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马内阿知名作品精选集（全4册）（豆瓣评分8.7。卡夫卡的继承者、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诺曼·马内阿，比昆德拉更深刻更纯粹的作家，当代世界文
Author: 诺曼·马内阿
Date: 2021-05-11
Publisher: 新星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诺曼·马内阿知名作品精选集（全4册）

作者：【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

译者：王中豪 高博睿 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法定幸福
黑信封
囚徒
巢

版权信息

书名：法定幸福

作者：【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

译者：王中豪 高博睿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6-01

ISBN：9787513333504

目录
CONTENTS

作者简介
审讯
机械人传记
I.1
I.2
I.3
II.1
III.1
II.2
I.4
III.2
II.3
III.3
I.5
III.4
III.5
II.4
II.5
IV
工人阶级之窗
风衣

作者简介

诺曼·马内阿，罗马尼亚最受推崇的小说家与小品文作家之一，任美国巴德学院欧洲文学专业教师，同时为驻校作家。自1966年开始在米伦·拉杜·帕拉斯基韦斯库的杂志《言语的故事》中发表作品起，直到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在此期间共出版了10部作品（5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散文集、2部随笔集）。1979年，马内阿获得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奖，后获作家联盟奖（1984年获奖，后被社会主义文化与教育委员会取消）。

1986年后，诺曼·马内阿的作品被译为20多种语言，广受褒奖，在美国出版的作品被《纽约时报书评》评选为“最重要的出版作品”。1992年，马内阿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并获得著名的麦克阿瑟“天才奖”（该奖被称作“美国版诺贝尔奖”）；1993年，纽约公立图书馆为他颁发图书馆“文学大师”荣誉奖；2002年，马内阿获得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凭借《流氓的归来》（Întoarcerea huliganului）获法国美第奇外国小说奖，同年，因在文化领域杰出的统领地位，他被罗马尼亚总统授予文化功勋，并当选为柏林艺术学院和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评审团成员。2010年，法国政府授予他“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11年，诺曼·马内阿获得内莉·萨克斯文学奖并受邀成为英国皇家文学会荣誉会员。

由罗马尼亚Polirom出版社出版的马内阿作品有：《流氓的归来》（2003年第1版，2006年、2008年、2011年第2版），《信封与肖像画》（Plicuri și portrete，2004年第1版、2014年第2版），《法定幸福》（Fericirea obligatorie，2005年、2011年第2版），《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Despre Clovni: Dictatorul și Artistul，2005年第1版、2013年第2版），《傻瓜奥古斯都的学徒生活》（Anii de ucenicie ai lui August Prostul，2005年第2版、2010年第3版），《黑信封》（Plicul negru，2007年、2010年第5版），《逃亡者的抽屉：里昂·沃洛维奇谈话录》（Sertarele exilului. Dialog cu Leon Volovici，2008年），《分离之前：索尔·贝娄访谈录》（Înaintea despărții. Convorbire cu Saul Bellow，2008年），《与石头的谈话》（Vorbind pietrei，2008年），《中庭》（Atrium，2008年第2版），《一幅自画像的变体》（Variante la un autoportret，2008年），《巢》（Vizuina，2009年第1版、2010年第2版），《东方信使：爱德华·坎特里安访谈录》（Curierul de Est. Dialog cu Edward Kanterian，2010年），《流亡的话语》（Cuvinte din exil，与汉尼斯·施泰因合著，2011年），《囚徒》（Captivi，2011年第2版），《儿子的书》（Cartea fiulu，2012年第2版），《日子与游戏》（Zilele și jocul，2012年第2版），《黑牛奶》（Laptele negru，2014年第2版）以及《在边缘》（Pe contur，2014年第2版）。

2012年，罗马尼亚作家协会授予马内阿国家文学奖。2013年，作家协会向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马内阿，2014年，协会再次提名。

审讯

这是一个系统的日程安排，从早晨五点直至晚上十点。每日重复，从未有过调整。这严酷的考验重复着，周而复始，没有尽头。对她无休止的羞辱、恐吓与摧残，从早到晚。有时候甚至在半夜进行。在一周结束之时，疲劳与绝望不断积聚着，令她反抗的力量几乎消失殆尽，几乎就要屈服于此。

这审讯的目的明确，严刑拷打，每天都要进行，持续了好几个月。直至突然间，情况有了变化。

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平日里所进行的审讯拷打取消了，而是让她搬到了一个更宽敞、更高层的牢房。同时她被准许了睡前额外一小时的放风时间，在院子里，且独自一人。晚上，来了一个面相凶恶的胖子，将牢房的木桶换成了新陶罐，上过釉的。

在接下来的一天，他们为她准备了甘甜的热茶，午饭和晚饭都变得比以前好了。下午，按照先前的安排，本该是最为残暴的拷打时段，而现在却让她去洗澡。当她回来的时候，发现床上铺着新换的床单和毯子。在床边，有叠好的新衣服。她惊讶又惊喜，这竟是真的。她在衣服中还发现了一个小方镜和一小细管“妮维雅”面霜。

第三天一早，他们押送着她穿过了多条走廊，向左，又向右，下楼，又上楼，再向左。

他们进了一个漆着白墙面的房间，像是一个医务室。盖着咖色布单的沙发上有个女人坐在那里抽着烟，看起来像是在等她。这个女人好像是某个老同学，或是某个老相识的朋友，但也让你想不起来究竟是哪个相识。

两人独处了约一个小时。女人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录着，小本子就放在大腿上。细而短小的钢笔在她那白花花的大腿上面飞奔着，她的大腿时而抖动。

接下来，医生出现了。根据医生所问的问题不难看出，他应该是精神病科的。女人百无聊赖，厌倦而麻木地遵循医生，记录着这常规的心理测试。然而这女人看起来并不是个小人物，因为她仅做了一个简单的手势，便让医生离开了这里。女人还告知了她这些天突然变化的缘由。

又过了一个小时，女人让她裸体站在她面前，并请她坐下，女人从她从未间断的香烟中递了一根给她，当她想靠近拿衣服时，女人又做了一个简单的手势，阻止了她。

“先别穿了，过一会儿吧。”

女人用坚毅的眼神打量着她，然而并无恶意，是一种冷酷而又专业的眼神。他们的调查最终以她的一个微笑而结束。

“我也没办法，你的头发三天之内还不能还给你。”

她应该是个管事儿的，总之，可以推断出，至少是奉命行事，抑或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就是她所安排的。

“很遗憾，他们剪了你的头发。你曾有美丽的头发吗？”

然而她的沉默并没有令她感到愤怒。这些问题看起来也只是一种有趣的假设。这个被调查的女人，或许，她的头发曾是怎样的呢？尽管她还很年轻，头发会不会全白了呢？

“除了头发以外，你保养得还算可以。而且，起码你不怎么坏。说实话，这也算是个胜利了。”

女人再次微笑，就像是那种对付穷亲戚的笑。

“今天就允许你去跑步放风。今晚，再洗个热水澡，这对你来说很好，如果你拒绝那可就遗憾了。他们已经给你的牢房送去了报纸和杂志。如果你还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或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你安排。让我记下来，如果你还想要什么的话。”

女人从办公桌上抽出一张白纸。她等着，她面前这尊裸体仍将自己封闭于沉默之中，但女人也并未被这份沉默所激怒，她将白纸折了四折，放入黑色上衣胸前的口袋。她的上衣是厚重丝质的，领口锋利，男款，长袖。

她站了起来，不算矮，棕色头发。她纤瘦的身材，系在一条宽皮带里。浓密的头发披在她瘦小的肩膀上。她的手十分修长，露出青筋。修长而紧实的腿，发青的黑眼圈。面色煞白，极其的白，就像她的乳白色短裙，露出小腿的短裙。

“我们把你准备好，是为了一个会面。这对你来说很重要。”

她的微笑又变得锋利起来，嘴角微微抽搐。

“先生希望你显得好一些。也就是说，至少是正常的，他一点都受不了暴力。他也是人嘛……你明白的。”

她的眼神变了颜色，由黑变得更黑了，黑得发青。而她的话语，严厉而苛刻。

“这可是个优待，很难得的机会，你会明白的。”

女人点了根烟，看了眼身后。之后，她又望向窗外，静静地等候着。突然，她转过身来，双手紧握，露出一张涨红了的脸，有着痛苦而悲伤的神情，随后便摔门而出。

她没有再回来。然而，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后才看出，或许她就留在这附近。因为来了一个慌慌张张、手足无措的年轻人，看得出，他是受命而来，而且被命令要有礼貌。

“非常抱歉，把您忘在这儿了。”

女犯人早已穿好衣服，僵直地坐在椅子上，默默等着。

“请您跟我来。”

他找到了一间牢房，通风的、打扫过的。水泥地上还有一摞报纸和杂志。

大约三点，她从阅读中被唤醒。来了两个人，如夹击一般，一人一边押着她。下楼，绕过并穿过长长的走廊，洗澡！这可不是普通的澡堂，白色的浴缸，洁白光亮。大浴巾，柔软，彩色的。香皂，各种样式的小瓶瓶罐罐，拖鞋，指甲油。当她再次回到牢房时，一杯热茶正等待着她。

而现在，看啊，第四天已经到了。昨天，那个女人过来问道：“下午五点还都好吗？”就像是在念小歌剧的剧本一样。那个看起来奇怪的、百无聊赖的女领导，无聊地继续着她那受命而为的，荒唐的言行。

所安排好的这天到了。早晨，她被送去大楼的另外一侧。她进了一间布置优雅的房间，有着柔软的地毯。墙面贴的是木板，大方格图案，十分有光泽。他们让她坐在圆桌旁的椅子上，在房间的角落。圆桌上盖着厚厚的水晶玻璃，桌面晃动了一小下，上面的器皿很轻易地发出了“哗啦”的响声。银器是用来喝咖啡的，而另外一个，是瓷器，喝茶用的。桌上还摆着一篮牛角包、果酱、黄油、蜂蜜、苹果和一些饼干。

十点钟，他们又将她带了回来，将她留在这同一房间。鸡蛋、熏肉火腿、奶酪、黄油、牛角包、甜点。

她有时间欣赏下这长书桌，几乎与房间一样宽。墙上一幅画也没有，仅在书桌上方挂着一个大圆表，像个气压计。两面窗户，都有着厚重的窗帘。在窗边，另有一张小桌，带双层隔板的，下层的隔板上放着个收音机。而镀有厚重水晶玻璃的书桌上有一台电话和一盏台灯。

午饭，两点钟。鱼子沙拉、芥末蘸蛋[1]、猪肉排、李子酒、煎肉丸子、酸黄瓜、葡萄酒、气泡矿泉水、巴克拉瓦蜜饼[2]。

她昏厥了过去，吐尽了所有东西，晕倒在地。他们将她拖出房间，将她送去浴室。是同一个浴室，没想到就在这旁边。他们清理她的脏领子，用一块湿毛巾擦拭她的太阳穴和额头。他们让她躺在橡胶床垫上，以便让她苏醒过来……他们又将她搀扶回房间。茄子沙拉、煎肉丸子、芥末蘸蛋、鱼子沙拉、李子酒、朗姆酒、煎肉排、炸肉排、葡萄酒、花式蛋糕。下肚的美食从胃部，堆积升至喉咙。还好他们及时抓住了她，她才没有再次摔倒在地。她又上了餐桌，拿起了刀和叉。接着是瓶瓶罐罐，一杯接着一杯……当她醒来的时候，桌上早已空无一物，擦拭干净。仅留着一窄口小瓶，黑色的。爽肤水！金色标签上这样写着。旁边，是一个顶针粗细的小瓶，香水！她看了看墙上的表，四点半。

原来她在吃东西的时候睡着了，头枕着桌子就睡着了。她从裙子的口袋中抽出了手帕。他们给了她些新手帕，质地十分细腻。还有一条新裙子，有着大而长的裙摆，粗布面料，就如同还未铺过的新被单。她用手蘸了瓶中的爽肤水，润湿了脸颊。可见刚刚确实是睡着了，她又看了眼表，四点三十四分。她还想再睡会儿，方才醒来就想睡了，酒足饭饱着实让她有些困倦。

那个重要人物可能跟她说些什么呢？为什么他会同意抽出他宝贵的时间来见她呢？或许，他也会重复那些同样的问题与忠告。这难道是个阴谋，是个恶作剧？或许先生阁下为人做事更为圆滑世故，没那些野蛮粗暴的下属们那么直接。或许他更加难以容忍他所指挥的那些下属们，那些残暴的猩猩们。或许他也得向更大的领导报告，仅此而已！他亲自联系了，亲自来见过了，也尝试过了，认识了她，等等。对，没错，但他觉得自己也没什么办法，没什么可做的，便建议立即采取措施，什么也不批准，等等。

事实上，很可能，这无非又是个新把戏，一种愚蠢的玩笑，挑战下她的底线而已。或者是最后一次对她的捉弄，然后就宣布放了她，他们不再需要她了？然而那个奇怪而漂亮的女人呢？那个长得像她某个老同学，文弱却又有虐待倾向的女人呢？“你的头发三天之内还不能还给你。”也许她说完立马就后悔了，是因为她讽刺的语气和厚颜无耻的态度，她皱起眉头，因没能控制好自己而恼怒。“你曾有美丽的头发吗？”她问道，这次没有了嘲弄的语气，而是平淡无奇的声音，还略带一丝担忧。

差九分钟五点。如果他们不是为了挑战下她的底线才做这毫无意义的事情。如果先生阁下真的存在，而且正是他确定的这次会面。此外，如果他准时的话，那么时间还剩九分钟。他可能会给她些什么忠告，问她些什么呢，会不会问一些和平时所听到的不一样的，别的东西呢？他用她父母的境况威胁她，或者是她的某个亲戚，或者是……她爱的那个男人，他情况还有可能更糟吗？她爱的男人会原谅她吗？万一，有那么一刻，如果她相信了他们的话？他们的那些谎言与忠告。有那么一刻，如果她屈服了的话？屈服于想知道她爱的男人自由与否。

看啊，仅仅才几天她就成功地恢复到了差不多正常的状态。现在的她已经能记起正常世界的规则。好比如何搭配一条裙子，如何摆放餐具以及如何使用刀叉。对了，那些美食，令她酒足饭饱后感到困倦的美食。那些美味的，甚至腻人的食物，做得很好吃，想必是来自某个大餐厅。这几天她慢慢恢复了过来，在美味面前也能保持十分淡定。她会挑选着吃，现在，吃饭不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这是一种愉悦的享受。她欣喜而从容地品尝着美食，令她重新感受到与那些有涵养的人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她感受到了人们的同情与关怀，这让她的心境平复了下来。她几乎就要这样傻傻地被驯服了。他们盘算得很好，说真的，尤其是在最后几个小时，她发觉，她所坚持的信念越来越弱。刚刚的昏厥，加之甜美而芳香的红酒，让她不禁有些头晕。她醒来时很虚弱，感到身心俱疲。她好想睡上一觉，在一张洁净的大床上，在一间宽敞安静的房间里，连续睡上几个星期。很长时间后才醒来，在喷有香水、芬芳无比的热澡堂中醒来，同时还有备好的下午茶，五颜六色的冷饮……

这时，门打开了一点点，慢慢地、慢慢地。尽管离会面还有两分钟！是他提前到了吗？不，原来只是个可怜的小听差，看起来似乎不那么敢走进这如此重要的房间，他犹犹豫豫地、低三下四地，踮着脚尖走路。像是某个来自行政部门的小公务员，看他那诚惶诚恐的样子，不过是被派来扫下灰或开下窗户的。

他捧着各式尺寸的盒子走了进来。他将这些纸盒小心地放在房间的角落，放在门边上，又小心地将它们码好。他又走了出去，回来时拿着一个又粗又长的纸筒，是那种硬纸筒，上面有盖子。他的动作很慢，有些驼背，低头看着地面，以免打扰到别人。他进来了，又消失了，又出现了，他进进出出没什么声音。看他那担惊受怕的样子，显然是在为重要人物的到来做准备。从他有限的动作中不难看出，他是个行政部门的小听差，看大门的，或是库管员，不管他是什么，总之他所等的人，级别上要比他高太多。

她看了眼时间，五点零一分。他迟到了，尽管，还是迟到了！他们让她先在这里等，就是为了逼疯她。没错，这正是他们想要的，让她不断地等，让她去想他们还有什么新花样，就是想让她丧失理智。她清楚他们的计谋，这也没什么新奇的，她已经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

那个可怜的小听差坐在了椅子上，好喘口气。好大的胆子，这小子！非得在领导的桌上休息不可！如果先生阁下现在进来了呢？他还微笑着，看着她，有些害羞，又有些骄傲，跟个蠢货一样。他看着她，没错，他微笑着，看着她。他因刚刚的“成就”而感到骄傲，然而也不能确定，或许，他在用他那羞涩而呆板的微笑，向她请求鼓励。

“请您离我近一些。拿上椅子，带上椅子。或者您就坐这儿，这样更好，您就坐这两个椅子其中的一个吧。”

她颤抖了一下，不禁感到有些惊讶。这嗓音……他的声音一点也不寻常。听起来完全不像刚刚看到的那个人的声音。这个看起来很累的蠢货，因为搬那些包裹还流着汗，对于他来说那些包裹显然太多太重。她不知道她还能相信什么，她还能做什么，她没有一点力气起身移动。她出了一身的冷汗，太阳穴也跳动得生疼。她感到手心一阵潮湿，后背也是一阵冰冷潮湿。刚刚所发生的一切就像个愚蠢的笑话，她岂敢怠慢。就在刚才，在这个大人物出现的几分钟前，这个，这个……听差的……这个仓库管理员，清洁工，某个拖家带口的收银员、邮递员、楼管员、水管工，或者卖布头纽扣的小贩，他的声音是如此的，对，没错，如此的……

“我很准时，您也看到了。请您离我近一些，我不习惯谈话时有太多的听众，而且我习惯近距离的交谈。”

他讲起话来时而吞吐，时而堆砌着词汇。是一种很混乱的节奏，就好似切分音。他的话让人听得云里雾里。他想到什么说什么，他的话语如同音符般在跳动。他的声音很温和，但他时而又会欲言又止。尽管他的语气严厉，好比音乐中那熟练的音色，却又是一种奇怪的混合，坚定而又胆怯，温和，但又充满力量，对，又很强硬，还有些……

“所以，您离我近一些，好吗？”

他看着女人移至书桌旁的一个椅子上。其间，他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了一个小扁瓶，里面是黄色、咖啡色的液体。他把小扁瓶慢慢地放在水晶桌面上。当女犯人重新坐好时，他看着她，很长时间地看着她，就好像他允许女犯人也可以看他。

他没有穿衬衣，而是穿了一种有领扣的上衣，细羊毛材质，黄色的，老黄芥末色。上身是灰色的外衣，方格图案。他的牙很少，有蛀牙，显然是抽烟的结果。红红的鼻头上可以看到毛细血管。脸上的皮肤有些松懈，却很白。小耳朵，柔软的脖子，手也很纤瘦。手指短而细小，有些变形，蜡黄色。指甲啃到了指尖肉处。他的发际线很高，但额头显得很硬。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显得很聪慧，对，明亮得发黑，深邃、灵活、明亮。这双眼睛窥伺着、记录着、判断着。对，还是透亮的、野蛮的……而现在他的眼睛一眨不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目光也不再鲜活。这异乎寻常的目光！没错，这就是她要等的人，毫无疑问。

现在他伸出手，指了指女人的头部。她还有些蒙，一下子没明白他的意思，之后才把帽子脱下并放在右手边的座椅扶手上。他继续做了这样的动作，这次还流露出了厌恶和愠怒。他用手示意她，也就是说，把帽子扔了，别让他再看见这块抹布。女犯人将帽子扔向身后，帽子撞到了窗户，像只死鸟一样，然后，也没什么声响，落向了地面。

他不再看着她了，他低下了头，看着桌上的水晶台面。因为他无意冒犯她，由于此前一直看着她，而现在，她没有了能遮盖住她光头的帽子。

他就这样说话，低着头，没再抬起目光。

“希望您和我在一块儿还适应。我们可以讨论，您知道，我受不了太漂亮的东西，太分散注意力。”

那帽子呢？为什么让她把帽子摘掉，好让她露出光头，光亮得像个球一样？女人看着他，有些生气，在那么一刻，她想尝试判断出他的逻辑。或许这不过就是个最简单的陷阱，很有可能。

“我跟他们强调要尽可能让您保持正常的状态，让您显得一切正常，凡事您都能正常应对。至少让您显得，最终，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的平庸普通，甚至是乏味的。您不要显得太过于有吸引力。我讨厌惊喜，以及刺眼刺耳的事物……希望您和我在一起还适应。还希望您不要搞混淆，以为我可能不是您所想象的那样。我们可以是一种平等的状态。您也可以试着了解我或理解……刚好也给了您习惯适应这间房间的机会，不是吗？我对一切分散注意力的东西都感到生气。我不喜欢，我跟您讲过，任何令人震惊的、惊喜的、任何无意义的情绪。”

女人没有再看他，但她感觉到他抬起头并看着她。“对于这次会面，要掩饰自己的兴趣，不要让他吸引我的注意。千万别认为这不过就是两个普通人之间的普通会面，这正是他想暗示的。而事实上，陷阱到处都是，很难知道哪些更为危险。我要尽量避免一切陷阱。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但需要注意的。看啊，这次我已经领先他一分了。”女犯人或许这样想道。

“让我们来回顾下，所以，最近几个月您都在这里。开始的时候，您常常挨打，几乎每天都受尽折磨，有时甚至在半夜。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您能承受多少就挨多少打，您便越来越虚弱。直至您不省人事，当然，他们还在辱骂您。您可能没有听到，他们乐此不疲，冲您吼着那样下流的脏话。每次，他们都要求您供出那些人名，要您说出都曾和谁接过头，会过面，还有你们密谋会面的地点，你那些朋友各自都有什么任务……接下来，挨打的时间变少了，每天也就几个小时，然而花样却更丰富了。他们曾让您在外面雨中站了三个小时。接着，每天让您挺直站几个小时，让您站在粉笔画的一个圈儿里，那圆圈的直径也就跟篮球差不多。我听说，您的腿肿得很厉害，都粗了一整圈。脚上的肉都胀出了鞋面，跟个面团似的，以至于您连鞋都脱不下来……可能有一次，也可能是两次，在夜里，您发现床上有老鼠。如果那还算是床的话，那不过就是个装染病死尸的窄棺材，或者是钉半死的人的停尸板，只要不太晃动就行。他们还在夜里的走廊里拉警笛？他们弄来一些猫，然后打这些猫，还是在晚上，在走廊里追这些猫。尽管如此，他们可能并没有强奸过您。尤其是在您挨打的时候，或者是您快到极限的时候。软弱和强硬一样，有时候太过了的话，就会招来挑衅，您知道就好……他们没强奸我又如何呢？可能您会想，反正他们用其他方式打击报复了我。尽管如此，这还是有区别的，希望您明白，这还是有区别的。”

女人本以为他会露出奸笑，露出讽刺的微笑。然而他看起来并没什么，无法将他说的话与他的表现关联起来。

“他们剃了您的头发以后，又强迫您用您自己的头发做了一种扫灰的刷子？不只是用来扫灰的吧……话说，他们还忘记过给您在房间放陶罐？尤其是您肚子不舒服的那几天。或者他们故意做手脚让您腹泻？您能明白的，这显然都是故意的。半夜，让您在四个交叉的射灯中间站着，火烤一般？他们将您的头按进肥皂水里？都是些很低级、很残暴的想法。在衣柜大小的牢房里关两天禁闭？很黑的吧？当然了，再加上日常的挨打、嘲弄、无理取闹，泔水一样的饭。我们回顾这些，一点都不愉快，不是吗？”

他发现，虽然她双眼紧闭，好像，她的脸色逐渐变白了？而且她那带着双小眼睛的脸庞，越发的煞白……

“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总是同样的问题，那些您不愿回答的问题，他们知道，您也不会回答的。您可能会有些意外，其实那些问题他们并不感兴趣。他们不停地折磨您，这些问题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了惩罚您的借口。他们让您重复您的口供，然后再告诉您，其他人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您的口供前后不一致，昨天是一番话，而今天，又是另一番话，他们总能找到借口。”

他没想要她做任何回答。他弯曲双肘支撑在桌面上，看着她，没想让她参与他的话题。

“他们也没什么可干的，这就是他们吃饭的手艺。有时候，看起来，他们似乎成功了，很难让他们明白这不过就是徒劳而已。当然，他们习惯做这个了。说实话，没准就是为了好玩儿。我能确保，今后您不会再受到任何折磨虐待。您要是死了或残废了，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他们可以做出让步，还请您拭目以待。这将会成为一种制度，虽不完美，但至少正常……那么，您是在一个周三的下午被捕的，七点十六分。在曼迪切夫斯基路上的七号房子前。离公交车站几步远的地方，就是您下车的那个站。您迟到了，您又生气又焦躁，这可能是您曾经的一个缺点。尽管您每次都十分注意，提前准备，以确保不迟到。正是您的担心，说明准时很重要，事实上，您是很准时的。然而在最后一刻，您刮破了丝袜，或是您发现裙子少了个扣子，大衣领后的扣绊掉了，要么就是发现鞋子脏了。我假设，在那天，您觉得有什么过失……其实，地下接头或多或少有些像约会，而约会又多少有些像地下接头，不是吗？对于您来说，这次会面的性质，您也没法很清楚地界定？这样的情况如果迟到了会很糟糕的，当然了，会很糟糕的。在星期三那天，公交车来晚了。不只是公交车，显然不只是因为公交车……”

他的话语很有技巧，将她的注意力一步一步地吸引了过来，而她直到现在才发现，那小扁瓶还在桌上。他拧开瓶盖，随手把玩着瓶子。在椅子旁，或在桌子下面，没发出任何声响。要特别注意才能看到他的动作，就在他说话的同时，很快地嘬上一口，也几乎没听到任何声音。他是靠他的自身品性和想法让别人产生兴趣，而其他的细节，则显得不那么重要……

“其实公交车没按时来并不完全是意外，是我们有意而为的……让公交车迟到一点点，我们认为这很有必要。我很高兴这没让您太过惊讶，如果您真的目瞪口呆的话，会让我失去耐心，让我感到心累。所以这让我很信任跟我对话的人，希望我们能相互理解。”

突然间，他挪动椅子，离她坐得更近些。他的气场很弱，露出凄惨的模样，就像在向她求助似的。又好像在向某个朋友坦白，几乎就要屈服了一样。

“您知道，我不太会盛气凌人，我没那么在意这些。我告诉过您，我坚持让您保持在一种正常的状态。否则的话，我便什么都不能……就在我们谈话前，当我得知您曾被打、被恐吓、被羞辱，我浑身都感到不自在。您知道，我不能……不，我就是十分厌恶这些。说实话，我还有些害怕，怕我自己，怕他们。我害怕这些事，没准以后就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女人集中注意力，变得紧张起来。她已然感觉到，在他们对话的间歇，她需要格外注意他那无助的表情与面孔，以及稍后，或与此同时正在上演着的，他那赤诚坦白的假象。“您知道，我受不了太漂亮的东西。”这是他的开场白。他的表情与声音都充斥着无力的哀诉，无疑像是个小大人儿。

“所以您迟到了，同志们都还没看到您，您就被捕了。您看，我们的游戏有时确实需要一点手段……对于那些我想问您的，我想建议您的，您可能会感到有些紧张。我们可以这样说，您也别太焦躁，我已经知道了您都能坦白什么。还有，我知道，您认为您自己不太会判断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作为防范措施，您把所有事儿都看得非常重要。我不需要您向我透露什么，我知道你们平常都是哪些人在参加组织的活动。我很乐意读那些调查报告，我还要求再补充些内容。他们真正做了这些‘传记’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专题论著，不仅仅是关于西蒙娜·斯特里汉同志的。朋友们都叫您西亚，对吗？也就是西亚·斯特里汉……我还很好地了解到，就好像我和您的那些朋友们一起生活过很长时间，巴尔博萨先生患有肝病，也有点小钱，而小伙子帕特劳莱亚，外号诗人，不太能经得住‘石榴裙’的诱惑。帕特劳莱亚不会因为有艺术倾向而为自己开脱，不是吗？也不会因为家庭出身低，来自贫农家庭，甚至赤贫而为自己辩护。更不会因为身体虚弱而为自己辩护，尽管他实在是有些弱不禁风……尊贵的默尔格里特夫人是个狂热分子。她其实还是个彻头彻尾的交际花，她喜欢上流社会那些一切正常的，或是不正常的乐趣。当然了，她也在向上流社会爬，不像那个工程师……这有穿堂风，是不是？”

他突然站了起来，仿佛受到了惊吓，双脚站立在那里。他在书桌后面，窥伺着周围。他的鼻孔嗅闻着，好像耳朵也竖了起来，活像一只兔子。看啊，没错，这个男的确实有点像兔子，真的，怎么早没发现？家兔的脑袋？可能，他又有点像蛇？鹰钩鼻，他有一点鹰钩鼻……据说，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鹰钩鼻……他的额头又高又宽，也像那些伟人一样吗？然而他的眉毛，作为他情感的标志，则不是那么的浓密、粗重，看啊，反而很稀疏。他额头上流着汗，现在鼻子上也出汗了。他只有两边的鬓角还有些稀疏的头发，他脸色苍白。他的眼睛好像是近视，而且一直不停地眨眼，似乎这是由于他的胆怯与腼腆造成的。

他僵直地站在那里，显得有些惶惶不安。他的外衣敞开着，露出了里面的羊绒衫，看得出羊绒衫由于穿太久而变得松垮、掉色。羊绒衫挂在他身上皱巴巴的。他的皮带应该也用了很久，一截皮带还露出了裤子，在敞开的外衣中间耷拉着。

他在那里晃动着，有气无力的。他低下头，身体有些抽搐，看起来好像是胸闷。他那一直延展到头顶的秃脑门，变得有些发红。他从兜里抽出条手帕，攥在掌心，不时换到另一只手里，他捂住鼻子……阿嚏！

女人忍不住地笑了。他重新抬起头，看到了她，在刚刚的咳嗽和喷嚏的眩晕中，发现她在偷笑。他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还磕磕巴巴地嘟囔着什么。

“我有点过敏，你知道的。哪怕很小……很微弱的……很微弱的穿堂风我就，我就不行了。”他呼哧呼哧喘着气，从书桌后走出来，奔向门口。

虽然门已经是关着的，他仍旧推了推门。他蜷缩着身子，浑身发抖，喘着粗气，被击垮一般，颤抖、抽搐、淌着口水，身子时而倾斜、时而弯曲，仿佛就要死在这门把手上方了。他尝试着大步走向窗户，还险些绊倒自己。他撑着女人的座椅，摸了摸木窗框、窗台、窗把手，一切都很正常……然而，阿嚏！他半死不死的，整个人都垮塌了，他也无能为力，就这样打着喷嚏，好像多乐意打喷嚏似的。他的鼻子上早已布满红红的血色，变得十分柔软，多汁。他刚把手帕放进兜里，又从兜里拿出一个，他把整个脸都埋进了手帕里，双手攥得紧紧的。他抽搐得连话都说不完整，着实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女人透过窗户，看到外面天色渐晚。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她望向墙上的时钟，但没看太清楚。上面的数字和指针，在布满灰尘的钟盘上十分模糊，犹如在迷雾中一般。

历尽煎熬，这个体弱的男人终于能呼吸了。然而他已经没了兴趣，很可能也没了力气，以继续完成他的表演。这“乐谱”变得令人无法承受，可能他对此也不再着迷。好像他也受够了戴着这智慧而繁复的面具。好像一切都崩塌了，正如这个怀疑论者所预测的，在徒劳与滑稽的言行中，他也有些懒了，可能……他好像在说，相比于懒惰，什么都不重要，什么事情也都不能更深入、更诱人、更安全、更明智。他找不到任何一个去劳累的理由。突然间，他仿佛受到了惊吓。

女人仍在笑着，然而，面对男人刚刚的不幸，在那么一刻，她的笑容中逐渐失去了怜悯与同情。她的笑容中仅留有厌恶、蔑视，还有些僵硬、做作。女犯人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似乎马上就要睡着了，或是晕倒，死去，脸上还带着如此可怕的笑容……而他突然间，猛烈地将金属瓶盖摔向水晶台面。

他怒目圆睁，神情也变得锋利无比。他摔瓶盖的动作迅猛而突然，这书桌就好像是断头台。

然而，他立马就后悔了……立刻为刚刚的行为感到不安，假装只是在找那个酒瓶。他把小酒瓶立起来，这次他光明正大地来了一大口，没再遮遮掩掩。他嘟起他那丰满的嘴唇，喝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他重新振作起来，却又有些厌烦地坐在了椅子上。

“我也很讨厌无聊，女士。我觉得，这应该看得出来。我讨厌无聊，希望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讨厌工作，讨厌劳累、务实。甚至是讨厌逻辑，有时还会讨厌真理。常常如此，我就是个……”

他十分坚定地强调着开始的几个词，然后他的声音变得弱了一些。他重新安静下来，希望更加客观一些。

“对，关于西蒙娜·斯特里汉，我没必要告诉您我所知道的一切，以及关于迪努·巴尔博萨，蒂娜·默尔格里特，工程师马泰埃斯库。关于卡哈内，你们叫他阿加哈内，关于诗人帕特劳莱亚，关于那个聪明机灵的工人，维克托·沃杜瓦。当然也包括最重要的一位，你很仰慕的那位。可能不只是仰慕，我知道，我知道，我了解关于他的一切，怎么说呢，您爱的男人，这么说对吧。我没必要再让您感到无聊，并逐一向您讲述我所知道的一切，关于每个人以及关于所有人的，我承认，确实没什么必要。而我更需要告诉您的，更重要的，是我所知道关于我自己的事情。让您相信我是公平的。我提供给了您关于我重要的信息，就像我了解到的关于西蒙娜·斯特里汉的信息一样重要。是为了让您尊重我吗？我觉得我们已经成功地唤起了您的兴趣……对于我来讲，这才是对我唯一的尊重。希望您相信，我也很了解我自己。虽然我只是个……正是我刚才想告诉您的……我是个外行，彻头彻尾的外行，这就是我。”

他的身体前倾弯曲，肩膀在桌子上方，在小酒瓶上方。他低声自言自语着，头低过了肩膀，没有再看他的观众。

“我还算是能被容忍。粗心、懒惰、乖戾、懦弱、不切实际。我还算是能被容忍。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将我视为‘必要之恶’。因为我对他们来说还是有用的、有必要的，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他们不理解我的行为、安排和推论。虽然他们讨厌我……他们应该特别乐意把我关在牢房里。对于一切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他们选择报复我，就用那些您知道的方式。而且，他们可能更愿意看到我进棺材。过了几个月他们也没找我，也没人理睬我。然而最终他们还是找了我，没讨价还价，也没多啰唆。他们答应了我的条件，答应了我要求的数额，答应了我所要求的行动自由。他们没要求我遵守他们的日程，他们那苛刻的准时，以及那些杂七杂八的规定。其实，他们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就答应了我，我跟他们讲话就像对牛弹琴……有时候，您知道，我也说过不该说的话。我向他们解释了，常常出现这样特殊的案子，这种特例是可以预料到的。就像身上的赘疣，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他们的憎恨和纪律般的愚蠢面前，这毫不起作用。他们好像是来自不同世界的未知物种，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真应该首先去了解到底什么是人，我到底在跟他们说什么。他们需要我的想象力，我的脾气秉性，我的毛病以及我的判断。毕竟他们发现了我也是个特例，就像西蒙娜·斯特里汉一样，我们俩……然而，可能那位您朝思暮想，不可缺失的同志比我们俩更特别。因为正是他的特别，他如此的不一般，说实话……当然，我有时还搞得定。坦白讲，这很好，足够的好。否则，我现在也不会在这儿。他们不仅让我在这儿，还能让我以此谋生。我简直就跟个巫师一样！虽然令人恶心，还患病、胆怯、健忘、反复无常，但能给他们做事！报告需要有圆满的收尾，情况必须乐观，工作的那种圆满乐观。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种工作，就是人给人发明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和所有其他工作一样，就如同那些消耗我们时间的妄想与幻想。总之，这个案子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有三个月或三年了，差不多已经或将要结束了，而那些乐观主义者倒是喜欢他们那愚蠢的‘手艺’……可是我也不总是成功，也会有输的时候，或者就没赢。或者，简单地说，我的懒惰、疲劳、心不在焉，以及，对，没错，慷慨与厌恶，有时候是其一，有时候是其二，两个都有，都有，只因我也是人嘛。我也是人，您能想到，我也不可能没有输过，我常常输给我自己。他们狭隘的想法没法理解失败是再正常不过的，失败也可以带来乐趣，凡人皆有失败，多少忧伤……多少失败都包含在解决办法中，至少这些办法在当时是合适有效的。我还告诉他们，事实上，他们只有失败！只不过有的没那么明显而已，虚伪、欺骗无非是看似好像成功了。如果不给他们办事，他们就忘了直到现在我付出了多少。他们就会忘了，没错，突然就忘了自己的无能，他们又会重新觉得他们那死板而愚蠢的观点是对的。他们会冲我吼，说我这样一个无能又毛病多的人，怪不得如此难堪大任。他们终于找到了羞辱我的机会，向我的脸上唾弃着他们对我的怨恨。他们的自负、愚蠢与他们对我的打击报复，这些东西集中成了他们对我的恨。他们再次用愚蠢的怀疑来折磨我，这可不简单，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说。您明白的，我希望……怀疑本身就是我吃饭的本事，是我每天能得到的‘面包’，然而这‘面包’却是干的，它好像是一块巨大的粉笔，或是冰川上坠落的巨冰，隆隆作响，正砸在我的身上。有时，将这石头一般的‘面包’浸泡在葡萄酒里、醋里。连续每周，日夜地吮吸这块‘毒海绵’确实让人有些头晕。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我已经很怀疑我自己了，也就不需要别人再来怀疑我了！我有些烦躁，无法再做出判断。我变得瞎了、聋了、瘫痪了、迷失了。我又重新找到了那卑鄙、忧伤、肮脏的状态。有那么几个月，我什么都干不好。恰好是这些蠢货，当我出现的时候，他们才应该变哑巴、变瘫痪！然而最后，他们还是找了我。之后，这些可恶的人还是找了我。当出现一些非常奇怪的情况时，他们的尝试总是徒劳无果的。那个妄人！他们这才想起来。那个妄人或许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些可悲的人或许这样想到……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犹豫很长时间才开始。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我不是很确信。没有信心我什么都做不成，哪怕有那么一点也好，哪怕只是错觉也好。我觉得他们就在我的周围，这些粗暴蛮横的人突然闭口不言，但他们就好像骑在我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他们监视我的做法与想法，有那么一瞬间我需要些消遣来帮我缓解！酒，一个女人，一本书，一次休假。甚至是一首诗，您别笑，有时候也可能是音乐……我重新回到一种愉悦而又有活力的状态，在被挑衅过后，我便打破枷锁。我的眼里只能看到目标，情报，假设和解决的办法。”

天色渐暗，然而他并没有开灯。外面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或者，可能夜幕已经降临。女人虽然看不清他，但她能感觉到他站在书桌后面。

“如果有个领导特别会用人的话！他会用我的，而且还能很好地利用我的缺点！这些缺点：懒惰、马虎、不修边幅。正是这些缺点给他们提供了多少可以想象的空间！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别人根本没法预测也没法提防你的意图。然而这些仆役们，能找出一个脑子好使的吗？他们过了好几年才不得不承认我的品质，至少是因为需要，他们不得不学着像我一样。他们也不得不容忍我，许诺对我有利的条件……非常好的氛围！正因为我的这些品质，可能也没什么，然而我还是被给予了必不可少的保护，同时为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保护机制。或许这就是为了让他们明白，我的作为给他们的‘游戏’开辟了更广阔的局面，而他们自己可能要用上一个世纪的时间。”

他转动手腕，左手右手来回搓着。两只手的手指也上下变换着位置。

“没错，我就是个外行！”他不是个“手艺人”，也不是公务员。就是个外行，义务，领导，系统的，强制的日程安排和工作，对于他来说他完全不习惯。他干的活儿虽少，却乐在其中。就为了钱，为了图个乐子。他只有在开价诱人时，有机会接触案子的内幕时，能接受考验时才会接手工作。他保持着自己的直觉和对待游戏般的兴趣。他十分有意愿去创造机会，不断拓展着由于意外所带来的机会。“您看……我对您能向我坦白什么并不感兴趣。我知道关于你的一切，关于你们的一切。此外，如果您想看的话，我能提供关于任何一个人的资料信息，并绝对出乎您的意料，哪怕是关于我自己的。好让您更好地了解您的战友们，以及您的对手。事实上，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对手。这就是，现在……然而，然而……理论上，如果我们想要去寻找我们最为内在、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情况就更复杂了。我知道很多，我可以说，就算加上您所犯的那些不法行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其实，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让您重要……想法，很容易就点燃年轻人的思想。对权力的征服着实让人着迷！然而之后却更难……权力掌握在手中，一切都变得更为复杂。我在所有地方都待过，这点可不能忘，我了解这都是怎么回事。”

女犯人等着，看看他是不是打算之后都用“你”来称呼自己，还只是他不小心将“您”说成了“你”，可能他自己都没有发觉。

“你也应该发现了，你这个也不是最有意思的案子。然而对于我来说，你还是格外重要的，毕竟跟别的案子有关联。你是有重要性的，我跟你讲过，你重要是因为我让你重要，因为我找到了这其中的关联。你的朋友，没错，他确实吸引我。说实话，他值得受到不同的重视……同志们可能会怎么想呢？那天你迟到了，而恰好在那天同志们又都被捕了。或许，您不知道……我很谨慎地没让他们知道，其实与此同时您也被捕了。接下来，我有在想，要不要最近就把您放了。这样就会加重他们的怀疑，不是吗？那个我们俩都为之着迷的人，在其他人的怀疑下，在他自己的怀疑下，还会护着您吗？能理解他，我能理解他。这是一种典型聪明人才有的残忍。强硬和无能，如果是无能，则需要更多强硬的力量来补偿，而过强的力量又是极大的缺陷。又增添了一份魅力，不是吗？脆弱……正是他的陷阱与他的结束。尽管如此，正如我所说的，能理解他，我能理解他。聪明人决定克服弱点与犹豫不决时，会表现得过于忠诚，做出些出格的事情，这才是最为危险的。我可以向你确保，我关注追踪他很久了。十年了，我已经很了解他了。他一直受到威胁和恫吓，不仅仅来自我们，也有其他人的，或者就是他自己。我们就让他自己跟自己作斗争……我觉得，这足够了。然而其他人并不理解我，也不批准我的计划方案，这些蠢货忽略了我敏锐的洞察力。”

这老头儿喘着粗气，不禁有些激动。他时不时会有这种焦躁不安的状态……女犯人等着，但一想到他可能会靠近自己，她不禁哆嗦起来。然而突然间，房间中充斥着他的怒吼。

“不，这不是在胡说八道，也不是在开玩笑！你没必要这样蔑视地笑。可能只是有人花钱雇我来扮演这双重角色，或者我演的角色就是双重，三重乃至多重的，你又怎么能知道呢？是谁给你的权力小瞧我？”

就在他咆哮的间歇，他突然打开了桌上的台灯，以便确认他的猜测。他站了起来，浑身颤抖，用他的小拳头砸向了桌面的水晶玻璃。他涨红了脸，肩膀也在颤抖。他怒目圆睁，盯着她，他的肢体语言也变得异常激动。他的身体好像痉挛发作，狂乱地抽搐着。阿嚏……是的，他又开始打喷嚏了，这个小兔子……他不停地打着喷嚏。可能，一时间包括他的耳膜在内，他感到身体内的各种膜都有如受伤般地在振动，他周身的愤怒与虚弱使其变得更为敏感。打完喷嚏的畅快感！可能令他感到净化与恢复的不只是他的鼻黏膜，而是他的灵魂、心灵，还有他的罪孽。他急促地呼吸着，感到了全身的净化与放空，容光焕发。他无法平静下来，感到了筋疲力尽。接下来，他有如被击碎一般，倒在了书桌上。他的手掌滑倒在玻璃桌面上颤抖着，向前摸索着，寻找着台灯的开关，屋中的光亮消失了。

经过很长时间，他的声音又恢复了，听起来有些羞怯，在黑暗中萦绕。

“我的游戏比你想象中的要危险，丫头。比你预想中的要残酷得多……这是头脑的游戏。要有描绘蓝图的能力，还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一种灵活的头脑，宛如集成电路一般精美。我没什么个性，真的……然而我却极为残忍，你要知道……我是个尊重你的对手。你会明白的，之后，你会明白这个的。”

房间仿佛下沉一般，越陷越深，越陷越暗，直至漆黑一片，几乎辨别不出任何东西……然而他的话语就如同黑暗中蜿蜒的小路。因为喝酒的缘故，他的声音变得很粗、很沙哑，有时这声音又如同玻璃一般平顺，还带有些潮湿。他的话语夹杂在喷嚏的间隙，房间中只有他的声音，然而突然间被打断，声音变得微弱，就好像一个吹大吹薄了的气球，触碰到了刀刃。

或许……就不应该听他讲话。近来这几天为了驯服她而做的准备，早餐以及午餐，然后是这仍未结束的会面，在一开始时给她所带来的震惊……不稳定，是工作的一种前提，倘若没有不稳定，这个危险的小丑便无法思考和呼吸，这是一种脆弱的机制，令人迷惑的机制，通过当前如此多奇怪的事物组合在一起，也许最终会奏效……她仍然摇摆不定，还有些头晕，她尝试着调整好自己。她内心空空如也，在历经了大起大落后又恢复了平静，使她变得更加坚强……哦，一切都令她感到疲劳，令她筋疲力尽。男人渐渐地、成功地转换了她的想法，让她感受到了，这持续不断的紧张气氛的变化……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但她现在也不管了，她没有了力气，没有了，没有，没……

由于困倦，她慢慢地滑进了座椅，似乎什么时候听到了“丫头”这个词，但她有些恍惚，没有听清，便放弃了。她几乎就要睡着了，可能是因为害怕紧张而感到有些疲劳困倦，她又一次感到有些恍惚，睡了过去。然而他却监视着她，窥伺着她，像只又大又丑的兔子。

她握紧双拳，为了不让自己睡着。尽管如此，她还是慢慢地滑入了座椅的柔软中。她的身体舒展开来，好像流水一般。她不应该放弃，不应该，她夹紧双腿。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他讲话了，或许他也没有说话，可能都不在这了。不想再听他讲话了，她堵住了耳朵，这样他就不在这儿了，不在了，对，这样就不在了。

她艰难地抬起手臂，慢慢地，没有任何声响，令人觉察不到。这个可恶的人，可怜的人，他已经多次证实了他感官的敏锐。即便在他心不在焉时，在昏暗漆黑中，他也能察觉一切动作。她靠着椅子的扶手，成功地用手掌捂上了耳朵。但她不想睡过去，她需要保持清醒，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先生阁下想表现得脆弱一点，然而他还想表现得再狠一些，其实他却没有那股狠劲儿。他的内心垮了，不止一次，在一段时间内真的崩塌了，却隐藏得极好，他时而夸张卖弄，时而故意隐藏，让人难以辨别。如果有人真的能够察觉，那么一定可以避免心中的疑惑，并有机会将其摧毁。

老实说，无论如何，他成功地让她对一切深深地感到不确定，对他的话语，判断的怀疑，甚至是对自己的怀疑，还包括对他这无休止独白的怀疑。他还成功地给自己的独白赋予了神秘的色彩和坚定的方向，然而这方向并不清楚，或许，他正偷偷地推着她朝着这个方向走，他所做的这些出乎意料的行为都是些在他前路之外边缘的事物，常常是一时灵光乍现的结果。

这很值得思考，比如，为什么他提到了工程师马泰埃斯库，而不是马泰埃斯库兄弟，那两位工程师呢？年轻人帕特劳莱亚并不像个花花公子，反正，至少不会想到他是农民出身。他专注于搞艺术，没错，最终她就能想到这些……然而她根本想不到他身体虚弱，对他虚弱身体的健康状况更是一无所知，她也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尽管如此，她重新去回忆他，一切都显得好像是有可能的，是如此的真实。

他不说话了吗？这个小可怜，这个怪物，他哑巴了吗？他像她一样打着瞌睡，难道他也累了吗？他缄默不言，已经很长时间没听到他说话了。除了靠听他的声音，甚至都无法感觉到他的存在。她等着，每分每秒，虽然她尝试着去想些别的，但她仍窥视着他，她感觉到他就在周围的某处，用手呼扇着空气。他那柔软而纤细的手臂扇动着，像只蝙蝠在房间的墙与墙之间飞舞，靠近她，将她叫醒。好像是在报复她没有听自己讲话似的，他会猛扑向她，扒光她，暴打她，他还会……是的，他完全有可能因为愤怒而做出任何的举动。有几次，除了他那亦真亦假的冷漠与羞怯，能感觉到他长时间散发出一种异样，他的愉悦与憎恨，以及他的兴致，然而他却将这些把握得很好，控制得很紧。就好似一束光瞄准了她、触碰到了她，但她却看不见这光亮的方向。她就像要被打了一般，不禁害怕地哆嗦了起来。

她抬起了肩膀，抬起了头，把手从椅子上放了下来。她的听觉也跟着紧张了起来。男人虚弱地、有规律地呼吸着，像只娇宠的兔子，可见，这只兔子也有些困倦了。他们真是假装把这会面搞得很复杂，可笑的复杂！

“不，我没睡。我是想让你休息一会儿。你很累了，我理解的。”这个幽灵低声地说道。

恰好就在这时，他们俩都吓了一跳，因为惊吓，他的手臂还打在了椅子上。电话响了？即使他也没有想到这时会来电话，他们又想到了什么新点子呢？

世界末日般的响声，然而在一片漆黑中，他却摸不到听筒。他最终还是接起了电话。

“喂，是你吗？你怎么打来电话了？还没，没，还得一会儿。放心，没有，我没对她做什么。假发？哈哈！没有，我发誓！”

他试着勉强地笑了笑，看上去有些畏惧，有些难堪，又有些被冒犯到。然而同时他既欣喜又愤怒。

“差不多，别客气。不是为了这个。对，我就是热热身，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坏处，你不用担心。不，别再打了。这是命令，就这样吧，别……算我求你。”

他低声向电话中的她请求道，不好意思地对着听筒嘟囔着，他在椅子上蹭来蹭去，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子，他露出了被女人支配的惧色。听筒中，声音也没有升高。电话两头都带有着一种哀诉，或是一种奸诈的请求。

可能电话听筒还没有放下挂断，她什么也没听到。然而他们的声音已经沉默了很久，可能他们只是在聆听对方的呼吸声……然后，他慢慢地和椅子一起转了过来，没说话，等着。

终于，他按下了台灯的开关。他们两人都感到一阵刺眼，不约而同地揉起了眼睛。长时间的漆黑过后，他们两人都感到这光线是如此的耀眼。

女人再次看了下书桌上方墙上的时钟。然而由于刺眼的光线，她的双眼变得有些失明，什么也分辨不出。一切都显得煞白，所有东西都似乎是相同的。

“我估计，你将要忍受你朋友们的不信任。此外，别忘了我跟你说的：在他们的诉讼里你不会成为被告的，我们很有可能放你一马。然而，我们同样也能定你的罪。不一定是你政治上的图谋不轨，我们会找其他理由的，我们只是暂时还没决定而已。我对你是敞开了心扉的，但你也别想错了，我不是一直都这么真诚的。而这次，我选择了这样。这是我所计划的一部分，你不要以为这是假的，时间会证明给你的。不，我没有在欺骗你。这是一个尝试，开放游戏的尝试……今后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我依然实话实说，就如同戏剧中所演的那样，都将与你爱的男人有关。也就是说，都将与卢奇安·哈里加有关。恰好你将从他的身边，或者将从他的视野中消失很久，斯特里汉小姐，或者斯特里汉同志，你们相互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劳动的自由、爱情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很美好，对吧？艺术家们很自然地成了反叛者，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特质，更是因为他们所没有的特质。最终，艺术家成为先驱或是后继者，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寻常的。他找不到容身之处，找不到内心的平静，找不到自我的满足。他们无法融入他们的工作、家庭与法律秩序，也因此选择了完全不同形式的虚荣。确实，艺术始于假象，始于痴迷的假象，无所适从以及不恰当的假象。然而艺术供养着……重复着一门过时了的美学课……由执念而生。这个弱点，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们好好地去想一想，或许这就是那难以撼动的强权之来源。这已经验证并证实过了。当然，我想说，你应该常常站在对立面上。自由，却又有秩序？没用，却又有毛病？差不多您就是这样的。您常常和那些连继承权都得不到的人在一起，这很正常，就像您也能遇到不常见的、先知一般的人……我致力投身于这种乐趣。我试过，所以您要知道，我可不是个新手。我也曾乱写过东西，我也曾被吸引过……那些书籍，最终都会引领你到达那里。我也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头脑发热，可能现在依然在燃烧，然而这‘燃料’已经冷却很多了，或者可以说是人造、人为的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人才觉得我处理起特殊案子来特别有技巧。因为，我跟您讲过了，我也曾常常成为这种彻头彻尾的特殊案子。我输给了我的懒惰与毛病，也有可能是输给了我的聪明才智，我不是很谦虚，想必您也发现了。正如他们所说，我是堕落的产物，也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是腐朽的标志……当然了，我这么说也不会让你失去信心，但我敢断言，你们这群反叛者，这群奇怪的人，你们并没有确切而稳定的生活来源。正如我们所说的，即便你跟其他人在一起也还是一样。你已经感受到了这命运的残酷，然而，你可能要过很久之后才能理解它……尊敬的斯特里汉小姐，女士或同志，您爱过这个与众不同的男人，事实上，是领袖哈里加同志！您比他要年轻，你们二人之间的相互吸引，是十分正当合理的。您要知道，虽然哈里加他是或者算是个伊壁鸠鲁学派[3]，还是有很多被他所吸引的女人，他们走到了一起，又分开了，没什么可赘述的……您在文学艺术这门课中没拿到高分。我看到了您作品中所表现的真理，我能理解这都是关于谁的，关于什么的。这真理是朦胧的，看起来杂乱无章。您也知道，艺术嘛，归根结底还是朦胧隐晦的。真理？这个词未免太大了，大得跟个膨胀的炸果子似的，嗯……艺术的真理，您的艺术真理，可以说不是非常的明显。对于我所提供的服务来说，他们付给我的钱，可以说是个荒唐的数字。可能有的时候，如果我只将钱用于那种花钱才行的快活事儿上，而不是用于其他的娱乐消遣的话，这钱则会显得更脏。这不是暂时性的，而是长久的，我希望我诸多乐趣当中有一个就是您，西亚·斯特里汉……还请您原谅我，我常以‘你’来称呼您。我很容易变得喜怒无常，但尽管如此，我的头脑还是清楚的，这点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没能成功阻止他们对您持续不断的审讯，当然我也没有必要去阻止。有时，这审讯确实冒犯到了您，给您带来了不少痛苦。他们就喜欢这样白费力气，我也没什么办法。机器就得运转起来，否则会生锈的，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准则。要我改变他们做事方法的可能性十分有限。可是，他们所坚持的，有时候也证明了还是能有一些成果的。我也没什么办法，如果我还能做点什么的话，我觉得我也都做了。”

他站了起来，在他开灯的那一刻，经历过了一连串的睡梦与梦魇，这梦境就好似穿过那女性柔美般的弱音器[4]。突然，电话火急火燎地响了起来，不禁使他的动作话语没有了之前的紧张与灵敏。而这易变的人性面具也干了，好像被风吹散了一般。很难确定这新的处境是真是假，没准儿，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更糟糕的意外。男人突然意识到，他已经失去了他角色的神秘与风趣。但是他现在也不管不顾了，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他才接受了这冷淡的、无趣的、正式的角色。他不会承认他放弃了，当然，除非他知道他放弃的正是时候。

“您也看到了，我为这次会面带了很多东西，我带了各种各样大捆小捆的东西，我再三检查以不忘记任何一样。为了避免别找不到什么，我核对了所有要买的物品的清单，我还把它们带到了目的地。为了不忘记任何一件东西嘛，毕竟我这个人比较马虎。我也算是个老派的绅士，对于那些给予我重视和尊重的女人，我愿意为其效劳。”

说完最后一句话后，他微笑了一下，就好像这微笑是必需的一样，飞快地闪过，可能也很敷衍。很快又重新恢复了他那平淡无奇的面孔与声音。

“有很多样式大小的毛笔毛刷。有铅笔、炭笔、墨汁，还有水彩和油彩。质量都是最好的，我买的时候都没看价钱。我挑选得很仔细，不管多少钱我都买了。同时，还有纸，所有样式的硬纸板，甚至还有画布。如果你一定想的话，甚至您还可以做雕刻。可悲的是，随便泼墨点儿都能成为艺术，就像一百年前在浪漫主义德意志所展出的那样，可能您还不需要到那一步。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写实一些，虽然完全黑白的写实素描会让您感觉很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像是一次长时间的修行。即使用彩铅，在画中带点颜色，也都是可以接受的。用铅笔画，用炭笔、粉笔、小毛刷、毛笔，无论用什么都行。当然，如果您想画水彩或油彩，您都有完完全全的自由。我不仅仅给您带了所有的工具，还有准备好的颜料，甚至还有用来上釉的树脂。好像是叫这个名字，至少在盒子上是这么写的：天然树脂液油……”

他继续着他平淡的语气，可能他没有察觉到女人的脸因为惊讶而变得有些僵化。

然而，突然间，女犯人张口说话了……

“好，但是……”

她就咕哝了这么一句，仅此而已。如果跟之前的缄默不言相比，这几个词已经足够多了。他悄悄地注视着她，就像她睁大眼睛扫向墙角的那堆东西一样，墙角堆放着、排列着如此多的盒子，还有一捆一捆的包裹。

“我带了您画画所有需要的东西，素描也行，水彩油画也行。如果您一定想要做雕刻的话也行，只是不知道之后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批准而已。我们得让您，或者他们得让您再留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在这里。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很难说。我们是个小国家，很多事情都要取决于世界上的变化。如果您对我的观点还感兴趣的话，我觉得您不会留太长时间的。在我看来，时间过得很快……接下来您每天关在牢里的时间会变得更少一些，因为您每天都得画画了。您就画那座房子外面和里面的构造，就是您和哈里加、卡哈内、沃杜瓦还有其他人会面的那座房子。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是不是有点像产业工人的工作节奏？可能只是一开始感觉这样，您每天都画，但可以没有太详尽的细节。您怎么记得就怎么画，这些细节也有可能是重复的，甚至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之后您可以慢慢地边想边画每一幅图，这样的画才会更为的艺术，更为不准确或更为准确，这都只是您记忆中现实的边缘，记忆与执念相遇，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服务于……我无须再多跟您解释，您能很好地理解心理学和美学。不管怎么说，记忆都是服务于这份执念，甚至给这游戏服务的。我已经说过了，您尽可以选择怎么去画，我带了所有的东西。然而开始的时候尽量像在学校里画素描那样画。或者交替着来，按照您的想法来画。然而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就只画写实素描。所以他们会确保您每天都有画画的时间。不难看出，这是个很重要的特权，但是您可要努力工作，您要习惯这项任务。在一开始，您可能会感到恶心。而之后，慢慢地，您会乐意做这个，期待做这个的。我们希望您会越来越习惯，您能全力以赴并充满热忱。这也是一种瘾，也是一种爱。而艺术……正是瘾和爱，不是吗？这些画也要囊括那个地方的地形，建筑的结构以及你们人员的构成。我十分清楚您去过那个房子几次，都见了谁，就是您被捕的那座房子。差不多十次，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十一次……您需要承认这考验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希望这考验对于您这样，或是您将成为的艺术家来说是愉快的、有用的，甚至是有疗伤作用的。因此，您需要承认这你所不了解的行动与考验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一直在跟您实话实说，尽管如此，细节只有我知道，可能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假设，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我会开始走上这条道路，而我或我们又将去向何方。说实话，一切事物都重新显得合乎逻辑，易于理解。我知道您曾被教导过，您需要去相信一切事物都是有原因的，都是解释得通的……”

对他的印象已经可以确定，他的话语，正如他的声音以及他那冷冰冰的小人形象一样，带有一种特有的自信与冷漠。

他的手指敲打着桌上的小瓶，没怎么去看他的“猎物”。他继续站在那里，小瓶中的酒渐渐空了。然而他的话语还是那么地快，坚决而冰冷。

“在您的画作中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些‘奇妙故事’，您的画作中有那座房子，更准确地说，是卢奇安·哈里加同志的老房子，对于那些付给我钱的人来说，这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明。我的判断力，相对于我的判断力来说，他们那只是模糊不清的幻想。他们会觉得这简直闻所未闻，以至于一段时间后，他们在我的谦卑面前都显得难为情。无论我向他们建议什么，跟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犹豫不决，不确定这到底是来自书本还是杜撰的，或者是根本就是胡编滥造出来的书本，反正他们也没办法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谦恭与畏怯，好似显得他们很尊重我，但其实越是这样，他们就越恨我、恨您、恨一切跟书本有关的，或者恨相信书本的人。他们显现出蔑视、盲从还有憎恨，当他们面对书本的时候，真实的或是杜撰的书本……很难去理解一本真实的书是多么的不真实，而一本还没开始写的书是多么的真实，在那么一刻，书的内容还是虚幻的，可能还停留在作者的脑海中。最后，不管怎么说，希望我的思辨没太影响到您……总而言之，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您要画这些让您画的。老实说，这是我一个任性的想法，您也看出来了，我有各种各样任性的脾气。我承认，我这任性的想法足够奇怪，但只要您能让我满意，我就少不了您应得的东西。我说到做到，完全就是这样……可能，正如我之前提醒过您，给您免除一系列的政治流程。或许这样会增加您的同志们对您的不信任感，我希望如此，尽管他们已经对您，对西亚·斯特里汉不信任了。我们关上灯吧……已经不用开灯了，您看，已经可以看到日出了。可以说，我们一同度过了一晚。看啊，多么美妙的清晨！晴朗的天空，无边无际。很不幸，牢狱占据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像这天空，像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喜怒与哀乐。因此我们要以快乐和惊奇的心态去接受生命中的一切，这样就足够了……”

他说得对，地球一直这样转动着……黑夜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又重新将他们一并抛出，抛向一天中冰冷而寒凉的岸边。

他笑了笑，像个死人般。

“麻烦您打开窗户吧。”

女犯人艰难地从座椅中站了起来。她面色苍白，双眼布满血丝，她的黑眼圈就好像一对紫色的鳞片。

她慢慢地离开座椅，转身，向窗户迈了第一步。她支撑着座椅的边缘，继续往前走。她向前挪动着，左手停留在空中，远离身体，没有可支撑的东西了。她离开了座椅，她迈了一大步，快走到窗边时还差点摔倒在地，好在双手及时向前抓住了木窗边缘。

她深吸一口气，沉下肩膀并看了眼下方。然后，她尝试着挺直腰板，左手握住窗台，右手滑向了木窗框，摸到了窗户开关，那块凉冰冰的金属。她的手指握紧开关，转动，没成功。她踮起脚尖，举起另外一双手，同时抓住了两个窗开关，她再次用力想拧松它们。她的额头有些微微冒汗，她又尝试了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将两扇窗户都打开。她放下双臂，感到有些筋疲力尽，她双手支撑着窗台。很快，她将一扇窗户拉开，推向墙边，她把另外一扇窗也开得很大。她停留在窗边，可以想象到，拂面而来的清风让她的双眼清醒不少。

她看着白而柔软的天空，房子的蓝色墙面，道路好像一条明亮而潮湿的带子，被某辆飞驰而过的车截断，这车就好像一只迷路的昆虫。她双手抓住窗沿，展开双臂将窗户开得再大些。所有窗户都有粗重的铁护栏，即便这个房间也不例外。天空好像被画上了影线，尽管如此，依然很白、很晴朗。

“牢狱之灾、疾病、孤独与不幸，在这奇怪的生命中都很短暂，无法预测会持续多久。也正因如此短暂，我们更要享受这每时每刻。如果不是听他讲话让我感到恶心的话，其实我也会这么说的，谁知道呢。”

在她的背后，他停止了所有动作。难道那个小兔子趴在桌上睡着了吗？或者他还看着她，却没有一点动静？哪怕一丁点儿声响都听不到。

她仔细地听，不，没有，什么都听不到。过了很长的时间，她打开窗户后，休息了一会儿，看着这人烟稀少的城市上空。她忘记了那个和她共度夜晚的人。毕竟，他仅仅命令她去打开窗户……她慢慢地，转过头来朝着他，看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然而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了。可能，就在她竭尽全力开窗户的时候，他已经出去了。

座椅完美地摆放在书桌后面，就好像从没有人移动过它的位置，电话也死寂一般。那个小扁瓶，还有那个金属小瓶盖，在漫漫黑夜中无数次闪亮这间屋子，就像生命的小标志，也消失了。

她想做个拉伸，以便让已经麻了的双腿恢复知觉。就让她被遗忘并沉浸在厚厚枕头的柔软中吧。天还太早，她无法集中她的思绪，也没有力气去回想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她放弃了回到座椅上，毫无力气，她蜷缩着身子，双肘支撑在窗台上。她一动都没有动，他们想把她拉到哪就拉到哪吧。门是关着的，还没有人来喊她。“他们只把门打开了一下，看我是不是用手弄断铁护栏逃跑了，是不是跳楼跑了。他们看到了我便满意地把门关上了。或者刚刚就是他，喝了两口酒，然后再来看一眼。”

突然间，她感觉到，一只柔软的手落在她的肩膀。她惊醒，好像一条蛇在她肩头滑动，她感觉到了这条湿湿凉凉的蛇。

然而这并未结束，似乎才刚刚开始。那双手轻按着她的肩膀，一切又重新开始，还是从她一直以来最害怕的地方开始。这个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老怪物可真有力气。他又恢复了他的力量与兴致，他又喝光了一瓶。又从头开始了，永无休止，他盘算得很好。事实上，他的“猎物”也无力再反抗了。

“不再折磨你了，听着，可能，不再从头来了。”在她肩膀旁，女人低声说道。

纤细的手指在她肩膀上抽动着，轻轻地按着她，让她转过身来。昨天的那个女人，可能，那个皮肤黝黑，锐利而纤瘦的女人，是如此的熟悉，好像是某个同学……感觉她的放荡与母性并存，蓬乱的头发，裙子也因没穿正而转了腰，潮湿的脸庞，流着汗，还穿了件白衬衣，扣子也没扣全。好像她刚刚意想不到地从被窝里被拽了出来，又好像刚被叫醒或者刚熬完夜，或者，或者刚干完别的什么事儿。在她开口的衬衣下面，她的酥胸裸露了出来，抖动着，流着汗。

“谢谢，你很乖，你没有挑衅他……”她低声说道，她的声音是如此的微弱，很难听清她的话语。

她的手像条长蛇，似乎还在向上攀爬，从肩膀爬向了脖颈。这个幽灵还试着温柔地抚摸她的脸庞，女犯人忙躲到了一旁。

“谁把你的帽子扔这儿了？”女犯人听到她那或远或近的声音。

她弯腰捡帽子，用一种十分温柔的眼神看着这帽子，她捡起它，在窗台上掸掉灰尘。她靠近了窗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戴回女犯人的光头上。

这个倒霉的女犯人将她的头贴近了铁护栏，去迎接这一天凉爽的空气与光亮，以避开一直追随着她的声音。突然，外面好像响起了警报声，她可能听到了，也可能没听到，可能这警报声响彻整夜，可能专门是为她而响的，而她却没有听到。

“你很乖，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或者睡会儿……”

不知道是谁，从哪儿，什么时候低声地、慢慢地说了这些话，说得很慢，就好像她的姐妹对她说的。这个女人是光着脚吗？所以她进来的时候都没听到？

门不知什么时候又慢慢地关上了。她闻了闻，周围是很淡的香水，是一种新的味道，淡淡地混合在一起，很难辨识。她看了眼门，又转回了窗边。

她将头侧倚在冰凉的木窗台上，她静如止水。这一天明媚的阳光在她疲惫的脸庞上缓缓升起，她似乎睡着了。

[1]西餐菜品名，常作传统西餐中开胃菜，又称魔鬼蛋。（全书注均为译者注）

[2]中东各国著名甜点，由很薄的酥皮一层一层裹起烤制而成。

[3] 该学派主要宗旨是追求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并要学会快乐。

[4]用于辅助乐器，可使乐器发出的声音更为柔和，动听，显得飘渺。

机械人传记

如果长时间不与他人交往的话，我们便无法真正地了解自己。据说，只有和他人来往，才能显露出其中的对比。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什么，那么我们将无法想象未来会是怎样的。也就是说，很多过往的数据与信息构成了外推法[1]的前提。

首先，这个热切的创始人可能在思考着一个时代的肖像，他丝毫不会怀疑在他所提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决定。个性化，如果还剩下那么一点点的话，也只能通过一些参照与细节所找到。最为苛刻的区分，只不过是另外一种表达，仍要依靠原有的那一系列条件。又有谁会有耐心去看，这些如此详尽的履历表呢，这些信息表明天要送去专业机构。不难理解，他并非自愿参与这关于他自己人生的总结与概括。无论他是否认为自己很突出，对于他自己而言，一些巧妙避开的，甚至是惊人的神秘事件便会重新浮出水面，在所收集的材料中，这些神秘事件将会变得无比详尽。

未来学研究院的新院长，显而易见，他在扩大调查的手段。但相比于运用新的技术来说，他更愿意去寻找一些不同的合作者。

在周四热烈的讨论会第一场会议上，总之，不仅邀请了平日里的老面孔，数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医生、律师，还邀请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其他类型的代表。

将会在一个周四的下午，大概六点左右，有着六月份落日的余晖。在奥兰多大街上的白色会堂里，他们将作为邀请人来参会：一个女打字员，一个出租车司机，一个餐厅经理，一个幼儿园老师，一个小说家，一个人事主管，一个体育老师，一个海关公务员，一个储蓄所的职员。

参会者们将被告知，除了对他们的介绍，当天不会再有其他的安排。毕竟这些参会者和这个研究院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院长直接开始了他的讲话，他没有专门站起来，也没有平日的“请大家静一静”或者“同志们”的开场白，说实话，他好像是偶然发现了坐在第三排靠窗户的某个年轻的出租车司机。在礼堂柔和的灯光下，这位出租车司机微笑着，显得很有耐心……

“克里斯蒂安·沃伊内亚是杰塔克斯出租车公司的司机。他很年轻，你们也看到了，才21岁。我听说，他是名非常出色的司机。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请求他帮助之前，我有机会亲自进行了确认。他在高中时就展现出了对数学的偏爱，虽然他选择了芭蕾舞。接着，他学习了编舞艺术专业，为芭蕾舞事业做准备。希望我没有妄加评论，也没有夸大其词，亲爱的克里斯蒂安……”

克里斯蒂安·沃伊内亚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他有着金色的头发，诗人般发白的额头，体操运动员一样健硕的上半身。他穿着格子衬衫，薄亚麻材质的。这位未来的合作者面无表情地听着这广告一样的简介，就好像是在说其他什么人似的。

“在一次不幸的事故之后，总之……他放弃了芭蕾舞。克里斯蒂安觉得重新捡起数学未免也太晚了，因为作为职业而言，数学就像钢琴一样，是要有童子功的，是要付出大量时间的，他喜欢这么说。但是你们会发现的，他确实是个数学家，还是个钢琴家。这位来自罗塞蒂广场出租车中心的司机同志，我最好还是不要透露，他所给我们带来的全部惊喜。”

沉默的听众们接下来将会了解到，那位50岁，年轻的女士不仅仅是个打字员，虽然这就是她每天所做的工作。然而，她是我们前驻英国大使的女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段期间的驻英大使。她还是位装饰艺术领域的专家，作为顾问，她能鉴定有重大争议的东方古董首饰。而这位体育老师，从前是位著名的骑手，还是位退役军官。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有纹章学[2]的学位。这位谦逊有礼的贵族有着花白的头发，还有着威严的双下巴。这位当前的餐厅经理，在旧金融业务和证券交易领域有过别样的经历，然而他还在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领域获得过无数奖项，那是他规模虽不大却很模范的产业。

对于听众而言，很少有机会了解这么多引人入胜、精彩的人物故事。一阵阵混杂的惊奇声，多多少少令人感到有些刺耳。

当参会者们的注意力逐渐地转向可能主持人都没打算介绍的那位陌生人。总而言之，这模糊的、冷漠的与迟疑的时刻将会到来。

确实，直到这第一场会议的最后时刻，儒雅的经理也没展示这位青少年的名片。不知怎么的，一些人聚集在一起，青少年不时地看向他们，他像是刚从梦境中醒来。他从第一排的椅子中站了起来，他有些近视，直到这时他才合上了先前放在膝盖上的画报。

相比于这场关于未来严肃的项目调查、研讨与研究而言，一个大概十六七岁的男孩显得与这里极为不符。让参会者们好奇的是，他的外表也与这里很不相符。也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与如此多严肃的、思辨极强的教师们在一起，确实让他感到浑身不自在。一个圆润的男孩，头发很少，有几根白发，戴着金属框的小眼镜。差不多比较矮，差不多比较害羞。差不多，总之就是差不多……

可能你们还能容忍得了他，或者到最后把他都忘记了，如果他还不明确去说些什么的话。没人想要征求他的观点，而他的辩驳来得正是时候。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在第二场会议上，当他给院长同志介绍这关于主题宝贵的前提之时。

下次会议差不多是在下周，一个下雨的周四，争论可能直至深夜。关于这个年轻人的身份问题，各式各样的流言蜚语已经散布开来。年轻的天才数学家，杰出的诗人，虽然还不出名，但恰好被院长同志发掘到了吗？这些各式各样的说法好像很适合他的外表与年纪。然而一些人说他是在美国留学的工程师，或者是过去从纳粹集中营里逃出来的。还据说，他还是某位夫人的情夫，某女歌唱家，正是院长同志的夫人。或者从行政等级上看，他可能身居要职。但只要看看他的年纪，就会知道他们说的不过都是些废话而已。但是自然而然，他们的好奇心会增加。无论他如何反驳，在他们的讨论中如何插嘴，都像是锦上添花一样。据说，就像一种对笛卡尔大师重要的引用，男孩犹犹豫豫、扭扭捏捏的语气及时提醒了他们，这些人就要迷失在他们复杂的细节与谨慎之中了。

无论如何，都需要承认的是，这个青少年确实使讨论变得更为振奋人心。他的一些观点，例如“未来就在现在”“时间仅停留在写作之中”“在讨论环境之前，集体是什么？集体是为了什么？”“平凡的一天囊括了这个时代的全部，就好像还有变化的潜力”“个人履历表就意味着政治档案”，正是这个迷惑人的、失态的男孩所提出的。虽然其中的一些言论，事实上是其他的发言人所言。尽管如此，然而却显得他新颖的思想在“煽动”着大家，所以他们最终会觉得这些观点是他所说。

当然了，长期的合作会消灭掉年轻人周围大多的奇怪事和各式各样的流言，可能消灭掉一开始大家敬佩的嘈杂声。然而，关于接下来的故事不同层次的撰写，他将不再从合作者的名单中被忽视或遗忘。

[1]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趋势推断未来的一类方法的总称。

[2]西方一门研究纹章的设计与应用的学问。

I.1

几年以来，一个矮小干瘪，说话匆匆忙忙的先生，都会定期出现在这家储蓄所。每当度过夏季的休假之后，九月到十月期间，生活再次回归正常的时候，戴着厚厚镜片的斯卡尔拉特，便会出现在这里。窗口的女孩们渐渐习惯了这位督察员同志。他的办公桌恰好就安放在她们之间，他恰好能听到她们日常的对话。流言蜚语从一张桌子飞向另外一张桌子。

斯卡尔拉特先生，他总埋头干着自己的事情，这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当你旁边多了个耳朵时，你也肯定会觉得不太舒服。在他那巨大的、黑乎乎的眼镜片下面，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已经成了他那黑眼镜片中的焦点。

一个普普通通的督察员，例行在年末被总行派来，看一看业务进行的情况。他没有这里职员的那种熟悉的感觉，这里的职员比较人浮于事，好像早已对数字和人感到厌倦。他也没有小人得志的那种傲慢，那种从小跟班升上来当领导的，管的不过就是可能自己到昨天还在做的，或者别人做的那摊事儿……

小维克托叔叔，女孩们这么称呼他。他坚持着自己独特的矜持与孤介，总是将头埋没于纸张之中。当他听这些女职员们讲话时，或多或少还带着些许轻蔑。他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当然也有可能恰好他就是这个样子……虽然过段时间女孩们就忘记了他，也不会再去注意他。她们已经习惯了和这个邻居一起度过一年中的最后一季，反正他也不插手她们的事。大概每周他都会给每个人送上一小袋巧克力……当维奥丽卡陷入困境，需要钱时，他没等任何人来向他请求，便直接把钱借给了她。他给了赫塔一个非常好的，看肺的医生的地址，还为伊娜的女儿安排了宿舍。而对于小雏儿，他最喜欢的一位，据说，他却不敢去给她献什么殷勤……他满意地看着她从自己的座位旁大摇大摆地走过，尤其是当她用惊人而浑厚的嗓音打电话的时候，斯卡尔拉特先生把始终埋在账簿里的头抬了起来，但他立刻又不好意思地把头低了下去。显然他在认真地听着，对她说的每个词都感兴趣，他无可救药地被这年轻女人火热的声音所引诱。他还不时用笔在头发上转动，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当他倾听这场“音乐会”的时候，露出了一些浓密的白发。直到电话结束他才发现自己的头发都蓬乱了，挺立在脑袋上。过了很长的时间他才反应过来，这才紧张地抽出那尖尖的梳子，猛把头发拉拽回原位。

I.2

斯卡尔拉特先生又一次站了起来，走向赫塔桌上的电话。卡尔门向小雏儿示意，让她帮她照看下桌上正烧着的咖啡壶。棕色头发的小雏儿看了看壶里的那圈黑咖啡，抬起了她那精致的小脸，显得有些难为情，又有些困惑地看着卡尔门阿姨，人们在背后给这位卡尔门阿姨起的外号是“我以前有这个，有那个，但我现在都丢了”。小雏儿就像是传闲话的从犯，被抓包了一样，没敢拒绝或是忽视她。无论她想或不想，她都答应了下来，她看着斯卡尔拉特先生走近了红头发赫塔的桌子，他又一次弯下腰打电话，还是像过去半个小时做了很多次的那样。糟糕！咖啡溢了出来，这个艺伎小雏儿，她的朋友都这么叫她，她涨红了脸，慌慌张张地不知所措，忘了要马上把咖啡壶拿下来。壶里的咖啡溢出了很多，流在电炉上嗞嗞冒响，到处都是咖啡渣。卡尔门，作为上司的她已经厌倦了下属的笨手笨脚，她生气地用手指了指，便转过身去，背向她。还好有维奥丽卡，她总是那么乐于助人，恰好她抽屉里有抹布，她拿着抹布飞快地靠了过来，擦干净了座椅边缘。最终，维奥丽卡把电炉的插座断开，咖啡壶凉了下来。

这意外事故所惊起的嘈杂声一点都没有打扰到斯卡尔拉特先生。他又重新拨出了同样的分机号，用他同前三次一样未果，冷静而严肃的声音说道：“喂，我是斯卡尔拉特……在吗？”显然，里面的回答和此前一样，小维克托摔下了听筒，没再说一句话。他大步走回了他的办公桌，没看任何人。而他的隔壁，伊娜，微笑着擦着眼镜。

斯卡尔拉特同志不太用电话。怪不得同事们都感到惊讶，这几天他坚持过来对着听筒问同样的问题，却每次都未果。这场景昨天也在上演，没有什么其他更多的细节。

当伊娜重新把她的大红框眼镜，戴在她那白嫩的鼻子上时，她看到了赫塔在冲着她眨眼睛，还偷偷地伸出了三根手指。没错，小维克托打了三次电话，跟昨天一样，跟前天也一样。三通电话，每次间隔都很短，一大清早就……然后，就没什么了，到此为止，当天他不会再来了。斯卡尔拉特先生又重新专注于他那一列列的数字，实话说，就好像新的一个早晨，就好像刚才那个愤怒与不耐烦的人不是他，心中的不悦很快就烟消云散。这也就意味着他会像先前一样：当天之内都不会再用电话了！小维克托从来都不像其他人一样，用单位的电话打给朋友，或是单位的某个同事，以便处理些什么当前的事项。他也不打给家里，问问妻子，或者问问丈母娘回家的路上有没有需要买的，哪怕是问问家里的电梯修得怎么样了。不管怎么说，总之就是正常人每天的琐事与烦恼而已，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斯卡尔拉特同志就是不给任何人打电话，真是绝了！当然也没人在电话里找他……

每天早上三通电话的场景着实令人好奇：这位先生拨的可都是内线分机号！这也就是说接他电话的人就在这附近的楼里，就是我们的某个同事，单位里其他部门的某个同事，这里我们可谁都认识。除了我们这些可怜的、风趣的、健谈的、又香喷喷的同事，斯卡尔拉特同志谁都不认识，但他也不想去认识，我们一同度过这一年中总结的季节，收获与储藏的季节。

I.3

从46号楼的窗边向外望去，看到的是布加勒斯特慵懒的秋日……“也给我来根儿肯特[1]”，困倦的伊娜含混不清地说道。阳光突然照射在她的桌面，她不得不把眼镜拿到一旁，低下头又喝了杯底还剩下的一口咖啡。她精致的食指，涂着红指甲油，沿着咖啡杯画圈，这是她的一个小癖好……纤瘦的伊娜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平静下来，可能，是为了消解一天的劳累，或是避免一些她早有预感将会发生的不快。她又低头看了看这黄色的咖啡杯，欣喜地笑了，柠檬黄的颜色确实令她的心情都变得明朗起来。她右手的食指在这深色咖啡杯上画着圈，她发现杯中还有一口咖啡。她无精打采地低下头，一饮而尽这能令她精神抖擞的饮料。她脖颈上香香的绒毛，还有那优美的曲线，这场景就好像来自古老的中国，雅致而细腻……

斯卡尔拉特先生恰好看到了这一幕，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那厚厚的眼镜片又贴近了他计算用的草稿纸上。

“我没有了，”维奥丽卡稍后回答道，“从一早到现在所有人都找我要……”

“我有。”旁边的小甜甜赫塔说道，她说话有点平翘舌不分，“大概一个小似前，有个人来换八百块钱的促蓄再券，就似他给的我。我根本都想不到。当我写他的名字和森份曾号的似候，嘿，他递给我一个包裹……他笑得可高兴了！嘴都从柜台咧到了大门。怎似个意外啊……就为了在促蓄所换点再券？我怎的似想不到啊！”（大概一个小时前，有个人来换八百块钱的储蓄债券，就是他给的我。我根本都想不到。当我写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的时候，嘿，他递给我一个包裹……他笑得可高兴了！嘴都从柜台咧到了大门。真是个意外啊……就为了在储蓄所换点债券？我真的是想不到啊！）

事实上，小甜甜勉强地笑了，露出了她那颗镀了金的坏牙。她用手指夹着肯特，递给了她的同事，然而她的头却转向了另外一侧：“你能不能关了那个破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你在听什么？”嗡嗡响的半导体收音机安静了下来，都不需要卡尔门女士再过来说什么。

伊娜整了整她金色的发髻，在椅子上坐直了。她点燃了香烟，用食指扶正了白净的东方小鼻子上方的红色粗框眼镜。她发起了呆，看起来什么都没注意。但她却无法将自己与各座位间的窃窃私语隔离开来。很不幸，她很快就能区分出她们，这是一种无法自控的反应。没错，就是控制不了，她的小天线、小雷达自动就竖了起来，让你都没办法去想些别的事情。

“我家的那位说他受不了了，他不想再听到这样的故事了，就离家出走了。他说自己想干吗就干吗，等我都解决了再回来……什么日历！你看，你都不会信的……不是永远都是准的。自从有了那两个小崽子之后，我可是严格按照日历的。我真的是要疯了，我要是再大了肚子，可千万别啊……再说了，偏方也不一定都好使。这个事儿真是让我不知所措啊，比其他所有的事儿都难。但检测结果却呈阴性！你想想，我还以为要再多个崽子。我现在还在等，我婆婆说她认识个……”啊，原来是那个天使小雏儿在说话，她的声音又粗又热辣。她这么瘦弱，怎么能有这样的嗓音……她要是不说话，根本就没人能发现她。一旦她说话超过三句，立马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抬起头。可能那时人们会看她，看她是怎么比画的，看她是多么令人喜爱，看她是多么小心谨慎……奇怪，对，就是非常的奇怪。她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她不让别人追到她，但她也不拒绝。看啊，让人怎么想都行……

“去年巴努和同事们去收土豆的时候，带回来两大麻袋。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就在那里玩来着。那儿的人跟他们说，让他们也带点回家，真是见了鬼了……现在，刚好又叫他们去采摘，他却去服兵役了。我跟姨妈说过了，先给我们拿点。等到哪个周日，我们给车加满油去趟农村，否则的话就活不下去了。”

毛茸茸的维奥丽卡不紧不慢地说着，同时她还在飞快地写着东西，签着字。维奥丽卡工作起来非常快，比她们其他人都快，但她工作的同时还要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该说的还有不该说的。她写东西，整理东西，签字盖章的速度都很快。就像她现在一样，嘟噜嘟噜地说着，直到赫塔站了起来，走向水槽再去接杯水喝……

“夏天的似候我就跟你缩了我有组涩的药。但你缩你不需要。我就给了一个女邻居。似个女工曾师，就组在我们一楼，还没结婚。她经常搜到各总各样的包裹，似她到加拿大的兄弟给寄来的。”（夏天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我有注射的药。但你说你不需要。我就给了一个女邻居。是个女工程师，就住在我们一楼，还没结婚。她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包裹，是她到加拿大的兄弟给寄来的。）这是赫塔，她说话有一种柔和的感觉，柔和到让你听了都想睡觉。你立马就能分辨出是她，总之就是赫塔，不是维奥丽卡。赫塔听着猫咪一样的小雏儿，她说的每句话都间隔很长时间，还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你，有些诧异、无奈的样子，反正你不会受得了的，能让人的骨髓和脉搏都酥软下来，这也就很容易理解那些可怜的男人们……

附近有一阵金属般的沙沙声，是卡尔门女士，肯定的！伊娜没有睁开眼睛，她也没必要去睁开眼睛确认。她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她甚至都没有兴致准备一下……如果卡尔门女士开始精心地梳头，那么就意味着她想歇息一会儿。她用一把长长的铝制梳子，梳着一头浓密的、打结的黑发。很快她就会拉着她的椅子靠近伊娜的办公桌，像平时一样说道：“哎，你怎么样啊？来自塞瓦斯托波尔[2]的伊努什卡（伊娜）。”然后她会轻抚着她的手继续说道：“看你这多么美丽的手啊，多么美丽的眼睛啊，真是来自草原的小宝贝儿。”

卡尔门·彼得罗亚努同志，她们的上司，很明显，在所有的同事里面她最喜欢伊娜。她对待伊娜就像是假期到来时，对待访客的那种友谊，比如说，会告诉他们哪条街、哪个酒店的位置，或者博物馆在哪里，什么时候去商店试鞋比较好，为什么要去某个区的某个商店等。伊娜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很多年，在储蓄所也工作十多年了，在待人接物方面她可能要比卡尔门同志更为老练，但她仍被热情地款待着，被关切地呵护着……

不，她不想睁开眼睛，直到能闻到附近卡尔门同志硕大身躯的香味，能感觉到卡尔门坐在了她的右边，她依然不想睁开眼睛。

“你看，小雏儿，他们叫你去文艺队！饭后，让你去唱颂歌……我们可能会在电视上看到你。”这是卡尔门同志的声音。卡尔门把发卡归位放好，她站起来靠近伊娜·萨多娃，卡尔门是这么称呼伊娜的，但其实应该称呼她穆尔古莱茨。伊娜的前同事穆尔古莱茨，某个大学的院长，副教授。“小雏儿现在已经够忙的了，还去唱什么颂歌。”赫塔嘟囔着抱怨道。

小雏儿一般不会立刻回答，然而最终她还是找到了摆脱这困境的办法……

的确，她感觉到，她附近的一个椅子挪动了，那女人硕大身躯的呼吸声靠近了。

伊娜又等了会儿，最终，她睁开了眼睛……“怎么了，伊努什卡，草原的小宝贝儿，你累了吗？”塞瓦斯托波尔的小宝贝儿，可能用了点时间，才辨别出上司厚厚红唇下面的那颗痦子。在她回答之前，她眨了两下眼睛：“我是有点累了，昨天晚上米莎的叔叔来了，还待了很长时间。他还给我带了珍珠耳凡（耳环），你们是这么说的对吧，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卡尔门觉得她可真的是秀色可餐，真想咬上那么一口。她高兴地点上了一根肯特，她把烟盒放在伊娜的桌子上，好让伊娜自取。彼得罗亚努同志可用不着拿那些人的好处，比如那些想要开特殊账户的储户，每个月15号排队挤着领退休金的退休人员，或者是幸运的、欣喜若狂的中了彩票大奖的人……当然，她也不会拒绝，如果有人给她包烟或者给她块进口香皂，或者女孩们从收到的东西里分给她什么的。当然了，也都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这里又不是诊所，也不是加油站。“你看苏店里的人也开似凑那总细藏的烟了，责意味责森么呢？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苏了。”（你看书店里的人也开始抽那种细长的烟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书了。）小甜甜跟其他人说道。

彼得罗亚努同志对这些东西着实不怎么感兴趣。而糖果罐和点心盒之类的甚至会惹恼她。她可一点都受不了甜食！甜食会让她感到恶心，她拿到后立马就给她们分了，甚至连包装都不拆。真是一点儿都不做作，千真万确，她死都不会吃的。你可能会觉得诧异，那为什么她还是瘦不下来。事实上，她不会尝试，也没耐心去研究那些愚蠢的瘦身食谱。时尚？身材苗条？她是觉得这样很健康，但她根本就没有动力去开始那种烦琐的挑剔。她不喜欢甜食，这是真的，她不喜欢。她受不了甜食，这就是……

“算了，别再提你说的什么耳凡（耳环）了，小宝贝儿，我跟你说说靴子吧。今年谁都买不到，可能要让所有人都失望了，但我有可靠消息。要是你想的话，我从我们那个店给你拿货。800列伊[3]，意大利的，有鞋跟。我让贝贝把‘香奈儿’也列在清单上，这个你应该喜欢。估计要带上100瓶，咱们俩留两瓶。”伊娜早已习惯了她那同样的、周期性的偏爱，她甚至都不用道谢。她乖乖地等着，就好像卡尔门让她等着一样，好兑现她的诺言。“你不用谢我，我给谁是因为我想给谁。”卡尔门女士简短地说道，“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如果你还认识谁，从他那能买到什么东西的话……我跟他说了，难道另外一个世界也是这样的吗？喏，他现在去巴西了。而我跟个蠢货一样留在这里的窗口。但是他许诺了我去意大利度假，必须得去，他已经都安排了。”

卡尔门同志的丈夫职位好像不高也不低，但倒是很有用，能经常出差，有不少关系。彼得罗亚努夫人说话始终带着些许口音和语法错误，但她也始终都保持着礼貌，以便不忽视同事们众所周知的担忧。但她没有参与这种买卖，也不参与那些不合时宜的闲话。当然她也会听着，不刻意回避那些笑话和每天的不满与抱怨，也不去打断任何人，有时候她也参与其中，提供些信息或奇闻逸事，但她终究还是不偏不倚。她说：“我可不喜欢往我喝的汤里吐口水，我还要喝，还得咽呢，就是这样而已！”

卡尔门唯一秘密的报复，如果能这么说的话，恰恰就表现在流露出对伊娜的喜爱上。她反对她自己所受益的特权优待，虽然她也乐在其中，但还是有些看不上这些。伊娜这个可爱的同事，换句话说，她是个很乖巧的同事。然而却不知道为什么，能看得出来，领导们总是待她很冷淡。有可能因为她是外国人，也可能领导们有什么别的原因。卡尔门女士没有孩子，这倒是真的，但是伊娜也不年轻了。反正，她一点也不掩饰对伊娜的喜爱，在工作方面，她对萨多娃·穆尔古莱茨并没有偏袒，她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然而她在私人方面却给了她很多的关心。然而有意思的是，她们其实并不相互拜访，她们也不把各自的家庭介绍给对方，就像通常习惯的那样。她们甚至在周日都不相互打个电话！塞瓦斯托波尔的小宝贝儿也只在彼得罗亚努夫人生日时才有所表示。女同事们已经不觉得惊讶了，甚至也不去评论伊娜一直都送给上司这么贵重的礼物。虽然贵重，但这些礼物终究是比不上贝贝·彼得罗亚努同志的妻子在一年之中送给她的东西。贝贝·彼得罗亚努同志是位商务部机灵干练的公务员。“人嘛，也不一定都往高处走。谁知道我的贝贝以后会当个什么呢！至少现在还能用这些小东西来安慰安慰自己。”卡尔门可能还想说，“我，也就是我的朋友……”她又点着一根肯特，听到了小甜甜赫塔尖细的嗓音：“卡尔门同自，来接电话。”（卡尔门同志，来接电话。）

她虽然身躯庞大，却很敏捷，卡尔门·彼得罗亚努同志已经在电话旁了，向伊娜示意自己还会回来……

电话很快就打完了，她有些失望地向伊娜解释道：“领导叫我，但估计不会太久。”

斯卡尔拉特同志可能有些许吃惊，把目光从纸张中抬了起来。彼得罗亚努夫人离开了办公室以后，她突然站了起来走向电话。现在已经过了十二点，外面渐渐开始变得拥挤。小维克托又打了一次电话，这是第四次了！你瞧……斯卡尔拉特叔叔在刚刚送出惊喜之后又送出了惊喜。

“喂，我是斯卡尔拉特，他在吗？”这次他没有摔电话，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听筒放回了叉簧。斯卡尔拉特叔叔真的有些生气了。他不声不响，百无聊赖地回到了他的办公桌。

可能很难明确地指出，在周四的讨论会上，那位过于年轻的主角在这几周内的初步讨论中，还有接下来即将开始的研究中，是否还能继续保持他的角色。我们无法确定，或者我们暂时还不能说，会议主题正在发展的方向与他的观点是密不可分的。

可能在一开始还相对难以察觉，而后来则变得比较明显了。他们所讨论的主题，更多是关于现在与过去的，而非跟这个机构名称所显现的那样是关于未来的。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讨论方向上如此奇怪的变化，在一开始确实是由于这位青少年的干涉。而在最初，无用的推测与论证则和这些没什么紧密的联系，“高效的数据”“人类的因素”“构成的条件”或是“集体的自传”，以及“重要的交汇”，是可以属于它们的，当然了……同样，这些话语也可能来自别的讲演者或是由其他人所概括总结的。为什么倾向于让这个受邀的青年人提出一个如此重要的观点，而使得大家对所专注的路线产生了偏离。总体来说，他在所有讨论中显露出来的贡献，都是因为他的观点激发起了人们的兴趣，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那奇特的外表，而且他迅速地提出了令人始料未及的观点，是很具有说服力的。

谁，或是用什么方式，去推动这种未来学科的研究，确实没有那么的重要。没过几周，便能感受到与会者们的合作已经变得十分紧密了。他们激烈地交换意见，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还不知道谁能触碰到未来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讨论未来。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知道大致的效果……而最终，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在去了解未来，看过去是如何将我们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们的反应，我们的设想，以及我们对未来模糊不清的憧憬，都限制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可能性。在我们的生活中，或是在书本中，都应该摒弃默默无闻，在生活舞台的小幕前，舒适与否仅有一步之遥的距离。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也由此，使得必要的个人贡献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几周以来，大家都在尝试着减少术语的使用。会议大多都持续至深夜，听众们也都困惑于一些所提及的听起来没那么重要的寓言与比喻。还有心理测试、社会统计、刑事诉讼、个人履历表，有人建议，应该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

从如此众多的讨论中，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在六月的一个夜晚所讨论的问题（“工作的乐趣与质量”），仅仅用了一个简短的故事，便描绘了这样一副场景，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种放弃的症状，人们将其称作“厌烦症”。还提及了一系列不同的早早退休的人。精神疾病的发展很是普遍，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可能患病：如吊车工，飞行员，马戏团的杂技演员。因为一些令人难以想到的，不可告人的原因，而过早退休的这种思想渐渐地渗透到政府机关、军队，最后连救护员自己都深受麻痹，在和平时期这可是毁灭性的灾难。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很快就自我平息了，暴徒们一声不响地放弃了，但之后又会周期性地再次发生，新一轮的爆发，以及绝望的悖论，就像是暗燃与闷烧，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弄虚作假的行为，价值的选择，性别压迫，眼界狭小，表里不一，数据失真，就像口号标语，就像激发因子……正如所讨论的一些主题，让人有着很强烈的不同想法。

9月26日星期四将在精神病院进行会议，主要是为了弄清楚，通过对病人们的观察，发现他们其实是非常有礼貌的，这很是令人怀疑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界限：疾病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形式，能够更为真切地感知现实的色彩！对于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则属于那些患病的人，而那些所谓健康的人更像是机械装置，自动运转，对任何事情都显得漠不关心，甚至有些恬不知耻？

在另一个晚上，还将讨论关于生活质量的问题，比如关于面包、鞋子、墨水、书籍、电影、公交车、宾馆、烟草、葡萄酒、香水。就是关于正常人的日子，普通人的日子。正如其他的一些题目，不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就好比体育，作为转移注意力的疗法，猜疑还有监视，开车时的争抢，还有他们的不满与操控。关于中午快餐食物的好坏，以及心理的作用，公共住房的问题，领导与打字员还有司机之间的关系……10月9日星期四，报告文章的标题是关于女职工的一天：《囚徒的幸福摘要》……

过于坚持细节，过度的前期准备，耽误了开头。院长同志也开始有所收紧，及时地叫停，并再次明确了会议的方向。

因此，他们将逐个分配到任务。将确认每项任务的步骤，工作的小组，以及集体聚集的讨论。

这样还可以看到，与会者们的选择并非偶然与意外。全体会议将会变得更加有趣，经由专业与整体的角度分析，这样才能得出综合的、概括性的见解。

[1] 香烟品牌，英文“KENT”。

[2] 克里米亚半岛著名港口城市。

[3]罗马尼亚官方货币。

II.1

1945年9月。一位戴着眼镜瘦弱的年轻人即将离开本省的这个小城市，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回家乡。他想加入外籍军团……

开往布加勒斯特的火车将在中午离开。儿子不让父母送他去火车站，也就是说，他妈当然是想去，但他爸在这个时间还得工作，没法有这样可笑的幻想。然而女人真的是被儿子那不可撼动的志愿给击垮了。她唯一的儿子，沉默寡言又顽固执拗，根本不听她的请求与悲鸣，甚至都不允许她去火车站送他，一点人之常情都没有……她再也看不到他了，她能从儿子简短的解释中听明白，儿子有时候倒是会愿意透露些，她的宝贝儿突然就想去那人迹罕至的地方。她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她连痛苦都不能有所表现。当然了，可怜的女人。她也只有放弃并接受命运，事实上，对于她而言这都是上帝的意愿，上帝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相比于祈求保佑你活更长时间，接受天命看似更为简单。在他离开的那天早上，离开的前几个小时，她发现这个小疯崽子，根本不带她精心准备的吃的。这个讨厌鬼还把给他准备好的衣服，都从箱子里抽了出来，还有包裹、领带、手套、拖鞋，都拿出来扔得远远的，这可都是他妈因为他长时间离开家，一点一点，悄悄准备好的。他只留了一条裤子，一件毛衣，两双袜子，一条毛巾，一件衬衫，两条秋裤和一顶贝雷帽。

年轻人简短地辞别了他妈。他让她保证不要哭闹，也不要去跟邻居哭诉这件到此为止的事。他保证会定期给她写信，可能不会很频繁，但一定会定期写。要让她相信，就像他自己也相信母亲不会乱说，也不会给任何人看他告诉她的消息。他迅速地拥抱了她，亲了亲她潮湿而稀少的头发，他可受不了这种场合的矫揉造作。

女人乖乖地待在窗边，看着这骨瘦如柴又近视的男孩永远地离去，却不知道他要去向何方。看着他小步快跑穿过长长的庭院，接着又把木门撞上了。她含辛茹苦养大的小王子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她神情呆滞木然，想象着他爬上了火车，战后的车厢拥挤又肮脏。她看到他冷漠又恼怒地蜷缩在木凳的一角，没抬头看任何人。她还看到他，有一次在一个小破火车站，把票递给一个发育不良又傲慢的检票员，恰好他也刚刚上车。天渐渐黑了下来，她想起男孩患肺病的时候，从住院的地方逃跑了。还有一次，是很久之前了，这个又瘦又疯的半大小子，跟个小疯子似的从早跑到晚。她还想起带他去医生那儿看眼睛。

已经很晚了，男孩总有一天会回来的。黄昏下，空荡荡的房子。女人远离窗户，仍然蜷缩着。

厨房里，煤气灯、火柴、灯芯。房间里充满了微弱柔和的灯光。灯的旁边，是翻开的《圣经》。由此可见，他还是没拿这个！虽然她已经把它放进了箱子的最下面，然而他最终还是把它拿了出来扔这儿了，他都不想给她哪怕是那么一丁点儿的欣慰。哪怕他在路上扔了也好，虽然他肯定会这么做的，那也比扔在这儿好，这就像是对她的羞辱，好让她看看就连带上这个她都说服不了他。

这神圣的卷宗散发出老旧纸张的味道，她把它放回了原来的柜子里。一张照片从纸张里掉落在了地板上。

她呆呆地站在原地，好像没看到有几页也掉了，也没看到照片。她知道那是什么照片，但她已经没有力气去想这些了。照片上是她和男孩儿，她给他照片的时候他并没有拒绝。关于照片他什么都没说，你看他连个照片都不想拿，无话可说，真的是无话可说了，她无力地瘫倒在了椅子上，脑中一片空白。儿子临行前让她做的承诺简直毫无价值。黑暗从四面八方将她渐渐遮盖住了，煤气灯还在燃烧着，安静地摇曳着。

过了几个小时后，男人工作回来了，关于这件事他没开口说一个字。第二天，一切都恢复了，与往常一样，平静，索然无味。

III.1

科蒂格·瓦西里同志于1925年1月26日[1]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家庭。后来，他在家乡的城市上了小学，再之后，他断断续续地完成了职业高中的学业。在放假期间，甚至是在校期间，他在当地干过装卸工，还在制砖厂干过活。上学的时候，他得以顺利地完成学业，没出现类似于留级之类的困难。只不过他补考过两次数学，还因对老师出言不逊，或是跟同学打架，被学校赶回家过几次。在高中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好斗的性格，虽然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让他在这方面并不占优势。他还证明了自己是个很好的组织者，他单独或是和其他同学一起，成功地反驳了老师们的观点，尤其是那些过于严肃的老师们。在高中的倒数第二年，或许是经历了什么神秘的危机，他中断了课程，在城中的一座教堂里藏身了好几个月。他在那里工作，充当服务人员的角色。对于他的行为，人们自然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便是他父亲所提及的，他去教堂工作并不是因为他有多虔诚的信仰，而是要帮助家庭解决物质上的匮乏。事实证明，虽然他在市郊圣约翰教堂工作期间表现出了十分的热忱，就好像是个虔诚的教徒，但倘若他不继续在那里工作，做了什么跟信仰没什么关系的工作的话，比如去当个红灯区的守夜人、警卫什么的，那么他肯定也就不怎么去教堂了。

在科蒂格·瓦西里同志干过的这么多的工作中，当他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就给印刷工人帮过一次忙。一开始，在报刊《号角》的印刷厂，在夜里代替另外一个学徒工。他先待了几个月，接着是一整年，再之后他继续完成了学业，又回去工作了。他参与印刷厂的一些会议，在会议上会提出一些相应的工作要求。他还尝试着成为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然而恰恰是在那段时间，他生病了，住了好几个月的医院。

在那之后，他被重新安排做印刷工人的帮手，试着让工人们和本地报刊《号角》的编辑们建立起联系。在这份报刊上，他还获得了一个专栏得以长期写作，并写了好几个月，出版了一期又一期。一开始，他用笔名“印刷工人”署名，再后来就用了自己的真名——科蒂格·瓦西里。

1944年，他被提拔为该报刊的助理校对员。他放弃了先前的专栏，开始时不时地写一些关于时政的文章，有时候甚至还写一些诗歌，但都署笔名。似乎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和高中的女同学瓦伦丁娜·费伦恰努建立起了联系，她是当地一位富有的林业工程师的女儿。

从政治角度上看，科蒂格·瓦西里同志年轻时就显露出了革命的倾向，虽然表现得不是很明显。在一段时间内他总是摇摆不定，很是极端，时而右倾时而左倾，时而再次右倾。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他个人的成熟，科蒂格·瓦西里同志选择了一条真正革命的道路。1944年年底，他参加了当地进步党派的活动。也正是在这期间，瓦伦丁娜·费伦恰努同志不顾她那资产阶级家庭的反对，正式加入了罗马尼亚共产主义青年团。

1945年年初，科蒂格·瓦西里同志得到了他第一个有些实权的工作职务。他被赞誉为一个绝不妥协的工人，他起早贪黑地工作，从不逃避任何艰巨的任务。这段时间，他进行了频繁的活动，致力于将报刊《号角》与革命目标相统一。然而考虑到来自编辑部，甚至是来自印刷厂反动与守旧主义的因素，在一段期间内，针对近期所发生的大事，该报刊保持着政治上所谓的“中立”。在《政治主张》这一专栏，这份报刊为一些重要党派提供了一周两次的政论版面，虽然最终也成功发表过共产主义的思想，然而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县[2]，共产主义还鲜为人知，尤其是与那些“历史上著名的大党派”相比……

关于是否继续撰写《政治主张》这一专栏，科蒂格·瓦西里同志和一些领导同志们产生了意见分歧，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坚持要继续这项工作。没什么人知道这件小事，大家也并不是很了解。分歧冲突最终由大家集体解决了，科蒂格·瓦西里同志也有参与其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科蒂格·瓦西里同志都认真地完成了这一专栏的工作，与此同时也完成了其他的任务。

没人知道为什么科蒂格同志离开了这个城市。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是由于《政治主张》专栏的问题而离开的。好几个月都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哪里。

在一段时间后，有了科蒂格·瓦西里同志的踪迹，他在康斯坦察港口当码头工。或许因为在一开始，他干不了码头工的活儿，之后他便在办公室工作了。在此期间，他继续写文章，发表在港口出版印刷的小报上，有时候他也发表一些诗歌，但全部都署笔名。他的文章带有一种“孤独的团结”，他所描写的正是海员与水手们，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他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问政治，甚至有些天真幼稚。他的诗歌也在不断地呼吁，要斗争反对全世界的“蛮夷之人的礼貌”，反对“自命不凡的伪君子”。

从科蒂格同志在康斯坦察短暂的停留期间，便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以及他的工作能力。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非常的准时，也绝不追求舒适，甚至有些蔑视舒适，除了维持生计，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他也不会出去喝酒，他衣着朴素，却很干净。他为人正直，却有些孤僻，很少与朋友们交往，他的同事们没那么喜欢他，但很尊重他。一些人甚至会感觉有点怕科蒂格同志，因为他的话很少。还有一些人这样说道：“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所有人都不会把卑鄙、可耻的行为与科蒂格同志联系起来。

1946年6月，科蒂格同志来到了布加勒斯特。他在这里的第一个住所是布泽什蒂大街，门牌号是38A。他在首都电车公司工作了一个月，然后去了《正义报》的印刷厂，再之后，他在一个画报的编辑部当校对员。

1946年年底，他被安排为出版总社校对员，而后被安排为编辑，负责农业板块。这都得益于他的一位老同事，他们都曾在康斯坦察《海港报》工作过，而现在这位老同事已经在文艺总局担任要职。科蒂格同志满怀热情地完成所有托付给他的任务，他走访考察被反动思想所宣传蛊惑的农村地区。为了工作，他不惜一切努力，他很有纪律性，也很争强好胜。这段时间，他住在一位老妇人家的厨房里，在米哈伊大公大街27号，类似于集体宿舍的那种房子。从这位老妇人的邻居那儿得知，这位房客通常都是深夜才回家，而早上天不亮就出门了，有时几个星期都不回来。他没什么太多的衣服，行李箱里仅有一套换洗的。他就睡在厨房里的一张折叠床上，夜晚回来的时候打开，而在早上离开前收起。

他不和邻居们打招呼，跟这位老妇人也几乎不怎么多聊。他按时付房租，仅有一个月例外，那是1947年3月，他只想支付一半的房租，因为那个月他一天都没在这儿睡。但是这位老妇人的话也很是令人困惑，她无法记得她所讲的细节，因为她常常搞混淆她的访客，以及租客们不当的政治观点。

1947年11月，科蒂格·瓦西里同志因公差回到了家乡的城市。他拒绝和其他的同事们一起住在旅馆。他更想住在他那简朴的家中，他的家人甚至不知道关于他的消息。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住着卧病在床的父亲，他因为一次事故而截掉了左腿，还有他的母亲，他的侄女是个高中生，从农村来的。

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原计划的四天。科蒂格同志也出现在该县的农村地区。就在他停留的这两周，当地对费伦恰努的家进行了搜查。工程师米哈伊·费伦恰努被逮捕了，将对他进行审查。瓦伦丁娜·费伦恰努同志也被叫了回来，此时的她正在雅西的医学院学习，瓦伦丁娜确认了对她父亲的指控，还坦白了家中的珠宝首饰都藏在了哪里。1948年1月，瓦伦丁娜·费伦恰努同志被调到了布加勒斯特的儿科医学院。而科蒂格同志被提拔成了出版总社负责农业板块的二把手。此时，他向组织汇报了希望与费伦恰努同志结婚的意愿，并详细地坦白了费伦恰努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和家庭教育，还有被关押着的老费伦恰努工程师，他反动腐朽的思想，傲慢的态度，还有他所显示出的土豪劣绅般的做派。科蒂格同志为了得到批准，还指出他未来妻子的表现很正直、很革命。他们俩在1948年结了婚。

科蒂格·瓦西里同志十分活跃地继续进行着政治活动，现身于所有的号召，面对任何困难都不退缩。他写了大量指引革命方向的材料和激烈无情的文章，尤其是针对那些反对革命，或是针对继续前行怀有疑虑的人。他勇于献身的精神、警惕性，以及他正确的意识形态，受到了当局的大加赞赏，也因此让他与当局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并在出版社创立了新的板块，社会主义新农业板块。在这期间，他坚定而勇敢的斗争精神受到了所有人的赞赏。他出版文章的声音也十分坚定，鼓舞人心、通俗易懂，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兴趣。1948年年初，他的文章开始变得广为人知，还有他的名字，事实上是他的笔名，他出版第一首诗时用的笔名，这个名字在出版总社，一度成为重要的标志。自1948年以来，他最终采用了他首次发表在文学作品中使用的笔名。在他女儿多洛雷斯的出生证明上，也是用的这个名字，她于1949年4月23日出生。这时他们一家人住在一个配有家具的房间，在特兰西瓦尼亚大街25号。

[1] 1月26日，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生日。

[2] 县是罗马尼亚的一级行政区，相当于省级行政区。

II.2

女人在电话旁等了很长时间，她自己都不太清楚到底在等什么。接着，她迷茫地看向墙上的时钟，闪着磷光的指针跳动着，触碰着一个又一个的数字。时间在流逝，这是沉重的一天，关键的一晚。“我相信他是属于好的那一方，也就是说他是支持我的……不可能有其他的情况了，我们是老同志了，我们的交情很好。你得跟他说，你得说服他。我也不确定他究竟在想什么，万一……”然而这并不是这次的对话，而是昨天，前天……

现在，天色渐晚，漆黑而寒冷。宽阔的门厅走廊，奢华的装饰布置，好像看不到陷进皮沙发中的女人，她时不时抬起头看看墙上的表盘，她感到有些无能为力。她在皮沙发上打着瞌睡，电话就在扶手旁边，她在等着她的丈夫。再打给彼得鲁同志也没有什么用，直至昨天彼得鲁还是他们的朋友。

“彼得鲁同志不在家，彼得鲁同志不再有会议了，彼得鲁同志不住在这儿！这儿根本就没有彼得鲁同志！听着，没有！”然而这是昨天苏珊娜说的话……她歇斯底里地，抽噎着，不依不饶地说道。也就是说彼得鲁从昨天就全知道了，可能，他都不在家，也不在这个城市，甚至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然而这是昨天，在判决之前。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今天的会议可能已经结束了。夜里一两点，漆黑而又冷漠的城市出奇的安静，能听得到老鼠的簌簌声和风的呼啸声。

“在这个事情上我没有什么个人问题，这不是在讨论人，而是在讨论原则。情感是没有必要的，解释与后悔也都是没有必要的。这是我们坚定的原则和底线，这就是全部。”这是在早上，在浴室门前。她丈夫的面部因困倦与惊吓变得有些扭曲，这个不屈不挠的老怪物，穿着长长的裤衩，蓬乱的头发，空洞的眼神。

现在已经是深夜了，闪着磷光的指针指向了两点多。在门厅，在左边的壁橱里有一盏烛灯。烛光只能照亮周围一小片椭圆形的空间，长长的影子在房间远处的角落摇曳着。

女人在房间中徘徊，躲避地穿过沙发和长长的花瓶……她还穿过摆放在宽大的办公桌右边的象牙及铜质的雕塑。她继续向前，从门厅走向卧室的门，什么也看不见。

“领导同志，单位找您，评估会的事情。部里、机场、大学，波亚纳-察普卢伊[1]疗养站，外文出版社负责预订服务的都有打来电话。”然而这是在中午，在午后，大约是四点。“我现在不想弹钢琴，你看，我不想，我根本就没打算要弹钢琴。Sorry[2]，我去打篮球了。Bye-bye[3]。”这是他的女儿，大约是在五六点……然后是秘书，还有省里来的电话，还有她对女婿如平日里一样的抱怨与咒骂。

然而她听到了外面有刹车的声音，现在是凌晨三点左右，已经过了三点。她让自己清醒了一下，大步走向卧室。不，还是去孩子的房间更好。在那里没人来找她，那儿更好，没人找她。她现在不能听，也不想听。明天再说吧，现在最好都忘了，就好像没人来，什么也都没发生，都忘掉吧。她深深地瘫倒在柔软的沙发里。这样更好，穿着衣服，懒散地靠在沙发上，这样，就这样，没人来叫醒她。

在周四下午讨论最为激烈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好似抛砖引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话题：他们讨论了炼狱与地狱，当然，也就是关于但丁的。好像除了但丁，他们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去判断这个观点似的……

事实上，这样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想法，在今天还是有很多信徒的，更何况那些饱读科学技术与计算之书的人，而与此相比，有的人则显得没那么重要，他们将整件事情与一种自传结构的分析联系在一起。他们希望扩大讨论的观点，而最终把所有的评论，都汇总为一个单独的观点：炼狱与地狱的同一性。而关于天堂呢，当然了，暂时不去讨论是还比较明智的。

还有人会提到，将要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总结为人在炼狱中的存在，这一切最终都混杂在了一起，即便是细节也无法在原有混乱低矮的高度上，再为其增添一分。企盼、哭泣、伪造。其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条件，是一种不清不楚的演变，有着一种“永远在开端”的感觉，它将会拒绝突出，拒绝明确的界限。这种糨糊般的混杂多半不会成为悲剧，它只会用叙事去做徒劳的消耗，以减少些不那么重要的永恒。笨拙的忍受，忧虑的企盼，都变得平庸，阉割了个性，然而叙事，恰恰就是叙事，你听啊！仅仅是冷漠而毫无生气的平庸。因此，任何对“潜在精神”的表达都将不复存在。尽管如此，还是会听到与此相关的声音：当然不可能是悲剧，因为它自有其所描绘的表现力……到这里，距离拥护魔鬼仅剩一步之遥，这也就意味着平庸（魔鬼就意味着平庸！饱含激情的雄辩家们会这样高声叫喊道），而事实上它掌管着炼狱中的一切。天堂将是一个充满假象的逍遥乐园，完全避实就虚，是一种刺眼的卡巴莱[4]，但其中却隐藏着真理，隐藏着规模无与伦比的行动，在其真正所属的地方，在炼狱之中。

还有观点将会这么说，来自地狱的传记即便囊括了数不清的，蔚为壮观的大事件，最终也只能提供普通的、单调乏味的系列言语。极其的相似，粗鄙、夸张。夸张的荒唐、暴烈、廉价而毫无价值，令人眩晕而刺耳的话语。机械化的、低级的产物，野兽般的欢乐消耗着狞笑、血液，以及闪耀的玻璃。自动的活报剧[5]舞台，当你投入硬币后，便自动开始了切剁与粉碎，再之后，也就开始了恐怖的装运。

最后，争吵可能变为了笑谈，也因此激发出了这样的建议，每位与会者都要写自己的传记，两个月的时间，不需要很多，打字的几页纸即可。真实的或是虚构的，甚至可以是床的传记，或是一支钢笔的，乃至所喜爱的一条领带的，甚至还可以是概括性的履历，可以是亲戚的，某个东西的，甚至是梦到的。叙事体的文章，综合了几个独立的故事，要么是有联系的，要么是汇合在一起的，各有各的样子，都将会被朗读、被讨论，基于他们所说好的，关于炼狱与地狱的观点。

“我们讨论关于未来的，也就是关于不存在的东西。无论如何，就是不存在的。因此，那是天堂。也因此，目前关于炼狱与地狱的文献材料是必不可少的。”这将是结束的话语。

某个满怀激情、搅局的闯入者所说的话语，在接下来几周的夜晚，总是回响在耳畔。因无法写出简明清晰的自传而忧伤懊恼，因缺乏想象力而羞愧，某个梦境，或是某条帮他提起裤子的背带。过于严格认真，而不去借某个姨妈，或是某个堂兄弟的履历。也只能知道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也就是平庸的、微不足道的东西。不知疲倦地跑来跑去，张开双眼与双耳，或许有可能找到什么合适的，可以考虑的。关于每一个觉得新发生的琐碎事，他自始至终都在记着笔记，对于一天来说，这是个很好的开始，然而一旦重新评价此事，则很快就会让他失望……接下来，那个青年人在他大放光彩之后，消失了一段时间。

[1] Poiana Țapului，察普卢伊林间空地，罗马尼亚旅游胜地。

[2] 英语：“抱歉”。

[3] 英语：“再见”。

[4] 一种歌厅式音乐剧，通过歌曲与观众分享故事或感受，演绎方式简单直接。

[5]以应时性、时事性为特征的戏剧类型。

I.4

差不多中午时，有位职员突然大哭了起来，所有的同事都挪动椅子靠近了窗边。“天啊，我姨妈的心脏病犯了！她窜不过气来。我叫了两个小似的救护策还似不行，缩似没油了，他们用完了今天的配额！她老人家可有哮窜，就要死在那儿了啊。”（天啊，我姨妈的心脏病犯了！她喘不过气来。我叫了两个小时的救护车还是不行，说是没油了，他们用完了今天的配额！她老人家可有哮喘，就要死在那儿了啊。）

赫塔踱来踱去，到处号啕地喊着，同事们很理解地在听着。贿赂、给小费、拉关系走后门，还有投机倒把。当然了……图钉没有了？来包肯特就有了！牙签没有了？还是肯特！你看看，连要个牙签都得拿肯特来换……所有人都跟你眨么眼儿，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是个耍滑头的时代，不管是谁，什么都能替你收，也什么都能给你带，什么东西都能给你找到。各种看大门的，当然了！还有医院的，护士、医生，全都是。当然，安装工人、医生、司机，还有服务员，都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权力……表面上倒是都光鲜亮丽的，其实里面都烂到根儿了。你看他，他不说话，所有人都不说话，但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就是不说话。就重复着他们那愚蠢的行为，然后联系这个联系那个说需要给什么什么东西。也就只有我们还这么的傻，拿着死工资，排队，还生着病，还得一直废话个不停……

她们放任她讲下去，赫塔很是愤怒。她们也知道，赫塔很关心这个从小就带她的姨妈。

他们每个人都这样，能尽快捞点什么就捞点什么，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你看到了吧？他们都结盟了！各种小集团，小圈子里的骗子、二流子、滑头、社会的渣滓。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反正他们都是一个样。

小甜甜极其愤怒，脸红得跟棵甜菜似的。她挥舞着胖乎乎的小手，她的屁股也好像因为她的愤怒而变得有些下垂。

“你再打个电话试试。”小雏儿嘟囔道。

“要不你去趟吧。”穆尔古莱茨也这样建议。

“哎，你要是想去的话，我准你假。”卡尔门夫人同意了这个建议。

然而小甜甜无动于衷！“我去干森么啊，我能去哪啊，我能干森么啊？”（我去干什么啊，我能去哪儿啊，我能干什么啊？）

“你叫个出租车，带她去急诊啊。”彼得罗亚努同志回答道。

“去急怎！然后得让我在门口等四个小似，要么跟我缩谁谁没来，要么似谁谁走了，要么他们就要求你带病历本，我都资道他们会这样。”（去急诊！然后得让我在门口等四个小时，要么跟我说谁谁没来，要么是谁谁走了，要么他们就要求你带病历本，我都知道他们会这样。）赫塔打消了这个建议。

无论如何，同事们都是十分理解的。维奥丽卡也理解了，因为她没有说话。她飞快地写着，签着字，盖着章。她整理着材料、账户，做着清算，然而她却保持沉默，就是那个让她坐电椅都停不下来废话的维奥丽卡……她闭口不言，看她一声不响，你可能都想象不到，但这确实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同事们也都低下了头忙自己的工作，但能感觉到周围都被这件事所笼罩着。

维奥丽卡有个医生亲戚，给彼得罗亚努同志、小雏儿，还有伊娜都看过病。当然给赫塔也看过，不过是在维奥丽卡对她做有关头巾的事之前，以及小甜甜报复维奥丽卡之前。人生气的时候吧，也确实！没有办法，你控制不了自己！小甜甜向卡尔门同志泄露了这位被戴了绿帽子的妻子托付给她的秘密。然后伊努什卡也就知道了这位领导沃伊奇勒同志，维奥丽卡的丈夫，每个周末都会在省内出差。最后直到小雏儿也听到了关于这件事最有意思的部分。小雏儿可不会说，她的嘴很严实，她倒是更愿意有你的把柄在她手中，但是她却大笑起来。如此的明显！那是无比嘲讽的笑！

显然维奥丽卡发现了，她当然发现了。只有出现“这种事儿”的时候她才会这么笑，她的声音像是沸腾、燃烧了一般，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并扭过来头，恰巧看到了她那眼神，哦嗬，就是那种眼神……怎么能不乐呢，真的！怎么能忍得住呢……所以，是维奥丽卡的丈夫，这位领导同志要出差，带上了箱子和一些必需品：到一楼的女邻居那儿出差！出差期间他都把自己关在那里，他带着所有的行李、吃的、留声机、各式各样的小被子，当然还有卿卿我我……

“我出去倒下垃圾。”一天晚上，他的情妇科拉利娅说道。

“等等，太冷了，我去。”他打断她，倒是十分殷勤，还颇有绅士风范。

“哎，你怎么能去呢？”这个贱女人吃惊地说。

“这么晚了，没有人会看到我的。”这个卑鄙的人坚持着，说着便拿起了垃圾桶。他踮着脚尖，走了出去。外面静悄悄的，他没有发现敌人。这个穿着睡衣拖鞋的“炮手”相当快地溜到了倒垃圾的地方，掀开盖子，把垃圾桶一倒。完美，完事了！他拿着垃圾桶，走进了电梯，按了楼层，电梯爬上了……四层，就是他住的地方！房间就在电梯旁，他顺手按了门铃，这个蠢货！就跟平日里一样，他回家了！这就是当晚的情景：通奸的地方是一层，而婚姻的地方是四层。你怎么就能给忘了呢？你刚好就没多想。这个蠢货穿着睡衣，手里拿着垃圾桶，突然就面对面站在了我们的同事，维奥丽卡的面前！他自己的老婆！你不笑，你怎么能不笑呢……即使是这个平日里假正经的小雏儿，当然了！她怎么能不笑呢，而维奥丽卡又怎么能原谅拿她当笑柄的人呢……

当小甜甜发现一味地抱怨完全行不通，维奥丽卡没有丝毫的反应，她便开始大哭起来。她倒是想把哭当作最后的武器，但令她懊恼的是，即便是这样也不起作用，维奥丽卡依然不作任何反应。维奥丽卡真的是一句话都不说，根本不去听她的哭诉，这个过去无话不谈的密友知己，现在已经变成了赫塔·穆舒罗伊同事，维奥丽卡现在不想对她表现出任何的关心。

当斯卡尔拉特同志从领导那里回来的时候，她们全都聚集在赫塔的身边，甚至都没有发现他。自从十月以来，每周大概两次，小维克托叔叔都会被领导叫去。他没说具体是什么原因。连所长的秘书，皮亚同志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是她知道了的话，大家就都知道了。自从九月以来，他也开始和其他同事一样，时不时地用用单位的电话。而在此之前，他甚至都不往家里打个电话，当然也没人找他。再之后，他便开始去领导那儿，再从领导那儿回来，鬼知道他去那儿干什么……

这次，维克托·斯卡尔拉特同志没有像平日一样直接埋头工作。而是看着号丧的人群，他可能在看，也可能没在看，无从而知。他也可能在想些什么别的无人能企及的事情。在他那灰暗、厚重，又高度数的眼镜片下面，真是无法猜测他到底在看哪里。他似乎是看着那群人在那哩哩啰啰，这时小雏儿走近了他的办公桌，弯下了腰，她那麝香与颠茄的香水味环绕着斯卡尔拉特……

小雏儿从来都没有这样过，平时她都不怎么离开座位的。她窥视着、观察着、守望着，未曾想要主动出击。而她现在既然包围了小维克托叔叔，也就意味着她已经考虑好了其中的动机，有多少把握，以及结果如何……

没过多长时间，是的，时间根本不长。斯卡尔拉特同志便从他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他用卡尔门同志桌上的电话拨了号，说了寥寥几句……他没有露出丝毫的羞怯，当他面对小雏儿莫加时，面对她的小嘴，小眉毛和小颤音时。小雏儿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到了令她心安的座位。她的脸既没有发红，也没有发白，她说话也没有变得结结巴巴。

人们围在穆舒罗伊同志的身旁，确实有些喧闹。所有人都在嘟嘟囔囔，试着让她放宽心。46号储蓄所，今天没那么多人，此时外面还下着雨，天气也不太好。听得到斯卡尔拉特同志的声音，他平日里说话惜字如金，他也只有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才会用电话。他一开口，所有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虽然她们的嗡嗡声一直持续着。他刚开口时，所有人就都注意到了，当他讲了一两句话时，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当他讲到第三句话时，就有人开始转过椅子来。因此……不必多言，原来如此！

原来斯卡尔拉特同志有个当护士或是当会计的妻子，也可能是某个医院的医生或者电话员，斯卡尔拉特夫人有个闺密，“你的老同学”，斯卡尔拉特同志是这样称呼布雷坦医生同志的。在急诊医院工作的她，可能之后将会接收我们穆舒罗伊同志的姨妈，伯尔布列斯库同志。她姨妈严重的哮喘已经发作好几个小时了，46号储蓄所内飘荡着一股绝望……“对，对，也就是说直接去医院。好嘞，就提你，好嘞。”斯卡尔拉特同志这就完成了这项奇迹，小雏儿莫加露不出一丁点儿笑容，还有我们的彼得罗亚努、穆尔古莱茨还有沃伊奇勒同志，以及穆舒罗伊同志本人，一个个都是目瞪口呆，无比的惊讶。

也就是说……您有，也就是说您老婆有……但是可爱的小小雏儿不多言语，解决事情雷厉风行……这个小甜心在别人有需要帮助时，她随时准备着，当然也常有人需要帮助。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小雏儿同志的能力，但她时刻慷慨地准备着，让我们重新想起她。包括你，总是粗心大意的小甜甜，还有你，辛辣的维奥丽卡，永远都是牢骚与毒舌，当然还有您，卡尔门同志，大夫人，自从“小风镐”贝贝找着个能投机倒把的职位以来，什么事儿对您来说都不痛不痒。

就在赫塔·穆舒罗伊飞快地冲出门外之后不久，她们便聚集了过来，围在了这“救星”的周围……他尝试着让大家不要在意，却丝毫不起作用，她们可不会轻易放过他。争先恐后地对他进行着发问与感谢，正如她们一直以来所想，万一能把他也改造成与她们无异的“共犯”呢，但他却稍显孤僻，坚持地拒绝。她们却有着强烈的意愿，没有给他留任何喘息的时间，便直接将他围住，让他根本无法逃脱，他也不得不听着她们的故事、她们的烦恼、她们关于某部电影的看法，还有孩子或政治的话题，或者是关于熬汤的，关于美国、关于时尚、关于避孕套、关于星座的，或者是关于洗衣机的话题。是的，他没办法逃脱，至少这次他没办法脱身！从情感上讲，他像是抛了锚，明天来一个，后天又来一个，有如入侵一般，围住他净问些私人的问题，要么就是对他歇斯底里地发作一通，要么就是对他讲上几句她们所喜欢的名人名言。直到让他心软，让他身心俱疲，好让他也说些什么，让他说些关于他兄弟的，关于他女儿，关于他妈，以及关于他从小就认识的所长同志的事儿。就这样，慢慢地，她们倒是不慌不忙、圆滑世故、拐弯抹角，便得知了他总去领导那儿是怎么回事，去那儿干什么。自从九月以来他便常常打电话，当他开始他那奇怪对话的时候，她们就明显感觉出来这不太对劲儿。“来了吗？没来。”摔电话。“来了吗？没来。我是斯卡尔拉特同志。”又摔电话……

目前，斯卡尔拉特同志坚持得挺好。他和她们说得很少，这些叽叽喳喳的“侵略者”始终在他办公桌的周围，或者她们就聊她们自己的，但显然是聊给他看的，一个接着一个，聊关于生活，关于人民的事。斯卡尔拉特同志倒也不生气，也不像平时蜷缩在自己的材料里。他听着她们，还不时还以微笑，动动身子，擦擦眼镜，或是擤擤鼻子，再整整领带。他和蔼地、漫不经心地、礼貌地听着她们七嘴八舌地讨论。透过那火热的、涂满口红的嘴唇，她们讲述着今天都发生了什么，颇有节奏，听起来就好似流水的淙淙声，又像是一针一线地在做活。

这一天临近了它柔软的、昏黄的边缘，天空变得松弛、慵懒，好像就要滚落下去。

自从小甜甜走了之后，两个小时已经飞快而过，她们也换了话题。但她们始终都轮换着在斯卡尔拉特同志的身旁。

但这些“女主角”中，甚至没有一个，哪怕用眼角的余光去看下那个毅然挺身而出的人。她们温和又有爱心的同事小雏儿，一如既往地守口如瓶，她不太爱凑热闹，因此没有太在意由她所引发的喧闹。

III.2

无论当局是左倾还是右倾，科蒂格同志都保持着坚定的、革命的态度与原则，绝不妥协让步。从这段时间的会议可以看出，针对那些对党所规划路线的正确性抱有怀疑与犹豫的人，或是针对那些可能直至昨天还是革命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模范，而面对当前严重的偏离却保持着包容纵容的态度，成了分裂分子和阴谋分子的人，他都坚决地予以反对。他不知疲倦地开展运动，以反对绥靖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纵容有缺点的、娇生惯养的小资产阶级的发展趋势。他对反动观点的口诛笔伐毫不留情，甚至对待曾经的老朋友也都毫不手软，揭露他们犹豫不决的过去，揭露他们腐朽外来思想的根源。

他被提拔为出版总社负责工业板块的领导。从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上看，他很快就成了骨干，与相关的部长们也建立了长期的联系，还有工业单位的大领导们，以及负责计划与统计的机关单位，甚至还有政治局的成员。他需要将政治局的决策落到实处，同时还要向政治局汇报当前的情况。他工作起来坚韧而无私，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有时甚至工作到深夜。这段时间里，他十分的准时，充满活力，有着无人能比的忠诚与献身精神，还有极强的原则性，总是能圆满地完成任务，他对下属的工作质量要求也极为严苛。每一天，他好像把所有人都视为可征募的士兵，就像是要参加一项军事行动一样。在他手下，所有人对既定目标的偏离都是严重的，都会被抓典型惩罚。同事们甚至有些怕他，却都钦佩他的牺牲与忘我精神，对工作充满干劲儿，正直而坚定。他们都谑称他为“长官”，同事们给他起这个外号，并非因为他对待上级指令生搬硬套（因为众所周知，科蒂格同志的政治素养极高，他还在不断地学习并提升自己），而是他传达命令与训斥时，总是十分严肃的，可能他自己都没能意识到，他那嘶哑而尖锐的喊叫声。

除了在报社的工作，在相关的机关机构，他扮演着指导与顾问的角色。作为宣传员，他常在评议会与教育会上发表讲话。他还参与教学工作，讲授关于时政的课程。

而瓦伦丁娜·科蒂格同志，在首都的一所卫生单位，领导着工作。与此同时，她还有身兼着很多委员会的职务，她一直都能很好地完成委派给她的任务。

在这段时间，他们经常出差，作为官方代表团的成员，他们经常到访国外，参加代表大会，进行经验交流或是友好访问。

在1959年，党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改与清洗运动，瓦伦丁娜·费伦恰努同志由于不良的社会出身，也位列其中，家庭出身给她所带来的影响，在她整个的工作活动中被发掘了出来。在党的整风大会上，费伦恰努医生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关于她为什么多年来一直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她的母亲正是那位反动分子，对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编造并传播谣言的工程师费伦恰努的妻子。尤其是，为什么她要将自己唯一的女儿托付给她的母亲教育。多洛雷斯那时刚好10岁，是一所重点学校的先进少先队员，正需要与代表着旧社会的堕落分子划清界限。瓦伦丁娜·费伦恰努医生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关于她是否知道，母亲曾给犯人米哈伊·费伦恰努邮寄包裹，还有她是否读过罗迪卡·费伦恰努给“被告人”写的明信片。除此以外，这位前领导费伦恰努没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关于在罗迪卡·费伦恰努重病期间，她私自让她的母亲住了两个月的特殊病房，而事实上她的母亲并没有这个权利。

1959年10月，组织也讨论了出版总社工业板块前负责人的问题。科蒂格·瓦西里同志被降为更低的编辑职位，受到了同志们一致的谴责，由于他对待同事们滥用职权的态度，他的宗派主义、独裁主义以及个人主义，同时还有家庭环境对他的不良影响，从他对待下属蔑视的态度，还有他独断专行时所显示出的土豪劣绅般的傲慢，他听不得一点抱怨与反对，就像军队里的旧军阀一样。借此机会，他们还宣读了一封推荐信，是由当时重要的文化活动家斯塔玛特所写，正是他在1946年安排了科蒂格同志到中央报社工作。从这位被称为杰奥·斯塔玛特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不过是个康斯坦察的二流记者，在港口是出了名的投机倒把之人。他是个狡猾的冒名顶替的骗子，恶毒的蛊惑人心的坏分子，他欺骗组织多年，一度被提拔至很高的重要职务，直至揭开他过去丑陋的面具，发现他不过是旧阶级势力的走狗。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科蒂格同志因为肺病的原因，在疗养院住院治疗。1960年4月他被调到了保卫和平委员会，主管财务部门。他履行自己的职责，此后便没再听到过对他的抱怨与不满。1960年10月，他被提拔为国家保卫和平委员会下属出版刊物的副主编。从他在新工作岗位上的表现上看，他依旧同以前一样，勤奋努力，十分守时。他仅与同事们保持着严格的工作关系，他不喝酒，很有原则性、很严肃。需要加班加点时，他丝毫不会犹豫，有时候工作直至深夜。为了让刊物更受欢迎，他常常提出建议。他尝试着不再让组织听到他的声音，保持着低调的姿态，就好像从未在中央高层工作过一样。

从1960年开始，科蒂格·瓦西里同志为了完成学业，在经济学院进行了相关课程的学习。他正常通过所有的考试，中等分数。他学位证书上的名字与他其他的文件上一样，是改过的名字，维克托·斯卡尔拉特，他最开始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

在1963年，科蒂格·瓦西里同志出席了他母亲的葬礼，在家乡的城市他见到了加拿大国籍的约翰·拉马先生，他于1936年离开的罗马尼亚，是斯马兰达·科蒂格的兄弟，科蒂格同志表示，直到那时他都不认识这位舅舅，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在个人档案里提起过他。但可以确定的是，从1965年开始，科蒂格同志，尤其是他的妻子瓦伦丁娜·费伦恰努，虽然间隔时间很长，却始终与这位多伦多的约翰·拉马保持着通信。同样，1966年以来，瓦伦丁娜·费伦恰努通过书信，重新与马留斯·费伦恰努一家建立了联系，他们是1945年离开的祖国，定居在意大利米兰。

1964年，科蒂格·瓦西里同志正式向组织申请，恢复他出版总社的原职，他曾经工作过的工业板块或是农业板块。他没有得到答复，便继续在保卫和平委员会的杂志社工作。当该出版社裁撤人员时，他调离了副主编的职位，负责公共关系。而当该刊物彻底停刊后，科蒂格·瓦西里同志被安排到了外交部。1971年，他放弃了这个工作岗位，因为工作的性质不容许他与国外的家人有联系。同时，他的女儿多洛雷斯·斯卡尔拉特，因为一次去土耳其的游览，被国外美好生活的幻景所吸引，最终选择了定居在了比利时。

在彼得鲁同志的推荐下，科蒂格·瓦西里同志在一所东正教刊物出版社得到一份工作，或是天主教的，具体是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彼得鲁是他在党偏离正确路线期间结识的，目前已经平反，在宗教管理部门任职。很快，他在那里被提拔到了礼宾处。直到1973年，科蒂格·瓦西里依然认真对待工作，颇受赞赏。除了在礼宾处的工作职责以外，科蒂格·瓦西里还不时作为大主教或是红衣主教的参谋，协助他们解决对于这些神职人员来说显然十分困难的政治问题，毕竟在这方面科蒂格·瓦西里已经有了长期的经验。

II.3

这位年轻女孩躺在镜子前的摇椅上很长时间了，然而她并没有看到镜中的自己。她躺在红色的摇椅上，心不在焉地摇了几个小时，这足以说明她确实需要些宁静，需要完全地集中注意力。她更有可能放弃……连续几个星期的早晨，她都通过一种完全独特的方式去获得这宁静与隔绝，她保持着现状，对一切嘈杂与喧闹都显得无动于衷：收音机里广播员的声音，磁带机中狂躁的音乐，还有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

她没有去中断这些噪声，就好像她什么都听不见。她时不时地尝试继续写放在双腿上的信，然而却不知该写些什么，或是恍然忘记了刚刚想好要写的话。

春日绚丽的清晨被隔离在远处。上了锁的窗户和厚重的窗帘，阻隔了这新一季节的新鲜空气。

她穿着牛仔裤，腰部以上都裸露着，光着脚，伸直了腿搭放在大书桌上，勾勒出了一幅无忧无虑青春少女的画面。看起来这是一位会多国语言，爱运动又有些玩世不恭的小姐，长得也还不错。她留着男孩一样的短发，大眼睛，长睫毛，还有点黑眼圈。她还有着一对成熟的胸部，这毋庸置疑，就像她的身体一样紧实。一位害羞的小姐，她的父母是这么形容她的，她的老师们也说，这是理工学院一位杰出的学生，她的同学们说她又酷又搞笑。

录音机里播放着雷·查尔斯，收音机里放着儿童戏剧，还有索林打来的电话。肯定是他，电话铃突然响起，已经连续响了好几个小时，他每个早晨都打来电话。然而，不还是为了知道他想知道的事情，可最终他都不愿亲自来一趟。她在给索林写着信，每天就写几行，她想要他明白这个小故事，就是当她找到那封信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还有为什么……不仅仅要解释她在过去这两周的缺席与沉默，她还想告诉他，在他们分开的时候，她发现了所隐藏的动机，就在某处，在美好童年的时候，可以肯定地说，是她比其他人更为享受的童年。在这种事情上你也不会清楚地知道究竟是什么，是怎么样的，或是何时就可能跟你有关，这也就是冒进主义的年轻人所坚持的胜利。尽管如此，却想要知道其中的缘由，想要知道最初那朦胧的冲动，扑朔迷离的，或是矛盾对立的。她的坚持确认了这个先进学生的优点，她能将理论与应用完美结合，不是吗？

她无法快速地汇集脑中的词汇，她一天也才写个一两行，然而最终她还是写出了两页纸。她没什么热情地，不断地读着这写好的两页。

“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受益于父亲同志给我带来的便利。也因此见到了娇弱的伊冯娜，她是我的同学，来自瑞士，她来我家和我们一起度过假期。我要跟你怎么说呢，我当时又羞怯又羡慕，我把她看作散发着金光的仙女。她浑身都散发出魅力，又是那么的快乐。还有她的衣服，当然了，还有她放荡的小秘密，在那个年纪是多么的重要。她没有阻碍、没有担忧，也没有疑虑，她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去哪里，她对自己，对一切事物都非常有信心。直到我明白了，她其实是个蠢货，索林啊。她也并不蠢，但还是我更聪明、更漂亮、更有文化。我很害羞，有很多顾虑。我没法反对她，没法与她对比，就是这样……我很客观地说，如果20年后我们再见面的话，情况也依然不会有好转。反而，她的装模作样还是能够压倒我。我知道她的衣服，她用的护肤品，她去旅游的地方，还有她那强势的‘性格’。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地坚定，‘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事情，有他们自己的道理。’她的每个动作都好像在这么说。我想了很久，然而那时父亲同志根本就不会听我说完这些。”

这段话只填满了第一页纸，这位女作家也发现，这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然而她已经懒得解释，为什么平凡不应该被看不起，举个例子，她所谓的真理就和路边某个修指甲的人，和他的真理一样，就是真理而已。就是这样，索林啊，她想喊出来，我们尝试着在无能为力中，在失败与挫折中，以及在无用的繁复中去寻找满意，这完完全全就是徒劳。

然而，实际上，她完全不再有一丁点儿兴趣读下去，可能接下来的几页也全部都是陈词滥调。或许，她都能想象得到那傲慢的索林，噘起他轻蔑的小嘴儿，读她信的样子：“看啊，这位‘巴黎时装女店员’，这个小婊子往哪藏呢……她可是一直都读克尔凯郭尔[1]和爱因斯坦呢！”你怎么能解释女人所理解的事情呢，对于她来说这当然是正常的，而对于她的伴侣来讲，可能要等20年才能理解。

“嗒”的一声，录音机停了下来。这位小女哲学家跳了起来，走到了办公桌前，把磁带翻了一面。在镜子里，她的胴体闪闪发亮，女人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她看到自己硕大而苍白的乳房，她一手抓住一个，看着它们……也就一年，或是五年，你就有这么多而已，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她厌恶地笑了笑，把磁带又插了进去。

她合上录音机的盖子，音乐又有如飓风一般刮了起来。然而电话又响了，还是可怜的索林打来的，不过刚好赶上这位小女冒险家心情不错，她便拿起了听筒，却还悬在半空中，她仍有些犹豫……当然了，一定是索林，这个小鬼，这个颇负盛名又学识渊博的穷鬼。“没错，是我，多洛雷斯，当然了。没什么，我能有什么，声音一点儿也没变……我能有什么要跟你说的，不过都是些心血来潮的废话而已。我倒没什么，就是月经，月经而已……是的，你们的作者说因为这个我们就不能当法官，或者当个其他什么，我也不知道。也就是说这些天，人们可不能把他们的命运托付给我。或者其他的时间也不行，谁知道呢……是的，先生，我在经期，就是这样！”

听筒又放回了原处，这个冲动的女人又重新享受起一个人的时光。她双手抱着脑袋，把头塞入双膝之间，好像睡着了。她听着披头士，然而电话又响了，又一次地响了，没有休止，那就让它响吧！披头士、牛奶广告、电话铃声，随它们的便吧！

这段时期，通过一系列的观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所观察的对象包括，一家餐厅、一家体育俱乐部、一辆出租车、一家托儿所、一家储蓄所、一个法庭、机场或清运垃圾的工人、有轨电车司机、卖报的商贩、交通部门或者急诊医院、管劳动力分配的单位、管住房分配的单位、一个图书馆、一家理发馆。对这些地方的初步调查，会先于例行的会议。那个古怪的年轻人，在一开始激发了人们的幻想与求知欲的年轻人，没有出现在会场。难以解释的是，他甚至没有出现在起草好的集体与小组的名单上。他的缺席也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影响，他们会聚在一起，变得跟他们的工作一样，每个人也都干着自己手里的活儿。可能人们很快就会忘记他。无论是如何的令人惋惜，他们都将失去他，或许，这带着一种最初模糊的真实；某天，你可能会问，是谁在最初刮起了这股旋风，令所有人都短暂地、一连串地置身于惊愕与激动之中。所有人都做着他们所该做的事情，很难再想起那个年轻人，那充满渴望与激动的面容。在这位古怪的闯入者的脸上，满是怀疑与不安分，他们看到了，不知是何时的自己。而现在的他们，唯有勤勤恳恳，总是在寻找着方法，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他们所能胜任的、费力的、付薪水的任务。

没有人知道，这个陌生人会不会继续他大胆的假设，例如“世界上精力与骨气的危机”，或者是“拒绝偶然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干预”，还有其他什么的。

