/4。[157]随着私家车的增加，空气污染可能会更加严重。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领导人如何处理城市化进程问题，将决定着中国环境的未来。

公共卫生

对中国人来说，也许环境污染引起的最可怕的后果是全国发生公共卫生危机。尽管中国还没有全国性的与环境有关的卫生数据，但是一些和污染有关的特别报告、区域性疾病报告越来越多，污染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越来越明显。

●2009年1月，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江帆说，由于污染或不良饮食习惯，中国每30秒钟就有一个残疾婴儿出生，残疾婴儿出生率在农村和城市都呈增长趋势。江苏省的一个医疗小组进行了一个为期5年的研究项目，研究结果表明，在江苏的残疾婴儿出生率中，大气污染导致的占10%，而在中国最大的煤炭基地山西省，残疾婴儿出生率最高。[158]

●2008年，云南省杜旗堡村的村民因煤矿公司往当地一条河里排放含铁过多的废水而中毒。这条河的含铁量超出正常标准的11倍还多，80名村民喝了被污染的河水后上吐下泻，头晕头疼，而肇事的煤矿公司却拒绝赔付农民医疗费。[159]

●北京往南120公里（75英里）有个刘快庄，这个村子2008年被当地媒体称为“癌症村”，因为每50人中就有1人患癌症死去，高出中国癌症发病率的10倍还多。这个村子周围尽是橡胶厂、化工厂、油漆厂，它们排出的含有大量汞和铅的废弃物，污染了空气和饮用水。为了避免因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喝了被污染的水而患上癌症，健康的村民纷纷迁走。[160]

●2008年10月，湖北监利县政府关闭了13座铅炉，因为铅炉的排放物导致当地农民患上皮疹。另外，有毒的排放物也污染了当地的水源和农田。[161]

●2008年10月，广西省两个村庄的450名村民在喝了被砷污染的水后生病。当地政府称，那儿有一个冶金厂排放含砷的废水，暴雨引发大水，污染了为当地居民提供饮用水的水源。[162]

杀虫剂也成为健康的一大危害。据估计，每年有300—500名农民因杀虫剂使用不当死去。另外，由于杀虫剂的毒害，很多农民患上肝病、肾病、眼病、血液病以及头痛、皮肤病和呼吸道疾病。农民往往缺乏安全使用杀虫剂的知识，也没有钱购买喷洒杀虫剂的设备和防护服来自我保护。[163]

中国空气质量差也给公共卫生带来了严重影响。[164]2007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每年有65万—70万儿童由于空气污染而夭折。[165]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孩子每天呼吸被污染的空气，等于抽了两包烟。[166]

中国长期使用含铅燃料[167]还导致了一些大城市中的孩子铅中毒。（铅中毒会引起智力低下以及其他行为障碍。）2005年中国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6岁以下儿童铅中毒的比率是10.45%。[168]2007年，北京青少年研究中心在15个城市调查孩子的血铅含量，结果显示，北京6岁以下儿童7%的血铅含量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尽管国家明令禁止在北京使用含铅汽油，但该研究发现，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汽车尾气都是导致孩子血铅含量过高的重要原因，因为靠近马路或在楼房低层居住的孩子血铅含量更高。[169]而且，即便被发现了，铅在被污染的土壤和人体里面也会长期存在，这也是在汽车尾气导致的铅污染土地上种植的粮食，其含铅量不断上升的原因。

公共卫生问题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造成经济损失，因此，对政府来说，公共卫生问题变得异常严峻。

环境导致的社会不稳定

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动荡不断增加。2006年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说，2005年全国抗议污染的事件多达5.1万起，几乎每星期就有1000件[170]，比2004年增加了29%。[171]

身体健康受损是引发中国环境抗议的一个重要原因。2006年有几个月的时间，甘肃6个相邻村子的村民不断地抗议附近的锌、铁冶炼厂，他们认为这些工厂在危害他们的健康。这6个村子的四五千名村民中有一半的人得了和铅污染有关的病，从维生素D缺乏症，到神经系统问题。[172]2008年底，重庆青山村的村民和附近一家矿业公司的领导发生冲突，原因是该公司污染了村民用水，引起地表下沉，危及很多村民的房屋，引发村民同矿业公司的保安人员发生冲突。警察闻讯赶来时，据说愤怒的村民砸烂、烧毁了几辆警车。一年前，矿业公司同意赔付给地方政府450万元（66万美元），帮助净化污水，修缮由于地表下沉而受损的房屋。但当村民得知政府挪用了这笔钱后，他们围攻矿业公司，阻止它进一步危害他们的健康和当地环境。围攻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双方争吵不休，导致20人受伤送进医院。[173]

另一个事件发生在2009年8月。1000多名村民冲进陕西东岭铅锌冶炼厂，捣毁部分机器，用石头砸坏卡车，推倒护栏。原因是体检显示，该冶炼厂附近731个孩子中有615个血铅含量过高，其中154个已经住院治疗，其他很多孩子还有待检查。上千名警察赶来维持秩序。[174]当地群众投诉该冶炼厂已有3年之久，虽然当地政府答应重新安置这些遭受铅危害的家庭，但村民反映在新的安置区，他们的孩子同样受到铅的危害。[175]虽然大多数环境抗议事件发生在农村，城市的抗议事件也在不断增多。2008年1月，数百名上海市民走上街头，反对把上海的高速磁悬浮列车轨道延长至杭州，他们担心列车靠近时会带来辐射。甚至在上海市政府于该年3月份宣布磁悬浮列车轨道项目不是他们2008年的工作重点之后，仍有50名左右在城郊买了房子的市民第二次聚集起来，抗议这个建设项目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潜在的健康危害和财产损失。[176]因为市民反对，改建另一条成本略低的铁路线，预计2010年世博会之前完工并交付使用。

中央对农村不稳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威胁非常清楚，也知道环境退化是造成这种不稳定形势的重要原因。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2006年指出：“随着环境群体事件的增加，污染已经成了社会不稳定的‘首要’原因。”[177]

环境退化的经济代价

地方政府在面对环境退化造成的社会代价的同时，还必须应对环境退化所引起的迅速增加的经济代价。尽管环境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每年为环境退化以及资源短缺所付出的代价占GDP的8%—12%[178]，但最近研究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结果表明，这种影响仍然有扩大的趋势。中国政府2006年开始测算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称为绿色GDP。根据测算，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2004年达64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179]评论家认为中国的绿色GDP核算报告低估了环境退化带来的实际经济损失，特别是考虑到GDP核算中所集中采用的几个指标。2006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报告，估计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约占每年GDP的10%。2007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报告，认为中国每年仅为污染一项付出的代价就占GDP的5.78%。[180]（关于绿色GDP，第四章会做进一步的讨论。）

城市空气污染带来的卫生和工业生产损失位居经济损失的首位。在中国111座城市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仅空气污染就导致16.9万人因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病住院，372万人去看门诊，278万人患支气管炎，265万人患上哮喘，经济损失总计407.4亿美元。[181]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估计，中国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达1000亿美元。[182]酸雨导致的农作物和建筑物损失至少有133亿美元。[183]地方官员对环境污染给经济带来的损失问题感受更加直接。比如，位于长江岸边的重庆，其地方官员估计，治理污水对地方农业和公众健康危害的费用，就占重庆每年总收入的4.3%。[184]即便不把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包括在内，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带来的损失也是惊人的。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由于过度使用和干旱，2007年降到历史最低水位，导致江西省76万人面临用水危机，40万公顷农田受灾，农作物减产3740万公吨。[185]

不过，环境污染造成的更大损失是，为了解决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水荒问题而实施的引水工程的支出不断增加。城市需要解决水价上涨的社会问题，也需要改善水的利用率，加强污染治理。因此，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引水工程开支巨大，但这仍然是一个政治风险较小的选择。比如，目前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投资620亿美元，目的是把长江的水从湖北引到北京和天津。[186]

隐现的危机

改革时期保护环境的任务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挑战。比如，森林减少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壤侵蚀和洪涝灾害。但是面临农村和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如果保护森林资源，就意味着数百万的伐木工人失业。保持粮食高产就会引起对已经退化的土地过度耕耘，增加沙化的危险。况且，在中国，很多肥沃的粮田被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或用于工业开发，或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用于城市发展。而且，随着农村挣钱机会的减少，数百万的农民不断外出打工，但是由于城市经济和环境的紧张形势，地方官员和城市居民强烈抵制农民工进城。

除非采取重大措施，否则资源退化和短缺的环境趋势只能是加剧，中国经济为此付出的成本也会相应增加。一项评估预测，到2020年，中国农村耕地将减少25%，对水的需求增长40%，废水增长230%—290%，颗粒物排放增加40%，二氧化硫排放增长150%。[187]尽管对今后这些日益增长的环境威胁可能带来的成本还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但是世界银行预测，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那么到2020年，仅空气颗粒对人们健康造成的损失就会增加3倍，达到980亿美元，其他的环境危害造成的代价也会相应上升。而且，环境退化和污染的影响已远远超过公共健康和经济领域，进而引起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农村和城市的稳定。

今天，随着环境问题的扩大化和复杂化，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明显还不够。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由于环保部门职能弱，权力小，环境保护工作受到进一步的制约。下一章中我们将对此进行探讨。

注释

[1]谢淑丽：《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6—181页。

[2]同上书，第181—182页。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瞭望数据库，2009年10月，参见www.imf.org.

[4]周晓：《农民如何改变中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西方论点出版社，1996年，第46—47页。

[5]《中国外商直接投资2008年创新高》，《国际财经时报》，2009年1月16日，http://www.ibtimes.com.cn/articles/20090116/zhongguowaimao.htm.

[6]罗恩·邓肯、田晓文：《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成因初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系列》第1999012号，表2。

[7]《上海介绍》，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处，2009年，http://www.buyusa.gov/china/en/shanghai.html.

[8]乔舒亚·穆达文：《中国改革时代环境政策和资源管理的悖论》，《经济地理》，第76卷，2000年第3期，第255页。

[9]瓦茨拉夫·斯密尔：《中国环境危机：国家发展制约因素探讨》，纽约：M.E.夏普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10]《世界资源，1994—199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1页。

[11]潘文：《中国林业经济危害边境森林，伐木产业部门利用市场监管缺失砍伐树木》，《华盛顿邮报》，2001年3月26日，第A19版。

[12]王光宇：《中国林业发展及其对加拿大的启示》，加拿大国际理事会，2008年7月。http://www.canadianinternationalcouncil.org/download/resourcece/archives/foreignpol/cic_wang_e；以及迈克·戴维斯：《非法木材出口可能使中国付出高昂代价》，《卫报》，2006年3月22日。

[13]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200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森林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16.55%，也就是最多1.59亿公顷。根据国家环保总局1998年和2000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在两年时间内，中国森林覆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从13.92%上升到16.55%，见www.zhb.gov.cn/english/SOE/index.htm.中国有史以来损失的森林面积几乎是现有面积的2倍，大约2.9亿公顷，是阿拉斯加州面积的3倍。《采取严厉措施，加强法制建设》，《中国日报》，1999年8月30日，第2版。

[14]《中国林业发展情况》，新华社，2009年3月20日，http://www.china.org.cn/environment/report_review/2009 03/20/content_1743108.htm.

[15]《2005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联合国粮农组织，2006年，www.fao.org/forestry/static/data/fra2005/global_tables/FRA_2005_Global_Tables_EN.xls.

[16]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旧金山：中国图书期刊出版社，1991年，第25—26页。

[17]四川省环保局官员2000年6月14日与作者的研究助手谈话，谈话稿记录由作者保存。

[18]马天杰（音译）:《彼此关联的森林：中国林业保护对全球和国内的影响》，威尔森中心中国环境论坛，2008年8月，http://www.wilsoncenter.org/topics/docs/forestry_aug08.pdf.

[19]《2008年亚太地区关键指标》，亚洲开发银行，2008年，http://www.adb.org/documents/books/key_indicators/2008/pdf/Key Indicators 2008.pdf.

[20]杨金新：《中国软壳龟，危机的象征》，《纽约时报》，2007年12月5日，http://www.nytimes.com/2007/12/05/world/asia/05turtle.html.

[21]《2007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草原》，国家环保部，2008年11月17日，www.zhb.gov.cn/plan/zkgb/2007zkgb/200811/t20081117_131277.htm.

[2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年。

[23]世界银行，《中国：气、土、水》，华盛顿D.C.:世界银行，2001年，第23页。web18.worldbank.org/eap/eap.nsf/Attachments/China+Env+Report/File/China+Env+Report.pdf.

[24]李子君（音译）:《沙漠吞噬中国的草原和城市》，世界观察研究所，2006年6月1日，www.worldwatch.org/node/3963.

[25]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林恩林纳出版社，1994年，第61—62页。

[26]罗恩·格卢克曼：《沙尘暴》，《亚洲周刊》，2000年10月13日。www.asiaweek.com/asiaweek/magazine/2000/1013/is.china.html.

[27]石元春：《关于20年沙化控制的思考》，www.china.com.cn/english/2002/May/32353.htm.

[28]谭燕、郭飞：《中国西部的环境问题与人口安置》，亚太地区迁移研究网络第八次会议论文，2007年5月26—29日，福建。http://apmrn.anu.edu.au/conferences/8thAPMRNconference/26.Tan%20Guo.pdf.

[29]《中国的林业发展》，新华社，2009年3月20日。

[30]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76页。

[31]莫飞、戴伟：《沙化：拯救这片贫瘠的土地》，《远东经济评论》，2001年7月19日，第30页。

[32]莱斯特·布朗：《沙尘暴威胁中国未来》，《地球政策警示》，2001年5月23日，第1页。

[33]约翰·卡普兰·纳格尔：《中国环境法司法案例的缺失》，《纽约大学环境法学刊》，1996年，第520页。

[34]谭依琳：《中国沙尘暴13天绕地球一周》，路透社，2009年7月20日。

[35]李子君（音译）:《沙尘暴影响华北空气质量》，世界观察研究所，2006年5月23日。

[36]杨金新：《中国软壳龟，危机的象征》。

[37]同上。

[38]《2007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自然生态》，国家环保部，2008年11月17日。

[39]李晓华（音译）:《资金短缺使自然保护面临困境》，china.org.cn，2006年11月19日，www.china.org.cn/English/material/189447.htm.

[40]世界银行：《中国：气、土、水》，第32—35页。

[41]艾林琳：《中国的沙漠化和环境发展趋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2007年4月2日。

[42]韶华:《沙漠化：追寻被遗弃的城市》，《数字记者》，2009年6月，www.digitaljournalist.org/issue0906/desertification on the trail of abandoned cities.html.

[43]田磊（音译）:《华北水危机》，《南风窗》，2008年6月21日，译自《三峡探索》，www.probeinternational.org/index.php?g=Beijing water crisis/news and opinion/water crisis north china.

[44]储百亮：《奥林匹克城市面临水危机》，路透社，2008年6月26日。

[45]《北京主要水源地面临严重水荒》，新华社，2009年3月21日。

[46]谢剑（音译）:《应对解决中国的缺水问题：关于水资源管理若干问题的建议》，世界银行，2009年1月。

[47]根据世界银行在其《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页）中的定义，当年度循环水资源供应量少于人均1000立方米的时候，缺水问题就会变得非常严重。而年度循环水资源供应量少于人均2000立方米的时候，就出现缺水问题了。

[48]莫丽·德萨尔等：《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哥伦比亚大学水资源中心，2008年8月14日。

[49]《中国污染的代价：有形损失的经济学评估》，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第9页。

[50]《中国全国面临地下水枯竭》，美国地调局，2003年11月，www.pubs.usgs.gov/fs/fs 103 03.

[51]《中国水资源短缺2030年将达到警戒线》，新华社，2001年11月16日。

[52]谢剑：《应对解决中国的缺水问题：关于水资源管理若干问题的建议》，世界银行，2009年1月，第1页。

[53]珍妮·刘：《中国的废水发电》，威尔森中心中国环境论坛，2009年1月，http://www.wilsoncenter.org/topics/docs/wastewater_jan09.pdf.

[54]《中国污染的代价》，第33页。

[55]《反贿赂机构说，穷人是水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法新社，2008年6月25日。

[56]李玲（音译）:《水浇地保持稳定》，世界观察研究所，2007年11月8日www.worldwatch.org/node/5445.

[57]《农业和水》，《水资源百科全书》，www.waterencyclopedia.com/A$Bi/Agriculture$and$Water.html.

[58]《常问的问题》，加州农业用水联盟，2008年，www.farmwater.org/FAQ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html.

[59]《中国统计年鉴2008》，《水供给和水利用》。

[60]《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7、2006、2005、2004》，《按地区统计城市自来水供给基本数据》。

[61]陈虹（音译）:《广东水资源环境更加恶化》，《中国日报》，2007年11月28日。

[62]潘公凯：《中国湿地在变干，干旱危害神秘湿地的古老生活方式》，《华盛顿邮报》，2001年7月1日，第A14版。

[63]谢剑：《应对解决中国的缺水问题》，第11页。

[64]储百亮：《奥林匹克城市面临水危机》。

[65]《北京的水危机：从1949年到2008年奥运会》，《国际探索》，2008年6月26日。

[66]《590万中国人饮用水短缺》，法新社，2008年3月1日。

[67]《200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68]《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淡水》，国家环保部，2008年11月17日。

[69]《中国污染的代价》，第82页。

[70]《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水环境》，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11月5日。

[71]《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水环境》。

[72]中国水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工业和城市废水排放以及农业的化肥、农药残留和畜便、固体废弃物浸洗。世界银行，《碧水蓝天》，第90页。

[73]马克·王等：《中国的乡镇企业和水污染》，《环境管理》，第86卷，2008年3月，第4期，第648—649页。

[74]《中国环境报》，1994年10月4日，第4版。

[75]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在河北省的一个农村，农民自己建了个制革厂，获得收入3亿元（3660万美元）。然而，到了1993年，这个制革厂排放的废水达到1130万立方，而且含硫量和含铬量都很高。这些废水直接排到污水池，严重损害了地表水和地下水，减少了粮食产量，结出了“酸”果子。可是，这些农民说他们并不关心粮食减产，因为制革厂对增加收入更为重要。《中国环境报》，1994年10月4日，第4版。

[76]莱恩·霍登：《中国污水处理和清洁能源的需求增长》，世界观察研究所，2007年2月1日，www.worldwatch.org/node/4889.

[77]《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第25页。

[78]《中国化肥行业研究报告，2008—2010》，雅虎商业资讯，2009年3月5日，www.finance.yahoo.com/news/Research Report on Chinas bw-14551440.html.

[79]世界银行：《中国：气、土、水》，第58页。

[80]谢剑：《应对解决中国的缺水问题》，第14页。

[81]周看：《在中国，一个太湖保护者给自己带来麻烦》，《纽约时报》，2007年10月14日，http://www.nytimes.com/2007/10/14/world/asia/14china.html.

[82]弗兰克·朗菲特：《中国努力使空气更清洁》，《巴尔的摩太阳报》，2000年1月17日，第A2版。

[83]《中国污染的代价》，第2页。

[84]《中国概况》，世界银行，2008年。

[85]《中国污染的代价》，第3页。

[86]周看、杨金新：《中国急速发展下污染达到极限》，《纽约时报》，2007年8月25日。

[87]《中国三分之一地区受酸雨袭击》，BBC新闻，2006年8月27日。

[88]《中国污染的代价》，第xvii页。

[89]美国能源信息局。

[90]《日本能源数据、统计和分析》，美国能源信息局，www.eia.doe.gov/cabs/Japan/Background.html.

[91]丹尼尔·罗森（荣大聂）、特雷弗·豪泽：《中国能源：破解谜局之道》，《账簿中国：美国智库透视中国崛起》，2007年5月，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rosen0507.pdf.

[92]《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28—29页。

[93]茅于轼等：《煤的真实成本》，绿色和平组织2008年10月27日发布，第2页。

[94]《中国：煤炭和矿产设备》，美国商务部，2009年，www.buyusa.gov/china/en/coal.html.

[95]《中国发电公司的污染情况》，绿色和平组织2009年7月28日发布，第5页。

[96]爱德华·斯戴菲等：《更绿色的植物，还是更灰暗的天空》，麻省理工学院工业评价中心中国能源研究小组，2008年8月。

[97]希拉里·弗伦奇：《全球化能避免出口的危害吗？》，《今日美国》，2001年5月1日，第23页。

[98]张玉兰（音译）:《现在你看到的……现在你看不到的》，《亚洲周刊》，1999年10月1日，www.asiaweek.com/asiaweek/magazine/99/1001/hongkong.html.

[99]《广东二氧化硫排放十年来首次下降》，新华社，2007年1月7日。

[100]《更清洁的空气，更明确的目标》，香港环保署，2008年，www.epd.gov.hk/epd/misc/ehk08/en/air/index.html.

[101]张玉兰：《现在你看到的……现在你看不到的》。

[102]《出口危害：亚洲的高技术废品》，吉姆·帕科特、泰德·斯密斯编，（巴赛尔行动网络和硅谷有毒产品联盟，2002年2月25日）第22页。www.svtc.org/cleancc/pubs/technotrash.pdf.

[103]张志辉（音译）:《跨境联合项目的绿色恐惧》，《南华早报》，2001年10月2日，第4版。

[104]《中国机动车保有量1.68亿辆，年增长5%以上》，新华社，2008年10月8日。

[105]乔·麦克唐纳：《中国2009年汽车销售量超过美国》，美联社，2010年1月9日。

[106]泰德·C.费舍曼：《新的长城》，《国家地理》，第213卷，2008年5月，第5期，第142页。

[107]谢传娇（音译）:《北京控制汽车增长》，《中国日报》，2008年10月10日，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8 10/10/content 7092425.htm._

[108]贾斯柏·贝克：《中国大陆疯狂发展汽车走入错误方向》，《南华早报》，2001年12月28日，第12版。

[109]皮特·戈里：《中国的绿色大跃进》，《星报》，2008年3月8日，www.thestar.com/News/Ideas/article/32694.

[110]《北京实行新燃油标准，办好清洁绿色奥运》，新华社，2008年1月1日。

[111]吉姆·白：《北京采用更加清洁燃油》，路透社，2007年12月25日。

[112]《中国高层领导解释经济刺激措施》，新华社，2008年12月9日。

[113]《环保部批准资助153个项目》，《中国日报》，2009年1月10日。

[114]安思乔：《经济衰退影响中国工业优先发展重点》，《纽约时报》，2009年4月18日。

[115]胡鞍钢、邹平：《中国的人口发展》，第92页。

[116]同上书，第92—93页。

[117]《总理的“加减乘除”体现科学发展》，新华社，2004年3月4日。

[118]《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将达到17亿》，国家计生委门户网站，2009年4月1日，http://www.npfpc.gov.cn/.

[119]2009年7月估计，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

[120]《调查显示中国可能面临生育高峰》，国家计生委门户网站，2009年1月16日，http://www.npfpc.gov.cn/.

[121]《中国人口可能增至15亿》，国家计生委门户网站，2008年10月24日，http://www.npfpc.gov.cn/.

[122]《中国坚持一胎化政策》，法新社，2008年3月9日。

[123]莎朗·拉芙兰瑞：《中国性别偏见导致男性比女性多3200万》，《纽约时报》，2009年4月10日。

[124]萨莉·玛丽·哈默：《中国男女比例失衡》，合众社，2009年8月6日。

[125]周看：《中国的定时炸弹，人口最多的国家面临人口危机》，《纽约时报》，2004年5月30日。

[126]1994年，中国购买的小麦、大米等粮食比1993年增长34%，达到1600万吨。从1994到1995年，中国小麦购买量增长13%，达到1790万吨。从1995年到1996年，粮食进口有小幅下降，减少到1625万吨。（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纽约：W.W.诺顿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第100页。）到了199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粮食进口国，仅次于日本。

[127]解振华回应莱斯特·布朗文章的标题，后来莱斯特·布朗的这篇文章扩展成一本书。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第17页。

[128]广东因为忽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尤其受到批评。按照正常需求，该省有粮食缺口200万吨。参见《关于农业问题的评论》，新华社，1995年2月25日，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中国每日报道》，1995年3月6日，第81页。

[129]《总书记谈农业的重要性》，新华社，1995年2月27日。

[130]《〈人民日报〉会议报道》，《人民日报》，1995年2月28日，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中国每日报道》，1995年3月1日，第64页。

[131]《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378页。

[132]《华北旱情严重威胁来年农业产量》，《道·琼斯国际新闻》，2001年5月30日。

[133]《遭受干旱的中国农民抗议乱收费》，《京都新闻》，2001年6月13日。

[134]张文杰：《粮食安全》，中央电视台网站，2004年2月2日，www.cctv.com/english/special/chinatoday/20040204/100699.shtml.

[135]《省农业官员谈投入》，《人民日报》，1995年2月26日，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中国每日报道》，1995年2月26日，第60页。

[136]周看：《养活大众：中国工业挤占粮田，扩大粮食进口需求》，《华尔街日报》（欧洲版），1995年3月13日，第A6版。

[137]莱斯特·布朗：《沙尘暴威胁中国未来》，第2页。

[138]同上。

[139]《中国农业：耕地面积、粮食指数及启示》，MEDEA总结报告，1997年11月。

[140]塔尼亚·布拉尼根：《调查显示：土壤侵蚀威胁1亿中国人生存的土地》，《卫报》，2008年11月21日。www.guardian.co.uk/world/2008/nov/21/china soil erosion population.

[141]《土壤侵蚀对中国形成威胁》，新华社，2008年11月20日，www.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 11/20/content_10389313.htm.

[142]《中国报导土壤侵蚀正使黑龙江省的黑土地面积减少》，新华社，2000年1月25日，BBC《世界报道》。

[143]马中：《从中国的过去看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应用研究和公共政策论坛》，第10卷，1995年冬季卷，第53—54页。

[144]安特门纳塔·巴罗娃：《中国在国外购买农田，确保粮食安全》，国际新闻社，2008年5月9日，www.ipsnews.net/news/asp?idnews=42301.

[145]李晶：《中国的粮食安全：越来越大的挑战》，摩根大通中国通系列，2007年7月。

[146]同上。

[147]安特门纳塔·巴罗娃：《中国在国外购买农田，确保粮食安全》。

[148]路德杰尔·法克松等：《解决中国和印度饥饿问题的努力》，《明镜周刊》，2008年4月28日。

[149]李晶：《中国的粮食安全：越来越大的挑战》。

[150]2006年，中国进城农民工达到1.15亿人。（《中国进城农民工上升到1.15亿人》，见中国驻美大使馆门户网站，2006年11月22日，www.china embassy.org）这个数字既包括那些作为暂住人口登记的，也包括没有登记的。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未进行暂住人口登记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增长。（马润潮、项飚：《故乡、进城和北京农民村的出现》，《中国季刊》，第155卷，1998年9月，第556—587页。）

[151]马润潮、项飚：《故乡、进城和北京农民村的出现》，第554—555页。

[152]《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农民工返乡工作》，《人民日报》，2009年12月9日，www.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90882/6550129.html.

[153]《中国西北地区移民安置计划需要移民20.6万人》，新华社，2008年5月7日。

[154]瓦茨拉夫·斯密尔：《中国的环境难民：原因、规模以及危险》，见《中国环境危机：地区冲突与合作方式》，在瑞士阿斯科那真理山举行的国际会议报告，1994年10月3—7日（安全研究中心，1995年），第86页。

[155]《沙漠化导致中国年均损失540亿元》，《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6日。

[156]塔尼亚·布拉尼根：《调查显示：土壤侵蚀威胁1亿中国人生存的土地》。

[157]华强森等：《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内容摘要》，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8年3月。

[158]陈佳（音译）:《中国畸形婴儿因污染急剧增加》，《中国日报》，2009年1月31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 01/31/content_7433211.htm.

[159]张明爱（音译）:《铁矿使村民呕吐恶心》，中国网，2008年12月18日，www.china.org.cn/environment/news/2008 12/18/content 16973405.htm._

[160]艾玛、林薇薇：《中国“癌症村”为经济发展付出巨大代价》，路透社，2008年12月11日，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news/idustre4ba0kz20081211.

[161]崔晓火、龚铮铮（音译）:《污染冶炼厂损伤农民皮肤被关闭》，《中国日报》，2008年10月15日。

[162]《中国水污染致病450人》，BBC新闻，2008年10月11日。

[163]杨扬（音译）:《中国环境健康项目个案研究简介：中国杀虫剂和环境健康趋势》，威尔森中心中国环境论坛，2007年2月28日。

[164]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导致慢性肺病、肺癌、心脏病和中风，增加呼吸道感染的危险性，损害肺功能。一项针对沈阳、上海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研究显示，室内污染，主要是源于煤炉，所导致的肺癌比例占所有癌症的15%到18%，室外污染导致肺癌的比例占总数的8%。

[165]《中国污染的代价》。

[166]唐磊（音译）:《中国大陆的空气对孩子是致命的》，《南华早报》，1999年5月6日。

[167]中国已开始禁止使用含铅汽油，在北京，“30%的汽油估计达不到政府规定的环境标准”。亨利·朱：《研究发现：中国在把污染转移到下一代》，《洛杉矶时报》，2002年6月19日。

[168]《10.45%这个数据说明中国十分之一的孩子铅中毒》，《北京青年报》，2005年3月19日，www.pressinterpreter.org/node/84.

[169]李玲：《北京汽车尾气威胁儿童健康》，世界观察研究所，2007年5月22日，www.worldwatch.org/node/5084.

[170]《中国官员表示，污染激化社会矛盾》，路透社，2006年4月21日。

[171]马天杰：《中国农村的环境群体事件：浙江东阳大规模突发事件透视》，见《中国环境系列》，第10卷，（2008/2009），珍妮弗·特纳编，第33—49页。

[172]《中国村庄抗议铅、锌中毒》，《自由亚洲之声》，2006年11月29日。

[173]路易塞塔·穆迪：《重庆水污染冲突中的暴力》，《自由亚洲之声》，2008年11月25日。

[174]《数百人涌向冶炼厂，抗议儿童铅中毒》，路透社，2009年8月17日。

[175]史江涛（音译）:《遭抗议工厂秩序恢复》，《南华早报》，2009年8月18日。

[176]《数百市民抗议上海磁悬浮铁路线延长》，路透社，2008年1月12日。

[177]马天杰：《中国农村的环境群体事件：浙江东阳大规模突发事件透视》。

[178]如果加上1998年长江洪水或2001年干旱等灾难带来的损失，那么真实数据可能会更大。

[179]刘坚强（音译）:《中国发布绿色GDP指标，检验新的发展道路》，世界观察研究院，2006年9月28日，www.worldwatch.org/node 4626.

[180]《污染代价达中国GDP的10%》，《上海日报》，2006年6月6日。

[181]史蒂芬·安德鲁斯：《穿过迷雾：看中国空气污染报告制度的不足》，见《中国环境系列》，第10卷，（2008/2009），珍妮弗·特纳编，第33—49页。

[182]《中国污染的代价》，第105页。

[183]同上书，第xvii页。

[184]同上。

[185]《中国遭受十年来最严重旱灾》，路透社，2007年12月21日。

[186]美国驻华使馆环境与科技处：《中国南水北调工程有关情况》，2001年4月，www.usembassy china.org.cn/english/sandt/SOUTH NORTH.html.

[187]塔玛尔·哈恩：《中国应对一系列环境挑战》，《地球时报》，2001年3月27日。

第四章 绿色中国的挑战

过去30年来，中国环境污染和退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国家保护环境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没有做出努力，恰恰相反，中国政府在推进改革的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建立了正式的管理机构，出台了环保法规，实施了大规模的环保行动。

中国的环保战略在很多方面类似其经济战略。中央政府在行政管理和法规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具体的实施则更多地让省级和地方政府去执行。中央政府重点开展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环保运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还有我们将在第五和第六章要探讨的，越来越多地利用民间力量和国际社会力量，引进金融资本和智力资本。

这些改革措施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应对环保挑战方面却显得很不够。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部门对环保工作进行统一的管理、监督和实施，因此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环保常常让位于其他利益。比如，地方官员在面临是执行环保法律还是支持雇用数千名当地工人的污染工厂的选择时，他们往往选择的是后者，因为他们考虑的是环境保护会大大拖他们经济发展的后腿。尤为关键的是，当地环保部门和司法部门都是当地政府的一部分，其经费来自当地财政。因此，当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地方官员总是优先考虑经济发展，这就一点儿也不奇怪。

一般来说，经济改革往往意味着放松中央对经济的控制，制定更加优惠的激励措施，以便完成改革目标。然而，在环保领域，不管是从经济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没有多少优惠的激励措施鼓励地方政府实施中央政府的决定。当中国在环保方面实施在欧洲和美国通行的市场化措施时，又常常缺乏必要的行政、市场和法律机制。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法律武器、新闻媒体和网络，就环境污染问题要求补偿，维护自己的权益，但由于中国人一直以来法律意识淡薄，还是导致了腐败的盛行。

尽管有这些障碍，中国政府30年来仍然在建立环保机构和规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把环保纳入未来经济发展计划方面奠定了基础。

环保治理的初步行动

早在1978年邓小平复出之前，中国的环保之风已经刮起。1972年发生的三个事件使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前两个事件是生态灾害事件。在东北沿海城市大连，海滩变黑，数百万磅鱼类死亡，港口充塞着污染的贝类，海堤遭到严重侵蚀。其他海岸城市也遭遇类似的情况。那一年，北京郊外的官厅水库出现腐烂的鱼，并拿到北京市场上出售。这些事件促使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决定建立一个由一些省份和大城市的官员组成的领导小组，重点解决水库资源的处理和保护问题。[1]

不过，对于环保来说，最重要的事件可能是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国际环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UNCHE）。这次会议在中国播下了环境保护的种子，标志着中国进行环境治理的转折。为了和中国重建与世界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决定相一致，为了在1972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总理派代表团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2]，打开了国外重新了解中国环境问题以及解决办法的大门。

在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中国代表团不愿意公开讨论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现状，而是试图把环境退化和保护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冲突背景下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发出的官方声明反映了冷战时期的语言特点：

中国代表团反对某些超级大国以人类环境的名义控制掠夺环境资源，并反对这些超级大国在国际贸易的幌子下，把环境保护的代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肩膀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是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的掠夺，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3]

中国代表团还提出了十条建议，希望写进最终的大会声明之中，这十条建议是：

●确保发展中国家先发展再逐一解决环境挑战的权利；

●反对对其他国家在人口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上所持的“毫无根据的”“悲观看法”；

●禁止生化武器，全面禁止并销毁核武器；

●明确超级大国通过帝国主义掠夺、侵略和战争手段破坏人类环境的责任；

●制裁掠夺以及破坏发展中国家环境的国家；

●各国合作控制污染；

●污染国家要对被污染的国家进行补偿；

●支持技术的无偿转让；

●建立由工业国家出资的国际基金，支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保护；

●确保国家自然资源主权完整。[4]

最后，这些建议有些写进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包括联合应对环境污染的必要性以及无偿技术转让的重要性。有些建议，比如中国人口增长和环境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被拒绝。大多数建议则没有被采用。[5]

代表团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汇报，周总理迅速采取措施，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环保机构。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一年以后，即1974年5月，国务院建立了高层次的、跨部门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以研究环境保护事宜，但是在后来的9年时间里仅召开过2次会议。[6]另外，中央要求各地方省（市、自治区）建立环境控制、环境科研和环境监测机构。地方政府还设立了“三废”办公室，尽管权力很小，但仍然代表着地方政府在环保机构建设方面的初步尝试。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小的改善环境的措施，包括地方政府开展环境调查等。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政治动荡和文化大革命所开展的大规模的运动，环境保护的进展受到很大影响。[7]

正如在经济领域一样，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正在对环境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一份报告指出：

我国环境污染在发展，有些地区达到了严重的程度，影响了广大人民的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绝不能走先建设、后治理的弯路，我们要在建设的同时就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8]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宪法》重视环境问题，其中一款规定，国家要在预防污染和其他公共危害的同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确立了保护环境、推动环境法制框架发展的基本原则。[9]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通过了控制工业和海洋污染的规章制度。而且，中国政府还进行了几次机构调整，加强环保部门的职能，尽管在某些方面恰恰适得其反。比如，1982年，中国政府新成立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将国务院环保领导小组的职能纳入进来。很多地方政府效仿此法，把地方已经存在的环保局（EPBs）合并到新的城乡建设部门；在程序上，减少了政府部门环保编制，削弱了本来就较弱的环保职能。

两年后，也就是198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之后，国务院认识到取消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失误，因此设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来自30多个部、局，主要任务是研究制定环保政策，实施新的环保计划，组织环保活动，比如检查地方政府对环保法律的执行情况等。[10]那年年底，国务院还提升了环保局的级别，将其更名为城乡建设环保部内设的国家环境保护局，环保编制翻了一番，达到120人，被赋予“直接向省级环保局发文的权力，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召开业务会议，直接从财政部划转环保经费，而不是通过建设部向财政部申请资金”[11]。

1985年，中央任命曲格平为国家环保总局第一任局长。对仍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国环保事业来说，曲格平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曲格平是学化学出身，早年在化工部和国家计委工作。他深受周恩来总理的信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并在1976—1977年担任中国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曲格平除了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温文尔雅的幽默感外，还具有娴熟的政治技巧，在谈到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时，总是坦率陈词，深受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尊敬。

曲格平不遗余力地推动建立独立的环保机构。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4年后，也就是1988年3月，曲格平的努力有了结果，国家环保局最终从城乡建设部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尽管其级别仍然低于其他部委）。[12]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实施《环境保护法》，确立了环境保护的四项基本原则：（1） 协调原则。（2） 预防原则。（3） 环境责任原则。（4） 公民参与原则。[13]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对于环境保护的未来开始持乐观态度。尽管在1989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有些官员承认在环境法规的执行上还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但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曲格平认为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国家实力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14]

然而，在其后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政府没有真正缩短认识和实践之间的差距，虽然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但却没有对环境面临的挑战采取相应的行动。环境保护的现实一如20世纪80年代末一样严峻。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环境保护机构在协调其他部门方面没有多少进展。地方官员不重视环保法规的执行，认为环境保护不是政府的中心工作，而把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而且，很多人对环境退化与污染同国家应对能力之间的失衡表示理解（尽管理解得还不到位）和接受。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先发展，再治理”仍然是中央政府尤其是广大中国媒体认可的原则。

打开环保大门：里约会议及其影响

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到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20年，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然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月，中国所提交的参会文件却反映不出这种变革。会议召开前，中国代表表达了环境保护的五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在20年前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时所阐述的原则基础上修改的：

●环境保护只有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效；

●发达国家要对全球环境退化负责任；

●中国不应该对全球环境污染和退化负责任；

●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环境协议给予补偿，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转让环境技术和知识产权；

●国家自然资源主权完整必需得到尊重。[15]

在里约会议的众多国际观察员看来，中国的态度不够积极，试图联合发展中国家对抗发达国家，阻碍在会议重要议题之一的气候变化方面达成国际协议。[16]

然而，与20年前不同的是，中国在里约会议这个国际舞台上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后，在认识上和政治上都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把环境作为国内的一个热点问题。筹备并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中国代表就环境保护提出一个新词汇，中国官员开始把理想的可持续发展[17]纳入他们的经济计划。在有些情况下，这只是语言表述上的。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这个词汇则代表真正的政策变化，下面还会谈到这一点。[18]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还强调大众参与的西方做法，并重点推介非政府组织（NGO）概念，由此引发了中国领导人关于环境治理理念的改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成员国之间开展正式的谈判，但来自成员国非政府组织的小组会议却引起了各国更大的关注。然而，中国没有参加非政府组织论坛。相反，中国却代表了政府组织、主导的非政府组织（GONGOs）。一年以后，也就是在1993年6月，中国政府第一次把公众参与作为环境保护的一个目标。[19]大约同一时期，一位知名的中国历史学家梁从诫在大学生和朋友们的敦促下（其中一位朋友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建议成立中国第一个非政府环境组织，并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肯定。尽管以前中国政府就有关于非政府组织的规定，但从来没有人或单位正式申请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因此，梁从诫的建议代表着中国在环保方面的一个突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还敦促环保总局发布每年一度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报告中国环境的现状、取得的进步以及确定的宏伟目标。[20]对于那些没有正式加入到环境保护事业的中国官员，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双边政府间组织以及国际政府间组织（IGO），提高了他们对国际合作与援助的重要性的认识。[21]

里约会议还强化了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所推进的把市场作为环境政策改革基础的思想，采取措施，提高自然资源价格，以体现自然资源的价值。以市场为基础的煤价就是这种改革措施之一，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提高煤价，放松煤炭监管。在很多地区，这意味着新的高煤价最终把生产和运输成本都包括进去。[22]然而，开采和烧煤的环境代价从来没有被算进能源价格，使得煤炭比其他燃料，比如中国还尚未大量开采的天然气资源，价格要便宜。

因此，在2002年批准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后，中国制定了更加积极的政策，提高能源利用率。中国提出了提高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比例的具体目标，中国领导人承诺从2006—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降低20%，可再生能源在初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在2010年达到10%，2020年达到15%。中国还积极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协商洽谈制定《京都议定书》之后的新文件，向国际社会介绍展示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之后35年来中国参与全球环境事务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然而，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立场充分反映了其在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和联合国环境保护与发展大会上的态度，这一立场主要体现在发改委（NDRC）2007年发布的一个报告中。针对2008年在波兰波兹南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国务院发表了一个白皮书。在该白皮书中，中国政府阐述了其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

