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全52卷）【豆瓣评分9.4！日本两任首相、被誉为“近代日本的设计师”、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大隈重信主持作品！本书全面叙述自1854
Author: 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等著
Date: 1907-01-01
Keywords: 小说-中国-当代
Description: 东洋诸民族居世界生齿之大半，而沉沦濒于危亡。其间，日本帝国勃然独兴，仅五十年而长足进步，与彼覇驭欧洲之强国战，卒大胜之，以耸动世界之视听者，其故果安在哉？物不结无因之果，盖日本民族其传说与历史苟无以翘异于同洲诸族也者，未必能发此光彩。是固万邦之所推想，而识者莫不欲闻其原因焉。
Publisher: 日本开国五十年

版权信息

书名：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全52卷）

作者：【日本】大隈重信，【日本】伊藤博文，【日本】山县有朋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绪论
引言

第一、日本以神国健存
第二、民族由地理之特质
第三、民族由封建磨砺之智能
结论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德川庆喜公回顾录
闲居

始祖家康之志操
家康幼少时
家康推奖文教
蒲生氏乡评家康
家康好读《东鉴》
封建基于遗训
列藩配置不基于私利
大阪城陷落·家康感慨
政权配分
列藩交互控制
三家分立
三卿
水户光圀
修史者德川家之本领
水户学派起自家康
水户齐昭
攘夷论
齐昭之开明思想
采用洋式
勤王者家康之遗训
水户学说之由来
公武匀和
公武之分裂
庆喜公袭将军职
大节
奉还大政
幕末形势
变局
诸藩之向背
庆喜公退去大阪
江户无政府
江户开城
庆喜公之守节
泰平之一闲民
庆喜公之谨慎
叙爵
庆喜公之述怀
还政之因由
附录：庆喜公之逸话
后记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帝国宪法制定之由来
封建之驰解

争竞之备
文化之渊源
国民之性格
教化之进步
法律之进步
一贯之政策
国民之精神
制定宪法之准备
行政司法之改革
考撰宪法草稿
国家之特质
新旧思想之冲突
制定宪法
宣布宪法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开国事历
日本之新纪元

提督柏理之航至
柏理之意思
柏理之预备
俄国之要求
日本人不知异邦之情伪
《日美和亲约章》
柏理不听俄将所言
《神奈川约章》之内质
忌避外交者何故
日本当时之文化
近古至日本之外国人
葡、西宗教家之失计
兰人与葡、西人之冲突
锁国之意初不在禁贸易
当时之政体、国情等
封建制度
德川时代之昌平
知外情者少
哈利斯之要求
幕府苦穷
将军交代
幕府之外交家
井伊大老准定约章
日美约定章之内质
举国谴专恣
大老遭难
约章频成
阁老遭难
排外思想
外人之挑发
萨哈连经界之议
松平石见守之简派
伊克那吉芙之折冲
幕府奉还大政
明治政府之开国旨义
通交之利
美国之扶助
美国之好遇
阿尔哥窟之劝告
琶窟斯识认首权
宗教之自由
兰学之感化
基督教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明治之外交
综论

秘鲁案件
桦太案件
琉球案件
小笠原岛案件
约章改正
朝鲜案件
日俄交战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帝国财政
一、总论

二、岁计
三、租税
四、国债
五、货币
六、银行
七、贸易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陆军史
第一篇 日本往时之陆军

第二篇 日本近时之陆军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海军史
太古情形

海权应用之嚆矢
南洋群岛之交通
海贼追捕·南洋船厅
源、平之海战
西海船司
元寇
南北朝时代之舟师
足利时代之发展
葡人之航至
丰臣时代之海洋勒制
文禄之战
德川初时之贸易
家光之锁国政策
提督柏理
欧式海军之创设
军舰外航
海军振作
明治初年之海军
海军组织之进步
局外中立
海图制作
海军省之创设
镇守府之创设
制舰之业
军舰之增造
设备之发展
制度及教育之发展
朝鲜之变及日清之战
战胜之效
海军扩张
诸官制之改革
教育之发展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政党史
第一章 维新改革之原动力

第二章 舆论公议及议院制度之由来
第三章 日本政党之起原
第四章 议会开设前之政党
第五章 议会后之政党
第六章 议会后之政党
第七章 日本政党之将来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法制史略
绪言

第一期 固有法时代
第二期 继受中国法时代
第三期 继受欧美法时代
结论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法制一斑
绪言

第一期 固有法时代
第二期 模仿唐制时代
第三期 武家法制时代
第四期 明治法制时代
氏
五保
五人保会
庄园
村
里正
都城
维新后之自治制度
维新
大小区
郡区町村编制法
区町村会
市町村制
特别市制
町村长官选说
市町村制改正案
郡制
府县制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自治制度
维新前之诸新闻纸

第二 日刊新闻之勃兴
第三 政治新闻全盛时代
第四 新闻纸过渡时代
第五 新闻纸之发畅
第六 近时之新闻纸
第七 杂志之发畅
第八 印行事业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警察制度
绪言

警察之沿革
警察机关之组织、职权及费款
警察法规
警察教育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监狱志
古代之刑罚

贵族之处刑
盟神探汤
古代之行刑法
圣德太子之灵法
大宝律令
古代之刑部
刑罚种类
唐制
检非违使厅
镰仓幕府
贞永式目
镰仓时代之法衙
刑名
建武式目
公家法度、武家法度
评定处
律令之公布
德川时代之刑制
地方司狱官
江户狱舍
病监
收氓处
刑名
拷问
狱制
牢囚之制裁
给与
被服
沐浴
狱制之实情
监狱改良论
新律纲领
视察狱制
改定律令
集治监
监狱费
新刑法
未决囚
教诲、教育及赏罚
改正监狱则
监狱费由国库支办
感化法
幼囚监狱
监狱改良
基督教徒之尽力
警察监狱教育
行刑法之发畅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交通及通信
序词

运输行旅
交通开自海
驿制起原
大化之驿制
私人行旅
驿家
诸道开通
平安朝之驿传
藤原时代之行旅
传马处
赖朝时代之驿政
元寇时代
建武时代
战国时代
丰臣时代
德川时代
元禄时代
三都飞脚
助乡法
享保革新
世变
柏理来朝
明治初年
助乡之弊
陆运公司
通运公司
人不喜驿制改良
客舍改良
通信
古时通信
大化以后
德川时代
通信与文化
战乱时代
德川时代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递信事业
结辞

日本旧时之邮便
国中邮便
万国邮便
邮便现情
邮便器具、邮便线路、邮便品数
邮便汇兑
邮便汇兑
邮便贮金
电信
电话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铁道志
序词

往时之交通机关
汽船
人力车、马车
铁路起原
外资
东京横滨线
大坂神户线
京都大坂线
起业公债
京都大津线
长滨敦贺线
日本铁道公司
长滨关原线
铁道公债
中山道线
半田线
信越线
东海道线
铁路引长
铁路公司
国领铁道
结论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海运业
引言

第一章 日本海运在开国前之情形
第二章 新式海运之兴起
第三章 日本海运之现情
（乙）海运所关之制度
第四章 日本海运之实力
第五章 日本海运业之将来
结论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本邦教育史略
第一章 建国时代

第二章 儒佛二教传来时代
第三章 王朝时代
第四章 王朝时代之学风
第五章 镰仓及室町时代
第六章 德川时代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明治教育史要
维新以前之教育

维新初时之形势
学制宣布
师范学校
中学及大学
理事官之贡献
模尔列及新进学者之贡献
《教育令》
改正《教育令》
当时之国情
福冈文部卿之训示
十八年改正《教育令》
小学校
高等中学校
寻常中学校
高等师范学校
寻常师范学校
视学官
森氏之教育旨义
德国学说之流行
国粹旨义
教育敕语
《小学校令》之改正
《小学教员保护法》
《小学校教则大纲》
井上氏之施政
二十七年后之施政
桦山氏之施政
三十三、四年之施设
《专门学校令》
私办学校
国定教科书
义务年限之延长
帝国大学之扩张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民间教育事业
文化之素养

国民之同化力
兰学者
西善三郎、吉雄幸作
青木昆阳
前野良泽
杉田玄伯
人体解剖实验
新日本之一纪念日
兰学者之苦衷
《解体新书》
大槻盘水
宇田川榛斋
坪井信道
西学之发达
林子平
高野长英
渡边华山
外交与兰学
中滨万次郎
胜麟太郎
杉田成卿
箕作阮甫
新宫凉庭
绪方洪庵
西洋医学所
佐藤泰然
佐藤尚中
林洞海
维新前后之难局
福泽谕吉
庆应义塾
福泽氏毕生之事业
福泽氏之著书
演说之创设
新学之推移
新岛襄
同志社
早稻田大学
大隈伯爵
村上英俊
尺振八
中村敬宇
津田仙
杉亨二
明六社
共存同众
日本所有私立专门学校
结语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商业教育
绪言

封建时代之商业状态及商业教育
维新后商业之发展及商业教育
结辞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女子教育
绪言

第一章 近世女子教育之思想
第二章 欧米文明之影响
第三章 新学制颁布后之状态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数物学
序论

数学
天文学
物理学
化学
地震学
气象学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博物学
植物学

地质学
人类学及古物学
结语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医术之发达
发畅分六期

原始医学
朝鲜之交通
儒教及佛教之传输
最古医学校
佛教之影响
宋医学之传输
西邦之交通
南蛮人之东至
天主教徒之施疗
大友宗麟之贫民病院
信长允许外教
南蛮寺之治病
南蛮寺破溃
秀吉禁外教
西班牙人之布教
兰英二国人之交通
荷兰医方
西洋医方之病理
锁国之弊
解体新书
兰学之鼻祖
英语学之开始
西洋医书之翻译
西洋医学之勃兴
西波尔突之医学校
手术之实验
西波尔突之门弟
汉医与兰医之冲突
美使之航至
《铳创琐言》之上梓
英国医学之感化
牧山修卿赴美国
明治初年兴大病院
德国医学之感化
医学各科之发展
医师及医政
结论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神道
引言

加弥之解
神道一语之起原
日本神道不同于中国神道
神之解
神之原始
国祖之由来
祓禊
求神之念
忌秽
洁癖
祓除赎罪
谆辞
誓约
太占
兴言
祈祷
宫
神座
神宫境域
干那弥
祭政一致
天神国神
神与弥加突之分离
祈年祭
神衣祭
新尝祭
大尝祭
新谷供神之俗
产土与氏神
乡社祭
斋藏、内藏、大藏
神道沿革
阴阳道
探汤
祭政一致之弊
国民吸收之力
忠君之精神
国粹之本原
神道与诚心
神道与宗教
神国
神圣之解
日本之君主
运命之预知
神讬与预言
迷信何
予之宗教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儒教
绪论

第一期 自应神帝十六年至永仁六年
第二期 自正安元年至庆长七年
第三期 自庆长八年至庆应三年（即德川时代）
第四期 明治时代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佛教
绪言

旧时之佛教
佛教资文明之效力
近时之佛教及欧美势力之影响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佛教
绪言

旧时之佛教
佛教资文明之效力
近时之佛教及欧美势力之影响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基督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哲学思想
地势与思想

政治与思想
自由讨究
国民之消化力
国民之素养
心理学
伦理学
社会学
宗教学
美学
哲学思想之变迁
对诸哲学批评
东洋哲学
世界之大势
日本之开国
所论之范围
泰西之感化
东西之差异如何
东西之公通
人类元是一
摸拟果非欤
文明与摸拟
外人之皮相观
新日本
国民之同化力
欧化难
自然的欧化
欧化之发达
陆军
海军
国民之素养
自由
立宪政体
法律
欧化之二大势力
绅士与武士
西邦之最大贡献
英语之感化
思想之感化
欧化之真相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明治之文学
外人绍述日本文字

汉文亦为一种国文
汉文为日本古典
日本之汉文
在伯林图书馆之《日本外史》
日本文学大半成于汉文
汉文之废弃
西邦文明之吸收
外国语之传来
英语之势力
东京大学
福泽谕吉
中村正直
新岛襄
法国派学者
新闻纸
新时代之旧文学
西邦文学第一之反响
翻译小说
政事小说
理科小说
坪内逍遥
文学之趣味
国民之友
森鸥外
文学杂志
《日本人》
美术之盛衰
约章改正与文学复兴
德国学
古文古史之研究
德国文学
明治二十一年后之文学界
明治二十五年后之文学界
日清交战后之文学界
帝国大学之文科
文学翻译之发畅
文学之绍介
文学之大势
我之知彼多于彼之知我
翻译之趣味
市川团十郎
戏本之改良
演剧之革新
坪内氏论演剧
坪内氏之戏本
书生演戏
正剧
翻译戏本
旧剧已衰新剧未兴
乐剧
新文学将兴
西邦文学之感化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美术小史
绪言

美术在开国前之情形
原始之情势
三韩文物之输入
唐风之输入
绘画
建筑
诸工艺
国粹之特成
国画之发达
雕塑之发达
建筑之发达
工艺之科达
宋元之影响
大陆工艺之影响
浑融发展
狩野派
土佐派
光琳派
浮世画
圆山派
雕塑
建筑
窑工
金工
髹漆
染织
明清风之影响
在开国前之洋画
世变与美术
狩野与土佐
南画
圆山
狩野
邦画诸派
美术之复兴
美术学校及展览会
邦画之现状
洋画
雕刻
彼我之调和
建筑
诸工艺与保护奖励
窑工
七宝
金工
漆工
染织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音乐小史
国乐之起原

上代之歌舞
外邦乐之传输
上代歌舞
奈良朝之音乐
平安朝之雅乐
戏剧音乐之发畅
雅乐之再兴及能乐之复活
近世乐之趋势
现时之音乐
教育唱歌及国歌
西乐之东传
教育音乐之普及
音乐勃兴期
战务之与乐界
最近之趋势
结论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国剧小史
维新之前

“能”乐（武家剧）
“净琉璃”即傀儡剧
“歌舞伎”即平民剧
维新之后
“时代品”（史剧）
“世话品”即群会剧
壮士剧
作戏家、评戏家及戏子（俳优）
“演舞品”即演舞剧

日本开国五十年：新闻纸杂志及印行事业
第一 新闻纸创始时代

第二 日刊新闻之勃兴
第三 政治新闻全盛时代
第四 新闻纸过渡时代
第五 新闻纸之发畅
第六 近时之新闻纸
第七 杂志之发畅
第八 印行事业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农政及林政
第一篇 农政

结论
第二篇 林政
结论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水产业
总说

制度
协会
水产博览会及品评会
水产教育及水产试验
渔业及水产制造
水产贸易
水产之养殖
制盐之业
结论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矿业志
绪言

日本地质
矿业之沿革
矿业制度及矿业经营
结论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工业志
第一章 隶属工业

第二章 自立工业（明治时代）
结论
起原及发畅
西阵机业
全国机业
结论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银行志
第一章 总说

第二章 国办银行未兴之前
第三章 国办银行条例
第四章 国办银行条例之改正
第五章 日本银行之创办
第六章 银行在日清交战后之发畅
第七章 结论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会社志
第一章 合本会社之滥觞

第二章 会社事业发达之梗概
第三章 主要诸会社事业发达之状况
第四章 结论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外国贸易
第一、序论

第二、开港之前
第三、明治初年之贸易
第四、内乱镇定及币制整理
第五、日清交战及金币本位
第六、贸易所关之诸要端
第七、日本对外贸易之将来
第八、工业之发畅
第九、输进贸易
第十、他端观察
第十一、结论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慈善事业
日本之风土人情及皇室与国民之关系

古世慈善事业
德川时代之慈善事业
近世主慈善之伟人
东京慈惠病院
东京巢鸭病院
癞病院
盲哑教育
孤儿院
感化事业
保护免囚
救贫制度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赤十字事业
友情为日本民族之天性

神功皇后之例
楠木正成之例
上杉谦信之例
丰公之例
用赤十字之希望
日本赤十字之第一步
加盟之议
博爱社
加盟
万国赤十字会议
难问
赤十字之扩张
战时活动
恩赏
病院船
病院船之活动
救护外国兵
救灾祸
日本赤十字社之现势
东京病院
总裁及社长
役员
笃志看护妇人会
日俄之活动
各国赤十字社
国民性格之发挥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都府之发达
都府发畅之六大期

一、都府生成预备时代
二、势力中心在南部时代
三、势力中心移至北部时代
四、势力分裂时代
五、封建大成之时代
六、郡县制度完成时代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风俗之变迁
群会之大变化

国粹主义
洋化主义
西洋趣味之流行
精神不动
阶级制度之破弃
尊重系统
世袭职业
消极思想
交通通信之发畅
变革之因
日本国民之特性
武士道
中古之遗风
国民之素养
保守派之管见
风俗混乱之时代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社会主义
序言

上古之社会制度
土地国有之破绽
东西封建之差异
弱者之保护
土地并有之禁止
明治维新之影响
政治家之劳动问题
资本家之劳动问题
铁工结会
劳动结合期成会
大运动会之禁止
矫正会
工场法案
社会问题研究会
社会主义协会
社会民主党
非战论
万国社会党大会
决议案
政府之压迫
园游会之禁止
传道旅行
政府之大压迫
社会主义者之活动
著书
结论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日本人之体格
东西人种身长之比较

日本人与清、韩人之比较
在日本之满、韩种族
在日本之蒙古种族
在日本之马来种族
叆奴
熊袭隼人
种族融合
日本人之体力及精力
体育振兴
体格改善
躯体诸部之比准
日本妇人之结发
脚与躯之比较
躯体与气候之关系
躯体与处世卫生诸情形之关系
日本人躯体之发畅
面貌之特质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国语略史
国语系统总论

第一章 上古至平安朝末叶
第二章 镰仓及室町时代
第三章 丰臣及德川时代
第四章 明治时代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结论
我三异彩

阶级之调和
国民之弱点
法律思想之浅薄
学界之不备
实业界之不备
风俗之不备
平和的国际争竞
取舍之甄别
国民之性格
大国民
宗教之自由
宪法之实施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绪论

引言

日本勃兴之故

东洋诸民族居世界生齿之大半，而沉沦濒于危亡。其间，日本帝国勃然独兴，仅五十年而长足进步，与彼覇驭欧洲之强国战，卒大胜之，以耸动世界之视听者，其故果安在哉？物不结无因之果，盖日本民族其传说与历史苟无以翘异于同洲诸族也者，未必能发此光彩。是固万邦之所推想，而识者莫不欲闻其原因焉。

因由三目

日本自开辟之初，一系相承，无累朝易姓之事，国于群岛无他邦侵犯之虞，其历史一如完璧，绵绵二千五百年以至今日。其能如是者，原因虽多，试提其要，有三端焉。曰：“继绍神国，久而健存。”曰：“发挥地灵，禀有特质。”曰：“封建割据，磨砺智能。”日本民族发展之故，千端万绪，皆莫不为此三纲所函括者。今顺次详说之。

第一、日本以神国健存

日本为神国

日本称曰神国。其谓神者，意义与宗教家所说自有差别。盖当西历第九世纪之初，日本有一书，名曰“姓氏录”，由官撰而成。分三帙，曰“皇别”，曰“神别”，曰“蕃别”。录为京都贵族等一千八百八十二氏之家谱。皇别者，谓皇胤出于神武之后。神别者，谓一切神裔传自神武之前。蕃别者，谓由外国移住之家。此三种贵族，统制日本民族。而遡其繁殖之初，皇属亦为神属之宗家。盖日本当肇国之际，统以神而成其治者也。故至今，田夫、村妪皆有一种信念，谓统治之大权在神之子孙。

神国得名之原由

神国之为名，由来颇远。距今一千五百有余年之前，南韩诸邦称日本曰“神国”或曰“贵国”，是见于史乘，可知非独日本人之自称。盖君主以神权统治民族，各国有史之前，大抵皆然。然其由争竞而遂败灭者比比皆是，遂使其传不永。而新朝之承其后者，不几时复即衰亡。韩国诸邦亦依此例，惟日本以神传之国而永健在，故称曰至贵之邦，是可见古代之思想焉。

日本皇室不如他国主权者之有姓，故姓氏录无所记载。所谓皇别者，非皇族，乃皇族为臣家赐以姓，则谓之“皇别”耳。皇族称号，以居处领土而别，曰“某宫”、“某亲王”，惟天皇无是称号。故日本即谓之“芜布”之邦可也，盖发育不失其自然也。

原生“芜布”之邦

芜布者，原生之谓。日本有古语曰“加弥那加拉幺弥哥挪希罗希眉斯窟尼”，汉译云“惟神之国”，意谓神孙统治如神世之邦也。神孙之系谱，载录于《古事记》、《书纪》二史。

《古事记》纪开辟始生之天神，略云：“天地初发之时，高天（高天原）有神生焉，曰天之御中主神，曰高御产巢日神，曰神御产巢日神，是为三柱（三位）。”天御中主如宇宙之主宰，产巢日则如造物之主。然是等三神与宗教所谓超越人类之神全异其义。三神始经营大八洲（日本联岛），其子孙永昌荣，互通婚姻。

垂训曰，天御中主之系统常治是国，是即神统直传之子，亦可谓天神之子。产巢日二神称曰慈祖（御祖）之神，谓皇母之系统，即外祖之义也。神孙繁荣，称八十万神（群神之义）。于是天京（高天原）有“神集”、“神议”，谓京都政府开贵族会议。

神别之家，莫非群神之后裔。如藤原氏实居其一。藤原自上代夙为有力之贵族，连绵继续，以至今世。日本人奉神之概念，不如他邦人求佑护、祈福禔而以祀以祷，惟每年收谷供祖先，以其所获之一分，表报谢之意，集家族而叙其欢乐而已。盖追远也。

新书祭·大尝祭

皇室之仪式，自古至今以尝祭为最重。尝祭之为典，当太古时，皇祖天照大神亲行之。其每年一次必举行者，曰新尝祭。其每一代举行一次者，曰大尝祭，是为天皇至重之务。

新尝祭者，用新谷以酿酒，取天皇亲祭祖神，供以山海之珍，用是以答天庥也。此时开大宴会，称曰“丰之明”（或曰“节会”），恒乘夜行之，燃以松明，一族子孙洽欢会饮于祖神之前。

大尝祭之仪礼最盛大，卜于神，由全国选定二郡，用其所生之新谷以酿黑酒、白酒，乃造假舍二宇，以充祭场，称曰“悠纪”、“须岐”。其行尝祭也，必奏古乐。此时丰之明连续三昼夜，其间有夜祭、晓祭、昼祭而张大宴。天皇即位，必大祭，是为神国基址之所系，其制将与皇室相传为无疆之休。

新尝之祭，自古韩、辽各地以至中原皆有之。此制一坠，而神国之本根湮矣。今之日本尚有尝祭，而全国农村自化其俗，新谷已登，必祭土神。家族会饮，称曰“祭礼”，如都市现无农田处，亦必行此祭礼，盖其一年中以此日为最乐，同族洽欢而报谢神德也。

“加弥”之意义

如此，日本国民惟神所统治故，敬神之情尤深。“加弥”（神）之为语，本戴上之称，至今无幽显之差，此为斯国之特色。或用汉字以译“加弥”一语于“神”、“上”、“长”、“首”之别，不能无惑焉。有欲考索日本称帝曰“加弥”之时代者，迨覈查诸书，乃知国守郡司等皆称“加弥”，于是知此惯习吸收精神之文明其效颇大。

吸收外邦文化之效

初，儒学与汉字传自中华，中杂道教，有宗教之趣，遂与日本敬神之俗有所融和，使儒道与阴阳道并行焉。如“神祇”二字，译以日本之意义，用为天社、国社，或天神、国神之区别，至今犹相沿之。佛教之传也，其初视为异域之神而排斥之，故流布后于韩地约百数十年。既知佛说哲理颇有所益，而信向渐深。自是并用神道、儒学、佛教及阴阳术，尽采其所长而匀和之。佛说亦被同化，遂附会曰“日本之神是佛之权化”也。

日本自古善匀和精神之文明，故能包容诸宗教。而郡村亦不以此争阋以弱其团。在天之神，固为“加弥”，天子亦为“加弥”；凡长官可以戴者，皆莫非“加弥”。尝祭之礼，久行于国中，然不甚排斥他教，卒能调和之，是日本之特色也。

天佑

日本人常自信云，日本为神国，由神而享受其殊恩。其言虽不尽可信，然其以神国健在者，自为特异之点。天佑神助，未必无因也。上古时，天照大神授皇孙以三种神器，其神诰曰：“宝祚之隆，应与天壤共无穷。”至今小学孩童亦皆诵之。各国帝王，莫不期其国祚无穷，而卒未有以神国健在如日本之久者。日本帝位累世相继之间，亦非无皇族相残杀、几绝其统之事，然未几而复繁荣。皇别之家分谱日多，忽成一巨帙，是他邦所无，谓之奇迹亦可也。

日本受外寇，前后四次。宽仁（西历一千十九年）有刀伊（契丹欤）之寇；文永（西历一千二百七十四年）、弘安（西历一千二百八十一年）则有元寇；应永（西历一千四百十八年）则有蒙古（兀良哈欤），莫不为镇西兵勇所击退。

胡元起自成吉思汗，忽席卷亚、欧二洲，使欧洲大陆至今犹怖“黄祸”。彼既破中国，遂乘势送军舰，蔽对马海峡，而袭日本西陲。偶有飓风，元兵海、陆皆挫败，日本国民谓之“神风”，不自居防御之力。日本海气象，于春、秋之间恒有暴风突起，不足怪者，顾国人神之也。近时造船、航海诸术日盛，战胜多人事，不关神功者。然最近海战，天时之利，国人犹曰神助，谓之天佑。

日本无革命

日本无革命，尤为特殊之点。革命者，谓企图更易统治之系统，各国恒有之，是为易姓。惟日本积世久远，其祀不绝。权奸弑逆虽时有之，然无革命之乱。藤原氏之盛世任宰辅时，拥帝室立幼主，而自为摄政，遂创“关白”之职，以迫帝位。苟在他邦，其势非篡夺不已。然藤原不失恭顺，卒安于摄政关白之荣。

其后，武家将军统全国兵马之权，颇振其威力，京师数被其蹂躏。然将军由委任而以统制全国武士，不敢望其余，至幕府犹恪恭也。足利氏之末（第十六世纪），诸州豪杰割据，兵乱无已时，幕府不能布其政令，京师骚然，天皇供御殆无所给，然无人敢觑神器。大内氏覇西国，献巨财，以太宰大贰为请，朝廷卒不听之。此等危机，在他邦皆足以致革命者，而日本晏然也。

“革命”与“改革”之差

“革命”与“改革”语本异，而日本人恒混同之，逢政治之变革每称为“革命”，是亦为一种奇习。

天庆年间（西历九百三十九年），平将门作乱于关东，自称皇族之裔，僭号平亲王，拟皇室，未几伏诛。后人以为异，谓之谋反，谓之革命之乱。然将门之志，其觊觎尚不在是。

后醍醐天皇废幕府（西历一千三百三十四年），而足利尊氏举兵于镰仓，虽可谓谋反，然其意在争夺政权，非企图革命也。

明治之初，将军奉还政权，新政府改革庶政。有觖望者，一时亦尝用兵。人或误谓之革命，然决非有革命之实也。

明治三年，司法省参酌中国法律，修定新律纲领，具奏之。其中有反逆罪之名，内阁议曰：“日本虽欲见反逆，而不可得。”乃削除其罪名。

盖日本人实不知革命。其神国之永，固为他邦之所无也。违勅罪、公罪（国事犯）等，皆与革命不同，是亦足以证国基之巩固焉。

好洁之心

日本国民性尚洁，或由地理所禀赋，然绎其根原，亦因信神之所致。谓神疾汚秽，忌不净，仰神者必清净其身。或簸以风，或濯以水，曰“祓”（哈拉喜），曰“禊”（弥索几），是为神国原始之教。至今神社各有“手水钵”之备，亦可见其遗风。

日本人之于神，不祷以欲望，又不敢要请福利。惟自恐汚秽不净，致神之嫌恶。故自古为之君长者，务授之以安心之道而已。日语训“政”曰“祭事”，祭以期国土之安泰、五谷之成熟、息灾害、延寿命也。祭神之务，遂重于国政。称国之政谓之祭事，知国人之敬神矣。祭以清净为旨，其重者，除新尝外有祈年祭，每年春、秋二季行之。

又有大祓，六月末及十二月末行之。大祓之祝辞用《中臣祓》，为神道家所常诵。其文虽中古所作，亦足以窥上世之遗意。仰神之式祓禊净身，诵《中臣祓》及他祓词。佛教流布益盛，传诸种祈祷法，于是寺院多修行祈祷，而僧侣犹居护持泰平之功，亦可见佛教之为融化。

六根清净

日本有呪文曰六根清净，是善表其民族清净之心。所谓六根者，耳、目、鼻、口、身、心是也。此呪文言：五感与心，苟清净无一点秽浊，而透彻如水晶，则能住清净之天地而享神佑。其语所由虽不在上古，然句短旨深，于说明清净之心略无憾焉。

距今三百五十有余年之前，葡国人萨威叶（加特力宣教师）纪述日本，中言日本风俗尤尚清净。其后，德国人、荷兰人等亦有纪述如是者。萨威叶之时，适当天文之乱，为祸乱之极，而国民独喜清净，可见神国精神矣。此其风气，非徒由清气、清水之中而生。如人仰神，必清净其六根，求同体于天地。是固单纯之教，而浸染于精神，每能发露也。据所传，菅原道真有歌曰：“哥哥罗达尼吗哥秃挪弥吉尼加那喜那哈伊挪拉斯秃低幺加弥芽吗磨拉姆。”意云：心苟合诚道，虽使无祈，而神亦守之也。此歌尤足以表日本人仰神之心。

由外面观之，日本人似乏于宗教之心。然清净其身之内外，而住于清净之天地，常谓苟有至诚之心，神必宿于正直之头。取浅近之语而言之，日本民族为心情无浊之国民，即无邪气也。甘和白彩，其质易受。具清净之精神，一接外邦之文明，故能采其美而不疑。无宗教之偏执，无利欲之坚持，宛如清水之在清净玻璃瓶中，注以色素即能发浓彩为灿烂矣。其物质与精神易于进化如此，盖因其以神国健在，久有素养也。考其历史，知所由来焉。

第二、民族由地理之特质

地理所生之特质

日本与大陆距离适宜，而联岛成国。国之首部，气候中和处，远离于大陆。其最近大陆处，有小屿曰“壹岐”、曰“对马”，与韩之半岛角相对望。然其联络不甚密，非如英国联岛之与欧洲大陆，仅拥海岔，当晴天之时得望见其对岸者。盖英国与大陆距甚近，故数为大陆种族所征服，且互争遂致盛大。日本则不然，其距大陆稍远，不可互望见。当大陆文化未著之时，以迟顿琐材之舟，乘潮汐航行其间，则非易事。故建国之初，无大陆之兵祸。若国之尾部，纬度稍低处，在东北近接大陆，以抱海峡。然此边荒寒多冰，故亦无贪兹土者。至今遂有余地，以资拓殖。

潮流与候风

日本联岛之地位接近暖潮。所谓暖潮者，沿亚洲东岸向东北而流走，称曰黑潮，又曰黑濑川。中国南角距日本稍近处，恒有候风（候风又曰“期节风”），夏则吹自南，斜向太平洋；冬则反其向。西邦未有汽船之时（迄德川幕府之末），欧洲船舶利此候风而往来贸易，不异于中国商船。自汽器发明后，造船术日益进步，不复如往时之利候风矣。

日本锁国之政策，亦有关于风者。自春至秋，称汛季，其间船舶恒乘风而至，遂有防御。冬则寂然，谓之休期。如长崎戍营（卡路）使肥、筑二藩隔年相代，以任警卫，谓之半年交代。盖汛季不过半年也。

挽近五十年，航海之术不关风便，故船舶之来不独讯季。若五十年前，则潮流与候风，其关系于日本民族之生存者，极大矣。

日本种族

日本远距大陆，遂免他邦征服。潮流候风，各种勇悍之民族亦有凑至者。有史之前，各种民族甶中国南部、马来群岛及印度等诸地，乘风潮、利岛屿，联缀冒险而进，遂扩布其间，是即日本原始人种之一分也。

在东北，则有北韩鞑靼（古肃慎，今满洲）、蒙古及中国北部等诸地之族移住之。来自南者，有冒险之气，结部落，事拓殖，功绩颇著，可谓优秀人种。但其中含有马来种族。自北者，虽为大民族，其中杂有尚武之人种，或缺拓殖之智能，故北地多荒废，遗后人以膨胀之余地。各国民族，未有混集多种之血如日本者。其混化之故，关于地理者为最多。

地理之精炼

日本人往时不知其人种之异同，或谓历史不备，遂无所考，然其实未必然也。盖其同化之力恒混之为一，久遂不可辨耳。

古世，虾夷之民专赖渔猎而生活，未知农耕。九州岛有隼人，其文化较优于虾夷，其抵抗外敌之力亦颇强。此二种族之同化年代颇远，而未尝有倾轧之迹。

距今一千五百有余年之前，又有君长称秦皇、汉武之胤者，率数县之人，由韩地来住，营蚕织，为文学政治进化之助，称曰秦（哈达）人、汉（亚芽）人，渐繁息于各地。各地土著，亦无因人种异同而摈斥之者。

天智之朝（第七世纪后半），百济、高丽亡灭，举其王族及臣子而收容之于日本之地，给以郡县，又赐姓，悉仍百济王、高丽王之旧，令二邦人民杂居一处。其后经百五十有余年，而有《姓氏录》之撰修，以此等姓录于“蕃别”之中。日本民族富于融化之力，概如此。

近二三百年，中国、朝鲜之民移住日本，恒仍其姓，绝未见有以人种之异同而生扞格者。如最近五十年欧美人之移住亦同。予称此现象为神国地理之精炼。

所谓精炼者，犹言变化之效——洗涤之，烙毁之，灌以酸碱，去其杂质，曝干之，去其恶臭汚色，得其良质也。民族亦经精炼而发其光辉。盖谓由日本水土受天然洗礼，以化其美也。

日本风土

日本不与大陆接壤，不受争竞于外，为安泰之土，遂锁国自固，但守其天然之疆界，祝江海之无波而已。以气候论之，极南之地虽热，而无酷署，地势斜长，其所居之纬度，四时气候略同，而衣服居住简易快畅，能适其用。如此布置，虽或使出于人之选择，亦不易得焉。此大陆之民族移住斯国，由其地理所以受其镕陶而化之者也。

物料丰富

生存竞争，起于欲望。

日本地理生活资料颇丰足。海有寒、暖二潮流，鳞族群集极多，有渔网之利。山岭居国土十分之七，不仅富于森林，又多含矿脉，多产土石。又有羽族飞集，兽类繁息。其兽类概为多益少害之族，虽北地有熊，而未尝产狞恶之兽如狮子、虎、豹之类。古时民族专赖海渔山猎而生活。日本无牧畜屠食之习俗，虽或谓因神道佛法之禁戒，然亦因海鱼野兽之多供肉食，滋养而有余耳。

土地肥沃，利耕种。农村生活，每家如植物园。各领有田一二町（犹言顷），按家族之数，而下以诸植物种子，五谷、桑柘、百果之属咸备。根、干、花、实、叶、皮，收获悉应所需。土产犹言土宜，盖宜于其土者也。鸡豚之畜，亦助其富。燃料则多采于山林。

农家之乐，各遂其天。其需肉食者，得之亦颇易。渔村行商以其所网为市，不问晓夜，遍历各村。其价之廉，仅足以酬其劳役。更买得菜果而归，虽数十里之外，莫不到焉。深山不能得鱼，亦自产猪鹿。今世，民口繁殖，此风尚存。

自外国贸易兴，产业增进，农民忙于作业，而田家之乐遂减，其间且有忧惧其生活程度之益高者。若前世，则民口较今特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已，其生活之安乐，非后世所能比。故其融化他族之力，亦较大也。

泰平天地

人类争竞，遂生猜忌，弱肉强食，其性以狞。惟移住日本者，安其家族之生活，而泯其争，乃得六根清净。同居处，善乡里，姻娅往来，以结其欢，虽殊族亦自撤其疆界。日本民族遂得集多血而融化之，经世既久，性禀质益纯。

尚武之心

日本人之勇气，由于蒙古族之遗传。有成吉思汗之风，而能化其残忍阴险之气，独义勇奉公之精神留存不渝。如最近之大战，其精神实基于是。又得马来族冒险之气质，而变其狞恶。

学艺之融化

近时，日本少年常有喜冒险者，渐进而健步于重洋之间，亦自然之势也。学问、艺术亦然。各种民族已经同化，亦有其所遗之语言，如韩语、鞑靼语与靉奴语，皆杂于日本语之中，而助其文学之发达。

日本语与中国语，语格全异。然汉字既传来，日本语之文章遂用之，而文化以进。既而有音字之发明，称曰假字（假名）。自是，象形字与音字互助其用。文字既普，民族之统一益著其效。

嗣后，日本之地，自极南至极北，略无语言不通之处。若方言之讹，难通于耳者，苟用文字，皆可示之于目。日本与中国大陆以同文之邦而相亲，亦为文字之效。凡言文之便，溥厚如日本，世界罕见其例。其余学问、艺术之输自诸邦者，皆莫不融化焉。

岛国之特征

要之，日本为岛国，远于大陆，具潮流候风之便，岛屿之布置适宜，因是得聚众多之人种，而化成之为日本民族。大陆则不可望其如此。英吉利亦岛国，曾被诺曼、撒逊、佃等诸族之侵略，合诸人种而同化之。其所成之民族，称“英克罗撒逊”，现在雄飞于世界。日本民族集合人种多于英国，且已精炼其美质，故一触竞争之机，遂勃然兴也。

精神之特长

日本人性真率，无猜忌嫉妬之心。征之历史，明矣。神国初有根本之精神，及与中国大陆通，遂受其文明如儒学、道教、佛法等，皆吸收之。如此驳杂，虽似无贞固之心，然各种文化皆融会于清净之心而略无冲突，不致害毒，谓之美化可也。

凡宗教之风化精神，使人多迷，观中国历史亦可以知矣。如儒教与道教之冲突，始自秦、汉之时代。秦始皇以不世出之英雄，而求长生不死，索之于儒教而不得，遂倾心于道教。自是，道教渐流行。汉武帝为英迈之主，虽主持儒教，又崇道教，求神仙，遂启佛教输入之渐。自是，儒、道、佛三教在中国冲突渐惨烈，搅乱其民族之精神，以致其国之衰弊。惟日本使神道、儒学、阴阳道、佛教等并行无冲突，著之律令，各阐其旨，是足以征民族清净之心也。

至于制度、文物，初由韩土取中国之文明，其后与中国直接交通，所得益多，遂选择采用之。天智天皇（西历六百六十八年）始著之于成文法，嗣后益加改修，而为国法之基址。可见日本人之特长，在采人之长，能消化之。

锁国之因由

天文年间（第十六世纪后半），有基督教之传输。织田信长允其布教于京都及安土城二地，兴南蛮寺。未几，而受洗礼者至数百万之多。此时，西邦之武器与其兵学、医术、天文、工艺等，多所传习。如各地有大城郭，其构筑大率据西班牙、葡萄牙等西邦人所传之筑城学云。日本人采人之长，敏捷而不偏执，概如此。

西、葡二国人之被日本排斥者，亦自有故。盖宣教师乘其教徒狂热之情，而烧弃神社、佛阁，以招非教徒之愤激。或见日本人易信教，以为奇货可居，遂企阴谋，而其事露显耳。自是，幕府下禁教锁国之令。嗣有天草之乱。教徒死者，合刑死、战殁之数，以数十万计。由是观之，可知日本往时之锁国，非日本之好排外，实外人之包藏祸心，日本政府谋自卫不能不出此也。

予警告世界

今更有一事欲为世界吿者。他邦人视日本为狭小之岛国，不问其内容充实与否，侮其民人躯体矮小，不问其勇怯；或见其虚心从善，慢视为轻浮者，反忘其大陆之弱点，以是启衅，自取覆败，是不可以不警也。

日本人性质而愿，可与为善，亦颇富于爱国心。有加害之者，则竭死力而抗争，不敢畏强敌也。元寇之全灭，可以证矣。自是之后，海贼船出没于朝鲜、中国之海岸，凡三百年。文禄年间（西历一千五百九十二年）有征韩之役，亦为其余波。遂至有欲侵略马来群岛者。

友爱之情

外人苟持善意者，日本人必遇以友爱之情。当锁国之世，排外之论横溢全国，然既谅美国提督柏理之善意，其愤怒遂渐消散。明治之改革，以开国为旨，于是国人多航行西邦，自进而求与西人握手，好闻西人之说，如孩童之信受教诲，心焉慕之，卒以此而收其效。是即日本民族之特质，由清净之天地而洗涤淘汰，遂受绚彩也。

第三、民族由封建磨砺之智能

封建

说群会进化之通则者，皆谓封建衰而王权盛，然后有法治之世。日本封建制度之废裁三十余年，一旦勃兴，遂成法治之邦，其间未必无新理。今分（一）古封建时代，（二）过渡时代，（三）新封建时代，三期叙述梗概，以为硏究之资。

（一）古封建时代

日本之地势尤适于小割据，自上古有多数民族夙成酋长部落。迨有史之后，县邑相交错，或以彦（喜哥）、媛（喜眉）为君长，或以魁帅（塌刻尔）、户畔（秃倍）、祝（哈芙利）为酋长。彦媛为神族，魁帅等异其种，皆执剑矛弓矢而竞武勇，互争其权力。凡人之安于生活者，不能无夸荣耀美之心。酋长以夸耀之故，常眩其金玉锦绣以示尊崇。如每年至五谷成熟，会众而行尝祭，则盛装都丽，礼于祭司之前。于是有欲与之争竞者。而封建始矣。

古封建之起原

彼等既有夸耀之心，或迎活神以为祭主，即谓彦嫒。于是彦嫒卜幽邃山林祠其祖神，以为国社、县社，祭以粢物，又择山野以充神灵之域。众民尊敬其祭主，称曰国神，即国造（弥芽梓哥）、县主（阿加达奴希）之起原也。其社与中央政府（高天原）之天社相连结，因而统以天神之子，是日本神国之组织即古封建也。

天皇之信玺传至今世者，有三神器。镜以表平和之神，剑以表战之神，玉则以供装饰。古世以“祭事”为政，宰辅由五部总长而成，一曰中臣部，行祭式；二曰斋部，供以粢物；三曰猿女部，主歌舞；四曰作镜部，锻造镜剑；五曰作玉部，主磨玉。五部技师称“伴部”，居各地，督职工，而成县邑。其长，曰“伴造”。日本工业，实起乎此。

日本民族之阶级

日本民族分贵族、士族、平民三级，亦基于古习。此等区别，实足以鼓励国民。

古世君长之裔，如天神国神，皆为贵族，每家有姓。（百姓之语，原非农民之谓。贵族转归田舍，遂有百姓之称。）士族谓上世之伴部，各有职业（多农），作部落，居各地，称曰大宝（大御宝），或谓良民。

若职工农夫等一切劳役之徒，属平民，上世则称曰奴婢，隶于伴造，不注录于户籍，不认其家（无姓），一称曰贱民。日本贱民异于罗马时代之奴隶。国造、县主所领之地，无伴部而只有贱民。其贱民分二等，曰家人、曰奴婢。家人之于私领地，亦如伴部之于公领地。如此，上世伴造、国造及酋长等割据各地，莫不领有此等之民。

阶级既分，互竞名誉，而各级之人文亦渐发达。

男女执政

彦媛在各地执政权，媛（女）为祭主，以和神虑；彦（男）任治务，以理庶政。日本妇女自古好武勇，有丑女（勇妇之义，读曰希哥眉）、女军等，然泛言之，常主优柔而尤爱男子之勇武。故武勇之士，作歌以求婚于君长之女，得许诺，则以为名誉，是为厉武之一因。

间亦有以妇女献纳于优强之君主者，称曰采女（芜内眉）。如甲国对乙国，亦有时欲竞国势而强请婚姻。上世，出云、怡耆二州之地，簸川上游之山谷，有高志族割据焉。有一县主居下游，为所胁，强请婚姻。此时，素盏乌尊助此县主，宴上游山谷酋长而杀之，乃与其县主女稻田姬相婚，咏歌而言其欢乐。是即和歌成于三十一字者之始也。

宴中斩杀

宴中斩杀，于日本民族为武勇之行，尤关于名誉，是固异于狙击暗杀者，而视较决斗则尤勇。盖宴会者，男女竞名誉之场。故神国男子常锻炼其精神，举动沉重，虽醉而不可犯。或居敌中，而从容娱乐；或逢变忽起，尽防御之术而毙焉，称曰“死有樱色”。若获胜，则尤获盛誉。

神武天皇奠都于大倭，得展其稜威，抚诸酋长而化之者，亦此竞争之胜也。酋长遵化，惟东北有虾夷，西国有熊袭隼人，尚抗抵颇强。于是争竞磨砺无已时。第十二代景行天皇之时，熊袭枭帅自夸武勇，不服皇威。天皇命小碓皇子为征讨将军。皇子龄十六，选同龄勇士二人，令随从携姨倭姬所赠美丽之女服，而赴熊袭。对阵之间，密为女装，以二勇士为婢，入枭帅阵营，侍其宴席，覗其醉卧，以怀剑刺之。枭帅闻其为小碓皇子，乃曰殪天下无双之勇士，奉皇子以“日本武”之名，遂死。自是，皇子称日本武尊，即仲哀天皇之父也。

韩地之服属

此时，日本于韩地置任那府，定其土。仲哀天皇幸筑紫，征熊袭、新罗，崩于行在。神功皇后即渡海讨新罗，其子应神天皇亦继其志，扬国威于韩地，百济、高丽莫不服属。是在西历第三世纪之后半。

当是时，荒地广，民口少，民人较土地为重。其酋长等，有赐姓为国造、伴造者，其部众以列于伴部为荣，相率而贡物于京师。各地建官仓，称曰官家。此制遂及韩国。派国宰任之。国郡之制，起乎此。而王权遂世益盛，割据渐融解，而统制自成。

京师官府重贵族家名（姓），而勉图其保续，其间有贵族竞争于领民者。中国之文明既传兹土，于是废金玉之饰，易以衣冠之制，需用绢布渐多。应神天皇之末，秦民移住日本，兴蚕业，贵族诸家窃掠其工，用之于私领之地，使官业衰微。然此事反助蚕织之业，使易播布各地。雄略天皇之时（第五世纪末），令秦君收聚其民所贡献之绢布，一时堆积颇多，故赐以太秦之姓。秦训读曰“哈达”，与机字同义。太秦读曰“芜梓吗萨”。至今，蚕丝绢布居日本生产之首位者，太秦之遗赐也。

农产

向者，农产以稻为主，故多水田。迨桑园已兴，领主获利颇大，而旱田日多。

猎兽

山林为狩猎之场，猎者得以此竞武勇，且为男女娱乐之地。雄略天皇英姿雄迈，曾猎于葛城山，偶有野猪狂跃向帝，帝弓射之，复蹴杀之。蹴杀者，角力之古术也。猎已毕，帝欲斩怯退之舍人，皇后谏曰：“以野猪之故斩舍人，为豺狼之君。”帝纳之。帝与后同乘车归，众呼万岁。帝喜曰：“人猎鸟兽，朕获善言。”其后，猎兽之法配以弓马，久为武家所贵重。至封建之末，其风尚存。

乳虎之勇

雄略帝得后妃内助，兴蚕织及诸工艺，是亦日本男女之美德也。盖日本妇女优柔，善育子女，不敢干外务，是合其自然之性。养育子女，恒冀子孙之繁昌以扬名显亲。此种希冀与尚武之血性合其胎息，遂有义勇奉公之气，以哺以育，而大和魂成焉。故一旦遭家名兴废之危机，则妇女亦勇敢任事。或有凌男者，如神功皇后之征三韩是也。

雄略帝之后，封建衰而王权盛，政治渐有变化。既而京郡贵族轧轹，遂生弑逆之祸。于是太后登极（西历五百九十三年），称推古天皇。此时，圣德太子龄二十，为摄政，内则以佛法为国教，外则回收韩地。会隋主新统一中国，与彼修交，取其制度，以资于考定律令仪制之便。自大化之后（西历六百四十五年），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为主动，而开统一国郡及兵政之制。

先是，唐太宗用军于高丽。其子高宗听新罗所请，更遣大兵至朝鲜半岛，其波动及于虾夷。齐明天皇以中大兄皇子之母登天位，命越后之阿倍氏讨伐虾夷，自秋田、渡岛（今北海道）攻至肃慎（黑龙江地方）。此时，唐大军入韩地。帝即亲将中大兄皇子及中臣镰足等巡幸筑紫，驻跸六旬，在朝仓行宫而崩。天智天皇素服指挥军务，知百济、高丽之不支，乃收其君臣，令居日本之地。是日本妇人虽柔顺，然临危急亦能奋其威，无所恐慌。

王权隆盛

天智帝之时，藤原镰足撰定法律，功尤多。十年（西历六百七十一年），其法颁行，称曰近江律令。于是古封建制度不乱而革，遂成国郡。王权兴，而国以统一焉。

（二）过渡时代

考古封建废绝之故，盖因人口繁息，贵族（伴造国造及他有姓之家）子孙多，各分家，不能自绍其家名，乃以其所领之土地托付于国宰之管掌。分家多，而势以弱，政府非有欲废之之意，但令各保其家。而古国县自变其组织，遂成国郡之制。其间，士族之附于土地者犹存。此等士族欲自固其团结，求主长于京师。

京师贵族仿古封建主张管领神社山林之例，管领开垦地一区，而设别墅，取其附周山林，以充庭园，称曰庄园。佛法流布后，各地有新建寺院者，寺院管领土地亦如庄园之例。

政府谋以开垦之地保护有姓之旧家，制法律，令异管之人不得占有垦地。惟法律不遡既往，其已成之庄园渐作割据之势，亦无如之何。故新封建之制，复以士族（伴部家人等）多互争竞而成耳。

日本之民，生活安泰，薄于利欲之念，本无争有财产之权利，皆甘于普天王土之思想，而信政府保护其家名。政府亦注重其保护也。法律经改修数次，至文武之朝略得确定，谓之大宝律令（七百二年）。此律令以贵族为主眼，以官位为纲领，其制国郡之法，以官有之地分给于有姓之家，使各保续其家名。其余，则定仪式准则。惟荒地山林之法，阙焉。

此时法律所定国郡之制，实则尚封建之旧。各地士族与京师贵族相分合，遂致家名变动耳。

浮浪盗贼

于是，士族之妄希显贵者，知政府保护旧姓，不滥赐等级，竞脱籍投于贵族社寺等私领之地，以而列于贵族，世称为浮浪之盗贼。政府禁之，虑其乱，命国郡追捕之。然此辈茌各地本负名望，其能得志者，或夤缘贵族以显达于京师，或开垦私领地成一地域之长者。如此自然淘汰，使旧姓废、新家兴，新陈代谢，遂使有姓之家全易其地。强者亦甘受浮浪盗贼之名，而收其实利也。

弓马之道

此等事，多见于奈良朝（第八世纪置都于奈良）之时。其间女帝相继，宫中权势尤盛。有女杰曰橘三千代，养育文武、圣武二帝。其所生之一女曰藤原光明子，为圣武皇后。以藤、橘二氏之权势植于朝廷，当是时，京师康安，如佛法、文学、歌舞、音乐等皆盛兴，法会、外交、官事等频开大宴。人竞其衣服之美，其文艺以至纺织、建筑，垂模范于后世。

女帝在位，虽似文弱之世，实有尚武之气。六卫饰兵马、养健士，以耀皇威。皇族华冑亦多蓄兵马，竞习射的、骑射、猎兽等诸伎。尝使各地贡骑女、力妇。西国之隼人、东北之虾夷，皆为征服。拓地垦土，遍及全国。既布国郡之制，各地士族莫不习骑射，义侠之风尚焉。

新封建之萌芽

新封建既萌芽，各地士族多兴新家，京师官府虽尽力保护旧家，不能制也。权力相挤，独使藤原氏得胜于争竞，以朝廷为其特占之地。迁郡于平安之后（第九世纪），不复立女帝，而贵族之排挤稍绝其迹。男女相会竞文艺，宴饮娱乐，极豪侈。而贵家以贫，士族反是。开垦土地，以起富源，兼修弓马之术，以仕于朝、以役于贵族，因而兴其家名，自称武士，以名誉为竞。

当是时，京都之官人虽显贵而颇贫，各地武家虽卑贱而甚富。贫者渐弱，富者渐强。

武家渐增势力

公家与武家贫富悬隔，京都若欲暴敛，各地方必抗拒之。冲突且以致乱。藤原基经之子孙为摄关家，逞其势力，使全国求名之士集于其门，于是各地有庄园，其贡献之资助京都侈靡。

平将门、藤原纯友同时作乱（西历九百三十九年、四十年），京畿群盗蜂起。自是，摄关家及他大贵族引武士，委以庄园之经理，称曰“家人”。又曰“家礼”（刻来），即家隶也，待遇一如旧封建家人之礼。

武家各养家子郞党。家子者，属于家族之谓。郞党者，门客也。家子、郞党，并称同势。引率而祗候贵族之家，故有“萨姆拉喜”（侍）之称。于是武士稍有得荣爵之路。其门路开放者，官职有限局，如国（州）之权守、检非违使、六位判官（卫门少尉）等是也。以五位判官为荣誉之极。其至五位者，称曰大夫判官，非大豪族则不能补之。

武士既竞习弓骑之术，而乡村皆化为讲武场。农夫亦多励于武伎。至今世命名用“兵卫”、“卫门”等称号者，可见古代之习尚焉。明治之世，解士之常职，以四民为平等，布征兵令。其能得良兵者，亦因庶民久有素养，能适于军务也。

武士与僧徒之冲突

弓骑之道起自奈良之京，传播渐广，其为术始以仪式，能锻炼精神。关白道长（第十一世纪首）有胆勇，使源赖光及其弟赖信皆推服焉。此时武士骁勇者世推四人，赖信与焉。余三人，曰平维衡，曰平致赖，曰藤原保昌。京都贵族既赖武士守卫，僧侣效之。大寺多集恶僧，以为兵卒。于是僧侣、武士，渐启冲突。

公家渐衰·武门益盛

京师已为藤原氏集权之地，贵族绝其争竞之迹，而渐流文弱。各地士族争竞反据，砥砺武勇，展其势力于京师。及藤原氏衰，白河法皇视政院中（第十一、二世纪之交），有武士祗候如摄关家，养门客。武士最有势力者，选充京都守护，兼管理全国武家诸地。源赖信孙义家、平维衡曾孙正盛，迭任是职。于是全国武士为其家人，属其指麾之下。国郡之制则有名无实矣。

然土地之与夺尚属于统治权，武士之贡物于京都，亦略无缓怠焉。惟公家之费渐多，所领之土课税不得无加增，治地之主有家子、郞党亦渐增其数，给养乃乏余地。遂生诤讼，是为利欲之争，亦为名誉之争。日本俗语有“名利”、“名闻”之语，实始乎此时。

源、平之冲突

保元（一千百五十六年）、平治（一千百五十九年）之际，兵乱发于京都。平清盛排挤源族，由公家夺其政府。后经二十有余年，源氏复兴，而有寿永（一千百八十三—五年）之乱。源、平二家各拥天皇，举覇权，是为有国以来所创见。然所争止于中级士族家子郞党，上级公家与下级平民则无与焉。盖武士者，尤重名誉，故见贵族之官服、僧尼之法衣，则心崇敬之。平民营利益，妇女性柔弱，则不敢侵凌之。苟有所侵凌，则以为汚清家名。

当是时，诸州文化甚盛。各地有寺院、堂塔之建，祈祷法会盛行。乡村豪族壮大其邸宅，使家子郞党会集焉，其轮班祗候于京都者，不仅习骑射之术而已，又修歌舞音曲等伎为集会之用。由是，边陬之地亦渐致繁华。

京都平家二十有余年之荣华，使歌舞、音曲、文艺、工术咸进。锻冶刀剑之伎，于后鸟羽天皇（第十二、三世纪之交）之时尤见其精炼。然及寿永之变，平氏败灭，源赖朝新任六十六国总追捕使（一千百九十年），开覇府于镰仓，居关东，而收全国兵马之权。经此变革，乃转入新封建时代。

（三）新封建时代

平氏有六波罗政处。镰仓幕府派全权吏员驻六波罗，与公家政府交涉，裁理诸州事务，并令庄园地主勿怠贡献于京都主领家。举诸州有力之士，任各州守护（警察）及庄园地头（税务）。由庄园而征其费，二十取一焉。

此时多数地头莫非将军家人之势力强盛者，增税于公家所领之庄园，而吸收之于镰仓，是有二重之政府也。京都不怿于地头之制，渐生废幕论。

时，镰仓方权力相挤。赖朝子孙断绝，赖朝室北条政子与其弟义时相谋，以摄关家与源氏有姻缘，迎其幼子立为将军，自居太保（后见）之职，继先人之业。京都乘此机，图废幕府。政子即遣兵西上，迁置三上皇远岛，是为承久之乱（西历一千二百二十一年）。

自是，北条氏执权幕府，制定法律，裁判武家诤讼，其法律名曰贞永成败（裁判）式目（一千二百三十二年）。向者，大宝律令为贵族法，未有一节规定士族阶级。嗣后五百有余年，历史所画之曲折线，使士族渐显于地平线之上，遂至有此成文法。

于是武家保护家名，暂安于守护地头之下。庄园只占有开垦之地，分割之状漫无统序。其间争竞武力者多结党团，如同族相结者称曰“党”，异族联合者则曰“一揆”，咸协力以防外。守护地头世袭其职，恃权力而并合诸小族，遂有大小侯伯，成割据之势。

佛教之新发展

当此世纪，佛教亦为进步之一时期。初，佛教流布日本，尚无分宗别派。既而有三论宗，嗣有法和宗，次则华严宗。平安朝之初，有天台、直言二宗，大乘之宗教哲学颇进步，皇室亦信依之。诸宗藉贵族势力，多取诸州庄园以为寺家领，因而布教于各地，多建堂塔诸胜地，为众民所仰瞻。其宗风至高尚，自合于贵族之用，而不适于士民。于是有倡念佛宗者，谓诵得六字名号“南无阿弥陀佛”便可登彼岸。

源、平争霸之际，始有传禅宗者。其教旨亦颇简易，谓林下、石上皆可修练心理。迨镰仓时代，有法华宗，倡七字题目《南无妙法莲华经》也。武士尚气，本少智虑，无学问，无政治，无利欲，一旦有所激，则奋不顾身。禅僧更教以心理，能得其信向于佛氏之妙谛，与其侠烈之气和合，而成士族之教。若念佛、题目二宗，其旨简易，足敎导人生之现在及未来，故都鄙下级之平民靡然归之。

贵族、士族、平民三级所信之宗各殊，合则资于文化，分则争竞渐烈。僧徒法衣，久为众民所畏敬，于政治及战争诸端，保其局外中立之地位。故新兴之教，在武力争竞之中，扶掖士民，其效颇大。贵族诸宗视禅宗稍宽气，至视念佛、题目二宗，嫉其流行尤盛而痛击之。如是者，固出于政治之返照，其光线遂感及于下级耳。

贵族与士族之合议

《贞永式目》实行渐久，其裁断多不服者。适有元寇前后二次之难，修筑要寨，民力疲弊。北条氏借口防御，削夺各州守护势力，遂贾怨诸强族。后醍醐天皇乘其机谋废慕府，乃有元弘（一千三百三十一年）之乱。帝为北条氏所胁，迁居隐岐。此时，楠正成举义旗，奉大塔宫远近传檄，诸州武士竞起而灭六波罗及镰仓。

天皇还京都，回收大权，乃破旧格，召征公、武二族有力之士，开杂诉断决处，令议定全国土地之处办。中央政府开贵族士族合同会议，实始乎此。

二党之争

攻北条氏而灭之者，有二党派。一为公家党，其志在废幕府，谋复于寿永以前制度。一为武家党，其目的在推足利尊氏，绍源氏幕府。北条党急起而回复镰仓，开战端。尊氏征讨之，自据镰仓。京都政府遣新田义贞讨足利氏。于是有公、武二党之争，全国诸州骚然。尊氏破义贞之军，长驱入京都，再败，请上皇院宣逃西国，集大兵，进向京畿，既至兵库，破义贞、正成军，入京都，拥立光明帝。

后醍醐天皇幸叡山，自是全国扰扰。天皇潜幸吉野，与京都新帝分南北朝，互树党派。诸州乡村，各按利害决向背。北条党多降于南朝，附废幕党，是谓南北朝之乱。北党初有胜势，未几，内部权力排挤。南朝诸人巩其恢复之志，亲王、公卿皆自淬厉，自正平之后（一千三百五十年至七十年），乘幕府内乱，三回复京都，迁都住吉。然足利义满纠合诸将而当南军，形势一变，南风不复竞。

此大乱前后亘六十有余年，是只为贵族士族政治之党争，至平民之生业则依然不失其秩序。诸州贡献之路，略无梗塞。贵族贵僧之仪礼法会等尚盛行。京都繁华虽减，顾未烬也。各地要部，犹仍旧态。武家之主战争者，一族分党。战时，亲子兄弟恒互为敌。战熄，则复其家族之亲。盖今之郡村有政党，其争也专恃议论，而不用武力。其势虽异，实则亦类古时武力之党争。

武士道

考当时之武士道，当义满之时，斯波义将居管领之职，所著之《竹马抄》有曰：“苟执弓箭者，举止须思子孙之名誉，不当惜有限之生命，贻汚名于永代。然生命无二，失之于不可死之时，亦不足著其名。凡武士者，持心不容疎慢，先精思定其志可也。渡边纲（源赖光之勇士）尝以‘小心翼翼’教卜部季武，盖谓先习于最后之大节也。”武士用意，于死生之际可以知矣。

骑马之术，有仪式。仪式恒遵故实，至活用则各自锻炼其哲理耳。延元二年（一千三百三十七年），足利家勇将桃井直常、今川范国等，邀南朝奥州征军于美浓，力战破之。直常语曰：“战而不退，则无以全其身。敌制机先，则察其锐锋而避之，自整其势以图进击，始足以却敌。”范国闻之曰：“桃井氏逢强敌，数取败耳。人之天命有所定，非可故意遁避。必先战，力尽而后退。”此皆各武士之心诀也。

盖武道之活用，基于各家之心，谓之家风。《竹马抄》云：“仿他人之巧，不若学家父之拙，此谓传家风所以绳祖武也。”故武力之争竞，不仅择死所，且洁其死情，以显扬其家名。既求誉于死生之间，即在平时，虽视仇敌无媢嫉之情。是为大和魂之特色。

封建之新形势

争乱亘六十有余年，而贵族、贵僧尤受其弊。盖权门势家与神社寺院，各有其所领之地，而占优先之权。兵乱之初，咸冀其速平定，遂定年数，以其收款二分之一应征发；期至，兵乱未已，征发益急，或取其半租之地付之将士以赏军功。于是贵族、社寺之财产，减少至不及三分之一。

各地武家防争竞于外者，养兵之费不赀。诸小族结党合盟（一揆），中族则求援助。大族之势力强盛者，则使诸族托其守护之下，称曰“被管”（谓契约隶属之家）。其中有署理守护之职者，曰守护代。于是大族益纠合小族，而扩张其势力之范围。当是时，幕府之管领有三家，曰细川，曰斯波，曰畠山，各领三四州至七八州。又有山名一族，领十余州。此可知全国封建之形，较镰仓之初稍为完备。

明德二年（一千三百九十一年），义满伐山名，破之于京都内野。明年，大内义弘居中调裁，而北南互讲和。幕府称侯伯之领数州者曰“领国众”。义满特设合议政体，一时政权统一，全国贡献之路再通，京都繁华复其旧。义满营北山金阁寺，极庄丽，自隐居以奢侈送其余生。此为足利氏最盛之时，谓之北山时代。

足利幕府之凋落

大族、中族、小族之联合本未固，而各族仍有自立之权。南朝巨族如北畠、新田、楠等，其势力所及之范围颇广，其余东西各地亦多跋扈大族。皇储议起，遂为南、北二系之争。

应永二十三年（一千四百十六年），新田一族煽乱镰仓，是为上杉禅秀之乱。由是，东、西开争端。京都幕府赖三管领等势力得以维持，然关东已有分离之势。西国迫于探题（宫名）威，力不堪命，北畠氏等南党诸遗族亦潜有所图。幕府内部倾轧，将军义敎为赤松满佑所杀（嘉吉元年一千四百四十一年）。

至将军义政之时，管领细川胜元与山名宗全不协。应仁元年（一千四百六十七年），两家各召兵十万，东西挟室町幕府宣战，亘十一年始定。是战虽谓出于权势之排挤，实南北党争余焰。胜元、宗全二将，虽拥为首领，然竟穷于措处之法，相踵而殁，于是党众解散。京都既受祸乱，邸第、寺塔罹兵燹，历代所贻之文书器物多烧失。

义政资性暗昧，怠于政务，不顾兵乱，营东山银阁寺，弄茶仪（茶之汤）而自适焉。其建筑由今世观之，规模狭小，虽若一豪家之别庄，然承前代余泽，饰以土佐光信之画、后藤佑乘之金雕等，亦大观也。当是时，茶仪流行，诸家竞购求器具，故至今以东山时代为工艺发畅之一时期。

新陈代谢

东、西构衅之际，诸侯知幕府不足有为，各返国自扩张其势力，闭贡献之路。于是京都凋落，自皇室、将军至公卿、社寺穷困日甚，中央繁华遂衰歇。

时，将军实权在细川，镰仓府（公方）权力在上杉。诸侯分割全国。武家门阀新陈代谢。旧家狃祖制，无新建树，草莽英雄乃见机矣。

延德二年（一千四西九十年），浪士伊势新九郞长氏在伊豆树帜，据相模小田原，称北条早云。本愿寺名僧莲如，高揭开宗始祖亲鸾之法灯，或游行，或飞书简，布专修念佛之教旨，东北诸侯靡然归之，其间困于幕府财政者，冀德政相与聚啸，称曰德政一揆。一向宗宗徒欲广布其宗旨，为之响应，称曰一向宗一揆。于是争竞达及下级平民。

后柏原天皇践祚，在第十六世纪之初，本愿寺献资金，始行即位之礼。由是，本愿寺为准门迹，益增其势力。（寺院以皇族为主僧者，曰门迹。）将军度支，以山城守护所收公税五分之一充之。公卿有需于征租者，多移居其所领僻远之地，而不复还。大寺多衰颓者。管领细川家分裂溃乱。

奈良天皇之朝，皇室陵夷。公卿留京都者，家族杂居禁廷，以避盗贼。天皇缺供御，至自售其书以给，是为天文之乱（一千五百三十二年至五十四年）。

竞争及下民

时，争竞已及平民。如贱民（秽多）被命驱逐一向宗徒，然力不及焉。细川晴元令法华宗徒攻一向宗徒，两相战，屠杀狼籍，惨不可言。东国、西国，仅防范其毒之流布而已。

时，葡萄牙人萨威衣为罗马加特力教宣教师，到日本传基督宗。西国巨族如大友、大内等，皆向之。其宗风传及京都。萨威衣闻日本全国大乱，诸州多自主之君长，不能遂往东国，而还西国。盖自应仁之后，日本多兵乱，为暗黑时代。

乱世之秩序

然试观彼宣教师等所纪，足以知其当时群会犹有秩序。其所纪曰：“贵妇人衣服之华美，莫如日本。农夫职工知礼仪，宛如宫中所教育然矣。竞厉之心，在贵名誉。遇人以正理，而忌贪欲，尤恶盗贼。虽加以杀戮，亦无所答。”此可征日本水土所精炼之特质，逢乱世尚不失其光辉。

争夺权利

日本三级民族，经南北朝渐为武力竞争所磨砺，自应仁之后，混乱益甚，遂有宗教之乱（宗门一揆）。时，武家多新陈代谢。如将军之实权，先移归于管领细川家，次归于细川家之阿波州署理守护三好氏，终归于三好家重臣（家老）松永氏。镰仓府（镰仓公方）之权力，先归于上杉，后归于长尾。其余诸侯家世亦多变还者。盖争夺权力者作内乱，而旧家以废，有新人杰起，用新式之兵镇压其乱。

凡极乱之时代，必渴望英雄，乃有英雄应其要需而显出焉。人常谓政府者，民情之影也。英雄揆乱世而反之正，亦莫非民情之影。正亲町天皇之时（一千五百五十八年），管领斯波家尾张署理守护织田信长，以英迈之资，讨今川氏灭之，收骏、远、参三州，复戡定浓、江、势三州，进入京都，诛松永氏，乃代足利将军执政权。未几，织田信长为其家臣明智光秀所杀。其臣羽柴秀吉伐光秀杀之，乃执政权，遂升至关白。此等英雄，皆应时势而起者，或出于门阀，或起于草莽，皆历史之异彩也。

信长

信长果断知人。果断，故能排群疑，以行其所自信。时，神佛诸宗不问新旧，咸傥荡无纪，为众民厌恶。基督教新传自西邦，信长即授权用其教，推奖其学艺，悉毁神社佛阁。佛教徒大怨其反动，遂至锁国，议者以为信长擅断之过。然其卓见，使日本得吸世界之新空气，以资益其将士之智能，以涵养日本勃兴之渊源，功亦伟矣。

秀吉

信长知羽柴秀吉，拔擢之于卒伍中，授以重臣（家老）之任，可谓有知人之明。

秀吉为心意畅适之英雄，彼尝自谓：“天下有一人欲叛者乎？人主苦吾之任人，几希矣。”秀吉头脑明澈，禀清净神国之精粹，在他国未见其比类。又性好动，已定一事，必复企画他事。常以地隘不足有为遗憾，故决计征朝鲜。尚有大志，欲得机略取明国。

家康

秀吉事业恢远，无能绍其后者。然德川家康安详善理，锻炼以武，细大莫不精通，亦时杰也。家康善能乐，善围棋，或听经书之议，或讲经济之理，最适于守成之器。三雄相继，可谓日本民族之智能精炼，产此结晶之体。

锁国之因用

自天文之后，新势力屡起，大乱相继四五十年。日本民族虽富于忍耐之力，遂倦于激烈之争竞，惟秀吉勉鼓厉之。秀吉已薨，众望集于家康，始入休养时期。此时勇士稍有深虑者，皆谓：“关原之役，为战务之结局。”其后虽有大阪之役，是特战乱之余波，天正之后久有所积耳。

内乱已熄，遂为休养时期。家康及他英杰具卓识者，意欲乘时致力于外交。而西邦宣敎师等浅虑短识事妄动，遂激成日本锁国之举，尤可惜矣。嗣后半世纪，以锁国渫血罹其祸者，多为智能研精之士，是大创痍也。

乱世之民力

然大乱后武力虽弊，而民力（财力）未必涸渴，是又不可不知者。史家或谓信长令将士竞弓马之伎悬赏，得胜者赐以干栗，谓之“胜栗”。以栗为赐，可谓啬矣。然特武士不敢贪丰膳耳。

当时俗尚，则能乐盛行，乐师舞衣尽绮罗。西邦宣教师往往有纪行，谓富家接客恒金彩漆器盛果为饷，挟以银箸。各地多豪族，其富荣可比罗马、马德利等之盛。诸侯虽在乱世，莫不用意于兴利殖富之道，如棉花、栌、蜡、烟草等，取种于南蛮，而播布渐广。金、银、铜三矿，经丰、德二氏之经营，出产始盛，亦可见其时财力之不涸也。

盖推大陆之例，料定岛国事情，多不免误谬。如中国为日本文明之源泉，其人说仁义忠孝，非不晓于哲理，而拘于形式，虽卷帙繁多，而处事转少实效。日本人则不然，信善颇纯，苟闻忠义之言则奋发几忘其身，苟闻仁慈之言则怛恻至不自禁，故讷辩敏行恒为日本人之特质。

兵马倥偬之间，众民勉励于耕织之业，如平常。武士视之，不徒不加暴虐而已，且为之御患害焉。中国有一语曰“秋毫无犯”，其文辞非不美，惟日本武士偶过农家，食其所供之饭块，低头述礼意而去，其质实之情，非文字所能形容，可想见其风矣。

封建之效

江户幕府强行锁国政策，未及休养而驱逐教徒，卒酿大乱。然迄第五代纲吉（第十七世纪末）之时，国家尚富荣，称曰元禄时代。或谓和平休养，积成元禄之繁盛，是大谬矣。盖战乱之中民力本未竭也。

信长、秀吉、家康相继而图殖富，其效夙显。元禄时代反为衰势之始。试往日光而观之，东照宫之壮丽，优于大猷院庙，可知元禄不若宽永之盛。兰船及唐船之贸易初无限制，适元禄则始有限制。限以兰船五艘，唐船八十艘，亦可征其盛衰之微机。

以武力言之，初则疲，至是则衰。故遗老在元禄时代者，笔记其由父祖所闻之实谭，绍述乱世锻炼之武士道，以训戒青年子弟，称曰传闻录（闻书）。如是者，一时盛行，竞磨砺其智能。夫衰之为言消也，谓物有形式，而消亡其精神也。如中国儒士论王道，形式非不详且备，然数千年间未尝见其实行。江户人士之说武士道亦似之。其形式有进步，而精神渐衰。德川将军宰日本二百五十有余年，其间用兵者仅一次，剿平天草一揆而已，此外更无战乱。而泰平积久，视之于万国历史，未见其比。

当此之世，学术、文艺郁然复兴。惟士民狃于治平，多耽于游惰，不复见有进前果敢之气象如战国时代之士。国无外交之刺激，倘统以郡县之制，则文弱之弊，使士气消磨，将至不可收拾。惟幸有封建之制，使免此弊。上有天皇，为正统之主权者。将军持武力，代天皇而掌政权，其下有诸侯大小二百六十有余，分领全国。

将军与诸侯以文武之道训练其臣子，各防御其外敌，务求无陷于危险。平时养士卒属军籍者约四十万，战时则有兵百万。其训练之方法虽不同于近时，以数比较之，实二倍于今之常备军。

德川时代与泰西之现状

盖日本之战国时代似欧洲之中世，列国争冲，交干戈。德川时代则似泰西现时之形势，列国竞威力于军备、外交二端。其需军费之多，虽阻害经济之发畅，然争竞甚烈，鼓厉士风，振作元气，练磨智力，警醒惰慢，使崇敬英雄之观念益高厚，因而维持武士之精神于昌平之世。如此者，宛如欧洲列国举竞势力之缩图矣。

惟其所异者，现时列国普教育于国民，令全国壮丁均负国防之义务。在德川时代之日本，则专教育武士以上，令此种族掌政治兵马之权，将军诸侯赖此而维持其威势而已。此种精神，发生于古代，成长于战国，保持于德川时代，谓之武士道。明治维新后，武士解其常职，失其特权，而其精神则依然不灭，溢出于武士之外，广薰化民心，逢欧美渐东之学术智识与之相合，遂作日本现时之文明。

德川时代之昌平，不仅助学术、文艺之进步，由诸藩交互之争竞，炼磨其智及气力，使日本得所准备，以进世界角逐场。至美使来，遂发挥其所蓄矣。

概论

总而论之，盖日本联岛地理安泰，国民自上古适于名誉之争竞，使不趋于利欲。因此磨砺武勇，养成特殊之气。如欧洲及他诸邦之封建，未曾见是例。此古代封建至西历第七世纪已废绝，群会势力渐移中流阶级，而生武族。各奉贵族，以隶天皇。执文权者为之首领，割据诸州，竞武力。

其末，生武权之总统，称曰将军，掌握钱谷兵马之实权。嗣后争竞无已时，以至第十六世纪之末，德川家康为将军，诸侯隶属其武权之下，而昌平积年尤多。其间，将军及诸侯渐减其统御之实力，下级武士及布衣处士无登进之路者，无以自伸，厌于阶级制度之弊，日望变革。惟习惯惰力，牢不可破，一时不足以致大乱。而厝火积薪，其患已伏矣。

大政维新

嘉永六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美使航至，中外形势俄然一变。渐推移，而政权还归天皇，遂为维新之变革。倘令此变革，但由国中情势，如武家之格斗争夺政权，则虽使德川将军离其政权，亦将有取而代之者。盖镰仓以降，幕府兴替已数次，徒复其既往之历史，而循其辙而已。惟世界大势外部之刺激，容此旧剧之再演。

明治初年，天皇亲政，嗣则破弃封建制度，采用泰西政治之组织，以诸藩主及选良藩士，组成会议，咨问以政治之要务，此立宪政治之萌芽也。

如此大变革，非有兵祸，则竟不能成。少数诸侯视幕府之废撤，以为出于二三强藩之专断，非天皇之真旨，乃反抗此变革，而开战端。然未及一岁，而乱已平。于是天皇亲总揽大权，以中央政府置东京，举国家统一之实，是为明治之维新。

政权下移已七百有余年，而维新政府遽收之。当其基址未定之时，百难猬集，政府欲处此急，由列藩而选用人材以任要职，使中枢机关加重焉。未几，而政权归于二三大藩所荐举之人士，此为藩阀政府之起原。后称为萨长内阁者，实胚胎乎此。

新文物之利用

所谓藩阀者，虽至宪政开始之后，尚保持其势力，与议会并立，使政治之组织，难于施措。不怿于此情势者，结党倡改革，如自由、改进二大政党是也。

夫维新之变革，起于志士之爱国心，改革旧物，以图国家之隆兴。谓日本从来所袭蹈之绝对孤立，竟不可得。西邦文明，凡物质之进步，足以裨益于日本，欲采长补短以启沃民智。于是政法、理化、陆海军、商工务等各方面，莫不采用西邦之学术技艺。此风气之发动，亦非无故。实因西邦医学，在日本夙能启发人之智识耳。

兰学

距今七十年前，行锁国政策，西邦文明不得输入，而医术独脱此禁制。此时，医家以不挠之精神研究西邦医术，由长崎摄收西邦科学之智识，使渐传播于少数人士之间。涓涓之流渐汇集，遂得泛滥之势。于是政海行舟筏、排波涛，而达维新之岸耳。

维新后，政府求智识于海外亦颇急，或派使节，或遣学生，陆续至欧美诸邦。其使节取改革家之首领，在枢要之位者。其学生选有望之青年，学有素养，且富于研究之精神者。别招聘外国敎师，一新教育之法，或佣专门具才能之士充各省顾问，或引技术家令任工产等之改善。使节及学生派遗至外国者，于各国之政治、敎育、群会诸端，多见闻其可惊异之事物，而还日本，由是主制帝国运命者，自致其思想之大变化。

政治思想之发展

向者，谓人民之义务只在服从，迨识自主自由权利之说，则知人民亦宜有参与政治之权。此思想由志士首倡，而为民选议院论。

维新之际，天皇宣誓五条之中，有“广兴会议”、“万机取决于公论”之语，其大纲也。其精神亦冥合于权利自由之思想。至明治二十二年，乃有钦定宪法之宣布。

国民教育

教育已改善，其效果亦颇显著。如维新之前，专教育士大夫，而不及其下。迨维新之后，则施以普通教育，开发四民同等之观念。别备以高等教育之机关，下自小学，上至大学，循进有序。而旁设各种专门学堂。

于是物质之文明为封建时代所缺者，皆隆兴；而普通教育遍洽于国中。此为教育进步之二大现象。

教育普洽之效

教育普洽之效，文学、政治、经济、理科、医学、工学、农学、商科多出人才，或主理论，或任实务，共陶化群会之情势，以致方今之奎运。教育于维新之前，局限于武士四十万之间；至维新之后，则普及于全国民。故一旦有大事，则国民皆兵，能守国家，能摧折强大之外敌也。

约言之，日本固有之思想，融合以西邦思想，采西邦科学之智识，以造于封建武士之精神，其效遂炼成国民之强力。

宗教之变化

考宗教之变化，开国之初，尚有教禁，不许基督教之传布。时，日本固有之神道，与由中国、印度所传之佛教，为国人所信奉。又有儒道说伦常，亦国人行为之规准也。日本民族原非顽陋，峻拒基督教非出其本质。往时受中国、印度诸教，固已融化之矣。此风未泯，近时乃有理会基督教旨者，或接触新教诸国之文物，绎究其文化之所由来，而感化于基督教矣。

距今三百有余年之前，罗马加特力教之传布也，辄干涉俗权；近时新教之宣教师，则毫无此弊，专用力于灵性之救济人道之感化，兼借教育助人智之开发。如此已经进化之新派基督教，与旧派之混同教权与政权者，差异尤著。日本人聪慧者了解此情，而以弛教禁。惟政府复其往时之政体，官制则古，置神祇官，欲以振兴神道，摈佛教不复保护之。德川氏之时，尝收没寺院所领之地，而废其特典。偏喜古政者，欲摈佛教，以张神道。佛教且摈，况乃基督，故不敢宽假耳。

德川氏严禁西教，而长崎之地有窃信奉加特力教者。迨维新之后偶发觉，犹捕教徒下之狱。然时势已进步，不容强制信教。明治之政治家，施以宽洪之措处，乃解放教徒，暗许信徒之自由。其间，佛教与神道亦并行不悖。于是政府定方针，苟见人之守国法不害治安，则不复干渉于宗教之信仰。而基督教乃得自由宣布。

如明治二十二年颁布之宪法，认信教之自由以为国民之权利，凡任文武官职或选为国会者，毫无宗教之限制。初时，神祇官居诸省之上，后变为神祇省，更为教务省，遂合于内务省。其中置社寺局，专监督社寺事务。至宗教则全许其自由。此为近五十年最显著之变革，岁月非甚长，无屠戮流血之惨，能致此进步，是日本之荣誉。他国则无其例。

陆海军之改革

考陆海军之改革，向在封建时代，言“兵”犹言“武士”。诸侯养武士组成军队，守其封境。迨维新之后，政府承幕政之末，由外国招聘陆军顾问，初则用法国人，后则佣德国人，听其意见，仿行欧洲征兵制度。日本人民富于爱国之心，又有忍耐之性，是最适于兵士。施以欧洲最新之军事教育，足以成精锐之军队，其能对抗俄国之大军而制胜利亦不足怪也。

以海军言之，幕府末路已开其基址，维新政府继其绪而更扩张其规模，凡三十年经营惨淡而进步尤大。维新之初，幕府及诸藩所遗之军舰仅十余只，皆属旧式小舰。日本海军之创建及发畅，其有赖于西邦专门家者不少。英国政府尝派海军军人专家数名，为东京开办海军兵学校之用。日本现在卓绝之海军将校，皆其教育之效。

造船术之兴起，亦在近时。船渠始于横须贺，其工本赖法国人监督而成。今则不籍外人之力，而能造大船巨舰。吾辈常论曰：“欧洲自古至今，其国具强大海军力者有雅典、西班牙、荷兰、英吉利等。此等国兴亡相继，苟究其历史，则足以知世界商务之争竞，其胜败之决，恒在乎海军之力。”

日本人之天性适于航海之业。距今三百年之前，未有大船建造之禁，武士及商人之勇敢好事者，多航海而抵大陆滨岸，或张武威，或振商权。是等事迹，于国民冒险之精神感化已深，至近年日本收伟功于海战者，亦非无所由也。

海军

海军之进步，与商船之发达，互有密切之关系。日本国土由岛屿集合而成，其海岸线多弯曲而极长，苟欲利天然交通之路，则造船、操舟诸业为要图。惟德川时代之锁国政策，禁大船之建造，而造船术以沮。

时势一变，有维新之更革，政府乃尽力于海运之业。明治七年（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有汽船公司之兴起，政府即给以助成金。其后又有一公司之兴，亦受助成金。此二公司互争竞，至明治十八年（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合同为一公司，名曰日本邮船公司。创办海运之业者热心画图，政府力助其业，而其规模乃大，能适应于时势。嗣后，商船渐增其数。而航海之业大发展。以既往而推将来，商、工诸势益进步，则海运之业亦益发展必矣。

电信·铁路

电信、铁道，由官营而开始。

初置工部省，分电信、铁道二局，佣外国人董其事。迨近时，则举其工务悉任日本人，使隶属于递信省。陆海电线已达一万六千英里，更采用无线电信。日俄交战之时，舰队行动取便于无线电信，尤大矣。

以铁道言之，明治三年始有布路之计图。铁路自东京至横滨，约十七英里，三阅年而竣工。嗣后布路引长，其由私营者亦相继而兴。明治三十九年（一千九百六年），合官私诸线，已达五千英里。

通信

封建时代，知书信交通之要，未若今日。诸藩主及其家臣寓江户者，通信于其家，急则派特使，寻常书信赖定时往来之飞脚而送之。其飞脚之来往，月二次或三四次。庶民之通信，虽向近处，亦必僦特使，需费颇多。故旅客一出家门，则家信殆绝，旅情遂多忧郁，无如今日之旅行多快乐也。

维新之后，全国撤其错综之小区划，而音信交通尤为要务。于是仿英美诸邦行邮便之制，取递送书信之务收之于政府，以改其由市人私营之法，置驿递司隶于大藏省，更进其等级为驿递寮。其后转属内务省，复曰驿递司，设邮便汇兑、邮便贮金等诸法。

各种事业日益发达，而国中邮政渐整备，遂为外国所信，得加入于万国邮便同盟约章。乃统一邮政，置递信省，管理邮便、电信、电话、铁路、船舶等交通一切事务。明治初年，信书递送悉委私人，经三十有余年，而邮政整备已如此，进歩可谓速矣。

交通与诸业

交通通信之发达，有须于国力之增进者多，如农、商、工诸业之进步，亦助其发达者也。政治自由，教育普洽，而各种专卖制度皆随封建而废。商、工诸民自由争竞，言语与时融化，莫所不通。商务昌荣，亦无忧其机关之不备。百物之流转，莫不进步，其实迹可由累年统计表而证之。

改正约章

国势既已进步矣，尚有一事为国家忧者，则改正约章是也。今欲说明此一事，不可不述政府二十年之苦虑。日本与列国所缔定之约章，初时当妥议之责者为将军政府，非皇帝政府也。已开国后，幕府与列国各订定约章。今顺次举其国名，曰美国，曰荷兰，曰俄国，曰英国，曰法国，曰葡萄牙，曰普鲁士，曰瑞士，曰比利时，曰意国，曰丹麦，曰西班牙，曰瑞典，曰奥匈国。

其所约之要目，则开市埠七处，贷寓居之外国人以治外法权。商埠四周二十五英里之外，外国人无护照（旅行券）不能旅行；商埠之外，不许外国人居住；外商所利者，在关税率之低，以从价五厘以下定其准。其觉不便者，在不能用土地于租界（居留地）之外。

日本人民智识渐进，不怿于治外法权之制，皆谓即令偿价甚多亦当改正约章，令外人服从日本法律。若关税之增减，亦属一国自主之权。国苟有此权，则当增其收款，任其所好。故主张改约者，亦莫不谓回收税权之要。而外国人利其已得之特权，不喜法、税二权之复归日本。由是，改约之议颇难进行，而岁月荏苒，遂久不克定。

其间，日本人民亦有已甚者，欲与少而获多。如欲撤领事裁判之制，而不贷外人以其领有土地之权是也。当外交之局者，于改约之议无不尽力，而数蹉跌。及日本国力渐发展，友邦有所反省，遂达订定对等约章之机。日清交战之前，英国罗斯倍利内阁主启导改约之议，乃订定新约章，废弃治外法权，易以财产权之允许。使外人在日本者，除土地外，得自由领有其余财产。由是，日本人与外国人始立于对等之地位。

英国政府于改约之议既为先倡，自是之后，日、英二国之友交益加亲密，遂以成日英联盟之基。然则最初导日本以加入于世界列邦之班者，美国之介绍也。后年听日本之要求，令得与列国为对等之交者，英国之友谊也。自今之后，日本与英美二国商务之争或至甚烈，而其历史之友情则将永久无渝。日本于国家危急之际，英美二国推之挽之，其功实大。是日本民族所感谢，且记铭不忘也。

欧美之感化

开国以后，日本接外国思想之风潮，其感化不可谓不深。英美二国均属奄克罗、萨逊人种，其感化之及于日本者，尤健而多益。盖彼二国者常忌炮火，特奖励商工之业，因扶持泰东之平和，裨益遂及于日本耳。

日本宪政能结美果者，奄克罗、萨逊人种之政治思想由外启沃，亦使之然也。欧美之民习见乎近代进步之速者，且以日本近时之变革为电骤风驰，而不胜惊欢。然则日本之进步，真神速矣。

批评

此变化之影响，近及于东洋邻邦，且远及于世界列国。于是批评错出，皆以为至大之问题。其评论者，于日清交战之前后，自异其语调。如开战之前，有谓日本国民轻躁，只知军备而不知有商工业者；有谓日本国民好模仿、无成见，虽有爱国之精神，亦如童稚之心者。及日清战后，外人批评一变，或魇于黄祸之恶梦，谓日本人苟用科学、兵术，训练亚洲四亿之民而指挥之，则其侵略之方针将使欧洲诸邦在亚细亚尽失其领土及商路。此自证其前时评说，全出于谬见也。

黄祸之说

其黄祸之说，亦有融消之时。予有一说，足以解怵于黄祸者之惑。盖日本立国，其要素不异于欧洲诸邦，苟进步而与西邦文化同其程度，则必勉守其所得之地位，而保持其政策之适良且有利益者。盖东亚之地，易为半蛮种族好事侵掠者之佳饵，苟非镇护以文明之武力，则难期平和诸业之发畅也。

日本既代表世界文明，足以任镇护极东之务。如义和团之作乱，日本兵加于列国同盟之军队，救各国在北京公使馆之急，是因日本与欧美诸邦同其利害耳。最近之大战，于世界历史关系尤重，而其所以令日本奋起者，其旨意与感情亦略同也。是役，日本不仅求自立自卫，实欲使列国在东洋得利益均等之机会而勇战也。

日本立国于泰东，而棹舟于世界文明之潮流，其努力于平和人道，殆不知所爱惜。当战时，恤敌之伤病，视俘虏犹友邦之民，是不足征其特质乎？批评家或以日本人比诸斯巴达之人。以予视之，斯巴达人之勇，加以雅典人之义侠，始可得日本人之特性。武士道之教训颇严峻，令兵士不徒勇敢以战，又遇敌尽其亲切。试观日本历史，武士待敌亲切如视友者，不少其例。勇武与仁恕，是为真武士之精魂也。

日本之国是

日本之政策，以不脱于世界之潮流为要旨，如扩张领土之域则非其所图。日本既采用泰西之文化，而赢得优秀之地位，若不能全其义务，则恐孤负于文明深厚之感化。曰门户开放，曰机会均等，勉令朝鲜及中国霑于泰西文化之利泽者，为日本国家政策之基址，是不独既往为然，虽后来亦将如是。彼二国现沉沦于不幸之境，扶而导之使其文明得以，则人道所以为光荣也。日本借奄克罗、萨逊人种之协力，而扶持彼二国，使其发光彩于史乘，亦如此五十年史，始可谓有功于泰东大局。

结论

概括上章所述，日本联岛保有神国健全之精神。海洋隔绝，水土清净，使生存安泰。四十年以前，国情若世外桃源，由中国、印度输其文明，立封建，尚武勇，争竞名誉，虽杀身所不惜，而不与他国交通，遂成孤立之邦。

国土既开放，忽成东洋文化自由之中心。亚洲诸国咸钦羡之，又使泰西列强且惊异焉，是可大书特书于世界历史者。盖大和民族自上古由多数民族之混合而成，夙有自由旨义之萌芽，受外邦之习惯、法制、宗教、文学等，能咀嚼之，能融化之，能匀纳之也。

惟西教师之阴谋贻害于日本，激成锁国政策，二百有余年远于世界之潮流。虽后于时势，然养成和平以兴文学，技艺竞进。其间由长崎与西邦文化一缕相络，医术先受其科学之利。柏理提督之来，遂启历史转运之端。国中素质久已郁积者，逢外力之刺戟，勃然发挥其新势，抗外之气郁为新智，晓然于孤立之害。

于是开放门户，伍于列国。纳外国之友情，而弃其敌意，和亲通商，再如往时。日本民族既乐，久躭于和平，享其福祉矣，故以己度人，无不同情。谓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卒本此意以拱护东邦，收获列国之同心而协之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德川庆喜公回顾录

闲居

东京昔称江户城。德川将军大旆之下，诸侯邸第相属，富荣集中焉。小石川门之外有水户邸，结构壮严。百年前，俄国使节突至长崎，物情汹涌。五十年前，美国提督柏理抵浦贺，而国势渐变。前将军遂解政权而返还之。其都城改为东之华洛，其后繁华弥增，陈迹悉改。由今观之，殆有隔世之思。

曩者，日、俄二国之军，战于古之狛地。其岁之秋，予偶彷徨小石川，小丘微隆，风景如画。见古松之根，菊花盛开，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意彼其楼于此者，非亦遗世独立而赋“归去来”如陶渊明之流乎？此时访一高雅君子，而谈当年江户之情势。

语次，乃请曰：“言之似有忌讳。然此心惓惓欲一问遗事，已多年矣。大树弃江户城，而开明治之奎运，国家无穷之福祉，乃胚胎于一时之明断，敢问其所以致此。”

主诺之曰：“年已老，忘失必多。今聊语所闻。”

其所语之大要如下。笔者加以私见，而注解之——前之“大树”，即今之德川一位公，故赠大纳言斋昭卿（水户烈公）之第七男，继一桥家，名曰庆喜绍宗家者。故谈说自有涉及水户家之处。

始祖家康之志操

德川将军始祖家康公，生于天文大乱之际，幼丧父。所领三河之地，介于大国之间，争战无休时，互窥隙而相争夺。既遭世乱，家康遂无一日之安，慨诸家之荣枯，悯士民之涂炭，心欲拯之，未尝一日忘经世。

公生于武门，而系意于学问，深讲究治平之道。

家康幼少时

天文六年，为日本大乱之时。其十一年末，家康公诞生。当时德川家所领三州冈崎之地，西有尾张的织田，东有骏河之今川，即为两雄争衡之焦点，而北又有甲斐之武田。

公自七岁至十七岁，大抵客寓于尾、骏二国。九岁时，暂还国而继其家。往年，德国宰相比斯麦闻公之事迹，评曰：“是人久处逆境，而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其大胆小心所成之封建制度，不仅由其天禀之才智，实出于经历悲惨之教训。”可谓英雄能知英雄。

天文时，乱已极。英雄多起于草莽，咸欲拯救生灵，而形势渐变转，遂待公而毕其业。盖武力虽不必胜，而文德之研磨独优于他人也。

家康推奖文教

已入江户城，使足利学校保存文库取《贞观政要》上梓而颁行之。常察唐宋元明之治务，比较其长短得失。复考究北条、武田二家之制度，征处士藤原肃（惺窝），听其经史之讲义。

晚年更征林信胜（道春）。大阪之役（大阪阵），虽在兵争中，亦修辑古记录。

蒲生氏乡评家康

此时，英杰之志于济世者，多尚阔达。

有人问蒲生氏乡曰：“太阁（谓秀吉）若有不测之事，异日获天下者，果为谁？”氏乡答曰：“非前田利家，则我党也。”问者曰：“德川公如何？”曰：“分土地颇吝，非其器。”

盖公之细心，实出于隐忍刻苦之余而琢磨以学问也。

家康好读《东鉴》

公处政务之暇，常玩读《东鉴》。其书至庆长十年印行，而公于世。源赖朝开府于镰仓之初，公卿社寺权势尚强，武士虑其冲突，勉以避之。诸州政务特选练达之人居六波罗，与朝廷商议而施行之。足利尊氏意在绍镰仓之遗绪，然南北争战久不解，使京都连营裁撤无期。公家与武士时争阋，丑陋不可言。足利氏与镰仓，卒相分离。

德川公时，公家社寺衰微尤甚，而上下礼让，京都全其尊严。政权之得，宜必有其道。盖公深研钻得之于《东鉴》者多也。关东之政，则仍旧惯而不多改。后北条氏所施之制例，旦斟酌以武田氏之家法。公知武田氏练达于兵务财政也。

封建诸州，京营与诸藩势力权衡，悉得其平。自诸子族类（一门）以至功臣谱第（世臣），本支相依，大小并立，互分其封境，防争轧于未然，使祸乱无由生。如此之周虑，有鉴于唐宋元明之盛衰兴废而能然也。

公涉猎经史，咨询儒生及僧侣，折衷于东西古今之治理，采用适时之制度，经营开基，历年三百，盖有由矣。

封建基于遗训

公在将军职仅二年而退隐。丰臣氏已灭，翌春公薨，即元和二年也。封建制度至第三世家光公而大成，实出于公之遗训。六十余州，配以大小诸藩，中有诸子、族类（一门）、世臣（谱代），强弱亲疏互相控制，复间以公领地，犬牙错综，防奸闭邪，是为公之深谋远虑。

论者谓公欲张自家权势，务令外藩衰弱；或曰自领之地无防守之备，检啬卒以招灭亡，皆非确论。

列藩配置不基于私利

家康公大行细谨，耐忍刻苦，国家赖之。惟封建制度之整备，非一朝一夕之故。庆长五年（西历一千六百年），关原大战，东军制胜，公即大削毛利、上杉、佐竹、秋田、岩城五藩封，世称为诸州统一之始，可谓公之大英断也。嗣后，公专奖励治道，以守成为旨。大藩被除削者，有小早川、筒井、中村、堀、里见、富田等数家。

公已薨后，历世行削除者亦不少。于是诸藩恐怖，怀猜疑，谓德川氏特自强之政略耳。然大乱渐平，而武士犹狃于横暴，欲使其习平和之治，固非容易。间有家中不治而自毙者。绝嗣者亦多。其家祀断绝者，无亲疏之别，咸除其国。可知除封非出于将军之故意。

家康公自初时周虑于土地配分之权衡，以地分赐于谱代之功臣，务令不过多。蒲生氏乡谤其吝啬，有以也。盖公刻苦坚忍，以国家治安为事。而意思之强，非他家所及也。

公领地每十万至十五万石区分之，委于小吏，如代官、郡代等，令经理其钱谷。是等公地散布于大小诸藩之间，而无防守之备，一旦有争乱则不足以为将军根据之地。可见其治无私意，非必张自家之权势。

大阪城陷落·家康感慨

封建之世，诸事多为军机秘密，使人不能知其真相。迨维新后，闻幕臣某述大阪城陷落时，家康公目睹其悲惨之状而不胜感怆，告天海僧正曰：“噫，太阁之德极大，其祸反巨。后日，我子孙失德，则应速灭。如固守孤城，强令士卒死忠，非我所能忍。”于是定公领散布之策。

公意，公领散布，平时则有考察诸藩治绩之便，一旦有事则缺防守之力，是垂训于后之将军，而令其勿失德耳。

幕府末路，于维新之际，虽稍有异论，然捍卫之力不足以支，内乱赖以不烈。国势发展，得致力于外者，盖家康公之贻谋不仅为子孙计，又虑及国家之前途，可谓广矣。

政权配分

政权之配分，在幕府内部亦见其远虑焉。位高者，杀其权。缘近者，薄其禄。职重者，卑其立。

支家与宗家之关系，亦自有等差。支家袭将军职者，以纪州为首，尾州次之。惟水户不与于继嗣，以其不出将军为不文之定例，常以副将军辅翼文武政事。

三家已定，第八世、第九世将军各令其子立支家，位高而禄薄，即成田安、一桥、清水三卿，以拟于三家。

列藩交互控制

土地之配分，政权之配分，皆令大小强弱互相控制。是法，承家康公之遗意，迨第三世将军略整备。谱代之藩，时命换国（国替），其意亦在使互相控制，以薄弱其防守之备耳。诸侯觐候（参觐交代），以其在江户藩邸为阵营，而驻屯之。观其邸地之配置，亦可知其互相控制之形。

三家分立

三家之定立，在家康公已薨之后。先是，公以五男忠吉封于尾州，六男信吉封于水户，七男忠辉封于越后。忠吉、信吉皆早世，于是以八男义直封于尾州，九男赖宣封于骏河，十男赖房封于水户。公薨时，忠辉犹存，后至除封。

自元和五年之后，有尾州、纪州、水户三家。纪州家入宗家，袭将军职者，始自第八世吉宗。水户家始祖赖房卿，称威公，辅翼第三世将军。至第四世家纲公之时，威公薨，二男光国卿继家督，辅翼第五世纲吉公，称义公。德川氏之封建制度及文教风气，皆于是时大定，即元禄时代也。宗家继嗣之议，及副将军之例格，皆起于义公之时。

三卿

第八世将军吉宗公，为德川氏势威持满时代，不复封其子以国土，惟付以食禄十万石，令二男宗武居田安门内，三男宗尹居一桥门内，官位则与三家相同。第九世家重公亦仿之，令二男重好居清水门内，于是始有三卿焉。

第十世家治公无嗣。一桥宗尹卿之孙（治济卿之男）继宗家，为第十一世将军家齐公。经三世，至开国之时，亦无嗣。第十四世家茂公，由纪州家入继宗家，而早薨。水户家虽不可绍宗家，而一位公已继一桥家，遂入而为第十五世将军，以为德川霸业之殿。可谓天运使之然矣。

水户光圀

水户义公光圀卿，为家康公之孙，励精治道，崇尚名教，盖笃体祖父遗旨耳。

时，朱明灭亡，其遗臣朱舜水（之瑜）投归日本（万治二年，即西历一千六百五十九年）。义公敬慕其高义，厚礼以聘之，令讲授程朱之学，而辨王霸之别。建楠公碑于凑河，以显扬尊王之大义；又优遇下河边长流僧契冲，咨以国文；招四方学者而编修《大日本史》，尤尊重皇统一系之国体。

自是古文学复兴，汉学与国学并加隆盛，国人道德之信念以兴。后世倡尊王攘夷者，谓其渊源出于水户学之鼓吹，非无故也。

修史者德川家之本领

家康公之统一诸州，基于程朱学，其治体则由和汉历史而研钻之。晚年爱少年俊秀林道春，数论汤武放伐，尤重名教，复令编《将军家谱》，是编修国史之始也。

第三世将军承其绪，道春奉命辑修“本朝编年录”。又二年，而朱舜水来归（明历三年，即一千六百五十七年）。道春殁，子鹅峰（春胜）遂修成其书，名曰“本朝通鉴”。

时，宽文四年（家纲之世，即一千六百六十四年），励名教，修国史，为德川家业，不独水户家有是特色也。然公家撰述多为学者聚讼，《本朝通鉴》采集虽博，不免芜杂，其学说亦有失于曲阿者。平心论之，幕府之学实属于温厚和平之派。

水户学派起自家康

水户义公由父威公承祖业，慕伯夷、叔齐高节，而深叹赏之。朱舜水之投归，义公钦仰其义不仕满清，亲执弟子之礼，使就藩中讲程朱学。于是王霸之辨以明，朝廷与幕府之关系，其分亦定。所编修之《大日本史》仿朱子通鉴纲目例，明大义名分，以施笔削。以神功皇后列后妃传，以大友皇子加于帝纪，以南朝为正统，特建楠公之碑。是等数端，非一藩之私学私史，则未易为也。

水户之精神教育，自成严峻之学风，属于激烈骨鲠之派，而其渊源亦发自家康公也。

水户齐昭

天明之末（一千七百八十八年），德川家盈晨之界，于是渐有外患。北疆有俄国之交涉。时，第十一世家齐公自一桥家入袭将军职，年少；田安家三男松平定信（乐翁）以老中执政，留意于国防。

嗣有赠大纳言齐昭卿，出于水户家，遵威公及义公之遗训，深用心于治体。其所主之纲要，有三目。一曰尊奉天朝；二曰敬重宗家，责成善政；三曰振兴文武之道，涵养士风，推奖德义。

当是时，承平已久，文弱成风。烈公慨叹之，乃欲鼓厉武技，改革战法军制。谓武备之修，全在士气。苟非痛论外患之可畏，则不足以振国人而作之气。于是擢用藤田彪（东湖），主张攘夷。

宽政（第十八世纪末）以后，俄国觊觎北边，形势不利于日本，志士悉愤之。以幕府玩寇，迨闻水户之先倡，则皆翕然风靡。而攘夷之议遂为一世舆论。

攘夷论

松平定信退隐自称乐翁，事在文化九年（一千八百十二年）。水户齐昭卿则文政、天保之间（一千八百二十年至三十年）大负世望。处士之唱勤王、论海防者，宽政之前已有之，至乐翁公之时则益盛。水户卿以副将军主持攘夷论，故易于风靡，而燎原之势遂不可遏。

世有以攘夷论专昭功罪于卿者，实则萨摩之岛津齐彬侯、肥前之锅岛齐正（后直正）侯，亦与卿同主张。攘夷不独水户。卿夙重名教，振国学，崇国粹，唤醒国家之观念。

水户学又不止攘夷也。《大日本史》之镌刻，在卿之晚年。当其未印行之前，笃志家披读其写本而已。四方志士漫游于水户，闻其论者咸附和之，世号为水户论。其中亦有固陋之徒杂以道听途说之语，失卿之本旨矣。

齐昭之开明思想

世又有谓齐昭卿固陋，毫无开明之思想者，此亦非卿之本意。卿之倡导锁港攘夷，意在自主。开锁之权，当自裁断之。苟有武力可以一战，则开国锁国方能如吾本志。

卿即欲行是大道而已，故讲究西洋战法亦极笃，秘遣近臣至长崎，使求新智识，为开发文明之先声。弘化季年（一千八百四十七年），疱疮流行，公子率先种痘。今之一位公，自十六七岁常饮用牛乳，入继一桥家时，烈公亲撰教训细书数百张授之。其关于卫生者，多据西洋医学之说云。

采用洋式

天保以后（第十九世纪前半）吸收西洋之文明智识，为开国之前锋者，皆为攘夷之效果。盖攘夷则不能不改兵制，而制铳、铸炮、造舰诸端以兴，输其器，习其艺，而文明东渐矣。

当时率先进行者，有萨、肥诸藩。独幕府当局自迷。于是水户侯以宗家最亲之故，不得不剀切论事，遂为攘夷之导。实则烈公固开明者，观造兵、铸炮、销夷梵钟佛像诸举，卒受谴而不悔。

嘉永之初（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可见西洋文明之曙光固披拂公之胸怀矣。凡时局之推移，不可皮相论之。大御所时代，士气游惰已极。里面既有尊王攘夷之议，潜势而欲扬其焰。

柏理至，锁攘之论忽沸腾，遂为革新开国之风潮。明治之后，文明益进，而破清、惩俄之势力，实渊源于百年之前。水户烈公之事迹，足以代表此一代之精神。

勤王者家康之遗训

德川家任国家之重，由根柢观之，尊王与崇霸（佐幕）二义无所牴触。惟末流之弊各矫激，相持则至睽离耳。家康公有深虑于次，垂训诫曰：“尊王之大义，须永久守之，决不可忘焉。”水户义公以尊王为旨，实体乃祖遗训耳。

今之一位公，龄二十岁时，父齐昭卿密谕曰：“我水户家有秘训，传自义公之时也。他年，幕府若误构事于天朝，则我家之子孙尤须反思‘大义灭亲’之语，以自觉悟。是水户家世世所传之秘训也。苟有男子达丁年，则必谕以此旨。”一位公承此秘训，故晓然于公武（朝廷与幕府）之关系。每年元旦，烈公先向西遥拜天朝，而后贺于宗家。将军就职时，天朝宣令（宣下）之大式殊见尊重。

一位公既得秘训，遂领解此等诸事之理由。义公所贻“王霸之辨”、烈公所倡“尊王论”，其深意亦涣然冰释焉。德川家自始祖后世世恪恭，以合公武，迨末路皇妹亲子内亲王下嫁于第十四世家茂公。此时中外形势一变，而公武合体之计画竟以瓦解，而时论益激昂。

水户学说之由来

德川氏以幕府威望掌诸藩，诸藩皆如臣隶。人皆曰将军跋扈也，又谁知其千代田城之深院，固世守尊王之秘训者乎。尊王之说，至归诸水户一派之学说而悉没，累世将军之小心亦可哀矣。既有此心，故能贯彻此大义。圣人视弃天下犹弃弊屣。若德川氏者，身任宰制国家之责，而有多数将士之服属，一人明其义，遂使后世子孙得本其训以尊天朝，亦伟矣哉。

公武匀和

闻家康公晚年计公武匀和，欲纳孙女为后水尾天皇之后，而不遂行。公薨后，元和七年，由近卫信寻公（后阳成皇子）斡旋，允入宫中（入内）为女御。即第二世秀忠公之女和子，后号东福门院者。其所生曰兴子内亲王，立为皇嗣。七岁践祚，曰明正天皇。皇女登极之例，自孝谦天皇之后，废旷已八百年，至是更绎其废典，以成公武合体之功。盖大乱之后，不如是则难图治平也。

其后，时势渐变。第六世家宣公之时，新井君美（白石）参与政机，上书议皇子之婚嫁。

公武之分裂

安政以后，开锁之论渐沸腾，长州藩士永井雅乐首唱公武合体之议，谓内亲王之降嫁尤为适宜。萨摩藩主齐彬侯亦尽力于是议。侯薨后，藩士西乡吉之助（隆盛）等绍其遗意而奔走，欲成之，见其难行，而翻其初志。

盖和宫之降嫁，足以成公武合体之图，则“尊王”、“佐幕”之二义未必不能匀和。惟开国之议，易生龃龉耳。然当时尊王派与佐幕派每事互有争执，议论弥激昂。盖感情之冲突日甚，而二党轧轹遂成焉。

庆喜公袭将军职

庆应六年（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八月，家茂公薨于大阪城。时，幕府出师征长州，未奏功，而将军早殂。于是老中板仓胜静等至一桥庆喜卿之门，请其入继宗家。庆喜卿谕以其旨，曰：“时势如今日，不复须袭将军职。德川家宜将政权奉还天朝。万乘天子亲裁万机，举国同心，以救时艰，始可免覆灭。”板仓胜敬等恐惧，则曰：“政权惟君所裁断，臣等请继德川家而已。”然卿先与诸臣议，无异词，遂继宗家；既入嗣，不得遽行其素志，以待时机。是岁十二月五日，天朝宣命，以卿任征夷大将军。

大节

家康公之胆大心小，于大乱之后，能镇定国家，自期金瓯无缺，贻后昆以秘训，使世守之。水户家世世显扬尊王之大义，常为宗家之干楯而不与继嗣。迨其终，一桥卿以水户家之胤子而为第十五世将军，以收结其大义。卿之继宗家，与老臣问答，其义尤明晰。此可谓之大节。

统御众臣，而置身于纷难之中，卒持大节而贯彻之，其事之重与难固不待言。其间尚有情义缠绵，非笔舌所能尽者，不能得其详也。

奉还大政

庆喜公知时势已变，将军不能总揽全国政治，且识锁国之说不可复行，遂决然行其初志。翌年三月，上疏具奏开国之不可已，且请朝廷召大藩主负重望者咨问以时务。四月，松平春岳（庆永）、锅岛闲叟（直正）、山内容堂（丰信）、岛津久光等应召参朝，此为诸侯会议之发端。

十月，山内容堂遣其家士后藤象次郎至大阪，请将军奉还大政。庆喜公延见象次郎，谕以己意，本无异议。是月十四日，乃上表奉还政权。诸臣留守江户城者传闻此事，异论鼎沸。诸臣在大阪城者，初有默从之色，迨知关东诸侯多不平，则亦鼓应之。于是风声鹤唳，人心激昂。

幕末形势

幕府三百年来之政治，而上之朝廷，不可谓非大变。今欲述其大变，固不能详，然事亦有可以推知者。古者，天文大乱之初，后醍醐天皇讨足利尊氏，其出师至关东之情，无一传其详者，惟《梅松论》有一节云：“凡有缘于京都者及代官等驰至京都，忠于关东者则自京都下逃。上下海道络绎如织绮。”自建武二年（一千三百三十五年）秋冬世乱，丞其资于推想之料者，只此数语。然则德川氏之末，大阪之愤激王幕之党，各集其帜，亦可推想其络绎之象，而镇抚者亦苦心矣。

变局

庆喜公上表奉还政权时，朝廷未遽听许之，频有所慰谕。公陈以时势之不可已，遂得允裁。此时，朝廷宣以密旨（内命）曰：“奉还之名，则听允之，惟大政机务仍使卿揽之。”是岁十二月，朝廷尽废摄关、幕府等一切旧官职，而新置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庆喜公不受选任之命，而庙议禁会津、桑名二藩士之入京。其间在江户浪士屯集萨摩邸者，向幕兵屯营发炮，幕臣等益愤激，而庄内藩兵袭击芝之萨摩邸，或曰宜进除君侧之奸，曰宜伏奏阙下以正其曲直，议论喧噪。

四年（即明治元年）正月三日，大阪城中纷扰尤甚。公竭力镇抚，更无其效，信近诸臣亦不能制。板仓等入见公于病蓐，言进兵之不可避。公由枕侧取《孙子》兵书，披而指示之，谕以其无胜算之理。板仓不敢听，抗言曰：“事切迫至此，君公尚不允，则虽或奉以刃亦不得令无进兵也。”公闻之，默不复言。

其后，法国公使劝公曰：“争战不可避，法国愿假以一臂之力。”公卒谢之曰：“天朝与幕府有特殊之关系，不能从贵谕也。”

诸藩之向背

是岁正月，全国诸藩莫不有向背之论。概言之，主张革新者多属于外部之士，斡旋于内部者大抵主守旧说。故君主持正而贯彻之者，苦心不少。幕府虽有祖训，其臣僚之众尊王与佐幕久分派。而纷议之解决，亦非易其一时扰乱之状，可想象焉。

庆喜公退去大阪

幕兵与京兵冲突于伏见、鸟羽之间，幕军屡败报至，大阪城中士气沮丧，议论复百出。或请一还江户而谋再举，或请公出阵。众嗷嗷不知所归决，惟公初有决心。六日，随带会、桑二藩主及近臣数名，坐乘军舰“开阳丸”由海路而还归江户。

公在船中，而谕诸士曰：“吾不一贯初言，任诸士放纵所为，以误大事。吾归江户之后，当亲断百事，从吾本心，决行吾所思。”已归城后，召胜安房守（后胜伯）、大久保越中守（一翁）、山冈铁太郎三人，示以旨，乃用胜为海陆总裁，托以全权，身引咎而蛰居上野宽永寺，表谨慎。

江户无政府

此谓幕府瓦解之时，凡三月间，江户无政府，士民苦之。然外国人反惊异其秩序之不乱。

若问故老记述其当时之光景，亦足以为有益之史料。

江户开城

官军由东海、东山二道而进迫江户城，欲期三月十五日行总攻击。先期二日，胜安房与官军参谋西乡吉之助相会见，表明庆喜公谨慎之衷情，曰：“请开江户城，以贯彻大政奉还之旨意。”乃商议其要目而妥定之。翌月十一日，遂开城。

幕府由天朝委任执大权，统制全国诸藩二百七十年。至是，大事决于谈笑之间，不见流血而使都城归于朝廷。朝廷即置镇将府，以树皇政维新之基。

然德川家任国家之责，自养八万将士，以威制大小诸藩。既开城，则此等将士不能无动摇。于是上野有彰义队之啸集，榎本釜次郎（武扬）等率幕府军舰脱于江户湾，而据函馆五稜廓；会津藩士守鹤城，东北诸藩与之连合而拒官军。是皆为一时之波澜，固不足以动大势。

庆喜公之守节

政机之大革新不经半年而成。幕府退谢，皇政复古，是为历史之异彩。如是者，虽因天朝之稜威，然前将军体祖宗遗训持大节，而坚忍成其志者，与有力焉。凡条理之伸达，易为公众趋向所挠。持大节者苟全其干根，则枝叶曲折不足论也。

公之大节，由“奉还政权”、“退去大阪”、“开江户城”三事而确立。若中间曲折，则不可深咎。辅翼天朝稜威者，亦不必无过举失措，由不服而釀纷扰，皆稍有曲折也。论史者尤须有平允之观察。

泰平之一闲民

公出于宽永寺，暂屏居水户，嗣复幽栖静冈。公之本怀，云：“吾遵父之训戒，远奉家康、光圀之遣旨，深察时势，奉还大政，一承允裁，以结幕政六百八十有余年之终局。若善后之事，虽不敢辞，然力微不足以制臣僚，事与志违，遂为此诟，恐惧之至。惟幸静平之后奉还府城，上以政务之要书，便于皇谟之参画。残骸屏居于圣恩宽宥之下，与世相忘，以泰平之一闲民，而乐余命，是吾之望耳。”

自是，以琴棋、书画、风月、鱼樵为友，优游送岁月，以至三十年。

庆喜公之谨慎

世传有和歌一首，为公屏居于上野忍冈时所咏，是见其志矣。歌曰：“基弥挪塌眉，窟尼挪塌眉秃低，希巴希弥，窝希挪布加窝加尼，斯弥索眉挪索低。”其意谓：思君、思国，而暂潜身于忍之冈，装以墨染之衣（僧衣）。

此歌颇足动人，然有疑其出于公之衷情者。顷问之于公。

公曰：“彼时，旧臣慰吾，进以口吟耳。其当年吾怀，何在吾身之暂忍——希巴希（暂）弥（身）窝希挪布（忍），直欲终身隐于世也。如在静冈之时，更无感情于世之系。惟圣驾过静冈，不能出拜于辇前，不能退平居室中，自悚惧不知所措而已。”

高贵之人，襟怀自宽，非贱士所得料。公之高风亮节超脱于一世，不知逆境而享受天寿有以也，今尚健在。

叙爵

明治三十年，公始移居东京，幽栖于小石川之隅。明治三十五年六月三日，有勅旨，命参朝，陛谒而赐勅语。寻，列于华族，赐公爵，叙从一位。

公自称刑余之民，咫尺天威，感激惶悚而已。谓无功受赏，使海外之人闻之，必诧为不伦也。

庆喜公之述怀

闻于外国，以为不伦——公之言虽出于忠厚之至诚，亦过虑也。盖日本之国体异于海外诸邦，皇室与臣民之同心同德，在他国未见其例。彼之诧不伦者，不知此国体也。

公亦尝有言曰：“天朝与幕府之关系，初不同于中国及欧洲之封建制度。家祖显彰此大义，遵清和源氏（源赖朝）所开之例，而任征夷大将军，管兵马之权，兼称淳和、奖学两院别当，为公武教学之总裁，是所以明其文武大权之出于委任也。如名器之与夺，不专行之。将军世世受宣命，严行其大礼。诸藩领地官符（判物）亦有改授，以示天职之不可私袭。其余官位之任授，一仰天朝之批准。惟统制强刚难御之诸藩，施以细大之政治，则负其责而期其无以累天朝。如此者，保持升平，累世十数。至开国之机渐熟，非大权统一，则不能使举国协和，以行文明之政。于是无复幕府之要，且非幕府之力所能任，以此旨而奉还政权。天朝亦嘉纳此旨，而允裁之。是虽出于吾之本意，而吾不能制遏群臣暴动，遂以累天朝。是吾负祖宗，不敢不自引罪而遁世耳。”

此事已表明于世，虽闻于万邦，莫不叹美，亦决非谀言也。公之赤诚为世所谅，已三十年。承优渥之圣旨，居至高之荣爵荣位，天下所庆，可以夸于万邦。

公已受爵位后，回想维新之初，复追思元治、庆应之变迁，宛如隔世，不胜今昔之感云。

还政之因由

公语其奉还大政之因由如下——文久二年（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七月，吾始任将军之傅（将军后见识），松平春岳（庆永）任政事总裁，共图幕政之改革。一日，外国奉行（外交重臣）与外使议事，予以奉行之请，隔簾观之，见侃侃而谈，外使辞屈，殆无颜色。盖奉行与外臣相谋以欺上官，故作侃侃之谈耳。及审察其商议之实效，则让步多，恒不利于国。于是吾识幕政之弊已入骨髓，欲竭力匡救之而不能及，大势渐去不复挽，既而有奉还大政之事。此举，固吾夙志，然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坐误事机，终致骚扰，不能无遗憾焉。

维新开绪之谈，止乎此。更摘录余谈二三如下。

附录：庆喜公之逸话

家族解放

一日，庆喜公燕居，予以愿闻维新前后之逸话为请。公允诺之，披其襟怀，而谈绪渐开焉。

座客有起而问者，曰：“文久二年（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公在一桥家，始为将军家茂公傅（后见职），自是而幕府之政渐趋改革。是岁之末，鄙人自京都经东海道赴江户，途次遇三条（后太政大臣实美公）、姊小路二勅使西还。寻见行列来者，仪从甚都，则诸侯之家族放自江户，各还其国也。连日络绎，彩漆乘舆（莳绘驾笼），卫以眉尖刀（薙刀），挟竹箱，箱裹猩红毹，陪行侍女按阶级乘黑漆之舆，正列而徐行。如此者，凡数十行。沿道花草未春而葩，盖自有东海道，惟此时为空前绝后之大观耳。敢问解放诸侯之家族，在幕府为重大之变革，其所以决行之者，果何故欤？”

解放之决行

公曰：“诚然。此种关系重大，故多不喜其决行者。惟大久保（一翁）等主持解放说，谓诸侯若以召还其家族为请，则将无辞以拒之；不若先解放之。是论制胜，遂至决行。”

诸侯本邸在江户

幕府奉还政权之端，其端实在乎是，可知其为重要矣。盖诸侯以家族置江户邸，虽如公卿之常居京都者，然深察其意，实以妻孥为质也。

考人质之习，昉于室町时代之末。时，天下大乱，豪杰蜂起，优胜劣败，用兵极繁。于是劣败之家，以家族为质，纳于优胜之家，以保证其平和。如家康公当其幼少时，久寓住于名古屋（织田家）、骏府（今川家）二处是也。

家康公既得政柄，遂沿是习于江户统一之初，定诸侯居邸之制，令其家族皆留驻江户。驿路设重关（如东海道有箱根、荒井），严检妇人童稚之通行，以防人质之脱还。诸侯隔年参觐江户，实则隔年始获一归领土，以观其政耳。故诸侯在江户各有第宅数处。护卫之士，更迭上都。其永住江户者，称曰“定府”。定府常游手食禄，幕府乃课以诸门之警固，及消火之务。江户之大繁华由此而生。

美国军舰至浦贺，形势一变。沿海诸州，随处觉防备之不可忽，举国皆谓宜汰冗费以充国防。公任傅职之初，改诸侯参府之制，只使每三年一至，允诸侯常住藩地，而暗易其常住江户之典例，遂无因以泥其家族，于是断然解放之耳。此英断不仅涉于政治，又有大关系于江户之经济。

自是，诸侯留家臣少数而尽撤其余，广厦长廨，举皆为空舍，闲地多生草莱。其转变之迹，宛如劫灰。由是观之，海道一时之呈繁华者，乃自江户吹送之飞花落叶，而忽复贻以宿驿之雨风零乱耳。自是，诸侯家孥归骑相望，至翌春始止。

嗣后，江户之繁昌日衰退，通衢不复见诸藩护卫之众，向之肩摩毂击，至是萧然矣。后数年，江户始改为东京，诸华族乃至再驯，致今日之繁昌。

开国论之识见

“其间事端簇出，而攘夷论益激昂，盖锁国之余习亦不得已。惟识者讲究外国事情，已主张开国论。幕府当外交之局，足以网罗人材，其倡开国论者，未可谓无卓识。敢问然乎？”

公曰：“否。攘夷之为论，要在讲国防，不由外取屈辱。然其政策如之何，无一人有定见者，惟口唱‘攘夷’以炫其强勇而已。开国之说，谓和平以交于外国，是当然。然其次序纲要如何，又无一人抱其筹略者。惟言开诸港、广商卖，适于时宜而已。”

洞见事于未然，以定其政策，谓之卓见。然真有卓见甚少，此虽在维新之后亦同。其称卓见者，以实情言之，只为纲领之标识。若智术，则当事而渐生耳。凡精神家，恒乏于智术。文久、庆应之际，攘夷家偶闻开国之议，恒骂曰是卑怯惧交战耳。其愤慨亦非无故，盖幕府内部国防与开国均无实际之论也。

庆喜公见诸士

“当时格式甚严，诸侯不得亲与诸士谈。惟公在将军后见职，允有志之士以谒见，恒披胸襟而听其议。然乎？”

公曰：“三卿列邸于田安、清水、一桥三门之中，为近缘之亲族，然曾无私会。即书问，亦罕年一度。书中所述，年年无所变，时加以一事而已。予为一桥卿时，每事苦之。已任将军后见职后，政务之所须要，与人相见复无阻碍焉。且引见求简易敏活，使无拘泥于例格。其后出行京都、大阪，斡旋于公事。此时延见诸藩士，自由而无所惮。如小松、西乡（隆盛）、大久保等，皆面会而闻其意见。”

上所述者，吾辈得于尘外之老将军，闻其怀旧之谈，而写其謦咳。其事虽似平凡，然当时国家之大变革渐扬其波，公操楫于汹涛之上，履非常之艰而渡之。苟联想其情，则亦不无津津之滋味焉。

文久以后，开锁之论逐年益昂，志士奔走于京都、江户之间以迫当路，刺客杀害相续，戾气满于天下。明党分派，形势险恶，幕府之威严渐失堕，而江户凋谢。于是幕臣互相疑，于将军与后见职之间亦不免有所依怙。外部之攻击，与内部之猜忌，皆集于公之位地。公立其焦点而延见诸士，是决不可谓平凡之谈。

公接人温和，襟度英爽，已老尚然，可以想其壮时。神姿俊厉，眼光射人，有不可犯之慨。喜怒不形，而叙述事情，剖判事理，言语明晰，能令人服。故处至险至难之际，而不失其名望。终结幕府之局，以开维新之昌运，非偶然也。

今录诸士说话，以证之如下。

三浦安氏之谈

三浦安氏为伊豫西条藩士。（今贵族院议员。）家茂公出自纪州，继宗家。茂承卿自支藩西条继纪州家。三浦氏辅纪州侯，称佐幕论之巨擘。此人尝谓：“吾所知之雄辩家，以三人为最。曰谭师圆朝，曰陆奥宗光，曰庆喜公。公在将军职之时，趋而拜之，言语明晰，条理井然，静而有威严。其雄辩，今日尚在吾耳。”

榎本子之谈

榎本釜次郎氏（子爵武扬君），文久年间受幕命而赴荷兰，讲究陆海军制及法律，待军舰“开阳丸”之竣工而搭乘之，庆应二年（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归朝。此时幕政弛废，军舰所用之石炭无预算可以购之，请于要路而不得，乃乞谒于庆喜公。

谒公于二条城

榎本氏语其当时之事情，曰：“此时，公以将军后见职而在京都二条城，乞谒后经六日有命，使登城，窃谓谒见仪式必严。既入，行长廊、过广厅，至一室，盖公之燕居处也。室不甚广。既与公见，公应接平易言语，殷勤在意想之外，顷赐之食。公自持壶进膳，见者谁不惊叹？（中略。）二条城外警固严密，群士之勤务不变于常。入内部，则重臣散离，而朝夕供奉亦不甚没。盖公率先破虚仪，亲百事耳。由今想之，公之处置其破旧格以待天下之事，有足心仪者。”

公为将军十有余月，奉还政权而成其志。惟苦衷之效，不如所期，群士暴动，以为公累。公之遗憾，足为谅察。然武家政治七百年之末，得晏然以还之朝，其间虽有波折而速镇定者，实因公之忠节有以全之，是天下所咸知也。

谈次，有及伏见战后，官军困于粮食，京都以大坂有守御为惧者。公曰：“京都有如是之忧虑欤？大坂非有一定谋略也，遗恨而已。”欲更问当日大阪纷扰之状，或恐有所忌讳，故谈止乎此。后日，闻之于榎本氏，以录其当时之实情如下。

大坂城之光景

庆应四年（明治改元前）正月，有伏见鸟羽之战。榎本氏指挥“开阳丸”而入大坂，欲知陆上事如何，下短艇，而令水夫十名漕之，榎本氏自坐其中，冒激浪而近陆岸。偶有强风扬怒涛，舟不可到岸，乃厉声曰：“纵令艇破坏，只强押达岸可也。”遂上岸。

逸足走至大坂城，城门有老卒一人，俨然守门，拒不使入。榎本氏一笑而入，老卒不能入御也。至，则城中空虚，且散乱狼籍不可言。

此时，黄金抛弃者颇多。拾而集之，运至舟中，共得七万两。到江户，还纳于将军府，将军以一万二千两赐之。乃以五千两充赤松（后海军中将）等留学生归国之费，其余以购石炭。

田边太一氏之谈

田边太一氏为外交部郎中头（外国奉行支配组头），庆应二年末，随德川民部大辅（公弟）赴法国，翌年冬归朝。未几，有暴动，在江户为监察官（目附役，后外务大丞），终始任外交之职。

其谈曰：“予当外交之局，觉天无二日之理，惧德川氏之不掉。已到法国，为德川民部大人制名刺，无文字以译‘大君名代’之意，颇苦之。盖当万国博览会之开设也，萨摩政府以其所产之物品出陈，其译名尝为幕臣所不怿。（鹿儿岛、佐贺二藩相谋标榜以国名。鹿儿岛曰萨摩及琉球国，佐贺曰肥前国，以示其与德川氏对等。）大君译语为僭，而又无辞以表异于众诸侯。

“此时，予与向山隼人正苦心尤多。予之所主持既如此，故知奉还大政之为正理，而不惑也。惟断行之时机如彼之速，为予之所未料耳。其岁（庆应三年）之季归航，抵锡兰岛，由新闻纸见大政奉还之报，窃谓隆长之造谣。迨达新嘉坡，复见新闻纸所报不异于前，于是始知其真，然且惊之。十二月二十八日，归还江户。

“翌年（明治元年）二月，与加藤弘三鹈殿男十郎同举为监察官。（称目附。目附如御史。）之为职，得时谒将军，以陈意见也。予有欲言之事，先告小老大久保以大要，得其同意。同僚藤泽志摩守成、岛壹崎守，平日与予亲善，乃与之谋。藤泽可之，成岛不可。讨论已久。

“时，将军在上野大慈院表恭顺，因往彼处乞谒（御前）而直得引见。公不豫，横卧于长蓐之上，起身而问曰：‘欲言者何？’

“予始得谒，不能尽其意，只述其所信之大要曰：‘恭顺如今日，臣等只恐惧而已。然畏敬萨、长，非其所宜。据风说，德川家之继嗣将归于龟之助公，是由官军所定也。民部大辅为公之实弟，留学于法国，与彼国缘因不浅，自然为后援，宜要求其为继嗣，以重德川宗家。成岛驳是议，谓如是且以开英法争竞之端。予辩解略尽其意，而仰公之裁决。’

“公一言叱曰：‘恭顺之意，在忘家、忘祖先，而一心于国。若恃外援而立威信于国中，将有何益？伸于中、屈于外，反吾之本意。迂阔之论，勿复言。’于是恐惧而退。”

凡国家隆兴者，必上下同心，以翼郅治。立烜赫之勋者，亦赖有推挽之力。明治中兴，东洋开立宪政治之新生面，虽曰舆论之趋向，然前将军至诚收闭其封建政治，以身殉于失败之历史者，实启其基址耳。公之大勋，天人所俱谅，其极爵位之隆，享南山之寿，洵为天下之庆。

眇此一小册子，写其丰神，略仿佛，欲以传于后世。言简旨深，读者宜反复寻绎，以抽其余意。

后记

帝下勅命，使赴常陆国。将发程时，直道咏曰：“弥哥哥罗窝希挪布加窝加挪那梓哥达吉达吉加黑利哥姆哈卢窝哥索吗低。”其意义谓：君今去忍冈忍心，宜如是冈之名，林树逢夏繁茂，只待春回，而君亦速还也。

因有所咏如下：“秃尼加窟尼，窟尼挪塌眉秃低，希挪布弥哈，油窟么加黑尔么，秃基窝哥索吗低。”意谓：忍心隐身，本只思国，如行与归，待时而已。

此时，政阵咏曰：“加希哥希那窟尼挪塌眉秃低基弥么加窟亚利低挪挪吉哈那和索萨加油尔。”其意谓：噫，君虽谓思国之故，不亦哀乎，然忍心如此，将复有昌荣之期。

答咏如下：“弥吉窝达尼，吗么拉哈加弥么，吗么尔拉姆，哥哥罗尼刻希喜，秃挪油窟斯挪。”意谓：吾怀人，思其后来，人苟守道，则神亦必守之也。

此时，忠顺亦咏曰：“约挪那加哈秃低么加窟低么基弥希阿拉哈吉利希隆窟拉挪吗塌么加吗希。”其意谓：世事如何，吾不问之；惟君在，虽使樱花一散，亦必有再开之期。

答咏如下：“牙吗萨窟拉，萨基么萨加斯么阿和基弥挪哈尔挪哥哥罗尼瓦列哈吗加塞低。”意谓：山樱之花，开与不开，我只归于大君春阳之心耳。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帝国宪法制定之由来

封建之驰解

察日本近世之历史，距今五十年前，封建制度已达极盛之域，然徒保持其外面之形式，而失其运用之妙，如胶柱矣。祖宗肇造所以致盛之精神，则消磨殆尽。

盖日本封建，自初起至此时，经年几八百。其发畅至无与媲，然经历已久，使柱石朽坏而外面仅存其金碧之美耳。其间与海外诸邦相隔绝，不被外势侵犯，惰力前趋，积数百年，遂成苟安无为之治，以为自足而无求于外，是其特殊之情形。

争竞之备

美国水师提督柏理来后，重大事件相踵而起。于是吾人始知海外有大势力，足以左右世界，日本苟接触此大势力，虽欲不投于列国争竞之旋涡，不复得也。

吾人处此时，初无备以应其情势，虽即无备，亦自觉其时势之不可已尔。由是吾人径起而始其应时之业，知封建之制徒拘泥于形式，以束缚为主，有碍于国家民人之发达进步，是不可以无撤除焉，知苟与海外之大势力相颉颃，以表国民合同之精神，则不可无强大之中央政府能统一国家以成巩固坚实之一体。封建诸侯之自治权，不利于中央集权之制乃不能不废撤之。此思想，遂致王政复古，使天皇统治之权，出于实力，一日万机复如曩昔。而一国合同之势力，遂集于一人而为之标识。王政已复古，天皇遂以天亶之资厪被治国民全数之念。但当时国民未有参政之权，只为多数被治之生灵而已。是稍异于今日所谓国民之意义。

其间，上有圣明天子，辅弼亦得其人，谓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启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而进于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令民众破其旧染之陋习，不徒甘于受动之位置，自进而协心勠力于国家公同之务，以组成巩固坚实之国家。”是也。

明治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天皇即位之始，宣示勅誓，而圣虑尤重此二端。曰“求智识于世界”，曰“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须令人心不倦。”

文化之渊源

世有一谬，见谓日本近时之文化，实萌芽于五十年之前其本来则日本民族，未有教育之道，无公同之心。西邦人视日本之文明，亦以为速成早熟之转化，谓非证以将来之实效则未可遽知其真价，是亦出于谬见。

然日本之俗，有高深之德育及情育，不为不久。如中国、印度之哲学，其历史所生各种之理想，以至诸种学艺，皆为日本所融化，因袭数百年，概括以“武士道”之名目，益醇化而益畅达。于是道德自有标准。

苟受其教化者，常有操守，其质朴刚毅、主义勇之精神，如斯巴尔达之气习；其优美洗炼重智能之思想，亦如雅典之风尚。可知日本旧时之教育，于希腊二邦之特长，略有所兼备。当是时，士人所贵者，在优美之感情、高尚之理想，及忠勇义侠之精神。苟无美术之心，则不能致其感情之优美，；无道德哲学之知识，则不能致其理想之高尚。故日本武士，注重于学问、技术之调和。

国民之性格

近年，科学有专攻，以特殊学艺之熟达为主要，与往时求诸学艺诸科之调和者不相同。如日本赤十字社之于博爱事业，其发畅之显著，非必基于新文明之影响。俄舰“庐立窟号”之沉没，日本将士不忍见其敌人溺死而尽力救助之。其仁慈之精神亦非由外得之，此皆封建固有之义侠之心，得新文明之汗濯而益显焉耳。

盖日本著名之执政家及武士，多善书画诗歌，而潜心于道德、宗教、哲学等诸端。其功绩卓拔，能传至后代者往往有之。观于他封建之邦，未多见其例。由是观之，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民族所缺者，不在道德精神之要素，而只在近世物质之文明，如科学及技术等是也。故维新之业，非移植以本无之文明，惟日本民族原有强健之性格迨明治之时更加以新式教养法耳。

所谓忠勇义侠之精神者，不独上流士人有之，下流平民亦自受其思想之感化，皆为正直勤勉、亲仁善邻之君子。谋乡邑之利者，至不顾一家之利害。尤多温和柔顺，重人道爱同胞遵守法例，且能理解优美之情操及道德高尚之观念。国民之风气既如此，教育指导苟适其宜而副于近世主物质之文明，则固其国民之基址亦不难。

教化之进步

维新政府有见于此，孜孜焉取泰西有形之学术，以补于旧式教育之不备。令青年新进之徒磨砺智力，以与世界竞。若临大敌，必先备其武器。

政府既努力于国民之教育，复锐意于训练，使习熟于近世之政治思想。于是民众渐扬志于乡党之外，不以一身一家为念。或考察一郡一县之利害，或核究国家休戚之论。向之亲仁善邻者，至是其亲善之情益广焉。

法律之进步

明治十三年（一千八百八十年）宣布法律，定行政权之分掌，始兴府县会。嗣有郡区邑村（町村）编制法之宣布，以地方自治为基址。先是，明治六年（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有征兵法之制定，以“国民皆兵”为主旨，盖谓：“防卫一国者，不仅为国民之义务，又为其权利也。”其余政策，类是者多见采用。国民任其公同之务，实始乎此。十四年（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天皇欲采用立宪代议之政体布诏勅，而示其期。

一贯之政策

盖自明治元年（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宣布勅誓之时，至十四年约期立宪之时，宸衷有一贯之旨略如下：

第一，教育国民，使应于立宪之须要。

第二，令国民收得近世文明之精华，以便于用。

第三，图人文之进步，在乎国家之富强，使得伍于文明诸邦之间而无愧。

国民之精神

天皇叡圣文武，持此政策凡四十年，其效果为世界万邦所环视。俄国逞强于欧洲，日本欲防卫其名誉及利益，与之相战。举国奋勇，无人不尽其义，卒以此战胜强俄。然即令不胜，而全国敌忾之心，以此一战为国民公同之大役，将不惜其一切之牺牲，已足多矣。

此役也，即一兵卒亦自觉国民之使命，而深信其胜负之所归，各分任其职而守其义。谓是战非以一家一族之防卫为目的，实关于国家之安危。苟出力于是役者，名誉也，国民之权利也。如君主专制之邦，未尝见是例。

盖专制之下，被治者惟治者所命，以柔顺为旨，未知爱国家而无义务之观念，又未知其任国役之为名誉也。由是观之，日本立宪之画策渐行有序者，其成效遂有赫赫之光焉。

制定宪法之准备

日本制定宪法，其要端之须考核措处者亦不少。而调和融合各等阶级之利害，因而振作国民之新元气，使适于立宪公同之生活，固为其主要之眼目。凡国之据立宪君主制者，莫不匀和其民人各级之利害。惟日本宪法，不仅求其匀和，又期国家之所职有生生之元气。此一端易言而难行。

如前所述，明治十四年（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天皇宣示时，期采用立宪政治之旨，以九年为其预备之时。此圣谕不徒使国民勉于参与国政之备，又使中央政府摄立宪法治之思想，以修整其治务大小之机关，而勿怠于百种之准备。于是政府及民人奉体圣谕，利用其预备之时，以唤起国人之精神，遂有政党之组成。如大隈、板垣二氏（今伯爵）之活动，尤足动人耳目。此二氏者，实创兴日本近时之政党也。

行政司法之改革

时，政府断行大改革，分割其行政权，以开地方自治之基。改造行政部，明定其诸部（诸省）任责之域。举人材之有高等教育者，委任以各部局政之务。别制定裁判处构成法，划明判官（判事）之职权，以专门法律家充其职。其余改革之施于行政、司法各网者尚多。

当是时，有持极端欲以民主政治行之国中者，举政府施设，不问其是非而诽议之。于是政府欲保护其行政之效，亦不能不讲预防之策。盖日本之为国，面积狭而民口少，行政非有确实之效力，能巩固其国民之结合，则不可以图国家之富强。故政府亦尽力，以遏民主思想持极端者。

考撰宪法草稿

明治十五年（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三月，有诏命使予考撰宪法草案。予承大命。即从事焉。予欲考查周到，遂游历西邦，不仅观察各国宪法之异同，且精究其运用之实情，兼溥闻诸大家之意见及名士之学说。是行发程在其十五日，与俊才数辈俱，寓居欧土约一年有半，辑收必要之材料，而还日本。

二十一年，再出洋，九月归朝，乃撰修宪法草稿。此时书记官之辅予者有数辈，如故子爵井上毅，及伊东、金子两男爵，努力尤有功焉。外邦人之参与于此业者，亦有博士罗伊斯列尔、瑟哥秃等数名。

国家之特质

顾思之日本之为国，固有特殊之情形，不能悉摸写外邦宪法而强行之。例如皇祚之隆，深根于国史，而民心自有所铭。向者，国家主神权之世，封建未成其势，而皇位实为国体中枢。今考定新宪法者，欲裁制其大权发动之程度，则不可不慎重以拥护其固有之权，使宝位、神器不为虚设。惟立宪之政，在乎保护众民之生命、财产、自由、名誉等。苟欲保护之，则宜于天皇之大权加以必要之裁制。若无其裁制，则立宪政体者，无论其如何之形，不能立也。

尚有当考虑者，封建诸侯与新制度之相合是也。诸侯中与皇室有血缘者不少，亲疏各异。曩时，为土地人民之主者，尝行其实权。虽至近年，尚多为众庶所尊崇，而袭用其所荣之称号。新宪法之制定，不可不为之所。

又，新宪法以各种权利赋与民众者，因君主任意之允许，以图国民之繁荣耳，初非有民志强夺君权之迹也，是尤不可以不辨。至于日本群会之状态，维新以前又有特殊之点，为他文明国所无者。

盖日本民族与海外诸邦久隔绝，一国之中虽有割据之形势，而其人种同，宗教同，言语、感想亦同。史传相袭，累世不渝。及封建继其绪家，亲缘关系尤切。群会遂以此为其组成之枢轴。如道德之旨义，宗教之信仰，皆守其中枢。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征求仁义、忠信、孝悌等诸德，亦最严密焉。由是，举国如一大乡党，有九族相亲之风。其乡党之情义相结既深，政治群会之利害，尤人人有休戚。

举一例而言之。商业家有恐慌时，则日本之商贾恒捐弃所私而拯其厄。若外邦商界之危机，投机之业自倾覆，而确实之业恒免其动摇，反有袭取而扫清之势。日本则不然。商界亦有道德，恤弱怜寡，出乎义侠。其业之确实者，多自投于恐慌之祸而不惜，使主投机者不至蹶而不可振。故商界有一时之相累，而其全体之组织恒免于大困。

此风气在工业界亦可见之。近年，工业制作之发畅尤显著，而日本之劳工与资本家互有温情。此主保护，彼受保护。至其贱小之徒，亦不如他邦所有精神死灭之动物。公义之想，浸润于日本，其为是保障者，实赖于此情。

日本群会特殊情形既已如此，群会各种之机关由此得其缓和之道。人莫不知其同胞相助之义，而融解其相倾相轧之风。然是等情形，苟非调护得宜，则亦不能无弊。盖乡党重情义者，往往不娴于识想，当其理处一事之时，只殉于情义，而不注意于自由之讨论。一乡之权力，遂委于豪族之专恣将驯，致公私事务之无别。如此，不得无妨于立宪之举。盖代议之政，本以求人民公同之福利，必使多数之人自由讨论，而后得尽其义。至于私情，则非考量国家公通之幸福利益者所当计。如思国家大计者，有时舍其刎颈之交，而举用新进之人材。乡党重情义之群会，恒不能有此例。乡党有尊幼之别，如自由吐露意见或自诉不平，则有所不容。而亲族之不和，转因此而不得融解，意见之扞格，萧墙之阋争，遂酿成不测之祸害。

新旧思想之冲突

如上所说，日本群会特殊之情形有善恶二面。善者宜维持之，不善者务刈除之。苟欲令宪法适合于一国之实情，尤不可不斟酌群会特质而使之协。

此外尚有一难事。当是时，日本正在过渡时代，新旧之间议论纷歧，人人各持其是非之见，多相争者。前代遗老抱神权之思想者，谓限制大权，罪同于叛逆。少壮多数之士，则受教育于满这斯达派全盛之时，怀抱自由之思想，其议论则过激。政府之官僚，多倾耳于德国反动时代所生之学说。在野之政治家，未解实政之责者，又心醉于孟德斯鸠、卢梭等法国学者奇警痛快之言论。巴窟尔之著有《文明史绪论》，论曰：“一切政体，直无用有害之长物耳。”日本当时之学界尤喜其珍奇。如大学及各高等学校之学生，皆莫不竞诵读之。此等学生，在学堂读诵此等新书，归其家侍父兄之旁，则无复勇气以陈其新说于长上之前。盖彼父兄守旧之情，短见浅识，未能知论议政策之得失，以为反对政府等于与叛逆，有紊乱国家秩序之罪。

宪法之运用，多须于公明清廉之精神。言论之自由，会议之公开，驳论相容不流于倾轧，皆有资于宪政者。苟非经验积久，则无由修养其公德。

制定宪法

宪法草案已成，捧呈之于陛下。陛下付之于枢密院之审议，且亲听其讨议，劳叡虑焉。院中有保守、自由诸说，皆尽其言以仰圣裁。此时，院之中外保守之派，其势暗长。惟圣断则常取自由进步之思想，故日本遂得有现行之宪法。皇上圣明德，兼文武，真我后哉。

宣布宪法

明治二十二年（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举行宣布帝国宪法之式，其仪礼最庄严。嗣后宪法施行，为世人所周知。惟其运用之实情，更有二三可言者。

宪法施行之初，官僚政治与民主思想卒轧轹不相容，而有惨烈之事。盖宪政草创之际，政府与人民皆未具宪政之识量，不能使立法、行政二机关协力以运用其政务。群会之素质，亦未足以缓二者之冲突。政府与民党坚执其利权，而不相下。盖二者各乏于宪政之经验，而缺于妥协之妙用机略耳。其后冲突累数年，各尝艰苦，二者渐有所觉悟，谓：“苟欲收宪法运用之效果，则不可无匀和宽容之精神。如以党略或党派之心，损伤国民之幸福利益，固非所宜。”

宪法施行已十有六年，其实验虽犹多缺点，以全体观之，略近于成功之域。予之快心，实在乎此。要之，日本苟不布立宪代议之制，则无由使民众习熟其参与国务之道。不与国务，则无用爱国，而敌忾之心亦无从生也。日俄交战之际，日本臣民至田夫野老，皆能知其事之重且大，乃识战务为国民之大业，而觉其与民命有直切之关系。举国一致，蔚成舆论，为政府之后援。此谓立宪之效，亦非诬言也。

至宪法条规之略说，则予避而不敢焉。盖欲讲究日本宪法之条规者，由诸书得其解说，此学者之所有事也。上所述者，追怀往年制定宪法之阅历，说明其采用立宪政体之主旨，且言及其困难之情事而已。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开国事历

日本之新纪元

日本今日已伍于列强，并驾齐驱，而能扬其雄名矣。其开此新纪元者，实在五十年前与美国订定通商约章之时。自是凡五十年尽改旧度前后若两国者。不独他邦人惊异之，即本邦人亦自感叹其变革之速。苟非审察中外形势则无由领得其实情。

提督柏理之航至

往时，有美国人乘荷兰船至日本港埠者。有美国渔船遭飓风而漂流达日本滨岸者。又有护送漂流日本人者。此等之人咸见机而以贸易为请。美国政府则遣全权使节以促日本之开国。事在嘉永六年，即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也。是年六月三日（阳历七月八日），提督柏理率战舰二只（萨斯刻汉那、密悉必）及快走船二只（萨拉秃加、孛利马斯）相州浦贺港问江户将军府以通交之事。

当时浦贺港有浦贺奉行（如道台）检船舶出入江户湾（东京湾）者，以严其防御之备。外国船虽使节乘舰除长崎一港外，皆拒不与接。贸易商务仅允与长崎港行之，又只限于中国、荷兰二国。制禁颇严，警戒甚密，而美国军舰突来入浦贺。于是幕府惊骇，上下动摇，宛若寇警。幕府诸侯备变。当路官宪咸张军容以接美国提督。

柏理之意思

盖提督柏理当其未至日本时，已审核日本国情而知日本之待外人限于长崎一港，不许其入他港。此时医士西波尔都久留长崎助荷兰贸易，闻柏理将至与之通信，言使节若至长崎已能为之介绍于日本政府。然柏理胸中已有成竹，不向长崎径至浦贺。其意不喜步荷兰后务以顺从媚与国，欲直促幕府要路立新基址，开对等之交通耳。如此商议在日本为破格。美使知幕府不能遽听之。故率军舰突入浦贺盖以示威也。

柏理之预备

柏理虽示威至要求商议则仍以宽缓之术。所随译官等能解汉文及荷兰语颇有妥商之便。此时浦贺奉行承幕府旨，告柏理曰宜航至长崎。柏理早知其必有此命也卒不肯去。且曰万邦交通为人道天理自然之通义。世界变迁亦不容一国独锁港。若强拒不听将如此天理何。示无去志。幕府不能峻拒之。但曰改国禁而开交通事颇重大。且将军家有疾未易速定大事。当是时将军家庆甍，秘其丧而不发也。柏理乃约曰明年再来，请熟计定国策及期勿再周章。于是致大总统所裁国书等与浦贺奉行率船队而去。既示威矣而又宽之以审度之时日，缓急得其中者，实出于柏理精炼之智虑耳。

俄国之要求

此际请交通者，非独美国为然。嘉永六年七月十七日（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俄国全权提督扑茶青以军舰四只，至长崎请开日俄二国之交通。兼议定桦太经界，呈国书求幕府派全权大臣且待其西下。扑茶青在长崎港切欲上陆不允，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向南而航去。

日本人不知异邦之情伪

当时，日本赖有兰人得知海外情事。能读兰书者及素与兰人接闻知一二外交机密者，略通于欧美列国之形势。其余则皆无识异邦人之情伪者。其稍识外情者，亦不解外交之为何。或谓美国使节已去，其国远在数千里之外曰明年再来，其来否固未可知，若彼能来则何言以答之。于是遍咨询大小诸侯以和战之议。百论纷起不知所归。

时，有将军家定之袭职，内政丛脞更无暇及开国事者。柏理南航过琉球那霸而至上海。自留其地，派一舰还美国报告应接之始末。且知日本不遽诺。遂增其军舰之数。翌年（安政元年正月，即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二月）柏理再率舰队至浦贺。浦贺距江户远更驶行入江户湾，投锚于小柴，坚执上年通告之旨，求议定和亲通交约章。幕府，告以事势之难。且论其入江户湾之不可。欲令开商议于浦贺如前年。

《日美和亲约章》

柏理不听强请，始定横滨为商议地。乃议定《日美和亲通交约章》。是谓柏理之《神奈川约章》，时即安政元年三月三日（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而日本之新纪元实开端乎此日。

柏理不听俄将所言

兹有一事须补记者，上年十一月俄国提督去长崎，南航至上海会见美国提督，议曰二国协同之力迫日本以令开港易为耳。柏理闻而不应独航至江户湾，遂订定约章云。其后俄使再至长崎。安政元年秋入伊豆国下田港，五年七月十一日（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八月七日）在江户议定约章。一如美国之例。美国先于俄国为日本开国之首功。故日本亦深亲信之。柏理处置其间。其进退操纵可谓巧妙矣。

《神奈川约章》之内质

《神奈川约章》十二条极为简短。未议及贸易商务，惟开下田箱馆二港，而许美国人航至，使其待遇之法不如彼荷兰人之苛酷。盖兰人在长崎恰如甘于禁锢也。此约章以日美两国人之亲睦交通为主旨。无贵贱高下之别。互容其平等之待遇。若有遭难之船则惠恤其船员及船客，使无碍于购求必需品之便。盖日本主持锁国不喜贸易，而救难恤灾则固仁德之所以本，具不能拒之。柏理初捉此要点，不要求以烦错难解决之条目而得速开港。既加一角以楔子，其余易剖分既解理绪端乱丝亦易整齐也。《神奈川条约》以简为旨，美将速收其功职是之故。

忌避外交者何故

当时，日本忌避外交而固执锁国政策果何故欤？岂因国人野蛮不识人生交通之条理乎？固陋果如是，则其未几而与外邦相折冲，复一跃而高视阔步于世界。通交贸易遂有凌驾邻邦先进之势。内则百度革新，外则扬威四远，其所因又如何也？由外人观之，必有疑问难解者。然顾察日本之既往，而概说其实情，则是等疑问，焕然冰释矣。请试溯既往而说其实情。

日本当时之文化

日本有历史二千五百年，夙摄收东亚大陆之文化而显一种之特色。如中国、印度、朝鲜之学艺技术中古之后传入日本者，遂化成日本特殊之学艺技术。人情思想虽受感化于大陆，而其所显之特色固有异于大陆者。美国人航至浦贺时，日本已有特殊之宗教、伦理、文学、政治、法制、美术、工艺等进步略著。至彼欧人视异以为南洋岛屿之同伍，则谬见亦甚矣。然则日本何苦执锁国政策不顾外交之道呼？曰此非日本之罪，实欧人近古之失计也。欧人始至日本在三百六十有余年之时，而非徒起自五十年之前。

近古至日本之外国人

天文十年（一千五百四十一年），葡萄牙人抵九州一岛。嗣有西班牙人之东来。荷兰人、英吉利人亦相继而至。或贸易或布教，以葡、西二国人为最多。如著名教师萨威爷，称扬日本人气质似为可亲。时，日本固不拒贸易，亦不妨布教者。

葡、西宗教家之失计

然葡、西二国布教之人，滥用其信徒之势力，欲干犯政权，使政府觉其有侵略国土之意。遂激成排外之想耳。渠辈不专据爱之教以化众民，或破坏佛阁、神祠，而排击日本固有之宗教；或滥用势力而滋事端于官府。于之，政府渐惧哲粹志教徒之阴谋。

兰人与葡、西人之冲突

当是时欧洲荷兰人与西班牙方开衅端，其在印度及南洋之贸易，西、葡互竞其势。其所奉之基督新教与罗马旧教，亦如冰炭之不相容。兰人既察幕府不慊于西教，益间之谓罗马教徒包藏祸心。幕府听之荷兰，遂得排斥其敌人，举日本贸易一归掌握。于是罗马教徒被迫害。其反动之势至有逆徒釀成扰乱。幕府乃严禁罗马教，因欲防遏后患，特许荷兰、中国二国人进至长崎，至其余则不许一切交通贸易。

锁国之意初不在禁贸易

日本锁国之初，其意不在禁贸易，又不在拒斥一切外人，只畏罗马教而防遏其祸患余势所及，遂至坚锁国门耳。观二百五十年之前，日本政府付南洋诸邦人以贸易特准票，且不曾禁中国、荷兰二国人之通商，或擢用归籍英人三浦安针（维廉亚当）令传授造船航海术，可征其决无拒绝交通之意。

日本之惧基督教者，在哲粹志之阴谋，如丰臣绣吉及德川家康之疾视哲粹志，追放葡、西二国之人，固与英国女王埃利萨倍斯之击退西班牙，禁遏哲粹志教，其迹虽异其意则相同。日本当时之贸易有输进，而无输出。葡、西商人以获得金银为主，使日本金银溢外者多。于是，识者谓此非日本之利。政府以贸易之停止，节减为得策，亦非无因也。

如此锁国二百有余年，美国人以新教之宠儿，博爱旨义之急先锋，横太平洋来叩其门户，使醒长梦而向导之扶护之。又有优容不迫之风，不大有助于日本者乎。

当时之政体、国情等

安政元年，始有《日美约章》之议定。嗣后，国事多变迁，遂成富强之渊源。苟欲知其所由来，宜先审其当时之政体、国情，及向外智识之系统。否则无由晓得其曲折。外人评日本变法而不多得其肯綮者，以其暗于此等诸事也。

封建制度

距今约七百有余年之前（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在文治二年，即西历一千百八十六年而距今实七百十九年），大将军代天皇而握日本政治之实权，别立实力政府（霸府）以亲信之将士封全国各地令掌诸州政治，将军乃统制之而揽文武大权。此为封建制度之鼻祖。其后有治乱与亡变革数次。将军家谱虽改其姓，然首权之名分未曾离于天皇之位。凡二千五百有余年间，天皇绍一系而金瓯无缺焉。柏理议定约章于横滨之时将军在江户。其允裁约章者为德川将军。当是时，将军之上有天皇垂拱京都。将军之下有大小三百诸侯分领日本全土，即俨然成封建之形。

德川时代之昌平

德川家之执政权二百五十年，其间仅有罗马教徒之反乱。此外全国晏然古今东西升平之久至无与媲。然上下逸乐而将军武力因以大衰，偶受外国威迫而不能主持国禁，于是全国惊扰，议论纷起。皆以改祖制弛国禁允贸易以祸国家为幕府罪。

知外情者少

盖二百有余年外交阻绝，识外情者少。国人专读汉书而宗其孤立自尊之学风。其闻浦贺之警而漫事悲愤者，亦不足怪。幕府久握政柄时与长崎兰人通，得略向欧美形势，故以开国为是。然无制遏众人反抗之实力，不能公然挺身以宣明外交之要。既无自信，又无勇断，徒彷徨于开锁之间，而误大事。

哈利斯之要求

既而美国总领事哈利斯带改定约章之全权至下田港（安政三年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请缵柏理之《神奈川约章》，以订定纯正之《和亲贸易航海约章》，曰：日本宜向外大开放其国。翌年末，哈利斯抵江户，谒见将军与阁老而议五年再开商议，而遂订定《江户约章》。此时国论反抗甚烈。

幕府苦穷

幕府忧国论喧嚣，遣使至京都以允准约章请之天皇。然朝廷久离于政务之实权，公卿无识海外变化者。且强大诸侯，皆欲借廷议以排幕府之开国政策，令勿更改旧态。于是将军专使，失意于京都空归江户。幕府大困。上则有不娴政务之朝廷，下则有不通外情变迁之诸侯。上下守旧处士横议咸集矢于幕府。幕府武力衰颓欲镇压国论，不能制也。内有此情势，外则欧美诸邦频来促幕府，欲确定其假订之约章，且令开诸港。其间，幕府外交官接遇外人愈多，而愈觉开国不可已。然无敢公然陈说其要矫多数之谬见以一定国论者。偶有卓见之士，竭力而斗于风潮之前则身殉险路。前后相扑。今取其显著之事迹及人物，而记叙之如下。

将军交代

柏理始至浦贺求修交时，适将军德川家庆病薨。子家定继位，未娴政务，数年而逝。家茂以支系幼龄入袭于将军职。其间仅十有余年（嘉永六年，即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美使始至，是岁家庆薨，安政五年，即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家定薨，庆应三年，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假茂薨，此间前后通十四年）将军三易其主。政务一委于阁老。

幕府之外交家

阁老当外交之冲履艰钜而任其责者，为阿部伊势守正弘、堀田备中守正睦、井伊扫部头直弼、安藤对马守信睦四人。阿部正弘用心于海外事情，知开国之不可已。订定《神奈川约章》。常奖励诸生，令讲习兰书，且由兰人传习陆海军操练法。其后劳瘁得病不胜剧职，乃荐堀田正睦令掌外交枢机，未几而正弘殁。正睦专任重职，正睦虽不能读兰书，令家臣多讲读兰书自听其说，得通于海外情事。迎接美国总领事塌温仙突·哈利斯（初总领事后公使）而妥定通交及通商二约章。

此时正睦之下，有俊良外文官岩濑肥后守忠震、井上信浓守清直、川路左卫门尉圣谟等，才干殊秀，精审外事，虽逢诋驳不穷于辩疏之辞。岩濑忠震博学能文，尤富辩才，如安政年间所订定《江户约章》之草案，多其所撰云。堀田正睦已听哈利斯所求而其约章，不能得天皇敕允既而有将军承继之议，正睦与其同论之徒忽失其权。约章之准否尚无所归决，而庙阁之间已破裂。

井伊大老准定约章

于是井伊扫部头辅幼主家茂而当大局，为摄政全权之首相称曰大老。此际京师及全国不怿开国者议论益炽。约章已妥定者多至破弃。井伊扫部头凡事咨阁老松平伊贺守忠优，而身任其重责。安政五年六月（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七月），遂断然准定约章，即《江户约章》是也。此约章至后年乃补订海关税率，至其大体则迄明治二十七年（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改正其全文时无所变易。

日美约定章之内质

旦列国与日本订定约章者，皆取准于此日美约章。故《江户约章》之准定于日本开国史之中为最重要之事迹。其所约定则为日美二国，敦睦谊，置公使馆及领事馆，使管理交通通商诸务，向所开箱馆之外，加以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库四港定期而开放之，又许外商居留江户、大坂二地，每港埠，定美国人游步之域以距约十里为限（如神奈川以六乡川为界，兵库则至距京都十里之外），许领事裁判及宗教礼拜在居留地（租界）之自由，已定约后百七十一阅月彼此一国政府先期一年可得知照而提改订之议。

此约章起自安政六年六月五日（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七月四日）而有实行之效。其仿美国得修交者，有英吉利、俄罗斯法、兰西及荷兰，并称曰“订约五国”。

举国谴专恣

由今日观之，开国虽尚多限制，当时众人视以为国法之破坏，皆以专擅咎幕府。向者堀田正睦乞敕允于京师而不听。井伊直弼承其后，以幕府大老不敢待敕允而擅准定约章仅上奏以闻，自谓议定约章属其职权。志士不怿之皆曰大老专断失敬于至尊，且令幼主陷于不义。于是嚣然群起而鸣其罪，气焰不可当矣。扫部头欲抑遏其反抗而奋励甚力，于是志士以公罪（国事犯）下狱者多。

大老遭难

万延元年三月三日（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二十四日）井伊直弼欲谒将军登城至樱田门外，偶有死士十余人要之于途刺杀之。

日本与列国通交通商开其端者为《日美约章》。堀田正睦草其稿案，而不得京师之准允，遂失权力。井伊直弼将其未决之稿案专裁断行之，而遂杀其身。盖国家进步之初多有如是之动乱，此等牺牲之集力即成日本今日之进化耳。

约章频成

井伊大老勇敢果断卒以致死。于是幕府威权顿衰。国论反抗益烈。而列国仿美国求修交者渐多，幕府处其间窘穷亦益甚。然大势已不可回。幕府不顾国论之喧嚣，更听葡萄牙所求订定约章亦如五国之例。当此多难之时，立于外交之冲者为安藤对岛守信睦。与孛罗士议定约章为安藤执政之时。此时国中诽议幕政者其势极烈。至井伊扫部头被杀益纷扰，往往以武力袭击外国人。

阁老遭难

安藤信睦居此难局不失信于列国，亦有外交之功，逢暴徒袭击而受刃伤，仅免一死寻罢其职。

排外思想

今溯国情之所由，日本之拒排外人固非一日。幕府严禁交通若有犯禁者加以重刑。如文政年间所宣布之《攘夷令》，命曰沿海之地见外舶至当径击退之。国人憎恶外国之情多萌乎此。其后幕府虽稍缓其法例，然积久成习排外之见入于人心矣。向之禁外交者忽遭外人之强请订定约章。遂觉锁国攘夷之不易行。而诸侯国人未触其机于列国之变迁，懵无所识，故反抗也。其不怿外交者，欲毁折幕府政策，皆集于强藩之地赴愬天皇，请以亲裁攘斥外人。或强欲令幕府不得不开战者，及受汉文教育贮自尊之心，轻侮西邦人视以为夷狄者，无故而妄袭击外人以快心于一时。

外人之挑发

外人亦多惯于日本之风俗者于是益滋事端。文久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英国舰队炮击鹿儿岛都城。元治元年（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英、法、美、兰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马关）。于是萨、长二强藩乃觉外人之不易攘，知修交和亲之不得已。是等炮击，固为二藩之祸患，然全国消融其锁攘之气势，启其端者实在是时。

萨哈连经界之议

《日美约章》订定后外交多事当路尽力其间者亦不少。但详记之非此编之本旨。故上文略叙幕府初期外交及要枢外交家数名之功绩而已。其余出使外国，以其智识之浅狭尚能任折冲之难者亦有之。萨哈连（桦太岛）原为日本领有之土。惟封建之世，诸侯不经意其版图之外。幕府之政亦不及远地。于是俄人渐移住萨哈连而蚕食其土。《日俄约章》议定时，俄人已进至是岛中部因提议划定境界。二国议有所不合，商量数次不至得要领遂延缓之。文久二年（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日本使节带重要之任者，历行欧洲列国至俄京，商议桦太境界线。

松平石见守之简派

此时有一人年壮尤富机智，曰松平（后改松井）石见守康直（外国奉行兼神奈川奉行）主持日本政府往年之议，欲以萨哈连在五十度纬线以南之地定为日本属领。

伊克那吉芙之折冲

俄国应接官伊克那吉芙将军不肯听。但曰扑茶青始到日本时，偶有英国印行之地图在其舰室，由五十度线左右分色，称为日俄两国之境界。此固不足为据。百年以前日本岂有按纬度，以定其国境者乎。若以地图为证，俄国亦有可凭者。我所用之地图，实举萨哈连全岛绘一色也。后数日携一地图而见日本使节，示其全岛青染处曰，是地图系俄国官版而彩色如此，可以知其经界无一定之说。地里学者所言不足以为治务之证。松平石见守默德而不强争。

后数日得俄官向导，共往观俄国官办天文台，偶验其所备之地球仪，而见其萨哈连岛五十度线处亦有分色。以其南为日本属领。乃顾伊克那吉芙而指示之曰，俄国官版亦有此分界之图哉。于是伊克那吉芙始知日本使节不可罔以诡辩，而商议益谨密，仍曰五十度经界之议为地里学者所说，不足凭据。倘从是议则恐贻异日之厉阶，不若不议定也。

然俄国欲以餍日本之望该岛又适有天然之形势，北纬四十八度至四十七度处山河自足为境界线，今若以此一带为二国境界则俄国亦应诺之。石见守闻之以为机不可失，因欲径入定界之议，咨之于同僚（使节）及随员，随员等多以为然。而幕中同列以为违政府训命。于是石见守无能独行其说。但与俄使约云二国简派委员至该岛，查其实地而后定其境界。嗣后，俄人益蚕食，经十有余年，至明治八年（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日本遂将桦太让付俄国。其约章则以该岛与千岛之交换为名。惟昔时得暂免其略夺者，因松平石见守之机智耳。

幕府奉还大政

当是时内讧外难纷纷频至，而幕府益失其权势。庆应二年（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家茂薨。庆喜以支系绍宗统袭将军职。适国论变调。佥曰，日本国中有二政府，一守名分，一拥实力，而政令出于二途是为畸形国体。当锁国时虽无妨于事，一旦开国国交当以首权之名表于列国，有二政府并立，义之所不容也。苟欲向外定国策，则幕府先宜以政权归于朝廷，而求国情之统一。志士有力者首唱此议。侯伯强大者亦赞同其意。于是将军庆喜纳其言，自出大英断以政权奉还天皇。是为庆应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之事。自是之后日本全国归于天皇之直辖。而有新政府成立焉。列国与幕府订定约章者仍准据前约。而新政府任其继绍之务。

明治政府之开国旨义

政府已经此大变革而国人亦多以开国为要图。惟少数之人，尚持旧见而立异论或借暴力而妨外交耳。然新政府定其开国之策尽力以排异论，且一意欲改正约章而进齿于列国平等之交。乃厘革庶政而为之备。明治四年废封建，罢武士，嗣宣布《教育令》、《征兵令》等。又整定诸制度。二十三年始行宪法而开议会。二十八年改正约章，开放全国，使外人来往自由。

日本开国开国五十年，其变革不关于外交者，如帝政治复兴，封建之废止，文武庶政之厘正，以至宪法之制定、国会之开设等，其端亦莫不暗启于嘉永六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柏理航至浦贺之时。

通交之利

日本与欧美诸邦通交通商而百事变革。若夫以其得失乘除之，则所得者多而所失者少。盖锁国孤立之日本进而友亲列国，凡五十年内多变动，虽或惜志士之溅血，然国势益隆也。通交订约往往几至启衅，然卒得友邦之扶助而新其制度也。

美国之扶助

知柏理提督虽示威力而敦谊修好，卒以成日本开国之大业是也。公使哈利斯初知幕府官吏未娴外交，恳说力辩使之晓然于通商之利。且示以禁阿片之要。日本因此永免其毒。时有袭杀美国公使馆译官俘斯根者。列国公使皆激怒，诘责日本政府保护不力。哈利斯独知国情，且谅幕府切切之意而附之不问。虽见他国公使撤其国旗退去至横滨，而哈利斯仍留江户不敢动焉。

美国之好遇

美国人每事开导扶掖裨补于日本之进步者尚多。安政六年（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日本使节，以《交换约章》赴美国。其至也，美国特令军舰迎接之。且由国会议决待遇以国宾之礼。使节感之。其后来之外交亦多因此而知国交之礼。此时随使节而至美国后能印伟大痕迹于日本维新史者有二士，曰胜鳞太郎（后改名安房守或安芳），曰福泽谕吉。胜鳞太郎食禄于幕府，明治元年主持平和说，以助成帝政恢复帝国统一之大业。福泽谕吉采欧美文物，以教育诸生其感化国人亦尤广。二者实出于观光之余泽。

日本人之游欧美诸邦及欧美人之以文艺学术等输进日本者多。而以英、美二国人之助力为尤大。开国之初，柏理、哈利斯以善意开导日本。其后英国公使路萨佛突·阿尔哥窟告日本以改铸货币之要。亦如哈利斯之教日本以阿片之禁。先是幕府定日本货币与外国货币之比准，以一步银三与美国弗银一定为同价。盖因其重相等也。至是金银在日本之比价同于外国一步银四小判金一相换（金一两），外人买日本金币一两以美币一弗四十伷得利不小。故日本小判金溢出至外者甚夥。国人惊慌而不知所为。于是不怿外交者，皆以贸易为害诋幕府益炽。惟外商喜垄断。输银易金日本苦之。

阿尔哥窟之劝告

英公使阿尔哥窟为日本深忧，乃忠告幕府令速改铸金银货币。安政年间幕府铸小形金币者，听阿尔哥窟所告而免国币溢出至弊也。英公使哈利·琶窟斯于维新之初扶助新政府之创立。较彼改铸金币之助言，其功德亦迥大。

琶窟斯识认首权

庆应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之末，将军庆喜以政权奉还天皇。于是天皇政府告列国公使曰，幕府订定之约章仍继其效，而修交如旧。偶有诸侯不喜变革者，即全国分二派，东西争势力而相冲突。数阅月京军平定关东奥羽。一年而箱馆之乱亦平。时人心未尽归向统一之业尚未全成。外人之视旧政府其情意依然不渝。而新政府突告以继交之旨，各国公使骤闻之，虽欲无惑而不得也。其间先认新政府正统之首权者，为英公使琶窟斯。列国公使相继而赞同之。而新政府对外之位置确定。琶窟之英断深知日本变革之真相。其参赞官亚内斯秃·萨窦通晓日本之历史。其智识又足以启通之。萨窦善日本语言任通译职，广交志士而知日本国情，以余力涉猎其历史文学，颇有所得。

日本中世以后，国势变易，霸府相继。实权虽归乎此，而大义所系未曾离于天皇。萨窦已识此实情，故视维新变革不以为革命，而谓其不过帝权之复旧。英公使之提议经列国同意而有扶护新政府树立之效。要之开国之初有美国之友情，维新之际则有英国之善意。凡五十年助日本开进者，以此二事为最大。盖美国以友交开日本新纪元。英国以正议助其治务振兴也。抑中国南部如广东地贸易久行，凡三百年间未曾断绝。日本仅许兰人以限数之贸易，而置商埠于长崎一港。

宗教之自由

盖距今二百有余年之前，幕府惩于哲粹志教徒之祸心而严禁基督教，令勿宣传也。今之日本与宗教以自由通交无滞，多采欧美文物而进步转速中国通交之久，而尚有教匪之扰乱。所谓教案者动辄致灾于国家。彼此久交而未至尽解其偏执，此以新交而洒然一扫其昔年之恶感是又何故故。

兰学之感化

或谓日本锁国之世夙有好学之士，读兰书，讲究兵学、炮术学、医学、药学、数学、天文学、博物学、化学等诸料。执政家有达识者，亦知博采西学之要。距今百六十年前，汉学家青木文藏承将军之命，学荷兰文字。

至百三十年前则兰学家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翻译医书。其余文学家、政治家有从医家学西文者。即不通其文而识其学术审列国形势者，亦渐多。如美舰至浦贺之时，多以为夷狄而识者以为不然。或论开战之不可，或言采彼之长以补吾阙。经数年后，时势一转，国论忽变其调者，因少数识者先觉而指导多数之国民也。此为变势由内之渊原。

基督教

或谓美国宣教师及教育家，始至日本者，多热诚而宽忍，接人颇温良，使人见其可亲爱而不知其可畏忌。如芙尔基维利、亚姆斯黑波伦、布拉温仙斯窟等皆是也。芙尔倍基原为兰人，归化入美国国籍，尤长语学。当时日本笃学之士解兰语者已多，芙尔倍基应接此等志士益通欵愫。芙尔倍基在长崎时，多数青年志士与之亲交。其异日活动于帝政复兴之际者亦不少。如大隈伯、故副岛伯、故后藤伯，皆在其中。其余基督宣教师出力于宗教之外，暗裨益于日本进步者尚多。如黑波伦之于医术及大学，布拉温窟拉窟仙斯等之于教育，克利菲斯等之以史笔，各播善于日本而焕然有光是也。于是日本人，不复忌嫉基督教，而遂成信教自由之美风。此为变势由外之渊原。

以上所述日本之政务，在与各国交通之初，因列国友谊而得利益者特其大概耳。至其各科细目，则分篇论之。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明治之外交

综论

西力东渐

挽近五十年，日本长足进步，为西邦人所惊视。虽由一民族之活动，而第十九世纪初半期，西力东渐（如俄国之势力由西伯利而发展于日本海及太平洋等是），实有以激刺而成之耳。今欲叙述日本外交之所由来及其趋势，不可不先考察东西诸邦在第十九世纪初叶之形势。

欧洲大陆在第十九世纪之形势

欧洲大陆于第十九世纪之初，人心所趋向，在乎国民主义及东方之计划。拿破仑之雄材，不能成统一世界之壮图，因其政略与国民主义枘凿不相容也。嗣后，国民主义益增势力，加以立宪自由主义之活动至使意、德二国各勉，以图其国民结合之强固。

东方计策

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七年（文政十年），希腊脱于土耳其帝国之羁轭，自立一王国。于是西欧诸邦，益廑东顾。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安政元年），遂有克利米亚之大战。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结巴里平和约章，使土耳其保全其国，而以黑海为中立区域。先是，欧洲政治家欲经略东方者，遂为欧洲思想变化之导。彼等经世之道，至第十九世纪中叶，咸以地中海及土耳其为的。

迨交通机关如汽船、汽车等之新发明，欧人意思一转而向太平洋。其间，人口繁殖甚速，而领土扩张益为要图。凡小弱民族之所居，与夫文化未开之处，皆为强力所争夺。器械发明而生产增加，其所产超过所用，经济不利。于是主商之邦，求市场于领土之外，亦渐盛矣。当是时，英、法二国制霸权于海洋，拓开其通商之市场尤多。惟俄国据北西大陆，侵略东面诸弱邦，如崩雪之势，扫荡无所余，而遂迫日本海。

日本开国之外因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天保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英、清两国订定南京约章，开中国门户。自是，列国渐倾意注目于日本。此时，法国经略印度、中国，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弘化元年）与清国缔结通商约章。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畅渐著，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嘉永元年）有大金坑之发见，于是美国商务勃兴。嗣至有汽船之航路，开通于桑港与中国要港之间。此等事，皆足以导欧美人心使向于太平洋，暗为日本开国之因。

国民特性

日本于维新之后，能耐外交之苦艰而巩其国者，虽因圣天子之俊德，而国人融合外邦文化之能力亦足以致之。盖第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三国人求富源，相踵而至日本。日本允其交易之自由及宗教之弘布，未久而采其文物而融化之。然葡人一派，有抱祸心者。且兰人之于商务，敌视葡人而媢嫉殊深。日本官府听兰人言，疑葡人，遂闭锁其已开放之门户。自是之后，除少数中国人及兰人外，禁洋人居住国中。制遏基督教，而不许国人读蕃书，又禁大船之筑造，使排外之策易显实效。

兰学家之说

第十八世纪初叶，幕政稍变。将军吉宗下令曰：“苟不害日本特有之思想及制度者，讲读洋书可也。”于是学者渐起，讲究海外事情。其敌视外夷之心，渐变而为畏敬西邦物质之文明。然当时裨益于国人者，不过医学一科。新医学之徒所说崭新奇拔，往往惊众人之视听。或洞见锁国之不可行，率先倡开国论，而立于逆流之冲。

其间别有一派学者，引证古典，而说王权复古之要。幕府虑国论分裂，而极力制压之，然将军权势不复如往时，而遂识觉其逆抗众志之不可能。

幕府定约

第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对外之形势有可忧虑者焉。天皇以正统之君主，垂拱京都。权臣执政，帝命不能下逮。霸府在江户虽执政柄然，威信坠地，渐有瓦解之兆。

嘉永六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美国水师提督柏理率黑船一队，抵江户湾，要幕府，欲议定和亲约章。于是人心汹汹，不知所措。幕府危惧，谓开国、锁港，欲择其一而行之，又皆无以善其后。乃放掷其独裁主义，咨询诸侯。诸侯皆谓宜拒外夷所请，速修武备而自防卫。

幕府不能拒外人，许下田开港，使美国置领事馆焉。安政三年（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美国领事塌温仙突哈利斯始至日本。大老井伊直弼不俟敕，允订定通商约章，寻复与法、英、俄等诸邦定约章。

反对约章论

幕府处断使上下愤懑，由是国论如沸。尊王、攘夷二主义相结，而企图王政之复古。井伊大老以处士横议，峻法严刑以临之。万延元年（一千八百六十年），井伊被刺，然其精神未遽亡。志士知列国有强锐之武器不易抗者，亦渐多。

俄舰占领对马

文久元年（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俄国突然占领对马，拟以为其太平洋舰队之根据地。幕府切求其退去不听，乃谋之于英国公使卢萨佛突阿尔哥窟，令其中国舰队司令长官玻尔与俄国司令长官相交涉，经半岁后始退去。然幕府借外援志士愤之，自是敌视外人益甚。

骚扰

不平之徒，始以言论，继以残杀。或斩开国党，或刺佐幕家，或杀伤外人。外人咸自危。

文久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八月，英国舰队炮击鹿儿岛湾。元治元年（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九月，英、美、法、兰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于是攘夷家渐知外人精锐之武器不易防拒。然神州之土，外力侵犯已再，国威以损，二恶果生焉。

所谓二大恶果者，何？一曰：英、法二国，以其兵保护其在日本之公使馆。二曰：日本于通商约章，多减杀其既得之权是也。庆应元年（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有英国公使之交代。

约章之敕允

哈利琶窟斯狃于中国之败，乘势而东，到江户，谓将军不过为天皇之一吏，与之缔定约章，盖姑息耳；宜得敕允约章，方得有效。促各国公使迫将军。十月二十三日，有约章之敕允。嗣有使节等之进谒。于是攘夷之势渐杀，遂启革新之机。

大政奉还

翌年，将军家茂薨。又一年，孝明天皇崩。今上践祚，不徒洗刷排外思想，又开帝国统一之基。即位之初，宣令曰：“外国约章，已经敕许。自今之后，以危害加于外人者，必按法律处之。”别有敕令，明定将军之权限。

于是将军庆喜仗大义，奉还文武大权。诸侯即去幕府，归顺于朝廷者多。其背叛者，旋为官军所平定，而大权复归于正统之君主。

明治维新

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一月三日），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任总裁，组成新政府。翌年一月，告各国公使以大政复古之旨。且宣明曰：幕府与各国政府所缔定之约章仍履行之。翌月，天皇召各国公使，允以进谒。

秘鲁案件

明治政府之外交，始生重大之议者，“秘鲁案件”是也。五年，秘鲁商船“吗利亚·卢斯”号，自清国澳门航至横滨。船中有中国奴隶二百余人，被虐不能堪。一人窃逃，诉之日本官府，请拯。日本政府即捕获其船，而解放中国人。

由是，日、秘二国政府之间有交涉。议不决，乃由俄帝亚历山二世裁之。日本政府卒得直。国际之间，一生争议即以仁闻制胜，于是列国多之，自立之基巩矣。

桦太案件

“秘鲁案件”之后，日本以桦太岛之故，与俄国交涉，遂举该岛让与之于莫士科外秃帝国，是为外交之贻患。

虾夷岛夙为松前藩所领，然在边陬，不多沾王化。松前侯时征虾夷岛各部、千岛列岛及桦太南部所有之“叆奴”酋长贡物，以示统辖；贡物之外，无复施设。自第十八世纪初叶之后，俄人由柬察加半岛南下，渐出没于虾夷附近之海。察松前藩力微无为，遂占领千岛。凡一百年，统合其群岛全数，更进而觊觎桦太，与虾夷警备队屡生冲突。

其间，有俄人被捕而为俘虏者。如船长哥罗文，自文化八年（一千八百十一年）在松前狱三阅年，已去后，著《日本纪行》一篇。

其后，日、俄之间少安，“桦太案件”仍悬未决。安政元年（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俄国仿美国遣柏理之例，派提督扑茶青至日本，议桦太事。日本全权委员不更事姑息协定，不能贯彻其五十度分界之说，不分划日俄境界线，仅约曰：悉仍旧惯。

盖探检桦太者，莫先于日本人。宽永初年（一千六百二十年代），松前侯家臣等至其地，越年而去。文化五年（一千八百六年），有大探检家间宫林藏，由间宫海峡北航至满洲，溯黑龙江，达底连市场，再下江而至河口，复核明桦太非半岛。其纪行，后为菲律坡西波尔突译成德文，而收录于西波尔突所著《日本纪行》之中。

考俄国经营桦太之始，盖自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安政五年），模拉威约芙阿母尔斯基与清国订定《爱珲约章》而新略取黑龙江流域之地。于是桦太之经营，有急速之进步。翌年，模拉威约芙率舰队到品川湾，请以拉倍卢斯海峡为日、俄二帝国境界。幕府拒斥之。自是，俄国多移民桦太，以巩其利权为异日协商之地。

幕府惊于俄人之侵略，文久元年（一千八百六十一年）遣松平石见守至俄都，议分境，以北纬五十度之线为界。议不成。庆应二年（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复遣函馆奉行小出大和守至俄都。俄国政府主持尤坚，协商卒不能成。明治五年（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日本政府提议买桦太北部，偿银二百万圆，俄国略同意，将有所妥定矣。会开拓使次官黑田清隆氏建言政府，论领有无用一岛之不利。政府纳其说，而商议再破。

桦太与千岛之交换

后阅三年（明治八年五月七日），桦太全付俄国，其约章以千岛交换为名，然千岛本属日本。

琉球案件

次须特记者，琉球诸岛之并合是也。盖琉球之民，以血统论之，与日本民族有密切之关系。永万元年（一千百六十五年），源为朝自伊豆诸岛航至琉球，娶土人之女，生子舜天王，即琉球王家之祖也。

文中元年（一千三百七十二年），有内乱，其国遂为明朝（中国）之附庸。德川氏开霸府之后，庆长十四年（一千六百九年），岛津氏征琉球而克服之。由是，琉球一面为萨摩之附庸，一面尚通款于中国，受其官禄。明治四年，新政府令琉球藩主至东京，列于华族，收岛地而县之，称曰冲绳县。

小笠原岛案件

伊豆七岛之南，夏至线之北，东经百四十度处，有小笠原群岛，居南清北美航路间，夙为欧美之航海家所知。文政十年（一千八百二十七年），有英国一船长树英国旗。嘉永六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水师提督柏理亦宣言为美国领。然始发见此岛者，为日本人小笠原贞赖，实在文禄二年（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岛遂以此得名。德川氏锁国，禁大船之制造，遂无移住此地者。自第十九世中叶之后，英、美二邦人移居此岛者渐加多，幕府忧之，乃置官吏且劝民人移住焉。其后虽有美国之抗议，迨明治八年（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确定其属于日本之版图。

约章改正

维新改革阅四年，既进步，乃觉安政年间幕府所订定之约章多辱国者。苟欲保国威，不可无改正。嗣后时势推移，内治为急，对韩政略复多变故。然改正约章之议，恒为日本政治之一大难关，宛如“爱兰自治案”之于英国，民心屡以此议动摇，内阁亦数以此议更迭。或作元老内阁，或作人才内阁，皆不能解决处理之。

不利之项目

幕府所订定之《通商航海约章》于开市港埠置租界（居留地），定治外法权之制。今举其约章中不利于日本之项目如下：

一、开放东京及横滨、神户、大阪、长崎、新潟、函馆六港，充通商之地，任外人居留焉。

二、允许治外法权，使日本法庭不得加审判于外人。

三、输进物货之税，取最低之率。

是等项目固非可永久保留者，诸国初认之，故约章有一条曰：“明治五年以降，经缔盟国互相认诺，可改正约章。”及期迫，诸国不为改正之预备，但以日本伍于基督教列国之间，能适为对等国与否，相讨议而已。

岩仓大使

明治四年，岩仓大使行欧美诸邦，咨以改正约章之议，意谓将军不过天皇之一吏员，列国与幕府所缔定之约章未得其正，故宜速改正之。然大使不能成功而归。盖日本之法律未完备，其习惯亦不足以担保改约之效也。

此时缔盟共十八，相谋取联合商议之法，惟其商议欲选公共之要目而不可得。甲国则主持低率输进税，乙国则谓以其国人置于日本法律之下非所快。其间，美国独允别缔约章，且让弃其争议之条目，然尚谓其新约章待各国改约皆成而同时实行之，故其议亦不能成。日本因约章伤损国家固有之权，外人置法庭于日本，日本不能自定税率，故国人咸龂龂然于法税二权之回收。苟有让步，至愿以日本全国之开放以易之，使外人行旅通商得以自由。

列国抗议谓：即开放全国，无大利于商务。日本法官伎俩品性虽可信凭，究未若西邦法官之富有经验。以西人见之，日本法律不独不完善，其法官之无经验亦恐误用其法，故未可遽撤领事裁判之制。盖列国忘其国人移住南美诸协和国者，皆服从其所在地之法律耳。

日本改约之议，至明治二十七年卒不得遂。是岁，英国罗斯倍利内阁挺然自为，主动助是案之解决，使日本屈辱损害积四十年者一扫而清之。盖改约之议，与缔盟诸邦交涉六次，始奏其功耳。初二次不过短简之交涉，而为其成功之地者，则始于井上伯之折冲。

明治十五年，井上伯与英国政府交涉，开预备商议。此时，日本政府提议，请待日本发刊英译《新民法》时，撤租界外领事裁判之制；更经三年后，亦并撤租界地领事裁判之制。苟欲行之，别允以会审之制，日本法庭置外国法官二人；又必改正法律，将其草案示缔盟各国而受其承认。若海关税率，则自百分之五增至十分之一。预备商议之终末，缔盟各国委员参与会议。此时，英、德二国为主动扶持约稿，示让步意，然此终末商议不得达。

井上伯之商议

自明治十九年五月一日至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井上伯与外国使臣开商议二十八次，反覆论辩，不得归决。其间所议之条目，遂漏泄于外，舆论嚣然。

舆论反抗

会十九年十月，英船“挪尔曼顿”号遭难于纪州洋而沉没。船长及船员仅以身免，而不救其同乘之日本人。或云日本人皆幽闭于舱中，与船深沉没于海底。全国传此悲报，愤激殊甚，于是排外思想益增。政府遂得时机，稽延改约之议。外相辞职。

大隈伯之商议

二十一年二月，大隈伯任外相更开改约之议。伯与各国折冲，务令在留之外人自晓然于改约之要图，故恒为旷日持久之计，不以过促操之。遇外人，又避其联合每一国开商议务，以减杀列国公使之势力。乃察墨国无一人居住日本，通商之利害所关尤薄，而先与之商议，《日墨改正约章》遂得盖印。据此约章，日本之让步只一事，即大审院置外人法官，令参与于案件之关外人者是也。约章又约以新法律之制定，新法律施行后三年撤治外法权。

嗣则与美、德、俄等各国议定改约，以明治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为其始实行之期，法国约稿亦将盖印，其他诸邦莫不同意。英国与日本贸易尤盛，改约之议常调停其间，英改约亦且就矣。

大隈伯之遭难

忽有舆论之反抗，咸以大审院置外人法官为非，有狙击大隈伯者。伯一足负伤，改约之议遂寝，而大隈伯之尽瘁亦再归无功。又一年，复开商议。

青木氏之商议

青木子代大隈伯任外相，更开改约之议。其约稿乃修正大隈案，所提要目七端如下：

一、治外法权向后五年间，只存之于租界；租界之外，皆令服于日本裁判权。

二、土地、铁路、矿山、股票等之领有权，不许外人。

三、不立法官，任用外人之约。

四、不许沿岸贸易。

五、不预约法典之编纂。

六、开放国中。

七、税权、酒、烟草、酱油等四种者，可任意课税；其余则以平均一分一二厘（百分之十一二）为输进税之准率。

青木子既提此议，而英国保守党内阁以善意承认之。

榎本子之商议

山县首相意不协，辞职。松方藏相代为首相。适俄国皇太子遭难于大津，青木外相负责辞职。榎本子代之，以法典之施行，为回收法权之要端，而尽力于改约之议。然松方内阁以预算案故与议会冲突，遂至辞职。于是改约之功，更待于陆奥伯之折冲。

众议院之奏上

明治二十六年十二月，众议院议定奏请改约之案表决，时以十二票多数决议上奏，要曰《通商约章》之夺税、法二权，固为不法。而政府于改约之议，多失败。如治外法权之制，为辱国；日本关税不能自行其权利，外国之于日本物货或课以禁止税，是有妨于日本商工之发畅。故具三要目而奏之。其三要目如下。

一、宜撤领事裁判之制。

二、宜回收税权。

三、宜禁沿岸贸易。

于是政府外交不独用意于列国，又当有以对帝国议会所表之舆论矣。议会舆论咸不怿外人之杂居，及外人领有土地。反抗益烈而改约之事益难。

陆奥伯之商议

日本政府得罗斯倍利内阁之提倡，与英国开始交涉。惟虑帝国议会之形势，将为商议之梗，乃由英断而再令议院解散以制遏民论，乘其间而进改约之议。明治二十七年（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七月十六日，罗斯倍利卿与青木子押印新约章于伦敦。而改正条约积四十年。不能决者至是乃定。

战胜之效

日清交战之际，日本海陆军屡胜，列国畏敬。于是美、意、俄、德、法、澳、匈等诸国，皆继英国而认改正约章。至三十年（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末，欧美主要各邦与日本莫不印，而对等之约章成。

上所述者，为改约小史。若其改正之功过，则无暇论之。今乃说“朝鲜案件”以及其遂至日俄交战之故。

朝鲜案件

朝鲜之为国，虽屡易其主治之王统，然凡数世纪之间，有时为中国之附庸，又有时隶属于日本。征之于史，朝鲜与日本之关系，古于其与中国。西历第三世纪之比，神功皇后率王师而征服之，嗣后久隶属于日本，其后转附从于中国。文禄年间（第十六世纪末叶），丰臣秀吉远征之。德川家康以平和主义临朝鲜，庆长十二年（一千六百七年）谕令修旧交。嗣后将军袭职之时，每有修好，使朝贡焉。

征韩论

王政维新之初，明治元年，新政府遣使韩国，以修旧交，韩国政府拒斥之，且凌辱日本。自是志士愤激，有倡征韩论者，而朝野嚣嚣。其后首说外征者不得志，西乡隆盛等参议五人联袂而退。时在明治六年之秋。

江华湾之变

明治八年，日本军舰一只抵江华湾，而受炮击。于是日本政府与韩国政府交涉，缔定修好规约。其第一款曰：“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与日本国共保有平等之权，云云。”此可谓朝鲜国之地位始得明确。

开朝鲜

朝鲜若“隐者之邦”，固锁其门户。明治十三年，日本始开放，置日本公使馆于京城。

十五年之变

然韩国多有保守顽冥之徒，动扰外交，阻碍二国和亲之情。十五年，暴徒以摄政大院君之煽动，无故而袭日本公使馆，放火烧之。馆员等仅以身免，逃仁川，为英国炮舰所救，而归长崎。井上外务卿赴其急令韩廷屈服，约以赔款五十万圆。

十七年之变

此时，韩廷遣谢罪使至日本。使者为朴泳孝，观日本国情，有所感奋，嗣后信赖日本，倡改革。日本政府嘉其志，十七年，免赔款未偿之数四十万圆赠韩国。自是之后，日本在韩国京城之势力渐增。

是岁十二月四日，宫中有大宴，贵绅大官多列之。宴已毕，事大党首领闵姓卒被暗杀，其党与数辈亦被难。于是京城如沸，物情汹汹。日本党告急于日本公使，公使乃令军队警卫宫城。时，清国在韩公使袁世凯提兵二千余，驰至宫城。日本兵邀之，而众寡不敌，国王遁投于清军。日兵退至公使馆，既而公使馆亦被烧。是报传至日本，主战论盛起，法国愿协力相助。

天津约章

日本政府执平和主义，遂有天津约章之妥定。

撤兵

天津约章为伊藤伯与李鸿章所订定，约日、清二国各撤驻韩兵，后来非互经通牒，则不得送兵。日本更由韩国而收赔款，且令罚元凶，而课以再筑公使馆之工。

此约章使日本与清国在韩国获对等之权利，卒如所期。日本外交虽胜利，然嗣后清国向朝鲜半岛尤张其势力。迨明治二十七年，日、清二国遂启兵衅，其远因实在乎此。

俄国之势力

日本与中国以朝鲜为争势之地，不为不久。明治十四年，更有欲乘鹬蚌之阋，而逞渔夫之利者。由是，半岛之地位益加重大。是岁六月，俄国与韩国订定能商约章。琶芜罗夫以壮锐有为之外交家，为俄国驻韩公使，始驻留京城。二十年，俄国与韩国订定陆路通商约章，而侵略北韩之野心乃于约中包藏之。

清国之优势

日、清、俄三国，在韩国互争权势，惟清国恒占优位。盖清国自谓掌握半岛之宗主权已数世纪，且临以恩威，而韩人亦依赖之。至若朔北多毛之夷族，及海东之倭人，则为其所侮蔑也。时，日本有宪法之宣布，政府议会屡相轧，《通商约章》之改正复多纷难，遂与清国以可乘之机。

金玉均被诱杀

清国公使袁世凯俨主半岛实权，以迄明治二十七年。先是，韩国逋臣金玉均以革新党之首领遁日本数年，是岁三月，洪钟宇者密带韩王之命，对日本诱金玉均，而航至上海，刺杀之。此事虽小，然日清之冲突因是益急。清国以军舰送玉均尸至韩国，裂之以暴于市，夷其三族。洪钟宇归，以功大显，使日本人愤之谋报复。于是有“对韩同志会”之兴起，诘政府对外之失机。

东学党之蜂起

五月，韩国有东学党之起，杀戮奸吏，图改革。

清国出兵

此时，清国公使之驻剳日本者曰汪凤藻，与驻韩公使袁世凯，咸以日本内政冲突、不能用兵于外，乃劝李鸿章出兵。李氏稍踌躇，遂决计由威海卫送兵三千，令急行韩国牙山。于是据天津约章，以出兵通告日本政府。

日本出兵

日本政府亦遣一混成旅团入京城，凡八千人。清国要求日本撤兵，日本政府则以两国共任韩国之改革为请。清国拒之。由是，日本独制成改革案，告韩国政府，令行之。韩廷亦拒之，曰非日本撤兵之后，韩国不肯行改革。日本不得已，遂以自由行动宣告，且问清国政府之决心。

俄国之通告

先是，俄国通告日本政府曰：“日本若非径撤兵，则破坏平和之责，当在日本。”日本答俄国亦略尽其理。至是，日本政府更仗平和人道之大义，咨清廷曰：愿二国协同，以处理韩国善后之计。而清廷所答，竟不得其要领。故日本政府始奋勇，以一国之力当其事耳。

击沉高升号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游击舰队带侦察之务到丰岛附近之海，与清国军舰二只战而走之。此时，运漕船“高升号”揭英国旗，载清兵欲赴牙山。浪速舰长东乡大佐（今大将）遇之，而有所命，高升不从，终轰沉之。是实为日、清开战之号炮。英国众论哗然，然“高升号”船长加尔斯窝尔西述其实情。且公法学之泰斗，如荷尔兰突及威斯秃列基二教授，论其曲直极公平。于是英人无异议。

宣战

七月二十九日，日本军破清兵于牙山。八月一日，东京、北京各布宣战之令。

马关约章

是役也，延至翌年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马关约章》押印之时，始结局。《马关约章》所定之要目如下。

一、清国认允韩国之自主。

二、割辽东半岛及附周海面让付日本。

三、台湾及澎湖岛让付日本。

四、清国赔款二亿两。

五、以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为商埠。

六、扬子江航行自由。

三国干涉

此约章押印后仅六日，俄国以《忠告书》送日本政府，或谓此时俄国赖德国之后援及法国之赞同。其《忠告书》曰：“俄国皇帝所主统之政府，见日本向清国所提供平和之约章，而认以为日本所求辽东半岛之领有，为永远威压北京，且以韩国自主之盟，为空文，实害于绝东永远之平和。今乃向日本皇帝所主统之政府，示诚实，保友谊。劝告日本，其勿确领辽东半岛。”

日本逢三大强国之制压，而不得不屈从焉，于是将辽东半岛及附周海面还付清国。且由三国友谊之力，而得其报酬，即令清国别偿以三千万两。

韩国改革

战熄后，井上伯任公使，居韩京，以其特殊之精力，图韩国改革。军队取范于日本，而改造之。且革新地方行政之组织。二十八年九月，井上伯去韩国，三浦中将代之。未几，韩国暴徒与日本壮士多数相结讬，闯入王城，弑闵妃。于是日本政府召还三浦中将，极力图匡救，然威信已坠地，亦无如之何。其间，俄国公使馆厚礼而迓国王，置馆中，韩国政柄遂为俄国公使所制。

俄国之专横

嗣后，俄国令韩国军队罢日本教官，代以俄国将校，并得各处采伐森林，及满洲铁路延长，以达半岛之权。自是，日本政府戒心尤严。二十九年五月，山县元帅随伏见宫贞爱亲王至俄国，陪列于尼哥拉斯第二世戴冠之式，乃与俄国外相罗巴挪夫交涉，有所协商，而押印焉，称曰“山县、罗巴之协商”。其大要曰：二国在韩国有对等之居住权，二国以欲令韩国财政巩固之故均供以顾问，顾问权利相等。俄国待韩国秩序之恢复，当令韩王还王宫。

日本苦心于绝东之平和，及韩国之安宁，自知其过去之失政，与俄国协商遵其妥定之旨而行动焉。俄国则视协约如空文，举韩国所有天然及财政之富源，悉归其掌握，阴谋益甚。

新协商

于是日本主张利权，向俄国政府要求以新协约之缔结，谓二国宜享有均等之权利及机会。商议数次，协约乃得盖印，即《西、罗仙之协商》也。据此协约，二国认允韩国之自主，凡兵学教官及财务顾问之应招聘，先须经二国政府之协议。凡商工在半岛之发畅，俄国不当妨之。此为其要目。

明治三十二年，日本图布设京釜铁路之工。除此一事外，复无重要施设。其间，俄国阴谋益甚，偶有巷说，谓俄国与日本不久将以干戈相见。

日俄交战

日俄交战之因

日俄交战，其所因有数端。今先叙拳匪暴举之情势。

日清交战之效，使中国表露其真价。嗣后，列邦乘机以张利权。经六年后，遂有拳匪排外之暴动。

辽东还付后，未几，而俄国与清国订定秘密约章，得西伯利铁路延长以达满洲南部之利权。明治三十一年，德国卒然占据胶州湾，而获租借九十九年之持权。一阅月后，俄国太平洋舰队突入旅顺军港，迫清廷，令准诺其二十五年间租借辽东半岛及附周海面之议。于是英国相继租借威海卫，同湾附周地至距十英里之域，及刘公岛，一如辽东半岛之例。法国则租借广州湾，以二十五年为期。

拳匪

欧洲诸强国垂涎中国，咸逞其野心。北京政府无能，不足以御之，志士愤激。明治三十三年五月，直隶省南部生争乱，而有秘密结会者，曰拳匪。于是北京、天津间通路忽绝，德国公使及日本公使馆书记生一员被要击死，北京都城为拳匪所围。一时有传说，曰各国公使及其夫人等皆被杀害。此时，列国除俄国外，请日本政府以应急之救助，日本即出兵。列国亦相踵送兵，称为联军入北京。八月，乱平，列国与清国缔定平和约章。

俄国占领满洲

拳匪之争乱，列国莫不为清国悲之。惟俄国利此机，遣大军至满洲，扬言曰俄国铁路危险，故保护之耳；实用兵力占领满洲。

英德协商

十月，英、德二国协商，相约曰：“倘有一国，利用清国之扰乱而害及清国或他国利益者，则协约两国苟欲保护其利权，均任出其必要之行动。”列国多赞同此协约之精神，是称为“保全中国主义”。日本原守此主义，亦加盟于此协约。

俄清密约

十二月，伦敦“泰晤士”之北京通信员磨利孙博士电报“俄清密约”之要旨，惊动世界。所谓“俄清密约”者，系关东总督署理哥罗斯秃威吉与奉天将军增祺所缔结，要在使俄国为满洲之主。

抗议

俄国行动，违列国公同妥议之旨。故日本与英、美二国警告清廷，令勿承认其密约。日本且自向俄国抗议，于是俄国外交亦失策，一时撤其密约。

日英同盟

然俄国之野心尚远且大，不易挫败。其促清廷议密约者凡二三次，咸为列国所觉，不能成。明治三十五年之初，日、英二国互盟，约保全清、韩二国，以防遏俄国之侵略。

先是，北清有变之际，日、英二国共利害戮力最协。明治三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林驻英公使与英国外相兰斯达温卿订定《日英联盟约章》。二月十二日，东京、伦敦各宣布约章。试观其序词，可知其联盟以平和为旨。

其文曰：“日本国政府及大不列颠国政府，专冀维持泰东现今之情势，暨大局之和平。如使清、韩二国保其主权、疆及域，又使各国商工在该二国得平等之机会，尤以利害关系为重。因订盟约，如下。（下略）。”

列国赏赞

列国与清、韩二国有利害之关系者，莫不赏赞此联盟。

俄法同盟之扩张

于是俄、法二国移牒伦敦及东京，宣言曰：“俄法联盟之效力，自今之后，包含泰东之局。”法国助成俄国东方之野心，遂使日、俄之交早日破裂。盖俄国觉他年构事于泰东之日，所敌不止一国，乃藉法国之援助及德国之默认，而强求于清廷，欲贯彻其野心。

满洲还付约章

然日、英、美三国警告清廷，亦有峻烈之力，遂令俄国大让步，而有《满洲还付约章》之订定。是约章之成，在明治三十五年四月二日。由是，俄国誓约，期每六月一撤兵，分三期尽撤之。此撤兵一事只为表面之让步，实则举满洲全土放任俄国所经略耳。