更不知道他会不会去看，这部指导性的电影，导演在他们的假期来临前所放映的。

这部电影是一位大导演的作品，讲述了德国20世纪20年代经济与道德危机的场景。贫穷、警戒、怀疑、监视、不满情绪越发增长，对于工作不稳定的个体来说，压力越来越大。害怕越发严苛的选人条件，被嘈杂喧闹的宣传搞得晕头转向，走过的每一步都会被人监视，填写了一栏又一栏的信息。关于他的生活，他的信念，还有他的亲戚，被恐惧压得喘不过气来，被困在他那越来越不稳定的居所里。对于幽默与艺术的惩罚越发的严重，禁止一切怀疑、讽刺的观点。要建立军号吹响那样的恐怖，统一与赞美，要开始抓捕嫌疑犯，外国人、病人、学者、革命人士、妓女、艺术家、投机者。他们穿着严肃的，蛊惑人心的制服，就这样提拔了势利小人，失败者、虐待狂、狂热追随与盲目崇拜的人。

“将矛盾转移到人与人之间，是莫大的成功。信仰缺失，很容易被操控。我认为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方法，将偏离的因素，放置于真实的原因与灾难性的结果之间。”教授会这么说，同时打开了灯，“科学家研究因果，然而也能用同样的客观去分析此次的偏离。不只是对国家社会主义最初的历史感兴趣，更对艺术家的执着感兴趣。我认为一个好的艺术作品，至少在假期来临之际，能激发出些想象……”

临走之前，由于太晚太冷，尊敬的研究人员拥挤在一起，没有表现出良好行为举止，也因此他们无法发现有谁出席了，谁缺席了。

[1] 索伦·克尔凯郭尔，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现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也是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

III.3

在大主教去世以后，科蒂格·瓦西里的境况更是变得十分不确定，也因此他放弃了这份差事。之后他在一家集邮杂志社工作了几个月。

1977年大地震之后的两个月，科蒂格·瓦西里忍受着右眼视网膜脱落的痛苦，而后他在军医院做了手术。在住院的十天里，他结识了一位罗马尼亚国航的公务员，还有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写过几本小说。这位作家和科蒂格·瓦西里常饶有兴致地聊天。当得知临床的病友在哪里工作时，作家询问了关于教堂主教的种种细节。科蒂格所描述的主教更像一位领导，而不太像一位圣徒，他是一个精明的宗教活动家，有决心，十分聪明，很是关心教堂的利益和他自己的利益。他是个很喜欢发号施令的人，也很注重实际，在他的面前，下属们会尽可能地克制个人的想法。一个充满工作热忱的领导，一个很好的组织者，习惯了独断专行，大事小事，都事无巨细。依靠着充沛的精力与任性，他领导着同事们，然而他又懂得如何恰当地与其他领导妥协，也会给罩着他的人献上殷勤。

他的讲述不带有任何的个人感情，仅仅是客观事实，在一个闷热的夜晚，恰好两个人都睡不着，他们俩聊了好几天。这位作家好像很急于了解他所知道的，关于宗教活动、组织与规定的细节。科蒂格·瓦西里很明确地回复了他，没带什么个人的观点。而这恰恰激怒了这位所谓的作家，而事实上，科蒂格和那位国航的调度员都没有听说过他。

“你惹怒了我，仅仅是因为我在您身上寻找，不知道某个叔叔舅舅或堂兄弟，或是学校的同学……或者可能正是我自己的另一面，没有可能的，不为人知的，那个我自己都无法认出的另一面！我在寻找这个时代的面孔，好让我懂得我所走过的，我正在走的，以及我将来要走的路。我感觉我永远都无法改变这愚蠢的需求，去理解、去评判的需求。”这位作家罗列着他的废话，就好像想要激怒科蒂格。

然而科蒂格很平静地回复道：“我觉得做好你该做的事，这很重要，无论你在哪儿，就是这样而已。”比起作家同志那不合时宜的态度，提高的声调，科蒂格·瓦西里很平静、很友善地作了回答。

接下来，应该是第二天的晚上，这位小作家因为失眠不安分地挣扎着，提出了以下的问题：“假如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天才画家，比如毕加索，或者是一位前所未有的诗人，比如兰波[1]。他住在一间阁楼里，贫病交加，没有任何的生活来源。我们再假如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满足一个好基督徒的所有条件。不偷窃、不欺骗，不这个，不那个，就像天使一样。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可能有点困难，更何况对于一个天才来说，但是我们假设就是这样。我到你那个领导那里向他讲述一位大人物在阁楼里忍受着痛苦，他有着上天恩赐的才华，但他却从不去教堂，从不求任何人任何事，不求天也不求地。一个好基督徒，可能他自己都意识不到。他的画作看起来一般般，没人能看懂他的大作，但是我和一些人，我们都知道并保证这绝对是传世佳作，总有一天会价值连城。我跟他说这些，什么来着，哦，对，大主教，他会不会问我，他的画有没有关于耶稣复活的？或者，他会不会要求在画中加上十字架，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东西？”

“当然了。”科蒂格回答道。

“否则，他就不感兴趣了吗？他不会因为同是基督徒，而愿意去帮助他吗？”

“当然不了，”科蒂格又回答道，“他只对他自己的事情感兴趣。否则就都是别人的，不关他的事……”

“哦，那么，这位大主教阁下是个公务员……给我这个，给你这个，你符合要求，你得交点费用，然后我提供你所需要的。总之，没什么区别。”这个乌鸦嘴继续说着他的废话，“就好像如果你跟我们是一伙的，我们就容许你有反对的意见，容许你说些实话，但首先你得跟我们是一伙的。”科蒂格对他的挑衅没再作回答，然而作家却不住口，继续地说着、骂着、抗议着、满口荒唐言。

但最终，他们俩却成了好朋友。据说之后这个坏蛋还一直和科蒂格保持着联系，甚至还去过他家里拜访。出院的时候，科蒂格·瓦西里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是拒绝退休。他用几个月在国家保险管理处找了份新工作，同时也证明了他在医院认识的那位作家所给出的建议是错误的。科蒂格·瓦西里在国家保险管理处的岗位主要是调查审计的工作，随后托了老彼得鲁同志的福，被派到了国家储蓄银行的某个储蓄所。他是20世纪50年代编辑部的老同事，现在退休了，而他的儿子彼得鲁·弗拉迪米尔现在是国家储蓄银行总行的领导。

[1]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

I.5

“我都不知道我还能拿这个学校怎么办？”维奥丽卡抱怨道，一边卷起手中的一沓报表，“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疯了。孩子们还得扫地，擦玻璃。你看，连保洁阿姨都没有！而现在，又有其他怪事儿了，每个孩子每月都得带五个酒瓶塞，还有纸，我忘了是多少公斤。还有瓶子，四个瓶子或罐子。除此以外，还有草药！布加勒斯特哪儿能买得到草药啊！我昨天问了班主任，因为昨天是家长会。她就知道微笑，跟个蠢货一样！她说反正我们得买……听到了吗？天哪，我们得买！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上面跟他们说什么，他们就照做什么，就会点头，是，是，我们做，我们改进。只要不把屁股下面的位置丢了就行。”

赫塔似听非听，但她同意。她也有个小女孩儿，她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她紧了紧厚羊毛夹克，打了个哈欠，继续听着，而事实上，她在想着还有一个小时就能去喝酒了。阴冷的一天，刚好现在能让人恢复些知觉。盘子、小锅、杯子，精心地摆放在屏风旁的柜子后面。她和维奥丽卡和好了，这些女孩儿们其实并不坏，这就是生活嘛。哪天走到她身旁和她说一下就足够了，简简单单，完全不做作：“来，我们和好吧，缩怎的！我已经因为你不理我哭够了……你也资道，我缩话资前不过脑子。我缩了就似缩了，就似仄样而已，怎的，我似得闭丧我的乌鸦嘴了……但你也在单位缩了我水獭皮的似，缩我为了变富在院子里弄了个饲养藏。你还缩假话，缩我在地窖里纵了三年的蘑菇，你当然资道仄不似怎的。那也没办法，所有人都会犯错。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不一样的，来我们亲一下。”（来我们和好吧，说真的！我已经因为你不理我哭够了……你也知道，我说话之前不过脑子。我说了就是说了，就是这样而已，真的，我是得闭上我的乌鸦嘴了……但你也在单位说了我水獭皮的事，说我为了变富在院子里弄了个饲养场。你还说假话，说我在地窖里种了三年的蘑菇，你当然知道这不是真的。那也没办法，所有人都会犯错。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不一样的，来我们亲一下。）然后赫塔打开了包装，是中国的手镯。她给维奥丽卡戴在手上。维奥丽卡不禁掉下了眼泪……她也不是个坏女孩儿，就是有点好斗气，嘴不那么严实而已。但如果你真正了解她的话，会发现她乐于助人，也很可爱……现在，维奥丽卡生日，她那邻座一起八卦，如胶似漆的朋友准备了酸菜肉卷和肉皮冻，也是宴席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相比于小雏儿的芥末蘸蛋，伊娜的馅饼，以及相比于卡尔门同志带的蛋糕而言，不必多说，恰恰证明了小甜甜就该坐在这健谈的维奥丽卡身边。她们又重新成了密友知己，她们又变得形影不离了，即便是再发生什么蠢事。只是因为这故事也都不是什么小事，当穿着睡衣的丈夫在一楼“出差”期间，突然不小心回到家，还有水獭皮和蘑菇的事……不过这些都过去了，她们的友谊变得更为坚固！维奥丽卡刚刚做了卷发，穿了一条绿色布料的新裙子，期待着同事们一起开心庆祝的聚会。

她们一起过生日，也一起过命名日[1]，她们每个人都有与自己名字相对应的圣徒。赫塔是圣·乔治，小雏儿加布里埃拉是圣·加百列，而伊万娜·卡尔门·彼得罗亚努则是圣·约翰！

然而，维奥丽卡生日聚会上的餐食显然就比卡尔门同志的更加丰富，毕竟恰逢12月25日圣诞节。酸菜肉卷、肉皮冻，更多的葡萄酒，李子酒的酒劲儿也要比平日里任何时候都更大……

还没过完一个星期就要庆祝卡尔门夫人的生日了，她也是在12月出生的。在46号储蓄所，她们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庆祝方式：不像是平常习惯那样，过生日的人不需要准备吃的喝的，而是由其他的同事们来准备，就是要让过生日的人真切地感受到被宠溺、被偏袒、被其他人所重视。她不需要去排队，又十分劳累地做饭。她们大多都住在新区，离能买东西的市中心还是比较远的，还得流着汗提着沉重的网兜挤公交车。公交车可能要等上几个小时才来，来的可能还是辆修修补补的破车，挤满了人，每过一站怕是又要挤上一群人。

是的，在46号储蓄所，过生日的人确实很受宠溺。不过就是去做做头发，去趟裁缝那儿而已。就像维奥丽卡那样，做了个像非洲人一样的卷发，穿着绿色条纹的连衣裙。

星期三，伊娜也出现了，她之前感冒了，这下大家就都聚齐了。尽管卡尔门女士的生日已经过去了一周，而且她最喜爱的人还缺席了，也因此大伙没能欣赏到这每年都有的，美轮美奂的生日礼物。伊娜·穆尔古莱茨，也借此机会用心地补偿卡尔门，毕竟她平日里面对上司的喜爱，或多或少都有些麻木了。当然，大家还是忍不住想去问彼得罗亚努夫人。最终还是维奥丽卡的小嘴儿说出了大家都迫不及待的问题：“今年伊娜给您买了什么？她不在的话我们可都不知道呢……”卡尔门毫不犹豫地作了回答，她是真的很开心：“哎，姑娘们，虽然我这次生日伊娜没能来，但你们要知道，她可真的是个特别可爱的女孩儿！她能很好地摆正自己的位置，非常有自知之明，还很聪明，嘴也很严实。我们也都看到了……昨天下午她给我打了电话，她还不太说得出话来，还发着烧。紧接着她就祝我生日快乐，表示不能来特别难过。她说一个小时后给我送些特别的礼物，是她的男孩儿送过来的。原来她除了有个小女孩儿，还有个男孩儿，是中学生，一个非常可爱又耿直的小男孩儿。他开着辆面包车给我送过来的，一辆面包车啊！塞瓦斯托波尔的小宝贝儿，你们都知道我这么称呼她，她这是要送给我什么呢。该不会是冰箱或是洗衣机吧……哎，你们可能都不敢相信，一套沙莫瓦[2]！太棒了！真正的艺术品！银质的，还带有各式各样的装饰，简直就是奇迹……”卡尔门同志由衷的开心与坦诚，她把伊娜当作自己的姊妹。这也使得卡门西塔（卡尔门）生日那天格外高兴，她也开起了玩笑，有些醉意，还开始讲起了笑话。这时卡门西塔开始对小雏儿旁敲侧击：“姑娘们啊，他们每年都派给我们三个月的这只不怎么样的‘大公鸡’，我感觉他这次应该不会来。斯卡尔拉特这次来吗？他不太喜欢这样的聚会，尽管如此，我的生日他还是会来的……”

确实，小维克托·斯卡尔拉特不太适应这种娱乐活动，只要遇到，他都尽量避开。前几年也是，他都会找借口缺席。然而在过去的三个月里，9月18号他缺席了，那天是小甜甜女儿的生日。9月29日他也缺席了，小雏儿的结婚纪念日。还有10月14日，那天卡尔门买了斯柯达。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所有计划好的庆祝与临时起意的聚会，她们都有邀请斯卡尔拉特，虽然他不是这里的长期员工，而是个季度性的同事。但他一直都缺席维奥丽卡的生日，而又恰好是在12月25日这天……也有时候，比如在12月31号，他就待了几个小时便找借口“蒸发”了，好避开这一年中最后一次的碰杯。

但是彼得罗亚努同志的生日他可是每次都来，千真万确，虽然他也不待到聚会的最后一刻。

而这次，12月18日，斯卡尔拉特叔叔没有出现。19号也没有出现，接下来的几天他还是没有出现。所以这次她们也就没有必要再期待他的到来。

面对这位和蔼客气的督察员突如其来的冒犯，卡尔门也感到很诧异。要不是喝得有点醉，她也不会太在意，也不会就突然有兴致提起这事儿来：“来你说，小雏儿，你应该都知道。我们的这位督察员这几周以来都干什么了？”

“我也不怎么知道。”自然，小雏儿有些推诿地回答道。

“据我从‘小嘴儿’那听到的。”卡尔门女士继续说着，她放下了手中的鱼子三明治，并转向了其他女孩儿们。这位大太太也开始讲些在单位里尽量不说的闲话，她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在领导那儿说的话，或是在单位会议上听到的什么话，“我从秘书皮亚那里听到的是，斯卡尔拉特同志给领导提了什么建议或做了什么报告，他去给副所长、彼得鲁同志做了很多次的汇报。这可是个极其特别的事儿，炸弹一样的事儿！”卡尔门意味深长地看着小雏儿，就好像要小雏儿继续讲述细节。然而小雏儿没说话，饶有兴趣地听着，就好像她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们说，姑娘们，这也太那什么了。”卡尔门同志揪着这事儿不放，她喝干了杯中最后一口保加利亚赤霞珠，好让自己再鼓起些勇气。

所有人都很开心，虽然也都有点累了，天色也已经有些晚了。尽管如此，这消息似乎并没有打扰到她们。无聊的故事，没那么重要，这个事情听起来太过严肃、奇怪，对于怪人或疯子来说倒是挺好的。谁知道有些人在追求什么愚蠢的利益，或是什么奇怪的想法呢，总之，每个人都有些自己的特点……然而，没想到的是，彼得罗亚努同志看到她们居然将此事看得很淡，甚至都不太想参与她的话题，她感到很不满意。“姑娘们，我们又都不傻！这可真不是个小事儿，这可是原则上的事儿！我和贝贝聊了一整晚，是她帮我打开了眼界。为什么恰好有个像斯卡尔拉特这样的，或者其他一些像他这样的人，他们有着独特的见解，这都是哪儿来的，有什么含义……”

也因此，不管怎样，女同事们最终也都接受了这个话题。显然她们并不傻，不是些只会聊家长里短，只会聚会喝酒的大妈大婶，相反，她们也会去听这种事情……

“当然，表面上这看似是个公平的解决办法，然而这恰恰就是最令人困惑的地方，贝贝是这么跟我解释的。”卡尔门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引领着讨论，这也就证实了这事儿还是很有意思的，虽然在一开始大家并不觉得这有多么重要……

“她哪儿来的这些想法？很多时候我也在想，一些人就是这么的走运。有钱人和有钱人就是能相互吸引。始终都是这些人，投机倒把的人，还能挣点外快，真是让你都快疯了。我们这些受苦受累挣着工资的人，我妈说得倒挺好，挣工资根本就没法变富，尽管工资不错，但也就是个工资。人不是靠工作变富的，不是靠工作！”维奥丽卡飞快地嘟囔着，深吸了一口气，停下了正吃着的肉皮冻。她把盘子放下，坐在了椅子上，双肘支在桌上，双手托着下巴，准备好听听其他人说的什么奇闻逸事。

其他人在一开始没太明白是怎么回事，直到伊娜插话进来。她说得很快，带着一丝不太明显的怀疑论调，有理有据，还很深刻，令她们始料未及：“这完全不行，胡说八道，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想让谁就是谁……都是他们决定的。空话连篇，全都是空话！这真不应该被允许。”

小甜甜始终都感觉伊娜·尼古拉耶芙娜那如此新颖的回答很是有意思。这次她也微笑地听着，差点儿就笑出声来，差点儿让馅饼给噎死，但是她很快地擦了擦嘴和鼻子，十分自信地接了话：“然而似可以憎明的！仄的的确确似存在的。我倒不觉得仄总想法有多么的愚存。维奥丽卡缩得很有道理，在我们楼里就有个人弄自组餐。他可似科班促森的自模工。然而有人介扫他当促子，许诺他每天800列伊！每天800列伊啊！就当促子！他憎得多的口袋都装不下了，你看看他家就资道了，瓷器，地毯，大冰柜，录音机，你想要的他都有。而当你再见到他的似候，他又纵奖了！要么似乐透，要么似体育彩票，要么似普洛耶什蒂[3]的赛马！去年又在我们促蓄所赢了辆策！如果他怎的仄么有钱，他当然可以仄么玩，纵奖就很增藏。那么，森么似公平？还不似仄些游叟好闲的人，还不似仄些人运气好。”（然而是可以证明的！这的的确确是存在的。我倒不觉得这种想法有多么的愚蠢。维奥丽卡说得很有道理，在我们楼里就有个人弄自助餐。他可是科班出身的制模工。然而有人介绍他当厨子，许诺他每天800列伊！每天800列伊啊！就当厨子！他挣得多得口袋都装不下了，你看看他家就知道了，瓷器，地毯，大冰柜，录音机，你想要的他都有。而当你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又中奖了！要么是乐透，要么是体育彩票，要么是普洛耶什蒂的赛马！去年又在我们储蓄所赢了辆车！如果他真的这么有钱，他当然可以这么玩，中奖就很正常。那么，什么是公平？还不是这些游手好闲的人，还不是这些人运气好。）

当然，彼得罗亚努很及时地打断了话题，她讲了贝贝从巴西回来讲的所有故事，还有关于斯卡尔拉特的这种积极性有多么的危险。“堵上最后一个通风口。”贝贝是这么说的。生活嘛，也就是说，最好还是随意一点、随便一点。“如果你什么都想控制，那你什么也都得不到。只有好的意图，或是只有像军队一样严肃的命令，都是没有用的。就像当兵一样，短期服役还是可以的。”卡尔门同志说道，重复着丈夫从里约长时间出差回来后给她的论述。

这时，小雏儿就像是在自言自语，胆怯而小声地问道：“斯卡尔拉特真的这么坚持这个吗？”其他人的目光都转了过来，注意到了她，看向她那精致的、难以捉摸的小脸蛋儿，好像在催促她尽快说下去，因为她的话让大家觉得她好像知道什么。然而这像瓷器一般的艺伎并没有继续作答，当然了，紧接着她犹豫了一下，能让人有任何的解读，“我知道，他这个年纪应该只关心工资和退休金……”

她们继续聊着天，喝着酒，没兴致再深入讨论刚才那件事儿，无论今天过生日的人有多么想继续这个话题。时间已经很晚了……卡尔门同志这次没有在午休时过生日，也没有像其他人平时那样，在下班关门后与三两个同事在后面的房间里偷偷过生日，而她这次是在下班后专门庆祝的。

无论她们聊得有多开心，吃得有多好，总之时间不早了。夜晚的公交车运行得不如白天，已经不允许她们再多待下去了。因此，最终她们开始收拾盘子，馅饼、瓶子、蛋糕，还有剩下的东西，把它们装进塑料袋，小心地放在打开的窗边，放在冷一点儿的地方，这样第二天还能在茶歇时吃。

正值圣诞节，还是维奥丽卡的生日……她的生日是分两段过的，先是午休的一个小时，从一点半到两点半。她从十二点半就开始准备些小吃了，大家看到了那诱人的吃的喝的摆在两间接待室的桌子上，一阵羡慕的尖叫声突然传来。

她们开始从圣诞节甜面包上揪下点儿来尝尝，用叉子尖尖的头儿尝些沙拉，再尝点猪肉灌肠和肉皮冻，却听到了突如其来的敲门声。维奥丽卡有些惊讶，停下了手头的准备，亲自去看看是谁在打搅她们。

过了好一会儿，她欣喜而高兴地回来了，不喘气地一直说着：“他祝我生日快乐，姑娘们！他还带了一捧花，你看你都不敢相信吧。他还跟我说抱歉，晚上参加不了。他有事儿找卡尔门说，他在外面等着您呢，彼得罗亚努女士，他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找您。”

卡尔门有些生气地走了之后，大家还都不知道外面到底是谁，维奥丽卡给出了答案：“是斯卡尔拉特，姑娘们！他看起来有点沮丧，他让我把卡尔门叫出去。”

大家继续着，然后，她们想把他也邀请来，想去个人叫他一下。

他们会面的时间很长，也正是因为这个，她们放弃了这个想法。赫塔不时打开门，探出脑袋向外瞧瞧，好让这位不速之客觉得自己要尽快结束，但维奥丽卡感觉这丝毫不起作用。

如此一来，便搞得这生日聚会的序曲有些混乱与不快，不断地在等着聚齐所有人。她们一直看表也没用，卡尔门依然没有出现。她终于回来了，但她连门槛都没迈进，说道：“好了姑娘们，回去工作了！所有人都回去，今晚我们再继续。”

确实也已经过了两点半，她们得回到窗口后面的座位上了。她们一个接着一个，有些不情愿地回到了办公的地方。斯卡尔拉特没在，他已经走了。卡尔门简洁地给这些好奇的姑娘们解释道：“哎，还是他的那件事儿。”自然，这让大家增添了对此事的兴趣与疑问。

然而在晚上，当她们下班关门，重新回到这间神秘的房间后，却没有了那股兴致，也没再讨论这个话题。她们一整个晚上都在唠叨着关于葡萄酒的品质如何，劣质的酒是不是会让人生病，劣质的豌豆是什么样的。看这个沙拉，蛋黄酱味道不好主要是因为油的原因。给我们带了得病的鸡，我们能怎么办，姑娘们……她们就这样一直唠唠叨叨的，毕竟也都喝醉了。她们好像丢了用来锁上她们鸟嘴的锁头。晚些时候当她们到了公交车站，有些瑟瑟发抖，缩成一团时，46号储蓄所的这位女领导卡尔门·彼得罗亚努同志是这样说她们的。

[1]命名日是和本人同名的圣徒纪念日。主要在一些天主教、东正教国家庆祝。

[2]俄式茶炊。

[3] 罗马尼亚城市名。

III.4

这位同志建议那些中储蓄所彩票的人选，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彩票，乐透、体彩、国家保险管理处发行的彩票，不应再采取随机的中奖方式，而要从那些配得上获奖的人中选取。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避免太多次幸运所带来的不公正，而恰好获奖的人并不是那么的需要这笔钱，尽管他需要，但并不是他应得的。这种例子太多了，当意外的大奖落入充满了不义之财的口袋，或是腐败分子，或是营私舞弊投机倒把的人，或者是那些已经有了很多钱的人，却还想从一条腿已经踏进坟墓的吝啬老太太身上搜刮些钱。这些彩票所提供的钱财，应该给那些勤劳而正直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可是一个全新的杠杆，能够刺激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活动领域，以实现质的飞跃，尤其是在当前多边革命时期。这个建议应该符合辩证的、唯物的概念，关于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和生命，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屈从于命运，而是要当家做主，做万事万物的造物主。

III.5

这位同志认为，至少从外表上看彩票运营的方式不应有变化，比如开奖周期、开奖方式，以及奖金多少。然而获奖人则需要提前进行选择，在开奖之前，由专家委员会严格保密地进行。有必要预先研究好保密的方式，能够对所指定获奖人的姓名保密，这样对于新的抽奖方式，任何人都不会察觉，哪怕一丁点儿的蛛丝马迹。这位同志建议一定要谨慎分析，要让获奖的人们感受到，他们的成功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模范的表现和组织对他们的信任。只有道德觉悟极高的同志，或是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奉献多年的同志，才能理解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够严格地保密，因此要托付给好同志中的好同志。

II.4

失眠已经持续了几周之久，一夜又一夜地折磨着他。一个温和清晨，他却蜷缩在卧室里疲惫地发着呆。

药物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只能让他打上一个小时盹儿。他躺在床上，呆滞地望着天花板上跳动的白光，那白光时不时挪动到墙面或是墙角。他睁开眼睛，又闭上眼睛，身体翻向左边，又翻向右边，又改为趴在床上，都没有用。晨光闪烁，窗外青紫色的破晓还有些浑浊，他下了床，佝偻着，哆哆嗦嗦沿着床边虚弱无力地等着，去拥抱新一天清澈的宁静。

他这个年纪不仅仅因为一个人而产生孤独，主要还是他的妻子去了国外，和他那怀孕的女儿在一起，这更凸显了他的孤独感。其实反过来说，他也很快地适应了这种生活，孤独可能也令他对现实的感知变得更为自由。平日里的他，对这些家务琐事可都是避而远之，然而现在他再面对这些时，就像面对一页页的脚本一样，重复起来都不需要过多的思考。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解决完这些日常琐事时，他感到十分的舒畅，就像是开启了一扇崭新的大门。或许他自己都忘记了在这之间有一层厚厚的面纱，模糊、沾满泥土，从这里到远方的地平线之间，还有着层层的浓雾，地势蜿蜒曲折，烟雾缭绕，缓缓升起，让人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四处荒无人烟，混沌不清，又满是深渊深谷。他走进商店，穿过公园，跳上电车，一直到郊区，那里正放着某部愚蠢的电影，关于小偷和劫匪什么的。是的，他每天都能找到新的东西，都令他喘不过气来。他无法描述这种感觉，只能将这样或那样的情感拼接起来，他感觉到什么沉重、黏稠又松散的东西从四面八方而来。

就像天空中布满了遮天蔽日的蝗虫，压得人喘不过气，动弹不得。他们气喘吁吁，早在开始工作前就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烦闷地面面相觑，忧愁又懊恼，好像对任何事都提不起丝毫的兴趣，只要不去烦他们怎么都行。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他们也只会说这样无用的蠢话……可能在我们的时代……可能不是这样的……也因此他们在变老，这样的哀怨一直都像酵母菌一样，放大了这些变老的人，他们的怀旧伤感与无能为力。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发生的，完全都没有察觉，根本都没有意识到，年纪就增长了。有毒而阴险的尘土就这样沉淀了下来，叫人难以察觉，充斥着肺部和天空，令人窒息。不仅仅他的是肺部，连体力也发生着什么不情愿的或不可避免的改变，所有人都如此。这些乌合之众的精神与才智越变越强，没错，变得更加的剧烈，既富有生机活力，又足智多谋，还很有趣，还十分有进取心。他们覆盖了这整片的区域，是的，他们飞快地流转着，在地下、在过道走廊、在房顶。他们继续想着别人，正如他一样，不一定非得是些思想家，因为没有这样的要求。他甚至有些恶心，当听到老朋友们高谈阔论，他们是多么相信什么，或是多么怀疑什么，胡说八道！屁话……他们和他一样，不过都是些普通人而已，随大流、有点文化、有点蠢、有点热情，也有那么一点野心，就是这样。这些普通的人们，然而他们努力过，对，他们努力过，不是这种哀怨与失望的放弃。正如有些人所说，他发现不管去哪，都是拨弄是非、过早卑躬屈膝、有厌食综合征的人。

就好像什么都不用靠他们！就好像本属于他们的事情他们都不能做似的。别人，在别的地方为他们做的决定，或使之偏离其方向，好阻止他们给自己设定目标。好做事情，好让他们变得一无是处，否定他们的决定，让他们从责任与个性中解脱。仅按照此前确定好的，只拿一小部分，不重要的部分。对他们是如此的陌生，充满敌意。什么改变都没有，无论如何都要重新分配。

他们需要一种狂热的信仰，或是一种惩戒的畏惧，好让他们变得疯狂！关于他们所做的工作成果，如果不给他们即刻的满足，如果对他们完全不管不顾，或者是不断地集聚他们的厌恶、怨恨、冷漠，那么……

确实是这样的，不仅仅是某个人精神与身体的衰老，而是所有人衰老的过程都有如灾难一般。此外，这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年纪。放弃，静静地枯萎……犹如魔鬼之事，而其中之恶劣，经由七嘴八舌还有看不见的手所体现，好像控制着我们愚蠢的每一天，掠夺走我们的希望与勇气。

这天的下午，清澈的天空映着粉红色，他的思绪在脑中缠绕，久久无法平静。距他妻子离开国内还不到两周的时间。泛着青紫色的甜美的黄昏在空中摇曳着，而他是一个人，不知不觉夜幕已降临了许久。他麻木地按开了电视开关，过了有那么一刻钟或半个小时。他就这样呆坐着，电视屏幕上倒映着自己那张熟悉的面孔……他一个字都没有听到，也没开声音。他没有兴致做任何事，胡思乱想、眼泪、懒惰都聚集在了一起，还有房子和床……他清醒了过来，嘴里咕哝着什么，由于他关电视时按得太猛，电视的开关键掉在了地上。

的确，电视的画面消失了，黑暗吞噬了房间里的一切。这位流着汗的住户解开了衬衣的领扣，摸索着走向了电话，不，走向了开关，不，他改变了想法，到了浴室的门前，将他浓密的脑袋伸进了水池。

他待在家中感到毫无力气，他得出去，无论如何都要出去，去看看这愚蠢的下午。

他不记得是不是恰好今晚要去老同事那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老同事就一直都在邀请他。而事实上，他可一点兴致都没有，让别人那么热情地接待，甚至眼里还要闪着欣喜的光芒。不得不承认的是，他对这位老同事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更准确地说，曾经在险恶的境地中他没有保护他，虽然他也没什么办法……而这位老同事对他可是一点责备都没有，一直都没有，甚至连一些平日里自然而然的打搅都没有，乃至其他什么的，甚至是一些令人厌恶的小动作什么的，从来都没有！只有对他的喜爱与唠叨……这位老同事变蠢了，就是这个样子，你会看到的！不公平不会一直让人坚持下去，也不会让人变得更强，或者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这样的。他曾是聪明的人，坚韧的人，不卑躬屈节的人。看啊，世事重新造化了他。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们重新给予了他权力、房子、工龄，还有退休金，又突然地削弱了这些，这就像他突然变蠢一样。否则你怎么能够理解，某位同志，曾经的大演说家、雄辩家，后来去跑龙套，听着，是跑龙套……一部历史电影，和一群老太婆老头子在一起演的，还有妓女、船夫、捡破烂儿的人……“我能怎么样，我也只能消磨些时间而已。”这个不幸的人解释道，讲述着他是怎么说服以前的一个下属的。他看着那些报告慢慢地在变，却也没什么用处：“当然在变，奥里克扮演着将军的角色，我不过就是个少校。拍电影的场歇期间，当我们抽根烟或是喝口啤酒的时候，你看他对人爱理不理的，哪怕是跟我说上那么一句话，也又简短又凶狠。可能穿上那身制服，就是能改变人吧。”这个明白人继续说着他的那些蠢话。

II.5

在一个无聊而又令人痛苦的夜晚，当他临近崩溃的边缘，几乎就要把电视机给砸了的时候，道洛班楚大街上这栋漂亮别墅的门铃响了起来，直到这时他才清醒过来。但很快他又躺进了沙发椅，快速而胡乱地、僵硬地说着些什么废话，就像是只在水桶里苍蝇，听起来又好像是一群，嗡嗡地蜂拥而来。也就是说他是反对的，他放弃了，还生着气。当然他也说些什么不一样的，总之他就是逆着来，不禁让主人感到有些惊奇，让主人停止了他那虚情假意，还有那咩咩叫一般，温和的抱怨。尽管那时儿子先生进来了，这位小崽子领导、少爷，当你站在他的面前时，我的天哪，你可得谄媚地傻笑，还要羞愧地低下你的脑袋，要表现得像个随时可能丢了饭碗的小跟班儿一样。哼，就跟没看过他小时候是什么样似的，在婴儿车里拉屎撒尿的，都发臭了；得麻疹时的样子；在女厕所被抓着了，被学校给开除；上大学的时候，因为用冰球棍跟人打架，住了一个学期的医院……然而现在他却拍着你的肩膀，活像个庇护者，身体还好啊，还好啊，西里[1]叔叔。最近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我听说小维克托叔叔做得不错，同事们也是这么说的，我能怎么样嘛，同事们就是这么说的。有意思，有意思，我听到的可是非常有意思，相比于父亲跟我说，你跟我直接解释更好，恰好我又很感兴趣，真的真的，这是个事儿，是个事儿，对吧对吧，是个事儿。他时而称呼他西里，时而又称呼他小维克托，以显示出早在他改名之前就认识他。

对，这是个事儿！是谁他妈的让他在那个可恶的夜晚，有了这样的想法……因此他自信而严厉地重复着，这个不寻常的想法。他同意把这个写下来，听着，落实到纸面上！好好研究研究这个废物，还有其他跟他一样的人，他撇了撇嘴。这个他妈的小维克托叔叔，你看这个满脑子坏水儿的西里，他满脑子都在想些什么。剩下这些好斗之人，天哪，这些老油条，脑子可一个个都挺好使的，你听着，这些阴险狡诈……

在一个反常又躁动的夜晚，就像是有一团马蜂在心中，忐忑不安、愤怒让他有了这个疯狂的想法。就像是一直隐藏起来的想法，它等着露出头来，一点一点地，蜿蜒着地，露出小尾巴，像是根红色的丝线，像是小火苗一样。没用的人，半导体，还有喝醉了的流浪汉，为疯人院中的度假者们传送出了额外的电码与嘈杂。

可能真的是这样，也确实，晕眩而叛乱的头昏脑涨，糊里糊涂地转变成了怒气，喷涌出那稚气的悖论，转变了观众们的想法，让他们全都目瞪口呆，好像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哎呀呀，你看，天哪，我们可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样一种可能性，对，对，这是个值得注意的事儿！

当然了，这全都是值得注意的，虽然这只不过是一种无法预料的偏离，或是一种被轰走的状态，变成了想法与挑衅……这或许是一种长时间被隐藏起来的，发酵并腐烂了的炸药，你尽可以用它们供养很多年的仇恨与战争，不让任何人有工夫感到无聊！总之，这可不是那些没用的，或是不成体统的玩笑，也不是什么蠢事傻事，更不是圆圆的炮弹……都不是！也就是说，这些骗子或是空谈家，真是应得一个更厉害的玩笑。用大炮或是用斧子！倘若这些骗子是水流，而不只是个开关或者阀门什么的，安装在微不足道的小水管上，当然更不是安装在大水管上的……这不过是一种计谋，或是当地的什么神秘事，是一种筛子，有那么一点点合理，能从混乱中有所限制，以回报公正，以实现我们认为的原则，我们用这个装饰起我们窘困的每一天，还有小号手，破坏的场景以及布道坛的每一天。

所以，客人先生就像是猛踩了一脚油门，甚是激动，他的想法也有如螺旋桨一样转了起来。他也许是意外嗅到了这想法，在他恼怒与迷迷糊糊的胡说八道之时，或是在不知不觉中，这想法已慢慢酝酿多年，有些令人厌烦地隐藏着。而现在，他嘴角的唾沫都快能映出了彩虹，这位晕倒了的领导，他脸上的笑容与愉悦渐渐消失了，像是如临深渊，被无数种可能性蒙蔽了双眼。

这并不是灵光一闪的任性，因为小跟班儿接受了建议……谁知道领导同志，是不是想通过纸上的这些话干掉大领导，最好是能马上就给他入殓……然而这不是一时的任性，因为这位顾问同意更新报告与见解。如果他不懈地坚持，一直坚持到头疼，那还算得上是任性。不必多说，事实上，如果仅让他提供些解释与论据的话，小维克托还能坚持，要是要求变得更多，他可能随时都会停止。

真是想不到，当今这个年代的人，就跟有妈生没妈教似的，毫无信仰，一点原则都没有。你干掉我，我干掉你，总想着弄倒对方，阿谀奉承，给谁升官，不给谁升官，最好是让你摔脱臼了，你看，这样你就没办法了吧。

这个有如此想法和政治准备的可怜之人，很快就向后退，随时准备好放弃……甚至一点人性都没有，就是这样，全是些无法解释的东西，一塌糊涂，不知从何而来，又像是从什么深处而来，跟所有你感觉到陌生的东西一样。而事实上，也许恰好你就是那个陌生的东西，当你意识到你就像是只喝醉了的愤怒的老鼠满地乱窜。这是冬天的夜晚，坏了的电视机，喧嚣作响，十分无聊，十分需要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什么都行，因此你告诉他们，给他们展示了，他们都能怎么去报复……这些人在变坏，不断地挑唆他人，他们结成一帮一伙！让他们的嘴角泛起唾沫，让他们挣扎，量量他们迈多大的步子，看看他们能吃多少，呐，就是这样！纪律、命令，我们就得这样，就得这么做，我们要监视，看啊，任何一个不正常的人都逃不出去，任何一个错误都不能放过，任何的停歇，任何的麻烦，任何突然的、失态的高兴，都不能放过。我们得把所有的东西都过滤一遍，我们把他们逼疯，我们呼喊咆哮，约束与管制，就像那天夜里一样的狞笑。当我从道洛班楚的别墅回来时，对他们的恶意与劲头咬牙切齿。在强有力的猛烈的挑唆下，我们恢复了，我们一直创造着其他过滤的方法，用于控制的开关或是阀门。双脚踏在冰凉的白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床单是凉的，还很粗糙，我很快就睡着了，之前从没有像这次这样。我闭上了双眼以避免看到我熟悉的脸，然而这张脸却黏在电视上，黏在天花板上，黏在卧室的窗户上。我又一次睁开眼睛，它还在那儿，然而我闭上了眼睛，我睡着了，啊，像个孩子一样。这一天的胡作非为，充斥着愤怒与玩笑，让他有了如此的回报。

夜晚交织着困倦、漆黑、昏暗，一层一层的，厚重又腐烂。除了昏黑密集的困倦，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复存在，想法也死去了，随着担心忧虑，还有这个世界同它自己一齐消逝了，因为困倦与遗忘，这个世界卷起层层黏稠的泡沫。他含混不清地哩哩啰啰，在红色的泡沫中说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话语，像是只患病的野兽，甚是凶残、灼痛又懒惰地打着滚。要是汽车加血液就能跑的话，要是能给汽车找到别的燃料的话，西里同志啊，什么时候血液才能代替汽油呢，老维克托……在这疲惫的夜晚，他的呼噜声呼呼作响，有如厚重的凝结了的岩浆在翻滚。

这喋喋不休的噩梦，梦中的话语总是间隔很长时间……他的胸膛上下起伏，因为沉重而显得有些精疲力竭，有着一种厚颜无耻的节奏，痛苦不堪。让我们试想一下血液，这种全新的燃料，你想想，发动机将如何运转，又将如何开始屠杀，造成不可避免的喧嚣，噼啪作响的柜台，爬着狼蛛，雷声阵阵的小旅店。鸡、猫、麻雀，还有马、鱼、猪，还有人，是啊，没错，人啊，可真的都是相互残杀。预计幸运与彩票的故事，无非都是些安排好的输赢，一个人的功绩与优点，也不过都是由他人所决定的。这是冬天的夜晚，坏了的电视机，喧嚣作响。十分的无聊，十分需要点什么，需要真正的事儿，需要鸟的血液、猪的血液、鲸鱼的血液，然后是人的。当然了，当然了，我们也站在了镜子的面前。先是些杀人犯、刽子手、疯子、残废之人、得了不治之症的人，然后是老年人、对手、惯犯与重犯，然后是叔叔，然后是女邻居，那么再然后呢，哎呀呀，对机遇的把控，对机会的利用，还要选择有回报、意外的指导。没什么的，都是小事而已，那些退休人员的故事！20世纪的大事，能源、中东、石油美元、伊斯兰教、圣地，20世纪最为可怕的发现！未来的燃料！你们看看我们还能走多远，我们的原则和恐惧、羞耻、屈服，还有精神分裂，我们这种最高级的哺乳动物，将会作何反应……我们将全身心地贡献，终将有这幅集体的肖像，在这机械人般的苦役中，我们重新找到时间、地点与自我。

因此，这将是一个沉重、寒冷的黑夜。汗水浸湿的铺盖里，是脆弱的小雏儿，忍受着万箭穿心般的疼痛、这个小屁孩儿。小怪物在她隆起的腹中翻腾。她身体蜷缩着，很是害怕，将手臂伸向空中求救。在人烟稀少，山中的棚屋里，这位旅行者的脸上充满着稚气，她猛然间从夜晚的噩梦中醒来，将头伸出窗外，因看到月亮的冷光而有些睁不开眼睛，她愕然愣住。放个人档案材料的铁柜突然晃动，蹭到破旧办公室的墙上，发出尖锐的响声，就好像瞬间膨胀一般，这些无用之物发出窸窣的响声。在由屠宰场方向开来的电车站，这个可怜的小公务员迷路了，因为寒冷与恐惧而蜷缩成了一团。他被几个小时前这膨胀的巨大的神力吓倒。他像是着了魔一样，这还不完整的疯狂计划令他备受启发，令他害怕，令他备受折磨。精力充沛与虚弱无力，就好像瞬间重新获得了，童年精神失常般的幻想，长时间让人没有力气去辨别出自己……

天空中唯有紫色的涟漪，混沌不堪，在这晴朗而平常的一天的几个小时前，让我们重新联系起这起伏跳跃的、难以理解的一行行文字。在这军人式的、小说化的、充满歧义的段落中，我们拼凑起、这些不知姓名的人，这些士兵们一直在变换着的、推延着的希望，还有小人物的微薄贡献。朝生暮死的无名小卒，是这个社会集体的阴晴表！不求甚解的音乐迷，机械地依照节奏混乱的程度排序，紊乱失常地继续。我们一时的迷惑，猛然间的热情与干劲，震耳欲聋，直到达姆达姆鼓[2]安静下来。

[1]瓦西里的简称。

[2]俗称非洲鼓。

IV

在山区经历了短暂的疗养恢复之后，他下了山，重新回到了这单调而破烂的大城市。他在晨曦中摸索着前行，道路满是泥泞，看不见光亮。他从火车站向郊区走去，在一幢幢新建的混凝土盒子中寻找着曾经的住所。这是冬日里明媚的清晨，他背着一个破行囊，跳过街区路面一个又一个的水洼。

温和而晴朗的早晨，十字路口公交车与电车在喧嚣，当他停下脚步的时候，在他的面前的是这个街区曾经的旧杂货店，而现在变成了储蓄所。他卸下了背包，缠绕在手臂上。他握住了门把手，轻轻推门，门上方挂的铃铛响了，他从自己的恍惚中被唤醒，这是以前的杂货店里挂的铃铛。储蓄所里的那些夫人太太们并没有拆掉它，铃铛的声音能给她们带来假期去买东西的快感，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都没再注意到铃铛声。

某位先生，有些愣愣怔怔的，很有礼貌，稍有些好奇却很温和地看着周围的人们。这位陌生人有着一张青少年般的面容，有点像高中生，大学生，不知年纪的学者、隐士，或是个登山爱好者。不管他是谁，他都把背包放在了椅子上，又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他无意中看到、听到，或是记住些她们四重唱一般的话语。这些白皙、优雅的年轻女人们，她们之中一位被称为小雏儿的，温和而流畅地讲述着：“昨晚我感觉很不舒服，我自己一个人在家。还不到早上的时候，电话铃声吓到了我。他跟我说那是他的主意，但他觉得这个主意不会被采纳。他就是突然想到了这个主意，但他觉得这是个与众不同的想法很有意思。然而如果他的领导不感兴趣的话，他也不会坚持的。当他看到他的领导想将这个主意据为己有的时候，他也变得有了野心。他们认识很久了，从小就认识。然而当他看到领导突然再次要求他讲述他的提议时，他有些吓到了。他不想就这样放弃，然而领导也没法用这个主意。当然他也因此挨了批评，然而领导也不能拿他怎么样，确实也对他做不了什么……然而他受不了的是，当现在领导看到没法将这个主意用在他自己的事情上时，领导好像是在取笑他。在一开始领导还很热情地常要求他去解释说明其中的原理，这些原理都是从谁谁那里引用的。然而他也不确定这是不是在表演给他看，好让他放弃一段时间，然而之后不知什么时候，他又想抓住好时机，以便将这个主意据为己有。然而昨天晚上我难受，恶心了一整夜，我没听懂他跟我说的。他一个人在家，可能有点生病了。主要还是同情他，才让他一直都讲完。他在一个电车站待了好几个小时，在屠宰场站附近，他应该是刚到家。搞得我都晕了，也听不太清他在说什么。”

女同事们不禁有些惊讶，这位生病了的年轻女孩儿除了她想讲的，还说了如此多不相干的话。大家在一段时间后各自散去，回到了她们自己的座位上，储蓄所里没有那么多的人。这位陌生人好像早就知道，这家郊区的储蓄所门上的铃铛不知道又让他回想起什么……女同事们没有去打搅他，好让他休息一下。这样，他坐到了进门旁边的椅子上，他好有时间去回想，他想到了一位幸存者，刚刚从还冒着烟的战争的焚尸炉里爬出来，他仅有一个被俘前或失踪人员协会的证件，除此以外，根本就无法辨别出他是谁，他得找到某个叔叔舅舅，或是以前邻居的，远方的堂兄弟，可能他被抓去了很长时间，就像永远都不会回来一样……他还可能在想，这么多年以来某个公民的思想和弯曲的肩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上下起伏的羊肠小道上，怎么一直都在想这件事，他们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联系。某个假设的邻居，叔叔，或者是教员，还有那个孩子一样的男人，下午在未来学研究院发表了“传记中的条件反射”的演讲，对于像他这样的前协会会员来说，这个题目可能确实有些自命不凡，他曾在孩童时期就是某个见证人，他自己就是燃料，是那个血腥年代的燃料，未来学研究院的院长也很想看看他的“辛烷值”[1]……那个奴颜婢膝，通晓多国语言，卑鄙无耻，又香喷喷的电视明星，不断地说着他那可笑的悖论：机械人总数的肖像！研究院无用的、虚假的宣传，让那些失败者们会聚在一起，他们愿意赞颂对时间的浪费，还奸诈地、浪荡地、争先恐后地比着偷税漏税。

没有多想，直接坐在了储蓄所进门旁边的椅子上，我觉得我不能忘记，不应该忘记在履历表上添加上我的症状描述，在最近几年确实影响到了我的生活。还有窗口机灵的小麻雀们，它们给我分享的颇具效果的笑话。还有马路对面排队买奶酪的商店，找茬的和帮忙的扭打在一起。还有因为能源紧缺所造成的停电，使得所有电车都停在了十字路口。也就是说：全新的燃料能够调整、调动、屠杀一切，一切的一切……正如那个醉鬼所说的，关于女同事们都说，知道他能背诵几百页的自传和报告材料，因为他以前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他只会用如此严格、符合规定的语法句式讲话。我曾要详细阐述我演讲中所提到的那些原始资料，它建立在如此学术的描述项目和如此微妙的分析实验基础上……持续的解决办法很模糊，专家们是这么说的。

除了平凡而明媚的清晨，便不存在其他持续的解决办法，这样我将拥有一副蠢笨的面孔，无所事事的行为举止，就像个优秀的学生一样，却不知道哪里优秀。我会坚定地去领取一个可能我都忘记了的奖。在战争之前，在危机之前，大奖的奖品可能是实物，也可能是旅行，或者是房子，或者我也不记得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存折是什么颜色的。

然而这并不奇怪，也无须难过，可能只是个误会，或者是不小心而已。因为那位纤瘦的金发女职员所说的罗马尼亚语有错误，不过她也发现了她的错误。我还得承认的是我的住址确实是旧的，身份证也过期失效了，我得去换新的，要有新的住址，还需要有相应的盖章。

然而她还是很有幽默感的，也很和蔼可亲，就像这甜美而慵懒的冬日清晨。她不反对我们所记录、所撰写的事实，也就是说，一种口供记录。口供，当然了，是两个人在写下来之前，你一言我一语，低声讨论出来的……这是预先的练习，我们要尽可能地一起去完善，并最终确定下来当前要写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证据，也就是说才能保持并延长当前……所以我们才开始颤颤巍巍地撰写，为找到最合适的用语，我们每说一个词都停笔一次，为了包含清晨的各个时间段所发生事情的记录，人物、时间，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是一整天，或是一整周，然而，更多的是当前，为了记录：“今天我们证明，某人，在某一天，来我们的单位领奖，这个人表示，其实，他有权……”也可以这么说：在我们所允许的，一个平凡而寒冷的清晨，我们带着所有的东西，日历证明材料、统计图、风险、故事、笑话、有价值的东西，孩童般对寒冷一天的期待。我们的惩罚，开心与失望，装进我们每个人的行囊。

[1]交通工具所用的燃料抵抗震爆的指标。

工人阶级之窗

星期日舒展了它的臂膀……宛如一只黏稠而饥饿的章鱼。细如青丝的线网，毛茸茸的云彩，好像是无尽的深夜海洋下面凶险的巢穴。

和平的赐福与诅咒……如果它能够无限延展开来的话，便能避开嘈杂、思想与劳累的荼毒，纠结年纪的噩梦，或临近或遥远，看不见的过去，冰封在厚厚的天空中，而未来却禁锢在残酷的钟表中。嘀嗒，嘀嗒，未来已然逝去。那个生锈的硬壳胡乱地吞噬着每一个细胞，吞噬着躯体以及梦境，嘀嗒，嘀嗒，令人无法脱身。

光亮有如射来的第一支箭，或是斜切下来的第一刀，照在蜷缩着的身躯上。这身躯慵懒地分开了：两座躯体滑动开来，懒洋洋的，一个向左，另一个向右。困倦的胎盘在昏暗的暴风雨中焦躁不安，在那么一刻打碎，由一个动作而散落：残酷的新一天唤醒了它的孤儿们。

女人向右挪了一点点，男人则慢慢地扭向左侧，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隔栅照射了进来。

不知何时，一阵低语：“你看，又是这样，这光……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孩童呼吸般地哈气，慢吞吞的字眼，“光亮……这……我说过……你是知道的……又这样……还是这样……受罪，真是受罪。”

确实，仍旧是这样。就像是最近几周星期日这天重新找到了它的囚徒。他们确实得修好这个窗帘，真的！

“又是这个窗户……我都跟你说了，我每天都提醒你。你知道我有多受不了，我跟你说过，得找人来修一下，就修下这个窗帘，仅此而已。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肯定能找到个修窗帘的人。”

摸索着前行，头有些发晕，在疲劳的泥潭里，在新一天恐惧中。洗澡，咖啡。完全地清醒了，有些沉重，清楚，迷糊，面前是一杯黑咖啡。已经是全新的一天了，已经无法脱身了。

某处传来有轨电车的轰隆声，或远，或近，在地下，或是在地上。公交车、无轨电车，或者其他什么车，总之在卧室里，已无法再听到那低矮的硬壳所发出的嘲讽般的嘀嗒声。他们窥视着钟表，却听不到它的声音。然而他们知道，这节拍器好像是认真地嘎嘎咀嚼着日历的毒物。

他们面对面，分别坐在了两张老旧的天鹅绒扶手椅上，他们看着黑圈咖啡杯对称的放置在光亮的小黑茶几上。那只修长而白皙的手，探出一根纤细而苍白的手指，伸向黑圈的轮廓。汗水浸湿的女士衬衫发出短暂的簌簌声，像只小猫一样，滑落至肩膀，她纤细的手臂，阻止了这丝绸的爱抚。她的手臂在空中有些迟疑，又放了下来，用手掌包住了咖啡的杯口。

“我睡得不是太好……又是这么漫长的早晨。我得去趟墓地，我不会在那儿待太久的，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回来。”

在沉默过后，女人看着同样沉默的男人，又一次开口说话，他们各自呷了一口咖啡，相互看着。或许是因为起得太早，使得他们都不太想讲话。公交车、无轨电车、箱型有轨电车的声音在那一刻安静了下来。蛤蟆一样的计时器安分的脉搏好像有节奏地、均匀地吞咽着期盼。

“你得赶紧整理下那些记事本。得让他们去别的地方找，要是在我们这儿，可太容易找到了……或许，在那个晚上，这正是他们想从他那里得到的，这些记事本。或许他的死，正是他们的原因……”

男人默不作声，闭上了眼睛，等着她接下来的话。他又睁开了眼睛，等候着。

“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那些记事本。我们得整理好，把它们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全部，可不止是些诗歌，你是知道的……”

街上的暴行时时刻刻都发生着，周围到处都是葬礼布施的食品，堆积如山，随处可见。

突然，他们被门铃声所吓到。门铃响起，响了很久，之后是长时间的等待。再一次响起，很短，听起来有些羞怯。

“会是谁呢？星期日的早晨，都不休息的吗……会是谁呢，在这个时间……”

在门前，不，离门尚有一段距离，他好像是贴在了走廊的墙上，他那灰色的大衣差不多要垂到地上了。紧致的领口上面立着一副消瘦、苍白的面庞。大大的眼睛，一对炯炯有神又有些慌乱不安的大眼睛。

“请您原谅，如果……我打扰到了您。”

他那柔弱的声音仅给人留下了羞怯与谦恭的印象。但他似乎并没有等待对方寻求解释。

“您的卷帘坏了。就是这个，现在叫什么来着……拉绳，窗帘的拉绳，我想说的是。如果您想的话，我可以修好。”

真可谓是迅速而精准的射击，正中瞄准的靶心，算是卓有成效的惊喜……

“啊，好。好的……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从街上就能看见，绳索断了……也就是这个，窗帘的拉绳，就是拉窗帘用的。卡在了里面，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个，里面歪了。合不上，也打不开。就是这个，拉绳或者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卡住了，里面是歪的。”

“就是这样！你说得有道理……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公寓……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呢？”

“我推算的，从外面，楼的正面就能看出来。四楼，从左数的房间……很容易的。”

门开得更大了些。这个矮小的男人走近了，然而又后退了一步。他提着一个老旧的手提包，装得很满、很重。

“请进，请进。没事儿，不用脱鞋，没那个必要……”

然而他还是很快地脱了鞋，说话间就已经只剩袜子了。他的大衣也已经挂在了衣钩上，手提包也放了下来，放在了鞋的旁边，是打开着的。可以看到里面的螺丝、改锥、钳子、螺母、钥匙、钉子、绳子，以及各式各样的工具。

他在门厅停了一下，然后走进了卧室。他很矮小，有些驼背，消瘦，却掌控着局面。他观察着窗户，从一侧看完了，又从另一侧看了看。他的动作坚定而自如，没有了最初的小心翼翼。

“您得花100列伊。如果您觉得可以，我现在就开始。100列伊。”

他漠然地耸了耸瘦弱的肩膀。相比于瘦小的身躯，他的手掌太大，手臂太长。他转过身来，显得有些紧张，用手挠了挠剪得像刷子一样的头发，又把手放在腰上，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只要一个小时就好了，我跟您说了，就100。”

“这可有点贵，怎么就得100呢？”

“我就是这个价格，100。结实的绳索，肯定不会坏的。也就是拉绳，那个带子，您拉的绳子。我有以前的那种，是不会断的。”

“好了，好了，但是100还是有点贵……要不先开始干活儿，价钱我们再商量商量。我们肯定能达成一致的，这个你不用担心。”

“不不，我们还是得在之前就确定好。我跟您说了，100。”

“别了，我们再商量商量。来，进来，进来，你看，我们都没来得及收拾床铺。”

“您有梯子吗？我需要一个梯子。还有报纸，铺在地板上，好别弄脏了。”

他从书房拿来了梯子，又从衣帽间里拿了些报纸铺在地上，将梯子摆放好。

女人恰好从浴室里出来，准备好出门。她停在了卧室的门口，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位已经爬上了梯子的工人。她一头金发，很精致，显得有些担心。她慢慢地拉开卧室的门，听得见她在衣帽间的低语，然后是换衣服的沙沙声。再然后，是出门的声音。

“哎，您修得怎么样了？”

“啊，还行。里面的拉绳断了，我跟您说过。我有以前的那种，很结实的。不会再断了……”

男人穿的是牛仔裤和针织衫，他走出了房间。大概15分钟过后，这个工人重新回到了门厅，主人正在那里读着一份杂志。他停在了开着的玻璃门旁，环视着房间，扶手椅、书桌、书架。

“这么多书！到处都是书……”

男人从报纸中抬起眼睛，表示同意。

“这么多书，您有这么多书。我一进门就看见了，我知道，您肯定不一般。”

男主人笑了，把手中的杂志放在了一边。他等着，在那么一瞬间，那个钟表响了，咕嘟，像只老蛤蟆，吞咽着，咕咕地叫着。

“看您正忙着，我看您挺忙的，就不……”

“我就是看看杂志。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你可以进来。”

“好吧，我看您一直在忙……我想说看书，对，看书，我看您一直在忙着看书，一直在看书。”

“不打扰的，你可以进来。”

“女士走了吗？如果她已经走了的话……或许我现在能请求您点事儿……我们可以说……否则我不会……”

“说，说出来你想说的。来，说吧，我们一起听听看。”

“我看到您有这么多书，所以我在想……或许，您可不可以帮我写点东西。”

他那消瘦的面容，眉头紧蹙。裤子上绑着条破旧的腰带，薄衬衣极其的短，袖子也很短，像是小孩子的衣服。还有明亮的双眼，在飞快地转动着。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想让我帮你写个申请，是这样吗？”

“是的，我确实遇到困难了，但是我可以其他时间再来，当您有空的时候。不如，下午，或者晚上，您休息的时候……”

“好的，你想什么时候来都行，我早上也都在家。”

“啊，好的……也就是说，您在家里办公？当然，早上更好。那我找天早上来，当您一个人的时候。”

他小步退了出去，他的小短腿左右摇摆着，宽宽的脚掌裹着又长又大的袜子。

他干完了活儿，收拾起螺丝、钉子、钳子、线团，统统扔进他的旧手提包里。恰好这时女人回来了，他为让自己显得不那么起眼，便加快了动作。他要了一把扫帚，小心地清扫着灰尘，还向两位主人演示了拉绳的开关，并再次向他们确认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还请求去洗洗手。在临走之前，他用手绢把100列伊包好。

在一个下着小雨，温和的早晨。门铃响了，很长的一声，间隔了一段时间，紧接着是短促的一声，听起来好像很胆怯，然后继续等待着。主人可能是因为失眠，还有些发癔症，差点儿没认出来这位陌生人，他离门有些距离，毕恭毕敬地站着。

“啊，是你啊……来，来，请进。”

他的影子这才与走廊的墙分离开来。他进了屋，脱掉了大衣，把鞋拎在左手上。

“不用不用，没有必要。哎呀……进来，进来。来把包放这儿，放门厅，来，请进。请进，不打扰我的，不，不，不打扰的。请坐，我去煮杯咖啡再过来。给你也来一杯咖啡吧，很快的。”

确实，主人很快就回来了，拿着杯子和托盘。客人僵直地坐在椅子上，有些拘谨。差不多简单聊了半个小时后，他终于放松了下来。

“据我所见，我觉得……您是不一样的，我能够信任您。在这个国家，只有两个人能够帮我。要么是最大的那个，但我可够不到那么高。要么就是那个胖子，经常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的那个，那个奸诈狡猾的人，能摆布所有人。”

“喝咖啡，不然凉了。”

“以前，我还知道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以前都还行得通。我们家是贫苦的农民家庭，家里有8个孩子，生活很艰难。我在12岁的时候，从村子里跑了出来。我来到了城市，我知道该去哪里。我在大门口等了好几个小时，最终，他们让我进去了，还听进去了我说的话。他们把我塞进了一个职业学校，我就是这么学会的手艺。那个时候，你还知道该敲哪儿的门，他们还能听你说……”

“喝你的咖啡，我看你一口都没喝。”

“担忧、困境……让我苦恼了许久……我去看过医生。我不想喝咖啡，我最好还是不喝吧。一切都变了……没有人会去关心一个陷入困境的人。现在，一切都隐藏在最下面。你得有亲戚，或者有那里的门路，在上面的，每个人都能分到面包的地方。而距离现在10年、15年前，还不是这个样子，都还行得通。我和我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我们一起住在一个工作间里，就两平方米，小到令人窒息。我们有一天一起去了公园，我遇见了个摄影师，就是在公园里遇见的。我和他说了我想干什么，他看了我很长时间，他说，我不干这个。这个太危险了，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可不干。我给他手里塞了500列伊，500列伊啊！他吓到了，这个可怜虫，他一定觉得我是个疯子，他确实吓到了，拒绝收钱。最后他还是来给我们照了相。然而我向他保证了，我绝对不说到底是谁干的……”

“来杯茶吗，或者，来点小吃？”

显然他没有听，他那坚定的声音、紧皱的眉头、全神贯注的样子，就好像星期日的早晨，他在马路上看到了坏了的需要马上修的拉绳。正是他，想要提前商量好价钱。而现在，完全看不到他的犹豫和羞怯，离门口站得远远的，紧贴着走廊的另一面墙。

“一天早晨，我拦下了一辆政府官方的公车。就在别墅附近……我什么都知道：时间，线路，以及恰当的时刻。我怎么知道的？哎，说来话长……我找到了一份差事，给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修东西。我打听到怎么能去那里，那个特殊的住宅区。有人介绍我到一个小领导那里，我给他修这个修那个，差不多整整干了一个月。他钱给的不太多，但是我也没有讨价还价，我把所有该修的都修了。我什么都会修，钥匙、煤气灶、水池、柜子，什么都能修。最后，我跟他们说，看啊，我几乎都是免费干的。这样，现在我只想请你帮帮我，出个主意就行。我每天从工厂下班后都来他这里，一直干到深夜，我把他家里所有东西都修好了，几乎没要什么报酬。他也没办法，就跟我说了：‘你这样，这样，临街某个门牌号的房子里，住着个同志……大人物，绝对重量级。具体是谁不重要，总之他的名字很响亮，他爬上去过又下来了，职务一直在变，总之就是为了不让他有太大的权力。’我在那里观察了几天……我拦下了那辆公车。四周到处都是警卫，您应该是了解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扑向我，瞬间就把我给制服了。然而那位大领导摆了摆手，把我给放了：‘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来，你过来。’我立马递给他了一些照片，一份档案、报告，所有东西。这是那个人教我这么干的，我给他家干活的那个斜眼儿。那个大领导看看我，又看看材料，看看材料，又看看我。‘好的。’他说，‘如果你在这里说的都是真的话……我们会调查看看的。’两天后，他们就让我搬了家。时代不一样了……我倒不是说那时候有多好，唉。但你至少还能找这个或那个，至少还能提要求，能闹一闹。现在呢，只能用钱，或是欺骗，要么就是有亲戚，或是些什么不正当的手段。”

他举起用报纸包着的那卷材料。他把它从两腿间抽出，举起来，活像个危险的武器。

“今天，你再想找到那些大人物……根本不可能，找其他人也没有用。所以很多人都去找那个胖子，那个常出现在报纸、电视上的那个胖子。我觉得您肯定认识他，您一定认识他。”

“我认识他，但全国人民都认识他。也就是说我不认识他，但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帮你写信。如果你的事情合他的心意，他会帮你的。但得让他称心如意，如果他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他可能会帮你的……”

他从椅子边的那堆纸张里，拿出了那份材料，打开并平铺在茶几上。上面的字很大，像是小孩子写的，有些向左倾斜。

“所有的都写在这里了，但是我先跟您说，我的级别是八级。在我们那个厂子，我是负责烧锅炉的，是资历很老的工人了。直到我们老师傅退休前，我都没遇到过什么困难。而就在两年前，从省里面派来了个新领导。他们给他分了房子，给了他所有东西，很明显，他有靠山。跟厂子里的其他人相比，他有更多的会要开。你要是不跟他作对，他倒也不是个坏人。他很爱开玩笑，和主任、其他人的关系都还可以，也很会做事。我跟他倒也没什么，他也不管我，但我不跟他去喝酒。是他破的这个例，在发工资的那天，所有人都要去喝醉，必需的，所有人。但您知道，我是不喝酒的……而且除了上班以外，我还要干别的活儿。确实是这样的，我有四个孩子，说实话挺不容易的。我的妻子不工作，她也没法出去工作，四个孩子啊……我跟她说了让她待在家里，好能照顾孩子。”

这位先生俯身看向玻璃的茶几，拿起那些材料。他翻阅着，时不时地点点头，可能恰好在找他想要的东西。

“我一般不和他们去喝酒，但有一次我也去了。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想让他觉得我在针对他……他们有自己常去的酒馆。‘主席’，他们这么称呼那个地方，虽然人家有自己的名字，但我也想不起来到底叫什么。那个肮脏的小酒馆，里面全是烟，拥挤不堪，但却有红丝绒的椅子，价格也很高。他们慢慢地喝，直到所有人都烂醉如泥，这就是他们的规矩，我记不起别的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整整喝了一个晚上。到最后，结账的时候……哎，那时候，领导可不掏钱。其他人得一起帮他付钱，当然我也付了。之后我就没再去过，再往后……他们还是会让我出钱，包括替领导出的钱。我不想，所以就没给。他们每次都跟我说，你也出份钱什么的，可是我不想，只有我没给。哎，就是这么开始的……”

听的人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把那一叠材料放在一边，认真地看着他对面的人。他们沉默了许久，那些材料也乖乖地在那待了好几个小时。黄昏扰乱了他们的思绪……这个疲惫的男人，再次匆忙地伸手、分拣，抽出一些材料，拿在手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一个人，窗帘上映着紫色，如灰烬一般，夜晚的沙沙声盖过了钟表的声音。

“或许他们不知道，这个工人在工厂过去25年的工作中，从未迟到过，即便是整个城市的交通都瘫痪的时候。”他提高了自己的语速和声调，“那为什么要开除这个工人，过去一直在这个工厂负责烧锅炉的工人，好让他失去每个月400列伊的薪水吗？”

“在这些材料里面……是给法官准备好的问题。”晚上，丈夫给妻子解释道。他手里拿着这一叠材料，因为激动、愤怒而有些颤抖。

“写得很简单，也很聪明，你能很好地理解整个故事……为什么这位领导同志要求这位工人值夜班？明明此前规定好，如果家庭人数较多，或者在工厂资历较老的人可以免除值夜班。为什么给他分配了最重的活儿，却没有付给他相应的工资呢？为什么要把这个工人，从锅炉房给开除呢……为什么，当他生病的时候，领导却跟他说，工厂可不收留病人……为什么仅仅因为迟到了半个小时，他就扣了这个工人一天的工资……为什么当主任、工会，或是部长要接见他的时候，他被警告必须在人家的桌前乖乖地待着，如果他之后不想遭殃的话……”

“所以到最后，他修煤气灶了吗？或者，你们聊天的时间太长，而没时间干？”妻子微笑着问道。

“他修了，他在我给杂志社写信的时候修好了。我觉得那头猪应该能帮到他什么……他都差不多是国家的二把手了，人们都是这么觉得的。所有人都知道，他会先玩自己的游戏，但除了他，人们也不知道该找谁了，他或多或少就像个巫神一样。可以让他把他们写进文章，让他们重新变回正常人，让大众了解到他们的疾苦。事实上，合法的权利，这是所有人都想要得到的。让他们重拾信心，这是他们想要的。被困苦与陷阱所笼罩着的，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谨慎地写这封信，就是为了能刺激到那个混蛋。然而所有说服他去接受与工厂工人们妥协的尝试，都没有得到回音。我也向他解释了，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撼动一个如此腐败的系统，他自己将会被这系统给毁灭。可他不听我的……在这个人的拳头里，有着一种可怕的坚韧。只要你看他就知道，这么一个小个子！刻苦、诚实、高傲。他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侵袭，但他做所有事情却都很聪明。”

“那么他要了多少钱？还是100列伊吗？”

“不，这次他没收钱。他修了煤气灶、浴室的门、行李箱的小滚轮。当我想要付他钱时，他说不需要了……我坚持给他，他却不想要，他说自己是花了一些时间，但我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帮他写信，所以不需要，不用再给钱了。”

夏日炎炎，浴室的喷头却堵住了。他们又给那个工人打了电话，第二天的早晨，这个手艺人上门来修了。

门铃声很羞怯，就像轻轻碰了那么一下。同往常一样，他离门口远远地站着。他自己也习惯了这位先生的样子，像小孩子一样，有些困倦，牛仔裤的上面挂着一件厚厚的衬衫，方格图案，因没那么在意而没有塞进裤子里。

“打扰您了，但是我原以为……我妻子跟我说您打电话了。”

“请进，请进，我马上给你煮杯咖啡。啊，我忘了，你不喝咖啡。给你来杯茶吧，好吗？马上，很快的……不用脱鞋了，没必要……哎，不用脱了。”

而客人已经把鞋拎在了手上，手提包也已经打开了，这个手艺人，在他那老旧而敦实的包里翻腾着，螺丝、水龙头、螺母、小瓶子、丝线、绳子，不知道还有什么。

先生走开了，喝着他的咖啡，不过很快又回来了，拿着托盘和一杯茶，还有一片甜面包。工人委婉地推辞了，过了一会儿，主人又来了，站在门边，想要说些什么。

“你的事儿解决了吗，进行得怎么样？”

“哎，我赢了。我胜诉了，但是他们没有批准我14000的要求，他们只赔偿了我6000列伊。”

“你胜诉了？天哪，了不起！我可从来都没听说过谁跟一个工厂或是跟国家打官司能赢。脱帽致敬啊，你可真是前所未闻！还没有律师，真的是太厉害了……你跟我说你不请律师，而你真的是自己一个人跟他们辩论的，没有请任何人吗？”

“但我上诉了，我可不要他们施舍给我的钱，我想要得到公正。他们也没办法……他们得给我公正。14000，根据我所计算的，就是这么多，包括降职、休假，还有我应该得到的奖金。”

“算了，兄弟！你别再因为官司伤了身体。如果他们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重新雇用你，这个故事就到此为止了。你也能平静些，不用再到处奔波。”

“您不用担心，面包的话我能自己挣……这倒不是问题。我就是想要得到公正，得到我的住处。您要知道，不然整个世界都将陷入地狱。所有人都不会再相信任何事，人们的正直、信任、言而有信，都将不复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活着就没有了意义。如果没有了灵魂，没有了规则，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对了，我能洗洗手吗？”

“当然了，就用这条毛巾。”

他洗了很长时间，他那染黑了的双手。他犹豫着要不要用水池边的毛巾，湿湿的手掌悬在空中。最终，他还是抓了抓那条毛巾，动作快速而笨拙。他收拾起螺丝、水龙头、螺母，要了扫帚，认真地打扫着房间，并准备离开。

“我该给你多少？”

“啊，100列伊。”

当这话说完，很难让人再保持着笑容。

“为什么，你的价格是固定的吗？”

“100列伊在今天不算什么，我给您换了浴室的管子。商店里卖32列伊，但质量很差，很快就会生锈。我给您换了好的，能用很长时间，以后就不会再漏水了。我还把地漏里的脏东西清理干净了，不会再堵塞了。您给我100，下次也有保障，我都算好了，您不用担心的。”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还会见面……”房主露出了笑容，他终于又笑了起来。

“那么，不然呢。祝您身体健康，上帝保佑您身体健康。”

也就是说，至少能维持整个漫长的夏天……当再次收到这个孤独的斗争者，以一种回顾概述的形式，收到他的消息时，已经是12月了，在一个寒冷冬天的夜晚。

在公交车站，数不清的密集的人群拥挤着，一个挨着一个。公共交通早已成为众矢之的，人们诅咒和咒骂的目标，当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痛苦的抱怨、憎恨与绝望，来自这些可怜的乘客们。他们原地转圈，摩肩接踵，不时地向地平线的方向瞭望，多希望那个怪物能够最终现身，把他们带回家。寒冷与疲劳令人有些麻木，人群中爆发出阵阵的喧闹声。如果有人能将他们各自的话语汇总起来，会让人觉得革命暴动马上就要爆发了，就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大规模地爆发。然而实际上，经常能听到他们这么说，这些每天都备受迫害的人，重复着他们绝望的咒骂，每天都得排队，就为了能买到肉、香皂、图钉、卫生纸、香烟、帽子，就为了能等到公交车。无穷尽的长队中，响起了饱受欺凌又愤怒的合唱……要是有人能听到这些人，这周期性的愤怒，或许早就习以为常，绝不再对未来有更多的期待。

在这个寒冷而昏暗的冬夜，还有很多人在公交车站守候着。女人们因拿着沉重的提兜和提包而弯了腰，小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男人们来回跺着脚，提高了咒骂的声音。

在人群之中，很容易就能认出他来。矮小，灰色外衣，快要被两大包鼓囊囊的塑料袋给拖垮，一手一个。与其他人相比，他与众不同，就站在原地，不动弹也不作声。不来回走动，也不说一句话。他没戴帽子，穿着又旧又薄的外套，看起来好像一点都感觉不到冷似的。剃光了的胡子，刷子一样的头发，收拾得很好。他很瘦小，但肩膀看起来却很结实，双手垂吊着，和他纤瘦的躯干相比，显得有些太长。袋子里的东西匀称地分好，左右手各拿一个。他麻木地看着冬天黑暗的天空，就像一个迷了路的青少年，寻找着他的寄宿学校，在那里，和他一样贫穷而骄傲的年轻人们，相互吐露着他们的窘困与理想。

先生走近了，犹豫了很久，要不要过去问下。在几步远的地方，他先是认真地看着他，以确保自己没有认错人。紧接着，在靠近他之前，在他周围绕了几圈。他轻轻地拍了下他的肩膀，好唤醒他。他们相互认出了对方，他本想伸出手来和他握下手，但无奈两手都提着袋子。然而他们还是相互点了点头，便产生了如下对话内容。

工人纳努·瓦伦丁于1982年6月8日在布加勒斯特最高法院出庭。大法官带着厚厚卷宗，各种声明，还有医院开的证明。在过去的一年里，由于工作岗位上所发生的冲突，令他的心理状况极为不稳定，医院的证明不仅仅是关于他自己的健康状况，还有关于他每一个孩子的：玛丽亚，19岁（综合性贫血和甲状腺功能紊乱）；安杰拉，16岁（哮喘和脊柱严重变形）；米哈埃拉，13岁（类风湿关节炎和心肌供血不足）；玛丽安，10岁，（类风湿关节炎和低血钙症）。此次出庭之后，大概过了两个月左右，纳努·瓦伦丁收到了邮局寄来的关于他对布加勒斯特共和工厂的诉讼，最高法院的二审宣判结果。法院要求于1982年12月26日前，恢复工人纳努·瓦伦丁的原职，包括他的级别，还需赔偿他被违规降职，以及调离锅炉部门期间的损失，还包括因为滥用职权没有批给他的合法的病假，总计8750列伊。但原告表示，对法院的审判结果并不满意，因为那些违法之人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与他所受到的损失相比，这点赔偿还是远远抵不上的。

无所不能的黑夜压向着这座城市。车站周围的街道，就好像是地下岩洞中的过道一样。这座大都会的交通干线上是一片漆黑，就像是在农村一样，一望无际，又隐约可见些什么。只有为数不多的汽车灯穿过荒无人烟的公路，亮着，飞驰而过，像是一团黑蚂蚁，一个抱着一个，像是条巨龙，时不时地呻吟着，张开悬崖峭壁般的血盆大口。被诅咒的荼毒蔓延开来，黑暗而冰冷的隆隆声，憎恨与绝望的呜咽声。

这两位对话的人全然不顾身旁的人们，忘我地聊着。或许所有人也都被他们的对话所吸引。

纳努·瓦伦丁于1982年9月27日，出现在了共和工厂的人事处，根据法院的审判结果，依法办理恢复原工作岗位的手续，并拿到了他应得的钱。虽然工厂方面尝试说服他尽快回到工作岗位，并向他解释了，法院的审判结果至少要在一个月以后才生效，然而这位原告拒绝接受这个方案。他表示，他在这个工厂兢兢业业地工作了25年，绝不会像个乞丐一样回来，一定要拿到合法的文件才可以。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完全地接受了法院的判决，他将会继续进行合法的斗争，为所有人争取他们应得的权利。工厂最终提出，在正式文件下来之前，允许他继续休息，但是没有工资。在经历过多重的坚持过后，这位原告还是接受了。1982年10月23日，法院判决的文件下来了。工人纳努·瓦伦丁于1982年10月25日来上班了，然而1982年10月29日，因为身体的原因，他又请了病假。1982年11月8日，由于病假到期了，工人纳努·瓦伦丁又一次来上班了，再一次回到了工作岗位，共和工厂的锅炉房。依据1982年9月26日生效的，第4444号法院判决，1982年11月11日，他在工厂的出纳那拿到了总计8750列伊的赔偿。1982年10月28日，原告纳努·瓦伦丁给总检察长写了信，请求检察他对共和工厂的诉讼，以及法院判决的执行情况。在1982年12月18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总检察长，通过第567132号信函宣布，工人纳努·瓦伦丁接受并执行了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

一个小时以后，丈夫迫不及待地想要给妻子讲述他今天和工人纳努·瓦伦丁的碰面，但女人立刻抬手阻止了他。她正专注于什么事，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显然无法分心。

“你又去那里了……我感觉。每次都是这样，你就像是着了魔一样。”

“根本没有，我要是哪天挺高兴的，我就突然能想起来。然而，要是哪天很难受的话，也会这样。然后……我就会再去。让我想起来还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当然这也会让我变得更加坚定。”

“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去那里了……你想想我的痛处。”

“不，但是我想起来的是……跟你也有关系。有时，我非常害怕回到家，总感觉你会出什么事。”

“这真是荒谬，我们可不能这样生活。”

“比起各种不幸与厄运的荒谬来说，这也不能再荒谬了。真实的、详尽的，虽然是荒谬的，或者连荒谬都不是。神秘的、暂时无法理解的，因为无法辨别出所有细节详情。总有一天会知道的，而且一切似乎都符合逻辑，过于的符合逻辑……”

“我的生活还是很独来独往的，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来保护我自己。”

“可你的那位朋友也是独来独往。”

“不完全是，他是单身汉，这就意味着他会有一些关系……那么，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就要禁止我们最为简单和自然的行为吗？也许这样更好，我们接受，或是去挑战危险！关于死亡，我们不过也就死一次。比起每天都要死个千百回，这倒是简单轻松许多。”

“你看，这就是……你就能在绝望中生活，这反而使你变得更顽强。而我不行，我需要稳定，至少要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

她抽出一根香烟，立刻点上了。她解开了丝质的衬衣，美丽而修长的手指，在丝绸的靛蓝色上闪闪发亮。她的喉结上下波动了那么一下，很生硬的反应。她低下了目光，疲惫的蓝色变得更深，更暗了。

“当然，我现在也很焦虑。然而还有这个，你称他为‘工人纳努·瓦伦丁’……令我很是烦躁，或许是他给我们带来了霉运。”

“什么霉运？是他修好了窗帘！这可正经是个好运。要不是他，窗帘还卡在那里，比起他那奇怪的出现，你可能会更生气。”

“我倒是不反对他什么，我只是说我感觉……在他的身边有太多的不幸，也许他就吸引这个。”

“所以我们就要怀疑所有人吗？面对所有不幸时都要感到恐惧吗？尽管这是有必要的，但未免也太过草率了！我们要慢慢地揭开伤疤，要与不那么卫生、不那么干净的东西有所接触，去接触灰尘、接触残忍、接触最为简单的残酷。垃圾与细菌，还有平庸的悲鸣。抗体是在感染、细菌和污秽中产生的。无论如何，我们终将复原……”

“然而，或许你可以。但这会让我浑身抽搐，我还是不要讲太多……”

长时间的沉默，他们已经太过接近真理的危险地带。这位伴侣的坚贞与谨慎再一次令他颤抖……自傲的，不可理喻的高贵？坚贞、诚实或严厉的戒律？多种多样的神经症，他的裂痕反而需要撕裂的刺激、取舍与迅速的解脱。

“我对他有着极大的兴趣，虽然他满是毛病与麻烦。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很少与像他这样的人交往。但是在我的脑中，总有那么一丝温度，化脓了一般，那些细小、顺从的东西，痛苦、反叛的东西，这些都与他联结在了一起，仅仅在刹那间出现……”

“还好你没有再次责备我，我适应不了这样的社会关系。因为我不愿意忏悔，因为我厌恶谦卑恭顺，因为痛苦无法唤醒我的兴致，只会让我感到伤害？如果我也没什么办法的话，我会拒绝去怜悯同情。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也就刚刚能养活我自己！我都害怕我自己的弱点……”

丈夫回到了书房，在书中沉浸了许久。快到半夜的时候，他来到了阳台，凝望着黑色的夜空。他又回到了卧室，双眼空洞地看着天花板，墙面，一片漆黑。他混乱的思绪断断续续，脑中混乱的画面像是闪着荧光的屏幕。

钟表嘀嗒，吞噬了困倦与失眠。一只总是在吞咽着的蛤蟆，令人无法忍受。嘀嗒、嗒呱、呱呱……你看它，现在又在往墙上爬。脆弱的绿色的腿，巨大的鼓起的潮湿的眼睛，快速地眨着，嗒呱、嗒呱。像钳子一样的嘴巴有节奏地鼓动着，嗒啪、嗒嗒。有很多，越来越多，在墙面上散开来，挣扎着，一片潮湿，一片荧光的绿色。墙面上闪着荧光，十几只极为粗壮的蛤蟆窥伺着，这些可怕的水栖动物，发出同样节奏的声响。

小小的脑袋，一个挨着一个。一模一样的脑袋像是在羞辱你，朝你吐了下舌头，哦，这也太过……仅仅是那么一瞬间，嘀嗒，就看到了这么多。眉头紧皱，烟灰色的脸庞。吐了下舌头，真是厚颜无耻！这个阴险狡诈的蛤蟆不管不顾消失了，你听……完全是漠不关心。

漆黑而泛着微绿色的墙面，混乱的闪电，白色红色的气泡。看不到了钟表的那些脑袋，也看不到了那个不速之客。一具满是污泥与炽热的躯体散发出绿色的浓雾。

仅仅那么一瞬间，嘀，重新看到他。突然，和这位奇怪的来客又一次面对面……

他身着盛装，细布料的套装，海蓝色，中国式的剪裁，上装的领子直到脖颈。刮干净了胡子，头发理得像刷子一样。似乎这身打扮，是要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虽然他的双手满是脏臭，他用那双大手掌捧着的是来自下水道的污泥。

他弯下了腰，将手插进那乌黑的下水道中，捧出一份又一份的粪便污物。他小心翼翼地倒在人行道的边缘，脏东西完全没有触碰到他那一尘不染地套装。他也无暇顾及身旁行人们惊愕的眼神。一次，十几次，一次又一次。同样的节奏，像是个充满活力的机器人，露出黑亮平静的神情。

精准的动作完美地执行着，他那优雅的节日盛装，那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庞，像是为了庆祝活动而精心准备的，完全没有受到一丁点儿的扰乱。他一次又一次地，再一次地，直到身旁的观看者都晕了，脑袋发昏，呕吐，陷入噩梦的泥潭。全神贯注的观看令其耗尽了力气……失去了意识，瘫倒在毛毡般的浓雾中。

“您说话啊，您刚才都说了什么，您说啊。”听到了工人纳努·瓦伦丁的声音。

他有些羞怯地命令道，然后是较长时间的等待，然后他又支支吾吾地说了些什么，带有着一种纵容的讽刺：“您说，我们在听着，您快说刚才您说了什么，我们在听……”

这位被警告的人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哪怕是一个音节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虽然他的话语像是在挣扎着，在某处，某深处，想要提高音量，想要变得洪亮。但这声响已然窒息了，在其想要发声之前……虽然发出了声响，尽管如此，好像还是发出了声响，看啊，纳努·瓦伦丁听到了。他重复着脑中发不出声响的片段的字句。

看不清他的脸，只能听到他答应的声音，只能看到他那疏通下水道的大手掌，然而他的声音继续翻译着，这个发不出任何声音的人，翻译着他的话语。

“也就是说那个诗人，那位先生，您的朋友，被发现死在了他自己的房间里。在床上四肢伸展，光着身子。对，对，全身裸着，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不用重复这么多次。裸着死的，在沙发上。桌上有两个杯子，一瓶红酒。我明白，我明白，没有那么复杂。您继续，我们听听看，来，您再说一下刚才您说的，让我们再听一遍，让我们听全……来，我们听着。”

看不清他的脸，只能看到他的大手掌，还能看到他从脏臭的淤泥里钓上来的小蛤蟆，他的大手掌摇动着这只惊恐的、脏臭的蛤蟆。

“他走了几天了，去参加一个大会？随便吧，我可能理解错了，不是大会。啊，是个会面，啊，明白了……是诗人们的一个很大的见面会，无所谓了。也就是说他有护照，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明白了，门是上了锁的。邻居们和他母亲，好的，好的……他们撬开了门，邻居们和他母亲一起撬开了门，我明白。他的母亲，这个可怜的女人，从省里过来，因为孩子要出国，所以特地过来送行，啊，明白了。他没有像平时一样，到火车站去接母亲。她很意外，当然了，很是意外，她按了很长时间的门铃都没人应答，好的，明白。邻居们，好的，法医，检察官，好，好的。他们都没想着给他验尸吗？他母亲要求了，但是他们没有同意，我明白。她坚持了或是没坚持，她得表明立场，你们来决定，来我们听着呢，她坚持了还是没坚持，这是个很重要的细节，您说，来，我们在听，所有您说的。”

总之，他立刻就能拦截住这个人的想法，这个连一个词都说不出来的人。对于他的想法，他立刻就给出回应，虽然显得有些害怕，但他就在他的身旁，在这里，在某处……在哪里，在某处……在这满是雪花的屏幕前，正上演着噩梦。可能就在这里，不知是何处，也可能是在那里，在某处，在排水口旁……你不必说话，然而与此同时，你的想法已经给出了声音……他什么都知道，看啊，他知道一切细节……身上的标记，皮肤上捻灭烟头的伤疤痕迹，杯子边缘上的口红印，各种谣言传闻……当然了，当然了，一个孤僻的人，沉默的人。对，对，太过于沉默，对，有些克制，太过于克制自己。令人感到怀疑，当然了，十分孤僻。健康，当然了，他身体完全健康……请接纳，请宽恕您的子民，还未来得及忏悔，还未领受圣餐的子民，便离开了我们……请接纳、请宽恕您的子民，还未来得及忏悔，还未领受圣餐的子民，便离开了我们，神甫在葬礼上重复着。对，是的，来参加这个奇怪葬礼的人很少。没有必要去探望墓地，这个女人太感情用事了，她没必要去那里。没有人能揭示其中的秘密，您的妻子也完全没有因此受折磨……还未来得及忏悔，还未领受圣餐，仅此而已。当然了，妖言惑众与信口开河，人就是这样，胆小如鼠，诽谤诬蔑。还有那个瓶子，没错，那个可疑的瓶子，混乱不堪的细节，还能……

他尝试着阻止这突然暴发的，他所不愿发生的洪流。冷汗缓缓地流了下来，形成了一道细细的丝线，他无可奈何，又十分迷惑。时间停滞了，消散了，他的身躯被击垮了，他放弃了……直到何时何地，传来了铃声。像是鸟鸣声、铃铛声、山泉声，修道院祈祷时的敲击声，牧场的铃铛声，骑手的马蹄声，学校的铃声，教堂的钟声，羊群的铃铛声，孩童的摇铃声……是门铃，门铃响了。

一阵安静。然后……门铃又响了。有些羞怯，像是潺潺的流水，像是玩具铃铛。

他抓住了床沿，感觉触碰到了床边。他死沉沉地靠在床上，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他不再会被拉起，也不会一脸茫然地被扔在一边。他摸索到了床腿，穿上了裤子、衬衫，踩上了拖鞋。他步履蹒跚地，迷迷糊糊地走向了大门。是的，已经是早上了，是白天了，嘀嗒，床头柜上的钟表，嘀嗒，已经是白天了，新的一天了，就是这样。

这个陌生人羞怯地站在离门很远的地方。怎么，怎么……只是……那里，你在那里找什么……而且重新，这么快……谁知道会不会……那个陌生人沉默地站在离门很远的地方，他俯身提起那个破旧而敦实，塞满各种工具的手提包。他向前走了不到半步，便已经进了门，他轻轻点了点头，打了招呼，已经在门里了。

“你怎么能……不用，没必要……不用脱……放下包……瓶子……那个红酒瓶子，没错，是一半，只有一半，这就很令人困惑了。没有塞瓶塞，啊，这不可能……他从来都不会这么做的，从来都不！你听到了吗？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不，你不用拿包了。当然了，我疏忽了，我可能遗漏了……泥潭，困倦，就快要滑入梦乡，是的，是的……好了，来请进，我们来杯咖啡。一杯咖啡，没错，会帮助你……”

他们一个喝着咖啡，另外一个喝着茶。他们相互偷瞄了对方，显得有些拘束。工人没什么兴致地回答着他的问题，关于他的身体，关于诉讼，关于最近的主席令，限制房间内的温度不得超过12度。他从鼓囊囊的手提包里，拿出了那一摞同样的材料，把它放在了桌子上。然后，他修好了书桌上台灯的开关，擦干净了浴室的瓷砖。

“我们现在拆阳台，您说怎么样？”

“我们再等等吧……我到法院上诉了，在布加勒斯特有10000市民都是这个情况。他们封上了阳台，为了让家里的空间更大些。他们有市政府对此的批准，而现在却责令他们全部拆除。就因为某人，我们都知道是谁，某天在市里逛，可能是心情不好，就摆了摆手，要让所有这些阳台都消失。我们搬来时阳台就已经是封上的了，都已经八年了，我们还有文件、证明。市政府的人可要过来强拆！我听说他们要这么做，之后还要收罚款，数额之大都快赶上工资了。”

工人并没有太在意他所说的。他洗了手，在半空中甩干。他都没注意到他递给了他100列伊，他很是匆忙地收下钱，没说一句话。

“我有点儿赶时间，律师在等我。”

“哪个律师？”

“呃，这个，这个楼里的。恰好就住在您楼下，但是他把两间房打通，变成了一间更大的。就像把您的房子和隔壁老师的打通一样。”

“好，我知道，他是居委会的主任，很有礼貌……”

“但是很吝啬，您要知道，我在他那里干了好几年的活儿。律师……我在想，谁知道会需要到他……我每次都要和他讨价还价，直到我都累了。其实他也累了，但是他绝不松口……”

工人纳努·瓦伦丁消失了，正如他出现时一样，此刻还在这里，一瞬间就没影了。夜晚也没再能在那里找到他，在漆黑恶臭的迷雾中，他在努力地疏通清理着。

又是一个冬天的下午，门铃响了。似乎是响了，又似乎没响，好像是谁在按门铃……听起来像是不敢按响门铃。然后，在离门两步之外，他贴着楼道的墙，孤零零地站着。从门镜向外看去，是一幅有限的画面：没那么整齐的灰色外衣，皱巴巴的翻领，干净的白衬衫，两条裤管悬吊着，好像两根排水管一样。他的双手也悬吊在空中，相比于骨瘦嶙峋的矮小身材，他的手臂显得有些太长。干瘦的面容，深陷的眼窝，刷子一样的头发……还有那双厚重老旧的鞋，因为穿得时间太长而磨得有些发亮。他没有穿大衣，只穿了外衣。

他知道里面的人在从门镜里看他，他走近了，低声道：“是我。”

门打开了，这位美丽的女人看到他，有些惊讶。

“啊，是你……真不巧，我丈夫不在家。”

这个阴魂不散的，他没有动，也没有出声。

“真是不巧，这么冷的天……你要是提前打个电话就好了，我会跟你说晚点儿再来。我丈夫要到晚上才能回来，但我会让他找你的。或者，你明天早上打个电话。”

“啊，我想……其实我想和您聊一聊。”

“和我？”女人有些迟疑，“那么，请进，请进，如果你想……”他的话语有些无力，当她说这番话时或许有些后悔。

那位不慌不忙，先是在门口等着，然后又回到了墙边。接着提起那墩实的手提包，进了门，他的鞋已经脱掉并拎在手中了。

“来请进，请进。坐这儿，我马上就来。”

确实，她很快就回来了。穿上了一件红色的，长羊毛坎肩。家里很冷，椅子上有毯子，应该是她开门前盖着的。

“我在想，您……有工作。或许在您那里，您能帮我找到什么岗位。”

“什么岗位……可是你也有工作，我不知道该……”

“哦，我不是在说我自己。”

其实他是在说他的女儿，很快就要从商业学校，或是财经学校毕业了，他一开始没说明白。他想给女儿找个稳定点的工作，希望她身边的同事也都不错。

“我们那儿没有空闲的岗位……现在总是在裁减人员……也不知道他们选人的标准。以前是先看档案，然后看看人选的情况，那些没有小孩儿的，而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女儿会被分配的，所有学校毕业的都能分配到工作。”

“当然了，但是他们会把她分到鬼一样的地方。分到某个可怕的工厂，住在工人集体宿舍，我是知道的。可能很快就会有人欺负她！身边都是陌生人，这样的工作，以我的经历……她一个孩子，她是不会知道等着她的会是什么，而且她的身体也不太好。”

一阵沉默，女人有些发抖，她双手抱紧，缩成一团。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我想说我们可以拿些什么，如果有需要的话。现在别的方法都行不通，我知道。我准备了，我为这个事情存了些钱。或许我们能找个小领导，能帮忙安排下……”

“我和你直说吧……”女人的声音明确而友善，“我和你直说吧，我并不认识这些人。是的，确实是你所说的样子，但是在我们那里，我工作的地方，我确实不认识谁。尽管如此，我还是会留意一下的。我保证，真的，我保证，或许我能打听到点什么。过一段时间你打个电话，或者这样更好，让我丈夫打给你，一旦我们有什么消息的话。”

在一个三月的星期三，工人纳努·瓦伦丁竭尽全力正在拆除这所公寓的阳台。结实的金属框架，厚重的玻璃，牢牢固定在墙里。他虽然瘦弱，却很顽强，已经汗流浃背了好几个小时。他手中变换着锤子、螺丝钉、钳子、电焊机器。经受几个小时的折磨后，他终于将阳台肢解成碎片，相比于他的力量而言，这项工作可能太过沉重了。他坚持着，被这些重物压弯了腰，全身也满是铁锈。

“多好的钢材，多厚实的玻璃！你可得留好这‘杰作’，当今可造不出这么结实牢固的东西了。”

“没办法，你也知道……都是最上面下来的命令。法院都害怕了，他们可一点都不想听到‘上诉’这两个字。”

“唉，您上法院又能怎么样呢……您也知道是没有用的。您得找人……找人把文件给撤销掉。他需要多少您就给他塞多少，好把文件撤销掉。很多阳台都是这样才逃过一劫……”

“我听说了，但那些都是楼侧面的阳台，从大街上看不见。”

“法院，也真的是个藏污纳垢、病入膏肓的地方。谎话满天飞，到处都是脏钱。”

“你不也一直去法院吗？我之前还劝你放弃，可你不愿意。我还真没想到你能弄成，你还真的胜诉了。而且即便是这样，你对判决依然不满意，不还是一直在跑法院，只跑法院。”

“唉，要是级别没那么高，你花点钱，行行贿还好解决。而我已经不行了……我应该跟您讲过……我年轻的时候和那些级别低的人斗争过，之后又和那些级别高的人做斗争。那时候不用钱……只需要有张‘大嘴巴’就行了。而现在，全都得看钱、看利益。你要是能拿得出来，事儿就办得成。一直都行得通，直到那……直到那个阶段，钱已经不好使了，得用别的东西……这就很难找到解决的办法了。您想啊，您已经到了那个阶段，再这样就行不通了，这一步一步的，得想些别的办法了。”

他疲惫地蜷缩在成堆的混凝土、废钢材和废玻璃中，他话说得很快，眼睛看着地面。

“我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幸的……我的整个人生。我觉得我到了这个阶段。我需要有人推我一把，从别的方向上推我一把。但我不知道是谁，我不知道。还算幸运的是，经过了这所有的阶段，还有那么一位……”

很长时间的沉默，他不确定对方是否真正地理解了。他觉得，或许要说得再准确些。

“在某处还是留有希望的，您知道……有谁还能想到我们呢？一切，一切都去向……”

“你信教吗，或许？我没有想到这点，也就是说，我没有想到……”

“啊，我知道……否则……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您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败坏堕落了，仅此而已。”

他竟然喝咖啡了！他快速地，大口地喝着杯子里的热咖啡。

“女孩儿的事情有什么进展了吗？女儿，我想说。”

他手里拿着杯子，悬在半空中，僵在了那里，一时没有回答。

“也就是说，你找到什么解决的办法了吗？你之前很上心的，特别的上心。”

他猛然醒悟了过来，放下了杯子。他站了起来，有些慌乱，想了又想，双手搓着裤腿。

“我还能说什么呢，她嫁人了！我之前想要保护她，想要给她找个出路。可真是个蠢货，我能拿她怎么办。现在……那个蠢姑娘和那个蠢小子，赶着表现自己到底有多蠢。真可惜，现在……水坑都漫过了脖子。她很快就会看明白……贫穷、工作和男人。可惜啊，我本以为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真可惜……”

他加快了动作，收拾起了工具，扫帚，快速地把200列伊塞进了口袋。穿上了衣服，点了点头，好了。前一秒还在这里，现在就已经离开了。他没有时间！白天他得争分夺秒地奋斗，可没时间去浪费。

夜晚的时候，他又来了。尤其是在夜晚，越发的频繁。他慢慢地走近，穿过焦油沥青与蒸汽的隧道。他逐渐变大，走近了，越来越熟悉：矮小、瘦弱，长长的手指，年轻的头发以及犀利的眼神。

这突如其来的，荒谬的夜间会面，在这混乱模糊的孵化阶段之后。困倦、失眠、嘀嗒，空洞的眼神望着床前的墙面。那屏幕始终像毛毡一样，闪烁着荧光。他的画面在变大，在缓缓地变大，过了很长时间，直到看清楚了他的模样。

他穿着白色的工作套装，看起来像是个伞兵，白色的头盔拿在右手上。他走近了……天哪，他走向了演讲台。偌大的广场空无一人，向四方延展开来。

在黑色的演讲台上，这个演说家瘦小的剪影，很容易分辨出来。他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只能看到他瘦小而苍白的脸庞，还能看到他干裂的嘴唇。他僵直地站着，开始讲些简短的话语，他的声音单调而柔弱。

“我们受够了，你们的那些阿谀奉承！别再给我们安上那些天使的翅膀，还有金色的绶带！”

屏幕随着他话语的节奏剧烈地抖动，他的声音仍保持着同样的低声。屏幕波动起伏，绿色的污泥，黑色的泛着油光的泡沫。

“烧掉我们的绶带，烧掉天使的翅膀吧！无产阶级不会再联合起来了，不会再复仇了！我们受够了虚伪的面具，放过我们吧……停止你们的承诺与恐怖！告诉我们真相！告诉我们所有人，哪怕是那一点点的真相！你们胆小懦弱，迷失了自我！我们也不再温良！我们像猪一样呼噜噜地叫，就像你们一样……我们让大地坍塌。就让我们待在地狱，就让我们布满大地。光着身子，没有制服，放过我们……”

感染人的呼吁，通过上百个喇叭广播了出去，他那羞怯而单调的声音，通过上百个喇叭广播了出去。空无一人的广场上满是喇叭。他微微低下头，用手捂住了嘴，咳嗽，一声，两声……喇叭重复着一声，两声，一声，又一声，重复了上百次，从上百个金属漏斗中，上百个柱子中传出。

很长时间的安静，他又重新开始了他的话语，缓慢的，平淡无奇的低语：“你们就放过我们吧，我们不想征服全世界，我们也不想解救全世界……拔掉我们天堂的羽翼，烧掉我们金色的绶带！别再监视我们……停止你们的承诺与恐怖！脱下我们的制服，告诉我们那一点点的真相……”

很长时间的咳嗽，越来越厉害，像是马蹄声，有些含混不清，又像是狂风暴雨，从所有的喇叭中广播出来。屏幕黑了下来，什么都看不清。然而这位演讲人又回来了……现在，他坐在广场中央的凳子上。

“窗户的拉绳已经修好了，很结实，不用再担心了……”他那柔弱的声音，一连串谦恭的话语，流露着狡猾与讽刺。

“我这个案子挺有意思的吧？好了，您终于听我说了，您终于理解我了……这是一个尝试，是来自地下的声音吗？就像是只可笑的鼹鼠，现身了那么一瞬间？无聊，无趣……您也开始自我保护了？您不能再帮我了，我们也不能再相互帮助了。我学会了害怕与自私，我受够了自己独自一人，受够了所有人。”

他生气地搓揉着双手。他的白鞋子，阿迪达斯，踢向脚边的白头盔。现在他手里拿着一只又大又圆的蛤蟆，跟那跳伞的头盔一样大……他把它扔进那白色的罐子……猛地一踢，头盔像是弹头一样飞了出去。似乎，安静了下来，现在的他，看着听众们，占据了整个噩梦的屏幕。

他的大手掌穿过他刷子一样的头发，又掸了掸工作套装的前胸。“对于我的墓地，您是无能为力的。对于您的那位诗人朋友，也是一样，所以您还是别再去了。我也许会决定，我也许就是灾难。或许会带来一切的不幸，一切，所有，我们的坟墓……”

屏幕暗了，又亮了，在接下来的几周，也都亮了起来，当然了……工人纳努·瓦伦丁只有夜晚才有时间。他白天太忙了，不断的麻烦、工作与奔波。他只有在夜晚才来拜访他的朋友，他那奇怪的乔装打扮着实令人惊讶。

确实，这夜晚的拜访变得越来越频繁，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止，安眠药、镇定药、阅读、酒精都无法阻止。他不断地到访，躲都躲不开。

白天则相反，更多的是遗忘与平静，他的名字更是少有提及，非常的少，几乎不再会听到这样的问题：“哎，你的那位工人怎么样了？他终于把我们给忘了？”这位丈夫并不作回答，他不想说关于他们夜间的秘密会面，妻子会对这样的事情太过敏感。他尽可能地避免回答，或是避免安排他来家里干活儿。家里出现任何的小状况时，他都会说打电话找不到他，妻子也没有追问……反正，她也不同情他。也因此，这个在植物园旁边的公寓，工人纳努·瓦伦丁也没有在白天出现过。他的名字也没再出现过，除了夜间那不可避免的、例行的到访，总带有着一种残忍的冷漠。

尽管如此……突然有一天，就像是第一次那样，谁都没有料想到，门铃响了。

门铃声听起来有些羞怯，声音变得尖细，不确定是不是刚到清晨。感觉好像还不到早晨，就像是此前的某一次。等待了很长时间后，铃声再次响起。好像有什么，或是有谁在移动，总之是在这个安静的公寓里。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摇摇晃晃地走向门口。

离门很远的地方，他紧贴在走廊的墙上，穿着一件烟灰色的大衣。紧致的领口上面，立着一副消瘦的、苍白的面庞。下巴上长着凌乱的，黑色的胡茬。他显得十分痛苦，灰暗的眼睛却很有神。

他们相互对望了许久，还在相互看着，他们谨慎地看着对方，都在等着对方先醒悟过来。

“他们杀了我的妻子……”这个烟灰色的小个子低声道。

周围长时间的安静，如有一层薄纱覆盖在地面上。

“他们杀了我的妻子，我本想……我本想告诉您的。”

“进来，请进。”另外一位结结巴巴地说道。

大衣挂在了衣钩上，手提包放在了门边，鞋子拎在手上，他的手在不停地抖动。下巴上凌乱的胡茬……整张消瘦的脸庞上满是黑色的野蛮人般的胡茬。他没有等主人邀请，便直接坐下了。他飞快地、断断续续地讲述着，他的话语有些迟疑犹豫。沙哑而全新的嗓音，断断续续，打破了宁静。

星期二的早晨，1985年3月16日，他的妻子在医院去世了，就在上周。根据去年颁布的主席令，如果已有4个孩子并且超过了40岁，就有权进行合法堕胎。医院的程序手续需要检察院的批准，然而根据新的条文规定，该手续推迟了，而且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增大了年龄的限制。直到最后，所有文件在星期五都签好了字。医生考虑到他妻子的病情并没有那么危险，因此确定了下星期一再进行手术。然而，星期一的中午他的妻子已经死亡。但直到星期三丈夫才收到通知……“我承诺了给这禽兽钱，当然了，我知道应该这么做。钱，钱，钱。他看我穿得这么破烂，就觉得像我这么穷的人，肯定拿不出钱来。一群穿白大褂的禽兽！他们想干什么，救死扶伤吗？狗屁……一个个只想着捞钱。全都烂到根儿了，您看！一个腐蚀一个，都想象不到，这群猪狗不如的东西。他们互相打掩护，星期六值班的护士早早就走了，要是没有特别严重的情况，星期日值班的医生根本就不来……全是这种事儿！我和隔壁床的几个女人都聊过了，她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写了报告，他们谁都跑不了，一个都跑不了。”

工人纳努·瓦伦丁从手提包中，抽出一叠厚厚的文件。医学证明和死亡证明，医生和护士的记录，与该医院病房其他怀孕女人的交流记录，给首都卫生局的报告，给卫生部的报告，给最高法院的报告，给最高检察院的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给罗马尼亚东正教大主教的报告，给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

他对如此长时间的到访表示歉意，他本不想上门打扰……只想请求……是否可以……请夫人……是否夫人可以……如果夫人最近还去墓地，去看望那位诗人的话，可不可以也顺便看下纳努·瓦列里娅的墓地。也好让这位可怜的女人感到欣慰一些，他常常和她提起这位美丽的夫人，还有这位十分正派的先生。

丈夫本不同意去墓地探望，但有一天，他还是和妻子一起去了。他在墓地的附近来回来去闲逛了许久，直到走到了那两座墓地。在这位朋友不大的光秃秃的墓前摆放着花束。他也找到了另外一座墓，在后面喷泉旁边。巨大的、庄严肃穆的黑色大理石板上满是蜡烛与鲜花，他们快速地放下一捧铃兰，然后就离开了。

同一天的夜晚，这位客人又现身了。时间很晚，在晨曦前，还泛着混沌的时候。他穿着套装，戴着领带，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没有过多的动作，犀利的眼神。他详细地解释着他想重新组织管理墓地的意愿。干净，有秩序、有管理，明码标价，限制时间，却更为便利。提供附加服务，找更称职的职员。这是一项严格细致的项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接下来一天的夜晚，他也来了，又讲了一些其他的细节。再之后的夜晚也来了，阐述了更为详尽的细节。

夫妇二人都变得更为易怒，更容易生病。他们似乎在避免相互对视，他们也很少相互说话，除非很有必要的时候。晚上，有时候，他们会相互依偎，蜷缩在一起，但仅仅是片刻。很快他们就会分开，各睡各的，有些抽搐紧张，一个在左，另一个在右，都在床的边缘。

有时候，算是一种礼尚往来的表现，丈夫会很主动地去拜访，去看看他的那位客人，看看他的新工作岗位如何。

夜晚，墓地也依然很明亮，非常的有序，每块墓地都照料得很好，每个区域的线路示意图很明确，编号也很清楚。鲜花，自助小食，衣帽间——井然有序、完美无缺。公共设施的组织运转也很高效，仅针对夜间开放的时间安排，也很合理，这样人们就可以不再浪费工作时间，也能够做到不忽视工作与家庭。就是价格有点高：门票100列伊。然而这个价格很公正，毕竟这是对高质量服务的回馈。此外，这个价格是唯一的，不存在例外，无论年龄、性别、社会阶层，都没有任何的差别。人情世故、招摇撞骗、弄虚作假，在这里都行不通，从一开头就有严格的限制。最终也就保障了盈利、资金的筹集，那些活着的或是死去的人整体的利益。不然，则会引发混乱，造成破产，从而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

确实，在短短的时间内，进展卓有成效。他已经准备好要和朋友好好地聊上一会儿，正如此前一样，正如此时此刻……聊什么都行，在这里，害怕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信口开河与废话连篇，因为时间紧迫。他继续着他各式各样的工作义务，这位组织者解释着，他有些害羞地将大手掌穿过他那刷子一样的头发。他所关心的绝不仅仅是如何照料好这一块块的小墓地，而真正需要关心的是躺在里面的人，谁没有了谁都不行。要保证完完全全的宁静，安静，恢复原貌。下一阶段则是修复重建，我觉得您理解了，重建与准备。我们常和他们提及此事，我们要为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做准备。他们在这里能够收获一份宁静，他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会被打败，如何夺回自己的时间。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他们拥有宁静，他们终将会回报我们的努力，一定会的。我们和他们每一个人都聊过，我们帮助过他们每一个人。我们做了很好的准备，您会看到的，他们会开始行动的，您会看到的……这样的宁静，是他们向往已久的，要保证完全的修复，您要知道。

确实，他的面容很坦然，脸上也写满了确信与坚定。他那张轻松愉悦的脸庞，占据了整个屏幕，充满了面对未来的坦然。

确实如此，深深的平静与坦然。这份坦然沸腾至顶点，满屏幕都充斥着红色的水蒸气，什么也看不见，屏幕在火光下挣扎颤抖。

然而早晨又一次地到来了，新的一天，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透过像是日历一般的大窗户。嘀嗒，床头柜上的蛤蟆有节奏地响着。

“又瞎了，是另一扇窗户。另一扇窗户坏了……瞎了，瞎了。”低沉的嘟囔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疲惫而困倦的声音。

孩童般的嘟囔声，这跳动的声音再次开启了新一天大滚轮的转动。

风衣

“现在，报告不用在办公室里展示了，流程已经变了，已经找到一个更为新颖的解决办法。”在几周之后，亚历山德鲁一世·斯托扬将会跟他的朋友，那位实在人这样解释。

“在私人的住所？与情报人员的特别谈话？什么意思？更为轻松，没那么紧张的谈话？”另一位实在的女人或许会这样问，是这位实在人的妻子。

混乱不堪……混乱时代的一片混乱声音，是这时代的低语。喘息、纷扰、凝滞，都被称之为这个时代。

“当然了，得到了住户的同意。值得信赖的人或是有此职责的人，一对钥匙，以及计划好的会面。”他还将明确细节，他的话语很规范，简明扼要。亚历山德鲁一世·斯托扬，他还被称为阿里。

这个时代的声音在各种声音中越来越大，当前，响亮而刺耳的声音相互交错，这个讲述者是否在观察着这混乱的音色与嘈杂？

“对，当住户不在家的时候，就算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也可以使用这些住处。这或许是可行的，但我不这么认为。”谨慎的阿里将会含糊其词地抱有怀疑地加上这么一句。

然而全部这些都还是属于未来的。未来，是否充满着不确定的变化？

又小又快的未来，已然是现在，已然又过去，已然是小的，缩得更小，又变得巨大。

暂时这个词意味着星期日的雨夜。密集的倾盆大雨，一片黑暗。城市坍塌至地下，在地下几十米，几百米。幽灵鬼魂被这黑暗埋葬在地下，被大暴雨的轰炸碾碎压扁。

斯托扬家的车十分艰难地前行着，在一片漆黑与潮湿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着，开向藏在夜晚与命运中的道路。

“最终，还是无法避免的，你们总是找新的借口，然而你们也无法脱身。”伊万娜继续着她那挑衅的话语。

后面的一对沉默不语，伊万娜仍然不依不饶。

“我很高兴，还请你们原谅我。对于别人的不幸，我是不是感到很高兴？现在，至少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得一起去忍受那无聊的会话，以及贝尔代亚努夫人的装腔作势。”

“是的，但是会有补偿的。”驾驶位上的丈夫插了句嘴，“吃的、喝的、音乐。可别忽略了这好的方面！可别忘记这积极的方面，老师同志，积极的方面可是教育的目标，尊敬的同志。”

“好几年以来，这拜访都不复存在了，你们发现了没有？”伊万娜采取了刺激的策略，就像她的丈夫一样，“一个像我们一样的拉丁血统，对聚会和聊天上瘾的人！疲惫、沮丧……真是让你都没什么可去的。还有路途遥远，公交车稀少……兴致，主要是兴致，已经失去了见面的兴致。所有人都在窝里待着，尽可能地避免出来。这我们就要感谢一下，我们尊贵的主人了。这可是一个少有的机会，我们能出来走走，这可是真正的冒险。”

“我……我很早之前就接受了。”费利恰那柔弱的声音从后座传来，“这么多年以来，他们都始终坚持。最终，不过是个礼节性的拜访，然后就完事了。别让人家觉得我们反对他们，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这个小孩子不愿意，我知道。这男孩儿可受不了迪夫人，我知道，他唠叨好多次了。他受不了她，对她的丈夫也是敬而远之。预防措施，我知道。卫生保护，对，我知道这个解释。我们倒也不是对贝尔代亚努家爱得死去活来。阿里还是无法拒绝巴济尔，他们是编辑部的同事，无法拒绝。”

发动机猛烈地转动着，在充斥着黑暗的道路上，大灯照出了短短的光柱。车辆小心谨慎地前行着，那又长又黑的道路，一直曼延到城市的另一端。它就像是个潜水艇穿过了升起的楼宇，只一瞬间，就穿过了广袤而可怕的海底，难以想象的广阔。而这里，在这个移动的胶囊中，氛围还算是愉悦的。伊万娜剪了头发，像个男孩子一样的短发，看起来还是不错的。费利恰穿了件新的马海呢黑色毛衫，带有很漂亮的条纹，意大利式的。在这个缓慢的水下小船里，很有意思，不是吗？与此同时，周围大自然增添了它生命力的壮观景象。

“巴济尔很了不起，我跟你们说。”司机阿里充满活力地说道，“两周之前我和他一起去了农场，在布加勒斯特的附近。农场主是他以前最高政治课程的一位老同学。他给他提供鸡肉，当然不仅仅只有这些。当然了，他时不时也需要巴济尔。记者，首都，你永远都不知道。他给他提供鸡肉，也包括一些最新的笑话，关于，关于……你们知道是关于谁的。他给巴济尔打电话，说要让农场的车去接他。但巴济尔说不用，不用胖子，算了，我们自己能找得到。”

“哎，记者，首都，谁知道呢。”俊俏的费利恰温和地重复道，为了证明她也参与其中。

“你误伤到我了，可爱的女士。我也是个记者，恰好我也住在首都。”

“不是在说你，你当然知道不是在说你。”

“好的，费利恰，好，记住了。当然了，巴济尔邀请了我去打猎，去打些鸡！当然，很难拒绝。别说鸡了，就连麻雀也能接受，在今天，为了能不白天黑夜地排队。因此我们星期二的早晨出发了，开着巴济尔的车。我很诧异，很想知道车开到一半该怎么办。毕竟现在人们为了一滴汽油，都做好了杀人的准备。每个月30升？连去上个班都不够用，当然了。当然了……”

一阵沉默，气氛有些尴尬。对于今晚汽油的消耗，他会不会是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呢？伊万娜仓促地在小包里面翻找着什么，看起来就好像没有听到后面所说的话。真是失礼，阿里立马感觉到了，但他也没法再做什么弥补，因此也就继续着他原本的节奏。

“在下一个加油站，我们停车。”

当然，贝尔代亚努同志拿出了记者证，开始解释他们有任务在身，需要些汽油。加油站的人可不听，他们对这样的把戏早就免疫了。必须得塞钱才行，有时候甚至连塞钱都不好使。记者可憾动不了他们，在这里，党都不好使，什么都不是！他们早就麻木了，当然了，对一切都麻木了，得发明点儿什么如雷贯耳的，得让他们从麻木中惊醒。阿里当仁不让，肯定的。他依然坚持着，最后，他要求给亚当上校打电话，这个区域经济警察的头儿，所有人都知道他。当然，他们没有等他打电话，当听到这番话的时候，油箱就已经加满了。这就是阿里，简直无坚不摧！你们知道他怎么介绍自己吗？他可不是瓦西里·贝尔代亚努同志了，而是用了其他的名字，巴济尔！很短的名字，很像美国人，一听就是外国名字……但是形式的确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最美国化的。巴济尔，记者。你们怎么想呢？当然，他们在另一个加油站停靠的时候，重复了刚才同样的操作。当然了，回到家时，油箱还是满满的，真是无坚不摧！温和善良外表下的某人，要知道，有着如此可怕的能量。恰好他的房子也是，在使馆区！你们将会看到的……吃的也是，喝的也是。你们甚至会忘记我们生活在何年何地，你们会看到的。

“别废话了，专心开车！下这么大雨，天又这么黑，怕是我们醒来的时候，车已经撞烂在树上了。”伊万娜像个老师一样训斥道，“真像是战争时期，到处都是伪装，一片漆黑！这条街的楼房里，电梯随时都可能会停，你都想不到会在什么时候。小孩子们都不敢进电梯了，你们知道吗？索林，我们的孩子反复朗诵着给小孩儿背诵的爱国誓言：‘我们什么都不吃，我们将长大，变强壮……’”

一阵大笑，这是新的笑话。讥讽，笑话，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在他们的周围，是大自然欢乐而急迫的力量，然而在这里，在这阵雨雷中，是一阵突如其来的轻松，有如深渊中的光明，似乎是很深？伊万娜穿着新的套装，戴着长白的手套，相比于司机所起到的缓和作用。她像是马蜂蜇人一样的恶毒，费利恰无产阶级人民的微笑，她那清澈的嗓音，就像广播员一样……时间在寻找着它的人格。

“这正是他们想要的……”这只马蜂继续说道。

他们，也就是他们，也就是他，我们都知道是谁。

“然而如果我们一直说关于孩子的……那这个孩子怎么办？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的唠唠叨叨都让他感到无聊了。”

“啊，不，不会的，完全不会的。”后排传来结结巴巴的男低音。

“啊，呃……那么你也说点什么吧。可怜的巴济尔，实际上，他也就是某个小猪崽子，而不是个大猩猩。然而迪娜·艾斯贝格……或许是这么称呼她，对吧？”这只马蜂继续对着后排的先生说道，这位先生漫不经心地望着黑色的流着雨水的车窗，“艾斯贝格，更为准确地说，是艾斯，是冰，阿里是这么称呼她的，他也是个挺懂冰箱的人。他能冻住她所触碰的一切，或者，完全相反？谁也不知道……说不定正好相反。哎，你觉得呢？毕竟你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城市的，毕竟你认识戈尔德贝格小姐很久了，还是萨尔茨贝格？是不是叙斯贝格，好像是叙斯贝格……”

“哦，哦。”费利恰尝试着停止攻击，“你们要知道，迪娜是很高看他的。我平时和她见面很少，然而我们一旦见面，她的第一件事就是跟我说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他在中学的时候是多么的出色，是当地市里的明星，或多或少，诸如此类的。”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所说的人，恰好就在这里，而这位听起来似乎不在场的人，可能是真正的倾听者，唯一倾听所有声音的人。

“嗯，啊。”伊万娜重复着，都没有回头看一眼，而是突然专注地看着风挡玻璃和方向盘，“为什么呢，那么，这位男孩儿不想再见见他的老同学吗？这里面肯定有事儿啊！要注意啊，费利恰，肯定有事儿啊。”

“不，这次不想。这一次，是真的不想。”听得到费利恰孩子般的笑声，“不，不，我们尽可能避开新的班级，就是这样。”

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这样影射的话语也会传达给斯托扬家吗？不过就是一句蠢话，谁知道呢，然而伊万娜倒是很急于反击。

“或许是青春期未了的爱情，谁知道呢，这可是最危险的爱情，要是在别的年纪死灰复燃了，那可是核爆炸，是灾难，是世界末日啊！谁会知道呢……这位小孩子怎么看，这位小孩子有什么见解？”

这位男孩儿，这位小孩子，这位实在人，学者，长时间地沉默。

“不危险，一点儿都不危险。年轻时候的疯狂事，我都干过了，也就是说，差不多所有……”

“哎，别再吵了。”这位沉默的女人，有些庇护姿态地恰好再次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你们可别忘了，你们答应我不去太久的。跟你们说下，我明天一早要坐火车回去。不然我星期二就回不来了，星期一，只有星期一，领导只批准了我星期一的假。你，伊万娜，你可是知道那位‘火柴’同志的，你可要注意别待太晚。”

接下来是一些关于费利恰母亲的问题，她住在多瑙河畔的一座小城市，生病了，还解释了因为年龄太大的原因，医院，救护车都拒绝接收。夜晚混杂在一起的声音，嘈杂声、回避、幽默、宽容，还有计谋策略……伊万娜狠毒的讽刺，阿里中立的策略，还有费利恰冷淡的沉思……瞬间的壮观景象已逝去，深深地喘息，瞬间听不到的，又再次来到，机遇与巧合，回响与问题，都充满着不确定性。

斯托扬的车小心谨慎地前行着。直到靠近了湖边的住宅区，亮着灯，看啊，多么宽阔的公路，多么优雅的街道，广阔而宁静的风景。看啊，还有哨岗，前面站着的几个守卫在大雨的寒冷中瑟瑟发抖。大路，小道，相互交错，通向花园和别墅。

武装的守卫突然出现在车的面前，车差点就没刹住。阿里摇下了车窗，守卫俯下身来，检查了身份证，听了他的解释：贝尔代亚努家，在大使馆的后面，在院子里面，在后面，朋友，邀请，聚会。是的，和贝尔代亚努家认识，女士，先生，也就是贝尔代亚努同志，当然。标准的敬礼，好的，可以通行。

“不是美国大使馆，也不是法国大使馆，只不过是加纳大使馆，不过也不错，你们会看到的。”阿里鼓励起所有人。

车向左转，开过哨岗，进了院子，到了后面，在枝繁叶茂的树林旁再向右转，到了。

“到了，这儿就是了。这里，这栋房子。”

此时大家还有些犹豫，没有勇气离开车辆，有些犹豫不决地看着外面，黑夜闪烁着微弱的荧光，来自深空，来自浑浊的深海，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

“好了，快，都上岸了……”伊万娜命令道，“头都塞到雨伞下面，塞进大衣里，我们走。只有几步，快，快，几步我们就到岸边了。”

确实，只有两步，三步，四步，五步，他们就到了门前。阿里，重复用力地按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门铃。

沉重的大门，实木的，很快地打开了。在门口，张开长长的双臂，是巴济尔先生。

“哇，真高兴你们来了！天气真是太糟糕了……来，脱了外衣，把衣服挂在衣钩上。家里暖和，什么都有，我们忘掉这天气吧。外面还下着暴雨，家里却安静祥和。来，来，请进，请进。”

确实，祥和、温暖、大大的电暖器片，走几步就有一个。家里也很大、很明亮，家具也是，是的，是的，白色和粉色的家具，你看，谁能想到呢，在当今的日子里……如此优雅、如此差的品位，以及幸福友好的氛围，不是吗……看啊，是迪娜，从卧室走下了楼梯，穿着长长的连衣裙，包着同样，黄色丝绒头巾。

相互拥抱，怎么……只有小孩子将这节日的无用时刻给搞复杂了。迪娜走向了他，就像是见到一个久别重逢的亲戚。她径直地走向他，微笑着，张开长长的双臂，就像是在演戏一样，然而客人却只伸出了……一只手。他从来都受不了她，这个装腔作势的稻草人，就连最细小的动作都是编排好的，戏剧般的夸张，不，他可从来都受不了她。然而迪娜夫人没有失去镇定，她颇有礼节地伸出她那修长的手。这位男孩深深地弯下腰亲吻了她的手，然后，他的小手掌长时间地拉着她那修长的手指，像是在仔细研究她那修剪过的指甲，终于，他接受了一个简短而正式的拥抱。

“你们是第一次来，”迪娜转向费利恰，“我来带你们看看家里。”

总之他们参观了家里，瓦西里的书房，妻子的闺房。“以前就是个工作间而已。”主人谦虚地介绍道，她把房间的门稍微打开了一点儿，里面就是沙发和镜子。厨房，是一个巨大的房间，有很多闪闪发亮的橱柜，还有一个大冰箱。“现在，要是没有个冰箱可不行，因为没办法随时去街角的商店，直接买到想要的东西，得像野人一样，在山洞里储备食物。”客厅、卧室、奢华的浴室，有白色和粉色的瓷砖。一切看起来都完美无瑕，干净、闪亮，令人身心愉悦。

“威士忌还是伏特加，我们先喝哪个？”巴济尔重新回到了主人的角色，“两个超级大国！你们选哪个？选帝国主义吧，对吧。我们早就厌烦了老大哥，我们还是喜欢帝国主义。仅仅是暂时，此刻！都是，全都是些猪猡，对吧，然而这就是人嘛，总要有些新的幻觉。那么，就喝威士忌？”

男人们表示赞同，女人们则有些犹豫。

“哦，如果你们想的话，我们给女士们准备了利口酒。古巴的利口酒，特别的棒，来吧，或者，来杯马天尼。你们想来杯马天尼吗？来一杯吧。”

费利恰笑了，没错，她更想来杯马天尼。伊万娜却嘟起了她薄薄的嘴唇，她拒绝了，不，伊万娜更想喝伏特加。

“那么，请允许我加入你们，以老派斗士的身份。”巴济尔同志颇具绅士风度地说道。

从厨房里，迪娜夫人走了出来。她推着一个有轮子的小桌，上面放着一个大大的银托盘。小三明治，小小的，手指大小。小小的三明治，有鱼子的、沙丁鱼的、奶酪的、火腿的。她在每个人面前推过，伊万娜、费利恰、阿里、巴济尔，还有那位实在人。每个人都拿了一块，不，而是两次的欢愉。尝了一口，笑了，惊讶，开心，惊呼。这位实在人也点了点头，嗯，太棒了，缄默不语的实在人也称赞了起来，他专心地看着女主人的手。吃上一口，便是满嘴的欢愉，唇齿留香。瞬间的、芳香的、罪恶的，满是欢愉的瞬间。再来一个，没什么，再来一个，没有人能够抵挡这诱惑，嗯，感叹的词语就很有说服力。确实，同时还流着口水，满是欢愉和口水。每个人都会再拿一块，一块又一块。

迪娜又从厨房出来了，另一张有轮子的小桌，另一个银托盘。小馅饼，小小的，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又软又热的油炸馃子，有奶酪的、肉的、菠菜的、胡椒的、页蒿的、瓜子的、茴香的、辣椒粉的，嗯，又软又热，入口即化，爱抚着你的口腔，点燃你的口腔，让你沾染上这种快乐，没有人能够拒绝。伊万娜、费利恰和阿里，每个人都拿了一块又一块，快速吞咽下这份刺激。伊万娜、阿里、费利恰、教师、巴济尔，还有迪娜，拿了一块奶酪的，又拿了一块，太好吃了。再一次，费利恰、阿里、巴济尔、伊万娜还有实在人，再次称赞，点头，嗯，太好吃了，所有的这些，都太好吃了，对吧，这位小孩子也想这么说，这个眼睛贴在女主人的手上揭不下来的小孩子。

又来了一轮威士忌，当然了，还有马天尼。甚至连迪娜都开始喝马天尼了，真是不可思议，气氛更加的轻松，对吧，大家都更放松了。他们开始谈论起了日常的生活琐事。买面包得排队，买牛奶得排队，买卫生纸，甚至连买牙签都得排队，种种诸如此类。拥挤不堪的公交车，夜晚黑灯瞎火的马路，供暖不足的家，武装的巡逻警卫，精神疾病，流产，老旧的富人区拆迁，还有爱国主义。然而还有刚发生的，出版界的丑闻，那个绝妙的、颠覆性的诗歌，这首诗歌是怎么漏掉的，审查员们那么多双眼睛呢，“我们是植物的炼狱”，太绝了、太棒了，surprise[1]，这位漂亮的、美丽的，有特权的人，是如何写出这样的句子的，她是如何出版发表的，又是如何被批准的，一定的，有人批准和包庇，肯定的。所有等级都复杂极了，当然了，我们这就是这样，永远都不知道谁，什么，怎么，为什么，都在下面走后门，这是千百年来的传统，传统与革新，对吧。还有独裁，还有贫穷，猜忌与怀疑，恐惧，普遍的隐瞒包庇，还有小孩子们的厚颜无耻，对，对，还在上学的小孩子们的厚颜无耻。割裂的灵魂，在妈胎里就是了，割裂的灵魂，一定的，他们熟知这其中的门道，欺骗、虚伪，在娘胎里就是了，当然了。还有西方，充斥着消费与表演的欧美国家，野蛮与文明的西方，天真、自私，没有希望，毫无任何希望，有限，终了，毫不担忧，当然了，他们不放弃他们哪怕最小的癖好与虚伪，肯定的，我们确定，一定是这样的。在他们那里是金钱，在我们这里是谎言，对吧，确信我们的诅咒，就是这样，肯定的。

又来了一轮威士忌、伏特加、马天尼。他们上了餐桌，面前的托盘里是鱼肉。

一条长长的鱼，肚子很大，还有一条短一些的鱼，肚子也很大，够所有人吃了。肉质红润，刚刚从烤箱里拿出来，泛着白色、粉红色的鱼肉，上面覆盖着柠檬、盐粒和胡椒。酒杯欢快地碰撞在一起，好似水晶的声音，确实是来自波西米亚的货真价实的水晶。还有水晶般的葡萄酒，上乘的，像油一样的金黄。还有煎小牛肉，红润、细嫩，深陷在浓郁的、美味的、各种香料的酱汁里，嫩滑的，香气四溢的肉质，浓郁甘美的红葡萄酒。高高隆起，颜色新鲜的沙拉，沉甸甸的餐具。众人越发地安静，大家吃得太饱，肚子鼓囊囊的，昏昏欲睡，意识模糊。迷茫、困倦，却还在坚持地赞美着，很是疲倦，对吧，却还在虚伪地赞美着主人，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为了准备这节日的菜肴，迪娜夫人有一位德国老厨师。疲倦地赞美着，有些累了，对吧，肚子也累了，懒洋洋的思绪，昏昏欲睡。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阿里喊道，“无论如何都要休息一下……”

确实，大家去了另外一个房间，喝些咖啡、白兰地，吃些点心、干酪，闲聊着。

“给你们放张唱片吧，怎么样？”这位不知疲倦的主人，巴济尔问道，“你们想听点什么……蒂娜·特纳还是迈克尔·杰克逊，一定的。或者是某个法国女人唱的，雅俗共赏的小调片段。或者你们想不想听听小野洋子，日本的缪斯，或者是‘同性恋列侬’，Lemon[2]，那个吸毒的‘柠檬’。或者是古典，来点儿古典的，安妮·索菲·穆特，老卡拉一手调教出来的新星。卡拉扬，卡拉阿道夫，卡拉纳粹，和Fräulein[3]穆特一起，是的，是的，一定的，很特别的一对儿，嘿嘿，哈哈，一定的。或者你们想不想听听以色列的，最好的，祖克曼、帕尔曼、巴伦博伊姆……或者是其他的，野蛮的东方的？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说奥伊斯特拉赫吗？当问到美国佬，谁的小提琴家更好，苏联的还是美国的。你们知道美国佬是怎么回答的吗？”不知疲倦的瓦西里·巴济尔·贝尔代亚努同志，还坚持地看着迷迷糊糊地听众们，“啊……都好，两个都好，但都是我们来自敖德萨的犹太人。有道理，哈哈，这就是他们的回答，对吧。”

威士忌、伏特加、前菜、鱼肉、肉排、沙拉、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还有蛋糕，还有干酪，还有白兰地和咖啡，对，对，还有咖啡，天然的，真正的咖啡，还有上好的香烟，进口的，还有古典音乐，对，对，在这种疲惫的时候，只能放些古典音乐。一切都很棒，对吧，是的，没错，非常棒的水果，还有装潢，还有美食，还有畅所欲言，一切，所有都很棒，当然了。非常棒的主人，对吧，他们不辞辛劳，很完美，自始至终都在尝试着不要凸显出盛大节日般的气氛，好让大家感到更为亲近，不那么拘束。很难，很难让……富有很难让人们聚拢在一起，反而会让别人更加恼怒与不悦。舒适的家，满桌的饭菜，轻松愉悦的气氛，让我们感到舒服一些，让我们忘记了那些麻烦、恐惧、令人后悔的事情，对吧，但是看啊，尽管如此，看啊，嗯，就是这样，你也没什么办法。

谈话声渐渐熄灭了，虽然主人不遗余力地努力着，很有耐力的主人，也很有经验，像是受过训练一样。

“你，费利恰，你还经常去教堂，去犹太教堂吗？”迪娜又开始说道，“你还觉得只有去那里才能看到有意思的面孔吗？你有没有放弃绘画？伊万娜跟我说你还在坚持，还没有放弃。我能感同身受，你作为一名绘画老师，在某个技术学校教课，还在市郊。尽管如此，你依然没有放弃绘画，我确信是这样的。我不是在问关于宗教的，我明白这是关于美学的思考。”

小可怜迪娜，真是令人无法忍受，尽管她尝试着要表现得平易近人，然而她还是克服不了这不善沟通的弱点。对吧，她就是不能，她所做的一切都显得很平庸、很普通。这也就是为什么她掉进了瓦西里这个陷阱，对于平庸普通的吸引，对吧，突如其来的慰藉，会有人帮她处理好社会关系。每天的工作，相互的帮忙与赞美，这让她感到舒服，这所有的一切。

费利恰简短的回答令她感到困惑。一旦出现拒绝友善地接纳她那虚伪的无知，她便会不知所措，突然不知道要怎么才能继续演下去。然而却没有看出来，对吧，她便转过身去，和另一个人攀谈。

“一直以来我都欣赏你的率真，伊万娜。俗话说得好，表里如一。阿里可真是太幸运了，当今的主妇可都没什么时间，然而你呢，教学、刺绣、腌菜，什么都没落下。你得有多少精力和耐心才能教那些农家的小孩儿们，那些未来的技工，教他们英文的发音！我都能想象得到学校的工作，家务活，还有带孩子。你真的是冠军，你就是英雄，当今杰出的代表！”

虚情假意的话语，她本想说得简单些、亲切些，却显得有些做作，像是在背诵，这都是因为她不擅与人沟通的原因，对吧。这是瓦西里的成功，瓦西里之于她是有用的，是必要的，也因此让她满意，百依百顺，谁知道呢。她习惯了瓦西里这个陷阱，她也清楚他是个陷阱，她最后终于明白了，对吧，但她也已经习惯了，对，对，很舒适、很慰藉。她尝试着同阿里，同丈夫开玩笑，却只会让人感到同样的不合适，甚至有些不快，她这个小可怜，令人难以接受，尤其她那十分生硬的装腔作势。她的话语仅仅没有触碰到那位学者，她放任他的乖戾任性，没有要求他的参与和回应，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去打扰他。而那个小孩子，整个晚上一句话都没说，但他却听得十分专心，能够容忍并接受这一切，他总是在点头，一直看着迪娜的那根粗短的手指，左手上面那根粗短的手指。看起来他想要确认这根手指是不是相同的，很久以前他所知道的那根手指。精致的双手，细长、修长、略带紫色，微微发红，是血液的循环，对吧，血液循环不是很好。精致的双手，然而左手则不然：粗短，肿胀，像是被截断了。精致的双手，修长的脸庞，也很精致，略带些蓝色，东方的苗条与纤瘦，富有弹性，很漂亮，还有左手的那根，丑陋的手指。无论她怎么变化，对吧，但她那根丑陋的手指，始终都和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时间并没有改变这令人痛苦的细节。

很晚了，确实很晚了，费利恰对着伊万娜做出了很是绝望的动作。一早的火车，行程，母亲，医院，那位“火柴”领导，只是她保证过不会待太晚。

巴济尔也感觉到，或许有打扰到别人。他知道，肯定的，客人们回到家后定会讲些坏话，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认为，这拖延了许久的会面是成功的。一个丰富愉快的夜晚，完美的主人。简单率真，没有装腔作势，很亲切，大家都很专注。客人们还会认为，大家都是很有礼貌的，对吧，也很真诚坦率，他们会这么认为的，一定会的。

他喝下最后一口白兰地，在口中停留了许久才咽下，有些忧郁地说出了他的安排，颇有些坦白的感觉。

“你们想怎么样，我是个活动分子，是个独立自由的活动分子。别，不要反驳我，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又不傻，对吧。我不傻，可能只是有时候有些迟钝而已，但我不傻，对吧，活动分子，我就是。我也没办法，各得其所嘛。‘Jedem das Seine[4]’，他们是这么说的……对，是的，我也懂一点点德语，对吧，不用惊讶，我也走过了世界的很多地方。我想说的是，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么简单。不，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吧。那些认为新的社会阶级是同质的、简单的，都是错的。不，至少连秘密警察都不……不，这些人都不这么认为，他们是不同的。很多人把我们搞混淆，对吧。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年，人们觉得我们都是秘密警察，都是告密者。这在最近引起了广泛的愤怒，但这并不是真相，对吧。然而……我想说的是……啊，是的，看啊，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党的活动分子是战后时期真正的英雄。或者说，是战后文学中真正的英雄，嗯，你们觉得呢？”

看着他的听众，他很是满意。听众很专心很紧张地看着演讲者，也很紧张地看着他那忠诚的观察者，无辜、震惊，还有这个小孩子参与的兴奋，以及这个学究的痛苦，就如突然从月球跌落至地面，然而还有这个研究员的愉悦，对吧，那种发现结论的愉悦。

“哎，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或是文学中的英雄？以及，或者不是……时代的英雄以及战后文学中的英雄！我们常见到这样的话语。散布谣言，所有人都受够了这鹦鹉学舌般的重复。尽管如此！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简单地想一想……这自相矛盾的说法是……是的，没错，这是真的！日日夜夜，甚至多年的时间浪费在会议和有目标的运动上……不可能的。然而当局却不愿意承认，对吧。因为一旦承认了真相，所有人都将意识到，那么，那么所有人都会看清楚，这些英雄们付出了无用且巨大的努力，为着一个无休止而荒谬的使命，对，是的，这些人就是英雄。慢慢地、渐渐地，或许我也看明白了这个……所有人都看明白了，对吧，那些抱有幻想的人，追名逐利的人，还有一道的同志们。当然，我也不是在和你们说我属于哪个阶级，我只是想说，这就是我，一个可怜的新贵，一个活动分子，一个战后时期的英雄……”

这位英雄说完了他的话，然而这位学者还在看着他，他有些被震撼到。他也想要尝试着说些什么，然而他的嘴唇飞快地颤动着，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尽管，他想要说些什么，他挣扎着，却发不出声响。他便重新将头转向了迪娜，看着贝尔代亚努夫人的，那根粗短的手指，不再移开目光。是的，还是那根粗短、肿胀，像是截断了的手指，在左手上，像是青少年发育时期一样。时间没有提供给它特别的解决办法，对吧，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你看得到！然而上好的葡萄酒，美味佳肴，还有一如既往的，甚至更加美丽的费利恰，有着一种谨慎与开朗的高贵，还有活泼、兴奋的伊万娜，还有慷慨大方的阿里，包括迪娜，也是恰如其分，对吧。众人的言谈举止也都很完美，对，对，还有瓦西里，挺着他威严的古典主义的肚子，对吧，还有他那成熟男人的胡子，灰白、浓密，还有他那浓密、叛逆、灰白的头发，活像个参议员，对吧，像个温文尔雅的老贵族，和蔼可亲，对，对，还有瓦西里。所有，所有人，都很棒，都很完美，对吧，轻松、愉悦，远离痛苦、绝望与恐惧，是的，没错，远离每天所发生的、日常的恐惧，对，对，放松，对，从体制中得到放松，对吧，那么一刻，挣脱、逃避的一刻，对吧，从疯狂而强烈的痛苦之中逃脱，丝毫不用在乎当前的局势如何。

当然，这个夜晚在相互握手与亲吻中结束，一个真正愉快而疲惫的夜晚。就连丈夫斯托扬，在一开始还很拘谨忧虑。嗯，谁知道呢，可能是不想显得太过开心，以免让别人觉得他和主人的关系太过亲密。然而最终，他还是释放了自我，开心、热情、喧闹，让人欣慰的是，所有人都感觉很好。看啊，来贝尔代亚努家做客也并非那么无聊，一旦你接受了这份关系，你就会很愉快地度过几个小时，当然了，当然了。热情地主人将喧闹的客人们送到门口，充满了关照与深情。听得到巴济尔先生那慈父般的粗嗓音：“别落了什么东西，地上很湿，小心别滑倒了，路上开车小心，一定的，要小心，注意安全，要小心。”

在院子里，在车旁，这位实在人终于说出了，刚刚在主人讲完，想说却没说出来的话：“法，法官！法，法官！”最后，这个小孩子还说着：“太，太棒了，太，棒，了，对吧。法，法……”这位学者喝得烂醉如泥、结结巴巴，紧紧地抓着瘦高的阿里，同样烂醉的阿里，抓着他的胳膊。“完美，完美，当然了，当，然，了。”阿里赞同道。而轮到了小孩子，他也赞同着，强调地、清楚地说道：“太，棒，了，真的。”然后慢慢地转过身去，围绕着这架在等着他们的黄色的空气动力学宇宙飞船。

在驾驶位上的是伊万娜，她很生气，却神志清醒，蔑视着这群没用的男人，然而只有她神志清醒，掌控着局面。

雨已经停了很久了，空气很清新、清澈的夜晚，城市消逝在黑暗之中，消逝在困倦与星系之中。上空是星星与月亮的海洋，看啊，冰冷的、梦游般的、惨白的月亮，古老的、浓情蜜意的、充满魔力的月亮，不眠的、凶险的、警察一样的月亮，周围是温和的星星的海洋。这海洋在我们的上方，与我们混在一起，超越过我们，在我们的前方，规律与偶然。上空的月亮与星星，对于我们来说，在下面冒险的每一天，未知的，谜一样的地球，规律与偶然，明天、后天的奥秘，蜉蝣般的瞬息即逝短暂的生命。

正常来讲，星期一应该打个电话表示一下感谢。而斯托扬家的两人有些没精打采，似乎没什么兴致。疲惫，有些闷闷不乐，或许因为外面又开始下起了雨。

“我们得给巴济尔打个电话，表示一下感谢。”伊万娜建议道。

阿里的眼睛从打字机上抬了起来。

“我们感谢什么？我和巴济尔先生只不过是同事而已，我们又不是什么正式的关系。或许他还得谢谢我，我今天去拿了他那篇蠢文章，还得再给他送去编辑部，就是因为这位先生没有时间，他起得太晚了，而且还要去出差考察。”

“是的，但是迪娜夫人，她平时很高傲的对吧？你也看到了，昨天晚上她那么努力，可怜的女人，尽可能表现得不那么做作。她精心准备了所有餐具和装饰之类的，表现得那么谦逊！她会很惊讶的，在如此盛大的宴会之后，客人们都不再回……”

“我觉得他们现在也不好过，你要知道。巴济尔也在各种琐事中挣扎。以前，这对他来说都很容易，而现在，他也得操心每件琐事。都是琐事，当然了，各种琐事。”

“啊，我倒是没时间去怜悯他们。有太多人的情况比他们更糟。”

“那么，你来打电话？”

“我？为什么是我？你给她打，她会很高兴的。”

“你要知道，她在等你的电话。不然，她会觉得有什么没做好，你知道女人都是怎么想的。”

“我怎么知道？什么，就因为我是女人？好吧，等我洗完澡，晚一会儿再打。”

然而直到星期一的晚上，伊万娜·斯托扬还是忘记给贝尔代亚努家打一通电话。

另外的那一对，似乎也没有及时地打个电话，这个很有必要打的电话。

星期一夜里很晚的时候，费利恰才从省里回来，这趟旅程不是很愉快。她疲惫不堪，直到睡前才说了，这趟旅程种种不愉快的细节。火车上脏乱又拥挤，大夫冷淡而傲慢，母亲还一直哀号着，预感自己要不行了。

星期二，费利恰只在学校待了三个小时，便早早地回来了，好能休息一下。直到晚上他们才开始这推迟了的讨论。

“如果我们今天打电话，根据惯例来说也还不算晚。”从厨房里传来费利恰清澈而动听的声音。

“要是……不打呢？这样还没有开始就可以结束了。”男低音回答道，声音似乎是从他阅读的沙发椅上传来。

“都快五年了，你才同意去拜访他们。她一直都很友好，她曾提供给我画纸、画框和颜料。然而我呢，总是待她很冷淡，没有原因。只是因为你不想和贝尔代亚努家走得太近。现在好了，我们已经去拜访过了，起码我们得体面地画上个句号。”

“好的，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打。”丈夫同意了，走进了小小的厨房。

“我倒是一点都不想给瓦西里同志打电话。”费利恰说道，有些焦躁地将浓密的头发甩到背后。

“贝尔代亚努同志星期一早晨就走了，他出差三个星期，去农村有任务，阿里是这么跟我说的。很辛苦，对吧，前一天晚上还得洗碗。你知道瓦西里洗了客人们的碗吗？据我所知，他还真的是个模范丈夫。他悉心照料他的爱人，他买菜、做饭、还做家务，这样，真的是令人尊敬！但是他不在家，我确定。阿里昨天早上去给编辑部送了材料，就是因为贝尔代亚努同志没时间亲自去。”

“看他的履历……要知道，瓦西里应该是个很正派的人。也就是说，不一定要看履历，我想说的是，社会地位，你应该明白我想要说什么。”

“我明白，然而我并不感兴趣。反正他不在家，你尽可以放心地打电话。”