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采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责任，但是由于各国历史责任、发展水平、发展阶段、能力大小不同，贡献方式也不相同。发达国家要对其历史累计排放和当前高人均排放承担责任，率先减少排放，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发展中国家要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排措施，把温室气体排放降到最低程度，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23]

2008年10月，中国还建议工业发达国家拿出GDP的1%设立基金，支持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24]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影响下，中国积极参加气候变化谈判，环境保护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据环保部的统计，在48个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协议中，中国参加了38个。[25]

尽管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中国的环境保护官员对于未来仍然感到深深的忧虑。在中华环保联合会（All China Environment Ferderation） 2007年组织召开的一个大陆水污染论坛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认为当时国内的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他说：“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公共健康和社会稳定，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26]

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

周生贤局长对中国的环保前景表示担忧，这反映了中国环保部门的权力仍然比较弱。中国环保工作的主要部门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制定法律的最高权力机关[27]；国家环保部[28]；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以及刚刚发展起来的环保法庭。这些部门共同履行中央政府的职能，比如围绕环境保护进行立法、执法和执法检查。然而，这些政府部门都有一种基本的结构性缺陷，从而使环保事业的发展打了折扣。

法律体系

在1993年，全国人大设立了一些专门委员会，比如农业农村委员会、内务及司法委员会等。[29]为了加强环保立法工作，任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曲格平担任新成立的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该委员会现在称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EPRCC）。[30]在曲格平及其后任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在推进环保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在1979年后中国通过的28个环境保护法律当中，有11个是在2000—2007年期间通过的[31]，还有两个是2008年通过的。（国务院围绕这些法律制定了20多个实施细则，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国家环保部和其他国务院部委出台了100多个环境保护规定、办法和400个标准。）

直到2003年卸任前，曲格平一直不遗余力地改善环保法律体系。此后，曾任建设部副部长的毛如柏继曲格平之后担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继续完善环保法律体系。

立法部门颁布的很多环境法律缺乏一个可操作的或可行的实施办法。[32]这些法律可能为污染受害者提供了向环境破坏者诉求赔偿的机会，但没有明确提出恰当的程序。最终的结果是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污染受害者不知道如何申诉或索赔，从而导致公众在法律体系中的参与非常有限。[33]很多法律专家提出，中国的环境法律更像是政策声明。比如，裘欣、李虹霖在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年生效）时认为：

长期以来，中国立法机构相信“有法比没法好”，“总体性的法律比具体的法律好”。因此，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立法部门在立法中倾向于模糊，所立法律有很大的弹性，缺乏可操作性，为以后法律执行中的部门职能交叉埋下了隐患。比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环保部）对全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然而，这一条款太笼统，不能真正划清各相关部门的职责。谁是有关部门？每个部门的职责是什么？什么是统一监督管理？每个部门有哪些权力？如果有关部门不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政府又如何实施这一法律？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回答，那么不同的部门都可以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做出司法解释，从而引起法律执行中的冲突。[34]

因此，中国人很难知道什么样的排放应该被禁止以及谁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和索赔。有一个案例发生在江苏省常州市，当地方政府环保部门试图起诉一家当地化工厂两年没有交纳排污费时，竟然难以决定起诉的理由是该企业没有交四笔排污费还是没有交污染超标费。而且，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进行听证时，指出国家法规和常州市的规定还存在不一致，使得该案件难以审理。[35]同样的情况还有，尽管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出台规定，要求所有企业应该自己检查污染排放情况，但对检查次数又没有任何规定。[36]

法律条文的模糊性也使得一些企业和单位在排污方面钻法律的空子。马晓英和伦纳德·奥托兰诺（Leonard Ortolano）在其环境法规研究中指出：“中国甚至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说法表明一些企业和单位利用法律和法规条文的模糊性，绕过法律的规定，进行排污。”[37]

而且，同其他国家一样，立法者必须平衡环保需求和其他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最主要的顾虑是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有可能造成经济的停滞或后退。过去十年来，中国政府曾建议实施环境税，采取市场化机制向污染企业收税[38]，推动全国污染控制和环保法律的实施。[39]环境税如果实施，将取代地方环保部门向污染企业收取污染费的办法。

收取环境税是依据企业的利润还是排污数量，仍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设立环境税的建议突出显示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难点，即如何在维持中央政府少参与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

中国在完善环保法律体系的进程中，还存在一个同样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就是旷日持久、耗费精力的法律文本的会签。法律起草涉及众多的部委、单位和技术专家，每一个部门都可能对法律文本草案进行很大的改动，所以，常常是法律文本会签到最后，变得没有一点实际的用途。[40]比如，关于能效法律的咨询会签，持续了四年多，直到今天，该法律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其中的原因一是法律本身很复杂，二是实施该法的部门权力较小。[41]

然而，中国的环境法律制定者越来越显示出他们协调各部门意见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起草技术上完善、政治上可行的法律的能力不断增强。比如，中国在颁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保护法》以后仅仅5年，又于1984年首次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并在1996年和2008年进行了两次修订。[42]

两次修订明确了地方相关部门在如何防治水污染、更好执法以及处罚违法者方面的职责。2008年的修订是在一系列严重污染事件发生后进行的，最严重的污染事件是东北黑龙江省哈尔滨附近松花江的苯污染。这次事件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当地官员不仅断绝了哈尔滨340万居民的供水[43]，还试图掩盖事件真相。

立法部门建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修订，避免松花江事件的重演。这次修订对该法某些条款进行了重大改变，包括要求地方政府把水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去，而不是在GDP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进行取舍；要求环保部向社会通报全国水质量信息，扩大公众参与；加大环保违法处罚力度，取消1996年修订时确定的100万元（14.2855万美元）处罚上限，对严重违法企业处以上年收入50%的罚款。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这次法律修订在2007年下半年征求公众的意见，成为第一个听取公众意见的中国环境法律。仅仅一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就收到公众建议1400多条，很多意见被吸收到最终的法律文本中。[44]

最近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于2008年6月生效，包括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实施以处罚为主的强化措施。比如，对严重污染的企业，可以处以上一年收入的20%—50%的罚款，由相关企业的业主承担。该修订还赋予地方环保部门更多的权限，可以拆除任何非法排污口或地下排污管道，并对违法者进行罚款。[45]

200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否能减少水污染事件，是否能加强地方的环保执法，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然而，这次修订考虑公众关心的问题（甚至听取吸收公众的建议），力求使法律更具操作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充分体现了政府的努力。有了这份努力，在全国实施其他环境法的时候，也将会取得同样的成功。

国家环保部和地方环保局

中国的环境保护管理根据内容的不同涉及很多部门、单位。在涉及环境保护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政府部门不是持合作的态度，而是通常相互竞争有限的资源和影响力。[46]比如，在解决大规模的水污染问题时，要涉及水利部，因为水利部负责水资源的分配；要涉及建设部，因为建设部负责水和下水道的管理；要涉及国家林业总局，因为林业总局负责自然保护区内水库中水资源的管理；要涉及国家海洋局，因为海洋局负责海岸水域的管理；要涉及农业部渔业局，因为农业部渔业局负责渔业水污染的监管；要涉及国家环保部，因为环保部负责其他部门不管的水污染事件。另外，财政部等经济部门在确定对水污染企业进行处罚的力度上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负责水污染法的协调和起草工作。但是，全面负责环保法规起草、监督、实施、环评和研发等环境保护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国家环保部和地方环保局。

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国家环保部门在政府的级别序列中不断提高，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1998年，中国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行政体制改革，对很多部门进行了重组和精简。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将环保局从部管局提升为国务院直属部级局，名字也从国家环境保护局改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8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国家环保总局又被提升为国务院组成部门，被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环保部在国务院会议上有了自己的一票，使全国性政策的制定能够更多地考虑环境保护问题。而且，就政府序列中的位置来说，与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环保总局不同的是，环保部的级别要高于很多它监管的国有企业，从而也提高了环保部的执法能力。当然，环保部不能强迫其他部委听从自己的建议，还有很多因素制约着环保部和其他倡导环保的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前总理朱镕基是一个改革型的领导人，负责中国的经济发展，坚定地支持环保工作。如前所述，他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提升了环保管理部门的级别。不过，此后不久，在纽约的一次午餐会上，我问刚刚履新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请他谈谈环保总局级别提高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我的编制减少了一半。”事实上，国家环保局从本来就不多的600人编制减少到300人。[47]目前，环保部的人员远远不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环境执法为什么那么艰难。想想人口只有3亿的美国，其环保署有职员1.7万人，分布在总部和10个地方办公室、18个卫星地面站和实验室。而在13亿人口的中国，环保部北京总部只有300个职员，5个地方办公室大约各有30名工作人员，再加上地方省市和乡镇级负责环保工作的6万人以及相关附属机构的2600人。[48]也就是说，中国环保部的人员数量不到美国环保署人员数量的1/6，却负责着5倍于美国人口的环境法的执行和实施。因此，当中国知名环境法律师王灿发认为中国的环境法律法规真正实施的不到10%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49]1998年，还撤销了由各部委负责人组成的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该委员会一直是中国进行环境保护政策高层协调的唯一平台。国家环保委的撤销削弱了环保部门协调高层环保政策的能力，使得环保部门的职能更加弱化。[50]

国家环保总局面临的其他挑战还有环保投入少。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在“九五”（1996—2000年）期间一直徘徊在GDP的0.8%左右，“十五”期间（2001—2005年）增长到GDP的1.3%（大约7000亿元，折合850亿美元）[51]；“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环保投入达到GDP的1.35%。[52]尽管如此，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仍远远低于一些中国科学家认为控制环境不再恶化所需要的占GDP比例达到2%或3%的目标。[53]而且，环境保护方面的资金常常投入到不相干的项目上。2007年，中国环境规划院（隶属于环保部）报告称，“十五”期间，占中国GDP1.3%的环保经费实际上只有一半投入到环保项目上。特别是，60%以上的环保经费投入到城市地区，被用来建公园、加油站、废物处理厂，而没有用来购置能够显著改善城市环保状况的废物或废水处理设备。[54]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尽管环保部已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但仍然没有垂直管理地方环保局的权限，地方环保局是地方政府的部门，而地方政府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地方经济的增长。[55]全国各地的环保执法主要依靠3000个左右的环保局和5万名环保执法人员。尽管1997—2003年期间，环保执法人员增长了116%，但距地方环保执法的需求来说还远远不够。[56]虽然名义上地方环保局要对环保部和地方政府负责，实际上是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包括经费、事业发展、人员编制、工作条件等，比如车辆、办公地点和职工住房。[57]因此，地方环保局首先要根据地方政府的需要和重点开展工作，因为尽管有环保方面的规定，但规定归规定，地方政府官员被考核的是GDP，而不是环境。[58]对于地方环保局，国家环保部仅具有业务指导职能。基层的很多地方环保局设施简陋，很难完成环境保护的任务。

近期的改革把强化地方环保部门职能作为政府扩大透明度的一项措施，提高了环保部的权威。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规定各级政府部门要公开“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信息，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59]同时，环保部宣布《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开始施行。这些措施建立了公民向地方环保部门咨询环境污染和（或）环境保护信息的程序[60]，要求各地环保部门收集并在其管辖地公开那些污染排放超过许可量和超过国家标准的企业“黑名单”。[61]

这些新规定在推进各级政府的透明度方面向前走了一大步，当然真正实施起来还会有一定的难度。比如，2009年4月，黑龙江省环保局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提出了该局2009年计划开展的环保执法行动。如果根据新的规定，黑龙江省环保局的官员要在这次会议上向新闻界公布污染企业“黑名单”。但是当记者询问这份“黑名单”时，省环保局的官员回答说是保密信息，不便透露。[62]

地方环保局的行政级别有时还没有其要监管的企业的级别高。这是因为环保部门不论从体制上还是财政上，都隶属于省级和地方政府，一般来说在整个政府序列中级别较低。[63]在地方，资源少以及当地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影响了环保工作。环保局负责监管企业的废水、废气和废物的排放，而且根据需要，还要向企业收取污染费[64]和罚款。不过尽管收取污染费和罚款对污染排放超标是一种惩罚，但是与企业进行污染防治的投入比起来，这些企业都认为付一点污染费和罚款要划算得多。比如，在2006年，江苏省南通市一家造纸厂建立废水处理设施的投入是1亿人民币（大约1450万美元），而废水排放最高的罚款只有10万人民币（大约14500美元）。[65]重复不断地违反环保法规并不一定导致支付更多的罚款，这就使得当地企业宁可交罚款也不治理污染。这种做法和美国采取的标准恰恰相反，美国要求违反环保法规的公司，比如违反《清洁水法案》的企业除了负刑事责任外，还要支付每天高达32500美元的罚款。[66]尽管中国征收的污染费逐年增加[67]，但影响有效环保监管和执法的障碍依然存在。

最主要的障碍是，环境监督检查人员的力量与肩负的任务明显不相适应。尽管各地环保部门每年开展200多万次环保检查[68]，但人员长期不足，设备简陋。云南省的一个环保执法官员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说，尽管他需要每个季度到辖区对每个工厂进行环保检查，但是他没有常规的交通工具，因此也就不能到那些工厂进行环保检查。[69]人力和物力资源的缺乏导致很多环保违法事件不能得到调查。[70]

地方环保官员在辖区内检查污染企业时常常采取其他的办法。有些情况下，如果环保局的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有一定的个人关系，那么就可能少收排污费。还有些情况，经济发展可能比环境保护更加重要。2006年底，有的县级政府向企业承诺，如果工业产值超过1000万元（约120万美元），那么不经工厂同意，政府不能去进行环保检查。[71]

当国家环保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和监察部组成的中央调查组，同地方有关部门联合对一个省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集中检查时，常常发现普遍的违反环保法现象。有时，在这些大规模的集中检查中会发现几个工业污染大案，以此向公众证明政府部门不会允许同样的问题再度发生。比如，2005年松花江苯污染事件发生后仅仅4个月，国家环保总局就查出了100多家污染企业，下令20家化工和石化企业进行环境清理整治。[72]在2006年开展的全国环保检查行动中，共清查企业72万家，因污染排放超标和（或）生产环境存在安全隐患而关闭的企业就有3176家。[73]

地方环保部门的级别低也影响了环保管理。除罚款外，对污染企业还可以采取关停措施，但地方环保部门由于级别低，一般不能直接向污染企业下达关停通知，而是需要地方政府批准同意。当地政府由于级别高，往往不理会环保部门的请示。因此，地方环保部门就可能处于这样一个困境：发现环保违法事件，引起了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注意，但缺乏对污染企业进行罚款或者实施其他惩罚措施的权力。[74]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报告，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常常决定哪些污染企业应该付全部排污费。民营企业以及那些污染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企业），与地方环保部门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然而，国有企业和那些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则有较大的讨价还价余地。[75]还有一些情况，企业即便是交了排污费，也得到80%的返还，但却不把该经费用于提高治污能力，而是用于企业环保部门的其他需求。[76]

中国收取的排污费在2004年达到4.6亿元（大约6770万美元），处罚了8万多家企业。[77]但是，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全国排污费收取的比例还不到50%，在沿海地区可达到80%，但在西部省份只有10%。[78]更为严重的是，污染企业还常常做地方环保部门的工作，交纳的排污费远远低于污染造成的环境代价。总起来说，各地环保部门收取的排污费还不到治理污染所需费用的5%。[79]

也许，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收取排污费对一些地方环保局来说是一种荒谬的激励，他们容忍甚至鼓励污染问题长期存在。比如，武汉市环保局制定了所谓的长效机制，把征收排污费和基层环保人员的个人收入挂起钩来。

为了解决地方环保部门的体制缺陷，加强地区间的合作，避免地方政府的掣肘，环保总局2006年开始设立区域性环境保护督查机构，这些机构直接向环保总局汇报工作。2008年12月19日，在全国第六个区域性环境保护督查机构“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的揭牌仪式上，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明确提出建立区域性环境保护督查机构的目的，比如：

不能有效地解决环保问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有些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放松了污染控制。另一个原因是，作为管理机构，环保部缺乏监管相关地方部门的有效职能……过去，由于靠地方政府，只能解决其行政管辖区域内的问题，很难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跨区域的污染争端……现在，这些区域性环境保护督查机构被赋予解决这类争端的更大的权力。[80]

尽管有这些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区域性环境保护督查机构仍然缺乏协调省级政府的权力，而且人员也不足。有个报告显示，这些区域性环境保护督查机构每个只有大约30个人员编制。[81]

司法

司法体制不成熟是制约中国环保工作的另一个因素。中国在历史上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不实行案例法，过去的案例尽管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没有约束力。[82]最高司法机关——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是唯一能进行司法解释的机构。[83]就像经济和环境部门一样，中国的司法系统也是高度非中心化的。最高人民法院具有监督职能，但没有权力管理地方法院的人事和预算事宜，地方法院在地方政府的管辖之内。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法院仍然是国家环保部和地方环保局所依靠的保证环保法律得以有效实施和执行的最重要的杠杆，在惩治环境污染方面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2008年初，广东省佛山市三个男性公民在几个地方非法倾倒含有羟基苯的废物，该市法院因而判处三人入狱，并处以罚款。这一事件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因为其中的一个倾倒地点靠近一所小学，该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吸入挥发的羟基苯气体后，在教室里发生中毒。[84]在2009年，云南省的一家法院判处一家化肥厂的三个负责人入狱，因为这家化肥厂在几年时间内将大量的砷化物排入阳宗海，严重污染了26000人的主要水源。这几个负责人还由于没有采取保护湖水不受污染的措施而被罚1600万元（230万美元）。12名地方政府官员，包括一名副市长，被开除公职。[85]

可能中国法律体系最重要的创新是建立了一个法庭网络，专门审理环保案件。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三个法庭，提高法官解决环保争端的能力，排除环境案件原告在提起诉讼时遇到的阻碍，强化法官在审理地方经济风云人物作为环保案例被告时的执法能力。[86]建立这些环保法庭的地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都涉及水质问题。贵州省的环保法庭处理作为饮用水水源的相邻4个湖和水库事宜，江苏省环保法庭审理有关太湖的环保案件，云南省的环保法庭审理有关滇池的环保案件。[87]

与中国大多数法庭不同的是，环境保护法庭审理刑事、民事和行政等各类案件[88]，还具有对自己的判决进行执行的权力，从而在名义上要比中国司法体系中的其他法庭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大的独立性。[89]这些法庭已经审理（判决）了很多案件：云南省的昆明法庭在2009年上半年审理了12个环保违法案件[90]，贵州省的贵阳法庭在运行后的6个月里受理环保案件45起（其中判决37个）。[91]随着这些环保法庭的成功，中国将建立更多的环保法庭。然而，从长远有效考虑，这些法庭还面临着几个挑战，主要是：缺乏诉讼程序规范；难以确定环境污染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环保法庭案件不足等。成立环保法庭本来是解决水的问题，但成立后的一年内所审理的案件只有5%的案件与水有关。

推动这些环保法庭建立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王灿发，他是中国政法大学一位具有号召力和锲而不舍精神的教授。1998年，他创办了“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CLAPV），培训从事环境法工作的律师，给法官讲授环境法方面的课程，通过热线电话免费向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起诉涉及环境法方面的案件。从2001年到2007年，该中心围绕环境法共培训律师262人、法官189人、环境执法官员21人。另外，截至2008年，1999年设立的免费污染受害者热线电话向9500名咨询者提供了帮助。[92]然而，这个中心的资源很有限，必须通过个人渠道筹集资金，调查、起诉案件。[93]

多年来，我与王灿发有多次接触，并和他交流他的工作。2009年春天，我在纽约又一次见到他。他马上谈到所面临的挑战：资金短缺、体制腐败、同道难觅等，但是对于新的司法体系和他的法官培训方面的工作，王灿发依然乐观。他还第一次从中国一个民营企业那里得到资助，表明中国企业开始对他的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这些年来，“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获得了很大成功，所办理的环保案件胜诉率达50%。在2005年的一个案例中，福建省的一个法院判决一家氯酸钾生产厂家向1721名村民赔付68.4万元（大约10.0127万美元）。这家工厂排放的六价铬化合物污染了这些村民的农田，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减产。法院还判定企业要对土地污染进行清理和治理，但是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远远低于“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为村民最初诉讼的1300万元赔偿款（190万美元）。[94]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迫使一家工厂让步，这家工厂把含有氰化物和硫化物的废物排放到附近的农田里，从而导致一位农民的果园绝产。在农民寻求当地环保部门帮助未果后，“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把该农民的案件起诉到地方法院，要求获得赔偿。法院判决该工厂支付给农民15万元（大约2.1958万美元），并给农民打了一眼新井，以补偿他受污染而不能使用的旧井。[95]

在推动环保执法方面，有一个尽管未被充分利用却很有效的办法，这就是法院和银行系统的偶尔联合。中国国有银行通过为环保项目募集资金[96]以及拒绝给那些不达标的污染企业提供贷款两个方面，开始涉足环保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一个政策，拒绝向那些乱排工业废水或者没有达到国家环保标准的企业提供新的贷款[97]，但是这项政策没有得到实行。

其他和金融机构相关的环境合作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2007年中期，环保总局出台绿色信贷政策，向国有银行提供一份有3万多家污染企业的名单，建议限制或禁止向它们贷款。[98]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的第一年，银行成功地拒绝向12家有污染记录的企业提供贷款。[99]但是，在2008年初，环保总局官员批评地方官员不执行绿色信贷政策，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说：“一些省份和金融机构根本就没执行这项政策。”各省份也发现很难向高利润、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推行绿色信贷政策，因为这些企业往往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100]环保部在2008年1月还推出了绿色证券政策，要求申请原始股（IPO）的高污染企业必须披露环境信息，进行环境测评。2008年，环保部检查了38家公司，其中20家未通过环境检查的公司没能申请原始股。[101]

国家环保总局的职能弱、立法和司法机构中存在的问题、金融和经济计划部门权力大，以及中央政府环保投入少，这些都对国家环保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更严重的是，中央把环保职能以及环保政策制定下放到地方政府，也造成了全国环保工作不平衡的状况。只有几个经济富裕、地方领导重视、与国际社会联系密切的省份，在应对过去环境退化和将来环境挑战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尽管中国将近700个城市中只有大约10%的城市获得了环保部颁发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称号，但也反映了中国在实现环境目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些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取得的成就也昭示着希望，随着中国继续融入国际经济，随着财富的增加，随着官员对环保在推动地区长期繁荣过程中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地方政府中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的重视环境的领导。

权力下放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立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从理论上说，这项制度把环境保护的责任赋予了地方政府领导，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将和地方环保局一道改善当地的环境保护工作。[102]这些地方领导将在职权范围内规划环保投入，出台实施新的环保政策措施，鼓励引导全社会参与环保工作，建立与国际社会的环保联系。

在有些地方，这种权力下放让当地的环保工作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绩。比如，在东部省份江苏，世界银行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联合推出了绿色观察计划，目的是根据企业工业废水处理达标程度对1.2万家企业进行评级，并公布评级结果和理由。然而，由于没有强有力的中央环保机构，这种高度分散的环保体制延续了中国环境治理依赖个别地方官员环保意识的老路。如果市长环境保护意识强，当地人民收入水平高，城市和国际社会联系密切，那么过去20年来，环保工作就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特别是市长或省长对环保事业不积极，那么当地的环保部门就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个省或一个市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投入多少资源用于环保工作，特别是决定投入多少资金用于环境治理。因此，2007年，人均GDP 10529美元的上海市和人均GDP 7788美元的南京市，能够将大约3%的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53.4亿美元和14.4亿美元）用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拉萨市2007年人均收入2877美元，用于环境保护的经费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不到0.01%。[103]

一般来说，收入水平高就意味着人们的环境教育水平高，关心环境的人就多。在较富裕的省份，对环境污染进行举报的数量比欠发达地区高5—7倍。[104]群众举报很重要，因为可以让当地环保官员了解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比如，大连市环保局调查的近2000个案件中有40%源于群众举报。[105]中国的一些大城市还开通了环境热线，市民可以通过电话举报环境污染事件。在富裕的沿海省份浙江，一个省级环保官员在2001年6月上半月就接到830多个电话。[106]有80%以上的县级环保部门开通了24小时热线电话，专门受理群众举报。[107]国家环保总局2001年设立了全国性的环境热线[108]，环保部部长周生贤2008年底在报告中说，2003—2008年期间，通过热线电话举报的水污染事件就有160万个。[109]经济状况不是决定城市如何治理环境问题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很多差距源于市长的认识程度。中山、上海和大连等城市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得到广泛赞赏，这些城市的市长都把环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这些城市不仅生态环境优美，而且污染数据呈下降趋势，同时环境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大。当地环保部门还拥有足够的权力（市长给予很大支持）去协调其他政府部门合作开展环保工作。比如大连市环保局和市公安局通力合作，开展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查。在市长的支持下，有些环保部门还积极制定新的环保政策。

即便是政府官员也认识到积极的环境政策能够带来很大的利益，但是对社会稳定的担忧仍然使他们不敢采取这样的措施。比如，尽管中国的农业发展很少采用最节水的灌溉技术，但为了把农民拴在土地上，水的价格仍然被人为地压得很低。到2009年，北京水价（城市居民用水、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的价格不同）每立方米上升到5元。然而，城市居民用水的价格每立方米只有3.7元[110]，平均水价只有世界其他大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水价的1/5。根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汪党献的研究，水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在的水价对北京这样的缺水城市来说是不可持续的”。[111]2009年5月，北京水利局宣布进一步提高水价以保证供应，因为南水北调工程（该工程每年将为北京提供10亿立方米的水）的完成日期已从2010年推迟到2014年。[112]

从中国环境法庭对污染企业做出的判决中，也可看到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担忧可能会阻碍采取积极的环保行动。尽管法庭做出了有利于污染受害者的判决，判处污染企业支付赔偿款和（或）环境清理费，但是这些判决常常面临来自地方政府的巨大压力，因为这些污染企业也往往是地方税收和就业的主要来源。比如，本章前面介绍的那个涉及氯酸钾生产的福建厂家、后由“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起诉的案件中，法律专家已经指出法庭判处支付的赔偿金只有原告最初要求的1/20，因为该厂是当地税收1/3的来源。因此，为了保持当地经济的安全，允许该工厂继续开工最符合当地政府的利益。原告方的牵头人也面临本村的巨大压力，要求撤诉，因为他和妻子都受到攻击谩骂。[113]

中国环保工作靠前的城市还和国际社会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德国以及新加坡等国家，有着密切、长期、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比如，大连市环保局与日本有一个交流项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在城市规划、环保优先领域确定、污染监测等方面对大连给予协助。日本公司是大连国外投资的主要来源，这些公司也重视环保。[114]

当然，这些经济状况最好、采取环保措施最积极的城市仍然有自己的挑战。这些城市常常把自己的污染工业转移到城郊，从而实现环境治理的目标。如果城郊人口少，那么这种策略一般都很有成效，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常常会使得这些郊区发展成为大城市的卫星城。过去12年来，上海把700多家工厂转移到城外。广州也由于其巨大的人口压力，正计划把水泥厂转移到城外，因为这些企业污染严重。当地媒体2007年报道说，广州市政府为此花费了10亿元（1.25亿美元）。[115]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北京要求大约200家工业企业改进环境、关闭或转移到北京以外，从而减少空气污染。[116]中山市也是一个环保模范城市，距离广州仅几个小时的路程，周围全是冶炼厂、石化公司、半导体工厂和其他污染工业。这些企业很多是和台湾合资的。[117]一次和中山市副市长一同乘车时，他自豪地向我介绍这个美丽城市的经济和环境数据，我委婉地指出，如果中山市周围没有那么多污染乡镇，那么中山市环境保护取得的成就会更大。副市长对我的话似乎听而不闻，无动于衷，随行的当地环保官员则对我的话会心而笑。

发起运动的思维方式

中国政府在把环境保护的权力和责任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仍然通过开展大规模的环境保护运动来加强对全国性的重要环保事件的管理。中国政府发起运动的目的是敦促地方政府积极应对土壤侵蚀、水污染和水荒等宏观的环境威胁。然而，这些运动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缺点：（1）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为完成预定目标，开始的投入都很大，但后续投入跟不上。（2）很少邀请地方官员和企业人员参加。（3） 一般不采用最好的技术或最有效的激励措施。总体来说，这些运动给地方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而中央部门的后续工作又跟不上。因此，这种虎头蛇尾式的运动经常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2005年，环保总局开展的一个大型运动从本质上来看更具政治色彩，所瞄准的目标是国家以牺牲环境保护为代价强调经济发展。这一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NBS）联合发起绿色GDP运动，把环境退化和污染的代价计算到GDP当中。这一运动是一项体现巨大政治变革的运动，被看作是中国领导人经过数年思考后，最终要围绕改善环境采取行动的信号。对地方官员考核将不再仅仅看他们如何发展经济，还要看他们如何保护环境。

绿色GDP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设计者是环保部副部长潘岳。2003年担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后，潘岳领导实施了一系列全国性的环保措施，包括绿色信贷政策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但是，他最让人称道的可能是，他是党内最坦率直言的环境倡导者之一，经常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在环保方面存在的不足。

然而，尽管潘岳和其他人员积极推动绿色GDP运动，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发布的报告马上便如泥牛入海。根据政府的估算，环境污染让中国在2004年付出了640亿元的经济代价，占当年GDP的3.05%。如果说中国2004年GDP的增长速度约为10%的话，那么扣除污染代价以后的GDP增长率则要降到7%。中国GDP的3.05%不是个小数目，它还体现了国际和国内观察家长期的呼吁。的确，十多年来，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及其他机构）已经测算出环境退化和污染使中国经济每年付出GDP的8%—12%的代价。（参见第三章）

比较起来，绿色GDP报告中披露的关于环境退化和污染代价的数据要低得多，主要是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在不同的环境信息基础上进行正确的经济核算。国家环保总局最初设想这个报告将提供详细的区域绿色GDP数据，并以此作为评价地方官员环保政绩和经济发展政绩的第一步。但是很多地方官员觉得这些数据是个威胁，因此不愿提供环境信息。他们担心绿色GDP数字会完全抹杀了他们辛辛苦苦取得的经济成就。特别是，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又宣布对原来计划在报告中所设立的项目只计算一半，经济发展对主要环境问题产生影响的数据，比如地下水和和土壤污染数据没有包括在最终的绿色GDP报告当中。使局面更加混乱的是，几乎在同时，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也发表了另一个环境报告，认为环境破坏使中国政府每年付出GDP约1/10的代价，这更接近人们期待的那个绿色GDP研究数据。[118]

报告公布后不久，环保总局官员就暗暗地让大家知道这份报告的准确性和周全性由于地方官员拒绝提供信息、国家统计局内部官员在政治上的反对而大打折扣。国家统计局的部分官员反对绿色GDP测算，理由是没有进行测算的统计工具，部分官员还说绿色GDP不能用来评价地方官员。报告发布后，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于秀琴发表看法，公开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绿色GDP本身并不那么重要……绿色GDP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不在于我们要看到的数据……绿色GDP核算数据只能作为公众观点的引导，不会对环境保护产生实际的影响。”而且，她还说，把绿色GDP和地方官员的政绩评价联系起来不是个好主意，因为那样会导致出现虚假数据。[119]

2006年发布绿色GDP报告以后，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曾设想在2007年某个时候对数据进行更新，但是，不知是由于来自地方和省市政府官员的压力，还是真正担心政府根本不可能核算环境退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失，政府将绿色GDP报告修改一事束之高阁。对此，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不同意见。2008年2月，他说：“由于获得数据和进行核算的困难，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做这项工作。否则，等到将来挽救国家环境的时候，一切都晚了。”[120]

1997年，为了应对严重的水污染，中国政府启动“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行动，重点清理辽河、淮河、海河和太湖、巢湖、滇池。中国政府1999年的报告介绍了昆明市政府治理中国第六大淡水湖滇池所采取的措施：

昆明市政府禁止出售、使用含磷洗衣粉，以防止使用后流入滇池流域。市政府还关闭了20多家对滇池造成污染的企业。一项疏浚湖底的工程顺利实施，将于今年4月完工。[121]

然而，昆明市环保局官员的介绍却完全不同，他们指出，仅部分地看，滇池污染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数年来，很多工业废水被排入滇池上游，结果是，湖的过滤功能严重弱化。不管我们怎样疏浚，湖水里仍然有污染物。由于多年来的滥用和破坏，生态系统已经非常脆弱，蓝藻爆发很普遍。[122]

事实上，湖底的沉积物含有镉、砷和铅这些有毒的混合物。即使在工程启动以后10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60亿元（8.78亿美元）资金进行治理以后，滇池的湖水大部分甚至仍然没有达到5级。[123]根据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许海平的意见，至少还需要20—30年的时间，滇池的水才能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清澈。[124]但是，即便是这种意见也可能是过于乐观，因为环保官员对阻止污染感到力不从心。

中央政府应对北方省份水荒和水污染最大的举动可能是南水北调工程，这一工程最早由毛泽东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2002年12月开始投工建设，共有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投资将近620亿美元，将448亿立方的水从长江引到黄河、淮河和海河（相当于加州年耗水量的一半以上）。[125]该工程确凿无疑的是至少建设两条调水线路（东线和中线），第三条（西线）建设需要巨额的技术和资金投入，因此很多人认为西线工程不可能完成。[126]

这一巨大工程首先要克服一些涉及省份的抵触情绪。在工程的讨论阶段，南方省份的很多官员提出充分的理由，说明北京市由于厕所漏水等问题浪费了大量的水资源，而厕所漏水这些问题很容易从技术上予以解决，中央为解决北方的缺水问题不应该从南方下手。同时，湖北和河南将会受到不利影响，这两省因为工程实施将需要安置30万人。[127]

中国政府面临的更大挑战是确保所有相关省份通力合作，治理工程沿线地区的污染问题。而且，环境对河道本身的影响依然是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有的分析认为这对东线会有较大的有利影响。[128]同时，世界银行却担心当地生态的大量破坏以及土壤的盐化会导致上海的水质下降，危害淡水渔业。[129]中国科学院的一位地质学家认为在中路引水将增加沉淀和洪水暴发的危险，使得调水工程变得更加困难。[130]

2006—2007年间，可能出于极大的担忧，一位名叫杨勇的地质学家率领探险队沿着西线进行了考察，了解南水北调工程的线路，记录不同季节里的水位。杨勇发现，长江引水区域的平均水流量相当于每年70亿立方米。这就表明，在有些季节，政府每年要往北方调80亿—90亿立方米水的目标，将会超过当地的水流量。[131]

到了2008年底，当政府宣布中线工程的完工时间由原定的2010年推迟到2014年时，这些环境方面的担忧完全摆在了面前。[132]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穿越整个湖北省，带来的担忧是，可能会对周边的水系产生影响，比如污染和淤积。很多中国科学家和环保人士担心，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影响这项工程的最终成功。[133]即便是中国政府在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方面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还需要足够的资金和政治条件来保证它的成功。移民安置、污染控制、生态影响都需要中国政府进行持续的监督检查。积极应对工程中的环保问题对于凝聚各级官员的力量和获得社会的支持非常必要，不过很难做到，成功的机会不大。这项工程强调危机处理意识和大刀阔斧、全面实施的姿态高于一切。恰恰相反，中国政府将必须进行细致的规划、长期的投资、密切的监督，才能确保这项规模空前的工程和治污行动实现预定的目标。

改革的挑战

20世纪70—80年代，邓小平围绕建立政府环保体制和法律框架采取了初步措施，后来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在90年代、胡锦涛在21世纪初也围绕环境保护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法规，但是还不能完全应对随着经济改革而来的快速涌现的巨大环境挑战。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中国的环境总体上是退化的，引起了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环保部门仍然职能弱，不得不以下级的身份与其他部级的经济管理部门进行协调，也不能通过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渠道向地方环保局下达指示。

同时，中国正式的环保机构在改进自己工作效率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制定了新的环保政策，起草了新的环保法律，进行了新的环保实践，在政策、法律和司法领域培养了一批优秀、高素质的专家。

另外，尽管中国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权力下放导致很多地区领导不力、资源缺乏等困难，但在有些地区还是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功。比如，大连、上海、中山三个城市都在环境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还有，政府体制外的因素和力量可能会给环保工作带来更大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五和第六章进行分析。中国的改革已经有非政府因素参与，包括国际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跨国公司，这些都可能是引起环境变革的重要力量，为环境保护提供新的政策导向、新的技术和资金机会。这些力量虽经常是处于边缘地带，但有时会发挥关键的作用，能够推动提高中国的环保能力，突破政府部门对环保工作的限制。

注释

[1]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2]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3]联合国：《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UNCHE）报告》，斯德哥尔摩会议文件，1972年，www.unep.org/Documents/Default.asp?Document ID=97.

[4]《中国代表团就“人类环境宣言”发表声明》，《北京周报》，1972年6月23日第，9—11页。

[5]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报告》，联合国文件，A类档案，编号：conf.48/14/Rev.1.

[6]这一领导小组包括计划、工业、农业、交通、水土保护和公共卫生等部委的官员。

[7]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第214216页。（实为323324页）

[8]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第219页。

[9]同上。

[10]同上书，第222页。

[11]阿比加尔·加希尔：《中国的环保组织机构》，《中国季刊》，第156卷（1998年12月），第769页。

[12]同上。

[13]马晓英（音译）、伦纳德·奥托兰诺：《中国的环境监管》，马里兰州兰哈姆：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14]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第113—114页。

[15]作者1992年4月在北京对国家科委官员的访谈。

[16]在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与会成员国就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行最后的协商，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作为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国之一的中国，和美国、俄罗斯采取的立场是一样的，就是拒绝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设定目标和时间表。中国认为，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家，中国历史上温室气体排放少，因此对气候变化所负的历史责任也要小。中国的地位是发展中国家，除非得到发达国家的补偿，否则中国不会采取行动。

[17]关于可持续发展，普遍接受的定义是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一书的第43页做出的，即“可持续发展系指人类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来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固定的和谐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源利用、经费投入、技术创新和体制变革等协调发展，既能满足当前需要，又能满足未来需要。”

[18]比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成为采取可持续发展思路制定行动计划的第一个国家。《中国21世纪议程》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全球21世纪议程》为模本，号召全民在环保问题上采取行动，这些问题从地方空气污染到生物多样性，各种各样。《中国21世纪议程》的实施，涉及中国300多个部委和地方政府，包括128个具体项目。（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官员2000年4月在北京和作者的谈话）比如，在《中国21世纪议程》的优先发展领域，还要求加强法制建设，确保可持续发展。这一要求促进了对1995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修订（出处同上）。

[19]这一点在《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有明确要求。戴晴、爱德华·魏美尔：《做好事，但不要惹“老共产党”》，收入《中国的经济安全》，罗伯特·阿什、维尔纳·德劳编，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20]同上。

[21]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以后，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始带着急需的技术专家和资金涌向中国。国际商界也开始更加直接地参与到中国的环保当中，帮助提高其中方合作伙伴的环境意识，促进合作项目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施。

[22]《世界资源：1998—1999》，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4页。

[2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2009年10月29日，www.chinaenvironmentallaw.com/wp content/uploads/2008/10/china white paper climate change.doc.

[24]《西方要信守其技术转让的承诺》，《中国日报》，2008年10月29日，china.org.cn/environment/news/2008 10/29/content 16682184.htm.

[25]《国际环境公约》，环保部，www.zhb.go_v.cn/inte/gjgy.

[26]史江涛：《中国因水道污染受谴责》，《南华早报》，2007年9月17日。

[27]安守廉、李本认为：“全国人大的权力包括批准所有的‘基本法’、监督检查这些法律的实施、修改《宪法》。全国人大全体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大多数的立法活动都是由其常委会（大约155名常委）进行的，全国人大授权常委会解释《宪法》，通过基本法以外的其他法律，监督指导其他主要政府机构的工作。”）安守廉、李本：《空气清洁，程序透明？关于中国空气污染法的争论》，《哈斯汀法学》，第52卷，2001年3月，第706—707页。

[28]国家环保局在1998年更名为国家环保总局，标志着级别上升到部委层次。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又更名为环保部，级别再次提升，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

[29]张红军（音译）、理查德·费里斯：《构建新世纪的环境法律系统：中国的环境法框架》，《汉学天地》，第1卷，1998年第1期，第6页。

[30]关于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所有职能，参阅同上。

[31]王家全（音译）:《中国加强环境立法》，世界观察研究所，2007年8月28日，www.worldwatch.org/node/5328.

[32]同上书，第171页。

[33]吉姆波利、鈴木真由、曲晓霞（音译）:《火的考验：一个中国环境NGO在中国所做的司法救助》，威尔森中心中国环境论坛，2008年7月，www.wilsoncenter.org/topics/docs/clapv_jul08.pdf.

[34]裘欣、李虹霖：《中国的环境大部制改革：背景、挑战和未来》，《环境法报道》，2009年2月。

[35]马晓英、伦纳德·奥托兰诺：《中国的环境监管》，第92—93页。

[36]《中国钢铁行业环境管理评价》，美国制造业联盟，2009年3月，www.americanmanufacturing.org/wordpress/wp content/uploads/2009/03/chinaenvironmental report march 2009.pdf，p.33.

[37]马晓英、伦纳德·奥托兰诺：《中国的环境监管》，第92页。

[38]《最近的环境法及公众参与的新闻》，环境法公众研究网，2009年4月13日，www.greenlaw.org.cn/enblog?p=1020.

[39]《中国要对污染企业课税》，新华社，2009年6月6日，www.shanghaidaily.com/sp/article/2009/200906/20090606/article 403213.htm.