俄国新要求

既经过六月，俄国践行其第一次撤兵之约，遂将关外铁路还付清国。然俄国如迅雷疾风，复向清廷求七事，以代撤兵。其要目如下。

一、清国于俄兵撤退之地，不当开自由港埠。

二、清国处其北部之公务，除俄人外，不可聘佣外人。

三、牛庄当在俄国主理之下。

四、华俄银行司关税收纳，如从前。

五、满洲卫生之务，当受俄国摄理。

六、俄国可用清国满洲之电信线。

七、满洲决不可割让之于他邦。

于是英、美二国与日本移牒于北京政府，谓苟裁制俄国之要求，则必当合同贷以助力。日本别向圣彼得堡政府抗议尤严。此时，英国外相兰斯达温卿电报其驻在东京之公使吗窟突那尔突，曰此事当与日本同步调。然俄国已占领满洲，尚不以为足，复多送兵至韩国，假装而留于龙岩浦。

日本对俄之要求

事已至此，日本国民不能无激昂，四方多主战者。日本政府尚持平和，乃电训栗野驻俄公使，令与俄国政府商议，妥定日、俄二国在满、韩特殊之利权。此时日本所要求略如下。

一、互誓约，以敬重清、韩二国之自主权及疆域。

二、日本在韩国有特殊之利益，俄国在满洲有特殊之利益，互认允之。

俄国讬言左右，稽延商议，以亚历塞夫任极东太守，欲以东京为商议之地。日本政府一志敦好，欲解此纷纠，故听俄国之请。

俄国提议

三十六年九月，俄国驻日公使罗仙男行旅顺，与太守亚历塞夫有所商议。已归东京，提议二要目如下：

一、日本宜认允满洲及附周海岸在其利益范域之外。

二、鸭绿江之南，至北纬三十九度线，宜定为韩国中立地带。

俄国增兵

俄国暴慢侮辱日本如此，日本国民愤慨至不可遏。然日本政府尚重违其议以启战乱，拟允以满洲及附周地置于日本利益范域之外。俄国意在缺裂，更进一步要求曰：日本于韩国东南岸，宜勿修武备。日本政府熟虑精议，以和协为旨，而应对之。俄国不复答焉。陆继以大兵送至满洲，复令军舰由波罗地海航至东洋。形势如此，日本乃不得不阻止商议，以断绝其友交之关系也。

宣战

明治三十七年二月十日，布宣战之令。

此战虽可悲，亦不得已耳。夫韩国之保全，有关系于日本帝国之运命。盖仅隔一苇带水之半岛，其存亡必有影响于日本边境之安危也。由今观之，胜利之所归，已明于睹火，只望妖云速散，而二国再温其交情，以复其善邻之谊。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帝国财政

一、总论

最近五十年间日本财政尽改其旧，利文明之学术而开新基，苦心经营组织渐备。

财政之变迁

古时日本财政之制变迁固多。迨中世略仿唐宋制度，庆长以后德川氏封建诸侯，其财政之发畅亦自呈特色。明治政府采长于欧美诸邦，取细大纪纲而更张之。于是财政机关之整备颇有可观者。

德川时代之财政

德川时代之财政，或由幕府所管理，或由三百诸侯所分掌，各藩异其制度，复杂而无所统一。幕府严禁外国之通交，仅允中国、荷兰二国人以一分之贸易。而贸易机关未具也。税关、汇兑、保险等诸业无一兴起者。

往时之国势

当是时美舰突至浦贺。幕府谋开国。各藩志士纷纷争说通交之得失。而幕府威令不复行，国情汹汹，纪纲益驰。

贡米制度

岁入以贡米为主要。士家俸禄亦多给以物料。是与物料经济之时代相距不甚远。田税（贡米）之厚薄各藩区区不等。共余有杂税多种，皆任土宜而征收之也。藩主中恒有赋课以捐输或徭役者，赋敛苛细良民苦之。

币制之不备

庆长年间（第十七世纪起首）德川幕府始定货币制度，经久而渐致紊乱。如开国通交之初日本金银由法定之比价，与外国金银之比价失权衡使金币多溢于外。于是金银价位大变动。幕府忧财政困难，铸造粗恶货币而救一时之急。诸藩发行货币者亦甚多，而致物价混乱。诸藩中有滥发藩钞（楮币）者，又有用借款甚多者。若使无维新之厘革，则幕府及诸藩之财政，不知其穷困伊于胡底。

财政革新

偶有维新之变，明治政府新树立而继承彼混乱无穷之财政，新定制度以进步为旨，三十有七年能开国家富强之基址，可谓天幸矣。

二、岁计

岁计之比较

明治初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八年），政府一岁所入仅三千三百有余万圆。其中经常收款三百有余万圆，临时收款二千九百有余万圆。临时收款多赖楮币（钞钱）发行及借款。此时政府一岁之度支（岁出）三千有余万圆。其中经常出款五百有余万圆。临时出款二千四百万圆。如明治初年，有战务其用兵之费则为临时出款是也。

明治三十七年（一千九百四年～五年），岁计其岁入共计二亿二千九百有余万圆。中有经常收款二亿一千七百有余万圆。临时收款一千二百有余万圆。岁出共计二亿二千三百有余万圆。中有经常出款一亿七千一百有余万圆。临时出款五千一百有余万圆。是岁日俄开衅，日本政府用兵之费，达至五亿七千五百万圆。是亦为临时出款。假令除此临时之费以其余观之。经常收款较明治初年加增至七十二倍。临时收款则反减少至二分之一。是岂非财政之大进步乎。但明治元年新政府才由旧政府收受政权。继以战乱庶政未理诸藩之收款与幕府收款之一分，未入于新政府之岁计。故新政府所收之数不足以示全国岁入总数也。

财政之发畅

财政之发达其所由不止一二端。制度之更革，产业之振兴，国家经济因以进步而岁入亦渐以加增。若岁出之加增，则多由于战务。

财政之大改革

大政维新之初尚有封建诸侯。各藩领其版图，而中央政府之权力未甚坚实。明治四年七月始有废藩置县之举。于是全国政权统一。新政府锐意整理财政。先改定货币制度。又断行地租改正。所谓地租改正者，公认庶民领有土地之权，察地税不均之实情按准而使之平也。既而易贡米之制以赋钱之率。杂税凡二千有余种行于各地者，新政府尽废之。

向者德川幕府及诸藩多负债。且各藩所发行之藩钞（楮币）亦甚多。新政府皆设法处理之。华族士族之家禄咸易米以钱，未几又以公债券代之。国币出纳尤甚慎。定《出纳法规》。于是始有会计年度及预算结算之制。财政之制度，至明治八、九年略得整备，明治十年有西南之乱，军费颇巨楮币增发而价下落。

明治十一年至十九年之发畅

明治十一年至十九年政府整理楮币。其间有朝鲜之变，陆海军备不能不扩张。而开通铁路之议亦行于庙阁。岁计加增，而渐求新税，或补以公债，亦势之所不能已也。如国库出纳，预算结算，公债，银行等诸法规，多于是期得进步改良焉。

十九年至二十六年之整理

明治十九年至二十六年，政府施设务以修正诸制度之不备。盖是时为宪政创始之时期也。明治二十三年始开帝国议会。共议岁计预算案也多消极，以削减岁出诸款为旨。于那岁入年年多剩额。明治十九年以后政府实行楮币兑换之制。货币在市场之通融略顺调。金利低落，旧公债之高利者咸易以利率五朱（五厘）之新公债。公债渐得清偿。政府又修正全国田圃之法定地价，以匡其不平。地租入国币者因此减数百万圆。此际日本政府之财政实为昌泰之时。

二十七年以后之发展

明治二十七年日清开衅。于是日本政府之财政乃大变动。岁计膨胀颇呈急激之势。三十三年北清有团匪之乱，日本财政亦增膨胀。明治二十八年以后日本政府所得清国赔款，又有公债（铁道公债、事业公债）之募集，租税之增加而岁入骤增巨数。当是时，陆海军备交通机关及教育机关等皆扩张增大。加以台湾之经营，制铁业之创办，及他重要之企图，岁出亦逐渐益多。

盖自明治元年以后，庶政之改良恒有一定之方针，能培养国力之根源。迨十九年之后，政府竭力以助商工诸业之振兴，以资于国力之发畅。故近年国币之出纳虽逢急激之膨胀，而国力尚绰绰有余裕不遽至涸穷也。日俄之战，日本所消战费巨数，而无疲惫之色，自示其强国之资格而有贡献于世界之平和，亦可谓其财政坚实之效。

此表只示国库广通会计之出纳全数。别有特别会计如台湾总督府、官办诸学堂、官办铁路及官办诸业之财计，皆在此数之外。

国币出纳

凡现钱之出纳，无论广通会计与特别会计由政府金库管之。日本银行专任经理之责。日本银行既负此责务，故政府亦贷以殊恩也。明治初年国币之处理颇复杂而不敏捷，凡收款人民输入之后稽留多日始充度支之用。各官厅皆备有特别金库主管者，每厅异其人而彼此互无通融之便。故各金库必有现钱多数之备，以使无碍其支付之时。

政府逐渐整理诸金库而图其统一，明治十九年其制度乃略完成。

财政之公示

国币之出纳，必照会计之法规而编成结算，经会计检查院之审查，而报告帝国议会，使公众周知之，不复如旧政府财政之紊乱矣。

三、租税

德川时代之租税

德川时代之租税，各地异制极为错杂。其重者为地税，贡以米谷。其余有诸种杂税。又有行特殊专卖法者。间亦有藩主贷其民以资令以所产之物偿子母。官乃贩卖之取其利益，加于岁入之中。岁入不足则强课以捐项，或贷以殊典而征求之谓之冥利银。税制不均多取物料为贡。其赋课之轻重，藩主得任意为之。其苛重而有阻碍于国家经济之发畅者亦不少。通观之诸藩之租税较幕府所直辖者重，而多属直税。至若间税则虽或行之然极少。

德川时代之海关税

海关税皆属幕府所收。此时外国贸易专行于长崎出岛一地。允中国、荷兰二国以定数之输出，其所贡者为一种冥利银。尚非有海关税之制也。

《通交约章》，始定海关税率，而其制度之完备，在维新之后。

税制之统一

明治政府先图税制均一轻减地租（直税）而救农民之困弊。其余岁入之不足，务求问税而补充之。是为新政府税制之宗旨。明治五年断行地租改正，丈量全国土地。明划官领与民领之别。公认庶民领有土地之权。各付以地券。参酌收获与金利而定地价。以地价百分之三为地税之率。令每年纳之于国库。废贡物之制，易以赋钱之法。改古时按丰歉增减税数之例令税率一定丰凶之岁无所变易。政府于多种直税之中独取地税。至其余则尽废杂税二千余种。

税制改正之效

税制之改正大有于国家经济之发达。其效厥有数端。第一、人无士、农、工、商之别，均有领有土地之权。而卖买任其自由。家安其产，而土地多见改良。第二、《地租条例》定而全国均一之税率，以明官吏不能营私利。负税者皆知其所负之数，而无疑惑焉。第三、废贡物之制，装载搬运劳费以除。向之米价变动岁入增减不便于算计者其弊亦捐。赋钱之法使负税者任卖买其生产，而政府免其烦劳，不复忧岁计之增减。若旧时则每年审查收获，而定其征税之数。政府与人民不胜其烦劳。而管理私饱之弊多乘其间。新制既立地租年率不问丰歉，官民两免其烦，而政府所收者年年得预计其数而无意外之增减。

地租改正

地租改正为一大事业。至明治十年略完成焉。如山间僻陬之地亦莫不被丈量。其利害之所关系普涉全国各土。农民以守旧为习。其不谅解新政府之旨意者，恒反抗丈量。间或揭竿扰乱。然政府无所顾虑，勇断果决，卒贯彻其初定之目的。惟时设二三特例以和缓之而已。如实便于贡米者仍其旧，凶歉无所获者缓其租及备荒储蓄之制，贷穷民以税银之数是也。明治十年改地税率（地价百分之三）为地价千分之二十五。因而轻减全国地税约八百万圆。于是农民悦服，渐减其反抗之势。

税制以地租改正为根原

明治政府之税制以地租改正为根源。宪法所定负税之义务，其精神亦出乎此。其后有华士族家禄之处理，公债之整治，楮币之处理，币制之改定，银行制度之整治等，皆为财政重要之业，兴税制之发达咸大利于国家之经济。

地方税制

地税改正后，政府地方税之制以明划国税与地方税之别。务期赋税之公平均一，苟有赋课失当者则使人得求匡正。

租税之新征增课

明治十四、五年之交，政府有虑于朝鲜半岛渐扩张军备。其间处理楮币（非兑换）亦为一大事业。经营已多，而赀费不给。于是增酒税之率，且新课以烟草税、糖饼税（果子税）、酱油税、所得税、证券印税等。是等新税除所得税外皆属于间税。

地价之特别修正

明治十九年以后国币渐丰，政府即修正田圃地价之一分，轻减地租约三百万圆。监狱费向属府县负担，政府欲移为国库度支给。帝国议会不遽协赞之。迨经数年之后始见实行。

日清媾和后之税法

日清媾和后政府经营顿加。于是更增酒税之率，且新征营业税、登录税，创《叶烟草专卖法》。旧国税所收额而征纳不便者如车税、船税、糖饼税等，或废撤之或移入地方税，以整理国税。

明治三十一年以后之增税

明治三十一年政府再增征诸税以为各种经营之费。三十三年北清团匪之变，日本派兵加入列国联军。于是以军费故更增征诸税。三十七年日俄之战，日本动大兵，需费尤钜。政府即征战时税名曰“非常特别税”。复制定《烟草制作专卖法》。明治二十七年以后日本经历大战二次，国税之增征，频而急亦势之所不能已也。

要之明治元年至十四年，为旧税制度整治之时。十四年至二十一年仿欧美诸邦创定所得税及诸种间税之制。于是新税制略完备。其后至二十九年国币有余裕租税稍轻减，二十九年以后日本国势颇发展，而增税频行焉。以诸税综计之，明治二十九年所增者约二千六百万圆。三十二年约四千万圆。三十三年约二千一百万圆。三十七年约七千五百万圆。合四次所增，凡八年间国民负担增至一亿六千万圆。以增税种类言之，明治三十三年始定《糖税法》（《砂糖税法》）。三十七年制定《烟草制造专卖法》。除此二法外，余皆由改易制度而增诸税之率而已。税法之改易，以权衡为要。其初为无税之品目，经改易而至负租税者亦往往有之。如麦酒是也。

财源之弹力

仅八年而增国税一亿六千有余万圆非不急激。顾思之明治元年以后，政府专图庶政之整理。资于国力之畅达者固不少。明治三十年，厘革币制以金为货币本位，改纯金四分一圆之法，减其半定纯金二分为一圆。货币之称既变其实价，故租税急增，国人亦不甚觉其苦也。征之于通商贸易之增进，考之于国人生计之改良，可知租税之增征，未尝有损国力。各地之自治机关犹有竞兴学堂及公益事业者，亦足见其资力之丰裕。增税非不多也，而略无虚糜徒费者操国计者诚得其衡矣。或用之于台湾之经营，或用之以利于清韩二国门户之开放，皆有补益于商工发展之路。

海关税

日本海关税于开港通商之初，定输入税以平均货价十分之二。其后幕府为诸国所胁有轻减税率之议。明治政府继其议改定海关税率，不论输入输出，以平均货价百分之五为准。约章既定，海关税率不任日本政府增减，虽欲伸缩无从也。商工之发达恒赖关税以为之防。约章拘束使政府不能行其主税之权。于是商工苦之。明治政府欲改定约章与各国交涉，独美国有相允之意。其他诸国梗之。累岁月不得决。明治二十七年美国与日本始改缔约章。列国仿之亦皆容改约之议。其所改定之新海关税率自明治三十二年一月实行。于是输入税以平均货价十分之一为准。未几输出税全废。

台湾及冲绳县之税制

租税制度渐改善。至近年略举其整治之功。然日本商工诸业逐年长足进步。故内国税及海关税恒受其影响。税率随时尚加修正。台湾为新领之土。其情形与他诸州不同。故其内地税之制亦有特异之例。惟逐渐改易迨今则与广通税制不甚悬隔。冲绳县久守其旧，至近年民智渐开发乃改正税法。审查数年，明治三十六年以后布行新制度，略如广通之税制。

四、国债

幕府及诸藩之借款法

德川幕府及诸藩之负债虽多而无统计可征。盖旧时起债之法固无定式。其偿付母子银之例，亦未完备。任意之借款忽变为强征之捐项。或以政府一片之命令，宜告母子银之捐弃者往往有之。惟诸藩主不能求债资于领土中，由大坂豪商或特殊寺社等所借之债以岁入为抵偿者，无任意变易之例。当是时政府未知《公债法》。如由公众募债按数而发债票，且允其买卖转移，明割债权债务之关系，使放银者不致捐缺，此《公债法》之要旨而旧时所无也。

明治政府偿清旧债

明治政府，受幕府旧债而整理之。明治四年七月十四日宣布废藩置县之令，举诸藩债款为政府之负担。乃审查数年，明治六年宣布《新旧公债证书发行条例》。

新旧公债证券

以诸藩旧债自弘化元年（一千八百四十四年）至庆应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者为旧公债。其债票不附利子。期五十年而摊偿。以诸藩借款自明治元年至四年七月（废藩时）者为新公债。其债票行利四朱（四厘）。每年或隔年由抽签而定其偿还之序期，二十二年而尽偿清之。据是法诸藩错综之借款不问其借金银与借米谷物料，皆一括而整之于新法规之下。各交付以一定形式之债票，且允其卖买转移。若诸藩旧债属于弘化元年以前者，旧政府既令弃捐，故明治政府不任偿还之责。

楮币交换公债证券

日本采用公债制度以《新旧公债证书条例》为嚆矢。于是旧时强征之借款与捐项，皆绝跟以法律认定公金贷借之关系，遂使多数债主敢信赖政府而不疑。其后公债制度渐有进步。政府更发行楮币交换（金札引换）公债证书以为销去楮币之用。

秩禄公债证券

明治七年发行秩禄公债证书，以充华士族家禄之用。改赐米之法易以付银之制。明治九年，更发行金禄公债证书，代华士族家禄以公债证票。

旧神官配禄公债证券

明治十年发行旧神官配当禄公债证书，以充旧神官之俸禄。是等债票非代旧借款则代家禄，其受此债券之人初有所定也。明治十一年发行起业公债证书，始募债于公众以充企业之资。日本之由公众广募债资，以起业公债为始。是即开日本国债史之新纪元者也。

铁路及海军公债证券

其后有铁道公债证书之发行，以充布设铁路之资。又有海军公债证书以充扩张海军之资，皆莫不用公募之法。

整理公债

明治十九年宣布《整理公债条例》。将行利逾六朱者尽偿清之易以附利五朱之公债。盖财政已整治自生余裕。楮币非兑换者皆销去而兑换券代之。赀财通融金利低落。故政府乘其机整理公债之经济，以低利易高利耳。《整理公债条例》补公债制度之不备，使债票处理简而易行。亦为债政之一进步。嗣后日本政府之公债制度以此条例为柱础。公债销去逐年进其功，而政府财币渐生余裕。

军事及事业公债

既而有铁路之布置，海陆军之出征，兵备之扩充，制铁厂之创办，台湾及北海道之经营等，发行军事公债及事业公债。其数至近年颇加增。

上所述者皆募债于国中耳。德川幕府之时未尝有募债于外国之例。惟各藩中欲购汽船及兵器等，由长崎、横滨各港之外国商人而得借款者则有之。是亦不得为外国债。且各藩由外国人之借款处理紊乱易生弊窦。明治政府下令严禁之。

外债

明治三年，政府始欲布铁路由英京伦敦发行英币公债一百万磅，行利九朱，日本募外国债以此为嚆矢。此公债以海关税及铁路收益金充其偿清之资。其利率所以如是高者，因外国人之信日本政府未甚厚也。明治六年由伦敦发行英币公债二百四十万镑。行利七朱，是充处理华士族家禄之资也。

明治十三、四年之交，楮币价落不知所底。偶有募外债之议，不遂行。盖财政基础未巩固而多募外债，虑开外国干涉政权之端。日本官民有戒于此，故不喜募外债也。明治二十八年战役已毕后，政府财政顿增钜，商工诸业需资益多。于是输入外资之议渐起于朝野之间。

明治三十年，政府募军事公债（附利五朱）四千三百万圆由伦敦市场卖放之。其后复由伦敦发行英币公债（附利四朱）一千万磅。三十五年九月，复募公债（附利五朱）五千万圆由伦敦卖放之。三十七年由伦敦、纽约发行英币公债（附利六朱）一千万磅。近年频募外国债者以日本地位渐高，而商工发展亦颇著，非独内国财资之供用所能给也。

政府之必信

日本政府之内外公债恒受诸人信赖。因其债票所约之要目严密践行，未曾稍怠忽也。明治十一年政府决计定减债之策，以一定之赀充公债母子之支偿。二十三年，《帝国宪法》实行公债母子之预算得宪法为之保障（第六十七条）。他如既定之岁出，苟非经政府同意则帝国议会不能废除削减之。明治二十七年以后有二大战役，其军费之支办多须于公债。于是公债顿增影响及其价格。

明治二十七年之前尝有公债利五朱者，额面百圆至直市价一百十一圆以上。今则不能保此价格额面一百圆恒直市价八十八、九圆。然如是者决非公债信用之薄，只因一时发行甚多耳。

公债全数

明治三十七年所有公债共计五亿六千四百万圆。以人口平均之，每一人约十一圆四十三钱。是等公债多供铁路及他殖产之资。除战费外未尝以公债补寻常岁计之不足也。政府之发行公债先考查其供用之目的与偿销之方法。苟非出于殖产之须要，则决不发行之。若公债之充战费者必求其偿清之财源而发行之，且务短其偿清之期。明治元年至三十七年，财政制度既有长足进步。如公债五亿六千四百万圆固不可谓多矣。况有新旧公债、金禄公债、秩禄公债等发出于国政转变之际者，皆在其中乎。以今之财政进步观之，更欲发行公债巨数，不忧其无余裕也。

五、货币

币制之统一

幕府币制极为紊乱。至末年发行品质粗恶之货币，以补其财币之穷。诸藩亦各铸造货币。其品质价位错杂，不可名状。且多阻碍于流通之便。明治政府财政第一之业，实在币制之统一改善。

造币

新政府兴起之初规划币制之改良，先搜集各国货币而一一分析之，以查察其品味。由英国香港造币局购得造币器械。择地大阪置造币局。由英国招聘造币技师。派人至美国考究货币本位之利害。遂考定最新最善之币制。此时始采金币单本位，其金币之品味为比准九百，别发行小银币及铜币以为补助货币。尚有一圆银币，其重量品味与墨银同，所以便于贸易商务之用也。新货币之发行始自明治四年，幕府及诸藩之旧金银货币不尽废。

银币本位

明治十年有西南之乱。政府增发楮币。于是价位低落。金银货币流通市场者一时杜绝其路。其兴楮币交换者必须算其折准，惟贸易商人仅用之耳。既而政府允一圆银币之通用使无限制。明治十九年开始楮币兑换以银币充交换之用。此时货币本位以法律论之为金银两币。以实情言之则银币专为其本位也。

金币单本位

明治二十八年，日本与清国政府议定《媾和约章》而清国准以赔款二亿两。先是银价渐低落，虽或图其复昂而非人力所能制。银价益低殆不知所底至。各国政府渐知银之不适为币准。而采用金币本位。日本政府有虑于此，商之清国政府以赔款二亿两，按时价改为英币磅数，而定偿金之议。日本既得金币巨数，乃利其机而再采用金货单本位。明治三十年十月废圆银以金为法定货币之基准。此为日本现行之币制。

货币之准

据是币制本位金币品准九百。纯金二分定为一圆。发行五圆、十圆、二十圆三种以便于通用。帮助银币则发行五十钱、二十钱、十钱三种。别有五钱白铜币一钱青铜币五厘青铜币。

铸造货币

铸造货币之术，经历三十七年进步颇著。今则不用外国技师，且技术之改良出于日本人之发明者，亦不少。大藏大臣每年一次临造币局，严密试验其所铸货币之品味、重量等。据其成绩从未有违货币法者。

楮币之理处

德川幕府当其财币穷乏之时，亦有发行楮币之议而不实行。惟诸藩旗属（旗本）经理官（代官）等多发行楮币。而其制度未备逐致价位暴落。明治四年七月，新政府既废诸藩严禁其发行楮币，且以时价买收其流通市场诸钞，而尽销去之。

楮币制度

明治元年政府始发行楮币，名曰大政官钞（大政官札）。盖新政府未经查定租税及他收款，故发行官钞，以充度支之用耳。初人人不喜用官钞，官钞价位以落。既而政府渐立威信且严防楮币之赝造。于是官钞流通渐广。

其后有民部省钞（民部省札），大藏省兑换证券，开拓使兑换证券之发行，皆为政府纸币。是等楮币皆失其价，一时号为不换纸币。明治十九年以后再行楮币之兑换换以银币。嗣后收集诸钞而尽销去之。

初时新政府所发之楮币，以其纸质雕刻、刷印制作等未善，故赝造者渐多。明治四年政府设纸币尞，圆楮币之改善。先托德国制造新楮币，因而发行之。嗣即开抄纸、雕刻、刷印等诸工厂，聘海外技师以求进步。制造纸质益强韧而刷印亦以鲜美。日本现有之日本银行兑换券，皆官办印刷局所制作者也。近时抄纸、雕刻、刷印等诸业进步尤著。开其端者实为政府尽力于楮币制作之功。

无换楮币

楮币流通达最巨之数者，在明治十一年至一亿四千有余万圆之多。是皆供战费藩钞偿销及岁入补充等之用也。是岁不换纸币渐显其弊。曰楮币失价，曰正币溢外，曰金利昂贵，曰物价昂贵，政府即觉财政之危险，决计匡救不换纸币之弊。

整理法

其主要之务节制度支，增征租税，以求楮币偿销之资。用其所得之半以销楮币，以其半购外国汇票且多方蓄积正币之资料。如预备楮币之发行，便于国库之出纳者废止而不复用之，代以大藏省证券之发行，所谓大藏省证券者，为一种短期之公债。各省之购外国品及向外支偿财资者，政府规以限制，而防遏正币之输出。官业之适于民产者，卖与企业家政府得收其价银而助民业之发畅。

当是时国币和储之预备金，多为公债证票及放账银。政府整理之渐换以钱款而充楮币偿销之资。政府命横滨正金银行扩张业务，选海外主要之地而置支店，便于汇兑之路。一以推奖输出贸易，一以圆正币之吸收。国立银行之制，亦加以改正，渐次销去其所发之楮币。既而与日本银行，令发行兑换纸币。贷政府二千二百万圆，不附利子以充政府纸币偿销之用。如此销楮币，且备正币资料，无法不尽焉。

楮币偿销

明治十八年末，政府楮币减至八千八百有余万圆。而正币之备已有蓄积四千二百万圆。政府即开始楮币之兑换，自明治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勉行偿销。明治二十三年三月楮币减少已著，所存仅四千万圆与兑换之资略同数，可谓楮币之偿销略毕其功矣。嗣后政府尚不怠其偿销，三十一年六月以法律第六号，定楮币通用之期。期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不得通用。但兑换之终期，则延至三十七年十二月。过期后不申请交换者仅一百五十有余万圆，盖散失者多已。

小楮币

往时有藩钞面额极小者，如一匁（一钱）钞、一分钞、一文钞、一厘钞等。明治政府所发之楮币尚有小钞，如一朱、一分、二分、十钱、二十钱、五十钱、一圆等。如此虽或便于携带，而有徒失制作费之弊。且小钞流行易致损伤，细民轻于收放遂无贮蓄之志。楮币驱逐正币，正币无流通，则恒有阻碍于国家之经济。盖楮币者，若现期交支之寄银凭单，故各国财政巩固者，专允发行面额较大之钞钱耳。日本政府之销去楮币，以遏绝小钞为先。

惟日本银行现有一圆、五圆之小兑换券，可以为憾矣。

公司所发之楮币

政府楮币之外尚有公司所发之楮币。明治维新后汇兑公司（为换会社）发行金券、银券、钱券、洋银券等。明治五年，政府仿美国而制定《国准银行条例》（《国立银行条例》）允以银行纸币（金币兑换）之发行。除据此条例外，禁民人之发行楮币及他钞钱单。明治九年许银行纸币兑换通宝。于是银行之兑换多用政府楮币，不复换金币。因使银行楮币皆为不换纸币，亦如政府楮币。

银行楮币之偿销

银行楮币经发行者迨明治十三年之初，达至三千四百有余万圆之多。自是之后政府欲令银行偿销其纸币。明治十六年改正《国准银行条例》，限期而责成其偿销。嗣后银行纸币之流通逐年减少。政府期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禁其通用。迄近时未经交换者，仅四十万有余圆，盖散失者多矣。

日本银行兑换券

政府既整理楮币。明治十八年以后，令日本银行发行兑换银行券。迨至近年全国各地除台湾外独有此兑换券之流通耳。日本银行之兑换券，当初时以银币充兑换之用。明治三十年，政府定金币本位之制，于是兑换亦用金币。日本银行因保证备款得发行兑换券。其数以一亿二千万圆为限。逾此限非有同数之正币备款，则不允发行。但市场警急资银缺乏之时请大藏大臣之允许，纳以一年五厘以上之发行税。得一时定数发行限外兑换券。

兑换券之正币备款，以金币为主或金质资料。如银币及银质资料亦可加于备款中。惟银之价位高低不定，故日本银行以银币及银料为备款极罕矣。日俄交战之初，日本政府于海外支偿金币甚多。令日本银行稍减其正币备款。然政府尽力以防金币之溢外。而正币备款存于日本银行者，约一亿二千万圆。日本银行之发行兑换券，政府严密监督之，故人信凭之而通用无阻碍。如韩国、清国及他海外各地亦见其流通焉。

台湾银行兑换券

台湾自明治二十八年新入日本版图，统治有特殊之情形。政府与台湾银行，予以发行纸币之特权。台湾之地，当初时允圆银流通，故台湾银行之纸币亦定为银币兑换。既而台湾之政务颇有进步，制度改良，贸易亦变其情势。至与金币国之关系占七分，与银币国之关系不过三分。于是复无圆银流通之要焉。盖圆银之流通于台湾，台湾总督，考定其换金币之比价，以为公准。然是法多弊通用不便。

明治三十七年七月一日以后，政府遏止圆银之通用即令台湾银行兑换券改为金币兑换。台湾银行之发行兑换券，不可不有同数之正币备款。惟发行至五百万圆，允以藉保证备款之特典。若察市场之要，请大藏大臣之允许年纳逾五厘以上之发行税，且限期发行有定数，则其逾五百万圆者，亦可以保证备款担保之。由上所述观之，日本政府之币制，较维新之初已有著大之进步可以知矣。

六、银行

往时之银行

明治之前尚无银行，惟巨商以寄贮放账诸端图利者往往有之。其余则有典当铺（质铺）、兑换铺（两替铺）及政府寄钱汇兑之钱庄而已。当是时运输通信之机关未完备，如送银汇兑诸务尤觉不便。诸藩中有半官半民之公司，卖买国产，兼发行钱单，稍似楮币者。此等公司或称会处，或称商社。虽略似银行而各藩无一定制度，未见其法之完备焉。

汇兑公司

明治维新之初，政府有通商司卜地于东京、西京、大阪、横滨、神户、敦贺、大津、新潟八处兴汇兑公司（为替会社），以为贸易机关。政府劝巨商令放资于汇兑公司且贷以官财，允其发行金券、银券、钱券而令营汇兑、放账、寄贮等务。此为银行制度之滥觞。

国准银行

明治五年始制定《国准银行条例》，乃解放汇兑公司皆转开银行之业。国准银行（国立银行）渐增其数，至百五十有余所。资银共四千有余万圆。发行楮币共三千四百有余万圆。

私办银行

凡银行发楮币者，皆照《国准银行条例》，而允其开办，其余不发行楮币者，任其自由营业。称曰私办银行。

横滨正金银行

明治十二年，政府劝资产家与横滨正金银行，而政府亦担负其股票。是银行之宗旨，在为贸易机关。初时专圆其以正币经理。迨楮币失价之时，则不能守初定之例。正金银行之创办虽据《国准银行条例》而不允其发行纸币。政府开始楮币兑换，银价略复定准。于是正金银行亦革新其业务。明治二十年宣布《横滨正金银行条例》。自是之后正金银行为特殊之外国汇兑银行逐年益盛。

日本银行

明治十五年，政府与日本银行担负其股票若干托以国币之经理，且令发行兑换券，以统一楮币制度。于是政府决计务偿销国准银行所发之楮币。明治十六年改正《国准银行条例》。

国准银行之废止

据所其改定国准银行之营业，以初时所允之期限为终止。不复允其继续国准银行之名。届期则失其发行楮币之特权，仅得继营寻常银行之业而已。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百五十国准银行皆逮其营业之期限。自是之后无复称国准银行者。

银行条例

当初时政府于寻常银行之营业，只照公通之例而监督之，未设特殊法规。迨商工诸业渐盛。乃求通融机关之整备。

贮蓄银行条例

明治二十三年制定银行条例，乃《贮蓄银行条例》，一以图市场资财之流通。一以令寄贮财资之安固因以奖励细民之贮蓄。于是银行之业发畅颇著。放资者多银行之数亦日增。

银行之现情

现今所有之寻常银行一千五百五。其资本金数共三亿二千二百二十八万四千六百五十五圆。贮蓄银行四百六十五。其资本金数共六千八十七万五千九百五十圆。其寄贮入账之数共五千六百三十五万八千百七十七圆。别有邮便贮蓄之制为政府所掌。其寄贮入账之数共三千二百八十万九千百四十八圆有余。然日本人贮蓄之数较之欧美诸邦不及犹远。政府锐意奖励细民贮蓄，亦只欲改善其生活情形而已。

特种银行

农工诸业之改良进步，有须于特殊之通融机关。明治三十年始有日本劝业银行、农工银行之兴起。嗣的日本兴业银行之创办。政府据法律予是等银行以特典，务令供农工诸业以低利之财资。日本劝业银行及农工银行许年摊长期之放账，以定产（不动产）为抵当。因使农民自爱重其田圃恒产也。日本兴业银行则许放账以表价证券（有价证券）之抵当，皆所以助农工诸业之发畅也。是等银行逐年渐有成绩，资财已见通融者达数千万圆之多。

北海道民口稀薄，尤须推奖其拓土殖产之业。政府置拓殖银行，以便其财资之通融。台湾为新附之领土，其情形与本州大异。政府置台湾银行，予以发行楮币之特权，如前所述。近时，银行之制度井然完备。比之旧时进步亦著。

七、贸易

贸易之禁遏

德川幕府深忌耶稣教且惧滋事端，而杜绝外国交通之路，严禁大船可远航者之制造及国人之行外洋者。又限制外国商船来航之数。特允中国、荷兰二国人以少额之贸易，专置商埠于长崎出岛。幕府以锁国为旨，贸易商务之不发畅亦因其所。当时交通运输之便未完备。国中道路重在兵略以险阻为利。诸州境界，要害之地行路益难。故商工诸业多偏局于一州一地，不能求利于广域。于是州异其制至今主通商贸易者，犹以日本生产制作包裹各地不同，不足以应一时之大需为忧而求匡正其弊。盖往时贸易不通疆界之异其遗风犹存也。

贸易振兴

囊昔开国通商之初处士多有倡锁国论者。上下纷扰。幕府未暇整治商政。明治政府夙知扩充商务之要。元年置通商司，奖励公司银行之兴起，扶护造船航海及他制作业以图国产输出之加增。嗣后贸易逐年昌盛，输出输入渐增其数。

近年船舶属日本人之领有者凡九十七万九千有余吨。日本物货由日本人输出，为日本船舶所搬运者，亦逐渐益多。如日本与清、韩二国之贸易至近年进步尤著。明治初年贸易机关未完备。其后各地商人主贸易者，渐结会而重信义。日益亲密。与诸制作家之关系而矫正其粗制滥造之弊。又派视察员至东西诸邦，而审察其贸易之实情，因而扩充商务以得进步者不少。

输出输进之数明治元年共计二千五百万圆。于明治三十六年则六亿六百万圆，其增加可谓大矣。盖政府勉力整理租税、货币、银行、国债等诸制度，其功皆显于贸易商务之上耳。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陆军史

第一篇 日本往时之陆军

地势与武力

日本有岛屿，多数绵亘如联珠，起自热带而至寒带，斜蟠于太平洋之西面。峻岭纵横，区分国中，以便于群雄之割据。故诸州豪族夙练武术而相争竞，统一之者，固须强大武力也。

太初，诺册二尊执琼矛而治定八洲。嗣后，每世威服宇内。神武帝发轫于九州，东征至大和中原，破土藩诸酋长，而奠都于磐余之橿原以确立帝国之基址，命大伴、久米二部统领京畿，护卫宫门，而定尚武之道。卫府之制，实始乎此。

崇神天皇（第十世）始取祭政分离之制，又置四道将军以镇定四边。垂仁天皇（第十一世）以兵器为祭币，纳诸神社，以充武库，别设屯仓，以备屯戍。当是时，皇兄丰城命征东国。景行天皇及日本武尊西征东伐，用兵颇繁，遂置东山都督、越国造、筑紫国造以镇抚东夷、北狄、西蛮诸族。日本西北，仅隔对马海峡而有新罗。会任那置日本府，渐发争衡之端。

仲哀帝（第十四世）西征熊袭。神功后，遂航海而讨新罗（西历二百年），因而评定三韩（朝鲜），派将士令驻屯其地，以发扬国威。此时，北边之地距京畿颇远，而交通不便。日本武尊之东征，未及奥羽之边端，故边陲有未沐皇化之处。而东夷、北狄构怨无已时。至后世，则仍若国人养勇演武之场。不独边陲为然，国造伴造等在诸州者，亦争战而已。而盗贼不逞之徒，多害于良民者。孝德天皇大化元年（西历六百四十五年），统一兵政，禁人私带刀剑弓矢。然是禁杀国民尚武之风，故未久弛之。

兵制

天智天皇出军于韩地，与唐交战（西历六百六十一年）。此时，始作律令稿案。天武天皇知栗隈王性英毅，举为兵政长官，由实验而修定军防令，其制度最详备焉。补修古制，而置六卫府，以防人配三边是为其大要。持统天皇三年（六百八十九年），点全国人民四分之一以为兵丁，令演习武技。文武天皇大宝元年（七百一年），定队伍编制，以一千人为一军团。中区分旅、队、火、伍等各置其长，又选士之习熟骑射者作骑队。当时，大和民族骑马狩猎者多，故骑队之编制容易得之。军制整备而师贵族，富于尚武之气象，屡用征隼征夷之师，而东征西伐，开拓边土极盛矣。

兵农分业

光仁天皇宝龟十一年（七百八十年），定诸州兵赋。选人民之有武才者，令专修武艺，以应征发。其羸弱者，皆归于农。于是兵农渐分。豪族养家子郎党，雄视于乡曲，始有武门武士之称。嗣后，泰平稍久，文物发畅。惟卫府兵务夺于奢侈之风，而素朴之风尚遂以消尽。其末驯致武官优柔，与文官无所择，皆失其尚武之本质。所谓武道者，悉委之戍卫边境之卒伍头领等。其卫士之交班入卫府者，暴横不羁，朝廷亦无以制之。

醍醐天皇延长五年（九百二十七年），定延喜式。其兵部之制度非不整备，亦只为空文。朱雀天皇承平三年（九百三十三年），京师盗贼横行，关东西海叛乱并发。而朝威顿衰。都府之警备虽仍称六卫，然惟武门武士之是赖。

自是，全国兵马捕盗之权渐推移而归之武族。其间，源平二家隐然为武力之中心。既而中央集权之制，益弛其纲。封建之势，胚胎其中。如总州有千叶氏，奥州有安倍氏，西海有原田、阿多二氏，皆蓄强势若大酋长，而不受中央政府之驾驭。源氏讨伐千叶、安倍等数族而克定之。平氏威制原田、阿多等诸族而绥抚之。其武力加大者，各有所恃也。

源、平二家争衡而相冲突。其极，平氏亡灭而源氏开霸府于镰仓，确立封建之形势，统制全国以武人政治，武家子孙世袭其武职。自是，国民多讲武术者。

用兵法

第十二世纪之末，源平交战，其用兵之法颇为巧妙。此时，源氏据镰仓，派大军越山河百二十有余里（每里合华里六里）远击平氏于京都而破之，复西追百有余里，大战于西海而歼灭之，尤见其行军之神速。

奥羽之地，多峻岭险岳，道路阻塞而朝命难及，久抛弃而置于化外。藤原泰衡踞险阻而恃强勇。源赖朝乘其讨灭平族之余威，驱大兵而攻伐之。其沿道之地，几于无以为供给，然源氏卒能排其险阻以收其攻伐之功者，因军旅有节制耳。

源氏幕府骤失其统，北条氏继承之，以质素勤勉为其家风，大资于武士道之涵养。弘安四年（一千二百八十一年），元兵十有余万，舢舻相衔，以长蛇之势掩袭对马，用火器而迫击之，拟一举吞噬日本全国。对马岛主率兵仅百余人当之，皆死，无一人降者。胡兵进抵筑、肥二州之海岸，近邻诸侯不待命于中央政府，而协力防御之，纵横奋斗，元兵卒歼灭海中，因而永绝外国之觊觎。日本武士遇国难而协力击破外寇，其气力之炽烈略如此，是即日本民族之特质也。

兵器

古时，日本之兵器为弓、刀二种。远距则对战用弓，近距则接战用刀。神功皇后征韩（西历二百年）之时，始作弩以备边防，惟久无实用，未至第九世纪而全废绝焉。

第十四世纪之末，于南北朝争乱之终期，始有作枪（长槊）者。枪之用，最适于突击，惟不便携带，初时将校专用之而已。

第十六世纪之中叶，群雄割据，用兵无已时，遂成战国之势，于是战术与兵器进步尤著。长枪乃充战阵主要之用。盾以木板制之，防弓矢者用之。凡敌之袭击，必御以刀枪。故刀枪者恒兼突击、防御二用。战以刀者，必须迫敌极近。左右隔间，不便于编伍。

古世，战阵只为勇士格斗之联系，非成队列而驰突。战国之世，遂有长枪队一列密集而运动，然亦不过一部队也。

小铳之传输

天文十二年（一千五百四十三年），葡萄牙人至大隅种子岛传以鸟铳，于是有以火器列战线者，非短兵所能御。于是旧时战法，不适为用，不能不一变。当时，战云蔽诸州，偶得火器，而人皆争究其术，兼传习其制造法。甲乙转辗，流布极速，未十年而普行全国。

外国之交通虽开其绪，而国中多争战，加以道路阻塞，非将士选择兵器之机慧，则焉得使鸟铳普行如此之速乎？铳器既为战阵主要之用，甲胄不能防之，勇士之挺身突击者恒为弹丸所殪。于是战之胜利不复由筋骨，而转归于智术。惟铳器未精，装药需时，且铳尖无装剑，不足以抗突击。故弓矢刀枪尚有活用之余地。由是，战士渐考究队列整理之法。

迨第十六世纪中叶，甲、越二雄交战亘十有余年，两军各帅以智勇兼备之英雄，且裨以才能之士，其用兵之法发畅尤著。

筑城术

文禄元年（一千五百九十二年），有征韩之役，日本将士之武勇向外发扬。是役毫无影响于兵器之进步。其间，筑城术大兴，其所筑之巨城至今尚遗壮观，盖其术传自西洋云。

德川氏之世，治平三百年。上流之卿，饱食暖衣，消磨武力，虽似平安时代之朝臣，然封建之道令武士深储忠信之心，而锐气常盈满于中流之下。独惜武术之练磨，偏重刀枪。又职工恒为士人所贱视，不能助兵器之进步。至若鸟铳，则久无改其旧形。

日本武士之风尚

日本武士不专贵武勇，其修文学善诗歌者不少。以仁爱义侠为心，谦让而重名誉，一旦遇敌，互以居所姓名相告，正威容而争以武术。已决优劣而胜者，不敢辱其死者，此为接战之礼。若狙击暗杀，则武士所耻。

第十一世纪中叶，源义家征奥州，偶追敌帅安倍贞任，将发一矢而射杀之，先朗咏一歌而讽示之。贞任控马，悠然顾之，亦答以歌，而抒其守城之苦。于是义家收其矢，使贞任远逃焉。可见边陲之武人，犹有此优雅之情。贞任已亡，其弟宗任乞降，义家即许为扈从。一日微行，令宗任独随从，亦足知其信赖之厚。此为日本武士之襟度。

上古，神功皇后征韩之役，有训命曰：“降勿杀，伤勿使重。”神武天皇之东征，士人纳降者，虽出于强力抵抗之余，皆赦其罪，而恩遇如原随之将士。其中有任禁卫之重职者。足利尊氏以逆贼而悼惜楠正成之忠死，特收其首而送付其遗族。是不足征日本武士之临敌有度，宽厚可风，其由来盖已远乎。

日俄之战，日本舰队击破俄国舰队，而追穷颇急。偶见俄舰“卢利窟”轰沉，其舰员皆将溺没，乃下艇救之，与平时救海难之例无所异。是可谓日本武士发挥其本能。

往昔，上杉氏与武田氏交战累年，偶闻北条氏欲令武田氏窘穷，而断其盐路，甲州人民无由得盐，困甚，乃由北越输盐甲州，使无缺乏。盖其所战者，在武术，而挤陷良民固非其志也。此可征日本武士之品性纯洁，而最富于慈爱之心。

第二篇 日本近时之陆军

第一节 幕府时代陆军革新

外力之刺激

日本锁国，酣嬉于太平洋之西，二百有余年。宽政元年（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俄人侵千岛。嗣后，外国船恒出没于近海，然犹未足以警醒之。

嘉永六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美舰突来，上下震之，若炎天之霹雳。于是大和民族尚武之气象久郁结沉积者，蹶然醒起，如洪波之决大堤，沛然莫能御之。

向者，幕府鉴于岛原之乱，不许士人讲究洋学。然长崎有荷兰之交通，输入西邦文明，即军学亦稍有所传及焉。

西邦兵学

天保十一年（西历一千八百四十年）即美舰航至前十三年，长崎人高岛四郎太夫（秋帆）有见于时势，专心讲究兵学，上书幕府，曰：“清国为欧军所破者，古式兵器不能敌新式武器故也。日本苟不改兵器战术，则亦不可全其国防。宜速行军制之大改革。”

高岛氏由荷兰购铳炮，以其术授子弟，教练已成，自率之而到东都，以示将军，且首倡洋学之可用。然有司姑息不能采用之，仅令幕府警醒而已。其后，慧眼之士钦慕西洋兵术，师事高岛氏者渐多。而兵制革新之曙光，乃升乎东方。

高岛氏与门弟江川太郎左卫门，协力铸造铳炮，画国防之策。有司疑其志，天保十三年（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囚之于槛中。高岛氏不屈，遂为西洋兵式之鼻祖。其旨义，待江川氏之绍继，而渐发展。

江川氏有门第，而具慧眼，热诚教练子弟，铸造铳炮，画国防之策，而得阁老之信任。如下田、品川之炮台，皆出其经营，称为幕府“长城”。美舰航至后二年，即安政二年（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江川氏病殁。

高岛、江川二氏之热诚，能令幕府开其兵制改革之绪端。自是，幕府海陆军具，多购求文明利器，以实国防，遂兴铳炮制造处。诸藩亦仿之而铸造铳炮。初时，所制皆为滑口炮，其力薄弱，既而遂造施条炮。

火药制造

先是，火药之制造稍有进步。文政八年（一千八百二十五年），有制造大粒火药者，施之于木筒，颇有效。江川氏遣人至欧洲传习火药制造法，自比耳时购器械。庆应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其人归朝，乃装备其器械于王子村，开办火药制造处，是为泷川火药制造处之滥觞。嗣即有海岸防御之计图。

炮台筑造

嘉永六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筑炮台于伊豆、下田、神津岛、江户、品川诸地。安政二年（一千八百五十五年），箱馆及龟田设五稜廓。文久二年（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兵库和田岬建石堡塔。幕府严饬防备，而各藩筑堡于沿海地者亦多。是等海堡，所备之炮为滑口旧式，且制作未精，不足以防敌舰。然筑堡者必作横墙而防敌之侧射，是已弃旧筑城法而采用新筑城术矣。

时，外力压迫渐增其度。文久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英舰炮击鹿儿岛。翌年，英、法、美、兰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日本乃实验其戎器武具之不足以战，而益觉其防备之切要。此实为改革派之后援。

三兵队之组成

文久二年（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幕府按洋式编成三兵队。步兵，八千三百零六人；骑兵，一千零六十八人；野战炮兵，八百人；要塞炮兵，二千零四十五人；将士，一千四百零六人。共计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五人。且仿洋制，而定陆海军将校之等级。由驻留之外国兵传习其教练法。复派人至西邦考查其制度。

聘佣外国士官

当时，外交压迫益急，而物论沸腾。元治元年（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有京都之变，幕府征讨长州。是役，长兵轻装运动自如，而幕军尚有擐甲胄者，遂兵出无功。幕府益悟兵制之不能改善。庆应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聘法国士官规划军政，于是各藩亦竞修兵备。未几，而有王政维新之业，转入明治之新时代。

第二节 明治时代日本陆军之创制

维新初时之兵制

幕府创设步骑炮军队，以法国式训练之，然大势既变，是等军队亦自崩坏。明治维新之业稍就绪，新政府更兴军队。当时，各藩已有洋式训练之兵，故庙议欲采洋式。虽略无异论，惟难于一定者，在选其所师宗。如萨藩采英式，纪藩用德式，其余取兰式者亦有之。割据之遗风仍存，不易统一。

政权虽归中央政府，然兵力为其柱梁，以维持政府威严者。仅有少数由萨、长、土三藩而征召之耳。其间，各藩互反目，而取自重之计。土州兵退去，而萨州亦弭其贡兵，所余者只有长州二大队而已。

先是，长藩士大村益次郎以参与任兵部大辅，欲破弃封建制度，令赋兵无分四民，以平等之制征募勇丁如欧洲制度。惟恐各藩士有镇乱之功者，由此征兵之法而失其家禄，解其常职，故决行新法颇有所窒碍。

大村氏夙知各藩将校乏新知识，不适于训练兵卒之任。明治元年（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八月，在京都兴兵学寮，教养青年子弟，期异日可充陆军干部。（翌年，将兵学寮移置于大阪。）大村氏有卓识画策，以六镇台配全国，方足以备变。其策末至实行，而其人毙于凶刃，尤可惜矣。

兵制改革

山县有朋、西乡从道巡察欧洲考查兵制，明治三年（一千八百七十年）八月归朝，共任军政之改革。自是，陆军采用法国式。四年，征兵于萨、长、土三藩，令至东京，以为亲兵，即近卫兵之滥觞也。

嗣令各藩尽解散其藩兵。而新兴四镇台，曰“东京”，曰“东北”（仙台），曰“大阪”，曰“镇西”（熊本），且置分营于要地，由各藩征召兵士。于是兵权归一，确立中央政府之基址，使废藩置县之业得以断行。五年，废兵部省，置陆军、海军二省，解士族兵职，定征兵之制，令士兵均服兵役。

征兵之制

常备以三年为期，后备则第一、第二各二年，通计七年。日本军制自是大振兴。此时使新制难实行者，略有二端：各藩有士族，世袭兵务，食禄成家，而恃武功，一也。阀阅食大禄者，懦弱而不适于将校之器，又不能列于卒伍，独中流多俊才足以任务而行改革。谓农工商子弟自其父祖久无执刀枪者，不解武事，或恐其不胜战役之苦节，二也。山县有朋主持一说曰：“异日苟欲养兵多数，不可专赖士族。欧洲兵制无分士族平民，而日见其隆盛。曩者幕府编成洋式兵队，令农民编入其中，长州亦征募农民以作队伍，皆有成功。庶民知苦节与否，不必为忧也。”

六镇台

于是决计宣行征兵之制，六年（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区全国为六军管，各军管置镇台。但北海道土地未经开垦，在军管之外。此时选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六处以充镇台主统之地，即令之师团司令部也。军管更分二师管，配之总营及分营。是岁始按征兵令点募兵丁，编成诸种兵队。步兵十四联队，骑兵三大队，炮兵十八小队，辎重兵六小队，海岸炮兵九队，以兵丁合数言之，平时则三万一千六百八十人，战时则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人。别有近卫兵。

当时创业之难，以干部补充为甚，故兵学寮，以多数之短期毕业生应一时之急。待征兵渐充实，罢壮兵之出于旧藩士者使还乡里，特选其有才能者留充干部。其间下士有拔群而忽升任大尉者，士官有才能不适而下叙低等者，进级法未得一定；盖各藩兵士与将校初非有才干之异，稍有门地者居上位。习武技有先后，则任用亦自有高卑。迨施新制，俊才在卒伍者多被拔擢忽加于将校之列。如此军队虽未见秩序之严，而武士道者能维持其军中风纪，使上下相信赖而骎骎然，日益进步。

赐授军旗

七年，始赐授军旗于步兵联队。八年（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改近卫兵之编制，以步兵二联队、骑兵一大队、炮兵二小队、工兵一小队、辎重兵一小队为定数，又定北海道屯田兵之制，令开拓，使由其旁县募士族，充屯田兵。

军制改良

明治四年（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兵学寮自大阪移置东京。其冬，由法国聘士官，复命译官翻译兵书，考查兵制。七年（一千八百七十四年），陆军省置参谋局。九年，制定进级条例、恩给条例、检阅条例等。盖鉴于欧洲经验，而采其最良之法耳。然是只植其根株而已，至其枝叶之茂、果实之蕃，则后来之岁月尚多也。

民丁与壮兵之比较

明治十年（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有西南之乱。当是时，军队编制为时犹浅，而后备兵未得充实，且无补充之法，遽行。其出师军队中，实尚有所缺。日本古时虽有兵站之法（辎重小荷驮），后世少有传者。欧洲与日本，地理、国情迥异。故日本新兴之陆军，考究兵站法，不能得其适合之资料。已出师后，苦于给养军队、搬送军需之道，故其输送多赖驮马人夫。

征战亘八月，战场扩大，而军队多死伤、疾病者，忽减其数。乃募壮兵，教练仅数周，而令出战。壮兵者，旧藩士，虽一改业，尚有武士志操。政府期其立功，谓当有以异于寻常征募之兵。然，既战，则士兵不必优于民兵。教练有序、军纪严明，则民丁反优于壮兵。盖大和民族无士族与平民之别，均有尚武之风。苟入军队，受其教练，则皆能显其武勇之本质耳。

西南之役，官兵偶有败势，亦无一人降于敌者，可知其合于武士道之精华。此一事，使主持征兵制者颇强其意。此时，步兵皆用斯奶突尔铳，其口径十四、九粍，初速力仅三百五十九米突。由音瑟尔铳所改造发射稍久，则失其命中之精确。炮兵多用黄铜所制口装式四斤山野炮，惟近卫炮兵有七厘半钢铁窟卢孛炮十二门而已，可知大炮发火之力之不强。是役证明炮兵威力之不足，使军队编制及作战筹策者知所改良。

明治十一年之改正

明治十一年（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区分陆军为三大部。陆军省统理军政，别置参谋本部及监军本部。一以规划国防及作战之机务。一以掌理军令及出纳之务。将官三名，各统管二镇台。战时则合二镇以编成一团。亦由该将官所指挥。是岁，有增炮兵之图。

改正征兵令

十二年，改正征兵令，增定兵丁服役年数，常备、预备各三年，后备四年，通计十年。（前制则七年）然犹有免役及代人服役等之特例。十六年（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再增服役年数，现役三年，预备四年，后备五年，通计十二年，而废免役捐款之例。于是兵役为国民必任之义务。

教育制度之变迁

考军队之教育训练，明治元年，京都兴兵学寮，收容幼年子弟，先施以将校之短期教育，期由其阶梯，更进授以深远之兵学。翌年，移置大阪。三年十月，有编成法国式军队之议，由诸藩而征召兵学生徒。大藩各九人，中藩六人，小藩三人，共计四百二十三名。又派学生十名至法国专修兵学，嗣后每年选派为例。四年，聘法国士官以充军政及教育之务。自是日本军队之训练日新。是岁兴教导团以养成下士，又教军乐生徒。兵学寮有优等生毕业者十七名，命以少尉候补。翌年四月毕业者更多，乃配布各队令主教练。其间造兵司收容诸工生徒，以教养工长。

六年，兵学寮开户山支寮。由各镇台召士官及下士施以训练，以图军队教练之进步。其后改称陆军户山学校。由各军队召将校下士。设教导大队，分战术、射击、体操三科，各令专攻以图诸军队整一之进步，可知是学堂为一种调教场。是岁，兵学寮收容兽医及蹄铁生徒。翌年开马医学舍。八年（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废兵学寮，而分置各种学校直隶于陆军省，自是士官学校，正其教规，而养成完全将校。此时，别兴军医学舍。然军医生徒为数甚少，特置学舍不便，遂废之。嗣后，每年选学生十名，托东京医科大学而教育之。

九年，各种学校略整备，而生徒合数二千一百三十一名。十年，会有西南之乱，召募特别军队，举特进之士官及下士集之于户山学校，教授以必要之学术。十三年，设电信对，收容电信生徒而教养之。

学生派至欧洲者，迨明治六年以后渐归朝，与外人教师相辅而任兵学教育。自是岁，政府增派学生年二十二名，令传习各种学术，或考查各国制度。六年之末，海外有留学生共四十四名，足见日本军务仿求欧洲学术之功。

敕谕

明治十五年（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有敕谕下颁陆海军人。寻，复有旨谓：宜鉴于宇内形势，以扩张陆海军备。自是，政府益廑新图。改军队之编制，而渐扩张之。现时之兵制实胚胎乎此。

陆军教育确立基址，留学生又多归朝者，于是各种学校不复须外国教师。十六年，兴陆军大学校，教授以高等将兵之术，即所以养成高等司令部员也。先是，陆军士官学校每年募生徒约七十名，十六年以后增至二百名，以应军队之加增。是岁，再开军医学舍，募地方医学堂毕业生为讲习生，因而补充军医。十七年，由各军队而拔擢下士俊秀适将校之任者，为临时学生，令入户山学校，任少尉，充增设军队之用。政府于将校下士之教育最致其力，务令将校讲究外国语，恒试以参谋旅行、干部演习、战术实施等诸端，或翻译兵书而颁布之。且每年特派检阅使，不仅检阅军队教练，且检察下士士官在大尉以下者之学术。凡将校富有学识者，虽居低级亦被重用。扶掖青年士官，使易于进。

军事智识之发展

佐贺之变、台湾之役及西南之乱，使军队经验于实战，而士气益盛，增其自信之力。然已经实战者，反冷视学术，使兵学讲究一时有顿挫之虞。当路者整饬各种学校，奖励学术。既而，年少气锐、新进为将校者益多，而老功倨傲之风亦自消灭焉。观于欧洲战史，近世所谓大战者，须战术尤功，非一二实验所能毕事也。其间，清国以威力压迫朝鲜，与日本利益互有冲突，人人晓然于日本与清国之关系不能免于一战，故将校锐意讲究军务，自求其知识之增进。然军队实情尚为幼稚。

明治十三年（一千八百八十年）有村田步兵铳之创作。十八年，更加改良。二十年（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以新铳配付军队全数。其演习时，步兵射击未敏捷，骑兵甚少，只任搜索警戒，不过于战斗之用。炮兵技术未精巧而无坚利之炮。统监演习者，讲评亦极单简。

第三节 日本陆军之发畅

旅团编制

明治十七年（一千八百八十四年），由各镇台步兵联队逐渐编成旅团，复扩张他军队之制为师团组织之基址。日本民族在古时好乘马，习其术者极多，故募义勇乘马队应时立办。迨德川氏之世，禁平民乘马，其借马行者必用驮马，自载其马背而徐行如运转者。自是，民俗与马相疏隔，而马匹自衰弊。

明治维新之初，购求军马尤难，故置骑兵队者近卫与东京镇台，各二中队而已。十七年，扩张各种军队，始配各镇台骑兵。

要塞炮兵

明治十九年（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分全国海岸为五海军区，每区置镇守府及军港，于是陆军与海军共任港湾防御之务。主要岛屿置警备队，沿海主要之地筑炮台，配以要塞炮兵。其筑炮台之务，则令临时炮台建筑部管理之。

师团编制

日本帝国之军备，于海路二面渐有进步，乃不能无合同作战之要。于是政府扩张参谋本部，令统管海陆作战之计划。此可谓军制之一进步。

二十一年（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各兵充实，改镇台称师团司令部，统督步、骑、炮、工、辎重诸兵，而有独立策战之力。惟各兵充实，以平时兵数言之而已。若战时，得野战师团及后备师团之完备，则尚待数年之后。

陆军已扩张，除屯田兵外，有野战军七师团，及要塞炮兵数队，加以铁道大队，遂确立大陆作战之基址。

教育进步

以教育一端观之，十九年（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开军医学舍，便于学生、下士生徒及医官之讲习。又开军吏学校，养成军吏。是岁，兴炮兵射击学校。二十一年，设乘马学校。又开要塞炮兵干部练习处，召募将校下士，授以要塞必需之学术。二十三年（一千八百九十年），兴炮工学校，令炮工兵士官修习高尚学术。又开经理学校，召募各兵科中尉令入学，而养成高等经理官，其余有被服工长学舍，陆地测量部修技处等之开办。而各种学术之教养，无不周至。

野外要务令改正

二十六年（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之末，学校数共十六，学生及生徒至二千六百零二名之多。操典及野外要务，令加以改正。各种运动以简捷为旨，使便于战。予各官以独断专行之余地，使易发挥其智能。二十二年（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改正教育序例，制定将校团教育令，废定时检阅。自是，每年冬期课以问题，令研究答案。其间，裨益于日本陆军之战术及帅兵术者，为德国将校眉刻尔氏参画之功。

一年志愿兵

明治二十二年（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更改正征兵令，定一年志愿兵之制以供预备将校之补充。

研学协会

先是，将校有志者给月曜会、炮工协同会等研究学术，或翻译西书，或刊行其所编，多有资于军队之用。二十二年，诸会归合于偕行社，且扩张其组织为研究兵学之机关。偕行社者，所以图将校全数之亲睦也。

日清交战时之军容

明治二十七年（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朝鲜有事，日本与清国开战端。其战务之经历让之于战史，今只叙其当时陆军之形势而已。

二十六年，改正陆军战时编制，自其明年，动员计划悉依新编制。战时，以现役、预备役、后备役，编成野战队及守备队。若更有必要，则召征国民军。

其野战一师团，由步兵十二大队（近卫则八大队）、骑兵三中队、炮兵六中队（野炮四中队、山炮二中队、近卫则野炮四中队）、工兵二中队而成，附以独立作战诸机关及辎重。其人员，合将校共一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人，马匹五千六百三十三头。故七师团合数约十二万三千有余人。野炮之数，百六十八门；山炮，七十二门。

守备队由后备诸队、屯田兵团、要塞炮兵队、对马警备队而成，守要塞及边境，或警护兵战线路。若有必要，则进加于野战队。野战师团及守备诸队各有补充队，战役中人马死伤则立得其补足。

用兵之数

当时照动员例而编成诸部队，如上所举者，以其整备之数而言，则人员共二十二万零五百八十人，马匹四万七千二百二十一头，野战炮二百九十四门。然用兵之数，酌量地理及他情形而稍有加增。参与于战务者，合将校实为二十四万有余，别用佣员六千四百九十五人，佣夫十万有余。是战所用军队之编制，基于明治十五年（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宣示之诏敕，而能奏伟勋，达交战之目的，使国威发扬于四表。

将校研究战术

然将校经实战者，审察其胜败之数，而秤量彼我之实力，虽屡胜亦自识认其缺点之所在，而遂复期其将来之改良进步。如青年将校勇敢善战，究以学术未足为忧。战务毕，使诸将士实习其技，而各种学术之研钻益进步。敌兵不习兵务，无训练，此其所以败也。

兵器

时日本陆军改良兵器方在过渡之期。步兵用无烟火药连发铳者虽有二师团，其抵满洲未入战线而受休战之命。继以平和，故新式利器不过供征服台湾之用而已。机关炮亦同。炮兵虽已取黄铜制后装式，亦以未用无烟火药之故，无从推断兵器之得失。然日本将校研钻兵器学不为不熟，一临实战，而咀嚼其利钝之情复消化之于心中，所得颇多。于是争自淬厉，更俟时以效疆场。

第四节 日本陆军之扩张

近时兵制

明治二十七、八年之战，战面广大，而兵力不足。于是政府更鉴于宇内形势，而图军制之扩张。二十八年，改正征兵令，兵丁服役增四月，为十二年四月。废预备征员，设补充兵役，区分国民兵役为第一、第二两种。二十九年，扩张军备，改屯田兵为师团编制，别增五师团。盖全国有十三师团矣。宣布都督部条例，令三都督各统领数师团，又派混成三旅团充台湾守备。

三十一年（一千八百九十八年），置元帅府，任军务至高之顾问。先是，骑兵炮兵属于师团，是岁始编成炮兵骑兵独立旅团，使异日编军时用以充其炮兵团及索敌骑兵团。要塞炮兵亦扩张之，以充实海防。其余诸队须技术者，有新设，有增设。自其编制至兵器、弹药、装具等，由经验而改良刷新，以期将来之战，俾无遗算。然此大扩张之完成，亦待经营数年之后。其间推广学校，饬励军队教育，大进步焉。

明治三十三年（一千九百年），北清有拳匪之变，日本军队与欧美诸邦之军队合同作战，为时虽短，而实验各国兵之真价，亦多资于将来之战务。当是时，步兵铳已改良，炮兵采用速射炮，兵器装具皆已革新，而士气大奋。迨有日俄之战，大胜归诸日本，固不足怪也。

陆军卫生之业

明治四年（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兵部省置海陆军医寮。嗣后整理卫生诸务，改良兵食。更革数次至十九年召集医官，令讲习卫生诸务。二十七、八年战役，使卫生之业多所发明。时，日本赤十字社发畅颇著，有所贡献于战时卫生之务。近时，遇日俄大战，赤十字社收容伤病诸兵而善尽其救护之功，如石黑男爵所叙述（《赤十字事业》）。

陆军司法制度

明治元年（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军防事务局附置裁判处。嗣后改正数次，设宪兵队专任军事警察。各师团开军法会议一处或数处，审判其所管佐官以下之犯罪。别置高等军法会议于东京之地，审判将官及将格诸官之犯罪，或任下级裁判之再审。

以陆军刑法言之，明治四年（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始定海陆军刑律。十四年，改定刑律及惩罚令。嗣后修正数次，二十一年（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改定治罪法，开再审之道。自是，陆军司法事务大有进步，以至近时。

兵器制造

制造兵器之业，于幕府时代已开其绪端。而诸藩竟制造铳炮，然未适实用。明治元年，置兵器司，专任兵器弹药之制造等。嗣后改正数次，逐成炮兵本厂，置支厂大阪。支厂制作炮熕弹丸，东京本厂则制造小铳及弹药。别卜地于宇治、板桥、王子、板鼻等，置火药制造处，制造火药以应军队之需。

初时，兵器由外国输入。明治十三年（一千八百八十年），有村田步兵铳之创制，自是小铳专取工厂所制。其后，有大阪式速射炮之创制，制炮术益进步。三十五年（一千九百二年），开始十二时钢炮之制作，于是日本制造兵器之业自立焉。惟速射炮改装之初，时势方急，不及待国中之制作，乃取外品补充之。

经理制度

开国之前，文武官无明划区分，而军事费之算计尚无确准焉。盖当时公租多取米谷，俸禄亦称以石数，封禄一万石以出师百人为率。而士家皆世袭其职，故经理极简且粗。军队已仿洋式，其经理之法不复能袭其旧。自军队编制以至兵器装具已一变，则军事经济亦不得据古例。朝廷收兵权之初，仿欧洲之例规，以岁入四分之一充军备之资。

当时，日本帝国之收款约七百五十万石，一石约价八两（一两值今之二圆），则为六千万两，故政府意欲以其一千五百万两充陆、海军经费。然诸藩尚拥兵，收款已入中央政府者，只有原属幕府之二百五十万石而已。即如初时预算以充军备者，不能逾五百万两。此数宜平分之，以其各半数供陆、海二军经费。然新政府承幕府破坏之后，庶政多端。由是，军事之费亦不能如其定数。四年（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废藩置县，政府统一军队，始定预算基准。

此时百事创始，仍用壮兵，所需经费较民丁为多。官司之经理军事费者，变迁颇多。

明治二年（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兵部省置会计司为中央经理机关。四年，陆军与海军相分离。陆军省置陆军会计局，专任经理之务。十九年（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改官制，令会计局管理会计、经理、被服、粮食等诸务；各队以将校组成经理委员，以其经理之务委任之。二十四年（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会计局改称经理局，管理预算、结算、出纳、给与、被服、粮食、建筑等诸端，兼检查金钱、物料、会计，司掌经理官之教育。陆军经费随政府岁入之加增而渐膨胀，以至近时。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海军史

太古情形

日本四面环海，操舟楫，航巨浸，固其国人生存之所要，是足以振作海军之思想。国由无数岛屿而成，曲折缭绕，随处有良港湾焉。民族栖息其间者，富有活泼进取之气象，以海为家，恒枕波涛而卧之。日本之赖舰艋而雄飞于东洋，非无故也。

太古之事，邈而不详。史载诺册二尊乘“天之浮桥”而经营国土。素盏乌尊坐浮宝而往来于海原，至新罗。少名彦名尊坐“天之罗摩船”由常世国而东航。海神农玉彦有八寻鳄，其余或云高桥打桥，或云乌船，或云磐楠船，皆为大小船舶之种类。由是观之，日本民族于有史之前，已健步海面，向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而进其航路，其迹有可征者。

海权应用之嚆矢

神武天皇率舟师由九州而东征，到吉备大整兵旅而航至浪速（大坂），更转向纪伊，由熊野进入大倭。是为一种之舰队行动，即用海权之嚆矢也。

皇基已树于大倭，经十世而至崇神天皇。崇神推奖造船之工，以其后垂仁天皇置日本府于韩国之地，是日本威制朝鲜半岛之始也。景行天皇亲征熊袭，日本武尊西征东伏，多由海路。仲哀天皇率舟师而幸西海，进至筑前。香椎亲征熊袭。神功皇后继其志，遂航而讨新罗，以伸展海权。

应神天皇（西历二百七十年至三百十年）之朝，海北服属日本。自是，官吏及军队往来于海外者颇频繁，遂使海业隆盛，船舶及海员日加增焉。以海人部舟部置诸国，令管理海员船舶。日本之有海事职司，实始乎此。嗣后领韩半岛四百有余年，拓土地，设屯仓，送舟师凡十五次，使造船航海诸业在镇西者发畅尤甚。

齐明天皇（西历六百六十年）之时，阿倍比罗夫率舟二百只讨渡岛，复与肃慎兵战而破之。然日本之势力在韩国者，渐北进，与中华南下之势力相冲突，海陆启衅。此时，高丽、百济不能自支，日本乃举其君臣而收容之，与唐交绥。嗣后，大和朝廷渐倦于外征，久无出师之壮图焉。

南洋群岛之交通

然海国民族气欲噬鲸，不以沿海渔业为足，遂开南洋群岛之交通。此时西国有熊袭隼人阻海运，使贡租无纳于朝廷。元正天皇养老年间（西历七百十七年至七百二十三年）征隼人，许山阳、南海二道以海运之业。圣武天皇天平二年（西历七百三十年），西南多海贼，始有追捕之命。海面警察，不易有功，欲捕则散，纵之则集。既经二百有余年，至朱雀天皇承平六年（九百三十六年），伊豫有藤原纯友者聚海贼，逞其凶焰以扰乱西国。纯友伏诛，其余波汹涌，尚不镇静。

海贼追捕·南洋船厅

崇德天皇保延元年（一千一百三十五年）命平忠盛镇压海贼，虽未能剿灭，而平家以此威行西国。盖远征冒险之气象，渐生海贼横行之弊，使政府不能不镇压之，而海军思想于是起焉。南海置船厅（在厅船所）以练水师，中州设关船，皆兴自此时。

源、平之海战

源、平二家争政柄，遂有坛浦之水战。平氏以镇西为本据，用舟五百有余只。源氏速收伊豫、周防二船厅（在厅船所）用舟八百四十艘，大战于海面，以决雌雄。此海战之壮烈，上世未见其比。

西海船司

源氏开鎌仓幕府，以船司（船奉行）置西国，令统管海军沿海豪族有经验于海贼之追捕者，各设水营于要害之地。海学已始于此时。

元寇

文永、弘安（一千二百七十四年至八十一年）之际，胡元派水师十万，战舰掩玄海，而寇于九州。西国舟师挥其多年所练磨之技能，操轻舟，而与之猛战。胡兵武器精锐，多巨船，西国诸豪族虽力战，而众寡不敌，几大败。适飓风掀浪，胡元舰尽覆灭于筑肥之海。盖蒙古民族久张威于欧亚大陆，至日本始摧折其气势。

自是，日本坚锁日本海，控制朝鲜，以九州北面及壹岐、对马为根据。威尼斯著名之大旅行家吗尔哥·坡罗（Marco Polo）以东洋消息传于欧洲，略在此时。

南北朝时代之舟师

延元元年（一千三百三十六年），足利尊氏募兵于九州、南海及周防船处，率舟师抵兵库，上陆而侵京师，遂有南北朝之大乱。南朝准大臣北畠亲房，领熊野及南海舟师，与九州征西府相为犄角，以折北朝之势。

足利时代之发展

足利氏之世，诸州多争乱，东国诸要港亦竞兴水师，备兵船而争海权；此时，西国船舶出没于朝鲜、中国之滨岸。备后有梶原氏盛交通于朝鲜。

葡人之航至

好望角已经发见（明应六年，即西历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后，葡萄牙商船多航于东洋。葡人始至日本者，为歆窦。自是，日本与西欧开贸易之路。日本商船有远航于外洋者，遂多制造三桅船。

丰臣时代之海洋勒制

丰臣氏执政权，迨天正十六年（一千五百八十八年），严制海洋冒险之业，而多数船主专励精于海运，贸易商务渐兴。

文禄之战

文禄元年（一千五百九十二年）征韩之役，帅水军者有伊豫之藤堂、加藤、来岛，淡路之脇坂，志摩之九鬼，纪伊水师亦属之，此水军始能破敌船。既而有明将李舜臣善战，大破日本水军。陆军诸队连战连胜者，失后援，乃班师。是役虽无全功，然已活动海面，有鼓励海国思想之效。嗣后，勇敢之士往往画壮图，有谋台湾及吕宋群岛之经略者。

德川初时之贸易

德川幕府之初，海外贸易益盛。欧洲商舶接踵至东邦。（庆长十四年，一千六百九年。）德川氏外交避政治之关系，而奖励通商，作洋式船舶，开墨西哥航路，复赠书于海外君主，促其通商，付贸易商以特许硃印书。此时，日本船舶往来于亚洲沿海诸邦及南洋诸岛等，处处有日本商馆，自设租界而张其势力，主领者无由施裁制，至请江户将军得其节制之木牌（制札）。

家光之锁国政策

幕府用力商政，而不锐意于海军之经营，仅置船手团（船手组）具水师之形式而已。有密告幕府者，曰欧洲诸邦有阴谋不利于日本，幕府即禁遏西邦交通。将军家光（德川第三世）因欲令国中易于统治，故禁船舶积五百石以上者之制造。（宽永十三年，即西历一千六百三十六年。）且严制遏商船外航，是称曰锁国主义。向者，海国民族向外之英气已渐有发畅之势，至是薾然。嗣后百有余年，殆无人语海事者。其偶企远航者，但为官吏所不察，密行贸易于邻邦而已。国人蛰伏，讴歌升平而不法海外列邦之形势，凡二百年。迨文化之比，渐有俄国等之警，于是有志士蹶起，倡论海防者。

提督柏理

德川幕府之末，欧美船舶往来于太平洋及南洋骤繁，而三桅帆船通过日本近海者亦不少。卓识之士窃探海外情事，而知其文化之进步、军备之强盛，乃首唱海防之论。上下警焉。当是时，北美合众国先派军舰二只，至日本求修好。（嘉永元年，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更遣水师提督柏理率舰队至，促日本开国。（嘉永六年，即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于是日美缔结通商约章。（安政元年，即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日本既与外国再开交通，乃益觉海防之要。

欧式海军之创设

兰国政府偶裁一书，遥寄江户幕府，劝以采用欧式海军之议。幕府乃决其议，创开海军传习处长崎。（安政二年，即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招聘兰人任教习，选旗族（麾下）及诸藩之俊才，令讲习海军学术。寻于长崎假设造船处，复置制铁处。传习处所养之得业生，移入江户。乃兴军舰教授处于筑地讲武场中。此时，兰国赠一舰，名曰观光丸，以充练习舰。征旗族及诸藩士族之子弟令练习海军技术。

军舰外航

幕府既开海军教育之緖端，复由兰国购军舰。（安政四五年，即一千八百五十七八年。）英国女皇亦赠以军舰一只。于是日本国中所谓欧式海军者，渐兴焉。幕府已批准通商约章，派使节交换约书。此时，使节乘美国军舰“坡哈丹”东航，别派军舰“咸临丸”至美国。（万延元年，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日本军舰之远航，以此为嚆矢。

海军振作

幕府锐意振作海军，与一二大藩谋议，或派学生留学于欧美诸邦，或由英、法二国招聘教师，又兴横滨制铁处，及横须贺造船处，以图制铁、造船诸业之发达。萨摩、长门、熊本、佐贺等各藩，亦采用欧式海军，令藩士传习其术。

明治维新之改革，悉破弃幕府诸制度。海陆军制，亦更造焉。

明治初年之海军

明治元年（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一月，置海陆军总督，翌月改称军防事务局，更越月改曰军务官。其下分海军局、陆军局、筑造司、兵船司、兵器司、军政司等，令统理海陆一切之军务。当时军舰或收自幕府，或征自萨摩、长州、佐贺等数藩，其势力尙微。勅曰：“海军之备，为当今第一急务。宜速树立坚实之基址。”

曰：其后海军之兴，皆本乎此。

海军组织之进步

明治二年（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七月，废军务官置兵部省，令统管海陆军。招募乡兵，整军备，任守防，又开办兵学校等。尤注重于人材之教养，以海军操练处置东京筑地，由各藩征学生，令讲习海军兵术等。三年八月，改于海军操练处为海军兵学寮，此为海军兵学校及海军机关学校之滥觞。十月，定兵制。在海军则专聘英人，任教习，或派学生留学于欧美诸邦，或托英国军舰以学生，令实修舰中诸务。

局外中立

先是，欧洲有普、法二国之战。明治三年七月，日本政府声明局外中立。以诸军舰编成三小舰队，配置全国险要港湾，以为警备。四年三月，解局外中立，更编成二舰队，以为常备舰队。

海图制作

别置练习舰一只，测量舰一只。向者，有日本军舰与英国军舰协力测量内海者，迨特置测量舰，复与英舰测量北海，而始制海图。此为日本海军所作第一海图。

海军省之创设

明治五年（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废兵部省，分置清军、陆军二省。同年十月，改正官制，制定海军条例，以图海军政务之统一。此时，日本有甲铁舰仅二只，铁骨木皮舰一只，合木造小舰，共十七只，其排水之量不过一万三千八百十二吨。

镇守府之创设

明治六年一月，圣上亲临举行海军开始式。八年十月，定海军区，分全国沿海地为东、西二部，以舰船配属各部。指定东京湾及长崎港为常泊处。九年八月，定镇守府制度。九月，置东海镇守府横滨。

制舰之业

先是，明治元年有箱馆之役。七年，有佐嶋之乱及台湾之役。八年，有事于朝鲜江华嶋。九年，有萩之乱。十年，有西南之役。政府益觉整备海军之为要图。

制舰之业，幕府夙有所计划。开造船处石川嶋。庆应二年，已作一舰（千代田型，一三八吨），是为日本制造蒸汽军舰之始。维新后，政府继营石川嶋造船处之业，复承幕府创办之横须贺造船处，而加整备焉。

明治六年，始兴二舰工事。一为凤舰迅鲸（一四五〇吨），明治九年行，进水式。一为军舰淸辉（八九七吨）明治八年行，进水式。制舰之术，渐有进步。舰船制造及大修理之工事，明治九年四月以后，日本技术家专任其工，不复借外国人之助。

造船处渐见扩张，而政府不以此为足，更欲速增新舰之数。明治八年，托英国造船公司制造甲铁舰一只，铁骨木皮舰二只。十一年，三舰工竣，航海新到日本，即扶桑（三七一七吨）、金刚、比叡（各二二四八吨）是也。同年一月，遣军舰淸辉航至欧洲。日本所作之军舰航行于远洋，以是为始。

此时，炮术、水雷术之硏究，火药之制造，水路之经营等施设颇多。

军舰之增造

明治十五年，有增舰之议。欲新造大舰六只，中舰、小舰各十二只，水雷炮舰十二只。十六年至十八年逐渐起工者，有大舰三只，中舰五只，小舰三只，及航洋水雷艇一只。

明治十九年，发行海军公债，以充制舰之费，且定其制舰计图，盖欲作一等、二等海防舰六只，一等甲铁舰一只，警备甲铁舰一只，一等、二等、三等巡洋舰四只，一等、二等报知舰六只，一等、二等炮舰八只，一等、二等水雷艇二十八只，共五十四只也。

明治十六年度至二十一年度，军舰已竣成或起工者共二十只。二十二年，更增军舰三只、巡洋舰一只、炮舰一只、水雷艇三只。二十五年，复定造舰计图。既而有大诏，特节宫廷之费。自是六年，每年以内帑三十万圆补助制舰之资，国民感奋，多献资者。

设备之发展

军舰渐加增，军港设备渐整成。或扩张造船处之规模，或图兵器、火药等之改良。舰炮则察各国海军之所用，比较硏究，而采其长以定其制式。明治十五年，撰操炮程式。十八年，撰铳队操式及陆海军公通喇叭谱等。十九年，定陆战队槪则，便于海陆公同之战务。时，有褐色六稜火药之创制（明治十九年）、四十七粍速射炮及朱式鱼形水雷制作之开始（明治二十四年）、下濑火药之发明（明治二十五年）等。

制度及教育之发展

官制、诸条例、司法制度及刑罚法规等，渐见改良。卫生医务亦进步。至教育，则发畅尤速。海军兵学校，重在教育将校。明治六年七月，聘英国海军少佐克拉斯等数十名任教官。八年，生徒毕修其课程者，乘军舰筑波，远航实修其技。嗣后，每年必令毕业生经历此实修。

机关师之教育，初属于兵学校之兼管，自明治七年之后改良数次，别兴海军机关学校，令专教养机关师。明治二十一年，设海军大学校，以将校及机关师为生徒，使攻究高等学术。

向者，炮术、水雷术之特殊训练，皆恃练习舰而施行之。明治二十六年，设炮术练习处及水雷术练习处，扩张其收取学生之范围，以图二术之进步。其余军医科、主计科、造兵科、造船科，及下士卒之教育等，各有所施设。

初时，海军教育待于外国人之指导。自明治十五年之后，日本人专任各种教育，于是军政之经营，不复须顾问外国人。

朝鲜之变及日清之战

明治十五年及十七年，有朝鲜之变。日本海军派舰数只，赴其急。

二十七八年，有日淸之战。日本用其海军全力，由实战而验其多年经营之效果。

战胜之效

此役，军舰（除装帆舰）与于战务者二十八只，其排水吨数共五万七千六百有余吨，别有水雷艇二十四只。日本已得大胜，不独震动世界视听，又使国民益觉扩张海军之为要图。

海军扩张

日淸交战之际，日本海军经战而收获淸国舰艇十七只，别购得军舰一只。先是，明治二十五年所定造舰之计图，起自二十六年，继续五年，拟建造战舰二只、巡洋舰二只、报知舰一只。故，媾和后，日本海军顿增其势力。

然，世界大势使日本益觉造舰之要。明治二十九年度，更定十年计图，逐渐建造战舰四只，一等巡洋舰六只，二等、三等巡洋舰等十只，驱逐舰二十三只，水雷艇六十三只，杂船五百八十有余只。三十六年度，又定十一年计图，期建造军舰八只，其中二只则购外国既成之军舰而充之。

明治三十六年末，日本有军舰（含驱逐舰）七十六只，排水二十五万八千有余吨；水雷艇七十六只。

舰艇益加增，而军港、要港亦大加设备。海军工厂、海军造兵厂、下濑火药制造处、海军修理工场等，莫不完备。以造兵业言之，日本工厂已能制作大小口径诸炮各种弹丸、火药、鱼形水雷，及他诸种兵器、附属具等。以造船业言之，战舰及各种钢钣等之制作，亦皆有长足进步。于是日本之造兵、造船，得自立焉。

诸官制之改革

其间，有元帅府条例、军事参议院条例、台湾总督府海军部条例等之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经改正而使陆、海两军易于策应。参谋总长与海军军令部长，均参与于大本营帷幄之机务，同督其幕僚而赞襄作战之画筹。海军军令部条例亦经厘革，以协于陆军参谋本部，管掌国防用兵诸端。其余如海军省官制、镇守府条例、军港诸官衙条例、要港部条例、海军服役令、召集条例、海军志愿兵条例等，渐有更改。海军高等武官进级条例、海军豫备员条例等，亦见宣布。

教育之发展

教育制度，发展已著。自明治三十二年之后，海军兵学校每年召募生徒约二百名。三十五年，得毕业生二百有余名；生徒在校之数，则常有六百名之多。海军机关学校，亦大增其生徒之数。海军大学校改善其组织，于炮术、水雷术及特科之教育，亦图其进歩等。

海军教育令，期教育之普洽于舰团部将校及下士卒等，其效果颇显著。

水路之测量、海图及水路志之刊行，渐进其功。卫生医务、经理会计等诸端，随时变革，亦见其改善。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政党史

第一章 维新改革之原动力

上下之关系

日本之民群气风若贵族，精神若平民，除英国外，不见其比。日本文化之发展，以皇室贵族为中心。其历史则为皇室贵族之历史。其文化则为皇室贵族之文化。众民尊崇皇室如神，而爱敬贵族，上下亲睦，情浓而无怨焉。贵族繁滋有降为庶民者，其品性自流于平民之间。日本贵族有平民之精神，而平民亦有贵族之气概，不足怪也。苟欲知近五十年之历史者，非以此实情为关键，则不易领会也。

封建制度

维新之前，封建制度之完备，东西古今所罕见，德川氏实掌握大权，世袭将军职，然每代必承天皇宣命。而始带其实职。大小诸侯亦各为世袭。然每将军承宣命，必得新将军允裁而始有袭职之效焉。如此上下相牵制，无一人有无限之权力者，大体为封建分权之势，而裁以统一集权之要义。以其形式论之，略似英国诺曼家祖维廉第一世所成之制度，与欧洲大陆中世所见之封建不相同。

凡二百五十年，国中昌泰而无争斗，盖因其牵制之效也。当是时全国人心，失其进步之气象。其故有二。第一德川氏之外交，只开长崎一港于西僻地，而许中国、荷兰二国之通商贸易，除此之外禁遏交通。第二贵族平民世袭其家业，而不相侵，且不允其自由变更，是也。贵族中如藩主为君长。家老及藩士，累代为其臣属。藩士上班小数者家富职重，参与于一藩政权，而不别营生业。其下班多数者，家贫而自持勤勉，虽有才干，常屈于上班之前。

废幕之动机

故下班士族与京师贵族皆不得伸其智能，意不平之乃思德川幕府非正统之政府。此观念渐长，而植根柢于历史之中。其间有识者疑锁国非长久策，距今百有余年前（第十八世纪后半），密交于兰人，而讲读兰书，知西邦学术之精巧，及列国富强之形势，而大惊叹，乃蹶起尽力以图警醒众人之梦。是等二种思潮，其所有来各异。其始也互相疾视。嘉永六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美国提督柏理航至浦贺，而雨派益增其活动之势。二者爱国心，遂致骈驰，交催维新之变革（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至破封建割据之势，以定开国进取之基址。

萨、长执政权之故

凡群会之进步，多因少数识者之指导。如日本维新之变革，振作之者，以各藩下班士族为其主动力。此等士族略如英国田绅视大贵族如平民也。此辈主制各藩改革。其在二三雄藩者拥藩主振刷藩论，勉以改革藩政因而成后年伸力于中央政府之地。维新之功，归于数藩。嗣后渐变迁而萨、长二藩士专握其实权职是之故耳。

宪政之所由

夫德川幕府之末，即使无外势之压迫，由内部瓦解而自灭如朽木之倒仆亦不可免焉。然柏理一至外交艰难，偶以速其颠覆而已。幕府之颠覆，若专因内部情形，则日本未必有立宪政治之今日。盖藤原氏之衰，平源二家相继而代之。更继以北条而足利，而织田，而丰臣，而德川，虽有变迁，其反覆若出一轨。倘有强藩英主，代德川氏而掌握政权，则主政者虽换其家，而不变其情势也。然大权复归皇室，而统一全国，以作立宪自由之政体者，因历史所养日本民族之特性，能应世界大势而与之变迁，且能咀嚼欧美第十九世纪之文明耳。

第二章 舆论公议及议院制度之由来

失坠之原因

德川幕府制裁宗教，以佛法为国教。推奖教育，以儒道为根本。内政外交，均出于专断；上则不请朝廷批准，下则不问诸侯意见。迨柏理航至外交渐难，幕府乃觉锁国之不可持。然锁国者自宽永（一千六百三十九年）之后，久为主要政策，幕府无果断以变改之。自欲避其责，反破其专制政治之根基，上则奏闻朝廷，下则征诸侯之意见，因而试以裁决开锁之议。是即所以使幕府失政权之原也。

三论派

民众迄是时久为专制所驯伏。迨幕府征诸侯意见，士族之辈，渐议政事，其论自分三派。第一水户藩主，以德川亲藩而首倡尊王攘夷。诸藩附和者不少。第二少数识者，主持开国论。第三忧二论之冲突，致内乱者，欲一定国谟以折冲外国，而图朝廷与幕府之调和，即公武协合论也。

订定约章

幕府知开国之不得已，不拘朝廷及诸藩之论议。安政五年（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与美、俄、英、法、兰五国订定《假约章》。既有《真约章》之交换，于是诸藩志士谓幕府恐怖外国，而自屈辱，且侮蔑朝威，其罪不轻。或脱走而集京都，出入于公卿家，盛倡尊王攘夷。间有以此为机窃运讨幕之计者。天下骚然，刺客横行。水户藩先有争乱，幕府镇压之。迨长州藩生暴动，则幕府不能平定之。

庆应二年（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将军家茂以病而薨于大坂城中。未几而孝明天皇亦崩。今上践祚之初，幕府言征长之师，继以政权之返还。朝廷布告天下，亲裁万机。先是有议者曰朝廷与幕府并为政治中心，然欲保持国权于世界，则非统一不可。土佐藩主山内容堂，遂令藩臣后藤象次郎（后伯爵）等将此议说于将军庆喜。庆喜即出其大英断也。

大政奉还

幕府已奉还政权后，诸藩有近缘于德川家者，恨朝议一出于萨长二强藩之专制，而有伏见、鸟羽之战。然幕府之下有胜安芳（后伯爵）等，有恢远之识，洞察中外形势，知内乱之不利，百方调和之。官军中亦有西乡隆盛（老西乡）者以宏量闻，以幕府恭顺，不敢追穷。于是内乱不出一年而速得平定焉。

锁国说之豹变

向者，幕府行开国之政，而朝廷执锁国主义。诸藩主尊王者，亦多不怿于幕府。惟藩士聪慧者，渐审察外国形势，而知其不可侮。经下关、鹿儿岛之受炮击，而觉锁国之不可能。迨维新之际，则皆知开国之不可免。维新政府，组成以诸藩有识之士，乃执开国进取之政策，遵行幕府已缔之诸约章，且大改革内政诸端，以开明治奎运。盖维新之初，政治家皆至诚任国事，广求公议，同心协力，保护皇国，以期其与万邦对峙，故能开是奎运耳。

将军庆喜之诚忠

德川庆喜奉还大政之上表，有言曰：“当今外交日滋，非朝权出于一途，则纲纪难立。苟改旧例，将政权奉还，广令天下尽其公议，万机仰诸圣断，同心协力，共保护皇国，则庶几其能与万邦并立。庆喜之所以尽于国家者止此一事。”

朝廷允容其奏，宣布王政复古之大号令，其要曰：“德川内府，请奉还往时委任之大政，且辞其将军之职，今乃断然允其所请。自癸丑之后，遇未曾有之国难，先帝频年忧劳，众庶所知。故叡虑决定大谟，立王政复古，挽回国威之基。自今摄关与幕府，皆令废绝。先假置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以宰理万机。百事基于神武肇国之旨。无论缙绅武弁堂上地下（家格）之别，皆竭其公议，与天下共同其休戚，是叡虑之所系也。皆宜勉励，洗其骄怠之污习，诚意尽忠，以奉于公，以报于国。”

议政之绪端

如此外交多事，德川幕府以国事咨询列侯。朝廷已代幕府，亦宣令曰与天下共同其休戚。盖欲与万邦对峙，以令民心悦服于新政，为先务也。公议之言，已萌发其苗芽，可谓议院制度，开端于是时。

横井小楠之建言

先是，庆应二年（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横井小楠上书于越前侯松平春岳，其一节曰：“今之时，际一大变革之机，尤宜兴议事院。上院则公武同列。下院则广举天下之人才。”

山内容堂之劝告

翌年，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劝告将军庆喜，以奉还大政之议。其要曰：“公明正大一基于道理，以振作国体，至诚以接万民，以树王政复古之业，惟今日为其好机。”

别有一笺，附记如下：

一、议定天下大政其权全在朝廷。皇国万机至制度法则，宜出于京师议政处所定。

二、议政处分上下。其议事官，上则公卿，下则陪臣庶民。必选正明纯良之士以充之。

明治元年一月，朝廷定职制，称中央政府曰太政官。中分七局，统以总裁。其下置议定、参与均任议事。

征士、贡士

别设征士、贡士之制，以充下级议事官。征士无定数，拔擢都鄙有才之士而选举之。贡士则大藩三员、中藩二员、小藩一员，各贡以其能代表国论之士。其关于贡士之规例如下。

诸藩士由其主所选，而入下级议事处，谓之贡士，即议事官也。要在主持舆论公议。贡士有定数而无限期，任其主令进退。

代议制之基础

如此公议舆论之语，历然显于法规之上。此时议定、参与为上级议事处，征士、贡士为下级议事处。据封建之制，而启代议政体之端。

《誓文五条》

是岁三月，天皇欲令庶政合于神武肇国之旨，一切破陋习，而张大猷于世界，乃率公卿诸侯而祭天神地祇，宣以《誓文五条》。其文曰：

一、广兴会议，万机取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文武一途，自公卿至庶民，各遂其志，令人心不倦。

四、破旧染之陋习，勉以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作皇基。

是即日本宪法史之泉源也。

三权分立

翌年四月，颁布《政体书》。不仅开列《誓文五条》，更加以数条。其二节曰：

一、天下之权力，一归于太政官，使无政令出于二途之患。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法、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

二、立法官不得兼任行法官。行法官不兼任立法官。但都府临时巡察使，及外国应接事务，则仍使立法官管掌之。

是即明治政府初定之宪法，而中绍述孟德斯鸠之“三权分立说”，颇显然矣。然日本维新之思想，与法国革命之空想迥不相同。惟据神武肇国之旨，以保守历史之精神为基本，而断行改革进前之政策，勉以举用贤能，而不敢论其贵贱之别也。

维新改革

明治二年，诸侯奉还版籍。四年，决行废藩置县之伟图。嗣后各种改革，皆益发畅。盖日本民族由祖传，有一种习性，能匀和保守与进步而两用之也。试究其实情，盖各藩重门阀之风，渐耗衰，而藩主权力已归于有力之藩士。偶有国难，非实力则不能任其争竞。于是下级藩士之意见，得其遂行之机至生此变革耳。后年立要路而久握政权者，非旧公卿，非旧藩主，又非旧藩门阀家，而出自下级士族。可知维新之变革，加废藩之一举，虽以公卿藩主之名行之，其运用之实力，则在其潜势背后者之斡旋焉。要之，昌平二百七十年，贵族逸居失其实权与实力，故下级士族接近平民者得遂成此变革也。

日本宪法之发芽在维新之初。然当时舆论公议之发动不如识者之所期，盖无政党兴起于其间耳。民众无素养以资政治，三权分立议事官及官吏选举等数端于维新草创之际未易实行也。夫维新之改革，原出于外势之所迫。士族（小贵族）中但有少数聪明之徒其力能动上班，能动藩主，能动将军，能动朝廷，而得其效果而已。舆论公议之范围犹甚狭。惟新政府之威信未普及于中外，故以公议舆论为其标榜，而断行各种之改革。如废藩置县，四民同权等，皆能成功耳。多数士民惊于改革之急剧，或诽议之，或反抗之。其反抗者只知用武力而未知重言论，以批评政府之行为以论诤是非。如俊杰之主制变革者，概皆为政府所收而立于要路，其余则封建之余类顽冥而不解时势。政党之无由兴，亦固其所。

藩阀专制

维新之改革，虽以舆论公议为标榜，实因诸藩联合之兵力，能威制天下始克有功。其中以萨、长二强藩之势力为最大。政府基址渐巩固，二藩士据要津而尊重公议之精神乃渐消失，藩阀专制之旗帜又起。于是不怿其倾向者多脱落焉。向者士族之辈当封建之时，不仅充常备之兵役，且任行政之务。

迨维新之后，则裁理诸种改革者为少数士族，解武士之常职，减杀其世禄，剥夺其由阶级之特权。于是有怨望者或聚徒反抗之，或流为刺客。是等作乱之徒，皆为新政府所镇定。惟众驯伏于政府之下，政府不复重公议。明治二年所兴之集议院，至废藩置县遂为有名无实。盖太政官分正院、左院、右院。其左院虽绍集议院而缩其权限矣。于是行政权独逞其威力。土、肥二藩出急进政治家，自立局外而批评政府。

征韩论

明治六年，朝议由对韩策而分裂。西乡隆盛、副岛种臣、后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诸参议主持征韩论，联袂辞职。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诸氏首倡内政改革论，仍留而当其局。西乡退归鹿儿岛乡里。板垣、后藤、副岛、江藤四氏则滞在东京。此四氏为土、肥二藩士。时有人游学于英国而归朝者，盛称英国议院制度之美，谓日本宜仿之，不然则政权归于一二雄藩之专制，当令政府扩张其初时重公议之精神，允国民以参政之权。

民选议院论

明治七年一月十八日，板垣、后藤、副岛、江藤四氏与由利公正、小室信夫、古泽滋、冈本健三郎四氏，上书提民选议院之议。且将其《建言书》公于世。其议院冠以民选二字者，欲令为代表国民之机关，不如集议院之为官选议院也。此时诸士意欲结成政党。惟往时“徒党”一语干国禁等诸谋叛之义。市肆榜之故诸士自号爱国公党，表明其非不正之徒党。

人权尊重

当是时，日本人民智识渐开，而群会教育颇有进步，福泽谕吉氏专从事于译述，而鼓吹平民旨义。箕作麟祥氏译解《法国民法》，使人渐知贵重人权。诸生讲读之者颇广。然民权自由之福音含有政治之意义而宣传于朝野之间。《民选议院建言书》、《爱国公党宣言书》及新闻纸之发刊咸主张之。初时，舆论公议之语政府之所标榜，但谓各藩士集于中都陈迹其意见而已。而政论家、著述家、新闻记者等，用是语，以为广涉国民全体之意义。然此亦止于萌芽。若真正舆论之发动则更在后年。

第三章 日本政党之起原

立志社

木户氏在政府，隐然代表渐进立宪主义。板垣氏在民间公然为自由急进派之首领。七年二月，前参议江藤新平氏遽归乡里，为佐贺士族所拥而举兵。于是激怒政府，板垣氏等与政府遂至相绝。板垣氏即归乡里谋警醒国民。因而迫政府以实行自由进步之政策。时土佐有立志社之兴起，欲基于《爱国公党之宣誓》，养成人民自治之风，研钻西邦法学，而讲究民权自由之理。青年来属者达数千人之多，与大西乡所起鹿儿岛之私学校相呼应，而睥睨中央政府。

大阪会议

爱国公党之传檄于天下也，各地渐有结成政社者。土佐之立志社、阿波之自助社诸小团体互通气脉。明治八年各派委员会合于大阪。其集者来自高知、德岛、石川、广岛、爱媛、福冈、大分诸县，而板垣氏亦赴之。此时木户氏辞官在山口乡里。井上馨氏等察形势不利于国家，处其间而有所周旋焉。八年一月，图朝野之妥协而开大阪会议，木户氏自山口，大久保氏自东京各会合乎此。大西乡独不应其招。会议之际，木户、大久保、板垣诸氏缔结同志私约。其要领曰：

一、我辈定说在求立君定律之政府。

二、我辈欲实行是说。当采议院制度尽力以明律法于天下。

民权自由论

于是，木户氏与板垣氏再入政府。寻有命使此二氏与大久保、伊藤二氏而共考查政体。四月，发诏敕曰：“立宪政府渐次成立，朕与众庶共赖其庆。”政府即设元老院，置大审院，而三权分立焉。自是民权自由之说益盛。而各地有言论、政谈、集会、结社等之流行。

政府之检束

是岁六月，政府开地方官会议，使府县各出代民员二名，且允新闻记者旁听焉。然新闻纸有为危激之论者，诋击政府之因循姑息。七月，政府宣布《新闻纸条例》及《谗谤律》，以检束言论。此时庙堂主义不协，大久保氏主渐进，而板垣氏倡急进。十月，板垣氏再去官职，尽力鼓励民心启发舆论。

开设议院之建言

明治十年一月，鹿儿岛私学校派拥西乡隆盛而举兵，各地不平之徒将起而应之。板垣氏乘其机，图促政府速成立宪政体，使立志社长片冈健吉氏（后众议院议长）到京都行在提《建言书》。其大要曰：宜广察公议，以正施政之过失，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得巩固，速开民选议院，立宪法之基。其论旨颇剀切，然政府镇压内乱有所不遑，直拒斥之。

名士捕缚

战乱之际，元老院干事陆奥宗光（后外务大臣伯爵）、林有造（后递信大臣）、大江卓等数氏，图举兵倒政府而兴立宪政体，其阴谋发觉而被缚。立志社员片冈健吉氏等亦以嫌疑被逮。政府已戡定西南之乱，全国不平之徒皆屏息，无复用武力以抗者。政府专制之威益盛，立宪政体至是几不可成。其间，复有一事变，使宪政畅达之运顿呈疾速之势。

府县会

十一年五月，大久保利通氏毙于刺客之刃。未几而政府宣布《府县会规则》，乃兴地方议会，而成中央议会开设之阶序。板垣氏鼓励立志社，纠合全国同志，游说颁檄，更兴爱国社。是岁九月，板垣于大阪开爱国社第一次大会。河野广中氏（后众议院议长）等于仙台开东北七州有志大会而遥呼应焉。

爱国社第二次大坂大会

十二年三月，开爱国社第二次大会于大坂，会同者二十二社，四国、九州、关东各团体皆派委员列于是会，其数较上年更多焉。此时定请愿国会开设之议。分全国为十区，派委员游说。十三年三月，先开爱国社总会于大阪，复开愿望国会开设之大会，会同者数千人。会场整理，于是有限制发言权之要，乃令代表团体二十人以上者得发言权。如是团体凡九十六，其代表者专与于会议，其余则列于旁听席。此时查其九十六团体之会员，共有九万八千余人云。故是大会所决定愿望国会开设之议，略出于十万人之请愿，比之全国人口虽少数，然当时人心之奋起，舆论之发畅，已显著矣。

政府压制

日本人民初不自觉民人有请愿之权。大阪大会，欲伸长民权，始用请愿之法，是足以强人意。政府闻大阪大会之行动，急制定《集会条例》，即日施行。电报大阪，下以严命，使解散爱国社。大阪大会先侦知之，咄嗟之间速决议，乃称“期成国会同盟”，坚期继续其会。以迄国会开设，选片冈健吉、河野广中二氏为二府二十二县提出《愿望国会书》委员总代上东都。二氏海陆分道上京，提请愿书，太政官谓无规例可以授受请愿而拒斥之。更提之于元老院，亦谓此非建言书，而拒斥之。

期成国会同盟

于是期成国会同盟置中央本部于东京，分全国为八区，且誓约曰必得日本国民大半之署名盖印，以贯彻目的。此时全国风潮不期而呼应，各地请愿委员陆续相踵而上京。或到诸官衙，或历访诸大臣，政府不胜应接之烦，乃宣布一法令曰，上书建言必须经由地方厅而提出之。于是志望民权自由者向中央政府失其示威运动之道。自是之后，风潮一转，更以势力扶植于民众之间。或结成政社，或讲谈政治，或开演说会，各地渐呈活相。板垣氏乘此时而游说各地，受有志之欢迎。

大隈氏主倡开设国会之议

明治十四年七月，政府有放卖北海道官领诸物之议。朝野多不怿其处置，议论沸腾，而诸新闻纸皆驳击政府，又有开大演说会表其反对之意者。政府中亦多异论。参议大隈重信氏，维新之初自佐贺藩入新政府为参与，在蕯、长二藩士之间，翼赞开国进前之国策，当外交财务之难局，多奏功。迨有放卖官物之议，大隈氏驳论尤力，谓苟欲绝藩阀专横之根，莫若开设国会，断断然决行之与民间舆论相应，倡明治十六年当开国会之议，将奏之宫廷，举朝震骇。

十月十一日，驾还自东北，即夜召大臣参议会议御前，罢放卖北海道官领诸物之议。翌十二日，宣布诏敕，期明治二十三年开国会。是日，大隈参议以主倡急设国会免官，同意诸官如农商务卿河野敏镰、驿递总监前岛密、判事北畠治房、矢野文雄、犬养毅、岛田三郎、尾崎行雄、小野梓、牟田口元学、春木义彰、中野武营等，皆谕以旨免其官（依愿免官）。凡有因缘于大隈氏者，无人复留官路。明治六年，以征韩之论庙堂分裂后，政府变动以此时为最大。

大隈氏似瑟尔

大隈氏当年之位置，略与西历一千八百四十六年英国内阁总理罗巴秃·瑟尔（保守党首领）采用自由贸易旨义全废《谷物条例》之事相等。当时英国有李查突·哥布甸，孺温·布赉秃等，倡自由贸易论，结成“非《谷物条例》同盟会”而唤起舆论。适爱兰饥馑，瑟尔亦左袒舆论，使哥布甸、布赉秃等得贯彻其说。然瑟尔为自党所摈斥，内阁忽瓦解。

大隈氏虽非首相，于大久保氏逝去之后为有力政治家，遂赞同于板垣氏等之急进旨义，赌其地位而主张国会开设之议，诏敕已布，为同僚所斥，忽去其职，略似瑟尔之事迹。惟瑟尔成功于自由贸易论之决行，不复致力于政治。大隈氏倡国会开设论之后，为在野党之一大首领，要路惮之凡二十有余年。是不相同也。板垣氏创始政党之功固不可没，然使大隈氏不去政府，则明治二十三年开设国会之预期不可得也。国会已设，在野党势力岿然为国民之盾，尤不可得也。

二首领

板垣氏久为在野党之首领，大隈氏尤通晓于政府之实情，而新纠合政党，于是政府视二氏如二大敌国。时当政局者为伊藤、井上、山县、黑田、西乡（从道）诸氏，一致协同，使萨长联合益巩固。且尽力于开国会之准备，一面则防遏在野党。

自由党

先是，十三年十一月，期成国会同盟之一分板垣氏所率者组成自由党，定规约数条。既有诏敕示开国会之期，十四年十月十五日自由党与其余同盟员相合组成一政党，定主义立纲领，加盟约焉，仍称自由党。推板垣氏为总理，中岛信行氏（众议院开初议长男爵）为副总理，后藤象次郎、马场辰猪、末广重恭、大石正已（后农商务大臣）等诸名士选为常议员。日本之有政党实始乎此。

立宪政党

是岁，畿内之持自由主义者在大阪组成立宪政党，请中岛信行氏为总理。

九州改进党

十五年三月，九州有九州改进党之组成。

立宪改进党

同月十五日，东京有立宪改进党之组成，发表《旨意书》，推大隈氏为总理，河野敏镰氏为副总理，其主义纲领颇为完备。组成是党者有诸团体，如嘤鸣社、东洋议政会等，及曩与大隈氏共进退诸氏河野敏镰、前岛密、北畠治房、沼间守一、矢野文雄、藤田茂吉、小野梓、岛田三郎、尾崎行雄（后文部大臣）、犬养毅（后文部大臣）等是也。

立宪帝政党

此时福地源一郎、水野寅次郎、丸山作乐诸氏主持保守主义，组成立宪帝政党，公表其党议纲领，隐然以政府党自任。国会之期已预定，自明治十四年十月至翌年六月，东京及各地政党勃兴。其中保持最久，自具特质，虽经离合变迁，至今尚传其历史系统者只有板垣氏所统之自由党，及大隈氏所统之改进党而已。

板垣氏遭难

板垣氏之总理自由党巡行各地，演说以鼓励民心。十五年四月，板垣临歧阜公园恳亲会，有爱知县人相原尚褧者剚刃其胸。而板垣氏幸不至死。相原意谓板垣氏过激扰害国家，苟除之足以灭自由党。板垣氏于此危急之际自发警语曰：“板垣虽死，‘自由’不死。”是可以见其志操矣。

第四章 议会开设前之政党

二党之对抗

自由改进两党疾藩阀专制而勃兴，均为明治政治史之骨子。若两党联合以当政府，则其势力初不可抗焉，政府最畏惧之。两党各采用英国政党之形式。其主义纲领虽无大差，然首领之性格及党员之风气则大异。板垣氏原为武人，执急进主义。其思想主纯理演绎。大隈氏抱文官派渐进主义，其头脑主实验归纳。自由党说天赋之自由平等，或倡一院立法论，间则欲用急激方法，以行政治之变革者。改进党则欲图多数人民之幸福，除少数专制之弊害，而渐伸张民众之选举权。二党所有之人物及期望趋向之不同既如此，政府又媢疾百方离间之。

考察宪法

政府尽力于开设国会之准备，十五年二月，派遣伊藤博文至欧洲考查宪法，六月，增补《集会条例》，严检束结社会合之自由，以阻遏政党之发达。是岁十一月，板垣、后藤二氏相携而行外洋，巡游欧洲。

二党争斗

此时，有流言曰：二氏旅行其资斧阴出自政府，改进党之一新闻纸载此风说。于是两党开争端。十六年，自由党之《机关新闻》指摘大隈氏在官时之行为。自由党员诸士诋诽改进党，且敌视三菱汽船公司而诟骂之。三菱公司本受政府保护独占沿海运输之业，西南之役大尽其力，嗣后益增大其势力而获利多。此经历在大隈氏为大藏卿之时。故自由党攻击改进党，以大隈氏结托三菱公司为口实。此时，政府听农商务大辅品川弥二郎（后内务大臣子爵）言新兴共同运输公司与三菱公司相颉顽。或谓政府与自由党同盟而敌视改进党也。

政党解散

二党相争，忘其公敌之为藩阀政府。政府乘此机，以强硬政略压迫政党。十六年三月，大阪之立宪政党不胜《集会条例》之烦苛而解其党形。十七年十月，板垣氏与自由党诸士相谋曰：“《集会条例》禁政治团体之置分社，令政党在各地，不能互通气脉，如此政党本部由何统督全国党员。不若解其团结使党员各自任秘密运动。”党员皆赞成是议，而自解党。先是，十六年九月，立宪帝政党（政府党）解党。迨十八年五月，则九州改进党亦解党。其间独继续政党组织者有改进党而已。然《集会条例》之下组成政党，不必备党员名簿有籍可稽，反有碍于政党之发达。故大隈总理、河野副总理等皆脱于党籍，相誓曰无形之间协同戮力，乃废其政党之形式。

检束与反动

政府厉行《集会条例》使政党难以树立。十六年四月，改正《新闻纸条例》（明治八年所立）检束言论之自由。自由党有不怿政府施为者颇激昂，往往出于秘密过激之运动。十五年以后，福岛县令（知县）三岛通庸氏与县会冲突。议长河野广中氏及自由党员五十余人，以国事犯（公罪）被告护送至东京。翌年九月处禁狱数年。越后高田之自由党员欲暗杀大臣，被捕缚者二十有余名。自由党员星亨氏（后众议院议长、递信大臣）当河野氏受审问之时，于法庭辩护之。

十七年九月，星氏到新潟临东北七州，会以言论获罪投狱中。是月，自由党员在茨城县加波山暴举，遂被镇压，就缚者数十人，处死刑者数人。如此自由党之一分为变革党，谓与政府抗争以言论无效矣。自由者不可无以血购之。于是各地有暴动。大井宪太郎等数人，欲助朝鲜独立党而企图密航有妇女加其盟约者。惟改进党终始以言论为武器，以温和方法挑政府，图诉于中流常识以成就改革。

新制五爵

明治十七年七月，政府宣布《华族令》，分公、侯、伯、子、男五爵。旧华族则视门阀高下，文武诸官则视勋劳大小，各授以爵。伊藤、山县、黑田、西乡、井上、松方诸氏叙伯爵。其余新列于华族者不少，是为组成上院之准备。盖政府苦虑于牵制下院之策耳。此时维新元勋负一世重望者，如胜（安房）、大隈、板垣、后藤等诸氏以其在民间之故未接宠命，经数年始授伯爵。维新以后政府中枢有太政官，以太政大臣及左右大臣为其首脑。三条实美公为太政大臣。岩仓具视公为右大臣。皆属旧公卿。

内阁新官制

十六年，岩仓公薨，时势一变。政府以议会开设期近，谋统一施政。十八年十二月，废太政官，改设内阁，置内阁总理大臣及各省大臣。伯爵伊藤博文氏始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伯与井上馨氏，文久三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三年）犯国禁，出游英国，既归，与大隈氏等共翼赞维新之改革，皆若同功一体之人。先辈如木户、大久保等，相继而逝。大隈氏亦已降在民间。故伊藤伯在政府内部，独解欧美文明之政理协于时势，其识见能力独冠于内阁诸公，此其所以首任总理大臣也。

井上外相之改约

井上伯敏捷果敢，任外务大臣。改政约章之议久不得决，政府欲于开议会前改正之。十九年五月一日，外务省始开会议。是即日本外交官与诸外国公使之合同会议也。至翌年四月，开议凡三十六次。政府欲速改正约章，频鼓吹欧化主义。于是民人反动，有倡保存国粹之者。井上伯之改约稿有一项设外人会审之制，朝野非之。司法省法律顾问法国人波亚索那突氏上意见书内阁，痛论其予外人以裁判权之危险。是岁六月，农商务大臣子爵谷干城氏与内阁议不合，辞职。自是全国政客奋起集于东京，世论沸腾，遂阻止约章改正之议。九月井上伯罢外务大臣职。此时在野政客悟其倾轧之非，旧自由党与改进党之间稍有融和之情势。

大同团结

盖政府败于约章改正之议，损国家独立之威，乘机而风靡全国者，伯爵后藤象次郎氏之大同团结是也。后藤氏曩年劝告德川将军以大政奉还之议，明治之初，为参与，鞅掌国务；六年，辞职，与板垣氏等上书建言请立民选议院；十四年，尽力于自由党之创兴；二十年十月，不由板垣、大隈二氏之系统，而别有所图者也。

后藤氏之言曰：今之时不容兄弟反目，试观于大陆，俄国之西伯利铁路，不久将达满洲，蜿蜒万里，是实关于东洋之安危存亡，天下之志士，宜舍小异而取大同以作一大团结，用势力于将开之国会，使专制政府可一蹴倒之耳。当是时，自由党已解党，改进党缺首领，故士民多欢迎后藤氏之新图。改进党之一分，及旧自由党员等，皆相携而集于后藤伯麾下。保守派亦有加其团结者，于是势力甚大，包围政府，政府困矣。日本诸政党一时同其目的而联合运动者是其嚆矢。

三大事

于是，板垣氏及旧自由党员等以三大事为标榜。地方委员陆续上京建言于政府。三大事者，轻减地租以践政府之公约，改正约章以回复国权，及言论集会自由是也。土佐为自由党根据地，其委员上京者以片冈、林二氏为首。其余尚有数十人相踵而至东都。改约一败后，政客辐凑于东京，时作示威运动。

《保安条例》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政府宣布《保安条例》，即日施行。追逐论客壮士放之于都门三里之外。期三日，命退去者，凡五百七十人。星亨、林有造、中岛信行、尾崎行雄、中江笃介诸名士与焉。片冈建吉、西山志澄（后警视总监）等诸氏十余名抗辩被逮。星亨氏已退去，坐秘密出版系狱。此时旧自由党员由《保安条例》被罚最多矣。民党之包围攻击，为《保安条例》所摧折。

缓和策

然改约之议顿挫，而政府失威信于中外。外相之职无适任者，独改进党旧首领大隈氏胜之。大隈伯虽阳脱于改进党，而阴然尚为之首领。伯及改进党之态度处此变动之际，益严重整暇，无隙可乘。故改进党员被放逐者甚少（此时尾崎氏属大同团结）。盖改正约章之议为国家之问题，而非党派之问题。官民相争以此问题，非国家之利也。政府讲善后之策，二十一年二月，举大隈伯任外务大臣以缓舆论。新设枢密院，伊藤伯罢总理大臣任枢密院议长。农商务大臣伯爵黑田清隆氏升任总理大臣。

宪法发布

后藤伯倡大同团结，游说于东北各地，旧自由党员欢迎响应颇盛。六月，机关杂志发行，名曰“政论”，政府告发其违例，主干大石正已氏及记者数人处禁狱。此时，总理大臣黑田伯欲外改约章内开议会以成立宪政体，且网罗维新功臣。

二十二年纪元节，宣伊藤伯所编成之《帝国宪法》遂宣布。尽赦免公罪（国事犯）及言论罪诸囚。星、片冈、河野、大井等诸氏皆出狱。大隈伯已入阁，而板垣、后藤两伯亦窃忧官民之相轧将益甚于议会始开之前。是月二十二日，黑田伯举后藤伯入内阁任递信大臣。于是大同团结自分裂为大同俱乐部及大同协和会。而小党分立之势成，复如自由党解散（十七年）之后。

大隈外相之改约

外务大臣大隈伯，承井上伯失败之迹，知合同会议之不利，取国别商议之法，而逐次定改约诸要目，一面则厉行现约使外人识改正之要。惟诸党派谓改约成功适足增改进党之势力，乃日伺其间隙。四月，《伦敦泰晤士报》论大隈改约案较井上案尤进步，其中有一目约以法官任外人。新闻《日本》首论其非。保守派如谷子等，不怿外人之杂居内地。大同派旧自由党等和之。皆曰大隈案亦非令日本与外国能立对等地位者。世论沸腾而政府内部亦遂动摇。惟改进党及独立政治家赞成大隈案之断行者谓日本求改约，由内而数破毁之，恐失信于国交。然政治界多数之意思则以是论为不然。大隈伯排众难，力图成新约。而在野各派联合示威运动激昂至不可制。

十月十八日大隈伯由内阁会议退出，抵外务省门，福冈玄洋社员来岛恒喜投爆裂弹即自杀。大隈伯负重伤失其右足。于是黑田内阁副署于《宪法》宣布之诏敕者，虽图改约不能成其功，未至召集议会而瓦解焉。后继内阁一时未成。内大臣三条实美公奉命暂居总理职。十二月，内务大臣山县有朋伯升任总理大臣。其内阁始临于议会，人谓之第一山县内阁。

第五章 议会后之政党

第一次选举

明治二十三年七月一日，行众议院议员第一次总选举。东邦有宪法政治，实始乎此。此时据《选举法》得投票权者四十六万人，比诸人口四千二百万人稍逾其百分之一而已。民众尚多不知进求参政权。惟少数有学识者组成政党，作为舆论运动于政治而已。故如投票权分布之广狭，无与民众之欣戚也。《宪法》实施之初行选举者多慎重其运动，较之后年反为平静。而投票亦出于清洁之精神。但各政党莫不期与政府奋争，而其所疑者在政府能守《宪法》精神否，或能举责任内阁之实与否。

政派形势

自由党解散，而改进党孤立。大同团结分裂，而大同俱乐部尚为自由、保守二派所混成。旧自由党员等欲分离独立。大同协和会则遂袭其往时标号称，再兴自由党板垣伯图大同俱乐部二派之融和。二十二年十一月，临其大阪大会，欲使其与再兴自由党相合同而不成。翌年一月，伯乃自起而组成爱国公党，一时与大同俱乐部及再兴自由党成鼎立之势。此时九州主进步者，有九州同志会。其余吏党及主保守者亦有非政党之团体。如此小党分立之间，总选举自行焉。

第一议会

设令此形势径入第一议会，则政府裁制议会极易易耳。然各党既欲与政府竞争，不能不图民党之合同。九州同志会先周旋于民党各派之间图联合其主进步者，以当保守、政府二党。然政府禁政党联合，遂不能行。于是有企划解各党各派以作一大政党。八月，九州同志会、大同、自由及爱国四派合同而组成立宪自由党，惟改进党不加于此合同。已经总选举出议员四十余名，其一致之坚于议会自为有力团体。此等议员与立宪自由党相约按问题而互相提携，以当政府。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议会召集之际，二党议员占最多数（一百七十余名）。此时伊藤伯任贵族院议长。自由党之中岛信行氏选为众议院议长。

第一议会（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二十四年三月八日）之时，山县内阁受民党攻击颇窘穷。预算之议让步削减至六百五十余万圆，且誓约次年度整理政务，节减经费，实行改革，方得通过于议会。二十四年五月，山县总理大臣辞职，松方内阁始成。子爵品川弥二郎氏为内务大臣，盖松方内阁中最重要之人也。

是岁三月，立宪自由党改称自由党，推板垣伯为总理。自由、改进二党在第一议会之情势虽至闭会后尚继续，共为反对政府党。嗣有大隈、板垣两首领之会见，更开民党大恳亲会，于是两党举其联合之实。政府不欲让步，反拟与民党决战击摧之。观其在第二议会前之行为，及提付议会之诸案，可以知矣。盖第一议会与政府交绥结其局者，因山县内阁誓约期次会整理政务，节减政费也。山县内阁虽解其任，而松方内阁亦同为藩阀系统。且品川内务大臣明属于山县派而居重要之职。

由民党观之，新内阁宜践行前内阁之誓约。然松方内阁已定方针不欲让步于民党。如第一议会削减所赢之剩余金政府支出其数百万圆，以充救助岐阜、爱知二县震灾之费。此支费虽为紧急支出，然关永久土工者非无余日可以咨于议会，而政府支出之于开会之前，谓是属于政府之特权。其提付议会之案，尽用前会所赢得之剩余金以充新事业之费，而拒斥民党休养民力之要求。于是政府与议会之冲突竟不可免也。

第二议会之解散

形势至此，民党愤激。第二议会（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开会，自由、改进两党联合制议院多数，悉否决政府重要议案，且责岐阜、爱知二县震灾救助费之临时支出。政府即令众议院解散。

选举干涉

自是，品川内务大臣与次官白根专一氏，密命地方官谋利用政府一切机关干涉选举运动，因摧折民党之势，使政府党得于议院占多数。其影响显露于选举之际，有以钱购投票者所费不赀，有以暴行胁迫令选举人不能行其意志者，警察官实嗾之。官吏、银行员、商社员及商工家苟有缘于政府者，咸不得任意行其投票权。横暴相害，良民遂失投票之自由。全国骚然，民心忷忷。高知、佐贺二县为民党之本据。是二县及北陆诸县，白昼有执铳剑而横行者，死伤甚多。然民党虽逢艰难，而总选举之后尚占多数，不异于前次议会。

选举之恶弊

选举费多金盛张飨宴，始作俑者实在政府之干涉。盖第一次选举时虽用暴力，然需费极少。第二次选举时，散布钱财不知其所出。自是之后，弊风至今不熄，而逐次益甚，可谓干涉之余毒。行政官皆干涉选举。警察官不保护投票之安宁，反嗾使暴徒，被害者至无可告诉，求拥护权利而不可得。时，裁判之独立，盖亦危矣。

儿岛大审院长之公明

大审院长儿岛惟谦氏密训寮属谓司法官保信与否在此危机，只宜察事之是非，下以公明之判定，如民吏二党之别不可置之于眼中。儿岛氏盖廉明者，判官中虽有平允之吏，而识量又不足以副之。政府之机关可为人民信赖者，于此时仅有司法部而已。其令法衙能神圣公明者，因法官中有诚意任其责之人耳。

第三议会

政府干涉选举，物论哗然。元老在阁外者亦不喜之。政府令内务大臣品川子罢职，而枢密院副议长伯爵副岛种臣氏袭其后，以缓民心。第三议会（二十五年五月六日至六月十四日）问选举干涉之责促政府处决，使其决议之案得通过。副岛伯欲使政府与议会调和，然与内阁诸员议不相合，遂辞职。会已闭后，农商务大臣河野敏镰氏暂袭其后，而内阁不能统一。八月八日，举阁员皆辞职，于是第二次伊藤内阁代之。山县、黑田、井上、大山等诸元老列于阁中。陆奥宗光氏任外务大臣。

国民协会

第三议会之后，政党界气象一新。议员由前内阁庇护，得当选者结成国民协会，声言国家主义，以国权之伸长，军备之扩张为其纲领。推西乡伯及品川子为首领。时自由、改进二党之联合尚依旧。

同盟俱乐部

别有议员特立反对政府者，组成同盟俱乐部，虽少数，主持颇坚，称民党别动队。

第四议会

第四议会（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二十六年三月三日）与政府互执其见，似前议会。众议院求一扫政府积弊。议院虽认知军舰制造费之必要，然以政府之国防计图，出于不确之方针，卒削除其全项。政府预算案岁出凡八千三百七十五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圆有奇。议会求削减八百七十一万八千二百七十二圆。政府不允。于是众议院休会，促政府反省，次则提以上奏案。政府命停会十五日。迨再开会，议会即决定上奏案而复休会。此时政府所出之道，非解散议院，则当自处决而让其责耳。然政府知解散终不足使政府党得多数，而不欲引退辞职。

大诏焕发

二月十日，大诏焕发局面一变。第四议会遂得平和终局。大诏曰：“自今六年之间，节内廷之费每岁三十万圆给付政府。文武官僚亦宜于六年中捐十一之俸以补战舰之费。内阁与议会各为立宪机关，宜互慎权域，和衷以辅翼国家之大事。”于是众议院要求政府公约政务之整理，经费之节减，期次会而行之，且按政府能同意之程度，而审查预算案，遂决定之。

第五议会

第五议会（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三十日）之时，党派形势一变。自由党领袖星亨氏选为众议院议长。以股券卖买公处之议有丑闻，众议院劝其辞职，遂除其议员名，自是自由党分裂为星派及非星派。自由党于前次议会与改进党及同盟俱乐部同步调，迨此次则不喜与改进党同行，而渐有接近政府之征候。前议会已闭后，国民协会公然翻其旗帜而反对伊藤内阁。伊藤内阁欲改正约章而不厉行现约。改进党、同盟俱乐部及国民协会等合同抗政府。第五议会停会二次，卒解散。

第六议会

明治二十七年三月一日，行临时总选举。政府训谕各地方长官曰：选举可勒制，不可有干涉偏颇之行。然竞争剧烈，其热达最高之度。第六议会（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二日）开院之前数日，同盟俱乐部与同志俱乐部联合而组成立宪革新党，以对外强硬为主义，期责任内阁之遂成而反对政府。改进党及国民协会同其步调。其间自由党（议员百二十人）虽变其态度，然反对政府党尚占多数。第六议会经十八日复见解散。日本宪政以此时为变化甚急之期。

战时之议会

第六议会已解散后，七月二十五日，日、清二国以朝鲜之故开战端。八月二十七日，有《日英改正约章》之公布，是为对等约章之嚆矢。而维新以来之宿题，始得解决焉。九月一日，总选举之际，举国热中于战争，无遑他事而投票遂得平稳。第一议会以来政党与政府争阋，以政弊刷新，经费节减，责任内阁对外强硬等为纲领。议院解散凡三次，卒无和衷协同之道。

第七议会（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临时召集于广岛。以御外侮故议员尽变其度。临时军事费一亿五千万圆，两院无一人异议者，仅四日决定全案。第八议会（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亦在战时，故各政党自制避冲突，无事而终其局。

政府与自由党之提携

此时伊藤内阁陆奥氏任外务大臣。明治十年，陆奥氏与土佐人士相谋，欲乘西南战役之虚成就政府之变革。事露，陆奥氏下狱五年，已得特赦，后在东京隐助自由党，与板垣氏等亲交，其后历游欧洲，任驻扎美国公使，二十三年入内阁，任农商务大臣，终列第二次伊藤内阁为外务大臣，而挥其奇才。当日清战役之难局，能举其与《列国改正约章》之功绩，辅伊藤伯与李鸿章议定《马关约章》，而结战局（但逢三国干涉而更有让步）。

圣旨赏其功劳叙伯爵。彼知政党不能执实权者之无能为，而知政府临议会不能无视政党。此时自由党已脱于民党之联合，其反对政府与否固任其所欲。陆奥氏利其与自由党员有亲交，乃劝诱使其与政府相提携。二十八年十一月，自由党公然宣明其与伊藤内阁之提携。其间国民协会亦再为政府党。第九议会（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之时，改进党、革进党等反对政府者不能敌政府党。政府党之占多数于议院实始乎此。

进步党

于是反对政府党知不足以当政府党，尽解散各派，并以独立议员之一分而大合同之，三月一日称进步党，发表其政纲。

政府与进步党之提携

伊藤内阁与自由党相提携，而第九议会莫不如其意，故已闭会后举自由党总理板垣伯授以内务大臣之职。先是，上年八月，大藏大臣松方伯与伊藤总理议不合，挂冠去。二十九年五月，陆奥伯因疾辞职。伊藤内阁基址颇薄弱。加以财政之困难，外交之失败（因三国干涉），使民心渐厌伊藤内阁。于是朝野之间，有热望财政外交之刷新者，皆曰：宜以松方伯任大藏大臣，以大隈伯任外务大臣。

二十九年九月，伊藤内阁瓦解，而有松、隈联合内阁之树立。松方伯任内阁总理兼大藏大臣。大隈伯任外务大臣。松方总理召集地方官有所训示，略云人民由宪法所享有之权利自由，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者宜尊重之，以巩固其保卫。政务主简捷，去其繁文，广举才能，而矫正情弊，是为须要。大隈伯以进步党首领而入内阁。且松方总理之宣言已如此。进步党即宣明是内阁之方针与其党之主义无大差，而自为政府党。于是与自由党主客易位。

第十议会

第十议会（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之时，自由党议员之数虽尚胜于进步党，而国民协会亦讴歌于松隈内阁。故政府能制多数于议会。大隈伯临议会之初劈头挥其雄辩演说外交之方针，颇使人注意焉。其大要曰：“外交之事不可不大其规模，不可不一定其方针，而永为国策。即使内阁更迭而外交之事常得继续。又不可不令密合于《国际法》之要义，以正理公道为基础，而得同情于世界。”此时《新闻纸条例》改正，始废发行停止之例。是为言论自由之新纪元，而后人永享是内阁之遗惠。松方总理及政府理财家觉改正币制之要，乃改银币制度，易以金币本位，而议会赞成其案，遂决定之。

第十一议会之解散

闭会后政府改正官制之一分，而擢用人材。惟内阁除大隈伯外无一政党员加其列者。其最多者为萨藩士，不热诚于宪政之施设。进步党觖觖，尤忧政务及财务之刷新不能实行以践公约，愤慨之，于是藩阀与政党在政府内部隐然竞争势力。三十年十一月六日，大隈伯终辞职。进步党员就官职者皆辞去。政府更欲引自由党以保其位置，然自由党决计反对政府。此时国民协会亦宣言其反对政府之旨意。第十一议会（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之劈头三派联合提《不信任内阁之案》，即日有解散之命。而松方内阁亦瓦解。盖政府不待总选举而知其制多数于议会之难，自觉其增税计图之不易遂行也。

第三次伊藤内阁新成立，井上伯任大藏大臣。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行临时总选举，国民协会减其议员之数，自由、进步二党则与前次无大差。伊藤总理与大隈、板垣二伯相会见，求其一党之持携而不得焉。

第十二议会

第十二议会（三十一年五月十四日至六月十日）主要之问题，在外交及增税二案。进步党捉外交要目提以上奏案。而自由党及国民协会不赞同，遂使不得通过。政府所提之增税案则自由、进步二党反对之。停会三日后以大多数否决之。议院即解散。

第十二议会之解散，颇刺激在野党。未经旬日，进步、自由二党各议决解党，相合而新组成一政党称宪政党。六月二十二日，举行其结党式，大隈、板垣两首领公然加名于党籍，而有破竹之势。此时，伊藤侯提议曰：不若组成政府党，与宪政党对峙，诸元老非之而不遂行。二十五日，伊藤侯捧辞表且奏荐大隈、板垣二伯为其后继。奏荐以政党首领者为从来未有之例。盖元老中无一人欲进充重责者，又无助成后继内阁者。故伊藤侯与大隈、板垣两首领相会见，告曰辅弼重任但可让授之于二君而已，请二君受内阁全部而燮理之。

宪政党内阁

二十七日，有大命，使大隈、板垣二伯组成新内阁。大隈伯任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板垣伯任内务大臣。其余阁员除海军大臣西乡侯（萨摩）、陆军大臣桂太郎子（长州）外，皆用政党员。大石正已氏任农商务大臣。尾峙行雄氏任文部。大东义彻氏任司法（以上旧进步党）。松田正久氏任大藏。林有造氏任递信（以上旧自由党）。如此政党内阁成于平稳之间者，因伊藤、大隈、板垣三老授受政权协于《宪法》之旨也。人或谓伊藤侯当是时之位置略似胜安芳氏在幕末之衷情。

新内阁欲整理政务，以板垣内务大臣为整理委员长，改革官制，减官吏四千五百二十二人，节约俸给七十四万二千五百七十圆余。八月十日行临时总选举，先时有紧急敕令之发布严勒制选举，而期前代议士之再选，选举又得静稳，而众议院为政府党所充满，其反对党则仅有国民协会二十名无所属二十名而已。宪政党之成立为日尚浅，结合未坚，忽负大任，目前无大敌之可御，总选举已毕，言责未尽而旧二派（进步与自由）生内讧。各派政客不得职位者不平之。内阁以二派争分职遂失其统一。时星亨氏归自美国，而二脉论其宜任外务大臣与否颇为喧嚣。文部大臣尾崎行雄氏演说于帝国教育会，以一语招物议而旧自由派与保守派攻击之。

十月二十七日，尾崎氏辞职，而犬养毅氏（进步派）任文部大臣。旧自由派益愤懑。二十九日，自由派不待旧进步派之同意而解宪政党，除进步派而更组成宪政党。诸大臣属旧自由派者呈辞表。三十一日，首相大隈伯以下诸大臣属旧进步派者亦皆呈辞表，而宪政党内阁全解焉。十一月三日，旧进步派更组成宪政本党，与宪政党相对峙。

政府与政党

《宪法》施行之初，政府无视政党，而苦于议会。虽敢出于选举干涉等之非行，然无效遂让步与在野政党相提携。时势渐变，有二大政党之合同，组成内阁。然训练未足，而自招瓦解。于是藩阀之元老，在野之政客，皆知国政非提携不可料理焉。

第六章 议会后之政党

政府与宪政党之提携

宪政党内阁之瓦解在伊藤侯漫游清国之际，故大命使山县侯组成后继内阁，此为第二次山县内阁。其主干者用萨、长二州人，不复关系于政党。宪政党即与之约提携。宪政本党则视为反于宪政之旨而议决其反对之意。

第十三议会

第十三议会（三十一年十二月三日至三十二年三月九日）之时，政府所提议案多袭大隈内阁。且山县侯与宪政党相提携，故诸案得通过者颇多，其中尤重要者在《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之改正。试举其改正之要点：第一、被选举人资格废其关于财产之制限；第二、选举人资格低减其纳税之数；第三、改小选举区之制，除市区外以一府县为一选举区。大选举区之制利与害不能无疑焉。惟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宽其制限，使人口每五十人有选举人一员，每十万人出代议士一员，向之视选举为义务不为权利者至是可谓一大进步矣。

《保安条例》之废止，亦为是议会之功绩。《增征地租案》宪政本党驳之，宪政党则修正之。其所生之缺坎补以铁路运货钱及邮便税之增加，而帮助政府计图。盖山县内阁，虽疏于政党，欲制多数于议会，常尽力笼罩宪政党。宪政党亦自觉是内阁之非亲友，而欲利用政权以扩张其势力，乃姑相结托焉耳。内阁不欲政党员入政府以分政权，乃宣布文官任用令及分限令。规定曰：凡敕任官非一经其在敕任官或高等官三等之上则不允其任用。但亲任官及特别任用之诸官不据此例。是所以拒斥政党员就官职之要望也。政府既杜塞政党员登进之门非别啖以利，则不足令政党为之用。于是有特允放卖山林者有密赏以金钱者，政党风纪坏败益甚。

第十四议会

第十四议会（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政党各派之情势与前议会无大差。惟国民协会组成帝国党。虽为政府党，其党势不甚振而未足恃也。宪政党视不满政府举措，绝提携，劝伊藤侯使加入其党。

立宪政友会

伊藤侯既知政党之不可缺于宪政而有作政党之意，然欲匡正政党从来之弊而不肯入于已有之政党，九月十五日，自结成立宪政友会。于是宪政党解其团结，举全数加入于政友会。板垣伯隐退，暗助是会之成立焉。伊藤、大隈两氏久分于朝野之间而竞争其势力，迨是时各为在野大政党之首领而并立焉。立宪政友会之纲领以伊藤侯之意见为之基础，不认政党内阁之旨，遂宣言曰：阁臣任免属于元首之大权，或简拔政党员，或采之于政党之外可也。比来政党之言动直欲举国务以殉其党派，是不适合于日本宪法之原则，故树立一政党以示模范。伊藤侯以国家元老久受宠遇，今乃有此举。是为政治界之新显象，耸动朝野耳目。

政友会内阁

政友会由旧自由党全数及伊藤侯亲抚之一派而成。其势力出于宪政本党之右。山县内阁于是瓦解。大命使伊藤侯组成新内阁。政友会始成，未出旬日，而有是大命。伊藤侯虽逡巡踌躇亦不得辞让。十月十九日，组成第四次伊藤内阁。其阁员非立宪政友会员者仅三人，陆军大臣桂太郎、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是也。其余尝为政府官僚现属政友会者，三人：大藏大臣渡边国武、内务大臣末松谦澄、司法大臣金子坚太郎。本属于旧自由党者，三人：文部大臣松田正久、农商务大臣林有造、递信大臣星享。

此内阁之成立，基于政友会之主义；其败也，亦以内部薄弱复蹈宪政党内阁之辙。盖赖君主信任为宰相于专制政府者易。以政党之首领统理立宪内阁者难。君主一人，政党多数，得信任于一人与得多数信赖自不同也。率政党者，苟从徒唯唯于党中之论，则反为党员所制。伊藤侯训练党员，欲令无是患。然政友会之组成为日尚浅，而党中有旧自由派与亲抚派之别互相倾轧，其收效卒不如预期焉。

第十五议会

第十五议会（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之时，政友会制多数于众议院《增税案》得通过，然贵族院敌视之。盖伊藤侯尝居首相之职兼摄宫相，当第一议会之时，任贵族院议长，其经历及声望在贵族院为重，及时势推移乃渐接近于在野政客为政友会首领制多数于众议院，遂失贵族院之信望也。此时贵族院之势力归于山县侯所抚育之官僚。

迨《增税案》通过于众议院山县派主倡反对贵族院否决之。停会二次，先有敕谕令反思乃渐得协赞。然国税在三十四年度能增收之数仅七万圆，不可以实行预算通过议会之全计图。大藏大臣渡边国武氏，鉴于经济界之情势，以募公债为不可，但谓宜稽延诸种事业。渡边氏尝奉职于大藏省，经历颇富，在第二次伊藤内阁为藏相，有功于日清交战之际，伊藤侯之起政友会渡边氏亦与有力焉。

然政友会内阁之已成，渡边氏与他大臣不相融洽，及其主张事业稽延咸反对之。伊藤侯不能调和其间，五月五日，自捧辞表。政友会内阁仅半岁有余而瓦解。又宪政党内阁之续也。政友会之西园寺侯承旨而为临时总理大臣，于是有元老会议。井上伯欲组成新内阁不就。六月二日，陆军大将子爵桂太郎氏任总理大臣而组成新内阁。诸大臣属山县派者多。然无一人元老。山县侯护之，怀抚贵族院，更得伊藤侯之援政友会不反抗，于是桂内阁之基渐巩。

第十六议会

第十六议会（三十四年十二月十日至三十五年三月九日）之时，政府与政友会相让歩而妥定预算案。二月十二日，政府发表《日英联盟约章》。此联盟为日英二国民多年所愿望，故其成约为外交之伟功，能令内阁坚实，可谓幸矣。

第十七议会

第十六议会已闭后，众议院议员任满改选。改选据《新选举法》，始用大选举区单记无记名投票之例，议员之得终任以是为始。总选举之际各党派望《选举法》制裁之厉行。政府亦训谕地方官令无碍于选举之公正自由。故通国投票略得平稳。惟有以贿赂嫌疑被抅引（捉拿）者，盖无记名单记投票不足以除选举之弊害也。

第十七议会未开之前，桂内阁先定筹划临议会，其主要者在海军之第三期扩张，以增征地租之继续为其财源。政反会固不怿地租之增征。而桂内阁总理与伊藤政友会总理商议不决。十二月二日，伊藤、大隈二伯相会见。大隈伯察伊藤侯殉政党之志而深表同情，乃相联合而反对政府。

解散

第十七议会既开，政府明言除地租外更无财源之可求。在野党则谓地租之外有求资之道。停会二次，而议院遂解散。总选举之后政友、宪政二党合得议员三百名。设令桂内阁坚守其《增征地租案》，则议院不免再解散。然政府所需者在扩张海军而已。

第十八议会（三十六年五月十二日至六月五日）之开，内阁不复固执其《增征地租案》，与伊藤侯协商。而政友会与政府交让使重要问题得解决。政府即撤弃地租案，一面整理政务，节减经费，一面移铁路扩充之资，用之于海军扩张。其张路资更拟据公债支办。伊藤侯立政府之要地。二十年，势望尤隆。其为政友会首领虽或有所便于政府，亦多有以慑之焉。

伊藤侯脱政友会

侯入则为藩阀之元勋，出则为在野党之首领。政府穷于待遇，欲拟之于板垣、大隈二伯，而侯则已有倦心矣。觉政党之操纵，不如颐使官僚之易，迨议会已闭后，偶有优诏使侯为枢密院议长，侯即乘机脱政党，委西园寺侯（枢密院议长）以政友会总理之职。七月十三日，互代其任。

对俄问题

当是时，俄国不践约撤兵于满洲，示永久占领之势。交涉起于日俄之间，其议延及于朝鲜半岛。日本政府径向俄国而求妥商，亘数月而不得归决。民众渐愤慨其外交之缓慢。主倡开战者结成对俄同志会。议论壮烈。宪政本党以政府为无果决断之意。

第十九议会之解散

第十九议会（三十六年十二月十日）之际，政友会亦赞同于他派颇强锐，欲以外交要端与政府相争。议会已开，众议院议长河野广中氏（宪政本党）自草开院式敕语奉答文，不顾惯例诘内阁之设施插以弹劾之意。开会仅二日，而忽解散。明治三十七年二月九日，日俄开战，日本人民举国为政府后援。三月十日，总选举平稳。盖人心倾注于外而不争竞于选举也。选举已毕，党派形势亦无大差。政友会百十六名，宪政本党八十名，帝国党十六名，复兴自由党十五名，中立派七十六名也。

战时之议会

第二十议会（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至三十日）之时，各政党咸期战无遗算速，决定临时军事费三亿八千万圆。

第二十一议会（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翌年二月二十八日）在酣战之际，各政党和衷协同速决定三十八年度预算二亿一千百余万圆及军事费七亿八千万圆。是为日本议会及政党之特色。其爱国之精神足以夸耀于中外。独惜举国一致之语全阻绝其自由讨究之道。立法部亦有故纵行政部枉法之事，是又其弊之不可掩者也。

第二十二议会

明治三十八年九月，准定《玻梓吗斯平和约章》。桂内阁虽召集第二十二议会（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翌年三月二十八日），然外交退让失民心遂去其职。西园寺侯被推为后继内阁总理。盖政友会自开战之后立于伊藤、山县二侯之间援助桂内阁之外交策，故西园寺侯遂受其报酬耳。

内阁更迭

三十九年一月七日，西园寺内阁始成。其属政友会者除首相外有内相原敬、法相松田正久二人而已。其余则皆代表官僚政府。政友会与宪政本党当桂内阁之时互相提携。迨西园寺内阁成立，二党分途。政友会则混和以山县、伊藤二派而为政府党。宪政本党（进步党）则自为反对政府党。西园寺内阁所以能成者不仅赖诸元老及官僚派之援助，又因其外有强大之反对党有所惕厉也。

第七章 日本政党之将来

政党沿革

第一期

上所述日本政党之沿革可合四期。第一期起自明治七年，板垣、副岛、后藤、江藤诸氏建言欲兴民选议院之时，以十四年大隈氏脱离政府之际为止。此时政党虽未经组成，而自有其起原。板垣氏实为其党首。明治十四年，诏下，欲期二十三年开国会。于是伊藤氏及他官僚承旨编修《宪法》，民众中有自由、改进二党之结成。

第二期

然政府抑制严，故自由党一时散解。迨议会将开之前，再兴而成民党联合之基础，是为第二期。

第三期

第三期则在明治二十三年开国会之后。此时自由、改进二党联合为民党以反对政府而相冲突。政府极力防拒之，或令议院解散，或干涉选举，威吓备至，而反对党常占议会之多数以穷政府。日、清交战之后形势一变。政府觉政党之不可压。政党亦知其敌视政府之不利。自由党先与政府提携，次则进步党致款于政府。然皆蹉跌，于是二党合同而组成政党内阁。内部不谐政党内阁瓦解。是可知无党之内阁固难安立，而政党内阁未达其成熟之时亦无效也。

第四期

第四期起自明治三十一年政党内阁瓦解，第二次山县内阁组成之际。政府与政党交让相融以经理国政。然其终局如何未易知矣。政友会内阁亦为政党内阁。不待外受攻击而自颠倒，虽足以证明政党内阁时机之未熟，然政党内阁蹉跌二次亦自为其成功之阶梯耳。盖进步、自由二党不全融合而作宪政党内阁，其状宛如二首二体之动物。那翁曰：军有劣将一人，胜其有良将二人。

向者，宪政党内阁之失败非无因也。至立宪政友会则自由派与伊藤侯亲抚派互有轧轹。其首虽一，而肢体有异其利害感情者，亦非完全之一体。内阁之瓦解固当然耳。然则政党内阁果无望乎，是又不然，盖联立内阁之弱点既表暴于世，即证明政党联合之不可以久，且内阁之赖其联合者尤不足以自存也，后之人其鉴焉。

政党离合

由理论而言之，政党不必止于二派，视问题不同则自分数派。故联合内阁者反易代表舆论焉。然英美二国经验于政党最久。据其自然之趋势，恒有二大政党相对立。其余虽有小政党，不足以生存。若在欧洲大陆，则小党分立其势力甚为薄弱。设有二大政党逢政治或群会之大问题，使形势一变则大政党自分裂。其断片或暂为特立，或与反对党联合而组成联立内阁。如是者不若融和大政党所作内阁之易统一且持久也。

日本之政党

日本政党将渐为二大派，因其实验以明是理耳。日本政党之特色，概在稳和渐进主义。虽有保守党而无极端守旧顽固之党。虽有进步党，而无极端急进派、过激党或变革党。初时自由党虽类似变革党，迨议会已开后，则其征候消灭焉。进步党于外交及责任内阁之议稍若急进，然以持重为常。政友会于内治外交以稳和渐进为主义。

国民协会一时介立于二大政党之间。制权衡于议会，遂变成帝国党。帝国党虽为保守党，然其外交之方针主张国威，常倡军备整理之论。至其论内政则较政友会稍有守旧之情而已。是党势力甚微。盖日本未尝有图分立割据者，国民之统一尤完全，苟在斯国而称国民协会复称帝国党实不免其名目之无意义。他年使群会形势一变，或有劳动党或社会党之发生。苟不然则日本政党后来之情势，将略无异于今。

日本政党初期创建，其民众未曾梦想之政体，而倡说权利自由，高揭旗帜以启发国民奋勇健斗，以肉搏于专制之城垒。此活动起于短时之间，而民众未经训练，未能编成大军张正正堂堂之阵以迫于敌之牙营，仅用奇策突贯驱敌以夺其垒砦，一时收握政权者可谓大成功矣。其间虽多出牺牲而不能永持守，国民同情为其后援者根柢不甚深，而守旧党之反动数致其党势之挫折。

然隐匡正专制之恶弊促进政治之改善者，以政党之功为最多。若明治六、七年无政党萌芽，十四年以后尚无政党活动，则二十三年宪政之施行亦未易望焉，宪政未成专制尚行则吏人放恣。无以抑遏，政务涩滞，而官民自隔绝，阶级思想阻塞文化则国势不得进也。一旦遭遇外难，举国一致以收其伟攻，亦不可得焉。

今时所见政党之不振，议会之缺陷，政界之糜烂，守旧派之反动等，虽可慨叹，然非无匡救之道。若乘其愤慨而蔑视宪政之效用，及政党之特长，或回忆专制之利者，固为顽冥之见，不可不斥之。夫无政党则国会不能活动，无由尽宪政之效用。故苟有宪政，不可不求政党之发畅。政党之急务第一在熏育国民，令通于政治而予政党以刚健之后援；在扩张选举权以廓大舆论之范域，使政党基址得以深广；在常训练选举区民，令敏速领会时务之得失，临时行选举之际自能判识候补之适否。第二在勉以促内政之改良刷新而期群会之进步。

若外交之要端，多属于秘密，在野党所不易明悉而政府所专长，政党以之当政府非得策也。盖外交之务不可无一定国策。至其实行之法则有次序，缓急必视时，刚柔惟权宜，若当局者受制于民众一时之舆论，则反恐其误国家百年之长计。日本人民于外交一端，不信政党而专赖政府，可谓真理自存其中。

政争之题目

自今之后政党欲与政府相争，宜取内治要端而勿取外交要端。苟熏育民众关政治之知识，则必有同情者赞成政党之主义纲领。多众人民原不能尽有领会，惟政党施以训练坚忍努力，始得其同情之赞助，于是少数识者之卓见化为群会多数之舆论也。日本群会及经济之情形须活动之精神者甚多。然中央行政权极强大，常干涉诸事，抑遏人民自治之气象，阻害宪政之发畅。苟求其改善，则不忧其题目之乏耳。

教育之制，无宗教杂其中，而学政易于主持，西邦不见其例。然中央集权之弊使教育无精神，徒泥于形式而缺灵活，不足以养成国民有为之性格。苟图其匡救则可以为舆论之题目。群会之发畅使贫富悬隔，工业之进步致资财兼并，疾其弊者不可无计其匀和。其余如地方问题，必待识者之解答亦不少。政党苟注意于是等诸端，则民众赖政党而解决之。于是国人崇政党之新风气沛然自蔚起焉。

日本政党史为日本宪法史

日本政党史，舆论先起于朝野之间而促《宪法》之宣布。政党已生，虽众民尚未知要求参政，而党员能制多数于议会以挫行政专制之威力，是较英国初生之政党殊多价值。盖英国政党之兴起在议会开始阅数百年之后。而其议会于未有政党之前，能为国家枢要之机关，已有伟大之效力。日本则不然，先有政党而后生议会，其政党即产生议会之原动力也。夫英国议会为产政党之一原由。而日本政党则反为产议会之大原由。英国议会当其无政党之时，夙为有效有力之机关。

日本议会以政党为首脑，倘使其无政友、进步二大党，则必见其无活动无生命焉。如政党内阁初度蹉跌，适足以增其戒心，以求国民之信赖以期功于后年，亦可谓千里自跬步矣。惟政党之行动，往往有欲达其目的而枉尺以图之者，是其一弊。然政党能为日本宪政之母者，其功绩亦大矣。政党苟欲尽其将来之务，不可不启发国民之知识以借其后援。果努力于是点，则收功于永远之间而受国民之感谢必矣。日本之政党任重而道远，忠实于宪政者，可不冀望政党之发畅整备哉。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法制史略

绪言

开国

安政元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美国提督柏理航至日本，与德川幕府缔结假约章开通商贸易之绪端，是在距今半世纪之前。当时幕府政纲渐弛。议王政复兴者日炽。大势岌岌，对庆应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幕府遂奉还大政。于是政治实权久被武家掌握者复归朝廷。

明治维新

嗣有全废封建制度之举，确立政权统一之基。是即明治维新之大改革也。明治政府以开国进前为旨，泛采欧美诸邦之文化，锐意革新诸制度。其拮据经营之效能使《宪法》、《民法》、《商法》及他法典皆宣布实行。而立法、行政、司法之诸制度莫不完备焉。如此虽属最近三十有余年之事迹，而能咀嚼欧美诸邦之法制以与之同化者，亦多赖日本固有文化之助。是可知其源于历史者远矣。苟欲明知法制近时之发达，先须绎究其古时之沿革。

国体

叙日本法制之沿革，不可不知其国体之为何。自神武天皇即位之元年至明治三十七年，阅年已二千五百六十四。其间非无治乱盛衰，而终始一贯不渝者在其国体。日本自太古统治以万世一系之天皇。皇家未尝称氏姓是为万国无比之例。政治实权虽有时移归臣下，亦皆承君主之委任而行其政耳。如文武官之任免，及重要之国务，必奏闻朝廷，请敕旨而奉行之。可知君臣之分未尝见其紊乱。

征之史籍，历世君主以民之父母为心。故国民尊崇皇室以忠节殉国为其本分，亦非偶然也。明治二十三年实施《宪法》，而创成立宪政体者，固非改易其世袭君主政体之基址。惟睿明天子深察时势，按维新之大计而钦定其行用统治权之规准耳。故此空前之大改革得行于太和仁蔼之间而国体晏然也。嗣后发畅益健宁，国势益振。

沿革分期

日本法制之沿革可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期为固有法时代。第二期为继受中国法时代。第三期为继受欧美法时代。

第一期 固有法时代

族制时代

神代制度虽散见于古书，然事属于肇国之前未易精知。

自神武天皇至第三十六世孝德天皇之朝，凡一千三百有余年，以祭祀国祖为主要之务。多数氏族分门地高卑，世袭文武官职。族长以无限之权力临其部族。君主统帅诸族长而组成政府以统治国家。此为日本民族固有之法制。后世称此时代曰族制时代。

惯习法时代

此时代之制度虽不可知其详，至其文化则发畅已著。农耕之业最盛行而有私领土地之制。自租税地制以至财政、军务等，其法皆略备焉。交通朝鲜、中国后儒教传入日本，而工艺技术之输进者亦多。于是国民生活之情形渐变易，而不文法之进步以著。

至第二十九世钦明天皇之朝佛教传入日本（西历五百五十二年）。上流之士一变其思想。于是国家制度遂驯至而为大改革之机。第三十三世推古天皇之朝始用文字制定法律。自建国之初至是凡一千二百六十有余年，此为惯习法之时代。

豪族专横

第一期之法制只简约而适于国情。然世袭官职之制多弊。虽有人材不得登用，政务致以不通。军职专归于有力之氏族，而助其专横。力微者不能用兵而日以益弱。势力既失其权衡，而政务自缺其统一。此时土地兼并之弊亦渐炽，贫富甚悬隔焉。人智已工，邻邦通交益繁，而国不能安于旧时之陋习。中外情势日促改革而不可抑止。于是一转而遂移入第二期耳。

第二期 继受中国法时代

第二期之小分

自神武纪元一千二百年代之末至明治维新之时，凡一千二百五十年为继受中国法之时代。其间有成文法，多折衷于中国之法制而编成之。是期更分二小期如下。

（一）王朝制法时代

王朝制法时代

推古天皇之朝至镰仓幕府兴起之初，凡五百六七十年间，采中国法制而酌定成文法，布以统一之政。神武纪元一千二百五十三年（西历五百九十三年）推古帝即位，厩户皇子以英迈之资而摄政，大兴佛教，振张美术工艺诸业，且锐意改良文治。

圣德太子之宪法

一千二百六十四年（西历六百四年）取儒佛二教之旨，斟酌隋朝之法制定《宪章十七条》。此为成文法之滥觞。当是时中国文化之发畅已显著。故日本上流之士竞研究大陆之学，而图国家制度之改良。

公法、私法之制定

既知儒佛二教复绍受隋唐之法制，自是历世渐改旧时之不文法，而编定公私诸法。第三十六世孝德天皇宣布《大化律令》。嗣后改制增补数次，以至第六十世醍醐天皇之《延喜格式》。其间以第四十二世文武天皇之朝所撰定《大宝律令》之法文为最整备。后世守之。

祭政离分

《大宝律令》之制定，距今约一千四百年。而其行政组织之要目亦稍似现今之制。如祭祀与政治明别其职务。政治最高之官府称太政官，下置八省而分其官司，废氏族所作封建制度，而划定行政区，遣限期交代之地方官，改官职世袭之制由考试而采人材，创定征兵制度，凡男子龄达二十者选其全数三分之一使服兵役，矫豪族兼并土地之弊，禁其私领而尽为国领，按等级而班田于人民，其死亡者其田还诸国家，禁永期之贶与。其余财政、教育、社寺、司法等诸制度莫不完备焉。

职制时代

要之，孝德天皇大化之革新，主破族制主义而遏氏族之专横。自是之后至第八十二世后，鸟羽天皇之朝凡五百四十年间，以官职为本位，泛举适材而组成政府。是谓职制时代。此时代终源赖朝开幕府镰仓之时。

模仿中国法制之效

律令既摹仿中国法制，不得不兴法律学堂。于是法律之学颇发畅。而律令之解释渐分其说。议论喧嚣，庶民不知其所适从。且制度之过于繁文缛礼者未适于国情，经年渐久而渐衰废矣。日本自古农耕大开而私领土地之习深入于民心，虽定国领之制亦未易改。且人重门地血族，虽破氏族专制之俗，而泛采人材尚非易事。枢要官职不久再归一二权门之世袭。班田失其纲，而私领之土滋蔓各地。兵制亦未易举其功，一旦有事则必赖豪族之力以御外侮。中央政府积成文弱。政权移归武门。幕府（武将政府）既兴，遂成封建之势。

（二）武家制法时代

武家制法时代

前期之末朝廷渐失其威力，而豪族互相争斗。其间源氏蓄势最大，遂平定国中而创兴幕府。幕府兴起之初，授部将封土或使豪族已服从者领之。此等领主虽受幕府严密之监督，而在其领土则行政略无限制。

武门政治与元首权

幕府掌握政治实权而自认其基于朝廷之委任。故将官之叙位及任免，与国家之要务，恒奏闻阙下请旨而后行之。自镰仓幕府之初至江户幕府之末，凡六百七十有余年，武门政治之大纲未尝变易。其所变者只在小节细目耳。

是时代尚酌用中国法制，其效力至近世犹大。然武家之成文法以协乎实情为主，不为外饰，惟按条理斟酌以国民之惯习而制定之耳。

《贞永式目》

源赖朝开府于镰仓，而北条氏执其政权锐意图治。所谓《贞永式目》者所以示有司，实裁判之规准。是法制虽无灿烂之美，以率直质素为旨，简易直截适中时宜毫无繁文之迹。故民心翕然向之，而遂开一百五十有余年之治平。镰仓时代之士风实为兴起日本武士道之原动力。其间宋学及禅宗传自中国，其助士道之发畅亦颇显著。

元寇

北条执权时代之末有元寇。而幕府糜其财力失其威望，于是政权一时复归朝廷。然争乱再起不易镇静。且武家以率直为习者多不喜繁文之政。足利氏乘其机而更兴室町幕府（西历一千三百三十六年）。

《建武式目》

室町幕府继传十五代，其制法者有《建武式目》（治世要诀）等颇多。惟其所据之地在京都，渐浸染于文饰之弊。其末不能制权臣遂至灭亡。嗣后群雄割据诸州，而各制定规例如武田、今川等诸家尤著名。织田、丰臣二氏之掌握政权，虽有改革法制而未有成文之法。至政权一归德川幕府经营施设关于法制者渐见完备。

德川时代

德川氏戡定战乱，而开府于江户（西历一千六百三年）锐意整诸法制，而巩固其政府之基地。其法制稍仿镰仓、室町两幕府，虽有蹈袭中国思想之迹，然出于其独创者亦多。德川幕府之检束朝廷及诸侯用意周到，实为完备之封建制度。其法令简易实用而无文饰之弊。是亦幕政之本色也。诸侯二百七十有余各俨如小独立国，而专行其政务。惟其服从幕府之关系颇为坚实。凡十五代国政统一，曾无破绽，因其制度之适时情也。

成文法

德川幕府所定法制颇多，今只举其主要者。二代将军所作法度以检束公卿、武家、僧侣等，八代将军之时则有《令八十一条》、《律百三条》，可知德川法制实具成文法之体。《律百三条》为裁判之规准，不容滥加变改焉。然此等成文法特大纲而已，至其细目则委诸各藩之施设及惯习。且其所规定者多关于刑罚及行政法，至若私法诸例，则尚多不文之法。

锁国旨义

德川政府之特色，在锁国主义，严禁士民信仰耶稣教，限制中外人之交通，以维持政府之安固也。

内治

幕府新定阶级制度，区分国民为武士、平民之别。武士赐以世袭之封禄，而禁其营利，且教育以武士道之精神。平民者专从事于产业，不允其就文武公务，禁土地卖贶以防其兼并之弊，复取特种产业为官允之业，以制遏其自由争竞，训饬国民课以亲族邻保相扶助之义务，其制度多类群会（社会）政策，使四民各安其分限。其治平凡二百六十有余年之久（一千六百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者，一因其制度之巧妙而已。

幕府之末

泰平已久，而上下安逸，渐生文弱之弊。于是纲纪弛废。至西历第十九世纪之下半期，欧美诸邦学术颇进步，交通机关发畅尤著。各国竞派使节迫幕府，促其开国通商。事急幕议逡巡不辄归决，乃结缔假约章，以弥缝一时。于是议论百出，纷然不知所底止。幕府偶有续嗣之议，权臣不相和，其权势益以弛废。时志士愤慨皇政之衰微者，皆蹶起而倡大义名分，以攘夷论为口实而攻驳幕府。庆应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乃有大政奉还朝廷之举。自镰仓开府至是约七百年，武门政治全敛其迹而王政复古，乃确立其开国之基址。

第三期 继受欧美法时代

明治维新

德川幕府亡灭，王政复兴开百度维新之绪。嗣后阅年仅三十有七制度变革，极为显著。其所涉之繁不遑一一列举。法制之激变盖不让于孝德天皇大化之革新。政权统一能举其实，而明划中央及地方政治之组织，亦颇类似大化之制。明治元年今上天皇即位之初，宣示以宏远《誓旨五条》而定开国进前之大计。同四年废藩制而易以郡县之制，遂一扫封建制度。盖诸藩主及藩士等皆弃其身家之利益，而赞成维新之大改革，其平稳完成大业者，实因多数忠义之志也。

明治之法制

明治政府锐意摹仿欧美诸邦以改良兵制、财政、教育、司法等政务诸端，使阶级及特权制度一切绝迹。明治六年，始公布《岁计预算》。八年，兴元老院及大审院，而明立法与司法之别。十一年，创始府县会及町村会而定地方自治之基。十三年，设会计检查院而实行国家岁计之监督。十四年，明降大诏，期十年而开国会。

二十二年，宣布《宪法》、《皇室典范》、《议院法》、《选举法》、《会计法》等。翌二十三年，始见立宪政治之实行。自是之后，法律及预算皆须经帝国议会之协赞。所谓帝国议会者，合贵族、众议两院而成（其组织略之）也。是为日本政体之一大革新。行政裁判法之实行，与宪政之开始亦略同其时。若地方制度则别有府县制、郡制、市制、町村制等，皆改旧时制度而确定自治之基址。

泰西法之采挹

维新后制法最重大者莫如法典之编纂。当初时复古之思想颇盛。如法律之关于刑事者尚多斟酌古制，既乃盛采西邦之新主义。

《刑法》、《刑事诉讼法》

《刑法》、《刑事诉讼法》。明治三年制定《刑典新律纲领》，不过袭用古制，折衷于中国法。六年宣布《改定律令》三卷，以追加刑典，是为绍受欧洲刑事法制之始。是岁末，司法省新置二课，一曰民法编纂课，二曰刑法编纂课。其刑法编纂课考查《刑法》及《治罪法》。于是政府令法国法律家波亚索那突作《刑法及治罪法草案》，经元老院审议后，明治十三年七月宣布之，十五年一月始实行之。

《军法》

《陆海军刑法》及其《治罪法》之宣布，亦略同其时。是等数法，为明治政府所编成法典第一之功绩。此《刑法》及《治罪法》取范于法国，其中《治罪法》至明治二十三年宣布《刑事诉讼法》之时废弃之，而《刑法》至今日尚保其效力。

两法典之改正

然近时群会之情形渐有变迁。据既往二十年之经验，《刑法》及《刑事诉讼法》有不适实情之处，政府即更考查之，而完成其改正案，行将得帝国议会之协赞，而宣布矣。

《改正刑法案》新加以诸种因国际关涉之规定（如犯罪于国外者之理处及犯罪致害于外国贵显及使臣者之罪行等），或扩张刑之范围，使适应于罪情无穷之差异，或允以刑之执行、犹豫以防遏累犯之弊。盖累犯者为各国近世之通患也。

《改正刑事诉讼法案》于预审及公判之制度，改良最多。盖缩小预审之权限，以公判之预备为限度。其公判采用口头辩论主义，期得举其审理之实。此为改正主要之点。

《民法》

日本于明治之前，未尝有法典关民事之编成者。且建之世各州交通不频繁，而阶级组织及家族制度自保持一国风气。民人交互之关系特为道德惯习之所主，无与于法律也。维新开国后，政府先知民事法典之不备，而决计以编纂画一明了之新法制。当是时，通商埠港有治外法权之制，损国威甚。政府欲速恢复其裁判外人之权，而益觉其编纂法典之急务。

明治法制之沿革

明治三年，太政官置制度考查局，令翻译《法国法典》。其所译之《法章》，供立法官及司法官以参考之资料。其关于民事者，暗成裁判例之基址，启发国人之法律思想极著大矣。八年选定民法编纂委员。以任考查之务。十二年更命波亚索那突作《民法草案》。嗣后考查委员之组织因关连于约章改正之议而变易数次。然考查之业未尝中止。委员会审议稿案。而逐条妥定之。明治二十三年四月，关财产之编章遂得宣布。又有关于人事之编章由日本人所草，至同年十月亦见宣布。此等诸编皆期明治二十六年一月施行之。

典考查

然民法之已经宣布者，多有不适风俗惯习之处。其编纂初不参考德国等近世立法之例，往往论理不能一贯，法曹多驳其非者。明治二十五年，帝国议会表决其再查修正之议，乃延其实行之期四年，翌年三月政府新兴法典考查会，由两院议员、大学教授、司法官、辩护士、实业家等，选择委员作修正案而审议之。

此修正案采德国式编次法，分民法全体为《总则》、《物权》、《债权》、《亲族》、《相续》五编。其《总则》、《物权》、《债权》三编，当明治二十九年之初经议会协赞而宣布之。余二编与《法例》（规定国际私法之关系等）、《民法施行法》及他附属法明治三十一年六月皆宣布之。其实行则皆起自同年七月十六日。先是日本与欧美诸邦改缔《通商约章》，期明治三十二年而实施之。法典已完备，于是《改正约章》亦见实行。商埠撤领事裁判之制，而全国开放任西邦人行住，日本积年之宿望遂贯彻焉。

现行《民法》之内容

日本现行之《民法》虽仿《法国民法》，而不专据一国法典之模型。考查会鉴于日本旧时之惯习，斟酌以诸国立法之例，多采学说而改补旧稿之缺漏。德国适有《民法草案》之公表，日本考查会因此而得参考之资。惟《亲族》、《相绩》二编多取日本旧时之惯例，亦不得已也。

《商法》

德川幕府之世，人有士、农、工、商之别。商人自为一阶级。然法规未有特别关于商事之则例。大坂、长崎等都会之地虽商务盛行，然封建之制各理离隔不便交通，商之惯习区区无所定。人心多贱商务颇阻碍其隆昌。维新后政府决计作成商事划一之制。

明治十四年，太政官置《商法》编纂委员，令德国人罗衣斯列尔作《商法草案》，经法律考查委员及元老院之审议而准定之，明治二十三年四月始宣布之。此法典亦有不适日本惯习之处，与波亚索那突所编之《民法》矛盾冲突者亦不少。法曹论议甚盛。议会遂决其再查修正之议，而延其施行之期。惟《公司》（会社）、《凭单》（手形）、《破产》诸编有急速施行之要，乃一时实施其既成之法章。更托法典考查会，而修正《商法》全体。明治三十二年三月宣布《改正商法》，其实行则起自同年六月十六日。是法虽取范于《德国商法》，亦多斟酌日本商事惯习且务令关联于《民法》及他法律而无所抵。

《民事诉讼法》

《大宝令》及《德川百条》稍有民事诉讼之规例。其无规例者多据惯习。故民事诉讼之例于明治之前未尝成一法典也。明治六年，政府始制定《诉答文例五十条》以示诉帖及答辩书之方式。同九年，命元老院考查《民事诉讼法》。十七年，司法省置《民事诉讼法》编纂委员。草案已成，经审议而准定之，明治二十三年三月宣布之。翌年一月始实行之。此为日本现行之《民事诉讼法》。大要多取诸德国法。《民法》、《商法》已经修正，而《民事诉讼法》亦稍有改正之要。法典考查会复考查之，而略得完稿。其宣布亦将不出一二年。

《裁判所构成法》

《裁判所构成法》为一种附属宪法之典章。其宣布，以明治二十三年二月。是法仿法、德二国之制度，分法衙为四级，曰大审院，曰控诉院，曰地方裁判所，曰区裁判所。裁判之制除区裁判外，皆用《合议法》。《构成法》基于《宪法》之规定，确保司法官之为终身官。

《辩护士法》

别有《辩护士法》，辩护士与司法官经考试而任其职。惟司法官更试以实务。

《民法》、《商法》之附属法

法制之附属于《民法》、《商法》者，有《不动产登记法》、《供托法》、《竞卖法》、《户籍法》、《人事诉讼序例》、《非讼事件序例》等，皆见实施。《破产法》仍用《商法》旧稿之一分。惟政府之意在制定特殊法典，令均通于民事及商事如德国之例。法典考查会已考查《破产法》而得完稿，近亦将见宣布。

立法之功

明治政府编纂法典之业将告完成而达成文法整备之时代。是业与立宪政体之创始，及《改正约章》之实行，实为明治之三大事业。

法律教育

盖明治政府夙振张学政而兴各种教育，尤推奖法律学之讲究。诸生竞学法律，而法学大进。故法制之整备亦归于教育之功耳。明治之初，司法省设法国法律学校称曰明法寮。文部省兴东京大学，其法学一科讲授以英、美二国之法律。当是时留学生之派至海外者亦不少。嗣后法、英、美三国之法律学渐盛行。凡十有数年司法之势力多赖之。最近二十年讲德国法学者颇隆盛。凡学理之攻究及立法之业，无公法与私法之别，皆取范于德国法。近时东西两京有法科大学，加以私办之法律大学，而法学进步尤速。

现今制定法律者不徒摹仿外国法，必考之学理，征之实情，比较以各国立法之例，而作成适实之法制。可知其已脱于绍受外国法时代，而进入自立法制时代。

结论

约言之，古世日本久有特殊不文之法。至神武纪元一千二百六十四年（西历六百四年），始有《宪章》之制定乃移入成文法时代。其法制多折衷于中国法。嗣后时势变迁，成文法繁简不一。然因袭颇久，直至距今三十有余年之前，尚收其效。明治维新后，更输以欧美诸邦之法制，成文法遂至完备。此开日本法制沿革之一新纪元也。

他国法之活用

日本国民视他国之法律制度，苟知其善则必采用之毫无踌躇，既采用之则同化焉。不独法制为然，文学、美术、工艺等，亦皆莫不然。如儒教、佛教传自邻邦者，亦吸收同化遂合于国情，无以是而遗忘国粹者。

日本改革制度其功恒成于平稳静泰之间，未尝生革命惨烈之变动，此可特记焉。

日本之地势人情

盖日本地势偏在极东，不关涉于大陆之风云，未尝受异种民族之侵略。土地丰饶，气候寒暖适中，衣食充实，即有生存竞争，其势亦不甚酷。民俗宽和而不刻薄。风气清淡而不拘执于物。苟视他邦法制之善美，则喜吸收之以资于自国文化之进步。明治维新后继受欧美诸邦之法制，而自全其制法之功者，亦国民风气使之然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法制一斑

绪言

日本之国础

日本肇国以来，已二千五百六十五年。统治以万世一系之天皇，未尝被他邦之侵凌，国础之坚实，世界无与媲美。如是者，其原因虽多，而法制恒适于国情以利于民福者，亦实为其根基耳。

现今，公私法律莫不完备。惟其成也非成于成之日，而由来远且深矣。苟欲知现时之法制者，不可不先审其古来之沿革。

讨究法制沿革之二法

讨究法制沿革，有二法。一曰“外包法制史”，谓叙述法律全般之沿革，法律与国家之关系及法源等，如富井博士之《法制史略》即是。二曰“内容法制史”，谓叙述各种法律之性质及进化。

予于此编，欲说明各法之内质进化而已。盖外包法制史者，综合法制大纲而说明之；内容法制史者，解分法制经纬而说明之也。彼则脉络一贯，易成绚烂之美；此则纷纠错杂，易招索寞之叹。

本篇之范围

此编纸数有限不容详说诸种法制。故姑省略其属于公法如宪法、行政法等，而专述其属于私法者之性质及进化。说分四期为便利。

第一期曰“固有法时代”，谓惯习法自行之时代（自神武天皇即位之初至文武天皇之世，西历耶稣纪元前六百六十六年至纪元后七百年）。

第二期曰“模仿唐时代”，谓《大宝律令》宣行之时代（自文武天皇至后堀河天皇，西历七百一年至一千二百三十一年）。

第三期曰“武家法制时代”，复分二小期，一曰镰仓法制时代，谓《贞永式目》宣行之时代（自后堀河天皇至后水尾天皇，自西历一千二百三十二年至一千六百十四年）。二曰德川法制时代，谓德川法度宣行之时代（自后水尾天皇至今上实施民法之时，西历一千六百十

五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第四期曰“明治法制时代”，谓《民法》宣行之时代。

家族制度

未入本论之前，有一事须说明者——日本法制所视“家”之意义是也。

日本自古有家族制度。家者，谓血族团体自具人格，而优越于族员之上。家既具人格，故能享权利，又能负义务。血族成家者，称曰家族。家族属一家者，不得别领一己财产。其所得之资财皆归于家。家族加损害于他家或他人，则其家代任其责。血族团体所领之财产称曰家产。其代表团体者曰家长。家长由生死而变易，家则非逢其团体消灭则无变易。

氏神

血族团体祀公同祖先，称曰氏神。可知家者由氏神所守护神圣之区也。“家”之观念迄第三期德川法制时代之末皆如是。

家之意义一变

至明治法制时代，个人制度传自欧洲，与家族制度并行。于是家无人格只谓户主权行用之范围。可知“家“之意义已一变矣。读日本法制史者，先须知此沿革。即予所以说明之于此也。

第一期 固有法时代

古时惯习法

古世治国者莫不依法例。惟书传残缺口碑多谬，由后世而推知之固难矣。《古语拾遗》之序云：“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当是时法无成文凡判理非，分正邪者，一据惯行之例而已。”文字之传自朝鲜在第十五世应神天皇之十五年（西历二百八十四年）。嗣后非无书纪可征，惟其属于法制者极为不备。今特摘记其概要而已。

一、物权及债权之例

物权及债权之例。土地及他具体物为领有权主要之目的。家家私领广大土地行专主权于所领之地。此时有贱民称“奴”，公家视之如财产，恒见卖买贶赠，与罗马之“奴隶”无所异。至其卖买之法则今不可考焉。显宗纪有一句云：“稻斛银一文。”当时日本有钱币与否未可精知。惟大藏省所编之货币史，图示该银钱之形象。盖银币传自外国者，以供卖买之用耳。

二、人事诸例

鸿荒之世，人心纯洁，风俗素仆，而道德之标准未确立。当是时，人事之关涉尚不免粗野，如下——

（子）婚姻

一男一女期终生而结成公同生活之关系，谓之婚姻。古世日本，未有一夫一妻之思想。一男娶数妇者固有之（一夫多妻）。血族结婚者亦非无之（血族婚姻）。其一夫娶数妇者必明其高下之别使家庭不紊。如妻之所出家系尤贵者，为嫡妻（模加喜眉）。（日本纪云“模加喜眉”者，谓正妃即与夫对敌之义也。）嫡妻权利尤大，其所生之子曰嫡子（模加喜巴拉）。嫡子之继嗣权必先于他子。先娶者曰前妻（哥那弥），后娶者曰后妻（芜哈那利），亦明其区别。日本有一夫多妻之习，而未尝闻有一妻置多夫者。盖日本自古以男尊女卑为俗，女子不事二夫为其常道也。

◎贽

女之嫁，必须经父兄允许。父兄已许，女家赠贽于新郎，以为嫁娶之信契，后世称之曰结纳。贽种类不一，其赠琴者最多（日本固有之琴为一弦，后世有十三弦琴，第五十四世仁明天皇之时传自中国，即西历八百三十四年也）。称曰吾妻琴。若夫妇不和谐，则夫返其琴于妇家以为离婚之证，曰“返付琴户”，盖谓琴瑟不和耳。

◎离婚

离婚须有理由与否虽不明确，据史传所纪常云夫弃其妻。“弃”者不待承诺，任意抛弃之谓。可知离婚偏任夫之自由。

◎新造

男子娶妻不迎之其家，自往至妻家，此为上世之俗。故妻者先新作家，而待其夫，后世呼妻曰“新造”，全出于此习俗耳。男有数妇，恒往而泊其妻之家。当是时甲妻与乙妻异其家隔其地，而不能相亲交，其所生之子女，无由知其为异母兄弟，有时兄弟女兄弟相逢于道，相悦遂成夫妇，于是有血族婚姻。叔姪相许兄妹相结，而人不咎之。或欲保血族尊贵者至推奖其近亲结婚。

◎血族结婚之废止

佛教传入日本后（第二十九世钦明天皇之世即西历五百五十二年佛教始入日本），诋血族结婚以为畜生之道。既而人智渐进步，迨第二期，则血族结婚渐绝其迹。

（丑）养子

无子者，养他家之子以为子，谓之养子。古时日本之养子制度。如欧洲之《补子法》，基于补充之旨。日本既注重于家，以家之断绝为最大不幸，故无继嗣者，必养子而令继其家也。

（寅）继嗣

继家者，以长子继统为原则。男子之继嗣权，常先于女子。父溺爱情取末子以为嗣者往往有之。父死后兄弟无埙箎之亲，互争得遗产之多寡至诉于兵力。盖爱怜少子人情之常，上古人或任其情之所动而处理其事，亦势之所不免耳。惟嫡妻之子有优越之继嗣权如前所述。

第二期 模仿唐制时代

大宝律令

第一期之末唐之文物频传入日本。第四十二世文武天皇（西历七百一年）制定《大宝律令》，是为日本制法之始。大宝律令关于刑罚者曰律。其关于制度者曰令。《大宝令》多准于唐之永徽令。人或谓日本仰羡唐制之善美勉以模仿之，犹如欧洲各国仰羡《罗马法》之善美勉以模仿之。然《大宝律令》之制定非必基此一事之故。上世豪族兼土地，世袭官职，其弊极多。迨通交于中国朝鲜，交涉渐繁，政府乃觉势力集中之要，于是制定法律，以除豪族跋扈之弊而已。

《大宝令》禁土地之私领举以为国领，废官职之世袭使有为之材得登进之路，且明划国家之组织而规定庶人之权利。约言之破弃氏族政治而开王政之基址。可谓一大改革矣。《大宝令》合十卷三十篇而成，其后经乱世而亡失其二篇。规定之关于私法者分数篇，曰户田继嗣曰杂。除是等数篇外其余皆属于公法，如官职行政军防等。当是时法律之分类未如今世之精，公法与私法杂然列于一法令之中，亦不得已焉。

一、物权之例

土地皆为国领而禁私领。民人可耕之，不可卖买之，又不可贶与之。但宅地与园地特允私领，苟经官准则可卖买贶与。物之重要次于土地者为奴婢及牛马，人领有之又处分之。凡领物权之获得因先占、拾遗、起埋等诸端，为法律所公认。

二、债权之例

卖买之信契，或用一定方式，或不用方式。即如宅地、园地之卖买，必请官准。（田令曰凡卖买宅地皆经所部官司申牒然后听之。）奴婢卖买经官准提保证付以约券。牛马卖买虽不须官准，而必提保证付以约券。（关市令曰凡卖奴婢皆经所部官司取保证立券付价，其牛马唯责保立私券。）

（子）出举（消费贷借）

出举者，谓定期贷人以财物届期令返还如数且附以利子。出举之契约任债主自定之。其期未满六十日者不得受其利。利率允其至十分之七。不能返偿母银及利子者必赔以势力。（杂令曰凡私公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每六十日取利不得过八分一，虽过四百八十日不得过一倍，家资尽者没身折冲。）

（丑）受托

受物之寄托者，不得消费之。若托付者请返还则当速返之。惟其物由水火盗难而亡失，则受托者不任其责。

三、人事之例

《大宝令》之规定关于人事者尤为周密。如亲族之范围，以至婚姻、养子、继嗣等皆确定其原则。

（子）亲族

《大宝令》分亲族为五等，由亲疏轻重之关系而定其序列，如中国法式，而不分血族与姻族。例如父、母、夫、子、养子为一等。祖父母、嫡母、继母、伯叔父姑、兄弟、姊妹、夫之父母、妻、妾、姪、孙、子妇、父妾为二等。是法与罗马法式寺院法式等殊异。

（丑）婚姻

男十五岁、女十三岁，始得为婚姻。女子之嫁必须尊亲之允诺。若无尊亲则女任意定婚主而请其允诺。聘财之授受证婚约之已成。聘财恒用衣料一端。酒食则不能为聘财。女受聘财而解其约则有罪，处杖五十。或谓聘财如买妇之价，是可知日本尝有卖买婚之习。予以为不然。盖日本之俗厚于情薄于利。婚姻为人之大礼，其赠衣料者固非偿价之意也。上世既有赠琴，聘财亦同其旨而已。惟禹域有卖买婚，唐制所谓聘财者谓卖妇之价。《大宝令》所谓聘财者虽取文字于唐制，而全异其意义，盖国情不相同也。

（寅）夫妇财产

婚姻已成，夫管理其妻之财产。离婚则返还之，或谓《大宝令》规定，夫妇财产之关系似德国之管理共通制。是亦不然矣。据《大宝令》妻之死不问其有子与否，其财产归于夫之领有。是可知日本之合产权与德国之管理共通权不相同。盖日本之制，婚姻已成，妻之财产归并于夫之财产，惟离婚之时复其原而已。（户令曰亡妻财不还妻祖家，夫即领之。令义解云，夫妇同财。）

（卯）离婚

离婚须有其理由。离婚分二种，一曰均意（合意）之离婚。二曰照法之离婚。

任意离婚因由不一，有夫之责于妻者，又有妻之惩于夫者。《大宝令》所认允离婚之理由，有数端。但实行其离婚与否，一任其当事者之自由。故名曰任意离婚之事由。其事由如下列。

夫之责于妻者，分七目——

无子：

妻生女子，而不生男子，尚视为无子。盖继家以男子为古制之原则，故妻若不产男子，则夫得求离婚焉。但妻五十岁不生男子，方谓之无子耳。

淫佚：

淫者，荡也。佚者，过也。妻多淫而害于夫之精神身体，则夫得求离别焉。妻之奸通，与淫佚同其罪。

不事姑舅：

家族制度注重于尊族。妻事其夫之父母必当如事夫也。

口舌：

多言害于妇德。盖妇之多言不能保其一家之平和及秘密也。

盗窃：

窃取他人财宝，谓之盗窃。妻取其夫之物非盗窃。凡有盗心者即使不得财其罪亦同于盗窃。

妒忌：

以色者曰妒，以行者曰忌，妻之妒忌不问其因由如何皆为其罪。

恶疾：

谓癞病之类，惟精神疾不可视为恶疾。妇虽有精神病夫不得直求离婚。

是等七目，妻有其一则，夫得求离婚。

若其妻别具事情如下，则亦不可离。惟淫佚、恶疾不在是例。（一）经持舅姑之丧，结婚后妻善事其夫之父母，至其死亡终始如一日。（二）娶时贱而后贵，结婚时夫微贱而后加富贵，不问其妻与有力否。（三）有所受无所归设使离别无婚主以承允之。

妻有不可去之事由，而夫令之离即为罪，处杖八十，而妻仍不失其为妻。

妻之断于夫者，分二目——

（一）夫没落于外藩，其妻有子者待五年，无子者三年，而不归，则可断其缘。（二）夫逃亡，其妻有子者待三年，无子者二年，而不归，则可断其缘。是等二目，夫有其一，则妻得求离别。

照法之离婚，其事由分三目如下。

（一）夫殴妻之祖父母，或杀妻之外祖父母、伯叔父姑、兄弟姊妹。

（二）夫妻之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姑、兄弟姊妹，互相杀。

（三）妻殴骂夫之祖父母、父母，或殴伤夫之外祖父母、伯叔父姑、兄弟姊妹，或图害于夫之身。

是等三目，苟有其一夫妇之义即消灭，称曰义绝，法律强要其离婚。若有是事由者、仍继其夫妇之关系则为罪，各处杖一百。

离婚者，其夫必由手书而作离婚帖。其不能书字者，以指划图交付其妻，以为离婚之证。妻所赍之财产，必须返还之。

（辰）养子

无子者，选其亲族之子养而为嗣。其无子者，谓无男子也。养子之要端如下。

（一）养父无子。

（二）养子与养父为亲族，在四亲等之内。若按昭穆之序则养子在子之列（昭者明也谓父，穆者墨也谓子）。

（三）养子龄少于养父，必十五岁以上。

（四）养子不为贱民。

（巳）继嗣

继嗣有继家、继产之别。继承家督者，常为其家之长子。令义解云：继嗣之道正嫡相承，虽有伯叔以旁系亲之故不得为户主。然父之遗产不必使长子继承其全数。长子继承家屋全数者惟封建之世始有之而已。死者遗言而定财产分配法则宜如其言。否则令文示其配分之率。嫡母继母及嫡子，各受遗产之二分，庶子即一分，女子与妾则五厘。

第三期 武家法制时代

（一）镰仓法制时代

镰仓幕府

第二期之末，朝纲弛，天下大乱，武家竞其势力，源赖朝起其间遂戡定争乱，开霸府于镰仓（当时朝廷在京都，镰仓距京都东百里）。于是政治之实权归武门，而朝廷只拥虚器。此为封建之始。幕府执权北条时房、泰时等，鉴于武家成败之迹，参酌《大宝律令》，而制定法律五十一条谓之《贞永式目》。此为镰仓法制之绪端。

《贞永式目》

《贞永式目》者，斟酌《大宝律令》之法理，且察时势所适而制定之，非改废《大宝律令》也。《式目》与《律令》毫无抵触，互异其效力范围，而能同时并行。盖朝廷权力之所及，公卿诸家皆遵由律令而幕府权力之所及武门诸家皆遵由《式目》耳。《式目》第六明定其旨云，国司领家之成败，非东府之所与知。然《大宝律令》原模仿唐制，中有不适日本国情之处，如《班田收授法》是也。律令法理精致成章尽善惟难解耳。武家贵直截真率，而《式目》所定者以简易实行为旨。故公家亦渐喜用《式目》。而《律令》之效力盖缩小矣。

《大宝令》与《贞永式目》之差

《贞永式目》不分公法与私法，杂然排列亦如《大宝令》。始定五十一条，其后随时追加至三百六十二条。其所增者，称曰“新编追加”。今举《式目》所定私法异于《大宝令》之要点如下。

一、物权之例

律令以土地属于国领为原则。《式目》则允认私人之领有权。盖土地专为国领者，不适于日本人情，故复律令以前之古例耳。但土地之处分有限制如左。

（一）田地、园地，无论士、家（御家人）、庶民（凡下）允其领有得卖买贶与。（将军赐武家凭为一地之领主，谓之御家人。）

（二）私领不论父祖所传与其所买，得皆可卖买贶与，但庶民不得领之。

（三）恩地由幕府所赐，可以为典当，不可卖买贶与。若有违背者，则以卖买两主处罚。（《贞永式目》第四十八。）

二、债权之例

贱民奴婢无人格，可卖买贶与。惟良民之卖买严禁之。盖人身之卖买，上古已禁之。迨争乱之世禁制渐弛。因负债而沽卖妻子眷属者不少。于是诉讼加繁，其弊不可胜言。镰仓时代追加《式目》，严禁人身卖买。若违背者则有罪，处烙印面部之刑（正应元年及同三年追加《新编》）。

卖买财产，以简易为旨，由合意而行之，不须官准。惟卖买土地者，交付以公验柬及继传处分帖。

担保债权有二法，一曰现押，二曰证押。以典当之物交付债主，债主用其物以充利子，谓之现押，如以奴婢为质，皆据是法。付以质券，而不交其物，负债者偿一定之利子，如今世之抵当权，称曰证押。负债者若届期不能还偿债款，则抵当之物，必移归债主领有。

三、人事之例

（子）婚姻

男女不论年龄，苟经尊亲允诺可由合意而结婚姻。当时武家与公家，互筑墙壁，不许自由交通。故武家与公家约婚姻者，必请将军或执权之听允。

（丑）离婚

《式目》及《新编》于离婚之因由无所规定。盖袭用《大宝令》之例而已。《式目》于离婚之效果规定稍详，如左。妻有重科，至离别虽受其夫之贶单亦不得主领其所贶之土。妻有功而无过，夫迎新妇而去原妻，则夫不得追征其贶妻之土领（《式目》第二十一）。寡妇再婚必失其由前夫所得之土领即给付其前夫之子。盖寡妇已由其夫而得领土，宜抛他事而祈其夫之冥福，如破贞心忘其本分而再婚，固背其继产之意也。妻所返之土领，夫若无子，则宜临机处分之（《式目》第二十四）。怀妊者离别后生男子则必令父取而养育之（《新编追加》第三百三十二）。离别后生女子则如何法文无所规定。然法文既定曰男子属于父，即可知女子属于母亦无疑焉。

（寅）养子

无子者，养子而令其继家，不异于律令之时。有以特殊之艺能立家者，箕裘之绍苟非其才，则不足以承其业。故有子者苟知其非适器，则养他家之子以充继嗣（《新编追加》第三百三十四）。

（卯）夫妇财产

《大宝令》以夫妇同财为原则。《贞永式目》以夫妇别财为原则。《大宝令》妻所赍之财产令妻之父不能复取之。户令云女子居夫家其财物无悔返之法。《式目》改是例而使得悔返。盖当乱世妻之夫与妻之父未必非仇敌。若妻所赍之财产令其父不能复取之，则女遂为不孝之子。且父虑其睽离，而不贶女以财产则亲无慈爱。《式目》欲使亲全其慈爱，而令女免于不孝之罪。于是定一例曰“苟生不和可得悔返”（《式目》第十八）。《式目》虽认夫妇别财，夫若谋叛或杀害他人或犯重罪则妻之财产亦坐之而被没收（《式目》第百十一）。

（辰）继嗣

继嗣取长子不异于《大宝令》。惟父让其所领经上命而安之，异日翻意欲易以他子则任其复取。此与《大宝令》殊异（《式目》第二十六）。

《贞永式目》不宣布

《贞永式目》只使有司当断讼之时知其所遵守，而未尝宣布天下。此与《大宝律令》不相似。《大宝律令》，条文完备，字句婉丽，其宣布也派明法博士分至七道，尽力晓谕使民众周知。

式目以运用为旨

《式目》所重不在条句之精巧，而在实行之功，故专期简便运用令断讼者。以正理与便益为其思想之根原。其起誓文云：“凡评定理非者，无亲疏，无好恶，只由正道而推之，苟有所见不惮僚辈不恐权门，必尽其词。”此其所以明原则也。是《式目》能显其实效。迨足利幕府之世，施政之要诀，尚多袭用《贞永式目》。

《建武式目》

嗣后追加新例亦不少，称曰“建武式目”。德川幕府仍取范于《贞永式目》。可知《贞永式目》者，为封建时代所有法制之基址。

（二）德川法制时代

德川时代

足利幕府失政，豪族割据，各拥兵甲而事经略。德川家康征服群雄，而兴幕府于江户（今东京）。家康以不世出之英才，识见颇高，谓统制天下之道莫如赖法律之便。

三法令

元和元年（西历一千六百十五年）制定《三法令》。一曰：武家法度，以拘束诸侯及诸士。二曰：公家法度，以拘束天子及朝臣。三曰：僧家法度，以拘束五山十刹及诸寺院僧徒。

盖武家、公家及僧家，为其当时群会之三大势力也。别有一阶级称庶民，网罗农工商，惟无容喙政治之权故不定其法度。武断政事之要诀曰可使民由之不可使之。法令开于治务及公同秩序者，皆不使庶民知之。例如《德川百条》为《刑法》后年所定（宽政二年即西历一千七百九十年阁老松平定信完成之）明示其旨云：“是法除当路官吏外不容余员见之。”其意谓庶民知法令及刑之轻重则反生其弄法遂恶之弊。

德川时代告知法律之法

当是时，凡规例须令庶民周知者或记之于保甲簿，或揭之于高榜，或传檄而告之。如僻远之村落领主及代官戒饰其保正（名主），令吃集村民，恳示以训命之意，或令教练字者写规例以为法帖使子弟习之。若事甚急则村吏保正派人至民户，每家告知其旨。是与罗马以法律告知其民之法相类。德川幕府制御其民之策可谓巧妙矣。

家康百条

《三法度》只规定武家、公家、僧家与幕府之关系，而训示以其处世必须遵守之要目。若权利之关于私法者规定甚少。世传有《家康百条》（非《德川百条》之谓）其中处处说及于私法之要义，盖家康随时下笔垂教其子孙为一种家典而并非法律，秘藏宝库而历代将军守其祖训，复择要而示大老而已，未尝宣布也。《家康百条》有定司法要目之处。试举其一二曰：“凡事宜准古法，新例不当妄开之”，“纵令事有错误，所由已经五十年者亦不可改之。”由是观之德川法制之精神，在准据旧惯古法明矣。

德川私法中异于前时代者，大要如下列——

一、物权及债权之惯例规例。

民人得领有土地，而行现押、证押，惟长期卖买则不允之，而卖主任复买之。是所以防土地兼并之弊也。其后，是制渐弛，土地为典当，而遂转归债主领有。其实如长期卖买者，亦非无之。

债权之信契尤贵简便。庶民贷借财物者作证券，定还偿之期，或保以参证人。惟武士之贷借不必作证券以口约为足。盖武士之道贵清廉质素，视财宝如尘芥常重君命，见义则弃一命而不为惜，营利非其所洁，故武士多清贫。而贷借盛行，然借其财物只口约其还偿之期，以不违其约为武士特色。曰武士无二言。日本武士守是义最严矣。天正年间（一千五百八十年）武士借财者，偶作证书，则其文必曰：“若不还偿此银数则我非人也”云云。是风气自足薰化庶民。元治年间（一千八百六十年）作借财证书者皆誓以一言曰：“若不还偿此银数纵令嘲我于稠人之间亦无一辞以分疏之”云云。要之上下皆清廉质朴，以债务之践行委诸德义之裁制，而不敢违其约，诚为一种美风。

二、人事之惯例及规例。

（子）婚姻

婚姻者必须媒妁。男赠物而表其欢情，谓之结纳，俗呼曰凭赖之信。上古则女赠琴，近世则男赠物，可以见其习俗之变。结婚不用媒妁称曰野合，恒受人之摈斥。士家私结婚为法所禁。凡食禄一万石以上者必请将军允准，诸士则请上司允认。庶民之结婚必申报保正邑吏（户籍吏）而注录于户籍。然即使无注录，苟有媒妁而为夫妇则婚姻亦为有效。结婚恒要父母之允诺。然即使无其允诺，苟不背法律，则亦有结婚之效。

（丑）夫妇财产

夫管理妻之财产而自由处分之，即夫妇同财也。离别时妻之财产仍有所余则返付之。然离别因妻之奸通及他罪者则不须返付。

（寅）离婚

离婚之因由载于《大宝令》者迨德川时代不复厉行。据《刑政以考》所记，夫苟返还妻所赍之财物，则与妻离别任其所好也。当时以一言为离婚之理由者往往有之，曰不合于家风。

离别出于夫之专擅，略如此。而妻亦得求离婚如下：（一）夫犯重罪。（二）夫失踪，而无音信至十月。是二目，苟有其一，则夫之尊亲代夫而听离婚付以离婚帖，此为日本家族制度之特征。

事情如下列者，可视为离婚。夫不能强求其继续。（一）妻去夫家，入尼寺而为尼，至三年以上。（二）妻去夫家，而还父家，其夫不以诉，至三四年。

凡离婚者，必用离婚帖。纵令有离别之实，尚无离婚帖之授受，则法律视以为夫妇之关系未消灭。其夫娶新妇其妻再婚皆处罚。（《德川百条》有三例曰：“未付其妻以离婚帖迎后妻者处追放，若行以利欲之念，官没其家财且令勿留江户。”曰：“未得离婚帖而再嫁他家者，截去其女之发且放还父家。媒妁者处过料。”曰：“未经离婚帖之授受，令其女再嫁者，父家处过料，其娶者亦同。”）

离婚帖必写三行有半，称曰“三行半”。夫已交付“三行半”而后复其心阻其妻之再嫁则有罪，罪黥而放之远国。令在非人之列。

（卯）继嗣

继嗣取长子称曰总领法。长子继承一切权利及一切义务而为户主。子弟仰扶护于户主而不能自领财产，是与《大宝令》殊异。子达十七岁则户主定其嗣而请官厅之允准。户主未定其嗣而死亡，则选其血统最近者而继其家。但其选择由父母所定，若无父母则依祖父母之意见。户主遗言无故而废长子，以余子为嗣无其效，但其情适实则以所贮金银之七分付长子，以三分付其所选之子。至田圃及家财，则皆归长子之领有。户主达五十岁，恒得退隐。

（辰）养子

据初制，养子必须血族同姓而定之于养亲未达五十岁之前。士家则请君主允准。是制之严行，士家无继嗣为断绝者不少。德川时代之中叶稍改其制，户主逾五十岁者有急疾则允其临终而急定其养子。且养子者得取其非血族之子。自是之后家无继嗣而断绝者殆罕。

上所述者为德川私法之概要。德川幕府许各藩自治，苟不背大纲则便宜定法规固任各藩所好。故私法之行于各藩者亦不能无小异焉。

第四期 明治法制时代

明治时代

武断政治已终其命。而王权复古，万事革新，然大业尚未就其绪也。明治元年宣布《五条誓文》，其中有言曰：“宜基于天地之公道而破旧染之陋习。”然新法未定，新习未成而听讼者暂据旧惯。

裁判事务纲要

明治八年定《裁判事务纲要》，其中有一目曰：“民事之裁判无法律成文可据者姑从惯习，其无惯习者须推考条理而裁断之。”

制定民法之要

嗣后日本与欧美诸邦交通益繁。讲究法、英、德三国法律者渐盛。时司法官、辩护士等立论暗用其所学之法理，而判例不一定，使人不知其所适从。于是有制定《民法》之要焉。兹有他一事促其制定者。盖《通商约章》加损害于日本之利权者有须于改订。苟欲改订之，则先宜制定宣行完善之《民法》，使外国人喜受制于日本之法权。既有此要故政府锐意编制法典。其《民法》经修正数次而遂至完成。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始实行之，即现行之《民法》也。

一、民法

日本现行之《民法》，专取舍欧美诸邦之例，斟酌以旧惯古法。其编纂之次序则准据近世罗马法式而分为五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第三编债权，第四编亲族，第五编相续是也。明治法制时代又名曰西法绍述时代。

（子）民法总则编

分私权之主体为自然人、法人二种，释明“物”之意义而指定私权之目的，且区分私权之基于意思表示，与其基于法律规定，而详示绍意私权之发生消灭，恒因按法之行为，照法私权之得丧必因时效，皆规定其原则而无所漏。

（丑）物权编

以直切于物之权利为物权，而分九目，曰领有权，曰占有权，曰地上权，曰永租权，曰地役权，曰留保权，曰先得权，曰质权，曰抵当权，是也。领有权、占有权、地上权、永租权为主要物权。地役权、先得权、留保权、质权、抵当权，以担保债权为从属物权。

（寅）债权编

以权利之求行为于特定之人为债权，而明定债权之种类及其移转消灭之则例。且指示债权之发生，因契约、管理事务、不应得之利、不正行为制法四端。

（卯）亲族编及相续编

多采旧惯古法，以欧洲之个人制度与日本固有之家族制度匀合而成。以亲族编言之，废中国式亲等计等法，而易以罗马式，分亲族为血族六亲等、姻族三亲等，及配偶者，视养子准于血族，以家为户主权行用之范围，废其为人格之古例。新法因欲矫正早老退隐之弊，定一则曰：“年龄未达六十岁者不得退隐。”

婚姻必须申报户籍吏。其未经申报者不生其效。离婚之因由分二种，一曰匀意之离婚。二曰由裁判之离婚。夫妇财产之制亦有所明定，结婚时无特约，则夫或女户主按用法而管理其配偶之财产因而收益，此为其权利。妻者日常处理家事只代其夫而处理之也。

（辰）继嗣编

认家督与遗产之别。承家督者继前户主一切之权利义务。承遗产者继其财产一切之权利义务。财产之可被继承者，若无继承之人则归属于国库。

兹有一事须特记者，日本《民法》使中外诸人享有私权，以平等为主义是也。

二、商法

《商法》尝为《民法》之一分，而不占法制主要之地位。明治政府始制定《商法》，其起草稿者为德国人罗衣斯列尔。惟罗氏不专攻《商法》，乏于商务之观念。其所作之稿偏摹仿外国法，而不顾察日本古今之习惯。法学家论其非者甚多。于是取其当急速施行之条章如《公司（会社）凭单破产之规例》，起自明治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宣行之。更修正其全体，自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宣行之，即现行之《商法》也。

商法编次

《商法》分五编。第一编总则，规定《商法》普通之则例，且曰：“《商法》无规定者，依商之惯习。”第二公司编，以公司为法人，列示其种类。第三商行为编，列举商行为之种类。第四凭单编。分凭单为汇单（为替手形）揭单（约束手形）支单（小切手）三种。第五海商编，规定船舶海员等之则例。

破产编

《破产法》不仅关于商事又有关系于民事。向者以破产编《商法》一分今则使之分离于《商法》而为特别一法，且期异日之修正。据现行之破产编，破产之事必始于法庭宣告其破产之时。已受宣告者，自失其处分财产之权利。宣告确定其效，则破产者更失其各种之权。

结论

概括上所述第二期与第四期，第一期与第三期各有所类似。盖第二期摹仿唐制，第四期绍纳欧美法制，均为法典完备之时。而文政颇有光彩。第一期无成文之法。第三期虽稍有成文，而惯习为其根原。其所主者均为武断政治也。（第一期有豪族各冒其氏，一族之长在族中专行其生杀与夺之权。如朝廷之裁判权未行于豪族之间。史家称是时代曰氏族政治可谓稍似第三期之武断政治。）