“还是你来打更亲切一些吧，会是个惊喜的，毕竟解铃还须系铃人。”

“你想太多了，相信我。我对于贝尔代亚努夫人来说是很奇怪的。年轻的时候就是如此了：那时我是省里的小明星，曾被寄予厚望。后来，成了年轻的学者，有着不可估量的前途，光明的未来。再后来，他跳出了原有的道路。长大以后，并没有按照原来的道路继续发展，这个疯子突然就放弃了他的事业，就这样，像所有疯子一样。那么，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想要请我做客呢？就是想看看我这只少见的鸟儿！很奇怪的动物，对吧，疯子。好给平淡的生活加点佐料，让这生活的汤有点滋味。”

“有滋味，没滋味，你也不知道。在这个时期，瓦西里肯定也不容易。在如今，他的政治档案也有点皱啊，娶了个少数民族的妻子，还是最为……那什么的少数民族……你知道我想要说什么。种族纯净，可是中央选贤任能的重要因素！他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先是在集中营，然后再回来，复杂的青少年时期，后来有了浪漫的故事，结果被驱逐出家门，可恶的老贝格，是个严守教规的人，然后就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和瓦西里一起的生活也并不是天堂！作为贵妇人，他用极其死板的仪式来保护自己，然而……然而她看你时，应该不只是奇怪。总之，你们从小就认识，应该有一种独特的、自然而然的怀旧之情。”

“那些游戏，在院子仓库里的游戏？不，我觉得我还是不要打这个电话，我说的每一个词她都会听得特别仔细，就像听来自月亮的声音。就好像，我突然就会追求她似的！这样，可真是荒谬的刺激啊。你知道那卑鄙的阿里怎么说吗？她得先挨上一顿好打，可能然后……否则的话行不通。不，我们最好还是放弃这礼貌的感谢，最好还是不要打了。”

聚会后的第三天，伊万娜·斯托扬还是打了电话，感谢了贝尔代亚努一家，尤其是感谢迪娜，让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而九点左右，迪娜听出了费利恰那欢快的声音。当然了，还是惯例的感谢，然而她所发出的声音是如此的清澈、明亮……听她讲话，你会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尤其是，对，费利恰刚好表现得很动情。

“对于我们来说，这可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夜晚，很亲切的气氛……精致的菜肴……真的……真的很愉快。”

“哦，我们可不是对谁都如此尊敬。对于你们来说，这很特别的。我和你丈夫都有30年没有聊过了，你想想，有时候我会在街上偶遇到他，然而我们都没有停下脚步。他和我打了招呼，仅此而已。”

“哎，你也知道，他不是很善于社交……沉思……沉默……在你们那吃饭时也是。但他感觉很好，你要知道……他也喝醉了，很少见……放松……他还见了大家……是个隐士，对，他是个隐士。”

费利恰有些心不在焉地讲着这平庸的话语，她有些不情愿地加快了语速。

“现在，要是瓦西里不在，你要是感到无聊的话，或许你可以来我们家。”

丈夫差点没从沙发椅上跳了起来，当他听到这个邀请的时候，赶紧把手伸了向空中。费利恰没再说话，然而迪娜夫人及时地打断了她，听起来有些犹豫。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去不了，我最近工作特别多。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切都变得很难，我每天都在法院，总是有诉讼。法律也总是在变，经常有新的条文，麻烦越来越多。机关里真正的战争，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在法院也能感受到愤怒，你知道，不只是要排队买牛奶，律师们也都要喘不过气来了。啊，对了，我还想想问你……你们有落下一件风衣吗？”

费利恰很难再重新恢复平静，她的话语显得有些慌乱，她回答得很艰难，结结巴巴的。

“怎么，什么？应该没有，没有，没有，伊万娜，可能是伊万娜的，我不知道，什么？怎么，啊，没有，阿里，哦，对，也可能是阿里的，我也不知道。”

“就在那天晚上，谁落了一件风衣在这里。其实，我可能第二天才发现，下午，我回家的时候。早上我走的时候，当时我很累，很匆忙，我都没看周围。可能是阿里的，对，也可能是伊万娜的，我也不知道。我忘了问她，她今晚早些时候，刚刚给我打过了电话，可是我忘了问她。不，没什么重要的，小事而已，我现在打给她，我问问她。”

确实，迪娜·贝尔代亚努立刻给斯托扬家打了电话，然而没有人接。

差不多是两天之后，阿里才和她有说有笑地聊了很久，和这位正在出差的同事的妻子，最后，他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

“风衣，什么风衣？不，不是我的……确实不是我们的。不，我不穿风衣。而且，我星期一的时候也去过你家，中午的时候，对，差不多是中午的时候，我没看到衣钩上有挂着风衣。哦，当然了，我也没太注意看，我确实没太注意，呃，我不知道，不知道。”

两天之后迪娜又打来了电话。

“伊万娜，你知道吗？我两天前和阿里说过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和你说……”

一阵沉默，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等待，双方都在等待着对方继续。

“哦，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问了他关于一件风衣的事，不知道他有没有和你说……”

又是一段无尽的沉默，尽管如此，最终对话还是继续了。

“你问了他关于……关于什么？一件风衣？什么风衣？”

“我不知道，一件风衣，仅此而已。一件小破事儿，不好意思，我有可能有点心烦。就是第二天，你们来我们家之后的第二天，我在门厅的衣钩上发现了一件风衣。啊，不是早上，是下午，我回家以后发现的。我问了阿里，或许，是不是他的，他……”

“他跟你说了他不穿风衣，他确实不穿。我觉得他是这么回答你的，对吗？然而我的风衣就在这，在我们家的衣钩上挂着。对，我确定，应该不是我们的。”

“不好意思，原谅我，我确实是有点心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破事儿会烦到我。就是小破事儿，就是这样，怎么说呢，单纯的感觉不是很愉快，不是很愉快而已，真的不好意思。”

“我懂，我懂，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家里就多出个外人的东西，我懂，确实是很让人心烦。当然了，会弄清楚的，你别着急，在我们当今，谁也不会随便扔了什么东西就不要了的。肯定会回来找的，一定的，尤其是……尤其是，你们平时不太接触那些总是丢三落四的人，你已经问过了……”

“对，是的，我也问过费利恰了，我也跟她唠叨过这事儿了。”

迪娜，真是令人惊讶！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小时，她便忍不住再一次打给另一对。

电话响了很久，很久，响了一声又一声……最终听筒还是被接了起来，虽然没有人应答，听不到一点声音，虽然最终听筒被接了起来。哦是的，尽管，是的，可能，对……对方很犹豫。

“喂，请问，哪位……”

“哦，是我，迪娜……”她很是慌乱。

她没有想到正是他接的电话，结果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些什么好……现在，该怎么……风衣这件破事儿……不，这根本就没什么意义，对吧……不，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到底，想要说什么呢。

“你找费利恰，对吧？嗯，我不经常接电话。我，我要说些什么呢？没办法，这样，你也只能跟我聊，就这样。”

迪娜本想拒绝，这样的惊喜反而让她来了兴致，长久以来她都想……然而没时间了，他已经开始了他的独白。所有打断，反驳，对猜想与回忆渲染的尝试，所有的尝试都是无用的，这一切都来得太快，狂热地混杂在一起。

“和我这样的人聊天并不容易，对吧，我们很久没聊过了，确实很久了，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了……过去的一段时光……况且那时候我也不太爱讲话，只有在贝格家院子里的，那奇怪的游戏，和你的堂兄弟，还有我的同班同学……他叫什么来着，他叫什么，斯努奇、穆奇，名字忘记了，但我却清楚地记得他，他的牙特别大，都长到嘴唇外面了。他是个很好、很可爱的男孩子，我听说他参军了，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可能他也没得选，在这个太过古老又太过年轻的国家，所有人变得更加痛苦。对，是的，气候，阿拉伯人，潮水般新来的人们，战争，千百年来的精神疾病，现代的精神疾病。是的，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海姆依，啊对，这就是他的名字，海姆依，对，对，你的堂兄弟。在大院子里，有很多树，那个高高的仓库，我们爬梯子一直爬到阁楼，你想起来了对吧，两个过于早熟的，对，是的，人的一生……30年了，人的一生，从那之后就没再说过话，而实际正是如此，我们之间总是冰封着什么，不再有那样的激情与好奇，对，是的，我们失去了好奇，失去了游戏的乐趣，对吧，还有经验，对，是的，不再有激情，只有疏远，负担。每个人都裹在自己的传说里，裹在自己的棺材里，是的，僵死，不知所措……一个高傲的女人，为什么不能这么说，高傲、优雅，拥有特权，是的，蠢话，对吧，这样的蠢话才是最合适的……借此机会，这个始料未及的来电，谁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唉，我是个内向的人，可以说是个隐士，一种新的尝试，对，对，我不是太善于交际……希望没有冒犯到你，这是我无知的真诚，对吧，新的尝试，对，对，很痛苦，我想说，还有毫无道理，毫无道理，尽管这是同情的表现，我只和身边亲近的人才做这种尝试，是的，我一直在尝，尝……一个高傲的、没用的、愚蠢的女人，这就是我想要说的，这就是你所展现出来的……还有那些传奇，你离家出走或是被赶出家门的那时候，是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和瓦西里·贝尔代亚努同学轰轰烈烈的爱情，恰好就是和他，怎么就是和他，对吧，无法解释，无法，无，无法……懵懂年少的女孩，就是……无法预见到，我想说，谁会想象到那种无奈，怎么说呢，无法预见到未来，除了，除……即便是能够，对，对，即便是能够预见到，基本的与本质的都不变，对吧，那么，这就都不是问题，不是，不……你父亲也不是问题，可怜的老贝格，原谅我，那段不堪回首的……是的，无法预见到，是的，你父亲也是，但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不是吗……我们交流的机会很少，我知道，尽管曾经是个传统的女人，而突然就对抗起了传统……那么，我想说，当，你知道当……当父亲咒骂他的女儿，也就是说，我想说，咒骂，驱逐以及埋葬仪式，就仿佛他唯一的孩子死去了，对吧。就好像这位老人家他不知道，对吧，他也没有料想到，没有，他不知道仅仅就过了一周，恰恰他，我想说，恰好他，唉，仅仅就过了一周，恰好就是他自己的葬礼，真正的葬礼。可怜的贝格先生，这位笃信上帝的老人，可怜人……尽管如此，看啊，传统的倾向又回来了，这是关于一个完全愚蠢的、社会交往的，没有一丝傲慢，对吧。毫无本质，突如其来的信念，多么的不合理，尽管如此还是有，对……唉，这倒不是问题，老人家无法接受女儿和他的关系，对，对，和这个犹太人的关系，这个千百年来的精神病，对吧，对吧……无法预见到未来，而且无论如何，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我知道，学生与贫穷的那些年，家庭与朋友们的孤立，然后是突如其来的事业，超乎寻常的事业，对吧……虽然，虽然妻子的履历，对于他来说毫无益处，我知道，毫无益处。反过来说，不然他早就上去了，能爬得更高，高高在上，足以让你见到当前的那些大人物，可怜的小职员们，他们那可怜的特权，对，对，瓦西里可以爬得更高，成就一番非凡的仕途……我想说的是，他所有的传奇，我们不怎么交流……以及关于我，对吧，那些流传的故事，非暴力的抗议，有些像甘地，有人会这么觉得。谁知道我是不是什么英雄，根本不是，根本就不是。一个疲惫的人，对，阅读，对，一种愉悦，我不否认，还有书，对吧。我不否认，一种成功，对，对，一本书的成功不应该被夸大。一种绝境，一种困境的表达，是这样的，但这不是独有的，我和所有人一样，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传记。战争的孩子，不仅仅是战争，还有别的，这个词需要被创造出来，被再创造出来……我很少这样鬼附身，很少……无聊的吗啡，就是这样，另一种尝试，对吧，多边发展，那些骗人的报纸是这么说的，不，不是多边发展的社会，而是乏味、贫穷和恐怖……我已经完全习惯了，真的，从小就习惯了……对，对，让我们保留这部分，自然，我所涉及的无趣，要死的乏味，还有语言的、顺从的、传统的多边乏味与无趣，别忘了，还有要死的传统，无可救药的传统。如果我们不寻找些别的、新的尝试，将会爆发，那个，我们都知道，然而到那时其他的、额外的，当前，总是其他的、额外的……”

始终保持着这样，继续着，快一个小时了。

晚上，这个内疚的人给妻子讲述了白天他无法自控的废话连篇。

“我的言辞很是粗鲁激愤，一种冲动、虐待、发疯的行为。厌烦的精神病！我也跟她说了这些，唠叨了些令人乏味的话，她或许明白了，这是一种控诉的借口。不管怎么说，最终，我已经惹怒并失去了迪娜夫人！她再也不会邀请我们了，估计我连跟她打招呼，她都不会再理我了。刻薄又高傲，她就是这样，我已经很冒犯她了。尤其是我根本就没喝酒，我也没用这个借口，我也不是瓦西里，这个借口也不行，就是这样……我失去了贝尔代亚努家，我们对他们，他们对我们，对吧，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

然而尽管如此……仅仅过了两天之后，迪娜就打来了电话，和费利恰简短地聊了一下。有些唐突地提到了，关于上次电话中费利恰所说的邀请。

“可能你就顺便提了那么一句，尽管如此，未来的几天我确实想过去一趟。某天下午吧，就一个小时，如果可以的话。就这样，很简单，就顺道过去看看你们……”

“可是，好的，当然了，”费利恰哀叹道，“我和……说一下，好，好的……我明天给你打电话。”

“不用，没必要。我们要是推迟改期，可能我们就都没兴趣了，主要可能这没有多重要。你不用专门等我，也不用两个人都在家。你们要是有别的安排，也没必要专门等我，我就路过一下，简简单单的。如果你们都在家，当然更好，要是不在，也没有关系，我下次再来，就半个小时。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明天吧，我明天还有两个诉讼的案子，从法院下班后大约六点，如果可以的话。就半个小时，那么六点，六点一刻。还请你们不要准备……就这样，简简单单的。”

以及，简短的再见，啪，好了，对话结束了。

费利恰愕然地站在原地，手里还拿着听筒。丈夫脸色苍白，深深地感到愧疚。该如何准备去面对这当面的对质？迪娜，这位浑身贵妇人气质的迪娜，听着，迪娜，突然这么说道，顺便看看你们。顺便看看你们，简简单单的！你听着，迪娜，迪娜，突然如此的亲切、友好，绝不寻常！明天，下次，都没问题的，你听啊！一段很长，很长时间的沉默，充斥着整个房间。

在接下来的一天，迪娜出现了，正好是说好的时间。一如既往的优雅，尤其是刚刚从法院下班。然而，很简单的发型，发髻，别着一只很配她黑发的发卡。很轻松，有点疲惫，很亲切。简单，得体，仅此而已。

她没什么热情地参与着讨论，多是关于当前的话题。永远是相同的话题，同样的，当然了。多边的乏味与无趣，供暖不足的家，谎话连篇的报纸，漆黑的广场，排队，会议，领导，对书信的审查，对电话的监听，然而还有因为纸张质量劣质，印出来的书越来越少，而且给剧院的津贴补助取消了，现在剧院靠棺材维持着，也就是说，剧院的道具组，现在做棺材卖棺材，很抢手的商品，很难找得到……这位女法官刚到，家里这位的学究就开始讲起当下最热的话题，根本不给她聊其他话题的时间。

迪娜夫人没什么热情地参与着，也没有平日里的装模作样。她静静地喝着茶，面对这位老同学一些讽刺话，她也报以微笑。她完完全全表现得……正常，过分的正常，甚至是过分的克制与礼貌。她匆忙地结束了拜访，按照之前所承诺的半个小时。

晚上，斯托扬家将会接到电话，当然了，是关于这件事的。

这两个男人或许会聊很久，刚好趁巴济尔不在，讲些不那么得体的笑话。然而，他们主要的话题还是，人性的影响，在这危机期间，如何努力展示出平凡与普通，在特权阶级的人群中，如何显得不那么扎眼。他们俩其中一个一直在扶眼镜，而另一个则在挠头，挠他那又黑又卷非洲人一样的脑袋。

直到对话快结束时，才聊到这爆炸性的消息，所以，迪娜也告知了……斯托扬家！一个短暂的拜访，就在第二天。她只想顺道看看他们，简简单单的。半个小时，仅此而已。没有什么确切的原因，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半个小时，就是看看他们。这甚至不是一次拜访，仅此而已，半个小时，在她从法院下班出来以后。

对斯托扬家的拜访，似乎是相同的，迪娜仅仅待了半个小时。她表现得极其自然……自然的不自然，阿里会这样客观地评价道。这开玩笑般的评论已经开始了，好像有些不自然，像是一种经常性的偏离。

拜访没有再继续，只有或长或短的电话，有时候和戴眼镜的伊万娜，有时候和能说会道的费利恰，她们俩都对这坚持不懈的召唤感到麻木与腻烦。男人们的玩笑也开始变得没有开始那么新鲜，乏味、羞耻，甚至被迪娜·贝尔代亚努那持续的、奇怪的、自然的表现吓到。是一种亲切的，令人愉悦的，纯粹的率真，令人感到非常舒适……你想想！极其，尤其，这就是事实！她们全部四人逐渐地认识到这是真的，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位实在人激动地重复着，只有这个我们没有料想到，对吧，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个尝试，天哪！

当瓦西里将要回来的时候，前提……准备好的前提，为了……为了什么呢……为了看看我们是如何解决的……你想想，我们得与贝尔代亚努同志成为朋友……我们接受的模棱两可还不够吗，斯托扬家做得还不够吗？要是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只知道她们是好心好意，始终都在催我们去拜访一下我那青少年时期的老同学，对吧，我们可不能忘了。

很幸运的是，费利恰拒绝同类的爱的怀疑与说教：这样不行，这样想可不行，没有人强迫你融入社会关系之中，你尽可以自己一个人，想多久都行。然而一旦你接受了，那么……你和伊万娜，你们已经一起工作了这么久，在那里，在那个研究所，你了解她，你很了解她，我很确定，在你们中间似乎曾有过什么。当然，当然了，我觉得，我要是没记错，我确定，确定她可不仅仅帮你翻译英文，不只是这个，我确定，我还想知道……你怎么能那样说，你怀疑所有人，你也害怕所有人，尽管，尽管……尽管你很了解，那些给你带来恐惧的人，那些让你最害怕的人，他们能够监视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他们不需要调停的中间人，甚至没必要监视我们。我们属于他们，无论如何，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任何时候想干什么都行，无论如何都行。

所有人都知道，在这紧要关头，小费利恰汇聚了难以预料的能量。

这一次也完完全全地证实了，确实如此。

“他们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呢？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我们从他们那儿，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我们。瓦西里跟你说了这么多次，让我们去找他，遇到任何问题都行，他是这么说的。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去找他，他就是这么说的。够了，谢天谢地！他为什么找我们？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贫穷与任性。”

这个小孩子已经无法再忍受了，真的，确实。

“对，但是他们很孤独！在那些大人物之中，他们孤独而无聊。他们想要些不同的、不寻常的，不是吗？贵妇人迪娜还有些改变，然而瓦西里同志，瓦西里同志……他们的目的永远都不清楚，你试着让我打消顾虑，这没用的！”

意外的是，当贝尔代亚努重新回到他那夫妻生活的家，他那尊贵夫人的电话就没再打来。

迪娜夫人没有打，瓦西里同志也没有打，一天，两天，三天……谁能明白其中的缘故呢！费利恰和她的宝贝儿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各式各样令人信服的借口，好避免再被邀请。贝尔代亚努家的安静，着实令他们有些诧异，慢慢地，他们好像越发地焦虑不安。然而，这么玩儿可不是很好，和这些人，这些人可是很有报复心的……他们高傲又复杂！这个担惊受怕的小孩子，有些爆发地喊道。所有人都会变得很有报复心，妻子有些宽慰地叹气道。他们或许会生气，毕竟他们也是人。然而这位学者还是决定不去迈出下一步。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费利恰打给伊万娜，询问她关于迪娜的情况。同样，迪娜也没有打给斯托扬家。会不会发生了什么呢？不，不会发生什么的。阿里应该知道，阿里每天都能见到巴济尔，不，应该没什么特别的。

或许，这个话题重新在男人们的聊天中被提起。费利恰的丈夫问伊万娜的丈夫关于瓦西里·巴济尔·贝尔代亚努妻子的新动向。怎么，发生了什么吗？突然就消失了，正如她突然就出现了，像个流星一样！这位男孩儿开玩笑道。斯托扬先生并没有在意这青少年般的取笑。问题又重复了一遍，然而回答还是有些含混不清。他被这神神秘秘的回答激发起了兴趣，这个实在人坚持问道，阿里简短地回答道，就像在学校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他的话语听起来很坚定，清楚而明确，清楚而错误。仿佛，正是如此，一定有什么，无论如何……正是如此，什么特别的，或许。

因此，男人们在市里见了面，他们出来散散步。

“哎，发生了什么？来，你说说吧。我明白，不能在电话里讨论。现在说说吧。”

“好像感觉不太好……”

“什么意思？他旅途不愉快吗？没给他装满一车鸡和葡萄酒，或者没给他加满油？”

“不，不是在说他。”

“啊，是迪娜夫人。她最终还是抓到他和某个秘书，或者是他们活动分子里的某个女人？”

“不，也不是这个。你会觉得好笑的，巴济尔怕死迪娜了。那些非法的娱乐，他可不敢在离家300公里以内干。”

“那么，这距离还不够吗？你说过他到全国各地都出差。我们国家已经很大了，对吧，而且也不是什么圣洁的地方。”

“是她，是她感觉不好。可怜的巴济尔，他很苦恼。非常的苦恼，要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心理上的事，你要知道，很难解决的。”

“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就是生理的反应。不，不是生理的反应，就是人的反应，灵魂，身体还有精神的反应，对于疏远的反应，渐渐地疏远了她自己。婚姻，对吧，自然而然会造成这样的裂痕。或者是国家的暴政，父母的专横，工作的单调，都会造成这种空洞，不可避免的，空洞……”

“别说你那些哲学了，这是个很严重的事儿。”

“也不是关于哲学的？你说吧，这样更好，是关于什么的。只要不是迪娜加入了什么少数派的政治运动，看你这么保密。”

“不是，这倒不是，当然了。很麻烦，她，她有些……摇摆不定，她找不到平衡。”

阿里扔掉烟头，用脚后跟蹍，用他那又大又厚的鞋底踩灭了。他长时间地凝视着这个矮小对话者的眼镜。他有些无聊地看着他，又有些愠怒。

“就是关于风衣这件事。”

“哪个风衣？”

“哎，什么哪个，就是那个。”

“哪个？”

“那个……电话说的那个。我们从他们家回来以后，你不记得了？”

“什么？”

“你不记得了？她问我们，那天晚上是不是把风衣落在他们那儿了。”

“没有，她跟我没有说这个，她可能跟费利恰说了。对，她应该没跟我说过，反正，我不记得……”

“哎，你不记得！她肯定给你们也打了电话。她给所有人都打了电话，肯定的。她在一天早上给我们打的电话，当得知我们不在家时，他跟我们的小男孩索林说了，然而他什么也不知道。当然了，她还是想确认下，确认我们说的都是不是真的，我们的大衣是什么样的。她发疯了一样到处问东问西，直到现在她谁也不问了。”

“什么意思？”

“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好像你没听明白！当然了，她给你们也打了电话。不止一次，打了两次，我确认过了。对于她信任的人，她都打了两次。”

“她并不信任我们，她没给我们打，费利恰没有跟我说。”

“她没跟你说是因为这是个小事儿，小破事儿。”

“所以……不是吗？这不就是个小事儿吗？什么风衣……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什么风衣？”

阿里又给自己点上根烟，整了整皮夹克的领子，抬眼看向天空。晴朗的天空，又是一片死寂，模糊不清，晴朗而寒冷的季节。他们穿过的街道空无一人，又是一阵沉默。阿里又重新看着他，很长时间，看着这位坦诚的对话者。

“在我们拜访过他们之后，接下来的一天，星期一，迪娜在门厅的衣钩上发现了一件陌生的风衣。她是这么说的……她先是问了我们，当然了，问是不是我们的。然后，问了你们，是不是你们的。再然后，又问了其他人。她毫无意义地重复着，她进入了一个奇怪的阶段，当然了，直到她不再问任何人了。”

“也就是说，她找到了失主？东西的主人？”

“失主！主人！不！不，不，不！这倒不是问题……什么主人，什么失主？风衣现在还在原处，还在衣钩上挂着！她是这么说的。在贝尔代亚努家的门厅，不知道她搞明白了没有。突然，她再也不提这个事儿了。不清楚为什么，显然是因为害怕，然而还不清楚她搞明白了没有。她是因为搞明白了而害怕，还是因为没搞明白而害怕呢？巴济尔也完全找不到头绪，她拒绝看任何医生。好像医生……无论如何，都毫无意义。”

“这样啊……”这个小孩子赞同道，抬起头看向他的朋友，亚历山德鲁一世·斯托扬，又叫阿里，他想要让他知道，最终这位也没有听明白，完全没有听明白。他明白了，又没有明白，明白的太多了，很难说，在他一系列的问题之后。

“你说你星期一早上路过了他们家。”

“对，我是路过了，在中午之前，在我去编辑部之前。”

“这样啊，所以你确实路过了。你和我说过你周一路过了他们家。”

“巴济尔给我打电话说他很忙，才写完那篇文章，那天晚上特别累。他很着急走，所以让我路过他们家，拿上材料并送去编辑部。”

“这样啊……是他让你做的，而且你也确实路过了他们家。”

“什么，你想说什么？你一直问什么，你哪里不明白？”

“没什么，就是重复下你所说的。你去了，你拿了材料，你送去了编辑部。”

“对，我就路过了那么一下。这又没什么问题，先生！”

“那什么有问题？”

“这又没什么问题，这又没什么关系，不是说这个，这不是问题。”

“然而风衣呢？”

“什么风衣？”

“那个！门厅的那个，他们家门厅的那个风衣，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看到它！”阿里歇斯底里地吼道，“我没有看到，而且这也不是问题，我跟你说过了！”

这个学者天真无邪地、将信将疑地避开了他的眼神，避开了这个高个子愤怒的眼神。

“我路过那里的时候，”阿里继续着他的辩解，“我根本就没看到什么风衣。当然了，根本就不存在。我，我就拿了……我拿了文章就走了。我没必要待在那儿再看看！而且我也记不得了有没有，我根本记不得了！但是这并不是问题！”

“那么什么才是？什么才是问题呢？问题，你老是说，问题。你就是这么说的，你总是说问题。所以这里面一定有，有什么问题，不是吗……”

阿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这个学者也长时间地看着他，有些怀疑地、尴尬地、愧疚地看着他，然后他移开了眼神。阿里也长时间地看着他，愤怒地、充满怀疑地看着他，接着他也移开了眼神。沉默了好一段时间。

这个小孩子抬眼望向混沌的天空，又望向大地，慢下了脚步。

“也就是说这件大衣……”这个实在人叹气道。

阿里感觉到快了他几步，他的步子又大又快，他用力地、愤怒地踱着步子，沉重而局促。

“也就是说这件大衣……”这个实在人叹气道。

“什么大衣？”阿里转过身来，将双手伸向天空，似乎是为了伸展一下，很长时间，他长长的手臂像是要抓住天空，抓住什么，抓住所有。

“哎，风衣，大衣。大衣……”这个实在人重复道，“大衣！你读过那个疯子吗？那个大鼻子……”

“哪个疯子，哪个大鼻子？”

“哎，那个……那个大鼻子的审计员，那个疯子。一个疯子的报纸……魔鬼，那个大鼻子的怪物。尼古拉·瓦西列维奇的魔鬼，用他的大衣将我们所有人都包裹起来。”他时不时地嘟囔着，伴随着他缓慢的、疲惫的脚步，“大衣，对吧，大衣……”

阿里放任地苦笑了笑，也放慢了脚步。他不再迈那么大，那么匆忙的步子，因为身旁的矮子跟不上，当然他也不想跟上，只想按照自己缓慢的节奏来。阿里伸手穿过他那又黑又卷的头发，又有些不耐烦地揉了揉额头和太阳穴。

“哎，这些年来，迪娜应该想得到。可能她已经知道很多了，或者可能她不想去知道。当然了，婚姻就是婚姻。巴济尔不是个大猩猩，然而他也不是个天使。就像你爬上了梯子，你推它，你推翻了这个，推翻了那个，你还得在黑暗中继续使用它。而现在……最后一滴！对于她来说，或许恰恰是现在。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装满杯子的最后一滴水。看似无害，和其他的无异，然而突然间变红，像血一样红，然后改变了……这怎么说……对，石蕊试纸，石蕊试纸改变了颜色……”

他停了下来，对于这位学者那复杂的、小孩子般的头脑来说，这解释看起来还是不够的，还不足以清楚。他放弃了实在人的面具，坚持着他那天真的问题，天真而坚持不懈的怀疑。事实上，就好像他早就知道了所有人所告诉他的，可能他所知道的更多，然而他还是这样问着，像是念台词一样，因为他不信任他的朋友阿里，他不信任任何人，任何朋友，他只相信事实，对吧，只有事实。他是如何得到的呢？或是为了避免朋友阿里的不信任与怀疑，他保持着微妙的、实在的、隐姓埋名的作用，远离所有的、庸俗的、迷人的、让人把玩的琐事。

“这不过就是随便的某一滴水，先生！”这个教育者阿里有些受刺激地继续道，“平凡、普通、日常的水而已。不是血，先生，这可不是血。因为这些人也是，监视我们，监视所有人的人，他们也很是无聊，无聊、先生！没什么兴趣地工作着，混过每个月，就为了能领上薪水。做些报告，好看起来很忙，不然的话会裁减人员，他们也就会丢掉特权。工作起来漫无目的，毫无效率。不仅仅工厂和农田毫无效率，连这个机关……机关！也就是说，当然了，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最基层的机关部门！一样全都没有效率，还有那些所属部门也一样。依照条文规定享有最好的资源，当然了，然而工作完全是虚的，学者啊！相信我，全是虚的。你想想……柜子里都装满了档案材料。报告，信息记录，一堆一堆的，所以呢？没用！完全没有用，孩子啊……都无法付诸实践，付诸工作之中，而且还一直在准备、收集、审查，不断地在增加。已经不是那个格鲁吉亚小胡子的时代了……消费天堂一直在重复的口号也毫无作用，那些关于乌托邦以及恐怖的口号。什么乌托邦，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以及那个什么，实用主义，找到出路了吗？你看看他们就知道，什么叫缺少乌托邦，你再看看我们，什么叫缺少一切，当然包括乌托邦。然而在夜晚还逮捕成百上千的人……虽然物质动机方面还在准备着，当然了，机器还得运转，只要它还存在，它就得运转起来。全都是虚的！整个柜子，整个房间，档案、档案，全都是没有落实的档案。对于这些，工作效率是最低的，你要知道，最低效率的，孩子啊。”

阿里有些累了，好像没有耐心再重复哪怕一次，对这些事情他早已清楚，当然了，当然了。

“这样就……滴入杯子的最后一滴水，早已满了的杯子，这可不是血，是和其他所有相比都无异的一滴，已经无法吓到可怜的迪娜。这并非恐惧，也不是意识的问题。这不是恐怖，也不是歇斯底里的目的，相信我，不是的。无非就是每天的工作，无聊与乏味，你是怎么说的来着，魔鬼……当然了，你尽可以用无聊乏味去消灭它，它会因为无聊而自我毁灭。一个乏善可陈的社会，学者啊！巨大的无聊与乏味，正如你常说的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小魔鬼，它吞噬了一切，一切都分崩离析，而最终它也吞噬了自己。不，不可以打它、对抗它、蔑视它，因为它会动员力量摧毁你。而一旦你接受了它，你便能逐渐地消灭它，任其自我毁灭。没有明显的事实，因为这就是规则：乏善可陈，这就是我们的泥潭。乏善可陈，当然了，你说得有道理。”

这位朋友阿里确实有些恼怒了，就好像被迫重复了这么多庸俗的话语，就连个小孩子，对吧，都能看到、感受到、理解到，这很正常。

公园就在附近，夜幕降临了。清澈而寒冷的夜晚，安静而空旷的公园。

阿里如获新生，重新开始了他的话语，他重新找回了平静，更为耐心地解释、指导。

亚历山德鲁一世·斯托扬，恰好回到了这迷惑点上，而这次，他保持着一种奇怪的距离。就好像从未提起过刚刚那些说到的熟人，就像是在描述那些小报上的八卦丑闻。看起来，他似乎太了解这些奇怪事，这些事也丝毫无法影响到他，不，完全不会。好像他早已习惯了这些，就像在给一个小孩子讲……他毫无察觉，却是身边最为简单的现象与原理。

正经的声音，老师授课般的声音，一步一步地渐渐符合了这个一知半解之人的逻辑。关于那些定期被召集在一起的人，他们的会面与对话，以及关于他们进行会面的地点。

听他讲话的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夸张的专注。他听着，或是没听，好像在接收着别的什么声音，难以察觉在哪里，风沙沙作响的声音，来自地下的喘息声，断断续续的命令声，或是害怕的呻吟声，不知何处，或远或近，在周围，或者仅仅漂流在幻想之中，让他重新找回了他的游戏，藏身之处，还有那些刺激的事。

没有一个正式的地方，当然了……何人、何地、何时，继续着他的声音。报告不用在办公室里展示了，流程已经变了，虽然这会面组织和指挥的人，当然了，还是正式的，哦，还……声音渐渐增强，能靠音色辨别出是谁……非正式的地方，然而正式的人员，正式而不合法的任务，哦，完全不合法，哦，不是关于……越发清晰的声音显得麻木迟钝，对，对，很独特、熟悉的声音，对吧，对，对。

公寓？一对钥匙？经过了房主的同意，当然了，虽然，尽管，唉，永远都无法知道，事情变得过于复杂，当然了，当然了。

“他们是怎么有的钥匙呢？”费利恰惊恐地问道，在睡觉之前，温柔的丈夫像是在给她讲小孩子的睡前故事，“也就是说瓦西里允许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有钥匙，而且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家里没人，或者，或者……然而怎么……以及为什么，大衣怎么，大衣，我想说风衣，你完全把我搞糊涂了。也就是说，和我们的拜访没有关系？落在那里很久了，但是，但是……但是她没有发现？或者是第二天才出现在那里的，在我们拜访之后？也就是说她明白了，或者，或者恰好她没有明白？以及那些，那些，什么样的会面，对话，我想说，以及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用正经的地方来做审讯，也就是会面，我想说，和这些人的会面，情报人员或者该怎么称呼他们，他们的人，对吧，他们是公职人员。什么叫不是，怎么就不是他们的人，什么意思，不是他们的人？强迫的，什么叫强迫的，怎么痛苦，什么意思，痛苦的人们？也就是说你，你已经接受了……不，我不是在说阿里以及他的理论，也不是瓦西里，不，也不是他们的老婆，不，不……你，你已经接受了……你已经接受了去……为什么是外人的公寓，什么意思？家庭的气氛，家里的环境，怎么，不，这个我不明白，家里的环境，什么样，什么样的倾向，什么唠叨，什么叫随便唠叨唠叨，隐私气氛的感觉？怎么隐私，怎么……怎么提高效率，你怎么能说这种……怎么隐私，什么隐私？”

这样的故事显然不符合睡前的夜晚。过于激动不安，问题的狂热没有休止。直到最后，讲故事的人，听的人都无法逃避开来，过了很长时间，这个话题的紧张，无论如何，都充满了每天的担忧与恐惧，已无法再增加，他们要避免如此恐怖而神秘的故事。

因此，这一对决定不再提了，不再提起这个话题。忘记这所有发生的，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另外一对，斯托扬夫妇，好像没有谈论起该如何解开其中的奥秘。他们更为聪明，没有更多的疑惑。或者可能已经厌烦了，这毫不神秘的奥秘，或者简单地说，他们更为小心谨慎，避免给白天黑夜增添负担，尤其是夜晚，关于这些无解的问题。

然而过了几个月以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妻子焦躁不安地回到家，应该并不是因为在买香肠的队伍里排了好几个小时，外面又冷又黑，毕竟这很常见。

她焦躁到说不出话来，她不断地擦拭着眼镜，一次又一次，好像这眼镜很不寻常。

男人正在校对着文章的手稿，第二天就要登在报纸上。他非常的专注，因为上面有打来电话，多少有些授意。

他抬起了他那非洲人般的脑袋，有些愠怒地看着妻子。他看着她，等着。女人整了整自己的短发，从她的眼镜片后面，一道绿色的、锋利的眼神严厉地盯着他。

“你为什么没和我说？”

“什么？”

“你知道……我有感觉到发生了什么，很早以前我就有察觉。我察觉到了，但我没有问。谁也不知道，我在想，或许是我的错觉……我感觉到发生了什么，关于那个故事，总是经常在发生着什么。我等着你跟我说，让我也明白到底是关于什么的。”

“什么？你在说什么？又发生了什么事？”

“又发生了什么事？你听着，又发生了什么事……就好像他不在这世界上一样，可怜虫。你，就是你，你什么都知道，全都知道，比别人都先知道。”

“我知道什么，你在说什么？”

“浪漫的年轻女人，对吧？那个杀死了她的父亲的，那位老人因为严重的心脏病而死，而他那可爱的小宝贝儿却跟一个流浪汉跑了，二流子，捡破烂儿的，然而后来小人得志了，或者说是小人得势了。尊贵的夫人，对吧？昂贵的房子，昂贵的衣服，难开的金口，俨然一座雕像，对吧？我看到她了！我遇见她了！今天晚上，在街上。这样我就明白了，接下来你要给我解释清楚。这可是个不小的冲击，我缓不过来了。我要清楚的解释，清楚，你明白吗？清楚，清清楚楚！”

她吼叫道，丈夫知道，或许在危机过后，她会痛哭，谁知道呢。他把那一摞纸放在一边。

“首先，你得先弄清楚，跟我讲清楚你在说什么。到现在我还什么都不明白。你冷静些，来说说你想说什么，发生了什么？”

“你把我当傻子吗？还是你觉得我疯了？我遇见她了，你听着，我遇见她了！两个小时前在街上我看见她了。我停了下来，你要是想知道。我恰好跟她聊了聊，不过是普通的聊天……完全平常的聊天。你知道她跟我讲了什么？”

丈夫卸下了他那漠不关心的面具。乏味？平静？不，完全不，他有些不耐烦，很是惊恐、焦躁不安，可能无法准确地去描述他的内心。

“你知道这位尊贵的夫人都讲了什么吗？在布加勒斯特人人皆知的事情，上到老人下到小孩子，当兵的，开车的都听过。消失的死人的事情。也就是说，那个死了的女人。你肯定都已经听了20遍以上了，肯定的。”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也没听说过什么死了的女人。你看我消息也并不是那么灵通……”他顺从地低声地嘟囔道。

“可怜虫……就好像还有人相信你似的！就好像还有人相信你说的某个词似的，连你说的逗号都不会相信……然而关于最新的规定，只能在去世的地方埋葬逝者，关于这个你听说了吗？”

丈夫保持着沉默，怎么能看出他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人是在哪里死的，就得埋葬在哪里！好，好……这个可怜虫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得给他讲讲最近都发生了什么事，好，好……所以你不知道那个死了的女人的事情？每家每户，所有办公室，学校，所有地方，一天能讨论个上百遍，然而他，这个可怜虫，却什么都不知道！一个老农妇……在这儿死了，在布加勒斯特，不是在她的农村老家，向她所希望的那样，死在她住了一辈子的家里，死在她老头儿的身旁。她来看望她的其中一个儿子，就在这里，在布加勒斯特。那么儿子呢？儿子想将她送回去，送回农村，毕竟全家人都在那里。在他们的村子，儿子想将她埋葬在那里。然而，禁止！不允许，尸体也不行，尸体装进棺材也不行。禁止，我们都知道这是谁颁布的。连这都不允许，你想怎么死，想在哪死都不行，你想在哪腐烂掉都不行，你太知道这是谁规定的了。”

“你最好……伊万娜，你最好冷静下，你控制下自己，不要再胡说……”

“胡说？难道在我自己家，我也要害怕得要死吗，对吗？所以呢……那又怎么样……他们知道我说了什么又能怎么样，隔墙有耳又能怎么样，反正我不管了，我不管了！儿子把他母亲的尸体裹在地毯里！那种大的，又长又厚的一卷，然后把它放进了车里，把地毯运回了老家。这样好把老人埋葬在她应该埋葬的地方。儿子叫了个同事和他一起，他们出发了。漫长的路程，一直要到国家的另一头。他们在路上停车，吃饭睡觉，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地毯被人给偷了！有人从车里把地毯给偷走了！一张巨大的、漂亮的地毯，还有里面的尸体一并被偷走了，这就是……谁也不知道……这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所有人都在不断地谈论起。以及……还有……高贵的夫人！不过是普通的聊天……完全平常的聊天。一切都很平常，十分的正常。同样简短的话语，深思熟虑过的、炫耀的，就像是在舞台上背诵的。同样保持着距离……那种极为礼貌的、虚伪的冷淡，使你蒙羞并激怒你。同样的、同样的，正如我们所了解她的样子。然而她却以一种学术的、生硬的语调翻译着这个事情。从她的嘴里，这个事情！如此之高的调性……从她那娇气的小嘴里说出。”

丈夫低下了目光，他那乌黑而沉重的目光盯着地毯中央的花朵。

伊万娜从房间的一头踱步走向另一头，她停了下来，看着丈夫，等着再次进行攻击。

“一切都显得很完美。她涂了口红，一贯如此，异乎寻常的精致、尊贵、虚伪，正如我们所了解她的样子。看不出任何的变化，只有那件风衣……仅此而已。昂贵的鞋子，完美无瑕的发型，新做过的指甲。就连那根可怕的手指，那个指甲也做过了。发型，指甲，中国丝绸的围巾。涂了口红……嘴唇，睫毛，眉毛……刷了睫毛膏，修过的眉毛。完美的面具，纳芙蒂蒂[5]王后。她那姿态，面具，完美的话语，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只有风衣……长长的男式风衣。风衣！像是个大口袋挂在她身上。”

阿里看着地毯，伊万娜踱着步，有些焦躁不安，她停了下来，恼怒地、怀疑地看着丈夫，不时地怀疑，她所聚集的愤怒似乎马上就要爆发了。

“风衣！你知道他们穿什么样的风衣吗？或许你不知道……他们穿同样款式的。两个人一样的，同样款式的！最便宜的那款，所有商店都有卖，然而没什么人会买。那种又长又大，褪色了的风衣。是一种粗帆布，不知道之前是什么颜色的。风的颜色，雾的颜色，没有色彩的，我们乏味的颜色。又长，又大，男式的。没有剪裁，没有样式，没有颜色。一样的，你听着！两个人，一样的风衣。就好像他们是从疯人院里一起逃出来的，或是以前的集中营，或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或是马戏团。同样的风衣，你听着，一模一样的！我搞错了吗？什么都不知道？我有幻觉了，我疯了吗？噩梦、幻觉，当然了，我精疲力竭了，我犯癔症了，对吧？对吧？对吧……你说，这无缘无故的精神错乱，到底是由何而来。因为麻木，因为懦弱，因为疲劳以及妥协。平常，异乎寻常的平常，像是植物人一般，病态的，令人喘不上气来，这种平常令我们窒息？对，无缘无故，从我们所适应的，这个温热的泥潭中而来？对，无缘无故，在嬉笑怒骂中，在流言蜚语中，在高谈阔论中？”

似乎有一道蛇的影子，又细又长，捉摸不见，似乎嗖嗖作响，然而又什么都听不见。女人深吸了一口气，并停了下来。声音渐渐地弱了下来，一种虚弱和窒息的感觉。

“现在你明白了，现在我也该明白了，我想。”

男人沉默不语，脸色铁青，或许变得更黑了。女人看着他，等着。她那双小眼睛，发绿的眼睛，厚重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还有苍白的脸庞更白了，短短的头发，每一次不安地转头都颤抖着。

“你当然知道了，她和谁在一起……或许你也得给我解释解释这个。”

男人自然地再次凝视着地毯上的红点。

“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你也知道。所以一切都有解释……当然了，这个你也知道。然而你什么都没有跟我说过。我整个人都瘫痪了，差点儿在人群中摔倒。瘫痪，我当时就是这样，你要知道。我先是见到了她，谁也不知道……是她，不是她，我没太看清楚。之后，就是正常的聊天，总是那些小事，她那冰冷的话语。冷淡的攀谈，她那宫廷般的举止，说些这个，说些那个……不过是些每天的小事……日常发生的事情，被偷的地毯，藏在里面的尸体……似乎一切都很平常，似乎她的那种话语，很适合这个故事，似乎她对这种所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并且总是在重复说这件事情。我尝试着，不去看她那件又长又大的风衣，看不出她的纤细与苗条，我们所知道她的样子。而这时在街角的烟店，出现了……那个研究员！那个学者！一开始我还没明白，我还准备跟他打招呼，准备喊他。谁知道呢，或许他没看到我……然而事实上，这个学者很平静，径直地向我们走来。他走近了，他问我，哎，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最近怎么样！这就是他问我的，最近怎么样！这个实在人就是这么问我的。他们没说一句话，我很是意外，都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清楚。”

伊万娜·斯托扬无法再控制自己，她跑向厨房，听见了一阵嘈杂的声音，椅子摔倒的声音，餐具磕碰的声音，然后感觉她又跑向了浴室，她在浴室待了很长时间。最终，她重新出现了，右手擦着额头，左手拿着一杯水。她喝了一大口，喝光了杯中的水，手里攥着这个空杯子。

“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其实是……一起的。他去了烟店买烟，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独自一人，冷漠地站在人行道上。这一幅奇怪的景象……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亚历山德鲁一世·斯托扬沉默不语。他不再看地毯了，他没再看任何地方。

“所以他很正式地问了我，问我最近怎么样。然后，他轻轻地挽住了她的手臂。跟我说了再见，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对于短短的一天而言，我所经历的未免也太多了！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的拥挤、嘈杂、寒冷与痛苦，我终于出来了，头晕眼花，手里终于成功地提着那袋令人作呕的香肠。就遇到了她，然后很快……这个火星人便降临在那里，在我们中间。他们就好像是亲戚，或者夫妻、情人、传教士，或者像是从一个牢房里逃出来的，从同一个医院或者同一个可怕的剧团里逃出来的。他，在那里，在我们中间……这个小孩子！这个学者！这个研究员！有一种串通好的，共犯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总之很是奇怪。我非常吃惊，完全不知所措。还有那两件风衣！一样的、一样的……我疯了。就好像他们来自外星系，恰好朝着……不知道，没法知道，我不知道。”

亚历山德鲁一世·斯托扬沉默不语。他什么也不看，什么也看不见，然而他就听着，或许他全都听到了，他听清了每一个词，即便如此，他也闭口不言、缄默不语。

“一场噩梦！然后，我在公交车站等了一个小时。上百个拎着袋子的人，疲惫不堪，不耐烦，冷漠，都快死了。我被挤上了公交车，人潮把我推了上去，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在公交车上醒了过来，快要被所有满身臭汗的躯体给挤扁了。真是一场噩梦。我动弹不得，瘫痪般地摇摆着，随着那些沉重而疲惫地身躯，在每个转弯处都摇摆着。然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什么也都记不得，什么都感觉不到。而事实上，我还停留在原地，在人行道上，在商店的对面，在两个火星人中间。我只能看到他们俩，我无法醒来……无法从噩梦中醒来。”

“嗯……”亚历山德鲁一世·斯托扬，经过了新一轮长时间的沉默，似乎低语道。

“还有……以及……风衣？怎么，怎么……那件风衣是怎么回事？”伊万娜·斯托扬如获新生，爆发地说道。

“呃……有人落在她家了。你看……有可能……有可能就不见了。当然了，有可能不见了，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样子。总之就是这样，出乎人意料之外，就是……这样。你看……同样的某人，或者其他人，或者……呃，有可能不见了，有可能再找到。”

“什么，什么某人其他人，什么……不，不，你说得太多了！太多了，天哪，太多了！为什么，要是都不见了……为什么还不，丢的人怎么还不回来找，那么怎么能……不，你说得太多了！”

“嗯……她想要离开，然而危机来了。这位病人，我想说，断裂。风衣……正如你所见。不会再有人来找了，已经成了别的事情。拟人化、人格化的，是这么说的。”

“是怎么说的？谁说的，什么拟人、拟人化，什么人格，你看你在这儿含糊其词，什么意思，探讨理论，我们在探讨理论吗？拟人化、人格化，这是问题的所在吗？也就是说，你也疯了，我也疯了，都疯了，我们都疯了，是这样吗？也就是说，还有……还有，以及……还有那个男孩儿……那位丈夫，我想说？这个机灵的小子干什么？或者他什么也不知道……当然了，丈夫们总是最后才知道的。”

“不，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个可怜的人他知道，他都跟我讲了。而另一个……这个你口中的研究员，对所发生的事情，他显得很受触动。”

“受触动？”女疯子对着男疯子吼道，“触动，这是什么话？对于瓦西里同志的不幸而触动，你是想这么说吗？谁在胡说，谁，是谁，我，你，所有人，是谁？也就是说，所有人，所有人，你是想这么说吗？”

这个女疯子踮着脚后跟，飞快地转过身来，有些忍无可忍，怒火中烧，接着突然停了下来，她盯着他，眼中泛着绿光，闪烁着磷光，充斥着怀疑、恶毒，看着这个愣住的男疯子，他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

“任何人，任何事，这就是你的解释吗？任何人可以做任何事，可以任其所想，无论何时，面对任何人，这就是规则吗？是谁？这个你常说的小孩子？是谁？这个出色的中学生，优秀的大学生，在中学的时候看同学瓦西里就跟看熊孩子一样？这个小宝贝儿13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兰波和马克思，而另外那个还在大街上和小屁孩儿们拍球玩？还有，还有数学、物理，各种学位？危机、衰落？还有奇怪的书籍，短暂而被边缘化的成功？被边缘化，是这样的，他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被其他人所边缘化，他视身边的虚伪为粪土，也正是这个原因他被孤立至边缘，直到这个比赛全都慢了下来……也就是说，突然，他被这痛苦所触动，被这其中的过错，奥秘，小猪崽子们的泥潭所触动？被那些新贵死命追求的势利所触动，而对待其余的人，那些失败者，那些边缘的人，当他们出现在自己餐桌上的时候，这些新贵为了照顾到他们，会竭尽所能地表现出他们也是普通人，穷人，有礼貌，好客的人，受过教育，小猪崽子们，有教养，也能够敞开心扉地开玩笑，根本看不出他们服侍那群魔鬼，那谄媚的样子，随时都能说出那些肮脏的谎言，背叛、野蛮的话语，还有，以及，还有……被这些所触动吗？也就是说，任何事，任何人，全都一样，全都无可救药了，这就是你藏身的理论吗？或许你能脱身，或许无法辨别出任何事，任何人？”

“我说的是，他被所发生的事情所触动，不是被巴济尔所触动，我是这么说的。但是你已经听不进去了，你整个人都混乱了。”

“是的，恰恰是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我也是这么说的，只有丈夫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亚历山德鲁一世·斯托扬温和地重复道，“她像是病了，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些事情……这些病。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她有时像是病了，有时又显得正常……复杂的事情。永远都不知道，这些是特殊的病。日日夜夜，这引起了他的兴趣，而后便开始和他聊天。先是打电话，然后他们见了面。他们定期会面，这样好一些，这样的会面让他们感到好一些。你能怎么办呢，没人知道……她回来时很平静，巴济尔是这么跟我说的。她回家时很平静，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么他，他……这个小东西……这个小孩子……他为什么？他怎么了？只是他都受不了她……总是用最可怕的话语来形容她，受不了看到她。突然，哐啷，他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激动不安？就是一种很文雅的姿态，仅此而已。当然了，还有耐心。不会太有兴致的，你能够想象得到。这样的散步会浪费他很多时间，他很清楚也很注意，要知道……很令人钦佩的姿态。”

“哎，我都要疯了！注意，耐心，令人钦佩的姿态！你是觉得我傻了还是觉得我疯了。我跟你说，你是觉得我蠢还是我在胡闹……这也就是你为什么不给我讲到底怎么回事。令人钦佩的姿态，你听着……还有别的，有别的……总之最下面，还有别的，肯定还有别的。我怎么就没看到这只小老鼠，出于仁慈而离开了它的笼子和书籍，好为了和她散步……像是个应召女郎。还有风衣，其实是一对风衣？这又是什么闹剧，什么幽灵的喜剧吗？不，不，有别的，还有别的！有别的，肯定还有别的！”伊万娜·斯托扬面色苍白，胡乱地叫喊道。

“还有别的，在最下面！在所有事情的最下面，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所显示出来的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甚至是自己的丈夫，什么都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就任何事！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事？你说啊，来，你回答啊。仁慈，你听着！研究……这是最好的情况！研究课题！就是这样的，当然了。尝试，对吧……研究、研习，看看哪个词能让你相信。研习，对吧，研究？最多，最好的解释！他受不了她！我很确定这一点。”伊万娜·斯托扬吼道，她举起双手，为了防卫来自她的丈夫，亚历山德鲁一世·斯托扬任何的辩驳。

她无须喘息的间歇，是的，任何打断都是不可忍受的，已无法避免地爆发。

“他受不了她，他从来都受不了她！就连现在他也受不了她，我确定，我很确定。穿一样的风衣有什么好处！或者，可能是他让她穿和他一样的风衣？假装冒充，对吧，试验尝试的前提？学习与研究的条件，这就是这个实在人，这个伪君子在寻找的吗！他想要取笑谁？我吗？是谁，或许……是我们所有人。他自己吗？想要证明什么？任何时候，任何人，所有人，这样？这接下来是什么呢？不知道……他要是不把所有事都摆在明面上，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不惊讶，不，不，我可不惊讶，当然了。他好去观察、去研究，对吧，更深层的样子。样子，你听着……那对风衣，样子。这个研究员的犬儒主义，仅此而已！最多！最多，我说，还有别的，谁知道，还有别的，肯定还有别的……”

确实，还有很多的猜想。这两个人争论着关于他们的事，从小一起长大的老同学，战争的一代。不仅仅是战争的一代，得找个别的词，对于他们的过去与现在，更适合的词。

是的，他们也同样交替争论着，在他们每周很长时间的散步之时。在漠然、模糊的天空下，他们热烈地，满含激情地讨论着。总是提出新的前提，新的事情。似乎这激励了这位生病的女人，使得她心情平复。她也会热烈地参与辩论，关于他们的生活，父母的，熟人的生活，他们所有能记起的，遇到的那些火星人的生活。

最终，她感到了自由，感到了解放。一种触摸不到的、宇宙的、完全的可靠。平静的、尖细的嗓音，不知名的、幸福的、陌生的笑声。

尖细的时间，或许是闪亮的、病态的，它在讽刺般地大笑着。讽刺的、幸福的、破碎的笑声，满是黑色的碎片。缺失的时间突然变得响亮、尖细、破碎。厚道的、闪亮的、年迈的笑声。

[1] 英语：“惊喜”。

[2] 英语：“柠檬”。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成员，约翰·列侬的绰号。

[3] 德语：“小姐”。

[4] 德语：“各得其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正门上的铸铁标示。

[5] 埃及史上最重要的王后之一，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版权信息

书名：黑信封

作者：【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

译者：邹亚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1-01

ISBN：978-7-5133-4208-7

目录
CONTENTS

黑信封

诺曼·马内阿，罗马尼亚最受推崇的小说家与小品文作家之一，任美国巴德学院欧洲文学专业教师，同时为驻校作家。自1966年开始在米伦·拉杜·帕拉斯基韦斯库的杂志《言语的故事》中发表作品起，直到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在此期间共出版了10部作品（5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散文集、2部随笔集）。1979年，马内阿获得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奖，后获作家联盟奖（1984年获奖，后被社会主义文化与教育委员会取消）。

1986年后，诺曼·马内阿的作品被译为20多种语言，广受褒奖，在美国出版的作品被《纽约时报书评》评选为“最重要的出版作品”。1992年，马内阿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并获得著名的麦克阿瑟“天才奖”（该奖被称作“美国版诺贝尔奖”）；1993年，纽约公立图书馆为他颁发图书馆“文学大师”荣誉奖；2002年，马内阿获得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凭借《归来》（Întoarcerea huliganului）获法国美第奇外国小说奖，同年，因在文化领域杰出的统领地位，他被罗马尼亚总统授予文化功勋，并当选为柏林艺术学院和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评审团成员。2010年，法国政府授予他“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11年，诺曼·马内阿获得内莉·萨克斯文学奖并受邀成为英国皇家文学会荣誉会员。

由罗马尼亚Polirom出版社出版的马内阿作品有：《归来》（2003年第1版，2006年、2008年、2011年第2版），《信封与肖像画》（Plicuri portrete，2004年第1版、2014年第2版），《法定幸福》（Fericirea obligatorie，2005年、2011年第2版）《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Despre Clovni: Dictatorul Artistul，2005年第1版、2013年第2版），《傻瓜奥古斯都的学徒生活》（Anii de ucenicie ai lui August Prostul，2005年第2版、2010年第3版），《黑信封》（Plicul negru,2007年、2010年第5版），《逃亡者的抽屉：里昂·沃洛维奇谈话录》（Sertarele exilului. Dialog cu Leon Volovici，2008年），《分离之前：索尔·贝娄访谈录》（Înaintea . Convorbire cu Saul Bellow，2008年），《与石头的谈话》（Vorbind pietrei，2008年），《中庭》（Atrium，2008年第2版），《一幅自画像的变体》（Variante la un autoportret，2008年），《巢》（Vizuina，2009年第1版、2010年第2版），《东方信使：爱德华·坎特里按访谈录》（Curierul de Est. Dialog cu Edward Kanterian，2010），《流亡的话语》（Cuvinte din exil，与汉尼斯·施泰因合著，2011年），《囚徒》（Captivi，2011年第2版），《儿子的书》（Cartea fiului，2012年第2版），《日子与游戏》（Zilele Jocul，2012年第2版），《黑牛奶》（Laptele negru，2012年第2版）以及《在边缘》（Pe contur，2014年第2版）。

2012年，罗马尼亚作家协会授予马内阿国家文学奖。2013年，作家协会向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马内阿，2014年，协会再次提名。

真理在破碎的密码文字中幸存下来，只因为那些仍然执拗地相信真理的人。

——诺曼·马内阿

全书由邹亚译自英文。

黑信封

春天的早晨。一个长满可爱鬈发的脑袋从报刊亭的窗子里探出来，小小的黑眼睛，深红色的嘴唇，粉色的脸颊闪闪发光。

“别急，报纸已经到了，一会儿就好。”

围挤在四周的男人们一阵骚动。

姑娘把头缩进报亭，开始整理成垛的报纸。人行道即刻变得拥挤起来。路人行色匆匆，左顾右盼，目光中流露出些许无奈——一群又一群忙碌的人们。等着买报纸的队伍越排越长。

“《火焰报》卖完了，”女高音宣布说，“这是最后一份《罗马尼亚自由报》。你可以买《集邮者》和《渔民报》，它们可是真正的陈年佳酿。《谜语》？噢，我这儿没有。明天来看看吧！”

一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子男人腋下夹着一摞最新的报纸，走到路边的灯柱旁，开始翻阅手中的报纸。

“报纸上能有什么内容？”说话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妪，此刻她正倚在一只垃圾桶上。她的抱怨还在继续：“报纸——排长队就是为了买报纸，你能相信吗？这些孩子太傻了，他们以为能从报纸里找到些什么。先生，我告诉你，报纸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在我看来，这等于是把钱扔进了下水道里。”

然而，那个须发皆白、梳洗齐整的高个子男人并没有听见老妪的这一番唠叨，他也没有听见高跟鞋落在沥青路面上发出的咯咯声。他没有看见飘舞在春风里彩虹般的裙裾，也没有看见金色长筒袜从身边掠过时瞬间的光芒。这位绅士翻动着报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周围的一切对他而言都不复存在。

“人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很健忘，”老妪并没有停止抱怨，“我们拥有这个可爱的国家，拥有这种天堂般的气候。但是，光有大自然还不行，你们这群废物！真正起作用的是人，是有头脑的人。难怪我们现在一切都一团糟。瞧瞧那些人，他们连刚刚过去的冬天都忘了。他们把冬天的残酷统统抛到脑后。他们甚至不在乎——他们连女人都不屑一顾。先生，我告诉你，人们实在是太健忘了。”

男人充耳不闻。老妪倍感失望，挪开步子，朝一边走去，那里，一个满脸皱褶的老头正不断挥舞着手中的空购物袋。

“说得太好了，太好了！”驼背老头嘟囔着，“我家老太婆就是这个冬天死的，我眼睁睁看着她断气。因为他们不给我们提供暖气。我们整个冬天都生活在冰窖里，连一滴热水也没有。老太婆有心脏病，寒冷的天气让她丢了性命。没错，先生，人们是多么健忘啊！他们甚至都不抱怨一声。”老人扭头朝着高个子男人的方向滔滔不绝起来，那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依旧靠着灯柱，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面前的报纸。“瞧瞧他们！脑袋像筛子。无论你对他们做些什么，他们统统都会忘记。只要给他们一点好处——晴朗的一天、一块椒盐饼——没错，只要你给他们一块椒盐饼，一点儿阳光，他们就会忘记。人们就是这个样子。”

那个长相体面的男人似乎并没有感觉到陌生人的怨气是冲着他来的，也许，他根本不在听。他收拾好那摞报纸，身体离开了灯柱。

他甩开豆茎般细长的双腿，步子虽说迈得很大，但速度不快，因为他有些体力不支。

没错，这是一条幸福的街巷。风景如画的布加勒斯特，姑娘般活泼轻快——像昔日的小巴黎。要是周围没有贫困，没有挣扎的喘息，没有这个丑陋、做作的繁华该有多好啊！幸福的春天。幸福、健忘的人们，还有幸福的报纸。乐观的，说教的，给人们展现一个未来，一个无比灿烂的未来，只是不知道有谁可以亲身体验到这种未来。

餐桌。面包，牛奶。浆洗过的白色桌布。天刚破晓，他必须起床去弄些面包和牛奶。两杯热饮咝咝地冒着热气。牛奶替代了咖啡——替代，因为真正的咖啡难得一见。不管怎样，老年本身也是一种替代。我们的国家已经老龄化了。几片发硬的黑面包，上面涂了薄薄的一层李子酱。但是，桌上的餐具——调羹、刀叉、盘子——还像新的。每一件物品都是那么整洁、光亮。窗户敞开着，灵丹妙药、蛇毒、幻觉，都进来吧。春天，春天！

加夫通夫人快速翻阅着面前的报纸。她戴上眼镜，啜了一口牛奶，扫视了一下标题页，她放弃了。其实，只有到了晚上，等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她才会有时间看报纸。她把那摞报纸朝坐在餐桌另一头的丈夫那儿推过去。

“至少，现在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如果只有冬天，或者只有夏天，那该怎么办？重要的是和谐。当然，我们这里就很和谐。我们真是幸运！”

她丈夫长时间地盯着她看。

“是的。实际上，刚刚有人说过这话，就在报纸上。春天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礼物！虽说不再年轻，但也是一种重生，不是吗？一种真正的刺激。”

他的夫人摘下眼镜，放在那摞报纸上。她低下头，看着桌上的杯子。沉默了片刻之后，她开始低语。没错，是低语。

“你还记得弗朗茨·约瑟夫是什么时候死的吗？”

“什么？你又听说了些什么？”

“没有，我只是随便说说。我把一些事情搞混了。咳，你过去常说，他还算是一个宽容的皇帝。”

丈夫微微一笑。他对夫人早餐时分的夸张表现已经十分熟悉了。

加夫通夫人不仅温柔体贴，而且对丈夫的工作也非常支持。她从不过问他的工作，因为她清楚，在他动身去图书馆之前，任何问题都只会徒增他的烦恼。然而，加夫通先生晚间归家时总免不了谈及自己的研究内容。

虽说如此，加夫通夫人在早饭桌上还是会东拉西扯、旁敲侧击，她想让夫君知道，他的研究也让她着迷。

“实际上，我在想：恺撒、尼禄，什么时候……我的意思是，他们是什么时候……还有佛朗哥，或萨拉查、墨索里尼，我知道。他死的时候是春天，对吗？元首也是如此。他放火烧死了自己，那也是在春天。但是，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就是那个乔治王朝时期的，他死在3月份。关于这一点，我不可能忘记。那是因为春天的围困吗？或者，像旋风一样势不可挡。”

丈夫把自己的金丝边眼镜放在杯子旁边，然后伸手去拿报纸。夫人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花白的头发紧贴在脑后。

“对，你说得对，是春天的围困。变化带来的毁灭。这是无法确定、无法阻止的。我把今天报纸上的一个小故事读给你听听吧，看看你们还会不会说，我们这里平安无事。”

他把桌布的一角抹平。夫人站起身，手里拿着装面包的篮子。他看着她。一天中宁静的时刻。早饭给了他力量。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平静的交谈之后又将是奔波推搡，消息、借书证、给当局的信，然后是更多的消息，等等。

“听着，‘我们将要在这里简要阐述的事实似乎是来自一部关于三K党或是关于一群搞政治迫害的人的电影。在邻里街坊中搞政治迫害。’听我读啊，难道你不想听吗？”

女人忙着把桌上的碗碟往水池里放。她慢慢地挪着步子，左腿一瘸一拐，身子向一边倾斜，有些心不在焉。但是，她很快又回到桌边，坐了下来，两只白皙的胖手温顺地放在洁白的桌布上。

“就这样，他们闯入了那个女人的公寓。接下来会怎样？你猜猜看。他们放了一把火。你能想象得出来吗？因为那个女人喜欢动物，你在听吗？因为她养了小猫或者小狗，咳，谁知道她究竟在家里养了些什么。我们来看看他们这样做的借口，以及他们采取的措施。那个女人的名字和地址……你看不出吗？那个自称是地方委员会成员的什么先生，跟那些家伙，以及街区的其他住户狼狈为奸。你能看出这里面的联系，不是吗？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吗？”

他的夫人看着他，一脸的严肃。加夫通先生总是喜欢把日常发生的事情跟他自己在图书馆里进行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对此，他的夫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她知道，她的夫君习惯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进40年前发生的事件中。但是，今天，他的声音中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似乎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时刻，一次决定性的最终测试，而这个测试却完全超越了她的理解能力。尽管如此，她还是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激动——一场出乎意料的胜利，是的，一种恐惧。一种长期压抑的恐惧不仅证实了他自己的期待，可以说，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生命。

一个小时后，马太·加夫通先生在向图书管理员借阅比平时更多的书，而且，不知什么原因，他呆呆地站在那里，过了很久，他才伸手去拿面前的书。尽管这样，他还是仔细地检查了一番——1941年4月7日966号法令：决定对于重大的叛国和间谍罪行实施更为严厉的惩罚；普伦叶涅和拉谢拉：《法国的法西斯主义》；扬·安东内斯库将军：《国民军团式国家的基础》，1940年9~10月出版；卢克雷丘·珀特勒什卡努：《三个独裁者的统治时期》，再版，布加勒斯特1970年；《对格拉齐亚尼的审判》，罗马，1948~1950年；1941年4月7日966号法令：禁止政府公务员与外国人或犹太人通婚；《纳粹的阴谋与入侵》，华盛顿，1946年……这些书他已经很熟悉了，但他再也无法从中得到任何满足。流行病四处蔓延，那种困惑——希望如此渺茫，充斥着欺诈，直到那个看不见的捕鼠器“啪”的一声关紧了，一切都为时已晚，无法补救。昨日，疾病还停留在隔壁邻居的门口，或者是邻居的邻居家里；今日，它已经登堂入室，补救已经来不及了。罪恶之根源不仅仅隐藏在刽子手的心底，而且扎根于每一个囚犯的心中。猎人和牺牲品，纵火，一种私刑，什么样的借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猎物。

解释这个问题实在是太简单了，真的，非常简单。都是春天惹的祸？春天，像40年前的那个春天？每时每刻都要警惕陷阱和圈套，久而久之，身心倍感疲惫，迟到的遭遇已经超出了自身的驾驭能力。托词——有谁愿意相信？——竟然是小猫！

“你要走了吗？”柜台后面的那位金发女郎一脸的茫然。

他耸耸肩，感觉很是内疚。

他沿着大街漫步。春天。话语。话语构成的春天。三硝基甲苯。尘埃。红色。樱桃。柔嫩的花蕊，就像广告中呈现的那样。一只狗和一只猫。爆炸，大火，流氓，撬棍，公寓被毁，熊熊燃烧的火焰。大地，空气，水源，火灾。氧化，催情，挑衅，孤寂的毒液。春天，流淌的话语。

他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来，这是一个肮脏的小公园。话语，大脑在永恒地创造话语，你聆听话语在内心不停地流淌。毁灭。大火。撬棍。爆炸。邪恶。红色。火葬场。蜉蝣。蜉蝣的外表和身体。诱人的邂逅，令人生厌的丝绸，忧郁的田园诗歌，夜晚的轻风。疲倦的想象像一层保护膜，以言语的形式将他包裹。缺席的时刻——他明白这种衰老的逃避带来的危险。

也许他应该去托莱亚家，把杂志带给他。托莱亚的反应有些孩子气，始终让人捉摸不透：这种反应极为理想地模拟着活力，它甚至发散出某种病态的狂躁情绪。托莱亚可能会高声叫骂，或是点燃屋内的杂志，或者直接把他当作入侵者赶出大门。咳，究竟谁是入侵者，真难说得清楚。毕竟，房客是托莱亚，而不是他。因为自己不常来，因此，是的，应该去拜访一下托莱亚，这样，这位房客就没有理由抱怨了。不经常来——但上次的拜访就发生在昨天。

他轻轻地敲了敲门，无人应答。但是，托莱亚在家里。他能感觉到这一点，只是托莱亚不想开门罢了。他的手又在门上拍了拍，一下，两下，然后轻手轻脚地把门推开。托莱亚·沃伊诺夫先生连头也没有回一下，他似乎已经认出了闯进来的这个人，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欢迎的姿态。客人仍旧伫立在门口，踌躇着该不该进去。等待只持续了片刻。主人迈着大步，直接来到客人面前。

“老伙计，你来了！”

主人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闪身为贵客让道。这是唯一可行的通道，客人微微一笑。他打量着教授，脸上闪现着光芒。没错，房客一点儿也没变：有棱纹的白色长裤，白色毛衫，白色网球鞋。修过面了，光光的，很精神。没错，就是他。狭小的房间里只有两张椅子，他坐了下来。

“我带来了坏消息。”

“谢天谢地！”教授在胸前画着十字，“那就全都说出来吧。我用咖啡答谢你。别闷在心里，朋友，好吗？你会喝上一杯货真价实的咖啡，百分之百的，跟我们这个多边发展的国家所喝的那种玩意儿完全不同。如果你的消息是严重的——我的意思是说，糟糕的——那么，你可以享受到一杯顶级咖啡，从真主的咖啡壶里直接倒出来的。”

他在猪圈般的房间里转悠着，书籍、领带、笔记本、购物袋等散乱在周围。他仿佛是一个魔术师，瞬间变出来一个保温瓶和一只杯子。咖啡准备好了。在他们中间的那张铁制小桌上，摆放着一只绿色的大杯子，里面满满一杯咖啡。

“就我一个人喝？”

“我已经喝过了，灌了满满一肚子。我的胃动力消失殆尽。你慢慢喝，别着急。在你把灾难性的消息说出来之前先放松一下。我今天的时间都归你了，马太公民。你把我堵在家里——我真是不走运。”

客人小口啜着，微笑着，但笑意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先解释一下，这样，我们之间的谈话会顺利一些。”教授开始不耐烦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你，省得你旁敲侧击，一路赶往加德满都。说吧，全说出来吧。你想收回这间屋子。我必须从这个墓室里搬出去。我说的没错吧？”

客人差一点儿呛住。

“不，不，绝不是这事儿。我要说的是，大幅度的裁员计划即将开始。你档案里的内容肯定对你有影响。就像50年代那样。这就意味着，你的饭碗保不住了，这可不是玩笑。你也知道，这一次，我是无能为力了。”

他一口气把事情都吐露出来，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接下来，两人许久没有说话——一种崩溃，一种联系的缺失。

最后，教授的声音打破了寂静。他的声音尖厉，又恢复了活力。

“作为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你对各色各样的恶作剧都充满了兴趣，我没说错吧？我听说，我听说你每天都给政府写信。你想借此赎你50年代犯下的罪恶，对吗？那时，你是新闻记者，你为他们编造他们所需要的任何谎言，还添上许多他们或许没有要求你写，但你却相信的东西。现在，你试图弥补过去的过失。你不断地呼吁，不断地提申请，提建议。你批评，你提醒，你建议。一个志愿者，一个真正固执己见的记者！你勇敢，你随时准备帮助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你说，政治档案又回潮了，就像50年代那样。但是，那些事情不会重演的，是吗？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都记录下来？现在，勇气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退休金每月按时送到手中。你帮助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不对吗？也许，你会为我再谋一个职位。毕竟，你和我哥哥在上个世纪是理工专科学校的同窗好友。他现在已经是阿根廷公民了，生活在那个被称作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疯人院里。我们的朋友马尔加说，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他了解这类事情，因为他本人就在一家疯人院里工作。”

客人身子前倾，手里仍然端着那只咖啡杯。但是，托莱亚的目光并没有在他的身上停留。

“你想让我做些什么？请你那个阿根廷同窗帮忙？求我那个魅力无穷的哥哥？乞求他的施舍？你知道，老板已经完蛋了。还能做些什么？游泳池、轿车、农庄、房屋、银行存折、假期——这些都令人生厌。要我写信跟他聊聊童年的往事，壁炉，还有父母亲居住的房子吗？他定会热泪盈眶，立马去看精神科医生。”

“别逗了，别再夸张了。看来，他已经给你写过信了。”

“当然，当然。我除了快乐之外一无所有。通信联络！海外！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法西斯独裁专政！那些亲戚背井离乡，因为他们幻想轻松挣大钱，他们向往舒适的生活。他们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期间给我们寄一些可兑换的钞票。我只是一个替代。加夫通先生！被打扮成替罪羊的旧时代的余孽。他们在政治研讨会上就是用的这个词语，不是吗？然而，谁知道呢？你可以帮我找个工作，也算是某种补偿吧。一个有薪水的嗜好。不是你这种带薪的新工作，就是一种没有任何报酬的反省。你看如何？你愿意雇用我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

“这么说，你不明白。好吧，如果别人听不懂，那就应该进一步解释，对吗？你还记得那场‘大悲剧’吗？”

加夫通沉默了。他把身体的重心从左侧移向右侧。

“家庭悲剧！死亡，先生，那是世上唯一的一种悲剧。死亡。上帝雇用我们这些人上演了那场悲剧，不是吗？因此说，死亡……你肯定还记得那场葬礼，对吗？我指的是父亲那个时候遭遇的事情，记得吗？”

客人连忙插话说：“是的，当然记得。”

“很好。这么说来你还记得。那是什么：自杀、谋杀、事故？难道你不记得了？也许，你已经忘了。你那时的名字和现在不同——一切都不一样。”

“那又怎么样？你什么意思？”

“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瞧瞧，当然，你不会告诉我，你那时的名字是加夫通。我说错了？咳，算了，我们不要纠缠细节了。这么说，你现在是一名在家里办公的记者了。”

“你是从什么渠道——”记者的脸由红变白，突然间，又红了。

“朋友，我没什么恶意，别难为情。有些虚幻的目标其实很有意思，非常天真，并非都是卑鄙邪恶的。你最近的想法和最初的想法一样，都十分人道。它令人感觉更加愉快，因为它毫无用处，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收入。因此说，你现在是一个替百姓服务的记者，很好。你不再写文章，而是改写信件了，对吗？很好。就像那些拉美的警察，他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帮派，镇压流氓恶棍——然而，这是借用警察力量的个人行为。很好。只要你具备其他的激情。我本来想使用疯狂这个词——请见谅。照此看，你开始调查了！你审视过去，为的是遗忘现在，或者说，为的是更好地了解现在。当然，这不是我的事。但是，这也是，或者说，这也能够成为我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怀着不同的目的研究同一时期的历史呢？但我是要报酬的。你意下如何？”

“我反对，我不明白你追求的是什么。”

“我追求什么？就想让自己为某事而兴奋，就想找到具有魔法的行动。正如生活在资本主义天堂里的那些人所说的：一场游戏、一种嗜好。再也不愿意过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了！与之相比，死亡也不是那么可怕的悲剧了。上帝想让我们给他创造乐趣，不是吗？无论怎样，这就是他创造我们的缘由。

“这样说吧，我能参与你伟大的事业吗？我正在描绘我的家谱，研究家族故事中那个神秘的章节。你看如何？别人不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每当我想起家中的壁炉，想起我的童年往事，我就有一种冲动，我要写一部回忆录，追忆我那个被毁灭的家族！如果我帮你，你会付我报酬吗？能成交吗？”

又是沉默。屋内越来越安静，教授感觉自己有些太过分了。

“先生，我再给你倒一杯咖啡吧！除此之外，我这儿没什么可以拿出来招待你的。我知道，你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我也不能让我的那些相好服侍你，她们今天都休息。然而，一杯真正的咖啡——在我们这个时代，相信我，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刺激。几乎可以说，是对社会和谐的进攻。想想看：一公斤咖啡在黑市上的价钱可是一个月的薪水啊。”

客人没有出声。入夜了，窗外一片漆黑。他的动作越来越迟缓，声音也不那么有特色了。

“不用麻烦了，”最后，客人开口了，“时间不早了，再说，我晚上睡眠也不好。我更愿意谈谈你的工作。”

“哈，那有什么好谈的？我明白，你帮不上我的忙。你不是从前那个有正式职业的新闻记者了，因此，你也不可能再和那个疯人院的狂人医生马尔加并肩作战，一起拯救我，把我带到这个声名远播的首都，担任‘婊子旅馆’的接待员，那可是一个很吃香的工作啊。抱歉，我知道你不太喜欢俚语，应该是‘色情旅馆’——这是流行的说法。”

“没错，给你找工作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这还不是最困难的问题。”

“咳，假如存在比这更困难的问题，那我们已经涉及了。实际上，我正开始和那个阿根廷人联络。”

“问题和那家旅馆有关。但你知道那里的情形，员工、各种关系，以及责任。”

“啊！我明白了，原来你了解这个联络网。你肯定也在那个部门工作过！无论怎样，你在各行各业都有体验，甚至包括职业革命，不是吗？我说得不对吗？告诉我，是这样吗？”

“别装傻了！你是旅馆的一个接待员，除了工作、薪水、白班、夜班之外竟然一无所知。要知道，你一口气干了两个星期呢，谁信啊！在那家干接待员的活儿不是最好的选择，除非你自己愿意去做那份马屁精的工作。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当然知道。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继续在黑暗中讨论下去了。加夫通同志，不能让他们以为我们在策划一场阴谋——我们在利用黑暗。”突然，灯亮了，这又是托莱亚的小把戏。一个蜡烛般细小的灯泡，一个金属夹子将其固定在桌子腿上。灯光微弱，只能映照出接待员脸部的轮廓，那张脸酷似罗马执政官，胡须剃得干干净净，显得十分苍白。

“先生，既然你提起此事，那些自由撰稿人的信件最终定会让你陷入困境。一个为人类利益请愿的人！此外，我也不明白你名字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用一个另外的名字去做好事呢？毕竟，我的，或是你的祖先，他们改换名字的理由绝非如此，不是吗？我们是另类，对吗？”

对方没有吭声，甚至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你用了你夫人的名字，这样做是不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在战后？因为她有一个兄弟是法西斯铁卫团的成员，而她本人却是无辜的？在50年代，你冒着玷污你清白记录的危险，像传教士那样去捍卫客观真理！你就是用这种方法证明给自己看的吗？就像那样，加夫通阁下？”

加夫通阁下一言不发，或者说，他在小声说着什么。“我看，你暂时可以做一些翻译工作。你仍然可以在那些从事科技翻译的公司找到关系，甚至可以试试出版社。在某些事情发生之前，这可以帮你摆脱困境。”

“翻译？很好！笔译、口译，管它是什么。我们都在做翻译，翻译已经成为生存之道了，不是吗？我们都是替代，都是译者，不对吗？

“但是，译者也要看档案吗？他的简历，他在警察局的案底？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还有政治关系——为某些特殊案例而保留！阿根廷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是吗？阿根廷大马戏团——将军们不断地访问这个国家，因为我们是一色的拉丁人，一色的动物，不对吗？旅馆是私通者的天堂，你对那里的接待员一职了解多少？朋友，你不可能对此有任何了解。目前，消灭我们的不是撒旦和他的门徒，而是那些通风报信的人，那些中间人。小小的辅助，替代——甚至包括我。先生，一个替代，你太明白我的意思了。这是一个充满替代的世界，是我们的大马戏团。任何一个地球人都明白这一点。我亲爱的先生，没有人不知道。我相信，你也知道。”

教授坐在昏暗的烛光里，与此同时，黑暗中的马太阁下一言不发，聆听着那个名叫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人称托莱亚——的房客滔滔不绝的讲演。

趁着他喘息的机会，马太阁下最终做出了回答。

“实际上，我来这里的目的是建议——为什么要隐瞒呢？如果你需要一些——坦率些，如果你需要一些钱。你知道，我不是一个有钱人。但是，我还是来了，我想给你——”

“作为借款，是吗？”

“对，当然，否则……”

“好，好。太完美了。借款，我接受。瞧，老兄，我接受了。我同意借款。任何时候，任何方式，任何数量。以前我担心，在你离开的时候，我会发现一只塞满了崭新钞票的信封。你现在还坐在黑暗里，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你那精美的礼物塞进我的手里。你知道，我不喜欢慈善家。我很高兴，你并不属于那一类虚伪的人。你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吝啬，加夫通先生。我希望，你不会介意我过去对你的观察。我承认，你的这种认真、严肃的态度使我印象深刻，我对此怀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尊敬。吝啬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它应该得到每一个人的尊敬！只有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才会认为这是一种缺陷。你知道，你的好意使我万分感动。”

教授说话的语速很快，他的目光从客人身上转移开去，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黑黢黢的窗户，嘴里飘出的话语似乎从那扇反射黑暗夜色的玻璃窗上弹了回来。虽然不太确定，但他感觉到他的客人已经起身，而且就站在窗户边上。他感觉到这个豆秸似的加夫通已经迂回到了他的左边，正俯身打量着一个看不见的阴影。他感觉到，抑或根本没有感觉到——无论怎样，他不在乎——那个傻瓜已经转过身来，慢慢地，他的光头在微光构成的细小光环下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球体。是的，他刚才把灯架和电灯移到了书架上，因此，圣洁的灯光一览无遗地洒在光秃秃的头上。此刻，他惊讶地看着豆秸般消瘦的男人，仿佛他刚刚察觉到他的存在。

“先生，我让你不高兴了吗？是因为我无耻、高超的幽默吗？不过是没有恶意的表演罢了，真的。你别放在心上。别担心。我不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人，不会用那些喜剧中的玩笑来烦你。至于借款一事，下次再讨论吧。等到需要的时候，等到我们沿着记忆的轨道走下去的时候。”

接着，他沉默了。或许他在积聚能量，准备最后一次的轰炸。他的声音沉重、镇定、低沉，但没有一丝的尖刻。

“你知道，先生，我什么事情都不在乎。我真的什么都不在乎。你还记得我的父亲吗？他以为自己能够逃避。哲学家！巴黎大学！他造了一个酒窖——以此逃避。他以为自己可以逃避，酒精从来都是必需的燃料。包括愤怒的日子——特别是那个时候。瞧一瞧吧，看看大家是如何排着长队，推来搡去，为的就是买到一些臭烘烘的锯末和垃圾酿成的酒。旅馆的接待员万恰根本不在乎他是否可以逃避！我什么都不在乎，记住。但是那个人在乎。哲学家，巴黎大学！当他意识到在他去往的天堂里有东西在等待他的时候，他藏匿起来了。关系，金钱，酒窖——我们要摆脱一切。这就是哲学家脑子里想的内容。他没有逃脱，这你是知道的；他没有逃脱。至于我，是否能够设法逃脱，我不在乎。你知道，我真的不在乎。我的无所谓态度比钻石还要强硬！先生，这是一种钻石般的无所谓态度，比上帝他老人家的心肠还要坚硬。上帝无处不在，永远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每一个地方，没有地方，聪明的老把戏。”

他突然打开了窗户。夜色冲进屋内——迅速、芳香、狡诈。一阵突然而至的打击。教授摇晃着身子站起来，抓住客人的肩膀。

他有些厌烦了，轻轻地把客人朝门口推去，推进夜色之中。这就是昨天的事情。

“你回来了？”金发碧眼的图书管理员轻声问道，她的语气透着些许惊讶。

养老金领受者马太·加夫通会意地一笑。别人都说他是这儿的常客。虽然他经常泡在图书馆里，但他却不情愿做出任何解释。“是的，我改变主意了，不回家了。如果这时候回去，我会打搅我夫人的。她在家里辅导学生，到晚上才结束。我的那个朋友兼邻居出门了，去寻找上帝了。”玩笑结束，他笑了，回到这里读书，他很开心。

“我在公园里休息了一会儿。我认为，这是个极富攻击性的春天。”这个知名的读者补充道，他说话的时候神情胆怯而诡秘。他朝后面窗边那张桌子走去，那是他的老位置。

很快，马太·加夫通桌上的书籍和旧报纸就堆成了小山。

《扬·安东内斯库将军执政时期内政部的活动》，达恰—特拉扬国家图书发行和绘画艺术社，1943年；《1940年10月关于重新组建罗马尼亚运动队的法令》；《1942年10月关于国家的宣传策略，危险事件，以及生存与利益的法令，1940年，1942年，1943年》；《民族同化政策下行政长官的任命》；《头号叛国罪的处罚》；《对秘密返回罗马尼亚的被驱逐人员实施的死刑政策》。没错，都在这里了。《禁止与外国人或犹太人通婚的法令》；《对格拉齐亚尼的审判》；《头号叛国罪和间谍罪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的介绍》（他已经开始阅读了）；《65位罗马尼亚知识分子1944年4月联名上书扬·安东内斯库，呼吁罗马尼亚撤离战场》。此外，当然，还有其他的相关文章和书籍，图书管理员对他的需要早已了如指掌。

然而，那天下午，这位勤奋好学的养老金领受者并不想做任何研究工作。春天中断了他的阅读和研究。房间里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年长的疯子。做了这么多索引卡片，摘录了这么多引文，这些没有人要他做，没有人期待，也没有人需要。人们也会把他当成一个脑袋有毛病的人。他感觉头痛。是的，他今天不能再继续工作了。都怪这个春天：躁动不安，偏头痛……一个迟到的遭遇，对那些长期受到侵扰的囚犯来说实在不合适。那个令人疑惑万分的剧变——一个你不可能有任何信心的海市蜃楼。

加夫通下意识地抬起手，抹去额头上的汗水。一场旋风，是的，天空中一片无形的火焰……他低头看着面前翻开的笔记本，下定决心开始写作。“道德和正义必须成为任何新社会的法制和生活所遵循的准则。社会公仆，从上到下，必须首先遵从这两项原则。举一个例子：过去的一位同事不久前通过邮局寄来一个包裹。咳，我对照阿根廷方面的清单检查了一下里面的内容，我发现，清单上的一些物品失去了踪影。”是的，他发觉这些文字有点恶心。他把那张纸撕了个粉碎，丢进了废纸篓里。这儿还有一张，写得满满的，是另一封信的草稿：“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从来不玩匿名的游戏。我为自己所提出的小小要求和建议负责。这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却很重要。那些由我们决定的内容必须得以纠正和改进。至少那些我们有决定权的规章应该遵循这个原则。我已经正式向你反映标注为电梯的那些电梯质量太差。咳，前天……”

他感觉厌倦了，倦乏了，这一点他不得不承认。但是，他不能放弃那些字体秀丽的信函，因为，通过它们，他使全世界知道了他这个人的存在，知道了他的忍耐力，以及他的失败。

他望着远处，但他的目光飘移不定。他低下头，痛苦地继续看着那些文字。“亲爱的同志们，在池塘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为动物爱好者所不齿。按照法律的规定，动物的主人有三天的期限，要求领回他们走失的小动物。唯一了解动物是否遭到囚禁的途径是亲自拜访那个机构。然而，那里禁止出入。无奈之下，人们只好站在大门外，等着付费之后领回丢失的宠物。同志们，这不仅违反，而且践踏了基本的人权……”

当马尔加医生知道流行周刊上刊登的那篇文章时，已是傍晚时分了。

病人们离开病房，到外面的院子里去了。医生独自一人坐在一张长板凳上。他摘下眼镜，揉搓着前额，然后脱下工作服，想放松一下。

汗水顺着他下巴上稀疏的黑色胡须滴落下来。他掏出手帕擦拭着，试图忘却自己的疲倦。他把自己两只短短的手臂交叉起来，放在那个突出的啤酒肚上，身体向后挺直。他的双手软软的，肩膀也是如此，但两条短腿却是沉重无比，仿佛灌满了铅。一旦放松下来，他竟有些许眩晕的感觉。

他的助手给他端来一杯凉茶，还有一个装满药片的小纸包。医生又一次用掌心抚摸着自己的胡须，然后戴上他那副茶色眼镜。他一口吞下那把药片，慢慢地喝着杯子里的茶水。

“您太疲倦了，”她说，“您对自己太苛刻了。”

“苛刻——哈！我们能应付，这是他们说的。”

“您烟抽得太多，饮食习惯不科学，而且，您的睡眠也不足。您必须知道，心脏……您没有权利。您无视一切规章，像一个无知的病人。”

“咳，其实我心里明白。猝死是最痛快的方式。”

接下来是许久的沉默。狡诈的微风催人入睡。淡淡的天空划过一根长长的、无形的孔雀尾。是的，蜉蝣嗡嗡作响，桀骜不驯的春天给人带来疯狂的刺激，仿佛它来自另一个世纪，另一个星球。

助手仰视着天空，目光并没有转向医生。

“我读点儿东西给您听，您会明白事情究竟有多糟糕。”

她短短的手指上戴着各色戒指。她把腋下夹着的那本杂志打开。马尔加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尽管如此，那位女士的声音却越发高亢起来。

“‘那些希望有所作为的人士遭遇到流氓的欺侮。治安部队动起来了……他们到达现场，劝说大家冷静，然后离开了。’医生，您听见了吗？他们‘劝说’。好像……看看还有什么？听下面的内容：‘那些人继续围攻公寓楼。民兵们再次来到现场，再次呼吁大家冷静，然后离开。’您听见了吗？他们‘呼吁’……‘治安代表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现场，那伙人最终散了，但原因却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兴趣，并且已经筋疲力尽了。’”

助手话音落下，然而，医生却没有任何反应。女士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声音的确是停了，但听者却充耳不闻，他好像在打瞌睡。不对，他没有打瞌睡。

“好像有人来了。”听上去，医生在低语。

一位身着褐色礼服的女士沿着小路走了过来。她身材矮小，走起路来却有意把脚跺得很响。显然，护士一眼就认出了她，但她却继续读着手中的杂志，丝毫没有留意对方。“‘简直不可思议，但事情的确如此。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街坊邻居的面，还有——’”

医生此时已站起身来。他伸手把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扶正，这样，外人就看不见他那只不存在的眼睛了。他微微一笑，当两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那位年轻女士的脸上也荡漾着笑容。助手抬起头，但随即又继续读她的杂志，声音中流露出一份恼怒。

“‘当我们写这些报道的时候，位于某某大街的某某公寓楼……看上去仿佛遭遇了空袭、火灾，或是某种自然灾难’……”那位体态丰满的助手——奥尔坦萨，转过身来，面对着医生，但她的目光始终没有在客人身上停留。她那涂着浓浓唇膏的厚嘴唇紧紧地闭着。

“请记住，那个受害者从自己的家里跑了出来！新闻记者说，她现在轮流借宿在朋友家和亲戚家。那位受害人非常害怕，担心这种攻击会再次上演……”不知道她此刻所说的内容是援引自那份杂志呢，还是她个人的评论。

“你看，事情就是这么糟！看样子，我们要把这个可怜的女人收容进来。到我们这儿来的应该是受害者，而不是那些到她家放火的疯子。你知道，那些人肆无忌惮。疯人院应该收治那些有精神疾病的人，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此刻，她勃然大怒。她看着面前这两位无动于衷的听众，仿佛他们也是这起事件中的恶人，因此，她对他们更加不满。

她弯下腰，从长凳上拿起茶盘、茶杯，还有那个空空的药袋。她把这些装进罩衣口袋里。但是，她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坐了下来，伸开手脚，抬眼望着淡紫色的云层，脸上现出了微笑。暮色中，云朵在春天的天空里相互追逐。但是，医生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刚刚到来的女士身上。伊里娜面带微笑，她明白。医生轻轻揽着她的肩膀，带着她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漫长的一天，反常的一天，这一天，她感觉眩晕。她有几次想去教堂，认为有必要在那个安静的环境中让自己镇定下来，然而，最终，她却发现自己来到了马尔加的办公室。伊里娜到达车站的时候还是上午。一路上，她不断重复着那些只言片语，这种时间上的不和谐诱发了一种痴痴呆呆的状态。从死亡的角度来看……角度，角度，角度，最大视角，完全清澈、透明的夜晚，缺席的死亡，像生者一样……固定的终点，光亮和盲目。

这些话语像具有魔力的符咒一样反反复复。一种衰老的冲动，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观点，返回，返回，同一时间里既是尽头，也是中点。光亮和黑暗，是的，一根闪烁着磷光的虚无细针，完美无瑕的夜晚，像生者一样的死亡缺席。是的，就是这样。

声音——浑厚、柔和的喋喋不休，汩汩地流淌着。某个地方，远方，她听见了世界大舞台发出的声响。卡车，电车，车轮滚滚，咆哮着从沥青路面上碾压而过。各种无序的声音：交通警察的哨声，一只铁皮罐头在空中滚翻，救护车的警笛，排队购买报纸、马铃薯、餐巾纸和阿司匹林的人群含混不清、歇斯底里般的叫声。

她睁开眼睛：幼儿园里出来一队睡眼惺忪的孩子，正在公园附近排队准备过马路。

白天的游魂，我过去生活的写照。夜晚让我恐惧。一片狡诈、野蛮的沼泽。我过去一直非常阳光，非常现实，随时准备抓住任何一个有形的、活生生的东西……那么，这一切在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呢？现在，我把自己完完全全托付给了黑夜，那是我唯一的避难地。黑夜的时空代替了我的白天。现在，身处在一种情欲的盲目之中，根本无法辨认出我的这张脸。

交通信号灯由红色变为绿色。孩子们的队伍开始移动了。他们脸上挂着微笑，小手紧紧地相互拉在一起。那个个头不高但却很健壮的女老师打了一个手势，孩子们开始唱歌了。他们拖着长音，咿咿呀呀，稚嫩的声音，落下，落下，柔和，困倦，麻木。一队昏昏欲睡、踉踉跄跄的影子。

伊里娜又一次闭上眼睛，猛烈地挤压着眼睑，然后重新睁开。她穿过马路，沿着石砖铺设的道路向上走，直奔公园的方向而去。她在第一张长凳上坐下来，头顶上是茂密的枝叶，四处伸展，形成了一个拱形的圆顶。

她从衣袋里掏出报纸，翻了开来：《我们的生活》，这是协会的全国性刊物。她的眼睛始终盯着刊头的红色大字，以及上方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多少年了，她对此已经非常熟悉了。这句口号出现在国内的每一份报纸、每一本杂志上面，出现在每一个办公室、每一所学校或是每一家医院。看的次数太多了，倒显得有些视而不见了。这一次，她一遍又一遍地朗读着这动人的号召——仿佛她这是第一次体验这个口号带来的迫切和活力四射的节奏，这个节奏甚至还需要读者的回应。如果……会怎样呢？她清醒过来，自娱自乐地小声嘟囔着。联合，迫切的联合。如果……会怎样呢？

“协会复杂的任务。总书记针对群众组织和国家机构在贯彻执行总方针中应起的作用做出了指示。”

她翻阅着手中的报纸，廉价的纸张几近皱褶，油墨早已污染了她的手指。

“协会最佳锁匠得主。向最敬爱的领袖致敬。庆祝劳动节的活动。协会的荣誉退休摄影师。用社会主义的道德精神和正义感教育会员。”她翻到下一页，“第九次会议以来已经20年了。专业特长和在生产中吸收残疾人。”等等，等等。“和其他国家相同组织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残疾人协会的足球锦标赛。社会主义道德和正义感。为和平和扩大外部关系而努力奋斗。考察犯了错误的学生。社会主义经济的需求。劳工保障。协会周年庆典摄影展。吸收残疾人加入劳动大军。向敬爱的领袖致敬。”

一阵困乏向她袭来——呆滞、倦乏、懒散、怠惰、抑郁。她真想把自己的手掌贴在神圣的墙壁上，感觉它的那份冰凉，发出以下的疑问：“我们难道不如其他人吗？”然后，原地等待那空荡荡的回声。没错，她真的想把自己的两只手一起粘在修道院的墙壁上，提出一个接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然而，身边的声音惊醒了她。

“一只鬣狗，她从前就是这样，用上百种要求对主任发起进攻，在会上大喊大叫，指责主任背叛工人阶级。上帝，好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后来，还差两天就要放年假了，他把她叫到了办公室。他像一头受伤的公牛。你比通索尤还要坏，他对着她咆哮起来……你不认识通索尤？她很久以前提升为部长了。一个文盲，一个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人——她过去经常派人替她跑腿购物，向别人索要小礼物，而且，不管是谁的钱，她都来者不拒。这就是他喊叫的内容：你比通索尤还要坏！我帮过你，救过你家人的性命，提拔过你，保护你不受他人的攻击，送你出国，替你隐瞒你和那个司机的丑事。但是，你把你的办公室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地方，一个公共厕所，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和你做那事儿，在走廊里都能听见你们的声音。”

伊里娜佝偻着身体，怀抱着自己的手提包，一动也不动，仿佛她没有感知到坐在她附近的两位年轻女士。她们也没有注意到她，因为她们正忙着议论那件事情。

从她们的语气中并不能听出什么不快的情绪。离她更近一点儿的那位女士声音似波浪，起起伏伏，荡漾着涟漪。坐在板凳那头的女士声音浑厚、有力，伊里娜能够想象得出，她一定是身穿毛衫和牛仔裤。

“主任就这样高声喊叫着：‘出去！滚出去！听见了吗？’我想，打那之后，他一定也很害怕。毕竟布雷坦代表的是党组织。她总是以这样的身份自居：她就是党。可以说，主任这样做，也是鼓足了勇气的。然而，事情的结局会很糟糕，我们很可能会落入困境。”

伊里娜慢慢站起身，离开了。小麻雀的声音渐渐远去。“我们不如其他人吗？”那个声音随时都在问她。是的，她可能已经做出了回答，接着，她可能又否定了，不知道两个答案中哪一个更加令人伤感。最后，她可能以“找不到比这两个答案更为严酷的答案”结束这段对话。她回忆起蚁穴般的组织内部展开的那些对上帝不恭的游戏：黄油的生产，轮船的焊接，制服的缝制，舞会，讲演，发夹，自行车，假发，唱片，领带，火车罐头，胸罩，火炮，纸牌，等等，创造了一系列毫无疑义的人类竞争。

“哇，伊里娜，很久没见了！”

一个男人拍着她的肩膀。

伊里娜正在街边的报摊上翻阅一本草药指南。古老的治疗方法，草籽和草药。

这个男人个头很高，没有胡子，面色苍白。他的嘴唇很厚，鼻子很大，头顶斑秃，戴眼镜。一套褐色西装，咖啡色的领带，奶白色的脸庞。

“我记得你那时不戴眼镜。”她有些困惑，喃喃自语。

斯特凡·奥拉鲁，那时，他是工程系大四的学生，一个野心十足的人，他的勤奋和努力为他赢得了年级第一的荣誉，而这份荣耀原本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然而，那个人实在太马虎了，太不善于运用心计了。这个昵称为佛尼克的斯特凡起先击败了众多竞争对手，与小巧玲珑的劳拉同居，然后又与诺拉发生过短暂的关系，随后，令人吃惊的是，他娶了萨洛米斯。这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女子，很快就为他生了两个胖墩墩但视力有问题的孩子。她后来抛弃了他们，投入一个年轻工程师的怀抱，这个女人会玩手球，美丽、结实、性感。在她之后还有什么人大家就不清楚了。佛尼克这个自负的家伙十分勤奋，工作效率也高。谁知道呢，没准他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特点变成了优势。

对的，他们很久没见面了，那时大家还很年轻。她想起了托莱亚、医生以及加夫通，还有那个始终在她梦里出现的疯子。

“还是这么爱读书？”他看着她，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你一点儿也没有变。这可不可以理解成一种不幸的象征呢？”

伊里娜放下手中的小册子，正视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聚精会神地看着他。

“这么说，你已经摆脱了你的不幸了？”轮到她发问了。

“还不能这么说！但是我坚持读古典文学。至于现代的文学作品嘛，我看不懂，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生活更加简单了——简单了许多。它提出问题，提供答案。明白无误的信息。”

“它给过你这些吗？你好像很满足。”

“你瞧，你也能够使用这么大的词语。这得益于阅读！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满足，或是不满足？毕竟我们都是知识分子，不是吗？你想听我抱怨说，我得了溃疡，或者，我找不到猪肉、奶酪，找不到针线？或者对你说，我像其他人一样，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公寓里度过了冬天？没有柠檬，没有纸巾，只有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这就是你理想的谈话主题吗？咳，抱歉，我不愿意那么没档次。你知道，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明白……”

伊里娜微微一笑。她想，佛尼克已经忘记，他自己刚才还一直在充当那个可耻群体的代言人。但是，他即刻反应过来了。

“矛盾？你认为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自相矛盾？咳，你知道，其实并不矛盾。受教育的群体在这里急剧膨胀。由于机器的使用，农民和工人已经发生了变化，感谢机器。今天，知识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师，政治团体组织者。你别笑：没错，今天的政治组织者也属于这个群体……因此说，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不是那些在咖啡馆里闲聊的人，这是一个新生的、重要的阶级，它调整着社会的一切活动。我还能说什么？我从事着有趣的工作，家里一切都好，还有什么——我要开始哀号吗？”

佛尼克似乎离她更近了些，这样，好像他的话更加有说服力。

“我还经常外出旅游。大约五年前，他们开始派我出差。我走遍了那个地方，目睹了那里人民的生活。是的，他们有食物，有汽车，有避孕药具。但你知道，他们并不比过去更加幸福！相信我，他们的幸福变形了！在这里，我们至少有尊严——这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这里一切都很完美；我知道你为什么笑。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有丧失尊严！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不可能。生命是短暂的。瞧，我们再活十年，然后，噗！这就是我们的结局。”

伊里娜被他的话所感染。她打量着他，牛犊般清澈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

“乖戾，嗯，没错。瞧瞧那些乖戾的人。”斯特凡·奥拉鲁同志手指着一群人，在报摊前，在大街上，在全世界，在全宇宙。“没错，你也十分乖戾。为什么这样？你对子孙后代有信心吗？他们将会是什么样子，这取决于一种纯洁的良知，你同意我的看法吗？现在，在这里！你知道，这是唯一恰当的准则。”

伊里娜看了看手表——哇，她忘记了，她根本没有戴手表。

她莞尔一笑，迅速地眨着眼睛，复苏的象征。她再也不惧怕佛尼克的问题了。“家里一切都好！”“知识分子，政治运动组织者。”“它提出问题，也提供答案，这里，现在，噗，这就是子孙后代的结局……”

孩子气的佛尼克并不在乎。他的准则不算新鲜，他也不是第一个援用它的人。

但是，斯特凡·奥拉鲁先生突然显得有些着急。他看看手表，他有事情要做——当然，他戴着手表。一时间，他不断变换着身体的重心，从左脚到右脚。“你是说，我加入了新贵的行列？”

她必须回答，她没有必要回答——该谁说了？

“相信我，非常有趣。我不欣赏失败者，他们是些失去社会地位的人。生活在社会阶梯的这一端更有意思！不仅仅意味着更多的好处。主要是更加有趣。”

伊里娜重新回到街上的人流之中。手里拎着购物袋的老年人，身穿雨衣的小学生，着制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家庭主妇们穿梭于商铺之间，从一个队伍到另一个队伍；顽童们隐藏在小巷中，奔走的人群匆匆忙忙，空气炎热，充满了灰尘。推土机、吊车、挖掘机。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施工的工地，每一个地方都遭遇到履带式拖拉机的入侵，每个场所都有房屋在倒塌，响彻着隆隆的轰鸣声。焦油沥青释放出团团浓黑的烟雾，运送水泥的卡车腾起一浪又一浪的灰色尘土。持续不断的噪音，预制房屋和管道，为了大众利益而做出的设计。

伊里娜迷失在附近的街区，这里布满了烟雾，充斥着臭气。她被一座砖石建筑前的题字所吸引。是的，这就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她希望在这里找到自己——在这一扇门前，在这个有题字的地方。她一遍遍读着那块四方形的金色牌匾上的字：兽医诊所。她把双手贴在冰凉的墙壁上，紧闭双眼，许久没有移动。后来，她再一次睁开眼睛，看见一扇敞开的大门。她走了进去。里面空空荡荡。她走到走廊的尽头，然后又原路折回。她握住右边第一个房间的门把手，走进一间长条形的房间。两排窝棚——狗窝。她抓紧时间，瞥了一眼笼子里一条可怜的猎狗，它蜷缩成一团，下巴上长满了已经溃烂的红色脓疮。她转身朝门口走去，意外地迎面撞上了管家。其实，从她进门的那一刻起，那个女人就两手叉腰，一直在监视着她。她很胖，穿着一件白色的外套，脚上一双白色的拖鞋。

“你是来看病人的？”

一种奇特的表达，听上去没有讥讽，也没有敌意。她几乎是一个老太太了，黑色的大眼睛，花白的鬈发。

“不……我……我只是……”伊里娜退后一步，努力让自己的脸上现出笑容。

“蓬皮柳医生不在，去参加会议了。星期五回来。如果你有预约……”

“没有。我只是想……”

“好吧，请到办公室来。”老妇人做出了决定。话音刚落，她已经在前面带路了。她走起路来似乎有点儿瘸，也许是因为她摇晃了一下的缘故。她走进第三个房间。来访者看见门上写着：韦塔·阿波斯托列斯库医生，大学教授。

妇人走到房间的尽头，弯下腰，拿起一副眼镜，戴在脸上。因此说，她并不是管家，而是……大学教授做了个手势，示意她进去。

“你有什么问题？”

她能编些什么呢，她应该问些什么呢？关于那个残疾人最好的残疾朋友们，哑巴，聋子，聋哑人？

“这里真安静！那些神圣的狗真的不会叫吗？”

“不，不……它们只是在打瞌睡。是因为药物的缘故。它们很痛苦。另外，我们这里的墙壁很厚，所以，你听不见狗的叫声。否则——”

停顿的时间延长了。雾霭，必须打开一盏电灯。还有其他事情。

“世上有哑巴狗吗？”

大学教授把眼镜扶正，怀疑地打量着眼前这位不请自到的来访者。她的话真多。

“你为什么对此感兴趣？”

伊里娜不知如何作答，她拖延着时间。正是她的这份犹豫为她创造了奇迹。医生变得非常体贴，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假如——

“告诉我，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吧，我的工作——让我怎么说呢？——我在协会工作。但这不是要点。我脑子有点儿乱——我的一个朋友，对，这是重点——朋友。朋友们过去常提到这样的事情。或许从出生起，也或许因为发生了某件事情——”

“一只哑巴狗，你是想说这个吗？”

“对，类似的事情。我想——也许她说得不对。我不清楚。这种情况可能吗？”

这位兽医教授直勾勾地看着她的眼睛。停顿的时间如此之长，她似乎已经失去了解答的愿望。“有一种类似的狗。在澳大利亚。”

伊里娜没有吭声。那个年长的兽医也没有说话。那些狗服过药之后一点动静也没有，但是，那是因为楼房的墙壁很厚实。

“那种澳大利亚野犬。”专家继续说道。

又是一个长时间的停顿，直到兽医教授阿波斯托列斯库决定给来访者做一个大众科普知识的简短讲座。兽医看上去很不耐烦，仿佛在背诵一篇非常熟悉的长篇课文。大家伙儿的韦塔！她从月亮上往下看，看着这个头脑简单、对基本科学知识一无所知的小傻瓜。“那是一种不会叫的狗，但它的听觉异常灵敏。起初，那是一种普通的家狗，后来成为野狗，繁殖蔓延，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很多地方。这种狗非常凶猛——是澳大利亚内地的一种生灵。它不叫：它不发任何声响，仿佛安静地埋伏在什么地方，等待猎物的到来。”韦塔严厉而怀疑地注视着她的听众，并不十分肯定这种努力是否值得。但是，她似乎无法抗拒教育别人带来的快乐。

“这种凶残的特性即使在狼群中也实属罕见。它就是不饿，也会捕杀猎物。两只猎狗一个晚上可以捕杀上千只山羊。上千只啊！一声不吭。它不狂吠。它潜伏在那里，对猎物发起攻击，不出任何声响就消灭了它们。它忍受寂静之苦，在寂静中死去。”

照此说，的确有不会发声的狗。那么——是否也跟什么特殊的恶劣环境有关系呢？在某种特定的时刻，在某些特定的区域，意想不到的事情会降临在人类最好的朋友身上——友善的小狗可能携带某种疾病，或是某种状况——但是，伊里娜不想继续罗列类似的可能情况，尤其是专家还在心平气和地继续她的讲座。

“在某些特殊的动物保护地，人们对这种猎狗进行了研究。假如出生的时候就把小狗从原地带走，将其置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它可以正常生长，不会表现出那种嗜杀如命的特性。我的意思是，相对比较正常。它会成为特别温驯的物种。是的，假如把它们带离野外，它们可以得到驯服。它们不出声，非常温顺，服从。非常令人震惊！”

是的，是，我明白。当然，没错。来访者喃喃自语。伊里娜不住地点头，是的，是。老妇人肯定地说，是的，没错。此时，客人已经悄悄地沿着走廊向大门走去，专家再三重复的话语合着她脚步的节拍。

她能够听见老妇人眼镜跌落的声音，很可能是掉在她写字台的玻璃台面上了。那是一种难听的、玻璃跟玻璃发生摩擦的声音，是的，银质的木琴，令人怀疑的低声呜咽，眼镜跌落在玻璃台面上发出的刺耳声响。小巧的定音鼓，叮当，叮当，眼镜，刀具，夜风清脆。是的，伊里娜走了，离开了那栋砖瓦房子，离开了它周围浓香、温柔的黑暗，然而，外面依旧是白天，强大有力、野蛮好斗，成千上万个饥饿难耐的嘴巴和黑洞。

不知什么时候，她到达了市中心。一辆电车哐啷哐啷地行驶过来，在罗塞蒂大街这一站停了下来。车门口的台阶太高，她的裙摆又太窄。情急之中，她把手中的皮包挂在手腕上，腾出双手，使了使劲，一把抓住栏杆，上去了。

车上很空，只有几个乘客。在她前排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人。他衣冠不整，满脸疥疮。他埋头读着一本杂志，两条腿不停地晃来晃去。她抬起手，去摸自己的喉咙，双眼紧闭，仿佛昏厥的样子。她擦去额头上的冷汗。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年轻人已经消失了。或许他已经下车了，但那本被揉皱了的杂志却仍然留在座位上。她想也没想，伸出手，拿起了那本杂志。她的动作迅速，但也有些滑稽可笑。她的目光恰巧落在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标题上，开头的几句话朝她猛扑过来，但随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痕迹而已。就像曳光弹留下的痕迹断断续续，但依旧像一盏红灯有节奏地闪烁不停。“早上，住在那栋公寓楼里的女房客……翻过阳台，窗户……强行进入房间，把那个女人五花大绑，扯断了电话线……在阳台下面，他们放了一把火……房客，她的小猫，拳头，挣扎……破碎的窗玻璃，大火……被绑缚的女人，被烧焦的宠物……”当她念出声时，这些文字变得真实了。

文字活灵活现。星期天，3月8日，上午9点30分，某某大街发生了破门而入的事件，大火，小猫和退休的人遭到恐吓。杂志报道的一个片刻，世界生活的一个片刻。难道这只是春天攻势中的一个片段，自由的力量向附近被束缚的物体发起了进攻？某一天，某一辆电车，某一个遭遇，就像刚刚产生的昏睡，春天，伴随着分泌物和芬芳，爆发出来。

她十分吃力地把自己的手从靠背上拿开。她在下一站下了车，浑身颤抖，步行赶往马尔加医生的办公室。和医生像朋友那样聊上一个小时。人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问题向马尔加倾诉的，因为，每次谈话结束时，医生带给他们的也是友谊，仅此而已。当她离开的时候，她感觉疲倦，放松，感觉自己与世隔绝。

一层灰色的薄雾笼罩着这一天的苦痛。在她面前，诱人的夜空拉开了帷幕，带给我们那份追求已久的宽恕，把自我交还给我们。微小的尘粒落在她的眼睛里，落在她的嘴唇上。突然，她的身体抖动起来，她的双肩颤动起来，仿佛白天不断生长的外壳随着一声轻微的声响，此刻正在开裂。

她的确在颤抖，好像得到了自由。她的肩膀在凄厉的夜风中不断抽搐。她抱起双臂，努力使自己打起精神，以抵御生龙活虎的黑夜，抵御黑夜里的强光和阴暗。

不知不觉，她已经来到了地铁车站的入口。她沿着台阶走下去。这是一个水泥洞穴，平庸的几何结构。红灯闪烁，列车缓缓驶入站台，车门打开了。

咳，这一天！咳，这一天哟！

尽管如此，她最终还是来到了她的避难所。

慢慢地，她卸下了怪异的一天给她带来的沉重负担，她感觉自己仿佛脱下了一层铠甲。她又活过来了，她再次拥有自己私密的空间，这种权利回到了她的手中。换句话说，这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她复活了，再次得到了重生。啊，伟大、善良的夜晚，你愉快的痛苦使我们找到了自我。

紫色的天空。一个蓝色的头像剪影，周围是一群幼崽。假如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个椭圆的脑袋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母狗的头像；一只发怒的母狗，追逐着夜空；云朵从四面八方涌来，将浩瀚的苍穹遮蔽。在某个地方，在某个时刻，那是亡父的魂灵，40年了。

扶着搪瓷茶杯的手一阵颤抖。托莱亚握紧把手，慢慢端起杯子，小啜了一口。像往常一样，咖啡早已冰凉，不知道搁置了多久了。此刻，他感觉屋里不止他一人，似乎马尔库·万恰就在他的身边，他走了40年了，被谋杀了，抑或是自杀。这种感觉无数次地向他袭来；他越发觉得自己看见了他，感受到了他的存在。

当他们奔赴死亡的时候，我也和他们一起向死神靠拢：这就是前提。在与死神拥抱的终极时刻，看看我和我的同胞如何表现。在一个约定的早晨，你无欲无念，却陡然在广袤的漠然之中重新发现了自然。在灿烂春光中一个约定的早晨，我们一时间忘却了看守的脸，忘却了污秽的街巷，忘却了灵魂。此时，我们抬起双眼，仰视一望无际的金色天空。

最终，我们平静下来——幸福，我们摆脱了对狭小囚室的恐惧。接着，有人砸门，心脏病发作，瞠目！谋杀的片段，最后的瞬间，结束。

夜晚，极具创造力的夜晚。终于要行动了！他清楚，这将是一次非常难以理解的行动：春天的行动。

突然，温柔的夜风将他包裹。他陡然想起那个名叫托马的尾巴。那些告密的小人还不如魔鬼的仆人——不，他们没有这么高的级别，他们只不过是生活在被唤作现代的沼泽里的小鱼。沼泽里这些痛苦的鱼带着沼泽的灵魂、疾患、恐惧和快乐。那个戴着托马面具的家伙，他的使命会是怎样的？数日的等待，他踪影全无；失望之际，他却从天而降。为什么？难道这是野蛮人的一场比赛？难道印证了卡瓦菲老人的低吟，野蛮人终于到了？他们即将到来，因为他们已经来了，因为他们在很久以前就数量大增，一步一步地占据了崩塌的城堡，也控制了众生的灵魂、疾病以及恐惧。野蛮人从未停止他们入侵的脚步，从未停止对荣誉公民的骚扰。正因为如此，那些野蛮人和他们野蛮监牢里的囚犯才会变成如此：一大批饱受饥饿煎熬的狡猾老鼠做好了准备，随时迎接最后的毁灭。他们眉宇间那一道刀疤似的纹路异常显眼。这是一道几乎无法捕捉的痕迹，反映出一个狡诈、堕落的种族所具有的特性——一只眼睛的抽搐。

不知什么时候，他终于睡着了，深深地坠落到夜晚的梦境之中。

飞机轻轻地摇晃着，男人将自己的身体轻轻地转向左侧的小舷窗。座位轻轻地抖动着；金属的机身在一股气流的作用下颤动起来。乘客们的目光转向那位显赫的游客，仿佛他的反应才是对飞机安全与否的真正检验。他们先是激动地看着自己手腕上的手表，然后焦急地四处张望。但是，那位优雅的外国人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安。他打量着身边的乘客，这是一个年轻人，身材瘦小，皮肤黝黑，左侧眉角处有一道形状类似接种疫苗留下的疤痕。他伸出手，面前是一张固定在前排座位靠背上的小桌板。一位空姐俯下身，主动为他服务。她手里拿着一只银色的托盘，身上穿着一件巴里纱长裙，紫色的巴里纱包裹着光溜溜的胴体。她的手指细长，皮肤白皙。一座青铜半身雕像，红红的嘴唇，紫色的粉底。她弯下腰，嘴巴凑近那个游客火鸡般的耳朵。巴里纱长裙婆娑摇曳。丰满的乳房，豌豆大小的乳头。然而，参议员故作镇定。他面带微笑，眼睛注视着无尽的空间，尽情享受耳机里传来的音乐。

托莱亚一会儿醒，一会儿睡，思绪飘忽，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夜色笼罩着都市。黑暗吞噬着肮脏、蜿蜒的小巷。远处一抹黄色忽隐忽现。病态的城市，病态的街灯，噩梦席卷了一切。

沉寂。不时传来巡警的脚步声，沉重、富有节奏。偶尔，毒素伴着酒鬼的叹息声在夜空飘荡，仿佛某个跳水者被困在无底的油锅里，嘴里不断发出含混不清的噪声。

喧嚣、吵闹的呻吟，一小团绿色的火焰，咒骂，酒精。又是黑暗的沉寂，带平头钉的皮靴有节奏地踏在沥青路面上。正当黑夜咬牙切齿的时候，几缕光亮突然一跃而起。金属片，车轮，螺钉，叮叮当当地响起来；某种机械发动的噪声，巨大而难听。魔鬼走了；它的顶灯在浓稠的夜色中摇曳。瘸腿的卡车摇摇摆摆，发出的噪声充满了整片沙漠——一个变了形的巨大魔怪蹒跚着向前挺进，黑暗在它面前一点点消退。生锈的屋檐。成片的垃圾。自行车的把手。有一扇门，一把扫帚靠在门把手上。又一扇门，门口有一个雕塑。塑像发出微弱的光芒，好像一只正在眨动的眼睛。大门像一个镜框，把赤裸的雕塑围在中央。男人赤裸的身躯沐浴在金色的光芒之中。宽大的前额，坚硬的脑袋，是多米尼克，是托莱亚，真是他！司机恰好苏醒过来，颤抖的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他回过头，想再看一眼那个幽灵。没错，幻觉仍旧存在：门口站着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那是多米尼克先生，是特兰齐特旅馆的那个笨蛋。不会错的。汽车轰隆隆地开动，但这却没有惊动他。司机踩住刹车，停了下来，并且关闭了车灯，他想让自己的意识得以恢复。街巷从视线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沉寂。他重新转动钥匙打火，发动机突突作响，车灯亮了。当车辆驶离的时候，司机紧张地擦拭着眉角处的疤痕。

传来杠杆断裂的声响，金属抓钩，螺钉，气泡，铜制工具，春天。

恐龙慢慢地向后退去，退向右边的人行道，最终完成了撤退的努力。它沿着毫无生气的街巷向后退，然后停了下来。大门敞开，但古老的木质门框前什么人也没有！

司机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玻璃，使劲儿地向外看。没有，门口没有人。他再一次熄火，关闭车灯，守候在那里……然而，门口再也没有多米尼克的踪影了。多米尼克睡着了，浑身上下一丝不挂，躺在狭窄的沙发上。他的身体扭动着，因为他在梦里发现了埋伏在门口的司机，他想逃，身子不停地扭动，大汗淋漓。两道细细的磷光——没有别的。司机不见了——只有两道闪闪发亮的磷光，那是司机的眼睛，他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从远处一路跟踪而来。司机在远方满怀仇恨地注视着他，局促不安地揉搓着眉角那块奇怪的疤痕。

荒凉的城市。夜色，不断渗透的腐烂。不时传来保安有节奏的脚步声。或是猫头鹰撞击屋顶天线时发出触电般的痉挛，这几只带电的小猫头鹰长时间地扑打着翅膀，身体不停地旋转。咯咯作响的老爷车被黑暗吞噬了，不知它正驶向何方。空气展开了巨大的翅膀，也铺开了巨网，收获着蝙蝠、飞机，以及突然焕发了生气的幽灵。飞机不停地横冲直撞，想要摆脱紧追其后的爪子。内部整洁，功能齐全。形状规整，表面闪亮。

男人轻轻地转过身来，面向着左侧蒸汽腾腾的窗玻璃。一双又大又圆的蓝眼睛镇定自若。整齐的西装，翻领上插着一块白色的手帕，领带，布满皱纹的长脖子，凝视的双眼。

座位轻轻地摇晃，一排排的乘客心中泛起一丝忧虑。他们全都把目光投向那位优雅的西方人，想在他那张重要的脸庞上寻找到危险的迹象。游客十分泰然、镇定。飞机微微震颤，男人再一次轻轻转过身去，面对着左边的小窗户。座位又一次摇晃起来，金属机舱内的乘客表现出短暂的恐慌，他们又一次瞧着那位显赫的乘客，仿佛他的反应才是检验飞机航行质量的标准。他们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表，然后焦虑地东张西望。但是，那位优雅的外国客人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安。他转身看着身边的乘客。这是一个年轻人，身材瘦小，皮肤黝黑，左侧的眉角处有一块类似种痘时留下的疤痕。他和那个被困的卡车司机简直一模一样。在海难发生的那个污秽恶心的晚上，那辆古老不堪、貌似蛙类生物的卡车……

乘客们无法保持安静，他们有的手里抓着手帕和纸巾，不住地擦拭自己的额头；有的蜂拥至抽烟区域，密切注意那位贵客难得做出的意味深长的手势；有的盯着自己的手表，在座位上扭来扭去。飞机缓缓地向一侧倾斜，从右向左，然后又从左向右。那位穿着体面、头发花白的绅士随着飞机的运动身体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一会儿靠近窗子，一会儿靠近身边的乘客，一会儿又向身边的乘客靠近。尽管如此，他和那位游伴，抑或是保镖的人之间的谈话外人无法听见。“我们快到首都了。按照15世纪传下来的文献，这里是一个空中走廊的交会点，共有八条铁路主干线、九条公路横穿此地。”播音员的声音没有丝毫不安。游客们坐直了身体，显得镇定了许多。“这里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中的罗曼语。最大的港口年吞吐量为4000万吨——位于古希腊人聚居地内。”老人再一次靠近那个卑微的家伙。他对他说了些什么，但他的声音其他人听不见，好像在传到别人耳朵里之前它已经被吸走，被摧毁了。年轻人回答的时候手舞足蹈，和他身上穿的紧身衣服不合拍，和身边客人温文尔雅的做派格格不入。

“这个国家是一个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长官。他有权任命和解雇部长，以及政府部门的其他领导成员。他确立了外交使团的地位，有权派驻并且召回大使，接受和召回任命状，国务卿的命名和城镇、区县、街道的命名，制定公民行为准则，以及津贴和分配制度，签署国际公约。”播音员的介绍流畅、清晰，她的声音盖过了其他任何声响。“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出生率为18.6%。国家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低地。这是一个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席同时也是该执政党的总书记，党员人数占国家总人口的20%。法律禁止公民和外国人接触。国家的单位货币等同于0.15卢布，0.2美元。这里有大学，图书馆，报社和电台。电视一天播出四个小时。”

游客无声地交谈着，他的邻座以手势，或是眉毛的运动表示自己赞同的观点。实际上，他甚至好像在用语言答复那些无声的短语。

“自然地貌十分均衡：三分之一为山区，三分之一为峡谷，剩余的则是平原。河流自中部向四处放射。森林覆盖率为四分之一。温带大陆气候。西部受到海洋的影响，西南部属地中海气候，东北部为大陆气候。山区和海边有许多旅游景点，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艺术纪念碑。”

花白头发的绅士把一只手伸向右侧的小桌板，但乘务员已经抢先了一步，她弯下腰，手中的饮料供他挑选。一只银色的托盘，褐色、黄色，还有绿色的玻璃杯微微颤动。金色的鬈发，修长、白皙的玉手。一件巴里纱长裙。半透明布料包裹的裸体。乘客仿佛对此视而不见。机身向右侧倾斜，舱里的乘客一阵骚动。

“随着铜器时代的文明出现移民。移民的浪潮……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来自伊斯坦布尔希腊贵族的执政者。我们已经接近首都，这里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90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67岁。”

乘务员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她注视着，并且等待着她的客人——优雅的参议员，牧师，君主，管家，管他是什么身份。花白的头发成波浪形卷曲，额头狭窄，布满皱纹，白里透红的脸庞，湿润的眼睛，大耳朵，高鼻子，嘴巴微微张开，浆洗考究的衣领，深红色的领带，嘴里发出无声的语句……

没有一点儿声响。平缓、安静地飞行。好像原地运动，在银色鲸鱼的肚子里，在天空的水流中静止不动。摆放着果汁、春药、毒药的托盘。白色、绿色、黄色的玻璃杯，但是，那位来自火星的客人没有反应。模特儿仍旧弯着腰，托盘上是赤裸的双乳，中央是小灯泡似的乳头……

养老金领受者右边的小胡子男人实在无法忍受了。他从桌上的那一摞纸牌里抽出一张黄色的方块，高高举起，想以此把那位绅士从梦幻中惊醒，对他的部下有些恼怒。

“小姐，他什么也听不见，他的电池掉在家里了！我告诉你：他的助听器根本不工作。只有上帝才知道这是为什么。小伙子，他在节食，连肠子都清空了。”

然而，绅士的确动了一下，试图修复那对小型晶体管耳塞。他摘下耳机，把耳塞装上去。他也的确看见了女人的上身，没错，他最终注意到了阿芙罗狄蒂的塑像——当然，他非常感兴趣，真的。他的喉咙里响起一阵干涩的吞咽声，黏稠的唾液，受阻的话语含混不清，毒蛇般的领带，随后，那张甲壳纲动物般的嘴巴又发出了阵阵无声的搏斗，直到他的邻座明白了这个命令，并将其传达给那个女子，而她的身体此时已经僵硬，胸脯靠在托盘上，小胡子男人的吼叫使她感觉震耳欲聋。从外表看，只有她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其余的乘客则无动于衷，似乎对周围的声音充耳不闻。

“你们这些傻瓜！”身边的这位代理人吼叫着，不仅针对他的客人，也对着他所代表的陌生世界，你们眼睛瞎了，瞎得厉害！你们这些瞎了眼的笨蛋，你们满肚子信息，满肚子中继，还有火箭，但你们什么都不明白！我？我们？先生，无言以对，无言以对！天使已经带走了我们的声音。我的老板带走了我的声音，还带走了阿芙罗狄蒂中尉的声音，你能够看出来……所有这些昏昏欲睡的人都在等待你的到来，等待你出手拯救他们！你，你有飞翔的城堡，有不可一世的口香糖。

外国人像牧师那样点着头，但其实他什么也没听明白。没错，他的确看上去像一个牧师。他失望地看着那副出了毛病的助听器。他虽然又检查了一遍，但仍旧没有起色。一条金色的链子，两端是那两只胶囊般大小的助听器，它们此时就挂在他那件一尘不染的丝质衬衫的前襟上。他满意地微笑着，满足地看着小桌子上的那一杯牛奶。牛奶正是传教士想要的。牛奶正是那位女乘务员阿芙罗狄蒂给他的。现在，她灵敏地把自己的上身完完全全地朝他俯卧过去——她那玻璃般的乳房，她那颗带电的乳头，还有她那金色的屁股。客人微笑着伸手去取那杯牛奶。当他的手刚刚触及玻璃杯的时候，机舱里响起了警报。枪炮声震撼着舱壁、乘客以及座椅——巨大的声响足以唤醒死人。地狱的警报，世界的末日。

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一阵眩晕，身体猛地一动，想要阻止地狱之火。电话就在他的床边上。闹钟就在他的床边上。不对，不是闹钟。他双手颤抖着找寻按钮、开关、钥匙。铃声……金属片发出的持续响声，空气，避难所的铜钟敲响了起床号。是的，早上了；窗玻璃在新一天的噪声中微微颤动。

托莱亚从朋友兼邻居加夫通那里得知，减员行动将在多个领域实施。他耸耸肩膀，一脸的冷漠。他还听说，这次行动将涉及40%的公务员。他微微一笑，打开了那台放在同事吉娜办公桌上的收音机。蒙特卡洛电台，他最喜欢的台。

有人散布谣言说，某某领导同志已经被另一个领导同志所替代；某些联络组织正在遭到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新组织和新联络。他冷眼瞧着特兰齐特旅馆里那些同事歇斯底里般的反应：会计，吧员，总机接线员，清洁女工，他们全神贯注地守着电话机，想设法弄清楚其中的复杂详情。当那个戴眼镜的同事把解雇员工的标准告知他的时候，他扬了扬眉毛，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他轻轻地踮起脚尖，把同事身上穿的那件中国制造的衬衣领子下松垮垮的领带系好，然后走到窗前，打量着亢奋的春天。

吉娜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开始朗读晨报上的内容：

“请听昨天发生的这个故事。‘借口是这样的：在一个私人拥有的公寓楼里……在底层，有一只狗……或者好几只狗……还有一只猫……或是好几只猫。’咳，你怎么看？”

托莱亚懒散地靠坐在一张带扶手的椅子上，两只脚像美国人那样搁在另一张椅子上，他的脑袋靠在靠背上，双目紧闭。看上去他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吉娜的话。他在沉思吗？还是在揣测，在回忆？他把这条骇人听闻的消息当作一只令人讨厌的、只在这个季节才出没的小虫，轻轻一弹，走了。

“看看你的样子，你在听吗？借口。现在，这些狗和猫能到哪里去呢？树林？荒郊野外？你怎么看？这篇报道写得不好吗？听着，它们只能生活在树林里，生活在山顶上，或是在大海里的珊瑚礁上。那些珊瑚礁是什么样子的？是的，这是一篇态度强硬的文章。不知道是通过何种渠道才得以发表的。”

也许就在那个听故事的时刻，一个奇怪的念头闪现在托莱亚的脑海里。恶作剧——一件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件能够让他自己焕发活力的事情。因为，他实在是感觉厌倦，沃伊诺夫教授厌烦得要死了。

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已经程序化了，甚至包括混沌、机遇，或是惊讶。因此，你不得不挑战逻辑，不得不想办法使别人瞠目。你必须让那些傻瓜相信，你掌握着某些秘密的关系，而这些却恰好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

接待员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人称托莱亚——的脑海之中接连闪过一个又一个的想法。他的大脑开足了马力，脑电流不停地运转。毫无疑问，从这些电流中，可能会捕捉到一些信号。尤其是在春天——哇，是的，这是一种真正的病态，春天，一种真正的攻击。最后，某种真实、强有力的东西，对于它，麻木的人们再也没有任何反应了。

“闹事者——楼里的住户！我问你呢！”

接待员似乎清醒了。

突然，“闹事者”一词。或许，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咳，继承人将以实际行动表明，当所有的游戏看起来即将失败的时候，会发明一个崭新的游戏，它可能会显得非常怪异，也可能到头来是徒劳无益的。照此看，我们要换一种方式行动，我的父亲，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我们不会采取自杀的行为，我的父亲；不，不，我们不会按照你的计划行事。我们要研究，要行动，要勇敢地面对，就这些。否则，即使任务没有流产，我们也不可能抵御春天，不可能抵御倦怠，甚至无法抵御多面奉承带来的无聊和乏味。

托莱亚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他独霸世界的中心，在这个伟大的舞台上，只有他一个演员。没有他人，没有，只有他一个。

“亲爱的，今天几号？”

很难分清他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问他的同事吉娜。

尽管如此，他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他要请假去做一次短期旅行。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同事们剑拔弩张，枪炮齐发，拼命保全自己不受损伤，而他却要离开这个竞争的场所，不可思议？他要到山里去，去解决某些字谜游戏——也许还要揭开马尔库先生——他的父亲——之谜。他要做一件大家意料之外的事情——度假。这种鲁莽的决定将证明，接待员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人称托莱亚——掌握着特殊的关系；他不惧怕可怜的办公室同事们表现出的那种神经症；他是局面的掌控人。与此同时，从明天起，他将开始回忆他人生故事中的所有细节：居住在阿根廷，并且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哥哥，具有条顿贵族血统的嫂嫂，甚至还有那个剥削全世界人民的父亲，或是那个早已荣登极乐的姐姐，没错，还有她。

“亲爱的，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的小美人，我问你点事情。我刚刚问过你了，今天几号？亲爱的，今天几号了？”

是这样，3月。太完美了！3月底，白羊座的星座。完美极了！托莱亚翻起黑色衬衫的领子，把黑裤子上的褶皱抹平。

“泰伦斯说过，假如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那就想一想能够得到的东西吧。多纳·吉娜，听说过泰伦斯吗？”

同事吉娜微微一笑。她已经习惯了托莱亚的胡闹行为。和其他人不一样，她并不觉着托莱亚很傲慢，一点也不，她甚至有点儿喜欢他，非常喜欢。

“还有巴罗尼亚斯，听说过他吗？一个博学的主教！你肯定知道他。实际上，我相信，你上个星期就开始重新拜读他的著作了。你还记得他撰写的那部里程碑式的教会史，那本1602年出版的《教会年鉴》吗？你还记得他是如何开始描述10世纪的吗？你当然记得。‘看，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世纪，严厉、充满着毒素；这是一个铅一般的世纪，邪恶在肆虐；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纪，伟大作家的离世使它顿失光芒。’”

托莱亚看着吉娜，等待着她的回答。能够和这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听众进行这样友好的交谈，对托莱亚而言，实在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她脸上那种率直的笑容给他带来了非凡的动力，他继续着自己极具挑战的演讲。

“还有非凡的格伯特，就是教皇西尔维斯特，你对他怎么看？你怎样评论他关于罗马帝国的构想？始终牢记心中的希望：抚慰世界民众的巨大伤悲。Genere graecus， imperio romanus。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希腊诞生，在罗马崛起。这是他们所有人的梦想。他梦想实现全球化的帝国，实现世俗名利的绝对统一。‘一个政府不仅需要最大限度的治国才能，而且也需要同样程度的诗学。’这就是格伯特，来自欧里亚克的神奇朋友！他传奇般的知识为他赢得了‘巫术王子’之美名，与魔鬼为伍。我的小花，你记得吗？你记得他在信件中使用的语句吗？充满了狡诈，但也洋溢着爱情。我的小青蛙，洋溢着爱情。‘亲爱的兄弟，我的爱人。’你记得吗？亲爱的兄弟，我的爱人……”

托莱亚又一次整理了一下自己黑色衬衫的领口，抹平黑色长裤上的褶皱，然后，俯身向前，接着……人间蒸发了，就是这样。没错，他突然离开了工作的场所，停止了自己的叹息。有时，他的确会瞬间消失，大约一两个小时，在街上闲逛，在公园的某个长凳上小酣，或者，开始某个谁也想象不出的鬼把戏。

他消失了。不知什么时候，他可能已经回到了美丽的樱花吉娜的身边，回到了特兰齐特旅馆的大厅里。可以肯定的是，他晚上是在马尔加医生那里度过的。在那里，他有时看上去像是喝醉了酒。他记不清楚自己是睡在那里了，还是最终找到了回家的路——也就是说，回到了朋友加夫通的公寓，他在那里有一间临时的小房子。

无论怎样，他晚上睡得不好，总是无法摆脱梦魇的困扰。梦里，那些巨型的金属大鸟在广袤无际的空间拼命地扑打着翅膀，它们没有颜色，没有声音，但它们疯狂的举动却永无止境。

黎明时分，他在恐惧中醒来，他想阻止闹钟或是电话的响声。其实，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是一场梦，一场噩梦。他没有回到床上继续睡觉，外面的声响已经穿过墙壁进入屋内，公共汽车和电车的噪声轻轻摇晃着窗玻璃。他从门后拿起那件睡衣，然后走到窗前。就在房子的前面，一辆巨大的老式卡车出了故障，阻塞了路上的交通。从这辆怪兽般的卡车旁边经过的其他车辆使劲儿地按着喇叭，喇叭声和刹车声使得外面的街道更加喧嚣。小事一桩！又一次融进白天的真实世界之中，什么也无法剥夺他这份快乐。对于托莱亚而言，夜晚是愚蠢的，充满了折磨和陷阱，最好将这些统统抛至脑后。他不愿意再思索了，尽管如此，梦魇给他带来的谜一般的暗示仍然存在。不，不存在，它们已经随风而逝了。哇，多么希望新的一天是他生命中唯一的真实！春天，冬天，秋天，或是夏天——没有区别。多么希望夜晚能够成为被遗忘的间歇，成为一种类似失语症的混乱！

晨曦的光芒恪尽职守地照耀着沙发上的白色床罩。托莱亚坐在那里，搅动着杯底的速溶咖啡。慢慢地，慢慢地……很快，他再次出现在忏悔的场所。“教授还没有到吗？”啄木鸟吉娜经常这样问。今天早上，如果托莱亚来晚了，她还是会这样问的。是的，他迟到了，随他吧。他不喜欢匆忙，他总是慢慢地，慢慢地搅动着杯底的黑色粉末。吉娜可能正在整理账簿、铅笔、板凳以及她自己椅子上的垫子，还有面前的电话机。虽然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买到咖啡，但吉娜跟大家一样，总是在办公室喝咖啡。她每天到达之后，就会消失在办公室的窗子后面。出来的时候，她总是一只手端着一杯刚刚冲泡的咖啡，另一只手拿着那件绿色、橙色、深红色的衬衣，已经忘记自己身上只穿着胸衣了。她弯下腰，整理本子和笔。过了一会儿，她才记得把衬衣穿好，遮住肩膀。此时，她总是脸一红，很生气的样子。

她开始扣扣子，轮到最后一颗扣子的时候，这个小老鼠一样的雇员总是这样问：“教授真的还没有来吗？”但是，没有人搭腔。那些饭桶已经开始粉饰他们自己脸上厚厚的面具了。同志们决定，他们只能容忍吉娜的出现，但不能容忍她的声音，应该让那个吉卜赛小女人认识到自己的地位！

为了讨好大家，她也想像他们那样用极其恶劣的态度对待那个小丑，然而，她始终做不到。“教授还没有来吗？”他们虽然对她的问题爱搭不理，漠不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允许她成为他的同谋。“你快闭嘴吧。别再提他了，那个疯子肯定有他自己的事情。”然而，假如她没有提起托莱亚迟到的事情，那么，就该轮到他们议论了。“哈哈，那个爱游荡的小家伙一定是碰到什么麻烦了！他竟然能够忘记自己的亲戚，忘记自己的胡言乱语，还有那些所谓的优雅和气质。这对他可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要开始审查他了——他在国外的亲戚，他的资产阶级家庭背景，当然还包括这个大话连篇的家伙现在的生活。至于他的道德问题，我们这个同事的小毛病我们太了解了。我们知道法律惩处他的那些事情。法律，绝对是！”当然，这是提提的一番话，黏糊糊的，不透明。这家伙戴着一副精美的银丝边眼镜，一张骨感十足的脸庞，对目前的话题感到十分激动。大家都叫他瓶塞钻提提——但最终他还是敌不过胖子吉克·特奥多休。虽然吉克外表随和，沉默寡语，其实，他才是最危险的。这两个男人鼻子朝天，眼睛总喜欢盯着漂亮的小吉娜。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她，也不是因为他们对她有何抱怨。不是，这只能说明，那些生活在笼子里的人心胸狭窄，心术不正。“注意，218房间的客人下来的时候，叫我一声。33房间替我留到3点钟。不要派人去105房间，不需要做清洁。奥林匹亚送咖啡袋和健牌香烟来的时候，替我放在一边。不要问任何问题，也不用付钱。10点至11点，我在主任办公室。如果有人找，就说我在开会。除非是帕斯特拉默同志——不管他有什么事情，都务必在第一时间通知我，打这个电话就行。”工作日：适应必要的事务；折磨，污辱，更糟糕的是，含糊其词。一种开心、丑陋的推诿，因此，你可以吞下那堆粪便，忘却有谁在关注你如何将其消化——你脸上戴着满足的面具，因此，你忘记了提提、忘记了吉克、忘记了吉娜。

托莱亚走出浴室，躺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书。他为自己的角色做着准备，寻找那些不相干的话题，还有那些会让特兰齐特旅馆同事们愤怒的引文。或许，有人给特奥多休同志带来了一瓶威士忌。太完美了，嗨，吉克老头，一个同志给你留下了那个烟熏色的瓶子。或者，可能那个眼镜商瓶塞钻为某个领导准备好了一间房间。太完美了，12点钟他会来的，带着一位小巧玲珑、身穿红色丝质长裙的女士。太好了，没有人会打搅他们。很好，我们不会妨碍他们的——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不会说的。但是，我们要用泰伦斯、巴罗尼亚斯和奥托三世的经典语录把你们逼疯。圣徒，理想化的政治家。“反过来，他给罗马人展示了他神圣尊严的景象，让他们知道了他对独自一人生活在一间泥土和芦苇搭建的小棚子里的渴望。”神圣的预测，电椅，启示录……世界的黄昏……当然，还有爱：世间仁爱的统治，兄弟，亲爱的兄弟，持续一千年，一千零一年，我的爱人。

他的邻居加夫通已经进了浴室。他能够听见马太·加夫通的咳嗽声和抱怨声。“在广大游牧民族的巨大压力之下……人们只能身居罗马人之间，以寻求安全，甚至还包括食物……我们必须承认帝王们所具有的温良和智慧，他们接纳了那些游牧民族……历史学家如何看待野蛮人的不断渗透。”把这些背诵给野蛮人听吗？“果实，不是人。”格伯特老兄，那个亲爱的，这样说过。“大地的果实，没错，但不是人民”——这种格言警句瓶塞钻和吉娜应该会感兴趣，是的，或者，这些无关紧要的话语会给他们带来遐想的空间，的确是这样。格伯特老兄——亲爱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些胡言乱语和离奇的故事。他丢下手中的书本，穿上那条黑色的灯芯绒裤子，还有那件黑色的衬衫：他的制服。他就是以这种形象出现在特兰齐特旅馆——身穿制服。换句话说，身穿出席葬礼的服饰。他有好几条黑裤子，十几件黑衬衫，有的是棉布的，有的是亚麻布的，有的是针织的，还有的是丝绸的，但全部都是黑色的。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教授每天就是这副打扮去旅馆报到的。

他穿上黑色的行头，仿佛一层黑色的铠甲。没错，就是这样。至少，剩下的也只有这一层铠甲，他代表着公开的挑战。他没有为此而抱怨，当然没有！夜色消散了——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日历上只有白天，一个接着一个。夜晚是一片没有任何形状的沼泽，空无一物，只是一个黑黢黢的大洞。感谢上帝，他再次逃过一劫。你永远也不可能保证自己可以顺利地到达黎明的彼岸。白天是多么的美妙，哇，是的。唐·多米尼克·万恰准备好了。故事再次拉开了序幕：刺耳的声音，白天的奇迹即将回归他的手中。一袭黑衣，修过的面庞，光秃秃的脑袋像极地的明月。双手插在口袋里，嘴巴紧紧抿着，口哨声飘荡而出。“虚幻本身是烈焰，现实只是白日做梦。能够在激情消失之前走进坟墓，这实属万幸。”——没错，来自欧里亚克的先生，您说的完全正确。干涩的额头，平整而结实，罗马参议员的额头。还有罗马式的秃头，罗马式的眼睛。他站在门口，准备出发。他从衣袋里掏出钥匙，还有一块红色的手帕。黑色的工作服，白色的休闲服，无论何时，手帕是必不可少的。红色是他的最爱。白色，黑色——有的时候是一块白色的，有的时候是一块黑色的。但是，5%是红色的，这是自然的要求。自然和审美：5%红色。他慢慢地擦拭着自己的秃顶。今天，他又迟到了。当他到达的时候，他们又会对他大喊大叫。更多的证据表明，一切都没有变，一切照旧，一切都各就各位。

各就各位，亲爱的，我们可以走了。我们走吧，我的爱人，我们又重新开始了。

门铃不断响起。不，不是门铃，是电话。他跌跌撞撞地穿行于桌子和椅子之间，他拿起了听筒。

“托马，我的名字叫托马……”

犹豫，接着，沉默。是的，他记得这个声音，他也记得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曾经几次想跟他说话。这个叫托马的人，一个温文尔雅、行动迟缓的年轻人。这种人怎么能担任新的大楼经理呢！好像人们都不知道这些双料的雇员是些什么人，不知道他们为谁而效力。

一天上午，他突然出现在门口。一张十分体面的脸，一个悦耳的声音。你刚刚醒来，他就已经在你的房间里了——就像那些捣毁公寓，纵火烧死小猫的人。彬彬有礼，虚情假意——就是这副德行。即使你家里没有养小狗、小猫或是金丝雀，他的手已经朝你伸了过来。然而，他这次来是为了别的事情。“我可以进来吗？要不然，我再找其他时间跟你聊聊，行吗？”