[40]全国人大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委员会官员1999年1月与作者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谈话。

[41]同上。

[42]李静云、刘晶晶（音译）:《寻求清洁水：中国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威尔森中心中国环境论坛，2009年1月，www.wilsoncenter.org/topics/docs/water pollution law jan09.pdf.

[43]《毒气泄漏威胁中国城市》，BBC新闻，2005年11月23日，http://news.bbc.co.uk/2/hi/asia pacific/4462760.stm.

[44]李静云、刘晶晶：《寻求清洁水：中国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

[45]同上。

[46]克泽斯托夫·米恰拉克：《中国的环境治理》，出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5年9月7日的报告《中国的治理》，www.oecd.org/dataoecd/60/37/34617750.pdf，p.18.

[47]与此相反，美国环保署雇用人员6000人。出自张红军、理查德·费里斯《构建新世纪的环境法律系统：中国的环境法框架》。

[48]何钢：《环保部雏形初具，然任重道远》，世界资源研究所地球趋势研究中心，2008年7月17日，http://earthtrends.wri.org/updates/node/321.

[49]《中国加大环境法执法力度》，新华社，2005年10月9日，http://en.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3957.

[50]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第221页。

[51]郭华：《中国制定环保计划》，《中国日报》，2001年5月29日。

[52]《中国将把GDP的1.35%投入环境保护》，新华社，2007年11月27日。http://en.chinagate.cn/economics/2007 11/27/content_9302259.htm.

[53]奥斯丁·拉姆齐：《中国绿色投入不足》，《时代周刊》，2007年11月28日，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688554,00.html.

[54]易明：《大后退？》，《外交事务》，2007年9—10月合刊，第38—39页。

[55]乔纳森·瓦茨：《中国绿色发展倡导官员靠边站》，《卫报》，2009年3月12日，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09/mar/12/activism china.

[56]经合组织：《2006年中国环境的守法和执法》，www.oecd.org/dataoecd/33/5/37867511.pdf,p.25.

[57]扎黑尔：《中国的环保组织》，第759页。

[58]经合组织：《2006年中国环境的守法和执法》，第6页。

[59]延思（Jens Kolhammar）:《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障碍与挑战》，《中国的选举和治理》，2007年6月7日，http://en.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891.

[60]查理·麦克尔威（Charlie McElwee）:《环境信息的公开》，中国环境法博客，2008年4月30日，www.chinaenvironmentallaw.com/2009/04/30/public disclosureof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61]查理·麦克尔威：《黑龙江省“黑掉”污染企业黑名单》，中国环境法博客，2009年4月27日，www.chinaenvironmentallaw.com/2009/04/27/blacklist blacked out by black dragon river province.

[62]同上。

[63]经合组织：《2006年中国环境的守法和执法》，第18页。

[64]任何一家排污企业都要向地方政府交纳排污费，要向地方环保部门注册登记其企业排污种类、排污数量以及污染物浓度等，地方环保部门根据排污种类、数量和浓度计算征收排污费。《中国环境法的执法趋势》，美迈斯律师事务所，2008年4月16日，www.omm.com/newsroom/publication.aspx?pub=615.

[65]李万新（音译）、陈汉宣（Hon S. Chan）:《中国的污染排放及处理：环境治理的含义》，城市中国研究网络会议、当代城市中国研究国际会议提交论文，2009年1月1—2日，http://mumford.albany.edu/chinanet/events/guangzhou09/paper/Li_2008_IncomeCapacityEnvironment_draft%206%20tables%20included.pdf.

[66]托马斯·V.斯金纳：《美国环保署根据罚金通货膨胀调整罚金政策》，美国环保署，2004年9月21日，www.epa.gov/compliance/resources/policies/civil/penalty/penaltymod memo.pdf.

[67]1985年至1994年期间，因污染排放被罚的公司数量，从最多8万家增长到30多万家，罚金总额高达30亿元（3.65亿美元），《中国环境报》，1995年2月，第1版。

[68]经合组织：《中国环境的守法和执法》，第26页。

[69]王立德：《中国的观点：云南砷污染刑事案件》，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博文网，2009年4月24日，http://switchboard.nrdc.org/blogs/awang/view_from_china_the_yunnan_ars.html.

[70]王灿发：《中国的环境法实施：现存问题及改革建议》，《佛蒙特环境法学》，第8卷，2007年春，第2期，第164页，www.vjel.org/journal/pdf/VJEL10051.pdf.

[71]《政府保护污染工厂引发关注》，新华社，2006年11月28日，www.china.org.cn/english/government/190419.htm.

[72]经合组织：《中国环境的守法和执法》，第29页。

[73]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7年年度报告：环境》，2007年10月10日，第3页。

[74]王立德：《中国的观点：云南砷污染刑事案件》。

[75]王华、萨斯米塔·达斯古普塔、纳兰度·马明基、比诺·拉普兰特：《污染法规执法不力：中国公司的讨价还价能力》，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报告第2756号，2002年1月18日，第6页。

[76]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第318—319页。

[77]经合组织：《中国环境的守法和执法》，第27页。

[78]同上书，第6页。

[79]詹妮弗·吴：《中国反污染法律执法中的公众参与》，《法律、环境和发展》，第4卷，2008年第1期，www.lead journal.org/content/08035.pdf.

[80]《中国加强地方环境监管》，中国网，2008年12月19日，www.pacificenvironment.org/article.php?id=2943.

[81]托德·凯撒、刘荣坤（音译）:《把脉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周年》，威尔森中心中国环境论坛，2009年8月，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topic_id=1421 & fuseaction=topics.documents&doc_id=549155&group_id=233293.

[82]孔杰荣、约翰·朗格：《中国的法治体系：投资指南》，《纽约法学院国际法与比较法学刊》，1997年第17卷，第350页。

[83]安守廉：《法律在应对中国环境问题中的局限性》，《斯坦福环境法学》，第16卷，1997年1月，第141页。

[84]《佛山法院审理废物排放案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08年3月21日，http://http://english.cri.cn/2946/03/21/1321@335476.htm.

[85]《砷湖事件三名责任人被判刑》，《中国日报》，2009年6月3日，http://english.sina.com/china/p/2009/0602/245577.html.

[86]高杰（音译）:《环保法院：公共环境利益诉求依然是一个点缀？》环境法公众研究网，2008年10月5日，www.greenlaw.org.cn/enblog/?p=4.

[87]艾琳琳：《赋予法院更大的环境执法权力》，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2008年10月。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topic_id=1421&fuseaction=topics.event summary&event_id=477342.

[88]同上。

[89]高杰：《环保法院：公共环境利益诉求依然是一个点缀？》。

[90]《云南将在九湖流域设立环保法庭》，新浪网，2009年5月31日，http://news.sina.com.cn/c/2009 05 31/143117920501.shtml.

[91]高杰：《环保法院：公共环境利益诉求依然是一个点缀？》。

[92]艾琳琳：《赋予法院更大的环境执法权力》。

[93]作者与王灿发2001年5月18日在纽约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谈话。

[94]《福建化工厂污染案》，环境法公众研究网，2009年3月26日，http://www.greenlaw.org.cn/enblog/?p=912.

[95]吉姆波利、鈴木真由、曲晓霞：《火的考验：一个中国环境NGO在中国所做的司法救助》。

[96]中国建设银行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设立了511万美元的海外基金，用于支持11个城市的空气污染监控项目。这些项目是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华后的首批中美合作项目。在这笔511万美元的基金当中，有83%的资金来自美洲银行的优惠贷款。见《银行利用美国贷款推动空气清洁》，《中国日报》，1999年8月19日，第5版。

[97]《中国环境报》，1995年1月，第1版。

[98]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中国的绿色信贷措施面临障碍》，《金融时报》，2008年2月13日。www.ft.com/cms/s/0/03d1ba80 da23 11dc 9bb 0000779fd2ac.html.

[99]斯凯·吉尔伯特：《胜利：草根NGO推动“癌症村”采取行动》，威尔森中心中国环境论坛，2009年1月，www.wilsoncenter.org/topics/docs/green_anhui_jan09.pdf.

[100]马利德：《中国的绿色信贷措施面临障碍》。

[101]张西雅：《中国推进绿色安全政策》，环境法公众研究网，2008年3月3日，www.greenlaw.org.cn/enblog/?p=726.

[102]政府官员必须与地方环保局签署协议，规定具体的环境目标，并承诺一同实现这些目标。环保也是这些官员将来升迁的一个考核指标。

[103]《中国统计年鉴2008》。

[104]萨斯米塔·达斯古普塔、大卫·惠勒：《环境指标中的国民抱怨：来自中国的证据》，未刊稿，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环境、基础设施和农业处，华盛顿D.C.，1996年。亦可参见马晓英、伦纳德·奥托兰诺：《中国的环境监管》，第71页。

[105]环保官员与作者2000年4月在大连的谈话。

[106]《环境问题帮助解决热线》，新华社，2001年7月30日，www.xinhuanet.com english/20010730/434912.htm .

[107]经合组织：《中国环境的守法和执法》，第33页。

[108]《热线收到更多污染抱怨》，新华社，2006年12月6日，www.china.org.cn/english/environment/191379.htm .

[109]《中国环保部警告官员：完不成环保任务要受罚》，新华社，2008年9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 09/11/content_9922169.htm

[110]记者陈荟蔓：《北京水价调整将听证，南水北调推迟进京引猜测》，南海网，2009年5月12日，www.hinews.cn/news/system/2009/05/12/010476270.shtml.

[111]崔晓火：《北京水需求降低》，《中国日报》，2009年5月12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 05/12/content 7765925.htm.

[112]《北京今年将提高水价》，路_透社，2009年5月10日，http://uk.reuters.com/article/idUKPEK25802.

[113]王立德：《法律在中国环保中的作用：最近的进展》，《佛蒙特环境法学》，第8卷，2007年春，第2期，第164页，www.vjel.org/journal/pdf/VJEL10051.pdf.

[114]环保官员与作者2000年4月在大连的谈话。

[115]《经济得高分之余，生态环保也不逊色》，《羊城晚报》，2007年8月25日，http://news.163.com/07/0825/14/3MOGJH3A0001124J.html .

[116]罗伯特·W.米德、维克多·布拉杰：《北京绿色奥运的环境清理和健康成果》，《中国季刊》，第194卷，2008年6月，第275—293页。

[117]中国环保官员与作者2000年4月在中山的谈话。

[118]易明：《大跃退？》

[119]易明：《中国环境解读》，公共电视网，2006年，www.pbs.org/kqed/chinainside/nature/greengdp.html.

[120]易明：《中国环境解读》，公共电视网，2006年，www.pbs.org/kqed/chinainside/nature/greengdp.html.

[121]《云南公布湖污染控制详细计划》，新华社，1999年1月15日。

[122]环保官员与作者研究助理2000年6月在昆明的谈话。

[123]《2007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淡水环境》，环保部，2008年11月17日。www.zhb.gov.cn/plan/zkgb/2007zkgb/200811/t20081117_131335.htm.

[124]《滇池水污染控制取得成效》，新华社，2002年11月11日。

[125]《中国南水北调工程》，新华社，2003年8月14日。

[126]美国驻华大使馆：《中国南水北调工程新进展》，2003年6月。www.usembassy china.org.cn/sandt/SNWT East Route.htm.

[127]《中国南水北调工程新进展》，2003年6月。

[128]同上。

[129]卡特·布兰登、拉迈世·拉曼库提：《制定亚洲环境战略》，世界银行讨论小组论文，华盛顿D.C.，1993年。

[130]夏雷（Shai Oster）:《中国放慢南水北调工程》，《华尔街日报》，2008年12月31日，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064275944842277.html.

[131]克里斯蒂娜·拉森：《中国水利工程，对于其科学性的争论》，《耶鲁环境360》，2009年1月8日，http://e360.yale.edu/content/feature.msp?id=2103.

[132]储百亮：《中国推迟大型水利工程完成时间》，路透社，2008年12月5日，www.reuters.com/article/latestCrisis/idUSPEK345711.

[133]克里斯蒂娜·拉森：《中国水利工程，对于其科学性的争论》。

第五章 环境新政治

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环保不力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很大代价，因此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既保持经济增长不受影响，又进一步改进环境保护，建立环境保护机构和法律体系，支持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中国走的这条路和东欧、亚洲国家10年前走的是一样的，对此我们在第七章中还有论述。从1994年中国第一个环境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成立起，中国领导人就开始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打开了政治空间，允许建立非政府组织[1]，鼓励新闻媒体进行调查，支持普通民众参与环保。

与此同时，在加强环保工作方面由于担心社会不稳定而拒绝采取更广泛的、更严厉的经济措施，比如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价格或关停污染工厂。通过推动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新闻媒体对环境问题的报道，缩小国家对环境期望和能力不足之间的差距。

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环境保护这一趋势，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关系上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这就是非政府协会和组织取代一些以前由国家或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扮演的角色。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弱化了政府调控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能力。[2]同时，政府也有意识地打破了“铁饭碗”，也就是打破政府为人们提供一切社会基本需求的体制。中国领导人不希望继续实行已经延续了50年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个制度包括政府向职工提供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和环保等福利。因此，中国政府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允许新闻媒体更多地进行社会报道，支持普通百姓在自己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的教训已经说明，社会力量一旦释放，可能很难控制。中国领导人在寻求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妙方的同时，更是不遗余力地避免政治动荡，避免出现东欧国家遭受剧烈动荡的情况。

正如一些东欧国家、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亚洲国家一样，中国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往往是非政府活动的先导。因此，问题就不仅是非政府组织在未来中国的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是在国家—社会之间关系发生变革的大背景下，非政府组织能对政治改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走钢丝行为：非政府组织以及中国政府的反应

中国政府决定改变几十年来支配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契约，这一举动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欢迎，但普通民众仍有担忧。人们在希望获得更多活动、联络、结社等方面自由的同时，还担心需要承担新的责任。比如，公众民意测验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对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感到忧虑。2008年，中国社科院在网上进行了一个调查，有数千名中国人参加。调查发现环境问题在最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名列第四，排在医疗改革、失业和收入差距之后。[3]

为解决这些日益增多的社会福利问题，中国根据形势需要批准建立了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组织，既有非政府组织，也有政府支持和组织成立的机构，处理和应对家庭暴力、职业培训和环境保护等事宜。根据管理民间社团的民政部的统计，到2006年，全国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有35.4万个。[4]如果把广义上的、包括所有类型的民间团体和经济协会等社会组织全部算上的话，非政府组织的总数将超过100万。如果把那些没有到政府部门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也算上的话，那么非政府组织的总数会高达800万。[5]

总体上说，中国领导人对这些社团组织的工作是肯定的。这些社团组织有点像民国时期开始建立并日益壮大的宗教小组、文学社、救济会等组织。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这些组织强烈呼吁抗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它们进行了镇压。[6]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经济改革后不久，又成立了一些类似的民间组织，有些民间组织自称是非政府组织。后来，有些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政策研究和政策实施，发挥了很大作用。[7]

中国领导人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满足了一些需要，受到了国际上的赞誉。2004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政协（CPPCC）会议期间，温家宝总理宣布将部分政府职能交给NGO和中介组织。全国政协委员王珉对此发言道：“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NGO所起的作用将会特别重要。”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杨海坤在谈到环境问题时也认为，NGO在环保工作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8]2007年10月底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周建发表讲话，认为“我国环保民间组织是连接公众与政府的桥梁与纽带，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9]。另一方面，从1995年到1997年的两年间，中国政府暂停登记注册新的非政府组织，1998年9月，国务院发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0]与以前笼统、模糊的规定相比[11]，这个新的《条例》规定比较详细，要求所有非政府组织都必须重新登记，规定以后所有这类组织在申请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登记之前，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而且，如果非政府组织资格申请没有通过，也不再进行申诉程序。[12]《条例》还规定，全国性的非政府社团要“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有10万元（12000美元）以上的活动资金，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13]，地方性的非政府社团要有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3750美元）。[14]而且，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比如前政治犯，不能加入非政府组织。[15]很多非政府组织为了逃避政府的监管，不去注册，或者以商业机构的身份注册，在法律的空档中生存。那些主要从事人权和民运方面的团体尤其如此，因为这类非政府组织开展人权和民运活动是非法的，而且很难得到国内资助。

因此，中国政府在允许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发展的同时，实行严格管理。除了一些法律规定外，中国政府还有一些其他的机制可以有效地取缔非政府组织。赛奇与中国的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认为，中国政府一定要实行党和国家对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强有力领导。[16]2005年，中国政府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主要针对那些有嫌疑的国内外非政府组织。[17]

近年来，中国对非政府组织一直持复杂的态度。2007年5月，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说，中国将修改相关法律，简化非政府组织的审批程序，加强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建立非政府组织发展奖励基金，从而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18]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进展也表现出中国政府将放松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和经费要求。《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提出：“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保障社会组织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活动。”据一个分析报告，民政部还讨论了取消非政府组织需要有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19]

中国放松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一些政策行动。比如，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就增加了这样一个条款：不符合注册条件的社会团体，可以以备案形式获得合法身份。[20]根据2007年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计算应纳所得税时扣除的比例，从年度利润总额的3%提高到12%。民政部和税务部门的官员已开始讨论推动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公益性捐赠支出的受赠单位。

然而，顾虑依然存在。民政部还印发了指导意见，要求地方政府建立NGO评估体系，对NGO做出一到五级的评估。[21]根据该指导意见，各地政府主管部门将依据一定的标准对NGO进行评估，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活动范围等。[22]评估等级高的社团组织将会得到政策优惠、资助或奖励，而评估等级低的社团组织可能会失去获得公益性捐赠受惠者的资格。这些新的规定对中国NGO的发展有何影响，还需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到。

中国政府还大力发展自己的非政府组织，也就是说发展由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NGO）。比如国家环保部在其管理职权内，就有5个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分别是中国环境科学联合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1998年和2003年，中国政府进行了机构改革，在有些情况下，GONGO成为主管部门在机构精简时安排干部的去处。这些GONGO还发挥着政府部门外围组织的作用，事实上，中国政府要求有关部门建立自己的非政府组织[23]，其中有些非政府组织是与国外机构开展合作的合法组织。比如，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和美国非政府组织美中关系委员会合作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是围绕中俄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一侧的土地使用规划进行合作。[24]

然而，很多其他的GONGO仅仅是中国政府利用国外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支持中国非政府组织运动和民主社会建设的工具。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研究会隶属《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国外的资金，实施可持续发展项目。尽管有官员称该研究会是“名副其实”的非政府组织，但会长却由《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任兼任，工作人员也是《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的人员，办公地点在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办公大楼的五层。[25]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GONGO在筹集资金和吸收会员方面相对独立以后，可能会演变成真正的非政府组织；有些GONGO和非政府组织关系密切，互惠互利；有些GONGO是沟通政府和真正非政府组织的桥梁。吴逢时对环境GONGO的状况进行了精彩分析，认为中国GONGO的演进可能会对加快绿色社会的发展、扩大政府规划的绿色社会产生深远影响。[26]

尽管中国政府像管理GONGO那样管理非政府组织，但是中国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巧于运作，在避免政府查禁的同时，不断扩大政府允许的业务范围。由于不违反政府政策，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能够健康发展。比如，尽管严格说来，非政府组织不能设立办事处，但很多省份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在建立注册非政府组织前，都接受过北京非政府组织的培训，甚至曾是北京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现在，从北京的十几家非政府组织接受过培训或指导的省和地方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网络。而且，互联网的到来使得开展环保的学生团体和一些专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便利，双方可以共享技术数据和管理经验，探讨如何募集资金，扩大会员。有些全国性的非政府组织尽管办公室设在北京，也在全国各地开展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活动，从而突破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严格的地域限制，在全国各地都拥有会员。

这些规避国家政策精神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受到制止，主要因为它们还没有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形成挑战。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和环境非政府组织基本上达成默契，心照不宣，相互支持。但是，如果进一步研究考察环境运动，就会发现环境运动已经演变形成三个明显不同但又密切联系的方向。[27]每个环境运动都有自己的目标和运作方式，而这些目标和运作方式并不都和政府的相一致。因此，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盟可能是暂时的。

1.环境保护。第一类环境活动家主要致力于自然资源和生物种群的保护，这个领域的人数最多。领导者有来自“自然之友”的梁从诫、“绿色江河”的杨欣、“绿色家园志愿者”的汪永晨以及“野性中国”的奚志农、“绿色流域”的于晓刚。这些有着共同志向的环境保护人士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网络，但在具体工作中常常密切合作。

尽管中央政府支持这些非政府组织，但是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常常拒绝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一些领导者开始呼吁中央政府加强对环保工作的领导。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位于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发生了一次公众反对建设大坝的行动，而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05年，当在怒江上建设13个大坝的计划发布以后，引起了大陆十几个环境社团和许多人的关注，他们写信呼吁政府根据中国法律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尽管环评报告一直没有发布，但政府将修建大坝的数量减少到4个。2009年5月，温家宝总理要求暂停正在怒江上建设的一个水电站，必须对该工程进行全面的环评。[28]

2.城市更新。第二类环境活动人士侧重于城市的更新。主要有大连医生耿海英（音译）以及厦门的“绿色十字运动”和江苏的“绿色环境之友”等组织以及其他关心城市问题的人士。这些人员和组织更多地与地方政府合作，他们开展的资源循环利用、提高能效和环境教育等项目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帮助。

3.污染防治。第三类环境活动人士对中央政府所限制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以外的活动感兴趣，并制定了自己的目标。这些人的主张可能跨越了现行政治体系的界限，他们积极推动利用新技术、实施新规定来解决污染的来源和影响问题。这些人中，比较积极的有马军、王灿发（第四章讨论过）和吴立宏等。

更重要的是，支持中国所有环境保护行动的是中国的媒体，这些媒体宣传非政府组织取得的成绩，暴露地方环境保护中的腐败现象，提高社会的环保意识，因此一直是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盟友。很多中国新一代的最有前途、最有智慧的环保活动人士，比如温波、胡堪平和胡劲草，既有环境方面的背景，又有新闻方面的经验，在未来的岁月里，将对中国非政府组织实现目标的方式带来新的变革。

环保先锋人物

中国当代知识界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及90年代初期两位知名记者和一位学者的文章，这两位记者是唐锡阳和戴晴，学者是何博传。这三位先锋人物都没有建立非政府组织，但却对中国环保运动的发展和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锡阳

唐锡阳曾担任《北京日报》记者，被很多中国人尊为环境运动的精神和哲学领袖，他对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的观点和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唐锡阳1930年出生于湖南，1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的5年里，他就像其他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一样，响应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由于公开发表不同言论，在“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唐锡阳的妻子被激进、狂热的红卫兵殴打致死，那些红卫兵声称要铲除一切潜在的政治反动派。为了躲避政治灾难，唐锡阳转而投身自然。

我被逼到一个角落，我想只有两条路解脱我的痛苦，一是自杀，一是杀人。自然救了我……大自然没有狰狞的面孔，伪善、扭曲的人际关系以及无休止的、不能避免的噩梦，大自然给了我最美的文字、最动听的音乐、最纯洁的感情以及最完美的哲学……我们之间虽然没有语言交流，但能够彼此相通……我越爱她，我就越了解她，了解她遭受的灾难，她受的委屈比我还要深……现在，我自己已无所求，我的一切呼吁全是为了自然。[29]

邓小平复出以后，唐锡阳1980年被重新安排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担任博物馆杂志《大自然》的编辑。该杂志成为介绍宣传他和其他人关于物种保护等思想的工具。

1982年，唐锡阳结识了美籍文教专家马霞（Marcia B.Marks），两人开始一起旅行，到国家公园进行考察。后来，两人相爱并结为夫妻。1996年，唐锡阳和马霞创建了第一个大学生绿色营，主要目的是培养未来的环境活动人士，同时希望引起社会对中国最珍稀资源和濒危物种状况的关注。遗憾的是，夫妇二人共同组办的活动只有唐锡阳一个人参加了。马霞身患癌症，她是基督教科学派教徒，该派认为物质是虚幻的，疾病只能靠调整精神来治疗。但为了不拖累丈夫在家里照顾她，马霞不顾教义的约束自己安排住进了医院，坚持要唐锡阳按计划去云南。就在唐锡阳出发到云南开始第一个绿色营的那个清晨，他接到医院的电话，说马霞去世了。唐锡阳和30名大学生一起到云南西北部研究和考察如何保护、拯救那片原始林中的滇金丝猴。1997年，唐锡阳组织绿色营到西藏的西南地区，保护原始森林；1998年，组织绿色营到黑龙江的三江平原，保护那里的湿地。参加这些绿色营的大学生，很多毕业后回到了他们的家乡，比如上海和南京，建立了自己的绿色营。[30]

2007年，已年届八十的唐锡阳获得麦格塞塞奖，该奖被称为“亚洲诺贝尔奖”。不过，唐锡阳对中国年轻一代环保意识最大的影响可能是通过他1993年写的那本《环球绿色行》实现的。这本书是他长达8个月的旅行记述。在旅行中，他考察了全球五十多个自然保护区，与欧洲、前苏联、加拿大、美国以及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了交流。他的文字极大地激励了许多中国人投身环境改善，比如自己投资建立自然保护区。[31]但是，唐锡阳依然认为，保护中国的环境，还需要做得更多。

环保主义者

中国规模最大、经费最充裕、组织最好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是那些重点开展物种和自然保护以及环境教育的机构。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很多创办者是知识分子，有历史学家、记者和大学教授，他们把公民的责任感、政治热情与对自然的敬畏融合在一起。从政治层面看，中国政府允许开展物种保护，因为这项工作不影响国家优先发展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政治战略，还涉及到不识字的农民、伐木工人以及中国更贫困、更偏远地区的一些官员。在那些地区，有些物种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处于濒危的边缘。

这些以环境保护为主要任务的非政府组织经常和国家环保部门合作，一起敦促地方政府实施中央的环保政策，因此与那些实力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之间产生了冲突，有时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最近，这些环境非政府组织可能因为取得的成功让他们胆子大了起来，甚至开始挑战中央的决定。

环保主义者中最知名的是梁从诫，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环境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中国当代的环保运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一批学生和学者在1989年后努力寻找一个开展活动的出口，这种形势使得谦逊而又洞察一切的历史学家梁从诫萌发了创建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想法。

梁从诫出身显赫，血脉里的改革基因使他成为建立非政府组织的自然人选。他的祖父是清朝著名的维新变法倡导者梁启超，父亲是中国知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毛泽东执政时期，梁思成曾努力（虽然未成功）保护旧北京城。而且，梁从诫本人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是一个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机构，既给他提供了一个政治平台，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其他人所没有的政治保护伞。

由于缺乏环保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组织民间活动的经验，梁从诫一开始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建立非政府组织没有把握，因此就咨询了一些朋友，他的朋友戴晴鼓励他试一试。梁从诫曾听说海外华人在美国波士顿建立了一个环境非政府组织“绿色中国”，这个组织激发了他自己要建立一个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愿望。不过，促使梁从诫下定决心的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当时国家环保部的前身——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副局长建议梁从诫可以通过自己的声音，为环境保护做些有益的贡献。

在朋友的支持和指导下，梁从诫开始制定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章程，确定任务目标。“绿色和平”是美国建立的一家非政府组织，开展的一些活动往往与政府的政策相冲突，经常在社会上引起争议。梁从诫在思路上不愿意效仿“绿色和平”组织，因此决定重点开展环境教育。他拿着起草好的章程，请求挂靠国家环保局，但是国家环保局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非政府组织——“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因此建议梁从诫挂靠“中国文化书院”。梁从诫本人是“中国文化书院”的重要成员，在该书院的支持下，梁从诫于1994年3月30日注册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简称“自然之友”）。[32]在1994年底，梁从诫收到了国家民政部发给的印章。

在得到政府批复同意之前，梁从诫就在1993年6月5日以绿色文化分院的名义，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大约60人参加，主要是梁从诫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33]梁从诫的朋友戴晴由于公开批评政府建设三峡大坝的规划而没能参加，不过戴晴的朋友参加了。

一开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侧重开展环境教育，出版了环保科普书籍[34]，组织公众开展种树等环保活动。然而，梁从诫不久就突破国家民政部门批准的活动范围，从环境教育扩展到一些有争议的领域，包括物种保护，比如藏羚羊和滇金丝猴以及防治森林乱砍滥伐等。会员也发展很快，到2007年，已有8000人。

由于政府限制成立非政府组织分支机构，也由于梁从诫担心无法控制分支机构的运行，因此“自然之友”在其他城市没有设立分支机构。在此情况下，“自然之友”的一些会员离开北京，在其他地方建立了自己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比如，知名的环保活动者、《大自然》杂志的摄影师杨欣，他曾是“自然之友”的会员，后来到四川成都建立了非政府组织“绿色江河”。[35]另一位会员田达生在重庆建立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自然之友”撒下了环保的种子，各地建立的非政府组织侧重环境和野生生物的保护，比如观鸟、动物援救等。[36]

梁从诫因工作出色，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他经常到国外去考察，赢得了很多赞誉。比如中国政府曾授予他“大熊猫奖”，并资助他从事联合国环境署的工作。特别是国家环保总局，对梁从诫质疑那些不理睬国家政策的地方官员的行动表示赞赏。比如，在1998年，在海南省环保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梁从诫对海南制止森林砍伐取得的成绩表示质疑，与会的一位国家环保部的代表后来为此感谢梁从诫，并坦率地说，在他那个位置，是不可能直接批评地方环保官员的，特别是在公开场合，更不能批评。[37]

尽管得到这样的赞誉，梁从诫仍然低调做人，继续在北京市区那个拥挤的办公室里工作。然而，他改善环境状况的志向依然远大。2000年，我到北京拜会梁从诫和他的夫人时，他向我介绍了他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试图推进改革中国环境政策的办法。比如1999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五项重点目标之一是“生态建设”，但是在实施这项战略的20多个国家部委中，却没有国家环保总局。梁从诫以其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向国务院写了封信，希望能在“西部大开发”战略领导小组成员中增加国家环保总局。

梁从诫还告诉我，他计划围绕水资源、能源开发等开展一些新的活动，大力突破以前重点关注自然保护的思路，涉足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敏感的领域，比如城市的污染防治和资源利用等。不过，两年以后，也就是2002年夏天，在我拜访他的工作人员的时候，感到他们好像仍然集中于环境教育方面的事情，而没有开展梁从诫曾向我提及的那些新活动。梁从诫所开展的创新活动中有一项是组织“自然之友”环境教育教学车，带领志愿者到中国一些贫困的内陆省份开展环保教育。在那儿一次停留几周时间，采用图片和游戏的方式教育当地学生，增加对环境挑战的认识。“自然之友”还利用其相对比较大的影响力以及收到的大量捐款，提供小额资助，一般是一千到两千美元，支持非政府组织在全国的创立和起步。梁从诫于2009年从“自然之友”负责人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新任总干事李波和马军一道负起责任，监督排污企业。）

不过，梁从诫对中国的环境主义运动最大的贡献可能是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促进政府支持而不是反对非政府组织。凭借显赫的家庭背景以及采取不与政府对抗的工作态度，梁从诫能够在中国的体制内推动政府认可的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并且不断扩大活动范围。而且，凭借他在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中所担任的高级别职务，梁从诫在向政府领导表达其他环保人士关心的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云南的非政府组织“绿色高原”通过梁从诫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转交了一封信，希望通过梁从诫的影响敦促政府停止组织攀登位于云南西北地区的梅里雪山。由于梁从诫的介入，攀登梅里雪山的行动被终止了。然而，即便是梁从诫领导的“自然之友”也不能免于政府的管理。

金丝猴和藏羚羊

梁从诫在两个产生很大影响的环保活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两项活动是保护滇金丝猴和藏羚羊。滇金丝猴生活在云南德钦县，由于德钦县非法砍伐山林，金丝猴的生存受到极大威胁。藏羚羊生活在中国西部边陲，由于偷猎猖獗，藏羚羊也面临绝迹的危险。这些活动不仅鼓舞了中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还催发了全国性的环境运动，并为未来的环保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5年，《大自然》杂志的摄影师奚志农用几个月的时间拍摄了纪录片《追寻滇金丝猴》，第一次用摄影机记录了濒临灭绝的滇金丝猴的活动情况[38]。那时，奚志农还在云南省林业厅工作。滇金丝猴在针叶林带觅食，主要吃附生在云杉、冷杉上的松萝。那些针叶林树龄长，生长在将长江和湄公河分隔开来的大山里。[39]森林采伐，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严重破坏了滇金丝猴的栖息环境。制作完那部专题片不久，奚志农获悉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决定把大片的原始森林卖给砍伐者。为挽救这片森林，奚志农向云南省林业厅领导反映，但林业厅领导向他解释，那片森林不在保护区范围内。即便是那些曾积极关注环境保护的媒体也拒绝报道，担心这个事情太敏感，因为涉及到藏族人民。[40]

奚志农的一个朋友与唐锡阳联系，介绍了奚志农正在做的事以及遇到的困难。唐锡阳马上给奚志农打电话，并劝他给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写封信，把趋于濒危的滇金丝猴面临的问题与长江上游森林减少导致的更大威胁联系起来，并提醒森林减少引起的水土流失会使淤泥堵塞三峡大坝。[41]唐锡阳还把信转交给梁从诫，梁从诫把信的复印件提供给新闻媒体。该信首先由美联社刊登，继而中国媒体进行转载，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就是1995年底，温波、颜军这两位初出茅庐的记者，也是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环保活动的环境运动分子，在北京林业大学组织200多名学生观看奚志农制作的滇金丝猴专题片。

这些信和专题片在国务院各部委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结果是，1996年4月，中国政府正式展开调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德钦县森林采伐的情况，专题采访了奚志农，并邀请他到广受欢迎的《东方时空》栏目组工作。1996年夏天，奚志农帮助唐锡阳组织了第一个大学生绿色营，带领30多个大学生到德钦县，了解那里的森林状况，扩大对社会的宣传。最后，国务院责成当地政府停止非法砍伐，并承诺连续三年每年补偿伐木工人800万元（97万美元）。

然而，1998年，有人告诉奚志农德钦县的森林砍伐仍在继续。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通过隐蔽采访，报道了林业砍伐的情况，后来又对该县一名副县长进行了访谈。凑巧的是，那期节目播出的第二天，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当时的朱镕基总理亲自处理，给云南省林业厅厅长打电话，要求立刻采取行动。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马上召集会议，德钦县主要领导在会上“承认错误”，那名副县长被免职。[42]

尽管有16名高层领导的批示，地方政府还是没有有效地制止森林砍伐，个中原因可能是经济利益在作祟。[43]有些官员甚至恐吓说，他们能“让奚志农消失”[44]，奚志农因此失去在云南省林业厅的工作。梁从诫认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该在云南进行更大规模的普及教育，让更多的公众和官员关心环保，这样才能成功。[45]

虽然这项活动在防止森林砍伐、保护滇金丝猴方面仅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改变了中国环境保护的面貌，为中国的环保运动注入了活力，使环保分子认识到通过他们的努力的确可以取得一些成就。这是中国的环保主义者第一次协同行动，并对最高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一些参与者在这次活动以后更加热心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比如，奚志农和他的妻子史立红于1999年回到德钦县，申请注册成立了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在从事环境非政府组织工作方面，史立红已经是老资格的环境运动人士了。一开始，史立红在《中国日报》当记者，看到了由廖晓义制作的一个关于妇女环保运动的纪录片，并受到感染，投身到环保运动中来。1996年，她和温波以及其他几个年轻的环保主义者参加了唐锡阳组织的赴德钦大学生绿色营。后来，她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自然之友”和“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并从1997年3月开始兼职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工作，担任中国项目环境教育助理，后来在1999年10月开始全职担任中国项目联络处主任。

但是，尽管工作出色，奚志农和史立红在当地申请注册成立非政府组织时，仍没有如愿，原因可能是奚志农发起参与了拯救滇金丝猴行动。[46]在这种情况下，奚志农找到省里，云南省的领导肯定了他所做的工作，顺利批准了他的创立非政府组织的申请。2000年3月，奚志农夫妇注册成立了“生态保护发展研究中心”（现在称为“绿色高原”）[47]，挂靠北京西城区工商局。该中心把主要工作放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防止土壤侵蚀方面，尽管这些工作是“地区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和发展”。[48]他们还实施了各式各样的项目，比如培训德钦当地的妇女通过卖地毯提高收入；帮助扩容一个小型水电站；协助当地建筑设计师改善藏族房屋设计，少用木材；培训教师等等。他们还开展环境调查，史立红在一篇关于政府治理滇池的报告中指出，尽管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滇池的水质事实上是在恶化。[49]

作为中国环保运动的领导者，不仅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还要做出个人的牺牲。史立红以“世界未来100名领导”之一的身份到纽约参加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我遇见了她，她告诉我，她和她的丈夫已经离开云南，回到了北京。尽管他们在云南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不是本地人，因此决定把那儿的工作交给他们培养的当地环保运动人士。回到北京后，他们建立了独立的工作室“野性中国”，重点制作珍稀物种电视片和电影。[50]6个月后，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史立红。虽然她依然充满活力，侃侃而谈，可难掩疲惫之态，而且对于一直生活在聚光灯下，她感到很忧虑。廖晓义此前曾忠告过史立红，作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环境运动分子，个人隐私很难保留，个人生活也要做出牺牲。可能是接受了廖晓义的建议，史立红在一位研究中国的知名学者奥维尔·斯科勒（Orville Schell）的邀请下，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术休假。

保护藏羚羊为推动中国初生的环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第二次机遇。藏羚羊脖子上的羊绒柔软细腻，质地精良，过去几十年来，由于国际藏羚羊绒贸易，藏羚羊面临灭绝的危险。藏羚羊数量的减少和国际藏羚羊绒贸易之间的关系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的环境主义者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提出的，夏勒博士数十年在中国工作，拍摄专题节目，保护珍稀物种。尽管藏羚羊自1979年就被列入了《濒危野生动物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保护之列，但是藏羚羊的数量依然从上个世纪末的100万只减少到本世纪初的7.5万只。[51]如果非法偷猎以目前的速度进行下去的话，那么藏羚羊这个物种到2020年就有可能灭绝。[52]

藏羚羊分布、活动在可可西里、青海、新疆、西藏这片中国西部广阔无垠的贫瘠土地上。藏羚羊羊绒贸易的发展有三个因素，一是偷猎者；二是以藏羚羊绒为原料的围巾加工生产者，这些生产者主要集中在克什米尔；三是西方非常富有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是为藏羚羊绒贸易推波助澜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西方，一条藏羚羊绒披肩售价高达1万美元。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打击藏羚羊羊绒贸易，然而，印度仍然对环境主义者关闭藏羚羊羊绒加工厂的呼吁无动于衷。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Dr. Farooq Abdullah）2002年前担任克什米尔首席部长，他悍然宣称：“只要我还是首席部长，克什米尔就要卖沙图什羊毛织品”，并扬言“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藏羚羊的数目正在减少，或是有人为了获取沙图什羊绒而将其猎杀”。[53]

在中国，1992年，为制止日益猖獗的藏羚羊偷猎活动，治多县成立了民间武装反偷猎队伍“野牦牛队”[54]，可可西里就在治多县境内。“野牦牛队”的队长索南达杰本是当地一名官员，1994年被偷猎者杀害后，他的妹夫扎巴多杰继承他的事业，继续领导“野牦牛队”。1998年，扎巴多杰在青海格尔木他的家里因枪伤去世，警方认定是自杀，但还有其他解释，认为死于谋杀，或死于家庭矛盾等。就在那个时候，梁从诫、奚志农以及“绿色江河”的杨欣决定加入到保护藏羚羊的队伍中来。

1997年，奚志农与杨欣一起去西藏，与《东方时空》合作报道可可西里的反偷猎活动，他们与“野牦牛队”一起进行了两周的巡逻。返回后，奚志农说服妻子史立红争取让世界自然基金会参与进来。史立红的老板吕植与梁从诫以及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亚洲区总代表葛芮商量非政府组织对此能做些什么。为了抢救藏羚羊，史立红开始四处联络，最后联系上了《濒危野生动物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日内瓦的办公室，该办公室同意参加由国际自然基金会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

1998年7月，“自然之友”和国家林业局《中国绿色时报》的一名年轻记者胡勘平邀请扎巴多杰到北京做了系列报告，这些报告给公众以极大的鼓舞，也为“野牦牛队”赢得了很多赞助。然而，不幸的是，一个月后，扎巴多杰就被杀害了。

尽管发生了扎巴多杰英年早逝的悲剧，北京的非政府组织仍然继续推进藏羚羊保护工作。索南达杰的挚友杨欣开始筹备在可可西里建立自然保护站，既可以从事气候变化的研究，也能利用5个分站对所在地区进行观察，制止偷猎。同时，梁从诫和“自然之友”积极筹款为“野牦牛队”购置了两辆北京军用吉普。[55]梁从诫还就藏羚羊问题专门向国家环保总局和林业部打了报告，呼吁给予更多的资金、武器和人力支持。最重要的是，梁从诫认识到如果能制止偷猎活动，那么青海、新疆和西藏这三个省区就会同时行动，保护藏羚羊。

新闻媒体对非政府组织也给予了支持和帮助。1999年春，经过一年的努力，奚志农说服年轻的电视制片人胡劲草制作了一个藏羚羊专题片。1999年4月，中国政府对藏羚羊偷猎者进行严厉打击，逮捕了12个偷猎团体。但是到了6月，偷猎活动又死灰复燃。