今考法律实行之迹，第二期之《大宝律令》实行未久而失其效力，空贻繁文缛礼之讥。其后武家简易之法律适中时势而善收其良果。盖法律之价值不在条章之良否，而在实行之如何。当路苟得其人则实行多效耳。《大宝律令》非不善美，而当路乏于活用之才，其解释应用不能伴于时势之进化。既而有保元、平治（第十二世纪中叶）之乱，兵马倥偬，人讲武而抑文。如法典徒束之于高阁而已。当是时外国交通已绝，人之研赞唐制以资法律进步者亦甚少。迨武断政治之时代人视《大宝律令》以为徒法，非无谓也。

明治法制时代已绍纳欧美法制，而当路富于活用之才，与第二期不同。宣行二十年而能验知其不合国俗民情之处，复鉴于各国之例，加以改正修补遂成完美之法典。于是可谓其取于欧美者非徒事摹仿矣。

氏

日本现行之自治制度，虽仿西邦之例，亦自有所基。古时，组成群会者为姓氏，其政即自治。姓氏集“户”而成为一种血族团体，其自治之基址，在血族。氏者，于行政之务，除国家重事外，皆自办理之。统以氏之首。（“加弥”即“上”之意。）天皇之命令，经其首而传达其氏。氏首裁决其户与户之争讼，选用其职员，又编制军伍以任其守防。

氏分二级，曰大氏，曰小氏。小氏组成以户，户含家族甚多，大抵百人至数百人。其后生齿繁滋，交通益频而有宗教之传输，使文化益进，于是氏不复为群会之单位，而户乃代其位地。盖氏族以崇拜祖先为其根底，而佛教注重于个人，其流行遂撼群会之根底而破坏之，使其单位归于户。自是，国与户之关系自疏隔，而行政渐觉不便矣。

五保

于是始有五保之制。所谓五保者，渊源于周代即五家之制，传至唐世，移日本。五户组成一团体，共办其庶务，苟有国事则协同任其责。此时，户者含多数家族，不可视如后世所称家之例。然文化发畅，民口增殖，交通益繁，而户不复为群会之单位。户自分解为若干家。嗣后五保以家为准，称曰五人保会。此为德川氏之自治制度，可特记焉。

五人保会

五人保会（五人组）之名称，庆长三年（西历一千五百九十八年）始见于高榜。虽本出于五保之制，然幕府欲防遏耶稣教之传播，兼勒制浮浪之徒，而藉用于此耳。其法，比邻五家共成一保，推其一家以为首长，称曰版头，每年作一簿，注录以法令禁止诸例，及人民须遵守之要目等，志名盖印，而提呈其主管之衙门，谓之保会簿（五人组帐）。

其要目曰：租税当不愆其贡纳；法令当遵守；若有信仰基督教或他属法禁之宗教者，速须告诉；若有犯罪之人，亦须告诉；赌博不可为；社寺不可侵渎；官领之山河林野，不可滥出入焉；争论诉讼，必慎而勿为；道路、桥梁、水利等，必加意而图其便利；农务必勉励之；勤俭贮蓄必守而行之。凡保会之中有一人违背其规制者，则五家联带而任其责。

版头又曰保头（组头），或谓笔头，或谓伍长，多由保会互选。间有由衙门所命者，又有世袭家格者。其职务，在代表保会，承上命，传达会员，裁判会员争论，或加署于不动产之卖买，抵押等之证书，或监督会员性行，或办行折本理处及财产竟卖等诸务。各地邑村有直掌其保会者，又有每保置其头，令隶于里正乡老（名主、年寄）之下者。要之保会主要之务在警察（含保安、风俗、防火等诸端），劝业、土木及赋税等，如《民法》所关之词讼，及道德之裁制，亦莫不干涉焉。可知其为一种自治团体。

庄园

日本现行之自治制，多取于德国。但在德国寻常自治团体之外，有大地主，掌理其所领地域之治务，而行其自主权，称曰土地占领主。日本现时之制度不见有此例，然征之于历史有稍类似者，即庄园是也。

往昔权门势家，开垦荒芜之地，置其别业特免其贡租，称曰庄园。其后领庄园者，在其所领之地，自主其行政司法之权。神社各领其地，古来多免其贡租。佛法流布之后，寺塔所领之地亦得其特典。尊崇神佛者，将私地寄纳于寺社渐多，而免租之地渐广其区域。其间，公地有贡租之义务者，一附隶于庄园寺社，则永沾其免租之特典。故地主自愿为其附隶者比比皆是，于是全国大半为庄园所占。

领有庄园者，称领家。代治之者，称庄司。督其佃稼者，称地头。

领家有庄园益广大，而庄司、地头之势力益强盛，遂有凌驾国司、郡司者。而行政司法之权自移归其掌握。于是有武家渐兴起以至镰仓开府。

镰仓幕府选各地大地主而守护诸国，托以司法及警察之权，又举有功将士为庄园地头任其行政之务。自是之后旧地头称地头署理（地头代），承命于守护地头而服其务。稍成统治之体。然幕府统制如此者，其旨意在赏功臣。故庄园徒增其贡税之义务而已。盖各氏或各户有土地，有人众，其自治之力颇为坚实。既而有称庄园者，各定其领家，仅贡税以应其义。

形势所趋，武家竞起，各养家子郎党。其间自治之实权，推移而归于地头。地头已掌握裁判、警察及行政之权，而领家多失其实权。继以幕府之统制虽置守护地头之职，亦不能挠折各地之自治力。如庄园佃主以大地主而威制四方，俨为侯伯（大名）者往往有之。守护地头原为土著，自利其势力而著其大名者亦不少。

足利时代有大争乱，而庄园全丧其形影。旧豪族大半亡灭，而新兴之巨家（大名）扩张其版图，迨德川时代完成其封建之势。变迁已如此，迨今则不复有大地主自治，如德国土地占有主之例。然征之于历史，所谓庄园者，有自治之迹略，不容疑焉。如寺社各拥多众之徒而治其所领之民，凭依神佛之权而恃“守护不关”（守护不入）之特允，令勿进兵其地，又勿逮捕其人。如此自由权会庄园之废灭而失其势力。至德川时代，则寺会受幕府之朱印、黑印（批单）而仅领其地，亦无往昔之权势。

村

现时，市、町、村各为自治团体。然观于维新之前，则稍有自治之素质，而未具其体也。盖村之所以成者，有关系于姓氏，例如一氏渐隆兴，增以附随之众而益发畅遂以一村。又如一祠司祭之家，守其所居，而渐分其枝叶，族类繁荣亦成一村。各村多同姓，其宗家与村同名，而每有本居神（芜布斯那），全村皆为其氏子，可以征其一斑。

里正

德川时代主村治者，在东北诸州则称名主（里正），其名目出于古之“名田”；在西南诸州则称庄屋，出于庄园管理处之意。惟后世用其名者，不知其所原之义而已。里正或世袭或选举，概言之，称庄屋者多世袭名主者多被选举。

里正之职，在征收租税，或执行裁判所断决，或保护村民，代表之，或承官命布之于村中，或推奖农务，力图殖产，或掌理土木工修治道路堤防等，或照法禁严查异教徒，或从领主、代办官等所指挥行其事。里正受官俸而治其村，虽似官吏，然恒代表一村，苟察利害，虽牺牲其身，以尽于村务，亦所不恤。问亦有因村民选举者，且其所主诸端多有自治之性质。

名主庄屋代表村民，尽瘁忘其身者，不少。如木内宗五郎尤其著者。里正之下，有保头充职由选举，以一年至数年为期，皆为名誉（无俸）之职。西南诸地有村里不置保头而置乡老者。乡老专代表农民而图其利益。村里之中有置百姓委员（百姓代）者，由大地主所选亦为名誉之职。若里正之所施不为农民所怿，则委员代而执其交涉之劳。村里有选举之例而置名誉之职，可知其稍具自治之要素。

都城

当是时，大都城之情势如何？江户有市尹（町奉行），京都有代监司（所司代），大坂有守城使（城代）或市尹（町奉行），其下各置坊老（町年寄）数名，分掌市坊庶务。坊老有世袭之家，亦如士子之流。其下，在江户则有坊长、保头（町名主、组头），在京都则有市坊委员（町代），在大坂则每坊各有坊老，统以长老。是等数职或世袭，或因选举，皆代表其坊民而图其治理之便宜。如江户之坊长、京都之市坊委员，略准于村里之里正、百姓委员等，而似今时之区长，其职务在传命于坊民，或调停土地房舍（恒产）关于移动（卖买改属）之纷议，或训戒品行不修之徒。

自由市

都邑居商工之中枢者，如堺、兵库等，公允有自主自立之权，略似德国之自由市（芙兰英尔秃、汉堡、布烈绵等）。其行政司法之务，一属于会合众之掌理。其谓会合众者，邑民所选举也。如此都邑，有时佣用浪士以充常备之军，亦可知其自主于兵权。盖封建之世，财政经济待于商工都府者不少，故贷以特权而遂至使成一种坚实之自治权。此与德国自由市略同其情耳。

维新后之自治制度

维新

维新之前，市町村已有自治之要素，既如上述矣。惟明治之初，扫尽一切旧制度，而新开官治组织，既而觉町村自治之要，再兴其制。试观于德国，封建已衰而中央集权一覆自治制之根底嗣再植其旧根，可知东西同其轨。

日本现时之自治团体，有市、町、村、郡、府、县六目。今叙述其制度在维新后之沿革。

大小区

维新之后，通市、町、村分大小区。大区置区长，小区置户长，而尽废里正（名主、庄屋）、乡老（年寄）等旧名目。大小区既为行政区划，而郡町村仅如地理之称号。区长、户长准于官吏，而自治之精神殆消沉焉。

明治九年，有区町村金谷公债，公领物理处，土木工课等诸规例之宣布，允认诸区及町村各领有财产，或起债款。据其所定之序例，略云：区之公借金谷，或卖买其公领之土地房舍者，其证券必须有正副区长及邑村委员（总代）每町村各二名之连署。若町村之公证则在于正副区户长及恒产家（领有不动产者）六分以上之连署。

郡区町村编制法

十一年，有《郡区町村编制法》之宣布。各府县分为郡区町村，每郡置郡长，每区置区长，每一町村或数町村，各置户长。其稿案一句曰：“每町村置户长为其委员。”迨宣布，削其委员（总代）之字，但定曰：“每町村置户长一人。”此可知是法之精神，视户长为町村委员。

区町村会

户长之选任，因各府县异其规定，而取于人民之选举居多。此时，始允町村开町村会。惟町村会之规例未为法律所定。十三年四月，宣布《区町村会法》，明定曰：区町村欲令议定公同事业及资费收出法者，可开区町村会。町村制之基址，实立乎此。十七年，有一说，谓民选户长成绩不良，遂改其例，专赖官选。

市町村制

二十一年，有《町村制》（市町村制）之宣布。易户长为町村长，令由公选，于是《自治制》始完备焉。

先是，明治十七年，始草《自治制稿案》，其中有五人保会之规定，各町村置户长之外，设办务员（用挂）、委员（总代人）等诸职。十八年，修正此稿案，削除其保会及委员等之规定，而仅存办务员之目。二十年，内务省置地方制度编篡委员，以内务大臣为之委员长，佣德国人摩塞氏为顾问，新编修《市町村制稿案》。初时作一案，名曰“自治部落制”，其后分为《市制》及《町村制》二案。

二十年十二月，问于元老院之议，有谓《市町村制》之宣布，先于《郡制》及《府县制》为不可者，有谓是制与《民法》及他法典宜同时编成者，有谓漫仿外国制度非所宜者。论议纷纭。翌年一月，《町制》先见议定。二月，《市制》亦定，遂至宣布。

此时，地方官尚有持其意见者，谓收税之务当恃官吏属市町村之外者，而理处之；或谓市町村长视土地情形可为官选。是等诸说，皆不见采用，而公选市町村长之议独得决定。惟町村长之公选，众说所赞同；至市长之公选，则政府一部有异议焉。元老院即定一修正之议，曰：市长由市会所选，奏荐以候补三名，经允裁而命之。

特别市制

《市制》宣布之初，元老院复有一论，谓东京、京都、大坂三都布行《市制》，不可一律如他诸市，宜设特别之例。于是三都之地虽布《市制》，而不置市长及帮办员（助役），特令知事兼掌市长之务，书记官代理帮办员之职。此可谓稍合于官选市长论之旨。

如此《市制》之特例，人谓之“特别市制”。三都市民皆不怿之。其说云：“知事主监督，而市长被监督，二职相兼而混同其地位，有市政紊乱之虞。且三都之地，庶务繁杂，一人以知事兼市长，或以书记官兼帮办员，此徒使市务涩滞而已。”

众议院欲废《特别市制》而年年决议，然政府及贵族院未遽容其议。至明治三十一年春，妥商成，遂废特例。是岁十月一日，始以寻常《市制》布于三都之地。

町村长官选说

又《町村制》委员之中，有持一说者曰：“町村长直取于町村会议员，而府县知事指命之，欧洲有其例，宜仿焉。”然町村长之公选，于自治之精神为最适，故议决于公选，而使受府县知事之认允，亦“官选论”之遗影耳。

市町村制改正案

《市町村制》改正其一分之外，布行已十有余年，以至今日。第二十二次议会之时，政府提《改正法案》而不得通过；第二十三次再提，而撤之。

《町村制》之改正，不过轻微之点。《市制》所须主要之改正，在变易市参事会之权限，使其不任执政机关，偏为定议机关，如府县郡参事会。

郡制

郡于维新之前，为行政区划，而非自治团体。在维新之后，一时只为地理之称号。明治十一年，宣布《郡区町制编制法》，每一郡或数郡，置郡长，于是郡再为行政区划也。十九年，岛置岛司，不属于郡中。二十三年，宣布《郡制》，以郡为自治团体，居町村上位。

此时有一论曰：自治之体，宜为一级，不当以此自治体置彼自治体之上。然《郡制》已定，而郡亦为自治体，惟其自治之权不若市町村之完备。即如郡长不取于公选，以官吏充之，盖虑地方分权之势，有碍于行政之统一也。

《郡制》布行后，有倡郡长公选之议者，以《郡制改正案》提出于议会，数次而不得成。初时，《郡制稿案》视郡参事会为执政机关，不异于市参事会，后经修正乃改为定议机关，不但裁决诉愿，且受郡会所嘱而议其要事，或按郡会决议之范域，而商量其细目，或临急迫之时代郡会而定其要议。

三十二年，《郡制》改正，变易郡会议员之复选法，而取直选法；又废大地主议员。首倡此改正者，说曰：“日本初未有大地主之称，而遽作其名目，畀以特权，使互选议员三分之一，是流弊殊甚。且复选之法，令町村会议员选郡会议员，以郡中争竞，移嫁于町村，有党争扰害邑村自治之虞。不独如是，郡会由复选者假令解散几次，苟无使町村会同时齐解散，则略无其解散之效焉。”是论久不为政府及贵族院所容，迨明治三十二年始得其同意，而有复选法及大地主议员之废撤。

据此改正，《郡制》中记明“郡为法人”。贵族院有痛驳此一点者，谓：“郡为法人，则郡长亦不得不为公选。果如是，则自成一种封建之势，有妨于国家行政之统一。”然明治二十三年始宣布之《郡制》虽不明示“郡为法人”，而实认其为法人，故准议得众，而遂见通过焉。

其后，郡无事业兴起，而不足称自治公同团体。第二十二次议会之时，政府提《郡制废止案》，逢激烈之论争而撤之。第二十三次议会再提出，又有论争，遂被贵族院驳斥（否决）。

府县制

府县初为一种行政区划。明治十一年，有《府县会规则》之宣布，而稍具自治之体。二十三年，宣布《府县制》，而规准略备焉。《府县会规则》者，取范于法国，而《府县制》多取于德国制度，亦如《郡制》及《市町村制》。惟府县之行政，属于府县知事之管掌，是即官吏不由公选，亦如郡长。

府县固为大团体，而未闻有知事公选之论。至府县会议员之复选法，则论其不便者亦多。三十二年《郡制》改正之际，《府县制》亦有所修整。改复选为直选，且记明“府县为法人”。如此改定之《府县制》及《郡制》，至今日尚保其效用。

市町村及郡府县诸制度在维新后之沿革，略如上所述。市町村与郡府县均为自治团体，而其自治权之厚薄自有径庭，虽因区域广狭，亦视实势所适耳。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自治制度

维新前之诸新闻纸

报纸之创刊与《藻盐草》前后相继者十有数种。如柳川春荫之《中外新闻》，宣教师倍利之《万国新闻》，福地源一郎及条野传平之《江湖新闻》、辻新次及铃木唯一之《远近新闻》为最盛。其余尚有《六合新闻》，《内外新闻》，《新闻事略》，《江城日志》，《随事新志》等。是等诸纸稍若杂志，大抵为月刊或周刊，印以木版，其编辑之法亦甚简无具组织。当是时活版器械未输进日本，无由发行大报纸，而执笔之人亦未有专主其业者，多以为士子消闲之余业，故其及群会之势力不足言焉。庆应元年至明治元年日本已有报纸，其情形只如是而已。

攻击新政府

在此时代独放异彩者为《江湖新闻》，其每号所录之议论及杂报，莫不以攻击萨、长二藩为旨，遂触政府忌讳，禁遏其发行，主笔福地源一郎被官宪纠问，处监禁若干日。先是政府未勒制新闻纸，迨此时始觉其勒制之要，凡报纸不经官允而发行者皆禁之。故《江湖新闻》及他诸新闻尽被一网抛去，惟《太政官日志》（明治元年三月创刊，为官报起原）及《镇将府日志》，初承命于官宪而发行，得免其禁遏。

第二 日刊新闻之勃兴

日刊新闻之鼻祖

初时发生之诸报纸经《江湖新闻》被禁遏，皆废灭；然政府中有持进步主义者，谓勒制苟有法则，奖励新闻纸之发行，有利于国家。如参议木户孝允明治四年二月令长三洲、关笃辅等，兴一报纸名曰《新闻杂志》，予以保护。此纸定期刊行，每月六次，未为日刊而废刊。嗣即有《横滨每日新闻》之发行。自是日刊新闻相踵而起。《横滨每日新闻》始用活版（铅字）器械，自编辑以至印刷、贩卖等诸端，其机关组织稍整备，不徒为日刊新闻之鼻祖，且示范于一时。后年将总号移置于东京，改题曰《东京横滨每日新闻》，至为沼间守一、岛田三郎、肥塚龙等所经营，则居然重镇于文坛之一局。

五大新闻

《横滨每日新闻》已兴起，而日刊新闻仿其例者渐有之。如《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朝野新闻》、《曙新闻》、《读卖新闻》、《东京绘入（插绘）新闻》等。

自明治五年至八年，定期刊行新闻纸渐加其多，合其日刊达一百有余种。《东京日日新闻》即《江湖新闻》之复活为日刊者，明治五年二月发行其第一号。当初时，岸田吟香主笔于此，其后福地源一郎为其社长兼主笔，行文流丽且庄重，又出新考思，而改善编辑技术不少。如利用栏外余白揭出告白（广告），行情表（相场表），或印出“临时附录”，或置探访员（访事人），是也。

是岁继起者，为《邮便报知新闻》，驿递头前岛密令其属僚小西义敬创刊之。盖意谓通信机关之发畅，有多待于新闻纸之力也。此新闻当初时每月发行五次，至明治六年改为日刊，扩大其纸面，与《东京日日新闻》对垒相当。栗本锄云主裁编辑，古泽滋担任论说。

此时，《东京日日新闻》代表木户孝允一派之意见，倡渐进主义，《报知新闻》则代表急进主义发露其政论。故此二新闻之笔战，一时为文坛之壮观。其后，矢野文雄、藤田茂吉、犬养毅、箕浦胜人等，执笔于报知社，使其纸而益发光彩。次有《朝野新闻》之兴起，以成岛柳北为其社长兼主笔。八年一月，有《曙新闻》之发行，青江秀为其社长，末广重恭为主笔。

上所举之外，加《横滨每日新闻》，当时称曰“五大新闻”。其言论所生之反响不为小，而政府渐忌惮之。

论说新闻

先是有《日新真事志》之创刊，稍后于《横滨每日新闻》。是纸始设论说栏，录载大井宪太郎、古泽滋（后《邮便报知新闻》记者）等之政治论文，令时人属目焉。

明治六年，大藏大辅井上馨、大藏三等候选（出仕）涩泽荣一等，将财政意见书提出于政府，且藉《日新真事志》而公表之，暴露阁议冲突之真相，致国论汹涌。于是新闻之势力为朝野所识认。

翌年，有“征韩论”之破裂，继以民选议院论之建白，诸纸评论时事，如《东京日日》、《横滨每日》、《邮便报知》、《朝野》、《曙五新闻》，每日录载论说，议政治之得失，其言危激者不少。

明治八年六月，政府制定谗谤律，即新闻执笔人之罚例，犯其法者处以罚项或体刑。自是，检阅新闻纸颇严密矣。

此时劈头第一为此罚例所问者，《曙新闻》之末广重恭——处罚项二十圆，禁狱三月之刑。次之者，《东京日日新闻》之甫喜山景雄、《朝野新闻》之成岛柳北、《邮便报知新闻》之冈敬孝等，各处罚项及禁狱。其间，通全国以此招祸者至二十三名之多，其中有一人处罚二次以上者。

政府检束新闻纸之言论，而好读新闻纸者反增加，可知其检束之效，适使新闻纸益发展其势力。

通俗新闻

五大新闻以论说为主要，其杂报亦稍具论文之体，不便于俗众之讲读。明治七年十一月，铃木田正雄与子安峻，本野盛亨等，相谋而创刊《读卖新闻》，其杂报采集其适于家庭玩读之料，全纸叙述以卑俗之文，附有假字旁训，故被俗众欢迎。明治八年四月，有《东京绘入新闻》之创刊，以前田健次郎为编辑长，始有插画，且录以小说，亦使新闻编辑之技术开新生面。

此二新闻取趣味于群会，不似五大新闻之主政治，于日本当时之新闻界，自显其特色。惟执笔之人非戏作家，则犹属其系统，乏于学术思想，而多被士流轻侮。五大新闻则不然，其编辑局有多士品位高，而富于才识，其所作之新闻纸虽未免幼稚，而其言论优有启导其时代精神之力。

第三 政治新闻全盛时代

政党新闻

明治八年四月，有圣勅曰渐次建立宪政体。十二年，有府县会之创开。嗣后，日本入政论盛行之时代，或请愿国会或组成政党。明治十四年，更有圣诏宣示以开国会之期。于是发行新闻纸者益多，大抵为政党之机关，其执笔之人莫非政论家。

间有报纸冠以政党之名者。大坂有《大坂日报》，系明治九年之创刊，迨见立宪政党之结成，即改题曰“立宪政党新闻”。凡小新闻主杂报者，渐出以政论，而带政治新闻之色彩。有《喜世新闻》，由寺家村逸雅所创刊，专报市井之异闻，狭斜之变故，既而改题曰“改进新闻”，自示其为改进党之机关。《东京绘入新闻》亦改题曰“绘入自由新闻”，表示其为自由党之机关。《读卖新闻》则迎得改进党高田早苗等，使发表其政论。

此时，新闻小说由戏作家所叙述者顿衰废，其以政治为主题者渐代之。如执笔人主政论者往往染笔于小说，寓以政治之说。于是大小诸报纸皆莫不取于政治之趣味。

用新闻

如此，滔滔新闻界投于政论之涡，而新闻纸关于政治之势力发展颇著。且全国所有大小诸新闻概皆为反对政府党所占领。于是政府之中，亦有觉其机关新闻以护持其政略之要者。如《东京日日新闻》已有半官报之名。政府别令丸山作乐新兴《明治日报》，水野寅次郎创刊《东洋新报》，倩大学学生鼓吹德国派国家万能说，与民权自由论对垒大战，人谓之御用新闻。（明治八年，《东京日日新闻》标榜曰“太政官御用”，此始有“御用新闻”之名。）其势力竟不能与反对党诸新闻相颉颃。

未几，政府定其方针，自超然而立于政党之外，视其机关新闻渐冷矣。如《明治》、《东洋》二新闻，未数年而废刊，福地源一郎亦去《东京日日新闻》。于是天下文坛一任反对新闻之飞扬跋扈而已。

政治新闻之单调

政治新闻独极其盛，而政论主制其编辑局，纸面恒呈单调。凡政治之外国民生存所关百种之情形，皆等闲遗忘之，专为政党机关而已。中正之说，公平之言，殆不可见焉。故读者范域亦自有限，而收出不相偿，废刊者比比相踵。要之政党者在一面则促新闻纸之勃兴，在他面则反阻害其发畅。

第四 新闻纸过渡时代

记报之新趋向

明治十五年，有《时事新报》之创刊，揭“不偏不党独立自尊”之旗斾，以中上川彦次郎为社主。伊东茂右卫门为编辑长、冈本贞烋为印刷长。惟主裁其实权者，“三田学派”之鼻祖福泽谕吉也。据其创刊之旨意，谓专记近时之文明，而论其诸事，资于进步之方途，不后于日新之风潮，而报之于世。惟曰近时之文明，日新之风潮，问其旨义，小则保一身一家之自立，大则图国家之自立，不独眼中无政党，政派之别，且任文明之启导，不以政治为其本位。

是纸务避单调，报事尤丰富，多说经济，或采群会趣味，其文章以卑俗平易为旨，称曰“三田流”。如此未久而得读者较多，于日本报纸界自为革命之动机。

改良纸面

《邮便报知新闻》自明治十五年之后，以矢野文雄为社长，少壮政论家如藤田茂吉、犬养毅、箕浦胜人、尾崎行雄等，共任其经营，不以营利为念，而专发表其政论，务大其纸，以保持大新闻之品位，贵其价，而不问其发售之多少。其后，矢野文雄历游欧洲诸邦，明治十八年归朝，即图《邮便报知新闻》之改革，先缩小其纸面，记报各章施以旁训，始录出小说，且低下其价，使易流布于中流之下。于是读此纸者自广其范域。嗣发行夕刊纸为崭新之计图，惟印刷器械未完善、交通机关亦未完备，故是计图不能收其良效。

初时，《邮便报知新闻》以大新闻中之大新闻自任，已改其体面，稍近似小新闻，此足以证纯政治新闻之难经营。其间诸报纸之新兴起者，以得多众好读为主旨，如《东京中新闻》（后《中央新闻》），《都新闻》，《牙吗秃新闻》是也。

二十三年一月，有《国民新闻》之创刊，是纸巧投于时好，而能为其一时之标目，其主笔德富猪一郎不但为奇警之批评家，又得精炼于编辑新闻纸之技术。其记报多方面而多趣味，适诸阶级之爱读，通俗而不野卑，有一种清新之气，常磅礴于文字之面，此为是纸之特色。特置绘画主任，插画尽其意匠，资于读者之感兴，亦始自是纸。

资本争竞

《时事新报》、《邮便报知新闻》及《国民新闻》，未纯然具有资本企业之性质，其经营多赖执笔之人，非以资本家临新闻纸界也。《大坂朝日新闻》者，系明治十二年所创刊，经数年后归于村山龙平之经营，而稍带资本企业之性质。自是，新闻纸之发畅，待于资本之力亦如他生产之业。

村山龙平非执笔之人，而领会新闻纸之特性，考察如何之新闻纸，最能得多众爱读，而注重于报知之机敏迅速，向通信机关之利用而倾其全力，曰“内外电报”，曰“特派通信员”，出多资以求其报知之敏速。此在新闻纸界开资本争竞之绪端。

先是，明治十六年，《立宪政党新闻》改题曰“大坂每日新闻”，柴四朗、竹内正志等任其编辑。其后，渡边治干理之，大改良其纸面，偶见《大坂朝日新闻》之声价顿腾，与之对抗，利用通信机关，争电报料之多寡。先是，大坂之地有《大坂新报》以津田贞为编辑长；有《大东日报》以原敬为主笔；有《东云新闻》以中江笃介为主笔；其余尚不少，皆不胜于资本之争竞而废刊。遂使《朝日》、《每日》二新闻主制关西之文权。

营利经业

村山龙平为新闻纸之资本企业家，明治二十一年更兴《东京朝日新闻》，与《大坂朝日新闻》相联结，放散巨数之通信费，而益图报知之机敏迅速，一时使新闻纸界被其风靡。明治二十二年，有宪法之宣布，《大坂朝日新闻》即由电报得其宪法全文，因而发“号外”，配布于市中。二十三年，有帝国议会之创开，乃电报以详细之会议录，而印出“特别附录”，此非他新闻纸所企及。

当是时，经营新闻纸者认识彼主政论之大新闻，不应于多众之需求，而务使新闻纸之组织主营利，以通信为旨，合于众情。

异彩

其间有一报纸，带特殊色彩，名曰“日本”，系明治二十二年三月所创刊，代表谷干城、三浦梧楼等一派之保守旨义，倡勤俭尚武，反对于欧化之说。其立言时或偏狭，而主笔兼社长陆实之文才及人格，能使其纸为言论界之一重镇。是纸主论说，其记报亦具论文之体，自标置颇高，以高等批评为其务，不似他纸之为杂报新闻，此可以为珍矣。

《东京新报》者，创刊先于《日本》一年，朝比奈知泉之健笔，与《日本》论战不相下。其废刊也，朝比奈转主笔于《东京日日新闻》。

第五 新闻纸之发畅

众议院与新闻纸

明治二十三年，议会已开，全国之新闻纸不问其为党派机关与否，再呈政治新闻之状。新闻执笔人选为众议院议员者不少，且议员中直接间接有关系于新闻纸者尤得势力。众议院与新闻纸内外相应，而作成舆论。

有议会之后，众议院之解散，提其主题者恒为新闻纸。即使不然，凡议不经新闻纸之“跋准”，而能具舆论之形式者未曾有之也。众议院有“政费节减”、“民力休养”之声，则其背后必有新闻纸为舆论之先倡。众议院有对外硬派，奏上或建议咎政府之外交，则新闻纸与之相联合亦鼓吹其言论。众议院主张“行政改革”、“财政整理”，则新闻纸必为之声援。

政府为政治势力之第一级，则议会居其第二级，而新闻纸居第三级。有时政府畏新闻纸反过于议会，而频阻遏新闻纸之发行。

编辑术之进步

发行停止使新闻纸难于维持，然亦有激励之，使其尽心于自营之道，自编辑之技术至经业理务诸端皆颇有进步。此时，主要之新闻纸于内外枢要之地各置常住通信员，逢有大事，则争发特派通信员。或识认海外电报之价值而受路透之供给，又取于特约电报。

其间有兴通信公司者，供给各种新闻材料。而新闻纸精选之故，编辑技术益练习，而新闻纸之实质益改善。如警察细故恒刺激人心，多数新闻纸采其细故，描写群会暗黑面，投于众俗之好奇心，称曰“第三面记报”。

明治二十五年，有《万朝报》之创刊。二十六年，有《二六新报》之兴起，代表其重“第三面记报”之倾向。《万朝报》一时受恶德新闻之丑名，经营之者为黑岩泪香，以深刻之讦发为其旨义，因而被多众购读。新闻小说以政治为主题者遂绝其迹，而人情小说及探侦小说等据写实旨义者渐流行。坪内逍遥、尾崎红叶、幸田露伴、森鸥外、山田美妙斋等之创作，及森田思轩之翻译小说尤被欢迎。新闻执笔人兼政治家者渐失其势力，而专纯操觚者渐显其头角。朝比奈知泉、德富猪一郎、陆实、三宅雄二郎、石河干明、竹越与三郎等，各成一家之文体。新闻之论说，于国会创开之前多为抽象之理论，迨其后则直接触于实题。

明治二十三年，政府由法国购得轮转印刷机，充官报印刷之用。东京及大坂之《朝日新闻》先仿其例，次之者为《时事新报》。于是新闻纸之用手力印刷机者，不能与是等三纸竞逐，知大资本之要矣。

战务之影响

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交战之际，下层之小民亦乐读报纸，不仅发行之数加增，又有资于编辑技术之进步。由战务享其利者，新闻纸实居其一。

第六 近时之新闻纸

投合于家庭之趣味

日清交战后，各报纸以营利为本位，皆欲得多众玩读而务出新图。曰“号外”，曰“附录”，曰“告白”，曰“折价”，多方争竞，而有疲惫踬倒者，惟其胜于争竞者能大发畅。

当是时，《邮便报知新闻》已几次变迁，归于三木善八、村井弦斋等之经营。削“邮便”二字，改称曰“报知新闻”，自宣言绝其与政党之关系。加以插画，务平易其文字，主力于第三面记报，为高等杂报新闻，适于家庭之用。是纸录载弦斋之小说《日出岛》，即战争文学之副产也。

读新闻者，为战务所诱而加增，《报知新闻》巧用其术而投于多众之嗜好，其发行之数日加其多。如在战时之前，读者仅五六千，经数年已十倍其数。盖知新闻之用一历战役，广及于中流及下流之家庭也。凡新闻纸与读客，务亲密其关系，为之魁者亦《报知新闻》也，例如“职业介绍”、“卫生顾问”、“法律顾问”等，报知新闻先设其新栏，而他新闻纸仿之者渐多。

新事业之影响

战熄后，新事业盛兴起，亦促新闻纸之发畅，盖事业勃兴而新闻记报渐注重于经济情形。于是商工与报纸逐渐密接，使报纸在商工界开其广大贩路。且经济之发畅致国民财资之丰富，而众庶购买新闻纸之力亦自加增也。凡经济事项之报知，尤贵其精确迅速。故各报纸之探访机关活动益敏，而电信、电话之利用益繁盛。有力之新闻纸，借长距离专用电话，而使通信益敏活。其间用轮转印刷机者亦渐多。如近时有一报纸备轮转机二三台者，间有装备以刷色轮转机者，如《报知新闻》，《中央新闻》。

求多数读客

近时新闻纸之经营取于利者，巧迎意于中流之下，以增其发行之数。文字以平易为旨，多插画以惹人目，记报主感情，避于纯理。凡事之易投于好奇心者，勉夸大而报之，以通俗娱乐之料供于家庭，不必求其趣味之高尚。凡经济事项直接关系于国民之生活者，敏速其通信。是等诸端，皆莫不资于编辑技术之改善。盖报纸者为一种资精神之商货，以经济眼见之，不异于他生产之品，均有图利之要。故高级执笔人之理想，不常合于资本家之意思，而往往被其抑制。如《日本》久持其独自一己之本领者，迨易其经业之主忽变而取于卑俗，以营利为务。《日本》既如此，况在其他乎。

告白钱

新闻纸渐发畅，而其经营渐需多资。于是争竞逐年加烈，或折价、或赠呈，务以使多众易看读。如此新闻纸发行虽多，其所得之价钱不足偿其编辑诸费，大抵以告白钱之收纳为其主要之财源，可谓新闻纸之经济由告白钱所支持。现时所有之新闻纸，争为告白之机关，其所载告白最多者，表其声价之最高。依此办理告白之务，于编辑局之外，自占重要特立之位地。《响者新闻》之筹画出于编辑局，迨近时，则定其筹画之权力归于经理部，如《大坂朝日》、《大坂每日》二新闻，示其显著之例。此倾向在日俄交战之后更加甚焉。

执笔人之自重

经营新闻纸者苟知新闻纸及执笔人之责务，咸用意以保其声誉，不专事营利。如是者不仅慎于记报选择，且注重于论说。新闻纸之主营利者，近时其发行之数顿增加，而自觉其感化及于读客之伟大，乃生自重自尊之念。如其属于小新闻之系统者，每日虽少亦录出论说一篇。惟近时新闻之论说，取其时时发生之实题，而说明解释之，至若主笔一家之言及党派之代辩则几希矣。间非无弄危激言论者，然概言之，新闻论说与时进步，有向上之势，略不容疑焉。

全国之新闻纸

明治十年之比，全国发行新闻纸仅一百有余种，据明治三十七年所查，全国各府县所有新闻纸之种类如下数：

东京，五四。

神奈川，一四。

京都，七。

长崎，一二。

大坂，二四。

埼玉，一。

北海道，二五。

千叶，三。

枥木，三。

新潟，一八。

三重，一七。

群马，四。

静冈，五。

茨城，三。

岐阜，五。

奈良，四。

长野，九。

爱知，一九。

福岛，六。

山梨，五。

青森，五。

滋贺，六。

秋田，五。

宫城，三。

富山，七。

岩手，五。

兵库，一〇。

山形，一二。

石川，四。

鸟取，六。

福井，三。

鸣根，二。

冈山，三。

广岛，七。

山口，七。

和歌山，六。

德岛，四。

香川，三。

爱媛，五。

福冈，七。

大分，三。

佐贺，四。

熊本，六。

宫崎，一。

鹿儿岛，二。

冲绳，一。

台湾，三。

共计：三百七十五种。

外字新闻

可见其间加增略至四倍。尚有英文新闻纸，在横滨者五种，在神户者二种，皆属于英、美二邦人之经营。其中最著名者《日本美耳》，英人布林窟利发行之。

现时在东京主要之新闻纸，为《东京日日新闻》（社长本多精一）、《时事新报》（社长福泽一太郎）、《报知新闻》（社长箕浦胜人）、《国民新闻》（社长德富猪一郎）、《东京每日新闻》（社长岛田三郎）、《中央新闻》（社长大冈育造）、《东京朝日新闻》（代理社长池边吉太郎）、《万朝报》（社长黑岩周六）、《东京二六新闻》（社长秋山定辅）、《读卖新闻》（社长本野盛亨）、《日本》（社长伊藤钦亮）等。《大坂朝日》、《大坂每日》二新闻之势力，反驾于东京诸报纸之上。

若英字新闻属于日本人之经营者，只有《日本泰晤士》而已。

发行数

各报纸每日发行之数，在明治十年能逾一万者，有《东京日日新闻》耳。至近时地方新闻发行三万以上者不少。都会之报纸势力最盛者，则十万至二十万，且各纸之发行渐增其数，以此势而进，则当有发行五十万以上者。

如是者，实因国民教育之普及。据明治三十七年所查，全国有小学校二万七千三百八十三，其男女生徒约五百十四万四千有余名，其毕业者每年平均约一百二万有余名。中学则二百六十七校，其生徒十万一千百九十有余名，每年毕业者约一万有余名。高等女学则九十五校，其生徒一万八千五百三十有余名，每年毕业者约五千有余名。新闻纸之需用，逐日加增，不亦宜乎。

第七 杂志之发畅

欧化杂志

在日本始发行新闻纸者定期刊出之，略似杂志。其后有日刊新闻之兴起，而新闻纸与杂志，渐异其体裁及实质。先是，明治六年，森有礼归自美国，与西村茂树、津田真道、中村正直、西周、加藤弘之、福泽谕吉、箕作秋坪、杉亨二、箕作麟祥等，相谋而组成一会，名曰“明六社”。嗣发行一杂志盛倡欧化主义，称曰《明六杂志》，每月发行二次。

杂志渐兴

庆应义塾印版局发行《家庭丛谈》，福泽谕吉自任其董刊，来几而废刊。代之者为《民间杂志》，加藤政之助主其编辑，发表“三田学派”之思想。其间，有急激政论家刊行杂志，如《近事评论》，《江湖评论》等，未久而皆废刊。《东京经济杂志》起自明治十二年，田口卯吉创刊之，终始倡“自由贸易论”，能令一派人心倾注焉。是杂志经营得宜，于读书界坚植其基址，继续发行以至今日。次起者，有《东海经济新报》，犬养毅为其主笔，绍述德国“利斯秃派”，而倡“保护贸易论”，一时与《东京经济杂志》互构论阵，未几而遂废刊。

二杂志之对抗

日本杂志界放异彩者，莫若《国民之友》及《日本人》。明治二十年，德富猪一郎创刊《国民之友》，其一种崭新之文体，调和和、汉、洋三流。其平民主义，能投合于时代之粹神，而为青年所欢迎，逞势力于一时之文坛。二十一年，有《日本人》之发生，三宅雄二郎与志贺重昂执笔，排“欧化主义”而说国粹之当保存，鼓吹东邦思想过于西邦思想。其后，德富猪一郎别发行《国民新闻》。而一派与《日本人》同其主义者，兴《日本》新闻互相对抗。既而，《国民之友》合于《国民新闻》，《日本人》暂改题曰“亚细亚”，再复其旧名。迨近时，遂称曰“日本及日本人”。

杂志界之霸

明治二十年，博文馆始有月刊杂志，名曰“日本大家论集”，读者颇多，其第一编忽重数版。博文馆者，由大桥佐平所创办。此馆发行杂志逐渐加多，有《日本之女学》、《日本之教学》、《日本之商人》、《日本之法律》等，能扬名声于杂志界及印版界。《太阳》实为《日本大家论集》之后身。其余博文馆近时所发行之月刊杂志，有《太平洋》、《少年世界》、《文艺俱乐部》、《写真画报》、《幼年画报》、《文章世界》、《中学世界》、《女学世界》、《少女世界》、《英语世界》、《农业世界》十一种。博文馆于杂志之编辑出新意匠不少。杂志卷首所插之图画用写真石版、感光胶版、彩色木版及三色版是也。

文学杂志

以纯文学杂志言之，明治二十一年，砚友社一派始发行《我乐多文库》。砚友社者，为新进小说家之团体，以尾崎红叶为中心。二十四年，有《早稻田文学》之创刊，文士之关系于早稻田大学文科者，以此为其机关，坪内逍遥董刊于此。当是时，森鸥外发行《希加拉弥（栅）草纸》。早稻田文学代表英国派之思想，《栅草纸》则表述德国派之思想，二者相对竞光于一时之文坛。二十八年，出身于帝国大学文科者，编辑月刊杂志，名曰“帝国文学”，与《早稻田文学》、《栅草纸》呈鼎立之势。其后《早稻田文学》、《栅草纸》相踵废刊。惟《早稻田文学》至三十九年一月再兴焉。近时文艺发畅，而有诗人、创作家、评论家多显其名。文艺杂志之发行逐年加增，不可枚举。

各种杂志

各种团体定期刊行其会志者颇多。杂志之关于科学、教育、宗教、哲学、美术及实业等者亦不少。诸种杂志通全国达一千有余种之多。据最近核查，其在东京发行者三百八十种，妇女读者最多，实业界次之。

第八 印行事业

旧时之印版

日本在德川时代有印版事业之发畅，盖幕府及各藩相竞奖励图书之刊行也，如幕府命圣堂翻刻中国古典及史籍，其印刷装订之精巧，纸质之良美，迥优于原书，为读书界所爱重，即所谓官版者也。

水户（德川侯爵家）、金泽（前田侯爵家）、德岛（峰须贺侯爵家）、津（藤堂伯爵家）等，各有藩版。而水户藩之贡献于印版界尤大。盖水户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深用意于文教，自督儒生编修大日本史二百四十三卷刊行之，复印出各种国书及汉籍，裨益于学者颇多。于是各藩仿之而保护印版之业，相竞而印行浩瀚之书。

京都之寺院，亦有功于印版界，佛典有黄檗版、叡山版等，皆为寺院刊行。如黄檗版《一切藏经》二千九十四册，六千九百三十卷，可谓世界有数之大印版。

此时，在民间之文学亦颇发畅，著书印行不啻汗牛充栋。插画小说之版，通卷叙述以平假字文刻成细字，其所插之画多用精巧木版。其技之妙，有使后人惊叹者矣。

一字版

日本距今四百年之前已有植字版，称曰“一字版”。关原之役已毕后，德川家康以木版活字三十万付于足利学校，令刊行诸种遗书。庆长十九年（西历一千六百十四年），始铸造铜字二十万，付于京都金地院，刊行《大藏一览》。元和年间（第十七世纪初叶）有《群书治要》之印行；元禄年间（第十七世纪末叶）则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享保年间（第十八世纪初叶）则有《六谕衍义》、《东医宝鉴》、《增广太平和剂局方》，皆用木字或铜字之活版印出之。

文久年间（第十九世纪后半），江户传通院用木字活版，印出《大般若经》三百卷。活版印行，于维新之前以此为最浩瀚。

欧洲式活版术

幕府之末，长崎人本木昌藏就兰人而学欧洲式活版术。明治二年，长崎开活版传习处，制造铅字，供于印版界。此新活字之效用渐为众人所认知。政府即置印刷局，嗣有筑地活版制造处之创办。国文社、秀英舍、藏田活版处等，相继而起。于是日本印版界用铅字活版渐盛。

其间，西化东渐，上下求知识于欧美，新进学士竞翻译洋书而印行之，或著书而尽力于西邦思想之传播，政府亦推奖洋书之翻译，而发行各种译书。是等新刊图书当初时印以木版，迨见活版术之流行，则木版印行渐减其数。如在近时，除特殊印版外，不复用木版。若印刷机械，初时有手刷机，次有圆筒印刷器，遂有轮转印刷机，亦见其进步之速。

兹有一事须特记者。维新以后，新刊图书逐年加增，惟其属于翻译及翻刻者反减少是也，表次如下：

著述加增

印行图书之数，在明治十年共五千四百四十一册，其中有翻译二百三十二册，翻刻四百六十四册；在三十七年则共二万六千六百十册，其中有翻译仅二十八册，而翻刻全无焉。盖日本自明治三十年之后，加于列国保护版权同盟，外国图书之翻译及翻刻不如往年之自由，且教育益进步，而学士著书渐多，读书界能解洋书者增加，不复赖译书也。

图书价钱

然日本印版界忧在图书之粗制滥造，大印版内容丰富者极罕。最近五年东京书籍商结会中新发行图书者，均算其一册价钱如下：

由是观之均价较高者除丛书及类书外只有医书而已。其余各种图书均价四十钱至五十钱，而发行之数每册仅一千至二千本云。可见日本国民淡于读书之趣味。

印版业之盛衰

维新以后，以印版发行为业者，非无成功，而蹉跌者相望。如凤文馆用铜版或木版翻刻汉籍，一时雄飞于印版界。博文堂发行政治、经济、文学等之新书而著其名。博闻社及八尾书店发行法律书最多。兔屋以投机出版得昌盛。金玉出版公司翻刻德川时代之稗史小说，而扬其名声。然是等诸铺，今无存者。如须原屋工茂兵卫，山中市兵卫为老书肆，自明治之前重于印版界，然遂至不能维持其业，而衰减焉。此可见印版之业较他营利之业不易于成功。惟小学教科书需用尤广，书肆之注全力其印行者成功较大。如金港堂、集英堂、普及舍、文学社、国光社等、俗谓之教科书林。教科书已采国定印版之法，而教科书林忽失其营业之基址，不能复保其优胜之地位。

豫约印行法

印版之内容丰富者，多系古书之翻刻或编纂，其印行莫不依豫约法。如近藤活版处印行《史籍集览》（用活版和装日本纸五百三十三册），经济杂志社印出《群书类从》（五号活字四六版洋装二十六册），《国史大系》（二十九册），《德川实记》（七册），吉川弘文馆发行《雅言集览》（活版和装日本纸五十七册），《故实丛书》（百三十一册），《万叶集古义》等；皆用豫约法也。印版最浩瀚者莫若东京帝国大学之《大日本史料》（每年不定期刊行二册至三册将继续至数十年），神宫司厅之《古事类苑》（分三十六部门逐次刊行各部门有三册至三十册），京部藏经书院之《一切藏经》（旧传之《大藏经》固不待言，凡论著遗书关佛教者无和无汉，博搜而网罗之，一并称为《续大藏经》，用豫约法而印出之），此三大图书是特殊之印行，而非营利之所能。豫约应募之单位为一千至二千名，其投于读书界之好尚者，未易得应募五千名以上。

印版界之霸

印版界不入教科书林之伍伴，不据豫约出版法，而成功甚大者，只有博文馆耳。是馆自明治二十一年至三十年发行图书，约三千三百八十有余册。其中占优势者在全书之类。试举其主要者，有《帝国文库》（正续共一百册），《日本文学全书》（二十册），《支那文学全书》（二十四册），《帝国百科全书》（二百册），《日用百科全书》（五十册），《工艺丛书》（五十册），《通俗教育全书》（一百册），《少年文学》（三十二册），《日本阿伽噺》（二十四册）等。最近十年间，博文馆印行图书较其前十年间凡三倍以上，而涉于科学、文艺、教育、群会等各种类，其要旨在求价最廉而供以最丰富之知识。博文馆创办以后，将其印版业之一半分，充于杂志之发行凡十九年，兴杂志约四十种，其现尚发行者十四种。近时更经营印刷事业开其工场备以输转机及大小印刷机三十有余台，且别置制版部，其制版及印刷诸端，渐有成绩。于是日本印版界推博文馆为最盛。

现时，东京书籍商结会除博文馆，外有会员逾三百七十。如东阳堂主印行画谱、画报，春阳堂多出新作小说类，三省堂发行政法书及字书类，富山房专用力于中等教科，书各有特色。是等书铺，皆在明治年间兴起也。

木板彩色印刷法

日本印版界可以夸者，彩色印刷所用之木版是也。木版术之发畅于德川时代，达其最高之度。所谓“东锦绘”者，为日本美术之一种，欧美诸人所赏玩。维新以后，西邦制版术传入日本，而日本固有之木版术渐衰废。明治二十二年，高桥健三、冈仓觉三等相谋而兴月刊美术杂志《国华》，藉日本木版术之妙伎，而复写日本诸名画，以揭出于志面，得中外诸人之好评。其后，正木直彦兴真美书院，而刊行“真美大观”，似“国华”而规模更大。于是日本木版雕刻术及彩色印刷术，均一新其面目。

然日本木版之彩色印刷最精巧者，须刷版三十至一百次。故其所制者价颇贵，不足应于多众之需用。如“东锦绘”为日本印版界之特产，而渐减其新刊之数。西邦制版术应用益广，如木版、石版、写真网版、电气铜版、写真石版、铜版、铅版（亚尔弥妞姆）、凹凸版、胶版、三色版等，技术各有进步焉。

印版界之将来

概言之，日本印版界较欧美诸邦尚在幼稚之域，虽因国民读书之趣味未大发舒，而日本国语之通用区域甚狭隘，亦有碍于印版诸业之隆昌。近时日本之文明溢及于清、韩二邦，而印版之业向此二邦而渐发展，可庆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警察制度

绪言

日本警察之制，自明治初年考究欧洲诸邦之实例，察其实情，稽诸国势，按之民情，采长补短，斟酌而定之；有弊则削，有害则去，改订修整，渐得完备焉。今欲略叙其沿革、组织、法规及教育等诸端。惟日本警察官有一种精神，不可不先述其由来之梗概。

警察之基址

明治之初，采数藩兵士以组成警察队，令警护江户之安宁秩序。四年由武士选拔品行方正、志操坚实、身体强健者三千人任逻卒，令警逻东京街衢。七年兴警视厅，增逻卒三千人，合为六千人。大警视川路利良统率之，教以日本固有之武士道，锻炼其精神。内则严纪律不苟宽假，外则谆谆恳恳以鞅掌警务。于是日本警察之基地始得确立焉。

警察官之精神

何谓武士道？以警察官言之，忠实、守职、重廉耻是也。既重忠实，故任者不避劳苦，不厌繁忙，夙夜恪勤以死于公事为其荣誉。既重廉耻，故尽其务者，不独不纳贿赠，即庶民酬谢之物，亦所不受。警察官若稍有污渎之行为，则必被黜免。然则日本警察官之常态清廉自持者，实渊源于武士道，非必由官纪束缚之也。此可知日本警察官之精神不同于他邦者，因其受武士道之裁制也。

精神之涵养

要之，日本警察之设备，较欧美诸邦尚有逊色者。惟警察官有一种高洁之精神，则为日本之特色。是精神固宜永久保蓄之，而益有涵养之要。

警察之沿革

往时之警察

警察之名，始于维新之后，而其实物则自古莫不有之。向者警务与军务及司法事物相混同，略如欧洲在古时之警察。既经变迁数次，至德川幕府之世，有巡警（取缔）之职，掌警察诸务。其法规、机关、组织等略整备，适于当时群会之情势，且维持其风纪公安焉。

维新之警察

维新之初，幕政既解而新政未举，兵马倥偬，民不安其堵，不逞之徒所在出没，杀伤夺掠相望。于是有警察之要焉。明治元年，于江户置市街巡警，仍用幕府所遣之巡警员；既而罢之，改置镇抚巡警吏，召各藩兵士以任巡逻查察之务。二年，选拔诸藩兵士编成府兵，隶属于东京府。四年，东京府置逻卒三千人以充保护人民之职，乃废府兵。此为警察组织之始。（明治八年，逻卒改称巡查。）

明治五年，司法省置警保寮，统管全国警察事务。七年，警保寮转隶于内务省。盖欧美诸邦视警察为行政主要之务。日本以警保寮移隶于内务省者，所以明行政与司法之别也。

警察厅之创开

东京为日本之首府，其警察事务之繁杂与他府县不同。明治七年仿欧洲首府之制，于东京特置警视厅，以大警视充其长官，专管警察、防火（消防）、监狱，关于一府诸务。

地方警察

此时除东京府外各府县之警务令知事掌。知事之下有警部，承命于知事，监督巡查而服警务。凡警察之规例虽在各府县大抵仿警视厅，而便宜酌定之。

警视厅之变迁

明治十年，废警视厅，设警视局，置之于内务省中，以大警视充其局长，合警保寮而并掌其事务，且直管东京府之警务。十四年，再置警视厅，以警视总监为其长官，而警视局改称警保局。是岁，府县知事（除东京府）之下各置警部长，承命于知事，掌其府县之警务。

宪兵

别有宪兵之创设，先置之于东京，逐渐推扩配之枢要之地，如各师团司令部所在之处。

监狱事务初属于内务省之统管，亦如警务，而地方长官（在东京府则警视总监）掌之。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狱务移归于司法省之统管。

偏于司法警察

上所述者，为日本警察沿革之概要。其间警察之发畅亦颇显著。维新之初，国中扰乱余孽未靖，物情汹汹，有结党与以窥时机者，有煽凶焰以害良民者。当是时，警察之主务在搜查逮捕犯罪人，即偏于司法警察，而未见其行政警察之妙用。庶民视警察官只知其可畏怖，而未知其保护之可赖。

《行政警察规则》

明治八年，政府始宣布《行政警察规则》，以规定行政警察之范围及目的。嗣后锐意实行，或预防危害，或维持公安，或保护康宁，以资于民生之福祉。自是警务一新其面目。庶民观其扶翼之周厚，渐生信赖之情焉。

《行政办理法》

三十三年，制定《行政办理法》（执行法），明划警察权之畛域。于是日本警察更有发畅进步。

警察机关之组织、职权及费款

组织统一

日本警察有上下一贯之脉络。其机关尤单纯明彻，便于统制。是较善欧美诸邦之制。

监督官厅

内务省统管全国警务，监督警察诸官厅而指挥之。警保局在内务省之中，管理警务枢要诸端。其余各官省虽有其主管之警务，以大数言之，警察权皆属于内务省之统管。

地方警察官厅

各户县之主管警务者为地方长官（除东京府知事）。其下置警察部，掌警务诸端。警部长居其首位，而警视、警部、巡查等分任诸务。各郡区有警察署、警察分署，更区其地配布以巡查派驻处、巡查驻留处。

首府警察官厅

东京在辇毂之下，其警务极繁杂，而府知事行政多端不能摄理警务，故别置警视厅，以警视总监为之长，管理首府警务。是仿欧洲首府之制。警视厅之组织较他府县警察部规模较大。特置消防署掌理防火事务，以其分署配市街六处。专任其务者有消防士、消防机关士。

内务大臣

省令关于警务者，内务大臣以其职权或依特别委任宣布之。若附以《罚例》，则罚金至二十五圆，禁锢至二十五日，内务大臣得定之。如警视总监地方长官之命令及理处有违规例，或害公益，或逾权限之嫌，则内务大臣可阻遏其命令及理处，或排除之。

警保局长

承命于内务大臣，而掌警察政务。

警视总监

承主务大臣之指挥监督，而管理东京府之警察及消火事务。惟其关于高等警务者，承内阁总理大臣及内务大臣之指挥监督。警视总监以其职权或依特别委任宣布《警视厅令》，示告其所管之全域或一分。如岛司、郡市长、区长、町村长在东京府之下者，苟有事关于警务，则承警视总监之指挥监督。

地方长官

承内务大臣之指挥监督而管理其一地域之警务，如警视总监。凡厅令（北海道），府县令，关于警务者，地方长官以其职权或依特别委任宣布之。

警视总监及地方长官之职务

警视总监及地方长官所发之警察令，若附以《罚例》，则罚金至十圆，或课以拘留之刑，为其所能定。如岛司、支厅长（北海道）、郡长之命令及理处有违规例，或害公益，或逾权限之嫌，则警视总监或地方长官可阻遏其命令及理处或排除之。

警部长

承命于地方长官而掌警务。

警视

属于警视厅各部及府县警察部，或为警察署长，承命于上官，而掌理其部署之务。

警部

属于警视厅各部及府县警察部，或警察署、警察分署，或为警察署长、分署长，承命于上官而分掌诸务，监督巡查，而指挥之。

日本警察之组织脉络一贯，而统序整齐，略如上所述，可以知其机关之简约。

宪兵

别有宪兵，亦为警察一机关，掌军事警察，隶属于陆军大臣，兼管行政警察及司法警察，承指挥于内务司法两大臣。然宪兵者只据法例而理处警务，不能自发警察令。

帮助机关

国中有事，虽以警察官及宪兵之力不足保持公安，则借军队之力。故军队为警察之帮助机关。地方官官制有规定曰，地方长官临非常之时会，急需兵力或须军队警护，则可移牒于师团长或旅团长请其出兵。如戒严施行之时举其合围地之警察权，委司令官在其地者以管掌之。临战地之警察政务苟关涉于军务者，亦委司令官掌之。

警察费款

警察之费有由国库支办者，如警部以上之俸给及旅费等。至巡查诸费、厅舍建筑修缮费及厅费等，则多由地方税所支办，而国库补其一分。国库之补给，在警视厅则以其总费十分之四为率，其余则六分之一。但警视厅之厅费及厅舍建筑修缮费全由国库支办。

统计一斑

据最近（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一日现在）核查，举日本警察之统计一斑如下：

警视厅，一；府县警察部，四六；警察署，六五四；警察分署，六六二；巡查派驻署，一、九九二；巡查驻留处，一二、一六六；警视总监，一；警部长，四六；警视，一一七；警部，一、八五五；巡查，三一、四五四。

由全国人口匀算之，平均约一千三百五十七人有警察官一人。

警察法规

警察法令

日本之法律命令关于警察者，视群会之情形及文化之程度，参酌以欧洲诸邦之法例，渐改善而至整备。其法律命令之种类甚多，不可逐一列举，其主要之则例如下。若警视总监地方长官所定之警察令，皆应于各地需要之度，今则不详记之。

一、警察根本法。

《宪法》

明治二十三年宣布。

第九条 天皇欲令执行法律，或保持公同之安宁秩序，或增益臣民之幸福，则发布其必要之命令，或使发布之，但不得以命令变易法律。

《行政警察规则》

明治八年制定。

日本规定警察权之畛域，及行政机关之警察能力等，以是规则为嚆矢。日本警察之权能在《行政办理法》未宣布之前，惟此规则之是据。今摘录其纲要如下。

第一条、行政警察之要旨，在预防人民之凶害而保全其安宁。

第二条、各府（除东京府）县长官提掌行政警察之务，令警部分掌之，便宜派至各地指挥巡查，以巡逻查察其诸部情形。

第三条、行政警察之职务大要分四目。第一、救除人民之阻碍；第二、扶护人民之康宁；第三、制止放荡淫逸之行为；第四、探索人之欲犯国法而隐密警防之。

第四条、警察官常计公同之利益，不可讦发私人隐微之小恶，不可贪功而愆警察大体之主旨。

《行政办理法》

明治三十三年制定。

是法明划行政官厅之警察权，且创定行政所用强制之法。如人之身体。居住、转徙、领有权，虽认其自由，亦不能无受警察权之裁制。是法即规定其警察权所及之范围。今录其全文如下。

第一条、有泥醉者、疯癫者、企自杀者等，行政官厅苟觉其有救护之要，则可加以必要之检束。其带具戎器、凶器或危险物料者，亦可假抑收之。如暴行、斗争及事有害公安之虞者，苟觉其预防之要，则亦同。检束逾日，不容其第二日至日没后。假抑收物品必定其期，不可逾三十日。

第二条、日没之后及日出之前，非见危害切迫于人之生命、身体及财产，或非有现行博奕、密卖淫之罪者，该行政官厅不得令官吏逆住居者之意而入其邸宅。但客栈、酒饭店及宵夜众人出入之处，当其公开时间内，不据此例。

第三条、有犯密卖淫之罪者，诊检其健康，苟觉其必要，该行政官厅可令之入病院。由本人或媒合者支办其费。若本人及媒合者不能任其费，则支办以厅府县之警察费，亦无妨焉。凡职业有关系于风俗者，制限其居住及他诸端由命令所定。

第四条、有天灾时变，或有敕令特定，而预防危害或施《卫生法》，苟觉其必要，该行政官厅可取人之土地物料而使用之，或处分之，或制限其供用之权。

第五条、该行政官厅按法令或处分之基于法令者命人行为或不行为苟有强制之要得处分如下。第一、自代义务者初为其所当为，或令第三者代为之，得征资格义务者如其所费之数。第二、当强制之行为而他人不能为之，或当强制之不行为而为之者，则照命令所定处以过料至二十五圆。是等办理非先戒告则不可施之。但第一项之处分，若事情急迫，则不据此例。行政官厅强制行为或不行为，非见其不能据第一项办理法，或非见其事情急迫，则不得直接施强制。

第六条、第三条及第五条所云之费，第五条所云之过料，可据《国税征收法》所定而征收之。行政官厅行此征收，其先取权次于国税。第一项所云费款之经理及过料之收纳等规定，其要目以敕令。

第七条、凡物料非经允认准许不可领有者为行政官厅所保管，且不当许其领有，则其领有权移归于国库。物料之假被抑收者期一年，无人请其交付者亦同。

二、高等警察法规

《治安警察法》

是法所定之要目，略如下。

一、管束集会结社多众运动。

二、管束文书图画之揭示颁布于街路及公众自由交通处。

三、管束用工家与劳务人异其利害之关系及其劳役情形。

四、管束铳器爆发物暗装戎器等之携带。

《预戒令》

凡性行如下列者，警视总监、地方长官因欲保持公同之安宁秩序，察要而预命以行为或不行为即为是令所定之权能。

一、生业无常定，恒有粗暴之言论行为者。

二、妨害他人所开之集会或企其妨害者。

三、无论公私干涉于他人之业务行为，妨害其自由，或企妨害者。

四、使用第一项至第三项所记载之人，而行其第二项第三项所记载之妨害者。

三、行政警察法规

《铳砲火药类制裁法》。

《电业制裁规则》。

《遗失物办理法》。

《狩猎法》。

《移民保护法》。

《古物商管束法》。

《典铺管束法》。

《感化法》。

《消火班规则》。

《水难救护法》。

《行旅病人及行旅死亡人办理法》。

《彩票类似品管束规则》。

《未成年者吃烟禁制法》。

四、卫生警察法规

《精神病监护法》。

《传染病预防法》。

《海港检疫法》。

《汽车检疫规则》。

《船舶检疫规则》。

《饮食及他物料制裁法》。

《牛乳制裁规则》。

《冰雪卖买制裁规则》。

《清凉饮料制裁规则》。

《人造甘质制裁规则》。

《有害性色料制裁规则》。

《饮食器具制裁规则》。

《兽疫预防法》。

《畜牛结核预防法》。

《黑死病菌处理制裁规则》。

《肺结核预防规则》。

《阿片法》。

《卖药规则》。

《药品卖买处理规则》。

《日本药局法》。

《污物扫除法》。

五、司法警察法规

《刑事诉讼法》。

《司法警察官办务例》。

警察教育

精神教育

日本警察当初时由武人所经营，崇风操之高洁武术之精妙。盖警察官任职直接于人民，尤须公平正明，故鼓励武士道之精神为其教育之主旨也。

武术教育

警察教育不仅推奖武士道之精神，且务令练磨武术，如击剑术、柔道等。日本武术于维新之后专行于警察官之间。明治十年西南之役，以警察官编成一旅团，加于征讨之军。当时拔刀队奋斗之勇烈长垂声誉于警视厅之史乘。

警察主眼

当时警察教育所用之一书有《警察主眼》，笔记川路大警视所口述。虽小册子，而警察官遵奉之信条，及武士道之精髓，皆网罗其中。

明治十四年宣布大诏，期明治二十三年将行立宪政治。于是警察教育之主旨须仿欧洲诸邦，使适于立宪法治之用。

警官练习处

同十八年，于东京置警官练习处，由全国各府县警察官中选拔生徒，令讲习警官必要之学科。先是，明治九年，警视厅聘法国博士干倍克罗斯为警察顾问，且讲授厅员以法国法典。至十八年，招聘普国警察大尉维廉·黑音及他一人，令担任警察教育之一分。警官练习处继续五年迨二十二年则废之。其间教育生徒约数百人。

日本与欧美各国《改正约章》，明治三十二年始施行之。自是外国人杂居内地，其生命财产悉委于日本警察权之保护。惟外国人不通于日本之人情风俗，故不可专待以日本之惯习。

警察监狱学校

是岁，开警察监狱学校，由全国各府县选拔警部及优秀巡查，教授以必要之学科。聘孛国警察中尉加尔窟流刻尔及衣突瓦尔突丰哥伊底尔任讲授之务，满三年而解其佣。学堂则继续六年，至明治三十七年遂废之。其间教育生徒达一千有余名之多。其毕业者普配全国，多执枢要职务。

巡查教习处

尚有巡查教习处每府县各一，以初任巡查为其生徒，教授以警务之纲要。《改正约章》始施行之际，选拔巡查令讲习英语。其毕业生为通译巡查，现配于枢要地警察署。

卫生教育

卫生警察之教育，亦有一定之法。各府县警察官厅特派吏员，令入大日本私立卫生会所开之卫生讲习会，讲习必要之学术。其毕业者多掌卫生教育，随时召集巡查，讲授以卫生警察之要务。

刑事教育

警视厅现有刑事警察教习处，由各府县嘱托而教育其警官。

他国留学生

日本受他国嘱托讲授警务者近年渐有之。明治三十三年北清匪乱已熄后，清国派警务留学生托警视厅而教育之。此为其始。嗣后继续其教授，毕业者已数十名，还其国多处枢要地位。

清国招聘顾问

日本人有受清国招聘为其警察顾问，或任其警察教育者，以其尝在警视厅为警察署长（警视）者为首要。

警察协会

裨益于日本警察官之教育者莫如警察协会。明治三十三年，予以警视总监之职，与警保局长安乐兼道等相谋而兴警察协会，以全国警察官为会员，以推奖警察官之学艺武术，兼资于德义之涵养。不仅期警务之进步而已，又图会员之亲睦。其会员之数现达三万有余之多，每月一次发行《警察协会杂志》。美国开圣路易万国大博览会之际，日本警察协会应万国警察协会之劝诱，出陈以多数之警察参考品。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监狱志

古代之刑罚

古世人智未开，群会组织单纯，而刑罚之法亦甚简。如贵族犯罪者，或加之诛，或誓神祓除，或令献资财以赎罪，或夺姓氏，贬其资格，令隶属他姓。

隶属贵族者曰家人（侍，读曰“萨姆拉喜”），受主家制裁，亦准乎此。

所谓刑罚者，只施之于下级平民（贱民）而已。

此三级之统制，直至开国之前尚存分别。惟上世于中级之下，用如何之刑罚不可得而考焉。

贵族之处刑

考贵族处刑之例，第十七代履仲天皇即位之时（西历四百年）有仲皇子之乱，乃捕其党阿昙（阿梓吗）滨子，特诏宥其死而黥之，其余从之者皆供役使。第十九代允恭天皇之时，流皇女轻大娘（加卢揶其和伊拉梓眉），此为流刑之起原。第二十一代雄略天皇之朝，刑罚峻严，扩张其用死刑之范域。

既有刑罚，则不可无狱舍以充囚禁之用。史云第二十二代清宁天皇亲录囚徒，此为囚字见于史纪之始。囚读曰“眉希芜突”，狱曰“喜秃牙”，但未有制法。

盟神探汤

判决是非曲直，有盟神探汤（窟加达吉）之法。第十五代应神天皇之时，武内宿祢与甘美内宿祢兄弟争家（继嗣权）探汤于矶城（希几）川上游之地。第十九代允恭天皇四年（四百十五年）以姓氏错乱，欲纠其弊，诸姓之人沐浴斋戒各探汤于味橿（阿加希）丘之辞祸户（哥秃揶吗加突）岬。是皆用于民事之诤讼为显著之例。

其后有汤誓（汤起请）、火誓（火起请），往往见诸实行。

古代之行刑法

当是时，伴部充卫府，主逮捕。物部主行刑。其为带仗之职。

圣德太子之灵法

群会之情形渐加复杂，于是有制法之要。推古之朝，始有宪法，由厩户太子所制定（六百四年）。佛教流布，隋唐文物多移输者，于是日本民族被其刺激而自觉醒，不可无伟人能致时势之旋转。天智帝之显生，在此际。

孝德天皇大化二年（六百四十六年），中大兄皇子（后天智帝）由中臣镰足之翼赞，断行日本制法之一大变革，即改族长政治为法制政治，置八省百官而定衣冠阶级是也。嗣后，编纂法制年有进步。天智天皇之镰足时，奉命而撰定律令二十二卷，颁布之，即近江律令也。唯是令专行于中央政府，而未广施诸州。

天武帝以降，数修正律令。

大宝律令

文武天皇大宝元年（七百零一年），忍壁亲王与藤原不比等协力撰定律六卷、令十一卷，实为《大宝律令》。后经二十六年，元正天皇养老二年，不比等改修之，撰得律令各十卷，即《养老律令》。今世称《大宝令》者，谓《养老律令》也。

古代之刑部

据是令所定，刑部省掌囚狱及裁判之务。其下有臧赎、囚狱二司。其囚狱司，置物部四十人物部丁二十人，办理禁狱事务。凡盗贼、杀人、赌博等犯罪者卫府（卫门、兵卫）令兵士逮捕之而送至刑部省。故卫府亦有梏禁处。

刑罚种类

刑罚种类，有五级。曰死刑（绞、斩），曰流刑（近、中、远），曰徒刑（一年、一年有半、二年、二年有半），曰杖（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百），曰笞（笞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有位者之死刑，天皇亲判之，太政官奉行之；其流刑，则太政官审判；徒刑则刑部省；笞杖刑及罪之属于白丁（杂役）以下者，则诸司或国司各判决之。其罪有证据而不自状者，加以拷问之法。

囚狱视犯罪之轻重，私罪则责保而不禁其身，放令出对。公罪则禁出入自由谓之散禁。罪杖刑以上或当免官者则禁锢，关锁木索，谓之梏禁，即禁狱也。徒刑以上则缚其两肱，谓之肱禁。死罪则加颈以枷，絷足以杻。流刑则不施杻。禁处有男女之别。狱中荐席不得纳纸笔刀锋之类。若有病者狱司验其实，给以医药，使脱枷杻。妊妇临产月者责保而许其出狱，娩产后满三十日而追禁之。死罪必囚禁满二十日而后行刑。

唐制

古之定律令者，参酌唐制。如枷上，世所未闻，后世亦不用之，盖仿唐之囚狱法耳。奈良朝之时（第八世纪），是法施于贵族。天平年间，捕盐烧王及女嬬四人，下之于平城狱，处流刑，以小野东人处决杖。宝字元年（七百五十七年），有大狱，拷问诸王诸卿，杀之于杖下。右大臣藤原丰成、三男乙绳被肱禁，而付于敕使。至平安（今京都）之朝，是例渐寝。

检非违使厅

嗣后，时势益进步，中级士族在诸州者自为武士。其间，浮浪盗贼滋生各地，逮捕之务自京师至诸州渐扩张。嵯峨天皇末年（八百二十年比），京师置检非违使厅，举卫府之逮捕，弹正之纠问，刑部之裁判，京职之听讼等，一令此厅统理之。

后经十有余年，派看督长（加突揶婀萨）分置畿内及诸州，勒制放火、杀人等诸罪，兼主捕缚海贼。其下有判官，为武士荣誉之职，称曰追捕职。自是，刑部及国司之囚狱，皆转为检非违使所统管。明法学士及重代之武士任大少判官。诸州有追捕使。武士执军法而主刑罚囚狱。凡有仕官之资格者，不复轻加以制缚之辱。于是有刑罚专施平民之势，武家权力益增大。

镰仓幕府

后鸟羽天皇文治二年（一千一百八十六年），源赖朝为六十六国总追捕使，开府于镰仓。于是，政刑之权，移归幕府。贞永元年（一千二百三十三年），定《武家式目》以统制士族。惟朝廷公家及公家所领之地，仍为律令所管，是尤须辨识焉。

贞永式目

赖朝席祖宗恩威，纠合诸州豪杰，掌握兵马刑赏之权，置问注处以理诉讼刑狱。北条氏执权于幕府。北条泰时为大政治家，因问注处及诸州守护等惯用之例，参酌以《养老律令》，至后堀河天皇贞永元年，撰定《成败式目》五十一条。

所谓成败者，判决是非之义也。此式目，其后从时势之进步，渐有追加。至其精神则经足利、织田、丰臣诸氏未尝或渝。德川氏亦实绍承之，故《成败式目》可称日本法律在封建时代之基址。

镰仓时代之法衙

镰仓幕府之时，分全国为关东、关西二区。镰仓府有法衙统辖关东，京都六波罗府统辖关西。各训令诸州守护、地头、代理官（代官）等，任刑狱之务，兼裁断民事诉讼。其刑名如下。

刑名

（一）正刑

分四目，曰禁狱（换以笞杖之刑），曰追放（换以徒刑），曰流刑，曰死刑。

（二）闰刑

视武士与庶民为区别。

武家有九刑，曰召笼（召令笼闭），曰敕勘（敕旨勘气），曰解官，曰除籍，曰召禁（召且禁其身），曰过怠（罚项），曰改易（换职），曰永不召任，曰放领。

庶民有四刑，曰过料（罚项），曰阙处（没籍），曰烙印（烙于躯体），曰半剃鬒等是也。

其后，民心渐厌北条氏，后醍醐天皇（第十四世纪前半）乘其机图收回政权于朝廷，结诸州武士僧侣与镰仓之军战数年，遂贯彻其目的。于是有公卿、僧侣、武士之合议政治。然功成之后反多不平者。

建武式目

足利尊氏起，再兴武家政府，握兵马之权，增修《贞永式目》，定《建武式目》，以明刑赏。然足利氏与公卿及反对幕府之党争战互数十年之久，诸州豪族渐大，有权臣不服将军之命者，凡十三世，争乱无绝期，遂驯政应仁之大乱。其极有织田、丰臣二氏相继而起，战国杀伐之风，遂酿为淫。

公家法度、武家法度

德川家康已戡定天下，与关白二条昭实等相议，定《公家法度》十七条，更斟酌贞永、建武两式目，定《武家诸法度》（一千六百十五年）。是为一种宪法，规定朝廷及幕府之权限职制也。

评定处

宽永年间，第三代将军家光确定德川家之霸权，始设评定处（一千六百三十六年），又置奉行处，使掌讼狱之事。第八代将军吉宗尤留意于刑制，务取轻减而除冤枉，擢用大冈忠相任断狱之务。德川氏之奉行负盛名者，莫若大冈氏。

律令之公布

吉宗尝谓：“民犯罪科，因其不知律令。”数饬代理官及诸藩主，令恳谕其所管之民；复删定法令七十条，前后颁之诸州，令里正（名主）每月一次集村民读示之，可以见其用意之周到。德川时代之刑制，略如此。

中央首部有评定处，统主全国司法事务。其判官称评定众，如阁老（老中）、寺社奉行、大监察（大目付）、市坊奉行（町奉行）、度支奉行（勘定奉行）等，均任评定之职。

德川时代之刑制

以法衙言之，江户有三奉行处，曰勘定奉行处，曰寺社奉行处，曰町奉行处。勘定奉行处，审判旗族等食禄者之罪科。寺社奉行处，则纠神官僧侣之罪。町奉行处，分南北二处，裁判庶民之罪。狱舍专为町奉行所监督。奉行随时遣与力（职名）、同心（同）、监察、徒行监察、小人监察等临检狱舍。

地方司狱官

以上所述之外，京都有署理坊司（所司代），大坂有署理守城司（城代），长崎及奈良有奉行或代理官（代官），皆充司狱之务。诸藩大小三百有余，各备狱舍，虽或稍异其制，亦略仿幕府之例。

江户狱舍

庆长十八年（一千六百十三年），家康始建狱舍于江户常盘桥外城濠之畔。其后，延宝五年（一千六百七十七年），移置小传马坊，分五牢。曰囚房（扬屋敷），收禁进见格（御目见谓得进见将军之资格）以上之辈。曰囚舍（扬屋），收禁士人及僧侣。曰大牢。曰百姓牢，拘禁庶民。曰女牢，纳妇女。

石出带刀者，监囚狱，世居其职，而有同心（职名）七十八人，狱丁四十六人隶属之。

病监

享保七年（一千七百二十二年），将军吉宗之时，增置病监二舍。其一舍在浅草千束村，车善七者世守之。

收氓处

宽政二年（一千七百九十年），将军家治之时，贤相松平定信修治沼上，作收氓处（人足寄场），取无赖徘徊京井之徒收容之。其他至后年置监狱，称曰石川岛监狱，至明治二十八年尚存。其移转换置者，实为巢鸭监狱。

刑名

刑罚分二种，曰正刑（附带属刑），曰闰刑。

（一）正刑。

呵责，叱责而放免之。

幽闭，闭居于住处十日至百日。

杖击，轻者五十杖，重者一百杖，惟庶民处是刑。

追放，攘逐，江户攘逐，江户攘逐方十里。轻追放：在士人则以江户四周十里、京师、大坂、东海道驿路、日光、日光路，犯罪及居住之地为其攘逐所及之域。在庶民则追放之效无论轻、中、重均止方十里。凡轻追放不别士庶必收没其不动产。中追放：追放及其效之域较轻，追放更广。重追放：追放及其效之域尤广，且举动产不动产皆收没之。

远岛，是为流刑，其自江户者流至伊豆七岛，其自京师、大坂、中国（阴阳二道）等处者至隐岐、壹岐、萨摩属诸岛。囚徒无籍有再犯之忧者，送遣之至佐渡或江户佃岛，令服苦役。

死刑，斩首（斩罪），枭首（狱门，如强盗多处以是刑），火刑，磔刑，锯刑（锯挽）。

（二）属刑。

肆，行刑之前曳令巡行市中一日，而暴出之于行刑处三日。

黥，入墨，施于强盗以刺文于手及额为其常。

缺处，按本刑轻重收没动产、不动产。

非人手下，编入非人籍。

（三）闰刑

逼塞，锁门扉昼禁出入。

闭门，锁门扉五十日或百日，外构竹棚禁奴婢出入。

蛰居，略若闭门，而闭居一室中。

隐居，致仕退隐，其食邑则赐之于子孙。

永蛰居，终身蛰居。

改易，施于士族以上，其法永除籍，且没其食邑。

托附，有托附、永托附之别，禁锢于他家，均无定期，但永托附，不复放免。

切腹，自刃。

（上所举者，专用于士族。）

肆，拘缚暴于市三日，乃付其所属之寺院而处以寺法。

追院，解僧位僧职，令退其院。

除名，一派排院（自宗门一派除其名）、一宗排除（自一宗除其名）。

（上所举之三目，专用于僧侣。）

过料，不能缴纳者施以手锁。

闭户，三十日、五十日、百日。

手锁，三十日、五十日、百日。

（上所举之三目，用于庶人。）

剃发，剃头发付亲族。

奴，除籍若有请者则交付之，以为其婢，否则仍禁狱。

（是二目专用于妇人。）

拷问

罪囚刚愎，不白其罪状者，加以拷问。其法不一，如箒尻之法多行之。或以铁环设置柱梁，悬罪囚以箒击之。别有算盘责、海老责等数法，极峻酷，但实行者罕。

狱制

牢狱为杂居之制，令十二人座一房，由囚徒中选诸役员，分掌牢中事务。其役员因序次各异其名目，曰名主，曰牢头，曰隅役，曰隅之隐居，曰上座隐居，曰假座隐居，曰穴之隐居，曰二番役，曰三番役，曰四番役，曰五番役，曰诘之本番，曰本助番，曰下座扫除，曰名役。新入狱者赍多数之金钱物料等寄饷之于狱中，或初识牢头、牢役员，则可得特别安居之坐，称曰客分。

牢囚之制裁

牢中夜绝无灯火，故入狱或曰入暗处。囚徒受疾病，致累于同房，或为余囚憎恶，暗夜为所杀者往往有之。牢中低床处恒押倒罪囚令伏卧，强含其口以手巾或衣服之类，因令窒息且力压其胸可使至死。或裹以被（蒲团），倒立经一夜亦可杀之。

给与

囚徒在牢舍者给以饭、菜汁、盐菜等。其所给之数每一人一日玄米五合，豉三十匁（钱），杂费铜钱百文。其杂费不仅购菜及薪又办其捣米之用，舍是不复给现钱。每年七月十五日南北奉行处（町奉行）给罪囚全数以鲭鱼、细面（素面）等。

被服

囚徒之有籍者，不给付以衣服衾裯，其亲戚欲赠纳（差入）则允许之。无籍之囚待其入狱时所用之衣服至不可用，始给付以衣服。夏时帷子一领冬时绵衣一领。

沐浴

沐浴在冬时，则每月三次；在春秋二时，则每月四次。惟盛夏之际，给各房团扇一具。凡病囚，令医员诊察之。

狱制之实情

上所述者，为德川氏遇囚之法，与狱制始期以复仇为旨者，相距不甚远。当时，监狱阴暗不洁，疾病潜伏，略似欧洲润哈瓦突未出以前之制。所谓自由刑者，其理未发畅。牢狱留置未决之囚，审问恒互数年之久。贫弱无援者，一投狱舍，不能复出狱以全其生，故有地狱金钱之谚。拷问威吓，而锯、焚、磔、笞、杖等诸刑莫不峻酷。不复计及罪囚之悛悔，化为良民以适于群会之用也。

虽然，有识之士已知惨刑酷罚之无效而有害矣。儒家中井履轩著《恤刑茅议》，论当时行刑罚之甚不仁，且说永牢之要。永牢者，谓不定刑期之一法，行于北美合众国者也。

监狱改良论

安政（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之疑狱，志士桥本左内投狱中，由其经世之识见《草监狱论》一篇，说改良狱制之要，谓牢狱非感化迁善之地，而反为罪恶传习处。桥本氏更说囚徒作业之利，可谓卓见。此论之在当时盖空谷足音也。

明治元年，王政维新，以泰西文明之思潮东渐，遂有狱制之大变革，而监狱改良焉。先是，兵政之权久委武门，至庆应末年大权复归朝廷，于是有诏敕令撰修新刑律。

惟其制定尤须慎重，不容急疾成功。故先取德川幕府之刑律，加以修正而宣布之。称曰假刑律。

新律纲领

其后，考查刑律者，基于《大宝律令》，参酌以德川氏之法制及明清诸律，至明治三年十二月撰定《新律纲领》六卷，始设作业之制，以施职业教育，置教诲师，令主精神之教化。自是，当路者致意于狱制之改良。

视察狱制

四年二月，遣囚狱权正小原重哉及僚属二名，至英属香港、新嘉坡、印度等诸地，视察狱制之实情。同年八月，小原氏还归。政府即命为考查《监狱则》草案之主任。翌年十二月，制定《监狱则》及图式而颁布之。此狱制较旧制虽有一大进步，然日本国情未能实行，颇为遗憾。

改定律令

六年六月，有改定律令之宣布，而修正《监狱则》。此时刑名多变更，废徒、流笞、杖等诸刑，分死刑为绞、斩二种，新设惩役终身之刑，其余皆称惩役，其刑期十日至十年。

明治八年一月，编定《囚人给与规则》，令既决或未决之囚得受饮食、衣服、寝具、沐浴等限数之施给，其谷类则以数量定之，其余则以价钱定之。九年二月，未决监、既决监、监仓等，皆归于内务省之管辖。其在东京者，令警视厅掌之；其余则按其所在令各府县厅掌之。十年一月，废内务省警保局及警视厅，更置警视局于内务省中，管全国监狱事务。二月，始定《保释条例》。于是刑事被告人在审讯中者，苟引保证人且纳保证银，则可免其系缚。

集治监

十二年四月，东京小菅及宫城二处，始置集治监。囚禁刑期最长者如公罪（国事犯），其刑期五年以上者皆入是监。十四年八月，北海道石狩国桦户郡置桦户集治监。十五年六月，同国空知郡置空知集治监。十六年三月，福冈县三池之地置三池集治监。十八年九月，北海道钏路置钏路集治监。

监狱费

明治六年，改正《监狱则》，嗣后尚多小变革。

监狱之费，本由国库支办。十年，有西南之役，整理财政，乃移是费于地方税（府县税）。于是监狱事业之发展稍顿挫焉。

新刑法

十三年七月，制定《新刑法》而宣布之。盖以法国《刑法》为模范，参酌以欧美诸邦之例。此《刑法》之实行，始自十四年一月，即现行之《刑法》也。

监狱之制，与《刑法》有关联。十四年九月，妥定《监狱则》，在监人给与规则，在监人工钱例等。今举其要点。

监狱分六种，曰留置处，曰监仓，曰惩治处，曰拘留处，曰惩役处，曰集治监。留置处附属于裁判所及警察署，期一时而留置未决之囚，有时拘禁囚徒处拘留之刑者。监仓拘禁未决囚。惩治处拘留未至成年之罪囚，或听父兄情愿监保不良孩童。拘留处主拘禁囚徒处拘留之刑者。惩役处则拘禁囚徒处惩役及禁锢之刑者。

已决之囚，因刑名而分其监房；下列诸囚亦必分别其监房。（一）未满十六岁者与已至十六岁以上者。（二）已逾十六岁未满二十岁者之中，初犯者与再犯或多于再犯者。（三）初犯者与再犯或多于再犯者。

未决囚

凡重犯、疑狱在未决监者不呼其氏名，必易以码号，用白布缝附其衣之外襟，墨书其码号。每出入监房以帛布覆其面，惟当眼处穿小孔，使共犯者勿觉知之。妇女入监者欲携带未满三岁之乳儿，则听其所请而允许之。

惩治人

凡恶童可入惩治处者，至少以龄满八岁为限，至长则未满二十岁，其由尊属亲请愿者，非具户长（里正）证票，则亦不许其入处。在惩治处者，以六月为一期，继期不得逾二年。

传告者

在监人之中善守狱则者，选为传告者、诱工者。将官吏之命令传达一房所有之囚徒者，谓之传告者。

诱工者

在工场劝奖工务者谓之诱工者。传告者及诱工者任其务不得继续至六阅月以上。已过刑期无所赖者，仍察其情而留置监中别房，使营其生业。

服劳役

服劳役者，按刑名而定其作业之种类。每囚一日服役各有课程，龄逾十二岁未满十六岁者，龄已逾六十岁者，或由病衰弱，或虚弱不胜劳作者，按其体力从宽恕，减免其作业之课程。服外役者每二囚联绊以铁锁，且不问晴雨必令用笠蔽其面部。

工技有须专习者，令授业手或有工技之囚，以其技教导众囚。刑期不逾一年者必授以易习熟之技。作业者给以工钱，其钱代储之于监狱，任各囚所请，或赠付亲属，或购书籍及食品，其所余之数至放免之时尽给付之。通信及接见有定规，按其规则而允许之。亲族旧故若欲赠纳书籍物料等，苟非有害之品如酒、烟草之类，则听其所请而允许之。凡已决之囚，除书籍及纸料外不许其受赠纳。

教诲、教育及赏罚

已决之囚及在惩治处者，每日曜日（礼拜日）及免役之际，必令教诲师施其教诲。其在惩治处者，每日数小时必教授以读书、习字、算术、图画诸科。已决之囚知悛悔，善遵守狱则者，旌以赏票。其得赏票者，每二月一次，许其与亲戚旧故通音信，或接见之。知在监人之逃走，密告之于狱官，或捕获之，或逢水火之灾防御之，救助人命者，各赏以银二十五钱。反是犯狱则者，必加以惩罚，如绝信、屏禁、减食、暗室等。

改正监狱则

二十二年七月，更改正《监狱则》，较旧则颇有进步，即现行之监狱则也。今举其改正之要点如下。

（一）敕令以定治狱主要之规例。省令以定其行施必要之细则，以图狱务之划一。

（二）改监狱种类，曰集治监，曰假留监，曰地方监狱，曰拘留监，曰留置处，曰惩治处。集治监拘禁徒刑、流刑之囚，及据旧法处惩役终身之刑者。其处徒刑、流刑者发遣至集治监之前，拘禁之于假留监。地方监狱拘禁罪囚处拘留、禁锢、禁狱之刑者。妇女虽处徒刑，亦拘禁之于地方监狱中。警察署各有留置处，如罚金之刑换以禁锢者，及处拘留之刑者，可拘禁之于留置处。幼者及暗哑者，虽有罪不论其罪。如此必令留居惩治处而惩治之。罪之未决者，待以纯白无罪之民，称曰刑事被告人，许用自办饮食之费，废其惩罚之规程，苟不妨于拘置之旨，则务任其躯体之自由。

（三）凡在监人视其年龄罪质犯数等，而分别其监房。在惩治处者，因其未满十六岁者、已逾十六岁者与逾二十岁者亦分其所居之房。男女之收禁，尤峻严其区别。定役之囚与无役之囚必异其处。未满丁年者与他囚亦不同其服役之处。

（四）囚徒不服役者，如拘留、轻禁锢、禁狱、流刑等诸囚，许其蓄须髯，务使无觉刑余之痛苦。

（五）给与工钱，增其数，重罪之囚则十分之二，轻罪之囚，则十分之四。

（六）食料，改良其品质，增加其数量。如看读书籍，赠纳物料，以至通信接见之限制，皆宽舒之。狱中亦采阶级旨义，优遇有功曾经受赏之人（有赏表者）。是皆适合于治狱之要旨。

监狱收受不良孩童，任其感化之务，甚非得策。故《新监狱则》削去情愿惩治之例，有情愿者皆托于私办感化院。狱中置传告、诱工等役员，本为往时称“牢名主”者之遗制。此等役员有漫弄威权，凌压众囚之弊。故新则又削其旧例。刑余无所赖者仍留置监狱，亦非所宜。故新则更无是例。是等数点尤见其进步显著。

监狱之主管数有变转。明治三十年八月六日，内务省再兴监狱局。三十三年七月一日，监狱局自内务省移入司法省。

监狱费由国库支办

向者，监狱费属于地方税之负担，不仅令行刑失其统一，如建筑监狱需费甚巨者，非地方税所能办，故政府觉监狱费由国库支办之要。自明治二十三年之后，提法案付之帝国议会，数次不获协赞。迨三十二年第十四议会，始通过乃成法律，而宣布之。于是政府保监狱行政之统一，而免行刑之纷绪。

感化法

既往十有余年，改良监狱之实验，使当路者锐意致力于预防犯罪之事。所谓防罪之事者，如群会情形之改善，矫风救贫二端之畅达，孤子贫童之救养，不良孩童之感化，警察制度之改良，出狱人之保护等皆是。其尤有直切之效者，莫若感化不良孩童之业。

当路者有见于此，明治三十三年宣布《感化法》，而有志之士呼应之，兴其业者亦渐多。明治三十六年三月，监狱官制稍有厘革，通全国谋统一以隶于司法大臣。现时日本所有监狱之数本署共五十八，分监七十，在监人员平均约六万以上。每年新受刑者十七万左右。其任禁压、裁断、理处之务者，有警察官三万三千余人，裁判官一万二千六百余人，司狱官一万一千余人。每年所需之费由国库支办者，司法费三百四十余万圆，监狱费六百余万圆，警察费约一千万圆。

幼囚监狱

明治三十六年四月，川越、熊谷、唐津、七尾四处各置幼囚监狱，收容未满丁年之囚徒，授以学科、农务、手工三目，以求其感化改善。是举于日本狱制之沿革，可特笔大书焉。明治三十九年三月，横滨监狱小田原分监之建筑竣工，而举行其开厅式。是分监为特殊感化幼囚之监狱。其设备基于最新之旨义，较川越幼囚监狱等殊为完善。

盖当路者夙知此种监狱之要，限于势久稽延之三十七年典狱有马四郎助热心努力，始卜地于小田原附邻芦子村，而起其建筑之工也。此狱专收容龄十二岁至十六岁之男囚，以一府五县为其收囚之范域，曰东京，曰埼玉，曰千叶，曰群马，曰静冈，曰神奈川。其所收之数，虽可至二百名，暂限以约五十名。建筑制度略若学校，而不似监狱。

要之，日本行刑之制，起自一千有余年之前，稍具形式。然至其效绩则未显著。德川氏掌握政权之际，虽制度略备，其行刑本根之旨尚在威吓，而监狱改良之议倡之者不如在泰西诸邦之盛。盖日本之刑罚较之西邦，不如彼峻酷耳。

监狱改良

维新变革之大势，有以促监狱之改良，使行刑者知人权之可贵重。如上所已述，明治四年，小原囚狱权正视察英属地。其后，政府遣小野田元熙巡察欧洲诸邦。其复，命书颁布监狱官之间。嗣后，日本监狱制度略无变动。

明治二十三年，由德国磨亚比秃模范监狱聘塞、琶哈为顾问，在东京开司狱官练习处。自是多倡监狱改良者。山县侯锐意于警察，监狱二端之改善，当时内务幕僚尤致力于是事者为警保局长清浦奎吾。得有力者之提倡，故监狱之改良虽经时短少，而能致长足进步也。

基督教徒之尽力

今更有一事不可遗忘者，基督教徒加力于狱制之改善是也。

当德国监狱思想之未传输也，教日本以健全之监狱思想者，有美国宣教师倍烈。是人受嘱于大久保内务卿，巡察日本全国所有之监狱，叙其所见，以作《复命书》一篇，政府即印行之，颁布司狱官之间。此《复命书》资于狱制之改良，不为少也。

警察监狱教育

明治三十二年至三十七年，政府于东京开办警察监狱学校，教授以警察监狱之高等理说，是亦资于监狱事业之发畅。前有司狱官练习处，后有警察监狱学校，其养成司狱官之效尤大矣。

行刑法之发畅

三十八年，宣布法律之关于刑之执行犹豫者。自是，司法界有微罪不检举、起诉犹豫等之例。自今经十年之后，犯罪之减少可以推知矣。若慈善、防贫二业之施设，从国力之发展而渐有进步，亦足以防遏罪恶。监狱改良之前途，犹有多望焉。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交通及通信

序词

交通之体，可分为运输、行旅、通信三端。其间接之用则有海陆之线路，舟车之种类。此篇不及细论。今先取以上三端叙述其梗概如左。

通信俟于文明

行旅、运输二端即最初国民亦皆有之。惟通信一事非至有文之世则不遽开其用。事则以使将命，平时则仅赖往来之便。此篇分为二门，一曰运输行旅，二曰通信，其所述历史之梗概，皆系明治以前之事迹，若近时发达之情形，则别待于专家之叙述可也。

运输行旅

交通开自海

此章主纪述运输行旅之关于陆上者。惟日本交通之始多涉于海上，请先说之。

日本交通之历史，开自海，而帝业之发展亦实赖其利焉。太古伊奘诺、伊奘册二尊坐乘天浮桥（船）降抵淤能碁吕岛（阿诺哥罗岛）经营大八洲，令素盏鸣尊统管海事，政权扩充及于韩国。其后琼琼杵尊坐乘天浮桥抵吾田（今萨摩）笠狭崎，遂建高千穗宫，可知其一斑矣。

皇祖神武之东征，发踪于高千穗，从筑紫冈水门（今筑前州远贺湾），经阿岐（今安艺州）、吉备（今备前、备中、备后三州），航抵浪速（今摄津），征服各处土族，遂奠都于大倭（今大和州）白橿原，亦赖海运之利也。当是时行旅往来及运输诸物多藉海路之便。崇神天皇（第十代）令多造船舶，亦可见其奖励海运之意。

日本人民夙长于航海术，自上古交通于当世国（西大陆）。垂仁天皇（第十一代）追素盏鸣尊之遗绪，于韩国置任那府。嗣后日本久经纪朝鲜半岛。齐明天皇六年（唐高宗显庆五年，即西历六百六十年）阿部比罗夫远征肃慎（今桦太），此可征其航海术之旺盛。其间日本商民往来中国渐频繁。迨天正、庆长（自明神宗万历元年至四十二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三年至一千六百十四年）之际，则往来印度。如德川、伊达二家各遣人航行墨其西国，足以证其海业振兴之一斑。

驿制起原

驿路之称，始见于国史者在神功皇后之世。此时百济朝贡往还不便，朝廷赐多沙城以充其朝贡往还之驿。先是崇神天皇十年（汉武帝后元元年，即西历纪元前八十八年）置四道将军，辟道路于京外。成务天皇五年（汉顺帝阳嘉四年，即西历一百三十五年）定国县（后世改县为郡）国置国造（官名）、县置稻置（官名），以布政令。然其驿传布政之制今不可得而稽之。

大化之驿制

据国史所纪孝德天皇大化二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即西历六百四十六年）有改新之诏。令畿内诸驿备置驿马传马，配以驿铃传符，有带官事者，急则乘驿马，不急则乘传马其制度经天智天皇之《近江令》（即位六年所定时在唐高宗乾封二年，西历六百六十七年），文武天皇之《大宝令》（大宝二年所定时在唐则天长安二年，西历七百二年），元正天皇之《养老令》（养老三年所定时在唐玄宗开元七年，西历七百十九年），渐至完备。

每驿各赐以稻，称曰驿起稻。定驿使（急行官使）行程，其稽留者及用驿马过其程度者皆有罚。定驿家布置，而设驿户、驿田。免驿吏之徭役。又定官人乘马之数，俾兵部省管掌驿政，以便于飞驿报告，此其概要也。

私人行旅

如此驿传之备不过以供官事及官人之用。至私人之运输行旅则未能享其利。古者有人赴役于远边，病死于途，则路头民家徼求祭费（祓除料）于同行伴侣。大化年间下令禁之凡马疲而无饲料可以给者，亦使告村首请饲养之。

当时除此二事外，更无设备以便行旅。诸州所贡之租赋虽当纳于官库亦不允其由驿传递送，远地各发脚夫输送京师。其道路险恶往来不便，租贡多迟滞。于是国司（牧民官）奏请将年租留置一处，每十年输纳于京库。此时役夫输运租货者粮尽而饥于途，或至死亡元明天皇（和铜四年即唐睿宗景云二年，西历七百十七年）闻而怜之，诏令国司救恤埋葬焉。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即唐肃宗至德元年，西历七百五十六年）于京国驿次，备粮食医药，而令赈给役夫。

驿家

驿家虽置官人客舍，寻常行旅则千里裹粮。奈良朝之前泉货未甚行，而行旅炊于路旁。其借甑也贷者恒索祭费（祓除料），大化二年有令禁之。元明天皇之时和铜钱通行渐遍，和铜六年（七百十三年）下令使诸州沿道富豪鬻米于路旁，以便行旅往来，而减其劳费。凡贡物由海路转漕者，初属于制禁。然恒有犯其禁者多致漂失湿损。

灵龟元年（七百十五年）更申令，苟犯者罪其国司，使之偿之。圣武天皇天平八年（七百三十八年）明定其偿填之法。使国司所派监督吏（宰领人）及任运货之责者，折半赔偿之。天平胜宝八年（七百五十五年）山阳、南海二道特允其由海运，然尚使国司及运货者担保其危损之赔偿，如此贡物主赖陆运，其不便可知矣。

诸道开通

桓武天皇（唐德宗兴元元年至贞元二十年，西历七百八十年至八百四年）奠都于平安后，大修道路，令诸川备舟楫，或架桥梁，整治驿家，以便行旅，于是驿政颇振。此时富士山喷火烟，土灰没筥荷路，于是更开足柄路。东海道之通路先发自铃鹿关，渡户津，出热田，过滨名桥，逾足柄、筥荷山路，经镰仓，由三浦走水抵房、总二州。东山道则先有不破关，经泳（地名读曰窟窟利）逾御坂，行伊那路，逾和田、碓冰二岭，抵上野、下野武藏诸州。此二线古来为官道。奈良朝之初始开岐苏路。

平安朝之驿传

驿传本只供于官事之用，国司之交代亦有不允用铃符者。上下诸使，不贷铃符者皆称曰杂使。延历十九年（唐贞元十六年，西历八百年）允官使行西国者取海路，未几而复如旧时。其后藤原氏以外戚专政，僧徒亦恃势而骄肆。于是公私混乱，法制坏败，而驿政弛废亦失其实用。清和天皇贞观十一年（唐懿宗咸通四年，西历八百六十九年）制定贞观式置作路司，修理诸道。

醍醐天皇延喜八年（后梁太祖开平二年，西历九百八年）制定延喜格式，其中有驿政形式制度略备。然当是时藤原家权威益炽，假公营私，州县之政不能复举其功。朱雀天皇承平三年（后唐庄宗长兴四年，西历九百三十三年）京都群盗横行，藤原纯友率南海海贼作乱西国。平将门谋叛于关东。道路梗塞，运输阻滞，官民苦之。自是诸州豪族用武于乡曲，而肆张其权势。

藤原氏弄威福已达其极，而皇纲陵夷，卿相骄于上，武臣恣于下。遂有保元（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西历一千一百五十六年）、平治（绍兴二十九年，西历一千一百五十九年）之大乱。平氏恃武力，而执大权。源氏灭平氏而代之，始开霸府于镰仓。自是驿政全坏，朝贡绝路，奉敕官使亦不能乘传马。

藤原时代之行旅

藤原时代行旅苦难。后冷泉天皇天喜间（西历一千五百五十年比）京官托名于“信浓守某妻”而作《更科日记》。中云：“行到下野州‘伊加达’邑，宿于一庵，夜大雨，不可寝，旁有立三木者，悬以濡衣，曝而干之，待同行后至者到下野、武藏二州界，宿于‘太苇’川之津，此时乳母失夫产子，乃离别而行。途次葺苫于假舍，而宿焉，暴露风日，遂获疾，迨渡大井河浊流，疾益甚，逾小夜中山，到天龙川逗留于假舍，川风频吹，苦寒不可耐云云。”其行路之难可以知矣。

传马处

当时朝廷已衰，驿马铃符之制废绝。惟贵族及寺社增其私权，而擅用驿传人马，是可知驿递之权已下移矣。武门开霸府之后，称驿曰传马处，视为人马递传之公舍。

赖朝时代之驿政

后鸟羽天皇文治二年（西历一千八十六年），源赖朝创开镰仓霸府，布驿政于海内，以镰仓为其中枢，以通四方。然其用力尤多者在镰仓至京都之间，即东海、东山二道。其余各地有豪族割据，政令难及焉。所在多武士逞其威焰。群盗横行路为之塞。四年有币使自京都向宇佐八幡宫而行，至播磨州明石为武士所要击，弃神宝、神马逃归京都，可见其驿路梗塞之情。北条氏执政权，定《贞永式目》，其驿政能行于全国与否虽不可得征，然由传马处，通四方声息，略明矣。

元寇时代

龟山天皇文永五年（西历一千二百六十八年），元使到日本。寻有弘安之役，镇西诸兵击歼元寇。其间镰仓至筑紫往复尤频繁。惟事急征发沿道人民，强驱之，使服于输送之务。后年北条氏为天下怨府者其一原由实在乎此。

建武时代

后醍醐天皇建武元年（西历一千三百三十四年），皇政更新，惟驿政一端史氏无述之者。当是时，二条桥畔有漫题曰：“顷流行于京都者，夜讨、强盗、拟纶旨、驶马召人、虚骚、失领之诉讼、纳文书之细葛笼。”亦可察行旅一时之集中驿处之繁忙也。

战国时代

足利尊氏增订式目，图行旅之便，亦止一部耳。室町霸府无力以统驭国中，与朝家略同。自是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诸州，且事争夺，鼠盗乘时蜂起。凡二百五十年，文学专属僧侣，粗野之风徒靡全国。驿务废灭，行旅杜绝以迄天正年间，丰臣氏统一海内之时。其间诸侯在其所领之地有图驿政整理者，如大内氏。然其所主者在军务、贡租、诉讼等之便若保护商务及群交之利则非其所关。

丰臣时代

正亲町天皇天正十四年（明神宗万历十四年，西历一千五百八十六年），丰臣秀吉开霸府于大坂，统制群雄，号令四方。此时往来通信皆一集于大坂，乃定驿制以布诸道。未几而有征韩之役。驿政专供军旅之用，庶民仍艰于道途之阻塞。霸权移归江户后，驿政渐有变迁，以至明治维新之时。

德川时代

后阳成天皇庆长八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西历一千六百三年），德川氏开幕府于江户。此时上下倦乱思治，幕府乃使诸侯构邸第于江户，置其妻子，隔年登都。自是天下诸道，皆向江户而集焉。各驿设传马处，备以驿夫传马，定其负担之数，及劳役之价，自公卿、祠官、僧侣、诸侯、幕吏以至诸藩士，苟带公务者，虽允其用驿夫传马，然其数有定限，规制峻严，盖仿古时官用驿政而酌定之耳。

凡诸侯觐江户，官吏赴远任，其所携之公物，皆不甚多。若私物则必使家仆负担之。商贾行旅各自办人马，不与驿站所备之人马相关涉，故驿政颇整理有序。每驿置客舍，拟行军阵营，称曰本阵、胁本阵，皆为大馆。其所谓胁本阵者犹副营也。别有称“旗木屋”者，以便于诸侯藩士之行旅。平民旅舍称曰木赁宿。盖旅客自赍粮秣，就客舍，贾其薪而炊爨亦古之遗风耳。

如此客舍虽渐备，然行旅之不便犹未尽除。旅客投宿自购米、盐、薪、水而割烹之，每品偿价，复别租寝房，仅免一夜饥寒而已。谚云：“爱子当令远行，盖谓生活之实验，在逆旅之苦楚也。”近时客舍多为高楼大厦，而珍羞佳肴上其食器，只使旅客觉快乐而不知苦楚，是与往时差异殊甚矣。

元禄时代

庆长之后约八九十年而有元禄时代（清圣祖康熙年间，即西历第十七世纪）。文华蔚然，学艺增光彩。产业商务皆发畅，交通运输亦益繁。

三都飞脚

宽文三年（一千六百六十三年），驿传照例之外，有常业飞脚结会（合伙），始允以特权，称曰三都飞脚（或谓三度飞脚），令配送信书输运货物，日本之有交通通信机关，实始乎此。所谓飞脚者，谓承人委嘱使于远近各地也。自是之后诸藩城邑都市多兴飞脚或运输商行。有由藩办者，又有由私办者，海口要处亦多开回漕商行，其办法虽不免迟缓阻滞，亦略资于通信之用。

此时客舍设备，渐改良，行旅不复觉其难，遂进于愉适之域。然泰平年久而奢侈成风，诸侯之参觐，官吏之往来，虽至其扈从之士，行装皆竞华美，携带诸品，为数甚多，而役使驿夫传马往往有逾其制例者。幕府虽知之不敢问，反驱官吏使壮其行，以张其劳。

助乡法

于是驿务逐年益繁，幕府乃设《助驿法》（助乡法），于东海、中山二道及奥羽道一部，驿务尤繁处，令沿道诸村帮助驿传业务。是法颇以烦苛为诸村苦。

初时幕府慎重驿政。官吏旅行者用驿马。因尊卑阶级各有定数。其允准凭书属上级者签押以将军朱印。属下级者老中（幕府执政官）押印焉。是法仿古时用铃符之制耳。然凭书遂成弄威之具。苟携带之者途上称警，京都公卿挟皇室神威其弊亦更甚，使沿途行人跪拜路旁。如是者凡百年，以至文化时代。

享保革新

享保年间（第十八世纪者），幕府革新庶政，改造贷币，厘正度量，驿政亦稍有所匡正。为痼疾已深，不易救治，仅保持权势耳。

世变

至文化末年（西历一千八百十七年），幕府累世积威已极将渐至倾坠。于是士民多怀慕皇德者，朝廷势力兴焉。此时西学讲究，稍启其端。或论海外形势，或讲边防筹策。天保年间（一千八百三十年），武士抚剑，学者呵笔，多愤世慨时，阴倡勤王者。大势渐转士民交通加繁，诸州驿路，行旅络绎，而驿务益忙。

柏理来朝

嘉永六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美国使节柏理航至浦贺，请修好通商。形势急迫，物情汹汹。开国锁港之论，勤王佐幕之党日启纷难。事端滋多，行道之人，飞马走驾，络绎如织，驿务之繁剧不可名状。幕府屡布法令，谋匡救驿弊且锐意促其实行，然徒增其弊竟无一效焉。乃推扩《助驿法》，增其助驿之区域（加助乡），以应其急。

此时驿吏奸谲，逞欲罔利，驿站徒为无赖贱隶之巢窟。逋逃奸民，以荷担为业者，称曰云助，牵马贱民称曰马子。皆群居驿站，而为行旅之累。驿务既有加助之法，沿道近邑出丁恒多，而失其农时。远地出钱免役，亦苦其赋课之重。故各地多有怨嗟之声。嗣后凡十有数得时势益迫，新学流行，政机一转，幕府返其大权，明治政府遂树立焉。

明治初年

明治元年，万机一新，百度更革，宣令如梭，行旅如织。其间王师东征，加以兵器军粮之转输，驿站益不胜其繁。政府特设驿递衙门，按幕府旧法，而规画新制，以处理之，亦未能举其功。某某诸地，驿吏遁逃，费用不给，时或停阻运输者有之。于是更扩张助驿之区域，如东海道各驿，于旧例之外增以助驿郡村田禄五万石之地。中山道各驿则增以三万石之地。

助乡之弊

其郡村距驿站近者十数里，远者五六十里，故皆不能充役，出金以偿之。其出金之数数倍于正租。下总古河人船桥随庵者，尝论助乡之弊，今抄绿其一节如下：

“助驿之弊，无论何驿苟沿官道处，大同小异。今就奥州路一郡邑录其实情以证苟政之一端。下野州间间田驿，助役之乡，有某村，村田（岁入）一千六百石，民户七十家，旧时有百三十家。其民出役助驿，农务失时，地渐荒芜，家多离散，减为七十家。老幼男女共三百有余人，其壮丁服役于间间田驿者，每日不下五十人。诸费每年约一千两，其频繁者则达一千五百两或二千两之多。其他加助村邑，距驿逾四五里处服役一日，往还二日，必费三日。故出金而托驿吏，使代佣役夫。其所出之金每一年村田一石，不下金一两。今岁有征讨奥州之役，诸侯出兵，征召人马颇多。各村所出代佣之资，每田一石，当达二两或三两以上。”

奥州路居第三位，犹且如此，况东海道在最上位之诸驿乎。助役郡村每田一石出三两至五两，其怨嗟之声可以察矣。驿务纷扰，助役烦苛如此，而驿吏多致富。驿站益繁盛，而驿夫醉饱，风俗日颓。如东海、东山二道诸驿殆为无赖恶汉群居之所。

陆运公司

明治初年，诸驿情形既如上所述矣。其后战乱已绝文化渐畅。嗣有废藩置县之举，诸侯不复觐江户。行旅具从属不如昔日之多。官吏行装亦务取其简。于是传马驿夫之使役顿减少，而舟车之用大兴。按四民（士农工商）均平之义而考查新制，明治五年政府全废驿制，新兴陆运公司（后称通运公司），以便于邮传递送之用。自是旧弊一洗，官民均免驿路烦苦。

通运公司

政府扶掖三都飞脚及他城邑所有运输商行等，创兴一公司名曰通运公司，飞脚之为业虽未可谓完备，然在诸都市之间，已开其运输之道。通运公司更扩张其规模，东京置其总号，各地置支号及代办铺，运输物货以递传之法。若有行旅需人马者，不问其公私官民皆供以其所需之数。其价则有一定之准。公司之章程及劳役之价钱等，经官准而行之。执业诸端亦受官司监督。

人不喜驿制改良

凡废旧习者，不免为人所怨，况使人失其久占之特权乎。向者高级官吏之往来，有驿吏送迎之，其舍馆独专用之，不容余人同宿。新令之行，复无驿吏送迎，所用之人马，仰给于公司亦如寻常行旅，故习于旧例者，往往有不平之声，甚至骂诋新制。此时物货递传较旧时减少，驿夫等咸咎驿政之罢废，或怨当路欲加以危害。

客舍改良

当时虽在东海道人力车（东洋车）当未盛行。行旅百里（每里合华里六里）略费半月。客舍多不狡猾。于是当路者劝诱各地善良客舍，结成一会，名曰真诚社（真诚讲），以图行人之便。嗣有新结成一会者，名曰一新社（一新讲），使行旅益受其便利。嗣后事物改善逐渐益进。迨明治二十年各地通车路，客舍整洁，警察周备，运输便捷，行旅安宁，略无憾矣。近时水有大小轮船，昼夜快驶，陆有纵横铁路，远近通脉，旧时行路之难徒供话旧而已。

通信

古时通信

建国行政，必赖通信之用。史云“太古诸神会议”。既有会议，焉知其无通信。世有文字，则必有书牍。既有书牍，则不可无以送达。崇神天皇十年，置四道将军，令报四方消息，此可知上古已有通信之务，惟憾其无文献可以征耳。

大化以后

大化之朝布驿制，注重于官信之通达。法有稽留官信之罚。而公信书式有则例。置官司令专管之。公信署使名者，送达以专使。公信通达所用之马，有驿马、传马之别。延喜式之中，其太政官式云：“文书之付驿递送者，监其封题云云。”由是观之，古时急信用驿马，缓信用传马，或差专使，或付驿递送，略可征焉。武家时代，信使驰驿马，携信急行称曰早马（驶马）。其余制度法规之关通信者极少。概言之通信之疏阻，因时势而自有变异。

德川时代

德川幕府之制，凡急信使驿夫飞行递送之，缓信则命三都飞脚传送之。诸藩及各地所有幕府之官衙，其通信或定时，或临时，遣飞脚，乘传马而送之。急信则特发专使，坐肩舆，用驿夫数人或十数人交担之，昼夜兼程急驰，惟此时无用驶马（早马）。其余如纪州藩，于东海道特设便法，以充急信递送之用。

通信与文化

庶民寻常通信，大抵托于官府飞脚。盖日本古时虽有文学可称述者，然皆属于上流贵族之专修。至庶民则读字解文者极罕。其后官家专恣，武士横暴，战乱相踵，道路便塞，商务不广行，群交局于小域，而信书往复至远距者亦甚少。概言之通信机关供于民众之用者，自上古至宽文年间（德川时代）未尝见有其备也。

战乱时代

战乱之世，公私音信至远距者，其送达之法多托之于私人。当时佛门僧侣，宣传其法道，冒险凌难，跋涉山川，辟开荆棘，通道路，架桥梁，以利于交通者，往往有之。羽流修验之徒，卧山寝野，巡历四方，不畏猛兽毒蛇者亦有之。信男信女，敬神崇佛，或称“回国巡礼”，或称“六十六部”，远近巡行，礼拜神社佛阁者，亦不少。于是公私音信，藉其介而送于四方者多。尝有一时由诸州召勇卒健丁，或征女子之娴容仪者，皆令集至京师。其有被征召者也，私人托以通信者亦往往有之。行商往来远路者，当是时亦为一种通信机关。

德川时代

德川氏建府于江户威制诸侯，海内静谧，庶民安堵，文教大兴，商务渐繁，于是人人益觉通信之要。而三都飞脚兴焉。是即日本通信机关之始。嗣有某某大藩，令人用其藩名营飞脚之业（每月三次发脚夫，故名曰三度飞脚）。各藩及各地官衙亦定时发飞脚。别有私人营飞脚之业。其往复大率以江户为中枢（间或以大坂为中枢）。民众之信书，托飞脚而送达者亦渐多。飞脚之业获利颇多，故各地兴者益广。

通信线路自诸州至江户者，略开通。而二地隔绝江户者，未公然开其通信之道也。天保年间，三都飞脚，只有一二纵贯线，局于短小之距离。其间交通商务，未远及，其通信不甚繁，亦可推知。此时支路横互者未有一线开通。盖封建之世封疆守固，关河扼路，据险隔阻，比邻如仇敌，群交不相亲，商务之疏，其言语风俗之不相同，皆为通信之梗，遂无支路之要。

嘉永六年，北美合众国使节始到浦贺，海内骚然，国事多端，朝野往来颇繁，而通信报告亦频数。然邮政未备，无由遍通音信。远近隔绝，浮说流言纷纷交起。国民忧惧不知所安，以迄明治维新之时。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递信事业

结辞

挽近三十年，通信机关发畅尤著。观于邮便、电信、电话（德律风）等之设备，可以知矣。惟递信次官田健次郎氏别详述之，故不赘焉。

日本旧时之邮便

古时邮制

距今一千二百六十年之前，孝德天皇宣布改新之制，驿站置传马，以供官吏乘用，公信之往复于官吏公务之行旅，皆其职也。欧洲邮政之渊源起自罗马时代前后，其法亦略类似日本古时驿传之制。此制度与时推移，扩张其用，迨近古则更有“飞脚”以递送书信，与驿传并行焉。瑞士现有“旅客邮便”，其法亦略类似日本之“飞脚”。明治五年，政府废东海道（东京至大坂间）所有各驿之传马处。于是行旅递传所需人马，虽属公用，皆任宜由陆运公司而僦雇之。明治十二年陆运公司解散，而有内国通运公司之创办。政府即允其营业，未几而旅客递送法绝其迹。

三都飞脚

飞脚递送信书之制，始于江户幕府时代。其飞脚分三种。一曰幕府公用之飞脚，距今三百年之前，德川将军开府江户之初始用之。飞脚自江户至大坂约三百四十八英里，通达期四日。二曰“大名飞脚”（藩用飞脚），全国诸藩各置飞脚，其往来之路自藩城所在地，至幕府所在地（江户）。此二种飞脚称“递继飞脚”，特允其用传马而递次换人急行。

三曰市坊飞脚（町飞脚），距今二百五十年之前三都（江户、京都、大坂）商家十三人协同联合，开办飞脚之业，代公众递送信书，收其劳钱，自大坂至江户限以六日，已达江户则于飞脚商行之外庭，布筵席排列以信书及货物小包之类，任行路人纵观之，书中有记其姓名者请自收去，更俟其归便之日复托以返信。公用飞脚及大名飞脚，有士民托以信书及货物小包之类，则排列邸第中，以便其配付，亦据此例。此等三种飞脚，专为递送信书之法。凡二百五十年至明治三年，新政府始定邮便制度。自是信书之递送赖“飞脚”者渐少。

国中邮便

明治初年之邮制

明治三年（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二月，政府改易公用飞脚、市坊飞脚而定邮便之制。令东海道沿干线之十二藩、六县，每驿站设邮票发售处及信书收集函。翌年三月，开递送民众书信之途于东京至大坂之间，每日一次发送，其全行程期以三日。是岁始使新闻纸、刷印诸品、书籍、商货标品等，皆得邮送，且引长邮便线路，通于重要都邑，西至长崎，北达函馆。翌年邮便线路遍及全国主要都市。六年遏止飞脚递送，以邮便为政府专掌之业。邮便之价废距离之差，改分三等，曰市中，曰市外，曰地方。此时始发行邮笺（邮便端书）。

当时信书邮便属于草创，其处理之法失于烦琐。公众信赖未甚厚，而寻常邮便亦有证其受领之法。如信书之重量、容积，各有一定之限制，苟超过之，则不允其邮送。信面不独记其所达之所，且贴附小笺，记明收信者之姓名、住址，及发信者之姓名。若有发信者虑其浮沉则更附以小笺而投之。邮局押印小笺以证受领，翌日揭之于函（邮箱）前，返付发信者。

明治十六年之改正

邮便制度施行渐确实，遂为公众所信赖，其烦琐之法自消融焉。经历十年，至明治十六年，有《邮便条例》之改定，分寻常邮便品为四种。邮便始取全国均一之制。各地邮局之务皆加改革。先是邮便之政属于内务省驿递局。

递信者

明治十八年始有递人省之设，合邮便与电信而经营之。自是，各地分邮便、电信二局者渐并合为一局。

小包邮便

嗣后察要改良，明治二十五年，始开小包邮便之制。嗣有小包交换价钱法之实行。

宣布《邮便法》

明治三十三年，经帝国议会协赞，宣布《邮便法》。于是邮便制度始成完全法律。据是法概要，分寻常邮便与小包邮便，规例莫不备。

私制邮笺

其寻常邮便开价格表记、价钱换纳之例，发行缄封邮笺（信片），允私制邮笺，明损害赔偿之责，尚有代征现钱之例。此时别制定《铁道船舶邮便法》。邮便专赖铁路船舶之递送而收其效，而权利义务以明。明治三十六年改定小包邮便价银率，废距离之差等，更视轻重，而定其率，分六等。

在外之日本邮便局

明治九年，于清国上海始置日本邮便局。其后，日本邮便局之在清国者随时增加。近时则有北京、天津、牛庄、芝罘、上海、南京、汉口、沙市、杭州、福州、厦门十一处。其在朝鲜者有釜山、元山、马山、木浦、群山、仁川、京城、平壤、镇南浦、城津十处。京城至釜山，京城至仁川，铁路布设咸竣功。沿道主要之地多日本邮便局之配置。日本邮便局之在国外者，仍据国中《邮便法》，其邮便价银等除二三特例外，皆准国中之例。

万国邮便

日本与外国交通渐频繁，有须于通信海外之备。日本政府已创始国中邮便，阅二年之后，即明治五年三月，假定海外邮便之制。与英、美、法三国邮便局之在横滨、神户、长崎者相联结，开始外国邮便事务。翌年，美国政府知在日本租界不必更置邮局，乃与日本政府议定《邮便约章》，八年遂撤租界邮便局，而实行约章。日本与外国邮便品直接交换，实始乎此。

加万国联盟

是岁七月，《万国邮便联合约章》始见实行。九年，日本加于邮便联盟；翌年六月，始照约章而处理外国邮便。于是英、法二国在租界之邮便局亦自知其不必要。明治十二年十二月，英国撤租界邮便局，翌年三月法国亦废其局。盖日本之加盟于《万国邮便约章》以资于国人之福祉极大也。明治三十五年六月二十日，适当其第二十五年，故政府开庆贺会且发行纪念彩画邮笺。

外国小包邮便

以外国小包邮便言之，明治十二年日本与香港始订定《交换约章》，二十三年与加奈达，二十七年与德国，二十九年与英国，三十一年与法国，各订定《交换约章》，令国中所有之邮便局皆任其事务。惟日、美二国间久有定约之议，而未至决行。明治三十六年日本加盟于《万国小包邮便约章》，三十七年与美国协定小包交换之约，其八月遂见实行。

邮便现情

日本创始邮便之际，邮便局仅一百七十九所。嗣后进步尤速。明治三十六年三月，日本国中所有邮便局及邮便收受处之数，合属台湾者共五千二百二十二处。据西历一千九百二年（明治三十五年），万国统计日本邮便局一处所匀当之地积约九十二方粁（一方粁当日本之方九町十间），而其所匀当之人口约一万一千九十人。

邮便函

日本创始邮便之翌年，用邮便函（邮箱）仅一百五十八，函数少于邮便局，明治三十六年有函四万六千六百四十七，以局数匀算之，则每一局有九函。初时邮票发售处之数仅三十四，明治三十六年则有四万五千四十六处之多。

邮便理务员

邮便职员当初时仅百七十六人。明治十八年，邮便与电信合一共办规模渐大。明治三十六年三月，邮便电信局及邮便局所有邮便电信理务员、贮金汇兑办务员之数（通信局、邮便汇兑贮金管理处、电话交换局等之职员尚在外）共二万五千九百人，合配集人、电信职工、工夫等则三万九千九百六十人。别有邮便收受处理务员一千三百八十一人，邮票发售人四万五千百九十二人。

三等邮便局

全国邮便局除百九十四处外，皆称三等邮便局，与政府定约，掌理其通信事务。盖日本地势，凡邮便品之配集递送多须人力，其赖铁路者甚少，故欲令邮便普及全国，则不可无务求其减劳节费之法。三等邮便局不依政府直营，选各地之有资产声望者以为局长，付以一定经费，令负管其一切业务。而一等邮便局之管其地区者监督之也。

邮便器具、邮便线路、邮便品数

日本大小岛屿凡六百有余，多山岭，少平野，故邮便之配集及递送凌海攀崖，比之他国艰困尤甚。其所用之递送器具种类亦颇多。据明治三十六年所查，国中邮便递送专用之器主要者，有人车二千八百十五辆，马车九十七辆，人撬五十台，马撬四十四台，车撬所用之马共百五十五匹，乘马六百八十八匹，驮马七十一匹，汽船八只，和船六十六只。邮便线路中借船便者最多，居线路全数百分之三十六，其由铁路者不过百分之八。

配达甚难

民人屋舍之结构在大都市者，多层楼然亦不逾三层。富家屋舍周边多有门庭园圃，而存空地。若小民则杂居于市廛之背，而街路左右分细径，如是者皆成邮便线路。可知邮便线路沿都市平面而延长尤大。在欧美诸邦屋舍重层，其加倍若立方之式。日本都市广衍则为平方。故邮便电信投递之业，视欧美益烦劳也。

邮便品之数

邮便品通一年之数，以人口匀算之，每一人当十九，较十年之前增二倍以上。小包邮便则每一百人当二十二。此系明治三十六年之数，较创业初年增十一倍。以外国邮便言之，日本与西邦之交通不如欧美诸邦互有密切之关系，然外国邮便增数之率亦不让于国中邮便。

外国邮便之数

明治三十六年，外国邮便（含小包）发送到达之数，共一千三百八十一万，以人口匀算之，每一百人当三十四，较十年之前约增五倍。其到达之信多于发送之信，一百万有余。其中寻常邮便发送到达之数，每国区分之如下。

除清、韩二方面外，日、美交邮之多居首位。日本与布哇之间则次之。二者合算，则日、清交邮之数亦不若焉。可知日、美交通之最频繁。盖布哇中日本人从事劳役者甚多，其与日本之间邮便品发送到达之多非无谓也。

邮便之收支

以邮便经济言之，明治三十五年，中、外寻常邮便之收款，约一千百六十万圆。支费约七百八十四万圆。其支费居收款百分之六十八。中、外小包邮便则出入匀衡，各约百六十九万圆。

邮便汇兑

距今约五百有余年之前，南北朝争乱将终时，大和州十津川乡始用汇单之法云。三百年之前，德川氏初期有经官准广用汇兑法者，诸侯递送钱币至江户，忧其多劳费，乃托商家汇兑。

大坂钱铺

幕府取钱币于大坂，亦选钱铺十家使任汇兑之务。是等钱铺恒受庶人依托，而办其汇兑之用。盖大坂自古为中外贸易之中枢，商务诸端多胚胎于此，略似欧洲中世纪意国自由都市。金银卖买、交换（两替）、汇兑（为替）等皆盛行。所用凭单种类颇多，曰汇单（为替手形），曰保银单（预手形），曰发支单（振出手形），曰支纸（振差纸），曰仓保单（藏预手形），曰凭单（约束手形），其重信用之风，发畅坚实，可见汇兑之务实起乎此也。惟邮便汇兑则迄明治时代未尝有之。

邮便汇兑

邮便汇兑之实行，始自明治八年一月。当初时只有寻常汇兑一法。理务之局仅二百左右。汇兑之数作单与偿单各约十一万。银数各二百万圆。嗣后渐有进步，迨近时则各地邮便局莫不任汇兑之务。

三十五年汇兑之数

明治三十五年，作单之数共八百九十六万，金九千万圆，偿单之数共九百十六万，金九千六百十万圆。以人口匀算之，每一百人当十九单，约百九十三圆。

汇兑法之发展

汇兑允用之数，每一人一次，以五十圆为限。其作单或偿单，属于日本邮便局在清、韩二国者，每一单以一百圆为限。惟融资机关之设备未完处，特允汇兑出乎制限之外。电信汇兑及小汇兑，为明治二十九年所创始。现时小汇兑每单以五圆为限。明治三十三年一月，创定邮便汇兑在宅交付之制。翌年四月，定邮便汇单引线支偿法，使邮便局处加于凭单交换处，以便其汇单之交换支偿。于是银行及商家多享其利。

外国邮便汇兑

以外国邮便汇兑言之，明治十二年，日本与复香港始订定《交换约章》，翌年令横滨局充其务，其实为海外汇兑之嚆矢。是岁以香港政厅之介与澳洲及海峡殖民地开始汇兑交换。次年与英国订定约章，十七年与法国，次年与北美合众国，亦各订定约章。其余欧美诸邦以英国介绍，东洋诸邦以香港介绍，皆与日本行汇兑交换。明治十八年，日本加盟于《万国邮便汇兑约章》。此时约定直接交换者，除前所约定外更有三国，曰德国，曰澳国，曰比耳时。十九年与意国，二十二年与加奈达，三十五年与荷兰，各开始直接交换。

由地理论之，日本国民与欧美诸邦有群交之关系者甚少。若贸易商务所用之钱币，赖银行及他融资机关而转运。故日本邮便所办外国汇兑之数，与其金数不甚多。如清、韩二国之商埠有日本邮便局，其所办之汇兑不可目以外国汇兑。惟布哇及北美沿太平洋诸地，有日本劳役民，其向日本送钱币者赖外国邮便汇兑也。

据明治三十五年之统计，日本邮便局作外国汇单之数共八千二百五十七，金二十三万九千五百二十一圆。其中向北美合众国者约八万圆，向德国者约六万圆，向英国者约三万圆，向法国者约二万圆，此为其主要之数。偿单（算付）之数共五万二千四百二十，金三百八十一万七千零七十一圆。其中系日本劳役民在布哇及北美西岸者所托送者，为三百五十八万圆。

查邮便汇兑理务之经济，收款约八十一万六千圆，费款约八十三万七千圆。

日本邮便之特色

日本邮便之业，凡三十年而进步颇著。然至其机械之设备，则尚有不若欧美之处。但日本邮便之特色在配达信义一事。如受信人住址不明之时，辗转搜查期其必达，故邮笺一片至得配达有附以小笺十数张者。其规律严正，而配达人之忠实任职，亦可以知矣。故日本邮便品之纷失或不能配达较他邦殊少。

邮便贮金

考邮便贮金之制，明治八年四月宣布《贮金储存规则》，于东京府之地先实行之。十二月，通全国遍行之。现时各地邮便局处莫不任贮金之务。一人寄贮之数以十钱为最少之限，其一次寄贮以五十圆为最多之限。

邮票贮金

贮金母子每一人不允其逾五百圆，其超越之数，别设一法代购公债证券而保管之。明治三十三年三月开始邮票贮金法，便于学堂儿童贮蓄之用。其后贮蓄银行多兴起，而邮便贮金受其影响。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交战之际，贮金之数，一时减少。三十一年邮便贮金出入之法益简便，且增其利率，自是邮便贮金亦渐盛。日俄交战之际，贮金之数加增殊大。

贮金资用法

贮金资用之法一任大藏省之措处，大藏省贮金部（预金部）用其寄集之数，以资于国债之买收换借。但此资益之法，苟鉴外国之例亦须图其改善发达。

寄贮之数

贮金创开之岁至其年末，有寄贮者仅一千八百余人。其寄贮之数共一万五千余圆。明治三十五年，邮便贮金，除台湾外，其数如下。

分贮蓄者之职业为十一种，则其人员及金数之百分比例如下。

工人之贮蓄，不若农商之多。盖日本农商之俗自古贵节用储资，若职工则不知贮蓄之要也。近时邮便局令局员到官营私营之大工场，收集其职工之贮金，而工场主及企业家奖励其贮金，亦渐深切矣。

电信

古时之急报机关

古时日本通信急者用烽火、号炮等。至近世长崎，警报袭用是法。号信表示意思者，以挥旗法为最早。其法与现行于船舰者稍相似。挥旗通信法以大坂为中枢，定间距而递置楼橹，藉旌旗，而信报以米谷及他商货之时价。其察信报者用远眼镜，以识别其旌旗之动止，如此信报，速通达诸都市之间也。

电信机之输进

安政元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美国使节柏理献幕府电信机，此为电机输进之始。然当时未用之。萨摩侯岛津齐彬，锐意采用西邦文物，安政五年（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在其城中始架电线，日本用电信莫早于此。后于欧洲大陆之始用约十二年云。以官线言之，明治二年于横滨灯台局与裁判处之间，始有电线之架设。嗣则自东京至横滨架线约十八英里。技师任其工者为英人几儿拔秃。五年定《电信办务规则》，嗣即宣布《电信条例》，于是基址始固。

电信奇谭

电信创开之际，民众未知其利，浮说纷纷，阻用者不少。尝有老媪其子在远方欲寄衣类，偶闻电信之奇，乃将其包袱挂于电线，谓是可以到儿处。又有人欲窥电线通信之状，伫立多时，顾无所得见而去。

干线开通

明治十年有西南之乱，人人始知电信之利，政府乃急图其电线之增通。十八年干线遍布全国。翌年，电信与邮便合同经营，二十三年局处多增置，联络益延长，三十三年制定《电信法》。据明治三十六年统计，日本全国除台湾外有电信理务处共二千百八十七。以线路言之，创业后四年之间仅有陆面单线五十三英里，明治三十六年三月，除台湾外，其数如下。

水底线之过河湖者十一处，其布海洋者四十六处。海底线最长者自日本本土，至台湾，约一千二百二十九英里（系明治三十年所布置）。

无线电信

日本电信机用墨儿斯式。无线电信未充公众之用，惟军务赖其更而已。日本海军所用之无线电信，由外波海军中佐及木村海军大学教授所发明，稍异于麻儿哥尼式等，别出一新机轴。现时日本舰队利用之。木村教授尝学于美国埃儿大学。

海底线

明治四年，大北部电信公司于长崎至上海及鸟港之间布海底线。明治六年自东京至长崎电线开通，于是有外国电信之办理。然送信至长崎之外者，则与大北部电信公司相约委托传送之务。

外国电报

明治十一年，日本政府按《万国电信会法》，办理外国电信。翌年，日本加盟于《万国电信约章》，六月于英国伦敦府开万国电信会议，日本政府始派遣委员。十六年与韩国订定《海底线布置约章》，乃使大北部公司沉布电线于日韩二国间。是岁，日本加于万国保管海底电线联盟。二十四年，日韩海底电线中属日本岛屿者，日本政府由大北部公司买收之。三十一年十二月，海底电线自台湾至福州者，日本政府与清国电报局商议买收之。

电报之数

国中电信通报之数，明治四年不及二万，三十五年除台湾外，凡一千七百二十一万，加以外国电信共为一千七百六十万。惟日本与外国地理以及他事之关系，不如内国之繁，故外国电信通报之数亦较少。然近时顿加倍焉。明治三十五年，外国电报发信及受信之数共三十四万六百六十八。以国区别之如下。

韩国居首位者，因日本人住韩国颇多，且日本在韩邮便电信局掌其电报之务也。日本与美国电信线路须绕世界，电报需价尤贵，故美国居第四位。

电信之收支

电信事业之岁计，据明治三十五年所查，收款约五百六十七万八千圆，费款约五百八十四万八千圆。盖支出多于收入者，虽因工料之高贵、劳赁之昂腾，然近时电话事业之进步，亦使电信减其收利也。

电话

克剌罕·倍尔之电话机，一供于商业之用。未几而传入日本。明治十年十一月试之于东京、横滨之间，嗣即用之于诸官衙间，经验渐久，而机械线条益精良。明治二十一年试之于东京至热海、东京至静冈之间。翌年，复施之于东京至大坂之间，皆有效焉。然是时尚未充公众之用。有人首倡电话可由民营者，惟要路决计令其为官业，一如电信。明治二十三年定《电话交换规则》，是岁十二月于东京、横滨二市，及两市间，布置电话线，招募令人加注名册，未几而上下觉其便，电话之用自此渐盛。二十九年以后，全国都市施设渐遍，注册者亦渐多。

长距电话

三十年自东京至大坂约三百五十英里，布线始成，谓之长距电话线。其后都会繁阓之区，设自动电话处。三十五年以后于韩国京城、仁川、釜山各处开始电话事业。

电话之统计

据明治三十六年三月所查，日本国中有电话交换局二十九（含支局），电话处百五十一，自动电话机百三十四，在韩国则交换局与电话处各三。注册者在日本国中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一名，在韩国三百零二名，共计三万零二百五十一名。现时用电话者在东京每一年租约六十六圆。已布电话线使用权之卖买价格，则二百圆左右。

架线绪端

电话线制以日本所产之铜。创业阅一年之后，始用架空电索。盖日本都市房屋之构造不似欧美诸邦，其架电线者不能如西邦之利用屋盖，必沿街路而建电柱，故架线于市中无论电信电话，极为困难。电话线辐凑最多处用地中电索或水底电索。

电话线

据明治三十六年三月所查，电话线路及线条合市中与市外其长如下。

电话机

明治十年至二十三年为试验时代，所用之电话机以克剌罕·倍尔式为首，别有埃吉逊式、布列几式、亚低尔式等，渐加以改良。二十三年以后开电话交换之业，多用加瓦、倍尔式电话机。电话交换机以“窗斯旦越历答利克”公司之所制为主要，曼式次之。近时日本制作电话诸机之业渐有进步，能应各地之需求。

电话之收支

电话岁计据明治三十五年所查，收款（含电话租银）约二百三十万圆，费款约百二十八万圆，别有扩张及修理费，约百六十二万六千圆。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铁道志

序词

顷者，大隈伯招予，告以编修开国五十年史之意，且曰：“铁路为开国之一要素，子终始尽瘁于铁路之经营世人所知也，今叙开国诸端不可无述焉，盖其沿革非子莫能详也，请纪之以资中外国家之参照。”予不敏，虽非敢当，然知伯之欲发扬国家光辉，感激而不能默止，故有兹编之作也。是编以予在青年时代之经历发其端，虽似蛇足，亦足以察铁路渊源之一斑，姑絮说焉。

予之青年时代，在安政年间（第十九世中叶），当时日本国情外受列强之威压，动辄有国交破裂之虞。内虑诸藩之向背，或致乱离。农商倦于弊政，丧其活气。国家存亡不可测。而志士忧愤渐激越。予亦窃期报效，或赴长崎，或到函馆，奔走考察，欲探欧美之长，以补我之短，使国家得胜外力之强压。

当是时，先进之士非通译家则笃志兰学家，不过解兵事海事之一斑，如文物之全豹，技术之蕴奥，无由精探之。于是自决志图往视察西邦实势，且讲究一业，以施之于国。然士民行外洋为幕府所严禁，乃不可不求密航之道。予索缘夤于英国公使馆员等，而窃待好机之至。

此时，旧藩主长州侯有利用泰西文物之企图，阴怂恿予等外航，赐以资斧若干，使予等得满此望。予等乃为亡命，暗夜乘外舶自横滨发。事在文久三年五月（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六月），同行五人即井上（侯）、伊藤（公）、远藤（谨助）、山尾（子）四君及予也。近时毕业于大学，赖官给而游学于欧美者，与予等当年密航之情悬隔太甚矣。

予留英国四五年，初请究语学、算术、理化学等，后专修矿山、铁路之实业。既闻日本会王政维新之时机，匆匆修行李上归朝之途。明治元年十一月复履日本之土，此时龙驾迁跸于东京。诸道渐平定，而文物将兴起。

往时之交通机关

日本地势多山河，交通多赖脚力。辇舆、骑马属于贵族及武家之专用。庶民之旅行多徒步。惟有驮马及驾笼（肩舆）稍代其劳而已。驮马能负载物货约三四十贯，每二三里至四五里一递传。一日行程虽多不出十里，乘者踞坐于载货之中间。驮马之专供人乘坐者，以栈阁架马背，而三人踞坐其上，称曰“三宝荒神”。终日兀坐马背，摇摇迟行，曝露于风日，湿沐于雨雪。如此连日疲劳，至不可耐。游于箱根、日光等者尚有驾笼，然坐者连日，则痛苦亦不可言。西国尝有一藩侯告侍臣曰，罪人可处刑者，宜令之坐驾笼，送至江户，其痛苦足以惩治，人传以为笑柄。其视若刑具者，盖可察焉。驾笼之行程与驮马相伯仲，故远行者除妇女老幼及羸弱外，大抵任其健步。此时，步行专为交通之机关。

日本有东西连亘之山脉为其脊梁，河川多向南北而流。往时，诸川无桥梁，旅客皆借渡舟而过其津。河有关于国防者，不允其泛以船舟，如大井、阿部等诸川之在东海道是也。旅客过此等诸川者，涉夫负之，称曰“肩车”。时或使半身没于水中。木板钉附棍一双使一二人坐其上，或载以驾笼，涉夫二人，或四人，或数人，肩担之，而涉水中，称曰“莲台”。此等法行动迂阔，涉过一川约费半日。若融雪之候，霖雨之时，河水泛滥，则行客逗留于岸头之宿舍，空俟减水之日，甚者淹滞至旬余。东海道繁华之驿路，犹且如是，况僻陬边土之支道乎。

日本之地，山岳蟠踞中部，而岑脉分派，以区划平野，所在多天险。盖封建之世各藩构城郭，家士商贾，群居围绕之，自成都市，其交通率不出于封疆。藩政之能事，只在四境严其守备，以警戒于邻国之侵略。故道路之险阻反为其所利用。疆界设险天堑之外，人力又复增益之。东海、东山诸道，虽称天下公道，而要害之地设关门，行旅言动苟有可疑则拘禁之，或逐放之，使不能通过焉。虽别有便利之间道，坚锁而不允自由通行。倘有犯者至发觉则以破关罪处重刑。出入于大藩封疆者亦同。故平民之通过一关常有戒心，是谓人险。

物货之搬运，多用车辆，挽以人力或牛力。（一曰车力，一曰牛车。）天险人险，区划地域。车之所通，局于小域，不得联络数十百里。旅客之行李则藉马脚人脚而搬运之。

以船舶言之，德川幕府禁大船之建造，各地只有小舟，任沿岸航海或上下河川，其最大者不过称“千石”。其操帆之法亦颇拙，航路费日出于意想之外。且造船之术极粗，使航海不免危险之虞。如本土与岛屿之联络旅行必须舟路，其余则虽觉不便概取陆路。故船舶者专供于物货搬运之用。旅客坐乘者偶借其便而已，不可视为旅行之机关。如此交通机关除脚力外更无可观者焉。盖锁国之形势不仅以防海外，各藩亦互相闭锁，多数小锁国，相依而成一大锁国也。既以闭锁为长计，交通机关更无有道之者。予行外洋之前，满目所触莫非此景，初归朝后尚无异于畴昔。

然日本民族原有活泼精神，不可永甘于闭锁。明治戊辰，岁幕府废，王政复古，此为革新之始。嗣后废封建，立郡县，五条圣誓，焕发自九重之宫，而国策斯定。其中有宣曰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曰求智识于世界，大振起皇基，是即开进之所由也。自是政府直前勇往，破宿弊，兴新利，尽撤各地关门，使交通居住营业皆得自由，人心奋起，交通频繁，于是渐觉其机关之不备。

汽船

当是时，先有汽船，开海路之交通。其航路初成者，数线缝缀横滨、神户、长崎之间。或至欧美诸邦，皆赖外国船。

人力车、马车

陆面之交通，亦不能安于旧时情态。始有人力车之创作，继以马车之制造，而革新之机渐动焉。府县政厅竞改修道路，未数年而见交通机关之发展。然马车人力车未若汽船在海面之速，苟欲使中外交通相适应，则陆面必当有铁路布通，而后始见海陆交通机关之完备。维新之劈头一二阁臣，察机尤敏者，已识铁路之要。

铁路起原

明治二年十一月，有纶旨令大藏卿伊达宗城，同大辅大隈重信，同少辅伊藤博文，借资于英国，充铁路之经营。日本布设铁路之企图，实始乎此。

先是，英国公使哈利·琶窟斯氏劝日本要路以经营铁路之议。是岁，东北及九州各地凶荒，米价昂贵，输以外国米而救济之。惟北陆多余米，虽价廉而无搬运之便，不能远输以救其急。琶窟斯引证之，劝告以铁路之经营。隈、藤二氏首肯之，惟以无财源之故，尚稍踌躇。

偶有英国人和拉西阿、尼尔孙、烈辞清国税关总裁（总税务司）之职，将还国而至日本。此人长于理财，故琶窟斯推荐之，使隈、藤二氏与之相谋议。烈曰：“日本以海关税为抵当，由英国而募价三百万磅，以充其铁路之资，不亦可乎？”藤氏与烈氏始会见。时，予偶寄寓于藤家，当通译之任得详闻其说，是予关与于铁路经营之始也。

外资

于是二公上书得敕许，而有纶旨。于是与烈氏相约，概算铁路布设自东京至兵库之资，为三百万磅，先募价一百万磅，自工师职工之佣用以至材料之购求等，一任烈氏之处办。

东京横滨线

烈氏径还其国，募集资金，购求材料，选择人员，翌春（三年）工师长磨列尔氏始到日本，先起工东京横滨间。此路线约十八英里。

铁路之布设，固为前代未有之企图，朝野不怿之者甚多。或言此为无用之土木，使生民苦于涂炭而巳。沿道之旅舍驿人，忧其失业而诋击之。政府内部有以为无用者，又有以为其尚早者，甚则有不知公债之为何，谓借财于外国是卖国之行为。异论百出，物情汹汹。惟隈、藤二公果决而有先见，贯彻其所信而毫不动，遂以开其延长五千英里如现时之基址。

当时，政府开言路，容士民献言（建白）。献言论铁路者接踵频至，皆论其不可。独医师谷晹卿上书盛称火轮车，在当时为有创识。已定议后，反抗之气焰尚不熄。高轮附近之地陆军不允其测量陆地。隈氏英断特令埋筑海面，线路始得通过。

当时计图之预算，由外国人所定，而日本人未能之。然前岛密氏编成之铁道臆测论，始具预算之形式。明治三年夏予访隈氏。隈氏示以前岛氏之稿，概为十年计划，期以布设东京至京都大坂之干线，及东京至横滨，大坂至神户之支线，布设费若干，营业费若干，收款若干，逐一计算，指画略明。此时前岛氏为大藏省高等官，嗣后时势变迁，其预算适中与否虽未可知，然编成铁路预算者，以前岛氏为其鼻祖。

布路第一之问题在定轨道之宽度。予考究欧人所论，略知日本地形曲折，多山河，取轨宽三英尺六英寸为适宜。英国所取之四英尺八英寸用之于日本则过宽而糜费。且布广轨百英里，不若布狭轨百三十英里之利，乃进说于隈氏，庙议遂采用狭轨三英尺六英寸。

烈氏在英国募集资金，其措处不合于日本政府之旨，颇有可忧虞者。三年六月，政府下命收回其委任之权，付以解约之偿，更托东洋银行以铁路一切事务。东洋银行以伦敦总号司事长斯猪瓦突、横滨支号司事罗巴秃孙、巡回监督加几尔为委员，令掌日本铁路事务。

大坂神户线

是岁（三年）七月，大坂至神户约二十英里，开始测量，寻起其布路之工。

初时，民部、大藏合同办务，而铁道经营属其主管。上野景范、盐田三郎等诸氏，以署理官（御用挂）掌其事务。三年夏，民部与大藏相分离，铁路专属于民部。大辅大木民平，少辅吉井幸助等诸氏掌之。上野、盐田二氏转任遣外公使，于是铁路经营稍有顿挫之状。同年十月，置工部省令管矿山、灯台、造船、土木等各种新业。铁路亦为其所掌。

此时，工部省未有卿，隈氏以署理官（御用挂）总裁其省务。予与山尾庸三氏任权大丞，处理省中一切事务。翌年（四年）八月，予任铁道头，始主宰铁路之经营，自是锐意督劢，使京滨、坂神二线速进其工，且分派外国技师自大坂经京都至大津，测量线路。

五年五月，铁路自品川至横滨开始运输。九月，京滨线全通。是月十二日，车驾亲临新桥、横滨两车站（停车场），文武高等官及外国公使等陪列，举开业之式，赐隈、藤二氏以优诏，其余赏赐各有差，是为日本铁路开业之嚆矢。

京都大坂线

六年十二月，有宣令京都至大坂约二十七英里，起线路建筑之工。

先是，予有主义不相合之处，是岁七月辞铁道头之职。其后政府慰谕，七年一月复原职。于是予提议欲以铁道寮移置大坂。要曰：京滨线路已竣工，东京现无须施为，惟坂神线之建筑未落成，京坂线亦将起工，且予引退间规模扩大增聘外国人多数，现令测量洛东线、敦贺线及名古屋方面，铁路之业方旺于关西地。宜以本寮置大坂，使指挥监督得敏捷。此议允纳，乃移居大坂。予巡察线路建筑之工，督励中外人之作业。同年五月，坂神线竣工，十一日开始运输。

京都至大坂之线，建筑渐进。九年九月，京都大宫街设假车站，开运输于京坂之间。嗣有京都大车站之竣成。翌年（十年）二月，车驾亲临京都、大坂、神户三车站，举开业之式。各厅高等官及外国公使等多陪列焉。于是日本铁路合东西二线约七十英里，自创业至此时略费八年。

东洋银行司事二人，于数年之前已绝关系，独加几尔仍继续其勤务，迨举此开业式全解其佣。

予再任长官后，凡四年，新路线之竣工者仅有京坂线而已。其余于既成线，或布複线，或改修桥梁，易木桁以铁桁，又统督外国人之测量中山道。由今观之，经过数年，其功虽少，亦有事情之不得已者也。明治七年有“佐贺之变”，嗣有“萩之变”，复继以征台之师，与清国生国际交涉，更有西南之役，政府既平乱复苦于善后之策，用度支偿尤多。加以临时应急之措办费已不赀，铁路经营，期利于后年，一时不能及之，亦固其所也。予特为不知而上书建言或数逼某某公，促新线起工之议，不为所允。时势如此，事业不振，亦无如之何。

起业公债

十年冬，西南之骚扰已镇静，政府募起业公债，以五百万圆（约计）充工部省之资，使新布铁路用其大半。此时，予提议见允定者有二线，一则自京都至大津，一则属于琵琶湖北岸盐津或长滨至敦贺。是线路苟能竣工，且湖面用汽船，则可使日本南北二海运输连络。以资金之数而考之，其适宜而有利者莫若此等线路也。

京都大津线

公债募集已毕，明治十一年八月起工于京都、大津之间。此路线约十英里有余。日本人铁路建筑技工，自是忽大进步。明治初年，日本人无学习洋式建筑术者，故铁路创业之际自测量、计图、督工之技师，以至汽车机关手，皆用外国人。惟日本人解英语者称技手，常随外国技师通译其所言传之于日本职工，使从事于土木。明治十年，外国人奉职于日本铁路者约百二十人，所需俸给甚多。且中外人之间意思不易疏通，徒使费资冗繁，其弊不可胜言。陆桥石垣所积之石以实用言之，只平其上下相合处已足。而外国技师则令其四面皆磨平。轨道之枕木必取其稜为直角，劳费亦多需时较久。予知其弊也，乃于神户养成技术生，渐得可用之才，而减佣用外人之数，以节约铁路经费。迨起工京都、大津间则令外国人专任顾问。此时隧道、铁桥等之计图由外国人参画，至其实行之监督则不复使容喙，尽用日本人而施行之。

予以局长而兼技师长，始指挥监督之。此工区长仅十英里，然有逢坂山之隧道且坡路用勾率四十分之一，工程颇难，而遂得成功。十二年八月，除隧道外布路竣工，假开业于京都、大谷间，后阅数月隧道竣工。十三年七月，车驾西巡之际，亲临而举开业之典。此一线汰冗费，其建筑之资较预算得剩余焉。

日本人既成功于布路之工，嗣后诸线路之建筑皆仿之，不复用外国人。汽车之机关手等渐用日本人，亦如布路之工。自是佣用外国人渐减少，迨经数年后仅留二三顾问技师而已。由是观之，京津线之建设，实表示日本铁路技术之一大发展也。

明治十二年秋，京都、大谷线已竣工，当起工于敦贺线。此时，井上侯为工部卿，亦注重于铁路之经营。然布路之资仅起业公债三百万圆，其中百万圆已充用于京都大津线，所余者只二百万圆而已。政府欲用资于有利之线。或谓宜姑弃敦贺线，易以名古屋线。或谓宜采东京至高崎之线路。议论纷纷，不知所归决，终召各省长官，会议殿中（御前会议）。经审核乃决定敦贺线布设之议，时在十二年十月。

长滨敦贺线

予即令精测线路，议其线路自盐津至敦贺之不利，改为长滨经柳濑至敦贺之线。十三年夏，得允准，乃起工筑造。此路线引长约二十七英里。线路之筑造既不复赖外人，予滞留于敦贺、长滨之间，监督其工。此线路于柳濑、匹田间有大小隧道数处，隧道至隧道，勾率四十分之一，士工颇困难。十五年一月，两端起自长滨及敦贺，竣工各约十英里，挟柳濑隧道两侧均开始运输。十七年，隧道竣工，而全线开通。

日本铁道公司

决定敦贺线之际，政府财政除起业公债三百万圆外，不复容他资以充铁路之用。然此资尽用，经营遂止，亦非得策。岩仓右府虑之，遂创兴日本铁道公司。先是，华族藩封易以秩禄公债，若浪费之则无以保家计。故右府等谓募资于华族，以布铁路，充其世袭财产，则一举两得矣。于是劝奖尽力，公司遂得开办。线路属此公司之企图者，一则自东京至高崎、前桥，一则分岐自大宫至青森。当时日本人经验于铁路者甚少，故日本铁道公司请愿政府，代办布筑一切之务。

明治十四年六月，铁道局允任布路诸端。此公司之股东，本非知铁路之利，惟逢劝诱而放资，保护利子，既开办后内部多纷纭，纳资不甚盛；明治十四五年之交，政府代出三十万圆，始得起工。此时，敦贺线仅余柳濑隧道之工而已。

予思铁路延长，不论官私，皆为一国乐利，乃移居东京，率局员当布路一切之务。十五年六月，起工于川口、熊谷之间，次则上野至川口之间，次则山手线。十六年，上野至熊谷开业。十七年，达前桥、高崎；别设一线由大宫分岐，渐进向宇都宫、白河、仙台、盛冈而止。二十四年，达青森。全线引长四五百十有余英里。

以官营铁路言之，明治十四年，敦贺线略竣工，欲更延长至名古屋。予谓先布铁路于长滨至大垣之间，则自大垣至桑名、四日市，可由水路连络旅行东海道者，必大受其利。

长滨关原线

然察财政内情，不能速成，乃思徐为劝诱。建言数次，陈说利害，明治十五年三月，始得延线自长滨至关原约十四英里之允裁。

关原大垣线

予更熟虑，说财政要路松方侯。十六年八月，遂得其延至大垣约九英里之允裁。于是关西铁路之工，继持一缕命脉。铁路仅二十三四英里，欲得其允裁，而荏苒一二年，百方苦虑，才达其目的，可见当时朝野轻视铁路之经营。

铁道公债

是岁冬，日本铁道公司线路略达高崎。而政府官僚渐感奋，注重于铁路之经营。山县公及军人在枢要地位者，皆谓高崎至大垣，不可不速令连结。于是，山县公上书建言。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有布令募铁道公债六千万圆，充中山道布设铁路之用。予之欢喜，在一生中以此为最大。

中山道线

十七年，中山道布设铁路之业开始准备，先令测量碓氷峠。一时欲定计图使大垣线东进，然自大垣径入木曾山峡，不得不横过揖斐、长良、木曾等诸川。揖斐、长良二川虽不甚宽阔，然水底泥深，筑造桥梁，多需岁月。待其桥梁皆竣成，而使土工及东，则全线之开通不得不甚迟。故别立一计，自半田、龟崎至名古屋，布支线以便于材料之输送。自名古屋迳向木曾，则不待各川架桥，而速得起工于浓、信之境。

半田线

此计图以半田线为中山道线之帮助。更考碓氷方面不可不多开凿隧道，且施以特种之工，非经五六年不得其开通。其间漫然放置岭西线路，亦非得策。

信越线

于是更立一计，自直江津，经善光寺，至上田，布支线，使会于中山道是也。是线亦便于材料之输送。其输至上田者一面向木曾，一面向碓冰，可使岭西布路不待碓岭开通，而速竣其工。此线称直江津线，南北横断国之中腰，亦足为有利之一线。予考究中山道线完成之法，具二计，而禀申政府。政府允许之，即由高崎、大垣二端起工。嗣后一年有余，数次测量木曾溪谷，乃知高山峻岭大为中山道线布路之梗。其间窃测量东海道诸要处，试计算，与中山道相比较，发见其得失之差颇大。自上田，经木曾，至大垣，布路里程约百二十英里，其竣工需十年，假想明治十八年起工，则明治二十八年始能开通。以布路费言之，东海道线每一英里需七万圆，则中山道线需十万圆以上。

东海道线

中山道线勾率峻急，以汽车运转时数言之，其自东京至京都之间，比之东海道线，假令里程相同需时数较多十分之二三。运转迟滞冗费较多。以乘客装货之便言之，东海道则有静冈、滨松、丰桥等，中山道则无繁华都会，又非有原野之可新开垦者，惟木曾之木材，由河川流下者，造材而托铁路搬运，稍觉其利便而已。如此东海道线优于中山道线甚明矣。

然军人诸士注重于中山道，而不怿其变易。先是，明治三年，铁道论始起之时，予跋涉东海道，谓是道有数大河如富士、大井等，架桥不仅需巨费，其材料皆仰外国供给，中山道则不然，只须作隧道多数而已。铁路之布设利在中山道。外国人概测线路者，所说亦皆如是。故庙议采用中山道也。然精测数年，遂知东海道线反优于中山道线，其变易非可踟蹰。予即具图解说明之，请阁裁。明治十九年之初，遂见允宣布变易之令。

东海道线东至横滨西至大垣，约二百四五十英里。苟欲使东西二京连络，则大津至长滨约四十英里，亦不可不布路。而关原至大垣之间，亦未成工。尽合之，则共约三百英里。其间有函岭、金谷等之崄岨，富士、天龙等之巨流，而布路亦非容易。予即派测量班数队，同精测全线路。迨明治二十年之初，测量略完结。此时别作桥梁计图，且收集材料。海道中有清水、半田诸地，便于材料之上岸。沿道定其配布之数，全局各部，咸相呼应同时起工。

伊藤总理大臣冀其速竣工也，曰宜令铁路于明治二十三年间帝国议会之前得全通，以便于议员之往复。予锐意监督其工。明治二十二年，全线已开通。议会第一次开议之际，议员由汽车往来，咸如预期。明治二十七、八年，军国多事兵马之输送，赖铁路之便尤多。是因其线路取东海道之效果也。维新之初，隈、藤二氏排群议，而开始铁路之经营。其宏谟待东海道线之全通，而略完成。是日本国民所当永记也。

东海道线全通之时，敦贺线亦已全通。直江津线则仅余碓冰凿隧之工，除此一处外，北越与东京略连络。于是官营线路，共约五百五十英里。

铁路引长

嗣即有日本铁道公司之线，亦全开通，其引长约四百五十英里。合官私则约一千英里。其所费之资财，官线约三千六百万圆，公司线约二千万圆，共计五千六百万圆，是皆系予所督成。

铁路公司

日本铁道公司开办后，已经二三年，前田侯等欲兴北陆铁道公司，而政府竭力援助之。然终不能开办。嗣起者，有山阳铁道及九州铁道，其开办在明治十八、九年之交。此时庶民稍领会铁路之利，然未达独立企业之域，以政府保护为之后援而创兴之耳。东海道铁路略竣工之际，企业家顿起，而各地有公司开办，如甲武、水户、两毛、关西、大坂、南海、京都、坂鹤等及其余数十公司，争占据线路。议会亦议定铁道法案，各线均起工。在北海道则有官线、私线同纷起。

自是，举国狂奔于铁路，明治三十二、三年达其极点。企业家或致倒产。然此趋势使铁路干支线，速普及于国中主要之地。迨近时则举营业线路五千英里之祝典。先是，东海道线开通之翌年，官私铁路诸员相会于名古屋，举行一千英里开业之祝典。其所谓一千英里者，官线居其大半，日本铁道公司之路线次之，其余路线之属他公司者未足算也。当时，予有言曰，日本创始铁路后第十年，即明治十二、三年之交，只有官线约七十英里而巳。今第二十年，则官私合算一千英里，是可谓一大进步。

赤子经三岁为三岁儿，愿予与诸君共抚育此三岁儿，令速为大人。其后经十五、六年之间，能造成四千英里，亦可谓异常之进步。然多数公司竞势分立，其间有玉石混淆，可视为粃糠者亦不少。且细分小区，缺其统一，往往使铁路效用不能完全。

国领铁道

予在职，尝倡国领铁道说，而未为公众所听容。近时有国领铁路之实行，虽进步之显象，亦时势之变迁也。

结论

最近十五六年间，铁路发达其资于鉴照者亦当不少。惟予于是期躬当其事不过二三年，其余则引退在局外，故详说经历者当让之于人。

方今交通机关之在日本国中者，铁路约五千英里。别有电车轨道，其电线之布于大市街宛如蛛网，而交通益加便。距今四十年之前，逾山者用驾笼，涉河者用莲台，以今之汽车电车，比往时之驾笼莲台，其差果几何。维新之初若微隈、藤二氏之勇断，则未可知其能至今日之盛与否。予常谓此二氏者，以开明之一要素（铁道）播于东洋也。

昨年，予视察满洲铁道，由京义线归至京城，偶参列于京釜铁道之开业式。此时予感慨尤深，欢极至欲流涕。自满洲至京城，铁路皆为旧下僚所经营，京釜铁道亦同。向者，距今四十年之前，印度以东未见有一铁路。隈、藤二氏之英断，始播其种。继以予等之培养，渐滋生蔓延，不独国中铁路之充满，延至满、韩之野，其火车蜿蜒疾走者，皆莫不赖日本人之伎能，予岂得不欢喜乎？此即所以颂隈、藤二氏之德也！

然由他面观之，非无容批难之点。往年主倡广轨铁道说者不少，谓日本铁路取轨度三英尺六英寸，诚失其宜。惟轨道之宽窄，迨必要之时机改造之，固不难也。距今十有余年之前，北美合众国用各种轨度，一旦感其不便，将三千英里之长线路，期一昼夜尽改造使之同轨。日本创始铁路之际，弃驾笼，径易以铁路，虽取轨度三英尺六英寸，予等尚兢兢然以不得维持为惧，况广轨费劳较多乎。嗣后未经四十年，而遂见进步如今日，是予等所不及料。时势已进步，早闻有论狭轨之不适者，亦可庆贺。今更进一步，应诸时势尽改造为广轨，则亦予衷心所冀望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海运业

引言

最近五十年之进步

嘉永六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美国提督柏理率舰队抵相州浦贺之海门，求通商。二百年来，日本民族锁国自守，至是乃开世界之交通。嗣后未五十年，而东海岛国一跃而伍于列强。内兴政治、法制、教育、产业、工艺、文学，而与文明诸邦齐驱；外据公道，保卫世界之平和，而与列国亲睦。陆海军之强大精锐，尤为东洋之重镇。使起柏理于九原而目睹之，必惊异其发育成长之速，为当日叩关时所不及料。

日本近时之进步，由柏理有以启迪之。吾辈欲永久感谢其诱掖之功，固非偶然也。

海运业之进步

开国以后，百物有长足之进步。其最显著者，莫如通商发达，海运业之勃兴。日本四面环海，人好操舟习于风涛。古来惟锁国政策羁束此勇迈之气，使有天马伏枥之思。然一旦出厩长鸣，则勃然起矣。

日本海运现时之隆昌，虽谓成于四十余年之经营，然国初以后久有蕴蓄素养，遂发挥其特色耳。今叙述海运发畅者，不可不先说海运在开国以前之情形，新式海运兴起之动机，及海运发畅之因由，而后列示现时海运组织之要素，及诸制度，更明其海运之实力，关于外国贸易之效用，处世界之地位，终以推考其将来之发展。是为至当之次序。

第一章 日本海运在开国前之情形

（甲）上古之外国交通

太古之航业

日本联岛之地势，实使民族有以练养其航海之思想。建国之初，有创世时代，称曰神代。皇室远祖伊奘诺、伊奘册二尊，乘“天浮桥”周航海岸，而定大八洲。其子素盏鸣尊，往来于韩半岛，造船舶，名曰浮宝，繁植船材树木。筑紫有渡津见氏，作军舰，名曰鳄，快走曰鸟舟。尚有樟舟，为刳舟之类。太古邈远已有造船航海之业，大小舟楫冒风涛而航于韩地，中国海岸，及南洋诸地。天孙琼琼杵尊宫居萨摩，交通于海外。神武帝平定中原，亦赖舟师之力。日本操舟术于肇国之前夙有进步，可以征矣。

与韩国之关系

神功皇后（第十五世）征新罗（今南韩）凯旋，船舰五百艘，舳舻相衔，会于武库（今神户）港，可谓盛矣。自是，韩国服属，朝贡不绝。其间，日本通交于中国吴都，移输文学艺术，资于文化之开发。推古帝之时（西历六百七年），隋统一中国，日本与之开国际交通，而航路通于中国。此时，有南岛人之朝贡，可知舟路已达南洋诸岛。

齐明帝之时（六百五十八年），阿倍比罗夫率舟师征肃慎（今满州），溯黑龙江。当时，韩土三国鼎力，曰高丽，曰百济，曰新罗，争阋不息，数请援于日本。日本派大军而镇定之，尽力保护其弱小国。然韩民反覆无常，遂招中国兵之干涉。于是日本用水陆之师与唐兵斗，流血颇多，遂抛弃韩土。然日本水师之善战，使异邦之民尤震慑云。

唐之交通

日本与韩相绝后，通交于唐（代隋），友情益厚，玉帛聘问不绝。朝廷造大船巨舶，为遣唐之用。遣唐使西航，恒用船三四艘，使公卿、学生、僧侣等乘之，一行凡千人。自是，中国之经学技艺，多输入日本，增益于国中之文化。其后，辽东、满州有渤海国兴起，朝贡如高丽之例，其船舶有航行今时所谓浦潮斯德之地者，与日本往来颇繁。其航归辽地之船，则便于北部中国之交通。宇多帝之时（八百九十五年），唐有大乱，废遣唐使，而国交断绝，然商船航至中国者尚不少。一说云：贞观二年（八百六十年），平城帝第二子高岳亲王入唐土，超流沙，而到天竺，终薨于缅甸之地。

（乙）中古之海外雄飞

海贼

日本民族恒健步海面，一旦处逆境，则其勇悍之气流为海贼，而事剽掠。遣唐使已废，渤海渐强大，改称契丹。当是时，日本南海海贼鸱张。天庆年间（九百四年），有藤原纯友之乱。宽仁年间（一千十八年），有刀伊贼（女真）之侵寇。其后，宋、辽（契丹称辽）与日本未有交通，而朝廷禁私航。然商船私航尚盛，而南海之海贼猖獗尤甚。

鸟羽帝践祚之初（一千一百八年），源义亲作乱于西国，平正盛讨平之。正盛子忠盛亦讨海贼有功，以开霸图。源为朝以弱龄煽动九州，后遂占领琉球。此可见源、平二家之争霸，有赖于海贼之力。平清盛开兵库、广岛、博多三港，图交通海外，终不成功。

源家开幕府于镰仓，中国大陆适有大乱。蒙古兴于北，灭宋称元。文永（一千二百七十四年）、弘安（一千二百七十九年）二次军舰蔽海而寇西陲，西海豪族邀击而灭之于玄海洋。自是，日本武威震于四邻。嗣后，西海船舶横行于朝鲜、中国之滨岸，大陆商民有响应之者，元朝官吏以是惮之。

明已灭，元求修好日本。应永八年（一千四百一年），足利义满遣使订约，定船数以通贸易，然其数不足以应于时之需求也。足利氏衰，不能统治诸州，以贸易之务委于大内家（周防山口藩主），于是大内氏与少贰氏（领筑前博多港主任其外交）互争外交之权。

八幡船

其余诸侯竞张海权，遂有八幡船之流行。船上揭以“八幡大菩萨”之旗，舱中藏兵器，而贸易于中国、朝鲜诸港。官吏若检举之，则执兵器而与之战。其地商民亦应之而起，以妨其检举，欲称曰“巴汉”（八幡）船。沿海之地闻其名者，莫不畏怖焉。由是，密商亦有“巴汉”之称，明人所谓倭寇者是也。

文禄年间（一千五百九十二年），丰臣秀吉征朝鲜，蹂躏八道，复击破明援军。秀吉已薨，遂班师。自是，日本与中国、朝鲜国交再绝。日本船横展于近海，益开展其路线。

日本船航行暹罗、吕宋等

丰臣氏允许船舶航行南洋，付以朱印书。其朱印船（公允船）之数：暹罗三十五艘，吕宋三十艘，交趾二十六艘，柬蒲塞二十二艘，安南十三艘，合计二百有余艘。此时，日本人移住朝鲜者有数千人，在中国则已沿上海、苏州、杭州诸地，在吕宋则建日本市街，有人口三千。在暹罗，则山田长政（仁左卫门）立伟功，娶王女，封“伊毗留侯”。德川家康之执政权，亦注重于外国贸易，屡赠书于吕宋总督，推奖西班牙船之寄航行于日本。

西洋之交通

此时，日本不仅行船于东南二洋，又开交通于西洋。

先是，文明十八年（一千四百八十六年），巴利·罗缪西尔发见好望角，瓦斯哥·达加马由此而航印度。明应元年（一千四百九十二年），阁龙先发见玖巴，嗣即进抵美洲大陆。加波秃发见北美加奈达。永正十年（一千五百十三年），巴尔玻亚横过琶奈吗地峡，而发见太平洋诸岛。大永二年（一千五百二十二年），菲尔吉难·吗加拉尼斯（吗塞兰）通过南美海峡，而周航地球。

自是，各国竞探险诸洋，而葡萄牙与西班牙尤肆其海权。永正七年（一千五百十年），葡人占领印度卧亚。翌年，西人占领吗拉加。天文六年（一千五百三十七年），葡人租借中国妈港（今澳门）。元龟元年（一千五百七十年），西人占据吕宋，而欲经略东洋，尤注目于日本。日本之名闻于欧洲，不为不久。

西历一千二百年代，蒙古勃兴时，有威尼斯人吗尔哥坡罗旅行亚细亚，暂留元都，仄闻东方有日班克国，家屋镂金银，墙屏饰宝玉，已归意国而姱说之，以煽动欧人好奇之心。其后，塞挪亚人阁龙意欲抵日本，而偶然发见美洲大陆。天文十年（一千五百四十一年），葡国舰队始航至丰后神宫寺浦，偶闻佐渡、奥州发掘金矿，益想其为天卑富国。于是西国亦企远征。天文十七年（一千五百四十八年），舰队横航大西洋，经吗塞兰海峡，而远向日本。暴风船多沉没，只一艘幸免航过太平洋，天文二十年（一千五百五十一年）遂得达日本。自是之后，西国人益多觊觎兹土者。

始遣使于罗马

外舶通航渐频繁，而日本人航至海外者亦渐多。意国记录云，一千五百五十一年（天文二十年），有日本人死于罗马。闻大友宗麟派植田玄佐、边宗宗觉二人至欧洲，使传习炮术，其死于罗马者必在此二人之中。

其后，天正十年（一千五百八十二年），大友宗麟遣伊东义贤（教名屯满收），大村纯忠、有马义纯遣其族千千岩清左卫门（教名屯弥刻尔），皆至罗马。二人搭乘葡船，由卧亚航过好望角，而至里斯本，转往吗德里，谒菲律第二世，遂往罗马，谒法王塞基斯塌斯第五世，蒙款待，观光稍久，复到旧路归东，其间略费四年。日本人实验欧洲航路者，以此为嚆矢。

制造洋式船·始航太平洋

距今三百年之前，日本始造洋形船。庆长四年（一千五百九十九年），有荷兰船及英国船航至堺港。家康令其船到浦贺，因委船工剖解之，乃厚遇船长兰人牙约斯天及英人亚当斯，赐邸地，给奉禄。（雅约斯邸地位置于今之八代洲河岸，邮船会社所在处。）

一日，家康询牙约斯以海外形势，知日本之东隔海数千里而有亚美利加大洲，新西班牙国属其中。家康即欲开贸易之道，令亚当斯（日本呼曰按针，今之按针町为其邸地）造西洋形帆船二只。此为日本所造洋形船之权舆。

船已成，乃令京都商人田中庄助、朱屋之清等赍国书，由西班牙人辅导，航至新西班牙。庆长十五年（一千六百十年），船发自江户湾，驶走太平洋，而达亚加孛尔哥，以使命传墨国总督。翌年归日本。日本船航行美洲者，以是为始。

遣使于罗马（第二次）

庆长十八年（一千六百十三年），仙台侯伊达政宗造大船，得家康允许，遣支仓六左卫门（教名菲律·法兰斯）至罗马。此一行，先航至吕宋，横过太平洋，而达亚加孛尔哥，行陆路而到东岸，更搭乘西班牙船，经玖巴，而航至吗德里，谒菲律第三世，遂赴罗马，谒法王玻尔第五世，传使命，受其欢迎。支仓受得罗马市民资格，列于政厅吏员，滞留稍久，而去罗马，元和六年（一千六百二十年）归达奥州月浦（釜石附近）。自发航至是时，略阅八年。其余是例尚多。如蒲生氏乡（会津侯）自天正十二年（一千五百八十四年）遣使于罗马，前后四次。此可以见日本人雄健之气魄。

（丙）近古之锁国

外教之祸乱

家康赠书于吕宋总督及新西班牙总督，劝其船舶之寄航于日本，以九州之平户、长崎，东海之下田，为通商港埠，款待外国船，推奖日本船之外航，锐意以图贸易。于是国民竞驰志于海外，势威大振。其后，幕府变其政策锁国而退守，盖因基督教之争乱也。

西教之始入日本，在天文十年（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后经二十年至永禄二年，传教师比列拉谒将军足利义辉。织田信长允西教宣传，在京都兴南蛮寺，于是西教盛宣布于九州、四国之间，信徒之数至数百万之多。

天正十三年（一千五百八十五年），丰臣秀吉到九州，视西教徒行动而嫌恶之，破毁南蛮寺，而收没其在长崎之根据。庆长十年（一千六百十一年），兰船于好望角近海捕获葡船一只，发见其中有一密书，取而呈之于幕府。盖长崎有葡国船长墨罗，代加特力教徒奉书于葡国王，请其派遣军舰兵士，意欲杀家康以颠覆幕府也。家康急捕其连累，处以严刑。十八年（一千六百十三年），下严令，禁西、葡二国船之航至日本，及日本人之坐外国船以航行外国，尽追放日本基督教信徒数万人，使入吕宋。

锁国令

家康子秀忠、孙家光，皆继其意。宽永十一年（一千六百三十四年），禁朱印船之外航，令日本人在外国者皆还归；追外国人，令皆去日本，而逃入妈港；嗣即禁外国船自交趾、占城、吕宋、妈港等航至日本港埠。十四年，岛原有西教徒之乱。于是除中国、荷兰二国商船外，禁外国船之来航。在国中，则严禁大船积量多于五百石者之制造。

向者，日本国民雄飞于东南二洋，与葡、西二国相角逐。至是时，海业敛迹。

锁国之理由

幕府之取锁国政策，固非无故。诸侯与外国交通者，非思征服外国，则欲藉外援以争政权而已。关原一战虽灭大坂军，余党尚多。或利用基督教而企图叛乱，外国亦乘其隙而暴露其欲占领日本之形势。且贸易之趋向不利于日本。庆长十六年（一千六百十一年）至宝永三年（一千七百六年），输外之黄金达六百十九万二千六百两。其间，葡人赢利逾二亿二千五百万弗（元）。故幕府断然令锁国，以保国中治安，以防国财滥出，亦可谓不得已之措处。

锁国后之情形

已锁国后，国中只有脆弱小船而已，不复能驶巨浸。于是海运之业偏局于国中，以大坂、江户为中心，专主贡米之输运耳。然日本民族之雄志亦未遽绝灭。文政四年（一千八百二十一年），仙台人金忠辅脱身奔西比利亚。加贺人钱屋五兵卫在日本海及北海道与俄人交易，天保二年（一千八百三十年）漂流而到美国桑港东布列塌音地，为美国人芙连吉·亚斯窟斯所救，已归国后，再航至美国，以企划贸易。后年，美国遣柏理舰队开其端者，实钱屋五兵卫之壮图。宽政十一年（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伊能忠敬测量沿海诸地，而制日本地图。文化五年（一千八百八年），间宫林藏经过桦太，履满洲。最上德内、近藤重藏等相继而探险北海道。如此志士注意于海洋，拮据经营，以待时期之至，亦非一日之故也。

第二章 新式海运之兴起

（甲）幕末之复活

解大船制造之禁

宽永以后，日本海运之业久被阻遏，逢美国柏理舰队之航至而渐弛解。先是，外国船往来于日本近海渐繁。文化三年（一千八百四年），俄国军舰救漂流之民，送至长崎，且请通商。嗣有英美之船亦到长崎，促修好。既而有俄人扰乱北海道。于是幕府稍警戒，而考查世界之形势。

嘉永六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柏理航至浦贺。是岁九月，幕府解大船制造之禁。翌年，于相州浦贺造西洋形帆船，名曰凤凰丸。嗣此，萨摩侯造昌平丸，水户侯作旭日丸。庆长年间，家康始造洋式船，次以中绝，二百四十三年而见其造船工之复兴，盖因中外情形使之然也。

开国通商

安政元年，柏理再航至，促修好。幕府知其不可拒。五年，日本与美、俄、英、法、兰五国缔定《通商假约章》，此为开国之始。自是，海运之业复活。

约章定议后，美国公使哈利斯提撕日本以刚毅义侠之精神，尤可感谢。荷兰久为日本友邦，特遣专使忠告幕府以创设海军之要，且献军舰一只，即观光丸是也。

幕府聘兰人数名，安政二年（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令胜麟太郎（后改名安芳）等在长崎传习海军学术，于江户筑地兴军舰教授处，召幕士及诸藩士使练习航海术。长崎设制铁处。幕府由美公使提撕，结五国约章，万延元年欲交换约书，遣新见丰前守、村垣淡路守、小栗丰后守（后改为上野介）至美国。此时有军舰咸临丸，系幕府购自兰国者，令胜安芳（后任海军卿）指挥之，航向美国桑港。日本军舰之航行美国，实始乎此。

横须贺造船处

文久元年（一千八百六十一年），长崎制铁处竣造筑之工。三年，于神户兴海军操练处、造舰处及制铁处。翌年，欲兴横滨铁工处及横须贺造船处，而议定其计图。越一岁，即庆应元年，竣其造营之工。

横须贺造船处由法国公使列恩·罗塞斯及技师罗秃尔之斡旋，取法国梓伦造船处之规模，缩写为其三分之二，而营之。中有制铁处一，船架二，造船处三，别置武库，结构完备，称东洋第一。当时，幕府虽濒倾覆，小栗上野介之卓见，断断乎成就是等设备。

文久二年（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解海外航行之禁，定日章旗，使充商船旗。于是开国之业，名实俱完矣。

船舶在幕末之数

安政元年（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既解大船制造之禁，后至明治元年，凡十五年，其间洋式船舶之购入或制作者，幕府四十四只，诸藩九十四只。其中由日本造船处所制作者，汽船一只，帆船二十只。

（乙）维新后之勃兴

日本邮便汽船会社

明治元年，幕府既仆，明治政府锐意布新政，以开国进取为国是。三年，奖励民人之领有洋船。四年，有废藩之令，由幕府及诸藩收其所有之船舶，新兴汽船会社，贷付以十数只。曩时，诸州有运米会处（产米回漕会处），至明治之初改称回漕经理处。至是，则纠合回船商行、飞脚商行等为一团，改称日本邮便汽船会社（日本国邮便蒸汽船会社）。日本有航洋汽船会社，实始于此。此时，横滨至神户船赁每一人金五两。货物装载米百石，金百二十两。此会社，新政府厚保护之，然组织不合宜，内部多纷扰，加以外国船之争竞，而事业不振，至明治八年终瓦解。

邮便汽船三菱会社

土佐人岩崎弥太郎，由山内侯（土佐藩主）借其所领之汽船数只，创兴三菱会社，营海运之业。组织巩固，不似九十九商会及邮便汽船会社之薄弱。政府征伐台湾后，遂开其隆昌之运，至掌握日本海运之权。

明治七年，政府征讨台湾，由外国购航洋船十三只，供搬运之用。役已毕，政府自经营上海航路，而收支不相偿。此时，全权大使岩仓右大臣（具视）归自欧美，同行有大久保利通氏，为刚毅果敢之政治家，献一策大兴海运之业，选三菱会社委以实行之务，取船舶三十余只，不问其为曩时贷付邮便汽船会社者与征台时所购得者，尽贷付三菱会社，每年给付以航海助成金二十五万圆；别设商船学校，付以助成金一万五千圆，而养成海员。此为日本海运业勃兴之初期。

明治之初，兵马倥偬，百业未就绪。其间，美国太平洋汽船会社引长其航路，使桑港横滨线经神户达长崎，而营定期航海。故日本沿岸之航业，归外国汽船专主。三菱会社已得政府保护，而开沿岸航路，及上海航路。于是中、外二会社之间激烈争竞，亘数年不已。政府即决计买收太平洋汽船航路之一分，以资银贷付三菱会社，由太平洋汽船会社购其汽船四只及航路。自是，沿海航权归于三菱会社。

明治十年，有西南之乱，觉海运力缺乏，复由外国购汽船十只。是役，三菱会社搬运兵士粮食，奏伟功。乱平后，政府交付以汽船十只，嗣后平均一年航海里数达六十万海里。

明治十三年，日本所有汽船属三菱会社者，三十二只，二万五千六百吨。属于会社之外者，二十七只，六千五百吨。可见势力之优越矣。三菱以独占故，时论有反抗者，遂有共同运输会社之兴。

共同运输会社

明治十五年（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共同运输会社创办，资本金六百万圆，声言欲造船舶适合兵商二用者。其成也，受政府优渥之保护。此会社有汽船十数只，如山城丸、近江丸等，当是等实为最巨最新之船。运输会社与三菱会社争竞激烈，连年颉颃不相下，政府则怂恿其合并。至明治十八年，遂合一。

日本邮船会社

明治十八年，共同运输会社与三菱汽船会社相合同，而改称日本邮船会社，定资本之数为一千一百万圆。政府与会社相约，每年补给利子八朱，以十五年为其补给之期。至明治二十年改定其法，每年给付以八十八万圆。此会社开办之初，有船五十一只，三万九千一吨。于是航权归一，益见发畅。是时，关西有大坂商船会社之兴起。

大坂商船会社

此会社系明治十七年所创办。先是，大坂以西之地，小汽船航行濑户内海者，顿加增，至百有余只，争竞多弊，遂合同而组成一社。自是，政府每年交付以助成金五万元，及邮便航送料二万圆。此会社开办之初，有船一百只，共计一万吨。

（丙）日清交战后之发展

航路扩张论

新式海运之基址渐整备，然迄明治二十五年（一千八百九十二年）未大进步。船舶之数，明治三年有汽船三十五只，注簿吨数一万五千四百九十八吨，帆船十一只，注簿吨数二千四百五十四吨；二十五年，则汽船六百四十二只，注簿吨数十万二千三百吨，帆船七百八十只，注簿吨数四万六千六十五吨。船数增加六百七只，吨每加增八万六千，以年数平均之，每年所增之数不过二十七只，三千九百四十五吨。其助贸易之实效，亦未甚大。

中外船自明治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搬运进出物货之比如下：

进出物货吨数由外国船所搬运者，百分之七十七。而海国之利益，外国人实垄断之。于是朝野有振兴海运之议，谓欧、澳、美三线不可无船舶揭日本国旗者之航行焉。

明治二十五年，自由党以《航路扩张法案》提出于议会。翌年，政府提出《航海奖励法案》，但此二案未决议。是岁，日本邮船会社开孟买船路。明治二十七年，东京商业会议处禀政府，议其保护孟买船路之要。是岁，政府再提出《航海奖励法案》，未至议决，而议院解散。

日清交战时之大输送

明治二十七年，日清开衅端，日本输送大军至中国大陆，其数共二十万。虽举国中船舶，尚觉其不足于用。于是日本邮船会社购外国船，以应于国家之急需，不仅尽其军事输送之任，又使国中运货之途无梗塞焉。此时船舶属于邮船会社之外者，亦加增。

明治二十五年，邮船会社所有之船舶四十五只，六万四千百五十七吨。二十七年，则五十二只，八万六千百八十二吨；别有政府所购之船，卖付邮船会社者，三万吨，合之则逾十万吨。如此，全国海运力速加增。明治二十九年，有汽船八百九十九只，三十七万三千五百八十八吨，帆船六百四十四只，四万四千吨。

（丁）海运业在《航海奖励法》宣布后发达

邮船会社之海外航路

日清交战后，促日本海运之隆昌者，在《航海奖励法》及《造船奖励法》之宣布。日本船舶由战役需要而加增者，迨平和恢复之后将如何利用之，是为一大问题。于是日本邮船会社奋起而开海外航路。二十九年三月，用其最大汽船“土佐丸”以充于欧洲航路开线第一之航海，嗣后每月一次，一船发航。

《航海奖励法》及《造船奖励法》宣布

政府认时势须要，继前绪，以《航海奖励法》及《造船奖励法》提出于第九议会。议会即决定之，二十九年三月始见宣布。是时，别决行孟买航路之特定助成。是岁五月，日本邮船会社增资本金八百八十万圆，合为二千二百万圆，于欧洲航路定汽船发航次数，每月二次；新造大船十二只，别欲开美澳二线路，而定新造汽船六只之计图。是月，有东洋汽船会社之兴起，资本金一千万圆，其主旨在开美国航路。

船舶在《航海奖励法》宣布后之数

海运二法显，效果尤著。明治三十年，增汽船百三十三只，六万五千吨。翌年更增百只，三万八千吨。嗣后年年加增。至三十五年，所增之数共八百三十五只，四十五万五千吨。

初时，政府预算航海奖励费凡五十八万有余圆。已实施后，求助成者至五百六十万有余圆，十倍于预期，乃知漠然奖励航海，徒使船舶杂然加增，无益于航路之占据。迨二十九年末，修正奖励要目及交金比准。

特定助成航路

明治二十九年，日本邮船会社之澳洲线及孟买线为特定助成航路。三十三年，邮船会社之欧美线及东洋汽船会社之美国线（桑港线）亦为特定助成航路。曩者，日本以战胜获得长江航路，是线归于大坂商船会社之担当，自明治三十一年为特定航路。明治三十五年，湖南汽船会社所开一线为补给航路。大家汽船会社所开之俄领浦潮斯德及萨哈连岛哥尔萨哥芙线，亦为特定航路。

造船之激增

开港以后，公办、私办之造船处在长崎、神户、横滨、横须贺等各地者，渐制造洋式汽船及帆船。其所作之数，在明治三年，船舶仅二只，注薄五十七吨；迨八年，则汽船十四只，四百六十二吨，帆船四只，八十三吨；十五年，则汽船二十七只，一千八百八十四吨，帆船七十三只，八千百七十五吨。

二十九年，有《造船奖励法》之宣布，各地造船处竞扩张其业，增置机械，间亦有新兴造船处者。三十三年，船舶为国中所制造者，已有汽船五十三只，一万五千三百八吨，帆船百九十三只，一万七千八百七十三吨。是岁新造之船舶，照《造船奖励法》而受助成者，十九只，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吨。

第三章 日本海运之现情

（甲）海运组织之要素

船舶之数

日本海运之业，由开港而复活。其新式，经五十年而育成，遂致机关完备，诸端较先进诸邦略无逊色。试举其船舶之数如下：

明治三十七年，有船舶五千八百五十六只，百三万九千百十吨。较明治三年之四十六只，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八吨，则只数为百三十倍弱，吨数为七十倍强。不独只数吨数，船舶容积亦渐加大，其构造加坚实，可见其进步矣。

明治十九年，有铁船六十七只，而无一钢船。迨明治三十六年，则有钢船百九十只，亦可见其进步。近年，巨船逾一千吨者加增尤速。其上于六千吨者，亦已有二十只。

海员之数

海员之消长，与海运之盛衰有直切之关系。今示日本海运业用中外人之数如下：

受有海技允准凭之数

明治九年，中外人受有海技允准者共七十四人，其中日本人仅四人而已。明治二十八年，则日本人四千百三十五人，外国人八百三十五人。明治三十七年，则日本人增至一万六千八百八十六人，外国人减至三百四十九人。

明治九年，中外带水人共十五人，其中日本人仅一人而已。明治三十七年，则外国人十七人，日本人十一人。

寻常海员经受船员手簿之交付者，明治三十三年，有三万八千二百十七人；迨三十七年，则十万二千七百十人。

航路引长

明治元年，新式海运业兴起之初，未有称航路者。明治三年，通商司（今递信省）命回漕会社使其船每月逢一之日开帆于东京、大坂二地，途次寄泊于横滨、神户二港，此为定期航海之始。八年，三菱会社开横滨—上海线，买收太平洋汽船会社之横滨—上海线。翌年，与彼阿会社竞争而胜之，以固其航路之基址，别开芝罘—天津—牛庄线。十三年，开浦潮斯德线，以朝鲜之釜山及元山为寄泊之地。

明治十八年，邮船会社创办之际，外国航路有四线，曰横滨—上海，曰长崎—浦潮，曰长崎—仁川，曰神户—北清。明治二十六年，孟买线（邮船会社）开始。二十九年，澳洲线（邮船会社）、欧洲线（邮船会社）、桑港线（东洋汽船会社）、日本海线（大家商船会社）、长江线（大坂商船会社）各开始。

明治三十六年，所有主要之定期航海线路如下：

地方厅所命之航路

此等航路，皆基于政府直接之命令。别有航路基于台湾总督府之命令者，如母土台湾线三条，台湾沿岸线一条，台湾南清线六条。又有基于北海道厅之命令者，如北海道沿岸线数条。其余东京府之所命，有小笠原线。鹿儿岛县、冲绳县等则有离岛线。尚有无线不定期之航路。船之远航外洋者，亦逐年增加如下：

据三十七年六月末，所查船舶照《航海奖励法》而受其保护者，有十四只。

海运之业

明治三十七年，营海运之业者，有会社六十三、个人六十五。其最大者，为日本邮船会社及大阪商船会社。此二会社所有之汽船如下：

造船处及船渠

明治三十六年末，有私办之造船处百八十五。其最大者，为长崎之三菱造船处（明治四年创办）、兵库之川崎造船处（明治二十九年创办）、大坂铁工处（明治十七年创办）、浦贺船渠会社、横滨船渠会社（明治二十九年创办）等。

此等私办造船处所造船舶之数，在明治三十一年，则二万四千吨；三十五年，则四万七千吨；三十六年，则新造九只，一万四千吨，修理九十四只，十八万五千四百吨。其新造之船，有日本邮船会社之丹波丸（七千三百吨），为东洋第一之巨船。日本造船处能造此巨船，亦足见其成功。

同年末，有船渠十九。如三菱造船处之大船渠，长七百二十二尺，阔八十八尺。川崎、浦贺、横滨等之船渠，则亚之。

海员教育

养成海员之机关，以东京商船学校为最盛。明治八年，三菱会社承官命而开办之；十五年，改为官办，以至今日，已出毕业生约五百人。其余商船学校之系府县办或公办者，有鸟羽、粟岛、弓削、广岛、大岛、佐贺、函馆七校。

海事机关

公同团体之关于海事者：（一）有帝国海事协会，系明治三十二年所创兴，要在期海事之发畅整备。（二）有海员掖济会，以介绍下级海员为主旨，会员现算二万九千人，已介绍之数共三十二万五千人。（三）有大日本帝国水难救济会，系明治二十二年所创办，已求助之数，逾九千三百人。

海面保险之业，主要者有东京海上保险会社，系明治十一年所创办，一年保险之数共四亿七百余万圆。

（乙）海运所关之制度

行政

递信省置管船局，分监理、船舶、海员三课，掌理中外船舶一切之要务。配全国四处以海事局（东京、大阪、长崎、函馆），其下有海务署十八。

全国设灯台百七十六。初时，佣用英、法二国人任灯台筑造技师及灯台监守。迨明治十三年，尽解外国人之雇佣，易以日本人。沿海之地，现有航路标识共百八十八。

法律

明治三年，宣布《商船规则》，明定船舶允准书之式，船舶所揭之国旗，海面礼式，船舶冲突之警戒等。使船舶在商埠行物货装积或运去者，必得海关（运上处）允许。又使船舶进港者，以其所装之品目、数量申报海关，勿过二十四小时。日本法律之关于海事者，以此为始。明治九年，制定《洋式船长、运转手、机关手之考试规则》，此为《船员法》之滥觞。明治三十二年，改定《船舶法》及《船员法》而宣布之。

明治二十九年，政府宣布《航海奖励法》及《造船奖励法》，其要旨如下：

（一）船舶之可受航海奖励金者，必须为铁制或钢制之汽船，合于递信大臣所定造船之规程，总吨数不下于一千吨，最强速力每一小时逾于十海里。航海奖励金，以总吨数一千吨，最强速力每一小时十海里为准。每一吨航程一千海里，给付以二十五钱，其总吨数每增五百吨奖励金增其百分之十，一小时最强速力每增一海里，奖励金亦增其百分之二十。但总吨数逾于六千五百吨，最强速力每一小时逾于十八海里者，据六千吨十七海里之例。

（二）船舶之可受造船奖励金者，必须为铁制或钢制，总吨数不下于七百吨，且从递信大臣所定造船之规程，受其监督，而制造之。造船奖励金，在船舶之总吨数逾七百吨未满一千吨者，每一吨给付以十二圆，在其逾一千吨者，则每一吨给付以二十圆，造船者并作其机关则每一实马力加给以金五圆。

航海奖励金及特定航路助成金，见支付者，平均一年约五百万圆，造船奖励费则约六十万圆。此等制度，取范于欧美诸邦而加以取舍。日本海运隆昌之效，于是尤大。

第四章 日本海运之实力

（甲）日本船舶助贸易之效用

贸易所赖之日本船舶

海运之业与外国贸易之关系如唇齿，贸易发畅则海运亦发畅，海运进步则贸易亦进步。日本开国之后，贸易与海运均勃兴，以贸易之发畅为最著。明治元年，输出物货一千五百五十五万三千四百七十三圆，输进物货一千十九万三千七十二圆，合计二千五百七十四万六千五百四十五圆。三十六年则输出三亿十三万四千五百三十圆，输进三亿二千百三十四万七千百二十四圆，合计六亿二千百四十八万一千六百五十四圆。

其始也，日本船裨补于贸易。后年，有欧洲、澳洲、美国三航路之开通，及航路向清、韩、俄诸方面者之扩张，船舶促进贸易之势渐盛。日本进出贸易之总数，在明治二十九年达三亿，三十年则超四亿，翌年则更达五亿。其发展虽因战胜之效，然海外航路之大扩张，亦与有大力焉。日本船舶从事于外国贸易者出入商埠之数如下。

以中外船舶出入商埠之数相比较如下。

可见日本船出入之增加，只数至二倍六，吨数至四倍七，而外国船之增加，只数至一倍九，吨数至二倍八。

日本船舶之搬运

按进出贸易之总数，其内日本船舶所搬运之物货价数如下。

以中外船舶搬运之数相比较如下。

可见日本船搬运之增加，输出至十四倍九，输进至十三倍，合数至十三倍九，而外国船搬运之增加，输出至三倍一，输进至三倍一。合数至二倍六。

在外国之日本船舶

日本贸易船活动于海外者如下。

（一）船舶到清国商埠之数

（二）船舶到韩国商埠之数

（三）日本船舶到香港之数

（四）日本船舶通航苏西大渠之数

日本贸易船之收款

据日本大藏省最近（三十七年）核查，日本船关外国贸易之收款如下。

（五）日本贸易船之收款

（乙）日本海运业在世界之地位

列国船舶数

日本海运之业，既勃然发畅，在世界能居如何之地位，是不可不考究。明治三十七年，世界各国有商舶五十万吨以上者如下。

可见日本居第十一位，专取汽船而算之如下。

列国汽船之吨数

可见日本居第八位。专取其航洋汽船逾于一千吨，速力逾于十二节者而算之，则英国九七五只，美国二一八只，法国一六一只，德国一四四只，荷兰五七只，日本五六只，意国五三只，俄国四六只，澳国三二只，西班牙二二只，比耳时一九只，可见日本居第六位。由是观之日本海运之实质，颇为优秀，明矣。

汽船会社之比较

日本邮船会社为日本最大之汽船会社。今取世界各国大汽船会社有汽船十五万吨以上者，而比较之如下。

可知明治十八年所创办之日本汽船会社，与各国大汽船会社相骈立，阔步于世界之海洋已占优等地位。日本邮船会社之优秀不独船数为然，其活动之势亦颇盛矣。

船舶通过苏西大渠之数

各国船舶通过苏西大渠（运河）之数如下。

海运之发展

日本船舶通过苏西大渠之数，于最近二十年之间自五千吨至三十万吨，使意、西等诸国瞠若乎后。其新兴海运之气势，不亦盛乎。日俄交战之际，以百万貔貅送至大陆，继以粮食弹药之输运，支持二年而绰绰有余裕，亦足以证日本海运力之强大。

第五章 日本海运业之将来

（甲）日俄交战后之大发展

战务致海运力增加

日本海运之业，由战役刺激而发展，自明治七年之后恒有其趋势。至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则殊见其显著。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交战之后，则其发展尤大。

交战之前，明治三十六年，有船舶总吨数九十七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吨。已交战后，迨三十七年末，则百十一万三千六百九十一吨。较前年增十三万四千余吨。其中十二万吨属于大船逾一千吨者。既入三十八年，总吨数逾于百四十万吨，较交战之前略增五十万吨。

详言之，自三十七年五月之后，船舶之购自外国者约二十三万吨。其佣自外国者十五万吨，捕获者约十四万吨。假想其十万吨当加于日本船籍，则其所合之数约五十万吨也。别有船由战丧失者，约五六万吨，以此数减彼数，则尚见其增加之数约四十万吨。

向者，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日本船舶自二十六万吨增至三十八万吨，以其所增之数比三十八年所增之数，大约如一与四之比。三十八年，所有之海运力，较日清交战之前，其增加凡一百万吨。

海运力之过剩

战时所增之海运力，迨平和恢复后，解军事输送之务，则不能无过剩。其数概略如下。

（一）军事供用船

（二）佣用外国船

军事供用船五十三万吨之中，减佣用外国船十三万吨之数，则余四十万吨。（中有老朽脆弱船，可废弃者亦不少。）此数于战务结局之后自为过剩，不可无处理之法。

（乙）日本海运力伸张之余地

国力膨胀

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交战之际，日本海运力顿增十二万吨。迨战熄后，毫无退步，而益振张。明治三十一年，则总吨数增至六十四万八千三百二十四吨。三十三年，则至八十六万三千九百三十八吨。三十六年，则至九十八万九千六百十二吨。盖因国力膨胀使然，外国贸易之盛，为力尤著也。

日本之进出贸易，在明治二十六年，共计一亿七千万圆。战役已毕后，明治二十九年，则骤增至二亿八千万圆。嗣后年年发畅，遂逾六亿圆。以此数推之，日本与俄国已收战局，其进出贸易之数且达十亿以上。

古者，英国衣利萨倍斯女王之时，和瓦突卿于英国海峡击破西班牙舰队，嗣后英国之商务顿新面目，而活动渐盛。日本之商务由战役刺激而大发展，亦将如是。

航路之扩张及新开

日本与俄国战于满州而获东清铁路，及辽东半岛，如旅顺、大连等之租借权，别伸利权于北海，以萨哈连半部加于版图，向朝鲜则更握优越之权力。此等地之经营，苟欲固其与母邦之联络，则皆有须于航路之开通。日本与清、韩及俄领地现有航路，惟自今之后，其势且益增大。

搬运之余地

将来之趋势，姑置之。由既往之实情而观之，日本海运由战役加增之势力，亦不忧其无消化之余地焉。如贸易船出入通商港埠之数，在明治二十八年，则九百四十八万五千余吨；在明治三十六年，则二千七百十五万五千余吨。是不仅示贸易之进步，又足以证其需要海运力之益多。

明治三十六年，中外船舶搬运其输出货物之数如四（日本船）与六（外国船）之比，搬运其输进物货之数亦如三十四与六十六之比，可知输出贸易十分之六，及输进贸易百分之六十六，赖外国船之搬运。日本海运业苟益振兴，则贸易之半数赖日本船之搬运，亦必不难。船舶四十万吨之加增，固不忧其无供用之途也。

东洋各港所容伸张之余地

东洋各港在北清诸商埠等，日本船舶之活动逐年益盛，而尚有伸张之余地焉。

清国诸港埠所有船舶出入之数

日本船出入清国诸港之吨数居第三位，盖在英、清二国之下。以百分比例言之，英国居全数百分之四十九，日本仅居其百分之十三。船舶积装物货之价数，英国居百分之四十九，清国则百分之二十八，日本则仅百分之九。且日本以近距之地，而输一筹于隔绝万里之德国，亦可谓未振矣。

盖日本海运力在自国进出贸易，尚未达其能搬运半数之域，其余力之扩充于清国诸港不得不乏。惟在牛庄装货之多寡，以日、英、清、德为序，在天津、芝罘则以英、清、日、德为序。苟欲使天津、芝罘之形势如牛庄，则更须于海运力之加用明矣。故曰：战时所增之海运力，迨平和回复之后，亦不忧其无伸张扩充之余地。

海运业在东南二洋之变动

日本海运业之将来，征之于世界大势，尚有可预期者。

（一）清国之开发。方今世界列国以东亚为争衡之焦点，莫不欲开发清国富源。明治三十三年有北清之变，三十七、八年有日俄之战，于是清国开放门户益宽广。而世界之宝藏，任有诸邦人之所开。民众四亿所需求之物货，有待于各国之供给者，颇多。自是，清国将为世界海运之中心标的。日本既任于担保东洋和平之务，船之揭日本国旗者，宜益活动其间，亦勿论耳。

（二）南洋之发达。南洋群岛久为世界所遗忘，菲律宾联岛归于美国版图，而增其生气，宛如枯木竞春荣然矣。近时，澳洲发畅亦显著，于世界贸易之地图占重要之地位。日本海运之业于南洋，亦非无发展之余地。

（三）琶拿吗大渠。尼加剌加凿渠之工不成功，而琶拿吗凿渠之议复起。美国政府拥巨大资力以图是渠之开通，将有竣工之期，固无疑也。是渠苟开通，则世界海运必有一大变动，在东洋之受其影响亦多。据美国政府所查，主要港湾在大西、太平二洋者，短缩其距离如下：

可见美国东面与横滨、上海、菲律宾等之间较现时航路，短缩约八千海里。或谓是渠苟开通，则世界海洋以东经百零五度（新嘉玻）之地为中界线。物货在其东则搬运皆向东，在其西则向西，此为必然之势。是说能适中与否，未可遽知。然苏西大渠开凿后三十年，有通航之船每一年达一千万吨。他年琶拿吗大渠之开通，则船之航东南二洋者，于此渠路益辐辏，亦可预期。

海运之最高点

日本海运之业，尚在发达进步之半途，距最高点迥远矣。一国所需海运业之最高点，视其国情而各异。今取人口及贸易之数以为标准，因算其概数如下：

英国贸易甚盛，而人口在其本国者甚少。日本人口较贸易之数过多，故以贸易之数为比较其海运之准，未可谓妥当。然英国每一人有船三吨，而日本之六十九人略值一吨，是足以证其海运力未达极点之远。