这头猪！不过现在，他在电话里的付出和收获终于基本持平了。至少现在可以有一两天的缓冲时间。接下来，围困行动即将再次展开，这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他们最终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因为他和邻居们没有什么往来吗？或者，因为他违反了管理条例，没有出席居民大会，没有提前六个月交维修基金？不对，这些不是唯一的理由。肯定有其他原因。当然，一定有。很明显，跟一件小事有关系，星期六晚上，当那位一向谨慎的经理午夜时分返回家中时，他发现一楼的餐厅仍然灯火通明。他推开门，大厅里空荡荡的。他径直走向最后的一张桌子。你在这里干什么？没什么，到处看看。这是外国留学生的专用食堂，其他住户是不允许使用的，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这个时候没有人用餐，这里是空的。你到底在看什么？过去，他极力讨好教授，想跟他来一次长谈。但此时，他一改往日的口吻，声音干巴巴的，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好像他是一个保安，给那个长期被监视的恶棍一个突然袭击。你说，你到底在看些什么？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的回答姗姗来迟。我在观察这个大厅。这里以前是一个酒吧——列夫琴科酒吧。战前战后它都在此营业。那个执法人员对自己听到的回答并不感觉意外。他拉过一把椅子，显然，他打算好好谈谈此事。然而，他傻眼了，因为那个住户已经站起身，看都没看他一眼，走了。

疑惑，回忆——万恰传奇故事中的幽灵，近来他们一直对他穷追不舍，数月以来，他一直在思索，这些幽灵一次又一次地召唤着他。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小马屁精，这个经理同志，这个托马，该死的，谁知道他到底属于哪个级别。

他从桌子上那一摞卡片中抽出一张。卡瓦菲。“对于一些人而言，他们必须回答‘是’或‘不是’的那一天已经来到。”页码，画着圆圈的文字，箭头。他的名字，马尔库·万恰，划掉了，重新写，下划线。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夜晚，他们的低语声，精神错乱，幽灵，反复无常的思绪。

托马的电话是一个玩笑，还是一次警告？记住，当你最不希望看见他时，他出现了，就像第一次那样。“他即刻就能看出谁在心里做好了说‘是’的准备，就这样说出来了。”来自亚历山大的希腊人如此警告说。他把桌上的书本放到床头柜上，然后又将其拿开，放在收音机上，然后又放在沙发上。“参议院里为什么会有这种冷漠的态度？为什么参议员们无所事事，没有制定出任何法规呢？因为，今天，野蛮人要到了。”一片寂静。懒散的阴影藏匿在跳跃的光线之中，消瘦的脸庞悄然从肮脏、阴暗的街巷经过。大门似乎摇晃起来。一个年轻人，面色苍白，满头柔软的鬈发，长胡子，腼腆的笑容，眉角处一块疤痕，轻柔的嗓音。

“你知道，我叫托马。”

让他主动证实自己的身份，必须这样做。他手里握着一张四方形的褐红色纸片。

“别看了，那是我——一张老照片。”

年轻的雇佣军的那张照片能有多老呢？他一屁股坐在对面的那张扶手椅上，开始招供了：很有技巧，很谦卑，但回报甚少。

“我希望你没有生我的气。我只是想了解你。实际上，你很像我的一个叔父。我没有父亲，我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

把他赶出去？或者，假装睡觉，很简单，因为怠惰，因为厌恶，让这个家伙独自唱他的咏叹调吧！

“你知道，自从我开始负责这里的工作以来，我们不再付钱雇用外面的人，我们用实际居住在这里的人。”

细细的声音，有些害羞，又黄又小的牙齿，消瘦、无色的脸颊，夸张的小胡子，还有那块无处遁形的疤痕。

“我很想知道你的计划。我不会乘人之危，我只是想能够和你随时保持联系。”

照此看来，不过是一个追逐平庸战利品的怯懦钓取者罢了。托莱亚就是这样的人，只配得到这个三流探子的跟踪，不是吗？他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真的！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填满了他的嘴巴和鼻孔。

站在阳台上，他能够看见那个空旷、黑暗的广场。偶尔，一抹亮光，路过的车辆发出的。午夜之后，死一般的寂静。大楼底层的列夫琴科酒吧40年前就不复存在了，被夜色吞没了。黑暗依旧蚕食着城市，一个10年，又一个10年，缓慢持续着——在这种黑暗中，万恰一家复活了，他们提出了古老的问题，几十年前的老问题。

是的，家人有可能回归的那两个场景，他已经十分熟悉，他数十次目睹并且注意到了这两个连续的片段。

第一个片段：8月末，战争期间。宁静的夜晚，炎热的天气令人窒息。万恰家的餐厅，白色的墙壁，高高的屋顶。一张长长的宴会桌，织花台布。八套闪闪发光的餐具，纵向两边各三套，两端各一套。晚宴的客人在他们的房间里已经待了几个小时了，他们一直在等候这家主人的出现。索尼娅和她那个瘸腿的巨人，了不起的马图斯，待在伴娘的更衣室里。托莱亚捧着收音机，全神贯注地收听伦敦的广播节目。米尔恰·克劳迪乌俯身凑到冷冰冰的阿斯特丽德的头旁边，核对着为婚礼所采买的物品。

迪达独自一人在餐厅里，她神色忧虑，一向极为守时的夫君今日为何一反常态迟迟未归呢？她很担心，害怕出什么事情，但她仍然没有勇气把前一天晚上目睹的事情说出来。现在，她等得万分焦虑，她准备把一切说出来——说什么呢？她能够把自己嫁给马尔库·万恰那段传奇般的往事告诉大伙儿吗？那个时候，他被安达鲁西安的鬼魂，沥青色的眼睛，白色大理石般的消瘦脸颊蒙蔽了双眼，他目瞪口呆，连话都说不出来。当那位身材苗条的年轻女子出现在现场的时候，尽管他早已是一名情场老手，但他仍然感觉束手无策，心灵遭遇到了无法补救的打击。接着，逃亡巴黎：阁楼，愚蠢的行为，贫困，图书馆，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返回，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及杰出的学者决定成为酒窖主人的那个时刻。是的，先生，哲学家马尔库·万恰决定投身于什么样的工作——那个严肃、高雅、善于调情的男人，突然之间所有的信念都动摇了——他说服自己的兄弟鲍勃·万恰匆匆抛下自己的医院，自己的诊所，自己的雇员，隐身于一个乡村的小医院中，那里四处飘雪，周围崇山峻岭。或许，这是一种保护……她应该让大家知道哲学家是怎样一心一意地忙于世俗的事情、忙于抚养后代吗？告诉大家他是如何任劳任怨地像奶妈似的照顾孩子，替他们洗洗涮涮，逗他们开心，但从不提及书本和自己心中的疑惑吗？她应该告诉他们她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是马尔库·万恰的一个孩子吗？

然而，这些事情能够跟谁说呢？最终，这些在其后的某个时间被现实的风暴所吞没了。必须让托莱亚安全，不能让他接触这些情感：那次可怕的自行车事故之后，这个曾经有礼貌的少年发生了某种改变。那次意外事故造成的后果，无论万恰如何隐瞒，都无济于事。根本不可能隐瞒什么：一个在校学生骑自行车不小心撞倒了一个头脑不清、眼神不济的老妪，但是，法院在老太太亲属的干预下，判决孩子负担高额的赔偿费；马尔库因此不得已卖掉了自家刚刚购买的房子。她如何能隐瞒这些人人皆知的事情呢？她怎能用最近发生的事情所引起的恐慌徒增托莱亚的负担呢？因为，孩子可能会将其视为那场事故的延续。那场事故已经摧毁了家庭的平和气氛，并且预示着来年更大的灾难。

她也不能跟索尼娅说，女儿现在正沉浸在与亲爱的救世主马图斯梦幻般的恋爱之中。米尔恰是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她应该把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可能是前天晚上，她有些不太肯定，或者，接连两个晚上。是的，只有米尔恰可以明白，可以立刻采取某种具体的措施。她是不是应该让他知道：昨天晚上，那个名叫马尔库·万恰的男人，那个一向坚强，一向伶牙俐齿的男人，一夜之间就变老了？面色惨白，浑身无力。他那层完美的铠甲，他那游刃有余的手势，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还有他那清澈的嗓音，这一切在两个星期前还是那么的熟悉，没有任何危险的先兆，但现在已荡然无存了。没错，两个星期前，他突然把一个新的雇员介绍给自己的妻子——一个让人疑心的“代理”，如果有这种事情的话，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合伙人，你不会明白，你也不会相信这些话出自万恰的口中。一个帮手，帮忙度过“眼前更加困难的时期”——这就是他的原话。他以前从来不会采用这种办法，因为，为一年一度的葡萄酒展销会而做的准备工作足以证明他驾驭一切细节的能力。两周前的那个奇怪的晚上，他把那个可疑的“合伙人”介绍给她——那人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受雇于他人的密探或者保镖——即使在那个充满了不祥征兆的夜晚，他看上去仍旧没有什么变化：高高的额头，没有皱纹，神色自如，庄严，手势稳重。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晚上，迪达发现了一摞没有开封的信件。她突然想起最近出现的一系列征兆：频繁的电话，陌生的声音，声称自己受到了伤害，因为没有被邀请出席展销会，或者，非常愤慨，因为你肮脏的生意太顺利了。用他们的话说，“你肮脏的生意在崇高的爱国主义时期竟然那么一帆风顺。”

接下来的十几天里，丈夫在库房忙碌，迪达则始终伴随在他的身边。她放弃了家务活儿，忽视了托莱亚，忘记了米尔恰的婚礼，对索尼娅的情感躁动也视而不见。她把一切抛至脑后，每时每刻陪伴在夫君左右，她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想弄清楚一切。昨天晚上，也可能是前天晚上，一个顾客，或是一个熟人，或是一个代理商，在某个时候出现了——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时候，不清楚那人是谁，也不清楚他心怀何种目的。迪达那时刚刚出门，最多一个小时后，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万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了。想象一下，他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疑惑，恐惧，满头是汗，他看着眼前的一张纸，手中的笔迟迟落不下去。他不再记得自己的名字了。那时是晚上，天越来越黑了，马尔库·万恰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头儿。

毕业于巴黎大学的著名哲学博士，决心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葡萄酒批发代理商，以此度过暴风骤雨般的年月——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行当，尤其是在艰难年代——他相信，他的兄弟在大山里可以存活下去，他在那里照料那些无名的病人，他会保护他们，因为他们需要他。但此时，甚至连他的兄弟也无法解释，他一向谨慎的策略为什么突然之间崩溃了。

一夜之间的变化，这个老人再也无法抵御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了，是这样吗？就因为他收到了某个卑鄙的信息？这个猜测走了，又回来——短暂的一闪念，仿佛烧红的针尖。没错，她应该把这一切都告诉米尔恰。

迪达慢慢转过身，眼睛离开窗子，看着面前的宴会桌。实际上，她慢慢地转过身，嘴巴有节奏地念叨着：是的，可以把这些告诉给米尔恰。令人无法置信的是，笑容荡漾在她的脸上，她笑起来像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傻瓜。她仿佛中了邪，一直痴痴地笑着。这么多不合时宜的回忆：失望和恐惧，此外，还有一种缺乏信心、听天由命的无可奈何，像空洞的安慰，缺少能量——笼罩在传奇的光环之下，秘密的白炽光，包围在保皇党的特殊氛围之中。在昨天之前，一切如故，她亲爱的夫君就是那个颇具魔法的保皇党，他可以成功地避开众人的视线，安全地生活。

经历了数小时的震惊和沉默，迪达·沃伊诺夫再一次面对灯火通明、喜气洋洋的餐厅。她的目光与米尔恰·克劳迪乌的目光相遇。很有可能，儿子已经默默地注意自己一段时间了。刚才，她用自己的掌心紧紧地握着窗框，紧紧地握着，因为这是她和现实世界之间最后的一种接触，而这种接触可以给她带来一丝安慰。儿子是一个秃顶的年轻人，粉红色的圆脸，长长的络腮胡子，从镜子的一角刚好可以看见他。短短的眉毛，沼泽般的大眼睛。没错，她记得这个男孩——一个干净、整齐的学生，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轻松获取大奖，而且，他还擅长体育。“我们杰出的米尔恰·克劳迪乌！想想看，夫人，他竟然偷了一个同学的钱包。我亲爱的夫人，很大一笔钱啊！简直让人无法置信。谁能想到呢？太不可思议了！”校长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然而，杰出的米尔恰·克劳迪乌一刻也没有犹豫，直盯盯地看着校长的眼睛，微笑着承认了这一切。那些日子，家里并没有遭遇物质上的困难，托莱亚的自行车事件还没有发生。的确，他后来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做建筑绘图员，因为家里实在无力提供他的学费和开支。

是的，那天早上，当迪达的朋友，那个建筑师的夫人，带着母老虎般的眼睛下面深蓝色的粉彩突然闯进来时，出头的也是这个不肯认输的克劳迪乌。暴君！不管怎样安慰，她始终无法停止哭泣。亲爱的米尔恰·克劳迪乌，杰出的理工学院学生，她着实仰慕他，但他却再也不愿意见到她。实际上，他狠狠地揍了她一顿，一点也不夸张。这是发生在以前的事情，因为她不顾约定，到他各个朋友家去找他，甚至还去了酒吧和学校。没错，她控制不了自己。她不顾永远不要去找他的约定。但是，这个亲爱的爱人给了她一顿痛打，一句话未说，把她打翻在地。“痛打”，“重击”：奇怪的字眼从那张美丽的弧形嘴巴里飘出来，这个受人尊敬的女士虽然不习惯早起，但这一次，天刚亮她就急匆匆赶来，找到了罪犯的母亲。

神秘的儿子用一种陌生、搜索的眼神盯着自己的母亲。她应该把过去两周内发生的可疑事件告诉儿子吗？或者告诉那个冰美人阿斯特丽德？她们婆媳性格十分相像。迪达再一次慢慢地转过身，眼睛朝窗户的方向看去，把自己的背影留给了那个目击者。

她接受了那个身份，只是因为她亲爱的夫君想要孩子。的确，他对孩子非常用心，肯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当然，他对自己如花似玉的妻子也不敢怠慢，他迷恋她那双始终透着茫然和忧郁的眼睛。她虽然不积极，但还是给他生了三个孩子，然后，她和孩子们一起成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成了马尔库·万恰先生家的老四。

万恰在哪里？他在哪里抛了锚？为什么会抛锚？能够在哪里找到他呢？天空此刻仿佛一扇窗户，覆盖着阴沉沉的云朵，那个久等的人儿迟迟没有出现。身后传来儿子忙碌的声音。迪达意识到，米尔恰·克劳迪乌正在换衣服，准备出门。他每天晚上都要和自己高贵的伙伴外出散步。她再一次傻傻地笑着，迷失在窗框之间的噩梦中。

当她再次回过身，面对着充满喜庆气氛的房间，时间很可能已经是两个星期之后了。一个欢庆的夜晚，这一次是星期六。欢宴的餐桌铺着织花台布。

第二个片段：餐桌的首位没有摆放任何碗碟。葬礼和婚礼都结束了。

告别晚宴，年轻的夫妇明天就要离开布加勒斯特了。新婚的妻子不喜欢巴尔干地区的小巴黎氛围，“这是一个酒鬼的市场，遍地垃圾和笑话。”这就是那位冰美人阿斯特丽德·万恰说的话。她说话虽然不留情面，但也中肯。她迫不及待地想回归到布拉索夫的文明中去。每逢提起布拉索夫，她总是喜欢使用喀琅施塔德这个德文名字。

厚重的沉寂。强烈而又冷酷的光线，水晶玻璃器皿，银质器皿，瓷器，死一般的寂静。地点、时间、行为的统一？你们每一个人都将背负又一个失败的印记，死去的人可能认为……又听见了他的声音。失败——也就是说，命运的不可避免性——他一直努力将其平息，将其收买，将其拖延。但是，迪达·沃伊诺夫偏离了自己思维的轨道。一具烧焦的雕塑；话语消失了。

几个人物，简短的故事，沸腾在历史炙热的大锅之中，沸腾在地球上杀戮的血流之中？为小学生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准备的晚餐，他是一个懦弱的人，但却碰巧变成了囚犯。他吹着口哨，悠然自得地握着闪闪发亮的车把。突然，命运像那个愚蠢的黑乌鸦，一下把他击倒了。男孩继续吹着口哨，把少年时期的罪恶吹成了解不开的死结，直到后来，两个星期前，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不分昼夜走街串巷，忘记了睡眠，忘记了休息，也忘记了饭菜，他要找到目击证人，找到答案，他想从发生的事情中解脱出来。

再来说说美丽的姐姐索尼娅。她是列夫琴科酒吧的皇后，每天晚上都是众人瞩目的对象，求爱信、鲜花、名片，源源不断从各个桌子向她涌来。她是一个活泼、正派的姑娘，是酒吧里一种激动人心的诱惑。她甩动着黑色的发辫，时隐时现，爽朗的笑声，热情的舞步，直到黎明。那时，她就是一个书拉密[1]，回到家时，因为成功，也因为恐惧，她面色苍白，精疲力竭。

六个月前，马图斯登场了。这个腿有残疾、谈吐诙谐的家伙是一个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传教士，是一个恐怖主义者，是一个酒鬼。他虽然温顺、和蔼，却胸怀执着的抱负。他的理想既体现了《圣经》中的隐喻，也表现出了一种世俗的魅力，一种压倒一切的实用主义精神。他对酒精表现出的那种孩子般的痴迷，以及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无法抗拒的男人味让幸福的小女孩彻底迷失了自己。她是这个受到指控的家庭里的一朵花，是美人中的美人，是天使，随时准备在新来者的火焰中烧焦自己的羽翼。

古老的瓷盘，重重的银刀叉，薄薄的水晶杯：这一切均是末日的装饰。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记住——包括刚刚嫁入流浪的犹太家族的那个德国女人，也包括那个名叫马图斯的冒险家——他准备带着他的幻想，带着他的爱人，前往东方催人入睡的无尽乐土。他们都在这里，庆祝这顿葬礼般的散伙饭，见证这次欢乐的崩溃。他们倍感自豪，因为他们拥有这个时刻——这是我们所能争取到的，可怜的马尔库·万恰曾经这样想过。或许，失败的印记不仅仅烙印在那个刚刚离他们而去的魂灵身上，而且也深埋在所有人的心底。母亲，寡妇，婆婆，她失声了，什么也说不出，深陷在那血红色夜晚的麻木之中，深陷在一种等待已久的记忆缺失之中。

只有新郎异常活跃，他给厨师下达各种指令，他为妻子安排座位，他抚摸母亲的小手，他微笑着面对妹妹和弟弟，他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话语填满寂静的空气，他开心地、信心十足地告诉大家，他打算投奔布拉索夫那个知名的德国企业家岳父，他准备在那里安家（伟大的弗雷德里克·伍尔夫家族决定把整个一层楼给这对新婚夫妇居住）。此外，他也谈到了战争的进程、英国广播公司的评论、观察家的活动、军事管制、拜占庭式的秘密警察、俄罗斯严酷的冬天、流行于剧院里的有关爱情的传言、农村的饥荒、种族主义思想驱使的遣返活动、灯火管制、外交部门举行的宴会、元帅执政者的虚荣，等等，等等——工程师米尔恰·克劳迪乌·万恰·沃伊诺夫无所不晓。

晚餐在婚礼和葬礼之后举行。因为家庭新主人的努力和技巧，晚宴一直延续到天光大亮。他非常小心，没有提及那个空座位，没有提及大家心照不宣的内容。

一个空位置，一个残缺的场景。家庭聚会不顾艰难痛苦地进行着，一直持续到黎明。他们十分痛苦地聚集力量，以打破早就被打破了的东西。清晨，大街上。两对夫妇——阿斯特丽德·米尔恰·克劳迪乌·万恰夫妇和未来的索尼娅·马图斯·卡利诺夫斯基夫妇——站在潮湿的站台上，等候电车。通宵寻欢作乐的人们走出列夫琴科酒吧，礼节性地跟公主打招呼，她已经从他们的狐步舞曲和香槟酒会上消失了。这是一个肯定的征兆：新的一天的确降临了。

餐厅里，只剩下了母亲和弟弟，他们默默地注视着眼前杯盘狼藉的餐桌。

一个朦胧的时刻，蓝色的晨曦闯入位于底楼的列夫琴科酒吧。欢快、古老的列夫琴科疯人院也已消亡；它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窗玻璃上挂满了露珠。电车启动了，沿着大街向前奔驰。单调、沉闷的运动。

灯光昏暗、摇摇欲坠的咖啡馆。那位行为怪异、身份显赫的度假者跷着二郎腿，他在等人。格子图案的外套敞开着，黑色的衬衫领口露出暗红色的丝巾。宽大的黑色太阳镜。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一件仿皮外衣和一把雨伞。椅子旁边竖立着一个小皮箱，上面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签——山区短期度假的开始，第一杯牛奶咖啡。哇！加了牛奶的咖啡。这在山区并没有什么稀奇的，那里盛产奶牛、牛奶、黄油，还有酸奶。你至少能够喝上一杯带牛奶的咖啡。或者说，起码是一杯没有牛奶的咖啡。不管怎样，一杯黑咖啡，那种标准的咖啡，那种咖啡替代品，原料是鹰嘴豆、大麦、玉米粉，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或许，一杯茶，至少是一杯茶。俄罗斯的、中国的、英国的——或许，起码是春黄菊、薄荷、椴树花，等等。

此处既没有糖果，也没有蛋糕，只有一排又一排的果酱和一袋袋同样破破烂烂的饼干。尽管如此，贵客也没有起身，没有大步流星地离开这家冒牌的小店。他没有索要意见簿，也没有要求见经理。抱歉，我们这里不供应茶水；抱歉，没有咖啡，也没有牛奶；抱歉，蛋糕已经卖完了；抱歉，我们这里不卖软饮料；抱歉，矿泉水脱销了；抱歉，非常抱歉。服务生俯身应答，脸上始终荡漾着热情的笑容。客人低头翻阅着那本装帧华丽的杂志，面对侍者反馈的每一条信息，每一次拒绝，他都十分礼貌地点着头，充分表现出他的绅士风度！镇定自若，尽情享受，一个来自殖民地的花花公子在短暂的时间内把风度和名望带给这个被人遗忘的度假胜地——喀尔巴阡山脉的明珠。

根据他身份证上的信息，这个名叫阿纳托尔·万恰的游客，是布加勒斯特特拉齐特旅馆的接待员。此刻，他面无表情，跷着二郎腿，在锡纳亚火车站附近的这家冒牌小店里待了近两个小时了，他在等待——等待什么？没人知晓。身边放着环球旅行者的行囊，面前是一本庸俗的彩色杂志。等待，等待什么？12点，正午，恰当的时间。他在度假：没有思想，没有记忆，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是，这正是他所追求的境界。

当12点来临之际——房间入住的时间，任何一个旅馆接待员都清楚——他应该立刻动身去旅店。他要用做作的嗓音报出预订房间的号码：326，然后上楼，洗澡，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消失在史前的沉睡之中。第二天，星期二，将会像第一天这样，悄悄地逝去。电影、远足、睡觉，谁会管？星期三，天气将会转凉，乌云遮天。去书店逛逛。星期四，参观城堡，读读书，绕过乡间农舍，穿过小镇和公园，去一趟邮局。

山区的周日有其自身永恒的特点，它好像在取笑你，它傲慢地喘息，时光悄然离去，留下一种充满敌意、令人窒息的躁动。你可以像以往任何一天那样不紧不慢地收拾行装。你根本不知道要去何方；不知道火车开行的时间，也不知道前行的方向；仿佛在履行某种合约，你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了空虚。

托莱亚·沃伊诺夫在山区只逗留了一个星期。迷茫、昏睡般的等待，不知道伊里娜这个名字对这种状态是否合适。

晴朗的天气。太阳驱散了雾霭。远方的树木清晰可见，彰显出往日的尊贵。旧时贵族的宅院虽说已经破旧、衰败，但依旧雄霸一方。此处的氛围——同样的面孔，无精打采、滞留在半空的手势！巨型的木桶盛装着变质的醋液、胡萝卜，以及粪便，包围着腐烂变质的昏睡。不，他过去一直无法接受这种状态，甚至在记忆中也没有它的地位——不，一切都存在于另一个时刻。那是5月，是另一个时刻，没错，是另一个时刻，很久以前，仿佛昨日。

伊里娜的笑声。半夜醒来，在度假小屋外的露台上——满地银光。沉默，长时间的沉默，直到他的喉舌因为等待而变得干燥不已。一天下午，沿着弯曲的沥青马路朝城里走去……双手举起，伸向那人的肩膀。

时间的长河滚滚向前，但他却并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一个混乱的时刻，在大街上，柏油马路蜿蜒着通向城里——就是在那里，他们投入了对方的怀抱之中。接下来的局面有些令人不安，仿佛那个下午被拦腰斩断，悬挂在无聊的时光边缘。一种厚重的沉寂，一种使人厌恶的沉寂，把你从头到脚淹没在它那绿色的泥浆之中。你开始摇摆，某个地方传来了可疑的砰砰声，是那些看不见的蜥蜴发出的。几个少年吹着口哨，匆匆走过——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滑稽可笑的事件中无法抹去的一个片段。他们继续无声地摇摆，好像体弱多病的老者，依旧童心未泯。

伊里娜让他等在门口，自己走进了那家食品店。马路开始拐弯，城市就在身后。就在那个地方，发生了那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似乎醒了。他当时的确转过身子——嗨，我帮你拿一个，你看，你有两个袋子——面对伊里娜，接过她左手拿着的那个塑料袋，把她右手里的那个也拿过来了。他们俩肩并着肩，一言不发，继续赶路。他们来到伊里娜住的小屋，那栋房子虽说不大，但很漂亮，屋顶是用砖瓦砌成的。他们沿着阶梯走到门口，然后进入客厅。伊里娜脱下斗篷：她下身穿着一条紧身牛仔裤，上身一件宽大的白色毛衫，很厚实的羊毛。她一只手握着一瓶红酒，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绘有蓝色小花图案的玻璃杯，还有一只古朴的茶缸。

“住在这所房子里的只有两个人，而且他们也很少回来。他们城里有亲戚，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

她往茶杯里倒了半杯酒。酒精下肚，他立时感觉四肢充满了令人兴奋的能量和热力。在某个时刻，他弯腰从地板上拿起酒瓶，把空空如也的茶杯倒扣在上面。他碰了碰她的胳膊肘，把它捧在自己的手心里：我们上楼去吧。不，不，也许，伊里娜在敷衍他。他轻轻地拉了她一下，她已经站在楼梯口了；他们上楼去了。楼上的房间很小，室内有一张小床，像学校里的那种，一个水池，屋顶有一扇很大的窗户，月光从那里泻进屋内。

他有些迫不及待，动作笨拙地一把把她拉到自己的面前。我自己脱吧——牛仔裤滑落下来，接着是那件像猫咪皮一样的白色毛衫。伊里娜身上穿着长长的内衣。她身材瘦小，皮肤光滑——不是这样，让我来——胴体滚烫。他很快就迷失在她娇小的身体里，月光发出邪恶的光芒，给他带来触电的感觉。害羞眩晕局促。伊里娜点燃了第二支香烟，头搁在自己的腿上，腿上半遮着一条厚厚的毯子。他的目光飘移。后来，他找到了答案：他当晚离开。他必须整理自己的行装，赶上那趟9点30分的火车。伊里娜已经悄悄地离开了那张凌乱不堪的床铺。

你没有必要跟我走。实际上，我想出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和你一起走。假如你想和我一起走，我并不介意。不管怎样，我想知道你的地址。身后传来衣物的婆娑声，扔了，拾起来，又扔了。他们经过那家为游客开设的旅馆，去拿他的东西。火车的车门打开了，他们在门前像老同学那样吻别。伊里娜递给他一个红色纸片：她的地址。她发出爽朗的笑声；一绺头发在她额前跳动，很是别扭。她的嘴唇干裂、苍白。火车开动了。

托莱亚独自一人待在房内，不愿意再次回味自己的失败经历。跟所有的女人在一起都是如此：第一次，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总是那么仓促，感觉不安全，匆匆撤离。他进入她的体内——很短的时间。交配体操，一种表演，出生率上升的原因？异性的魅力，令人捉摸不透——如果幸运，你可以从中获取快捷、暴力的火焰？一种突如其来的重新发现，一种突如其来的拒绝，没错，就是这样，一种释放——他宁愿记忆空白。不，他不想记住那种情感，那种窘迫，那种无助。不，对那种复杂的情形，他不再渴望！

回忆并不困难。很久以前，他第一次遇见伊里娜，那是在外省，在他家乡的小镇里。这里有很多来自布加勒斯特的年轻人，工程师、建筑师、医生。他们被派遣到这里，参与这个历史古城的现代化建设。

最初，伊里娜做过一段时间技术绘图工作，后来，又做过橱窗布置，做过幼儿园教师，她一直在等待，等待能够被批准参加建筑学校的期末考试，因为她在毕业前夕意外地被那所学校开除了。年轻的中学老师万恰身边有一群追随者，她也是其中一员。未来的重要角色托莱亚那时已经是一个人物了。怎么会呢！大伙儿知道，他是一名教授，他经常发脾气，情绪急躁。他变着花样不断完善自己的杂耍技艺、轻浮的玩笑和文字游戏，以及那些没有恶意的插科打诨和即兴的吹毛求疵。

一天，他在大街上遇见她：伊里娜，你好吗？你是叫伊里娜吗？对，教授，真没想到你还记得我的名字。这个差一点就可以成为建筑师的年轻女人，伊里娜·伊拉，跟着他走了一会儿，时间足够长，左边的一条大街，走上第二条大街时已是怒火中烧。年轻的中学老师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外省叛逆分子的领军人物，自以为高人一等，绝对是小镇里的一个文化怪物！他比身边的那些追随者年长不到10岁，那些人大都是他从前的学生，跟在他的左右，被他的戏法所吸引。那些学校的小学生、大学生、工程师、医生，围绕在那些唱片杂志录音带谜语酒瓶和香烟周围，中间是那个令人称奇的托莱亚，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高雅、腻烦的小丑，精通多种语言，声音尖厉刺耳。他甚至还说俄语，他在中学还教这门课程：那种语言，从他口中说出，令人感觉厌恶和压抑。那种语言，通过他的做作表演，通过他龇牙咧嘴的演绎，成为一种刺激，一种难得的怪腔。他们见过几次，大部分时间默默不语，偶尔心中会产生某种预感，因此，故意疏远对方。就这样，他们若即若离，但过了半年之后，她突然离开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保持书信往来，有时他还去布加勒斯特看望她。

这是10月的中旬：伊拉穿着一件新外套，很厚实，蓝色的，骆驼毛的。城市展露出自己孩子般的一面，天真烂漫、色彩斑斓。街灯、糖果、杉树——他们在街上兴奋地推来搡去，雪花落下，美丽的风景恍如假日旅游的照片。大街小巷充满了明亮、欢快的光亮。当他们来到她家时，伊里娜邀请他进去。我们上去吧，我姐姐不在家，我父亲也不在。他一个月前离开了，永远地离开了，在我母亲葬礼之后。我们有时还能收到他的明信片和短信——他又回来了，带着那个很久以前就在一起同居的女人。

他们一起听音乐，一起喝酒——那种模糊的感觉，一种眩晕，在那个重逢的美丽夜晚。除了沉默和躲避，没有别的。田园诗般的冬季画卷，廉价、难得的欢宴？难道她惊恐的目光使他胆怯？他只是推迟了他们之间的接触。后来，在某个时刻，他们之间出现了一种对称的画面：伊拉荡着秋千，流连在夏季。兴奋而幸福。那些孩童时代的插曲，愚蠢至极。再一次，充满激情的眼神，带来无限的遐想。再一次，实际上，躲开了触摸的机会。

过多的希望，过长的序曲，他害怕了？

一次，他接到了伊拉的简短召唤。她现在已经是建筑师了，在布拉索夫的豪华新车站工地工作。跟我一起去海边，两个星期。胆小鬼没有答复，但他知道他不可能长期躲避她。秋天到了，他忍耐不住了，心一横，不计后果地给她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妹妹，工程师索尔维亚·伊莎贝拉：伊拉结婚了。什么时候？如何？为什么——咳，一切来得太突然，仿佛她想摆脱某个追求她的人。她一个女朋友的朋友伯纳采亚努博士向她求婚。她彻夜未眠，辗转反侧，紧张不已。早上，她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们离开了布加勒斯特，但经常回来。我会把你的口信转给她。砰，电话放下了。

吉克·特奥多休同志的话是对的：山区的春天可以使你春心荡漾，但山区的春天也会毁了你，千万别忘了。真是太好了，他直到5月才开始等待，那时，月亮女神迈开双脚，踏出一道崭新的金光；荆棘刺入太深，你再也不可能将其拔出。教授，你提前结束了假期，实在是明智之举。5月的春光将把你俘获，将把你困在情欲的泥沼之中。就在那里，在那条通往城里的公路拐弯处，不知为何，你将遭遇海市蜃楼般的幻觉……在那一天，很久以前，你走上木楼梯，手心捧着她瘦弱的胳膊肘。浓密的黄昏，月光爬上窗户，仓促的接触，灯光忽明忽暗，快镜头，强电压，灾难。浪漫的场景，只适合闹剧。浪漫的闹剧，就这些：冗长的赘述，无尽的叹息，病态的情感。

光阴弄人，他们终于再次相遇。一个寒冷的雨天，暮色时分。你以为这次还能躲吗？火车、地址、幻影，这一切将变得混乱，你还会再次拖延吗？但是，几个月过后，仅仅是为了追求刺激，他按响了门铃，就是那个在车站她递给他的地址。

“我那时以为你是不会来的……”实际上，他曾经有意躲避，绕着房子转了好几个圈，以此拖延时间。“你把雨衣脱下来吧，你不会一直这样站在房间的中间，是吗？”公寓刚刚粉刷过，装修工程还没有彻底结束。他们来到房前的坡地上，站在那棵老树下。他们相拥在一起，但她害怕地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他们回到空无一人的房内，面对面地坐下来，四目相对。她生着一对绿色的眼睛，嘴唇厚实、干裂，声音嘶哑。当他们互相对望的时候，她的眼睛蒙眬、膨胀、疲倦，一种痛苦的呆滞神情。她的小手开始触摸他。她犹豫了片刻之后，把手伸进了他的上衣。她默不作声，双手一直在颤抖。她的双眼继续向更深的地方探索，她痛苦，她在燃烧。他依旧有时间打量白色的窗框，打量那只酒杯：厚实的水晶酒杯因为浓厚、静止的葡萄酒而变得红彤彤的。接着，燃烧——也许是别的什么，一种昏厥。她的小手继续下滑，到达了火焰的中心。血流奔放，像一只激战的公羊，疯狂而愤怒地喷薄欲出。震颤、恍惚、嘴唇、胸脯、挣扎的双手——血液猛烈地撞击，一次又一次，一次比一次深。她从前亲吻过别人吗？她亲吻过别的男人吗？能量完全集中，仿佛世界诞生的那一刻……奇迹，重生的奇迹终于发生了。

教授，一种暗藏的力量，一种无与伦比、聚合在一起的激情，就是这样。无法抵御，摄人魂魄。他们搂抱着，一路喘息进入卧室。欲望的苦痛把他带进她的体内，越来越深，双手搂抱着对方，越来越紧。哭泣，她的脸失去了形状。她用自己的双手遮住他的眼睛，不准他看她。“别看我，别看。”然而，他看见了，他继续看她，眼泪沿着她苍白的小脸往下淌。他在她的上面，在她的里面，发了狂似的搂抱着，但他仍然能够看见她的眼泪顺着脸颊不停地向下流，流向她干裂的嘴唇。她无意识地嘟囔着：“别，别看我——请别看我。”她紧紧抱着他，陶醉在喜悦和恐惧之中。床单下的男女浑身赤裸，相互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不，他们不能把这种权利从我们这里抢走，”伊里娜的声音低沉，有些飘忽不定，但却十分坚定，“他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我们的所有——我们的唯一。”她躺在那里，声音时断时续，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抽泣着。她既感觉悲伤，又感觉快乐，细长的红棕色头发凌乱地散落在枕头上。“我知道，你……”她希望他继续。因为某种缘故，他过去一直在躲避她，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她的双手颤抖着在他身上游走。他感觉有一种触电的感觉，血液再一次咆哮，衣服伴着褶皱的床单在空中飞舞。她把他拉进自己的体内，深一点，再深一点。她一边抽泣一边断断续续地说，“别，别看我，请别看我。”她的身体因情欲而战栗，她的脸上泪水点点，她似乎得到了灵魂的拯救。“你终于来了……”几天后，当她打开家门时，她大笑着这样说。话音刚落，她一把把他拉到自己身边，拉进自己体内，一点点靠近她欲望的终点。“别看我，别。”她张大嘴巴，大声喘息着。现在，他们疯狂、毫无章法的拥抱愈合了她的伤痛，也使他焕发了斗志，虽说感觉害怕，但他也得到了安慰。在某一刻，他有些恐惧，试图使自己冷静下来。她刚刚结束了自己的旅行，他也离开了一段时间。她病了，他要去度假——种种借口，想避免这种过频的交往，想冷静，想暂停这种关系。

暮色稀薄而狰狞。瓢泼大雨。他在大街上梦游，不知往何处去。他没有带雨伞，雨水冲刷着他的额头和脖颈。他浑身湿漉漉的，包裹在水中。街巷空无一人。他清醒过来，在人行道上的一棵树下停住脚步，眺望前方的阶梯。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伊拉出现了。她站在护栏前，一脸的惊讶。她往街上看去，看见了那个奇怪的人影，一切都明白了。他们俩都明白了。他推开了铁门，走了上去。门口，伊拉身上穿着一件厚实的白色长上衣，此刻她欲火中烧。

她娇小、紧张的身体开始扭动。“我感觉到了，我知道你肯定在外面……”孩子般的歇斯底里，孩子般的绝望。异教徒的仪式重新开始，但这一次却更加的疯狂。她把床单扔到一边，可怜的棉布扭曲、凌乱，无助地躺在那张小床的床脚处，仿佛悬挂在一根简陋的船桅上。“我要走了，我必须走了。就现在，马上。”他不断重复着这几句话，像一个机器人。“我必须走，就现在，马上。没有其他选择。”她充耳不闻，不予作答。他急忙穿上衣服，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交换意见了。她坐在那个窄小的床上，一动不动，甚至没有抬眼看他。门开了。他再一次来到院子里，来到大街上，来到雨中。他缩成一团，把湿漉漉的衣领竖起来。他下意识地抬起手，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他看着表盘，看着正在转圈的分针。半个小时！这就是全部：半个小时，一种永恒。他再次躲在人行道上的一棵树下，看着街对面的阶梯，他刚才就在那里，似乎过去一千年了。在夜晚的雨雾中，他能够听见路人匆忙的脚步声，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人们相互交换着位置，快步赶往自家的小屋。持续了一天的化装舞会使他们筋疲力尽。

如果相对被动的万恰·沃伊诺夫把自己的臭氧填充时间推迟至5月，就像聪明的吉克建议的那样，那么，发生的一切是否会拥有另一个名称呢？谁也说不准。

“我生命中的一些说不清楚的片段不断地困扰我，虽然我并没有那种感觉，但它们让我产生了一种负罪感。我曾经几次回到大学继续学业，但我的档案中又会出现新的内容，他们又会把我开除。我终于等到快要毕业的时候，但再一次……当我第二次婚姻解体之后，我真的无法再振作了。我经历了失败的一刻，我突然把自己的愤怒抛向外面的世界，抛向那些始终监视我，不断把我推向边缘的人。交出那份原件，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其实，那实在太冒险了。我甚至会为此丢掉性命。然后，在毁灭的前夕，有人向我伸出了一只手——或者说，一只爪子。我紧紧抓住它，我惊愕，我恼怒，我发狂。这是波佩斯库同志。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救了我，他甚至主动帮我找了份工作，我因此有了收入。”

黑暗中，她的身体绷得紧紧的。她的手滑过去，碰到了桌边，碰到了床沿。这是一种她无法言表的混乱和危险。她身体紧张，精力集中。她伸出双手，手指轻轻地滑过男人的脸颊、胸脯和下身。话语抖动着加快了速度，动作也随之越来越快。最后，他们重新交融在一起，身体抖动着，眼泪随着一次次的高潮而自然落下。“别看我，请千万别。”拥抱，像一只染红了的爪子。呜咽，随后则是断断续续的话语。“他们不能剥夺我们的这种快乐。不可以。伟大而野蛮的举动，无法解释的举动。”没错，野蛮，还有脆弱，贯穿在痛苦和快乐的抽泣之中。

声音断了，他们太激动了。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了，堕落而恐惧地扭结在一起。

“远离那些危险，再也不回头了。我又一次临近毕业的关头，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向我的朋友亚努利讨教。我跟你提到过他，不是吗？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希腊人。这个纯粹、狂热的，还没有被社会渣滓影响的英雄。他们把他的传奇故事以很低的价格进行买卖。这是一个叛逆分子、一个烈士的生平故事，跟通常那些进取者不同。很难说清楚，哪一种假面具更适合他：机会主义分子，还是真正拥有信念的人。不管怎么说，他仍然可以动用一些关系来帮助我。我又一次去了外省，在那里待了一阵子，一直到夏天结束。我知道，我的档案将永远伴随在我的左右，像天主教的教规——只有死亡才能把我和它分开。我想回来，但我却没有办法。因此，我又一次认定自己是一个叛逆者，我又一次爆发了。他们第二次警告我，让我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接着，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主动要求帮我的忙，我接受了。带着一种病态的愤怒，我决定报复自己。”

城市死气沉沉。台阶上面那棵婆娑的小树提醒我们说，藏匿是没有用的。到处都有证人，到处都有替代。奥列斯特同志手下的那些同志，他们的手可以触及任何一个角落。他们无形的网络甚至已经渗透到了此处，连我们在这张床上得到的那种非法的快乐也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伊里娜趴在床边，伸手拿过那盒香烟。她点燃了一支，然后把那个小孩子用的小枕头放在自己的脑袋下面。她修长、几近透明的手指捏挤着香烟，直到触及正在燃烧的那一端。“他在我身上找到了一种疗法，一个梦想，一种依恋——波佩斯库同志就是这样说的。他做好了准备，只要我喜欢，他可以任由我使唤。他自己是一个暴君——喜怒无常，有极强的占有欲。他没帮上我什么忙，真的，没有。或者说，他只给了我一个分支机构。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小王国，是共和国无数个大小王国中的一个。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那个协会！一个地下的协会，一个还没有发展完善的协会，一个暗藏玄机的协会。那个聋哑人的协会！假如我不了解内情，表面上看，那可能只是一个平常的公司。但是，在它的后面，在它的下面，在它的上面，有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状系统。这个系统代表了一切。公司，目标，结构——这些都不重要，甚至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公司里，也是如此。重要的是它和整个体系之间的联系。这恰好证明了一个事实：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实际上比他公开的职位更加重要；这个公司跟它自己的奇特简介相距甚远，实际上，它更加狡诈。我没有逃离这种残酷的考验，相反，我留下来了，我希望能够尽早看到自己的毁灭。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究竟能够吞下多大剂量的毒药。”

她完全沉醉在噩梦之中，但表面上却依然平静，仿佛台词和角色经历了数次的排演，她此刻已经不需要别人的参与了。

“实际上，他甚至想和他老婆离婚。那个怪异的组织中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但是，我的家人知道。后来，我父亲给了我一样最后的武器。他们俩很熟——因此，我有权利拒绝他。我有了一个貌似可行的计划，换句话说，我给了他一个惊讶。我跟他说，不管是否合法，我都不同意‘永远’跟他在一起。不是因为年龄的差别，也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当然，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在我们玄机重重的小游戏中，这些都有可能被忽视。不，我想要说明的是，我听说了他在战争期间所从事的勾当。这一切对他而言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但又超出了我的意料。他感到震惊，他知道我是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到这一天大的秘密！处在囚禁中的人，在装出一副与时俱进的模样之前，他已经开始了另一个行动——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个只为自己考虑的人捆绑在一起。替身，就像面包的替代品，衣服的替代品，或是书本的替代品一样，绝不是今天或是昨天才有的新生事物。”

她不抽烟了。矛盾的是，她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这种极度的情感并非源于她对往事的追忆——不是。仿佛那种莫名的恐慌，那种挥之不去的巨大恐慌，在她的叙述中渐渐消失了。隐藏在她心底的那份脆弱始终遭遇到一种威胁，这种威胁至今仍然存在，这种威胁究竟是什么，她说不清楚；然而，一旦这种威胁有了具体的内容，它似乎更加容易对付了。

好比现实，无论显得有多么可怕，比起你想象中的恐惧，你预料中的恐惧，要更加温和，更加容易解决。

“在集中营，因为他们都是战俘——反苏战争中的战俘——每天他们可以得到一片涂抹着两小块果酱的面包。他被选中了，离开了牢房，负责监管每天的食品分配。咳，父亲发现他对我如此狂热，最终把事情的全部向我和盘托出，以此作为对他的最后通牒——当然，这样做很危险，任何跟他有关系的事情都很危险。他这个人从头到脚卑鄙阴暗，始终戴着假面具。战后，他平步青云——最初的几年里尤为抢眼，父亲因此对他敬而远之。现在，相比较之下，他的地位低了许多。他之所以还是这么重要，主要因为他背后的那些特殊关系，新的，旧的，都是他在协会里建立起来的。

“因此，不管怎样，他那时专门负责集中营里的食品分配。他从非法交易中扣除关税，这样，他和那几个家伙才能生存下来。”

她把手从床单下面拿出来，伸向他。她两只手相互平衡着伸过来，纤细、放松、苍白、孩子般的手。热情似火的夜晚，难以入睡的夜晚，双手寻找着安慰。一双饥渴的绿眼睛，寻寻觅觅，越发暗淡，它们同样在寻找安慰。床单皱了，她的嘴唇也因为缺乏希望而出现了褶皱。床单和被褥被扔到一边，他们再次拥抱在一起——自我放纵，热泪满眶。

过了许久，夜幕降临了，她恢复了自己那种深沉、忧郁的嗓音。

“他这个人一开始就诡计多端，这个人类的渣滓。他把邪恶当成生存的机会。因此说，我朝着他的痛处狠狠地给了他一击。但是，他接受了我的打击，依旧春风得意，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对生活充满了憧憬，怪不怪？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向我们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的邪恶，我们的背叛，还是我们薄弱的意志？证明我们终究还是一群圣徒——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证明的吗？被追杀的叛逆者，充满幻想的学徒！在苦海里垂死挣扎的病人？”

夜里，她的身体再一次扭动起来，嘴里发出那种无助的哭声。但是，如果她本人失去了清醒的意识……那会怎么样呢？也许，她也是……他离开了她的家，但最后那一串话语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压力。在苦海里垂死挣扎的病人。教授，以后有的是时间在脑子里好好回味一下这些话。每一年的5月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迫使那些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屈服，我们这个没有确切答案的时代也同样会就范。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教授，去研究你的疑惑；你不能感觉厌倦！或者说，厌倦——最糟糕的打击，你喜欢这样说——可能已经消失了。你会不断遭遇新的问题，新的陷阱；各种事件会接踵而至，它们的数量甚至会成倍地增长；如果你有耐心，你定会有所回报。

假如你当时没有找到一列合适的火车带你去逃生，可能这个片段已经拥有了一个名称，一个方向。但是，你还是需要有耐心和好奇心，需要有一种谦卑的态度，教授。不仅仅是在交谈的过程中保持谦卑的态度，教授，而且在交谈所带来的危险面前也需要谦恭。

你可能还没有厌倦交谈中的切分音符和陷阱。你可能已经发现，新的一天带来了相同的一张脸——那个称作奥列斯特的脸，皱巴巴的，像一坨灰泥——同一个幽灵静悄悄地守候在日历的每一个角落，不断地提醒你，要你记住一个事实：你苟活在那个洞穴里。

教授，你知道，时间淡化了你心中所有的迷恋。甚至连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在时间的巨大能量下也变得疲倦了：激情的火苗不再燃烧，而仇恨之心却变成了一种常规，一种保全自己的面子所必需的模仿。

“你问我为什么不改行，不另找一份工作，不离开此地。当然，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情形和50年代不同了。是的，我可以重新找一份工作。即使他命令他大批的手下继续跟踪我，即使他再狡猾，再有报复心，也无济于事。但是，我也有权利等到这出剧结束——现在，一切还不明朗，只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等待某种真实、具体的细节——可以帮助你发散更具有建设性的思维！我发现，如果我有一个详细的目标，我会更加有效地追踪堕落的轨迹。然后，我就有了有血有肉的东西，它将是直接的、可以接近的。更重要的是，它是模棱两可的。这难道也是体验万丈深渊的机会吗？在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中，我们成了同谋，这种状态本身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个陷阱吗？啊，上帝！把我们拱手交给内疚、绝望和我们自身过度的软弱——摧毁我们，摧毁我们——这样就可以达到警告和侮辱我们的目的吗？”

教授，你知道，我们这一代人都惧怕谈论恐惧和猜忌。但是，并不避讳烦闷，因为这是你熟悉的，也是每一天的代表。同样，你也会发现它们那痛苦的渗透，它们的名字是伊里娜。用你朋友马尔加的话来说，女人可以不断提醒你回忆起某些迟到的东西，某些让你伤痛的东西。吸血鬼、贪婪的魔爪、镣铐、捕蝇器、链条、结婚戒指——你过去经常教育你那些年轻的伙伴，提醒他们注意未来的女性伴侣，这你应该记得。教授，没有任何预防措施吗？疑虑包围着你，而且，它也将被人利用来惩罚你的粗野无礼。你难道没有采取任何相关的防范措施吗？你目中无人，你一贯使用嘲讽的手段来表明自己无所畏惧的精神，但实际上，比这更加行之有效的战术还有许多。在这个潮湿的夜晚，在这次超短期假日即将结束的时刻，在这个灰尘密布的火车车厢里，你仍然死守着自己古老的做法。高傲、怨恨、烟斗、丝绸小包，你的气质，你的优雅，你周围那些卑微的旅伴——同样古老的化装舞会。

瞧，跟伯纳采亚努先生离婚之后，跟老欧塞比乌离婚之后，在两次离婚事件之间，在两次结婚典礼之间，鬼魂伊里娜再度出现了。她越走越近，距离非常近了，但你始终无法靠近她，如同我们的马尔加医生始终希望的那样。她那张冷酷、柔美的脸散发着一种动能，最终你会投身其中，按照马尔加的观点，你的病甚至会得到治愈。再一次聆听另一个世纪的回音，再一次感受那种痛苦，就像那个时候你从闪闪发亮的自行车上一头栽倒在地一样。

教授，耳畔响起真理的节奏，你永远都不可能将其摆脱。也许，伊里娜可以帮助你重新认识它。而且，还可以帮助你摆脱你到目前为止长期戴在脸上的那个蹩脚演员的假面具。现在，老马尔库·万恰找到了你，他一夜又一夜地召唤你，召唤你前去见他，去赋予他新的生命，而你却仍然躲藏在那个假面具的后面。

昂首、挺胸、目空一切。马路之星，高高在上，心中没有观众的地位。白色的衬衫，领口敞开，露出里面的红色丝巾。街边的万千景象，橱窗里的各色陈列，最为抢眼的还是那颗白天出没的五彩彗星：显赫的步行者，合格的骗子。这些角色对于有备而来的担纲者而言是有回报的。闲聊、背后诽谤、玩笑、卖弄学问的引经据典和打诨插科。脚下的步子轻松、飘逸，但永远是那么的谨慎。长毛绒的鞋子，厚实的鞋底，穿着这种鞋子走路很是舒服，而且，步子也十分稳健。脚尖向外撇，鸭子般的宽脚丫，富有弹性，懒懒散散地、不紧不慢地，落下、抬起，一只脚跟着另一只脚，一步一步向前走。

形态怪异，步履蹒跚，的确像一只鸭子。自由了；万岁！我是多么的自由！我在乎什么？不，不，不。我亲爱的，再也不会这么忙碌。自由了，先生，因为我们不想让自己被吞噬。嗯，我们面对的是不公正的待遇，我们无路可逃。然而，这并不能使我们气馁。不，不，不。厌倦转变成怒气，不？给我打电话，亲爱的，捉弄他们，亲爱的，再见，很快再见，任何时候，当然，当然，任何时候，随时，没问题。

但是，眼睛依旧警觉。水汪汪的，没有一丝色彩。突然，变绿，变灰，变蓝。睫毛快速地一眨一眨。一个画面，又一个画面，速度极快地更替着。他看见他们了，哇！他看见了，十分清楚。他埋伏在那里，心中充满渴望：他突然开始把他们的脸庞记录在胶片上，制成故事。他们在空气中，在天上，他们隐身于街巷的阴影之中。大街梦幻般地滚过，像闪闪发光的客迈拉[2]，你随着它疯狂地移动，但它却根本没有挪动。在这里，一切仿佛都那么真实，都距离你那么近，你可以动用自己的触觉、味觉和视觉，你可以将它们揉皱，这些碎片；你可以粉碎一切，一个不剩。你紧咬牙关，找寻快乐，燃烧快乐：灰烬、尘埃、空气、马戏团，仿佛一切都是真实的。哇！假如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他们都真实地存在，假如，假如，假如。包括魔术师、金属线、假面具和哑剧。这个愤世嫉俗的人，这个傲慢的弄臣，这个不动声色的贪吃者，他的脑袋肥大、光亮，像罗马执政官的脑袋，就是这个人，他一口吞下了刀剑和灾难。真希望他们都存在，假如，假如，假如，假如他和他们现在都存在，当他看见他们时，再次看见他们时，梦见他们时，这不是他的本意，但事情通常就是这样，总是这样，任何时候，任何时刻，厌倦一转身就变成了愤怒，不是吗？没错，他看见他们了，看见了所有的人。

这是第一个：电工从电线杆上跌落下来。薄薄的嘴唇，红红的眼睛，草黄色的额头。水手的马甲。粗大的手指透着淡淡的蓝色。捕捉水蛭的猎手。这是他给他们的命名：水蛭。一种古老的疗法，让血液得以循环。大街、公园、影院、博物馆、游泳池，任何地方都是他收集水蛭的场所。他极其礼貌地用自己的那辆Taunus老破车运送它们。突然，在一个意想不到的交通灯前，他紧急刹车。眼对眼地交流。没有任何提醒，简洁而直接：好吧，我把它交给你，你会因此而幸福的。到我家去吧——我要管你个够，让你开心，你会像个疯婆子一样抓着我不放。你们都是这个样子，疯狂。他们没有抵制——三个人中，有一个上钩了。打那以后，真正的疯狂开始了——写信，打电话，威胁，号叫：你不能延长这种疯狂，老板，病人的故事就此结束，你不能这样做，他妈的，爱人是野兽，水蛭是野兽，我们的洋娃娃也不例外，也是野兽。

接下来的一个：改变了信仰的僧侣。长长的白色胡须，苍白、深陷的脸颊。手指细长，皮肤透亮，脸上挂着那种过时的、善解人意的微笑。“以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神圣的斯大林的名义，阿门。”他们试图对他进行解释，但没有任何效果，他们只好给他服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孩子们最好的朋友，科学和魔法艺术的天才，最受人拥戴的凡人，他不在了——像其他的凡夫俗子那样，他也吹灯拔蜡了。对于这个事实，僧侣无法接受。他30年前被捕的时候，万民之父斯大林不分昼夜守候在克里姆林宫灯火通明的讲坛前，所有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们逮捕了这个可怜的修士，理由是他拒绝改变对来生的看法。他们不断地折磨他，后来，他突然开始无休止地祷告——向克里姆林宫的圣约瑟夫祈祷。如今，谁也无法让他相信，圣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真的已经消失了，而且，他的名字也已经成了禁忌语，如果在公开场合提到这个名字，那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尽管如此，斯大林的巨大身影依旧保卫着这个洞窟，依旧激励着这里的聋哑人。今天，修士嘴里还在喃喃祷告，还在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画着十字。面对他人提供的每一条信息、每一个建议，面对医生的每一次注射，他总是怀疑地点着头。他有时看上去似乎被那些好心人的执着所打动。他诡秘地一笑，低头看着自己整洁的胡须，喃喃自语：“名字有什么关系？名字有什么关系呢？”接着，他双膝跪地，脸上现出恐惧和内疚的表情。阿门，他渴望得到宽恕，并且恳请已故的伟人庇护他，阿门。

第三个是她：高雅，十足的法国派头，脸上的脂粉使人联想起卡罗尔二世时期的娼妓。这个女人是布加勒斯特——昔日的小巴黎——花花世界的大美人。她虽说身体瘦弱，但极具异国风姿。这位往日的贵妇人，面对各种盘问，难以招架。她眼含泪水，抽泣着指责她的前夫——前任首席国际大律师，并在他被控的各项罪名之下签上自己的名字。现在，那位可怜的家伙死于狱中已有数年，但她从未停止撰写讨伐他的檄文，她对他的指责比往日更加疯狂。

下一位：一双睡眼惺忪的大眼睛，黑色的长发编成粗粗的辫子，修女的习惯。女花童，舞蹈家，纺纱工，这位漂亮的吉卜赛女郎能做些什么呢？她绝不可能成为工程师！电子系的大四学生，街坊邻里的骄傲，活泼、美丽、圣洁，嫁给一位已经成为工程师的大学同学，但他却被派往叙利亚工作两年。在此期间，她强忍泪水，苦苦等待，渴望再次见到他：哭诉、低语、大叫。肥胖、饶舌的夫君在审讯面前败下阵来，他开玩笑地承认了自己轻率的举动。孤独的两年，猜猜他做了什么？他不是太监，他是男人，没错，他和其他男人没有两样。震惊、医院、注射、离婚、医院：按照小个子医生马尔加的说法，她没有康复的机会。在一两个月里，她和一两个男人有染，但持续的时间都很短暂。她只是一块被揉皱了的破布，可怜的人儿，这是精神病院里那位伟大医生的描述。

下一位：身材矮小、肥胖的农民，具体年龄不详。他们强行夺走他的土地，逼迫他加入合作农场，但他拒绝在除自己土地之外的任何土地上干活。50年代所有的监牢都留下了他的痕迹，但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重复那个名字：洛阿娜，洛阿娜，这是他最心爱的母牛的名字。

看看这一位：爱唠叨的老妇人。身材瘦小、举止笨拙、性情忧郁。因为害怕，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她语无伦次，令人生厌。医生，我的婚姻过去非常美满；困难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战争，他的脚伤，法西斯恐怖，一切，饥饿，疾病，战后的仇恨心理，这一切加强了我们之间的连接。接着，逮捕，他们带走了我们的几个儿子。突然之间他崩溃了。大山一般的男人被压垮了——就是这样，你根本没有时间恢复你的理智。我再也不是往日的模样了，医生，我无法正常思考，我无法使自己安静下来。

现在这一位：温柔、诙谐的巨人，没有记忆，没有情感。他欢快地、令人难以理解地出没在大街小巷、公园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不仅散播滑稽可笑的故事，还经常提些问题；他不时发出洪钟般的笑声，但却一脸的漠然。他的举止和医生的诊断相吻合：有暴力倾向的欣快症。这几个红色大字就写在他脖颈上挂着的那块牌子上。

末了，最后一位病人的影子。腼腆、脆弱的少年，深陷在书本的世界里，是千年以前托莱亚的完美翻版。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他无法使自己镇定：自行车的事故，哲学家酒商马尔库·万恰的失踪，那场造成一名老妪身亡的交通事故的庭审。还有，他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教师岗位。飞逝而去的光阴将各种审判、惩罚和厌倦猛然撞合在一起。

他们都在这里：大型闹剧中形形色色的群众演员。男人、女人、孩子、士兵、教士、流浪汉、农民、娼妓、部长、掘墓人、工程师、诗人，各色各样的替代和面具，伟大、无声的无敌舰队，病人，正常状态的最后残余，命运的突变除去了他们的面具，他们无法保持冷漠，他们拒绝健康、漠然和正常。

怎样才能辨认出他们？他们从你身边经过，来的来，去的去，总是那么步履匆匆，低头看着脚下的路，脸上的面具显示出他们是一群疲惫不堪的孩子。

一个春天的下午，空气中飘动着躁动和不安。街上的行人面带微笑，那是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他在候诊室遇见的那些等待真理的病人脸上就带着这种特有的笑容。他们是些特殊的传染病患者，或者是些疯子，是诞生于大灾难之中的潇洒狂人，是社会的中坚，是最后一批正常的骑士，这是马尔加医生的话。正常状态下复杂的密码，噩梦，头痛，幻觉，眼泪，昏厥；所有这一切，疯子坚持认为，他恰巧就是治愈癫狂的良药。

我怎样才能辨认出他们，拦住他们的路，跟他们回家，这样，至少在那一个夜晚，我属于他们，我和他们在一起——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收集他们，一个又一个，我们可以把命令传递给每一个人：今天晚上，我们的晚上！我们的夜晚：大家的声音汇集成呻吟，继而变成怒吼——歇斯底里，大笑，我们的笑声，我们无边的怒吼，连天空也容纳不下。我们卑微、自豪、无药可救的团结：正常的人！就是这样，最后一批病态的人，他们的尊贵使他们有能力记录世界的混乱，记录牙齿的撕咬，而那些拼命维持那出还没有结局的游戏的节奏的人是不了解这些的。马尔加朋友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我们这些废人身上，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星球，而我们是这个星球上的精神分裂症孤儿。假如他想到这一点，他——托莱亚，精神分裂症孤儿，和当年的马尔库·万恰年纪相仿，天上的上帝在40年前一个春天的夜晚带走了他。突然，他开始漫无目的地到处乱逛，走过大街，穿过田野；父亲被杀害了，还是自己结果了性命——再也没有人了解真相了吗？——就在那个漆黑的夜里，在那个催人入睡的春天。

自杀，或是他杀，有谁能说得清楚呢？除了对阿根廷的哥哥之外，真相还有什么意义吗？哥哥没有跑得太远，随时可以联络到他。他思乡心切，年老体衰，无论怎样，那一幕始终在他脑海中闪现：他们的父亲死在一座被恐怖吞噬的小镇里，尸首漂浮在污水之中。就这样，瘫痪在床的阿根廷哥哥始终沉浸在对往日的追忆中：那时，他独自一人去买婚礼用的白手套，而与此同时，他父亲的尸体像一件礼物，随着城市的废物一起漂向等候在污水口打捞垃圾的工人。

假如，在这个年轻的春天的夜晚，他准备去召集所有患病的兄弟——几百，几千，成千上万——每个人都手持火把，聚集在坡地上。那块坡地守护着排水沟槽一路通向冰冷的黑河，他可以在瞬间打量一下到场的每一个人，几百，几千，每一个人看上几秒钟，就一会儿。最后，他可以在他们中间辨认出很久以前的那一个——没错，他肯定会记得那一个人。时间，运动在其自身的隧道里，不断复制这样的印记，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人类受苦的历程自然也在重复这种特征。

他肯定能认出40年前的马尔库·万恰。这个老人像一个受了惊吓，被噩梦围困的孩子，在他的脸上，托莱亚肯定能读出那份警示。他可以仔细打量他，因为，40年前，他没有时间这样做，甚至没有时间提醒他——提醒他什么呢？不，我不会给他任何警示，我只想审视自己仓促开始的行动，只想研究自己的初步计划。一场真正的调查即将拉开帷幕，它带来的刺激可以接近，或者说，可以逾越那道致命的门槛，这样，克劳迪乌兄长就会发现，他用金钱雇用的奴隶办起事情来是多么小心谨慎，那些可怜的比索越过两个大洋，跨过20片水域，经历了两百只手的揉搓，最终来到了那个冒牌的账户上，因为，阿纳托尔一向不走运，他痴痴癫癫，身无分文，他跟自己狂癫的祖国一样，没有存款，没有运气。

离开林荫大道向右拐弯，然后再向右。一条僻静的交叉路。树木，蚊虫无声地鸣叫，树影婆娑，一片寂静。沉重的铁门，庄严的阶梯。一栋极具王子风范的建筑，门闩，尖顶拱，石材，木材，钢材，简朴的窗户，柱子，枝形吊灯，当然，我们熟悉这些装饰。大门上有马尔加医生的名字。他按响了门铃。热尼大婶已经站在门里面了吗？她过去是医生的病人，现在是他的护士。她像往常那样已经等候在大门的另一侧了吗？

“大婶，我给你带来了鲜花。黄色的康乃馨。我没有买到玫瑰。因为，你知道，这个国家很难买到花，都留给英雄了。”

“哇，谢谢。只有你能让我黑色的灵魂延续。”她肯定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的手掌在蓝色的短裤上擦拭。突然，她弯下腰，亲吻着慈善家的手。

“你在干什么？我告诉过你，我不是教皇。好了，快，别这样了。我们一起唱那首歌吧。你说，它撕碎了你的心，然后又让它重新愈合。”年轻的绅士阿纳托尔一定会使劲儿地盯着老热尼看，这样，他会永远记住她那双没有眼窝的黑眼睛，记住她苍白、浮肿的脸颊，以及她那双关节突出的手。那双手始终在抖动，仿佛她感觉寒冷似的。“我们走吧，甲亢夫人，别像傻瓜那样大笑。我们唱歌吧，你的灵魂会安息。帕金森夫人，当你放声大笑的时候，千万别用手捂着嘴巴。你笑的时候，不要脸红——你的牙齿没有问题。你可能有缺牙，但那不是你要掩盖的东西。你的这个习惯是剥削阶级强迫你养成的——你知道，他们还没有消亡，还早呢。”年轻的绅士阿纳托尔会一屁股坐在地毯上，热尼大婶坐在扶手椅上，双目紧闭。哇，亲爱的约翰尼，歌曲开始了。

一种细细的嗓音，一个虚弱的孩子，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痕迹，就掩藏在浓密的眼睫毛下。

哇，亲爱的约翰尼，

我希望能把你的名字播种

她粗糙的大手抚摸着孤儿光秃秃的头顶。慢慢地，她的嗓音抬高了，慢慢地，歌曲的泪珠一颗颗落了下来：哇，亲爱的约翰尼，我希望能把你的名字播种在每一个花园……每一个花园……这样，芬芳的花香……深入每个貌美女子的心扉。唱啊，唱啊，像往常一样，场面失去了控制。托莱亚一跃而起，高声喊叫摇滚！摇滚！再次摇滚！他身体扭动，头晕目眩，大喊大叫，直到他把病人拽进了厨房——正确，让我看看肉末烧茄子！“正确，让我看看肉末烧茄子！那不是胡椒，那是些绿色的安眠药片。有的用来做梦，有的用来安乐死。别担心，我全都知道。”摇滚，摇滚，再次摇滚，结果是，盘子，叉子，碟子，罐子，以及满是药品、香料、糖浆的桌子也随之抖动起来，为了大家最伟大的苦难而摇动，疯狂的程度可以跟魔鬼的乐园相提并论，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甜心，多亏了医生的怜悯我才因此获得了内心的平静，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

什么也听不见，没有一点儿声响。仿佛屋里没有人，甚至连那个充当女管家的病人也不在。因此，阿纳托尔·万恰·沃伊诺夫先生再一次按响了门铃，门铃响了很久。

门打开了一半，慢慢地，极其谨慎地。来开门的不是热尼——这不是她的风格。不，当然，不是热尼。这是一个和她身份相同的男人，一个行动懒散的病人，一个腼腆、苍白的老年人。布满灰尘的制服，态度和蔼的服务员，眼睛近视，跟家里饲养的青蛙极为相像。

“啊，是你啊。快，请进。医生还没有到。但是马尔加很快就来了。你可以等一等。”

他用手指弹了一下开关，枝形吊灯的光芒照耀着每一个角落。

啊，已经是晚上了！好像今天不是春天，而是深秋，因为在秋天，天黑得早，夜幕急不可待地想把你一口吞下去。

多米尼克先生懒懒地靠在真皮椅子的靠背上。他把自己光秃秃的脑袋转向堆满了书籍的书架，小桌子，高椅子，办公室，还有扶手椅——房间除了容纳这一切东西之外，还有来回走动的空间，就好像是一间空空的接待室。

男服务员又出现了，他推着一个小车，上面的一只瓶子和杯子微微抖动——叮当！

“哇，但是，你知道的，我不喝酒。”

服务员瓦西里没有做出任何方式的反应。也许，他笑了，笑得像个白痴。他笑了！你听见了吗？但是，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笑，他怎么能笑呢？毕竟，什么都看不见。他那张闪光的黄脸上发出一丝气息——几乎无法察觉的、非常狡诈的怀疑和嘲讽。好像他只是在心里笑，一种满足的开怀大笑，但外表却没有任何破绽。真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他甚至没有说一个字。他叫瓦西里，大家都称呼他巴济尔——没有比他更笨的。托莱亚猜测到，也许他干了什么坏事，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这种笑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并不在马戏团里，是吗？马尔加医生经常说，别让我逮着你调皮捣蛋，或是找别人的碴儿，这与你的地位不符，瓦西里，你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另一个世界的高级官员，那是一个你在我们这里看不见的地方。你必须尊重你的地位，不要向任何人类的东西妥协——你是一尊雕塑，经过完美的训练，知道应该为自己的使命争光，只有这样，这样就够了。服务员瓦西里回来的时候，的的确确又聋又哑，走起路来蹑手蹑脚。小推车上有一瓶柯罗维希白兰地和一个酒杯，旁边还有一摞外刊，闪闪发亮：《花花公子》《快报周刊》《巴黎竞赛画报》。瞧，罗密·施耐德失去了心爱的儿子。想想看，她竟然也有一个儿子，她也遭遇了普通人的悲剧，你会相信吗？嗨，瓦西里，你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要向你致敬，你快过来，我要握握你的爪子。

但是，瓦西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身份要求他这样做——小心谨慎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这个傻瓜！他不想回答，精神分裂症病人不想回答。那个假正经的医生，他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他把病人训练成了这等模样。你会相信吗？这个国家即将死于饥饿，死于恐惧，死于寒冷和黑暗，但是，假正经医生的家里却是灯火通明，像王宫一般气派。这里什么都有，我们甚至可以阅读外国报刊，而且，招待我们的都是些装扮成服务员的病人。不管怎样，这是病人的职责——他们负责给你拿来他们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柯罗维希白兰地，《花花公子》杂志，以及我们日常享用的奶酪；他们负责一切事物，这样，假正经医生就会情绪高涨，就会给他们分发药片，给他们颁发伤残证和养老金。巴济尔先生，我知道你享有残疾人津贴，别抵赖，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你脑袋里有一两颗螺丝松动了，但是，除去这一点，你很健康。如果你去别的科室接受检查，你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快过来，让我握一握你的爪子。

多米尼克先生有没有站起身，并且伸出了自己的手？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站起来。

“但是，在这座宫殿里，当然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有人来开门！”

门铃持续响着，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响了多长时间，叮咚叮咚，口哨般的声响，细细的，飘荡在空气中。

马尔加医生柔软的手掌拍了拍客人的肩膀。医生的脸上有一种责备的表情。他的眼睛里究竟为何有那种狡诈的神情？啊，对了，因为那个酒瓶。一个男人会做些什么？在这片沙漠里，没有人跟你说一个字，只有那个可怜的法国佬柯罗维希先生同情这个情绪低落的孩子托莱亚。

“你来了很久了吗？”

谁在问谁？看起来，问问题的是医生，但是，并不确定。托莱亚似乎也在嘀咕什么，他有些吃惊，眼前的马尔加穿着他那件红色的真丝上衣，嘴巴里叼着一只粗大的烟斗。看样子，他一直都在家里，就站在那张真皮椅子旁边，满怀兴趣地看着眼前的陌生人。这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次拙劣的表演。这个假正经的医生想模仿他的病人，但没有成功。他的所作所为像是一个初学者，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这是一种侮辱。真的，一种他们不应该遭遇的羞辱。

“托莱亚，你来了很久了吗？我记得刚才问过你什么。”

没有，他刚刚才到，但是，如何回答这个白痴般的问题呢？此时，小疯子博士正在根据瓶子里的液体计算时间，好像柯罗维希朋友就是一个沙漏！

就这样，多米尼克先生忘了回答问题了。他满脑子都在盘算自己的事情，他要设法让医生先说出那些他不得不说的内容，然后，就轮到他自己了。

“托莱亚，怎么回事啊？这可不是我们事先说好的。你知道，这不是葡萄酒。我不断地提醒那个傻瓜，只能把葡萄酒拿给客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来，他都会把瓶子弄错。”

照他的话看，瓦西里这样做完全是他个人的问题！每一次的场面都是相同的，这些你太了解了。你已经完完全全地教会他如何把那瓶该死的刷锅水倒进我的喉咙。这肯定是迈塔克瑟白兰地，没错，因为，相比较而言，轩尼诗和柯罗维希两位先生更加老到，外表更加谦和，不像那个新古典派的粗野女人。没错，现在，我敢肯定，是那个娼妇迈塔克瑟。你甚至装出一副吃惊的模样，一种慈父般的神态，你可以证明自己是精神病人。像往常一样，你装出一副吃惊的模样，好像我看不穿你的小把戏似的。

就这样，多米尼克先生拖延了许久才开始回答问题。这可不是他的一贯作风。不是，这一次，托莱亚回答问题的时候像一只小绵羊，一定是出什么事情了，你会相信的。

“好吧，现在，你太……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问。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听到这话，马尔加医生立刻拉过一张板凳，放在托莱亚先生的椅子旁边。他凑近他，像一位母亲，一位真正的母亲——医生一贯都这样。的的确确像这个样子，始终如一。

“怎么了，托莱亚？出什么事了？”

当然！“怎么了，托莱亚？出什么事了？”他每次都用这样的甜言蜜语应付他。现在，像以往一样，魔术师梅林开始沸腾了。“究竟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像一个满口疯话的老太太，你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你让我厌倦，厌倦得快让我发疯了！”这些就是通常从他嘴里冲出来的话，每当他回答马尔加医生的开场问题时，他使用的都是完全相同的字和词。但是，他的回答来得太慢了，这一次的爆发明显延迟了。

“嘿，怎么了……到底怎么了……打住。对了，巴济尔去哪儿了？谁把迈塔克瑟这个娼妇拿到这儿来的？”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托莱亚先生完全被击败了。这一次，真正糟糕的事情已经使你情绪大振：太好了，医生给了你一些烈酒，马尔加医生给了你力量，他像往常一样把一切都打点得妥妥当当——酒瓶，酒杯，杂志，甜言蜜语。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医生什么都知道。

人称托莱亚的阿纳托尔·多米尼克闷闷不乐地看着那只瓶子。呜！金属的瓶盖理智地躺在瓶子的旁边。多米尼克先生冲着它皱了皱眉，从扶手椅上微微欠起身，小心翼翼地拿起瓶子。他用右手把里面的液体往左手的掌心里倒了一些，然后将瓶子放回原处。接着，他把左手里的液体倒进右手，然后抬起双手，揉搓着自己光秃秃的脑袋。没错，他把烈酒倒在头顶上，然后开始用双手揉搓，先是左边，然后是右边。

“很好。都过去了……”说着，他把瓶盖盖好。

他精神恍惚地再一次打量着那只瓶子。瓶底还残存着少许液体。

“我能做些什么？你知道，我是不喝酒的。即使你把我剁成碎片，我也决不碰那玩意儿。除非我来这儿是为了见叔叔，除非我在抢救室里。你必须承认，这样的场合是很难得的，百年一遇，或许要等到20世纪末吧。世界的末日——也就是说，世界的开端；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世纪，严厉、充满着毒素；这是一个铅一般的世纪，邪恶在肆虐；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纪，伟大作家的离世使它顿失光芒。亲爱的兄弟，世界就是这样。”

他把手伸进天鹅绒裤子的裤兜里，摸索了一下，拿出一个纸团——一张闪光的薄纸被揉成了一个纸球——并将它递给马尔加。但是，马尔加没有注意到这一举动，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他，因为他还在继续擦拭着他的眼镜。托莱亚神情严肃地把那团纸放在桌子上，放在那只酒杯的旁边。

“这里有一股什么味道？天哪，究竟是什么气味？可能那个老太婆又在做肉末烧茄子了。”

“这里没有什么气味。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这种味道足以让人昏过去。这个老太婆一定是往锅里放了些番茄汁。我上次告诉过她不要再这样做了，千万不要在肉末烧茄子里面再加番茄汁。”

“你在说胡话。哪里有什么肉末烧茄子。再说，热尼今天不在，她必须住院。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她的病总是在春天发作。我昨天收她住院了。”

“啊，这就对了。你把她关起来了。很好。但是，为什么巴济尔还在这里？”

“巴济尔正在洗澡。他头疼，说话也开始结巴了。这可不是什么好的迹象。你知道他喊叫起来是什么样子；有时会发作。洗个澡对他有好处。”

“他真的在洗澡吗？在那个假正经的浴缸里吗？不对，我肯定听见什么声音了。告诉我实情吧：他真的在使用那个伟大医生的澡盆吗？你是教皇的使者吗？是红十字的使节吗？或者，你代表的是绿色新月组织，还是那个被称为弱者慈善会的联合组织？马尔加医生，你是拉比，还是拉比的儿子？你不是曾经说过，你们心理医生就像拉比吗？马尔加大叔，也许，你是一个佛教徒，对吗？你是道学家，对吗？没错，你肯定是道家，或是禅宗，或是瑜伽——你到底是谁？我敢打赌，你是一个泥瓦匠——是吗？是的，詹姆士·梅森，你是那个乔装打扮的杀手，你把自己装扮成生活在麻风病人中的圣母。”

“你不了解瓦西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干净的人。他擦洗浴室的时候十分仔细，一厘米一厘米地擦——然后，他也会喝点酒。”

“当然，他还会试着吃一点磺胺药。别逗了，老头儿，告诉我：他们最终剥夺了你行医的权利，不是吗？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肯定已经明白了——那些骗术臭气熏天、恶劣至极！我知道，慈善家跟所有的骗子没有两样。但是，他们已经夺走了你的什么东西，你就承认了吧，夺走了你用来听病人打嗝儿的那个东西，还有那些关于骗术、催眠和剖腹的论文。他们把你从那些东西中解放出来了，不是吗？瞧，我来这儿已经一个小时了，一个小时都多了。电话出故障了，先生，电话坏了。大叔，告解室外面已经没有人排队了，病人们都走了，你的魔术戏法被抢走了。快点，勇敢一点，说出来吧。”

“但是，电话还在工作啊。你听，电话响了。他们还没有找到我。”

电话真的响了，不难猜想下面的交谈。

“是的，老伙计，检查报告我已经看过了。别担心，一切正常。”或者：“当然，夫人，那些都是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属于正常反应，你会明白的。”或者：“工程师同志，为什么哭啊？你完全正常。到我这儿来一下，我们一起讨论讨论。可以采取些措施——当然，很有效。”诸如此类：糖果，安眠药，熏蒸，重要的是耐心。

“当然了，夫人。不，不麻烦。是的，我昨天又跟他说过了，我请他过一个月后来检查——一个月后。很简单，这是一种刺激，是某种过敏反应。当然，需要服药。没错，你可以晚上打电话过来——晚上什么时候都可以。”

大胡子马尔加忽地一下转过身来，他身上的红衣服也随即旋转起来。他面对着酒精作用下的托莱亚。但此时，电话又响了。

“说话啊！别傻了，我知道你会打电话来。交换着用——按我处方上写的，交换着用。我向你保证，上校同志，上面有我的签名，绝对没问题。我们会有好消息的，很好。”

矮胖的医生再一次用衬衣的下摆擦了擦眼镜，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现在，可以看清他的眼睛了：清澈的大眼睛，蓝色的，一只是真的，一只是假的——你根本区分不出来。接着，又看不见他的眼睛了，因为他重新把那副茶色的太阳镜架在了鼻梁上。

“托莱亚，你留下吃晚饭吧。我们可以再聊一会儿。”

“如果你能记得那天邀请的人是谁。”

“你又来了。已经过去差不多40年了，托莱亚！即使我智力正常，我也有遗忘的权利吧。不幸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你知道，这份工作毁了我。”

“别找借口，我受够了。至少告诉我一个——一个目击证人，就一个。我没有任何恶意。这只是我的一个嗜好——用你的话说，小孩子的作为。但是，我真的想再见到他们。尤其是其中的一个人，你清楚是哪一个。我就是想见见他。否则，我会烦闷而死的。我无法容忍春天这份田园般的无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告诉我，我会死的。”

人称托莱亚的阿纳托尔·多米尼克先生俯身向前，从桌上拿起那个纸团。他走上前，好像要把这张纸递给医生——把信给他。医生没有注意到他的动作，肯定是因为那只人工眼睛的缘故。多米尼克把纸团抹平，好像准备读出上面的内容。一封信，就是一封信，他试图把信的内容做一个小结。

当医生留意到这一新情况的时候，他不禁倒吸了一口气。

“很好。我能说什么？在世界危机中心，你是唯一一个身价上升的人。也许，你的兄长克劳迪乌一直在思念他的小弟弟。金钱代表着感情，这你是知道的。他肯定一直挂念着你。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作为一个职业医生，我可以告诉你，金钱证实了我的判断。”

“我还是不相信。实际上，在我看见那些钱之前，我是不会相信的。我了解我亲爱的哥哥。”托莱亚嘟囔着说道。他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这个信封上盖着好多个邮戳。他把信封放在桌上，紧挨着那只酒瓶，但是，他的手碰到了那个纸团，纸团掉在地上，就掉在板凳腿的边上。多米尼克先生心不在焉地四下看了看：高大而狭窄的窗子，像城堡，靠墙一字摆放的书架，大厅中央一个巨大的台灯，方形玻璃镶拼的房顶，方格图案的地板。

马尔加医生默不作声地站在窗前。托莱亚没有看见他，或者说，再也看不见他了。同样，他也看不见巴济尔。医生默默无语，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着嘴里的烟斗，烟斗发出亮光。多米尼克先生没有看见他。巴济尔已经复活了，仿佛一尊立于门前的雕塑——托莱亚先生没有看见他。死一般的寂静，谁也不说话。信里肯定有什么悲戚的消息，有某种回忆，或是辛酸，谁知道呢。

他们各自看着不同的地方，仿佛他们并不在同一个房间里。主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但托莱亚不可能注意到。男服务员消失了，他根本不曾出现过。既然谁也没有看见他，他怎么可能到房间里来过呢？托莱亚酩酊大醉，仿佛瞬间失去了所有的智慧。他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也张得大大的，看上去可能已经失去了知觉。但是，当马尔加把手伸到他的腋窝下，准备抱他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颤抖起来。他聚精会神地盯着医生，目光空洞。马尔加站在他的身后，双手抓住他的肩膀，轻轻地推着他朝大厅的尽头走去。那里有两级台阶——类似乐队的指挥台，在屋顶灯光的照耀下，仿佛一个大舞台。就在那儿，晚餐即将开始。他们一起坐下，坐在两张高靠背的椅子上，坐在长方形餐桌的两端。

中央的枝形吊灯灭了，消失在黑暗中。房间的这个角落很舒服，只有一盏白色的球灯，像探照灯，它的光芒照耀着白色的桌布。银质的餐具，餐巾，大玻璃杯，小玻璃杯，微微发出清脆的响声，小盘子，大盘子，深盘子——好像托莱亚也在吃着什么。

盘子不时地换着，菜也是上了一道又一道。瓦西里从椅子边上捡起掉落的餐巾。托莱亚挺直了身体。瓦西里把餐巾铺在他的腿上。5分钟，10分钟，永恒，公元1000年。然而，托莱亚似乎真的大口吃下了什么。瓦西里又一次弯下腰，捡起餐巾。他把餐巾甩了甩，然后展开。多米尼克先生身体笔直，餐巾重新回到他的腿上。不知何处传来了音乐的旋律。餐巾掉了，又被放回原处。汤碗消失了，牛排出现了——也许不是牛排，也许牛排并不重要。又一道菜上来了，白色的餐巾再次出现。

托莱亚一言不发。他没有喝酒，他牢牢地管住自己的嘴巴。他似乎并不在听医生讲述那些老套的故事，他根本就不在听。即使当他最后终于加入对话中的时候，他还是有些心不在焉。

“你看，果然是肉末烧茄子。巴济尔这条老狗！他放了番茄汁，但味道还可以。这个傻瓜还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瓦西里的厨艺超一流。但是，热尼不给他机会。你应该看看他是怎样熨烫衣服的。非常特别——就像女王宫廷里的英国女人。他下厨的时候，做的饭菜非常完美。但是，这对他而言，疗效并不显著，不如热尼。但我相信，这对他还是有好处的。我告诉你，干家务活儿可以避免他胡思乱想，可以让他情绪平稳。”

“当然，不要提小费的事情。”

多米尼克先生举起手中装满红葡萄酒的酒杯。他把酒杯放到嘴边，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我在度假。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得到了一次短暂的假期，但可以延长。”

“你在电话里告诉我了。你也离开了一段时间，不是吗？”

“但我很快就回来了。你再也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地方了。肮脏，冰冷的食物，就连这个也买不到；即使能够买到，价格也是高得离谱。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排着长队的人流。街上没有路灯，室内没有取暖设备。到处是巡逻队——带枪的巡逻兵，就像那个年代，你知道的……因此，我回来了，回家来享受生活。至少，在这里，花费少些——寻找那个冒牌的摄影师。或许，你可以把他的地址给我；我找不到他。你以前曾经跟我提到过他，但你可能随即又后悔了，后悔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你后悔了，所以，打那以后，你没有再说起过此事。你知道我肯定找不到他。”

“你又想起此事了，是吗？才过了两三年，你又想起那些胡言乱语了。你感觉无聊，这我知道。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厌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到底想干吗？再去看看那些化石？什么也没有——这就是它们现在的状况。灰烬，泥土，地下的洞穴。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已经一只脚迈进了天堂。看看我。”

老马尔加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俩都笑了。托莱亚在他的身后打了个手势，手指着电车站的方向：“读一读那封信吧。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无聊的问题，也不是胡思乱想的问题，当然，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些现象。看看最后的这一封信。我知道，他肯定会抽出时间来的，因为，他的记忆迟早会恢复的。他的记忆需要添加盐、毒药以及死亡的各种香料，在如今，瘫痪麻痹的状态依赖这些而存在，这样，它才能被唤醒，才能恢复新鲜。正因为如此，医生，他付给我可兑换的钞票。这就是我度假的缘由。有人付钱给我。一年前他给我的救济实际上只是预付款，我能感觉得出来，他心里有秘密。”

医生站起身，把餐巾放在盘子边上，对着病人微微一笑。他掐灭了香烟，双手背在身后，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接着，他走到小桌前，在那里，他可以看见地板上的那个纸球和信封——在看，又不在看。

“别夸大事实。自从他了解到审判的事情之后，他就开始给你寄钱，好多年了。或者说，自从他知道你遭遇到问题的那一刻起，否则，你的生活根本过不下去。虽然钱不多，当然，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加在一块儿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你从来没有回过他的信，托莱亚，是吗？你从未向他表达过谢意，从未给他写过一个字。照此看来，除非这也是你的一个计谋，否则，你应该给他一个承诺。这样做对你来说可能也有好处。你可以让自己的思想远离日常的烦扰。”

“这是什么音乐？医生！什么磁带！”

“咳，不管怎么说，这是你嫂嫂写来的信。你无法得知这封信是谁炮制的。假如你不喜欢，你就不用回复了，这是你一贯的作风。即使这次汇来的钱款数额巨大，在金钱和病人的需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你知道，这更像是一个建议。他并不是真的对你提出了什么要求。”

“这盒美妙的磁带是谁给你的，先生？这真的是与众不同！”

“科科给我的，外科的一个同事，去古巴旅游时带回来的。”

“古巴？你在说什么？这盒带子太棒了。老伙计，公元3000年的音乐，第四个千禧年的音乐。真是个挑盒式磁带的能手。”

“当然，科科很懂的。古巴人也创造了一些不错的音乐。你知道，死亡跟音乐一样，无处不在。”

“瞧，到头了。翻一面，好吗？”

“我想说，你应该接受这个挑战——不管这个挑战是不是米尔恰·克劳迪乌给你提出的。接受它——但是，别指望我。也许，生活在那里的那些人也是些流亡者，他们的心理不甚健康，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不管怎样，最终你也不会失去什么的。如果它能让你开心，你就继续；让自己的精力转向其他事情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可是，话又说回来，我帮不上你的忙。这一点我们都必须清楚。加夫通可以——他满肚子故事，正巴不得有人听他唠叨呢。他在报社工作过，有一些人脉关系——这些正是你缺乏的。”

“你说得不对，我有能力！”托莱亚先生咆哮了。他此时正在整理新的磁带，眼睛盯着录音机控制键盘上的那个红灯。接下来，时间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了：医生不知什么时候蒸发了，音乐已近尾声，户外的灯光越来越暗，钟敲了一次又一次，谁也没有听见……你瞧，巴济尔先生，我们有事情要办。今天晚上……托莱亚先生在瓦西里的耳边轻声说，再过两个，或是九个小时，当他们肩并肩躺在地板上醒过来时，他们相互仔细地打量着对方，像两个老人那样相互点着头，一会儿是你，一会儿是他，好像在继续一个开始于过去的对话。

瓦西里朋友保持沉默，他看着周围。服从，他对每一个人都很耐心。

“我们这些病人说好了在那个河口聚集——就靠近那个贫困的村子。距离大概20公里，污水就是在那里倾倒进河流的。他们今天晚上都会来，你会看见……

“我已经痊愈了，托莱亚先生。这是医生说的。我不再是病人了。他说，你比许多人都健康。瓦西里，你比我还要健康。他就是这样说的，马尔加医生这样说的。”

“非常正确。你可以相信他的话。”

“是的。我的肾脏，我的眼睛，还有我的心脏。尤其是我的心脏，功能非常正常，但可怜的马尔加，他的心脏也不太……”

“你晚上让他吃得太多了。早晚有一天，他的心脏会承受不了的。”

“先生，只是在你来的时候才这样。不管怎么说，这样下去结果不会好。托莱亚先生，你不懂得如何饮酒。这些可是烈性酒。就算我很健康，我也没有勇气……”

“怎么回事，瓦西里？毕竟，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你跟医生不一样。”

“是的，不一样。你知道医生怎么说的？他说，要是那个同志跟你一样健康就好了——你知道他指的是谁！胡言乱语同志，这是马尔加医生给他起的外号。”

“不，我不知道。上帝保佑，我要知道就好了。那个假正经的家伙是怎么说的？他怎么敢这样说……我们知道是谁……他怎么敢？还有你，瓦西里，你怎么敢和那个我们认识的人相提并论？你难道没有一点自尊了吗？对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没有任何敬意了吗？”

“没错，医生就是这样说的。如果那个人和我一样健康，我们就会更加更加更加……怎么说呢？就会更加幸福。但是，别再这样嚷嚷了，不允许这样。你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再说，这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真的。”

“先生，我一点儿错也没有。我想要的就是参加你们的聚会。聆听你们所有人的谈话。听听你们说些什么。因为，现在有人在重复这些，你必须知道。你是一个有头脑的家伙，瓦西里，你可以发觉，一切都在重复，不是吗？但是，让我告诉你实情吧。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事实是，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我丝毫不需要考虑，这就是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的一切都让我寒心，都过去了。那是我的秘密，巴济尔，我脸皮很厚，我泰然处之。你听见了吗？厚脸皮，轻浮。这就是我的秘密。”

托莱亚先生似乎很反感他正在说的一番话——这意味着，他很清醒。他说话的时候，口气中流露着一种蔑视。他的话语一串一串地从嘴里跑出来，仿佛它们都是些剩饭、剩菜，和体内剩余的其他物质不同。

“叫我幸运的卢加吧，瓦西里，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娇惯我。我允许你今天晚上这样称呼我。在我们班上，他们过去喜欢高声喊叫，喜欢跳波列罗舞。他们总拿我开玩笑——用你的话说，诋毁我。他们不停地吹气球，能吹多大就吹多大。当我抬腿准备跨进热气球下面的篮子时，噗的一声……气球撒气了。当我准备进入气球的时候，噗……他们对我嗤之以鼻，他们嘲笑我，不仅借助他们的嘴巴，还有他们的眼睛。这是我们国人的惯常做法。”

他在自吹自擂，托莱亚先生经常这样。他生来就是这种人。他的服饰，他的闲聊，他的突发奇想，还有他的故事，一切都是为了炫耀，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然而，他突然意识到，假如他继续这样口无遮拦——仇恨满腔，下嘴唇上翻——那么，这意味着……

他突然陷入了沉默。突然不说话了，脸像柠檬一样黄。他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一旦噩梦袭来，他对什么都丧失了兴趣。他对一切都没有了胃口，很简单——没有什么可做的。

傻瓜瓦西里在衣帽间外面的走廊里停下脚步。他停下来了，像橱窗里的模特。一动不动。托莱亚感觉到了。他虽然没有走动，没有四处张望，但他已经感觉到瓦西里不在屋内，不在他的附近；他感觉到那家伙已经溜走了，感觉他像一尊雕塑，像一个人体模特。

瓦西里背对着门，托莱亚想转过去，看看他。他想转个圈，看看他。他不在乎：万恰先生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人也不在乎。但是，他感觉自己非常想转个圈，瞧一瞧那位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的家伙；厌倦地打量一下那个傻瓜瓦西里。他不能，不能转过身：他浑身瘫软，动弹不得。因为恐惧，害怕自己被变成石头？或许。唯一的亮光来自盒式收录机上的那个小灯。托莱亚本来可以转过身去的，没有危险，他没有理由害怕瓦西里。然而，他始终迈不开步子，即使他听见了由远而近的脚步声，他还是动弹不了。他没有动——他的脚步听上去是多么的庄严，这个狡猾的奴仆，这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家伙！检察官迈着惩罚性的步子。像一个严厉、不肯妥协的父亲——他死去的老父亲——那个疯子就这样走过来了。

瓦西里在托莱亚的身后站住了，他紧紧贴着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教授微微弯曲的脊梁骨。

橱柜上的几扇门终于安静下来。世界也停住了呼吸。末日：公元1000年。笨蛋阿纳托尔·万恰害怕地向后退去，仿佛已经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元气。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很短——时间无法准确计算。瓦西里溜到一边，在托莱亚先生面前故作镇定。教授脸色苍白，眼珠突出，但什么也没有看见。托莱亚先生甚至没有力气去看，去号，没有力气抬起双手，赶走眼前的魔影。他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看着伟大的巴济尔。托莱亚面色惨白，但他意识清醒。他没有醉，他脸上仍旧是往日的那种讥讽的表情。尽管如此，他的脸像白纸一样，没有一丝血色。可怜的托莱亚瞪着婴孩般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但什么也没看见。

瓦西里穿着医生的褐色外套，这是一件套袖大衣，英国进口的。脖子里围着黄色的丝巾，头上是一顶黑色的礼帽，手上戴着一副有绒毛的长筒手套。每逢马尔加医生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他都是这身打扮。长毛绒大衣的胸前有一个口袋，就在左边衣领的下方，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那块浆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色手帕，十分挺括，它属于精神病医院的那个假正经的医生。

简直和医生一模一样！伟大的巴济尔和那个矮胖的小个子医生完全相似。他在微笑，撒旦！那个笨学生脸上的笑容足以让你的血液停止流动，别提了。他满嘴的大黄牙，完美之极。巴济尔先生离开了大厅，真的像个大人物一样，虽然面带笑容，但脸上却显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

托莱亚双手捂住眼睛，脑袋极度倦怠地耷拉在胸前。

……街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走了很久才来到野外。无尽的时刻，无法度量的时刻。在村边的那个小木桥上，瓦西里停住脚步。他整了整头上的帽子——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他整了整帽子。皎洁的月光泛着一抹金色，瓦西里·“肉末烧茄子”先生面色苍白，目光敏锐，仿佛他正在扮演一个与他自身所具有的崇高魔法不甚相称的角色。再走一步，前方就是河口处的水泥坡面。等待他的是一排排的人群，迎接他的是他们手中高举的火把。细细长长的火把——实际上可能就是些蜡烛，但看上去像火把。

瓦西里微笑着。当他从打头儿的那个人手中接过蜡烛的时候，他笑了。他拿着蜡烛，口中的气息朝它飘去。年长的病人孩童般的脸庞突然消失了，随之而去的还有火焰。瓦西里先生微笑着朝下一个走去。一个虔诚的神经衰弱者，衣冠不整，头发凌乱。他也把他自己的蜡烛吹灭了。接着，下一个：那个胖女人，绿色的头发，眼睛里流露出魔鬼的神情。再下一个，再下一个。现在，站在面前的是一个男孩，他双手颤抖，身体抖动，浑身无力，当瓦西里准备吹灭他手中的蜡烛时，所有的蜡烛一下子灭了，仿佛有人发布了一个信号。

仿佛有人发布了一个信号，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每一个人——密集的长队延伸至远方——都消失了。瓦西里先生独自一人伫立在那里，手里仍旧拿着火把。他满意地笑了。他放下手臂，火把挨着身上那件套袖大衣的下摆。一片寂静，完美的夜晚。再一次听见了生锈的橱门发出的那种令人生厌的咯吱声。衣服开始燃烧，火苗从下摆处直往上蹿，接着，手套也着了，再后来是那条黄色的丝巾。当音乐和手鼓响起的时候，笑容依然停留在他的嘴唇上。

傻瓜托莱亚浑身瘫软，谁也不能让音乐停下来。烟雾，极具吸引力的幽灵，燃烧的气味，灰烬的味道。只有托莱亚看见了这一切。他孤身一人，像一具死尸，孤苦伶仃，他甚至连眨眼的力气都没有。

室内的灯光变成了紫色，不自然，充满了敌意。

他关上灯，离开窗台。房间似乎一下子平和了许多，半明半暗的光线十分柔和，既引诱着内部的阴郁，又诱惑着户外的光芒，仿佛暗地里串通好了。

在某个时刻——究竟是什么时候？——模糊的黑影悄悄地进入到门里。

“是我，托马，我们认识的。希望没有打搅你。”

熟悉的声音：训练有素，礼貌有加。探子的声音，夜晚的声音。

“你在看书吗？什么书？啊，是报纸。那个老妪的事，小猫，还有大火。你对此感兴趣，是吗？真的吗？我们约好今天见面的——你没有忘吧。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不会强占你的时间——我发誓。”

教授不敢肯定，接下来的回复是否出自自己的声音。

“还是关于亚努利，是吗？你想了解他的事情，对吗？告诉你，我不认识他。没错，我知道，他跟伊里娜关系不错。是的，是，伊里娜·拉多维奇。但他们之间不是那种……不是，据我所知，他们只是朋友。我听说过他，许多人都听说过他。但是，我个人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能告诉你的也只有那些人人皆知的事情，没有什么重要性。亚努利传奇般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万恰先生扭动了一下身体，他在找烟，但没有找着。房间飘浮在灰暗的雾霭中，他甚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一个离群索居的人，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大家都这样议论。”

“我听说，他非常不善于交际。还有，他病了，病得很重——大家说的。他现在十分衰老，体弱多病。他有家，有各种烦扰……”

“没错，他的确有家庭。你了解他夫人吗？”

“不，一点儿也不熟悉。”回答非常迅速。

“绝对不了解？”

“我只在街上见过她几次，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

“当然，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儿子，是吗？我的意思是，一个小伙子，已经上大学了。”

“他不是亚努利的孩子。他是他母亲的拖油瓶。那其实算不上一次婚姻，但这并不重要——不管怎么说，是他母亲跟别人生的孩子。”

“我们知道，这不重要。照你这么说，这个英雄已经被淘汰了？这是你的看法吗？”

“我没有任何个人看法。我不认识他。不管怎样，你知道得比我多。他是你心目中的典型英雄。一个革命家！你肯定比我更了解他。他代表着——不对？——象征着……”

“你看，我们说到一起了。我可以告诉你，你的话触及了要害。像他这样的人还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吗？你这样想吗，嗯？但是，危险还是有的。不是那些站在街角发泄不满的人，而是那些制造威胁的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可以告诉你。那都是过去的说法了！斗争中的英雄们，当然——翻天覆地的运动需要他们。但是，接下来是什么呢？他们需要了解现实，了解具体的世界——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理想驱使下的预言变成了，变成了——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他们站在谁那一边，或者说，他们希望站在哪一边，我告诉你吧，这一切都不再重要。魔鬼在哪里？在那些冥顽不化的僧侣当中，这些人的眼睛只盯着他们迷恋的东西。或者，存在于他们的对立面，那些识时务的大众，那些冷漠的玩笑者，不是吗？”

“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更不是思想家。我是个跛子，亲爱的巡警，我是跛子中的跛子。让我睡觉——我要安静，我要睡觉。”

“亚努利同志也是谁的替代吗？是神话，幻想，乌托邦？或者，一团谜，一场阴谋？到底亚努利的传奇故事替代的是什么？为什么今天还在兜售？这个世界的人都哑巴了吗？它能卖到很高的价格吗？市场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

“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固执、不愿意改变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危险吗？还是那些伸长了脖子旁观的人？”

“危险，对谁而言？”

“你总是回避问题。我知道，你非常明白我的意思。你知道我们的兴趣所在，你十分明白我们为什么想知道你的看法。亚努利同志还能回到原来的状态吗？我的意思是，他可能加入另一个阵营中去吗？我告诉你，实际上，所有那些发起动乱的人，那些脑袋有毛病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改变。都灰心丧气了！这是辨认他们的标准。灰心丧气，精神分裂。对权力的贪恋！可以从催眠曲里为他们找到合适的名字。但是，我们还是换个角度分析一下吧。我们说说你。你内心有理想主义观念吗？一种叛逆精神，一种完全的信仰？换个说法，你会参加斗争吗？”

“我并不具备足够的品德，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缺点。我喜欢沉思，喜欢独处，喜欢我行我素，而且，而且——咳，我并不贪恋那种荣耀——”

“那么，你属于反对派吗？一切都不能对你构成任何影响吗？你属于那种吹着口哨，四处游荡的狡猾分子吗？”

“绝对不是。我只是不完全具备——”

“算了，你是想说，每一个人都具备一种品质，但只是一点点儿。人和人是不同的，经常是处于对立面的，事情应该就是这样——但是，从潜在的意义上说，每一个人心里都同时存在着其他人。我猜想，这就是说，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他可能会变成，哪怕只是在短期内，他可能变成——”

“打住，我可没有这样说过。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别到处去嚷嚷说这是我的观点。谁让你这样说的，嗯？”

他快要叫喊了，但他的嗓门却提前失了声。问题也随之停止了。沉寂的时间越来越长，简直让人生厌。他等待着折磨再次开始，但是，停顿仍在延续。沉寂变成了厌倦，变成了昏昏欲睡。他本应该把灯打开，但他却没有足够的力气。

黎明时分，他精疲力竭。见面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这就是我苦苦寻觅的吗？他们将如何，我又将如何，遭遇死神？谁将幸免？通往未来的道路，换句话说，通往死亡的道路，会是怎样的？我们不是神仙，我们也没有来生。这是一个没有神仙，没有来生的时代吗？过去的、我们的父辈，还有假设的，这些如何再次聚首？也就是说，未来；也就是说，死亡。他喃喃自语，一刻也不停，仿佛自己已经衰老。他面色苍白、憔悴，失眠耗尽了他的能量。

一个自傲的傻瓜，这就是他的写照。在一个满是替代的世界里，他也是替代。但是，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怪人，如果他抽出鞭子，误打误撞，打破了玻璃，那他大概也能弄响警报器。我们的托莱亚就擅长这一手。虽然不是有意的，但愚蠢的恶作剧可能也会引发困难、背叛，以及启示。小丑可能会唤醒沉睡的生灵。我们把他推向黑暗的深渊，直到他开始拼命挣扎，高声喊叫，像一个疯子。气泡，漩涡，火星。也许，错误可以诱发行动的开始。长期以来，他一直在苦苦寻觅那种可以让机器运转起来的震动。

那天早上，谋划已久的行动终于开始了。他看上去很年轻，超出了行动所需求的条件。曾经当过老师的托莱亚·沃伊诺夫自愿把自己当作诱饵，当作扳机，当作傻瓜，不管怎样，他看上去依旧青春焕发。年轻的阿纳托尔精心打扮了一番，这样，他的外表既符合年轻人的时尚，又迎合了这个季节的特点。

教授，这是一次挑战，是一次挑战！以证明，即使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被摧毁了，没有特权的弱势群体仍然有机会。我想证明这一点，我发誓我可以做到。我要设置一个小小的障碍，一个有毒的小障碍。或许，我会击中怪兽的中心。或许，我可以把那个胡言乱语的家伙，那个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的眼睛弄瞎。或许，我可以用我的那朵小花毒死歌利亚[3]。他举起空空的酒杯，仿佛要干一杯。他手里的香烟烫伤了他的手指。但是，他再一次崩溃了——失去了知觉，疲惫不堪。房间里的影子和他的思想，以及流失的光阴又一次交织在一起，又一个黄昏来临了。他很想舒展肢体，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但是，不，躺在沙发上没有什么好处，那个探子托马会不请自来的。还是这样好，站立在地板上，站在夜色朦胧的窗前。或者，坐在椅子上，或许坐在那里。你可以使劲儿地抓着扶手，勒紧腰带，让自己的脊梁骨贴在椅子背上，这样，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别人拽起来了。没错，好主意。他的眼睛闭上，又睁开。天越来越黑了。他闭上眼睛，过去的一幕突然之间清晰可见——背景是那间庄严而奢华的庭审大厅。模范文化和残疾人教育委员会。精神障碍难民委员会。

思想安全办公室。五六个油头粉面的男人。那个坐在桌子首位的人抬起一只白皙、满是雀斑的小手，梳理了一下自己稀疏的头发，然后，他打开卷宗，又合上卷宗。跟其他人一样，他面前摆放着两个卷宗：一个红的，一个绿的。现在，他翻开一个，合上另一个。他看了看自己的同事，那几个人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他们翻开红色的卷宗，里面装着厚厚的材料。他们依照最高长官的样子，仔细地翻阅着。当老板抬起眼睛时，他们也把头抬了起来。接着，他们翻开绿色的卷宗，那里面装着有关被告的背景材料，薄薄的纸片，上面都是密码，隐形的钢笔字，以及托马的汇报信件。他们默默地看着，相互对视了一下，扬了扬他们病态的眉毛，然后又相互对视了一下。眉梢处的疤痕发出淡淡的磷光。那个金发女郎迈着轻松的脚步进来了，她已有6个月的身孕，脸上泛着红晕。她把一小杯水放在桌子上，靠近那个读诉状读得满头大汗的年轻男人。他微微一笑：“是的，好了……现在该看看其他材料了。”戴眼镜的那个男人已经翻到第一页尽头了。他喝了一口圣水，蓝色的薄嘴唇得到了湿润。当他手中的爱尔兰烟斗敲击在烟灰缸上时，那几个人同时把头抬了起来，视线离开了面前那些污渍斑斑的纸张。一时间，大家陷入了沉思。左边第一个人嘀咕了几句，其他人立刻聚精会神起来。“够了，我看得够多了。”那个胖胖的秃子重复着，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在他的对面，坐在最右边的那个人兴高采烈，满脸堆笑：“是的，让他走吧——有多远就走多远。我们在天堂给他留一个机会，我们要肃清我们的领地。”现在，他们开始叽叽喳喳，交头接耳，兴奋地谈论着他们邻居的这桩案子。“把他从我们身边赶走，肮脏的豺狗。”——低低的附和声。首席位置上的那个人指甲在台板玻璃上弹了几下。“同意，让这个大麻烦滚走，带着他的疾病，还有他满脑子病态的想法。法律要求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因此，表决通过给他一个警告。警告他离开住的地方。”首席位置上的年轻检察官抬手扶了扶眼镜，继续低头看面前的指控材料。

听不见更多的讨论，他们的声音渐渐消失。那些戴着假面具的无尾两栖动物眨巴着眼睛，无声地闲扯着。能够看见的只有闪亮的白色面具，以及眉梢处的磷光。门口，被告托莱亚面色苍白，大汗淋漓。他不知道如何才能给自己在战场上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可以避免发出任何声响，可以不被发现。他在门口监视了一段时间了，但目前为止，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浑身冒冷汗，心脏因为内疚而怦怦直跳，双脚潮湿，双臂无力下垂。不，他即将被赶走，他那张惊恐万分、焦虑重重的陌生面孔并没有改变法官的决定。他们忙着起草遣送文件，他们异口同声，他们反反复复的低语又一次传到他的耳畔。“豺……豺狗。豺狗必须得走。”纸张发出婆娑的声响，折折叠叠，没完没了，起起伏伏。

陌生人双脚灌铅，和那张椅子一样，牢牢地钉在门口。他被完全掏空了。现在，他们的目光全都转到他的身上，但无济于事。他们蔑视地看着他，盯着他，他们的脸上显出一种厌倦的表情：他们不知疲倦地看着他。不，不对，他们厌倦了！突然，仿佛接到了指令，他们擦着自己的额头，擦着眉梢处发着磷光的疤痕，擦着他们散发臭气的假面具。他们感觉太热了！你瞧，春天的阳光使他们感觉困乏！他们遮盖住自己的眼窝，自己的眉毛，自己的疤痕。什么也看不见了。耀眼的阳光泻进斗室。

就这样，这个身心疲惫的男人在春季的萌动中，满身是汗地迎来了一个新的早晨。他长时间地揉搓自己的额头、太阳穴和眼睑，笨拙地甩开整个夜晚椅子对他手臂的束缚。

行动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只是另一种虚荣，是他档案中的又一个黑色的印记。除了拘留所的高官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机会接近他的档案。在这个充斥着符号和替代的虚幻世界里，不可能有任何具体的行动。因此，托莱亚横下心来：再也不拖延了！因为：荒唐，徒劳，幼稚，难辞其咎，虚幻。因为，因为，因为……所以，一刻也不再拖延！

就在那时，就在那里，立即开始。尽管违反了自己的意愿！！早上开始——违反意愿，纵容姑息，他要复仇。

行动：就在那天早上。

他已经醒了很长时间了，但仍旧倦怠，提不起精神。他的眼睛睁开，又闭上。他伸手去拿那只并没有响的闹钟。当他触摸到钟表的边缘时，他的手一阵颤抖，随即无力地落在床单上。床上，皱巴巴的床单从床边上挂落下来，一直拖到地板上。他睡觉的时候身体一丝不挂，也没有盖被子。他记得，昨天夜里，他好像离开过房间，到门前的阶梯上呼吸新鲜空气。这是一个躁动不安的长夜，他一直纠缠在奇怪的梦境中，直到天亮，梦魇才随着黑暗悄然离去。此时，他感觉精疲力竭，行动迟缓。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他才辨认出那张凌乱的桌子，敞开的窗户，还有他的那双拖鞋。最后，他走进卫生间，然后，瘫坐在那张带扶手的椅子里，在其他椅子的包围中前后摇晃着。他努力恢复自己的心智，但过程很是艰难：中断、拖延、再次开始。

桌上放着那只长方形的信封，上面贴着邮票，还盖着邮戳。他看了一眼，认出来了，他的思维似乎开始加速了。他很着急，没错，非常着急。突然，他开始疯狂地疾驰，然后“吱”的一声停了下来。在度假，是的，他在度假。然而，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季节，一切都包围在淡淡的雾霭中，你能去哪里呢？一个小时之后，天气湿热难耐；再过三小时，冰冷的寒风呼啸而至。在安东家，在托尼家，没错，在马尔加医生的家里——置身于我们疯狂的同伴之中，总有一种东西使得你的血液加速流动。是的，在马尔加的家里，在巴济尔先生的家里，在老女佣肉末烧茄子的家里，任何东西，我都会发现一点儿。然而，我感觉自己刚刚去过，我大约三天前去过那里。我跟马尔加阁下提起过那封信，还谈到过来自阿根廷的小嫂嫂，以及以接待员万恰名义开立的外汇账户。没错，我可以肯定，我去过狂野卡巴莱[4]，我和大名鼎鼎的巴济尔·贝尔兹布勃，还有容光焕发的安杰利卡一起大跳死亡探戈，没错，没错，晚饭后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实际上，一直持续到黎明。

行头已经放在椅子上了：红色的袜子，白色的套头杉，白色的天鹅绒裤子。

赤身裸体躺在沙发上，明星还在犹豫。一辆公交车驶过，窗户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瞧，真实的世界依旧存在：真实的世界再次出现，一辆公交车刚好从窗前经过，窗户开始震颤。多米尼克先生正在接收信号，正在匆匆忙忙奔赴日常的嘈杂。10点差12分，人称托莱亚的房客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离开了大楼。他两次原路返回，仿佛想迷惑跟踪他的人。他检查了一下水龙头，碗橱，窗户，煤气阀门——也许他只是在假装重新关闭这些东西。虽然他精神不集中，虽然他显得有些吹毛求疵，但他的举动却无懈可击。

他先是环顾左右，然后穿过马路。烟草店，乳品店，裁缝店。“都在这里，这么近。好像世界刚刚诞生。要是能够客观、历史地看待这些就好了。”他在路口拐弯，经过电车站，继续前行，来到一条小路上。

颇具东方风格的院落坐落在山坡上，已经显得有些破败。寂静像一个小矮人，穿行其间。偶尔可以看见绿色的枝条在院墙上一闪而过。圆形的小花园和成堆的垃圾比邻。一丛丛带刺的红玫瑰旁边就是一堆堆的破布、纸盒、塑料袋——它们之间的界限古老、浪漫，而且十分模糊。马路的左边是一栋可求得庇护的未完工的别墅。大门、廊柱、露台，象征了暴发户的得意和匆忙，体现了一种怀旧的风格，也暗示着各种成分的入侵，必须做好准备，随时向野蛮人、向堕落的形式，以及腐败的攻势做出让步……

他离开这条肮脏的小街，前往大都会教堂山。前方不远处是一个集市，听见了小贩们忙碌的叫喊声。再往前，利普斯卡尼大街。这里曾经是买卖人的乐园，现在一片寂静，在慵悃和灰尘间沉睡。他在约尼凯·斯塔夫罗波尔奥斯小教堂前逗留了片刻。教堂的正面焕发着巴洛克风格的热情，与内部的简陋、纯洁、几何图形的构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绕过大殿，在雅典娜神殿前停下了脚步。他凝神望着神殿的壁缘，雕刻装饰中的国王和皇后早已被人遗忘，但他们头上的王冠依旧辉煌灿烂。左边，一座新的建筑——白色的庞然大物。三年前地震时出土的贝壳，如今又被新的基础用土所填充。冷漠、回忆。新版的鸽子笼，多重限制下的实用主义。两个房间，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夫妇、孩子、冰箱、电视。为了维持生计，在蜂巢般的小窝里不断重复同样的努力……多米尼克·万恰先生任由自己的思绪翱翔在这种无聊的冥想之中，这是一种托词，他在准备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我感觉自己好像随时准备行凶杀人，或是在为生命中伟大的爱情做准备，或是在等待迟到的天启。”

这位举止怪异的行人不紧不慢地继续向前走着，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春天的早上，温和的天气：你成为春天里一位谦逊的雇佣兵队长，你被迫离开了毫无生气的岗位，为的是眼前这份模糊的使命，这是命运的安排，这是粉色礼帽般巨大穹隆下的选择。你成为——最终，最终！——史诗的杠杆，或是，史诗的傀儡。砰！砰！

就这样，多米尼克·万恰沿着维多利亚大街闲逛着。他的步子不大，但却十分均匀。他的年纪在50岁上下，在特兰齐特旅馆以及一种经久不衰的狂欢节上当一名通晓多种语言的接待员。在这个温和的春天早晨，这位路人似乎没有特定的目标，甚至当他数次小心地把手伸进白色天鹅绒长裤的后裤兜里的时候，他也不清楚自己究竟在找寻什么。

他停下了脚步，一会儿的时间。没错，信封就在那个口袋里，他的确把它放在那里的。他站在原地，显得有些举棋不定，然后开始掉头往回走。显然，他改变了前进的方向。但是，刚刚走了几步，他又改变了主意。是的，他终于想起了一路上都在努力回忆的那句引文：“只有那些不可更改、不可恢复至从前状态的东西才能构成一个真实的事件。”这的确是引文。他想不起这话是谁说的，但这并没有多大关系。对他而言，磨炼记忆的过程本身就让他感觉满足。

因此，早上的行动又重新开始了。不，它在继续。换句话说，它在接近真实。烟草店，乳品店，裁缝店，克莱亚·拉霍韦安，大都会山，利普斯卡尼大街，雅典娜神殿，斯特拉达·巴蒂斯特，斯特拉达·瓦西里·拉斯卡：现在，这位步行者正走进罗塞蒂广场。在准备穿越马路的时候，他再一次伸手在裤兜里搜索那个信封。不对，他不能走回头路，他似乎铁了心，要开始一场真正的行动。

在推开铁门之前，他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大手帕，把脸上的汗水擦干净。当他把手中那块白色的绸布放回原处的时候，多米尼克·万恰那张光滑、结实的脸庞又一次从魔术师的方巾下显现，容光焕发——罗马执政官的脑袋，光秃秃的，仿佛刚刚从理发店出来。轮廓鲜明的额头，敏锐的双眼，造型完美的高鼻子，薄嘴唇。他似乎十分熟悉路线，迅速进门，傲慢、冷漠；决不给任何人留有审查你身份的时间。非常完美——门口站岗的人甚至没有来得及敬礼。

他沿着狭窄、弯曲、肮脏的楼梯慢慢向上走，来到一个黑暗的走廊里。透过一扇半开着的门，他发现，卫生间的一半堆放着一些木架和纸盒，看上去像是一个由几个家庭共同使用的私宅。他走进一间敞开的大房间，绕过一张铺着红色桌布的长方形桌子，进入一间相似的房间，这一间要小一些，但形状更圆一些。房内有四张桌子，相互间有些距离，在门的左边有一张打字员的工作台。是找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吗？那位满头金色鬈发的女子皮笑肉不笑地重复着这些话。波佩斯库同志在做报告，他的助理在参加一个工会组织会议。会议？哼！他们开的是什么样的会议？当然，我们不在场——但是，直言不讳是得不到支持的。万恰的眼睛瞪得很大，但他很快就恢复了镇定，他不想让别人发觉他吃惊的模样。

打字员的眼睛没有离开键盘，只是用手指了指窗户。是的，那里有一张椅子。他坐下来，打量着对面的男人。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黑头发，领结死死地勒在脖子里。

“你是为‘残疾人年’来的……”

“嗯，我是想……”

“你必须先跟主任讨论一下。我没有权力告知你任何信息。如果她让我进去，并且告诉我说，嘿，老爷子——她就这样称呼我，老爷子；有时叫我约珀——同那位同志商量一下。假如她这样对我说，那么，自然——”

“那我就等等。我不着急。要等很久吗？”

“不好说。会议刚刚开始。可能不会太长。”

“你说他们在开会？他们能开什么会？”

“咳，通常主任说了算。主席和副主席——实际上，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你知道的。然而，我的意思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之间没有区别。我们都很团结——我们同实际上的成员反正都一样。”

他的样子看上去很像是工厂的工头，疲倦，但又不得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处理这些不仅复杂而且还让他害怕的事情。

“你想看些什么吗？可以打发时间，这样你就不会闷了。这是我们的一些出版物，还有法规、法令。或许你会感兴趣的。”

托莱亚把那一堆东西放在自己的腿上，从中抽出一本小册子《章程》。“一个公共组织……存在的目的是培养民众，适应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生活；……适应建设任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成员是公民……生活在国家边境线之内，聋子，聋哑人，听力困难的人，听力丧失在40分贝以下的人……听力正常以及支持协会的公民们可以被吸纳为成员，比例不能超过百分之十。”

多米尼克·万恰抬头看着那位工作人员，对方一直在监视自己。他们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仿佛在用某种特定的密码进行交流。来访者在座位上扭动了一下，感觉有些局促不安。对面的工作人员一改疲惫的模样——或者说，不像刚才那么惴惴不安了。此刻，办公室的职位在他脑海里不那么清晰了，他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这位假装读报的人，仿佛他应该弄清楚，这位来客是否值得信任。

“人数增加了，”他嘀咕着，好像在自言自语，但他的眼睛仍旧十分警觉地看着面前的人。来访者低头看着手中的文件，那位向导继续低语道：“根据我们的记录，在过去的五年里，人数的增长超过了百分之三十。我们对未来十年所做的预测表明，增长的幅度将达到——”声音低沉，柔和——这是积极分子惯用的方式。

“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参加讨论和提出建议的权利，”多米尼克读着手中的文件。文件上的字字句句在他眼前晃动起来。“协会是在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是从基层经过选举产生的，决定则自上而下得到贯彻。少数服从多数。假如做不到——”他抬起头，恰好与那双黑眼睛在空中相遇，那双眼睛正盯着他的秃脑袋——黑色的眼睛，浓密的黑色眉毛拧在一起。多米尼克·万恰正视着它们。他的眼睛一眨不眨，他想努力看清楚黑发男人左边眼角上的那块伤疤。一个淡淡的疤痕，像抓伤，可能是某个符号，也可能只是抓痕——他怎么能辨别出来呢？

“假如违反章程，制裁的形式包括批评、指责、正式警告、监督，甚至开除。”黑发男人滔滔不绝地背诵着。他面对着多米尼克，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在微笑！他为什么在笑，还龇着那几颗大黄牙？多米尼克再一次打量着那人的眉毛，看着那块被钉子戳伤，或是被刀片割伤，或是被蚊虫咬伤，或是什么其他原因造成的疤痕。他把手中的小册子放在一边，把最上面的那份简讯拿了起来。我们的生活：这是协会出版物的名称，几个红色的大字。

首页的顶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的生活》，协会委员会的喉舌。首页的标题：向敬爱的领袖致敬。赞美诗。正资产负债表，更加严厉的要求。中央委员会预备会议。他抬起头，那位工作人员脸上的笑容已经荡然无存。他低下头。“五年计划的结束标志着我们在建设多元文化社会，以及提高、改善劳动人民工作和生活方面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们的领导层英明、睿智，我们的领袖为我们制定了宝贵的方针和政策，调动了人民的觉悟，同时也规划出了一个建设多元社会所必需的广阔而复杂的过程。人是这一举措的中心——他的诞生取决于造就人类性格多面性的条件，而这种多面性所代表的革命人道主义恰好是这个协会的特点。”

多米尼克抬起头，随即又低了下来，继续翻阅手中的简报。“本月的第四个星期日，我们举行国际聋人日的庆祝活动，对资产负债而言，这可是一个绝佳机会。所有会员都必须表现出更强的参与精神，必须果敢行动，以促进协会的生产能力，严肃组织纪律，改善工作方法和作风。最佳锁匠评选，最佳运动员评选，‘祖国颂’征文评选，国际残疾人年。党和国家给予的关怀营造出我们工作、学习的良好氛围。足球比赛——沉默C队对抗沉默P队，机会难得，检验队员的技术和战术能力，以及他们的体能训练水平。职业训练结束之后，那个年轻人渴望参加夜校的课程学习。为了认可他的水平，也为了宣传他的榜样作用，他所在的地方组织决定吸纳他入党。索林竭尽全力，以确保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现能够达到党组织对他的信任。”

多米尼克抬起头。工作人员的脸上荡漾着微笑，但他那双黑眼睛依旧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多米尼克。此外，盯着他的还有另外两双眼睛：坐在房间中央的那个人，蓝眼睛，头发蓬乱；他旁边的那个人，戴着一副眼镜，满脸怒气，嘴里叼着香烟。只有那位娇小可爱的打字员例外。她一刻也不停顿，一直在啪啪啪地打着什么。她所扮演的角色是掩盖室内的沉寂，和那几个什么也不做，只是瞪着眼睛监视来访者的家伙相互呼应。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共组织，任何一家老牌的集体企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声音低沉的向导重新开场了，老爷子同志或是约珀同志，别的同志怎样称呼他并不重要。“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明白吗？”他紧张地揉搓着自己的眉毛——同时用两只手揉搓自己那两道乱蓬蓬的眉毛。

“很多人，噢，太多了，可以借此机会学到一两样技能。我的意思是，他们应该向我们的会员学习。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们不闲聊，他们听不见其他声音，他们根本不去听。他们不能扯闲话，也不能讲笑话。同样，他们不会在任何小事情上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们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他们手脚麻利，他们遵守纪律，他们忠心耿耿。最重要的是：忠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没有打闹，没有玩笑，没有任何的闲言碎语、表里不一、赌博，所有的恶习——”

他直盯盯地看着多米尼克的眼睛，他虽然面带微笑，但却十分冷峻，眼中充满了怀疑和指责的神情。他竟然在微笑！那种奇怪的笑容固定在他的嘴角上——严厉的笑容让他感觉恐惧。多米尼克再次低下头，看着手中的报纸。“号召各个支部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活动。增强信念的阶段。劳动——颇具荣誉感的职责。纪律——尽可能多的纪律约束。”但是，他始终无法摆脱向导的声音。

“他们勤勤恳恳，非常勤劳。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工作上，他们贯彻执行简报上的各项指示。他们按时上班，不完成分配给他们的工作绝不下班。在这个方面，我们有一个典型的事例。这是一个女同志，10年来一直担任兄弟船厂机械车间的主任。她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我还能说些什么？”

其他人的脸上也烙着那种统一的虚假笑容吗？多米尼克正准备抬头观察，向导突然改变了以往的风格，抬高了说话的声音。

“啊，主任来了。行政局会议结束了。你可以和主任同志面谈了。”

打字员身边站立着一位身材矮小、衣着朴素的家庭妇女。厚实的灰色裙子，手工编织的蓝色毛衫。眼镜，长鼻子，稀疏、凌乱的头发。她伸出一只湿乎乎的小手，手指甲剪得秃秃的。

“不用说，你也是为新法而来的，这是国家的政策，我不能向你透露。”

她的声音沙哑、粗糙，但却透着一份镇定和疲惫。

“你知道，我只是想——”

“假如你想知道我个人的看法，我个人的，而不是官方的，因为在这里，我是一名雇员，代表的是整个协会。如果说，你想了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看法，那好，跟我进来，我们可以讨论讨论。”

她邀请他进去。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办公室，一张长长的桌子靠墙放着，上面铺着红色的桌布，侧面放着大约10把椅子。房间的尽头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堆满了书本，桌子的后面和前面各摆放着一把椅子。多米尼克不等邀请就匆忙坐了下来。那位妇女站立了片刻，仿佛想尽早结束这次访谈，但最终她也坐了下来。

“是的，残疾人年。我们刚刚得到通知，不再使用这种说法。当然，这是联合国的决定——联合国组织。但是，我们的领导层认为这个决定不甚妥当。根据指示，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提法。我们报刊的编辑也出席了会议，相关的正式通知马上就到。这种说法不恰当：会引发过多的评论和推想。咳，就是这些。你就是为此而来的吧。我们的新法和这个什么年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联系。咳，我们姑且称它为联合国年吧。说来话长了，我只能说，我个人，严格地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认为，他们犯了一个错误。”

“你知道，夫人，我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

当听到“夫人”一词时，她突然感觉既恼怒又荣幸。这个称呼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还没有习惯被别人称作“夫人”。正因为如此，她靠在椅子背上，放慢了独白的速度。

“没错，坦率地说，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全员集训年不应该被砍掉。我知道，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经济形势，这很自然。但是，即使减少学习年的活动次数，全员集训的时间也不能少。从实际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我们的会员不能继续在更好的学校进修学习。他们在工厂也不可能有所进步。如果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不够长，那他们就会停留在最初的工作岗位上。你知道，我们的薪酬是与岗位挂钩的。一切都取决于你所接受的教育。如果你在这方面有所欠缺，那么，无论你表现多么出色，你将停滞在最底层。想想看，我过去学的是园艺。现在的岗位却在这里。是同志们安排我在这里工作的。你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职责就是职责。”

多米尼克聚精会神地看着她。主任夫人倍感荣幸，因为这位显赫的来访者给了她如此多的关注。

“很遗憾，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要离开这里了。你知道，他是我们的主席。他原本可以告诉你更多的内容。”

照她所说，高级裁缝奥列斯特·波佩斯库离开了他的领导岗位。他一定在那些权贵中间走动。预备役将军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他的职业是裁缝——正如那些了解他的人所说，他的手艺非常了得——他在前线的时候弄坏了嗓子，同时也失去了其他一些品德，但却学会了如何不惜代价生存下来，不惜任何代价。后来，退伍之后，由于那些他曾经为之效劳的同志的帮助，他一升再升。预备役的将军！如果你翻看一下《我们的生活》，对于这位聋人部队的领军人物而言，没有丝毫的个人崇拜。他一定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一个没有失去声音的傻瓜。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失去。一切都变了——象征，替代，看不见的联络网。

“你在想些什么？”花卉学家，园艺学家，轻轻地问道。

“啊，你看，我在考虑你告诉我的这些内容。波佩斯库同志——你说，那个波佩斯库同志能告诉我更多的——”

“咳，不一定。我也了解现在的形势。实际上，他没有时间过问所有的事务。不管怎样，他一方面在上面代表我们，另一方面负责向下传达我们必须贯彻的方针。他非常代表民意，要知道。最高领导对我们的主席评价甚高。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啊，是的，减少学年的法规。嗯，这肯定是个问题。你知道，上面希望我们这个组织成为一个典范，我们也愿意得到各级领导的特别关注。我们定期将我们的情况和成果向上汇报，并且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然而，尽管我们的会员非常理解我们，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非常有组织纪律性，但是，必须要有一个最低限度——我该怎样表达呢？——最低程度的鼓励。你知道上个月发生在你们同事身上的事情。”

多米尼克虽然感觉惊讶，但仍旧保持镇定，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嗯，新闻记者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以为自己这一次钓到了一条大鱼。他们针对我们的活动，进行了大肆抨击，他们说：我们把接受教育的年限从10年降低至8年；我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拥有俱乐部、体育馆，以及带薪旅行；我们的会员晚间必须在协会大楼前，或是院子里集合。你已经看见了，那是一个多大的院子啊！那栋楼过去是贵族的宅院。会员们每天晚上聚集在院子里，使劲地踢那扇门，结果，门给踢坏了。这就是抗议吗？这种突然爆发的暴力行为就是抗议吗？没错，他们都很敏感。自然，他们希望开展更多的讨论，讨论他们自己的事情，讨论他们的成就和我们的组织。这是真的。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把我们的特殊情形解释给那些新闻记者听呢？当然，我们有困难，我们进展不顺利。我们承办了世界杯，你知道，我们获得了冠军。但是，当我们必须出国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去不了，因为他们不给我们护照。的确，我们有困难，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挑起骚乱，给造谣诽谤者以可乘之机。记者们跳起来，给我们一击，这对他们其实并没什么好处。从一开始我就告诫他们：不要太激动，如果想让自己手中的稿件顺利见报，那就必须对所写内容三思。我就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比较笼统，没有涉及具体细节。我们的特殊地位，我们受到的特别关注，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模范形象！我警告了他们。最好闭嘴！事实证明了一切。他们写的东西一样也没有见报。一个字也没有！尽管如此，那些未被刊登的文章在行政局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奥列斯特同志被叫到党的总部，受到了斥责。打那以后，我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因此，我们现在思想一片混乱。”

多米尼克·万恰听得太入神了，协会的执行书记打量着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她盯着他的眼睛，他盯着她的眼睛。她的小手掠过前额，刚才的冗长解释使她感觉疲倦；而他则突然发了疯似的揉搓着自己的眉毛。这位举止怪异的绅士用两只手揉搓着自己的眉毛，他怎么了？

“我来的目的只是想麻烦问你几个——”

“抱歉，但我真的必须走了。已经两点了，我三点之前要赶回来。有几个同志要来，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指示。要开始一次新的紧急行动，协会的每一个部门都要参与。社会主义道德和正义的准则要在每一个支部进行讨论，每一个成员都要参加——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成员，每一个级别。”

“讨论准则？但是大家——”这个不是记者的记者发现自己冒冒失失地抱怨起来。“实际上，实际上——”这个探子企图立即纠正自己，“实际上，我来的目的只是——”

“抱歉，我已经迟到了。”那位同志站起身，不耐烦地重复着，“你去找约内尔同志，告诉他是我让你去的。约内尔同志——协会刊物的编辑。走廊那头左转，出去到院子里。有一扇挂着一块绿色小门帘的大门，进去就行，他就在那里。他负责我们的刊物。他会给你几份报纸。你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活动。那可是一份特殊的报纸，报亭里是买不到的，只供会员传阅。好吧，到院子里去吧，那边的小房间，约内尔同志在那里办公，他是编辑。伊里娜女士负责校样。你往走廊那边走，绿色的小门帘。约内尔同志是我们这里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同志，他了解所有的情况。他会满足你的要求。”

她已经穿上了她那件破旧的褐色大衣，戴上了那顶羊毛帽子。

“你看，你必须意志坚强。我们的工作不简单，一点也不简单。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没错，约内尔同志会告诉你一切。我得抓紧了，否则没有时间给女儿准备吃的。三点钟还要赶回来参加训练会议。”

她把一个大包往肩膀上一背，拽了拽脖子里的那条皱巴巴的绿色围巾，大踏步地走了出去。是的，主任同志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万恰侦探走进大房间，微笑着跟约珀老爷子打了个招呼，随即朝走廊的尽头走去。他左转，来到了院子里。

他在一扇门前停住脚步，门上的玻璃被一小块绿窗帘遮掩着。他走进去，眼前是一个黑暗的小房间，里面摆放着两张写字台，天花板上的灯泡闪着微光。约内尔编辑面色苍白，身体蜷缩着，衣服上还沾了些纸屑。

“我刚刚和波佩斯库同志交谈过，她让我来找你……”

“波佩斯库是我们的主席，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是主席，主任同志名叫博卡。算了，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

“我想，你这里应该有协会成员的花名册。”

“我不负责档案。当然，我们有适当的记录。我们每一个会员都有档案。成千上万份档案——一个很特别的档案库。不对外开放。有特别授权的人才可能查阅这些文件。但是，如果是博卡同志派你来的——嗯。如果主任同志同意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查阅那些档案材料。在人事部，档案也存放在那里。每一个人的档案。成千上万份卷宗，全都整理得井井有条。不管你想找什么，你都能找到。”

万恰侦探不想放弃约内尔同志，他是他唯一的机会。

“我在找一个人。他大概60岁。摄影师。过去是摄影师。我听说他曾经干过摄影师，或许现在还在干这一行。奥克塔维安。一个老熟人，奥克塔维安，是的，他就叫这个名字。但我记不得他的姓氏。古舍，杜沙，武沙，珀普莎——我不肯定。但是，他的名字肯定是奥克塔维安。如果你有一份按职业排列的人员名单……”

“当然，我们有此类的名单，按照年龄、社会背景、职业、工作表现、教育程度、家庭生活、体育运动等分类的名单——没错，包括体育运动，这很重要。每一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工作经历、参加任何组织和政治团体的背景，以及曾经接受过的军事训练、特殊训练、紧急训练、干预训练等。没错，我记得，我们这里是有一些摄影师。有几位还曾经在我们这里帮过忙。我比较熟悉他们。其他的摄影师可以在名单里查询——我的意思是，能找到他们的信息。”

就在这时，门开了。叹息声声，时光倒流。“哇，是你。”“怎么会呢！”“真没想到！”

就这样，来访者不再受制于那个百事通约内尔了。约内尔同志克制着只给了他仅剩的两期《我们的生活》。

“拿着，你会感兴趣的。拉多维奇夫人带你到楼上去了解你想知道的信息——我看出来了，你们俩认识。伊里娜，你一定要告诉约珀同志，秘书同志已经跟这位同志交谈过了。所以，约珀应该允许他查阅那些名单，就是那份按职业排列的名单，就那一份，仅此而已。没有必要查阅卷宗，就那一份职业名单。约珀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推搡，大笑，蹦跳。“太令人惊讶了，伊拉，真的是你吗？我都完全忘记了。你了解我这个人。”“很正常，托莱亚，很正常。是的，我就在这个老鼠洞里，你都看到了。就在这个为老鼠准备的洞里，一个有毒的逼仄。”

就这样，万恰先生又回到了电车站。他有些不耐烦，等电车到站时，他上了车，在售票员身边的一个空座位上坐下来，打开手中的报纸。他翻阅着，奥克塔维安的幽灵没有出现，里面也没有奥列斯特·波佩斯库主席的名字，也没有伊里娜·拉多维奇的名字。伊拉在那个离奇怪异的协会里能做些什么呢？设计特殊的告示牌和海报？还是设计那些反映协会的成就和使命的图片展览？或者，为欢庆活动准备人体模型？为什么波佩斯库这个过去的仇人，这个将军同志，这个裁缝，他为什么在预备役部队里？她还没有摆脱他的控制吗？老奥克塔维安怎样了？在那些领导和先进工人的照片里，为什么没有他？为什么没有找到任何对他歌功颂德的文章？万恰先生一遍遍地读着，头俯在报纸上，其实此时他早就已经从电车上下来了。

照这样看，摄影师奥克塔维安并没有在显要位置露面。他更喜欢隐身于教派的成员之中。在这个模范组织中，周围有这么多模范成员，他肯定已经习惯了无声的威严。只有手势和暗语吗？他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基本特性跟40年前完全相同吗？神秘、欺诈、孤僻、缺乏幽默？大发雷霆，只为这个肤浅、复杂、卑鄙的世界——这个世界到头来还在成功地维持着？满怀仇恨，只为那个窥视已久的美人，那种让他难堪的聪明才智，那种他并不相信的美德？准确地说，这个模范的协会对他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绝佳的掩护？一个理想的途径，帮助他实现年轻时所孕育的罪恶理想？挫败的兵团？神秘和起誓，还有遭遇创伤的名利？

万恰先生把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转移到另一只脚，眼睛不停地搜索着手中的报纸，但却一无所获。报纸上的措辞和现今全国各家报纸所用的典型言辞极为相似。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难道这个特殊的组织表面上完全同化于周围的环境，并以此为幌子，掩盖它真实的地下运作？这种模范组织的地下温床已经初具规模，它可以逐渐完善党派的组织工作，并且不断挖掘它自身的干预潜能。肯定地说，这跟摄影师奥克塔维安的风格十分吻合。那么，其他人呢？他们如何接受和理解那些权威性的指示呢？那个肢体不全的组织仍然拥有什么深不可测的策略吗？或者，他们只是些模范的特工人员，他们始终追求眼前的目标，重局部，轻全盘呢？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他们不可以偏离航线，不可以绕道而行；没有延迟，没有玩笑，没有中伤和辩论，也没有犹豫和彷徨，是这样吗？只有武断的命令和原始的行动吗？那么，如何解释节日的歌舞表演，以及对未来和理想的追求？如何解释他们眼前的基本需求？

唐·奥克塔维安应该解释一下他是如何变化的，或者，在那些变化发生的岁月里，他是如何度过的。他肯定愿意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帮助我们应付将要到来的未来。尽可能少的交流：沉默，手势语，图片，以及充满比喻的想象。

但是，如何解释无法预测的反应，以及被压抑的本能呢？在一个失去控制的关头，出现了一个疯狂的任意局面，人们突然开始又蹦又跳，大喊大叫，他们要摧毁即将到来的一切吗？对于逝去的数个世纪，对于那些听力低于40分贝的人，应该给予建议，应该提出要求，应该实施对话吗？甚至那只是一种消遣，是法规中的一条错误条款。消遣，消遣，联络网，联络网，侦探万恰嘀咕着。他站在电话亭的前面，不断变化着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到另一只脚。

他怀疑地看着那份报纸，那上面有他记录的两个地址和电话号码。那些模范组织里的聋哑成员，他们如何在电话里交流呢？难道由他们的子女代替吗？奥克塔维安也有孩子吗？为了迎合行动计划的需要，他领养了一个孩子，这样一来，这个双重游戏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是吗？

他走进电话亭，拨了一个号码。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声音。“可能我把号码弄错了，我昏了头了吗？难道我记的号码不是他的，而是她——拉多维奇夫人——的？她不再是夫人了，她又变成了伊里娜。伊里娜——又成了伊里娜。”

半个小时之后，侦探再次拨了那个号码。他手里的报纸不见了，肯定是弄丢了，但他仍然能够记得那个号码。是这样吗？托莱亚的记性跟他这个人一样。

韦图利亚·加夫通夫人不仅悄无声息，而且来无影去无踪。她的邻居万恰发现自己很难寻觅到这位女士的踪影。尽管如此，她的确存在。毫无疑问，她每时每刻无处不在。

这位身材娇小的女士神出鬼没，这已经成为她永恒的特点：费解而神秘。然而，当她最终出现的时候，她的言行举止似乎相悖于她身上所具有的魔法。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一个真实而平凡的人：加夫通博士夫人。她外表的平凡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增强了她芳踪难觅的那份神秘力量。这种力量弥散在涌动的沉寂和锅碗瓢盆的节奏声中。这种力量悄悄地渗透至家庭的每一个角落之中，并且不断地迁移——令人捉摸不透，令人无法与之抗衡。这是一种强大，然而又十分微弱的跳动——直到它突然爆发于水龙头汩汩的水流声中，爆发于暴风雨肆虐期间窗户的摇晃声中，爆发于炎炎夏季漫长午后升腾的疯狂情绪之中，爆发于杯中静止的红酒之中，爆发于大门突然开启之际，合着院墙歇斯底里的无声叹息，薄如蝉翼的蒲公英踏着甜蜜、虚无的舞步，一路旋转而来。

加夫通夫妇在洗手间里开始一天的活动了吗？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多米尼克真的听见了胸针掉落在洗脸池里的声音，或是拖鞋敲击着瓷砖发出的木琴般的声响。这是一种属于非实体物质领域的音响吗？绝非如此！这是一个缺乏信心、骨瘦如柴的老者走路的声音，此外，还有毛巾相互的摩擦声，哼哼声，木梳、牙刷等洗漱用具发出的声音，以及刀片和镜子相撞的叮当声。这并不表明，他的夫人当时不在他的身边，或者，他的夫人刚才不在，等会儿也不在。

他的夫人以一种超常规的方法证明自己的存在。多米尼克捕捉到了她的存在，因为他听见门帘长时间发出微弱的咝咝声，一只被惊动的苍蝇嗡嗡地叫着，突如其来的晓风一阵抖动——这些都表明，每一个角落里都有她无声的喘息；那里，一种刺激，或是一种诡计和警示不断地飘出，非常有规律，好像睫毛莫名而费力地眨动……也许，的确，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二的早晨，韦图利亚夫人真的像往常那样问过以下的问题：“教授把门关上了吗？”或者，“我想，我听见了钥匙的声音。教授出门了吗？”或者，诸如此类的问题。

但是，那些话语全都滞留在膨胀、寂静的空气中。它们并没有真正变成声音，它们不断聚集能量，它们的潜能延迟着。直到星期二，直到星期五……

没错，就是在星期五的上午，多米尼克回家取雨伞。下雨了，雨点又大又密，他从门口折回，准备进屋拿雨伞。就是在星期五的上午，他把钥匙插进锁眼，转动了一下，他想进去拿雨伞——就在那时，他听见了刺耳的声音，那些话语几天前就开始了。

就在星期五的上午，就在两次转动钥匙之间的间隙时刻，多米尼克先生听见了韦图利亚夫人惯常的话语。门锁结巴了，仿佛厌倦了这种同谋行为。“他走了。我想，教授已经出门了。”

这些话久久不肯离去，它们互相吸引，不断增长，构成了一个个新的组合。“他带那封信了吗？我想，教授把那封信一起带走了。”只要你愿意付出一切代价，那么，你可以弄明白这种双行诗句的意义。远在天边，还是近在眼前，很难说清楚。

从他沮丧的模样看，星期五那天，教授已经掌握了那封信。他以为自己可以听得懂锈迹斑斑的铁锁发出的号叫。他仔细审视着阴雨朦胧的灰色天空，沉寂在那里扎下了根，希望变得清晰可见。公寓楼的角落里有一根废弃的水管，那里成了街上流浪猫的避难所。在水管的一端，他看见了那种固定的磷光。那些猫科动物相互依偎，像一个水平塞子，堵住了金属水管的弯头。它们电光般的眼睛闪烁着寻觅、忧伤的光芒；它们充血的绿眼睛有节奏地舒张着，和韦图利亚夫人之间发生了极为短暂的交流。到处都是幻影，纸板一样薄的头颅，烟灰色的面孔。时光交替的莫名中断，被破坏的倦怠，被推迟的歇斯底里，假面具——很明显，如果你精力不集中，它们会把你带到绞肉机的刀片下。无论是在教授的写字台，教堂的讲坛，军营，办公室，壁龛，居民区，体育馆，演讲台，办公桌，还是在避难所，那些面具无处不在：它们出人意料，从你身边经过，发现你，把你拽进那场无法逃避的游戏之中。

尽管如此，不要害怕，多米尼克兄弟：除了已经掌握的信息之外，他们还能在你身上发现什么？跟那些更加无辜的人相比，你厚厚的档案并不算厚，你的遭遇也算不上是灭顶之灾。那些探子也在他人的监视之下：怀疑和恐惧诞生更多的怀疑和恐惧，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歪曲了它们的表现形式。

就加夫通夫妇而言，情况似乎并不那么复杂。假如你对居住在周围的人有足够的了解，恐惧也会随之消散，不是吗？腼腆的马太幻想实现全球的和谐，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公共卫生之中；他不断上书，希望政府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希望年青的一代能够研习史学。年轻人如果不被日常所需所拖累，他们就应当对真理心怀渴求。那个水桶模样的韦图利亚，身体肥胖，面带微笑，满头花白的头发似乎打娘胎里出来就是如此。她左腿有轻微的残疾，她在家里教授法文、英文、德文课程，还教授钢琴和刺绣。就这样，过去的一切在脑中已经荡然无存。辞职前，她是一名实验室的助手。这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工作，但她却行事谨慎、执着，利用工作之便打探周围发生的一切。最后，人们开始称呼她博士，不是嘲讽，而是尊称。