8月初，青海省政府提出由官方的自然保护部门替代“野牦牛队”，这对“野牦牛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梁从诫和其他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野牦牛队”强烈反对青海省政府的这个决定，因为一方面，培训和建立一支官方反偷猎队伍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其中可能有说法。

然而，既然已经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不愿意看到“野牦牛队”被解散。正如一个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所说：“‘野牦牛队’从某种形式来说，已经成为中国环境事业的一面旗帜，没有人希望它倒下去，但是由于‘野牦牛队’的所作所为，很多人害怕和它有牵连。”[56]到了2001年，青海省政府决定，“野牦牛队”解散，相应地，成立一个政府组织。至少有一名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认为，政府的努力正在日见成效。

藏羚羊和滇金丝猴保护是中国非政府组织环境运动发展中的重要篇章，巩固加强了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全国的联系，激励了更多新的环境主义者加入到环保运动中来，还显示了北京非政府组织的辐射领导能力，以及在环境问题上引起中央重视、推动地方支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的环境运动要想蓬勃发展，就必须进一步扩大活动领域，将更多的地方非政府组织组织起来，一如既往地推进环保工作。这实属不易。除北京外，其他城市的非政府组织由于政治色彩不浓，因此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联系较少，而且受地方的影响也很大。

中国内地的草根环境运动

很多地区性的非政府组织在昆明等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内陆城市不断涌现。对此，中国政府通过注册登记等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然而，即便是在人力和经费都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这些非政府组织依然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事实上，有几个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做了那些北京环保人士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可能会成为今后中国环境运动的典范。

在地区性的非政府组织中，杨欣的“绿色江河”可能是最成功的。杨欣曾是一名会计，年届四十的时候开始集中关注长江源头的环保问题，已出版了四部书，其中，《长江源》在美国有很大的销量，为杨欣的非政府组织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杨欣有很强的组织才能，每年都花很多时间在北京，与北京的“自然之友”、“地球村”等非政府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此外，杨欣还为自己的非政府组织“绿色江河”建立了网站。

2000年春天，杨欣组织科学家、记者、政府官员考察长江源头，建立了江泽民主席题写碑名的“长江源”环保纪念碑。不过，正如前面所述，杨欣最杰出的工作是1997年在长江源头建立的索南达杰生态环境自然保护站。建立这个保护站，一方面是纪念索南达杰率领的“野牦牛队”制止藏羚羊偷猎行为的壮举，另一方面是鼓励在长江源地区进行科学研究和环境监测。2008年9月，“绿色江河”宣布沿第一个保护站顺江而下，建设第二个自然保护站，第二个站将建在大熊猫、红熊猫、羚牛和金丝猴等珍稀动物活动的地区。一旦建成，这个站将重点开展对年轻人的环境教育，并开展自然保护方面的培训。[57]

杨欣的成功不仅是因为他具有很强的个人能力，而且还因为他与当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98年，杨欣在注册非政府组织时，没有遇到一点麻烦。从那以后，杨欣的工作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可。2003年，杨欣获得世界自然基金会颁发的“J.保罗·格蒂奖”。2006年，根据网络投票和公众民意，杨欣在获得提名后被环保部门授予“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58]

其他非政府组织，比如重庆的“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昆明的“绿色行动”，在开展环保活动中就遇到了很多困难。“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是由重庆大学的德语教授田达生创立的，田教授深受俄罗斯作家伊万·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唐诗和德国浪漫派作家的影响，激发了对自然的热爱，在20世纪80年代瑞典和德国左翼绿色运动的鼓舞下，投入环保运动。1996年，田达生从电视上了解到“自然之友”的情况，就申请加入该组织，参加了到内蒙古的植树活动。回到重庆后，他协助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绿色家园”。

吴登明是“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发起人之一，他曾是一名解放军军官。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吴登明担任部队狩猎队队长，带领队员射杀了很多野生动物，后来想起来好像欠了一大笔债。他参加环境保护工作，原因之一是为了还债。同时，作为一名钢铁工人，吴登明还担心中国会像西方工业国家一样受到严重污染，因此在结识田达生以后，受他环保事迹的鼓舞，成为一个环保主义者。

成立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时，田达生和吴登明遇到了一些阻力。本来，田达生计划设立一个“自然之友”的分支机构，但是有人告诉他非政府组织是不能设立分支机构的。的确，地方政府有关人员也告诉他，由于当地已经有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他就不能再设一个。无奈之际，田达生和吴登明找到当时一个面临解散的单位的领导，这个单位就是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经协商，他们两人接手了该组织，正式通过了注册，并积极加强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联系，扩大“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的影响。田达生和吴登明都是“自然之友”的会员，都参加了廖晓义2000年3月在北京组织的“地球日”活动。通过“地球日”活动，他们还认识了杨欣，并开始了合作。

田达生和吴登明积极发展会员，使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人数达到1800多名，两人还开展了一项大胆的环保活动，分别扮成商人和地质学家，进行秘密调查，收集证据，揭露非法砍伐活动。由于他们的调查以及后来的报告，组织非法砍伐的村领导被判处三年徒刑，尽管后来是以保释的形式执行的。随着媒体对这类调查与环保活动的报道，田达生和吴登明很快成为当地的名人。[59]但是，吴登明不断地受到恐吓，面临地方政府的掣肘。2003年，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对位于重庆西边50英里的浦鲁河谷中的工厂污染进行曝光，该联合会的一名调查人员在访问当地一位村民时被拘押。[60]

于晓刚在环保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为显著，但为此付出的个人代价也更大。于晓刚是云南本地人，从小在山清水秀的大自然中长大。2002年，于晓刚围绕湄公河漫湾大坝的环境影响，完成了他的硕士研究论文。漫湾大坝损害了当地的渔业经济，使得当地村民无以为生。于晓刚一开始在云南省政府的一个部门工作，他的报告受到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同一年，于晓刚在昆明创立了一家NGO，名为“绿色流域”，主要是向当地民众宣传大坝建设和其他项目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宣传已经建议将在怒江上建设的13座大坝的负面影响。“绿色流域”认为建设这些大坝将造成5万人移民，并会对怒江流经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所在地带来严重影响。于晓刚向政府提建议，并于2004年带领部分村民参加联合国在北京组织召开的水力发电会议。围绕大坝建设，“绿色流域”还组织了一系列的公众讨论。

在于晓刚和其他NGO的努力下，温家宝总理做出批示，叫停怒江大坝建设工程。2006年，“戈德曼环境奖”授予于晓刚，表彰他在保护怒江方面做出的贡献。……于晓刚一如既往地从事他的环保工作，继续呼吁停止建设其他的大坝，开展自然灾害管理培训。仅2008年一年的时间，“绿色流域”就对100多个NGO和60多个社区进行了培训。目前，于晓刚领导“绿色流域”集中开展漓江附近拉什湖的保护工作，实施一项综合流域管理项目。而且，于晓刚在2008年还联合其他环保NGO发起评选“绿色银行创新奖”活动，奖励那些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成绩的银行和金融机构。[61]在获得2009年“麦格塞塞奖”时，于晓刚说，在当前中国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对GDP的自豪将变成GDD，也就是国民生产灾难”。[62]

尽管遇到这些困难，田达生、吴登明和于晓刚仍然矢志环境运动，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变革怀有坚定的信念。因此，这些以开展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的非政府组织不管是从环境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都体现了唐锡阳、戴晴等人提出的理想信仰，这就是呼吁更大的政治透明和政府诚信，当时是以温和的语言呼吁的。北京以外地区的很多非政府组织严重缺乏资金、人员和场地，还有其他的政治上的限制，因此生存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田达生、吴登明和于晓刚这些人依然坚持自己的环保工作，并与其他关注城市重建的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比如与廖晓义的“地球村”建立联系，从而扩大了环保活动的范围。

走出自然保护：清洁城市

和梁从诫一样，廖晓义也是由于参与环境保护而获得国际知名度的。1996年，她在北京创立了“地球村”，目的是通过电视节目改善城市环境，推动环境教育。

廖晓义本是中国社科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曾到美国的北卡州国际环境政治中心做研究员。在那里，她开始研究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制作了电视专题片“地球的女儿”，介绍了四十位女环境运动者的工作。受此鼓舞，廖晓义回国后在北京创建了“地球村”，主要目的是通过电视提高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

廖晓义的工作与梁从诫和其他环保主义者有着很大的不同。与梁从诫不同的是，廖晓义注册的不是非政府组织，而是一个企业。廖晓义1995年到民政部注册非政府组织的时候，她在美国两年的研究还未完成。而且，她被告知开展任何活动或举办任何会议之前，都必须得到她的主管部门的批准。如果注册成一个企业，就可以避免以上那些问题，保持较强的独立性。当然，廖晓义必须为企业的经营照章纳税。[63]

廖晓义的公司和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的不同之处还有：她的企业主要侧重社区发展等城市事宜。在政府的支持下，她在北京宣武区实施了垃圾分类示范项目，后来将这个项目推广到其他区。她还和宣武区一道建设“绿色社区”。因此，宣武区采用推广了一大批节能降耗技术，如节能灯、节水阀门、垃圾回收桶，等等。在开展这项工作时，廖晓义与当地环保局和其他政府部门密切合作，使各相关部门都参与到城市环境保护工作中来。

廖晓义还支持西城区大乘巷居民委员会的居民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在该小区，一些退休教师组成小组，进行社区环境保护。廖晓义做得最出色的工作可能是她在北京城外建立了一个环保教育与培训中心。该中心住有40户人家，都以绿色的方式生活，实行垃圾分类，循环利用日常用品，不使用化肥。[64]

廖晓义的做法是通过具体案例和媒体宣传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做法无疑是成功和有效的。据廖晓义说，国家环保总局前局长解振华充分肯定绿色社区的成绩，并在当时指出绿色社区建设应该成为今后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任务之一。截至2002年，廖晓义在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资助下，积极在北京以外的地区，比如武汉、上海等城市建设绿色社区，那里的地方官员对此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廖晓义认为中国的环境主义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涉及到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在她看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是教育公众，协助政府实施环保政策，鼓励企业更多地重视环境保护。[65]她曾组织召开过一个可持续消费方面的会议，邀请中国高层官员、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官员、英国石油公司、壳牌公司等企业的负责人前来参加。

与其他环保主义者截然不同的是，廖晓义在公开言论中从来不谈论政治。比如，在一次采访中，她说：“我不喜欢极端的方式，我从事环保工作，不是为了达到什么政治目的。这是我的方式，也是我的原则。”[66]她非常不愿意介入到诸如三峡工程之类的棘手政治问题当中。她可能会说不喜欢三峡工程，但一定会补充说她不想“惹麻烦”。她坚持从正面做工作，影响人们的环保行为，因此总是积极地向前看。有一次，她私下里告诉我，戴晴请她多关心一下三峡工程，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她说，“在中国，我们除了三峡大坝工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避免再犯三峡工程那样的错误。”

同时，廖晓义与全国各地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联络，组织举办一年一度的“地球日”活动，吸引了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和环境主义者参加。2002年，有12个非政府组织参加。2002年8月底到9月初，廖晓义还牵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期间举办展览。当时有几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参加，更多的中国非政府组织是通过世界银行资助的一个专题录像介绍给国际社会的。这个专题录像片介绍了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以后中国社会的变迁，在1992年的大会上，中国没有非政府组织参加。

廖晓义坚信媒体的力量，她在环境和媒体的结合方面是一个先行者，她制作的电视节目《环保时刻》从1996年到2001年在中央电视台每周播出，连续播出5年，共有300集。2002年，在美国农业部和中央电视台的支持下，她制作完成了9集节目，系统介绍了美国中等农场的环保情况。目前，她继续以制片人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环境节目，包括谈话类节目《绿色访谈录》和纪录片《地球的女儿》。的确，她的工作充分体现了媒体作为信息传播以及未来环境非政府组织活动基础的重要性。

廖晓义不仅在工作成绩上，而且在管理技巧上都给其他非政府组织树立了典范，她成功地筹集资金50万美元，资金主要来自国外，在北京亚运村的一个写字楼设立了办公地点，有7名全职雇员。办公场所虽然不大，但工作人员很忙碌，有大量的业务需要处理。由于工作出色，廖晓义获得了很多荣誉，包括曾当选中央电视台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人物，两次当选“《中国妇女》杂志十大时代人物”。

媒体和环保

廖晓义在利用媒体开展环境活动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此后，中国媒体在环境保护运动方面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2007年的一次社会调查中，81%以上的人说关于环境保护的事情是从电视和广播里知道的[67]，通过政府宣传获得环保信息的人数仅列第4位，比例为13.5%。[68]

近年来，很多媒体人和新闻记者在环境教育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汪永晨是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家园志愿者”的富有激情的召集人，可能是由于是第一个从事环保事业的广播主持人，汪永晨通过脱口秀节目引起社会对藏羚羊等问题的关注。2003年，汪永晨牵头发起一场阻止在四川省的岷江上兴建杨柳湖大坝的活动，指出杨柳湖大坝将会损害都江堰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仍在使用的水利工程。中国的主要媒体对修建杨柳湖大坝反对声一片，公众也在网上发表强烈的反对意见。汪永晨介绍说，岷江杨柳湖水利工程的下马，是中国有史以来公众力量第一次直接影响了工程决策。[69]2004年，由于在阻止建设怒江大坝中的努力，汪永晨获得美国“康狄·纳斯特旅行家环境奖”。目前，她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负责环境报道的高级记者，每个月都组织记者会，提出和讨论影响媒体和环境的迫切问题。

中国电视在环保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一些环境污染和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和揭露。一名前中央电视台女主持人说：“为公众争取正义已经成为中国媒体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任务可能是中国特有的国情决定的，之所以特有，是因为中国的法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70]中国媒体中最受人关注的节目之一是《焦点访谈》，是模仿美国新闻节目《新闻60分》设立的栏目。《焦点访谈》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调查类节目《东方时空》的一部分，于1994年开播。虽然只有短短的13分钟，《焦点访谈》已经成为中国电视节目的一个品牌，有2亿—2.5亿观众，报道的内容有环境问题，还有社会关注的其他重要问题。[71]在2007年的一次中央电视台栏目调查中，《焦点访谈》成为中国第二个观众最多的栏目，仅次于《新闻联播》。[72]

李小平是《焦点访谈》制片人，她在一篇论述中国媒体作用的精彩论文中谈到，很多人等在《焦点访谈》制作室门外，请记者去调查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以及其他官员的渎职等事件。她还提到，有些地方甚至有“防火、防盗、防焦点访谈”的说法。[73]地方媒体也积极报道环境问题。2005年，广东省上坝村不断有人死于癌症，地方媒体进行了报道，此后地方政府和大宝山矿得到资金，建设了一个水库，向村民提供清洁的用水。[74]在向政府高层领导传送有关环保信息方面，媒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前总理朱镕基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到污染问题后，立即采取行动。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组织的防沙化行动和非法砍伐治理行动最初都是源于电视报道。[75]

电视节目报道还促进了草根环保主义的发展。比如，中国的电池回收行动就是通过电视宣传得到公众支持的。[76]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大连，一位名叫耿海英（音译）的医生，就是通过观看电视节目走上环保道路的。耿海英看到的电视节目是胡劲草制作的，胡劲草是一名年轻的女新闻工作者，在梁从诫和其他环保人士的影响下，参加环保运动，制作了一批有关藏羚羊、淮河和森林减少等的环境节目。

看了胡劲草的节目后，耿海英怀疑当地垃圾堆里的废旧电池会泄露出来，毒害水源以及农产品，因此就从国家环保总局的网站“绿色北京”以及固体废物处理方面的书籍了解有关信息，进而调查废旧电池污染问题。然后，她开始单枪匹马地在大连回收废旧电池。当地环保局表示支持，但由于没有明文规定，中国在应对废旧电池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多少实际的行动。后来，国家环保总局提出废旧电池回收是工作重点，耿海英在征得到大连市环保局的同意后，在全市开展废旧电池回收活动。耿海英劝说当地百货商店设置废旧电池回收点。一开始，这些百货商店怀疑她的动机，但是到了2000年4月，已经有三家百货商店设立了废旧电池回收箱。耿海英的环保行动还得到了另一个大连人温波的支持，温波帮助她通过广播节目向社会宣传回收废旧电池的意义。

耿海英的情况反映了草根环境运动所面临的一个难题，这就是：政府没有满足普通大众提出的环保要求。2000年，电池回收的另一个实践者田桂荣（音译）在河南省回收了30吨废电池。然而，她说：“我把这些电池收上来，就是为了保护环境，但不知道往哪儿放啊。”[77]在北京，市环保局设立了环境热线以及“有用垃圾回收中心”，收集使用过的电池和其他物品，但是这个中心的电池处理设施达不到国家环境标准，只好将回收的电池储存起来。中心的一个负责人说，工作人员最怕接到电话说有人要送电池过来，他们患上了“电池恐惧症”。[78]

因此，虽然有媒体的关注、公众的大力支持，中国的环境保护仍然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的确，中国环境保护中的一些个人行为，比如个人设立自然保护区、从事垃圾回收[79]，正反映了地方环保部门工作的不足。

从耿海英的情况看，环保主义者的行动和媒体的关注如果有机结合起来，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新一代的环保主义者中有很多人当过记者，然后再到大学、智库和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继续读书或做研究，这些人带给环境保护事业的不仅是坚实的技术知识，还有与国内外观众进行沟通交流的能力，因此将成为未来环保事业的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其中有些人将在北京工作，但更多的将到其他地区工作。

下一代环保主义者

中国环境保护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下一代环保主义者，不过情况还是很乐观的。唐锡阳、梁从诫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密切合作，认真培育新一代环保主义者。这些新成长起来的环保人士不仅受到老一代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的熏陶，还受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因此，他们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敏捷的思维能力、成熟的政治意识，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温波、马军、“绿色高原”发起人之一史立红以及《中国绿色时报》的胡堪平。

在这些年轻的环保主义者当中，比较出类拔萃的是温波。还在25岁的时候，温波就已成为知名的环保人士，具有良好的新闻和环保素质，在很多方面都为中国新一代环保主义者树立了榜样。温波曾在《中国日报》跟史立红实习，后来在《中国环境报》当记者，同时，他还在全国各地的大学中组织学生环境团体，帮助他们参加中国绿色大学生论坛，该论坛已经有250个学生团体。温波还参加唐锡阳的绿色营活动，参与“美国环境保护协会”、“国际雪豹基金会”（ISLT）、“国际河网”（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IRN）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其中“国际河网”是反对建设三峡大坝最激烈的组织。2001年，温波协助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大陆建立了第一个办公室。

2001年，温波加入“太平洋环境组织”，主要是为中国各地方的环境NGO提供组织和资金方面的援助。他的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2009年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与温波不同的是，胡堪平主要从事记者工作，重点报道国家林业局的有关情况。胡堪平大学期间学的是文学，先在国家林业局主办的报纸《中国林业报》工作，1997年，该报更名为《绿色时报》。现在，胡堪平是《环境保护》杂志的常务副总编，负责环保部的特别专题报道。他还写了几本书，探讨中国人怎样才能过环境友好型生活。

温波和胡堪平两人都意识到媒体的局限性。比如，在讨论《绿色时报》的时候，胡堪平提出，他的记者可以采访报道地方腐败，但不能报道任何暴力和个人隐私等。而且，国家林业局允许记者发表不属于该局职能业务范围内的文章，比如污染，但限制发表属于该局管理职能业务之内的文章。[80]不过，胡堪平逐渐突破这种限制，使得环境报道更加贴近普通民众。比如，胡堪平自己创建了一份独立的报纸《绿色周末》。1995年10月，他带着《绿色周末》参加一个报刊发行会，结识了温波，并成为朋友。尽管《绿色周末》在商业上不是很成功，订户少，但林业局的领导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绿色周末》没有多少官样文章，不登公文通知等，体现出生动、信息量大的特点。林业局的领导鼓励他在《绿色周末》上多登载文字活泼生动的文章。由于胡堪平在环保方面的名声越来越大，因此“自然之友”邀请他加入理事会，成为理事会成员。

马军开始从事环保事业的时候也是一名记者。他生于沿海城市青岛，长在北京，从很小的时候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学习英语。1993年，马军在《南华早报》驻北京办事处做助理，以调查环境事件而出名，后来被提拔为《南华早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1999年，马军出版《中国水危机》一书，论述了经济发展对中国河流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这本书极大地引起了中国公众对水的关注，被誉为中国人写成的《寂静的春天》。2005年，马军创立非政府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主要从地方环保部门的报告中收集有关空气和水污染方面的数据，并以这些数据为基础，于2006年发起建立了网上公众数据库，描绘污染源的状况。一年以后，马军制作了类似的空气污染地图。马军的污染数据库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数据库，目前已公布了3万多家违反空气和水质量规定的企业名单，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公司，也有一小部分是跨国企业。对污染名单作出回应的企业将被列入一个观察名单，只有在经过第三方的环境审核后，才能从这个污染名单中除去。

马军的工作很快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2006年，《时代周刊》杂志授予马军“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称号。由于曝光污染企业，马军和企业、地方官员不断发生冲突。尽管如此，马军在环保部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帮助下，依然能正常开展工作。他主要针对跨国公司并只采用政府公布的数据，这也保护了他的工作。

2008年8月，“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开发了绿色选择联盟供应链管理体系，通过这个管理体系，企业可以查到其供货商是否在“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污染企业名单上，如果供货商名列污染企业名单，那么企业就会取消该供货商的供货资格。仅仅4个月，污染名单中就有16家企业受到审核，其中10家企业从该名单中除去。在污染企业的审核过程中，马军不断吸收地方NGO参与其中。

2009年8月，由于“利用科技和信息应对中国水危机，在保护中国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利益方面做出的实际的、多方面的、有效的努力”，马军被授予“麦格塞塞奖”。

相比之下，环境主义者吴立宏则没有那么幸运。吴立宏四十多岁，曾是一名工厂销售员，16年来为了解决江苏省太湖严重的污染问题，一直收集证据，向地方官员写信，最终关闭了近200家污染企业。2005年，吴立宏被中国政府评为知名环保人士，但是2006年，吴立宏批评过的一个地方政府以诬陷和诈骗的罪名将其逮捕。吴立宏被迫认罪后才免受皮肉之苦。2007年，吴立宏被判处3年徒刑，上诉后，维持原判。[81]

新一代年轻的环保工作者的共同特点是开放、进取心强。比如，我认识的一个青年记者说，他希望看到非政府组织挑战中央政府的政策，拿出更高水平的报告，帮助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效能，成为游说团和压力团，采用绿色和平组织那样的行动应对环境事宜。不过，他对公开发表意见还是怀有戒心，更愿意通过实际行动突破一些限制。

其他一些环保人士在谈到变革要求时显得更为直率：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扩大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同时，政府还是很强大的。我认为，环境团体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发展，而最后，环境工作可能导致中国有更广泛的民主。事实上，环保主义和民主是相关的。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不愿意承认和我们有关系，但我相信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正在建立民主。[82]

总起来说，这种态度尽管谨慎，还是表达了一定的乐观看法。这一代环境主义者似乎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存在目前是微不足道的，但相信最终会强大起来。

中国环境运动的未来

随着中国的政治改革，环境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很快涉足政治领域，通过举行“地球日”活动、摄制播出环境电视节目，在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还暴露了地方环境执法不力，尤其是在物种保护和森林砍伐等方面执法不力的问题。这些非政府组织还与城市合作，积极推动环境友好型技术的使用，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通过这些方式，环境非政府组织保护人民的利益，了解人民关心的问题，满足政府的需要。

但是，为什么环境非政府组织能存在和发展？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环境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廉价的机制，可以监督地方的污染治理行动，教育公众开展环境保护。国家环保部尽管没有和环境非政府组织联合开展过活动，但双方的利益经常是连在一起的。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就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给予支持。另一方面，环境非政府组织还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清明的政治形象，表明中国政府允许独立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

注释

[1]中国的NGO和西方的不一样。中国的NGO必须有一个政府归口管理部门，该部门对NGO的活动和会员情况进行名义上的管理。尽管如此，这些NGO与政府组织的NGO相比在独立性上有了较大进步，政府组织的NGO在中国社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2]裴敏欣：《大中华地区的去民主化》，《走进亚洲评论》，第1卷，1998年第2期，第5—40页。

[3]《调查显示：环境在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中列第四位》，《中国日报》，2008年4月8日。

[4]关晓峰（音译）:《NGO在中国有更多发展空间》，《中国日报》，2007年5月25日。

[5]保罗·慕尼：《如何与NGO打交道，第一部分：中国》，耶鲁全球在线，2006年8月1日，www.yaleglobal.yale.edu/content/how deal ngos—part-1-china.

[6]安娜·布莱特尔：《中国的环境NGO:合作开展环境运动中的新来者？》《太平洋亚洲杂志》，2000年第6期，第34页。

[7]同上书，第35页。

[8]邢志刚：《NGO可以成为政府的重要“伙伴”》，《中国日报》，2004年3月13日。

[9]《中国政府称赞NGO在制定环境政策中的作用》，《人民日报》网络版，2007年10月31日。

[10]《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50号令，译自《人民日报》，1998年4月11日，见《中国发展简报》网站，www.chinadevelopmentbrief.com/page.asp?sec=2&sub=1&pg=1.

[11]高倩倩：《中国的环境NGO》，《中国环境系列》第1卷，华盛顿D.C.，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12]潘文：《中国打击自由组织讲自由》，《华盛顿邮报》，1998年12月19日，第A14版。

[13]贾斯柏·贝克：《加强党团管理》，《南华早报》，1998年12月5日，第2版。

[14]国务院：《社团登记管理条例》。

[15]贾斯柏·贝克：《加强党团管理》，第2版。

[16]安东尼·赛奇：《协商共进：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国季刊》，2000年3月，第126页。

[17]保罗·慕尼：《如何与NGO打交道》。

[18]关晓峰：《NGO在中国有更多发展空间》。

[19]明克胜（音译）:《转型中的中国民间社团》，《中国评论》，第47卷，2009年夏季卷，第10页。

[20]于方强（音译）:《中国NGO的挑战》，亚洲促进会，2009年6月26日，www.asiacatalyst.org.（译者说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9月25日国务院第8次常务会议通过，10月25日起实行。1989年10月25日国务院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同时废止。1998年通过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没有作者所说的有关“不符合注册条件的社会团体，可以备案形式获得合法身份”的条款。根据作者的注释，此系引自于方强的一篇文章。在这方面，于方强有类似的中文论述，在《社区社会组织备案，NGO准备好了吗》中，作者说：“各地文件均规定，不符合注册条件的社会团体，可以备案形式获得合法身份。”此处中的“各地文件”应不是指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21]明克胜：《转型中的中国民间社团》，第10页。

[22]同上。

[23]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2000年3月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24]安娜·布莱特尔：《中国的环境NGO:合作开展环境运动中的新来者？》，第47页。

[25]《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官员2000年3月21日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26]吴逢时：《新伙伴还是旧兄弟？中国环境政策过渡中的GONGO》，《中国环境系列》第5期，华盛顿D.C.: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出版社，2002年，第56—57页。

[27]这一讨论不包括很多以研究为中心的环境NGO，那些NGO的工作将在第六章讨论，并在国际社会参与中国环境治理的背景下进行观照。

[28]布雷迪·姚奇：《环境主义者为温家宝总理停止六库大坝建设的决策欢呼》，《国际探索》，2009年5月22日。

[29]中国环境主义者2000年7月6日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30]中国环境主义者2000年7月6日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31]唐锡阳、马霞：《环球绿色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

[32]除了正式批复同意的名字“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外，梁从诫在他个人印章的下面刻下“自然之友”（后改为“朋友”）几个字，后来，自然之友便成了这个社团广为人知的名字。

[33]中国环境主义者2000年4月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34]戴晴、爱德华·魏美尔：《做好事，但不要惹“老共产党”》，收入《中国的经济安全》，罗伯特·阿什、维尔纳·德劳编，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9年，第147页。

[35]中国环境主义者与作者2000年4月在北京的谈话。

[36]《关于自然之友》，《自然之友通讯》，1999年第2期，第8页。

[37]中国环境主义者与作者1998年在纽约的谈话。

[38]乔治·韦尔弗雷兹，《绿色热浪》，《新闻周刊》，1996年10月7日，第13页。

[39]马丁·威廉姆斯：《猴年》，《BBC野生动物纪录片》，2000年1月，第72辑。

[40]马丁·威廉姆斯：《猴年》，《BBC野生动物纪录片》，2000年1月，第73辑。

[41]中国环境主义者2000年6与作者在纽约的谈话。

[42]马丁·威廉姆斯：《猴年》。

[43]中国环境主义者2000年4月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44]乔治·韦尔弗雷兹：《绿色热浪》，第13页。

[45]中国环境主义者2000年4月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46]中国环境主义者2000年6与作者在纽约的谈话。

[47]中文名字是“北京志农生态保护发展研究中心”，其中包括奚志农的名字“志农”，即便后来英文名字变了，中文名字一直未变。

[48]史立红，绿色高原研究所创办人之一，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谈话，华盛顿D.C.，2000年12月8日。

[49]同上。

[50]史立红与作者2002年2月在纽约的谈话。

[51]盖伊·特雷贝（Guy Trebay）:《死亡的藏羚羊》，《乡村之声》，1999年5月26日至6月1日。

[52]《关于自然之友》，第2页。

[53]彼得·波帕姆：《这些动物在死亡，全是因为女士喜爱沙图什羊绒》，《独立报》，1998年6月20日，又载于《关于自然之友》，第7页。

[54]《野牛队驰援救助珍稀藏羚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1999年11月22日，第38页。

[55]梁从诫：《成功固然多，需要做的仍有很多》，《环境之友通讯》，1999年第2期，www.fon.org.cn/newsletter/99-2e/4.html。

[56]中国NGO负责人2000年12月8日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与作者的谈话。

[57]《NGO计划建立中国第二个自然保护站》，绿色江河网站，www.green river.org/english。

[58]《绿色江河获得的主要荣誉》，http://www.green river.org/english。

[59]中国环境主义者与作者助理2000年6月在昆明的谈话。

[60]潘文：《环境保护主义者继续反对三峡大坝建设》，《华盛顿邮报》，2003年6月22日。

[61]色列斯·P.多由：《拉蒙·麦格塞塞奖授予中国水资源保护者》，《菲律宾每日问讯报》，2009年8月30日。

[62]《2009拉蒙·麦格塞塞奖：于晓刚获奖感言》，拉蒙·麦格塞塞奖基金会。

[63]中国环境主义者与作者2000年3月在纽约的谈话。

[64]《个人改变世界》，《北京周报》，2000年8月14日，第20页。

[65]同上书，第16页。

[66]同上书，第17页。

[67]中国社科院：《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调查报告》，中国环境意识项目，2008年4月3日，第3—4页。

[68]同上。

[69]汪永晨与作者2002年2月在纽约的谈话；凯利·哈加特、穆兰：《人民力量阻止大坝建设》，《三峡探索新闻服务》，2006年10月16日。

[70]陈晓伟（音译）:《当今中国社会媒体的多种功能》，“当代中国记忆和媒体”会议提交论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见李小平《中国电视产业的重大变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华盛顿D.C.: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2001年8月，第13页，www.brookings.org/dybdocroot/fp/cnaps/papers/li_01.pdf。

[71]李小平：《中国电视产业的重大变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72]乔·马丁森：《人人都爱CCTV》，Danwei网，2007年12月21日。

[73]同上。

[74]《居民保护环境权利案例：“癌症村”居民为洁净水请愿》，环境法公众研究网，2009年2月25日，www.greenlaw.org.cn/enblog/?p=1407.

[75]中国环境主义者与作者2000年4月在北京的谈话。

[76]王英（音译）:《进一步加强废旧电池回收》，《中国日报》，2000年8月7日。

[77]刘俊、曾茜（音译）:《公众回收的废品难以出手》，《中国日报》，2000年9月8日。

[78]同上。

[79]关于这类活动的讨论，参见戴晴、爱德华·魏美尔《做好事，但不要惹“老共产党”》，第154页。

[80]胡勘平2000年12月8日在华盛顿D.C.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谈话。

[81]周看：《在中国，一个太湖保护者给自己带来麻烦》，《纽约时报》，2007年10月13日。

[82]中国环保主义者2000年12月8日在华盛顿D.C.的谈话。

第六章 家门口的恶魔

中国政府积极开展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作为实施其改善环境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合作对象上，不仅有国外的政府和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政府间组织，还有跨国公司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

同时，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以及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也不断开放，制定了新的政策，采用了新的技术。市场机制所崇尚的高效、透明、法治、管理等理念开始渗入到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当中。而且，随着加入亚太经济合作（APEC）和世界贸易（WTO）等国际贸易组织，中国越来越重视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中国经济的转型将对环境保护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中国在开展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方面还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有效实施环保政策、推广环保技术的很多条件还不具备。环保法规实施的不连贯性、缺乏透明度、政策力度弱等都制约着很多技术的采用，也影响了环保政策的效果。中国长期重视经济发展，以致可能忽视国际社会成员提出的在地区和全球环境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政策的倡议。更需指出的是，国际社会有时会忽视中国真正的需求，主张采用一些与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发展能力、环境保护不相适应的技术。

中国步入世界环境舞台

正如我们所知，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加入国际环境政治这个舞台。这次会议提高了中国领导人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推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政府环保机构[1]，使中国参与应对全球环境事务。在联合国的努力下，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濒危物种贸易、制止海洋倾废、反对热带木材贸易、控制自然和文化遗产地区环境的退化。

国际社会在加强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使得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全面加入国际环境条约和组织的重要性，因此中国政府针对要加入的每一个条约，都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成员有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单位，研究条约内容，提出发展建议。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保护了一小部分专家，有些是“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剥夺科研权利的知识分子，这些专家形成了后来环境科学研究的基础力量。

在有些环境问题上，比如海洋倾废，中国的经济利益关系不大，因此在加入《伦敦倾废公约》（London Convention on Marine Dumping）时，中国的主要动力是政治方面的，即重返国际社会，防止台湾在国际组织中出任中国代表以及培养环境与技术方面的专家，这些专家可以将相关知识介绍给中国领导人，解决国内的环境问题。[2]

但是，签署任何一个条约，中国首先必须具有实施该条约的能力，这就要求中国起草制定自己新的法律，培训能够理解并实施条约标准的专家，协调十几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因为每个部门都负责条约不同条款的实施。

这种加入国际条约的前期准备工作一般是漫长而复杂的。以《伦敦倾废公约》为例，中国是在该公约在国际上生效10多年后的1985年才签署加入的。为了确保国内的法律实施能力能满足国际公约的要求，中国在签署《伦敦倾废公约》前，首先以公约为模板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国加入《伦敦倾废公约》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因此有关部委可以认真研究其利弊，谋取在公约谈判磋商中的有利位置，获得签署公约后的最大利益。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代表团保持低调，认真研究公约的每一个技术点，通过参加培训班、研讨会等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监督执行、管理国际环境协议的联合国秘书处向发展中国家的专家专门提供内容详细的教育项目和一些技术。在成为《伦敦倾废公约》成员国后，中国国家海洋局充分利用该公约提供的监查海洋倾废培训班的机会，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海事组织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科学的法制体系。

国际社会的其他组织还帮助中国提高履行公约条款的能力。比如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几年后，世界银行和位于洛杉矶的盖蒂博物馆（The Getty Museum）联合协助中国恢复、保护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保护这些拥有公元4世纪以来的瑰丽壁画、雕塑和古建筑的佛教圣地，合作进行防沙治沙，减少沙尘暴，加大对洞窟内环境条件的观测，盖蒂博物馆还提供了仪器设备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作为对国际社会的回报，中国把自己的专家派到柬埔寨，与国际社会一道保护高棉帝国的遗址吴哥，那里有著名的佛寺吴哥窟（Angkor Wat）。

1981年，中国加入《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后，也得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以及美国内务部的资助。这些单位为中国培训了官员，帮助中国开发资源数据库，开展野生动植物物种研究等。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甚至派人和中国官员一道暗中查访，抓获那些贩卖虎骨的违法人员。虎骨是中药材之一，虎骨违法贩卖导致了华南虎和西伯利亚虎数量的急剧减少。[3]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很多环境和资源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比如，世界银行在中国启动实施了一批渔业、农村供水、天然气等项目，世界自然基金会则积极参与中国的物种保护，比如该组织多年来参与保护栖居在中国四川省的举世闻名的大熊猫，因为其数量在急剧减少。[4]

提高认识：臭氧层损耗与气候变化

随着中国逐步建立自己的环境科研队伍，不断参与国际环境事务，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臭氧层损耗与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更加密切关注中国的环境和发展政策，希望中国政府把环境保护放在工作议程的首位。

臭氧层损耗与全球气候变化给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带来了健康、环境、经济上的严峻挑战，比如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将会导致一些岛屿消失。由于应对这些全球环境问题的公约需要各成员国投入资金和人力，因此全球性环境问题与其他地区性环境问题有着很大的不同。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在导致以上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没有什么大的责任。全球气候变化和臭氧层损耗主要是由工业发展引起的，而不是自然的变迁。中国工业化起步晚，这意味着与欧洲和美国相比，中国在当今环境问题上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很小。不过，由于工业发展速度快、经济规模大，在经历整个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在加速全球气候变化和臭氧层损耗方面影响逐渐加大。1986年，中国所使用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大约占全世界的3%；到了2001年，中国已成为臭氧层损耗的主要影响国，2007年，情况依然如此。2007年，中国关闭了5家排放消耗臭氧物质潜势最大的工厂。[5]但是，就排放量而言，中国在2008年依然是次威胁性臭氧损耗物质排放最大的国家，这些臭氧损耗物质主要用在冰箱和空调上。[6]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位居全世界第三位，已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国家。2007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1990年，中国参与讨论《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伦敦修订案》（London Amendments to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对世界环境问题的认识。在伦敦召开的《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修订会议上，中国在国家环保局的牵头组织下，派代表团参加，就签署《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修订案》的利弊进行评议。经过分析，中国代表团认为中国应该签署该修订案，原因有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修订案基于市场的制裁机制。中国要成为轻工产品出口大国，一些轻工产品，比如冰箱，使用氟利昂等臭氧层损耗物质，而该修订案禁止签署国购买此类产品，并将对开展此类产品贸易的国家进行制裁。第二，中国代表团的某些领导成员认为，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之一，中国应该在解决臭氧层损耗问题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通过签署该议定书修订案，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第三，用中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的话说，充分确凿的科学证据和与国际科学界的交流，也是促使中国签署该议定书修订案的重要原因。[7]

然而，最终决定中国签署《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修订案》的是经济方面的因素。与印度一样，在国际社会承诺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前，中国一直拒绝签署。只是在国际社会同意就此建立一个特别的多边基金后，中国才在1991年同意加入该议定书修订案。氟氯碳（CFC）是臭氧损耗潜势较高的物质，中国排放的氟氯碳已经从1998年的5.5万公吨减少到10年后的550公吨。[8]中国臭氧损耗物质成功减排的部分原因是得到国际社会持续的资金支持。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也是这种情况。由于气候变化涉及复杂的科学问题，因此，在正式谈判之前，中国政府先邀请科学家进行反复的科学论证，向国内和国际专家进行了大量的咨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每个国家的专家都进行研究并提供数据。中国为此建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收集参加科学讨论所需要的数据。1989年，也就是中国参加科学论证一年以后，中国组织实施了一个气候变化研究计划，包括40个项目，有大约20个部委和500多名专家参加。[9]

这项科研计划的经费主要来自国际社会。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本和美国都提供了绿色气体排放监测，实行计算机模型技术共享，在开发应对措施上给予技术支持，培训中国负责环境的官员。比如，美国能源部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该实验室建立以来一直由俄亥俄州的非营利机构巴特尔研究院管理）的一名专家从中国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挑选了几位经济学者并在美国对他们进行培训，其中一位学者后来成为中国气候变化谈判小组的成员。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是开展能源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职能部门（尽管缺乏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在准备气候变化的政治磋商中，中国最终采用了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的一个建模，并进行了改进，用于分析评估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10]通过参加国际气候变化工作小组，一些中国成员对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11]

然而，随着气候变化的谈判从科学层面转向政治层面，国际社会的影响开始减少。在中国，牵头谈判的部门不是持积极态度的科技和环保部门，而是外交部和国家计委，这些部门所持的主导意见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和领土完整，轻视未来技术、环境能力建设以及国际形象等方面获得的潜在利益。

中国领导层更多地认为工业发达国家应该调整结构，改革自己的污染处理方式，而不应该简单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承诺。一名科技界的官员这样说：“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12]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行动所付出的潜在经济代价，要比减少臭氧层损耗大得多。中国要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中国的能源工业有一个重大的调整，也需要在提高能效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

因此，尽管国际社会在推动中国成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机构、设立气候变化科研单位、资助中国进行气候变化研究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立场仍然不积极。中国不愿意考虑为温室气体减排设定任何目标或者时间表，甚至不允许其他国家为了履行公约义务在中国开展防沙治沙等联合实施活动。[13]

此后，国际社会和国内一些积极的部门继续做工作，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采取一种更加灵活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及2001年和2002年期间，中国的态度有了一定的变化。比如，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在1998年向国外以及国内的科技和政策人员指出，中国应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一些建设性的作用。而且，他还希望国际环境和经济领域的专家帮助中国制定二氧化碳减排战略。同时，1998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后，国家经贸委的职能得到加强，这个部门希望引进国外的新技术，因此，更加支持那些在制定气候变化政策方面持积极态度的政府官员。