日本海运业之将来，或使不能比于英国之盛，亦必有达五百万吨之日。若至其二百万吨，则将不甚远。日本既为海国，岂忧船舶百四十万吨之过多乎？

结论

汽船与日本开国

一千八百二年（享和二年），有汽船之创造，名曰“沙罗秃丹塌斯”号，始浮走于佛斯窟赉秃渠，此先于日本开国之时五十五年也。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天保十二年），汽船“萨班那”号始航过大西洋，以证明汽船能任远航，此先于日本开国之时二十四年也。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文久二年），汽船之外轮易以暗车，即在日本开国三年之后。一千八百八十年（明治十三年），有“西绵斯·吗尔丁”式软钢之发明，为造船术之一大进步，即在日本开国二十二年之后。大汽船逾七千吨至一万吨者之制造，在欧洲亦始自一千八百九十年（明治二十三年）。

日本为海国

日本海运之业，自安政五年（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开国之时渐苏，未五十年而发展已显著，盖因地势适为优秀海国也。日本之地位，宛如太平洋面之大浮城，北控北韩及俄领地，西接于清国沿海诸地，南连于澳洲及南洋诸岛，东隔沓渺烟波而遥通于南北美洲，此与英国之在大西洋一端颇有类似之处。英国以海运为生命，倚此而立，赖此而荣，其强大亦在乎此，日本亦宜仿之。

吾人之将来在水面

德国今帝有言曰：“吾人之将来，在水面。”自今之后，列国平和之争衡不在陆面，而在水面，太平洋实为其焦点。征之于古世之威尼斯、塞诺亚，中古之葡、西、兰三国，近世之英、美、德、法诸邦，可知海运之消长，有关于国家之盛衰兴亡。日本既枕太平洋为天赉之海国，自今益盛其经营，则庶几为世界之大海运国。海国之经营苟至完备，则富强之势亦当自成。

日本之海运力，自开国之后每经十年有船舶吨数如下列。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本邦教育史略

第一章 建国时代

国体

日本国民由族制上之关系，戴天御中主神之系统为元首。上古称天神之御子曰天孙，而以他诸神之系统辅佐之，以成国家，至今不渝。其奉一系之天子，即天皇者，诚为世界无俦之国体，可称为神国者也。

氏族制度

故古来有崇拜祖神之风俗，诸氏族各祀其祖先为产土神又为氏神，其领土或一族各有特别祭神虽称为天社、国社，然皆仰祀天御中主神为宗统，其余皆为支流之神社也。故承其直统之皇室始祖天照天神，居日本万民之氏上，有奉祀中心祖神之特权，代代代全国人民，亲行神事，为万民崇拜之中心点，奉神意以决万机，故能使祭政一致，而氏族制度发达者也。

考史乘所载，其君民之关系，由形体上观之，皇室与臣民实有本家、别家之关系，不啻有亲子之情。故君视其民如至宝，爱之抚之，奖励其产业，使之免于困穷，而民亦敬其君若神明，能各尽至诚以奉公。其美风，诚非他国所能企及也。敕语曰：我臣民其克忠克孝，亿兆心如一心，以世济厥美云云。此盖以崇拜祖先之宗教为教育渊源，而忠孝之念既湛，自能成全国团结之大势力也。

文武不歧

然国民虽有温和服从之性，而复具有勇武刚健之风，此所以异于他宗教也。神武天皇皇兄五濑伤矢而薨，尚以毙于贱奴之手，不可不报此仇，告于神而后瞑目。盖我国古代国民，其爱国之精神，与罗马古代之儿童，于慈母膝下诵十二铜表者，不愧与之相伯仲。考上古传说之《古事记》、《日本书纪》、《祝词》等，可以推想其教化之源，而由历史上足以养成其国民的观念，而发扬其国光者也。

第二章 儒佛二教传来时代

韩国之服属

然是时，亚细亚大陆文明之思潮，渐经对马海峡及冲绳群岛振荡而来。神武天皇由筑紫肇国于大倭，经十代至崇神天皇之第二肇国，而祭政分离，寻复征服任那（韩之南端）。

景行天皇西征东伐。至十四代仲哀天皇伐西蛮族熊袭，崩于军中之后，神功皇后渡海亲征新罗。新罗王骇为神兵，封国籍来降。皇后以其自来请服，杀之不祥，赦之，使永为饲部之臣，岁修贡献。此事传于韩国，未几，百济亦遣使请臣，遂定之，使为内官家。由此事观之，不但使世人知日本女性之性质，亦可以窥见国民之风俗习惯及思想之如何矣。

儒教之传来

尔来，彼此往来既频，交换大陆之智识，以向文明，由百济港以与中国吴港交通。至应神天皇，以百济之阿直岐为史官，又征博士王仁，始设学校，并任书记，令皇子稚郎子就学焉。王仁因献《论语》、《千字文》，授普通之教育。是时，北韩之高丽亦奉朝贡。皇子既通中国文籍，读高丽表文，怒其无礼，诘责之。

儒教之日本化

盖中国文籍之输入，能使国际完美，于国史、文书、计算及殖产上亦大有效验。忠孝仁义等之德义的感化，足以陶冶臣民之精神，发挥我固有血族国家之观念。盖开国以来，上下所共实行之道者也。由是，大陆崇文之风，文明智识之波涛，骎骎而来，无可阻遏。

神儒佛三教之调和

是时，大陆诸国已为佛教所侵入，普及于韩国半岛，渡玄海而来崇拜祖神之我邦。至钦明天皇之初（西历五百五十年），以百济所献之佛像，赐大臣苏我氏，许其建寺院于京师以布教。由是，我国民之思想为之一变。

至闻佛教三世因果之说，推古天皇（五百九十三年）之朝，圣德太子摄政，欲洗过去之罪业，迎未来之果报，颇知培植善根功德之哲理。于是以佛教为国教，建法兴寺及法隆学问寺，以图佛教之弘布；又欲促文明发达，制定法律，输入儒学、历史、法律、历算、卜筮、方术及其他学艺，遣小野妹子使于隋，送学生学僧留学，以修国际。于是与大陆之往复益繁。

其后，从隋使裴世清留学之高向玄理、南渊请安，于三十三年归国；僧旻于二十五年归国，益唱隋风，启革新之机运焉。

至孝德帝大化元年（六百四十五年），右大臣苏我石川麻吕奏请先祭神祇，而后议政事，始行改新之政，调和神、儒、佛三教。于是制定律例兴起学教，可以见大陆之新智识与本邦固有思想之关系矣。

第三章 王朝时代

律令制定

文运之进步，氏族之繁殖，实有以促旧政治组织之变化。由应神天皇聘王仁，阿直岐为博士顾问，开汉学之端绪，设文（书记）、史（史官）两氏，以整理政治。至继体天皇（五百年之初），更增设五经博士，益研究文、史、法三道。政教之标准，皆取法于大陆，登用官吏者，皆不可不修汉学。

至佛教输入，遣隋学生学僧辈阐究彼之文物制度，征诸内外之气运，遂有大化革新之事。其所改革者，如整理官制，行国郡制于畿内，为律令制定之准备；以谋维持历代繁殖之氏族为主，成一种之族，掌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厅之政务；制限选举之途，第二流以下之臣民，尚未得自由于政治学艺也。故经二十余年，制定《近江律令》，施行之后，屡有删定，遂就文武帝之《大宝律书》六卷及令十有一卷。其条项虽对于地方人民之事未免疏略，然亦与罗马底亚士第尼安大帝之业同其轨，皆为后世所取法也。

当时之制，大学及国学事务属于式部省，未有教育专设之省。其学校以教育贵族养成官吏为目的，其后贵族渐次设立私立学校。今表示其概略如下：

大学国学

当时之大学生，选五位以上之子孙，及东西史部之子弟十三岁以上、十六岁以下之俊秀子弟，凡四百人，使之入学。教师中，掌教“明经”、“纪传”（一为文章）者，称为博士。教艺术者，称为师。各传其专门之技艺。

国学，各国均有设立，国司掌之，教郡司之子弟。教师称为国博士，学生年龄与大学同，由国之大小，其额不同，自二十人乃至五十人，全国共三千余名。

大学国学之教育法，席次从长幼之序，师弟间极为严格，教中国之经史，以儒学为正学，春秋释奠于孔子，学生有赏给衣食、借阅书籍之特权。惟当时书籍尚无印本，皆墨迹手抄者，书籍甚见缺乏。其卒业生及任官之试验规则綦严，由其科目区别以养成官吏，以应当世之用。

私立学校

至平安朝（八百年），贵族各奋教育其子弟，以为扩张门阀维持家业之备。于是私学勃兴。其始，由和气广世绍其父清麻吕之素志，设弘文院于大学之南，藏书数千卷，置学田四十町。其后，藤原氏之劝学院，源氏之淳和、奘学两院，橘氏之学馆院，相继设立，各遣其子弟入学。其一般国民子弟欲入学者，悉集于综艺种智院，为本邦国民教育之嚆矢也。

综艺种智院者，创立于淳和天皇天长五年（八百二十八年），其目的虽以佛教为主，然亦兼授儒教，故有综艺之称。僧空海为之记曰：“唐国，坊有闾塾，县有乡学。我邦京师，贫贱子弟无可就学之所者，今故建此院云云。”其卓见，可以补《大宝令》之缺者矣。

第四章 王朝时代之学风

和魂汉才

当时教育，虽以输入唐之儒学佛之哲理为主，然所谓日本固有之思想，未尝为所侵蚀也。佛教传来之始，敏达天皇不信之，爱文史，即所谓纪传学也。用明天皇信佛法，而后重神道。圣德太子出，而调佛、神、儒三教。其后，天智、天武两帝及藤原镰足皆兼之。由是，运用大政者，皆主张“和魂汉才”之说。和魂者，谓斡旋国政之精神。汉才者，谓兼通外国之智识也。故儒教虽以孝为本，而日本国民则忠君爱国，以忠孝两全为主也。

若夫平等出世之佛教，虽有三世之说，而我国民对于固有思想之君权，至死尚不忘为国也。称德帝之宠僧道镜，当觊觎帝位之时（七百六十九年），和气清麻吕以宇佐之神诧奏曰：我国开辟以来，君臣之分已定，无以臣为君者，天日嗣必立皇储云云。其排斥道镜者，即我和魂之精神所以冠绝世界也。此种思想，能同化佛教，唱道其爱国之诚，而儒教祖述先王敬重祭祀之思起，能增进我国固有之思想；仁、义、礼、智、信等之积善，与佛教所谓贪、嗔、痴、淫、盗之排恶，表里相应，能使劝善惩恶之风，日益发达焉。

文学之兴隆

大学纪传道为重，历史之外兼及经义，以发挥文辞，是称为文章家，或称为大业之儒，即汉才也，其奖励文章学也如此。至奈良朝，妇人亦讲汉学，和歌亦以汉字书之，欲兴汉文一致，然彼我国语，语格各异。至平安朝初叶，发明平假名、片假名（世传平假名为空海所作，片假名为吉备公所作），于是以假名缀国语，日有发达之象。

藤原氏以皇后之戚，播弄威权，以假名文适用于宫中。是时，朝廷殆为藤原氏所有，高大其邸宅，构别庄于近郊，男女相会，花晨月旦，以文藻游艺相竞，于是宫中名媛辈出。至一条天皇之时（第十一世纪初叶），中宫彰子选有才学妇人以侍左右，紫式部、赤染卫门、和泉式部、伊势大辅等皆极歌文之秀。紫式部著《源氏物语》，赤染卫门著《荣华物语》，其他诸人亦皆有著述。侍定子皇后之清少纳言，亦博通汉籍，著《枕草纸》一书。盖当时上流社会之男女，皆以风流都雅为尚，如书画诗文，和歌，音乐歌舞等各方面，无不发达者也。

第五章 镰仓及室町时代

教育之普及

是时，京都之文学成为美术的、贵族的，颇极旺盛。满廷公卿，悉以地方之警察追捕委诸武家，卫府与武者所相番代以警卫京都。故地方之武人，各团结其势力以向于京都，竞其荣誉，各以义勇奉公之风，奖励其家子及其郎党，陶铸其奋不畏死之心。于是郡村尽化为讲武场，而养成其所谓大和魂焉。

国学之衰颓

然是时能吸入贵族之文学，发挥优美之品性，故诸国国学虽日就衰颓，而教育自然的普及于全国。由白河法皇（十二世纪）之时，源、平两氏武家互争政权，其后源赖朝卒灭平氏，开幕府于镰仓。是时，禅僧唱心印说，遍及于都鄙田舍之间，武家奉此说为锻炼心理之要诀，而忽变于佛教，即所谓武士道之进步是也。

由镰仓幕府之初，皆以简易质直为旨，如教育之制度，释奠之礼仪，皆流于形式，虽有若无。孔子之像，屡及于灾。文艺悉归于公卿之门，而武家则皆托其性命于弓马之术。故当承久之乱，以院宣赐北条泰时之时，五千人中能读院宣者仅得一人，其国学之衰颓可以想见矣。未几，迎亲王于镰仓奉为将军，京都之公家随之而下，鼓吹律令文学，于是武士渐尚文学。

金泽文库

至镰仓末季（一千二百七十年），北条显时于称名寺内建金泽文库，集和汉群书、内外两典、诸史百家、医阴神歌，凡世上所有之典籍，搜罗靡遣。凡属于儒教书之类，每册押以金泽文库印章，印墨色；佛教书则每册印以朱色。欲读书讲学者，无贵贱道俗之别，皆得入场阅览焉。

寺子屋

是时，僧侣亦知欲诵经文则不可不修文学。于是京都、镰仓五山，不但为佛教之中心，亦为文学之中心焉。故镰仓以后有名之著书，皆出于僧侣之手，一般普通教育亦皆由僧寺维持。武士子弟多就寺院以受教育，大抵由十岁前后至十五六岁，称为寺子，课业以习字为主，由读法缀字兼及法式行仪。其教科虽似不甚完备，而能综合各种之智识，以简易之教授法养成其常识，其便利诚不少也。

足利学校

由南北朝之大乱，学校尚未创立。室町时代，金泽文库之外，足利学校创立于下野。其起源始于何人，史乘虽无足征，然上杉宪实加以修缮，辟田园，集和汉之典籍而再兴之者，实在于永享十一年（一千四百三十九年）也。其教师皆为僧侣。僧快元为学头，以儒佛之学教授学徒，尔后仿之约一百五十年。当九华为学头之时，全国虽有大乱，而学生自四方来者甚众。其后，德川氏之复世加修改，至明治维新以前，皆得以维持不废焉。

武士道

欲知我邦之教育，不可不先叙武士道，犹欲知欧洲中世之教育，不可不于寺院教育之外更研究骑士教育也。我邦由氏族制度时代以来，居住于地方各族，因家族繁殖，遂至分裂。至大化改革，授田班禄，各以保其禄位为务。中有一二负乡曲之人望者，为郡司及国司之属官，兴其家声，仍不失古来固有之思想，以质实刚健忠爱为重，更致力于武事，娴习弓马之术。

于是，源、平二氏出自王族，在地方聚各团结之力，奉京都守护之职，互以武权相竞。其后，平氏卒夺藤原氏之政权。未几，源赖朝又纠合关东八州之武士，以灭平氏，遂统天下兵马之权，至镰仓开幕府，遂有鼓吹武士之风焉。赖朝之时，复敬神崇佛，习武事，以质素俭约为旨，重主从之义，守然诺，戒畏怯，以养成勤俭尚武之风。诸国之豪族，亦互以勇武相训戒，以扬其家名。

迨至元主忽必烈并吞中国，率精锐来袭九州，防海将士奋勇争至，鏖杀元兵，生还者仅三人。斯役也，使我国对外防卫心，受非常之刺激，促武士道之发达。尔来武士之修养，内则以死生之观念磨励其精神，外则以弓马刀剑之术锻炼其筋骨，使之立于四民之上，为国家之干城，以拨乱反正为其任，而武士所佩之双刀，为其名誉之表彰，较其生命尤重也。故战国时，上杉谦信定刑律，以没收武士双刀、禁其终身带佩为极刑，而死刑次之。盖此等武士宁丧其元，而不肯失其佩剑也。其舍生取义、勇敢敌忾之风，溢于海外。

于是丰臣秀吉有朝鲜之役，躏蹂八道，明主为之寒心焉。当时有志者，日以吸收西洋之文明为务，谋与海外交通，不幸为西洋教师所阻碍，遂采锁国政策。然国民于征韩之役，得彼国之文物工艺以输入内地，适德川氏一统，由所输入之书籍活字，而出版之事业日盛，遂促教育之普及文艺之复兴焉。

第六章 德川时代

当时之国势

丰臣秀吉东征西伐，统一海内，余威震于朝鲜，犹注力于内地。及德川家康开幕府于江户，深鉴古今之治乱，大加施设。至三代家光之时，无不完备。全国大名分为一门、谱代、外样三种，使之亲疏相制。中央分老中、诸奉行二种，置所司代于京都。大阪、骏河各地方置城代，仍其旧贯而治之。

今试将德川氏与诸大名之领地比较之。全国租税总额二千八百万石，以二千万石分诸大名，八百万石为幕府所领。盖幕府所领为全国四分之一有强。最大藩之收入，尚不出百万石，而幕府实有八倍余之实力也。由是立其制度，使地方团结，上以对朝廷，下以统诸藩，奖励文教，天下之致治几及三百年焉。

家康之劝学

家康虽生于大乱之世，犹博涉典籍。由其在三河之时，当攻城野战之间，尚集僧侣，使之誊写旧记古书，以为定幕府制度之材料焉。且尝招硕儒藤原惺窝，使讲致治之道。及其任大将军也，刊行和汉书籍，召惺窝门徒林信胜（罗山）而就学焉。家康遣训有云：“本朝之文学，劣于异域。宜遍设学校，以张国家之盛威。”又云：“我少年不宝金玉，唯以善为宝。今至此职，常服膺学则禄在其中一语，以继吾志云云。”亦可以知其志矣。盖其振兴教化之策，在于搜索古书、征庸硕学、设立学校、出版书籍四者而已。其建大学“昌平校”、编修《本朝通鉴》，皆继承家康之志而成者也。

纲吉

是时，朝廷仍存家学门统之制，非僧侣者不得公然教授学艺。至五代纲吉，荐林信胜之孙信笃为大学头，大行奖励文学。

纲吉亦嗜学，尝自行讲师令大名、旗本、神官、僧侣听讲，印行袖珍四书，以便披阅，时人称为殿中本。在职三十年，专以讲学为事，屡至大名之邸，亲行讲书。其后，大名以下诸士竞聘师就学，国学、佛学、医学日盛，鸿儒硕学相继辈出焉。

吉宗

至八代吉宗，为中兴之贤主，聪明睿智，任才使能，又编纂地志，设天文台，解洋书输入之禁。在职二十九年，最注意于教育，命室鸠巢作《六谕衍义大意》、《五常和解》、《五伦和解》，赐江户之手习师匠，以为儿童之手本。

一日，出游郊外，见医师某写当时法令以授儿童嘉之，赐白银十枚，或纳菅野某之请，建私立学校于深川，禁淫亵出版及淫剧，可以见其留心于社会教育矣。至十一代家齐，兴和学讲谈所。十二代家庆，命民间之手习师匠负正风俗，训忠孝辅政理之责任，以当时法令及《实语教》、《大学》、《小学》、《女今川》、《女孝经》等类为手本。历代将军，其勉于奖学也如此。

德川时代之学校

德川时代之学校，幕府则有昌平校、和学讲谈所、开成所，诸大藩则有藩学，属于私立者则有汉学塾、寺子屋等。

昌平校者，犹王朝大学，专以儒学教幕臣者。此校由家康设于伏见以来，经三十余年至宽永七年（一千六百三十年），家光始以江户忍岗间兴学之地赐林罗山，大扩其规模，名曰昌平校。落成之年，儒臣之听讲者三百人。学科分经、史、国史、律令、诗文五科，经义以讲究四书、五经、程朱学为本。历史科亦由朱子所编《年史通鉴纲目》论其是非。国史则由六国史、本朝通鉴至德川氏之实录。律令则研究唐明律、清律及本邦之律令格式等。要之，以明之习法宋之性理奖励士之节气，皆专以汉学为主，其注意于国学者甚少也。

光国

然搜索家康之旧记，知欲修史必不可不研究国书。于是水户光国绍其祖志，始编修《大日本史》，以《万叶集》之注释嘱于下河边长流。僧契冲承其后，作《万叶代匠记》。光国又编纂朝廷之礼仪类典，至吉宗时采访武家故实，收伊势蜷川之家记，而伊势贞丈以故实学鸣焉。

古学复兴

荷田春满，文学者出，谓不通古语，则不明古义，古学不复，则语学不兴。于是请建国学之学校，虽得幕府许可，终不果。

其后，贺茂真渊潜心万叶，阐究古言。其门人本居宣长，生于家齐之初，涉猎和汉古今之书，发挥本朝之古道，费三十五年之久，著《古事记传》四十八卷，其他著书凡数十种，多排斥儒佛。学者之耳目，为之一新焉。

又有盲人塙保已一者，以不世出之记忆力，博通群书，请于幕府，于宽政五年（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建和学讲谈所，编辑群书类从一千八百册。

是时，诸学盛兴，主张种种主义，多非难程朱之学者。然幕府视为伪学，禁之。征柴邦彦、古贺朴等，设书生寮于昌平校，劝诸藩俊秀之学生入学，以鼓吹程朱之学。而一面荷兰之学日渐流行，西洋新说日渐输入。然时运益达，外交之危机，遂未得其效焉。

兰学

日本国民富于进取之气象，久不满于和汉之学。家康初叶，握东洋之商权者，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家康取开国主义，复许英国通商，然因西教徒阴险非望遂一变而为锁国主义。此固有乖于国民之天性也。

至六代家宣之时，新井君美以和兰人为介，问罗马之传教师等，著《西洋纪闻》、《采览异言》二书，以开研究西学之绪。

吉宗知兰人之精于天文地理，见其书籍所揭图画之精巧，羡之，命青木敦书讲习兰书，尤知重医学。

至家齐时，西洋之科学皆由医士方面，进步日促。文久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扩张其研究所，设开成所。其课业初限于兰学，渐由英、法、德、俄诸语文典，以至于涉猎地理、医学、理化、博物、兵学诸书。此实东京帝国大学之前身也。

藩学

而大小诸藩，由纲吉之劝学，建学校以教藩士，逐年各地方多设立者，学科悉如昌平校，不受修脯，专教汉学。武术则就专修之师于家中练习之。普通教育，儿童自七八岁入学，通学至十五岁而后许其寄宿。教授法分素读、复习、讲释、轮讲会及时时作文，或试以案文、论文者，试验多教职月次试验，春秋二期行重职之会试，褒贬其最优劣者而已。德川氏之末，藩学之数大小计二百四十余，如名古屋之明伦堂，鹿儿岛之造士馆，米泽之兴让馆，水户之弘道馆等，皆其著名者地。

私塾

汉学塾有二种，一为幕府诸藩之儒臣，在自宅教授者；一为民间硕儒，建私塾以教育子弟者。其有名者，为大儒伊藤仁斋之家塾堀川学校，设立四十余年，弟子凡三千余人。门人某尝以他人驳仁斋所著之书示诸仁斋，先生置之不辩，其门人某代辩之。仁斋曰：“若彼是而我非，则我之益友也，若我是而彼非，则他日彼当自觉其非也，其学问以平气虚心为修身之先，以勿滋多口为成。”可以窥见仁斋有以感化三千门徒之气象矣。要之当代学问，以德育为主，尚笃信自修，骋于辩论者视为浮薄，时以诗歌咏怀自遣，盖亦渊源于是也。

子弟之关系

寺子屋者，足利时代之遗物，以此为普通教育之机关也。其学科于习字之外兼教读书、案文、珠算及行仪作法，读本为《三字经》、《实语教》、《商卖往来》等，由其职业而异，以适于实用。就学年龄由七八岁至十二三岁，父母兄姊率之，跪于师前，以儿童之前途依赖于师。若有过失，则无不甘受谴责。其结师弟之契，直若君父。故儿童敬师如亲，而师之爱弟子亦如子，此所以有寺子屋之名也。

精神的教育

但关于智育者，当时教授法虽不完全，然各自勤勉其职业，以贡献于国家，固已为上下所遵奉之训诫，故新教授法注入，毫无捍格，且得速见其效也。

体育

德川氏初期，大乱始熄。弓马之道，久流于形式。然日置正次及其门人吉田重贤两流之弓术与大坪重贤、八条房繁两流之马术，颇行于世。而铳炮之术，则由锁国之后，失其发达力也。其他剑术则以大和柳生藩主柳生宗严以神荫流为将军秀忠、家光之师，于是柳生流大行于世。同时，宫本武藏二刀术创始，门人青木铁人传之。又有称为饭筱长威斋鹿岛香取之神秘者，始创神道流之剑枪术，其门人诸冈一羽微鹿流之剑术。

南都之法印胤荣造镰仓，始创宝藏院流。大岛高贤创种田流。柔术则由于明人所教之拳术，开僧制刚、关口氏心两流。又有竹内、无人斋、今川三流之缚术，称为小具足。武士相授，传此等武术之系统，各设道场练习，兼及禅旨心理学，或徒步跋涉诸国露宿山中深林，以壮胆气，往往争技决斗，或至伤毙者。其胜者，则大小藩主聘为师范。其未能一术者，则退其士籍焉。

结辞

虽然时有隆替，势有消长，人生之通弊也。德川氏治绩渐扬，四民鼓腹击壤，以颂升平，长铗短袴之风，一变为翩翩长袖之习，其惰气盖于一世，即元禄时代也。然纪纲渐弛，武士道徒流于形式之学，而一种之反动，起于民间者何也，即任侠是也。顾任侠之兴，亦非偶然也。盖应仁以来，武家之竞争渐浸润于平民。武士道衰颓之后，磅礴之大和魂，凝聚而成任侠已耳。任侠一起，天下靡然望风，平民的文学隆然而兴。其他如军谈讲释，能鼓舞无学之人民，其有资于国民的教育者，其功亦复不鲜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明治教育史要

维新以前之教育

日本教育远渊源于上代。按大宝之制，京都有大学，各州有国学。医、天文、阴阳、历等科皆有讲习之法。惟其攻究在中国之文字文学。其学生专取缙绅子弟。至平安朝朝纲渐弛，治务荒废，而国学渐衰，其间京师有笃学之士频兴私学，而缙绅研钻文事之风益盛。镰仓时代时势一变。嗣后文字传自僧侣。经南北朝室町时代至战国时代教学极衰。德川氏开幕府，大兴文教，一时多鸿儒。然教育止于士流之间，至庶民则所在有蒙馆（寺子屋），学习书、读、算三法而已。明治维新后教育之业骎骎有进步，凡四十年执政屡易制度略有所异，至其方针则虽稍有所变更，而通观之恒伸畅无已以至今日之盛。今述教育事情在明治时代之梗概如下。

维新初时之形势

王政复古之际，今上天皇御于紫宸殿，率公卿诸侯祭天神地祇，宣《誓文五条》。其第四条曰：“务宜破旧时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第五条曰：“宜求智识于世界而振起皇基。”明治教育之大主旨，自此时定焉。

明治元年，京都开皇学、汉学二处，为大学之预备。其《旨意书》曰：“汉土西洋之学均当为皇道之羽翼。”又曰：“皇学与汉学不可有偏执，互争其是非。”

明治二年，设大学（于昌平坂），令统理全国教育事务。四年，改为文部省。此时，江藤新平氏任文部大辅，摄行省务。七月，大木乔任氏任文部卿。十一月，文部大丞田中不二麿氏派为理事官，遣至欧美各国，视察学事。

学制宣布

明治五年，始定学制，而采义务教育之精神。其《谕书》曰：“自今之后众庶人民无论华士族与农工商，至其妇女子，必期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又曰：“惟高尚之学各任其人之才能，至幼稚孩童则不别男女，必当从事于小学，其不然者失在父兄。”此可以见其精神。据其所定之学制，全国分八大学区（翌年四月改为七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校。各大学区分三十二中学区，每区设一中学校。各中学区更分二百十小学区，每区置一小学校。其数通全国共有八大学校，二百五十六中学校，五万三千七百六十小学校。以人口匀算之，一小学校当人口约六百。

翌年，学制改正增补，且定矿山、工业、农业、商业、诸艺等各种实科学校之学则。此等学制咸取范于法国。其后经二十年，始有各种实业学校之盛兴。创定学制之际，虽未遽期诸学之并兴，而政府已用意于实业学校。当时未见有一小学校，而政府忽企画小学五万有余校，亦可知政府之锐意于教育矣。

师范学校

文部省已定学制，同年（明治五年），创兴师范学校，聘美国人斯哥秃，令讲授小学教授法。于大坂、宫城、爱知、新潟、广岛、长崎等各处，置官办师范学校。明治十年以，小学教员之养成，委诸各地经营。官办学校，只存其一于东京而废其余。

中学及大学

中学、大学之设立，不能如学制所定。中等学校异其程度者多兴于各地。于是有滥设之弊。若大学则有开成学校及医学校，绍继德川幕府之遗绪，至明治十年并合，而改名曰东京大学。中分法、理、文、医四学部，各讲究高深学术，此即东京帝国大学之起源也。

理事官之贡献

当是时，日本教育主义取于美国者居多。盖理事官田中不二麿氏巡察欧美各国而归，编述其所探知各国学制之实情，题曰“理事功程”而刊行之，别翻译《美国学校法》，以述明美国各州之学制，或翻译美国人关于教育教授之著书而颁布之。

模尔列及新进学者之贡献

文部省聘美国人达比突·模尔列任顾问之职。既而有留学生归自美国者修得师范学科等，各以其所见闻施之于日本也。

《教育令》

明治十二年，政府知通国画一之学制未适于时宜，乃废之，更定《教育令》以简单为旨。此时政府取放任主义，以国民教育之基址托于地方管理。公办学校之教则由府县知事定之，而请文部卿之认允。政府专避干涉，而教育之业稍萎靡。

改正《教育令》

于是，十三年十二月再改正《教育令》，而严其勒制，嗣即定《小学教则大纲》，令全国遵之。偶有英国学者斯片撒·倍因等之著书盛行于日本，而留学生归自英国者亦渐多，皆说英国教育之特长。

当时之国情

其间，日本政治界盛行民权自由之说，或组成政党，或以民选议院之要建白。明治十四年，大诏焕发，示国会开设之期。教育界受其影响，而学校职员论政治者亦不少。

福冈文部卿之训示

文部卿福冈孝悌氏察时弊而考定《小学校教员规箴》（十四年六月训示），示其恪守之要目，且训谕曰：不宜有言之矫激执拗，涉于政治宗教之利害等。同年十二月，召集府县学务官，训示以教育之方针。其主旨注重于修身教育，谓“教员者不以解得修身教科书为足，必须言行端正，其仁可爱，其威可敬，且老炼于世故，能统理孩童心情，故选用教员者必取硕学醇儒，有德望，使生徒自恭敬整肃，而修身科之教授，必基于皇国固有之德教，且据儒教之旨义。”先是，王政维新上下征求欧美文明之急，新者皆摸仿之，旧者皆排斥之。学术技艺之在欧美者，既优于日本，故日本一时偏求其日新之知识，而至有不愿道德之可重者。

明治初年至十四、五年，有此风潮遂生反动之势，而国民渐觉醒，认知道德与智识不可偏废。儒教一时全见遗弃者，稍复兴焉。十五年，东京大学文学部设古典讲习科，专攻日本历代之制度文物。盖虑彼摸仿欧风之盛，致日本古文学之消灭也。

十八年改正《教育令》

明治十八年八月，政府再改正《教育令》。初时，小学教育之资，町村赖国库补助而支办之。明治十四年，废其补助之制，令府县及町村专任其费。会物价变动，公私经济皆窘。于是，令府县及町村所办之学校征收其学费（授业料）。一时，不能偿学费者甚多，则特开小学教场简易其教则，教授以卑近学科，因而计市町村支费之节约。

十八年十二月，政府变其组织，各省卿废而置大臣，以组成内阁。森有礼氏新任文部大臣。森氏于教育之业有怀抱，图学制之刷新，十九年废《教育令》，而宣布《中学校令》、《小学校令》、《师范学校令》及《帝国大学令》，且定诸学校通则。明治五年，始定学制，至是时凡十五年，改易数次，遂使日本教育之制，基础以立。可知此十五年，在明治教育史，实为试验之时代。

小学校

据《小学校令》，孩童龄满六年至十四年，称为学龄，此八年间令孩童受普通教育者为父母及保主（后见人）之义务。小学校分二等，曰寻常，曰高等，其修业各期四年。别有简易科，察情形代寻常科之用，以三年为修业之期。中学校亦分二等，曰寻常，曰高等。凡子弟不别其志在实业与益进入高深之学，其须要之教育，必当受之于中学。

高等中学校

全国分五区，每区各置一高等中学校。其资费有专由官办（国库支办）者，有一分取于地方税者。高等中学校主教育生徒之欲进入大学者，又附置以法学、医学、工学之一部或数部。

寻常中学校

向者，中学校以六年为修业之期，据新令寻常中学校以五年为期，各府县任宜开办之。先是，学制宣布后，各府县有中学校，其种类程度不一。至明治十二年，渐有滥设之弊。其数达七百八十一校（生徒四万人）之多。同年九月，有《教育令》之改正，继以翌十三年之改定，而明划其学科程度等，以六年为其修业之期，或使伸缩，不可多于一年。

明治十四年，定《中学校教则大纲》，其所定曰：“中学校者授以高等之普通学科，令中流子弟欲就其业务者，及欲入高等诸学校者，先修习其必要之学科。”十七年，定《中学校通则》，其制度益整备，但未得与大学连络。十九年，新制定《中学校令》，使中学校收容生徒之欲入大学者及欲就实业者。

高等师范学校

师范学校所以养成教员，亦分二等（寻常及高等）。高等师范学校为官办，置之于东京，其初以明治七年开办之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并合于东京师范学校而充之。二十三年，更令女子部分离，改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寻常师范学校

寻常师范学校，各府县必设其一。

帝国大学及大学院

向者，有工部大学校，隶于工部省。其并合于东京大学者改为帝国大学，分法、医、工、文、理五科。别设大学院，使攻究学术技艺之蕴奥。二十三年，以农商务省所管之东京农林学校，并合于帝国大学而加农科一目。其余教育之政改良不少。

视学官

文部省置视学官，令监察全国学事。

森氏之教育旨义

森氏告人曰：“强问予之主义则答以‘经济教育’而已。”盖谓用力所加，不问其为智力与劳力、金力，必有效验适应焉。森氏推奖外国语，以英语一科加于小学教科之中。当是时，日本学习外国语者发声不完善，森氏有忧于此，图竭力矫正之。

德国学说之流行

德国人哈芜斯窟内喜秃聘为文科大学讲师，讲授教育学。自是，德国学说大流行，与国粹旨义相投合，受欢迎焉。诸种事物亦渐取范于德国。

国粹旨义

嗣后，学者谓国民之教育必当顾国体之如何。其间，说日本伦理之基址者，论议纷起，不知其所归决。

教育敕语

二十三年四月，芳川显正氏任文部大臣。十月三十日，宣敕语明教育之主旨，令文部大臣颁布之于全国。由是，日本教育之基址及伦理之标准得确定。

《小学校令》之改正

是月，改正《小学校令》。盖此时已施行地方自治制度，故使小学设备与之相适应耳。此新令鉴于德国之例而编制之，较旧制多进步。其所定小学校之宗旨曰：“用意于孩童身体之发畅，施以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之基址，兼授以生活所须普通之智识技能。”小学之课业，在寻常则以三年或四年为期，在高等则以二年三年或四年为期。新设郡视学之职，使监督郡中学事。

《小学教员保护法》

别定市町村办小学校教员、公办学校职员退隐料，及遗族扶助料之规例，使是等职员安心尽力于其职。

《小学校教则大纲》

二十四年，宣布《小学校教则大纲》，示其宗旨。其第一条曰：“教育尤须用意者，在德性之涵养，事之关于道德或国民教育者，必当慎意教授之，常宜选生活必须之事项教授之，反覆练习，务求其适于实用。”盖小学之教育不仅授以知识，且注重于人品之涵养也。

井上氏之施政

明治二十六年，井上毅氏任文部大臣，发挥国学之精神，而国文学大隆兴焉。井上氏尽力振作实业教育，制定《实业补习学校章程》，推奖其开办，别设工业教员养成处，以养成实业教育。且由国库支出实业教育费，每年十五万圆（明治三十一年以后改为二十五万圆），以充奖励之资。于是实业教育骎骎进步。二十七年，制定《高等学校令》，改高等中学校之大学预科为高等学校，以教授专门学术为本旨，而置法学、工学、医学等专门部。别使设预科，以便于欲入大学者之肄业。高等学校之变革，迨后渐复旧。惟实业教育逐年益旺盛。

二十七年后之施政

二十七年十月，予任文部大臣。此时女子毕业于小学校，欲进受高等教育者渐多。而各府县开办女学校者不少。特憾其法规未具备。二十八年，定《高等女学校章程》，使其知所遵据。予之在职，兴学校卫生顾问会议，令考查学校卫生诸端，又定小学校教员年功加俸之制，以推奖教育家之老功。

二十九年九月，予辞文部大臣之职。自是之后，政海风潮无所定。内阁频交迭，文部大臣亦屡易其人。然教育之针路终始一贯，略无变渝，益显其进步之效。试举其主要之施设，兴高等教育会议，以为学政之最高顾问府（二十九年十二月），一也。宣布《市町村办小学校教员俸给规例》，而指定其月俸平均额，使市町村按其小学校教员之定数支出，其必要之金额（二十九年十二月），二也。先是，明治二十六年废文部视学官，至是再置之（三十年十月），三也。别设地方视学以求视学制度之完备（三十年五月），四也（三十二年六月，道厅及府县各置视学官）。废《师范学校令》（十九年制定）而宣布《师范教育令》（三十年六月），五也。京都建帝国大学（理工科），六也。公私学校置学校医，令掌卫生之务（三十一年一月），七也。

桦山氏之施政

三十二年，桦山资纪氏任文部大臣，改正《中学校令》，令各府县开办中学校，必多于一处，以高等之普通教育施于男子，又废《高等女学校章程》，而定《高等女学校令》，令各府县开办高等女学校，亦必多于一处，施女子以其所须要高等之普通教育。此时新定《实业学校令》，使欲从事于农工商等实业者受其须要之教育。盖实业教育起自明治二十六年，嗣后渐隆盛，故扩张其规模。曩者日本与清国媾和，得赔款，至是取其一分以为教育基金，充于普通教育之资。嗣制定《私办学校令》严其监督。

三十三、四年之施设

三十三年，改正《小学校令》，定其施行则例，又限制寻常小学校所用汉字之数，而一定假字之体式，及字音用假字之缀合法（假名遣），使孩童易于了解。三十四年，定《中学校令》及《高等女学校令之施行细目》及《水产学校章程》等，又开中等学校教员夏时讲习会。三十五年，兴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及教员临时养成处，以补教员不足。当是时中等教育益隆盛，公私中学校、高等女学校及各种中等学校，开办者颇多。中学校之数，在二十七年则八十一，迨三十四年则增至二百十五。女学校在二十七年，则仅十三，迨三十四年增至六

十九。其需用教员益多亦可知矣。

《专门学校令》

三十六年，宣布《专门学校令》，且定《公私办专门学校章程》，明其特殊监督之规例，以代诸学校通则之规定。此时，毕业于中学校者渐加多，而欲进受高等教育，于是专门学校发畅益著。

私办学校

日本之教育由政府施设，得其长足之进步，其间私办学校亦多显功效。如福泽谕吉氏之庆应义塾，中村正直氏之同人社（明治十五、六年比废校），近藤真琴氏之攻玉社，开办最古。其后有专修学校、明治法律学校（今明治大学），英吉利法律学校（中央大学），早稻田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和佛法律学校（法政大学），物理学校，及京都之同志社等，相踵兴起，各应于群会之进步，而有所贡献。若女子高等之教育则近年有日本女子大学校。此等学校会《专门学校令》之宣布，皆改为大学组织，各循法规，而教育其学生。

国定教科书

是岁，改正《小学校令》之一分，废审查采定小学校所用图书之制，易以国定教科书之制。先是，定学制之初，日本未有小学教科书之适于用者，文部省特编纂之，而用之于全国，略似国定之制。其后，发行教科书者渐多，各府县小学校由是采择适良之书。十九年，比文部省编纂历史课本等，使全国小学校务采用之。但其事不能继续而书肆发行之教科书多广行，既而有恶弊，弥漫于审查采定者之间。

三十三、四年之交，舆论识认其制度之不可，而众议院建议于政府曰：“冀望发现制审查小学图书之例，且编纂小学校教科书，办以国费。”三十五年，主末审查教科书者之失态大暴露。翌年，政府采用国定教科书之制。其间教育进步殊著，如专门学校、实业专门学校、实业学校等，频见开办。三十七年，日俄开战，而持有圣诏曰：“教育之事，不可一日忽之。”有司孜孜励精其职，使战务无影响于教育。

义务年限之延长

战熄后，文部省更兴诸学校。四十年，改正《小学校令》之一分。盖就学义务以四年为期者，忧其失于短故教育家多倡其延长，于是延为六年也。其间重小学教员之地位，厚其待遇，丰其恩给，又定《师范学校章程》，别设一法使师范学校收容毕业于中学校、高等女学校者，施以短期教育。

帝国大学之扩张

若最高之学府，则东京有东京帝国大学之外，京都之帝国大学，渐扩张其设备。三十二年，设法科、医科二部。三十六年，置福冈医科大学，以为其一部。三十九年，更设文科一部。是岁，别设东北帝国大学，改札幌农学校为农科大学。札幌学校者，明治五年开拓，使开办之，后为农商务省、北海道厅所辖，明治二十六年归于文部省。九州既有医科大学（福冈），而定计图期增设工科大学，此为九州大学之基础。

要之，日本维新后之发展，涉于各种事物皆莫不显著，其中以教育之进步为最盛。现时画策尚多，其将来之发展，亦可推知矣。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民间教育事业

文化之素养

近十年日本文化之开发，概言之皆教育之效，此中外人所知也。明治维新后政府坚持开国主义，创设大学，其五年则宣布学制，令国中遍设大中小学校。于是外人等或谓日本今日之文化专为政府所启发者，不过经历四五十年。故其视日本人往往有纰谬之见。或谓日本人之性格不可以公例律之，或谓日本之开化止于皮相，而人物品性并无根底不能垂之久远。然苟溯历史而求其源流，以明其文化所由来与欧美诸国无所异，则庶无误会。且知开国之业本非最近五十年之所能成，又非独因政府之启发使然也。

国民之同化力

夫欧洲中世之神学及哲学苟据今世科学之准以断之，虽有疵瑕不可掩，而为欧洲文运复兴之前驱，于近世文化之昌明与有大效，亦不可诬。中国印度之文学、哲学及宗教，固不多逊于欧洲中世之文学、哲学，则日本人藉此以开发知识炼铸精神者亦可以概见。独惜当时日本未知夫希腊所传讲论科学之理法，学术发达不免迟滞耳。至若印度中国各恃其国固有之文明，不容外国新来之教化。独日本则国人气象夙雄于进取，能采择他国之长使之化成国风，故卒以国人同化之力，迥胜于印度、中国二国，而成今日之休明也。按其事迹不尽由政府劝导之所致，民间伟达之士所设施经营者反居多焉。但其事涉上古者兹不具载，专就近古之历史而略述之。

西历十七世纪之初德川家康之戡定国乱也，尊崇硕儒，刊行国籍，以奖励学术。国中侯伯亦竞效之。迨同纪之末元禄三年，幕府创昌平黉于江户（今改东京），诸侯亦各设藩学。民间则有私塾寺子屋（蒙馆日本在昔浮屠聚徒教授寺子屋之称所由起云）。当时教育之普及，殆出于意想之外。于是日本上代及印度、中国等辞章学术蔚然以兴，灿然复明，乃能树立文明进化之始基。今本篇所收当撮录民间教育事业，所以培植方今之文明者，兼及其输入泰西文物学艺之沿革。

兰学者

欧洲文明之所从来，源流甚远。然其今日之进境，则专属于十八世纪间人文开发及法国大革命以来之事。而十八世纪间，日本官民亦适破锁国之梦，渐起而欢迎欧洲之文化，不亦奇乎。先是，宽永十六年（西历一千六百三十九年），德川政府惧天主教之害于治体，除荷兰一国外严禁西洋诸国船舶之来航，并禁国人诵读欧文，所谓锁国之令是也。自是之后长崎常置荷兰通事，而不能解欧文。若医士中自榜荷兰外科医者，其所传治法亦不过耳食之谈。

西善三郎、吉雄幸作

其后，享保年间（自一千七百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长崎荷兰通事有西善三郎及吉雄幸作者，俱慨其不通兰文，请于德川幕府欲习之。时德川吉宗为征夷将军。吉宗博识英迈遂允其请。于是善三郎等请兰人僦字典三种皆抄写之。兰人感叹其精力悉与之。善三郎乃欲纂辑译语以惠后学，龄已颁白犹自奋译之，其业未卒而没。吉雄幸作者号耕仲，能读普连机所著《外科医说》，精于其技，及门者至六百余人之多。

青木昆阳

是时，江户有青木文藏者（号昆阳），好读兰书，得借览官府秘笈。元文四年（西历一千七百三十九年），举幕府儒官，每言讲读荷兰国籍之利。吉宗因使文藏及医官野吕玄丈讲读兰书。每荷兰船将抵江户二人辄亲听其语言，介通事索解其义，亹亹不倦。而欧文难解且兰人之来年不过一次，故数年所获止知其字数而已。

延享元年（西历一千七百四十四年），文藏始奉命赴长崎，与西及吉雄等胥谋，潜心钻研，略得窥其端绪，留学数年，能记日常语言约四百余，字体、声音及语法等，乃还江户。时，将军吉宗既薨，事非昔比，且乏于师友国籍，故其所著仅有《荷兰文字略》，《荷兰话译》等。野吕玄丈亦只有《荷兰本草和解》之编。然此二人者，谓为日本讲求欧洲学术之祖可也。

前野良泽

武人执政之时代，医生讲学颇淹通，最为幕府及诸侯所器重。故明治维新以前咀嚼泰西科学之精华与其讲论方法者莫若医生。当十八世纪时丰前中津藩有医生前野良泽者（号兰化）幼失怙恃，养于伯父宫田全泽。全泽者以医仕淀藩，该博挺异。其教良泽，每曰人苟欲习学艺宜讲求将废之事，以缵往开来，如为人所皆为，则终生瞠若乎后而已。大丈夫须为人所未为即先觉者之业也。良泽书绅不忘，既而再仕中津藩为医官，居于江户，豪迈冠其曹耦。有藩士坂江欧兰者尝购欧文零册而读之，问良泽，能识之否。良泽默而不言，乃决意学兰书以为吾伯曾垂戒者，宁非此耶。

时良泽年四十七，乃闻青木昆阳精于兰语，往受其教。昆阳嘉其志举所记兰语五百余言，及其所著《荷兰文字略考》授之，时明和六年也（西历一千七百六十九年）。翌年良泽随藩主奥平昌庶还中津，请假百日，游学长崎。昌庶允之，惟谕令废医，专讲兰书。良泽称谢，即赴长崎，与吉雄幸作及他通事交，向所记五百余言之外，更得二百余言，购兰人所著《人体内景图》还抵江户。

杉田玄伯

是时，小滨藩医官杉田玄伯（号鷧斋）亦修荷兰外科医法，意欲扩充其道。先是吉雄幸作师荷兰人以医道精明著明和四五年之交（西历一千七百六十七八年）相携抵江户。玄白日访之客馆传习其术，又视洋医巴布尔外科术之精妙惊叹不已。幸作复出去岁由洋舶所赍之黑斯迭尔氏《外科医书》示之。玄白不能读，然视其中画图并极精练，乃欲摸其图请借其书日夜抄之，及幸作就道已抄毕云。明和八年（西历一千七百七十一年），玄白更得荷兰医书二本，虽亦不能读，然谓其《人体内景图》必基于经历实验，业荷兰医术者宜藏之筐中奈囊空不能自买，乃请其藩主拨款购之，玄白谓藩主曰此书今虽不为用然不久臣当用之以为世用。

人体解剖实验

当时稍有西学兴起之势。是岁三月，在江户小塚原有解剖罪囚死尸之事。玄白获报大喜谓是可为兰书图说之证，即以转告同志之友。玄白与前野良泽相识而少于良泽十岁，平日不屡来往，然复念均志于医道，不可不以告，夜间特遣使告之，相约俱至。玄白良泽各携兰书视之，皆《解剖揽要》（原名《达芙尔亚拿托密》）而刻板亦同，相共拍掌奇其暗合，观剖尸脏腑揆之《兰书图说》毫厘不差，而与中国医经颇不相合。众皆惊叹良久。盖前此幕府医官解剖死尸数次，然皆中国古书，其所录与实不符，无从辨析，甚至谓华夷人物不同之所致云。

是日，前野良泽、杉田玄白、中川淳庵三人偕还，相语云吾辈今日所实验最可骇异，前未之知，耻莫大焉。吾辈以医食君禄者不知医道之大本，人体之真状，殆无面目见人，今幸获此次验考，略通人体理法，庶可以医立而无愧也。玄白更曰此《解剖揽要》译成邦文亦可辨明人体内外各部，裨益于调治之术，顾宜若何而读之耶。良泽答云我蓄讲读兰书之志为日已久，竟叹无切磋之友耳。二君如有意则余往年游长崎少记兰语，相共从事，不亦可乎。二人大悦曰，诸君果共事吾亦当效其力。良泽闻之，益喜曰善事尚速，请二君明日共临荒舍，有志遂成，亦必有其法也，相约而归。

新日本之一纪念日

事在明和八年三月初四日，距今一百三十四年。日本近时之进步，实胚胎乎此。惟其事艰难详，于玄白所著《兰学事》始，此书视为玄白之自传亦可。其中一节云，翌日齐会于良泽之家，取《解剖揽要》视之，譬犹舟舶不备楫舵，而涉重瀛，徒望洋浩叹耳。

然良泽稍识章句语法，龄亦较长十岁，乃推为主席，皆师事焉。玄白仓卒决意，未知二十五字母，勉强先记之，然后稍习语言。书中一短句恒拮据考索尽春日之长，自旦至暮始解其义。一日读至记鼻部有Verheffen一语，不得其解，当时未有语汇，只有小册子，良泽由长崎所购还也，就检其字，训Verheffen为切断树枝之迹，又扫除庭阶其尘土相集亦为Verheffen竟不能照他字例，比附索解。玄白遂谓切断树枝之迹，渐愈成堆，又洒扫已毕，尘土自堆，鼻者在颜面凸起，则Verheffen一语作堆字解，如何。众皆称善，定从其解，当时欢喜不但如获连城之璧也云云。当日光景可以见矣。后年福泽谕吉翁每读此书至其譬犹舟舶不备楫舵而涉重瀛，乃叹曰：“吾想先人苦心惊其刚勇，感其热心，感极而不觉泪堕，良有以也。”

兰学者之苦衷

其后诸人遇不解其义之字，以为必有得解之日，字旁画圈中写十字形，以表难解字句，名曰辔文字。（日本人误辔字作马衔解，其辔文字云者，以其形似故名也。）每有百方考索竟不能解之处，不胜其苦，辄叫曰辔文字，辔文字，然为事在人，成之在天。同志之士殚思研精，每月会读，约六七次，无敢稍懈，如是者年余，译语之数累积加多，彼国事情亦略可仿佛知之。其章句简易一日乃译读十行以上亦不甚难。每年春间长崎通事只役于江户，则有所就问。或遇解剖死尸又自解牲畜，皆可以资参证，获益不少。兰学事始又云如此者两三年譬之啖蔗愈进愈甘，值会之日坐而待旦，殆有儿女抃跃迎祭节日之思。当时诸士讲学之情甚殷且切，不亦历历如睹乎。

《解体新书》

是时，已推前野良泽为主席，杉田玄白、中川淳庵、桂川甫周、岭春泰、石川玄常、桐山正哲等，相共翻译《解剖揽要》。玄白将会读所解得，即夜属稿，其译法亦屡加变改，四年间改抄其稿，凡十一次，乃始付诸剞劂，签曰《解体新书》，实安永三年（西历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即前于美洲合众联邦宣言独立时二年也。此后诸士以荷兰新学之山斗为天下倡。前野良泽、杉田玄白二人，专以薰陶天下英才，俾绍继其业自任。良泽则更思宜精通彼国语言，读破所有书籍，以知泰西诸国之形势，此大丈夫之事也。乃托以多病，家居不与人交，专心讲学。尝有人讥其不勤医道者，藩主奥平昌庶闻之曰，治病固职也，为天下后世讲有用之学，如良泽者亦职也，宜纵其所为，终置不问。

大槻盘水

杉田玄白所知医生建部清庵者，墺州一关藩士也，闻玄白翻译医书，欲入其门，然时年已迈，因遣其子亮策，及门生大槻玄泽，往受其教。玄泽号盘水，才性颖敏，玄白爱为其人，尽心教之。后玄白以诊治事繁，不遑教授，使其请教于前野良泽。良泽亦爱之，叮咛开导。未几玄泽略通兰书文义，仍欲赴长崎，亲接通事等习之。玄白良泽皆悦许之。然资斧不给，玄白多方筹措，适闻丹波福知山藩士某侯深好兰学，乃请获路资。玄泽抵长崎寓于通事某家，矻矻肄习后还江户著《兰学楷梯》二卷（天明八年即西历一千七百八十八年）。顾自兰学始兴以来未二十年此书乃出，有志之徒立志向从者不鲜。如玄白大喜曰天生斯人遂出如此之书，此其所以助成我志者也。

当是时，西欧诸国劝日本以开市通商，文化元年（西历一千八百零四年）俄国遣使航至长崎，请讲信通市。四年俄人剽掠虾夷（今北海道也）。五年英船闯入长崎。于是德川幕府欲探知两国事情，使玄泽据兰书搜辑具报。所著《北边探事》及《婆心秘稿》是也。文化八年幕府开翻译局于天文台，命玄泽翻译兰书，德川幕府擢用新学钜子盖自此始。

宇田川榛斋

此时，又有宇田川玄真者（号榛斋）自幼师玄泽及岭春泰、桂川甫周等，又为杉田玄白义子。玄真刻苦学兰书，遂译《人身内景书》数部，辑成三十卷，名曰《远西医范》，更抄录人体官机之名称功用等概略，著《医范提纲》，多启发后进。其图谱实为日本身体内景铜板图说之滥觞云。文化十年（西历一千八百十三年），玄真承幕府命译兰书于天文台。津山藩主亦优遇玄真。盖兰学广播国中，其著《医范提纲》之效尤居多焉，杉田玄白初未思其生时新学之盛可以能致此，及见之颇惊叹云。

坪井信道

宇田川玄真门下有坪井信道、藤井介亭、户塚静海、箕作阮甫等，皆名于世。而坪井信道（号诚轩自一千七百九十五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最著。其有伟绩于民间教育尤可称焉。信道生于美浓池田，十岁丧父，为其兄净海律师所收养，躬执薪水箕帚。后净海劝之，始志于学，十四岁赴江户，每夜为导引之业，以资膏火，二十二岁读《医范提纲》，决意修荷兰医术，文政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十八年）入宇田川玄真门。其所寓家相距十五里（日本二里半）每日往返，讲读兰书，后移寓于神田，仍亲炊爨，昼则受业，夜则为导引以自给，日就附近饼铺，买糇粮仅糊口而已，或数日不食，而志不少挠。

至翌年三月，玄真感其志之笃，令移居于塾舍，给以衣食，于是信道益专力于讲学，后开馆于深川而业医。受业之士逐渐加多。远近求治者纷沓成市。编户穷民不收药价，且给米盐，文人词客亦不受报。其外父死后遗眷八口，皆收养之。故世人感其德者多，遂为长州毛利侯所闻，延为侍医。信道又能选人材而教育之，前后及门者约二千数百人。青木周弼、川本幸民、绪方洪庵、杉田成卿、黑川良安、赤泽宽堂、广濑元恭及女婿坪井信良、坪井芳洲等，各成一家。有永岛玄台者，亲炙信道尤久。据其所云信道体貌较小，而眼光炯炯，风骨棱棱，吐音清朗而明晰，自持严厉，好搜集典籍。故门下之士风尚亦与众异，敝衣粗食，亦不为意，潜心肄业，节约以购新书。其一人之力所不及则数人醵资购之。又信道使门生謄写字典，备诸塾中，以便检考。故人多往借览者。塾中学规亦极严整，诸生莫不心服其师。

嘉永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信道卒，年五十有四。信良者，本姓佐藤，以其高足而赘信道长女，继治医业。今之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理学博士坪井正五郎氏实信良子，亦为日本人类学之开山。芳洲者本性大木，赘信道二女，承其家学。其子坪井次郎今为医学博士。又男爵大鸟圭介及文学博士法学博士加藤弘之（前帝国大学总长）等皆芳洲所养成。

西学之发达

以上所纪事，在美国提督柏理来航前五年。当时，日本未执开国主义，而暗有所预备略如此。尚有可加纪者，文政九年（西历一千八百二十六年），青地林宗（乃坪井信道岳父也）著《气海观澜》，实为日本物理学之祖。天保十年（西历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宇田川榕庵（玄真义子）著《舍密开宗》，化学藉以兴焉。弘化四年（西历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藤井三郎著《英文范》，又有村上英俊者，嘉永年间（西历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五十四年）自修法国语言而教授之。此莫非民间私人之发愤励精者，惟当时政府间为守旧陋儒所主持。

信道已死，翌年，德川幕府以内外人身体之不同为口实，除外科一法外，禁传习荷兰医术，且限制其医书之刊行，以保护汉法医道。不宁惟是幕府及国中诸侯虽许荷兰医术之研求，而尚固执祖法，未弛海禁。故时务之论政事之议毫厘无所宽假。

林子平

先是，与前野良泽、杉田玄白同时，有仙台藩士林子平者，周游天下，遂抵长崎，亲与兰人交，闻泰西诸国殖民政策等事，思防备之不可疏慢，著《海国兵谈》及《三国通览》，以儆戒国人。幕府以邪说惑众，禁绝其书（宽政四年西历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令幽子平于其兄嘉膳家。

高野长英

又，奥州水泽藩士高野玄斋者，尝受业于杉田玄白，其侄高野长英，养于玄斋，亦受家学，略通兰文，后至江户仍修其学，文政六年（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闻奥太利人施朴尔德为荷兰医官，东驻长崎，乃与高良斋，户塚静海，伊藤圭介等，同赴长崎，亲炙于施朴尔德，传习其术数年，天保元年（西历一千八百三十年）还江户业医，译述医学诸书。长英为人豪迈，有大志，不欲以刀圭终，于是著《荷兰史略》及《奇器集成》，论军国要务，讲政治生计等学。适值英船英利逊号护送我漂民数口，因请互市，幕府决计拟效文化元年（西历一千八百零四年）逐俄使列萨诺夫之例。

渡边华山

长英乃与其友渡边华山共持开国之说，谋觉醒国人醒国之长梦。长英先著《梦物语》，华山嗣著《鸯舌小记》、《慎机论》、《蕃论私记》等。天保十年（西历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幕府恶兰学者横议政治，遂捕长英、华山。长英判处终身禁锢。华山初判处斩，后减一等。更二年后付之藩主，幽于其国，未几自杀，长英乘囹圄失火脱而潜匿，后再入江户，变姓名，仍尽力纂译西书。嘉永三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年），事觉，将捕之，长英乃割腹死。

外交与兰学

虽然，是时外交事端愈繁，危机日逼，不独医术，即政治时务亦非待兰学不可。弘化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四十四年）荷兰国王特派使节呈递国书，告以欧洲各国事情。官乃饬杉田成卿等兰学者翻译之。

中滨万次郎

先是，天保十一年（西历一千八百四十年），土佐渔夫中滨万次郎漂流至无人岛（今称小笠原岛），为美国商船所拯救，偕往其国，嘉永四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一年）自美国还，献《世界通览》、《万国舆地图》及美国书籍数十卷。及其六年，美国提督柏理来航，其书颇为之用。万次郎亦擢膺要职。安政元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日本与美国始缔《暂定条约》，继则俄、英、法三国亦效之订立《通商条约》。至是幕府始警醒，锁港攘夷之策不可复行，而回视前野、杉田等先觉者，奋起译述兰书之时，盖八十余年矣。

胜麟太郎

自是之后，兰学者相继并起各设私塾，提倡泰西新学。胜麟太郎者（后改名安芳赐伯爵）处于德川幕府之末，藉以翼赞维新宏谋之志士也。嘉永三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年）自设私塾，教授兰书，并教西式操兵，以杉纯道（后改名享二）为塾长。坂本龙马、富田铁之助等诸士，学于其塾者不少。

杉田成卿

又，杉田玄白孙成卿，师事坪井信道，家声再隆，天保十一年（西历一千八百四十年）为天文台译官，安政元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辞职，首译《炮术》诸书，著《炮术训蒙》八卷。

箕作阮甫

时，德川幕府亦持开国主义。翌年，置蕃书调所，举成卿及箕作阮甫为教官。成卿又能读德、俄两国文，博览淹通，所设家塾，启迪后进子弟，其效甚伟。

新宫凉庭

新宫凉庭者，京都人也，亦从长崎还京都，尽力推广西洋医术，尝捐资一万两以兴学校，名曰顺正书院，多蓄医书经籍，开导诸生，安政元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卒，年六十八。当时，江户有杉田成卿，大阪有绪方洪庵，对峙东西，一时仰为泰西新学山斗。

绪方洪庵

绪方洪庵者，备中足守藩士也。幼孱弱，不能习武，因欲肄医。十五岁游大阪，师中天游，专讲医道。年二十时游学江户，受兰书于坪井信道。洪庵贫甚先授人句读，年余乃蓄修金，得入门焉。已而资斧复尽，作义眼以自给。尝值隆冬，信道悯其着敝衫，解衣授之。信道矮小，而洪庵身长过人，衣不被脚，众皆笑之而不顾。讲习愈勤，其业大进。又请教于宇田川玄真，后赴长崎，亲就荷兰医师，穷极蕴奥。

天保九年（西历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岁二十八，乃开医馆于大阪，求治者群至其门。是岁又设家塾，四方闻风来学者甚伙。足守藩主闻之，擢为侍医。洪庵为人恬澹，其诊治病者，推诚尽心，不问酬资之厚薄好赈穷氓。所著有《病理通论》等数种，而其教育人材，尤为不可及焉。家塾曰适适斋塾。洪庵虽业医，然其志在于使子弟讲求各国载籍，藉以开发文运。自其设塾之后，至文久二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二十四年间，及门之士约三千余人，其盛冠于一世。其所授亦不止于医术。凡习泰西新学者，无论其学与人，皆收录之，各量其器，悉心启导，谆谆不倦，其情不啻父子也。当时以西洋医术授徒者，不可指数，而学生之众，学规之严，竟无驾洪庵者。

故，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昌言开国文明之主义，以建再造国家之伟效者，率皆出于其门，而以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福泽谕吉、长与专斋、大鸟圭介、花房义质、佐野常民、池田谦斋、箕作秋坪等，为最著名。盖洪庵抚育后进，训迪有方，观于福泽翁自传所述，可以窥其一斑。其言去昔者家塾师弟，其情与父子无异，师之于弟子，视同所生。自今以后，世事日繁，此风或可不免坠地欤。余尝学于绪方氏之塾，不但自以为绪方氏家人，即师弟相思之情有不容自己者。余等每登堂听讲，辄以先生（乃洪庵先生）为荷兰学者之大家，名实相副之人杰，衷心推戴之。听讲已毕，退入斋舍，众生相顾云，今日先生所说卓论诸君以为若何，余等愈自觉其不学无识云云。其诸生信孚之笃，可想而知也。

翻译一事洪庵以为毕生大业，故平居温良诚笃，然临文则有雄健之气，议论压人。其删正草稿殆不见原文，下笔成章，所用译字，简明平易，常戒诸生，令毋为字义所拘牵。故福泽翁于其全集绪言中又述此事云余所著译，始终首尚平易，实受先生之赐，而今尚感拜师恩于无穷。

西洋医学所

安政四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江户以荷兰医术立门户者，凡八十余人，胥谋创设种痘所，共从事之。后，万延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德川幕府收管之。翌年，改名西洋医学所。文久二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从大阪征绪方洪庵为之总办。于是西洋医学教育之业，始为政府所举办。翌年，洪庵卒于江户，年五十四。今之绪方病院，乃其遗业，设在大阪，子孙尚能不坠其余绪也。

佐藤泰然

江户、京都、大阪等地，言兰学者以佐。而下总佐仓之地亦出一派之兰学者，以佐藤泰然为宗。泰然者生于江户，从足立长隽学，已而自谓不通兰语，不可以善西洋医术。适高野长英还自长崎，乃与其友松本良甫谋，为长英备第舍及药物器械，一切生计皆供给之，以就学兰语。时长英名声广播四方，来访之士日益加多，不暇教授。泰然不遂其意，故天保七年（西历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决意赴长崎，寓通事某家，师荷兰人纽曼习兰语，居四年后还江户，开医业，最善外科，四方求治者及来学者门前如市，声望隆。

弘化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佐仓藩主堀田侯聘之，泰然赴其地创设顺天堂病院。遐迩来养病者甚伙，院中常为之满。此为日本私立病院之嚆矢。又设斋舍，养学生，举门下秀俊山口尚中为义子，令继其业，其所生则皆出袭他姓。如前军医总监松本顺及今之驻英日本大使林董等，皆其子也。此外门下多出名流，今不具录。

佐藤尚中

佐藤尚中者，文政十年（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生于下总，来江户，从安藤文泽学医。一日邻坊有械斗受伤者，求其治，适文泽不在家，尚中岁甫十六，即借缝女针线驰往，缝缀创口，二十余刺，毫无难色。文泽归而观之大骇曰是国器也，不宜屈于吾门，因使受业于佐藤泰然。尚中大喜，入其门，传习兰书及外科术，偕赴佐仓。每病者乞治，泰然辄令尚中诊治。万延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尚中亦赴长崎，师兰医彭裴，励精肄业，几至寝食共废。彭裴器之，举所知方术悉授之，凡遇大手术，每令尚中执铍刀，留学三年临其东归，赠以《新都洛梅尔氏外科方书》。尚中寝馈其书，获益甚大，遂译之，公于天下。

其后，在佐仓设立病院及医学党，子益进，请治者络绎不绝。藩主亦听其议，厘革医政，开卫生馆，眷遇特厚。德川幕府辟为医官，尚中固辞不肯就。时值明治维新，从官军大总督，调治受伤士卒，其年朝廷设大学于东京，以其东校为医学所，明年举尚中以大博士，为其总长，寻兼大典医，入侍今上。明治六年卧病辞官，设病院于东京汤岛，亦名曰顺天堂。明治十六年尚中卒，侄进游学于伯林及维也纳，继治其业，今与帝国大学病院声望相若。尚中义子舜海居佐仓，仍继父祖遗业，与东京相应，咸有时名。

林洞海

林洞海者丰前小仓医官也，初与佐藤泰然相友，后入其门，嗣赘其女，又养其季子董为嗣。当泰然赴佐仓时，洞海留居江户，业医又聚徒教授。先是，天保二年（西历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洞海岁十九时，游学京都、大阪、江户等处，又至长崎，译窊笃儿氏《药性论》，抄三十部，颁诸同好之士，每部售价三两，以充资斧。三十一岁遂开医业于江户。惟窊氏《药性论》，译文多误，传抄恒有鲁鱼，故略加修订，补入新说，请医学馆上梓，后逾三年终不许印行。嘉永三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年），洞海侍小仓侯复请上梓，始得允准。当时印行译书之难，略可推见。万延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洞海应幕府征辟，管二丸制药所事，擢为侍医，叙法眼，明治初年，随德川龟之助（今公爵德川家达）移居骏府。明治二年，静冈藩建病院于沼津，聘为副长。翌年，叙大学中博士，为大阪医学校长，寻为权大典医，侍皇太后。尝译《内科医书》，将付诸梓，适闻石川信良，石黑忠直亦有其举，改为三氏共译，签曰《内科简明》，以公于世。明治二十八年病卒，享年八十有三。

维新前后之难局

自安政五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与五国缔结条约以来，处士有视幕府为外国所胁逼有愤慨不已者，倡勤王讨幕之徒所在群起，海内骚然。万延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固执开国主义之大政治家幕府大老井伊直顷毙于凶刃。元治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四年）精通西洋学术兼主持开国之民间达士佐久间象山，亦被暗杀。凡维新前后提倡开国之说者多以此杀身。

福泽谕吉

当是时，能巍然卓立以中流砥柱自任，倡西洋开明主义，以民间教育家之木铎，为朝野人士所倚重者则福泽谕吉氏是也。福泽氏以天保五年（西历一千八百三十五年）生于丰前中津，夙欲脱封建制度之羁绊，求独立自治之真道，始抵长崎，略习兰文。安政二年（西历一千八百十五年）游大阪入绪方氏家塾，师事洪庵，盛崇之。

当时学生苦瘁之状，非后人设想所能及，请略言其一二。闻绪方氏家塾由荷兰所输之书，分为医书及物理学诸书，各仅藏一部。学生必须先抄原书而后读之。其字典译出日语者，亦只备一部耳。故诸生常謄写对译字典，不惟以自用，且为人抄写以助其资。洪庵尝请筑前藩主黑田侯借书。书为英人发拉得氏《电气物理学》，近时译出兰文者，侯实以八十两买得之。此时侯驻留大阪，只二三日，福泽氏乃与二三先辈谋，欲抄其概要。然书成帙不能分录，则一人读之，一人听而抄之，困则交代抄之，日夜不少息，遂能写其主要章句。其事载在《福翁自传》。

福泽氏之在大阪也，精思力究，其学大进。至安政五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受中津藩主奥平侯征聘，移居江户，教授兰学。翌年，颁布《五国通商条约》，以横滨为各国互市场，即往观其洋商事情，洞见英语之最切实用，亦决意欲学之。

前此，日本学者专讲兰文书籍，且其徒率皆医生。其不习医学，专习兰语，如福泽氏者寥寥无几。氏乃欲遽转学英语，其事之难，不待言矣。惟是时长崎通事森山多吉郎，适在汇户，其所居相距二里余，福泽氏日访其寓受教。然其学难进，因凭《兰英会话》、《英兰对译字典》等书，殚思研求，略得译解英文。未几，万延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德川政府派兵船，驶至美国，因为船将木村摄津守从仆，航赴美洲。

文久二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幕府又派使节至欧洲诸国，亦随其行，考察各国政俗，庆应二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乃据其所睹闻，著《西洋事情》。此书一出，国人始悉泰西各国之文化，与世界大势。当时朝野识者苟谈文明开国之时务者，莫不坐右置《西洋事情》一本，视如金科玉律。明治政府所措画举办，亦率折衷于此书。即谓明治维新之政令，胚胎于一部之《西洋事情》中，亦无不可也。

庆应义塾

福泽氏所设庆应义塾者，以其设立年代之久长言之，日本官立、公立、私立等各学堂，教授新式学术者，莫能及焉。惟先是德川幕府所设蕃书调所，亦万延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以后，荷兰以外教授英、法、德、俄等各国语。又设化学一科，文久二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改名洋书调所，明年改称开成所，一面命派学生留学英国，规制渐整，而后遭维新事变，崩解废绝。其自维新以前相继维持，迨于今日者，除庆应义塾外不见其一。且虽其名以庆应称，然实则创于安政五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初专授兰书，迨后福泽氏讲究英文，自文久二三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二三年）之交，改授英书。其初学生约一百人，值维新变乱，一时减为十八人，而福泽氏毫不挠挫。

明治元年五月十五日，幕府遗臣据上野，以抗王师，福泽氏讲课如常，以前数日所舶载之美国威氏《经济学》书授其徒。盖知战者军律严肃，秋毫不犯，抑亦先生淡然于政权之迁移，能一其志于敬教劝学之途，而收其远效也。夫明治维新之改革江户开辟二百五十余年来所未曾有之大变，不独官办学堂，即一家私塾，亦皆闭锁。而庆应义塾独立其间，能扶持泰西新学之命脉，未尝一日停废者，是可想福泽氏之风矣。

福泽氏毕生之事业

福泽氏著书以教育全体社会，学堂以教育后进子弟，此其毕生之事业也。自其安政五年徙江户以来，至明治三十四年病卒时，四十三年间，一枝之笔，三寸之舌，以启发一世风气为己任，只守其为教育家之本领，曾不营营于声闻利达之途。夫日本人率皆夤缘依附，以列籍官府为荣，而氏则未曾奉藩职，尝为幕府译官之外，卒无参赞政务之阅历。至明治维新以后，虽为朝野所倚赖，又曾毫厘无与于政权。

福泽氏之著书

其著书名目甚多，福泽全集所收，凡五十部，共一百五卷，皆行文平易，无人不晓其义。自明治四年起，刊行小册子，题曰《学问之劝》共十七卷。当时所售凡三百四十万部。其冒头云，天在人之上，不作人，又在人之下，不作人，其警告世人以天赋人权之可尊，可以推见。又古来日本有佛僧说法，及市井开馆，张说猛将勇士侠客义盗妓女等事迹者，或作谱曲以演奏之，所谓军谈、讲释、净琉璃、落语等类也。

演说之创设

明治改元以来，基督教传教师，亦时演述教理，而此外无所谓演说者。福泽氏乃始命演说之名，自教其法，更醵资开演说馆，使其徒习行演说，称曰三田演说会。（福泽氏居于芝区四国町，演说馆亦设在其地名称所由起云。）是日本有公众演说会之滥觞也，时在明治七年。自是之后日本社会之进步极速，在今日则演说云者人视为常事而不怪也。氏亦自明治十五年起发行《时事新报》，逐日刊出，以至于今，世人无不知者。是故福泽氏虽未尝膺台阁重权，然学堂、著书、新报之三大机关，莫不操纵如意，其对于朝野之势力，时或视当路大政治家，迥胜数筹云。

庆应义塾，自明治二十三年增置大学部，分文学、理财、法律、政治四科，亦为日本私立大学之权舆。创设以来教育学生约二万人，其毕业生或为当轴大官，或为贵族、众议两院议员，或经理民间公司者，不知凡几。且福泽氏首重独立自治之精神，故其门下多在商工业界，作立脚地步，以致实业利权，大有进境，亦有不可以道里计者也。

福泽氏明治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逝世，时众议院送吊词云，众议院接夙倡开国主义效力教育之福泽谕吉君之讣，兹表哀悼之意，其案即经阖院佥允。远近相会送殡者二万余人，朝野莫不悼惜。又先其死一年由宫内省，拨赐内帑五万圆，盖亦赏其效力教育之伟绩也。

庆应义塾今尚不衰，有幼稚舍、普通部、补习科，以至大学，此外有商业夜学校之设，统计学生现有二千五百余名之谱。

新学之推移

总之，日本之新学，距今一百五十年，自医学始，次及理、化、药、数、天文等诸科。嘉永以后，则加兵学，更进讲求历史、经济、法律。迨明治元年福泽氏获威氏《伦理学》书，始传西洋道德之说。中村敬宇氏变极力称扬西洋道德。而当时日本学者趋向，特著重于西洋物质有形之知识，其能知文明人道之精神，更为优胜者，寥寥不啻晓星。何望以西洋道德为教育后进子弟之根基哉。

新岛襄

维新以后努力于民间教育，功绩显著者，固不乏人。而其德望次于福泽氏者，为新岛襄氏。新岛氏者上野安中人，元治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岁二十一，私犯国禁，为美国商船某号水手，劳作约一年，船主亚尔弗土哈尔德为美国坡士顿埠巨商，而义侠成性，大爱新岛氏为人，终生赞襄其业。

明治四年，朝廷派故岩仓公爵为全权大使，偕参赞诸员，巡游欧美诸国。时新岛氏举为译官，随其行，观察美国各地著名大、中、小学堂，转赴欧洲，历游英、苏、法、瑞士、荷兰、丁抹、德、俄等国。旋乃辞去，再抵美国，学业已成，明治七年还日本。氏初受日本武士之教育，及其在美国敬慕新英兰耶稣清教徒之遗风，乃立志欲创设一私立学堂于日本，凭赖基督教道德之主义，以广施泰西文明之精神教育。

同志社

返国之后，翌年既设同志社英学校于京都。时有熊本藩洋语学校所聘教习美国大尉善士者，笃信基督之教，子弟亦受其陶铸，遂至有青年学生一团，相共奉其教。及明治九年学堂闭锁，其学生相率转入同志社，以为后年兴隆之始基。同志社初用英语，授高等及普通教育，必课以神学一科，讲明基督教之本义，后又附设女学校及看护妇学校等。盖福泽氏重西洋物质之智识，躬行独立自尊之伦理。新岛氏则专尚其精神之道德，奉耶稣所谓“人不独以饼而生”之格言，以此为教育之根本，申而言之，欲使日本国民不惟知蒸汽电力，而并学马丁、路得、约翰诺克斯之信仰大勇，以及西洋文学之菁华性命渊源之《圣经》是已。

新岛氏禀有日本武士之性格，更受耶稣新教之浸礼，以其一身而沦浃东西两统道义之精髓。故其所施教化虽竟不能及福泽氏之广布，然有颇深厚者。至其学堂经营，虽多外国教师之协助，然原其所由来，未始不出乎笃信其人之效。明治二十二年新岛氏以基督教主义更倡创设私立大学之议，国中有志之徒，捐助其资，共数万圆，美国名士哈里斯氏亦捐十万元，以为建造理化学堂之资云。

新岛氏不幸短命翌年乃逝，其后同志社虽不如前日之盛，今尚有普通学校、哈里斯理化学校、神学校、女学校及看护妇学校等，其遗业尚有可观者。各科毕业生共一千余人。新岛氏诚信所涵濡多奉耶稣之教，或宣传其道，或于政治、文学、教育、贸易场中，各勤其事。又氏虽尊崇基督教主义之教育，而务期不丧自由研求之精神，常唱自由教育独立教会之说。氏亦曾不入仕途，其以洛阳之平民新岛襄终世者，亦其志也。

早稻田大学

方今日本所有私立学校，其最极隆盛者为早稻田大学，初称东京专门学校。明治十五年，大隈伯爵与其同志友人胥谋所创设也。

大隈伯爵

大隈伯，原佐贺藩士，夙修兰学，后赴长崎，就耶稣教传教师弗尔倍氏，更习英文，又为国事尽瘁。明治元年，岁三十一，擢任参与官，燮理外交财务，迄明治十三年以大藏卿，当国计短绌之时，筹措适宜，仍拟厘革专裁制度，剏建立宪政体，翌年遂辞国务大臣之职，勇退在野，组织稳固坚实之政党，预备帝国议会之开设。又兴私立学校，以图养成青年适于立宪国民之资格。其以政党之总统，而一面创设东京专门学校者，皆出乎此意也。

大隈伯之言曰：“欲使国民有独立自治之精神，必须图学问之独立。欲固学问之独立，必宜兴一大私学校，脱权势之羁绊，俾学生自由研究其所欲修之学术。”故小野梓氏亦同其见，奋力助成东京专门学校之创立。

前此，日本所有高等学堂，专用外国书籍，为教课书，故不先通外国语言，不能受高等教育。是时高田早苗氏等专干校务，亦以为学问宜首用国语，兼修外国语言，以资考证。大隈伯又曰大凡一国学问教育不可专倚赖他国之制度，苟无根基于其国民品性之学问教育，不可以称独立。凡如此类，皆东京专门学校所由设立之宗旨。自其创设之始以学问之独立为第一要义，其今日有隆隆然如朝暾方升者，皆本乎此。

东京专门学校其初专授政治、经济、法律等诸科。明治二十二年创设文学部，其三十二年附设高等师范科，三十五年升为大学，改名早稻田大学。三十六年政治、法律、文学三部以外，别设商业一科。方今早稻田大学，以鸠山和夫氏为校长。大学部各科学生共一千二百九十七人。专门部各科共九百二十五人。高等师范部各科共四百十九人。高等预备科一千二百九十七人。已毕业者计共三千一百五十六人。此外早稻田实业学校，乃明治三十四年所设，现有学生七百九十七人。早稻田中学，二十九年所设，合其附属学校生徒计之，共约一千三百人。凡早稻田一区在大隈伯经营之下，日养六千余人之学生，可谓盛矣。

早稻田大学之收效如此者，实由大隈伯维系中外众望之所致。明治二十一年，伯入为外务大臣，为凶竖用炸药所狙击，失其双脚。明治三十年再入内阏，复为外务大臣。翌年遂奉大命以总理大臣组织内阁。其为人彻见明识，博闻强记，常持进步主义，其自信之深，老年益壮，早稻田大学之有今日，固推伯为首功。而创立以来二十余年同心协力，其功次于伯者，为法学博士高田早苗、法学博士天野为之、文学博士坪内雄藏三氏。高田氏经理该大学，夙有令名，又以壮年政治家见称。天野氏以经济学者之泰斗，坪内氏以新文学之开山，各驰声誉。得如此博士一人尚且为难，而三博士之合力从事，为今日隆盛之原因，亦可知已。

此外所以致此者，亦不得不称大隈伯天空海阔之大度。盖伯为政党之总统，又为早稻田大学之创立者，而尊重学问之独立，使其所设学校，置诸卓然不羁之地位，不蒙政府权势之威逼，且虽以部下政党及大隈伯其人之威望亦不妄干与，而然许其独立。无论宗政治学术未尝使教习学生阿曲迎合其创立者之情意。以此一事言之可谓早稻田大学在公私各学校中，尤能发挥自由研求之精神矣。此其所以致今日之盛之第三原因也。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虽设法奖励大、中、小学堂，农、工、商业及各国语言等学术教育，然其所施设不足以应给国中所需之人材，即不得不用私立学校，以补其阙。如今之官立高等商业学校实故森有礼氏明治八年所设商业学校为之始基。前校长矢野次郎氏之努力亦足以致今日之盛。

村上英俊

又，村上英俊氏自嘉永四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起教授法国言语，明治元年设家塾，名曰达理堂，至明治十年止。

尺振八

其授英语者，有尺振八氏之共立学舍，自明治三年起，以致其十六年。又授汉学及英语者有中村敬宇氏之同人社，自明治六年起以至十八年。学生不欲入官立学校者皆可以受高等教育。村上氏以其创倡法国学术之效，明治十八年该国大统领赠授宝星，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宫中特赐赙资云。夙开法兰西学术讲究之道，刻苦励精，教授后进，从事著译，教育上多受其裨益。自安政后锁港攘夷之说方炽，尺氏独持开国主义。当时蕃书调所专用所谓变则法（不必正各国声音而专译文义，日本名曰变则法），教授兰英诸国书籍。其徒不能与外人谈论。于是尺氏欲与外人直接畅谈。

万延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闻中滨万次郎向漂流至美国，巧操其语，就习英书，又就西吉十郎讲其文典，更赴横滨为外人厮仆。文久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擢为外事翻译官，其岁十二月随幕府使节赴美国。明治元年为驻美日本使馆翻译官。其三年创设共立学舍，教授英语，就学者数百人，至千余人。明治五年征为大藏省翻译局长，兼以英语教授官私两班学生。氏为人狷介，厚乎同情，孜孜诱掖后进，各成其材。门下所出田口卯吉、岛田三郎、波多野傅三郎、小池靖一、首藤陆三等诸氏，皆显于世。

中村敬宇

中村正直氏（号敬宇），以天保三年（西历一千八百三十一年）生于江户，其学洽博，淹通和汉，弘化四年（西历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从桂川甫周学兰书。甫周者与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同为新学钜子。未几为幕府儒官，兼习英书，謄写英语字典。庆应二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航至英国，留学二年而还。随将军庆喜公退居静冈，译述《合众国宪法》、《华盛顿诀别演说》、穆尔《自由之理》等。又为耶稣教有所著论，不署名字。明治五年迁居东京，政府擢用之，请脱士籍为平民。其六年设同人社，国中子弟争入学焉。敬宇先生之名遍播天下。八年更设女子部，奖励女子教育，又承嘱摄理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实为日本设幼稚园之始祖。明治十年为东京大学教授，二十三年开设帝国议会时，敕任贵族院议员。明年乃逝，享年六十，特派敕使会葬。

中村氏为人静澹，词章遒雅，学术诚实，讲诵不倦，又乐为善，与人交尽其情，浑然无敌，敬天爱人，出处纯洁，一贯始终，其为一世所瞻仰实在于此。所译西国《立志编》（一曰《自助论》）及《品行论》，启导明治初年之子弟其益甚大。其初奉孔孟之教，亦笃信基督教。加以其善汉文，故当时以西洋道德传达东方士林者舍中村氏殆无其人也。且其言行之温笃亦有裨于一世之风气。日本所以见今日之开发进化者，福泽、新岛二氏俱为攻击破坏之改革者，中村氏则为稳固博爱之改革者，而各有济于事。又其同人社与庆应义塾、共立学舍，一时鼎立，有东京三大私塾之称云。

津田仙

津田仙氏，明治八年设农学社，兴私立农学堂》农业杂志，以图农事种植之改良。

杉亨二

杉亨二氏，始讲统计之学，明治初年试行于静冈县下，十二年奉委，核计甲斐国丁口，以为统计事业之范型，十六年私设统计学校，以扩充其学。杉氏少时为导引之业，入绪方洪庵、杉田成卿等家塾，肄习兰学。嘉永三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年）胜氏设兰学家塾时为其塾长，幕府阁臣阿部侯登用之，又为开成所教习，后修德文，最长于统计学。今兹岁七十七，尚健。

总而言之，方今日本之教育，官民相待，以致其盛。官学以普及其教育，私学以罗致异材，能大成之。日本政治家中覆灭德川幕府，造就维新大业者，有伊藤、山县两公爵，其余长州藩士多出于吉田松阴之松下村塾。松阴者著名改革志士，而安政六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幕府捕之处斩。又明治六年征韩之论不行，西乡隆盛氏辞官，还居鹿儿岛，设私学校，遂开明治十年西南战乱之端。又板垣退助氏设立志社于高知，此为日本最始政党即自由党之萌芽。其事虽皆宜属于政治历史，然私立学堂之有关于天下大势，不亦可见乎。

明六社

又，明治六年福泽谕吉、箕作秋坪、津田真道、西周、加藤弘之、杉亨二、森有礼等诸氏，刊行《明六杂志》。其裨益社会教育，亦非鲜浅。

共存同众

又有共存同众，为留英学生之集会。返国之后至明治十年新设会馆，每月二次，众员齐集，讨议政治学术，刊行《共存杂志》，以文明思想鼓舞天下人心。明治十一年开其第一年会于东京大学讲堂，举行大演说会，更在汤岛昌平馆招请朝野缙绅数百人，设筵飨之。自是以后屡开大会，或每月订日，讲演政治学术等问题，务使世人知演说集会之有用。其后众员议定条约改正之不可视为缓图，且将日本文明进步之程度，已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应享有同等之权利等议论，译出英、法两文，颁寄英、美、法等各国官绅，亦不可谓非痛绝快举也。

其提倡人及干理会务，从集会演说及杂志编辑等事者，为小野梓、马场辰猪、岩崎小二郎等诸氏。演说讨论等席上，尤放异彩者为菊池大麓、金子坚太郎、田尻稻次郎、三好退藏、鸠山和夫、岛地默雷、大内青峦等诸氏。明治十三年政府制定《集会条例》，共存同众改为交游会馆。后年小野梓氏尽力于改进党之创立。鸠山氏今尚为宪政本党之领袖。马场辰猪氏称雄于旧自由党，皆有所涵养于此。

日本所有私立专门学校

现时，日本所有私立专门学校，其数三十五，以补官立学校之所不能及。而以其专授法律者言之——

明治大学

明治十三年十二月，岸本辰雄、故宫城浩藏、矢代操等诸氏所创设，现有学生三千五百四十九人。其中高等预科一千二百九十七人，法科一千三百九十五人，商科一百四十五人，高等研究科一百七十四人，经纬学堂四百二十七人，简易商业科八十五人，又出毕业生共三千八百三十二人。

法学院大学

明治十八年穗积陈重、奥田义人、增岛六一郎、故冈山兼吉等诸氏及他十四人所创设，现有学生一千六百三十六人，出毕业生三千五百五十四人。

法政大学

明治十二年，萨垂正邦氏等六人所设立，现有学生二千一百零五人，出毕业生一千二百十九人。

日本大学

明治二十五年，故伯爵山田显义氏等所设立，现有学生二千五百人，出毕业生一千七百人。此等学校专养成法官律师等。

专修学校

明治十三年，田尻稻次郎、相马永胤、目贺田种太郎、故驹井重格等诸氏所创立。现有学生六百零六人，出毕业生法律科二百七十五人，理财科六百九十八人。

国民英学会

明治二十一年，矶部弥一郎氏所设立。现有学生一千四百人，出毕业生一千五百七十二人。

正则英语学校

明治二十九年，斋藤秀三郎氏所设立。现有学生四千二百人，出毕业生八百人，现图英语教育之普及，所益甚钜。

独逸协会学校

故子爵品川弥次郎氏所设立。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出专修科毕业生一百六十七人，二十一年至于今日，出中学程度毕业生七百四十六人，现有学生七百十二人，专用德语教授。

晓星学校

明治二十一年，松冈秀之、秋山源藏及他二氏所设立。至其三十二年，改称中学校。现有学生三百三十人，出毕业生五十名，又附设小学校，专用法语，教育青年，俱与官立外国语学校，颉颃不下。又官立、公立、私立各女学堂，虽为数甚多，然其授最高程度之教育者，除官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外，只有外国传教师所设某女学堂，及成濑仁藏氏提倡所创设之私立日本女子大学校而已。

结语

综上所纪而观之，方今吾日本文化之开发，大有赖于民间教育家之勋绩者略可概见。然其所具述，固不过举其一斑而已。此外尚有几多人物及事业，不免阙漏殊为遗憾也。至于基督教各宗外国传教师等，明治改元以后宣传其道，又于青年男妇之教育，有大效劳，固宜记其恩，而别有称述其事之人，今不具说于兹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商业教育

绪言

我邦今日商业教育之振兴，实由于明治维新以降产业上之变迁，及经济思想之发达相伴而生，不外新日本国民经济发达之一现象而已。今观本邦商业教育之现状，回顾五十年前之往史，盖实由于欧洲中世纪之情态，一跃而至于最近之产业时代也。然欲究其新教育发展之由来，则不可不由于旧时一般经济上之状态，及经济思想变迁之上而观察之也。

往时之商业

盖我邦商业之起原，其由来甚远，太古时已有市场交换之说。至大化革新以后，亦不但内地都会商业而已，中国贸易早已开始，历史所载者，桓武帝时卜首府于京都，府内设东西两市，东市置五十一店，西市置三十三店，其商业机关之整备也如此。且当时以难波为海陆商业之中枢，以九州博多为内外商业之要津，货币之利用，亦日渐兴起。

迨至中世以降，政权虽归于武门，而商业仍不敢废绝，与欧洲交通贸易，亦次第开始焉。然至德川封建制度确立之后，采用锁国政策，尔来二百有余年间，所陶冶于封建制度下之社会，能与泰西文明接触，创造新日本者。则叙今日商业教育之发达，不能不先述德川封建时代之状态也。

封建时代之商业状态及商业教育

商业之位置

上世中世之事，姑置不论。今试就过去二百五十年间，所统一于德川幕府下之封建时代经济社会之状态而概观之，则当时货币经济及都会经济之期已熟，时有移入国民经济之征。然封建时代之社会组织上，其不利于国民经济之发达，固不待言也。盖封建时代，世袭的阶级区别甚严，分为士、农、工、商，而社会上之荣誉及权力皆在武门，产业卑下，世人皆视商业为琐营末利之业，鄙而不屑。儒教的及武士的道德思想风靡于社会，世之所重者为政事、武艺、文学，至言及营利之业，则众皆轻视之。

虽儒教所谓利用厚生之道，自古已奉为生财大道。然亦皆以农业为主，农本主义之经济思想，学者间多唱之者。盖当时所以唱农业为唯一之生产业者，实由于当时米谷与货币同为交换本位。凡诸侯之收入及武士俸禄，皆以米谷计量，而米谷之丰凶，实为国富增减之标准，与诸侯财政上大有关系者也。故当时货币问题、物价问题等，虽屡为学者政治家所注意者不少，而轻视营利之风，成为一种惯性，劝农之语，为封建时代经济政策之警语也。

要之封建时代，经济思想尚未十分发达，世虽轻视商业，然德川幕府创立以来，二百五十年之太平无事，其结果实足以诱致商业之发达也。

都会之发达

封建制度既成，随其后而发生之现象者，为各地都会之发达。当时三百之大名、小名，各构城居于其封土之内，使部下士民绕郭而居，商民皆聚于城下，以应诸侯及武术之用，且当农工民产物交换之任，成为社会上不可缺之一阶级焉。

工艺之发达

不但此也，二百五十年太平之结果，士民生活程度愈进，工艺及其他各种产业，相伴而生，衣食用货物及装饰品、美术品，皆以穷精极巧为尚，王侯及上流士民多爱顾之者。然立于生产者及爱顾者之间，当集散、分配之任者即为商人。于是以江户为货物集散之中心，其他名古屋、大阪等地，亦皆为商业之中心地，贸易勃兴，普及全国，遂占社会上重要之地位矣。

商业制度之发达

江户为商业之中心，各地方商业之活动愈盛，遂成为独立营业之一阶级，掌种种货物之集散者，自不可无相当之制度组织。然商业取引所必要之制度，其发达多基于习惯。凡小卖、卸卖、仲买、组合及信用取引等，无不有习惯存乎其中者，故商业制度之作用，甚为复杂。

商人之势力

然江户及其他各地都会，亦多巨商大贾，拥巨万之资者，故商人于财界上之势力，亦颇不易轻悔。诸侯武士外虽轻蔑商人，而中实依赖之为财政上之保障，或对其领地之富商，征收御用金，或以公课形式征收金谷，其例不乏。富商等亦往往为诸侯之御用商人，得享有一种之特权焉。故由社会阶级上观之，其称商人为町人，语虽稍涉轻蔑，而实际中流以上之商人，其势力亦不可藐视也。

商人之位置

兹更有宜注意者，即当时商人之位置是也。盖封建时代之习，武士之荣辱，无不由于君主之一颦一笑。而惟彼商人，承升平既久之后，维持家业，弗敢失坠，虽时受君主不时之征求，然犹不至于破产，故其地位尚较武士为稳。而江户及各地大都会，尚有累代相续之商店不少。

位置地卑之理由

封建时代都会之发达，及一般生活程度之进步，虽足以诱起商业之勃兴，然商人位置尚卑者，此虽因于阶级尊卑之社会组织，而实则商业活动之范围未广，即海外商业尚未发达使之然也。盖幕府之初，采锁国政策，其与中国、荷兰两国，但限于长崎一港。故当时商业范围，多以都会为主，内国各地虽有产物交换之业，而全国共通之商业活动，则尚未脱于幼稚之域，是亦商业阶级未占于社会上重要地位之一因也。

教育不足之理由

商业活动之范围不但狭隘已也，其经营之方针，亦皆为习惯所支配，不过墨守旧习而已。故凡为商人者，不必特别之智识的修养，而商业教育亦因之遂无特种之准备焉。盖当时学问教育，为武士所专有，学问与商业，隔若天渊，所有私塾学校，皆非为商人之准备教育，即名寺子屋学校，虽许商人子弟通学，然亦不过一种之普通教育，未足以称为商业教育也。

徒弟教育

当时可称为商业教育，即商家之徒弟教育也。当时欲为商人者，幼时即入商家为徒弟供其使役，由多年之实验修练，遂习得取引之方法焉。

据当时惯习，凡子弟欲为商人者，于十岁前后，送入各商家，呼为丁稚（又称小僧）即徒弟，以习其业务。其入店之初，先供店前杂务，从主人及番头之命，或出入商品，或任扫除，或为小使。及其稍长，遂兼为走使，至十五六岁，始少与给料，或称为手代，渐从事重要之店务，兼理物品授受金钱给发等务。其在大商店，则从主人及番头命令，奔走于仕入方及卖捌方之间。其丁稚小僧之衣食，皆为主人负担，为小僧时无俸给，唯时时给以小使钱而已。

课程

丁稚小僧或有全无学问者，或有在寺子屋及手习师匠学书算者，然其教育甚幼稚，故商家多于夜间，使丁稚小僧习商用作文及算术习字者。其教科书即当时所通行之《消息往来》及《商卖往来》二书而已。消息往来者示作文中通用熟语及书法之模范，商卖往来者述关于商业万般之心得而已。内容虽极单纯，然殆能网罗当时商人所必要之智识，如商卖帐簿之种类，货币种类，及品质之心得，货物卖买运送收藏之注意，农产物、水产物之品目，及各种食物、织物、家具调度，其他当时商品之名目等列记殆无遗漏。其所载商卖取扱之注意及商人之心得，在当时发达之程度有是等之智识足矣。

丁稚小僧

丁稚小僧雇佣之契约，常有一定年限，为丁稚小僧者普通称为年期奉公。小僧年限概为四五年，欲开独立之商店者其勤务年限更多。

番头

丁稚小僧年期既终，更进为手代或番头。番头者经多年之修练，颇精通于商业上事务，常处理关于取引上之事务焉。

番头久尽力于其主家，无重大过失者，常得向其主家取营业资，开独立商店。主人之分与资产也，或以财产，或以华主（爱顾者），其分产之多少，由其对于主家功劳多少而定。其由主家分离开独立营业者，多继其主家之店号，故称曰“分暖帘”。

富家之子弟

有资产商家之子弟，为欲见习商业故，送入他家为丁稚，以习练实务者亦多。或留家中实习业务，以继其父兄之箕裘者有之。

是皆当时商业教育之概要，至于今日，旧风之商家，其遗习有尚存者。

商人之德义

商业之地位既卑，商人遂亦有自甘之态，故品性亦因之不高，汲汲以营利为务，德义之念遂薄，此亦无足怪者也。

维新后商业之发展及商业教育

维新之影响

明治维新大业告成，社会百般之事业，皆开其端绪。其中封建制度之废止，能使社会组织上，解其旧来对于经济种种之束缚，与四民平等之制，废世袭职业之陋习。于是士人渐有言及经济事业者。其数百年之因习，虽不能一旦消灭，而产业之趋于世界的，渐见于社会焉。

政府之奖励产业

明治维新之后，未几而中央集权之新政府出，以开国进取之大方针，努力百般之改革。当时当路所注意者，首在国富发达，且是时渐谂外国事势，知产业发达之必不可忽。故政府效西洋诸先进国之例，以奖励各种产业为方针，且尤注意于外国贸易。于是明治元年设通商司，其翌年设通商会社及为替会社，试行从事于外国贸易，其他复由政府创设铁道业、交通业、矿山业，及各种工业，为民间产业发达之唱。其事业虽往往归于失败，而就其教育方针观之，则可谓适时制宜者矣。

士人之商业

于是民间有为之士，计划经济的新事业者日多，其在朝人士相率归野，尽瘁于经济发达者亦不少。由明治初年至明治十年，亘十稔之久，产业上之变迁日著，银行会社等产业之新制度次第兴起焉。

泰西思想之影响

时势所趋，社会益知经济事业之必不可缓。是时西洋之经济学思想，亦次第输进，而轻视产业之恶习为之一破。盖幕府时代，泰西学术之传入我国者，以关于医科、军事为主，至明治初年之际，福泽谕吉等始读米人威兰德所著之《经济学》，是为研究泰西经济学之初期也。其后，亚丹斯密、穆靱等经济书渐传读于人士之间，大学课程始增经济学一科以资学习。于是封建时代蔑视商业之恶习日渐排除，而视商业与其他之事业同为增进国力之要务，大为经济思想发生之一助焉。

商业教育之首唱

然封建之余习终不易去，经济事业虽既为一二有识之士所重，究不能与政治、法律等之事业同等而观也。商业之地位未高，故商人仍维其旧态而不自悟，商业教育终无视线及之者，其能深知经济事业之必不可轻，商业教育之必不可缓者，皆非本来之商业家，不过当时政府及民间一二有识之士而已。

维新大政，稍有就绪，经济上新事业次第而起，其始也政府或自行施设，或指导之，多招聘外人之通晓斯业者，以就学其法，商业教育亦然。

会计讲习所

明治五年，政府仿米国国立银行制度，制定《国立银行条例》以来，知练习银行事务不可稍缓，明治七年设会计讲习所于大藏省纸币寮内，聘银行家之英人一名，以练习关于簿记等之银行事务。此讲习所继续至明治十二年为止。政府自任养成银行员之任，其规模虽甚狭小，然可谓为政府直营之商业教育之滥觞者也。

商法讲习所

以养成一般商业家为目的而设立之商业教育机关者，以明治八年八月，森有礼以私费开设商法讲习所于东京尾张町为嚆矢也。当时封建时代，贱商之风尚未全去，独热心于政论之际，森有礼设商法讲习所，尽力于商业界，实可谓有卓识者，是即后年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之先声者也。

然是年十一月，森氏赴任清国为公使，于是讲习所归当时商人集合团体之东京会议所管理，九年五月，更改归东京府厅管理，迁于木挽町，推矢野次郎为所长，校务日渐就绪。十二年十一月，举东京商法会议所议员涩泽荣一、益田孝、福地源一郎及其他二名为东京商法讲习所委员，参与该所之组织，于是讲习所基础渐定。

讲习所教育之程度，入学者年龄十五岁以上而英语有素养者，修业年限三个年，专就外国书授以商业一般之概念、簿记法及经济学。然当时社会尚未深知商业教育之必要，故明治十四年东京府会，以商业教育须以国费经营，不能由府厅支出之理由，拒绝经费，于是商法讲习所一时有废学之举。幸是所委员热心尽瘁，得农商务省补助金，是年九月再兴，然支给尚有不足之感，至十五年都下有志者各醵私金，仅足以维持焉。

商业教育渐兴

然维新以来，社会变迁之结果，商业状态亦次第增进，商家子弟知教育之必不可少。于是不完全之私立商业学校渐兴，以简易之读书、算术等教授商家子弟，至明治十年，此种学校计有六所。于是东京府厅欲改此不规则之学校，以商贾子弟教育普及为目的，是年开商业夜学校，为日中不能到校者便利起见，特于小学校校舍内，设夜间简易科之制。其课程分大人科及童子科，修业年限一个年。于读书笔算外，兼教授日本国尽、外国国尽、商业熟语篇等。其学校制度之结果颇佳。至明治十二年，府厅复扩张之称为庶民学校。府内各区置一校，专注力于普及商家子弟之简易教育焉。

于是各地方简易商业学校亦前后继起。此等学校，修业年限凡一年或二年，授小学程度之学业，读书笔算之外，兼授地理商业熟语篇等，比东京庶民学校，程度稍高，然亦不过使商家子弟就于普通教育范围内而已，未足以称特种之商业教育也。故此种设备，未能满产业界之要求。如前述之东京商法讲习所，犹为稍稍整顿中等程度之特殊教育程度。

至明治十一年，神奈川、兵库各立一校，渐次亘于全国，其数渐加。是等学校概以东京商法讲习所为范，其校名多称商法讲习所，许小学卒业程度以上者入学，修业年限二年或三年，课目为经济学商业地理及商法等，较诸简易学校，稍稍整备，实为今日中等商业教育之基础也。

簿记学校之兴隆

明治五年定国立银行制度以来，银行业渐行扩张，会社组织之事业亦次第兴起，颇知欧风簿记法练习之必要。明治七年政府设置会计讲习所，民间亦知此种速成讲习设备之必要，故以养成银行会社事务员为目的之私立簿记教授所，由明治十年前后，次第设立于东京市内，至明治十四、五年前后，其数愈增。此种簿记学校，纯然为速成教授，于二个月乃至半年间，讲习会社及银行用之簿记。其设备概不免为不完全，然其能应时势之急，效果终不可没。尔来簿记讲习所之数日增，亦可见商业状态趋向之一端矣。

商业地位之昂进

盖维新以来，商业范围次第扩张，入世界共通之状态，政府常采奖励产业方针。于是文明的产业制度次第发展，其规模及经营极为复杂，非有教育者难当斯任，而究竟当时所兴起大银行会社，掌其枢要者概非旧日商人，皆有稍受文明教育之人也。故此等之人皆有商业自重之精神，而不知不觉之间，自立于商业界优尚之位置也。

经济思想之发达

其次足以诱起新倾向，与有大力者，即由经济学研究上所生之经济学思想之发达是也，明治初年，一二有识者研究经济学以来，鼓吹之者辈出。当时政治上状态，虽尚政论，而隐约之间已足以唤起国民之经济思想矣。最初英国古拿斯加学派之思想传入本邦以来，德国派思想亦相继输入，经济思想成为浑一之势力，国民经济之发达足为国运发展之一大要素者，世所深知也。是虽非一朝一夕之故，然间接之间，能为商业教育振兴之助者亦复不少。

高等商业学校

东京商法讲习所至明治十七年三月，遂为农商务省直辖之学校，改称东京商业学校，是为政府直辖商业学校之嚆矢也。同年政府发布《商业学校通则》，以取缔商业教育。当时商业教育概尚不振，其课程甚烦，独东京商业学校，其学课程度整备之点与他校异，为当时程度最高之商业学校也。

明治十七年六月，举第一国立银行头取涩泽荣一、日本银行总裁富田铁之助、三井物产会社长益田孝为校务商议员，八月矢野次郎再入为校长，翌年五月遂由农商务省转归文部省直辖。尔来是校屡改校则，修业年限定为五个年。二十年三月，大行改正规则，高其学科程度，十月遂改校名，称为高等商业学校，是实当时我国惟一之高等商业教育机关也。

时运之发达

此高等商业学校之开始者，实对于商业学校始与以高等教育之资格也。当时商业界之状态，日渐发展，颇需完全新智识素养之人材，而从来所轻视之商业，编入高等学术之列，于是与他种职业，同为世所重视之学矣。盖从来舍一二有识者之外，虽商业当局者，事实上虽知须有教育修养之人材，而尚不知商业有高等教育之必要。迨至高等商业学校开始，应时势之急，青年入学志愿者，次第增加，其卒业生且为实业界所欢迎焉。

实业补习学校

一般商业教育之普及者，实由于明治二十六年，文部大臣子爵井上毅察时势之所趋，知实业教育之不可忽，先计实业简易教育之普及。是时十一月布告《实业补习学校规程》，此校以裨益一般产业之发展为目的，分工业、农业、水产及商业四种，采用欧洲诸邦之制度，以期普及全国。其趣旨及性质，载于附加规程之末。其训令曰：

今欲令国家将来富力之增进，则不可不使国民之子弟，受科学及技术一致配合之教育。此事既为舆论所共认，正当自然发达之时机也。我国今日文明虽有进步，而科学的之智识能力，尚未及于普通人民，教育与劳动划立畛域，故农工诸般事业，其大部分仍不免锢于旧习也。

实业补习学校者授实业之智识技能，而一面补习小学教育之学校也。故实业补习学校者，为既受义务教育之儿童，补习继续其既受之教科及授以实业之技能两目的而设立者也。

然此种教育，使凡欲从事于诸般实业之儿童，补习小学校教育，而同时以简易方法授以职业上所要之智识技能也。其学科程度在寻常小学校卒业以上，而实业之各科目，各应地方情态而取舍选择之。（在商业地方者，则授以商业通信、商业算术、商品、商业地理、簿记，及关于商业习惯法令大意、商业经济、外国语等。）

政府训令各地方长官劝告其设立，以期补习学校之普及。尔来商业补习学校设置逐年增加；明治二十七年全国不过九校，三十二年计二十五校，三十七年达一百二十四校。

政府之奖励

其后政府采实业教育奖励策，欲由国库支出补助金，至明治二十七年定每年由国库支出金十五万圆，于翌年实行。其有受此补助金资格者，须照文部大臣认可之学则，凡中学二年以上，或高等小学校卒业程度以上之实业学校，及寻常小学卒业程度以上之简易商业学校或补习学校，方为合格。其补助及金额，经文部大臣许可，以五个年为一期。而由国库支出之补助金全额，其后年有增减。明治三十八年，其额计二十七万九千五百九十圆，此补助金政策能使各地方实业教育之发达功效不少。

教育制度之发达

政府于明治十七年发布《商业学校通则》，示商业学校之规准，且奖励实业教育之普及以来，十有余年，社会之趋势，自然足以诱致商业教育之发达，种种商业学校设立渐多。明治三十年前后次第增加，且往往有散漫不规之弊。于是政府复制定普通商业学校之学制，使一般实业教育及普通商业教育制度得以整备。

明治三十二年一月发布《实业学校令》及《商业学校规程》，由是年四月实行。普通商业学校分甲种、乙种，甲种修业年限三个年以上，有高等小学卒业以上学力者许其入学。乙种修业年限三个年以下，有寻常小学卒业以上学力者许其入学，而准此规程设立之公私商业学校，尔来遍于各地。明治三十二年其数二十八，至三十四年计四十一校，三十七年计六十二校。

实业教育之普及

明治三十五年，政府更改正《实业补习学校规程》，以图中等实业教育及简易实业教育之普及，补习学校以市町村自治团体施设为主，更于地方中等实业学校附设简易补习学校，为地方之模范，他校准此为则。由是中等及简易商业教育，与他之农工业教育，今日殆遍于全国矣。

高等教育之兴隆

明治二十年，政府开设高等商业学校，高等商业教育施设稍稍就绪。明治二十六年以来，盛行奖励中等及简易商业教育者，虽时势使然，亦不外一般人心渐知国民经济发达之必要也。其后，不但商业之地位次第上进，即金钱上之收益、社会上之势力，亦日有加，官吏及从事他职业者往往投身商界，青年之士亦多向之。特至日清战役以来，内外商业之发展，完全商业教育之人材尤不可少。

于是高等商业教育之设备，更不容缓也。故从来唯一高等教育机关之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入学志愿者其数年年增加，每年志愿者超过额数一千名。于是政府于明治三十四年四月，改神户商业学校为高等商业学校，同时大阪市立之大阪商业学校，亦改课程，称高等商业学校。明治三十八年二月，更改山口高等学校之组织，改称高等商业学校。同年三月创设高等商业学校于长崎。高等商业之入学程度为寻常中学卒业以上，在学年限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合计四个年卒业。

以上各校，除大阪市市立之高等商业学校外，皆属文部大臣直辖。然校数增加，而入学志愿之数，仍年有增进，各校收入总计，尚不及志望者之半。即明治三十八年入学志愿者与入学许可之割合，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一千六百五十六人中入学者三百九十四人。神户高等商业学校五百七十八人中入学者一百二十四人。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四百三十七人中入学者一百十三人。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二百五十人中入学者一百零一人而已。

商科大学

时势所趋，商科大学设立之议，久成社会上之问题。东京高等商业虽屡欲创立大学，为诸事所制遂不果。由是该校于本科卒业以上，更设专攻科课程，修业年限二个年，卒业者授商业学士称号，以为商业大学之备，数年来实行之。而商科大学设立之问题，既上于帝国议会，明治四十年商科大学创立之议案，通过议会其实行之期渐促矣。

早稻田大学

当是时，私立早稻田大学熟察社会之状势，既知商科大学设立之必要，于明治三十六年四月决行设立商科大学部。其开设之意旨曰，现时有学识者皆远于实业，知实业者皆缺其学识，今欲调和二者，以养成高等学识之实业家为目的焉。商科大学部，课程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开设之初，入学者七百七十三人，其翌年多至一千三百零一人。尔来年年入学者之数，尤驾于他科，可以知近世人心之趋向矣。其他之私立大学，亦仿早稻田大学先例，开设商科者不少，课程概大同小异。雇官立商科大学之创立，早晚其见诸实行欤。

结辞

商业教育今日之隆盛，实与新日本之发达相伴而生，不外自然之现象而已。从来轻视商工业之恶习日渐澌灭，商业亦既跻于士君子之列，则养成有学识之人材断不可缺。然至今日，尚有墨守旧习之商家，仍行徒弟仕组制度者。

而银行会社及新组织之商家，则佣聘学校出身者之风愈盛。从来往往唱商人不必学问，或不必受高等教育者不少，然其能成今日大规模之商工业者，概出于高等教育者所经营，固不待论。即从来所受高等教育之人士希望官吏者，至近年以来亦一变其趋向，虽法律家、政治家亦多希望得入实业界者。今日商业教育所以致隆盛若此者，盖亦非偶然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女子教育

绪言

开国以来五十年间，我邦之文明，种种方面，各放灿然之光辉。女子教育是时亦渐发达，今日旧来面目，焕然一新矣。然凡百之物，有根柢，有枝叶，而叶繁花盛，则在乎多年之培植也。方今女子教育之发达，其由于素养者固不待言，然欲知今日之状态，必不可不溯其经由之迹。兹故述现今之实况，并略说其沿革之概梗焉。

第一章 近世女子教育之思想

德川时代之女学论

我国古时以家庭为中心，虽略备教育机关，以实施上下女流之教，然妇女教育之必要，久为世所不认。迨至西历十七世之初纪，世称为德川文教复活之时代，诸种文艺并起，林罗山著《巵言抄》一书，由儒教主义立说；铃木正三著《肓安杖》一书，由佛教的见地立说，皆以女论列首。此问题之端绪，已早开矣。

挽近唱女子教育之必要者，实由于我国阳明学派鼻祖之中江藤树（西历一千六百八年至七十八年），著《春风》一书，发表其意见，且专为训戒女子故，著《鉴草》六卷。其意谓：女子不可但嗜吟咏风流之事，须有修心学问，养成孝顺慈悲正直诸德，以经理一家。其徒熊泽蕃山（西历一千六百十六年至九十七年）复著《女子训》及《女子训或问》，更进其师说，谓：妇女不但务知伦道而巳，须自能立志，读《孝经》、《四书》及圣贤经传，以通圣学之心法，于德育为主眼之中，稍及智育。

然降至贝原益轩（一千六百三十年至一千七百十四年）其学说更为精致。益轩者，实近世教育家之泰斗，其对于女子教育，所论多从来学者所未及之点。盖藤树蕃山二人，其言女子教育，多在于德育，而益轩则谓妇女之失德，多由于不智，故独唱智育之说，且历言当时学者往往轻视之算数、经济等之实益。谓女子与男子其立于社会上之地位不同，故其教育法不可不异。所定教育法，凡女子自幼至七岁，所授教育与男子同，七岁以后与男子别席而坐。教课以假名为主，并习汉字，诵《正格古歌》，次读《孝经》、《论语》及《曹大家女诫》。十岁后一切不外出，习缝织，教以算数，使之注意经济之道，戒鄙俗淫猥之文学歌谣，教以四行所谓妇德、妇容、妇言、妇功，以期他日出嫁后为完全无缺之妇人。氏之此等见解，载于其所著之《和俗童子训》中，后人取其意旨而简约序列之，讬贝原氏之名，刊为一书公诸世，即所谓《女大学》一篇也。此书适于当时社会，大为世所欢迎。

其后，大江玄圃著《女学范》，妇女读本多推本书，又为寺子屋之读本习字本，中流以下之女子多读之；即中流以上之家庭，皆缮写一本，以备儿女之教训，且于嫁娶之际亦有用。此书为新妇赠物者，以至于明治时代，皆为女子所渴仰。盖德川时代之妇德，实多由于本书所感化者也。本书全篇计十九条，以敬顺二字为主眼，其所缕述者多就《周礼》所谓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而言，而尤采七去之古训，鄙再嫁，唱贞列，严男女之别。

至享保十年（西历一千七百二十五年），《女小学》一书复传于世。一篇之主旨与《女大学》同，谓“女子以夫为其所天，夫妇之谊与君臣之义同”。其后，与益轩前后继出之中村惕斋、藤井獭斋等，亦著《女子教训书》以尽其指导之力，然亦不过儒书之翻案而已，无别具进步之教育主义也。松平乐翁（一千七百五十八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亦注意于女子教育，尝著《难波江》一篇，以应新夫人之需，后复著《乐翁假名笔记》，以垂女训，其条规虽亦适切，然亦不过鼓吹儒教主义而已。松平乐翁之素志，谓女子最贵温柔和顺，宁以无学问为良，故对于男子教育，尚加注意，而女子教育，则未言及何种施设，尚袭儒教主义之旧习而已。其他德川时代种种女训，皆基于此等儒家之思想，苟女子受其羁勒，则终无精神的活泼之机也。

古代之人妇

然返征诸历史所载，妇女之所以如是萎靡退缩者，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我邦上古固有之风，本无男尊女卑之弊，攷上古史乘所载，妇人与及政治涉及武事，与男子同尽社会的事业者，其例不胜枚举。降至第六世纪，调伊企雠之妻大叶子，垂死于韩国之城以示其不可夺之义烈，上毛野形名之妻助其夫往平边夷，亦其一例也。然其后佛教渐盛，谓女子之性邪悭，而罪劫甚深，当抑其元气。

至第八世纪时，女帝相继即位，宫中之势盛，故多有气力之妇人，和气法均尼与弟清麻吕谋挫僧道镜之非望，吉备由利与大臣相应拥立光仁天皇，皆与国家大有关系者也。至第十世纪，其气力渐耗，倾于文学，唯以优柔美态为务，由其内观之，风俗实日渐颓靡，而自表面上察之，虽与宗族男子相会，亦有含羞之态，其纤弱如此。迨至第十二世纪武士之风盛，频唱贞士道，男女之别极严。

镰仓时代

至镰仓时代，其对于女子训戒，多劝其念佛信心，若心有忧愁，则立即出家，又有十岁以后，勿令行出于奥之说者有之。

战国时代

更进而观十六世纪武家之家法，如读甲斐之《武田信玄家法》、土佐之《长曾我部元亲百个条》，或读小田原北条家之《一族幻庵所》与北条氏康之《女之消息》，皆有禁遏妇人外出之风。

德川时代

然至德川时代儒教旺盛之期，全国儒家痛诋妇女泥于佛教法语之通弊，欲脱女子于梵氛之中。又以儒教之严格主义律子女，益倾于男尊女卑之流弊，盖亦不得已之顺序也。

王朝时代之异彩

如上所述，当晚近儒家对于女子教育之思想，于社会上最占势力之时，又有一流之教育思想久已贯通者，即由西历十世纪之末至十一世纪之初，当我平安朝之中叶，当时之社会的现象，一时有以促女子教育发达之一事是也。盖是时当藤原氏全盛之世，藤氏一族之中，欲得为皇室之外戚以竞得势力，各励于教育其子女，以备他日皇宫中宫之选，故须多数之女教师。彼等常从姬君入内任女房之职，其才学之有无，与姬君之势力大有影响，且与外戚之势力消长关系颇大。

故才媛应时而出，其中以十一世纪初期一条天皇之时为最盛。是时藤原道隆之女定子为皇后，其弟道长之女彰子（上东门院）为中宫，互争势力，才媛附随于两宫之侧甚多。是时代表定子之侧为清少纳言，代表彰子之侧者为紫式部是也。清少纳言颇富于气概，以简劲之笔著《枕草子》一书。

源氏物语

紫式部有贞淑之质而节操坚固，以优丽之笔，著《源氏物语》五十四帖，皆为一代之名著焉。然此书乃写当时社会之状态，虽非以教训为目的而作者，而其文章之巧妙，式部性行之笃实，大为后世所钦服，不但久为歌咏文章之模范，徒供男女学者渴仰已也。

其后以此等书为标准，而立教育之基础者有之。至平安朝皆以优美柔态为女子之理想，续至镰仓以来武门政治，社会之风一变。然以京都为中心之上流社会教育，犹袭此方针，如阿佛尼所著《乳母之文》及永德之《竹马抄》，一条兼良《赠将军义政夫人之训戒》等，皆可引以为证也。尔来上流社会久以式部为理想，以源氏之人物为典型，察其所素养之风仪焉。

下至德川时代，贝原益轩、大江玄圃、大气能绫足等一流，采儒教主义以教育女子，全然与本书反对。虽提唱不可使女子见此种淫俗之书之说，而儒者及劝自家主义之说者，亦采本书为则者有之，如熊泽蕃山等则以源氏譬诸中国之《诗经》，谓此书为叙本邦之风俗人情，传礼乐之书，式部之用意，乃写其人情之正否以垂戒后世者。若夫元禄之《本朝贞女鉴》等乃传说有职故实而已。其言辞之幽雅未有及源氏者，书中如《紫之上明石之方》等章，皆可为妇女之模范，其书凡十三册，自装饰以至修心，无不引源氏中之人物为戒者。

他如藤井獭斋所著之《女万宝操鉴》，井泽所著之《大和女训》等书，亦不排斥本书，且有采其记事以为妇女之鉴者，盖此书不但适于女子智育之资，而且可以修养女子之德性也。故是时上自幕府营中贵绅邸第，下至奴婢，无不手各一卷以听讲者，其循此主旨所教化之妇女，自有贞静优美之风。是亦可为一派之理想也。

贞女道

然兹有尚宜注意者，即所谓贞女道之一流是也。平安朝中，男女间风俗颓废，其反动力遂生，由平安朝末叶至镰仓初代所渐次发达之武士道，渐移诸妇人之间，而成其所谓贞女道者。谓“凡为妇女，嫁娶之后，当凛若秋霜，宁有杀身之惨，而不可有失节之辱”。至建长四年（一千二百五十二年），为本邦教训书魁首之《十训抄》，复于夫妇之间加以训戒，尔来鼓吹此来之说，著书不绝。

盖武门时代，其身一为武士则常有不测之变，妇人虽亦心忧之，而内则有刚健不屈之气象，以全节烈为务，是即武门之家，所以重实践教育，而有斯巴达妇人之概也。于是乎如袈裟御前杀身全节者有之，如武田胜赖夫人之偕夫伏刃，如柴田胜家夫人之殉夫死节，指不胜屈，皆此说实践教育之结果也。

至德川时代，此种理想仍相继不绝，近世武士道鼓唱者山鹿素行（一千六百二十二年至八十五年）之《女子教戒》，盖亦代表此教育主义者也。其言曰：“为士人之妻者有代夫治内之责任，决不可以贫富而改其节，以存亡而易其心，当时有当贼死敌之节操，故不可以柔懦之教施诸女子也。”

最近所出版之吉田松阴（一千八百三十一年至五十九年）之《女诫》亦然。是时又有《本朝烈女传》、《本朝女鉴》等书，续公诸世，亦多就妇女之贞烈而言，故当时如山内一丰、细川忠兴、木村重成诸夫人之贞烈等，足以发挥此主义之事例不少。盖此种教育主义，与儒教之专以敬顺为主，及源氏之专以优柔为主，稍异其趣，是亦女子教育之一派也。

第二章 欧米文明之影响

泰西文明之刺激

前章所述诸学者对于女子教育之思想，不过学者之希望而已，不能全见诸实行也。其偶有实施者亦未必一如学者之理想。如男女七岁不同席之严格主义，公然教育场之中仍不能实行，且其主义往往不适切，被教育者有不能从其典型者，况也此等教育主义各树旗帜尚未统一者乎。

天文十八年（一千五百四十九年），葡萄牙宣教师法朗西斯·查威耶由九州之南上陆，始传天主教。其后宣教师多散在内地各所，渐次输入新文明。自此以后妇女之元气稍复，试观当代之实录（西教史）可以见本邦妇人之行动矣。然未几禁绝天主教，制限海外贸易，邦人永绝海外之新思想。是时此种新光明虽一朝消灭，然其思想之暗流，不知不识已流动于隐微之间矣。

然大势所趋，由第十八世纪初叶，复稍采海外之思想。近至幕末嘉永、安政之际，妇女渐有以勉励修学为名誉者。是时泰西文明输入日盛，男子教育焕然改革，而女子教育亦稍有萌芽，海内诸藩，于是有女子学校之设备焉。由明治三年至明治五年，但马出石藩、丰冈藩、出云松江藩、周防岩国藩、尾张名古屋藩、备后福山藩等首创女学校，着手女子教育，其科目稍加折衷焉。

此等女学校，皆在新学制颁布以前所设立，制度未整，且入学学生范围多由旧来阶级制度，不及庶民子女，加之未几新学制颁布一旦悉皆废绝，其实施期间极短，难得教育之效果，异日欲为世之良妻贤母者，必不可不藉平日之素养。故新设学所，其学科中稍增以世界之新智识，旧来女子教育之理想焕焉一新，其先驱之效果，于女子教育史上决不可轻视也。

基督教女学校

其他基督教宣教师及其夫人等，对于女子教育之思想及教育设备，直接间接之间贡献于社会者不少。如明治初年创设之横滨弗利士和英女学校、共立女学校等为首，其他如东京之女子学院，青山女学院，立教女学校，神户之神户女学院，京都之同志社女学校，大阪之梅花女学校等，皆现今之有名者也。此数者传布泰西之新智识，养成女学校之英语教师，使外国语得以普及者，于明治女子教育上其功绩诚不可湮没也。其他有个人着眼于女子教育只手独任者，如武州秩父之医师故松本万年翁，于明治初年开一私塾于东京，以教育女子，被其薰陶者后日多入学于女子师范学校，诚可谓率先为女子教育界尽瘁者矣。

第三章 新学制颁布后之状态

如上所述，当幕末维新之初，女子教育早已萌芽，其制尚未亘全国，即有被其恩泽者亦仅限于社会之某阶级，且其教育上之理想，未尝统一也。然明治五年教育新学制颁布全国以来，女子教育制度，渐进于完成之域，今也其教育思想将归于统一矣。盖其思想其学制，有藉于泰西之文明者固亦不少，然亦有我邦固有之发达径路也。故先就其各部教育制究其各至于今日之经由，而后述现今之实况焉。

第一、贵族社会之教育

教育者，平等无阶级也，女子教育亦然。然社会既有人为之阶级者，则从其阶级而教育亦以稍有差异为宜。今世界文明诸国中除俄国之贵族女学校外，凡上流女子之教育大抵施于家庭，无设立学校。然今也我邦贵族子女皆入学习院女子部，即旧华族女学校是也。盖我邦维新以前女子教育之状况如上所述，无几即有明治维新之举，上流女子之教育，亦不能悉仍旧辙，故欲使从来潜守深闺体质纤弱智见偏小精神消耗之淑女，由学校教育以注入崭新之思想，此华族女学校之所以起。

敕谕

而今上陛下于明治四年九月十四日下华族外游奖励之诏敕中，对于女子教育尤烦圣虑也。诏曰：“我国女学之制未立，妇女多不解事理。然幼童之成立，关系于母教者綦重。今赴海外者或挈妻女姉妹同行，固无不可，而能于外国所在知女子之有素及育儿之法足矣。”

华族女学校

由是，唱导女子教育之声渐沸。至明治十年，始设女子部于学习院内，施中学、小学程度之教育。然尔来欧米文明，杂混输入，如决奔河，社会之风潮为之浮动，一般教育基础尚未确立，其校旨及当局者虽重德育、体育，然其趋势大抵倾于智育。至十八年基于皇后陛下令旨，新设华族女学校，修业年限小学科、中学科各定六个年，华族女子之外，有相当资格之女子亦许其入学。尔来日益发展，虽以彝伦为本旨，亦兼尚体育，今更于小学、中学程度之外，置研究科，以习高尚之学艺。是亦本邦上流社会妇人教育发达之新纪元也。

第二、一般女子之小学中学教育

寺子屋

上流社会之子女有受家庭教育之资力，而至于中流以下之家庭，则不能设备及此，故不可无特种简便之施设。于是寺子屋、心学舍等渐兴，不论社会族籍之高下，而施教育于一般子女焉。盖我邦佛教普及，女子于社会上位置虽有过卑之弊，而女流复有力于慈善事业。且也上代诸国所建之国分寺，为庶民教育之中心，而近至武家之世，学僧独握文柄，担任教育，其对于教育界功绩甚伟，颇有称扬之价值，如寺子屋之制亦其一也。寺子屋者以寺院为学校，以僧侣为教师，其制始萌于镰仓时代，至德川时代最为发达，于八代将军吉宗及天保之际，受水野忠邦奖励，负辅导政教矫正风俗之责任，庶民教育多为寺子屋所担任焉，而担任此教育者亦未必限于僧侣也。

又有神官、浪人、医师、里庄或妇人之开校者，收容农、工、商、庶民由七八岁至十四五岁之男女儿童，男女异席教授。然一名之教师，教授程度不等之生徒，种种不同之学科，纯然成为卑级教授法。其教育虽不免疏放，然各学科教授能得联络。设备虽不完全，而效果已有足观者矣。其教女子与男子等，以习字为第一必习学科。女子则习假名，次及浅近之读书、算术、裁缝，其他生花、茶法等为随意科。而其习字一科，不但求笔迹秀巧而已。

且由其习字本之种类，应用于种种学科，或修身、作文、历史、地理及日用稼穑之心得兼及诸种学科。女子教科书则用《女今川》、《女大学》、《女谨身往来》、《女庭训往来》及《女孝经》、《女诫》等书。凡中流社会所缺之算数智识，亦教以浅近易晓者。苟为商贾之子女及主妇者，实用之效果亦复不少。且也其师弟或师匠及子女父兄之间，情谊尤为精密，于女子教育极其便利，实足为维持风教之一机关也。其他比寺子屋程度稍高教授经史之私塾，亦多男女共学者。

今考由德川时代至维新之初，全国散布之私塾寺子屋等类之机关，今日所知者其数略有一万七千余校。此等校舍大抵教育女子，女子之数固不及男子，然亦有女子就学之割合，较多于男子者。于是下流之女子，未必尽为目不识丁者也。其他又有一派号称心学者以感化诱掖实业社会及商家之子弟为趣旨，以感悟人人固有之自性为目的。

当西历十八世纪之初，由石田梅岩（一千六百八十五年至一千七百四十四年）始创此派。其后日渐勃兴。梅岩之高弟手岛堵庵于天明二处（一千七百八十二年）开五乐舍于京都，堵庵之高弟中泽道二于宽政三年（一千七百九十一年）复建参前舍于江户以来，此派势力扩张于关西及关东各地。其修心之法虽有种种，而最注意于女子教育，尚行男女共学之制。即男女别席而坐，下自幼童及目不识丁者，上至于稍有相当智识者，悉集一场，教以修身，以感化子女。其中如梅岩之高弟慈恩尼，主张妇女负教育儿童之任，故妇女不可不受教育。堵庵则由女子之礼仪作法，论夫妇之道。道二则以平易适切之喻言，以讲女德，使妇女得以了解其义，于女子教育之上颇有裨益也。其所言虽不脱于三从七去之道，然一般无学之妇女，却觉其所论多通俗适切者。

是时全国校舍亘二百余所，实近世中流社会以下女子之小学、中学程度之教育机关。其他不过于家庭之中，学缝衽、烹调及三味线、踊等诸游艺而已。故由今日观之，其设备之不完全不言而喻矣。然至嘉永安政开国前后，女子渐知励精向学，颇羡久在寺子屋就学。

初等教育

至泰西文明输入，各藩知事洞察时势者争先投资以经营女学校。至今上陛下，于新学制颁布之时，论及女学不可不兴，此实后来教育发展之基也。明治五年颁布学制以来小学教育屡经变迁以至今日，男女六岁必入小学，修业年限寻常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二年至四年，高等小学二年，卒业者得入高等女学校。而由地方状况，分男女特别教授及混杂教授二种。从前义务年限四年今延长为六年。其小学女学生之数累年增加，明治三十八年女子就学之割合，学龄女儿百人中九十三人、三四，虽较少于男生之九十七人、七二，而逐年累加之比例，较男子为多，成绩颇有可观。

中等教育

其中等教育者，于明治五年政府创立东京女学校，教国书、英学、手艺、杂工等。又设预科，许八岁至十五岁女子通学（明治十年废止）。同时，创立英女学校（今之京都第一高等女学校）于京都。明治十五年，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内，以高等女学校名目设一附属校，以彝伦道德为本，授高等普通教育，以养成良淑之妇女为目的。其后，各县女学校亦相继设立。至明治十八年末，全国仅九校而已。

然翌年（十九年）所发布之中学校令中，以高等女学校为寻常中学之种类，定女子必须施普通教育，后复于明治三十二年发布《高等女学校令》，令全国各府县必设高等女学校一个以上。其他私立之学校，于明治八年迹见花蹊女史始经营迹见女学校于东京，至二十年前后其数渐加，三十八年度全国官公私立女学校，总计一百校，生徒三万一千五百七十四人，亦可以见其繁盛之一斑矣。然全国男子中学校之数二百七十一校，生徒之数十万四千五百五十一人，而女子尚未达其三分之一也。然以本邦现在人口男女之割合观之，男女殆各相半，则中等教育尚须设备不待言也。

第三、职业教育

往古之职业

女子既于小学、中学养成其人格，薰陶其妇德，以为他日良妻贤母之备，处于社会之准备教育既足，又特设专门教育，以养成其技能，使他日立身于社会上从事职业之准备亦不可少也。然我邦此种教育，其发达仅属于近代之事，往古未之有也。上古之时以汉学为主之大学、国学，不许女子入学。

然经学以外之技艺学术，宫内省内有特别之教育所，其中限于某种科目，亦许女子修学者有之，例如太政官中治部省之下有雅乐寮，其倭乐部中有歌师四人，教男子歌生三十人及歌女百人，其歌女永为宫女奉侍后宫。又有以织鏠为事任奉侍后宫之尚缝、典缝、掌缝等。又奉侍皇族及贵绅之乳母，如后世之保姆者，于养育子女之教育最有密接关系者也。

又医道之分科中，产科属于中务省内药司，为女医之专业，其生徒许其采用官户婢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三十人，授以安胎、难产、创肿、伤折、针灸之法，卒业者以其所学之专门技能，仕于朝廷。又有为后宫宫人任尚药者一人、典药者一人、女嬬者四人。其他如按摩术亦为女子之职业者，然此种之业尚未大盛遂至废绝。

其后至于近代，无别为女子开专门教育者，但亲造于艺术专门家之门而学习之耳。其偶有从事于社会上职业者，亦多养成适合于当时社会妇女之品格而已，非可称为职业教育也。然至近时教育发达，遂开设与女子天职相近诸种之专门教育焉，其先发达者即女教师之养成是也。

明治七年，设立女子师范学校于东京，是时皇后特旨下赐金五千圆，以奖励女子教育。于是各府县渐立女子师范学校，至十九年公布《师范学校令》，分女子师范学校为高等寻常二部，寻常师范养成小学校教员，高等师范养成高等女学校及女子寻常师范等之教员，而女子高等师范以从来之东京女子师范充之，今分为文科、理科、技艺科三部，修业年限定为四个年。其明年奈良复新设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子寻常师范学校制度虽时有变迁，今也寻常师范学校之女子部设置于各府县，现在关于女子之中等教育者，三十八年调查凡九百八十人，担当小学校教育者总数计二万二千二百六十八人。

其他当全国三百十三个幼稚园之保姆，凡八百三十五人。有英语中等教员资格之学校者为津田女学塾、青山女学院。关于医学教育者明治十七年内务省开女子受医术开业试验得为女医之例，于是荻野银子、高桥瑞子等日唱医学教育。是年长谷川泰氏经营济生学舍许女子入学，未几复废。更由鹫山女史创立东京女医学校，始微有端绪，今日养成女学生计数百名。其他又有日本医学校女子部，东京医学校女子部等，合现时日本全国而计之女医有一百三十余名。他如产婆养成所及看护妇养成所（赤十字社及东京慈惠病院）等东京及各地方病院设立颇多，看护妇产婆之数配付全国不胜枚举。

盖我邦妇人，外虽柔顺，而内实有坚固精神，有一种凛然不畏之气，故当日清日露两战役，看护妇之勇敢不怯克尽厥职者，亦可以证其教育之结果也。又女子之受商业教育者，以近顷法学博士和田垣谦三氏所经营之女子商业学校为始，其卒业生者各实业会社采用者颇多。

古来之艺术

其他如音乐美术技艺等，从来虽无别设教育机关，而妇女之间亦视为他日良妻贤母所必要之学问，故各就其师读者颇多，如圣德太子妃橘姬所绣有名之“天寿国曼陀罗”，平安朝女流之绘画音乐，土佐光信之女千代女之绘画，小野阿通之乐曲，皆其例也，其所由来者远矣。他如裁缝、花结、生花、茶汤、香技诸礼式，自古已定为女子所必修之科学，虽非妇女生活上之职业，亦不过养成妇女之一资格而已。然则如今日之音乐、绘画，裁缝、刺绣、编物、造花、写真等各专门教育等，亦皆承历史的发达之系统，欲其为他日良妻贤母之准备，若夫立身社会上之职业，不过其目的之次者也。

今之官立音乐学校，始授明治十二年文部省内所置音乐取调挂之滥觞，至二十年改为音乐学校，现时分本科为声乐部、器乐部、乐歌部三部，教授男女生徒，别有师范部以养成女学校及小学教师为目的。其他如以上所述绘画以下诸技艺之学校，其有名者如东京之共立女子职业学校、女子美术学校、东京女子奎文美术学校、东京技艺女学校、女子工艺学校、写真学校女子部等是也。

第四、女子之高等教育

德川以来之才媛

如上所述，诸种专门学校创立。是时，女子之高等教育亦日渐兴起。盖本邦古来浴高等教育之恩泽者，仅限于社会上一部上流之女子，德川时代文教虽兴，而女子之修高尚学德者多出于儒者之家庭。如元禄时代，贝原益轩之夫人东轩女史（一千六百五十二年至一千七百十三年）通经史，能文墨，常助其夫著述，同时称为南学者之有名儒者野中兼山之女惋女史（一千六百六十年至一千七百二十五年），以坚贞之德操该博之学术，继其家学，著《胧夜之月》一书，以论女子之德操。又如赞岐高松藩家臣井上氏之女通女（一千六百六十年至一千七百三十年），通经学，娴诗歌。

其他女子数学家者，则有平章子，俳人菊后亭秋色，史家则有荒木田丽女，县居门下三才女土岐筑波子、鹈殿余野子、弓屋倭文子等。长于绘画诗文者则有梁川红兰女史，女流政治家及诗人者则有中岛湘烟女史等，其数虽不少，然皆限于特种之阶级。若夫一般女子则少有杰出之才者，盖亦当时世态使之然也。然由其少数特异之实例而征之，亦可以证其高尚之学术无不适于女子，且不伤及女德也。然则从来女子之高等教育，或限于智育，或限于德育，终未得完备者，惟体育一门，为战国时代习武艺之用，故女子中亦有习弓术、薙刀者，然亦非列于一般教育者也。

女子大学

维新以后，社会发达，女子亦为国家社会之一员。故欲完其天职者，必不可不受智、德、体三育。于是创立日本女子大学校焉。盖女子高等师范以下各专门教育，尚属于女流高等教育之部。于是日本女子大学校，鉴我国家社会之实状，察我邦妇人之特性，编设学制，采欧米女子教育之法，于明治三十四年开校，是年九月蒙皇后陛下赐金之荣。

其组织分本校及附属二种，本校分家政部、文学部、教育部、理科部、体育部、音乐部、美术部，修业年限三个年，附属校分幼稚园、小学校及高等女学校之普通部，工艺、商业等之专门部。由是上自大学下至幼稚园，有首尾一贯之制度焉。今也本校七部中分科，其已设者为家政、文学、教育三部，学课程度以适切于女子为本旨，后来与社会进步相伴发达可期而待也。本校创立以来仅阅六星霜，寄附金凡五十万圆，在学生徒一千三百人教师计八十余名。

第五、女子教育之理想

开国以来，欧米文明输入，女子教育之设备，亦渐日发达，尔来四十年，其间虽有变迁消长，然试观今日之扩张完备，较诸古来教育史上所载者，则诚不可不谓一大发展也。盖教育之机关，开国后虽日有设备，而其教育之理想尚未统一故也。据首章所述，近世女子教育之理想虽歧，要之社会上下，最流行者为儒教主义，而以女大学一书为其代表。

福泽谕吉之女子论

迨至社会日益进步，于是《女大学》一书世亦有摈斥之者。明治三十二年，福泽谕吉氏将《女大学》加以评点，别著《新女大学》一篇公诸世，凡二十三条。其男女交际之扩张、亲子别居论，对于舅姑敬远法、夫妇对等、再嫁是认诸说，虽与从来之议论相背驰，而福泽氏则谓：“夫妇乃由契约上而生权利，故以诸事对等之主义立论，以定近代女子教育之方针焉。”试观社会之现状，全国家庭虽多实行亲子别居论，然其可议之点亦复不少也。究之福泽氏之训戒，一面足以代表女子教育界之思潮，而同时则有以促男子之反省，高女子之位置，然此亦不过就亲子夫妻之间，排斥旧思想鼓吹新思想而已。

基督教之妇人观

其他又有女子之教育问题者尚多，即如基督教的养成妇人之宣教师派女学校思想是也。基督教的妇人思想者，以敬神为始，虽有种种长所，然当事者不察我国之现状，欲使我国妇人直成为欧米妇人，其教育主义不免与社会不相容。然挽近基督教女学校，虽稍有参改，以与我国情相融和，然自国之教育，决不能与他国历史风习洽，必不可不以其自国之情态为基础，故基督教之教育主义，终不免有主客颠倒之观也。然世人多唱女子不必受高等教育者，辄谓女子脑质不堪受高等教育，却有耗其身心害其女德之弊，是盖由于维新以来泰西思想，侵入日迫，不顾女子之实力，而卒强以高尚之学术，故其反动一起，厥生斯象，其有以唤起社会一般之舆论者亦有以也。

高等教育之必要

然征诸我国古来女子高等教育之历史，欧米诸国今日之成绩，则女子之足受高等教育，无足疑者。然无论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皆足以开展我邦女子之心身，使其有高尚之品格独立之识见，发达德、智、体三育，使能尽其天职，他日成为良妻贤母，且旁及种种艺能，使之有独立之资格，进而为我国家社会之一员，诚能发挥本邦女子之特性，助国家之发达人类之进步也。此时女子若无坚忍之精神、勇烈之气概，安能堪斯任哉。

吾人之责任

然上下三千载，能咀嚼外国输入之文明，发挥其特性之女性者，今又与泰西文明同化，以发扬我日本妇人之精华，且不但内地已也，其余波且远及海外，或由暹罗王室，或由西藏王族，或由中国皇族，招聘我国女子以兴其国之女子教育，其来就学我邦者其数亦日增。我邦之妇女，将来成为东洋女性之中心，登诸世界之舞台，可期而待也。

然其能臻此盛状者，虽有资于欧米先进国者不少，而亦我邦女子具有伟大发展之素质使之然也。故我辈与国民不可不感谢我邦妇女之精勤向学。而从事于女子教育者其责任不可不益重。然则吾人对于妇女教育之道如何，即确守明治二十三年之教育敕语，使我国妇女，为社会国家，为世界人道，有所贡献足矣。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数物学

序论

理科广大

泰西理学盛传于日本，经历不过三十有五年。然其进甚速，发达极广，试观东京帝国大学印行诸篇，如《旧理学部学报》、《理科大学纪要》、《农科大学学术报告》等，及《京都帝国大学理工科学术报告》、《震灾预防法考查会报告》、诸学会会志、诸专门家欧文著书等，其论文可贵重者颇多，而所涉尤博。盖日本地沃人慧，文华富饶，足助此迅速之进步耳。今欲绎诸学科发达之迹，而精密叙述之，则非一二专攻学所能悉。本篇固不求其详悉，乃分理科为二部。

记述颇难

箕作教授任讲述博物学诸科，予则讲述数物学诸科。予得同僚诸士之赞襄，而叙日本理学进步之一斑而已。范围虽小，欲求其赅则甚难矣。

古时学界之发畅

日本国情多资于理学之发达者，锁国时代文教振兴亦为其一端。古时第八世纪之初，文武天皇之朝，京师有大学，诸州置国学，钜家兴私学者亦往往有之，一时诸生励志肄业极盛。既而有战乱频仍，人无余裕以事文学，教育殆废绝不复行。

德川时代之文教

至第十七世纪之初，将军德川家康开江户幕府，人始安堵，而文教郁然再兴。凡二百五十年，治理有道，上下乐升平，而历代将军皆注重于文教。昌平黉在江户为最高学府，广招硕儒，熏陶后进诸生。其后各藩皆有藩学，教育盛行焉。当是时，人重文学，其受教育者，独士流以上，虽不免偏狭，然文学美术之进步骎骎然，雄篇杰作应运而出。哲学之理，文艺之趣，多为文士所领会。本人既有此教养，其能咀嚼西邦理学而消化之，复融合其思想，而利用其制度者，未必无渊源也。

奋励心

日本人强志讲究理学，亦非始于维新之后。今试述其所由之远原。西邦文物输进日本，起自第十六世纪之前半，其初主交通者为葡萄牙、西班牙二国人。未几，而荷兰人与日本通商，遂驱逐葡西二国人。德川幕府有惧于西教而执锁国主义，自宽永十五年(一千六百三十八年）之后，除兰人外，不许西邦人之贸易。

兰学输进

盖教徒有作乱者，兰人独处其间而暗助幕府也。日本之贸易商务，一归于兰人之掌握。于是西邦文物由其介绍而传入日本，外科医术，渐植深根焉。日本人视兰医治法以为奇异，因而奋励欲讲究西邦医学及他学艺者渐多。

八代将军吉宗，知风会所趋，许书籍不关宗教者得以输进。先是，欧书输进，无论何种为法律所严禁，彼志乎兰教之徒，不仅忧书籍之难得，即译读亦非易事，皆忍困苦，而研钻其学也。适攘夷论起，风靡全国。兰学家受迫，屡濒于危。而有志者不畏谤议，益启发其智识，以图西邦思想之普洽。此等之人，讲究西邦学术与年俱深，往往有坚忍克己之美风。开国通交之后，政府宣布教育制度，以西邦理学为主要科目。于是人人锐意讲究科学，遂致今日之进步。

兰学家之余泽

兰学家讲学既非易事，理学尚未有所资。然其热诚不挠之精神，能令后生认识理科之可贵重，是固其功也。

明治政府之尽力

明治政府夙推奖国人，使讲习欧语，且务以图西邦文明之输入。

西邦人之厚意

西邦人远来任教育之务者，咸热心启导日本学生，开发其理学之精神。西邦诸大学，亦予日本人之留学者，以诸种利便。凡是类皆有裨益于日本理学之进步。

理学研钻

东京、京都两大学，讲授理学，且究其蕴奥。高等学校、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商业学校、高等农学校、专门医学校等，亦莫不教理学。其物理学实验室，及化学实验室，适于学生实验之用，其研究所得而资于学术之进步者不少。如中学堂，不问其公办与私办，以理学为主要科目。其所备之器具，皆足为物理化学简易之实验。

万国联合

日本之理学教育现时益盛。理学重要之事业，凡西邦所企划者，日本则竭力赞同之。诸种学术之万国会议，日本必派代表者而参与其议。若常置之学会，经日本加盟者，则有万国地震学会、万国测地学会、万国理学文书目录委员会等。明治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日本委员以文书名片送致目录编纂伦敦中央局者，已达三千六百云。距今三十有余年之前，日本只为一种孤立之封建国。今则理学之发畅，略比于西邦之盛。其进步之速固所罕见也。

理学发畅之中心

东京帝国大学实为日本理学发达之中心。予叙述各学科，多取大学事迹，加以既往之沿革。各学科者何，曰数学，曰天文学，曰物理学，曰化学，曰地震学，曰气象学是也。地震、气象二科在大学犹未各为特科。然近数年此二科均有显著之进步。且地震学为日本特殊之学科，故本编以此二科加于他四科之列。

数学

日本数学

数学在锁国时代，已有可观者。日本理学之历史以数学为最古。上代夙有算学，惟一派算学家研究其学而已。然达高深之度者，则在第十七世纪之后半。宽永十九年（一千六百四十二年），关孝和者与牛董同时而生于日本。此人为非凡数学家，头脑明敏，富于创见，遂成算学一派之鼻祖。此派数学非模仿外国数学，而实为日本特得之科，后年益有进步，亦毫无受影响于外国。

盖古时中国算学传入日本，固不容疑。第十六世纪末，毛利重能始得算盘而授其徒。嗣后算学虽有进步，而其所达不过代数学、几何学之初步。第十七世纪前半时，林吉右卫门识西邦数学之一斑，而传授之。至其事迹之详则无记录可征。惟关孝和一派之算学，类似西邦数学者甚少，其成于日本也，明矣。

数学史

前数年，远藤利贞氏编纂旧式日本数学之历史，据其所记，记号法及命名法，皆为奇异。

旧数学之新解说

菊池男爵及藤泽教授，各作论文而评关派数学。菊池男论文有数篇，载录于《东京数学物理学会志》。盖旧式数学用语不妥，演算迂拙。菊池男取其数题照近世数学解说，以明瞭之学语，及精巧之方式也。

万国数学会

一千九百年（明治三十三年），巴里府开第二次数学会，藤泽教授列会有论文，指示关派数学进达之程度。下即摘记其所叙之概要。

关派笔算法

关派未兴之前，日本数学家以竹策供演算之。关孝和始考定一种笔算法，其记号法应用颇便，因而发见诸种要理，使代数学得大开展。

关氏创见

关氏之发见主要者在有限差算法、极限、无限数、微分之概念、极大及极小之代数理论，级数总加法，含蓄求长、求积诸法之原理等。

关氏原理

藤泽教授评其原理曰，关氏之发见得原理，达其顶点，旧派数学家，比之于牛董及赉布尼梓之微分积分学。盖原理者，以积分学涉及几何学诸题，而活用无限级数之观念也。其算法综合诸种求长求积法，而不赖微分积分学，略如瓦利斯著书所录之法，欧人用之，在倍尔奴利及阿衣拉之前。关氏欲求圆周之长而发明其要理，故名曰原理。

关孝和在世，其弟子因传授而知诸要理者只有荒木村英、建部贤弘等数辈而已。关氏已殁后，其徒尚深秘其法不多显于世。

安岛直圆

原理之应用尤巧妙者推安岛直圆之功。至第十八世纪之后半，关派数学，待安岛益进步。安岛氏论扇形面积及圆弧之算法，而不拘拘于圆之全周及全面积，更进而发见积分学完全之理论。其说基于无限级数之总加。如球面三角之理论，安岛氏亦有其说。

和田宁

第十九世纪之前半，有和田宁，得一法以求圆弧之长，与近世数学所用之法略无大差。

旧数学之废灭

日本数学于锁国时代，有特殊之发达，然用语不妥，而算法亦多成于偶发，迨今无复用其法者。挽近旧式数学家有岩田好算，欲解一难题苦心至二年，其解说之长费纸五十二张。菊池博士曰，彼若知近世数学仅数行得解说。

旧数学家之轧轹

且旧式数学渐分数派，论争无绝时，嫉妒猜忌，互事挤陷，偶有发见秘而不公于世。开国维新后，西邦文明东渐，教育新制度布于全国，而西邦数学遂袭旧派数学而代之。西邦数学所用之术语皆有定释，而数理算法不容学派争阋。故新式数学逐渐盛行，旧式数学全失其用。此亦势之当然也。

新数学之输进

西邦数学之初步在维新之前已为日本人之所知。文久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故神田孝平男在开成所始讲授洋式算学。柳川春三等以欧文初等数学译成日本文。至其研究之有秩序、有纽织者，维新以后乃渐有之。若数学与他科相分离，而成一科专门学，则更在后年。开成学校及旧工部大学校，以数学附加于工学之中。东京大学当初时讲授数学亦物理学、天文学并教之。然日本数学于此时代已见进步。

日本人始任数学教授

菊池博士在根布律吉大学，讲究数学，数年名声高于英人之间。其归朝也，东京大学适一变其组织，乃举菊池氏任数学教授。日本人任数学教授者始于此。时即治十年也。

菊池男之功劳

嗣后菊池博士常推奖新式数学之讲究，而图日本数学科之进步，其功尤大。明治三十一年，菊池氏升进任东京帝国大学总长。明治十四年大学始设数学科，用菊池博士之说也。十年先兴东京数学会，后七年更扩张而结成东京数学物理学会，亦莫不因其首倡。博士之论文评说旧式数学者，若长夜渐见曙光。其所著之几何学教科书广行于世，说抽象之学理以平易之文字，使人觉数学之有味。博士历任理学部长，及理科大学长等诸职，又兴震灾预防考查会，而选充其会长。其余推奖诸学科之讲究功绩亦多。

藤泽教授

明治十五年，东京大学始出专攻物理科毕业生三人，藤泽博士其一也。藤泽氏已毕业后往斯秃拉斯布尔克，转至伯林专攻数学，数年亲接故窟罗尼刻尔教授，而受其熏陶，明治二十年任帝国大学数学教授。博士常注重于高等解析，如德国数学家，开始公通函数论及特别函数论之讲究。理料大学之设数学研究科，实为其首倡所益滋多。博士之论文除关于旧派数学外，亦有若干篇，皆足裨益于近世数学之发畅。

高木、坂井两教授

高木、坂井两教授，亦有论文数篇，或录于《理科大学纪要》或录于《东京数学地理学会志》，各属于高尚之数理。

东京数学物理学会

东京数学物理学会，系明治十七年创立，据三十八年五月所查，有会员二百二十四人，毎月集会一次，讨论学理，或朗读报文。其会志所录之论文多为短篇，论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诸要理。

天文学

古时天文学

日本天文学，于古时只有编历一端而已。第十八世纪之末，志筑忠雄编纂《历象新书》，记述天文学及物理学诸原理，盖由荷兰译本翻译刻尔所著之书，加以增补注释者也。

志筑忠雄之《历象新书》

当时人人视以为新奇，然实无珍异之说。惟第三卷末附录宇宙起原之说，是出于志筑氏之心裁。西历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宽政八年），拉孛拉斯始宣明星云说，志筑氏之说略似之。《东洋学艺杂志》第十二卷二百九十四页，有一篇系狩野亨吉氏介绍志筑氏之宇宙说。志筑氏之思想虽不免粗杂，而有一种创见不必汲西哲之流明矣。当是时国人尚无理学思想，视天文学一若占星术。而志筑氏独考究重要学理论亦实足称赞。

天文家与占星家

天文家与占星家初不属一门。然判断吉凶者以星象立说，此为占星之术。于是天文与占星渐致交杂，而占星家遂至关涉于编历之务。详述编历史，固非本篇主旨，今只取其一事而略叙之。

安井春海之贞亨历

日本古历由中国所传袭用八百有余年，而历日渐违天日，其差遂至二日。且历书所载日月之蚀往往不验。于是改历之议行于幕府。贞享二年(一千六百八十五年），天文官安井春海统理编历事务，而制定贞享历。嗣后编历无旧时之疏慢，逐年得以补正。

将军吉宗好理学

八代将军吉宗既许欧书不关宗教者之输进，不仅推奖诸人使讲读西书，且自好理学，而觉天文之趣味。

天文台之开办

延享元年（一千七百四十四年），筑天文台神田，将军自制子午仪及他器具，以供观测天象之用。此时知贞享历已生差误，命西川正休补正之。自是之后至明治五年采用，太阳历之时，改正历书累数次也。

东京大学之胚胎

神田天文台一时废绝，未几再兴于牛込(明和二年即一千七百六十五年），后阅十七年而更移置于浅草。文化八年（一千八百十一年），幕府设翻译局于天文台中。此局迨后年遂为教育机关，渐变迁而为东京帝国大学。

明治之编历

明治维新之初，编历之业属汤岛天文局所主理，嗣归内务省管理，更移入于东京帝国大学。先是，海军省设观象台于麻布(现有东京天文台）。大学亦建天象台于本乡，便于学生观测之用。

东京天文台

内务省天象部、海军省观象台、大学天象台三者合一，改为东京天文台。明治二十年，归于大学之管理，以理科大学星学教授寺尾博士充台长。东京天文台常观测天象，兼主编历，又授业学生，每日以正午标准时通报东京邮便电信局，令递报全国诸电信局，且同时电报东京、横滨、神户三处，使发号炮。

日本标准时

日本标准时，以克林威东经百三十五度子午线为测时基准。经度及时刻之计算，万国同准，则利便多。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明治十七年），菊池博士代表日本参列于华盛顿本初子午线万国会议。据其决议，各国协妥以克林威为测算经度及时刻之基点。

其后，日本政府用菊池博士之议，以百三十五度子午线为测时基准。据此法，日本标准时与克林威之时整有九小时之差。各地自然之时刻与标准时其差虽多，不逾于半小时。明治二十年一月一日以后，普行之于全国。

天体之写真研究

东京天文台常勉行天体之写真研究。距今四五年之前，平山教授由是法而发见一新小星名曰“东京”。观测纬度变移，亦为天文台重要之一业。距今十年之前，木村博士始开其业之绪端也。

纬度观测

木村博士现在水泽观测处，理观测事务。盖万国测地学协会，欲研究地球移动，选择四地点于北纬三十九度八分线之上，水泽实为其一地点。帝国测地学委员会，赞成该协会之图，乃置观测处于水泽之地，令木村博士干其事。

日蚀观测

天文家之远行观测日蚀者，前后累数次成功亦多。《东京天文台年报》录载各种观测所得之要领。

物理学

《历象新书》

志筑忠雄所编译之《历象新书》，第一卷论游星之旋转轨路，大小形状，及天文学诸要理。第二卷及第三卷记述空气、水、物之重率（比重）、重力，及诸种因重力之运动等，又论及光之微粒子说，其所载事项大抵属于物理学及运动学之范围。是书为日本最古之物理书，久不显于世，可惜矣。

德川时代之物理书

嗣有青地林宗、广濑元恭、川本幸民等数士，由兰书讲究物理学，各编纂物理书。

日本照像术之鼻祖

川本氏自制暗函演行照像（写真）术。

大学之物理科

维新之后，东京大学有法朗西部，始以秩序攻究物理学，借数学而核明诸理。是部之继续不过数年，及理学部设数学、物理、星学各科，遂见废撤。法朗西部所出大家，现有寺尾东京天文台长、中村中央气象台长及京都帝国大学之难波、三轮两教授等。

山川博士

先是山川博士自美国归朝任物理学教授。博士推奖物理学之讲究，至热诚，而成功亦多。

菊池博士之升任东京帝国大学总长也，山川博士承其后补理科大学长，至明治三十四年则兼充大学总长之职。山川博士在理科大学执教鞭二十有五年，其间养成俊秀学士甚多。

外国三教授

理科大学既得良学长，如菊池、山川两博士，而聘用英美卓拔之理学家，亦有裨益于物理学之进步。如囿音克、绵底儿荷尔、挪秃三教授皆热心启沃后进。

囿音克教授

囿音克于理学部初期令学生共参与于磁气学之实验攻究，竭力开发其理学之精神。后年，日本理学之进步于磁气学为最盛者，实因囿音克开导之功。挪秃代囿音克而袭其职，亦专攻磁气学，躬诱掖学生而培养其理性之根原，一如囿音克。

工部大学校

旧工部大学校以养成工学家为主旨，其学科中亦有物理学。如衣芽东、陪尔陪、克列三教授鼓励学生，而指导其实验研究，咸有功于日本理学之进畅。

秀才二人

日本物理学隆兴之初，尝有秀才二人。一为故市川盛三郎氏，游满结斯塌从故斯株亚秃教授，而攻究物理学，尤富于创造之才。一为故志田林三郎氏，专攻电气工学，受教于衣芽东而精通于物理学。二氏贡献于物理学甚多，不幸早逝，诚可悼矣。

田中馆教授

日本物理学最近之进步，多因田中馆、长冈两教授之力。田中馆博士受教于囿音克，明治十五年毕业，即为三毕业生之一，已毕业后由官命派留学于克拉斯哥，从秃姆孙教授而究磁气学之蕴奥。博士颇富有创解，不仅有贡献于物理学，又助地震学之发畅。其研究地磁气之功，尤显著。

地磁气测量

明治二十年，田中馆博士与挪秃博士测量日本全土磁气。二十四年，浓尾二州有大地震，博士欲推考其震动，使地磁气变化之如何，震后自临其地行第二次测量，因而知其等磁线之变易之显著。博士尚欲核明磁力在日本之正配，及其变动之性质范围，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自统督而行第三次测量。其计算整理功劳尤多。其报告载在《理科大学纪要》第十四卷。

长冈教授

田中馆博士以身任磁气学应用之业，长冈博士则专研究磁气之纯理。博士在学时潜心试验镍之磁性，欲考究镍之受磁力，加以扭拗与竖牵，生如何之效，嗣后实验累几次，遂发见一新要理，说曰镍线之偏极，于一定情势之下变其符号。

镍之付磁法

今观博士之论文，中有一节，如下所录：“磁力有定势其向亦定，惟竖牵之加于镍线，其重不等。将此镍线枢轴令拗扭或还扭，则见其一端所带之磁气，因竖牵逾于一定极限而自示变性。”

此要理为磁气学进步之引火线，大增光彩于日本理学界。一千九百年(明治三十三年），巴里府所开之万国物理学会征长冈博士以《磁气歪力之报告书》，亦可见其发见之重要。

岩石之弹性常数

博士有论文数篇皆足以传世。近时研究岩石之弹性常数，核明牵掣与歪力在数种岩石之关系。此研究之业博士主之，日下部氏勉行之。

理科诸教授

理科大学有鹤田教授、本多教授等。京都大学有村冈教授、水野教授等，各作论文，以叙述其专攻之要理。其中专攻电气波之理者为水野教授。

日本度量衡

兹有一事可附记者，日本度量衡之制是也。明治二十四年，日本政府宣布《度量衡法》，确定旧式单位与米突式单位之关系。先是政府简派委员议度量衡改正之法。菊池、山川两博士亦参与其议。据新法所定，一贯（千钱）为一启罗克朗姆之四分十五，一尺为一米突之三十三分一十，是制不独理学家知其便，又使日常之用多受其利。

化学

《舍密开宗》

维廉显理之《化学提要》（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即文政十一年刊行）有由德文重译而成兰文者。宇田川榕庵更译以日本文，名曰《舍密开宗》，天保十年(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印行之。日本攻究化学者以之为鼻祖。《舍密开宗》虽仅说化学初步，而于理学未开之世得此翻译固非易事。其所加注释尤多基于译者之观察实验，且证以日本及中国所常见之实例。《舍密开宗》之发刊使一部人士觉讲究化学之利。川本幸民、桂川甫周、宇都宫三郎等于明治之前已研钻斯学。

德川时代之化学实验处

德川幕府知斯学之要，命开成所附设化学实验处。此时实验处之器具未完备，热心从事实验者或取庖厨器具，以供其用云。帝国教育会长辻新次氏曩在该实验处，经历化学实验之艰苦。东京化学会之开第四年会，辻氏演说其当时之实情，听者感焉。其详该会志纪之。庆应元年(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开成所聘兰人克拉场吗，充化学教授之任。未几而有明治之革新，化学实验处遂至废绝。

始聘外国化学教师

明治初年设化学实验处于大坂，器具稍备，以克拉塌吗充教授，未几而聘律铁儿博士，使代克氏。

大坂化学实验处

大坂实验处，讲授定性分析之初步，且令实习简易之化学工艺，略如江户实验处。此实验处迨后年移置东京，亦遂废绝。

亚锦秃孙教授

先是有开成所之再兴，政府宣布教育新制度，以西邦理学为须要之学科。明治七年聘英人亚秃锦孙，备完全实验室而开始高等化学之讲授。亚秃锦孙，在教授之职七年，所讲之学科涉于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理论化学、工艺化学及冶金术诸目。讲演各科，每周凡数小时。其间常在实验室监督学生之实验，劳无倦色，且自励行必要之攻究，而助学生之奋进。予亲承其教，知理学之真路，惟有不挠之精神者始可行之。

代巴斯教授

英人代巴斯博士，与亚氏同年到日本，为旧工部大学校所招聘，任化学教授。明治十九年工部大学校之归合于东京大学也，博士转任理科大学教授，常谓攻究理学者，只致力于理学而已。博士奉职甚长，热心启沃学生，明治三十二年解任还英国。

无机化学

博士之实验攻究，于无机化学，尤发光彩。其论文录于《理科大学纪要》者五十有余篇，多资于日本化学之发畅。

松井教授

以东京大学之初期言之，现农科大学长松井博士，留学美国五年，明治十三年毕业归朝。

樱井教授

予则留学英国，明治十四年归朝。是岁亚秃锦孙，还英国，于是松井博士与予，分任化学教授之职。十八年始分纯正化学、应用化学二科。松井博士教授应用化学。既而新设工艺部，应用化学科乃分离于理学部，而松井博士亦去该部。未几，工艺部又合旧工部大学校，而构成工科大学。

垪和教授

理科大学，专讲授纯正化学。代巴斯既有功于无机化学之发畅，明治三十二年，垪和博士承其后，而实验经究，亦如代巴斯之时。博士攻究窒素及硫黄之复杂化合质，而有所得。其论文已经发表者甚多。若有机化学之攻究，行于理科大学及他学校者亦不少。

久原教授

京都帝国大学久原教授殊见其热心。原理化学，或曰物理化学，在欧洲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明治三十年）以后发畅渐著，在美国则近年发畅亦速。日本之原理化学，其根底虽未深，而洽布于教育界之度，则反胜于他国。

池田大幸刚教授

池田、大幸两博士，以其挽近发畅之理论为基址，统括而编良教科书有功于斯学之普洽。

工业化学

化学教育，当初时尤注重于工业化学。亚秃锦孙、代巴斯之所教而现成化学大家者，多属于工艺化学之部门。高松博士在东京瓦斯会社，高山博士在工业试验处，中泽博士在京都高等工艺学校，高峰博士在纽育，下濑博士在下濑火药制造处，阿喜多博士在工科大学。此等诸博士或推奖化学之应用，或指导重要之攻究，贡献于化学工业，其功劳亦多。距今三十年之前，日本有制造硫酸者仅一处。今则增至十有余处，其余多类之。此后新工业之兴起犹多望焉。

药化学

药化学之传入日本尤早，徳川时代于旧医学校已讲授其一斑。兰、德二国化学家为日本招聘任医学教育之务者，皆推奖药化学之攻究。爱窟满博士功劳最多。

长井教授

长井博士，明治之前尝在大坂研钻化学，后往柏林入故荷芙满之门，受其教数年，深攻究药化学。其后，医科大学举长井博士任药学教授，于是药化学之攻究可观者多。

田原教授

尚有田原博士等，于药化学之发畅，与有力焉。

医化学

若医化学之攻究属于近年之进步，隈川博士等有益之论文已公于世者亦不少。

农艺化学

农科大学自其称驹场农学校之时，已为农艺化学发畅之中心。

锦吉教授

日本用农艺化学教育家，始于锦吉教授。其充任之期虽较短，而所播之种子遂结丰饶之谷果。

刻尔那、烈布两教授

刻尔那博士及其后继者烈布博士，咸有功于农艺化学之发达。烈布不仅以化学利于农业，且深攻究植物生理学。两博士与古在、丰永、铃木、麻布诸博士皆有论文录于《农科大学学术报告》中。

东京化学会

东京化学会网罗各科化学家，图化学公通之进达。是会，明治十一年所创立。据三十八年五月所查，有会员四百三十四名。其月刊会志收录其每月常会经朗读之报文，兼抄录各国学士公表之论文。

工业化学会

工业化学会，三十一年所创立。据三十八年五月所查，有会员八百四十一名。其月刊杂志有裨益于化学工业。

地震学

攻究地震之便

世界各国攻究地震之便莫若日本，其攻究亦莫切于日本。此日本地震学所以占卓越之地位也。

地震学研究之设备

东京帝国大学有地震学之特别讲座，及附属教室。文部大臣直管之下有主攻究地震之特别委员会。各地测候处，皆有记录地震，且观测其震度之器械。可知日本攻究地震显象之机关，略完备焉。

菊池男之论文

菊池男爵推奖地震学之功亦颇大。一千九百四年（明治三十七年），列于圣路易万国览会所开之学术会提大论文，题曰《日本挽近之地震学讲究》。予之叙此章多有摘拔其论文之处。

地震学之由来

地震学之发生于日本，在距今二十六、七年之前，多因弥伦、克列、囿音克三教授之尽力。

日本地震学会

明治十三年，弥伦教授首倡日本地震学会，使人渐觉攻究地震之趣味。囿音克、克列二教授考定器械，记录地震强弱，且测验其度之法，复改良之，令地震由理学之攻究益轻易。盖地球微点（分子）之震动分三向，曰东西，曰南北，曰上下。

记录者宜区分平动（水平动）与竖动（上下动）。于是其观测器有水平地震表，上下地震表之别。平动解分必成正交二力。一向东西，一向南北。囿音克所创作之水平地震表，所以记录此二动也。若器械记录竖动者，易受重力阻碍。克列所作之上下地震表，用螺旋发条以免其阻碍。

《地震学会会报》

地震学发畅之初，弥伦、囿音克、克列三教授及他先觉者，贡献于斯学亦甚多。《日本地震学会会报》，至明治二十五年虽见废绝，而其前所收录之论文莫不资于斯学之兴起。

故关谷教授

日本地震学者之闻于世者，以故关谷博士为最早。博士早逝，卒于明治二十九年。明治十九年，东京大学始设地震学讲座，关谷博士任教授。《震灾预防法》考查会之始成，博士选为委员。博士有大造于地震学，今试举其三四功绩如下。

水平地震表之改良

囿音克之水平地震表，加以改易，令振子摆动长其周期，以便于强大地震之观测，是一功也。如震动在硬软地层之比较，其在地面与凹穴之比较，各有所核明，是二功也。开始地震波之三角测算，以验究地震波传播之速率，是三功也。

地震史纪之搜集及考察

搜集地震史纪，自第五世起至近世之事迹，考察地震视时与地之分布，是四功也。其搜集地震史迹也，博士统督其事务，多费劳力与岁月，卒成功。

大森教授

关谷博士之后继者，则有大森博士等。地震由理学之攻究渐整其组织与系统者，亦因其力也。《理科大学纪要》、《震灾预防法考査会报告》，其欧文印行诸篇，《东京数学物理学会志》及他诸杂志，录载大森博士之论文者甚多。

大森博士创作微动表。其器不仅观测寻常地震，又能记录各种微动，如地震所伴之轻振，远地震动所送之微振，地而缓迟之振动，其微弱之脉动，水面缓迟之变动等。所谓脉动者连动无已时，异于他种微动，固非基于地震。

地震之预察

脉动甚盛时，生地震甚稀，脉动极微弱，则恒生局部震动。大森博士既知是理，凡地震之发生其前约十小时至十二小时间能预知之。微动表为灵敏验震器，其裨益于地震学之智识者不少。

田中馆教授之地震表

田中馆博士亦创作直线动地震表，及自记上下动螺条地震表，皆适于观测强震之用。日本各地测候处，多用此器。

地震诸关系研究

大森博士攻究地震统计多阐明重要之理论，如破坏性激震次数与寻常弱震次数之关系，地震按年次数与地理地势之关系，地震按日次数与气压高低之关系，余震与时数之关系是也。余震与时数之系，可表示以直角双曲线云。

应用之研究

大森博士更创倾斜表及地动表，即用地震学之实验法，以攻究炼瓦墙、铁桥、栈等之震动，及圆柱之破碎倾覆等。其目的在考查地震国如日本所最适之建筑法。是等制作不独有资于地震学者，建筑家、工业家亦多蒙其利焉。

地震与地磁气之关系

明治二十四年，田中馆博士验知大地震令等磁线变动之理，嗣行磁气涉于区域之测量，是只属于临时之企图。别有常备之观测处，选五地点于日本全国中，配以适任之士，使行磁气观测。据观测所得，磁气之激变多先于地震，间或同时发生云。

地震与纬度变移之关系

木村博士于东京天文台观测纬度之变移，成亦属于震灾预防法考查之业。据其所验得，凡破坏性地震之发生，在纬度显极大价或极小价之时，即不然，亦在其略近极大极小之时。地震旦广域而非破坏性者，虽不若破坏性发生时之显著，而稍有类似之倾向云。

地震与岩石弹性常数之关系

长冈博士既测验岩石之弹性常数，其阐明地震波传播之理者亦不少。

地震与重力等之关系

其余或测定重力及地下温度，或测定井水面变动，或攻究湖湾海峡等水面之周期摆摇，皆有裨益于地震学之智识。

地震与地质之关系

小藤博士攻究地震与地质之关系，统督核查火山之业，苟逢有激烈地震，喷火山爆裂，地下鸣动等，则行至其地而查察其实情。据其所核得曰，近世亘于广域之地震，皆因于地壳造山之效。地震之基于火山喷发者，所涉之面积较狭小。

震灾预防考查会

上所述者，略示挽近地震学发畅之梗概，而其功多出于震灾豫防法考查会之画策。明治二十四年，经大地震后，菊池男爵在贵族院提议兴震灾预防法考査会，得大多数赞成。翌年，政府容其议，乃设考查会。其考查之目的有二端，一曰攻究地震有预知之法否，二曰推究如何之法能使灾祸极小。考查会之欧文印行诸篇，及日本文报告，既多成绩，然考查之完成尚有须于诸学士之努力也。

气象学

气象学于理科大学，仅为任意听讲之科，未成一专门学科。然日本之气象观测事业已有机关完备者，不宜无叙述焉。

观测气象之机关

观测气象之机关，除台湾及澎湖列岛外，配置日本各地者，属于中央气象台之统督，而受制于文部大臣。明治二十七年，以敕令置中央气象台于东京，且设测候处于便宜诸地。

测候处之滥觞

先是，明治五年有测候处，始兴于函馆，后三年内务省主之，令行气象观测，更阅五年遂有警戒暴风之业。

天气电报之制

明治十五年，定天气电报之制，印行天候图，翌年六月始作天气预报，由东京市各巡警处而揭示之。

中央气象台

中央气象台归于文部主管，在明治二十八年以后。中央气象台原称东京气象台。明治八年内务省卜地于禁阙之邻而创建之。其所管诸务为气象之观测、天候图之编制及印行、天气预报、暴风警戒、天候及暴风之电报通信、气象学诸器械之检定、诸显象有关于气象学、地震学、磁气学、电气学上之观测等。气象台现备有各种晴雨表、寒暑表、光度表、湿量表、风力表、雨量表、日照表、地震表、电气表、磁气表、测定云高云速之装机、检核诸表之器械等。

测候处

测候处通全国现有一千三百四十八。其中一等测候台十五处，各备以晴雨表、寒暑表、湿量表、最高最低寒暑表、日温表、地温表、地中寒暑表、风力表、风信器、雨量表、化汽表、日照表、地震表，每一小时一观测。二等测候台五十五处，各备以晴雨表、寒暑表、湿量表、最高最低寒暑表、风力表、风信器、雨量表、地震表，每日观测六次。是等七十处各有所管地之域，常攻究其气象，每日定时以其所测之气象电报中央气象台，且从中央气象台所命，而发天气预报，按月又按年，统括其气象记录，而报告气象台。

测候台二处在太平洋中，备具一等资格者主预测大风，且攻究其要理，直隶于中央气象台。

测候台属于台湾总督府之主管者七处。其余警报信号处、灯台、私办测候处等，与二等测候台同其资格者，六十四处。

测候处之属于村衙、郡衙、警察署、小学堂等者，皆为三等测候处。各备以最高最低寒暑表、寻常寒暑表、雨量表及他器具二三种，每日一次观测温度、雨量、风位、风力等，以其记录报告其地所属之测候台。

测候处之设备

测候台及测候处所用之器具，一任中央气象台长之选择，其配付之前精细验查之，且比较以中央台所备之标准器。测候诸器必照中央台所训示，而装备之，盖用万国气象委员会所定之观测法及整理法也。

测候士养成法

中央气象台有时召集新进测候士而开讲习会，授以数学、物理学、气象学、地震学之纲要，且令实习器械之用，行观测之法，以半年为毕业之期。

天气预报

中央气象台不仅受全国各测候台每日三次所发之电报，又由海外测候台二十有余处，如吗尼刺、香港、厦门、上海、天津、浦潮斯德、亚历都尔斯基等，而得收其每日二次所发之电报。是等电报实为天气预报之资料。各地测候台若逢有低气压，不仅报告天候如常例，又别发特电，报以最低气压显至之时，及最大风力风位等。

中央气象台制天候图，按其所受诸电报而志明其天候诸象，如气压及温度较前二十四小时之差异，气压较前八小时之变化，气压及温度照标准之高低，以至云形等，皆逐一记明之，更描画等压线及等温线等，因而考定全国天气预报，以通报全国十气象区各测候台。测候台承之而考定其地之预报，由电话、电信而递报警察署及村衙等，或借新闻纸，而传知于公众。凡天气豫报起自发表之日，午后六时至翌日午后六时，为其预报之期限。

暴风之警戒

暴风之警戒亦为中央气象台所统理。测候台及警报信号处以旗旒及他信号表示天候及暴风。

预报之适中

验天气豫报及暴风警报之适中与否，则有列国所同之法。据其试验所核，日本气象台之天气预报，平均数年，其适中者，居全数百分之八十二。暴风雨警报之适中则居十分之七。

海面气象

尚有海面气象观测之制，系明治二十一年所定。凡日本船舶排水一百吨以上者，当其行海面之时，每日定刻，观测海面气象，以其日志送致中央气象台也。

动植物之观察

若雨量、雷雨、地震及动植物与气候之关系，自候鸟之来去，萤、蟋蟀等昆虫类之显隐，以至稻、小麦、樱树等之播种、发芽、发穂、开花、成熟、结实，经测候台、学堂教员、郡村吏员及笃志家之观测者，多报告于中央气象台。

磁气观测

中央气象台有别房，为磁气观测处，每月一次测定磁气力，且设法而观察地磁气三要素之变动，略无间断。根室、仙台、京都、熊本四处亦有观测磁气之备。其每日观测所得之写真记录，皆送致中央气象台，供其比较攻究之用。

观测器之审定

请观测器之审定者，提出要求书，必贴印票以充规费。中央气象台受而允之，即行审定。明治三十七年，审定各种器械之数，共计二千二百五十五。

气象台之印行诸篇

中央气象台每日印行天候图，托邮便配布测候台、诸官衙、报馆、图书馆等。各地测候台之观测，报中央台者，皆录载于日本文及英文之日报，别有日本文及英文之年报，其第一部，示各测候台每月观测所得之匀数，其第二部论评日本全国通一年之气象。又有日本文《气象月报》，记叙天候、雷雨、地震在上月之梗概。若《中央气象台学术报告》（欧文）则每年二三次印行之，录中央气象台诸员所攻究气象学之要理等。

气象学之进步

上所述者由《日本气象观测事业之组织》而抄记之耳。是业之进步，因中央气象台长中村博士之尽力者固多。主任天气预报之务者为和田博士，亦有功于斯业之发畅。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博物学

博物学在往时之研究

博物学不必主实利。日本维新之前已有热心讲究之者，是可以征其文明程度之如何矣。盖日本人禀性爱自然，其观草木、禽兽、鱼介、昆虫、矿物等而精密考察之，不足怪也。审美之知识。关于自然诸物者姑置之，日本人正其统序以研钻自然诸物者夙有其例。盖医家用药品有精知诸物之要也。

古世大学

西历第八世纪之初，日本已有大学寮，教伦理、历史、法律、数学四科，其生徒以四百为定数。此时有一省（衙门）主管天文、占星、推历、气象诸务，又有医学校，置内科、外科、针术、咒禁（治术依咒法）、药物等诸博士。

中古博物学

其药物学，以药物之采集、培养、研究等为主务，而资于植物学之知识者颇多，博物学之研究，盖因医术所需而起。然中古时士流专事争战，学问多废，至其衰微之极，则人不复知贵重博物学。

德川时代之博物学

德川家康平定争乱后，以不世出之资，推奖学问。其子孙亦保护文教，于是诸学复兴。昌平二百五十年，自文学技艺，以至各种工业，发达极速。博物学之研究亦蔚然振起。日本往时之博物学，初未有不关联于医学者。至德川时代之末叶，博物学乃渐成一种特立之教科。

德川时代之博物家

其间硕学辈出，垂名于后代者不少。如新井白石、稻生若水、平贺源内、贝原益轩、小野兰山等是也。兰山（一千七百二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九年）精于博物学，诸生及其门者一千人。其所著《本草纲目启蒙》（四十八卷享和三年），足以标示博物学之研究，于此时代为大著矣。当时，学者欲采集植物等而旅行探险，其足迹遍及于全国各地。旅行者咸以采集药物为名。至今时，博物学者行僻远之地，而采集标品，则恒有故老问曰是物足供药用乎，是物有如何之效验，可以见探药思想之深入人心也。

列陈标样品

学者随时集会将其所采诸品陈于一处，使公众观览，亦有益于博物学之进步。如平贺源内，于江户开其大会，尤著名者。

博物家之著书

博物学者之著作，亦甚多。而其所说，广涉诸种问题，似百科全书。《本草纲目启蒙》其一也。稻生若水，由加贺侯保护而编纂《庶物类纂》，累年始就，其书凡一千卷。著书用日本语者浩瀚以此为第一。僚友松村博士曩著《植物名汇》，据其绪言所录，日本人之著书关于植物，而编述在明治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之前者，共三百六种，皆载美丽彩色之图画。其图画至今时，尚可适用。其记述使人易知动植物之倭名。

德川时代之植物园

培养药草者多开植物园。如东京帝国大学之植物园，为天和元年（五代将军纲吉）所开办，原称小石川御药园。其余植物园之开办古于此者不少云。

医家研究兰学

兹有一事，于日本文化之发畅，所关极大。西历第十八世纪中叶，前野兰化、杉田玄白等医士数辈，热心讲习荷兰语，虽无师可以学，无字典可以据，而汲汲孜孜，以无限之热诚坚忍，解兰文典之蕴奥，因而翻译《人体解剖书》。彼当初之志，虽在研钻西邦医学，其黾勉努力之效，遂及于学艺全界。自是之后，西邦文明之宝库，兰语为之钥，日本人开之，遂以资于日本之文化。可知日本近世之发畅，实始于医家数辈之苦学。盖文化之发酵，素能于维新之后收效者，因其前百年有以促此发酵于日本群会之全体也。微此，则我辈未必有现时之隆盛。

新学派之著书

其间矰倍尔喜（安永四年）、西波尔突（文政四年）到日本，资益其博物学之进步亦颇多。麟内之学说，关于植物者传入日本，遂有博物学新派之兴起。宇田川榕庵，著《植学启原》（天保六年）。饭沼欲斋著《草木图说》（天保三年）。其《草木图说》在今世植物学尚为有益之书。享和元年（一千八百一年）有人著书记述显微镜之用法，亦可以察日本学术界当时之风气。

兰学家著书之价值

由近世理学观之，于维新之前虽有热心讲究博物学者，其法未达高尚之度，与欧洲在麟内时代之讲究法略无大差。或采集药物，或探究救荒植物，或照中国书籍（如《本草纲目》）而核日本草木之名目等，或用中国书籍，加以注疏。其最高尚者不必事虚文，以利用动植物及矿物等为旨，或出于好爱自然之情。此时植物学发畅尤著，动物学及矿物学则进步颇迟，间或借神话而说怪物，加以巧致之论议。

斯学在维新后之发畅

明治元年王政维新，制度更革，旧物皆去，而博物学之起于旧时者亦暂废绝焉。然明治政府注重于近世科学，复使博物学得确立其基址。东京帝国大学，助其发畅，尤有力焉。故同大学之历史实有关于日本科学至今日之沿革。今欲述其发畅之历史，就博物学分数科，各按其特殊之性质区别而叙之。

摩尔斯教授

北美合众国吗萨猪塞梓州人衣突瓦德·摩尔斯，明治十年为东京大学所聘，任动物学教授，恳切授学，学生感之，遂多热心讲习新学者。摩尔斯教授之讲演，平易明彻，使日本学生始知西邦之生物学，由达文学说而进步颇著。摩氏与学生经营博物列陈处；而作理科大学动物学及人类学标品室之基址。摩氏在日本虽不过二年，而其功绩颇显著。

和伊秃满教授

代摩氏而任动物学教授者为和伊秃满氏。和氏现在西加哥大学。其教日本学生也始用最新研究法，日本近时之动物学，由二博士启沃者居多。

现时之动物学

明治十四年以后，日本动物学多由日本人而得发畅。旧时博物学者，热心勉励之精神再振复兴，加以高深广大之思想，而讲究之。于是动物学有力之学派新勃兴，而贡献于斯学逐年益盛。

三崎临海实验处

帝国大学起自明治二十年，于相州三崎置临海实验处，使便于动物学之研究。三崎之地在相模湾与东京湾之间，即半岛之尖端，其附近有海产诸生物之巢窟。盖相模洋分深浅二区，浅区海底不满百寻。深区逾百寻。百寻线在两区之境者距陆岸不甚远，或近迫陆岸。

概言之自陆岸至百寻线斜倾颇缓，一逾百寻线，则倾陡颇急，间或作垂直断崖。试投石而验之，于近接之处，自八十寻百寻，而陡深二百寻以上者往往有之。此洋之中心深五百至六百寻，最深者达九百七十寻，洋在有暗洲，种“冲濑”，其最浅处仅三十七寻。冲濑实为一山在海底，其斜坡有动物甚多。相模洋之海底，多崎岖者，盖因火山显象使然耳。

其浅海域多产海百合、海笔之类。凡海岸动物，如被囊类、软体动物、肠腔动物、棘皮动物、鱼类等，生于此者极饶。斜坡迤逦，自浅处至深处，有固住动物极为繁茂，犹草木之生于山腹。深海域有拂子介（江岛有卖之者）、偕老同房及玻璃海绵等。玻璃海绵为数颇多，形甚微细，有精巧如线带者。如拉布加鲛，鬼鲛，奇异之软体动物亦产于此。此等动物于他邦由第三纪地层及更古之化石而见之，而相模洋乃有其现存之生体可谓奇矣。

斑蟹产于此洋者为世界最巨之蟹，其爪端距躯十三英尺，或更长焉。水螅产于此洋者亦为最巨，体高达七英尺。深海鱼族，自具燐光而照海底者亦栖息于此洋。生于极深处者亦可发见之。近时有银鲨三种，新发见。相模洋之水面浮游动物，亦甚多。盖黑潮（暖流）距此洋仅数海里，其一派恒流入崎港也。浮游之族有管水母、栉水母、萨尔琶、突利阿拉姆、利里阿陪、亚片底窟拉利亚、夜光虫、异足类、翼足类，及海岸动物之幼虫，如亚窟吉揶秃罗加、瑟利底芜姆、秃尔那利亚等。

海产动物多见研究之故

三崎临海实验处之四周，海产动物极丰富，日本动物学者之研究关于海产动物者最多，非无故也。

理科大学纪要

帝国大学起自明治二十年，发行《理科大学纪要》，以其科学研究之所得介绍外国，而为多数科学家所赞赏。是可以知日本近时科学之研钻为周到矣。纪要印行，已二十卷。其所载论说关于动物学者颇多。

动物学者之论文

今列举其主要之题目，以示其研究之范围及趋势——

佐佐木忠次郎《论蚕蛆之发育》、箕作佳吉《论龟鳖发育之理》（一～四）、渡濑庄三郎《金鱼之尾、肛门、鳍》、石川千代松《生殖素之研究》（一～三）、岸上镰吉《鲎甲之发育》、岸上镰吉《蜘蛛之侧眼》、八田三郎《鳃鱚之发畅》（一～三）、饭岛魁《扩节裂头线虫在日本之源泉》、饭岛魁《Bathriocephalus liguloides之新例》、岸上镰吉《真正蜘蛛类之发育》、丘浅治郎《淡水藓苔虫类之观察》、五岛清太郎《孖虫之新种》、稻叶昌丸《鼷鼠副肾之发畅》、弘田贞守《鸡之桨羊两膜联络及胎膜》、饭岛魁《寄生人类之条虫新种》、五岛清太郎《日本所有寄生外部及虫类之研究》、丘浅治郎《陆蛭之新种》、饭岛魁、池田作太郎《Opisthoteuthis depressa之记》、丘浅治郎《淡水藓苔虫类之所谓排泄官》、弘田贞守《一种鲶鱼类所具尿生殖凸角之树形附属器》、宫岛干之助《相模洋所产巨大之水螅》、池田岩次《Actinotrocha之组织、发畅、变形》、饭岛魁《Hexactinellida》（一～四）、若尔丹、斯奶大《日本博物馆所列鱼类新种九目之记》、池田作太郎《论两栖类之发育》、矢津直彦《琴线介之发育》、矢津直彦《琴线介之组织》、岸上镰吉《日本所产真正水母之新种》、饭塚启《日本所产琶罗罗（伊秃眉）之观察》、藤田经信《腹足类胚叶之形成》、池田岩次《日本昆虫类》、饭岛魁《新种条虫寄生人体者之幼虫》。

是等论文中，有使西邦科学家属目者。

外国学者研究日本动物

西邦人在日本研究动物学以其论文录载《纪要》者亦不少。今举其一二主要之题目如下：芽哥比《日本之有介有肺类》、斯塌音爷刻尔《台湾及附近诸岛所产之两栖类及爬虫类》。

若尔丹博士

利兰斯丹佛尔突大学，有博士底比秃斯塌·若尔丹，与帮助员连著论文详述日本鱼类。

低因博士

又，哥伦比亚大学有博士巴西佛尔突·低因，近著论文如下：《日本所产之盲鱚》、《论银鲨》、《日本之长嘴银鲨》。此皆益于科学。

二博士久在日本，有功于日本动物学之进步。

亚加西博士

美国水产考查局，尝令博士历山大·亚加西乘汽船亚尔巴秃罗斯号航至日本，而有所考查。横滨港有奥斯东者，备快走船哥尔甸哈音突，搜查相模洋，或贷日本动物学者以该船，其助科学进步之效亦颇大。

东京动物学会

摩尔斯教授之在东京也，兴东京生物学协会，其后改称曰东京动物学会，逐渐隆盛，今则有会员三百名。

动物学杂志

其《动物学杂志》（月刊日本文）已印行第十七卷，使教员等知动物学之要理。

动物学汇报

别印行《日本动物学汇报》（欧文）已至第五卷。其所载之论文，较《理科大学纪要》所录为短。是学会，现假寓于理科大学动物学教室。

动物学之研究

动物学之研究，现行于日本者如下——

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动物学教室，箕作、饭岛、渡濑三教授管理之。帝国大学农科大学动物学教室，石川、佐佐木两教授管理之。第一高等学校动物学实验室，五岛教授管理之。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动物学实验室，丘教授管理之。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动物学实验室，池田教授管理之。札幌农学校动物学实验室，八田教授管理之。札幌农学校昆虫实验室，松村（松年）教授管理之。岐阜名和昆虫学实验室，名和靖氏管理之。农商务省水产局实验室，岸上博士管理之。农商务省农务试验处昆虫学实验室，小贯、桑名两学士管理之。

植物学

植物学教授

日本近世之植物学，以矢田部良吉氏为鼻祖。矢田部氏学于美国哥内尔大学，毕业归朝后，明治九年任东京大学植物学教授。得小闲则率学生旅行各地，采集植物标本，其所集得之腊叶为数极多。

植物学研究之现状

嗣后继职者益勉其采集，今则至涉猎琉球、台湾、朝鲜、中国各地。植物学教室在植物园，即德川氏所开之药草园也。是园渐增其所栽之草木，而园务亦渐改良。近者置支园于日光，以便于高山植物之采集培养。明治十九年，松村教授始奉职于植物学教室，迨矢田部教授退职后专任管理。二十八年，三好教授担任植物生理学讲授。三十八年，藤井教授承职指导植物形态学之专攻。

植物形态学要理之发明

日本植物学者阐明植物形态学之一大要理。明治二十九年春，植物学教室帮助员平濑作五郎氏，发见银杏花粉管中有精虫。同年，农科大学池野教授发见苏铁精虫。欧洲植物学大家评之曰：日本植物家发见裸子植物之精虫者，为植物形态学在第十九世纪后半之一大发明。盖被子植物与裸子植物，依此明其生殖机能之类似也。

植物学者之论文

《理科大学纪要》所录之论说关于植物学者亦不少，今列举其主要之题目如下。

大久保三郎《硫黄岛之植物》、平濑作五郎《银杏树之孕胎机能》、三好学《论日本汤本温泉之硫黄细菌及硫黄垢之形成》、池野诚一郎《苏铁生殖器之发畅及孕胎机能》、伊藤笃太郎、松村任三《琉球植物志私见》大野直枝《若干藻类及菌蕈因化变刺激之生长催进》、柴田桂太《荀之成生》、远藤吉三郎《日本产真正石灰藻类》、矢部吉祯《日本所产繖形科之考订》、松村任三《日本所产赤杨属各种考订》、草野俊助《常绿树在冬时之蒸发》、三好学《一种地衣之芽胞果迸出及芽胞发散》、服部广太郎《硫酸铜作效于植物如何》、斋藤贤道《日本纤维植物韧皮细胞之剖解》、三好学《桑树之萎缩病》、乾环《酿造“泡盛”时所发生之下等有机体》、草野俊助《“梓窟巴内”（寄生檀香科）之寄生生活及吸根》、市村塘《日本红色粉团瓣形萼花青之成生》、安田笃《日本胡卢野生与圃生之比较剖解》、斋藤贤道《气中之菌芽》、远藤吉三郎《石灰藻类之膝形器》、斋藤贤道《酿酒时“萨加罗密塞斯、安斯吗尔斯”之存在》、斋藤贤道《Tieghemella japonica》、早田文藏《日本所产大戟及黄杨之考订》。

东京植物学协会

东京植物学协会假寓于理科大学植物学教室，有会员三百名。其《植物学杂志》（月刊）由日本语及外国语二部而成，已印行第十九卷。

植物学之研究

植物学之研究现行于日本者如下：理科大学植物学教室，松村、三好、藤井三教授管理之。农科大学植物学教室，白井、池野两教授管理之。札幌农学校植物学实验室，宫部教授管理之。各地农务试验处。

地质学

矿物研究

国之开发，富源莫不由于矿产。而矿坑之业，以理学之助为尤切。文久二年，德川幕府聘美国人维廉·布烈基及亚尔·篷陪利，令考查日本矿业种类等。明治维新后，置开拓使于北海道，聘美国人赉满，令核查该道地质。赉满与美国人梦罗，及日本人若干员，遍查北海道炭坑及他产矿地。其后，赉满于北海道之外测验地质，巡察石油地及产矿地（明治九年至十二年）。

地质学教授

东京大学之地质学教授，其初多用德国人，如现窟、模温罗、衣突模温突那芜满、达菲突布拉温斯、加尔哥切等。日本人任地质学教授者以和田维四郎、原田丰吉二氏为最早。哥切教授还德国小藤文次郎氏新归自德国，任地质学教授。其后横山教授专攻古生物学，神保教授专攻矿物学，各充教授之任。小藤教授之研究地质科不止日本各地，进而到台湾、朝鲜等诸地，且在朝鲜约二年，跋涉山野，备困苦。

地质、矿物古、生物各学之论文

《理科大学纪》要有论文关于地质学、矿物学、古生物学者，今举其主要之题目如下——布拉温斯《东京及附近之地质》、小藤文次郎《日本产红帘石》、菊池安《三宅岛之斜长石》、小藤文次郎《秩父之所谓结晶片岩》、横山又次郎《加贺、飞驒、越前所出之侏罗纪植物》、菊池安《八丈岛所出火山岩之辉石成质》、菊池安《成接解矿之堇青石》、小藤文次郎《明治二十四年在日本中央部之大地震》、小藤文次郎《阿武隈高原之始原系》、横山又次郎《长门石炭层所出之化石植物》、横山又次郎《四国所出之白垩系化石》、横山又次郎《上野、纪伊、阿波、土佐所出之中古植物》、西和田久学《远州相良附近第三纪石灰石所出之有机遗质》、日企忠《美浓产黄玉略记》、山崎直方《信浓所出之红帘纹石》、小藤文次郎《马来群岛之地质结构》、小藤文次郎《台湾诸岛之地质略说》、吉原重康《琉球曲线之地质结构及其与台湾北部之关系》、吉原重康《琉球曲线岛屿所有出海面之珊瑚岩（略记）》吉原重康，岩崎重三《一种哺乳动物之化石》、牛董，荷兰突《台湾及琉球所出之化石》、吉原重康《日本之海胆化石》、小藤文次郎《朝鲜山岳论梗概》、神保小虎《日本矿物略记》、横山又次郎《越前及长门所出之侏罗纪菊石》、矢部长克《北海道所出之白垩系头足类》、横山又次郎《长门及备中所出之中古植物》、矢部长克《朝鲜所出之中古植物》。

日本地质之研究

日本地质之研究，始自明治十一年。和田维四郎氏由内务省保护而行之，作甲斐、伊豆二州地图。同年末那芜满博士禀申内务卿议考查日本全国地质之要，具计案而呈之。

地质考查处

翌年政府容其议，兴地质考查处，令那芜满干其事。后年地质考查处移为农商务省管辖。那芜满退职后，和田维四郎、巨智部忠承二氏，相继管理考查事务。菲斯加哥尔雪尔秃、原田丰吉、高山甚太郎等诸博士亦与其考查之务。

地质考查之主旨

考查地质之主旨据初时所宣示如下。

一、考查日本全国（除北海道）之地形，编成地图及断型，示诸种岩层之分布关系，且表明国土之地质结构。

二、考查土壤，编成地图，示土地之性质及位置。此考查以土地生产力之维持改良为主务。如未开之土可开垦者必考查其地味。矿物肥料可采取者必考查其性质在地中之多寡，附近交通之便否等。

三、考查矿物及石炭。凡诸种技术及制作所用之矿质，建筑所用之石材，工艺所用之材料等皆考查之。

地质图

初时分全国为五区，后增三区。其所增之三区函括台湾、琉球诸岛，及诸岛在萨、隅二州之南者等。各区更分小部，每部广袤经一度以上纬半度以上。地质图分二种。第一种缩尺四十万分之一，示各区地质情势之梗概。其经印行者已及五区。第二种缩尺二十分之一，示各小部之地质，由彩色而表明诸种岩层，且将符号标志于主要富资出产之地。其经印行者六十六面，未至印行者三十三面。

地味考查

日本四十五府县，其地味已考查者四十一府县，考查完结者三十八府县，未完结查三县。地味图（缩尺十五万分之一）已经印行者，至明治三十七年凡三十五府县。

地质考查

特殊地域，如石炭、石油，及他矿物出产之地，有关系于国之经济者。是等地质皆特别考查之。

北海道之地质

明治二十一年以后，神保小虎氏在北海道考查其地质，且搜索矿质富源。神保氏去该道后继职者尚继其业，至二十九年完结。

搜集矿物

和田维四郎氏搜集日本矿物，且著一书曰《日本矿物》，皆有裨益于日本矿物学。东京地质学协会寄寓于理科大学地质学教室，其《东京地质学协会杂志》（月刊）已印行第十二卷。

东京地质学协会

东京地学协会资力最厚，理学学会中独此协会能自建馆舍，且受皇族贵族等之保护。其《地理学杂志》已印行第十七卷。

人类学及古物学

贝塚之发见

摩尔斯教授之在日本，每坐汽车，过大森停车场傍近，恒思其有贝塚，后亲到该地，搜查而得一塚，精核之，知其传自有史之前。其所核得录载于《东京大学理科会粹》。此时一少年坪井正五郎氏闻之深感激，乃奋志以古物之绎究为终生之目的，自学生至为大学教授，未尝二三其志。

人类学、古物学之讲座

已有天才，加以热诚，今帝国大学之设人类、古物二科目一赖坪井氏之力。坪井氏又兴东京人类学会，以便于人类学及古物学之研究。

古物之收集

坪井教授等采集古物，至明治三十三年，已三千四百六十八处。中有贝塚三百二十八处。理科大学人类学教室所备之地图，于是等诸处咸印以朱点。得此研究日本有史以前其民人略可考焉。

种族之研究

人类学之研究不止古物搜索，又考查日本及邻邦之野蛮人种及原始种族。如北海道之叆奴，台湾之土蕃，中国四川省之苗族等，皆为小金井教授（医科大学）、坪井教授，及鸟居龙藏氏等所精究。

东京人类学会

东京人类学会亦有《机关杂志》，已印行第二十卷，颇利于人类学之讲究。

结语

上文记述博物各科近时发畅之梗概，各科进达之路如出于一型。先聘欧美专门家，以充教授之任，既而日本人渐研钻其学，或学于外国，略有所晓通，则代外人而管理各部门。外国人尝在日本大学者，热诚尽力于职务，贻泽于日本科学界者不少。日本之文化，受恩于此硕学者不亦可纪乎。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医术之发达

发畅分六期

医术为文明之一要素，故医术之历史与文明之历史，有密切之关系。然欲略叙医术之发达，又不能与社会文明史并为一谈，故别为兹篇，区六期而述之。

第一期

建国之初，至人皇第九世开化天皇之时。（自年纪不详之神代至西历纪元前凡一百年。）此谓医学之神祗时代。

第二期

崇神天皇至推古天皇之朝。（自西历纪元前凡一百年至纪元后凡六百年。）此时，日本征服朝鲜，令每年朝贡，文物多传入日本，而中国之儒教，及印度之佛教，得朝鲜之介而输入。于是大陆之医方渐行于日本。

第三期

推古天皇之后经奈良、平安二朝，至足利幕府之末。（自纪元后六百年至一千五百年代。）此时，日本与中国有直接之交通。始则传以隋唐之医方，后则受宋明之刀圭术。

第四期

织田、丰臣二氏之时，至德川氏之中世，即宝历、明和之顷。（自西历一千五百年代至一千七百年代。）此时，欧洲医学始传入日本，与中国医方并行焉。

第五期

德川氏中世，至其末世。（自西历一千七百年代至第十九世纪中叶。）西邦医学渐盛行，而中国医术在日本之发达亦远凌驾于中国本土。

第六期

纪元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后，日本医学有特殊之发达，与欧洲医学相颉颃。

原始医学

太古医学，无论其在何国，多出于迷信，以交感为医治略如魔术。考日本之原始医学，大已贵命与少彦名命定疗病之方，以救苍生畜产之疾苦，定禁厌之法，以禳鸟兽昆虫之灾异。其所谓疗病禁厌之术者，虽多荒唐，然用一二药品以医治疾病，已有医术之苗芽焉。且水治（温泉）及泻血之法，自神代时已行之，《国史》纪焉。此等数法，初非传自外国，盖为日本固有之医方也。

朝鲜之交通

日本与朝鲜隔海峡而一苇相连，其交通有影响于日本上古之文化。任那归日本版图，在垂仁天皇之初（年纪未详）。于是朝鲜文物渐传入日本。允恭天皇患足疾，赖新罗医而得根治。此时医家著名者皆为外国医师。其诊治之术专行于宫廷及贵绅之间。

儒教及佛教之传输

其后，中国儒教与印度佛教相踵而入日本。自工艺技术以至精神之文明，皆受其感化。于是医治之术去其迷信，渐有哲学、宗教之风。推古天皇元年（西历五百九十三年），于难波建四天王寺，中设施药院、疗病院、悲田院。

既通交于中国，而医学及采药方传入日本者，亦渐盛。

最古医学校

文武天皇制定《大宝令》，兴医学校，其医术分内科、外科、小儿科、针科、按摩科、眼科、口齿科、耳科等。内科以七年为修业之期，外科及小儿科则期五年。教育生徒以国费，经考试而登第者任医师。制度完备，粲然可观，此为医学在中古之情势。迨平安朝医家著书者不少，如《大同类聚方》是也。此等医书仍存于今日，足以征其当时医术之进步。日本之疗病禁厌法，实接中国医学，而挟之以阴阳五行之说，以彷徨于迷信与哲理之间。其间虽有消长隆替，迨至平安朝盛行者为唐之医学。中国医书如《病源候论》、《千金方》，尤为所宗用。

佛教之影响

奈良朝之时，佛教已盛行。迨平安朝佛教经典所载之医说自感染于医学，谓众生之病苦，基于四大（地、水、火、风）之不调。又有惑病同源之说，治方因之大变。其末信奉佛教者至赖祈祷或宗教仪式以治疾病。