当加夫通家的那个房间空出来的时候，他们接纳了托莱亚。加夫通夫妇对这个头脑有毛病的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已经十分了解了，难道他们在他身上还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吗？不会。这个房客日常的一举一动，他站在接待员的桌子前面，面带微笑，自言自语。这一切都逃不过加夫通夫妇的眼睛。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假装非常随意地把那个全球通用的信封扔在了桌子上。

他的同事吉娜密切注视着教授那张毫无表情的脸，还有那块挂着打开那些罪恶房间的钥匙的木板。教授不时地转过身来对着这块板，仿佛他以前从未见过桌上这个显眼的物件。她喜欢在脑中揣测，这个爱做白日梦的调皮家伙是否真的在思考那个重要信封上的信息，那个贴了许多邮票，盖了许多邮戳的信封，或者，他是否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匆忙之中把什么东西留在了一个公众视线可及的地方。幻觉、策略、昏睡——究竟是什么？谁知道呢。潮湿的早晨，疑虑重重；流浪猫拥挤在废弃的水管里，发出阵阵迷乱的警告；钥匙在生锈的锁眼里吱嘎作响……他的手表嘀嘀嗒嗒地转动，像一根针在刮擦什么东西。11点，的确，11点，4、5、6秒，数字在消失，瞧，18秒，随风而逝。瞧，时间在风中消散，30、31、32、39秒，消散，结束，一分钟融化了。

11点，2、3、4分。在这个逝去的时刻，在这个时刻，11点6分，1、3、4、14秒，马太先生的第一个时段即将结束——排队购买每天必需的面包。他已经去图书馆了吗？也许，正沉浸在“二战”的历史中，慢慢地前进，决心避免年轻好胜的时代所犯下的错误——匆忙和主观。

那么，他的好太太在干什么呢？或许，正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批学生。自从退休之后，自命高尚的韦图利亚找到了一个赚钱的方法打发冬眠的时光。过去的同事从中拉线，她有机会教授阿拉伯留学生一些简单的语法规则，常用的对话，以及一些医学用语。这对她而言也是一种补偿，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她默默地、顺从地服务于那些醉心于事业、金钱、社会地位的人。在她离开的时候，她为单位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结清账目的方法。他们对她的行为既感觉高兴，又感觉惊讶。在他们看来，她很平静，整日在装有女士内衣的抽屉和泡菜坛子之间打盹儿。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不停地使唤她，逐渐地丧失了内疚感。优秀的老韦图利亚！现在，她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因此可以向她表现那份姗姗来迟的慷慨，还可以借此迅速原谅自己的罪恶。一个简单、行之有效的举动，不会妨碍任何人，但却造福于所有人。好像允许一个已经退休的看门人再次来到自己工作的场所，甚至，只要他愿意，他还可以在周末来上班，那时，整栋大楼都关闭了，在职的看门人也休息了。大伙儿没费什么周折就达成了一致：他们怎么能够拒绝腼腆的韦图利亚大婶呢？

就这样，大学的教授们给他们退休的同事介绍了一批又一批的阿拉伯留学生，他们在罗马尼亚语的学习上有困难，或者，他们的某些考试课程进展不顺利。当然，同事们建议她小心行事——这种建议出自那些骗子的口中，听上去像是笑话，因为，他们从事的勾当她实在是太了解了。小心谨慎是必须的，韦图利亚一向过分谨慎，她对此再明白不过了。

她决定免费授课，但是，即使如此，她仍旧感觉到闪电般的知名度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事情的进展将证明，一夜成名是不可避免的。她很耐心，教学方式也较为老套，对学生们表现出的无礼、懒惰和粗野，她视而不见。她对自己的外表始终格外留意，她精心呵护自己的头发，自己的双手，还有自己那张圆圆的脸庞。在学生们的心中，她就像一位大婶，跨越时空，跨越海洋，从他们遥远的故乡而来。虽说已经体态臃肿，但这个活力犹存的老太太迅速走红，为自己赢得了数量可观的学生。韦图利亚这个名字在最奇妙的语音系统中并不出众，但在阿拉伯留学生中却是响当当的。胆怯的学生突然间摆脱了轻度的迟钝，最终折服于这个镇定的家庭主妇。他们起初疑惑不解，他们感觉愤怒，他们冷嘲热讽，但现在，他们注意力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听话，越来越愿意对这个波澜不惊的家庭圣贤敞开心扉——自由、随意的公开表白显示出师生间突然产生的亲密关系。此刻，大婶总是喜欢摆弄餐具柜里的物件，心不在焉地、一瘸一拐地穿行于桌椅之间，仿佛从来不曾料想到，房间里还有一位没有离开的同学。然而，几个星期之后，女主人会引导大家重新回到那个仍旧没有答案的话题上，这实在是大家没有料想到的——这通常发生在解剖课或是动词词形变化法的课上。

哇，韦图利亚夫人收到了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明信片和感谢信啊！

她不接受金钱，也不拒绝善意的回报。可以变现的饰品，等价的交换使生存变得容易。孩童时期，韦图利亚不止一次地目睹上流社会的贵妇人所做的善举。经历了一系列的侮辱之后，她到达了退休的年纪。现在，传统的标准已经颠覆，人们变得残酷无情，一切都颠倒了，变得丑陋无比。但是，这个所谓的博士夫人根本没有放弃心中对上流社会的幻想，在依旧清晰的记忆刺激下，这些幻想引发了一连串慈善的回忆：有人从一个肮脏的口袋里掏出一支揉得皱巴巴的烟卷，而它（令人高兴的是）正是你所需要的；或者，一个廉价的药片，外面包裹着彩色的玻璃纸，像小孩子的糖果，如果没有它，你不可能撑到天黑！她通常对那些傲慢的售货员非常客气，尽管那些商店里空空如也；她能够容忍一个懒惰、无礼的打字员；或者，面对一个恶语相加的公交司机，面无表情，尽管他们随时都可以将你扔在大街上；或者，当她看见一个流着鼻涕的小男孩用他父亲的会员证，甚至用他自己的会员证谋取特权的时候，她会显露出某种怯态。因此说，她已经接受了那种狡诈的慈善行为，那些来自远方陌生地域的未来博士用他们匆忙、屈尊俯就的举动将这种行为进行了夸张的演绎。他们中途转机时在候机大厅得到的纪念品——香烟、晶体管收音机、饮料、袜子、录音磁带、巧克力——证实了一种宇宙的不可避免性：欺骗行为全球通用；愤怒会使礼物大为减色，愤怒只配得到冷漠、怀疑的微笑。替代品和国际大市场上的那些批量生产的廉价商品！韦图利亚夫人将如何把香烟放进嘴里……至于饮料，把朗姆酒一滴一滴掺进蛋糕的奶油馅儿里面，服用之后她也会头昏。但是，她无法拒绝摆弄那些纸盒、瓶子、漂亮罐子的乐趣。她的眼睛闪烁着内疚的光芒，仿佛那些五颜六色的物品是一道抵御乏味生活的屏障。感觉自信心增强了，感觉自己身份提高了——仿佛这些东西使她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仿佛这些愚蠢的东西可以保护她。当小孩子得到超越自己家庭条件的礼物时，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惊讶，他们会产生类似的念头。

韦图利亚无法确定某个学生把一个闪光的香烟盒，或是一个大肚子咖啡罐放在桌上的那一刻。甚至当房间内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也尽量克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设法不去留意那个礼物。她一次次从那个诱人的东西旁边走过——直到她再也无法抵挡那份毒药，那种视而不见，那种毁灭。这种卑鄙的快感是她不愿意体验的，但又是她无法抗拒的。接着，无法避免的颤抖从头到脚经过：邪恶占据了上风，她将东西扔进餐具柜。

数日过去了。武器库的大门大开，它咧着嘴巴，吱吱嘎嘎，摇来晃去，嘎嘎吱吱，笑声中透着些许讥讽。罪犯激动地眨着眼睛，面对餐具柜里琳琅满目的小玩意儿，双脚连挪动的劲儿都没有了，布满皱褶的嘴唇因为那种白痴般的笑容而扭曲，因为那种急不可耐的心绪而干裂。她一头扎进罪恶的橱柜，她要将里面的内容进行彻底的分类和整理：这边架子上是健牌香烟，那边是橄榄油、化妆品、巧克力、咖啡和口香糖，各色各样的瓶子、罐子，还有盒子。她无须聆听身后的脚步声，因为她早就知道，她的马太已经进入了房间。当然，他总是默不作声地看着她，浑身冒汗。韦图利亚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后来，她终于直起腰，转过身子，面对着自己的夫君——他也是同样的姿势，脸上一副茫然的表情——把自己最平静的表情展现给他：光滑的前额。微笑小心翼翼地挂在她那圆润、祥和的脸颊上，“我们的确需要这些小玩意儿，马太。啊，亲爱的，它们来得太容易了！我们已经老了，如果不是这样，谁会理会我们呢？如果你给撒旦送上一包健牌香烟，那么，他会关照你一整年！还有热兹贝尔——一点擦脸的香粉就可以搞定。你等着瞧，她甚至还会给我送洗涤剂来。”

每逢这样的时刻，夫人嘴里说出的话语使他从头到脚产生一种羞耻的感觉，原本准备读给夫人听的请愿书也在手中瑟瑟发抖，仿佛他的文章突然被完全相反的口头陈述所取代。他每日在辞藻华丽的请愿书里反复重申的那些崇高准则有何意义？“我们的确需要这些小玩意儿，马太。我们都老了，我们没有孩子。我们万一生病了——但愿不要这样——怎么办？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们那些伟大的人道主义分子甚至不会准许我们踏进医院的大门。那个该死的医院里发生的那些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卫生间的喷头坏了怎么办？我们只能去找幕后的撒旦告终。如果我们手里有一包健牌香烟，我们就不用那么慌张了。现在，这些外国的洋垃圾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

亲爱的马太卷起睡衣的袖子。不，他不再是英雄，不再是那个年轻人——所有人中，为什么偏偏是他——不情愿地接受了自己老婆的姓氏，那个遭人唾弃的名字。这个名字属于那个反动的家庭，那个法西斯的家庭，那个剥削阶级的家庭！他，一个永远受到迫害的人，曾经拒绝了那些迫害他人的报复手段，甚至采用了那个上了黑名单的名字。他因为自己一时虚荣心作祟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即使他年迈体衰还仍旧怀抱自己的理想，但他不再是过去那个胆大妄为的人了。因此，他下定决心，彻底铁了心，重新拾起自己过时的理想，退隐书房。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韦图利亚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分类工作，她来到加夫通的书房里。她弯下腰，审视着散乱在书桌上的纸张。“火柴的质量改进之后不久，群众再次发出了不满的呼声。火柴头上的磷光物质还说得过去，但火柴盒上用来划火柴的那个部分过于狭窄，第一次使用就破了。这个问题我以前反映过。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批评的声音竟然那么微弱。火柴厂就其产品的质量问题应该采取一种更为负责的态度，而且，应该尊重自己所做出的承诺。”下面几行是空白，然后，另一封信的草稿。很明显，这封信更加重要，因为，几个开头都不理想，被统统删掉了。新的开头：“我们参阅了你们3月份报纸上的那篇报道。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概括一下那个在自己公寓里饲养宠物的妇女所遭受的虐待。”

很难说清楚，他究竟听没听见她进门的脚步声。在这种时刻，多米尼克可以想象到，马太仍然站在窗前，没有回头，这种时刻与他们见面交谈的场景完全相同，他们各自保持着自己特有的策略。

多米尼克看起来并不了解那个隐形人韦图利亚上午的教学课是如何展开的。加夫通先生继续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并没有暗示万恰家族的悲剧，也没有提及在那些暴风骤雨般的年月里发生在他身上的革命性的转变，尽管以上内容与此次的话题有着某种间接的关系。“要我把精力集中在日常的琐事上，这将毫无意义。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人们的婚礼，或者，葬礼是如何举行的？那时，群众不信任的官话是如何渗透进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中的？这种细节性的内容，我根本记不住。但是，我所关注的那些事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跟大街上芸芸众生的存活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入侵波兰前那几天发生的事情吧。”

有了这种熟悉的预告，你不可能长时间地在云层中翱翔。你被迫把目光转移至地球上的荒漠，你要观察，醉酒的蚂蚁忙忙碌碌，在它们当中，隐藏着一根顶端生锈的铜针；你要辨认出那个人的影子——我们这位满脸雀斑、骨瘦如柴的马太朋友本人——口若悬河，摇头晃脑，不远处就是那个冷漠的听众。

“你知道大概的情况。行动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建议奥地利实行内部改革，据说，她并没有给予重视。驻扎在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要求。接着，他们做出了一项决定，支持那些据说是受到捷克人压迫的斯洛伐克人。最后：最后的通牒。元首一贯采用这种步步紧逼的策略！”

听众试图堵住耳朵，再次离开大地，但没有成功。他总是像一只苍蝇，摔落下来，重重地落在大西洋邮轮的前面——加夫通那只46码的巨脚。

“教授，我们再把这些内容梳理一遍。英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阁下8月29日得到那个小丑的召见。德国人要求在8月30日星期三之前接管但泽，以及相应的空中走廊。大使的电报到达伦敦的时间是8月29日22点25分。电文需要译码，接着，另一封电报发往驻华沙的英国大使。”

马太了解所有的内容。但是，加夫通同志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此。内维尔·亨德森阁下不是他想要谈论的主题。他很想证明自己参加反纳粹斗争时的那份纯粹的诚实之心。甚至当纳粹被击败之后，很有可能，这也是他同意从事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理由。这也是很好的解释，很好的借口，兄弟，亲爱的……

“8月30日，午夜前，内维尔·亨德森阁下向里宾特洛甫提出建议，应该把德国人的计划送交给波兰大使。毫无结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1939年8月31日，你大概知道。9点50分，内维尔·亨德森阁下打电话给法国驻柏林大使库龙德尔，提醒他留意形势的严峻。10点，收到巴黎的回复：波兰政府接受并且书面证实，它准备同德国政府进行直接会谈。此外，波兰承诺，在会谈期间，部队不进行任何调度和部署，但前提是，德方同意做出相同的保证。晚间9点，柏林电台播报了几条提议，说实话，听上去都非常合理。德国官方公报称，计划遭到了波兰人的拒绝。然而，波兰人根本没有看见过这些提议。”

演讲者竭尽全力，想得到听众的反应，但没有成功。星期五，11点，当托莱亚眼睛盯着面前的键盘，脑子里想着上次和邻居加夫通见面的情景时，特兰齐特旅馆接待处的同事吉娜此时也想研究教授脸上的表情，但遭遇的结果是相同的。马太什么信息也没有得到。侦探吉娜的那双执着的绿眼睛也同样一无所获。“你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但是，也许，你不知道8月末第一场快速对话是如何展开的。8月25日，希特勒会晤亨德森的时候，表面上镇定自若，但内心却十分忧郁。德国已经变成了一座兵营，对此，他很后悔。他是这样说的。他不想以一个战争贩子的身份走进历史。他是一个艺术家。他过去是，将来也有这样的愿望！他渴望摆脱这种政治生涯。”

“阿道夫先生是一名艺术家？绝对不是。小人物！艺术家是颇具教士风范的朱加施维利，而不是具画家气质的阿道夫。那个格鲁吉亚人明白模糊的力量，那种力量没有限度。他鼓励人民以此为行动的标准：朝任何目标努力，在种族、性别、信仰，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方面，没有任何限制。他知道，如果一个受害者不是真正出自自愿，他可以成为一个屠夫，这是一种没有极限的游戏。如果你们那个笨蛋真的是一名艺术家，那他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假如他明白了，游戏就不是这个样子了。那个时候，那些精选出来的人所处的是何等进退维谷的困境啊！”

这一番话，托莱亚真的说出来了吗？他真的打断了邻居加夫通的演讲，或者，现在，当他回忆那天的情景时，他在脑中将其打断了吗？

“假如你们那个穷途潦倒的老家伙阿道夫给我们提供了改变肤色的无穷机会，那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那么，你们将会看到进退两难的窘境，看到转换，过度高涨的热情，以及局面的彻底改变。这样，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同类，那个人道主义者，当他急于保命的时候，他是一个多么高尚的野兽啊！也许，阿道夫能够在这场游戏中获胜——谁知道呢——假如他是一名艺术家的话。但是，不，他不理解自己难得的机会，不理解这个伟大的尝试。他不是艺术家，真的，他不是。他和那个来自格鲁吉亚的教士没有可比性。没有，相信我，马太。那个人是一个艺术家，对吧。他甚至知道如何利用他人的计谋，他可以把一切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条件：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无神论、宗教，一切一切。马太，老伙计，看看周围。一个多么奇妙的结合啊！看看那些已经完成的复杂工作。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吧。”

但是，托莱亚也许一直沉默不语。他不习惯破坏邻居加夫通从华丽的辞藻中获取的乐趣。他宁愿让自己的思绪在他乡翱翔。邻居马太不紧不慢地说着，不时地将自己的身体朝那个毫无表情的听众倾斜。他知道，托莱亚是不会打断他的。他已经习惯了他那种厌倦的微笑。到目前为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傲慢的旅馆接待员脸上的笑容没有展示任何新的内容；实际上，这对他毫无影响。加夫通先生的目标是某个想象中的听众，因此，他有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想让任何一个友情听众留意到他优美的重音和各种演讲的方法——他不仅把自己当作一个演讲者，滔滔不绝地叙述他在图书馆里积累的事件，而且还把自己视为真实事件中的一个主角，甚至有可能是亨德森本人。没错，内维尔阁下，内维尔·亨德森阁下，是这样吧，不是吗？

“你认为我在研究那些年代的历史时太过主观了吗？咳，你错了，托莱亚，你错到家了。”

犹豫不决的停顿没有持续多久，当然，这只是一种修辞效果。

“我们为什么不能公开讨论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个国家为什么要掩盖这个话题？为什么在这里不可以？为什么不能谈论种族灭绝，不能谈论受害者——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难道他们认为，如果给予我言论的自由，我不可能做到客观真实吗？咳，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做到！”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逼他说出每一条证据，使他变得更加客观。“有些证据我能够明白，那些——没错，我了解，但我考虑的并不仅仅是以下这个事实：起初，那个疯子利用1919年签署的那份令人蒙羞的和平条约，挑起了某种仇恨的情绪。甚至在纽伦堡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你还记得约德尔，嗯？对人民和祖国的责任高于一切！他还补充说，但愿在未来幸福的时代里，这种责任可以被我们对人类的责任所取代。取代了吗？教科书和演说词中预言的那个幸福时代来到了吗？”突然，一个令人惊讶的崭新念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希特勒本人也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吗？如果是那样，他为什么不允许犹太人加入纳粹？那将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经历，不是吗？如果那样，剧情将会如何发展呢？请记住种族法出台前意大利和墨索里尼的表现：那时，谁在支持墨索里尼？不，不是我们的艺术家希特勒元首！实际上，他不可能同意进行那种尝试！否则，他一定会感觉衰弱，感觉自己遭人贬低。不，他的好奇心不够强，玩笑开得也不够大。”

就这样，这个念头最终也进入马太先生的大脑之中。他立刻兴奋起来。他迫不及待地说：“你还记得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吗？他是参加审判的英国检察官，他说，这些审判历史上前所未有。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对一场战争、一种思想体系的审判必须表明：一方面，有罪的一方要受到惩罚，另一方面，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它必须表达我们时代普通人的心声。你听见了吗？我们时代的普通人！你或许以为自己在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呢！咳，不对。想想看，说话的人是一个爵士。我们时代的普通人，朋友和敌人，我认为没有区别。这是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说的话。我们时代的普通人！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他已经决定把个人置于国家之上。那么，普通人赞同这个观点吗？他能够把普通人置于国家之上吗？这就是他的希望吗？告诉我，告诉我你是怎样想的。这就是不允许我们公开谈论历史的原因吗？”当然，邻居万恰没有作答，他甚至没有听见这个极具挑战的问题。

爱唠叨的马太想表明，他始终在为正义而战，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斗志依旧没有丧失吗？他对历史的狂热延续至今，他的研究涉及所有被历史——不仅是昨天，还包括明天——淘汰的人物的命运？虽然他早已说服自己，未来的机遇并不取决于托莱亚·沃伊诺夫，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希望他对自己的研究感兴趣，也希望得到他的认同。“你还记得那个在纽伦堡被宣告无罪的所谓的系统工程师吗？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是当代第一个独裁统治，这话就是那人说的。实际上，你知道，施佩尔对此也做出过解释。他争论说，独裁者不再需要品德优秀的人为其卖命。信息技术提供了用机械控制属下的方法，这样，他们只能顺从地执行命令。”

但是，托莱亚始终沉默不语，他在做梦，他在睡觉。他根本不愿意付出任何努力，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存在。他确信，邻居加夫通的多语症最终将会把他带到那个禁止谈论的话题上。

“万恰先生，你说得对，卡罗尔二世带出国的绘画作品中的确有提香的一幅作品。当然，这跟其后发生的事件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哇，是的，没错。你没有其他选择了，因为，你此时不再谈论内维尔爵士，哈特利爵士，不再谈论约德尔和施佩尔，你开始关注那些毫无希望的区域，关注它们极端晦涩的笑声和眼泪，连世界版图上都难觅它们的踪影。

“你知道，1940年是预备阶段的一年。道德沦丧、腐败、蛊惑民心的政客。有关于国王宝座上的那位花花公子的趣闻逸事，不是吗？至少，从未来的悲剧角度看是这样的。根据列奥·巴克里的收藏目录，共有41幅绘画作品：大部分出自埃尔·格列柯之手，但也有韦罗内塞、卡拉瓦乔、凡·戴克，以及伦勃朗的作品。你说得没错，有一幅小型作品是提香的。《圣徒杰罗姆》，巴克里收藏目录，66号。圣徒杰罗姆跪在地上，面前是一个悬挂在岩石上的十字架，身边有一顶主教的帽子和一本圣书。乌云密布的天空，陡峭的坡道，远方是蔚蓝的大海。这一刻似乎是肉体磨难的前奏。热那亚的巴尔比画廊里展出的是复制品，另一幅临摹作品收藏在卢浮宫……盗窃，毫无疑问，是皇室的盗窃。野蛮的前夜是伪装，是歪曲。尽管如此，这还是不能与其后发生的一切相提并论，它的作用只是铺平道路而已。接踵而来的癌症是无法察觉的。要是有行为的准则就好了，要是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就好了——顺带说一下，你收到了一个信封……”

没错，就是这样。他最终还是无法逃避这个话题，他需要证实，那封信并不是凑巧由历史记录者本人——邻居加夫通——送交到收信人手里的。

多米尼克发现，通常，他的信件都是由邮递员，或是邻居从门底下塞进来的。这一次，信封却展示在大厅的桌子上。加夫通先生坦陈，这封信吸引了他的注意。“万恰先生，你的信来自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这之前，那封信在桌子上已经搁置了好几天了，而且，加夫通也仔细察看了信封，但是，他的脸上却没有出现任何不自在的表情。考虑周到的邻居将那封信从门底下塞了进去。现在，他又想起来了，其实，他根本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一连几天，他努力表现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他想控制自己不去查看那个信封，但最后证明没有用。这种策略失败了，亲爱的兄弟。在加夫通的苏醒室里，除了那些错综复杂的事实之外，还有你的生命，老吝啬鬼。这个来自阿根廷的信封就说明了一切，写信的人是你的哥哥，他希望摆脱我们地球的历史——极地扁平，感觉平淡。在那些岁月里，很多人像加夫通那样改变了自己的名字，不仅如此，他们还改变了自己的灵魂。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老兄，还有现在呢。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但是，我们只有现在。至于这个现在的过去——我们无法将其摆脱。这个信封说明了一切，这个优美的信封上面贴满了邮票，盖满了邮戳，它来自遥远的国度，它写在遥远的过去。现在，这里，此刻，无法避免。江湖骗子！废话连篇的家伙！他想让特兰齐特旅馆控制盘上的旋钮全部沉沉睡去。时间：11点51分13秒。来自阿根廷的美丽信封，让人捉摸不透。好像他没有打量过那个信封，好像不是他把那个信封放在桌子上的，不是他将其置于众人的视线之内的。狡猾的同事吉娜转来转去，不小心碰到了登记簿，对不起，不小心碰到了小丑——触电般的感觉，对不起，亲爱的，多么柔弱、丝滑的胳膊肘，哇，对不起。错误，徒劳的接触。她那双挑衅、老练的眼睛：自然，它们会察觉到什么，会察觉到一切。没有机会，亲爱的猎手！你的猎物了解这场游戏，他玩得很开心。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小丑身穿铠甲，他生活在月球上。

奥列斯特同志：

目前，无法跟情报员蘑菇接触，她患了流感，卧病在床。我想，这一次情况属实。我曾打电话给她，我的口吻十分严肃。我知道，她有些害怕。她想尽快和我碰头，想知道事情进展是否顺利。我们给她一个星期的时间，她到时应该可以康复。

昨天，我去了一趟协会的疗养院，去看望米哈伊叔叔。那个地方很适合他。正如你所说，这对我也有好处，我不需要天天照顾他。我知道，对我而言，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重要的人。我知道，他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父亲。我对自己的亲生父亲没有任何印象，叔叔是我唯一的亲人。你还记得9年前的事情吗？那时，他经历了第一次脑部手术，但是，失败了。那个口齿不清的著名外科医生切断了他的脑神经，灾难就此开始了。欣快症！欣快症，喜欢使用双关语——那些愚蠢的医生就是这样描述这种疾患的，而且，情况也的确如此。持续的兴奋，记忆的全部缺失。一种特殊的环状构造——只需用手术刀轻轻一碰，我们就飘飘然，走进了天堂，就像未来世界的人类一样……他整日流连在大街小巷，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他交谈的对象。他什么地方都去：影院、商店、消防站、公共浴室、发廊，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大家都认识他——一个明星，就这么简单！他没有防范意识，没有情感，没有感觉，因为，他瞬间就会忘记刚刚去过的地方，刚刚说过的话。玩笑、滑稽的故事，但有时也讲粗话，为此，他也付出过代价。当然，他始终很放松，谁也不会知道他是个病人。了解他的只有认识他很久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了他的体能，他的智慧，以及他与生俱来的严肃。

你说得对，他需要得到一种特殊的保护，只有那些特殊的权力部门才可以做到。我在他第二次手术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这次手术非但没有纠正第一次手术的错误，反而加重了他听说能力的障碍。现在，你知道，欣快症简直让他感觉窒息。昨天，我观察了他将近两个小时，跟他在一起的都是协会的退休人员，以及病人。我努力说服他，想让他知道，他的名字是托马，不是托梅斯库，他总是用这个名字把自己介绍给他人。我一次次地重复他的名字，米哈伊·托马，重复他兄弟的名字，奥雷尔·托马，还重复我自己的名字：托马·A.托马。没有用。当护士们最终同意改口称呼他托梅斯库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他结结巴巴地嘟囔个不停，汤姆，汤姆——就像这个样子，美国口音。汤姆，汤姆，一直说到我妥协为止：汤姆·托梅斯库。我再次对你表示感谢。协会的疗养院虽然条件一般，但却可以保障良好的秩序，严格的纪律，谦逊，以及冷漠——没错，这些我都了解。但是，像他这样的病人，一旦病情暴发，不能听之任之——这我也明白。只有儿子才能够明白，只有像我这样的继子才可以明白。你必须意识到，我能够控制他。坚强的毅力，强大的洞察力，我知道——也就是说，在工作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关于自恋狂的报告，我下次给你。我的思绪仍旧没有脱离协会的疗养院。我无法立刻返回到日常的事务中来。

黑黢黢的窗户。雨已经下了一整夜了。懒散的时刻。瞌睡，暴戾。倦怠的情绪持续向四周蔓延。拖延使得愤怒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瓦西利克同志，我问过你什么？”

冷漠的老板吉克，跟在休息日一样阴沉诡秘。他是一头生长在家禽中的猪，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你甚至不敢肯定，他不是一只公猫，或者不是一条面貌丑陋的母狗。直到令人眩晕的一天，他突然变成了一头野猪，他的皮肤在接缝处崩裂，那张充满剧毒和粪便的脸——粗糙、腐烂——燃起了大火。

“瓦西利克同志，我们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出的规定是什么？”

假如他使用的称呼不是女性的瓦西莉察，而是男性的瓦西利克，那就不是好事了！

可怜的女人手里拿着托盘，站在房间的中央。她在等待前进的命令。她刚才进来的时候，双手端着那只托盘，轻松、愉快，在每个人面前放上一小套带茶托的茶杯。第一杯是给特奥多休先生，吉克·特奥多休先生，他们的头儿。然后，在同一张桌子上，就在老板的茶杯旁边，是一杯为提提同志准备的咖啡。这是她每天必做的工作。接着，轮到接待处的吉娜小姐。然后是教授，茶杯放在扶手椅前面的小板凳上。他低着他那颗光秃秃的脑袋，眼睛仍然盯着那几份周报，法文的、德文的，还是其他什么语言的，两条细长难看的腿一动也不动。从这个角度说，她真的是恪尽职守，始终如一。教授没有抬头，眼睛仍然停留在那本彩色的杂志上，但他已经慢慢地将一只手放进了裤兜。他拿出一张纸币，轻轻将其抹平，然后把这张10列伊的纸币作为小费塞进了她蓝色工作服的衣袋里。一切都合情合理。那个胖子心里在想什么？大家的特奥多休先生！实际上，他认识她，他们过去是邻居，当吉克的老婆奥尔坦萨因为从医院里拿了大量的药品私自出售而惹祸上身的时候，她的侄女斯泰卢察帮助过他。那次调查牵扯了许多人，涉及多种药品。要不是斯泰卢察的帮助，要不是她在恰当的时机联络到恰当的人士，奥尔坦萨夫人和吉克先生再也不会享受到仆人端茶送水的待遇了。为了特奥多休先生，或是为了提提先生，她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呢？她跑了多少路，排了多少队，隐瞒了多少秘密！瓦西莉察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把她剁成碎片，她也决不会吐露半个字！你无法了解事情怎么会是这样：那些人可以把身边的一切打理好，他们永远高高在上，决胜千里。最好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然而，瞧一瞧，突然之间他脑子里闪现了什么！仿佛他从来没有看见教授每天早上给她小费似的。只有经过瓦西莉察的手，大家才能喝到这种滚热、浓稠、香气四溢的咖啡。不管怎么说，教授就是这个样子。尽管特奥多休同志故意抬高嗓门，想让每一个人都听见，今天我埋单，管够，特奥多休同志不断重复这句话，但毫无意义。教授就是喜欢这样做。不管你对他说些什么，他总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这是他的风格，慷慨大方。虽说他其实并不富有，但他却像一个穿着银色袜子的绅士，派头十足地递上小费。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他每天都会给她小费，3列伊，5列伊，10列伊——是的，有时的确给10列伊，仿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同样真实的事情还有，每个星期，她都会为他准备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咖啡豆，让托莱亚带回家。这些咖啡豆是她自己配给的一部分，万恰先生星期五单独为此付钱。这些日子里，咖啡像金子一样稀罕。瓦西莉察自己想办法省下一些，因为她自己已经不再喝咖啡了。每一天省下一两杯——她至少有这么多配给，她就是这样存下来的。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医生不允许她喝咖啡，那个墨守成规的老家伙。刚开始的时候，她几乎动弹不了，像喝醉了酒的酒鬼，只要能够闻一闻有钱人的咖啡发出的味道，对她而言也已经不错了。否则，她连路都走不动。

“你今天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那个老稻草人还是没有放弃。他让她一直站在那儿，站在房间的中央，手里拿着托盘，听他的严厉斥责。其他人呢？一言不发：那些傀儡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声音也没有出。那个没有骨气的马屁精提提，干着那份肮脏的勾当，用吉娜的话说，那个小个子老头儿，那个四只眼的家伙，密切注意他人的言行，然后将其汇报给那些给他这份工作的人。那只小猫咪，鼻子向外喷着热气，当然，她的喉咙里发着低低的呼噜声，同时还不停地揉搓着自己腮帮子两边的胡须。她不会说什么的，这个游手好闲的人只想得到别人的抚摸，只想在自己的毛皮下面为自己找到一个舒服的隐蔽之处，那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某只流浪猫会来怜悯她。至于教授，他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疯子。他可以突然来一个可笑的转身，扔掉手中的杯子，把你吓得灵魂出窍。他肯定跟上面有关系，经常出乎你的意料，恶作剧般地捉弄你。当他脾气发作的时候，他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离开家的时候，天还黑着呢。你知道，是4点钟，一点亮光都没有。”

“我没有问你什么时候离开的。我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

告诉特奥多休先生，你，瓦西莉察，一块他用来擦地板的抹布，你是准时到达这里的。你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到达的。你，瓦西莉察，一块抹布，你还有资格谈论法律制定的时间！你对那个剪羊毛的人解释吧，他会把你的肠子掏出来当吊袜带，他正等着你这样说呢，他因此可以找到理由跟在老板身后狐假虎威一番。

“咳，地铁早班车开始运行的时候，电车还没有开始。我是坐公共汽车来的，路上转了三次车。我以前就跟你说过，我受够了。”

“你中间还下来喝了牛奶，你的包里还有两个牛奶瓶。我告诉你到这里来喝牛奶，就在那个角落里。”

“我和努蒂卡吵了一架，那个女人是这儿负责牛奶的，现在她再也不会留牛奶给我了。我到的时候，一滴牛奶也没有了。她说，她问你要一些香烟，健牌的，她要送给她的一个医生。你知道，她身体不好，而且生活也很拮据。她经常去看妇科。咳，你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她就拿我出气。”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这条肮脏的小狗。你知道我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妇科病，因为你也把你的爪子伸向了可怜的努蒂卡，不是吗？没错，我以前一个字都没有提过，我一直像老鼠一样安静，这样，你那个老婆，奥尔坦萨，蛇蝎心肠的女人，因此才没有察觉。

“我对你和努蒂卡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兴趣。我没有对你提过分的要求，瓦西莉察同志。只是几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同志，你听见了吗？你一提到他的那个姘妇，你突然之间也变成了同志，就像在法庭上一样。

打工者瓦西利克·瓦西莉察，大家都叫她维利，拽了拽自己的围巾。她垂下自己的右手——那只拿着托盘的手——垂到她身上穿的那件洗得发白的宽大工作服的下摆处，她用左手把围巾拉平。她抬起头：小脸庞，卷头发。她那两只又长又大的手垂放在瘦小、弯曲的身体两侧。尖锐的眼神，宽大、结实的嘴巴，参差不齐的牙齿，小小的，但却很白。她直盯盯地看着老板特奥多休的眼睛。

“瓦西莉察同志，我的要求很简单。接待处，还有，这里，我的办公室里，必须和药房一样干净。打扫卫生，准备咖啡。就这么多。你知道，这并不过分。达不到这个要求，我无法接受。我没有向你要求别的什么，但我什么都知道，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你和我们的客人都谈了些什么。你让那些来自图尔恰的游客给你带鱼，或者让来自奥迪的人给你儿子带一件羊皮外套，因为，你那个一事无成的儿子如果不打扮得像阿兰·德龙的话……那他的样子就太奇怪了。你利用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名望，还有旅馆的大名，这些我全都知道。我知道你是如何从杂货店骗取棉花的，知道你那个在食品店的朋友斯泰利克为什么把最好的奶酪卖给你，而在那些时候，市面上一连数月连奶酪的影子都看不见。我知道当人们问起这里的事情时你是如何回答的。谎言，瓦西莉察同志。夸大事实，高谈阔论，瓦西莉察同志。你说得太多了，你说了你不应该说的话。但是，你知道，到头来一切都会栽在我的手里，我告诉你，你也不例外。至于健牌香烟，别再提它了。我不管你是怎样打扫房间的，我不管你是怎样处理肥皂和洗涤剂的。我也不管是谁给了你那些健牌香烟，为什么要给你。我不问你，因为我什么都知道。”

哇，不！你这一次太过分了，你这个卑鄙的小人。一定是这种倒霉的天气把你逼疯了。你那张臭嘴毒害你，肥胖的马屁精，你的灵魂已经彻底发黑了。你肯定不会同意将它一口吞下，你这个圆滑的马屁精……瓦西利克·瓦西莉察已经撤退了，消失了，心怀愤怒，心怀不断升级的仇恨，满腹愤恨，完美的隔音设备，什么都听不见了。

与此同时，瓶塞钻提提已经放弃了窗边的风景。他身体靠着墙壁，扶了扶自己的金丝眼镜。这个警察队伍中的卑鄙小人看上去像一个擅长讽刺挖苦的牛津学监。他神情严肃，眼睛看着同事吉娜。她正忙着整理自己的工作服，但始终达不到理想的境界。然后，他朝老吉克走去。吉克看看提提同志，又看看教授，然后说，“过来，亲爱的，我们把名单草拟一下。”

不，教授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具有魔力的词语已经发出来了。他也没有发现，这些词语还伴随着一个诡秘的眨眼。这可是一个常见的举动，当问题涉及这个来自外星球的人的时候，眼睛，或是眉毛，都会发生这样的抽搐。他的双腿搁在扶手椅子前面的板凳上，他心不在焉，自以为是，只是偶尔屈尊喝一小口美味的维利咖啡，其他时间都埋头于那堆杂志，《世界》《比赛》《小说观察》，教授不去理会周围发生的事情。

“癌症，皮肤癌，同志们，这里边就是这样说的。眉角附近一个小小的粉色疤痕，像出疹子留下的印记。趁着还处于初期阶段，抓紧时间检查！否则，它将会是致命的，五代人啊。”从世界各地来的杂志后面传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五代人，你们听见了吗？致命的，听见了吗？一场灾难，听见了吗？”提提·门迪策眉头紧锁，不耐烦地挠了挠自己的眉毛。他此刻已经坐在老板旁边的椅子上，啜了一口咖啡，从包盖的反面拿出一支笔，准备在接听电话之前列出急需要做的那些事情。

“是的，亲爱的。”仆人提提·门迪策嘴巴重复着老板吉克·特奥多休的话，脸上也模仿着老板脸上那副嘲讽的神情。此时，托莱亚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他不能小看这个联盟。

当然，亲爱的一词具有某种讽刺的意味。难道这是他们给他的一种信号？刚才那场同瓦西莉察的闹剧不仅仅是针对可怜的维利咖啡的？他们知道，托莱亚的反应是无法预测的。他可能会沉默不语，装作十分忙碌的样子，仿佛周围的一切他都不会留意。或者，有时，受到伤害的虚荣心会使他发起攻击。或者，很简单，他会发表最奇特的演讲，那些演讲跟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关联。“那些可怜的人儿是怎样迎接那些攻占达豪集中营，马伊达尼克集中营，或者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救星的？把他们看作上帝！但是，打那以后，他们怎样看待他们？把他们看作大脑迟钝的动物？他们知道什么？只有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生活：痛苦和磨难！我们被人毒打，被人唾弃，被人灼烧。我们被迫吃下自己的粪便，被迫挖掘自己的坟墓，甚至为了一点面包屑，被迫放弃自己的父母。为了博取屠夫的笑容，我们背叛朋友，我们在杀手面前舞蹈，我们跪地求饶。这些幸福、正常、坦率的人知道些什么？他们不严肃，他们太自由了，太随便了。灾难，苦难，恐惧——这些是严肃的，非常严肃。换句话说，非常令人厌倦！自由显得过于轻松，过于幼稚。只能欺骗傻瓜、孩子、小丑，还有那些喜欢到处闲逛的人。”

他会突然滔滔不绝地对旅馆的同志们唱出这个咏叹调吗？对观众而言，十分合适。因为，大家已经掌握了忍耐的战术，已经学会如何容忍苦难、恐惧、怀疑，以及堕落的倦怠带来的迟钝。中毒，类似野蛮人的倦怠，屈从的倦怠，背叛的倦怠，无精打采的倦怠，甚至还有恐惧的倦怠，没错，是的。你曾经目睹过独裁者和孩童之间的谈话吗？别扭，愚蠢。仿佛他面对的是士兵，仿佛他在主持一场天界的审判。严肃的话语，是抡着刀斧说出来的。一个孤寂而严肃的男人——绝对严肃。自由对他而言是一个笑话。一种流氓作为，一种针对他的狡猾手段，这个可怜的囚犯。因此说，独裁统治下的无聊论谈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意义。它变成了挑衅，变成了新生。幽默的迟钝，必要的迟钝。自由的模仿，是的，因为模仿也是——是的，是，当一切都失去的时候，只有模仿——

小小的怀疑，小小的背后中伤，小小的欺骗。小小的、枯萎的、被粉碎的灵魂干出了小小的不忠不义的勾当？倦怠！倦怠！幽灵肆虐，幽灵吞噬着整个世界！忧伤的人民！倦怠，兄弟，爱人，亲爱的。

梦呓，至少听起来是这样。他全然不在乎。长篇大论源源不断地从多米尼克·万恰口中涌出，他好像在跟过去学校的同事进行一场辩论赛，好像他不知道自己此刻在特兰齐特旅馆的接待处，这里，吉克和他手中的玩偶瓦西利克的片段刚刚告一段落。

接着，你第一千万次地问自己：是谁怀抱着婴儿多米尼克，确保他不会摔到？为了那么一件捕风捉影的事情，他被迫离开教师的岗位；他得到别人的帮助，找到了这份旅馆的工作——至少他的脑袋还在肩膀上，他没有落入圈套，他在工作中倾注了某种热情。见鬼去吧！他关心的是如何炫耀自己的伟大。让那些傻瓜知道，在狗窝里，你也可以这么出色，这么自由，因为，50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经历又一个30年的战争，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天所处的困境，习惯了每天所食用的面包。特奥多休和瓦西莉察同志之间的对话，他听得已经足够多了，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在不断重复的那些神圣词语当中捕捉到了讥讽的味道。亲爱的！亲爱的！吉克·特奥多休先生，你听见了吗？是吉克·特奥多休“先生”接管了你们的表达方法吗？！兄弟，爱人，亲爱的。纯粹是嘲讽？影射他可疑的道德观念吗？哇，不仅仅是可疑！可耻的罪行——道德败坏的教授被赶下讲台？他不在乎。接待员托莱亚·沃伊诺夫甚至对那些恶毒的警告充耳不闻。

那个古怪的家伙继续着他的胡言疯语。又到了公元1000年。启示录。现在是关于塔西佗的演讲，现在是关于希特勒的，现在是关于早期基督徒的，现在是关于杰出的奥托三世，“在希腊出生，在罗马崛起。”那个爱空想的皇帝身边有一个什么样的顾问啊！“不切实际的格伯特！他梦想拥有一个世界级的王国，梦想实现全世界的统一。”

他们在听，他们不在听：对他而言，这不再重要，不是吗？这个隐形的臭虫当然继续自己的工作。它的话清晰可辨，像铜钟一般四下传散：“神圣的格伯特预见到了这一伟大的时刻。不是仅仅用武力控制人民，也不是仅仅依靠聪明和才智。人类灵魂的深处同时也渴望一种别的东西。”

“快点，我们把要做的事情写下来吧，亲爱的，”吉克·特奥多休大叔说道。今天是星期三，外面正下着雨。门迪策同志和特奥多休同志俨然是优秀的经理埋头准备要事清单。1980年，耻辱的一年——本世纪的错误，以及尊贵的客人所犯下的错误充斥着日历上的每一个日子。你应该尽早制订出战争的计划。否则，你会失去大好的时机，胜利可是拖延不得的。他们的眼睛闪闪发亮。那些老到的江湖骗子，他们眼睛里闪烁的不仅仅是对成功的渴望，还有一份傲慢。

“给佛勒杜茨打个电话。他的女儿——穿裘皮大衣的那个——昨天试图和你联系。”现在是4月，上午11点，最理想的生物节律，一个极好的星期五上午，已经星期五了，伴随着光阴和话语的追逐。就这样，吉克·特奥多休大叔立刻拿起了话筒，是提提同志转过来的。他打电话给利利亚娜，佛勒杜茨同志的女儿，在一家特别的军需库工作。佛勒杜茨同志——特别服务部的主任——是斯马兰达的连襟，此人负责的那家特别商铺是专门为特殊人士服务的。他和那家特别医院的护士长奥尔坦萨·特奥多休关系不一般。指令发挥了效果。他们做出了确切的安排：她应该何时到达，如何到达，需要携带什么物品，多少、何地、什么。他们的安排准确无误。名词和动词，准确的排列次序，一次又一次击中了关键。

神志不清的时刻，衰老，沉睡。此时，瓶塞钻提提同志喜欢解开领口的扣子，松开腰间的皮带。他虽然一贯寡言少语，但是，当他一眼瞥见那个小丑的时候，谎言便从他的鼻孔中鱼贯而出。

“你在说什么，亲爱的？你说的那个希特勒是个天才？如你所说，那朵疯狂的火花使每一个人都失去了理智？你在跟我们大家讲述入侵波兰的事件……”

无理的挑战！奉承，当然。这样，教授会发出文雅的诅咒，然后突然打开吉娜桌子上的晶体管收音机，把声音调至最高，超高的分贝，摇滚，摇滚，再摇滚。或者，去吧……请原谅，很自然，他要宣布一项重要的事情：如厕……随后，他返回办公室，感觉十分轻松，开心地告诉懒散的吉娜他是如何对付那个刚才困扰他的麻烦，相比较而言，那可是最要紧的。“医生们，你们听见了吗？就把我交给那些白痴吧。你把100列伊塞进他们的嘴巴，把一条健牌香烟放在他们的双乳之间，然后，让他们在你身上做那些肮脏的试验。他们倒霉运了。商人，没有例外，全都是些携带病菌的苍蝇。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医生。他有的时候扮傻瓜，有的时候扮圣人。他喜欢说大话，喜欢玩诸如此类的把戏，但我说不出具体的名称。他不收钱，甚至连礼品也不收，但是，他让反应迟缓的热尼负责卫生和厨房事务，让那个有着金子般童心的老斯菲尔·巴济尔担任英国王室的男仆一职。医生让病人伺候他，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这是一种试验，你听见了吗？分析和推断：他的大脑上了卷发夹子，他的听诊器放在病人的口袋上。他们的分析：辩证唯物主义。干净的唯物主义，肮脏的辩证法，伟人马克思过去经常这样说。”

但是，不对——等等。户外，阳光明媚：现在是4月，可能是13号，也可能是23号。这一天让他回想起一个女孩，一所学校，还有一辆自行车。因此，没有愤怒，什么都没有。会多种语言的接待员情绪很好，将礼貌地解答任何问题，不管问题会多么的无礼。

“瓶塞钻，如果我的话能够使你开心，我可以再说一遍。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世纪，严厉、充满着毒素；这是一个铅一般的世纪，邪恶在肆虐；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纪，伟大作家的离世使它顿失光芒。这就是公元1000年。启示录。所以，希特勒。世界的黄昏。末日？对于大众而言。人类没有能力准确预言世界的结束。如果这能够保持一份宗教的神秘，教会本身也会承认这种观点。那么，政治呢？咳，我们再次投降。”

当他称呼他瓶塞钻——他一贯这样叫他——的时候，门迪策同志气得满脸通红。他——提提同志——决不会在自己的旧伤口上洒一滴酒，难道会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吗？

“我可以重复一遍，亲爱的。为了你的缘故，瓶塞钻，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断地重复。”

教授从隔板后面抬起眼睛，调整了一下黑色衬衫衣领下面的深红色丝织领带，优雅地在粉色的吉娜身边踱着步子，轻轻摸一下她的脸颊，和小小的双下巴，然后，消失在那块上面写有接待处几个烫金英文大字的隔板后面。他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朝观众鞠个躬，而是一屁股坐在靠窗的那把椅子上。

他模仿美国人，把两只脚跷在那张小圆桌上，然后，像牧师那样，掌心向上，抬起双臂——没错，牧师们经常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政治信仰的打工者，穿着黑色的制服，一颗罗马执政官的头颅，秃顶，坚定，流放于一群流氓恶棍之中。好吧，愿意为你效劳：我们的主任，我们的客人，我们的主人。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尊敬的同事们，在1934年，德国和波兰签署了一项十年互不侵犯条约。不能拒绝三千五百万公民去海边，让我们两个国家和平共处，独裁者说。1939年1月，元首厚颜无耻地宣布，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友谊对欧洲日益松懈的政治生活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同年8月28日，他开始对英国大使吼叫道：我要消灭波兰。你们真的想让我们重申我们的立场吗？亲爱的，伪学者，这些内容你感兴趣吗？”

万恰先生的话是说给瓶塞钻听的，但他并没有把头朝他的方向转过去，而是采用一贯的方法继续往下说。其实，他需要一个中间人。因此，他不时地凝神望着女巫吉娜那双闪烁着绿色光芒的黑眼睛。

“很好。照此看来，你喜欢听暴君的故事，很有意思，是吧——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些智力迟钝的孩子，他们缺乏理性，需要灵感。他们喜欢独处，他们的逻辑通常自相矛盾。很好。英国大使只有几秒钟的考虑时间。他问：你们准备和波兰人谈判商议人口转移问题吗？那个空想家如何回答？当然，以问作答。为了表明诚意，英国会迅速做出回应，同意送几个殖民地给德国吗？”

老板吉克伸开双腿，面对着大门，咧嘴笑着。瓶塞钻先生眼睛瞪着天花板。淫荡的吉娜不停地摆弄工作服的扣子，系上，解开，再系上，再解开。

小丑突然站起身，他感觉厌倦了，再也不想背诵亨德森的作品了。

他只是再也没有这种心情了——原因就这么简单。一个突然之间老去的滑稽角色，身上穿着黑色的工作服。一个疲倦、满是皱纹的面具。此刻，他认为地球没有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围绕轴心旋转的运动。天空，淡淡的绿色，精工表椭圆形的表盘显示：1点24分14秒。一刻钟还没有过！1点24分14秒，消失了，随风而逝，15、16、17、18秒，催眠术士宣布最后的结局。“就这些，亲爱的。”他面带讥讽，给观众鞠了一躬。“再见！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甚至忘记摘下挂在钩子上的背包。他对八小时工作制非常在乎，这可是全世界劳动者苦苦奋斗的目标啊。他最后一次舞动着手臂，对大家起立欢送表示感谢。“再见，我的爱人。”当然，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他让大伙儿厌烦，他逗大伙儿开心，他侮辱他们，向他们挑衅，激怒他们。这一切，他们全都忍了，因为，他们也不明白是何缘故，他们感觉得出，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都可以容忍他。

就这样，愚人国的骑士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教师岗位，他再也不能腐蚀我们胸怀建设热情的年轻纯洁的一代。他本来要被送往监狱，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最后一刻，被人救了，甚至被带回到首都。你会相信吗？他重新找到了工作，大概是这样。重新找到了工作，当然，从事一些棘手的事情，诸如此类的吧。在我们这个多方面受监视的社会里，任何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婆都知道这些。但是，这个怪物表现出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野蛮！仿佛他的职责跟大家的事情无关，仿佛分配给他任务的那个人比他的同事们的职位都要高，仿佛那个与他们大家息息相关的狗屁组织——探听—报告网络——根本不关他的事。

这实在令他们气愤，不仅如此，也让他们感觉害怕。怀疑，融入了神秘的色彩，使他们的反应变得迟钝。他们真希望把他一脚踢开，让他滚得远远的。他的疯狂是一个陷阱，他们肯定，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应该装出一副逗乐还是怀疑的表情。他提到独裁者，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接着探讨平庸、欺骗、狂热，以及——非常突然，他不断地触及——阿根廷这个老话题。当然，还有家庭占星术。他随意地聊他的兄长，说他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在那里发了财，衰老了，还说到和那个遥远国度之间令人讨厌的政治上的相似。他总是满脸厌恶的表情，嘴里吐出一连串的话，好像都是来自天上的圣旨，可怜的凡人根本不允许涉足。

阿根廷世界杯结束之后很久，老吉克还是紧紧咬住那个话题不放。“你说，他们都是西班牙男人和印第安——也就是说，当地——女人的后代，但是，我的天哪！他们看上去和我们一样，我一直都在看电视，看得很仔细。他们的长相和我们一样。”

“咳，他们是我们的拉丁近亲，亲爱的。”托莱亚喋喋不休，但他的秃脑袋始终没有离开账簿，好像他一整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就忙着翻新旅店的账册了。尽管如此，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一旦演讲开始，一连串的话语就会喷薄而出。“征服者和当地的女人生育了后代。没错，对时空的贪婪在女人的肚子里得到了回报。那个对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的独处者。当地的娼妓，高级交际花，甚至还有情妇。在拉美国家，妓院一直是一种经久不衰的古典机构。”

著名的教授没有抬起自己胡须稀疏的下巴，他的眼睛仍旧盯着账簿。他的上司吉克眼珠外突，仿佛看见了一只狗熊。“白人带来了堕落和残暴。西班牙妻子和梅斯蒂索混血情妇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婚生子女和私生子共处一室。结果呢？梅斯蒂索人感觉自己遭遇了骗术，感觉自己的身份有所降低，因此，他根本不知道同情为何物。他将爱情视为一种屈辱，一种弱点。老吉克，那些妓院历来是独处的最佳场所。唐·埃斯特拉达流连在野外的大草原上……但是，我告诉过你，那个老人撰写的有关探戈的内容，那是一种腰部以下的舞蹈。”——哇，他说话的时候好像手里捧着一本书，先生。

老吉克面带微笑。他的情绪很好，很不好。他很喜欢这个游戏。他甚至跳到小丑的面前，目的是激怒他。“照你的意思，狂欢节就是庆祝苦恼的节日。你说过的，沮丧的快乐。他们对欢庆的需求是他们本身的病态表现，欢庆是沮丧的假面具。这难道不是你说的吗？敌对的欢喜，掺杂着仇恨。”老吉克并没有停下，他不想听对方的反应。他继续冲锋，甚至不给托莱亚喘息的时间。“你说过，这表现在政治和体育方面。闹剧——所有的独裁者，足球运动员，以及军事政变。这是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民族，旧时的阿根廷——马丁内斯·唐·埃斯特拉达。用你的话说，那是掩盖无能的面具。玩笑，一流的玩笑，流传了许多年，永远不会消退。玩笑掩盖了痛苦，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目标。这难道不是你说过的吗？但是体育运动是怎么回事？它跟政治之间有什么关系？”

万恰先生根本没有理会这个问题，对他而言，对方的话似乎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了。他没有停下手中那些看上去令他忙个不停的活儿，他在假装填写账册，整理桌上的房间钥匙，读报纸，挖鼻子。周围发生的事情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但回答却从他的嘴里突然飘出：“一个黑暗、古老的世界，不断播种着另外的东西。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上百年以来，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粗鲁、乖戾，很难说——好像愚昧粗鲁的阶层。吹牛皮的人！好吹牛的人天生就对戏剧很有感觉。”

他在描述一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很难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托莱亚——竟然在议论好吹牛的人！好像在撰写博士论文，他在描述吹牛者的尊容是何等模样，足以让你智慧尽失。当然，听众突然放大的瞳孔并没有吓倒他。“没错，先天固有的感觉，戏院，狂欢，马戏，沮丧。政客和军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当然，还有足球。一种永远处于等待过程中的生活，亲爱的。当你的一生都在等待的时候，即兴的表演就像一种灵魂的拯救。”

这种演讲持续了数周，数月，直到这个主题没话可说了，直到老吉克的承受能力有所改进，他不再问任何问题，直到像鞭炮一样的托莱亚已经完完全全忘记了这个系列的演讲。但是，不对，当谁都没有想到的时候——一道闪电，砰！万恰教授坚持给出最后的结论。一天早上，大家沉浸在幸福的新话题里：保加利亚拖鞋，全城的居民一连排了数小时的队伍，争相购买，为来年冬天做好准备。吉娜买到了5双，除自己之外，还有姐姐，母亲，嫂子，以及小外甥。非常不错，很暖和，带毛边的，在明年严酷的冬天里，它们一定能够创造奇迹。绝不可能，瓶塞钻反驳说，拖鞋散发出的难闻气味足以让你昏死过去。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似乎一直在密切关注大家的学术讨论，但是，谁也不知道当他开始发言时脑子里是否已经想好了，反正，突然之间，过去的老话题又复苏了。

“即兴表演就等于灵魂的拯救，我过去说过。不仅仅是注意力的转移——是灵魂的拯救。嗯，拖鞋，没错。即兴——就像阿根廷人。制服，条纹布，马戏。正如我所说的，他们冲动，精明。他们很快就会赶上。软弱、饶舌。愚蠢的骄傲，庄严，蛊惑民心，但同时兼备诡诈的男人气质。你的足球，吉克，老伙计，你的即兴发挥刚好可以释放压力。”

老吉克没有回应。其他人沉默不语，他们对刚刚听到的一番话感觉十分惊讶。

“顺带说一下，你发现眼睛旁边的那道皱纹了吗？那条皱纹。我指的是那个疤痕。一个小小的标记，眼角处。老吉克，你辨认出自己的印记了吗？你有没有用自己的手指摸一摸那个几乎看不出来的印记呢？”

然而，吉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还没有时间使自己镇定下来，话题却又朝着另一个方向奔去。说话的人越来越激动。“瓦西莉察在哪里？我找了她三天了。我的意思是，我找的实际上不是她，而是我那只装咖啡的包。也许，小费不再使她心动了。难道她再也不准备用25列伊的小费遮盖自己的屁股了吗？她已经决定把自己的屁股暴露在圣女面前了吗？而我却得不到一点咖啡。这个懒惰的闲人突然害怕被检举吗？嗯，偷盗也有其自身的风险和操作规范。它需要尊严和某种程度的认真。你还能相信人们为窃贼说的好话吗？世界正朝着边缘迈进，一定是这样。上帝，那个寄生虫能去往何处呢？”

教授真的不愿意失去他的听众。当他察觉他们的注意力有所懈怠的时候，他一定会展开一轮新的攻势，以此调动他们的情绪。可怜的瓦西莉察，竟然这样侮辱她。就连吉克同志也没有如此不知羞耻地发泄过。他们全都明白，他们假装自己像以往一样没有注意到这件小事。不管怎么说，瓦西莉察也是人，在生活中她也被迫略施小计。虽说感觉很不自在，但她还是会接受那个小丑当着众人的面扔过来的极富挑衅的小费。即使她自己不喝咖啡，但瓦西莉察每天仍旧从大家的份额中取出一份，也就是几调羹。用这种方法，一个星期下来，她可以为托莱亚攒到一整袋，托莱亚分批付钱给她。但是，当着大家的面谈论此事，用这种方法？滔滔不绝地演讲，这样，你至少可以看到，在那个装腔作势的家伙面前，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何等的难看。真想抓住他的鼻子，拽着他原地转圈，一直转到他再也受不了为止。上面有人保护他——否则他不可能……他的档案里有那么多的污点，他本人那么粗鲁，总是喜欢吹牛。子弹从未击中他，他可以吞下毒药，然后径直去跳查尔斯顿舞。最好离他远一点儿，回过头吐一口唾沫，避免魔鬼上身。

但愿可怜的瓦西莉察那个时候没有从接待处门口经过！这一可能性使听众目瞪口呆。你已经发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她来了，被撒旦那条无形的黑蛇扛在肩膀上；她来了，推开门进来了。

“亲爱的夫人，你星期三忘记把我的小包给我了。我的燃料已经用光了。能源危机！因此，转过身去，把它拿来！变出你的小包来。”小小包，小小包，你要把我留给谁？奇怪的小鱼开始哼哼了。突然，你发现他变了一个人：他把一切都忘了。他勇敢，他礼貌，好像他真的丢了他的玻璃弹球。

他从跳板上一跃而起，落在算命者的面前。美人把宝贝藏在双乳之间，这是流浪的吉卜赛人教给她的方法，使它保持温热。

“照这样看，你住在布里巴萨广场，对吗？”

侍女知道他在开玩笑，在影射那个传说中的吉卜赛上尉，因此，她并没有气恼。古老部落的尊严已经教会了她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女王是不可冒犯的。她抬起一头黑发的脑袋，眼睛离开桌上的账册，给特兰齐特旅馆接待处的同事们一个浅浅的、老式的微笑。红红的嘴唇，珐琅色的钥匙板，完美、雪白。她纤细的小手滑过工作服中央的皱褶，又长又细的手指，脆弱的小关节，深陷的眼睛，无尽的黑夜。苗条的小鸟，煽情的折痕。不，她没有理由感觉羞耻。部落因她而自豪，看看她是如何抬起自己闪闪发光的古铜色脖颈，昼伏夜出的羽毛是如何在风中摇摆的。

“你能到我家来一趟吗，亲爱的？”

“那儿附近有一所特殊的学校。你知道的，不是吗？”

“也许吧。我通常不太关心学校。”

“在公寓楼之间，从十字路口，一直到一个广场。一条没有铺设地砖的小路，还是个建设工地，他们告诉我的。一个大型超市，一个苏打水灌装厂。右边的那一片是一个变电站。再往前是一条林荫大道，走到头就是学校。”

“好吧，我明白了，这一切你都清楚。一个整天关着大门的大型超级市场。旁边是苏打水装瓶站。你在那里就能看见学校。排队买汽水的人们一直排到大街的一角。你从那里过马路，左边第一个路口拐弯，一直走到居民小区的尽头。那里还是可以看见塔吊的。成堆的砖头，混凝土块。你穿过土路，走到倒数第二栋楼，四层。你肯定能找到。阳台上有好多花。人们还在楼房的正面墙上画了好多花，因为有些涂料已经剥离了，外墙有些地方坑坑洼洼的。我的那些流浪朋友都喜欢花。我就住在那里，二楼。不用跟别人打听。大家都喜欢聚在楼前。他们会首先问你找谁。他们会浩浩荡荡地护送你到门口。或者，如果刚巧是他们开心的日子，他们会在入口处高声喊叫：‘嘿，吉诺，吉诺，到窗口来！你的王子来了。’你不会迷路的，别担心！”

伟大的小丑——万恰先生——根本没有弄明白这个玩笑中的含义。他想展开一番严肃的对话，他需要别人的建议。

“你知道，在学校旁边，在那些老式大楼里，有个朋友。或者说，不是朋友。一个熟人，我哥哥以前的熟人。”教授一连数日把自己的脑袋贴近漂亮吉娜的玉耳旁。她的家就在一个老社区里，她对如何适应那里的生活有自己的经验。你可以从她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建议，不是吗？的确，即使任何不太可能的变化确实发生在他这个傻瓜身上，他的同事也不会惊讶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让她感觉惊讶。她很快就适应了他硬塞给她的新角色，化身离奇故事中的知心女友，给他提供建议。他们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地下教派中的一对恋人，一天到晚黏在一起，耳鬓厮磨，十分开心……亲爱的，蛇一样修长的蓝色手指在半敞半遮的工作服上的纽扣周围游走，那个学者兄弟不停地从口袋里抽出具有魔法的纸张，他想找人揭开其中的秘密。

“心智的滞后发展，表面、局限的判断标准。模仿和手势语筑起了铜墙铁壁。语言的缺陷凸显出它自身的不可变更性和相反的表现形式——嫉妒，妒忌，固执的行为。然而，如果把这些和严格、简单的规章制度划分在一起的话，有缺陷的东西可能会展现出顺从的优良品性。”

狡猾的吉娜坐在那里，她张开嘴巴，心不在焉地重复着她听到的话。她好像在排练一出戏剧，或是在准备长途跋涉，进入被火星人占领的丛林。“指令必须遵从交流的常规方法。说话的时候，语速不能有任何的降低，必须保证在距离0.5？1.5米的地方能够听见，说话者所处的位置应该有良好的照明。说话者的嘴巴应该低于听者的眼睛。他嘴里不能叼香烟，也不能嚼口香糖。不允许戴墨镜，说话的时候不允许把头扭向一边。他应该使用简单、重复性的句子，不应该表现出不耐烦，应该执着，保持幽默感。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动词。”在这期间，吉娜有好几次把注意力转回到其他几个相当模糊的篇章；之后，他们将一起讨论舞台的指令。他们没有意识到，周围其他人的耳朵已经越伸越长，大伙儿想知道他们之间这种奇特的默契暗示着什么。此外，他们俩也没有注意到瓶塞钻的眉毛激动地上下跳跃，吉克大叔的眼睛不断地向外突，仿佛看见了一个鬼。“触觉记忆。在睡梦之中，个人的某些需求得到了满足。梦幻，既是通往无意识的道路，也是无意识的表达手段，可以用来作为一种诱惑的力量——在组织内部起团结作用，指挥大家发挥更大的效率。换句话说，使大家更加遵从组织的秘密，更加坚定对目标的信念，更加坚决地执行命令，更加统一地参与行动。”

这是通灵学中的指示吗？很显然，万恰兄弟和亲爱的姑娘正在学习适用于未来某个组织的合作规程，为遭遇外星生物，或是地下生灵做准备。如果没有某些特定的知识，这些怪物你是看不见的。虽然四面楚歌，但万恰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危险。他没有时间理会那些人，他们因为恐惧而聚在一起，这样，他们的思想在事件最终发生之前是不可能被别人破译的；他也没有时间理会那些脸上，或是票夹上刻着会员身份的家伙。其实，当你获得了傻瓜的地位，当你能够表现出怪异的行为——最怪异的，准确地说，当属他的特殊地位，因为其他人都可以容忍他，挑逗，冷静，无礼的举动，这一切都具有了保护的意义。能够让黑暗势力低头——他已经逐渐让周围的人相信了自己的能耐。

因此说，多一点愚蠢的行为也不会再有任何的意义了。他们知道，多米尼克兄弟无法忍受无所事事。这是他最仇恨的事情。当吉娜得知她的同事突然决定要去寻访过去的一个老邻居，或是一个老同事，或是他在阿根廷的那个哥哥的朋友，她不敢表露出任何吃惊的神情。同样，当他详细地跟她讲述加夫通和马尔加的时候，尽管她意识到，这个令他极度感兴趣的黑暗故事根本不可以跟工作中的同事提起，但她还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讲给一个同事，一些同事听。

托莱亚当着吉克和瓶塞钻的面，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跟阿根廷的家人，以及所有其他人之间的通信往来。最后，有人可能会问，公开那些原本应该隐藏起来的事情，这种危险的炫耀难道也是一种策略？他的手段变化无常，他把那些的确令人烦恼的事实全部加以公开，目的就是在它们的后面加上一个问号。用一种即兴的手段将它们暴露出来，并且反复强调，这显得有些令人生疑，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感觉不太真实。傻瓜托莱亚，粗心大意的托莱亚，这就是你行动的依据吗？坚持要通过“模仿和手势语”恢复自己，从一张不会说话的照片开始，从一件发生在过去十分复杂的事情说起，如果请加夫通和马尔加来担任叙述者的话，他们的版本可能会更加连贯，或许？当她听你演讲的时候，她看上去十分佩服男友的能力？一个神秘的小姐姐，随时准备用她游牧祖先传下来的轮回思想帮助你解开残疾人的妖术？不管怎样，好像你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找到那扇大门，门里面藏着逃亡者的宝贝——一个隐藏于城中吉卜赛人聚集地的逃犯，位于超级市场的右边，前面是一个苏打水装瓶站，一种虚构的地形，十分模糊，仿佛存在于特兰齐特旅馆观察哨卡上的同事吉娜双乳之间的宝贝贝壳里。因此，在一步之外的真实世界里，你无法区别什么是编造的事实，什么是看似谎言的错误？！阴影，磁性的事件，精神紧张的偏离，乱七八糟的密码，北极的幻觉。很简单，他已经消失了！那个托钵僧突然没了踪影，带走了那些问题，那些答案，带走了一切。关于残疾这个主题，经历了那么多次微妙的介绍性的讲座之后，嫌疑人失踪了。病了，你听见了吗？万恰教授病了？！仿佛黑暗王子要感冒了似的——可怜的人儿！——他的身体包裹着滚烫的大麻叶，他爬到床上，这样，他——一个孤儿——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温暖起来。医生开了一桶颠茄茶和骨头渣子，他每喝一口，就朝嘴里扔一片阿司匹林。

谁也没有料到，他竟然消失了！疾病，草药，想象一下。但是，几天之后，他又回来了：干干净净的，脸色苍白，两颊发红。一身白衣，你能相信吗？上班的时候，除了黑色的衣服之外，他从来不穿其他颜色的，他就像一个掘墓者，或是，拾粪的人。但是，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竟然一袭白衫！悔罪，高兴，大家发现，虽然他比以前更加苍白，更加适合现在的岗位，但实际上，他一点毛病也没有。雪白，象征着纯洁的白色，脸上依旧是往日熟悉的笑容——诡秘而隐晦。

他的搭档朝主人伸出纤细的小手。她的脸上绽放出自由的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娇柔、野性的光芒。她不停地摆弄工作服上的纽扣，解开，系上，脸上荡漾着诡秘的笑容，露出洁白的琴键，洁白的毒牙。她的嘴唇湿润，柔软，粉嫩。她顽皮地看着杂耍大师，但她的眼中却透着一种凶光。淫荡的母性柔情。

那个臭家伙甚至没有看见她！他干净利落地把自己的背包挂在钩子上。他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什么事情也记不得了，他什么都不关心了。

然而，当他走过那张写有接待处几个金色大字的桌子时，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先生不小心碰到了同事带电的胳膊肘。

就这样，吉娜再也耐不住了。

“咳，到底什么样子？快，告诉我。你到那里去过吗？你有没有去？”

教授睁大了双眼，不知道她说的是谁，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很明显，说的不是他。可怜的家伙根本不明白同事疑惑的心态。

“滚开！”

这两个字呼啸而出，在淡绿色的空气中盘旋，似乎一直延伸到一只修长、白皙的玉手里。丝质的衣袖里，一只闪闪发亮的白色纸袋掉落在红色的桌子上。

修长、光溜溜乌木般的手指从纸袋里拿出一块糖——粉红色，长方体。接着，又一块——咖啡色，圆柱体，闪闪发亮。糖果，甜美的糖果！

一阵短暂的窃笑。吉娜开始飞快地啃咬那些毒药，嘴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奥列斯特同志：

我最终找到了他。这个话匣子似乎不愿意和我谈话。他很客气地回答我的问题，试图尽快离开。自恋？我明白，对他而言，跟其他人一样，白天和夜晚被分成各个不同的时段：吃喝拉撒，做爱，看电影，睡觉，看医生。就这些，他并不是一个火星人。关键的问题是经济，这我知道。准确地说，人们经常忘记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资本家已经牢牢掌握了这一武器。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是中心点；我知道，这正是听诊器应该放置的位置。现在跟30年前不同了！重要的不是你想什么，而是你吃什么，如何付钱。我们都是国家的财富，因此，很容易找到答案。经济学的研究同样也包含政治学和心理学，这一点我知道。人类难以解决的伟大问题？在一个缺少纸张，甚至缺少卫生纸的地方？你还记得我给我们的记者提出的要求吗？高质量的报纸，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报纸，这就是我的追求！不要用尖酸刻薄的语言，这就是我想要的。你瞠目结舌。你不敢相信，我并不惧怕能够持续的报纸，换句话说，我并不惧怕我自己的行为。那么，你明白你在跟一个什么样的记者打交道了吧，我知道。没有哀号，没有抱怨，没有后退，这么多人都这样做。原谅我，我有些跑题了。跟那些趾高气扬的家伙见过面之后，我总是心情不好。相信我，他们的神秘故事一文不值。我知道，他们也是国家的财富。我还有其他的理由，真的。叔叔一连两个星期没有得到药品。我知道，他快要疯了。唯一的希望就在于你，你像往常一样介入。否则，没有人会尽职的，我知道。

每逢星期三，托莱亚总要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下午，晚上，早晨，午饭时间，管它是什么时间：必须完成这一计划，不能遗漏。拨电话的次数达到60次，90次，100次，这要取决于托莱亚的拨号速度：急急忙忙，还是慢慢腾腾、晕晕乎乎；像一只刚刚爆发过心脏病的青蛙，还是像一只快乐的金丝雀，在房里不停地跳来蹦去。

他的眼睛盯着表盘：整1点！一秒不差。没人接电话，但托莱亚并不打算放弃。这是唯一一个有希望的地址，是他从那个模范协会弄到的，并且已经在电话簿上核对过了。唯一一个有可能的名字，同样，也是唯一一个有可能的号码。假如那个完美的残疾人一方面像新队员那样精力集中，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另一方面又如条文所规定的那样又聋又哑，那怎么办呢？咳，也许他身边有妻子，有姐妹，有仆人，或是儿子，他们可以接听电话。没人应答。假如那个大善人，那个诈赌纸牌的大骗子，不希望事情这样发展，那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你不可能推动命运之轮盘。谁说你不可以：没错。如果你执着，你就一定能够成功。即使是那个隐形的家伙，他早晚也会厌倦的，最终会做出让步的。毕竟，他是依照我们的想象和我们的模样创造而成的，关于我们身份的那本圣书上面就是这样写的。至于另一个，邪恶的那一个，那个跟他分享游戏的家伙，罪恶王子殿下，双胞胎，杂种，咳，他也跟我们可怜的人类十分相像。因此，一次又一次，一千次过去了，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运气，改变我们的厄运吗？没错，奥克塔维安·库沙：他会给我们带来实情。他见证了那桩错综复杂的案子。除非他不会说话，除非找不到他。绝不可能轻易找到。

就这样，他开始拨那个能够产生奇迹的号码。

星期三的午饭时分，晚间，午夜，早晨：让我们迷惑敌人吧！甚至连失去记忆的时刻也不忘看在电话机旁，懒散地蜷缩着身体，室外，风无声地吹过茫然的空间，钟表匠的眼睑崩裂开来，心脏骤停的次数不断地增加。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隧道里，多米尼克先生突发了灵感。假如我上千次地拨打查询处，而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那个电话没有出毛病；或者，那个电话没有停机，没有作废，没有重新改号，那么，答案只有一种：无人应答。换句话说，这家人家不在家。干脆，我们去一趟，亲自去往现场。如果真的没有人，按理说，就不会有人来开门……

就这样，他做出了决定：星期三，打电话；星期五，登门拜访。啊，需要完成的几件事情一下子明朗了，本周的时间持续缩水，持续变短。有些人之所以开口讲话，原因就是他们感觉厌倦。电视机，爱国电台，消失的酒吧，禁止的纸牌游戏，被人遗忘的妓院，二手书，无力的反射，陈腐的话题——行动呢？个人的行动？某种行动也是必要的，亲爱的残疾朋友们，地下世界的同事们！厌倦？你什么意思，你厌倦了？！

所以，星期三在电话边度过，星期五亲临现场：前往伊斯德利亚的远征，炼狱边缘的那条大街可能就叫这个名字。从十字路口往下走，到达超市之后往右拐，一直走到新人类学校，然后，再往什么地方走一走，这样可以迷惑盯梢的人。

现在，多米尼克先生正在龙德车站等电车。车还没有到：乘客等啊，等啊，等啊。车来了，车厢里挤得满满的，连只苍蝇也塞不下了。等下一辆吧。一直等到两眼发直。一辆电车到了：乘客设法登上滑溜溜的台阶，到下一站的时候又上了一个台阶，未来就在手边，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天堂就在眼前，你已经到了门口，可以感受到旁边一个男人的肩膀，胳膊肘，膝盖，还有他急促的呼吸。就是这样，胳膊肘挨着胳膊肘，肩膀靠着肩膀。哼，那就在米哈伊·布拉沃下车，改变方向。这一次，刚刚等了一个小时，电车就来了，而且，里面空无一人——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乌托邦式的幻想竟然变成了现实。多米尼克先生在票上打了孔。一张票，两次行程——节约纸张。节约，节约，我们需要纸张来印刷海报，印刷报纸，印刷指令，印刷备忘录，印刷法规，印刷模范协会的密码。

在电车站，他换乘了一辆开往面包厂的公共汽车。然后，他按照手里那个小条上的指示，往回步行了大约100米，来到斯坎波罗商店门口。这家店关着门，今天盘点。他选择了右手的一条小街，一直往前走，走到一栋灰色的老公寓楼前停下脚步。他沿着楼梯走到二楼，摸索着寻找电灯的开关。他按了一下，灯亮了，但十分昏暗。没错，现在，他能看清脚下的路了，再走一步就是8号的大门。

他按住门铃，听见门里面发出的叮咚声。三声长音，一声短音，接着又是一声长音。没反应，没有，没有脚步声。再来一次，长，长，长，短，长。寂静，空旷。他等待着，耐心地等待，但没有人，没有人来开门，那个面带笑容的撒旦并没有现身。没有动静。他退后一步，再次打开了楼道里的电灯。灯丝发出微弱的光芒，他可以看清通往大街的楼梯。他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向下走。到了大街上，到了斯坎波罗商店，公共汽车站，公共汽车，电车站，电车，又是大街，又是商店，又是电车。冒险，每天的远征。足以触及现实的边缘，这里，一切都将膨胀，都将滑落，都将溶解——巨大的虚无，灰色的，灰色的，像沼泽，像巨大的牙龈脓肿。星期五以失败告终，还有下一个星期三。电话机旁守候一个小时，只是发起战争之人事先计划好的时间。他半心半意地拨着号码，1次，10次，80次。

即使上帝隐身于什么地方，又聋又瞎又哑，可他仍旧是一个人。否则，他怎能应付呢？如果你在恰当的时刻抓住他，那时，他真的满腹厌倦，或者心中充满了怜悯或是憎恨——那么，真是奇迹！奇迹发生了：你成功了。咔吧一声，火星儿直冒，电话线的另一端传来了声音。一意孤行，喜好嘲讽，善搞恶作剧。1次，3次，60次。什么也没有。那边就是不肯应答。星期三，天上飘着雨。窗户外面一根树枝，湿漉漉的。拿起一只苹果，啃了几口。左手握着苹果，右手继续拨动命运的轮盘。把手伸出窗外，也许，我们可以抓住现实；也许，我们可以理解现实，成为现实。一阵头昏——这就是现实。我们用尽最后的力气，我们为机会祝福：“但是，但是，也许，也许。”一切都已消失，一切。听筒搁在一边，在桌子上。他用右手拨着号码。那个又聋又哑的密码。他左手握着那只苹果。第39次拨号码。电话响了：炼狱的钟声犀利刺耳，穿透了覆盖在上面的绿色玻璃墙壁，光亮透明的崭新屏障，成片的腐烂物质和磷光物质在上面生长。谁也不想打扰它们的休息和冬眠。谁也不想辨认出他自己的名字，或是他自己的声音。谁也不想搅动那片冷漠的沼泽，它吞噬了声音，行动和情感——还有感觉，上帝保佑！

机会完完全全地关闭了自己的大门，将一切向后延迟。它捉弄雨水，捉弄那个罪恶的家伙，但它得到了什么？一切都是浪费时间。他的牙齿啃咬着柔软的果肉，他的眼睛向上看，向上看，看着头顶上那片不透明的天花板。星期五，瓢泼大雨。接待员万恰撑着一把巨大的雨伞，离开了旅馆。整座城市湿漉漉的，显得小了许多。电车拖着冰冷的、长长的车厢，慢慢吞吞地驶过街道，发出阵阵低沉的金属碰撞的辘辘声。生活——无数身体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大、厚实、拧在一起的物体。每到一个车站，部分物质剥落下来，新的物质融合进去。右边男人的胳膊肘和前面女人的围巾之间，一个望远镜般的口子打开了，流行偶像麦当娜的脸合着电车醉鬼般的节奏摇晃着。万恰的视网膜捕捉到一张白色瓷器般的脸，受伤的表情，长长的睫毛，黑色蝴蝶在舞蹈。他想动一下，以便能够看清她，以便能够捕捉到整张画面，看看她的手臂，她的胸脯，她的脖颈，但是，映入他眼帘的也只有这个类似彩虹的大纪念章，一切仿佛在梦中。他忘记了下车，任由自己被挤压，推到东，又推到西，融化在那个巨大的身体里。当他随着人流来到大街上的时候，他清醒了。他恢复了理智，私下找寻那个少女的踪影，但是，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皱巴巴的帽子，破旧的背包，以及人行道上一簇簇的纽扣。为什么我要躲避牢狱？为什么我没有勇气走进去，把自己关在那里？为什么我们大家都那么胆小，没有勇气瞬间把监牢填满？监牢里人满为患。人满为患，没错，接待员看着周围拥挤奔忙的人群——疲倦的、不知疲倦的，他嘴里嘟囔着：让那一刻到来吧，这是另一个时刻，在聋哑人格列佛巨型的黑色脚后跟把涌动的虚无全部踩碎之前。

他吃力地迈着步子，两条腿极不协调。他登上一辆公交车，一辆电车，又一辆电车，又一辆公交车。他来到一栋破旧的灰色房屋前，昏暗的楼道，黑色的大门。然后，原路返回：眩晕、疲倦的旅程。他的身体不时地颤抖。他醒了，看看表，看看钟表提供的时间。他又一次发现，星期五，这个时间不仅存在，而且沿着痛苦的显示屏疾驰，最后摔了个粉身碎骨。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晴朗的天气蜂拥到牢房里去？我们为什么这么谨慎，这么过于谨慎？小学生万恰不停地嘟囔，直到他脑海里浮现出那个一直在寻寻觅觅的句子：“当你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等待，即兴的表演看上去像是灵魂的拯救。”所有的时间都在等待，等待，即兴的表演，灵魂的拯救。即兴表演可以拯救我，拯救我，拖迟，后延。为什么我们不立即填满牢狱，拯救，拯救，少年托莱亚嘀嘀咕咕，摇摇晃晃，屁股下面是那辆少年时代的自行车。他一脸的茫然，嘴里不断地重复着：“即兴，拯救，拯救。”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谦逊，一种世俗的感激之情，这么些年以来，它们已经消散在虚无的各个角落。

然而，他还活着，还生活在干燥的春天，生活在炎热的太阳下，生活在市郊恶臭的灰尘中。市场还没有散，疯狂的举动还在继续，还在不断地影响他。瞧，他已经找到了某个可以使自己不断忙碌的理由，某种属于自己的疯狂——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日子，反反复复，但始终属于他一个人。

又是一个星期三。他埋伏在电话机的听筒旁。又是一个星期五。到现场去，追踪幽灵。他非常希望能够增加这种徒劳行为的频率：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日子；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日子。

但是，今天是星期四。手表上的日历就是这样显示的。这个令人怀疑的太阳称作星期四。在星期五到来之前，还有漫长的岁月。

他等不下去了。他需要一种刺激，需要借助某种方法逃避精神上的紧张。现在，最好就现在。身处在这个被称作星期四的锥体容器里，他有一种发烧、窒息的感觉。他匆匆忙忙，他精疲力竭，他摇动着手中的骰子，他使劲儿地捏着它们，他要控制最后的结果。他焦虑、盲目；恍惚中，他做出了决定：使诈。荒谬本身的神秘特性使这种新的诡计成为可能！有必要在有限的范围内打破常规。瞧，结果出来了。今天不是星期四，今天即将成为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同样也是星期五。我们可以将日子提前，但没有意义。仍然是星期四。午饭时间，充满着炎热与疏漏。

奥列斯特同志：

你是对的：相比之下，蘑菇夫人知道的比她说出来的要多得多。每一次，维尔京·韦图利亚都会装出一副无知的样子。但是，当她把家中通往卫生间的那扇门推开一条缝时，她立刻活跃起来。扮演着肮脏的兴奋剂角色，这一点我明白。我一直跟她说，她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而且，她自己或许还能得到某些好处。流言蜚语和道听途说是交流的一种艺术，是我们国家的一大特色，是一种提高智力和谈话风格的流行做法。我知道，它还可以使人保持高度的警惕。那些让人大惊小怪的都是些什么消息？一封闲聊式的书信，就这些。内容类似民间传说，关于工作单位和家庭关系，经济困难、性伴侣的选择，以及个人和群体间的紧张关系，都是些肤浅的研究。被压抑的躁动，这是我的看法。妒忌、恐惧、快乐——都是些污秽不堪的内容。但是，我们那些善良、爱好闲聊的人民对情节不感兴趣！证据：没有人被逮捕。现在，你不会因为像大伙儿那样收听外台，或是因为饮用从投机商手里买来的咖啡，或是因为嘲笑国民的高度戒备之心，或是因为和隔壁的女人偷情而锒铛入狱。此外，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历史绝不可能出自某个大脑不正常的自恋狂之手，那些崇拜他的傲慢之徒也达不到水准。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笔墨应该为那些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档案而准备。只有在那些文件里我们才可以重新发现我们时代的漫长进程。我不否认，年轻人拥有健康的本能、常识，以及谦卑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蘑菇夫人汇报的内容上来吧。她一再坚持说，那些阿拉伯学生从不谈论政治，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爱情。如果他们有硬通货，或者，有香烟、化妆品、洋饮料，那么，爱情就唾手可得。他们中有些人甚至用这些东西换取考试的分数。她说，她绝对没有从那些跟她有接触的外国留学生手里获取色情录像带，并加以传播，一次也没有。实际上，她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存在。这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因为，那个网络的源头就在外国留学生公寓，对此，布加勒斯特的群众都有耳闻。此外，还有她那老态龙钟的丈夫，他的研究工作进行得如何？蘑菇夫人举起她那只胖胖的小手，做了一个疲倦的手势。意思是，那些研究一钱不值。孩子般的狂热，起不到什么作用。她渐渐地活跃起来，给我拿来了香烟、威士忌和巧克力。我知道，她完全失去了控制。你知道我离开的时候这个小老太婆嘴里嘟囔了些什么？“年轻人，别把我们今天谈话的内容告诉任何人。”这就是临别的时候她说的话！你能相信吗？我知道，我们的同胞仍然保持着幽默感。幽默，但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

又及：我要求她两天后再跟我碰一次头。这一次，我们选择一个第三方的场所：某个挂名的公寓，上午家里没有人，而且，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周围那么宁静，一切都是那么普通——足以使你呆若木鸡。两次见面之间间隔的时间非常短，况且，她还没有习惯这个地方。如果她仍然不肯揭发安拉那些行过割礼的孩子，至少，我可以打探出一些有关我们国家那些行割礼的少数民族的情况。犹太教徒对公寓被烧，住户遭遇袭击，以及那个疯女人养的小狗小猫是怎么议论的？恐惧、屠杀——这就是那些鬈毛嘴里喊叫的内容吗？那个脾气乖戾的夫人肯定要昏过去的，一点也不夸张。我乘胜追击。旅行推销员往海外发送了什么紧急求救信号？他们大声呼喊，他们有危险，必须得到救援，是吗？那个可怜的老太太什么也不知道：她从未遭遇过此种境遇。这对她而言太困难了。我失控了。但是，关于摩西的情况呢？我指的是加夫通同志，她的丈夫。还有她家的那个房客，那个对男人、女人都感兴趣的教授，那个教名叫托莱亚的老话匣子？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困惑了，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我步步紧逼。别告诉我说，甚至马尔加……马尔加医生也是马古丽斯或者迈蒙尼德之类的人？我无法相信，他竟然……到那里去的还有些什么人，嗯？夫人，他们为何拥有地道的罗马尼亚名字？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那个小玩意儿拔出来让我们一看究竟？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刚好赶上她眩晕发作。别逗了，托马同志，你在说什么，托马同志？咳，你知道，在我们国家，性生活方面的问题是那么……那么……夫人，我们讨论的不是这类事情，别装傻了。男女同胞在此方面的欲望，我们都明白，但这并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他们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身份？——这才是我想了解的。自然，你应该知道原因，因为你就住在那里。咳，托马同志……马塞尔说，同化……在过去的时候，即使这样，他们也不会被接受……但是，现在，现在……马塞尔说——你知道马塞尔说了些什么？好吧，那个弱智的马塞尔究竟是怎么说的？我在心里不断地问道。马塞尔说，现在，我们都变成犹太人了，我们都被——压迫，那个侏儒本打算这样说的，但是，她用手捂住了自己罪孽深重的嘴巴。我立刻做出了反应。我说，咳，并不是大家都是犹太人，不像你丈夫同志说的那样。就算我们过去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不是犹太人，不是吉卜赛人，也不是野蛮的匈牙利牛仔。听了我的话，那个老太婆唉了一声——所有的气体都从她的胸腔里迸发出来。她看见了魔鬼——她彻底垮了。她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她尿失禁了，鞋子湿了，变了形。我知道，她不再呼吸。受到惊吓——假如他们忘记自己是谁，这就是他们的下场！小小的斥责可以引发巨大的威力。毕竟，人民群众拥有健康的本能和常识，我明白。

多米尼克不是马尔加医生的病人。不，他不是。极有可能，他们遭遇过那种不合时宜的会诊，而那种场面双方都没有十足的准备。或许，马尔加医生在这位年过半百的糟老头子身上依旧可以找到往日那个腼腆少年的影子，就是他旧时的朋友米尔恰·克劳迪乌的弟弟。

一天早上，万恰教授带着自己的问题出现在马尔加医生的诊室里。他试图向医生解释他被开除的原因，以及强加于他的那场审判的黑幕。他的问题唤醒了医生的恻隐与友善之心。医生决定帮助这位被抛弃的人摆脱困境。换句话说，帮助他离开外省，到布加勒斯特来；帮助他找个工作，找个住处。医生不打算刨根问底，不打算一味地扩大他向自己坦陈的那些事情，也不打算给他开任何处方，因为他目前的状况还算不上精神有问题。他从不提及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每一件事情都做了记录，这很正常。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心理医生，是那些心灵受过创伤的病人的良师益友，是一条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恶狼。那些道德败坏的职业医生无须多言，就可以轻松地判定哪些人即将成为他们的病人。他们站在窗前，欣赏室外的风景，心不在焉地点燃他们的烟斗，但实际上，他们同时也在密切注意任何一个细微的差异，因为这往往就是泄露心底秘密的关键所在。他们留意病人的语调，留意病人话语的顺序，甚至还偷窥病人的双手以及眉毛的运动。病人的胡子修剪得如何，或者，他们因为某种原因脖子里围着一条夸张的红色围巾，这些也是医生注意的范畴。

不，医生先生不仅没有提及教授被校方开除的丑闻，而且也没有坦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有今天这个重逢的机会。也许，他不想让别人感觉自己言行不得体，否则，人们会认为医生在大肆渲染自己的丰功伟绩。

然而，在病人的陈述接近尾声的时候，医生一边观察，一边记录，脑子里还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联想。这次秘密会诊给双方带来的压力隐藏在那种警察办案时所采用的千篇一律的对话中。医生既没有设法摆脱这种压力，也没有提及少年时代的那一次事故，但是，在他的脑海里，他时不时地看见那个学生的自行车突然撞向那个模样难看、步履蹒跚、病歪歪、身着绿衣的老妪，耳畔时不时传来其后的岁月里万恰家族所遭遇的诅咒。他没有逼他描述万恰死亡的片断，没有问及迪达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如何离开这个世界的。他甚至没有谈到他的老同事米尔恰·克劳迪乌和他的德国老婆——那个处在发情期的冷艳佳人。不，马尔加医生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上帝慈悲，他一向行为谨慎，亲爱的，这是他虚伪的誓言所要求的。一个可爱的兄长，老马尔加！身穿号衣的蹩脚艺术家巴济尔是他的男仆，热尼女士负责他的饮食，她有救济品，有小猫，她还擅长装腔作势。此外，他偶尔可以从小丑托莱亚那里找到乐子，这是治疗精神病的良方：让我们一起照顾我们优秀老医生的吃和穿，满足他的幽默需求、脆弱的灵魂、娇气的肠胃和精美的钱袋。他所关心的只有索尼娅。他在门口碰到一位傲慢的绅士，那人自我介绍说，他的父亲是马尔库·万恰——哲学家，后来成了酒商，他的母亲是怪异的迪达·沃伊诺夫，他是他们的小儿子。打那一刻起，医生开始不停地打听索尼娅的情况。就是那个时候，是托莱亚第一次登门拜访的时候。他想知道索尼娅是否真的嫁给了那个身材魁梧、爱好争执的预言家。多米尼克一言不发，他的沉默给了医生一个肯定的答复。是的，嫁给了那个马图斯——好像他什么都已经知道了。数年来，他们在沙漠里风餐露宿，索尼娅在帐篷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马图斯被弹片击中，受了伤。啊，他们假装早已安家落户，医生含混不清地说着，努力避开客人那双探求的眼睛。没错，没错，我听说，他们过着一种探险家的生活，住在帐篷里，经受着炎热、风沙和枪炮的考验——说到这里，他笑了，一丝淡淡的微笑。她很可能还是那么漂亮，他嘟囔着。当五十几岁的少年正准备向他打听那个名叫奥克塔维安的家伙时，他突然补充说，在那些日子里，她把我们大家的魂都勾走了。当然，马尔加感觉到了危险。他抓住他的肩膀，把他带到屋内，不断地问他问题：中学里的丑闻、审判、开除。后来，不到万不得已，他再也不提托莱亚拼命回避的那场道德和政治审判的内容了。他不是以医生的身份跟他谈话，不是，而是作为一个朋友，你听见吗，一个朋友！现在，作为一个朋友，他试图强行把伊里娜塞给他！不是一个医生——而是一个搬弄是非的朋友，你听见吗？

近来，他谈话的主题总是离不开伊里娜。这个人道主义分子在期待什么样的奇迹发生？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医生在希望什么？想听到什么？为什么他不再需要伊里娜？或者，为什么他不再想要她？或者，其他什么？长期以来，当人们知道自己不再是异类的时候，他们的思维方式都趋向一致了吗？——我们体内的异类分子被迫承认它是异类吗？对于它的身体而言，而不是对于它年迈的灵魂和土里土气的大脑？惧怕自己的身体？是的，聪明的马尔加有可能会问同样聪明的问题。

医生先生，这就是我们青少年时期所具有的那种神秘的腼腆，那种我们再一次从那些接近青春期的少年身上发现的腼腆吗？医生，一种潜在的能力，一种颤抖？不正当的同志情谊，它创造了自身的残酷，但却没有失去那种朦胧而强烈的和弦，没有失去4月给人们带来的那份音乐般的陶醉。4月里，春天的迷幻剂把火焰注于我们疲倦的血液之中。我们依旧年轻，是的，上帝！仿佛我们对那个即将遭遇我们撞击的丑老太婆一无所知，仿佛我们仍然可以牢牢把握自行车的车龙头，仿佛那个谎言，那个允诺，那种幻觉——情节剧中年轻人的自行车队被称为什么——可以直面太阳和月亮，仿佛，仿佛……奥列斯特那个魔鬼根本不存在，或者，特兰齐特妓院，或是黑暗记忆的面具，也没有存在过。医生，我们不在乎：你们的那些规章制度我们嗤之以鼻！贺雷修斯兄弟，与那些治疗规程相比，与你那颗接种过疫苗的灵魂相比，痛苦给我们的快乐更加简单，更加复杂。我们的世界快要窒息了，因为到处是那些潜伏在暗处伺机扑杀猎物的猎人。在这个侏儒般的世界里，这就是非法的魔力吗？比其他的一切都更加的简单，更加的复杂。

这一时刻终于来临。多米尼克突然决定和他兄长的这个朋友好好谈一谈。医生也是他父亲的朋友，而且，他在他面前也以朋友自居。

他会出现在那间深不可测的房间门口，他虽说有些匆忙，但主意已定。

本来可以在晚间去顾问马尔加的府邸拜访，但他等不及了。他要直接到医院去，去那个人满为患的诊疗室。那里，历史每一天都在撰写它极具嘲讽的报告。最终，他会把一切理出个头绪……那场事故，那个被骑自行车的少年撞进医院的老太，万恰之死，未来模范聋哑人协会，那个名叫库沙的新人，那个魔鬼摄影师奥克塔维安·库沙的鬼魂。跟那个中学老师万恰·沃伊诺夫有关的道德丑闻。那些在旅馆跟接待员万恰·沃伊诺夫一起工作的警方线人。韦图利亚和马塞尔——流浪者万恰·沃伊诺夫的邻居。每一件事情，一个不漏，直到医生最后说出那个可以帮助你在芸芸众生之间苟活下去的良方。那些人叹息着，相互竞争，吞噬着同伴，秘密监视同伴的行踪，最后把同伴埋葬，这样，他们壮大了自己，不断地壮大，他们赖以生存的狡猾伎俩越来越完善。没错，他做好了准备，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快，快，直接去诊疗室，去医院。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

“嗯……没什么。”

“真的？”

医生肯定会摘下眼镜，会用手揉搓额头和眼睛。他会睁开那只健康的右眼。他会闭上左眼，那是一只玻璃眼睛。他很疲倦，非常疲倦，他会把眼镜重新戴上，再一次抚摸前额。他会对助手打个手势，那个名叫奥尔坦萨·特奥多休的女警察——老板吉克的老婆——会离开房间。

“也许，你想住院？你需要证明，需要处方……”

“别提证明的事儿！你在说些什么？我来的目的很简单：在贝德兰姆这个漂亮的司令部里迎接春天。”

多米尼克会把双手放在桌子上，旁边就是马尔加医生那双肥胖的手，他的手指甲在美甲店里修剪得非常到位。准备……呸！你来的目的就是忏悔！假如说你曾经有兴趣的话，当你跨进门槛的那一刹那，你的兴趣荡然无存。他来的时候，做出了何种决定？就这些，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掌心向上，长时间地思考，努力地思考，思考那些复杂的命运线条。

“我来，我来是为了看看你的眉毛。我想找出那个隐藏的秘密，那个记号，你眉角处那块无形的伤疤。”

面对这种挑战，医生可能不会作答。他仍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玩笑，一个白痴般的玩笑，疯子嘴里说出的令人惊讶的话语。然而，他会很紧张，紧张地把自己的胖手从桌上拿开，放在被白大褂遮盖的腿上。

“我梦见一封信。”

“什么信？”

“单身汉的信。那个可爱的男孩的信。你知道，那个傻瓜。先生，一定是他写的，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一定是他。奥克塔维安，那个幽灵奥克塔维安。我站在路灯下面，出于好奇，打开了那封信。我不知道这封信是谁送来的。但我敢肯定，一定是那个老单身汉写的。信是写给父亲的。谁送来的——你知道。”

医生虽然面带微笑，但已经疲惫不堪。他会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手帕，然后忘记自己为什么要掏出手帕，当然，他精疲力竭了。尽管如此，他什么也不愿意多说。他没有办法回避话题，他知道，眼前的这个疯子非常执着。他们会长时间地相互对视，寻找解决方法。那就是：接受谈话，把这个疯狂的恶作剧进行到底。

“不管是活是死，我们都要把那个老单身汉揪出来。这是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绅士的愿望。这是他想看到的。罪恶，罪犯，复仇！这是完整的剧目，全部的内容。此外，我还想进一步，我想说：我害怕，我害怕真相。我对背叛的恐惧不亚于对真相的恐惧，反之亦然。”

“什么真相？”

“那个我很久以前就感觉到的，我始终有这种……”

“我不明白。”

“好吧，亲爱的先生，我们摊牌吧。”

“别开玩笑了，我的孩子。好吗？”

“好吗？”

“什么信？哪个老单身汉？”

“那个记录别人谈话的家伙。那个虚无主义者。那个老单身汉。那个可爱的男孩。那个结巴。因为他全身心地投入一场爱情之中。他感觉自己即将失去心爱的人儿。因为那个传教士来了，把姑娘带走了。接着，砰！孤注一掷。一封伪造的信件。一个造假者。他不仅模仿那些口号，还模仿他们的笔迹，模仿他们那些文盲一般的作品。那些绿色的老标语围绕在弯曲的十字周围。勇气，是的。一封匿名信，但是我们都签了名。他的签名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在他的签名上方，是那个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头颅。”

“什么头颅？哪三个部分？”

“三头标记。光有一个十字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一个三头标记。他的身份就是这样被泄露的。但是，父亲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此事。他很担心，他身边的一切都开始变得黑暗。是的，平静的下面隐藏着黑暗。似乎还有一抹模糊的微光，这是希望，它在你忘记自卫的情况下闪现出来。父亲担心的就是这个：表面的平静。在平静的下面沸腾着古老的危险。你知道我的意思。在没有道德的地方，甚至连腐败也不能解决问题。一个没有原则的社会：它一方面摇晃着道德的大旗，一方面将你脚下的基础砍断。四面楚歌。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下，腐败也没有用武之地。父亲无奈之下开始做酒的生意。他是一个哲学家，却只能依赖这个行当，依赖软弱、邪恶和腐败。那个恋爱中的男人说话结巴，报复心极强。只有他听父亲谈起过麦克罗比亚斯，左丹奴和那个三头标记。父亲是哲学家，对那样的事情非常着迷——你是知道的。”

“又来了，开玩笑吧。”

“抱歉，这是梦幻，不是玩笑。我是谁？一个小孩子？”

“好吧，好吧。你想对我说什么？别兜圈子了。托莱亚，你究竟想跟我说什么？我有一种预感——如果不是，那我们应该走了。时间不早了。”

医生此时应该会开始整理自己的衣服和眼镜。

“托莱亚，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我现在要回家了。我要走了……托莱亚，今天对你来说很糟糕。这就是你的问题：你总是过得不开心。固执，固执，不开心的日子，相信我，这是你的缺点。”

“可爱的男孩有能力应付任何话题，是吗？听着，可爱的男孩有能力应付任何话题，不是吗？在吵架的那个晚上，父亲收到了那封信，他明白即将到来的危险。你跟我们家人见过面，但只有我了解那封带有威胁性质的信件。只有父亲和我，你懂吗？听上去是可能的，不是吗？我亲爱的先生，你承认它的可能性吗？来吧，快承认吧。假如你爱我，假如你真的在乎我，那么，大肚子先生，你就承认吧。我们共同假设一下，在信笺的上方，或是在签名的上方，有那个三头标记。对了，信封上也有。”

“这又怎么样？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在编故事——漫无目的地乱编。”

太晚了。医生对自己的评论有些后悔，他想在门口停下脚步，转过身，安慰眼前的这个疯子，但无济于事。托莱亚先生不会再有说下去的愿望了。假如他没有这种感觉，那至少他是无话可说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

就这样，失败——又是一场失败。失败就发生在我们即将发现那个奥克塔维安同志——模范协会的模范摄影师——的那一刻；发生在我们最终做好准备去检验那个慈善医生的慈善之心的那一刻，告诉他，试图把生命女神伊里娜塞到我的床上，试图重新修理我们，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合拍，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我们以为自己有能力提出关于过去的独创设想，过去，还没有完全过去的过去，然而，就在这时，电池没电了。瞧，想看到医生吃惊的模样，但这一愿望成了泡影。愿望消失了，没有任何补救的办法。

茫然的眼睛，冒汗的肢体——电池没有电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人称托莱亚的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我们的日子不快乐，就这些。

茫然的眼睛，耗尽的电池：对乐趣、游戏，以及娱乐的渴望全都化为乌有。狼到来的时刻降临了，灰色的时刻，侵略即将发生。夜色从各个方向向我们包围，隐形的麻风士兵向我们走来。很快，他将被癫痫般的颤抖所围困，他将无法将其摆脱。邪恶的天空，霹雳阵阵，地上的高墙再次叹息、发狂、摇晃；屋顶在黑夜的轰鸣声中再次跳跃、抖动；窗户在恐惧中发出叮当的声响。

创伤来自地面，一场类似三年前的地震发生了。就在那个春天的晚上，天空清澈见底，地壳突然开裂，将沼泽中的瘟疫抛向空中。就在昨天——三年前，好像三百年前，或是三个晚上之前，或是从未发生，就像现在。一个凉爽的晚上，天空万里无云——就像现在。新鲜、宁静。托莱亚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世界。一条整洁的街道，空荡荡的。一个年轻人一瘸一拐地走着，他走得很慢，前面是一条长毛的阿富汗猎犬。这是一条表情严肃、气质高贵的金毛狗。寂静的街道，沉睡的街道。完全恍惚的猎狗，瘸腿的男人，穿一袭厚厚的黑色羊毛斗篷，几乎垂至脚跟。

他在屋里转过身，又看着眼前的图书馆。高墙之内到处是摆满了图书的架子。那个老律师，曾经是哲学家—酒商马尔库·万恰的朋友，曾请他上门来看看自己的图书馆。他的妻子不久前去世了，这个退休的老者想把自己的藏书全部卖掉。他想到了托莱亚，他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个书痴，而他自己当时也以律师的身份参加了那场自行车事故的不幸的审判。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图书室。包在昂贵皮封面里的老图书，一整套法国古典著作，还有著名的德国和英国书籍，哇，是的，第一版斯拉夫语的《圣经》。真是奇迹，这些书在斯大林执政的时代竟然没有被没收，那个时候他是完全有可能遭遇到大麻烦的。托莱亚建议他联络马尔加。也许，他不仅是稀有物品的鉴赏家，而且他还和医生阶层联系甚密，那些人仍然很富有，谁知道呢？没准，他们还跟不景气的文化部门有联系。但是，当律师听见那个医生的名字时，他做了个不快的手势。显然，他认识马尔加：他们在一起玩纸牌很多年了。不，他不喜欢那个只有一只眼睛的医生，他打牌的风格过于谨慎。“这么多书。只有一只眼睛——想象一下。”老人嘟囔着，因为厌恶而情绪激动起来。“就是有两只年轻的眼睛也无法欣赏这些宝贝。”托莱亚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他坚持说，马尔加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即使他一个人不能全部买下这些书，至少他可以帮忙寻找可行的买主。就在这时，老人突然想起来自己每天晚上必须服用的药丸，他急匆匆地走进厨房，去泡茶。“我也给你准备一杯。非常特别的茶水。一种高级的印度茶——真的很特别。它可以创造奇迹。有时，它可以创造出令人不舒服的奇迹，相信我。”藏书家嘟囔着朝厨房走去。托莱亚利用这个时间打量着那几面超高的墙壁，以及那些耀眼的金色书籍。然后，他再一次来到窗前。男人和猎犬已经走远。高贵的猎狗，锥形的脑袋，博学的鬈毛在春天的夜风中舞蹈。紧跟在它身后的是它的同伴，黑色的斗篷，有节奏的跛足。

突然，画面粉碎了。窗户开始摇动，墙壁开始震颤，一切都处在震荡之中。托莱亚朝着大门的方向跳跃——砰！厨房里，托盘和茶杯摔落在地板上，啪！顷刻间，装有书架的那面墙壁连同所有的书籍一起垮下来，一步之外，感觉像是爆炸。一次令人惊叹的逃脱！哇！一步，一秒钟，窗户当啷当啷作响，墙壁摇晃，桌子，椅子，还有电视机，都在劫难逃。老人已回到房间，面色苍白，浑身颤抖。突然，他痉挛般地伸出骨瘦如柴的双臂，一把抓住托莱亚的外衣：“快出去，快出去，地震了。”单元门已经开始摇晃，楼梯的墙壁，地板，窗户，居民，是的，人们已经来到了大门口：叫声，呼声，哭泣声——楼房爆裂，砖瓦坍塌。他们蜂拥至门口，冲到东，冲到西。“跟1940年一样，大地震。”老人的话语模糊不清。他们俩此时全都卧倒在地上，不知何时是尽头。“到房梁下面去，必须到房梁下面去。”小个子老头儿紧紧抓着早已裂开的门框。房梁也即将倒塌，地板，柱子，一切都在猛烈地摇晃，打击仍在继续。房屋的框架继续开裂，砖瓦继续掉落。这是一次长期的、灾难性的打击，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令人疯狂，令人眩晕，摇滚，摇滚，没有尽头，长时间的，长时间的恐惧，没有尽头。永远不会停止，永远不会，不会，不会，还没有停止。不，结束了，好像结束了。“快，快，到楼梯那儿去。”老人嘟囔着。“等等，我去拿我的外套。我必须拿我的外套。”他们一把把各自的外套抓在手里，沿着楼梯向下飞奔。楼梯过道上已经散落了不少砖瓦碎片，还有衣物等。他们来到大街上。他们得救了。他们跳跃，他们奔跑，楼梯，大街，是的，他们现在在街上，他们安全了。我们的救世主，至高无上的救世主，感谢上帝，我们获救了。皱巴巴的衣服，死人般苍白，但却又十分警觉的面孔，街上到处是幸存者。因为寒冷，因为激动，他们不停地跺着双脚。街道上瓦砾成堆，人们聚集在一起，东奔西跑，匆匆忙忙，但却不知道该去何方。乱了，大家好像在突围，仿佛这场灾难也同时意味着某种解放，因为大家不可能再次返回倒塌的住所，他们最终被迫重新相互发现。他们失去了掩蔽之所，失去了保护，但同时也摆脱了高墙的束缚。他们自由了，成了游牧民，尽情享受着重新获得的那个平凡的夜晚。“那个精力充沛的女诗人就住在这里。”老人说着用手指了指一栋已成废墟的高楼。“我以前在酒吧工作，跟她父亲是同事。你瞧，这是香水铺子，毁了，化为尘土了。”

他们离开圣扬努，朝大学的方向走去。人行道上，潮涌般的人群来来往往，风穿过瓦砾的间隙，扬起阵阵尘埃。退休老者在外交官旅社前停住脚步。“没有用的，我走不动了。这种全民的歇斯底里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没错，周围的人们处在激动之中，他们手舞足蹈，高声喧哗。他们的手势，他们的声音，不可抗拒地膨胀着。整座城市似乎处在大围困的前夜。无家可归的居民发动了暴动，这场暴动对城市的影响比刚刚结束的大灾难还要大。“不，没有用，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最好还是去找我的姐姐。德鲁穆·塔贝雷，她就住在那里。”托莱亚试图劝说他放弃这个念头：天太晚了。公共汽车已经停开了。像这样的时刻，街上小偷很多。但是，老人主意已定。他想知道姐姐的情况，因为在城镇的新区，那些由社会主义分子建造的房屋全部都有可能倒塌。“这是一场可怕的地震，你知道。比40年代的那场地震还要可怕。它持续的时间更长，非常可怕，真的。”就这样，托莱亚和老人一起前往德鲁穆·塔贝雷。老人是他过去接受审判时的辩护律师。

那个地方很远，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陌生的街道人声鼎沸。他们离开市中心，但人们的激动情绪并没有减少。一种爆发性的梦游使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们精神恍惚。他们的房子毁了，无法预知的未来和死亡威胁着他们。政府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很显然，人们非常开心，没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但同时他们也像孤儿一样感觉十分震惊，因为他们此时无法恢复理智——唯一的现实，重生的今天，瞬间变得反复无常，变得凶残暴戾，必须迅速抓住眼前，但不知该如何行动，有爪子，有嘴巴，有眼睛，也有大脑，被啃咬，被口水玷污，被蚕食，被吞噬，被消化，被灭绝，走进荒原，就这些，一个时刻，一场地震，我们没有权利浪费这个时刻，因为，很快，那些销售商和海关官员就会返回。“听，他们在说什么？”这个书籍收藏者竖起耳朵，喃喃自语。“没有广播。电台仍然没有报道地震的事情。你看，他们已经感觉到缺少权威的困惑。的确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他们应该做些什么。”经历了漫长人生岁月的老者看上去异常镇定，丝毫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他只是不时地调整自己脸上的那副金边眼镜，不时地拽一拽自己的兜帽——像一种锥形的黑色羊毛袜子。的确，他呼吸有些困难，他的背弯了下来。但是，他坚持走完这漫长的旅程。尽管遭遇了打击，但他没有丧失自己乐观的情绪。“想想看，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勇气公开承认：发生的这场灾难是他们无法控制的。这是一场无法避免、无法预测的灾难，是对他们能力的挑战。这是大自然对他们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大自然仍然存在——可怜的官员们全部被惊呆了。他们瘫痪了，相信我的话。”他不断地打着喷嚏，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他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之中。每过几分钟，他把头埋进毛翻领里，那是一件宽大的衣服，很旧了，有些地方还有虫蛀的痕迹。他从领子上取下一块白色的手帕，一种餐巾纸，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折叠好，放回原处，但很显然，他很快就会再次需要它。“在他们的最上面，他们的老板出国去了，在非洲——就是现在！我告诉你，他们不知道如何发布这个消息。他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知道这里的情形。坏消息会让他坐立不安——这是很显然的。我不嫉妒他们，可怜的人们——他们一定被吓坏了。”在餐巾纸下面，老人的声音听上去非常微弱。

“现在是时候了。这是策划阴谋的绝佳机会。该采取叛逆的行动了。下层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机来临了。相信我，这是一个绝妙的时刻。但是，他们就是不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选中的原因。”老律师继续评说，孩子般的悠闲，卷着舌头，发着r音，仿佛此时是休战时刻，“从明天起，会出现一种崭新的策略——你等着看吧。走访某某医院，宝贵的建议，大型集会，跟那些从瓦砾中逃生的人们交谈，国家的父母官给予大伙儿父母般的关怀。注意：从明天起，那个胡言乱语的老同志又有事情做了。”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他们一直在找寻的那幢大楼。它没有倒塌。实际上，它看上去还非常牢固。他们沿着黑黢黢的楼道向上走，途中，成堆的灰浆和铁皮差一点把他们绊倒。托莱亚每走几步就点燃一根火柴。每一扇门里都有声音，人们非常恐惧，不敢上床睡觉。他们最终来到顶楼，十层，钢琴家就住在这里。这套房子不大，但却十分雅致。六七个人围着烛光在祈祷，他们镇定自若，身边的收音机正在播报法语新闻，有关布加勒斯特大地震的报道。不，国家电台仍然沉默，而外台已经证实，他们几小时前经历的灾难的确发生了。地震监测仪已经测算出准确的里氏震级。他站在门口，钢琴家保利娜像一个瓷娃娃；她邀请他留下来，但他谢绝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还会有几次小的余震。最好大家待在一起。”没错，他自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震颤：空气中飘动着一种诱发危险的奇怪因素。挥之不去的头痛占据了他的身心，宇宙的大恐慌早已在他的身体里扎根，病态的地球发出伤痛的干咳，它的声音摇撼着虚幻中那一个个小避难所中国式的墙壁。他从门口观察着那些领取养老金的人，仿佛又一次看见了自己早已仙逝的父母、叔叔和姑姑。坦白地说，他并不喜欢独处，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哆嗦。发生在大地和高墙上的震波转移到了他的体内。不，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愿意加入这些老者的行列，不愿意和他们一起祈祷上苍的悲悯。他不愿意待在别人的屋檐下。很快，他将再次来到户外，领略城市夜晚的荒凉。他们如此聚精会神，关注他们自己，关注远方播音员的声音，以至于很明显，当他轻手轻脚地关上身后的大门时，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他。

他右手抓着楼梯的栏杆，厚厚的鞋底迟疑地落在向下的第一级台阶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台阶，没错，跟上楼的一样。他找寻火柴，他总是随身携带的。它们祖传的火焰证实了能源危机时期的唯一救命方式。当然，第一根火柴没有点着。他又划了两根，成功了。借助微弱的磷光，他一路往下看，看着楼梯的最底部。没错，没有什么特别，跟向上的楼梯是一样的。他决定不再浪费更多的火柴，摸着黑，一步一步地向下走去。周围一片寂静。门里的声音变得微弱——时不时传来低低的说话声，但听不清楚。九楼，八楼，七楼，五楼。当他下到五楼时，不知哪个方向，一扇门打开了。楼道里伸手不见五指，但他仍然感觉到了。他停下脚步。“楼梯上有人吗？”一个女人的声音。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犹豫了片刻。“有，我正在下楼。”停顿。磁性黑暗的微粒把她的声音带了回去，深沉而又缓慢。“你身上没有火柴吗？肯定没有吗？”浓黑的夜色，密而不透的黑暗，还有黑暗中无法感知的躁动——或许，还有墙壁，还有他的膝盖。他的手指紧紧抓着冰凉的栏杆，他想再次捕捉到那个声音。深沉，年轻，清晰——一块燃烧的煤玉。“不，我有。”他回答说。依旧是黑夜，震颤即将再次开始。“对，我还有几根。”他重复道。冰冻的岩浆即将爆发。“右边的门。楼梯旁边第一家。右边。”低沉的声音让黑暗充满了芳香。他退后一步。火柴没有亮。再来一根。他转过身，借助眼前的微光，朝右边第一个门走去。他开始看见了：椭圆的脸庞，棱角分明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水汪汪的大眼睛，最显眼的是她的头发：红色的，又短又细，仿佛燃烧的火焰。她身上穿着一件类似浴袍的睡衣，裸露着雪白的肩膀。火柴灭了，但他已经到了门口。她碰了碰他的手，她的手指紧扣着他的手指。他被拽了进去。“楼道里有风，火柴容易灭。”没错，楼道里的确有风，火苗不可能维持太久。一个清晰、低沉的声音，纤细、骨感，但又十分有力的手指，细细短短的红色头发，燃烧的火苗。他准备再划一根火柴。“不，别在这里划。我先去找一根蜡烛。”说着，她拉着他穿过狭窄的门厅，走进起居室。在这里，她松开了自己的手。她走开了，可能是去另一个房间找蜡烛。“抱歉，我找不到，请点一根火柴。”扑哧一声，火柴亮了，但随即又熄灭了。他又划了一根，但没有点着。最后，一个小小的火苗穿透了半黑的狭小空间。他们相互对望——脸上荡漾着笑容，可以这样说吧。苍白，但很激动。是的，她身材高挑，睡衣在穿着黑色袜子的腿上轻轻跳跃。他又一次看见了那张苍白的脸，椭圆形的，绷得紧紧的。他又一次看见了那双大眼睛，那头男孩子般的短发。火柴灭了，烫了他的手指。他准备再点一根，但是，她凉凉的手掌盖在了他的手掌上。他们再次十指紧扣，随即又松开了。接着，手指寻找的目标变成了扣子和拉链。他的围巾，外套，皮带，套头毛衫，衬衫，统统从身上飞落。她的双唇紧贴在他的嘴上，她一动不动，不是在亲吻。光滑、颤抖的嘴唇，年轻、缓慢的呼吸，翘起的乳头，冰凉、光滑的胸脯，长长的、强有力的、饥渴的舌头。他的衣服，他的裤子，他的套头衫，迅速地落地，剩下的快，快。

她热情似火，双手在他身体上游走。她的声音镇定，但她的身体却不住地颤抖，因为恐惧而颤抖。她的手指匆匆滑过陌生人的身体——胸脯，屁股，再往下。她个子很高，年纪很轻。她浑身赤裸，黏在陌生人的身体上。她有些激动，渴望找到肯定，找到他们之间的结合。当她将那个柔软的小东西握于自己的掌心时，一股短暂的电流从她那起起伏伏的胴体上流过。这时，她开始亲吻男人的嘴唇，重重地，但缺乏感情，仿佛在履行某个紧急公约。她用自己娴熟的双手百般呵护地捧着那条大蛇，仿佛自己的双手是一个复苏的瓶子。她紧紧地握着它，她自己也变得激动不已。它是存在的，他们依然存在，一切都没有改变。“图德，图德。”挽歌开始唱响。她那焕发着青春气息的呻吟好像一下子把屋内的空气都吸走了。再也听不见衣服的婆娑，听不见身体的移动，只有囚犯的喘息。她的手指像丝绸一样光滑，像天鹅绒一样柔软，她的抚摸还没有结束。“图德，图德，”陌生的女人温柔地重复着，“图德，图德。”她继续刺激着手中那条蜿蜒的蟒蛇。那只富有磁性的手温柔地运动着，蟒蛇越来越热，身体越来越硬。在女神口中咒语的作用下，蟒蛇变得活跃、有力。“图德，图德。”有节奏的梦呓一声接着一声，手掌仍旧绕着那个奇妙的东西打转。她跪了下来，仿佛为祈祷做准备。“图德，图德。”黑暗中，她呻吟着，嘴唇紧紧贴在他的阳具上。一个膨胀的崇拜物，用来替代那个缺失的名字。当然，这是一个替代，在一个充满替代的世界里，这就是唯一。它与自己必须模仿的名字、角色，以及记忆完美地吻合在一起，这样，一切区别和辨认都是不可能的，这正是那个充斥着假面具和替代的地下世界所要求的。托莱亚也跪了下来：他们的手指再次扣紧，再次松开。寂静的夜色，凝固的黑暗——没有跳动，没有抖动，仿佛他们此刻身处地下的墓室之中。他们像喝醉了酒，头昏脑涨，呼吸和行动都在加快。与此同时，还有冰冷和燃烧的炽热。女人仰面躺在地板上，双手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引导他的手指穿过滚烫的灌木，最终来到火焰中央的花朵面前。花蕊绽放，准备接受他。

“她叫什么名字？她的黑洞叫什么名字？”黑暗发出低语。“你的灌木丛叫什么？你黑色的嘴巴。你的长廊。还有那朵吃人的花。她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图德的女人在睡梦中发出疑问。他受到了伤害，等待和沉寂伤害了他，黑暗中的蟒蛇伤害了他，但他知道，在他说出性伴侣的名字之前，他是不可能进去的。“伊里娜，”落败的流浪者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太轻了，别人几乎无法听见。房间的墙壁似乎开始摇动，或者说，轻轻地摇动，危险地摇动，地板也随之摇动起来。窗户发出短暂的警告，或者说，窗户发出了一声短暂的叮当声。墙壁、地板，以及天花板缓慢地震颤。虽说缓慢，但还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伊里娜，”女祭司接纳他的时候重复着这个名字。“伊里娜，”女人一声叹息。“这是我的名字，千真万确。的确是我的名字。”梦游者轻轻地说，既幸福又放松，仿佛她突然被释放了。“伊里娜！我的上帝——这真是我的名字。”伊里娜呢喃着，与此同时，图德兴奋地抽送着激情之夜的岩浆。房间在摇晃，摇啊摇，摇晃，地震。火山口释放出气味和微生物，岩浆有节奏地跳动，随之四处喷溅；墙壁在摇晃，摇啊摇，晃动更为猛烈，但就在那时，伊里娜让他停下。“不，不是现在。”他再次回到女巫的手中，回到她的唇间。摇晃，平息，在她冰冷、生动的掌心里得到重生，在她湿润、发磷光的嘴唇间脱胎换骨。她修长的双腿随着他的身体颤抖，就像墙壁，窗户，地板，还有黑夜无底的乳房喷射出的火焰。“啊，伊里娜。”孤儿终于补偿了自己的罪恶，他终于平息下来了。“伊里娜，伊里娜。”灵魂得到拯救的小丑开始忏悔。他低下自己满是泪水的脸庞，打量着她兴奋的乳房，落败的头颅继续下探，伸向她无限的小腹，捕捉回音，得到认可；再向下行，为了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那张好说谎的嘴巴终于紧紧贴在那朵肉做的花蕊之上。

他痊愈了，他死了，他睡过去了，他醒了，最后的睡眠。飞机向左侧倾斜，座椅微微震颤，机舱内一阵恐慌。空姐外穿巴里纱长裙，里面一丝不挂。她站在他的面前，听从他的吩咐。她手中的银质托盘随着机身一起晃动。但是，她俯下身子，乳房光洁如玉，豌豆大小的乳头像小电灯泡。茫然的大眼睛，无法从中捕捉到任何内容。嘴唇抖动，露出了一排又尖又细的牙齿。她朱唇轻启。“请吧，”低低的嗓音，“这里可以。”女神的低语。“这里，在天上，我们可以。他们再也不能阻止我们了。这里，在天上。”脱衣女郎的低语。飞机开始旋转，一圈又一圈，越来越快。机身抖动，但低语还在空气中飘荡。“别那么紧张。我们在这里，在天上。我们可以——”托莱亚再一次感受到伊里娜贴在自己嘴唇上的双唇。她轻轻地咬着他，不断地低语，他快要融化了。不知什么地方，一支蜡烛在燃烧，房间飘浮在它昏暗的光线中。他打量着这个女人，她红色的短发散落在地板上，脑袋靠着他，嘴唇贴在他的唇上。她一丝不挂，白皙的皮肤，修长的身体，消瘦、苍白的脸庞，绿色的大眼睛，柔软的嘴唇，低语，贴着他的唇，低语，低语：原谅我。她舒展自己光滑的胸脯，从左到右，给他辨认的机会，给他亲吻的时间。一流的水果，柔嫩可口，的确——淡淡的紫色，坚硬，多汁，下面是一个长长的、苦涩的奶瓶。

“原谅我，多米尼克，”她的嘴唇此时紧贴着他肥大的耳垂，“是的，我偷看了你的钱包。知道了你的名字。原谅我，多米尼克。”——她开始重复使他苏醒的一整套仪式。多米尼克依旧懒散，依旧疲倦，他很虚弱，并不着急辨认自己的名字。他没有愿望去替代那个替代，去扮演替补的角色，因为，那个角色就是他本人，就是那个缺失的角色。不，不，他不愿意在自己的面具下苏醒——复苏瓶在轻轻摇动，但这不可能将他唤醒，不，对大地和高墙，以及昼伏夜出的月亮所怀有的恐惧不会强迫他重新做回他自己，不会把他带入虚无的境界。没错，他想念伊里娜。为什么要隐瞒？他们本可以成为夫妻，或许可以成为兄妹，可以更好地抵御仍然在蚕食他们的力量。现在，至少在现在，在这个灾难爆发的夜晚，当炼狱中的破屋遭遇灭顶的时候，当危险意味着自由的时候，他应该出去找她，应该找到她。经过了数次的阴差阳错，他们最终是可以走到一起的。“伊里娜和多米尼克，伊里娜和多米尼克。”女祭司滚烫的嘴唇紧贴滚烫的火炬，符咒从嘴里缓缓飘出。它慢慢增长，孵化，摇摆，抖动，地震。窗户随着醉酒的墙壁和地板摇动起来。她满嘴唾液、细菌和春药，她结结巴巴地吐出几句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咒语。他在火山的熔岩中再次苏醒，他置身于贪婪、湿润、沸腾的花瓣中，置身于非洲母亲的乱伦性爱中。在黑色、浓密的灌木丛中，在食肉动物如火的情感中，多米尼克痛苦地发现了囚禁中的修女强烈的欲望，震动，震动，伊里娜的哭声，沼泽的欲望。转移中一次失败的尝试，就是这样。这是对一个没有作用的名字的污辱，是无力的推断，的确，这个名字没有任何效用。他苏醒的时候已经从她的体内弹出，伊里娜无耻地哈哈大笑。“三个天使对付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这条母狗趴在地上大笑不止。“祖先，三个天使。一人对付一个孔。”——蜡烛在亵渎的旋风中熄灭。瞧！烛光也代表着愤怒和狂野的新生。愤怒和厌恶——厌恶自己，厌恶同伴，厌恶神祇，完全是一种异教徒式的野蛮的快乐；高声喊出自己的胜利，向独眼巨人宣战，那人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监视他的情感，他的思想，他的性活动。今天夜里，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地球开始震动，因为它憎恨那种乏味，那种在他过于耐心的后背上不断发酵，孵化，撤离的乏味。一条疯狂的猎狗趴在同样疯狂的母狗狭长的背上，像癫痫患者那样抖动着身体，向她雪白的脖颈、危险的屁股和红色的短发发起了进攻。他们大喊大叫，他们直接从这种非法的行为中得到了快乐，他们要向过去那么多的拖延和禁令复仇。没错，极度的愤怒，解放，以及自由、无约束、冷酷的快乐是一种疗法，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它可以帮助你摆脱冷漠的躯体、冷漠的名字、冷漠的灵魂带来的那份恐惧。多—米—尼—克，多米尼克高声喊叫；伊—里—娜，疯狂的红发女子尖声大叫。疯狂的节奏，直到灯火全部熄灭。他们昏昏沉沉，静静地相拥在一起；他们直到掏空了对方，直到疲倦、厌腻之极才离开对方的怀抱。

直到这时，面对分离的怨恨，对伊里娜的渴望才真的回来了。那个疯狂的夜晚，他们勇敢地摆脱了束缚活死人的死亡和解放，任由自己野性的情感，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血液奔腾；这个夜晚应该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尽管缓解的时间非常短暂——地球最后两次震颤之间的短暂间歇，只要能够拥有这个片段——最终，孤儿们应该能够报复所有的拖延，最后应该能够重新认识对方。

没错，他真的非常想念伊里娜，那个远在天边的人，假如她一直在遥远的地方，她是可以成为那个人的——恶犬多米尼克尖叫着。他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身边是那条母狗伊里娜，她摇晃着屁股，伸长舌头，舔着他的体液，他的皮肤，和他的头发。“头发，”小狗有些厌倦了，说起话来也懒洋洋的，“你以前不是红头发，什么时候改变的？”陌生人屏住呼吸，问道。“爱尔兰，亲爱的。我是爱尔兰人。”陌生人立刻做出了回答。“我保证，纯种的爱尔兰血统。”爱尔兰女人坚定地重复着。与此同时，她再次伸出又长又红的爱尔兰舌头，在他身上到处乱舔，直到累了才停住。她把头搁在双脚之间，嘴唇仍旧牢牢地贴着多米尼克，贴着他那个萎缩成了小手指头大小的衰老小蛇，她就这样沉沉睡去。

平静的时刻，没有感觉的时刻，漫漫长夜，仿佛一个世纪。突然，窗户再次开始摇动。托莱亚睁开眼睛，他很害怕，墙壁震颤着，又是一次地震吗？

也许，只是一辆卡车，或者，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行驶在刚刚苏醒的大街上。天亮了——受到惊吓的囚室依旧漠然。一切都静止不动，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起身，打量着陌生的房间，看着窗户，看着陌生的街道，然后，捡起散落在地毯上的衣裤，一件件地穿好。

女主人还在酣睡。赤裸的身体，完美的——完美的睡眠。现在，他看见了现实中的她：肥臀、细腰，健壮的小腿，光滑的脚掌，纤细的脚踝，苍白、瘦长的脸庞，嘴唇扭曲，显出邪恶的笑容，红色的短发，像塞特犬，白皙、过长的手臂。她一动不动，什么声音也没有听见。他向前跨了一步。尸体没有动弹，一动不动，非常完美。

她的沉睡太完美了，丝毫显露不出任何的冷漠和无辜。这个高级娼妓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吗？换句话说，她没有任何需要戒备的理由吗？也许，为了了解陌生人的身份、地址，以及其他一些有特色的细节，她匆忙搜查了他的口袋。其实，这只是一种缺乏礼貌的行为，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或者，只是出于好奇，甚至，是一种友好的表示，没别的。一种世俗的睡眠，一种完美的睡眠，仿佛在玛塔·哈里[5]的闺房里找不到任何可疑的东西。地板上到处散落着书籍、衣物，以及餐具，保持着地震破坏后的状态。

他随手翻阅了一下掉落在地毯上的几本书，然后，他打开抽屉，翻看文件夹、影集等物，他还在柜橱里乱翻了一气，他想找到那位伪官员的武器，或者，找到有关她秘密身份的文件。他不停地四处乱翻，他想看看，那个裸体女人是否真的一动不动，是否真的像服用了麻醉剂，摆着这种下流的姿势，让人无法捉摸地沉睡下去。他察看黄铜饰物、长筒袜、照片、毛巾、化妆品，还有鞋子。当一个陌生人在自己的房间里乱翻自己的假发、衬裙、内裤、裤袜时，上尉怎么能够允许自己呼呼大睡呢。难道地震的震级如此之高，以至于可以对抗警察的纪律，给予她无限制的假期，允许她无限制地沉睡下去吗？

不对。他没有发现化装所需的道具，也没有找到左轮手枪、制服，或者，秘密指令和报告。但是，他知道，他之所以一无所获，原因在于搜查行为本身的前提：搜查的结果没有任何重要性可言。证据的缺失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证据非常丰富，伪造的证据比真实的证据更加令人信服。不，虽然她的沉睡像迫切、饥渴、鲁莽的爱情游戏那样贪婪，那样轻率，但这并不能使女模特儿摆脱那份怀疑，因为，现今，任何人都没有被赦免的权利。

在离开之前，他竖起耳朵，又听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她一动也没有动。他疲倦地离开了苏醒室。他倚着门站着。黎明时分，灰蓝色的天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夜色仍旧在破败的城市上空流连忘返。他看不清楼梯，只好划一根火柴，借助微弱的光亮朝楼下走去。但是，他又折回来，读着嵌壁式大门上的名字。名字雕刻在一小块铜牌上：佛朗西斯卡·波普。火柴灭了，他又划亮了一根。佛朗西斯卡·波普。芭蕾舞女演员的名字明白无误地写在通往陷阱的大门上。他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将其记忆在脑中；然后，又读了一遍。“伊里娜！怎么会这样！红色的洞穴。爱尔兰嘴巴！爱尔兰塞特犬，哼！这头吃人的野兽，这个女巫！佛朗西斯卡·波普·达西斯女巫！爱尔兰人——哼！一个骗人的商人！”游荡者走到楼门口的时候，嘴里还在不停地嘟囔。他走到大街上，走进了现实的世界。

“伊里娜，怎么会这样！许门[6]的伊里娜！”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早晨，虚幻的凉风扑面而来，他恢复了活力。“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哼！芭蕾舞女演员玛塔·哈里！”行人不断重复着，想让自己暖和过来。

一个小时之后，再也不可能找到这个绿色的楼梯，不可能找到这栋公寓楼，也不可能找到这条林荫大道，不可能找到佛朗西斯卡·波普这个名字——对此，他十分肯定。这一切都将消散，消散在蜂房般黑色的迷宫里，消散得无影无踪，而蜂房里却会孜孜不倦地上演日复一日的劳作。他自己也会消散。他匆匆前行，想尽可能快地消散，消散得无影无踪。在那个即将消散的夜晚，在那个冻结的黎明，那个将他驱散的黎明。

他继续前行，在那个灰暗的时刻，那个攻击一触即发的时刻。

他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癫痫般的战栗，无法突围的包围圈。

夜色，虚无。附近传来塔吊作业的声音，在反射镜的光束照耀下，未来“白宫”——模范聋哑人马戏团——的建设工程正在进行，模范协会的模范会长将坐在这个宝座之上！夜晚，在车辆履带式轮子的碾压下，街道疲倦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车上运载的是大理石板，各色水管，燃油桶，预制板，镀金的门把手，将军们闺房里的水龙头。模范的哨兵，模范的被监视者。飞溅的焊花将夜空撕得粉碎。

黑色的天空清澈见底，星星寥寥，难觅月亮的芳踪。夜色中，任凭如何寻找，交谈的对象始终不肯现身。

有时，他似乎感觉到有个黑影在密切注视着他。午夜过了，噩梦的时刻，托马的时刻。

“人类有能力完成各种事情，猎人托马·A.托马。你可以在归入可疑档案的那些报告中引用这个老掉牙的说法。囚犯们几乎根本来不及去弄明白命运给他们安排的运行轨道。他们几乎无法评价那个被称作人类的畸形标本。有谁比你更清楚他们的失败和他们的无助？但是，万恰？人们怎样评价我——浮游生物万恰，从前的老师万恰？”

他的脸上会露出笑容，这个对话令他感到幸福。他脸上显现出那种会意、自足、狡猾的笑容。

梦游者托莱亚感到，在他的房间里，除他之外还有别人。

“我告诉你，万恰先生，我对你不感兴趣。我以前向你打听过亚努利，那个患有强迫症的老家伙。”

“我不认识他，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认识这个亚努利。我从来没有机会认识他，我也不想认识他，没有那个必要。不，我不认识亚努利，我对他没有任何看法。什么也没有。”

他双手捧着脑袋，这样，他就听不见自己思维的声响，这样，他就可以独自一人留在黑暗之中。但是，过了许久之后，他再次把头抬了起来。一个奇怪的东西在黑暗中闪烁，像隐形人嘴里的一颗金牙，像鬼魂太阳穴上流血的伤疤。无言的雪崩之后，一片寂静。窗子渐渐融化在淡蓝色的黎明之中。

“你真的不认识亚努利？绝对不认识？也不认识他的夫人？她跟我们一起共事了……”有人打出一个颇具骑士风度的手势，算是对这种无价的记忆表示出的一种尊敬。

“亚努利，亚努利。我见过他几次。我的意思是，我在街上，在剧院，看见过他。我不记得还有什么别的地方。但实际上，我并不认识他。我知道的事情人人皆知，就是亚努利的传奇故事。一个年轻的书呆子，突然对革命痴迷起来，离开家乡，前往山区参加战斗。在那里，他负了伤，离开他古老的家乡希腊。战后不久，他来到这里，来到了东方世界的门户。他现在病得很重。这就是我听说的内容。大约一年前，我在街上遇见他。他面色苍白，骨瘦如柴，头发凌乱。像一具骷髅！不，我不认识他。但是，埃米利亚——咳，埃米利亚……”

胡说八道。这些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根本不应该说出来，连想都不应该想。或许，我们的思维可以被诠释；或许，这种技术已经很成熟了。那个模范协会是否已经拥有了这种无形的仪器，并且可以任意使用呢？我们不应该总是问自己谁是魔鬼。不应该胡说八道。探子就喜欢打听这些事情。

托马已经不在了。他准备张口大喊“不，我不想这样，我不想”，但是，就在这时，他面前出现了一个人。

“你——你就是魔鬼。你是拯救我们的人。你，大家爱戴的人，吃人肉的人，山里罕见的野花，讨厌鬼……”

埃米利亚莞尔一笑，仿佛并没有听见这声低语。她微笑着，她就在身边；你只要伸出手臂就能够碰到她。很近，很近，就像他一直希望的那样。最后，就在这里，没有目击者。一个火花就足够了，接下来，病态的奢望将最终遭遇报复。最后，他离开那个不可能实现的时刻只有一步之遥。他应该跟她讲些别的事情吗？把一切都告诉她吗？不同的思想，亲爱的，听！我的脉搏在疯狂地跳动，隆隆作响，像丛林中的敲鼓声，血液在血管里发疯似的奔腾、撞击，为了纪念我亲爱的！

埃米利亚没有听见，或者说，她听见了不同的声响：她依旧宽容地微笑着。“你——你是魔鬼！你的冷漠，你的幸福，都是无法遏止的……你这个熟得发烂的仙女，你这匹发情的母马。太完美了，像伊甸园里的禁果。原始粗犷，贪得无厌。像光，像死亡，就这么简单。你，受人景仰的讨厌鬼，人见人爱的家伙。”

教授不堪重负，陶醉在这些没有说出来的话语之中。他大汗淋漓，奇迹般的时刻让他发疯，这个时刻将要远去，将要消亡。“情感——这就是我的全部。暴风骤雨般的情感，修女。情感在毁灭我，在让我发狂，在让我灭亡，宝贝。”

他再也没有勇气把头抬起。托马，那个被人雇用的探子，消失了；同样，伊里娜也已经无影无踪了，带走了她那令人难以理解的青春期头痛病。托莱亚丢开车把，在空中飞翔；老马尔加，退了休的加夫通夫妇；阿根廷的米尔恰·克劳迪乌和他那面无表情的阿斯特丽德，以及那个为聋哑人服务的摄影师，人称塔维的地下分子奥克塔维安·库沙——所有的人，消失了，全部。

“你为什么大笑？无路可逃，不是吗？没有必要让这出戏更加复杂化，不是吗？你嘲笑我们的懦弱的谨慎。在你的笑容里，除了傲慢和开心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内容吗？只有这种麻木带来的胃胀吗？在这种状态下，贪婪的娼妓，死神，他们发出满足的咆哮。麻木是一种长生不老药，你，你那发着磷光的大腿，你的嘴唇，你的乳房，还有你的滥交，那些大大的、天真的、原生态的眼睛。你，亲爱的，宇宙大娼妇。”

作者疲倦地缩成一团，思维也随之放慢了脚步。他的脑瓜似乎依然在发光。火苗渐渐旺起来，一种病态的震颤，但他的思想却越来越模糊，稀释，继而短路。

埃米利亚坐在一张简朴的桌子前面，胳膊肘放在光滑的桌面上，年轻的头发翩翩起舞。那难以忘怀的脸颊，轮廓分明，那双眼睛，啊，是的，那双眼睛……他低下头，飘忽不定的思绪降低了他的自满情绪，没有料想到的忽略使他的羞耻之心油然而生，他缴械投降了。“你是智慧女神吗？没有个性，没有制约？只有突然而至的纯洁情感吗？我是多么期盼这次会面，企盼最后的奇迹！胃胀的感觉，这个时刻带来的极度兴奋，就这些。没有别的：麻木的胃胀。但是，他，危险的亚努利，他是失败的化身吗？但是，亚努利同志又怎样了呢？”

她没有听见他的话。低低的呻吟声没有触及她的耳畔。众神庇护她，让她的耳朵可以屏蔽这种痛苦的干扰。崇高，完美，她对这种哀号充耳不闻。聋子；聋得像根萝卜！

沉睡者微微一笑，心底里因为这个苍白无力的明喻而泛起一种内疚的浪花。尽管如此，他很是得意，因为谁也没有听见他说的话。

埃米利亚还在笑。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始终在变，线条发生微妙的改变，色彩演变着无法捕捉的迁移。他已经见过她许多次了，也听说了很多关于她美丽容貌的评论，但是，她的嗓音，不，他从来未曾听到过她的声音。

埃米利亚在桌前站起身，在一只胳膊肘的支撑下，纵身一跃，盘腿坐到了桌上。他认出她了：没错，是她，像年轻姑娘那样，穿着一条牛仔裤，那种常见的薄如蝉翼的上衣，仿佛根本不存在。

她打量着他，也允许自己被他打量。走近一点，一步之遥，伸手即是。她打算说话——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很深沉的声音，按照人们的描述，那种发自心底的声音，能够点燃空气和话语的声音。

“亲爱的，你跟我很像。我的意思是，你过去，你本应该这样。你缺乏足够的力量，你不够勇敢。你其实可以——你很想，承认这一点吧。你不知道在窘境中究竟需要多少力量，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你对我有所期盼，但程度不够。虽说你的确经常对我产生强烈的欲望，但你却像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坚持呢？香槟，舞女的大腿，低级庸俗的笑话——你真的可以成为一名夜总会的歌曲作家！那些女人，包括年轻的女人，她们纵容你，娇宠你。你自然可以拥有这么好的面容了。变化无常，轮廓鲜明。天赋？只有我才有天赋！你只是找到了某种可以让你外表显得较为聪慧的东西。列夫琴科夜总会的歌曲作家！或者，阿托米卡夜总会，或者，色情俱乐部。一个国王，一个真正的巨人！像我一样，女巨人……”

听上去不像是在开玩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女巨人甩开巨大的双腿，呼呼生风。如果……会怎样呢？突然，梦游者意识到了错误，意识到了不和谐。不对，那不是女巨人的声音。一种令人怀疑的后期同步录制。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柔美、精灵般的嘴唇，它们一张一合，闪闪发亮的牙齿，它们的光泽像子弹。那个声音：什么？为什么？是否？那不是她的声音，不可能是！

你跟我一样，你可以跟我一样。当你仍然拥有这种选择的时候，教授，你本来是可以跟我一样的。你可以拥有这种天分。但是你没有。你现在深陷困境，你是个残疾人。你是对的：你的确应该得到一点奖赏，我知道，一点疏漏。我要补偿你。你会拥有那个时刻，呼吸一口空气，就这些。现成的骗术。我们的人生旅程十分短暂。你应该遭遇这个小小的欺骗，一个甜蜜的嘲讽，哇……

她当时肯定想哈哈大笑，但是，她巨人般的大笑并没有开始，不可能开始。那个声音是借来的。是他的声音，实际上是他的！多么狡诈的骗术！很难辨认出你自己的声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的确看见她娇美的身影朝他走来。她轻轻一跃，从桌上下来，双脚站在地板上。最后，看见了她的全部。修长的双腿，凌乱的头发，太阳穴处却梳理得十分平整。她两只纤细、柔软的小手合在一起，她好像在寻求别人的宽恕，或只是想安慰他，让他准备好，迎接即将来临的幸福，这样，当她离他越来越近时，他能够接受她年轻的双眼发出的光芒。

她朝他走来，但不知怎的，他失去了他们间的接触。他感知到她那飘逸的脚步，她那张微笑的脸庞，但是，他们之间却始终有一段距离，她的身影也有些模糊。他想向她伸出双手，但毫无意义。他感觉到了这种断裂，这种暂停。身边的阴影重新现身，再次填满了一种婆娑作响的邪恶希冀。

好像发出了一个信号。是电话的铃声，门铃声，还是闹钟的声音？邻居，邮递员，或者，大楼的经理？就这样，一切回到了开始——来自另一天的声音。

他们之间仅仅一步之遥，但他明白，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女巨人。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一切均无济于事；这一天拖着他，拖着他一步步走向她那个破旧的避风港。他恢复了理智：再也无法逃脱。

“我们的合作者。”托马就是这样把她介绍给他的。那么说，他会再次找到她。他会再次找到所有的人：他只需要密切关注，及时辨认出他们，这样，他就可以接近他们。

他微微一笑，准备迎接新的会面。哇，现实中那些可怜的学徒——他们应该得到他朴实的参与，应该分享他不确定的努力。

即将睁开他的眼睛。无限的春风吹在眼睑上，清晨伸展开长长的手指，给他带来了冰凉的感觉。

日常的噪声从户外传进室内。他已经准备好了。

故乡，儿时生活过的小镇，树木环绕。高中老师沉醉在春天和忧伤的山谷之中，他像一颗星星，从天而降；在这短暂的时刻，外省的少年们为之迷惑。彩色的围巾，连珠炮似的反驳。他总是显得急躁、倦怠，格言警句源源不断从他嘴里喷出，身后跟着一批形形色色的年轻人——没有经验、混乱无序。向前跨一步，走进教室，把点名册扔在讲桌上。他总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四处张望，打量那些一无是处的学生。因为恼怒，他嘴唇向下耷拉着；因为厌恶，他目光集中。他经常用食指指着一个笨学生，让他起来回答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观众陷入紧张的沉默之中，他们既兴奋又担心，惶惶不安地等待着灾难的降临。然而，教授没有这份耐心。他厌倦了，目光转向窗外。突然，他站起身，在黑板上写下下一课的标题——巨大的白字，仿佛为白痴而写——转身离去。他甚至连点名册都没有带走。翻开的名册静静地躺在讲桌上，而那把椅子却仍旧在颤抖。小丑般的老师把自己消瘦的身体包裹在奢侈豪华的服饰里，一阵风地走了。