2002年，中国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宣布已被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在清洁发展机制（CDM）下通过让发达国家购买其二氧化碳指标，实现二氧化碳减排。[14]然而，此时中国并不需要一定要达到某个减排目标，或按照时间表进行减排。不过，中国走出这一步后，就意味着今后要同意做出减排承诺。

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近8年之后，当2009年12月世界各国政要齐聚在哥本哈根，商议修订《京都议定书》时，中国成为最重要的参加国之一。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国家，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让中国承担起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会给中国的未来带来不利的影响，中国的一些分析家和智库成员预言，如果气候变化得不到控制，到2050年，中国的四大产粮区中会有三个受到影响，农产量将下降37%；海平面上升会使中国富庶的沿海地区数百万人受到影响；不断严重的沙化现象已经影响到全国20%的土地。

到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时，中国的谈判专家已经着手准备做些工作。尽管中国依然不同意制定一个具体的目标，而且呼吁发达工业国家用GDP的1%设立基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技术，但中国愿意为保护世界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表示2020年的碳浓度要比2005年降低45%，这意味着要降低每个GDP单位的碳含量，但并不是要绝对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和中国领导人计划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减少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的观点是一致的。国际社会中有些人赞扬中国的这一做法，有些人认为考虑到中国将来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相应的排放物增加，光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

如果说中国由于担心妨碍经济发展而坚决拒绝制定温室减排目标和时间表的话，中国在引领未来世界绿色技术方面却做出了快速的反应。自从被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后，中国就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发展和转移以及能力建设的试验地。到2009年9月，《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大约35%的世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是在中国实施的。[15]这些项目帮助中国扩大了风能发电能力，提高了捕捉煤矿甲烷能力，为中国政府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这些经费据说将用来作为建立绿色技术的基金。）国际社会还积极推动实施生态城市、生态省伙伴关系计划。比如，欧盟就与吉林、重庆和广东建立了伙伴关系，新加坡和天津、加利福尼亚州和江苏也建立了伙伴关系。虽然这些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还不是很明确，但将会促进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的能力建设，从而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比如开发生产风能涡轮机。民营企业，以及跨国公司和国际NGO，也广泛参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英国石油公司（BP）在清华大学建立了清洁能源研究中心，沃尔玛在其超市和工厂发起节能运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积极推动建筑节能和需求侧管理，美国环保协会实施示范项目，帮助降低农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

由于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以及希望推动国内能源安全，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目标和政策，改进能源使用方式。比如，中国承诺从2006年到2010年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16]，计划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初次能源的比重提高15%[17]，每升油征收1元的消费税[18]，更新火力发电厂的设备，安装效率更高的发电机组，实施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计划。通过这项植树造林计划，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从1998年的12%提高到2009年的18%。[19]由于中国参加了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旨在对《京都议定书》进行修订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中国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自愿目标、碳税以及碳排放交易的讨论也会大大增多。

中国还大力增加新技术投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中国宣布投入15亿元，用于补助汽车厂家改进电动汽车技术。[20]国有发电企业中国华能集团宣布在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将开发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神华集团也将在内蒙古实施的煤变油项目中开发碳捕捉和封存技术。

一些中国公司已经成为环境技术的先锋。比如，比亚迪汽车公司（BYD）研制电池驱动的电力汽车。其他公司，比如尚德太阳能有限公司，致力于太阳能发电。而且，高效发电技术不仅从国际社会传入中国，中国也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授这种技术。2009年4月，华能麾下的西安动力研究所与休斯敦未来燃料公司草签协议，给2010年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古基尔建造的一家综合煤炭液化工厂（IGCC）提供两段式加压粉煤气化技术。

到目前为止，中国制定气候变化政策主要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低碳经济对经济现代化有好处，开发和出售气候变化技术能够带来收益，国内能源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自己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只要有利，中国领导人还会把减缓气候变化和改善国内空气质量，同防洪防涝等环境问题结合起来。当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在遇到经济发展刚性任务时就会打折扣。

从全球气候变化与臭氧层损耗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影响力既重要，又有限。很明显，国际科技界和政策研究团体对中国的决策影响很小。就全球气候变化而言，科学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就臭氧层损耗来说，尽管科技界在推动国内研究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国只是在资金要求得到满足以后，才开始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

国际社会与中国的有关部门围绕气候变化仍然保持接触和交流，但还没有在进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取得大的变化。不过，随着中国环境保护部门级别的提高以及与国际社会更加直接、密切的交流，中国今后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方面一定会有大的变化。

制定国际环境合作新议程

臭氧层损耗与全球气候变化使人们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对话。这些问题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发大会上进一步成为热点，那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实现环境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的统一。通过参加臭氧层损耗与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这三个问题的讨论，中国与会的科技官员、环境官员深受鼓舞，回国后与国际社会合作，在国内进行了保护环境的新努力。

里约环发大会以后，中国的环保部门和科技部门举办了一系列会议，提高各级部门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协调计划部门、经济部门把环境目标和经济发展计划有机结合起来。在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马丁·里斯（Martin Lees）先生的努力下，由国际社会资助，中国政府在1990年10月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高层国际会议，会议由环境、科技和社科部门联合主办，时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都出席了会议。在这个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国际会议上，中国官员与国际专家围绕“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这个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这是中国围绕环境问题举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后来还举行了几次，国外参加会议的有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代表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的总裁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

曲格平利用其大会主席的身份介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希望能源部、国家计委和外交部的与会人员能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但这些部委的代表要么强调中国优先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要么强调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因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消耗了全球资源，污染了环境。[21]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业部、水利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与会代表认为中国的污染主要源于自然资源价格的不合理、地大物博的传统观念以及落后的管理技术。[22]在大会总结中，曲格平详细列举了一些工业和环境领域，指出中国应该在这些领域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23]

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公开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模式，它不是简单地采取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的模式，而是建议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同时推进，甚至建议为了保护环境，宁可经济发展缓慢一些。“我们发展经济时，必须保证生态平衡，将我们的自然资源控制在一个科学的开发范围之内，以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继承应有的资源。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环境问题，甚至如果需要，我们要放慢经济发展的步伐”。[24]

1990年召开的这次高层会议还促进中国政府于1992年建立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CCICED），很多中国环境主义者认为该委员会是中国开展环境国际合作最权威、最有效的平台之一。国合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于1992年4月开幕，由中国国家环保局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共同承办。直到2003年当选总理以前，温家宝一直担任国合会的主席。此后，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2003—2007）和副总理李克强（2007—2011）接任主席职务。多年来，国合会一直是中外专家交流意见的平台，并为中国领导人的决策提供了很多建设性意见。[25]

1992年的环发大会促进中国成立了一个中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正式机构。尽管由李鹏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环发大会上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固有的传统思想观念[26]，但环发大会对中国的环境政策、体制建设和思维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7]环发大会召开一年后，中国成为第一个根据全球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制定自己21世纪议程的国家，积极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在影响中国国内政策方面也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经费支持，派遣国际专家，筛选优先发展项目并安排举办国际赞助的会议。[28]

中国相关环境部门还直接要求国际社会给予经费援助，支持其21世纪议程的实施。1994年夏天，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女儿、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指出：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增加环境方面的投入，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还是资源型的，这种发展模式可能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如果在发展中忽视环境问题，那么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严重阻碍。我们应该开展积极的国际合作。[29]

1994年7月，也就是邓楠讲话后不久，中国举办了第二次高层次环保会议，呼吁国际社会资助其21世纪议程的实施。与会的20个国家、国际组织和企业的代表同意从中国政府提出的62个优先发展项目中选出40个给予支持，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清洁生产、可持续农业、污染控制、清洁能源和信息通信等领域。根据宋健的意见，为了保证中国21世纪议程的成功实施，国际社会要提供总投入40亿美元中30%—40%的经费。[30]

中国参加环发大会还为机制变化带来了契机，促进了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的成立。该中心一开始由国家科委（SSTC）和国家计委（SPC）管理，后来主要由国家发改委（SDPC）管理。[31]

对中国政府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环发大会强化了专业部门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向社会公众普及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个理念提供了中国可以接受的框架，使得中国政府在这个框架内把环境保护纳入到未来的经济发展当中。[32]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地方政府也制定了自己的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确保在城市发展中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33]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环境运动的兴起不论是在机构建设还是经费支持上都给予积极的回应。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的国际组织往往围绕同一问题给予推动。比如，国合会曾提出将国家环保总局进行升格。同时，世界银行2001年的报告《中国：空气、土地和水》，不仅明确呼吁提高国家环保总局的级别，而且呼吁重建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因为这个环境监管部门在1998年的机构改革中被取消了。[34]

还有一个例子。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在促进外国公司支持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清洁发展机制下，负有温室气体减排任务的中国公司可以向《京都议定书》签署国家的公司出售“合格减排配额”（CER），从而冲抵购买CER国家的减排任务。中国公司通常通过跨国公司（MNC）的指导和投资实现减排，这些跨国公司后来会购买CER。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跨国公司和碳基金会对中国公司实行提高减排的经济激励措施，中国公司会及时利用这样的机会。到2010年1月，中国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700多项，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江苏梅兰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今后7年里有望获得收入7.4亿美元。联合国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多边基金”，已向中国的氟利昂（CFC）和三氟甲烷（HFC-23）减排项目投资1.5亿美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2009年CER的市场会达到183亿美元。[35]中国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吸引投资所取得的成功引起了一些批评。一些国际分析家认为中国公司是在玩市场，即建立污染严重的工厂，然而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进行相应的减排，这种做法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利润。[36]而且，中国政府通过向CER征收消费税获得大笔收入。通过实施政府鼓励的项目，比如推广替代能源技术，所产生的CER收入，可以征收2%的税。对于那些西方国家侧重投资的HFC-23减排等项目所获得的收入，甚至可以征收65%的税。[37]

从中国在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上的实践可以看出，中国的环保工作在通过国际组织吸引国际投资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据估计，中国环境保护80%的经费来自国外。[38]总起来说，中国是全球环境基金经费最大的受援国，在获得世界银行贷款最多的国家中排名第三，位于巴西和印度之后，中国还从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获得了很多资助。

比如，2007年到2008年，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7亿多美元贷款，支持水土保持、废物管理、气候变化教育以及提高大中型企业的能效等项目，支持淮河流域的污染控制。截至2009年4月，世界银行的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全球环境基金两个机构自2007年7月批准的项目投资总数达到46亿美元。然而，只有大约占总数30%的经费，也就是14亿美元，用于环境项目上，32亿美元被用到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维修和建设上。这一时期，获得投资最大的项目是汶川地震重建工程，主要目的是修复关键基础设施和开展教育及医疗服务。[39]与世界银行相比，亚洲开发银行的投资要小得多，过去10年来，亚洲开发银行共资助中国环境项目几十亿美元，其中2007年，通过贷款和援助方式投入城市环境改善和水供应项目的经费接近4亿美元。不过，也是在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还向中国提供贷款9亿多美元，用于道路和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40]随着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法国和日本一道成为向中国提供技术和资金年度援助最大的国家。[41]2008年，法国向中国提供贷款和援助资金2.35亿欧元（3.43亿美元），德国是中国第二大贷款和资金援助国。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两国的援助都直接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欧洲委员会也向中国提供援助，1975年以来，提供资金达9亿欧元（13亿美元），资助多个领域。

就双边来说，日本一直是资助中国环境建设最多的国家，在其海外开发援助预算中把环境援助作为优先领域。日本对支持中国的环境保护具有很高的积极性，这种支持既是由于受到中国酸雨和沙尘暴的影响，也是由于受到有争议水域捕鱼问题的影响。不过，从环境技术转让方面看，日本也从对中国的援助中获得了直接的经济效益。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技术合作伙伴。[42]2007年12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Yasuo Fukuda）承诺资助中国建立10个新的中心，重点推进环境和能源技术的转移与合作，在3年内围绕环保技术培训1万名中国学生。[43]2009年9月就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也在继续甚至扩大这种援助，承诺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日本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新的努力。

美国主要通过非政府组织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议和技术培训机会。（尽管中美在双边关系中越来越强调加强环境合作，但美国对中国的资助深受政治、经济因素的限制。）2006年以来，美国和中国的高层会晤都把全球和国内环境事务列入议程，从而体现出中国与国际社会在环境方面的交流。2008年12月，就在美国前财长亨利·鲍尔森主持中美第五轮战略经济对话后，美国表达了希望中国以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身份加入国际能源署（IEA）的愿望，从而为中美能源合作提供又一个平台。[44]（中国对接受这一建议仍然有所保留，很大原因是不愿意拘泥于国际能源署的透明原则，从而失去对其能源政策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控制。）[45]然而，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美国开展的积极对华能源外交并没有落实到相应的合作项目上。（尽管中国能源合作项目不断增加）美国能源部一直很难为其清洁煤技术开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由于缺乏资金，尤其是缺乏美国公司的投资机制，美国的能源公司很难在争取中国环境项目上与欧洲和日本的企业进行竞争。然而，中美合作仍然在扩大。美国驻香港总领馆支持在广东实施了一个示范项目，主要开展能效评估。申请开展能效评估的工厂可以从参与评估的银行获得贷款，用于支付提高能效所产生的费用，然后这些工厂把通过减少材料或节能方面获得的收益用来还贷。[46]从2008年6月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签署“十年能源环境合作框架”以来，中美两国政府还支持双方企业之间建立新的“生态伙伴关系”，比如福特汽车公司和长安汽车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丹佛和重庆两个城市合作开发电动汽车。截至2009年4月，中美双方的大学、企业和城市之间还建立了六对其他方面的生态伙伴关系。2009年7月，中美宣布建立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初期投入1500万美元，将重点开展能效、清洁煤和清洁能源汽车方面的研究。[47]

国际社会也可能在推动中国领导人应对环境问题上发挥作用，由于要维护国际形象，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在应对环境问题上采取行动。当然，国际社会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以前对北京空气质量表示的关切，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环境项目的实施。（如第三章所讨论的）

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矛盾也在增加，在谁应该对中国温室气体减排负责这个问题上尤其如此。而且，日益增长的跨境贸易和投资更是将污染和排放责任这潭浑水搅得愈加浑浊。中国指责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认为大量的温室气体是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开设的工厂排放的。根据《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排放是根据排放地计算的，但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此不接受，认为这样不公平。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英国声称1990年英国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减少了18%，但是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估计，如果把英国外包出去的工厂和国际交通算进去的话，英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则增长了20%。[48]中国希望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时要充分考虑发达国家外包产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此相反的意见是，既然中国已经从跨国公司外包产业中获得经济好处，那么就应该为此承担减排的责任。

经济改革：环境合作的挑战和机遇

30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引起了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同时也为重新思考、定位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成功地发展市场经济、成功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需要有公开透明、崇尚法治、专业管理以及重视生产效率这些特质，这些特质对于实现中国21世纪议程以及“十一五”规划所确定的环境目标同样非常关键。随着中国政府积极推进经济改革，发展对外贸易，国际社会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在政策设计、能力建设、技术转让和激励措施等四个方面加快与中国的环境合作。

政策设计

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在政策改革方面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合作活动，很多活动主要针对能源领域，包括在国家层面上制定新的战略和法律，在地方层面制定政策措施，比如制定重庆市建筑能效标准等。

外国政府、国际政府间组织、国外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都在这些问题上与中国有关部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世界银行和国家发改委合作的内容是清洁煤炭和再生能源战略；美国政府在战略经济对话中承诺在中国实施15项煤矿甲烷回收项目；美国能源部2006年12月同意向中国出售西屋电气公司4座先进的核反应堆，帮助实现中国到2020年核电翻番的目标；2008年，通用电气在中国建设了第一座“冷、热、电三联供”发电厂，该电厂不仅二氧化碳排放少，而且还能向北京的太阳宫地区供暖、供冷；英国石油公司投入数千万美元，资助中科院的多个研究项目，包括新建一个清洁能源商业中心。[49]事实上，北京已经在不断增加天然气的使用，因而，北京的空气质量有了较大改善。总部设在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已经开始实施几个长期项目，为长江流域设计建筑标准，主要开展了制定标准手册，培训有关官员、设计师、建筑师和承包商等，制定财务措施，提高建筑材料的能效等工作。[50]

中国环保官员也提出，今后将更多地应用财税和市场手段，而不是单纯地利用罚款[51]、司法措施去改善环境状况。比如，在极度缺水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当地政府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建议下，将水的价格提高了40%，当然在提高水价的时候，充分考虑了消费者的不同，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定价。一年以后，张家口市的水消费下降了将近14%，主要是通过企业采取水循环利用技术所节约的。[52]

事实上，一些国际社会的机构，包括美国环保署和非政府组织，比如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和美国环保基金会（EDF），已经采取市场机制，实施了一些示范项目。比如，为了帮助中国实现减排二氧化硫20%的目标，美国环保基金会从1999年到2005年与中国最大的国有发电公司华能集团公司合作，在山东、山西、江苏、河南和上海、天津等地制定实施了一个二氧化硫排放许可证办法。这个办法1990年曾由美国环保协会在美国推广使用过，主要是在某个特定地区，设定一个总体排放限额，给每一个企业设定一个指标，然而允许企业就二氧化硫排放许可指标进行买卖。超额完成排放指标的企业可以将排放指标留在以后使用，也可以卖给其他企业。当然，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在采用这个办法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正如安守廉所指出的，中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特征时常使那些在环境保护方面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机制和办法在实施中大打折扣。

坚持“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建立排放许可证贸易制度，这种办法与中国目前正在实行或者在可预见的将来要实行的相比，更多地采用市场机制，由独立的权威机构进行监管……“谁污染谁负责”原则的贯彻，首先要明确有哪些排放有害气体和污染物的企业，这些企业在治理污染方面的预算，形成许可证排放市场所需的信息自由流动，划清排放许可证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界限。[53]

从事二氧化硫排放许可证试验的研究人员还指出，中国环保官员和企业负责人产权观念淡薄，中国没有建立起产权转让的市场机制，因此也没有产权中介人（指的是转让契约未完成前保管资金的第三方）。2007年12月，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国同意帮助中国实施一项为期10年的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二氧化硫交易许可制度。实施周期长，就预示着需要对这项制度进行相当大的改动才能有效地推行。2005年以来，美国环保基金会还一直致力于采取市场机制减排农业温室气体。通过和新疆、四川的省级和县级环保部门合作，美国环保基金会向农民提供精准施肥、免耕农业、滴灌、家用沼气和水管理等技术。中国农科院对采用这些技术减排的温室气体进行认证。这些减排可以打包成自愿减排信用额（VEC），卖给投资者。截至2008年4月，美国环保基金会实施的这个项目已经减排二氧化硫31万吨，并被美国的跨国公司收购，所得收入返还给农民。

实施大规模的碳交易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北京、上海和天津都在2008年底分别设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希望在2010年开始碳排放额交易。但是这些交易市场只有在中央政府理顺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规定以后才能有效开展业务。截至2009年9月，来各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公司寥寥无几。交易市场面临的一个体制性障碍是中国分配减排额的方法，中央政府将额度分至省政府，省政府常常会把额度分给那些自己喜欢的公司。黄杰夫是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助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他建议中国应该把减排额直接分配给企业。[54]这些交易市场还极有可能不开展碳交易，这会非常令人遗憾，但它们将促进能源保护和环境保护技术、能源保持配额、污染权，包括二氧化硫、化学耗氧量等的交易。只有在中国为碳排放明确价格以后，碳交易才有可能进行。

能力建设

从二氧化硫排放许可证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如果要使环境合作取得成效，中国就需要加强应对环境的能力建设。没有对中方合作伙伴的适当培训，没有中方内部的协调统一，环境保护的很多政策永远也不会得到圆满实施。[55]根据对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项目的评估，“很多企业可以通过加强管理而不用进行设备升级，就可以减少污染排放一半以上”。[56]因此，能力建设已成为国际合作项目的核心要素。[57]

比如，美国陶氏化学公司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环保部合作，在中国化工界开展化学安全、应急准备和处理方面的培训项目，提高社会的环保意识。该项目在2008—2010年实施，是陶氏化学公司和环保部开展的系列能力建设项目中最近实施的一个，目的是强化中国化工行业的环保能力。陶氏化学公司负责可持续发展的副总裁尼尔·霍金斯（Neil Hawkins）说：“（中国）是全球转型发展的中心，与环保部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将对很多人以及中国整个社会产生积极和长期的影响。”[58]其他公司，比如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公司，也对其中国工厂的管理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培训，内容包括法律知识、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听证技巧和特别事宜的工作计划，比如如何保持空气和水的质量、如何防止污染和注意工业卫生等。

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长期重视投资能力建设以及对合作伙伴的培训，同时强调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的重要性。[59]比如，通用汽车用了5年时间才选定上汽作为其中方合作伙伴。

不过，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跨国公司的官员认为，当中国的企业或政府部门在一个合作项目上需要降低成本时，首先要削减的往往是培训支出。而且他们还注意到，过去10年来，尽管中国企业在环境方面的态度变化很大，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总是能在项目实施中体现出来”。比如，这家跨国企业尽管非常清楚地向中方伙伴介绍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4001环境标准，但中方企业在实践中并不完全执行。[60]

缩小中国政策设计和具体实施之间的差距还需要政府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这一点恰恰是很难做到的。比如，国合会的中外成员都相信，他们提出的环境建议不能被切实采纳，往往是因为相关的部委没有真正负起责任来。国合会的一个中方成员指出：“当环境问题涉及相关部（委）时，由于该部（委）与国合会之间缺乏联系，因此，不管是该部（委）部长（主任），还是主管司局，甚至是有关处室，对国合会都一无所知。”同样，亚洲开发银行也发现，跨部门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往往导致部门之间相互扯皮”。[61]比如，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由于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和地方省政府的意见分歧，实行“绿色GDP”的努力在2007年最终流产。

技术转让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还通过引进国外新技术推动了环境保护工作的进展。2001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对中国的环境状况进行了评估，认为“实现向更具竞争力、以需求推动的工业的转变，需要提高收入留成和再投资比例，这样才能增强技术的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利用率，以较少的环境成本实现更快的工业增长”[62]。中国官员普遍表示，技术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钥匙。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1月说：“国际社会应当在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开发与转让方面加强合作，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及时用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从而提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敦促欧盟取消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63]

为了加快这一进程，中国从1993年起，开始逐步推行清洁生产，从1997年开始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64]，中国2007年获得的ISO14001:2004环境管理许可证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至少说明中国制造业迫切希望达到国际认可的环境等级，从而实现其经济利益。[65]（2007年的许可证代表ISO 2004年颁布的标准。）国际政府间组织和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了很多清洁生产合作项目。成功的项目都需要有政策的变化、技术的创新和能力的建设。比如，沃尔玛作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与美国环保基金会合作，在其产品供应商中支持清洁生产，涉及大约10万家中国工厂。从2009年开始，沃尔玛要求为其供货的中国商家遵守环境法律，提高能效，并进一步提高工作透明度。为了扩大清洁生产，沃尔玛在要求供货商采用新技术，推广最优管理的基础上，还要求供货商与其他企业共享这些成果。[66]美国铝业公司也在中国的铝生产行业提供新的、更清洁的技术。2007年，美铝公司和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发轻型、高效的城市公交车。[67]两年后，美铝公司和矿资源丰富的河南省达成战略协议，提供新的节能、清洁技术，提高铝回收利用能力，建立更加清洁的废物处理机制。[68]美铝公司在河南的努力将促进铝业的清洁生产，进而带来在可持续发展技术中更多地使用铝，比如制造全铝节能汽车。

建立新的机构，促进技术转让和环境教育，也是加快中国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比如，世界银行就支持中国建立了一些节能服务公司（ESOCO），这些公司为中国公司购买、安装和使用节能技术提供咨询服务，并从中国公司节省的经费中获得报酬。据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EMCA）的统计，2002年，中国的节能服务公司不足5家，到2006年底，则发展到200多家。这样的发展速度表明，节能服务公司将成为国家能源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69]

然而，很多跨国公司在转让、推广环境技术方面并非一帆风顺，即便是与能力建设、政策改革结合起来，中国对能源新技术的采用仍然不理想，其原因是中国的环境执法和政策激励体制相对较弱。一个又一个的实例说明：“技术并不能代替执法。”[70]不管是废水处理，还是通过电滤器控制二氧化硫排放，很多企业都具有解决环境污染的技术能力，但是由于担心增加成本，不愿采用污染控制技术。[71]

执法与激励措施

中国环境执法能力弱这一点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广为人知。世界银行2003年的一个报告称：“实施国家综合环境政策的能力受行政管理地方化、地方政府强调投资和就业、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均衡、环境状况责任不明确等因素的制约。尽管法制体系在慢慢改善，但仍然很少通过立法和执法解决环境问题。”[72]

环保部2009年发布的一则新闻显示，执法行动和存在的问题都有所增长：“去年，全国共出动执法人员160余万人次，检查企业70多万家次，立案查处1.5万家环境违法企业。”然而，“我部受理的建设项目中有15.5%存在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问题，9.6%的取缔关闭企业有死灰复燃的迹向，25%的重点污染源治污设施运转不正常”。[73]而且，全球经济衰退还可能阻碍了清洁工业技术的采用。正如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所说：“国内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客观上存在停运治污设施、偷排漏排动机，环境执法的难度和压力明显加大。”[74]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执法面临的挑战有好几种形式。比如，公众与环境中心2007年发布污染企业名单后，中国民众和官员纷纷指责名单上的跨国公司。很多合资公司由于中国不保护知识产权而陷入停顿或流产。[75]还有其他公司发现中方合作伙伴由于额外成本而不使用终端处理技术。很多工厂要么根本不开污染控制设备，要么只是在环保部门检查时才开。即便跨国公司提供必需的污染控制设备，中国合作公司也不愿意在工厂安装，因为安装成本要比超额污染排放罚款高得多。[76]

所以，执法能力弱就会影响企业转让最好技术的积极性。如果使用一般技术不被罚款的话，跨国公司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愿意使用其先进的技术，因为那样会增加合资公司的启动成本。[77]应对执法难的挑战，必须制定一套强有力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投资新技术，提高工厂效率。[78]为了推动清洁生产，企业需要诸如限制资源、提高价格、严格管理等措施。截至目前，清洁生产技术只是在出台强有力激励措施的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华北地区[79]，以及外方合作伙伴提供技术的合资企业，或者那些能够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出售减排指标的公司中推广。

即便是中国企业采用了最先进的环境技术，由于基础设施不到位，管理能力差，这些技术的效果也会打折扣。正如一个分析报告所指出的：“最新的环保技术在中国往往不适用，原因是中国现行的管理体制落后。在中国陈旧的体制上嫁接新技术不仅会导致结果欠佳，而且可能是全盘皆输。”[80]比如，杜邦和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发现：“不稳的电压经常引起超灵敏的高技术化工制造流程的混乱。在计算机控制系统出现问题时，现场的技术人员往往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付出现的情况。”[81]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情况，公司不得不从国外派来专家，因此大大增加了合资公司的成本。由于中国政府坚持强调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并保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支持，因此，发生这种事以后，国外合作公司的官员显得特别不高兴。[82]

随着中国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的环境保护面临很多新的机遇和挑战。然而，通盘考虑未来体制、政策和技术对国际环境合作效果的影响，只有采取综合的方法，将各种支持措施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最佳的结果。[83]这就意味着，在国际合作方面，要把政策设计、能力建设、技术转让以及执法/激励措施这四个方面结合在一起。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国际环境运动将促进中国的环境保护，同时，充分利用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的机会，向中国提出一些环境方面的要求，也将会促进中国的环境保护。

通过国际贸易组织推动环境执法

即便是在最重视环境的国际宣言中，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12款规定：

出于环境目的采取的贸易政策措施不应成为一种任意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或成为一种对国际贸易的隐性限制。应避免采取单方面行动去处理进口国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挑战。处理跨越国界或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的环境措施，应该尽可能建立在国际一致的基础上。[84]

由于国际贸易中的绿色要求，中国的一些行业已经受到影响，包括纺织、农产品和木箱。美国和加拿大禁止用木箱装运货物。[85]

APEC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地区性和全球性的贸易组织在推动中国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中国为了保持向欧盟出口电子产品，就执行《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这是通过国际贸易促进中国实行环境标准的一个积极案例。2005年，向欧盟出口的电子产品占中国出口的35%，金额达3800亿美元。当欧盟通过了《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指南，并于2007年1月1日开始生效时，中国估计在对外贸易中损失了370亿美元。[86]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出台了自己的限制有害物质指令——《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使得中国的电子产品制造能够符合欧盟《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的条款，对电子产品的环保信息披露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这个新规定也适用于那些出口欧盟以外的产品。[87]

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社会希望中国通过融入国际贸易网络以及实行的市场自由化，提高其对环境和安全问题的认识，从而对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国“入世”带来的其他方面的积极变化还有中国出台了影响贸易的环境法律法规、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更大的法律透明以及更有效的执法机制、继续关闭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确，加入WTO以来，中国关税从2001年的15.3%下降到2009年的9.8%。[88]然而，特别是在安全生产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的“入世”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结果。恰恰相反，中国通过与贸易伙伴拖延谈判、延长争端等措施，使得这些问题上的进展裹步不前。

中国“入世”并没有大幅度地改善中国的工业污染环境的状况。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的能源强度总体上是增长的。[89]截至2009年初，中国钢产量占全球的38%，其中出口只占12%。[90]国际组织对国内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影响很有限。主要出于能源安全的考虑，中国在降低能耗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在实现“十一五”规划的到2010年降低能耗20%的目标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十一五”的前三年（2006—2008），中国累计降低能耗10.04%。[91]2006年，国家发改委和加州大学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联合开展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对钢铁、煤矿、建筑材料、发电等九个行业的1000家企业的节能实行激励政策。为了支持企业自愿节能降耗，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提供技术和能力建设培训。2008年9月，这一行动确定到2010年减少排放二氧化碳4.5亿吨，相当于韩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的总和。[92]遗憾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吞噬中国已经取得的环保成果，对实现“十一五”计划环境目标将带来威胁。2009年，中国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大量投入能源密集型产业。2003年，出于对国内外关于资金、资源密集型发展项目负面影响的考虑，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起草了《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所有新上的重大建设项目都要有环评报告。由于经济影响的压力，环保部的一位发言人在2009年1月10日宣布对推动内需的重大建设和资金密集型项目开通“绿色通道”。[93]在天津，60天的环评期限缩减到7天。[94]

在产品安全方面，2007年发生的涉及中国出口有毒产品事件引起了国际上的责难，也显示出中国对产品标准监管不严。2008年9月，中国三聚氰胺奶制品事件导致20多个国家拒绝进口中国奶制品。该事件导致至少6名婴儿死亡，对30万名中国儿童的健康产生危害。此前，在2007年3月，掺有三聚氰胺的宠物食品造成宠物肝脏衰竭，使得中国不得不召回销往北美、南非和欧洲的宠物食品。2007年4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扣押了所有来自中国的植物蛋白产品。2007年5月，在中国销往巴拿马、美国、加拿大、印度和尼日利亚的牙膏中发现了有毒物质。2007年6月，人工养殖的鱼被发现含有抗生素。也是在2007年夏天，有几个玩具品牌，其中最著名的是美泰，因使用含铅过多涂料而被迫召回数百万个玩具。2007年以来，印度曾出于健康考虑禁止进口中国玩具。2009年1月，印度如法炮制，宣布今后6个月内禁止进口中国玩具，理由同样是出于健康考虑。2004年中国禽流感爆发以来，美国就禁止进口中国的禽类食品。尽管WTO成员国并没有向中国施压，要求其保证产品安全，但仍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投诉的平台。2009年春天，中国就以地方保护主义为名，将印度和美国告到WTO最高法庭。

当然，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使得中国更加看清了自己存在的问题。中国法官，至少是部分出于缓和贸易伙伴恐惧的政治愿望，对那些生产有毒出口产品的负责人课以重罚，有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有两人被判处死刑，有一人畏罪自杀。2007年6月，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被指控受贿。诸如此类的行动可能会使人关注改革的必要性，但问题是系统性的，很难根除。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IPR），中国在执行国际标准方面进展较慢。美国在2007年4月指控中国，称中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不健全，不符合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要求。美国认为中国违反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因为中国的《著作权法》不保护那些未通过“中国内容审查”的作品，中国对盗版的处置方式损害了合法作品的声誉，中国关于仿冒、盗版的刑法规定使得大多数商业知识产权侵权者逍遥法外。2009年1月26日，WTO就前两项指控做出美国胜诉的决定，对第三项指控认为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进行裁决。[95]这类知识产权侵权事件使得跨国公司在向中国进行产品和技术转移时变得非常谨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些跨国公司，比如通用电气公司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支持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制建设。通用电气公司向中国政府和执法部门提供法律人员和培训服务。[96]

而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高了那些对消费者来说安全但可能污染环境的产品的出口潜力。比如，纺织品出口2007年和2008年每年增长近8.2%。[97]特别令人担心的是，中国政府再次鼓励发展对环境有害的产业以及能源密集型产业，比如锡矿、锡产品加工，在2008年底全球经济开始衰退以后尤其如此。[98]同样，中国的汽车拥有量到2030年将增长7倍。[99]

与WTO不同的是，APEC不会硬性地向成员国提出某些要求，但提出每个成员国应该报告其在清洁生产、海洋环境保护、食品、能源几个关键领域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措施。[100]而且，APEC能源部长会议提出，要切实重视利用清洁能源和再生能源来提高能效，等等，甚至鼓励成员国积极参加温室气体减排。[101]APEC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2007年发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达成了与2005年相比，在2030年前将亚太地区的能源强度降低25%的意向性目标。2009年，APEC在新加坡召开会议，为期3天，讨论气候变化问题。APEC近期推进的项目包括一项由美国支持的行动，即努力消除APEC成员之间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碳封存潜力评价方面的交流障碍，减少东南亚地区天然气生产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实施期限是从2008年到2009年。[102]

但是，环境问题在APEC看来远远没有经济和其他问题重要。尽管APEC能源工作组实施了很多项目，但是却没有实施一个可持续发展计划项目。虽然商定每年举行一次APEC环境部长会议，但最近的一次会议却是在1997年。尽管APEC在2006年举办了一个“可持续发展高官会议”，但会议取得的成果只是在APEC成员之间共享国际组织和国内社团的可持续发展信息，并没有确定宏大的目标。[103]

不过，APEC框架下有些地区性环境问题经常在直接相关的国家之间进行小范围的讨论。比如，韩国、日本与中国讨论如何应对酸雨问题，不断磋商海洋渔业协议问题。地区合作中更困难的是那些涉及主权的敏感事务，比如南海的资源控制以及湄公河的水资源利用问题。

因此，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与国际环境组织加强交往以及推进市场化进程，中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与国外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当然，如果这种合作对中国产生潜在的威胁，那么这种合作就会少一些。不过，由于中国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方面全方位地引进外资，中国实施的一些大规模的项目也受到了国内外的批评。

大工程和大战略：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峡大坝工程

三峡大坝工程遭致的批评主要来自国际方面，当然国内也有。早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就提出过建设三峡大坝的建议，但真正着手实现这一宏图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04]三峡大坝工程巨大，将最终为中国每年提供2.2万兆瓦电能，占中国全部电能需求的10%还多。三峡大坝主体工程大部分在2006年完工，大坝高200米，水库长600多公里，深175米。整个工程分两期建设，先是向大坝周围的地区供电，当大坝在2010年满负荷运转以后，中国政府希望三峡发的电能输送到北至北京，南至香港。但是，那个时候这两个地区是否有电力需求，目前还不清楚。

在三峡大坝工程建设问题上，中国科技界意见不一。尽管美国政府在1984到1993年之间不断为三峡工程提供技术帮助，但是国际社会的很多专家对该工程给予批评。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全中国人民在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那个时候，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认为该工程有几个方面不切合实际：一是将造成一百多万居民迁移；二是将淹没大量宝贵的耕地，破坏古代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名城，比如著名的“鬼城”丰都；三是大坝所筑起的水库将会被淤积的泥沙充塞，阻碍一些船舶通行。虽然有这些争论，中国政府仍然决定上马三峡工程，并于1994年开工建设。

起初，国际上对该工程的资金支持很少。世界银行拒绝提供帮助[105]，中国政府计划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债券，但国际金融机构缺乏兴趣，因此债券发行也失败了。但是，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通过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募集了资金，摩根士丹利拥有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35%的股份。而且，美国投资公司，包括摩根士丹利、美林证券和大通银行，认购了中国开发银行1万亿美元的债券，该债券募集的资金主要贷给了三峡工程。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开始反对三峡工程建设。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江河网”组织了大规模的活动，采取抵制摩根士丹利发行的“发现卡”等措施，迫使该公司抽回资金。另外，总部设在波士顿的美国延龄草资产管理公司（Trillium Asset Management），主要开展“社会责任投资”（SRI）业务。1995年以来，延龄草资产管理公司积极呼吁并施加压力，希望花旗集团、大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要以任何方式支持三峡大坝。延龄草资产管理公司在这方面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洲银行同意不直接向三峡工程贷款，而且要“认真审查任何一笔可能使三峡工程受益的转账”。[106]另外，在延龄草资产管理公司的影响下，花旗银行开始在贷款和认购债券方面统筹考虑环境、人权、公共关系风险等因素。

政府间的支持也遇到了一些障碍。尽管很多政府通过出口信贷机构向本国金融公司提供资金和保险支持，帮助它们赢得三峡大坝工程项目，但美国国务院却通过本国的进出口银行，撤销了对美国公司争取三峡大坝项目的支持。

三峡大坝所带来的地质影响，特别是地震活动和严重的山体滑坡带来的影响使得社会问题愈加复杂。2006年9月三峡水库水位升高后的7个月内，科学家记录了822次地震。[107]水库建设引发的地震增加又引发了三峡两岸陡峭山坡坍塌的增加。政府又投入17.5亿美元减少地质活动带来的危害。[108]然而，另一个问题是三峡水库周围乡镇和城市造成的污染。政府考虑到潜在的环境危害，宣布投入资金55亿美元新建150个污水处理厂和170个垃圾处理中心。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报道说，每年排放到三峡地区和长江上游的垃圾有600万吨，固体工业废料有1000万吨，倾倒到三峡水库周围地区的垃圾有2000多万吨。2002年夏天，我沿长江顺流而下，看到从重庆到武汉的长江河面上漂满了垃圾。不过，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三峡水库建设完成以前，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时间清理长江沿岸所有的工厂和煤窑，因此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水污染。

西部大开发：开发还是开采？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21世纪初启动的最重要的战略之一，在全国和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凸显了中国政府对国内外压力所能承受的限度。

该战略从1999年开始实施，目的是通过发展西部6省（陕西、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5区（宁夏、西藏、内蒙古、广西、新疆）和1市（重庆），“缩短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西部地区涉及540万平方公里土地，3.63亿人，分别占全国土地面积和人口的56%和27.5%。[109]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金子、石油、天然气、煤的储量都很大，不过煤很难开采。而且，与东部地区不同的是，这些西部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较少，而且中国最穷的一些省份也在这里。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人均收入仅达到上海的9%多一点。[110]

西气东输工程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确定实施的一个典型发展项目，主要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及其下属公司中国石化设计、建设，被认为是能够让西部省份在经济上受惠的一项工程。这项工程将为西部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引来投资。第一条西气东输管道西起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到上海，已于2005年1月1日开始商业运行。第二条管道于2008年2月开始建设，将气输往广东，计划于2010年完工，届时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气管道。[111]2009年3月，通用电气获得一项3亿美元的合同，为西气东输工程提供涡轮机，对输送过程中的天然气进行压缩。（2005年以来，通用电气在西气东输工程中已经获得6亿美元的合同，包括第一条西气东输管道以及2010年将要完成的从四川到华东的管道。）[112]第三条、第四条管道正在设计规划中。

蒋高明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指出，政府投资600亿元（87亿美元）用于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减少土壤侵蚀，但中国东部地区频繁发生的沙尘暴显示这些资金和努力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比如，有些官员把种草改为种树，尽管草能够保持土壤疏松，而且不消耗宝贵的地下水。有些官员还只在能看得到的路旁和城市种树，忽视那些面积更大的、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主要原因是：“谁会看得到呢？”

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国家的安全简单挂钩，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战略对环境损害的影响。中国领导人把西部大开发战略看作是巩固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的重要措施。这些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有2000万维吾尔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民。（汉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占总人口的92%。然而，在新疆和西藏，尽管1949年以后汉族人大量迁入，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人数仍比汉族人多。）

中国的生态城市：可持续城市化合作的挑战

随着中国到2030年实现4亿人进城计划的推进，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开始重点关心数百个新城市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机遇和挑战。生态城市已经成为迎接挑战的流行模式，引起了中国和国外政府、媒体的广泛关注。最有建设前景的生态城市还吸引了国外公司和政府的大量投资。遗憾的是，这些大规模的合作目前还没有取得期望的效果。国际社会和中方合作伙伴不同的期望值已经对这些开创性的发展项目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东滩曾计划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全方位的生态城市。2004年，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SIIC）委托麦肯锡咨询公司，寻找一家国际公司在崇明岛的东端开发建设一个城市。崇明岛位于上海北部的长江三角洲，面积有曼哈顿的3/4那么大。[113]这个岛的东端是一片湿地，是34种珍稀候鸟的栖息地，还是中华鲟的哺育地。[114]崇明岛也是拥有2000万人口的上海的最后一个欠发达地区，被誉为上海的“绿肺”。