宋医学之传输

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有宋、元、明之交通，而医学亦受其影响。如宋之医方，由惟理学（一种哲学，以阴阳二元说明宇宙显象）而致一大变动。其论疾病、说治术者，皆莫不因哲学。当时，日本医学以宋医为师宗。然佛教已盛，而僧侣讲医学者渐多，于是医治之术益挟宗教臭味。

西邦之交通

上所述者，系日本医术自第一期至第三期之情势。可知日本医术受中国医学及印度医说之感化。迨移入第四期，日本与泰西诸邦始交通，而接触其文明，于是医学亦大受其影响。日本建国后凡二千年，其通交者只有朝鲜，中国等近邻数邦而已。至织田氏之世，所谓南蛮人者航至日本，输铁炮及火药，移植木绵、烟草，且新传耶稣教。日本既接触于西邦之文明，其医学自致变动，亦必至之势也。

南蛮人之东至

南蛮者谓葡萄牙、西班牙二国人。葡人始至日本在天文年间，即第十六世纪之初也。当时欧洲为文教复兴时代航海术大开，而殖民之业盛行焉。

一千四百九十二年（明应元年），阁龙发见美洲。越五年，即一千四百九十七年（明应六年），瓦斯哥·加吗始过好望角，而到印度。既而萄人占领哥亚，嗣开商馆于澳门，而掌握东印度海权。

先是，欧洲人当第十三世纪，由意国人吗尔哥·玻罗之旅行记，而知日本之名，然专称其风景之美耳。加吗始航至东印度后，凡四十年，即西历一千五百四十三年（天文十二年），葡国商船漂流到日本九州之地，实为西人航至日本之始。

如此，南蛮人到日本开通商交易之绪。

天主教徒之施疗

未几，而有尽力于宗教之广布者。天文十八年（西历一千五百四十九年），天主教高僧芙兰索亚·萨维尔布教于日本，而最用力于施疗救恤之业，使人怀其恩德。

大友宗麟之贫民病院

弘治二年（西历一千五百五十六年），丰后国主大友宗麟（天主教信徒）兴贫民病院，路易亚尔美达为其医员，主救疗癞病。

西邦医术传入日本，实始乎此。

信长允许外教

织田信长代足利氏执政权，恶天台、一向宗徒恃势威，且怿耶稣教徒之柔顺，听其所请，而许以布教之自由。永禄十一年（西历一千五百六十八年），于京都四条坊门赐西教徒以地方一町，创建一寺，称曰南蛮寺，别贶以田禄五百石。

南蛮寺之治病

此时，西教师入京都者二人，曰刻利哥利，曰牙利斯，各精通于医术，使病者居寺中，而施以医药。其后，刻利哥利等请植药种，以充济生之备。信长听其请，赐以江州伊吹山之地，方五十町，令作药园，于是由西邦移输而植药草三千种。如今日所见之艾草，为其所移植云。

南蛮寺破溃

天正十三年，丰臣秀吉代织田氏执政权，恶南蛮寺僧徒诳惑人民，急遣兵围其寺，捕教师送至长崎，令还其国勿再来。

惟医术之传诸一二子弟者，遂遗存于大阪、界之地，称曰南蛮医术。

秀吉禁外教

初时，葡国商贾及僧徒频至日本，通商宣教凡十有余年，得信徒十五万人，建寺院二百。伊达、大友、大村等诸侯遣使至罗马，而东西交通益盛。丰臣秀吉严禁耶稣教，破毁南蛮寺，而杀戮其徒。自葡人始到日本之时，至是约五十年。嗣有征韩之役，上下致力于兵务，而西教之禁稍弛。

西班牙人之布教

文禄之末，西班牙僧徒多入日本，布西教，如葡人往时之例。庆长十七年（一千六百十二年），德川二代将军下令严禁耶稣教，于是南蛮人之交通日本者全绝其迹。惟南蛮医术供布教之方便者，虽至禁制之后仍行于大阪界长崎之间。

兰英二国人之交通

葡西二国人已被排逐，于是红毛人代之而输以西邦文物。

红毛者，荷兰人及英国人是也。庆长五年（西历一千六百年），英国人安针乘荷兰船，而航至丰后。英人之至日本，实始乎此。天正之末，荷兰人到日本者已有之，惟未频繁耳。西历一千六百二年（庆长七年），兰人创办东印度商会，而英人兴东印度商社，互相争竞。自是，二国人交通于日本亦渐盛。

先是，秀吉已薨，德川家康代执政权，经关原之战乱而平定天下，乃许兰、英二国商船通商。元和七年（西历一千六百二十一年），英人自绝其交通，嗣后专许兰人以通商交易，每年航至平户。宽永十八年（西历一千六百四十一年），代平户以长崎，许其居留租界。于是兰人开商馆于出岛，而通商贸易渐盛。

荷兰东印度商会常派医士一员驻留长崎，令随时交代，施以医术，图破锁国之制。如达姆内尔·亚尔满斯（第十七世纪之初）、加斯琶尔（一千六百四十九年至五十年）、和芙满（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刻姆菲尔（一千六百九十一年至九十二年）最著名。

荷兰医方

幕府既严禁耶稣教，不许人读横文书籍，惟允医术传习。故通词人亲接兰医而代受其医术者不少。于是荷兰医方大兴，其外科有楢林、吉田、栗崎、村山、桂川、加斯琶尔等诸流。

西洋医方之病理

当时，西洋医方行于日本者祖述喜玻窟拉铁斯·加连之四原液说，以一切病理归于四原液调匀之不良，亦如中国医学之说气、血、痰。其传以治术者亦非有崭新之法。外科刀术以法国外科大医安布罗亚琶列之《外科书》为宗。其所赖者多在软骨贴传。其术尚未精也。

锁国之弊

足利氏之末，西邦医术始入日本凡二百年，且有葡、西、英、兰诸邦人之交通。而幕府之锁国政策不容学术之自由传入，由今观之可谓奇矣。宝历年间，医士前野良泽初修中国医方，一日得兰书残篇，意欲读解之，而刻苦讲究兰语。明和八年，与杉田玄白等实验一刑尸之剖解，照丘尔姆斯《剖解图谱》而证之，乃知兰说之精确，发愤而欲翻译《剖解图谱》。研钻四年，大成其业。安永三年，梓行《解体新书》四卷。日本人翻译西邦医书者，以是为嚆矢。

解体新书

《解体新书》一出于世，人始知西邦有此究理实测之学。颖悟之士欲窥其治术之妙者，云集都下，皆入杉田玄白、前野良泽之门，而讲读兰书。久而翻译渐多，如天文、星象、内科、外科、技术、末艺等诸书皆莫不备。其徒遂成兰学派，得不恃外人而学习西邦医学。

兰学之鼻祖

前泽良泽、杉田玄白等，为兰学派之鼻祖。然兰学盛行之起，原在德川八代将军吉宗之时。吉宗好天文，自制浑天仪、测午仪而讲历算学，复见兰书，感赏其图画之精致，享保五年（西历一千七百二十年）许舶载西书，除耶稣教书外，使人自由读西书，且命医官野吕元丈讲习兰语。自是之后，长崎译官等皆得自由读兰书。

英语学之开始

文化六年，有译官本木、西、吉雄、马场等数姓，始专习英国语。弘化四年（西历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藤井三郎著《英文范》，于是日本人读英书者渐多。

西洋医书之翻译

丘尔姆斯《剖解图谱》已翻译，未几而继其踪者甚多。如海斯铁尔之《外科书》（宽政四年，西历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哥尔秃尔之《内科书》（宽政五年，西历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孛连窟之《眼科书》（文化十二年，西历一千八百十五年），孛连窟之《外科书》（天保元年，西历一千八百三十年），罗斯仙塌音之《小儿科书》（天保元年，西历一千八百三十年），罗塞之《生理书》（天保三年，西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利些兰之《生理书》，富黑兰之《经验遗训》（安政四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七年）等皆翻译印行。其余自理学、化学、植物学至诊断、病理、药物、产科等，莫不有译书。迨天保之末（西历一千八百四十年），西邦医术之梗概已绍述而无所漏。

西洋医学之勃兴

其间，有德国及荷兰医家居长崎出岛之兰馆，以西邦医术传授通其语者，如董倍尔克（安永五、六年，西历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至七年），西波尔突（文政六年至十二年，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墨尼刻（嘉永元年至五年，西历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五十二年），硼陪（安政四年至万延元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至六十年），波突音（文久元年至庆应二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至六十六年）等是也。

西波尔突之医学校

西波尔突之到日本，在文政六年，译司楢林，吉雄二家请之使开临床讲义，复设校舍于鸣泷，教授以医学及植物学。西波尔秃具雄伟人格，热心薰陶学生，用意于西邦医学之宣传，尽力研究日本事情。兰学兴起后三四十年，迨文化、文政之顷杉田立卿，说西洋眼科，吉田长淑以荷兰内科开医业。

手术之实验

当是时，医术与兰学益有进步。西波尔突之居长崎日本医家得亲炙之。外科、眼科、产科等，西氏得心应手使人人得所实验。于是西邦医术，向之专赖文籍研究者，已一转为直传径授之学矣。西波尔突不仅考究日本，以驰名于欧洲，又传授医学而贻功于极东，可谓伟人矣。

西波尔突之门弟

出于西波尔突之门者有伊东玄朴、户塚静海、高野长英、小关三英、高良斋、土生玄硕、竹内玄同、伊藤圭介等。伊东、户塚、竹内举为幕府医官。土生、高以西邦眼科开业。高野则参与政治，皆助西邦医学之隆兴。

汉医与兰医之冲突

当此西邦医学勃兴之际，中国医方进步亦著直凌驾其本土。于是中国医方与西洋医方相冲突，强请幕府有司禁兰医。凡医文兰书之翻译印行须经政府允许。而其允许之权一委官学（医学馆）。任官学者又皆主中国医方之人，故西邦医书之印行咸受禁遏，时嘉永二年（西历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也。

美使之航至

嘉永六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国提督柏理到浦贺，求通商。于是人心汹汹，政论哗然。或主说开港，或主倡攘夷，议论虽纷歧，至谓国防之不可忽则众口一词。

《铳创琐言》之上梓

当是时，大槻俊斋译述《铳创琐言》而付剞劂，幕府以其资于时务也特允其印行，事在安政元年。由是汉医压抑兰医之力渐消散，而西洋医家崭然露其头角。既而幕府下令推奖兰医，于江户、长崎二地兴官办之西洋医学处。盖柏理之来航有影响于日本政治及外交界不为不大。而国论纷纷未知所定之际，兰医家一派暗受其恩泽，因免汉医家之压迫。其洞察时势者不仅修其专门之学，又讲究政治、炮术、兵术、筑城术等各科，而为新文明之先驱。

英国医学之感化

日本医术之发达，在第四期稍受英国之感化。然英国之交通忽杜绝，而荷兰人独继持其交通，其间日本医学由荷兰媒介而受德、法二国之感化者渐多。然英国医学之感化尚未绝也。例如产科大医贺川玄悦之门弟有片仓鹤陵者，宽政七年（西历一千七百九十五年）著《产科发蒙》，由英国产科书（失书名）抄出难产之图，复由斯眉利之书而采钳子之图。其后立野龙贞，按是图而创制包头器。日本有产科钳子，实始乎此。

由是观之，英国大医之治法，由荷兰媒介而传入日本，可以知矣。

牧山修卿赴美国

英国医学感化日本医学，于第六期之初尤见显著。事在柏理来航之后，陪理至使洋医得以奋兴。嗣后，日本与美国交通渐繁。万延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官医牧山修卿乘军舰赴美国。自是，舶载美国印行医书至日本者，渐有之。此时，英医合信以医书译成中国文而印行之，日本有翻刻之者。而英、美二国之医书，盛行于日本医家之间。

明治初年兴大病院

明治元年，大政维新之初，政府觉军营外科书之要，适有英医医家维利斯受嘱而从官军，临东北之阵，诊治兵士伤痍。其外科手术之妙，足以增日本医家之新知识。

乱平后，政府于东京兴大病院，开医科大学之基，以医学教育之任任维利斯。维利斯取英国制度，以医学校附隶于病院，薰陶后进甚多。其病院收患者一时达三百人以上。明治三年庙议一变欲由德国而聘医学教师。于是维利斯去赴鹿儿岛，为其医学校之长，迄明治十年留该地，薰陶后进颇多。维氏有功于日本医学之进步，盖不可没也。

德国医学之感化

明治三年，日本政府聘德国医家任医科教授，且选拔医学生十三名派至德国留学。自是医学教育之制专取则于德国。四年德国陆军军医弥尔连、和英满二氏先至日本。嗣后专门诸家（如威尔尼喜、勺塞、须尔梓、底尼梓、倍尔梓、斯窟利巴，其中最著名者为倍、斯二氏）相继而至，任教授之务。

医学教育之法，逐年改良。现称医科大学者在东京、京都、福冈三地，皆以四年为毕业之期，专令日本人任教授，其毕业者称医学士。大学之外，有专门学堂八校（国办五校、州办三校），均以四年为毕业之期，其毕业者称医学得业士。是等毕业生，由官命而赴德国，更入其大学而补习其学科者不少，间亦有以私资留学者。

明治三年，维利斯已去东京，乃多聘德国医学家为教授，教授专用德语。惟海军军医学校有英国医师安达孙，其学生多派至英、美二国，故英、美医学之感化亦未至断绝。如克列雷底之《剖解书》，芙林克、达尔屯之《生理书》，林刻尔之《药物学》，克罗斯、塞砚等之《外科书》，广行于日本。

明治五年，美国齿科医始开业于横滨。嗣后，日本人学齿科于美国者甚多，现在日本以齿科成家者皆为美国齿科学校之毕业生。

医学各科之发展

最近二十年，医学各科有长足之进步，今不及详说。各学科结学会而讨究其成绩。且医事杂志已达五十有余种之多。

医事杂志最著名者，为《帝国大学纪要》（德文）及《陆军军医学校业府》（德文及日本文），其余有医学杂志五十余种。其主要者，附以德文或英文之抄录。《成医会杂志》中设英文部。

医师及医政

据明治三十五年（西历一千九百二年）所查，日本全国有医师三万四千五百余人。其修中国医方，或继旧时之荷兰医方者一万五千。受近时之学校教育者约六千。日本现今之制度允帝国大学、医学专门学校及外国医学校之毕业生，不用考试付以开业文凭。其余受业于私塾者，文部省每年春秋二期行考试，其及第者亦付以开业文凭，现有是种医师约一万人。

结论

国家形势，常有推移。日本医学之进步，盖夙有渊源也。既有神代之医方，又有朝鲜医方之传入焉。既有皇国及朝鲜之医方，又有中国及印度医方之增输焉。若西洋医学自三百年之前由欧洲人之交通而发芽于日本，遂促中国医方之振兴，互相融和而方术益发达。迨德川幕府之末，开国交通，而学术入日本者益得自由。至明治时代，日本收吸世界文明，而拔其粹。于是日本文明焕然可睹，而医学亦大进焉。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神道

引言

日本之神道与皇室，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是大异于他宗教。请试说之。

加弥之解

日本有“加弥”一语，与梵语“加姆须拉”意义略同。如在天之神、国之君主、官之长上，体之首与发，苟在上位，可爱敬者，皆称曰“加弥”，即美称也。自国初至今时，用是一语者，直以为美称，略无差别。或曰“阿麻梓加弥”（天神）、“妸加弥”（君上）、“加西拉”（头首）、“加弥挪刻”（发毛）等语，以为区别。

汉语传入日本后，区分以汉字者，据中国古音，读“神”曰“信”、“天子”（君主）曰“天希”、“长”（长官）曰“胄”、“首”曰“须”、“发”曰“哈梓”，然时时尚有称“加弥”者。以教言之，神之教曰“神道”，君主之训令曰“麻梓利哥秃”（祭事之义），官长之命令曰“上意”。然以汉字原意释之，则往往有误解之虞。

言语经久用而渐有变迁，其意义须特殊解释，亦不可免。如“神教”一语，释以世界各国之语言，尤易招纷杂。故不可无先剖析之。

神道一语之起原

西历第八世纪之初，日本用汉字以编修国史，名曰“日本书纪”。当时有儒、佛二教，咸盛行。故撰书纪者由汉字选择“神道”一语，以为日本古教之称，与儒、佛二教相分别，而用之于史纪中，即是语之起原也。盖禹域自太古有《易经》，用符字六十四以说神秘，观（??）为其一，上有巽（?）如天（?）开其下，下有地（?）即为观天之象，故名曰“观”。孔子释之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撰史者取是语，以名日本古教。

然，古时日本初未有以神道设教如孔子所言者也。日本古语称国祖，曰“吾后肖神之子”（加弥那加拉么瓦加弥哥），其“加弥那加拉么”云者，谓拟诸神毫无所异。“瓦加弥哥”者谓皇子，即天子也。孝德帝大化三年（西历六百四十七年），宣布诏文中有是语，编修史纪者以汉字译之曰“惟神吾子”，且注释其惟神二字云：“是谓其一遵神道，古世已有神道也。”日本有神道教典与否，观之于一千三百年之前，盖不可征也。以谓“吾后肖神之子”者，自古久传于人口，而人皆知天皇为神子绍天之裔，尊崇仰戴以为神圣君主。

日本神道不同于中国神道

观察历史者，以辨别异同为要务。日本之神道，不同于中国之神道。以后世之思想推测古世，不无误谬。如事之关于宗教者，非冷静头脑，则不能识其真相。

日本古史为君主之谱册

神之系谱，日本古史有《日本书纪》、《古事记》，为继神君主之谱册，可由古传而察上古之情。绎究其神话及诗歌者，解释以儒学、佛教，及他宗教之思想，因而欲成一教典，则不得无迷误。

神之解

“加弥”云者，由下称上，不徒用于神人之别，又分君臣而言之，是古今所常同，未尝变渝。群民崇敬其君主绍神之裔，称曰“天子”，以造国家。

然则神之为神如何？人皆信其为在天之主宰也。自古至今，男女表其戒慎之心意，皆曰“天道之明鉴”。盖谓在天之神，幽明莫不照耳。

神之原始

二古史记神之元始，其始显生于高天原者，名曰“天御中主尊”，次曰“高皇产灵尊”，次曰“神皇产灵尊”。

高天原以神言之为天空，以人言之为首府。后世称皇居曰“云居”，天子近侍之臣曰“云上之人”，亦出于此意耳。

居云宫中位而为主宰之神，故名曰“天之御中主”，即国初君长之元祖也。后世称天子曰“天神之子”，或曰“绍神之御子”，可以知其所由。

产灵读曰“姆斯比”。“姆斯”之为言谓生殖，“比”则谓力。以神观之，为造化之德；以人观之，为生育之功。由狭义而言之，则为婚姻。

高皇产灵、神皇产灵两统，与天御中主之统联以婚姻，即为皇家外祖，故称曰“御祖神”（弥姆芽）。主统为皇室，产灵之统任宰相将军之职，分领国土人民。其留首府为各职长官者，各称“加弥”；其出为州县之主者，亦称“加弥”，或曰“国神”（窟尼梓加弥）。是等诸种君长统称曰“八百万神”，即谓“加弥”之群皆莫非神裔。

古世称君长曰“弥哥秃”，其义犹谓神之御子（弥哥）。又称其男女曰“喜哥”（彦），“喜眉”（姬）。“喜”之为言日也，火也，心灵也。“哥”则谓男，“眉”则谓女。

国祖之由来

古世有谆辞（挪利秃），为一种之诗，即祭神者在神前而朗读之也。谆辞有一语曰“于高天原，神集神议”（干梓麻利干哈加利），是谓神子会议于首府也。如此一族人种，称天神之裔者，作成团队，而进入日本联岛。其发源之地在何处，固不可知；惟其时在距今约三千年之前，略可知矣。

天御中主及两产灵之后，经十数世，有男女二神（非夫妇，为男女二国主联合），曰“伊奘诺”，曰“伊奘册”，其事迹始传于国史。继二神者，实为国祖——天照大神。

祓禊

对神之式，神道以清洁躯体，为仰神之礼。其式有二：一曰“祓”（哈拉喜），谓扫以风；二曰“禊”（弥索几），谓洗以水。皆为伊奘诺尊所始行。

伊奘诺尊平定日本八联岛后，谓此国多朝雾，濛烟充溢，乃吹而扫之。其气化成级长户边命（西那突倍）。“西那”之为言品位秩序也。由是，行祓者称曰“扫乎‘西那突’之风”。

伊奘诺尊战于出云，而凯旋，乃欲除秽恶而行禊于筑紫（今筑前）橘港。此时，以天照大神定为继嗣。

求神之念

凡宗教，多向其主神祈求幸福，惟神道无祈求幸福之语，至今见其观念甚薄。古世有一语“芜麻希”，虽译作“美、甘、佳味”等语，亦略谓幸福之义。别有一语“萨加”，虽译作“幸、祥、善”等语，而尤适其意义者则云“自然”。诺尊视战争为无“萨加”，乃行禊于筑紫，可知从自然而期美功，是为神道之要义。

忌秽

神道言秽恶而不言罪恶。如触于事之无“萨加”，称曰“触于秽”。神恶不净，而不怿死秽血秽，故触死尸及腥血者不得近于神。祓禊之要，在洗扫以清躯体，泛称曰“祓除”（哈拉喜）。

神之道，幽明莫不照。故人自肉体至中心无一点污染，而后神受其敬意。祀者有唱文曰：“天清净，地清净，内外清净，六根清净。”所谓六根者，耳、目、鼻、口、身、心是也。此唱文虽出于后世所撰，亦合于祓禊之本旨。盖身心尽清净，而诚意自通也。

洁癖

距今五十年之前，美国提督柏理航至日本，既而有《万国地志》传入日本。其中评日本曰“洁癖之国”，窃谓是不过说日本人较中国人好清洁耳。至近年知清、韩二国人之不洁殊甚，则觉神道之祓禊，有以养成日本人之清洁者，尤大效矣。

神道非必为日本联岛之特发，而未始不行于清、韩之地。如清、韩二国人之不洁，抑由何之故？据清人所说曰，日本天气颇清，山水亦清，使人之声音及禀质莫不清；至大陆之地，则天气水土皆混浊，而人之禀质亦受其污浊。若日本人不知之，而交于异邦之人，则反招损失。盖日本神道之贵清洁者，因地理使之然耳。他邦之人，非不知清洁奉神，惟山水不清，则怠慢其所敬。如中国之斋戒沐浴，表露其平常之不洁；印度之薰香、基督教之涂香脂，亦未免借物妆饰。

祓除赎罪

古时或视祓除以为赎罪之仪，然亦异于他宗教之忏悔救罪。

不敬神或行秽恶，谓之天罪。犯天罪者，必赎以物。天照大神之时，素盏乌尊有秽恶不敬之罪。诸神会议，征谷物（吉克拉挪妸基突）、织布（场斯耶挪约西基拉喜磨挪）、劳役（阿斯耶挪阿西基拉喜磨挪），令赎其罪。

天儿屋根命，祝（和萨窟）以谆辞而祓之。此为恶解除（哈拉喜）、善解除之起原，即所以慰神虑而禳除灾殃也。天儿屋根命为藤原氏之祖。祓除征赎之意，至后世流行于各地，而自成风气。如大化之前，旅人有过误则路次地主征赎料，而令其行旅多困难。迨佛教盛行，则是弊渐消融。

谆辞

请神之式，向神而请告者用一种诗歌，谓之“谆辞”（挪利秃）。谆辞之朗读，称曰“和萨几”或“和几”，祝也，寿也，长生之意也。天子即位之时，中臣氏（藤原旧称）读天神寿词，称曰“约哥秃”，祝以上世之词也。

誓约

请告分三种，一曰“誓约”（芜刻喜），二曰“兴言”（哥秃阿刻），三曰“祈祷”（伊挪利，或：挪罗喜）。誓约请神意而结约，是为其正式。

天照大神与素盏乌尊俱禊于真名井，交换玉与剑而誓约，选忍穗耳尊为皇嗣。此即誓约之最重要者也。

太占

请神意，以决疑议者，用太占（芙秃麻尼）。诺、册二尊上天之时，天神卜以占云，卜谓之“芜拉”。其后，由高皇产灵尊所命，令中臣氏管卜部。所谓卜部者，民族一部落，专主卜占也。太占为卜部秘传，或谓烧骨而卜之，或谓卜以龟甲。若《易》之术，卜以竹，谓之筮，钦明帝（西历五百五十年）之时传，始自百济。

别有称神之讬宣者，起自崇神帝之比（二百年）。仲哀帝到筑紫（三百四十年），弹琴请神讬，以武内宿祢为之讬主，谓之审神（萨尼哈）法。神讬盛行，而誓约式遂废绝。

兴言

兴言（哥秃阿刻）祝（和萨窟）以高声也。诺尊于筑紫择祓禊之地，兴言曰：“上濑太疾，下濑太弱，濯于中濑。”此为兴言祝词。素盏乌尊在新罗之索西磨利，兴言曰：“吾不欲居此地。”兴言者决心告神，非请神虑。

兴言亦属谆辞，由中臣氏或主掌。中臣氏之祖，或称曰“哥哥秃”产灵。“哥哥秃”即兴言也。景行天皇之时（二百年代之末），日本武尊到驰水（哈塞弥梓今浦贺），望上总之津，兴言曰：“是小海，可一走以渡之。”此时尚有兴言式。

古歌有句曰：“日本是不抗言之国（哥秃阿刻塞奴窟尼）。”盖人皆尊奉“加弥”，请神虑而行之，不抗议以一己之见也。是亦可知君臣之义，其因结甚深。然是句非谓请告，全无兴言也。

祈祷

祈祷曰“伊挪利”，向神要请也。古时，日本初未有“伊挪利”之语，迨佛教流布后渐有之。盖斋戒（伊弥）宣请（挪庐）为祈祷，即“伊弥挪庐”之约言，为“伊挪利”，是一解也。然骂詈曰“挪卢”，咒咀曰“挪罗芙”，与宣请（挪庐）相似。且强意要请者专用祈祷（伊挪利）之语，遂使其语稍带一种不良之意。

向神要请，谓之“挪罗喜”，或“秃哥喜”，即恶意之“芜刻喜”（誓约）也。吾田（阿达）国之君，以二女女于琼琼杵尊，乃借其名而誓约曰：“天神之子，强坚不动如石，昌荣如木之花。”是祝之意也。一说，云天孙宠妹姬殊深，姊石长姬惭之，乃为“秃哥喜”，天孙苟不摈妾，其子长寿如石，专召妹姬，则其子散落如花，是恶意之祈愿也。“芜刻喜”为祭司（君长）事神之法式，“哥秃阿刻”为其变例，皆属公式。惟“挪罗喜”（“秃哥喜”）为私人要请，即私式也。

佛教流布后，神社行祈祷亦颇盛，然皆为公愿由君长所请嘱，要在祈求国家人民之福祉，曰天下泰平，曰五谷丰登，曰武运长久，曰息灾延命。至私人祈祷，则或使非咒咀亦不为人所重视。肇国以后，举一国主权以属于神子之裔，奉以清净之心。天子及君长临其神治之民，以仁爱为旨，故庶民无男女不以私意要请于神。此为大和民族安心立命之极意。

日本臣民尊崇皇室之信念，至今世尚如敬神之情。鄙夫鄙妇皆以君心为神意，是为日本人爱国心之源泉。如此神道与他宗教异其精神，不容混同也。

宫

神殿之装备，屋舍以祀神者名曰“弥芽”（宫）。皇室居处亦称曰“弥芽”（宫）。是可知天子为神孙之遗意。素盏乌尊诰大已贵命曰：“以大宫柱树于深底盘根，令之安立，以搏风（喜基）朝于天（高天原），令峻峙，因而治国。”造“弥芽”之古式，起自是诰。

神武天皇经营大倭橿原宫，实按此意而定其结构也。“喜基”者谓木之交叉，峻耸于屋栋两端，又名曰“破风”（哈芙）。如伊势神宫至今尚照古式而造营之，以清洁为旨。素盏乌尊之诰含有训戒之意，其谓国之柱础，宜深树立者，在爱抚人民，勿使其劳苦，上既爱抚人民，则人民亦视神孙以忠敬之心，如仰瞻宫殿之搏风高峻峙于天际，如是而上下相爱互有诚心，而国家安泰也。

造宫之正式，必作高床，践阶而上，称曰“高殿”。如禁廷（内里）诸殿，神社宝殿，至今尚用此式。宫之低床者，称曰“径上”（一足“阿加利”）之宫。神武帝征伐丰前之时，宇佐彦作低床之宫，迎帝而泊之。行神之迁行者，必造假宫，皆为径上之宫。

神座

神座之装备，用镜、剑及勾玉。一种常绿树（常盘木）有称“萨加基”（榊）者，取其枝系以青白之布，谓之“塌麻克希”（玉串）。镜、剑、玉必悬于玉串，而正立也。青白之布，称曰“奴萨”（币）或“尼几铁”，上古用“由芙”（木绵）。“由芙”者取树皮（主用楮枲）纤维而织之也。后世多用绢布，于是有“阿拉塌黑”（荒栲）、“尼几塌黑”（和栲）之称。镜以象神之和德，称曰“和魂”（尼几弥塌麻）。剑以象神之武德，称曰“荒魂”（阿拉弥塌麻），勾玉只为副贰之品，神社以镜拟其体，为其常。惟剑当战时用之而已。

神之斋祭用镜、剑、玉，不独天子为然，其行于古时者亦无君臣之别焉。仲哀天皇之西幸，伊都县主以“萨加”，木，树于船中，悬以三器，迎帝而到长门彦岛，乃献三器，且奏曰：“请治国曲妙如勾玉，明察山海如镜，平治天下以剑。”后世说三种神器之灵德者，借是言以为天照大神授皇孙之神敕，然皇家之用三器亦不尽如是言。诺尊称日本曰“细戈千足（窟哈希和哥吉塌利）之国”，嗣后历代提剑矛以伸神威，征蛮民而拓国土。其尚武之气风，为神裔之特质，剑之象荒魂基乎此。然诺尊战胜，而思其无“萨加”（不自然）由祓禊而除其死秽血秽，可知其战时之残杀。平和已复，不妄黩武，此为大和族之气风。

神宫境域

神宫之境域，在古时称其内圈曰“喜磨罗几”，译曰“神之篱”。外圈则曰“伊哈萨加”，译曰“盘之境”或曰“干那弥”。高皇产灵尊有诰云：“吾兴天之神篱，天之盘镜，斋于神，而为子孙之计。”大已贵命将建邦之和魂（萨基塌麻）、荒魂（窟希塌麻）安于大倭三诸（弥磨罗）山，而兴“干那弥”（神境），名曰“干那弥”山。

干那弥

“干那弥”别有“希加塌基”（矶坚城）或“希基”（矶城）之称。神武帝占领矶城磐余邑，下地于鸟见（秃弥）山，兴神宫境域，以定矶城县，盖初有矶城，帝加以修理而用之耳。崇神帝奉神授之镜剑，斋之于笠缝，亦作坚垣（希加塌基）神篱（喜磨罗几）。其后神宫迁

祀于伊势，虽作坚垣神篱，然书史所传无言及于伊势之“干那弥”。

然神社具内外二圈（“喜磨罗几”、“干那弥”），虽至后代尚有之。如《万叶集》有一歌云：“加姆那弥，喜磨罗几塌低低，伊哈黑突么，喜秃挪哥哥罗哈，麻磨利阿黑奴加么。”言神垣神篱，虽筑而祀之，不可守者，唯人之心乎。由是观之，中世尚有“干那弥”可以知矣。

诸州多有“干那弥”山之名，遗留焉。盖高峯在山门，抱溪谷，而瞰平野，其地势使人想望神降自天。如此之处，往往有“干那弥”之称也。如三诸山之“干那弥”，一名曰“雷山”，古世视雷以为神降耳。近时，九州有数处发见构筑奇异之石垣，称曰“加芜哥”石。其一处在筑前怡土郡，亦称“雷山”，可知其为“干那弥”。其在筑后高良山者同为神社之“干那弥”。山门郡为古世有耶马台之地，其“干那弥”传存于同郡清水之地。

其余“加芜哥”石之发见于两筑诸地，尚有二三处。石垣轮廓颇阔，观如城迹，其中圈匝以神篱，可想见神殿之立其中。惟其础则已撤去而无其迹焉。雷山（筑前）之南一带斜倾，向肥前佐贺郡，其山峡南口更有旧豪族高木氏“干那弥”山城之迹。惟“加芜哥”石皆已撤去。由是推之，知古时诸州设“干那弥”甚多。

祭政一致

祭政一致及新尝祭，日本国语读政字曰“麻梓利哥秃”（祭事），盖祭神为政，即祭政一致也。两产灵之子孙成斋部、中臣二氏即辅相之家，掌祭神之务。斋部家传云，神武帝居橿原宫，以天照大神所授皇孙琼琼杵尊之镜剑，安置大殿如神敕。帝坐宫床而听国事，无神宫与皇居之别。宫中置斋藏，亦不分官物与神物。

此时中臣氏祖天种子命，在宫中掌神事，故名曰“中臣”。斋部祖天富命，设备祭物，故名曰“斋部”。此为当时之二大臣。后世有神祇官，掌祭事，实始乎此。律令之始制定，以神祇官置于大政官之上，即因神国之风气，注重于祭事，其遗风至明治之初无所渝。神孙治日本国家，其法式如此。

天神国神

当古时，“加弥”示上，而君臣之称未剖判，诸国诸县之君长，治其所领之地，亦如是法式，称曰“天神”、“国神”。其所祀之祠，称曰“天社”、“国社”。某古家迄近世分神事与国务，如大祝之时，呼神氏以“加弥”云。

国神非地祇之谓，中央政府（高天原）所派之神族，领各地而治之，皆为“天神”，其社曰“天社”。神族初为国主、县主者，谓之“国神”，其社曰“国社”。诸州乡村，多有天神，由是之故。后世译以汉字曰“天神”、“地祇”，而有“神祇”之称，遂使日本旧时之思想稍淆乱。惟日本未尝有祭地祇之例也。

神与弥加突之分离

神宫与皇居，无别其处，天子与神器同殿同床而施其政。如是者尚经十世，至崇神帝始改革之。“弥加突”（天皇）与神分其居处，摸造神授之镜剑，以其所摸二器及勾玉留之于皇居。其真器则斋之于笠缝邑，如前所述。垂仁帝更将神器移斋于伊势度会，即为宇治太神宫。景行帝令皇子日本武尊征伐虾夷，皇子取神剑（荒魂）奉之于军中，束征已毕，将神剑留于尾张热田，皇子病毙。自是，神剑斋祭于热田，即为热田太神宫。

神宫与皇居之分离，遂生祭政之别，而君臣之称亦渐剖判。然决裁大疑议者尚请神虑，即审判之权，属于神道。是习，迄钦明帝（五百五、六十年）之比，久行于朝廷。

祈年祭

神祇官诸祭，重要且最古者，有四仪。仲春则祈年，夏冬二时则神衣（弥索），仲冬则新尝（尼喜那眉）。祈年祭谓水田栽稻之前，君主祈其年之丰稔。

神衣祭

天照大神置神田以供祭用，大神亲入斋服殿，织神衣，此为神衣祭之起原。此时既有神衣祭，而祈年祭之起原略同其时，亦可知矣。

新尝祭

新稻已熟，先取其米供于神，谓之新尝祭。新尝祭每年行之。

大尝祭

别有大尝祭，天皇每一世必一次行之。新尝、大尝二祭，所以祀国祖，而为重大之典礼。其举行与皇统连绵，至今无间绝。

新谷供神之俗

东亚诸邦以农立国者，古时有供神以新谷之习。如禹域以土神及农祖为社稷，而最尊重之。春分秋分二时，必祭其社稷。是与祈年、新尝二祭略同其意。韩国每年新谷登熟，行尝祭以谢天惠，而使国中开大宴会，亦似日本，盖因日本神道之流传耳。

日本于大祭之日，使国中开大宴会，称曰“节会”（塞吉耶），古语则谓“丰之明”（秃约挪阿加利）。大祭开宴之例，遍布全国而成俗。至今乡村莫不行祭礼，各祭产土神（芜布斯那）以新尝之仪而开大会也。

产土与氏神

产土（芜布斯那）者，谓“出生之地”，或释曰“本原之居处”。闻印度一种族称其所祀之神社曰“底萨芜利”，即为氏神之义。中国之中部及南部，称“城隍天神”者，为产土神之祠云。日本所谓氏神（芜吉加弥）者，一族信向之神，而稍异于产土（芜布斯那）神。

乡社祭

乡村行祭礼虽不同，皆踏袭上古神道之习俗。如肥前之地，每神社定神田，由产土（芜布斯那）户口（谓古境域奉一社之民户）轮班耕耨之，称曰“斯布索”，以其所获之米酿造神酒（弥基），复作镜饼（捣粘质经蒸热之米，以作圆镜之形），而供祭享之料，且用稻藁以作“希眉”绳（“希眉”谓绳索处处使藁束垂下，每束有藁条，顺次如七五三之数），而装饰神殿周围，如是而行祭礼，以报谢其年之收获。其轮班作“希眉”绳者，称“希眉”元。此时，家家招亲族朋友，祝寿二日，称曰“供日”，即祭享日也。他地祭礼亦大同小异。产土之旧域尤广者，村落之任“希眉”元者亦尤多。此为古时割据之迹，其相聚者成县（古）复成国家。

斋藏、内藏、大藏

斋藏在皇宫中者，亦属其“希眉”元储藏祭享之料。时势渐进，斋藏与内藏（宫中仓廪）、大藏（政府仓廪）相分离，而有三藏焉。距今一千年之前，称臣民曰“阿和弥塌加拉”（大宝之义），盖君以民为宝也。君长视其民如赤子，而上下互有亲爱之情。天子皆重大宝（民）而无贪婪之行，因其治国以神命也。

神道沿革

神道沿革，仰神之观念不欺明暗，为善行之源。日本国民以神之子孙为君主，而道德之源泉若清水湛湛，自成一种美风，是为神道之源委。惟经历二千有余年，不能无曲折焉。今试述其沿革之梗概。盖祭政一致之制，不可久用，风气与时势渐进步，且吸收中国儒教而人智益开，于是政治思想亦不能无更变。如崇神帝之分离神人，实为其更变之始。

阴阳道

其间，阴阳道自大陆传入日本。所谓阴阳道者，五行（木、火、土、金、水）之说，和以黄老之道教。中国有五行之说，以周汉以后为最盛。日本之习俗关于灾祥、咒禁、拘忌者，多出于阴阳之说。日本已有儒学及阴阳道之传布，神道与此二教相争竞，而频行审神（“萨尼哈”神讬）、探汤、火刑等。如罪之审判，多借神权而断之。

探汤

信神者有恐怖之情，又有疑惑之心。一时审判之权势，取之于宗教，亦在所不免。探汤（古语谓“窟加塌吉”）者，以泥注满于釜，加热至沸，使人以手探其中。间或加热于斧，令呈火色置之于人掌，理直者其手不烂。判疑狱者先行誓约（芜刻喜）而后试损“窟加塌吉”也。

应神帝之时，大臣武内与弟甘美内争领，而裁断以是法。允恭帝整正氏族之混乱，盖诸族皆为神之子孙，苟欲明其门阀，则不得不正其家系也。

宣化帝之时（第六世纪之初），近江毛野赴韩之属领地，有日、韩人相婚者，生继嗣之争，则裁断以“窟加塌吉”之法，使多烂死，是为失属领之祸根。京师之高等法衙，迄此时代，有投火之刑。后世有汤起请、火起请（起请即誓约），亦为遗风。距今八百年之前（第十二世纪之初），有人问外记（太政府书记）常忠，曰：“火起请如何？”答曰：“若掴火而不烧烂，则可令掴水，必烂于水，言可烂而不烂者，与不可烂而烂者，均为奇异。若有一乎此，则亦不可无其二。”自是，火起请遂不行。

祭政一致之弊

祭政一致之古制，虽为史迹之病，神权与政权之冲突，虽一时流血于皇室，然神孙之首权毫无伤损，而得其保储。其间相轧相励，而宗教偏执之弊转得洗涤，而风气一新。求智能于外国，慧敏而不吝，遂以成一种国粹。由他邦人富宗教心者观之，或谓日本之俗徒骋于摸拟之心，而无操守。然已得而化之，亦如日本固有，盖因其教有常坚不动之根柢耳。

国民吸收之力

初时口传无文之神教，待汉字传入，由阴阳道而补修其缺漏，然拘忌之弊不至如中国之甚。嗣逢儒学竞势，由其仁义之教而酌采亲疏差等之礼法，亲亲尊尊，而整君臣之序。于是政治渐发畅，改儒家重孝之教，而遂有忠君爱国之旨义。儒学之伦理哲理，渐琢磨人心。

既而有佛教之东传，说三世因果。其始入日本也，或称异域之神，而神、佛二教分其途，不免争竞。未久而上下归依三宝（佛、法、僧）心灵界拓开，而人得安心立命之地，以成敬神崇佛之国。

儒学为现世教，与国粹相调匀，以济美于政治。佛法为出世教，补足神道缺漏，以施善于德化。事之关于精神者，犹且无偏执如此，况艺术技工乎？苟增进智能者，皆接纳而不疑之，咀嚼万能而消化之，遂成日本特殊之美者。无他砧木既有常坚不动之根柢，深储灵液，故接芽无论何种，即受其灵液，而开烂熳之花，以发异彩异香耳。

忠君之精神

何谓根柢？日本国民即无教育者，皆知日本享神惠之厚，而天子为天神之裔。朴讷男女，有此信念，至以天皇之尊尊于神。是虽不必然，亦非无其所由来。谚云：“神者口宣（九善），王者十善。”天子授神社以位阶，谓之口宣。日本国音口与九相通，宣与善相近。佛语：“王者十善之位。”十善较九善多一善，故人思王之尊于神耳。

天皇以位授神社，为中古之例，所以定神领地之等级也。其后位田废绝，神社独存，而使众人仍想神之九善。今推其所由，古有神尝祭，大小君长，皆称“加弥”，其职权为天皇所授，久染是俗者，谓无形诸神皆被天神主宰，而天皇为天神子孙，故能统领诸神也。此单纯之信念，于众男众女，得血液之遗传。各乡村之地头，邀望京都之荣爵，以固其亲爱庶民之心，皆想君意即神意，使国之柱础得常坚不动。

国粹之本原

诚之道，日本人贵清洁者，为其特殊之性质，易映于外国异教之目。或谓日本人禀素质于水土，而成其美者，未始不有神道特殊之经典以练养之。非独外国人为然，日本人视其历史之多曲折，亦自谓其不可无教本以成国粹。

然遡古代绎究之，日本未接纳儒佛诸教之前，国语之以表述善行者，只有诚（麻哥秃）之一词而已。教者由言语而布于世，未有不用语言而能成教者。日本神道用祓（哈拉喜）禊（弥索几）以清净身心，中诚其意，以仰神，可知“麻哥秃”一语，为立教之宗旨也。

距今一千年之前，有硕儒菅原道真公，得朝廷擢用而为宰辅。作歌曰：“哥哥罗达尼，麻哥秃揶弥吉尼，加那喜那哈，伊揶罗斯秃低么，加弥牙麻磨拉姆。”其义云：心苟合于诚之道虽无所祈，亦必为神所守也。是可谓大儒之言矣。公薨后，祀于京都北野祠，称天满天神，人尤崇敬之。故此一歌亦称北野神诲，自为神道第二要义，而为众男众女所信守。

汉武帝即位之初，不安于道教之清净无为，而欲图儒学复兴。此时道教家有申公，龄八十有余，以硕德闻。帝迎申公，问以治国之要，申公答曰：“是不在多言，只顾力行如何而已。”此言诚然矣——德教之要，不在多言，而观实行如何。

古时，日本道德之言，有“诚”之一语而已。迨汉字传入之后，则有仁义孝悌等诸语由抽象而说道德，颇详密矣。然此等诸语之解释，在中人以下，未必能资于道德之实行。

孔子之教以忠信为主。盖心之诚为忠，言之诚为信，可知其分诚之道为心言二目。孔子复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谓其为广世界之道德。然诚之道，更加以笃敬二字，至其效则亦似无所增。既分忠信二目而缀合为一辞，且代忠字以笃敬，虽有心意与言行之别，亦不过作辞加精而已。世有以德教为业者，竟不得不多言。言既多而有疑似之处，则亦随而解释之。益费其辩论，是害于实行。距今二千数百年之前，道家忧此趋势曰：“道德衰，而仁义兴。”岂可不察乎。

“诚”字为日本道德之根本，既有清净之诚心，而迎诸种善教，以修其百行，如道教、儒学，皆纳受之。其宽容之至，遂生倾向佛教之势。毫无偏执，是因其诚心之本源极清净耳。佛法为大教，其经典颇丰富，不啻多言，其理高妙，虽易入而难悟，如王公贵族阐究不忧其无暇，但中流之下忙于俗务而迷于教海之津者尚多。中古以后，中级武士修禅而练心理，是寡言之教，尤适于武人之炼心。下级平民则由念佛六字之名号，法华七字之题目，而求其佛心，亦颇适于庶民之信向。是皆莫不出于诚之道。

花园天皇（第十四世纪首）叹佛法幽妙，曰：“无暇以遂密教（真言）禅心，则念佛而行往生之道。”天皇以深于佛教，而犹有此言，况寻常多众之士民乎。其不能究经典者，皆赴于禅，其不能修禅者，更归依念佛、题目等，是为佛法流布之情势。其故无他，苟非由单纯之信念，而收敛诚心，则未易举德教之功也。既有诚心，应脑力所消化而注以教理，亦易易矣。

神道与诚心

日本神道无文而殆不成教，惟奉神裔以为君主。而诚之一语为德行之要素，以之仰神，以之接人。其心清净，如明镜，如湛水，合受儒佛之内外诸经典，而勉以发扬其智德，可谓神国之美风，不可谓其乏于宗教之笃信，而无操守焉。诚者为清净洞明之心，要在平和，触事遇物，不厌劳苦，能甘于粗食敝衣，或舍生命而不顾焉。由外观之，如坚忍，如勇敢，如有强力，而实为一诚心之发显。由其人而观之，是亦为平和。苟不如是，则不足以成善行。

神道与宗教

神道与寻常宗教，异其发源之形式，仰神以清净之诚心，其中虽纳何教，皆莫不适合焉，是以渴望善教而不休也。万叶危惧人心之难守（喜秃挪哥哥罗哈，麻磨利阿黑奴），菅公则慰谕曰：“神必护之（加弥牙麻磨拉姆）。”盖诚心迎教之余地甚广也。

予不必论宗教优劣，惟观察其历史。

佛法虽高妙，而僧徒为人其长年布教之迹多生弊焉。儒学至近古，说性理，遂为拟禅。今之神道亦陷其窝中，而纷纷论争是非。以清净诚心而观之，宗教哲学伦理之论，喧噪相争者，不过分业之竞势，而君子闻之不以为洁焉。群会爱平和之男女，有虑于道俗品行之腐败，而望善教之启沃诚道，以救人情之腐败，渐切矣。

距今三否有余年之前，织田信长执政权，疾佛僧争阋，招西邦基督教。基督教徒即烧神社佛寺，弃神镜，而排斥国神，破毁神国柱础，而不踟蹰。于是国人忿怒，鼓厉其诚心，奋勇而驱逐之。自是之后，云基督教者，如魔法之别名，而人忌之。其嫌忌之至视西邦之理化学，及兵器、机械类，以为魔法之用，只知其所恐怖而已。

时势变迁。至距今五十年之前，美国提督柏理航至浦贺。嗣后，日本渐接纳西邦物质之文明，且闻其因基督教启发之精华，始知西教亦非魔法，盖基督教以博爱为旨义，以广世界为布教之地。

明治之初，予至美国，目赌老弱男女之笃于信向，复见纽育市有圣书公司、青年会等，颇繁盛，乃惊叹自述一说，曰：“敬神之心，为人民勤勉之本原，即治安之原素也，譬如酸素，无形而周流，自呈灿烂之光，无味而显芳烈之性，使人须臾不能缺焉。”世界宗教薰莸不同，其主智辩巧妙者，不若持行诚实之善。基督教虽多奇怪，然其徒皆笃于实行，即处困穷愁苦，愈信而愈固，是为他教所不及云云。

其后，西教渐宣布于日本，解释高妙，其说教较佛徒殊切实。至其雄辩则有解人之颐者。惟持行笃实，反有所损焉。基督为神，而宣教之牧师则为人，其教在欧洲已经历一千九百年，其间渐生历史之弊。或骛于智辩，或执心偏固者，亦不少。向者，日本人久恐怖其形骸，今则渐敬重其精华，于是基督纯粹之教旨亦渐入日本人清净之诚心，以发其文明之光彩。

教者，可以言语而传，惟所主者在实行，而不在言论。如哲理为智学，而其议论动辄贼德教。宗教以德为要素，过雄辩则反有害焉。要之诚之一语，能综合众教，使其消化融和者，为神国特有之灵妙。

神国

日本有神国之名，由来颇古。神功皇后之征新罗（三百五十年），新罗王惊愕曰：“东有神国曰日本，今见攻者，神兵必来自其国耳。”百济王卓淳亦云：“日本为贵国，谓其可畏敬。”由是观之，韩人夙视日本以为神孙君临之国，可以知矣。

仰神之信念，骤思之似奇怪，谓以神裔为君主则无所疑。苟疑之，则由根柢而破宗教思想也。宗教者为神之教，而神者为在天之主宰。日本既称神国，以天御中主之裔为其元首，故各种宗教苟为神之教者，皆莫不能为神国所迎，又莫不可传布于神国。若有不适传布之教，则其称神之教者偶表白其有不纯之处耳。

神圣之解

文明诸邦，视帝王为神圣，日本宪法亦同。圣之为称，于中国大陆谓上古首权者有启发文明之功。日本以神裔为君主，虽敬重中国诸圣，亦不如中国人之尊崇之。

佛教读圣曰“喜希利”所以敬称智识卓越之僧也。日本授高僧以官位，如僧正、法印等，其敬称以圣人（上人）者，谓无官位之高僧，与中国之仙略同其意。神圣之为语，原为基督教所谓Saint之译解，即西邦宗教之至尊也。故谓帝王神圣者要在表示畏敬之意。日本既为神国，云神云圣，未足以为特殊敬称也。

近世，圣字渐变化，而遂有可畏怖之意义。盖上古帝王由神权而统治其民，但为可畏之君长而已。时势变迁，英雄崛起，夺其帝王之国，使神权屡至灭绝。已夺其位者，贪富贵，逞利欲，尽智术而愚国民，或蹂躏人道而专图众情之驯伏。如此血性，遗传于子孙，而贪婪极焉。由是观之，可谓英雄者，实为盗魁。

国经革命，暴政频行，则民欲脱其羁轭而渐有借宗教神权者，乃致政教轧轹，而多流血。其极，至予帝王以神圣之称，而相交绥。可知帝王称神圣者，其由来有可怖之经历也。惟日本自国初由神惠而成国，以神裔为君主，皇统绵绵，长保其神国之实，故国人不知圣字之可畏敬与可恐怖，岂非多福之民乎。

日本之君主

国家必惟一人讬以主权。日本之异于万国者，在其主权之属于神裔。自国初至今世，未尝由人为选择。日本民族所以报谢神恩者，略有三端。一曰：仰戴神裔，故国民之信仰自然而常坚且不动。二曰：皇统逐世繁荣，因神之拥护。三曰：无一人贪婪暴虐之君，故上下忠爱之情，常温且浓。是异于他邦，而为神国之特征。

他邦帝王，称神圣者，大抵为空名。盖君民之间，乏于自然清净之诚心，而往往有猜忌之情也。日本自国初有绍神之君主，即神孙统其主权，苟不伤其教之源，则政治之根基亦坚实与时势相为进步，能收吸世界之智识艺术，而益致强盛。

运命之预知

神道之纲要如上所述。今有一事可加说者，即运命之预知，为信向宗教者所不能无。所谓“运命”者，谓人之祸福、得丧、穷达、死生、病患、灾难等，属于未来之事。

人处世生存，向神请其运命，亦为切实之问题。凡善男善女发信仰心之源，恒在乎此。预知运命之方术虽多端，其行于日本者，自古有二法。一曰“卜筮”，日本初有卜占法，至神儒佛三道并行之时代，阴阳道专管卜筮，禁僧尼卜吉凶，或说灾祥。然儒家之易筮，及僧尼之神阄，至今盛行于国中。二曰“神讬”，审神（萨尼哈）之法渐变迁。其法虽不一，尚其传于今世者。

神讬与预言

盖宗教者，选择古时之神讬及预言，加以疏释而作成其经典耳。日本神道未成宗教，惟有神讬而无预言。神讬者取效于一时，其涉永久者极罕，盖日本之教，想神效亦必有尽期。神语借人体而发出，逢时势推移，亦不能保其不朽不灭也。善教虽善，迨经久则弊生，竟不适于永久之用。善男善女由神讬卜征，而问其运命，虽似浅薄，而自得安心立命之方，非无益于清净之诚心。

迷信何

修智学者视信仰宗教者之智识浅薄，恒以为迷信。然智学由万能之神，仅阐明一线之光，亦暗中之言战尔。智学与德教，固异其径路。宗教者为德行之源泉。如运命之预知，实出于不欺明暗之一念，虽智者亦宜深敬重之。今世科学大发畅，阐启神秘甚多，然至于广大神德，则不过管窥之天，蠡测之海，而均为人类之浅智，与愚夫愚妇相距仅尺寸而已。自恃尺寸之长，而嘲人以迷信，特不知其自迷于神变不测之情。苟自反省，则必觉其评曰迷信者为反迷信之言。惟无神论者，主持一种见解，虽属于迷信之中，亦自为一说。其余非有立脚之地，徒恃其常识较优，而嘲善男善女以迷信之语，使其失安心之地，可谓饶舌有害矣。

予之宗教

予之运命，尚未及一问神意。世之嘲迷信者，一旦逢厄运，则未见其不迷于卜筮神讬之灵验。“神”之观念，为日本教化之根本，国家之基址。苟有深智者，不可不慎重乎此。今之僧徒，只说宗教形式耳。予之于形式，惟一定僧祝之是赖，至凡人之说教，则有未敢尽信者。考过去之历史以窥神意，是区区之志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儒教

绪论

儒教之本体

儒教由孔子而兴，嗣后二千三百有余年，为东亚诸邦所依据，以其形言之，则稍似宗教。惟儒教多说现世之道德，不似宗教注重于超世之观念。凡宗教，多仪式，伴以迷信；至于儒教，则纯为德教，不可与他宗教混同焉。

儒教之传输

儒教始传入日本，在应神天皇十六年。据年表，当于西历二百八十五年。然正确论之，稍后于此，约百二十年。

儒教之始传于日本，未尝一致扰乱。若佛教、基督教，当其传布之初，一时人心惑焉，新旧相轧，遂至流血，而儒教独无之。盖因儒教之说与日本民族之习性多相符也。

儒教史之分期

儒教在日本之历史，自分四期。

第一期，起自应神天皇十六年至永仁六年，其间几一千年。

第二期，自正安元年宁一山来朝之时，至庆长七年，其间约三百三年。

第三期即德川时代，自庆长八年至庆应三年，其间约二百六十五年，此为儒教最盛之时代。

明治维新之后，为第四期，只承第三期继续之而已。是篇叙述第三期较详，至其余则不及细说。

儒教之感化

凡精神诸要质，镕铸陶冶日本民族之性格者，以儒教之势力为最大。故欲知日本文化之所由者，不可无寻绎其使儒教发展之迹。

第一期 自应神帝十六年至永仁六年

始传之情形

应神帝之朝，百济王遣阿直岐至日本。阿直岐善读经典，尚言其国有王仁者，胜于己。帝即征王仁。翌岁，王仁来朝，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是在践祚十六年之时。

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事王仁，而得通晓于典籍，此为儒教传输之始。继体帝七年，五经博士段扬尔自百济来朝。后三年，五经博士汉高茂安代之，儒教传入日本益盛。

大学国学

天智帝之时，创设大学。文武帝始定令典（令），京师设大学寮，诸国设国学。大学寮置博士、助教等职，国学置博士及医师。

其时，定经书分讲之目，曰《周易》，曰《尚书》，曰《周礼》、《仪礼》、《礼记》，曰《毛诗》，曰《春秋左氏传》。若《孝经》及《论语》则使兼习。讲是等经书者，所用之注解，皆一定焉。于是儒教广播海内，渐得势力。

儒家

平安朝讲经书、作诗文者渐多，可称为日本之“阿加斯丹时代”。菅原、大江二族，以儒而成家，其门下多士济济。当是时，儒之讲经书者，一赖汉唐之古注，论其精神则未甚振。盖汉唐训诂之学，专解释经书旨意，其研究之法略若言语学，而无考察由哲学之痕迹也。平安朝之儒家，绍承其无精神、无趣味之训诂学，未知其考察之要，徒按汉唐古注，解经书于形式之上耳。

菅公

当是时，代表儒徒而杰出者为菅公。菅公重儒兼崇佛教，忠孝彝伦之说与解脱涅槃之理，两浸润于菅公之头脑，毫无撞突，又无统一焉。盖儒教于世界人生之观，未成其体也。宽平六年，菅公任遗唐大使，纪长谷雄充其副使。然事不遂行。此时为唐末昭宗之世，战乱不熄，渐有革命之兆。公即上书，请罢遣唐使。

自是，遣唐之例全废绝，而中国文化之传输顿阻息焉。

儒教之衰颓

菅公左迁之后，平安朝之文学渐衰。朝纲已弛，而儒教不振，延及镰仓时代益甚。然极其不振之际有刷新之种子，已胚胎焉。

第二期 自正安元年至庆长七年

宋学传输

遣唐使已废，而和汉精神之关联，略失其脉络。至镰仓时代，彼此僧侣之来往顿加频繁。西历第十三纪首，始有宋学之传输。其始传宋学者，果为何人虽未可考，如正安元年宁一山来朝，传以宋学，则无疑焉。

一山之门，有虎关、中岩、梦窗等。虎关驳程朱，中岩亦论张程，惟梦窗不言程朱。出其门者有义堂，言宋儒之学说优于汉唐。别有玄惠，与虎关同在京师，讲宋学。一说云玄惠为虎关之俗弟。果如是说，则其宋学由虎关传受之耳。其后，有岐阳、惟肖、桂庵、南浦等，皆修宋学传之于后生，以待德川时代而成儒教隆兴之地。

宋学者，为宋儒所提倡一种之哲学，以理气为根本之说，与原始儒教颇异其趣。盖佛教盛宣传于隋唐之间，将或压灭儒教。然儒之为道，本中国固有之思想，至盛至大，有不可灭者。

宋儒中，如朱子（一千百三十年至一千二百年）取佛教之精神，为自家药笼中之物，换骨脱胎，倡理气心性之说，使濒死之儒教复活而更新其势力。向者，汉唐之学因识破诂，而捉儒教之精神，偏于言语学之研究，而乏于活气。至宋儒则不区区拘泥于训诂，直由其精神，而解释儒教，遂知圣人之心，不必求于千数百年之前，而反可近感得于自己之胸底。

要之，宋学为儒教之复活，加润以佛教之旨味，较原始儒教更深而远，可见其进步之迹。日本之儒教于第二期逢宋学传输，始生其炎炎之活气，而有力于道义之节制。

宋学与僧侣

始传宋学者，为僧侣。而承传以待德川时代者，亦僧侣也。第二期实为暗黑时代，而战斗攻伐殆无宁日。其间守护学艺之光明者只有圆顶缁衣之人而已。五山之僧为其最。当是时祗林之外，知宋学者极少，而禅僧独承其传，然亦只兼修而非其所主持。盖宋学虽取于佛教之精神，而痛排斥其教法，故禅僧苟非还俗，则未可遽主持宋学，恐其致矛盾撞突也。虎关、中岩，排斥宋学。岐阳、惟肖、桂庵、南浦则不然。间有喜绍述宋学者，然不能遂脱于祗林。如此宋学已传，将使儒教一新其面目，而未得其时机，可知第二期者宋学潜伏之时也。

第三期 自庆长八年至庆应三年（即德川时代）

德川时代之初期

德川家康统一海内，阖境始静谧。于是文学复兴，儒教自发展其势力，遂以为教育之旨义。在第二期宋学尚属于僧侣消闲之课，至第三期则自立而新其面目，始为世俗之学。初时承传于宋学者未能遽脱于祗林。第二期之末或第三期之初，遂有禅僧舍佛法而归于儒道，主倡其纯然处俗世之道德。如藤原惺窝，在德川时代为儒教之鼻祖。其始则本是一僧，居相国寺。

谷时中为南学之鼻祖，而原起身于高知之真常寺。山崎暗斋出于时中之门，下帷于京师，倡朱子学，亦曾为妙心寺之僧。如此僧侣还俗，为儒教之首倡，可谓德川初世之奇观。向者佛教之势力独盛，而儒学仅任僧侣之兼修。迨德川时代则形势一变，儒教全盛，而佛教反失其势力。此时日本之文教离于迷信之境，归于世俗之道，而自划一段阶也。

藤原惺窝

德川时代之初，躬脱于祗林，在京师始倡朱子学者，为藤原惺窝（一千五百六十一年至一千六百十九年）。惺窝为创业之人，气宇广达，而学问未精到，著述不甚多，其时文巧妙者亦少。然是人有功于学界尤大，略可由三端而见之。

第一，德川时代倡朱子学，而得势力者，莫若惺窝。假令其学问未精到，其开拓朱子学之功竟不可埋没焉。惺窝之说朱子学不自狭隘，而洪量能并容陆王。林罗山尝寄书论其并采陆氏之非，答曰“朱陆不必为二途”，可见其襟豁如。惺窝既还俗，谓佛教绝仁种，灭义理，然亦认识儒、佛二教至得道之点非无所一致。彼之大度量不但调匀朱陆二氏，且能融和儒、佛二教。

第二，惺窝将《四书》、《五经》施以和点，便于后生之读诵，而贻惠于日本群会。盖经书加和训，非惺窝所创始。岐阳以和点施于《四书》，桂庵修正之，南浦复更修正之，其法遂传于惺窝。惺窝不但施和点于《四书》，又推施之于《五经》，使后生广据其法。

第三，惺窝宽仁大度，性格高洁，教人而善感化，其门下多出秀材。如林罗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堀杏庵、菅得庵、三宅寄斋、石川丈山，皆受其薰陶。其中罗山、尺五有大造于学界。此可知惺窝之贡献于文教，其功颇伟。

林罗山

林罗山（一千五百八十三年至一千六百五十七年）出于惺窝之门，而最卓绝，一代之英才也。罗山被德川氏重用，历事四主，自家康至家纲，凡律令之制，官府之书，莫不参预规划。有拟以汉之叔孙通者，亦非无以也。罗山博览多识，宏才能文，标榜以朱子学，较惺窝更鲜明。惟无宽容异说之雅量，排陆王，排道教，排佛教，又排耶稣教，惟至神道则毫不排之。盖神儒二教之调匀融合，为其所欲耳。

罗山著书甚多，实余于一百五十种，不啻等身矣。然问其学说，只奉朱子之道耳，非别有所主持也。罗山虽无一家之学说，其子孙多硕学鸿儒，世世相继，而为幕府儒官，终德川时代，凡二百六十五年，郁然成一大学阀，而能统一全国之文教。其声望与权势颇盛。其所奉之朱子学，为幕府之教育旨义，有大影响于国民之发展。

木下顺庵

惺窝之门，有松永尺五。尺五之门，有木下顺庵。

顺庵（一千六百二十一年至一千六百九十八年）有诗文之才，最长于德行。若立学说述理论，则非其志。为人浑厚圆熟，观其动作云为，可知其怀抱之如何。其感化之力，异乎寻常，职是之故。门下多出名儒，如新井白石、室鸠巢、雨森芳洲、三宅观澜、祇园南海、榊原篁洲、安东省庵等是也，宇士新称曰“桃李满门”，洵然矣。

顺庵非研究学理之人，而为教育家，有一种感化力。

新井白石

顺庵之门多杰物，而新井白石（一千六百五十七年至一千七百二十五年）居其首位。白石为不世出之豪材，学识亦非凡。自少抱大志，常谓大丈夫，生苟不得封侯，则死当为阎罗。封侯虽不遂得，而在一代之硕学，能高标于世。白石非经学家，而长于历史、故实、制度、诗文等，兼讲西邦之学，为日本洋学家之鼻祖。著书一百六十有余种，其述作之多，未有能若之者也。

室鸠巢

室鸠巢（一千六百五十八年至一千七百三十四年）亦出于顺庵之门，纯儒如顺庵，以经学文章显于世。故继承顺庵之道，而教育多数子弟者，非白石，而为鸠巢。鸠巢晚年患末疾，久不愈，养病于江户骏台之邸宅而不出焉。病中与门人子弟尚讲道义，意欲以传于后世。当是时物徂徕在江户，倡古学，太宰春台、服部南郭、山县周南等和之，一时有风靡学界之概。鸠巢不敢与徂徕相争，惟谦退抑损，以固其操持。与徂徕、东涯成鼎足之势。鸠巢值古学隆盛之时，冷然淡然，坚守朱子学，以其系统传于后世，其功颇大。

中村惕斋

顺庵、鸠巢之外标榜朱子学而成大家者，有中村惕斋、贝原益轩。惕斋（一千六百二十九年至一千七百二年）为京师之醇儒，与仁斋同时，坚守朱子学，而对向仁斋，犹鸠巢之对于徂徕也。著述不少，所著《姬镜》在裨补于女子教育亦见其卓识。

贝原益轩

贝原益轩（一千六百三十年至一千七百十四年）尝学于松永尺五，复结交于顺庵，以鸠巢视之，差为其先辈。益轩为巨儒，智识泛博，其叙述学说者有《大疑录》、《慎思录》、《自娱集》等。又多著训戒书，以施教于童蒙，其文平易，而广裨益于世道。益轩不开家塾，而及门者较少，然其所著通俗之书，暗启沃人心，为功极大，是他人所不及。益轩始考察教育之用，自其目的至其方法、次序、范域等，讲究稍开其绪，往往有符于黑尔巴尔秃之见解者。为教育家，而日本之有教育学实始乎此。其说曰“教育之目的，在涵养德性”，由今日之言，以人格修养而为其旨义也。

朱子学派之复兴

元禄、享保之后，仁斋及徂徕之学派各张其势力，盛鼓吹其师之说。别有折衷学派兴起焉。至安永、天明之比，则朱子学派不甚振，殆被他派压倒。宽政年间有异学之禁，而朱子学复振。所谓异学之禁者，以朱子学为正学。而排斥其余，皆视以异学也。此时柴野栗山（一千七百三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七年）、尾藤二洲（一千七百四十五年至一千八百十三年）、古贺精里（一千七百五十年至一千八百十七年）等继承顺庵、鸠巢之学脉，仕于幕府，以林家为中心，而活动，图统一海内教育之旨义，遂至禁异学。朱子学再得势力于幕府，而各藩仿之，厘革学制者不少。于是海内学风，一新其面目。异学既不利于仕官，于是学者减少，朱其势力。然是禁杜塞异说，拘束自由思想，其弊亦甚矣。

佐藤一斋

其后佐藤一斋（一千七百七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并取朱、陆而多教育子弟，复若惺窝宽宏之度。或訾云“阳朱阴王”。

赖山阳

然门下多士济济，其功不可埋没。赖山阳（一千七百八十年至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出，差后于一斋。山阳春水之子，又尝学于二洲，春水与二洲均修朱子学，而山阳亦属其系统。门人江木氏撰其行状，有中言云“经说归主洛闽”。然山阳非经学家，其口吻不取朱子，而反取阳明。身为一代之英才，多用力于历史之讲究，加以政治、经济之见解。其勤王之精神，有影响于幕末之人心，不为鲜少。

南学系朱子学派

朱子学属惺窝之系统者，性质温和。

别有南学一派，操持尤坚确。是派始起于土佐，远渊源于梅轩，谷时中启其隆兴之端。山崎暗斋出其门下，于京师大发挥其精神。

山崎暗斋

暗斋（一千六百十八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二年）不敢创倡新说，惟由朱子所著之书编，抄出其最适切之条款，以为一派之教科书，务以实践躬行相励。故是学派如一宗派，有坚确之信念，毫不容他学说。暗斋主倡敬内义外之说，最重敬义二德，偏于严肃，而乏宽宏之气象，其学派不免偏狭固陋。晚年倡一种神道（垂加神道），陷于怪诞迂缪之弊，然隐然培养国家自尊之心，其功亦颇大矣。

殁后，其门下自分四学派，曰浅见纲斋（一千六百五十二年至一千七百十一年），曰佐藤直方（一千六百五十年至一千七百十九年），曰三宅尚斋（一千六百六十二年至一千七百四十一年），曰玉木苇斋（？至一千七百三十六年）。其中苇斋之学派独属于神道，其余则皆属于朱子学之系统。米川操轩、藤井懒斋、谷秦山等，直学于暗斋，而在四派之外。要之暗斋之门，郁然为一大学派。其中多出勤王之士，如浅见纲斋、竹内式部、山县大贰是也。

水户学派

德川光圀有修史之业，使水户学派自起其间，不必拘于朱子学。惟其参与于修史之务者，以朱子学派为最多。如栗山潜锋（一千六百七十一年至一千七百六年）、三宅观澜（一千六百七十五年至一千七百十二年）等，属于暗斋派之系统。惟立原翠轩（一千七百四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三年）奉古学，藤田幽谷（一千七百七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二十六年）、藤田东湖（一千八百六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会泽正志斋（一千七百八十二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则皆取朱子学，主张国体尊严，尽力于启发国民之自觉心。由今而考之，此学风乃远渊源于北畠亲房（？至一千三百五十四年）。亲房学有素养，由玄惠传受朱子学，尝著《神皇正统记》，寓以春秋之微旨，此即水户学派之先驱。

阳明学派

第三期之儒教，除朱子学派外，有阳明学派、古学派、折衷学派等。

阳明学派者，宗明之王阳明（一千四百七十二年至一千五百二十八年），绍述其学说。惺窝并取朱、陆，而识阳明之良知说。然所主者，固在紫阳之学。

中江藤树

始倡阳明学而起者，为中江藤树。藤树初奉朱子学，后信阳明，晚年在近江倡良知说，谓良知之德可以释个人之性能，可以办世界之实在，是似吠檀多派之哲学。然藤树之学以道德为本领而已。躬为精粹之君子，其说出于躬践力行之余，语语如珠玉，时人称曰近江圣人，良有以也。

熊泽蕃山

藤树之门出一巨人，曰熊泽蕃山。蕃山（一千六百十九年至一千六百九十一年）英才异常，与藤树异其性格。藤树彻上彻下，心正直透明，而谨饬如学究。蕃山则才气英发，足以压一代，可谓伟丈夫矣。蕃山为备前芳烈侯所用，有治绩。其学问只得于藤树之门，故藤树之学由蕃山实行于治政之局。倘令藤树之门无蕃山，则藤树之显于世不如彼之著也。有蕃山而藤树始高其声价。蕃山能成其赫赫之治绩者，因受学于藤树之门也。二者相依成其伟大，而阳明学派在日本之源头实出于此。其后三重松庵、三宅石庵、三输执斋、川田雄琴、中根东里等，皆倡阳明学，然不甚振，无能比朱子学及古学之盛。

阳明学派与新文明

佐藤一斋心喜阳明学，以教其子弟，惟无公倡之勇，阳奉朱子学，以为其标榜。大盐中斋（一千七百九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公然主张阳明学，而无所惮，然不全其终。阳明学又有影响于维新之原动力。豪杰之士如横井小楠（一千八百九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佐久间象山（一千八百十一年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真木保臣（一千八百十二年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春日潜庵（一千八百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西乡南洲（一千八百二十六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或属于阳明学之系统，或受其影响。阳明学派，以良知（良心）为依据，良知所视，苟为善为正，则断断乎实行之。多偏于主观之判断，不顾其所处之境遇，虽非无弊，而富于实行之精神，真为痛快矣。

古学派

朱子学派及阳明学派之外，别有古学派，起于宽文年间。古学派谓宋学混以佛说，失孔子真旨，欲直溯孔子之教，以正其系统关系。始倡古学者山鹿素行（一千六百二十二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五年），及伊藤仁斋（一千六百二十七年至一千七百五年也）。此二人者初修朱子学，后变而说古学，咸在宽文二年，可谓暗合甚奇矣。然著书倡古学者莫先于素行。宽文六年素行著《圣教要录》三卷，刊行之，虽小册而排斥宋学甚力曰“道统之传至宋竟泯没”。素行以此获奇祸，谪迁播州赤穗，十年始赦免，再归江户，住浅草，更十一年而殁。著述甚多，惟《圣教要录》已灭版，其余则门人誊写而传之。

素行常说仁，不如宋儒之以理为说，谓“圣人之教人不出于仁义字”，亦似仁斋之“以仁义为道”。其所著之《圣学篇》务以立一家经说。然素行之功绩最显著者在武士道，而不在经学。不徒自实行武士道，又著《武教小学》、《语类》、《配所残笔》等，而叙述武士道之圭旨，使其道始合于教育之用。其所说武十道之精神由《赤穗义士之复仇》一举而焕发焉。

嗣后祖述其教义者连绵不绝迹。有义子曰高恒，又有孙曰津轻耕道，各著书而绍述武士道。大道寺友山亦受教而有所造诣，著《武道初心集》。吉田松阴继承素行之学，观《武教讲录》可以证焉。武士之道为一种德义心，自太古在日本民族之间，善发畅。镰仓时代稍有其教义，而加高调，然未有一人开其学脉者。素行讲兵学，兼修神、儒、佛等诸教，始立武士道之教义，其功颇伟。人称曰武士道之权化。

伊藤仁斋

伊藤仁斋与素行同时，自朱子学一变而说古学。素行则倡之于江户，仁斋则倡之于京师，自成东西呼应之势，亦奇观矣。

仁斋不喜宋儒之寂静旨义，而自取活动旨义，谓人之行为要在活动，完成人格与克林之自我实现说略同其归趣。仁斋继承孟子之说，以仁义为道，似收片哈威尔之说正义、博爱，斯片撒之说正义、仁惠。仁斋说仁德之盛大，与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之旨意无径庭。排宋儒之复性说，而取积极之姿态，谓汲汲期无小过失者，不若自进发展其长处。人格高洁加以平素之修养，整整堂堂说实践道德之要义，真足以称一代道德之师。然创业未至大成，其子东涯大成之也。

伊藤东涯

东涯（一千六百七十年至一千七百三十六年）性笃实博学，虽乏识见，反适于祖述。整理其父所著诸书，公之于世，且自著书亦甚多，绍述其父之学说，因而成堀川一大学派。东涯谦让能下人，尤孝其父，虽一言半词不敢背之，自称孝子，是可知东涯单继仁斋之业也。

物徂徕

物徂徕因仁斋激发而起，对抗仁斋。是人（一千六百六十一年至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初奉朱子学，四十九岁一变取古学，著《辨道》、《辨名》、《学则》等数篇。多说其一家创见，与仁斋不同其辙，虽名曰古学，实则大相异。徂徕常说曰：“讲古学者不可不修古文辞，盖古文辞者领解古学之阶梯也。”自勉修古文辞而讲究经书，如言语学之法，称曰古文辞学。

仁斋修养人格，拟履于圣人之踪，徂徕则自甘于曲艺之士。谓圣人者非可学而到。仁斋以仁义为道，徂徕以礼乐为首，取功利旨义而立。素行先于徂徕，而有功利之说，未至主持其旨义。是旨义待徂徕始为有力之学说。仁斋谓道出于自然，徂徕则谓道出于圣人之作为，非由自然而成。徂徕之学说与荷布斯相符者不少。如曰正邪，由国法而始定，曰人之本性，在利己，任其自然，则争斗不止，曰定法律，成国家，宜赖君主之独裁专制，皆是。仁斋尊孟子，而徂徕崇荀子。如气质不变化之说本于荀子。是说亦似收片哈威尔之谓性格持久，终生无异。东西暗合，亦颇奇矣。要之徂徕之学大异于仁斋，至较之宋儒则不见其公通之点。

不勉于知之探究，只以言语学之见地，解释经书。其辞藻之富瞻，能风靡一代。

太宰春台

徂徕之门，用力于经学者，莫若太宰春台。春台（一千六百八十年至一千七百四十七年）于徂徕之学说，有推广至极端之处。盖孔子之教，因孟子与荀子所传，自有二致。孟子由子思继其诚之说，重良心，以内心之德为主要。荀子则重礼，谓人可由外律之。此取他律，而彼取自律。仁斋既绍孟子之说，而徂徕祖述荀子之说。春台承徂徕之教而起，主持他律说，至极端，谓心有恶念，自制以礼法，亦不背道德。春台尊重天然之性，与今之所谓“本能旨义”，或“自然旨义”者，略同其归。

折衷学派

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之外，尚所折衷学派、考证学派及独立学派。折衷学者不偏一派，欲取各派之长而立。虽如公平，实无坚确基址，不能致强大，多流而为考证学派。折衷派之中，如纪平洲，裨补于名教不少。

考证学派

考证学派，研究多端，由事实而判断，稍似科学之例，以广义言之，是学派实属于古学派。

独立学派

独立学派，谓其不属于朱子学、阳明学、古学等，然亦奉孔子之教。其称独立者非谓立于孔教之外也。

三浦梅园

独立学派著名者，推二人，曰三浦梅园，曰二宫尊德。梅园（一千七百二十三年至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主哲学之考察，成一家之宇宙论，称曰条理学，有《玄语》、《敢语》、《赘语》三书，略悉学说。

二宫尊德

尊德（一千七百八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发挥农业道德，而有大功焉。其说虽合于功利旨义，然亦尊重动机，过于功利之效。如理想派所主之动机，与功利派所贵之效果，由实行得调匀，惟是人为然。此思想得之于神、儒、佛三教，其负于儒教者最多，渠亦孔子之徒也。

儒教之徒与新文明

第三期末，在明治维新之际。处士活动，欲益于国家，而致力于新文明之开拓者，以儒教之徒为最多。如藤田东湖、横井小楠、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桥本左内（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等皆是。此等诸士非朱子学派，则属于阳明学派。阳明学派为数较少，而出豪杰殊多。盖日本民族受西邦文化，领会古邦学术，不可无其素养。是素养在德川时代儒教实成其地也。

第四期 明治时代

维新后之儒教

儒教在维新之后，只继续德川时代，而更无特色。此时，西邦学术盛传兹土，刷新一切旧物。儒教会此大势，被其压倒，而甚衰退。耆宿代表儒教者渐凋落所余如晓天之星，不复见有一人能风靡海内者也。德川时代所生儒教之各学派，虽未全消灭，而学术界不复重视其存在。其借新研究法，以讲儒教者虽不绝其迹，而各向之对向佛教及神道，张其势力如一大宗教者，则无复有焉。

精神之感化

然儒教决不消灭，其精神广存于人心之中，而为明治教育之一大要素。即无儒教之名，其神髓骨子皆可求得于今世之教育。今之教育于伦理之说，以纯理为本。其组织及内容，非儒教所比。然如谓理想之终局在最高善（至善）行为，以完成人格为目的，善恶不取断于效果，注重于动机，皆合于儒教之旨意。仁者是人道，而生民所同归。

德育与宗教

故儒家之德超诸宗教而迥大焉。明治之德育虽不称儒教，而超立诸宗教之外如儒教，道无迷信亦如儒教，与科学行毫不相戾，其器度较诸宗教尤大矣。盖德育者不必竢宗教而成。如法国自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之后已离于宗教而施其德育，意国亦仿之。其余文明诸邦皆将早晚仿之。惟日本起自维新之际（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施以如是之德育。

儒教之德育

更溯考之，德川时代之初以儒教为德育之主旨。日本既有此经验，迨维新之后先于西邦而定斯教育之要义。德育之离于宗教，专纯施行者，儒教尝示其例。维新以后，德育以儒教为先容，取其最进之体制，提以宏远普泛之人道，以众生所同归为其标目。故儒教已失其形骸，而其精神为今世德育之一大要素，将永远无灭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佛教

绪言

佛教为广世界之宗教

诸种宗教起于印度者，大抵基于国家或人种之观念。独佛教适为广世界之宗教，而自发一种异彩。一时印度为之中心，使世界大半崇信其教。佛陀灭化后，阿输迦王之时（西历纪元前凡二百五十年）佛教扩张其教线，北自巴窟秃利亚，南至锡兰岛，东自缅甸、马来半岛，西至希腊、埃及、马塞突尼亚、叙利亚，西历六十七年遂入中国，嗣入朝鲜半岛。五百五十二年，其经典传至日本。

佛教普遍于上下

日本已有佛教未久而普及上下，众归向之。其信仰不仅感化道德，又有影响于政治、教育、文学、工艺、美术诸端。日本在旧时之文明，由佛教启发者居多。

日本佛教

兹有一事须特书者。佛教在大陆诸邦，皆遗忘其起原之精神，而长其余弊。惟日本人之视外国文物有一种特性，如坩埚之用，必采其精，而去其滓，遂以炼化之，令适于日本国情。如佛陀之精神，逢此炼选，更发挥其真髓。故日本之佛教非印度之佛教，非中国之佛教，又非缅甸、暹罗、安南、朝鲜之佛教，免大陆诸邦所受之教毒，而发挥佛陀之真精神。苟欲知日本之佛教者，先须知此一事。

旧时之佛教

佛教始入日本

佛教之始入日本，未可考其何时。西历四百五十年，日本于属领任那之地建佛寺。自是经过百年，而后有以国际公交输佛教者。钦明天皇之朝，百济王铸丈六佛像，置之于任那。十三年（西历五百五十二年），百济王将佛像、经卷贡献之于日本朝廷。大臣苏我稻目，承传之于京畿。其后百济更贡以僧尼、佛工、佛匠等。此为日本佛教之滥觞。

圣德太子之尊佛

推古天皇之朝（西历五百九十三年至六百二十八年），圣德太子在摄政之位，笃信佛教，用意于外国文化之采择，且尽力于佛教之传布。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即日本成文法嚆矢，而施以政教一致之治道，以佛教为一国政教之本原。大和之法兴寺，难波之天王寺，皆其所创建。天王寺有敬田院，便于佛徒之修学，附以施疗院、疗病院，以救贫民之疾病，别有悲田院，以养孤儿、寡妇、老衰之辈。自是佛教渐盛矣。圣德太子不仅用力于政务，又推奖宗教教育，而勉行慈善，以助佛教宣传也。

宗派之起原

圣德太子之时，佛教虽盛，未分宗派。推古天皇十年（六百二年），百济僧观勒说成实宗而不传其详。西历六百二十一年，太子甍。后三年，高丽僧慧灌到日本，讲三论，遂有三论宗。日本佛教之分宗派，始乎此。

僧徒入唐

孝德天皇九年（六百五十三年），僧道昭往至唐土，学于玄奘三藏之译场。既归朝，而创开法相宗。嗣后，僧徒与留学生派至中国者渐多，不仅习得佛教，唐代隆盛之文物皆因是输入日本。

唐僧道璿

圣武帝十二年（七百三十五年），唐僧道璿与南天竺菩提僧正各赍华严宗典籍，至日本传华严之宗义。道璿于日本始说戒律。嗣后，新罗僧审祥亦讲《华严经》，遂开华严宗。

圣武之朝，都于奈良，为佛教最盛之时代，全国诸州建国分大寺。国分寺在京师者（东大寺），铸造大佛。皇后（光明皇后）深信佛教，尤竭力于慈善博爱之业。林邑（安南南部）僧佛彻，与菩提僧正俱入奈良，传林邑八乐，大兴舞乐，以开佛乐之新时纪。今之宫乐尚存其一二。

唐僧鉴真

孝谦天皇六年（七百五十四年），唐僧鉴真率十大弟子到日本，先设戒坛于东大寺，更经始唐招提寺，与弟子俱讲戒律，遂开律宗。其所谓十大弟子者，唐之恩托、法进及胡国（中央亚细亚）之如宝等是也。

别有俱舍宗，附隶于法相宗；有成实宗，附隶于三论宗。三论、法相、华严、律四宗，及俱舍、成实二宗，合称曰古京（奈良）之六宗。其盛行者，以三论法、法相二宗为最。

古京六宗

古京六宗派，在日本佛教创始之世，移植以中国佛教。其教理未由日本国民之特性，同化融合之。如本地垂迹之说，虽已发其芽，尚未至盛行。嗣有最澄（传教）、空海（弘法）二僧，创开天台、真言二宗。于是佛教渐融合于日本国情。

新佛教

佛教传入日本后，凡二百三十年，为其绍传之时代，以圣武帝（奈良朝）之时为最盛。其盛已极，而僧侣干与于政治，而其弊亦益甚。当时学问者信祥瑞，说灵验，视妖灾为逆天意之罪，气习既如此，朝庭崇佛而事祈祷。僧侣以镇护国家为名而邀功于上。政教混同之弊遂为政治之累，而国家纲纪渐弛废矣。乘此机而兴新佛教者，实为最澄、空海之功。其间桓武帝迁都于平安，而政治之改革与宗教之改革相依而并起。

北京二宗

二僧为帝所信赖，延历二十三年（八百四年）共入唐土。最澄抵浙江登天台山，翌年归朝，创开天台宗。空海抵唐都长安，大同元年（八百六年）归朝，创开真言宗。谓之北京（平安）二宗。

是二宗虽传自唐，大变其实质，配以本地垂迹之说。其说视日本固有诸神于为佛陀之化身，尽令包含于佛教中。于是始有日本之佛教焉。

台密二教之势力

古京六宗为台、密二教所刺激，亦稍显其活相。然桓武之后至赖朝开霸府于镰仓之时，凡四百年，佛教之盛行者只有天台、真言二宗而已。此二宗当初时多出高僧硕学，而历代天子及著名卿相亦皆潜心阐明其教理，使二教颇畅达，僧侣居其护持泰平之功。

贵族与僧侣之抱合

佛法护王法，王法护佛法，以祈祷为国家主要之务。由是僧侣把持教权，逐世渐增大其势力。其间有贵族利用佛教者，有僧侣利用官家者，权门与寺社相合而享尊荣，既而互相轧轹。圆融帝之比（九百七十年至九百八十四年），大寺豢养僧兵，执武器而供其使嗾，恣行横暴，虽以天皇稜威，亦无如之何。于是武门任京师守护，以镇压僧党。嗣后贵族、僧侣、武家三权相争阋，王政遂衰。

禅宗

僧徒已安于荣贵，其教化之力自消尽，乃有禅、念佛、法华之三宗兴起，以新其教化之势。古者法相僧道昭、道璿、最澄、圆仁等，皆说禅，而不传于后。镰仓时代之初（一千百八十年比），僧荣西入宋地，已归后传临济宗。后嵯峨帝之时（一千三百四十年比），僧道元亦入宋地，已归后传曹洞宗。其教务令人之道心得以醒觉。

念佛宗

念佛，起原亦远。奈良之朝于净土院营光明皇后之周忌，礼拜阿弥陀佛。圆融之朝（九百七十年至九百八十四年），始有空也念佛，迨镰仓时代有一遍之游行念佛，专主行化，以开时宗。堀河帝之时（一千百年比），良忍创始融通念佛，至院宫（上皇）亦倾心焉。镰仓时代之初，源空开净土宗，亲鸾开净土真宗（俗谓一向宗），共为专修念佛。

法华宗

法华宗以口唱《妙法莲华经》为旨。龟山帝之比（一千二百六、七十年比），日莲开是宗，以排斥禅、律、真言、念佛四派，俗称曰题目。

三宗之敷衍

禅之心理为诸宗所认识，尤适于武家之信仰。虽行丛林，亦行化。虽在石上，亦说教。至战乱之世，宣传益盛。念佛以简易信念为旨，适于平民多众之信向。迨其一时盛行，为天台僧徒所排斥而被禁制。然多众信仰之趋势意不可沮。亲鸾一派虽强令还俗，食肉带妻，尚布教化，其教旨广行于下级平民之间。题目宗欲矫诸宗之弊而起，以回教徒之勇气，加于佛法之教义。是宗与一向宗共为日本特殊之佛教，其感化力深及于民群下层，比之大陆佛教则略若异教。

要之，日本佛教自南都六宗之初，显感化力于帝王贵族之间，与政治文学相合而发光彩于上流，多关涉于文化之消长。初有三论宗，嗣有法相宗，奈良朝之初，藤原氏创建兴福寺，以为氏寺，属于法相宗，遂成法相本山。奈良朝之末，华严宗最盛行。迨平安朝，台、密二宗相继隆兴。其后政权移归武门，文化渐达下层，而佛教之宣传自分上、中、下三流。中级则有禅宗。下级则有念佛、题目。上级则仍用台、密二宗。加以藤原氏之法相，于是各宗屹然相对峙焉。

制遏一向宗以法华宗

足利时代（一千五百年代），诸州大乱，一向宗乘其机收揽下流众民势力极强盛。僧俗疾恶之者多，遂有借法华教之势力以排除之者。自是一向、题目两宗之间争乱渐剧烈。

制遏佛教以基督教

织田信长代足利氏执政权（一千五百七十四年比），招基督教以抑制一向宗之势力（一千五百七十五年比）。然佛教徒与基督教徒相排击，其弊亦甚。

禁基督教

丰臣秀吉禁基督教流布，以慰藉佛教徒（一千五百八十八年）。德川家康平定战乱，统一海内（一千六百三年），觉基督教徒之野心，不利于日本国情，乃执锁国政策，严禁国人信仰基督教，以国家之势力保护佛教，委僧侣以检查户籍之权，称曰“宗门”之制，令国人皆归属佛教，而各选其一宗派。德川氏予佛教寺院以诸种特典，使僧徒得安其地位，且享其名利。然保护过厚，其传道徒趋形式，而失其感化之真精神，寺门生游惰之风，而复无活相焉。德川时代约二百六十有余年，只保存佛教之形骸而已。

佛教沿革之约说

上所述者，为日本佛教之小历史，其沿革可分三大时期。第一佛教传入日本，遂有南都六宗，此谓奈良佛教时代。第二传教、弘法二师乘奈良佛教之衰颓，而开新宗派，此谓平安佛教时代。第三平安佛教渐失其教化之力，而有禅、念佛、题目三宗派之兴起，此谓佛教普洽时代。

第二期之佛教，视第一期较融合于日本之国情，第三期则更增融化。反动生反动，渐醇化而渐发展，从时势而变迁，以至德川时代。顾观大陆诸邦之佛教，皆停滞不振，腐烂颓败，亡失其真精神，恒使国家不胜其宗教之毒。至日本佛教之发畅，则不然——融化尤广，而包容教理尤大，其精神契合于佛陀之真意。盖因日本国人之特性，巧于同化外国之文物，而改造之耳。

佛教资文明之效力

佛教之效力

古世以中国、朝鲜之文物输入日本者，多由留学僧、贡僧、归化僧等之力。政治教育之制度皆莫不然。道昭为日本法相宗之祖，尤用心于众庶之福利，或开河津，备舟楫，或作桥梁，或通沟渠，或穿泉井于路旁。其后，菅原寺有僧行基行化诸国，拓山通川，筑堤塘，修道路。东大寺有僧普照奏朝廷，遍植树木行路，便于旅客。故日本开辟山野，修筑道路，多出于佛教慈善之旨。

工艺美术

佛造工、造寺工、画工、佛师、炉盘工、辘轳工、瓦工，以至漆器、织布、刺绣、纸、墨、色料、坭灰（康窟利德）诸工，当初时皆经佛教徒之推奖，而渐发畅，遂成日本工艺美术之精华。

教育慈善

医药借佛教慈善而广其用。历算、音乐亦为佛徒所移输。其余移植有用之植物，或发见温泉，或开学校、病院、孤儿院等，初赖佛徒之功者颇多。

哲学思想

古有神话专崇自然及祖先，教以正直清净，其思想颇为单简。若说深远玄妙之哲理以养成哲学思想，则亦为佛教之力。

文学

片假名五十音之图，基于梵语之文法。平假名新文字之排列，寓以佛法之教理，而成歌谣。物语、草纸、纪行等，称日本古文学之粹者，莫不受佛教之感化，而述佛教之思想。和歌、连歌、俳谐，为日本之诗亦皆受佛教之感化。镰仓时代之后，文学恃僧侣而保存。足利时代宋之性理学，亦专行于佛徒之间。其所谓寺子教育者，至德川时代尚为小学教育之渊源。

艺术武道

日本各种之俚谣俗调，以至能乐、谣曲、演剧等，其广行于俗间者，被佛教之感化为最多。若剑法、枪法及他武艺，亦莫不被其感化。武士道之所以炼锻精神者，亦实恃禅宗之槖籥也。约而言之，日本帝国特殊之文明，在乎明治维新之前开花结实，多半由于佛教之余泽。

近时之佛教及欧美势力之影响

新日本所需之佛教

佛教于明治维新之前分三期，已经维新后更入新时代，即第四期也。向者佛教从时势而生新宗派。今则日本进加于世界文明国之列，佛教将能出新派，与时势融化乎，是犹属疑问。今之佛教经维新更革，被其刺激而稍向变化之势，则略不容疑。

德川时代佛教徒，受幕府特别之保护而得安荣。明治之改革废诸寺特典，禠僧侣荣誉，加以儒家及神道家之积怨，一时暴发以排佛为名，破毁佛寺而不惮，或图代佛教以神道。当是时寺院僧侣窘穷已甚。然国民多数之信仰尚在佛教，而僧侣亦渐自醒觉。至维新后六七年稍有佛徒之活动。日本已通交于欧美诸邦，采长补短，锐意图新，其间佛教僧侣有留学海外，赍新知识而还归者。

基督教之影响

基督教师布教之法，亦有以促佛教徒之反省。中外情形刺激佛教诸宗，自其传道之法以至寺院制度，济民事业等，渐有改易，而讲究教理益精深，将复发挥佛陀之真精神。

传道海外

古时佛教徒，无论大陆僧侣与日本僧侣咸以世界为家，故宣教异境颇盛。当时航海术虽未发畅，而日本僧侣多游于海外，或行朝鲜，或入中国。真如亲王至欲求法于印度，海中遭难而殒。德川氏锁国之制禁国人外航，僧侣遂消磨其精神。迨维新后佛徒向外之思想复渐活泼，而有布教海外者。真宗、净土宗、法华宗、禅宗各派传道师多出至异境。自中国、朝鲜、西比利亚、马来等东亚沿海诸地，以至布哇、北美沿海诸州，皆莫不见日本传道师之留锡焉。真宗已进一步图传道于欧美诸邦人之间。

佛徒之探险

近年，佛僧探险西藏、中央亚细亚等诸地者渐多。虽谓由欧美新势力之刺激，亦为佛徒古时冒险思想之复活。

各种传道

日本监狱由神道或基督教而布教其囚徒者，仅有一二处而已。其余则皆由佛教僧侣所布教。其教诲之法酌用欧美最新之例。往时佛教界于传道之业曾无诸端设备，今则无法不备，或开青年会，或开妇人会，或开少年会，或传道于军队，或传道于工场，或传道于贫民。

慈善

佛教徒之慈善济民事业受基督徒之刺激，而复其古时之活相。如孤儿院、盲哑院、施疗院、免囚保护处、无料宿泊处等，为佛徒所经营者已多。矫风会、禁酒会等企划亦不少。

教育

各宗竞开办学校或讲习会，近时有致力于女子教育者，盖因基督教注重于妇人教育，而佛教亦被其刺激耳。佛法传道学校教以欧美学术，间或讲授西邦哲学、西邦比较宗教学等，是为重要之进化。

印行

铅印术传自欧美，而佛教徒利用之亦颇盛。如小册子、供施本或通信传道之用者，逐年增数尤著。而佛教杂志在日本杂志类中略居其全数之半。

自由讨究

佛教由历史之讲究从来缺其法，至近世有鉴于欧美科学而开始其法者，渐生自由讨究之风。如青年佛教徒之一团体称新佛教者，以自由讨究为主眼也。

概况

要之开国之初，佛教由政治群会之变革，一时受其排击。既而得新文化之光辉，佛徒渐醒觉，至近年《宪法》允信教自由，而诸教互竞其势，佛教亦挽回其颓势。挽近日本宗教之进步，比之政治、科学、军备、教育、实业等之发展，虽有逊色，然以大体论之，可谓进化善良矣。日本佛教现得小康，而古宗派未必足以系人心于永远，时势所迫不能不须新佛教之活动。佛教能应此新时势而活跃乎，新宗派能带新装而显出乎，是犹属疑问，而在试验之中。

佛教徒之抱负

然有一事得断言者。大陆佛教已灭，遗其形骸而已。日本佛教虽衰尚有生命，而佛陀之精神俨存乎此。异日若有新佛教为广世界之宗教，活动于第二十世纪以后之精神界，将新福音宣传于世界，则予将先言，其能为之者非中国之佛教，非印度之佛教，不出于日本之佛教耳。

现时之宗派

佛教传入日本之后，渐分宗派，如上文所述。是等宗派尚存于今世者，如下：

一、法相宗。二、华严宗。三、天台宗。四、真言宗。五、融通念佛宗。六、净土宗。七、禅宗。八、真宗。九、日莲宗。十、时宗。

禅宗更分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三派，其三派与他九宗并称曰现时日本佛教之十二宗。惟法相、华严不过保其名目；天台、真言、融通念佛、时宗等，亦已缺其感化之实力。国民多数之信仰，则以真宗、净土宗、日莲宗为最，禅宗次之。

佛教各宗统计表

据内务省宗务局所核查最近之统计，各宗派之情势如下。

寺院之外称说教处者，通各宗共一千六百六十四处，称讲社者，一千七百九十七处，称教会者，三千百四十二处。德川时代令国民各属一宗派，其风习传至今世，庶民皆称何宗何寺之檀徒。所谓信徒者，他宗檀徒信仰其宗是也。故檀徒中包含其已无信仰者及信仰他宗者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佛教

绪言

佛教为广世界之宗教

诸种宗教起于印度者，大抵基于国家或人种之观念。独佛教适为广世界之宗教，而自发一种异彩。一时印度为之中心，使世界大半崇信其教。佛陀灭化后，阿输迦王之时（西历纪元前凡二百五十年）佛教扩张其教线，北自巴窟秃利亚，南至锡兰岛，东自缅甸、马来半岛，西至希腊、埃及、马塞突尼亚、叙利亚，西历六十七年遂入中国，嗣入朝鲜半岛。五百五十二年，其经典传至日本。

佛教普遍于上下

日本已有佛教未久而普及上下，众归向之。其信仰不仅感化道德，又有影响于政治、教育、文学、工艺、美术诸端。日本在旧时之文明，由佛教启发者居多。

日本佛教

兹有一事须特书者。佛教在大陆诸邦，皆遗忘其起原之精神，而长其余弊。惟日本人之视外国文物有一种特性，如坩埚之用，必采其精，而去其滓，遂以炼化之，令适于日本国情。如佛陀之精神，逢此炼选，更发挥其真髓。故日本之佛教非印度之佛教，非中国之佛教，又非缅甸、暹罗、安南、朝鲜之佛教，免大陆诸邦所受之教毒，而发挥佛陀之真精神。苟欲知日本之佛教者，先须知此一事。

旧时之佛教

佛教始入日本

佛教之始入日本，未可考其何时。西历四百五十年，日本于属领任那之地建佛寺。自是经过百年，而后有以国际公交输佛教者。钦明天皇之朝，百济王铸丈六佛像，置之于任那。十三年（西历五百五十二年），百济王将佛像、经卷贡献之于日本朝廷。大臣苏我稻目，承传之于京畿。其后百济更贡以僧尼、佛工、佛匠等。此为日本佛教之滥觞。

圣德太子之尊佛

推古天皇之朝（西历五百九十三年至六百二十八年），圣德太子在摄政之位，笃信佛教，用意于外国文化之采择，且尽力于佛教之传布。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即日本成文法嚆矢，而施以政教一致之治道，以佛教为一国政教之本原。大和之法兴寺，难波之天王寺，皆其所创建。天王寺有敬田院，便于佛徒之修学，附以施疗院、疗病院，以救贫民之疾病，别有悲田院，以养孤儿、寡妇、老衰之辈。自是佛教渐盛矣。圣德太子不仅用力于政务，又推奖宗教教育，而勉行慈善，以助佛教宣传也。

宗派之起原

圣德太子之时，佛教虽盛，未分宗派。推古天皇十年（六百二年），百济僧观勒说成实宗而不传其详。西历六百二十一年，太子甍。后三年，高丽僧慧灌到日本，讲三论，遂有三论宗。日本佛教之分宗派，始乎此。

僧徒入唐

孝德天皇九年（六百五十三年），僧道昭往至唐土，学于玄奘三藏之译场。既归朝，而创开法相宗。嗣后，僧徒与留学生派至中国者渐多，不仅习得佛教，唐代隆盛之文物皆因是输入日本。

唐僧道璿

圣武帝十二年（七百三十五年），唐僧道璿与南天竺菩提僧正各赍华严宗典籍，至日本传华严之宗义。道璿于日本始说戒律。嗣后，新罗僧审祥亦讲《华严经》，遂开华严宗。

圣武之朝，都于奈良，为佛教最盛之时代，全国诸州建国分大寺。国分寺在京师者（东大寺），铸造大佛。皇后（光明皇后）深信佛教，尤竭力于慈善博爱之业。林邑（安南南部）僧佛彻，与菩提僧正俱入奈良，传林邑八乐，大兴舞乐，以开佛乐之新时纪。今之宫乐尚存其一二。

唐僧鉴真

孝谦天皇六年（七百五十四年），唐僧鉴真率十大弟子到日本，先设戒坛于东大寺，更经始唐招提寺，与弟子俱讲戒律，遂开律宗。其所谓十大弟子者，唐之恩托、法进及胡国（中央亚细亚）之如宝等是也。

别有俱舍宗，附隶于法相宗；有成实宗，附隶于三论宗。三论、法相、华严、律四宗，及俱舍、成实二宗，合称曰古京（奈良）之六宗。其盛行者，以三论法、法相二宗为最。

古京六宗

古京六宗派，在日本佛教创始之世，移植以中国佛教。其教理未由日本国民之特性，同化融合之。如本地垂迹之说，虽已发其芽，尚未至盛行。嗣有最澄（传教）、空海（弘法）二僧，创开天台、真言二宗。于是佛教渐融合于日本国情。

新佛教

佛教传入日本后，凡二百三十年，为其绍传之时代，以圣武帝（奈良朝）之时为最盛。其盛已极，而僧侣干与于政治，而其弊亦益甚。当时学问者信祥瑞，说灵验，视妖灾为逆天意之罪，气习既如此，朝庭崇佛而事祈祷。僧侣以镇护国家为名而邀功于上。政教混同之弊遂为政治之累，而国家纲纪渐弛废矣。乘此机而兴新佛教者，实为最澄、空海之功。其间桓武帝迁都于平安，而政治之改革与宗教之改革相依而并起。

北京二宗

二僧为帝所信赖，延历二十三年（八百四年）共入唐土。最澄抵浙江登天台山，翌年归朝，创开天台宗。空海抵唐都长安，大同元年（八百六年）归朝，创开真言宗。谓之北京（平安）二宗。

是二宗虽传自唐，大变其实质，配以本地垂迹之说。其说视日本固有诸神于为佛陀之化身，尽令包含于佛教中。于是始有日本之佛教焉。

台密二教之势力

古京六宗为台、密二教所刺激，亦稍显其活相。然桓武之后至赖朝开霸府于镰仓之时，凡四百年，佛教之盛行者只有天台、真言二宗而已。此二宗当初时多出高僧硕学，而历代天子及著名卿相亦皆潜心阐明其教理，使二教颇畅达，僧侣居其护持泰平之功。

贵族与僧侣之抱合

佛法护王法，王法护佛法，以祈祷为国家主要之务。由是僧侣把持教权，逐世渐增大其势力。其间有贵族利用佛教者，有僧侣利用官家者，权门与寺社相合而享尊荣，既而互相轧轹。圆融帝之比（九百七十年至九百八十四年），大寺豢养僧兵，执武器而供其使嗾，恣行横暴，虽以天皇稜威，亦无如之何。于是武门任京师守护，以镇压僧党。嗣后贵族、僧侣、武家三权相争阋，王政遂衰。

禅宗

僧徒已安于荣贵，其教化之力自消尽，乃有禅、念佛、法华之三宗兴起，以新其教化之势。古者法相僧道昭、道璿、最澄、圆仁等，皆说禅，而不传于后。镰仓时代之初（一千百八十年比），僧荣西入宋地，已归后传临济宗。后嵯峨帝之时（一千三百四十年比），僧道元亦入宋地，已归后传曹洞宗。其教务令人之道心得以醒觉。

念佛宗

念佛，起原亦远。奈良之朝于净土院营光明皇后之周忌，礼拜阿弥陀佛。圆融之朝（九百七十年至九百八十四年），始有空也念佛，迨镰仓时代有一遍之游行念佛，专主行化，以开时宗。堀河帝之时（一千百年比），良忍创始融通念佛，至院宫（上皇）亦倾心焉。镰仓时代之初，源空开净土宗，亲鸾开净土真宗（俗谓一向宗），共为专修念佛。

法华宗

法华宗以口唱《妙法莲华经》为旨。龟山帝之比（一千二百六、七十年比），日莲开是宗，以排斥禅、律、真言、念佛四派，俗称曰题目。

三宗之敷衍

禅之心理为诸宗所认识，尤适于武家之信仰。虽行丛林，亦行化。虽在石上，亦说教。至战乱之世，宣传益盛。念佛以简易信念为旨，适于平民多众之信向。迨其一时盛行，为天台僧徒所排斥而被禁制。然多众信仰之趋势意不可沮。亲鸾一派虽强令还俗，食肉带妻，尚布教化，其教旨广行于下级平民之间。题目宗欲矫诸宗之弊而起，以回教徒之勇气，加于佛法之教义。是宗与一向宗共为日本特殊之佛教，其感化力深及于民群下层，比之大陆佛教则略若异教。

要之，日本佛教自南都六宗之初，显感化力于帝王贵族之间，与政治文学相合而发光彩于上流，多关涉于文化之消长。初有三论宗，嗣有法相宗，奈良朝之初，藤原氏创建兴福寺，以为氏寺，属于法相宗，遂成法相本山。奈良朝之末，华严宗最盛行。迨平安朝，台、密二宗相继隆兴。其后政权移归武门，文化渐达下层，而佛教之宣传自分上、中、下三流。中级则有禅宗。下级则有念佛、题目。上级则仍用台、密二宗。加以藤原氏之法相，于是各宗屹然相对峙焉。

制遏一向宗以法华宗

足利时代（一千五百年代），诸州大乱，一向宗乘其机收揽下流众民势力极强盛。僧俗疾恶之者多，遂有借法华教之势力以排除之者。自是一向、题目两宗之间争乱渐剧烈。

制遏佛教以基督教

织田信长代足利氏执政权（一千五百七十四年比），招基督教以抑制一向宗之势力（一千五百七十五年比）。然佛教徒与基督教徒相排击，其弊亦甚。

禁基督教

丰臣秀吉禁基督教流布，以慰藉佛教徒（一千五百八十八年）。德川家康平定战乱，统一海内（一千六百三年），觉基督教徒之野心，不利于日本国情，乃执锁国政策，严禁国人信仰基督教，以国家之势力保护佛教，委僧侣以检查户籍之权，称曰“宗门”之制，令国人皆归属佛教，而各选其一宗派。德川氏予佛教寺院以诸种特典，使僧徒得安其地位，且享其名利。然保护过厚，其传道徒趋形式，而失其感化之真精神，寺门生游惰之风，而复无活相焉。德川时代约二百六十有余年，只保存佛教之形骸而已。

佛教沿革之约说

上所述者，为日本佛教之小历史，其沿革可分三大时期。第一佛教传入日本，遂有南都六宗，此谓奈良佛教时代。第二传教、弘法二师乘奈良佛教之衰颓，而开新宗派，此谓平安佛教时代。第三平安佛教渐失其教化之力，而有禅、念佛、题目三宗派之兴起，此谓佛教普洽时代。

第二期之佛教，视第一期较融合于日本之国情，第三期则更增融化。反动生反动，渐醇化而渐发展，从时势而变迁，以至德川时代。顾观大陆诸邦之佛教，皆停滞不振，腐烂颓败，亡失其真精神，恒使国家不胜其宗教之毒。至日本佛教之发畅，则不然——融化尤广，而包容教理尤大，其精神契合于佛陀之真意。盖因日本国人之特性，巧于同化外国之文物，而改造之耳。

佛教资文明之效力

佛教之效力

古世以中国、朝鲜之文物输入日本者，多由留学僧、贡僧、归化僧等之力。政治教育之制度皆莫不然。道昭为日本法相宗之祖，尤用心于众庶之福利，或开河津，备舟楫，或作桥梁，或通沟渠，或穿泉井于路旁。其后，菅原寺有僧行基行化诸国，拓山通川，筑堤塘，修道路。东大寺有僧普照奏朝廷，遍植树木行路，便于旅客。故日本开辟山野，修筑道路，多出于佛教慈善之旨。

工艺美术

佛造工、造寺工、画工、佛师、炉盘工、辘轳工、瓦工，以至漆器、织布、刺绣、纸、墨、色料、坭灰（康窟利德）诸工，当初时皆经佛教徒之推奖，而渐发畅，遂成日本工艺美术之精华。

教育慈善

医药借佛教慈善而广其用。历算、音乐亦为佛徒所移输。其余移植有用之植物，或发见温泉，或开学校、病院、孤儿院等，初赖佛徒之功者颇多。

哲学思想

古有神话专崇自然及祖先，教以正直清净，其思想颇为单简。若说深远玄妙之哲理以养成哲学思想，则亦为佛教之力。

文学

片假名五十音之图，基于梵语之文法。平假名新文字之排列，寓以佛法之教理，而成歌谣。物语、草纸、纪行等，称日本古文学之粹者，莫不受佛教之感化，而述佛教之思想。和歌、连歌、俳谐，为日本之诗亦皆受佛教之感化。镰仓时代之后，文学恃僧侣而保存。足利时代宋之性理学，亦专行于佛徒之间。其所谓寺子教育者，至德川时代尚为小学教育之渊源。

艺术武道

日本各种之俚谣俗调，以至能乐、谣曲、演剧等，其广行于俗间者，被佛教之感化为最多。若剑法、枪法及他武艺，亦莫不被其感化。武士道之所以炼锻精神者，亦实恃禅宗之槖籥也。约而言之，日本帝国特殊之文明，在乎明治维新之前开花结实，多半由于佛教之余泽。

近时之佛教及欧美势力之影响

新日本所需之佛教

佛教于明治维新之前分三期，已经维新后更入新时代，即第四期也。向者佛教从时势而生新宗派。今则日本进加于世界文明国之列，佛教将能出新派，与时势融化乎，是犹属疑问。今之佛教经维新更革，被其刺激而稍向变化之势，则略不容疑。

德川时代佛教徒，受幕府特别之保护而得安荣。明治之改革废诸寺特典，禠僧侣荣誉，加以儒家及神道家之积怨，一时暴发以排佛为名，破毁佛寺而不惮，或图代佛教以神道。当是时寺院僧侣窘穷已甚。然国民多数之信仰尚在佛教，而僧侣亦渐自醒觉。至维新后六七年稍有佛徒之活动。日本已通交于欧美诸邦，采长补短，锐意图新，其间佛教僧侣有留学海外，赍新知识而还归者。

基督教之影响

基督教师布教之法，亦有以促佛教徒之反省。中外情形刺激佛教诸宗，自其传道之法以至寺院制度，济民事业等，渐有改易，而讲究教理益精深，将复发挥佛陀之真精神。

传道海外

古时佛教徒，无论大陆僧侣与日本僧侣咸以世界为家，故宣教异境颇盛。当时航海术虽未发畅，而日本僧侣多游于海外，或行朝鲜，或入中国。真如亲王至欲求法于印度，海中遭难而殒。德川氏锁国之制禁国人外航，僧侣遂消磨其精神。迨维新后佛徒向外之思想复渐活泼，而有布教海外者。真宗、净土宗、法华宗、禅宗各派传道师多出至异境。自中国、朝鲜、西比利亚、马来等东亚沿海诸地，以至布哇、北美沿海诸州，皆莫不见日本传道师之留锡焉。真宗已进一步图传道于欧美诸邦人之间。

佛徒之探险

近年，佛僧探险西藏、中央亚细亚等诸地者渐多。虽谓由欧美新势力之刺激，亦为佛徒古时冒险思想之复活。

各种传道

日本监狱由神道或基督教而布教其囚徒者，仅有一二处而已。其余则皆由佛教僧侣所布教。其教诲之法酌用欧美最新之例。往时佛教界于传道之业曾无诸端设备，今则无法不备，或开青年会，或开妇人会，或开少年会，或传道于军队，或传道于工场，或传道于贫民。

慈善

佛教徒之慈善济民事业受基督徒之刺激，而复其古时之活相。如孤儿院、盲哑院、施疗院、免囚保护处、无料宿泊处等，为佛徒所经营者已多。矫风会、禁酒会等企划亦不少。

教育

各宗竞开办学校或讲习会，近时有致力于女子教育者，盖因基督教注重于妇人教育，而佛教亦被其刺激耳。佛法传道学校教以欧美学术，间或讲授西邦哲学、西邦比较宗教学等，是为重要之进化。

印行

铅印术传自欧美，而佛教徒利用之亦颇盛。如小册子、供施本或通信传道之用者，逐年增数尤著。而佛教杂志在日本杂志类中略居其全数之半。

自由讨究

佛教由历史之讲究从来缺其法，至近世有鉴于欧美科学而开始其法者，渐生自由讨究之风。如青年佛教徒之一团体称新佛教者，以自由讨究为主眼也。

概况

要之开国之初，佛教由政治群会之变革，一时受其排击。既而得新文化之光辉，佛徒渐醒觉，至近年《宪法》允信教自由，而诸教互竞其势，佛教亦挽回其颓势。挽近日本宗教之进步，比之政治、科学、军备、教育、实业等之发展，虽有逊色，然以大体论之，可谓进化善良矣。日本佛教现得小康，而古宗派未必足以系人心于永远，时势所迫不能不须新佛教之活动。佛教能应此新时势而活跃乎，新宗派能带新装而显出乎，是犹属疑问，而在试验之中。

佛教徒之抱负

然有一事得断言者。大陆佛教已灭，遗其形骸而已。日本佛教虽衰尚有生命，而佛陀之精神俨存乎此。异日若有新佛教为广世界之宗教，活动于第二十世纪以后之精神界，将新福音宣传于世界，则予将先言，其能为之者非中国之佛教，非印度之佛教，不出于日本之佛教耳。

现时之宗派

佛教传入日本之后，渐分宗派，如上文所述。是等宗派尚存于今世者，如下：

一、法相宗。二、华严宗。三、天台宗。四、真言宗。五、融通念佛宗。六、净土宗。七、禅宗。八、真宗。九、日莲宗。十、时宗。

禅宗更分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三派，其三派与他九宗并称曰现时日本佛教之十二宗。惟法相、华严不过保其名目；天台、真言、融通念佛、时宗等，亦已缺其感化之实力。国民多数之信仰，则以真宗、净土宗、日莲宗为最，禅宗次之。

佛教各宗统计表

据内务省宗务局所核查最近之统计，各宗派之情势如下。

寺院之外称说教处者，通各宗共一千六百六十四处，称讲社者，一千七百九十七处，称教会者，三千百四十二处。德川时代令国民各属一宗派，其风习传至今世，庶民皆称何宗何寺之檀徒。所谓信徒者，他宗檀徒信仰其宗是也。故檀徒中包含其已无信仰者及信仰他宗者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基督教

一

序言

日本基督教之历史分二期，古期则为罗马加特力教传道之时代，新期则为现时代。古期与本论无直切之关系。然当时外国宣教师，以坚忍不拔之气象遭迫害，殉教者至二十八万人。信其所信、蹈水火而不悔。其壮烈可传诸史乘。

二

宗教在维新际之情形

德川氏之政策、检束日本人民精神之活动，使其驯伏。佛教于此时代为唯一国教，而受幕府之保护。僧侣无传道之劳，而人民皆列名于佛教信徒之籍，以证其非邪宗门之徒。此恩惠使僧侣失其传道心，人民钝其研究道理之思想，而宗教遂化成一种仪式。既而世界之大势，摇撼旧日本之重关而碎破之，以生维新之变革。

向者幕府之政策制遏思想之自由，使人民多无真实信仰。其思想一旦解放，为文明光辉所射，则跳跃抃舞不知所为。至有欲悉取外国一切之文明而骤袭之，以范成新日本者。当路以文明之急进家自任者，谓今之时移植欧美文明之外，更无他良策焉，日本百物皆非，欧美百物皆是，今日之计只在令日本若欧美而已。如是而日本急转直下，向泰西文明而驶去矣。

各地洋学校

基督教久被国家咒咀，逢此新时期而渐张其焰亦不足怪。其传道种子始播下者，因诸官校所用外国教师之尽力。是等教师无论其为宣教师与否，皆有宣传基督教之功。如开成校有芙尔倍基、塌姆孙、威达诸氏，札幌农学校有窟拉窟氏，横滨修文馆有布拉温氏，熊本英学校有仙斯氏，弘前东奥义塾有音克氏，中村敬宇氏之同人社有加窟兰氏是也。嗣在横滨始有兴日本人教会者。此时横滨为英学书生之渊薮，而有宣教师塞姆斯巴拉氏等，属于“达吉列佛姆突”教会，传道尤为热心，多数青年因之而受洗礼，始结教会以研究基督教，开日本基督教会之基址。

三

长崎耶稣教之骚扰

维新之初，长崎有耶稣教之骚扰。一时，政治家苦之。今述其梗概如下。

明治政府已代幕府宣言王政复古矣，而外交之难益不可避，乃翻然抛弃其攘夷论。盖攘夷论虽不过为攻击幕府之标语，然新政府施政之初尚非心怿外交，犹以攘夷之心行开国之事。其口是腹非之情，于长崎耶稣教骚扰之际略显其形影。往时长崎附近之地多犯幕府严禁，窃奉家训信基督教者。其住浦上之一群，庆应元三月十七日突行长崎租界集于罗马教会。佛僧见之，即诉告长崎奉行处，其事未经措办，而幕府颠覆，乃有新政府之兴起焉。

耶稣教之复起

耶稣教之信仰在古时一达盛大之域。虽以德川幕府之威力欲剿绝其痕迹，固非易事。

文政十二年（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九年）时，距岛原之乱约二世纪，而京都尚有窃信耶稣教者，况九州之地为西教之巢窟乎。长崎附近有民人数世继其信仰，传其教义礼文者，乘幕府失势外国人来去渐繁之时，自进而白其为耶稣教徒，一时辐辏长崎，奉行惊异之。新政府已代幕府见异教徒犯国禁而勃发，遂任其措处之责。

制札

先是明治政府继承幕府之政策，以高榜立全国各地，揭示曰“切支丹（基利希丹）邪宗门，严制禁之如旧时。”外国公使诘问其邪字之义何以加于耶稣教。于是政府删其一字，改揭示之文分二条如下。

一、切支丹宗门，制禁如旧时，戒勿犯之。

二、邪宗门，严禁之。

是只改其文字而已，耶稣教之为国禁毫无异于旧时。

缓和政策

政府闻浦上村出耶稣信徒，遣大村藩士渡边升至长崎，捕缚信徒，严施禁令，更遣参与木户准一郎，以教囚士民三千七百有余人，配付诸藩，加以说谕，令改其信仰。教徒皆不畏刑，无一人服从说谕者。此时法国公使挟以抗议，锋芒颇锐，政府乃翻其退治耶稣教之志，赦免教囚，而允其归村，给以金钱，供其修理屋舍及田土之料，事在明治三年。是可知明治政府创业未三年，弃其迫害西教徒之政策，而取缓和旨义。

信徒坚信

如此长崎耶稣教之骚扰焚如稿火而消亦如稿火。外国宣教师在日本者乘此时机渐鼓厉其勇气。大隈重信伯尝语其说谕教徒之难情曰：“教囚中有妙龄二八之小女，临以官吏严峻之命，求其弃信仰而毅然不动者，叱曰：‘若不畏长上耶胡乃妄慢无容，强迫之而其所操亦愈固。’于是予始知宗教者非政权所能动。”二八之小女不畏法廷之威严，不恐官吏之叱咤，宁死而不弃其所信，亦见其性格之美。

外国宣教师闻之而油然不自禁于感谢之念，非无谓也。彼等知时机已熟，盛勉于传道。其间有多数青年以彼等为语学之教师，日夕出入其门，皆深感染于时势之精神，而富于革新之元气，已见旧物一扫，而闻先达放胆之士，多倡新议论，新宗教之机益动。既而有告白其信仰者，即投于外国宣教师所张之网。于是横滨始有日本教会之结成。当此时岩仓右府巡历欧洲，闻西人多咎日本之禁制耶稣教，乃电报政府令裁撤其制禁之高榜。

教会始兴

明治五年三月十日，基督新教会之始兴于横滨租界海岸地，有会员仅十一名而已，彼辈在此时皆为青年迈进之士。其初未尽解英语者多，不能精读神学之书，仅翻《天道溯原》等而新其知识。外国宣教师以未娴之日语热诚说教。听者已觉闻所未闻，乃以信仰西教为优于日本所有各种之信仰，自喜为新信仰之徒也。

四

中村敬宇

弱年之耶稣教徒初时以中村正直氏之同旨同操为依赖。中村氏为幕府儒家，自幕府末造，在英国观察其文物，而识其文明之根本，有宗教之力。其友有大槻盘溪以二十年之功，由汉籍中阐明性与天道之教理。中村氏则见其教理之在基督教者更带灵活之气，谓孔子之教决非陈腐，惟基督教似孔子之教尤高尤大矣。

幕府已亡，而中村氏归朝，自表白其亲基督教之情，毫无所惮。中村氏之旨义以基督教融化儒教，以儒教说明基督教而自立议论。横滨始兴教会之岁，中村氏拟草《外臣某奉天皇陛下之书》，匿名而录载于《新闻杂志》。其要曰朝廷既采用欧美诸邦之制度文物，宜公认其文明无形之要素，许以耶稣教之宣传且奖励之。所谓《新闻杂志》者，为定时刊行之杂志。

迫害

一波先动则万波随之亦动。耶稣小教会抵抗各种迫害，而开其活动。然人之疾视是会者不少。会员中有以其为邪宗门之徒故被逐于旧家者，又有告绝于旧师者。然彼辈不屈其新信仰之势，如源泉一泻撼山而至。耶稣教渐为众口所道。青年好新奇者多出入于宣教师之门。而英学之流行亦助长其势也。

五

安井息轩

硕儒安井息轩著《辨妄》排斥新信仰，耶稣教会新兴时所受之剀切驳难以此为最。息轩之论文以旧思想，批判新信仰，苟取水平于当事之知识而审读之，亦固不失其为非凡之杰作。如其批评之关于圣书者，足使耶稣教徒自鉴以深其研钻。然青年之徒求新旨义如饥渴，无暇倾听老儒之议论，惟畏敬泰西文明，而笃信其文明之支柱在耶稣教耳。

新岛襄

嫩弱之教会渐发畅，而各地有人加入信徒者。此时新岛襄氏在美国毕业于亚吗斯秃大学，而为结合教会之宣教师，乃还其寤寐不能忘之日本，而开始其传道之业。

六

对照

兹有群会情形奇异之对照。成岛柳北，著一小册，写东京狭斜之实情，以讽刺雄藩出身之政治家。盖当时雄藩之士乘战胜之势日事豪游，搅乱旧江户风纪。新进之政治家多盘膳腥荤日醉红裙者。耶稣教徒则斗室自祷，心与神通，举一切世界纷华绮丽而措之，毅然泊然以宣道为己任，其与豪游之士分道若参商焉。

七

反动

群会风潮之对照其使之然者，在人心反动之法则。其反动之势见于事实者，以熊本花冈山盟约为尤著。此事之发生距新岛襄归朝时才一年有余。于是日本耶稣教会不复如初时最小之形，而稍示其振兴之吉兆。先是熊本藩仿他大藩，由宣教师芙尔倍基所推举，招聘英国大尉仙斯任藩学校教习。此藩学校迨废藩后尚继续，以教育旧藩士子弟。

花冈山盟约

仙斯教授英语之间传以耶稣教之旨，如他外国教师，而生徒听其说者多被感化。是等青年明治九年夏会于熊本郊外花冈山，相誓以期努力于精神界之改革。小崎弘道为其会盟之一人，尝语其当时之情形曰：

“予之信基督教经历颇久。维新之际熊本藩欲推奖洋学以养成有为之人材，用藩费兴学校，聘佣英国士官任英语教习，拔擢藩中秀才给以学资令勉学。其第一期取生徒极少，经第二期、第三期合数共五六十名，予等在其中。生徒皆勉学英语。而英语教师为热心信仰家，遂见生徒中有翻读《圣书》（《新旧约》）者。予本生于儒家，不欲倾心于宗教。友人频劝予曰读之以为参考不亦可乎。于是予读《圣书》。当初时多生疑惑时致烦闷，遂发见其确实处，而得安心焉。嗣后至今日信唯一之神，而无变改，谓真道在乎此，是即信仰之尤正者，坚执而不动。”

“一日同志士相集誓约，我等若志于政治或军务非不得显贵。然俗世之事未甚高尚。且人之志于此者固多。我等欲尽力于精神界，为众人不能之事，觉醒人心之昏迷，导以令人真正之道，苟为之虽逢如何之辛苦不厌之，灾难亦非所辞。此为予等勇进宗教界之首途。此事渐闻于世，而学校管理者颇惊慌，谓推奖学术而反作耶稣坊主（僧侣），不徒无益，又无辞以对天朝（朝廷），乃闭锁学堂，将会盟之徒托付父兄，命以谨慎。此时予已失父，母颇痛心，然予非为恶，而将为善，慰母使勿忧虑，母亦略理解，别无亲族持异论，故予行其志，竟无阻碍焉。同志之士逢艰难者不少。”

“如横井君母公不怿曰，儒家而出耶稣教徒，不仅无辞以对藩主及祖先，又无颜以见亡夫，自杀其身而诫其子。叔父亦为汉学之师，说谕而求其改心，横井君顽而不动，至使叔父告以绝门。同志中有吉田姓，父尚健在，怒而欲手诛之（手打），挥大刀而向其子，子即出其颈曰：‘守道而受诛不得已也。’盖父只威吓，欲令改心耳。迨见其子之延颈不能斩之，叱曰痴愚汉（马鹿野郎），蹶而抛之于舍外（椽下），拂袖而去入其室。德富等年尚少，从父命而改心，燃火于庭中，将一切《圣书》等付火而焚弃焉。金森君、海老名君，亦有经历于骚扰。”（据《新佛教》。）九州青年志于政权者最多，以上所则熊本一团，独自任以精神界之改革者也。

八

欧化旨义之反动

极端欧化旨义渐生反动，而思想之新潮亦不利于稚弱之耶稣教会。明治初年，人之持进步主义者，以模仿外国为专纯之务，然此现象不可以久。深学于欧洲者，渐知其文明有历史之素养，乃认识日本骤变欧洲之不可能。于是稍有国民醒觉之征。最显著者在福泽谕吉氏之“风俗保存论”。

福泽氏驳政府之急进主欧化，以“哥斯磨坡利尼斯姆”（天地一家四海同胞为其主旨）为不然，取比喻而说之曰，银急须（小茶壶）煎番茶（粗叶茶）非所宜，谓邦异其所宜也。以纯粹宗教论之，民人之保守与进步，不必关于宗教之盛衰。然日本人民谓耶稣教来自外国，故时势欢迎外国文物与否，亦不得无影响于耶稣教之宣传。如此反动之风潮，在稚弱之耶稣教会，颇受苦痛。

福泽谕吉

花冈山盟约已成，彼徒向前途而进行，有满帆孕风之概。是岁九月二十二日，福泽氏于杂志《家庭丛谈》录一篇论文，批评耶稣教徒之动静，其文虽短而嘲骂深酷。概要曰：耶稣教传道师之中，有仰资于海外万里未见未识之异邦人，而无惭色者，可谓知字之乞食书生。彼辈不能自治一身以忧虑，日本人精神之昏迷，岂欲为极乐之桂庵（牙介）道德之估卖乎？揶揄痛切其结论曰：谓天地一家四海兄弟者，理想虽高尚，然不过架空之谈，即黄金世界之梦想耳。日本人民宜以讲国家之独立自治为先务。福泽氏之论文较安井息轩之《辨妄》虽短，然其文易解，其语有棱角，且福泽氏在思想界之地位，不如息轩翁之为隐君子，故其影响于人心为较大。

然人心不以处世接物而满足。宗教之根于人心颇深，而天地万物求人之畏敬，不如现世旨义之卑近。于是日本青年亦有不往于福泽谕吉，而集于新岛襄者。

既而有西南之乱，于是耶稣反动之风潮，一时屏息。

九

哲学政治学

西南骚乱平定后，封建割据之精神渐离于日本人民之思想，而哲学、政治学等盛行于中流之间。其新陈代谢交入日本思想界者略有四主义，如下。

（一）法国派民主论，法国学派代表之。

（二）英国功利经验派，庆应义塾派代表之。

（三）反动保守派，文部省代表之。

（四）进化论、不可思议论，东京大学代表之。

法国学派尽力于鼓吹权利之思想，其思想颇单纯，不过率直宣言一信条曰，法律成于众庶之好恶，人民骤闻政论而醒觉者，非单纯议论则不易理解。自由党代表法国政治学，以单纯权利论为其旗帜，故一时风靡人心，有旭日升天之势。

英国经验派

然修泰西新学者，于法国派之权利论，多冷眼视之，如庆应义塾一派及他代表英国经验派功利派者是也。是派在科学则贵实验，在政治则重功利，在宗教则说怀疑，其开口也常称虎姆、弥尔、汴萨姆、几絣之德。当是时法国派与英国经验派二分日本思想界，互有对抗之势。而保守之潮流亦自萌生于其间。

十

耶稣教徒与民权论

耶稣教徒于思想之争斗亦非无所连系。时有同视之为民权论者。盖政论勃兴之初耶稣教徒有赞同于纯理旨义或人民旨义者，固自然之势也。其故无他，耶稣教徒与欧美思想界有亲密之缘因，而纯理人民主义出于欧美思想界之所产，是其所以易接近一也。新岛襄在耶稣教会为有力之士，夙呼吸自由空气，深信民政之善，外国宣教师亦多生长于民政自由之中，是其所以易接近二也。

然如是者不过旁因，其主要之原因，则别有致其然者。政府与保守反动派相结托，而迎合其意是也。政府之意固不在敌视耶稣教，然助保守之反动，图保守党之振势。于是保守党中有同视自由政论与耶稣教者。虽或知政教之非一，然欲诬陷反对党，漫作妄语曰，彼党为耶稣教。于是反驱耶稣教徒以亲近民党，驱民党以怜耶稣教徒。耶稣教徒与民党之接近，基于此情形者居多。明治十五年三月，自由党首领板垣退助于甲府说神、儒、佛三教，阻碍于国家进步之势，且表白其同情于耶稣教之意。当时自由党代表权利论，而其一分予耶稣教徒以一臂之援助，略可察其情。

十一

教徒之敌

然耶稣教正面之敌，不在儒、佛之反动。盖反动派者，虽不好耶稣教，至其忧时之心，则不异于耶稣教徒也。当时耶稣教徒在理论上则以英国经验派为对面之敌。先是东京大学久集势力既而突起，始其活动，盛鼓吹进化论、不可思议论，此投精神界以新感动，而耶稣教徒乃更生一敌国。

思想界于是时无统一也，无政府也，无归趣也，乱杂也，至若群雄割据之状。固有之思想与反译之思想相挑战。反译之思想与他反译之思想相斗争。而耶稣教徒奋战尤力。在京都则新岛襄之同志社，得熊本一派花冈山誓约之青年而增其力。青年稍长者已分派至四方，以张传道之战线。

《六合杂志》

在东京则耶稣教会员有学识者，相谋而刊行《六合杂志》（明治十四年发刊），使精神战争之机关益精锐。同志社及他宣教师学校，渐整备其机关，而教养精神战斗所用之勇将健卒。《六合杂志》益锐其锋芒，与怀疑派相战，与经验功利派相战，与大学派相战。此杂志不顾其势力之微弱，能与大学派健战，实为文坛之珍品。

佛尔梓与墨尔斯

彼等倡说进化论者不必遂制完全之学权。如筑地病院长博士佛尔梓，为墨尔斯之强敌，墨尔斯之所到佛尔梓亦到，力说进化论之不可尽信。

进化论

然耶稣教徒中有识觉进化论之竟不可防者，于是更一转其论法，乃作说曰，进化论不必与有神论冲突，即进化论之所阐明，只示神之大经纶出于大智大能而已。又曰昔者哥倍尔尼加斯之发明，倍根之实验哲学，科学之新研究，使耶稣教之信仰有根本破坏之惧。然是等科学不过拂去执迷之锈，以粘附于信仰之名，而实赞美神之光荣也。进化之论于现时耶稣教会亦如是而已。彼等谓进化论不足妨其信仰。今之论不可思议者绎究宇宙之本源，实为经验派所生之反动，此偶显人之所以摸索于神者耳，如此抗论不已。耶稣教会以确实之步调徐徐进行，迨明治十七、八年之后，政论一时沉静，亦利于耶稣教会之进步。

十二

女子教育

日本耶稣教会及外国宣教师之经营，于女子教育功绩尤显著。日本政府初非不用心于女子教育。惟日本国民之习不重视女子教育，而易流于保守，久踌躇不授女子高等教育。外国宣教师处其间独敬女子之职分及权利，首倡其教育之重要，遂兴学塾，而集女子，授以新式教育。近时日本知字之妇人，受业于是等学堂者颇多。

十三

约章改正

约章改正之议久为日本政治家之忧闷。明治十六、七年之交世论渐倾注于此一问题。二十年井上案将成，人心极激，此为政治界之一显象，而亦有关系于思想之潮流。盖日本政府欲使改正案圆满成功，乃以泰西式制定日本法律。尽力推奖外国语之教育，使中外人盛亲交。由是遂生一种倾向，即欧化主义也。政府之外亦有一派人士深喜泰西之教育，乘此潮流，盛倡说日本宜化若泰西。

欧化旨义

此思想之变化，于各种显象皆有之。如人航行外国者之渐加多。政治家、有志家、学者、军人等之竞观光于世界，罗马字会、演剧改良会之兴起，用字法改良、言文一致、小说改良、美术改良、衣食住改良等各种改良论之流行，是也。甚者欲改良人种，而倡说日本人务须以西邦人为配偶。如此者不论其在精神其在物质，皆欲日本尽化泰西，因而得加于公法学所谓国际团体之中，是为其唯一之祈愿。

耶稣教之隆兴

此势所起遂致英学隆兴，又使女学校竞起，而男女宣教师学堂顿增其生徒。耶稣教会之势力亦加大。如帝国大学之教授崇拜斯宾塞者，忘其以皮肉批评加于耶稣教，忽一转其论锋，而示以友好之意。日本外务当局者时时厚礼而招耶稣教有力之传道师，以求其欢心。于是耶稣教徒宛如长夜再晨。多数青年，会此潮流而自集于教会之门。当时耶稣教演说会，较政党之政谈其听众更多也。皆谓“在日本将建基督之国而收获之时将至矣”。彼等已乘好运为远大希望所包拥。其后约章改正之业，忽致蹉跌，假饰之欧化政策，一时顿消，然泰西学术之一旦隆兴者，使人渐觉其趣味，虽逢政策之失败，亦不遽衰。

新日本于是识者仍谓日本宜新造，宜建新日本，宜授日本以第十九世纪文明之洗礼。

十四

同志社大学

此时新岛襄氏欲兴同志社大学，而始其运动，此在基督教徒为大胆之计图。盖日本教育界迄是时略有三分之势，其为中心者亦自区三派。一曰大学及他官学，隶属于文部省。二曰专门学校，由大隈伯所开办。三曰庆应义塾，由福泽谕吉翁所开办。基督教徒介在其间，各地有传道学堂，而势力颇微弱。今进一步于百尺竿头，欲以基督主义之教育，划一王国于日本教育界，非大胆而何。

新岛氏于日本之精神教育自觉深有趣味，身为传道师，然其意不欲分教育与传道为二端。传道与教育为精神训练之二面，如在日本，以教育为最要之务。新岛氏深信是理，谓教育不可不自由，日本政府之教育非无多少之功，日本帝国大学非不养成人材，然子者寓于母胎，而母胎有关系于子之体质，官学所产出者竟不免有官学之臭味。利巧之秘书官则出焉，熟练之技术家则出焉，慧敏之辩护士能分析烦琐法律之丝毫者则出焉，然彼等只为学问技艺之人而已，若人之具真骨头，毅然不变其节之品性者，则未可望其产出焉，先宜使教育脱自官吏之手，是为第一急务。新岛氏之所信实如此，而庆应义塾派及专门学校派，亦皆同其所见，盖官学之跋扈彼等均怜其愚也。

然新岛氏之欲以教育祭于高坛，较庆应义塾派及专门学校派更高矣。彼之意不以造现世有用之人物为足也。《国民之友》，说明彼之教育主义而善得其要曰，彼实欲令人立于“一段高尚之生活界”耳。彼由此主义企图同志社大学之创办，明治十八年再航到美国，诉其第二乡里所有之慈善家，求捐金为助，已归国后，明治二十一年公发同志社大学创办《宗旨书》，身往东京奔走尽力，无所不至。新岛氏不幸毙于中道，其企图之业遂不能如初期。

十五

耶稣教之顿挫

日本基督教会于同志社大学企划之前后稍致顿挫。曩时则步骤急速，迨是时则颇迟缓。盖保守之反动压迫其外面，神学之纷争致其内部解弛也。今试述其神学论之纷争如下。

神学论之纷争

基督教神学在日本迄明治十七、八年尚极幼稚。教会中有读书家渐注意于新神学，其摸索新知识之风潮，遂使基督教义由根柢而动摇。此时矢野文雄氏之《报知新闻》，倡说“油尼铁利安”之教义，可采用于日本。德国普及福音新教传道会，汲“酒柄根”学派，遣牧师斯平尼尔始至日本。明治二十年春，“油尼铁利安”之那孛，来自美国。其秋福音新教传道会之须米底尔夫妻来自德国。二十一年，那孛于各处宴会盛述其教理，而日本之地始见德国普及福音新教传道会之兴起。

二十三年，有杂志《油尼铁利安》之发刊，主张其教义。又有杂志《真理》为“酒柄根”学派（高等批评）之机关。嗣有“油尼巴萨利斯秃派”宣教师陪林，亦到日本。德国福音教会借科学及历史而批评新旧约书，有使日本教会由中心动摇之力。向者耶稣教学者每逢哲学家之论驳，乃答曰基督是历史之人物，基督出于历史之所产，虽哲学亦不能动历史之实迹。然“酒柄根”学派转进一步，直取基督教之历史，由科学而穿索其价值，可谓袭其室，夺其刀者矣。日本之耶稣教学者，久信凭外国宣教师，固执正统教理之说，而闭目于宗教界进步之趋向，忽逢根本之论驳遂大狼狈。新主义之入日本适在正统教会中，闻其倡新神学之声亦渐加高，可谓奇矣。

明治二十二年七月，小崎弘道于《六合杂志》论《圣书》之“感化”，谓正统教会视《圣书》以为神令圣徒书之，故以为无过误。然“感化”之意义不必如是，惟受神之感化非受命于神也。明治二十三年，植村正久观光于欧美诸邦而归朝，倡改定信条之议。横井时雄亦归自西游，盛说进步主义。其间有疑“三位一体”之教理者，有难赎罪之理者，又有嘲笑“处女降诞说”者。《六合杂志》迄是时为日本基督教会全体之机关，既逢此风潮全归于进步派之手，盛扬新神学之声。

然新神学之流行于教会之前路不多阻碍。盖神学之分野纷纷扰扰，虽有寸前暗黑之观，然是亦非珍奇显象。教会之历史恒有批评怀疑之袭击无可逃也。风雨之后，必有晴天，流质泥土之一扫，必贻坚固之岩石。天下虽苦于神学之不定，而神学非直为信仰。试观泰西思想界，一面有偏理派、高等批判派，则他面有“阿窟斯佛尔突”运动之类。或注重于科学，或尊崇古典。科学为一种势力，古典亦为一种势力。历史之研究，固为达宗教之一道。然历史者非直为宗教。“酒柄根”派云宜研究基督所取之基督教。然教会之所由立者，各有其所观基督之解说也。由历史家观之，基督固为历史之一显象，即历史连锁之一片也。以信者视之，彼为神圣之人。凡云神，云英雄，云人，惟是人视人之信仰耳。有流星辉于天，物理学者视之以为物质之燃烧而已，若使诗人见之则别有觉他意味者。

宗教者心之经验也，神秘之解释也。基督之史迹映于历史家之眼者，由宗教家而言之，不过基督之衣妆。宗教家不可不更有其宇宙观，或神秘眼，以透见其在内之基督。彼得罗如斯而见彼，琶芜罗亦如斯而见彼，古教会之深于信心者亦如斯而见彼，所谓基督教者教会视基督之信仰耳，是岂可为考证批评所专占之区域乎？宗教如诗歌，非论理分析所能达。凡庸之人不能解释英雄之传记，苟研究宗教者必须心有宗教之生命。倡新神学者未深致思于此一点，其以由科学及历史之研究为最首最末，唯一无二之方法，是可惜矣。然日本教会之信仰自此时稍有凋冷之倾向。其多知识之阶级，不复自重其所属教会之信条。嗣后十有余年殆不见其显著之活动焉。

十六

保守之反动

神学纷争之时，基督教会更逢保守之反动。向者人心忙于文物之采收，其视基督教之感情颇为温良，然遂有猛烈之反动起自其间，《改正约章》之《井上案》，未至蹉跌时，已有国民之趣味与世界之趣味，反向而动，一部之人士渐令改宗。明治十七年之比，大学及官吏之间，有德国风之流行焉。盖“满这斯塌”派之自由放任，及一视世界之精神可谓英国风。至德国风前则不取世界之精神，以国家之精神为专要，不如“满这斯塌”派之尊自由放任，而注重于制度法例。

十八年，始有伊藤内阁之树立，而森有礼氏为文部大臣。森氏热心首倡国民教育，谓学生者必修学而为利于国家，学校者代国家而作其良民也。天下多说自由，说世界之文明。说弥尔、斯宾塞，说基督教，说国家是必要之害恶。当是时森文部大臣独欲为国家作忠良之臣民，谓作忠良臣民之道，在武事教育，预报将来国民性之反动（反抗欧化旨义）。然如是者犹未足以摧破欧化旨义滔滔之潮流。既而有《井上案》之蹉跌，天下始萌生其厌欧化之情。于是国家旨义者流注于日本思想界，沛然莫御。基督教会最感苦痛。

不敬事件

思想之衡准久偏倾于世界主义或自由旨义者更反向倾侧。思想之潮流以决堤之势，一时激腾奔越，有为无益之牺牲者。内村鉴三为热心之基督教，不可谓非正直之爱国者。然其奉职于第一高等学校也，明治二十三年，天长节自述其怀曰，拜至尊照像有戾乎宗教所谓“礼拜”之意。于是以不敬为教育界所排斥，殆若流窜之状。众人久猜疑基督教者以内村氏为口实，至以不臣、非爱国之名加于教徒，而骂詈之。

明治二十五年一月，熊本英学校举其学长就任式，教员奥村祯次郎论博爱主义，有激语曰眼中无国家。主持保守主义者提此一句而切论其非。于是熊本县知事松平正直氏命奥村氏解职。国民反动之大潮渐迫于基督教会之垒壁。其势非举异教（基督教）以扫尽之于国中将不止焉。

井上博士

如此时势之精神，至明治二十六年，遂有博士井上哲次郎氏之论文公表于世。题曰《宗教与教育之冲突》者是也。其论云：（一）日本教育之旨义不可不以明治二十三年之教育敕语为其基址。（二）教育敕语根于国家主义、忠孝主义，而基督教取世界主义不利于国家主义，既说爱无差等，则非心乎国家者，既说君父之上有天父有耶稣，是背于忠孝之义。（三）既如此故耶稣教与教育相冲突也。

十七

教徒之反驳

基督教徒视井上博士之论文，不能缄默自止。基督教青年会之机关，有杂志《基督教青年》论曰，教育与宗教异其根据，一则立于国家之面，一则弥于宇宙，说其冲突之有无者反于论理。如横井时雄、丸山通一、植村正久，大西祝、石川喜三郎、前口长太等诸氏，亦各有所论。尤放异彩者，为高桥五郎氏之辩驳。高桥氏以其论文录载于《国民之友》。《国民之友》于当时之出版界最有势力，故其论文闻于世最广。基督教徒努力辩护其信仰。而教育界之趋向则反讴歌于井上博士。曰教育须据国家主义，耶稣教不合于教育敕语之宗旨。此概念在日本教育界，遂成不可动之命题。

十八

教界不振

如此日本基督教会内疲于神教之争论，外逢教育家之排斥，颇呈不振之状。明治二十五、六年以后殆无进步。明治三十五年，于东京有刊行一小册者，论曰：

基督教之萎靡不振久矣。信徒之数不异于十年之前，教会之数亦然。今日之耶稣教会尚若十年前之基督教会。员数之多寡虽不足以论教会之振不振，亦可征教会内部之生命有所萎靡。

最近十五六年之间，日本基督教界于各种情形有可悲之征候。尤可惜者在诸名士之渐远于基督教会。一时称教界之骁将者或退于教会，而为实业界之人。或者变成政治家，青年绅士有学识而代表基督教之进步主义者，亦多疏隔于教界。彼等或谓行教会而听其说教，不若在家而读《衣眉尔孙集》，利于灵性之修养。各派“传道学校”所教而之神学生，逸去于教会者亦不少。宗教之教育渐感人才之寂寞，而青年有为之人士渐轻蔑传道之职。日本基督教会一时洋洋多望者忽陷于萎靡不振之状，是何故欤？神学之争论则有之，教育家之反抗则有之，外国宣教师不通于日本事情，亦非无其罪，然以不振之因由归于此三点者，未可谓能窥其全也。

以予等观之，更有二大因由：国民生活之进步，及海外教会之大势是也。日本国民之富力与生活，于维新之后为长足进步，世界不见其比类。明治二十二年进出贸易共一亿四千万圆，迨明治二十六后增为一亿九千万圆，明治三十三年则至三亿圆。日本之商工诸民，久被武士制御者，遂变其地位，反能指挥政治家。于是实业界饵以优厚之报酬，而收集人材于其圈域。向者青年无志于政治者，走于文学，其无志于文学者，以身投于宗教界，故宗教界有时能收集高才逸足之士。时势一变，而广漠之实业界，开其富饶之野，以招青年。实业界有此情势，而精神界益寂寞。在基督教会而为其教师者劳多功少，当以终生艰苦自甘。而实业家厚币重俸以欢迎人才，天下之人才，不赴教会，而行实业界，亦人情自然之势耳。故曰国民生活之进步，有以致然也。

文明之进步有以促交通机关之发达。交通益便，而日本与世界益短缩其精神思想之距离。于是日本基督教会与欧美诸教会渐保其水准之匀衡。盖欧美之教界于第十九世纪下半期，有基督教会变迁之风潮。以一部分论之，非无信仰复兴之气，或潜心于古典，超越时流，以维持信仰古式者亦有之。然由大体而言之，欧美之民无论何国渐减其行集教会之数，减其读《圣书》之数，减其守安息日之数。如处女诞生、奇迹、复活升天，神学家以为基督教之根本原理，而人不信之者加多。“三位一体”之教理渐失人之确信，亦为明了之实势。外国之形势既如此，日本教会不能独维持其旧地位，亦宜矣。故曰海外教会之大势为日本教会不振之一因。

十九

教会之将来

然则日本基督教会将来又当如此，其尽废乎？曰何其然，予等不作如是悲观。最近数年，日本精神界更有宗教复活之势，请说明之。

（一）国家教育旨义之效果

国家教育主义固欲以造善良之国民。而其教育之法束缚之驰骤之以局学生之心灵。基督教徒遂为所挫。然学生之入其学校范围者，渐不满于是桎梏矣。全国学校无不持此主义，以期养成忠君爱国之士。其究则属诸空想而已。青年子弟初亦严谨以受其教，而反覆遂生厌倦，久之且不可耐。稍有气概者遂起而反抗之，首倡国家教育主义，与维持此主义之人，虽日讨国人而申敬之曰忠君，曰爱国。

然其所育成者则日沉于风云月露之思，香草美人之咏，以写其忧，以掳其爱，而国家之存亡非其所与知矣。是岂非个人主义之极端乎。于是向之以君国立教者，至不知所以裁之。乃不得不举此道人心之责一望之于洞生死哀乐，莹莹然于人此天国之宗教家。即不如是之骤，而其斥逐宗教之势亦得将渐转而欢迎之。

（二）物质旨义所生之反动

国民生活之进步使日本人才竞投于实业界，而致教界寂寞焉。然物之趋势必有其所达之限际。青年之求满其物质之欲望者，观于群会现时之组织。至有不能遂之虞。今之资本制度以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为之基址。国民全体之富资虽日进月就，然得其分配者仅有富人之阶级而已。所谓社会（群会）主义，社会改良旨义者，久为泰西思想之一潮流，遂进而敲日本帝国之门户。此征候亦将予基督教会以时机。青年不满其望或得复归于宗教界，以再从事于传道。人才之一飞入产业界者，亦渐生其怀旧巢之情。此可知基督教会之前途有可乐观者。

（三）国际关系之变动

最近十有余年间，日本处国际之地位，实经历惊天动地之一激变。日本已加于国际法学所谓强国之列。世界苟有重要之议，则日本亦必行其发言之权利及义务。盖日本与列国已分担其裁制世界之实权。向者蛰居东洋区区之岛而守其独立，今则为一强国，若判决世界诉讼之一判官。国之在世界，其地位不同，则国民之思想亦不得无改易焉。自今之后，日本宜取世界所同之宗教及哲学，以指导其进步。基督教久为文明世界之信仰，日本人心再考察基督教亦将有其机。

于是，予等深信基督教会，更有新势力活动之时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哲学思想

地势与思想

考日本之历史，其特色在无已之进步。所谓东邦者，有中国、朝鲜、印度、土耳其等，皆一时极盛，而后顿衰。惟日本除小变外，常有进步，盖骎骎矣。

以地理言之，日本为岛国，其海岸线比面积殊长，其同温线之纡曲错综，亦不似面积之小。其沃土有大小丘山，自划几区，不如大陆之广漠少变化。

姑不问其他情形，国土在特别位置，似上古之希腊，或中古至近世之英国。试观于彼二国之历史，亦可知日本进步之故，四周隔波，便于统一，山水自险，所在有自立之势，虽谓一国，而无单调之弊。其间思想洽通而自由，能得其炼磨。

政治与思想

政治之形为独裁专制，而未闻有一虐政也。虽时有压制之弊，然亦不数。如君主及辅佐有逞其威力者，可称压制与否，则尚属疑问。间有情形使不能压制者，而真心行压制，则绝无焉。即使有之，亦止于一处。如白河法皇之盛威，不能控御宫阙所近叡山之僧侣。清盛之强刚，亦有报恩以仇之叹，可知其权力抑压思想之极罕也。不独国中为然，虽对外国，苟无直切害国安之虞，则皆任其自由，而不敢问焉。政治之局屡有激争，而略无妨于思想之进步，虽在酣战之中，尚见其间有思想传达之自由。

王朝已衰，而镰仓幕府创开封建之制。提其案者，实在朝臣之家。文永五年（西历一千二百六十八年），蒙古始遣使。弘安四年，大军寇西海，其间经年凡十三。日本初示敌意尽其防御之术，然弘安二年（一千二百七十九年）聘元僧祖元为镰仓圆觉寺之开山祖，而执权北条时宗师事之。其后，僧一宁亦受优遇。此时，传说谓是等僧徒实为敌国之间谍，然镰仓府毫不疑之，而使其传法自由。丰臣太阁兴大兵攻朝鲜，与明军相战七年，已薨而旋其兵，偶有风说，谓明军将追至日本。清灭明，复有流言谓彼必寇日本。

其间，承应三年（一千六百五十四年），将军家纲聘明僧隐元为黄檗山之开祖。嗣有明之遗民朱舜水逃于日本，水户侯聘之为师。岛原之役，因哲粹志教徒籍宗教弄其侵略之策，幕府听兰人之忠言，加以威压，令信徒行“踏绘”，其不从者处极刑。此虽酷罚，然已除其危险，则不复追穷教徒之密信其教者。如后年日本所有基督教之中最多者在天主教徒，亦可知其缘由。

宽政年间，幕府下令以程朱之学为儒教之正宗，圣堂及诸藩多则此旨。然制而不严，儒家不奉程朱者亦不少。或守汉唐，或事折衷，或宗阳明。如佐藤一斋专主教权，阳奉程朱，阴加阳明，亦如其公然之秘密。圣堂中居其主要之地位者，有古贺氏。其第二代曰侗菴，晓通于外国事情。第三代曰茶溪，尤致力于洋学，受命而为开成处管理。开成处迨后为帝国大学之基址。此有旧圣堂与新大学之联络，即旧学与新学之关键也。思想非不被制限，而拘束不必紧密，皆任宜而发展。苟绎其变迁之迹，则觉其至妙矣。

自由讨究

思想略无制限，故能得磨炼。如自由讨究之便，莫不见用焉。战斗贵专断而恒征人之意见。谦信以勇决果断之豪材亦用军中评议。丰臣太阁之行动似专任其意，而能听人言。有人诟之曰：“公狐凭耳，太阁反褒赏之。”太阁之将薨，置五大老、三中老、五奉行，遗命曰：“大事决于大老，小事决于奉行。二者不相谐，则中老和解之。”可见其重讨议之意。德川氏之世，昌平无事，而幕府及诸藩专用力于封疆。其末，将有事于外国，而征诸侯意见，务从其宜。此时诸侯各主持其所是，而议论纷纷，幕府不能统一之。

然幕府之广征意见，出于势之不得已，亦有所由来耳。争议已开其端，虽小藩亦不敢屈从大藩也。先是，大小诸藩互视如敌，若有他藩之人入其境，则待以间谍而警戒尤严。惟各藩竞招聘鸿儒高僧，而推奖文教。鸿儒多集处自成文教之中心，与时有变转。各藩不论分界者惟学问之道为然，皆竞聘学识秀拔之士。于是诸生讲学志道者遍历诸藩，而修其所修。圣堂为首都之学府，然苟有硕儒在其外，则诸生负笈而赴焉，或行京都，或往他藩，奥羽之士有远至九州者。

僧侣巡历各地，练其心胸，为修法之一道，其足迹普于海内者不少。禅僧行云水者访大寺试以问答，胜则代居其寺，是类一跃为名僧者往往有之。譬如德国数邦分立，虽有反目，至各邦大学则皆任他邦人之自由来学，略无阻隔焉。德川时代之于文教稍似此情形，而圣堂实如伯林大学。如此思想自由，且有炼磨之便，故学艺之在国中者。与其传自他邦者，皆能发畅无遗憾焉。

国民之消化力

在日本，儒、佛诸教积世益盛，不似其在出生之国已显衰微。儒教在中国以何时为最盛，未易指定。君主有所好，能致盛于一时，其盛未必为国庆。新朝之英主推奖儒教，非不善，惟昌平稍久，而君主好儒教，则恒见其国势不振。此徒有舟中讲大学之嫌。

中国之儒学，假令无关于国势，亦不见其经代渐有进步。宋或优于唐，而明不胜于宋，至清朝非无名儒，而儒教感化群会之力已疏矣。惟进官路者以考试为梯级，故仅维持其儒学而已。

佛教在印度失势已久，转入中国，一时极隆盛，经年渐衰或见恶化。如近时，更无可称佛教者。在日本则不然。

佛教与儒教，皆传自外国，初就外人而学之，久劣于母干，然渐收吸之，而消化之，不徒尽学其师之所有，且自进出其上。战国之际，学文字者少，而不顾儒教。近三百年，儒道研钻渐加其深，举中国累代所攻究而吸收之。在中国，以国家之力护持经典，有时修大疏释书，此非日本所企及。然至讲究其实质则日本不必劣焉。考证之精在乎彼，真儒则反存乎此，惟取考证于彼之书耳。如伊藤仁斋，能考彼之所不考，且躬体之。盖宋儒出于国威不振之时，或谓宋之灭因儒使然。至日本之儒则有活用，能使国威震扬。观于靖献遗言，可见其学问融化之力。儒教逐年益进，迨幕府之末，则鸿儒辈出。（东湖、拙堂、天山、渔邨、息轩、宕阴、金陵、方谷、鹤梁、声牙等。）

佛教有大经典，又别有“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之教。如战国之世人多不知文字，故是道尤易入人心。其间念佛亦盛行。后至治平之世人多读书，而有他教派之弘布。惟传心之教与念佛派活用其教法益盛。幕府之末多出名僧，即无杰材，而成名者不少。（承演、奕堂、日辉、痴空、忍向、超然、龙温、行诫、承珠、莲月尼等。）

儒、佛二教非不显其弊，腐儒污僧亦不可胜算。然得其真体而不拘于形式者，不乏其人。二教未尽其所能达，而尚有发展之余地。然当时融化已尽其度，则无疑焉。材料之乏则有之，融化不及则未见也。盖因国情适于思想之自由及磨炼耳。学艺之在国中，或由外传进者，皆莫不见融化。其后通交于欧美而吸收其新思想，毫不觉其难者亦因此情也。

国民之素养

素养已久，其仅五十年吸收欧美学术而略尽其梗概，固不足怪焉。始见美国舰队，复见他邦人之续至，而大惊愕，其骚扰波及全国。稍狎后渐觉其可亲交而不足惊，宛如始遇未知之人者，忽思其奇异，渐狎而渐忘其奇。美舰之突至开一纪元。而前时已有荷兰学术之传进，稍杂以西班牙、葡萄牙及英国等之知识。其艺术之植于日本者，若本来然。如铳炮及筑城法活用甚盛，而医术亦大兴其利。

汉法医自东汉（第一世纪）之时，知解剖之用。《经水篇》曰：“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日本用解剖术，由来原于兰书。明和八年（一千七百七十一年），于骨原始解剖秽民尸体。安永三年（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刊行解体新书。盖东西文明之素质，无大差耳。

但美国舰队之突至，前时所未有，故惊视之。然其情亦不如美洲土人始见白人之时。已惊而自觉乃欲采彼长以补我短。当初时先取外形之学，以图国家及人身之健宁。既而加于兵者政治法律，附于医者理化学，各见学习，裨资于内质之整理。此时文物传入日本者多由美国所媒。倘令美国富于哲学思想，则日本受西邦哲学亦当较早。然美国之学术主生活之实用，至哲学之类则多合于宗教，故西邦哲学之思想传进日本为时尤晚。试求其稍关于哲学者，维新之前后有蔚兰之伦理书，始行于日本。是人为布拉温大学总长，在职三十年，声望夙著于美国，其所著之伦理书与经济书尤见广行。故日本用此二书亦颇盛。

明治六年（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于开成学校散马氏始授讲授论理学，其教科书则用发芜拉之《演绎法》及弥尔之《论理学》。翌年，赛尔氏以哲学之目而讲说心理学，其教科书则用和孛金斯之《人论》、黑文之《心理学》，别讲史学交以几索之《文明史》。当是时，庆应义塾等教英书译译，以此文明史课其最上班。

九年、十年之比，几索渐衰，而巴窟尔独盛行，其间有仿之而论日本文明者。九年，故外山氏毕业于密西干大学而归朝，任开成学校教授，更为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讲述塞丰斯之《论理学》，倍元之《心理学》，斯宾塞之《生物学》、《心理学》、《人群学》（社会学）等。

菲斯窟之《宇宙哲学概论》以斯宾塞介绍于日本学生，与有力焉。此时，辨达姆之“功利说”亦渐行。故陆奥氏（伯爵）在狱中翻译之，名曰“利学正宗”印行之。其间有重译梦低斯鸠之《万法精理》者。别有纯法国派专祖述路索。

当是时，墨尔斯到日本绍述达文、哈窟斯列之说，两手操白墨巧画而演说，谓“人类与猿类同其祖”，使人惊异其说，有风靡一时之势。同时，斯宾塞之《进化论》亦盛行。解释群会诸显象者，一赖其《人群学》（社会学）。菲挪罗萨氏出于哈瓦秃大学，到日本，与墨尔斯频行讲演。是人借斯宾塞之《人群学》以论宗教。福泽氏著《时事小言》，多取于加尔屯之《遗传论》，亦得之于斯宾塞。窟矻氏周游世界，途至日本，挥其雄辩，驳墨尔斯，进论及于达文、斯宾塞。惟日本人于斯宾塞之学说，非妄信而已有批评之者。迨闻窟矻之驳论则只赏其雄辩，而反惜其论旨之浅薄。

先是，库琶氏在大学讲述康德《批判论》。自明治十三、四年之后，菲挪罗萨亦担任哲学，讲演底嘎尔秃至黑刻尔诸说，参考以鬓衣克列尔之《哲学史》。学生等欲解得其意义者，用波紊之近世哲学。菲氏更绍述瓦尔列丝之《黑刻尔论理》，是即向德国哲学之一转机也。外山氏宗信斯宾塞，而护持其原理论。然学生既读康德之《批判》，而窥黑刻尔之“辨证论”，乃觉“不可知论”之不满于意，“形而上之学”渐远于是论，注重于康德、黑刻尔诸家。菲氏之所说颇为疏略，不能无隔靴搔痒之叹。盖美国当是时已有向德国哲学之情势，而学堂渐讲新说。菲氏闻黑刻尔学说，而喜其体系之巧妙且新奇，乃移而述之，未得其详，又未能批评之。

十八、九年之比，挪窟斯氏（现纽育宗教学院教授）暂担任哲学讲座。未几，布塞氏（现刻尼喜斯倍尔喜大学教授）来自德国，而代之，其说皆倾倚罗责之哲学。牧师中亦有同其说者，于是罗责之名渐著闻，可见风气已向德国。

二十二、三年，井上氏（现教授）归自德国，不称扬罗责，且云彼著其书果能自理解否犹可疑焉。当是时赉孛吉喜大学教授温秃有盛名，推第一位。若精通于哲学历史者，则别有海低倍尔喜大学教授窟挪菲雪尔，均见崇重。罗责派之布塞已去，而刻倍尔氏新代其任。是人解说德国哲学尤适其材，比较诸家之意见而采其可采，但稍倾倚铢片哈威尔，而人格颇高。温秃受敬重，迨今不衰。

自明治三十一、二年之后，伯林大学教授琶芜尔仙之名尤著，论哲学大体者多引用其说。如纷底尔班突（斯秃拉丝布尔克教授）之《哲学史》、玖尔陪（芜尔梓布尔克教授）之《哲学概论》等，多为参考。克林称为“英国之黑刻尔”，其“自我实现说”有益于伦理之说明。日本之论哲学者既主德国，然德国学说一经英化者较易绍述，观于克林可以知矣。其间稍生波澜者在尼这，此人在德国颇为世论之的，一时乃投于日本学生之好奇心。然宗据琶芜尔仙、克林等者犹多。

京都大学起自明治三十九年，开其文科，桑木教授、朝永助教授，担任哲学讲座。明治十七年，东京大学哲学诸家，与多数有缘于哲学者相谋而兴哲学会，发行杂志，至近时已达二百数十号，虽不盛，亦有效于斯学。书册之刊行年年有进，今时学生不依原书亦可略窥哲学。

心理学

以心理学言之，黑文一书夙被翻译。自明治十年之比，倍元广行参考，以加片塌、墨梓列等。迨十六年，萨列多为世用。温秃乃就湮，非独日本，在德国亦然矣。心理学经菲喜内尔一变，然所谓精神物理学者尚不免于多疑多问。温德以斯学始立于生理学之基址。然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明治十四年），责列尔尚疑心理测定之可得能否，临公会而演说其意；是可以察温秃之学说为人所难知，不足怪也。元良氏（现教授）毕业于润斯和孛金丝大学而归朝，始教授精神物理学。新心理学之传绍于日本昉乎此。嗣后讲心理者用机械或统计等，以数目证明之。

心理主实验，既为不可动之理。以此点论之，最重者在温秃，可谓开新心理学之功首推温秃。然其所著之一书不适为寻常教科书。故翻译其一分者则有之，未见有译其全篇者也。其间广行者别有黑芙精克等。日本之心理学既汲德国之流，然爷尔大学教授拉突氏亲到日本，有所讲演，此未必无其影响。哈瓦秃大学教授塞姆斯之名夙闻于日本，其所著之心理书亦见翻译。间有议是人与温秃之优劣者，可知日本之心理学直论其名目，不专纯于德国。元良教授研究考思，自有所赖，福来讲师则讲催眠术。在京都大学松本教授担任心理学已备实验室。

伦理学

伦理学所用之书有蔚兰、和孛金丝、纱内、西吉威窟、缪亚黑突、克林、琶芜尔仙等。在东京大学则中岛教授，在京都大学则狩野教授担任焉。德育所关之协会不止一二。明治九年（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故西村氏创兴日本弘道会，至今连绵不断绝。若研究伦理实题者，以丁酉伦理会为主要。

社会学

人群学（社会学）之系统，出自几索、巴窟尔之《文明史》及刻利之经济书等。而斯宾塞之《人群学》一时尤盛行。有贺氏取其理，著《群会进化论》。二十年之比，瓦突之《人群学》得备参考。其后，公孛罗威梓亦见贵重。哥伦比大学教授几典克斯之书篇，亦有翻译之者。建部教授在大学担任人群学讲座，欲出一新机轴。

宗教学

以宗教学言之，南条、笠原二氏从吗窟斯缪拉学梵语，且帮助之。既而有精读吗氏书篇者，在大学置其一科，姉崎教授担任其讲座，谓佛教与基督教自有契合之点。大学图书馆备置吗氏文库，不仅资于言语学又有益于宗教学。

美学

以美学言之，曾有《维氏美学》、《哈尔秃满审美纲领》等之印行。而波散刻秃之书篇亦多用之。大塚教授现在大学担任此讲座。京都大学已有美学讲座，将见正教授之选任。

哲学思想之变迁

要之，西邦哲学始传自英美，迨见英美受德国之流则仿之，而取于德国，此在十三、四年之比。其后至二十年，则专倚德国。然谓其专倚德国者，只在讲学之道。至及于群会，则不必然矣。“进化论”由于达文、斯宾塞之名者，有影响于群会尤广。是论以严密言之，虽不属哲学亦非无关系焉。近年读其书者不多，然“进化论”之染于人心，略不可争。其间，黑刻耳之书篇，多被爱读，如《宇宙之谜》有翻译者。加藤男修德国之学，反排斥其哲学，据达文之“自然淘汰说”而解诸理，然不喜“英国派自由说”，苟论政治则取于德国，此可谓奇观。

斯宾塞之学说广行于日本。其感化人心最大者在“进化论”欤，或在“自由说”欤，是未易判知焉。自由党原钦羡美国自立或法国革命之议论而兴起，苟议论致密则借斯宾塞之“自由说”，板垣伯乃主持是说者也。宪法宣布之际，议论不复如往时之单纯，然喜“自由说”者尚宗斯宾塞。若政府一部则注重于拉班突、波伦哈窟之学说。哲学之讲究，固任专门家所为，惟众人亦得以常识判定其关于哲学诸事。伦理之根原虽不深究，而伦理之说率为稳健。或使有所偏，非顽固之老人，则青年乏经验者漫说之，未有能张其根者也。哲学之思想最简易而广播于青年之徒者，莫如加赉尔及衣吗尔孙之书。其中衣氏尤被赏读，盖有德国之风。

英语流行愈广，而是等思想之传播愈盛，如倾倚油尼低利安者多取准于此。至称新佛教者，则稍受黑刻尔之余波。然据衣吗尔孙之说亦非不合其用。各国学术一时有宗德国之风。迨近年，则见其反抗德国之征候，如底墨兰著《奄克罗萨窟逊优胜说》。而日本亦有译其书者，亦可察其风气之所向。

日本留学生多集德国，至今不衰，然其心醉之度不如往年之深。或谓德国学术非不可感赏，特憾其国人乏于高雅之气象。向者学说一一悉依德国，今则无此弊。

对诸哲学批评

日本之哲学迄近时注重于德国，是固当然之势，惟自今之后则如何尚属疑问。各种学术日有进步，哲学受其刺击，而自畅达。然德国特殊之哲学，已非达其成长之极耶。如窟挪菲雪尔，精通于哲学史，尤晓得近世哲学，能分析诸大家之意见，而说明其各家所未想及，略无余蕴。然是人竟无一自说，使人难识后来有如何之发展。此焉知德国特殊之哲学，于发展之途非已有壅塞乎。黑刻尔及铢片哈威尔，立体系颇善美，然其发展如何固未易言。罗责于黑刻尔之后称第一人，遡考康德之批判而立认识论，言说颇致密，开“新康德派”，然亦未必能使哲学成一学科如古今之望。

认识论实为哲学之一分，而非其全体。人之求于哲学者在得浑一之观念，以解释宇宙一切之诸象。认识论则可以疏明伦理学、美学等，未足以覆哲学全般也。黑刻尔及铢片哈威尔之论说，非必德国之特有，求之于印度哲学亦有类似者。惟分析之严不若德国，至组织则反有优于德国者。铢氏采于仙达威斯塌，尼这则借名于萨拉斯秃拉，而著一书。苟绎究印度哲学之诸书，则可见德国特殊之哲学大半存乎其中。东邦哲学主印度，西邦哲学主德国，其所异者在其取科学讲究之多少。苟除此一点，则东西略无殊差。

其据科学愈多者，愈见其西邦之特色。所谓西邦之特色者，于英国之经验派尤显著，如康德之批判本受其影响而成。至若认识论则称曰“最精纯无假定之讲究”，然由四周情势而察之，亦可知其近于“科学之讲究”。谓“科学之讲究”者，其语缺精准，其事尚在发畅之初步。苟知空论之不若实据，则足以定其讲究所得之可采。假定之多虽似可憾，其间亦有不可争之处。彼疾假定之多，而轻科学之讲究者，直若飞鸠厌空气之阻抗，而欲冲飞于无空气处耳。

在德国各种学术渐有进步，其实验之法亦有凌驾英国者，如心理学及生理学皆莫不然。向谓英国流者今乃为德国气风，德国有此倾向愈多，则背于德国特殊之哲学愈远矣。德国在今后哲学新有进步，其所进之方面已违于德国之流。人言曰：“哲学即哲学史，哲学史即哲学。”是谓进达已属于过去也。学科苟有生命固不能尽视为历史。如以物理之学为物理之史，物理之史为物理之学，则物理学者不能解其何意。学与史固有同趣之点，推其一分而同视其全体则不可。

新发展之在德国者，不依其旧踪，而借科学之力。如哈尔秃满虽祖述铢氏，而搜集科学实例为其特长。罗责精于生理学，其说涉于生理之处尤见其妙。温秃亦通于生理，借以解明心之机能，此为其主要之说。至黑壳耳则全为生物学者。是等数子皆藉科学而伸其力，如此能满于哲学之渴望乎。若有不足者则在科学应用之未及，而非在考究形而上之未熟。生理学既说明心与体之关系，而生物学亦指示人类在生物界之位置。然是等二端不过地球所有小显象之二三例，而其为重于无穷无限之宇宙者果几何。若宇宙之问题则不仅赖天体力学、天体物理学，又须藉于各种科学之知识。

可见各种科学益发畅，必资于哲学之进步。科学之力尚有所不及，宜补以旧来之哲学。认识之论亦须整备至完善。然外之则不可无据各种科学，苟不如是，哲学于浑一之观念竟为其一分而已。黑刻尔及斯宾塞取于各种科学，而能及于东邦哲学所未及。由是推之，哲学将来之发展，亦不可无活用各种科学之讲究。

东洋哲学

儒、佛二教，在日本攻究已久。儒家及僧侣解释其哲学之法，有所未尽。然高僧善智识自然亮解，所得颇多。比之德国哲学，有更达深妙之境者。如渡边子（国武）谓：“西邦哲学观之于禅，无所不具备焉。”《临济录》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渡边子引此一节以批评西邦哲学，亦不可谓无理。德国哲学可称秀高，则日本亦非必难及焉。日本人闻于黑刻尔、铢片哈威尔之哲学，而不敢惊异者，因其类似之思想夙存于东邦。东邦所缺者，在科学之讲究，其不及于西邦哲学者亦在乎此。日本苟勉于科学之讲究，则其哲学能匹敌于德国亦不难矣。

德国学界颇盛矣，哲学之体系多立其地，至今尚不怠其研钻。顾思之罗马之中有哥罗塞阿、加拉加拉浴场等，古迹多遗留而保存之。各国人见以为珍者则有之。意国以罗马为首府，苟欲令新帝都大发展，则是等古迹亦自为阻碍焉。盖德国产生哲学体系既多，虽知其新发展之要，而实行亦颇难耳。日本有素养至立其体系则尚少，故新成无所妨，苟吸收世界科学之知识，则新发展之地，尚绰绰有余裕。日本至今日吸收他邦之知识，其解哲学之能力果几何，全在于后来之进达。以哲学论之，可见于日本者，不在今前五十年，而在今后五十年。

世界之大势

近时，各种学术莫不进步。其中如显微镜学渐见改良，而细胞学之发畅尤显著，知有机之体由细微单位而成，一切动物皆成于细胞，则巨大之有机体如国家或国民，赖汽力及商务之力，实为最大有机体，所谓“人类生活”者之一小部分。各国民无论其如何，与世界之大势皆共其呼吸，不拘局于狭小附周之境遇。

亚利斯·窦秃尔言，人类为“群会之动物”。由今观之，此言于人之有机团体，莫不适然矣。当今不可复能锁国，即孤立以避于万国之交际不可得也。清国有万里之长城，不足以防俄国之侵害。因其侵害者用文明之利器，欧洲之资银流注于东亚，其势不可阻遏故也。

今世，一国之民欲排斥他国之民，或加以高率之关税，或排以移民之制限，而中外苟有利益之关系，则其术亦不易久行。有前数百年为一部落村民，至今日遂与于世界之要政，而有人类议会之成生者。盖近世有一不可争之趋势，国民与国民互相融和，且争竞，且亲近也。其不力图亲近者，即或不亡，亦自衰颓。

孛拉窦之《理想协和国》、墨尔之《安乐国》，于外国贸易无所冀望。迨中古，倍根著《理想国》主张孤立主义，干陪尼拉之《理想群会》不取于商务。近时，菲喜低之《锁境商务国》说其理想之国，谓外国贸易决不可企图，惟不得已则用外约而许之也。现时，有维尔斯、衣利斯等所著之《理想群会》，初不取于一国之孤立而骋意于公通世界，网罗万邦之大群会。由是观之，世界交通益亲密，而理想家所描未来之群会，向其针路而进行，亦略无疑焉。

日本之开国

日本知此形势已迟，然其犹及自强者可谓幸已。距今五十年之前，日本忽知此大势而加于列国之班，其故如何，藉心理以说明之，固中外诸人所欲闻者也。锁国数百年，冒危险而守其主义，一旦开放门户，进前极端，其勉行乎公同之道，而不待外国之要求者，固非寻常说明之所能尽。

予窃谓日本之开国思想，其显发非不速，然推其由来，养蓄亦已久矣。太阳之出也似骤，然其显出之前渐升渐上，同其速率，其未出之时，自半夜时时刻刻，上升同速，而无变差，惟人不见之耳。日本开国之情势已成世界历史之一分，今不必叙之。其故则宜叩之于日本中古之历史。近世历史示西邦文明输进日本，能资益至如何之度。若日俄交战之后，则可称曰最近历史。

所论之范围

予欲说者，在第二期历史，即近世史，谓日本欧化之时代。夫曰“日本国民之欧化”，此犹有语病，予欲名曰：“欧力化于日本”。其初，东邦与西邦交际咸挟疑念，交渐深而亲信渐厚，后更加以识别遂有合理之谊。文明二系统之接合，即文明代表二系之结婚，此予之所欲论者也。

泰西之感化

曰“邦之势力感及于东邦”，其所谓势力者，影响也。英语曰Influence。此英语有时误解谓暴力、金力或智力，以压倒弱小。予所用“势力”一语，释以本根之意义，谓传布之力，更无凌压之意，如水之自然就低。大河徐流，泛滥于平野，不如山溪急湍为瀑布、为奔流。

所谓西邦者，意义颇广漠，合欧美诸邦并称之，非指一国也。盖各国苟作国家为所偏倚，若称有基督教国，则意义过广，趋于理想。至“西邦”一语，则不必指某一国，不如基督教国之称，无国家之界而含诸种性质，实为适用利便之名目。

日本人说西邦者不须细密区分，如各国特有之性质皆无视之，而只观于公通之要点。曰“基督教”，其中有新教，有旧教，差异不少，而一概谓之“西教”。曰“民权”，不问德国之专制政治，俄国之寡人政治等，而一概谓之“西邦习俗”。曰“发畅进步”，不问西班牙、土耳其等数邦，而一概谓之“西邦特性”。譬如日本人与外邦人开新交者，视其人种之区别而不互视其个人之异同。曰躯矮，曰皮肤不纯白，曰发绿，此始见日本人者所先识觉。若曰甲眼如此，乙鼻如彼，则不深问之。

西邦文明始映于日本人之眼者亦同，只见其举欧美诸邦莫不同然，而不见谷邦特殊之情。近时通交渐熟而渐审各邦特殊之形势。如俄、德、法三国，乘日清战熄之时，同盟而干涉于议和之局，令日本失其战胜之效。此日本国民所不能忘，至田夫、野人，亦记此三国之名，而知其国之殊情。英国与日本为同盟之邦，此三岁童子之所知。美国久为日本之友邦，此妇女小子之所识。如此，各国性质渐分明，惟西邦一语尚漠然通行，而日本负于此西邦者颇多。

东西之差异如何

既曰得于西邦者甚多，然由于何处，所得何物，则未可尽判识。其谓得于西邦者，实来自欧美欤？或为初生于东邦欤？多不可判知。地球形圆，始适宜而选择之谓其右为东，左为西，则可明其方位。惟思想界谓东邦思想与西邦思想者，其分界不明亮。磁针示方向而不示境界。若在思想界，则只可说“西邦之风”或“东邦之流”，不可断言其明属于何邦之式。

欧人所云“东邦”者，谓巴尔干半岛之东。如叙利亚、波斯、印度、中国、日本，皆莫不为其网罗。然以人种及历史言之，叙利亚、波斯、印度与日本，其差如何？思想界之难划分东西，可以知矣。曰“汝宜爱尔敌”，此言果为西邦之教乎？曰否，东邦亦有若是之教也。假令其为基督之训，所谓基督教者，亚洲之宗教乎？欧洲之宗教乎？亦不易判定。近时，人谓地方自治之制特行于西邦，焉知中国及日本自古夙有其习。穿洋袴者，谓西邦服装，然东邦亦不有裤裆(股引）乎？如此，每一物绎其所由，则未易判别其西东。

凡邦国，自初兴经数世数百年，恒有事与他邦交涉，或交融，或反感，或交换其思想，其文化之进步无不受他邦之影响。故各国文化之原素，多由混合而成，不见其单纯。英国诗人有言曰：“东是东，西是西。”惟信此言更不思其次句者，往往误解，将谓东西相隔，决不和同。见小差，以为不可和者，亦同此误谬。

二邦虽亲近，必有差异，犹兄弟同其父母亦有所异。凡差异者，自分二种，一则竝行至远，永无相和。一则交通经时渐近，遂至和同。盖一为可相合之差，一为不相合之差。西与东为向相反，骤思之似不能相合。苟使地球不为圆体，则此差将愈进愈远矣。惟地球实为球形，西进不已则达于东，东进则抵于西。西邦文明与东邦文明之差亦略如是。

东西之公通

西邦与东邦其日常小事触于五感者为差甚多。间有考察东西风俗，叹其事事相反者。如西邦妇人思虑浅薄者，曾叹曰居日本日日触于目者皆异于西邦之物，观于无尾之猫，白花之蒲公英，羽毛逆生之鸡，可以知矣。然西俗截马尾，不亦似日本之截猫尾乎？白花蒲公英为日本所特有，而日本亦有黄花蒲公英，较白花殊多。至鸡之逆生羽毛者，则本输自西邦耳。外邦人游于日本者大半不免此滑稽之想。要之人类群交情形有不同，虽异其肤色，而皆同其天性。罗衣尔有歌曰：“人皆一其精神，其善恶正邪之观念，于世界为公通”，可谓诚然矣。

人类元是一

风俗习惯之外形，视地与时有差异，其中非无甲民族所多而乙民族所少者。苟观道德之标准，则其差极小。且其所以异者，不在性质，而仅在分量。据西书所记，蛮族之食人者，恒杀人而不惮。曾有宣教师说之以道，能使其受教改俗者亦不少。报告者恒欲举此，以证其道德之念之大异。以予视之，其受教而心觉杀人之不善者，适足以征其道德观念之无异。苟令不同其本根，则宣教百年亦当无改变。侰稽佛窟斯曰“人之生必有其种子”，意谓其有道心。如无知之蛮民，使闻黑刻尔之哲学不能理解。惟黑刻尔品行论所举善恶之别，则皆能辨识之。予所怪者，在欧洲先进国近时之道德尚有容杀人之行为者。

摸拟果非欤

人类学者之中，其识见浅薄之辈，如法国庐篷之说曰：“人种殊异之情终不可以同和。”如日本近时之思想，只摸拟于西邦。其摸拟虽巧，似儿戏耳。然试思之摸拟之妙者，必有须于辨别之力。何物宜摸拟，其摸拟宜至如何之度，其所以摸拟者由何故，皆当辨别是也。摸拟无分别者，不异于儿戏。惟日本国民之摸拟，则有分别而为之。以生物学或伦理学而论之，摸拟者，为重要且有效之动作。动物有以摸拟为护身之术者。人之教育，大半赖摸拟。摸拟恒行于各国民之间，不仅教之，且守护之。

文明与摸拟

衣吗孙有言曰：“伟大之才，在天下以受动为务，不挟创见，必接世界所有之势力，感应而受之于身，其时代之精祌映其心而发现，此为伟大之才能。”所谓伟才者，犹且如此，况乎中流普通之人也。公群学大家几丁斯，谓人类文明史为摸拟之历史，其言曰：“近世之文明只摸拟希腊、罗马，无间断耳。”近时，有一学士著《人种关文学之力》，其说曰：“旧文明之废绝者，常为培养优秀新文化之料。一人种所筑文明之高厦，壤废为灰墟，则新人种以更高之楼阁筑其上，因此而致世界文明之益进。”

征之于世界历史，前车之覆，即后车之戒。如新兴之邦，鉴旧邦盛衰之迹，而摸拟其所长。基督命其弟子曰：“来从乎我，其从者或投于火，或磔于十字架而不悔，则可以得圣。”故今世道德之上乘，当在摸拟耶稣。

由是观之，各人处世而护其身，只宜摸拟其胜己者。若图国家之隆昌，舍摸拟亦他无良计。或谓摸拟固可，惟不得完善之标样则如之何？以予视之，标样完善与否不须深问，苟有较我所贤，见其先进一步，则皆足以从焉。采长补短者，征于日本民族之经验知其略无过失。日本之成国以此一端为进步之要道。其所仿者朝鲜、中国与西邦，随时异其所主，而摸仿不失其宜，间亦非无出蓝之例。

外人之皮相观

日本之折衷主义，要在借外国思想，以资于民族之发展。予云西邦思想尤注重于思想一语。西邦人论日本近时之文明者谓形而上仅有欧化，是浅薄之论而已。予知其基于思想之进步，根柢殊深，故作西邦思想之语也。盖外国人行于朿京及他都城之街路，所见多为奇异，有鳄脚穿新式洋袴者，有猪颈装高襟者，有蓬头戴绢帽者，不独使人失笑又使谓西装不合于日本人之驱体。乃有推论之者，曰：“日本之改化，皆如此例。”然审思之，服制之改易已为一大变易，衣服与心理有密切之关系，不必俟哲学家之言说也。衣服之改易不问其合于体与否，驯于身与否，为心理之变化，而非皮相之变化。

日本各地多有洋式馆舍，以外人视之，其建筑未精，其趣味尚乏，故有嘲之者曰摸拟之过。外人查察日本化欧之情，稍深厚者，或翻日本法典而见之，或就法衙而考其构成，或就学堂而考其教授法及管理法，或考察陆海军制度，因而究查其利用文明机关之程度，比较以自国之例，乃论曰：“日本之文化，未及西邦。”然是等西人，于日本化欧之情，有所未尽知焉。

服制云，建筑云，教育云，法律云，陆海军云，交通之便云者，皆属于一时之事，犹之诗中之有一时之声，发一言而终耳，是类只为显象，其里恒有精神之变化。更借诗人言之，其等诸显象之背后，有广漠无际涯之森林，在人目不触，人斧不入处，有不测之大海，在人舟未泛处。惟人见其浪及吹枝之风，而仅识觉其存在尔。

新日本

外人洞观是等显象者，已见议院之厅堂，宪法之成章，苟非察其外，则不能解日本代议政体之实情。已见军队演习，服制诸端，苟非潜思其外，则亦不能解日本陆海军之真谛。目力能及里面，辨其中有心理微妙之效者，可知日本五十年之进步，非因皮相之摸拟。

新日本者，非镀覆以外国之文明，而自觉世界之大势，发舒其数千年所养成民族之能力也。利于世界之势力，发挥其天赋之特性也。亚刹斯·窦秃尔曰：“各人所具之势力展伸之以应境遇，乃有显象，以成历史。”日本示其实例也。

国民之同化力

日本人融化他邦之制度及思想自古为巧妙，譬如搾乳不问其牛之种类，必取其甘滋，而吸之。距今五十年之前，锁国尚严，而外交未开。然群会之风俗，政治之制度，哲学之思想，宗教之观念等，皆察之于亚洲大陆，由其中择其善而利用之。其适宜改良者，反胜于源流。盖令物应用之力，及令身应物情之力，于动物进化之道颇为重要。此二力即摸拟之原素，一则自动，一则受动。

芙芽干秃考定人类文化之程度，以为二目标准，曰“无意之动作”，曰“有意之动作”。近时，布林东释此区别更详，谓：“无意之动作者，不知不识而行之，各种动物皆能之。有意之动作，则要乎精深之思虑。一则拟诸器械，一则合乎理性。一则奴隶，一则自由。”

日本近五十年之进步，多因如何之动作乎？是固不难测知也。日本摸拟西邦之文明，出于合理自由之思虑，不如动物之无思虑，不如奴隶之无自由，不如器械之受动，非任自然境遇或受外迫反其意而行其所不欲者也。其间心理所经之苦艰，亦异常矣。

近年，墨列论曰：“群会进步之天则在克己及牺牲，若利欲专恣之思想则无所益于历史。”惟牺牲克己，能助历史之进步。凡捐身以供牺牲者，信其所仰之宗教，或忠其所戴之皇定，或尽义其所尊之君主长上，或尽节于其所居之乡土。故以身奉上，自供牺牲者，实有效于历史。

欧化难

夫锁国主义行于日本二百数十年而致小康，于是国民自负之心以增。德教政治宗仰中国逾一千年，一旦舍其自负之心，复去其驯久之习，而进取新奇之道，其艰难直过于战务。近年，波窟·斯窝尔著书，名曰“英克罗萨窟逊”，谓英克罗民族苟欲展舒其天赋之力，则宜弃其由拉丁人种所借文化之要素。如日本亦有文化之要素，借自中国、朝鲜者，苟非弃之，则不能大发畅。

或谓：已弃亚细亚思想，而纳欧罗巴思想，异日亦必有弃欧洲思想之时。盖日本之欧化非外面扮装西邦思想，只借以兴发其先天之特性。其兴奋之用已全其效，则虽弃之亦不足惜也。惟当今之务，在抛弃中华思想，换以新思想之融化。

或谓：今排除久传之中华思想，则恐危及日本文明之根柢。人体有变，不必无出血，日本民族放弃中华思想，非无截指割腕之痛，而不至害于心脏。盖日本人种与中国人种大异其性质。中国个人主经济主义，日本个人主道德主义，不相似也。中国为商贾之邦，而日本为武士之国，中国为经济统一之团体（未可遽断言），日本则为政治道德坚固之统一团体。西邦文明进入此二国者，全异其径路。在中国则直由上海仓库、汉口制作处而通行。惟日本之欧化，非藉国家行政及教育之机关，则不能普洽于国中。

自然的欧化

日本之欧化，由于政府之绸缪，不必为自然所成，即谓其不自然亦可。初时，锁国主义之破坏，有受动之情形。嗣后国家有一定针路，务取西邦思想而播布之于国中，亦非因自然不得已之势。日本化欧之情，基于自觉之精神，而复有适于自然之理法者。法国硕学塌突之“摸拟论”说，摸拟之天则，考日本之文化可知其适合者多。若戾于自然之理法，则不能见其进步之速如今日也。试读布卢窟内尔所着之《俄国化欧史》，比较以日本近世之历史，日本与俄国领会西欧之文明而融化之，孰尤神妙，是不难知焉。

欧化之发达

据政治学所说国家之主旨分三端。曰威力，曰身体财资之安保，曰国民之文化。日本之欧化实循此次序。中古锁国之时夙有荷兰医学之输进，稍行于学者之间。盖德川幕府严禁兵学及政治之学，故有志者虽称医学而实讲诸学，不徒医治人体之疾，又欲救治国家之病。

先是，第十六世纪之末，葡萄牙商人始到日本，传铁炮之运用及制作。其后，日本侯伯遣使至罗马法皇之都，其意非必在宗教，其行欧洲者多考查其兵务。曰欧洲之人如何而战，曰用如何之武器，曰军队组织如何，曰所擐甲冑如何，曰练兵法如何，曰防御国境有何法，曰筑要寨如何，可知其以国威及国防为主要问题也。此思想传布于读书界，故用兰语以讲究医学者，不仅考察人体之构造，又考察国家之构造，不徒欲治肉体之疾病，又欲救国体之疾病。其间，士流之中有国防之知识者，略洽通焉。日本国民于军队之组织久有素养，只惜其缺于精妙之铁炮。

日本为海国，而士民狎于海，行船不惧，只惜其未有军舰。既有海防之精神要素，而无物质之设备，故先志于洋学者注眼于此，如高岛秋帆、佐久间象山、江川太郞左卫门、大村益次郞等是也。

陆军

此风气至开国后益盛。明治三年，有征兵令之宣布。前此，争战为武士之艺术。自是之后，国民皆兵，而贱隶（秽多）亦任国防之务。初时，或谓百姓加于武职之数，恐武备之薄弱，既而有西南之乱，其作乱者，萨摩武士之粹；讨之者，网罗农商庶民之官军。然卒底定之，能证其征兵制之有效力。嗣后，政府益整其制度，初则取于法国之例，后则仿德国式而发畅焉。

海军

海军所经验亦稍同。日本有海岸甚多，如潮风所吹，冲破荒波，而冒危险，固成其俗。船匠造小船仅积百石、二百石或一千石者所在多有之。苟练习数月则可得精良水兵，使乘军舰不劣于西邦之海员。以洋袴换裤裆（股引），以洋帽换帛额（钵卷），则身干虽矮亦能比于英国水兵也。惟练习须模范，如开国之前荷兰国恳吿日本以海军之必要，在长崎兴海军学校，又托兰国造船处造军舰咸临丸。迨开国之后，则取范于英国。其后，海军日益进步。则此国防渐备，摸仿外国者颇多。惟其所以摸拟者，素质多存于国民之中。国家要端属笫二、第三位者亦同。

以法律言之，初，人以日本为野蛮无法律之邦。迨近时则俨为法治国，可知其得于西邦者不止皮相。日本人于是非曲直之观念初有所具备，其思想关于生命财产之安固者，亦已有所领得焉。

国民之素养

如云“自由”、云“代议政体”，称曰“西邦思想”，即东邦所无。惟日本之讲国学者，谓代议政体之根原在于神代。是说不独代议政体为然，苟纠以此类，无物不见其种于蛮民之中，故如是之说可谓稍失于极端。试问洋杖之沿革，则当谓亚丹之木棍以役使犬羊者为其起原。试考武器，则亦当谓亚丹息刻因以木棍杀其弟是为其起原。然溯论如此，稍似荒诞。日本原不有代议政体或民权之思想乎，此难断言。惟绍述英国人之言论者一时极盛，使人谓新思想传入东邦。

距今三十年之前，中村敬宇先生翻译弥尔之《自由论》，其文字不为邦语或汉语所能译者颇多。译者自作新语而将阿斯丁、布拉窟斯屯、和兰秃、斯达布斯等关于自由民权、代议政体、自治体之诸说移译之。读其所译者，见新语而不怪，反觉其如接旧知，是可征日本民族中初有其种。

自由

日本国民能理解自由之说，非咽呑无分别，乃咀嚼而消化之。其能融化者因其中有感应之余地准备也。是不如小孩之谙诵空文。其施于政治之实局者，不仅用之于自国，而推布之于亚洲大陆，非融化之效而何。弥尔曰：“自由之思想原于政治之压制，而自防御是也。”此意义，虽至今日尚有之。

考日本历史，君主非无擅政者。（法朗西，西班牙之历史，有更甚者。）然大和民族性好优雅，其行善，即为恶，皆不走极端，处事主节度，虽有暴君亦不陷于残虐之极。据古史所纪，日本有专恣之君，横暴至极。然史家借中国文字，直取彼之旧传，以叙日本稍似之例耳。盖王侯易于专恣，然君子有教曰“为民父母”，此言深铭于其心，视国民全数如一大家族焉。欧洲则亲父政治与自由思想如冰炭之不相容。而日本则所谓“民之父母者不恣其威”，而以慈爱之精神治国。故封建数百年，未见有残虐之王侯如中国、欧洲之例。西人恒谓亲父政治及封建制度，为反对于民权自由之语。凡政之最恶者亲父政治也。

日本锁国之世封建为小群会互相割据，虽有节度之严，而群交之自由为想象所不及。法国人刻孛菲克之说曰：“真自由在于地方精神、群会阶级之不同，一国之统一有需于压制，小群会多阶级处，实觉其有自由之妙味。”刻氏之说，虽未尽真理，而中含真理焉。

封建之世，日本民族稍有自由之观念，而未有文字言语以明其观念。英国思想传播日本，使权利自由之信念判然明确。或分解其性质，或证以历史，而指示其范围，或诉论理，或借实证，而令知其为何。于是自由之活动无所不及。自由思想已洽于日本民族中，乃用以播及之于亚洲大陆，是非斯民族之天职乎。近世日本战于大陆二次，要在使韩国免于他政府之压制而已。

立宪政体

自由之论与立宪政体之说恒有关联。按日本历史，历代明君图政治之改善示以统国之宗旨。其间有主义曰一国之政治以国民为主，非君主所专私。历世反覆宣明此旨。既曰要在国民，彼谓国民须参于政者其说不甚远焉。立宪政体所重者在其依国民之义。故日本士民闻立宪之说而能知其合理，已知其善则必志其实行。

日本自明治之初考查外国之立宪制度，而遂推定云德国式最适于日本之皇室及臣民，乃取范于德国而布以宪章。先是论者谓苟有议会则国病皆可治。已有议会见其不足以救国病失望者不少矣。俄国玻比衣都挪塞芙、英国几孛林克等以代议政体为英克罗萨窟逊专用之制度。予不敢谓此制度于英国民族之外不能显其效果。宪政在日本尚未发畅，如政党内阁仅属于发生之期。以选举法言之，其应改良者较西邦为多，然国民关于政治之教育苟至普及，则宪政之效果当不必让于西邦。此征于宪法宣布后之实迹，可知其有望焉。

法律

其余欧洲关于公私法律之思想，莫不传布日本。明治年间所宣布之法典皆润加以西邦思想。明治二年之比，始有制定民法之议，欲取范于《奈破仑法典》，使合于日本之民情风俗，而不能速举其功。翌年宣布刑法纲要，定而未精。经二年加以修正，越年再加以改正，渐见其有西邦思想之痕迹。二十一年，刑法略完备，其中有法朗西式之法理，严然一贯其精神。初时民法亦用法国式。

欧化之二大势力

十八年之比有德国民法之颁布。日本受其影响，而多取于德国思想。民法、商法皆莫不然。尤奇者，在商法。法理则德国式，实务各端则英国式也。商家行其卖买多仿英国式，如保险及船舶诸务皆据英国之例，而不适合于德国式，与日本法律之语不相合者亦多。英语专行于商业界，而日本商贾自染于英国之风气。政府及国家之事多用德国式，而人民及群会则多取于英、美式。以教育言之，官办学校采德国式方法及精神。私办学校则有英国之风。

要之，日本之欧化，受二大势力而成。曰德国势力，曰英、美势力。日本摸拟西邦文明，所选之仪表岂谓不得其当乎。以政治言之，发畅健全如德国者，未见其比。以国民言之，思想高尚如英国民族者，亦未见其匹。若美国之民则庶民之势力极旺盛，快活而乐天常有进步焉。

绅士与武士

西邦所供最良之事物日本务取之，而日本所传善良之事物亦未弃之，采彼长补我短，莫不到焉。然日本选西邦思想尚有一点可论者，其对基督教之观念如何是也。既曰人类大群会所有之系统，同其归趣者，在德义之观念。故英国之绅士与日本之武士（萨姆拉喜）有感通之精神。绅士者较武士为近世之产。然武士之道勉以合于近世之情势，则可得一种典型，不劣于绅士。第二十世纪，使武士显其面目，其可学于绅士者颇多。日本之政治家及攻学家，于此点多疏怠焉。

往时，井伊扫部头当江户演武堂开办之时，寄以一句曰：“伊麻萨拉尼，秃梓窟尼芙利窝，那拉哈眉牙，哥哥尼索那哈尔，磨挪挪芙挪弥吉。”意谓：“何遽学于异国之风，我有武士道自备焉。”日本士流之心恒有此情，是岂谓适然乎，然西邦之道德无一点可学乎？彼除实业及教育二端外不复有所可采乎？

西邦之最大贡献

西邦贡献于东邦最大者，在心灵之成育。其云灵者，不啻谓宗教之意。基督教广布感化之及于日本士民者已不少，可谓其势力略遍通于众庶之间。然群会之生活受西教势力则未显著。宣教师如底尼斯之徒，谓基督教之势力达及于日本内政者甚大。其言曰：“日本卫生之业赖宣教师而改善。”问其故，乃曰：“日本之人大抵好清洁，惟日本有‘叆奴’其汚秽太甚，是宣教之有无使之然耳。”其说至为可笑。

以予视之，基督教在日本之势力，未显于政治及群会组织之上，而思想界则反受其微妙之力，但公群学者之笔未能写之，继今之历史家亦未能遽论之。

英语之感化

日本由西邦之灵感其事不少，如英语之普及即其一也。史家有言曰：“罗马三征定世界，一以法律，二以言语，三以宗教（天主教）。”予谓英国之于世界亦有三征定，初以商务，嗣以海军，终则以文学。印度太守窟尔逊卿夸于英语之普及，曰：“其语言之响，传布于各国。其用，自世界之一端广达其他端。是不止梦想其实现将不在远，如旅行东邦诸地者可知其实然矣。”

英语于日本人之思想，其感化之力颇大，其广及之度略无限际。自中学之上教科书用英语，其道德之影响不可量焉。理解英语者，彼我互相感通，不枘凿也。盖种类全异者不能相合也。

思想之感化

日本民族感受他善之性能尤富。苟见他邦之善学而受之，其融化最妙。盖日本人之思想与欧美人种同其类耳。岂知日本民族之中混有亚利安人种之血乎。据心理学甲民族施以乙民族之力，视其感受之能，有大小之不同。日俄交战之际，俄国学者及偏爱俄国者，多为说曰斯拉布人种与欧洲人种有血统之关系，其意谓惟血统为亲交之关键。然古贤人有言曰：“友之可亲者胜于兄弟。”凡交谊尤深者无论其在个人与国民，基于思想之关系，而不必专由血之关系。西邦图书或译成日本文，或直取原文，为日本人所读者种类卷数甚多。使青年思想开其新世界而垦成新事业广漠之版图。此于日本之发展有伟大之力。

欧美硕学之思想言行，供日本之政治家及思想家，以感化之动机者，其感化多不显于外。外邦人评云日本人吸收西邦思想，只如海绵之吸水，盖不知哈吉博士所说心理学之法则耳。哈吉之法则与亚利窦秃尔之言略相符，谓智能教育必据被教者所先知，全然不知者传以新教则不能应焉。此法则不独个人为然，如民族或国民皆莫不然。凡思想之疏通谓互交理解。布尔根男攻究俄国历史，其说曰：“俄国官宪努力于俄国与西欧文化之融合，二百年如一日，而至今时始显其效果。”接触二百年而渐解西邦思想，是可证俄国民族与西欧民族思想之甚隔间。

欧化之真相

西邦之影响及于日本者不少。日本之欧化，非表面之显象，而为思想之发展。不独既往有其用，而后来亦有其用。衣吗孙尝有言曰：“惟发明者，能知由他借物。日本之欧化，其摸拟所借者非由发明之能力，则不可得借焉。”借者，宜出以高利。日本之摸拟，非猿猴之拟仿。索窟拉底斯谓教育如产婆法，其茌胎者已熟，得外助而出产也。欧洲思想之于日本，实如产婆之效。日本在世界使不受外部刺激，遂占得今之地位，亦无疑焉。惟欧化令其出产较速，而痛苦较少而已。谓其所生之婴儿，为欧洲之赐，则谬矣。

约言之，日本之欧化，使日本固有之力，速发展其机耳。

此篇欲述西邦文学资益于日本文学之如何，兼说其现流行日本之程度。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明治之文学

外人绍述日本文字

日本之始接触于欧洲文明，在四百年之前。外人记述日本事情，以根陪尔之《日本纪事》为最古。嗣后撰作渐多，苟集之，可以成一巨汇。据文窟斯铁伦《日本书史》所录，凡著书有关于日本者，若尽列之，则可得充一大图书馆。

以文学观之，自最古典籍，如《古事纪》、《日本纪》等，中古之女流纪谭（物语），武家时代之军纪（物语），谣曲、狂言，以至近古（江户时代）之小说、俳句等，其属于各世代之文学，虽为断片零节，莫不为欧语所译。惟此等诸书特行于学者好奇家及爱慕日本者之间耳，未为众读也。

若以史笔叙述日本文学，则至近年始有之。哈尔秃、加尔陪列斯、雪尔等各著《世界文学史》，其中说及日本文学者仅二三页，不过举片假名、平假名两字体，与紫式部、《源平盛衰记》之名目。其一编完备述日本文学者，昉于英人亚斯屯之《日本文学史》，是书译成法文，亦见印行。

芙罗连梓在日本大学亦著《日本文学史》分卷印行，既至第五册。其余西邦人著《日本文学史》者，尚有二三种。吗牙之《社交辞典》至其第六版，纪述日本文学颇详密。

日本文学已流布于世界者，略足使他邦人知日本事情。此短篇不能述日本古时文学之全豹，特说其近时文学之梗概而已。

国文学，谓国语所纪之文学。如羌巴连、撒窦亚斯屯及菲梓卖尔等，翻译日本文学书；亚斯屯、芙罗连梓著《日本文学史》，皆取纯粹日本语之记述。日本人所编文学史亦同。如是者，不过观睹日本文学之半面。盖日本人以汉文者记事，至最近之世，皆莫不然。自哲学、历史、传记以至纪行、随笔之类，多用汉文。至叙情诗，则摸作唐诗者，虽今日不衰。

是类与英、德二国人之缀罗甸文或希腊文不可同视。盖中国语言为单音语，而用象意文字。日本语言则属于黏胶语。故汉学之传入日本，日本人讲读汉文，直取其意义而通诵之，称曰训读，不专读其字音，译成日本语而读之也。苟附加以语尾之变化，助动词及“低尼哈”等词，则汉文尽为日本人所能解。日本人读中国古典，莫不据此法，是为训读而非翻译。