但是，到了下午——哇！在大街上，在影院的门厅里，在通往河边的林荫小路上，都有托莱亚的影子。他无处不在：他是青少年追逐的目标。他身后的队伍庞大、复杂，有白痴，有获奖者，有追逐时尚的少女，甚至还有年轻的女士。

他怒吼，他讲故事——不断变换嗓音和形容词：据说，首都的学生被酒精折腾得筋疲力尽，决定组织起来，拒绝付费，从酒吧集体大逃亡；去年，爵士乐节期间，发生在纽波克纽波特的事情；女演员梅里最喜爱的毒品；某人是如何完成一部奇妙的小说的，是如何结尾的，故事开始于一个早晨，两个便衣逮捕了公民ABCK，没错，是K先生，在布拉格，一座滑稽、怪异的城市，《审判》，是的，是的，著名的小说，奇妙的小说；外交官奥马尔·奥马尔，或者是奥尔登·艾尔德·艾尔森乘坐的飞机是如何在肉末烧茄子十分流行的神秘的中东地区被击落的；当有人建议教皇对希特勒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教皇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对某某的传言，那个事件发生的始末，正在酝酿的动乱，如果某地、某时——没错，就这些！

晚间时分，在他那个记账员朋友，或是喜爱赌博的律师，或是酗酒的音乐老师施奈普斯，或是某个夫人的家里，听唱片，翻看相册、年鉴，或是讨论占星术。这些教育马戏团的一伙人，白天在课堂上表演，他们的人数不断发生变化，他们内部也有矛盾，但从下午一直到晚上，甚至到第二天的黎明时分，他们从各种杂技节目中获取能量。

偶尔，他和某个身体还处在发育阶段的小妞一同外出。一个秃顶的话匣子，保持着一份警觉，满足于淫荡小猫的笑容，陶醉在飞舞的百褶裙下。但是，在整个季节里，他全身心地投向了市长雕塑般的夫人！他还跟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吸毒鬼交上了朋友。他们三个一起出出进进，好像希望正式公开这段男女私通的丑闻。当地人对他爱恨交加。

在外省的那段日子里，被称为托莱亚的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代表着一个标志性的形象，与他并列的还有市政厅大楼上的钟表，以及小镇每日神话中的丰富多彩的人物，对吗？他被迫离职一事提升抑或是降低了这个波西米亚人的地位？当然，问题接踵而至。纨绔子弟老托莱亚这一次有些玩过头了！他离开了教育团体，这一轰动的事件应该可以给那些熟悉他的人提个醒，他在公众场合表现出的种种轻浮、怪异的举止预示着什么，与这些行为格格不入的又是什么。比如，他对母亲的依恋已经达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他对她关怀备至，就像呵护一个饱尝疾病折磨的人。他从不抱怨，甚至不曾说起此事。此外，他不喜欢提及那些非正常的交易，为了使母亲免遭极度的贫困和沮丧之苦，为了使母亲躲过寡居带来的污辱，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一个相貌俊朗的男孩，无论何时，都应答如流，这就是早年的托莱亚·沃伊诺夫！面对女同事贪婪的犬牙，他只能卑躬屈膝。起先，在图书馆，女性读者极具挑逗的纸条将他围困。接着，在音像商店，周围是专卖纽扣、香水，以及女士内衣的各色店铺。后来，在女歌手——从前的独唱演员——的个人摄影室。有人说，他在此停留了片刻，她不肯放弃他，他从她的庇护所拿了一些钱财，然后径直朝学校走去……在学校里，真让人吃惊！在整整五年的学术生涯中，面对那些强暴他的异性，他变得胆怯、躲闪、冷漠。他遭遇的种种不快颇具嘲讽，表示出一种倦怠的漠然。后来，他的古怪行为似乎引起了人们的猜忌，一时间，流言蜚语传遍了大街小巷。他避免跟任何人有过密的交往，避免跟任何人亲近。

也许，这种不合群的迹象，连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也许，他对自己的了解还不够深刻；也许，他并不知道，他应该小心留意自己即将发现的一切。

在年轻的学生——后来成为教师的托莱亚——眼里，青春期的少年是多么的慷慨啊！一种真实的补偿，一种重生！在各种年龄之间、在两性之间的灰色区域，跳动着怎样的弱点、危险和期望啊！是的，在两性之间，因为，所有在年龄的大门前摇摆的少年依旧拥有某种女性的柔弱，一种迷惘的萌动，与此同时，他们可以使你摆脱枯燥的反感。这种厌恶很久以前你就习惯了，它来自女人的闺房，来自她们的声音、衣物和肉体。她们娇美的迟钝，以及她们的贪得无厌，在逐渐消失的情感策略中得以平息，继而在异教徒似的肉欲和家庭的虔诚的融合体中爆发，对吗？她们都似乎预言着财产契约和婚姻契约的乏味，对吗？另一方面，在少年的慰藉中，你获得了轻松，获得了持久的轻松！仍然有能力兴奋，有能力恐惧，也有能力屈服……

无论接待员万恰的长篇大论显得多么轻浮——万恰老师漫谈的琐碎小事——都足以证明，在这个充斥着替代的世界里，替代与日俱增；足以使人意识到，至少托莱亚嘲弄的是他自己，不是他人。现在，他早已被揪出来了，早已受到了惩处，并且被置于监督之中。在此种情形下，虽然轻浮一词在这个充满无聊、压抑的严肃的世界里，正在逐步获得一种新的活力，但是，谈及这个话题显然不甚妥当。自由的一种形式——无论多么异常——当然，十分弱小，但却未被击垮。至少是一种刺激物。起码是这样！但是，假如这朵芬芳的小花落入模范协会的手中，那会怎么样呢？假如他遭遇到那个组织为他埋设的陷阱，那会怎么样呢？在这个混沌的地下世界里，没有机会，只能听其自然了！

一个夏天的夜晚。斯特凡·奥拉鲁遇见一位老同学。一个似乎是夏天的晚上，在一个似乎真实的小亭子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亭子上竟然还写着几个字：新出炉的馅饼，但实际上，这里出售的只是些替代品。外表怪异的三明治：两片自称为面包的橡皮，地狱的烈焰将其紧紧粘在一起，火舌在中间游走，像小猫嘴里薄薄的红舌头，像闪光、柔滑的树叶，一个纯粹的替代。现在，你的老同学斯特凡·奥拉鲁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身材高大、表情严肃、永世不朽的绅士。他立刻走过来，神情轻松，精辟的判断力将你征服。他不时地搓着自己巨大的手掌，仿佛想让它们苏醒过来。他不时地调整自己的眼镜，镜片很薄，架在斯特凡·奥拉鲁雕琢完美的新面具上。

是的，他承认了。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承认呢，他听凭自己享受成功的满足。他是工程师，工作勤勤恳恳，是单位不可或缺的人才。他生活节俭，没有任何幻想，对自己过去有限的收获颇感懊恼；为了生存，他只能干些常见的把戏，没有遭遇什么大的麻烦。这是一个闷热潮湿的夜晚。整座城市煎熬在地狱的油锅里。两个老同学谈论着其他的同学。某某发了大财，能想到吗？某某已经成了著名的医生。没错，我说的就是他。某某莫名其妙地自杀了。接着，又谈到了那所旧学校过去的老师。

“托莱亚怎样了？你听说过他的事情吗？”

不知道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但是，答案是由工程师提供的。

“啊，这可是一件丑闻。也许你有所耳闻。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如果——”换句话说，他不仅是一个疯子，而且还——

“咳，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没错，法律，国家要求公民行为规范。法律是保守的：它在许多方面对公民起到了保护作用。当然，它也允许某种变通存在。没错，在这个国家，我们的确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必须约法三章。如果放任自流，老天保佑！瞧瞧我们傲慢的对手，看看他们那边是何种情形！自由、集中。这里，我们有行为的标准——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我们这里甚至有足够的变通手段，但你必须知道如何发现，如何获取，如何为你所用。

“你看，我是在一年前遇见他的。跟今天的情形类似，也是在街上巧遇。我并没有料到那个疯子老师能够认出我。但是，咳，可以说，他对我几乎是了如指掌：他说，我头脑清醒，因此，我事业有成，他对此十分佩服，等等等等。我们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你知道，这只是出于礼节，人们都会这样做。后来，你能相信吗？他打电话给我了！不止一次。他不停地打。真让人难以置信！他完全变了：悲伤、疲倦、孤寂，有时还有些恐惧。他特别客气，让人感觉有些做作。先生长，先生短。我真是倍感惊讶。现在，我对此已经习惯了，仿佛打电话找我的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亲戚。他一个劲儿地说啊，说啊，他丧失了所有的审慎和骄傲。这么多人，偏偏是他在抱怨。你知道，他过去是何等的傲慢。但是，现在，他不停地抱怨，说自己非常贫困，说自己年事已高，没有亲人，说自己这一生非常失败，还不如那些愚蠢的可怜人，就连他们也过得像模像样。你简直不敢相信，但有时他的确跟我谈到他的母亲。没有任何顾忌。说给我听，说给一个陌生人听！他咒骂、哭喊、开玩笑；他呻吟，他坦白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忏悔，像一个小孩子。你能想象高傲的托莱亚用那种忏悔的声调跟人交谈吗？”

没错，那个忏悔的问题出自那个难以捕捉的工程师，那个傲慢的说谎者。痕迹、寓言、编造。化装舞会的模糊场面。

托莱亚是一个替代吗？事情每向前发展一步，这一点都得到了证实。某个地点的地标，内部的象征，真理和欺骗互换位置，相互支援，两个脑袋，两条尾巴，两张脸，两个面具，颠倒的身体，丑陋不堪，一种幸福的痛苦。

瞧，这么多年过去了，疯子的身影出现在附近，他又回到了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小镇。

火车晚点了。在倦怠的黄昏里，只能看清车站的轮廓——古老的建筑，深红色的花岗岩。很快，像过去一样，夜幕降临在寂静的山区。满地的煤灰，幽灵放下手中的旅行箱，抬起头：是的，他已经到了目的地。他认出了眼前的一切——砖墙、金属柱子、肮脏的玻璃房顶。

现在，他来到了公交车站。毛皮帽子，购物袋，方围巾，包裹。等待，等待，越聚越多，他们拥挤在一起，中心是一个关闭的售货亭。有时，这里出售香烟和饼干。

等了近一个小时，公交车终于出现了，车头的大灯在黑暗中发出耀眼的光芒。它摇摇晃晃，喘着粗气，吱嘎吱嘎地开过来了。车门哐的一声打开，车轮带走了那些疲倦的乘客。

几乎报废的汽车面对这么多人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它沿着弯曲、泥泞的街道十分吃力地向前运动，在道口停了下来。它驶过大桥，气喘吁吁地爬上两边种植着杨树的公路。在这里，在这个通往城区的弯道上，他总会产生一种到家的感觉。

无论是在上学的时候，还是在其后的岁月里，每次返家，这辆快要散了架的老破车在高耸入云的杨树间摇摆，最终抵达弯道上的那个点；从这里开始，路面突然变得更加陡峭，前方就是城区，重新发现的旅程拉开了序幕。始终是同一个地点，始终是不同的时期，始终是同样的年纪。弯道的前方有一个中途停靠的车站，这么多年了，公交的运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公交车会刹车，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一栋带绿色玻璃窗的漂亮小屋前停下。他能看见两个座椅，还有成堆的破布、纸张，以及电线。几个乘客下了车，其他乘客上来了。车厢内还是那么拥挤，老破车发动不起来了。突然，车门口台阶处的一个乘客发火了：“你个傻瓜，你在干吗？没看见我在往上挤吗？”那个傻瓜又矮又壮，一张苍白的圆脸，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粗布短外套。他吃惊地瞪大了双眼，没有作答，而是往一边挪了挪，给那个粗鲁的家伙让出地方。乘客们使劲儿地往里挤，这样，那个大喊大叫的家伙就可以上去了。“别挤了，你们这群白痴，别再动了。”像往常一样，争吵随时可能爆发——谩骂和拳脚。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太疲倦了。尽管如此，那个可恶的家伙仍然没有放弃，他嘴里一直在骂骂咧咧。好斗、傲慢，应该给他一记耳光。一只脚站在台阶上，外套敞开着，两只手各拎着一只巨大的箱子。那两只箱子非常显眼，都是真皮的，上面贴了几十个五颜六色的标签，好像这位乘客是从蒙特卡洛来的。车上的其他乘客之所以默不作声，之所以骂不还口，或许是被他的这身行头吓住了。他身上那件漂亮的外套是驼绒的，颜色也是驼色，非常柔软。那头骆驼的脖子里飘动着一条迪奥牌的大围巾，红、绿、咖啡色相间的格子图案。那个往上挤的家伙嘴里不住地骂着——骂司机，骂乘客，骂灰尘，骂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环境，一个劲儿地骂，没完没了。

幽灵抬起那颗光秃秃的脑袋，扬起那张整洁的罗马执政官模样的脸。他谁也没有看见：他没有时间关心琐事。他满头大汗，怒气冲冲，他没有时间关心琐事。

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那两只漂亮的箱子和阔佬穿的衣服是哪儿来的？颠簸，老爷车，咯咯作响，老爷车，沿着泥泞、狭窄、弯曲的街巷向前驶去。全体乘客都沉沉睡去，他们被打败了，他们又聋又哑。只有那辆老爷车一路呼啸着，呐喊着，翻滚着。他站在那两只装满了魔术器材的箱子中间，一只手抓着吊杠，另一只手不停地舞动着那条巴黎的围巾，他的怒气和杂耍表演让车厢内的空气也燃烧起来。他摇摆着双手和脑袋，骆驼色的外套在竞技场内飞舞；托钵僧没有足够的空间，没有足够的空气，也没有足够的掌声。他居高临下——他始终是那么孤独。永远孤独，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奥列斯特同志：

你说得对，可以跟奥尔坦萨·特奥多休联系。她活泼，好奇，善于打探别人的事情。用你的话说，她无孔不入。我建议她使用万能钥匙这个化名。她恰好住在这个大楼，这是她的一个优势。我们相处融洽，不单单是那种经理和住户的关系。跟她丈夫打交道可能会更困难一些，他是一个傲慢的家伙，一个目中无人的暴发户。他们夫妇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暴利，但是，万能钥匙没有因此而丧失自己的谦卑和尊严，她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社会地位。我知道，她很聪明，乐善好施，而且很有手段。她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实际上，她对一切事情都很上心，她喜欢这样。从她对医生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她了解他的特点，也知道他的那些小把戏。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有些依恋他，但我知道，她已经意识到他阴暗的一面。我们的民族特色在奥尔坦萨身上得到了体现，换句话说，人们称之为好与坏的两个方面密不可分。这是我们国家一种独特、受人追捧的特点，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万能钥匙认识到，每一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付出自己的努力，这样才可以获取一张床，一块面包。用你的话说，在我们的国家里，凡是呼吸着空气的人都已经付出了，或者，将要付出他们应尽的义务。正如你所说，万能钥匙也明白，医疗档案就像档案本身一样重要。当她接受任务的时候，她哈哈大笑。从我们第一次接触开始，她允诺给我的叔父米哈伊弄些进口的药品。我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下个星期三，我们约好在咖啡馆见面。

教授心存疑虑，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许多次了。在一切显得毫无意义的时候，在他古怪的职业一钱不值的时候，沮丧和孤寂填满了他的内心。奴隶的特征是担心死亡，而主人的特征则是具有冒险的意愿，是吗？恐惧或是冒险代表着他那冥顽不化的孤军奋战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同一时间进监狱？为什么我本人要躲避牢狱？为什么我不高声喊出自己的憎恶？

夜色走进他梦乡的阴影，甚至还有白天时常走进他视线的人们，他们不断重复着同样的短语：“陌生人，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干涉他人。局面不会因你而改变，否则，一切早就变了。把你那些闹心的问题都忘了吧！正在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重要，预测未来是不可行的。”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他想到大街上去，想走进春天，卑贱的苍生正在其中苦苦挣扎。他想看看自由的力量对束缚的幽魂所产生的作用。他乘电梯，乘有轨电车，乘无轨电车。换句话说，他走上大街，进入天堂。带着一个念头：他最后要到剧院去。他瞧着肮脏的街巷，打量着周围疲倦的面容，感受着户外不安的躁动。他在一个售货亭前停下脚步，像一只焦躁的蚂蚁，站在队伍的最后，等待一杯无味的饮料，以及隔夜的三明治。切片面包替代圆面包，中间夹了一薄层红色猪肉替代萨拉米香肠。人们机械地向前移动，沉默不语，流着口水等待着猎物。

轮到他了，刚伸出手，有人拽住了他的胳膊肘。

“你在干什么？买这种垃圾吃？”

他转过身，感觉有些害怕。这个严厉的声音属于一个严厉的男人。他应该认出他来吗？难道不应该吗？

“你是准备去什么地方吧？为什么眉头皱得那么紧？”

“是的，我准备去剧院。碰碰运气。也许能弄到票。”

“好极了！那为什么皱眉头？去哪一个剧院？”

“国家剧院，还能去哪一个？”

“看什么剧？”

“不知道。我还没有买票呢。但愿运气不错。”

“怎么会这样，老朋友？去剧院就像是去海滩？不知道上演什么剧目，不知道导演是谁，其他一概不知？”

“别说笑了！国家剧院，这等于说，那里上演的是国家的剧目，就像在法国国家大剧院，那里——”

“好吧，好吧，但这也不是皱眉头的理由吧。不管怎么说，我不会耽搁你的。再说，时间还充裕，我们可以一起走走。我们现在见面的机会不是那么多了。30年的和睦相处，哈哈，是的，就是这么久。我们30年的战争。你在谈论自己的一生！”

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佛尼克。精辟的判断力，冷酷的客观，却是神经质的类型。他不时地搓着自己又大又干的手掌，还一个劲儿地去扶自己的眼镜。他谈到了自己的家庭。他的夫人和那些在餐馆、法庭，或是其他什么场所的人不一样，从来不在口袋和皮包里塞满准备付小费的零钱。当说到他的儿子时，谈话中断了。如今的年轻人实在难对付。至于奥拉鲁工程师，他完成的工作量可不少，他现在可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了。他们在通往剧院的街角处停了下来。佛尼克朝一位从他们附近经过的女士点头致意。教授在她走近之前早已注意到她了。

“那位女士是谁？”

“嘿，一个熟人。没什么。”

佛尼克准备继续讲述他的家史，但此时托莱亚已有些心猿意马了。那个穿牛仔裤的女人已经在前面拐弯，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是谁？”

“只是一个……埃米利亚。这不重要。埃米利亚，我想，她是叫埃米利亚·亚努利。”

佛尼克似乎准备继续往下说，但是，跟他一起讨论的人已经快步朝剧院方向走去。他加快步伐，想追上那颗彗星。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那个漂亮的女人已经不知去向。

剧院门前的人行道上熙熙攘攘。这个来剧院看戏的人直奔票房。一个鬈发的年轻女子正和一个头发梳成环形发髻的年轻女子聊天。想看戏的人把脑门贴在玻璃窗上。那个女子根本不予理会。想看戏的人挑衅地咳嗽了几下。

“你想要什么？”

等到他回答的时候，那个女子早已像弹簧似的把脑袋掉转过去，面对着身边的另一个女子。我想让你告诉我，佛尼克·奥拉鲁究竟是什么人。男人的话语已经到了嘴边，就要结结巴巴地说出来了。我没有时间跟他当面核实一些他自己的事情，我想知道那个同志到底顶替的是谁。我加快步子，想赶上那位童话故事中的姑娘。我的确加快了步子，但机会却丧失了。一个丢掉的机会。男人嘟囔着，显然有些恍惚。

“你说什么？”

“没有，我还没说话呢！我想买一张票。”

“什么节目？”

“咳，一个失去的机会。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就要这个。”“什么机会？是什么？”

“好吧，今天晚上的演出。”

“今天晚上我们上演《一封遗失的信件》。”

“对，就是这个。《一封遗失的信件》。没错。今天晚上的。”

“今天晚上的全部卖完了。”

她回过身去，继续和她左侧那个呆板的姑娘说笑。她告诉她说，那个和马里亚纳群岛同居的利比亚人给她买了一双小靴子，她转手卖给卡蒂了。那双鞋太小了，所以，她通过一个在学校读书的表姊妹卖给了别人。

“卖完了？你这话什么意思？这是国家级的戏剧，是国家剧院的里程碑！每个季节都在上演，没有结束。”

“我告诉你吧，不是每个季节！有的时候根本不上演。如果你想知道实情，我告诉你，这出剧根本没有得到批准。实际上，有人说，这个演出季将提前结束，原因就是这出剧，所以，这里不上演了。”

“照你这么说，我们的行为依据是谣传喽，不是吗？这个剧目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只要这个国家仍然存在，我指的是我们这个可怜、可笑的小国家，这个剧目就不应该结束。禁止该剧就等同于封杀这个国家，小姐。我们不能轻信谣言，不能按照它们——怎么能让这个剧成为过去？怎么能让它成为一个失落的机遇？决不可以！我指的是这出剧。它是经典。不管怎么说，它是经典，小姐。”

“对，你说得没错。正是因为它是经典，先生！先生，人们蜂拥前来观看。别耽误我的时间了，我还有事情要做。我告诉你：我们一张票也没有了。抱歉，我帮不上你的忙。你真是不走运。”

这个来看戏的人并没有离开窗口。售票员不再理会他，但她也做好了准备：如果他再啰唆，她就立马打断他的话。然而，虽然这位顾客不肯离去，但他已经不想再问任何其他问题了。“不走运，哼！一个丢掉的机会——不走运！这就是国训：不走运。哼！我们总是不走运——除了这个没别的了。我们的特色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女士！没有办法对付这张不走运的猴子脸。”

也许不该这样：他并没有力量应付这样的吵闹。毕竟，夜晚已经够慷慨大方了。佛尼克同志及时出手，使他免遭消化不良的折磨。然后，他又给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还算有趣吧。接着，佛尼克又跟一颗路过的耀眼行星打了个招呼。没错，这是个温馨的夜晚，仿佛置身于上帝充满奇迹的伊甸园里。

就这样，这位前教授延续着自己外出的习惯。每当他感觉疲倦和沮丧，打算放弃整个计划的时候，他总是走出家门，让自己融汇到街巷的喧嚣之中。这就是现实世界的迫切、有效和虚幻吗？现实的死胡同！膨胀的能量，扭曲而可怕，它想公开，但没有成功；它想爆裂，也没有成功——在到达不断变幻的大门前，它被扼杀了。马尔库·万恰曾经也相信这一点吗？不管危险增加了多少，不管贫困、仇视和恐惧攀升了多少，一切照旧——臃肿、无耻、贪心的谎言目空一切，高高在上吗？饥饿的众生，以及密探和警卫，绝望的灰色冷漠？的确，在这种毫无希望的困乏之中，任何人都可能遭遇任何事情，伊里娜说过这话。谁也摆脱不掉这种慢性中毒，摆脱不掉命运的打击，它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像一场瓢泼大雨，劈头盖脸地降落下来。

再一次，街道在他的眼中像一只体态瘦长的猫科动物；再一次，他的耳畔响起了人群狂野的喊叫：娼妓！大娼妓！毒蛇般的微弱火焰，在街道的毒气中只存活了片刻时间。

突然，他感觉自己有能力重新面对那个幽灵，有能力直面亚努利夫人，如果这是她的真实姓名的话。他偶然在书店看见过她一次。她很显眼，穿着一条绿色的丝质长裤，好像在参加一场时装表演。她把头发向后梳，扎成一条马尾辫。她那时正在翻阅一本书。实际上，他刚好在她的旁边。他四处看看，并没有发现她，但却感受到，她就在附近。她身上散发出强大的气息，使你无处可躲。他匆忙离开，心中充满了恐惧。一个世纪过去了。又是黄昏，又是慵悃。他打开窗子，来到大街上。春天仿佛被催眠了，晕晕乎乎，满怀欲望，但又犹豫不定。他走进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他旁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嘴唇上下长着稀疏的花白胡须，他的代号是马塞尔。他要了一杯咖啡，但他知道，即将端给他的并不是咖啡。

旋转门开心地旋转着。两个闪着磷光的女人一边笑一边走进门来，好像这是一个正常的世界。他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他无法抑制自己，转过身，面对着身后的桌子。身穿红色衣裙的女人对他莞尔一笑。他的双手开始颤抖：那杯称作咖啡的大麦茶咝咝地冒着热气，杯子随着他颤抖的双手颤抖着。

“先生，很痛苦吧。别把身子扭来转去了，别看她。”

“我感觉好像认识她，但我听不见她的声音。我很想听见她的声音。也许，我能认出她。”

坐在旁边的那个男人发出一阵孩子般的笑声。他举起手，让粗糙的手指穿行于自己的白发之中。然后，他举起一只玻璃杯，里面装着被称为柠檬茶的刷锅水。当他开始小口品尝杯中的饮料时，他的鼻子痛苦地扭曲着。

“你当然认识她了。全国人民都认识她。”

“全国人民，你什么意思？”

“很简单。她过去跟我们大家道晚安。我们所有的人。”

“晚安？我还是不明白。”

“她就是那个祝大家‘睡个好觉’的仙女。帮帮忙，她是一个电视播音员。”

“不对。我从来没有在电视上见过她。我知道，我这些日子从来不看电视，我讨厌那些冗长的演讲。但我并没有印象。没错，我没有见过她。”

“咳，她主持节目的时间不长。而且，那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在电台工作。你能不能不要总是回头啊！女士们在笑话我们呢。你简直像个孩子。坐好了。注意，我要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你，但你必须注意自己的行为。这可不是一家一般的咖啡馆，而且，今天晚上也很空。我们会让自己成为笑柄的。”

“好吧，加夫通同志。我保证听你的，我保证。我已经把自己的脖子牢牢地固定起来了。继续说吧，我听着。”

“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大方、活泼，爱开玩笑，单纯、诚恳。还有，她很脆弱。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笑，真的，我不明白。”

“我的朋友，你用的形容词太多了。加夫通先生，有些夸张了，所以我才笑的。一个人有这么多特点，不可能有趣。每一个人都会对她失去兴趣的。”

“不，不会，大家不会这样想的。你不用担心那方面的事情。我敢保证，兴趣不会消退的。”

“那这个开心果为什么会从我们小小的屏幕上被拐走呢？”

“好像你不知道似的！我刚刚提到的那些特点并不是绝对必需的。”

“但这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可能不好，尤其是当你一个劲儿地在电视上重复那些胡言乱语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她不是唯一一个担任宣传任务的美人。假如我们有那么多漂亮的女人，为什么不分享一下呢？你只要往大街上看，即使在今天这样阴郁的天气里，你也不会失望的。”

“我倒想听你说说她是怎样进电视台的，或者，电台，你不就是那时候遇见她的吗？她怎么离开的，为了什么？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去任何一个单位工作。你要有人引荐，你必须被接受。”

加夫通先生微微一笑，招呼招待再上一杯所谓的柠檬茶。但是，招待到女士们那儿去了，她们要结账了。

她们离开了，但她们的身影却被他捕捉到了。圆形的房间四周都是镜子，一刹那，它突然变小了。转眼间，夜晚变得乏味了，这个夜晚和其他任何一个夜晚没有什么不同。

“是的，你的问题很简单，很容易回答。”身边的先生彬彬有礼，继续着他的谈话。他把领带整理好，然后把自己的椅子向听众靠拢。“埃米利亚能够进入电台，是因为她的丈夫，因为她丈夫的名望，或是关系。但尽管如此，不久，她个人的能力就征服了大家。”

“我们接下来说说她那些无用的品德吧。”

“这我可不清楚。我那时已经不在电台了。我知道，她在电视台待了一段时间。高升了。在电视屏幕上看着她，听她说话，真是一种享受，哪怕这个小妖精读的是某个胡言乱语者的作品。她为什么不再干了呢？后来，我听说，咳，是第四手消息，所以，我也不敢肯定。好像涉及什么道德问题。你知道，这种借口近年来非常普遍，而且，很有效果。”

“假如我们继续这个话题，你介意吗？”好奇的发问者斗胆问道。

“不介意，我的孩子。大概你想从我这个老傻瓜嘴里听到公共检察官的控词吧。你大概以为，用你的话说，整个一代人的错误是由恶棍造成的。梦幻者更容易对付——一种无药可救的精神分裂症。好吧，听我说。埃米利亚对于亚努利同志而言，实在是一种福音。相信我的话。尽管有许多——”

“我明白，我明白。加夫通先生，你是一个诗人。”

“我的孩子，天堂是平面的，这是真的吗？神界的画面是扁平的。只有魔鬼才会向我们灌输三维的概念！像亚努利这样的人，他代表的是深奥、正义和高贵。我的孩子，没错。但准确地说，埃米利亚就是那失踪的螺旋饰，假如有的话，是一种很有用的东西。”

加夫通先生站起身。他穿着一套白色的西装，头发和胡须都修剪得十分到位。他正取代一位享乐主义者，镇定，对自己的智慧有些怀疑。想象一下！马塞尔是一个替代！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走吧。时间不早了。韦图利亚夫人可不允许我这么长时间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他们一起走进旋转门。加夫通退后一步，把自己的大手放在那个失落的男人肩上。

“埃米利亚是大自然的礼物，我的孩子。那个拒绝欺诈的大自然。你在周围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假如。假如这是可能的，我会去做的。假如我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假如我有这种勇气。当我们摆脱了这种最早的隔离期，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是受害者，都会谴责他人，就像我们现在。他们会为了新的软垫座位，为了新的金色装饰而相互争斗。我的孩子，他们会像现在一样相互撒谎欺骗。今天，在监禁的时候他们撒谎；明天，在自由的时候他们还会撒谎。而我敢说，埃米利亚——”

“等等，”修士大叫道，“你刚刚说的是监禁吗？你，加夫通同志？监禁？你敢这样说话吗？让我看看你的眉毛。快点，让我看看你的伤疤。”他冲上来，把加夫通拽到第一根灯柱下面。当然，路灯不亮。已经是晚上了，四处漆黑一片。唯一能够听见的声响是保安的脚步声。没有来得及清除的垃圾发出阵阵恶臭，弥散在城市的上空，弥散在温柔、可恶的夜色中。

“教授，快乐应该享有一切荣誉。当我还年轻的时候，还在为天堂而战的时候，他们把我关进了监狱，一所真正的监狱。在监禁期间，我鄙视那些整日凝望一朵小花，或是仰望满天星光，或是欣赏皑皑白雪的人。对我而言，那意味着逃避，意味着轻浮和无聊。然而，现在，我距离末日越来越近了。”

他停了下来，对自己夸张的修辞感觉有些难为情。他们并肩向前走，回家的道路是一样的：穿过奇什米久公园，穿过自由公园、帕什公园，一直走到他们居住的公寓楼——早已是华灯初上。在漫长的回家路上，他们谈到国家剧院的演出，谈到拙劣的即兴表演，还谈到卡拉迦列著名喜剧中半诙谐、半严肃的表现手法。除此之外，他们没有谈论其他内容，也没有再提咖啡馆遇见的那位漂亮女士。一时间，托莱亚已经把她抛至脑后。

其实，在某一时刻他还是想起了她。一天晚上，春天看似秋天，初生的欲火——幻觉，莫名，或是抽象的欲望——再一次蠕动在窗框的阴影中。此外，他还在匆忙的人流中看见了她，她正沿着大学校门口的台阶走下来。白色的绒毛披风，宽大的衣衫，纤细的身材，浓密、闪亮的黑发披在肩上，像无声电影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令人吃惊的是，她决定乘坐电车。等车的人群呆呆地望着这位难得一见的人物，甚至连电车都被遗忘得干干净净。

接待员万恰从远处尾随着人群。狂风卷着热浪，空气中的湿度持续增加，一切仿佛飘浮在冻彻骨心的冰冷雾霭中。一个结实、粗短的男人两只手各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购物袋，朝那颗星星走去。他们相互说了些什么，像邻居，或者一个像女主人，一个像她父母庄园来的男仆。那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不断尝试着解放自己的一只手，这样才可以弯下腰，亲吻女士的玉手。突然，她踮起脚上的高跟皮靴，身体使劲儿地向上挺，越来越高，超越了周围的人群。她修长、闪光的脖颈从披风中伸出来，一只细细的衣袖在风中起舞。这只羊毛质地的衣袖布满了金属丝线的刺绣图案，像中世纪晚宴上见到的一样。她朝一辆疾驰而来的出租车激动地挥舞着手臂。她的身体抖动了一下，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兴奋。车子停了下来，刚好就在她那双红色的小靴子旁边，太完美了。直到这时，她才注意到那个可怜的家伙。他还在费力地移动他手中的袋子，费力地向她鞠躬，简直换了一个人。为了让他镇定下来，她莞尔一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并且摸了摸他那潮湿的圆脑袋。她小心翼翼地把自己苗条的身体塞进车子。当她刚刚把披风全部收进车厢时，车门哐的一声关上了，发动机发出了吼声。接待员万恰斗胆走到那个幸运的目击者面前。

“你在这里干什么，特奥多休先生？你，还有电车？发生什么灾难了吗？”

“别开玩笑了。我告诉你。假如像我这样的人都弄不到汽油的话，那么，这可就不是玩笑了。我们有了安排，清楚、稳定。一个在我夫人奥尔坦萨医院工作的司机。我付钱给他，他负责接送我：非常可靠。但是，现在，他竟然放肆起来。我跟你说吧，他改要东西了。东西，你听见了吗？他对钱失去了兴趣，他想要等价值的东西！奶酪、咖啡、猪肉，这些就是他要的东西。因为他简单地把钱变成奶酪，或酒，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咳，这对我而言太过分了。脸皮真厚。难道我应该去没日没夜地排队，去为他购买黄油，或是擦屁股的草纸，或是女人需要的棉布，就因为科斯蒂克先生自己没有时间？这超出了我的底线。你瞧，我只好站在寒风里，等待那头带轮子的骆驼。”

“但是，吉克先生，这件事情也并没有这么糟。你应该跟人多接触，你应该多出来看看。”

“相信我，这可不是玩笑。这个世道多乱啊！连像我这样的人都得不到必需的东西。”

“但你也有快乐的时刻啊。比如说，你那个教女，她看起来真够漂亮的。要么，她是你的教母？”

“教女？你在说什么？”

“就是那个女的。你看见她的时候，一脸的笑容，好像教父看见了自己的教女。兴许她是主任的夫人。”

“谁？埃米利亚夫人——米拉？她可不是我们的同类，先生！米拉夫人是地球上的奇迹。我告诉你，她可是真正的公主。可不像有的人，脱去她们的衣服，拿走她们的软膏，一身的马臊味道。那位女士是真正的珍宝。她是上帝的圣餐。如果你有求于她，她永远都不会拒绝你。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她什么人都帮。米拉夫人有她自己的关系，你知道吧。无人能比。”

“照你这么说，你和她没有关系？”

“打住！我告诉你，别胡说八道。她在旅游行业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她带外国游客。”

“啊，我明白了。工作中结识的。”

“米拉夫人只和我一人相处融洽，她只和我一人在一起工作。其他人甚至都不认识她。谁都不认识她，甚至连瓶塞钻也不认识她，你也不认识。我是她唯一信任的人，因为我知道如何管住自己的嘴巴。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经常有一两个男人来找她。”

“你什么意思，一两个？”

“啊，这可是职业秘密。一流的女人，硬通货。还要我多说吗！”

“真的吗？真有那种事情？”

“不对，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米拉夫人决不会为了从美元商店弄到东西，不管是否喜欢那个男人，就和他干那种事。然而，对于她来说，假如她喜欢一个男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我告诉你，她只是偶尔和男人在一起，而且极为隐秘。不管怎么说，正如我刚才说过的，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一个真正的灵魂，一个伯爵夫人！如果你问她要东西，她一点儿也不小气：药品、布料、给孩子的玩具，任何东西。因为她经常外出，她总有地方去。”

“按照你所说，她怎么能够经常外出呢？她常去什么地方？”

“去外面的大世界。这就是她去的地方。广阔的世界，不是傻瓜去的地方。你以为每一个人都蜗居在这里，谁也没有机会出去吗？咳，我告诉你，有例外！而且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对于某些人而言，世界缩小了。很多地方都不是为你我这类人打开的，你知道吧。地球不停地旋转，它不是静止不动的，虽然我们看不见它在运动。”

然而，电车的到来打断了这一次的哲学演说。同事特奥多休·吉克，大家都叫他波伊，又称老板，此时已经来不及提供其他职业秘密了。他充分利用胳膊肘和手中的拎袋，奋力挤进歇斯底里的人群中，第一个登上了上帝拯救苍生的方舟。接待员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发现自己再一次落了单。他感觉十分沮丧，面对自己白天、黑夜的交谈者，感觉又不信任，这种念头使他羞愧难当。

尽管如此，那个女人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地闯入他的白日梦，她大笑，大哭，大叫，尽情地重复着心理疗法，把快乐演绎成自由的鬼脸。梦游者托莱亚任由自己屈服于她的诱惑！

凉爽、清澈的夜晚。故去的亲人虽死犹生，盘踞着永恒，在那里，一切都那么完美，仿佛一切都不复存在。那个女人又出现了。她精心策划了一番，以全新的模样登场，直接而神秘。有时，他甚至在模糊的晴空，或是在盲目热情的人群中也能捕捉到她的身影。他走火入魔了，他害怕了。随即而来的是甩掉一切的渴望和随之而来的恐惧。死亡——是的，她也许就是它的化身：美丽而贪心。温柔、饥渴、好客，包裹着你的是渴望、昏厥和恐惧：死亡。冷漠和欢快的面具，贪婪的光芒，狂乱、极度的情感。

她不是抽象的。她有自己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可以跟她联系上。但是，梦游者缺乏这份勇气。他试图忘却无法估量的是非旋涡，重新逃回到大街上，回到人们困惑的低语之中。专横的春天使囚禁其中的人们癫狂起来。蚂蚁的心脏急剧膨胀，像压缩机一般咆哮起来。他像酒鬼一样，晕晕乎乎地穿过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到处是警察的公园，走过死气沉沉、阴影重叠的林荫大道。一路上，他看到人们在空荡荡的店铺外面排起长长的队伍，看到每一个车站都是人满为患。冒着极度的炽热和地狱无情的雨水，他回来了，夜晚的梦游和冒险使他精疲力竭。然而，他仍旧要出去，要重新发现那种能够帮助他摆脱失望的极度疲倦。当他返回到大街上时，他又一次遭遇到喧嚣。客迈拉女妖的一串身体，镁的排量不断增加，一层粉色的烟雾被天线所刺穿。

这是一种奇异的黄昏：春天是冬天，他站在雅典娜神庙前。那个女人在马路对面，刚从神庙里出来。当她朝他这个方向走过来时，他认出了她。她穿着一双盖过膝盖的高筒皮靴，像漏斗一样紧紧围在褐色天鹅绒的裤子外面。她身上的那件红色狐皮外套宽宽大大，使她显得更加娇小玲珑。她走过马路，沿车道走去。她脸上泛出苍白的颜色，漂亮的额头下面一对闪闪发亮的眼睛，勾人魂魄。她的头发梳理得非常仔细，分在太阳穴的两侧。她在那些等着听音乐会的音乐爱好者中间穿行，浑身散发着朝气，挥动手臂回应人们的问候，然后疾步朝入口处走去。就在那时，好像有一个男人高声叫她，她在他面前停留了片刻。一次欢快的对话：她那可爱、清晰、令人无法忘怀的笑声飘向空中。看不清楚那个男人是谁。他脸朝那边，比女人矮了不少。他们分手的时候，他踮起脚尖，亲吻着女人的手。当他转身离去的时候，看见了他的脸——普希金，令人痛苦的画面。长长的络腮胡子，下巴上还挂着几根胡须。“哇，是你啊，医生！我一直以为你只在家里欣赏音乐，不到这种地方来呢。”

“今天例外，一件特别的事情。”

“因为那个女士？她是你的病人吗？”

“不，不，不是。我认识她很久了。一个同事的夫人。”

“什么样的同事？战士相互间称同志，不是同事。我甚至不知道你以前是一名战士。”

“我不是。那位女士曾经嫁给了一家诊所的负责人。我在他手下干过一阵子，他是我的老师。”

“她看上去仍旧那么年轻，教授的前夫人。现在，她嫁给了一个前战士。”

“没错，是的。他们之间年龄的差距令人吃惊。她比他与前妻所生的女儿还要年轻。假如那个老人还活着，他肯定非常想念她。假如他已经到了天堂，我相信，他还会想念她。没有她，生活对他没有意思。她是一个奇迹，是生命的气息，是一抹阳光。”

“你说谁？《圣经》里的大娼妇？你知道，人们都是这么称呼她的。”

马尔加医生一脸的严肃。浪漫的胡须遮盖下的脸庞没有任何表情。

“一派胡言！你在开玩笑。在我们的生活中，快乐的源泉少之又少，我的朋友。我们应该珍惜。真正的幸福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那位女士温暖了我们的心窝。千万不要轻信暴民——你从他们那里听到的都是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

“你说得没错，我听你的。你认识托马这个人吗？托马·A.托马经理？”

“哪个托马？圣人，还是其他什么人，怀疑主义者？”

“医生，我可不是在开玩笑。托马是一个模范的聋哑人！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但是，他只在恰当的时候向恰当的人汇报。一个非常精确的人，经验丰富，实践感强。他不会因为国人的事情支付1000美元的，他认为替代并不危险。但是，他始终监视那些——或者，那些有可能——或者——”

“又来了，别开玩笑了，我们进去吧。”

“托马对我们的同胞没有信心。他并不认为他们的即兴表演是危险的。但是，那个职业的托马也有弄错的时候。毕竟，他只是这个真实世界里的一个专家。咳，这个快乐女神也是个替代。你知道，医生，这就是她的全部。”

“她不是替代！我不久前看见她，她来医院看我，她——”

“照你这么说，她终究还是个病人。”

“不，绝不是。她是治愈疾病的方法，不是疾病。”

“死亡，医生，这就是她的化身。启示录里的大娼妓。清晰的幸福，满足的冷漠，死亡超凡的活力。”

“孩子，够了，收起你的隐喻吧。她来医院是为了一个病人。”

“啊，那一定是她那位模范的夫君，从前的战士，一个了不起的病人。医生，他们一定把他折磨了个够。他的那些模范战友把他置于死神的身边，他们想结果他的性命。如我刚才所说，只有在他这样例外的情形中，托马才能够看见危险。那个模范协会知道该如何控制能够将他置于死地的幸福、快乐和诱惑。很有可能，在托马眼中，我也是危险的，就像那个拜倒在大娼妓石榴裙下的妄想家一样。”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胡说八道了。我不认识那位女士的夫君，而且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兴趣。我听说过一些关于亚努利的传说，但我并没有发现什么有趣之处。你知道，我感兴趣的是现实，最热门的现实。那是我的职业。”

“咳，我们的邻居托马感兴趣的也是现实。他是一个现实方面的专家，我一直这样认为。”

“你又在说疯话了，孩子。我都快赶不上音乐会了。事实是，那位女士来医院看望一个年轻的学生，一个非常有名的学生，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孩子。当她打听那个年轻人的病情时，她眼中充满了天使般无限的温柔。”

安东·马尔加医生解开挺括的衬衫领口的扣子，他显得有些恼怒。他穿着一套浅色的夏季衣裤，是那种勿忘我的颜色。一套浅色的夏季衣衫，但是那个跟他谈话的人却认为这是一个缺乏生气的冬夜。医生的右手握着一根橡胶短棒，那是雨伞外面的套子。他不时地用一块精美的白色手帕擦拭着自己的脸、眼镜、额头以及胡须。春天炽热的天气使他满脸冒汗。“当那个学生回来的时候，我和他谈了一下。他肯定地说，对于他而言，米拉代表的就是特别的奉献和幸福。这一定是爱情——或是性爱，人们现在常这样说——我不在乎。一次感情的教育，你知道我的意思。当然不仅仅是身体的，这一点你可以肯定。在这种疗法中，注意力如此的集中，以至于邪恶没有藏身之处。”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聘用她呢，医生？你甚至可以撰写一份科学报告：这个无价的主意会给你带来不朽的名望。把她带到医院去成为其中一员吧！死亡夫人，她有一个闪闪发光、超凡脱俗的面具，有一颗慈善的心，还有可以治愈疾病的身体。这位女神提供了一种无效的开始。陆地！陆地！水手们高声喊叫着。女人！海洋女神让我们重新适应陆地的生活。第一，也是最后一个真理。我们来自于泥土，我们回归泥土。”

“孩子，你说得对。亚当的第一个女人利莉斯像他本人一样只是泥土身。她因为一件事情而出了名。她引诱了两个天使，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口令，因而得以打开天国的大门，然后飞了出去。她抛弃了亚当。在这之后才有了夏娃——亚当的妻子。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无法抓住那个泥土身的女人。她逃跑了。矛盾的是，她逃走之后却又回到了天界。”

“太精彩了！老牌理性主义者，凡人马尔加真的是一名教徒吗？我们都戴着面具，我们都是替代。医生，你是信徒吗？”

“不是，我只是对阅读有着强烈的兴趣。阅读使我越来越接近天界，接近我的病人。你瞧，如你所说，我本来可以在家里欣赏今天晚上的音乐。但是，我想到音乐大厅里来，想置身于人群之中。这不是教堂，而且，那位演奏巴赫的风琴家也不是牧师，但我仍旧……”

“抱歉，我还真不知道你有这份雅兴。我倒乐意远离这种可笑的事情。”

“可笑的事情？我的上帝是一个无神论者，用你的话说，他喜欢刺激、选择、即兴，当然还有玩笑。他和我们一样。他的确按照自己的喜好创造了我们，不是吗？因此，我支持那个你认为很迷人的女人。”

“死亡！谎言、玩笑、调解。冷漠，幸存的即兴表演。换句话说，死亡，死亡。”

“嗯，我支持那些幸存下来的无名小辈。变化无常、怀疑一切的小丑不是我的敌人。”

“但是，他们没有权利出庭做证。这一点很关键！你那些可爱的家伙失去了作为证人出庭的能力。《古兰经》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像那样的弄臣没有机会出庭做证。上面就是这样写的，医生，书里就是这样写的。”

“好吧，我再看一看。书籍不是十全十美的，读者也一样。如果书里真的是这样写的，那我要请求改正这个印刷错误。相信我，一个小小的幽默不会对整部经书造成破坏的。至于真理，它也存在着欺骗。两者像受到婚姻束缚的夫妻，相守在一起。即使他们和别人通奸，他们也不分开，离婚也不能把他们分开。他们始终有联系，无法分割。我的小教授，你的脾气太坏了，真的。音乐会对你会有好处的，相信我。走进巴赫的殿堂，学会放松你的身心。”

医生此时真的很着急。他跑上阶梯，消失在暮色掩盖的拱门中。

坏脾气！哼！佛尼克·奥拉鲁和兴奋剂托尼·马尔加，他们口口声声宣扬内心的平静。“听我说，”马尔加到达了神殿阶梯的最上一层，回过身，高声叫道，“谎言一旦说出，就会有报应的。它们变为现实，它们成为现实，那就是最终的真理。”

现实并不是最终的真理，医生，病人轻声低语道。他现在坐在神殿对面的一条长板凳上。被称作现实的猜测可以忽略不计，等待并不一定是谎言，并不一定是幻想；抵制或者真理也不是谎言，抑或……过了许久，他把外套的领子竖起。再一次，他走远了；再一次，他走进冬日，他是冬夜里的一个陌生人，深陷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漫长冬季无法自拔。

没有人应答。他核对过地址、姓名和电话号码：一样都不错，但就是无人应答。电话通了，但没人接。我们干脆去一趟吧，亲自到现场去，到那栋房子里去。假如真的没有人，那么，门铃响了，也没有用。

这个星期充满了活力：星期三守在电话旁，星期五到现场。即使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肯定会有事情发生的。

他在龙德站等23路电车。电车还没有来。乘客等待着，电车来了，满满的。他决定等下一辆，也是满满的。乘客抓住门边的扶手，进入车厢。他感受到其他乘客的肩膀，感受到他们的汗水，也感受到他们的疲倦，这是他们之间真正的联系。在米哈伊·布拉沃站，他转乘另一路电车，5路。车很空。多米尼克先生按照要求把车票打孔，然后折叠起来。他买的是往返票。但是，当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他却大意地把票给扔了。他穿过马路，登上了开往面包厂的公共汽车。

他下了车，往回走了大约100米，来到斯坎波洛商店门前。店铺没有开门，那天刚好盘点。他拐进右边的一条小街，一直走到一栋灰色公寓楼前。他上到二楼，伸手去摸开关，然后按了一下。不知什么地方，一盏电灯亮了。这里距离8号只有一步之遥。

他按住门铃，门铃响了。声音传进门后的房内。没有反应。又是相同的结果。他等待着：没有动静。他再次按响了门铃。他退后一步，按了一下开关，灯又亮了，但光线微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看清眼前的楼梯——由于年久失修，由于太多人的使用，外面包裹着绿色塑料的金属扶手早已肮脏不堪。他摸索着，慢慢走下楼梯，再一次来到小街上，来到斯坎波洛商店的门前，来到公交车站，然后上汽车，再然后来到电车站，坐上电车。就这样，他结束了冒险行动。

星期五的努力白费了，要等到下个星期三。一个小时俯身在电话机上，拨号盘就像轮盘赌，把自己的毕生都压上去了。他一遍遍拨着号码，1次，9次，60次，没有结果。那个号码拒绝给他任何对话的机会。

现实是一种昏厥状态，是一种炫耀，忧虑，蒲公英，昏厥，就这些。他用右手拨号，左手捧着一只苹果。没有回应。

星期五，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公共汽车，电车，另一路电车，另一路公共汽车。污渍斑斑的灰色公寓楼，黑黢黢的大门，门铃。然后，回到称为星期五的现实当中。这一天依旧存在，这一天依旧收留他。星期三守着沉默的电话，星期五逗留在谜一般的现场。又一个星期三，又一个星期五，在梦中来回摇晃。他的忍耐到头了。他要采取主动了。距离下个星期五还有漫长的光阴。不可能再等待下去：必须克服这种被称为现实的昏厥状态，不管后果怎样。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用不同的方式投掷着手中的骰子。这一次，他采取了欺骗的手段。违背了常规的做法。瞧，接着到来的不是星期四，而是星期五。星期四给星期五重新命名。今天是星期五，明天还是星期五，两个1点，他的厄运翻了一番，他的疑惑也翻了一番。

等公交车的过程让他发狂。始终等待，始终研究同伴们脚上的鞋子。他抬起头，格斯塔特。国营商店。蔬菜，肉鸡，鸡蛋——它们应该在格斯塔特的大厅里，那里除了泡菜什么也没有。然而，奇迹还是出现了，长长的尾巴拖在身后。瞧，来了一个。又过了些时间，当观察者研究着身边更多双鞋子的时候，更多的想法闪现在他的脑海。他抬头望着那些穿越马路的人们，他们在店铺门口排起长队。格斯塔特，格斯塔特。眼睛凝望着空间，凝望着街对面的什么地方。他继续盯着那些替代皮鞋的鞋子，盯着马路对面的队伍，盯着那些推来搡去的替代——为了什么？他们最后把他逼疯了。又一次，他盯着排队的人群，盯着格斯塔特的大门，然后是轮椅。他以前见过这个残疾人的轮椅。当瘸腿的人摇动着轮椅离开的时候，他的大脑也随着轮子的运动而转动。漫无目的，但心中却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他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但他却看见了一切：他越过马路。那边没有人，只有机器人风笛，他又瞎又聋，十分完美，一颗螺钉松动了，准确无误的机械装置，高速、优秀的运转秩序，发光的流星来了。当他还差一步就要到达队伍的时候，他突然一个急转身，掉头离去。没有人注意到他。轮椅已经启动。抱歉，劳驾，你能否，你能让我过去吗？人们闪开。绅士非常小心地摇动着轮椅，哟，哇……什么事情，怎么回事……人们刚刚听到轮椅的咯吱声，它就已经进入了大家的视线。一位身穿白色套装的优雅绅士引领着轮椅，派头十足地进入大厅。这位绅士秃头，脖子里围着一方色彩鲜艳的红丝巾，一副见多识广的自信模样。周围的人群纷纷自觉地退后一步，给这位显赫的慈善家和他残疾的亲戚让路。这两位来到了柜台前。四包，闯入者吩咐道。店员连头都没抬一下。包好的食品早已飞到了磅秤上——报出了109列伊的价格。四只鸡，109列伊，这就是报出的价格。绅士拿出110列伊，摆摆手，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拒绝了店员找给他的零钱，然后双手再一次抓住轮椅的把手，向前推，再推。哟，哇，那个瘸腿号叫着。他们已经来到大门口。装着无头鸡的袋子搁在瘸的腿上。周围的人群一阵骚动。众人的声音汇聚在一起，一位老年顾客愤怒地跺着脚，沙哑的嗓音叫喊着：你这个无耻的流氓，竟然利用这个可怜的人！你这个恶棍，竟敢当着上百名排队的人耍滑头。你可恶！你这头脏猪！

太晚了。轮椅已经离开了大厅，穿过了人行道，辉煌的战果摆放在瘸子的腿上。

巨大的眼睛，快要哭了。魔术师两根手指头拎起两个袋子，另外两份留给朋友，权当作礼物，然后，他扬长而去。他用两根手指把袋子高举在空中，锥形袋子里面的无头鸡在不停地旋转。该死的我该如何处理这个战利品呢？我想要的就是冒险，就是挑战，就是胜利。现在，我把这两只死鸡带给摄影师。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也许，残疾的摄影师会回想起罪恶，也许鬼魂会准许我做见证人。

他听见背后人们的议论，声音很低，越来越低。他真想回去，想再次重复这种无理的举动，甚至想再次羞辱那些人，想向他们挑衅，想迫使他们远离排队等待食品的时候享受的那份平静。他们站在那里，等待着维持生计的可怜份额，等待着装聋作哑、忍辱负重换来的奖品。先生们，我缺席了，我真想对他们这样大喊。我在你们中间，但却又十分的遥远，重温多年前的噩梦，为的是摆脱今日的恐怖。为了逃避厌倦，先生们，为了逃避春天的歇斯底里，春天使我们感受到了污辱，春天像皮鞭一样抽打着我们的躯体，春天使我们失去了理智。我接受挑衅，我接受我自己，就这些。这就是我。我就是我称作星期五的这一天。先生们，我厌倦，这就是我的感受。纸袋跳起了华尔兹，猎手的猎物也在舞蹈。烧焦的空气，两只窸窣作响的塑料袋，每日重复着杀戮的屠夫，他的冰箱里走出两具模范的尸首。我们在一起，瞧，我们三个，在今天这个巨大的袋子里，面对着电车的电缆，随时准备跳下去，结束一切。一个片刻，一个原始、僵死的瞬间，一个巨大、高贵的机会，可以重新掌握控制权，可以让这个戏仿结束。我们在交通信号灯管制的路口穿过马路，交通灯使我们眼晕；我们头顶着无情的太阳，因为我们的厌倦而勃然大怒的太阳，我们背负着它的惩罚，小心翼翼地走过。到了花卉商店，然后到了斯坎波洛商店，盘点，不开门。在橱窗前，一位老妪正使劲儿地盯着里面布展的物品，她的肩膀疲倦地向下耷拉着，就像放置在那只皱巴巴的灰色口袋里的烧鸡。她枯萎了，她的背驼了，她被小心地放在一只标准尺寸的口袋里。

我们收集口袋，我们慢慢地挥舞着口袋。在毒性发作的日子里，袋内的尸体在发酵的粉色空气中旋转。危机四伏。无形的爪子朝我们逼近，随时可以将你抓获，但它却已经改变了方向，捕食他人去了。黑色的翅膀掠过，我们还活着。这是我们最大的权利，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奢望。我们毫无知觉地向前移动，仿佛处于静止状态。我们来到一个方形的物体前面，这是一栋房子，一段水泥楼梯，一个电灯开关，一盏灯，一个门铃。像明天一样，今天是星期五，像100年前一样，又是一个世纪，仿佛我们根本不曾存在过。

大门胆怯地打开一条小缝。看见了，它现在完全打开了。

站在门口的是一个女人。水汪汪的眼睛，头发束在脑后，矮胖的身子向左倾斜，两只手又小又胖。

“夫人，夫人，”陌生人结结巴巴。

“抱歉。”

“啊，对不起，我，嗯，库沙一家住在这里，不是吗？你是库沙夫人，对吗？”

“不，你弄错了。库沙夫人不在家，我是托利的一个朋友。我的意思是，我是库沙夫人的朋友，我叫——”

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但是，空气瞬间就把它给驱散了，托莱亚没有抓住。

“哈，嗯，实际上，我来这里是想看望奥克塔维安。塔维·库沙。”

他设法挪进去一小步。女人吓了一跳，但她没有力量阻止他。是的，当陌生人进入大门后，他遭遇到一条狗。它趴在衣帽架边上，黑色的眼睛盯着来者。

“我是奥克塔维安·库沙先生的一个老朋友。我很想见见他。我一直在到处找他……”

女人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温柔，但又十分警觉的神情。她身上穿着一种蓝色的工作服，像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像女佣，或是医生：任何人都有可能穿这种制服。

托莱亚从厨房里搬来一张小板凳，坐了下来。

“你知道，女士，刚才他们在分发橙子。实际上，我本人并不需要。但是，我看见大家在排长队，男男女女，上百号人，表情都很痛苦。我想，我们也弄一些吧。”

他看着放在凳脚边上的那两只装有无头鸡的袋子。

“既然我到了那里，我也不妨买一点。橙子，恰好……”他手指着那两个袋子，此时，它们静静地躺在地上，就在他那双奶黄色带出气孔的鞋子边上。女人一声不吭，瞳孔放大，手紧紧地握着门把手。

“就这样，我加入了排队的人群。肯定是在20年前了。我也在排队。我那时在里斯本，在萨洛尼卡？我已经记不清了。我那时——嗯，多大？——20岁，30岁？我记不清了。西恩纳，萨洛尼卡，塞维尔？究竟在哪里，我记不清了。我并不需要水果，但我还是加入了排队的大军。事情就是这样。在我的前面，一个年轻的女子陶醉在她未婚夫的目光之中。队伍缓慢地向前移动。在某一时刻，我们前面的一个女人离开了队伍。高雅，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一个典型的东方丽人的侧面。咳，我一星期前在瑞士滑雪的时候，我也排过队，在下山的滑道口排队。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吃水果，但是你知道当时的情形：我随大流。我这人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每当我看见别人在排队，我立刻参加。就这样，正如我刚才说的，一位漂亮、优雅的女士决定上前抗议。你难道不和我一起过去吗？她问那位未婚夫，但他没有作答。那个女人是对的：应该采取某种措施，否则，我们恐怕什么也买不到。那些纸箱子差不多都要空了。年轻的未婚夫微微一笑，笑容里透着一份嘲讽。为什么她认定我最具代表？他对身边的未婚妻低语。年轻的女子抬起头，满怀敬仰地凝视着他的眼睛。应该说，最具代表性，她温柔地纠正他的措辞。充满了敬仰之情。但是，她依旧纠正他的语法错误，可爱的人儿！我们就这样等待着，一步一步地向前挪。我们身后的队伍越来越长，人群中开始出现骚乱。”

女人身体靠在厨房门上，手依旧握着门把，显得有些担心。她一言不发，完全沉浸在他的叙述中。

“我刚才说了，夫人，我们非常缓慢地向前挪。我那时是个孩子，就像现在一样。也许我那时15岁，25岁，35岁，不会超过35岁，绝对不会。一个胖胖的女售货员出现了，她搬走了一箱橙子，是留给店员们的。人群中一阵骚动。接着，一个女店员从街对面走过来，是从那边的电器商店来的。当一个顾客要求称15公斤橙子时，她抢先一步装了一口袋。你听见了吗？15公斤！这引发了人们的不满。女经理出来了，大家开始吵闹。队伍重新开始向前进。人们高声喊叫：以后每个人不能超过2公斤，这样，大家都有份儿。女店员们态度十分和蔼可亲，镇定自若地继续她们的工作。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最多6公斤，这是女经理的决定。当时，那里还有一个醉鬼。干得好，很温暖，醉鬼嘟囔着。夫人，你了解过去这几年的情形。我们只要听见冬天这两个字，就会害怕得浑身发抖。夫人，仿佛我们生活在山洞里：严酷的冬日，没有取暖设备，没有热水。你知道，噩梦一般的日子。醉鬼说得没错：干得不赖，我们没有在大街上站着，我们在室内，在科尔夫咖啡馆里。我们在室内，我们感觉很温暖，我们没有体验到冬天的寒冷，醉鬼说得对。就这样，一步一挪，缓慢向前。可爱、活泼的年轻女子们忙着称水果。”

女人还是手握着门把手。托莱亚此时已经舒服地坐在板凳上了。那条黑色的澳大利亚犬伸长了脖子，脑袋碰到了托莱亚脚上的那双黄色鞋子。

“塔维，听话，孩子！”

塔维黑色的脑袋从黄色的狗脸那里缩了回去，但它始终非常警觉。韦内罗大婶的声音非常非常好听。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或者，我忘记了。是的，托莱亚就是忘记了。他只顾说话，没有注意这些。的确，韦内罗的音质非常不错。不是芳香，你不会这样描述。他已经为她起了一个教名：韦内罗。从第一刻起，在听到她的名字之前，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因此，来到他身边的是韦内罗，她突然闯进了他的想象中。

“那么，我可以继续吧，夫人。你知道，我记得有一头河马。那是去科尔多瓦的假日旅行，管它是什么地方。我总是改变休闲的场所。我追求新鲜，总是期盼发生新奇的事情。我不能总待在一个地方，我没有那份耐心。我无法按照协会，那个什么协会的要求去做。没错，它甚至不允许我们搬家，不允许我们去外地旅游。”

“塔维，宝贝，乖一点。”

塔维把自己长长的红舌头从黄色的鞋面上缩回来。然而，它依旧十分警觉，十分小心。它的眼睛像烧红的煤炭。韦内罗手握着门把。她看上去非常镇定，嗓音很好听。

“就这样，我最后终于来到了磅秤的前面。那个栗色头发的可爱女子问我要多少。我说，4公斤吧。她开始把橙子往袋子里面装。我干吗要4公斤？我不知道。我就是这样，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好的。人们在我的身后嚷嚷。又是一阵骚乱。夫人，我刚刚说过了，那个女售货员已经把装得满满的口袋放在磅秤上了。好的。但是，我那时参加了人们的抗议。我在自言自语。我开始管闲事了。大家说得都对。这是我的原话：大家说得都对。那些女售货员卖给顾客2公斤、6公斤，或是9公斤，她们没有错。这并不重要，因为不管怎样，总是会卖完的。这不是她们的错。错在别人，我知道是谁。唯一错误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大块头，那个协会。其他人都是无辜的。大家说得都对。那个唯一不正确的人，你知道是谁。我为什么要掺和？我根本就不需要水果。我问你：这些水果我怎么处理？”

托莱亚再一次手指着那两个装着无头鸡的袋子。他松开脖子里围着的那条深红色围巾。一个倦怠的斗牛士。

韦内罗夫人害怕地握着门把手，她只能这样：沮丧、迷茫、精力匮乏。

“看我，一个劲儿地唠叨。实际上，亲爱的夫人，我来这里的目的是探望我的朋友库沙，我的意思是说，探望塔维·库沙。我有事情要和他商量。”

猎犬动了，没有动。说不好。但是，这个小个子老女人松开了握着门把的手，然后把冒汗的手掌在蓝色的工作服上擦了擦。

“我跟你说过了，库沙先生和夫人不在家。我也只是一个星期来这里三次，帮忙照看一下房子。他们把塔维托付给我照料。我住的公寓出了点问题，我不能待在家里。春天发生了许多疯狂的事件，打那以来，我一直住在这里。在他们回来之前，我决定就躲藏在这里。至少白天是这样。”

她的声音听上去十分镇定，温暖，香气扑鼻。韦内罗用她胖胖的小手抚弄着猎犬脖颈上闪亮的皮毛。

此时，她看着这位喋喋不休、礼貌有加的客人，显得更加放松。她没有理由害怕他。不，恐惧已经过去了。他虽然有点古怪，滔滔不绝地讲着那些又臭又长的故事，但他看上去却是一个彬彬有礼、讨人喜欢的家伙。

的确讨人喜欢，因此，韦内罗终于把餐厅的门推开，这是一种友好的象征。

托莱亚是一个举止文雅的青年，他接受了邀请，走进餐厅，坐了下来。

他回来的时候是星期二，是星期四。日历颠倒了。星期三和星期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他一直待在那里，直到韦内罗必须回家的那一刻，回到最近的记忆让她恐惧的那个公寓。

他陪着她去等出租车，他们难舍难分。韦内罗乘坐出租车来来回回，一个星期三次到库沙家里来。带着塔维坐无轨电车和电车肯定很麻烦。

猎犬塔维样子很凶，但却不出声。对于这个新来的人，它既不表示厌恶，也不表示欢迎。

关于另一个塔维，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你知道，我亲爱的夫人，说来话长。那时，我还是个学生，库沙先生是我哥哥的一个朋友，实际上，也是我姐姐的朋友。按照我的记忆，库沙先生那时——我该怎么说呢？——完美无缺。我的意思是，很正常。”

“是的，是，我明白。”韦内罗夫人天鹅绒般柔软的嗓音附和着。

她刚刚把托盘和咖啡放在圆形的餐桌上。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教授从一开始就做出了聪明的判断。这年头，很难相信他人。即使是老朋友，也不行，不可能跟过去完全相同。如果他们活下来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地方出了错，因此，你永远无法得知谁、什么地方、是否，或者错误有多大。这是信任危机的表现。正常取决于善变，因此，也取决于对不正常的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标准的倒置实际上排除了所有澄清的可能性。特兰齐特旅馆的接待员已经使事情非常漂亮地向前发展。假如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相信任何人，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最好把所有的大门都打开，仿佛置身于那些自世界诞生之日起就相互了解的朋友之中。坐在这张友善的餐桌旁，看着咝咝冒热气的咖啡，我们刀枪不入的灵魂也有了松动的余地，可以接纳我们法典般充满讽刺的人生故事。

“那时候，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我们的家庭经历了艰苦的磨难。后来，我哥哥去了阿根廷。我姐姐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也走了，也去了遥远的异国他乡，因为她爱上了一个满口承诺的传教士。我留下和母亲在一起，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失去了塔维先生的消息。但是，我知道，他在那段时间里也遭遇了打击。我那时听说——”

“是的，是，我明白。”韦内罗一边摆弄着桌上的几块小蛋糕，一边鼓励地说道。

“现在，我的嫂嫂，她是个德国人，给我写了信。她还寄钱给我，过去他们常常寄些别的东西，尤其是在节假日：衣服，好吃的东西，各种小玩意儿。她在信上说，我哥哥疯了。我的意思是，他已经非常衰老了。或者不完全是这样，她没有这样写。他不能动弹，或许是脑部受了伤。谁知道呢。他的大脑开始飘忽不定，进入一种思乡的境界。她就是这样说的。”

韦内罗夫人战栗了一下，好像受到了某种伤害。但是，她最终还是在叙述者的对面坐了下来，倾听他说的一切。

“是的，是，我明白。你别客气。”

万恰先生坐在扶手椅上，非常放松。他松开脖子里的围巾，并且解开了黑色衬衫领子上的纽扣。他直接从单位过来的，感觉有些热。

他小口品着咖啡，很甜，味道很浓。又喝了一口。他把小杯子从金色的小托盘上拿起来。又是一口，长长地喝了一小口。杯子空了，没有了。

“我再给您倒一杯吧，什么先生？”

“万恰，阿纳托尔·万恰。”

韦内罗站起身，从餐具柜上拿来咖啡壶，将咖啡倒进小杯子里。

“阿纳托尔·万恰·沃伊诺夫。我母亲的娘家姓是沃伊诺夫。她没有放弃这个名字，确切的原因是，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某种嫌疑。我父母都非常固执，很看重自己的尊严——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

韦内罗也在小口啜着咖啡。托莱亚友好地看着她，心中充满了好奇。她是否可能就是跛脚韦图利亚的姐妹呢，忍不住想问她这个问题。

“你大概认识加夫通先生吧。”

韦内罗没有回答，却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小口。“加夫通夫妇。我是他们的房客——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虽然那不是他们的房子，但他们接纳了我。他们有一个房间空着，我被迫搬来布加勒斯特的时候，他们就让我住了进去。夫人，我还没有告诉你，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我教外语，尤其擅长的是俄语。我早年就跟母亲学了一些，战争结束以后，学俄语对我而言就更加容易了。但是，自从发生了那起卑劣的阴谋之后，抱歉，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解释这事，他们把一些愚蠢的小事栽赃在我身上，那是发生在外省的事情。实际上，这是预谋已久的，是夸大事实，有关我和一些人的关系。非常微妙的关系，我可以告诉你，和几个十几岁少年的关系。当然，我认为我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那些调皮的小家伙，他们能感受到这一点。他们能感受到，那些聪明的小兄弟能够感受到。是的，是，我和他们都能感受到。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可能再回学校教书了。我被停了职。当然，我离开了。外省是不能容忍叛逆分子的，你明白的。加夫通夫妇——马太先生和韦图利亚夫人，他们全都非常理解我，非常欢迎我。”

女主人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听着。她眼睛盯着客人，慢慢地喝着咖啡。

“现在，我在市中心一家旅馆工作。特兰齐特旅馆的接待处。”

接下来是短暂的、长时间的沉默。教授带来的那一大束红色康乃馨在餐具柜上的贝壳花瓶里绽放。

“照这么说，你在特兰齐特旅馆——”

房间里又一次重复着短暂的、长时间的沉默。

“啊，请千万别相信那种说法——我知道人们通常是如何议论旅馆，以及旅游业的从业人员。不，在这一点上，我没有让步，请相信我。你知道，我不喜欢告密。我有很多缺点，但这个缺点我没有。”

“是的，是，我明白。”韦内罗喃喃自语。

“我刚刚说了，是环境的力量让我回到了布加勒斯特。多亏了加夫通先生和医生——我的朋友——的帮忙，我才得到了这份微不足道的工作。传统的方式调教出来的坚强人。或许，塔维跟你谈到过他们。”

韦内罗沉默不语，她的小手抚摸着塔维闪亮的后背。猎犬此时懒洋洋地舒展开身体，趴在她紫色的剪绒拖鞋边上。它的名字和此时缺席的主人名字一样，当它听见有人提及这个名字的时候，它一动也没有动。它聆听着叙述者的讲述，心中充满了疑惑。

“是的，这是一条非常漂亮的狗。我不知道你是否认识韦塔——韦塔·阿波斯托列斯库，那个在狗类诊所工作的科技人员。”

女人没有回答，只是微笑。教授有些焦虑不安，他亲切、带着煽动性的眼睛看着她，她有些吃惊。

“每一个人，包括协会会员，对阿波斯托列斯库夫人评价很高。她也代管他们的宠物狗。她本人也是协会的一员。协会的一名助手，我朋友约珀老爷子这样说过。也许你认识他。在照管塔维的这些日子里，你有没有遇到麻烦？现在，狗犬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多问题。如果人类没有食物，没有住房，没有药物，那么，人类最好的朋友也免不了要受罪。法律——咳，你知道的，我亲爱的夫人，当法律对于人类而言过于严厉的时候，狗们也无法逃脱。你大概已经听说了最近的传言，公寓楼要清除宠物狗。这样，劳动人民可以安享宁静与和平，不用担心狗类的骚扰。还有其他问题：污染，压力，道德之风每况愈下。这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狗朋友。当然，还有人类的邪恶。信任危机、懦弱、背叛，以及恐惧——所有的一切。但是，塔维还是非常健壮的，不是吗？”

“是的，是，”韦内罗机械地重复着。

“在我们旅馆，特兰齐特旅馆，有一个同事，瓦西莉察，她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女人，大方、无私、虔诚。咳，我们非常喜欢维利。她特别喜欢老狗，不管什么品种都喜欢。我的意思是，任何动物她都喜欢。猫、兔子、青蛙、鸡、金丝雀、老鼠，没有她不喜欢的动物。”

万恰同事想起维利同事的时候，脸上荡漾着笑容。他打算问一下女主人，她是否碰巧是瓦西利克·瓦西莉察的姐妹，但是，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有些不合时宜，不太谨慎。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也放弃了满足自己好奇心的机会。

“因此，在特兰齐特旅馆，一个接待员——他能做些什么呢？如果不是马尔加医生，我连这份工作也找不着。如今，唯一能够帮助你的人是那些在公共机关工作的人，他们在外面有很多关系。医生、司机、女理发师、卖蔬菜的、卖肉的、卖鞋子的，或者卖石油的，还有各种中间人。马尔加医生是一个真正的绅士！加夫通，马尔加，塔维——他们是另一个年代的人，他们是我哥哥过去的朋友。塔维可能跟你说过——”

猎狗一动不动，女主人更是显得安静。

下一周的星期二。托莱亚到达的时候，大汗淋漓，狼狈不堪。他迟到了：交通管制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因为总统卫队要去飞机场，送，或是接那个爱好胡言乱语的伟大的同志。他好不容易才乘坐出租车绕道至此。

“是的，是，我明白。”韦内罗夫人安慰他说。

最初的兴趣开始变淡了，但托莱亚的造访却更加频繁，而且，他每次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迄今为止，他不仅仅星期二、四过来，星期六也来。假如韦内罗中间不回家的话，他会每天来此报到的。

好心的韦内罗似乎被往事的回忆所吞没，她有些不安。因此，教授决定改变话题。他开始讲述他们没有认识之前发生的事情。他形象生动地讲述了特兰齐特旅馆里发生的那些可笑、可恶的恶作剧，解释了邻居加夫通是如何分配公寓的维修和电耗费用的，描述了吉娜的火暴脾气，传达了那个胡言乱语的同志和他那个至高无上的老婆的最新笑话，并且严肃地评述了国内谣言、笑料、传言等成倍增长的现象。他说，小道消息以惊人的速度四处蔓延，这种现象和地震有得一比：在地震中，里氏2级和3级的差别要比7.2级和7.3级之间的差别小得多。教授解释说，一种致命的核反应，冲击波，等等。

“是的，是，我明白。”女主人无可奈何地附和道。她此时正忙着整理桌布，搬动花瓶，瓶里又一次插上了好心的教授带来的普通鲜花。托莱亚已经开始论述通过各种罚款的方法提高税收的机制：交通违章、乱丢垃圾、扰乱公共秩序。他接着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搞生态保护运动的可能性等于零。他还谈到了太空武器的优越性，对付恐怖主义的方法，对付全球恐怖主义和恐怖现象的总方针。

“是的，是。”同样的声音重复着：震颤、香气扑鼻、天籁之音。空气正在膨胀，或者说，正在衰弱。也许，女主人更喜欢心照不宣的交流方式，不需要这些空话，它们只能使简单的、家庭式的亲切关系复杂化。疲倦、厌烦——这么多的语言炮弹使人诧异。然而，托莱亚进一步使自己的表演激烈化：当然，他想引发惊讶的爆发，想挑起新的刺激。

“是的，是，我明白。”女人依旧平静，没有任何的评论。肮脏不堪的家伙！这个咄咄逼人的接待员有些歇斯底里，因为他被这个声音甜美的女人所激怒。对他而言，这个声音只是面前这个女人富有节奏的赎罪表白，除此之外，毫无意义。

“是的，是，我明白。”韦内罗还是同样的回答。

他们一起喝茶，一起吃普通的三明治，偶尔还有一小杯李子白兰地酒，或者，用大麦或是糠麸制作的咖啡替代品。谁知道到底是什么做的？有时，他们打开电视机，观看那个胡言乱语的同志滔滔不绝地谈论模范公民的幸福，以及与模范公民为敌的危险后果。接着，托莱亚继续自己的独白，谈及冒险，谈及寓言故事，谈及成语——内容丰富，甚至能撑死一只河马。他感觉自己即将放弃这一切的努力，他已经决定放弃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没了，但他已经不再期望得到任何赞同的反馈了，他的希望全都在阴险的塔维身上。他的听众是那条狗，实际上，这个畜生已经开始焦躁不安，它不耐烦了。

他说话的时候，目光只聚焦于蜷缩在韦内罗脚边上的奴隶保护者的眼睛上。塔维十分镇定，没有任何反应，聆听着娓娓道来的趣闻逸事，对水泥搅拌者劳动的成果表示怀疑。

也许，就是目击者表现出的这份无言的怀疑，把激动不已的闯入者彻底击垮了。他虽然还在继续，孜孜不倦地打着手势，不厌其烦地向外挤压着话语，但那条聪明的狼狗脸上显现出的明显倦态使他感觉沮丧，他明白，他应该放弃了。

明天将是结束的时刻。不，明天是星期五，我们的休息日。后天，星期六，神圣的日子——解放纪念日。就在这一天，星期六，一切都将结束！

星期六的早晨伴随着薄雾缓缓飘来，稀薄的雾气像一块挡在太阳面前的华丽锦缎。孩童般的城市自我娇惯着，不紧不慢，悠然自得。

教授出现的时候是9点钟，这对于他而言可不是一个寻常的时刻。这意味着，今天他醒得很早。他一身白衣——这意味着：他今天休息。像往日一样，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他手里捧着一大束红花，就像葬礼上的花圈。

女主人满头鬈发的脑袋点了点，算是对他的感谢。她从这位一大早就来和她聊天的男人手中接过花，并把它放在衣帽架旁，等待着万恰先生像往常那样把背包从肩膀上拿下来，挂在镜子前面的挂钩上。

教授待在原地，眼睛盯着镜子里塔维严厉的目光。他微微一笑，跟猎犬匆匆打了个招呼，然后把包拿下来，但接着却改变了主意。他没有把它挂起来，而是拎着走进了餐厅。

“我亲爱的女士，今天天气不错。天空多么晴朗，晓风多么柔和，我多想在户外多停留些时间。可是不行，我得转车，从一个车站奔赴另一个车站。春天让大家疯狂，春天让囚禁的人们失去了理性。”

托盘和咖啡已经摆在桌上了。令人大吃一惊！通常，在他们开始聊天的时候，韦内罗夫人才动手准备喝的和吃的。塔维已经在她椅子边上找好了位置。韦内罗看上去容光焕发，年轻的一天，非常完美。

“亲爱的兄弟，我本可以这样跟他说的。我就是这样对那个正在聚精会神看着我的年轻人这样说的。”

很显然，在从战场上撤离之前，托莱亚准备采用一种全新的策略，一种全新的刺激。

“昨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卡罗尔公园散步。突然，出现了一个相貌俊朗的年轻人！他看上去像艺术家。我感觉他在注意我，好像一直在尾随我。”

女士不耐烦地挪动了一下身体。教授虽然有些灰心，但并没有认输。

“当然，我没有避开他。他的眼睛非常漂亮，炯炯有神。亲爱的兄弟——我已经准备高声喊出这个著名的催眠术语，我把它当作某种符咒。我想激怒他，想让他害怕，想知道他的反应。”

女士重复着刚才的动作，显然感觉厌倦和厌恶。教授没有时间理会这些——他目瞪口呆。

“万恰先生，看起来你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姐姐。我知道，你们不经常通信。你们走的路完全不同。我知道，你家人不赞同她的婚姻，但她一意孤行，还是跟那个疯子走了。她有两个女儿，她的女儿生的也是女儿。她现在是外婆了。这一切我都知道，但并不是关键所在。”

教授还是没有回过神来。他的嘴巴张着，僵硬了，双手紧紧抓着滑落到椅子边上，刚好搁在两只脚之间的皮包上。

韦内罗面色苍白。

“是的，猫咪回来了，着火了。昨天晚上，那些烧焦的小猫回来看我了。窗户在燃烧，我的头发和——”

韦内罗面色苍白。她用手擦拭着自己的额头，她的手在颤抖。但是，她镇定下来，恢复了脸上原有的表情，话语从嘴里流淌出来。

“也许，有人告诉过你，或者说，你还记得——索尼娅，那只黑猫，那只让神圣沙漠燃烧的黑猫。塔维爱上了索尼娅，你的姐姐。”

塔维抬起头，庄严的模样像帝王。但是，那只女性温柔的小手早已落在它那有力、闪光的口鼻处。

“因为她，他痛苦。她使他振作。她迷住了他——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他从来没有摆脱内心的痛苦。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年轻人，记得，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虽然打那以后他努力改变自己，努力成为……但表面上的改变都不能作数。”

塔维再一次抬起了黑色的眼睛。但是，监护人的手立刻使它安静下来。

“我承认，他也做出了一些令人遗憾的举动。但是，这些行为不是出自恶意，不是出自疯狂和愤怒，你知道。原因很简单，一件事情就剥夺了他所有的机会。那个马图斯非常聪明，非常活泼，但是，这些品德并不能满足那个童话故事中的公主，塔维竟然怀有这样的想法。”

“是的，是，我明白。”教授终于做出了反应，他嘟囔着，嗓音浑厚。

韦内罗夫人把托盘推到教授面前。托莱亚机械地端起小茶杯，低下头，小口喝着，但他还是感觉眩晕。韦内罗把托盘拉回到自己面前，拿起那只钴蓝色的小杯子，喝了一小口，然后放回到托盘上。她的面色还是那么苍白，嘴巴还是那么灵活，仿佛她也开始喋喋不休起来。

“抱歉，你还没有机会遇见那只流浪猫。仍然有某些迹象存在——一种情感，一种不肯定的东西。”

教授感觉有些紧张，等待着她继续往下说，然而，塔维突然叫了一声，声音发闷，但很响，似乎整栋房子都跟着摇晃起来。囚禁中的黑色澳大利亚犬聚集了多么大的能量啊！女士把手从冰凉、结实的狗脖子上拿开。她举起手，在空中停留了片刻，接着，落下，轻轻地给了那家伙一巴掌。塔维看着她的眼睛，喉咙里发出了一阵低吟。它重复着刚才那种难听、可怕的咆哮，手掌又落在它的身上，很迅速，一连打了三下。猎狗安静下来，在地板上伸展着自己的身体，脑袋放在客人的包上。

“你们这些人似乎还不想放弃爱情。哪怕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哪怕别人认为你们很聪明。照我说，这根本不是聪明的表现。你还想被人爱吗？你已经目睹了你所带来的那么多仇恨？祖先们为你的一生唱过赞歌吗？跟生命相比，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人的生命是最大的价值，祖先们没有跟你说过这些吗？人生苦短，如果生命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你怎样才能避免歇斯底里呢？至少，假如祖先允诺给你其他的东西，来生——涅槃，或者，管它是什么！”

韦内罗此时情绪激动——可以希望她坦白更多的内容。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侦探星期六上午突然现身于调查现场，这个决定没有做错，一切都是他希望得到的。不仅有咖啡和甜点，还有重要的证言。哇，没错，终于成功了！

“你认为塔维是罪犯吗？我不反驳你的看法。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并不确切了解他过去做的事情，以及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只知道，他娶了我身患残疾的朋友为妻，对她十分地照顾，就是我的朋友托利。我可能以前跟你提过。在你感兴趣的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我的朋友成了聋哑人，而且还——让我怎么说呢？——变得非常敏感，可以这样说。你知道，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不是了。”

万恰先生直盯盯地看着韦内罗夫人的眼睛，而夫人则直盯盯地看着侦探的眼睛。

“对那个时刻的描述——现在谁能说啊？会遭遇更多的冷漠。你们这些人就缺乏这个——冷漠。我敢保证，这是真正的力量。在冷漠背后有一股真正的力量。我相信，塔维明白这一点。甚至在那个时候就明白了。”

女主人眼中的光芒似乎已经消失了，她的语速越来越快。

“那个时候，你正在执着地调查40年前的事情。谁知道呢？谁——？我们一起仔细看看剧本中下一幕发生的事情吧。今天，我们要保护自己，抵御他人，好比你要保护自己抵御猎狗。应该说，保护自己，抵御有猎狗帮助的人。”塔维的妈妈纠正自己的说法，与此同时，不怀好意地瞥了猎狗一眼。

“如果我发现你害怕，我就咬你。如果我察觉你懦弱，我就向你进攻。我砸烂你的大门，砸烂你的窗户，还有房子，我一把火烧死你。我让烧焦的尸体晚间回去看望你。有例外吗？例外是什么？你的那些朋友？慈善家医生？家庭主妇、洗衣女工、司机——高兴接受上帝怜悯的病人！心理疗法，工作疗法，发挥工作者最大效能的方法，管它是什么方法。还有那个班比诺·加夫通，宏大的计划让他昏了头，不是吗？一个记者，一个生活在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记者！他甚至改用他夫人的名字，加夫通！想表明什么？究竟是什么？形势在发展？我们不再加以区分，不再报复那些年老的退伍军人？对吗？但是，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他明白，他不是傻瓜。不是吗？告诉他，精选出来的傻瓜比普通傻瓜还要愚蠢。他们是傻瓜挑选出来的傻瓜，就这样跟他说。”

可怜的韦内罗准备发起进攻了。刚才，她居然证明自己认识毛里丘·加夫通，认识马尔加医生，也认识这个痛苦的侦探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

但是，这个亲爱的老家伙，她很快就镇定下来。表演还没有结束呢。

“你瞧，万恰先生，塔维生病了，很虚弱。这个狡猾、可恶的塔维……”

猎狗没有动弹，它已经蜷缩着身体，睡着了。

空气也随之凝固了：似乎没有时间考虑温和的韦内罗突然间说了些什么。

“是的，是，虚伪的塔维，残暴的塔维！他不停地四处转悠，隐身在一条死胡同里。”

她想大笑，嘲讽地大笑，但是，她嘴里只发出几记短促的声音，是咳嗽，真难听，像狗叫。

“是的，是，我明白。”教授企图装得结结巴巴，但韦内罗把手一挥，打断了他。

“我认识塔维。教授，我确实认识他！我的朋友——她就像是我的半个姐妹，你可以这样说——是一个品德优秀的人，但是，咳，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个残疾人。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是他们中间唯一一个健全的人，或者说，是他们身边，是他身边——他不知何故总是害怕自己成为牺牲品。”

“是的，是，我明白。”教授极力附和，但同样没有成功。

“你应该——你能够理解那种浪漫的胡话，理解那种切肤之痛，那种急剧加重的苦难。你是一个长相不错的年轻人，幸福、透明，不是吗？一切都很完美，不是吗？直到那场自行车引发的事故。”

对自己的下体发起的这次进攻使他万分惊讶，他不禁呻吟起来。但是，他以闪电般的速度恢复了镇定，不仅如此，他发现自己一下子充满了活力。他像美国人那样双脚抬起，搁在左边的椅子上，但韦内罗夫人没有注意到。

“那辆自行车把一切都给打乱了，不是吗？”

“是的，是，我明白。”他一边轻松地摇晃着跷在椅子上的双腿，一边平静地说。

教授侦探漫不经心地晃动着自己的双腿。此时，他也变得面色苍白。塔维在窗户边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凝视着茫茫的远方。韦内罗没有理会它，她似乎只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还有那个缺席的伙伴。

“他们已经走了，塔维和托利。托利还有一个名字：陶贝。他们去了巴伐利亚，她的亲戚住在那里。也许，他根本不在那里，这个狗家伙。也许，他突然决定去寻找他年轻时的恋人。但是，我希望，他们的确去了他们所说的地方——我的意思是，亲戚家。他们的亲戚，不是我的。不，绝对不是我的。我孤身一人，正因为如此，那些疯子才有机会攻击我，把我捆绑起来，想把我和我的房子一起烧掉，还有我的财产，我的小狗和小猫，一切我珍惜的东西。一片狼藉——你无法想象！惨不忍睹！那些蠢猪，那些疯子，那些聋哑人，他们把我当成了别人。实际上，我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你瞧，我在照看塔维，他们实在是太慷慨了，他们把塔维留给了我。我感觉和它很投缘——我能做些什么呢？自从我的家被毁了以后，自从那次大火之后，我一连数日夜不能寐，因此，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和塔维在一起。”

虽然女主人抚弄着塔维的皮毛，但它一动也没有动。空气中也充斥着这种心不在焉的味道。塔维待在窗前，女士想要的是一种停顿，她可以借此舒缓自己的呼吸，迎接最后的一幕。

她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打断自己，不再让自己被打断，她要一口气释放压在心口上的一切负累。

“万恰先生，我把灾难的整个过程都告诉你吧。让你知道那个灵魂，那个充满雾霭和黑洞的灵魂，毒蛇在那里游弋，乌鸦在那里滞留。毒液包裹着毒液，死结连着死结，霉菌滋生霉菌。相信我，没有出路——只有谎言。出口实际上是另一个入口。内部的变化，就是这样。我跟你说说塔维。我对他很感兴趣。你真正考虑过塔维吗？那些生活在他周围的人，那些腿有残疾的人，我们都是，你考虑过这些吗？告诉我，你考虑过吗？他只是隐身于他们中间，还是真正接受了他们的准则？那是一个不错的藏身之处，不是吗？怀疑和告密，这是我们每天的精神食粮——在这个环境中有新的章程，可能吗？病态的，残疾的，我们隐身于地下，不断肿胀，但找不到出路，甚至找不到透气孔。因此，开始不断发酵，偶然的机会，你可以听见痛苦的喊叫。偏激的模范？实际上，这是我们最终的界线吗？真实的都不是绝对的。任何一切都有洞孔，有替代，有斑点。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想象，不对吗？

“教授，我对数学非常痴迷。坦率地说，很疯狂。数学中的人工手法可以使那些无法解决的公式更加容易应用于我们的伎俩和逃避之中。但是，别忘了，还有减法。人工的方法，仅此而已。这些模范的残疾人需要一种非常强大的压缩力量——就这样。如果出现一个小小的切口，那么，里面就会涌出一种绝无仅有的东西。脓液、火焰，以及北极光！天才、犯罪、疯狂、黑暗的地狱，无法想象。但愿我们能有幸走进解放的极乐时刻！如果我们能够掌握真理，你将会看到我们内心爆发出的一切，你会看到的。那是一种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东西。或者，只是一种僵死的迟疑？请你放心，一种病态的口吃不会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

“天才找到了结论。他找到了可行的方法，找到了他的宝贝儿，找到了这条可恶的老狗！找到了可以颠覆世界的巨大潜能！想一想——想想他，想想我们大家。想想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人，他们是我们的绝佳代表。从他们那里我们得到了什么？少有的紧迫感。教授，他们可以让我们丧失理智。甚至可以让我们的思想复苏——哪怕我们的思想已经过多地沉睡，被过多的章程、欺诈和限制所麻痹。这种中毒至深的限制，这种持续进行的无聊压制，危险，而且永不停止。”

冗长的演说展现出数学家镇定自若的个性，她面无表情，演讲可以继续进行。但是，她伸出双手，在空中无助地挥舞着。哀求和倦怠，她宣布说，她要取消这一切，仿佛剩余的内容实际上要重要得多。然而，这一切毫无意义。她的放弃说明了她的无可奈何。暂停。沉默。

教授手腕上的表有规律地向前运行。万恰的腿突然动了一下，他看了看手表上的电子显示：1：00：2，1：00：3，1：00：5。

“我给你拿一点吃的。时间过得真快。我准备了一些午餐，我去把它热一热。”

看，家庭服务员得到了重生。过一会儿，我们要揉搓眼睛：好像我们从未听到过这个构思精美的学术演讲。一切都只是一个幻觉，我们面对的仍然是那个沉默不语的家庭妇女。我们可以尽情地观看在我们面前沉睡的这棵蔬菜：苍白、枯萎。

长长的、长长的停顿。教授好几次重复着相同的手势，以示谢绝：他没有胃口。但是，女人没有注意到。实际上，她本人也没有打算起身去取她所说的那顿午饭。

当她再次开口的时候，她的声音很轻，一种低语——一种反复开始的低语，害羞，不断重复。教授并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他待在原地，一动不动。韦内罗夫人做出最后一搏，抬高了嗓门：“我把他的杰作拿给你看吧。我已经决定给你看了。”

她用手扶着餐柜，托盘和咖啡杯还在上面放着，她向前挪动了几步，身子摇摇晃晃。她好像有些眩晕，步履蹒跚，身体不住地抖动，因为某种情感，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时间，她漫无目的地围着椅子乱转。

“跟我来。我把他的东西拿给你看。来。”

嗓音恢复了原有的动力和热情。她蹒跚着向左边转过身子，谨慎地朝餐厅后面的一扇门走去。走廊很短，空荡荡的。他们穿过走廊，夫人打开了另一扇门。

“这是他们的卧室。”

白色的房间，一张双人床。一床厚实的羊毛毯子，也是白色的。床头的两侧各有一张白色的床头柜。窗前放着一张白色的小圆桌。一张白色的凳子。墙上挂着一面镜子，镜框是白色的。

他们已经来到了另一扇门前。

“这是塔维的暗室。我们不进去了。很简单的一间房间，照相机、胶卷、咖啡罐。”

此时，她的手握着这扇门的把手，门上的一块方形玻璃被黑布所遮盖。她挪开身子，走到走廊的另一头。她打开了右侧的一扇门。

“这是塔维的书房。”

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张破旧的沙发。书架上堆满了厚厚的卷宗，五颜六色。

“大家都说他发了财。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些就是他的财富，一套价格中等的公寓，一个避难所，就这些。他的财富在这间房子里，在这里。他在这里收集了他的作品。你会看到，某种作品。他随身带着一本。只有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的确随身带着。他肯定得到了某人的资助。他要展示给他的亲戚们看看。如何？他夫人的亲戚。在屠夫的土地上，受害者找到了避难所，你怎么看？你喜欢你的亲戚吗？咳，他去了他夫人的亲戚家，那个傻瓜就是这样说的。只要他的思绪不那么飘忽不定……寻找他的恋人，用自己生活的悲剧去感染她，用自己悲壮的作品去打动她。愚蠢，疯狂——他不是这样的人。难道他会把自己的作品给那些造谣生事的商人？为了自由马戏团？如果这样，他会成名，会成为英雄，是吗？我们的傻瓜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一个烈士？得到丰厚的报酬——直到轰动成为历史？骗取他的忏悔，然后再教给他一些骗术和伎俩，还有脱衣舞女和白痴才拥有的那份傲慢，是吗？我只是希望，那个古怪的笨家伙没有完全失去理智。报应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应该采取行动了，撒旦警告过他这些吗？这个虚伪的家伙，这个毒蝎子，这个可怜的白痴！我那愚蠢的斑鸠，豺狗。那条肮脏的猎狗不肯说出实情。谁知道他跟沉默女神究竟去了哪里？谁知道斑鸠飞到了哪里？去了沉睡的森林？黑城堡？金钱的银树林？可怜的人儿。”

教授的身体动了一下，眼睛鼓了起来。厌恶和痛苦源源不断地从温柔的韦内罗夫人甜美的嗓音中流出。教授站在圣殿的门口。万恰侦探的手抓着人造革皮包的带子。他没有勇气冒犯这个神圣的地方。

“请进，万恰先生，进来。花几个小时了解一个陌生人的作品是一件十分逍遥的事情。这个狼人——一个有灵魂的人，你自己发现吧。你会了解，精确的真理和惊讶意味着什么。徒劳的深渊，这就是你要看到的。没有语言，一部史诗。万恰先生！荷马——你会看到！没有文字的荷马史诗，不需要借助于文字。进来，进来。值得一看，相信我。”

“是的，是，我明白……”

教授打量着书架，打量着书桌。他在沙发边上坐了下来。

韦内罗夫人严肃地看着他，待了一会儿，然后离开了房间。教授独自一人面对着这座宝库。5点钟，夫人端来了茶水和三明治。

“你可能会喜欢我准备的午餐。你一定饿了。”

“是的，不，我明白。”他含混不清地说着，有些茫然。

7点。女主人胆怯地敲了敲门，问他是否还要吃点什么。

“不用了，绝对不用。大概你要走了吧，要回家去了。我已经快看完了。如果你不方便，我这就走。”

“不，不用着急。我今天可以睡在这里。我看得出，这些东西你很感兴趣。”

她瞧着他，脸上显露出一种嘲讽和蔑视的笑容。她又看了看完好无损的三明治和茶水，再一次离开了房间。

晚上11点。教授走出房间，包背在肩膀上。

“我们打车走吧，亲爱的夫人。太晚了。我送你回去。”

韦内罗夫人正在看一本法语书。封面厚实，陈旧，书名是斜体字母，已经很难认清了。法语老师——或是数学老师——谁知道！过了许久，她的眼睛才离开书本，她抬起头。

她盯着他的眼睛。随即，她怀疑地看着教授的皮包。

“我们一起打车走吧。我先送你回家，然后我再回家。很晚了。”

“教授，你可以走了，别担心。我要留下来，我今天就睡在这里。”

万恰欠了欠身，走出了大门。当他的脚落在第一个阶梯上时，他听见门里传来了一声狂吠，接着，又是一声。片刻的沉寂过后，又是一阵爆发。猎狗的叫声，像喉咙深处发出的咳嗽，它的口鼻肯定被什么捂住了。脾气暴躁的塔维没有停止，但声音却越来越小。沙哑的声音，喉咙受阻的声音，被压抑的疯狂。

他应该回去吗？不应该吗？那一对奇怪的生物之间发生了什么？谁知道呢。

他放弃了采取任何行动的念头，迅速地走下楼梯，来到大街上。星期天，他把自己关在房内。他拔掉电话插头，甚至连加夫通先生敲门也不开。加夫通先生轻叩房门，他大概有些担心，因为他一天都没有听到邻居的动静。

托莱亚躺在床上，陷入了深思。当他回忆起韦内罗夫人给他看的照片档案时，他心中的怒火远远大于兴奋。

上午，下午，紧闭房门。星期天，如此漫长，如此宽广，没有尽头。没有时间的时间，超越时间的时间。

一个又聋又哑的星期天：他不接电话；他的邻居加夫通一遍遍地敲门，他听不见。托莱亚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思。他愤怒。星期六的圈套不停地在脑海出现。那个文件夹里装着库沙拍摄的照片，但是，这并没有提供他等待已久的线索。它激怒了他，那个文件夹激怒了他，但他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真的是一无所获吗？难道是因为他发现的太多了，以至于什么收获也没有？

历史，的确是历史，连续几十年的历史。大街，各种画面，楼宇，这些已经跟随你很久了。红军1944年进驻布加勒斯特，国王的头像和苏联红军大捷的宣传画并肩摆放。国王被迫放弃了王位。军装，官员，时代的气氛。一双眼睛，那是一个孩童，夏天蜷缩在公园的长凳上。军队大检阅。一次审判，或是另一次审判的场面，还有某某葬礼的场面。第一家集体农场，农民的照片，共产党积极分子的照片，民兵的照片。那个著名的作家正在接受专科学院的聘请，新院士的豪华别墅，院士在党代会上发言。工厂的车间。地主的公寓，一个绘画作品的著名收藏家，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在他被逮捕之后。

一些家庭的故事。儿童钢琴家，严肃的父亲，旁边是体态臃肿的母亲，还戴着眼镜。小女孩和小男孩在学校里，乘船出游，女孩的葬礼，节日音乐会……

“万恰先生，5000张照片！一部史诗！”韦内罗当时很是得意。

裁缝和他的家人，两个当军官的兄弟。芭蕾舞女演员和她的母亲，以及她的小猫。聋哑人党代会，聋哑人婚礼，聋哑人排球赛。聋哑人的图片，他们的手，他们的服装，他们的愤怒，他们的大笑，还有他们的眼泪。一个个方阵走过去，编织队，举重队。聋哑人的狂欢、酗酒和祷告。

没错，图片所产生的震撼确实难以消除。教授盯着那本细长条的厚笔记本，像中了邪，不敢伸手去翻动它，这是他从第一个文件夹里抽出来的，上面还标示着开始字样。刚才，他俯身凝视着那个绿色的文件夹，身体仿佛触电一般，文件夹里面装满了散发着青春气息的照片：小学时候的塔维，当职员的塔维，马尔加，加夫通，索尼娅，克劳迪乌。军官，军营，种族主义分子的海报。一个秋天的早上，天上下着雨，宪兵把被驱逐出境的人押送上运牛的卡车。接下来的照片又是马图斯，克劳迪乌，还有托莱亚。没错，托莱亚骑在那辆该死的自行车上，出席审判的迪达和马尔库·万恰，星期六晚上围坐在餐桌旁的万恰一家。这些照片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困惑，他几乎失去了知觉。他具有盗窃狂的能量，因此，他一把拿过那本藏在老照片底下的笔记本。恍惚中，他迅速将其放入自己的包内。惊恐中，他曾经快速浏览过里面的内容，知道那是关于另一个历史时期的事情，但这并不重要。他仍然想占有它。回到家后，他把本子扔在桌上，再也没有瞧它一眼。直到现在，本子还在原处，他心里很烦；尽管如此，他却并不好奇，不想去看那些潦草的笔记，暗藏玄机，难以理解，根本不会有什么大的收获。谜。他应该花些时间来破解这些谜团吗？

教授感觉烦躁不安：他无法摆脱星期六奇特的冒险给他带来的影响。那是韦内罗布下的陷阱：她把我当傻瓜了，这条母狗，她把我当小孩子耍。她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会一无所获？假如我已经发现了某些跟我、跟他们都有关的事情，而且，我发现了不该了解的内容，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谜，你听见了吗？一派胡言。她感兴趣的只有主人天大的秘密，它无与伦比的作品，以及它对后代的报复。文件，档案，复制者的报复，就这些。亲爱的夫人，这是记忆的游戏，就这些。老处女数学家，魔鬼家里会说法语的管家，好心的精神科医生！无血缘关系的朋友托利-陶贝。作为朋友，作为朋友的妻子，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替身，面具，伪装，地下画廊，各种疾病和患病的灵魂，用密码编写昨天的故事，而它即将成为明天的故事。

实际上，这让他感觉愤怒。听，特莱西恩施塔特，你听见吗！

星期六随风而逝，如过眼烟云，但愤怒仍旧挥之不去。那个永远也无法追回的星期六，那段一去不回头的时光，带走了情欲的幻想，带走了一切。但是，他要重新把它拾起来，是的，他要这样做。他要重新抓住那一天。他要将它牢牢记住，将它再创造，使其复活。他要重新掌握那个逝去的星期六。

早上，空气温柔，薄雾片片。孩童般的城市娇惯着自己，不紧不慢，悠然自得。是的，他回忆起那个值得回味的星期六。他一手捧着一大束红花，另一只手抓着肩膀上背包的带子，艰难地往返于公共汽车和电车之间。

他的两只手都不空闲，但他还是设法按响了8单元的门铃。大门立即打开了。今天是星期六，不是事先约好的时间；而且，通常来库沙家，都是9点钟。尽管如此，大门还是立刻打开了，仿佛门里的住户一直在那里等待他似的。

门里站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同样是韦内罗大婶，但又不一样。令人无法置信！一个中年妇女，举止高雅——为什么不呢？——不知何故，那张崭新的面庞使她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她脑后闪闪发亮的黑色发髻跟那张苍白无比的脸庞、涂抹了红色唇膏的嘴唇、深陷的眼睛，以及修饰过的睫毛，还有什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条漂亮的沙色连衣裙，腰间系着一根深绿色的皮带，跟她眼睛的颜色很配。

侦探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女人莞尔一笑，动作优美地从他平庸的手中接过花环。“今天是一个温柔，但却又很疯狂的日子，亲爱的夫人。”动作笨拙的男人使劲儿挤出这几个字。“晃到东，转到西，直到把你整得头晕目眩——足以让你失去理智。这个毫无章法的春天要把我们大家伙儿逼疯了。你注意到它的力量了吗？它要释放我们这些被囚禁的人。我告诉你，韦内罗夫人，我们要疯了。昨天晚上，我在公园散步，突然，一个相貌俊朗的年轻人，一个充满活力的家伙。亲爱的兄弟，我准备诅咒他。”

女人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一个表示憎恶的手势。她不断重复着这个手势，他甚至连惊讶的时间都没有。

“你一个劲儿地称呼我韦内罗，但你应该知道，这不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泰雷扎。你那天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了。那天，你带着一个破袋子，里面装着蓝色的无头鸡，你还骗我说那是橙子。我告诉过你我的名字，我当时还重复了一遍，但你根本没有注意。虽然你表面上显得精神集中，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你永远也不可能这样；你还不够漠然。假如你不是这么漠然，你不可能这么心不在焉。万恰先生，别人都以为你们这些人非常聪明。也许，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你们会遭遇挫折、会遭遇仇恨的原因。尽管如此，你缺乏思想的漠然。相信我，这可不是聪慧的象征。整日东奔西跑，像条狗一样伸着舌头，祈求别人的宠爱，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把戏。但这种事情就发生在你的身上，你的舌头还伸在外面，你还想得到别人的爱。这可不是聪明的表现。”

他没有表现出惊讶的神情，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没有做这样或者那样的手势，没有伸出舌头，没有证明自己对她的冷漠。似乎这个女人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她等不及了。

“不，我不想你误解我。周围有很多人喜欢你们这样的人。迪达·沃伊诺夫，一个纯种的俄国人，走进了一个非常幸运，但却是错误的婚姻，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甚至你的那些朋友也都是些优秀的人，这我也表示接受。不，对于他们优秀的品质，我不想进行任何的反驳。”涂着唇彩的嘴唇微微开启，她笑了，是的。“甚至我的朋友，托利——我不能否认她的品质，也不能否认她的缺点，可怜的人儿，当然，不能否认她的缺点。但是，关于虐待老妇人和宠物猫的那个事件，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态度。被烧毁的公寓，警察的冷漠，那场大火本身——你知道报纸上都是怎么写的。一次火葬，我没有夸张，一次有组织的杀戮。正如你看到的，那个老妇人其实没有那么老。我住在郊外，在布加勒斯特的另一端，靠近杜代什蒂，过去那里居住着贫困的犹太教民。我可以告诉你，往日的风景已经荡然无存了。旧时的流浪人群早已荣登极乐。现在，那里建起了一模一样的公寓楼，里面住着一模一样的居民。我搬到那里，并非出自本意，你明白的。起初，他们把我的别墅充公了，只留给我一间房间，其余的奖励给了模范社会的新贵。然而，最后，他们拆毁了整栋房屋。他们想统一当地的建筑风格，把那些房子变成模范公民的模范住所。他们把我重新安置在杜代什蒂。在那里——我没有其他选择——我开始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也不是我的本意。他们感觉我有些另类。他们把我当成外国人，认为我是一个外国人。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的身份，而是别人对你的看法。他们跟在我身后高喊特莱西恩施塔特。这是别人告诉我的。这就是他们的喊叫：特莱西恩施塔特！”万恰先生盯着女人的眼睛，而她也盯着侦探的眼睛。

“是的，是，我明白。”年轻人企图装结巴。

“因此说，教授，那次杀戮是一种混战，但我并不是在抱怨什么。相反，你知道，我很自豪。”

“是的，是，我明白。”那个不够冷漠的冷漠人奋力挤出这几个字。

“自豪，幸福。最后，野蛮人无法按照他们的意愿改造我们，他们没能把我们变成完全一样的人。他们也没能像他们所允诺的那样铲除异己思想。我想，你明白这些。我猜，你能明白。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不抱怨。它证明了某件事情是重要的，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他们想把我们都变成一样的人，但他们没有成功！教授，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证据是残酷的，是不幸的，我承认。然而，那仍旧是证据，你必须承认这一点。”

他必须承认，韦内罗夫人得到了重生。她的眼睛再一次闪耀着青春的光芒，就像她的动作，就像她的外表。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生，绝对没有夸张。可怜的女人曾经身处攻击的边缘，但她很快恢复了，可爱的人儿：表演还没有结束，神圣的星期六还在延续。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你一切都明白。你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暗示。你的审判，你被迫离开教师的岗位，别人对你的不信任和排斥。诬陷与否，正如我的案件那样是一种混战，或者说，根本不是。咳，不管怎么说，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关键是，他们不想你保持自己独有的风格，不想你发现自己的原本特性，不想你明白自己究竟是谁。此外，他们也不想看见你捍卫自己的权利，更别说——这就是他们的人道主义！消除差别，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蛊惑民心，人人平等。你知道，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咳，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差别的，亲爱的，我们只能保持这种状态。但是，那些疯子把我当成异类，当成外国人！那些人行为过激，神经质，他们想把我当作外国人烧死。你明白吗，亲爱的？”

她嘴唇一抿，做出亲吻的样子，好像在说“亲爱的”，与此同时，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的眼睛在燃烧。她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准备迎接，谁知道这次她即将迎接什么新鲜的证据，什么不可辩驳的证据。侦探紧抱着自己的背包，弯下腰，身体朝椅子靠拢。

“你明白我的意思，万恰先生。体弱多病的塔维，病魔缠身的塔维，狡猾、恶魔般的塔维。”

那条名叫塔维的狗一动不动，像古罗马的贵族一样，沉沉睡去。但是，这个全新的韦内罗·泰雷扎并没有镇定下来，一点也没有改变。一场新的进攻即将开始。然而，她的声音突然减弱了，听起来好像是一种低吟般的叹息。

“自从我的公寓被烧毁之后，自从那场可怕的灾难，那场杀戮之后，我在这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我跟塔维在一起。”

虽然它的女主人伸手抚弄着它的身体，但塔维没有吭声。一个毫无意义的举动，因为那条狗倚靠着窗台睡得正酣。也许，泰雷扎只是想借此抬高自己的嗓门。

“你说过，时代需要英雄。英雄的替身，这是你说的。有一天，当煎熬我们的大锅被打开时，散发出的臭气使人无法容忍。臭虫、脓疮、霉菌从四面八方涌入，大家纷纷躲避，躲避自己，也躲避他人。新的面具，新的替身，新的英雄。但我们不可能成为英雄。我们这些可怜的人，还有那些可怜的邻居，我们没有这个命。新时代的英雄即将诞生。我们说，那一定是库沙先生！相信我，他是一个完美的替身。我们生活的这口大锅锈渍斑斑，满处裂纹，还散发着臭气。他的摄影作品不仅记录了我们在这里的生活，而且还反映了你不舍追逐的那些魂灵。我亲爱的，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千万不能忘记这一轮光环。原谅我，你是一个经历过危难时刻的成年人，你聪明，你敏感。我不想打搅你。跟我来，我把他的作品拿给你看。你会明白这个傻瓜这些年来所策划的内容。我那古怪的小斑鸠，我那讨厌的胆小鬼，我那擅离职守的人儿。快来，我要把史诗拿给你看。荷马般的史诗，你会明白的，荷马。”

她的嗓音透着一股超级的热情，使你的大脑开始发晕。侦探谨慎地穿过走廊。在走廊的尽头，泰雷扎打开了右手边的一扇门。

“这就是塔维的书房。”

顶天立地的书橱，里面装满了各种颜色的文件夹。

“进来，快进来，万恰先生。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欣赏一下替身英雄的作品。一个狼人！你会领略到真理赋予的记忆和惊叹。非常有深度，你会有同感的。一部没有文字的荷马史诗。进来：非常值得一看，相信我的话。”

他一个人在宝库里待了好几个小时。5点钟的时候，女主人给他端来了茶水和点心：几片面包，中间夹裹着可能是李子酱的东西。门半开着。他偶尔可以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有人在结结巴巴地嘟囔着什么。他竖起耳朵。低语声又开始了，但很难听得清楚，好像有人捂着嘴巴在念咒语。

他走出房间，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弓着身子向前走。通往餐厅的门微微开启。声音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一遍又一遍，他慢慢地开始懂了。

“自由？更加自由？我们比以往更加自由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自由吗？比我们以为的还要自由吗？你这个傻瓜。比我们认识的还要自由。回答，你这个畜生。回答，我亲爱的。”

她的语速很慢，每说出一个字都要停顿片刻，连舌头在嘴里打滑的声音也能听见——咂嘴的声音，抑或是舌头打滑的声音。托莱亚有些紧张，向前又迈了一小步。透过门上的裂缝看见了一面镜子。韦内罗通红的嘴唇紧闭着贴在茶杯外面的条纹图案上。

“快点，告诉我，你这个恶魔。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真的自由了吗？他们真的无所不知吗？是的，他们训练我们，让我们相信，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训练我们，让我们不要乱说乱动，因为这一切将会是徒劳无益的。告诉我，告诉我，你什么都知道，我的小塔维宝贝。”

她又喝了一小口。玻璃杯消失了。此时，她胖胖的小手抚摸着狗的左边脸颊，从上到下。她低着头，脸对着餐桌。低语声越来越快，越来越有力量。

“见鬼，你这头没有脑子的猪。见鬼。你什么都不懂。你，还有你的老婆。那个完美的人！受害者！只是一种托词。塔维和他那个完美的托词。小狗塔维，是的，是。未来。我未来的战士。小塔维。害怕眼前，害怕过去，害怕未来。那个魔鬼，受过训练的魔鬼。我们没有成功，因为——”

侦探像一片羽毛，悄无声息地溜回到书房里，并且随手关上了房门。泰雷扎在此期间小心翼翼地敲了敲房门。她又恢复了活力，像过去一样正常、警觉。这条母狗真的复苏了。每过一个小时，她变化一次：抖动的嘴巴，大大的眼睛，厚厚的睫毛膏，她再一次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吃些点心好吗？你肯定饿了。”她微笑着说。

“不，我一点也不饿。如果你想回家，我随时可以离开。实际上，我已经看完了。”

“别担心，我可以睡在这里。没问题。看得出来，你对这些卷宗感兴趣。你发现它们很有意思。”

一种保护性的，然而又是被动的笑容展现在她的脸上。她看了看客人面前没有动过的三明治和茶水，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托莱亚跨出房门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他朝女主人点了点头，但并没有正眼看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楼梯口。当他正准备抬脚下楼梯的时候，他听见了那种沙哑的咆哮。那条狗仿佛被人用什么东西捂住了嘴巴，痛苦地吼叫着。但是，没有，他没有再回去。转过三段楼梯，他来到大街上。他加快了脚步，头也不回地向前走。他一刻也没有回首，星期六消失在他的身后，还有那条名叫塔维的狗，以及那个泰雷扎。他脚步匆匆，精神紧张。然后，一个健步，一个跨越，双脚落下之处刚好是星期天的正午——那个无聊、庸碌的星期天。他躺在那里，萎靡不振，无论什么声音都无法进入他的耳朵。他的灵魂不知在哪里神游。偶尔，一个火花在这种迟钝的状态中一闪而过。一个崭新的想法，一个新鲜的把戏。不，这不是终结，我亲爱的夫人！我们不会就范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夫人。绝不会！这只是暂时的失败。我们不能允许自己这样被人替代。不，我们要东山再起，亲爱的夫人。很快。昨天的故事即将成为明天的神话。很快。

是的，艰苦的时期必须重新来过。他会找到那种力量。更加灵活，更加执着，更加疯狂，他一定会找到那种力量。我亲爱的夫人，我可爱的夫人，看看我昨天在通往巴塞罗那的火车上的遭遇。一个寒冷的夜晚。跟我们国家一样的火车，肮脏、冰冷，像冰箱一样的车厢。我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境遇，我们变成了野兽，无所不能。咳，在那辆可恶的散发着粪便臭气的火车上，我像野兽一样佝偻着身体。突然，我看见一个人朝我走来——猜猜是谁？或者，一年前在马拉喀什，那是一家超豪华饭店，超昂贵的享受，还是那个瘦瘦的外国人，用链条牵着一只经过训练的老鼠。一只经由伦敦最昂贵的裁缝打造出来的老鼠，时尚，有派头，训练有素，随时准备进攻。就在那里，在美丽的黄昏中——或者，一星期前在哥本哈根，在哥本哈根饭店，长长的队伍。跟我们国家的情形一样，人们蜷缩着身体，满脸的疲倦和恐慌，为了买到一点少得可怜的糖果，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走到队伍的最后面，等在那里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学生。我向她打听当时的情形。你知道她是如何反应的？她要先看一下我的身份证件。证明我的身份！干脆脱下我的裤子吧，恶心的举动！让我出示证件给她看？想象一下那种愤怒，夫人，那种性骚扰。这就是年青一代对你的态度。让她看看我的证件，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我站在原地，呆若木鸡。真的，就像是回到了战争年月，在布达佩斯——匈牙利的法西斯宪兵，清一色的聋哑人，在大街上拦住男人的去路，强迫他们脱下裤子看看他们的身份是否指向火葬场。

啊，韦内利卡夫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故事！假如她能接受，我们将更新我们的攻势。啊，亲爱的，我尊敬的夫人，我敬爱的女祭司，让我们一起看看星期三在协和广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那时，老同志的示威游行刚刚结束，我正往家赶。没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伟大的胡言乱语的同志，仍旧沉浸在他滔滔不绝的演讲中。突然，你猜怎么着，所有的广播喇叭都开始播放同一条通知：所有眼角有印记的同志注意了。接着，又做出了修改：所有从事特殊情报和监视工作的同志注意了。你看，那些可怜的家伙连眨眼的工夫都没有了！这是何等的不公正，何等的侵犯，何等的恐怖！你说得对，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谁。你说过，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没错，没错。真让人愤慨！咳，我亲爱的夫人朋友，你是不会相信的，但我的确突然想起了塔维，那条狗，以及他协会的那些同事。他们有特权拥有这种特殊阶层的记号，有特权拥有眼角处的印记，但是，他们不能放弃这种特权吗？这就是我的困惑。还有什么能够比这种负累更加残酷？我指的是聋哑人协会严酷的纪律。这种拜占庭式的把戏，还有那些麻风病医院，它们更加人道，真的是这样吗？受害者？什么受害者？放火焚烧你的公寓，就因为你在那里饲养了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小狗、小猫？他们怎么可以说你是外国人呢？精选的群体中一个精选的外国人？什么受害者，我亲爱的，什么受害者，什么火葬场？老妇人，什么样的攻击？只是一种娱乐，就这些。谋杀性的厌倦，厌倦。我亲爱的，我们还能怎样呢？厌倦，只有厌倦。相信我，没有别的。就在昨天，我跟日本大使谈到冷漠这一话题。我们在蒙特卡洛的赌桌上玩轮盘赌，我反复跟他提到——

啊，麦当娜·韦内利卡会投降的，她受不了这种山崩地裂。她肯定想逃跑，不想再听下去了。她肯定会让步，会把一切都说出来。她会终止沉默，停止那些学术演讲和照片收藏。她会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泰雷扎夫人最终就范了！她会背叛，没错，没错，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传奇中的那个狼人，童话故事中的那个狼人，他带着他精选的那条瘸腿一起逃跑了。她要揭露所有的阴谋诡计，一个不漏。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拼命抑制自己的冲动情绪，没有在星期天冲到幽灵塔维的家里，星期一一整天也没有往那里打电话。尽管如此，星期二那一天，他再次踏上了魔法征程。多米尼克先生在龙德电车站等车，他身穿黑色的制服，手里的黑色长柄雨伞像拐杖一样支撑着他身体的重量。23路电车到了。他上了车，在一个空座位上坐下。他谁也没看见，车厢里空空荡荡的，谁也看不见谁。厌倦使每一个人头脑麻木，昏昏沉沉，毫无活力可言，真是自作自受。亲爱的夫人，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看见了这个人。尽管如此，需要有人付出努力，从死人堆里站起来，享受一段快乐的时光，使电影活跃起来！为此，我在龙德登上了臭气熏天的电车，车像以往一样拥挤，里面根本没有容身之处。咳，在我的前面站着一位真正的绅士，一个个子很高的南美人。塔维的影子无处不在。我抓住阶梯旁的扶手，他的身影不时地闯入我的视线。画面并不完整，被其他乘客的背包、手臂，以及脑袋给破坏了。后来，我下了车，换乘一辆公共汽车。我等的时间不长，而且——你会相信吗？——那辆车几乎空无一人。我准备坐下——能想象到吗？竟然有空座位——我把车票打了孔，准备坐下。谁也看不见谁，咳，我的面前出现了那条纯种狗的侧影。也许，他刚刚也在伊兹沃鲁车站等车，而我并没有看见他。你猜他——这个你我过去生活中的典范人物——在干什么？跟在电车里一样，信不信由你。其他乘客没有注意到。因为厌倦、恐惧，以及日常为生存而付出的脑力，他们疲倦至极。如果他们能找到坐的地方，他们肯定什么都不在乎——即使眼前就是灭世的洪水，他们也会做到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闭口不语。一个能够歇脚的座位，相信我说的，是他们最大的追求。就这样，我们经过了角斗场，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大家伙儿赶紧把衣领拉紧，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心在那一刻即将葬身于焚尸炉里的那些小狗、小猫，以及其他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他们把脸埋进手帕，他们忍不住咳嗽、流鼻涕，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是冷血的。这时，那个杰出的绅士，完美、挺直的身材，优美、细长的五官，两只眼睛挨得很近，十分奇特，鼻子扁平，像鸭子。你猜，那个奢华的模范在做什么？咳，他在挖鼻屎！你能想象得出吗？他在电车上的时候也做着同样的事情，不紧不慢地挖鼻孔。他和我一起下了车，继续前行，这一点我不是十分清楚。我没有力气回头，不知道他是否还跟在我身后。一条纯种的猎犬，身体瘦长，皮毛锃亮，不仅沉着地挖着鼻孔，而且还监视着我。我在那家名叫斯坎波洛的店铺附近停下脚步，就是那家总是以盘点为借口关门打烊的商店，你肯定知道。我往橱窗里看了一下，发现——

旅程已近尾声，多米尼克先生的确在斯坎波洛商店前面停住了脚步。

令人惊讶的是，商店的大门打开着。一个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的女售货员占据着门口的位置，她的嘴里还叼着一支长长的香烟。多米尼克先生在橱窗前停留了许久，焦急地看着自己的手表。不，来得并不算太早。毫无疑问，韦内罗夫人肯定在等他。他心情激动，一只手抚弄着背包里的那本《伏尔泰选集》，一本旧书——第一版。他已经决定改变买鲜花的一贯做法，因为他相信，伟大的文学著作会带来更大的效应。尽管如此，他仍在犹豫，迟迟迈不开步子。他东看看，西瞅瞅，那边是布满灰尘的窗子，这边是年轻的南美女人，她的眼睛相距甚远，鼻子又大又扁，厚厚的嘴唇涂抹着唇膏。她面无表情，在焚尸炉黑色的浓烟中一口一口地吸着她的香烟。

这样，亲爱的夫人，我面对着橱窗，我想看看是否有人跟踪我。我在那家名叫斯坎波洛的店铺门前停下，就是那家总是在盘点的店铺。我不停地盯着橱窗的玻璃，把它当成镜子，我想看看跟踪我的人是否会现身。你是知道的，我们都具有求生的本能，而且，我这样做也有很好的理由。谁也说不清，也许，星期六晚间的情感震撼对我产生的作用还没有消退。当我听见那声狂吠的时候，我已经在楼梯上了。那种沙哑沉闷的叫声，使人联想起扼杀式的伤害。我准备掉头回去——你也可能需要帮助——去保护你。虽然，正如我看到的那样，你应付自如，你对那个模范十分了解。不奇怪，你们有共同生活的经历——你肯定对他了如指掌，我们的朋友伏尔泰过去经常这样说，而且，实际上，我给你带了一本书，作者正是这个聪明的家伙。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想说的。当我又一次走在通往你家的楼梯上时，我心里始终在琢磨，如何才能打消你的疑虑。不，你没有必要反抗，我们为何要在那些客套的寒暄背后躲躲藏藏呢？我本人十分坦率，坦率到了鲁莽的地步，这一点你肯定可以察觉。只有跟那些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人在一起，我才会如此。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我就决定要跟你在一起。奇怪的是，我的坦率没有使你放下包袱。实际上，这些天来，我的坦率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借用萨罗特夫人的术语，一个怀疑的时代。我想，你知道这位女士。她是一个完全值得尊敬的老太太，出生于一个古老的游牧部落家庭。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她没有办法预测重要性。我的意思是，她不知道，对于我们而言，准则就是现实，就是我们每日所需的面包，这就是我想要说的意思。我希望，同样，在我们之间，只存在这种普遍的怀疑，因为它已经深入我们的血脉，对此，不难理解。它是我们新陈代谢的一部分。为什么要掩盖它呢？换句话说，我希望，原因不是我本人，也不是那些有关我的错误信息。我把要说的都说了，要做的都做了，你对我、我的家庭，以及慈善家马尔加，索尼娅，不得志的空想家加夫通均有了足够的了解。我想，你不会被恶意的中伤和谎言所左右，不会因此拒绝我的请求。我也希望，那些卑鄙的谣言不会影响你的判断。我清楚人们对我这类人的评价。当那个新兵要求我证明自己的身份，要求我拉开裤子上的拉链时，他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我知道人们是如何议论我们这一类人的。我们本应该被关进疯人院，监牢，甚至应该被扔进焚尸炉，但我们却进了旅馆，在那里工作，还有机会认识外国人。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在大街上遇见外国人时，哪怕他向我们打听时间，我们也不允许跟他说话！这意味着，我甚至没有权利自言自语。能想象得出来吗？但是，跟你在一起——我再也没有倾诉对象了。我已经决定把那场导致我离开教师岗位的丑陋审判向你和盘托出。

或者，我跟你说一说治疗专家马尔加的事情，他想治好我的病，你听见了吗？他不知道，其实我根本没有病。因为，这个假正经的小医生根本不了解我，他只是一门心思想把我和患有抑郁症的伊里娜凑到一起，这就是他的计划。毫无疑问，有些事情他是了解的。但是，你心底备受煎熬，仿佛处在火山的中央：你永远也无法逃脱，炽热的岩浆使你越陷越深。原谅我的措辞，亲爱的夫人，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都想把你往下拽，拽向无底的深渊，你愿意，你再也无法逃脱，你跑不了。你知道这一切，当然，你了解许门传奇般的洞室——辉煌的深渊，一切都将重新融合在一起。

我想跟你说说那场卑鄙无耻的审判，我必须承认，是那个假正经的马尔加救了我。我感觉有责任让你了解那个肮脏的阴谋。对我而言，你实在是太珍贵了：我不能放弃这些难得的交流机会，不能放弃我们之间这份宝贵的默契。星期六那天，你的宽宏大量似乎是一个理想的序幕，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混乱的结束，一个突如其来的停止。我简直无法容忍这种再见的方式。我要让你知道爱情最黑暗的区域，为了它，我们伸长舌头，东奔西跑，我亲爱的小特莱西恩施塔特的韦内罗，这是你喜欢的措辞。

你瞧，我亲爱的朋友，坦率引发了怀疑。但是，如果你决定去往你从未有勇气去的地方，很有可能，你会打破缄默。只要伤害是绝对的，那么，真理就会变得简单、天真、温柔、朴素。

我在谈论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一种独一无二的风险。我心里十分清楚，等这些过去之后，我们仍旧摆脱不了烦恼和负累。在某一刻，我可以将负累扔进下水道，我也可以用我那永远无法愈合的灵魂，用灵魂的挫折滋养它，我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极其有效的武器，但不管怎样，再也不能有怀疑了，不行，不能再有怀疑。

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交流。率真、虔诚，没有防备，彻底而纯粹，我亲爱的夫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领悟我们朋友的，我们朋友的朋友的心声，不管它有多么的奇特。那时，我们可以生平第一次坦率地说出那个在我们俩身上留下印记的那个不在场的鬼魂。我亲爱的朋友，这些就是我上楼梯时心中的忧虑，我一步一步地向上走，走向这个特殊的庇护所。

多米尼克先生慢慢地数着脚下的阶梯。他来到了二楼，看见了开关。灯泡砰的一声亮了，但随即又熄灭了，好在门铃还没有罢工。这一次，韦内罗夫人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挪动步子。可能她正在厨房忙碌，可能她正在看书、读报，也可能她正在料理看门狗塔维的卫生。少年多米尼克冒昧地再次按响了门铃。没什么动静。好像塔维也聋了，或者，他们都睡过去了——或许，他们渴望得到对方的爱，了不起的家伙，无声电影里的夫妻，塔维和特莱西恩施塔特·泰雷扎，躺在他们那副用克虏伯钢材铸造的坚不可摧的铠甲中沉沉睡去。他朝楼下走去，在公寓楼前停顿了片刻，然后，又返身上了楼。他再次按响了门铃，没有应答。

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现在才发现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他伸手在口袋里摸火柴。多米尼克不抽烟，但他总是随身携带一盒火柴。在这个能源危机的时代，你会发现任何时候老祖宗的玩意儿都不可少。一张小纸条，是从哪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个小巧、可爱的红色别针将它牢牢地钉在大门上，别针是从中国进口的。他走近一步，弯下腰，仔细辨认上面的那行小字：外出度假。

店铺、药房、邮局等的大门上经常会留有这样的告示，太平常了，几乎到处可见。会议不开门，盘点不开门，管理人员生病不开门。盘点、会议、度假。但是，这一次，这个手写的便条引发了惊慌。细小的字体，几乎无法辨认，像是哪封信中的一行——女人写的信，简洁，但却意味深长。他又读了一遍，并且再次按响了门铃。他走下楼梯，又回头，再下去。他在楼前徘徊，然后再次上楼。他点着了更多火柴，一遍遍地研究那几个字。就这么多。沉默，虚无。

他在那家名叫斯坎波洛的店铺前停下脚步，他打算进去，但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无精打采地朝车站走去。

奥列斯特同志：

按照计划，我参加了在中央军司令部举行的招待会。食物种类不多，服务水准一般。坦白地说，我对那些人的脸谱不是太感兴趣。情报员也到场了，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兴奋。我必须承认，工程师有正确的判断力，但他习惯于从高处向下看，忽视了细节。此外，对于自恋狂的任何事情，他都采取回避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说，我赞赏他关于家长式管理的理论。这是一种基本的人类需求——我们对此意见统一。指导、命令、稳定、连续。我知道，现代世界的许多灾难都是因为违背了这些需求而发生的。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验证。我叔父过去一直放荡不羁，当他为此接受一系列的调查时，我也受到了牵连。表面上看，对他的那些指控没有对我产生任何影响，但是，我和那个已然成为我父亲的男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更改的。因此，实际上说，我虽然跟那些事情毫不相关，但我受到牵连是有道理的。他入狱期间，你知道，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我没有抱怨。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你知道，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为他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在我动荡的生命里，他是我关注的焦点。按照情报员所说，那些假装无辜的人其实都梦想得到权力，这话完全正确。我明白这一点。这不是理想和原则的问题。权力，权力——这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因此，有必要引导、监督、保护我们的人民——可怜、迷惘的同胞。为此，我愿奉献自己绵薄的力量和有限的才智。光荣地，假如我自己可以这样说的话。也就是说：正确地，谨慎地，有良好信念地。因为这个原因，我推迟了和工程师的对话，尽管我知道他并没有多少情报可以提供。我前面说过，情报员的状态欠佳。也许，经典的话题才是最有趣的：女人。但是，你告诉我不要管那些事情。不管怎样，我们两周后还要再见，那是对抗意大利队的足球赛，门票早就销售一空，工程师不会拒绝球票的诱惑。

这一次，多米尼克决心杀杀矮个子马尔加的气焰：我不需要你的那个伊里娜！停止你的肮脏勾当吧：我没有耐心继续玩温情，除非你做好准备，同时接受其他的动机！医生，整件事情让我恶心。收起你那些慈善的把戏，我受够了。

在那间告解室里，你肯定能找到医生马尔加。他总是待在房间的后部，实践他的诡辩、治疗和自我心理学：各种托词，奇异的调味品！一派胡言，马尔加神父。我是多年前的那个成年人，我不成熟，我无药可救，我遇事犹豫，我行为过度，我浑身颤抖，我心怀秘密。极端，医生，极端！昏睡，眩晕，骑在自行车上，撞倒了那个童话故事中的原告。

呼啸而至的忧伤、痛苦、弹片，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他要把真相扔到那个小个子希波克拉底的脸上，这个心怀叵测的家伙。他将毫不犹豫、义无反顾。让假正经捂住耳朵和眼睛，让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让他永远记住这个教训。

时机到了。多米尼克终于下定决心，去和哥哥的那个朋友，那个自以为也是自己朋友的人当面摊牌。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信心十足地来到诊疗室，他站在这个神秘的房间门口，决定说出自己的心声。他径直来到医院，来到诊疗室。最终，澄清一切：被迫离开教师的岗位，如何逃脱厄运，其后发生的事情，他的青少年时代，那个骑自行车的少年，市长的老婆，模范协会，英勇的摄影师塔维，特兰齐特旅馆里的告密者，阿根廷人，一切的一切。他之所以急匆匆地赶到这里，目的就是不想给自己留下改变主意的机会。他主意已定，他已经准备好了。他现在就在门口。

刚刚经过候诊室的时候，里面的板凳上坐满了焦急等待的病人。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匆匆而过，不想回答任何人的问题，也不想给人留下想要插队的印象，免得挨揍。他还看见奥尔坦萨助手，她不停地吆喝：先生，你的就诊卡呢？你想看哪位医生？等等，先排队，医生正忙呢，非常非常忙。小个子特奥多休夫人喊：今天没有急诊，大家都要排队，没有例外，这是医院的规矩，就像死亡一样，得一个一个来，没有例外。他也从那个疯女人面前经过，还有其他人，其他人。他的手已经握住了门把：他没有左顾右盼，是的，他进去了，他进去了。

诊疗室里有一个身穿白色工作服的男人，身材魁梧，刚剃的头，新招聘来的。

“你想干什么？”

“我找马尔加医生。”

这个兵营业余律师正低着头喝咖啡。他的嘴巴发出咂咂的声响，一次，两次，九次。他终于抬起了头。

“你说你找谁？”

来访者心里暗暗地数着那件干净的白色制服上的纽扣，因为他不知道是否应该用刚才那种结结巴巴的方式重复自己的回答。

“我找谁？找格伯特。圣格伯特。我找欧里亚克的圣格伯特，教皇西尔维斯特。或者，奥托，皇帝奥托三世。”

拳击手抬了抬眉毛，他感觉有些吃惊，他感觉一点儿也不吃惊。他见多识广，见怪不怪。他微微一笑，笑得恰到好处。

“稍等，他马上就来。”

他手指着另一杯咖啡，杯子满满的，就在桌子的另一头。杯中的热饮咝咝地冒着热气。他的意思是，圣格伯特·马尔加正在冒热气，他很快就会从那个魔杯里出来。这就是那个坏脾气医生想说的话，他已经烦透了病人们的怪异行为。咖啡在等候那个缺席的人，照此说，那个假正经的大叔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来。那个拳击手甚至还有意无意地指了指门口的那把椅子。或许，他在邀请病人坐下；或许，他根本没有邀请病人坐下。多米尼克站在门口，15分钟是那么的漫长。他没有兴趣跟别人聊天，跟别人吵架，他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他刚想离开，马尔加此时却出现了。他扭动着肥胖的身体，一脸的春风，衣服的下摆在身后欢快地飘动。然而，他那张苍白的面孔却因为脸上的胡须而显得阴影斑驳，而且，他下巴颏儿上那几根稀疏的胡子向上方延绵，跟脸颊两侧的络腮胡子连成一片，看上去倒像是一块黑色的绷带。他刚才一阵风似的冲进房间，没有注意到任何人。他坐下，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然后把茶杯放回原处。

“你看，有人一直在等你。”那个男高音咕哝了一声，声音从报纸后面飘过来，他在看报。

“你看上去像一个浪漫派诗人，”托莱亚向医生发起了攻击，“像大逮捕之夜的十二月党人，也像巴勒莫的伯尔切斯库。像决斗前的普希金。”

马尔加的眼镜和他的那只好眼转向门口。

“哇，太让人吃惊了！你在这里。你碰巧看见我——请坐，托莱亚。授权、监护人。我能为你效劳吗？我们很快就会结束，剩下的不多了。”

他站起身，把门口那把椅子搬过来，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

“我来替你介绍。佛罗林，这是万恰教授，我的一个老朋友。我同事，佛罗林·迪努医生。”

佛罗林·迪努医生点了点头，教授坐下了。

“是的，这样就对了，随便点。你将看到我们是如何工作的。完了之后我有空了再跟你聊。不会太久的。我们快结束了，不是吗，佛罗林？”

佛罗林赞同地点了点头。那个矮胖的助手出现了，她的声音和嘴巴使人联想到天使。

“医生，咖啡还可口吧？香甜、浓郁，你喜欢的味道。你知道，这样的咖啡什么地方也买不到，甚至黑市上都没有。哪怕你舍得花一个月的薪水只买一公斤，也无处可买。这些病人，这些可怜的人，这些不幸的人，他们可真是上帝赐予你的福音，他们挖地三尺，这样，他们才能给医生带来这点儿咖啡。”

“没错，没错，谢谢，奥尔坦萨。乖，帮我们再搬一把椅子来。我给你介绍我的一个朋友，万恰教授。这是我的助手，奥尔坦萨·特奥多休。”

可爱的人儿出去了，从外面的大厅里搬来一把椅子，放在了门口，代替了原先的那把椅子。

“带杜米特拉凯·格利高里进来。”

奥尔坦萨出去了，进来一个身体强壮的矮个人。他长着一个大脸盘，汗毛密集，一头花白的鬈发。他顺从地在椅子上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这么说，你反对我们给你定的伤残等级，你已经提出了申诉。我们给你定的是三级，你要求的是一级——甚至零级。”

马尔加扭头看着佛罗林医生，后者递给他一份厚厚的卷宗。

“嗯，没错，我这儿有你的检查报告：心电图，还有X射线检查。你除了行为乖张之外，还有溃疡，以及肾脏、脾脏疼痛。是的，我知道了。抱歉，我们无能为力。真的。”

病人满脸卑微的神情，他的眼睛看着审判员，看着便衣侦探。突然，他做出了一个判断。房间里的陌生人是这里最重要的人物。某个督察员，或者，具有某种职位的领导——反正是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

他站起身，朝托莱亚走来。接着，他开始解上衣的纽扣，解裤腰上的纽扣，一直脱到身上只剩下一条肥大的短裤，还有腰间缠绕的一块厚实、宽大的绷带。他解下绷带，试图吸引托莱亚的注意。

“两个月前，他们给我动了一次手术，但是，伤口又开始流脓了。或者说，伤口裂开了，伤口被撕开了，随便你怎么形容好了。”

“是的，嗯——我实在无能为力。”马尔加打断了他的话。“我们给你定了二级伤残，但是，督察们来了以后说，你的情况只符合三级。就是这样。我们帮不了你。”

“我是火车司机，司机的伙伴。我们一天行驶10个小时，有的时候要14个小时。我无法继续工作。但是，我们单位不同意缩短工作时间。”病人继续对督察托莱亚解释着。

“咳，好吧，我把你的话记下来：不能长时间从事体力劳动，不能在野外驾驶。就这些，对吗？”马尔加喜形于色。

“自从我生病以来，单位不让我继续干以前的工作。后来，你们把我的伤残等级从二级降到三级，我只能重新找活儿干。我请我的姐夫帮忙找工作，但是，像我这样的病人，太难了，非常难。我还有两年才能退休。”

“只有劳动终审判决组织能够授权我们把你的级别改回到二级。你去找找他们，碰碰运气。你看，我给你写了一封推荐信，3点钟之前你都可以找到人。”

马尔加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病人穿好裤子，接过推荐信。

“下一个，伯杜列斯库·科曼。”

一个面色苍白、脸颊凹陷的老头儿，白发中分，像20世纪初期那些照片里人的发型。

“多大年纪？”

“53岁。”

他看上去像80岁；他的声音非常低，几乎听不清楚。他坐在椅子边上，眼睛看着地板。

“嗯，是的。肺结核，肝炎。”马尔加嘟哝着，“心电图看着不好，有心衰的迹象。你的体重和身高是多少？”

“44公斤，1.66米。”他无精打采地低语道。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理发师。”

“好的，到外面等。”

老人扶着墙壁离开了房间。马尔加烦躁地在座位上扭来扭去。

“这个糟老头儿，我们拿他怎么办？他病得很重，连站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咳，一个理发师——还不算太糟。他可能——”马尔加的同事点燃了一支长长的金色香烟，插嘴道。

“佛罗林，他还能做什么？你没看见吗？他身上散发着死亡的气味。我们给他定二级，送他去做一个神经检查。你同意吗？”

“我同意。”烟雾从佛罗林医生那边飘了过来。

“带科斯塔凯·维奥丽卡进来。”矮个子马尔加按照卷宗上的顺序，报出下一个病人的名字。

没有应答。马尔加抬起头：他的眼睛转向左边，又转向右边。

“啊，我忘了，奥尔坦萨不在。”

多米尼克准备起身，扮演迎宾的角色，但马尔加抢先一步。还没等他走到门口，大门砰的一声，撞上了后面的墙壁。门外闯进来一个大块头女人。她头发凌乱，衣冠不整，但脸上的妆容却十分绚丽，平添了几分高雅。她挥舞着手中那只闪闪发亮的黑色手提包，一副恶狠狠的模样。

“我的问题你们打算怎么解决？还要让我再等八年吗？八年的时光，从一个办公室奔波到另一个办公室？你们以为我还能再忍受一个八年吗？你们这群废物，你们就是这样想的吗？还想让我遭受更多的侮辱——更多的谎言，蔑视，你们这些没教养的，你们这些拉皮条的！浑蛋，告诉我，还要忍受多久？”

浑厚、有力的声音还没有到达峰值。

“你叫什么？”马尔加壮起胆子问道，他的声音听上去干巴巴的。他俯身把佛罗林·迪努放在桌子另一边的金色烟盒拿了过来，取出一支烟，从自己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淡紫色的长方形打火机，将烟点着。佛罗林仍旧埋头看着那个死亡名册。

“奥尔加·奥尔莱亚努律师！我想要一个明确的答复，不想听你们编故事。我可不像其他人，你们别想就这样打发我。告诉你们，我决不会舔你们的臭脚，也不会舔你们的屁股！我要明确的答复。你们到底要我做什么？这就是我想知道的：我要你们给我明确的信息。究竟该去什么地方？找什么人？”

“我们这里没有你的材料。夫人，你应该去办公室问一问。”极具骑士风度的佛罗林·迪努医生语气阴沉地插嘴道。

“什么办公室？你在说什么？八年了，你们让我在办公室之间跑来跑去。这样一来，他可以有时间招妓。没错，他坏事干尽，而你们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我在街上找到他，告诉他我祖先的名字，那个名字跟我们亲爱的祖国一样古老。一个任何人都不许碰的名字！奥尔加·奥尔莱亚努·布泽乌律师四处猎艳。我告诉你，只要他看见一个洞，他的大脑就不做主了。这个疯劲十足的布泽乌！你们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我要到党的总书记那里去告你们，你们这帮搞阴谋破坏的家伙。总书记同志太英明了，他明令禁止堕胎、离婚、性病。你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嫖娼，你们这帮人都有病！你们毫不关心我们这些勤劳的优秀公民。你们毁了我的人格，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你们这些大男子主义者，你们这些道德败坏的家伙！你们玷污了我，你们使我丢了脸，八年了。我要告诉总书记，你们等着瞧！你们必须对你们反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和正义感做出解释。我要告诉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定将公开宣布，你们的死期到了。你们这些害虫。告诉你们，你们是逃脱不了的，我要上诉到我们国家的最高法院。”

“出去！滚！”矮个子马尔加厉声叫道，他屁股底下的椅子随着他的身体一起向上蹿。

不知何故，天使奥尔坦萨出现了。她轻轻地，但却十分坚定地推着那个疯女人朝门口走去。

短暂的寂静。佛罗林十分镇定，嘴里叼着烟蒂，嘟囔着，“咳，现在……”

“佛罗林，你想跟那个人聊一聊，是吗？你想卷进去吗？”那个假正经的胖子一边说，一边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和茶色眼镜。“她是一个有名的偏执狂。每隔两三个礼拜，她就会到城里到处乱逛，然后顺路到我们这里闹一通。你想跟她聊聊病历，聊聊办公室？”

奥尔坦萨·特奥多休护士出去了。下一个病人已经到门口了：科斯塔凯·维奥丽卡。大眼睛，瘦长脸，年轻，苍白，两鬓的头发已经花白了。

“你上诉的原因是，你反对我们给你定的三级。但是，根据诊断报告，这是唯一可行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技术制图。”

“这工作不算辛苦。”

“我很容易疲劳，无法集中精力。”

“检查结果表明，自从你上次入院以来，你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

“我想，结果表明……”

她的脸拉得更长了，眼睛在冒火。

“你的想法跟这不相干。我们维持原定的三级，你可以去相关部门获取专家的报告。”

他从处方笺上撕下一张纸，又写了一封推荐信。女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砰的一声，大门在她身后关上了。

“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托莱亚，你想来杯咖啡吗？不？那好吧，让我们见见维维，维维·约内尔。”

一个穿着整洁的男孩。他有些胆怯，有些懒散，双手在空中舞动。他咧着嘴巴笑着，露出了一排整齐的牙齿。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女人：柔软的黑发，布满皱纹的脸。她的嗓音温柔、细腻：“没有人看着他根本不行。他28岁了，随时需要人照顾。我一步也不能离开。”

“是的，应该去神经科。我们给他再预约一下，下个星期五，神经科。安东纽医生应该也在。佛罗林，记一下。安东纽医生，神经科专家，一定要通知他星期五门诊。”

“是，是安东纽医生！”那个单纯的孩子傻笑着。“哈，哈，我是安东纽。安东纽医生，他说，向前，向前，向前，少先队员，安东纽说的。”男孩高兴地蹦跳着。母亲站在又瘦又高的儿子身后，不停地打着手势，希望大家装作没有看到。

“我的孩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哈哈，服务员，医生。”

“很好，约内尔，干得好。好吧，星期五再来。维维·约内尔星期五来会诊。带佛勒代斯库·德拉戈什进来。”

门打开，又关上。佛勒代斯库·德拉戈什走了进来。她是格利佛的侄女，一张异常饱满的脸，圆圆的，湿乎乎的。嘴巴大大的，红红的，眼珠突出。绳子似的头发扎成一把。她的短裙提得很高，露出两条白白的大腿，有些浮肿，像两根粗大的柱子。她脚上穿着凉鞋，鞋底很厚。她的脚仿佛自成一体，独立于她的身体。

“你是？”

“我是为我丈夫的事情来的，佛勒代斯库·德拉戈什。”