总部位于英国的工程公司奥雅纳（Arup）全球公司2005年赢得开发东滩的竞标，这项工程被看作是中英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奥雅纳已经获得了竞标参与建设2008年奥运会的几个标志性工程，包括国家体育馆（人们称之为“鸟巢”），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奥雅纳和上海实业的协议合作仪式在唐宁街10号签署，胡锦涛主席和当时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出席了签字仪式。[115]

东滩建设的最初计划具有同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该生态城分期建设，第一期计划投资20亿美元，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将容纳5万人。[116]到2040年，人口将达到50万人。建成后的东滩生态城，低矮的建筑群落将集工业、商业和生活于一体，道路、公园和河道杂陈其间，只允许使用零噪音、零排放的汽车，当然，更重要的是，汽车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尽管整齐紧凑的居民区周围就是农田，但奥雅纳还是设计开发房顶农业和地下“植物工厂”，在铺实的秸秆上种植庄稼，并通过LED灯照射提高亩产量。上海实业要求，即便是在2010年完成的一期工程中，东滩60%以上的电力将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发电用的太阳能板、风电涡轮机以及新型稻壳沼气将由东安格利亚大学开发。所有的废物都将回收循环利用，当作生物质或肥料。奥雅纳还将投资新技术，保证燃料转化率达到80%，那将是目前转化标准的很多倍。[117]

开发单位就工程对附近湿地的潜在影响向国际环境组织进行了咨询，湿地是候鸟的家园。中意环保合作项目（Sino-Italian Cooperation Program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于2004年进行了环评。为了遵守已经实施了30年之久、旨在保护湿地发展的《拉姆萨尔湿地公约》，中国政府要在东滩和湿地之间建一个长3.5公里的缓冲带，奥雅纳将湿地保护区纳入了开发规划。[118]

合作协议签署4年后，奥雅纳没有实现东滩建设计划的任何一个目标。尽管奥雅纳否认这个项目已经结束，但已经开始不再坚持履行一些具有革新性的设计承诺。2008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奥雅纳城市规划负责人盖瑞·劳伦斯说：“如果允许使用汽车，那么汽车是最不受欢迎的交通工具”，这与东滩早期关于汽车的规划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转变。[119]同时，东滩和上海之间建起了一座桥。崇明岛居民不再渴望建设“生态城”，而是希望为上海市民建设高级宾馆和周末度假村。[120]一些观察家还认为，与其让东滩作为一个失败项目闲置浪费下去，不如为2010年世博会建设几个国家展览馆。当然，这些展览馆拆除后对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并没有好处。[121]

黄柏峪的设计理念没有东滩宏大，在东滩建设以前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最后由于想法各异无疾而终。黄柏峪是辽宁本溪市的一个农村小镇，有近400户居民。2002年，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开始在黄柏峪建设中国第一个生态村。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由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和知名环境可持续建筑专家、威廉·麦克唐纳设计公司创建人之一比尔·麦克唐纳共同担任理事长，该中心和麦克唐纳的公司共同重新开发这个项目。[122]最初要把黄柏峪建成中国乡镇的示范样板，麦克唐纳在2005年的一个报告中描绘了他“12年内为4亿中国人建房”的目标。[123]

2005年，威廉·麦克唐纳向本溪市政府递交了设计计划，该计划声称要把向阳的屋村住宅、商业区、政府和学校都建在山谷中，周围是农田，不再使用汽车进入社区或农田。[124]住宅采用碾压泥土制成的免烧土砖和草砖建造，避免传统烧窑制砖所产生的污染和废物。墙壁设计得很厚，以隔热保暖。所有房子都由太阳能电池板供电，每幢房子的造价不超过3500美元。惠普、英国石油公司、英特尔都进行了投资。爱荷华威猛建筑公司捐助了碾压泥土制砖设备。[125]

这项工程2006年陷入停顿，当地的一个开发商代小龙负责建造的第一期工程，没有达到计划所规定的很多生态设计标准。完成的42座房子只使用了2座，到2007年，入住的几户居民既没有供热，也没有供气。[126]黄柏峪村民也抱怨每家的空地太小，不能种植作物或养牲畜；新家远远不如老家；房子建的不合格；尽管村里汽车不到10辆，但每家都建了车库；许诺的到工厂上班也没有兑现。房顶没有安装太阳能板。从项目的结果看，很明显，对于黄柏峪项目，各方的期待不同，而且这些期待又没有进行明确的沟通。

中美双方建设生态村的初衷有很大不同。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希望建设一个生态示范村，以推进中国新农村的建设，同时对世界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而黄柏峪的地方政府更关心生态村建设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由于在目标上没有达成一致，具体建设过程中出现分歧就难以避免。

中国政府和新加坡企业建设的中新生态城于2008年9月28日在北京以东150公里（93英里）的天津破土动工。这项投资100亿美元的工程选用26个“重要业绩考核指标”（KPI），包括生态城不占用农业用地、90%的交通实行“绿色方式”（步行、骑自行车或者乘公交车）、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在每10亿美元排放150吨以内。然而，从某些方面说，天津生态城的生态理念还没有东滩先进。比如，这个占地30平方公里（11.6平方英里）的生态城需要对盐碱滩进行脱盐处理，需要对部分天津港污染水面进行填埋。[127]

尽管天津生态城在建设中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有所妥协，但仍然代表着中国生态城市建设运动中的进展。更重要的，这是个商业运作项目，由新加坡吉宝集团、天津泰达投资公司和包括卡塔尔投资局在内的国际投资商投资。开发商希望通过环境研发、服务领域的商业和旅游业实现投资回报。这个项目的营利性质要求从另外的角度看待它的成功，也许会为中国未来生态城市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示范。[128]古小松、李明江是中国学者，两人在新加坡《海峡时报》上发表文章，鼓励新加坡和中国企业在华南地区的北部湾开展类似的合作。[129]

东滩这个最有雄心的生态城项目的失败还引发了国际社会和中方伙伴在环境可持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小规模合作。在这些项目中，各合作方的期待更加容易沟通，因而成功便更有把握。2008年，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政府合作建设了四五层高的住宅楼，有825套住房，每套都配有干式、粪尿分开式生态卫生厕所。[130]2006年，伯克利大学的城市可持续发展项目和成都市、西南交大合作设计成都的公共交通系统，希望将成都市公共交通的利用率提高30%。[131]

不管是什么规模，中国还没有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东滩不会是世界上第一个生态城。阿联酋的玛斯达尔有望获得这一殊荣。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前景充满希望，一是因为中国需要这种发展，二是因为中国不断发展的经济和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办到这类具有风险的城市发展项目。生态城项目中的核心问题是环境工程技术以及技术转让。目前，建设环境可持续发展示范城这类大规模项目的失败表明，国际技术向中国的转让还面临着很多挑战。外方合作伙伴一直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可以实施大规模的试验项目。中方合作伙伴的推动力则是项目会带来政治、经济利益。这种愿望上的差异影响了一些项目的实施，也把未来生态城市的试验引到营利项目或小项目上。

转型中的中国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召开后的30年里，中国的环境保护态度和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从一个没有环保机构、没有环境法律体系、仅有极少环保精英的国家，转变成一个拥有众多环保机构、环境法律体系健全、全社会重视环境教育的国家。

国际社会在这个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通过参与国际社会的环境活动，促进了国内环境社区、环境法律、环境机构的发展。中国这些新的发展又反过来为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数年来，这种相互促进产生了大量的环境合作，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每一级政府甚至是每一个国际组织。

而且，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还将环境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涉及创新政策制定、先进技术开发以及更大规模的专业人员交流。中国越来越全面地加入国际贸易组织，把加强环境保护与未来经济发展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但是，中国仍然需要提高环境执法能力，强化激励措施，采取市场化机制，实行更多的环境政策措施，开发推广更多的先进技术。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有合作成功的范例，也有没有达到目标的教训。能否推动国际环境合作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在提高执法能力、强化激励措施这两个方面取得进展。而且，中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破坏环境的发展战略不仅让人怀疑其对环境保护的承诺，而且招致了国内外的批评。

中国与国际社会在未来的环境保护合作中既会有很多机遇，也会有很多挑战。国际社会以及中国国内积极推动这种合作、提高中国环保能力的动机已经很明晰。接下来的是中国领导人能否投入必要的政治资本和金融资本，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使环保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在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应对环境挑战方面，中国不是唯一的国家。前东欧国家、前苏联以及一些亚洲国家都曾面临过与中国同样的经济、政治和体制对环境的挑战。而且，这些国家采取的最大胆激进的保护环境的措施是发展非政府组织，扩大公众参与以及开展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这些措施和中国目前采用的也是一致的。在实施这些措施的过程中，前东欧国家、前苏联以及亚洲国家的政府体制、政治制度在巨大的挑战面前显得非常脆弱，以致引起了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和转型。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讨论中国是如何从这些国家吸取教训的。

注释

[1]这一点在第四章有详细讨论。

[2]要深入了解中国加入国际环境条约以及实施那些条约情况，参阅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易明《中国加入并实施国际环境条约情况，1978—1995》，学术论文，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8年2月。

[3]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易明：《中国加入并实施国际环境条约情况，1978—1995》，学术论文，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8年2月，第13页。

[4]关于世界自然基金会同中国首次合作的曲折动人故事，参阅乔治·夏勒的《最后的熊猫》，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3年。

[5]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关闭消耗臭氧的化工厂》，新闻发布会，2007年7月1日。

[6]“数据查询中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臭氧秘书处，2009年3月23日更新版。

[7]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易明：《中国加入并实施国际环境条约情况，1978—1995》，第29—30页。

[8]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关闭消耗臭氧的化工厂》，新闻发布会，2007年7月1日。

[9]易明：《苏联和中国对全球气候政策的谈判：沟通国际和国内决策之路》，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1994年，第159页。

[10]易明：《苏联和中国对全球气候政策的谈判：沟通国际和国内决策之路》，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1994年，第179页。

[11]国家科委官员1994年6月和1996年5月在北京与作者的谈话。

[12]国家计委官员1992年6月在北京与作者的谈话。

[13]“联合实施”是发达国家提出的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发达国家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实现的减排指标可以作为自身完成减排的任务。（比如，一家美国发电厂可以在巴西进行森林恢复方面的努力）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的成本要比国内低很多。

[14]清洁发展机制的规则还没有全部制定出来。

[15]实施国注册项目活动情况、清洁发展机制数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http://cdm.unfccc.int/index.html。

[16]《第一季度中国单位GDP能耗降低3.35%》，新华社，2009年8月2日。

[17]《中国将增加可再生能源》，合众国际新闻社，2009年7月6日。

[18]伊迪·陈、汤姆·迈尔斯：《中国将征收燃油税，浮动燃油价格》，路透社，2008年12月5日。

[19]《中国的林业发展》，新华社，2009年3月20日。

[20]白水纪彦：《中国用绿色轿车推动汽车产业》，《华尔街日报》，2009年3月23日，www.online.wsj.com/article/SB123773108089706101.html。

[21]马丁·里斯：《90年代的中国和世界》，会议总结报告，北京，1991年1月25日，第30—31页。

[22]同上书，第9—19页。

[23]同上书，第22页。

[24]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中国每日报道》，1990年12月27日，第31页。

[25]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的支持单位不断增加，包括英国、德国、荷兰和世界银行。CCICED组成了5—7个短期工作组，重点探讨资源核算和定价、生物多样性、贸易与环境、能源等问题，有50名中外环境和经济专家以及中国官员和科学家参与其中。工作组每年召开会议，发布报告，向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2002年11月的建议包括强化民营组织在环境执法和实施生态税中的作用。由于一些参加者本身是副部长或部长，因此，这些建议经常可以直接报中央高层领导。（他们还参加论坛和研讨会，发布重要信息）

[26]这些传统思想观念包括：主权保护高于自然资源保护；环保技术从发达国家无偿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发达工业国家历史上温室气体排放多，因此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大的责任。

[27]参阅第三章，该章对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对中国国内环境政策实践的影响有详细的论述。

[28]一位美国NGO负责人2001年11月与作者的通信。

[29]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中国每日报道》，1994年6月29日，第22页。

[30]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中国每日报道》，1990年7月11日，第31页。1996年，中国官方说资助这些项目所需要的40亿元经费中的1/3已经募集到。不过，一位国家科委官员认为这一数字可能有些夸大。

[31]事实上，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目前是国家科技部直属事业单位。——译者注

[32]并不是所有中国官员都欢迎国际环保的理念、态度、方法与中国进行更深层次的融合。比如，尽管现在中国广泛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可持续发展这一术语的西方基础在1995年到1997年却受到一些中国人的质疑。中国媒体不断报道说，可持续发展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通过保护环境迫使中国放慢经济发展步伐从而遏制中国的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与中国接受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总趋势相比，这一时期的偏差只是暂时的，但也说明，环境问题和很多其他多边事务一样，很容易被政治化。

[33]中国21世纪议程中心官员2000年4月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

[34]特别要指出的是，国家环保总局是国合会的秘书处以及世界银行报告的共同支持者。

[35]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结可以公开获得的信息，说明清洁发展机制运作的有关内容以及作为可计入额度的HCFC-22产量》，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2009年4月3日，蒙特利尔，http://www.multilateralfund.org/files/57/C5762.pdf.

[36]克利斯·韦特：《绿色金融投入需要清查》，《欧洲货币》，2007年10月3日。

[37]杰弗里·鲍尔、约翰·D.马敬能、夏雷：《中国利用全球变暖挣钱》，《华尔街日报》，2007年1月8日，第A11版。

[38]丹尼尔·埃斯蒂、邓沙特：《美国对华援助绿色化》，《中国商业评论》，1997年1—2月合刊，第41—45页。

[39]世界银行：《国别贷款业务摘要：中国》，2009年，www.go.worldbank.org/J7TULWEO00。

[40]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度报告》，2008年4月8日，第45页。

[41]经合组织：《分国别的政府开发援助》，www.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ODA RECIPIENT。

[42]日本外务省：《日本的国际合作：日本政府开发援助2008年白皮书》，2009年3月，第179页。

[43]《日本推进向中国转让环境技术》，《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9日，www.en glish.people.com.cn/90001/90776/90883/6330165.html，以及《日本首相寻找“创新型伙伴”》，《中国日报》，2007年12月29日，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7-12/29/content_6357675.htm。

[44]美国财政部：《美国概况：能源和环境成就》，新闻发布会，2008年12月4日。

[45]作者2009年4月22日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布兰特·克里斯坦森、克拉克·T.兰德的谈话和电子邮件交流。

[46]易明：《中国：大跃退？》，见诺尔曼·威格、米歇尔·克拉夫特编：《环境政策》，华盛顿D.C.国会季刊出版社，即出。

[47]美国能源部：《中美宣布建立清洁能源研究中心》，新闻发布会，2009年7月15日。

[48]邓肯·克拉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增多归咎于为西方出口生产》，英国《卫报》，2009年1月23日。

[49]美国能源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简况》，新闻发布会，2007年5月23日；亚历克斯·帕斯特奈克：《希拉里·克林顿赞赏北京市超高效率热电冷三联供发电厂》，2009年2月23日，www.Treehugger.com；英国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加快兑现其对中国的承诺》，新闻发布会，2008年1月18日。

[50]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官员2002年与作者的电话谈话。

[51]上海环保局官员1999年9月在上海与作者的谈话。

[52]《水危机：第一部分》，www.websiteasaboutchina.com/envi/environment_1_1.htm。

[53]安守廉、舒圆圆（音译）:《法律在应对中国环境问题中的局限性》，《斯坦福环境法学学报》，1997年1月，第136页。

[54]钟亚瑟：《中国第一家排放权交易所可能于年底开始交易》，争气行动网站（见路透社），2009年2月20日。

[55]阿米努尔·哈克、宾杜·N.罗哈尼、卡济·F.贾拉勒、艾里·A.R.欧阿诺：《亚洲开发银行在促进中国清洁生产方面的作用》，《环境影响评估评论》，第19卷，1999年，第550—551页。

[56]哈克等：《亚洲开发银行在促进中国清洁生产方面的作用》，第542页。

[57]有些公司，比如BP，已经走出了仅支持合作伙伴和与其直接需要相关的能力建设阶段，还重点关注中国的长远环境问题。BP已经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7年，在3所教学型大学里支持开展环境教育。经过三年的实践，这一项目已扩展到10所大学，并在环境教育领域颁发资格证书，开设硕士课程。壳牌公司小规模地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比如在云南开发生物燃料，在浙江开发秸秆气化技术等。（《跨国公司要在中国承担社会责任》，《中国发展简报》，第4卷，2001年第1期。）

[58]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促进中国化工产业的化学安全和应急准备》，2008年9月16日。

[59]国际上对合作伙伴的需求已远远超出了符合要求的中国公司的数量。如果与大城市以及知名机构以外的伙伴合作，将会大大增加合作初级阶段的费用。中国顶级研究机构、大学和智库都与国际机构建立了满负荷的合作关系。这会产生一些挑战。有一个例子，比如，一家美国智库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和近12万美元，与一家知名中方机构进行沟通，最后被告知该机构不能承担曾承诺的项目，因为要完成与其他重要国际合作伙伴合作的项目。

[60]作者2002年3月与该英国跨国公司北京分部主任的电子邮件交流。

[61]哈克等：《亚洲开发银行在促进中国清洁生产方面的作用》，第551页。

[62]世界银行：《中国：气、土、水》，华盛顿D.C.:世界银行，2001年，第2页。

[6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部：《总理要求与德国进行更加紧密的环保合作》，新闻发布会，2009年1月30日。

[64]清洁生产也是《中国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的中心内容。

[65]国际标准组织：《ISO调查：2007》，2008年，www.iso.org/iso/survey2007.pdf。

[66]美国环保基金会：《沃尔玛效应》，2008年11月5日，www.edf.org/page.cfm?tagID=2101。

[67]《宇通公司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生产生态友好型公共汽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网，2007年9月24日，www.chinacsr.com/en/2007/09/24/1710-yutong building eco friendly buses for-2008-beijing olympics。

[68]《美铝公司和中国河南省合作进行铝产品可持续生产》，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网，2009年2月18日，www.chinacsr.com/en/2009/02/18/4522-alcoa to work with chinas henan province on sustainable aluminum production/。

[69]赵明（音译）:《中国的节能协会和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中国节能协会，在印度新德里气候技术产业联合论坛（2007年3月7—8日）上的发言。见EMCA网站，2009年3月，www.emca.cn。

[70]约翰·卡普兰·纳格尔：《中国环境法司法案例的缺失》，《纽约大学环境法学报》，1996年，第537页。

[71]约翰·卡普兰·纳格尔：《中国环境法司法案例的缺失》，《纽约大学环境法学报》，1996年，第537页。

[72]罗伯特·C.G.华莱：《世界银行和中国的环境：1993—2003》，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评估部，2003年，第2页。

[73]《污染者要清洁自己的行为》，《中国日报》，2009年4月15日。

[74]同上。

[75]太平洋资源国际有限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具有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经验。该公司将其设计图授权给中国电力部后，电力部就和中国所有的大型锅炉制造商共享设计图，美国在实施过程中给予太平洋资源国际有限公司适当的补偿。全球环境基金也有这样的经历，它的中方合作伙伴是财政部，即便如此，在这方面也遇到了严重问题。有一个大型项目，“主要是资助中国企业从国外获得新型工业锅炉技术许可证，”但没有得到顶级跨国公司的响应，部分原因是这些跨国公司顾虑中方合作伙伴不能保护其知识产权。（吉姆·沃森、刘雪（音译）、杰弗里·奥尔德姆、戈登·麦克凯隆、斯蒂夫·托马斯：《清洁煤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国际视点：给贸易和环境工作组的最终报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0年8月，第55页。）美国太平洋资源国际有限公司所遭遇的经历使其他企业有所顾忌。比如，三井巴布科克能源有限公司就反对给予中国公司技术许可证。有些跨国公司只是把技术或工艺流程的一部分转移出去，而保留不愿转移的部分，从而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壳牌公司转移了包括气化过程的技术，但是保留了关键部件的设计，目的是保持公司在技术和市场上的优势。其他公司，比如通用汽车，则不仅是和中方合作伙伴共享技术，而且还和中方合作伙伴一起进行基础研发，培训中方经理、科学家和专家，确保合资公司的长远利益。比如，通用汽车和上海汽车集团的合资公司就有基础研究和工程、软件、生物力学等合作。中方经理和技术人员也被派到通用汽车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工厂，外方经理和技术人员也被派到与中方的合资公司。尽管如此，考虑到国家安全等原因，一些最先进的技术，比如燃料电池，是不和中方共享的。

[76]吉姆·沃森：《清洁煤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国际视点：给贸易和环境工作组的最终报告》，第36页。

[77]同上书，第29页。

[78]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和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联合在河南、江苏和山西的256个点提高锅炉使用效率，尽管为不同的锅炉开发了很多有针对性的、廉价的技术，但一开始却失败了。以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研究团队发现国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没有更新改进他们工厂技术的积极性和动力，所以现在正研究污染和当地人健康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服当地官员和企业负责人，使他们明白该项目的重要性，同时也寻找资助技术更新的机制。（当然，该团队遇到了当地公共卫生官员的抵触，这些官员不愿意告知他们所掌握的有关信息）吉姆·沃森：《清洁煤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国际视点：给贸易和环境工作组的最终报告》，第50页。

[79]世界银行：《中国：气、土、水》，第102—104页。

[80]蔡舒恒（音译）、斯特芬·伊格巴莲、蔡景松：《中国的绿色挑战》，《哈佛中国评论》，2000年第2卷第1期，第85页。

[81]同上。

[82]同上。

[83]世界银行：《中国：气、土、水》，第xxii页。

[84]彼得·莫里奇：《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贸易与环境统一》，华盛顿.D.C:经济战略研究所，2002年，第8页。

[85]吴长华（音译）:《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国视点》，《汉学》，第3卷，2000年第3期，第29页。

[86]李子君：《欧盟‘绿色’发展指南给中国的电子工业带来挑战》，世界观察研究所，2006年2月22日，www.worldwatch.org/node/3883.

[87]于洁琼（音译）、彼得·希尔斯、理查德·威尔福德：《生产商责任增加与生态设计变化：中国的观点》，《公司的社会责任与环境管理》，第15卷，2007年第2期，第111—124页。

[88]《中国2009年将保持9.8%的总关税水平》，新华社，2008年12月18日。

[89]丹尼尔·罗森（荣大聂）、特雷弗·豪泽：《中国能源：破解谜局之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皮特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2007年5月8—10日；简丽芳（Flora Kan）:《中国1000家企业节能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能源会议（2008年9月22—23日）提交论文，www.unido.org/fileadmin/user_media/Services/Energy and_Climate_Change/EPU/TOP1000_UN Energy_FloraKan.pdf.

[90]特雷弗·豪泽：《绿色和节约：美国新经济能够既气候友好又竞争力强吗？》，在美国国会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上的证词发言，2009年3月10日。

[91]《中国能源效率2008年下降4.59个百分点》，路透社，2009年2月25日。

[92]简丽芳：《中国1000家企业节能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能源会议提交论文，2008年9月22—23日，www.unido.org/fileadmin/user media/Services/Energy_and_Climate_Change/EPU/TOP1000_UN_Energy_FloraKan.pdf.

[93]李静（音译）:《中国环保部批准153个新项目》，《中国日报》，2009年1月10日，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1/10/content_7384689.htm.

[94]《天津将环评程序缩短为7个工作日》，《天津日报》，2009年2月9日，www.news.sina.com.cn/o/2009-02-09/073815132565s.shtml.

[95]美国贸易代表：《世贸组织就中国知识产品争端事宜采用专家报告》，新闻发布会，2009年3月20日。

[96]通用电气：《中国的知识产权》，2009年，www.ge.com/citizenship/performance areas/public policy china.jsp.

[97]《商务部表示，中国纺织品出口不会大幅上扬》，《人民日报》，2009年1月22日，www.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90884/6579775.html.

[98]同上书，第6页。

[99]同上书，第5—8页。

[100]亚太经合组织：《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1999》，www.203.127.220.67/apec_groups/other_apec_groups/sustainable_development.downloadlinks.0002.linkURL.download.ver5.1.9.

[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能源部长关于清洁煤和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2000年5月12日，www.203.127.220.67/apec/ministerial_statements/sectoral_ministerial/energy/00energy/00cleanenergy.html.

[102]亚太经合组织主页，2009，www.apec.org.

[103]同上。

[104]关于三峡大坝历史和现状的详细情况和分析，参见戴晴《长江！长江！》，帕特里夏·亚当斯（Patricia Adams）、约翰·希波杜编，南希·刘、吴梅、孙友耕、张晓刚译（人名均为音译），多伦多：地球扫描出版物有限公司，1994年。

[105]世界银行行长詹姆士·沃尔芬森将“安全”的概念扩展到所有项目评估方面。性别、移民、少数民族人口、环境和公众参与都是世界银行资助项目时要考虑的因素。在中国，这样的考虑已经影响到好几个潜在的项目合作。

[106]卡林·库克：《大坝耻辱》，《乡村之声》，2000年3月29日至4月4日，第48页，www.villagevoice.com/issues/0013/cook.php.

[107]国际江河网：《三峡大坝》。

[108]常红晓、欧阳洪亮：《三峡地质求治》。

[109]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110]同上书，第328、341页。

[111]《中国设定第二条西气东输线路》，新华社，2007年8月27日，www.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7-08/27/content_6612538.htm.

[112]通用电气：《中国西气东输的里程碑，世界最大的天然气输送工程之一再一次使用通用油气技术》，新闻发布会，2009年3月25日，www.genewscenter.com/Content/Detail.asp?ReleaseID=6376&NewsAreaID=2&MenuSearchCategoryID.

[113]道格拉斯·麦克格雷：《发展的城市：中国建设绿色大都市》，《连线》杂志，2007年4月24日。

[114]马尔科姆·摩尔：《中国首座生态城市计划东滩项目搁浅》，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10月19日，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3223969/Chinas-pioneering-eco-cityof-Dong tan-stalls.html.

[115]马尔科姆·摩尔：《中国首座生态城市计划东滩项目搁浅》。

[116]《每周报道》，《进入亚洲》简报，2007年4月16日，《中国经济评论》摘要，www.chinaeconomicreview.com/editors/2007/04/19/dongtan-eco-potemkin.

[117]道格拉斯·麦克格雷：《发展的城市：中国建设绿色大都市》。

[118]斯蒂文·切利：《如何建设绿色城市》，电子和电力工程师研究所网站，2007年6月，www.spectrum.ieee.org/jun07/5128/3.

[119]保罗·弗伦奇：《东滩：中国绿色生态村的变迁》，道义公司，2008年2月18日，www.ethicalcorp.com/content.asp?ContentID=5722.

[120]《亚洲的梦幻之城；一个中国生态城》，《经济学人》，2009年3月21日，第43页。

[121]梅琳达·刘：《只是形式，没有人》，《新闻周刊》，2009年3月28日，www.newsweek.com/id/191492 .

[122]威廉·麦克唐纳事务所：《黄柏峪村》，www.mcdonoughpartners.com.

[123]威廉·麦克唐纳：《从摇篮到摇篮的设计智慧》，TED非盈利组织（报告录音），加州蒙特利，2005年2月，www.ted.com/index.php/talks/william mcdonough on cradle to cradle_design.html.

[124]威廉·麦克唐纳事务所：《黄柏峪村》。

[125]萨拉·谢弗、安若丽：《建设绿色建筑》，《新闻周刊》，2005年9月26日，www.newsweek com/id/104598/page/1.

[126]萨拉·谢弗、安若丽：《建设绿色建筑》，《新闻周刊》，2005年9月26日，www.newsweek com/id/104598/page/1.

[127]新加坡政府：《中新天津生态城》，2008年6月24日，www.tianjinecocity.gov.sg/.

[128]黄立安：《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对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的详细考察》，大跃进网站，2008年11月16日，www.greenleapforward.com/2008/11/16/creatinga-better-life-a-closer-look-at-the-sino-singapore-tianjin-eco-city-project/；新加坡政府：《中新天津生态城》。

[129]古小松、李明江：《北部湾生态城美好前景》，《海峡时报》，2009年1月6日。

[130]斯萨·提戈诺：《国家水行动计划：中国建设生态城市拒绝冲水马桶》，亚洲开发银行，2008年3月，www.adb.org/water/actions/PRC/Rising-Eco-Town.asp.

[131]伯克利环境研究所：《中国的快速公交系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7年，www.bie.berkeley.edu/brtchina.

第七章 国外的教训

在既要维持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平衡，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很多国家面临着和中国相似的挑战。不过，大多数国家环境退化和污染的程度要远远小于中国。而且，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和政治转型时期，因此在一些地方与其他国家不具有可比性，其他国家的教训或经验也很难说适用于中国。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与其他亚洲国家以及一些前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仍然有很多相同之处。总体来说，这些国家既反映了中国所遇到的环境问题，也反映了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所表现出的政治和经济活力。透过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可以预测中国环境保护今后的变化和趋势。

十几年前，东欧国家和前苏联面临着社会主义制度性工业快速发展、环境极度恶化的挑战，与中国几十年来所遇到的情形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这些国家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污染严重，把自然资源看作是免费的东西，不重视能源消耗以及污染控制[1]，国家领导人偏好追求大规模的工程，比如修建大坝、河道，搞农业试验，给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环境保护基本上没有得到重视。

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和前苏联相比，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已大不相同。中国已经较长时间发展市场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中国领导人坚持不断地改革政治体制，推动经济市场化进程，加速国有企业改制，制定土地承包、流转办法，扩大劳动力和房地产市场，而且在改革进程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口号下，中国共产党不再搞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而是主要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正是由于集中精力搞建设，中国开始与今天的中欧、东欧国家以及东南亚邻国变得更加相似。在发展历史上，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在很多方面都和中国一样遇到过经济与环境如何实现均衡发展的挑战。

面临这些挑战，其他国家起初多是通过政治和体制改革，而不是通过增加环保投入或是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办法来应对的。因此，这些国家首先是建立环保机构和环保法律体系，并像中国那样，后来鼓励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

东欧和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和前苏联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大量的环境问题，其中很多和中国目前面临的十分相似。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欧、前苏联主要依赖煤作为能源供给。比如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80%以上的能源需求是煤提供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氧化硫排放比中欧任何一个国家都高[2]，严重危害了农业生产、植物存活和人类健康。在波希米亚地区，由于煤炭的大量使用，空气受到严重污染，呼吸道疾病、消化不良、心脏病以及婴儿畸形等发病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3]东德科学家也认为，在东德一些高污染地区，心脏病、呼吸道疾病、癌症的发病率比其他地区高出10%—15%。而且，矿业开采、煤炭使用导致了硫酸盐、苯酚、硫酸以及粉尘颗粒的排放，从而引起农业用地流失，地下水位下降，水污染指数上升。[4]如果从西方国家引进洁净煤技术，比如去硫设备，企业又认为成本太高。[5]

在水质方面，波兰和匈牙利的统计数据也是触目惊心。到20世纪80年代末，波兰官员认为，只有1%的地表水符合饮用标准，高达49%的地表水甚至达不到工业用水标准。而且，波兰将近一半的城镇没有污水处理厂，直接把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到江河湖泊里面。[6]在匈牙利，2/3的污水没有进行生物净化。[7]

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加大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国家不执行环境法律，只根据产品生产数量奖励企业，忽视环境保护，阻塞信息渠道，限制政治结社。[8]比如，尽管波兰1983年召开部长联席会议，确定了27个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并出台规定，禁止兴办新的环境有害产业[9]，但是这些规定根本就没有落实。这种政治上限制、经济上粗放的体制，使得污染后果严重，相关社会成本大大增加。

第一步：提高政府认识

东欧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特别是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召开以后，开始认识到环境所面临的挑战。这期间，很多东欧国家建立了环保机构[10]，政府官员也开始公开承认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东德提出了“经济发展保障环保投入”的观点。[11]东欧国家还出台颁布了很多环境法律[12]，比如到20世纪80年代末，波兰已出台了30项法律和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出台了53项法律法规，南斯拉夫出台的法规有300多个，东德、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都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了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法，保加利亚修订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管理规定。[13]

然而，这些措施的影响还是很有限。有两个分析家提出：“一个最大的难点在于，东欧国家共产党执政时期，政府热衷于制定限制环境危害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对于遏制环境恶化却没有起到作用。”[14]制约环保法律实施的因素有腐败问题，“过去的经验表明，环境保护的资金常常被地方人民委员会挪作他用，很多企业通过关系可以免于执行水污染法律规定”。[15]政府对发展经济的偏爱也是影响环境的一个因素：“企业完成了生产计划，政府就奖励，完不成，就受到重罚……结果是大量的浪费，尤其是能源资源的浪费，同时还有大规模的污染。”[16]和中国一样，工厂设备陈旧、对污染者惩罚轻、环保检察人员职能弱都是导致环境执法力度不够的原因。[17]

同时，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做法一样，东欧国家的政府还积极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很多国家在1986—1990年的五年发展计划中将环保投入增加了一倍，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估。比如，波兰充分认识到，环境退化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环境保护在民意调查中被提到和住房、食物、能源一样的高度。在南斯拉夫，银行在批准新项目贷款前，首先要进行环境评估，要求项目达到环境要求。[18]

最后，东欧政府支持官方环保机构加强对环境退化的科学评测，支持普通民众参与环境治理行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开展环境保护活动。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自然和国土保护者协会组织青年自愿者清理污染地区，开展植树活动。[19]如果算上捷克的会员，斯洛伐克自然和国土保护者协会的个人会员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达到将近3万人。在保加利亚，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保加利亚记者协会和全国自然保护委员会联合开展环境保护活动。[20]在东德，到1986年，已经有将近6万人加入政府支持成立的自然和环境学会。[21]

然而，这些政府支持的团体组织没有对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给予更广泛的或更系统的批评，原因有了解信息不够、活动受限制以及与国外接触少等。[22]

东欧的科学家也开始关注环境事宜。在匈牙利，科学家率先参与领导、组织开展环境保护，1971年，匈牙利科学院年度大会把环境作为重要议题，并于1972年围绕环境议题举办了一个特别会议。[23]20世纪80年代中期，波兰科学院建议国家在1986—1990年的五年发展计划中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将投入提高6%。[24]这些科学界和环境界的专家无疑是“环境保护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代言人”，形成了一个跨专业的社会团体，包括法律专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由于均来自大学或参与一些环境组织，因此，他们彼此都认识。[25]

第二阶段：环保主义行动

然而，政府的努力并没有解决困扰该地区的环境和政治问题，由此，环境俱乐部应运而生。这些俱乐部有着广泛的社会代表性，积极应对不断恶化的污染问题。

东欧的非政府环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1980年9月建立的波兰生态俱乐部。[26]那时，西里西亚等地区污染严重，波兰全国各地都高度关注污染对健康带来的危害，同时，波兰民众支持恢复保持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悠久传统[27]，在这种形势下，波兰生态俱乐部发展迅速。波兰科学家、文化精英、工会成员、环保活动工作者联合要求克拉科夫市（Krakow）政府关闭或改造该市附近的主要工厂。在克拉科夫市市长的支持下，环保活动取得了一些进展。到了1981年7月，波兰生态俱乐部建立了14个分俱乐部，拥有会员2万多人。[28]

在匈牙利，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布达佩斯的群众团体就向市政府反映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问题。1977年，一些孩子由于铅中毒而住院，在市民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关闭了一家污染工厂。[29]

在东德，牵头进行环境保护的是新教教堂。20世纪70年代，该教堂在教区居民中推动成立环境讨论小组，宣传环保主义。据估计，至少有几百名居民加入这种民间团体，并在重污染地区举办“环境弥撒”。[30]除了组织种树、骑自行车宣传等活动外，他们还抗议一家化工厂，开展对核电的讨论。[31]路德教堂甚至还秘密印制环境刊物《环境活页》。[32]

催化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及其影响

1986年4月，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引起了苏联政治的极大震动，其影响不仅波及到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还波及到东欧卫星国。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将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当中，释放量超过二战期间将长崎和广岛夷为平地的原子弹爆炸。[33]当时放射性气体和粉尘远飘至希腊、南斯拉夫、波兰、瑞典和德国。然而，苏联领导人直到灾难发生两天后才向公众公布此事，而且试图大事化小，声称“核电站和周围地区的核辐射状况已经稳定下来”。[34]

苏联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次灾难的处理方式都表示愤怒，要求苏联提高事故处理的透明度，国内群众由此进一步抨击政府处理其他环境污染问题的政策。苏联各地，知识分子、学生、科学家积极推动建立生态俱乐部，要求政府解决地方污染问题。为了向中亚极度缺水的粮棉地区增加供水，苏联制定了西伯利亚河流引水工程，但是在1986年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抗议后，政府最终取消了这项已酝酿实施了几十年的工程。[35]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的环保主义者对经济发展的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医学和微生物工业部是公认的制造污染的部门，该部制定实施的36个项目中，由于地方拒绝提供必要的土地，有将近2/3的项目不得不取消。[36]在1989年，由于破坏环境，一千多家工厂被关闭或缩减生产。[37]因此，默里·费什巴赫（Murray Feshbach）和阿尔弗雷德·弗兰德里（Alfred Friendly）得出结论：“从应对污染到投身政治的转变是件容易的事。”[38]

同时，东欧国家政府面临的压力也在增加，一方面被要求加大环保力度，另一方面被要求在政策制定中扩大公众参与。在波兰，很多环境团体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波兰面临的环境问题归咎于政府决策过程中缺乏公众参与。[39]新闻媒体在开放政治言论、拓展公众辩论和讨论空间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那时东欧分析家克里斯丁·佐塞克（Christine Zvosec）所指出的：“这不是报道政策中的自由不自由问题，而是说环境污染问题不能忽视。”[40]环境问题使得媒体以少有的坦率和直白对政府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媒体用生态灾难或灾祸描述各自国家的环境状况。[41]再比如，在南斯拉夫，新闻媒体密集刊载环境专家的文章，阻止黑山塔拉河大坝（Tara River Dam）建设，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广播电台不仅在节目中公布污染信息，还披露污染环境的企业名单。[42]

第三阶段：环境以外的意图

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府来说，环境抗议至少一开始看起来只是一个“表达民众不满的相对安全的出口”。[43]正如俄罗斯一位环境保护人士所言：“政府容忍绿色行动，原因是一开始没有把这些行动看作是对共产党执政的威胁。”[44]从政府的角度看，如果能正确引导，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有利的，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

批评不应该是表面的或者片面的，要考虑到决策者所面临的两难处境。环保主义者应该寻求现实的解决办法，提出可行的建议。除了批评政府现行的政策和警告潜在的危害外，社会组织还可以在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合作是有效进行环境保护的前提。[45]

政府官员认为生态团体的活动在本质上相对来说不对共产党执政构成威胁，但是生态团体很快辜负了这些政府官员的信任，一开始以反对污染的名义开展活动的环保分子很快就成为争取更广泛的“文化、经济、政治独立”斗争的领袖。[46]比如，在拉脱维亚，第一次所谓的“环境”抗议其实质是文化抗议。那是1984年，一些环保分子致力于恢复教堂和文化纪念碑。[47]拉脱维亚环保俱乐部（VAK）组织各种活动，要求恢复说拉脱维亚语的权利、庆祝活动中使用拉脱维亚旗帜以及纪念1940年被斯大林驱逐出境的拉脱维亚人。[48]正如一个保加利亚环保分子所指出的：“生态活动是唯一允许的活动形式。如果你提出人权或宗教自由，那么你就会被监禁。环保活动是表达不满而又不被逮捕的唯一途径。”[49]因此，拉脱维亚环保俱乐部就成为各色运动分子的庇护地。该俱乐部副会长瓦尔迪斯·阿波尔斯（Valdis Abols）在接受杰弗里·葛拉克（Jeffrey Glueck）采访时说：“很多人，甚至大多数1987年加入俱乐部的会员根本没有绿色思维，他们只是把俱乐部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并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50]同样，一位斯洛伐克活动家也坦言，环保组织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这就意味着参加环保组织的运动分子对其他问题感兴趣，比如呼吁残疾人的权利。他们之所以参加环保组织，原因是环保组织是唯一合法的非政府组织。[51]

其他社会组织也把环境问题列入自己的活动内容。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1977年由人权活动分子建立的团体“77宪章”（Charter 77）于1983年出版了捷克政府禁止出版的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一份报告。[52]“77宪章”在其出版物中经常讨论环境事宜。1985年，有两名环保运动分子因为呼吁关注波西米亚的森林恶化问题以及公开批评捷克政府的环保政策而被捕入狱。[53]1987年4月，“77宪章”出版环境专题论文集，呼吁调整经济结构，把环境列入政府的首要议事日程。[54]

在波兰，劳工组织“团结工会”也把环境保护作为其开展政治活动的一个平台。比如，1981年5月，团结工会工人委员会提出一项决议，要求如果不解决环境危害问题，就要在一个煤炭开采地区实行罢工。[55]到了1988年，波兰成立了绿党。

环境问题与民族主义、反共运动等政治之间的联系常常在一些反对核电站、大坝、引水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清晰地体现出来。[56]严重的跨境污染以及其他环境争端也促进孕育了东欧的环保主义。比如，在1987年，波兰学生抗议一家捷克工厂燃油泄露、流进波兰的奥德河支流的事故。由于捷克政府在事故发生后好几天都没有报告事故情况，波兰政府抱怨没有及时得到信息，要求捷克给予赔偿。[57]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也发生过类似的冲突。曾担任过匈牙利环境和水事务部长的米克罗斯·波萨伊（Miklós Persányi）介绍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进口奥地利垃圾问题上，匈牙利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激烈大辩论。匈牙利西部莫雄马扎尔的一个地方议会签署合同，同意倾倒堆放在奥地利格拉茨的垃圾。奥地利方面支付硬通货，并答应提供高技术的废物处理设备。匈牙利当地一个环境组织派出化学家对废物进行分析，认为废物中含有重金属，已污染了地下水。该环境组织将此信息告知公众并报告政府，要求匈牙利环境与自然保护委员会制止该合同的执行。因此，匈牙利出台一个规定，禁止进口有害废品。[58]