汉文亦为一种国文

训读与翻译自有区别。古世读汉文者，于汉字之上下左右施以点，便于训读。其后有发明假字（假名）者。于是汉籍中须助辞处，以假名附记字傍而读之，宛如日本固有之文。

汉文为日本古典

日本人之于汉文，曾无翻译之要也。第五、六世纪之后，日本久有此习。一切中国文学，皆可玩读如日本古典。日本人缀文章，仿汉文而排列其字句，至其文之语调，则别有日本特殊之训诂。故日本人所撰之汉文，虽能手，不免日本臭味。

日本之汉文

中世以后，有不照汉文法则而漫缀汉文者，其文无带一字假名，而全不适于中国人之读解。此只不用假名而排列日本语耳。是等文章所含之思想感情，皆属于日本之特有，不可加之于汉文学中。今之日本文，多正置章中之假名，以代彼训读时代附记字傍之小词。日本语之性质，有融用汉字之便。近年，日本有急促进步，而未遽遗弃汉字者，职是之故。今举日本人所撰无假名之诗文，置于日本文学之外，则日本文学反为寂寞矣。

在伯林图书馆之《日本外史》

予尝在伯林时，查其王立图书馆之东洋书名，单见赖山阳所著《日本外史》列于汉文学之中。是书为著名军史，日本人解汉文者皆莫不爱读之。虽叙以汉文，亦为日本文学之精华。予告馆员，欲令之改列于日本文学中。馆员不可，曰：“既叙以汉文，是汉文学耳。”

赖山阳所著之书，尚有《日本政记》、《通议》等，其诗集亦为书生所爱读，有训读歌倡合于剑舞者。

日本文学大半成于汉文

山阳诗文以尊王为旨，其暗促维新改革之效颇大。凡感化国民有大造于国史事迹者，多见于汉文所叙之雄篇。盖日本人处事恒取利于汉文，士君子述其思想，恒不用纯国文也。若小说、戏曲之类，号为戏作，不可谓主要之述作。

然文学之发畅，国有特性，专叙以假名者日本之文学也。以假名杂汉字者，日本之文学也。即纯用汉文者，亦日本之文学也。若举日本汉文之书而属之于汉文学，则大谬矣。此只可觇日本之半面，而不足尽识日本之群会，及其民人之思想感情也。

观日本古书之目，其文章专用假名，或杂以假名者，不及其三分之一；其叙以汉文者，则逾其三分之二，是外人所未知也。

汉文之废弃

维新之改革，百事采范于欧美，而汉文与丁字髻（髷）均见遗弃。往时，儿童初学者必读四书五经，迨小学堂兴起，不复用此等书。中国古典传入日本，为道德教育之本源，已一千有余年，会国势之变，忽失其位，书肆卖买几同废纸。

维尔孙小学课程书之译本，瑟尼阿、瓜根波斯英文典，附会日本语之译本，广用以充教科。夫尊王攘夷之论，一转而为开国通商之世。汉学家之道义与国学家之精神，实促维新改革，迨其成，则反归无用。古文学由纯国语所叙者，亦败弃如汉文。而国人专欢迎新知识，竞学外国语，理学尤见贵重。至于美文学，则承传之徒仅保其残喘，未易挽此风潮矣。

西邦文明之吸收

维新之业，要在吸收西邦文明。而日本初有吸收文化之能力，以其肇国以来所积蓄政治、经济、教育、兵制等诸端之畅达为基址，因而今西邦文明移异化同以适于国情。如佛教哲学之深邃，中国哲学之重治理，久浸润于日本人之心脑，而西邦哲学亦其所能理解。

中国之天文算数学，夙传布日本。江户幕府虽严主锁国，然医学、理学、博物学等，恃荷兰人而徐入日本者亦不少，先植之以东邦学术，复培之以西邦知识。日本既有此素养，其自封建之世，直进入第十九世纪文明之中流，不觉其苦难者，亦有以也。向护持封建制度之武士道，布以新兵制，则其忠爱之情，捧于封建君主之前者，直即捧于皇帝之下。是思想原促维新改革，如锁国攘夷之声，不过一时假托之名。而开港通商之备，实有大成于江湖之时代者也。所备已全，而跃然投足于争竞之野，虽曰进步之速仅四十年，能摄收西邦数世纪之精华而有之，其实非四十年之功也。

外国语之传来

日本人之学外国语，以荷兰语为嚆矢。距今二百年之前，已有多学者犯禁捐身，以志西学。其中讲医学者最多，间亦有涉猎物理学、博物学等者。兰学已盛行，嗣又有渐讲习英语、法语、德语者。

英语之势力

维新以后，日本人所学最多，且现时传行最广者，如英语。讲英书者，知西邦事情，而广其知识，以资于新日本之经营。

东京大学

洋书讲查处（蕃书取调处）系幕府创开者，变为开成校，设各种学科。既具大学组织，以英语讲授学科。大学初分文学、法学、理学三部，其学长外山教授为美西干大学毕业生，穗积教授为英国律师，菊池教授为根布律吉大学毕业生。

此际，福泽谕吉氏有庆应义塾，中村正直氏有同人社之设，各讲授英语，以启发后进。英国民情之重实用功利，能合于日本人之气质。美国进步骎骎，尤贵物质之文明者，亦示良范于新兴之邦。

福泽谕吉

福泽氏不仅开设学塾，又以平易之文著书，使众人易识西邦情事。所著《世界国尽》、《西洋事情》、《人身穷理》、《天变地异》等书，涉及地理、历史、博物、生理诸科，皆其讲义之同俗者也。其专说伦理者，有《劝善训蒙》、《童蒙教草》等。《童蒙教草》实为羌巴氏道义课本之翻译。

中村正直

中村氏深修汉学，兼通外国语，译书亦多。其中有斯卖尔之《自助论》、弥尔之《代议政体》等。其余先觉之士，晓通外国语者，皆欲令国人速知外国之风俗、习惯、礼法、仪式、政治、宗教等，而致力于翻译。内田正雄氏之《舆地志略》、箕作麟祥氏之《万国新史》，皆属于此类。

新岛襄

文部省特译《羌巴百科全书》资于民智之开发，亦在此时。其间，图以宗教感化人之精神者，有新岛襄氏。明治八年，新岛氏在京都始开同志社，以崇信基督教为宗旨。国人渐知西邦之风俗、习惯，又知其历史，而辨其政体之异同。

法国派学者

时，封建已废，四民平等，于是有论自由平等者。既有自由平等之论，而人遂景仰法国之路索、波尔铁尔、梦低斯鸠等。中江笃介氏新归自法国，译《民约论》而唱民权自由之说。此说大动人心。嗣后，民权论益盛。

明治十四年，大诏焕发，期十年之后创开国会。至是，国人求智识于世界，蹊径稍深，有爱读斯宾塞之《进化论》者，又有竞诵几索·巴窟尔之《文明史》者。民众思想亦渐有革新之兆。是为明治十五、六年以前之情势，未见新文学之隆兴，惟有报纸、杂志等乘新风潮而发生耳。

新闻纸

日本之有日报，以《新闻纸》为嚆失。元治元年，英人威兰突与岸田吟香谋而发行之也。庆应四年，柳川春三创刊《中外新闻》，福田樱痴亦发行《江湖新闻》。

明治六、七年后，报纸频出，其中有《报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等。当是时，人所倾心只在改造国家而已。其求智识者，注重于实务，无暇玩赏西邦美文学。盖解外国语者尚少，其能解者，犹未至足精通其文学之趣味也。

新时代之旧文学

古流文学家仍保其余命者，固不足适应于新时势。假名垣鲁文汲一九、三马之流，仿《滑稽道中记》而著《西洋道中膝栗毛》，以滑稽之调写新旧习俗之冲突；又拟《穷理图解》而著《胡瓜图解》。其得称为新文学者，亦仅已。

西邦文学第一之反响

明治十五年，大学堂有外山、失田部、井上三教授，始印行《新体诗》。是为西邦文学影响于日本文学之开绪也。

日本抒情诗古来专广行者，为音字三十一之歌，必缀以中古语。三教授谓国歌过短，不足抒情，且偏用中古语亦不可，抒情者不必弃俗语。于是仿西邦抒情诗之形式而作歌，排列句节，名曰“新体诗”。其中有翻译歌章，取于布卢姆菲尔突、加眉尔、铁尼孙、克烈、龙菲罗诸家，此为译西诗之滥觞。其后作新诗者与译西诗者，渐有妙手，而其绪端实开自此诗集也。

然三教授之功，不在其文藻。井上教授虽善汉诗，而不巧于国歌。其他二教授亦各有所专攻。惟美文则非其所能。予推三教授者，在其启发新时期之活动。明治十五年，实为日本文学之新纪元。十五年之后，国民渐有玩赏西邦文学之余裕，而稍似觉其须要。

翻译小说

叙事诗、小说，当是时亦有新趋向，然非专攻家之企划，而多成于政论家、新闻记者等之余闲。明治十六年，始有《花柳春话》之译成。嗣出者，为藤田鸣鹤之《系思谈》、关直彦之《春莺啭》等。《系思谈》取于律屯，《春莺啭》取于日斯拉依利，是皆为翻译。失野文雄氏之《经国美谈》采材料于希腊，以衣琶弥农达斯为主人格，成一种小说。

政事小说

末广重恭氏之《雪中梅》、《花间莺》为政事小说，预想国会始开之时以作之耳。是类无论其翻译与述作，多说及政事。以小说价值观之，未可谓善具其体。盖寓小说以政论，非描写政治家之策略、经营、苦节、缺点及政界之实情等也。

理科小说

人心已喜新好奇，理科小说如酋尔·威尔奴之《月世界旅行》、《海底旅行》、《空中旅行》等，皆能投其好奇之情。政论家以新见托诸小说者，一时亦为众所欢迎。政论带艳体而稍寓于文学中，可知其时势之渐异，人知欢迎文学美术矣。新文学兴起之初，坪内雄藏氏译塞基斯瑟亚之《希撒》，题曰“自由之大刀余波刃味”，亦可以察其当时之情势。

坪内逍遥

坪内氏在大学修政治科，而其天禀富有文学之才。时，文学部未设纯文学科也。已译《希撒》后一年，氏著《小说神髓》一篇，说西邦小说之长，谓马琴之传奇小说不注重于人格，漫写假伪人物，失小说本节，即排斥劝善惩恶主义，而称扬写实主义，以马琴为不若三马、春水。嗣著《书生气质》、《妹脊镜》等，而示其标榜。

坪内氏通东西文学，而其所著足促新文学之兴起。于是望其风而奋立者，亦不少。大隈伯之建设早稻田学堂，坪内氏任文学部教习，文学杂志《早稻田文学》亦为其所监辑。

坪内氏又常取英文学而介绍之于日本文学界。明治三十四年，印行《英文学史》一卷五百页，叙说尤详。

诸生毕业于早稻田文学部，而驰名于日本文学界者不少，如岛村抱月、后藤宙外、水谷不倒等，或为批评家，或为创述家，或为文学史家，皆活动于斯学之文坛。

文学之趣味

讲英语通英文学者，年年增加，略如几何级数之培殖。大学之英文教科书，迄明治十四、五年，不过令读吗哥列之《窟赉布》、《黑斯丁》而已。今则中学之教科书，已用哥尔突斯弥斯、亚文克、铁尼孙、萨加列等诸家之书。

少壮之徒，如尾崎红叶、岩谷小波、石桥思案、山田美妙斋等，结会曰“砚友社”，以大学及其预备校之学生而弄笔于小说，经四、五年后，犹未毕业于学堂，而其天才之所适，各能以文学家立矣。是等诸士，生于明治之新天地，而解古文学之趣味，其述作则为明治之新文学，皆有裨益于新文学之隆兴。

其中尤显名者为红叶，明治三十六年病殁，享年三十八。其门下有镜花、风叶、秋声、春叶等。砚友社一派之小说家，与早稻田出身之文学家，现并立对峙于日本文坛之两隅。

国民之友

介绍西邦文学于日本者，别有杂志《国民之友》。明治二十年，德富苏峰始发行《国民之友》，取文学、宗教及世俗诸问题，纵横议论，造语颇有奇拔者，以移输西邦文学，尤注意于新文艺之开进。或创述，或翻译，或评论，咸足动人视听。

森田思轩由英译本重译囿哥之《瞽使者》、《探侦囿倍尔》、《哀史》等，载录之于《国民之友》。其余诸人取加尔底龙、梓尔刻尼芙、稗龙、窦底、雪基斯瑟亚等诸家之短文，而译述之者甚多。

森鸥外

明治二十二年以后，森鸥外取德国诗人塞黑尔、亥尼、刻卢窟、刻尔内尔、列那芜、刻铁、窟赉斯秃、斯铁尔连、维尔黑尔姆漠姆等诸家之述作，而译载之于《国民之友》。

文学杂志

此时，文学之议论与批评渐盛行，定期刊行文学杂志者亦不少，如《都之花》、《我乐多文库》、《小说百家选》、《新著百种》等是也。而其创述、批评具备，足见新文学之趋向者，则不得不推《国民之友》。

《日本人》

德富苏峰信基督教，其论议政治、宗教及民众诸问题，以钦仰西邦为主义。于是与之对抗者，发行杂志《日本人》，以张扬国粹为标榜。此系明治二十一年之创刊，其所说曰：“西邦文明亦有缺点，未可全遗忘东邦特殊之精粹。”

《国民之友》与《日本人》在明治二十年至二十二、三年之间，实示全国思想界之二潮流也。一面有欧化主义之盛行，而他面亦有保守国粹论之勃兴。明治初年以来专讲究西邦文物者，迨详悉彼等事情，则顿悟其盲从非，可谓国民之自觉。此二潮流之调和，属于日本最近之进步。维新之业，至是始成熟也。

美术之盛衰

向者，国人偏崇西邦文明，不思东邦固有特殊之美术。于是精巧之绘画、雕刻品等，皆贱卖溢出至外，而人不知惜之。祠堂、佛阁等历年已久，而有关系于旧史者，皆委荒坏而不加修葺。狩野派画伯桥本雅邦氏，维新之后迨失其生路，海军省备之制图糊口，仅以自活。

明治十四年，美国人菲挪罗萨赏日本美术，谓有一种特得之妙。翌十五年，于东京上野开绘画展览会，其目的在奖励日本绘画。明治二十二年，政府欲保存国宝，令考古学者巡察各地鉴查古美术品，名曰宝物鉴查员。其后，有古社寺保存会之结成，使古社寺贵重之堂宇得受政府保护（给资）。国民有感于艺术之趣味，而爱护古美术之遗品，虽曰自觉之效，亦因崇仰西邦者所招反动之势耳。于是茶汤（融茶）、花活（插花）、能乐（猿乐）等诸艺，及柔道、剑术等诸技，皆得复兴之机。

约章改正与文学复兴

当是时，日本与列国有改正约章之议，先须编纂法典。苟欲编纂法典，亦不可精察日本古世之法律，且参酌风俗、习惯及历史等。至是，久废之国学再得其用。改约愈难，而国民愈增其自重心。《宪法》已制定，而国家益固其基址，国粹论亦觉其有限柢焉。

古史、古文学之讲究渐盛，而古书之印行亦渐兴。如《日本文学全书》之发刊，国学院之开办等，皆在明治二十二年宣布《宪法》之后。而司法大臣山田显义伯实为国学院校长，可知其推奖之所由。

德国学

初，制定《宪法》多考欧洲列国之制度，且询各国大家而征其意见。日本执政大臣所主持国家主义，澳国博士须塌音之所诲者也。此时，上下议论谓德国国体略似日本，日本治务宜取范于德国，庙议然之。惟法典编纂委员中穗积氏为英法学者，富井、梅二氏通法国法。至德国法则有帮助委员仁保、仁井田等诸氏略知之而已。

然要路用德国派法学家亦已多。地方自治制则专仿德国而考定之。陆军夙学普国。大学及他学堂之派人留学于德国，始自明治十五年。其归朝者，自政治、法律、教育以至音乐、技艺，皆宗德国而鼓励之。于是上下风靡。

古文古史之研究

日本古文学与新来之德国文学联势并进，亦可谓奇遇，不独古史、古文学之讲究有资益于近时之美文学也。美妙斋以言文一致之小说掀动一时，继乃生反动之势，如红叶、露伴等，采辞于元禄时代。元禄时代者，德川昌平之世，文学最盛，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皆产于此时者也。

国人渴仰西邦文学，而不顾日本文学者，只一时风潮而已。既乃渐有采古文学，以图新旧文学之调匀者。讲究古史愈盛，而编述历史、小说者亦多。既考核古文学而得其精髓，于是叙事诗与叙情诗修辞巧妙，皆见其进步。

德国文学

德国文学之始介绍于日本者，以森鸥外氏之功为最。鸥外为医官，奉职于陆军。

东京大学创开之初，分法、理、文、医四学部，惟医学部称大学东校，讲授德国医学；其余三学部皆用英语。祖述德国文学者，出于医学家，亦不足怪。大学堂设德国文学科，实始自明知二十一年。前此，日本无一人专攻德国文学者。

大学文科学生所刊行之杂志《帝国文学》，至明治三十七年，祝西尔拉百年祭而刊发西尔拉号，是为学士专攻德国文学者所纂辑，可以知其时势之进步。国人渐识古美术、古文学之可尊重，且有欢迎德国学术之趋向。

此时，鸥外翻译德诗，借《国民之友》而公之于世，又溥取各种文艺而批评之。其后，鸥外与日本古文学家落合直文氏，及汉学家市村钻次郎氏等，相谋发刊文学杂志《棚草纸》以绍述德国文学。

鸥外之翻译，虽有涉及各国文学者，皆由德译本而重译之耳，其《水沫集》（二十五年）收录窦底、哈窟连低尔、窟赉斯秃、斯铁伦、秃尔斯秃伊、梓尔刻内芙、亚文克、布列秃哈秃、和芙满、须宾芙连这尔、列尔梦秃尔芙等之叙情诗及叙事诗数十篇，皆系其所译。安低尔仙之《即兴诗人》，以其译文之精炼，得高评。要之，日本人之广注目于各国文学，启其端者，不得不首推森氏之功。

森氏有创作如《舞姬》、《泡沫之记》等，亦见其浸润德国文学之风影。森氏之美学，宗哈尔秃满。其论文学批判艺术，自有所主持。妹小金井君子亦多译篇。

明治二十一年后之文学界

绍述外国文学者，遂年渐多。明治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有杂志《都之花》、《我乐多文库》、《新著百种》等，而美文学流行益盛。明治二十三年，实为国会始开之岁。时，日本人来往外国者顿加频繁，外国新刊之图籍输进日本亦极多，盖理解外国文学者渐众也。

自此时以至日清交战之际，诸士翻译各国文学者甚多。思轩之囿哥，鸥外之加尔底龙、列新窟，长谷川二叶亭之梓尔刻尼芙，内田鲁庵之突斯秃伊衣芙斯基等，咸脍炙人口。若松贱子女史亦以译琶尼秃之《小公子》而著名。其余如亚吉孙、和巽、靮根斯、亚文窟、窝尔梓窝尔斯衣吉窝斯、秃尔斯秃伊、埃很突尔芙、窟底、比衣尔约吉、斯吉贲孙、丢吗、公威、哥尔突斯弥斯等诸家之短篇，多见翻译。试观《英文学讲义录》，其中亦录有哥尔突斯弥斯之《寒村行》，铁尼孙之《衣挪窟亚佃》、弥尔屯之《失乐园》、加赉尔之《佛国革命史》、衣眉尔孙之《补款》、底窟音西之《忏悔》等，注以释疏，译文精粗不等，间亦非无失原篇真髓者。惟其所涉，则颇阔矣。

明治二十五年后之文学界

民友社仿《英国文豪》而编《十二文豪》，明治二十五年先刊行加赉尔、衣马孙等之略传。当是时，日本古文及中国古书之翻刻亦盛行。新来之西邦文学与东邦之旧文学，其趣味相调匀，利于叙事诗及抒情诗之述作，而新文学益发畅焉。

以小说言之，红叶、露伴于明治二十二、三年之交撰述尤多。如和歌、俳句渐向革新之运，亦在此时。明治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井上毅子居文部大臣之职，注重于国语教育，令各学堂讲授国文。

日清交战后之文学界

日清开战，西人始知日本之不可侮。战已熄，邮船公司开欧行航路，东洋汽船公司亦新兴而航至美洲。于是日本渐高视阔步于世界，而人知其非弱国，谓东洋文明渊源于印度，以中国为中枢，日本人承绍之，能与西邦文明调和也。

森氏之《棚草纸》至明治二十八年废刊。《早稻田文学》亦至二十九年休刊。惟帝国大学文科学生创刊《帝国文学》在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日清交战之际，嗣后常译出西邦文学，又批评各种述作，其“海外骚坛”载录欧美最近文学之情形。

大学堂在旧加州侯邸地赤门，遗迹至今存焉，故大学出身之文学家，称曰赤门文士。赤门文士，与早稻田派、砚友派有鼎立之势。

帝国大学之文科

文科大学有国文、汉文、英文、德文、法文等各文学科。其专攻一科而毕业者逐年加多，其论文载于《帝国文学》中者，趣味亦颇富。

高山樗牛为文艺批评家，初致力于《帝国文学》，后藉博文馆诸杂志，如《太阳》而伸其健笔，有功于文艺之振作。上田敏以英文学，登张竹风以德国文学，各有盛名。

明治二十年，文科学生共十五、六名；明治三十年六月则三百名，可见其进步之著。此特东京大学之统计而已，其余在私立大学及私立专门学堂专攻文学者亦多。

文学翻译之发畅

国人理解西邦文学者渐多，造诣渐深，于是翻译亦益精巧。不仅传其原篇之风影梗概而已，又能写其笔法句调。向者多译小品，后者渐译大作。

高桥五郎氏之《法芜斯秃》至明治三十七年完结其译稿。赤门文士浅野和三郎氏先译《要略篇》而著名，嗣与友人户泽藐姑射谋欲尽译《雪基斯瑟亚全集》，现已印行者，《威尼斯商人》、《罗眉阿丢利衣秃》、《哈姆列秃》、《吗窟倍斯》等，其续稿尚待刊也。藤泽古雪亦为赤门文士，先取西尔拉之《雍妇嫪丰阿列安》而译之，尚欲译《西尔拉全集》。其余黑岩泪香译囿哥之《凄惨》，长田秋涛译历山大丢吗之《椿姫》，红叶山人于病间亦译《挪秃尔达姆》。木村鹰太郎之《孛拉窦全集》亦在上梓中。

近时，人心不以古典为足，而喜闻最近文学之消息者渐多。以报纸业观之，路透电报者日日将西欧新事情传于东京、大阪诸报纸。当是时，文学非可独甘于古典，明矣。明治二十七年，论秃尔斯禿伊、伊布仙者，其声最高。二十九年，肃铁尔满、哈芜孛秃满、布约伦孙各为所传述。三十年，取沫琶散者多。三十一年，翻译梓尔刻尼芙者尤盛。三十四年，尼这之思想移输于东邦。三十五年，有论及哥尔基、美铁尔灵、伊布仙、秃尔斯秃伊、衔刻威、约盖、锦吉哥斯基者，且多介绍其述作。三十六年，评论及翻译好取梓衣哥芙、瓦克尼尔等。

如此，西邦文学不择种类输进日本，皆足以资于国文之发畅。如西尔拉之百年祭，日本全国所有之德国学者相谋举其祭仪。闻伊布仙之讣，则日本文学杂志亦有刊发伊布仙号者。

文学之绍介

试观于《帝国文学》、《早稻田文学》（近时再刊）等之最新号，即可知欧美文坛近一月前之消息。

文学之大势

概言之，日本近时之好尚，稍有亲近欧洲大陆文学之趋势。盖俄人，当其与日本开战之前，未尝知日本人讲究秃尔斯禿伊、衔刻威、哥斯基之作篇，已进达如是也。

我之知彼多于彼之知我

西邦人翻译日本文学已多，至日本人评论西邦文学，又翻译其新旧诸篇者，则更倍蓰之。然其已经翻译者，较之未译者，尚不及十分之一也。日本尚无一书可比德国之《列窟拉姆文库》者。然日本文学家之翻译西邦诸篇，非求众人所知，而欲借翻译以炼其文者居多。

翻译之趣味

诸生读翻译书，亦大抵知其原篇，以译文与之对照，觉其趣味耳。故已经翻译者，不足以尽之。方今日本青年辈，苟受教育者，莫不解一外国语。故识外国文学，如欧人之知其文学，毫无所逊。今之日本人，读欧美诸书以供其用，亦如古时利用汉文之例。

上所述者，未说及演剧一事。演剧亦为西邦文明之影响，惟其影响不如他文学所受之速，现今尚在新旧竞争之时。盖演剧改良之论，非始于近时，前二十年已开其端绪。明治十九年，文士中有目睹西邦演剧而觉其巧妙者，乃企图日本演剧之改良。如末松谦澄、福地樱痴等，得学者、文士、巨商诸人之赞同，而结成演剧改良会是也。

日本演剧者，本出于足利时代所广行能乐之变化，迨德川时代发畅颇大，而戏本（脚本）多著于世。如亚斯屯氏颇惊异其进达，然观其戏者专属于中流之下，而未适于上流之娱乐。其所演之主旨（脚色）非取暴戾残忍，则猥亵鄙陋，故士君子轻侮俳优，至呼为河原乞食。演剧改良会先力除剧场之弊，令完其结构，且使俳优高其品味。

明治二十年，天皇始观剧，于是国人渐知演剧亦为一种美术。德川时代，学生若有观剧者，则人贱之。明治二十六年，则帝国大学生与早稻田大学生等结成嫩叶会，以观剧为宗旨，而人不复怪之。

市川团十郎

俳优市川团十郎为近世梨园之妙手，或谓较胜于英国之亚文克。演剧已高其品味，团十郎登场时，观者恒多。团十郎至晚年，富荣比诸王侯。

戏本之改良

观剧之改良，以戏本整备为主要。依田学海翁多编新本，而俳优不多喜用之。福地樱痴改删旧时剧本颇多，而团十郎演之于歌舞伎座，人间始流传之。盖文士尚制于俳优也。

演剧之革新

新体诗及小说，多流布于学生之间，故其改良甚易。惟演剧改良戏本者，不能急于求异，以背彼情。若改而不善，则亦无以投于一流之新思想。

明治十六年，坪内雄藏氏翻译《希撒》；二十二年，森鸥外氏翻译加尔底龙之《萨拉眉亚村长》，列篁之《衣弥利亚》、《加罗吉》等，皆传其思想，未行于时。然老者遂死，国人知工艺之趣味渐深，而观剧者亦多具学识。至日清交战后，演剧始得革新之势，戏本与舞台改良渐著。

坪内氏论演剧

坪内氏不仅划出日本小说之新时期，又有先唱演剧诗革新之功。明治二十六年，著《史剧论》，录之于《早稻田文学》，要在鼓吹西邦之剧，曰：“作剧贵性格。”曰：“日本之歌舞伎剧，只为梦幻剧。”曰：“彼演剧改良会，仅龌龊于形式改良而已。”森氏等所论略同。一时多论史剧可否者，遂以开演剧改良之新基址。

坪内氏之戏本

坪内氏之抱负，在期为戏曲家，其小说只有《妹脊气质》、《细君》等而已。明治二十八年，作戏本《桐一叶》，以写片桐且元在丰太阁薨去后之苦忠。明治二十九年，作《牧之方》，以写镰仓慕府在赖朝薨去后之情势。其所谓“牧之方”者，即执权北条时政之妻也。三十年，作《沓手鸟孤城落月》，为《桐一叶》之续篇。

是等戏本，虽略据旧剧形式，而汲流于雪基斯瑟亚之精神，当时梨园未遽用之。然坪内氏之笔稍有刺激之效。嗣后，以史剧染笔者，亦渐多。

书生演戏

以俳优言之，明治二十五年，有一派新剧始行，称曰书生演戏。率先者，为川上音次郎等。舞伎踊伎虽不如旧优之娴，而戏题选其适时，以活剧或写生剧为旨。日清交战之际，取实战奇闻而演之，于是众人颇欢迎之。川上之徒，乃演伎于东京、大阪之大舞台。其徒渐增，称曰新俳优，与旧俳优相对立。

明治三十三年，川上与其妻贞奴，乘世界大博览会之机，赴法京巴里；翌年，率其徒而再行欧美诸邦，演日本剧于西邦众人之前，以投其好奇之心。此时，川上之徒历睹欧美剧场之结构、装饰等，又亲观外国著名俳优之演技，所得颇多。

正剧

川上归朝后，投国人渴望新剧之机，而演《阿塞罗》、《哈姆列秃》等西剧之翻案，称曰正剧。戏剧已取于西邦，一切设备亦不得不仿西剧，于是卖券以充入场之用，且短缩演伎之时数。如此者，于明治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之间尤盛行。未几，旧俳优之三钜魁团十郎、菊五郎、左团次相继而殁，使观旧剧者徒追悼于旧时伶人而已。

于是壮士剧一派，于十二三年之前不过穷贫书生者，遂进演大剧，而使旧俳优觉其对抗之难。盖《阿塞罗》、《哈姆列秃》之翻案，非故老所知，书生在学堂讲读雪基斯瑟亚诸篇者，放课后至本乡座而观之，于是今昔观剧者亦变其种类矣。风气已新，非新则不足令人心喜。

翻译戏本

新小说之改作戏本者，多上于舞台之用，新俳优与旧俳优皆竞演之。于是西剧翻案亦盛行。如雪基斯瑟亚之《利亚王》、《阿塞罗》、《威尼斯商人》，西拉之《维尔黑尔姆铁尔》，窟赉斯秃之《恶缘》，囿哥之《衣尔那尼》，陪利哥之《芙兰这斯加》，窦底之《萨佛》等，皆演于都鄙各地。是等戏本只取原篇模型，而示其输廓。

旧剧已衰新剧未兴

此固为翻案，然亦有不合国情之处，间有失其自然之调节者，然国人不怪异其失调违节，谓是西剧也，翻案耳。渴仰西邦文学者，以不观之为迂陋，亦可见人人倦旧剧之情。

前二十年，律屯、靮斯拉衣利等诸家之小说，翻译盛行；今则西剧之输廓、雪基斯瑟亚之片影，显于舞台，而人人喜观之。如坪内氏之《牧之方》、《桐一叶》，鸥外氏之《浦岛》、《辻说法》，皆乘此新风气而登台，惟未遽受感赏而已。

此时，徒砥西剧之糟粕，旧剧将失其势，而新剧犹未兴。若新旧融化，其所作戏本有真正文学之值。俳优剧场皆能表显国民优高之性格，或示外人以日本之演剧而无所耻者，更十余年或可得见之耳。

乐剧

近年，论乐剧者亦渐多。古能乐复兴，西邦音乐亦普行。明治三十六年，瓦克尼尔之被绍述尤盛。坪内氏已为新文学之先觉，于日俄交战之际（明治三十八年春）始著《新乐剧论》，复取日本古传说而作《新曲浦岛》、《加窟芽姫》二篇，以动乐界。

盖乐剧者，以音乐为中心。乐界苟不出伟人，则未可遽望乐剧之隆兴。闻东京市之绅士、富商等，有创兴一大戏堂之议，予固日祷其速成。

新文学将兴

日本移输西邦文学已多，而其被国人欢迎之情，既如上述矣。向者，各地藩学一时皆解散；迨维新后，新教育制度布行，而渐发畅，采西邦学术益多，旧教育之精神自复兴焉。中学、小学以东邦道德之主义授伦理，而折衷于西邦之思想。至于文学，则亦有似之者。

旧式文学一时全被遗弃，明治二十年以后，国人渐识文学趣味，再拾集旧文学之精粹，而融合以西邦之新思想；今则期纠合东西文学，打成一丸，即新文学隆兴之初期也。新时代必当有新文学。明治之新文学，负荷于西邦文学颇多。以此新文学比之于旧时文学，其性质一变，亦略如学堂及军队等之全脱于旧套。

西邦文学之感化

文学注感情为人生要枢之科。日本人知是理，固受西邦文学之赐。日本文学家渐高其品味，亦因西邦文学之助。向者，甘于短歌、俳句或仅拟作汉诗、汉文者，今则以国语作长大诗篇，而歌倡国民思想，实因接触西邦文化之效。如短歌、俳句，亦逢新风气而开一新生面。

西邦美学及文学之批评法，使日本人知比较研究东西今古之文学，而多资于小说及戏本之进步。旧时小说千篇一律，不过纪事历；近时小说则纪事精细，能穿人情之机微而巧写其心理性格。旧时演剧只取事情错综，以令观者欢喜为主旨；近时演剧则稍有重性格之趋势。音乐与文学有密切之关系，日本人已讲习西邦音乐而近达稍著，于是合抒情诗以音乐者亦将振兴，即乐剧是也。

日本之小说、新体诗、戏曲等，受西邦文学之影响颇多。坪内、森二氏，晓通外国文学，而开导新文学。近年，夏目漱石于文学界殊有盛名，亦深识西邦文学。近时，日本文学家无不知西邦文学者。小说《金色夜叉》为红叶山人之杰作，其一篇所用之主人格，虽或欲求之于往时日本男子之性格，亦不可得。《出庐》为露伴之大抒情诗，惟不知西诗者，竟不得会其要领。近时，新体诗汲象征派之流者居多。世界真为一局。语言虽不同，日本文学与西邦文学益相接近，实保其东邦之精华，而合西邦之粹美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美术小史

绪言

日本之特长

外邦之文物苟有殊胜之处，则收容之以自新，此固日本之机敏，世界未见其匹俦者也。日本接外国文化之所长，常有灵能以收受之，由特殊国风而镕冶之，消化其外俗异相，令水乳交匀，浑然别成进达之境。孤处于绝东之海隅，而不堕于世界之后尘者职是之故。美术尤其最者。锁国之梦已惊醒五十年，百物索范于西邦，舍旧取新，开新日本之文化。

当是时美术亦受其刺戟而自致变化。然西邦绚烂之华，不为所炫，反能咀嚼而摹仿之。千岁固有之艺术俨守其地，简长补短以求丰富于制作之材与变化之迹，以一新其面目，卒以发挥其国粹焉。独绘画东西异其发达之历史，其法大异，故洋画一道自开新图，悉脱原有之畔耳。于是海东之美术代表日本民族之文化，放异彩于世界。泰西之美术及工艺图案至近时有反取展资料于日本，以出于简净之新风致者。

今欲叙日本美术在开国后之变化，不可不先说前代历史，而后述及于近世推移之真相。

美术在开国前之情形

原始之情势

日本上世之遗物由土中而发掘者，多属于墓冢葬具之类，而为人类学考究之资料。以美术论之仅可视以为绘画、雕塑之萌芽而已。建筑及诸工艺之类亦同。然原始诸艺术虽已灭其形迹，由后世发达而推究之，其进步必在意想之外。是以能消化其所传受大陆之技巧而炼成岛国特殊之文化。苟无其根底虽受异邦之艺术，亦未能遽有炼冶之功也。

三韩文物之输入

中国大陆之文化自太古有感及于日本，其痕迹可征者，远遡于刘满之世（西历前二百六年），如汉字为其主要之例。筑前志贺岛发掘黄金印，记曰倭奴国王，系后汉光武帝所赠（西历五十七年），可以见其敬重日本一豪族。其时中国之文教艺术颇有进步。印度之佛教方传入汉土（六十七年）。自三国之世至六朝之时（二百二十年至六百十七年），多出名匠，画则有曹顾、陆张，塑则有二载。应神天皇由晋而觅织缝二女工。雄略天皇（应神曾孙四百七十年比）大兴工艺。曹氏四部众归化入日本，开始大倭绘师及河内绘师之家职。此时艺术之发畅颇大。

佛教自韩国东渐并传输其艺术，钦明天皇之时（五百四十年比）始入京师。于是国民取大陆诸邦之工技而镕化之，未出半世纪而日本美术乃大发畅。惟古之朝（六百年比）有造佛匠鞍作止利者技巧穷极神妙。其彩绘之术有曼陀罗之绣帐，密陀绘之佛龛等，遗存于今世，使人惊叹其精巧。建筑术因佛寺建造，而改其面目。观于法隆寺（六百七年成）七堂伽蓝完备，自楼门金堂至重层之塔婆构架有法，极其美观矣。

唐风之输入

中国于李唐之世（六百十八年至九百六年）文物尤盛。日本与之交通（始自六百三十年）派遣官使及留学士僧，往来频繁，渐移输其制度文物。大化革新（六百四十五年）后修定律令，整备学校，而文学耀其美。彼骈骊之唐文，与万叶和歌之典雅，永为日本词藻之泉源。嗣有密乘之新传（八百五年），使造寺铸佛益隆盛。其间佛徒所赍之图像，有裨益于日本美术之发畅，盖绘画、雕塑渐取唐风以开拓新境也。

以雕塑言之，孝德之朝（六百五十年比）口山大口、药师德保等，已达精巧之域。经天智、天武、持统（六百六十年至六百九十六年），唐式作像法益进其美妙，遂脱于摹仿而发写生之技巧。圣武之末年（七百四十八年）国中公麻吕，在奈良东大寺，铸造卢舍那佛铜像，高五丈三尺有半，巍然踞坐，至今称奈良大佛，示美术之巨腕，足以睨睥世界。

孝谦，称德之朝（七百四十九年至七百六十九年），造像之盛前古无比。铸铜、雕木、塑造之外，有夹纻像，纸糊像之新法，传自大陆，技巧益妙。趣致之优高，相貌之端严，衣褶之流丽，后世雕塑之佛像不能及焉。密教传输后作像渐泥于形式，然技巧亦富于变化。

绘画

以绘画言之，京师有画工司，发挥倭画。自宫室器财之粉饰以至佛画，渐交加以唐画之风。人物之形象描写妥帖，树石之景趣稍近写生，线点笔意具肥痩之势，彩色亦颇丰富其遗作存于今世者，以法隆寺之壁画为最古，其余佛画颇多。佛教之图像多制作丈余大幅是可征之于《古记》。

其后空海、圆珍等盛作密教所由立之新图，嗣有名匠百济河成者（七百八十二年至八百五十三年），描山水、草木、肖像等，渐见历史画之类。巨势金冈（第九世纪后半）集前人长技而大成之。描画谨严且缜密，设色庄丽且纤秾，多作佛画，复描山水人马。金冈之画融化唐风，成一种别调，犹天平之雕塑，其巧密之处反有一段之优越。

建筑

以建筑言之，佛寺之造构夙有进步。东大寺之大佛殿高十五丈，长二十九丈，为猪名部百世、益田绳手所造筑。此佛殿虽归乌有，足以征日本工匠在中古之壮大，亦如大佛像法隆寺之建造先于此时，招提寺则后于此时，其余寺塔遗存于今世者亦不小少。如结材、天板（天井）、构架等形制奇巧其法亦精熟。

嗣此之后七堂配备之制虽绝其迹，而南都有北岭之造营，数兴土木而新式益兴。意匠技术亦自见其丰富。奈良奠都（七百十年）之后，宫殿第宅皆仿唐制，皇居官廨葺以瓦，多以粉壁丹柱为美观。迁都平安后大内里（禁廷）之制益完备。朝堂院为国家举大典之正厅。大极殿等十二堂舍皆葺以碧瓦，且载以鵄尾、苍龙、白虎等诸楼，结构亦极珍奇。

诸工艺

日本与唐交通诸工艺长足进步。如正仓院所藏之宝什，系奈良朝至平安朝之初期之遗品，各种工艺皆莫不备焉。窑工、金工、髹漆、牙木、象篏、染织、刺绣之类，各进于精巧之域。是可以察当年文物之势，及京城生活之情形。以窑工言之，有陶器绚彩、玻璃制珠玉及七宝饰镜背等。以金工言之，有铜镜、银盘、铸文、镌饰等，皆颇精巧。日本特有之漆工夙擅巧，如平文、末金镂、螺钿诸法，用于剑鞘等者，均垂范于后世。

牙木之象篏施于乐器、柑局等者，及彩饰之施于木筐者，其手法自在，而文样巧密，反非后世所及。伎乐、舞乐所用之装面（而打），其质有木雕，有干漆，而异相人面成于奇拔之想象，其意匠与技巧并盛。染色法有﨟缬、纐缬、夹缬等，机织则夙有锦绫，用彩丝以织成鸟兽、草花之文，间亦交以金银丝。此时已有行缀织之法者。

国粹之特成

唐风移植于日本技工遂以炼熟。未几而唐有大乱，宇多天皇宽平七年（八百九十五年）废遣唐使，绝大陆交通。经五代战乱，至赵宋之世（九百六十年），更无公然之交通其间日本国民以既成之文化为基址，而有独得之发展焉。以文学观之，汉文渐衰，自延喜延长（九百二十三年至九百三十年），国文用假字（假名）者渐发畅。一条，后一条（九百八十七年至一千三十六年）之时，日记、纪行、随笔、小说之类多用流丽婉曲之语调。散文之优美达其极致，如《源语》、《枕草纸》等尤著名。

国画之发达

是时代有和绘之隆兴，先显其名者为公望（天历即西历九百四十七年至九百五十六年）弘高（长保即九百九十九年至一千三年比），继以基光（宽治即一千八十七年至一千九十二年），及古土佐诸家，而大成其画风。既而有鸟羽僧正，（一千五十三年至一千百四十年），运笔简劲自成一种画风。

镰仓时代（一千百八十六年至一千三百三十三年）有绘卷之流行。其画风不深用构思，直描写其所见闻，技巧雄健传以自然之概相，与武士之气习，禅、净土之宗旨尤相呼应，亦可谓国画之一变。此时光长（一千百六十六年至一千百九十八年），庆恩（一千百八十六年至一千百九十八年比），隆信（一千百四十二年至一千二百五年），信实（一千百七十七年至一千二百六十六年），四大家于日本绘画，亦如新古集之于日本文学。稍降而至吉光、长隆、长章、惟久（一千二百六十四年至一千三百一年比）、隆兼（一千三百八年至十八年比）等，亦专作绘卷，其遗存于今世者甚多，可以想见其盛。

雕塑之发达

日本已绝唐之交通，雕塑亦成一种风格，其趣极为纤秾优美。惠心（九百四十三年至一千十八年）之作尤显和风之特色，髹饰之发达渊源于华美之俗者，有资于雕塑，其设色多用截金、描金颇为巧丽。定朝（一千五十七年殁）之技为一世推重，特开佛处，使佛像之形制量度渐据一定规矩。镰仓时代有运庆、湛庆、快庆、定庆（皆同其时）等，名手辈出，而日本雕塑之术益工。

建筑之发达

其间建筑亦有特殊进步。形式优美，装饰华丽，如堂舍内部施以莳绘（彩漆）螺钿之工，光彩陆离。神社之建筑，多保古式，而折衷于佛寺者别成新式，曰春日造筑法，曰流檐造筑法（流造）。房舍之建筑亦有寝殿式之创作，自桧皮葺屋、四注屋盖、勾栏、阶段缘床（椽）、檐户（蔀）、偶户（妻户）、纸户（障子），以至几张、垂帘、屏风、棚架等家具，形制渐成而自为国粹。武家之城栅，造广大家屋，便于家子郎党之集会。此风迨镰仓时代益发展，然武家之邸宅以质朴为旨。

工艺之科达

国粹显于工艺之迹以漆工为最著。盖漆工适于华奢优美之嗜好，虽至巾帼之用皆莫不然也，平莳绘研出法等夙盛行，而多写华文。有歌绘、苇手书等，遂进而描出山川花鸟等想化图样，意匠自在，如平尘、沃悬、截金之法，渐见活用，而螺钿之篏装亦益进于巧妙之域。

奈良朝之初衣冠之华美，有以促染织术之进步，而有新法之发明如纭绸染，是也。其余，锦、绫、绮罗之类，亦益富于文综之变化。

宋元之影响

顾观中国赵宋已兴，扫荡五代战乱。当是时日本盛发展其国粹，故朝廷虽知赵宋新兴，而未遽及再开国交。荏苒经过北宋时代（九百六十年至一千百二十六年），迨南宋之世，平清盛倡说其通交之要而议不遂行。惟宗教家处其间渐有活动。僧荣西，入宋而归，始说临济宗（一千百九十二年）。道元亦游于宋，绍述曹洞宗（一千二百年至一千二百五十三）。自是佛僧往来渐频繁，有宋元僧侣之移锡加化者，有日本僧侣之出游请益者，接化颇盛，而艺术亦受其影响。以绘画言之，诧磨之流，有胜贺（一千百八十六年至一千二百十年比）、荣贺（一千三百八年至十八年比）。

嗣有兆殿司（一千三百五十二年至一千四百三十一年），专仿宋之李龙眠，作佛菩萨及罗汉图。其风格前代未曾见其比。此属于宗教画，其间墨画亦盛行。初时元僧一山（一千二百九十九年入日本，一千三百十七年殁）、梵仙（一千二百九十二年至一千三百四十八年）之徒，移居日本，频作宋风墨画。其技传布于桑门，禅悦挟毫者渐多。于是墨画与参禅、点茶流行于士人之间，善其技者亦不少。如拙（庆永、文安即一千三百九十四年至一千四百十八年比）先达精妙，周文（永享、宽正即一千四百二十九年至六十四年比）大成其画风。

自是名匠辈出，有雪舟、宗丹（一千四百二十年至一千五百六年）、正信（一千四百五十四年至一千五百五十年）等。将军义政（一千四百四十九年至一千四百九十年）好闲雅，使艺术一时隆兴，此谓东山时代。雪舟在日本古作家之中称山水画之巨擘。其风格之雄浑庄重，笔致之高雅跌宕，能集宋元之粹，而兼之于一身，诚为空前之妙手。宗丹出于周文，慕宋画之黄氏派（黄氏体），专描花卉、蔬果之类，亦放异彩于当代。

正信学于周文、宗丹，多画山水，属北宋派，即狩野家之始祖也。东山之画风可谓宋之宣和、绍兴再显于日本。此时中国已为朱明之世（一千三百六十八年至一千六百四十三年），而画风变迁，如山水之南宋画，花鸟之徐氏派（徐氏体），自宋末至明时益隆盛。惟日本虽取宋、元之画风，而未传南宋画及徐氏画，可谓奇矣。

禅寺渐建立，频制作罗汉及开基僧之像，其雕刻亦仿佛于宋之作风。

建筑逢禅宗传布，而渐感染于宋风。寺堂配置之形式生新法，如镜板天井，新式结材，扇垂木（榱椽）等，始行其间。邸宅之制有书院式亦起自此时。

镰仓时代之初（一千二百三十年比）春庆往至宋地学陶法而还。于是有鹑斑之古陶（古濑户）、黄陶（黄濑户）等。

大陆工艺之影响

足利氏之东山时代，茶仪渐兴。而本工艺犹未甚发达，故赏玩外国品者渐多。不仅购明国器玩，又由南蛮（葡萄牙、西班牙等）商船而求珍品于交趾、吕宋、印度等诸地者。于是国中窑工受其刺戟而渐发畅。永正年间（第十六世纪首），祥端往明地，传习青华之法。嗣有朝鲜人宗庆归化于日本，而开陶窑。其子长次郎创制乐烧之法。自是诸州有窑工之隆兴。文禄年间（一千五百九十二年）丰臣秀吉征朝鲜，其班师也诸将携赍陶土者颇多嗣后各地兴陶窑，而进步尤显著。

铜器、雕漆、织布等，亦多取明国之制。南蛮舶所赍欧洲之布类，有繻珍、天鹅绒、天绒、天竺织、栈留、毛织等，别有印度波斯之皮革类，皆裨益于日本之工艺。

浑融发展

宋元之影响于东山时代略达其极。虽逢战国暗黑之世，工艺之进步不绝其命脉。既而有丰臣氏之拨乱，继以德川氏之文治，技术郁然蔚然。其发展之盛前古未见其比。盖日本之美术属于佛教之范围者居多，如东山时代之墨画尚有禅味弥沦其中。

丰臣（一千五百八十五年至一千六百二年），德川（一千六百三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之世，佛教渐衰，儒学诗文忽勃兴，而成道义文教之根原，艺术发挥其本然之志准，而益得其自由，纵横畅达，略无拘局。在上古美术属于上流贵族之专有。迨德川时代则渐普洽于群会之下层，有艺术能投于中流、下流之嗜好者。流派竞起，样式频生，而变化益丰富。

狩野派

文龟、天文（第十六世纪前半）之世，狩野元信以天才而为东山时代之后继，有功于绘画之发展。元信承父正信业始修得南宋之院体，由土佐家而采国粹之长，加以自家之考思，描山水、花鸟、人物而均出一机轴大成狩野派。其孙永德显于丰臣时代，自体英雄豪奢之气风。秀吉盛营筑城第，永德画于金壁屏障，浓彩绚烂，别成一格，此谓桃山时代，即天正之绘画也。永德之门有友松、山乐、等颜等各出别调。

德川时代永德之子有光信，光信之门有兴意，温雅之风时露倭人意致。探幽（一千六百二年至一千六百七十四年），受兴意之薰陶，广合古今各派，加以创意，即补父祖之家法，以国粹之长，浑和之确立狩野新型。其弟有尚信、安信，其姪有常信，一门多士焉。所作画于障壁者绚烂尚有桃山时代之遗风，然典雅之极致自示泰平之象，复无古永德之霸气。探幽、常信之后，时流上下皆崇重阀阅。狩野子孙徒墨守家法，偷安于世禄，而摸写粉本而已，不复见卓绝矣。

土佐派

土佐家在东山时代之末（一千五百年比）有光信，德川时代之初（一千六百年代）有光起，皆有中兴之势。嗣有如庆、具庆，其后则不复振。近古有国文学之隆兴，宽政（第十八世纪末）、文化（第十九纪首）之际，讷言、一蕙、为泰等，作有职画，而倡古土佐之复兴。除此一时外，土佐家与狩野家略同其末路。

光琳派

贞享、元禄（一千六百八十四年至一千七百三年）之际，商工业盛而都市繁庶，上下弄文艺，而文化洽于民庶，此谓元禄时代。士民之生活程度既高，而多有嗜好绘画者，于是画风亦自一变。其写豪华风俗加以装饰之美者，则有光琳（一千六百六十五年至一千七百十六年）。其忧狩野派之命题泥于中国风，失于陈套，或远于民情，乃改其法，以描出国俗实情者，则有一蝶（一千六百五十二年至一千七百二十四年）。

浮世画

其惜土佐派之所画偏于古时上流之人物，不适于时俗多众之赏玩，乃专写当代风习，以开浮世绘及木版画之基者，则有师宣（一千六百九十四年殁，享年七十有余）。此等数氏各富于技俩，踔厉风发，皆能使画苑开烂熳之花。光琳之画风经久而渐有不振之状，至抱一（一千七百五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再兴。近时染织等诸工艺多用此派画图。西邦采图案于日本美术者，亦多求之于光琳派。师宣之技不脱于稚气，然浮世绘之旗帜尤分明矣。

宝永、正德（一千七百十年比）之际，有长春、春信。明和、安永（一千七百五十年比）之际，有春章、清长、祐信、政信等。手腕遒健，加以刻版彩刷之进步，多描俳优、娼妓等之俗，配色妍丽，大成锦绘。天明（一千七百八十年比）之时有荣之，宽政（一千七百九十年比）则有歌麿，写美人风俗，擅其娇态。文化（第十九世纪首）则有丰国，其技益流于艳媚。天保年间（一千八百三十年比）有广重，多写名胜风景。北斋亦同其时，健腕纵横，或印行漫画，或插画于小说，多行于世。日本开国之初，画师著名者以北斋为最。

圆山派

京都之画坛于宝历。明和（一千七百五十一年至一千七百七十一年）之间再扬洪波。此时应举（一千七百三十三年至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开拓写生一道，而发前人所未发，山水、花鸟直追其真。于是日本画之技巧，尤见进步，是为圆山派。门下有芦雪、吴春等。其后丰彦，景文等相踵而出。至近时则是派独盛。别有若冲、萧白、岸驹等与应举相前后而显于世，各出一机轴。

雕塑

足利时代佛师不出妙手，雕塑造佛之工，不能如绘画之齿于高尚艺术，保余喘于七条佛处，而仅持其家格耳。德川氏之世至元禄时代有隆庆，挥其巧密流丽之技。书院式建筑益华美，而其雕刻法亦勃然盛兴。如日光之庙社，达其精巧繁缛之极。假面之雕刻在中世殆无所闻。足利氏以后能乐流行，而雕面再兴。出目是闲（天正、文禄即一千五百七十三年至一千五百九十五年）擅其盛名。宽文、延宝（一千六百六十一年至一千六百八十年）之后人带具印笼、烟袋等者渐多。而佩带（佩坠）之雕刻遂出良工，乃开牙雕之基。

建筑

宋风禅刹影响于建筑术之发展者，先宜屈指于茶室。茶室之制规模极小，然闲雅幽寂之致无能若之者。茶室之制盛行而庭园亦一变构造造之法。丰臣秀吉好豪华，屡兴土木。书院式益发畅，而规模加壮大。障壁、天板（天井）、楣上等，装钸以雕刻、绘画者甚多城廓之建筑亦盛行。而石壁、隅橹、天主阁之制，颇为雄伟之观。迨德川时代，诸种建筑技术益精巧，如寺社之造营，融合其方式，而神社有八栋筑造，权现筑造等新法。观于日光、芝、上野等诸庙社，可知其技工变化之妙矣。

窑工

以窑工言之，元和年间（一千六百十五年至一千六百二十三年），有名工曰仁清。肥前之如猿始制完全磁器。正保（一千六百四十四年至一千六百四十八年）肥前有田乡，有吴须权兵卫者，始作锦襕式磁器。粟田、清水之陶磁窑，继之而兴。六兵卫（宽政即一千七百六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年比）以妙技闻。道八、木米等相踵而出，于是京都制作品益良加贺之九谷，始于后藤才次郎（宽文即一千六百六十一年至七十二年）。尾张之濑户待加藤民吉（享和、文政即第十九世纪首）乃创制青华磁器。嗣后制造逐年益盛。

金工

源平时代之后多战乱而甲冑刀剑之制作渐有进步，至东山时代金工乃大发畅，甲冑之锻工有明珍一家。天文年间（一千五百三十三年至一千五百五十四年）出名工信家其技胜于父祖，为古今无二之妙手。东山时代有后藤祐乘（一千四百四十年至一千五百十二年）于刀剑装具之雕饰挥其空前之妙技，其业永传于子孙，谓之后藤家，亦如绘画之有狩野家凡四百年为雕金术之宗家，以至近世。

后藤家之外有奈良、横谷二家。奈良家之名工推利寿（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七百三十六年）、乘意（一千七百六十一年殁）、安亲（一千六百七十年至一千七百四十四年）三人。贞享、元禄之间横谷家有名匠宗珉，创始绘风，使雕金术开一生面。别有一宫长常（一千七百二十年至一千七百八十六年）者，创始写生风。绘风与写生风称近古雕金界之双珍。

髹漆

髹漆之术于东山时代颇发畅，如金粉、金贝、梨文（梨子地）之制作，皆达完善之域，始有高莳绘之技巧，用山水、树石，以为图样，莫不自在，而髹漆诸法皆大备焉。此时描金工有幸阿弥一家。战国兵乱之世京都漆工离散，而技巧衰废。天正拨乱之后，工艺复兴髹漆制作稍粗，而图样之壮大自具一种意致，所谓高台寺莳绘者是也。

德川时代昌平多年，华奢成俗，髹漆术亦长足进步。有幸阿弥长重、古满休意（第十七世纪前半），梶川久次郎（第十七世纪后半）等，其子孙世世为德川家之髹工。元禄时代光琳，将其崭新之装饰画施于莳绘，创开旷古之法。先是莳绘之趣味偏于纤巧绮丽，至光琳则螺钿篏铅，放一种异彩，跌宕奇拔，而逸趣自横溢焉。此时（一千六百八十年至一千七百九年比）名工辈出，莳绘之技巧殆达进步之绝顶。

染织

机织业逢战国而衰退亦如莳绘。天正以后京都有西阵本处之复兴，渐出大和锦、丝绵、唐织锦、金襕、纶子、缎子、缀锦之类。纶子、缎子之织制更进一步，创作七丝缎子、纹纶子等，皆机巧繁複灿然可观。天和年间（一千六百八十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三年）有纹缩缅、纹琥珀等之创制，次则出繻珍织。嗣后机织益发达，以至今日。宽永年间友禅始用染术，以显花鸟等之色彩，其后渐加精巧，所谓友禅染者是也。

明清风之影响

德川时代之初长崎贸易渐兴起。僧逸然（一千六百六十八年殁）避明末之乱而到长崎（一千六百四十五年），修禅之暇辄弄画笔。秀石（一千六百三十九年至一千七百七年）若芝等承其法，开明、清画风之绪。自享保之后清人伊孚九（一千七百二十年以后来朝数次），沈南苹、费汉源、宋紫岩等相踵而至长崎。孚九、汉源描山水，属于文人画。南苹紫岩描花鸟，绍徐氏派（徐氏体），写生更巧。皆传清初之风格。

元禄时代之前后明、清绘画无论挂幅与卷帖，盛输入日本。嗣后长崎税务司（奉行）之下，有鉴画之职，可以征其输进之盛。其间文学大兴，渐变思潮，欢迎明、清绘画者亦渐多。当是时讲汉学者，不徒说彝伦政道，又喜弄诗文书画。徂来（一千七百二十九年殁）、南郭（一千七百五十九年殁）等鼓吹明之诗文，宗尚清初偏重南宋之画论。所谓文人之墨戏题赞者多行于诗酒之间。只南海、彭百川、柳里恭等专究明、清之绘画发挥其文采。既而有大雅以南画雄视一世。其恬淡洒脱之气横溢于卷幅，以掀倒其当时之翰墨界。

别有芜村其技基于明画，而自开一格，较大雅尤精巧。自是南画之盛行，如旭日之势。文化、文政（第十九世纪首）之后妙手继起，不遑枚举，以竹田、华山等为其白眉。于是余派亦受其风化，至文晁（一千七百六十三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年）合南北二流，集诸派之所长，建旗自高，其纵横之技足以睥睨一代。

明朝之影响除绘画外更见于雕塑。隐元之入日本（一千六百五十三年），其所率之徒有佛工范道生者，黄蘗之雕像皆其所作，衣褶极其曲折，异于唐宋之风。松雪及江户佛工受其风化者不少，是为黄蘗风。黄蘗宗渐传布，寺院之建筑多取明风。南画既盛行，亦有影响于工艺，如煎茶术及明清乐等渐流传，而文人多饰器以为赏玩，诸种装饰用南画者亦不鲜。

在开国前之洋画

西历第十五、六世纪之间欧洲诸邦频交通于东洋。天文十年（一千五百四十一年）葡萄牙人始到日本，继以西班牙人，通商传道不遗余力。而洋画如基督像、圣母图者，输入渐多。天草之乱（一千六百三十四年）已平定后，基督教被严禁，而其图像尽为所灭。是时有信徒山田右卫作者善洋书，赦在江户。幕府命使描放火人处刑之状，揭于通衢，以戒示民众。往年油画之脉仅存此一线而已。

兰人通商渐久，文物器具，多舶载传入国中。既而渐有讲读兰书者。宝历、安永之交（第十八世纪中叶），平贺源内，富于才艺，试作洋风之画。嗣有司马江汉，更善其其技此只为洋画隆兴之前驱，未可谓精巧。是等洋画未有影响于国画之进步。或谓应举、华山等有得于洋画，然至其痕迹则甚微矣。北斋之透视画偶见洋画之奇巧，而摸造之耳，若谓折衷融化则未也。

美术在开国后之情形

日本美术在开国前之变迁，前章既已述矣。日本民族之气风常摄收大陆文化而融化之，益进而入超脱之域。锁国之禁一解，而欧美文明之潮流忽汪溢百物尽改其度，而艺苑亦不能无变化焉。

世变与美术

东西两洋之接触生世界形势之一转机。而日本有开国维新之变革，一时文化大挫。美术以攘夷讨幕之骚扰，复逢群会秩序之变动，亦大为摇撼一时暂屏其息。惟文化思潮之推移淘汰诸流派之样式，一面移输洋风，一面促国画之改良发生新式技巧，科学进步，贸易发达，遂有利于工艺之隆兴。

开国之初绘画只持前代之惰力。人心处于政治之变，少向美术者。画界一时亦无英才能接于文晁、华山等之后尘。幕府既倒，王政维新，封建废止，侯伯失富，士人多穷于生计，商工破产者相望，宝器名画殆比尘圿。大变革之争乱虽归静谧，然政治之变动人之思想尽驱而走于功利，以吸收泰西物质之文明，未见有玩赏绘画之致趣者。

狩野与土佐

自元治、庆应之后，凡二十年，日本实在此情态。当时画家之困穷有不忍言者。如狩野家与幕府共倒，其家道全坠地。土佐画处，亦逢变革而废绝。其余画家或转其业，或变为贱工，仅糊其口。其间能维持绘画之命脉者，有容斋、晓斋、是真而已。容斋绍述有职画，精于服饰之考证，行以写生之巧技，改历史画之面目。向者讷言、一蕙、为恭等，乘国学兴起，开始有职画，尚不过廓大土佐家之绘卷。

至容斋则布局着想能及于前人所不及，真成崭新之历史画。其写生之技于人物画略达完善之域，古来未见其比。盖王政维新后有慕古尚史之思潮，偶产此妙手而已。今上陛下特赐以“日本画史”之称亦宜矣。月冈芳年私淑于此，而开浮世绘之别格，一时锦绘及新闻画为之风靡，惟其画笔有过佶屈之弊。晓斋出于狩野，是真出于圆山各，创新机轴。一以健拔之技胜，多作滑稽画，一以意匠之洒落胜，共为一代画宗。

南画

画道衰颓之世依然能持前代之盛势者，独有南画一派。盖汉学鼓舞王政复古之理想，较国学尤大。且慷慨志士，成就革新之业者，亦多为汉学所养。故维新后凡十有数年，以汉学为文教之根本，其普及全国反逾于前代。南画原从汉学而盛兴，虽逢维新之变革亦不衰废，更由汉学普及，而增及流行之势耳。物盛则生其弊，南画流行之极苟修汉学，通书法，稍解诗文者，以水墨涂抹，描山水兰竹，如是之辈素无笃志，以放纵为高尚，以粗笨为风雅，遂破坏画之趣味，使文人画堕落于尘土，滔滔利巧之士乘其间而博虚名。

至是南画之事不可复言矣。然传灯犹未尽灭也，如草云之于山水，幽谷、和亭之于花鸟，亦见其杰作。现时南画尚保持其余势。试通算都鄙以画家之多少与玩赏之广狭而观之他派之昌盛未有能及南画者，虽席前代之余荫，亦其流风之素质有以致然也。盖南画之于山水自皴法、点法以至渲染法，错综自在，利于写实，不必落于圆山之下，尚有变化融通之余地。

苟融和以他诸派及洋画之长，则转出新样式，亦不难。若在花鸟则没骨之手法，固为是派之特色。应举既取之，加以写生之琢磨，终以为其特得之长。彼写花竹翎毛入传神之妙者，竟非勾勒慎彩所能。手法之进化将不得不归南画一道。盖南画之法与洋式水彩画，略一其揆，最便于写生也。此法苟积其自然研究之功，则其发展必有不可预测者。其至现时尚持其气力者不亦宜乎。

圆山

近年圆山派有宽斋、楳岭、百年等，继以玉章、景年等，门下多士于诸流派中尤见其隆盛。盖是派发展最新，应举取南宋没骨法，斟酌以洋画之阴阳远近法，复深究写生之法有所造诣，遂考定新手法，以应于时世之新要求，虽至自然科学发畅普洽之今世，尚维持其命脉，而能耐于洋风之鉴识也。挽近新流派抽苗芽，渐示长育之势者，非由是派而变生则胚胎于是派与洋画之间。应举之伟业在日本画界至今犹奏凯歌也。近年岸家有竹堂，极其写生之巧妙，然其画风为圆山派所同化。

狩野

狩野家独占幕府画院，一时极其盛大，迨维新之时与世禄共灭，近年为其后劲者胜川之门有芳崖、雅邦诸子。雅邦之画法已变化其所传，非狩野之正派。其余殆无妙手，使流派不足生存于现世画界。

邦画诸派

土佐派之衰微更甚焉。近年贯鱼稍著名，舍是则流风几绝。是流原起于古世之贵游，不及其他之画题。浮世绘则专写下流风俗各有所偏。挽近有少数历史画。由土佐绘取其古世服饰之形状色彩而已。

信教之俗今不如古，礼拜偶像者渐少，而佛画之制作衰废殊甚。现今佛教形式须图像者，只籍佣工而摹拟古作，无复名匠注其精力，与近世欧洲之基督教美术同丁此运。向上作画家多出新样式、新手法，由佛教之神话、寓意谈及历史，而求其新题目，不复保佛画之面目。浮世绘迄前代之末，多用于锦绘之版行，及小说之插画。虽偶作挂幅之类，其题目专取俳优、娼妇等，不能资于士人之玩赏。壁间装饰不如诸流派之制作见重于画界。近年美术理论之阐发也渐撤此轩轾。题目分科，风俗画一派，不必卑于他派之格。于是作风俗画者亦渐广，而多出妙手。

美术之复兴

狩野、土佐两派既被淘汰，各流派有妙手崛起。明治十五、六年（一千八百八十二、三年）之后画运复兴。先是日本未尝有“美术”以名目，惟贵绘画以为高尚艺术而已。古世佛教颇重雕塑，迨中世以后则视以为寻常工技。明治六年，日本人与于澳国维也纳万国博览会，得工艺新知识而还。其报吿书始用“美术”之语，且知绘画雕塑之可尊重，逾于他工技。盖日本开国之初欲兴工产，以获贸易之利，渐暴弃其固有之工术，盲进而摹拟欧风，迨见维也纳博览会始觉其陋劣。

美术学校及展览会

明治十年开内国劝业博览会，其中设美术部，以奖励技工。明治十二、三年之后，美国人菲挪罗萨、比刻罗、德国人瓦克尼尔、意国人基阿索尼等，频说日本固有之绘画工艺尤可贵重，而日本有识之士亦起而和之。此时百物欧化，惟美术有发挥国粹之说。明治十五年及明治十七年于东京开绘画共进会，二十年创兴日本美术协会，自是连年开竞技展览会。

此时文部省置图画考查处，二十一年变为官办之美术学校，专教授以国粹性美术。京都在明治十三年以后有府办之画学校。二十三年宫内省设帝室技艺员。嗣后画道益昌，至三十一、二年日本画达极盛之域。其间菲挪罗萨与美术学校长冈仓觉三、帝国博物馆长男爵九鬼隆一等，直接或间接，提撕美术思想而诱掖之，其功甚多。宫内省创设帝室技艺员复置宝物考查局，考查古美术品。是出于九鬼男爵之尽力。美术学校之创办及美术杂志《国华》之发行，则成于冈仓氏之经营。

邦画之现状

政府所开之绘画共进会，及美术协会所开之展览会，使画人奋兴，而各派作画家，驰名者渐有之，宛然复呈文化文政之盛观。然是只衰运之挽回耳，前势之再显耳，至明治之新样则未出也。图画考查处之始兴，芳崖、雅邦，加入之，听菲挪罗萨等所说，图邦画之革新，尤苦心于理想之表显，及装饰画、线条、浓淡、色彩之配合。芳崖构缥渺理想，以描道释诸人物。配色浑厚，富于变化。雅邦亦善之，兼用远近法，以改良山水之布置，施之于美术学校，称曰学校派，或曰狂体。

此时青年作画家，不得志于美术协会者，先兴青年绘画协会，而别立一旗帜。美术学校之青年作画家集合于此，更结成日本绘画协会，以发表新作风，与美术协会相对峙。既而有美术学校职员之分裂，新派拥雅邦，而私办日本美术院，占领绘画协会，大鼓吹新作风。其所作之画急于理想之表显，而疏于写实，虽间有清新之趣味，多类于装饰画，称曰美术院派，或曰朦胧体。时流翕然仿之，虽或陷其弊，然足以破画风之固滞，而致其流动之力。

冈仓觉三前为美术学校长，后主理美术院之经营。新派之活动实由其所提撕。嗣后除老成家外诸派各开拓新生面，如最近数年新样式发展益盛，现在其进至大成之行程。今察其倾向，以日本画近写生诸手法为基址，由洋画而取阴阳远近，及赋彩配色之法，求崭新之题目布置，以图面目之一新。其采用洋画之长技，量与度有深浅多少之差。或专改良景色画，施以远近之法，或描人物之衣褶及树石花叶施以阴阳之法，或用色彩以作轮廓之线条，或下笔傅色，拟水彩画之仿佛，或仿油画之画相，或写形象，显向背，利以素描之法或弄西洋装饰画之致。其趋向虽不一，至各厌其流派之陈套，而求进化之道，则同也。

盖近世文学，有审美之论，日本画为其批评所冲动，加以洋风绘画之刺戟，故不能安其旧态也。于是诸流派之典型渐致混淆，其阃域至不判明，明治之新画风将发其烂熳之美华。要之日本画在开国之后先由国粹保存之思想，而挽回其颓势。既而受洋画之风化，而变其度，现方在过渡之时代。画家各异其所见，而集其所好。流动之波澜，大小高低相互不同，画会之数不遑枚举，每年各开展览会以竞画技之变化。

洋画

日本之洋画私淑于兰法而启其绪，迨开国之后骎駸有进步之势。盖志士攘夷之间，已有开国通交之决行，具眼者固已早探泰西学艺之精微矣。安政四年幕府置蕃书考查处，洋画亦为其研修之一科。川上冬崖好洋画，颇有所得，乃入考查处，任研究教导之务，然未由洋人学油画，惟采法于洋书，绍江汉之遗法加以改良而已。

冬崖原为南画家，其所画之山水以南画为基址，交加以阴阳远近之洋法。门下有高桥由一者，始学于英人瓦克满，复游于上海，有所得云。明治六年由一开天绘舍，教养学生及门者甚多。其画较冬崖更进一步，稍仿佛于洋画。五姓田芳柳、山本芳翠，亦学于瓦克满，各成一家。

洋人以洋画传授日本人者，莫如瓦克满之早。国泽新九郎学画于英国，明治七年归朝而开彰技堂，受业者亦多。未几而新九郎病殁，门人本多锦吉郎代任教授。明治九年政府兴工部大学，中有美术学校。意国人丰塌尼西执其教鞭。外国画家为日本所招聘者，以丰氏为鼻祖，始见其教习法之完备。冬崖门下及天绘舍、彰技堂所出之青年画家，更入此学堂者颇多。

如浅井忠、小山正太郎、松冈寿，皆出于此。浅井、松冈留学于欧洲大成其技。

丰氏辞去后意人菲列低及散日阿弯尼相踵而为教官。至十六年学校废止，使洋画进步顿挫。先是河村清雄久学于欧美诸国，十四年归朝，原田直次学于德国，稍后而还，咸有所贡献于洋画坛。工部大学废美术科之故，在国粹主义之勃兴。时外人推赏日本固有之美术，使日本人自觉其价值。反动之势遂使洋画初植之萌芽顿就凋萎。政府所开之绘画共进会不复陈列洋画，新创之美术学校不复设洋画之科。

普通教育之一科，排铅笔画而用毛笔画。嗣后数年洋画暂潜其声，然洋画家处其间亦不怠其修养，力教导后进，以期回复。其尝受业于丰氏者技巧益熟矣。二十一年小山、松风、浅井、河村诸家蹶然奋立，反抗时论，而兴明治美术会。嗣后每年开洋画展览会，渐唤起公众之趣味。黑田清辉、久米桂一郎，久在巴黎美术学校，受完全教育，明治二十七八年之交归朝，而宣扬新传之画风。此二人者学识涉及美术诸科，久米尤长于操觚，其制作与议论均耸动世眼。于是美术学校虽初成于国粹主义，迨明治二十九年乃新设洋画一科举黑田、久米二家任其教授。

洋画已免凋萎而气势顿扬。黑田、久米二家鼓吹国印象派，与明治美术会之意国派异其趣味好尚。故新兴白马会，别置研究处，随时开作画展览会。白马会有美术学校之青年明治美术会有小山、浅井等之门弟，对峙争竞，气焰尤盛。明治美术会改称太平洋画会，与白马会相颉颃，益出有为之作画家。美术学校亦逐年出毕业生，于是日本之洋画，向发达之运，其步武颇健。

雕刻

开国之初江户佛师有高桥风云。高村东云等，扬前代之余波称妙手。佩饰亦多良工。维新之初此等诸业亦坠一时无佳制作，既而及有回复之势。盖外国贸易渐开，外人嗜好日本佩饰，频购求之，因使象牙雕刻复兴，一也。工部大学之美术学校，设雕塑科，养成学生，二也。明治初年佩饰多输出。

前代佳作未久殆尽，更应以新制之品。然外人所好者多在牙雕，于是诸家多作象牙小品。佩饰变为席玩，需要益盛而供给不足焉，苟善雕刻之技者，皆用力于牙雕，如打面、宫雕、佛师、佩工，失其业者莫不从事于此，其间有杰出之妙手。明治十年至二十年牙雕之小美术品，精巧达空前之妙，以旭玉山、石川光明、岛村俊明为其巨擘。

美术协会应于国粹奖励而起，其中有雕刻部，美术学校亦设雕刻科，嗣有东京雕工会之结成，其所主者皆在日本固有之雕刻。牙雕既由贸易而兴，多出妙手，迨国粹论起，木雕一道绍古代佛工之堕绪，于是名工并出。竹内久一，学于奈良之古作，而绍述天平风。高村光云出于东云之门而专作动物。美术学校多教木雕，青年雕作家靡然向之。于是木雕一时极盛，技巧较前代大进，此为明治二十年至三十年之形势。

彼我之调和

向者工部大学之雕刻科，聘意国人拉古萨任教师，教洋风技术。此为洋风雕塑术传入日本之滥觞，即日本美术史重要之事迹也。此时学生毕业者有藤田文藏、大熊氏广等，抱负固大，足以有为。一逢国粹主义虽有顿挫，然发生之芽已潜养而待时期。其间长沼守敬久游于意国，学西邦雕塑而归，虽会洋风屏息之运，而技巧秀高，颇见推重。人心渐解泰西美术之趣味，而知识自丰富，见日本木雕之少变化，而知其自然研究之不足。美学评论顿高其声，而频促旧式手法之革新。

至明治三十一年美术学校长高岭秀夫断然采用洋风教授法，施之于雕刻科，乃举长沼守敬、藤田文藏等，充其教授之任，以活人为模范，用塑土而写生。于是木雕家不株守旧式，壮年有为之雕作家，相率而仿之，致力于自然之研究，以图作风之进化，洋风塑造之技凋萎者复活，青年塑造家结成雕塑会益图其革新。自是石膏脱型之雕塑品出陈于展览会者逐年渐多，铸造品之制作以之为原型者亦渐盛。木雕家用塑土以推敲原型，其作风皆为洋式同化。象牙之雕刻亦彷之而大得其改良。往时雕刻家自劈头专恃空想，以刀凿，径下于木石牙角，不知原型之推敲，用软材而后写之于实材，比之于近时所制作，精粗巧拙非同日语也。如此雕塑之术国粹与洋风浑融同化，而骎骎向发畅之运，不与绘画相同。

日本雕塑与洋风浑化颇速，其技术之性质有以使然也。绘画将立体假显于平面，其假显之法式视诸种技巧不同，国画与洋画发畅异其所由，则表显法亦自有殊差，其径庭之大遂使国画不能遽为洋画同化。至雕塑则不然，写物以立体，其表显之法无论流派样式，略有所类似。盖凹其凹、凸其凸，亦无他术。若论其异同，特写生有熟不熟，技巧有精粗而已。舍是则日本雕工与洋工于表显之形式，不必有特异，无特异故易于同化。日本雕工既觉其写生之未熟，进而研究其术，仿洋法，而用加削自在之塑土，以便于制作之推敲，消灭其东西之差，固其所也。

建筑

开国以后有洋风建筑术之移传，先用于官衙，渐及于公司、银行等，洋式石造与炼瓦石建筑，皆起其工，其势且日益盛。现时三府及他都会之地，大公舍莫不据洋风者。日本建筑史除唐风输入之时，则以方今之变革为最大。

然日本所取之洋风尚多甘于实用之充足，至美术建筑之装饰丰富者则未兴也。贵族富豪之第宅建筑用洋风者逐年加多，然燕足之室，视常服所便，尚不能不为和风。中流以上之士，居舍多取日本风，备一二洋室以待宾客而已。以建筑学术言之，工科大学有建筑科逐年出学士。和洋两式渐富其技师，意匠与技术益有进步。倭式第宅多据书院造筑法，亦不如往时之草略，问或混用数奇之诸式。惟神社、佛寺之建筑依然踏袭旧式。

诸工艺与保护奖励

诸工艺逢维新变革，而衰废殊甚。金工制作之主眼，在装剑具。政府已下废刀之令，而金类雕工殆丧其业。风俗变迁，人不带印笼，家不贵棚饰诸器，而描金术全坠地，是为其最甚者。然外国贸易渐振兴，政府开内国劝业博览会，大奖励诸工艺。于是新需要生于新方面，而忽挽回其颓势，其盛倍之，技巧亦颇进步。如陶磁器及织布，参与于维也纳博览会之后，频利用洋式制法，加以改良，输出渐增进。而政府奖励工业绘画雕塑之发畅，亦有益于工艺图案之改良。

挽近诸工艺之精巧逾于前古之制作。维也纳开博览会之时，所遣事务长佐野常民，率诸工艺家，到澳国，务令学欧洲新法。明治十年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率先尽力，始开内国劝业博览会。此二事诚为诸工艺发畅之原动力。嗣后每开内国劝业博览会，其成绩益示进步之势。其间屡参于外国博览会，使外人见日本制作品，而输出亦益盛。

窑工

以窑工言之，自开国之后取洋式而改良其制作诸法，多求新颜料于外国。美术振兴，贸易发畅，而制作顿加其精良。东京古来仅有今户烧，属于粗制，明治十年始兴江户川制陶处，自是频出妙手，而盛作磁器。其巧工尤著名者有加藤友太郎、竹本隼太等。加藤友太郎发明新釉药，而制作极精妙。竹本隼太始用洋式石膏型，而最巧于窑化之制。此时横滨有宫川香山者，所制磁器称精巧无比，与加藤友太郎均肆名于关东。

京都古来为窑业之地，粟田、清水之陶磁迨近时益隆盛，其陶器家有伊东陶山、锦光山宗兵卫等。制磁家有清风与兵卫、高桥道八等。其所制之诸品，或细巧，或庄重，致趣丰多，均有玩赏之值。宫川、清风二家现列于帝室技艺员，负窑工界之重望。肥前有田之磁器，近年有香兰社，制作最佳良。尾张濑户多制日用杂器，惟磁画平板，精巧冠于全国加贺之九谷亦多出佳品，可视为美术工艺品。萨摩之陶器颇有进步，近年波氏所制漏空及描画之巧致，往往惊人目。其余诸国之陶磁器亦不乏于精巧佳良之品，皆逐年益发畅。距今数年之前有窑业协会之结成，时时开共进会，以便于竞技之研钻。

七宝

七宝之术系近年之勃兴，其进步之速尤有可惊者。盖上古虽创其法，而一时绝其传，中世复渐起，而未达精巧之域，制作极少。迨明治之世，其技勃然兴于名古屋、京都、东京各地，忽入精妙之域。京都现有并河靖之，东京有涛川惣助，名古屋有川出柴太郎等。并河、涛川二家并列于帝室技艺员。诸家比年多制精巧之品，输出海外。涛川惣助发明无线七宝，其画样之轻妙，夙博盛名。并河靖之以线画之细巧，为其特长。名古屋产七宝之富饶，冠于全国，有线、无线皆善之，近时有创开新手法者，知盛上法，无胎板法等。

金工

维新以后雕金术之变迁进步亦颇著。装剑具虽失其需要，而诸种装饰及输出贸易，皆足以促其再盛之机。美术进步，一新其作风，而技巧益入妙域。近年名匠加纳夏雄以片刀雕写生绘风，倾倒一世。现时有海野胜珉、香川胜广等，各具特长，并挥妙技，以雕金而为帝室技艺员。铸工著名者东京现有冈崎雪声，及帝室技艺员铃木长吉等。多作花瓶、装床品等。

雕塑及图案之变迁使铸工益发畅。金类锤锻之技近年有山田长三郭、平田宗幸、黑川荣胜等，进步颇显。平田、黑川用银铜等，山田主用铁，其锤作自在，能巧写诸物象。是技尚在发展之半途，将来之进步足以属望。雕金、铸造、锤锻诸工于美术学校有分科，年年出毕业生。工人之团体有金工协会，而美术协会、雕工会各有金工部，年年开竞技屈览公会。

漆工

髹饰绍前代之精技，近年有名工柴田是真、小川松民等。是真兼丹青之妙技，创始漆绘，以开彩漆装饰之基。明治二十年以后美术及诸工艺之隆兴，髹饰术亦因以发达。描金之图样并用诸派绘画，不复如前代之专取土佐、狩野二风，而稍改其面目。然描金涂髹之道殆究其变化之数，而彩漆之用未至完善，所制之品尚局于旧样，未见崭新之应用，此不可不变化发展之者。

盖漆工为日本特有之技术，而外国无其类，无由采西邦新法以变化之。其所受开国之影响不如他艺术之显著耳。现时莳绘名工以帝室技艺员川之边一朝、白山松哉为巨擘，其余则有植松抱民等。工人之团体有漆工会，而美术协会亦有漆工部，美术学校有漆工科教育后进。各地工艺学校亦多置漆工科，将有所资于发展之气运。

染织

开国以后染织、刺绣类得益于西邦者，多在织机之改良，及染料之输进，至其技巧则以国粹美术为基址，从时势之隆昌而自发展。惟近时刺绣及织布，稍加以洋画之风味，且新形式之应用亦颇助其进步。京都现有川岛甚兵卫，西村总左卫门、饭田新七等。其工场所制诸品至缀织、天鹅绒幽禅、刺绣等之壁张、窗帷类，精巧绝美，殆凌绘画、色彩自在极其文综之变化，输出亦颇盛。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音乐小史

国乐之起原

太古歌舞

日本自太古夙有歌舞。伊奘诺、伊奘册二尊相唱和，始有“研哉”（阿那尼衣牙）之歌，素盏乌尊亦有“八云起”之歌，共为国歌之权舆。天祖大神之自屏于天石窟也，天钿女命（阿眉挪芜斯眉）始演神舞。彦火火出见尊之时，火阑降命（和挪斯索利）誓为俳优之民，会天稚彦命之死，演歌舞而吊悼之，是皆为歌舞之滥觞。

太古之歌舞，只有此等传说，而不可知其详。惟雅乐俗曲有特殊之音阶，自为国乐之特色者，渊源远在神代亦不可争。

上代之歌舞

军旅用歌舞

日本之男女，以歌舞融和其情意，起自上代。国人尚武，故军旅用歌舞之例，于神代已有其征凭。有史之后，皇祖神武天皇东征之时，亲制歌以鼓舞三军，是谓久米歌，至今尚传于乐府。

祭神歌舞

祭神祗奏歌舞为一仪式。第十世崇神天皇奉天祖迁祀于大和，而奏神乐。其余上代之歌词传于今世者不少，如神宴歌、思邦歌、国栖歌、天田振、夷振、片下歌等。惟其腔调（调节）除神乐外，皆失其传。

第十九世允恭天皇 于新室，天皇亲弹琴，皇后忍坂大中姬起而舞。其后显宗、仁贤二帝，以殊舞（塌梓吗喜）而显其统。此时歌舞所用之乐器不仅有琴鼓，又有笛，略可以推想。

歌垣

男女相集而舞踏以竞歌咏，因而通意志，此为一种国风。如显宗天皇藉舞踏而通意于影媛，可以见矣。如是者，称曰“歌垣”或曰“嬥歌”（加加喜）。迨后世，日本歌舞与外邦踏歌相混和，差别不明。

外邦乐之传输

韩乐

日本与南韩隔一带水，而在指呼之间。故上代往来已繁，略若一国。凡大陆之文学技艺至织缝等百工，皆经韩地而传入日本。其间，乐人徙居日本者不少。征之于史乘，允恭天皇登遐之际，新罗王送调贡船以乐工八十人。其前或后，有百济乐、高丽乐之传输无疑焉。

三韩乐所用之乐器，据大宝令（西历七百二年制定）有箫（编竹几条所作为古乐器）、横笛、琴（七弦异于今之筝）、箜篌（百济琴形若洋筝，为二十三弦竖琴）、鼓等诸乐器。

印度乐

推古天皇（第七世纪首）之时，与隋国交通，而佛法隆兴。其间，有印度乐器之传输。

一说，云日本有狮子舞，由圣德太子所传授。太子夙识音乐之效用，勉以图其普及。二十年（六百十二年）百济人味摩之，归化日本，传伎乐舞。太子采之，以资于佛会，与三韩乐并行于京师。伎乐之器专用笛及腰鼓，其舞装以假面，种类颇多。然则隋唐之交通，佛法之东渐，日本文化蔚兴歌舞亦因以盛。

上代歌舞

天智天皇之时，有田儛。天武天皇之时，有小垦田舞。又由于天皇亲制者，有五节儛。持统天皇之时，有楯节舞、踏歌等。

一说，云神功皇后征韩凯旋时，行大尝祭，安倍氏始奏吉野舞，未可知其真否。

此等歌舞皆为纯粹国乐，而体裁稍备，一新其上世面目。

乐律

神武天皇之久米歌，在今之乐府演奏之，尚有音声之粗细，手量之大小等。然由乐曲、乐器而推究之，则未易考证其乐律，盖因时代甚悠远也。

今世绍传之雅乐，由来最古者，莫如久米歌、神乐、田歌（田舞之歌）等。此等数歌，皆经中世改新而符合于宫、商、角、徵、羽五声之音阶。惟神乐之声调稍有不由是例者而已。按日本乐律之系统，神乐歌为其基址，交以律旋，而遂成今之国乐，略可以推知。

奈良朝之音乐

歌舞旺盛

奈良朝（六百九十年至七百八十三年）之时，中外歌舞音乐辐凑于一都。如倭歌、倭舞及他诸舞各置师而教习之。别有筑紫舞、诸县舞、东国舞等皆定其宗师。诸州所有之风俗歌舞，则使各国司督励其教习。元正天皇养老元年（七百七十七年），巡狩东幸，各地奏歌舞以供天览。风俗歌舞属于大隅、萨摩之隼人者，兵部置其专师而教习之。隼人歌舞之起原，远在神代云，尤旺盛者，在内教坊（禁廷置舞妓教习女乐，其教习处称曰内教坊）之女踏歌及歌垣。称德天皇（第八世纪后半）之世歌垣殆失于滥行。

雅乐寮

先是，大化革新（六百四十九年比）以后，典章、制度，印出文字，衣冠、装饰，皆贵华丽，歌舞音乐蔚然大兴。文武天皇制定大宝令（七百二年），特置雅乐寮，分日本固有之歌舞及笛，与唐、韩伎乐等之诸舞伎，而定其师及生员之职，以充于朝礼、公宴、法会等之用。

声明梵呗

圣武天皇之时（七百三十年比），雅乐寮有更革，唐乐儛师生之数倍于前朝。此时有唐僧道荣、道璿之归化，而声明、梵呗亦始起焉。天平八年（七百三十六年），林邑僧佛哲等入日本，传以拔头、菩萨等诸舞乐。

外邦乐器

是等外邦乐所用之乐器，视舞乐种类而不同。其传至后世者，有笙、筚篥、笛（此三种为吹奏乐器）和琴、筝、琵琶（此三种为弦乐器）、鞨鼓、大鼓、钲鼓（钲鼓为金类所作）现充于雅乐之用。其中世失传者，有箫、琴、箜篌（窟哥）、五弦、莫目（吗窟磨）、尺八等。南都正仓院藏有圣武天皇之遗宝，其中此等古乐器尚存。

平安朝之雅乐

雅乐最盛

平安朝（七百八十四年至一千百八十六年）为雅乐全盛时代。由音乐而观之，其事之价值尤大者多显于此时代。

迁都之初，尚承传于奈良朝。嵯峨、仁明二帝深好唐乐，通晓音律，精研其曲趣之选择，遂使中外诸乐得融和。此时，日本人渐咀嚼外国文物之真味，而归化之外国人已被日本国情所同化。如外国音乐以其原有之音节，未足永系日本之人心。

向者，奈良朝之时，中外诸乐各分离而纷然杂奏，至是则既经过其纷杂之时代。其间有音乐大家相继而起，竭力于唐乐之改修，及新乐之制作。其最著名者为尾张滨主、大户清上，和迩部太田麻吕、藤原贞敏等。

佛教之“声明”，待空海而其定其音节之度。于是日本音乐开其一纪元，而融和新成之乐盛流行。如雅乐寮，充以新乐员，别使大歌处管掌日本固有之歌舞。可知器乐之发畅，在是时尤盛。

若声乐一时虽衰废，迨清和天皇（第九世纪中叶）之世，乘器乐流行之势，而遂致复兴。贞观式（八百六十九年）及延喜式（九百八年）定奏乐之制，以神乐、东游，为祭祀专用之歌舞，以久米歌、大和歌等，为仪礼所用之歌舞。乐制既融和以唐例，于是乐器不徒取笛、和琴如古制，更由唐乐器之中选其音节自如之筚篥，以加于国乐之曲，是自然之趋势也。

催马乐

平安朝之时有新歌曲，描得人情世态而放一种异形彩者，即催马乐是也。自奈良朝之中世至平安朝之初，国歌之行于乐界者已多。乐制变革皆仿唐学旋法而改作，即为催马乐。其乐趣优美婉曲，使人想藤原全盛时代之风尚。

朗咏

次盛行者，朗咏也。延喜、天历之间（第十世纪中叶），士人多作诗文，采和汉诸名家之佳句，施以旋律而朗咏之。如朝廷之宴享，朗咏与催马乐均充于娱乐之用。要之，嵯峨、仁明之朝开音乐隆兴之端。嗣后，庄丽之舞乐与优美之管弦，盛行于朝官之间，迨延喜、天历之交则达其极度。在此时代扬盛名者，莫如源博雅。

新日本乐之隆盛

自一条天皇（九百八十七年至一千十一年）之后，凡二百年间，歌舞音乐流行益盛，而融和浑成之新乐倍加其势力，宛如百花烂熳。苟趋走朝堂者，莫不通于雅乐。堂官（堂上）、胥吏（地下）多出音乐妙手。堀河天皇精炼非凡，超驾于专攻之乐家。

当是时，学艺皆定其门流。源、藤原二家以郢曲（声乐总称）为其传家之特伎。其余有伶人，家世袭其职，神秘其传授。是风永行，使庶民不得学诸艺，以至近世。藤原氏极荣华之际，在平安京歌舞管弦洋洋不绝其声。国家经费渐多端，而财力不给，遂废雅乐寮，仅存乐处名目，使保其命脉。

民间之歌舞

上所好下必效之，庶民所玩之歌舞音曲，于是时代亦颇有发畅。散乐之徒尝隶属雅乐寮者，新兴猿乐，演滑稽之伎。踏歌（万年“阿拉列”）之变化则为“千秋万岁”，正月演之以祝其寿。此等俗伎起自村上天皇（第十世纪中叶）之时，流行渐盛。如曲舞、物语、傀儡师（窟窟梓）等诸艺亦始乎此时。鸟羽天皇（第十二世纪首）之时有游女二人曰岛之千岁、和歌，始舞“白拍子”（女舞），其乐器用鼓、笛、铜拔子而不依弦，其歌多为“今样”。

戏剧音乐之发畅

风俗歌乐之发达

世运有消长，趣味自变迁，雅乐逢王朝衰微消退如梦。而歌乐之趣味至镰仓时代自一变焉。可知上世与中世，以镰仓之初为其交界。源赖朝开府于镰仓（一千百八十六年）后，经南北朝至足利时代之末，凡四百年间，雅乐沉滞，而风俗歌乐渐发畅，此为中世。

能乐之起原

镰仓时代白拍子盛行，猿乐已熄，田乐更兴，专为法师之世业，分本座与新座，竞练磨其技，除曲艺外新作“能艺”，日本之有剧乐以此为嚆矢。其后圆满井座，以猿乐而开始“能艺”，与田乐派之“能艺”相争竞，是在镰仓时代之中叶。北条高时好田乐，足利尊氏亦喜其伎。“猿乐能”起自镰仓时代，迨足利时代流行渐盛。如兴福寺、叡山、伊势、住吉等诸寺社，法乐用“能艺”者渐多。应永（第十四、五世纪之交）之初，结城又三郎以此伎为足利义满之童竖（童坊），被其宠，自名观阿弥。其子称世阿弥宗全，起观世之家。别有能艺家在奈良者曰金春，皆作新曲颇多。能艺所用之乐器为太鼓、大鼓、小鼓、横笛四种。今之能乐实渊源于是等能艺也。

琵琶法师

镰仓时代之初，京都有盲人生佛，以“平家物语”谐合于琵琶而朗诵之。此为琵琶法师之始。足利氏未过中叶之前，田乐与猿乐并行而颇盛。

应仁之兵乱

应仁（一千四百六十七年）之大乱，音乐大受其殃。雅乐自王朝时代联绵绍其系统者，逢兵乱熄灭殆尽。能艺向完成之域者，亦忽致挫折，其伎艺家被诸侯招聘。京部之音乐益沉滞萎靡，不能振矣。

雅乐之再兴及能乐之复活

雅乐再兴

织田、丰臣、德川三杰，相踵起平定内乱。于是一时荒废之雅乐，渐向其再兴之气运。丰臣秀吉，尊崇朝廷，举各种仪礼复其旧时之制。正亲町天皇（一千五百八十年比）时，先召天王寺乐人。后阳成天皇，文禄年间，更召奈良乐人。自是京都之乐人离散于四方者，闻之而还归，再兴朝廷之乐。是等乐人，相合而组成新乐部，所谓三方乐处者，即是也。

能乐复活

秀吉好金春之“能”，自善舞之。诸侯喜是艺者亦渐多，而能乐复振兴。初在江户府有宝生之“能”。德川氏开幕府之后，观世、金春、金刚诸派，亦皆集乎此。观世、宝生原起于京都，称曰上派（上挂），金春、金刚兴于南都，称曰下派（下挂）。

音乐三大潮流

音乐在德川时代，自分三大潮。雅乐为朝廷之乐，“能”为武家之式乐。德川纲吉（第五世将军，即第十八世纪末）尤好是伎，而宠金刚流喜多某。于是喜多自成其一流，五流互竞，练磨其艺。别有三弦乐，新兴而为庶民之乐，未几而能风靡一世。

近世乐之趋势

三弦乐

近世昌平三百年，文恬武熙，颇利于音乐之发畅。其发畅尤著者，莫如三弦乐。三弦乐自有二大别，虽均属声乐，一则为纯正声乐，称曰呗品（呗物），如长呗、端呗。一则为戏剧声乐，称曰谭品（物语），如净琉璃诸曲是也。

净琉璃

谭品（物语）之发畅，基于平家曲。往时，有瞽女借鼓调（拍子）而谭“曾我”事迹。迨经应仁之乱，则语“净琉璃”徘徊于田舍之间。江户既隆昌后，以“平家”为基址，匀和以谣曲、说教祭文等，而作净琉璃节。足利时代之末，三弦传自琉球，行于市坊之间，为检校、勾当（盲法师）之声乐。

傀儡

庆长年间（第十六世纪末），泽住检校，炼伎于三弦，始谐合以净琉璃。其弟子有目贯屋长三郎更推其用，施之于傀儡（操人形）。净琉璃已得三弦伴奏，复配以傀儡剧，戏曲因之性质愈显。

净琉璃分派

文禄年间（第十六世纪末），萨摩净云至江户，广布净琉璃，始有江户净琉璃。元禄年间（第十七世纪末），净琉璃分萨摩、虎屋、左内等诸派。其萨摩更分淡路、大萨摩、下萨摩、士佐、外记等诸流。净云之统，有杉山丹后，其门出语诚斋、肥前二派，并行于明历、宽文之交（第十世纪后半）。肥前派于贞享、元禄之际，有江户半太夫，尤隆盛，称曰“江户节”，即“河东节”之源流也。

所谓河东节者，人呼曰“江户之花”。虎屋派在京都，自成一流。元禄、宝永之际（第十八世纪首）出都一中，其门人有宫古路丰后、兴丰后节，至江户，压倒东派诸流。元文年间（一千七百三十五年比），丰后派分生常磐津。延享年间（一千七百四十四年），更出富士松节。明和之际（一千七百六十四年），有正传节、薗八节。宽延年间（一千七百五十年），常磐津出富本。文化、文政之间（一千八百四年至二十九年），富本出清元。富士松分派为鹤贺、新内二节。

义太夫

今之傀儡及演戏，主用义太夫节。绎其所由盖自京都虎屋之门。有井上播摩者至大坂，兴其一派，元禄年间，出竹本筑后，大成西派净琉璃，筑后改名曰义太夫，故有义太夫节之名。当时有文士近松门左门卫者，才笔冠于一世。义太夫于大坂之地，语近松所作之文，而兴傀儡剧（操芝居）焉。

歌舞伎

庆长年间（第十六世纪首），出云之神子阿国、尾张之名古屋山三等，借笛鼓之调（拍子），而演念佛踊，此为歌舞伎之滥觞。嗣后有男女俳优曰弱众歌舞伎，曰游女歌舞伎。歌舞伎渐加以三弦，或呗“今样”或语净琉璃，而助其踊。大坂义太夫节之操俑剧出，则歌舞伎之俳优，亦取其形而演之。于是弱众姿态，变为寻常男装。其戏盛行于三府之间渐久渐荣，以至现时而不衰。

长呗

元和年间（第十七世纪首），骏河有杵屋勘五郎至江户，加于歌舞伎弹其三弦，今所谓长呗者是也。长呗不仅用三弦，又用笛、鼓、太鼓，其曲调优婉，今尚见其盛行。

端呗

端呗又称小呗。奈良朝有风俗歌，藤原时代有“今样”。镰仓时代有一里检校，二门杖节，德川时代有端呗，此类皆属于流行歌。文禄之际始有隆达节，其一变者为弄斋节。明历（一千六百五十五年）有柴垣节。宽文（一千六百六十一年）有土手节、加贺节。贞享（一千六百八十四年）有投节。元禄（一千六百八十八年）有道念节、古今节。安政（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之初，有歌泽节，流行尤盛。今之端呗，如“二上新内”、“大津绘”等者皆属于是节也。各地之俚歌童谣，有潮来节等。小呗之行于京都、大坂者，称京洛呗（上方呗），自成一品。其余有“秃吉利屯”、“甚句”、“约西哥诺”、“都都一”、追分节、米山甚句、矶节、木遣崩等，不遑枚举。

筝曲

今世所见十三弦之筝，原称筑紫筝，足利时代之末，自西国传入京师。筝歌则起自宽永之末（一千六百四十年）。越天乐之歌，有“款冬云者草名”之一章，八桥检校以是歌为本而制新曲，人皆赏之。后之袭其传者，曲谱有表、里、中、奥之别，从所选而分其流派。自是女性居中流之上，莫不赏玩是乐。如现时有生田、山田二派，均见盛行。间亦加于女学堂之教科，其势力未遽衰。筝之演奏，或加以三弦及尺八（或胡弓）等，称曰三曲合奏。

明清之乐始传入日本者，为文政年间（第十九世纪首）。是乐有大坂、东京二派。其大坂派由荷塘一圭所传。其他有颕川连者，于长崎传习明、清之乐，天保年间（一千八百三十年至四十三年）至江户，集徒而教之，此为东京派。

现时之音乐

维新之变动

明治维新之变动，一时使旧时文物皆萎靡沉滞，而音乐尤甚，帝室祭礼之复兴有须于雅乐。明治三年（一千八百七十年），太政官置雅乐局而乐界犹未大振也。盖雅乐，本为公卿之伎艺，其主乐家仍旧惯而重秘传，徒使庶民想其云上之声，而不可及。惟多数缙绅，际于变革之机，无暇以咀嚼音乐趣味，加以欧化之潮流，盛扬其波，是所以使古乐不能振也。武家已废，而能乐之声亦自潜伏焉。其间陆海军置西欧乐，而式部寮之雅乐家亦传习之，当初时未见其精熟也。

此固有之乐一时衰废，而西欧之乐未至盛用。俗曲受其影响亦自萎靡者，不足怪也。

教育唱歌及国歌

唱歌新曲

明治十一年时势渐促音乐复兴，至使雅乐家制作新曲。此时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始设儿童唱歌之科，嘱雅乐家东仪季凞作“风车”、“冬之圆居”等诸曲。其曲体则专据雅乐旋法。自是唱歌之曲，成于雅乐家之手者不少，名曰保育唱歌。其歌词或取于古歌，或用新作。

国歌之制定

明治十二年海军省制定国歌，嘱式部职雅乐课撰其歌曲，乃得国歌《君之代》。作其曲者，实为故林广守。此时东仪季芳作《行海》（芜弥油加哈）之曲，可以用于将官礼式。欧化之热已达高度，而雅乐式新曲亦频行，是似奇而非奇。盖日本采西欧之教育制度，不可无唱歌以加于学堂教科，此即诱启雅乐式唱歌之盛行耳。

西乐之东传

欧美乐

欧美乐之传入日本者，除军乐外，多由基督教所移输。

赞美歌

基督教不仅令教徒唱赞美歌，距今三十有余年之前，已兴女学堂于商埠各地，而扬其大洋琴、大风琴之音。是等女学堂所养成多数无名之音乐家，散布于家庭之间，其资于洋乐隆兴之效，亦不可没。

军乐

陆海军军乐，助洋乐隆兴尤大。明治之前，诸藩有鼓队，分兰、英、法等诸式。是未可谓军乐。明治四年，兵部省召集各藩鼓手，始开军乐队之绪端。九月，兵部省分为陆军、海军二省，海军省以英人芬屯为军乐教师，陆军省则有法人达窟伦。当是时，军乐与喇叭未有明划区分。七年，军乐之基址始定。十五年，派军乐生留学于法国。

德国式陆海军音乐

陆军之军乐，初用英、法二国式。明治二十三年，招德国人衣刻尔秃而并用德国式。海军军乐，当初时专用英式，明治十年新聘德国人衣刻尔秃，而使传习英、德二国之乐，嗣后渐有发展。明治十六年，以军乐士十八名，组成一队，始令坐乘军舰扶桑。二十二年三月，于海军大学校地域之中，新设海军军乐练习处，且派军乐师吉本光藏留学于德国。

军乐发展

陆海军军乐，整备其教授之机关，养成乐手，逐年益盛。日清交战之际，军歌鼓舞士气。日俄交战之际，军乐令各舰队倍其锐气，可见其功效之伟大。近时日本士民颇高其嗜好音乐之趣味。如东京日比谷公园之奏乐堂，公开陆海军乐队之演奏，亦有裨益于市民之群交共乐。

于雅乐课欧乐研究

西乐之传播于日本者，尚有他道焉。明治九年式部寮雅乐课，招海军省军乐教师芬屯，使雅乐家传习西欧乐（吹奏乐）。是岁十一月三日天长节，雅乐师等奏欧洲乐，宫中宴用西乐者始于此也。

欧乐演奏会

十一年，雅乐稽古处（附属式部寮）公开音乐演习会，此时不仅演奏舞乐、管弦，又交以新习之泰西乐。日本有洋乐演奏之公开，莫早于此，亦可谓音乐会之权舆。其后，文部省设音乐考查处，雅乐家之中，亦有兴洋乐协会，欲讲究欧洲管弦乐者。偶有德人衣刻尔秃之新至，就而学弦乐（外阿林、比阿拉、塞罗、公秃尔琶丝）。

洋乐协会

十四年七月，宫中赐宴时，雅乐家之为洋乐协会员者，始演奏欧洲管弦乐。自是，洋乐协会改称音乐协会，更扩张其规模，翌年于浅草本愿寺开大音乐会。其后未久而管弦乐为宫内省所采用。

教育音乐之普及

音乐考查

使洋乐普洽于教育界者，主由于音乐考查处之功。音乐考查处，即东京音乐学校之胚芽也。明治十二年，文部省始置音乐考查处，以伊泽修二为其长，图洋乐普洽，兼稽查日本雅俗乐。此时美国人美孙教授洋乐，雅乐师芝葛镇等，考查雅乐，山势松韵，考查俗曲（筝曲）。

小学唱歌集

十五年，小学唱歌集告成，充诸学校之教科。音乐之考查，不仅使欧乐普及，又资于筝曲等之改良其功不少。如小学唱歌集，仅二三年而完成，亦可见其考查员之精励。日本教育以洋式唱歌为其一教科者，美国人美孙之赞襄也。始修得其法者，实为雅乐师上真行、奥好义、辻则承等。别有一女子曰永井繁子，（今瓜生海军中将夫人）由官费留学于西邦，始研究音乐。既归朝后，有所贡献于音乐考查之业。明治十六年，音乐考查处所收之诸生徒，已传习唱歌法者，有一千百五十八名。其中包含男女师范学校、学习院（华族学校）等生徒。

十八年，东京帝国大学之教授及学生，有开始音乐唱歌之讲习者。东京府亦开小学校教员唱歌讲习会，此为唱歌讲习会之嚆矢。嗣后未二十年，而全国诸学校至中等教育，莫不课以唱歌科。其中尤足奇者；向时各地卑俗之守子歌，近年以唱歌渐普及，殆绝其迹，唱歌有效于风教，亦足见矣。

音乐勃兴期

音学勃兴

自明治十五、六年之后，欧化益盛，而音乐亦益兴隆。曰雅乐保存，曰洋乐普及，曰俗曲改良，人之论音乐者其声渐高。自是时至明治二十四年，可谓为音乐勃兴之时代。其间宫内省雅乐部，努力于古乐之保存，及新乐之制作，分欧美乐以为管弦、吹奏二部而讲究之。

东京音乐学校

音乐考查处至二十二年，改称东京音乐学校，而益扩张其规模。美孙去后，衣刻尔秃继任教授，而继以澳国人勺秃利喜，授以声乐、弦乐及大洋琴、大风琴之演奏法。此时有令乐生留学海外之议，始被其选者为幸田延子，留学于德国。二十四年，选定祝祭日唱歌，翌年乃告成。

乐会及杂志

明治二十年，大日本音乐会成，以宫内省雅乐师、陆海军军乐队、东京音乐学校教授等，为其技艺员，盛开音乐演奏会。当是时，雅乐部有乐友会，音乐学校有同声会，互相竞演。各地兴唱歌讲习会者不遑枚举，市中音乐队之兴起，亦在此时。明治二十三年，有音乐杂志之发刊。

能乐复活

维新以后能乐倾衰，殆至废绝。明治十四年（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稍挽回其势。见能乐堂起于芝山内之地。自是，缙绅多玩诵谣曲，而五流并盛。

三弦乐之隆盛

俗曲改良论，频见倡说，而三弦乐显其复活之势。是乐在前代广行于中流之下，故其挽回之势较雅乐、能乐，尤速。最盛者为义太夫节，其根据地在乎大坂。长呗，曲调优美，上于音乐演奏会之曲目较他俗曲尤多。常磐津、清元等亦时见演奏于音乐会，惟听众尤欢迎者莫如长呗。现时俗曲界，以义太夫、长呗为最盛矣。

战务之与乐界

乐界寂寞

日本乐界，一时颇隆盛。迨明治二十五年之前后，更生反动之势，反落莫于前。于是有论音乐学校之存废者。明治二十六年秋，同校遂归属于高等师范学校。二十七、八年，日清交战之际，音乐界受其影响，亦如他美术界，而雅俗洋诸乐皆寂然收其声。

军乐军歌之独盛

惟处其间而超然卓立者，有军乐、军歌焉。东京及各地，有师团、旅团等军队屯在处，皆有组成军乐队者，办理以私资，而军歌流行尤盛，竞以慰藉凯旋之将卒，风气亦勇壮矣。其间军歌集之刊行，使东都纸价至昂贵。

最近之趋势

明治音乐会

泰西乐因战务而顿挫，然技艺之进步，亦有不可侮者。明治三十一年之初，有明治音乐会之结成，东京音乐学校所出之乐师，与式部职雅乐部所出之青年乐师，二派联合而相提携也。是会鼓吹欧洲管弦乐，或选俗曲（三弦乐）之粹，施之于洋乐曲目。嗣后，开演奏会四十余次，复派人于各地行巡回演奏，勉以图管弦乐之普洽。其伎艺之指授初赖美国人故好斯，近时则有澳国人突芜拉威吉（宫内省洋乐教师）握其教鞭。

乐界复活

明治音乐会树立之际，日本乐界复呈其活气。音乐学校再分离于高等师范学校，而称东京音乐学校。先是音乐学校专用力于教育音乐，至是则新奖励欧洲管弦乐。自是之后，洋乐界之风潮忽一变，而管弦乐流行渐盛。盖管弦乐久属于宫内省乐师之专掌，明治音乐会以之介绍于群会。音乐学校亦组成其乐员，新聘德国人云刻尔嘱以其指导之务。

歌剧研究会

以声乐言之，音乐学校之生徒，有结成歌剧研究会者。三十六年七月，公演克律窟所作《阿尔佛伊斯》之曲。日本人演歌剧始乎此。

日俄战役之影响

日俄交战际，乐界受其影响，不如在日清交战时之甚。此时，日本士民解音乐趣味渐深，而和洋诸乐皆盛行。

和洋乐折衷

其间，有二三音乐家试以和洋乐之折衷，其所作之曲，虽未达圆熟之域，亦可谓中外诸乐之融和依此开其绪端。近时男女学生弄洋乐器者渐多，私办之音乐学校兴于都会之地者亦不少。

乐器制作

音乐隆盛，而制造乐器之业亦兴起焉。日本人已能制造大洋琴、大风琴、四弦等，不仅应国中需要，又输出于东亚诸邦。是亦可以征日本乐界之进步发畅。

结论

日本音乐，在上古蒙昧之世已萌发其苗芽，逢三韩李唐等外邦乐之传输渐进步，遂成特殊乐律。如舞乐管弦，母国（韩、唐）因政变而致废绝者，日本朝廷保护之。虽中世有乐制变革，而其古例储存者千有余年矣。近世有三弦之传输，民歌歌曲或戏曲莫不应于用，而日本声乐遂大发畅。欧洲乐之移输，日虽浅，而日本音乐界受其感作亦不少。如音乐由科学之研究，尤见其进步显著。日本乐界自是将益发展。其程度之如何，虽未可知，然日本音乐，本采外邦乐之精粹而融化之，其特征实在乎融化。自今之后，更咀嚼欧美音乐之英华，而大成国乐，亦可期而待焉。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国剧小史

维新之前

雅乐

明治维新之前，政法俨立阶级制度，至游戏娱乐皆莫不有所限制。皇室有“雅乐”，自古供于特殊之娱乐。是乐本传自三韩、中国，距今约一千年之前略见其大成，夙为朝廷之正乐，以助式典之举行。中有器乐，有声乐，有舞踏。其秘曲，虽以天子之威权，以受其传授为荣；至若众庶，则不能玩之。既而有歌舞行于士庶之间者渐兴，如曲舞、白拍子等。

猿乐

北条氏之中世（西历第十三世纪中叶）集合是等娱乐，而作成一种伎乐，名曰“猿乐”，盛行于武家之间。后年称“能”者，实起乎此。

“能”乐遂为武家之正乐，恒用于式典。于是庶民不能与之。

傀儡剧、歌舞伎剧

元和偃武之后万民安堵，仓廪充实，衣食丰给，如农工商在群会中流之下者，亦皆需求其娱乐之具，其间有二种戏乐新兴起焉。

一曰“净琉璃”，为复杂之谭品歌（物语歌），其演奏时巧令傀儡活动，谓之傀儡戏（操芝居），属于乐剧。

二曰“歌舞伎”（加布几），或曰歌舞伎狂言（后称“芝居”），属于准乐剧。惟京都之公卿至江户及诸州之武家，以玩是等戏乐为耻。

以剧之特质而论之，“能”乐虽高雅，而单纯且沉静；“净琉璃”及“歌舞伎”浅近鄙俗，而富有波澜情趣。要之，“能”乐无论其长短，皆类于古典戏曲，“净琉璃”及“歌舞伎”无别其美丑，略似野史戏曲。

“雅乐”非演剧，其有影响于“能”乐者亦极微少，兹不具论。惟“能”乐为武家之乐剧，今略说其由来及变迁如下。

“能”乐（武家剧）

能乐之起原

“能”乐当其发畅之初，多充神社佛院之用。如祭式法会以之演奏以助余兴，故稍带有宗教风味。盖是乐初似里俗神乐“二十五座”耳，人用“能”乐益广，而其伎益高雅。足利义满（第十四世纪末叶）公定以为武家之正乐，不仅供娱乐，且充其祈武运或祝武功之用。此时神社大率属僧侣所管。文学则于兴福寺、叡山等之学寮，讲修尤盛。

“能”既为法乐，其戏本所由出之源，在是等学寮。故其关于神事，或充祝贺之用者，亦有词章带佛教之旨味者。是乐渐发畅，遂具一种形式，颇似中国剧，或希腊剧。然其一贯之精神，不拘其主题为何，以佛教为本旨。或讽无常，或推奖发心，说因果应报，亦略明矣。其戏曲多取义于幽冥界，以幽灵、精灵等为主格，以其得脱为眼目者非无谓也。别有《现世品》以写人情之缠绵，如寻常演戏惟为数甚少耳。概言之，谣曲或词（含乐词）或想，莫不稍带佛教之臭味。

能之盛衰

秀吉好是乐。德川时代益见盛行，迨洗练圆熟之极，则将无复见其发展之余地。适有黑船迫下田港，国中鼎沸。于是幕府之事日非，而上中流消闲之业皆堕地。

“能”乐本一赖武家之玩赏，重于艺术界。及王政复古，废藩置县，四民平等，而此乐亦沦落焉，一时将或归废绝。既而有机运转旋，近二十年渐见其回复且加繁荣。盖是乐虽有特殊之价值，以英照太后之笃好，赠太政大臣岩仓具视之奖励保护，宝生九郎、梅若实之妙手，有以振其将坠之业而复兴之耳。

能之实质

“能”之行于今世者，约二百有余品，各由二出节而成。定一二主要之人格，严令脚色合之。其文脉及脚色，多若一律，宛如由纸型作铅版者。

“能”皆属于乐剧，以严肃庄重为主。（大半悲剧。）

狂言

别有“狂言”（不可与歌舞伎之别名混同视），为简朴之滑稽剧，只由一出节而成。演行“能”乐之间，杂以此滑稽剧，足以缓和览者之意情。狂言者与欧洲中古之俗剧，称滑稽插戏者略同其脉，而似希腊喜剧，惟素朴而叙以散文者居多。此滑稽剧亦有数百品，今尚行乎世。

能之五派

演“能”之家，夙分数派，其传至今世者有五派，曰金春，曰观世，曰宝生，曰金刚，曰喜多。骤见之，五派之艺风不易知其异同，然演伎之传统，各派有特殊之秘诀、典型、格式，其差异在隐微之间，互守其家格而一丝不相紊。保守者，乃“能”之生命。足利氏以降已经四百有余年，而其伎尚依然不失其特质，如是为一种结晶之美术，可谓武制日本所贻优美之纪念碑。

能之将来

近时，外邦好事家及好乐家鉴赏“能”乐者渐多。日本人忧虑“能”之将或衰废，而倾心以维持之者亦不少，盖谓新代之趋向不必利于“能”也。是二者苟能联结，则“能”乐遂酿其变化亦未可知。

或谓“能”之改修，反有毁损之虞。盖“能”者，本应武家上流之好尚而兴起，犹“雅乐”之投于朝廷之嗜好。故高雅庄重，而简古清淡，不适于下流之玩赏。以画技喻之，“雅乐”如河成、金冈之古画，“能”则如土佐、狩野等之绘画，是皆资于上中流之娱乐。元和偃武之后，商工诸业勃然旺兴，于是有戏乐新兴而应其需求，亦必然之势也。如“净琉璃”为傀儡剧，“歌舞伎”则为一种平民剧。此二剧之兴起，亦可以比浮世绘之发生。

“净琉璃”即傀儡剧

净琉璃

“净琉璃”剧与“歌舞伎”剧其发生之时略同，其成熟之时亦同。二者皆起自足利氏之末（第十六世纪中叶）渐发畅而变迁，迨元禄、享保之际逢德川氏之全盛，其体式遂大成，以至今世。其后虽多有出新机轴者，当其初摸仿贵族剧之迹，历历可征。净琉璃之曲节词藻，多出于“能”（谣曲），“歌舞伎”之科白言动多出于“狂言”。故“歌舞伎”仍有“狂言”之别称。

净琉璃之实质

净琉璃之吟诵，必合于三弦乐。科介以傀儡（偶人），是一种谭品歌也。净琉璃若小说，其不羁自由之律语观如散文，中有叙事叙景之句，其余多由简劲对问而成。其叙激切情感之处，可伴演以函情舞（振事踊），其词章自见流丽抒情之诗脉。由全体观之，复杂散漫，而人品事迹过繁多，或缺其统一。然每一出见之，多为佳良剧诗。其中亦有足以联想英国衣利萨倍斯朝之众述作家者。

净琉璃之起原

净琉璃之为名为总称，犹言Romance也。据俗说所传，织田信长之侍女有小野阿通者，著《净琉璃十二段草子》，是为其鼻祖，然未可详知。净琉璃之种类，通古今有若干种，如一中、常盘津、富本、清元、新内之类，皆其分派。

净琉璃之生地及作者

是乐始于京都，移入江户，更入大坂。其词家有近松门左卫门，至今称日本小沙翁。其曲家出竹本义太夫，亦为稀有之天才。于是进步尤著，至使人称净琉璃者，与竹本或义太夫几同一意义。德川氏治平，凡二百有余年，傀儡剧连绵昌荣。其述作家、曲家、演剧家辈出。

戏本，德川最盛时所作出者，不可知其几百品。以近松老翁一家言之，凡一百数十篇。

大坂现有文乐座（戏堂），演傀儡剧，其登院之曲家及演伎家称第一流。

“歌舞伎”即平民剧

歌舞伎

歌舞伎谓“调戏之义”，其语原出于一动词“加布克”，本如言“达哈刻”（好色或戏谑）之意，书以“歌舞伎”者由于汉学家之考思。

出云阿国

是伎以出云女巫阿国为始祖。阿国与其夫名古屋山三郎为信长、秀康（家康男）等所召，而演其伎。盖男女二三人相交杂，从单纯声器之调（拍子）而歌且舞耳。此可谓歌舞，未可谓演（剧）。

女歌舞伎

妙龄女优竞起各地，称“女歌舞伎”，一时盛流行，惟有害于风俗故遂被禁遏。日本禁女优始自此时。

弱众歌舞伎

嗣有红颜少年之群，前额各装“爱娇毛”，结发艳丽如女子，而演歌舞。称曰“弱众歌舞伎”。所谓弱众（若众）者，犹言姣童也。

宽永十年，弱众歌舞伎利用三弦乐，渐具备演剧之体式。此时，一班（一座）之优，多为少年，容貌尤丽，恒扮女装，而歌且舞，称曰太夫。优之年较长者，善拟容戏谑（狂言），助太夫或为其介添，以使观众欢娱。

野郎歌舞伎

弱众歌舞伎有害于风俗，亦如女歌舞伎。故政府下严令禁俳优蓄前发。自是，“弱众歌舞伎”改称“野郎歌舞伎”，而技艺渐有进步，戏本（脚本）亦益精妙。剧场之结构，舞台之布置，衣裳、器什之设备等，多经变迁而改良，以至明治之世。

戏子与作戏家

初时，作戏本（脚本）者与俳优非截然有区别，戏子常自作戏本。后年，二者渐分其功。

古时俳优著名者，京都有坂田藤十郎，江户有市川团十郎。前者主精致优婉，而秀于“和戏”、“世话品”之类。后者主豪放粗大，而长于“荒戏”、“时代品”之类。

操戏与歌舞伎之融合

近松门左卫门于“操戏”之戏本，既显其空前绝后之才，又旁作“歌舞伎”剧之戏本，以充俳优藤十郎演伎之用。自是之后，“操戏”与“歌舞伎”互有趣向之交涉，材料之通融，艺风之感染。如享保之后“歌舞伎”剧有用“净琉璃”者，骤见之，只使人想“歌舞伎”与“操戏”在人与傀儡之别，与乐曲多少之差。

作“歌舞伎”戏本者，大坂有并木正三、并木五瓶，江户有樱田治助、鹤屋南北、古河默阿弥等，皆著名。默阿弥至明治二十六年而逝。

歌舞伎之特质

“歌舞伎”一贯之特质如下。

一、是伎之初半用歌舞，半取拟装，此脉长缠绵，如“演艺品”（所作事）为歌舞剧，现在戏院，每演戏必插以演舞之戏称曰“中幕品”。

二、是伎以当目之变化，观众之悦乐为主旨，如脚色之支离、落想之无稽，非其所忌。既往与现在相混淆，虚与实相交杂，以顿智为纬，以奇想为经，如木之接竹，如衲木之工（寄木细工），如迷途、如幻灯画。故人物之送迎，当面之变换，颇繁杂，使人目眩。（予尝称是剧曰“梦幻剧”，盖似梦中变幻也。）

三、俳优之权力恒为强大，作戏本者被其颐使，专求适合于演者之性格，而不注重于旨意之贯通，人品之描写等。

四、戏子所贵者既在使观众悦乐于目前，故器械形式，如戏台之布置、画景、衣裳、化妆法、假发之制作等，发畅尤著。述作家亦专赖之，至其文学之本领则等闲视之。

五、后年渐有群会剧，主写实，称曰“生世话品”。然通观之戏曲以煽情为主者居多，或以游女、盗贼，为主要人格，或以怨灵之祟、恶汉之欺骗、狭斜之荒恋等，为戏题之眼目。其科白非野卑则猥亵，非淫猥则残忍。

六、“歌舞伎”俳优虽为中流以下所赏爱，而在镰仓时代则隶于秽多（贱民）之下云，士君子卑视之，贬称为“河原乞食”。至德川氏之末尚不良民视之，故武士以接近俳优为耻，而不敢出入戏院。

维新之后

歌舞伎之隆兴

维新之变革，不仅改政法，又有影响于群会诸端。

向者，将军保护“能”乐为力最大。已经维新，其权势全堕地。于是阶级制度，无论其关于政治与属于群会略废撤，而见自由争竞之渐行，使剧界亦浴其余泽。即如“能”之为贵族娱乐者被委弃，而“歌舞伎”之平民剧反为上中流所玩。

新旧好尚之冲突

贵族显官及学士等，好观剧者逐年渐多。是等新观剧者，于群会有大势力，而较富于学识尤具进步之思想。彼辈皆乘政治革新之风云而有成功，恒贵实利而不喜梦幻，即乐世爱现实之徒也。其生活、理想、好尚，不仅异于旧时之上流，又大异于中流以下。彼辈始观旧剧虽觉其戏如梦幻，亦但充消闲之用，既而渐解其旨味。

于是有新旧好尚之冲突。新好尚，不以旧好尚为然，诋击其成剧之性质。戏院主（座主）、俳优、作狂言者等，求其不失新代华客之眷顾，而百方讲究其适应新好尚之道。如此群会主进步之思想感及梨园，其间互相响应，为因为果，遂使脚本及伎艺显其转化之兆。自是群会有识旧剧之鄙陋错杂者。初则谈论，次则载之于报纸（新闻纸），或指斥脚色之灭裂，或刺著想之俚鄙荒唐，所谓演戏改良论者渐扬其气焰。

“时代品”（史剧）

史剧之改善

革新之端，先发自史剧之改善。史剧者，谓“时代品”（时代物）也。盖德川氏之政策久禁近世历史之上剧，至维新复古之后，历史之知识普及群会，于是国史剧使人觉其趣味。论改良者，多以爱国勤王为理想。贵族、显宦、绅士等保护新剧者，本出于各地，不能解“世话品”所写江户市坊之风情，即使解之亦不好观之。第九代市川团十郎，乘此机崭然出头角，尤适“时代品”之演行。是所以使史剧顿隆兴也。

显宦有功于此一端者，莫如东京府知事松田道之。梨园亦有其人，如戏院主守田勘弥、俳优市川团十郎、尾上菊五郎、市川佐团次、作戏家古河默阿弥等，尤著名。美国前大总统克兰突之到东京，特请之于新富座（戏院）。主上之临幸井上伯邸，团十郎、菊五郎等之伎艺得供上览。是二事，于“歌舞伎”之历史，实为空前之例。

演戏改良会

明治十九年，有演戏改良会之兴起，末松谦澄（今博士）主倡之，为代表上流观剧家之团体。其发企者，有井上馨（今侯爵）、穗积陈重（今博士）、和田垣谦三（同）、菊池大麓（同）、涩泽荣一（今男爵）、福地源一郎等诸氏。其余华族显官赞成之者，数十名。

改良之说

是会结成之前后有发表改良之说者，为官吏中著名之士，其中亦有新学之徒，归自外洋者。如末松谦澄、藤田茂吉、外山正一等诸氏，或用口舌，或赖文笔，以倡其说。汉学家依田百川，不仅论其事，且作戏本。

此等诸士说改良之意，概要分二端。一则，恶旧剧关于道德之低调，欲去其猥亵、残忍、野鄙、没主义等诸弊，易以忠孝、节义、高雅、优美之品性也。一则，疾其脚色之荒唐无稽、扮装科白之不自然、歌曲声曲之非写实，务令其描写如真实，至少亦略若西邦剧也。

演史剧者，发声必合于古史传，使人想古绘卷之活跃，是为其理想。艺风有“活历”之名目，实始乎此时。

改良派之弱点

此一派病在皮相之写实，或缺于诗情，或混视善与美，而不辨识日本平民剧本具准乐剧之式也。其间政治诸端与群会诸事偏倾欧化，于是国粹保存之声渐高，剧界亦同此反动。如“世话品”，一时用洋服，扮洋人，或将由西邦招聘俳优。梨园之进步主义因反动而顿挫，“改良会”者改名数次，而蹉跌不支，反见旧“歌舞伎”之复苏。

福地樱痴

当是时，文士福地源一郎氏（樱痴）以政论家新入梨园为作戏家，与团十郎相提携，或改作史剧，或新作之，务令团十郎发挥其特伎，兼系持活历剧之脉不至断绝。樱痴之作，在文学虽未知其价之若何，然令史剧能一转步，芟除陋俗不自然之弊，其功亦多矣。惟樱痴所作数十篇，除数篇外不为俗众所喜。

明治二十八年以降，新式史剧稍衰微，市川团十郎以“活历”之本尊，且频演旧“梦幻剧”，为之解曰一世一代之伎能，使人追想旧剧全盛之世。尾上菊五郎者，与团十郎异其气禀艺风，以旧剧之式成功尤著，使团十郎生竞奋之气。此时偶有“壮士剧”之新兴，亦使旧俳优振作其特伎，以抑制新俳优之跋扈而已。

“世话品”即群会剧

世话品

兹又有一事可记者，“世话品”之消长是也。“歌舞伎”本为悲喜混淆之剧，其戏曲一篇中有严肃之处，又有滑稽之处，略调匀焉。是事无论“时代品”与“世话品”皆莫不然。

今时所谓“世话品”者，其意义颇为暧昧。凡描写群会下流在德川时代之情形，且稍具写实之式者，概称曰“世话品”耳。若描写明治之群会者，别称曰“散发品”。

活历剧渐流行，而古河默阿弥之一逝，复无作旧式戏本者。明治之“世话品”无一新作之足观者，而俳优亦不敢迎其新作以演之。盖彼徒之修养基于旧式，而缺于新智识，不能写出明治群会之情形也。其间有新俳优团体之兴起，图副新代之好尚需求，以补彼之缺坎，此谓“壮士俳优”。

壮士剧

壮士剧之起原

“壮士剧”之发生有远因，来自政论界。盖民权论勃兴之际，自由党青年辈多倡过激之政论，政府即定法律严制言论。于是有欲补其不自由或为讲谈师，或为落语家（谑语家），暗诋击政府者，角藤、川上（音次郎）以客气炽甚之壮士，为“壮士剧”之元祖。

“壮士剧”迨后频起诸处，加之以学生之流。其发源之地则在大阪。盖大阪剧界无名声显扬如团十郎、菊五郎等之巨优，且其市民专主商务，至鉴识艺术则非其所长，惟新是迎而已，新俳优团体如角藤派、川上派等，以政治之臭味，粗描写明治之群会为其特色。

壮士剧之实质

以剧道修养而言之，只有演说之调、柔术之式（型），以摸仿野俗之戏剧称“大阪俄”者而已。然彼辈所取之题目曰政党事情，曰探侦实话，曰裁判廷实情等，大抵适切于时局。其脚本虽芜杂能投于俗众好奇之情，其科白之稚拙生硬，虽不可以伎艺见之，然渴望明治之“世话品”者渐眷顾之。迨其伎稍进，使人想其足以启新派。

明治二十七年，日清二国交战之后，彼辈取题于征战之实迹，盛演“战争剧”，到处受人欢迎，遂一跃至得与旧派俳优相对峙，然是只一时耳。新俳优诸派于伎艺之修养为日尚浅，至今日犹日厉其生存焉。后来若有卓绝之作戏家，编佳良之明治“群会剧”，由彼徒之中取其伎艺最秀者令竞厉演之，则明治之“世话品”当可为剧壇光。壮士俳优稍长于伎者不少，如高田、川上、伊井、河合等、居其首位。

作戏家、评戏家及戏子（俳优）

作戏家

福地樱痴，专附隶于歌舞伎座。其余作戏家有附隶各戏院者，但近时新作甚少。报纸连载之小说，及著闻之新小说，改为戏本者往往有之。西邦之小说或戏本翻案移用者亦渐多。如壮士剧，改塞基斯瑟亚之述作，为明治之“世话品”，用之于戏院，已有二三次，但未足观。

评戏家

文学家染指于戏曲者有之，至其成功者则未见之。演戏之批评起自元禄、享保之际，至今益盛。现时著名之评戏家有：飨庭氏（篁村），为《朝日新闻》记者，尤精于德川文学；森氏（三木竹二），为演戏杂志《歌舞伎》之主笔；伊原氏（青青园），著《日本演戏史》。

戏子

以俳优言之，老优团十郎、菊五郎、左团次相踵而逝，剧界复无崭然显头角者。团十郎之后继，有八百藏、芝玩、高丽藏、猿之助等。绍菊五郎之艺风者，有羽左卫门、梅幸等。别可称老优者有团藏、松助等。在大阪则有我当、雁次郎、福助等。（近时有女俳优诸团体，如少数女优加于壮士俳优之列，共演戏者亦有之。惟主要之戏院无女优附隶焉。“女形”者男优扮装女性人格耳。）

俳优之俗，多有旧染之弊，其不能任革新之活动者居多。苟无恰适之新戏本，则旧派俳优之前途，不免为一大疑问。

“演舞品”即演舞剧

演舞品

“歌舞伎”初起于歌舞，迨其成熟之后尚有稍带歌舞之风味者，称曰“演舞品”（所作事），或“景品”，为一种乐剧，以歌舞为主，谓之“中幕品”。其稍长者分数出节。其脚本有荒唐无稽者，或以娱耳目为主要，其乐曲与舞伎炫美丽如梦，亦似呓语之不可捕捉，其主题多在恋爱。俳优只舞且踊，含情而作动，惟无歌无白是异于“能”。至其情怀则别有曲人由旁吟唱，以合于三弦及他乐器，戏子即随之而演舞耳。近时艺妓之演舞，不过取演舞剧之断片而已，其舞踊与演舞剧略同其血脉。

演舞品之种类

演舞剧之盛行于今世者，有长呗演舞、常磐津演舞二种。是戏其戏旨与曲调。不适于新时代之好尚，亦有须于一大刷新。

日本开国五十年：新闻纸杂志及印行事业

第一 新闻纸创始时代

新闻纸之萌芽

新闻纸之发畅资于日本现时之文明颇大矣。旧时日本非无新闻纸之萌芽，惟精确言之，则新闻纸之兴起实在开国之后。元禄十五年（西历一千七百二年）十二月，有赤穗义士之复仇以雪君怨，传其事者详记其巨细之情景，用瓦版印出之，行于江户市坊，读且卖之。当是时《读卖》之印板盛行于坊间，其尤著名者有《新板歌祭文》、《妹脊之门松》、《读卖三巴》等，皆用读卖之法，报市井新闻为其主旨。是等数种稍有新闻纸之性质，而非真新闻纸，但得谓之新刊册子。

日本名曰“新闻”者，起自文久元年（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盖是岁十月始有《巴达比亚新闻》之发行也。先是荷兰商馆主每年由商船所赍之新闻纸，拔萃其紧要之事项，而提呈长崎奉行。奉行即令译成日本文，合其原文而送呈幕府，为其常例，谓之荷兰风说书。安政约章已缔结后，幕府有审知海外事情之要，命审书考查处翻译欧美诸新闻纸，然读之者只幕府官宪及上流一部之人士而已。间有被誊写而流布于士民之中者，然所布极狭，不足以应公众之需求。其间幕府遣专使至美国，中有小栗上野介，目睹新闻纸在彼地之势力，归朝后自计图欲发行其机关新闻（报纸），而建议于幕府，然议不遂行。

最初 之新闻纸

其后欧洲文化东渐已开其路，而民众亦识认新闻纸之效用，始有《巴达比亚新闻》之发行。发行此报纸者为一书肆，名曰万屋兵四郎。此时兰人某由爪哇巴达比亚赍外字新闻而至日本，即翻译其所报，用木版印出之，一部小白纸（半纸）数张。惟编辑不得其人，仅发行第一号而忽废刊。

第二 之新闻纸

元治元年（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三月一日有《新闻纸》之发行。岸田吟香专任编辑，本间潜藏及润彦造助之。（润彦造者曾漂流至美国，归化入其国籍。）此时彦造取美国新闻，选其主要之事项口译之，岸田笔记其意，以作日本文，即汉字交杂假字（假名交）之文也。其余异闻珍话在国中者，由各方面采集之，录报于纸面。其所录之事项尤新而不偏外国，此较《巴达比亚新闻》尤进。此报纸每月发行二次，继续至同年九月。是月岸田往中国，彦造还美国，故不出十号而废刊焉。

第三 之新闻纸

岸田归自中国，适有东北之乱，物情汹汹。于是岸田察其形势而再发行报纸，题曰《藻盐草》，主军事通信，加以中外诸事之报知。当其初每月发行二次，既而改为周刊（每七日发行一次），纸面稍整，录报得宜，而爱读者渐加多。然主笔岸田吟香于东京、横滨之间，新开办汽船漕运之业而闭报馆。

维新前之诸新闻纸

报纸之创刊与《藻盐草》前后相继者十有数种。如柳川春荫之《中外新闻》，宣教师倍利之《万国新闻》，福地源一郎及条野传平之《江湖新闻》、辻新次及铃木唯一之《远近新闻》为最盛。其余尚有《六合新闻》，《内外新闻》，《新闻事略》，《江城日志》，《随事新志》等。是等诸纸稍若杂志，大抵为月刊或周刊，印以木版，其编辑之法亦甚简无具组织。当是时活版器械未输进日本，无由发行大报纸，而执笔之人亦未有专主其业者，多以为士子消闲之余业，故其及群会之势力不足言焉。庆应元年至明治元年日本已有报纸，其情形只如是而已。

攻击新政府

在此时代独放异彩者为《江湖新闻》，其每号所录之议论及杂报，莫不以攻击萨、长二藩为旨，遂触政府忌讳，禁遏其发行，主笔福地源一郎被官宪纠问，处监禁若干日。先是政府未勒制新闻纸，迨此时始觉其勒制之要，凡报纸不经官允而发行者皆禁之。故《江湖新闻》及他诸新闻尽被一网抛去，惟《太政官日志》（明治元年三月创刊，为官报起原）及《镇将府日志》，初承命于官宪而发行，得免其禁遏。

第二 日刊新闻之勃兴

日刊新闻之鼻祖

初时发生之诸报纸经《江湖新闻》被禁遏，皆废灭；然政府中有持进步主义者，谓勒制苟有法则，奖励新闻纸之发行，有利于国家。如参议木户孝允明治四年二月令长三洲、关笃辅等，兴一报纸名曰《新闻杂志》，予以保护。此纸定期刊行，每月六次，未为日刊而废刊。嗣即有《横滨每日新闻》之发行。自是日刊新闻相踵而起。《横滨每日新闻》始用活版（铅字）器械，自编辑以至印刷、贩卖等诸端，其机关组织稍整备，不徒为日刊新闻之鼻祖，且示范于一时。后年将总号移置于东京，改题曰《东京横滨每日新闻》，至为沼间守一、岛田三郎、肥塚龙等所经营，则居然重镇于文坛之一局。

五大新闻

《横滨每日新闻》已兴起，而日刊新闻仿其例者渐有之。如《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朝野新闻》、《曙新闻》、《读卖新闻》、《东京绘入（插绘）新闻》等。

自明治五年至八年，定期刊行新闻纸渐加其多，合其日刊达一百有余种。《东京日日新闻》即《江湖新闻》之复活为日刊者，明治五年二月发行其第一号。当初时，岸田吟香主笔于此，其后福地源一郎为其社长兼主笔，行文流丽且庄重，又出新考思，而改善编辑技术不少。如利用栏外余白揭出告白（广告），行情表（相场表），或印出“临时附录”，或置探访员（访事人），是也。

是岁继起者，为《邮便报知新闻》，驿递头前岛密令其属僚小西义敬创刊之。盖意谓通信机关之发畅，有多待于新闻纸之力也。此新闻当初时每月发行五次，至明治六年改为日刊，扩大其纸面，与《东京日日新闻》对垒相当。栗本锄云主裁编辑，古泽滋担任论说。

此时，《东京日日新闻》代表木户孝允一派之意见，倡渐进主义，《报知新闻》则代表急进主义发露其政论。故此二新闻之笔战，一时为文坛之壮观。其后，矢野文雄、藤田茂吉、犬养毅、箕浦胜人等，执笔于报知社，使其纸而益发光彩。次有《朝野新闻》之兴起，以成岛柳北为其社长兼主笔。八年一月，有《曙新闻》之发行，青江秀为其社长，末广重恭为主笔。

上所举之外，加《横滨每日新闻》，当时称曰“五大新闻”。其言论所生之反响不为小，而政府渐忌惮之。

论说新闻

先是有《日新真事志》之创刊，稍后于《横滨每日新闻》。是纸始设论说栏，录载大井宪太郎、古泽滋（后《邮便报知新闻》记者）等之政治论文，令时人属目焉。

明治六年，大藏大辅井上馨、大藏三等候选（出仕）涩泽荣一等，将财政意见书提出于政府，且藉《日新真事志》而公表之，暴露阁议冲突之真相，致国论汹涌。于是新闻之势力为朝野所识认。

翌年，有“征韩论”之破裂，继以民选议院论之建白，诸纸评论时事，如《东京日日》、《横滨每日》、《邮便报知》、《朝野》、《曙五新闻》，每日录载论说，议政治之得失，其言危激者不少。

明治八年六月，政府制定谗谤律，即新闻执笔人之罚例，犯其法者处以罚项或体刑。自是，检阅新闻纸颇严密矣。

此时劈头第一为此罚例所问者，《曙新闻》之末广重恭——处罚项二十圆，禁狱三月之刑。次之者，《东京日日新闻》之甫喜山景雄、《朝野新闻》之成岛柳北、《邮便报知新闻》之冈敬孝等，各处罚项及禁狱。其间，通全国以此招祸者至二十三名之多，其中有一人处罚二次以上者。

政府检束新闻纸之言论，而好读新闻纸者反增加，可知其检束之效，适使新闻纸益发展其势力。

通俗新闻

五大新闻以论说为主要，其杂报亦稍具论文之体，不便于俗众之讲读。明治七年十一月，铃木田正雄与子安峻，本野盛亨等，相谋而创刊《读卖新闻》，其杂报采集其适于家庭玩读之料，全纸叙述以卑俗之文，附有假字旁训，故被俗众欢迎。明治八年四月，有《东京绘入新闻》之创刊，以前田健次郎为编辑长，始有插画，且录以小说，亦使新闻编辑之技术开新生面。

此二新闻取趣味于群会，不似五大新闻之主政治，于日本当时之新闻界，自显其特色。惟执笔之人非戏作家，则犹属其系统，乏于学术思想，而多被士流轻侮。五大新闻则不然，其编辑局有多士品位高，而富于才识，其所作之新闻纸虽未免幼稚，而其言论优有启导其时代精神之力。

第三 政治新闻全盛时代

政党新闻

明治八年四月，有圣勅曰渐次建立宪政体。十二年，有府县会之创开。嗣后，日本入政论盛行之时代，或请愿国会或组成政党。明治十四年，更有圣诏宣示以开国会之期。于是发行新闻纸者益多，大抵为政党之机关，其执笔之人莫非政论家。

间有报纸冠以政党之名者。大坂有《大坂日报》，系明治九年之创刊，迨见立宪政党之结成，即改题曰“立宪政党新闻”。凡小新闻主杂报者，渐出以政论，而带政治新闻之色彩。有《喜世新闻》，由寺家村逸雅所创刊，专报市井之异闻，狭斜之变故，既而改题曰“改进新闻”，自示其为改进党之机关。《东京绘入新闻》亦改题曰“绘入自由新闻”，表示其为自由党之机关。《读卖新闻》则迎得改进党高田早苗等，使发表其政论。

此时，新闻小说由戏作家所叙述者顿衰废，其以政治为主题者渐代之。如执笔人主政论者往往染笔于小说，寓以政治之说。于是大小诸报纸皆莫不取于政治之趣味。

用新闻

如此，滔滔新闻界投于政论之涡，而新闻纸关于政治之势力发展颇著。且全国所有大小诸新闻概皆为反对政府党所占领。于是政府之中，亦有觉其机关新闻以护持其政略之要者。如《东京日日新闻》已有半官报之名。政府别令丸山作乐新兴《明治日报》，水野寅次郎创刊《东洋新报》，倩大学学生鼓吹德国派国家万能说，与民权自由论对垒大战，人谓之御用新闻。（明治八年，《东京日日新闻》标榜曰“太政官御用”，此始有“御用新闻”之名。）其势力竟不能与反对党诸新闻相颉颃。

未几，政府定其方针，自超然而立于政党之外，视其机关新闻渐冷矣。如《明治》、《东洋》二新闻，未数年而废刊，福地源一郎亦去《东京日日新闻》。于是天下文坛一任反对新闻之飞扬跋扈而已。

政治新闻之单调

政治新闻独极其盛，而政论主制其编辑局，纸面恒呈单调。凡政治之外国民生存所关百种之情形，皆等闲遗忘之，专为政党机关而已。中正之说，公平之言，殆不可见焉。故读者范域亦自有限，而收出不相偿，废刊者比比相踵。要之政党者在一面则促新闻纸之勃兴，在他面则反阻害其发畅。

第四 新闻纸过渡时代

记报之新趋向

明治十五年，有《时事新报》之创刊，揭“不偏不党独立自尊”之旗斾，以中上川彦次郎为社主。伊东茂右卫门为编辑长、冈本贞烋为印刷长。惟主裁其实权者，“三田学派”之鼻祖福泽谕吉也。据其创刊之旨意，谓专记近时之文明，而论其诸事，资于进步之方途，不后于日新之风潮，而报之于世。惟曰近时之文明，日新之风潮，问其旨义，小则保一身一家之自立，大则图国家之自立，不独眼中无政党，政派之别，且任文明之启导，不以政治为其本位。

是纸务避单调，报事尤丰富，多说经济，或采群会趣味，其文章以卑俗平易为旨，称曰“三田流”。如此未久而得读者较多，于日本报纸界自为革命之动机。

改良纸面

《邮便报知新闻》自明治十五年之后，以矢野文雄为社长，少壮政论家如藤田茂吉、犬养毅、箕浦胜人、尾崎行雄等，共任其经营，不以营利为念，而专发表其政论，务大其纸，以保持大新闻之品位，贵其价，而不问其发售之多少。其后，矢野文雄历游欧洲诸邦，明治十八年归朝，即图《邮便报知新闻》之改革，先缩小其纸面，记报各章施以旁训，始录出小说，且低下其价，使易流布于中流之下。于是读此纸者自广其范域。嗣发行夕刊纸为崭新之计图，惟印刷器械未完善、交通机关亦未完备，故是计图不能收其良效。

初时，《邮便报知新闻》以大新闻中之大新闻自任，已改其体面，稍近似小新闻，此足以证纯政治新闻之难经营。其间诸报纸之新兴起者，以得多众好读为主旨，如《东京中新闻》（后《中央新闻》），《都新闻》，《牙吗秃新闻》是也。

二十三年一月，有《国民新闻》之创刊，是纸巧投于时好，而能为其一时之标目，其主笔德富猪一郎不但为奇警之批评家，又得精炼于编辑新闻纸之技术。其记报多方面而多趣味，适诸阶级之爱读，通俗而不野卑，有一种清新之气，常磅礴于文字之面，此为是纸之特色。特置绘画主任，插画尽其意匠，资于读者之感兴，亦始自是纸。

资本争竞

《时事新报》、《邮便报知新闻》及《国民新闻》，未纯然具有资本企业之性质，其经营多赖执笔之人，非以资本家临新闻纸界也。《大坂朝日新闻》者，系明治十二年所创刊，经数年后归于村山龙平之经营，而稍带资本企业之性质。自是，新闻纸之发畅，待于资本之力亦如他生产之业。

村山龙平非执笔之人，而领会新闻纸之特性，考察如何之新闻纸，最能得多众爱读，而注重于报知之机敏迅速，向通信机关之利用而倾其全力，曰“内外电报”，曰“特派通信员”，出多资以求其报知之敏速。此在新闻纸界开资本争竞之绪端。

先是，明治十六年，《立宪政党新闻》改题曰“大坂每日新闻”，柴四朗、竹内正志等任其编辑。其后，渡边治干理之，大改良其纸面，偶见《大坂朝日新闻》之声价顿腾，与之对抗，利用通信机关，争电报料之多寡。先是，大坂之地有《大坂新报》以津田贞为编辑长；有《大东日报》以原敬为主笔；有《东云新闻》以中江笃介为主笔；其余尚不少，皆不胜于资本之争竞而废刊。遂使《朝日》、《每日》二新闻主制关西之文权。

营利经业

村山龙平为新闻纸之资本企业家，明治二十一年更兴《东京朝日新闻》，与《大坂朝日新闻》相联结，放散巨数之通信费，而益图报知之机敏迅速，一时使新闻纸界被其风靡。明治二十二年，有宪法之宣布，《大坂朝日新闻》即由电报得其宪法全文，因而发“号外”，配布于市中。二十三年，有帝国议会之创开，乃电报以详细之会议录，而印出“特别附录”，此非他新闻纸所企及。

当是时，经营新闻纸者认识彼主政论之大新闻，不应于多众之需求，而务使新闻纸之组织主营利，以通信为旨，合于众情。

异彩

其间有一报纸，带特殊色彩，名曰“日本”，系明治二十二年三月所创刊，代表谷干城、三浦梧楼等一派之保守旨义，倡勤俭尚武，反对于欧化之说。其立言时或偏狭，而主笔兼社长陆实之文才及人格，能使其纸为言论界之一重镇。是纸主论说，其记报亦具论文之体，自标置颇高，以高等批评为其务，不似他纸之为杂报新闻，此可以为珍矣。

《东京新报》者，创刊先于《日本》一年，朝比奈知泉之健笔，与《日本》论战不相下。其废刊也，朝比奈转主笔于《东京日日新闻》。

第五 新闻纸之发畅

众议院与新闻纸

明治二十三年，议会已开，全国之新闻纸不问其为党派机关与否，再呈政治新闻之状。新闻执笔人选为众议院议员者不少，且议员中直接间接有关系于新闻纸者尤得势力。众议院与新闻纸内外相应，而作成舆论。

有议会之后，众议院之解散，提其主题者恒为新闻纸。即使不然，凡议不经新闻纸之“跋准”，而能具舆论之形式者未曾有之也。众议院有“政费节减”、“民力休养”之声，则其背后必有新闻纸为舆论之先倡。众议院有对外硬派，奏上或建议咎政府之外交，则新闻纸与之相联合亦鼓吹其言论。众议院主张“行政改革”、“财政整理”，则新闻纸必为之声援。

政府为政治势力之第一级，则议会居其第二级，而新闻纸居第三级。有时政府畏新闻纸反过于议会，而频阻遏新闻纸之发行。

编辑术之进步

发行停止使新闻纸难于维持，然亦有激励之，使其尽心于自营之道，自编辑之技术至经业理务诸端皆颇有进步。此时，主要之新闻纸于内外枢要之地各置常住通信员，逢有大事，则争发特派通信员。或识认海外电报之价值而受路透之供给，又取于特约电报。

其间有兴通信公司者，供给各种新闻材料。而新闻纸精选之故，编辑技术益练习，而新闻纸之实质益改善。如警察细故恒刺激人心，多数新闻纸采其细故，描写群会暗黑面，投于众俗之好奇心，称曰“第三面记报”。

明治二十五年，有《万朝报》之创刊。二十六年，有《二六新报》之兴起，代表其重“第三面记报”之倾向。《万朝报》一时受恶德新闻之丑名，经营之者为黑岩泪香，以深刻之讦发为其旨义，因而被多众购读。新闻小说以政治为主题者遂绝其迹，而人情小说及探侦小说等据写实旨义者渐流行。坪内逍遥、尾崎红叶、幸田露伴、森鸥外、山田美妙斋等之创作，及森田思轩之翻译小说尤被欢迎。新闻执笔人兼政治家者渐失其势力，而专纯操觚者渐显其头角。朝比奈知泉、德富猪一郎、陆实、三宅雄二郎、石河干明、竹越与三郎等，各成一家之文体。新闻之论说，于国会创开之前多为抽象之理论，迨其后则直接触于实题。

明治二十三年，政府由法国购得轮转印刷机，充官报印刷之用。东京及大坂之《朝日新闻》先仿其例，次之者为《时事新报》。于是新闻纸之用手力印刷机者，不能与是等三纸竞逐，知大资本之要矣。

战务之影响

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交战之际，下层之小民亦乐读报纸，不仅发行之数加增，又有资于编辑技术之进步。由战务享其利者，新闻纸实居其一。

第六 近时之新闻纸

投合于家庭之趣味

日清交战后，各报纸以营利为本位，皆欲得多众玩读而务出新图。曰“号外”，曰“附录”，曰“告白”，曰“折价”，多方争竞，而有疲惫踬倒者，惟其胜于争竞者能大发畅。

当是时，《邮便报知新闻》已几次变迁，归于三木善八、村井弦斋等之经营。削“邮便”二字，改称曰“报知新闻”，自宣言绝其与政党之关系。加以插画，务平易其文字，主力于第三面记报，为高等杂报新闻，适于家庭之用。是纸录载弦斋之小说《日出岛》，即战争文学之副产也。

读新闻者，为战务所诱而加增，《报知新闻》巧用其术而投于多众之嗜好，其发行之数日加其多。如在战时之前，读者仅五六千，经数年已十倍其数。盖知新闻之用一历战役，广及于中流及下流之家庭也。凡新闻纸与读客，务亲密其关系，为之魁者亦《报知新闻》也，例如“职业介绍”、“卫生顾问”、“法律顾问”等，报知新闻先设其新栏，而他新闻纸仿之者渐多。

新事业之影响

战熄后，新事业盛兴起，亦促新闻纸之发畅，盖事业勃兴而新闻记报渐注重于经济情形。于是商工与报纸逐渐密接，使报纸在商工界开其广大贩路。且经济之发畅致国民财资之丰富，而众庶购买新闻纸之力亦自加增也。凡经济事项之报知，尤贵其精确迅速。故各报纸之探访机关活动益敏，而电信、电话之利用益繁盛。有力之新闻纸，借长距离专用电话，而使通信益敏活。其间用轮转印刷机者亦渐多。如近时有一报纸备轮转机二三台者，间有装备以刷色轮转机者，如《报知新闻》，《中央新闻》。

求多数读客

近时新闻纸之经营取于利者，巧迎意于中流之下，以增其发行之数。文字以平易为旨，多插画以惹人目，记报主感情，避于纯理。凡事之易投于好奇心者，勉夸大而报之，以通俗娱乐之料供于家庭，不必求其趣味之高尚。凡经济事项直接关系于国民之生活者，敏速其通信。是等诸端，皆莫不资于编辑技术之改善。盖报纸者为一种资精神之商货，以经济眼见之，不异于他生产之品，均有图利之要。故高级执笔人之理想，不常合于资本家之意思，而往往被其抑制。如《日本》久持其独自一己之本领者，迨易其经业之主忽变而取于卑俗，以营利为务。《日本》既如此，况在其他乎。

告白钱

新闻纸渐发畅，而其经营渐需多资。于是争竞逐年加烈，或折价、或赠呈，务以使多众易看读。如此新闻纸发行虽多，其所得之价钱不足偿其编辑诸费，大抵以告白钱之收纳为其主要之财源，可谓新闻纸之经济由告白钱所支持。现时所有之新闻纸，争为告白之机关，其所载告白最多者，表其声价之最高。依此办理告白之务，于编辑局之外，自占重要特立之位地。《响者新闻》之筹画出于编辑局，迨近时，则定其筹画之权力归于经理部，如《大坂朝日》、《大坂每日》二新闻，示其显著之例。此倾向在日俄交战之后更加甚焉。

执笔人之自重

经营新闻纸者苟知新闻纸及执笔人之责务，咸用意以保其声誉，不专事营利。如是者不仅慎于记报选择，且注重于论说。新闻纸之主营利者，近时其发行之数顿增加，而自觉其感化及于读客之伟大，乃生自重自尊之念。如其属于小新闻之系统者，每日虽少亦录出论说一篇。惟近时新闻之论说，取其时时发生之实题，而说明解释之，至若主笔一家之言及党派之代辩则几希矣。间非无弄危激言论者，然概言之，新闻论说与时进步，有向上之势，略不容疑焉。

全国之新闻纸

明治十年之比，全国发行新闻纸仅一百有余种，据明治三十七年所查，全国各府县所有新闻纸之种类如下数：

东京，五四。

神奈川，一四。

京都，七。

长崎，一二。

大坂，二四。

埼玉，一。

北海道，二五。

千叶，三。

枥木，三。

新潟，一八。

三重，一七。

群马，四。

静冈，五。

茨城，三。

岐阜，五。

奈良，四。

长野，九。

爱知，一九。

福岛，六。

山梨，五。

青森，五。

滋贺，六。

秋田，五。

宫城，三。

富山，七。

岩手，五。

兵库，一〇。

山形，一二。

石川，四。

鸟取，六。

福井，三。

鸣根，二。

冈山，三。

广岛，七。

山口，七。

和歌山，六。

德岛，四。

香川，三。

爱媛，五。

福冈，七。

大分，三。

佐贺，四。

熊本，六。

宫崎，一。

鹿儿岛，二。

冲绳，一。

台湾，三。

共计：三百七十五种。

外字新闻

可见其间加增略至四倍。尚有英文新闻纸，在横滨者五种，在神户者二种，皆属于英、美二邦人之经营。其中最著名者《日本美耳》，英人布林窟利发行之。

现时在东京主要之新闻纸，为《东京日日新闻》（社长本多精一）、《时事新报》（社长福泽一太郎）、《报知新闻》（社长箕浦胜人）、《国民新闻》（社长德富猪一郎）、《东京每日新闻》（社长岛田三郎）、《中央新闻》（社长大冈育造）、《东京朝日新闻》（代理社长池边吉太郎）、《万朝报》（社长黑岩周六）、《东京二六新闻》（社长秋山定辅）、《读卖新闻》（社长本野盛亨）、《日本》（社长伊藤钦亮）等。《大坂朝日》、《大坂每日》二新闻之势力，反驾于东京诸报纸之上。

若英字新闻属于日本人之经营者，只有《日本泰晤士》而已。

发行数

各报纸每日发行之数，在明治十年能逾一万者，有《东京日日新闻》耳。至近时地方新闻发行三万以上者不少。都会之报纸势力最盛者，则十万至二十万，且各纸之发行渐增其数，以此势而进，则当有发行五十万以上者。

如是者，实因国民教育之普及。据明治三十七年所查，全国有小学校二万七千三百八十三，其男女生徒约五百十四万四千有余名，其毕业者每年平均约一百二万有余名。中学则二百六十七校，其生徒十万一千百九十有余名，每年毕业者约一万有余名。高等女学则九十五校，其生徒一万八千五百三十有余名，每年毕业者约五千有余名。新闻纸之需用，逐日加增，不亦宜乎。

第七 杂志之发畅

欧化杂志

在日本始发行新闻纸者定期刊出之，略似杂志。其后有日刊新闻之兴起，而新闻纸与杂志，渐异其体裁及实质。先是，明治六年，森有礼归自美国，与西村茂树、津田真道、中村正直、西周、加藤弘之、福泽谕吉、箕作秋坪、杉亨二、箕作麟祥等，相谋而组成一会，名曰“明六社”。嗣发行一杂志盛倡欧化主义，称曰《明六杂志》，每月发行二次。

杂志渐兴

庆应义塾印版局发行《家庭丛谈》，福泽谕吉自任其董刊，来几而废刊。代之者为《民间杂志》，加藤政之助主其编辑，发表“三田学派”之思想。其间，有急激政论家刊行杂志，如《近事评论》，《江湖评论》等，未久而皆废刊。《东京经济杂志》起自明治十二年，田口卯吉创刊之，终始倡“自由贸易论”，能令一派人心倾注焉。是杂志经营得宜，于读书界坚植其基址，继续发行以至今日。次起者，有《东海经济新报》，犬养毅为其主笔，绍述德国“利斯秃派”，而倡“保护贸易论”，一时与《东京经济杂志》互构论阵，未几而遂废刊。

二杂志之对抗

日本杂志界放异彩者，莫若《国民之友》及《日本人》。明治二十年，德富猪一郎创刊《国民之友》，其一种崭新之文体，调和和、汉、洋三流。其平民主义，能投合于时代之粹神，而为青年所欢迎，逞势力于一时之文坛。二十一年，有《日本人》之发生，三宅雄二郎与志贺重昂执笔，排“欧化主义”而说国粹之当保存，鼓吹东邦思想过于西邦思想。其后，德富猪一郎别发行《国民新闻》。而一派与《日本人》同其主义者，兴《日本》新闻互相对抗。既而，《国民之友》合于《国民新闻》，《日本人》暂改题曰“亚细亚”，再复其旧名。迨近时，遂称曰“日本及日本人”。

杂志界之霸

明治二十年，博文馆始有月刊杂志，名曰“日本大家论集”，读者颇多，其第一编忽重数版。博文馆者，由大桥佐平所创办。此馆发行杂志逐渐加多，有《日本之女学》、《日本之教学》、《日本之商人》、《日本之法律》等，能扬名声于杂志界及印版界。《太阳》实为《日本大家论集》之后身。其余博文馆近时所发行之月刊杂志，有《太平洋》、《少年世界》、《文艺俱乐部》、《写真画报》、《幼年画报》、《文章世界》、《中学世界》、《女学世界》、《少女世界》、《英语世界》、《农业世界》十一种。博文馆于杂志之编辑出新意匠不少。杂志卷首所插之图画用写真石版、感光胶版、彩色木版及三色版是也。

文学杂志

以纯文学杂志言之，明治二十一年，砚友社一派始发行《我乐多文库》。砚友社者，为新进小说家之团体，以尾崎红叶为中心。二十四年，有《早稻田文学》之创刊，文士之关系于早稻田大学文科者，以此为其机关，坪内逍遥董刊于此。当是时，森鸥外发行《希加拉弥（栅）草纸》。早稻田文学代表英国派之思想，《栅草纸》则表述德国派之思想，二者相对竞光于一时之文坛。二十八年，出身于帝国大学文科者，编辑月刊杂志，名曰“帝国文学”，与《早稻田文学》、《栅草纸》呈鼎立之势。其后《早稻田文学》、《栅草纸》相踵废刊。惟《早稻田文学》至三十九年一月再兴焉。近时文艺发畅，而有诗人、创作家、评论家多显其名。文艺杂志之发行逐年加增，不可枚举。

各种杂志

各种团体定期刊行其会志者颇多。杂志之关于科学、教育、宗教、哲学、美术及实业等者亦不少。诸种杂志通全国达一千有余种之多。据最近核查，其在东京发行者三百八十种，妇女读者最多，实业界次之。

第八 印行事业

旧时之印版

日本在德川时代有印版事业之发畅，盖幕府及各藩相竞奖励图书之刊行也，如幕府命圣堂翻刻中国古典及史籍，其印刷装订之精巧，纸质之良美，迥优于原书，为读书界所爱重，即所谓官版者也。

水户（德川侯爵家）、金泽（前田侯爵家）、德岛（峰须贺侯爵家）、津（藤堂伯爵家）等，各有藩版。而水户藩之贡献于印版界尤大。盖水户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深用意于文教，自督儒生编修大日本史二百四十三卷刊行之，复印出各种国书及汉籍，裨益于学者颇多。于是各藩仿之而保护印版之业，相竞而印行浩瀚之书。

京都之寺院，亦有功于印版界，佛典有黄檗版、叡山版等，皆为寺院刊行。如黄檗版《一切藏经》二千九十四册，六千九百三十卷，可谓世界有数之大印版。

此时，在民间之文学亦颇发畅，著书印行不啻汗牛充栋。插画小说之版，通卷叙述以平假字文刻成细字，其所插之画多用精巧木版。其技之妙，有使后人惊叹者矣。

一字版

日本距今四百年之前已有植字版，称曰“一字版”。关原之役已毕后，德川家康以木版活字三十万付于足利学校，令刊行诸种遗书。庆长十九年（西历一千六百十四年），始铸造铜字二十万，付于京都金地院，刊行《大藏一览》。元和年间（第十七世纪初叶）有《群书治要》之印行；元禄年间（第十七世纪末叶）则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享保年间（第十八世纪初叶）则有《六谕衍义》、《东医宝鉴》、《增广太平和剂局方》，皆用木字或铜字之活版印出之。

文久年间（第十九世纪后半），江户传通院用木字活版，印出《大般若经》三百卷。活版印行，于维新之前以此为最浩瀚。

欧洲式活版术

幕府之末，长崎人本木昌藏就兰人而学欧洲式活版术。明治二年，长崎开活版传习处，制造铅字，供于印版界。此新活字之效用渐为众人所认知。政府即置印刷局，嗣有筑地活版制造处之创办。国文社、秀英舍、藏田活版处等，相继而起。于是日本印版界用铅字活版渐盛。

其间，西化东渐，上下求知识于欧美，新进学士竞翻译洋书而印行之，或著书而尽力于西邦思想之传播，政府亦推奖洋书之翻译，而发行各种译书。是等新刊图书当初时印以木版，迨见活版术之流行，则木版印行渐减其数。如在近时，除特殊印版外，不复用木版。若印刷机械，初时有手刷机，次有圆筒印刷器，遂有轮转印刷机，亦见其进步之速。

兹有一事须特记者。维新以后，新刊图书逐年加增，惟其属于翻译及翻刻者反减少是也，表次如下：

著述加增

印行图书之数，在明治十年共五千四百四十一册，其中有翻译二百三十二册，翻刻四百六十四册；在三十七年则共二万六千六百十册，其中有翻译仅二十八册，而翻刻全无焉。盖日本自明治三十年之后，加于列国保护版权同盟，外国图书之翻译及翻刻不如往年之自由，且教育益进步，而学士著书渐多，读书界能解洋书者增加，不复赖译书也。

图书价钱

然日本印版界忧在图书之粗制滥造，大印版内容丰富者极罕。最近五年东京书籍商结会中新发行图书者，均算其一册价钱如下：

由是观之均价较高者除丛书及类书外只有医书而已。其余各种图书均价四十钱至五十钱，而发行之数每册仅一千至二千本云。可见日本国民淡于读书之趣味。

印版业之盛衰

维新以后，以印版发行为业者，非无成功，而蹉跌者相望。如凤文馆用铜版或木版翻刻汉籍，一时雄飞于印版界。博文堂发行政治、经济、文学等之新书而著其名。博闻社及八尾书店发行法律书最多。兔屋以投机出版得昌盛。金玉出版公司翻刻德川时代之稗史小说，而扬其名声。然是等诸铺，今无存者。如须原屋工茂兵卫，山中市兵卫为老书肆，自明治之前重于印版界，然遂至不能维持其业，而衰减焉。此可见印版之业较他营利之业不易于成功。惟小学教科书需用尤广，书肆之注全力其印行者成功较大。如金港堂、集英堂、普及舍、文学社、国光社等、俗谓之教科书林。教科书已采国定印版之法，而教科书林忽失其营业之基址，不能复保其优胜之地位。

豫约印行法

印版之内容丰富者，多系古书之翻刻或编纂，其印行莫不依豫约法。如近藤活版处印行《史籍集览》（用活版和装日本纸五百三十三册），经济杂志社印出《群书类从》（五号活字四六版洋装二十六册），《国史大系》（二十九册），《德川实记》（七册），吉川弘文馆发行《雅言集览》（活版和装日本纸五十七册），《故实丛书》（百三十一册），《万叶集古义》等；皆用豫约法也。印版最浩瀚者莫若东京帝国大学之《大日本史料》（每年不定期刊行二册至三册将继续至数十年），神宫司厅之《古事类苑》（分三十六部门逐次刊行各部门有三册至三十册），京部藏经书院之《一切藏经》（旧传之《大藏经》固不待言，凡论著遗书关佛教者无和无汉，博搜而网罗之，一并称为《续大藏经》，用豫约法而印出之），此三大图书是特殊之印行，而非营利之所能。豫约应募之单位为一千至二千名，其投于读书界之好尚者，未易得应募五千名以上。

印版界之霸

印版界不入教科书林之伍伴，不据豫约出版法，而成功甚大者，只有博文馆耳。是馆自明治二十一年至三十年发行图书，约三千三百八十有余册。其中占优势者在全书之类。试举其主要者，有《帝国文库》（正续共一百册），《日本文学全书》（二十册），《支那文学全书》（二十四册），《帝国百科全书》（二百册），《日用百科全书》（五十册），《工艺丛书》（五十册），《通俗教育全书》（一百册），《少年文学》（三十二册），《日本阿伽噺》（二十四册）等。最近十年间，博文馆印行图书较其前十年间凡三倍以上，而涉于科学、文艺、教育、群会等各种类，其要旨在求价最廉而供以最丰富之知识。博文馆创办以后，将其印版业之一半分，充于杂志之发行凡十九年，兴杂志约四十种，其现尚发行者十四种。近时更经营印刷事业开其工场备以输转机及大小印刷机三十有余台，且别置制版部，其制版及印刷诸端，渐有成绩。于是日本印版界推博文馆为最盛。

现时，东京书籍商结会除博文馆，外有会员逾三百七十。如东阳堂主印行画谱、画报，春阳堂多出新作小说类，三省堂发行政法书及字书类，富山房专用力于中等教科，书各有特色。是等书铺，皆在明治年间兴起也。

木板彩色印刷法

日本印版界可以夸者，彩色印刷所用之木版是也。木版术之发畅于德川时代，达其最高之度。所谓“东锦绘”者，为日本美术之一种，欧美诸人所赏玩。维新以后，西邦制版术传入日本，而日本固有之木版术渐衰废。明治二十二年，高桥健三、冈仓觉三等相谋而兴月刊美术杂志《国华》，藉日本木版术之妙伎，而复写日本诸名画，以揭出于志面，得中外诸人之好评。其后，正木直彦兴真美书院，而刊行“真美大观”，似“国华”而规模更大。于是日本木版雕刻术及彩色印刷术，均一新其面目。

然日本木版之彩色印刷最精巧者，须刷版三十至一百次。故其所制者价颇贵，不足应于多众之需用。如“东锦绘”为日本印版界之特产，而渐减其新刊之数。西邦制版术应用益广，如木版、石版、写真网版、电气铜版、写真石版、铜版、铅版（亚尔弥妞姆）、凹凸版、胶版、三色版等，技术各有进步焉。

印版界之将来

概言之，日本印版界较欧美诸邦尚在幼稚之域，虽因国民读书之趣味未大发舒，而日本国语之通用区域甚狭隘，亦有碍于印版诸业之隆昌。近时日本之文明溢及于清、韩二邦，而印版之业向此二邦而渐发展，可庆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农政及林政

第一篇 农政

农务沿革

欲叙述日本帝国农业进步最近之情势，不可无先说其沿革之概要。

农产神话

日本民族上古夙有农务，传云：“保食神之体躯化而生稻、粟、稗、麦、豆及牛、马、蚕、茧等。其稻可种于水田，粟、稗、麦、豆可种于陆田。”又云：“天照大神令栽稻于狭田长田，迨秋能得八握垂颖（良穗），此时始有养蚕之道，大神口含茧而抽丝。”由是观之，日本于有史之前已有农耕之术，明矣。

食米民族

日本固为岛国，猎于山，渔于海，所在有其利，民人有专业渔猎者。惟大和民族统制一国者，以水稻为主要农产，食米而生存。至于陆田，则利用不如水田之广，盖水稻原为亚细亚大陆南部之产，而日本风土亦适其栽种也。亚洲北部有游牧之俗，与日本民族毫无关涉。日本民族饲良牛马者，专用以令任劳役，苟欲食肉类则渔猎所获，不可胜食也。

衣料除养蚕外，栽麻苎而采其纤维，其所作之布有和妙、荒妙等之名。麻苎之栽种起原极古。阿波（四国）麻绩郡原有斋部（祭祀局），神武天皇移其斋部置之于本洲，谕奖开东诸地，令盛栽麻苎。关东有安房国、总（苎）国，实始于此。

古时灌溉

水稻既为主要农产，故经农之大本系于水田之中。农政注重于栽稻，以灌溉为必须之务。如在上古苟有放渠埋沟之行者，必问以背天之罪。凡灌水之备、沟渠之浚渫等，属于农政之大功。第十代崇神天皇多开池沟于河内，第十一代垂仁天皇亦治诸州池沟，可知日本农政自古贵重灌溉之情。

神功皇后征新罗，而百济自归服。应神天皇派国宰置屯仓（官家）而开拓庆尚、全罗、忠清诸道，其间亦必有兴渠沟疏水利之功。仁德天皇外制定百济之国郡疆场，内兴难波（大坂）疏水之大工。是工不仅筑港埠，又使河、摄二州之农田普受其灌溉之利。日本五畿地，至今人烟尤稠密，是不徒由都邑收集之力，又因其水田有灌溉之备尤周到耳。

古时农产

应仁天皇之朝，有秦之遣民来自韩国，而移住日本。朝廷配之于诸州，故改良蚕桑之业。迨经数世有著大之进达，于是蚕桑始为农业主要之部。其余农法行于中国、朝鲜者渐传而入日本。如灌溉用水车或养牛，榨其乳以充药料，或饲蜂采蜜，为日本农民所知，在西历第七纪之前。当是时，京畿水田皆已开，而少余地。持统天皇（第七纪末）谕奖农民，令致力于陆田之耕种，而终不如水田之盛。

劝农政策

奈良朝（第八纪）之时，以劝农为财政主要之务。凡水田、陆田之谷，野地之牧，园地之桑，各有赋课，以充王臣之禄。掘采铁矿而制锹，以奖励开垦。此时，征西蛮（隼人）、东夷（虾夷）而镇定之。

养老六年（公历七百二十二年），下敕谕令开垦田土一百万町步。自是之后，贵族及社寺之庄园渐加其面积。垦地多兼并远境之农舍，多离于朝廷直辖，而归于豪族、寺院之隶属。国司、郡司亦有私于官地佃稼之收纳者，于是于劝农之政，徒委于营利争竞之情。改进之势顿挫，而武门勃兴。天庆之乱虽至平定，嗣有群雄交起各炼兵养武，于是农桑之业亦不过勉以供粮食而已。然强兵之基，恒在农功。故武士皆重农，禁盗防暴使民安其堵。当是时，虽偶有兵马之争，而亩畦尚多不失其产。

源将军一提政权而开霸府，其农政可观者亦不少。如水田有二稼（栽二毛），陆田种棉及茶，皆始于是时。天文年间（第十六纪中叶），有西邦人交通互市，如栌蜡、蔗糖、烟草、蕃薯等，以其种子传入日本。然武门政治偏重于食料，农业于是稍有衰废之势。

丰臣时代之进步

丰臣太阁既拨乱，庶民始安其堵，通商贸易亦大兴。于是农务颇整顿，有进步之势。征韩之役，新植物之输进日本者不少，如马匹改良之企图，亦出于远征之经验。若使此势不熄，农业遂有著大之进达必矣。

德川氏之锁国政策

此时，日本与西邦相往来，所利非不多。而德川霸府之兴，主执锁国政策，以挫此大势，亦可惜焉。然国已昌平，农民渐繁滋，而有自图其业之改良进达者。且德川氏之制，虽主锁国，而开长崎一港以许兰船、唐船之进口，非全杜绝内外交通。故农产植物及家畜类，以至各种农具，皆由长崎而输进也。

当时，大小诸藩（诸侯）割据诸州，各令其士、农、工勿向外交通，宛如小锁国。然僧侣之行脚，商贾之来往，非其所禁。而巡拜神社、佛阁者亦自有其道。农民因此知各地事情，其间往往有得种苗交换者。

德川时代之农业

德川氏之封建制度，于耕稼种类有所限制。凡地之一经注册，作为水田者，不复许其变易。是因其贵重水田之习情。各藩苟见其需要，则奖励其不适风土之栽稼，凡特殊之农产，必严秘其栽培及制作法。且德川霸府禁遏诸侯奢侈，是不徒有妨于工艺之发畅，又令农务难得改良，卒为国家经济之碍。

制度既如此，各藩在其下皆割据于封境，施政缓严不一其度，民情风俗自有不同，而农业进达亦异其所趣。如奥州之养蚕，会津之漆，肥、筑之栌，萨摩、丰后之青筵，赞岐之蔗糖，备后之兰席等，可以见矣。租税之轻重及其赋课征收之法，虽在接境之地彼此不相同，农民不胜其烦苛。人口之增殖，因诸藩割据而受其裁制，物货之通融因关路杜绝而失其利。间亦有行分田之制者，使农民徒知爱重田土而不知施改易之要。各藩于农业之进步所差甚多，非无其故也。

封建制度之阻碍于国家经济略如此。然治平三百年，助农业进步者亦不少。于是时代选种栽培等，凡耕稼之技艺，颇精巧而达集约之极。惟至辅育其植物则尚未得其术。

德川时代之农学书

德川氏之中世，渐有农书刊行。其集而大成者为《百姓传记》及《农业全书》，其刊行在元禄年间。其后诸家编纂农书者尚多，而大藏永常、佐藤信渊二氏尤著名。农书中述诸州农情，参以禹域之例者，比比皆是。至大藏、佐藤二翁，则更进一步，而引证于西邦学说。可谓日本农业在近时之进达，开端于此际。

明治之革新

最近五十年，日本农业之变动有可惊者。五港开埠，外商集焉。封建已废，允庶民领有土地，而法亦解其卖土之禁，耕种废其种类之限制，而人选择职业各任其自由。于是农民免一切检束，而农业脱割据时代之弊。

农业既有自由，乃以交易情形为基址，察经济所适而改其旧贯。其间农家多有不通时宜而空失其产者，土地渐兼并，人口偏集都城，是为其一弊。如棉花、蔗糖、蓝等由外输进者，品质优良，在内之生产自衰微。然蚕丝、茶、米、谷及他特种农产、向外开其新贩路者亦甚多。是皆变迁渐久，而渐有著大之发达。

明治初年之劝农政策

明治政府之劝农政策，当初时在急采长于欧美诸邦。西邦植物之种多输进、西邦所有之农其皆试用之。或开劝农试验场，或兴模范制丝场，或设葡萄园，或试栽阿利蔑。然日本农业当时之实势尚未能利用之，于是论者多说政府关与于民业之非，皆曰：政之于民业，宜以放任为主义。此时政府亦悔诸业少利，使其设备空废停者不少。新农政一时不振，略如此。然时势渐进，而国之须于新农亦渐切矣。然新农在日本自是遂有进达之机。

农学利用

日本农家得利于农学之应用，为近年之进步。德川氏之末世，日本农业界已有稍知西邦学术者。明治九年政府开札幌农学校于北海道，同十年起驹场农学校（后改称农科大学）于东京，此为农务教育之嚆矢。嗣后高等或卑近农学堂之兴于诸州者甚多。所教育诸士或研究学术，或指掌实务，于是学术之应用渐普及于农业界，助农务之改良亦不少。

农产三种之收获

今将农产主要之三种略示其每年收获之数如下。

农政之机关及施设

农政机关

农政庶务属于农商务省农务局之统理，农务教育属于文部省实业学务局之主管。各种设备可资于农政之进达者，有农事试验场、蚕业讲习所、生丝检查所、种牛牧场、种马牧场、种马所、兽疫调查所等，皆系官办而隶于农商务省，若府县农政为其第三部所管掌。

农政之机关施设虽未足谓完备，苟察其沿革，亦可知农务进达之既往将来。下即说明各种设备之纲要。

农务教育

农科大学，属东京帝国大学之一部，专管农务最高之教育。高等农学堂，官办者有札幌农学校、盛冈高等农林学校，系私办者有东京高等农学校，农学堂与中学同程度，或较低公办者，其数已逾于一百。其余有农务补习学堂亦不少。农务讲习所公办者，在诸州各以其实务之要理讲授农民。农务讲习之卑近者，各地莫不见其普行。明治二十七年，政府布法令，使农学堂及农务讲习处，各得其费之补助。于是农学堂勃兴于各地，其数逐年益多。据最近调查，受农务教育而毕业者，其数通全国已逾于二十四万人云。

农会

农会按法律所定而开办，受政府监督者，于大小行政区莫不有之。其冠以道府县之名者四十五，带郡名者五百有余，称市町村者一万有余。市町村农会由农民所组织，上级农会由下级农会所组织。农会各充以人格，政府每年以助成金助之，但其数不逾于十五万圆。农会能催农民使增其自主改良农务之风，而利于劝农政策尤多。农会除其因法定者外，尚有出于协同之主旨者，不独在农业各部门有之，其团结各异其目的者亦不少，其会众之多有逾于二万人者，或经历已达二十有余年，其贡献于农业进达之功亦不可胜算。

农务试验

东京有国立（官办）农事试验场，其支场配置于主要之地者有三处。农务试验场之属于道府县者三十九，其属下级者无数，其余尚有试栽地。试验场及试栽地恒验究种艺、病菌、害虫、农具、饲畜、农产制作、蚕丝经济等诸事。如种苗之选择供给等。苟见其利于农产之改良增殖，亦勉施行之，其效果之显于实际者亦甚多。其府县农事试验场，政府由法律付以助成金。

园艺试验

静冈有园艺试验地，属于国立农事试验场之支部，专试验园艺事情。各地农事试验场开始园艺试验者亦不少。盖洋种蔬菜及果类，经改良者需用渐多，而供给亦不得不增加，即园艺试验所以须要也。

近时，有开广大葡萄园而酿造葡萄酒者，其余酿造果酒之业渐起于各地。大藏省之下，有酿造试验所，验究酿造果酒之法。

农事巡回教师

府县郡各公衙有巡回教师，町村及农会等亦多有之。其食公俸者，政府遇之以文官之例。巡回教师于农务有学识经验，常巡察其担任之地区，亲接多数农民，授以改良之法，复指导其实行。凡农务试验所核得，其由农民广实行者，多赖巡回教师之功。

蚕丝改良

国立蚕业讲习所在东京及京都者，为蚕丝改良之渊源。是等讲习所不仅教男女工手以养蚕制丝之技术，又兼试验蚕茧、蚕丝之良否。政府夙知蚕之适于日本风土，锐意扶立讲习所。于是府、县、郡各公同国体亦有重视蚕业教育者，或开蚕业学堂，或设讲习所，使蚕丝业之知识尤速普及全国。方今北自北海道南至台湾，莫不有营蚕丝之业者。其生产年年增加，其品质亦益精良。

生丝检查所

日本蚕丝贸易市场，惟横滨为最盛。明治二十九年，政府熟计置生丝检查所于横滨港（其置于神户者遂废之），查验蚕丝极严密，使洋商及需用者知所安赖。查验分目有数端，曰丝之原量，曰正量，日再缲纤率，日类节、日强力，日伸率，日缲耗率，凡丝之经查验者必付以凭单，查验严密精审，其务自繁，故政府屡扩张其规模。上年以来于横滨市场卖买蚕丝者，以查验所证正量之比为准。

制茶改良

国立农事试验场中，有一部门主试验制茶之事。自茶树栽培、制茶法，以至茶业经济，皆属其所验究，成绩甚多，利其业者亦不少。如器械之验究奏功最著，有数种新发明，不仅令劳力费赀得节减，又资于品质之改善，其效果颇大。制茶之研究及讲习，各地公同团体亦有锐意任其事者。

畜产改良

政府于牛马之改良，亦夙有施设。种牛牧场，以育成良种牛为主旨，每年派人至欧美诸邦，购善良种牛而归，令其繁殖，听饲牛者所请而供给以良牛。马亦购洋种令其繁殖，与牛略同。

国立牧场现有二处。而国立种马所，配置于主要之地者，则有九处。其牧场所产之种马配付之于种马所，听饲马者所请，贷其牝马以良马之种。政府尚有增设种牛牧场及种马所之企图。北海道及府县中有以公费开种畜场者，又有养种牛种马资于牛马之改良繁殖者。别有大牧场数处属于皇室经营，每年产良马良牛颇多，有裨益于畜产之改良尤大。政府又制法律严查验牛马之种牡，禁其不适者令勿充种牡，即如马匹去势法，要在行去势于不良之牡马。日俄交战时，去势法虽未至实行，然以助成金劝奖马匹去势，始自明治三十七年度，而其效果之显于战役中，已不少矣。

养豚

种牛牧场，由外购豚之良种令其繁殖。种豚之繁殖，其经营系公办，私办者尚多。制燻肉、咸肉之业亦渐盛。

同业结会

农民同其业者，结会而互匡正其业务之弊害，固为必要之法。政府尝宣布同业结会、茶业结会、产牛马结会三法。现有结会准据是等三法者以千数百算。结会以从郡市区域为常，其在一府县者结合成一会，其属数府县或全国者，亦联合成一大会，如此下级至上级递有关连，易于统制。

资银供给

欲令农业发达，必须资财之润泽。日本劝业银行及四十六处府县农工银行，于政府特典之下，使农民得资财之源泉。此等银行长期低利，贷资银，令担保以不动产或农家联带信证。北海道有拓殖银行，亦受政府特殊之保护，使拓土殖产者易得其资。

产业结会

日本农民经业甚小，其信用极薄弱者居多。虽有农工银行，其泽未能及于多数小民，于是有农利通融之要。凡生产之贩卖、原料之购买、器械之供用、农产之加工等，苟利于多众合同者，务宜取公同经营之法。

明治三十三年，政府宣布《产业结会法》以推奖信用、贩卖、购买、生产等各种结会。是等结会已有一千四百。其中以五百七十一会计之，于明治三十六年之末，会众（通计）四万五千有余，放资（已付）约一百万圆，各种储蓄约十万圆，贷款百七十万圆，贩卖生产百二十万圆，购买原料十一万圆。其后结会益多，裨补于农家经济亦将颇大。

除害设施

国立农事试验场及各地试验场，于农产植物之病虫害，验究尤竭其力。其所验得者，由《病虫害驱除预防法》强制农家而严行其防除之法。明治三十一年，有浮尘子发生，增殖异常，令全国稻田减其收获，约平年六分之一。嗣后防除病虫害，其法改良，而极严密，其害不再生。蚕病之延蔓有可怖者，政府夙宣布《蚕种检查法》，防遏微粒子病之传播。

其后验究蚕病益进步，而发见几种蚕病。于是政府更宣布《蚕病预防法》，励行蚕种之检查，蚕病消毒等诸务，以期一切蚕病之绝灭。家畜类有传染病如牛疫，其病毒务宜预防令勿传播，于是有《兽疫预防法》。牛亦有结核病，不仅妨其蕃息，又使危害及于人类，不可不防除之，于是有《畜牛结核病预防法》之制定。农学渐开而新式肥料多见需用，其间有贪利欺罔农家者，于是有《肥料制裁法》令假伪无由施。如此保护农业而除其害，无法不备，而显效已多。

耕地整理

耕地之整理，于农法之改易为首要之务。日本农地规模甚小，大抵委其自然之分划，而无所统制。今欲按学理而改易农法，则农地先须施以整理。凡狭小不整之地，便宜并合而扩大其经界。农道水路则矫其曲折，以直其贯通。若无用之闲地在农地之间，则改令适用，灌溉排水皆尽其术，隰地略干燥，燥地略湿润，此称曰土地之改良，可使农务之经理，及器械之应用，多得便益。政府宣布《耕地整理法》，贷农家以宽广特典，而劝奖其协同之企图。是法施行为日尚浅，遵法举工者虽未甚多，至其效果则颇显著，各地图田区整理者亦将渐多。

上所述者，示日本帝国农政机关及其施设之一斑而已。

农业与国家之关系

农为国本

日本帝国自古以农为国本，历朝以劝农为国政要务。近年商工诸业竞兴而递有盛衰，然农业重于国家，国家经济多赖农利，则今尚如古。盖农者出强兵，使民群发达健全，于国家之生存有紧密之关系，是不问洋之东西各国，皆有同理。农之于日本帝国，所以为贵重者其故尚多。今试开列于下。

第一、农民户口最多

据最近调查，日本帝国民户总数（除四县）七百八十七万六千四百九十四，其中有农家四百九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可知从事于农务者居民户总数之六分三厘有余。

第二、资本最巨

农业资本大半在土地。以法定地价（地租取准之价）言之，日本有农地总价十二万五千有余万圆。但农地实价虽少，亦倍于法定地价，将法定地价之总价四倍之，得五十万万圆。此为农地总数之实价。此数加以农业所用他种资本，则资本供于农业之用，当六十万万圆。凡产业用资本巨数如农业者，在日本帝国未见他有比类也。

第三、农业生产最大

日本农业每年生产之数，其由于田者五万七千万圆。其由于圃者二万八千万圆。由蚕业者一万一千万圆。由茶业者一千五百万圆。由畜产者四千四百万圆。合算之十万有余万圆，亦非他产业所能比。

第四、需用最广

日本民口五千万，自其主食、副食、饮料，以至衣服、装饰、器用，取原料于农产者尤多。原料中须于他国生产之输进者，有棉花、糖、羊毛、豆粕等，其余则烟草、皮革，虽有输进，仅补不足于国中之生产而已。日本由外购农产及其加工品者，每年总价一万五千万圆，以民口平均之农产，不足每一人值三圆也。

第五、商务以农为大宗

农业所出之食料、饮料、衣料及各种原料，于其供用之前，须运送、加工、卖买等诸务者甚多。其间男女之劳力，资本之运转，货币之通融等，叠积循环，为数无量，商务在国中以此为本原。

第六、需消商货最多

日本帝国有市（大都邑）六十，町（小都邑）一千百二十一，皆为商工群集之地，其卖买之货品、制作之原料，则多仰于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一村之农产。惟农村需消诸品，由于都邑之制造贩卖者亦多。故都邑商工诸业恒赖农民之购买力。农村之盛衰与都邑之荣枯，有密切之关系。此可知农民居全国民户百分之六十三有余者，实制都鄙百业之消长。

第七、农产及加工品之输出

日本物货向外输出达百万圆之上者，以三年（至明治三十六年）均数言之，有二十三种。其中纯农产及内国农产加工品，有十种。如蚕丝之七千五百万圆，羽二重（绢布）之二千五百万圆，居其首位。

棉纱之二千四百万圆取原料于他国，而加以制作者也。石炭千八百万圆，粗铜及精铜千三百万圆，是属于矿产，次则茶之输出价一千百万圆，米六百万圆，熨丝、生皮、苧类各五百七十万圆，花筵五百六十万圆，绢制手巾三百三十万圆，麦秆编絛（真田）三百二十万圆，皆属于农产加工品。别有燐寸之八百万圆，樟脑之三百七十万圆，与上举诸品相伯仲。

以农产品十种之输出总价比二十三品，居其千分之六百三十六强，更比之于输出全数，则居其千分之五百二十五。是可知农产及其加工品实占输出物货之要部。日俄交战之第一年贸易颇振兴，而蚕丝类及其加工品之输出，达输出总数千分之四百三十八，亦可知农务之进达，增益国富颇大矣。

第八、负担公费最大

据明治三十五年度岁入结算，政府所收租税之总数一万五千百万圆。其中四千三百七十万圆，系耕地之租即农民所负担也。其余如所得税、酒税、费糖税（砂糖消费税）等，直切或间接归于农民之负担者亦不少。府县税（据明治三十五年度结算）于赋课总数四千四百七十九万圆之中，属农家负担者，居其百分之七十八弱（即三千四百八十七万圆）。町村税（邑村税）于赋课总数四千四百二十三万圆（据明治三十四年度结算）之中，由农民筹办者，亦居其百分之九十一弱（即四千九万圆）。农业之重要如此，然则劝农之务其可忽哉。

农业与战役之关系

农业与战役

日俄争战虽出于不可避之势，然以新进之海岛帝国冲破狂腾之风浪，而抗制彼雄视欧、亚二洲之强大国，不辞炮火相见者，一则赖日英联盟美国友义之效，二则恃粮道之自立也。此时若使日本有须于外来之供给，则当其开战之初有感甚难者。俄之太平洋舰队威迫日本商船，以妨阻谷类输进，波罗的舰队徘徊于印度洋，而袭击日本运货船，则日本未战而已受其弊矣。

如此，日本五千万之生灵以忧食料缺乏之故，空屈节于强敌之前，亦未知其必无也，其际所幸者在日本农业之健全，内无忧食料缺乏，而外挫敌国，因而确保泰东之平和，使社稷永享其福，可知农业关于国家命脉之重。

农业之弹力

日俄交战之第一年（明治三十七年），日本农业之情势，大示其弹力。战争于农业要素其影响固多。壮丁数十万掷锹而执铳，耕马几万辞田圃而服军役，耕牛亦有被屠杀而供兵食者。

农业劳力因战务而减少既如此，而肥料由外输进者其路亦杜绝。如满州之大豆、油粕，每年入日本者价八百万圆，其装船之港在牛庄，鱼粕入日本者价一千五百万圆，其出产之地多属于俄领亚细亚东部，是等肥料皆由俄军所阻而不能输进日本。兵马之来往，粮食弹药之搬运，既极其忙，而肥料之配送不普及如常年。

其间租税之增征，军债之召募，义捐之劝奖，使农家负担重者亦甚多，因而致农业资本之减少固大矣。日本农民之处此间能显忠君爱国之至诚，节约衣食之费，而补农业资本之缺乏，盛栽绿肥，而补窒素肥料之缺乏。老幼男女皆勉力精励，而补农业劳力之缺乏。

国家虽有大事，庶民沉重之态，由外观之，宛如不知其有大战者。当此非常之时农民之敌忾心，实有以凝成公义和协之精神。如农务改良诸端，其常日虽劝奖至切，尚不易行者，皆于战时而广行之，其成绩亦颇显著。

正义与天佑

于是旻天感应于正义之国，而年呈未曾有之丰穰。如米之收获得五千一百万石，比之于平年（四千二百万石）多二分一厘五毛。非独米为然，麦及蚕茧，亦各有优于平年之生产。农业际前古无比之战局，受阻碍如彼而得丰获如此，可谓天祐，谚云“神寓于正直之头”是也。然农民非有弹力能奋励，则焉得享受此天祐。日本既有此农民，战局涉二年，供以勇健之兵士，精良之军马，丰富之粮食，而绰绰尚有余裕，非无因也。

农家与战时税

农业于战局贡献甚多，而负担亦颇大。战时税之新赋课或增征者，大半属于农民直切或间接之负担。地租增征系农地者四千二百八十万圆，合之于其常租则农地所负之数，于战时诸税之中逾其三分之一。政府欲办战费，除由租税外别募内外诸债，其中向内召募者国库债券五万万圆，而大半赖农民之出资。

其数虽无统计可证，然农民户口尤多，而抱资颇大，一逢募债而应之或径出资，或移其贮存殖利之财，或转其已供用之资本，而竞买债券，亦略可知其数最多。要之日俄之战使日本得大胜者，多因于农民之力耳。

农业将来之发展

日本农业在战时之情形如上所述，平和回复后国家之须于农业亦益重。如农民俭勤之美风与《殖产法》改良之趋势，不仅在战时，且至战后益见其要也。食料之生产，勉以丰富之，节其不急之用而供资于必要之经营，此为富国之要务。法国尝纳降于德国皇帝，以赔款五十万万法，乃奖励农产之改良增殖，以图贸易商务之益进，速偿清其赔款，而国力毫无疲弊，反得振兴之势。

此例虽属于战败国之事，亦可取而施之于战胜国。日本与俄国战，虽胜而不得军费赔偿，苟欲自偿，且自保其战胜之名誉，则须图资本之充实，产业之扩张不可不仿法国也。法国之输出物货以葡萄酒为最，日本则以蚕丝为首。今之日本宜益奖励蚕业以求国力大发展，如法国之于葡萄园。

日本农业之未来

新发展之余地

日本肇国以来，民之生业以农为重。或谓农业畅达三千年，更无增益之余地，是亦未必然也。日本农业既住之发畅，主在勤劳经验之集约，若投以大资本或施以新学理，则近年才启其端而已。可谓日本农业之前途尚洋洋如海。方今都鄙劳力在一变其权衡之机，人口频集都邑，而劳银尚不减其昂贵之势，若农民乘此机图其自新之计，虽足举农业改进之功，徒放任其自然之趋势，则田亩受其弊亦不可免焉。

当是时农民自新之计，在耕地之整理，灌溉排水之设备，种艺术之改良，畜力机力之利用等。苟勉行此数事，足以适应于劳银昂贵之趋势也。以耕地现有之面积算之，整理改良之功，能令三大生产每年有增收，石数当如下列：

开垦

日本尚多有未垦之地，据测量家所测算，已成耕地者面积四百九十六万町步，而未垦之地宜乎开垦者四百五十六万有余町步。是等地察其形势，施以灌溉疏水之备，加以运输交通之便，配以智识资本及劳力而改良之，则可得耕地。或考利用所适而开园圃、牧场、树林等，亦可也。现在各地开垦就绪者不少，异日若使利用尽其道，每一町步生利百圆（现有之耕地，每一町步平均一年利百二三十圆），则日本新增农产可四万五千有余万圆也。

改良所得之生产

现有之耕地加以智识及资本，而改良其农法，可增其生产。未垦之荒地苟利而用之，则可得新耕地，其面积略等于现有之田圃。假令日本人口增至三倍，亦不忧其无得生养之地。人口繁滋而诸种原料之产出亦多，于是劳力消化，殖富兴利之多，数倍于今时，不为难也。

结论

日本农业于智识及资本之利用非无所缺，然重农主义之传统已数千年，国力劲健，虽逢旷世之大战，能使国础无撼摇。发畅已如此，而国土尚有开拓之余地，其广亦如既开之面积，智识及资本亦多有利用之余力。农政苟适其宜，则永持战胜之名誉，而列于强国之班，使国之实力不违其雄名易易耳。一国经济之自立，其最完备者在食料、原料、制作品，皆产于国中，以其所余输出至他国。日本政府之劝农政策，能奏其功，则农工商诸业并进共荣，使日本成经济自立之最健国，亦非无其望也。

第二篇 林政

林政沿革

古时林政

征之于文献，日本古时夙有林政。传云素盏乌尊欲得宫室舟船之材，多令人植杉、桧、柀、樟。如各地翠峦，森林郁苍，秀丽清美者，示太古力图森林繁殖之迹。斋部（祭部）之隶属，有天量、斋斧、斋锄诸职，伐采木材于大峡小峡等。如纪伊名草郡有御木、粗香乡，原为是等诸职居住之地。日本有山木业实昉乎此。

政府保护山林，其旨亦多。或置祠社以为灵地，或专植神宫营造之材，称为神山，或取造船之材，或充于猪鹿之狩猎场，或供于涵养水源之用，国司、县主承旨而严禁树木之滥伐，裁制无所不到。应神天皇配置诸州以山守部（守山使）令皇子大山守命统理山林诸务，亦可见其贵重林政之意。飞驒木匠起乎天智天皇之时。

中古林政

熊野（纪伊）山木工移居于美浓、信浓之森林，伐大峡小峡之材。飞驒之地置木造处（造材处），美浓泳之地置检材处，则皆在中兴之前。中古以后，各地名山多有佛寺建立于水源之涵养，及风景之保存，所关尤大，此时林政完备，诸州有守山司（山守户）保护山林，而禁其妄斫滥伐，其后官家竞开庄园，既而豪族据边陲，争武而事攻略，于是山林亦有受兵燹而委童秃者，然武人所争者在武名而不在财利。良将名士皆崇敬社寺，贵重猎场，周虑于水田之灌溉，虽当兵马倥偬之时，用心于林业者不少。

天文（第十六纪中叶）之乱，群雄竞起，其中如长曾我部元亲，割据四国，锐意劝奖殖林之业，且令杉、桧、楠、松等重要树木勿漫见伐采；关东管领上杉宪政之家臣有大谷休伯，练达殖产之术，选地于上州新田、山田、邑乐三郡，多栽植松树而作森林。此二人者，经营林务之功，于东西诸州中尤显著，其余次之者尚多。

德川时代之林政

德川氏之权制邦家，使亲藩领重要山林。如尾州侯之管木曾山，纪州侯之管熊野山，可以知其贵山林之意。德川氏之林政可观者颇多。其官职有山林司（林奉行）隶属于布政使（勘定奉行）参与于林政。惟直隶之山林任宰吏（代官）管掌，宰吏之下有主事（手代）、属吏（手附）等，掌理植树及伐木诸务。霸府随时下令以禁山林滥伐，劝奖苗树栽植，且令森林

有关系于治水者勿见开拓，父随时遣吏员以指示栽苗法，而监察营林之实情。

当时分山林为四种，曰官林，曰社寺林，曰协同林，曰民林。官林有数种名目，如御料林、御林、御山、御留山、御立山、御立林、鹰巢山等。霸府于国土之保全有所深鉴，而定禁伐林之制。禁伐林亦分数种，如保留山（留山）、涵水山（水山）、资田林（田林）、防砂林、制河林、风潮林、养鱼林等是也。

凡地有官林处，必令民人任其保护官林之义务，因而允使用其土地、采其生产。常时则征贡租，一旦有天灾，则赈给以建筑之材，及薪炭之料，即与民分其利也。罪之关于森林者刑罚颇严，其轻重有差等，重者论以追放，轻者课以苦役。林政之机关整备略至，而官林之领有、享用及收益，配属合宜使保护之道无所遗漏。诸侯皆仿幕府而经营山林。其林政完备者以秋田、弘前、尾州、土佐四藩为最。

约言之，德川时代之林政虽有不合学理之处，其经营以至诸端设备，多垂范于后世。盖因上世厚保护森林之俗，传至封建之世，自结成美习于官民之间耳。如今之国领林，有巨树老木，森森郁郁，皆莫非列圣之遗赐。日本全国山川富风致，观赏其景者，不能不追思古世林政之严正有法。

维新后之林政

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一举，致百物剧变，林政弛废，一时多滥伐者。然民俗自古贵重山林，不容坐视其灭裂，识者忧林政之弛废而立论提议。政府亦渐绍绪于古制，而林政复兴。

查定林野，而明其官领与民领之区分。宣布《官林调查假条例》，分《产栽树条例》（《部分木仕付条例》）。设山林局，而行林区制度。兴树木试验场、山林学校等，又开山林竞进会。其后宣布《官领林野及生产公卖特卖例》、《林野点火制栽例》、《官领森林原野及生产特别处分例》等。将木曾山及在静冈、山梨、神奈川、爱知、岐阜五县之官林，移编之于帝室资财中，别定法律，使禁伐林得地租免除之特典。其余政府施设尚多。

近年当路者，采欧洲最新之学术，以期林业之确实。其启发利用之效颇显著。明治三十年，宣布《森林法》（法律第四十六号），其中规定营林监督、保安林、森林警察、罚则等诸端，以令官林民林之管理监督知其所据。明治三十二年，宣布《国有林野法》（法律第八十五号）。其中规定有关于国领林野之管理及其生产之处分者，以期林原之整理。是法指明国林所系之权利义务。

法制已完备，于是山林不仅有保安国土之效，又能利于国家之经济，此可称曰林政维新。

林政机关

现时林政

日本林政，除北海道及台湾外，为农商务大臣所统理。故制辖森林之行政官厅，以农商务省为最高。其中有山林局，管其事务。据《森林法》，森林之监督，于初级府县长官任其责。惟北海道及台湾之森林，属于内务大臣之统督，而北海道厅长官及台湾总督，专任其行政之责也。

国领林野之管理

国领林野之管理，据《国有林野法》（明治三十二年法律八十五号）所规定，属于农商务省之职司。其管理之机关据林区署官制（明治三十六年敕令第二百四十五号）分全国为十大林区，二百七十小林区，一千二百五十九保护区。其大林区署之位置所管林野面积，小林区及保护区之数如下。

国领林野之行政吏员

林区所配之吏员，有事务官、技师、林务官、林务官补、林务属、林务技手、森林主事等。以事务官或技师充大林区署长，以林务官或林务官补充小林区署长，以森林主事充保护区员。农商务省山林局随常职外据敕令（明治三十二年第三百八十五号）所定，别调派临时山林局书记官、山林局监督官、山林局监督官补、营林技师、山林局书记、营林技手等，令任特殊经营。如国领林野之处分、实测、施业案编成、造林及买收森林之务，皆属其所分掌。山林局复据敕令（明治三十八年第百二十四号）所定，调派山林局技师，及山林局技手，配处于山林局及各大林区署之间，令掌理国林作业。

国林在北海道及台湾者，属于北海道厅、台湾总督府之管理经营，而内务大臣统督之。北海道分掌国林事务者有十六派出处，十四分处，其下更分百一保护区。

御料林

御料林谓帝室所领之森林，属于宫内大臣之管理，而御料局掌其事务，置支厅于枢要地，其下设分派处（出张所）。别有事务处，各任经营保护之务。其吏员有御料局理事、御料局技师、属及御料局技手等。支厅则在静冈、名古屋、木曾、札幌四处。

公领私领林野之行政机关

监督公领、私领之林野，而奖励其营林，属于府县长官之职掌，而农商务大臣统制之。府县有技师、巡回教师等，经理森林事务。常任巡回教师为北海道府县及郡市所委用者。其名目、礼遇、任免、等级等，皆据敕令（明治三十一年第三百四十八号）之规定。

森林教育

森林教育属于文部大臣之主管，如他种教育无所异。其最高机关在东京帝国大学之中。毕业于此者，为高等森林行政官及技术官之候补。盛冈高等农林学校及札幌农学校，亦管森林教育，其余山林学校及农林学校，府县郡町村所开办者有十七，农学校中兼教林学者亦不少。

山林会

大日本山林会，北海道林业会，及十有余处府县山林会，皆成于协同私办，以图林业之改良发达为主旨。府县山林会，仰府县帑所助成者居多。

森林面积

日本多山岳，而处处有高峻险阻之地。苟欲保安国土，且维持国家经济，则地面之须保留永充森林者固多。森林面积占日本全土之大半，在明治三十六年度（据第二十次农商务统计表），约二千五百十万町步，即居全国地积百分之五十九，其细别如下。

原野

尚有原野，其位置地势等略似森林，其中除适牧场及农地者外，余皆可变成森林。是等地，于本州北部、奥羽等处面积广大，略具林形，能产木材者亦不少。如是者，面积总计约百六十八万三千六百二十三町，其细别如下。