马尔加找到了佛勒代斯库·德拉戈什的材料，埋头看了起来。他抬起头，眼睛离开桌上的卷宗，审视一下面前这个魁梧的家伙，然后又低下头看看。最后，他笑着做出了结论。

“完全不同，我明白，你们俩相差十万八千里。我的意思是，你和你的丈夫——”

佛勒代斯库夫人脸一红，慌忙低下了头，什么也没有说。她的右手里握着一个面包卷。

“你没有耐心。你去了街角的售货亭，给你自己买了一个面包卷。”

“啊，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有这么多烦恼——胃口都没有了。只是想嘴里有点儿东西咬咬。千真万确，我们实在是坐不住。”

“你丈夫是干什么的？”

“锁匠。”

“多大年纪？”

“46岁。”

“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缝纫工。”

“好的，你可以走了。我们会把结论寄到你家里去的。他应该保持镇定，按时服药，不要挨饿。你要保证给他喂饭，甚至要强迫他吃。你会拿到我们的裁决。他应该保持镇定。一星期内会接到通知的。”

“谢谢，医生。我祝您身体健康。愿上帝保佑您，医生。”

突然，她将自己的身体靠在桌子上。格利佛夫人完完全全挡住了马尔加的视线。此时，只能听到恐惧的低语声。“夫人，别开玩笑，放开我。把你的信封拿走，别再玩类似的手段了。夫人，把你的钱拿走，否则，你会有大麻烦的。真的，不骗你。”

肤色白皙的女人受了惊吓，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包括信封，包括一切。

佛罗林哈哈大笑。马尔加哈哈大笑。多米尼克等待着。佛罗林把材料整理好，马尔加签了名，佛罗林·迪努也签了名。奥尔坦萨·特奥多休把杯子和烟灰缸收走了。吻一下，佛罗林，亲一个，奥尔坦萨，极具绅士风度的佛罗林欠身离开，奥尔坦萨踮起脚尖，转着圈走了。太好了，现在，就剩我们俩了。我们之间应该有一张床，那是心理医生的工具，现在，只有一把椅子。

“你喜欢这个热闹的场面吗？”

“无可奉告。”

“你为什么来这儿，来医院？一定有什么急事。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了？”

“啊，没——没什么。”

医生摘下眼镜，先是揉了揉右边的那只真眼睛，然后又摸了摸那只人工安装的假眼睛，最后是他的额头。他重新拿起茶色眼镜，他显得非常疲倦。

“也许，你想来住院，是吗？或者，你想要一张证明，还是想开些药？”

“都不是！证明，处方，废话！”

在接下来的漫长时间里，他俩谁都没有吭声。多米尼克把自己细长的双手放在桌上，旁边是马尔加医生那双胖胖的小手，他的指甲是在美容院里修剪过的。听着，你来这儿的目的是坦白一切！假如说你过去曾经对某些事情感兴趣的话，你现在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听着，证明，处方，住院。他来的时候，主意已定，信心百倍，可现在，他像个孩子，掌心向上，竟然开始研究那些复杂的命运线了！他长时间地看着自己的手掌，看着自己的命运。

“我梦到了那封信，”不知什么时候，病人开口说话了。

“什么信？”

“就是那封信。”

“哪一封？克劳迪乌的信？”

马尔加医生用手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屁股在座位上扭动了几下。

“什么信？”

“你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在讨论一封信吗？”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温馨的夜晚，这些你是知道的。一封恐吓信。写给我家老头儿的，我父亲。”

医生手一摆，表现出厌恶的神情。这样看来，会诊不可能继续下去了。没错，这正是猿人托莱亚希望看到的效果：娱乐和废话。就这样吧。

“我爸爸。就这样，他一方面威胁老头儿，一方面追求那个女孩子。这个不知名的光棍，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眼睛里只有我姐姐。那个送信的人，那个光棍，只要他逍遥法外一天，他就可以模仿任何人的字体。他想要瓦解父亲的意志，你明白吗？因此，漂亮的索尼娅，她的命运。他模仿文盲的字体，那些匪徒，他们高举着复活节的火炬，高举着大屠杀的火炬。你知道，就是那些人，他们嘴里喊着口号，腰里扎着皮带，戴着十字架，别着左轮手枪，上身穿着绿色的衬衫，像地里的青草。他就模仿这些人的笔迹，你可以肯定。伪造想得到想要的东西。或者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一天晚上，大约9点半钟，女佣走进房间，递过来一个小小的信封。这封信是谁写的？”

“谁写的？”马尔加发出尖厉的叫声。

“你很快会明白的。信是给爸爸的，给我父亲的。我们要对你采取这样、那样的措施。复活节的火把，耶稣基督要惩戒那些将他钉上十字架的人。因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产业，交出自己的女儿——交出一切。放弃所有的东西！否则，等着瞧！他的模仿无懈可击，他可能就是那个团伙的成员。你可以肯定，就是他们干的。你知道我指的是谁，那些排着队、扎着皮带的人。一封伪造的信。那头犀牛，目的是迈出成功的第一步。或者说，你明白，报复！你应该见识一下模仿的笔迹，见识一下恐吓的内容。是的，你可以肯定，就是这样！匿名信，但却好像每一个人都签了名似的。黑色的信封，上面有那个标志，你知道。收信人：父亲。幕后是谁——你知道。”

医生微微一笑，他疲倦极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但又不想用了；他想重申他很疲倦，可同样，也放弃了这个念头。因此，少年托莱亚重新发起了攻势。

“我们谈谈上面的那个单身汉，不管他是死是活。这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位先生渴望打听的内容。罪恶，伪造，噩梦，复仇——他想得到这些相关的信息。全体演员的名单，酬金没有问题。他想了解真相。我也想知道真相，但我又不敢面对。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想知道一切。”

“什么真相？”

“我很久以前察觉到的。”

“你？什么信？什么单身汉？”

“我们都记得那个嫌疑人。那个记录别人谈话的人，那个虚无主义者。那个追求女人的家伙。行为怪异、说话结巴，跟任何一个恋爱中的人一样，他完全神魂颠倒了。他感到，他即将失去那个可恨的家庭中的那个可恨的美人。然后，砰！——孤注一掷。他从他们那些污秽的绿色报刊上抄写了所有的口号。难道这是勇气吗？一封匿名信，没错，但是我们都签了名，因此说，它是匿名的。他把那个头像截成三部分，用它代替签名。”

“什么头像？哪三个部分？”

“那个三头标志！实际上，就是这个符号泄露了他的身份。但是，父亲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也许，他本人也并不十分肯定。一切都那么相似，过了一些日子，他害怕了。结果，他开始做葡萄酒的生意，想多赚些钱，对付艰难的岁月。因为，野蛮人来了，他了解历史的疯狂，了解这个国家的疯狂。在缺乏道德准则的地方，甚至连腐败也不能解决问题。一个没有规矩的国家！这正是父亲所担心的：在疯狂的状态下，腐败再也无法发挥作用了。就拿那个年轻人来说吧，那个单身汉，有谁会想到他能这么做呢？他只是听父亲谈论过麦克罗比亚斯，左丹奴，以及那个三头符号。但是，你了解父亲。”

“别说了，我们走吧，结束你的玩笑吧。”

“你说这是玩笑？我在开玩笑？一个孩子？这是梦幻，不是玩笑。”

“够了，够了！我们走吧，该吃饭了，时间不早了。热尼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医生站起身，小丑的话他再也听不进去了。热尼准备了好吃的。不能再耽搁了。

“你最好解释一下那个三头符号，我不明白。”

“这是你唯一不懂的吗，老伙计？咳，想想你的那些画。霍尔班，维米尔，提香。”

“在我家的墙上？你疯了吗？提香的画？”

“那些画能把墙壁都占满，他们可以以模范公民的名义逮捕你，并且把那些画统统拿走，理由是模范的公民渴望得到模范的艺术。但是，那些国家级大师——帕拉迪，伊瑟，佩特拉斯库——他们也不是完全一钱不值。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还有一幅布兰诺的画，一幅帕斯森的画。”

“那么，那个标志是怎么回事？跟这些有什么联系吗？”

“埃及人，文艺复兴，欧洲。三头标志。三层重叠：审慎的象征。我想，在你年轻的时候，你跟我父亲谈起过这些。他听了，这个草率的笨蛋。”

“我？你认为我给马尔库那个老哲学家上过课？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我不可能跟他谈论我压根儿就不懂的东西。”

“不对，无论你怎么狡辩，都没有意义了。我父亲根本不喜欢艺术。对他而言，艺术就是一种甜点，而他生来就不是喜欢甜点的人。”

“你看——你开这种玩笑有什么意义？你不知道该编些什么样的故事让自己开心，或者说，你不知道怎样打发无聊的时光。”

“你说得很对，医生。实际上，我今天来另有目的。”

“啊哈，这么说，你确实有事。”

“是的。我无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怕会惹你生气。我来这儿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并且给你一条建议。”

“人们通常请求我给予他们建议，他们不会给我任何建议。好吧，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去监狱？这是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勇气？别假正经了，心理分析家，给我解释一下吧。为什么我们大家不决定一起去监狱呢？”

“哼，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哈哈，这样说来，我们已经在监狱里了，对吗？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好吧，如果是这样，那这个问题必须继续下去。如果我们真的在监狱里，那会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有不同。热尼就不能烹制这么多好吃的饭菜了。这只是一个例子。我就不会有那么多快乐了，我也不能照顾她了，你也不能玩这种侦探游戏了。我们大家不可能同时有相同的爱好，也不可能喜欢同样的东西。集体自杀是非常罕见的，我的孩子。”

“你们精神科医生找谁咨询呢？找你那些愚蠢的同事吗？听着，我要把我的幻觉告诉你。或者你认为是胡言乱语，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决不反驳。”

“好。我记下了。遇到死胡同了我就来问你。现在，我的状态很好。”

“你有许多优势。当想象试探着进入禁区的时候，外围的保护圈，观念的分水岭——”

“得了，吃饭的时候再解释吧。”

“疯狂的幻觉。我的想象力可能会尝试这种表演。它也许会在心里催眠无用武之地的领域里获得成功！”

“同意。”马尔加叹了口气，“但是，你来的目的实际上不是为了扯这些吧。任何像我这样的精神科医生都能明白这些。”

“或许吧。但是我已经不再感兴趣了。结束了。除了医学官僚之外，甚至连一个毫无头脑的朋友都能掌握，但有个前提：他不是太饥饿，也不是太贪婪。”

“也不是太勤奋。热尼是我的病人，当医生晚餐迟到的时候，她会感觉惊恐，会发病。但是，对于你，我亲爱的孩子，给你一个优待——最后一刻钟。”他说着看了看表。

“好，好。来吧，先生，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

“这一点你是怎么理解的？”

“托莱亚，你别烦我了。你肯定可以读报纸，人均产量，生产力，国民收入，谁说得清楚？”

“没错，这些全对。还有呢？我们换个角度看看。战争爆发前和战争期间的情形是怎样的？那时我们也在发展吗？”

“处于发展的前夜。”

“很好。这是经济学，该死的经济学。自战争以来的40年里，我们的拉丁大婶，法兰西，经济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几十年的成绩赶得上路易十四至‘二战’漫长岁月发展的总和，你知道吗？”

“我不相信。”

“我可以拿证据给你看。好的。但是，这40年里，法国为世界做了什么贡献呢？没有，少得可怜。替代路易十四至‘二战’这期间法国为世界做的贡献，我们心知肚明。”

“现在也是可以做出贡献的，你别担心。但是，在那些年月，情形完全不同。精英，伟大的思想家，杰出的人物。”

“现在呢？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杰出的精英呢？但这一点并不重要。”

“说得好！我们快说到点儿上了。过了7分钟了。”

马尔加站起身，脱下工作服，将其挂在钩子上。他把自己的外套从衣架上取下，穿在身上。然后，他回到座位上，在教授的对面坐了下来。他现在是听众，他有些着急，托莱亚却不紧不慢。

“你记得那个单身汉吗？”

“又来了。”

“是的，那个追求女人的家伙，那个傻瓜。他根本是正常的，不聋也不哑，而且他也不会变成残疾人，但是，他沉默。我说他是一个傻瓜，他其实什么都知道，他能读会写，还会画画。你不要告诉我说，他没有天赋。他是，杂种。他从来就不是傻子。战争刚刚结束的几年里，他专门为宠物狗拍照片。也许你不知道。你瞧，你今天从我这里收获颇丰，你应该接受这次咨询，你可能会听到令人惊讶的消息，但这些内容极具教育意义。并不是所有的老摄影师都愿意为畜生拍照，这一点你明白吗？你需要耐心和技巧。实际上，就像替小孩子拍照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妇是怎样孕育小恶狗的。我的意思是，收养。因此，那个结巴也开始从事这个行当了；拍狗挣了不少钱。七本黄色的影集，里面全部是狗的照片，拍得非常精彩。各种血统的狗，各种政治信仰的狗，各个阶层的狗，各种色相的狗。为什么给狗拍照呢？这是你想知道的吧？咳，作为一种纪念——甜蜜的东西，确立它们的血统。哇，这么多有争议的例子。医生，狗群中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种族主义思想，你应该了解一下它们种族隔离的独特风格。咳，我们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吧。他年轻时非常内向，那个亲爱的孩子面对什么问题都可以滔滔不绝，同意吗？比如，他可以无休止地谈论三头怪兽的图解，谈论普桑，提香，包括所有的人。他是——告诉我，嗯？”

“我不知道。你饶了我吧。我无论如何要走了。托莱亚，你今天不走运。托莱亚，你的兴趣爱好不怎么样。低级趣味，相信我。”

“我相信你，别担心。那些走起路来趾高气扬、鼻子翘到天上的女人，只有她们才会有高雅的爱好呢。但是，那个可爱的老男孩真的通晓各种话题——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那天晚上，父亲收到了一封信。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一天。你非常熟悉我的家人。马尔库·万恰最喜欢谁？”

“你的母亲。”

“好。但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那个方面的事情。”

“那么，可能是你。”

“好吧，我认为是索尼娅。米尔恰·克劳迪乌那天没有来。一块冰，一个计算器，他属于另一类人。那封极具威胁的信，就我一个人知道。这足以证明，父亲最爱的人就是我吗？你可能会说，或许吧。我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这真的可能吗？没错，非常有可能，这一点你必须承认。比如说，信上有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我坦白，我是个涉世不深的人，我根本无法了解那个符号的真实意思。比如，一个三头怪兽。不可能吗？不，可能。一个男人的头被分割成三个部分，分别以那个动词的三种时态来表示，对吗？咳，那时候——”

“你在说什么？你又在编故事了，一点也不好笑。听着，托莱亚，热尼和俄式炒牛肉丝在等着我呢。”

“你一点儿都不懂！只有给你施加压力，你才会明白。那时，布尔舍克，你会找我咨询的。布尔舍克，我一定给你安排一次会诊，我保证。”

马尔加脸色发白。没有人知道他少年时代的绰号。这个名字他许多年没有听见过了。他本来已经到了门口，此时，他回过头，嘴巴张得大大的，但是，托莱亚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别装了，关于审慎，你是怎么理解的？审慎就意味着那个三层的重叠，那个象征着屈服的标志吗？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时时敦促你谨慎做人？换句话说，要识时务？这就是明智吗？这就是审慎的寓意吗？记忆——也就是说，过去和理解，对现实的理解——产生了这个长篇的离奇故事吗？但是，那个计划呢？那种预感，古人过去常说的那种未来呢？我面对的是一个医生，听着，听我说，医生！这些事实是你无法逃避的！”

他们此刻正走在通往医院大门的长长车道上。这是休息的时刻，医生们都已经下班了，病人们正在休息，路上空空荡荡。那个傻瓜挥舞着双手，摇晃着光秃秃的脑袋，与此同时，他不停地跺着脚，想让自己的话更加有说服力。矮胖的医生擦拭着自己的眼镜，费力地跟着那个恶作剧家伙焦躁的步子。

“中间是狮子，代表凶恶、傲视群雄的现实。右边蜷缩着那条狗，脸上虚伪的笑容代表的是未来，它梦想得到每一个人的垂爱。左边是狼，它代表的是被吞噬的，也正在吞噬他物的过去。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三头怪兽，就像沙漠中的埃及人和尼罗河带给我们的图像一样。没错，这是文艺复兴，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我们欧洲的文艺复兴，它带来了那条毒蛇。毒蛇、螺旋、时间。蛇的身体——那个三头怪兽得到了一个毒蛇的身体。它不再是用来恐吓他人的可怕形象，不是，不是。怪兽收复了现实的空间，就在人类的脚下。别装了，在人类的脚下！真正的神祇正是你自己，假正经，易受攻击的人类，装扮成阿波罗的模样，被带到了这一插曲的中央。这就是我们文艺复兴所持有的观点。我们的希波克拉底[7]！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把你——阿波罗——置于这一插曲的中央。你是阿波罗，这就是你，假正经！在你的脚下，怪兽在收复真正的领地。”

上了出租车之后，多米尼克还是久久无法平静。医生坐在前排，旁边是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司机。托莱亚坐在后排，还在大喊大叫。

“是阿波罗，还是耶稣，这并不重要。我们永远可以在美与教条、知识与信念中找到我们自己。雅典和耶路撒冷，咳——只有那时才可以离开那个复杂、天真、夸张的标志。因此，千万别忘记：你们的那些画家，那些醉心于如何简化这个象征的伟大画家，他们都是欧洲人。提香、霍尔拜因——或是另一个，普桑，别人都称呼他为猫。我告诉你，他们都是欧洲人。没错，野蛮人的图腾从来不使用人类的形象。他们的目标是成为魔鬼的子孙。他们痴心于那个拟人化的象征：难以理解、极具诱惑、难以捕捉。超人。你记得吗？新时代的那个新人物，还有歌曲，模范，模范协会，制服，号叫，允诺。节奏，医生先生，节奏。两头怪，三头怪，同志们，砰砰，盛大的典礼，胜利的礼炮，一群多么优秀的人物，特拉拉。”

司机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这年头，你永远搞不清楚坐在你车里的人是谁。你必须小心，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出租车在别墅前缓慢而优雅地停下。漫长的讲演结束了，米提卡要让大家知道，布加勒斯特司机的真正水平究竟是怎样的。

医生掏出钱包，但是托莱亚关切地在他的背上拍了拍。

“收起来，老伙计。我来付钱。”

“严肃点，教授！你可以认为这是一次咨询。一次艺术讲座——或者，哲学讲座。我想，我们的司机朋友也听得很开心。”

“别把本德先生扯进来。我说了由我来付，我一定要付。否则，没完。我们继续前进。”

“你说什么？你不留下来吃晚饭吗？我很想你留下来。热尼夫人会很开心的。你可是最能让她动情的人。”

“谢了，但我真的有些累了。我甚至没有力气再跟你在饭桌上争论什么了。饭菜太可口了，会削弱人的意志，会使人头脑发昏——而且，使人膨胀，这是我的真心话。”

托莱亚从司机的手里夺过钱，还给医生。他此时正收拾自己的物品准备下车：雨衣，购物袋，公文包，雨伞。

教授看了看手表，说，“抱歉，我真的不能留下。我得赶快回家，有一位女士正在等我。关于今天的话题，你早晚会让步的，我了解你。”

“我会的，我甚至不会再提任何问题。但是，很遗憾，你不能留下。好吧，下次吧。星期五行吗？晚上来，或者到医院去等我。我想，你知道地址。”

托莱亚把脑袋向前探了探，对司机说：“去特兰齐特旅馆！你知道地方吗？在——”

司机把车调了个头，在第一个路口左转，退回到大街上。他围着帕什公园转了一个整圈，然后向后驶去。

“啊哈，你不是布加勒斯特人，你住在宾馆里。你只是路过这儿，是吗？”

“咳，当然，只是路过。伟大的旅程。朋友，我们做的事情是相同的。你说得没错，我是从外省来的——当然。布加勒斯特的公民真的有时间讨论这种事关重大的事情吗？他们似乎没有时间，他们总是匆匆忙忙，总是炫耀自己！空洞！他们连看书的时间也没有。没错，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省人，跟我的朋友伊夫和佩特洛夫一样，他们是卖饼的。”

司机似乎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几个名字。但是，听了乘客的话之后，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吃惊。不管怎样，都市人的自豪感不允许他忽略外乡人的评论。

“你瞧你，先生，别对我们这么刻薄。我在这里遇见很多人，他们——”

“我跟你说吧，这就是马粪蛋子外面光！米提卡，这里的人就只会闲扯。从这里弄一句，再从那里弄一句，然后加点唾沫，润饰一下就得了。但在我们外省就不同了！你会发现，平静、枯燥的乡村生活也有其真正的闪光点。你知道，本德先生，那里就是真理诞生的地方。你最近去过山区省份的主要县城吗？”

司机神情紧张，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他费力超过了前面一辆巨型装卸车，嘴里骂骂咧咧的，自娱自乐吧。

“比如说，米济尔，为什么不去那里看看呢？只要在米济尔逗留一百分钟，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神话。《荷马史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伙——肚子里没有什么货。到了，多少钱？本德先生，我该给你多少呢，嗯？”

托莱亚从后排凑上来，看着里程表。司机面对着不寻常的小费，着实吃了一惊。他不再解释什么，外乡人的咿呀声使他兴奋。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声音干巴巴的。托莱亚像年轻人那样敏捷地下了车，把背包往肩上一背，朝特兰齐特旅馆的大门走去。

白天，所有的节目按部就班地上演着，然而，夜晚并没有给人带来一丝的安慰。令人窒息的热浪不断向人们涌来。

一种无法忍受的奇怪物质。排放进大气中的镁和碘与空气混合，形成了片片七彩斑斓的孔雀翎羽，飘飘荡荡，组成了座座磷光闪闪的彩虹桥。粉色的雾霭。冻结的穹隆，凝固的时光。宜人的大海，宜人的夜晚，沐浴着春天的晚风，宽恕我们的笑声，吞噬我们的尸首。

突然，时常发生的颤抖，双肩一阵抽搐。

夜晚终于降临了。它把我们带回到现实，它把我们送回来了。遗忘终于来临，我们这些白天劳作的人，心怀希望，在遗忘中不停地挤压着血液，那是我们自己身上被撕开的伤口流出的鲜血。

真的，他在颤抖！进入夜色的那一刻，他打了个寒战。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地铁站的入口处。他慢慢地走下阶梯，步履平静而轻盈。来到地下，这里是几何结构，空气凉爽，还有灯光。令人愉悦。为什么不承认呢？人造的水泥地洞，在大自然的眼皮底下偷偷凿出的一片空间。

他是一只日光型动物。夜晚是不存在的，只是一片狡诈、无形的沼泽。一个深陷泥沼的野蛮的史前动物。瞬间，他忘却了：白日抵消了一切，恢复了他的能量和本能的反应。什么时候，哇，什么时候星座发生了变化，消灭了万物间的差异？那片暗藏在远方的灰色冻结是何时产生的？

窒息。幼虫无法到达岸边。世间万物逐一分解，滑落至无底的深渊，迷失在乌云重叠的天空，迷失在沙漠般无边的天空，不是吗？

他离开灯火通明的地铁站，沿阶梯向上，返回到黑黢黢的大街上。当他跨上最后一个台阶时，他脸上仍然挂着孩子般的笑容。他高兴，因为自己重新回到了孤寂的夜色之中。

开心的伤痛，这一刻将伴随我们一生。这一刻，就这些。

黑暗。然而，警觉的眼睛没有休息。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房屋，看不见街道，看不见行人。夜色朦胧：节约用电，节约生命，节约能源。服从、沉睡、统一步调，一派死气沉沉的景象，就这些。

尽管如此，他看见他们了，看得真真切切。他们在空气中，他们在天上，他们在街头斑驳的阴影中。他们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他们脸上还戴着面具。他过去曾经遇见过他们，在医院的候诊室，在店铺外排大队等候购买面包、猪肉、香烟的人群中，在选举委员会里，在模范协会的告诫会上，在模范协会的庆典上，在模范协会的葬礼上。

看，他跟40年前的老马尔库·万恰年纪相同。那也是一个如此的春天，他突然脱离了脚下的大地，升腾于街巷和田野之上，杀死自己，或是被他人所杀，那个夜晚在，不在，仍然在不知疲倦地、无休止地持续。假如我能在今天夜里召集到马尔加的所有病人，我们手持火炬，列队站在排污口的斜坡上，污水从那里流入冰冷黑暗的河道，我可以在他们中间找到他。没错，我能辨认出某个跟他相像的人，某个跟我相像的人。我应该有这个能力。

关闭了电闸的都市接受了茫茫夜色。毫无生气的建筑和街道陷入夜间的荒原。看不见幽灵，没有一颗心在友好地跳动。

偶尔，可以听见脚步声。夜间巡视，乌托邦里的巡警，卑鄙的看门狗迈着千篇一律的步子。

瞬间，黑夜戛然停止。瞬间，一束光线刺破黑暗。车灯，急踩刹车的车辆，车轮上有镀层的金属螺母，一辆空无一人的破烂公交车醉汉般地摇摆驶过，从夜色中夺走了沉睡的高墙和大树，锈迹斑斑的屋檐，堆积如山的垃圾，一副自行车的把手，一把挨着扫把的斧头，一幅剪影。在高大的门廊下，出现了一个高雅的绅士。那人伫立在车辆射出的金色光芒之中，纹丝不动。宽大的额头，坚硬的头颅，目光呆滞的眼睛。一个来自古昔的人，一位从两次大战之间的相册里走出来的绅士，背靠着大门，一动不动。

突然，公交车停了。司机关闭了所有的车灯，街巷随之消失了。很快，发动机响了起来，车灯再一次打开。恐龙转过身，在楼房那扇敞开的大门前停下脚步。木门大开着，但是，门框之间却难觅那人的踪影。司机透过驾驶室肮脏的窗玻璃，诧异地向外张望。他左眼眉角处的疤痕在痛苦地燃烧。他又一次关闭车灯，在黑暗中观察。他恐怖的气息在街上肆意泛滥，街道再次沉沦在黑暗之中。

巡夜、毒素、被人捂住口鼻发出的声音，撞上电视天线的猫头鹰身体一阵痉挛。黑暗的空气，一张巨型的诱捕大网。

飞机轻轻晃动。机舱内功能完备，干净整洁。机舱呈几何构造，设备光亮如新。乘客转向左边的舷窗，但是，除了浓浓的夜色之外，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那双蓝色的大眼睛转向他的邻座。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的年轻人，左侧眉角处有一块疤痕。这人跟那个公交车司机简直一模一样！那块疤痕、那种谦卑而又不怀好意的笑容、突出的眼球。老人俯身过去，嘴巴里说了些什么，但没有人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年轻人赞同地点点头，并且重复着老乘客刚刚说过的话，但是，他的声音没有减弱。接着，他们俩同时把目光转向空中小姐。她直挺挺地站着，身上穿着一件巴里纱长裙。透明的长裙下面是全裸的躯体。她手里托着一只托盘，她在等待。五彩的瓶子，五彩的杯子，五彩的商标。直立，裸体。金色的鬈发，白皙的皮肤，细长的手指，一张老于世故的脸，男孩子般的面容。一片片蓝色的妆容。男青年般修长的身体。那个游客——花白头发的绅士——微笑着看着这个阴阳人。他的嘴唇不停地在动，他在不停地说话，但却没有任何声响。老人的脸颊微红，衣领挺括，天蓝色的衬衣，深红色的领带，两栖动物般的嘴巴张开、闭合、张开，但没有声音。任凭那张嘴巴如何运动，但始终没有声音。他的嘴巴有节奏地一张一合，长着一撇小胡子的年轻导游兼警卫警觉起来。人体模特端着盘子，等待着答复。她身上的薄纱长裙微微飘动，你可以看见她那男孩子般的胸脯：小灯泡似的粉色乳头，通了电的，洒过香水的。阿波罗—维纳斯挺直了双肩，朝游客弯下身子。她再一次向对方提供饮料、胸脯、嘴唇，一切。哐啷，他的喉管里发出一种干巴巴的声响，一条红鲤鱼张开了嘴巴，吞噬了所有的声音。细长的领带胡乱地飘动，嘴里的阀门再次开启，贝类生物扑打着外壳，无奈地消磨着时光。

突然，一阵刺耳的声响久久回荡在舱内，经久不息，仿佛警笛的声音。导游黝黑的脸颊靠近游客婴儿般衰老的脸。

他们挥舞着双手，在空中跳跃。同样，其他乘客也撞在一起，乱作一团。

多米尼克哆哆嗦嗦地在低矮的沙发边摸索着，他的精神突然之间崩溃了。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惊恐的声音，闪光的羽翅相互碰撞，一声长长的哨声，或是啸叫声，颤动、尖利、邪恶、活泼。接着，现在，欢快的水流一泻千里，愤怒、焦躁的笑声。地狱的钟声敲响了，魔鬼的夜总会。

他吃力地从狭窄、破旧的沙发上下来，漫无目的地奔向——奔向何方？房间里没有他人。只有柜橱的几扇门在嘎吱作响，那种恐怖、刺耳的声音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着，久久回荡在空气中。经过了无尽的等待，终于，马尔库·万恰出现了。

橱门、柜门疯狂地摇动，发出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哲学家老万恰就在此时现身了。你怎么向他解释人们的这种疯狂呢？他非常敏感，深色的服装使他显得十分严肃。在这种疯狂的环境下，你怎么向这个哲学家兼酒商解释呢？

多米尼克神色紧张地弯腰捡起那只掉落在沙发边上的漂亮皮手套。马尔库·万恰没有说话，没有回答。他像坟墓一样寂静无声。

儿子转身面对着嘎吱作响的柜橱，他感觉十分烦躁，但并没有抬头。他的眼睛始终盯着那只手套掉落的地方，那只高贵的手套属于那个高贵的客人。他在等待，等待另一只手套。当那只手套也掉落在地的时候，客人就要离开了。等待是那么的遥遥无期，他转向橱柜，他朝门口走去，一路走一路嘟囔。他知道，那个幽灵就在他的身后，那个幽灵的打扮跟他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一样，那个幽灵准备出门了。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先生，我没出什么错误。只是，我要去参加那个大会。这就是我召集假正经的那些病人的原因。不能说我真的在乎。那是我的秘密：漠然。那是我们的需要。漠然是我最好的防御。过去的经历不止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别为我担心，那是秘密：漠然。”

托莱亚似乎非常厌恶自己说的这些话。他厉声说出每一个字，让他感到高兴的是，总共没有几个字，他不需要说下去了。他的目光停留在橱柜上，但那只戴着手套的手已经伸进了高贵的大衣口袋，摸索着找寻药片。

接着，他用手套揉搓着自己长长的胡须。他好几天没有刮胡子了，好几天没有出门了。他一直在准备，准备迎接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他终于可以出发了。灿烂美好的天气。呼吸真快乐，散步真快乐，东张西望也快乐。但是，他迈不开步子，他在等待，等待客人先行一步，等待他为自己铺平前方的道路。

瞧，天已经黑了，夜幕这么快就降临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召集他们所有的人，但是，我相信，夜色一定会让他们聚集起来的。黑夜具有创造力，不是吗？正是在漆黑的夜晚，我们开始策划欺骗和报复的行动。

马尔库·万恰离开了。他跨过门槛，走了出去。他不听托莱亚说话了。但是，在他离开之前，他在原地逗留了片刻。他感觉到了什么，因此，他停住了脚步。托莱亚背对着他，这样就可以避免跟他正面相遇，但尽管如此，他依然可以判断出那人何时萌生了最后一刻的犹豫，何时停下了自己的脚步。橱柜的门不再吱嘎作响，一切均已平静下来。橱柜的门再次发出吱嘎的响声，收录机上的小灯亮了，仿佛陌生人肃穆的脚步声此时离这儿更近了。

没错，那个影子再一次来到他的背后，再一次附在他的背上。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究竟多久，难说。他面色惨白，两只脚好像被固定住了，一动不动。他在原地等待，直到确信自己身边没有他人。房间里只有他一个，没有其他人。托莱亚身上穿着那件褐色带插肩的大衣，一副英国哲学家的派头，脖子里围着一条蓝色的丝巾，手上戴着一副有绒毛的长手套。绒毛插肩大衣左侧衣领的下方有一个口袋，可以放置手帕。他的确在那个口袋里放了一样东西，那封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从衣领往上看，托莱亚正在傻笑，露出了一排漂亮的白色大板牙。

户外的街巷，一片荒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村尾的那座小木桥上停了下来，他想整理整理自己头上的帽子。月光皎洁、柔和。多米尼克先生骨瘦如柴，面色苍白，面对着自己的使命，他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一排排细长的火炬，或许，那些只是超长的蜡烛而已。他们沿着河边的坡道一字排开，城市的污水就是从这里流进河道的。

他从打头的那人手里接过火炬，谁也没有看见他，但他可以看见自己。他微笑着接过火把。他吹了口气，病人头发凌乱的脑袋瞬间消失了。多米尼克先生微笑着走向下一个——一个憔悴的红发农民。他也把那人的脸吹灭了。就这样，他一个接着一个地把他们都扑灭：蜡烛和脸庞，他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剩下多米尼克一个人，他手握着自己的火炬，脸上荡漾着温柔、满意的笑容。火炬在他上衣下摆的地方。梦幻般的寂静，太完美了。

又听见了那种声音——生了锈的橱门发出了那种令人生厌的吱嘎声。天空一片火红，上衣的下摆烧起来了，接着，他的手套，还有他脖子里的丝巾。当远方传来夜狗的狂吠时，多米尼克先生脸上的笑容依旧灿烂。

烟雾，极具磁性的幻影。只有笨蛋托莱亚能看见他们，而且，他也没有力气阻止。面对这种行将崩溃的幻影，他连眨眼的力气都没有。

奥列斯特同志：

万能钥匙向我通报了话匣子被收治入院的详细情况。有些令人困惑。甚至连医生都还没有跟他交谈过。目前，每隔四个小时，他们会往他喉咙里塞上一把药片。根据万能钥匙的报告，短期内那家伙的情况不会有什么好转。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暴力的倾向，而且，迄今为止，他没有说过一句话。像个聋哑人。我知道，他对自己以往所做的另类调查，以及他在特兰齐特旅馆工作时的同事，均没有任何记忆。用圣韦图利亚的话来说，这孩子精神失常了。大概十天前的一个晚上，她去洗手间的时候，她看见他屋内的一盏灯亮着，听见里面传来了教授的声音，他在跟什么人说话。她心中感觉奇怪。房客从来没有人造访，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接待客人。我知道，他的房间很小。再说，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泡菜夫人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她通过锁眼向里看。实际上，她一直很警觉——并不单单在那个晚上。关于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好像是那个接待员，浑身赤裸地站在镜子前面。他在跟一个名叫图德的人交谈。实际上，是在跟他从自己身体上剪下的那个小东西说话，他的目光始终盯在上面。你能想象得出来吗！图德！图德！你能相信吗？不难想象，蘑菇夫人非常害怕。他们扼杀了我们，图德！——这就是他当时的原话。他们榨干了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再也没有幸福可言。我们厌恶我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灵魂，它们像瑞士奶酪一样，布满了空洞。我们只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要躲藏起来。我们不断退缩，到头来我们连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了，这些都是话匣子说的。他不是在开玩笑。他很严肃，眼睛里好像还含着泪水。我们没有藏身之处，所有的出口都是陷阱，无一例外。图德就是这样说的。图德，我们会同时死去，因为我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已经没有了气息。街上再也不会有消防栓了，只有污水和死亡的消防栓——韦图利亚夫人神色焦虑地报告说，这些都是他说的，她可以肯定，好像他说过的话她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那个马屁精似乎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他就站在镜子前跟他的小图德说话。老女人偷偷溜回到自己的床上，叫醒了她的老领导。小老头儿马塞尔叫她不要慌张，这没什么，没什么要紧的。教授就是这样的人，非常具有艺术细胞。但是，第二天早上，接待员没有去上班，他房内的电灯一直亮着。加夫通夫妇私下商量了一番，最后决定打电话给一只眼，就是精神病医院的那个医生。不一会儿，他随救护车赶到了，这些我都已经知道。病人一丝不挂地躺在沙发上，眼睛望着天花板。又聋又哑。他好像谁都不认识。在救护员面前，他丝毫没有反抗。但是，当他们把他放上担架时，那个小图德醒了。加夫通夫人手捂着嘴巴，似乎准备在胸口画十字祈祷了，仿佛她现在面对的是肮脏的魔鬼，仿佛她想笑，仿佛她不想笑。当他们搬动教授的时候，小图德突然一跃而起，敬了个礼。这样一来，这个恶棍暴露出了自己原本的面目，他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罪恶的背景。我很想把这个说给那个笨蛋韦图利亚听，但我还是没有跟他们夫妇啰唆。

到目前为止，情况就是这样。我知道，万能钥匙会及时向我们更新事情的进展。

他昏昏欲睡，进入了梦乡。就在这时，伊拉出现了。

黑色的裙子，黑色的衣领，黑色衬托着她那张雪白的脸。一双纤纤玉手从宽大的黑色衣袖里伸展出来。话音刚落……

必须付出最大的注意力，必须绝对聚精会神。虚无怎能如此吸引你，以至于让你忘却了自己的目标，自己的原则？命运的神秘之线，伊里娜轻声说道。

忘却恐惧和厌倦，忘却今天的压力，忘却令人感觉侮辱的诡计。让一条神秘之线陪伴你。忘掉今天不愉快的细节。我的小蟋蟀，没有其他东西——只有那至高无上的原则。只有火焰，只有火刑柱。

他很专心，非常专心，过于专心。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也不眨，目的是保持那个画面，不让话语偏离航线。

然而，他再一次昏昏欲睡。他牢牢抓住凳子的边缘，为了保持眼前的一切，他目不转睛；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几乎哭出声来。尽管如此，干扰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天用自己低低的嘈杂声宣布了它的到来。他如何能够让它闭嘴呢？如何能够忽视它的存在呢？海市蜃楼般的幻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催眠也已曲终人散——一切都结束了。附近传来别的声音。

但是，它们消失了。他精疲力竭，再一次进入了梦乡，与呆滞和太阳和平共处。他又一次醒来，又一次迷失，再次睁开眼睛，再次闭上眼睛。一种动静，一个厚重、古老的影子。需要我们的注意，最大的注意：有人，或者有东西在附近发出声响。

“你在看什么？年轻人，为什么眼睛瞪得那么大？”沙哑的嗓音从他左边、右边、四处冒出来。

他没有眨眼睛。他仍然没有眨眼睛。他绝不移动，绝不退缩。耐心，耐心，好奇，精力集中。漠然，只有漠然——注意，极大的注意，常识，越多越好。睡眠和梦幻像昏厥一样向你袭来。漠然，毫无知觉——

“你活着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嗯？”男低音回荡在耳畔，透着一种权威性的口吻。

“咳，”回答开始了。

“好吧，很清楚了。我是提香。”声音似乎无所不在。一切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清晰。什么也没有。绝对没有。只有那个强行闯入的人，他还在喋喋不休。

他终于可以看见他了，就坐在他的身边，坐在同一张长凳上。

“咳——”头脑不清的人含混地说。

老人看上去的确像——

“咳——我不太明白您说的话。”

“你听见了，但是没听懂。告诉你，我是提香。没错。提香。孩子，你应该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的声音现在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也许你不是一个乖孩子。哈，用词不当，嗯？我的视力——我能做些什么？我的日子差不多了。我99岁了。”

又大又黑的眼睛，从白色的眼窝中滑落。细细长长的鼻子，透着蓝色。脸颊上刻着深深的皱纹。脸上一种沉思，依旧在沉思的表情。一顶黑色的无檐毡帽遮盖住他的额头、头发，以及头顶的斑秃——管它是什么。凌乱的黄色小胡子，开裂的下嘴唇。下巴颏儿上乱蓬蓬的白色胡须。巨大的招风耳。

“我的确跟他很像，不是吗？咳，我就是他。我是提香，到目前为止已经大概有20年了。我是百分之百的提香。我刚才说过了，我已经99岁了。临近死亡了。伟大的提香已经到达了死亡的边缘。”

一件乡村式样的羊毛外套，黑色的，很厚实，里面的衬衫领子耸立在外套漂亮的毛皮衣领之上。他那双汗毛密集的手颤抖着。天鹅绒的长裤。脖子上挂着一个贝壳坠子的金属挂件。两只黄黄的光脚上穿着一双拖鞋。

“您经历了很多事情。”

“是的，我的孩子，我经历了许多。我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告诉你，我99岁了。我能活到100岁。我过去一直这样认为，我应该活到100岁。现在，虽然说我应该活到100岁，但我不行了。我99岁了，我要离开了。但是，我会每天回来的。步行，从旷野来。步行，不用拐杖。我不需要拐杖，我坚持步行，我不会疲倦的。但是，我的日子不多了。”

“嗯，但是，您——怎么说呢？——您看起来精神矍铄。”

“当然，我很好。医生也是这样说的。那个医生是个矮胖子，一只眼睛是假的。因为这个原因，他总是戴着眼镜，但这也掩盖不了事实：他的一只眼睛是人工玻璃晶体。他很幽默——你知道，对医生而言，这一点很重要。玩笑能治一半的病。我对医药持怀疑态度。那个疯人院的医生爱开玩笑，但他似乎在看病方面没什么本事。我得了病，我得的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老提香受到了你卑鄙伎俩的影响。正当他要迈入百岁门槛的时候，他的死期到了。伟大的提香快要死了。书里就是这样记载的：提香·韦切利奥要死了。当你想起——查理五世从地板上捡起我的画笔。跟今天一样的日子——仿佛就在昨日。我的画笔掉在地板上了，国王弯腰把它捡了起来。是国王！世界上最具权势的人！但是，在提香面前，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凡人。”

“没错，非常有意思。礼节在宫廷中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是你熟悉的那个学者列奥纳多，也不是那个迷人的拉斐尔，更不是那个玩花岗岩的米开朗琪罗。我鄙视艺术作品的规范。我展示的是一些未完成的画卷——但是，颜色！咳，颜色使它们和谐统一。强烈的对比——就是这个特点。你见过佩扎罗吗？听说过他吗？”

“啊，嗯，我……什么——”

“一个赞助商——这是他的身份。我和任何一个可能的人都有来往。你见过佩扎罗一家吗？那幅画展示的是圣母马利亚和圣徒，还有威尼斯的贵族拉克波·佩扎罗。在那幅画中，我让圣徒彼得和圣母的目光落在赞助商的身上。嗯，我们都很狡猾。狡猾，但我们是艺术家！你可能会认为我是一个卑鄙的马屁精。但是，把一面旗帜插在谁也不允许碰一碰的圣母对面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就是一面旗帜，棉布质地的，世俗的游戏。我可以告诉你，那可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也说明了一个原因——我们是艺术家！但是，色彩！色彩是画家的冲动表现，是艺术的卓越技巧。否则，绘画作品——你知道我的意思。谁都想成为我的模特儿，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万古长青。”

“但是，您对寓言是怎么看的？《时代的寓言》，”沉睡者的声音响起来了，“这是您10年前的作品。您那时已经不年轻了。”

“我告诉你，谁都想要一幅自己的画像。”老人接着说道，“你记得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吗？可惜的是，我没有完成那幅作品。我那时很想超越拉斐尔。我画笔下的保罗应该更加活灵活现。但是，我没有完成。查理国王突然召我去罗马。查理召唤我！”

“但是，那幅《时代的寓言》是怎么回事？时代。三幅作品。审慎。10年前画出的寓言，”倦怠的声音，连托莱亚自己都听见了，“我听说，您的作品中有一幅自画像。提香年迈时候的自画像，看上去像是这样。”

“你瞧，你掉了一个信封。”老人嘟囔着说道，语气里透着些许恼怒。

“您应该记得它。您就这一次没有在画上留下您自己的名字。就连模特儿的名字也没有，这不是您惯常的做法。”

“那个信封里有什么？你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情书吗？甜蜜的话语？哇，我以前是多么喜欢这些东西啊，这些魔鬼。长寿和持久的荣耀也意味着——”

“那个寓言没有名字。但是，那个拉丁语的座右铭是怎么回事？Expraeterito...praesensprudenturagit...nifuturaactionedeturpet。您记得吗？意思是：今天的行动源于昨日的经验。换句话说，它来自于过去。审慎的行为。审慎的，您就是这样写的。审慎，而不是漠然。今天审慎的行为可以避免未来的偏见。您记得吗？《审慎的寓言》——这是绘画作品的标题。可能是在一个同样的春天里完成的。先生，您那时是一个审慎的人吗？”

“这封信究竟是什么内容？你为什么要藏起来？”老人追问道，“肯定是什么诱惑你的肮脏内容。我了解女人，知道她们的把戏。读给我听听，快，大声读出来——让我暖和暖和。快一点，读一读今天晚上的邀请。”

“您开始创作《审慎的寓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像今天这样的春天呢？一个老人头歪向左边的侧面像。我敢肯定，那是您的自画像。著名的自画像只有两幅：一幅在柏林，另一幅在卢浮宫。您的作品将成为老三。是佛朗西斯·霍华德先生的收藏，后来卖给黎哥特。瞧瞧，一个向左边看的老者。在作品的中央，一个成熟男人的正面像。然后，在右边，一个没有胡须的男人侧面像。年轻，成熟，老年。未来，现在，过去。非常审慎。审慎，不是漠然。”

“好吧，不是，在肖像画的领域里，我没有竞争对手。即使在我未完结的人生中也是如此，我是大师，几代人的大师。但现在，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刚才说过，我已经99岁了。我快死了；我感染了疾患。如果我死了，没有人会为此而痛苦。只有我的管家除外。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一个真正的美人。上帝，她仍然非常年轻！她照顾我，你明白吗？我们时常相互关照。你知道，我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仍然有足够的力气，我还没有摆脱旺盛的罪恶。那个小女魔头占我的便宜，我的意思是说，她允许我占她的便宜。一个疯子的力量。但是现在，我生病了，我99岁了。肮脏的细菌——就像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一样肮脏。这一关我是过不去了。我告诉你，我的时日不多了。”

“那个三头妖魔是从东方来的，但是，您的领军作用是在欧洲。不是兽形的，而是人形的。欧洲，这意味着阿波罗和耶稣基督吗？凶残的狼吞噬着记忆。那个无所不能的威严雄狮代表的就是现在。未来就像是一条卑微的狗，犹豫不前。您过去梦想过审慎吗？那可是人类时代的象征。谨慎是无言的吗？”

“你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你一派胡言，我根本就不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打住吧，我快要疯了，你这个疯子，”提香开始咆哮，“我要疯了，你听见了没有？你这个疯子，让我去死吧。我实际上已经死了。我已经99岁了！”

他看上去仿佛非常疲倦，身体瘫软在地上。再也听不见什么了，再也看不见什么了。只有昏厥，这全都是因为那缓缓落下的日头。然而，那个声音又回来了。

“那头一只眼的肥猪根本不会治病。我就要死了。你们都骗我。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愈死亡。你这个疯子，那些下流事老韦切利奥什么都明白。我告诉你，我是提香。我99岁了。”

“但是，我还是想了解被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收藏的那幅画，那是什么？”梦游者托莱亚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卡罗尔——查理，当然。我跟你说过，就是因为他的缘故，我才中断了教皇的画像。查理五世召我去罗马。我接到查理的召唤，丢下了教皇。他们都想得到自己的肖像画，他们都想永垂青史。”

午间的太阳使他感觉浑身没有力气。他把自己那双瘦骨嶙峋的手搁置在胸脯上。但是，病人托莱亚仍旧坚持，他的声音清晰而坚定。

“一幅小型的作品。圣徒杰罗姆跪在地上。您也许不知道，但它的确包括在巴克里的一份收藏目录里，另外一个版本在热那亚的巴尔比家族手上。卢浮宫收藏的是临摹，它的替代品——”

老人睡着了，青筋暴露的手无力地垂放在那枚金属挂件上。但是，他的身体动弹了一下，他睁开了眼睛。巨大的眼睛，巨大的耳朵。

“替代——什么替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快死了，你这个傻瓜。没有选择。死亡，死亡，呸！”他弯下腰，但离地面距离还很远的时候就狠狠地啐了一口，老年人咳嗽的样子令人讨厌。

“死亡”一词使他复活了，他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词，非常有力，仿佛突然之间从坟墓里升了上来。

“年轻人，我不愚蠢。我知道自己抛下了什么。那块石头必须用牙齿拖着向前。没错，好像那是一块宝石似的！你知道，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好好保管，别让细菌侵扰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瞧，我已经被你的疾病感染了。我很快就会死去，我的病是从你那里传染的，从傻瓜身上传染的。你的病会要了我的命，我99岁了。提香·韦切利奥要死了，你知道。”

他巨大、沉重的脑袋耷拉在那个贝壳挂件上。老人精疲力竭。巨大的鼾声合着身体痉挛般的运动，回响在医院的大楼里。少年托莱亚一惊，睁开双眼，闭上，再睁开，伸展双手，碰到了长凳。一时间，他感觉头昏脑涨。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离开了那个地方。接着，他在公园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张无人问津的长凳。他坐下，打开那个信封。非常熟悉——没错，是那个旧信封，是那种蹩脚的字体，还有字里行间不规律的空白。

秘密的路线，陪伴我们直到永远。是的，就是这样，直到最后一刻。

周围升起以往常见的那种粉色的雾霭，囚犯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他返回，再次出发，再次返回：一个口齿不清的圆脸男孩。一个卷头发的圆脸天使降落在长凳的凳脚处。短小的蓝色斜纹工装裤，提洛尔风格的马甲。冷冰冰的大眼睛，短短的粉红色手指。树叶在风中起舞，湖泊在静谧中安睡。绿树环绕的湖水，默默绽放的丁香，伊甸园的夜莺围绕在哨卡的周围，雷达天线呼啸声声，地狱的臭气不可一世地向外喷涌。

闪光的信封，平整的信纸，他深深地被吸引了，迫不及待地从板凳的另一头拿过信封和信纸。一时间，他厌恶地看着它们，然后，将它们揉成一团。他朝着沙土堆跑去，猫着腰，摔倒在地上，爬起来，一屁股坐在沙子上。他开始把手中的信封和信纸撕得粉碎，细小的碎片，小得不可能再小了，最后，它们全都化成了尘土。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收集在一起，开始耐心地把这一小堆往日的话语埋葬在沙丘里，用小孩儿的铲子和桶一次次地往上填土，直到不露一丝痕迹。

他凝望着这座坟墓，过了一会儿，他满意地站起身。一种等待的画面。接着，爆发出疯狂的颤音，雷鸣般的，欢快的，无法遏止的笑声。天堂般的乐园充满了一串串孩子般的笑声。越来越呆滞，越来越嘲讽。接着，笑声变得越来越沙哑，越来越苍老。

还是往日的笑声，沙哑而哽咽。

铃声。她既没有力气，也没有欲望去拿起听筒。她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长时间的沉默。最近，她时常接到这种无声的电话，而且越来越频繁。对此，她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她不想妄下推断。

过了一会儿，铃声再次响起。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她反应过来，其实，这是门铃的声音。以前也有过这种事情。没错，没有思维的思维，仿佛陷入一种瞌睡的状态。你一直在给某人打电话，其实却没有打，而这个人现在却来拜访你，但其实却没有来。但是，这一次是一种不同的声音，的确不同。

她突然想起，今天下午，她邀请了她的老同志——沉默无语的亚努利朋友。在你陷入困境的时刻，你可以和他在一起一言不发地待上几个小时。的确，她邀请了他，因为她担心自己没有勇气一个人在家待着。那个沉默的人，他的谨慎深不可测。一个不错的主意：一个客人，替代一次取消的庆典。

她透过门上的猫眼向外看，不对，不是她要等的人。她把门打开。

“哇，真没想到！”

风度翩翩的客人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一大束红玫瑰。

“医院的登记卡似乎从来都不会骗人。但愿没有打扰你，我只是来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

“没有打搅我，真的，一点儿也没有。太吃惊了，难以相信。请进，医生，请进。”

马尔加医生走了进去。

“我只待一会儿，别担心。我刚好路过这里，向你表达我的祝福。其实，我不知道该祝福你什么。”

“也许你知道。你完全知道，你太了解了，但是，你就是知道也没有用。希望我将生活在无聊的时代。”

伊里娜打量着他。她眼睛上的那层绿色雾霭使他感觉紧张，同样，还有她那沙哑、干巴巴的嗓音。

“那位东方诗人，你知道的，曾经整日做同样的祈祷，希望天上的那个人能够保护他，不要让他生活在有趣的时代。他的想法实在是太正确了，非常正确。”

“或许，你不会接受这样的生活。相信我，你会发现这样的生活非常难挨，跟我们的痛苦一样难挨。实际上，我们的痛苦太有趣了。我可以坐下吗？”

“是的，当然，请原谅。坐这儿吧，这儿有椅子。抱歉，我没换衣服，没想到有人来。”

医生没有说话。沙发的对面放着一张白色的小桌子，两边各有一张绿色的扶手椅，他坐了下来。

“伊里娜，你有客人要来吗？”

“不能这么说。我只是在等一个朋友，他不是客人。”女主人的声音从厨房飘过来。她在忙着把花插进花瓶里。

“啊，虽然我不敢说自己是你的朋友，但我也不是客人。你的朋友——”

“不，我说的是别人。”伊里娜的快速反应打断了他的幻想。她回到房间，手里捧着一只高高的、圆柱形的铜花瓶。“我请了一个老朋友，大家在一起聊聊天。他不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们只是随便聊聊，打发寂寞罢了。他可以使我镇定。他的沉默，他的谨慎，他的倦怠。还有，他的自制力很强，他把怒火藏在心底。他临危不惧，是的。”

她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她看上去心情沉重，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他经历了很多事情。我想，他是在1950年前后到这个国家来的。那时，他还很年轻——可以说，还是一个大男孩。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家人断绝了所有的关系之后一直在希腊的山区参加战斗。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当老人听说自己的儿子成了一名狂热分子，一名极端分子的时候，他自杀了。没错，他放弃了家庭，放弃了职业，放弃了祖国，他抛下了自己的一切。最后，他牺牲了一切。甚至可以说，包括他自己。”

“那现在呢？”

“隐退了。非常低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成为一名语言问题的‘专家’，语言哲学家。研究方言，或是语言缺陷，我不是十分了解。”

“他不打算回自己的国家去吗？现在，希腊可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那里的人民生活得很好。在过去几年里，很多人都回去了。”

“他没有回去的理由。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在那里他将会是一个陌生人，跟年青的一代没有任何联系——或者说，跟老一代也没有联系。虽然他的夫人一再催促他回去继承遗产，但他并没有这样做。突然的变故、悔恨、遗产——这一切对他而言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很少见，我不得不承认，现在——”

“不仅仅是现在。我们喝两杯吧！不是为了庆祝什么，因为没有什么——为了你的来访。我相信，你不是为了医疗的事情而来的。”

“当然不是。我只是想来看看你，这会给我带来快乐；而且，在这样的日子里，你不可能把客人赶走的。”

他们来到露台上，伊里娜拿着一瓶红酒。他们在宽大的草编椅子上坐下。医生严肃地举起手中的酒杯，点了点头。女人莞尔一笑，深深地喝了一口。

闲聊。对话时而缓慢，时而高亢。他们感觉很轻松，像两个老战友似的相互开着玩笑。

8点钟，新的客人出现了。五官鲜明的脸庞，几近花白的头发，长而且密。他伸出一只消瘦、柔软的手。他看上去忧心忡忡，或许是因为他没有想到会有第三者在场。

马尔加在这个陌生幽灵面前显得很有精神。

“我希望你不会怪罪我的唐突，伊拉跟我聊了一点儿你的事情。”

“有件事情我们必须说清楚，那就是，我们不谈政治！”伊里娜突然打断他的话。“拥挤的公共汽车，蛊惑民心的集会，造谣者的胡言乱语，排队买萨拉米香肠、矿泉水，以及用来做尿布的棉布？不，不涉及任何有关政治的问题！”

“你误会了，我刚才考虑的完全是另一件事情。希腊！雅典，对，就是雅典。艺术，科学，美丽，理智。而你却选择了相对立的一面。信仰，激进，战斗精神——耶路撒冷的风格！这就是我想说的。这是一种矛盾，不是吗？”

亚努利双手捧着酒杯，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红色的液体。纤细的手指，长长的指甲。柴火棒似的手臂不时地轻轻战栗。

“那么说，是希伯来人的风格！你知道那首诗吗？你们伟大的现代派诗人的作品。”

三个人有节奏地啜着各自杯中的红酒，牙齿用力地咀嚼着饼干。

“‘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日子是我放弃美学专业的那段时光，’”医生拖着长腔，慢吞吞地背诵着，“你听说过这些诗句吗？‘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日子是我放弃美学专业的那段时光。我放弃了希腊文化的粗糙之美/割舍了至高无上的依恋/奔向完美、稍纵即逝的白色肢体。我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成为希伯来人的儿子，神圣希伯来人的儿子。’美妙的诗句，你不这样看吗？‘希伯来人的儿子，神圣希伯来人的儿子。’作者是你们希腊的那个卡瓦菲[8]。”

马尔加看着伊里娜，她的思绪迷失在了什么地方。接着，他的目光又转向亚努利，后者也在看着伊里娜。他那双细长的手在膝盖上来回搓动，两条细腿被紧紧地包裹在那条破旧的廉价裤子里。

匆忙间，他们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伊里娜面色苍白，两只眼睛红红的，像发烧的病人。

“那么，结尾呢？”情绪激动的男高音继续背诵，“‘但是，什么也没有留下。享乐主义和希腊艺术在他心里就是一个忠实的孩子。’诗歌的结尾多么的精彩！仿佛无能的呐喊，不是吗？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那个孤独的人。年老体衰，流放在亚历山大沸腾的泥土上。”

一时间，他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决定改换策略。他再一次将目光转向亚努利。

亚努利没有回避，神态自若地啜着杯中的饮品。

“现在，人们喜欢不断地迁移，为金钱，为冒险，或是为自由。当一个离乡背井的人突然远离了自己熟悉的环境，自己的母语，陡然之间，他也会变得更加简单。被迫适应简单的生活：食物、住房、疾病、睡眠、爱情。他曾经胸怀大志，某个——嗯——某个不切实际的目标。然而，生活在异国他乡完全是另一码事。‘对于一些人而言，他们必须回答是或不是的那一天已经来到。’记得这一句吗？‘我要去往另一个国度，我要扬帆在另一片海域。’记得吗？你记得卡瓦菲吗？”

伊里娜有些担心，她看看医生，又看看亚努利。

亚努利目光执着而坚定。他脸色阴沉，没有任何反应。像往常一样，那个喋喋不休的家伙实在有些过分。

“‘你根本找不到崭新的地方，也找不到另一片海域。/你在地球上打转，你生于斯，老于斯，故乡始终伴你左右。/你的发鬓在同一屋檐下慢慢变白。/这座城池将是你的葬身之地。至于远离/没有希望/没有船只，没有公路。/在这一隅之地你毁了自己的一生/同样，整个世界在你手里荒废。’”

伊里娜站起身，眼睛看着他们俩，但她实际上谁也没看见。她放大的眼睛里出现的是传说中的芬芳、灿烂的亚历山大城春天。她走到露台上，头顶着那片歹毒的夜空，她的眼睛迷失在土星和银河系之中。

那个假正经的家伙不知疲倦地继续唠叨着，不时地，在那个夜晚，他表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多语症和执拗。

“我年轻的时候也勇敢地参加过各种行军。但是，最终，我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人们有权利加入邪恶的行列，但没有权利参加对抗邪恶的斗争——你怎么看？我的工作耗尽了我的精力。具体、民主的苦难。根本不存在更加真实的流派。”

此时，电话响了。伊里娜快步冲进房间，急忙拿起听筒。

“你好！啊，是你！谢谢，非常感谢。不，应该说在意料之中。你还是跟过去一样，考虑得那么周全。太好了。是的，真是一个残酷的冬天。你说得没错，一个真正的笨蛋。我知道，室内没有取暖设备，还有学校，图书馆，电影院。你的夫人是怎么应对的？你说得对，是的，当然。没有，你没有打搅我。是的，我这儿有几个朋友。啊，我以前可没有听说过这个笑话。是的，胡言乱语者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每天都可以生产精彩的新笑话！”伊里娜开心地哈哈大笑。当她放下电话时，她脸上有一种忧愁而茫然的表情。她有些担心，为什么？因为自己在电话里说过的话，因为自己过早地拿起了听筒，因为这不是自己等待的电话，还是因为这个毫无益处的夜晚拖延了那么久，她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她转过身，对大家解释道，“是加夫通先生！他特地打电话祝贺我。他很有心，每年都记得我的生日。”

“照你这么说，你认识毛里丘！马塞尔！马太！这我可没有意识到。”医生嘟囔着。他低头擦拭着自己的眼镜，他非常小心，不想让自己左边的那只人工眼睛被别人看见。

“我们很久没见了。他们把这个可怜的人从那家国家级的报社赶了出来，然后把他派到协会，负责协会的报纸。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接近尾声，离退休没有多长时间了。我们成了朋友。他是个非常不错的人，帮了我很多忙。”

“你看，亚努利先生，”医生突然说道，“这个毛里丘——马塞尔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出身寒门，夜以继日地苦读。哇，还有什么领域他没有涉猎的！为伟大的事业服务！真诚地为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怎么看？那个关于他改名字的事情！你知道，如果你拥有一个听上去像外国人的名字，在这个国家里，你不可能成为一名记者。他采用了他夫人的名字——一个腐朽，甚至有些危险的名字，属于一个有名望的古罗马军团家族。我敢说，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表现自己的勇气！这个受害者，他想表现的是，复仇应该终止。滥用屠夫的名义。那个傻瓜付出的比得到的多。替代，替身。亚努利先生。那个世界过于美丽，过于有趣吗？最终将变得过于枯燥吗？伊里娜，你知道托莱亚寄居在加夫通家里吗？”

伊里娜往自己的酒杯里加了些酒。她没有回答：没有回答的必要。

医生扭动着屁股，再一次转过身，面对着亚努利。

“我还记得托莱亚年轻的时候。相信我，他可真是一颗耀眼的星星。严肃，不做作。聪明、礼貌、好学。你简直无法相信那场变故——咳，他要是再耐心一些就好了。我以前说过：他缺乏耐心。他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对于他来说，伤口很难愈合，代价太大了，真的不值得，这不是玩笑。不，这一次可不是玩笑。然而，我想说的是，我真正想了解的是——没错，你已经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独处的语言。怀疑？那么怀疑呢？”

亚努利感觉有些别扭，一直保持沉默。但是，这一次，他面露微笑，双手慢慢地在发间穿行。他希望，医生可以继续他的独白，这样，他本人就不需要做出任何应答了。

当然，事情就是这样往下发展的。但是，马尔加似乎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厌倦了。黑夜中，他的独白不再是喷涌而出，而是时断时续，朝着房间的各个角落渗透。“我不再年轻。我对乌托邦持怀疑态度：我知道它们会带来什么。但是，伟大梦想的破灭难道不是灾难的开始吗？怀疑不是更加糟糕？贪婪、固执、自私自利越来越被认为是正当的，是吗？”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没错，我对孤僻之人的心理很感兴趣：是的，这让我着迷。”又一次停顿，又一次开始，“我们深陷于孤立和无能之中，你认为有必要对此说点什么吗？或许，落后和冷漠不是也具有优势吗？想想所有的那些舒服的习惯！午睡，家庭关系，阅读，家庭烹制的食品，家庭秩序，彬彬有礼的孩子，朋友。在现代社会里，没有时间考虑那些，是吗？然而我们这些人质……”

但是，马尔加医生已经消失了。不知什么时候，他起身离开了。黑夜快速向他们包围过来，他们突然感觉更加孤独，更加心心相印。

“到露台上来。”她那沙哑的声音似乎变得温暖了。

天高云淡。平静的沉寂，冰山，月亮锋利的弯刀划过夜空。

伊里娜从屋里拿来了酒瓶和酒杯，把它们放在草编椅子之间的水泥台子上。

“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黑影欠身，并举起了手中的杯子。夜空中雾霭缭绕——飘过一大朵灰色的云彩。伊里娜也喝了一小口。夜空中雾霭缭绕——夜晚的云朵释放出巨大而凶残的烟雾，仿佛一个动物，挺直身体去捕获猎物，去释放长期等待带来的压力。

“今年的春天！”伊里娜突然说道，“它侵蚀了我们的骨头，不是吗？即使是四季的变更，也让我们感觉恐惧。这就是我请你来的原因。当你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的时候，答案不知不觉就产生了。原谅我。我也为马尔加的事情向你道歉。他心情不好，平常他不是这个样子——喋喋不休，怪可怜的。”

亚努利俯身去拿他的酒杯，与此同时，伊里娜也终于把自己的酒杯放下了，酒杯毫无意义地在她的手中停留了那么久。她仔细地打量着他，但并没有看见他——捕捉不易被察觉的、迟到的生机，也捕捉他缺乏负重的能力。她转过身，准备唤醒他，刺激他，使他恢复生命的动力。

“一段时间以前——我不太记得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前吧——协会的主席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给我们念了某家报纸上刊登的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我记不清是哪家报纸了。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报道，通常，此类文章是不允许在报刊上出现的。一个女人在自家公寓里遭到了袭击。莫名其妙地被别人殴打。没错，她家里的确养了一条狗，还有几只猫，但这也很难成为此次暴力事件的借口。文章引发了特殊的感应——一种极具威胁的哼哼声。也许，这只是我的一种印象。我们还没有习惯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新闻。我开始意识到，这篇报道在读者中的反响很大。很多人在议论此事。”

她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讲了那么多，然后停下来，把酒杯里的红酒一饮而尽。她的动作很快，她有些漫不经心。她低沉的声音似乎想要征服听众的踌躇：她的话需要一个回应，一个确认。她需要听见别人的声音，别人的话语，需要别人迅速做出反应，这样才可以证实她的一番话的确存在，这个夜晚的确存在，露台、沉寂，以及葡萄酒是的的确确存在的：话语、头痛、天空、死亡，一切都是真实的。

“咳，没错，文章似乎旨在谴责这次袭击事件。但是，它的表达方法却让人生疑。粗暴，粗野，而且——有合谋的嫌疑。虽然表面上透着一股谴责的口气，但它似乎跟整个案件串通一气，背后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事件和报道之间的关系表明，谴责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它与谴责的内容——故作姿态和对抗——之间存在着一种共谋的关系。真正的勇士会复活吗？会铲除肮脏的地下世界吗？”

伊里娜有些局促不安，她站起身，点燃了一支香烟。她身体靠在木栏杆上，满脸怒气地看着面前的这位昔日的勇士。

“害怕这个春天，害怕这个发育不良、丑陋的世界，它窒息了那么久，昏睡了那么久，迷失了那么久。充满期待的漫漫冬日。现在，异教徒的快乐，非法的快乐。缺少抵抗勇气的抵抗。狡诈、简单的东西，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俯首帖耳，没有勇气再次变得简单而强劲。我真的很担心！这种蛮横的欲望，秩序王国里的无序。”

半透明的基尔·亚努利，又黄又黑，面庞消瘦，头发花白。没有，她没有看见他，这很好。他也不想看见她那双忧郁的眼睛，不想看见她那双贪婪的双手怒气冲天地在空中舞动。

墨汁般的夜空，片片移动的白色，她认出来了，那是昼伏夜出的动物。一阵眩晕：她的四肢和手脚越来越长，她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她的头发散开了，她感觉自己被炙热的空气吞噬，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异类的体内，被毒素所围困。她摇晃着身体，睁开眼睛，又闭上眼睛。她的嘴巴里充满了大量的黏糊糊的熔岩，一张饥饿的嘴巴，舌头和牙齿不断地膨胀。她紧张不安，摇动着身体，然后走进屋内。她的小手在不住地颤抖，珍珠般的手指间那支廉价、难闻的香烟也随之颤抖。她想说些什么，但她的语速越来越快，声音低沉，含混不清。话语可以是一种拯救灵魂的方法。如果她可以清楚地发音，一切都将变得镇定而安宁。她曾经听说过那些残缺不全的诗句：他们必须回答是或不是的那一天已经来到。说这话的人是谁？

基尔·亚努利沉默不语。但是，他就在这里，距离她只有一步之遥，可他看不见她。看不见真是一件好事情。她的眼睛在燃烧，她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这一切他都看不见。她颤抖的双手渴望抓住什么，渴望挤压什么，也渴望释放什么，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拼命让自己镇定下来。

这种密闭的沉默使他忧心忡忡，这个昔日的信徒仍旧活着。亚努利还活着，但是，他耳朵听不见，眼睛也看不见这里发生的变故，哪怕他们之间的距离是这么的近。

“这个季节就是一个陷阱，”伊里娜能够说话了，但声音依旧很轻，“一个躁动的时代。在这个躁动的时代里，人们太有耐心了。躁动的时代和耐心的公民。”伊里娜不假思索地说着。

窗户暗下来，又亮起来。一束火光替代了黑暗：发着磷光的脸庞，灿烂的女妖喀耳刻，卑鄙的小人！母狮子，母老虎，母猪，面露威严，在城中游荡，不时地啃咬着她那些无辜男性侍卫的精致小骨头。她不是别人，她是那个绅士病人亚努利的配偶，脾气暴躁的配偶，是他无价的母马！兰迪·埃米利亚，人们口中的米拉，米拉·亚努利，大娼妇。掌管替代和替身的女神，伟大的异教徒时代的超级娼妇，挑逗性的嘲讽——是的，以下是她准备向那个流放到月球上的无言勇士提出的问题。你如何应付崇高、肮脏的超级娼妇？然而，她没有时间，她的双手，她的眼泪，她的哭泣在同一时间迸发，而且，那个男人近在咫尺。一个玩笑——但什么也没有剩下，只有含泪的苦笑，天使般的微笑，狂喜的脸上懒散、孤独的神情。双手在黑暗中舞动，在黑暗中颤抖。

当她镇定下来的时候，那个人再次出现在老地方——她的对面。他们没有相互看对方，他们的目光共同凝视着黑暗的火山口——茶杯底部残留的咖啡末：一种幻想。

“这个季节是陷阱吗？如果我们把词语的顺序颠倒一下，结果会怎样呢？你怎么看？如此一来，没有耐心的不是季节，而是人，对吗？”

空气凉爽，夜色依旧——这是她希望的状态。她的伙伴就在附近的地方，他蜷缩着身体，萎靡不振。他睡着了，或者，他只是闭上了眼睛。她没有打搅他，只是冲他低下了自己疲倦的脑袋。此时，她清醒的意识不允许她兴奋，也不允许她作呕。没什么，就是拒绝这样做。这种拒绝最终掩饰了她的心中所想，就像她最后的面具，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接受其他的伪装了。

她抬首仰望黑暗的天空。钟声响起，她按照要求做好了准备。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独自一人——独自一人，掌控着一切。

不知什么时候，她偷偷溜回屋内。她踮起脚，免得发出一点声响。她出来时手里捧着一床厚厚的粉红色毛毯，将它围在那个男人的身边。虽然他一动不动，虽然他双目紧闭，但他看上去还活着。他没有动弹，但他并没有死。没有，还没有。伊里娜伫立在露台上，凉爽的晨风使她恢复了神志。

她应该以这种方式走进人们的记忆，在时代转折的关头，身边是一个从故事中消失的见证人。

突然之间，她老了，她自由了。复仇和快乐：一种悲壮的胜利。光阴迫不及待地向她索要一样信物。她准备好了。

注释：

[1]书拉密，《圣经·雅歌》中赞美的新娘。

[2]客迈拉，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中译者注

[3]歌利亚，《圣经·旧约》中记载的非利士族巨人，为大卫所杀。

[4]卡巴莱，指有歌舞或滑稽短剧等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

[5]玛塔·哈里（1876—1917），荷兰名妓，因被控充当德国间谍而被判死刑。现用来泛指以美貌勾引男子，刺探军事秘密的女间谍。

[6]许门，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婚姻女神。

[7]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77），古希腊医师，被称为“医学之父”。

[8]卡瓦菲，指希腊诗人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1863—1933），他被尊为希腊现代诗歌的先师，一生多居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版权信息

书名：囚徒

作者：【罗】诺曼·马内阿

译者：陈东飚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8-01

ISBN：978-7-5133-3998-8

目录
CONTENTS

再版序
“她”
“你”
“我”

诺曼·马内阿，罗马尼亚最受推崇的小说家与小品文作家之一，任美国巴德学院欧洲文学专业教师，同时为驻校作家。自1966年开始在米伦·拉杜·帕拉斯基韦斯库的杂志《言语的故事》中发表作品起，直到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在此期间共出版了10部作品（5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散文集、2部随笔集）。1979年，马内阿获得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奖，后获作家联盟奖（1984年获奖，后被社会主义文化与教育委员会取消）。

1986年后，诺曼·马内阿的作品被译为20多种语言，广受褒奖，在美国出版的作品被《纽约时报书评》评选为“最重要的出版作品”。1992年，马内阿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并获得著名的麦克阿瑟“天才奖”（该奖被称作“美国版诺贝尔奖”）；1993年，纽约公立图书馆为他颁发图书馆“文学大师”荣誉奖；2002年，马内阿获得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凭借《流氓的归来》（Întoarcerea huliganului）获法囯美第奇外国小说奖，同年，因在文化领域杰出的统领地位，他被罗马尼亚总统授予文化功勋，并当选为柏林艺术学院和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评审团成员。2010年，法国政府授予他“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11年，诺曼·马内阿获得内莉·萨克斯文学奖并受邀成为英国皇家文学会荣誉会员。

由罗马尼亚Polirom出版社出版的马内阿作品有：《流氓的归来》（2003年第1版，2006年、2008年、2011年第2版），《信封与肖像画》（plicuri si portrete 2004年第1版、2014年第2版），《法定幸福》（Fericirea obligatorie，2005年、2011年第2版），《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Despre Clovni: Dictatorul si Artistul, 2005年第1版、2013年第2版），《傻瓜奥古斯都的学徒生活》（Anii de ucenicie ai lui August Prostul，2005年第2版、2010年第3版），《黑信封》（Plicul negru，2007年、2010年第5版），《逃亡者的抽屉：里昂·沃洛维奇谈话录》（Sertarele exilului. Dialog cu Leon Volovici，2008年），《分离之前：索尔·贝娄访谈录》（Înaintea despǎrtii. Convorbire cu Saul Bellow，2008年），《与石头的谈话》（vorbind pietrei，2008年），《中庭》（Atrium, 2008年第2版），《一幅自画像的变体》（Variante la un autoportret, 2008年），《巢》（vizuina，2009年第1版、2010年第2版），《东方信使：爱德华·坎特里安访谈录》（curierul de Est. Dialog cu Edward Kanterian，2010年），《流亡的话语》（Cuvinte din exil，与汉尼斯·施泰因合著，2011年），《囚徒》（Captivi， 2011年第2版），《儿子的书》（cartea fiului，2012年第2版），《日子与游戏》（Zilele si jocul，2012年第2版），《黑牛奶》 （Laptele negru, 2014年第2版）以及《在边缘》（Pe contur，2014年第2版）。

2012年，罗马尼亚作家协会授予马内阿国家文学奖。2013年，作家协会向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马内阿，2014年，协会再次提名。

我们只有做梦的权力，发疯的权力，最终是回忆的权力。

——诺曼·马内阿

再版序

《囚徒》（Captivi）这部小说是由一家新出版社，罗马尼亚图书出版社（社长马林·普雷达，总编辑亚历山德鲁·伊瓦西乌克）于1970年出版的，责任编辑为杜米特鲁·采佩内亚格。本书的书名和此前一年所出版的《漫漫长夜》（Noaptea pe latura lungă）有相似之处，都不符合党在文学领域所提倡的指导方针，至于内容方面就更不符合了。我在《囚徒》中进行了相对激进的尝试，这种尝试自然是存在极大政治风险的，更存在文学审美与鉴赏方面的风险。这部小说想要表达对封闭的拒绝与反抗，诺伊卡[1]或许会说，这是一种“无法开放的封闭”，这不仅仅是在面对凋敝的多边社会主义的封闭社会，或是在面对要求文章要有“战斗性”的指导与辩证的审美，同时也是在面对文学交流本身的传统与习惯，以及与阅读密切相关的接受性和消耗性。我认为我们日常像是在“喘息”之中，像是被一把虎钳所追赶着，它会在写作节奏的拥挤中找到一种相关性。假大空的话语似乎在不断地膨胀，我们已经被灌输了太多这样的空话，你总是能在其中找到类似的、不知所云的表达。而文中的讲述者仍会独自蜷缩起来，正如我自己一样，总带有着一种提防而坚定的戒备心，当面对周围环境与自身时，都会感到无比的陌生。在本书中我并没有使用所谓的“正面英雄形象”（抑或是那种可重复使用的形象）。反之，我把那种没有任何机会的、饱受“欺压与欺凌”的失败者、输者、残疾、囚徒的形象搬上了舞台，还有那种恰如其分的失败审美，而它本身就带有着部分的失败，和毁灭的忠诚保持一致，这也正是我想要在书中有所安排的。

当前流行的“文本主义”与法国新小说派，都多多少少是为某种目的而服务的。通过持续的描写主义，有时会让人觉得这更像是某种“目录清单”，而它看起来却缺乏精神或社会的土壤，无法成为传统的或革新的、能够确立新体裁的先例。

考虑到我写此书的时间与地点，我无法站在完全中立的视角，然而对于我而言，这不只是一种审美的夸张，而是一种未愈合伤口的内在感受，不太愿意去接受一些所谓的玩笑。我不否认策兰[2]不及物[3]的诗歌，它被囚禁在大屠杀的黑暗之中，总带有着一种惶恐的、规范的伪病态，正如我始终欣赏的表现主义，而这一次却更为偏颇、伤痛、曲折、多产。还有就是我的文字不够清晰明了，这与当时官方在文化方面所不断提倡的精神不相符合。此类大大小小的挑衅就像是一针兴奋剂，有时会到达一种晦涩难懂或是不可理喻的谵妄。

倘若这些文字出现在诗歌中，还是相对可以被接受的，例如现代的以及现代化的封闭，这是一种抒情革新的、迷宫般的语言探索。但若是这些文字出现在了小说的片段中，却变得难以令人接受。周围环境的以及环境所需要的文学的反抗，最终都成为了一种“接收人”自己的、也就是读者自己的怀疑与反抗，即便是最为边缘与孤独的人，也仍要坚持穿过这趟繁冗而昏暗的文学探险，一直走到最后。

对于读者接触到本书，并有了神秘与恼怒的感觉，我并不感到惊讶。我惊讶于拉杜·埃内斯库《家庭》（Familia）一书中绝妙的编年史写法，以及利维乌·彼得雷斯库笔下巧妙的隐喻，我还很惊讶地得知本小说有机会同奥古斯丁·布祖拉的《缺席》（Absenții）一道竞争作家联盟奖。当然还有来自于一些朋友的批评指责，记得有一位执拗而又严厉的编辑在大街上将我拦下，并提醒我不要一直使用那些“小把戏”，因为审查部门早晚会察觉到这些字谜并会将其销毁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审查部门并非对本书内容以及其他我所写的东西漠不关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囚徒》被删减了80多页。还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尽管如此，本书还是通过了审批并出版。虽然我们那时已处在文化“自由化”的时代，但我所感到的这种意外也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我且用福克纳[4]所说过的话来安慰我自己，文学需要通过它所要承担的风险以及它所面对的“失败范围”来进行评判。

40多年之后，本书的再次出版也并非易事，因为这要让作为作者的我再次面对自己多年前的作品，而当前的我早已身处另外一个空间与时间，同时也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年纪，后来写过了不少其他作品。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为在美国翻译并出版我的书刊，我与纽约颇有名望的新方向出版社签有10年的合同。而在这段期间，我甚至连一次都没有再翻开过这本曾飘洋过海带来的、1970年出版的《囚徒》。

为了保利罗姆出版社此次系列作家图书的出版事宜，我最终还是翻开了首版的《囚徒》。

当然，我已经记不得当时审查部门强迫净化过的内容，我反而在当年的印刷版本中很轻易地看到了一些过于阴暗的描写、过多的形容比喻、故意而又喋喋不休的重复，这不仅仅是给读者的更是给我自己所设下的陷阱，通过一种施虐与受虐的描写进而加深了理解的难度。

再版修改的过程并不轻松，我做了一些删减，使之读起来更为清晰浅显，同时我在修辞方面也做了一定的简化。但小说的情节与三位主角仍与首版保持一致，“囚徒”们也都有着创伤的历史以及各自的创伤。

第三人称“她”（莫妮卡·斯曼塔内斯库）很直接地接替并承担了作为讲述者的意图，并成为一种流浪汉小说[5]中的角色，但是还不能将其称之为荒诞的角色。这个角色捕捉到了或是创造了过分廉价的爱情，以及一种享乐与荼毒的虚伪，在补偿感觉中以找寻到每天可笑的浪费。作为大屠杀的结果是母亲的失踪，在精神疾病的庇护下，教法语和钢琴的肥胖女教授，向那些和她一样能够理解快乐无法满足自己过剩能量的人坦白。她需要痛苦、谦卑、失败，她用一种艰苦的伪真诚体验着这一切，直到荒谬与闹剧的出现。这歪歪扭扭的避难所里，堆满了荒唐而又邋遢的物品，这里就像是一个不断收缩且令人窒息的宇宙。正如莫妮卡的房间所展示的那样，静态的描写，没有动词（虽然在当前的版本做了一定妥协的处理）表明了一种简笔画式的疏远，在小说接下来的两部分以及角色中会有更为深刻而清晰的描述，这也使得整部小说变得更有吸引力。

通过这样一间像是被压碎了的、狭小而黑暗的房间进入小说，它看起来就宛如一个特别设计的闸门，用以呈现这没有叙事的讲述。在这样一种断层的真相中，叙事被粘连在或是关押在叙事语言的失落、傲慢与破裂之中。

前炮兵上尉博格丹·祖布楚的女儿，没有姓名的妻子和讲述者，是对白的、兄弟般的、理想与失败的第二人称“你”。她也是一名孤儿，却有着完完全全的不同：厌世、孤独，她由于父亲的自杀而身陷自闭症之中。敬爱的父亲从战场上回来后身负莫须有的罪名，他在被新权力机关的代表抓走之前做了自我了结。

最后是第一人称“我”的大篇幅独白，此部分聚焦在一个年轻工程师的命运上，他笼罩在幼年时集中营的回忆中，在种族灭绝的焚烧炉里他痛失了两位亲姐妹。他最初被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醒目标语所吸引，后来内心则充斥着作为反叛者莫名的焦虑与不安，太多的问题在身边纷扰，他孤身处于社会的死胡同里，然而这里的统一化和机会主义却很乐于被他人接受。

在1970年版本的基础上，我应该将“清晰”与“开放”修改到什么程度呢？

在被实用主义和简单主义所支配与侵袭的今天，人们的阅读节奏也同以往大不相同，政治与文化方面新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人们对书籍的兴趣，本书的旧版是否能仍然能够在当今存活下去，这确实值得怀疑。

极端的暗示和迷惑的用语，曾经作为对极权主义环境的反抗，而当面对今天消费主义的粗鄙，自由社会令人悲伤的倒退，以及资本主义的竞争力时，是否还能够证明它依然存在合理性呢？若放任本书留存在遗忘的洞穴中，是否也只能证明了昨天的我拥有敢于自杀的勇气呢？

历经了40多年的沉寂，这部小说的再次出版也意味着一定的风险，作为作者我有这样的意识。但尽管如此，本书并没有丢失我赋予其中的情感，而书中的内容或多或少也代表了我少年时期的雄心与迷惘。

2011年10月于巴德学院
（王中豪译自罗马尼亚文）

注释

[1]康斯坦丁·诺伊卡，罗马尼亚著名哲学家、散文家、诗人。

[2]保罗·策兰，犹太人，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二战后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之一。

[3]在策兰的诗中，常会让一个不及物动词后面接直接宾语，由此变成及物动词。

[4]威廉·福克纳，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美国代表人物，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5]产生于十六世纪中叶的新的小说流派，以描写城市下层的生活为中心，从城市下层人物的角度去观察、分析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

“她”[1]

长长的，断断续续的雨丝，破碎的，零散而延迟的雨感。他的外套是胳膊和肩膀上透湿的绷带。街道在大楼的一角会合，尽可以给日后那些触目惊心的叛乱作背景：年轻的基督投身于反讽的行乞，失去了暴力，由于他自弃的姿态中缺乏固有的暴力而触目惊心——他狂野蔓生的胡子，盖住脖颈和耳朵的乱发，拢在一起的长发卷被雅致的天蓝色花朵点亮——在全新一天的迷惘中目空一切。

他站在街角，在雨中一动不动，这么多双眼睛被他的奇特外表震住了，都在仔细打量着他，而他的双臂也了无生气，有如他的目光在乞求一个微笑、一朵花、某个肯定信号的支撑，或是——简单，但却更不可思议——身体的暴力，诅咒，或对他未曾修剪的乱发、肮脏的胡子、雨中筋疲力尽的蹒跚之躯的责骂。这流浪汉茫然地注视着墙上的一个地方，在那里砖块的空隙形成了一个鳄鱼状的洞孔。或许哪个路人会想要劝劝他说他看错了：那只是某个粉刷匠留下的一抹生石灰，一小块生石灰，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洞。

这徘徊的大地之子渴望和雨成为一体，要再看一眼被雨滴舔亮的石灰斑点；只是后来，在他已经开始淡忘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个老太太才会想起来：几年前那儿真有一个洞，恰巧就在墙上的那个地方，什么时候被他们填掉了。他的手颤抖起来。恐怖再次透身而过。随后那自弃的眼光就又回来了：忘掉了双手，头脑空空，以一无所知为幸，什么也不确定，没有什么可以保留或拥有，除了疏离与睡梦以外一无所有，遥远而又孤独，仅此而已。

在雨中一动不动。被刻在街角上如同一段肮脏的铭文，留着胡子和长发，对周围所有勇敢体面公民的嘲讽表情和侮辱无动于衷，一连几个钟头久久地待在雨中，沉默，困倦，挡住每个人的路：这事的意味岂止于那唯一、笨拙、口吃、不得体的句子，掷入他刚刚离开的办公室真空的那句：“我再也受不了打字机了。”

当然，旁观者的恐惧原本还会加倍扩展他的句子：我再也受不了我自己了，我再也受不了你们了。我想要别的……像你们一样，害怕自己的意识……表面上似乎是不可能的，我想要一种绝望的东西：诗篇，手榴弹，火焰……另外，还要歌曲和鲜花——天真的歌曲和无辜的鲜花，平和的，老式的花朵，野花，品味很差的花，在父母、乞丐、邻居、同事、老师、这方面那方面的主管手里的花——从打字机里长出来的花，把它们关掉，打得它们一声不吭。只有在那时候路人才会惊惶起来——不知怎的或许那肥胖的教授本人已经出现了，那个被扼杀者的滑稽标志，连同她令人窒息的舒适用品，以及从摇篮哼到妓院的眼泪汪汪的歌曲。

这个街角原本可以是一场更加触目惊心的反叛的场所，不只是那些留在身后这间装潢考究的办公室里的言辞，但这个年轻人已经要走了，耳聋而又心虚，仿佛他已经忘掉了自己说过的话。

高大的铁门扣响它的门闩；狭窄、蜿蜒的旋梯将自身吞噬。手搭上冷冷的金属扶手，攀登者在自身之内绕圈。上去一层。又一次，梯级又一次呈扇形均匀旋转：沿着一个圆的半径匀速流动的一点，均匀地旋转着，缓缓地绕着圆周，被弧形的轨道转晕了，登楼者的身体径自内转，向着一个痛苦闭合的中心。

门口：椭圆形的，酒椰纤维的门垫。垫子下面会有一小团捏皱的纸，里面藏着钥匙。门上，矩形的小纸板：M.斯曼塔内斯库教授。金属的钥匙紧贴着他的手掌。“你会在垫子下面找到钥匙的！”门真的存在，垫子和钥匙也是。M.斯曼塔内斯库教授。法语和钢琴。安静。还有其他租客。

会有时间的，至少有时间回到街角，从那里，悠然迈步，无聊而犹豫地，走到现已明亮、干燥、空寂的街上，在高树长长的枝条下面，一条穿过树叶的隧道，经过半隐在绿荫中的屋宇。

这座建筑的楼梯：梯级，立板，梯级，立板——碎冰块。最后的门槛，蔓藤花纹覆盖的木门，宽阔的边框上从这头刻到那头的天使。门开向堆在沉重铁架上的书籍，插着细长花朵的瓶子，一张窄桌，一把高脚椅，一架抬起斜尾的钢琴，漆有淡色方块的天花板，滑溜的镶木地板：每一样都以一个童话故事的安详聚拢在一起，直到混乱强行介入，直到必须再次取道从街角开始的路径，将白日梦杀死，重新确立事物的残暴，驱除神秘化，直到街道重申它的污秽，用雨水浇淋之下参差不齐的小房子，和狭窄、扭曲的窗户；大门的格栅将会潮湿而又冰冷，铁栏杆的长度会让手发凉；窄梯的螺旋沾满了泥巴，平台有两扇门：前面那扇上面有一个玻璃窗，右边那扇整个都是木头的。

门必须慢慢打开，这样才不会有人听见，这样才不会有人跳出来，中断或阻止这逃亡者的脚步，并且像在过去一样，应该把门小心翼翼地拉到门框里，平顺而不发出一点声音。

门关上了：非常合意——挡在他的追击者面前的一道障碍。逃跑——即使是从这里——是毫无意义的。

不可能将无可避免之事一直推迟下去。这里，进了门，逃亡者又回转到自身：一具颤动的躯体——那众所周知的战栗——悬停在熟悉的物件与重新发明和重新安排它们的需要之间。一只手顺着他咽喉移动着——那反射性的动作——持久不断的恐怖，害怕重演博格丹·祖布楚上尉的身体悬在死亡的摆锤上时撕扯着它的痉挛，上尉在投入赎罪的大火堆之前也曾做过同一个动作……然后是他女儿的流浪和这个逃亡者如今的放逐，挣不开这两个幻影的锁链。

一把椅子：身体流入自身，流入不可避免的惰性。绿色的陶炉，细细的煤气管。导管的螺旋开关上的阀门钥匙。向左转是关，向右转是开，松开的话，就会，有可能……尘封的钢琴。钢琴前面的椅子，堆成一堆的乐谱。符号和线条，逗号，横线和大括号：重重灰尘下的莫扎特和车尔尼[2]。一个塞得满满的书架：竖的，横的，斜的，对齐的，倒放的，高的，薄的，小的，鼓的，破的——互相枕藉，互相窒息的书：被忽略与丢失的书，从一边到另一边都蒙着灰，每个表面的灰尘。有玻璃罩的橱柜：更多的书，家庭相册——一个伪家庭的伪图像——怀旧的殡葬遗物，故纸：一部虚构的历史，一出闹剧。

一个奇怪、局促、扭曲的处刑地：圆桌覆盖着柔软的织物，它的流苏垂到菱形和矩形图案的地毯上；围着桌子，一圈小圆椅上堆放着衣服、笔记本、乐谱、纸张、破布、夹子、铅笔。

手一直在他的脖子上被遗忘了，一个常规动作的幻影。惊惧中，手撤了下来。逃亡者拒绝认出自己。

* * *

早晨一直潜伏在阴霾下面。闹钟尖叫，衬衫窸窣作响。冷空气抽打迷迷糊糊的行人，邻居们冲进阴暗的街道。门卫简略的躬身；风吹的行列静静地呈现；栏杆上不情愿的手指；登记册前面的长队，签名，椅子。

踝关节和膝盖之间的僵硬，被昏睡重压的眼皮，貌似无心的瞥视，滑向公文包的手——抽屉的钥匙。棕色皮套里的尺，在桌上展开的图画。纸的粉色光泽：横截面A-A，B-B的二维冶金炉；纵截面C-C；细节，埃普西隆[3]；列有漏斗、气柱、料斗、集尘旋流器、排气管、鼓风机的栏目。

早晨的晕眩：沿着骨头爬上来的潮湿和爬下去的疲劳，像灌了铅的保龄球柱一样肿胀的脚僵硬地撞击着发臭、干净的镶木地板。有毒的咖啡，夜一般黑，还有方糖解药。他的眼皮会扑闪起来。这名办公人员会认出自己的同事，戴着一副微笑的面具，请求，坚持，在言语和微笑之间躲躲藏藏，窥探，不停监视，报告。房间对过，一阵微弱的嗡嗡声；那特务的单调声音支支吾吾，随后又带着些许的狡猾归于微微的颤动。

——谢谢你。是，是。现在我明白了。我以前没有搞过这种炉子。

烟，雾，蒸汽，声音，一个电话在某处响起。

——你记得吗？这种地形的支撑是按1:25还是1:50的比例做的？

——1:25。

——斜坡的角度呢？

——到四米是2:1，超过四米是4:3。

怠惰，冷漠，疼痛慢慢升上毛细血管。八点三十分，麻木的驯服姿态以慢动作播放，懒惰的一天自我延伸。

在他面前，同一个邻座变成了监视者：面色灰黄，以及日渐稀少的、花白的头发，和中性、平静、驯服的眼睛。他老练的平庸外表——双重生活的脚手架：八个小时在办公室超然地扮演傻瓜给了他自由，可以比别的笨蛋探索更多无可企及的领域。

——我一直在想，他们说的关于肯尼迪的事情都是放屁。罗伯特[4]，他弟弟，还藏着尸检的照片，说它们要到71年才会披露出来，就因为它们很可怕？

不张扬的声音，凝固的目光，满是惊讶。

——究竟是什么东西可以这么可怕？是打死他的奥斯瓦尔德[5]还是另外一个人，谁在乎呢？什么东西这么可怕？

他自问又自答，把意在困扰对方的难题摆出来又加以解析。

——很明显是约翰逊[6]射死了他。不然的话，就根本没什么可怕的了。

肩膀宽阔，笨手笨脚，硬塞进一件破旧的海军蓝西装，这个高个子是一个丑角，他也不装腔作势掩饰这一点：他提出清晰、自信的观点，他不经意地发言，他当众打盹。温和，甚至谦逊，只为他到塔什干[7]留过学而自豪。

——告诉我，溢出阈值是怎么算的？

这个公式可以在任何手册里找到，但这个请求并不让他感到意外，他把这认真地记下来。

——如果我把它算成十厘米呢？

——取决于借项。你有公式。把它算出来。

——嗯，我有一个每秒十升的借项。

——好啊，看看结果是多少。

——我认为二十厘米应该可以了。

——如果你不想计算的话，无论你多喜欢都放弃吧。如果你只想猜的话，提问没有什么意义。

他沉默了几秒钟。他仅仅微弱之极地感觉到了他同事的恼怒。

——事实就是，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我会放到三十厘米。

米哈依·布尔拉库在苏联东部把教科书全背下来了。他隐忍命运的无常，把负担当作最终会以某种方式实施的惩罚接受了下来。他唯一的美德是懒惰；是它阻止了他升任总干事，或是更高职位。开着他在外国大使馆里当专员时便宜淘来的伏尔加牌高级轿车跑来跑去，他已经逐渐沦落到了这样一个位置，仅仅容身于这个普通部门的晦暗之中。平静，将就，谦和，他习惯了接受无论什么任务，把它放在桌子上，在文件、手册和图纸中间原封不动。在项目到期前十天，他会宣称没有足够的时间。项目必须保住，所以老板会向无论哪个接手这项工作的人提供一份特殊津贴，那原本是给工程师布尔拉库的。十天就赚到自己通常要挣一两个月的钱对接替者来说不算差了，而布尔拉库对他的正常工资一直就很满意。他拒绝了调去别处的建议，似乎比所有想要照顾他的人都聪明。

——你知道明天是巴西对加纳的比赛吗？

何必要回答呢？

——我觉得巴西会赢。

总是提供平庸的意见和信息，米沙（都知道他是这样的），宣布早已人人皆知的事情，用略感惊讶、消息灵通的语调来陈述它们：“我认为我们明天七点钟会到办公室的。”把平常的跟轰动的消息合在一起，他用同样的电影般的嗓音传达一切。

一张带有标题和符号的方形纸片出现在桌子上。米沙的邻座也得到了一个副本。主统计单。所有工作都应该附有这张表单：从昨天开始。

抽样签名单。时间单。再使用材料单。标准项目单。工人保护单。短缺材料单。奖励单。财务单。批准单。申请单。完成单。计算单。防火单。新技术单。统计单。

现在——统计单。（模型）统计单。项目编号：39。受益人：C.S.G.D.热技术中心（10）。条目：0700（冶金石灰厂，3号和4号炉）。工作类别：470（水）。执行车间：21（T4）。交货日期。已签订。已完成。记录用时。重新使用节省时间。投入值。平均用时。记录用时：P车间。平均用时。计录用时：E车间。平均用时。记录用时：D车间。平均用时。整机。特殊件。吨数。石棉水泥板。吨数。泵房表面。平方米数。电路数量。总计单位。流速。每小时立方米数。抽水高度。柱形计量器：水。装机功率。

电话响起：一次，又一次，再三再四。有人站起来，说得很急，听上去有点恼怒，然后压低了调门继续，玩笑地耳语起来。两只手指轻敲一个肩膀。平躺在桌子上，听筒等待着。

——有人打来电话——在找你。

椅子打转，撞到桌角上。

——哈罗！亲爱的，我在打电话别生气啊。我想请你帮个大忙。

——您想跟谁讲话？

——什么？我想问你今天晚上可不可以……

——夫人，您想跟谁讲话？

刹那间就窒息了，嬉戏的呢喃消失了，被禁止了，随后再次出现：蜿蜒，轻闲，娇宠。

——怎么，这不是I.S.P.S.H.C.吗？这里不是T4AII部门吗？还有……这位同志不是……什么，不是？对不起，你知道（声音转为正式通话的形式），你在电话里听上去跟他一模一样，一般都是他接的。不过你可不可以？你太好了。是的，我的声音的确很年轻。不，不是的，毕竟。接近吧。不，不可能的，拜托。好吧，既然电话就在你桌子上。有时候。是。好啊。我会打的。是的。尤其是。

嗓音消失，目瞪口呆：

——什么，科瓦尔斯奇？你说什么？

——什么？格尔……？格尔—斯坦—斯奇，格尔斯坦斯奇。是的。是的。格尔斯坦斯奇。是的。是的。格尔斯坦斯奇。不，不，有件事情把我吓着了。好吧，我不明白。是的。

——是的，当然。我保证。拜托。我不挂。是的，谢谢你。

或许他们交换了名字、地址、家庭电话号码。或许他们在打趣、咒骂、互开玩笑。无论他是谁，他那时都不可能抵挡这样一个从童话的云朵里下凡而来的嗓音。那位女士也不可能抵挡这样一个利用自己嗓音的机会而不贸然一试，拥抱它，吞食它。

然后听筒被传递给期望的接听者。

——对，是我。对，是一个同事。是的。他们的办公室都搬了。我应该录？——晚安，孩子们的广播？文字，为什么要我再检查一遍？也许吧。我不能保证。我明白。但我没办法。我保证不了。可能吧。在门垫下面？在门口，垫子下面？包在一个纸团里？

椅子转回来，撞到抽屉上。前面：海军蓝的袖子，桌子上摊着图纸、表格、铅笔。白痴的微笑，流汗的脸颊，水汪汪的，无精打采的眼睛。米沙。特务米沙。

流速。每小时立方米数。装机功率。千瓦。五号电路。总数。运转流量。每小时立方米数。抽水高度。水柱计量器。装机功率。千瓦。六号电路。总数。参考流量。

松弛。这也是让上尉完蛋的东西。突然之间：就放弃了。博格丹·祖布楚上尉想要用一根绳子上吊结束自己的日子，但是他们不让，于是他把自己扔进了一座冶金炉，在那里他终于烧掉了——逃脱了——映现在他女儿眼里的那道创伤，把它们烧尽了。松弛。放弃。

高度。抽水高度。水柱计量器。每小时立方米数。空气压力。徘徊在女儿的记忆之中，祖布楚上尉再也没了空气。计量器。容量。立方米数。移注总量。移注用时。小时数。径向移注表面。平方米数。流量。每秒升数。立方米数。网络长度。通向上尉，通向火堆的路的长度。需要有一张来自首长的批准条子——圣塞巴斯蒂安首长。埋葬深度。米数。预应力混凝土管。公里数。等效直径。规划局首长。首长，会计处。集团首长。副首长。首长主席。什么地方的首长，什么单位的首长，什么事的首长。

找首长。最后，找首长！快去那儿，找到塞巴斯蒂安。椅子敲打着桌角。米沙打瞌睡。门砰地关上。首长。楼梯。攀登。登上楼梯见首长。

* * *

他的微笑像一道狭缝，塞巴斯蒂安·卡巴亲自打开了皮垫装潢的门。和蔼、庄重、善意，他立刻就明白留在门口，拒绝上前会让访客不顾一切地急着诉说、乞求、和盘托出；这样他就必须提供保护、安抚、理解。庄重地立定在门口，卡巴将客人迎了进来。

走到桌子后面，他抬手指了指自己右边的扶手椅。热诚的古老游戏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保留下来，连同众所周知的攻击、防御和包围路线。他知道如何调用热诚的古老法则。它们是卡巴最有名的奖项。

——发生了什么事？

“要粉碎你的意愿了，”卡巴本可以这么说，就像他本可以继续木然地说：“这位原来很优秀的同事本该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明灯。究竟是什么不受监管的邪恶游戏让所有这些希望和前程远大的信号都化为乌有了？”

原来很优秀的同事，如今是一个谦逊的公务员，显然忘掉了卡巴的弱点或是如何利用它们的诀窍，相反他毫无效果地用铅笔旋转的圈数来测量那静默，一圈圈盘旋在他的现任首长——塞巴斯蒂安·卡巴的两根修长而秀气，为翻动羊皮纸、包装纸、纸币而生的手指之间。

——我再也受不了打字机了。

这几个字从门口传到桌前，仿佛一个被雇用的演员发射了一句即兴的台词。跟白说一样，尽管那份尴尬确保了它的真实性。

塞巴斯蒂安·卡巴无法容忍他的访客长时间陷于困惑、争论，或是开不合时宜的玩笑，总是尽可能地挽救谈话，努力为对抗的陷阱找到方便的解决方案。优雅的手指抛开铅笔。卡巴的手掌向上一翻。他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因为圣塞巴斯蒂安必定已尝试过恰当的言辞，安慰性的三段论……甚至于将他的下属诱到门边，押着他穿过小小的门厅，停留在自己办公室的门槛上，悲伤，沉思，忧心忡忡（达必要的程度）于对方和他自己的烦恼……结果只是呈一道剪影站在他软垫装潢门的框内，凝望向后退的楼梯，此刻它们似乎正在访客的脚下崩塌，后者已经用完了他的真话或“truquage”[8]，也许是一个伪装成确有其事的骗人把戏，太快了，不过是匆匆一瞬……这个办公人员奔下楼梯，忘了自己的手还勾着自己的咽喉。

楼梯，街道：迟来的雨点。手插在口袋里，雨流下他的前额，他的鼻子，他的嘴唇，潮湿的墙上那个形如一头鳄鱼的洞孔。垂落着双肩，寒冷，恐惧，手再一次举起来伸向自己的咽喉。他侧目而视，随时准备行乞或是蹿起来扑向无动于衷的斑驳天空。

突然：这条街呈现为无用的自由，疲劳。湿手勾拢咽喉……迷宫般的狭窄街道在雨水之下，懒惰之下，沉默之下。徘徊的大地之子把自己扔到街上像一个外国流氓，一个空想家，一个弃儿，惶恐不已，庆幸自己归属于这雨水、泥土、天光的时刻。

就在这时莫妮卡·斯曼塔内斯库从一辆有轨电车上走下来，正要攀登那座小山；在她左边，学校的骚乱正一触即发，那场小食人族的袭击。

* * *

电气开关在门右侧。开关旁边是一个计量器：一个闪闪发亮的，黑色塑料的小块，上有一个表盘和红色的数字。计量器上边，框在白色大理石里面，是四个锯齿边的陶瓷钮：电保险丝。窗户，窗帘，纸堆下面的大桌。一个没有花的花瓶，黑漆漆的印满了油油的指纹。一把大裁缝剪刀。一个小小的空瓶。两个柠檬，一个切成了两半。覆盖着灰尘的旧报纸。一个有提手的大红手袋。手袋里面，蓝纸包裹的笔记本。书籍。Tous le Monument de Paris, Prix 2f50[9]。《G.科曼博士。罗马尼亚语—德语辞典》（小开本，封面已脱胶）。Marcel Saras: Lectures enfrançais facile[10]。书籍。

这房间让流浪者陷入一种盲目、要命的暴怒之中。然而，那可能只是一个圈套，刺客陷在里面就不能再杀人了。教授会用她的硕体碾死她的俘虏。用她那对解开的硕乳盖没他的脸，她会以仙女般的嗓音轻吐无稽的细语，把他埋到懊热、柔软、汗湿的山脉之下。

一顶帽尖有个大纽扣的红帽子挂在一个挂钩上。每天晚上，女巨人都要整一下她上嘴唇那几撮毛，拉上红帽。有点调皮，对自己的暧昧、粉红的肤色、孩童般的微笑、糖果般的嗓音十分满意，她在夜间寻找被禁止的消遣：躲在她那条胖乎乎胳膊下面的黑色小钱包里藏着粉饼、安全套、新磨的厨刀。油光光的胳膊会像触手一样围拢俘虏。潮湿的双唇会粘住他的嘴。巨型的裸体会降落在他的疲惫之上，窒息他的肉体，满足他的饥渴。这俘虏会在肉体翻卷中迷迷糊糊，被她平淡无味的母性呻吟所吞噬：“忘掉它，赶走它，把它整个抹掉，上尉变成了烟，他寂寞的女儿也是，我们就是烟，爱抚我吧，忘掉它，晚安，宝贝，忘掉吧，你是烟，宝贝，忘掉吧。”于是这懦弱的俘虏就会忘掉他要杀死她的欲望，会死去une petite mort[11]，被她的呜咽所击败，会忘掉一切。

在房间当中，圆桌上盖着厚厚的刺绣，像一块蓝色的床单铺在沙滩上。打字机，一张白纸后面是一枚炭精片，因匆忙启程而被打断的文本：La bonne aventure.Je suis un pe-tit gar-çon De bel-le fi-gur-re/Qui ai-me bien les bon-bons/Et les con-fi-tures Si vousvoulezm'en donner Je sauraisbien les manger La bonn'aventur'Oh gai!/La bonn'aventure![12]

在打字机近旁，一个小玻璃花瓶里装着一束纤细的红色和粉色鲜花：草叶在花朵之间萌发。一只黄色杯子边沿沾着咖啡渍，里面有一个茶匙。一个完整的烟灰缸。面包屑。一个果酱罐，吃掉了四分之一，一个茶匙从罐里伸出来。在阅读一场暗杀的两段指令之间：从果酱匙中吮吸一口。一条半透明的淡紫色围巾。女巨人用这条绑在她脖子上的淡紫色围巾点亮她夜间的居留，面料被得意地扭到一侧。一条被卷成一个球的丝袜。另一只在别的什么地方。就让这刺客发现这里的一切都被混合在一起，被覆盖了，被消灭了吧；人无法施压于任何东西，织物和灰尘，面点和黏稠的酱汁，水果糖浆和糕饼。绿色的陶炉，有一个螺旋开关的煤气管。向左转，向右转，向右，总是向右——向拯救——一直转到头！一把椅子，一块搁在钢琴边上的白毛巾。琴盖开着，被汗湿的手指弄脏的琴键。一本书：La bonne aventure[13]。一个金发小男孩在封面上微笑。他的右手举着一个流出confiture[14]的罐子，他的左边，一只折耳猫，用牙咬着把匕首。三行五线谱配有音符和文字。Je-suis-un-pe-tit-gar-con.De-bel-le-figure.Qu-ai-me-bien-le-bon-bons.Et-le-f-con-fiture.[15]

成堆的乐谱，Bülow-Haendel: ZwolfleichteKlavierstücke[16]。一只塑料小猴子在一棵小小的塑料树下。一个白瓷花瓶，上面画着鲜花，紫罗兰。另一个黑色花瓶，空的。连在钢琴边上，书橱。装满了书和杂志和乐谱的架子。K恰佩克[17]。佩鲁肖[18]。佩鲁肖。佩鲁肖。Märchen der Brüder Grimm[19]。《爱斯基摩人》[20]。《光，引力和相对论》，《树脂飘香的加拿大》[21]。医生作家，作家医生。海顿[22]。《钢琴嬉游曲》。勃拉姆斯[23]，《华尔兹》。车尔尼。ErsterLehrmeister[24]。

临时情人会被她有关鸟笼和小鸟的淫猥歌曲哄骗，而裸女巨人会抬起她短短的香肠手指，将手穿过一团假发，一团蓬乱卷曲的红色羊毛。因爱意或杀意而净化了的眼睛。假发会落在琴键上。

她会又大又裸又秃，像某个注定归于火堆的人，然后就会一无所有，只剩下沉睡；和平会覆盖大地，和平充满森林，夜莺和欧椋鸟和故事都是由此开始的。

房间里根本动不了。在这里，带镜子门的衣柜一部分开着。也在这里，四分之一步以外，是床。皱巴巴的蓝色床单，一双绿袜子，一卷卫生纸，一对胸罩，一条蓝裙子。电台节目表。一本薄书，Humourenfrançais[25]。蓝纸面的笔记本。一个贴墙书架顶上的收音机。报纸。两个小阅读灯。一只薄薄的蓝袜子。淡蓝色的内裤，一只白袜子。灯的电线在床上悬着。炉子。一个绿色的保温瓶。一个很大的，红色的荷兰烤箱。一个白色的长柄咖啡壶。一盒火柴。一个打开的盐罐。炉子上方，安装在墙上，一个放电视机的木架。靠近床边，一个床头柜。电话簿。一只薄薄的蓝袜子从它的边缘垂挂下来，收音机旁边那只的伴侣。水槽。长柄梳子。一把刷子。一个紫色的瓶子。狭叶薰衣草。另一个瓶子。小薰衣草。两个白色的塑料瓶：营养奶。一根管子。含洋甘菊精华的发泡牙膏。一把绿色手柄的牙刷在一个粉色塑料盒里。很有必要在这儿等着，在这个东倒西歪的猪圈里杀了她——干净利索，一劳永逸，一举捣毁这微不足道的垃圾盒。

床的另一头，在蓝色的枕头后面，一道印花的帐帘。它遮住了原来的一扇门，门上装有很窄的架子。盒子。罐子。瓶子。一支手电筒。一瓶干邑，空的。彩色的盒子。水果鸡尾酒。一个绿色塑料袋。一个盐罐。罐头食品。鹅肝酱。田蓟。猪肉。猪腰子。装着果子露的瓶子。一罐罐果酱。水果蜜饯。糖果。

不在场的女巨人丝毫不知道她必须为她的小世界所代表的污秽和丑陋付出代价，或者说她的救赎正在准备之中——子弹，绞索，毒药——后者将会在讣告栏中宣布，这样从她的钢琴课和摇篮曲中逃走的孩子们夜里就可以安睡了。她会找到安宁的，最终，在这个坟墓里，那么多东西在里面挤成一团：床，书架，钢琴，炉子，电视，收音机，大衣柜，水槽，书籍，乐谱，长统袜，糖果，脂肪——这里，不在场的居住者的精神将一切合为一体：犯错者的垃圾堆场，或谋反者的牢房，或是多彩的盒子，让孩子们扭扭拧拧地试奏出呵呵、嚯嚯的韵律，都是葬礼的调子。

* * *

法语和钢琴教授会停课一小时吃午饭。不过，首先到来的会是结结巴巴的几个钟头，气喘吁吁的je suis, tues, il/elleest[26]的钟头。娱乐。在教导和娱乐之前，早晨：急匆匆地醒来，面对全新一天的混乱，头不梳，脸不洗，奔下楼梯，忍受电车的窒息，然后滚下车并最终来到学校。

长长的高级轿车出现，在大厦的庭院里优雅地刹住：在广场正前方达到最高速，猛然间，完美地刹入最后一道，懒洋洋的，漫不经心的曲线——停得像一道涟漪般几乎不闻其声。司机从左边下车，砰地关上他的车门，从车前跑过，打开右边的门，茫然而瞌睡的小女孩下车，僵僵的默不作声，砰上车门，攀登学校前面的台阶。司机再一次绕过车前，打开左边的车门，给车挂上档，然后踩下油门将车开动向前……这出下车的哑剧在高级轿车、司机和孩子的连续队列中机械地重复着。

问题在于徒劳地调整了课程时间以避开这个难以忍受的庭院车队，宁可在第一个小时之后到校并在最后一个小时之前离开，免得看见那些怪物来来去去。然而，看不见的汽车依然会在那里，在它们的位置上，在它们的路上，挡着她的路，开进她充满困惑和沮丧的噩梦。它们驰入庭院；它们猛刹，司机左冲右突，开门再把门砰上。一个金发男孩在被憋住的笑声中走出栗色的汽车。从一辆白色的汽车里，一个瘦瘦的小女孩已经害羞地下来了，畏惧地迈着步。彼此齐步而行，男孩和女孩慢慢登上学校的梯级。司机们打开各自的门，坐定，发动他们的马达，轮子转动，消失。噩梦般的幻影：停止，启动，幽魂，高级轿车总是来而复去，抵达只为消失，清空它们精致、野性的负载并消失，仿佛这东西从来没有一样存在过。

收集笔记本，在登记册上签名，匆忙梳理，打扮，调整，微笑，问候。在广场被护栏挡住的右侧行动会受到阻碍。幽灵齐聚：一辆很长的高级轿车，小野人们嚎叫，爆笑，扯起嗓子嘶吼着冲向校门口。尖叫中，数十名入侵者把他们的背包抛到空中并向左右飞吻。车门砰响，奢华的栗色汽车轰鸣，开始移动，流星般抵达广场的弧线，消失。现在白色的轿车启动——蓝衣小女孩乘的那辆，她正依依不舍地跟她的女友们分别，叽喳不停，跟她们一一亲吻。小公主招呼她最后一个女友，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在上面写些什么，把这张纸递出去。两人都甩一下自己的金发，咯咯娇笑，又再一次互相亲吻。白色轿车向前蹿去。随后出现一辆绿色的。有很多学生聚集着，肆无忌惮，汗流浃背，扔着自己的帽子、背包、围巾——一派震耳欲聋的欢腾。

现在！自由出现在一个难以捉摸的时刻，在幻影的行列之间。目光低垂下来，在日夜折磨着她的幽灵之间：就一刹那要考虑她的行动、谦恭、缺乏魅力，以及如何不受注意地穿到一个地方，超过汽车与它们喜欢侮辱她的司机——就一刹那要惊惶地一路跑到电车站，要什么也听不见，要撤离而变得无可企及，要将一只手掠过自己的头发，遮住自己的眉毛，遮住自己恐惧的双眼，要把自己公文包里漏出来的笔记本收起来，要整一整自己短上衣的领子，要在若干秒钟里不为人知与踪影全无，深吸一口气，在众神允许的一瞬间。

或许，在那时，午餐的一个钟头。只有那时。仅仅是那时。但莫妮卡总是做好准备去梦想一个全新的春日：丁香，温婉而甜美，温婉而甜美的高贵伴侣，与杜鹃和夜莺一同歌唱的猫头鹰，温婉而甜美，抚慰而阴险。

* * *

“抄稿在桌上的一个文件夹里面。你把广播录下来以后，请核对文字是否与录音一样，”她说过。要录制。在磁带上。在一台有黑黄格套子的过时的录音机上。

当日的大案是直播的，在现场，由电视摄像机捕捉并同时投向数百万双饥饿的、被催眠的眼睛。想象力正日趋衰弱，被幻觉的现实所羞辱。小小的黑色麦克风取代并记录着恐怖……磁带会单调地一直转下去，记忆，转录，存放，证明，鉴证。

门的开启，左转，右转，锁的咔哒声，头几步，经过时撞到的物件：椅子，钢琴琴键，玻璃杯——最后是静默。突然间，枪击——一，二，三——三声温柔忧伤的嘶鸣，一具沉重躯体的倒地，翻倒的椅子。沉闷、不确定的记录之后是门的旋转——打开，关上——下楼的疾奔，金属大门的铿响。留在身后：声音的印记，一件证明一位专业人士技能的纪念品，精确、干净、优雅的活儿——以戴手套的手和裹着橡胶的动作执行。灵巧的逃，步调均匀，没有一下顿挫，没有匆忙，没有恐惧。或者：门的开启；旋转——先左，再右——门锁转动，穿过空间的最初几步，把小挎包放在椅子上，一个罐子的滚动，一件雨衣的滑动。撞到的物件：椅子，钢琴琴键，玻璃杯，报纸的沙沙声，一台收音机的声音，椅子的吱嘎声，勺子在果酱罐里的叮当声。突然：倒下。短暂的抽搐，死后的僵硬。刺客想必预见到了一切细节，没有枪击，楼梯上的跑上跑下，没有开门和关门，只有恰到好处的一滴毒药滑到一个玻璃杯里，一只罐子里，面包上面——受害者路径上的随便什么东西。或者：门的开启，左转，右转：咔哒。关上了。迈过空间，衣服扔开，椅子撞到，窗帘拉起。突然：跳起来。最后的喘气，窒息，身体滚到地毯上。刺客怯怯地开门和关门，谨慎地攀下楼梯。金属门的摆动。消失了。镇静，精确，高效。

磁带记录——不仅是枪击，中了毒的居住者倒下，刺客从窗帘后面跳出来，还有自杀的仪式。

黑人女子的洪亮嗓音从收音机里传来：夏日时光[27]。夏日时光。痛苦的萨克斯风：在它边上，那嗓音进入它单调的哀鸣，随后是枪击——一，二，三——不，只发射了一枪，高效，温柔：平息下来的躯体，萨克斯风绝望的小夜曲，顺从地旋转的磁带，安魂曲。或是：萨克斯风灼热的金属音符提起歌手低沉的咕哝穿过她激昂的喉管；一个夏日午后的裂口——纯粹的苦痛，一个夏日午后上尉的女儿在一名歌手浓厚的低语之内，在萨克斯风口内的终结——突然间，翻倒的椅子，短暂拉紧的悬挂着的灯线，一次，两次；在萨克斯风口中是那个男人垂死的呼吸与女人的呻吟合为一体，用一种滴滴嗒嗒的声音在重铸上尉的离去：均匀地，单调地，浓厚地；那首歌，像一个夏日午后的消逝一样悲伤，像苦痛、黄昏以及夏天的缓慢裂口一样悲伤，它在巨大的赛璐珞磁带上旋转。或是：从阳台到虚无空间的一跃，或是刀，或是毒药，或是火堆。安魂曲送给赛璐珞磁带上捕捉到的自杀，上面旋转着呻吟、歌曲、呜咽、枪击、低语、沙沙声、击打、拥抱、阶梯、砰响的大门。或是：枪的咔嗒声……从一场无聊的收音机广播的中间、开始、结尾排练起。“晚上好，孩子们！”“晚安，孩子们。”嗓音：慰藉，舒缓，性感得令人不安。“晚安，孩子们，”“睡个好觉，孩子们。”

磁带卡座——驯服的见证，高效，即时散布记忆，现场录音：最后一叹，枪击，名女人的呻吟，粉色与橙色的丝带，狼嚎，猫嘶，任何东西，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即使居住者因为一个优伶，某个戏剧演员的良好意愿而不在家，都可以随时转录歌曲、爆炸、精致的睡前故事。确保真实，不设防的记忆，不变的情感。确保真实：新鲜的记忆，真情实感，一律现场，所有时间——生命，死亡，快乐：要什么有什么。

椅子全都盖着旧桌布。披在一个椅背上，一条白色毛巾触到钢琴的边缘。近处一个塑料垃圾桶：装满了皱巴巴污迹斑斑的纸团。书架。陶炉。睡袍，肮脏的破布，一个绿色保温杯。盒子，罐子，瓶子，一支手电筒，一罐雀巢咖啡，一个干邑空瓶，上写什锦水果的盒子，一罐盐，肝肉酱罐头，猪腰子罐头，青豆罐头，一罐罐糖渍水果。物品栖息着，随时准备向入侵者倾倒过来。

大衣柜。木门吱吱作响。内镜：盖满了苍蝇的污点。肮脏的床单，皱巴巴并且跟衣服混在一起的待洗衣物。床单下面，衬衫，套头衫。带有黑色和黄色格子，用一个拉链顺着三道边打开的沙发套子。沉重的金属手柄上的一个吊钩。掉在衣柜底部堆成一堆的东西。镜子消失。盖着帆布，有一道绿色边框的金属箱子，太重了提不起来。黑色的，缠裹住的麦克风被拿出来，然后又放回去。测试过——能用。两卷胶带。纽扣。必须小心、仔细处理；不可以碰撞或损坏：准备必须精确协调，操作必须在H点之前几分钟开始，并在这个钟点结束前几秒钟完成。录音必须捕获一切，必须囊括整个听觉的维度。谨慎，专注，监视，技能。

但现在，盖子必须关上。在椅子上，黑色的麦克风。谨慎，控制，秩序，技能，专注。

* * *

学校：恐慌充满了下课的最后几分钟。录音的第八或第九分钟增添的音响效果将增添压在可怜老师的厚肩膀上的畏惧，并淹没她的尖酸微笑与多疑侧目之间的闲扯。畏惧在膨胀的一层层暖肉下悸动。她的手机械地翻阅一本书的页面或匆忙伸进自己的钱包，头皮直耸，肩膀发颤，冒着唾液，双手移向窗口！——空气——或移向自己的咽喉，惊恐地试图让自己从短上衣或毛衣的领子里解脱出来：第八或九分钟标志着一记即将到来的铃响，休课的取消。铃声之后，还剩下两分钟多一点，一段虚空，在其中时间继续消磨那凝固的谛视，如今已没了人气，视而不见直到警报响起。突然间：小小的，野蛮的铃声——这还不是最糟的。巴甫洛夫的唾液分泌随铃声而至。钱包合拢，咽喉上的手，移向短上衣的纽扣。点名册粘在发僵的手指上，成为手的一种延伸。无声的步子，仿佛在踩棉花。教师休息室门口微微一亮。门在身后关上……随后意识开始涌动：激情穿过她的身体像电流一样。前面的走廊：又长又冷。这将是最艰难的一刻。教师休息室的门将被关上。走廊会像失眠一样寒冷：灰白色的墙，几乎是黑色，白水泥上脚步的凉意。虚弱的身体不再支撑白肉的重压；因恐惧而麻木与瘫痪，一只脚在另一只前面移动像个梦游者一般，直到左边第一扇门：筋疲力尽地进入教室，出于恐惧而神不守舍——但还要等到门前的最后一次犹豫。蓝色纸板封面的大点名册自己粘在了她汗淋淋的屁股上。

面包球的闪电战，或是角落里传来一声长长的老鼠似的吱吱叫，或是平静下来的吟诵和一场耳语的残酷唱诗班在一阵疯狂低语的合唱中爆发……大莫妮猪，小莫妮壮，发霉的莫妮果，莫妮头套，莫妮壮来了，莫妮猪来了，莫妮骚来了，小莫妮猪。又一轮面包球，老鼠吱吱叫，加上一段猫头鹰的呼呼齐唱。

更危险的：狡猾的沉默，精心计算的声东击西。教室静声，心不在焉地望向窗外。她会试着重建常态和控制，但他们已经了解她故作严肃的无力伪装，她膨胀过度的友善，她的惶恐，她慌乱的迷惘。小主人们个个强大，自由，无情：他们高音的尖叫或冰冷的沉默会将她迅速消灭。

打开教室门的畏惧。每一回。在暴虐的课时之后，恐怖又重新开始：在课间休息之后，又要惨遭肥脸蛋虐待狂们的再一次屠杀。他们会围住她，来回跳舞，一边跟她穿过走廊一边尖叫着绰号、问题和要求——用反叛让她瘫痪。走廊里会响彻他们的合唱：“大姐，酸奶油小姐，酸牛奶做酸奶油；奶油有啥好？狗儿做啥梦？”他们会把她留在教师休息室的门口。头发蓬乱。失魂落魄。目瞪口呆。

大点名册湿湿地粘在屁股上——她无用的盾牌，来抵挡遵守纪律或是造反作乱交替出现的班级：她会等上一会儿，陷在她凌乱心神的旋涡里面，确定——一如既往——会失去盟友。他们会迅速转向快乐、有毒的阴谋——先前几天的一个回声——转变，达到他们稚气暴虐的极点，他们会针对想要驯养他们的当权者行使复仇，制服他们，令他们疲劳，使他们变老。

门前的恐怖，每一回，重复的动作：在窗边停留几秒钟，消失在教师休息室里，又猛然回到教室门前灰色墙壁的冰冷现实，昨天的幻影始终等在那里。

* * *

“抄稿在桌上的一个文件夹里面。”这是她说过的，“桌上，是抄稿。”不在桌上。在书桌上，靠近红色的包。在红色精装的小书下面。在其他打字文本中间的抄稿：在一片远离世界其他地方的树林里曾经有一只小鸟。虽然她在那片森林里忍饥受冻，但是鸟儿觉得自己属于那里。森林也很乐意知道这只亲爱的小鸟可以永远在那里。每棵树都欢欢喜喜，当小鸟……晴朗的一天，出乎意料地，一个爱鸟人穿过这片森林……这只小鸟，熟悉森林的饥寒，但更懂它的快乐，拒绝了爱鸟人的建议。为了证明他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爱鸟人过了一阵儿带着一只新的金笼子回到了森林。

2月28日。我亲爱的达努特，瞧啊！终于到时间，可以写我长久以来一直想写的这封信了。您已经用这些电话交谈创造了一座天桥：燕子和信象征着……比我想给您写信还要早。

星期四，3月2日。我亲爱的蒂伯留。刚回到家，度过了一个您甚至不会希望您最大的敌人遇到的下午。

星期日，3月5日。我亲爱的蒂伯留，几乎没过多少时间，感觉却仿佛是永远，因为我相信您每天早晨都会打电话给我的。我害怕相信。可我觉得我必须相信……人的双眼什么都做不了，只有蒙上阴影，渴望哭泣，从任何角度来看……它会减弱你的力量……我会用在年底学校表演里的一则寓言……角色您很快就会认出来……它原本是非常适合晚间广播的。

斯曼塔内斯库小姐，我独自一人试图平复我的思绪，希望您写的一切都是真的：您写下的诗行已经唤醒了……要求一次传递，或者假如我领悟不到的话，那就凭借一份预算的终止……这取决于我，俗话说……凭借我拥有的意志力和雄心，我活在希望之中……因为我走在生活的道路上，像那个旅行者……像那个旅行者一样踏实地迈着步。此致最高的敬意，格里戈。

过去、现在和未来，鸣响着命名日，爱抚，彩色的牵线木偶，纷乱，和涌入电话听筒的事件，被冰冷的手势所缓和的躁动。

随后，突遭—惊吓的—畏缩，寻找—甜言—蜜语，呼告—庇护—收容所。

随后，信笺的缎带，爱抚的—抱拥的—甜蜜的—话语。

随后，黏糊糊的—用—从—前—开头—的—童话，女—播音员—温润的—嗓音，给—孩子们的—睡前—播音，学校—庆典，不忠实的—钢琴—上面—精心—梳理的—弹击。

随后，为—失去的—短暂—伙伴—花环—小饰物—而白流的—渐渐消失的—眼泪。

* * *

在那里，一个人游泳，溅起太多水。

水：稀薄而清澈，透明而轻盈。游泳者的节奏，几乎毫无效率，貌似只有最轻微的增益，继而是曲折的前进，结果却是立刻归零。在水中他的苦痛——他奇异的、极其不协调的动作——会被照亮，仿佛在一块银幕上一样。只是，多日积下的老油不容许壮观的波浪产生，将它们的振幅再度吸收。在厚厚的流层之下，细小的轻抚持续，草率而淫荡。船摇晃着。一道金属栏杆支撑着他们，一个挨着一个。他们望着地平线，和那座耸立于其上的山，被拘押的犯人等待着他们。一边：一个老人，长着一绺咖啡色的长胡子，拿着一台晶体管：一台便携钢琴。

——亨德尔的G大调恰空舞曲[28]。

男人一惊，向坐在他身边，嗓音可爱的女人转过身来。

——音乐是我的事业，你知道。这次访问后，我要动身去阿普塞尼山[29]。我转两次火车。我要去看一个老朋友。

他惊讶于自己邻座的健谈，她的多语症。他对交谈毫无胃口。相反，他想到穿着一件囚衣的父亲，他和父亲的关系，以及祖布楚上尉和他女儿之间的关系。等候的紧张造成一种随意交谈的倾向，他不想和这个陌生人谈论跟自己父亲再次见面，更不用说他禁不住思念的父亲和女儿了。莫妮卡·斯曼塔内斯库错过了这个了解上尉的自杀或这个她刚刚接近的人的机会。然而，她会在一小块包装纸上给他记下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最重要的是，这个闷闷不乐的混蛋最终会打电话给她的。他也会遇见她的，着迷于她稚气的外表，她平庸的恶魔。值得一探究竟，很显然：以田园诗装饰的古怪；不妨假设的真实的面具；她可怜的激情——当然应该一探究竟，趁着还没被炸烂，应该一探究竟，手抓，指触，残虐，是的，趁着还没将它狂暴而迷醉地炸烂。莫妮卡已经在讲话，在坦白了，很自然；她要去见她的前同事和老板，蒂伯留·科瓦尔斯奇，这个倒霉的家伙，他终于坐完了监狱，就是说在一个劳动营里：这个可怜的疯子很值得同情。爱好音乐的女人知道同情是什么，还有温柔，以及性冲动是什么意思。

也许曾经，很久以前，在最初的晶莹之水中，它们可能真的是这样——这些伟大的，可怕的，前所未有的尝试——或者真是这样的吗？或者它们可以再来一次么，假如往昔可以再次上演？

健谈的女人从眼前离开：几绺汗湿的头发从她脸上突出来，短粗的手指像一捆鼓鼓的香肠，一个男性化的公文包里塞满了笔记本和结皮。刚才她跨过门槛走进学校狭窄、阴暗的走廊。比她领先一步的是蒂伯留·科瓦尔斯奇，那时候的科瓦尔斯奇，那头鳄鱼。

莫妮卡同志会是什么穿着？或许像个青少年？冬天：一顶男性化的帽子，俄式有护耳的，或是更常见的那种有一个峰冠的。夏天：简单的衣裙，有白色的小领子，在她膨起的袖子末端有蕾丝饰边，干净的颜色，淡蓝或是粉色或是白色，蒸汽般罩在她臃肿的身上。冬天：男性化的滑雪裤裹着她鼓胀的大腿像要爆裂开来，以及结实的黑色滑雪靴。夏天：花边的平底鞋，对于她的巨足来说也够大了，以及简单的、浅蓝色的、有蕾丝领的连衣裙，略微起皱——有一点油渍或墨渍隐藏在某处。总之不怎么干净，是从满溢出衣服的衣柜，从凌乱的床上，从报纸、笔记本和书籍下面，从满是肮脏器具、没削过的铅笔和丢下的手帕的桌子上仓促收集起来的。来自随便哪个钩子或衣架或屋角——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衣物在一个猪圈里排齐。

她会进去的：穿过学校的大厅，蹬着她那双一月份的皮靴，套着她的滑雪裤和毛衣，戴着她垂下流苏的红色贝雷帽。像以前一样，蒂伯留·科瓦尔斯奇会领先而行。这是他将局面弄得略微少一些荒谬的方式：粗鲁地带领她……她本来就应该有足够的常识，即使在当时，去怀疑自己的现身是否引发了粗俗，她是否在别人心中唤起了一种对残忍和羞辱的嗜好。她会走进大厅望着地毯，那三把黑色的皮椅，那张覆盖着玻璃的小圆桌，和那两本杂志。

太少了，才两本杂志！只是，在因为收集妇女杂志——付出了筋疲力尽的讨价还价才弄到的——而遭到申斥以后，反对就再无可能了。几天前，她曾经向老板同志展示过好几堆五颜六色排列在桌上的刊物，但根据科瓦尔斯奇同志的命令，杂志必须悉数退还。她购入的倡议似乎原本就是可耻的。我们不可以冒犯到这里来的女同志，科瓦尔斯奇裁定，望着母亲会与自己的孩子见面的大厅。母亲同志们不可以遭受一堆堆轻浮杂志的侮辱。桌上现在只有两册，遵照蒂比的决定。

第一位女督察员。莫妮卡：和蔼可亲地颤抖着。科瓦尔斯奇：疏远而静默，他作为一个狡猾侏儒的优势，藏身于自己的丑恶之中，对于那些混乱时代而言似乎是完美的。

——你把事情安排得很好。应该有更多的杂志。这样看起来很寒酸。如果来了三个人，就不够读了。

科瓦尔斯奇的目光平平地投向墙壁。莫妮卡开始口吃。

——您知道，我们原来打算只展示最近几期的。别的应该都已经很熟悉了，当然。

督察员的样子像被雷劈了一样：脸颊通红，在她的毛皮大衣里喘不出气。

——熟悉？多么愚蠢！好像我有时间似的，好像我有时间看杂志似的！好像我是谁知道哪个老卫兵长官的妻子找不到事情来打发我的时间似的。究竟有谁能想出这样一个愚蠢的借口？

最后一个字从她口中飞溅而出，外加一份唾液。鳄鱼的沉默让他得以思考。

——我一直抽不出时间到这里来转转。我正想自己过来检查一下。这是斯曼塔内斯库同志的倡议，一种缺乏……我们会纠正的——科瓦尔斯奇结结巴巴地说道，一脸煞白。来访者绷着脸听他讲。

——对！你就这样做，拜托。务必做到，立刻，紧急：马上！这是难以置信，不可接受的！

怯懦，恐惧，在科瓦尔斯奇的虚伪面前除了保持沉默以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科瓦尔斯奇原本就可以自己处理的，归根结底。倘若他长得不是那样，或者倘若他从来不知道如何令丑陋为他所用，他就会像他唯唯诺诺、惊惶失措、晕头转向的同僚们一样脆弱：到访的督察，那个来势汹汹的上级会把他像任何其他下属一样碾碎，就如同她碾碎了莫妮卡·斯曼塔内斯库一样。然而，蒂比同志依然举止如常，用一副面具来掩盖他秘密的弱点和不可避免的背叛。他继续支持坚忍、默然、面目全非的人们。他丑恶的外表是对寻常轻浮的一个羞辱。他是对的：寻常的形式创造了含混、放纵和偏移的可能性。侏儒毫不眨动的双眼知道如何细察正在上演的奇景，用一个大天使面对一场尘世突发事件的警觉。

莫妮卡活在她甜美到令人恶心的性感之中，活在噩梦和懒惰的幻觉之中。总是企望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她驱除那些记忆，不再回想学校、伙伴（这一类或那一类的），以及她在山里，在一所疯人院里发狂的疯母亲，对粗俗摔上大门是不可能的，这会让她像一只污秽的山羊一般投入某个邻人汗淋淋的双手，她的太阳穴像压力柱一样悸动，沉重的巨体随时会透过她肥胖的皮层爆裂开来。

科瓦尔斯奇对自己的直觉很有信心：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事情推给肥胖的梦想家，就是说等到那一天，等到那些小食人族终于越过了他们的常规界限，而小莫妮猪·斯玛塔尼瘫坐在教师休息室的沙发上，含泪哽咽，再也上不了她的下一堂课的时候。科瓦尔斯奇陪她走到家，一进门就倚在陶炉上目不转睛地看了她很长时间，微露笑意，现出他鳄鱼牙齿间的缝隙。房间里很暖和，暖和得过分，仿佛小食人族已经在她屋里点起了火一样。大致上，既定的计划就是温顺地倾听他同事的哀叹，并在算好的间歇平静地回应。她已经在他的粗俗笑话之间无力地凋谢了——想象的追求者们仍在追逐着她——只想过要在疲惫中倒下，像一头被饥渴与困倦折磨的惊恐野兽，急于得到一刻的安宁与恢复：她本会从自己的脚底融入大地的，只是那些笑话似乎总是那样轻轻地让她复苏过来，像一记温柔的爱抚：她几乎已是他的猎物。

今天，她易为自己的弱点所伤，只要风向稍稍一变就随时会被吹走。这事可以迅速地，出乎意料地发生。现在，她会相信科瓦尔斯奇的任何一个故事，哪怕说的是把催眠、虐待狂、盗窃癖或“预防性的，怪异的，必要的恶”作为常态的唯一替代。因为问题已经不再是要把这些故事看成简单化的、夸张的聒噪或是男人们通常的忸怩之态，急于将他们征服行动的单调性复杂化；不，将它们信以为真会少一些恐怖。在过热的，无序的房间里，蒂比同志眼中的闪光可以操纵任何一丝脆弱。

——你知道他们管我叫什么？魔鬼。难道我偷窃，撒谎，玩施虐狂游戏，恐吓，勒索，强奸么？是的，尤其是强奸。即使是像你这样感伤的胖子。你跑不了。我可以掐死你。

然后是迈向受害者的沉稳脚步，后者随时会尖叫起来，如果她依然可以的话，随时会自弃，屈服，逃走——随时会将整件事彻彻底底结束。一次，两次，再三再四，直到共谋变得坚不可摧，达到痴呆的地步，甚而至于达到宽恕的地步。准许和亲近猥亵地混合起来，将一切反对融化成为突然的咕哝，而结束于一个拥抱的悠然释放，气味有如淤塞的下水道。

这大概就像是一个球疾速滑下一道斜面。那些可以延缓下落的颠簸——悔恨、痛苦、反抗——会越来越无价值，在不可逆转地持续不停的诅咒之下，即使断断续续地会碰见消失的欢乐和更好日子的残余。主人会继续发明新的恐怖，因为这种经验不容许任何安静的权利，甚至没有堕落的权利：堕落是在玩弄停滞与平衡的承诺。对撕裂自己的恐惧，其他一切的风险，她自我厌恶的空想更加剧了日日夜夜的酷刑，只为罕见的善意姿态所暂时中止——微笑、爱抚、亲吻。被认可的虚弱……一个陌生人的无害笑容化为绝对的温柔，一个重复科瓦尔斯奇经验的邀请。

细节和机械分析的串珠将自身与第三人称缠绕在一起：她，第三人称——发明出来的，抽象的，虚幻的，承受着任何负担，任何赊欠，任何脚尖旋转——不过是一个胖乎乎的婴儿，有一道细微的胡子和蓝色的眼睛——天真而又不合逻辑——她顺畅而殷勤地传递主管的要求，野心，以及他光荣的骄傲，他的饶舌，他的迂腐，他的乖戾。不可预见之事的奴隶，对方的——或想象的——计划的奴隶，随时可以付出一切来交换一个微小、温柔、宠溺、体贴的保护承诺，以期通过某种途径将他抓住、占有、约束和俘获，好让她自己完整，定义她自己。

对于这个意义上的自我界定（或其他等值物），我们或许可以在其中认识到我们自身的幼体喘息——被其自身在睡眠时的疲惫所吸收的疾速相对动作所搅动——后台的同谋大概会相信自己有理由否定她，击碎她，牺牲她，同时担负起的不仅是处刑的责任，甚至还有为他自己在等式中看不见的，无用的角色寻找补救或是理由的义务，而在仓促中可能会试图忽略那虚构的另选方案，一场始于很久以前的失败的重新上演。

……她必须返回到这场向下的滚动的开始，从斜面的顶端而不是从荒谬的、假设的另选方案中。在她跟随无论哪一个骗人的召唤而晕眩地奔跑起来之前，在她毫无意义地飘向某个不知名的男人之前：乘着一艘装满了其他未知的船驶向那未知，置身于一节列车车厢与没有名字没有脸相的乘客同行。画报征友栏中的诡诈消息，给小姜饼钢琴师的童话故事。除非电话没有在关键时刻让她摆脱一个麻烦，结果却将她扔回另一个麻烦。

* * *

她会找到能量在任何传送带上生存下去的，从一处被带到另一处，从一个幻象到另一个幻象。乘出租车或是电车或是火车，方舟或是飞机或是汽车。那就乘任何列车吧，只要她继续拥有发出呐喊的力量，也这是说，继续呼吸下去：重生于每一场新的失败之后，她依然故我。

经验应该包括沿着走廊乱走，找人倾诉，随后翻寻他们的善意，他们温和的，废弃已久的梦想，匆匆穿过他们往昔的隔间——以及他们的当下——拼命想要倚靠在他们身边，怀着朦胧的欲望和阴暗的渴求。

她会寻找同类，梦幻般的生灵，习惯于像服从的士兵一样排着队，一个跟着一个，一连几小时，几年，几辈子。这旅程仿佛是一个解放的行动：她的邻座可能正是她在等待的那个人，她可能会跟他一起跑掉，一起逃走。在狭窄的走廊上，在长毛绒衬里的小隔间里，陌生人望着彼此，互相以逃亡者的眼光探询对方的隐秘身份，急着要掷骰子。

在她身边，那位绅士似乎是他自身沉默的一面镜子。对面的年轻女子，恰是一副迷途微笑的形象，她略微有点不适应的性格始终在寻找正确的位置，给她的行李箱、丰满的手、幻觉和小行李，后者零乱得就像她的头发：长长的，乌黑的，活泼的（太活泼了，太卷曲了）发卷。这个过于激动，过于富态，过于急躁的人尽可以是那个穷教授所戏仿的小天使的完美肖像。

反对或抵制将是徒劳的：这个丰满旅客的嗓音可能代表着她存在的真相。她对新事物、瞌邻关系和意外事件的焦躁渴望，可能——谁知道呢？——只是疲劳的爆发而已。她无法将她的精力——在她求索的曲折之中耗尽了：假的希望、假的绝望如同无雷的闪电——转变成另一种内在的潜能。如果她能在自身之内为另一种悲伤或尊严找到资源，如果这一切应当被发现，如果有价值并且真实的悲伤的确存在的话，她或许已经变成一个新娘，一个母亲，一个勤劳的家庭主妇了。

猜测围着她转。她成长于假想之中。她周围的人都试图对她风尘仆仆的外表，皱巴巴盖住她大腿的海军蓝滑雪裤，她的旧军靴无动于衷。但是对一位身披伪装，穿着借来的衣服的女神迷人的嗓音摒着不出大气想必是徒劳的吧。

她就在那里：从她近门的角落观望着，想要从塞得满满的公文包里抽出一本书，一份杂志，一张报纸。她会去到走廊上，从别的隔间之前经过，看旅客，并将自己呈现给他们的窥望。疲惫，颓丧，没有什么事情可做，除了倚靠在相邻隔间右边的窗口。旅程会结束于某个地方，某个时候；沉重的铁鸟会张开它生锈的喙，排出这一小群被欺骗者。被热病似的，幽灵般的姿态所撕裂，队伍会四散开来。最幸运的会迅速认清冒险的终结。只有少数迟到的梦想者会试图延长他们的擅离，推迟他们的回返，把他们的自由至少再延长一秒钟。他们也一样会被找回来的，会比以前更加顺从；她会看到自己乘以数百个孪生体排成他们旧日相同的行列，被未来的逃亡诱惑所惊吓，处于他们热切服从的保护之下。此刻互相站得很近，旅行者和伪装的女神倚靠着金属的窗栏。右手举着小晶体管收音机，他刚刚走出邻近的隔间。保持着沉默，他们眼望风景。

——亨德尔的G大调恰空舞曲。

她会先投给他一个四分之一侧脸的狡黠眼神，在送出自己嗓音的涟漪之前。

——这是亨德尔的G大调恰空舞曲。

于是他就会惊讶得发颤。

——是的，音乐是我的事业，你知道。我打算去哪儿？我？很远。一路去到阿普塞尼山脉。我要再转两次火车。去看我母亲。她在一家疯人院里。战争，营地。她丈夫是在她的眼前被杀的，就在他被迫为自己挖掘的坟墓前面。

在他们之间，车轮将期待转变成为不耐烦。她微微的哽咽会依稀可闻。走廊里的其他旅客会听见她的声音，他们会发笑。无论谁愿意跟这个不幸的女人交谈几句就会知道是什么在纠缠着她：她会告诉你她的故事，她会说服你死者已经死去，会想办法忘掉一切。为这样的事长途旅行是愚蠢的：遗忘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尤其是在有众多人群，有各种各样可能性的地方。旷野并不为哀悼增色，死者并不存在，哪怕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和父母，生命存在，存在，存在。

道路才刚刚将自己延伸出一点，时间遥远，在未来，容纳一切。她会尝试共谋，她会游戏般地忍受时间，她会在她肉体的僭越中找到乐趣。确实，目的无关紧要；身边有一个盟友，她永远可以随意漫游，奔跑——去到世界尽头的山脉，顺从，为奴，奉献自己，得以倾空他的情感、怀旧、秘密和悲伤，以深爱将他扼杀。远方，在遥远之处，越远越好，像童年那些骗人的幻象一样。铁鸟，它的腹中居住着囚徒，在疯狂地，疯狂地奔行。

* * *

腿在早晨的重压下陷进镶木地板。米沙闲着，在值班。统计表单，检验，计时，再利用，合同，编码，协调，装机功率，泵出功率，列柱，高炉，警报器，门铃，孩子们的睡前广播，磁带录音机。

钥匙，收音机广播，文本，磁带录音机。楼梯，螺旋，门垫。打字文稿和碳纸复写稿和打字机，震耳欲聋，湮灭一切，无所不在。塞巴斯蒂安·卡巴，委婉地要求文员快速完成所有东西。扣住咽喉的手和“再也受不了了”——句号。结束。梯级，街道，另一个房间，单间，或鸟笼。

雨中的陌生人，站在街角，双臂交叠。此刻的囚犯，一个挑衅的聋哑人，一个可疑的人，一个被放逐者，无人不惧：匆匆的过客、家长、教师、妻子、情人、严厉的母亲、阿姨、姐妹、邻居、搬运工、警方线人、机关工作人员和施虐狂侦探。他自弃于街市，藏身在这道以缓慢、蜿蜒的螺旋卷曲而行的金属窄梯之上；梯身循着一个点的螺旋，沿一道光的弧线慢移，从一个火热的中心盘旋而出。房间，像一场失败的航空探险的遗迹。囚犯被缺席的居住者的故事所迷惑。鸟儿，爱鸟人，森林，鹌鹑脱口而出的啁啾。每一个手势都毁坏物件，堆头——雪崩；每一步都引发撞击，触碰黏性的条纹，搅乱尘封的印痕。笔记本，书籍，乐谱，窗帘，椅子，鞋，果酱，罐头，笔记本，纽扣，书籍，茶匙，帽子，je suis un petit garcon de belle figur[30]。

长长的高级轿车蛇行穿过病恹恹的浓雾，穿过漫游者的思绪，进入学校正前方的一座广场，这时莫妮卡小姐便受到一列列癫狂的小野人的侵袭，他们摔上轿车门仿佛残暴的掌掴一般。长长的，官方的高级轿车，同志、知识分子和庄重而顺从的司机的幻影：令她头脑晕眩仿佛游荡的鬼魂一般的官员。

有罪的一方——流浪汉、临时的刺客、一毛钱一打的自杀——应该把他的行动记录在孩子们的睡前故事（被莫妮卡·斯曼塔内斯库的钢琴所折磨）中间：三颗温柔的子弹，被毒药抑制的饮泣，被绞杀者死去时的咔嗒一响，自杀的安魂曲，唱出来的是黄昏尽头嚎叫的黑人妇女的低音。

她，莫妮卡·斯曼塔内斯库，转着自杀的念头，它化身、体现于任何面具之下……有罪者现在将她驱逐，试图逃避、遗忘。她，第三人称，适应了她的发明者的重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过载，被使用，被玷污；成为她的角色的奴隶，为恐怖所支配，吮吸着任何人物的负担、绰号、激情、力量——或是不安、荒诞、沉沦或承诺。她：顽强地拖拽着她的特技，她痛苦的温柔之行，围绕着未知，毫不留意或措手不及。

第三人称，在一列列打字的文本里发明着自己的语言，在打字机里对齐的公文、回忆、呼喊、折磨，在两三份科瓦尔斯奇的副本之间。满足她对气味、臭气、颜色和假声，从这儿那儿的一个词里跳出来的小小红角的贪欲。她的文字：温暖悦人，丰满悦人，融化一切。山脉、蒂比、达努特、图多里卡、破瓷器、烈火——文字的糖粉色肉体继续繁殖着谓语、修饰语和形容词，断断续续地摄入怪诞、半发明的邪恶游戏，沥干的汁液，带有苦刑课程的秋日恐怖，以及静音的电话。列车奔行不停，字母偏离走向彼此，而包围这个空间的墙壁发酵并且变胖。钢琴教师女士希望碰见一位同类的先生：我等待一个保护者，一个伙伴，一场艳遇。

突然，一时间的麻木让她能够对自己的角色短暂地反抗一下，但对荒谬的否弃却掩藏到自身的接受之下——一种以古老的狡猾再次耍出来的两面手法，反向节奏。红色的蜡笔尖轻啄着句子，扩张它们，推进它们：疼痛应该更可悲、迂腐、滑稽，如这些偶然的对话者和刽子手期望的那样。她的小小报复带来瞬间自由的幻象，当她夸张她的鬼脸、感伤和尖叫，做出一个可怜的小女孩的样子：一个十三四岁的白痴，已经沉睡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她长起了头发，还有她的指甲和乳房——同时一直保留着同一颗无瑕的心，同一个纯净、白痴、幼稚的头脑。

她会实施逃亡者指定的想象筋斗——那个蓄意通过扮成怪异小丑的迂回途径来操纵她的可怖之人——中了他的诡计，一个貌似真实的可信抽象，在他无法自拔的空间里出没的幽灵。她的临时刽子手的话语会得到使用：我尝试独自安慰我的思想。褐色的头发，就像1964年在锡纳亚[31]的公园里拍的照片，独行在人生之路上，像那个征友栏里的旅行者，有激光一般的眼睛。一切可以被发现或发明的东西都会被用到，而在这场考验的尽头他会攀上傍晚的蜿蜒阶梯，在这样一个梦里，他可以准备三颗救赎的子弹，装在果酱瓶里的毒药，绞杀的双手将她救赎、治愈。刽子手会不会像缓慢、蜿蜒的楼梯上面的一个新生儿那么温驯？她存不存在，存不存在？

她：可疑地很容易通过物件、思想、文字、彩色字母和修补的零碎来解读，总是可见于这个空间的混乱之中，在附近的指纹、在陈列的记忆、眼前的事物之中。

她真实得不太可能的痕迹难道不是骗局么，通过一个陷阱，一个背信弃义的轨道，一场入侵者希望由此逃脱的延迟？

* * *

星期四，1961年3月2日

我亲爱的蒂伯留，

刚回到家不久，度过了一个你都不想让你最大的敌人经历的下午。（不过这个以后再讲吧。）走进了房间，里面每一样东西都依然在你撇下它的地方（你离开之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整理了）。

两个玻璃杯——小的和大的——在桌上紧挨着，靠得这么近，它们就像是我们结合的一个证明。烟头还在桌上的烟灰缸里，而另外那个烟灰缸还是放在床上，正是你撇下它的地方，就好像所有的物件都想要在这些书籍中间确立你的持续存在，喝着橙汁，吸着烟以及……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讲吧）——跟我们合为一体的时刻一模一样，从所有观点来看。你命令我忘掉你的电话号码（和其他东西）。就个人而言，我甚至不希望我们再说话。然而，你不能禁止写信。对谁也不行！感觉已经是春天了——丁香会开花，夜莺会歌唱，而且是从我的心里（仿佛在鲜花和星星之间），一样东西都不会被移除。我就像一条可怜的醉舟在一波波开花的丁香下面，没有什么高贵和美丽的东西在我心中动摇。

思想与情感的纷繁被统合成为一道旋风：我必须发起一场激烈的战斗，以免彻底失败。你应该知道今天下午旋风比我更强大，我90％被吹倒了。

“感觉已经是春天了”这句话下面划了红线，在打字稿的页边上有一行仓促手写的备注：“蒂比不会明白的……他认为我是一头到处乱走的感伤的呆鹅，因此它不会带给他思想的食粮，相反，它会让他愤怒，就该是这样。”

经过我们今天所有的电话交谈（四次，打破其他所有日子的记录），我意识到，你想要成为我的，在你能力的范围内，这可能确实是件美事。我感觉到与你越来越联系紧密。这一点让我抓着电话不放。真的其他各种声音也寻路来到了那里（不要嫉妒！）。至少有温暖穿过电话而来（记住，昨天早上我始终没有放弃直到你又开心起来为止）。进食是不可能的，睡眠也是如此，即使身为一个认真的人。你的存在处处都感觉得到，更平淡却真实的是你依然让我与你融合为一，恰如那些迷醉的时刻，据你自己的断言，当你仅为了我的迷醉而牺牲的时候。我继续让自己相信上述的伤感之情，坚持主张同样的火焰燃尽了我，尽管一直将它们断然禁止。一堆火很容易点着，但它很难自己熄灭（这个以后再讲吧）。你会问我是怎样与我曾经在火车上点燃又远远带进山里的火相处的？它是怎样突然熄灭的，尽管它几天之前仍在燃烧，就像三月一日那封关于首饰的信所证明的那样，那是从我为你准备的，却被你粗暴地打开，没有得到我的允许？

我亲爱的蒂比，

总是有火，火，火。有的是闷烧，有的吞噬挡在它们面前的一切，刹那之间。山上的火始终没有燃尽。那时我好想你，尽管你深深地伤害了我，可我还是原谅了你。它是间歇燃烧的，没有暴燃，它以一种魔幻的方式照亮了我的人生，好像一个童话，不妨这么说，只是极其短暂。我有一回四个月都没有火，一回是六个月，有时就快要相信它已经永远消失了。它从没有带给我越来越有力地将我燃尽的感觉。所以你看，把我和达努连在一起的回忆被拉伸到超过五个季度学期，不过都是断断续续的。

“平淡却真实”和“好像一个童话”这几个词用红铅笔打了圈。

2月28日

我亲爱的达努特，

瞧啊！——终于到了写这封计划已久的信的时候了！冬天透过它们像狼一样嚎叫的高高雪堆开始融化了：证明高贵而甜蜜的一切是不可能死去的。难道真有必要清清楚楚地，为你把每样东西都写出来吗？我想不必了吧。你足够聪明，原来也生活在我身边，经历过所有偶然发生的事情，我甚至跟你一起去到了那么远，我都没想到过（这个以后再讲吧）。你那么敏锐，不会不明白火车头代表了我们相遇的列车，而晶体管收音机——我们讨论的出发点，一艘船里的心脏——是不断变得越来越大的细小波浪之上的心脏。在中间发生的事件以后，这颗心，你通过我们的电话交谈（对，你看，是电话），设法修复到了一定程度，从某种观点来看。经由这些电话交谈你也创造了通向我的来访的天桥，我的心就是从那里歌唱的，回回都是，特别是第二次来访（见音符和钢琴琴键的波浪）。你会意识到带来这封信的燕子象征着你期待已久的书简，而不是我已经成功地写信给你。钢琴是我的签名。爱意满载，你的

米卡

“高高雪堆”这个短语用墨水打了圈，上面写着：“不用担心。这位是一个工程师！”同样打了圈的是“聪明”“观点”和“特别是”这些词语。

星期日，1961年3月5日

亲爱的蒂伯留，

才过了这么短的时间——感觉却像是永远——不久前我还刚能相信你每天早上会给我打电话，相信我们会交谈一刻钟，至少。仿佛高贵的春天是昨天才到来的，而我们像一条醉舟正冲入火焰之中。烈火已经点燃，波浪载我同行。屋内的每样东西都是你撇下它的样子，试图保持，在一定程度上，你依然在此，自始至终，从未离开的幻象。但最重要的是，在试图将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开来的时候，我却投身到我诲人不倦的使命之中，它正以最急迫的方式再造着我（以后再讲吧）。但愿你能够明白我致力在做的事情，在某种可笑的程度上，在学校里，全是因为这颗丢三落四的脑袋。不过似乎只有脑袋是拒绝的。我的所有器官都已经造反了：我的肝或胃，我几乎不知道是哪个，不履行它的职责；有时我的心会痛，有时它还刺伤我；我的眼睛除了总是朦朦胧胧以外什么也不做，尤其是在我最需要它们的时候。我的神经晚上在我实在太需要睡眠的时候跟我耍花样。你说必须连你的电话号码一起全都忘掉。所以我，你在悲伤欢乐梦想幸福时刻的亲密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什么事都不可以知道——这个本该相信和理解的人。但你又怎能相信和理解呢，如果你不愿意知道？你又怎能知道呢，如果你已经在我们中间竖起了一道墙？——如果此时此刻我在凌晨五点写这封信的时候你可以在我的身边，至少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写信是不可禁止的，所以我写信，尽管有一百万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测验和笔记要改，而且务必要打扫房间并将东西规置整齐，因为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有两节课要写，而且十一点钟我必须在学校里给女校长打一些表格（不过以后再讲吧）。我不知道我是否明白你一直说的棘手问题。它就这样找上了我，在乘电车以及徒步从一节课走到另一节课的时候，我可以在我每年夏天跟我私下教的孩子一起组织的年末庆典上把它用作一则寓言。你够敏锐的，能够看出它是我在这儿那儿添加的真实情况……现在，因为你又干起了你的专业，在教育电台这个领域，你或许可以把它塞进你的广播，放到你觉得最合适的地方——“晚安，孩子们，”我觉得。

你永远的，莫妮卡·S.