还有两个影响深远的例子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合作建设大坝以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跨境空气污染的冲突问题。

前者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签署合约，联合在多瑙河（Danube）上建造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大坝（Gabcíkovo Nagymaros），其中加布奇科沃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该部分工程由捷克负责；大毛罗斯在匈牙利境内，由匈牙利负责。1981年，匈牙利著名环境学家加诺斯·瓦格哈（Janos Vargha）发表文章，认为该大坝将“改变多瑙河近200公里河段的水文、物理、化学和生物条件，这些改变将危害饮用水供应、河水和地下水水质、农业、林业和渔业以及当地如画的风景”[59]。1984年，成立了一个反对大坝工程的草根环境组织“多瑙河委员会”，该组织后来逐渐关注其他环境事宜，从事反对共产主义的活动，名称也改为多瑙河之圈，并于1988年注册成一个官方组织，与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相互交流。同时，匈牙利环境学者开始抗议政府同意奥地利将有毒废物运往匈牙利。[60]1988年，4万名群众在布达佩斯集会，抗议多瑙河大坝建设。[61]一年以后，匈牙利政府决定终止大坝建设，但是捷克方面仍然继续。不过，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都积极敦促捷克政府停工。“国际反对大坝建设联盟”以及“国际河网”（两个组织都参与反对三峡大坝建设）还敦促国际投资机构和国外政府撤出投资。[62]

即便是在东欧国家中最富有隐忍精神之一的保加利亚，跨境污染问题也唤醒了普通大众的环境意识。1987年，保加利亚的鲁塞城（Ruse）遭受氯污染，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由此引发了那年秋天一系列的示威抗议。保加利亚政府不得不与罗马尼亚政府交涉此事。[63]这个事件演变成对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首次真正的威胁。为了解决氯污染问题，保加利亚成立了“保卫鲁塞委员会”，后来逐步发展为涉及问题更广泛的保加利亚地球之友，并成为“民主力量联盟”（Union of Democratic Forces）的核心力量。[64]经过双方政府磋商，污染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罗马尼亚关闭了80%以上的工厂，在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的有力控制下，尽管形势一度十分严峻，但环境运动最终没有在罗马尼亚扩展开来。[65]

在前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环境事宜还成为政治变革的催化剂。正如皮特森（D.J.Peterson）所指出的：“对很多公民来说，他们的国家环境所遭受的破坏可能预示着苏联发展、苏联经济甚或苏联国体出现了问题，环境所遭受的巨大破坏有目共睹，因此很容易号召民众行动起来。大自然成为社会变革的中介。”[66]1989年，立陶宛绿色组织认为，立陶宛共和国“除了缺少污染控制设备，还无法控制生产和资源……谴责苏联统治者把立陶宛变成了生产和服务的工业殖民地，而不顾及立陶宛人民的需求”。[67]在格鲁吉亚，广大民众于1988年抗议建设跨高加索大铁路，为后来成立全格鲁吉亚罗斯塔弗黎学会（Rustaveli）生态协会奠定了基础，成为推动格鲁吉亚独立运动的先驱。[68]

最后，“有些环保组织只是作为实现推翻共产党统治这一大目标的工具……在人们环保意识不强的国家比如罗马尼亚尤其如此。”[69]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所谓的环保分子”很少能推进环境保护，而是集中精力更多地关注政治问题。

比如，罗马尼亚有一个城镇考伯萨·米卡（Copsa Mica），是东欧污染最严重的城镇之一，当地居民生活在一家轮胎厂排放的黑碳粉尘之中。在大约3000名接受检查的市民当中，一半以上的人显示出铅中毒症状。在1983—1993年期间，约有2000人由于铅中毒而患有严重的肺病、胃病、贫血症，不得不住院治疗。2—14岁的儿童中96%的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疾病。[70]然而，当地居民的生活要靠这个工厂，他们已经接受了污染这个现实[71]，不愿意进行反抗。而且，尽管联合国承诺要提供经费援助，改善环境污染状况，但罗马尼亚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比如罗马尼亚生态运动，却显得无动于衷，这些非政府组织更关心的是阻止齐奥塞斯库把多瑙河三角洲变成农田，因为多瑙河三角洲的农业开发将直接提高齐奥塞斯库这个独裁者的威望。[72]

环境保护：漫漫二十年

东欧和前苏联政治经济转型时期，环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一些富裕国家，比如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经济改革、公众压力、环保主义等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空气、水和土壤污染有了显著的下降。[73]这些国家加大投入，开发更清洁、更先进的技术，实现了从高污染工业向目前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转变。[74]

欧盟对成员国的环境保护有严格的要求，很多国家如果希望加入欧盟，其政府就需要加大环保力度。比如，波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达到欧盟的要求积极推动环保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波兰采取严厉措施，禁止从其他国家进口垃圾，提高环境污染费金额，实行污染许可交易等市场化措施。在匈牙利，环境状况不断改善，但是一些人相信促进环保工作的不是日益兴起的环保运动，而是政府加入欧盟的愿望所致。[75]

但是，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伴随环保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以及共产主义的失势，环境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人们期待的更加绿色的未来并没有到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国家经济困难。比如保加利亚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投入就随着经济的起伏而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环境投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从1993年的1.3%下降到1995年的0.9%；斯洛文尼亚也出现了同样的经济衰退，环保投入也相应地下降。[76]

东欧、中欧国家在持续不断地处理共产党执政时期遗留下来的核设施老化、重工业污染等问题的同时，快速的经济发展又引起了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与中国面临的相似，比如车辆增加导致的空气污染加剧、洗涤剂等导致的水污染严重、塑料袋使用导致的废物管理问题增多等。[77]另外，很多国家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不愿意从社会政治活动中抽身去推动制定详细的环境政策，来应对这些新的环境挑战。

政治考虑也常常影响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比如，俄罗斯高级官员发出命令，把核废料的处理看作是安全的，不允许环保主义者报告军方行动对生态的危害，否则以叛国罪论处。俄罗斯前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其他官员的支持下，还成功制止了一项由200多万人签名呼吁的全民公决，该公决要求反对进口核废料，而进口核废料在未来10年内可以为俄罗斯政府带来200亿美元的收入。[78]的确，由于俄罗斯政府不愿意公众参与环保事宜，导致一些环保人士再一次将环保和民主联系起来，“全民公决不只是反对核废料进口，而且要求在俄罗斯建立民主和民权社会。”[79]

除了个别情况，中欧、东欧国家的环保部门职能一直比较弱小，特别是在面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更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以俄罗斯为例，普京总统在2000年解散了俄罗斯国家环境委员会，特别是在将环保职能划入自然资源部以后，俄罗斯环保主义者的工作更加难做，因为自然资源部的主要职能是负责矿业开采、石油开发和木材加工。

最后一点，很多环境非政府组织依然是一个精英主导的组织，与国际资助机构的联系要比与国内机构密切得多。而那些草根组织在与地方部门的沟通和联系方面可能更加有效，但常常缺乏资金，缺乏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组织能力。

亚太地区：从经济奇迹到环境灾难

乍看起来，亚太国家和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亚太地区的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经济的迅猛发展为该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但是，这种快速发展还带来了环境灾难，该地区的国家领导人又大多对此视而不见。就像东欧国家和前苏联一样，亚太地区从整体上来说忽视环境保护，各国环保部门职能弱，公众参与机会少。而且，就像中国一样，亚太地区由于机动车增加、城市化加快、进城人口增加以及其他原因，使得环境不堪重负。

亚太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对环境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最主要的问题是水污染。工厂直接把未处理的废水排到溪流、江河和沿海水域。整个东南亚，因树林被砍伐而变得光秃秃的山导致洪涝、干旱不断发生，形成恶性循环。农垦过度、不处理居民生活污水、工业废物等严重危害了地下水、地表水和沿海水域。有些报告估计，菲律宾、印尼、越南和泰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幅度比经济增长的幅度快2—5倍。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一半以上的居民没有自来水，只有4%的人口生活用水得到处理。[80]水质差、水源少既危害着当地居民的健康，也威胁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爪哇海，废物倾倒越来越严重，包括倾倒有毒工业废物，导致鱼群数量大幅下降，人口发病率上升，传染病蔓延。有一项研究对爪哇海34种鱼类进行了调查，发现从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海岸选择的大多数鱼样汞含量很高。[81]2008年7月，在印尼巴布亚省，由于饮用水受污染，爆发了霍乱，死亡172人。[82]

即便是在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进程也对水的质量产生了威胁。在中国台湾，几条作为饮用、水产和农业水源的主要河流受到镉、铜的污染。[83]在韩国，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也污染了几个主要的饮用水源。[84]日本虽然大大降低了沿海水域的汞含量和砷含量，但沿海娱乐场所以及高尔夫球场的开发，严重影响了鱼群数量。从1988年到2003年，日本海洋渔业的捕获量从1250万吨减少到600万吨。[85]总体来说，水源污染影响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口发病率、死亡率上升，工业成本增加，农业发展缓慢，淡水渔业和沿海渔业产值下降。

然而，正如中国一样，亚洲环境污染最明显的可能是空气质量差。机动车、煤油消费、能源供给和传输效率低带来的污染，给亚洲地区人们的健康以及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空气污染增长的速度比经济发展快2—3倍，亚洲人口死于空气污染的比例高得惊人。曼谷空气中的粉尘数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限制的250%。200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曼谷污染严重的地区，在10—15岁的儿童中间，呼吸道疾病和肺功能下降非常普遍。[86]在马尼拉，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人数大约有5000人。[87]由于很多国家人口增长、农民进城以及城市化加快，以上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据估计，到2015年，有将近20亿人，也就是亚洲人口的一半以上，将生活在城市里。[88]到那时，估计世界上23个特大城市将有15个在亚洲。[89]满足这些人口的环境、能源、卫生等基本需要的基础设施远远跟不上，污水处理设施、住房、饮用水管道、电力、交通等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亚太地区国家快速、破坏性地开发森林资源还导致了洪涝干旱的恶性循环、土壤侵蚀以及气候变化。很多国家通过森林采伐获取了大量的财富，部分原因是国内农业用地开垦以及薪柴的需要。但是，正如中国一样，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木制品可以带来的巨额利润，由此而造成森林面积减少。经济发展也导致宝贵的耕地和林地消失。比如，泰国将肥沃的土地转让给高尔夫球场、度假村和工业开发商。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的比例从1961年的53%下降到2005年的28.4%。[90]在菲律宾，森林面积同样减少，占土地面积的比例从1969年到1993年下降了几乎50%，使菲律宾从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世界主要木材出口国变成了90年代的木材进口国。[91]目前，菲律宾依然是木材净进口国，森林面积继续减少，从1990年的35.5%减少到2005年的24%。[92]

除了大规模地出口木材，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是世界上主要的木材消费市场。虽然日本自己保持70%的森林覆盖率，严格控制国内森林采伐，但仍然是世界第三大软木与硬木进口国，仅次于中国和芬兰。[93]另外，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大量进口木材，韩国1994—2003年的木材进口量翻了三番还多。

资源开发的政治学

尽管在经济不断繁荣的同时环境状况在恶化，但亚太地区国家的领导人一直消极应对环境保护的挑战。其制约因素主要是环保官员与企业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友情甚至是家族关系。由于环境法制体制不健全，这种联系使得环境保护变得更加艰难，在经济不甚发达的亚洲国家尤其如此。

比如，在马来西亚，国家领导人从传统上就具有向其政治支持者分配森林采伐特许权的权力。尽管采取措施改善环境状况，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比如，“地球之友”和“绿色和平组织”依然认为腐败问题影响了这些措施的实施，并指出政治结构和既得利益集团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94]在印尼，专家在2003年斥责非法砍伐。因为非法砍伐，发生洪涝灾害，导致100多人死亡。当时的环境部部长说：“制止非法砍伐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必须面对那些金融大款以及他们的无耻保护者，这些保护者既有印尼的武装警察和公安，也有其他政府部门。”[95]菲律宾的情况同样如此，采伐者时常贿赂森林监管人员，以便进行非法砍伐，在菲律宾，非法木材贸易是合法木材贸易的4倍。[96]

环保部门职能弱是亚太地区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的问题，是环保政策不能有效执行的一个核心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部分原因是亚太国家的环境保护部门设立得晚，或者是将环保职能赋予其他部门，而这些部门的主要任务不是环保。马来西亚至今没有独立的政府环保机构，环保职能被赋予科学技术与环境部，环保事业与科学发展混在一起。一般来说，这些环境保护机构经费少，人员素质不高，设备和技术差，业务职能和其他强势部门有交叉或冲突。比如，在泰国，有“大约20个政府部门负责与水污染有关的问题……很多部门根本就不执行环境规定”[97]。

而且，尽管环保部门有监管权力，但大多数部门又无权管理一些行业比如能源和交通部门的污染。在日本，环境署通常被认为是政府部门中权力最小的机构。比如，1993年，环保署力图推进一个新的《环境基本法》，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企业和政府官员的反对，这个法律最后几乎就没保留什么内容，因为企业和其他政府官员担心如果通过该法，会提升环保署的地位，阻碍日本经济的发展。[98]韩国也是如此。1994年以前，自来水水质的监管一直是由卫生与社会福利部和建设部负责，1994年，韩国发生了几个主要水源遭受严重污染的事件，从那以后，自来水水质监管才划由环境部负责。然而，由于环境部只有两三个职员有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因此，只好把监管职能转由企业负责。[99]

即便是中央政府支持开展强有力的环境保护工作，地方政府也常常消极对待。比如，在马来西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自木材采伐许可费，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打击非法砍伐的政策就会有所抵触。而且，马来西亚每个州都有管理森林的自治权，负责发布自己的森林管理条例，制定自己的执法机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森林砍伐最严重的一个地区沙捞越（Sarawak），当地政府中仅有一名负责森林管理的人员。

亚太地区的国家领导人不愿意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投资、提高污染费用或者加强执法，因此在整个地区的环境保护上就留下了很多的漏洞，填补这些漏洞的是非政府组织、媒体、当地个人以及企业负责人组成的混合力量所开展的环保活动，这些活动有的得到政府的积极鼓励，有的没有得到政府的鼓励，完全是自发的。这种以多种力量的大合唱来应对环境挑战的情况也和中国有相似之处。

和中国一样，亚太有几个地区在环保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原因是当地居民尤其是当地官员、名流对环境保护非常热心、积极。比如，在日本，川崎市批准实施了一个“基本环境计划”，目的是改善空气、水、土壤的质量，提高城市供热能源效率，其标准比全国标准严得多。在水俣湾（Minimata Bay），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汞污染事件，给生活在水俣湾附近的居民造成了严重影响，催生了日本的环保主义。现在，当地市政府已经把该地区建成了环境样板市。该市实施了详尽的垃圾分类计划，居民要把生活垃圾分成23个大类，然后这些垃圾还要再细分为84个小类。1999年，有5000名企业和政府代表参观水俣市，学习该市的环保经验。[100]

在一些比较富裕、工业比较发达的亚洲国家，企业在推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比如，在日本，索尼公司于2001年推出了绿色伙伴计划，要求其供应商为了公司的全球运营，提供的原材料要达到规定的环境标准。2003年以来，索尼公司要求所有新加盟的材料供应商都必须加入这个计划，而已经加入绿色伙伴的成员每两年要接受一次检查。[101]索尼公司的绿色伙伴计划执行国际环境ISO 14001认证标准。

突破政府限制：非政府组织

不过，在整个亚太地区，环境保护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是非政府组织。当地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一道在提高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非政府组织传播信息，教育群众，监督法律实施，挑战政府，同时还提供重要的技术和专家支持，既发现问题，又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一旦放开，政府就发现非政府组织是一支很难控制的力量。它们常常逾越中央政府的管理限制，不仅向地方政府挑战，而且向中央政府挑战。

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的情况显示了政府和NGO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国家都认识到NGO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性，因此呼吁NGO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比如，印尼的《环境管理法》规定，环境保护“包括社区利益……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个人、环境组织，比如非政府组织、传统社团以及其他开展并不断扩大环境活动、提高环保能力的团体来实现，这些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102]。越南副总理武宽（Vu Khoan）2003年称赞环境NGO时说：“越南将继续创造有利条件，改善NGO在越南开展活动的法律环境。”[103]马来西亚环境部首任部长丹·斯里·王其辉（Tan Sri Ong Kee Hui）也赞赏马来西亚NGO在促进环境运动发展方面做出的贡献。[104]

同时，政府对新闻媒体和NGO等也加强管理和监督，必要时甚至动用武力。2009年9月中旬，马来西亚沙捞越省4个当地社团的15名负责人在向省长递交大坝建设抗议书后被逮捕。该抗议书称，这两座大坝没有经过当地社区的同意。这15名负责人在交了3000马来西亚林吉特（约866美元）的罚款后被释放，但被叫到法庭询问。[105]当地一家报纸报道，其中一座大坝的运行将迫使1000名槟城人和20户肯雅族居民迁移，同时还会破坏他们的土地、庄稼和墓地。[106]

2009年5月，在印尼北苏拉威西省（North Sulawesi），据报道，当地政府强迫解散农民和环境人士联合在省会城市万鸦老（Manado）召开的一个会议。警察不仅逮捕了与会的渔民和环境人士，还向会议召开地的主人施压，声称要取消“万鸦老联盟”的宾馆预定，从而调查会议的策划者。[107]

尽管面临政府介入的潜在威胁，这些NGO还是和国内其他NGO一起进行抗议。在沙捞越省和万鸦老市这两个事件中，其他NGO也采取抗议政府的行动。在沙捞越省，布鲁诺曼梳基金会发出请愿书，呼吁当局撤销所有对当地NGO负责人的指控，向所有被捕者道歉。在北苏拉威西省，印尼绿色联盟（Sarekat Hijau）印发其致印尼警察局局长的一封信，谴责“警察在万鸦老的残暴行为”。[108]

在菲律宾、泰国、韩国，非政府组织都突破政府对其限定的环境领域，经常就国家的政策发出反对的声音。在这些国家的军政府或极权统治时期，环境保护和政治抗议活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在泰国，1974—1975年期间，发生了一场学生运动，抗议政府授予泰国开发与矿业公司（TEMCO）非法采矿的特许权。泰国军政府受到这样的挑战还是第一次，但是，最终学生赢了，政府废除了特许权，随后，环境团体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109]渐渐地，在一些因素的促进下，非政府组织成为泰国决策程序中被认可的一部分。这些因素有：泰国中产阶级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更加关心环境退化问题；军政府同意公众参与环境事宜；国际社会参与并提供经费和组织援助。[110]比如，泰国非政府组织和电力局一道重新审核巴蒙（Pak Mun）水电站项目，将需要迁移的人口数量降至最小。这一决策程序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政府完全希望在工程启动前，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111]

在菲律宾和韩国，环保主义和呼吁民主的关系更加紧密。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独裁者费迪南·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统治时期，菲律宾的环境抗议就和广泛的争取民主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民主运动提出环境恶化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并将自己的活动纳入环境议程之中，指出“不让公民参与国家发展计划，将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容许提出其他发展战略，这些权力滥用都是在非民主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中形成的。”[112]

到阿基诺夫人（Corazon Aquino）1986年掌权的时候，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成长为一支强大、独立的力量，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的援助是通过非政府组织，而不是通过政府的某个部门进行的，因为政府通常被认为容易产生腐败，而且效率低下。[113]1997年，政府停止马尼拉城外的一个火电厂建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境NGO“可持续发展十字军”施加的政治压力。该环境NGO证实电力公司和地方官员联合隐瞒公众对工程的反对意见，并证实该工程违反了很多环境法规。[114]

在韩国，民主运动也披着环保运动的政治外衣。整个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是当时军政府所允许进行公开示威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组织之一。[115]同时，环保运动也从民主运动中学到了不少经验，比如采取示威和对抗的策略。[116]

与菲律宾一样，在韩国1987—1988年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环保运动的策略开始从积极对抗转为和平行动，把重点放在“建立广大的群众基础，取得丰富的专业知识……争取新闻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同情上”[117]。在2000年，韩国最大的环境组织之一“绿色韩国联合协会”通过全国100个儿童起诉政府，宣称政府由于“无度的、盲目的城市开发”，导致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118]

因此，在亚洲国家，非政府组织在推动环境议程方面有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然而，很多政府仍然密切注意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并通过各种各样的规定、要求，限制它们的活动。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密切关注的部分原因源于环保运动和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根据马来西亚一家报纸的社论，这种联系有两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这种联系表明环境非政府组织并不是重点关心其核心业务，比如关心“非法建筑占用国家公园土地以及侵占保护耕地”。[119]第二点无疑也是最让政府担忧的一点：环境非政府组织可能利用公众支持鼓吹人权。该社论评论道：

曾经单纯的环保运动现在已经和其他活动纠结在一起了，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事实上，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作为与20世纪90年代因开展人权活动而被捕的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非政府组织的这种变化源于欧洲，而且对其他活动的涉猎越来越多，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积极促进民主进程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现在需要对所有的非政府组织进行重新审查，以便环境非政府组织不被人权组织所利用，避免人权组织以环境非政府组织的面目出现。通过这个办法，那些所谓西方的观点或意识形态才不会扰乱环保领域的法律和技术问题。[120]

在亚洲相对富裕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和中国台湾，环保主义一直沿着两条明显的道路发展，这一点很像美国。第一条路是，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当地事宜，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行为方式，比如主要关注污染企业、垃圾焚烧炉或者核电厂等。这些非政府组织可能通过一些传统的仪式、宗教、民间节日等宣传环保。

第二条路是，台湾地区相当一部分环保运动致力于国际环境事宜。由于参加人员多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因此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反映了西方关注的焦点，主要关注森林减少、核电、臭氧层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事宜。[121]

在日本，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是地区性的，只有10%的非政府组织认为它们是全国性组织。[122]日本非政府组织首先是关注自然保护，其次是关注全球性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问题。它们将主要精力用于垃圾分类回收、反污染、有机食品以及其他联合行动。[123]

日本的政治结构不利于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比如，环境非政府组织要想取得免税资格，需要有250万美元的资产或者广大的会员。（具体需要多少会员才能获得免税资格由非政府组织的主管部门确定。）[124]而且，非政府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拨款，特别是环境署的拨款。20世纪90年代中期，环境署由于将非政府组织经费拨给“政府附属企业以及半官方组织”而备受指责。[125]最后，非政府组织很难涉入日本的政治。比如，日本没有任何条款允许公众参与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由于环保分子活动范围小，因此有关环境方面的诉讼极少，况且最高法院也是倾向于支持政府的。[126]

亚太地区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尽管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很多非政府组织仍然面临巨大的困难。在日本、菲律宾、泰国，非政府组织的经费主要依靠国外资助，很多非政府组织80%—90%的资金来自海外。[127]在亚洲一些国家，政府仍然控制着新闻媒体，从而限制了信息的传播。

亚洲很多的非政府组织也得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比如，在泰国，尽管草根非政府组织仍然反对建设大坝、开采矿业、推进城市化进程等，但一些大企业已经开始采取“合作”的态度，开展绿色技术和环境美化行动，促进环境保护。[128]因此，这些企业就不再受社会的责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中和了环保分子的潜在批评。

当然，环境非政府组织推动了亚太地区环境保护的发展，对中央政府的计划形成了挑战，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还促进了普通民众参与地方环境保护。尽管由于经济或政治原因而受到限制，这些非政府组织仍然为中国未来的环境保护提供了借鉴。

给中国的经验教训

20世纪80年代，在亚太地区、东欧和前苏联，环境保护的实践相对比较简单。这就是，高层政府官员优先发展经济，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关键。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后果已经开始危害人们的健康，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福利和进步。

对于环境挑战，政府领导人一开始采取的是政治上的举措，即在中央政府建立环保机构（有些政府也设立地方环保机构）；制定一系列的环境法规；在一定程度上让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20年后，在经济繁荣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波兰、匈牙利以及捷克，政府领导人把更多的资源投入环境保护，支持环保部门开展活动，从而让政府环保部门、草根环境组织以及环境法规部门充分发挥它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在中欧国家，欧盟等国际上的压力也是推动政府实现环境承诺的关键因素。

不过，亚洲的大多数国家、中欧以及俄罗斯仍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几乎完全忽视环境保护，避免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比如投入资金进行环境保护，对污染企业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给予重罚，提高自然资源的价格等，因为这些政府担心，如果这样做，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对环境保护来说也是喜忧参半，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和国外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环境技术，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引进了其他国家的污染企业，甚至进口其他国家的垃圾废品。在一些国家，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但其活动往往受到合法或非法的制约。即便是在富裕的民主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中国台湾，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也受到政治因素的很大影响。

同美国和欧洲相比，亚洲的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的组织化程度还不够高，主要依靠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经费支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主性。[129]而且，在东亚，“从文化上来说，人们没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没有“成熟的慈善道德规范”[130]，因此很难开展公众踊跃参加的环境运动。在东欧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特别是在俄罗斯，情况也是这样，非政府组织在开展环保运动时遭遇了很大的政治障碍。当政府感到环保运动有威胁时，比如在俄罗斯或马来西亚，他们就会起诉环境非政府组织和环保活动人士，说他们危害了国家利益。

这些国家的环保实践有很多和当今中国的环保实践很相似，因此可以预见，中国环境保护的未来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经济发展已经为中国的几个地区积极应对环境挑战提供了资金基础，这些地区加大资源保护投入力度，强化地方环保机构的职能，大规模地吸引国外对环境的投入。东欧国家由于加入欧盟的需要而加快环境保护的步伐，同样有可能的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由于受到更严格的环境限制，也会加快环境保护的步伐。

另外，由于很多国家继续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其环境部门职能弱，实施环境法、吸引可靠外资治理环境的愿望不强烈，对各种独立的环境活动不宽容。中国看起来也在走这条环境治理的老路。

更大的政治变革和环境因素

然而，除改善环境外，东欧等国家在应对环境退化和污染方面所选择的道路对政治经济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东欧的绿色运动有几个共同特点。参与者多是知识分子（作家、学者、科学家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和青年一代，特别是大学生。[131]他们还宣称一些卓越的领导者也对政治变革和环境改革有浓厚的兴趣。比如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是一名林业专家，他领导了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在苏联军队进入之前，推行了6个月的政治开放。在亚美尼亚，首批环境抗议活动之一是由350名知识分子发起的，其中有作家左里·巴拉扬（Zori Balayan），他呼吁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解决亚美尼亚首府埃里温（Yerevan）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132]尤里·斯维巴克（Yury Shcherbak）是著名的心脏病专家兼作家，也是乌克兰非政府组织“绿色世界”的负责人[133]，他后来担任乌克兰环境事务部部长。

环境运动还是“培养新生的民间社团的独立学校”，格卢克称其有“庇护所功能”，因为这些环保运动或环保组织为发泄对政府不满、开展民间联合，提供了合法的外衣。[134]他说：

环保运动可以引起心灵深处的震动，比如受侮辱的民族感情、道德污染和社会无助等。环境退化是在不负责任的政府管理之下发生的，是在越来越强烈的社会失望中发生的，是在没有信息自由、没有公共监督、没有听取意见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问题和初生的民主社会一起，在生态政治背景下爆发了。[135]

他接着写道：

绿色运动和绿色组织是富有自由思想的人士的集聚地，是运动分子和其他精英的孕育场，是组织和策略的培训所。它们教育那些等待政府命令的人自己行动起来，教育那些不信任邻居的人加强合作。通过利用“不涉入政治活动”这个幌子，它们组织活动，挑战国家对言论和结社的控制。[136]

格卢克还指出环保运动的“价值功能”，这就是，在年轻人和知识阶层当中，环保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实行一种更“和谐的、后物质主义的、有爱心的政治，这种政治和新极权主义者倡导的物质主义的、自我价值的世界观截然相反”[137]。格卢克把匈牙利反对多瑙河大坝建设作为这种功能的代表，该事件激发了以价值为导向的多种关切：环境主义（大坝将破坏不可复原的生态系统，匈牙利最大的地下水源将失去自我清洁功能，并将最终干涸）；爱国主义（大坝将毁灭一个国家的历史遗址）；民主化进程（大坝意味着一个鼓动群众批评体制的机会）。[138]

在有些情况下，跨境的环境污染或大型的、不受欢迎的政府工程成为环保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导致广大群众一致反对工程建设和执政政府。在那些极权国家，环保事件成为政府许可的民众发泄不满的出口。环境退化和其他政治问题提高了人们的意识，推动了政治运动，而环境非政府组织则成为释放社会和政治不满的避雷针。其结果可能并不必然带来环境状况的改进，但在有些情况下却会是对整个执政体制的再调整。

注释

[1]苏珊·贝克、伯恩德·鲍姆加特：《保加利亚：动荡转型期的环境管理》，见《转型期的困境：东欧地区的环境、民主和经济改革》，苏珊·贝克、彼得·杰立卡编：《环境政治》特刊，第7卷，1998年第1期，第189页。

[2]弗雷德·辛格尔顿：《捷克斯洛伐克：绿色对红色》，见《苏联和东欧的环境问题》，弗雷德·辛格尔顿编，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林恩雷纳出版社，1987年，第175—176页。

[3]弗雷德·辛格尔顿：《捷克斯洛伐克：绿色对红色》，第176页。

[4]琼·德巴德勒本：《未来已经开始：东德的环境破坏和保护》，收入《畅快的呼吸：东欧的环境危机》，琼·德巴德勒本编，华盛顿D.C.: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出版社，1991年，第179页。

[5]同上书，第177—178页。

[6]乔安娜·兰迪、布莱恩·莫顿：《改革对于东欧严重的生态危机来说可能有利有弊》，《优涅读者》，1986年1/2月合刊，第86页。

[7]米克罗斯·波萨伊：《匈牙利环境保护的社会支持》，收入琼·德巴德勒本编：《畅快的呼吸：东欧的环境危机》。

[8]米歇尔·韦勒：《东方研究中的地缘政治和环境》，《环境政治》，第7卷，1998年第1期，第32页。

[9]弗朗西斯·米勒德：《波兰的环境政策》，《环境政治》，第7卷，1998年第1期，第145页。

[10]在有些情况下，环境保护的功能仅仅被赋予业已存在的农业部、林业部或水利部。在其他情况下，比如波兰、东德和匈牙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环境保护部门则被提到部委级别。见芭芭拉·扬察尔-韦伯斯特：《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环境政治》，收入琼·德巴德勒本编：《畅快的呼吸：东欧的环境危机》。

[11]琼·德巴德勒本：《未来已经开始：东德的环境破坏和保护》，第185页。

[12]苏珊·贝克、彼得·杰立卡：《转型期的困境：东欧地区的环境、民主和经济改革》，《环境政治》特刊，第7卷，1998年第1期，第8页。

[13]扬察尔·韦伯斯特：《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环境政治》，第25页。

[14]米歇尔·韦勒、弗朗西斯·米勒德：《东欧的环境政治》，《环境政治》，第1卷，1992年第2期，第164页。

[15]弗雷德·辛格尔顿：《捷克斯洛伐克：绿色对红色》，第180页。

[16]米歇尔·韦勒、弗朗西斯·米勒德：《东欧的环境政治》，《环境政治》，第1卷，1992年第2期，第164页。

[17]弗朗西斯·米勒德，《波兰的环境政策》，第146页。

[18]扬察尔·韦伯斯特：《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环境政治》，第38页。

[19]弗雷德·辛格尔顿：《捷克斯洛伐克：绿色对红色》，第180页。

[20]克里斯汀·弗塞克：《环境恶化：东欧》，《观察》，第28卷，1984年第4期，第135页。

[21]德巴德勒本：《未来已经开始：东德的环境破坏和保护》，第176页。

[22]贝克和杰立卡：《转型期的困境：东欧地区的环境、民主和经济改革》，第9页。

[23]波萨伊：《匈牙利环境保护的社会支持》，第216页。

[24]弗塞克：《环境恶化：东欧》，第138—139页。

[25]扬察尔·韦伯斯特：《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环境政治》，第40页。

[26]弗塞克：《环境恶化：东欧》，第136页。

[27]米勒德：《波兰的环境政策》，第147—148页。

[28]弗塞克：《环境恶化：东欧》，第136页。

[29]波萨伊：《匈牙利环境保护的社会支持》，第218页。

[30]德巴德勒本：《未来已经开始：东德的环境破坏和保护》，第176页。

[31]弗塞克：《环境恶化：东欧》，第137页。

[32]扬察尔·韦伯斯特：《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环境政治》，第44页。

[33]罗伯特·彼得·加勒、托马斯·豪瑟：《最后的警告：切尔诺贝利的遗产》，纽约：华纳图书公司，1988年，第27页，引自默里·费什巴赫、阿尔弗雷德·弗兰德里：《苏联的环境屠杀》，纽约：基础图书公司，1992年，第12页。

[34]佐罗斯·梅德弗德弗：《切尔诺贝利的遗产》，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90年，第57页，引自默里·费什巴赫、阿尔弗雷德·弗兰德里的《苏联的环境屠杀》。

[35]默里·费什巴赫、阿尔弗雷德·弗兰德里：《苏联的环境屠杀》，第83页。

[36]D.J.皮特森：《多难的土地：苏联环境恶化的遗产》，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西方论点出版社，1993年，第200页。

[37]同上书，第197页。

[38]默里·费什巴赫、阿尔弗雷德·弗兰德里：《苏联的环境屠杀》，第22页。

[39]扬察尔·韦伯斯特：《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环境政治》，第44页。

[40]弗塞克：《环境恶化：东欧》，第139页。

[41]同上。

[42]扬察尔·韦伯斯特：《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环境政治》，第41页。

[43]贝克和杰立卡：《转型期的困境：东欧地区的环境、民主和经济改革》，第9页。

[44]费什巴赫和弗兰德里：《苏联的环境屠杀》，第232页。

[45]同上书，第223页。

[46]同上书，第22页。

[47]同上书，第232页。

[48]杰弗里·格卢克：《颠覆性的环境主义：东欧、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抗议和民主反抗主义的发展》，哈佛大学优秀学士论文，1991年，第23—24页。

[49]阿曼达·塞伯斯坦恩：《巴尔干乌托邦》，《催化》，1990年11刊和1991年1月刊，第28页，见韦勒和米勒德：《东欧的环境政治》，第161页。

[50]杰弗里·格卢克：《颠覆性的环境主义：东欧、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抗议和民主反抗主义的发展》，第26页。

[51]同上书，第23页。

[52]辛格尔顿：《捷克斯洛伐克：绿色对红色》，第175页。

[53]同上书，第179页。

[54]扬察尔·韦伯斯特：《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环境政治》，第43页。

[55]弗塞克：《环境恶化：东欧》，第136页。

[56]莉莉安娜·伯特契娃：《东欧环境运动主义的焦点和效应：环境运动比较研究》，《环境与发展》，1996年9月，第295—296页。

[57]扬察尔·韦伯斯特：《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环境政治》，第44—45页。

[58]波萨伊：《匈牙利环境保护的社会支持》，第218—219页。

[59]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东欧的独立和平与环境运动》，《赫尔辛基观察报告，1992年》，见伯特契娃：《东欧环境运动主义的焦点和效应：环境运动比较研究》，第296—297页。

[60]扬察尔·韦伯斯特：《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环境政治》，第45—46页。

[61]罗尼·D.利普舒兹：《麻烦不断的河流：1950—2000年多瑙河上的冲突》，《海域之间》，第1卷，1997年第2期，第7页，www.columbia.edu/cu/sipa/REGIONAL/ECE/dam.html.

[62]伯特契娃：《东欧环境运动主义的焦点和效应：环境运动比较研究》，第297页。

[63]扬察尔·韦伯斯特：《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环境政治》，第48页。

[64]韦勒和米勒德：《东欧的环境政治》，第165—166页。

[65]伯特契娃：《东欧环境运动主义的焦点和效应：环境运动比较研究》，第299—300页。

[66]皮特森：《多难的土地：苏联环境恶化的遗产》，第216页。

[67]同上书，第216—217页。

[68]同上书，第216页。

[69]贝克和杰立卡：《转型期的困境：东欧地区的环境、民主和经济改革》，第10页。

[70]C.托马森：《罗马尼亚的黑色城市》，《世界报刊评论》，第40卷，1993年第9期，第43页，见伯特契娃：《东欧环境运动主义的焦点和效应：环境运动比较研究》，第304页。

[71]同上。

[72]同上书，第304—305页。

[73]彼得·哈弗里塞克：《捷克共和国：通向更清洁未来的第一步》，《环境》，第39卷，1997年4月，第18页。

[74]《经济过渡中的环境趋势》，经合组织政策简介，《经合组织观察家》，1999年10月，第3页。

[75]古斯塔夫·考斯托兰易：《哪里污染重，哪里就有钱》，《中欧评论》，第1卷，1999年9月13日，第12期，www.ce-review.org/99/12/csardas12.html.

[76]杰拉尔德·范克奇编：《兴起的环境市场：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考察》，匈牙利圣安德烈：中东欧地区和环境中心，1997年9月，第24页，第49—50页，www.rec.org/REC/publications/EmEnvMarket2/EmEnvMarket2.pdf.

[77]《欧洲：清洁还是清除》，《经济学人》，1999年12月11日，第47页。

[78]劳拉·A.亨利：《更加绿色的未来的两条途径：俄罗斯的环境主义和公民社会发展》，《民主》，2002年春季卷，第184—206页。

[79]保罗·布朗：《美国支持俄罗斯进口核废料计划》，《卫报》，2001年2月19日，见劳拉·A.亨利：《更加绿色的未来的两条途径：俄罗斯的环境主义和公民社会发展》。

[80]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亚洲水发展展望：菲律宾》，第4页。

[81]安久佐哲郎、久爾土隆、安久佐須田：《东南亚海洋鱼类消耗中的微量元素暴露评估》，《环境污染》，2007年，第145页。

[82]《印尼巴布亚省172人死于霍乱》，法新社，2008年7月30日。

[83]郑兆展（音译）:《台湾和日本空气和水污染法律的形成和发展比较研究》，《太平洋周边的法律与政策》，1993年第3期，第S62页。

[84]《新闻评论》，1994年5月21日，第7页。

[85]大桥隆典：《日本的渔业和海水养殖情况》，联合国培训与研究所海洋和人类食品安全研讨会提交论文，2006年10月1—6日，日本广岛。

[86]乌玛·朗库尔森、瓦尼达·金萨特、卡纳·卡瑞特：《曼谷儿童的呼吸道症状和肺功能》，《欧洲公共卫生杂志》，第16卷，2006年第6期，第676—681页。

[87]T.J.柏哥尼欧：《空气污染每年致城市居民死亡近5000人》，《菲律宾每日问讯报》，2007年9月4日，www.newsinfo.inquirer.net/breakingnews/nation/view/20070904-86654/air_pollution_kills_nearly_5%.

[88]卡特·布兰登：《亚洲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社会、政治和经济研究》，第21卷，1996年第2期（夏季卷），第199页。

[89]《亚洲人口的未来：人口、自然资源与环境》，美国东西方中心，2002年。

[90]《泰国森林数据》，Mongabay.com门户网站，www.rainforests.mongabay.com/20thailand. htm .

[91]弗朗西斯科·玛格诺：《菲律宾的环境运动》，见李煜绍、苏耀文编：《亚洲的环境运动：比较研究》，纽约：M.E.夏普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92]《亚洲和太平洋关键指标：2009》，亚洲开发银行，第123页。

[93]鲍勃·弗林：《全球视野下的森林：现状和未来》，在美国林务员协会俄勒冈分会会议上的报告，2009年4月，www.forestry.org/pdf/osaf 2009/flynn.pdf.

[94]迈克尔·瓦提裘提斯：《马来西亚森林：明确的保护法令》，《远东经济评论》，1993年10月28日，第54页。

[95]《北苏门答腊的洪水是非法森林砍伐引起的吗？》，印度尼西亚媒体观察，2003年11月7日，www.rsi.com.sg/en glish/indonesiamediawatch/view/2003110718209/1/.html.

[96]玛格诺：《菲律宾的环境运动》，第149页。

[97]李煜绍、苏耀文：《泰国的环境运动》，见李煜绍、苏耀文编：《亚洲的环境运动：比较研究》，第120页。

[98]井村秀文：《日本的环境平衡法：促进可持续发展》，《亚洲调查》，第34卷，1994年第4期，第356—357页。

[99]《新闻评论》，1994年5月21日，第7页。

[100]《环境运动走向正确之路》，《读卖新闻》，2000年10月22日。

[101]《采购活动：面向提供商的绿色采购》，索尼公司网站，www.sony.net/SonyInfo/procurementinfo/green.html.

[102]《环境管理的法律问题》，《法学》，第23卷，1997年，亚太环境法中心，国立新加坡大学，www.law.nus.edu.sg/apcel/dbase/indonesia/primary/inaem.html.

[103]《政府首脑赞赏NGO和越南的合作》，越南驻美国大使馆网站，2003年11月19日，www.vietnamembassy-usa.org/news/story.php?d=20031119162130.