森林原野之分布

北自北海道，南至台湾，各地莫不有森林原野。其分布之状随地不同，中部有山领连亘处多林野，而海岸斜倾之地少林野，北陲冽寒处则有森林之群汇，南边温暖处则林地甚少。故林野之关于国土保安、国家经济及治水情形，视其所在，而有深浅之差。如此森林分布之不均，不仅因地理，又由于经济畅发之迟速如何。盖四国、九州至本州西南部，文化夙浃洽，交通颇便，人口繁滋，需用农产尤多，故林野被开拓而速减其地积耳。

今将森林面积比之于民口，其每一口平均之数如下。

林种

日本四面环绕以海，温潮（黑潮）来自南洋，近沿陆地而流，令气候温暖，而下雨之量殊多。如此温度中和，而湿润富饶，禆益于植物生长尤大。如五畿及阴阳二道中，树木斫伐过甚，地质有荒废不可救者。然除此外，各地有郁苍树木，至繁茂之密，则尚有人迹未及之境。今将森林面积按林种而区分之，以百分比示之如下。

树种

树木之适栽植者，其种类不下于八百。其主要者有扁柏、杉、松、枞、栂、椴松、虾夷松、榉、栗、楢等，约五十种。现有之森林，颇富树木，皆是供建筑器用之材及薪炭之料。其余副贰生产者亦不少。

即知日本森林所出之木材，于明治三十六年度约五千四百三十二万一千六十八圆，不仅供于商工矿等商业在国中之用，如木材及他林产制作品之输至国外者亦不少。明治三十七年度，铁路枕木、木材，板、经木、经木扁絛、燐寸、椎茸、樟脑等、输至国外者，价约二千万圆。

据统计年鉴，民领山林以三十七年一月一日所查言之，其法定地价约二千四百七十九万千五有余圆（包含北海道及冲绳），其所负地租之数约八十一万八千有余圆。如此法定地价较实价准率极低，亦勿论耳。

治水

日本之地势以山脉为脊梁，连绵重叠，居国之中轴，处处有分歧。峻峰高岭，蜿蜒起伏，河川发源其间者细大甚多，纡余萦回，灌溉田园旷野等，其流势颇急。如在北陆河川出于溪，而径注于海，迨其涨溢泛滥则致害于附邻亦大，可知其水源之润泽。

日本既多河川，其修治所需土木之费恒为巨数。明治三十三年度，国费及府县费投于河川者，合计约一千三百万四千三百八十七圆；三十四年度，则九百六十九万八百十四圆；至三十五年度，全国因水害之损失合复旧土工费等，达二千九百十三万圆之多。如是者，苟令森林整备，则足以减其损失之度。

保安林

林政之弛张，不仅有影响于治水之功，凡暴风狂潮侵害国土者，非赖森林，则无由缓和其害。据《森林法》第八条，森林中于国土保安所关尤重者，皆曰保安林。所谓保安林者，禁其树木之伐除，及土地之开垦，惟农商务大臣以其职权严禁其伐木，或限数允其伐采，或指示以营林保护之法，或限制其享用及收益，皆视其地之情形如何耳。

林业与经济

林业所用之资金运转不能迅速，惟其资财之蓄积能及久远，殆不与广通经济界相关涉，与商工诸业殊异。然木材之需消与供出视交通机关及融财情形，而变其权衡。植树之难易多少，视劳银高下及资料昂低而有不同。如开战之际，其经济情势亦非无影响于林业，但其感应不显著而已。

日本经济界于明治三十四年之后，资财融流颇缓漫，而新业不能兴起。迨三十六年下半期，政府有交涉于俄国，而危机切迫，风云渐急，当是诸业以退守为旨，而资财益沉滞。明治三十七年二月，日俄开战，嗣有喧呼勤俭贮蓄者，民业与官业皆紧缩减退，而需消木材极少，徒见其市情沉滞焉。此时，政府征用船舶铁路等运输机关，令运输军队及军需品，而寻常物货之输运多失其便。木材需消与供出脉络杜绝。其在生产地者，价虽称低廉，其在东京、大坂等市场者则需用亦减少，而卖买极罕。其间有特殊征求者，其价独昂贵。

概言之，需消与供出两减其数，而无价位变易者居多。然如此者不过一时显象，日本舰队已制海面实权后，日本与清、韩二国之商务略复其平日之情态。商民渐忸于战警，而经济界再呈活相。当是时军队需用木料亦渐多。如包装军需品之箱函，建筑营舍之材，兵阵燃火之木炭等，皆莫不仰给于林产。于是木材卖买顿增加，而价位稍昂贵。如国林、民林等处其间，贩出木材颇盛，使军旅所需毫无告乏，此为林业资于军役之效力。

民林于战时负非常特别税，约八十万圆。

战役前后之森林收益比较

图示国领林野生产每月处分之数，其白圈（〇）属于开战之前（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至三十六年十月），其黑圈（●）属于开战之际（三十六年十一月至三十七年十月），可以见战务影响于林业之如何。

国林栽树

国领林野之栽树业，于开战之际因汽车搬运力之减少、劳丁及驮马车辆之缺乏等，而稍觉其不便。然苗树价廉而劳银亦甚低，以此偿彼，其得失略无异于常年。

民营林业近年颇有进步，府县中有力图殖林、制定保护监督之法者，其成绩显著。日俄开战后，当路者益奖励林业，而多有所施设。各地新兴森林名“战时纪念林”者不少，其已栽植树木之面积，达数千町步云。是等纪念林及他民林之栽树，须于搬运机关者甚罕。惟诸业休止而劳银低下，利于造林之业颇大。

林产在战时之比较

开战之初海运业尚多危险，有碍于贸易商务，使林产输外不多。既而日本军连战连胜，令商务复其平日之情态。于是如铁路枕木、燐寸木料、茶箱材料（板）及他木竹诸材，输至外国者反多于平时。其通年增加之数，至百二十三万二千二百有余圆云。是岁北海道所产之木材于清、韩诸地有特殊之需用，且扩张贩路于南清之地，故其输出之多未曾见其比。

林业之好望

军费达巨数，而融财情形受其影响不甚大，诸业鉴于时局之趋向而图发展，于是木材之需用复益增进。若需消与供出之连络一时为战务所阻隔者，未久而有搬运之法，以应于急需，司知林业于战时所利亦大。

林业之未来

日本林业之现情如前所述。盖往时一守旧惯，森林教育未盛兴，如林业之经营，林野之整理，及林产之利用，皆未尽其法。至近年，林业渐入学术应用之时代，营林者宜益讲究学理，以图森林经济之畅达，令其经营之基础益巩固，能致巨利于国家经济。

日本既经旷古无比之大战大胜，而发扬国威，其经济界益有发展之势。凡商工诸业之隆兴需原料必多，而仰给于森林者亦居其半数之上，苟欲求产业昌盛，不可不使森林生产丰富。经营林业者无论国林与民林，察时势所趋，勉行栽植，其收利益多，亦勿论耳。

林产输外之增进

观于贸易统计，明治三十七年，外国木材输进日本者，价五十万余圆；林产输出至外者，约二千一百有余万圆。此之于明治二十八年，输出价八百四十有余万圆，仅十年而增加约三倍。清、韩二国与日本只间一海峡，而需消木材及他林产殊多，异日迨其文化大开，铁路、矿坑、电信等，求建筑之材，而商工诸业取原料于日本，至其需用之盛则将或无穷。

日本输出木材及林产制作品，以应于邻邦需求，因而裨益其开进之业，不亦妙乎。如此林业发畅，而收益加多，其负担租税之力渐增大，则不独国家经济享其利，国土因此保持其安泰，雨水因此减其泛滥之害，即如土木费，每年节约，亦不知其几何。植林之效可谓大矣。

结论

日本之地势及风土适于林业，称曰“天成之森林国”无不可。王朝与霸府用意于林政颇周厚，但因时代而稍有张弛之差耳。近年，林业进步有可观者。既经战胜，亦益有发展之势。林野之地积已广已大，自今之后，林业发达将进于无穷。其资于国利民福，而成国家无尽之财源，亦不甚远耳。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水产业

总说

日本之地势

日本之地势，西面与亚细亚大陆相距，而拥日本海；东面一带则有淼渺太平洋包绕之。岛屿无数，蜿蜒连亘。自北至南，绿树森森，其翠如滴。而海岸线引长约七千四百有余里。周海有寒暖二大潮流，南北对向而交流，以匀和其气候。地肥谷丰，水族分布于海者亦颇富饶。日本鱼族，已知其名目者七百有余种，其中能利于经济者约四百有余种。如帝国大学之临海试验处，在相州三浦半岛者，成绩显著，较欧洲之地中海试验处毫无逊色。

日本之生民

海岸线引长颇大，而处处有良湾佳澳，长汀曲浦。山岳起伏之间，则有大小河川，加以淡海湖沼，莫不有渔利焉。日本民族当其始原之时，乘干潮而拾收贝类，或刈藻草，或捕鱼族于潮泽涸水之际，既而渐有不畏险艰者，操小舟出而鼓励于激涛洪波，至其熟习已久者前往能至百海里，或百五十海里之远。如此渔夫恒出没于水天渺茫之间，犹农夫耕耘平野于烟霞中。其因袭之久，习自为性，称曰“水之子”。日本孩童以渔猎为一种游乐，非无故也。

日本富海员

闻日本兵士苦战于满洲之野，每得小闲，垂钓而渔小鱼者不少，外国新闻记者观之咸有奇异之感。常行于海者逢风涛，而被其掀翻吞吐，自若无怪焉。其精神之壮烈，苟经训练皆足以成船舰适良之水火夫。欧美列邦动辄忧水火夫之缺乏。惟日本则不然，几万海员，应需而立办。可知日本海军之成功非偶然也。既有素养，乘时势而跃然投其发动之机耳。

半农半渔

日本自古称“瑞穂之国”，佳谷穰穰，生于平野。其生民半农半渔，出则渔于水，入则耕于野。其欲食也，稻米在地，鱼贝牣水，兽肉不多食，日常食料则为谷菜鱼肉。古者祭祖宗以水陆鲜鱼，及蔬菜果实。今世发见贝塚，亦足征其太古时贝类为主要之食料。

牧畜不发畅之故

人或谓日本牧畜之业不曾发畅，可惜矣。以予观之日本水产极为富饶，彼逐水草而转徙游牧者，未尝见其要，偶饲养牛马则牧以天然萋萋之野草，而毫无忧其缺乏。设令国人不食鱼贝，而多用兽肉，则日本需牧场面积必数倍于今日。或谓日本人口之增殖比国土面积已过多，以予观之，是亦不过杞尤。日本富水产不仅养其现时之生民，又足以应其未来之繁殖也。

渔业沿革

渔业沿革。日本渔鱼利用之法夙有可观者。惟封建之世各地异其法，而无所统一。挽近五十年渔业之沿革略可分为二期。安政元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至明治十一年（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凡二十五年，称为第一期。明治十二年至同三十六年凡二十五年，称为第二期。

第一期

第一期只踏袭旧惯，盖德川幕府之末，政机转变，动乱频起，而产业坠地。至明治维新之初，旧制度皆破坏，而新制度未就其绪，产业复兴，而尚守其旧惯。渔鱼利用之术徒赖其经验，而未知用学理，以沃其利源。当时政府急于治务，未暇以推奖水产也。

第二期

第二期机关渐备，推奖加厚，诸业发畅，民志开进，于是水产之业亦振兴，而长短取舍之道自行其间。近年日本渔水产者，竞求利于远洋，不仅行舟于朝鲜海，北破濛雾，过桦太滨岸，而进入阿哥斯克海，东南踏太平洋，而远出没于云波缥渺之间，亦可谓海业之一进步。

制度

往时渔业之制度

德川时代无法规以裁制渔业，惟有时下命令以谕告渔民而已。幕府以锁国为主义，严禁大船巨舶之制造，故远航冒险之业无由得其隆兴。各藩既有封境，比邻互接其海区，或论渔法利害，或问渔具得失，遂生争讼，而仰于官裁。一旦承宣告命令，则遵奉之，与法例无所异。要之当时渔区之争，徒拘拘于小故，宛如国于蜗角者然。然藩侯中有惟奖渔业赐以米谷金钱者，又有用藩资以经营渔业者，如捕鲸之业是也。各地渔业情形虽不同，亦渐发畅。

近时渔业之制度

惟明治之初，纲纪弛解，渔村荒颓。于是政府下令曰渔业须据旧惯。此谕告在明治八年为政府推奖水产之始。其后保护渔业或图水产蕃殖，又谕告数次。制定渔业法之议，则起自明治十四、五年，至三十四年始宣布渔业法。自是渔家守其旧惯而确实享用渔业权。

明治初年政府置劝业寮，令统督农耕、山林、水产等诸业。明治十八年二月农商务省置水产局，二十六年四月兴水产考查处、令考查水产动植物、渔具、渔船、渔法、渔场、水产销路、渔业经济、水产统计、渔家惯习及制盐业等，且试验水产繁殖、制造、渔捞等诸法及制盐法等。考查处别置水产考查委员会，以有学识经验者十数名，充其委员。其后废考查处及委员会，移其考查之务以归于水产局，而仍继行之。

协会

大日本水产会

使渔业发畅者，以协会之功为最大，如大日本水产会是也。明治十三年，有志之士相谋，于东京兴水产社。明治十五年扩张其计图，而改称“大日本水产会”，以期讲究学理，收集实验，与各地水产会互通气脉，以助渔业之进步。此时会员达二百名，推东伏见宫彰仁亲王殿下为会长。明治二十二年一月，大日本水产会创办水产传习处，施以水产教育。凡八年毕业生约四百名，其中有系农商务省所嘱者，皆现任重要之职。明治三十一年以后，农商务省收水产传习处，而继承其业。大日本水产会渐发畅，而各地兴协会者益多，皆有补益于水产之进步。

水产博览会及品评会

水产博览会

促水产发达者固多，如博览会之功亦殊显著。明治十六年，于东京始开水产博览会。同三十年，于神户开第二次水产博览会。先是，明治十三年，德京柏林有万国水产博览会，同十五年英京伦敦复有万国水产博览会，而日本赞同之。其余各地开水产品评会者恒多。凡水产博览会及品评会者授当业家以知识，因而使渔捞、制造、养殖各业得改善进步。

水产教育及水产试验

水产教育

日本以科学研究水产，实属于近年之事。明治十五年以后，大日本水产会倡水产教育之必要。明治二十一年，政府将水产简易科附设于东京农林学校中。翌年，大日本水产会与水产传习处。三十年，政府继绍之，改称“水产讲习处”。嗣后益扩张其规模，现教养多数学生。各地知水产教育之利者渐多，或兴水产学校，或开讲习会，或设水产试验场。于是政府给以助成金而保护其业。至近年地方官厅以地方费扶助水产诸业者亦益多。以地方劝业费观之，其关于水产者，在明治二十八年仅三万有余圆，至明治三十六年度，则已达三十八万有余圆之多。

渔业及水产制造

近海渔业

日本沿海之渔业，于封建之世各地区区异其发畅之度。迨维新后全国交通加便，而渔家渐改善其业。官厅之诱导，协会之奖励等，多显其效。而东西交通，南北相协，于是近海渔业颇进步，渔家增其数，至七十有余万人。渔艇逐年改良，渔场向深海而扩达，网具与钓鱼法益精巧，而渔鱼之数亦愈饶多。如缠囊网，初摸美国渔具而试用之，遂改良扬操网，而得一种精巧之具，是可特记焉。据概算明治二十六年全国渔获价一千二百七十二万有余圆，三十五年则达四千四百二十万有余圆之多。然日本既有半农半渔之俗，鱼贝捕获者非尽上市售卖，故全国渔获之数或倍之。以北海道言之，其渔获之数未可正确考查，据最近之计，专言其生卖之价，每一年约百五十万有余圆。

远洋渔业

沿海渔业渐发展，而渔场渐见狭隘，于是有向远洋而求渔利者。日本初未多有渔远洋者，明治三十年政府奖励远洋渔业，给付以助成金。至近年，帆船之充远洋渔业者，三十有余只，其从业之人约八百名。

出外渔业

日本渔民出渔于外国之海者，自古有之。其至朝鲜、俄领沿海州、萨哈连等者最多。近时日本人移居澳洲木曜岛，英领加奈陀等者，亦多营渔业。

朝鲜近海

出渔于朝鲜近海者由来颇久，近年西南诸州之渔民出渔益盛，已有渔船二千余只，渔夫九千余人，渔获每一年约三百余万圆。

俄领地

日本人出渔于俄领萨哈连岛者，亦非一日。据明治三十六年所查，日本渔家营业于萨哈连者三十名，渔场九十九处，渔夫约四千人，别有渔夫为俄人雇用者三千二百余人。

尚有出渔于俄领沿海州等者不少。近年，日本与俄领亚细亚之贸易发畅颇著。其输出物货主要者为米、盐、茶、石炭、野菜、果实、绳及苞莚（叺筵）等。输进物货则有石油、鱼粕（肥料）、咸鱼等。据最近之计，输出合数价二百二十三万有余圆，输进合数价八百二十六万有余圆。

澳洲之珍珠及海鼠

日本人居澳洲木曜岛者，或采珍珠贝，或渔海鼠。其业之创始，在距今二十七八年之前。当初时，有日本潜水夫采贝于海底，其技巧妙，使西人感叹。自是，木曜岛需用日本潜水夫逐渐加多。间亦有日本人自出资营采贝之业者，遂至有开商店者。其后，澳洲政府禁日本劳工之移行，而日本人居木曜岛者渐减其数。然仍有采贝家若干留该地。

加奈陀之鲑渔

日本人居英领加奈陀者多渔鲑鱼，其业之创始在明治二十一年之顷。当初时有人渔于斯基那河，得利颇大，嗣后移住该地者渐多。其后加奈陀政府定则例，令渔鲑者非加奈陀人及归化之人渔于芙列萨河，已达三年之上不能得其允许。自是日本人所领之渔船，照新法而请允许。其经允许而现营其业者，已达二百有余只之多。

近年，出渔于菲律宾群岛者，亦稍有之。

水产制造

渔业已发畅，则利用渔获之法亦不可无进步焉。水产之制造，与渔业有密切之关系。知往时各地异其发畅之度，其生产除特种品料之输至中国者外，大抵供狭小地域之需用耳。输外品料在往时未得整一，博览会及品评会频行，当业家自增其智识，嗣后竞求制作精良而注重于信用。

水产之制造，备以广大工场，利用机械力者极罕。惟罐藏鱼介类之业，进步尤大，而用蒸汽机关者不少。罐藏之业起自明治十年之顷，初时于长崎及北海道等诸地有试制之者，虽经十数年尚微微不振，至日清交战之时军队需用罐藏食品者甚多。于是水产传习处所出之技术家在各地奋用其伎能，使罐藏之业速进步，遂至普行全国。

近年，试用欧美制作法者渐加增，如燻制、咸鱼之法是也。日本将松鱼制木鱼（坚鱼节）其术极精巧。若干鱼、盐鱼等从运输加便，亦渐改良其制法。

水产制作品之种类

水产之制作种类甚多，概言之可分为四种。曰食料，曰药料，曰肥料，曰工料。其主要者莫如食料，有干燥、盐干、煮干、盐藏、罐藏、燻制等之别。制肥料者恒用干燥、压榨二法。药料则有肝油、沃度（碘）等。其余利用水产之法尚多，或采鱼油，或制糊料，此谓之制作品。若介壳、鳞甲等亦可充工艺材料。据概算，水产经制造者，在近时每一年价约三千万圆。

水产贸易

输出水产

日本水产输至海外者，在近时每一年至九百万圆之多，供清国需用者居其大半。日本与中国之贸易起自数百年之前，而日本水产为输出主要之品料，亦始于二百有余年之前。德川幕府之时以长崎为贸易市场，特置苞货衙门（俵物役所）而榷卖水产品，不曾许其自由贸易。迨维新后废榷卖之制，于是鱼介、藻类，经制作以供食料者莫不输出，水产之输至欧美诸邦者，多取其适于工业之用，如鱼油、石花菜（寒天）、贝壳等。至其所输之食料品则未至多。近年日本人有图以水产食料输至欧美者，其业亦将大兴。查水产输外之增减，明治元年仅五十六万有余圆，嗣后逐年加增，三十六年则至九百三十六万有余圆。

输进水产

外国水产之输进至近时渐加增，其品料则有咸鱼、干鳁（肥料）、海藻（糊料）、鳖甲类（工料）、贝类、罐藏鱼类等，一年输进之数已逾二百万圆。盖日本人居俄领亚细亚，及韩国者营渔业益昌盛，而日本与东印度、澳洲等之贸易亦加其繁荣，故有此输进之增加也。查水产输入之增减，明治元年仅一万六千有余万圆，三十六年则至三百九十六万有余圆。

水产之养殖

水产之养殖

日本自古有养水产使繁殖者，如海苔、牡蛎之保殖及鲤、金鱼等之饲育。往时养殖水族者在各地只为特殊产业。迨明治之后则渐普布而广行全国。如鳗、鲻等，与鲤同取其仔鱼，可混养于一池之中。鳖为贵重食料，向者专待于天然之产，今则多养殖之。珍珠之养殖，不仅开生业之一法，又为学术之新发明，人养珠贝而加以伎工，得自然之珍珠，不亦奇乎。是法现属于特许专卖之权。

养殖之业渐发畅，而隰土水面见利用者渐多，故科学家于养殖之理研钻益深，亦固其所也。

制盐之业

制盐

日本制盐之业，远起自二千年之前。采海水以制精盐，有二法，一赖天日强热，一用人工火热。台湾之制盐则恃日热，日本本部之煮盐则用火热。

盐之专卖

制盐之术，逐年渐进步，而各地营其业者亦渐昌盛。试查其生产之数，明治二十四年，制盐合数约五百五十万有余石，价四百七万有余圆；三十六年，则约六百六十有余万石，价九百四十有余万圆，其从事于制盐业者约十万有余人。盐在台湾初为政府专卖，日本本部至近时亦开始盐之专卖。

结论

水产无尽

湖水漾漾光如明镜，溪水淙淙似碎珠玉，近而观之，有声曰科学之材料，未经攻究者多在乎此。沧海洋洋烟波万里连于长空，试登崖岸而望之，脚下有水打岩，疾呼曰是底遗利富饶，采而无尽。日本实为水产国，而丰富无尽之宝库自备焉。

水产之将来

独惜考查统计有所未到，日本篇所载之数目，尚漠然而不足尽其要领。鱼族藻类堆积海岸，丰阜如山，不仅供国民五千万之饵料，又多输至海外。海盐结晶，清皎如雪，或以充盐鱼、盐菜之用，或以供工业之料。而日本制盐者四时无休，常应其多数之需而有余焉。要之日本之水产未至明录于公署之薄籍者，襃然颇饶，殆不易知其几何。如本篇所载之数目，三倍之，或四倍之，始可得其近于日本水产之实数者。然日本之水产能表示以正确之数目，其日亦将不甚远。日本水产诸业之前途，洋洋乎多望矣。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矿业志

绪言

序论

大日本帝国富于各种矿物，其采矿冶金之业近年进步颇速。日本在东亚采西邦文化之精粹，而调匀之于其固有之光华，其新兴之势骎骎不息，使精神及物质之发畅皆斐然成章，是投于西人之同情尤深。此编叙述日本矿业进达之次序，及其现时情势，凡矿物出产之数，采矿冶金所用学术之程度皆说明之。极东诸邦以铜、石炭为输出贸易之主要品者，只有日本而已。日本矿业之发畅于西邦之文化及学术，负荷固多，惟其经营所用之资本及人力，未曾仰之于外洋，独立自营，以有近日之良绩，是属于东亚诸邦希有之例。

日本地质

地势

日本之版图，南起自北纬二十一度，北达五十五度；中部有本土，地势狭长，山岳起伏；北有北海道；西南有四国、九州、台湾。其余大小岛屿错落散布，高低不齐，而地中处处包藏各种矿物，其量亦颇丰富。

地质

结晶片岩层为构成地壳之基址，其在日本者自西南贯通至东北，其一端暴露处在于日向（九州）越海入四国，而分歧成东西山脉，再越海入本土，而过纪伊、伊势，遂达远江，进而至信浓，奥羽东部亦有此岩层露其形者。其在北海道而显露者示南北之向。此一带岩层实为日本地层之主宗，上载以各纪之成层岩，处处亦有迸出岩之错落其间。是等岩石中有关涉于矿业经济者，在成层岩之中则以结晶片岩，第三纪砂岩等为最，在迸出岩之中则以花岗岩，粗面岩等为主要。

矿产

日本地质极为错综，其中所藏矿物之种类亦甚多。惟未见贵重实石之出产，虽可憾，然美丽巨大之安质姆尼结晶质、水晶之结成双子形，及黄玉（近江、美浓所产）、玛瑙等，珍奇矿产亦不少。寻常矿产属金类者，有金、银、铜、锡、铅、亚铅、安质姆尼、铁等，非金类者有石炭、石油、硫黄等。

金

金，产于日本者，分三种。一为片岩石英层所包含，如四国吉野川流域，及甲州巨摩、都留等处有其出产。二为火山岩石英脉所包含，如萨摩、大隅、筑后、佐渡、生野、半田及台湾等诸金坑多产之。三则离于母岩而存于土砂中，如北海道诸地及金坑附近多有之。日本富于金矿略如此，惟操业之法未得其精，而放资之数亦少，故金之产出不甚多耳。苟今开坑愈盛则产金增其数亦不甚难也。

银

银，产于日本者，大抵为硫化质，存于火山岩中，其为凝灰岩所含者尤多。间或与金、铜、铅、亚铅、相混杂焉。日本产银地有佐渡、生野、院内、椿、小坂、篷西加利别、神冈等。

铜

铜，于日本矿产中居其首位。铜之矿床，分二种。一在结晶片岩及古纪成层岩，而成层状。其矿脉横径甚宽，有达七八尺者。虽不多见伸缩断续，然含铜之量概在低位，多者百分之八至九，少者不过百分之二至三。间亦有接以硫化铁矿者。铜坑之藏有层状矿床者，莫盛于别子铜山。其余如日向之日平、槙峰，肥后之五木等，亦有良坑。纪州吉野川附近，远州天龙川流域，及信州伊奈等处，皆有是种铜山。二在火山岩如凝灰岩等而作矿脉，其含铜之量不下于百分之十，多者达百分之三十。是种矿床以足尾铜山为巨擘，如山阴道及奥羽诸州所有之铜山亦多属于此。

铅

铅，多成硫化质，在凝灰岩及他火山岩之中，而作矿脉，其矿恒含有银。日本主要之产铅地为飞驒之神冈、陆中之细仓、北海道之篷西加利别等。

亚铅

亚铅（锌），多成硫化质，而混杂于他种金类矿床中。然日本精炼亚铅之业，尚无可观者。

锑

安质姆尼（锑），出产地以伊豫之市川、长门之鹿野为首。其余如大和、肥后等诸州，稍产锑矿。

铁

铁，成硫化质或酸化质而产于日本者，甚多。惟其硫化质不适于制铁之料。所谓铁矿者只取酸化铁而言之，如磁铁矿、云母铁矿、褐铁矿等，是也。

磁铁矿

磁铁矿，于成层岩与花岗岩触接之处，作矿床于中间，谓之接触矿床。是铁床最大者，在陆中之釜石。其余如美作安艺、出云、石见、丰前、丰后各地，皆产磁铁矿。日本有磁铁矿床甚广，然是矿所在之地，距海岸远者居多，故搬运之便甚难。日本之铁矿业，尚有须于交通机关之充备。

云母铁矿

云母铁矿，其在地之状，多似磁矿铁。间亦有在火山岩、成层岩之中而成脉状者。其矿床最大者在越后之赤谷、加茂，陆中之仙人山，陆前之青根等处。

褐铁矿

褐铁矿，多为硫化铁矿所变成。产是矿之地尤著名者，在美作之棚原。是矿由矿泉沉淀者，所在多有之。

石炭

石炭，分二种，曰无烟炭，曰寻常炭。

无烟炭

无烟炭，产于天草者，品质佳良，酷似英国加底芙之产。纪伊所产者，品质亦佳良。长门之地，亦产是炭。

寻常炭

寻常炭，主产地在九州、北海道及盘城。是等诸地之石炭，皆属于第三纪所成生，较外国所产之寻常炭，经年代不久，其品质略居褐炭上位。九州炭与北海道之产品，位略同，至盘城炭则较劣。九州有三池及筑丰诸炭田，其名最著。北海道之石狩炭田亦闻于世。如在本州除盘城、常陆炭田外更无著名炭坑。

石油

石油，近年石油为日本主要矿产之一种。日本地层含油处，除一二特殊之例外，皆介处于第三纪岩层之间，与巴窟、嘎利西亚、加利福尼亚诸地之石油同其成生之时。是种第三纪岩层北自北海道南至台湾，播布甚广。然现产石油者越后油田占其大半，远江油田亚之。其余北海道、羽前、羽后及信浓等诸地，虽有油坑而产油未多。台湾虽有产油之地，其采油之业尚无可观者。

硫黄

硫黄，本多火山，其喷火口附近有硫黄堆积，固当然矣。如北海道、羽后、陆前、信浓、肥后、大隅等处，皆产硫黄。

矿业之沿革

矿业之发畅

日本矿业之新纪元，仅始自二十五年或三十年之前。更溯而至其前，则凡二三百年间始无进步。

日本自上古产金、银、铜、铁及各种玉石类，征于旧记古器，所证自明。金、铜二品于中世之后，多资于商工诸业及贸易商务之用，尤见贵重。

往时之矿业

距今一千二百年之前，文武天皇天长二年（西历六百九十八年）遣大和国忍海郡之人某，至对马采金矿而冶之。自是五十年，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元年（七百四十九年），陆奥国贡献黄金。丰臣秀吉之时，已开掘佐渡金山。由是观之，日本为产金国，于古代既历然矣。

据记录《吗尔哥坡罗声言》曰，日本为金矿无尽之宝藏。阁龙之心于航海，其初时之目的在日本之金银，亦可考证。

德川时代之输出金银

中世以后，日本金银溢外者极多。以德川时代观之，庆长六年（一千六百一年）至明和三年（一千七百六十六年凡百六十四年）间，金之输至中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者，约三千一百三十八万钱（三万一千三百八十贯），平均一年十九万一千钱。此百六十四年间银之输至中国及荷兰者，约十一亿二千三百万钱（八十二万三千贯），平均一年六百八十五万一千钱。日本以金银供欧、亚二洲之用，不亦多乎。

产铜

铜之关系于日本经济及贸易商务更为重大。盖日本冶铜之业所由极古。上代制镜、剑及他武具者用铜甚多。其后以铜作货币通行国中。于是铜之需用益广，除铜币外佛像、佛具、用铜者尚多。奈良之朝铸造大佛，尽集全国当时所有之铜质而用之，亦可见其用铜之盛。

德川时代之铜贸易

日本输铜于外已久。当其初金银制贸易商务之枢轴，而铜只为输出重要之一货。政府见金银溢外之无穷，欲防遏之，尽力于铜之输出以计贸易之权衡。贞享二年（西历二千六百八十五年）改正《贸易法》。元录八年（一千六百九十五年），定《贸易船舶制限例》，要在防范金银滥溢。此时，准允中国、荷兰二国商人以铜之输出，而不许其搬去他货。若铜之供给不足，则便宜制限贸易之数，今勿毁其进出之平衡。

正德五年（一千七百十五年）下新令。据其所定，铜之输出，合其至中国、荷兰二国之数，以不逾四百五十万斤为一年之定额。此可见幕府汲汲裁制贸易之意。其后准许海参、干鲍等之输出，以补铜数之不足。是等海产，称曰苞货。

既而，铜矿业颇衰颓，不复能支持贸易之制。然当是时，近者自中国、朝鲜、海峡殖民地、印度等，远者至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诸邦，各地用日本铜者，已极盛。

史家评长崎贸易者，或谓宽文八年（一千六百六十八年）之前为银贸易时代，后至贞享二年（一千六百八十五年）为金贸易时代，嗣后则为铜贸易时代。此说颇得其要焉。

外国矿业技师

王政维新（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后百物更改，政府竭力于殖产兴利之计，而矿业亦开新纪元。明治初年，多招聘西邦技师及专门家，使授日本矿业界以学理艺术。其中有英国人哥突芙列，在工部省矿山局，为其矿山师长。英国人嘎瓦在佐渡矿山，为制矿师。法国人哥阿尼在生野矿山，亦为制矿师。美国人袵因充任于佐渡山之采矿，兼制矿师。德国人内宝奉职于小阪矿山。英国人吗丁施技于高岛炭山，坡塌以矿山土木师在三池炭山。其余法、德二国人，被聘用者尚多。

先是，文久年间，美国人餔列窟及潘陪利为幕府所佣，始核查北海道矿山情态。矿山作业用爆发药，实由潘陪利所示授。

地质教师

日本核查地质之业，先推美国人赉满枝功。明治六年，日本开拓使经华盛东政府推荐，招聘赉满。此人已赴任先查察北海道地质之梗概，而绎究石炭、石油、铁、砂金等诸矿，既而承内务省劝业寮之聘佣，未几而转职于工部省。期间绎究越后及诸地石油矿，又核查九州石炭、釜石铁矿等，而测算日本主要矿产在地中之量。

可知日本核查地质者以赉满为其鼻祖。赉满之始至所随有满罗者，核查北海道砂金等，后为东京大学之矿物地质讲师，迨归美国则为哥伦比大学教习。日本矿业由泰西文明国而得知识及技术，历有踪迹如此。而智识经验基于安克罗索逊民族（英、美两国人）之传授者最多。

矿业行政及教育

明治初年，政府锐意于矿业之发畅，尤尽力于矿业技术之练养。明治四年工部省之下置工学寮，今讲授采矿冶金之学术。十年废工学寮而开工部大学，其所讲授采矿冶金之学术益高其程度。其后废工部大学，移其学科而合之于帝国大学，且更高尚其程度，别令专门学堂设采矿冶金科，养成技术家。初事急于成功，而矿山多属于官营。如佐渡、三池、生野、高岛、阿仁、釜石、中小阪、大葛、小阪十矿山皆然。经营略成后，明治十八年除佐渡、生野、三池三处外，皆归于民营。既而所余三矿山亦离于政府。今则铁山及石炭坑带特殊性质者，仅属于官府经营而已。

明治六年，政府始宣布《日本坑法》，渐次变革，至二十三年制定《矿业条例》。其后日本矿业界有长足进步，法例可修补者不啻一二。于是三十八年更制定《矿业法》，其实行始自七月一日。此《矿业法》在各国为最整备。

水利之利用

兹有一事须特记者，日本矿业进步，与水力应用之增进，有密切之关系是也。明治二十三年，全国矿山所用之汽力及水力，不过五千三百马力，至三十五年则达十二万二千马力。十三年中，增至二十三倍。明治二十三年，足尾铜山始用水力电气，以供器机原动力。

嗣后各地有仿之者，三十五年则矿山所用之水力电气合为六千马力。盖日本矿山掘地进下甚浅，间有沿地面而掘采者。然欲开地下无尽之富源、则层层深达亦为必至之势。于是有利用水力之要。惟日本之地势多山脉，丘陵起伏，水流纵横，处处有急湍激流，用水力者得便固多。日本矿业之未来利用水力将益多可知耳。

矿业之现情

日本输出石炭之多冠于东亚诸邦，而其产铜之饶亦在世界有数之列。铁之出产虽未丰富，然若松制铁处，规模宏大，作业整备，足耸动人之耳目。此三者彰大显著，世界所共知，而日本矿业亦不止此三种。

矿业之数

据最近统计，日本矿业及主要矿山出产之数，系明治三十六七两年者，如下——

注：铁之数，于三十六年度，别有制铁厂所制铣铁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一吨（法吨），钢铁四万二千二百六十四吨（法吨），不加算于表中，矿产系三十七年者虽由概算而无大谬。

明治七年之前，日本矿业未振兴，其后矿产逐年渐增加，今示其出产每隔十年之数以便于比较，如下例：

开列坑地（试掘开掘）面积表、矿山劳工人数表、平均劳银表，及矿山所用动力表。盖矿区之广狭不必为矿业之大小，劳工多少及劳银高下，虽仅排列数目，亦不足知矿业实质，然并观是等诸表，略可窥日本矿业进步之梗概。

日本矿业逐年进步，而矿产输出至外者亦多。事之属于王政维新前者无记录可征，其属于维新之者初亦不足观，惟铜、石炭、硫黄等数品，自往时至近年外输略无断绝。明治元年石炭输出一万五千五百八十四吨，价七万九千五百十九圆，翌二年则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二吨，六年则四万七千百七十二吨。明治三年铜之输出六十八万五千七百六十六斤，六年则达二百八十七万六千百四十二斤。至硫黄则元年输出十九万六千六百七十五斤，六年输出百十一万二千七百四十九斤。矿业之发畅与输出之增进有密切之关系。今示主要矿产每隔十年输出之数如下。

主要矿产最近五年（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输出之数，如下——

最近五年（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间，外国矿产输进日本者，如下——

明治三十七年，日本主要矿产输出至外者，概略如下：

矿业制度及矿业经营

矿业制度

日本矿业之沿革，尚不多经年所。明治维新之前，除一二官营矿业外，余皆不足言。维新之初，有佐渡、生野、小坂、大葛、院内五金银矿山，阿仁铜山、中小坂、釜石二铁山，三池、高岛、油户三石炭山，皆属于官营。当时虽许民人掘采矿物，其矿山稍大者，非属于政府经营，则由旧侯伯所开耳。政府锐意以求矿业之畅发，佣外国技师，购新式机械，又兴学堂，以图矿业学术之进步，其奖励无所不到。然制度未确立，而民人开坑者极少。

明治六年，始制定《日本坑法》令民人知所遵由，此为日本矿业之都之嚆矢。此坑法由英人哥突芙列与日本官僚所编纂，盖参酌西班牙矿业制度而妥定之者也。据其所定民人营业之自由限域甚狭隘，而坑务一赖政府之指挥监督，虽有干涉过甚之嫌，亦当时情形不得不如是而已。时势推移，文物进步，坑法亦不守其旧。

明治二十三年，政府新制定《矿业条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以后，实行其法。于是许民人之开坑者以独立自营之权。凡在日本臣民之藉者苟遵法律所定，皆可行矿山之试掘或开掘。明治二十五年以后，日本矿业进步颇速者，由此限度之赐也。

明治三十八年，政府经帝国议会之协赞，而宣布《矿业法》及《矿业抵当法》。此新《矿业法》划明矿业权之性质，以矫正试掘者漫占领矿区之弊。若保护劳工，许诉愿、诉讼等，亦有法文略完备焉。《矿业抵当法》使矿业家易求财资，兼保护债主之权利及利益。自今之后，日本矿业有此二法，亦当大享其利。

维新以后，政府力图矿业之发达，学者及实业家尽瘁于此业亦不尠。如元日本矿业会长故大岛高任氏，在朝在野咸一意以求矿业进步，而努力于新器械之购求，新学术之利用，及新教育之施设等，以裨补日本矿业之发达，其功尤显著。

任友家

一人一家关系于日本矿业之盛衰尤深者，莫如领有别子铜山之住友家。住友家祖吉左卫门，始发见别子铜山，在元禄三年（西历一千六百九十年）。此坑，元禄十一年产铜之数，达二百五十万斤，嗣后连绵属于住友家之经营。明治初年坑业稍衰微，一年出产仅五十万斤。于是住友家拮据奋励，未几而坑利复振兴。继以长足进步。今则成一大铜山，其产铜之饶亚于足尾铜山。

藤田商行

藤田商行（藤田组）亦为近世之大矿业家，其所领小坂铜山及台湾金山，皆为日本有数之大矿山。

三井公司、三菱公司

三池炭坑由三井矿山合名公司所领有。佐渡、生野二矿山由三菱合资公司所管理皆为日本主要之矿山。

小野商行

维新之前矿业家中有小野商行，明治初年居六大富豪之一，卖买蚕丝及诸货，兼领金、铜、铁诸矿山五十七处，其所产之矿质亦不少云。

古河家

吾先考古河市兵卫，实为小野商行主事之一员。迨商行解散后，明治八年始开草仓铜山，嗣经营足尾铜山及诸矿山，终生致力于矿业。予现继箕裘，所管理者有足尾、久根、阿仁、草仓、永松、不老仓、水泽诸铜山、院内银山、九州诸炭坑，及制炼处（在东云）、镕铜处（在东京）、骸炭处（在东京）等，皆出于先老独立自营之功。

学理之利用

古河市兵卫苟得利于矿业，则尽用其所得以图矿业之进步发畅，是为其终身之志。如购新器械，用新学术，特为其所竭力。明治二十一年，于东京镕铜处始备电机，而行电气冶金之术。二十三年，于足尾铜山，以电机供扬矿扬水之用。二十八年，于同处布以电车铁路。三十年，于下山田炭坑，以电机供采炭之用。二十三年，足尾铜山置水筒熔矿炉，二十六年，始用倍西马制法。十九年，院内银山用匀汞锅选法。二十三年，宏仙银山用峯琵铁拉式收银法，其余是类尚多。尾足铜山预防矿毒之工世界无其比，是众人所共知。

石油矿业

石油矿业属于最近之进步，其经营多由于新兴之公司。

石坂周造

若绎寻其沿革，则不可不推越后人石坂周造之功。周造夙知日本产石油甚富饶，核查越后、远江诸地之油坑，由美国购新器械，而行采油新法，毕生尽心力于油矿业，其经营不幸多蹉跌，然后年油坑盛兴者周造实开其绪也。

石油之新式机械

明治二十一年，于越后有日本石油公司之创立。二十六年，有宝田石油公司之开业，由美国购凿井机械而行最新凿井法，于是油坑始有赢利。西邦人亦有瞩目于越后油坑者。炭坑之业，由来虽未久，富豪家及大公司有投巨资于此业者，用新器械而行新法，遂见今日之盛。

石炭坑

在北海道，则以北海道炭矿公司为巨擘。九州则三井矿山合名公司、三菱合资公司、贝原太助、安川敬一郎、平冈浩太郎、中野德次郎，及古河家等，领其主要炭坑。炭坑业之改良进步由于坑主所图画，而交通机关之备不备与炭坑经济之通塞，亦有密切之关系。故水陆交通之设备，在北海道、九州有待炭坑主之斡旋经营者尚多。

结论

要之，日本矿业经政府之奖励保护，而进步发畅。其间有学者、技术家、笃志矿业家等，鼓励斯业，使坑主利用泰西之学艺技术。故矿业之改良虽赖政府诱导，苟无笃志家之奋励，则竟不可见其进步。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工业志

第一章 隶属工业

古代之工业

古时工人自立经营，其业专以制产供于市场者极罕。都城之外虽有工业，其规模甚小，皆农商所兼营，其技术未进步，其制产只限局于一部落之需用。工业之能发畅进化者，自古多隶属于主治之家。惟工人之于制作不徒任其经营之务，而自行其作图、施工等诸技术。其间分功未行，以手足为主动力，仅用简单器具而已。其工作之制产甚少矣。工业概为世袭，非父子相传则师弟相继，而职业之自由未广行焉。既非自立自营之工业，谓之隶属工业可也。试略述工业在此时代之沿革如下。

朝廷之工业

考工业之起原，日本朝廷有神器，其镜、剑、玉玺所以示明武信仁之德。如大庙神库居其首位者。耕织之器具亦可征皇祖注虑于农工之深。崇神天皇迁奉神器于大和笠缝邑。前此则历朝将神器安于殿中而听其政，称曰祭政。其祭祀之器具，及警备之武具，以至建筑、装饰、衣服、器什诸调度，皆办取于朝廷之中。

工人属于朝家者制作各种器物，其因袭之久遂至有以其职为氏名者。孝德帝（西历第七世纪中叶）采用李唐之制度，选人材任诸官诸职，而罢世袭之职。然执工务者尚配隶诸官司，皆称曰“部”。此可见工业隶属之遗迹焉。

朝鲜、中国之影响

先是神功皇后征三韩（二百年），而百济、高丽、新罗三邦服于皇威，其交通渐频繁。应神天皇之时（二百八十四年），阿直岐自百济来朝，贡缝衣女。翌年王仁率男女织工而朝贡。百济有秦始皇之后裔，曰弓月君，率百二十七县之民口，而归化于日本（二百八十三年）。又有汉灵帝之末裔曰阿知使主，率十七县之民而归化焉（二百八十九年）。自是之后，中国之工艺移植于日本，资其工业之进步。如吴织、汉织之法系此时所传输。

雄略天皇（第五世纪后半）遣使于百济，召陶工及锦工。又遣使于吴召吴织、汉织之工，因而奖励织布裁缝之业。敕皇后劝蚕桑，且图诸工艺之振兴。迨孝德天皇之世则有能织贵重布帛，如大伯仙锦、小伯仙锦、藤形锦者。以皮革言之，仁贤天皇之时（四百九十三年）召高丽革工须流梠、奴梠流，令传以熟皮染皮之法。日本有制革之业始乎此。自是各种器具以革皮者制作渐有之。要之隶属时代之第一期，稍有古代制作法之改良。既而交通于朝鲜及中国，不仅受其工艺品之输进，又征召工人资于技工之发畅者颇多。

奈良朝

奈良之朝，佛法盛行，更致工业进步。先是，钦明天皇之时（五百五十三年），佛教始传自百济，经敏达、用明、推古之朝信仰渐多。其后，遣唐使及僧学生（学问僧）派至中国，不仅讲究佛法，且考查李唐之制度文物，咀嚼其英华，而资于政治、文学、产业之改善。

元明天皇奠都于奈良（七百十年），嗣后佛教益盛。至圣武、孝谦两帝之时（第八世纪前半），每国建国分寺，京师设总国分寺，名曰东大寺，安置金铜庐舍那佛大像，乃由百济召寺院匠工及瓦工。初时（第六世纪末叶），有班鸠寺、四天王寺之兴起。继以奈良七大寺之大伽蓝，而各地渐有寺院之建立。于是建筑术刷新，遂取唐制。佛像之雕刻，及铜佛、缝佛、干漆佛等诸技术皆发畅。而诸种佛具之制造，亦自致昌盛。自贵族邸宅之造筑，以至日

用器什之调度者皆改良进步，莫不受其影响。

佛教隆盛之际不独中国工艺移植于日本，诸器物产于北天竺之佛教发源地者亦多输进。而印度及希腊之制作经中国、朝鲜转达东邦者不少。各种技风，自资于日本工艺之发展。法隆寺现有玉虫之厨子，东大寺有玉虫之矢筈、夹缬、﨟缬、鸭毛、御屏风等，皆可征其由于印度工艺或希腊工艺之影响。金银、宝石等之制作及雕刻，日本自古有其术。迨佛法隆盛之世，用以资于佛像佛具之庄严，技工竞其精巧而自致发畅。延至平安朝为诸工艺进步之素因。

平安朝

日本国俗于祭政时代以质素为旨，日常衣、食、住之用施以单简之技工而已。佛法已盛行，而风俗一变。于是工艺技术不以简纯为足，而渐促宏大、庄严、精致、巧丽之制作，遂采用朝鲜、中国、印度、希腊之技巧而融化之，以开工业进步之新时期。平安朝为贵族繁荣之时代。

恒武天皇迁都于平安（七百九十四年），其殿堂之建筑及庭园之结构皆则于唐制。藤原氏渐振其权势，而邸宅之建筑用紫宸殿式，或拟神泉苑，营其别庄。藤原氏之庄园布置诸国，而岁入颇丰富。卜山水胜景之地，营宏壮邸宅者亦不少。当是时豪奢竞盛，而歌舞管弦诸游戏颇流行，自衣服至酒器等，皆炫其华美，而织布、染色、刺绣、彩漆等诸工勃然加其繁荣。此时诸工艺承奈良朝之后而更加改良，其技巧意匠显特殊之进步。其可特记者在彩漆、制纸、雕刻。是时代所生之彩漆称曰上代品。盖彩漆所由颇古，自奈良之朝既供于佛具及宫中器什之用。迨平安时代供用益广，凡剑、弓之类以至砚函、扇子、栉等皆施以彩漆（莳绘），且用法渐改良之，如天井（天板）、须弥坛施以象眼工，衣袖之端亦施以螺钿。

镰仓时代

武门繁盛时工业亦自改其面目。平清盛代藤原氏而执政权（第十二世纪后半），变易制度。然平族兴第宅，作庭园，张游宴，好戏乐，亦如藤原氏，故工业之变化未著。源赖朝开霸府于镰仓，所布政令（第十二世纪末叶）反于平家之豪奢奇好，以质素俭约为旨。于是宴游之习自一变焉。平氏之时刀剑及甲胄务取美丽。迨源氏之世不取华美，以尚质实，以选用名刀利剑。以彩漆言之，前代模仿隋唐技风稍加改良。至镰仓时代与宋交通，取其技风，而工艺受其影响。此时代所生之彩漆称曰镰仓风。其间堆朱法传进，其刀法极精致，或施于砚函、巾箱或刻于佛具。

室町时代

政权去北条氏，而归于足利氏（第十四世纪前半）。使幕府移在京师，当其初兵马倥偬而制度文物未就其绪，工艺之徒自离散。至义教、义胜、义政之时，足利氏之霸业略盛而工业颇畅达。

东山时代

义政构邸宅于东山，闲居于山紫水明之间，聚书画古玩（骨董），屡开茶会，谓之东山时代。此时定茶之法式，垂范于后世。自茶器、彩漆器，以至雕刻品、刀剑等，召集天下名工而奖励其制作。义政由中国输取陶、磁器，乃刺激日本制作技工使其发畅。当是时各地之神祠佛阁，于所领之地予工艺家以制作贩卖之特权，令余人勿得滥僭，此特权称曰“座”。

足利义满至义政虽不满一百年，其间平安朝衰废之工业再振。而镰仓时代所生关东之技工亦移输于京师。东西折衷，复加以中国技术之风味，使日本工艺显特殊之畅达。所谓东山时代之工艺品者尚多遗存，供人赏玩。

外国贸易

足利中叶有遣明船航至中国。其后交通于南洋诸邦，而西邦及其在东殖民地之物货得输进日本。其中有资于日本工艺之改良者，如武器之制作，致大变易，其影响及于铁工。

织田时代

织田氏代足利氏执政权（第十六世纪下半），扩张遣明之例，改良其船体，令航行中国、南面岛屿、暹罗等地。又使葡萄牙、西班牙之船舶，般进至九州及堺港。此时奖励尾张濑户之陶工，图制作能若中国陶瓷器。期间建舍及筑城之法始开其采用西洋式之端。织田信长筑城于清洲，而作天守阁，此用西式也。

丰臣时代

丰臣氏承织田氏之后而益奖励技工，其优秀者授以“天下一”之号。如建筑、膝漆（莳绘）、陶器、刀剑具、假面（面打）、旋器（挽物）、漆器，此时代皆有进步。丰臣秀吉拨乱反正后，筑大坂城、京都聚乐第及伏见桃山城。而土木建筑之业颇改良，至今尚称桃山式。所用之瓦出一机轴，采漆意匠亦呈特色。

刀剑

以刀剑言之，镰仓及室町时代名工辈出。其后天下大乱，工业衰废，不复出名工，其制作无足观者。至丰臣氏之时，奖励刀剑之锻炼，所附带金具制作亦显其精妙之技术。自是金类雕刻家兴起于京都、伏见之间，遂分流派，一则传于加贺，开金类雕刻业之基址，一则移布于江户，使装剑具之制作益发畅。

茶技

丰臣氏奖励诸工艺，而图其制作之振兴。当是时诸侯及工艺家之好尚注重于点茶之器具。丰臣氏赏诸将勋功不必以采邑而赐茶器。秀吉好点茶，使其技广行，以促陶工之发畅，而致其意匠之精妙。

先是，陶器之意匠尚精巧华美，迨点茶盛行后专取于雅致。茶技（茶汤）所用之釜，其制作亦有影响于铸冶之工，使罐子铸造之业颇发畅。茶技益盛行，有以漆器充其用者，亦促漆工之改良。

造船

丰臣氏有征韩之役，奖励通商贸易，促造船工之发畅。此时京都、堺、长畸诸地有贸易家，经硃批（朱印）通商于南洋诸邦。其所用船舶之构造折衷于和洋二式。是等贸易船装以铁炮，防御海贼。其航路经吕宋、安南、暹罗、柬蒲塞等至印度片加尔湾，而贸易颇盛。当是时造船极殷，其和船最大者，宽九弓（间）长二十弓（间）以上。

要之足利中世至丰臣氏末年，日本与西邦始开交通，而贸易渐盛，使工艺加新意匠。其间战国已熄，成治平之世，人心渐安堵，而工业自振兴焉。工人既安其业，而技巧亦得所定向。秀吉统一海内，以余勇加于韩国，复扬武威于南洋诸岛。此举促工业之发展，使其制作品向外输出。自是各种制作不甘守株，如诸将得封土者于各地扶植工业，工业卒大发畅，不限局于京都、大坂之地。当是时各地工业长短相补，有无相通，始见经济之效焉。

德川初期

德川家康开幕府于江户（庆长八年第十七世纪初叶），由京都、伏见之间召各种工艺家，令移住江户，自建筑、装饰、调度以至武具各种制作，皆被推奖。此时名工应招而移住江户者不鲜。京师自古重典礼，不独衣服、器具，咸有级序，即进退动作等皆有规矩准绳，苟非从其法而制衣服，则背典章，而受咎视为僭越。

德川氏初定制度，宗奉朝廷，凡旧典章仪节属于公卿之专占，武门则不关知焉。其所用衣服器具之制作，行于京都者仍不改其旧式。盖京都之为地山水明媚，自然具备工艺之要素。故技术家不好弃其地者往往有之。技工家一受丰臣氏之恩顾者，尤忌江户府，即有徙居者亦往加州而从前田侯，不敢赴江户。如此技工之被丰臣氏保护者自分三派，一则仍占居于京都、伏见之间。一则移居江户，归服德川氏。一则转入加州归属前田氏。

宽永元禄之世

其后第三代将军家光改幕府组织，刷新诸政，奖励工业，益有发畅焉。宽永九年（一千六百三十二年）之后，或筑江户城，或建日光庙，或起增上寺，盛用土木之工。先是家康、秀忠之时，由京畿招工人至江户者已多。然建筑频行，而工人不足。于是更由京都、伏见等地，召工艺家扶持以禄，使各发挥其技俩。

宽永十九年（一千六百四十二年）之后，令诸侯构邸于江户，定参觐交代之制。自是诸侯江户邸第竞壮丽，土木、建筑及装饰、器具之制作，须技工益多。由各地招工人各扶持以禄，务以奖励其业务，工业始植于江户。

第五代将军纲吉之时昌宁无异，武门质实之风气一变而生文弱浮华之习，宛如东山时代。如此风俗变迁，使衣服、调度、武器，以至土木、建筑、装饰，舍潇洒雅致而取华美艳丽。染织、裁缝之技注重于文彩等，又生一种技风。所谓“元禄文彩”者今日尚被赏称也。不独衣服，如漆器、彩漆、雕刻及刀剑装饰等亦发畅，较织田、丰臣之时别开一世纪，谓之常宪院（纲吉法名）时代，纯然为江户技风。

吉宗之奖励

纲吉已薨经家宣、家继至吉宗（第八代，一千七百十六年），锐意于诸政之改新，且奖励殖产兴利之道。诸侯皆仿之，用力于产业，而工艺振兴焉。然江户之为地于工艺品之需，虽驾于京都之上，终不能夺京都工艺之盛。盖幕府之政策不在令制作之业集中于一二大都，务令各藩从其地之所宜兴其工艺，广使众庶沐其利泽，又使全国诸地互交换其工产也。自是工业以不限局于小地区，供给全国为旨。如此者至弘化末年。

幕末形势

嘉永六年美国使节柏理到浦贺，求通交互市。于是有外交之事，人心忷忷，其间执政家不遑于工业之改良，幕府及诸侯则忧兵备之不全，于兵器之制作采用外国式者不少。

第二章 自立工业（明治时代）

明治维新

明治之世，工业自立，而免于隶属。维新之初，政府废封建制度，改旧习，使民人营业自由，允认工业独立。自是工业划新世纪，自主自立，不复受束缚，苟不违背法例，则皆可自由选择其业务。即令不加于结会或不经限期习役，亦可执工业。商之转营工业，农之变为技术家，皆任其自由也。

西邦文物之输进始自天文之时，经嘉永、安政而渐盛。迨明治之世复益盛，遂致风俗变化，如家屋之建筑，及衣服调度之类，皆模仿洋风。明治五年以后多兴模范工厂，如富冈制丝厂、新町屑丝纺绩处、塞门德炼瓦制造处等。又在麹町区内山下街、牛込区新小川街二地开工业试验处。若涂漆、陶瓷、石碱及铅字之制作，则亦各设工场，卜地于赤坂溜池，置制糸工厂、铅字制造处、女工传习处等，使讲习新技术。别设工学寮备校舍，令教授土木、机械、造船、电气等诸学科是也。

外国博览会

明治五年以其翌年赞同于澳国维也纳府将开之万国博览会，特设博览会事务局。参议大隈重信任总裁，议官佐野常民充副总裁。咸奖励美术、工艺及农产诸品之出陈。七年三月佐野副总裁归自澳国，购得制丝、縒丝、机织、编纱布、炼瓦及石膏诸器械、活字纸型、染织诸原料等，携带而还，以供于日本技工家之展览。先是开会之初日本简派官吏七十余人，又送遣织工多数，令德国人瓦克内尔监督之，别选拔俊才以为技术练习生，令各讲究工艺诸学科。是等诸员与佐野副总裁之随员，多赍新器械、新器具而还，且鼓吹其新知识，而努力于新工艺之扶植。

内国博览会

明治九年，美国费府以记念建国一百年，开万国博览会。日本政府赞同之，出陈日本工艺品，且借此图美国工艺、技术之移输。新技术渐移植于日本，加以工业教育之普及，有效新工业之发展。其间中央政府与府县官厅锐意扶植新工业，迨明治十年于上野公园开第一次内国劝业博览会，使人得洞见日本工艺之发畅。然新工业盛移植，一时旧工业特甚衰退。明治初年至十年日本工业界实为新陈代谢时代，旧业衰废，新业渐植，其始植立者尚未定其成败之运。

政府之奖励

西南之乱已戡定，而产业勃兴，促工艺之进步。日本屡赞同于西邦所开之万国博览会，而外国人渐知日本工艺之价值。明治七年之后，在东京有起立商工公司者，以输出日本工艺品为其主要之业，遂使外人知日本彩漆、陶瓷、金类雕刻、布帛诸料之可爱玩。于是一时沉衰之旧工业，乘机而勃然复兴焉。

其间，中央政府投资巨万或兴模范工厂，或购外国标样品，以供于工艺家之参考，或听府县及士民所请贷以标样品，或开劝业咨问会，令各地工业家表白其意见，或宣布同业结会准则图其同业之团结，或定劝业贷资之制以奖励新兴之工业，或起纺绩工厂于爱知、广岛二地，嗣即放卖之以资于纺纱工之畅达，或令各府县开联合竞进会，由中央政府派遣审查官审判其出陈诸品之优劣。如此推奖扶掖，无所不到。其新工业于明治十年之前后见扶植者，迨明治十七八年遂有效果而灿然发其光辉。

明治十八年，东京上野公园开五品竞进会，观其出陈略知其疾速之发畅。如是新工业隆兴而旧工业复盛，政府益奋励讲进步改善之道。明治二十一年，宣布特许、意匠、商标三条例。凡发明新器具、新机械者，及施有益改良者，允许以专卖特权，出崭新意匠者亦许其意匠之注录。商家须要其商品之标识者则许其商标之注录。

美术工艺

以美术、工艺而言之，明治二十三年，宫内省始置帝室技艺员，选拔优秀美术家充于宫廷之用，亦一种奖励法也。

先是，文部省于上野兴东京美术学校，教授以绘画、雕刻、彩漆、漆器、石膏等之学术，技艺，与工业学校相待而助新旧工业之改进畅达。要之明治十七、八年至二十五、六年，旧工业复兴颇盛，新工业亦著发畅，有公司任其经营者不少。

公司

明治二十七、八年之际，日本与清国交战数月获大胜，于是实业界奋兴，多组成公司而经营各种工业，间亦有由外国移植新式工业者。如纺绩、织布、绢帛（羽二重）、棉布、铁工、铜器、青铜器、机械、造船、炼瓦、燐寸、麦杆、扁絛（真田）、印刷、电气等诸工业，皆莫不为公司所营，此亦开新世纪也。日本工业迄是时多须于政府之指导扶掖，自是以后工业家自奋进经营其业务。向者日本之工业以应国中需求为目的，迨此时则察其输出之向东与西，考其在外之需用嗜好，而改其制作之法。如工业家之中有自行外国观察其事情者，又有新求售路于南洋及南美等处者，皆务图日本工艺品向外输出益多。

工业隆兴

明治三十七年，日本与俄国开衅端，以《玻梓吗斯约章》结其局，二国亲厚如旧和平复其初。于是日本实业界忽呈其活相，诸股券价颇昂贵，新公司兴起者至一千有余之多，旧公司之增资求发展者亦不少。其中同利害者合同而扩张其业务，间亦有新公司与旧公司合同经营。

先是，工业之动力专用蒸汽，迨此时始有水力电气之装备。工厂用电力者渐盛。若蒸汽机关则多取“塌平”式。工厂之中亦有备气质（瓦斯）发生机者。如此新公司之勃兴与动力之发畅，相待而兴工业，遂有巨资托结者。

结论

距今五十年之前，日本工业专赖诸侯之保护，其规模颇小，惟制作之巧妙精致在昔时者不必让于今日。至广应中外需求，且取动力于蒸汽、电气、炭气（瓦斯）、石油发动机等，则往时所未有。如今各种工业备各种器具及机械，有一工厂用数千马力者，有数千职工操业于一堂中者，规模颇大，而纪律整然，使工作多效。盖新工业移植仅半世纪，一时破碎旧工业，再促其苏生，遂使日本为绝东之工业国。虽谓政府保护之效，然士民渴仰文明利器之风气，自资于东西工艺之融合耳。若夫工业教育，与此风气形影相伴，亦有利其进步。

明治五年，工部省工学寮兴工学校（后工部大学校），而东京开成学校亦设工艺学科。近时，东京帝国大学有工科大学，京都及东北帝国大学亦各有理、工科大学。十四年，有东京职工学校之创办，渐发展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其后，大阪、熊本、京都、名古屋、仙台各地，有官办之高等工业学校相踵而起。

以中等教育而言之，全国现有工业学校三十四，徒弟学校七十二。据最近核查，工科学生及生徒，在大学者约九百名，在高等工业学校者约二千有余名，在工业学校及徒弟学校者约八千名，其毕业者已有数千名。是等诸士，无官无民，皆奉职于工业界，可知其能助工业之发展，固其所也。然日本工业之进步，未可以此为足，宜益进图其将来之畅达。

起原及发畅

太古之织布

考日本织布之起原，太古有以币（奴萨）献神之习，其币用技妙而作之。绢谓之和妙（尼几达黑），布谓之荒妙（亚拉达黑），采栲皮（山樗）而织之者名曰由布。织绫有倭文。天照大神欲供新尝而织神衣，后有神衣祭。当是时斋部首居两辅相之一，而司掌斋藏及祭品，主管其技工，使纪伊、阿波、赞岐等诸州兴其业。

大陆之蚕业及织法

大陆之蚕业及织法移入日本，始应神天皇（第三世纪末）服属韩地之际。盖是时以改定礼服之制为须要，故嘱百济王征缝女真津毛，而吴织工到日本，谓之“克列哈突利”（吴东晋之都即今南京）。秦氏、汉氏等，本为中国民族，由韩地率其所领之民众而归化于日本，乃令之分住诸州，兴蚕丝及制绢之业。秦读曰“哈达”，谓织机；汉读曰“亚牙”，谓织文。

其后，遣汉氏至吴，而征织工、缝工。雄略天皇（第五世纪末）更遣使于吴，招织缝之工，又令秦酒公纠集秦氏九十二部，盛兴蚕织之业，且饬励诸州令植桑。于是绢绵之调贡自堆积。朝廷即赐姓秦君曰太秦（芜梓麻萨）。自是，衣冠改制，织缝大兴。织部、锦织部、汉手人、衣缝部等，皆设司管理技务。

佛教之影响

推古天皇之时（五百九十年之比），圣德太子定冠位，制朝礼，又兴佛法，建寺院，数开法会，由印度、中国等处输取高尚织布，不仅以充法衣，且供于堂中装饰及调度之用。嗣后，衣服及礼仪渐见修正，佛教益隆盛而建筑及诸工艺，均有进步，织布亦自致巧丽精致。

先是，诸州输以絁布丝绵。和铜四年（七百十一年）即元明帝之时，派挑文师至诸州，教以织纹之法。自是，诸州渐产绫。嗣，有晕繝（彩色生晕）之发明，而制锦尤盛，有晕繝锦、软锦、两面锦等。其余，有缬罗、白罗、作目折等，类品尚多。是等诸品，藏于奈良正仓院者保存至今日，其花文彩色之精巧，为世界所罕见也。

平安宫里之装饰

桓武天皇（七百十四年）迁都于平安（今京都），经营大内里，其装饰用精良锦绣，令织部司织之，谕诸州勿滥织粗恶绢品。机织之业集中于京都，起自是时。仁明天皇（八百四十年之比）最好绮罗，而尽锦绣之美。嗣后用度自绌，醍醐天皇（九百年）劝奖俭素，而衣服竞美者不衰，至今使人称延喜、天历之盛。如是织布，在日本自太古用以为神币。

其后，素朴之风俗由中国文学及佛教所感化，渐变而向华丽，贵人务宏壮其邸宅，佳美其调度，而促织布之发畅。

藤原时代

延喜、天历之后，藤原家累代出皇后，而据摄关之贵，每有诗歌管弦之游（谓御游即一仪式也），竞衣服之美，如舞装，耀锦绣，镂金银，御堂关白之荣华，承以白河、鸟羽二法皇之政院（一千百年之比），装莹其衣服。其后内乱相继，而织布之业稍受其影响，然平民二十年之荣华暗救其颓势。

镰仓时代

后鸟羽帝之时（一千百八十年之比），源赖朝讨平内乱，开幕府于镰仓。依此京都复昌泰得小康，使机业再兴。如武士之铠兜等，饰装以织布之类者亦不少，谓之镰仓时代。

室町时代

嗣有南北朝之大乱（一千三百年之后），京都大衰弊。室町之世至足利义满（第十五世纪），华美之风复稍兴，谓之北山时代。更经五六十年，迨义政之时，争乱频生。此时，茶道大兴，一变王朝之工技，巧致之好尚自消退，而人心赴闲雅幽深之风，谓之东山时代。自是之后，所用之织布出产于京都及长门、伊势等处。

当是时，葡萄牙、西班牙之商船航至日本，输以欧洲、印度、南洋及支中国等所产之布帛，而暗促机织术之进步。

丰臣时代

其后，全国有大争乱，京师贵族大半逃至诸州。天正十三年（一千五百八十五年），丰臣秀吉戡定内乱，统制政权，大兴建筑，如大坂城之宏大、聚乐第之壮丽，费土木之工最多。于是各种技工皆再兴。秀吉褒赏诸将以织布又精巧诸器品，遂使工艺进步。

德川时代

德川氏建江户幕府（第十七世纪）而战乱平定，人安其堵，诸侯渐竞豪奢。此时，荷兰人到长崎者，多输以欧洲、印度、土耳其、波斯等所产之制作诸品，求之者不厌高价而购之。于是日本织布之业益盛矣。

既经八九十年，至元禄时代（第十七、八世纪之交），德川之治平跻其极度，华美艳冶之风盛流行，宛如法国路易第十四世纪之时，而促工艺精致之制作。

元禄时代

当时所生之染织及刺绣诸品，其质坚韧，而意匠雄丽，至今称元禄品。其技工之妙，可比奈良朝之遗物。京都有公家掌仪式典礼，其所有者称曰有职品。典礼愈娴熟，而有职品亦愈精巧。其余自僧侣之法衣、法用至歌舞之衣装，皆尽其精致，而需用渐增。

享保时代

然华奢与财富不相伴。未二三十年，而挤薄资之诸侯及士族，使陷于贫困之状。享保之间（一千七百二十年之比），幕府政治家以俭约为旨，而发改革之令，禁绢帛之服用。（无官位者，不得衣纯绢，是为古制。）然时好所趋，非法令所能制，织布之业益发畅进步，而京都西阵及诸州之机业，以享保年间达其隆盛之极。

明治时代

自是，贫之消极使奢之范域渐减缩，而遂以覆幕府。明治之新政已就绪，政府奖励农工诸务，保护养蚕、制丝、织布等诸业，而官营制作，以示其模范。盖日本之地，自南端至北端，莫不适桑树。和铜七年（七百十四年），课出羽州以养蚕之务，嗣后全国莫所不闻梭声。盖时有盛衰，而生产消长不同。今则皆向复兴之机。如中外之博览会、竞进会、参考陈列馆等，恒验校机业之成绩，使各地互得其资益。

开国后，西阵特产如纹织、缩缅等，输出至欧、美诸邦，复使羽二重及缀锦等输出渐增。或织金巾、锦绒等，以输出于东洋诸邦，其数逐年加多。

输进棉丝布之影响

明治开国之后，一时有锦纱、棉布、绒布等，输进甚多。而绢帛在国中之需用不甚减少。盖外国棉布价贱而不任久用，需要颇多，而代日本棉布，惟男女工习熟机业者多移力于绢帛也。

输进毛绒之影响

毛绒亦代棉布之用，而无影响于绢，且用绢者逐年益盛。要之，日本之地，自古莫所不有习熟机业之工人。纺绩、机织诸端已供给以洋式利便之器械，而技术进步，速加其精巧，如棉纱、棉布、麻布、枲布、薄绒（墨斯林）及毛绒等盛制作，而优凌输进之品料，或向外输出，逐年亦益增其数，不足怪也。

发畅动机

机业发畅其速率异常，为之动机者略如下。

（一）国家礼典

礼典分二种，曰有职，曰仪式。有职者谓朝廷典故，自天子至诸臣凡男女有官位者各整以仪容，其冠服装饰及调度携带之用，从阶级而有定制。如官服之绢质、染色、纹样、裁缝、绪饰等，皆莫不论等序。初时征韩吴之缝工、织工历代审考，加以改良，而定其制耳。布帛以装饰宫殿者，如天子之高御座、御帐、儿帐、幌幔、幔幕等，皆按其例而织之。

仪式行于宫中者，以即位式，大尝会为主要。其余如元服、婚姻、范会（定式宴会）、飨宴、御游、诗歌、音乐、骑射、蹴鞠等，各有其仪式。公家及武家于宴会仪式所用之衣服装饰，各视其阶级。是等需用皆有影响于贵重织布之发展。

（二）社寺装饰

神社持尊严不可无装饰。每年行祭礼而崇神之徒醵巨资务令其壮丽。神与通行街路（谓渡御）其行列及服装，用精巧之布帛，如京都袛园祭，矛车之装饰，有法国哥布兰所织贵重之布料，系第十六世后半纪之输进，其余用中外名作者颇多，各地神祠仿之者亦不少。行列必有供奉员，其服装竞用精巧布帛。

佛寺之庄严，亦须于装饰。大伽蓝多建立，而幔幌、天盖、旛幢等，有需乎锦绣之美。皇族、贵族之子弟，剃发为僧侣者不少，而法服、装饰、服装等亦尽绮罗，如袈裟，极精巧者有金银线织加其中，一领价千金。

（三）舞衣

距今一千三百年之前，中外舞乐见重于皇室之礼式，或飨外国使臣，或用之于节会。迨奈良朝，舞衣已尽绮罗之美。后经五百年，至堀河天皇之时，田乐盛行，其衣装尤见雕琢，舞者衣锦绣饰以金银。

其后，有猿乐（今能乐），如丰臣秀吉躬成长于战野，好舞是技，而诸侯莫不嗜之。是乐尤选美装，其所用之绢料不惜千金，如侯伯之中有自凝其意匠，特命西阵令织之者。

嗣有歌舞戏，其衣装虽不若能乐之精巧，而一时用华丽布帛，亦显影响于机织之业。

（四）武器装饰

武人已制富权于天下，而官位不高，无资格以饰“有职”之美，乃将其审美之心，倾注之于武装一端。临战者先焚香于兜中，以期垂薰于死后，故甲胄、直垂、阵褂（阵羽织）、狩衣、母衣（幌）、背旗（指物）、太刀袋、及旌旗等，多用精巧之倭锦缀锦等，或加织以金银线，或施以刺绣。是风驯致渐久，迨至泰平之世，武具费财多者不以为奢侈，远行者行列亦尽其美，遂使游兴之间竞其衣装之华丽。

上所述者，世界各国多有其例。日本以木材筑其屋舍，易纳光线，数经兵燹而不改其俗。其装饰需特殊之美，使卓伟之工技被其养成。至近代古更有动机以研出精微深妙之风致，而遂发生世界无比之特技。

（五）茶仪

第十三世纪之初，禅僧由中国移栽茶种，点茶以供其究心理之一端。此时，武人行政治，而武将多信禅宗，欲修炼其死生不惑之勇，而问道于方丈禅室，于是始有茶仪焉。

其后全国大乱，自第十五世纪中叶之后，京都之将军极穷贫，而飨宴之费无所给，乃借茶仪而与公卿及诸将相会见。茶仪，于方丈之室（布席四枚有半），五人才容膝，为其定尺，称曰数奇屋。道、俗、男、女，不问贵贱，点茶为娱。故室中所备之器什皆适此用。将大矩约之于小法，令豪富化如清贫，其中自显理想之天国。其妙趣在使卓伟之工技，表缩于极狭之区域。

凡一百有余年，大乱相继，而织田、丰臣、德川诸豪雄，迭起而戡定之。其间密议军机者，取利于贵贱交膝之茶室，因而得网罗智能。如此擒富贵于方丈之室，而暗导泰平统一之光，使技术旺兴。其间，茶仪流行之势力，略如宗教。苟不知是仪者，见斥而不得加于群交之中。

茶室之中，不容一点鄙陋。其室之构造，树石庭园之排置，莫不用意匠，而苔藓之细微亦不苟之。室中所备之器什及装饰，皆适合于此，绚烂眩目，不必为美色。谚云：“圆本多角。”方圆明暗之间，采淡泊无厌之致，使形状、纹样、彩华，自有可掬之雅趣，谓之“素味”（吉弥）即趣味也。

茶仪之会，自室外景致以及于食饮之调味，其器什自伙器至箕帚，莫不用心，其有影响于工艺颇广。如京都修学院离宫、桂御茶室、足利氏之金阁寺、银阁寺、丰臣氏之聚乐第及公家、武家、寺院等所存之茶室，观其构造、庭园、泉石室中装饰、器具按排，可以窥其趣味一斑。其食馔器具及调味法，则今尚称为会席之具，会席料理殊见赏玩。王公、贵绅、豪商之会宴及交游，皆莫不感受其趣味。近三四百年间，茶仪实资于审美之演习，其效力之所及尤广大。今试述其及于织布之影响。

茶仪须于织布者亦不少，如服装、帷幌、室奥（床间）所挂卷轴裱装、茶盒袋、袱纱（包袱）等，至琐细之品，彼此照应，以凝意匠。其中有布片不尺寸，而价千金者，天子、将军之赏赐，公卿、诸侯之赠遗。以是等贵重之布帛者渐多，而助机业之发展颇大，其趣味之极深妙。尝有能织之者而今则不复能之。是等布帛自其绢质，至配色、纹样等，皆出于茶道宗匠之考思，至今呼渠辈之名者甚多，可知茶仪感及于群会各端之趣味。

（六）庶民风俗

朝廷之礼式行于士夫之间，以整其秩序，而细民亦渐知注重于礼服。曰大礼，曰中礼，曰略礼，因时会而有等差。仆婢之微贱虽略式，各有合时宜之服装。如婚礼为人生之大典，必视其位格所许，而致意于衣服装饰，不惜重赀据古制，凡无官位者表服麻布，不许其用绫罗。

故平民须美服者，别取缩缅、紬、横麻、细枲（斯几牙）等，各从其所好而竞华美。如精好织，不让于绢之美。若寻常衣服则多任需求而略无限制。贵族当豪之宴会恒有白拍子、歌妓、舞妓等，侍其座席。或出游猎亦携带歌舞之妓。是辈衣服装饰竞其美，而有影响于风俗之趋势。

镰仓之末，有称婆沙罗（巴萨拉）者。丰臣时代，有伊达姿。德川之初，则有歌舞妓。至元禄时代，绮罗灿然，而华奢眩目，使机业极盛，而意匠有进步焉。此时，衣服诸品至男子之带皆加宽阔。先是，妇人衣服之袖缝，如圜形四分之一，稍似筒袖。如此者，逐世渐加宽。

带之用，最适装饰。初时，妇女之带用半裁之绢，迨元禄之时则用全绢，其后益宽，今则阔一尺有余，而其绢质、纹样、色彩等益精巧，凝其意匠。自享保之后，人不别贵贱，皆携带绫罗所制之小袋品，其绢料不须形大。故务凝意匠亦使织布之技出新机轴。

（七）政府奖励

故时，朝廷注重于冠带，由大陆招聘织缝技工，设织部、锦部等诸司，令教习制造诸务。其后，僧徒求法而航至中国、印度诸地，兼视察工艺诸端。或赍精巧布帛而归，暗奖励技术者亦不少。足利时代，天龙寺船贸易于明土，其输出之物货，以织布及古衣服为主要。此时，京都及诸侯厚保护工艺特允称“株”，防其争竞之弊。丰臣秀吉赏妙工以名誉之号，令制作精巧之品，奖励以扶植之于各地。德川时代，江户置织殿，诸藩亦仿之，设主管制丝机织等诸技官府，戒令勿粗制滥造，而永力于工技之奖励保护。

（八）开国

明治开国后，各种制裁皆解除，而西阵纹织为特允制产者，任使自由织之。此时，阶级制度由根本而破坏，服装之关于身格者亦消灭。加以富资分布之变动，而华美之风自行于众庶之间。交通之便渐开，而都会之俗忽播及于僻陬之地，使用田夫野人渐染于都雅之风。洋式建筑之盛行，使西邦风俗传布于士夫之间，自各种礼装至平常衣服等亦多变易。是等情势，皆有影响于机织之隆兴。

西阵机业

西阵之严格

京都西阵之机业，其起原在第八世纪之末。应仁之乱（西历一千四百六十八年），党派分立，各属于执权细川、山名两家之下，东西对峙，布阵于京地而相战。山名氏之阵在洛西，故称曰西阵，遂以为地名。此地自古承官命织其调度所须之绢料，而不以营利为旨。机织之家，专关于禁阙之用者，赐以位阶俸禄，故其所织者不厌劳力费时，而特主精巧。距今三百二三十年之前，有营利之徒，居是地者渐增加。机业之中有纹织，系西阵专主之技，在他地则不允织制之。

工艺之中心

京都为日本工艺之中心，其精美之制作多输至京外各地。王公贵族及各地富豪，苟欲得珍贵之品者，必求之于京都。故京都之技工精益精，巧益巧，多有影响于织布之新巧。即精励炼磨研究能致其进步，迨开国之后使西阵之声价渐高也。此地址产今尚供宫中调度，尤贵重者有锦、绫、纹织、羽二重、御召缩缅等，其种类甚多。

西阵特技

西阵机业有特长之妙技，略如下。

（一）原料

西阵织工选择蚕丝，不仅察其粗细、缕节、弹力、炼减等有形之性质，而鉴识其无形之性质，盖蚕丝视其所织之种类，而异其所适之素性也。西阵织工研究此素性颇周密。

（二）纹样图案

将不整形之纹样，活用之于机织术，使其位置配合适宜，有可掬之风韵，是为西阵特得之妙。盖纹样、图案自然合于学理耳。

（三）指端运用

日本人之手指由先天兼备细密、轻捷、巧妙三用。其制织之工能成精巧华丽之品，亦不足怪。

（四）缀锦

此赖巧妙指头所制织，其法于经丝之下挟以略图，由上而透视之，用彩丝而缀其彩色之部，如略图所示，其彩丝每色装于小杼，缀之者每通一丝以爪编之，依综纩而作成其锦质，如此积寸叠尺大成全锦。往时，用是法者只施之于粗画小纹之小幅锦而已。近时技术改良，而大幅密画亦可织制之。如器械之进步毫无关涉于此制作。

（五）缝缀织

将纹样之一份用小杼缝织之，此谓缝缀。其所用之机器在欧、美已有发明数种，复加以改良，惟整齐纹样可用以织之。缝缀之不整形者为西阵特技，如复杂纹样，点缀以多种色彩，不错其一丝，一赖巧妙之指端也。

（六）换线

按纹样配色使杼丝顺次变换，谓之换线，非依手织则不能令变换自由。西阵织工久练习是法，虽逢复杂纹样不觉其难，且其织成之速率，不异于其无换线之时。近有换线之发明，而未得其完善，不若西阵织工能显配色错综之妙。

（七）金银织

京都自古由舒金术，能使金银极薄，称曰金银箔。如金银丝、金银箔纸，由箔所制，用金银丝，而加织之于布帛中。其法如绢丝无所异。用金银箔纸者借薄篦，布而织之。金银纸及箔纸其质虽甚薄而颇强韧，无磨灭之虞。光色灿烂，经久而不损焉，其所用之量极少，不令价贵。在外国未见其类例，亦为西阵之特技。

全国机业

农家之副业

日本古时之制，课各州农家以絁布之调贡，故全国多有熟炼其技者，皆织自家衣料，称曰手织。或栽桑，或种棉、麻、枲等，纺绩以取其丝纱。供制织之用，其有余者输市而卖之，即农村副产也。农家以机织为副业者不少。若西阵、桐生、足利、八王子、博多等诸地，则有专纯之机织家最多。机织家专主与兼营互相扶携，而有机业之进步。

工场组织

明治开国后，有合资起工场者，集多众职工，备洋式器械，而制织渐盛。其间，手织所作者亦不减其需用，盖取其强韧耐久也。日本多河溪，工场利用水力者渐有之。其余石炭及电气供用亦盛，使生产力发展颇著。

各地之特产物

织布之品质，棉、麻、绢，不一其种类，各地制产各异其特色，京都府丹后、滋贺县近江长滨，各产缩缅。福井县越前则产羽二重。栃木县足利、群马县桐生及伊势崎则产绢棉各种。山梨县则有甲斐绢、群内缟。宫城县则有仙台平（裤料）。千叶县下总则有结城缟。岩手县则有南部缟。

东京府武藏则有八王子绢、五日市黑绢、青梅缟秩父绢（里料）。埼玉县有川越紬。福冈县则有博多织（带料）。新潟县则有越后缩及上布（枲布）。奈良县则有奈良晒（麻布）。近江州则有近江晒。常陆州则有铫子缩（棉布）。下野州则有真冈木棉（棉布）。筑前州则有久留米絣（棉布）。萨摩州则有萨摩絣。伊豆八丈岛产八丈绢织，而如近时各地所产用此名者不少。

染色原料

向者，煎草根、木皮、花实等采其液汁，以充染色原料。开国之后，人借化学之理而染诸色，其所染者千差万殊需时尤短。如京都之川岛机织部，有织工能识别染色四千种云。

结论

现代之妙技

如上所述，绢麻棉各织布在日本起原甚远，农家以此为副业，而全国无妇不熟习之。迨明治开国之后一齐发畅焉，其技术益细巧益精致。京都纹样织如缀锦等，虽使宽二三十尺，亦能织成之。其纹样能写笔致之优雅，排色之妍丽，而具特殊之妙趣。其摸取绘画者，机侧置其原本而织之，不乱一丝半缕。浓淡精粗，意之所向，技即从之。其所模者，略不异于绘画，亦自有缀织之趣味。

现时，织布原料须于日本生产者，每一年逾一千百万斤而益增进焉。

棉纱纺绩

棉纱纺绩之业渐有发畅，其锤数已一百三十五万。其所制者，多输至朝鲜、中国、印度等地。试查棉绒输出之数，在明治三十六年，价约九十万圆。是岁，羽二重输至欧、美诸邦者，价约二千七百五十有余万圆；绢手巾则约二百九十有余万圆。

若各种布帛之生产，通全国价约一万五千百有余万圆，其所用之职工七十七万人，其户数三十有余万家。

要之，日本有蚕丝及他织布原料之生产尤丰富，而织工之技术甚巧妙，且其制产之费不须多，可知其机织之业骎骎有进步，亦非偶然。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银行志

第一章 总说

明治维新

日本维新之改革，为绝代之伟业。德川氏返大政，而幕府灭，继以废藩置县而解华士族之职。于是有征兵令之宣布，一扫封建积七百年之制例，易以王政郡县之治，百度更始而开明治之新天地。其改革不止政治一局部，且涉及人民各阶级，与各种事业。若经营设施专主政治，虽有治绩无财富以资之，则竟如沙上之楼阁耳。

新政府有见于此，明治元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于兵马倥傯中先置商法司，后改为通商司，疏通财资之用，以推奖殖产贸易。日本有银行制度，其滥觞亦在此时。东北兵火征讨用巨费，已平定后，未几而有废藩置县之举，华士族解其职，而禄制自变易。嗣有地租及诸税之改正，而各种古例多被厘革。

如此急变，招士民之疑惧，曰浪士暴动，曰群民蜂起，所在传警报，佐贺、熊本、山口纷扰相继，遂至有西南之大乱。外之则远征台湾，而生葛藤于清国，加以处理朝鲜之议，若与欧、美各国改正其通商约章，则为最重大之案件。事端百出既如此，而各种经营亦不可一日忽之，惟其施设莫不关联于财政，而财政之通塞又观乎国民经济之消长如何。故新政府锐意以图民业振兴者，出于时势之须要，可谓得正鹄焉。

然民业之振兴非一朝所能得。盖日本之俗，久经商工诸务，商法司及通商司之经营未能遽举其功，亦不足怪也。明治初年政府发行楮币以供多端之用，盖出于不得已之举。时政权方统一，而德川氏与诸藩及社寺尚领有土地。故新政府直至废藩置县之际，未能掌握其赋课、租税之实权，国帑颇绌，连年凶歉庶民流离，如广课租税未可得也。仅由富豪借金谷以充国费而已。政府用不换楮币以救焦眉之急者，实取于一时自权宜。其后整理楮币之务贻累于政府，遂有国办银行之创兴，勉任其整理。

财政整理

维新政府承封建破坏之后，以经济、财政之整理为其一大要务。既处于非常之时，施以变通之策固其所也。西南之乱已戡定后，经济、财政渐有进步。而不换楮币之流通使生产贸易稍受搅扰。明治十九年开始楮币兑换之制，自是百种事业益隆盛，而经济界亦发展，渐加稳固。会日、清及日、俄两役，能应于军国之要，而尽其负担之责。其间银行之业，变迁推移，未有不随群会情形者。故欲知其发畅之真相者，不可不考于群会情形。

约言之，维新之改革，一变日本群会之结构。当其旧制度已破坏新组织未确立之际，政治、经济均被其振荡，而逢异常之困难。然大势有所趋，遂排除其障碍，使政治与经济并进而益伸张。如银行之业亦属此大势之一局面。

第二章 国办银行未兴之前

往时之融资机关

维新之前，泰西文物传入日本者未甚多，仅有讲究西学之徒，窥医学、炮术之一斑而已。至若银行公司等经济机关，则殆无所闻。当是时，融资之道，虽未见有其由洋式者，而非全无其机关。幕府及各藩有办用商（用达商），如汇兑社（御为替组）、库家（藏元）、钱庄（挂屋）等。其余有大小钱铺，或贮保租银，由汇兑而纳之于官库，或助各藩之融资，或行金、银、铜各货币之交换，其所营之业务类似现时之银行。其以结会而营此种业务者，以三井商行（三井组）、岛田商行（岛田组）、小野商行（小野组）为巨擘。

此等汇兑社及钱庄等，办幕府及各藩之官用，或将其所贮保之公金放之于民家。然未见其盛用放账、扣折等诸法，兼收吸公众寄贮之资以疏其通融，如今之银行。盖诸侯封土相分裂，严锁其境界，故商、工之业限局于小地区。且有法制禁通交于海外，而国中交易亦不能自由。其间政道与风教皆贵士重农，至商、工则恒受侮蔑。而商务不振，使融资机关无由发畅。情势如此，故融资之业在维新之前者只稍具其形式，未足称银行也。

维新之初政府忧国库穷乏，农、工、商诸业极其纷杂，财政、经济，均未得其秩序。故其主要之务一则在求确实岁入，以计国库之满盈，一则在振作生产、贸易，以图国富之增进。苟欲振作生产、贸易，则不可无融资机关，以充其血脉。然融资机关之设备当赖合资结社之法者居多。而日本之俗未多习其法，故各种事业概为个人所经营，而融资机关微微不振。

明治元年，置商法司，翌年废之，更置通商司，便于财政、经济之要务。商法司之管掌分二目，曰收税，曰劝业，以资银出贷，息从低率，推奖生产，鼓励商务，因而图增益于国库之收款。通商司之宗旨亦在振作中外商务，使政府岁入得丰裕。别兴通商公司，经营中外商务，又兴汇兑公司以便于资银通融，而兼助通商公司之企图经营。

汇兑公司

汇兑公司（为替会社）之初兴也，政府怂恿大坂、京都及各地富豪家如三井、小野、岛田诸商行等，令出其资银，将公司置于三府及通商港埠等诸要地。其所谓公司者尚为一种结会，而非股份公司（株式会社）。然以其主旨及业务论之，是实为银行在日本之嚆矢。盖维新之前各藩有物产馆（或国产馆），为劝业使。至汇兑公司则多仿其制，酌以西邦之例。其要旨在疏通商务之壅塞，而促其发展，以放账（贷附）、寄贮（预金）、汇兑（为替），为其主要之业务。

政府保护是公司而奖励之，贷付以资银，且允以特典，使置准备金，发行金券、银券、钱券及洋银券。日本以发行楮币（钞钱）之权许于公司，实昉乎此。向者国帑穷乏，政府发行“太政官札”，应于一时之急。当是时政府之威信未巩固，而庶民不习于楮币之用，其通用自涩滞，而价位低落，不能换正币。迨汇兑公司之兴起，政府乃贷付以官札（楮币），一以图其通用普广，一以保护该公司之业务。汇兑公司赖政府保护而开办者，前后有八公司。在东京、横滨、京都、大坂、神户、大津、新潟、敦贺各处。各种楮币经允许而发行者，共八百六十四万九千五百九十五两有余。

金券

汇兑公司所发行之楮币以金券为主要，必换以正金（金币），是为兑换楮币。惟所备金币之数不一定，在甲公司则所备同于发行楮币之数，在乙公司则备以发行价数十分之八。可知政府之命令，每次有异同。各公司之所备有几，不可确知。惟异日至其解散之际，政府始有一定主义，曰发行楮币者，当备以同数之正币。

银券与钱券异名而同实。其在东京而发行者，以银量为准，称银券。在京都、大坂者，以钱数为准，称钱券。是两券要在补小札及铜钱之匮乏，必换以太政官札。其后民部省发行小札，而两券全停通用。洋银券之发行独允许之于横滨汇兑公司。

盖通商港埠之商务，当初时专用洋银。其后外国银行发行洋银券，通行颇盛，使授受携带均觉其便。于是制洋银汇价之权，一归于外人之掌握。然横文凭单之授受不便于日本商人，故政府令汇兑公司发行洋银券，以防遏外人之垄断，以图贸易之增进。此洋银券之发行以洋银、日本正币、外国银行所发之洋银券充其准备金。八公司所发楮币之合数虽如上所言，至通行之实数则因商务伸缩而有消长焉。

汇兑公司与通商公司相提携，以振作贸易、殖产诸务，其经营非无可见者，特惜董事无适材，偶逢群会甚烈之变迁，而多招蹉跌。既而有行政组织之变革，废撤通商司。自是诸公司益萎靡，出入不相偿，皆负巨债。

明治五年，制定《国办银行条例》。自是之后非准据此条例，则不得发行楮币、金券及通用凭单等。其前时经官许而发行者，速须遏其通用而换以正币。此时各汇兑公司穷困殊甚，不能完清其债权、债务之理处皆闭歇。惟横滨汇兑公司改其组织，而称第二国办银行。各公司之解散仰补助于政府，其换金券之一端，至明治九年始告完结。洋银券有关系于贸易之用，不可遽禁其通行。故第二国办银行特继其业。其后，日本银行之始发行兑换券有统一货币之要，期明治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而禁洋银券之通用。嗣后尽力回收，二十三年十二月始告完结。

汇兑公司之开办赖政府保护及特典，而经历仅四年，忽见解散。虽不成功，然日本因此经验于合资结社之法，而稍开公司营业之绪端，所利亦大。盖合资结社者于经济界之进化畅达，实为其一大原动力也。汇兑公司之解散，日本资本家已认识合资结社之要，未几而盛行其事，至一新日本经济界之面目。汇兑公司开其绪端之效，竟不可没也。

第三章 国办银行条例

第一节 国办银行之主旨

政府纸币

维新之际，征税之法未确立，而军国之用不赀。明治元年，发行太政官札，而支办诸费，且贷付列藩及民人，以奖励殖产贸易诸业。二年民部省发行小札四种，以便于商务零碎之用。别有大藏省兑换证券，其发行之主旨在吸收古金银，且补岁入之不足。又有开拓使兑换证券，其主旨在充北海道开拓费。此四种楮币及各藩楮币，皆制作粗恶，易于赝造，且数种并行，纷杂多弊。故政府定其统一币制之议，嘱付德国制造精良楮币，明治五年四月发行新楮币，与旧楮币如官札、藩札等相交换。此新楮币补岁入之不足而办诸费，故逐年渐增其通行之数。

先是，金札（太政官札）之通用，以十三年为期，其贷付列藩及民家充劝业之资者，亦期十三年，令每年返偿其一分。至其贷付之数则视各藩田禄而定之，每一万石贷以一万两，为其标准。由是观之金札发行之数固有限制，其返偿者随返随锁，期十三年全数回收。然列藩不多用之于劝业之资，而充于寻常政费，或赍至都府，换以正币者不少，故回收之法不能严行如初定。其间政府支费多端，办以金札者亦颇多，而无明定其销偿之法，遂使其全显不换楮币之性质。

当是时，政府之威信未厚，庶民厌忌金札。虽在三都之地，金札一百两仅换正币四十两。此可以征其通行阻塞之情。政府严禁金札之交换用扣折，且勉图其流通之圆滑。明治二年四月，宣令曰：“异日铸造新货币，必当使金札得交换，用金札者宜视如正币。”同年五月，更宣令曰：“金札之发行限制，以三千二百五十万两之额数，渐换以新货币，期明治五年尽毕其交换，迨期若有未换者则必附以息，从一年六朱（六厘）之率。”其后，按各府藩县之田禄，每一万石配以金札二千五百两，因而令纳以同数之正币，尽欲令金札集都府者散布各地耳。

此时，除额数外，更发行金札一千五百五十万两。政府既宣明金札与正币之交换，且限制其发行之额数，于是金札渐为人所信用。适有各藩赝造劣恶半两金（二分金）以充其藩费者。恶币驱逐良币。庶民视正币之信凭顿消散，而金札流通反加圆滑，如一时其价位转驾正币之上。既而有赝造金札者不少，甚者二三藩厅应亦赝造之。政府严罚其罪，百方努力芟除其弊。然庶民于金札之真赝不能无疑惧之念，而再阻碍其流通。

如上所述政府期以正币换金札，然财政支绌，而荏苒不能实行之。明治四年十二月宣一令曰：“发行精良新楮币，以交换官札、藩札。”五年八月更宣一令曰：“以太政官札、民部省札、新楮币，提至大藏省者，交付以附息六朱之公债证书。”此时大藏卿大隈重信氏禀议曰：“金札交换以正币，则财政未容之，先宜换以公债证书，异日待机熟，更换以正币可也。”政府用此议，乃交换以公债券者约二百万圆。其余旧楮币多换以新楮币。

国办银行之要

政府图金札之流通整理尤尽瘁，如国办银行之要实基于是情。先是明治三年大藏少辅伊藤博文氏建议曰，财政经济之整理为国家经纶之根基，苟非立确固不拔之制度，则不足举经世治民之功绩，因而自请往至美国考查其理财之实情。是议得允许，同年十月伊藤氏航至美国，查察其实情，乃建议三事。一曰货币之制，宜以金币为本位。二曰宜发行公债证书以换金札。三曰宜兴公司使发行楮币。当是时政府苦虑于楮币之理处，故听是议取舍折衷，而决计以制定《国办银行条例》。盖美国际南北之战，发行巨数之不换纸币，其价位甚低落。于是奖兴银行，以公债证书为基本，而图其纸币之整理，日本之国办银行者亦仿之耳。可知国办银行之主旨在不换之弊之整理。

国办银行承汇兑公司蹉跌之后，助财资之疏通，推奖殖产、贸易诸业，使邦家举其富强之实，亦为其主要之目的。先是各地渐觉融资机关之必要，其不经政府公许，而开类似银行之业者渐加多。明治四年十二月东京会议处之会员相谋而欲兴一大银行，称曰东京银行，请政府以发行纸币之特权。其余禀申银行创办者尚多，惟政府虑其践汇兑公司之辙，而不公然允许之，待完善条例之制定。乃锐意考查美国银行制度，遂定《国办银行条例》。故不换楮币之整理，与财资之疏通，为国办银行之二大要旨，而二者互为其经互为其纬。是条例明治五年十一月宣布之，翌六年七月，始有一银行遵奉条例而开办，称曰第一国办银行（予统理之）。

第二节 条例之纲要

条例纲要

制定银行条例之初议论自分二派。甲说曰仿美国之例，使国办银行以公债证书为抵押，发行纸币则不仅便于政府纸币之锁偿，而能有融资之利，是为一举两得之策。乙论曰美国之制度施行日尚浅，在试验时代，今仿之使发行其不以金币兑换之纸币，则反增一种不换纸币而已，且美国之银行区区分立，无所统一，于融资之道往往有难畅达之处，不若仿英国之制兴金券银行。彼此争议一时颇激。

当是时大隈重信氏以参议而总裁大藏省，井上馨氏以大藏大辅专任其政务，伊藤少辅毕其使命归自美国，于是会同讨究，考核其得失。二说互相让，议定一种折衷之法，在大体则基于美国之制，而为国办银行。惟其发行之纸币，则兑换以金币。

政府之定是议，实在明治四年十一月。予以大藏大丞参与其议，同年十二月兼任纸币头，主掌撰定条例稿案之务，以《美国国办银行条例》为基准，折衷斟酌，遂得一稿案，后经允裁而宣布之。

据是条例，国办银行者纳付政府以政府纸币，其数如资本十分之六，而受得同数之金札交换公债证书，更用其公债证书以为抵押，由政府受得其同数之银行纸币，乃发行之，使流通焉。别备金币如资本十分之四，以充其交换纸币之用，是出于金币兑换之主义。国办银行既发行纸币，必须备以金币，不下于发行纸币三分之二，而使勿阻其兑换焉。此时政府发行公债证书以换金札，故令银行之发行纸币者，以该公债证书为其抵押耳。

条例所定银行之资银，视其所在地民口之多少各有限制。在都府民口十万之上，则资银不可下于五十万圆，民口一万至十万则二十万圆，民口三千至一万，则五万圆为其最少之限。

银行纸币在日本国中无论何地，通用如正币。除公债利子及海关税之外充公私一切之用，如租税、抽征（运上）、贷借、俸给等。若有厌其授受而阻拒之者，则处以罚例。且准据是条例之外禁纸币金券之发行，使发行纸币之权于政府之外一归于国办银行之专掌耳。国办银行以汇兑（为替）、换钱（两替）、寄贮（预金）、放账（贷金）及诸证券、货币、金银质料之卖买等，为其主要之业务。凡寄贮之财资必置支偿准备金，不下其百分之二十五。国办银行苟受政府命令，则亦必任国库出纳之经纪。

细目

条例大纲略如此，而别有细目，称曰银行制规，其宣布亦在明治五年十一月。此时予以大藏少辅而掌其施行之务，要之银行纸币之发行，虽须备以正币巨数，然运用能生利益，其供托政府之公债证书，亦自产利子，加以寄贮之转运，汇兑之通融，其以利于银行者颇大。

如此之银行开办愈多，则政府还收其纸币而销去之亦愈多。惟代其用者为银行纸币，即金币兑换之纸币，而通用自由，不复如无换纸币之不可信用，故国办银行渐为强大之融资机关，而得商工诸家之信赖。政府苟赖此使其不换纸币渐销去，则有大益于国家，将如所期。然初期之目的难于贯彻，第一银行创办后仅三年忽变易其国办银行所由立之精神。何以谓之，曰舍金币兑换之旨义，易以当时通行之主币，允其兑换是也。盖纸币之兑换以金币者，为其常经正则，惟时情使其未易实行而已。

第三节 国办银行兴起之情势

初兴之银行

《国办银行条例》已宣布，未二年而有开办银行者四五。如东京之第一国办银行、横滨之第二国办银行、新潟之第四国办银行、大坂之第五国办银行是也。惟大坂之第三国办银行，已经允许，而股东总会有纷议，终不能开办。日本有泰西式银行，以上所举之四行为其鼻祖。今试示其开办之时资本之数，及纸币发行得允许之数如下。

予在大藏省考撰银行条例，先劝奖三井、小野两家（旧汇兑社）令企划一银行。明治五年六月禀申创办，八月得允许，未几而有银行条例之宣布，乃遵奉而开业，即第一国办银行也。明治六年五月予去大藏省，此银行股东等切欲令予为其总办，惟予仍在待命之地，辞不任，以总监之名而监督其业务。

国办银行之始开，其可虑者，在众人信用其纸币之厚薄如何。条例明定银行纸币之本能，而令政府严密监督银行业务且保护之，故向由藩札及政府纸币受损失者，亦能信用银行纸币，使其流通无阻碍。明治五六年之交，政府纸币之流通达六千万至八千万圆。而众人狃于纸币，其流通渐圆滑，而金币与纸币不生价差，故如银行纸币虽可以金币兑换，而要求其兑换者不多，使条例旨意善贯通毫无龃龉。

银行纸币

然当初时干事于银行者经验尚少，未知周密校衡于外国贸易之形势，以增减其发行纸币之数。其间有政府之不换纸币仍通行，苟非整理之则银行纸币不能独维持其金币兑换。顾政府纸币之滥发终不能无弊。频年贸易有输进超越之势。

迨明治七年，顿令正币流出，而纸币价位渐低落。自秋后要求银行纸币之兑换者颇急。此时假令发行银行纸币多忽求其兑换，将不复使流通于市坊。是岁末豪商小野、岛田二家破产，而商界混乱，于是求纸币兑换者益激。盖此二商行久办幕府及各藩之财用，至维新之后复见重于官民融资之路，关系尤深。故二行之破产，有影响于经济界极大。自明治七年冬至八年春，东京、大坂二市地财用壅塞，其恐慌延及各地。其病至明治九年未全瘉，使银行纸币之流通益减少，其数如下。

纸币之价位启其低落之端在明治七年，嗣后殆八九两年，益低落。当时，纸币百圆换金币之差价，如下所示。

融资界之动摇

维新以后，群会一变其组织，尽破其古例，而失其秩序，使人心一时不知所适从。如废藩置县及地租改正，为变革极大，而招士子之不平、民众之暴动，此皆有关于财路之通塞。而融资界之扰乱莫甚于此时，适有国办银行之树立，稍任其救治。然政府之不换纸币渐低其价位，加以小野、岛田二家之折本，使融资界增其悲惨之情。如小野商行为第一国办银行之大股东，故其折本有影响于该银行。明治八年八月，开股东临时总会，裁去股份一百万圆（小野家等所有），而减少资本之额数，予讲其善后之策而努力其整治。此时始选为总办，嗣后每年重袭以至今日。

救治策

明治五年十一月，始宣布《国办银行条例》。至明治九年八月，约四年，银行开办者仅四行而已。此不足举其整理政府纸币之功，而忽逢纸币价位之低落，亦不能自发行其银行纸币，如其允许之数，苟非施以救济之道，则无由令银行活动，于是乎有国办银行条例之改正焉。

币制

以货币制度言之，幕府之末纲纪弛解，财政支绌，屡改铸金银货币，裁减其纯质重量，以弥缝一时，而破毁其币制之根基。维新之际，承其积弊之余，通用货币之淆乱达其极。且金银二质在日本之比价，照欧、美之例有大差。在西邦，金一值银十五至十六；在日本，则金一值银约八至十。故通交于外国之后，日本金币向外频流出。

据安政五年所定之约章，中外货币同其量者之通用，必同其价。据明治元年二月所布之谕告，洋银一枚值金三步，以使通行国中，故外人多取洋银于上海、香港等处输至日本，以其一枚换一分银三枚，而更用以换金币而获巨利。如此日本金币向外流出者无算。当路者夙志于币制之改革，虽在干戈未收，国用多端之际，亦不一日缓其要。明治元年始考查货币改铸之法，而兴大坂造币局，四年二月造币局开其工厂。初时新货币以银为本位。大藏少辅伊藤博文氏到美国，讲究欧、美诸制度，建议金币本位之要。于是庙议一变，采用金币本位之议，别铸造一圆银币，使专行于商埠，以便于贸易，称曰贸易银。

明治四年五月，宣布《新币条例》。此一洗积年之弊，使良恶真赝无复混用，实用为一大改革，多仿欧、美文明之币制耳。惟外人不怿此改革，多挟异议。如英国公使及诸外国公使接币制改革之通报，覆答曰东洋诸邦皆用银币，而日本独用金币，有阻碍于贸易，且发行贸易银与洋银并行，恐其招货币纷杂之弊。东洋银行办理人某以一书呈参议大隈重信氏忠告曰，听于半通学者之偏见，舍实用，而取金币本位，非得策也。然政府断断乎行其所信而不敢动。盖谓国中有金之供给颇丰，且知世界各国多采用金币本位，乃断行之，欲示范于东洋诸邦耳。当时为政家有一种乐观，思已通交于外国之后，金币向外流出非不伙，然诸侯及富豪家之贮藏尚多，且矿坑扩张其业，则金之出产亦必加倍。政府按条例而发行新货币，至明治八年得金币五千三十三万八千有余圆。一圆银币四百八十六万三千有余圆，帮助银币一千百二万一千有余圆。

迨是时当路者稍觉其乐观之不必中。封建已瓦解，而百货需用与俗变化，商工多失其所传之职，而外品输进，随文明移植益加增，比年贸易呈输进超越之势，使正币多流出。其间不换纸币增发渐多，亦向海外而驱逐正币。政府不能实行政府纸币由正币之兑换，如其所预期。而银行纸币亦竟不得维持其正币兑换之规程。明治十一年许一圆银币遍通行国中。于是金币本位自一变，而为金银複本位。然已在不换纸币横溢之时代，而正币不复行于市坊。政府起自明治十九年，实行纸币之兑换，惟换以银币而自成银币本位之状。明治三十年有《货币法》之宣行，再采金币本位，而名实两备焉。

第四章 国办银行条例之改正

第一节 改正之理由

银行困难

国办银行之务本在整理政府纸币，且助财资通融。然财政及贸易之情势使正币向外多流出，如四银行之纸币随发随还，竟不可维持其金币兑换之规约。若强墨守条例，而固执金币兑换之主义，则将使银行自毙而已。盖商工诸家未知利用银行，而寄贮财资者甚少，苟不能发行纸币则无由得其运用之资。国办银行既将其资本十分之六换为公债证书，此只受利子每年六厘，至其所余资本十分之四则仅可运用耳。

明治八年三月，四行连名诉其困难之情，详述金币兑换之不可维持，而请银行纸币之兑换，充以通用之币（政府纸币）。此时予历访大藏卿、大藏大辅、纸币头等，申说曰，以现行之条例则各银行不能继续其业务，因而请愿其改正。向者予任条例之制定，今则倡其改正，虽前后矛盾，而当时之情势不得已也。

废银行纸币由正币之兑换，易以通行之币，是拔去银行条例之骨子，故议论百出，不足怪焉。然各银行困难之情，不可不速施以救济之道。于是政府令银行纳其纸币，而更交付以同数之政府纸币。依此银行纸币大半纳入政府，迨明治九年六月末，其仍流通者仅六万二千有余圆。以其效言之，政府再买公债证书之以抵押于银行纸币者，而发行纸币，可知其整理之计图全归水泡。

条例改正

如此救济策未足以应时急，盖政府之不换纸币流通尚盛，而银行纸币独用正币兑换，则竟不可行也。大藏卿认识改正银行条例之不得已，姑措纸币整理之议，而求财资疏通之道。明治九年六月将改正案提出于正院，八月宣布新条例。

据新条例银行纸币之兑换，以通用之币（政府纸币）充之。银行供托政府之公债证书，必如资本十分之八，其备以充兑换之通币，如资本十分之二，不可下于发行纸币四分之一也。

银行纸币之对兑换既用政府纸币，而无人求其兑换。且允许发行之数稍加其率，而有多利于银行。其间虽失纸币整理之本旨，然保护其已兴之银行，兼图财资之疏通，而助融资机关之发畅，其效颇大。先是予之在大藏省有一议曰，宜废诸藩主及藩士之常禄，按其数交付以公债证书。伊藤大藏少辅到美国殊觉废藩之要，遥建议而言其可速废。明治四年废藩置县，政府任各藩债款之偿清，予倡议换以公债。六年三月省议已熟，而发行二种公债证书，曰旧公债，曰新公债。予更考查祑禄公债证书发行之议，五月辞去大藏省。

翌七年三月有一令曰，士族中欲奉还其常禄者，逆算其禄八年之数，按其数赐以公债证书，迨八年之冬政府决计全废华、士族之常禄，换以金禄公债证书。此公债证书之发行，约一万七千四百有余万圆，须慎重考虑，若一时发行此巨数，则恐其致价位之暴落，受之者招不测之苦穷。盖华、士族之徒世袭其常禄，已失其禄，而得公债证书，轻忽卖放其证书而自荡尽其家产，不能无害于国家之治安也。政府欲免此忧，而使银行纸币之抵押用此公债证书，一以保持公债之价位，一以令华、士族进为银行股东，此可知银行条例之改正，不仅助融资机关之发畅，又使华、士族诸家不至困弊耳。

第二节 国办银行之增兴

银行增兴

《国办银行条例》之改正，有利于银行之经营。而政府密谕各府县推奖华、士族等以金禄公债证书，充开办银行之资。此时已有之四行遵奉新条例，而更开其业。各地新开办银行者渐多，而大半办以小资本。盖华、士族之辈未脱于封建之余习，其兴银行者亦拘泥于土地区划耳。下录以一表，示银行累年增兴之情势。

寄贮于银行者在明治六年末则二百八十六万七千有余圆，九年六月则减为二百三十九万七千有余圆，迨十二年末则再增加至一千一百七十九万四千有余圆。银行之放账在六年末则三百三十五万二千有余圆，九年六月末则减为二百三十八万有余圆，迨十二年末则增加至三千五百十一万六千有余圆，即十倍以上也。此足以觇银行业务进步之一斑。

上所举诸银行以金禄公债证书为其资本者居多，其以通用之币者仅四分之一而已。自明治九年条例改正之时，至十二年六月银行开办者一百四十八，其资本共三千九百四十六万一千一百圆，其中以通币为资本者一千三十四万圆，其余二千九百十二万一千一百圆则皆用公债证书。此可见华、士族已离于常禄，用其所得之公债证书以开办银行者甚多。

条例改正

如此银行竞起殆不知所底止，于是政府渐觉其制裁之要，谓苟放任使纸币滥发，则物价之激变搅破经济界之常调，亦有害于银行之安泰。明治十年十二月，有追加条例，予大藏卿以制裁之权，限制银行纸币之总数。如许银行新办与否一任其裁定，或可命使新兴之银行裁减其资本。然银行苟减少其发行纸币之比率，则不必须令减少其资本。

明治十一年三月更改正《银行条例》，记明以银行纸币发行总数之限制，及大藏卿之裁制权，如银行新办之许否，资本减少之指命等。且附注曰：若有银行之请愿，则减其发行纸币之比率，而允许其开办。此改正，使上年所布追加之条例归于无用。嗣后，银行发纸币之比率，有不及资本十分之八者，全为此耳。此时，政府限制银行纸币，以三千四百四十二万八百八十圆为其总额数。

纸币增发

政府知不换纸币增发之危险警戒尤深，而限制银行纸币之总额数。然明治十年会有西南之变，出费颇巨，而财政穷乏，乃允许第十五国办银行发行其逾制限之纸币。（是银行资本一千七百八十二万六千一百圆，而发行纸币一千六百六十六万八百八十圆，即资本百分之九十三有余也。）而政府借用其一千五百万圆。既而增发政府纸币，限以二千七百万圆充军费。盖西南之乱势极猖獗，使旧藩士族之向背，动辄有可忧虞者。此际增征租税，或募公债巨数，竟不可望，故蹈危道以支持财政耳。惟纸币之流通顿增其数，不能无影响于财政经济之安泰。试示纸币增加之情势如下。

（注）政府取预备纸币而充财政一时之通融，如此者加算于政府纸币之中。

物价昂贵

不换纸币之发行顿增，而其价位低落使物价昂贵，纸币价位至明治十四年低落尤甚。以一圆金币平均价差八十三钱，以一圆银币则平均六十九钱。今试举示主要物料由银币及纸币之价格如下。

由是观之，物价照银币略无昂贵，惟照纸币则见其昂贵异常。明治十四年四月，银币一圆换纸币平均一圆七十九钱五厘，尤甚者至一圆八十一钱五厘，此为纸币价位低落之极。纸币低落，物价昂贵，当是时，贮有纸币者则损，蓄以物料者则益，债权则损，债务则益，收税则损，贡税则益，收款有定数，或受俸给、劳银等者则损，其支偿者则益。利息之率则暴昂，公债证书及股券之价则暴落，物货输出则减少，输进则增加，盖因不换纸币横溢之弊也。其间物价之昂贵虽稍使市巷呈活相。然诸物货之市价高低无常，徒搅扰商界，其危险至不可测。使人多事投机，起仆成败，变化亦颇急。农家利于米价之昂贵，而细民泣于生活之困难，经济界之混乱，莫甚于此时。

此时朝野经世家各讲其救治之策。而甲论乙谈，辩难如涌。或谓物价之变动以银、米二物之市价为先头，故其暴昂者坐银、米二商簸弄其市价之罪。或谓进出贸易失其均衡，而正币流出通宝缺乏，故利息之率自昂贵，此未可使纸币销偿。是等议论于根柢之观察尚有所未悉，然渐加其势力。如政府欲防遏银米之昂价，或卖放国库银币，或干涉于会馆（取引处）之卖买，施以变通之策，惟纸币之销偿虑其有妨于财资之疏通，而踟蹰不遽行焉。然如是者非救治之正法，盖病根在不换纸币之增发。苟销偿而整理之，则纸币恢复其价位，物价低落，财资增其实力，自利于疏通之道。舆论以纸币销偿为急务，而政府决计亦欲芟除其病根。

先是，政府处西南之变，增发纸币二千七百万圆，而设定二种销偿法。一则自明治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凡十五年间造银铜帮助货币，与小纸币值半圆以下者交换共二千七百有余万圆，而截去其小纸币；一则听众人所请以金札交换公债证书，与纸币交换，而截去其纸币。政府发行纸币而定其销偿法，始乎此。其间，在明治十一年，大藏卿大隈重信氏欲期以二十有八年，尽销偿公债及纸币，作其概算书，提出之于正院，始备减债基金。

翌十二年，纸币二千七百万圆之销偿短缩其期限，乃限以八年。其销偿不仅取小纸币，又及于大纸币值百圆以下者。此时正币缺乏，故交换专用帮助货币，亦非所宜，乃见改正。大隈重信氏任参议仍总管财务部，而益焦虑于纸币销偿之法。遂提一议曰：宜募外债五千万圆，以销偿纸币，而确立正币通用之制。大藏卿佐野常民氏亦倡一说，曰：先募外债一千五百万圆，以充于贸易差数之补填，及奖励输出之资，且期以五年销偿纸币四千六百万圆，迨满十年之后渐次行纸币之交换。

然政府中有主持“外债亡国”之说者，或谓将无期无附息之内债，变为有期有附息之外债，非得策。既有是说而外债之议不遂行。佐野大藏卿关于纸币销偿之计图，亦不为庙堂所容。然纸币之整理，不可一日忽怠之。明治十三年，增造酒税率，以充纸币销偿之原资，且改正《金札交换公债条例》，以政府纸币之交换销偿为发行该公债之主旨，其公债之母子必偿以金银货币，因而暗定正币兑换之法。

是岁十一月，更有《布告第四十八号》之宣布，其序词曰：“今欲节约岁计，以增纸币销偿之原资，兼改良府县政务，而布此告谕。”此布告扩张地方税按地租附课之制限，取二三由国库支办之费目，移为地方税支办，且废官帑补助府县土木费之例，因而命各省大节约其经费。如此政府勉力图纸币销偿，明治十四年度据初定当销偿三百五十万圆，迨编预算倍其数，为七百万圆，而诸官衙经费示其节约一百有余万圆。此时有政论家谓销偿尚失于少，然苟察财政困难之情，则可知政府之努力非寻常也。

松方卿之努力

西南之变方镇定，而纸币之销偿始自明治十一年度。其后政府益觉纸币增发之弊，乃节费整理之。明治十四年十月，内阁交迭，而松方正义氏自内务卿转大藏卿。松方大藏卿谓国家之急务在树立纸币兑换之制度，欲以纸币销偿、正币增殖二要义贯彻其目的。松方氏以牢固不拔之精神而行其计图，或运用国库准备金以保护物货向外直输之押货汇兑，以收吸海外正币，乃创兴一大银行，委托以此经营。或决行租税之新征增课，务令财源丰裕。或改正《金札交换公债证书条例》，撤其记名式，不许外人受有之制限。更发行无记名证书，而听中外人行其交换。或发行大藏省证券，免预备札利用之弊，或改正《准备金规例》，图其运用增殖。松方氏终始一贯实行其主义，因而使纸币减少正币增殖，遂大成纸币整理之业。

政府销偿纸币渐进其功，而纸币恢复其价位。于是物价及利息之率皆低落。其所伴之经济显象，与物价昂贵之时正相反。惟各人惮于利害以致经济界之动摇则一也。当是时，商界萎靡，企业中废，制作衰微，而商工诸家破产折本者颇多。

经济界之变动恒有影响于银行之业务。向者物价昂贵，而商界呈活相，使银行业务加繁忙，其增资本者不少。既而有反动之势，物价低落，而商界萎靡，使银行穷于投资之道。其放账之资因抵押品价位低落，致凝滞而不还者亦多，遂有数行闭锁。然政府销偿纸币而整理之，其功不空，至明治十八年银币与纸币之差价渐消灭，而国库有蓄积之银币，可以充纸币兑换之用。是岁六月，布告曰：政府纸币起自明治十九年一月，渐次换以银币。于是日本始实行兑换纸币制度。

第三节 横滨正金银行

横滨正金银行

横滨正金银行者，初准据于《国办银行条例》，而其本领则稍异于寻常国办银行，专为外国贸易之融资机关，兼办政府对外理财之用。以银币三百万圆为资本，主用正币以任向外汇兑、押货汇兑之务，媒于中外贸易，疏通其财资。此银行当其创办之初标榜曰，待其正币渐加增，以金札交换公债证书为抵押，而发行正币兑换纸币。盖此时商埠向外之财用，为二三外国银行所垄断，自汇费之高下至一切商权皆由外人所专制，日本之从事于外国贸易者，徒屈伏于彼等横恣之前。

其间不换纸币之横溢使正币向外多流出，绝迹于市坊。苟考之于财政，推之于贸易，新兴一种特殊之机关，以任外国汇兑，以令吸收正币，固为急切之要。政府于国办银行之增设渐加以制限。明治十二年十二月开办之第百五十三国办银行，为其终尾，嗣后不复许其新办。惟正金银行之兴起政府即允许之，出以资本三分之一，而奖励保护无所不到。此银行之开办在明治十三年二月，而发行纸币一事则终不能得政府允许。

正金银行之资本据初定当纳以银币，然银币与纸币之差价颇大，银币百圆值纸币百七十有余圆，股东不易买得银币，故允使股东纳以纸币。至其由民间所募总数五分之四，乃得银币资本共一百四十万圆（政府出其一百万圆，众股东出其四十万圆），纸币资本共一百六十万圆。其纸币换以金札交换公债证书，异日若需用正币则以该公债为抵押，由政府而借其银币。其后官民寄贮之资用纸币者渐多。于是正金银行二分其业务。一曰本部，经理正币。二曰纸币部，经理纸币。

据政府所见谓正币之留存国中者，尚不下于一万万圆，苟令正金银行为正币聚散之中枢，自由其正币出入之道，则正币之埋匿者必当集于此银行。更奖励物货之直输出，令正金银行供以押货汇单，则亦可由海外吸收其正币。乃出官金而寄托于正金银行，以任推奖物货直输出，作成押货汇单之业务。迨明治十五年之比，纸币渐复其价，而物价低落，使商势不振，正金银行受其影响，而困难殊甚。有股东倡锁店之议者，政府即买收股券六千四百十四票，而镇抚其纷议，事在明治十六年五月。此时，正金银行之缺损，概计约百七万七千八百有余圆。

非处以一大英断，则未易救其危急。于是先令董事交迭，十六年四月开股东临时总会，议定其银行组织之改革，而禀请政府认允，政府即认允之。此时正金银行之资本改银币主位，为纸币主位，以其差价所生之差益补填其缺损，其余筹策尚多，因而挽回既倒之狂澜。政府听其所请，以时价买其所有之银币，而救其急，尤勉力于保护。嗣后正金银行渐免困厄，未几而纸币与银币复其平价，经济界遂呈顺调，而银行之业务亦至繁盛。政府由海外吸收正币以备于纸币兑换者，主利用此机关耳。

正金银行伸张其业务，而渐显其特质，管以《国办银行条例》，则多不便。明治二十年七月，宣布《横滨正金银行条例》。嗣后，令该银行遵奉之。

近时，正金银行资本二千四百万圆，其经济缴纳者二千一百万圆，蓄积金一千三百九十三万四千八百六十一圆（据明治三十九年末所查）。以分号支号置于世界枢要之地，或联络以代办银行，广涉各方面，而营其汇兑之业。汇兑银行之在日本者莫大于此，而贡献于外国贸易及政府对外理财之要务颇多。

第四节 私办银行

私办银行

条例已改正后，国办银行频兴起，而其业务渐加盛大。迨经西南之变，物价昂贵，而商业呈活相，欲开办银行者益多。政府遂限制其允许之数，故不由条例而私办银行者亦往往有之。先是明治七、八年之交有编成寻常银行条例之议，国办银行已限制其数，私办银行不可无监护之法，益觉制定条例之要，而未见宣布。于是私办银行放任自由无法律以监督保护之。明治十三年之比私办银行顿增其数，而各地亦有公司簇生，其所营之业务类似银行。明治十六年，此等公司与私办银行合数几九百。盖私办银行者以三井银行为嚆矢，明治九年创办，嗣后只有此一行，既而有私办银行之竞起，仅三四年忽至二百行。试示其加增之情势如下。

（注）类似银行者谓公司营融资之业，如汇兑、换钱、寄贮、放账等。

第五章 日本银行之创办

第一节 创办之要旨

融资机关之不统一

《国办银行条例》改正之后，遵奉其条例而开办银行者顿盛。仅数年，有百五十余行，资本共四千余万圆。而私办银行及类似银行公司亦颇增其数。融资之机关普及全国而经济界一新其面目。然此等银行各分立而无联络，未具其缓急相依有无互通之道。故各地异其财资之盈虚，使利息之率高低不同。此虽因封建之余习，尚缺中枢银行，宛如无头脑以综理四肢者然。当是时整理不换纸币之业未举其功，政府纸币与银行纸币杂然并行，而有碍于通币之统一，财政经济未得基址巩固，而使识者多忧其前途。

明治十四年十月，松方正义氏始就大藏卿之重职。嗣后，确定其还收政府纸币之计图，锐意实行之。又改革银行制度，兴一大中枢银行，允以发行兑换券至特权，且使国办银行至其毕营业期之时尽销偿其纸币，更为寻常银行。此计图在统一全国纸币，使其通用安泰，而出于松方大藏卿之抱负。

日本银行

此时政府创兴一大银行，称曰日本银行。其开办之要旨为全国诸银行之中枢，视各国办银行如其支号，互相连络，以便于融资之用，使财资循环之脉路遍通全国，一也。用放账扣折以补他银行之资财，助其信用，使资力扩大，二也。勉行凭单扣折，便于财资之流动运转，使其通融无壅塞，且助利率之低减，三也。经理国库之出纳，其官金有余裕则利用之，充于凭单折扣等，四也。赖扣折率之加减，以制正币之聚散，扣折于外国凭单，由海外吸收正币，五也。

苟欲令中枢银行尽其务，则不可不予以发行兑换券之特权。惟正币缺乏，纸币损价，时未利于兑换纸币之发行，故政府先负担其资本之半数，出五百万圆而保护之，以待时机之熟。

日本银行之组织，仿比耳时银行，参酌以欧洲诸邦中央银行之制度，且考察日本之习俗而定之。明治十五年六月始有《日本银行条例》之宣布，十月日本银行开业。此在日本之银行史划以一新纪元也。

日本银行已创办，其所受之特典颇大，而责任亦尤重。政府据条例限制其营业之范域，不仅任其总裁、副总裁之选定，而周密监督其业务，又托以国库出纳之经理，且得赊其兑换券至二千二百万圆不付利子。

日本银行渐发畅，而有裨益于国民经济及政府财政颇大。日清及日俄二战之际，财政之经营多赖于此银行之力。下示其业务畅达之情。

第二节 银行纸币销偿法

银行纸币销偿法

日本银行已创办，宜由国办银行收没其发行纸币之特权，且令各国办银行改为寻常股份公司。苟不毕此理处则，通币之统一不可得望也。明治十六年五月，政府改正《国办银行条例》，定其纸币销偿之法。其法在令各国办银行按其现有纸币之数，以交换准备金，供托日本银行，别照其初受纸币之数，算其千分之二十五，每年由润利中控取之，寄托于日本银行。

日本银行即用此甲乙二种原资金，以买公债证书，每年取其所生之利子，以销偿银行纸币。其公债证书有被销偿者，则更买他公债证书而补充焉。一银行若届营业末期尚有未销之纸币，则卖放乙种原资金所买之公债证书，而尽销偿其未销之纸币。据此法银行负担不过重，融资之道无生急变，而能举纸币整理之功，且使甲种资金保全无减损，而乙种原资金亦生剩余可以分配于股东，是为其预期。

政府以命令书付日本银行及国办银行，令开始其纸币销偿之务。惟国办银行之数余于百四十，每银行各异其销偿之记账，则需劳费必大，故定《合同销偿法》，总括诸银行纸币而销偿之。日本银行办理是务，实始自明治十六年十一月。

既而生二种情形，使政府筹算稍龃龉焉。公债证书价位昂贵，出于预想之外，使乙种原资金所买之公债证书逐年渐减其数，一也。明治十九年有《整理公债证书条例》之制定，起自翌二十年逐次发行附息五朱之公债证书，以销偿附息六朱以上之公债，故公债利子，以充银行纸币之销偿者，不能达预期之数，二也。于是各国办银行诉其困难，频请愿以纸币销偿之延期。盖据初筹公债证书之价位应待明治三十年昂贵至百圆，而十九年已昂贵至百七圆有余。且公债利子之算以七朱（七厘）为准，而整理公债证书之发行，使其渐减至五朱。由是，纸币销偿之筹划，生缺损颇大。各银行将迨届其末期尽失其乙种原资金，更补出以销其所余纸币之巨资。此各银行所惊愕。

然政府之筹算初示其标准而已，非保证其实行必如筹算也。其命令书亦规定曰，销偿纸币之资金因公债券价位昂贵致其不足，则宜卖放甲种原资公债券而补充之。故筹算虽龃龉，而不当变其所定之计图。盖各银行多贮有公债证书，故由其价位昂贵，得其资产增益亦颇大。如其纸币销偿所期之利益，纵令尽失之，尚别有补偿之道也。

政府断断乎期贯彻纸币统一目的。明治二十七年五月，以一法案提出第六议会，欲定《国办银行终期继续及解散之序例》。惟议院忽解散，而尚未议定其案。第七议会在战时开于广岛，故不及提出此法案。二十八年一月，再提出第八议会。

先是，各国办银行艰于纸币销偿法之误算，愁诉之声益喧嚣，各地银行团体相呼应，而倡国办银行营业之延期，不仅请求之于政府，又奔走极力以愬之于舆论，遂使议国办银行之处分者，在议会中外自分延期、继续二派，抗争而斗论，略有互角之势。众议院准定其议员所提之《国办银行延期法案》，而驳斥政府所提之继续法案。惟贵族院驳斥众议院所准之延期法案，使其不能成。凡经济题目致议会激争，如是法案，日本自有国会之后未曾见其例云。嗣后形势渐变，迨近迫国办银行营业末期，向政府表左袒者渐加其多。

二十九年一月，政府更将《营业终期国办银行处分法案》，提出于第九议会，而得贵族、众议两院之协赞。据此法律营业终期之国办银行或继续其业务，以为寻常银行，或解散，各有其序例。其终期之际，尚有未销之纸币则令该银行纳以必要之资金，而政府用之以为基金，因而绍继其销偿银行纸币之义务。银行已出是资金者，政府即返付以纸币抵押之公债证书。其不出者则卖其公债证书以充纸币销偿之基金。若仍继业者则使由日本银行赊其无附息之资金，以偿其未销之纸币。

营业未终期之国办银行改为寻常银行，继续其业务，不可无其规例。政府定一法律而示其所据。别有一法律宣明曰，国办银行纸币之通用，以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为其期限。

初时国办银行之树立者通计至百五十三行之多。其中继业为寻常银行者百二十二行，其因并合而消灭者十六行，其遭锁店之厄者七行，其毕营业之期而解散者仅八行。

如此国办银行之处分，告其终结。迨三十二年二月，复无一国办银行焉。凡二十有余年，日本经济界变动激烈之际，国办银行为其融资机关，盛衰浮沉虽多变，而有功于殖产、贸易及财政诸端颇著。其继业为寻常银行者益发畅，有匀和国家财用之效，在日本经济史亦占主要之地位。

第三节 日本银行兑换券

银行兑换券

日本银行已开办，而会不换纸币价位低落之时，不能利其发行兑换券之特权。苟不发行兑换券则资力薄弱无由求隆昌，而难举纸币统一之功。大藏卿松方正义氏排百难而励行其减缩政府纸币之计图，且定银行纸币销偿法而严行之。于是纸币流通之数渐减少，至明治十七年银币一圆，换纸币一圆八钱。纸币渐整理而发行兑换券之时机渐熟。

明治十七年五月宣布《兑换银行券条例》。据此条例略定曰：“兑换券必兑换以银币，又当按其发行之数，备以银币适宜之数而充于交换之用。”顾思之兑换券发行之制限及准备金之比准，尤须周密规定之。而条例之所定有不备之处。然政府又命令日本银行先备银币二百万圆，而徐徐发行兑换券，以五百万圆为极度，可知其发行尚在试验时代。日本银行整其必要之准备，十八年五月始发行兑换券。

政府纸币、银行纸币之流通渐减少，而经济界益觉兑换券之必要。政府销偿其纸币亦由日本银行，赊兑换券而用之。明治二十一年七月，以敕令改正《兑换银行券条例》，据此改正兑换券采用屈伸制限主义。日本银行苟有正币准备，则发行兑换券无所限制。别有保证准备许兑换券之发行以七千万圆为限，苟超此限而用保证准备，则发行超过之数必课以发行税，每一年不下于百分之五。兑换券由保证准备而发行者，中有二千七百万圆。

起自明治二十二年一月，按国办银行纸币销偿之数渐次发行之，又有二千二百万圆。贷付政府充其销偿纸币之用。当初时附息每一年百分之二，自三十一年之后则不附利子。二十三年五月，以法律改正《兑换银行券条例》，扩张其保证准备所许发行之制限，为八千五百万圆。使政府所赊之数不利附子。盖外国贸易及各种事业之伸张，有须于通用币券之加增也。

货币法

明治三十年，有货币法之制定，采用金币本位。三月，以法律再改正兑换银行券条例。兑换券原兑换以银币，是岁十月以后则兑换以金币。

特权扩张

日清交战后，日本经济界长足进步，财政膨胀，事业勃兴，而民口亦增殖，政府更觉币券加增之必要。乃经议会协赞，改正《兑换银行券条例》，扩张其发行之制限，以为一万二千万圆，明治三十二年三月宣布之。日本银行既扩大其特权，于是别定一法律案兑换券发行每一月平均之数，课以发行税，每一年一万分之百二十五。

政府纸币银行纸币之流通益减少，而兑换券之发行益增加，且通用颇圆滑。三十一年六月，宣布一法律，期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废政府纸币之通用。银行纸币亦有废用之令。今试示二种纸币逐年减少之情势，及其在明治三十七年末未经销偿之数如下。

是等纸币之交换以废用后为期限，故自明治三十七年十二月之后，虽有其纸币皆失其效力也。

兑换券发行逐年增加之情势，如下所示。

第四节 银行条例及贮蓄银行条例

银行条例

寻常银行不可无法律以便其监督保护。政府有制定其法律之议，久而未至决行。私办银行及类似银行公司逐年加多，而国办银行亦将待其营业终期，多变成寻常银行。于是制定《银行条例》，以检束各种银行，为急切之要。二十三年八月，始宣布《银行条例》，令各银行除日本银行、正金银行、国办银行等允具特权者外，皆知其所据。其第一条云：“公开铺店，所营之业在证券之扣折，汇兑之务，或托账及放账之并行，不问其名称为何，皆视为银行。”其余如银行开办之认允，半期诸算账之公告，银行查检等，各有规定焉。此时政府别宣布《贮蓄银行条例》，适宜制限其业务，令董事任无限之责，且设供托资银之法，以保护寄贮人之利益。此二条例之实行，均起自二十六年七月，嗣后稍加改正而至今日。

第五节 融资界在日本银行创办后之情形

商海波澜

《国办银行条例》之改正，使银行纸币之流通顿加增。适有西南之乱，政府增发不换纸币，于是物价暴昂，商势活动，市情如醉，而一时呈昌盛之观。至明治十四年，形势一转，政府励行纸币销偿，物价低落，市巷丧其生气，商务萎靡且销沉。当是时外国贸易独显其输出超越之势，以助正币蓄积。

十九年，政府纸币开始其兑换，使通用之币不复由价位动摇，致人之疑惧。于是经济界再脱其沉郁而复其活相。人心先倾注于铁路布张之议，寻有各种事业企划极炽，或事投机射利，而“股票热”流行，使其价位暴昂。此情形自二十年继续至二十二年，益加其气势，使市坊所有之资银皆定植于铁路及他工业，而资财之用与供足之道自失其匀衡，以致其通融阻塞。

二十二年，米稼凶歉。二十三年，米价甚昂贵，而外国米多输进。加以美国购银条例所生银价之昂贵，致外国汇兑价准之激变，而进出贸易呈其变调，商势顿挫，而有恐慌之情，各种股券市价暴落。政府销偿公债若干，且扩张兑换券发行之制限。而日本银行发其超限之兑换券，开凭单扣折，担保以股票之道，因而缓和财用之逼塞。然诸公司之基址薄弱者多折本，嗣后一二年商势不振。

二十五年，商势稍有恢复之兆，资银寄托银行渐加多，而财用益缓徐。各种股票虽昂其价，而商工诸业未至活动。故利息之率，逐渐低落，如在二十六年六月扣折平匀之率，每一百圆一日一钱七厘（日步），而整理公债证书市价一百八圆至一百十圆。利率低落既如此，其以促事业之勃兴，固必至之势。自是岁下半期至二十七年，商工诸业渐振兴，适有日清之战再阻碍其隆昌之势。今示银行在此时期之增减如下。

（注）明治二十六年减少行数，盖因银行条例宣行之际公司类似银行，不继业而解散者甚多也。

由是观之，明治十五、六年以降，银行之开办虽有增减，不复如往年之竞兴。二十六年，寻常银行顿增其数，盖类似银行之公司，多变其组织改称曰银行也。

第六章 银行在日清交战后之发畅

第一节 银行之增办及其业务之畅达

战胜之影响

日清之战，挫折经济界一时挽回之气势。然战局已收，不仅由连战连胜之功，克复其有光荣之和平，又获得赔款巨数及新领土，使经济财政接其革新之动机。以财政言之，海陆军之扩张，官领铁路之布张改良，及政府各种之施设，致岁计急激之膨胀。以经济言之，辽东还付之一事，暂使人心沮丧，其后事业渐兴，如铁路、海运、纺纱、织布等各种制作皆旺盛，而股份公司之竞起，宛似雨后之春草矣。不独如是，个人各家之生业亦皆扩张，而资银之需用顿加。其间赔款之进纳增正币之数。日本银行兑换券扩张其发行之制限，而流通宝币加多，物价昂贵，而商务活动，利于财资之通融。资本家多兴银行，而融资之机关洽及于寒村僻地。

明治二十九年，制定国办银行处分法，而全国所有之国办银行多改其组织为寻常银行。三十年制定货币法，而布行金币专纯本位之制度，又新兴数种银行，予以特权，皆有大关系于经济界之发展。

日清媾和后，各种事业进畅颇急，既而生反动之势。盖资银之需用，自开战之前随事业振兴而渐加繁。如在东京二十七年八月，扣折平匀之率每一百圆一日二钱七厘（日步），至战时虽无企业而有军事公债之募集，使财用不缓慢，经平和约章之缔结，扣折率稍低落，二十八年十月日息（日步）落于二钱五厘以下。通宝增多，物价昂贵，而有赔款二万三千万两，渐次领受，此忽鼓励企业之心。其后美国商势不振，使日本物货之输出大减少，而工业计图之激增反使器械及原料之输进加增。

二十九年及三十年，米稼收获不如常年，而外国米输进甚多。适有关税增率之议已决定，各种物货乘其未至增率，而输进者亦多。于是输进独盛，失其与输出之匀衡，钱款利息之率渐昂贵。如三十一年四、五月之交，在东京扣折平匀之率三钱二厘，而整理公债证书市价暴落，抵九十圆之下。此时公司之新兴未经久者资银不得缴纳，而多自解散。其蹉跌之多非无致恐慌之虞，银行及商工诸家莫不警戒焉。其求救济之声颇喧嚣，大藏大臣井上馨氏用清国赔款之一分，以担受劝业银行债券约三百七十四万圆，乃命该银行选诸公司之有好望者，勉以援助其财用。复由市坊买收公债证书约三千八百七十万圆。当是时清国将赔款一时尽偿清，且加以米稼之丰穰，遂疏开财资之壅塞，而经济界免其危急，略呈顺调。是岁十二月，在东京扣折平匀之率低下至二钱八厘，三十二年九月，因蚕丝、棉纱、绢布等输出颇盛而益低落至二钱。

如此市情呈顺调之际，英杜二邦交干戈，于伦敦府利息之率甚昂贵，于印度有采用金币本位之计图，勉以吸收金料。于是日本正币多流出，而日本银行觉其保护准备金之必要，而提高其利率，市巷融资之路亦随之紧缩。嗣后商工诸业不复振，物货阻其售路，而股票市价自低落。三十三年上半期，有北清之变，而对清贸易受其阻碍，经济界之不振更甚。此时银行及商家觉其营业之难者不少。三十三年十二月至三十四年一、二月之交，在九州之地，银行中有停息其支偿者，又有寄贮一齐撤出者，其余各地有银行之破绽。

三十四年四月，大坂融资界稍动摇，二三银行基址薄弱者停息支偿。五月在京都亦有银行寄贮急激撤出者。其余波将或延及全国诸地。当是时日本银行及他有力银行致力于救济之法。且其逢寄贮之撤出者，惟经业不合宜之银行乃有之，至确实可信凭之银行则未至使寄贮者生其恐怖心。故恐怖速归于静稳，使融资界幸免其灾厄。此动摇之际，物货卖买梗塞，而商家苦之，制作家亦受其影响。银行放账收回不圆滑，担保品价位低落，而资银之需用极少，殊觉其营业之难。惟其不可信凭者由变动而淘汰，使银行界之信用加其巩固。

明治三十五年，有《日英联盟协约》之发表。输出贸易颇旺盛，而正币多进，银行寄贮颇加增，而利息率低落。且政府以公债五千万圆出卖于英京伦敦。是等诸事缓和市情，而商势稍回复。然商工诸家以警戒退守为旨。内则米稼逢风水之害，外则银价低落，有妨于对清贸易，未至大促事业之振兴。其间商工虽有不振之色，而国民生产之力自伸畅，资银蓄积，而银行寄贮亦加增，使外国贸易骎骎有进步焉。此可知外面虽不见活相，以大体论之，经济界具健全之状。三十六年，银价回复，而对清贸易免其不便，且养蚕米稼皆得丰产，而市巷渐呈活相。适有日俄交涉之案，形势切迫，而国民再警戒，使商势未大伸。

如比日清交战后，除明治三十四年外，银行业务逐年发畅，颇显著矣。三十七年，有事于俄国，而经济界一时不振之影响已痊癒，忽逢公债巨数之募集及租税之增征，而财用绰绰有余裕，寄贮与放账益加增，而银行业务之昌盛，似不知战争之波动。

第二节 特种银行

特殊银行

政府兴日本银行，以为融资之中枢机关，复令国办银行改其组织为寻常银行，而整正融资机关之秩序。嗣兴各种专门银行，付以特权而保护之，令各任其业务。是等特殊银行之竞起，亦自刷新日本融资界之面目。

劝业银行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有日本《劝业银行法》及《农工银行法》之宣布。三十年八月劝业银行开始其业务。

农工银行

自是岁至三十三年，各府县兴农工银行通算共四十六行。此二种银行以奖励帮助农工诸业之改良畅达为其主旨。其放账以不动产为抵押，长期而薄息，且允其按年摊偿。劝业银行发行附彩（割增）债券，以其缴纳资本之十倍为极数。此银行润利配股份之率一年若不达五厘（百分之五），则政府期以十年补给而充至五厘。日俄交战之际有贮蓄债券法之制定，使劝业银行发行贮蓄债券一年三千万圆为其限度。战局已收，乃废其法。

农工银行亦有特权可发行债券，以其缴纳资本之五倍为极数。政府以资银约一千万圆分付各府县，令府县担受其农工银行之股份，期以十五年使此股份无受润利配付。其届期之后仍期以五年使其所配之润利转归于准备金之中（在北海道及冲绳县则与他府县稍异其补助之法）。劝业银行资本一千万圆，其经缴纳者三百二十五万圆。农工银行资本合数共二千八百五十二万圆，其经缴纳者共二千八百二十九万四千九百六十圆。此二种银行一如中枢，一如分脉，以业务观之，宛如总号与支号之关系，而似辅车唇齿之不可离，二者苟不相依，则无由使各显发其本领特色。

台湾银行

三十年三月，有《台湾银行法》之宣布。三十二年九月，台湾银行开始其业务。此银行之主旨在整理台湾之通宝，兼任国帑出纳之经理，而办银行业务如汇兑等。故台湾之疏通财用及开发富源，以之为其紧要之机关。是银行亦有发行纸币之特权。其法苟备以正币则发行无限制。又由保证准备而许其发行，限以五百万圆。或察市坊所要而发行超其限，则按其超限之数而纳发行税。其率每一年不下于百分之五。

别有《台湾银行补助法》，政府担受其股份一百万圆，期以五年使其所配之润利转归于准备金之中。政府又听该银行所请贷付以银币二百万圆，充于纸币兑换之备，亦期以五年不征利子。初时在台湾以银为法币，图一时便宜。其后金银比价有变动，而遂生其弊，故令金币本位布及台湾。于是台湾银行纸币之兑换以银币者，亦自变易即兑换以金币。台湾银行资本五百万圆，其经缴纳者二百五十万圆。

拓殖银行

三十二年三月，有《北海道拓殖银行法》之制定。四月，拓殖银行开始其业务。此银行之主旨在使北海道拓殖之业易得资银。其放账以不动产发抵押，长期而薄息允其按年摊偿，或抵当以公司任拓殖者之股票债券，或担保以出产物料。此银行亦可担受公司任拓殖者之债券，或应其募，又行凭单扣折。拓殖银行发行债券以其缴纳资本之五倍为极度。其资本之中以一百万圆为政府所担受，期以十年不受润利配付，资本额数五百万圆，其经缴纳者三百万四千三百七十五圆。

兴业银行

三十三年三月，有日本《兴业银行法》之制定。三十五年四月，兴业银行开始其业务。此银行之主旨在向动产通财用。其放账以国债、府县债、社债、股票等为抵押。此银行可担受诸债券，或应其募，又办信托之业务，行凭单有担保者之扣折，或以照法树立之财团为抵押，而放账贷资。此银行发行债券以其缴纳资本之十倍为极度。惟公益之业涉外国而需资银，则可请主务大臣之认允，发行超限之债券。润利配股份者若未达五厘，则政府期以五年补给而充足至五厘。资本额数初定为一千万圆，三十九年二月有改正增其数为一千七百五十万圆。其经缴纳者一千三百七十五万圆。此资本之加增，使英国资本家担受股份共七百五十万圆。由是兴业银行与外国资本家开其亲密之关系，以资中外资银之通融联络也。

上所举之特种银行，阅年虽未久，各向其特殊目的而渐发展。下列一表示其进步一斑。

第三节 银行集会处及凭单交换处

《国办银行条例》已改正后，银行开办顿加增。明治十年东京有国办银行及私办银行之总号、支号共十一。予乃谓同业会合，图其公同之利便为必要。是岁七月与同志相谋，组成一会名曰择善会，今之东京银行集会处实滥觞乎此。初时加盟者十一行，嗣后银行渐增加而加盟亦渐多，明治十三年则达三十行。是岁八月解散择善会，九月更组成一会，名曰东京银行集会处，其后加盟益多，至六十有余行，予久推为会长。试举其经营之事业如下——

明治十八年，始发行《银行通信录》，以为全国银行业之机关。嗣后经二十有余年而渐加以改善，别编纂书籍资于银行业务之参考。

明治二十年十二月，会员商议创开凭单交换处。

明治二十九年三月，创开东京兴信处。

明治三十年一月，集会处内置经济文库。

明治三十二年，增筑屋舍，十一月集会处内置银行俱乐部。

大坂、神户、横滨、京都、名古屋各地，仿东京而兴银行集会处。其加盟者通六大都市共一百八十行。以其资本言之，实居全国银行资本三分（十分之三）以上。其势力能左右全国融资界。

凭单交换处

日本有凭单交换处以大坂为始，东京次之，神户、京都、横滨、名古屋又次之。凭单之交换逐年加多，如下所示。盖银行之业务，经日清之战，隆兴尤著而凭单交换处及银行集会处之业务，亦随之而有进步也。

各地交换凭单之数

第七章 结论

银行沿革之四期

银行业在维新后之沿革可分为四期。明治二年，汇兑公司始兴起至明治九年国办银行条例改正，此为第一期。

汇兑公司即银行发生之先驱，而其经营终于蹉跌。国办银行之初组成者虽据坚实主义，而不能维持其纸币由金币之兑换，加以小野商行等之折本，而致经济界之恐慌，觉其业务之难继续。此时银行尚在试验时代。明治九年，有国办银行条例之改正。至明治十八年，银币与纸币差价全消灭。此为第二期。

国办银行盛兴起，而纸币流通之数顿增加，适有西南之乱，政府纸币亦增发。于是物价激变，而经济界极其纷扰。既而有正金银行之创办，继以日本银行之树立，开东洋银行史之一新纪元，使国办银行纸币销偿之法得稳定，纸币渐销偿，而银币与纸币之差价渐消灭。明治十八年，日本银行始发行兑换券。明治十九年，政府纸币实行兑换。至明治二十七年，有日清之战。此为第三期。

正币益蓄积，而兑换制度之基址加其坚实，不复忧纸币价位之动摇，使各种事业颇繁荣。既而有反动之势，商情萎靡，而银行之业务亦稍呈沉滞之状。其渐脱于不振之状也，忽有日清之战。明治二十七年，日清二国开衅端。至明治三十七年，日俄二国破其和平，此为第四期。

日清交战后，银行及商工诸业均开其新生面，而发畅极速。如各种特别银行接踵频起。明治三十四年，于关西之地偶生小恐慌，一时呈险恶之象，然其范域甚狭，未几而复平静，不至流大害于群会。经济界已复其健全之状，而银行有资银充实其库中。当是时，迎日俄之大战，亦略似其当日清开战时之情形；日俄之战关于国家兴亡，事尤重大。日本精锐之军连战连胜，在陆则击攘敌之貔貅，在海则歼灭其艨艟，奏凯歌而克复其有光荣之和平。

东邦银行史，于日俄开衅之后亦新入其第五期。

明治四十年五月末，日本有各种银行及其公称资本之数如下。

日俄之间干戈已戢，向经验于日清媾和之后者，深虑事业之张驰，且察财政经营之多端，而思其自重之要。然战务所制遏企业之志竟不能无发动。明治三十九年财用缓慢有余裕，迨其下半期人心向事业之计图，一时旺炽将有冲天之势。然急进则不免其反动。至明治四十年一月中旬各种股票市价暴落，使投机之流多招蹉跌。其余波之所及，人心沮丧，而银行亦稍警戒焉。惟征之于生产之业，考之于中外贸易，日本经济界之基址已巩固，虽逢股票商一时之变动亦能进步。由大局而观之，事业振兴颇显著，而银行之发展亦必有不让于日清战毕后者。

银行发达之渊源

要之银行业务之源泉，于维新之际如涓滴之微。嗣后渐广其流域，而遂成长江大河之势。盖取范于欧、美先进之邦者，使其然耳。明治五年英国银行学士亚尔连善突氏，为纸币寮所聘，而任其顾问，著书以示银行业务之纲目，且教养青年之徒，熏陶以银行之实务，而开银行在日本之绪端。迨今则予不能不感谢其人之功。此人现为伦敦琶丝银行之董事。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会社志

第一章 合本会社之滥觞

维新以前之会社

我国维新以前非无豪商大贾，如三井组、小野组、岛田组等，皆具有社团的形体，以经营事业。然毕竟皆其一族一门，互相联络，以取引于各地，不过与个人事业面目稍异而已。其他虽有称为组合或称为仲间者，亦皆其同业者之间，开年会或月会以求交际上之恳亲，及谋取引上之便利已耳。

若夫募集资本于大众之间，选定适任管理者以经营共同事业，成为今日之所谓会社组织者，当时尚未之有也。盖封建之世，各藩互相割据，即经济社会亦自分裂，成为小区划。故欲募集资本于全国，以营共同事业，诚为梦想所不及，而保护法律之不存在者无论耳。会社组织之不发生亦其当然之理也。

明治维新

然凡百事物有需要之者作，必有起而应之者。其需要愈速，则其应之者亦愈捷。嘉永六年，米舰始来自浦贺，我国之形势俄然一变，终成维新之改革，天下大政归于统一，经济社会亦无前此之分裂，百般事业不得不依合本会社之经营，其大势亦皆胚胎于此。故会社虽后日终可以发生，然当时知其为急务，不能待其自然发达。而鼓吹之奖励之者，是在于政府。

政府之奖励

盖政府虑维新后财政之穷乏，而以谋金融之疏通，殖产兴业之扩张，为其第一政策。于是，明治元年置商法司，明治二年更设通商司，组织通商会社及为替会社，为其部下二大机关。此两会社虽与今日之会社不同，且数年间均归失败，然诚可谓为我国会社之嚆矢也。

政府既奖励通商、为替两会社之设立，欲使一般两替商之辈，以合资结社方法，成为替会社之事业，且于明治三、四年间，著二种书籍，名曰《会社办》及《立会略则》，刊行之颁布于各地，以诱导合本会社之设立。盖是时，政府虽知商法必须制定，然编纂法典固非易事，于是先以普通编述之书籍，使人民知立会结社之要旨，以期发挥其企业之精神。而为替会社之设立，及以上二书之刊行，其促会社设立之机运，实非浅鲜也。

诸会社之设立

与为替会社同时并起者，有二种会社，即回漕会社及开商会社是也。此两会社于明治二年由三井组请当路者之推奖，隶于通商司，而经营业务者也。而开商会社者在东京、大阪，立纸、砂糖、油、蜡、木棉、肥料等诸商品之相场，以定期卖买为目的。回漕会社者开航路于东京、大阪之间，以运搬旅客及货物为目的。然为替会社较诸今日之银行，其规模甚小，营业尚属幼稚。

开商会社其取引范围亦不甚广，且当时交通运输极形不便，故欲考察全国需给之关系，疏通各地之有无，以持供给之平准，诚不可能之事也。且其相场亦往往为二三投机者所播弄，不能设立适合于经济之标准相场，日日卖买总额，为数无几，故其营业亦日就衰微焉。定期约定取引者，二百年以前由大阪米商间所发起，今日虽不足论，然经政府之承认，以会社名称经营事业，实为后日米谷取引所、株式取引所及商品取引所等设立之先鞭，故不可不一言及之也。

回漕会社其事业甚微，其始也向政府借入船舶五艘，向二三藩主借入八艘，以合计十三艘之船舶营其业，及至明治四年废止藩制，政府聚诸藩汽船，设立邮便蒸汽船会社，以与回漕会社合并，虽以图一般运搬之便利为目的，然当时农家纳税，皆以正米上供，故输送贡米亦归政府计划。是时岩崎弥太郎所经营之三菱汽船会社，亦相踵而起。米国太平洋汽船会社亦于横滨、神户、长崎、上海间开定期航路，以与三会社相鼎立，渐有竞争之势。

然明治七年有台湾之役，外国汽船会社，守局外中立之制，拒绝军事输送之命，政府不得已遂命三菱会社，购汽船数艘，任军事输送。盖当此危急之秋，而能奏厥大功，声价遂以日振。故邮便蒸汽会社不但不能与三菱会社争竞，且经营不得其宜，势不得不解散，其事业遂为三菱会社所并，势力愈张矣。

我国铁道事业，明治三年政府始募集外债，其着手敷设者，以东京、横滨间之铁道为第一。然此线铁道皆政府事业，非会社经营，故欲求民间所计划者，以东京铁道会社为嚆矢。东京铁道会社之计划，其源由于明治初年留学英国华族蜂须贺茂韶氏深知铁道之至便，遥以书致东京同族诸氏劝其创设，有志之华族诸氏赞成之。

明治六年三月，创立会社，请愿于太政官。其计划之初，欲敷设东京、青森间之铁道，后而有受京、滨间官设铁道拂下之议，政府欲使有资力之华族，当铁道经营之任，知启发贸易、殖产之大有裨益，且足以巩固华族之财产也。乃允其请，明治九年八月，盖印《拂下条约》。

然是时华族、士族禄制适有改革之举，华族诸氏忽决议中止拂下之议。余当初受华族诸氏委托，参与其计划，深以拂下中止为惜，极言其不可，不幸不为所容，盖印初毕墨迹未干，其条约终被取消，数年之计划终归画饼。然他年岩仓右大臣诱导全体华族，立日本铁道会社，其端盖由于此。故欲追溯铁道发达之沿革，不能不述及东京铁道会社之计划也。

夫银行、海运铁道等之事业者，文明社会之要务，经济上之活动无不依为消长，其事业之盛衰，即可以表社会之隆替也。我国此种事业，其最初计划者，一为为替会社，二为回漕会社及邮便蒸汽船会社，三为东京铁道会社，三者或营业数年即行解散，或为经实行即致废止。然不数年之后，各种会社勃然踵起，有蒸蒸日上之势，是皆三事业为之首倡。若莳种于地，时至而后发芽，而有以致他年郁茂之因也。

第二章 会社事业发达之梗概

第一节 日清战争以前之状况

民智

今试回顾维新当时之情态，庶民之浅学无识，自不待言。然我国有纪元后二千五百余年之历史，即在维新以前，举凡政治、文学、宗教、美术以及农、商、工百般之事业，其发达者亦不复少，且与中国、朝鲜、荷兰、葡萄牙等诸国，互通贸易。然德川氏三百年之锁国政略，使我国国人之眼界，一限于内国，且其国内复分割为三百诸侯领土，不相往来，故一般庶民，几不知世界以内有五大洲者。其思想大抵偏狭，故其商、工事业，皆属于个人的及家族的之经营。

及至嘉安之际外交之端一开，全国志士多非之，悲愤慷慨，锁港攘夷之论风靡一世者，亦足以知我国国人之思想如何矣。余于明治六年退官，与井上馨氏同上一封奏曰，今欧、米诸国民皆务实学，优于智识，故人人以不能自食其力为大耻。而我国人则不然，士徒知恃其父祖之禄位，而不知究文武之学，农徒知仍其乡土之常，而不知讲耕桑之术，工徒知论佣作之价，而不知求器械之巧，商徒知较锱铢之利，而不知讲贸易之法。是皆不能自食其力者，虽其中一二可称为有才识者，亦不过垄断罔利之徒耳。其甚者诈欺百出，诬冒万端，至于破产亡家者比比皆是，今驱此市侩之徒，而欲于俄顷之间登诸开明之域，是犹见卵而求时夜也云云。

然开通海禁，以与列国交通者，天下之公道，自然之大势，其机一至不可复遏也。幕府知大势所趋，不得已与诸国缔结通商条约，终得敕许，以开国进取之方针为国是，且于明治维新之后，废藩制为郡县，释门阀之见，拔擢人才，苟有一能一艺之士，无不麇集阙下，冀得官职。其所谈论者如内政、外交、法律、军制、教育、理财等，各道其所长，真可谓野无遗贤矣。

夫封建之社会，四民之中士为最贵，农次之，工又次之，商为贱。今也内则万机归于统一，外则与列强相对峙，若非启拓生产扩张贸易以培养民力，则国家无富强之基也。然有识之士悉奔走于朝，其在野从贸商、工业者皆浅学无识之流，则欲其生产贸易之盛大，民力之富裕，诚不可得而望也。是时政府虽宜盛行奖励民业，然其受奖励者，皆无识之徒，亦终不能成功。

故莫急于振兴规模宏大之合本事业，以吸引人才，而欲达此目的者，舍会社组织而外，无可他求者也。何则，民间事业不能若政务之荣誉灼赫，其足以壮快人志者鲜。唯合本组织之会社有相当之荣誉责任，其利害关系甚为适切。会社事业既兴，则足以致生产贸易之隆盛，而后可与言富国强兵也。余不肖，不揣冒昧，素以此为目的，冀为国家尽斯任，故辞官而就民业，数十年以来一贯不渝，以至今日，职是故也。

政府之启发

政府设商法司，及通商司施金融疏通民业振作之计划，复兴铁道、邮便、电信的公共事业，建筑、造船、纺绩、制丝、制纸、印刷、抄纸及其他诸种工场，或自作业，或以机械贷付民间，以示新事业之模范，以启发诱导为务，一一不胜枚举。然政府开于会社事业，尽其研究筹画，参酌欧、美制度，其所编制之法律，以《国立银行条例》为嚆矢。其后由各种银行条例，渐得完备。故我国第一发生之泰西式会社者，即为银行事业，而续起之者即海运、铁道、保险等诸会社。其后诸般工业会社，亦前后相继渐次设立焉。

会社设立之困难

盖金融者，经济社会之血脉，诸般事业之枢轴。此政府之所以注力于银行事业，而明治六年始有第一国立银行之开业也。然从来我国之商业，一言以蔽之，不过小卖商业而已。世人一般不识合资之方法，不辨会社为何物，故欲自起而设立之者，寥若晨星。即第一国立银行，亦乃政府劝奖三井组、小野组，命其组织。若两组不为其中坚，则银行终不能设立也。

第一国立银行之资本金，计二百五十万圆，内二百万圆为两组所引受，残额五十万圆由公众募集，应募者仅三十八、九名，其金额计四十四万八百圆，尚不能满额，故不得已先以二百四十四万八百圆创立之。此足以想见当时世人对于合本会社之观念为如何矣。资本金募集之难既如此，而况也担任银行各般事务之难得其人哉。由三井组、小野组所任命之银行职员，绝不知银行事务，唯备其员数而已。然辛苦经营，凌百难而始得开始银行业务者，盖势所当然者也。

诸会社之勃兴

基于《国立银行条例》之制定，而创立银行此有四行。然明治七年以后，正货常被流出，于是银行不能维持其纸币之金货兑换。加之是年小野组破产，岛田组寻亦破产，金融市场大有恐慌之象，而实业之进步一挫矣。然明治九年改正银行条例，以通货为纸币之兑换。于是各地银行创立，前后踵起，明治十年西南事变后，政府纸币及银行纸币俄然膨胀，物价日益腾贵，一时市场有变调之观。而前后种种事业勃然踵起，如足尾铜山，于明治四年移归民业，十年归古河市兵卫氏所有，其事业逐年盛大。

洋纸制造事业之王子制纸会社，创立于明治五年。东京瓦斯局始于明治七年，石川岛造船所于明治九年由海军省贷与平野富二氏改为民营。保险事业之鼻祖之东京海上保险会社，于明治十二年开业。东京马车铁道会社（即今日之电气铁道）创于明治十三年。日本铁道会社始自明治十四年。共同运输会社欲与三菱会社相竞，于明治十六年开业。大阪纺绩会社亦于同年创立。其对外金融机关之横滨正金银行，则于明治十三年创立。更至明治十五年，为中央银行之日本银行，亦相继创立。我国经济界可谓开一新纪元矣。

商界之不振

然政府当明治十三、四年之交，决计整理不换纸币，以后锐意于销却纸币，故物价日益低落，经济界之状况又一变。自明治十年至十八年，商况沉滞，企业闭塞，百般事业陷于不振之势，其间有二三银行会社竟至破产，满目萧然矣。

诸事业之不振

既至明治十九年，政府之纸币得以银货交换，兑换纸币之基础确立于此，一般商况渐有回复之观。实业界之生气一振，铁道、造船、器械、制造、纺绩、采矿、采炭、织布、瓦斯、电灯、制纸、制油、筑港、制麻、制蓝、水产、炼瓦、人造肥料、熟皮、硝子、土木及其他事业之会社工场陆续勃兴，诸株式之相场，非常暴腾。于是数年来之金利低落，转有以促企业热之上升者，至明治十八年，会社公称资本金合计仅五千万圆余，至二十三年增至二万二千五百万余圆焉。

反动

然盛衰循环冷热相间者，经济界之常轨，而事业勃兴之反动者，二十三年时之金利腾贵也。诸株式以急转直下之势，日就低落，且米价之暴腾与银价之暴腾，相俟而招多数之输入超过。于是正货多为所流出，金融愈迫，大阪纺绩事业复受大影响，恐慌之声遂遍于国内。幸政府及日本银行，施金融市场救护之策，而非常之惨祸得以获免焉。

明治二十四年，景象尚未恢复，此时保险会社、船渠会社次第踵起。二十五年以后，经济社会渐有进机，企业亦于是勃兴，不幸日清国交忽有中绝之事。

第二节 日清战争以后之状况

日清战役

日清两国对于韩国之意见各异，久不相释。明治二十七年五月，韩国会有东学党之乱，两国兴戎，我国之经济社会，大加警戒，各种事业均尚退守主义，比年所大进之新事业，一时亦中止其计划。然我国连战连胜，平和克复，大有光荣，铁道、海运、采炭、保险、船渠、水力、电气、纺绩、制糖、石油、汽车制造及其他诸般事业，相竞而起。盖当时巨额之赔款，及战胜之名誉，大足以鼓舞民心，且金融机关之发达、资本供给之便利日益增加，故企业热愈高，株式相场一时奔腾，伊于胡底。

然其弊流于轻举妄进，世人每言会社，辄预以为有一攫千金之利，狂起应募，终至收支不能相偿，不几时而反动生，金融日见促逼，基础薄弱之新设会社，颇有维持困难之感，势不得不解散者不少。幸政府及日本银行时以救济为务，虽得幸免恐慌，而市场不振数年相继，至明治三十五、六年，日露战争之交，始有活动之象。

会社统计

今欲示日清战争后会社发达之大要，据农商务省统计表，举凡农业、商业、工业及从事水陆运输业之诸会社，数拂迂资本金及积立金总额，列表如下：

《商法》制定之影响

由是观之，此数年间之经济界虽有变动，要之会社事业有逐年发达之观可知矣。夫社会之制度法令及其他一般之事，虽无不与会社事业之盛衰为影响者，其中由明治二十六年先施行《商法》一部，寻于明治三十二年施行《修正商法》，会社事业之面目焕焉一新，其成立之基础益得巩固，且有鉴于商法施行后之经验，采长补短，求适于实际。

商业会议所之贡献

又有东京商业会议所，为之首唱。合全国五十余所之商业会议所，或直接或间接，谋所以裨益于会社事业者不少。至明治三十八年，复制定《担保附社债信托法》、《铁道抵当法》、《工场抵当法》、《矿业抵当法》等，使会社易于募集资金，于是会社事业大有进步焉。

第三章 主要诸会社事业发达之状况

第一节 海运事业

地势

我国四面环海，由地形上之关系，海运事业固早宜发生，其起源盖已在数千年以前矣。惜德川氏三百年间之锁国政略，遂至与外国交通杜绝，故航海、造船事业，几至颓废，与世界之进步互相背驰，有霄壤之隔焉。

蒸汽船会社

维新以后为海运事业之先驱者，虽为回漕会社及邮便蒸汽船会社，然经营不得其宜，终至解散，我国海运事业殆为三菱汽船会社所独占。

三菱会社

盖台湾之役，三菱会社奋然当军事输送之大任，政府购汽船数艘与之，事业因之大振。在朝诸君见该社之功绩大快之，因极力保护，冀得回复我国沿海航业权。三菱会社遂与美国太平洋汽船会社竞争，其后太平洋汽船会社卒以横滨、神户、长崎、上海间定期航路所用之汽船五艘卖与政府，政府以之付与三菱会社，遂让受以上定期航路。寻于明治十年有西南之乱，三菱会社复任军事输送之职，著有大勋，由政府受保护金及其他特典，基础日益巩固，威望愈隆，称霸于海上焉。

共同运输会社

三菱会社推倒外国之汽船会社，沿海之航业权归其掌中，不但大有贡献于我国之海运事业，即仓库、保险、造船等诸事业，裨益亦复不少。然独占之事业易于生弊。于是朝野之间议创立共同运输会社，以与三菱会社对抗，余亦厕于发起人之列。

于是，明治十六年，东京风帆船会社、北海道运输会社及越中风帆船会社合并，创立共同运输会社，资本金六百万圆，中二百六十万圆为政府之株，配当年二分。于是政府保护之下，有二大会社相峙而立。其后竞争愈激，或恐两社均不能维持，且恐外国汽船会社乘隙而收渔人之利，于是政府不能坐视，协议之余遂有两社合并之谕，明治十八年遂有日本邮船会社组织之事。

日本邮船会社

日本邮船会社者为共同运输会社及三菱会社所合并，受政府保护，近自内国及清、韩方面，远及欧洲、美国、孟买、濠州，开诸航路，逐年扩张事业，不但卓然占我航业界之首位，实世界有名之大汽船会社也。

大阪商船会社、东洋汽船会社

其他有大阪商船会社、东洋汽船会社，各称雄于一方，其为海运事业尽力者世所共知者也。

今观以上三大汽船会社之资本金，日本邮船会社资本金凡二千二百万圆，明治二十八年度拂迂高仅八百八十万圆，由三十二年度全额拂清。大阪商船会社资本金一千六百五十万圆，拂迂高至明治二十八年仅一百九十四万圆，至四十年上半季增至一千五百十二万五千圆。东洋汽船会社资本金六百五十万圆，明治三十年拂迂高仅一百六十二万二千圆，至四十年上半季增加三百九十万圆。其他诸海运会社之拂迂资本金亦然。

本邦船舶数

今再就我国现在之船舶数而观之。明治二十九年末，汽船计八百九十九只（三十七万三千五百八十八吨），西洋形帆船计六百四十四只（四万五千五十五吨），日本形帆船一万七千六百十二只（三十六万六千一百二十八石）。至三十九年末，汽船凡二千八十一只（一百四万一千三百十一吨），西洋形帆船四千四百九十七只（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三十四吨），日本形帆船二万一千九百二十只（二百六十万五千四百七十八石）。

造船事业

海运事业之发达如此，造船事业亦渐有进步焉。内国建造船舶之数，当明治二十九年，汽船仅三百八十七只，帆船仅一百五十二只；至明治三十九年，汽船计一千一百五只，帆船计四千三十三只。其由外国建造者，三十九年度，帆船虽由十三只减至十一只，而汽船由一百八十三只增至三百八十七只。

第二节 铁道事业

日本铁道会社

为我国民设铁道首唱之日本铁道会社者，受岩仓右大臣之指导，于明治十四年创立。该社受政府利益补给之殊典，排万难历千艰成东京、青森间之线路，其他开东京、前桥间之线路，合并两毛、水户两铁道，敷设日光线路及东京、仙台间之海道线路，拥资本金六千六百万圆（拂迂高五千八百二十万圆）。为我铁道界之巨擘焉。

铁道法令

日本铁道会社创立后数年，民间计划敷设铁道者辈出，政府于明治二十年公布《私设铁道条例》，监督私设铁道。其后，明治二十五年制定《铁道布设法》，更于明治三十三年制定《私设铁道法》及《铁道营业法》，关于铁道之法律，始渐完备。而《私设铁道条例》公布以来，遵奉之以创立铁道者次第增加，其间或遭经济界不振或遇战役，其发达虽时有阻碍，要之，其进步之度与岁月俱，进至日清战役后，企业家靡然从事于铁道敷设。故民设铁道之进步驾于官设铁道之上，官设民设互相争竞，全国枢要之地，联络贯通，无不受铁道之便利者。即两次之大战役，军事上之输送，其受益者亦非浅鲜也。

铁道之发达

兹揭二三之统计而观之。开业哩数，当明治二十八年度末，官设五百八十哩余，民设一千五百三十七哩余，至三十八年度末，官设者一千五百三十一哩余，民设者三千二百五十一哩余。其建设费，至明治三十八年度，官设者由四千三百七十万三千余圆增至一万七千四百八十九万七千余圆，民设者由七千一百二十二万三千余圆增至二万五千二百七十八万六千余圆。

又同时期之内，私设铁道会社之数，自二十四所增至三十七所，其资本金由九千九百二十二万八千圆，增加至二万七千十六万六千八百圆，拂迂高自七千一百六十二万六千三百一圆，增至二万二千三百三十三万六千七百十六圆。今试以私设铁道开始之明治十六年度，其哩数官设者仅一百八十一哩，民设者六十三哩，与今日比较而视之，其进步之速可知矣。

铁道国有

然政府战后经营之一大急务者，即明治三十九年，第二十二帝国议会所提出之《铁道国有法案》也。此事当时可否之议朝野汹汹然，终经议会之协赞，公布《铁道国有法》，以日本铁道、山阳铁道、九州铁道、关西铁道、甲武铁道为始，全国主要之铁道大抵归于国有，为行政机关之下所经营。此亦我铁道历史可特笔大书之大变革也。

电气铁道

电气铁道挽近亦次第发达，当明治二十九年会社数三，拂迂资本金一百十三万五千圆，开业线路延长三十四哩】余。至明治三十九年会社数十九，拂迂资本金额三千九百十七万九千余圆，开业线路延长二百六十三哩余。其后尚有敷设计划者颇多。

第三节 保险事业

海上保险会社

我国之保险会社，以明治十二年所开业之东京海上保险会社为嚆矢，而考其所由来，实由于华族诸氏受京、滨间铁道之拂下计划不实行之结果也。盖该《铁道拂下条约》盖印既毕，华族诸氏既纳其年赋金六十余万至于政府，迨拂下之议中止，政府以其金额还诸华族诸氏。于是余欲利用此项资金，劝告华族诸氏，别建一事业，余以保险事业为最，立详细之设立方案怂恿之，为华族诸氏所纳，遂设立海上保险会社。

然海上保险本与海运事业最有密接关系。余甚望三菱会社社主岩崎弥太郎氏加盟于保险会社。一日与岩崎氏同访大藏卿大隈重信氏共谋之，大隈氏亦以保险事业为宜，岩崎氏遂决意加盟大投资金，于是保险会社之规模较诸预算愈得扩张矣。

诸保险业之兴隆

尔来生命保险、火灾保险、海上保险、运送保险、疾病保险、征兵保险、信用保险等诸般之保险事业次第兴起，文明的机关之利用亦日渐普及全国矣。而关于保险之法律，以明治三十二年公布之《新商法》，及其翌年公布之《保险业法规》定之。

诸会社之发达

兹举保险事业发达之一端而观之，生命保险于明治二十八年会社数九，资本金二百二十万圆（拂迂高七十二万一千圆），年末保险金高四千四百五十五万一千圆余，至三十八年会社数三十四，资本金八百五十万五千圆（拂迂高二百六十七万七千七百二十三圆），年末保险金高增至二万三千四百七十三万二千圆余。火灾保险同期之内，会社数自四所增至十九所，资本金自七百六十万圆（拂迂高一百七十九万九千八百圆），增至二千三百八十万圆（拂迂高六百二十九万七千三百五十五圆），年末保险金高由四千二百十三万二千圆余，增至八万五千一百十一万七千圆。

海上保险于同时期之内，日本海陆保险会社虽即闭业，然日本海上保险会社设立之后，会社数亦无增减，资本金由六百七十万圆，增至七百五十万圆，拂迂高由二百十万圆变为一百八十七万五千圆，一个年间新规保险契约额由二万八千三百五十万四千圆余，增加至十万八千一百六十二万三千圆余。

第四节 纺绩事业

最初之纺绩事业

泰西新式纺绩机械始输入我国者，为旧鹿儿岛藩主岛津齐彬公，实在庆应年间也。其后明治十三、四年之顷，政府深知奖励该事业之必要，购入器械于参州、尾州、势州各所建模范工场，以贷与人民。当时余虽与农商务大辅品川弥二郎氏协议，然余尚欲别设纺绩会社，与政府奖励之事业毫无关系。盖维新以来棉丝、棉布输入日益增加，西南事变后受纸币膨胀物价腾贵之影响，输入愈多，外国贸易失其均衡。故朝野之间皆以恢复平准为急务。其中如棉丝、棉布，为之日常必要品，复占输入品之大部分，故惟以制造此种为急务，而官民间之所以注意于纺绩事业也。

大阪纺绩会社

余深虑及此，热心尽瘁，欲创立一大纺绩会社，与藤田傅三郎氏、小室信夫氏等相议，适加盟于京滨间铁道拂下之华族诸氏，投资于海上保险会社之外尚有余金，故劝之为株主，遂创立大阪纺绩会社。此会社自明治十二年发起以来，四、五年之久，至十六年七月工场落成，始着手制造棉丝。

然我邦未有经验，故先派人往英国，调查经营法。又实测参州、纪州、城州等河川，其水量不适于用，遂不得已弃水力而用汽力，参酌职工募集及物品运搬之便利，卜地大阪，费日颇多。其制造原料，内国产棉花不适于用，且产量亦不足，故调查中国、印度及其他东洋棉花产出地方之实况，讲求原料输入之道，其后更有米国产棉花之输入。

纺绩会社之勃兴

大阪纺绩会社创立之后成绩良好，获利倍蓰。由明治十九年三重纺绩会社、摄津纺绩会社、平野纺绩会社、钟渊纺绩会社及其他大小诸会社前后踵起，制品增加，遂不免往往有供给过多之患焉。然欲除此患者惟以开贩路于海外，然世所共称为市场之中国，从来为英国及印度棉丝所占领。于是纺绩业者唱免除棉丝输出税及棉花输入税之议，为政府及议院所纳。

于是，明治二十七年废止棉丝输出税，二十九年废止棉花输入税焉，且计划输入棉花运搬费之低廉。于是明治二十六年，纺绩业者相联合与日本邮船会社商议，凡由印度输入之棉花悉以委托邮船会社，邮船会社以运赁低廉之条件报酬之，缔结条约，其后有孟买航路开通之事。盖是时孟买商人达他氏来朝，慨彼阿会社航路独占之弊，欲开新航路于日本，彼阿会社问之，愤其侵害己之既得权，特派代表者来日，欲中止新航路开始之计划。从来邮船会社对于彼阿会社之运赁，一吨本为十七卢比，遂改为十二卢比，迨至孟买航路将开始之时，彼阿会社欲一击而破之，竞争愈烈复减为八卢比，后更减为一卢比半。

盖彼阿之定此廉贱运赁者，因对于日本之积荷，基于特约，大抵归邮船会社之取扱，必不委托彼阿，故为此声言，欲瓦解我纺绩业者之联合团体也。然如此意外低廉之运赁，不过一时之权略而已。若邮船会社中止其航路，则彼必再高其运赁无疑也。故我纺绩业者知彼阿会社之诡谋，益巩固其联合，彼阿会社之竞争遂止，然棉花运赁之低廉，不但有益于纺绩事业，即海运事业其进步亦复不少，诚可喜也。

纺绩事业之次第进步，既述之于前矣。兹将明治二十八年及三十八年相比较，则棉丝纺绩会社之工场数，由四十七所增至七十八所，资本金由一千六百三十九万二千余圆增至三千六百九十九万一千余圆。一日平均运转锤数由五十一万八千七百三十六本增至一百四十万二千九百三十一本。棉丝制造高由一千八百四十三万七千十一贯增至四千四百十三万七千八百五十八贯。近来绢丝纺绩及麻丝纺绩事业渐有进步之势。

输出之盛况

棉丝纺绩事业发达之后，棉丝输出入之状况亦为之一变。今试将明治二十九年与三十九年之统计比较之，其输入由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二千圆余减至四百六十五万六千圆余。反之其输出总额由四百二万九千圆增至三千五百三十万三千余圆。更溯明治二十三年之输出，不过二千三百六十四圆，其进步之速可知矣。故今日棉丝及羽二重相并，为我国输出品中一大宗，亚于生丝焉。

织布事业之发达

棉丝纺绩事业进步之后，织布事业亦随之而兴。今征诸统计，明治二十八年之制造高，棉织物六千三百四十二万反余（价格三千五百六十五万四百六十九圆），绢棉交织物三百九十七万五千反余（价格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三百七十六圆），至三十八年之制造高，棉织物九千六十六万三千反余（价格六千五百八十八万八千五百十圆），绢棉交织物五百三十一万五千反余（价格九百四十二万四千二百五十八圆），其进步之成绩可知矣。然绢织物、麻织物及带地之制造额，今年渐有减少之象矣。

第五节 取引所

株式取引所

我国米谷之定期取引，虽行于幕府时代，然株式组织之取引所，则维新后始发生者也。明治初年取引所公许之问题起，政府之论分为二派，一谓取引所足以长投机博弈之弊，有流毒于社会不可不行严禁，一则谓取引所足以立相场之标准，为经济上必要之机关，考诸西洋诸国之实例亦然，争论久不决。其后朝议卒采取引公许之方针，于明治七年制定《株式取引所条例》，然不适当时之状态不能实行。

其后复参酌欧、美诸国之实例及我国之惯习，明治十一年发布改正条例，而遵奉此条例设立者，第一为东京株式取引所，第二为大阪株式取引所。盖当时我国所发行之公债证书其额渐多，银行会社设立益众。其株式从之增加，故取引所之创立，可谓适时矣。

米谷取引所

又米谷取引之米商会所，以明治九年发布条例，遵奉之而创立者，明治十年始于东京、大阪，其后遍于各地凡十三所焉。

洋银取引所

开港以来，洋银相场浮沉，海上贸易时有摇动，其弊甚大。明治十年后为纸币下落之故，洋银暴腾。政府恐空相场之纷乱也，欲公许之，取引所起而矫其弊，于明治十二年创立洋银取引所于横滨。尔来政府之对取引所方针，或宽或严，时有不同，屡行改正条例，故往往激动意外之风波焉。其后效欧美取引所之制度，有将取引所改为会员组织之议起，不鲁士论一时喧嚣于世。

取引所法

然政府以明治二十六年新公布《取引法》，总括关于各种取引所之规定，由土地商业之状况及卖买取引物件三种类，许其株式组织或会员组织。然一时取引所设立之风，流行国内，各地竞起，或资本力不能确实，信用不能巩固。政府恐其徒足诱起投机心，于是制限其设立严加监督，其既设之取引所中基础薄弱营业不振者，遂自行解散。今日取引所之数更少于往年，即明治二十八年时，各种取引所之数一百十五，其公称资本金五百八十五万六千余圆，至明治三十八年其数减为五十，资本金增至八百三十九万二千余圆。而此外虽有会员组织之取引所其数甚少。

第四章 结论

日露战争

夫我国经济社会，由明治三十五、六年之交，虽脱于衰颓之态，渐有恢复之观，然当时实业家宁守其既成之事业，未有勇进而图新事业者。日露之外交风云愈急，不幸遂有开衅之事。斯役也，实我国存亡之秋，故经济界之警戒更严，企业一时全行中止，其状与日清战役之时同出一辙，而朝野之戒心尤甚。幸也未及二年，平和克复。然媾和之条件，不副于国民之望，且有鉴于日清战役后企业急进之覆辙，察财政前途之方针如何，实业家尚沉默持重，不易着手于新事业。

事业之不振起如是，故资金之需要甚少，加之有外债募集，有外资输入，资金渐至充盈，各种银行业日益发达，融通力亦大有增加。以是金融益加缓慢，金利愈低落矣。

战后之事业勃兴

然事业者不能不兴，企业心之渐达高度者亦当然之趋势也。故明治三十九年，市场渐有活气，是年下半季之后，俄然集中于株式，取引所之卖买极其繁盛。然其风一转复集中于企业，南满洲铁道株式之应募额，竟达募集额一千倍以上。各般新事业先后竞起，新会社之设立及既设会社之扩张极一时之盛，而世人之热心于应募株式狂热之态，实有不可名状者。是年会社新设及扩张之资本金，约达十六万万圆以上。人气所赴，滔滔然不知胡底矣。

夫振兴之事业，果能确实坚固，诚为战后国力发展之机，亦可贺之事也。若夫于狂热之时，无谋无资之辈群起辈出，烂设所谓泡沫会社，其结局不但自毙而已，且有流毒于经济社会之弊，史乘所载，昭昭可据也。

反动

老练经济家早忧及此，谋有以御其蹉踬，以期事业之完全发达，不幸大势所趋，难以防遏，而其反动卒招业挫，故昂腾之株式相场，于翌年四月中旬俄崩落。于是投机者失败有之，滥设会社之解散者有之，薄弱银行之破绽者有之，人心沮丧银行警戒，卒不免波累于经济社会。而幸也经济社会基础既固，与殖产贸易之进运无所妨碍，故淘汰之后各种会社事业，仍骎骎有日上之势。战后所经营之会社事业颇多，虽一一不遑枚举，而其中南满洲铁道会社，为官民合同之组织，拥二万万圆资本金，巍然独起于众会社之间。后此之经营如何，利国福民，关系綦大，我国民对此事业，诚不可不加之意也。

结辞

余于以上既述会社发达之大要矣。夫会社经营涉及万般事业，其种类不胜枚举。若举凡关于工业、商业、农业、运输业、林业、矿业、渔业等各事业，一一述其会社经营之沿革，诚非篇幅所能尽。故余只述其梗概，望读者谅之。然余更有言者，夫维新以后，初发芽之会社事业，终致今日之繁盛者，其大有资于泰西之制度文物者固不待论，故余对于欧、美之先进国，不能不深表谢忱也。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外国贸易

第一、序论

预言

凡感触始映于卓识之脑者，迨后日多证其为适切之预言。往时有一美国人始视察日本者，报告曰：此偏狭之国，一旦以贸易之志念破其旧惯，进于世界之道，则必有一时能为隆昌之邦，如英国之在泰西。日本守锁国政策约二百年，遂有柏理舰队之航至，诱导而入世界文明之途，其促是机者固因彼等报吿耳。

恩言

如此之预言，幸而适中。柏理提督贻恩于日本，永为日人之所记。提督航至后凡五十年间，日本得制度之整备，国力之增加，民业之繁荣，兵防之充实等。以贸易一端言之，其进步发达实有可惊者。日本贸易之发达为其开放门户之效。而门户之开放以柏理提督而启其绪。故说日本贸易之既往者，先致敬意于提督之伟功。

分期

贸易之发畅，有须于群会、民庶及政治之情势。今欲绎其进步之迹以分数时期为便利。幕府时代在开港之前称为前期。第一期以严密意义言之，谓贸易开始之时代。向外则与各国缔结约章，且选定贸易港埠，在内则政府经大变革，以迄十年之后。自一千八百八十年（明治十三年）之后，国中产业待货币制度之整理及融资机关之改良，而致一大发达，此为第二期。贸易逢金银比价之激动被其阻碍。迨日清媾和后，政府确定金币本位之制。于是贸易复其平调，而益隆盛，此为第三期。如最近十年间，日本产业及贸易发畅进步尤显著，已列于世界主要商国之班，将益见其发展。今即略说各期重要之显象以及于将来之好望。

第二、开港之前

锁国政策

德川幕府之执锁国政策，许荷兰及清国之船舶，以长崎一港允其物货之上岸及装积。然制禁甚多，范围极狭，未足称贸易。制度已如是，即令开港多亦不能见贸易之进步而收其利益（幕末情势明证之）。幕府把持锁国主义，禁国人之制造大船，或交通于海外。其私交通者不仅视为违法，又加以叛逆之罪。此观念深浸润于民人之心。

故开港之初为贸易之先驱者，往往遭遇可怖之危险。封建制度之破灭，机既既熟，政治之运动与锁国思想相合，而排外之热横溢于全国。或暗杀幕府政治家之订定开港约章者，或疾外人如恶魔，或要击之于途，或烧其家，或视国人与外人交通贸易者为卖国奴。其间贸易家厚贿于攘夷之徒，贷以利便，而仅免其危险者亦有之。

封建

锁国政策恃封建制度而全其效用。大小三百有余藩，各成独立小国，尽力阻其民人之移住，物货之流通，或禁米谷（主食料）之输出境外。于是甲地则仓有余谷，乙地则途有饿莩，而不能使有无相通焉。三百诸藩互行其锁国政生活，而其所集成之日本向外国更行其锁国政策，此可谓二重锁国。

当是时农、工、商民图财富增殖者不徒苦于苛税，苟由勤勉以高其生活程度，则视为逾分之骄奢，而官收没其财产。民人交互之贷借有时被官吏干涉，而蹂躏其债权，或恣定其价格以抹杀商家利权。各种商、工之业皆被限制。大小商贾各一定其员数，付以特殊之利权。自由竞进之途殆见杜绝。如此国中产业且不可望其进步，况对外之贸易乎。

柏理之坚忍

柏理提督排开日本锁国政策。彼之劝诱督促，热诚不挠，遂使德川幕府安政元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签印《日、美和亲约章》，此为日本始缔之约章。于是极东联岛国决定其开国之方针。

哈利斯之温情

日本由柏理劝诱破弃其锁国政策，嗣受美国公使塌温仙突。哈利斯之示教，订定其细目，以得安泰于外交多事之际。安政五年（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七月，幕府经哈利斯之指导，签印《日、美修好通商约章》，日本之有通商约章实始乎此。嗣后凡十年间各国皆仿此例，而逐渐有约章之订定。于是日本商务向世界而开放。如此锁国政策已被破弃。然封建刺度尚阻塞生产诸业，使不能发畅。故输出之物货仅有铜及木蜡之类而已。

第三、明治初年之贸易

维新之效

锁国政策先破弃，而后有封建制度之废撤。明治元年德川将军辞职，四年政府废诸藩，是大改革之效不仅止于政治，又延及于群会及经济之上。以政治言之，日本遂为宪法统治之帝国。以群会言之，民人皆享受平等之权利。以经济言之，凡不自然之限制皆尽裁撤。可知锁国政策之破弃与封建制度之废撤，使日本对外之质易排开其二重之关门。嗣后凡四十年日本商民之活跃颇盛，假视进出物货在明治初年之价数为一〇〇，而算出其逐年进步之比率如下。

续表

可见日本对外之贸易于三十七年之间，逐渐增加至二十七倍有余。此疾速之进步非数目比较所能悉。苟欲核知其进步之实情，则先须顾察贸易在明治初年之形势。予试语自己之经验如左。

贸易在初时之困难

当初时贸易之困难在言语之不通及惯习之差异。槪言之，中外商人不能直接通商谈，而用特殊书记（多中国人）称曰“买办”。买办之介绍卖买专利“抽分”，毫无顾其商者之得失，今之中国诸港埠尚然。中外商人由买办而疏隔，互无亲密之情，而缺信凭，颇有碍于商务之运用，其间蒙不利者专在日本商人。其买物也非偿以现钱则不能受得其物。其卖物也非供以其物则不能收受其价。惟处其间而专制其垄断之利者在乎买办。如商馆之蹉跌买办进为其馆主，馆主反被其佣用，主客转换其地者亦不少。

当是时日本商人乏气力少资本，而缺组织，贸易之权一为外商所掌握。例如外商欲买输出之物货，必令日本商人交付其全数。经数日后忽破其商谈，其专恣之甚殆不可堪。此情形虽至今日稍留其痕。然日本人之开始直接贸易者已多，而成功者亦不少。如现时各港莫不见纯粹之日本贸易商。其中有卖买各种重要之物货者，以支行配置于世界各地。

偶有一事暗资于贸易之发畅。幕府之末攘夷论沸腾，诸藩竞改革其军制。明治之初诸藩益修兵备，购武器者颇多，而负债于外商，外商有冒险之志者亦好贷其资银。明治之改革一时使此等债权陷于不安之地。然政府回复其秩序，将各藩所欠之债款尽归于国帑之负担，向外国债主则皆偿以现钱。于是外商获巨利，出于意想之外，举其所得之现钱，投加于贸易之资。贸易在明治初年之振兴，以此为其一原因。

久经验于贸易者说明是等实情，必知其资料之不乏。予只叙示其初期之贸易，受阻碍尤多耳。

第四、内乱镇定及币制整理

币制之改革

产业之发达及贸易之必进步，须于坚实之货币制度。幕府之末货币制度甚滥，其通行之钱币形质纷杂，合金、银、铜、铁有六十余种。若各藩用于领域中者则一千六百余种。当是时忽有维新之战乱，政府迫于必要铸造粗恶货币，而益加弊。自是凡三十年间货币制度之整理改币，于明治财政史之中为重要之事迹。惟不属于本论之范围，故略记其关贸易之要点而已。

政治之改革渐就绪，而政府欲救货币制度之混乱。明治四年宣布《新币条例》，定金币本位之制。当时各国商人以墨其西银元（弗）为东洋贸易之媒，故日本政府铸造其同质同重之银币，称曰贸易一圆银。惟通商港埠允用之以为法币。然政府任意发行其不换纸币以救财政之急，使金币被纸币驱逐，流出海外。于是政府不能支持其金币本位。明治十一年撤贸易银流通之限制，使纳税及公私诸用以为法币，一如金币。自是日本币制成金、银复本位。币制之改易忽致曲折，既如此。其间明治十年有西南之乱，民人产业致大动摇，而政府之财政亦不利于经济界。

不换纸币

先是政府由财政必要，而发行不换纸币，既逢西南之乱，益发纸币而充于战费，又增兴国办银行令各发行不换纸币。明治十三年，全国通行之不换纸币达一万七千万圆之多。翌年四月，银币与纸币汇兑最高之率，如一百与一百七十九有半之比。此为明治财政大困难之时。内则产业破坏，外则贸易失其平衡，而输进之物货独激增。

中央银行

救济此难局之功今不详说之，只述其槪要。政府兴中央银行（日本银行），用岁计剩余而徐偿销纸币，且蓄积准备正币，藉正币以行外国汇兑之折头，或推奖输出贸易以防正币溢外。如此经营惨淡，迨明治十八年之末，纸币与银币乃无汇差。翌年实行正币支偿。自是之后，贸易进入第二期，潮流一转，恒示输出之超越。

进出比准

下列输出与输进之比，自明治十年至二十六年。

输出输进比准表（以合数为一百）

产业发畅

如此输出之增进，因产业在国中之发畅耳。试举其一端，明治十七年，有农、工、商各种公司共二千三百九十二，资银合数一万万圆。迨明治二十五年，则公司之数共五千六百四十四，资银达二万八千九百万圆之多。

明治十九年，棉丝纺绩诸工场，有纺纱机械共六万五千锤；二十六年，则增至三十八万一千锤。明治十六年，有铁路共二百四十五英里；二十五年，则增至一千八百六十九英里。产业之发达既如此，贸易之增进亦必然之数也。更査近年统计，明治三十五年，各种公司之资银共十二万一千七百万圆，纺纱锤数共百三十万，铁路引长共四千百六十六英里，亦见其发畅之速。

第五、日清交战及金币本位

实如银本位

不换纸币已一扫，而币制之基址加巩固，乃使产业勃兴，贸易增进。然金币本位变成金、银复本位，既经不换纸币之整理，而专见银币通行，宛如银币为本位。此银币本位之实情，于日本对外之贸易复致一困难焉。

银价低落

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明治六年），德国定金币本位之制，而银价渐低落，致汇价动摇，使金币国与银币国之贸易多阻塞。日本原间处于东洋银币国之中。明治之初虽采金币本位而特铸造贸易银，不换纸币已整理而自为银币国，虽似利便，实则不然。盖日本之贸易行于金币国之间者约居三分之二，至其与清国及他银币国之贸易则不过三分之一，故汇价之动摇致其痛苦亦颇大也。生产家多用心力于汇价，贸易之业亦如投机之商。明治二十七年，银较金之价准为三十有余，而产业及贸易被其痛击。嗣后银价益低落，三十年至其最低之价则以三九。七值金之一。

金本位

其间日、清二国间有战祸。惟战期不甚长，且归于日本之全胜，颇有刺激产业之效。当路有先见之明，与清国相约赔款三万五千万圆，必偿以金币，乃取其一分以供币制改革之用。政府改定《货币法》，经国会协赞，明治三十年三月宣布之，施设得宜，而始使金币本位之制能坚实树立焉。

金币本位之坚立显良效于经济界诸方面，物价依此保其平准，商务安泰，汇价依此免其乱调，而贸易极圆滑。自是日本公债券之卖买行于海外市场，日本亦加于世界经济之班。要之日本贸易之发达起自第十九世纪中叶，开国之际迨其末叶，由金币本位之确立而大成。如诸业在战后之勃兴与金币本位相依相辅，皆有效于贸易之转进。

贸易发畅

以实数观之，明治元年，进出贸易之价数共二千六百万圆；十一年，则五千九百万圆；二十一年，则一万三千百万圆；三十一年，则五万二千二百万圆。迨三十七年，则增至七万一千三百万圆。每十年增至二倍以上。

以明治十六年贸易各数为一〇〇，则可见其输出加倍之率，经二十年至八五〇，输进至一、〇七〇，合数至九六〇。

如此，输进以原料而增加，输出以制作品而增加，可见其合于贸易进步之原理。贸易之发畅既有此趋势，足使国财益丰富也。

第六、贸易所关之诸要端

航运

贸易之进步，无论其在何国，恒有须于船舶之增加，漕运之畅达。今叙述日本对外贸易之进步，亦不可不少说其与海运之关系。其详亦让于当业家之说述。

明治之世各业莫不有长足进步，其最显著者则推航运之业。考之于地势，征之于历史，日本民族尤适于海业之经营。德川幕府虽加以禁制，一旦解其羁约，则复发挥其天赋之才能。航运之业在明治之世与国势共进步。初平均一年增船舶五千吨至一万吨。既而有非常之变，有需于汽船之用。汽船已增加，则航运之业亦自发畅焉。

明治四年政府统一国中，由诸藩而收容汽船七十一只，凡二万九百吨。是等汽船在诸藩本充于军舰，然多为旧式商船，不适于防备，故政府以之卖付私办之公司，使供于航运之用。当是时，日本方开始航运之业，沿岸航运尚多赖外国船。明治七年，政府征讨台湾购汽船十三只，一万三千有余吨，以充于搬运之用。役已毕后，以其汽船付于私办公司（即三菱公司），与之相约自是十五年间每年给助成金二十五万圆，因令盛营航海之业。如撗滨、神户、上海之间，开始日本船之定期航海，实在此时。自是，日本汽船与外国汽船于此线路激烈争竞。虽有损失，然经验渐积，而扩张其业，遂至开新航路于北清诸港，如芝罘、天津、牛庄等处是也。

明治十年，有西南之乱，政府以七十万弗贷付三菱公司，令购汽船十只以充于搬运军需品之用。战乱镇定后，用其新增之汽船，以开釜山、浦潮斯德航路。日本航运之业，自此时渐畅达，各地小公司多勃兴者。于是政府与资财家协同而新兴汽船大公司。嗣即与三菱公司合同而成日本邮船公司，每年给助成金八十八万圆，以图中外航路之扩张。其后凡十年间船舶益增加，海员多养成，造船之业亦著进步，航路之通于沿海及东亚诸地者皆善发畅，遂使定期航海线达香港、孟买、南洋、布哇等诸地。

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交战之际，军需品之搬运，用船舶颇繁忙，而汽船之新造或购得亦甚多。开战之前，明治二十七年六月，注簿汽船四百十七只，十八万一千八百十九吨。已开战后，明治二十八年六月末，增至五百三只，三十一万吨。此增加之船舶，迨战熄后，皆用于平和之航业。于是东亚、西欧、北美、南澳之重要诸港，莫不见商船揭日章旗者之出入焉。

船舶之数

政府定《航海奖励法》以促航路之扩张，又定《造船奖励法》以保护大船之建造。自是船舶加增尤显著，列表如下。

政府奖励航海及造船，每年费八百八十有余万圆（明治三十六年度）。如此船舶增加航路扩张，资益于贸易之发展不少。

铁路

铁路为陆面运输之最大机关，其发达亦有裨益于贸易之进步。日本固为联岛国，其铁路虽利于贸易，而不如其在德国等大陆诸地之显著。然铁路恒促产业进步，是非无资于贸易之增进也。如线路引长数千英里，成运输交通之大动脉，虽在岛国亦必有关于对外贸易之盛衰。明治三年，日本政府由伦敦募公债一百万镑，附利九朱用其一分充于京、滨铁路之资。明治五年二月布路竣其工，日本有铁路实始乎此。嗣后铁路发展与时势进步，同其速率。迨近时则官营、私营之合数略达五千英里，其已达一千英里之后，每会计年度末有开业路线如下。

明治三十七年有铁路之数，较明治二十三年其增进约四倍。对外贸易之增进亦略如此数，此其相符者非偶然也。

铁路之开通在甲地则致新产业兴起，在乙地则一变其产业之情势，令生产适于输出之用。例如东海岸之制茶，北部诸地之制丝，有铁路则其制产之中心得连结于通商港埠，自贸易初期夙为主输出之产业。嗣后铁路增其便利，而制产之中心渐发畅，其所制品料之输出亦益增进而占输出贸易之首位。铁路与制产之关系，不独茶丝为然，其余各种产业，皆莫不取便于铁路。

以输进贸易言之，大者自工场所备之机械，小者至诸种玩具，遍布于国中，盖因铁路之运输便利则其价廉而易购也。如现时输进之物货以全国为需消之地。然日本各地缺铁路之便者尚有之。且既布之铁路，官营、私营各异其办理之法。数十公司并立，其最小者有线路仅数英里而已，其交通之脉络不一贯，而在混杂之情态。此可知日本铁路之进步虽显著，苟欲使经营得宜，则尚有改良之余地。铁路之经营未得完善，而有奖励国中产业之效，以资于贸易之增进。自是之后苟确立铁路政策，整理其已布之线，复布必要之新线，则更使进出贸易益进步，可以期待矣。（此稿已成后，政府定其国领铁路之大计，经议会协赞而进其实行之途。）

银行

国中产业及对外贸易之发畅，亦有须于融资机关之整理。融资机关苟整理，则产业发畅尤坚实，而贸易增进亦安泰。维新之初，政府发行纸币过多，而价格低落，使贸易及他商务蒙其弊。明治五年，政府创兴国办银行，予以发行兑换纸币之权，务令整理通行纸币。然一面推奖兑换银行之兴起，而他面发行不换纸币亦益多。如是者适使纸币价格愈低落，而输进超越，正币溢外之势不知所底止。如各银行遂至难于维持其业。

明治九年，改正《国办银行条例》，允银行纸币换以政府发行之不换纸币。当是时政府处理旧藩家禄，付士族以公债证券，与意国统一之际，威窟秃尔衣吗奴衣尔处理原属法皇领之诸封禄，略同其法。国办银行之制，允其资本之大半取是等公债证券，因而发行纸币，故各地竞兴国办银行。二年有余，至百五十有余行，其资银数共三千九百万圆。是等银行之勃兴虽资于商业之发达，然其发行之纸币亦为不换。资银通融其道益加困难，各银行皆濒于破灭之渊。于是政府由根底讲其整理之法，欲改造多数国办小银行，更兴一大中央银行。明治十五年，始有日本银行之树立。

日本银行之基址，逐年加其坚实，行务运用颇圆滑，能显其预期效，自是各银行之业亦渐繁盛。明治二十九年，国办银行皆毕其营业之期，其间主要者改为私办银行而继续其业务。先是，明治二十三年，有《银行条例》及《贮蓄银行条例》之宣布。嗣后私办银行按此二法而兴起者渐多。与国办银行之继业改称者皆为健良之融资机关。近年有特殊银行如劝业银行、农业银行、兴业银行等。于是商工诸业之融资机关皆整备，而无缺漏焉。明治三十六年末，有诸种银行如下。

是等诸银行之中，专供于贸易之机关者，为正金银行，系明治十三年所创办，以外国汇兑之折头为主要之务，政府领其资本三分之一。其后纸币低落，正币溢外之势，使正金银行大困艰，将至解散，得政府救助复苏，其基亦渐坚实。政府又命日本银行贷正金银行以汇兑折头之资，苟不逾二千万圆，则允其赋以低利二朱。明治三十六年，正金银行所经理诸种之凭单如下。

正金银行之业逐渐益盛，然由贸易眼观之，其运用尚不能无所缺，予但信其为贸易重要之机关而已。

保险

保险为贸易之一要端。明治十一年比海运之业渐发畅，始有海面保险公司之兴起。三十六年则专营海面保险之业者有三公司，资本金共七百五十万圆（已缴纳百八十七万五千圆），别有准备金百五十三万三千圆，运用确实，与外国公司均保证航运业之安泰。

约言之，日本对外之贸易，经适宜之保护指导而渐增进，伴以漕运之进步，融资机关之整理，使诸产业及商务均得发畅，可谓其基址坚实矣。既往如彼，现情如此，将来之好望亦不难推知。

美术工艺品

美术工艺品之输出。日本制作品输至欧、美诸邦者除蚕丝（生丝）、绢布、绿茶外，大半为工艺品，由日本人特殊技巧所作。概言之，日本输出之产业向文明低度之市场则供以大工业所制之品料，向其高度之市场则卖以特殊之工艺。此形势必当继续涉久，苟欲使其向文明诸邦之贸易益昌盛，则不可无诱掖美术工艺，益图其发畅。试由贸易表而摘举其美术工艺品，以示其输出在最近三年之价数如下。

是等诸品，大半输至欧美诸邦，惟其中精粗相混杂。其余精美品或为私人器什，或为旅客轻装货，输出国外者逐年渐增加。故输出不由于贸易之路者，反逾于贸易之数，未可知也。欧、美文明诸邦称日本曰东洋美术国，然知日本美术之真价者，不过其一部少数之士人。迨近年日本在世界大高其地位，欧、美多数之民人渐领会日本民族之性情，而尊重之。于是日本美术表显其国粹者多为西邦人所赏玩。各种工艺品成于日本人之技巧者，亦投于西邦好奇家之嗜好，遂以为其装饰主要之料。由海外贸易而观之，苟使日本制作美术工艺品益盛，则输出之增加略可期而待焉。