[104]詹尼·坦·苏亚特·伊姆：《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网络——从地方和地区的角度分析》，在可持续发展专家教育地区中心的发言，马来西亚槟城，2006年6月19—22日。

[105]《新闻简报：马来西亚土著领袖在巴厘岛被释放》，布鲁诺曼梳基金会（Bruno Manser Fund）新闻，2009年9月。

[106]杰瑞米·汉斯：《15名土著领袖因抗议修建可能毁掉他们岛屿的大坝在博尼奥被捕》，2009年9月16日，www.mongabay.com.

[107]印尼绿色联盟：《抗议警察部门对万鸦老联盟的镇压和恐吓行动》，2009年5月11日，www.sarekathijauindonesia.org/id/content/protest-against-represive-and-intimidative.

[108]布鲁诺曼梳基金会新闻：《新闻简报：马来西亚土著领袖在巴厘岛被释放》；印尼绿色联盟：《抗议警察部门对万鸦老联盟的镇压和恐吓行动》。

[109]李煜绍、苏耀文：《泰国的环境运动》，第123—124页。

[110]同上书，第124—125页。

[111]《1992世界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8页。

[112]玛格诺：《菲律宾的环境运动》，第150页。

[113]同上书，第152页。

[114]高峰司：《亚洲的环境NGO:兴起的力量？》，《雅加达邮报》，1999年6月14日。

[115]李苏红、萧新黄、刘华建、赖昂扩、弗朗西斯科·玛格诺、苏爱文（译名均为音译）:《环境运动的民主化影响》，见李煜绍、苏耀文编：《亚洲的环境运动：比较研究》，第233页。

[116]同上。

[117]同上书，第234页。

[118]《绿色韩国联盟发起拯救环境的法律行动》，《韩国时报》，2000年3月31日。

[119]《环境NGO已经失去灵魂》，《国家日报》（泰国），2000年5月18日。

[120]同上。

[121]萧新黄、赖昂扩、刘华建、弗朗西斯科·玛格诺、拉拉·伊豆斯、苏爱文：《环境运动的文化内涵和亚洲模式》，见李煜绍、苏耀文编：《亚洲的环境运动：比较研究》，第214页。

[122]伊粟口韩、古村晴彦：《日本环境运动不高涨？日本环境组织研究》，南部政治科学协会年会论文，2005年1月8日，www.allacademic.com//meta/p_mla apa_research_citation/0/6/6/9/2/pages66926-1.php.

[123]罗伯特·梅森：《日本环境运动走向何处？国家层面上的问题和前景估计》，《太平洋事务》，1999年7月1日，第193页。

[124]同上书，第197页。

[125]同上书，第199页。

[126]同上书，第198页。

[127]李煜绍、苏耀文编：《亚洲的环境运动：比较研究》，第128—129页。

[128]李煜绍、苏耀文编：《亚洲的环境运动：比较研究》，第139页。

[129]高峰司：《亚洲的环境NGO:兴起的力量？》，《雅加达邮报》，1999年6月14日。

[130]罗伯特·梅森：《日本环境运动走向何处？国家层面上的问题和前景估计》，第196页。

[131]格卢克：《颠覆性的环境主义：东欧、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抗议和民主反抗主义的发展》，第30页。

[132]费什巴赫、弗兰德里：《苏联的环境屠杀》，第232页。

[133]同上书，第233页。

[134]格卢克：《颠覆性的环境主义：东欧、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抗议和民主反抗主义的发展》，第2页。

[135]格卢克：《颠覆性的环境主义：东欧、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抗议和民主反抗主义的发展》，第6页。

[136]同上书，第22页。

[137]同上书，第2—3页。

[138]同上书，第28页。

第八章 遏制危机

中国领导人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中国有世界1/4的人口，数百年来大规模地开展役使自然的运动，改革开放以后全力推进经济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中国融入国际经济，这一切让中国过度开发、使用了其自然资源。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水荒已经成为一个首要问题，1/4以上的土地已经变成沙漠，森林面积减少2/3，很多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位居世界最差行列。

然而，经济发展造成的甚至比环境代价更大的是日益突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引起的。中国领导人现在必须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健康问题，癌症、新生儿畸形和其他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发病率上升在全国普遍存在。

中国环境退化导致经济成本迅速攀升。最直接的是，空气、水污染引起粮食减产或绝产，导致工人由于呼吸道疾病误工，使得工厂因缺水而关闭。更大的挑战也已经来临。中国几条主要的河流在某些河段已经断流、干涸，因而不得不实施规模巨大、投入巨大的引水工程。中国北方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沙漠化威胁，因此不得不开展大范围的植树造林活动，但是效果却并不显著。

这些日趋衰竭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再加上引水工程，将导致今后十年数千万人移民。虽然这种移民会缓解一些已经过度垦殖、精耕细作的农田上的人口压力，但将会加剧很多城市地区的人口紧张。中国政府正面临着城镇先富起来的居民不断增长的水需求问题。

当然，希望还是有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建立了更加完善的管理机构，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对于环境保护来说，这是关键的一步。20世纪70—80年代，中国成立了环保局，召开了一系列与环境有关的重要会议，出台了加强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所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末增加到1.3%，而在70年代是一点也没有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环保官员在制定新政策、出台法律法规甚至执法方面逐渐得心应手。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在加强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其他方面的资源，比如引进国外环保技术知识和资金，在基层依靠草根环保机构和媒体的力量向环境污染者施压。

当然，在很多方面，中国国家环保部的权力仍然很弱。中国的人口是美国人口的大约5倍，而中央环保机构的编制只有美国的1/6，尽管在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中不断提升环保部门的级别，但仍然达不到专家建议的层次，因而不能很好地制止环境恶化。1998年以来，中央环保部门由于级别低，不能召开各部委参加的全体会议，协调解决跨部门的、复杂的环境事件。即便是颁布了法律，下发了规章，制定了规定，但是复杂的政治问题仍能让环保努力不见效果。另外，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措施，滋生了腐败现象，导致了环保执法的体制危机。

不过，中国政府设立小的环保机构、赋予其相对小的权力看起来似乎是有意设计的。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中国政府认为，就像经济一样，依靠地方政府以及民间力量可能会比依赖中央权力取得更好的效果。

环保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就是这种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由于区域差异，所产生的结果也有所不同。有些地区的政府积极主动，行动有力，推进了环境保护，而有些地区则落在了后面。

大连、上海、厦门等城市都在正常财政支出中拿出大量经费用于环境保护，积极与国际社会联系，争取国外技术和资金援助，建立人员编制相对健全、经费相对充足的地方环保机构。在所有这些城市中，环保最主要的推动力是当地市长，他把个人的升迁和城市的声誉紧紧与环境改善联系在一起，当然经济发展也提供了应对环境挑战的实力。

然而，正如几百年前的情况一样，只有那些官员开明、经济富裕的地区才能够减少或控制环境污染和退化，这些地区加强环境保护的资金有的是本地的，有的是国外资助的。在很多其他城市，权力下放反而导致应对地方环境挑战的不力，取得的效果差。这些城市的环保部门人员少，经费少，最重要的是，其工资、行政经费等均依靠地方财政。所以，这些地方环保部门在政府中缺乏监管的政治权力，在解决当地环境问题中作为不大。中央政府和省市县政府环保部门之间经费、执法方面联系不多，更加重了中央政令很难执行的问题。在更为贫困的地区，比如四川省，即便是地方政府认识到加强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也因缺乏经费而难以作为。

中国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是决定加入国际经济贸易组织和国际社会，这也使得中国领导人比其前任有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去应对环境挑战。中国张开双臂，热情欢迎国际社会的技术援助、政策建议以及资金支持，帮助改善环境状况。

中国的环境治理不仅越来越采用国外的技术，而且采用国外的标准。中国参加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极大地改变了对环境的态度。中国对环境的关注开始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而是通过教育扩展到更多的平民百姓。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论坛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推动中国宣布同意签署加入《京都议定书》，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也推动了环保技术的推广应用，比如推动北京使用天然气，而不再使用煤；比如推动北京购置了一批汽油替代型汽车。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领导人也开始寻求利用新技术，比如电动汽车和风能，来替代重要的自然资源。

国际社会也充分利用中国经济改革的契机介绍推广自己保护环境的新政策。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政府间组织、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劝说中国采取市场机制应对环境污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市场机制有自然资源价格改革、有害物排放许可贸易制度以及兴办能源服务公司。在有些情况下，市场化措施比如水价改革，是在资源短缺以及人口压力下启动的，从而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人口是如何影响环境的。

另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使中国的一些产品，尤其是农产品使用新的标准。有几种中国产品被认为不够环保，因此在出口到WTO成员国的时候，价格有很大的下降。不过，WTO还会给一些高污染产业比如纺织工业一定的机会，以促进那些工业产品的出口。

也有人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以及更广阔的投资环境表示忧虑。很多跨国公司把最好的技术和环境经验带到中国。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大量参与中国的环境保护，向环境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援助，坚持在西气东输管道工程中实行最高级别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评估，在国际公司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影响中国的环境发展方面提供了范例。然而，也有很多国外公司只是把污染最严重的产业转移到那些盼望外国投资的中国地区。

环境执法力度不够，也影响了外国环境投资的效果。很多跨国公司抱怨，尽管他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地方官员和企业负责人不愿意使用他们提供的污染控制技术，目的是要降低合资企业的生产运行成本。或者，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外国公司根本竞争不过那些不遵守国家环保法规的国内企业。

中国政府已经把环境保护的未来交到中国人民手上，为草根环保行动、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推动环保工作打开了大门，为制定环保政策、提高执法能力建立了一个富有活力的渠道。环境非政府组织、专门的环境律师、积极的新闻媒体都给中国的环境保护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方法，反映了政府负责环保事宜这种传统观念的改变。而且，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已经开始提高社会公众和一些政府官员的环保和政治意识，对于促进环境保护和实现更大的政治变革都是非常重要的。互联网为环保主义者、中国政府和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交流环保意见的重要平台。

最后，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政治、经济改革影响中国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在影响着中国的改革进程。对中国经济来说，环境污染和退化的代价是巨大的，导致了数千万的环境移民，危害了公众健康。而且，正如其他国家所发生的那样，环境还可能成为发泄政治不满、呼吁政治改革的策源地。因此，中国的改革进程既为环境带来了挑战，也为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和能量，但是也使得中国未来的环境之路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未来环境保护展望

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政治制度的不断改革，评价中国的环境未来以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实非易事，将数百年来对待环境的历史态度和传统，与目前的新思想和新技术融合在一起，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密切结合的新思路，需要考虑很多潜在的因素和结果。

以中国经济为出发点，中国未来的环境展现出三幅不同的前景，对中国和世界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走向绿色

在第一幅前景中，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使得环境遇到更大的挑战，同时中央和地方都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通过实行更加有效的法治、更大规模的公众政治参与以及更强有力的民主社会建设，不仅中国的经济和环境会得到发展和改善，而且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民权也会得到加强。

在这幅前景中，中国最活跃的城市上海、大连等将会成为其他沿海和内陆城市引进更多外资、获得更大认可的样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继续，卫星城市将认真学习其中心城市好的环境治理经验，而不会成为城市污染企业的承接地或垃圾场。上海已经成为拥有最先进环境思想和清洁生产的中心，通过开展环境美化运动使街道变清洁，发展了来往卫星城市的高速交通系统，因而极大地减少了城市和周边地区的汽车拥有率。城市不断增加的财富以及学校开展的环境教育掀起了更具活力的绿色行动，促进了垃圾分类回收和节水，其他草根环保组织也积极开展环境保护以及城市资源保护。在10年的时间里，黄浦江的水将再度变清，达到饮用标准，人们可以放心地在黄浦江上休闲娱乐，黄浦江岸会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社区。

同时，在环境方面，温家宝总理的继任者会积极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推动实施绿色GDP等政策。前任官员通过治理环境取得的政治上的成功激励后来者效仿其做法，把环境治理作为更大的进身之阶。在全中国，数以万计的环境或生态模范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为中国人及其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强化了其提高产品质量、完善法制建设、增强执法能力的趋势。中国的一些公司，比如尚德公司（Sun Tech）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这些技术在国内外都有应用。其他的公司比如海尔集团和万年基业分别在节能技术和节能建筑方面走在世界前列。随着人们对高效、清洁环境的要求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煤的使用逐渐减少。中国重新思考定位农村发展和农业战略，达到WTO要求的食品安全标准，因此，环境污染引起的公共健康问题会逐步销声匿迹。随着改变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种植更加环保、可持续、更有经济效益的作物，中国成为有机食品生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特别是水果和蔬菜。在汽车行业，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成为节油汽车生产的领航者。中国政府适应消费者对国家能源安全的考虑，开发新的汽车，因此大路上奔驰的主要是替代燃料的电池汽车。

在环境治理方面，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持续繁荣发展，不仅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而且越来越得到中国人的支持，中国人更加珍惜清洁的环境，愿意在资金和行动上保持清洁环境的可持续性。中国的知名企业在新税法和越来越多的富裕中国人的推动下，成为环境非政府组织资金新的重要来源。小型的以群众为基础的NGO不断涌现，在新一代环境NGO负责人温波、马军等的领导下建立起运转良好的NGO，不断扩大其会员数量和活动范围，越来越多地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利用游说和诉讼方法保护环境。

随着人们实现了经济繁荣，提高了生活质量，环境可能从政治责任转变为政治力量的来源。当然，由于人们关注的事情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条件，环境问题在基层政治选举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根除违反环保法和腐败现象成为有抱负的领导人建立政治威望和号召发动群众的一个法宝。在新闻媒体和不断壮大的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政府开展了有组织、有目标的跨省区的环境运动，成为以环境为核心，广泛涉及社会和政治利益的政治平台，包括人口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法治以及经济发展等。随着中国公民日益要求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事务中发出更大的声音，中国的政治改革将不断深入，不断扩大。

国际社会，包括企业、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也与国内非政府组织和积极推动环保的中国领导人合作，一道提高中国环境保护的技术和政策能力。这一合作关系还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转型为可持续发展的大实验。城市规划者、生态保护者以及企业负责人联合起来，以环境友好型的方式发展中国，实行清洁生产，实施新项目之前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建设太阳能办公大楼、垃圾回收中心以及高水平的交通系统。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一道进行监督，确保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不会成为资源浪费、工业污染的新中心。

对国际社会来说，这幅前景将提供一幅改进中国对国际环境协议的履行情况、降低或稳定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提高对酸雨等跨境空气问题应对能力的美好画面。而且，中国可能更愿意全面加入国际环境和其他方面的协议以及机制。中国的环境倡导者将是支持中国全面加入地区性以及全球性环境组织的国际环境运动的重要成员，并通过中国所加入的国际环境组织敦促中央政府履行对环境的承诺。

一如既往

第二幅前景就是今天状况的延伸。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但是巨大的经济财富只是缓慢地用于环境保护。环境继续拉经济发展的后腿。国内外都抱怨中国的空气和水质量不断恶化的状况。

在这幅前景中，比如，不断增多的汽车就不符合快速发展替代能源型汽车的要求。普通民众喜欢购置那些不采用最先进制造技术的低成本、低档次汽车。有钱的中国人不喜欢欧洲、日本流行的节油型小汽车，而是走美国人的路子，购买高耗油的豪华轿车和运动型多功能车（SUV）。公共交通最不受欢迎。尽管北京2008年奥运会积极推广，但是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仍没有被大众接受。

环保权力下放只取得了一些地区性的效果，在市长重视环保、城市比较富裕的情况下，才利用其经济能力改善当地的环境状况。环保技术和政策经验很少能推广到其他地区。东北老工业地区的环境依旧没有改善，内陆省份为了吸引国内外投资正在成为环境的地狱。由于中国领导人重治理、轻保护，环境修复工程、大规模的引水工程和植树造林战略的支出继续增加，这些工程和战略主要是作为公共项目实施的，所以刺激了经济发展，为那些农村富余劳动力和移民工人创造了就业岗位，但是同时也会耗干中国的国库。

中国加入WTO使得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执法力度得到加强，但在企业里面对这种执法能力的培训仍显不足，而且也没有扩展到其他领域。由于激励措施弱、执法力度小，大规模的环保技术转让仍然面临很大阻力。甚至在技术开发出来以后也不加以利用，中国自身仍然不能发展、保持一个环保技术产业。

由于中央政府不鼓励，非政府组织依旧在数量和活动范围上受到很大限制。由于政治的限制，下一代环保分子满怀忧虑，从而转而向媒体和其他组织实现自己的环境抱负和政治追求。人们对制定环境法律的兴趣大减，因为都相信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前途。

国际社会仍然参与中国的环境保护，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不积极、激励措施少、技术转让难、示范项目可推广性差，因此取得的环保效果很有限。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仍然是国际环境事业的合作伙伴，但不一定是可信赖的伙伴。中国领导人视发展为硬道理，政治稳定压倒一切，将继续拒绝履行其做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环境承诺。同时，由于中国企业的主要资源供应是煤，汽车拥有量不断增加，因此中国对气候变化和其他跨境空气污染的影响也会加大。

环境崩溃

当然，谁也不能保证中国的经济能继续保持7%的发展速度，这一速度是一些分析家预测保持政治稳定所必需的。事实上，如果经济发展速度减慢这种情况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话，环境倒有可能得到一些改善。比如，工业生产下降以后，温室气体排放就会减少。然而，总体来说，环境将可能是最先受到影响的领域。

在第三幅前景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持续一个较长的衰退期，地方官员继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以求维持社会稳定。其结果会是，随着继续依赖陈旧、落后的污染技术和设备，中国的空气质量难有改善。全国各主要水系污染升级。最重要的是，由于短视行为成为主导，废物处理和新的环保设施方面的投资大幅度减少。

走哪条路？美国的作用

国际社会依然有机会推动中国加强环境保护。过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环境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技术转让、环境治理和政策制定等各个方面都促进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幸运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参与，现在不仅没有减弱的迹象，而且看起来在将来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

不过，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技术转移和新政策实施都需要有更强有力的立法和执法机构。在这方面，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有着强有力的环境执法部门以及公众参与环保的成功经验，可能在推动中国未来环保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1]

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推动下，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中美之间一些国家层面和公司层面的合作，以后这样的合作还会更多。美国的跨国公司和投资商也积极在中国寻找机会，在清洁能源和环境技术方面寻求合作。但要想使这一切努力取得成果，还需要在帮助中国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方面多下工夫。推动中国未来环境、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需要采取几个简单的措施。首要的是解除对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和其他国外资助的限制。

美国有机会从中国目前的改革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不仅如此，美国还可以从资助中国未来的改革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使得中国未来的改革符合美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环境利益。这需要美国领导人切实了解中国未来发展之路上所面临的机遇，还要大胆采取新的、形势需要的措施。这是美国所不能忽视的一个挑战。目前，美国认为中国大陆对于地区稳定、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环境状况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不能满足于过去在亚洲地区所取得的成功，而需要认识到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美国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可以发挥类似的催化作用。不管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等交往多么密切，中国国内的各种挑战主要是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今后要进行全面的环境保护，必须采取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的新策略。

注释

[1]美国的NGO、企业和大学积极与中国合作，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提高中国环境NGO的能力，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但是，美国政府却远远躲在后面。其中的原因不是缺乏尝试，而是缺乏资金和机会。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包括商务部、国务院、环保署和农业部等，认为涉足中国的环境保护不能推动美国的利益。美国能源部在清洁煤技术以及核能的合作研发方面似乎有所行动，原因可能是这些行动可以直接给美国带来商业利益。

译名对照表

A

Abdullah，Farooq 阿卜杜拉，法鲁克

Abols，Valdis 阿波尔斯，瓦尔迪斯

Acheson，Dean 艾奇逊，迪安
acid rain 酸雨

Action for Green 绿色行动

“Action Plan for Green Olympics” “绿色奥运行动计划”

Agenda 21 《21世纪议程》

air pollution 空气污染

Alcoa 美国铝业公司

Alford，William 安守廉

Andonga，Reuben 安东加，鲁本

Angkor（Cambodia） 吴哥（柬埔寨）
anti desertification campaigns 阻止沙尘暴

An Zhenggang 安正刚

Aquino，Corazon 阿基诺，科拉松

Armenia 亚美尼亚

Arup（engineering firm） 奥雅纳（工程公司）

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 亚洲开发银行

Asia Pacific 亚太地区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Leaders' Declaration on Climate Change，Energy Security and Clean Development（2007）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

Audley，John 奥德利，约翰

Austria 奥地利
automobiles 汽车

B

Baiyangding Lake 白洋淀

Balayan，Zori 巴拉扬，左里

Bangkok（Thailand） 曼谷（泰国）
banking system 银行系统

Bank of America 美洲银行
battery recycling 电池回收

Becker，Jasper 贝克，贾斯柏

Beijing 北京

Beijing Olympics（2008） 北京奥运会

Beijing Pediatric Research Institute 北京青少年研究中心

Belt，Tamara 贝尔特，塔马拉

Bhagwati，Jagdish 巴格沃蒂，贾格迪什
biodiversity loss 生物多样性丧失

Bi Yuan 毕沅

Blair，Tony 布莱尔，托尼

Bohemia 波希米亚

Bol，Peter 包弼德

Brazil 巴西

British Petroleum（BP） 英国石油公司

Brown，Lester 布朗，莱斯特

Bruno Manser Fund 布鲁诺曼梳基金会

Buddhism 佛教

Bulgaria 保加利亚

Bureau of Fisheries 渔业局

C

Cambodia 柬埔寨
campaign mentality 发起运动的思维方式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CIDA） 加拿大国际发展署

Cang Yuxiang 臧玉祥

Capital Iron and Steel Company 首钢

Carey，John 卡利，约翰

Carson，Rachel 卡森，雷切尔

Ceausescu，Nicolae 齐奥塞斯库，尼古拉

Center for Legal Assistance to Pollution Victims（CLAPV）“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

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CER）credits 合格减排配额

Chang'an Motors 长安汽车公司

Changzhou 常州

Charter 77（Czechoslovakia） “77宪章”（捷克斯洛伐克）

Chase Manhattan Bank 大通银行
chemical fertilizers 化学肥料

Chengdu 成都

Chen Hongmu 陈宏谋

Chen Liangyu 陈良宇

Chernobyl nuclear accident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

Chiang Kai shek 蒋介石

China 中国

China:Air，Land，and Water（World Bank） 《中国：气、土、水》（世界银行）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CCTV） 中央电视台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中国建设银行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CCICED）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

China Daily 《中国日报》

China Democratic Party（CDP） 中国民主党

China Development Brief 《中国发展简报》

China Huaneng Group 中国华能集团

China Metallurgical Group 中国冶金矿业总公司

China Nation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mport and Export Corporation（CMEC） 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CNPC）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China–U.S.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

China Youth Daily 《中国青年报》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中国环境规划院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e 中国农科院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社科院

Chinese alligator 扬子鳄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CP） 中国共产党

Chinese Socie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Chinese Tianjin TEDA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中国天津泰达投资公司

Chongming Island 崇明岛

Chongqing 重庆

Citigroup 花旗集团
citizen complaints 群众举报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 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Water Act（U.S.） 《清洁水法案》（美国）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

Climate Summit（Copenhagen，2009） 世界气候大会（哥本哈根，2009）
coal 煤炭

Combustion Engineering 美国太平洋资源国际有限公司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Ruse 保卫鲁塞委员会

Confucianism 儒家思想

Confucius 孔子
conservation 保护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CITES） 《濒危野生动物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opsa Mica（Romania） 考伯萨·米卡（罗马尼亚）

Crusad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Philippines） 可持续发展十字军（菲律宾）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国

D

Dacheng Lane Neighborhood Committee 大乘巷居民委员会

Daching protest（2002） 大庆抗议（2002）

Dai Qing 戴晴

Dai Xiaolong 代小龙

Dalian 大连

Danube Committee/Circle 多瑙河委员会/多瑙河之圈

Danube Dam 多瑙河大坝

Dao De Jing（Laozi） 《道德经》（老子）

Daughters of the Earth（Liao） 《地球的女儿》（廖晓义）
deforestation 森林砍伐
democracy 民主

Deng Nan 邓楠

Deng Xiaoping 邓小平

Denver（U.S.） 丹佛（美国）

Department of Energy（U.S.） 能源部（美国）

Department of Interior（U.S.） 内务部（美国）

Desta，Asayehgn 德斯塔，阿萨耶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Dianchi Lake 滇池

Dongling Lead and Zinc Smelting plant 东岭铅锌冶炼厂

Dongming county petition（2009） 东明县抗议（2009）

Dongtan 东滩

Dow Chemical Company 陶氏化学公司

Dubcek，Alexander 杜布切克，亚历山大

Du Lich（biweekly publication） 《旅游》半月刊

Dunstan，Helen 邓海伦

Dupont 杜邦

Duqibao 杜旗堡

E

Eastern China Morning News 《东方早报》

Eastern Europe 东欧

East Germany 东德
eco cities 生态城市

Ecoglasnost 地球之友

Ecological Movement of Romania 罗马尼亚生态运动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

Eco Partnerships 生态伙伴关系

Elvin，Mark 伊懋可
endangered species 濒危物种

Energy Management Company Association（EMCA） 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能源研究所

Environment Agency（Japan） 环境署（日本）
environmental activism 环境保护行动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国际环境合作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EDF） 环保基金会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环境退化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Law 《环境影响评价法》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U.S.） 环保署（美国）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ources Conservation Committee（EPRCC）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cracy 环保部门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s（EPBs） 环保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ission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ittee 环境保护委员会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urts 环境保护法庭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环境保护法》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环保战略
environmental protests 环境抗议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Erdos Municipal Government 鄂尔多斯市政府
ethnic clashes 少数民族冲突

European Commission 欧洲委员会

European Union 欧盟

F

Fengdu 丰都

Feshbach，Murray 费什巴赫，默里

Finland 芬兰
flooding 洪涝

Focus（television program） 《焦点访谈》（电视节目）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U.S.） 食品药品管理局（美国）
food security 食品安全

Ford Motor Company 福特汽车公司
foreign investment 外国投资

Foshan 佛山

France 法国

Friendly，Alfred 弗兰德里，阿尔弗雷德

Friends of Nature “自然之友”

Fukuda，Yasuo 福田康夫

Furtado，Jose 富尔塔多，乔塞
future environmental scenarios 未来环境前景

Fuyang 阜阳

G

Gabcikovo Nagymaros Dam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大坝

Gabon 加蓬

Gao Guangsheng 高广生

Ge，Grace 葛芮

General Electric（GE） 通用电气

General Motors（GM） 通用汽车公司

Georgia 格鲁吉亚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GDR） 民主德国（即东德）

Germany 德国

Getty Museum（Los Angeles） 盖蒂博物馆（洛杉矶）

Gisang Sonam Dorje 索南达杰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GEF） 全球环境基金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全球金融危机

Global Village of Beijing 北京地球村

Glueck，Jeffrey 葛拉克，杰弗里
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GONGOs） 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

Go West campaign 西部大开发
grain production 粮食产量
grasslands，loss of 草原减少

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

Green Banking project 绿色银行创新奖

Green Camp 绿色营

Green Choice Alliance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绿色选择联盟供应链管理体系

Green Credit policy 绿色信贷政策

Green Culture Sub Academy 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

Green GDP campaign 绿色GDP 运动
greenhouse gas（GHG）emissions 温室气体排放

Green Korea United 绿色韩国联合协会

Green Plateau Institute 绿色高原研究所

Green Politics and Global Trade（Audley） 《绿色政治和全球贸易》（奥德利）

Green River 绿色江河

Green River Network 绿色江河网

Green Securities policy 绿色安全政策
green technologies 绿色技术

Green Volunteer League 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Greenwatch program 绿色观察计划

Green Watershed 绿色流域

A Green World Tour（Tang） 《环球绿色行》（唐锡阳）

Guangdong Province 广东省

Guangzhou 广州

Guanting Reservoir 官厅水库

Guan Zhong 管仲

Guiyu 贵屿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贵州人民出版社

Gu Xiaosong 古小松

H

Hatoyama，Yukio 鸠山由纪夫

Havel，Vaclav 哈维尔，瓦茨拉夫

Hawkins，Neil 霍金斯，尼尔
health crisis，public 公共健康危机

Hebei 河北

He Bochuan 何博传

He Qinglian 何清涟

Hewlett Packard 惠普

Hong Kong 香港

Honglin Li 李虹霖

Huai River 淮河

Huai River Basin Commission 淮河水利委员会

Huai River Conservancy Commission 淮河保护委员会

Huai River Defenders 淮河卫士

Huai River Valley 淮河流域

Huai River Valley Bureau of Water Resource Protection 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Huaneng Group 华能集团

Huang，Jeff 黄杰夫

Huang，Ray 黄仁宇

Hu Angang 胡鞍钢

Huangbaiyu 黄柏峪

Hucker，Charles 贺凯

Hu Jingcao 胡劲草

Hu Kanping 胡堪平

Human Rights Watch 人权观察

Hungary 匈牙利

Huo Daishan 霍岱珊

Hu Yaobang 胡耀邦

I

India 印度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Inglehart，Ronald 英格勒哈特，罗纳德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生态保护发展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IPE）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

Intel 英特尔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知识产权保护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Large Dams 国际反对大坝建设联盟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n China（1990） 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 国际能源署

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 国际江河网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ISO）14001 standard 国际标准化组织14001标准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nternet 互联网

Ivindo National Park（Gabon） 伊温多国家公园（加蓬）

J

Japan 日本

Jiang Fan 江帆

Jiang Gaoming 蒋高明

Jiangsu Meilan Chemical Company 江苏梅兰化工有限公司
joint implementation scheme 联合实施
judiciary 司法

K

Kawasaki City（Japan） 川崎市（日本）

Kedoga，Ben 克多加，本

Keppel Group 吉宝集团

Kongou River Dam（Gabon） 康果河大坝（加蓬）

Kyoto Protocol 《京都议定书》

L
land subsidence 地表沉降

Laozi 老子

Latvia 拉脱维亚

Latvi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ub 拉脱维亚环保俱乐部

Lawrence，Gary 劳伦斯，盖瑞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LBNL）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leaded gasoline 含铅汽油

Leading Group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国务院）环保领导小组

Leading Group on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
lead poisoning 铅污染

Lee，Yok shiu 李韶鹤

Lees，Martin 里斯，马丁

Legalism 法家

Lhasa 拉萨

Li，Jinchang 李金昌

Liang Congjie 梁从诫

Liang Qichao 梁启超

Liang Sicheng 梁思成

Liang Xi 梁希

Liao Xiaoyi 廖晓义

Liaoyang protest（2002） 辽阳抗议

Li Bo 李波

Liebman，Benjamin 李本

Li Keqiang 李克强

Li Mingjiang 李明江

Li Rui 李锐

Li Si 李斯

Lithuania 立陶宛

Liu Chuxin 刘楚新

Liukuaizhuang 刘快庄

Liu Yan 刘晏

Li Xiaoping 李小平
logging，illegal 非法砍伐

Loh，Christine 陆恭蕙

London Amendments to the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and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伦敦修订案》

London Convention against Ocean Dumping 《伦敦倾废公约》

Lu Buwei 吕不韦

Lu Zhi 吕植

Lysenko，Trofim 李森科，特罗菲姆

M

Ma，Xiaoying 马晓英

Ma Hong 马洪

Ma Jun 马军

Malaysia 马来西亚

Manado（Indonesia） 万鸦老（印度尼西亚）

Manila（Philippines） 马尼拉（菲律宾）

Mao Rubai 毛如柏

Mao Zedong 毛泽东

Marcos，Ferdinand 马科斯，费迪南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海洋环境保护法》

Marks，Marcia Bliss 马霞

Masdar（UAE） 玛斯达尔（阿联酋）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 麻省理工学院

Mattel 美泰

Ma Yinchu 马寅初

Ma Zhong 马中

McDonough，Bill 麦克唐纳，比尔

Measures for the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MEDEA 智库
media 媒体

Mekong River，dam construction along 湄公河大坝建设
melamine incident（2008） 三聚氰胺奶制品事件（2008）

Mencius 孟子

Merrill Lynch 美林证券
migrant worker population 进城农民工

Minimata（Japan） 水俣湾（日本）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农业部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民政部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建设部

Ministry of Electric Power 电力部

Ministry of Energy 能源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MEP） 环保部

Ministry of Finance 财政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外交部

Ministry of the Medical and Microbiological Industry（Soviet Union） 医学和微生物工业部（苏联）

Ministry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Ministry of Water Conservancy 水利部

Mitsui Babcock 三井巴布科克能源有限公司

Morgan Stanley 摩根士丹利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跨国公司

Murphey，Rhoads 墨菲，罗兹

N

Nagle，John Copeland 纳格尔，约翰·卡普兰

Nanjing 南京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NBS） 国家统计局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ure（Bulgaria） 全国自然保护委员会（保加利亚）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NDRC） 发改委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NEPA） 国家环保总局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国家环保局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2009—2010年） 《2009—2010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Nationalists 民族主义者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全国人大会议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国家计生委
national security 国家安全

Natural Forest Conservation Project 原始森林保护工程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Natural Resources Ministry（Russia） 自然资源部（俄罗斯）
nature reserves 自然保护区

Neo Confucianism 新儒学

Newsprobe（television program） 《新闻调查》（电视节目）

1911 revolution 辛亥革命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s） 非政府组织

O

Open Construction Initiative 公盟法律援助中心

Open Government Regulations（2008）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Ortolano，Leonard 奥托兰诺，伦纳德

Our Common Future 《我们共同的未来》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ozone depletion 臭氧层损耗

P

Pandas 大熊猫

Pan Yue 潘岳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亚新几内

Paulson，Henry 鲍尔森，亨利

People's Bank of China 中国人民银行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Persányi，Miklós 波萨伊，米克罗斯

Pesticides 杀虫剂

Peterson，D.J. 皮特森，D. J.

Petro China 中国石化公司

Philippines 菲律宾

Poland 波兰

Polanyi，Karl 波兰尼，卡尔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波兰科学院

Polish Ecology Club 波兰生态俱乐部
pollution fines 排污费
pollution prevention 污染防治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计划生育政策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增长

Poyang Lake 鄱阳湖

Probe International 国际探索
product safety incidents 产品安全事件
public health crisis 公共健康危机

Putin，Vladimir 普京，弗拉基米尔

Q

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 卡塔尔投资局

Q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

Qingshan 青山村

Qiu Jun 邱浚

Qu Geping 曲格平

R

Ramsar Convention on Wetlands 《拉姆萨尔湿地公约》

Ramu mine（Papua New Guinea） 拉穆镍钴矿（巴布亚新几内亚）

Regulations for Reg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未来资源研究所

Restrictions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ROHS） 《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

river diversion plans 引水工程

Romania 罗马尼亚

Royal Dutch Shell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

“Rural Women Knowing All”（”NGO） “农家女百事通（非政府组织）

Ruse（Bulgaria） 鲁塞（保加利亚）

Russia 俄罗斯

S

Saich，Anthony 赛奇，安东尼

Salinization 盐碱化

Sarawak（Malaysia） 沙捞越（马来西亚）

Sarekat Hijau Indonesia 印尼绿色联盟

SARS epidemic 非典型肺炎流行

Schaller，George 夏勒，乔治

Schell，Orville 斯科勒，奥维尔
shahtoosh trade 藏羚羊羊绒贸易

Shanghai 上海

Shanghai Automotive 上海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 Industrial Investment Corporation（SIIC） 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Shang Yang 商鞅

Shapiro，Judith 夏竹丽

Shcherbak，Yury 斯维巴克，尤里

Shenhua Group 神华集团

Shi Lihong 史立红

Siberian River diversion project 西伯利亚河流引水工程

Silent Spring（Carson） 《寂静的春天》（卡森）

Singapore 新加坡

Sinopec 中国石化

Slovak Association of Guardians of Nature and the Homeland 斯洛伐克自然和国土保护者协会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

Smil，Vaclav 斯密尔，瓦茨拉夫

So，Alvin 苏耀昌

Social Organizations Reg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s Act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social unrest 社会不稳定

Society for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GDR） 自然和环境学会
soil erosion 土壤侵蚀

Solidarity（Poland）“团结工会”（波兰）

Songhua River benzene spill（2005） 松花江苯污染（2005）

Song Jian 宋健

Sony Green Partner program 索尼绿色伙伴计划

The Source of the Yangtze（Yang） 《长江源》（杨欣）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

South Korea 韩国

South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南水北调引水工程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南交通大学

Soviet Union，former 前苏联

The Spring and Autumn of Mr.Lü 《吕氏春秋》

State Committee on the Environment（Russia） 国家环境委员会（俄罗斯）

State Council 国务院

State Department（U.S.） 国务院（美国）

State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Commission（SDPC） 国家发改委

State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SETC） 国家经贸委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SEPA） 国家环保总局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ission（SEPC）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国家林业总局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国家海洋局
state owned enterprises（SOEs） 国有企业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国家计委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

Straits Times 《海峡时报》

Shu Kaisheng疏开生

Sun Weilin 孙伟林

Sun Yat Sen 孙中山

Supreme People's Court 最高人民法院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

Swiss Federal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

T

Tai Lake 太湖

Taiwan 台湾

Tang Xiyang 唐锡阳

Tan Sri Ong Kee Hui 丹·斯里·王其辉

Tao 道

Taoism 道家
technology transfer 技术转让/转移

Thailand 泰国

Thailand Exploration and Mining Corporation（TEMCO） 泰国开发与矿业公司

Three Gorges Dam 三峡大坝

Three Rivers and Three Lakes campaign “三河三湖”治理活动

Tian Dasheng 田达生

Tian Guirong 田桂荣

Tianjin 天津

Tianjin Eco city 天津生态城

Tibet 西藏

Tibetan antelope 藏羚羊

Time for the Environment（television program） 《绿色访谈录》（电视节目）

Top-100 Energy Consuming Enterprises Program 千家企业节能行动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TVEs） 乡镇企业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disputes 跨境环境争端

Trillium Asset Management 延龄草资产管理公司

U

Ukraine 乌克兰

Union of Democratic Forces（Bulgaria） 民主力量联盟（保加利亚）

United Arab Emirates（UAE） 阿联酋

United Kingdom（UK） 英国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UNCHE） 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 Nations Multilateral Fund 联合国多边基金

United Nations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论坛

United States 美国

United States Agenc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China Clean Energy Research Center 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

U.S.–China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2008）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008）
urbanization 城市化
urban renewal 城市更新

Urban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USI） 城市可持续发展项目

V

Vermeer Manufacturing Company 威猛建筑公司

Vietnam 越南

Voluntary Emissions Credits 自愿减排信用额

Volunteers for Publicity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维护公共政策法规志愿者

Vu Khoan 武宽

W

Wall，Derek 沃尔，德里克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

Wal Mart 沃尔玛

Wang Canfa 王灿发

Wang Dangxian 汪党献

Wang Fuzhi 王夫之

Wang Lixiong 王力雄

Wang Min 王珉

Wang Shiduo 王世铎

Wang Yongchen 汪永晨
warfare 战争
water pollution 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Law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water scarcity 水荒

Weller，Robert 魏乐博

Wen Bo 温波

Wenchuan Earthquake Recovery Project 汶川地震重建工程

Westinghouse 西屋电气公司

“Who Will Feed China?”（Brown） 《谁来养活中国》（布朗）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Wild Yak Brigade 野牦牛队

William McDonough&Partners 威廉·麦克唐纳设计公司

“Will Saving People Save Our Planet”（Carey） 《减少人口能拯救我们的地球吗》（卡利）

Wolfenson，James 沃尔芬森，詹姆士

Women's Hotline 妇女热线

Worker's Daily 《工人日报》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1985） 《世界遗产公约》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Wildlife Fund（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

Wu Dengming 吴登明

Wu Fengshi 吴逢时

Wu Lihong吴立宏

X

Xiamen 厦门

Xi'an Thermal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西安动力研究所

Xie Lingli 谢玲丽

Xie Zhenhua 解振华

Xihuan 西环

Xin Qiu 裘欣

Xishan 西山村

Xiuzhou 秀洲

Xi Zhinong 奚志农

Xu Haiping 许海平

Xunzi 荀子

Xu Yinong 许医农

Xu Yuming 许玉明

Xu Zhiyong 许志永

Y

Yang 阳

Yang Haikun 杨海坤

Yangliuhu Dam 杨柳湖大坝

Yangtze River，flooding disaster 长江发生特大洪水

Yangtze River dolphin 扬子江豚，即白暨

Yang Xin 杨欣

Yan Jun 颜军

Ye Jianying叶剑英

Ye Shi 叶适

Yin 阴

Yong Yang 杨勇

Young，Nick高扬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Yunnan snub nosed monkey campaign 滇金丝猴保护行动Yu Sen 俞森

Yu Xiaogang 于晓刚Yu Xiuqin 于秀琴

Yu Yuanmu 余远牧

Z

Zeng Peiyan 曾培炎

Zero Hour Operation（Lingdian Xingdong） 零点行动

Zhang Guangdou 张光斗

Zhangjiakou 张家口

Zhang Lijun 张力军

Zhang Ping 张平

Zhang Weiqing 张维庆

Zhang Zai 张载

Zhangzhou demonstration（2008） 漳州抗议（2008）

Zhawa Dorje 扎巴多杰

Zhengzhou Yutong Bus Company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Zhongshan 中山

Zhou Enlai 周恩来

Zhou Jian 周建

Zhou Shengxian 周生贤

Zhu Guangyao 朱光耀

Zhu Zhiqun 朱志群

Zhu Rongji 朱镕基

Zi Si 子思

Zvosec，Christine 佐塞克，克里斯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