第七、日本对外贸易之将来

贸易之将来

凡产业之发畅膨胀无论其在一家与一国，以内部充实之势力为基址。求其外部则当于抵抗最少处而趋之，日本对外之贸易将向如何之方面而发畅尤盛，是不必难于推知。试察日本主要之贸易品其既往以何物为最发畅，而后来所受之抵抗最鲜少者，则先须屈指于生丝及其所制诸品。

生丝

生丝及其所制诸品，为日本第一之生产。自开港之初占输出贸易之首位，逐年增其价数，至近时则超于一万万圆，居输出全数三分之一。以产业之性质及输出之情形而推究之，尚有发畅之余地。

养蚕

日本自古有养蚕、制丝之业。近古丰臣太阁征朝鲜而获大胜，嗣后大陆沿海之商权归于日本人之握掌。既而有昌平之世，上下富荣增绢布之需要，而养蚕之业盛行于北部较寒处。幕府之末，开国通商之初，蚕丝多输出，急增需要而刺激养蚕家，于是各地竞开桑圃。明治维新后，封建已废弃，士族失其世禄而新求职业，皆知养蚕为优美之务而多营之。盖蚕桑之业非不适于暖地，故日本诸地莫不见桑园，而养蚕遂为通国之一大产业也。

如此制丝之业大发畅者固有由焉。蚕之发育，以温和气候为便宜。日本人之性质器能，最适于养蚕之业。其生活费不多，而食料价廉，能使生产易收利也。蚕丝为精妙之天产，略如工产。虽使气候适于蚕之发育，而民人之性质粗杂或迟钝者，则不能饲育之。养蚕之业有须技能既如此。然食料价贵，劳银不廉，则饲者不能收其利。蚕实为纤弱之昆虫，短小时期而遂其发育，成茧化蛾，其间天然变化颇繁忙，而人工作用尤须微妙，多有失败之险，而不易于收益。如在意、法二国制丝之业致衰退者，实因是情。

而日本制丝之业益有发畅之望者，亦因是情也。盖意、法二国之气候适于蚕桑，与日本不相让。惟民人之技能无如日本，食料之廉不如日本也。凡微妙敏巧之手技为日本人之特长，用机械力愈少则日本人之长技愈善发挥焉。可知法、意二国人之所难，即日本人之所能。观于日本各地之农村，农夫耕田栽稻，产其主食之料（米谷），其家族则日夜歌笑之间且从事于养蚕之业。

不独养蚕，各种殖产之业，皆取便于劳银之低廉。惟富力渐昂进，生活情形自有变化。苟使生活法无大变化，则日本劳银较欧、美诸邦恒为低廉矣。全国耕地之面积虽不甚大，其所生之米谷、蔬菜足充于国民之主食。四面环海有鱼、介极多，可渔获以供于营养之料，且附近之热带地亦多产廉价之米谷。故日本人维持其筋骨以米与鱼肉，而不变渝，则生活少费使其主输出之产业多利益。日本近海其鱼族繁殖力之大殆不可测，凡数千年间，日本民人渔而食之，未尝保护其繁殖，而放任滥获，不见缺乏，且取之有余，以充肥料，使土地加其生产力。闻中国沿海地于西历纪元之前已诉渔利之薄少。日本之海常见鱼族丰富者，因火山作用使海底起伏极复杂，而冷热潮流集其间耳。

日本人由海中无尽藏而采其重要之食料，故平地虽不广，而他种产业用地较多，此为他邦不能见之利益。如日本垦地之面积约二千三百三十五万二千噎，而英国熟地之面积约三千七百十五万六千噎。惟英国人以牛羊为其主要食料，而熟地大半为牧场。日本则不然，海中多产鱼介，而人食牛羊不如在英国之多。其垦地非栽米麦则植桑茶，可知鱼介类直接间接利于日本生产业颇大。或谓美国密悉必溪谷富于天然之桑树，足以兴蚕丝之业。然地之富于桑树者，不能必期养蚕业之成功焉。

若夫世界需要绢制品之数，因富力之增加奢侈之盛行必有增进，而无减退焉。故日本生丝及其所制之诸品，于输出贸易之用后来之好望益多。

棉纱及棉布

棉纱及其所制之布疋类，以中国为其市场，亦颇有好望。凡国不能供棉纱、棉布之多数者，于中国贸易终不得受其大利益。如英、美、日三国夙考虑于中国之需要，以经营其纺纱、织布之业，故其所输之棉纱及棉布，于中国贸易现居其首位。

棉纱、棉布输进中国之数

中国有广土众民，一年输进之棉纱、棉布共一万二千八百万两，不可谓多。中国之开放门户愈广，则需要棉纱、棉布之数愈增进，将使英、美、日三国均享其贸易发展之利。盖棉纱、棉布之输进中国，以英国为先驱。英国棉布称满这斯场品，需消最广。美国用新机械之大工业于世界为优秀，其所制之棉布质量匀齐，尤适于贸易之用。惟日本距中国市场最近，时时察嗜好之迁移，供以各种之棉纱、棉布颇为便利。日本以资银投于纺绩工场已三千五百万圆，向中国而扩张其贸易固属于必要之务。如中国之领土保全及门户开放，利于日本纺纱业之将来颇大也。

林产

日本之为国由多数岛屿所联成，绕以海洋，故有海国之称，略似英国。然察其陆地面积所多之形势，日本亦宜目以山林之国，犹如俄国之南面称高原之邦，而北面称森林之邦也。日本全国面积（除台湾及小岛屿）共八千八百十万七千噎，其属各种森林者五千四百六十万九千噎，即全面积一千分之六百十九也。试比较以欧洲诸邦之数如下。

澳地利及匈牙利于欧洲之中最富于森林，而其与全面积之比略居日本之半。德国国帑由普鲁士森林，得岁入一万万麻克，非不多也。然森林面积之比准不过日本之四分一。日本森林面积甚广，而生产反少。下示森林经济之一斑。

尚有燐寸之输出，明治三十六年，则八百四十七万三千圆；三十七年，则九百七十三万六千圆。但不可计其轴木之价数，故不列于表中。

日本林产输出海外者，除其一种加工品（燐寸）外为数尚少，然逐年加增，亦足以属望。日本人之生活自建筑器用，以至燃料，消费树木恒多，较欧洲人居其数倍至数十倍。国中消费既如此，而木材输出逐年尚加增，可知山林之富源颇大。日本人之居处多仰于山林，而治水沃田之要道亦系在山林之整理。故卓识之政治家，及各地之领主，自古用意于山林之经营者不少。明治之初，于山林之经营颇见怠忽，至今尚贻其弊。然上下皆已识认其整理山林之为要务，而政府致力其施设。如树木之采伐栽植，按学术而施以最适之法，其智识技术亦渐普洽于全国。自今之后，树木之培养益繁盛，而山林道路之开发，轻便铁路之布设等，增搬运之便，则林产必加多，而输出之数逐年亦当增进。

加台湾之富源属于山林者尤有好望。台湾之山地较面积全数约居其三分之二，而富源多在山地，以森林为主要。如樟树著闻于世界，其余天然森林可利用者不少。其森林最广大处非费数日则不能通行焉。是等富源之地为狰狞野蛮人所蟠据，在中国时代尝见放弃，迨近时日本统治台湾之业渐就其绪，是等富源亦将开拓，使日本山林之生产更加多也必矣。今查海外需要木材之趋势，清、韩二国渐开发则用建筑土木之材、铁路枕木、箱材等不得不多。其余如燐寸、经木扁绦等，需消益多亦可知矣。木炭可采醋酸石灰，适于输出之用。由是推之，日本林产之输出，未久而得一大发展，不难预想也（北海道之林产亦为日本之一富源）。

矿产及金类诸器

日本之地不独地面丰沃，而地中亦有宝藏。日本之山岭藏矿质、非矿质之诸料者颇多。明治二十三年，政府由《矿业法规》裁撤其烦细之捡束。于是矿业之进步颇显著，如矿区之掘采及试掘于最近十年之间有加增。

如安质母尼及硫黄出产之全数殆尽输出。铜之输出则居其全数十分之七至八。石炭之输出，则居十分之三至四。日本铜之名，自通商之初夙知于世界。近年日本需消石油最多，而工业振兴盛用铁材。当是时掘采石油及铁矿之业发畅渐显著，亦可谓多望矣。然日本矿业之进步，较他工业殊迟缓，矿区六千，其中非无大矿山，或用壮大精巧之新式机械，以行其采矿、炼制诸业，一年出产达一百万圆以上。

然通观之作业尚幼稚，而全国尚多地中遗利。不独日本多有可开之富源，如中国、朝鲜等富源亦颇广，须于日本人之加力。富源开拓益进，则日本产金必当倍多，产铜必当至饶。工业所用之铁矿亦将稍取给于国中。如石炭随工业振兴，而增其消数。然水力之利用有节减石炭费消之效。而世界各国之军舰、商船集于东洋益频繁，则日本石炭之需用不得不加多。炭坑之进步，应其增加之需用亦不必难也。

第八、工业之发畅

工业之将来

泛言之，日本工业所有之资力、技能及其发畅之机会便宜等，无不利于贸易之将来。或谓日本不适为工业国，以予观之，日本工业具有发畅之要素，足以成工业国无疑也。

（一）原料之供给

日本联岛其所产之原料，未必能应于工业无穷之发达。然近邻诸邦如中国、印度、澳洲、美国等，富于棉花、羊毛、矿质等之生产。日本由四近市场购其价廉之原料，输以价廉之水运，此有利于工业之发畅。

（二）工力之供给

日本掘采石炭以最新之法出产颇多。近时水力之利用进步，电气及各种工场之成绩颇佳。盖日本之湖、沼、河川，富于急湍瀑水，苟利其水，则工业得无尽之动力，而价亦较廉也。现时石炭出产约一千万吨，不难增至倍数。若水力之利用节减石炭费消之数，则其输出益多，而利于国家经济亦颇大矣。

（三）劳工之技能

最近二十年间，机械及原料之输进渐加增，而制作品之输出亦益多。可以征日本劳工渐练熟于工业。各工场购最新式机械，职工用其机械，习焉娴之，能改良其构造，或发明其运转新法者亦不少。

外国人不知日本之实情者，或谓在日本之洋式工业，今尚为西邦人所监督指导。彼等一往大坂观各种工场，运转其机械，专恃日本之技师职工，则必有惊异东邦已有满这斯塌者。盖日本人取俸银较西邦人为低廉。故各种工场自监督以至运用尽赖日本人，而始能收利益。吴海军造兵厂创办后仅十年，能铸造十二尹巨炮、精巧机关炮、水雷诸要具等，又能建造巡洋舰。迨近时则锻制钢铁板，而至得建造最大战舰。此大工业除须机械输进外，不赖欧美人之直接指导，惟日本海军之士官技师，指挥职工八千，而运转之。其所用之日本职工处于战时及平时，积其熟炼经验已多。挽近工业教育颇进步，多养成有为之青年，而商工业将来之大转进有待于是等青年之气力。

国民教育之普及，亦足以增各种职工之实力。盖国民之气风温和平稳，则职工众团易于统率也。欧、美诸邦恒有同盟罢工之弊阻碍于工业，而日本之工业独未知其弊。自今之后，法制整备，工场之管理得宜，则亦得终免其弊而已。此足以利于日本工业将来之发达。

（四）资本

资本为产业不能缺之要素。日本有资本不甚多，然资本者有广通之性，日本与世界尽力以通其经济之脉络，则不必忧其资本之缺乏也。日本向外之政策以门户开放为主旨，其迎外资之一路亦不容其久锁门户。如土地、矿山、铁路等，关于外人之限制将渐见裁撤（《铁路工场抵当法》已撤其限制一分）。而日本之工业输纳外资，亦有其望。惟外国放资家必须体认者，在令日本人专任其经营之务。彼等若欲图其资本安全，以外人充其役员、技师、职工等，则其经营反无收利之望。

日本青年之经受商工业教育者，智识技能，以至训练，善适于理务、技术及职工之务。概论言之，忠实勤勉，而劳银亦廉。外国资本利率较低者，注加于日本练熟且廉价之劳力，则收利之余地自宽阔，此合于放资之旨。苟识此一理，各种工业莫不成功。

（五）外客

外客漫游东洋者，助外资之移输亦不少。近时运输交通益便，东西来往渐频繁。如日本人漫游西邦之所费，与外国人漫游日本之所费，均为国际贷借方程式之要元。其间日本之少借多贷，略似瑞士国。盖日本之地，气候温和，空气清净，山水明媚，为世界之大游园。西人远游日本，费其财资者在现时已不为少。自今之后航海更加其便，日本都市更整备以待外客，或结成特珠团体，供外客以各种之便利，使其滞留多快乐，则漫游之客增数必大。日本民族之气风待远客不为不恳切，苟加以各种准备，则外资之移输日本者，逐年加增，可以期也。

第九、输进贸易

贸易之将来

产业在国中益发畅，则贸易向海外亦益增进。其输出物货之加增则更促其输进物货之加增。凡通商贸易之利益，不徒令生活高其程度，又能资于产业之改善扩张。此积极之思想于日本小家、小工皆莫不有之。故农、工、商诸民由输出贸易得其利益，则更购求机械原料及奢侈品等，使输进贸易亦繁盛，进出略匀衡而贸易进步益坚实矣。

玆须特说者，日本与北美合众国之贸易是也。美国人尝有言曰，日本取美国品，较日本品输至美国之数不及其十分之一。嗣后美国制作工业，如制铁及造机械诸工发畅颇著，而交通运输，在太平洋进步亦极大。于是美国品之输至东洋者与欧洲品争竞，其进日本之数亦顿加增。明治二十七年约一千万圆，三十六年则四千六百万圆，可见其经十年之间增至四倍以上。日本诸工业之发畅，可使诸机械及棉花等诸原料之需要益加其多。

日本民族之增富力，亦可使美国制作品适特殊嗜好者输进益盛。如太平洋航运之业渐增其船舶吨数，及航走速率亦有裨补于贸易之进步。日本所产之绢丝等以美国为最大销场，美国所作之诸品以日本为一大市场。且二国相扶携以开发中国大陆之贸易商务，亦见其关系之密切。若琶拿吗大渠，由美国管理而至完成，则太平洋之贸易必当见一大转进，而日本浴其恩泽亦将易大。

第十、他端观察

日本商人之德义

论日本商业者，谓其道德之标准不甚高。槪曰日本商人不可信用，日本商人之卖买多挟诈欺之情。盖开港之初，中外商人之间有事情不疏通者，往往有恶风，其中非无由交互误解者。惟是等恶风已归于过去之一梦，至近时则商务渐进步，而信用亦著发畅。明治三十六年末，责任有限公司之数共四千三百三，资本合计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六万四千七百六圆，其已缴纳者七万八千七百九十七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圆。

据凭单交换处之报吿，明治三十七年凭单交换之数达四十一万五千六百万圆之多，此可知日本商业重信凭之情。日本对外之贸易逐年增进，日本商人处其间能成功者不少，亦足以证其商业之信用发舒渐著。但多数之中有例外，是各国所同然，逢其一二劣恶者推见之于全数固不可也。贸易家苟慎其选择，则日本商人之可信用，与西邦人毫无所异。商务贵信凭，虽在极东之地，诈欺之行为亦不能容于商业。

第十一、结论

日本天然之地势及民人之技能，利于产业之发畅。产业之发畅与世界之大势相须相应，将使日本对外之贸易益昌盛。日本既列于文明国之班，以商业而驰骋于和平之途，遂成尚商之国，而巩固其富强之基址，非无望也。开国以后未满半世纪，而贸易之利润于国者已多。既往之成功，所以启将来之发畅。日本贸易家迨今益强其自信，彼等自今之后尽其最善之道，以求发畅进步，亦必然之势耳。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慈善事业

日本之风土人情及皇室与国民之关系

风土秀丽

日本联岛之为位地纬度不高不低，暖冷二潮拥其外而交流，气候通四时而略温和。地质有古生纪、火山二层，起伏错综，耸则为八面玲珑之富士峰，陷则为岛屿星罗之濑户海，崇山峻岭，清流激湍，长汀曲浦，山紫水明，富于胜景。南起自菲律宾，北至阿哥斯克海，波涛连万里，鲸鱼喷潮，海兽相戏。花岗石则碎而散玉，翠松则梳鬣于洪湾之镜，鳞族成群趁潮流而噞喁焉。雨露之滋，田园莫不产谷果蔬菜。春花秋叶烂熳织锦，而无瘴疠之气。山林森蔚，适于猪鹿禽鸟之蕃息，而不知猛兽之害。实为东瀛之大乐园。

君臣情谊

民族生息其间者，无论男女，性好洁美，尤重情义，武勇而贵名誉，少贪欲之念，而无残忍之行，盖因气候风土使然耳。自国初上爱下，下敬上，智愚贵贱相亲睦，而诤讼极少，以成一大国家。皇室为神祖正嫡之胤，一系绵绵已一百二十二代，二千五百有余年，视万众如赤子，历朝未尝出一暴虐之君，惟仁惟慈，启沃之，扶掖之，以展文物以拓国土，君民之间无残虐苛暴之迹。贵族出自宗家，各为支庶之裔，氏姓繁滋，散布于京畿及诸州，诚心以奉承于父祖之本宗，而识认其神圣。凡二千五百有余年，皇位未尝移于支系。臣民之感情至今日未知国家与皇室之分，与彼国家之成于强力威制者，初异其根柢矣。历史所由既如此，钦定宪法之宣布行于和气雍雍万民惧呼之间，亦非无其故也。

古世慈善事业

皇室慈惠

日本君民之关系，举国如一家族。自古，皇室注重于民庶，其慈仁之迹不遑枚举。垂仁天皇（第十一世）遏殉死之旧习（殉死之习未详其起原，盖王公昵近之士逢丧而不胜哀悼之情，以随其死，原出于忠厚之心耳），易以土偶。仁德天皇（第十六世）见炊烟之稀，免民之租税，自起居于漏雨之舍，不许宫室之经营，曰：“民之贫，即朕之贫也。”（西历三百十六年至三百二十一年。）醍醐天皇（第六十一世）寒夜脱御衣，亲察冻馁之民。是等事迹，永传于史乘，而国人景仰其仁德。

义仓之制，所以备凶荒。《大宝令》（西历七百二年制定）夙定之。凡有旱涝饥疫之地，免赋役，减租税，或贷租稻，如孤独废疾之民亦救恤之，或赐衣粮，或给医药，历代君主莫不以此为务。盖上世有祭政一致之习，风雨顺时，国土安泰，与民同其丰乐，是皇祖之遗训。故慈惠之政皆出于仁心深厚之发动也。

儒佛之影响

儒教传自中国大陆，其仁政之旨义，合于皇谟之素质，而见施行。佛教传输，而慈善之业亦益发展。圣德太子（第三十二世用明天皇之嫡子，第三十四世推古天皇之摄政）于难波创建四天王寺，立四院曰敬田院（本寺），曰悲田院（收无吿之穷民及孤儿等而养之），曰疗病院，曰施药院（救贫民无疗药之资者施以治疗且给以药饵）。（西历五百九十三年比。）

元明天皇（第四十三世）旌孝义，恤穷困，惠疾疫，多有慈善之政，皇孙圣武天皇（第四十五世）为其所爱养，迨继帝祚，由光明皇后之赞助，使佛教隆兴普布全国。天平二年（七百三十年），由皇后发愿以施药、悲田二院置于奈良。其资料则取之于皇后宫职及藤原大臣家（父家），是为重要之事迹。

平安京亦设二院，分置于左右两京。官符督励院司之文，言及于弃儿无吿之病者等，使收而养之。嗣后更有如何之施设，则文书散逸不传，无由知其实情。惟施药院司为藤原家所主之职，职原抄纪之。（兴国二年，即一千三百四十一年，源亲房著之。）

其后兵乱相继，百度弛废。天正年间（第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已平定天下，于禁阙之南营造施药院，以丹波全宗任院司，招民众之苦于疾病者而施治给药，其救助之数颇多。

僧侣之慈善

宗教家之勉行慈善者，以道昭（文武天皇三年即六百九十九年殁）、行基（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元年即七百四十九年殁）为最早。嗣后，僧侣仿之者亦不少。或开桥梁舟津，以通路于大川，或栽果树于路旁，或穿井泉，以便于行人之用，或凿池通沟，利灌溉除水害。僧徒以慈善为众生济度之方便。或劝信徒，使行其事，至今日浴其德者尙多记其名。

武家开幕府（第十二、三世纪之交）后，佛教变化而生新宗派。其间京都古宗渐衰微。然亦时出伟人。如僧忍性（后三条天皇嘉元元年即一千三百零三年殁）是也。一日忍性途见癞病者断饮食数日不能行乞，而深悯之，自是每朝负其人往市乞食，夕再负而归，使其静卧，数年如一日。忍性又怜无吿之穷民设浴室、疗病室、给养处等，日日自往而看护之。后年住天王寺，兴悲田院，凡二十年间救恤五万七千二百有余人。又构廐而聚病马，抚以慈爱而饲养之，故人称忍性曰医王如来。

武将之慈爱

足利时代有应仁之乱（第十五世纪中叶后），群雄争覇，干戈搅动全国。文学衰废，佛教不振，诚为暗黑之世。然国人性格固有天良，临事而自发动。战国之时，群雄每经大战，招僧侣，开法会，以吊慰彼我两军战殁之将士。盖日本尙武之风习，在贵重名誉，无仇敌之念。苟有勇士之奋战忠死者，敌将收其遗孤而扶持之，以存其后。生则敌视之，死则友视之。

武士之道，虽当大乱，亦有如是之美风。如岛津义弘推是心，而行之于异邦人，文禄之役（丰臣秀吉征朝鲜）已凯旋后，义弘特开战死中外人之大法会，复建一碑于纪伊高野山，以表其追善之意。是碑现存，在金刚峰寺之境域。

德川时代之慈善事业

幕府之慈善事业

江户幕府之时（第十七世纪中叶）兵乱绝迹，文学复兴，而慈善之业亦渐发展。据传说，天和二年（一千六百八十二年），将军纲吉兴授产院于隅田河口三角洲之地，保护放免之囚徒，兼收浮浪之徒而养之，授以各种之产业，且训谕以彝伦紧切之道，若有请者则付以其人，令从世业，此即江户石川岛之起原也。幕府之制槛狱，别有假留处（溜）收容轻罪之囚徒，及浮浪无宿之徒等患疾病者，日夜施以医药。

养生处

将军吉宗改宿弊，施良政，享保七年（一千七百二十二年）听坊医小川笙船议，于小石川开养生处，收容市民无吿之疾患者施以治疗。复命医官使叙述日常切要之医药诸法，题曰《普救类方》，印行而遍颁布之。以期僻陬乏医之地及穷困难受医疗者，自免其疾苦，亦救济之一法也。

救贫法

吉宗用心于救贫法。宽政三年（一千七百九十一年），将军家齐之时，有饥馑之灾，执政松平定信考查救贫法，确立其基址。

定信先查市坊近五年之支费，算其均数，以为后来征收坊费之率，下令节约坊费支偿，以定储蓄剩余金之法。于浅草向柳原置坊会处，幕府特供以金二万两，而设官民合同救贫之资银，使鳏寡、孤独、废疾等得其赈恤。于都市之内外，造仓廪五十三宇，常贮米谷数万石，每有水、火、震灾、饥饿等之变，发其仓廪赈恤市民。此坊会处继续至明治维新之时，以其资银移纳于东京府，如在各藩，年年蓄谷，如义仓之古制，平时则贷贫民征以低利，一旦逢凶荒则散以充于救恤。

列藩施设

用心于此计图者，以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元禄十三年即一千七百年殁）等为最早。天明饥馑之际（一千七百八十三、四年）熊本、米泽二藩无一人饿莩。盖熊本藩主细川重贤（天明四年，即一千七百八十四年殁）、米泽藩主上杉治宪（文政五年，即一千八百二十二年殁）尤致力于民政，而有储谷之备，当凶荒之时自忘寝食，而尽救济赈恤之计也。

当时，白河藩主松平定信（文政十二年，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殁）执政于幕府起土工于藩地，以救济其贫民。定信忧藩下女子之数少于男，所生之子多不保其生，尤奖励保婴养老之道，不吝资财。自是，未出数年而人口繁殖。其余各藩君主每有变灾，勉行赈恤。或闻有一时举三儿者，则给以乳母之费而扶持之，耄耋之民亦特赐以金米。是古世朝廷所行之惠典，而各藩皆仿行之耳。

伍保

德川时代，各邑村有伍保，行一种自治法。（如劝农、递传、道德、宗教、经济、救贫等诸端，交互协同奖励，即他动自治法也。）故防贫之务，不待穹府保护而自行其间。若发见弃儿、行路病人等则施以适宜之措置，请上司出资恤之。

所谓伍保者，于邑村之中以比邻五家为一保，选其一户主充保头（或曰保亲），保中互扶持提携，患难相助，喜忧相倚，事无大小任宜理处之，对上则保头任其责。此制遍行都鄙其源远出自《养老令》（第四十四世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即七百十八年，始宣行），即在距今一千二百有余年之前也。

个人之慈善

各种慈善事业，不仅赖行政及自治之施设，又因个人尽力者不少。享保饥馑之际（一千七百三十二、三年比），在畿内以西，邑村人民出金谷物品以施给贫民者甚多。将军吉宗深叹美其德风，集录其实迹题曰《仁风一览》，奏供乙夜之览。天明凶荒之际，米泽藩庶民感于藩主上杉治宪之德，苟有余裕者，以不救助贫民为耻，皆争先而救济多数穷民。当时，下总佐原邑有伊能三郞右卫门忠敬者，竭尽其多年辛苦仅恢复之家产，救旁近贫民数百人，使免于死。如是之例，不遑枚举。

保婴事业

当是时文化未遍洽，小民恒有不好举其子者。宽政、文化之交（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至一千八百十年比），幕府代官职有竹垣直温深慨之，拮据奔走，给以资而拯其死产，在职二十年之间赖其力得全其生育者，达三千二百有余人之多。下野鹿沼有铃木四郞兵卫执家业之暇，每闻有妊妇不问其路之远近往访之，举儿则出私资而充衣食之料，常无宁处，救婴孩凡五百有余。其他是例尙多。

保护盲人

残疾、笃疾著于《大宝令》文，而常沐恩典。惟保护盲人之习无史可绎。据俗说距今一千年之前光孝天皇（第五十八世）始开其例。然载籍不备，无由审其沿革。盲人薙发，以音曲、针治、按摩等为业，称曰盲法师，是习实起自一千年之前。其后久我家（源氏）统管盲人，授以僧位如检校、勾当等待遇之，不与寻常平民相同。德川时代允盲人以金钱贷他人，取利率于制限之上，盖寓救济之意耳。盲人虽属残疾苟不失常行，则不穷于生，其精励于业务者必受慈善之优遇，人施以金品者恒多。如士民有建舍竣工及冠婚丧祭等之典礼，则以金钱赠盲人团体，视为祝贺之一法。是等习俗，固出于保护盲人之意。

要之，日本民族悯盲之情虽厚，然今时盲人多有技自活无须救恤者，是证其生存之道之具备焉。

近世主慈善之伟人

佐藤信渊

近三百年，上下渐焦虑于救荒济贫之道，而伟人主慈善者自起其间。如佐藤信渊（明和六年至嘉永三年，即一千七百六十九年至一千八百五十年）深讲农政之学，历说诸藩主以经纶之法。

二宫尊德

二宫尊德（天明七年至安政三年，即一千七百八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讲经世救贫之法，以笃行勤俭广布德教振作人心。信渊之说，利于各地之产业。尊德之感化，使各地兴报德社。其仍存者，裨益于乡村之自治成绩尤著，今即略说之。

报德社

尊德门弟有安居义道者，翁殁之后，承其遗训，于翁之乡里相州小田原，先兴报德社，以图其主义之广传。现时静罔、爱知、福岛等二十一县已有二百八社，其支社凡四百二十五。是社之组织略似信用产业之结会，加以一种宗教（报德教）之风味。曰积善行义，以报四恩（天恩、国恩、君恩、父恩），守勤俭让三纲，而躬行实践，是为其宗旨。盖谓勤劳者为事天之道，感谢天惠为人之义务，人不宜滥用天物，俭约者所以畏天物之暴殄必守分限，自奉以收得之半，别贮其半，不敢私其天恩，察要而分施于领保，报恩自在其中，是为此教之梗概也。报德社推奖教育、殖产、救济等诸业，或殖林或开垦，因而兴起颓村，以养贫民为主务。其救济贫民之法专供业务而督励之，不漫施以物资，是合于近世最进步之慈善主义。

感恩社

感恩社（感恩讲）在秋田县，共十七社，亦略似报德社。距今约八十年之前，文政十二年（一千八百二十九年），秋田藩官商那波祐生始兴之。祐生用心于贫民之救恤，婴孩之保育，与同志相谋醵金数千两请藩主。藩主佐竹侯大嘉之，给资若干使成其志。嗣后继续其事业，天保年间（创办后未出数年）明定其资银之质，以为一种公同非官非民之财团，以巩固其维持之基本。于是赞助是业者渐多，资产益增殖。维新后废藩之际政府误认其资产一时收之于官帑，既而明悉其事情，以金五万四千七百有余圆还付感恩社。

明治二十三年，驾幸东北，特召祐生孙祐富赐谒，付以金若干使保持之。自文政兴社之初至明治二十二年，凡六十有余年，贫民受救恤者达二百五十万人之多。鳏寡、孤独、废疾、疯癫、白痴等残疾无所赖者，及老幼苦穷于生活者，现有三百余人，由是社而受精米及医药之施给。是社亦感贫民之狎于游惰，以三月为救恤之期。苟过其期非经审查则不允其继续，其受救助者别有视察其情形之法。是社有资产公债证书，面额共十万三千七百圆，土地价格四万二千七百余圆。日本救助穷民之大团体，莫若是社之最古。

概说

约言之团体主慈善者，于维新之前尙未甚多。然日本民族本是一祖同血之发展，孕以气候之和，风土之美，由先天而有好善之性，博爱成习挟之以义侠以扶助贫穷，虽非亲戚朋友亦好赴人之急难，恒有杀身成仁之风。是等习俗能匀和儒、佛二教之主义，各时各处莫不开花结实。其迹或显于行政之面，或发于邻保之义，或动于个人之德性，于是国中殆无无吿之穷民。

明治维新

距今三十八年之前，即明治维新之际，朝廷收幕府政权以统一全国，乃废秽多、非人等之名目，允是等贱民使得齿于寻常士人之列，罢诸侯之领有广土众民，裁撤士流居平民上位之特权，四民同权，破一切旧习而尽除其有卖买人身嫌者。制度已革新，使慈善救恤之惯例自被破弃。

基督教之影响

于是穷民渐生，而觉救济之要。基督教乘其间，而以新势力传播加于慈善之业。佛教亦被其刺戟，而渐扬其慈善之声，使人知群会事业与宗教之不可无结合。此后日本国民匀和西教主义于博爱慈善之业能为如何之发展是尚属于疑问，然日本已融化儒、佛二教，其更能融化基督教之精神亦不甚难耳。

现时之慈善事业

维新后至近时，公私各种之慈善事业渐兴起，而发畅益盛。赤十字社其最著者，别有叙述，今不赘之。各地有慈善之业，今取其主要者而摘录之，且附统计焉。

东京市养育院

明治五年，东京府始兴养育院收容乞食浮浪之徒，授以职业。绎其渊源，距今百五十年，即宽政年间，幕府执政松平定信下令于江户市中设坊会处，定其节约费用，贮蓄剩余金之法前章既已述之。其所剩之金共四万两，以十分之一充于市之非常资金，以十分之二还付各地主，以十分之七储积于坊会处，以供救荒之用，加以官金二万两而图其增殖，是为七分资金，自维新之后此资金归于东京之管掌。

明治五年，于东京设营缮会议处。此时，东京府知事大久保一翁听营缮会议处议，以七分储金充救助穷民之资，专图救养市中穷民，假置收容处于旧加州藩邸（今东京帝国大学所在地），收容男女穷民百四十人，此为东京市养育院之起原。

其后，养育院由府会决议以地方税维持之。迨市制布行，即明治二十三年之后，转归于东京市之管理，以至今日。其基本之财产，自明治十八年之后，受皇后陛下之恩赐，慈善家之捐醵等，而渐增殖；至近时，有三十九万七千八百有余圆之多。创办以后所救之数，共一万八千八百八十有余人。近时被收容者，在院之数，平均一日逾于千人。种类分六目，曰穷民，曰行路病人，曰弃儿，曰遗儿，曰迷儿，曰感化生。慈善团体成于维新之后者，以是院为嚆矢。而日本公办之慈善事业最大且最完备者，亦莫如是院。

院长为男爵涩泽荣一。是院创办以后，有主管之变易，有理事员之更迭。时亦有议论，以救助穷民为不可者。其间拮据经营，十年如一日者，实为涩泽男之功。掌理院中一切事务，而勉励不倦者，别有干事安达宪忠。

东京慈惠病院

此病院系明治十五年所创办，以施疗贫穷患病为主。海军军医总监医学博士男爵高木兼宽为之院长。创办以后入院患者七千数百人，来院患者，七万数千人，施疗仅一日者十七万有余人。以皇室恩赐及有志捐醵之资银维持之。其基本金已有二十五万圆，为日本有数之慈善病院。

东京巢鸭病院

是病院为精神病院属于东京府之管理，系明治十二年所创办。私费治疗之外收容穷民及行路病人之精神病患者，施以药饵，现有患者三百人。院长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吴秀三。

癞病院

神山复生病院

癞病院由外国宣教师所办者居多。其开办最早者，为箱根之神山复生病院，即法国天主教宣教师故铁斯秃比所创兴也。现时收容患者约一百名，院长为倍尔秃兰。

慰废园

东京目黑之慰废园，起自明治二十七年，美国女宣教师扬满开办之，现有患者约五十人。

回春病院

熊本之回春病院，起自明治二十八年，英国宣教师立底尔、挪委二女开办之，现有患者约五十人。

待老院

熊本别有待老院，收容患者约三十人，起自明治三十年，法国宣教师哥尔及同国归人哥伦巴开办之。是等癞病院，大抵以外人寄赠之资维持之，间亦有日本人捐资者。

盲哑教育

京都市盲哑院

明治八年，京都市上京第十九区长熊谷传兵卫始兴京都盲哑院，古河太四郞任其教育之务。十一年，京都府扩张其业，改为公办。古河在任十数年，继承以鸟居嘉三郞（现为院长）。

以地域论之，日本全国所有盲哑之一半，为是院收容。

东京盲哑学校

东京盲哑学校之创办，亦略同其时。初时，中外有志者兴乐善会，而设是校。其后虽归于文部省之直辖，尙不失其慈善之精神，小西信八现为其校长。

孤儿院

福田会育儿院

私办孤儿院之最早者，东京有福田会育儿院，起自明治十二年，为佛教徒所经营，其基本金既有二万余圆，现收容孤儿约一百名。

冈山孤儿院

冈山孤儿院设备最整、明治十八年，英国伦敦孤儿院长若西谬拉到日本，基督教徒石井十次听其所说，而奋起开办是院。当日俄交战及东北凶歉之际，大廓开其门户，一时收容数百名。此二院已受皇室恩赐。

泷川学园

东京泷川学园，起自明治二十四年，浓、尾二州大震之际收容其被害之孤女。院长石井亮一为基督教徒教育家，兼于白痴教育。日本行白痴教育者独有是学园而已。

博爱社

大阪有博爱社（基督教旨义），小桥实之助主之。

泛爱扶植会

又有泛爱扶植会，加岛敏郞创办之，土居通夫为其名誉会长。皆收容孤儿、遗儿、贫儿等，授以实业教育，其施设渐整备，而成绩有可观者。

感化事业

东京感化院

东京感化院，据神道主义，以感化不良少年，高濑绍卿为其院长。

家庭学校

东京别有家庭学校，据基督教主义。其校长留冈幸助，尝从事于监狱教诲。校中有教员养成处，以养成教员之适于慈善事业者。

东京市养育院感化部

东京市养育院之感化部，有井之头学校，专主不良少年之感化，其业虽就绪，而成绩未显著。

保护免囚

明治三十年，英照皇太后崩，有大赦及减刑之恩典，重罪人一时放免者多。监狱教诲师原胤昭，奋起而说朝野有志之士，开办出狱人保护处，受皇室恩赐及有志之醵资，而渐扩张其事业。

救贫制度

予欲略叙日本现时之救贫制度，以结是篇。维新以后救贫之制显于法例者仅有《恤救规则》、《行路病人理处规则》、《罹灾救助基金法》、《感化法》等而已。穷民之救恤基于《恤救规则》者，据明治三十五年末所查，废疾二千四百四十六人，老衰三千八百四十三人，疾病五千八百五人，幼弱二千九人，合计一万四千百三人，所用之费银共十七万七千圆。

救护弃儿等

弃儿、迷儿等被救护者，官府以养育料给其救护主每年米七斗，是不过补其救护费之一分。据明治三十七年末所查，受救者二千七十七人，所用之费银共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七圆。

罹灾救助

《罹灾救助基金法》源于古之义仓。全国诸府县现有罹灾救助基金共三千万圆，苟有异常变灾，则用以救其一时之急，使复自活之道。

政府之《救济法》

政府虑以救恤之效生惰民，使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至于萎靡，故《救济法》限制尤严，要在防贫而不在救贫。

皇室仁恤

皇室之仁德遍洽全国，苟有天灾、地变，特割内帑之资以赈恤其罹灾之民。各种慈善之业，受恩赐者多。曩年有英照皇太后之大丧，由内帑发金三十八万圆，以资于各地慈善救济之业。各府县以之为基本，更募公私义金图其增殖，已达百数十万圆，济世救民莫盛焉。

同胞慈爱

皇室爱民如此故众民感激勉仿其慈仁之德，私而皆有同胞相怜之情。现时交通运输极便利，加以新闻杂志之普遍，虽逢天灾、地变，有立讲其应急之策，令灾害不至已甚。自今之后即使法例不备，而各种慈善之业，能得其健全圆满之发畅，不容疑焉。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赤十字事业

友情为日本民族之天性

执干戈以见于弹雨硝烟之间者，一旦失其战斗之力，或全去敌意而投降，则不复敌视之，遇以友情。此精神，在欧州人皆夸称其出于新文明之特产。然日本人自古临战阵常发挥此精神，可知其非欧洲之专有。日本二千有余年之历史，实例甚多，不遑枚举。或怜恤敌之伤兵，或宽遇降卒，或表敬于强敌之尸，或代战殁之士祈其冥福。

凡是类，于实战之时，莫不见之。试由正史，举其二三之例。

神功皇后之例

神功皇后之征新罗，颁《军令五条》，中有言曰奸暴勿听，自然勿杀（载在《日本书纪》），自然勿杀者谓其不抗拒之民决不可杀之。此可见神兵以恩德待敌国之臣民。是役在距今一千六百八十三年之前，中国儒教及印度佛教未传入日本，而日本军旅有高洁之美风，既如此。

楠木正成之例

距今五百有余年之前（西历一千三百年代），楠木正成优恤俘虏，施给以衣服，亦美谈也。

上杉谦信之例

天文、天正之间（一千五百年代），武门据各地争霸。此时，武田信玄领有甲信之地，一面则备于骏之今川及相之北条，他面则防越之上杉，三面受敌，频用兵。今川、北条厉禁食盐之输甲至信，而甲信民苦之。

上杉谦信闻而叹曰：“武士之战，在武术军略，而不在人民。甲民何辜，受此痛苦？”乃送书而告信玄允供给以食盐，而甲民苏息。士人至今日尚称谦信之高义。

丰公之例

丰臣秀吉征朝鲜，已凯旋后（一千五百九十四年），特供养佛陀，建造石塔，祈敌人战殁者之冥福。此时，岛津义久于高野山之墓域亦建树一碑，其所刻之文表白其祈冥福于彼我战殁者之意。是等塔碑，至今尚存。是役，诸将多携俘虏而还，使散住各处，授以土地常业，其子孙渐繁昌。此可知日本士人虽当战斗之时不徒赖武勇，又视敌以仁爱之心。如是，国人自父祖既有此素养颇深厚，故赤十字主仁爱之业于日本发畅亦极速。

用赤十字之希望

大政维新后，政府设兵部省。明治四年，置军医寮于兵部省中。此时，军医头松本顺、军医正林纪、军医权助石黑忠惪等，知欧、美文明诸邦迭缔结约章，相约云：“一旦有战争，交战之国彼此必交互救护伤病，军医及看护人从事于救护者，决不可加以危害。”乃欲采其制度移用之于日本，而多方考查之。

当时，日本未有专攻国际法之学士，无由详闻其事情，仅据所传而知其行于欧州之例。略云自伤病将卒看护人军医，以至战时病院等，苟附以赤十字徽章，虽在战野亦视以为局外中立，令战者不得加以危害，惟如是而已，至其细目则未能知之。

日本赤十字之第一步

当时，日本新开和平，不复期国中有战，皆谓异日万一用兵，其所敌者必在外国。政府适考定陆军旌旗、服制、徽章等。松本军医头乃提一议曰：军医、病院及卫生材料等，宜仿照各国所通用，以赤十字为其徽章。惟政府之意，谓医学家一派心醉于西邦之俗者甚多，至其欲取徽章稍拟似十字架之形，则不可允，竟不采用其议。然吾辈特憾政府制定军衙之徽章，使卫生部不能用万国公通之徽章，复思国之益进步，早晚必有须要赤十字徽章之时。乃考一法取白布中画赤色一横线，以为卫生部之徽章，计其异日加纵线之便。庙议遂定，使卫生部以白中赤横线，为其徽章。此赤色一横线者，实为日本赤十字之开绪也。

加盟之议

先是数月，大山岩君待维新战务告终，带官命而行西邦。当其巡察法瑞诸国之时，偶有普法之战，亲见其送还之负伤兵病卒，以至汽车、病院等，皆附以赤十字徽章，苟逢此徽章两军将士莫不互表敬重之意。此时大山君感叹殊深，已归朝后历语朝野人士，谓其可以仿。其后，驻澳办理公使佐野常民君（后为日本赤十字社长赐伯爵），在维也纳（明治六年，即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偶有万国博览会之开馆，目睹赤十字业务所用诸种之物料，且亲见其救护伤病之演习，思其法之可以用于日本，迨归朝之后复力陈其善。向者军医寮首倡赤十字之必要，而议未遽行，二君还自外，为之声援，于是庙堂诸公渐知赤十字事业之精神。

明治八、九年之交，遂以军医寮在囊时之提议为是。嗣有解知《国际法》者，至辨识赤十字之徽章非任各国所用。于是松本军医总监及予等数提议于上司，欲令日本速加于赤十字盟约之列。而佐野常民君有兴日本赤十字社之志。明治十年，有西南之乱，政府出师而征之，战斗尤剧烈，如一部队，经一战则负伤之数至其全数三分之二。此时，予提一议即于大坂开陆军临时病院，使伤、病将卒由战地送还咸集于此，而施以疗养。

博爱社

佐野君以元老院议官在东京，与同寮大给恒君相谋欲兴一救护社，先诧希博尔突男爵代查察外国赤十字社之组织，遂定章程，结成一社，名曰博爱社，广募费资，推小松宫亲王为其总裁。

是社之主旨，在受指挥于陆军卫生部，而救疗官贼两军之伤病。既经征讨总督府之允许，派救护员至熊本，然资银仅数千圆，医师及看护员亦甚少，不便于军队之用，乃赁一空舍专收容敌兵伤病者，称曰博爱社病院，即日本赤十字之滥觞也。此时博爱社所用之徽章，于赤色一横线之上更加以赤色一圆形，亦便其异日改画赤十字之用。是在距今二十八年之前，可谓日本赤十字之业进其第二步。

加盟

乱平后，有议博爱社解散者，惟总裁宫殿下及佐野君与予等热心主持其继续，自是渐得扩充。明治十七年政府遣陆军大臣大山伯巡察欧州诸邦，军医监桥本纲常君亦在其一行中，考查日本加《塞诺瓦盟约》，且改博爱社为日本赤十字社，与联盟诸邦赤十字社相交结，其法如何。恃希博尔突男爵而得明知其一切次序。明治十九年十一月，日本政府始加盟于《塞诺瓦约章》，于是军队卫生部之徽章用赤色一横线者，更加以一纵线，如吾辈所预期，而完成其赤十字之形。博爱社亦改称日本赤十字社，以赤十字为其徽章。

日本既加于塞诺瓦赤十字盟约，而有日本赤十字社之组成。惟欲结交于联盟诸邦之赤十字社，则不可无大增其资本，以扩张其规模。于是同志者倡说非不奋励，而倾耳者甚少。予等窃谓苟欲得公众同情，莫如昭示以有形之事业，乃与佐野、桥本二君等相议，请陆军、宫内二省受领地处及旧屋舍，别劝陆军军医诸士，各捐资于东京麹町区饭田街创办一小病院，养成医师及看护妇，使适于战时之用，兼收贫民施以治疗。开院之日皇后陛下亲临之，于三崎街练兵场，令陆军卫生队及赤十字社救护队演习诸技，以供于公众之观览，因而图赤十字之主旨得扩充普及焉。

此为日本赤十字社东京病院之发端。其后，宫内省赐以资银及广大地处，始有涩谷村病院之树立。

万国赤十字会议

明治二十年，于德意志一邦巴甸之加鲁斯卢衣，开万国赤十字第四次会议。自日本加盟之后开会以是次为始。日本政府特派陆军军医监石黑忠惪为委员，复令子爵松平乘承，代表日本赤十字社参列于会议。是会有议员数百人，其非白人种者予等四人（石黑、松平之外伴行者二人曰陆军军医谷口谦，曰同军医森林太郎）而已。

日本陆军卫生之名誉

会议以七日为期，其讨论之题，有一问曰：“战地行消毒外科，以如何之法为最善？”此时，予答曰：“日本军队之赴战地，必将消毒绷带之小包附缝于各兵士之军服，且令熟习其缠裹创伤之法，若自负伤，或见战友负伤，则速施以绷带，待军医及看护员之至，是为应急之法，所以资于外科治术之预备也。”乃取日本陆军所用之消毒绷带小包示之于会中。盖消毒绷带小包者，当是时未广行于世界，普国军队仅用之耳。多数议员见小包，莫不赏赞。或谓此法只可施之于军员少数如日本之国，若欧州列国拥有大军则觉此法之难于普行。然普国委员陆军军医监哥列尔及英国委员军医总监郎克穆等，尤赞赏日本军队之注重于消毒外科。郎克穆至索取一包携归其国。

会议稍进，更有一问曰：“欲令军队恪守贯彻赤十字之主旨，以如何之法为最便？”盖赤十字联盟诸国恒忧军人及庶民有误解赤十字之本意者，而有妨其在战时之实行，故欲便其主旨普洽，而提以此一问也。予应曰：“距今一年之前，日本始加盟于《赤十字约章》，陆军大臣即编篡一小册，题曰《赤十字约章解释》，颁布于各中队，使中队长将其主旨教训士卒。”乃取其书册示之于会中。此时，多数议员亦莫不叹赏。

德皇长女巴甸大公妃偶在旁听席，待会议之终召予曰：“贵国欲令赤十字主旨普及军队，颁布以《赤十字约章解释》，为其教科书，可谓周到矣，愿得其一册以为记念，可乎？”予恭进献以《赤十字约章解释》一册。以异种新盟之邦得好评如是，不足以喜乎。

难问

至第五日会议忽有奇异之议题显于会场，其议题云：“赤十字联盟诸邦于战时交互帮助，虽至欧洲诸邦之外亦可适用之乎？”吾辈谓赤十字之主义要在救战时之伤病，以平等博爱为旨，不当问人情、风俗、宗教、政治等之异同，况地理之区分乎。此议题背于赤十字之主旨。倘决此议，则予等当即日去此地，请政府速脱于联盟而已。此日会议议至是题，予先起曰日本委员等思此题颇反于赤十字之精神，若是题可议决，则予等虽遗憾不能不退去会场。予说已毕，德国海底尔堡大学教授须鲁赛博士及俄国委员枢密顾问官妸姆，相踵而左袒于予之说，此题遂撤回。此会议使外国略知日本国情，可谓成绩佳良矣。

赤十字之扩张

日本赤十字社与塞诺瓦中央社通好，与联盟诸邦之赤十字社连络，皆始自此时。予与欧、美诸邦赤十字社员相亲交，详询其事业之实情，益知日本赤十字社之资力准备不足比数。已归朝后与赤十字社长佐野子相议，求其扩张之法，请愿政府而创定赤十字社会徽章，其创定之初一年有入社之数达一万有余人。予欲图主义之普及，而考定幻灯演说法，每逢夏时休暇携妻巡游各地，妻演幻灯而予为之说明，演述赤十字之主旨，以募集社员。使日本众民领会赤十字之主旨者，以幻灯演说之功为最多。其后日清二国间危机渐切迫，日本赤十字社锐意扩张其社务，以备于有事之用。

战时活动

明治二十七年，二国遂开衅端。于是，日本赤十字社先派遣看护妇，继以医员及药剂师而帮助陆军卫生部。

当时，予在野战卫生长官之职，采用赤十字救护员，先欲令看护妇居预备病院。人多论军衙病院用看护妇之非，而予断然决行之。乃采桥本博士所养成赤十字病院之看护妇，而用之于广岛预备病院，见其成绩颇佳。此为日本陆军病院用看护妇之嚆矢。

恩赏

战役之间，赤十字社派遣救护员至各处军队病院者共一千五百八十七名，不仅救护日本将卒之伤病，凡俘虏之有疾患者皆受之于赤十字病院施以救护。平和恢复后天皇陛下特赐敕语，嘉赏赤十字社之功绩。皇后陛下亦赐令旨。社长佐野子升叙伯爵，其余社员赏以勋章及金圆。看护妇长及看护妇则赐以宝冠章。宝冠章之授于贫民妇女以是为始。自是，国人识认赤十字社之切要，一年间新有入社之数达六万有余人。

病院船

赤十字社长佐野伯爵由战时经验，知伤病将卒之输运不可无病院船，明治三十年托英国而制造二船，曰博爱丸，曰弘济丸。平时则托付日本邮船会社，充于乘客之用，一旦有事则仅七日改易其船中装备，专供于输运伤病患者之用。

病院船之活动

既阅四载，明治三十三年，适有北清拳匪之变。赤十字社即舣装此病院船，且积载以多数之药品及绷带料等，派至大沽，移牒于同处及陆地所有各国之军医部，补给其治疗品料之不足。

至其输运病兵则不独日本军队，如法、澳二国之军队亦赖其便。

救护外国兵

此时，赤十字社派遣救护员四百九十一人，始使看护妇乘病院船。外国兵受其救护者法国百有余名，澳国二名。法国政府以之为德，以官窑所制之陶器寄赠于日本赤十字社。其任救护诸员亦皆受得勋章、徽章等。

救灾祸

日本赤十字社在平时，每见各地有天灾，亦施以救护。其例不遑枚举。

日本赤十字社之现势

初时，博爱社之创兴，有社员仅三十八名，每年醵金不过百五十圆。嗣后，经历二十九年，日益发展，遂成今之日本赤十字社。

据明治三十八年三月末所查，实有下列之统计：

社员之数，百十一万七千百十一人；资产，九百六十六万四千八百三十五圆；病院船，二只；病院，四处；医师，三百六十九人；调剂师，百七十一人；看护妇，二千八百七十四人；看护夫，一千五百四十四人；救护理事员，百七十六人。

可谓盛矣。

东京病院

赤十字社东京病院为养成救护员之机关。明治二十四年，皇室以巨金赐赤十字社且贷以涩谷之御料地，于是始有大病院之建造焉。此病院，战时则可收容伤病之将卒，平时则施疗于贫民。其资专赖皇室恩赐，及有志捐醵之财。全国各地有赤十字支部，而支部病院之兴起，亦将不远。

总裁及社长

日本赤十字社立于皇室恩眷之下，而受宫内、陆军、海军三省监督，推皇族为总裁。如故小松宫彰仁亲王殿下，自创办之际至明治三十六年薨去之时，久总裁于是社，尤用心扩张。佐野伯爵自创办之初至明治三十五年薨去之时，尽力奋励多年如一日，遂使赤十字社达现时之昌盛。佐野伯已逝，赤十字社即选侯爵松方正义君为社长。小松宫已薨。更推闲院宫载仁亲王殿下为总裁。

役员

赤十字社总会由会员中公选评议员三十名，而评议员更由其中简选社长、副社长、及理事。社长、副社长待敕许而上任。凡事之重要或关于会计者，经评议员会议定，而社长执行之。别置监事二员，令监查会计经理。各地按行政区划配置赤十字支部。

社员分三种，曰名誉社员，曰特别社员，曰正社员，各付以特定之社员徽章。此徽章使行公会者得佩用，略如勋章。尚有表功徽章（有功章），人之致力于赤十字社功劳显著者，经敕许，授付以表功徽章。

笃志看护妇人会

赤十字附属之业，有笃志看护妇人会，系明治二十年所创办。以皇族妃及有志贵妇人等为其会员。推皇族妃一人为总裁，别置会长一人，常讲修看护学术，战时则看护伤病军人而慰抚之。日清交战之际是会会员调制消毒绷带料，寄赠于陆、海军卫生部，或派至陆、海军病院，看护敌兵伤病者等。平时有天灾则是会亦努力救恤。日俄交战时是会欲贯彻赤十字之精神，寄献以博爱贵重之各种劳力。贵妇人既执看护之业，于是寻常看护妇亦大高其地位。是会于赤十字支部所在之地设支会者已三十一处，会员之数约三千五百有余名。

日俄之活动

日俄之战，日本赤十字之业尤能彰显其实效。陆海军队发挥《塞诺瓦盟约》之精神，而遇敌兵以博爱高洁之意气，使败折之徒感泣于慈惠之厚。赤十字社遣救护班数十队，往至战地，帮助军衙之卫生事务，且令病院船二只专任伤病者之输运。皇后陛下实为博爱慈惠之源泉，手亲制绷带，而颁赐于陆、海军各病院。凡负伤成废者无论其敌兵与日本军人，均赐以义眼、义手、义足等。一视同仁，垂以博爱之模范。

各国赤十字社

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及明治三十三年之役，各国赤十字社有欲贷以助力者，至明治三十七、八年之役，则英、美、德三国遣多数救护员，越万里波涛而来投于日本预备病院，与日本救护员协力而救护日俄二国之伤病士卒，亦见其友谊之厚。

国民性格之发挥

日本自肇国之初，未尝有残忍暴戾之惨斗，虽视敌亦莫不以仁义之心。此精神由赤十字之业而益发其光彩。日俄之战不仅令日本陆、海军之实力显扬于世界，又使世界识认日本民族之博爱仁慈，适为文明之民。其所以致此者赤十字之活动亦与有力焉。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都府之发达

都府发畅之六大期

日本都府之发畅视国家群会之进达如何，其变迁自分六大期：曰都府生成预备时代，曰势力中心在南部时代，曰势力中心移至北部时代，曰势力分裂时代，曰封建时代，曰郡县制度完成时代。

一、都府生成预备时代

都府生成预备时代

神武天皇之世以至《大宝令》宣布之时，为都府生成预备时代。上世纪年多谬，设使建国实在西历纪元前一百至二百年，此预备时代尚涉八、九百年之长。其间国家之进达非不适于都府之生成，惟历史未备，无由知其发畅如何耳。

都府难发畅之情

上世有历代迁居之习。自神武天皇至文武天皇（大宝）凡四十二代，皇宫徙居共五十。其间民人聚于辇毂之下者，虽未能安都府之生活，而历史事绩有可征其国家社会达都府生成之时者。按地图而查之，当时政治之中心虽历代移动，而经济之都府已萌发其苗芽，略无疑焉。

上古帝都

神武天皇讳磐余彦，所谓磐余之地，以大和十市郡为中心，西至高市郡，北及矶城郡，橿原据高市郡亩火山，南逾山而到吉野川。则漕运之便，通于纪伊，西过葛上，则有道可以至河内，诚为便要之地。自是之后凡八代，皇宫虽迁徙，皆在其附近之地。

开化天皇始卜地于东山，作春日宫（矶城郡）。崇神天皇遣将军辟东山、北陆、丹波、吉备四道。垂仁天皇派镇将驻扎任那府，于是国家扩大其势力。景行天皇西讨东征，遂居近江志贺宫，以控制东国。应神天皇复都于高市，别修难波离宫。自是之后，志贺与难波并置而两为别都。

上古要津

日本于建国之前，夙通交于外国。富资与文化，由外国输进者甚多。当时，筑紫傩县当来往之冲，为海津见国之要津，即今之筑前博多港也。海津见国、山津见国（一名吾田国，今之萨摩阿多郡）与三韩及吴越交通往来。而傩津为其港埠，最繁盛。倭奴国主遣使至汉，即海津见国主也。当时，外国亭馆列立于伊都津之地，后世所谓太宰府者，起乎此。

崇神、垂仁二朝，渐统揽外交权，开越前角鹿（今敦贺）津，派镇将开日本府于任那。神功、应神之世，兴师征外，扩张版图于高丽半岛，置都督府于筑紫之地，以控制外藩，又通交于中国。于是傩津与难波津往来频繁，而益昌盛。

难波津

难波津位置于濑户内海之要冲。神功皇后征服新罗，还至武库津（今兵库），筑祠而祀傩津住吉神，定以为外国通交之港。应神帝于难波作大隅离宫，建造高台。仁德帝遂迁都于此（第四世纪首），凿堀江，筑祠于墨江，而祀住吉神，修理埠港，以为外国通交之中枢地，而启其昌盛之端。

武库津

当是时，新罗、高丽、百济、任那诸邦每年派贡船，由傩津经武库，而到难波，以其贡赋递输京师。应神之朝烧大船“枯野”朽材而煮盐，颁诸国而令贡以船五百艘，皆集于武库津。新罗亭在武库者偶失火，而延烧诸船，可以征武库津当时昌盛之情。墨江津已修筑，而鸿胪馆（主管外交、贸易）及各种外交设备在武库津者，皆归合于难波。于是武库复为寻常埠港。

度会大凑

伊势之度会大凑，为东面要枢之港。垂仁之朝，称伊势曰宝祚无穷之国（常世重浪所归之国）。卜地于宇治，作太神斋宫。此时，度会实为中外贸易港。

定期开市

国中商务，定日定处而开市。如大和东山有海石榴市、阿斗桑市等，各设歌垣场，成殷盛都会。惟诸州都市发畅之情，无史纪可征。

上古政治都府

肇国之前，大国主命于大倭建玉墙内国，而有政治都府之萌芽焉。国造、县主为一种诸侯，多作大国，而处处有小都府。《古事记》记海津见国主丰玉彦之居处，曰如鱼鳞所造之宫室。《书纪》亦记之曰雉堞整顿，台宇玲珑，丰玉彦筑宫于耶马台（筑后山门），其壮丽无比云。《后汉书》记倭奴国情，曰倭国女王侍俾千人，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而守卫。

《魏志》记户数

据《魏志》，对马民户一千有余，一支（壹岐）三千有余，末庐（松浦）四千有余，伊都（怡土）一千有余，奴国（傩县）三万有余，杀马（萨摩）五万有余，耶马台七万有余。是属于西历二百年前后之事。

上古政务

肇国之初，南山橿原屹立宫殿，设斋藏，而置文武官府。崇神（第十世）之时起租调，开池沟，造船舶，又设屯仓以蓄兵食，派四道将军而扩张版图。至景行（第十二世）西征熊袭，东伐虾夷，定国、县、邑、里，而置国造、县主、稻主、稻置。于是日本全国略被统治。

三韩归服后，难波为西都，由大陆而输入文物财富，国势顿隆兴，各地多起聚落。大和平原为历代皇宫所在之地，处处生殷庶之区，而商务盛行焉。履仲（第十七世）之朝，除斋藏外更建内藏（西历四百五年）。雄略之朝，置大藏（第五世纪后半）。此时园艺术渐开，而百工大兴。

都府生成之要

钦明（五百四十年至七十一年）之矶城岛宫为东山首府之最盛，其名至今尚代国号。推古（五百九十三年至六百二十八年）之朝，圣德太子改革朝制，复徙居南山小治田，述作宪法，佛教隆兴。此时，唐学新入代韩学，而有历学、药学、音乐、绘画、天文、地理、遁甲、方术、度量衡等诸科。

中央政府在飞鸟之地，其组织加复杂，而业务益繁多。众庶集于辇毂之下者渐增其数，皇宫结构不复能简素。皇极造营飞鸟宫（六百四十三年），葺以板，发诸国之丁，东自远江，西至安艺。四年，诛苏我入鹿，帝御大极殿，中大兄皇子戒卫门府，一时锁十二门，可以知其当时之情。齐明造冈本宫于田身岭，岭上起天宫，葺以瓦。东山积石以成垣，用工夫十万有余（六百五十六年）。持统之朝，官舍皆葺以瓦（六百九十四年）。帝宫渐宏壮，而生民渐繁滋。于是有都府生成之要。

中央集权

孝德始定年号曰大化（六百四十六年），下令改革诸制，明划京畿经界，宣布《户籍法》，废私领田庄，而制班田租庸调之法，厘正朝制官制，创定冠阶服色，以明八省百官之分掌，国司、郡司之配布。于是治务有中央集权之形，不能无都府之生成。

迁都难

孝德图难波大造营而不遂成，复居飞鸟，可见迁都益难。天智徙居淡海志贺（六百六十七年），庶民不喜之，而新宫日夜多失火。壬申（六百七十二年）之变，不喜迁都者皆去淡海，而集于大和。故胜败之数，只出于人心不喜新都之情而已。当时，诗人柿本人麿吊志贺之都，曰：“圣祚起自亩火橿原，历世继传如樛木缠绵不切离，弃其父祖之地远逾奈良山，而徙至边鄙之境，居淡海潋波之国大津之宫，而居临天下，未知其何旨云云。”亦可以征其当时人心之趋向。

都府为天下问题

然东都之要，非始于天智。景行帝征虾夷（第二世纪首）之前，行幸美浓泳（窟窟利）之地，而遂造宫于志贺。天智之朝，人心虽不喜志贺，而东面经营亦有不容怠忽者。天武造营净见原宫于飞鸟之地（第七世纪末），诏曰：“都城宫室非一处为足，必造两参。乃以难波为别都，别相地于信浓而图新都之造营。”盖天智宣布《近江令》以至文武宣布《大宝令》之时，凡五六十年，都府选择实为朝廷之一大问题。

中央都府之要

持统帝扩张飞鸟而作藤原宫。越十年，即庆云元年（七百四年），划定藤原宫地。宫域有百姓宅舍一千五百户云。此时，吉野离宫富有山水之景，而有舟楫之便以通于纪伊。观于《万叶集》，可知歌人多思慕旧都之情。人心不喜迁都既如此，而国亦不能无选定中央都府。庆云四年，复有迁都之议。

二、势力中心在南部时代

势力在南部之故

势力中心之所在，不可无中央都府。都府之衰颓，实示国家之倾覆。盖日本之文化发源于西南。联岛在濑户内海之四周者，为南部日本，是即文化发展之源泉地，而势力中心久在乎此。如大宝之前固然，嗣后至平安朝渐衰之时（西历一千百五十年至八十年），尚绩其势力。其间，中央都府常在南部日本，但其位置视北部日本拓地之度而有变动。若经济之都府，视外国通交之如何，而有盛衰消长耳。

中央都府之创建

元明帝和铜三年（七百十年），始建中央都府。嗣后约七十有余年，都府在大和。后四百年（至一千百八十五年），都府在山城。此为王朝奠都后之时历。其前半约百五十至二百年，为外交继续之时代。其后半约二百七十至三百年，为外交断绝之时代。

大和为势力中心

肇国以后，皇宫恒在大和。故大和于南部日本之中，久为势力中心。中央政治都府之创建，卜地于大和平原之北端者亦非无故。

宁乐奠都

宁乐奠都之议，于文武之朝已有所定，至元明（女帝）之朝始徙居新都。盖朝廷召群臣而议迁都，在庆云四年（《大宝令》宣布后第五年，即七百十年）春正月。翌年（和铜元年），元明帝诏曰：“朕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迁都之事必未遑也。而王公大臣咸言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兹。然则京师者百官之府，四海所归，唯朕一人独逸豫，苟利于物其可远乎，平城之地，四禽叫图，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宜建都邑，宜其宫构。”

九月车驾巡幸观地形，十月奉告伊势大庙，十二月镇祭宫地，而始经营。三年二月行迁都。四年九月敕云：“顷闻诸国役民劳于造都，奔亡犹多，虽禁不止，今宫垣未成，防守不备，宜权立军营，禁守兵库。”可以见其规模非小。

神龟元年（七百二十四年），太政官奏云：“京师帝王所居，万邦所朝，非是壮丽，何以表德，其板屋草舍中古遗制，难营易破空殚民财，请命有司，令五位已上及人堪营者，构立瓦舍，涂为赤白。”制下，可知其以壮丽为旨。盖宁乐帝都仿唐之都制，由中通大路而分左右两京。街衢井然，以政治之都府兼经济之都府，不耻为一国首府。

宁乐繁荣

此时发师征西蛮（隼人），置多祢岛司，通交于南洋群岛。而南部日本全平定，嗣即兴征夷征狄之师，而拓开北部日本。于是国郡著发畅，而都府益繁盛，使宁乐都城渐觉其规模之狭。

天平十二年（七百四十年），营都城于恭仁，嗣即开近江甲贺山，拟迁都于紫香乐，众不喜之，其议遂息。十八年复都于平城，建东大寺，铸造卢舍那佛（今大佛）。此时，诗人有歌曰：“亚窝尼约兮，那拉挪弥牙哥哈，萨窟哈那挪，尼和负加哥秃哭，伊吗萨加黎那黎。”其意谓宁乐（那拉）之都荣华如开花之盛。如大佛之像、法隆寺之堂宇、唐招提寺、药师寺、二月堂、三月堂等之诸雕刻品，正仓院所藏之美术工艺品等，皆为当时壮观之记念。

平安奠都之动机

志贺旧都之复活，未尝离于京官之想忆。盖宁乐至东北之三道有三关，曰伊势之铃鹿，曰美浓之不破，曰越前之爱发。其间有木津、宇治、势田诸地，以达湖水。而敦贺在北门湖尾须置一都，而地域狭隘不便于造营。天平宝字五年（七百六十一年），惠美押胜执政权，卜地于甲贺郡，造营保良宫以为东都。押胜败死，东都废灭，然此事偶启迁都山背之端。

平安奠都

宁乐朝末年，有虾夷种族之叛乱。桓武帝雄才大略，发师而拓开北边大行其经纶，又用藤原种继之策，迁都于山城长冈。种继被暗杀，且长冈地狭不适为大都城。帝即改其议。帝纳和气清麿之密奏，托游猎而相地势，延历十二年（七百九十三年）经营平安城，翌年迁都（今京都）。二十四年，工虽未竣而废造宫职，纳藤原绪继之谏谓，方今天下所苦军事与造作也。

平安京之经营

平安京之造营费十有余年，以和气清麿为造宫大夫，坂上田村麿为木工头，菅野真道为造宫亮，皆一代之人豪。而选地于葛野、爱宕两郡（山城）之野。其所作之大都城亦仿唐制，较宁乐城更宏壮矣。南北一千七百五十三丈（一里十五町十三间一尺六寸），东西一千五百八丈（一里十二町四十一间三尺八寸），成长方形，绕以垣，基底径六尺，上覆以瓦。

垣之内外有径路，宽各六尺，称曰犬行。犬行之外有沟，宽各一丈。外部四周于沟外有大路，且处处筑短堤以分都府内外。都府地积以日本现今度制算之，二千四百四十七町二段一亩二十七步，其北部正中处有大内里（禁廷），开十二宫门，如皇宫、朝堂院、丰乐院、太政官、神祗官、八省、六卫，诸寮百司皆在其中。禁廷正南有朱雀大路，宽二十八丈。其出都府处立罗城门，即都府正门也。大路之东称右京，其西称左京。竖衢（南北）大小三十二，横衢（东西）三十八。

市街方四十丈为町，四町为保，四保（十六町）为坊，四坊（六十四町）为条。左右京各有十坊，坊令坊长管之。一町分四行三十二门。一门（一户）长十丈，广五丈。是都城可容三万六千三百五十二户。城中有神泉苑、谷仓院、左右狱、东西鸿胪馆、检非违使厅、京职、京司、东西寺等，故不能以全地充民舍。

平安京亦为经济都府

平安京虽为政治都府，又兼经济都府。其市廛分东西二区，东市有五十一廛，如束絁、罗、丝、锦、幞头、巾子、缝衣、带、纻、布、苎、木棉、栉、针、沓、扉、笔、墨、丹、珠、玉、药、太刀、弓箭、兵具、香、鞍桥、鞍褥、鞯、镫、障泥、靴、铁、金器、漆、油、染草、米、木器、盐、酱、索饼、心太、海藻、果子、蒜、干鱼、马、生鱼、海菜、麦，每上半月开市。

西市有三十三廛，如绢、绵、绫、丝、锦、纱、橡帛、幞头、缝衣、裾带、纻、绸布、麻、绩麻、栉、针、扉、杂染、簑、笠、染草、土器、油、米、盐、酱、索饼、糖、心太、海藻、果子、干鱼、生鱼、牛，每下半月开市。此为国中贸易之中枢。

如是自沟渠屏垣以至房舍建筑法，皆有一定规矩，可以察平安京当年之伟观。

平安京之繁昌

左京未完成其市街，而造都之业忽停止。东北郊外之地高燥而适于栖迟，使市街渐延达东北。西历一千五十年至一千百年，北部日本将得势力之时，平安京繁昌之区延长已至洛北白川附近。天长五年（八百二十八年），在奠都三十五年之后，京师实有五百八十余町云。治承元年（一千百七十七年），平安京有大火，烧一百八十余町二万家。其所失者实居全京三分之一云，此可见其昌盛之度。

地方都府

南部日本之中央都府发畅既如此，而地方都府未闻其有可观者。惟经济都府夙有难波、博多二市，于中央都府成生之前为船舶辐凑之埠港。如宁乐朝及平安朝初期，外国通交必经此二港。惟通交阻绝（九百年比）后，此港稍失其昌盛。

盖古时海陆交通直迄延喜（九百年）之世，东海、东山、山阴三道，由陆路而运至京师。北陆由海路而集敦贺津，经近江盐津，而运至大津，以入京师。山阳、南海二道之海运，径达与等津（淀津）。惟西海之漕运由博多津至难波津也。

三、势力中心移至北部时代

镰仓开府

北部日本之势力自平安朝中叶渐强盛。文治二年（一千百八十六年），掩压南部日本而开霸府于镰仓，裁制天下百五十年，谓之镰仓时代，以元弘三年（一千三百三十三年）为其终末。此时，镰仓为政治之首府，非不昌盛。然镰仓幕府之制封建，以宽洪为旨，宛如联邦盟主。诸侯述职者每三年出府一次，不过滞留百日。当时镰仓之繁华，只可谓适为关东八州（或武相二州）之首都而已。

平安京之余势

治承之大火，使平安城举其左京为焦土，嗣有一时迁都于摄州福原之举。迨镰仓开府之后，政治中心自分东西，使京师顿减其繁华。惟皇宫尚在京师，霸家派执权，开六波罗府，令布政于尾、浓以西。以四百年之势力而依然有帝城焉，平安京未遽失其为南部日本之首都固其所也。

地方都府未起

先是，陆奥有藤原氏一族，于平泉作市邑未久而覆灭。镰仓时代之诸侯，无领大封土者，故未至造成显著之地方政治都府。

四、势力分裂时代

势力分裂时代

镰仓幕府已灭，而有势力分裂时代。自南、北朝至织、丰时代（一千三百四五十年至一千五百七八十年），凡二百三四十年间，都府繁盛颇被限制。

平安京之复活

南北朝之时，足利家掌理政权，置霸府于平安京，于是京都之昌盛稍得复活。然足利家统治之力不及日本全部。且应仁元年（一千四百六十七年），大战起于京师。嗣后十六年，争乱以京师为中心，使桓武定鼎之大都城略至灭亡。

镰仓为第二都府

足利家以镰仓为第二首都，自正平五年（一千三百五十年）至永享十年（一千四百三十九年），凡八十九年间，置关东管领府（称关东公方），为北部日本之首都。其后，关东之地争乱不绝，康正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五年）全部为兵火所烧，镰仓开府后二百七十年而全消灭焉。

地方都府之发畅

京都、镰仓二府之衰残，势力分裂者在各地而渐聚合，于是大侯伯多兴起，而有地方都府之发生焉。大内氏城居周防山口，自应仁至天文之末（第十五世纪后半至第十六世纪中叶），凡七八十年，遂渐繁荣而市街拟诸京师，一时至图使帝都移至其地。其余，北条氏有小田原城，今川氏有骏府，武田氏有甲府，皆为著名之地方都府。

经济都府之发畅

文永十一年（一千二百七十三年）及弘安四年（一千二百八十一年），有蒙古之寇，其反动之势催外国交通。南、北朝时代（一千三百五十年），有企出洋贸易者。既而西海多出海贼，坐乘八幡船，横行于马剌加海峡之东，常时则事贸易，察虚则行侵袭。如是者二百四十年。至天正十六年（一千五百八十八年），严禁海贼。

先是，天文年间（一千五百四十年），葡萄牙、西班牙等西邦人通交于日本，迨禁寇后贸易顿振兴，以至宽永锁国（一千六百三十九年）之时。其间经济，都府由外国贸易而勃兴者，亦有之。

贸易港之繁盛

弘和年间（一千三百八十年比），山名氏筑城于泉州界。应永中（一千三百九十四年），大内氏（周防）领堺城开埠港焉，既而堺港归足利幕府之直辖。此时，幕府仅收栈房租钱，以一切商务委其自由，故堺港忽成中外贸易之要枢，而百货辐凑，商贾殷盛。其极昌盛之时，在应永后二百有余年。其间，博多港之昌盛复如旧时。

别有坊津、平户之兴起。坊津在萨南，平户则在肥前。古者，日本人航至中国，皆开船于平户云。天文十八年（一千五百四十九年），平户开埠港，吸收博多、坊津之繁华，而渐成经济之都府，昌荣九十二年以及宽永十七年。

五、封建大成之时代

封建大成

势力分裂后，遂有南北日本统合时代，而封建完备焉。此时代共三百年。其初二十年至三十年中心在南部日本，后二百七十年中心在北部，以统治日本全体。

京都复活

织田信长为近世英雄，天正元年（一千五百六十三年）起于尾、浓之野，进入京都，此为南北统合之始。京都之昌盛，由是复兴。丰臣秀吉承信长之后，大筑于聚乐，天正十八年（一千五百九十年）遂统一日本全体。此时，京都之复兴益进步。

大坂及堺之盛衰

秀吉更筑伏见、桃山城，复造大坂城于古难波之地，以为政治经济之中央都府。于是，堺港之昌盛，亦大半为大坂港所收吸。

庆长五年（一千六百年），德川家康率关东诸州之兵一战于关原，击破南部日本联合大军，乃紧合日本全体所有之诸侯，而新开昌平二百七十年之绪端。其间，各地有大小都府兴起，如江户、大坂、京都、名古屋、金泽、仙台、广岛、熊本、长崎等，发畅尤著。惟封建与锁国有关涉于都府之发畅，使其自带特殊性质。

地方都府之发畅

诸侯之封境，不必由天然地势，多任人意而定其区划。大小三百侯伯，各领小都城，中有小政府，有小军队，其给养以至交换诸务必须于商工之业。此各藩所以有政治都府（城邑）也。城邑之四周有郡村，农民散处而任生产之务，是各都城所同也。故都会之大小，恒视封境之广狭。

公同市场

既为锁国时代，故经济之关系一观于国中事情。经济都府直隶中央政府者，其位置由国中生产及交通情形而定。此亦为诸侯交换其生产之公同市场。

江户为势力中心

古歌云：“摸萨西挪哈，梓基挪伊尔倍基，牙吗么那希，窟萨约黎伊底底，窟萨尼哥索伊列。”其意谓平阔无山之武藏野，只见明月出于草复入于草而已。江户在此大平野之一角，隅田河口往昔为海岸沮洳之地而芦荻丛生焉。镰仓时代之初（一千三百二、三十年），土豪江户氏居乎此。

康正、长禄之间（一千四百五十六、七年），名将太田道灌始筑城于此地，作歌曰：“瓦加伊和哈，吗梓哈拉梓梓基，芜弥吉加窟，富西挪塌加内窝，挪基哈尼索弥尔。”其意谓：我宅在松林千里之外，近接于海安坐檐下，而遥见玲珑富士之高峰。可知其不过边境之野城。

天正十八年，德川家康入江户城而领关东八州。庆长五年（一千六百年），家康统一海内。于是江户为政治首都。将军政府及德川家庭、臣从、军队等，皆集居是都。且大小诸侯每年登府参觐，不徒自至，又各令其家族，臣从之一分常留住焉。故江户府为将军政治之首都，而兼三百诸侯公同之府城。

诸侯聚其领土所得，而消散之于江户府者，居多。（幕府时代之末城主封十万至百万石者五十四家，一万至九万石者百四家，城主格列侯封一万至五万石者十七家，无城列侯一万至七万石者百一家，故概称曰三百诸侯。）商工诸民多聚居城下，而供以生活奢侈所需诸物料。于是江户府益繁盛，而为学术技艺之渊丛，为群交之枢区，为教育之根原，为文化之中心，为娱乐之焦点。

江户忧昌盛

此时，都府不忧其不昌盛，而反忧其过昌盛；不忧其不扩大，而反忧其过扩大。德川第五世常宪将军，至第八世有德将军之时，硕学荻生徂徕、大宰春台、室鸠巢等，各论议限制江户繁盛之法。

江户都城之模样

盖岛陆耕地有限，国以农为本，而不与外通交，都府昌盛过度，不徒以致农村之衰，又延害于都府之治安也。考江户都城当年之情形，中部倚丘陵处有江户城，叠石作壁，而筑楼阁殿舍，绕以大堑濠。中分牙城（本丸）、西城（西丸）将军居乎此。诸侯主邸（上邸）皆近接于城。自廓中至芝、赤坂、麻布诸地，所在散布若中邸、下邸或在市坊间，或置郊外。

将军家臣及旗族（麾下）多住于城之西北。自番町、神保町、猿乐町、小川町、骏河台，至下谷、本乡、筑地、青山等诸地，所在散布。商工诸民多住于日本桥、浅草、深川、神田、本所、京桥等诸地，或围绕诸侯旗族之邸宅及神社、佛阁等，而构屋庐于四近地。

享保（第十八世首纪）以后，浅草有米仓六十七宇（共三百五十四户），本所有三十七宇（共二百七十户）。而浅草、本所、龟岛町、神田川筋、伊势町、立川筋，有套卖铺。日本桥、筑地等处有诸侯仓邸，皆为米谷卖买之中心。传马町、长谷川町、本町等，则吴服（衣料），木场则木材。本所则薪柴，新川、新堀等，则多卖买盐、酒、酱油之类。大根河岸、多町、“牙查”场、新宿、千住各有野菜市场。鱼河岸、新场有鱼类市场。吹屋町附近有钱庄（两替屋）。娱乐之设备以浅草为中心。猿若町有剧场。浅草奥山有赛物场。两国有赛场及饮食铺。上野、日暮、飞鸟山、向岛、御殿山等，皆为游观之地。

江户市民之风气

市街一千六百七十有余町，人口约二百万，为政治之都，又为武士之都，聚富于日本全国散之于一都。当是时，江户之商务大半在供于武士之需要。市民之风气不似他商都工府，轻侠重意气，善聚非其所期，而善散为其所喜，甚者以囊钱不越宵为夸。

大坂为中央经济都府

大坂为南部日本之最大都府，其风气全异于江户。向者丰臣太阁，以大坂为政治之中央都府。迨德川时代，幕府直辖其地，大坂之地居全国交通之中枢，而为海、陆运输之焦点。

元和末年（一千六百二十年比），开诸侯仓邸，遂成全国经济之中央都府。盖锁国三百年，诸州所产之米谷及他物料，不可不售之于国中，而大坂实充其中央市场也。

代表一藩领仓邸者，称曰名代，由藩侯选择，而豪商任之。或受诸侯所输送，而卖其物料，且保管其价银，逢藩地及江户藩邸需钱款而任其支偿，谓之藏元。名代兼藏元者，往往有之。专贩卖物料收纳价银任算账之实务者，称曰挂屋。藏元兼挂屋者居多。别有仓邸办用者（用达），代仓邸吏员而办诸用，且供以其藩所用之金银物品，是亦为藏元或名代所兼摄。诸侯不置仓邸者，托富裕市民而贩卖物料，或令供以金银物品，谓之“问用”（用闻）。

侯伯与大坂之关系

南自萨摩侯，北至津轻侯，大小侯伯置仓邸于大坂者甚多。据延享四年（一千七百四十七年）所查，共计一百三藩，尚有诸侯之大夫置仓邸者六家，赖“问用”者百二十二家。据安永六年（一千七百七十七年）所查，诸侯置仓邸者增十一家，赖“问用”者增四十二家云。由是观之，三百诸侯莫不卖物料于大坂，又莫不取钱款于大坂。譬言之，江户之于日本如厅堂，大坂则如厨房。

大坂之繁昌

宽永二年（一千六百二十五年），大坂有人口二十七万九千六百十，后经三十七年，宽文二年（一千六百六十二年），有四十万七千三百四，嗣后常不下于四、五十万，其富力与江户相颉颃。

宝历十一年（一千七百六十六年）十二月至翌十二年正月，幕府征捐项三次，共百六十九万八千两，由巨商二百四人筹办之。天保十四年（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征捐项百十一万两，由三十二人筹办之。大坂巨商负巨款如此而毫无所苦，可以察其殷富之度。

大坂市场

大坂之地，天满有蔬菜市场，杂喉场有生鱼市场，堂岛有米谷公价处。各种商务有结会（仲间），非会员者不能营其业。商家各有营业权，称曰株。

大坂市民之风气

大坂既为专纯之经济都府，故市民以勤勉节约为其习，最富于贮蓄心，而重信用，观于近松巢林子（诗人）之《世话净琉璃》，井原西鹤（小说家）之《永代藏》，亦可以察其风气。

近世之京都

京都不如江户之为政治中心，又不如大坂之为经济中心，只为桓武肇造（七百九十四年）之旧都。皇宫岿然，名爵所出，而有古世文物之遗留，成美术、工艺及宗教之中心，巡礼之众与观光之客常群集焉。应仁之乱虽致都城荒废，元和偃武之后挽回其衰势，遂有人口三十万至五十万。德川幕府之末，内政外交颇纷纠，而京都渐恢复其政治。于是诸侯有经始邸宅于京都者，商贾亦多集至，乃变其守旧之风气而自生活相。未几迁都东京（江户），于是山河之明媚独留存，而其繁华则复去于京都。

上所举者称为三都，其余则地方政治之都府，由诸侯所开而已。

名古屋

尾州侯为德川亲藩，庆长十五年（一千六百十年）筑名古屋城，居江户与京都、大坂之中间，为海道之要枢。南部日本之通于江户，道路皆经名古屋，而尾、浓平原以日本有数之大沃野近接乎此，成其经济版图，而资其昌盛。

仙台

伊达侯为北部日本之强大国主，庆长五年（一千六百年）筑仙台城。其地属宫城野，一望平原田禄五十万石，现为奥州大都。

金泽

前田侯于日本诸侯中封禄最大。加州有金泽城。其初，佛教徒开寺院。天正十一年（一千五百八十三年），前田侯始城居其地。金泽现为日本海岸（北陆）之最大都府。

广岛

毛利侯之领中国十州，经营广岛城，即属于天正十七年（一千五百八十九年）之事。此城一归福岛家之领有。元和二年（一千六百十六年）以后，为浅野侯所领。其繁华冠于山阴、山阳诸州（此诸州称曰中国）。盖艺州之野，平阔丰沃，而其接海处当东西交通之冲路也。

熊本

庆长六年（一千六百一年），加藤清正筑熊本城。宽永九年（一千六百三十二年）以后，是城归于细川侯之领有，现为九州第一之大都城。

上所举者，皆为地方政治在近世之小中心，其人口各算五六万至十四五万。

宿驿

大小侯伯莫不有政治都府，是诸藩所同。京都至江户有东海、中山两道，其宿驿所以便交通者亦皆成小都府。

长崎

锁国时代，以长崎为外国贸易唯一之港埠、由是，长崎渐成昌盛都府。

考长崎兴起之迹，元龟元年（一千五百七十年），葡萄牙人到肥前，得领主大村氏之特允，以长崎为天主教根据之地。天正十五年（一千五百八十七年），丰臣秀吉征伐九州收长崎之地，直隶中央政府。宽永十六年，德川幕府下锁国之令，以长崎充荷兰、中国二国人贸易之地。

查长崎贸易之情势，庆安元年（一千六百四十八年）至宝永五年（一千七百八年）凡六十年间，输出财宝者金二百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两，银三十七万四千二百二十九贯（三万七千四百二十二万九千钱），庆长六年（一千六百一年）至宝永五年凡百八年间，输出铜质者三十三万七千百六十八万斤。金、银、铜三质输出之数既如此，可以知长崎贸易之繁盛。其后幕府屡限制贸易之数，而长崎之昌盛终不能裁制之。

六、郡县制度完成时代

都府在开国后之变迁

嘉永六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美国水师提督柏理航至浦贺，破锁国之关钥，令日本再入世界贸易之班。于是外国贸易之业新开，而促埠港之发畅，遂致日本经济都府之大变动焉。

王政维新统一全国，废封建而易以郡县之制。于是有日本都府之大变动。三百诸侯所开地方政治之小都府，非新置政厅或充军队驻屯之地，则皆不得不图以经济都府自立。凡政治都府不新置政厅者，多转成工业都府，否则渐至衰废。

往时交通都府（宿驿）之排布，以马之行程定其准。近年交通机关颇发畅，使物货聚散之距顿加其长。于是小都府在近距者多废灭。其间新都府乘产业开展之新形势，而勃兴者亦有之。可知交通机关之革新，有影响于都府之消长。

都府发畅在近时之分期

江户以霸府三百年之都城，改称东京市，而成日本帝国之首都。大坂、京都、名古屋、广岛、金泽、仙台等，虽稍受变革，亦仍为地方大都府，而益加其繁荣。横滨、神户、函馆等，以充外国贸易之埠港，而速见其新都府之发畅。长崎亦新其生命，而增其昌盛之度。若近年勃兴之埠港则以门司为最。

上列都府于近四十年之间，皆经过二大期（四小期）。封建锁国时代，转入郡县开国时代，都府亦不得不变其性质，变革凡二十年谓之过渡时代。是时代之上半期，有新都府之发生及旧都府之更始，至下半期则见其休养。变革既成，而加以改良，凡二十年称曰改良时代。此时代之上半期，改良进其第一阶，下半期则进第二阶，若第三阶之上则尚属于将来之事。

（甲）过渡时代

过渡时代

王政维新后，明治八年有征台之役，明治十年有西南之乱，其间日本都府变革尤著。开国通交使海口新兴其都邑者，在北部日本则有横滨港，在南部日本则有神户港，在北海道（最北）则有函馆港，在九州（最南）则长崎，以开放三百年之旧港亦新其命而已。

新都府之生成

距今四十八年之前，即安政六年（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横滨为一小渔村，有民舍百一户，水田称禄三百三十五石二斗，野毛浦深弯入，而地颇狭隘。安政六年六月开横滨港，以充外国贸易之市场。于是江户及附近之民人多移住其地，或埋海面，或合邻村，遂成一都会。

明治六年贸易稍进步，输出物货价一千五百万圆，输进物货价一千九百万圆云。

兵库津原有民家约一万，惟神户为其一分。其神户村农家五百，二茶屋村三百，走水村百四十。庆应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二月开神户港，明治四年设备略就绪，至其六年已有人口三万八千。贸易渐盛，而输出物货价二百五十万圆，输进物货价五百九十万圆云。

函馆安政六年开港，嗣后贸易渐盛，明治六年有人口二万五千，输出物货价四十五万圆，输进物货价四十一万圆。

长崎于开国之后亦增其昌盛，明治六年输出物货价二百四万圆，输进物货价百九十七万圆。

旧都府之更始

明治八年至十年，新都府略成其形，而旧都府各新其命。

东京

江户为幕府三百年之政治首都，明治元年四月十一日，幕府纳其城于明治政府，德川家退归骏河，旗族八万散至四方，三百诸侯闭其上、中邸宅，举其家族、臣从而皆还其国。于是商贾多失其顾客，无由继营其业，往往移住横滨。荣华三百年其梦忽觉，而金碧朱门空褪于风雨，一时衰残，使人有黍离之叹。是岁秋，圣驾东幸，既而还京都。

翌二年春，遂迁帝都，改江户曰东京，兴新政府，开诸官厅置兵营、学堂、病院等。其后废封建易以郡县之制，定中央集权之基址，旧诸侯皆移住东京。于是江户新其命而成日本之国都。惟旧都荒废，民人多离散，其录籍之人口迄明治十年仅五十八万有余，比往昔全盛之时代不过其四分之一。

大坂

大坂为经济之中央都府者，实因诸侯置仓邸，聚诸州生产而卖买之，国中贸易之枢轴系在大坂。诸侯已废，仓邸裁撤，而大坂失其商权，市场衰颓，结会及凭单流通法等旧惯多破灭，而商业组织扫地溃裂。名代、藏元、银方等为大坂商都之柱梁者皆失其产，其仅存者不过三十六人，若能保其家格者则不及十人。

明治元年七月，大坂新成外国贸易之市场，然港湾不广，外国物货入大坂者多经过神户，故贸易行于大坂，不如神户之盛。明治六年输出物货价九十万圆。输进物货价四十万圆，明治十年则输出十七万圆，输进五十二万圆云。

京都

京都变动较少，然辇跸东移后民人离散，移住大坂等者不少，旧时称七万户者减至一万户云。

地方都府

名古屋、金泽、广岛、仙台、熊本等，废藩后新置县厅、法衙、兵营、学堂等，虽稍保其政治都府之面目，而一时甚凋衰，迨具经济都府之新形势始免其破灭。

休养时代

政府执劝业政策而农务多改良进步。其间有海陆交通机关之畅达，暗助都府之繁荣。

邮便

以通信机关言之，明治四年，开始新式邮务。五年，普行之于全国。六年，采用邮税均一制，低减其税率，发行“端书”与美国议定《邮税交换约章》。八年，始派邮船而通邮务于清国。九年，置邮便局北清、韩二国之地。十年，加于万国邮便联盟。十一年，图全国邮便线路之连络。十五年，大加增邮便局，使均一共担主义得贯彻。

电信

明治四年，创始电信，六年至七年增电信线路。十一年，举行电信完成式，始办理海外电信。十二年，加于万国电信联盟。

铁路

以交通机关言之，明治五年，布铁路于东京至横滨，及大坂至神户之间。九年，布于大坂至京都之间。十六年，布于上野至新町之间。明治八年，征讨台湾后，将其所用之汽船卖付三菱公司，令开国中沿海及向上海之定期航行。十五年，有共同运输公司及大坂商船公司之开办。十八年，三菱公司与共同运输公司合同，而结成日本邮船公司。

以汽船积量言之，明治三年，仅有一万五千吨；八年，增至四万二千吨；十八年，增至五万九千吨。明治十年至十八年或二十一年，为都府休养之时代，各都府已定其基址者，由诸机关畅达而渐倍养其势力也。

（乙）改良时代

改良时代

明治十八年至二十年，日本之发畅多显于村落农务之间，都府商工之进步则尚未显著。其后，交通机关颇畅达，而商工诸业渐振兴。于是有都府改良之议。

明治二十七、八年至三十年，都市改良已进其第一阶，嗣后发畅颇速。三十七、八年（日、俄交战）至四十年，改良已进其第二阶。

以陆面交通言之，二十年，铁路贯通于东京至仙台之间。二十一年，贯通于东京至直江津之间。二十二年，贯通于东京至神户之间。二十四年，贯通于东京至青森之间。三十一年，贯通于门司至长崎之间。三十四年，贯通于神户至马关之间。于是北之青森南至长崎有一线大铁路，竖贯日本全国。至近年，北自北海道之名寄，南至肥后八代略有联通之铁路。若在台湾，北自基隆，南至打狗，亦有直通之铁路。东京至韩国京城，苟坐船于朝鲜海峡，则其余皆有铁路之便。

铁路引长

以线路引长言之，明治十六年，有铁路二百五十英里；二十一年，增至一千英里；二十六年，则至二千英里；三十年，增至三千英里。近时，则达五千英里。

海运畅达

以海面交通言之，明治十八年，有汽船五万九千吨。日清媾和后，政府宣布《航海奖励法》。据明治二十八年所查，汽船积量增至二十一万三千吨；三十年，则至二十七万三千吨；三十五年，则至三十七万八千吨。日俄媾和后，明治三十八年末，则达九十三万二千七百四十吨之多。

电气事业勃兴

尚有电气事业，明治二十三年先采用电话机，嗣以电车，近时都府之交通机关独见电车盛行焉。

产业发畅

以产业言之，纺绩机织等工业之发畅，概在明治二十年之后。明治三十七年，日本输出之物货，属精制品者七千百四十万圆，半制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万圆，而原料品不过三千九百五十万圆。可以见日本自农国渐转成工商国。近二十年，都府之扩大尤显著，而人人注重于都府之经营固其所也。

市制、町村制

明治二十一年，宣布市制及町村制。二十二年，宣布三都（东京、大坂、京都）特别市制。

各市改良

明治十七年，东京市始有改正市区之议。十八年，开委员会而考查其得失。二十一年，决计起工，现尚在其进步之途。二十五年，东京市起水道之工，三十一年竣功。

大坂市之水道，二十四年定其计案，二十八年至通水。其污水路（下水）二十五年起工，三十年竣功。其筑港之工，三十年经政府允许，近时略已告成。

京都市十八年起其疏水（渠）工，而二十三年竣功。

横滨市之水道，二十二年毕成。其筑港之工，经营始自二十二年，而近时竣功。

神户市之水道，企划虽始自二十年，而得允许在二十九年，竣功通水则在三十三年。

其余门司、长崎、若松等，起自明治二十一、二年企划筑港或港湾改修之工，其已竣功者居多。

东京市于明治十八年之后久有筑港之议，惟未达实行之期而已。

要之，都府之改良，多始自明治二十年之前后。如日清交战之时至明治三十年，其功已有可观者，此为进步第一阶。嗣后益发展。日俄交战之时至四十年，更见其成绩显著，此为进步第二阶。其间都府繁荣之度，观于人口加增之数可以知。

现时之东京市

明治十五、六年，东京市有人口仅八十八万至九十一万，二十年则增至百二十三万，二十五年则略示同数，三十年则至百四十万，三十五年则百七十万，三十七年（日俄交战时）则百八十七万，三十八年（战息后）则百九十六万，其增殖甚速。此可见东京市之繁荣于日清交战之后增势尤盛。其所以增势者在政治、经济之中心，在教育之中心，在交通之中心，在军势之中心。

天下之道路莫不通于东京，而天下之繁荣亦莫不聚于东京。东京既为政治之中心，而兼经济之中心，其益繁荣者非无故也。明治三十六年，大坂所有之公司资银经缴纳者共六千二百万圆，而东京所有之公司资银经缴纳者共一万五千八百万圆。大坂所有之银行资银经缴纳者共一千九百万圆，而东京所有之银行资银经缴纳者共九千九百万圆。可以推知二都关于经济之势力。

现时之大坂市

然大坂之势力，亦有旭日升天之概。公司、银行之资银虽不如东京之多，而工业隆昌推大坂为全国首脑。明治三十七年末，东京有工厂三百八十一，而大坂有四千二百八十三，可见大坂工业之繁盛。

东京市与大坂市之比较

明治十六年，大坂人口称三十万九千，二十年则增至四十三万，二十五年则四十七万，经日清交战后，明治三十年则七十五万，三十五年则九十五万，三十七年则一百二万。以增殖比准言之，东京市自明治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增一丝，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增三分五厘，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增二分一厘，三十年至三十七年（日俄交战时）增三分三厘，三十年至三十八年（战息后）增四分。大坂市自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增九厘，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增五分七厘，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增二分六厘，三十年至三十七年（日俄交战时）增三分六厘。

由是观之，大坂加增人口之势反胜于东京。汇兑之数东京与大坂虽略相若，而东京所收者含租税尤多，故商务所取之纯数以大坂为最多。汇兑之行于二都各有其所主之域。如诸州在静冈、甲州、信州之东且近于太平洋岸者，及北海道之东部，属于东京之经济版图。诸州在静冈之西者，大半属于大坂之经济版图。若越后之南界，至北海道之中部，划一线，在是线之西且近于日本海岸者，属于二都公同之版图。

大坂为经济之中央都府与东京为对抗，而其工业之盛足以雄视于极东。大坂之生产以纺绩、棉纱、棉布、燐寸等为主要。其商务向东亚诸邦，其域在印度之东。日清交战后，东亚诸邦与日本之关系渐加亲近，而大坂增其繁荣之度。日俄交战后邻邦与日本交通益亲密，加以大坂筑港之竣成，于是大坂之商工诸业更增其繁荣之度亦无疑矣。

横滨市与神户市之比较

横滨为北部日本最大之贸易都府，与东京消长相依，而自成东京之前门，其市民之风气亦似东京。其输出之物货多取于上野、下野、信浓、甲斐诸州，以生丝、绢布为主要，而输至欧、美诸邦者居多。神户为南部日本最大之贸易都府，与大坂消长相依，而自成大坂之前门，其市民之风气亦似大坂，其输出之物货大半取于大坂。以棉纱、棉布、燐寸为主要，而输至近邻诸邦者居多。二大战之后神户乘其势而增其繁荣，亦如大坂。

横滨市明治十六年有人口五万九千，二十年增至十一万，二十五年则十四万，三十年则十八万，三十五年则三十一万，三十七年（日俄交战时）则三十三万。以比准言之，二十五年较二十年增一分九厘，三十年较二十五年增二分三厘，三十五年较三十年增三分九厘，三十七年（交战时）较三十年增七分三厘。

神户市明治十六年有人口五万，二十年增至十万，二十五年则十四万，三十年则十九万，三十五年则二十七万，三十七年（交战时）则二十九万。以比准言之，二十五年较二十年增四分二厘，三十年较二十五年增三分，三十五年较三十年增四分一厘，三十七年（交战时）较三十年增五分二厘。由是观之，神户加增人口之势未必胜于横滨。

以贸易观之，横滨合物货进出之数，明治十五年度共四千七百万圆，二十年度共六千万圆，二十五年度共九千二百万圆，三十年度共一万七千七百万圆，三十五年度共二万二千八百万圆。神户物货进出之数，明治十五年度共一千二百万圆，二十年度共二千六百万圆，二十五年度共五千百万圆，三十年度共一万六千二百万圆，三十五年度共二万一千万圆。

以比准言之，横滨二十五年度较二十年度增五分二厘，三十年度较二十五年度增九分一厘，三十五年度较三十年度增二分八厘。神户二十五年度较二十年度增九分七厘，三十年度较二十五年度增二倍一分一厘，三十五年度较三十年度增三分五厘。可知神户增贸易价数之势远胜于横滨。

京都市

京都市为经历一千年之旧都，富于山水之景。如美术工艺、宗教及娱乐，以是都为中心，京都北部有西阵机业地，即美术工艺之中心也。其南部有东西两本愿寺，人之诣礼者恒多，即宗教之中心也。中部多旗亭，东西郊外多著名古迹，西南部以染色业闻，东南部以陶器立，北部有皇宫、府厅、学堂等。

明治初年人口减少，迨后再增加，二十年有二十六万，二十六年增至三十万，三十年则三十三万，三十六年则三十七万。可知其依然为帝国第三之都府。市民以保守为习，都雅而长于技巧。京都为美术工艺之府，职是之故。凡烟霞风月适于山水之景者，使是都能成世界之公园。

名古屋市

名古屋市原为尾州之首府，迨近年转成经济都府而进步尤坚实。明治二十年有人口十四万，二十五年增至十八万，三十年则二十四万，三十五年则二十七万，三十八年则达二十九万。是地商、工之盛亚于大坂。若中央铁路全贯通，且热田筑港至实行，则是市之经济版图益扩大，而工、商诸业益发展，其市民之勤勉与劳银之低廉，使是市更加其繁荣，可期而待焉。

金泽市、仙台市

若金泽市、仙台市等，进步不甚速。其人口在八、九万至十万之间。是等都府各有县厅、法衙、兵营、学堂等，为近县物货集散之地。如金泽市至近年铁路开通，机业发畅，渐有振兴之势。

广岛市

广岛市当战时为兵务枢要之地，已经二大战扩大殊著。明治二十年人口称八万，二十九年增至九万，三十年则十一万，三十六年则十二万。

长崎市

长崎市于开国之后亦有进步。明治二十年人口称四万，二十五年增至六万，三十六年则达十五万。市民以保守为习，而经济版图亦不甚广。然占地于中国海之一角，令航路通于中国、朝鲜、西比利亚者，皆不能无经过焉。此其所以保贸易港之面目也。是地近于石炭出产之土，且得劳工颇易，故三菱公司之造船厂在乎此，其船渠之大称日本第一。长崎之繁华将赖于造船之业矣。

门司市

门司距今二十年之前为一渔村，其地势当于海、陆交通之要冲，适其附近地多出石炭，一跃为港市，既而贸易振兴，其进出之多次于横滨、神户、大坂三港。

北海道之都府

北海道之开拓都府发生亦不少。札幌为北岛之首府，其人口已有五万。小樽、函馆为北岛之海口，其人口各有八万。桦太岛（萨哈连）在穷北而富于渔利，其半部已入日本版图。自是之后函馆、小樽益加其繁荣不容疑焉。

都府之将来

世界之大势，于第二十世纪渐有转变之兆。太平洋者，将为交通贸易之新中心。日本立国于太平洋之一角，其遂成一大商、工国也，必矣。商、工隆兴，则都府必昌盛。日本都府之前途，不亦多望乎。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风俗之变迁

群会之大变化

设有日本一小孩，距今五十年之前流浪于海外，久不知乡国消息，及归其所常怀父母之乡，其幼时之记忆果能再生乎。昔有将军统治斯国，而今灭其迹。曾有诸侯各握实权，而今仅保华族之名目，其实力则与平民无大差。宏壮之城郭，多为废墟。长枪、眉尖刀等诸武器恃好古家而保存。海岸渔家散点处如横须贺、佐世保等，变为盛大军港。彼新归还者视其幼时游戏之地，前后若两国者。如“浦岛太郎”之幻想居龙宫自以为暂也，而归其乡里，始知其已阅几百年矣。既无其家，又无子孙，其庭所遗之稚树不仅为亭亭老木，且有朽枯者，而旁见其新生多树，太郎惊异之。彼新归还日本者之惊叹亦略似之。盖第十九世纪科学进步，事物改良。在欧、美诸邦变迁固速，然试比较以日本五十年之进步，亦不足言也。

然则日本近时之变迁果何自乎？政治之促此变迁者姑置之，由群会趋势而观之，国民为武家制度所束缚几七百年，已厌而欲脱之，遂贯彻其目的。其能如是者，概别之为国粹、洋化二主义共成功也。国粹主义谓宜发挥国民之特色，以排斥外国文化。洋化主义谓苟非模仿海外事物，不足为自国文物之进步，宜心醉于西邦文化勉以学之。此二主义若互不相容者，然能骈进，均反抗旧时之制度、风俗，而奋斗力战，遂拯国民于苦恼之域。

国粹主义

所谓国粹主义者，换言之为复古主义。奉此主义者其意谓中古以降日本之政治、风俗及百种事物多生弊。儒教传自中国，不仅播以伦理精细之名目，又输以败德有害之风。佛教徒为国民生其厌世消极之习，而萎缩其精神。人之行为渐弄工伎而多虚伪。苟欲脱此文明繁缛之弊，则宜复归上古。而去外国之影响，宜取原始自然之古风。于是勉学上古之历史，而讲究其文学。其效果显于风俗之上者，如葬礼，在旧时概用佛教之式，迨近年据神道之式者渐多。神社之结构，在旧时多拟寺院，迨近年多复取太古素朴者。裁判官、辩护士及美术家等服装亦多采用古风。是等变迁皆基于复古主义。

洋化主义

洋化主义明治风俗之变迁为其主因。盖久避外国交通，不知世界大势，而自以日本为独强者，新接欧、美文化，惊叹之无异于山国田夫骤睹沧海，见狂澜怒涛之咀天啮岩而奇感无穷也。西邦之文化由第十九世之学术及基督教之思想而发畅者，无论其种类皆足惊异。惊异之者自易于模拟。曩者自尊之反动，以为日本劣于西邦者，一旦举事，反恐其洋化之不及焉。于是政治、经济、学问、技艺等莫不取规矩于欧、美诸邦，暂时有可惊之进步，风俗、习惯亦略与之并行。

西洋趣味之流行

风俗之变迁先起自官厅、公司等办公务之处，而渐遍及于民众。其初洋服但行于仪式公用之间，既知其便于运动也，而渐充日常之用矣。炼瓦之建筑高大厚重者渐盛行矣。旧时除五节日外更无休暇日，迨近时则每周有日曜日，虽不保宗教之意义，亦广为休息日矣。

如现时上流人士多住于洋式房舍，中流人士之中其房舍虽据日本式，而每设洋式一室，以充其接客室或书斋者矣。饭馆以洋菜调味为其专业者，所在多见之矣。寻常家庭饮食以至他习俗，近年被洋化者亦多见矣。女子服装不多取实用而重美观，其称美之趣味各国不同，故化于外国风不如男装之速，然近年洋式束发之流行亦颇盛矣。女学生之袴色紫或红褐者，或仿男装，或拟上代之俗，惟其用此之初为之动机者，实有所鉴于西洋妇人之服装也。

今时人莫不食牛、豚之肉，家莫不备洋灯，燃料多用石炭，街衢多见马车。若溯五十年之前则日本并不知此等物也。昔时专赏爱水墨画、淡彩线画等，今则多嗜好油绘、水彩画矣。筝、三弦虽至今不废，风琴、四弦之流行亦颇盛矣。小说家、戏本家于明治之前未为人所崇敬，俳优自为一种贱劣之业，至近时则此等诸伎人所重视而遂为高尚艺术矣。

精神不动

风俗之变迁，述其细目则繁，故今单就抽象以说明其变迁之大势。盖百事变迁不变国民固有之精神，变也者变其形式而已。精神不易，形式转动，此为日本民族之特色。我辈甘于风俗之变迁，以其自霑于明治之文化为夸。如主保守之老翁追怀昔时，恒叹其善良风俗之烬灭。我辈亦非不知变迁之或过激，除其不可除者，反损往时之美风。然由大体观之，此变迁固为当然之进步。故是篇或有遗忘前美而剔抉其弊风者，览者谅之。

阶级制度之破弃

风俗之变迁，以阶级制度之破弃为其第一之要端。明治之前，人分阶级，士、农、工、商四级，俨然勿相侵，而群会保其秩序。更概括之有士子（士分）与平民（庶民）之别。其位有尊卑高下之异，各守其分而安其地位。诸侯居士之上班，市人（町人）、农民（百姓）等途逢其行列通过，必脱履而跪以表其敬意。平民若向武士有侮慢之言行，则武士得执其所佩之刀斩而弃之。凡称性（苗字）带刀者，于平民为破格之名誉。平民虽富不能衣绫、纶子，又不能乘轿舆。

阶级既多，男女之敬称不仅分其呼法，又令其字样多等差。区别之繁缛如此，阶级之制显影响于各方面，如文学、艺术等，亦为其潮流所荡撼。士子之诗有汉诗、和歌，平民则作狂歌、俳谐。士子之乐为能乐、狂言（乐）、筝，平民之乐则为演戏、净琉璃、三弦。士之嗜好在狩野绘、土佐绘，民之嗜好则在浮世绘。若消闲之伎在士则碁，在民则将棋。

要之，上流主保守，恒传古法而不渝。下流主进步，恒喜新而致变化。阶级之制虽为顽强，逢明治之革新而忽破碎。士族与平民虽尚别其名目，其相交也已同等而毫无差异。服饰之制在宫廷、官府则尚用礼服，其余则上下无差别，不可视衣装以识人品之区分。应接亦无往时之繁缛，言称尔我。趣味之好恶既融，而上下之级自破，是群会今日之大势也。

尊重系统

阶级之制与尊重系统之意，有不可离之关系。上古以来国人好考核系谱，其习使阶级制度益坚固。秀吉虽勇自忧其无素姓之可夸，而称丰臣，以掩其门第之贱。家康取远祖之职而冠其名，以淳和，弉学两院别当自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特中国之谚，而日本人虽豪杰之士，不能无龂龂也。既重系统尤惧家门之衰灭，苟有失败辄叹曰“何颜见吾祖于地下”。各人为家之一份子，而单属其家不自持其权利。有氏神、氏寺而不谓有一身之宗教。

武士之家隶，非金钱酬劳所得一时之佣工，而若累代隶属其家之恒产。重血统，贵宗绪，家产遂不可分割。于是有嫡嫡相传之习，或无继家之子则必养嗣以袭之。不肖之子有污家名之虞则逐放之，称曰“勘当”。此氏族制度与阶级制度，如在现时设使夸称祖先之绪者，则人固将少之。各人作其地位必自赖其才能，是为其不可辞之务，而名誉亦在其中。

世袭职业

阶级及系统之思想，遂生世袭职业之风。明治之前，生于木工之家者必执凿锯，农家之子必任耕锄，其易家业者恒被人指摘，谓之不克其家。职业已累世，其守业者风姿自有一定，见其衣装，可一目知其为医士，为绘师，为木工，为泥工。如此世袭职业者，于技艺亦自生其贵师传之习。血族重系统，而艺术重师宗，故人皆谓父母为身体之原，师是才能之亲。古谚曰：“弟子在师后，距七尺，不踏师影。”凡师之所教为艺道之精髓，弟子追师迹而进，不许其加以私意。技术之奥师尤慎重其教，附以传说使秘其道。弟子若放纵不甘于旧惯之制压，而发挥其材能以逸于师之所导者，则招师之激怒辱以“破门”之罪。

明治之世，风气一变，各人自取舍其职业，不为父兄束缚，其选择职业之标准，视其材能如何，世袭之习则非其所重。政治家之子有为技师者，牧师之弟有成军人者。至是教师之所训，不复若不可动之铁案。学校生活益溥，而师弟之关系不峻严亦不亲厚矣。教师立于黑板之前，只为一时之指导者。自由之流每为放纵，而学堂有同盟罢课亦如劳工之群。上下贵贱均知普通之学，而职业无所固定。于是风俗渐浑融，官吏与商贾均服洋服，而蓄髭若八字形。故徒观袿袴之宽阔（羽织袴）亦不可辨其为何等人也。

消极思想

墨守阶级，世袭职业，为消极思想。消极思想以勤俭为旨。当是时人之恃才能者，使获名利，则以市坊之民而欲列于诸侯，不可得也。自抱大望而更其家业者，一败失其家产则不仅为乡党所指弹，而且得罪于祖父。故惟居父祖之家守父祖之职，安泰平静以甘其分，而不敢改者为最善最良之人。江户幕府之统治天下，务令贫富差等少悬隔。故能保社会之秩序，使上下勿生不平怨恨之声。

然此政略伤害人民进前之气象，而阻碍于事物之发畅，锁港之制实出乎此。制禁珍奇之说，禁人造崭新之物者，亦出乎此。野菜、果、瓜类皆有一定期节，先期上市亦属所严禁。衣服之料有法例以限制之，按阶级而定其每一尺重不逾某量。妇女招专工而结发，或用涂漆之屐，皆视以为奢侈之行，一时尽禁之。将军家以“葵”为纹章，士民衣服僭用此纹章者必处以严罚。鸟类中惟鹤专供将军之食，故不允士民捕获之。平民所用之笄，类以银制为最贵。其绢衣必尚绵布，免人之指目。玳瑁假名以鳖甲而用之。其名目至今袭用。试往至田村见有农家檐下所贴之纸片志以“俭约”二字，与氏神除厄之小札相并置。可见其由父祖所传消极之思想。仙乡之民无野心而甘于质朴。其生活之程度虽低而颇觉幸福。

明治之变革悉破旧习，社会释其束缚，而有才能者得地位，得财产。于是青年富有血气者，鼓舞其志望而不安于父祖之家。各人皆企划其所好之事业，有客农富累巨万者，有武士零落而穷乏至为乞食者。自华族至平民苟能发挥其才能，则可以尽荣华，否则虽王侯人亦咎之。消极极端之时代，忽一变而成积极放纵之时代。

交通通信之发畅

既无上下贵贱之别，而都鄙土俗之差渐少悬隔。向者诸侯各割据其所领之地，施以其所便之政治，故比邻之人民幸与不幸殊异尤大。村里互接其壤者苟异其领主，则恒有相疾相阋之弊。幕府利用其情而务令诸侯比邻相牵制，使无一藩主得养其大势力以反抗将军之威。诸侯既分封境，而幕府不欲图其交通之便。东海道往来最频繁，而置箱根、荒井二关以点检行人。富士、大井、天龙三川无梁也。京师、江户异俗，大坂又与京师殊。僻远之地无论矣。

诸侯之交代觐于江户府者，苟见其行列所带之武器及诸要具，可以知其为何家来自何地。其家士随行者，每藩各异其言语风俗。迨明治之世有电信、电话之备，能使远隔之地如比邻。又有汽车、汽船之便，将百里之外约之于十步之内。其交通之自由，加以普通学之广布，而都鄙之殊情，土俗之差异，逐年减少。如首都有一事流行则忽传播全国，而东西相匀通。凡异风奇语易触于行旅之耳目者渐收其迹，而普通全国之风俗自成焉。

在维新之前则家族为社会之一原子，迨近时则各人为一原子。昔者重秩序，而明殊别，今者喜变化，而贵平等。彼则要服从，此则许自由。凡五十年所生之差异大要如是。其变迁自制度文物，以至日常生活诸端，皆莫不感及焉。是在日本为空前绝后之大变，虽在外国亦未曾见其类也。

变革之因

然则此大变果何来乎？国粹、洋化二主义发展为其主要之原因是已，而洋化之效力尤多。此主义皆由欧、美诸邦之交通而生。说者曰近时日本社会著大之变化，不过模仿外国文化，其进步只在形式，至其内质则依然如旧。说博爱倡自由者则有之，其真能尊重人权者，在今日果有如何之度。巧用机械以传其技者则有之，而能自究学理以阐其秘者，在今日果有何物之发明。论雪窟斯瑟亚、刻铁及评安塞罗、拉阀衣尔者则有之，而文学、美术真能为世道人心之木铎，今日果有何种之杰作，是则不可知耳。

盖罗马文明非一朝所能成，日本人民虽慧不能一跃而比肩于欧、美之民也。此说似有一理而实为浅虑。日本人民之飞跃非不踏阶段而一跃至高塔数百尺之顶，其所经之路若基址坚牢之桥梁，虽逢洪水不见动荡也。盖日本有历史二千五百年为现时文化之基址。逢欧、美文化之注流如潮，虽受其指导，然能鉴别取舍之者，亦因其中有素养耳。彼有促之而我有进焉，此为现时变迁之真相。

日本国民之特性

外国人论日本国民之特性者，或曰：日本人无明见色彩之眼。其所作之绘画多由描线而成，有时施以淡薄彩色，而不能写物象之真。其所穿之衣服，多黝暗其柳条。其所居之房室，乏装饰亦甚荒凉。概言之，日本人不知爱形象配色之鲜丽壮美。其应接之态度，对话之声调，沉郁而无波澜抑扬，略如平板。容貌冷淡，而表显感情罕。是言虽然，亦不可谓能尽日本国民之特性。

盖日本人在现时之特质，有由中古以后之习俗而育成者。间亦非无使上古之特性被消磨者。挽近五十年，风俗多改。在一面，则仿外国而采用其未知之新例。在他面，则泝中古之前，而复兴其远祖之古习。考察明治之日本人者，不可徒讲究其武家时代之遗风，又宜想思其远祖，在王朝时代尝为典雅炼精之都人士。

武士道

武士道之一语，表示日本之特性，为世界所周知。惟此语之意义，亦有变迁。如爱国、忠孝、武勇之念起自神代，恒为国人固有之性质。然迨武家时代，更附加以多数要义，宛如寄生植物之渐生根于树干者。连年有战乱使人多苦艰。其间儒教则重实行，而卑空想。禅法则自观曰三界唯心死生一如。此二者相合而炼成武士道。加以诸种附带之情操。其特性，在克己制欲，在质素勤俭。其事，在弓马兵法。其学，在治国齐家之道。若弄戏曲小说，而耽于伎乐，则非武士所为。

泣与笑，男子不用之。哀与喜显于颜色，为士之所耻。不第无显之于色，而实绝其喜忧之念。世事虽异，毫不足动其心。运在天，惟安其世之自然可矣。奢侈是衰灭之原，多财则多烦。用物者，反用于物。处世之要，在节己以甘于乏。此思想在中古以后，为武士道之精神。

如此，使王朝之风俗渐变易，加其简便。乳酪制造法自废绝，而食匙失用，小箸专行。人脱冠帽（如乌帽子），不复穿靴。直袍（直垂）截袖成肩袍（裃）。妇女皆舍袴，其垂发美且长者，遂结束以便劳动。于是服装器玩，厌浓艳色彩。房舍亦多取苦涩枯淡之形相。

中古之遗风

日本人民好淡彩者，于中古之后始有之。若在上古，则不如是也。观奈良春日山，老树森森，有鹿群居山麓，行客游乐饵于鹿，动辄消其半日。此地尝为日本帝都，极昌盛也。京都，现为古美术之渊丛，鉴赏家欲资其研钻而集至者恒多，犹如欧洲之有意国。是地亦尝为日本文化之中心。

古时奈良、京都，相继而旺兴。国人华美其生活，略如春花之盛荣。国人于中古之后，主意志。在上古，则主感情。其所读之书于中古之后，以伦理及兵法为最多。在上古则好取诗文集。盖上古人多执笔，且弄乐器，未为专操弓、马、刀、剑之武士。

近者京都有平安神宫之建立，以模拟古时禁阙之正殿。其黄金鸱尾及碧瓦、朱柱等，色彩极浓艳。盖平安时代，公卿、上臈（贵妇），衣服多模自然花色而红紫灿烂，其房舍亦与之相照应。故其人之感情，有光辉如燃。克己制欲，未为其必须之道德也。诵《伊势物语》（谭记）所载业平咏《恋》之歌则欲自拟之。思《源氏物语》（谭纪）所叙人生之波澜，则泪湿其袖。其感情之热烈，嗜好之深厚，较武家时代人种若不同者。日本现时之人民，虽袭中古以后之风习，既逢时势之变，而舍其可舍，稍复归上古之俗。其求模型于外国者虽不少，而再取其曾经之位置者亦居其半。

国民之素养

上所述者，非曲解事实，以斥外国文化之效。惟进步之急速，如日本近时，不独赖欧、美之感化，又因内深积素养耳。过去者成现在之半。日本人之特性，不惟武士道为然，其谓长于武而疏于文者，不知古史也。日本于欧、美之文化，受泽虽深大，然其积世有素养者亦不可没焉。

保守派之管见

亦保守者，往往不喜风俗之变化，欲力维持古习。偶有外人谓日本逐年失其固有之美风，以极东可爱之蓬莱洲，而模仿西邦之急，演一种狂戏，尤可惜矣。于是保守之论益得其势。谓外人有公平之观察已如此。徒模仿西邦，而遗忘自国特色，非愚而何。外人由局外之观察固有公平之处。然彼等视日本以好奇之眼者居多。西人远游东邦，所期者在见奇异之风俗。

彼等非不知日本近时之变化，然尚谓根菲尔、西波尔突所纪旧日本之风俗虽未必目睹，迨到日本只见其多似西邦，不复如所想望。乃叫曰：“日本渐堕落，何故舍其美风而成此内外混交之奇俗乎！”外人不好东京而喜京都全为是耳。不独外人，日本人游于奈良、日光等处亦恍然忘归去。然爱之者所以记念历史之遗迹，若代表现时之日本者，则当别言之。外人爱玩土佐、狩野、圆山之古画及浮世绘，而不顾明治绘画。我辈视古画亦非不感古人之垂模范，然日本在今后之美术，不容其株守古人笔法而终。外人以其视古董品之心评日本美术，保守派从听而喜之。今之时以革新为要。保守之时代则已去矣。

风俗混乱之时代

今之日本，为风俗混乱之时代。明治之初，国粹、洋化二旨义相扶携而撞破旧时弊风。扫尽其公同之敌，而互生排挤之情。今之群会有无视时与处之情势。上古之风俗复活而行于现世，且输以远西之文化，将其数世纪之功程，短缩集之于五十年内。此实为混乱之时代。

然试观于日俄之战，日本以中古之武士道，配合于近世之学术，而能获其胜利是也。混乱为融化之基。统一之成，不可不先经纷纠之时。日本之务在陶冶东西古今之文化，而镕范为一物，初则不免驳杂。然是为变迁不得已之过程。苟过此混乱之时代，则遂有熟成之期。如在上古，日本取唐韩文物，而渐发挥特色以凌驾其先进之国。过去之历史，是将来之担保。现时风俗之变化，多混杂而呈奇观。然由大体观之，其间有急速之进步亦明矣。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社会主义

序言

欲叙社会主义在日本之历史，不可不溯及上古治民之道，所以左右日本主权者之思想者。盖沃土耕耘播以种子，则收获必多。日本国情能适于社会主义之发畅与否，其关系于此主义后来之运命尤大也。如在上世，日本政治未感触中国之哲学思想，其时有县邑部落，自发生焉。今试述其团结之梗概。

上古之社会制度

日本自上古有一种司职之民族，隶于贵族之下，定住各地，以督率劳动之徒。此司职之族称曰伴部，称贵族曰神（加弥），其居各地领伴部者谓之伴造（秃磨梓哥），其辟山野领土地者谓之国造（窟尼梓哥，或县主，亚加塌奴希），皆卜清净之区，崇祀氏神献供以土宜。族长在中央政府统其主权，而任管理之务，建天社以便于威制，此为皇室及华族之渊源。伴部子孙世袭其职（工及农），其称部者犹言公民。贡献以生产，供中都祭神之用，是即士族之起原也。

勤劳之徒隶于伴造者称曰奴婢。国造之下无伴部，其所领之民皆为私民，以充勤劳。但其中分家人与奴婢，家人准于伴部，其余奴婢皆称平民。如此，日本国土由部民结集，而进其开垦渐成县邑。凡军队之教练，社会之组织等，皆莫不基于此。国家之所以立其基址，亦实在乎此。伴部居国家及州县之中级，主开发其产业，故中央政府尤贵重之，称曰大宝（婀和弥塌加拉）。大宝者，汉译谓之民。奴婢有勤劳者，升为部民。

土地渐开，而皇子后妃各有采地，新取其所领之民，命以部民，谓之子代部（哥希罗倍），或名代部。贵族之出为伴造、国造者，子孙振振，逐世渐繁，各因其所职而定其姓氏。其间亦有部民升加于有姓之班者。于是诸姓散布郡邑，至有百姓或万姓之称。其所贡之物料，助首都之殷富。其所养之兵勇，能驱除盗贼，以保社会之静谧。仁德天皇（西历三百十三年至三百九十九年）有善言曰：“民富则朕富。”可见其以民为宝之意。如此政治之主务在图人民之福祉，加以国土之丰沃，其使生活安泰，而民口繁滋者，亦自然之势耳。

敏达天皇之时（五百八十二年），苇北国造日罗建策于朝廷，以使民悦服为要，在令臣、连二造（贵族）以至百姓皆莫不富饶。嗣即有圣德太子之定制。

孝德天皇（六百四十五年）以悦民为旨，其改新之诏禁臣、连、伴造、国造等每家制其民恣情以驱使之，颁布法令，使百姓各保全其家名，定皇族以下之封户，使部曲之民自立离于豪族，而直隶于中央政府。嗣定律令保护京师贵族，兼令各地良民（伴部）自由勉其产业。由是，平民称家人奴婢者亦浴其恩泽，而渐安其堵。

贫富悬隔之原因

古时生贫富之悬隔者，其主要之原由在土地之兼并。苟欲图国民全数之福祉，则以国领土地为要，是合于社会主义。日本之土地味肥沃，使生活安泰，故贵族繁滋。将其已垦之田录于国领之籍，赖官府而保护其资产者渐多。于是土地为国领之法，容易实行，遂至布郡县之制。当是时按户口配以公田，名曰“口分田”，定期而修正其班田，略似犹太人之配分土地法。

然京师及各地之贵族占领未垦之荒野、山林，贷付他人而开拓之，令租以禾稻者尚多，皆俨为大地主。孝德帝由改新而禁之，定法令云：“水陆园池之利，必当令居其地之民共享其泽。”此时在各地民口尚稀，其班授公田之外，空闲地之可开拓者亦不少。惟豪族暴横，有垄断而妨众民之利用者。

文武天皇庆云三年（七百六年），诏曰：“近年王公诸臣多占领山泽，不耕耘而放弃之，若百姓偶采其柴草，则夺器具令勿复采，盖朝廷赐以田一二段，则藉口其所赐逾峰穷谷，恣占领广阔之土耳，自今之后不允其如是。”元明天皇和铜四年（七百十一年），又诏曰：“亲王以下贵显豪强之家多占山野，有妨于百姓之生业，自今严禁之。凡欲开垦空地者应申明国司，承太政官之处置。”此可以见贵族占领土地之盛。

土地国有之破绽

如此争竞之势，固不易制遏。其间寺院频兴，有捐以已垦之田者。由是，国领土地之法亦破。元正天皇养老六年（七百二十二年），发诏令开垦土地一百万町，期其速成。圣武天皇天平十五年（七百四十三年），始有私领田土之法，自亲王、诸王、诸臣以至郡司，各定其私领之数，允其传于子孙。称德天皇天平神护元年（七百六十五年），藤原永手为大臣，再禁垦田之私领。光仁、桓武二朝，数申其令。

然贵族及社寺所令之庄田（垦田）已多，而百姓衰惫无生气。惟各地豪族与贵族僧侣相合，共分田园之利。既而渐生武家。中有名门（日本称诸侯曰“大名”，其所由在乎此），又有家人（家隶），遂驯致封建之势，经镰仓时代（第十二、三世纪）及足利时代（第十四、五世纪）以至德川时代。

约言之，贵族繁滋而转退，于是各地士族代之而占领土地，固为社会进化不得已之情势也。日本之封建领土地者，士族与平民相亲和，如互为家族，称曰家子郎党。士族防御盗贼及由外之侵害，以保护平民之作业。此美风不可不特知之。

东西封建之差异

试以日本之封建制度与欧洲之封建制度比较之，则见其有径庭。在欧洲诸侯不仅领其土地，又领其附属之农奴，故赠贶土地者，将其农奴亦自由赠贶之。在日本则不然。自大化之后有国领土地之法，严禁垦田之私领。如实占其利者亦不容其如在欧洲之自由。

德川时代虽见其封建之大成，然诸侯之权力只在政治之宰理，其实非世袭。曰将军，曰诸侯，各有所带之官职，其政权则由天皇所依托。迄第三代将军家光之时，诸侯无可继之男子，则其家断绝。后有养嗣之制，惟诸侯无嗣而死者秘其丧，乃定其嗣，而请幕府允许，待其见允而后发丧。如是者苟欲使领域安堵，则奏请天皇，而继先主之位阶。不独诸侯为然。将军之继嗣，亦请天皇允许。由是观之，彼等职务，止于一代可以知矣。

弱者之保护

德川时代之前，政府常有抑制富豪以保众民福祉之风。天皇发纶旨，令金谷之贷借久不还偿者，皆破弃其约券，称曰政德。足利时代数有骚乱，谓之德政一揆。其末遂至以富家向贫家强行其债权为背德之事。是风气渐浸润上下之间。丰臣秀吉视贷金之业以为奸恶之徒，或加以刑法。此时，借金者作证券，曰：“若不能偿此债，则我等非人。”或曰：“假令被嘲笑于群众中，亦无辞以辩之。”德川时代之初，尚有是风。人皆谓诉讼莫若妥商（内济和谈）之善。

宽政初年（一千七百九十年），松平定信辅将军家齐，济理凶馑之余弊。凡债之逾六年者，皆令弃其券；其在五年之内者，由贷金处贷官金令偿私债，其所贷之官金，不征利子。诸侯仿是例者亦多，谓之截债（借金“巴达利”）。家齐好奢侈，诸侯财政困乏，或至破产。家庆袭将军之职，水野越前守辅翼之，下令禁奢侈，闭锁戏院、妓楼等，勒制音乐。此时，以金钱贷借而起诉讼者，不听办之，以令人勿贪金利。

欧洲诸邦自古有论高利贷银之弊者，惟其勒制如何，未尝有得其实行之法者也。日本起自奈良朝之时，常令富家勿贪金谷之利。其法之得失姑不论之，惟政府保护贫弱之民，不徒注意于此，又倡以德政，而解其负债之苦艰，可谓有奇功于社会。

土地并有之禁止

幕府既严肃其纪纲，于是诸藩亦皆禁奢侈以保护众民。如某藩起自天保九年（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期十年，令各地主向租耕小民宽假其租料（小作料）。所谓“宽假”者，实则勿征收也。如此待期已毕，复令宽假十年，又复令宽假十年，合算之至宽假三十年，使大地主渐致疲弊，乃自行耕种，与租耕之民无所选。

是法要在禁土地之兼并。由是租耕之小民将其所耕之田圃令归其领有也。此时藩主制定法律，令农家耕种之地每一家不逾五町步（一町谓三千步）。盖平均一家有五口，则田圃五町步，足以资其生养。由是观之，日本历史允认国领土地之说亦可以知矣。

明治维新之影响

维新之改革，于国领土地主义反致其毁损。政府发行地券，付之于地主，以为其领有之证，此确定其私领土地之例也。嗣后经年已久，至生大地主。如维新改革之初，国民思想主向政治一端，虽未至有“社会”之论，然板垣退助氏等以自由为主义，而运动于政界，使人权之观念渐发畅焉。“劳役”之说（劳动问题）在日本为社会主义兴起之先驱，今即不能无叙《劳役论》之大要。

政治家之劳动问题

明治十三年十月，有自由党之组成，以板垣氏为其首领。其政纲有“社会改良”一语，可知国民思想稍向“社会”之题目。自由党领袖有大井宪太郎氏，明治十七、八年，发行《亚梓吗新闻》，专忧贫民，而盛吐其气焰。二十一年，肥前高岛炭坑有虐待坑夫之案。翌年，西人在横滨之制茶工场有屏拒职工之案。自是人人渐注意于“劳动”之说。

二十五年十一月，大井宪太郎氏等愤慨于自由党之堕落，新组成东洋自由党，其政纲有一节云：“整理财政，察国家经济所适，而国民力之修养（尤保护贫民劳工）。”先是，大井氏发行周刊杂志《新东洋》，论保护贫民劳工之策，或翻译倍拉米之社会小说《回顾》而录载之。迨组成东洋自由党，别设日本劳动协会，及期成普通选举同盟会，皆置之于该党理务处，以致力于“劳役”之说，兼考查《租耕（小作）条例》之要目。

资本家之劳动问题

不独政论家致力于劳工诸端，资本家亦有以劳工为忧者，如秀英舍长故、佐久间贞一氏是也。明治十七年之比，有人图兴活版工结会者，佐久间氏赞成之，贷以诸种之援助。其结会虽不成，嗣后苟有图兴劳工结会者，佐久间氏不惜尽力焉。人评曰：“是人为日本之罗巴秃阿圆。”亦非过当之言也。

铁工结会

二十二年，小泽辨藏氏等兴铁工结会，名曰同盟进工会（同盟进工组）。其宗旨在蓄积备存银（积立金）用以为公同资本，因而开办工场。是会经数年而解散。

劳动结合期成会

劳动结合期成会之新兴，有振作新气运之功。绎是会之起原，明治二十三年仲夏，城常太郎、高野房太郎、泽田半之助等在美国桑港，与同志七八辈，讲究欧、美诸邦之劳动诸议，组成一团体，期其异日充日本之用。迨经七年多，还日本。明治三十年四月，泽田、城二氏于东京结成职工义友会。此时，高野氏在横滨，为英字新闻记者，闻义友会之结成，即到东京，自任为其运动员。

片山潜氏宣传社会主义，亦加盟于此运动。高野氏得佐久间贞一、岛田三郎、松村介石等诸氏之赞助，六月二十五日于神田青年会馆始开劳动演说会，听众约一千二百名，其径入义友会者，四十七名，未几而增至七十一名。七月五日，举行“劳动结合期成会”之开始式，其后会员加增甚速，迨十二月一日，会员中有铁工一千百八十四人。新兴铁工结会于神田青年会馆，举行其发会式。是日，片山潜氏始刊行杂志《劳动世界》。盖片山氏之有贡献于劳工界，非一日也。嗣后，铁工结会发畅殊著，明治三十三年，其会员达五千四百有余名之多。

大运动会之禁止

三十一年，劳动结合期成会期其四月三日拟开大运动会。其告白云：皆集于永乐坊旷原，入自吴服桥，整列而到上野公园开会。先期二日，警视厅唤召该会干事，传以禁遏之严命。盖思劳工集会数千，运动示威，有害于治安耳。三十四年，《二六新报》社为主倡，期四月三日开日本劳工恳亲会，以向岛在白髭前之广地为其开会之地。此时买入场券者颇多，据二六社之声言，达十二万云。以其半算之，劳工六万，将集至向岛。

警视厅谕二六社，欲令自弃其企图，二六社不听。于是警视厅下令，曰集会不可逾五千人，曰不可供以酒类，曰不可有激厉之行为，曰不可令会众携带棍棒等。各工场主尽力令劳工勿加是会者亦多。迨开会，进至会场者，于上午七点时已超五千。已开公会，混骚异常，凡屋舍在会场地者尽见破毁。翌年，《二六新报》社再拟开劳工恳亲会，惟警视厅藉口于上年之骚扰，而不允之。如此，劳工运动之蹉跌，可叹矣。

矫正会

结会盛大者，除铁工结会外，有日本铁道公司机关技士（机关手）所结成之矫正会。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初旬，有人以秘密印行品配布于机关技士之间。其中说公司待遇彼徒之极薄，劝令相结合，迫公司求增俸。其法非公然结合，各将无名之书送呈董事，盖公然要求增俸则恐被逐斥，故取此安全之法也。机关技士等竞以无名之书送付董事求增俸，于是公司遣其课长松本某至东北之地，探知其首谋，而解其雇佣，谓是足以镇压劳工之秘密运动，特不知其姑息无镇抚之效。

是月二十四、五日，各地之机关技士以福岛为中心，自上野、宇都宫、黑矶、仙台，以至青森、尻内、一关，用电报通气脉，而同盟罢工四百有余名。公司、董事甚狼狈，乃遣课长足立某至东北之地，听技士要求，而仅得镇抚之。四月五日，机关技士等组成矫正会，以为自卫之计，如曩被逐斥者亦皆复其职。

明治三十二年之初，是会有会员一千，其备存金约一万圆，迨其年末增至二万圆。凡会员者，每月节其一日之劳银缴纳之，充会资。会员中若有疾病死亡等，则给发其资而扶助之。是会之中，有禁酒会员甚多，其曩时以秘密运动之首谋，由公司被逐斥者共十名，其中五名为基督教徒。明治三十一年末，兴禁酒会，嗣后矫正会员多加于禁酒会，遂至有禁酒会员二百名。如此巩固有规律之结会，不徒利于劳工，又有用于社会。然资本家以猜忌恐怖之心而视之，亦不可免焉。公司不怿此结会，遂借警察之力至令其解散，可谓劳工运动受迫害。

工场法案

如此，劳工自知为政府所不能容。明治二十九年末，以诸要端咨农商工高等会议。其中有一目如下：

日本工业渐发畅，而制作由各家者渐变而赖工场，迨今制定法令圆滑其工场主与职工之关系，以平持其资本与劳力之权衡，以图其互交永远之利益，以防遏纷扰于未然之际，颇为紧要。敢问其制法之区域、程度及方法。

政府委员中之中有切望工场法之制定者。惟农商工高等会议为事所阻，设继续委员令审查之。三十一年夏，政府编成《工场法案》，可提付帝国议会者，先移付全国各商业会议处征其意见。此时资本家多反对之。惟农工商高等会议稍加修正，而准决其案。然政府不遂提付之于议会，以至今日，可谓奇矣。

社会问题研究会

劳工运动已流行，而有讲究社会主义者亦自然之势也。先是，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宅雄次郎、片山潜、佐久间贞一、樽井藤吉，及单税论者加尔斯秃等，兴社会诸端讲究会（社会问题研究会），讲究社会之实情及学理。三十一、二年之比，有公群政法学会（社会政策学会）之兴起。其会员有出于帝国大学者颇多，如金井延、桑田熊藏二氏，为其首脑。其宗旨云：“维持经济现由私有之组织而不逾其范域，惟藉个人之活动及国家之权力，而防其阶级之轧轹，以图社会之调匀。”

讲究劳动诸事及群会诸端者，遂至识社会主义亦自然之势也。日本之始倡社会主义者，为樽井滕吉氏。明治十五年，樽井氏在长崎欲结社会党，而蹉跌不遂成，其后与稻垣示氏等相谋，亦无成效而解散焉。社会主义之运动，只在近时。

社会主义协会

团体以讲究公群旨义为目的者，始于社会主义研究会。是会之兴起，在明治三十一年之秋，以芝区“油尼铁利安”协会为其会场。其主旨在考究社会主义之原理，及其应用于日本之得失如何。会长则村井知至氏，干事则丰崎善之助氏。会员中，有高木正义、河上清、岸本能武太、片山潜、佐治实然、幸德傅次郎、金子喜一等诸氏。

会员于例会交讲演，祖述散西梦、芙利爷、布卢顿、马窟斯等之社会主义，有时捉实题而讨论之。如此讲究二年，而会员中有信奉社会主义者，又有反对者。三十三年末，改称社会主义协会，其会员专取其主持社会主义者，使其不同主义者皆退会，而始取活动之姿势。惟是协会有会员仅三四十名，未足活动于政治界。

社会民主党

三十四年春，突然有社会民主党之兴起，径被禁遏。向者，日本铁道公司之劳工兴矫正会，一时有旭日冲天之势，倘有政党以劳工为伴侣，则彼辈将举全会加入之。于是，主持社会主义者，乃知其时机之至。四月某日，片山潜、幸德传次郎、木下尚江、河上清、西川光二郎、安部矶雄六士，集会于日本桥区本石街劳工结合期成同盟会之理务处，决计而定其创始一政党之议。

五月二十日，《社会民主党之宣言书》发表，其理想之要纲有数端。（一）扩张人类同胞之旨义。（二）求万国平和，先欲全废军备。（三）全废阶级制度。（四）以土地及资本为公司之领有。（五）以交通机关如铁路、船舶等为公同之领有。（六）令财富配分公平。（七）令政权平等。（八）令人民受平等教育，而国家全负担其教育费。

结党者固知其实行之不易，故究社会一切之题目，而定纲领二十八条，期实行其运动。此时政府为伊藤内阁，末松谦澄氏为内务大臣。社会民主党发表其宣言书之日，片山、木下二氏为警视厅所召唤，而新政党被解散焉。已印刷之宣言书，皆被没收。《万朝报》、《每日新闻》及他二报纸录载此宣言书者，皆禁其发卖，且处以罚项二十圆。

伊藤内阁已解其职，而有桂内阁树立。此时，主持社会主义者再结日本平民党，而申报之内务大臣内海忠滕氏，亦径下命禁遏之。

非战论

社会民主党既已镇压，而主持社会主义者暂断其运动于政治界之念，执其教育及传道之法。明治三十五年，无一事而经过焉。翌年，日俄之间交涉渐切迫。此时在《万朝报》社鼓吹社会之思想者，有幸德、堺二氏，任基督教之宣传者，有内村鉴三氏，皆倡绝对非战论。与社僚议不相合，十月十日联袂去朝报社。于是幸德、堺二氏图兴一《周刊新闻》，而西川光二郎、石川三四郎二氏亦辅助之。

十一月十五日，发行《平民新闻》第一号。是新闻主倡非战论，三十七年二月十日虽闻旅顺海战，而尚不收其锋芒，数开演说会而表述其所信。主持社会主义者，以争战为非理。其主要之点，谓争战之局无论胜败常增劳工之痛苦。彼等极力防争战于未萌之前，而不及焉。

万国社会党大会

已开战后同年八月，偶有万国社会党之大会，开于亚姆斯铁尔达姆府。日本之主持此主义者，乃诉该大会曰：“日俄之战，不过二国政府代表资本家者之行动。至其劳工，则不能不受大损害，故吾人在日本主持社会主义者，要求万国主持公群旨义者，此八月将开于亚姆府之大会当决定一议，令各员督励其国政府尽力以图战务之速结。”此时，片山潜氏游历欧、美诸邦，而自列此大会。

大会起自八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推兰国翻哥尔氏为会长，俄国孛列加挪夫氏及日本片山氏各为副会长。开会之劈头，会长先演说，次则两副会长，代表日、俄二国之社会党，并立于演坛，握手而交懽，各向听众而述单简之礼辞。

决议案

是会由法国代议员之提倡，准决下记之一议，满堂无异论。盖应日本主持社会主义者之要求也。

俄国之专制政治，现为争战所冲击。其间，日俄二国之平民，为政府及资本家制度之牺牲，多被虐杀，吾人为社会党者向彼二国平民而谨表敬意，又欲藉各地社会党之力，尽各种方法，而反拒此争战之延蔓及永续。

政府之压迫

日本政府于社会主义虽示宏量，然主此主义者当酣战之时尚倡非战论，无所忌惮，使政府不能不问焉。《平民新闻》第二十号有社说，题曰《呜呼增税》，发表其驳增税之意思。于是堺氏以其发行兼编辑人受刑罚。明治三十七年十一月六日，发行《平民新闻》第五十二号，其中有论文数篇，曰《告小学教师》，曰《所谓爱国者之狼狈》，曰《教育家在战时态度》。政府视是等论文以为有害于治安，乃禁其发卖，且诉告东京地方裁判所，令问其发行人及编辑人之罪。

园游会之禁止

十一月十三日，《平民新闻》欲祝其发行已一阅年，翻译吗尔窟斯及圆刻尔斯所撰之《共产党宣言书》，而录载之，且拟开园游会于泷川之地，使同旨义者伴妻子而集焉。政府先期一夜下命于会主，而禁其园游会，且令勿发卖其录载《共产党宣言书》之《平民新闻》。盖恐园游会为秘密结会之预备耳。此时设使各地主持社会主义者皆得会同，则其数当达五六百之多云。《平民新闻》录载《共产党宣言书》，而政府推想其以代秘密结社之宣言，乃加以禁遏。自是主持社会主义者益活动，始使人识认社会主义之存在日本。

传道旅行

当是时，主持公群旨义者，以《平民新闻》为中心，尽力而图其主义之广布。小册子叙述社会主义，已见印行者数十种。乃有传道行商队，将是等书籍积载于车辆，巡游东京附邻及东北诸地而贩卖之。如其一队费数十日，经过东海道及中国（阴、阳二道）而至九州。其间有学生利用夏、冬休暇之时，出任行商之劳者。以东京观之，市中各处时时开演说会，或配布以印行品，勉图主义之广行。凡社会主义演说会，较他各种演说会得听众尤多。政府于公群旨义演说会，亦恒加以威制。

政府之大压迫

十一月十六日，政府命社会主义协会使解散。是会起自明治三十年，常为社会主义运动之急先锋，至此解其结合。十九日，西川光二郎、幸德傅次郎二氏，以《平民新闻》第五十二号所载论文之故受罚，且据其判决全禁《平民新闻》之发行。收没印刷器械一台。故《平民新闻》以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所发行为其终号。先是主持社会主义者欲别兴《周刊新闻》，而申报警视厅，不得其允准，更申请内务省，亦不能贯其目的。于是改月刊杂志《直言》为《周刊新闻》，由平民社而发行之。此可想见政府威制之辛辣。

社会主义者之活动

幸德、西川二氏投于巢鸭监狱，在明治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后阅数月，二氏出狱，见日俄之战已熄，而民众再讴歌泰平。此时平民社渐倾衰，复无往日之元气。三十八年十月九日，平民社自解散，自是之后，社会主义之运动虽不振，亦非阻止也。一派之主持此主义者，欲以宣传基督教徒，而组成一团体，决计发行杂志《新纪元》，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发行其第一号。石川三四郎氏任其编辑，木下尚江、安部矶雄二氏辅助之。

西川光二郎氏发行杂志《光》，绍《直言》之残绪。堺氏则发行杂志《社会主义研究》。于是社会主义之运动再主教育传道。西园寺内阁于社会主义稍示以宽洪之襟度，其间有二种政党新见组成焉。明治三十八年八月，山路弥吉、斯波贞吉、山根吾一、中村太八郎诸氏始组成国家社会党。其宣言曰：“日本在古时之皇室稍有实行社会主义之处，日本国民宜赖皇室之力以抑制富豪之专横。”三十九年二月，一派之属旧平民社者组成日本社会党。其评议员有片山潜、堺利彦、西川光二郎诸氏。此党不颁布宣言书，其党则第一条云循国法之范围，而主张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党及日本社会党有党员未甚多。然逢时事所要，则或发表其意思，或运动尽其力。如明治三十九年春，电车在东京市者欲增率，二党即活动尤厉其波澜之激昂，使增率之议一时消息。是岁夏，电车公司经内务省允许增价，较旧率多一钱。此时市民反抗是事者颇多。如日本社会党欲令公司陷苦境，布檄而作非乘车同盟起自增率之日戒勿乘电车，共三日。如是人心沸腾，故公司停息其夜中营业。会霖雨萧条，连日不霁，使市民反抗之气势致顿挫，而日本社会党之拒制亦不能奏其功。

著书

书籍之有关于社会主义及社会诸端者，不遑枚举。其发行在明治三十四年之前者，有《现时之社会主义》（二十六年，民友社）、《日本现时之社会问题》（三十年，田岛锦治）、《劳动保护论》（三十年，河上清）、《劳工之规箴》（三十年，铃木纯一郎）、《社会主义》（三十二年，村井知至）、《近世社会主义》（三十年福井准造）、《资本与劳动之调和》（三十二年，丰原又男）、《单税经济学》（三十三年，加尔斯秃遗稿）、《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三十三年，久松义典）、《社会问题解释法》（三十四年，安部矶雄）等。

其后，矢野文雄氏著《新社会》，幸德氏编《社会主义真髓》。若小说之据社会主义者，有《火柱》、《良人自白》等，系木下尚江氏所著。其余平民社所发行之小册子则不可枚举。是等诸书鼓吹公群之思想皆有其效。

结论

近年公群之思想渐传播于日本，学者及政治家讲究其旨义益多，而学生觉其趣味亦不少。徒观社会党员之数以判断其在日本之势力，则未必无误谬。盖社会之思想滔滔流布于日本各阶级间，惟其关于政治之运动微微不振者，因选举权之限制甚狭隘，使多数主持社会主义者，未能多选国会议员也。渠辈常倡普通选举非无其理。选举权苟见扩张，则渠辈将成有力之政党。良田必有多收获之时，征之于历史，略可知其必至之势。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日本人之体格

东西人种身长之比较

日本人躯干虽矮小，为强质人种。男子体长平均百六十厘（即五英尺三英寸有半），女子平均百四十七厘（即四英尺十英寸有半）。故日本人较欧洲最小人种南部意国人及匈牙利人之体长均数，稍低约一英寸。但意国中有二州其人更小于日本人。

日本人与清、韩人之比较

朝鲜及清国近接日本，而其人皆如日本人这矮小。如朝鲜人体长平均百六十四厘（即五英尺五英寸及四分之三），北部清国人则百六十八厘（即五英尺七英寸）。三国民虽异其体长，共居东部亚细亚，以本质论之，实同其人种。谓日本人与清、韩二国人不同其人种者，徒视其服装、理发等外饰而臆断之耳。若三国人均短其发而易服，则未易遽判别其甲乙，恒使人同一视之。苟剖解其躯体，亦可以证其为同一人种。即使有所差，亦不如北部欧洲人与南部欧洲人之殊异。

亚洲黄人种中有细别如他人种无所异。三国人表示其细别，各异其比数，体长以至形性诸点，显其区别者固多。今举其主要之区别如下。

在日本之满、韩种族

北部人种又曰满韩型，在中国北部及朝鲜尤占优势。而日本上流人士属是族者亦不少。是种族之特质，优雅而细秀，体干略高，面长则颊少突凸，眼稍斜开，鼻高而曲，上齿甚大，颐有凹洼，颈细长，胸狭长，胴长而四肢细，恒具长指，颜面及躯体毛发稀少。是族在日本者以出云为分布中心。出云在西北海岸距朝鲜尤近。据《古事记》及《日本纪》所录，神武天皇肇国之前，出云即为殷富之邦。

在日本之蒙古种族

一种族面平广，颊骨耸立，眼斜而鼻稍平，口甚大者，称曰蒙古型。日本有是种族不甚多，仅见于下流贱民之中耳。盖满、韩族经年渐久，而渐有蒙古族，混入其中也。

在日本之马来种族

黄人种中在日本占优势者为马来族。是种族多往于亚细亚大陆东海岸，印度半岛（缅甸、暹罗、交趾、安南、东京）及附近群岛等。南部及朝鲜西南部亦有是族。其在日本者体格虽小，姿势整齐，躯干若方形，颜圆或方，颊骨秀凸，眼大而平，鼻低，上颚及齿向前突凸，颐小，颈短，胸宽而丰，脚短，手纤小。

盖九州之南有海潮暖流，称曰黑潮，向东北流过本州南面。朝鲜之东有寒流，来自北海，抵对马海峡。别有黑潮支流自九州之北，向东北流过本州西北面。今考满、韩族与马来族分布之域，各有循潮流而向之迹。一则起自出云，向东而渐布蔓。一则起自九州，渐布蔓于本州南面也。

暹罗人、东京人（印度）、菲律宾人，皆酷似日本人。其所异者，皮肤色黑而已。此可知其本出于同一始祖。

叆奴

日本人种除其肖清、韩二国人者外，尚有特殊血族，名曰叆奴。叆奴种族往昔遍布于日本全土。今则偏在北海道（虾夷）及附近诸岛，其数仅一万七千人。且今之日本民族遗留其痕迹极轻微尤可怪异。然北部诸州人之具叆奴特质者尚不少。纯粹叆奴之特质主要者有数端，体壮躯矮，密毛秀额，鼻直，眼贺洼，睫毛长开若射，颜面及躯体发毛丛生稍似欧洲人。

熊袭隼人

往时九州南部有一种族称曰熊袭，或曰隼人。今观于萨摩人及琉球人之间，多有密毛美髯之人，面貌颇似欧洲人，焉知其非叆奴之血族乎。

种族融合

诸种族混合而成日本民族，其间经历几何星霜固不易知。距今八百有余年之前源义家征安部贞任，嗣后东北诸州复无殊族跳梁之迹。日本历史可征种族之争竞者以此一战为终末。予可得言者只是而已。纯粹叆奴，现为世界珍奇之种族，而所存者已少未一世而遂消灭，至使世界全失此奇种族，亦略不容疑。

日本人之体力及精力

日本人之体力及坚忍力为西邦人所未及知。盖欧人意谓体力之强弱与形体之大小有正比例。且近二三十年日本人游行外国者，躯体纤细虚弱，未足以动欧人之思也。然躯体孱弱非人种之资质，只为一时之显象。古时日本战国之世，其武士所用之甲胄武器传至今世者皆大而重，可征其体力之强。

德川幕府之时久无内忧外患，人乐于昌平，文弱浮华自成风气，武士不复知兵战之劳。美国提督柏理航至浦贺，虽破其梦，嗣有明治维新之变革，人人锐意讲究学术，消耗体力而开发精神，昼夜勉励，甘粗食而不敢安眠，其出而留学外国者，业已竭其精力之半，乃见其躯体不强健固勿论耳。欧人视之以为日本人普通之形质，固谬矣。日本人服劳役者体质极强健，虽逢苦热严寒，犹操业自若。是欧人常畏天候变化者，梦想所不及也。

体育振兴

上流士人已觉文弱之弊，而诸种游戏流行，如小学堂亦课以兵式体操。日本人受教育者之体格，因体操而得改良，是予三十年之经验所能证言也。

体格改善

距今数年前扩张军备之际，有怀杞忧者曰，征兵验丁之成绩有表白国民衰颓之势。盖不知其采丁之准，前后不同也。最近十年编入兵籍者共三百万人。审查其体格，则见其体长及胸宽，于十年之间改良颇显著。体长之增进征之于上流士人亦略明矣。子女之长大胜于两亲，其例尤多。日俄之战日本人能健斗，不足证其体质之强乎。

躯体诸部之比准

躯体诸部之比准亦有特征。如日本人头部与体长之比，不如欧人之小。日本人之头部较欧人殊长。欧人头部不及于体长七分之一。英国人栖息于北美东部诸州（纽英克兰）者大率为八分之一，尤小者不达八之一。概言之，躯干矮小者头部与体长之比反大，略如反比例。然日本人与欧洲人头部大小不等者，非独此一事所能释明，必有主要原由基于人种之殊别。

日本妇人之结发

日本妇人之结发一见其头部若甚大者。如半洋风束发流行于妙龄妇女之间者特然矣。短小妇人装以大形束发，则见其体愈矮也。

脚与躯之比较

日本人之脚较胴部殊短，是亦为其特色。日本人与外国人均倚椅子，不必见其差异，迨起立则长短参差而不相及，盖因欧洲人有长脚也（欧洲人脚部之长大率超于体长二分之一，日本人则约二分之一，或更短）。或谓欧洲人常倚椅子，日本人则起坐屈折腰部，是所以使其脚有长短之差也。此说不必然。

日本车夫以疾走为务，工匠直立执其业者亦多，而其脚与坐业者略无所异也。要之脚部之长短多因于人种根原之殊别，而躯体之长短与头部之大小有反比例。如北欧人种又曰条顿人种（奄克罗萨基逊人、北部德国人、瑞典人、丹麦人），躯高脚长而头小。中欧人种又曰亚尔琶音人种，躯低脚短，头大颈短，稍近似蒙古人种。盖中欧族与蒙古族古时所联络，亦未可知也。

躯体与气候之关系

以同一人种观之，气候及民群情形，恒有关涉于躯体发畅之度。概言之，干燥且寒冷之气候，使人之形体细且长。如英、德二国人住北地者，体干长于其在南地者，而苏格兰人长于英兰人，瑞士人亦长于德国人是也。北部中国人及满洲人较南部中国人亦有长干。日本气候之干燥且寒冷在仙台之北者，其人躯干秀高胜于西南诸州之民。美国北部（纽英克兰）诸州气候寒冷且干燥处，多有英国人、爱兰人、德国人等移住者，其子孙平均体干长于父祖，而羸瘠，且见其高干而长脚。澳洲气候颇干燥处，亦有类似之例。此可知脚之长短，非必因坐法之如何。

躯体与处世卫生诸情形之关系

处世及卫生诸情形亦有影响于人之躯体。上流人士之躯干较高于下流人士，各国所同，而其差异始于幼少之时。如在东京华族学校之男女学生，较他中学堂之学生殊有秀高躯干。西邦富家之未成年者，比贫家之成年者反为秀高，有差至二英寸者。

位地高而益富，则子女体量亦愈富厚。家门已富后，其所生之子女较其贫时所生体干殊秀，强健而丰圆，面貌亦自优雅。犹太人住伦敦西街者富累钜万，其在东街者穷贫可悯，而西街犹太人体干高于东街犹太人约三英寸。今知其富者于一代之前亦皆为其赤贫之徒，则富资有影响于人之体干可以见矣。如此体干之增长亦只见之于脚部耳。

日本人躯体之发畅

日本之下流人士于维新之后生活情形渐改良，而躯体自增其发畅之势。上流人士改其闲居房中之旧习而盛行户外游戏，且其生活情形渐进步而合于卫生之旨，亦利其躯体之发畅。如壮丁服兵役三年，皆莫不得其体长、胸宽、体重之增益。于入营初一年之间其增益尤著。是可知其生活情形之适于丁勇躯体。谓日本人之短脚因其居常跪坐者，予不取之，然观于兵丁躯干之增长，亦可知其稍有所关系焉。

面貌之特质

人种之特质恒在面貌。日本人之面貌特异者有二点，一曰眼，二曰颊骨秀凸。

眼

视觉器官，以眼球为主要。日本人与欧洲人所具之眼球全相同。惟所异者在眼窝及眼周之皮肤。日本人之眼窝较小而浅，其接额之缘边与额之表皮共成平面，不如西人深洼之眼。由侧面观之，额与上唇略作一直线。

睑

眼睑所成之姿态于欧洲族与蒙古族之间其差尤显著。欧人开眼略若水平，蒙古族则外眦稍扬，而斜倾者居多。蒙古族之目角尚有特征。盖上睑具褶襞，名曰蒙古人睑褶。褶有深浅之差，间或掩蔽上睑全缘，使睫毛隐而不见，内眦恒被上睑褶及下睑端所包。其包覆之度亦深浅不同，若褶缘稍斜向上则见外眦迥高于内眦。上、下两睑之相开距颇狭，当笑时略若阖目之状。

睫毛

日本人之睫毛较欧洲人短且疏，其在上睑者为褶所蔽，其短益甚。以睫毛观察人种出于予之创见。如欧洲人上睑与下睑睫毛之杪端，互相远离。日本人则毛杪相近迫，间亦有上下相交错者，使人疑其有妨于视力。

颊骨

日本人之颊骨大而耸高，颜面如广平。颊骨丰隆，多见于下流人士，则日本亦如他邦。日本下流人士颊骨丰隆尤显著，其颜面于颊骨处最广阔，上部与下部则渐狭，甚者使貌有稜角。惟上流人士颜面狭而引长颊骨不甚耸高。

须髯

须髯生颜面者亦异其配列之状。欧洲人耳至鼻孔之间，划以一线，则颜面在其线下皆为须毛所蔽。东部亚细亚人种上唇有厚髭，下唇中部有须毛小簇，颐有须毛大簇，两颊近耳处各有髯毛一簇，其余则或无生毛，或生疏毛。欧人之须发恒易卷缩，日本人之毛则伸直不卷。近年日本人蓄须髯者渐多，若在四五十年之前则极罕。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国语略史

国语系统总论

自国语之崇敬

自古各国有习情，谓其国语为优秀完善，而外国语为下劣不具。日本亦同于此例。如国学家以日本国语为神传之灵语，尊敬之，称扬之，谓万国无比类，师弟相绍以至今世。元和偃武之后汉学大兴，儒道盛行，而讲究日本特殊之典籍亦渐觉其须要，尽力推奖国学。于是人谓国语可崇敬，不足怪焉。然国语之讲究与其爱育自异其道，不宜混同之。

外人之日本国语论

日本国语与他国语之关系，初无讲究之者，迨明治时代西邦文化之传布，渐促其讲究之开始。明治十九年九月，帝国大学设博言学科，以便其讲究。先是外国人有讲究之者，如窟拉孛罗秃（西历一千八百二十年）谓日本语属于“乌拉尔亚尔泰”语族。波拉（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谓其与北部萨模埃突语类似殊多，而说明稍具其体。加倍廉梓之说，谓日本语与满洲语互有类似之处。亚斯屯则讲究日、韩二国语而比较之。

明治三十九年二月，俄人玻梓突尼衣芙于华族会馆演说曰，蒙古语与日本语有亲族之关系，其全相符者在后置词之用。罗威尔著书论日本语与缅甸语之关系。近时有说印度日耳曼语与日本语之关系系统者。虽有异说，以今日视之，其谓“乌拉尔亚尔泰”语之系统者尤有势力焉。然疑此说者亦不少。盖其间有虚隙，使其主他说者敢论难也。诸学士攻究印度日耳曼语族者审核尤勉，而遂得其证征。今之谓日本语属“乌拉尔亚尔泰”语族者，未经精细如此之讲究也。要之，日本国语之系统如何，尚须于精细之考查。

第一章 上古至平安朝末叶

国语系统问题

日本最古之国语如何，此涉于系统之论，而未得其所归决。惟日本语与附邻诸邦之语言，如韩语、中国语、梵语、叆奴语等，于根底有亲族之关系与否，日本语已成独立国语，至平安朝之末受外国语之影响其程度如何，其变迁发畅又如何，此不可不论及焉。在此时代，外国语之有影响于日本语者，莫若中国语。日本与中国交通，有汉字及汉书输进焉，既而有片假字、平假字由汉字脱化。于是汉语混入于国语中，滔滔而不知其所底止。是曰吸收中国文明时代。

其一、日本语与韩语之关系与韩语之关系

说日本语与韩语于根本有类似之点者，其人虽未多，而其学说迨近时渐有势力。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亚斯屯以一论文载于英国之《亚细亚协会杂志》，题曰《日、韩两语之比较讲究》。盖两国语之讲究比较，实始乎此也。近年日本诸学士讲究此学者渐多，不徒以说语学而涉及历史法制诸端，谓此两国语之类似者颇盛。

同根之真伪

试察日、韩两国语之音韵组织、单语、语形等，未见有同根之关系。故有疑其非同系统者。假使其同系统则两语自何时，有何故，由何径路，互相隔离如此，未有能明答此问者也。征之于史乘：雄略七年（西历四百六十三年），置译官。白凤九年（六百八十年），新罗遣使来朝，学言者三人随此而至。天平宝字五年（七百六十一年），美浓、武藏二州因归化之新罗人渐增加成村落，选拔此二州之少年二十人，使学新罗语。弘仁四年（八百十三年），对马置新罗语学生。

由是观之，两国语虽有类似，非溯有史之前，则未可知其同源同根。惟憾太古无可信之典据。

彼我之交通

日本与韩国交通颇古，据古传素盏鸣尊来往于韩国略无疑焉。按《书纪》，崇神十一年（西历纪元前八十七年）异俗多归。十二年（纪元前八十六年），异俗重译来。海外既归化（黑川真赖氏曰异俗谓韩国），六十五年（纪元前三十三年），任那国遣苏那曷叱知令朝贡。自是之后，二国交通不绝。

此可知二国语言自有交涉焉。二国语同其根原与否，未可遽知。惟后世互有亲密之关系，则甚明。

神代文字

以文字言之，汉字未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夙有特殊之文字与否，所谓神代文字者真为曾存之字乎。此论有关系于韩国文字者不为浅。

所谓神代文字者其书体不一，而诸家异其说，各据其所信，主持其曾存。阿毘留文字（日文传称“日文四十七音”，神代字办称“甲本真字体”）与韩国谚文其形相似。说神代文字者或谓韩国谚文仿日本神代文字而作之耳。不信此说者则谓日本初无神代文字，惟后世仿谚文而捏造之耳。别有称“肥人之书”者，或谓是即日本固有之文字，或谓是亦有因缘于谚文，未知其孰真。尚有称“萨人之书”者，惟今世不可确知其字形。

要之，阿毘留文字由谚文影响而生，非神代所传。说其曾存者为神道家及国学家，大抵出于足利时代之后。是辈自日本上代无文字为可耻，乃穿索其道遂用推测，作定神代文字而罗列之耳。惟是等文字初未充于民众之用，而未发挥其文字本然之意义也。盖一地域之中一时充用者则有之，亦仿谚文而已。予不能信神代有文字具国字之资格也。

其二、日本语与中国语之关系与中国语之关系

中国语与日本语不仅异其音韵组织，又异其语形、语根、措辞法等，无由论其亲族之关系。或谓日本、朝鲜、满洲、中国等诸语，本属同一系统，久而渐分离。盖游牧之民居日本、韩国、满洲、中国等，诸语本属同一系统久而渐分离。盖游牧之民居日本、韩国、满洲等各处者，多改变其本然之措辞法。

而中国人民夙入农耕时代者，独保持其原形。故此数邦语言往往有见其语根之公通者，可以证焉。倡此说者，以衣突锦斯为鼻祖。其所著有“On the Old Japanese Vocabulary”明说之。（如pak﹝剥﹞，pagu hagu﹝剥﹞，ma﹝马﹞，uma mma﹝马﹞）。然中国文化已输进日本，其语言混入日本语者亦多。如比较以少数之单语，而径论其系统，则未得其当也。

汉字之传来

汉字以何时而传入日本？应神天皇第十五年（二百十五年），百济王子阿直岐入朝。翌年王仁来朝，献《论语》及《千字文》。或谓日本有汉字始乎此。然日本与韩国自古来往不绝。素盏鸣尊之事迹可以征焉。垂仁十年（纪元前二十年）日本人渡海至韩土，亦见于史籍。伴信友著《读史窃述》曰，孝灵（纪元前二百九十年至二百十五年）之朝新罗王子天日枪归化于日本，此时始有中国文字之输进焉。此说虽不可考，然崇神之朝已经汉字传输略明矣。文字之传与经书之传不必同其时。应神之前虽使正史无所载，而已有文字之传布足以信焉。

汉字音问题

文字已传，而字音未得其正传。阿直岐及王仁，始传以读书所用汉字之音。其所用者为汉音乎？为吴音乎？诸说纷纷，未易判知。

应神之后，继体七年（五百十三年），百济送五经博士段扬尔。同十年（五百十六年），更贡以五经博士汉高安茂，令代段扬尔。可知其汉字音已被韩国融化。

盖汉字传入高勾丽、百济等在东晋简文帝及孝武之朝，佛教传自南部中国之时。故字音先传入日本者为韩化之吴音。白石曰：“只收文献之足征，则不如以汉音之传为始于佛像经论移输此国之日。”宣长曰：“汉音之始传在钦明朝（五百四十年至五百七十一年）之比。”和训琹、冲口发等，皆云推古之朝（五百九十三年至六百二十八年）遣使于隋而后有汉音传输。《三音正讹》云：日本迄元明帝之时（七百八年至七百十四年）只有吴音而已。又云：延历之前无汉音。其余诸说，所举年代虽不同，而谓吴音行于汉音传输之前，则一其揆。

异音之混用

吴音先传而诵读不能如一，传授者异其出生之地及时代。受业者辨音之觉感不相同，则发音自致殊异。如《古事记》（七百十二年）概用吴音，而有时混以异音。《日本纪》（七百二十年）交用汉、吴两音。《万叶集》所辑集笔者多异其时代，而字音不分其清、浊，略有并用汉、吴两音。《和名抄》、《新撰字镜》等，亦有异音混其中。或云古书之中除汉、吴两音外，别有特殊之音，可称为古音，或高丽音（或谓是传以汉、魏时代所贻北地之古音耳）。

汉吴音

汉音与吴音行用尤盛。迨延历之后，汉音尤重。盖日本与中国交通益繁，而文物输进逐年加盛。其间学语言及字音者以中国人为师。故桓武帝承数朝之习，以中国直传之字音为适应时代之发音，而推奖其专用耳。所谓汉音者，对吴音之称，只谓“汉国之音”自中国当代之字音。宣长所说（汉字三音考）非云一地一时之发音法。所谓吴音（一称对马音）者，亦不可单谓中国南部江左之发音也。延历推奖汉音，而吴音不遂废，间有深入日本国语中者，可知其由来甚久矣。

三内音

绎日本移写汉字音之迹，汉音、吴音皆变化其原音而用之。其变化殊甚者在三内音（喉内、舌内、唇内谓之三内）。如《和名抄》、《万叶集》等诸书，于三内音之用区分尤严，苟起源于汉语者，日本人读之不漫忽其区分。是等自然之法则，至平安朝末叶渐开破坏之端。观于《类聚名义抄》、《伊吕波字类抄》等，可以证焉。

假字

汉字已传入日本，日本人学其书写语言之法，不仅按其字训以写国语，且取其字音以写国语之音，于是汉字有标音之用焉。汉字标音之用与韩国之吏道（立涂）所由同其动机。如《古事记》、《万叶集》等古书皆记述此法。如此者称曰“万叶假名”，苟别之于寻常假字则曰“真字”（真名）。汉字既广行于日本民族之间，其真体充于日常之用者，忧其失于烦杂，而渐有用其约体（草书）者。更进一步有取其偏旁等一分，以作简便字体者，遂见意字自变作成音字。平假字即起自约体，而片假字实原于此简体。

平假字

平假字又曰“草假名”，或“母假名”（伊吕波假名），或“女假名”，或“女手”，是由汉字草体所转成。俗传云弘法大师作之。盖大师能笔故有传说如此，然非有确实论据也。众笔任意各有其所好用汉字之略体。久而渐经淘汰，遂至使其最适之字体，专其普遍之用耳。此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定也。如古书之中恒有珍奇之字体，可以知矣。

片假字

片假字又曰“大和假名”，是由汉字采其一分如偏旁沓冠等而作之。或谓此假字与《五十音之图》为吉备大臣所作。此说亦非有确据也。初时众笔所用者各异其体，久而淘汰尤便利者流传最长，即非一人所作也。其字体因时代有不同。

汉字盛用而人渐习熟之，于是日本有仿汉字作文字者，谓之倭字。其字固不存于中国字书之中。

其三、日本语与梵语之关系与梵语之关系

梵语属于印度日耳曼语族，而日本语属于乌拉尔亚尔泰语族，其间于本根毫无关系。日本国语中若有类似梵语者，则可察其由于彼我之交通。印度人及中国人晓通印度事情者，或到日本归化焉。日本人往中国遇会印度人者，亦往往有之。此在奈良朝佛教盛行之际。然观于两民族之历史未得凭据，以认其属于同语族也。自是时之后，梵语传输日本者渐有之，皆随佛教之宣布由汉译经典而传播。其经汉字之音译者更施以日本特殊之读法，或省略其语之一分。故日本语所混之梵语，甚远于原语。

然悉昙学影响甚大，《五十音图》由此而作。《五十音图》排列其音之法，因诸书而不同，其传至今日者由于印度“底法那加利”之影响。此据悉昙学所示配列诸音之序无疑焉。惟其作成在何时不可明知。或谓是在元庆（八百七十八年至八十四年）之后，或谓已有片、平两假字，而后有《五十音图》，弘法大师《在唐记》之一节记梵字发音法，以日本音说明云。傅云慈觉大师以唐宗睿为师，学修梵书，后就南天竺之《宝月三藏》，而讲究悉昙之声韵。元庆之比僧安然著《悉昙藏》八卷。由是观之，第九纪悉昙学盛行于僧侣之间，而遂有《五十音图》之作成耳。

其四、日本语与叆奴语之关系与叆奴语之关系

日本语与叆奴语，其本根之关系虽经论究，而未可确认其同族。如巴这拉赞仙巴廉之说曰，两语之间全无本根之关系，而尚认允其语根之合致。然其所引之例多失所宜，其中有日本语传播于叆奴者。

叆奴人种曾先于大和民族而居住日本本岛，迨后世接触无已时，其间有繁杂之关系。故古时两族有语言之交涉。日本语之传入叆奴者多为文化之语。叆奴语之传于日本者多属于地理及动、植物之名目。如地理之名目仙巴廉考查颇密，盖察其叆奴语之化于日本而抽定其音韵变转之例，或取日本内地之地名，解释以叆奴语，因而证往昔叆奴人种之南下广布于中国及九州各地。惟其用叆奴语以说明地名稍有过广之嫌。三宅米吉氏驳是说而论其危险。

其五、日本语自体之变迁国语之变迁

欲知日本国语发畅之所由，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祝词》、《宣命》、《新撰字镜》、《和名类聚抄》等诸古书，为主要之资料。奈良朝之前语言有如何之情状不可窥知。惟记、纪之中有歌章可以推测其一斑。今说上代语言之梗概，分音韵、品词、文章法三端，而考察之如下。

（第一）音韵

音韵在上代之情形如何。如国学家视《五十音图》为其金科玉条。而近时皆谓此图非网罗上代所有诸音全数。以母音论之，五母音之外有他母音行乎其间欤，当时有短母音，又别有长母音欤，鼻母音欤。以子音论之，“シ”之古音为si乎，为shi乎，“チ”之古音为ti乎，为chi乎，“ツ”之古音为tu乎，为tsu乎，牙行（也行）之yi ye二音及瓦行（和行）之wu音曾为所实存乎，说“P音考”者谓哈行（波行）之音，其古音归于“琶、瑟、孛、陪、玻”五音，此说可否如何，是等诸点屡为中外人所论议。

惟是等讲究近时就其绪未经明确解决。据国学家谓此时无浊音、拗音、促音、拨音等之例，是不能无疑焉。要之古说渐改，而新说得力。今考日本语本然之性质，其语法不许二子音之重用，其音节无终止子音若浊音及拉行（良行）之音，立于一语之首头者极少，其浊音之发畅稍后于清音。是等要说略足以信凭焉。

（第二）品词

日本语在上代其可谓品词者如何发畅。“弖尔乎波”之起原如何。形容词、动词、助动词、副词、接续词，至得一定形式，其发畅由何径路。是等要点未经审核。或谓虚辞（又助辞）如“弖尔乎波”等者，其起原在乎实辞如名词等。或谓形容词与动词全同其本源。以动词活用之形而言之，或说其原形归于四段活用。或倡二元论以四段及下二段为活用之根原。或主一元论以奈行变格活用为原形。惟诸说未见所归决。

品词分八种，或九种，或十种，基于西邦文典之影响，非日本原有之分类法。如祝词、宣命等，其“弖尔乎波”及形容词、动词、助动词等语尾变化之处，以小字傍记于右侧，是稍认实辞与助辞之区别耳。其后有《悦目抄》（藤原基俊）、《八云御抄》（顺德院）、《“手尔波”大概抄》（藤原定家？）诸书，论“弖尔乎波”，其所谓“弖尔乎波”者含有助动词等。可知日本人久缺于品词分类之概念。

（第三）文章法

考日本语之性质，其主语必立文首，客语次之，说明语落最后，是为其常。其余修饰语恒置于被修饰语之前，助辞则加于实辞之后。文之不表出主格语者多，所相之语用于无生物者则殆无焉。接续词甚少，活用“弖尔乎波”或借助动词等之语尾变化而结合单文，以延长其文章。是亦为日本国语之特征。如奈良朝之前，“弖尔乎波”表示一定之格者多被省略。而中古文法所谓系结之例者未至一定。即如寻常之系结以终止言，索（ぞ）之系结以连体言，哥索（てそ）之系结以已然言，其习始起于平安朝，平安朝之前则毫无此制限。

《词之玉绪》卷七《古风》之部列举异例，反上所述之规则者，谓各是上代之一格耳。盖系结之法则在上代未有所定，而诸式并存。其后特殊形式专发畅，至平安朝自生其规则。此时枕词之发畅尤显著。曰“喜萨加达挪阿眉”（久方の天），曰“突利加那克阿都麻”（鳥ガ啼く東），曰“阿锡加吉卢那尼哈”（蘆が散る難波）。其“久方”，“乌啼”，“芦散”，谓之枕词。一说云枕词者只修饰之语句，所以摄匀韵文之语调。或云语之同音异义者添加以他语，以便其区别，是枕词之起原，至平安朝遂为修饰之语。

第二章 镰仓及室町时代

镰仓、室町时代

此时承平安朝之后而战乱频起，于是文学大衰，而假字之用渐流至乱调。文体生和、汉混淆之样式，语法亦大变化。其后东、西两京方言殊分者，萌芽在乎是时。其间禅宗传进，伴以唐音，而韵学之讲究开其端绪。

其一、汉语之融和（文体变迁）及语法之变化（东、西两京方言之混和）文体之变迁

日本上世之纯粹古文体，尚见于祝词等。既有汉字、汉籍之输进，继以佛教之传播，而汉学之势力渐加增。圣德太子所撰《宪法》十七条，叙以纯粹之汉文。未几而有大化之制度、典章全取于汉土之例。嵯峨、仁明二帝最好汉文诗赋，而有敕撰之汉诗集。其间古文体（和文体）亦颇发畅。观于《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源氏物语》等书可以知矣。即和文体亦多由汉语、汉文之势力。如宣命直传以古文之体制，稍有汉文之分子。宇多天皇之朝废遣唐使，嗣后汉学渐衰。迨镰仓时代，和、汉两学皆失其特质。于是日本文之中混用汉语之语汇、语法等遂成一种文体。称曰和汉混淆之文体。如《源平盛衰记》、《太平记》等皆是。

在是时代，语法变迁尤著，而东国方言渐显其势力于政治、文学之上。

东西方言之混和上代之语言姑置之。至奈良、平安二朝以畿内语言为标准，使文学皆立其上。其余各地方言皆视以为鄙卑。故《万叶集》、《古今集》（九百五年）等所集各地之歌，特称“东歌”（亚梓吗芜达），与中都语言自为区分。源、平时代至镰仓时代，东语忽增其势力，而有影响于京语。

据《太平记》镰仓武士多入京师，而京师风俗自一变。渠辈闻公卿之言而嘲之，故公卿渐有用坂东语者。如此两方言混和而成一种特殊之语言。五山之僧有抄录篇不少。应永（一千三百九十四年至一千四百二十四年）之比，有《论语抄》。文明九年（一千四百七十七年），有《桃源史记抄》。其余有《三河物语》、《沙石集》、《狂言记》、《节用集》等，皆可以征其混和之情势。

其二、唐音（宋音）唐音

禅宗传布日本，而汉字音不唯分汉音、吴音又传以新音，称曰唐音，或曰宋音。此时日本与宋交通颇盛，僧奝然、寂照等入宋土。觉阿（西历一千百七十一年还）、荣西（一千百九十一年还）等则学于宋而归朝，各传以唐音（宋音）。德治元年（一千三百六年），虎关禅师著《聚分韵略》，每字附以假字，以示唐音。嗣后，韵书等仿之者颇多。室町时代，五山之僧多弄诗文，消日于茶汤等技，专迎将军之意而为自得。其所传之唐音，遂占领寻常语言之一部而广用。

其三、韵学悉昙之讲究韵字

韵镜始知于日本在龟山天皇文永（西历一千二百六十四年至七十四年）之时。先是空海入唐土（唐德宗之时），讲得音韵之学，已归朝后，著《文镜秘符论》论中国音韵而述明四声之理。既而，《有韵镜》传至日本，惟未为人所知。文永之比，奈良转经院律师某见此书于唐本文库之中，而不能识其为何。有明了房信范者，通于悉昙之学，乃借韵镜施以和点而公表之。

德治元年（一千三百六年），虎关禅师著《广益三重韵》，论反切之理。后奈良天皇享禄（一千五百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之间，清原宣贤翻刻韵镜（信范所修）。至德川时代，韵学大兴。迄安永（一千七百七十二年至八十年）之比，韵镜刻本之多达数十种。然俗本颇多，惟享禄、永禄等数版足信而已。

悉昙学

悉昙之学，经中国而传进，久而渐深。南、北朝僧道玄著《八啭声钞》言及于梵语之名词变化。其后，宥快（一千三百四十五年至一千四百十六年）著《悉昙字记闻书》，长觉（一千三百四十六年至一千四百十六年）著《悉昙决择钞》，其余尚多。自是之后，悉昙学逐时加盛。

第三章 丰臣及德川时代

丰臣、德川时代

室町时代，经战国至织、丰时代，东国语加其势力。迨德川时代，江户方言渐树立其基础，而益增其势力。初时，文学所用之语言，多取大坂方言。既经元禄（西历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至一千七百三年）至享保（一千七百十六年至三十五年）之比，东国方言渐开其新生面，发异彩于文学，而东、西两方言对立焉。

葡萄牙语

欧洲诸国通商于日本最早者莫若葡萄牙人，而葡语传输于日本亦最早。当是时东西文明殊异尤著。如器什之名目及基督教所用之语言，无专门语与寻常语之别，不得适译，而径入日本国语中者不鲜。宣教师布教之际讲究日本语，而著述其文法书或辞书者，往往有之。宗教书叙以日本语为罗马字所记者遗存尚多。此等诸书在长崎及附邻之地而印行者居多，亚内斯秃萨窦搜集欧洲遗存之《宣教师报告》，系一千五百九十一年（天正十九年）至一千六百十年（庆长十五年），报日本事情者，刊行之。名曰“Jusuit Mission Press in Japan”，是足以知长崎方言当时之音韵、语法、单语等。讲究日本西国方言者，以此为贵重材料。

西班牙语

日本与西班牙交通，而西班牙语浸入日本国语中者亦不少。西班牙人到日本者多著书，日、西对译辞书，一千六百十年在麻尼拉印行之。

荷兰语

日本始接触西欧科学以兰语为介。锁港之禁颇严，虽不宽假，而将军吉宗好天文学务欲取西邦学术。享保五年（西历一千七百二十年），允许洋书系学术者之翻读，自是兰学勃兴，而刊行日本语之文法、辞书等者颇多。讲究兰学者大抵为医学家。然荷兰语无专门语与寻常语之别，深浸入于日本国语中者亦甚多。

英语

日本与英、美二国交通而英语渐传播，文久二年有英、和对译字书之印行。庆应元年则有萨摩版辞书英语之普行，实滥觞于此。

法语

弘化年间，法国军舰与英国军舰到琉球，而求贸易。嗣后交通渐繁，二、三寻常语如“纱玻”（chapeau，帽子）亦行于俗众之间。而语言所受之影响则极少。

俄语

俄人于日本北陲恒有接触。日本人在松前及长崎有学俄语者，惟不若兰语之盛。盖因其无影响于学术，故俄语终不浸入日本国语中也。

德语

西波尔突为德国人，尝到日本（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有贡献于日本医学及博物学。此人以荷兰医官而留日本，日本之学兰语者与之交游而辨知德国语。其后日本医学界注重于德国语，实由乎此。德国寻常语言浸入日本国语中者不甚多。

中国语

在是时代日本与中国交通自由，而中国语从其物货传输者甚多，今尚存于九州之地。以学术言之，讲究韵镜者著书渐多，而进步亦著。僧文雄、太田全斋造诣殊深。然中国韵学非无恶影响，如滥用反切法之弊尤可忌焉。

梵语、韩语

悉昙之讲究亦加详密，出大著如《悉昙三密钞》、《梵学津梁》等。当是时，韩人有著日、韩两语对译书者，惟无影响于日本国语。

第四章 明治时代

东京方言

江户方言在德川时代已得势力。明治迁都后，江户为全国文化之中枢，而其方言为帝都之语言，渐混以各地方言，遂成东京方言，从交通机关之畅达及教育制度之具备而渐扩布。苟欲制定日本标准语者，当求据于此。

近代语

王政维新后西邦文物之输进益盛。语言亦颇丰富，如各种专门之语视其取范之土而用其原语者多。故寻常语言之中渐混加以诸邦之语言，至文章法则呈其未曾有之异观。英语普行而日常语言基于此者已数百。商牌、商标之类记以英字者不少，以数目言之，人不知亚拉伯字者极罕。其间，西邦语翻译以日本化之汉语者逐日加多，所谓新熟语者加增无穷。此时国学非不隆盛，而修文学者无不知汉语、汉文，故新语之基于新思想者多取汉字句。印刷术逐年有进步，新熟语多出于各种印行之书，而士民均能理会之。于是知文字者多用洋汉同铸之语。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本与清国交战，嗣后此新语反传布于中国，可谓奇观。

现代文章

语言已如此，至文章则亦能融化欧洲文明之思想而用多数汉字，其用颇广溥。向者在德川时代，《草双纸》之类专叙以平假字，今者则小说类交用汉字，施以傍训（振假名）。盖时势未可绝于汉字用，而汉字难解者恒多也。

国字改良论

汉字之难学习不待多言。庆应三年，前岛密上书于幕府提国字改良之议，主张废汉字，嗣后诸说相继而起。明治十六年，有假名会，倡假字之专用，翌年有罗马字会，以罗马字之采用为要旨，而均欲排斥汉字。惟是二会不能持久，间亦有以汉字废用为不可者。明治二十七、八年，有战役，继以国字论之再生。明治三十二年，帝国教育会设国字改良部。翌年，文部省置罗马字缀合法考查委员会，于是教育家有考虑于汉字之用者。三十四年，文部节裁小学教授所用汉字之数。三十五年，高等教育会议，有一议欲由中学教科书削除汉文，遂准决之。自是士民关于汉字、汉文之智识稍衰矣。

官报及公文叙以汉字及片假字，盖由前代之遗风耳。新闻杂志在一时有混用片假字者，今则无之。惟西邦语记以片假字略如常例。平假字往时字体不一，明治三十三年文部发省令，示以一定字体。

假字之用，迨平安朝末期，渐呈乱调，嗣后如无统一。至德川时代，国学勃兴，而复古派颇有势力。明治之文字教育久仿其说。然庶民多从口音而记其事，不必求合于学者之说。明治三十三年，文部先废撤字音用假字之古例，嗣后考查国语用假字之例，而有企图欲易古流，用新法，以编修教科书。

近时之文体

以文体言之，书简尚用“候”文，公文尚有汉文换排之体。雅文渊源于平安朝之女流词藻者，亦未绝其迹，雅俗混淆之体势力尤大。文语渐接近口语，而有言文一致之论。明治二十年，倡国字论者，始鼓吹此主义，嗣后实行渐广。

要之，近时言语、文字、文章均致包容之大。苟欲得其统一，则需时日亦必多。学术益进，群会发畅，则语言之统一亦将有其道。明治十二年，学士会院有论于此。三十五年四月，文部置国语考查委员会。余切望方言之考查，标准语之制定，文字之改良，国民语言辞书之编纂等，皆果举其大效也。

予于本史“序论”概括开国五十年之事历，译示以原委。若各种事迹，则观于各专家之自叙明矣。然此五十年间已有所成就，由现在以推将来，使国人知其所未足，更求其进步发展之道者，是固撰修本史之旨，而予所负之责务也。

外交之刺激

开国已五十年，领土扩大，民口蕃滋，立宪之治略备形体，教育兴隆，商工日盛，贸易一年之合数至超过九万万圆，其进步之速实为世界历史一大奇观矣。此其进步，欧、美文明有以激之使然者，盖出于外交之赐也。日本民族久染于封建割据之俗者，忽发挥其国家之观念，而列于世界邦国之班，此非外交之效而何？

陆、海军已建设，采“国民皆兵”之旨，布行征兵令，振作军事教育，奖励造船及制兵器之术，遂以开有力武备之基址。其取范者，一在欧、美先进之国。中都及各地改造其行政之组织，而全国一新其教育之制度，旨采彼长以补我短。然则文德、武功，皆莫非世界友邦之有以玉之也。

法典编纂之二因

日本民族原有宽容之性，而薄于猜忌之念，恒纳他善而融化之。开国前进者，于日本自古为主要之政策；至于锁国则一时之变态，一千五百有余年间，仅二世纪有半而已。锁国既解，外交渐开，由各面接触外邦文明，而举国进于发展之道。维新以后法典之编纂其故盖有二焉。

一则出于对外之关系。国民知识渐开，不能忍容于约章中所贷治外法权之凌辱也。德川幕府再开国之初，与欧、美五邦订定约章。此时当路未知国际通理，外人视日本如中国、土耳机、波斯等，而皆保留治外法权。其后民智渐进，识其真情，乃欲改正约章立于对等之地。于是不能无所证明吾国之文化，所以急于编纂法典也。

二则出于国中之情势。盖王政维新，封建瓦解，而各藩所传之习惯法不可复用。全国法制不能不统一。其间治务家有鉴于世界之大势，而认识成文法典之价值，而法律思想乃大发达。宪法已宣布，而标榜以法治之精神。于是一国之统制不可复由于少数官吏之专意，宜编纂完善法典，构成公明之司法机关，使在日本之地者不别中外人皆受其统治，日常对人对物之行为，皆取其规准，此亦足见法典编纂之不可以旷日。

日本新法典于制定之际，参酌法、德、英诸先进国之制度，其所定者其完备不让于先进国之法典，其告成之后英国率先允改约章而美、德、法等相继。一国重大之案交涉亘二十五年者，一朝释然解决，可谓幸矣。日本发愤于外邦之文明改其不备之习惯法，而编成完善法典，因得约章改正之大功，是亦外交之效也。宪法及各种法典已完备，与欧、美诸邦互立于对等之地，乃布自治制度，明划法规范域，而鼓厉民众自主之精神，亦仿先进国之例耳。

物质之进步亦多所师资利用泰西之学术，而兵备精锐能挫其敌而扬其威。盖爱国之心，固为日本民族之特质。然苟缺科学之武器，则战功不可期也。如丰臣太阁以不世出之英雄，征韩七年，竟无所获。当时军队之组织训练，不若今日之有所取法也。其余泰西文化之资益于日本者甚多，其感化深畅达，此得于欧、美先厚广溥，有形而上者，有形而下者。日本开国后文明进步涉及社会诸面，人事诸端皆莫不进之邦也。要之采长补短是日本所善，如最近五十年外交颇盛，普接触世界文明，而发展尤显著，至其详则可观诸家说述而知之。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结论

我三异彩

现时日本社会较欧、美诸邦则异彩有三端。

第一，社会之单位仍在家族，不如欧、美诸邦之个人主义。家有法定之户主，督制家族，苟在家族或亲族之会合，虽伟人亦必首视其宗家之户主，此风俨存于日本社会中。人重家名，凡无实子者苟欲保其继系，则必养他家之子为嗣。

第二，国家之主权圆满，苟见社会公同之所益，其力皆足以举之而无所阻滞。日本士民国家之思想，与希腊、罗马之人相同。人之生存任国家之用者以为无上之光荣，其有关联于国家者始称完全人格。日本士民神圣其国家，如维新之改革及其后之发展，其动机莫不出于此。

第三，日本之俗既崇敬祖先，且神圣国家，舍此之外于诸宗教无所歧视。维新之前士民均尊崇神、儒、佛三教，而排斥基督教，至维新之后全废其旧例。基督教与佛教、神道、儒教于宪法之下毫无等差。故日本未有宗教与国家之冲突，如在欧、美诸邦。佛教与儒教自外而至，观之于国体，未必有不可离之关系。盖欧洲近世诸邦皆后于基督教而起，专由僧侣指导而成其国。日本则不然，国家先于宗教而存。各教经国家保护或允准始宣传，故宗教团体无论如何，不能要求其不由国家赋与之特权。可知各教之势力初不足以反抗国家主权，又不足与国家冲突。日本于宗教之自由尤宽广，而行政及教育均无所难，此他国所无也。既无特制国教，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无混淆之弊。不独教育为然，结婚及关于民法诸端，亦不受宗教与僧侣之牵制。

阶级之调和

凡国家遭急激变化，群会组织一经瓦解，则国民诸要素优良者恒为劣恶者所压制。征之于各国历史，平民之勃兴多足以隳下国民之品性。日本维新之变动使封建崩解，公卿诸侯弃其特权，武士失其常职，于是秽多、非人（贱民）之辈与他阶级，据法律均有平等之权。然此变动不至消灭国民善良之分子，而社会全体及由善良分子之遍布昂进而增高其度。此可知国民品性之健强，而普通教育之隆兴亦与有力焉。盖士族者日本中流社会之骨子，而国民之良心精神咸属其中。

维新变革使士族忽失其常职、世禄、特权，与平民比肩争竞其生存。其中刚复不适于时势者，反抗新政府，虽多作乱以抗新政府，迂愚者虽多暴弃以堕其业，而聪明之士则咸归于新政府，任其文武官，或按新制度从事于教育子女之务，或用力于农、商、工之实业，开始其适应时势之新生活。其间士族之阶级未曾消灭，维新之后转盛，与庶民增数之情势无所异。明治五年士族口数有百二十八万二千百六十七，至明治三十六年则二百十六万八千五十八。明治五年解武士常职，始宣行征兵令。或谓农、商之民本乏勇气，不重名誉，四民皆兵有急恐不足恃。

然此等军队卒能戡定内乱，复进而任日清、日俄之大役，亦有大功。此可知日本平民之勇武，重名誉不必让于士族。日本平民既混有武士之要质，感化及于国民全数，故士族之中虽有堕落者，而平民向上足以代之。堕落之士族少而国民之奋起者多，社会风纪反加良焉。此为日本兴国之要点，而将来且进于无疆之休不可忘也。

国民之弱点

加上所述领土扩大，医术进步，加以卫生思想之普及，法制及风俗之改良，殖产诸业之畅达，而民口繁滋国富增，而分配亦均。复有制作洋式器械者大工厂多兴起，迨近时虽有同盟罢工之弊，而社会问题不如西邦之激。多数民人敬教劝学，弦诵之声遍于僻陬，文化普洽而更有发舒之望，如经过内海进行广洋矣。

由是观之，日本现时之实势较文明高度诸邦略无逊色。然如是者只皮相耳。苟蔡其内容，则缺点尚多，不可不猛省焉。本史已叙日本五十年之进步，而表颂其善美之绩，然其本旨则在令国人鉴于既往益求其将来，不安于现时之情势，而更进以步趋于文化之邦。故不敢不略说日本社会之缺点，而对国人以申儆之。

法律思想之浅薄

第一在国民多数法律思想之尚浅薄，众民之于权利思想漠然未明。凡人之性能无论个人与国民有长短互见者。日本国民尊国家，重家门，服从其君主长上，敬祖先，虑子孙，尤富于义务之观念，义务之念多而利权之念少矣。个人之权利既不自明而人格之观念亦不明确。封建已瓦解而家族制度颇弛解，国家之观念自一变，而义务之心为之动摇，然权利思想及人格之观念，可代旧思想者，未得其健全之发畅。

今之日本为法治之国，既有宪法为各种权利及自由之保障，又有民法、商法诸典章逐渐具备。然法本死物不能自动，其运用之妙在乎人。日本民众由宪法享有其国民权，由自治制得其公民权，而多数之人未能领会其法之真髓，且缺其由于历史之惯习，乃无以便于是等权利之行用。

故宪政之下有背宪之行为尚多，使识者慨叹焉。如自治之制要在鼓励民众自主之精神，然不通其理者往往使该制度徒供于少数者营私曲之机关。屈服盲从之观念由封建及儒教而驯致之者，已绝迹于法律之面，而其遗传之惰力尚留存于社会，直接间接有意无意自酿其弊。以形式言之，日本有法之完备若不让于欧、美先进之邦者，苟问其运用如何则不及彼远甚。日本现在过渡之时其如是本不足怪。然国民权、公民权将终忽焉则有识者所不容默也。

学界之不备

教育之普及以学校及学生言之，其数之多较文明高度之邦略无逊色，然其已备者在制度及数目之上。试察其学制之实质，教育之政，失于中央集权，全国所有之官办学校，循政府所定之模型而行动焉。制度虽备，而各部缺其活动之自由，每事悉仰诸首都之指挥，是为其短处。盖日本之文教以中国、印度之文学、哲学为其基址，复采用欧、美科学讲究法。自文学、哲学以至科学技艺，已咀嚼欧、美文明，吸收其精神，但未甚深厚。故虽长于批评，而未能有所创见。

教育普及而社会学殖之程度尚低，故众庶需求于学士者，未如在欧、美之高。学士之致力于社会不必须发明，以应用为足矣。日本现有专门学士虽多，然自政治、法律、经济，以至理、化诸科学能出其创见，向广世学界贡献以新说者甚寥寥矣。渠辈多祖述泰西先进国所有硕学鸿儒之意见，而无自进于大发明，耸动人之视德。非独学界为然，文艺及宗教亦未见有伟人，能令人之景仰者。

维新之际，士之有才识者，为政务及军务所摄收，至近时人才多向实业界而偏倚焉。日本旧时之文艺及美术有畅达颇高之处，至新日本之文艺、美术，则其可显示于世界者反尠。故日本现时之文化新旧交错，未全融合，虽在发展之运，然其真价未足言也。

实业界之不备

殖产兴利之道非不进步，然苟观于世界经济之大局，则可知其进步之微。如产业之组织未整备，而实业须要之道德未发挥，此中外所既知也。以政治及军务言之，日本士子夙有蕴蓄故成功较易。惟实业之观念，于维新之前，略如希腊、罗马古代。士人贵重农务，而贱视劳役，轻侮商、工。

今世文化颇进自农、工、矿诸业至商务诸端，咸有需于知识，而日本国民乏其素养未经历其预备之时。如是者宛如古世之民，突显出于第二十世纪之中，与近世文明诸邦相争竞者。日本有外国贸易之经验不过数十年，贸易商家未熟于商务之要义，多伤国民之信节。外人谓日本商贾之道德极卑污，其言过于实非无以也。商、工界有数之旧家，及近时勃兴之新实业家，虽渐涵养其健良之道德，反有凌驾政界道德之概，而众民理想于实业道德一端尚浅薄不可蔽焉，众民严守时刻之观念未发畅。盖人责时刻之观念与其重信义之风气，有密切之关系，而日本众民不知之也。西邦格言曰“时是金”，此思想于日本尚为一种翻译之命题。日本民族之于实业发畅进步距欧、美先进之邦尚辽远矣。

风俗之不备

日本之有耻于外邦者在风俗之不备，如社会之缺于秩序是也。上流者姑置之在中流之下则经维新而致风俗之激变，遂废弃其旧时之格式惯例，今则无上下一贯之仪礼，俨然尚存者。婚姻、丧祭之大礼随地随人，各据其所好。有用古式者，有从土俗者，有采西式者，有不拘格式者。时文之广行者以严密论之未具一定之文法及句读，而中流之说话亦无语言之标准。衣、食、住诸端千差万别，纷纷无定。旧宗教及旧道德渐减其势力，而代之者未兴起。生存争竞逐年加其激烈之度，人人欲排其苦闷欲求慰藉而不可得。然娱乐游玩之机关高尚而可以应于现代之需求，能适众人之好赏者，亦未多备焉。

盖日本社会最近五十年之变迁，急激而唐突也。现在社会诸面，思想、感情、好尚、风气其差若隔世者杂然并存焉。自表面观之，秩序井然，而细察实则能应其需求者尚少。盖今时之日本有东西诸邦，最近一百余年所生各种之思想，宛如百川泻注，而混沌弥漫不知所汇。英、法、德、美等文明诸国所有各种之文物，苟不问其形式则皆已触于日本国民之思想感情矣。然取舍未精，芜杂日甚不能无远忧也。外人察日本国民之一面者，窃疑曰是与夫成功于日俄之役者自为别种族者非欤。日本众民之中，有不娴于旧道德旧礼法，又不娴于新时代之道德礼法，或外国之道德礼法者，其公德私德皆全缺如。

予每思此一事，向诸外国，不得不忸怩焉。惟其可以慰藉者，风俗惯习之自由，过于欧、美各邦，毫无搅乱社会和平秩序之虞，反助长其全体之进步是已。由是观之，日本现时之文化，无论其精神与实质尚在预备之时，即铸治之时期也。诸要素由外新来者，与其初在内者未尽得融会也。此可知日本之文化尚有进步之余地。

明治之初，敕宣誓文五条，以为开国之大宗旨，曰“破旧染之陋习”，又曰“求知识于世界”。此日本国民所服膺，虽至今后益奋励，图文化之发展，庶几其远乎开国有终之美。其法则在常据进前之政策，勉以摄收世界之文明。盖文明已高之邦苟安之，不由外部刺戟刷新自进，则施衰颓。文明未高之邦，苟知其不及于他邦，遍索知能于世界，训炼修养则道义渐进，伎俩自长，遂远理想所期之文明，亦不为难矣。日本士民宜用意于此点焉。

平和的国际争竞

封建之世民族分地而竞争，磨砺其武勇知能。现时各国之民踔励风发，促进其文明，而有国际和平之争竞。故日本民族苟欲进步亦不可不处其争竞之间，采他邦之长以补其自国之短。诸民族之接触实为其文化发畅之要素。权知轻重，度如长短。苟非由接触，则焉能知优劣。日本民族有特殊历史之美质，薄于猜忌之念，自建国以来恒接外部文明，学其善采其长。如今开国已五十年而文明尚有缺陷，宜从其久成之习益企图其进步。

取舍之甄别

惟触接外国文明，学其善，采其长，可也。若学其不可学者则收受其弊，故取舍甄别宜慎也。盖欧、美先进国虽多善，亦不尽善，其酿弊之多亦有过于日本者。苟误其取舍则徒有害而无益。如法律所规定者恒有权利义务二端，一知半解之徒由此法律主张权利，至其极端反遗忘其义务之观念。或鼓吹极端个人旨义，或倡极端社会主义，以其苗芽移植日本，皆予所不取。

所谓社会主义者在欧、美诸邦使多数政治家苦思穷虑，其激烈至极端者为虑无党，为无政府党，不资于社会健全之发畅。盖社会以个人为要素，故凡使个人自由发展者亦有益于群会之进步。然个人之自由至极端则为放逸，为无法，动辄使社会瓦解。人类者非单独孤立而生存，故图社会公同之利益福社，而制限个人之自由，则反利于个人之生存。如中正之个人主义，与稳健之社会主义宜两两相补益，必须其两立而匀调，不问其为何社会何时代也。专赖个人主义者或专赖社会主义者，虽在何世何处未能成立也。

国民之性格

日本感受外邦文明其能力颇锐敏，而保存其自国所长，亦见其执守之坚。凡二千年吸收朝鲜、中国、印度之文明，由外部常受其感化，而内奉万世一系之天皇，至今不变。此可知其非轻佻浮薄，无操守之民，其好新奇者非趁时趋也。

日本民族实保守东邦文明，而欢迎西邦文明，一面重武士道，一面又贵慈悲博爱之情。其由历史之性格，不偏一隅不流极端，此其长也。保守而进步居贵族而若平民，主个人而不遗社会，略似“英克罗索逊”民族之性格。自今之后且有难解之社会问题或逢外交重大之案，虽苦于理处，然日本民族尚保持其久成之特长，复益致其发展，能释其难案，绰绰有余裕。是予所希望而确信其必能之也。

大国民

日本既成一大国不徒为东亚之一强国，而实为世界之一势力，宜向世界要求其适宜之待遇。近时泰西一部之民以异人种之故而疏外日本人民，此其关系至钜。褊狭之见区及人种，下级劳工误于争竞，自生疏外之情耳。排除此误解僻见者，为交互之义务。日本国民宜进求其所求，勿逡巡迟疑焉。夫使劳工多移住他邦，贻祸于其国者，则固非强大国之利权，又非文明国之荣誉。然今有一国欲制限日本劳工之移住，则其加于日本者亦不可不加之于文明诸强国。

盖日本之历史有光荣，足以夸耀者也。其学于西邦者有时反凌驾西邦。如宗教之自由，现行于日本社会中，较欧、美诸邦有优而无劣焉。泰西诸邦莫不奉基督教，而数酿内乱，有时且延为国际之攻伐，今时除北美合众国外各国皆有国教，使诸宗教不能自由无捡束。即使法律定其自由社会反有捡束，使一教排斥他教。

宗教之自由

日本则不然也。初时有神道，即而传输儒教及佛教，迨近世更加以基督教。宪法已宣布，公然认允诸宗教绝对之自由。不独法律认允信教之自由，现在日本社会各人信仰之自由毫无捡束，是他邦所不能企及者。

宪法之实施

以宪法言之，欧、美诸邦多经革命流血以购得之。惟在日本制定宪法之前，虽稍见官民之轧轹，至举其宣布之式，则行于和气霭霭之间。如此日本既取泰西文化之诸要素善用之，扶育之，以成其功。自今之后益进求知识于世界，更积其修养，以达其理想所期之文明，亦非无其道。约言之，日本文化在现时之发畅一因于外交，莫非接触泰西文化之效。今复益图其进步，则宜致力于外交，自立于平和争竞之中，以接泰西文明，采其长学其善，而勇往迈进其向上之一路。

日本既在代表东邦文明之地，而更有天职可将西邦文明介绍布植于东亚数邦，故勉令东、西文明相融和者，实为其所带之使命。日本国民苟理会其天职，力任其使命，则其效必及于世界，足以使国际嫉妒之情渐止熄。区区之人种问题，将无久存之余地。党同伐异之弊风，基于传说或感情者，遂绝其迹。而国际之分裂武装之关系，亦变为和平。即令孛拉屯政治家当为哲学家、哲学家当为政治家者之理想，不能举其实，而世界列国联以《国际法》组成一系统，中外远近相提携而亲善雍睦，自开新天地，而发挥文明之真意义，则不必终于梦想。能全此重大之使命者，舍日本国民其又谁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