* * *

沾着点点糖渍水果的茶匙，脏污的笔记本，尘封的书籍，发霉的手帕。装在炉灶上方的电视，彩色杂志上面不成对的袜子，塞满毯子的衣柜，鞋子，破布。钢琴。缺席的女主人的灵魂在呼吸，从狭窄单间的每一个角落，从床单的每一道皱褶，从没洗的瓶子，随时可能倒向鲁莽的观察者的一堆堆锡罐，窒息于钢琴的玻璃质声音之下，腐烂的花边小桌垫之下，被乙醚弄晕的猫儿之下。夏夜的空气搅动着这个世界，里面充满居住者的食欲，贪嗜着酱汁、蜜饯、脂肪，在紧张、贪婪地啜饮着，上面是成堆重复的书籍——为她的伙伴预先购得的副本。

要不是因为我们简单化的分类需要——那种逻辑陷阱……紊乱，淫欲的污秽，对抚摸的恶心需求，流涎，言语的刺绣和故作多情的暴露，这一整堆东西都可能会被翻个底朝天。灰墙下的孤寂，屈辱的泪水，顺从于第一个电话又在婚姻广告的影响下弹回的嗓音：整个清单亦可呈现某个对于堕落和荒谬之事十分戒备的人的特征。这样问题就会涉及有意识的挑衅，让入侵者迷失方向——一个隐藏的报复游戏。接受自己全情投入地饰演一个角色，她会毫无顾忌给自己添加挣扎的戏份。真理和谬误会扩展为变态的闹剧，恶劣的共谋，幸存的悲伤。她会获赠一场双重的胜利：一重与她的脚本对囚犯的影响有关，另一重出自一个邪恶的掩饰。她的叛逆灵魂会导演整整一系列的故事、电话与情感的花招，让她变成无非是一个徒劳而微不足道的丑角而已。

这可以是一种揭露过于直接的信号及其庸俗、当下意义的方式么？抑或只是显而易见的证据，证明她是在一种恐慌状态，在精心计算的充满虚伪的恐慌之下扮演她的角色？抑或是迷惑受害者的战术，在他的通路上播撒昭然若揭的秘密，它们最终都围绕着一个缠结而隐秘的中心，自我，她终极的、真正的价值，她戏谑的孤单？她那些显而易见的失败的轨迹会在她的嗓音里找到救赎，这嗓音拂掠着她被篡夺的身体。也就是说，她真正的苦痛，显而易见而又骗人地平平无奇。但愿没有更多——多多少呢——树状的假设：蘑菇般生长的词语，掩饰而又隐瞒，也许只是另一个伎俩，要在更厚的墙壁之间抓住他虚幻的庇护所。但愿那不是她，事实上，或者只是她暴怒的幻想所包含的蟑螂。但愿没有词语。

* * *

披红色毛皮的婊子或许预示了对银行的攻击。旺加尔轮胎警告不同政见者现正被跟踪。西班牙语是不惜任何代价沉默的暗语。信件交流：钱会抵达其接受方的信号。中年妇女：行动会在两层楼的建筑中开始。只要奥雷尔：隐藏地点。两名工程师寻找一个配有家具的房间：一个为两只颠覆性的旅行包找到一个隐藏地点的指令。离婚手续：公众抗议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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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她会有一个小时吃午饭，会知道蛋黄酱、酱料和乳酸的平淡味道，任何能够将麻木的消化液唤醒的菜肴的气味或颜色：引发胃灼热的辣烤肉丸；撒上柠檬汁的白鱼，脊椎和小骨头在盘子一侧排齐，像在一座坟墓里一样。

——三个肉丸和一个肉卷。或者两个肉卷。

一手是公文包；另一手，一个盘子里盛有三个肉丸，一个绿色塑料筐，两个肉卷，一把刀，一把叉。领餐的队列很长。她的巨体在其他饥饿的人间蹭来蹭去。

——可以吗？

似乎他在对她微笑。他太年轻了——他甚至没有看到她。

——也给我鱼丸吧，一点烤肉，还有啤酒。再加两个肉卷和一个掼奶油酥糕。

公文包在她的位置上。年轻人已经离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频繁擦拭着汗涔涔前额的矮个子。淡红色的酱汁酸酸的；面包蓬软……小鱼丸，切成了两半，肉在酱汁里滚过。啤酒来得很准时：又冷泡沫又足。然后是那点嫩嫩的烤肉，嵌有吸胡椒的白脂肪条。

——您能朝那个方向挪一点吗，劳驾。

男人有一副低沉、温暖的嗓音和一个孩子的神情：矮胖，秃头，大汗淋漓。

肚子很胀：没有地方留给酥糕了。但至少起泡的掼奶油应该尝一下，多汁、芳香的壳儿的一角，再来一口，再来一口，就多一口。公文包，一定不要忘了公文包。再偷看一眼那个俯在自己盘子上的出汗的人。

雨已经停了。外面挺暖和的，如同满载而归的身体内部，它可以躺在一张大床上睡去，忘掉这个奴役的下午，被宠坏的小食人族，他们凶恶的笑容，在下午的狂乱中歇斯底里的臭小子们。

——您到底在看什么啊女士？

被甩进巴士里，被碾压，躬身俯在塞满卷子的公文包上，人言从身后传来：“瞧那个肥肥。”巴士在每一个街角猛刹又向前猛冲：不断地启动和停止，直到突然间把她扔到人行道上，烦躁得筋疲力尽。公文包落下，她的手推了个空，打在潮湿的鹅卵石上。叫喊。口哨。一步踏歪，恼怒加别扭。沿街而行。硬挤进男式鞋子的脚趾已经扣紧了。伸向前方的右手和左边的公文包保持平衡。已经焦虑地看过了汽车、行人和人行横道，已经成功抵达了街对面，这个法语和钢琴教授，将自己的动作放慢，喘过气来，细看小小的乳品部：鸡蛋，酸奶，奶酪，酸乳酪，牛奶。

——一个百事可乐有没有？

侍应生本应对那嗓音的温柔大吃一惊并赶忙端来两瓶直接从冰块里抽出来的霜冻饮品，然而无聊却只带来眼睁睁的听而不闻，因此他错过了她天使般的嗓音，心不在焉地示意她坐下。

——好，我会带过来的。

薄薄的纸片在她的公文包里沙沙作响，依然不知不觉地浸染着发送者的气味和呼吸。侍应生不紧不慢，而现在客人肯定已经打开了她的皮包，大概正在把表单放在她的胖手指之间捻弄，并且像每天一样，迟到的快感正穿过她的脑海——在信的词语和每个词语里的字母之间，形容词和昵称重现了模棱两可的喜悦：痴呆，故意地痴呆。

侍应生通过侧门出现了，端着一个玻璃杯和一个金属盖的窄瓶。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打开瓶子，放到玻璃杯边上。现在，终于，到了她独自一人的时刻：将公文包拉近，将自己的手移过笔记本，用两个手指抽出为通信准备的纸片，解开她的短上衣最上面的扣子，把纸边拉直，将愉悦延缓几秒钟，一边用她鼓鼓的手指摩挲等待着词语的低诉的小纸片。一个孩子的爱抚，蠢笨的天真。

先在阿普塞尼山脉，然后又在德古拉酒店里点起的火——当你伤得我这么深而我却原谅了你——从未燃尽。它大致是间歇性地燃烧的，曾经像一个童话照亮了我的人生，只是极其短暂。当我有一回四个月没有它，有一回是六个月，我差点就以为它已经熄灭了。我并没有感觉到它正在越来越强烈地将我燃尽。将我与达努特连结在一起的回忆散布在断断续续的五个季度。一个人不能独自活在断断续续的回忆里，更不用说断断续续的有问号的回忆了。

一个笑容的开始。胖女人读着这些话，似乎对它们的荒谬有所不满，这样谦恭和单调，于是从她的公文包里挖出一支粗粗的红铅笔：想了一想，写下一个字，然后再写一个字，并继续重复那个众所周知的游戏——写一个字，修改，擦掉。可以说写的全都是大致间歇性的燃烧，在一个从不激烈的低水平上。随后是片刻的犹豫，寻找合适的噱头，并迅速加上：在一定程度上。

看着纸片，效果似乎并不太好。

它大致是间歇性地燃烧的，在一个从不激烈的低水平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曾经照亮过我的人生，以一种魔幻的方式，像一个童话，只是极其短暂。没有它的时候……它一点点啮咬着岸滨，但锲而不舍，随后逐渐横扫路上的一切。我看到危险实在是太晚了——我也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力地征服着我，照耀着那团烈火，接着无非是最终的一击。我成了一艘醉舟穿过波浪的符咒，在码头的眼睛下面，起火燃烧，撞得粉碎。

她用右手推开公文包，继续看着纸片。婴儿般的喜悦充满她的全身。

……从一切观点来看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力地征服着我，照耀着那团烈火，接着无非是最终的一击。我成了一艘醉舟穿过波浪的符咒，在码头的眼睛下面，起火燃烧，撞得粉碎——波浪将阻挡我们重聚的最后障碍全都抛到一边。你在电话里跟我说话时我们依旧属于彼此。

有人在她身后。这瓶本来早就应该喝掉了。迅速倒上一杯。润润嘴唇。那种有人在背后监视的感觉。转身去看：迷惑，受惊。侍应生微笑。

——您还需要什么吗？

——不，还不用。暂时不需要。我什么都不要。不，全都不要。

胸挺起，沉思着词句，嘴巴噘着，她的体温升高，双唇抽动，两眼苏醒——憎恨，快乐，游戏——铅笔在词语之间捅刺直到抵达最终的修正：“你在电话里跟我说话时我们依旧属于彼此，全身。”不可思议！这个词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地方，用挑衅的气息和滋味和恶感主宰了这一行。纸片在她的指间颤抖。这都是幸运的时刻，随时随地无论怎样都可重现，尤其是不再有任何意义的时候——在太晚的时候：只有那时它才会得到偿还，报复。

又一次，她身后的奇怪目光：最好赶快。事情总是这样，快乐才刚开始就停止了，被催促，被敌意的陈规所驱离而无法徘徊于词语之间，在它们令人振奋的机智之中——哪有时间做任何事情，除了词语，在它们之内，在它们之间，揉捏、点燃、塑造它们：明天，后天，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又一次，从头开始？

侍应生走了——手指径自在狗耳朵纸页间移动着，紧张、失控的手指在伪造的冲动之下颤抖着。

而你将永远无法再将我扔进另一个人的怀抱。难道不是这样吗？是的，那会是完美的，可是没有时间了。就像他们说的瓷器那样，一旦打破就永远修不好了（这个以后再讲吧）。铆足了劲，铅笔像闪电划过纸页。一块碎瓷永远粘不回原处——它会十分丑陋，会失去它的价值（这个以后再讲吧）。这段真应该啧啧称赞。快感点燃了她。今天，你的修辞天赋压倒了我，我认可我仍然有对他的回忆——你离开之后我明白那不过是过去的事。无论是毁天灭地的巨浪还是烈火我都不拒绝。意想不到而且应受谴责的，你会说，是我的这一份善变。或许意想不到但不应同时受到谴责，我说（我说！）。一场地震可以在几分钟内摧毁一切。（是的！）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夜晚就足以摧毁一个帝国。有时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毁掉一段关系。

侍应生又在她椅子后面闲荡了。她站起身，拢起短上衣和外套，对中间几个纽扣打不定主意。我可能会回到这个话题。我可能会回来？我可能会回到这个话题……我可能会回到这个话题，结合具体事例！肯定的，就是这个！结合具体事例！一根手指神经质地扯着第二颗纽扣，匆匆移向合拢上端的第三颗。塞进了满满的公文包里，纸片在她鼓鼓的手指间皱起。钱放在桌上，一个手势，随后悄悄溜走，两眼瞄准了地面以免让侍应生看见潮红的双颊。

现在门被荡开，然后用她的胳膊肘关起。门槛上，她调皮地作出忍俊之状，送出最细微的一丝轻笑。

* * *

身体倚着门边，塞巴斯蒂安·卡巴同志萎在皮垫装潢的门框上。接着，不知不觉地，他的脑袋、脖颈和肩膀跟自己身体的其余部分一起垂了下来。呈现为奇特的条纹，他白皙的手指已经粘在暗黑的木头上了。躬曲的身体，苍白的一长条抵住门的黑色边沿。他如梦的眼光跟随着此刻正在逃走，逃得越远越好，仓皇急促，远离无声的办公室的那一个。

对逃跑者来说，这份体验就是奔下宽阔的梯级以摆脱那烧进他颈背的目光。只是，在每个梯级上，塞巴斯蒂安·卡巴的脸都会再次出现，在右边的墙上。塞巴斯蒂安·卡巴跟着他，从墙上露出头来，一动不动而又无所不在，他的身体略弯向左边，他修长、消瘦的手指在门的暗黑木头上白得可怕。冲到楼下没有取得效果，目光定在白墙上，同一个场景总悬在他眼前：一个高大、棕发的年轻人，面容煞白，萎在悲伤的自弃之中，他的左臂朝下沿着门框的长度伸开。修长、苍白的手指不停地戳穿这场景的冰冻表面。

总在他背上，那目光跟随着他逃跑的每一次抽搐。但愿有可能逃走，跑得更快，跳下所有那些梯级，但愿每一个梯级不会被他眼前浮动的场景打破：那个把五指纤细的手放在门框上的佝偻的人。这场景正在倍增，随着每一个梯级而增殖，并且还在移动，以和逃跑者同样的速度下降——加倍再加倍：几十个相同的场景始终留在后面，投射到墙上与跟随着下降梯级的目光等高。总是同样的场景在每一个新的梯级上再度升起，抑或只有单单一个场景，单单一个形象沿着梯级涌现出来，像一道可怕的阴影横过墙壁，不断放大他的恐惧。

迅速下行，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墙的表面上，苍白的手从场景里，从咖啡色阴影的边缘突现出来。站在门的轮廓之中，有如一幅画框之中，卡巴——静止着，定在原地，屈身向左——用一道沉稳的注视跟随着他前同事的逃遁，一道凝望像一个可怕的视错觉从不动的场景里投射出来——一动不动，除了注视和畏畏缩缩抚摸着门框的手以外：仿佛是镜像一般，另一只手，逃跑者的手在冰冷的栏杆上闪烁着，在场景中射来的沉闷注视之下，以相同的节奏移动着，重复着卡巴的手在门框上的同样动作。梯级不断滑动像一道噩梦般的自动扶梯；令人晕眩而又静态，这看似不可能的，离开那场景的逃遁结束于一场突然的冷雨。醒来：疲惫，在一条街上冷漠蜷缩的行人、匆匆的职员之间，置身于一个陌生、狭窄、令人窒息的房间来丢弃自己，在睡眠或离散或无物、某物、任何事物中疏远自己。

装潢讲究的房间已经湮灭，连同宽阔的大理石楼梯，随后那条街也已消逝，行人不再可见；接下来，另一道弯曲、歪扭、狭窄的楼梯的螺旋，朝着一个佝偻的小房间攀升——一个窝棚或单间或鸟笼，不容这逃跑者，这个为自身或自造的玄虚所困的囚徒有片刻的喘息，一个自设的陷阱，尽是想象的藩篱、不忠实的障碍和缄默的独白。然后是她：被送进了一个僵局，送进无力和否定的转移之中，被迫承担起那个发明了她的人的共谋、恐惧和愤怒，只得传递叹息，牵强附会的哑谜，在徒劳无用之词的抑扬顿挫间嘲弄地欢欣鼓舞——她将离弃自己的骗局，她将主持漫游者与他自己和他造反的记忆的会晤。

因为在这里，最终，总是延迟的圆环将开始旋转，阴郁天空下埋进雾霭的被放逐夫妇的颜色，而最终你，第二人称，被拒绝、被回忆、被期待的答辩也将归来。先前那个名叫莫妮卡的神秘现象微弱、透明而虚假，而她的奴隶——书籍、气味、特效、哑剧和乐谱杂乱无章地堆满了这个地方来迷惑陌生人——不会等待无尽延迟的对抗，痛苦的会晤，被延迟的满足感，散落在睡眠的迂回空间里的记忆和期望。在失败者的单间这里，在她漫不经心的物品之间，在骗局和闹剧的藏身处，他们将毫无意义地重新开始自己逝去的青春——少年时代谈论期望和欲望的惊讶独白以及成熟期悄然的病态独白。连接它们的红线是焚烧祖布楚上尉的火堆和与他女儿的痛苦对话：只要再走一步找到了你就永远不会再有什么可以被阻止了，永远没有什么力量会足够。一个小时，一个世纪，一个瞬间，这段间隔将再也不能把我们这些孤儿无尽地引入歧途，在一个没有安息日的命运的凄冷走廊里面分离我们：遗忘会被打破。我们亲爱的伤口将重新开启。

* * *

一份打字文本在其他打字文本中间。

斯曼塔内斯库小姐，

我试图安慰自己，并希望我读到的东西是真的，这不是一场通过另一个人的中介推动的……。为什么？我还不能告诉您，总之目前我还没有女朋友，而那些自动现身的，我就没喜欢过。我应该对您有信心，我应该尽量创造条件让我们能够见一次面，并且要尽快。无可否认您写下的话语唤醒了我心中的温暖和某种……特殊的东西，哪怕我们尚未谋面我也在培养着它。为了尽可能地清晰，我会争取，以粗略的笔触，写下我的简历并描述我的相貌，它应该通过装在这个信封里的一张小照得到澄清。我生于1933年，在第三个月，第六天。我现在是在填空，因为，当然了，没法把这些都放进征友广告里。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1948—49年我断了一条腿，住在医院里。1949年我参加了一次杜德斯蒂大道127条1号布加勒斯特机械技术学院的管理考试。我1953年从那里毕了业。那一年晚些我参加了采矿电子机械考试，但名额不多，而且由于罗马尼亚语、俄语和化学的准备不足，我没有通过口试。物理和数学我得分很高。所以我自己去工厂求职并在那里当机修师工作到1958年。1953年我姐姐开始进行经济学研究，如今是巴尔拉德市[38]一所学校的校长。

1958年我参加了波拉索夫[39]综合理工学院T.C.M.部机械工程院的考试。我凭借工厂的奖学金上课，1963年毕业。之后我回到了工厂。1966年8月，我完成了我的合同，到今年春天我希望调走，或者假如我无法取得转调的话，那么我也将依然能够离开这个城市，作为我合同结束的结果。去哪里？我不确定，不过，我相信，我肯定自己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我未婚。我有栗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身高五英尺六英寸，我跟照片里一个样子，即使它是1964年在锡纳亚的公园里拍的。我很善于交际，谦虚，恭敬。您是否觉得我是一个好人留给您来判断。1964年我在布加勒斯特逗留了4个月，在国家经济展览会上代表本工厂担任讲解员。

我最近在1966年12月21日来过布加勒斯特。我给自己买了一张往返车票，用了我在公历66年的常规休假，而在66年9月，我用的是1964年剩下的日子。我有6天剩余，我希望在活动过程中使用，然而，我工厂的老板却叫我把它们全部用完。

因此按照现状我必须工作到3月9日，然后我才可以来布加勒斯特，我会在寄宿处待五六天，即使我有亲戚、朋友、同事，但我不想打扰他们，我会看看自己怎么过。1月3日，我发现了您的生日卡，对此我非常感谢，也祝您健康幸福。

关于您提出的几个问题，我将马上回答，真诚地并且非常乐意。

1.年龄：嗯，我已经33岁了。

2.是的！您解释的想法是对的。我也曾经以为自己可以了解我的同志一辈子——这并非毫无可能。说真的，在这种情况下90％都取决于我。所以，像罗马尼亚人说的那样，您可以选择那些……找到某个回应您的爱并从各个角度完美契合您需求的人。最后，我可以告诉您我追求的从来不是美，而是选择与之分享这短短一生的合适的人。

3.如果我仍未找到通向正确人生的道路，我绝不会灰心丧气。凭借我拥有的意志和野心，我怀着即使是个理想我也将成功实现的念头活着。你必须摸索自己的路直到那个时候，不过……要结识很多人，而一旦我最终确定那个人真的爱我而且是一个恋家的人，像我一样，如果我喜欢她的话，我也会迈出这一步，肯定会的，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两个月，比如说）。

假如您经过本市，请到我家来找我，因为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没有亲戚，除了我姐夫已婚的弟弟住在另一条街上。如果您有心可以花点时间写封回信告诉我您住在哪里或跟谁住在一起，您是否愿意继续维护和回应我在人生路上不再像一个悲伤的旅人一般独行的愿望……。是的！然而，我也有我自己的喜好，为了这个缘故我才没有结婚，因为婚后我就将永远无法离开这里，生活也会更加艰难。我总是渴望最易于相处的人，然而结果却总是我在后来发现了什么不好的事，或者有什么事情与我的喜好不协调。诚心诚意，告诉您实话，我的希望是等到1967年的三月或四月到达布加勒斯特，我计划要做到这一点。所以这实在是太好了，我们两人都读报上的征友广告而且您也渴望与我结识，我正是您一直在寻找的严肃男士也有类似的爱好，如果我能让自己相信您的性格像您在声明中所写的那样严肃的话。

关于我的家庭：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已婚，有两个孩子，一男小学六年级，一女二年级。另一个姐姐毕业于经济学院，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年龄35岁，有魅力但一直没有结婚。然后我是最小的。

午夜已过，明天我还要去工厂。所以我必须离开您了。请原谅我，亲爱的。在活动过程中，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我给您写信，竟用起了熟悉的称呼方式。倘若我让您困扰的话，我请求您原谅我。我再次祝您健康、好运、幸福和您希望的一切方面成功来结束这封信。

我还要声明，我对您抱有至高的敬意，尤其是因为您有激光般的眼睛，直接读懂了我的心，怀着一个旅人的信念和勇气。祝您父母和与您亲近（在您的家庭里）的人健康。

此致敬礼

格里戈

* * *

那个点沿着围绕固定极不停旋转的直线的长度移动：画出一条围绕固定中心的线并朝着一个方向均匀旋转。螺旋的形式取决于对数。一块手表的机制测量时间，时间的推移，持续长度；蛇形物以钩形穿越空间，上升的斜坡，向往，攀下曲线的楼梯，灾难，十字架苦像，钟表，装饰，更多的蛇形物。

她肯定是第三人称，扭过走廊的弧线，准备挪用，接近，随着螺旋弧形——红的，受伤的，黑的，满是节点的螺旋。她可以转换：她借用，输送，经受角色、梦想、疾病、噩梦、陷阱和面具。时间沿着不断围绕一极旋转的线条的长度流动，步伐将螺旋增大，螺旋重复初始的轨迹，被放大，被缩小，色彩循环交替，根据连结处的不同。她经历初始的螺旋——通路——摆样子。螺旋生长，逡巡，径自旋转，移动点的弧线朝着一个指定的方向前进，围绕一个固定的中心。阿基米德螺旋，对数螺旋，双曲线形，警戒线，可信的抽象，泄露时间的表簧，嵌入石头的装饰，蛇形物测量着，凝视着空间，楼梯攀爬而下，攀爬而下。

* * *

一路艰辛，如同灰尘的积聚，白昼穿过她巨大、沉重的躯体。汗水从她的发际滚落。二楼。手扶栏杆。两眼闭合。筋疲力尽，双脚因太多的步行而发烫。两眼闭合。一个眼皮打颤，抖得像粘在门上的小告示：电梯维修中——电梯维修中——电梯维修中。

在楼层间暂歇。停下来休息，深呼吸，就一次，像健身房里的孩子一样。吸：身体抬起，两臂过头，像悬吊着一样。呼：倦怠的身体，两臂放下，平静——啊！三楼。这场攀登需要被想象成为一个幻象天堂而行的赎罪：一，二，五，六，七，十二步，直到登上平台，楼层之间有二十四步。但没有借口再歇一次了。梯级必须有理有序地攀登。呼吸急促开始于第十九级：小而窒息的轻叹。手扶栏杆：仿佛在肩胛骨上扑动的白色翅膀。两眼睁开，现在。再有两级。再有两级而已。公文包抵着屁股，攀登。每一级都要靠你额头的汗水赢得，像一个人每天的面包一样——在炼狱里。按铃：一次，两次。没有应声。头痛。再次长时间地按铃，第二次。没有一点声音。突然，门开了仅仅一英寸，就好像有人一直在等着，被粘在它的反面一样。

——晚上好。

奶奶透过门缝审视着她。

——我来上课了。卢米尼察在家吗？

——今天不行。她得了流感。

门背后：笑声，人语，男人，女人，可能还有一个孩子。老师的脸颊发烫，她的手紧攥着公文包的把手。

——你们应该早点告诉我的，这样我就不会白跑一趟了。

——我们打电话联系不到你。

——你们应该早上或者晚上打我电话，我在家的时候。我不能白跑一趟。

——卢米尼察感冒了。

——我不能白跑一趟。

——我们打电话联系不到你。我们没有钱送人。

——我不能白跑一趟。

哽咽，发抖，几乎是在尖叫。奶奶背后，有东西或有人在挪动。奶奶被拨到一边。

——怎么回事？在这吵吵什么啊？啊，你呀！卢米尼察不舒服。

——我不能白跑一趟。

——你不应该对一个老太太乱吼。

——我没有乱吼。但我不能白跑一趟。你们应该打电话让我知道。我很累。我工作很多。我很累。

——根本联系不上你，要么就是一次占线好几个小时。我们这事结束了。小孩子学德语就够了，她也得玩啊。

——那么我要跟你丈夫谈谈。他说他要确保小女孩一星期练习两小时钢琴。

——你要跟我的丈夫谈谈？你打算吵架么？你为什么对着我喊？就因为我没有给你钱吗？

——请支付我上课的报酬，我是专程一路赶过来的。

——走吧，别来烦我们了。你觉得我什么也不做就能挣钱吗？算了。你跟布拉图家也处不好。你太情绪化了，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脑子。

——请支付我上课的报酬。

——我什么课的钱也不会付。首先你应该为侮辱了一个老太太而请求宽恕。这以后，如果你想在我们这儿上课的话，我们还可以谈谈。

然后门就砰地关上了。

倚着栏杆。将公文包抵住它。取出笔记本，通信的纸片，打字的故事，乐谱。把这一大堆搁在马赛克地面上。所有东西分门别类，各归其位：六份乐谱，折起来的纸片，书籍。公文包在她的胳膊下面不怎么搭。课没有了，可能永远丢了。一月三百。一年时间，小女孩可能就会把钢琴弹得很好了。如果她当时进去了，她还可以打电话给下一个学生说她会早到。或许附近有一个公用电话吧。攀下第一级楼梯，第二级，抓住栏杆。五乘以二十四——把皱巴巴的手帕从公文包里取出来擦一擦额头。慢慢走下去，一级接着一级，手顺着栏杆滑下来，小心翼翼，像一个老太太。街道。一场蒙蒙细雨落下。背痛，在潮湿的空气里浑身发沉，弯腰提着公文包。然后离开。傍晚到来，平复心绪。她会到达，离开，到达，离开，过马路，最后归于一场晕眩：又一个被诅咒的傍晚，此刻充盈丰盛的泪水将喷洒街道，她将成为那同一个小女孩，尽管她的指甲、头发、双手和双乳想必已经长大了。有毒的，卑劣的泪水。一夜之间突然老去的女人会攀上狭窄、曲折、螺旋的梯级，会将公文包抵在门边，寻找小小的，闪亮的，黄色的钥匙。钉在墙上的硬纸板告示会在她的气喘吁吁之下微微扑动。M.斯曼塔内斯库教授。法语和钢琴。安静。还有其他租客。

钥匙会扭向左边，牙齿朝下。门会轻轻地，微微地摇动：向左，向右。开关。灯。

三颗锋利、温柔的小子弹的呼啸，撞击身体——倒下并与自身和解——或是桌上罐子里的那一茶匙毒药，玻璃杯中有毒的水和短暂的抽搐，或是刺客急促的双手卡住咽喉，用一种隐晦的温柔执着地按压着，此刻受害者临死的喉音比原先更加隐约难辨：终场的喜悦。萨克斯风低语，女黑人哀吟着夏日时光，夏日时光的嗓音，一个夏日的结束，为凶手的，自杀的苦痛而奏响的安魂曲。磁带录音机里磁带的旋转，童话，笼中的小鸟，漫不经心的刺客，凝固着，一只手卡着她僵硬的脖颈，摆着那个恐怖、软弱、自杀性窒息的最后姿势，被它的真实，它的形象所惊呆——像他在火葬场的灰烟中散去的姐姐，像自杀的上尉，像他被缩减为烟尘，一道幻影的女儿一样。

也许房间不会保留陌生人的任何迹象，而仅仅保留它现在的样子，她充满了形容词、昵称、书信、绰号、她的折叠床和笼子的房间，或许那些物件会平息下来，得到净化：它们不会在任何地方感到、听到、预知和预见那些轮回——生锈而被再次经历，那些轮回与摇摆，怯懦与惊奇，轮回，旋转，毁灭。

注释

[1]全书正文由陈东飚译自英文。

[2]Carl Czerny（1791—1857），奥地利作曲家，钢琴家。

[3]Epsilon，希腊语的第5个字母。

[4]Robert Francis Kennedy（1925—1968），美国政治家，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的兄弟，1968年被刺杀。

[5]Lee Harvey Oswald（1939—1963），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因涉嫌刺杀肯尼迪总统而被捕，后在转狱途中被达拉斯夜总会老板鲁比（Jack Leon Ruby，1911—1967）枪杀。

[6]Lyndon Baines Johnson（1908—1973），美国政治家，在肯尼迪总统被刺之后从副总统升为美国第36任总统。

[7]Tashkent，乌兹别克斯坦首都。

[8]法语：“花招，特技”。

[9]法语：《巴黎纪念碑大全》，价格2f50。

[10]法语：《马塞尔·萨拉斯：轻松读法语》。

[11]法语：“一场小小的死亡”。

[12]法语（儿歌）：“美妙的历险。我是一个小—男—孩/长得—很—漂—亮/喜—欢糖—果/和果—酱/如果你给我的话/我会知道怎么吃/美妙的历险！/好快乐！/美妙的历险！”。

[13]法语：《美妙的历险》。

[14]法语：“果酱”。

[15]法语：“我—是—一—个—小—男—孩。长—得—很—漂—亮。喜—欢糖—果。和—果—酱。”

[16]德语：《布洛—亨德尔：十二首钢琴小品》。布洛（Hans von Bülow，1830—1894），德国指挥家，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aendel，1685—1759），德国作曲家。

[17]Karel Čapek（1890—1938），捷克作家。

[18]Henri Perruchot（1917—1967），法国作家，哲学家，艺术史家。

[19]德语：《格林兄弟童话》。

[20]荷兰探险家，作家弗洛伊琴（Peter Freuchen，1886—1957）的著作。

[21]波兰作家，探险家菲德勒（Arkady Fiedler，1894—1985）的著作。

[22]Joseph Haydn（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23]Johannes Brahms（1833—1897），德国作曲家，钢琴演奏家。

[24]德语：《初等练习曲》。车尔尼的曲目。

[25]法语：《法语中的幽默》。

[26]法语：“我是，你是，他/她是”。

[27]Summertime，美国作曲家，钢琴家格什温（George Gershwin，1898—1937）作曲，美国作家海伍德（DuBose Heyward，1885—1940）作词的咏叹调，后成为流行爵士歌曲。

[28]Chaconne，欧洲巴洛克时期一种流行曲式。

[29]ApuseniMountains，罗马尼亚中部山脉。

[30]法语：“我是一个小男孩长得很漂亮”。

[31]Sinaia，罗马尼亚普拉霍瓦郡（Prahova）一城镇。

[32]AurelVintilescu（1868—1930），罗马尼亚画家。

[33]Henri Joseph Stahl（1877—1942），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小说家，速记专家。

[34]Carensebe ，罗马尼亚西部城市。

[35]Baia Mare，罗马尼亚西北部城市。

[36]Bellu Cemetery，布加勒斯特最大公墓。

[37]Cotroceni，位于布加勒斯特西部。

[38]Bârlad，罗马尼亚东部城市。

[39]Braşov，罗马尼亚中部城市。

“你”

炮兵上尉博格丹·祖布楚从战场上回来找你了。他在停战几个月后回到了他的妻子和女儿身边。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他参加过东面和西面的苦战：他一直跟着那场屠杀。对他而言战争结束于波希米亚。不过，他还是安全回到了家。没有受伤。在杀机四伏的旋风中待了三年并没有留下可见的伤痕。他从来就不擅言谈，所以最初那几个星期的沉默并不令人惊讶。像上尉那样安静又谨慎，一家人就这样过着日子——挺幸福的，看上去。然而，祖布楚却眼窝深陷。他脸颊左边的一个急勾呈现出某种不只是疲劳的东西。他原本应该恢复了。他总是睡着。他很少出门，不过在出门的时候，他会带着他的小女儿作长时间的黄昏散步。有时他跟你说话，杜撰故事和游戏，但他累得很快，会羞耻地垂下脸来，中断他刚刚开始的句子，将自己的手伸向咽喉，一只苍白的手，手指颤抖着。一言不发，你们两个会从那些午后散步中回返，一天天又会过去直到上尉再次离开他的房间。

他以仓促、委婉的友好态度跟别人相处。众所周知，上尉在整个战争的两条战线上都当过兵。这让他在这小小的社区里有了一定的地位，所以当地的活动家来找他是很自然的。这些人，自称是在“发起大众参与的计划”，给了上尉一个当地战后整顿的职位。他们把他们提供的职位看成是信任和尊重的信号。他们会与上尉简短地谈话。然后博格丹·祖布楚会要求再多一点时间。他似乎并不明白他可以如何协助“这场奋斗，”尽管他重复了好几次他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等级，以及他们希望由此实现目标的激烈革命手段。他确信他们高估了他的实力和才能。他们越来越具体的建议令他诚惶诚恐。他的脸颊左边讨厌地收缩起来。他会越来越厉害地眨眼。新“斗士”们的执着让他疲惫不堪。他的额头会变得苍白而湿漉漉的。回答来得很困难。他苍白、颤抖的手指会卡住自己细细的，经脉发蓝的脖子。

他喜欢在小巷里游荡，出门乱逛一下午，有时是一整天。他回来时会更平静一些，开着玩笑，用他拖长音的笑声迷惑他的妻子和你，他的女儿。他会领着她们跳舞穿过屋子当中，用聒噪、幼稚的游戏把院子闹个底朝天。多亏了他昔日的战友——如今都跻身于最精力充沛的活动家之列——他常常会带回来一些当时已经变得紧缺的食物，在战后那段日子补给品太难弄了。像上尉说过的那样，他的一些以前的同志在市政府里占据了新的，关键的位置。他们现在见到他都有点坐立不安，急于摆脱一个仅仅被他们当作一个问题的人，上尉以往的伙伴们会把他没有要求过的东西送给他，而对托他办事的活动家们的建议避而不谈。

一开始有点害怕又很礼貌，上尉总是陷入语无伦次之中。权威人士犹豫要不要重提他们的请求。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继续等待他的回答；祖布楚一直拖着，而这又加深了他们的困惑。

上尉在城里到处走。他会打量“创新”，那些巨大的新建筑项目，试着找出改变的意义。然后他会把一大堆新闻带回家，都是动摇了旧城的既定秩序来为其新面貌作准备的小事件。他看上去十分震惊，惊到他的灵魂里，不安呈现在他的脸上。刚复员那些时候的短暂活跃结束于日复一日的全然沉默之中。之后上尉就不想走出他的房间了。他会躲开他的妻子和女儿的目光。或许他是为自己的消极犹豫感到内疚吧。之后他又会出门作长距离的独自散步，有时他带小女孩跟他一起走，她毫无光泽的长发拖在背后。

上尉发起酒疯不是每一次都以不省人事告终的；有时它们结束于愁苦的思绪之中，为时很久，十分怪异。他一直拖着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因为自己还在教书，他妻子不想催他草率挑选职业。她确信经受了战争的折磨，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重新适应，尽管她始终等待着他主动开始对话一刻。

博格丹·祖布楚上尉在由东到西驱遣着他的三年作战期间从没有受过伤。他是一个长着蓝色大眼的瘦高个。他的两眼周围有深黑的眼圈，他的目光坦然而又空茫。他的相貌或作风显示他根本没有什么认真的关切。他过度的沉默，他左脸颊上神经质的抽动，相当于一种持久不断的眨眼，以及他寻找词句时扣住自己细细咽喉的双手的颤抖——这似乎是一种自然的，暂时的疲劳的一部分。他身边的那两个生命也与他相似。他们家的平和消灭了即时的恐慌。上尉睡得很多，在城市的郊区散步，跟藏在厚厚的、缺少光泽的头发下面无声无息的小女孩手牵着手。然而尽管他的目光坦荡，他的秘密也被牢牢地封存了起来，这个男人却显得十分虚弱，无法找到路径回归自我或是那个等待着他的家。

* * *

记忆从他们灰色雾霭的裹尸布中迸发：一丝丝的火焰。忘了一个月，一天，一小时的手势，永远丢失了的事件——遗落于眨眼之间——又回来了，或许只是它们未死的，叛逆的色调。他的脸涌现而出，年轻而又不安，被离别、回归、短暂的希望所摇撼，唤醒，即使现在已僵硬，狂野而又黯然，或是因绝望的苏醒而抽搐。狂饮令他昏乱，似乎是这样，忘了一只手还扣着自己的咽喉。

日子继续，一天接着一天，像一个无尽的、懒散的星期天。只是他很难让自己被别人了解和爱上，但他用自己富有魅力的嗓音来维持他虚弱的盟友，他的女孩，他唯一处于病态崇拜状态的忠实听众。然后就到来了那漫长的一天，凝固的沉默封住了他的房门和那座棚屋的沉重大门，他此刻就在那里谛视落满灰尘的滑板车、雪橇和木马——那是他的小朋友等他回家时玩的。

上吊者的钟摆会在装满旧玩具的棚屋里摆动和旋转。渴望着死去，这躯体会以狂乱的匆促向昏沉湮灭摇荡而去。然后绳子在他安详的面容下断了——或许是给他女儿行的最后一个好：她战胜了他的死亡企愿。一道红色的条纹围绕着他的脖子，一个魔法的救赎标志。这死去的父亲在他女儿的眼前站起像一个诅咒和一个嘲弄。

你将不得不忘掉这具被随后几个月里的虚弱和极度疲惫摧毁了的躯体。茶壶会从你的手中逃走，餐叉捅歪方向，一排排书籍都叠放得乱七八糟。忘掉过去和将来的一切吧，只管最后的线索。逃到山里去吧，一连几个小时凝望着空房间和高大、抛光的木床，就在那幢属于小学教师瓦西里·奥布里哈的房子里；听滚着他的轮椅的小橡胶车轮的沙沙声；看山岭、泉水、树林；在松树之下的傍晚沉迷自己；茫然地谛视而无所见闻，仿佛不可能有什么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忘掉那个脆弱的小女孩，她正在实施一本大众医学书上的指导，俯身在那个半死的人身上喘着气，将节奏注入绝望。忘掉她要复活他的执着意志，拯救的奇迹，和那昏昏欲睡的几星期，当那个死人蹒跚而行，在他的第二次诞生中摇摇晃晃，接受那个将他救回来的孩子的照料。忘掉面容美丽的自杀者的放声大笑，你解开绞索带回来的是一副蜡一般苍白的脸相，缺少将上吊之人的脸颊变成石头的丑陋。

如果你理解的话你就不可能失去。如果我死的话或许一切都已失去：如果你坚持的话你就不可能失去，他常这么说。你，讲的是那个女孩，应该明白，你不应该失去也应该失去：你应该希望失去你不明白的东西，你不应该希望明白，你应该忘掉你失去，你离开，你正在攀登流亡的山脉，被遗弃，被欺骗，被逐出了欺骗的游戏，毫无防备。你应该忘掉某些人在什么时候对谁说的什么。你应该寻找别的词语、物件、钟点、习惯，你应该再一次颤抖，在一个近乎被遗忘的词语的共振——那雷鸣——之下，一个来自过去的词，来自如此久远之前以至于从未存在过：你应该再一次颤抖，那样整件事就可以重新开始，从现在，从过去，从酣然沉睡中流逝的过去。

那些简短、快速、狡猾的手势大概也必须要忘记，还有那些带有不可承受之轻的温柔慈父的动作：咽喉上颤抖的苍白双手，标注着未遂的自杀企图的红圈，重新开始的责任，从头再来一次绝望和死去，拒绝拯救、强行康复的手势，那种癫狂的固执，要让他复活，要惩罚他，要让他不得心安，要强令他复生，要准备另一场死亡，同一种死亡——他的酗酒和童话和散步和承诺：它们都必须被恢复、重启、复位，无尽无休。

望着群山，孤女回想起某几个早晨那种星期天的感觉，在桥上或车站上，与她的慈父，那个叛徒一起散步；又一次，她看到了群山，奥布莱哈先生的轮椅停靠的狭窄大厅，春天的疾行，风吹过松树和言语——跟那个懦夫分享的言语。在又长又直的蜡烛飘散的香气之中，像山间结冰的松树一样：在那里你应该忘掉你那双曾经支撑过那死人的沉重躯体的手，你不堪重负的死亡记忆。

你应该忘掉而又记住一切，翻遍隐秘的所在，解开绳结并撕开接缝，你应该理解以便忘掉那些地方，那里无物可以恢复，永远不能；你应该忘掉你已经忘掉的东西和你已经理解的东西，清空自己的思想，清空过去和现在，眼望看不见的群山、木床、春天的疯狂、小学教师瓦西里·奥布里哈如万人冢般阴冷的沉默。

有必要收集回忆，将它们翻来倒去，理解它们才能忘记它们，之后失忆必定会被再三查验，因为它必须涵盖一切，这样才不再需要哄骗或是上演暂时性欺诈的小闹剧。你要了解自己必须通过这个自杀的父亲，他注定受苦有如诸神的一个宠儿。唯一的出路大概是忘掉他——和你自己——这样你就可以下山远离先前那个女孩，她此刻正向着往昔老去，被毁掉，得到重生——在短暂的，被蒸发的，蒸腾的时间里。

你将必须理解那个你已经失去的人——不可饶恕的，无法被遗忘的——然后你才会理解你自身的尝试，并自己承担起来。因为没有其他途径来废弃和忘记你内心中那个被疏远的女孩，她让你如此憎厌，被你赶走了。如今她仿佛是某种孪生的幽灵。她像一个影子不离不弃。无论你去哪她都跟着你，于是你必定感觉得到她的呼吸透过你的身体涌上你作呕的嘴。你必定会感觉得到她嘲弄的目光火辣辣地射入你的颈背，让你自觉如一个愚蠢的孤儿，当她将透明的手掌摩着粉白的墙，迷失在世界的尽头的山岭之中。

* * *

死亡派了一个仆从来考验受害者，来调教她，将她慢慢转向近处那些亡者的面孔，用被压抑的希望将她打晕，蒙蔽她的视野，黯灭她的欲望，让她脆弱而空洞有如某件可以昂然举起的东西。

你还是一个孤独的小女孩，笨拙而又满怀敌意。你的女性汁液涨得很慢，很困难，总是延迟。看见未来，你用一张润湿的嘴薄薄地裹住自己，用一双大眼睛，和那有如一派明月之雪的光泽。月光般苍白，你披着一具紧张的身体，有矫健的双腿、透明的双手、猛然中断的手势。死亡的仆从作用于你的侧影，你身体的曲线及其盘绕的气息，一只哀痛、受伤的猫的曲线。

你原本会将隔离认可为一块救赎的墓碑。或者，反过来，不耐烦地，暴怒地，你原本会用谦卑本身发动一场战争，尽可能地羞辱你自己，拥抱羞辱同时梦见一列火车的走廊：一个肥胖的女教授天真地用法语将淫荡的挑逗和幼稚的故事喋喋不休地送入第一个陌生人的耳中。恐惧，厌恶，堕落。你原本会一直保持着内向、憔悴与干瘪的，不然的话就是变成一个疯女人或是一个妓女，为了毁掉那个生活中的肥胖幽灵。

你只能在隔离的冰冷门槛上停留仅仅一瞬间来理解它的酷刑和它的重量。已然躲进了支离破碎的手势和疾速、受惊的痉挛之中，你蜷缩在寒风里，等待着，蹲伏在沉默，在睡眠之中……来理解和接受适当考验的赠礼。

死亡把你父亲拉了回来，这样你才能看到他，站在他面前，摇晃他，复活他，这样你才能再一次失去他，无可逆转。死亡将他送回：来伤害你，来用疼痛如此彻底地将你压倒，甚至让你忘掉任何其他形式的苦难。死亡的慷慨赠礼——苦难，你在荒山上的伴侣——让你丑陋而毫无意识，让你饥饿、疲惫、冰冷、被嘲弄、被遗忘。那疼痛侵蚀夜晚、改变与惊讶，令感觉与思想锐利，并调教出一种隐蔽的女性气质。男人，尘世间所有的男人，都已在一个暴力的地狱中陨灭，微笑如美丽的尸骸，而唯一值得保护的男人已经像一个普通的逃兵倒在你的脚下，他的形象令太阳黯然无光。

你从冷山上下来，为离开是多么容易，为你缺少悔恨、毫无留恋而恶心，为在山间冷漠的静寂中仅仅找到了水的银光，贫穷的黑暗，以及你寻求安宁之旅的失败而羞耻。冥冥中，死亡等待着你完成的那一刻。

在山中，你穿过月下的白色边界，靠在一棵树上筋疲力尽，抬眼将目光投向一条树枝，在你的新生命中感到一份广大的，疲惫的惊奇。

你依然被似乎已经发生或正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所困惑，而无法采取下一步行动。你将不得不依然是一个期望的奴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有时仍可以在长长走廊的尽头瞥见那游牧人瘦削的剪影和他蓝色衬衫的条纹，标志着他在走廊上经过。仅此而已，年复一年：一条长长走廊的静寂，被一个年轻男子的仓促截断。一个同事，一个工程师，仅此而已。

……懒洋洋地，太阳的光线在瓦西里·奥布里哈轮椅的轮中旋转。你继续盲目向前，不知道你正去向哪里或是来自哪里。在葬礼上，奥布莱哈已经认可你推着他坐在轮椅上转来转去，那是小学教师唯一一次说的不仅仅是你好，是，不是，好胃口。他问，“你读故事吗？”——而在你能够回答之前，他又愚蠢地补充说——“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婴儿是不可能驯服鳄鱼的，有些不讲逻辑的人可以而且也的确被蔑视了。”

都不朝你瞥上一眼，死者的亲属认可了你在那个山村丧礼中的出现，因为他们不能忘记死者迟来的读书狂热是一个小学教师唤起的，他们把他赶走了这么多次，并且深信亡故者要是没有被这最后一个噱头迷住的话或许可以活得更久一些。

……一颗昏睡的太阳在车轮的螺旋之中不断滚动，而你继续对别的一切无知无觉，仿佛老农民，阿贝赛伊，从来没有存在过或是还像那些晚上一样活跃，那时候他会从羊毛背心里抽出一册皱巴巴的《我的第一本书》，开始练习他的ABC。

大概还要走二十米，你抬起眼睛。一对夫妇刚刚走出村里面充当小酒馆的店铺。你迅速认出了森林管理员，丹·瓦西里斯库。夫妇俩停下脚步。女的向她的老伴靠近一点。他们依然粘在原地。你的脚步在走近他们的时候慢了下来。“丹尼，你明白的”“丹尼，我总是”“丹尼，你一定要”“丹尼，这是不对的”。你的双手紧握住轮椅的把手。有一瞬间，女的移开了她的目光。她很胖，人到中年，或者不如说看不出年龄，也许甚至依旧年轻。她衣领上的白色蕾丝点亮了她的脸颊；头发在通红的黄昏中辉耀，两眼湛蓝，有那么一瞬间她显得光彩夺目。勾着双臂，夫妇俩重新迈起步来。“丹尼，我不能相信”“丹尼，这个开始”“丹尼，这个航班”“丹尼”，“丹尼”。一眨眼之间，她的悲叹已将周围的空气净化。要弄明白究竟是什么让你全身凝固是不可能的：那出自一个童话的肥胖而不快乐的公主的嗓音，用来称呼丹的昵称丹尼，哀吟的声音，那份属于一个天使般孩童的纯真。瓦西里·奥布里哈的手神经质地颤抖着。你又开始推起他的轮椅。也许残疾的小学教师想要避免跟护林官碰面，后者在村里的名声不好，在那里他总想要为自己洗脱某种政治上的罪责。

你或许在那时候遇见过莫妮卡·斯曼塔内斯库，在她相信自己正在被治愈的若干时刻中的某一刻……那时候，正当她温柔地依偎在新的丹尼肩上。

从你在浅蓝色群山中的藏身处下来而只记得那个老农民的脸是不可能的，他有着慈祥的目光和一副原谅的笑容，一个超越时光的人，总之，一个缺乏老年的人，已经跨过了时间的门槛——安静得像他家乡的山岭、明净的水、树林一样的人——一个从仇恨，恐惧，或衰朽中痊愈的老人……惊叹字母表中的大写字母，他会不停地背诵这些字母，仿佛那是一个能够打开青春的瑰丽王国的魔咒。要离开那些山岭是不可能的，它们寂然无声，除了湿土覆盖伊奥古·阿贝赛的坟墓的声音，他花费了八十年越过五公里的丘陵，最终翻来翻去的却是那些ABC。要带着瓦西里·奥布里哈老师的肩膀和轮椅的记忆离开是不可能的，他被推着穿过突兀、狭窄的小巷，走向村民紧锁的大门，他们厌烦那些饶舌的行善者打搅了他们宁静的贫穷。

就连与莫妮卡和她的悦耳嗓音的假想会面——在她造访她母亲丽贝卡·斯曼塔内斯库植物般活着的诊所之后——都无法改变你对人类的厌恶之感，你对爱与背叛的厌恶，因此你从山上下来时或许已经痊愈，清空了过去，对任何当下或未来都无动于衷。

独自一人，凝固于山脉澄明的静寂之中，在贫穷凄苦的人间……世界尽头一个无意义的避难所……银色的水，寒冷的晚上雪的静默，一个老人充满惊奇的震颤：其中并无一物交付给你的绝望。在它们的静寂之中，高大、纯粹的山脉漠然而立：那些巨大的幽灵，你对它们不可能有所期待，于是你继续扭弄着细弱头发的稀疏丝缕，而你掉落的那点头发提醒着你：斗争仍在继续；记忆并无灵丹妙药。你必须接受那衰变，哪怕将一只手穿过自己头发的简单动作原来也是禁止的，正如一个过路人的动作曾几何时就像某种本能的灼烧——很久前，最近，都是偶然——当他将自己的手伸向自己的咽喉之时。你正要离开那场不安逗留的荒野，两手空空，然而却带着你尚未设法丢弃，更换，或忘记的一切；双手在稀疏的头发里颤抖，迅速抽回，害怕谢顶；手僵硬地放在一棵树的树皮上。

然而，那里的时辰传授的却是遗忘——逐渐地，缓慢地，踌躇地——碎裂的，分离的，拆开的，散落的片段姿势、声音和笑容。与回忆的搏斗继续发送着小信号……缕缕发丝总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落下。遗忘的教训将不得不被实践下去，永远，没有尽头。

你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一棵树的树皮上。睁大双眼，嘴唇因期望、恐惧、惊奇而湿润：你月亮般的脸已准备迎来一个新时代的贪婪，成为另一个当下的猎物。

你将不得不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打开房门，指给这新来者和陌生人靠近窗口的位置，那里老板卡巴正俯在一张书桌上，用长长的苍白手指抹平一小堆纸币。陌生人，新来的工程师，将一只手伸到自己蓝衬衫的衣领上。你的头发竖起。你的手按着墙。

在那以后你倚在清凉的走廊上度日如年，你的手按着墙，等着那个陌生人，现已是你的同事，等他瞬间现身。自杀的父亲的重量开始减轻。你的手臂挣脱出来了。诅咒、重负与专横的记忆消散。你愈来愈变得自由……对于另一个骗子的幽灵。

* * *

目光清亮的父亲于一个秋天的早晨在院里的一个棚屋里上吊了。是他女儿发现的，她试图用抢救溺水者的复苏技术来救活他。随后两个星期，急诊护理令他备受折磨：他是一步一步、奇迹般地活过来的。这很不容易。

博格丹·祖布楚上尉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暗示他会再试一次。他经历了一段旷日持久的康复期。他不再出门，除了偶尔几次，都只有几分钟。他退回自己的房间。他变得更加沉默了。家里人尽量不问他问题或提出麻烦的要求。他的神经质似乎消失了，连同那个让他左脸收缩的怪相。他不再把自己颤抖的手指急急地伸向咽喉。在他短暂露面的时候，他吃惊的反应减少了。那是秋天的末尾，在1952年。

那年冬天，两名官员造访了祖布楚家。一段长谈之后上尉跟他们走了。此后他没有回家好几个月，一年，也许更多。当局在几个城市展开了一项调查，包括首都。要弄明白上尉被指控了什么罪是不可能的，后来他也拒绝对这些事作出评论。有些传言涉及上尉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对此他未置一词。有人说调查跟一个兵营的军事管理有关：幸存者都已出现，想要揭发他。祖布楚夫人固执地保护着女儿不受这种阴险挑拨的影响。很难说这个女人发现了什么，因为她们根本不提问题，她也从未显露出态度的转变。

上尉过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对你说他并没有获罪，而且还恢复了自己的公民权利。你不再相信他了。他补充说他可能还会受到进一步的审问，但与此同时他会尽力找一份工作为家里的财政状况帮点忙。他又眨起了眼睛，几乎不停地眨。他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总是当中卡住。谈话让他疲劳，这从他搓着双手然后把这只或那只手放到咽喉上的急躁样子就明显看得出来。事实上，他是着手去找工作了。他记得那些人，他们曾经来过，在几年之前，招募他投身到一种新型社会的建设中去。他们大多数已经不在原来的职位上了。少数还在的几个似乎被卷入了一些调查，类似于他曾经卷入的那些，而且他们似乎都在想方设法避开他。他的老战友总是作出含糊的承诺，但他们从来没有跟进过。他决定试着靠自己找一份工作。最后，他在附近的大工厂里被录用了。他很快就习惯了这个新工作。他轮流做三个不同的班，服从而又认真。但这一切自愿承受的努力已让他筋疲力尽。

* * *

官员的房间：光滑的书桌，寂静。两个女人，窃窃私语着。门开时书桌上的文件在轻风中微微移动。

——这位同志可以带你去找工程师卡巴。

小声的问候。你的手指滑进他的手。你看着他，吃了一惊。胡子拉碴，神情疲惫，陌生人穿着领口敞开的蓝衬衫，布料上有点点石灰或水泥。

——是，我带你去。

你们两个攀下楼梯。他始终不出声。也许他在想卡巴，他昔日的同窗在学校长凳间穿行时自由而轻松的样子，他坦诚的笑容和愉快、热诚的握手，以及卡巴与他的每一个新同学见面时的有礼有节，以及卡巴与班长握手时的惊讶，那个同学对这握手令人吃惊的回应，与别人的尴尬迥然不同。这陌生人的剪影像一道新鲜空气穿过安静的教室。他活泼开朗，很有礼貌；他思维敏捷，领悟的方式直截了当：他看上去就像一名网球选手在女孩子们欢声笑语的草地网球场边跳下他的自行车一般。以后你会学到这一切的。

陌生人正攀下楼梯，想起从很久以前传来的他同学的声音：

——你想象的婚姻就是这样的吗？你们一起工作几年，你很少说话或者根本不开口，然后有一天你请她去看电影，走出影院的时候你冷不防地向她求婚？你相不相信这种不自然的简单直接以避免俗套的仪式和郑重的婚约？

他继续走下楼梯。你们两个都已抵达二楼，但他还是徘徊在一个冬天午后的记忆里，当时他曾烦躁地等待着一个同学的来访，后者还欠他一个解释。窗玻璃上有冰花。一屋子都是书页翻动的烦躁声响。卡巴不会来了……印刷品的字行以某种方式将自身投在窗框上：这是一道困扰着专业思想家的难题，要弄清一个搁在架子上的密封罐是否处于时间之外，……我们应该对一个大地之子作何感想……他有资格感受最深的苦恼之一[1]。

在底楼你稍向右转，顺着黑暗的走廊来到最后一扇门前。你正等着新来者抓住门把手并说：“您先请”。他停下来，立定，微笑，看着你。

——啊，好。

在房间尽头的窗边，萎在一张抛光的木制书桌上，塞巴斯蒂安·卡巴正在堆一些纸片：在数钞票。两人互致微笑。握着彼此的手就像他们往日做过的那样，他们期待着彼此的声音，等着彼此的话语。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你留在门口。突然间陌生人伸手抓住他的蓝领。你粗硬的头发簌簌直响。他似乎被你惊到了，这时你用一只手支撑着自己倚靠在墙上，你的手指被石灰抹白了。

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次重聚或许让过去变得清晰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才会惊讶地望着彼此：看见彼此，理解彼此，一路重回他们青春时期纠缠的结。

也许陌生人此刻希望最终可以弄明白卡巴的友情之中的秘密，它赢过了所有人，甚至包括他自己，也许他此刻希望可以看清他曾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冬夜徒劳等待的回答的实质。无论是哪种情况，陌生人都已经落入了卡巴的亲和之网。意识到他不会明白的，哪怕是现在，陌生人艰难地返求诸己。他已被卡巴用来诱捕对手并将其缴械的友好所压倒——又一次，他落入了卡巴的陷阱，无奈而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原来的自己，维护着他们牢固友谊的规则……陌生人，脆弱的地球之子，可能把“昨天”与“十年前”，他们还是同窗的时候混淆或合为一体，又把“明天”混同于“此后三年”，他们会再次分离的时间，而他依然无法理解——比以往更甚——卡巴的空洞言辞与礼节的真实与隐藏的逻辑。

又或许他们彼此什么话也不说是因为有你，另一个人在房间里。在陌生人曾想要把手伸向自己的咽喉的时候，一阵风曾在门边劲吹：裹挟着干树叶的风，簌簌作响的头发，隐约有金属之声，而他们被迫望着这个瘦女孩，颓然靠在墙上。但他们在随后几年中每天都会见面，无论哪一回都彼此无言，即使没有目击者来让他们分心或是难堪。他们三年后再次分离时也是什么话都没有说，那时塞巴斯蒂安·卡巴已经颇为着迷而又好奇了，并试图去理解他同学的神秘口吃，后者已厌倦了打字机的噼噼啪啪。在这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两人都希望这终于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塞巴斯蒂安·卡巴最终采用了对方的战术，让自己陷进那入侵者的沉默之中，假装为他独特的语句而吃惊，这语句本身明确得不太可信。下定了决心要让自己显得快乐而善良，小心翼翼地不去嘲笑那个逃跑者最初的，幼稚的观点，卡巴希望随后会有别的观点（无论它们可能多么古怪和结结巴巴），他或许能够从中辨认出他往日的保护者真正的，当下的，过去的脸相，了解他的老同学是如何放弃了他曾经注定拥有的成功机会。卡巴会试着弄明白这个往日的学校之星是怎样以及为什么迷失了自我，他此刻又为什么甘心作为一名下属向他致敬，他为什么对任何令他想起过去的亲近或情感退避三舍。

陌生人从来没有越过他们第一次重逢时的淡然。随后的三年，加之，总工程师卡巴也没有设法澄清他们的定位。现在，他的前保护者和同学所做一切就是重复那一个荒谬的语句，固执地坚持继往不论，正确而又清晰地重复着它，像一个魔咒的词语一样。恰如陌生人对他们最初谈话之后不断增强的同谋关系开始害怕起来，于是便让他，迫使他，把手伸到自己的咽喉上来保护自己，同样地，三年以后，塞巴斯蒂安·卡巴将自己隐藏、托庇于房间的寂静无声之中，在他的对话者的沉默之中，被这个有关不可忍受的打字机的句子镇住了，令他陷身于他们过去环境的悖论之中动弹不得，只是如今角色反转过来了而已。卡巴急忙举起双手，热情相迎，领着陌生人来到门前，恢复了他的礼貌，他的亲切，凝身站在门框里，甘心认命，丢掉那些无用的话语，因为它们解释不了不可言喻之物。

大概需要有一个新的早晨，更加延迟，一个像所有别的早晨一样的早晨：疲劳，噪声，特务同志米沙，打卡上班，水泵，项目，以及面具，以及小莫妮猪，肥老师，用打字机打着故事仿佛是从一挺机枪里喷射出来砸进墙里一样。最后是那条潮湿的，虚幻的街。

你在远处或无处或是一直留在那里，在另一个春天的阴影里，倚萎在墙边，等待着。

* * *

双肩，双手，头发：你的全身粘在寒冷、潮湿的墙上。你正看着陌生人的匆忙经过，他特殊的经过与其他所有人的经过相对照，尽在友好的一眨眼之中。到现在，你习惯了那幻觉，它反复呈现，挂着它的微笑。你正在蹚过你日益减轻的旧日恐怖的水域。你的手臂也变得轻盈，卸去了你的亡父的记忆。你渴望的遗忘正将你捕获，当你变得越来越自由、惧怕，就快要出于内心的恐怖而尖叫起来，这恐怖突然变轻，但随时可以让你想起那死去的人——那始终陪伴着你，在你心中，反对你的人——像一面铺开的盾牌，一个罩子，一个在保护的同时令人窒息的壳，如同被封在一个邪恶的力场之中，是它将你与一道任何活的生命都抵抗不了的仇恨与憎恶之激流分隔开来。你正变得越来越可腐蚀了。另一场死亡就在门槛上，比地上的任何重负更沉。被吓坏了，为了他，陌生人——为了明天的死者，一瞬间的兄弟。另一个骗子，被爱上了，无路可逃。

你感觉到了转变的开始。挡住你去路的障碍大概必须要加固才能让你保持一段距离，远离地震的中心，远离一切，除了那阴影穿过长长走廊的倾斜通道。你应该记住那死者，把那记忆放在你面前，让他懦弱、疲惫、为父的脸可以用他的死亡，这最终的逃避来保护你。直到逝者的回忆——最后那无能为力的绝望——变成了一种充满渴望的哀伤之时，你才能够把他们合在一起思考。死者的最终报复即将变得无可遗忘：他强迫你去等待你奸诈的新盟友，在被陌生人横扫之际。

昨天，一年前——就是说“从前”——死者大概必须要被接回人间，作为对那个依然活着的人的警告，来弄明白他与一个假想的，看不见的为父者的亲缘关系，至少现在是这样，当你将一具缺席尸体的盾牌扔在他脸上，让他可以更快地认出自己，为自己辩护或是逃走，让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同类，并且趁着还有时间，逃离可能是他命中注定的弱点。

父亲依然很高，这个瘦削、粗心、散漫、软弱的人，长着细瘦的双手，穿过了逝去的青春年华的清凉走廊，夜夜待在他的房间里埋首于他的书籍（被灯罩映成了白色），用神经质的手指端着它们。他的面容俊朗，充满了疯狂。

艰难、疲惫的夜晚：他悬在他的小女儿头上有如天罚的重负。

被失败所窒息，被不可治愈的愧疚所伤，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节奏，他在战后那些年里什么都试过也什么都没用。他的呼吸就像这座懒懒散散、尘土飞扬的城市的呼吸。发出死亡和苦役的臭气。他宁愿住在起伏的高地某处一栋空屋里面，拆解纵横交错的街道上方的树木。

那里，在一个每夜狂风席卷的围栏之内，在死者与生者相见换位的地方，在你可以与曾几何时那个失眠的小女孩达成交易的地方，他回返，离去，回返，执着不停，与自己格格不入，想要再次听到他女儿的笑声。也许他原本早该抵达了这个国家的另一端，早该遇见了一个儿子——一个激情而又隐居的儿子，如果当初有时间留给这样一种豪华样式的无望的话。但是没有。

战争让他茫然失措，仿佛他已经忘了如何重返人间：头脑空空，言语无心，漠然以对歌曲，旗帜，口号，或检举人，不堪噪声之累，对特务和审讯者的承诺疑虑重重而又充耳不闻，被他们烦人、单调的得意洋洋弄得哑口无言，仿佛他是因失误而降落在他们中间一般，随时准备见机逃走，去到别的地方，无论什么地方。与他们相伴，他的脸因回忆和踌躇而扭曲，整个人陷入了懒惰之中，变得古怪而无礼……他们把他抛到一边，像一个讨厌的幽灵，一个连审讯都不配的嫌疑人。

高大而近乎透明的上尉经过了层层的放逐，一个牢底坐穿的犯人，只看得见小小一方天空，一道色彩的轮廓，随着时辰而变。他已经习惯了缩小的风景。关在狭窄空间潮湿的宁静里，他的目光已落进了天空的方块，进入睡眠的境界。他被留下来等待他的判决。随后他们又把他扔了回去，要把他转变成他再也无法成为的东西。那以后，他一直避免谈起漆黑的牢房，就像他对战争避而不谈一样。他生命的断裂还仅仅是他的罪或无罪的报偿的开始。他再次一头扎进酗酒之中，变得枯竭、快乐，厌倦了无力和羞耻的感觉，在沉默中度过近乎不省人事的日子。他会说：“我要走了，”再过段时间他会说“我来了”，随即是反反复复的漠然，被星期日的散步切断……偶尔会被惊诧的反应照亮，晕眩于太阳，于词语：讽刺，车站，桥，和承诺，颗粒，鸽子。

穿着熟悉的蓝衬衫的年轻人再一次迅速穿过走廊。你在那里徘徊着。他漫不经心地急走或奔跑。有时他的手捏住自己的咽喉……而你看到了跳绳。你把他拉下来。绳子落在童年的废料之上，于是你将他翻过身来，把他的外套卷到他的肩背下面，你不断重复你曾经学过的抢救溺水者的动作。当时明显得很：父亲已经死了。从来没有什么女儿诞生过。他是一个青春期女性陌生人摆弄的一具没有生命的木偶。他铁青的脸从他嘴角渗出的一丝鲜血中寻求复活。他要挣扎好几个星期，直到他并不想要的重生。

无穷无尽的几个星期的痛苦：液体化的动作，乳白色的早晨，略去了物体、人物——消灭他们的运动，吞噬他们的仓促，将他们混乱的信号稀释。第一班，第二班，第三班，第一班，第二班，再来，第三班：星期三的白昼和黑夜已经过去。星期四晚上他一直在笑。这是最后的摇摆，手指在扳机上的犹豫，尚待拉长成为一个结的绳子，仍在舔着玻璃杯底的毒药——软弱的最后一刻。到那时为止，不过，他一直在等待着结束：他投入工业熔炉的一纵身。没有人能够把他从那片火焰之海中救回。最后一个拥抱：灰，烟——燃烧。

冰冻的墙壁发烫；你的手指颤抖。而陌生人匆匆走向乌有之地，再一次穿过黑暗、寂静的走廊。依旧年轻，未获告知，越来越艰难、麻木的早晨的囚徒：星期四，又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一团吞食一切的雾。多年的延宕，直到最后一个星期三，一个星期四，在十点钟左右，在特务的纷扰、报纸的沙沙声、电话的呼哨、打字机的节拍之中，一切都变得难以忍受：独自一人，一个孤独的男子在灼热的雨中面对他的命运，他的和解。

年轻人走过去。他并不怀疑自己正在被监视。他不曾见过你，穿着你的丧服满腔怨毒，咒骂人们畅玩各自游戏的样子仿佛在跳着由日子编成的绳子。你对于他们的胃口和欢乐是一个局外人，被遗弃在书籍之中，它们魅惑又撒谎，撒谎又魅惑，就像成年人、懦夫、逃亡者、白痴：那些为父的吹牛大王——那些骗子。

再次被死亡的力量所吓倒，它将你的手放到你的咽喉上（迅速抽回，没有用，太晚了），你苏醒过来。你留在那里，甘心等待。陌生人看不到你。他无法看到这个前厅的光滑墙壁，在那里这场等待的暴雪在烧灼你的手指。被走廊的阴影遮挡着，你痉挛般重复着这个手势并颤抖不已，惊愕得仿佛明天的入侵者已在逝去的往昔（以及往昔的逝者）和被当下遗弃的女儿之间悄悄溜走了。匆忙之中，陌生人走过去，眼瞎如废弃走廊里一个健忘的鬼魂。但他并不像你。他怀里并没有拢着一个自杀的父亲，要是有的话，意思大概会是他正在挽回他的父亲，摆脱将他们分隔开来的疏离境地吧。

无论我们怎么想，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都将他们甩到身后。我们否弃、诅咒、忘记他们。他们的沉着压迫着我们，令我们曲身，连接着我们。时间在这个等式里什么也不是。十五年之后你发现自己在重复着离去的亲人的口头禅，而在你左腿上同样的疼痛像它折磨着他一样折磨着你。或许你虚构的兄弟也在重复着他缺席的影子的言辞。

那时候你必须拖着女学生的小辫子，上面扎着悲伤的黑蝴蝶结，你实在讨厌它们就把它们剪掉了，当时陌生人是一个年轻的党内明星，他那个小镇上的神奇小子。作为正确、热诚的双亲的后代，你却是一路下滑：即便是那时你也十分退缩内向。然而，他始终都在上升，浑然不知，目无所见，为他相信属于他自己的宏大口号而激情燃烧，随时可以为任何误差而谴责自己的父母。他没有任何犹豫，他也尽可以随时将你出卖，若是出于一个毫不妥协的准则之需，你，连同你在政治上可疑的父母，你和所有与你相似的人——或伪君子塞巴斯蒂安·卡巴，他用他动人的亲切友好掩盖了自己可疑的双亲的秘密，后者是被当作敌人调离多瑙河畔的，根据谁知道什么样变化多端的怀疑。他尽可以把你们所有人送到河下游，连同你们狡猾的输家气质，随时准备混进群众之中，藏在牺牲背后牵制党的路线。

他兀自升往高处的寒意动摇着他。调走之后，他变得脆弱，懒惰。他抛开了自己的机会。你的脊椎突然僵硬了，这时候。拒绝沉沦，你明白你需要抵抗，再次死去，死很多次，直到你可以回到别人中间，因为你从来没有真的成为他们的一员。与此同时，一轮轮失忆盘旋，倍增。诞生的前兆，识别，被暖流懒散打发的趋向性，破坏了反叛的一切机会。又或许他的止步不前并非自愿。或许是一个意外的事故，家里的一件麻烦事，或一桩不走运的骗局将他抛入了失败和失意者的阵营，在那里他同样轻易地适应了命运的逆转。悲伤，执着，谦逊，恐惧。也许连你从失败中回归也并不意味着一个选择，而只是因为别无他法才发生的：那不可忍受之事已经继续了太久，必须要尝试点什么——无论什么，因为时间总在流逝。你咒骂一个退位的父亲的怯懦：囿于自身之内而不逃离，无视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诺言。也许那假想的兄弟正在咒骂一个为父者的坚韧，他不曾退位但却急于竖起一道道防护墙，可疑的安全空间。

你的隔离与他的冷漠究竟有何不同？在何种程度上冷漠是一个结束而隔离是一个开始，一种没有希望的等待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它们站在同一块崩碎的石头上？

你走下潮湿的隧道，摸索着。每一步都带你远离那块留在孤独小窗里的天空。距离收窄了那只矩形的眼。又一段斜坡将距离关在身后：浩瀚扩大了。光变得稀少。谁要说有哪一刻的恐怖大于此刻必定是个骗子。你回过头看到：不够时间转回头了。那将需要不止一生。谁要声称自己坚强必定是一个骗子：他们已经弥补了自己的损失。他们已经从自弃中恢复过来而不知道寒冷是怎样淋遍你的全身，此刻你找不到一丝从背后射来的光。不过，你们两个已在平庸的冒险游戏中相遇了，两人都听到了嫌疑人噩梦般的低音，戴面具的人物在葬礼的化装舞会里狂吠的调子。

潮湿，高大，近在咫尺的墙壁：路径朝下；没有左或是右。时间变暗，变冷。你的皮肤上满是溃疡、渣滓，你陷入磕绊、惊愕的动作之中。远处：施虐者的狂欢节。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已经理解并贴近的事物，你曾经说过。然而我们失去的只有这个——我们没有别的可以失去。我们挥霍，我们抛弃我们已经理解并贴近的事物：贴近随着时间死去。理解扑闪了骗人的一瞬间。你可以在山上住四年或四十年，永远在思来想去同一个错误的念头……有什么奇迹般的力量原本可以用一年或两年，或十年在这孤独的小女孩的身上生长起来，假如发生的事情可以被推迟的话，假如时间允许自己以后再来考验她的话，但时间却狂奔着穿过了那被击败的上尉受挫的笑声。没有什么能够支撑他或者让他保持直立。他没有时间了，无论他原本可能被监视得如何密切。他需要疾速冲向他终于会在宽恕与救赎的火堆上拥抱自己的那一刻。

墙壁沿着走廊逼近。五指叉开，你的手滑过狭窄、发霉的墙；近旁有别的手指在摸索；一级溜滑的阶梯，又一级溜滑的阶梯：你的呼吸颤抖。你的手和另一人的手会相遇和扣拢。你倾听手指在墙上的鼓音，因又一次倒地而染血的手指。缩短距离，你尽力把手伸开。

这场新的死亡将不再被失去！你相信是这样。它会复得时间，它会留存，它会被停止。会有一个热心的姐妹造成的延迟或复活，她不再是十六岁，也不是二十岁了。她已经学会了防卫和守护！喜悦和恐惧铺展——恐惧的是遇见对方的喜悦和恐惧。寒意加倍，对方身上的反照，在一个狭窄的，被判有罪的地方，人无法停留或前去那里，除非落入一场比死亡更可怕的恐惧的怀抱。

影子拥抱空无，就像它一开始那样，就像长久以前那样，就像明天以及永远会是的那样。

* * *

工厂将浓烟与火焰的宏伟列柱掷入长空。它要求工人的双手与劳苦，更不用提他们完全的专注了。城市很快就会听到那个可怕的事件。夜班开始的时候曾有人投进了一个熔融金属的巨大锅炉。燃烧的液体瞬间消灭了那人的身体。剩下的仅仅是短短一记嘶嘶声和焦肉的气味。

经过严密侦询，调查证实系自杀，可能是深思熟虑的。这个工人很能干也很认真，他的表现各方面都一致地正确：他从未引人注意。他的同事同情他回忆起他怎样执着地鼓足干劲与他们齐头并进，而且几乎总能做到。不过，他们也承认，他总是疲劳地喘不过气来，然后他会急促地揉搓自己的咽喉，好像是要抓住自己的呼吸一样。他会飞快地眨眼并噘起嘴唇，把半边脸都皱缩到一起。

先前一场自杀的企图也显现出来了。这个至关紧要的细节本应遏止对这个案件的兴趣的。它曾让很多人备受惊吓，做了好几个星期的噩梦。谣言继续满天飞。有一些轻声细语说到了战争引起的某种负罪感。有人主张说这一点已经证实了；也有人认为那只不过是当局按到上尉头上的一个暗示，他一直拒绝合作。

那是在1954年初。上尉的女儿上最后一年高中。她通过了考试，想要当一名小学教师。这应该挺适合她的。她很安静，为长时间的阅读所娇宠。她对她母亲的职业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尽管她考上了大学，但很快就被开除了：她父亲将一个未解的罪名带进了坟墓。大学顾问叫她找一份工作——在国内有的是，当时正处于重建的高峰期。女孩退回到山里一座安静的村子。有几个农民似乎已经准备租给她一个房间了，但一听说她是来当老师的，他们就立刻把她推给了自己的邻居。这个村子最近刚刚受到来自远方平原城市的特殊“激励团队”的骚扰。小心翼翼地脸都不露，开口就是农民无法理解的那套都市、聪明的说辞，不断提出狡猾的口号，这帮“外来者”当时被安排到本地的人家落户。

新来的教师最后在村子尽头瓦西里·奥布里哈的家里找到了一个位置，他像她自己一样也是小学教师。

……你走进小小的前厅。你听到“往前！”从墙后面的什么地方吼叫出来。两个门在左边，两个门在右边，还有一个面对着入口。

声音似乎来自最后这扇门的背后。那里，事实上，就是房子的主人，坐在正对着门的桌前。头发雪白但依然健壮，他交给你左边的第一个房间。他不想谈钱——除了，“我有一条自己的规矩，”他说，“绝对不要推我的轮椅。”女孩在奥布莱哈的空房子里舒适地安顿了下来。

固执的村民们拒绝送孩子上学，更不用说他们自己了。年轻的教师没有失态，她不停地找他们做工作。即使体格纤瘦，她依然挺胸面对大雪覆盖的道路和刺骨的寒风。她不交朋友。对于一个村民，某个名叫阿贝赛的老人，她表现出了特殊的关切和同情。他似乎很享受他们的交谈，会定期来参加晚间的识字班。只要他连续缺席超过一个星期，她就担心起来，若是利卡·阿贝赛，他九岁的孙子，早上也不来上学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她上山去他们家。利卡·阿贝赛的父亲禁止她走进他家的大门，几乎把她猛推出去，大吼着他不需要“共产党人”来作客。这个农民满面愁容地活着，是一个受了冤屈的人。很穷，但依然是这个赤贫村庄里最富的一家，他最近刚刚变成了一个富农。乖戾而又粗暴，他把自己儿子的靴子藏了起来不让他去上共产主义的学校。他跟他的老父亲也是争吵不断，后者总拿自己儿子具有社会破坏性的相对富有为乐，他最终的确是致富了，正巧在不该致富的时候。乐不可支地激怒自己的儿子并一再拿他取笑，老人总是喜滋滋的。他迷恋上了学习ABC，跟自己的孙子订了一份秘密协议。父子间的激烈争吵有一次结果很不好，最终对老人的心脏也非常不好。

在瓦西里·奥布里哈的保护下，年轻的女教师得以参加了葬礼，这立刻让利卡·阿贝赛的课堂出勤率大为改善，这个懦弱的男孩结结巴巴的，但依然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

只有这时那个脾气暴躁的孤独者——瓦西里·奥布里哈教师——才答应了他的租客晚上谈话的请求。不止于此，他还说出了几句最奇怪的话：“你应该读童话故事，小姐。写下它们的人是绝无仅有传授给我们道德的人。记住数学家的三段论：婴儿是不讲逻辑的。对付得了鳄鱼的人绝不会受鄙视。不讲逻辑的人会受鄙视。因此，婴儿对付不了鳄鱼。这是数学家说的，我会陪你去见那些鳄鱼。”

年轻的老师常常从村子这头跑到那头。每隔一段时间，她进村时，会有一个开朗而又精力充沛的坏家伙来给她帮忙：林业管理员，丹·瓦西里斯库，他来到这个山村和它洁净、新鲜的空气之中是为了治好自己的吗啡瘾。她的邻居，瓦西里·奥布里哈，则更多帮她管理识字班。

她在那个村子里待了两年。之后她受雇去协助首都一家工厂的建设。她担任一个低级别的技术员，这份工作本可由一名具备一定绘图能力的高中毕业生来掌握。她的谦虚刻苦为她赢得了上级领导的同情。工厂建成投产后，她留在了“技术部”，这是一份非同寻常的奖赏，因为定居首都的特权几乎是不可能获得的。她晚上在技术学校上课，毕业后成了一名知识丰富的技术员，因为她知道——通过她在工地的时间——有关工厂建设的细节比后来录用的任何其他员工都多得多。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过了几年，她却离开了那个工厂和那座城市：病假一个月后，她友善而充满活力地归来了，但在她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她就要求批准属于她当年工作的休假天数，此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她的前同事塞巴斯蒂安·卡巴，当时已成了厂里的总工程师，大概是批准了她的转调，因为大城市对她来说太过嘈杂了，无论如何。

过了一阵儿，他们就不再谈论她了。有人去过她最后落脚的工厂，证实说她一点没变，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根本连想都不再想她了。

* * *

椅子，桌子……桌前的特务同志……附近被吞没在白雾里的同事，仿佛黎明时分山脉从雾中升起，隐现于寒夜过后林间。那昏昏欲睡的犯人周围是迷惑的、上升的声音，如同树林里面，夜间依稀可辨的零星曲调一般。

早间的忙乱：砰合的抽屉，嗓音，电话，窸窣作响的纸张。干嘴唇之间，驱走睡眠的白色苦药丸，身体的疲劳……轻柔的脚步，踏着白色雾霭的水。很快他的脚下就会有泥。一道窄窄的光线会将自身投在山峰之上，是一个迟来的早晨的颜色。走到一半或四分之一路程，话语会突然从举到耳边的听筒里传来。

你看见他。他很近，一步之遥，在你的绘图板边上。

在他的公事包的口袋里，一捆白色的纸页满是符号，来得太晚的谅解。来自东卡，他会跟你说起的姐姐的信封。朝着门迈开脚步，犹豫着，转过身去，他的手再次放在闪白的信封上。房门合上，关闭——撤退的通道：堵上了。再没有什么可以推迟了。锣声已响起，限期已至。楼梯，装潢考究的办公室。这句话，迅速地，漫不经心地投了出去：

——我再也受不了打字机了。

我们再也受不了打字机，这些机器了。我们都是疯子。我们在机器倾听、录制、打印与分类的噩梦中睡去。我们木然走向黎明，仿佛瘫痪了一样。演讲、童话和摇篮曲：每一步都是陷阱。我们匆匆入睡。我们面色苍白，昏昏沉沉地从疲惫的仪式中起身，它们像催眠一般驯服我们，只有谋杀可以令我们从中复活。

他爬上楼梯，突然间，就与这件微小的，毫无意义的，类似于任何其他的事件断开了联系，就像最终让水溢出玻璃杯沿的那一滴。被回避的会面，跟一个想象的姐妹，她已被放逐到一个迟到信封的纸片之间——以及怪诞的，替代的，小莫妮猪，莫妮卡。

一切都可能早已被道出，哪怕是真相。他们或许早已重述过那些连成年的月份，那些连成星期的日子，那些由月份由星期由日子连成的年头，当这疯子渐渐没有力气再去攀登被囚禁的早晨之山的时候，他却听见了，比以往都更微弱也更遥远，曾经赋予他力量的词语：必须要，再多一点，今天再来，明天再来，也许明天吧，也许之后那天……直到天空突然变暗，雷声隆隆，而延迟最终爆炸：那才会是结束。

临时和级别上的首长，卡巴同志，将不得不听从警告并将它传递给自己临时和级别上的老板们，因为那警告不是提给他一个人的，也不是给他们的。它也并非仅仅属于那个提交了它的下级。那隐晦的哀悼必将被道出。事实上，那是一个威胁。

然后，雨中最初的几步，那逃亡者的节奏，一瞬间的解放的叠句，在教授发霉的笼中：我——再也——受——不了——了，一次，两次，越来越侵略性的节奏，在将您假定为见证人与帮凶的事件的冰冷墙壁之间。

他说的可能会是任何东西。卡巴的回应也可能是任何东西——开个玩笑，岔开话题，回忆往事。他或许瞎编了什么惊人之语——如果他说的东西还能让人惊讶的话……最后尝试一次，但愿这永远不会太晚：再去误导一回，去清除那个愚蠢的目标，去操纵和欺骗。

——我知道那时候你为我冒了多大的风险。我们只是高中学生，但在当时，任何障碍都有可能把我拖慢好几年，甚至导致一场决定性的失败。谁知道呢？

他正在跟那个下属说话，后者并不那么容易吃惊。他对他的对话者太了解了，还有他那些用烂了的招数，这个他已经向你解释了一遍又一遍。

塞巴斯蒂安·卡巴或许还抱怨过他们之间的关系被搞得过于正式了：下属仓促而谄媚的日常问候，和下属保持的距离。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们为你骄傲，甚至有点嫉妒。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指责你竟然容许庸才领先。

高举着双手模拟无助和困惑，卡巴从玻璃面的书桌后站起身来：他懂得如何倾听和回答，他始终保持着完美、仁慈、善意、闪闪发光的同志情谊，同时又显露惊讶之色，呈现出情感和表达的完美平衡，带有刻意的欣喜，以及精心计算的同情。他适时地，善解人意地，明智地陷入了沉默。他继续倾听。

——我再也受不了打字机了。

他修剪整齐，又长又白的手搁在书桌厚厚的玻璃上。他继续倾听。

——我再也受不了打字机了。

关切连结他的双手，将它们交叠在一起，均衡而苍白。

——我再也受不了打字机了。

这个固执重复的句子似乎是一个发疯的信号。手掌不再相扣，卡巴的手向上打开，显示出他在这奇怪的咕哝面前的苦恼和无力。

——我再也受不了打字机了。

上级把他的同事领到门口，将左手精致、苍白的手指举到门框上，以一种悲伤的姿态将自己的肩膀和头靠在上面。

静止的尾声：左手斜靠在门框上像一根沉思而纤弱的枝条。

* * *

就好像另一次。大而无当的书桌上覆着一张厚厚的玻璃。这句话落在长方形玻璃上，苍白的、修剪整齐的手上，手掌在闪闪发光的玻璃上一动不动地等待。就好像那另一次。

那时候，他正在数着钞票。他已经抬起了眼睛，认出了一个被遗忘的同学。他的目光将房间突然点亮。空气随着他的热诚而震颤。你留在门旁，在你陪着来见首长的无人知晓的新来者身边，指给他屋子尽头的窗口方向，随后依然被遗忘在门旁。将言语填满了房间，塞巴斯蒂安·卡巴马上就开始施展起了他的和蔼可亲。胡子拉碴的客人穿着灰蒙蒙的蓝衬衫，上面有一道道粉刷或石灰印子，正在勉力挣扎——害羞而又尴尬。卡巴的手挥舞着穿过空气，几乎要着火了，将访客搂住，将他的反对削弱，问着各种问题，而他的前同事则将自己的手伸向自己的咽喉，一个防御性的反射动作。

门边，有什么东西簌簌作响，像是猫的毛发。陌生人转过身来，吃了一惊，这时候他才端详起把他带到这里的女孩的相貌，你硬挺的头发几乎像是金属一般。

卡巴长着一个少年的手：瘦削，柔滑——仿佛它们从来没有出过汗——悉心保护而绝无划伤、湿疹或冻疮，也没有瘊子或疖子。他跟其他人握手是若有所思、慢条斯理、耐心十足的。这也许是这个征服者的第一个惊人方面，也是他的第一个胜利，在他曾经现身的那个胆小乡下人的班级里。全班睁大眼睛跟随着他，从一开始就着了迷，而他刚刚坐下，目光就停留在了他正前方的同学身上。也许他突然想要一个盟友，或是相信自己被发现了，有危险。

现在，他举起了左手，他苍白的手指与咖啡色的门框恰成对照。他低下头、肩膀和身体，神情恍惚地留在门口，一动不动，像在一幅画里一样，看着他的下属疾奔下楼。

一股凉意直透你的脊椎。你铁丝般的头发簌簌作响，就像它在陌生人初次亮相，把手伸向自己的咽喉，以作防御的时候一样。这个动作从来就不应该被重复……。没有任何人有权模仿你的亡父的著名动作，也没有任何人有权记录他。你曾经想象过——一次又一次，太多次了——那胜利的时刻，当某个陌生人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到自己的咽喉，而你得以目睹的时候——漠然，麻木，可以再一次活在活人之间。当陌生人突然把手伸向自己的咽喉，你的脸色变得煞白。你娇嫩的手掌摩着粉墙，灰泥的细小粉末粘到手上。

你依然凝视着陌生人，凝固不动，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咽喉上。你手按着墙，希望这在某种程度上救得了你，一边倾听着一个充满敌意的未来的飞驰——它沿着长长的凉爽走廊移动——一个期待中的，无人想要的，未知的，备受挚爱的刽子手的幽灵，你不知道如何及时从他身边逃离。

你继续凝视着陌生人。你凝视得长久而遥远，回溯到始终拒绝提供庇护的群山之中。

* * *

你会奔向玻璃大楼。你会把你的外套甩到一只椅背上。你会看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仍在那里——你在一辆拥挤的巴士上注意到的，脖子缠着绷带的男子。你浑身发抖，惊得两眼圆睁。你困惑地望着一件蓝色衬衫的背面，望着沙沙作响的宽条描图纸。你打算想象然后吸取一个意象能够赶走这已然萌发在巴士车窗上的幽灵。但刚刚聘来的工程师正在那里对着他的绘图板。

他会在那里，你在别的早晨也会在那里。你会说话和倾听。你还会收到一张电影票：危险会更近一步。你会不得不领悟无法领悟的一切，不能也不应该理解的一切。你会只问一次，仓促而又胆怯地问：

——在战争期间你还是个孩子，对吗？

你不会指望得到一个回答。会有一个电影院，一个夏日的午后，而在银幕上，是那漫游者再也无法逃脱的边境地带。日复一日的战争故事从电影银幕中流淌而出：火葬场的烟囱，骷髅般的尸骸，夜间的狩猎者，铁丝网，哨兵和处决，嚎叫和仇恨，野兽，惊恐中圆睁的眼：抗拒遗忘的档案，在充满敬意的沉默中观看的影片。一般的观影者并不想对战争了解更多。那些一直坐在黑暗影院里的人要的是娱乐。有一声呜咽，一声啼哭发自一个穿短裙的女孩。在黑暗的大厅里心神恍惚，今晚她会在某个歌舞厅的癫狂中耗尽这份苦痛……女孩平静下来的时候，一个在座位上打瞌睡的老人发出一声闷呼，惊醒他的是大炮的轰鸣，让他想起两场被遗忘的战争的淤泥。

——在战争期间你还是个孩子，对吗？

金发，瘦小，来自另一个时代，银幕上的男孩在一口井的镜像里看着自己。他母亲的笑声突然爆裂成为水的卡农鸣响，长身而寂寞的马匹在海边吃苹果。

这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你的约会对象只想和那些夏日午后的影迷知道得一样多，欣然走向忘川的水域去遗忘。他见过被活埋又被救活的人，因绝望而看淡一切，被推入腐化堕落之中，急不可耐地想要互相触摸，互相摩擦，互相进入。

一度执迷于，像他说过的那样——很久以前，在一个古老而被遗忘的青春期——他自己疏离于世的能力，他已从青年时代狂奔而过，为自己发明困境与不安，收集那些可能占据他理解的需要的执念——什么应该存在什么又不应该存在，什么存在什么又不存在——而他并不想知道更多任何有关战争的东西，他不想知道。词语行走艰难，从他身边绕过，因此没有什么能够找到他：遗忘的奴隶——它侮辱、羞辱和抚慰——它的战利品和荣光。

他怎么能像那另一个：执迷者，囚犯和记忆大师，摇荡在往昔令人晕眩的钟摆之上，被不可能的遗忘那饱受摧残的水域囚禁？

他会在一个夏日的傍晚跟在你身后爬楼梯。门会一直开着。应该有人在他身后关上它。他的手会寻找门把，他会缓慢地，恐惧地拉开，仿佛预见到了一场伏击。他会扭动门把直到它再也转不过去为止。插销应该进入插槽而无人听见，门应该一直卡在门框里面。几乎是关着的……缓慢地拉开，门与边几乎齐平……但无力完成那动作，与门框对齐，无声无息，全然静默，既不扰人也不把人弄醒……踮着脚尖，两眼低垂向地面，手指握着手柄……不要动得太急，不要摔门……一切都应该像一场无梦的睡眠般悄然流动。关上房门，每次都一样：畏惧，谨慎，谦恭……惊吓于任何一扇门砰上的声音，为第一声巨响，为任何有力的动作而发抖。沉默的屈辱，遗忘的屈辱和习惯，被逼到遗忘地步的屈辱。无声无息，门被拉开，缓慢地，恐惧地，粘着木质的门框——一个中断的，未完成的，可怕的动作。

您正在等待一个来自永逝者的信号，它依旧凝固在你的记忆里，这样你或许可以打破那诅咒，让自己摆脱这份属于他的寒冷。女儿，孤儿——被谁所弃？哪个未知之人的未知的姐妹？是谁用他的手卡住他的咽喉？是哪个陌生人发送出如此持续不绝的警报，急匆匆穿过你期望的走廊？

你在等待一件蓝衬衫。那健忘的过客，处于永久的匆忙和变化中的过客，曲里拐弯地跨越可融性日子的游荡者，既不参与也不维护，游荡在雾气沼沼的迷宫里，漠不关心这蜿蜒的过道通向哪里，对自己温顺而又格格不入，被他可以瞬间遗忘的陌生人所感动，就好像其实他才是陌生人，那个他者，在别处，在另一个人的梦里……没有父母，没有兄弟，连一个姐妹都保不住。

你的双手从墙上放下来拢住你的身体。你不属于任何人，你也不为任何人存在。被你自己和其他所有人打成了孤儿，你是一个孤独的女性置身于一条沉默的隧道，仅仅一刹那间与他们一同穿过路径。你感觉墙在膨胀，扩大到左边，到右边，宽到足以让窄肩通过。一个死人的女儿，这死亡的囚徒，你已推迟了赦免，也曾对这样一场无用而旷日持久的复苏惊骇莫名。惨遭遗弃，被迫等待下去，那个死人正是你的镜子：他显然还活着，与你相似而你也与他相似，仿佛相似不是另一种死亡一般。你们是否都该是同类，是彼此的相似者，就是说同出一辙，好让你（孤独之女）在相似性的安宁之中，在它的秩序、平和、平等中死去？凝固的同一性，同步的嗥叫，同一副面具下合为一体的滑坡？让对立面和矛盾灭亡吧！你该不该继续充当那个死人的女儿和那尚未活过的人的姐妹？你该不该在夜幕之下把他们拉得更近？为什么你要与他们相似，既然死亡等待着要让我们归于平等？除非死者以某种方式正设法在指定时间之前召唤我们，除非，在他甘心处于的非存在状态之中，这死去的懦夫忍受不了我们的骄傲，我们活着的抗议，我们生于孤寂的独一性的颂歌。

那个误入记忆迷宫的人，那个腐烂的王子，在那里身受火刑，化为烟尘散去，与你相距遥远的人，他的专横复仇已成为波浪让你停步，令你返回，阻止你，捆绑和动摇你的思想，让你屈服，将你窃走。它们让时间流逝，衰老你的骨骼和动作，平息你的反抗，令你头发脱落并腐蚀你的牙齿，压低你的目光，干枯近处的树叶、树木和水域，毁坏风景，谋杀山脉与奇迹——直到大海本身——令你与他和石头相似。化为齑粉汇入了无边的寂静，他不再知道任何东西，除了掩盖了尸体和灾难的空白遗忘，既不治愈也不生养。

而你将你的指甲剜入溜滑的墙来躲避他，击败他，取回你的自由和无用，唯恐在一个沉默毁灭的走廊之中单单一个蓝色瞬间的闪电里等待。

* * *

梦随一道光的条纹开始。你抓住了这喧闹的掠影，倾斜而又烟雾缭绕，透过窄缝，像一扇门一样裂开。行人迅速、嘈杂地经过，像他们平时那样。他们的眼睛低垂，仿佛在以你很少感觉到的独眼巨人般的好奇在细查着昆虫。傍晚时他们很疲劳：他们在自己的小屋和单间和笼子里面喘息和咕哝着。你悄悄溜出你的藏身之所。月光一滴一滴落下。路径不断下降：所有的路都朝下。你听见互相对峙的声音。你听见严厉的传唤和惩罚的猛击，而你依然结结巴巴地像一个努力学习如何说话的哑巴，远离被毁掉的堡垒。你会晚归，摸索着自己的路穿过斜街编成的绳结。

一个长长的大厅像是一条无声的隧道或一块高高的，乳白色的玻璃。你是那座地下掩体里的常客。侍应生和主顾都认识你。烤山羊、啤酒和朗姆酒的味道，李子白兰地、伏特加、苦艾酒、烤肉串、干邑、五香肉、腌菜的香味——令人食指大动的组合——乳香酒，茴香酒，糖浆和梅子白兰地，全都混合在一起，然后飘散开来。

一座冷冷的，空空的大厅，清爽又干净，没有任何气味。你捏了几次凉凉的玻璃杯。你将它略微举起。在你身后，有人像匹母马一样叫唤，一阵敌意的大笑之后是沉默，接着在后面的某处，再次猛然哄笑起来。你转身望去。

就是在那时候你看到了他，年轻如初，他那件蓝衬衫的领子翻了起来。他的伙伴一头漂白的金发像一个凌乱的干草堆，长着一个胖孩儿的红润脸颊。她肿胀的，香肠般的手指在桌上迅速弹奏着。远处，在大厅的另一端，也许更远，他们坐着。尽管是在这个地方的特殊建筑里面，他们或许仅仅是一步之遥，仿佛你就坐在他们旁边一样。他一点没变。年轻如初，他为自己痛苦的持久而尴尬。她的嗓音一派温雅。随时都能把她杀了，他一直在看她，而她则在看你，静止不动，冰冷的玻璃杯端在你手里。

故事的聒噪在空中盘旋。映在受害者半开半闭的眼里，她的嗓音一直在低语着，像一个胖仙女。来自从前的年轻人不曾移动一英寸。受害者盯着你眼都不眨，虽然也有调情和叮当响的玻璃杯。被他们的配角戏惊呆了，你一动不动地谛视着，你的玻璃杯变暖了。

亲切之声倍增：酒丝丝响，瓶子丁当，她在说话，她的呼吸击中一杯又一杯，而在那个地方的特殊时刻，相遇持续了一小会儿，也算挺久了；你再次望向他们，在谁知道多久以后。侍应生在笔记本上写了点什么。随后蓝衬衫的年轻男子付了帐。侍应生一躬到地。你可以看到他的白外套朝前弯曲。他们跨出了巨大的第一步：你与他们之间的距离被压缩了，又或许他们一直就在你身边。金发女的嘴张开，合上她的黄牙，但你一个字也听不到；他望着她仿佛并无他人在侧，而他也不可能看见你。他们向前挪步——但不知怎的，好像定在那里一样，并没有前进——突然他们不在那里了。

他们消失了。餐厅：空荡荡，静悄悄。他们一步就迈过了你的桌子。他们正开始拾级走向那个通到街上的光洞。她看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她的眼白。面露微笑，他俯身接住滑下她肩膀的红色外衣。他伸出一只手臂用一个延迟的，温柔的，疲惫的姿势搂住她的双肩——罪案之前一个保护性的暂停。

他们正要登上第一级楼梯。屋子里充满了你干巴巴的，老女人的嚎叫。

——你从没有那样抚摸过我！

仓促而又无力，你满腔仇恨地动着你的嘴唇。并未升高，你的嗓音挣扎，窒息，吼入虚空之中，绞杀着每个音节。

——你从没有那样抚摸过我！

一个粗厚的嗓音，一个古老的诅咒，难以听见，向内发声。

——你从没有那样抚摸过我！

一次又一次，随着他们登楼的每一步。他们没有转身，他们也并不匆忙，仿佛他们听不到你从坟墓那边发出的雷霆之声；你依然可以看到他们的腿，他的鞋子和她的赤脚，上面是像一头野兽一样长得弯曲歪斜的趾甲——长着黑翘趾甲的极大的宽脚。

你的尖叫断了，像吠月一般毫无用处。

你把手从冰冷的墙上抽回来，用指尖触摸你的额头。你的两眼已经闭上……你又一次置身于那条走廊，在一条长长的，拱顶的走廊的噩梦之内。你的手指摸索着你的嘴唇和咽喉，怕万一它们因为某种缘故已经变得衰老干瘪了。难道就没有某个朋友或兄弟也曾经穿过这条走廊，听见你在你的沉睡中哭喊，在多少年以前，在你变成了一个困在窄壁之间被永远埋葬的老妇人以前？

从来没有过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听见你漆黑恐怖的哭声。但白昼袭来了。幻象破碎：光击中你的双眼，它们为这重复的，公认的黎明而震惊。你和昨天一模一样，经受着漫长等待、寒冷和无尽走廊的惩罚。

* * *

在等待的静止或不安之外，那红球会跟随旋转的光线而动。这进程将紫色的曲线开向那被烧焦的天空，上面满是星辰与仍在成形的亮光：白热的轨迹。

那等待只是起跑线上的踌躇，一个前提，始于可能的死亡或解放，为了别的诞生和别的死亡。行动的一刻必定要到来：为让血或火焰成为一个红色的投影以生出曲线、螺旋、蛇形管、楼梯和陡峭的路径给那匆匆奔向乌有之地的旅行者。它必定要到来，因为你是伴侣，伙伴，为生者或死者命名的第二人称，分隔并生养的对话，移动的点，一步之遥，一个休息站：你就是他者，来打搅我们的睡眠，攻击我们的恐慌吧，你就是隔绝或冷漠，我们存在的确认。

它们将不得不出发：转动的螺旋，这一刻你必须乘着它们抵达，你，变化、过渡和交流，来自某个偏僻、遥远与未知之地的祭品，或是来自那不稳定的——倍增或分裂的——自我，来自二元性，或是那精心编排的特效，我们用它来遏制我们自己，划分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完整，割裂我们自己，繁衍我们自己，毁灭我们自己。

* * *

那延迟者最终应该需要受到惩罚。

他会在早晨下楼——大地之子会奔向可以让他独处和自由的任何庇护所。一个平常的早晨：橱窗模特，特务同志米沙，然后是平静、痴呆的言语交流，打字机的噼啪声，软垫装潢门的旋转，塞巴斯蒂安·卡巴的微笑。从邻近的工作站开始，你会继续跟踪那个逃犯，你阻止不了他。

他会遇见雨，在腐朽的墙头被钉上十字架，基督一般置身废墟之中，暴露给行人和巡逻队。

面露微笑，他正奔离你的期望、相像之处与光，贪求一种暴力与彻底的姿态来粉碎现实，走了调的屈服与虚伪的旋律，嫌疑人又聋又哑的同谋——最终做好了准备去杀死那肥胖、贫穷、幼稚的梦想者的怪诞漫画和耄耋爱抚的所在。

那房间满是乱七八糟的物件，被愚钝的手指磨黄的钢琴键，像电线杆一般站立着的庄严烛台，被鞋油弄脏的毛巾边上的果酱瓶，淤塞着油脂的茶匙。奇怪的小动物，有五只眼睛和十三个翅膀，渗漏着黄色的液体。在这样一个单间里他会努力回忆，但往昔绝不会重归。尖儿上沾着橘子酱的铅笔，裹住糖卷的袜子，扎穿书籍页面的针，封面黏糊糊的乐谱。他会从书架上抽下一本书，发现手指间有一把刀片，他会挪动椅子，粘土的纽扣会啪地落到地上，他会寻找电源插座，一个闹钟会响起来，他的手会被灰尘吞噬，而他的肩膀会躬起，仿佛压着沉重的盔甲。逃犯会猛捶墙壁来弄明白这毫无成果的一天是不是一个错误或某种幻觉而已，命运是否早已为罪孽与救赎准备了合适的地方。

你知道他的故事。你看见他。你预见到他。你是为婚约而憔悴的影子。

陌生人——那缺席的人，被困在偶然一个单间的四百面墙之间（如在四场或四十场默然的风中）——将寻求答案而不得，它被抛在身后留给了第二人称，他所逃离的配偶。

* * *

一个夏天的早晨，一道巨大的大理石楼梯，一面白色的银幕捕捉着最微弱的闪烁之光……某处一条黑暗的走廊……某处，脆弱的窗口不断地旋转着那光。梦中的女孩倚在某处的墙壁上，就像她曾经倚在平原东部粗壮而又粗糙的树干上一样。这场遭遇正在宣告着自己，最终：在那里，在某几格无限的楼梯尽头，受害人等待这个夏日的结束。在没有太阳的隧道里，一只手已经抓住了墙壁。突然，现出一个脸蛋：急不可耐，被光照亮的湿润双眼。随后是蓝衬衫的闪现。熟悉的沙沙声，微笑，瞬间的犹豫。似乎他在回想着什么。他驻足，走近过来。

——你不想今天下午跟我一起看电影吗？

你明白了：那不再是书籍和妄想和没有答案的问题之间的习惯性徘徊；不再是咖啡的圆形残迹，你望着它而没有勇气念出那个期待的名字，你在那圈里继续心怀戒备的徘徊。你将票根捏在指间。你微笑着，很放松，因为被众神选中者时常要等待他们预言中的死亡的应验。死刑的判决应该被触摸，被轻抚，被嘲弄，像一个幽灵般被赶走，像一场虚假的风暴，但受害者却在微笑，这宿命的情妇。她是来自一个童话的公主，来自一场活生生的清晰的梦，其结局会令读者的血液凝冻。

你大笑，你打趣，你调用词语——就是这个游戏。左手的手掌摩擦着油腻的墙。票子在对方颤抖的指间扑动。

夏日的午后停止，天光黯淡下来。悬停的钟点，刷白的空气：窗户打开，房间似乎漂浮在白昼的惰性之中。在无声的走廊里，一个瘦削、细长的存在，白白的脸和圆睁的眼，自由地漂浮着，直到被薄薄的，芳香的风吞没。

新电影院的等候室高而又长。因为炎热，只有几个人在等——很多人在体育场里或是在露天咖啡馆里跳舞。又或许是因为这个电影晦涩的俄语片名，或者因为它是关于战争的，别的地方放的是有浪漫骑士和美丽女郎的电影。

那个早晨言辞已经呼吸了它们的最后一口气，所以你默默地坐到你的座位上，很高兴无物有求于你。图像从银幕中流淌而出，因此你不能看任何别的东西：井的镜像，将男孩的俏脸浸透的水桶，然后是有力的，容光焕发的母亲，在笑着——他们两人映现了一瞬间随后就在战火硝烟之下被水的激爆炸开了。小伊万穿过黑夜走向被占领的河流轻柔的潺潺水声，他的脸越来越凶恶和衰老。你吃了一惊而没有看你的邻座，他似乎什么反应也没有。

——你在战争期间还是一个孩子，对吗？

你低声吐出的词语像是一记颤抖。他没有回答。银幕上，男孩的俏脸遮蔽了黑暗和寂静，连同在海边吃着苹果的长身而悲伤的马。当黑暗消失，观众们便站起身，平复了心情，准备好去看别的故事。

你站在那里。你保持着沉默。几乎是晚上了。在一起，你们穿过一条长长的，冷清的街道，路经高楼之下。汽车疾驰而过。脚步回响在人行道上仿佛是走在玻璃上。商店橱窗都开始复活。右边，一条小街开市了。他落后一步，低一级楼梯。你打开公寓的门。他从下面走上来，落后你一步。

门的开启理应发出一个响声。你对这声音清楚得很。你期待它，听见它，但你却并没有。你跨过门槛时手按开关。房间显现出来。门以铰接装在门框上，小心翼翼地旋转，几乎关上但只是拉到了边。

门的左边，铺了一张红毯的宽床。你坐在床上；他坐在椅子上，两人都沉默着。你看看衣柜，对着门的墙，那一个窄窄的书架，高高地安在墙上。小桌子。阳台。你打开收音机想打破沉默，但找不到合适的电台就放弃了。你站起来倚进他的椅子。保持着安静，他有一瞬间在你的裙兜上撑起身子。你将一只手从他的蓝衬衫的纽扣那里穿过去。你把灯关了。

分割着黑暗，横向的光带从街上透过板条的百叶窗射进来。幽影描摹着物件的轮廓。显然在望着你，他留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并且很可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看也不看他，你挪向床边，在那里你依然站立着。你解开你浅色短袖上衣的扣子。你将它脱下。它落到地上。你的手拉开你裙子的拉链，裙子滑下来落在短上衣上面。你垂下你的手臂。一小簇丝线缠绕在白裙子上。从腰际开始，你的手沿着你的大腿移动，抹过你的小圆臀。

没有任何动静，一声都没有。或许他在看你。你依然在他面前，一尊赤裸的雕像。你很美——你小小的双乳，丰满温润的体形。修长、结实的腿。他的两眼在他疯狂的脸上睁得大大的。你知道你这时很美。你看着他，羞怯、内疚地微笑。你举起手臂将手指掠过头发，让它滑下你的肩背。你把你的手放下的时候，你的头发也随它而来，握在你的拳头里。你让假发掉落在你脚下那一小堆衣服上面，微微耸了耸肩，仿佛是说，你能怎么办？然后继续露出你一直挂在脸上的同一副平静的微笑。

你现在是真的浑身赤裸，所以你依旧直立与沉默着。你的短发——像一个新兵或苍白、年少的囚犯的头发——增添了你的凝视的强度……一尊希腊雕像的身体，苗条而不真实，有甜美的乳房和僵硬的双腿……赤裸，完整，准备就绪：你在床上摊开全身，在刷白的天花板之下被钉上了十字架，为彻底的沉默所压制……之后：某物或某人在窸窸窣窣。听觉的痛苦令你闭上眼睛。某物或某人在近旁移动，疼痛，无法忍受。

有一次，他的手摸过你的眼睛，后者已经闭上了很长时间。你感觉到另一个身体的皮肤贴着你的——一刹那的温柔，平和。那身体翻过去，一次又一次，狂野地紧扣着，游离，饥饿，暴怒。夏夜咆哮。

手指从那具异体中生长出来，探索肘、肩、手臂；这身体已经凑近过来，兀自倒下……手臂继续弯曲成为爱抚，两腿则在发抖。你们同时呼吸着，兄妹二人，直到震惊击中了他：突如其来的地震，惊骇于亲切的噩梦，意外地遭到放弃，被放弃了。

又一次，沉默的重量：天花板将你悬起。又一次，身体扭曲，手滑到肩膀、脸颊、眼睑上，陌生的手攀向湿润的眼睑，又停下来，颤抖如一只受伤的鸟的翅膀。近旁的身体在颤抖，退却，返回。它正轻抚着你的大腿，寻找你藏在某个隐秘之所的热量。你，留着新兵或囚犯的头发，有着潮湿的肩膀，被哭泣加重的双乳。

泪水涌流自起初，自起初之前，自始至终：自从你在床上摊开全身伸出双臂，柔软之物在柔软之物上窸窸窣窣，在床边晃来晃去的那一刻……你闭上湿润的双眼等待着……陌生的手已抓住了你的双手——先是左手，再是右手——东西又掉下来了……你在白的天花板上睁开你的眼睛，夏夜在边上飞奔，眼泪像雨夹雪和冰雹粒一般。出于身体的摩擦和痉挛，肩、臂和胸的突然分离：满足已达顶点。你在哭……或许你一直在哭，从一开始，听不见的哭，甚至连你都无法听见，就像本应被清晰听见，但不知怎的没有听见的关门一样。衣服的移动，寻寻觅觅穿过织物、床单的手臂，你身边的身体，远处的脚步——不，首先是他摸到你的一根手指，圈住你的手指，轻轻一挤以示告别。脚步移向房门；门应该已经打开了，你知道它必定是如此，好让关门的声音被听到。但那声音已然消失，毫无端倪地湮灭了。陌生人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靠近床边。沉默流逝：时间与沉默。

你坐起一半，你望向房门，盯着木门框的边。它似乎关上了，但只被带到门框的边缘，关得太轻，差点就关上了，刚好够让一道光透进房间。你依然在同一个位置，被白色的天花板，被黑暗和沉默所压迫。然后夏夜破裂开来。从木质的百叶窗口可以看见两张年轻的面孔，失魂落魄于月亮的裂缝。千万颗星星在井口的蓝色背景上。你闭上眼睛，闭紧。

没有战栗或梦的安睡。你在黎明醒来，一如往常的同一时刻。你触摸你的肩膀，你的脸颊。干的：在它们适当的位置。你从地板上拣起那堆硬头发。你把假发搁在自己身边，放在床上。你的双脚落在冷飕飕的木地板上。你从地上捡起你的衣服，穿上。伸手抚平自己的脸颊，你的身体开始觉醒。你从床上拿起假发，戴回头上，大致地拉拉直。你看一眼房间，打开阳台的门。

在一个夏日黎明的清新空气和曙光之中，你穿过房间。门开着，几乎难以察觉。逃亡者留下了这一点作为证据。你走到窗前，走到外面的阳台上。巴士正开始陆续发车，自行车纷纷启动。通勤正在重新开始，一如往常。大街上，生死竞赛渐渐活跃起来。

你原本或许还能够面对天堂的惊讶，跳过无事的日历，跳过一群群苦干、饥饿、过于顺从的啮齿目工人。没有路径或意外，没有开端或结局的尘世，一场无奈的崩溃，一座沉默的坟墓，每日缺席的谵妄。

你先看白墙又再看街。你心中惶恐，你奔下楼梯：又一个早晨，奴隶的跪拜拥护太阳。

* * *

冒烟的影子，饥饿的办公室奴隶返回他们的巢穴。巡逻队和岗哨就位，特务们全速奔跑：失忆的乌合之众。你听得见勺子和玻璃杯的叮当之声，门撞到床上，电话铃响。

炉灶口上，有东西在旋转。看起来像是一个环状的面包：一个灰烬叶片的小卷儿。这堆燃烧的纸页旋转着：烧焦的信件，已成为黑色粉末的童话，在钢琴老师的乐器下面的废纸篓里。灰烬颜色的釉层：一只碳化的怪物的爪子。

逃亡者全力以赴要完成那伟大的，未实现的壮举。周围的冷漠为报复作好了准备。仇恨承诺要实现爆炸的梦想。在这里，门关上了自己：锁转开了自己，门以金属被扣压的短促刺耳之声回落到它的框内，像一支手枪咔哒一响……但那是很久以前，一个世纪以前，至少。遗忘的，生养的，记忆的，反叛的游戏。他应该将自己的太阳穴抵住磁带录音机冰冷的金属，某张桌子的尖角，衣柜的镜子，电话听筒，门把手——任何可以确认他存在的固体物件。然后他应该将被埋没的历史挑拣出来，他没有足够的勇气道出它们，他会永远随身携带着它们：珍宝与罪责。

他还会把他忘了抛诸脑后而留在你房间里的故事告诉你。

事情发生很久以前和很远的地方，应该是人人快乐的时候，可是太多人已经设法忘记了。回忆那些画面会让人筋疲力尽。叙述者也很快就累了。编年史家写道那时候傲慢自大曾经对当时的运动很有作用，并被释放到人性之上。沙哑嗓音的喊叫，那些可疑人物，他们捕猎自己的同类，怀疑别人并将他们放逐到异国……进入一个未知的国度，那里坟墓会是他们最终的家园。被赶入了监狱的营地，远离其余的人类，他们所见唯有铁丝网、壕沟、共葬的墓地、共住的宿舍、共赴的火葬场。

少数几个幸存者是解放日的行尸走肉。蔓生无边的胡须、乱发，鬼一般的面孔。破衣烂衫垂下他们的骷髅架。

他们的困惑以分钟、小时和日子持续。他们望着树叶和树枝覆盖的坦克，望着他们的解放者脸上费解的微笑。其中有些人冲到坦克的炮塔上拨开遮没了一颗巨大红星的树叶。大门猛然洞开。他们举起孱弱的手臂来触摸士兵的身体。他们清晰地看到一切，他们听到了幸福的野兽的呐喊；他们因喜悦而手舞足蹈：全体一致的疯狂。他们拥向大门，拥向拯救者的手。眼中的一切都澄澈而又清晰。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他们闻到衣服烧焦的气味。他们看到每个人如何将条纹的衣服扔进火堆，它先是闷烧然后升腾为一支高高的火焰。他们看到、听到、感受到、并且领悟到了正在发生的一切。它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而在之后几年——那些重返社会的可耻年月——他们没有显露出一丝疯狂。他们始终在忍耐，先是紧抓着这样一个奇迹的希望，然后是出于习惯。最终，在最后几个月里散布的谣言会证明他们的刽子手脸上的恐慌并非无因。

幸存者眼里的光变得更亮了，映出解放者疲惫的微笑，他们一头短发，身负一种聒噪的语言颁发的特殊指令。他们的制服灰蒙蒙的，他们的步枪和声音都覆盖着尘土。

他们凝望着那些内脏般涌出坦克的青年。他们试着慢慢挪步。在若干个瞬间或钟头或日子里他们依然循规蹈矩，温顺驯服，凝望着大门铁幕上方串起的金属字母，念出他们早已重复了多少次的词语：“各得其所应得。”他们从别人身边溜过，不招惹注意，奔大门而去。集体欢庆的混乱保护了他们的出逃。

他们悄悄地走了大约一百步。他们似乎很平静：三具黄色的行尸走肉，眼睛从他们的脑袋上鼓出来，他们被肮脏的毛发侵占的下巴闪烁着白的线条。只要再多走一点，然后突然间他们开始奔跑起来，三个人全都自动地奔跑起来，仿佛他们之前一直都在和谐同步行动，不发一言，生怕这童话会破碎崩塌。影响了每个逃亡者的困惑或许一直都是他们疯狂的唯一标志——归根结底是难以解释的，除非是通过由他们各自的本能所驱动的完美校准机制。

他们跑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回头也不停止，直到他们来到了森林的边缘。他们气喘吁吁地进入了森林，并不减慢狂乱的步伐，协调着他们缓慢、沉重的脚步。疲惫与树木的清凉同时击中了他们，一个逃跑的人的父亲一边睡觉一边继续奔跑，像台自动机一样。

他醒来时太阳在森林边缘照着他。他已经像梦游者一般越过了清凉的森林，他是这么说的。他已经在树下睡过了，在包围着他的绿影和绿荫中做梦。他曾经抬起左腿，放下，然后是他的右腿，再放下，用双手抽打空气——先用左手，再用右手——跟着他阔步而行的同一节奏，校准他的步伐，一步接一步，感受和梦想着森林的清凉，那样子就仿佛他纵身一跃就越过了森林。

他们奔跑，他们休息。他们又再奔跑。他们坐在草地或树干上，并不说话，害怕任何疏漏或言语会暴露他们的人性，令他们软弱，将他们击倒。他们停下来休息又再奔跑了差不多三十公里，直到黄昏，这时最初的屋舍突然出现在了一座山的边缘。一个村庄的开始，或是一个村庄的遗迹，或是一个孤独的小村落。他们似乎同时明白了他们不会经过第一幢房子，他们会因长途疾行和恐惧而力尽跌倒。在此，他们的动作化为了三倍，不约而同：那三个平安无恙的人瞬间疯狂的唯一痕迹。他们行如一人，出于本能。他们没有时间思考或说话。当他们终于走进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们看见那女人：地板上铺开的影子。他们没有来到女人近前。他们甚至没有呈现出一线惊奇或暴力或胆怯。有五六个女人。他们每人走近一个特定的女人，拉住她的手。沉默、平静的姿态。均匀、单调的呼吸。突然，其中一名男子吃了一惊。他自己停下了。他将手又一次拂过女人的背脊，然后哭了出来。他认出了她和他自己。他想要呼号很久，直到墙垣倒塌。他将手再次拂过女人的背脊，他再次呼号——就是说，他想要再次呼号，但他喉咙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除了一声窒息的咆哮。其他人对他漠然而视。他推搡他们。他像疯子一般击打他们。这些都是两天前逃跑的女人。他们在男子营里听说过她们。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他没见她已有三年。他相信她已经死了。他已经把她忘了，强迫自己永远将她忘掉。这女人的背上有一个小小的赘生物，它像一个圆橡子一样长着，只有他知道。

黄昏的迟滞。柔软的墙垣逼近。很快沉默就会降临。我们将得以入睡，远离与我们偶然的姐妹格格不入的往昔故事，那是你未能做到的事：你依然是那么活生生的，真实而永恒。

儿子想要讲述父亲在你的乱伦之夜逃亡的故事，但他做不到。他早已知道祖布楚上尉，没有别的需要补充。罪孽的传说带不来安心。黑暗很快会接纳他的。忘川会将安宁带给缺席的那个，远离古往今来无人经过的空虚日子。

注释

[1]托马斯·曼《魔山》（Der Zauberberg）。

“我”

黑的空气，残余的暮光，和街道憔悴的丝带：被大灯和鸣号弄得头晕目眩，时有行人横穿小路。像战时一样，邻居的收音机放出一个英语播音员的声音——调低了。悬在街上的是墙壁模糊的狭窄房间：轻轻一踢大概就穿了。物品都畏畏缩缩的。有鳞的，爬虫般的床。蠕虫盘绕的窗帘。夜灯：一只随时准备尖叫的生物的咽喉。黑暗：将形遮蔽，将体压扁。我的身体楔入桌子和钢琴之间。闭上我的双眼触摸钢琴的边缘。一只手拂掠黑檀的木条。一根手指的按压发出一记浑厚之音。再一按：纤细。钢琴键：黑与白。

一直趴在纸张和换洗衣服上面，睡觉：或许是要……作为另一个人醒来，不再苏醒。起身。迈步到书柜之前。一盏书架灯将光投在书脊上：成双的标题，好像这个音乐老师总是各买两本似的。找到一本有熟悉名字的书，细看它的字母，把标题念了几遍。这本书读过一回。那时候整段整段都背得出来。桌上，一个装有文件的夹子。打开它。一封打字的信，一份复写的副本。另一个副本，是同一台机器打出的一封不同的信件。另一封信：尴尬的阳刚笔迹，是一只颤抖的手写下的。一个故事的打字稿。将夹子和架上的书拿过来。把它们放到一起，放在床上。公寓里一片宁静。外面，汽车不断发出歇斯底里的警报。邻居的收音机继续播放违禁的新闻。

拉过一张纸片朝向我，把它在指间举起。有一只小鸟住在一个树林里，全然与世隔绝。尽管她在那里忍饥挨冻，鸟却与树林相亲相近。树林也乐意知道她亲爱的小鸟始终都在那里。当小鸟说“你好”或“晚上好”的时候，每棵树都很高兴。当她看到这棵树长出了新枝或那棵树抽出了嫩芽，小鸟就会变得更强一点，同样，如果一棵树被闪电或某个樵夫的斧头劈到，她就感到仿佛是她自己的身体受了伤。一个睡前故事。可以重读一两次，然后睡着，到最后……

处于睡前故事的永恒当下。闭上眼睛……一个爱鸟人穿过树林。很有魅力地劝小鸟跟他一起来。可是爱鸟人家里已经有另一只漂亮的飞禽了！最终爱鸟人对他新弄来的小鸟也厌倦了，抛弃了她，带着那只漂亮的飞禽去到外面的世界，却一直忘了打开我们的小鸟的笼子。等着他回来的小鸟起初是拒绝他的，因为她只有在树林里才感觉安适如家。只是，像一个执着的巫师一样，爱鸟人是带着一个金丝笼来找她的。离开了她的家和朋友，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最初的犹豫，被抛弃的羞辱。始乱而终弃，像电影一样。

我们不知道爱鸟人有没有及时返回把鸟救活。她的心跳满怀情意，小鸟等待着他，始终希望不灭。你怎么看？她的等待是否白费？这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他真的离得很远而又在下雨的话，他应该是回不来的。但是如果一份消遣的渴望再次压倒了他，那么他就会拼命奔回这出情节剧。

薄薄的纸片在我的左手上……被揉成了一个紧紧的球。把它们扔了。累垮了可还是无法入睡。在架上的书中发现了很久以前读过的一本。这是否证明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的必然性？在一间偶然的房间找到了一本偶然的书，一本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书，在一场很久以前的生活里。所以……这经历又怎么可能没有任何意义？回忆起一个文本中一则与概率计算有关的轶事：乔治·D·布莱森从圣路易斯到纽约出差。他的火车经过路易斯维尔，而因为布莱森并不急着赶路，他便中止了一天的行程，去往该市最好的酒店，在前台他开玩笑地询问有没有寄给他的信函。笑容可掬的接待员递给他一封信：乔治·D·布莱森，307室。正是他刚刚被分配到的房间。纯属运气，307室之前的客人是另一位乔治·D·布莱森，正旅行前往一家加拿大保险公司[1]。

这两个布莱森碰面了，然后都得扇一下自己的脸才能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惊人的事件，一个巧合，却并不证明或验证什么？假如这两位先生名叫蒂伯留·科瓦尔斯奇或博格丹·祖布楚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样一件事是有趣的呢？“有的，如果这件事涉及我们的话，”概率论者聪明地回答，并补充说，“永远要考虑到趣味这个概念是极其主观的。”

一场与一本很久以前在一个冬天的傍晚读过的书——或一段人生——的重逢该让我感兴趣么？当时的冬天傍晚，期待着一个同班同学的来访……曾经认为他还欠我一个解释……仍旧期待他做出重要的供述。是否值得关心这件旧事，是它将我送回我脑海中仍有记忆的一段时光？或者还不如在这个荒谬的房间里寻找意义？只要一个人希望这个房间，这个日子将意义赋予自己……就像在概率叙述中那样：与纽约相关的乔治·D·布莱森在圣路易斯的相遇之后多年发现他的祖父曾经离开自己的家乡前去参加内战，在他的亲生儿子——纽约人的父亲——出生之前。更有甚者，在战后多年又发生了这样的事，祖父向孙子展示了他第二个家庭的一张照片，那是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时候成的家，美国重建期间他在那里待过几年。于是，第二个可能的巧合出现了：两个乔治D.布莱森可能都是同一个人的孙子，加拿大的乔治·D·布莱森的父亲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私生子。

回想一下那个冬天的傍晚留给我同学的话吧。一字不差地回想一下：我们应该对这样一个大地之子作何感想呢，他也处在这样一个年纪，无论是一天，一星期，一个月还是一学期都依然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会产生这么多的变化和进步时刻——而他有朝一日终会养成那种亵渎神灵的习惯……或者至少会时不时地堕入那样的快感之中，不说“一年前”而只说“昨天”，只说“明天”而不说“一年后”。[2]

把书拉过来朝着我。如果只是一个兴趣的问题，尽快睡着大概是最好的吧。但也许不妨相信稀罕之事是存在的，翻阅这本书说不定会提供渴望中的启示呢。大概必须要翻到第七章，在五百页之后。不断回忆来自另一个时间，来自我脑海中存有记忆的一个时间的单词和短语。一页页翻阅着这本书而一行未读，一直到第582页。字行在我眼前跳舞。

时间具有客观的现实性，即使主观感觉被削弱或消除也是一样，只要时间在“推进”，在“流淌”。这是一道困扰着专业思想家的难题，要弄清一个搁在架子上的密封罐是否处于时间之外。但我们深知即使在一只睡鼠身上时间也依然会完成它的工作。某个医生提到一个小女孩，十二岁，有一天入睡之后长眠了十三年的案例。然而，在这个过程里，她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小女孩，而是作为一个年轻女子醒来的，因为她在此期间已经发育成熟了。[3]

当时，脚步在磨砂的窗玻璃前经过。他们惊到了我但并没有停。字行在我眼前跳舞。完全静止不动，在字母上昏昏沉沉，重读每一行——不是一两次而是十次。只是，这间满是遗迹的屋子的居住者不会前来。凶手将失去他的力量和欲望，他的疯狂和耐心。那时候，霜花被蚀刻在窗玻璃上。他一直没有露面。调用一切可能的谎言来逃避是他的权利。战斗的时间到了，他知道，我也知道，但我依然继续白白地等下去。

要想象这种假定的生命并不会太难，或许在比我们这颗星球更小的行星上，它们的时间尺度是缩微的，对于它们“短暂的”一生来说我们手表秒针的轻快疾行会有当下正在推进的时针完全不可察觉的缓慢。我们同样可以想象有某种生命的时间感是被延长的，以至它们的“即刻”“不久”“昨天”和“明天”这些观念会容纳它们的存在之中一段无限扩展的持续时间。但我们应该对一个大地之子作何感想呢，他除此之外还处于这样一个年纪，当一天、一星期……。[4]

一天过去了，一星期。仍是一个睡意蒙眬的高中生。不，仅仅是一天，一星期，一个星期六过去了，而混乱的言论就会变得合情合理。到处是打字和检查和拦截和拍摄和追踪和复制的机器：他们单调的啪嗒啪嗒就在这里，而我自己……在逃亡途中，迷失了方向，遭遇每个角落的跟踪，无法入睡。

“你走啊走，走到永远，你已经失去了时间而它也失去了你……一块地面，撒落着海藻和微小的贝壳；听觉被那一阵肆无忌惮，自由穿梭的风所激荡……我们看海水来回伸展的泡沫之舌舔着我们的双脚”。[5]

浪涛之下，轻抚的泡沫之下，海在水的浩大城堡中咆哮。

* * *

海隆隆作响。厚厚的城墙把浪涛的轰鸣挡在外面，但还有别的声音在互相撞击，横越大厅的路径：门闩的开启、金属的铿锵、锁中转动的钥匙、插销、重弹簧。其间是零散、不规则的中断。一，停。二三，停。四五六，停。一，停，二三，然后四五六，停。反反复复，持久的铿锵，右边传来一阵连续的杂音。左边，短促的中断；右边，很多手指拥挤的轻扣，锤打。

抬起我的双眼。发现自己在一张中等大小桌子右边的一把椅子上。注目越过桌子，一个体格强壮、脸颊宽阔、手很大的男人。左右传过来的不连贯噪音始终没有停。转头看我背后是什么事情。排成两行的小桌子。金属的体块在每张桌上震颤：计算器，打字机。所有的桌子上脊背躬曲，匿名、佝偻的躯体不停地移动着手臂，击打着机器的按键来书写、计算、核对。

转过身来撞到坐在桌子那一头的人的胳膊。他拿着一大张粉色的纸。端详他，两次。穿着一件破旧的海军蓝西装，他聋拉的衬衫领子和上面的斑点拧成一团，下面是一条灰不拉叽的波尔多酒色领带：我的狱友，特务，米沙·伯拉丘，着手报告我的“良好表现”。对他微笑。米沙回以微笑。从他粗大、多汗的手指间抽出那张粉色的纸。一张有很多水平和垂直栏目的表格，上面满是统计数据。在打印的字母下面，以墨水填写，在括号之间：（型号）。工作代码。受益人。对象。工作类别。执行工场。项目编号。返回处理日期。以墨水填写的数字。想要问米沙这是怎么回事，或者——按其任务所需微笑着——米沙想要问我。

破旧的海军蓝西装，如他的任务所需。米沙拿着一张长方形的粉色纸片。接过它来。统计表单有许多水平和垂直的栏目。机器不停地咔哒作响：计算器和录音机在左边，打字机和跟踪器在右边。扫描标题和栏目。工作代码。突然有什么响起了铃声。某台添加或书写或传输的机器出现了信号错误。转过身：左边那排脊背不曾移动分毫。手臂迅速地、机械地抽动，在每张桌前。在右边那行的末尾，在房间尽头，一个巨大的幽灵将一个听筒举到它的嘴边——可能是电话机。的确，每张桌子上都有一部电话。虽说很大，整个房间依然是浓烟弥漫：在每张桌子上——左右两边——都有一支烟在一个圆的烟灰缸里点着。

转回去看到宽肩、宽脸、多汗的米沙——一边微笑一边继续监视着。看了他一眼。噪声越来越大。再也难分左右了：计算和打字无处不在。伸出我的手。统计表单。五号线路。装机功率。千瓦。摸到手指间有什么柔软的东西。凝视我的双手：一簇丝般的头发，一撮假发。米沙面露微笑，戴着手套——现在是晚间的行头。他的假发并没有完全传到我手上。我们两个都拿着它。非要问问他才行，无论是什么——去跟他谈谈……不惜任何代价跟他谈谈。开口。太晚了。警笛在响，也许是手机。必须要行动，但做不到。声音来自近处，在我脚下。米沙微笑，向我微微倾身，用他的戴着白手套的巨手拿起假发，把它留在桌上，在桌下略微侧一下身，他抬起晚礼服尖尖的黑色尾巴。他把电话放在桌上，右手拿过听筒，将它举起。一时间鸦雀无声，只剩下我们的呼吸和后面其他人的喘息。

透过听筒，一个男人的声音命令道：

——这是科瓦尔斯奇。告诉那个笨女人电台广播完蛋了。看我尿翻她的白痴故事。

脏话在电话里清晰地轰鸣，于是整个办公室便回荡起那有节奏的嗓音，不停地说着同样的污言秽语，一遍又一遍。

——这是蒂伯留·科瓦尔斯奇。你可以告诉大姨妈她永远不会在电台里听到她那些蠢故事了。

科瓦尔斯奇骂个不停。可怕之极。必须要做点什么：中止听筒、办公室、嗓音和——背景中喘着气的所有声音。

——这是科瓦尔斯奇。告诉那只拔毛鸡她的小故事……

手掌被冷汗沾湿，将一只手臂在电话听筒周围甩动。半闭起双眼。衣柜，炉子，收音机。继续把听筒拿在手里。没人说话。背景的噪音。拨号音。听筒从我手中滑落……又一次，我的两肩放松了。被柔波轻抚，我的双脚在海藻之间。永不回返，被永恒的水淹没，浸在丝般的水下。完全的寂静。一间长长的大厅，一个有厚墙的城堡，一张桌子。桌上：一堆粉色的纸页。捡起一张。一张表格。统计表。代码。受益人。线路一，二，三。线路四。抬起双眼。在我面前一个男人微笑。他有一张宽阔的脸，光亮的头发，他把那张粉色的纸片拿在手上。应该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但铃声或警报已经响过了。后面有些小桌子上放着小小的、振动的机器。我的邻座的笑容是死的。

应该伸出我的手，拿起听筒，动一动我的手臂，把它放到我耳边，但此刻敲打正雨点般落在玻璃幕墙上。窜起身来。在灯泡的微光下醒来。有人正在敲玻璃，在敲玻璃门。一步跨到那里。拨开灯的开关。灯光将我眩瞎。扭动弹簧，锁，弹簧。按下把手，门，把手。门向内开启。再多拉开一点。

穿着一件海军蓝西装，那高个的人长着一张宽宽的，斑斑点点的脸。

* * *

结实，新剃的头，一股理发师的味道。深色西装，白色衬衫。软软的领子下面，领带拉得紧紧的。中重级的外套加右手一只公文包。头发：滑，薄。

——米沙，你好吗？

站在楼梯右边门口的人震惊中张开了嘴，意外地没有将它合拢，挺直了肩膀来应对这个显而易见的疯子。

——斯曼塔内斯库教授同志不住在这里吗？西装衬衫领子瞥了一眼贴在门上的小卡片。

——你不是米沙吗？米哈伊·伯拉丘？陷入沉默，回过神来，紧靠着墙，找借口：抱歉。不好意思。是的，是的，那位女士是住在这里。误会。是我搞错了……一个同事。把你跟办公室里的一个人搞混了。请原谅。是的，请进。她是住在这里。

急忙请他进来：一种荒唐、草率的补偿行为。门已经在陌生人身后关上了，他走了进来，此刻正在等待。

——啊，总是忘事。我妹妹现在不在家。不过你是哪一位呀？

随时准备进攻或是防守，访客疑惑地看了看我。

——一个熟人。工程师格里戈尔·巴特纳鲁。格里戈。

就让他啰嗦个一时半会儿吧。访客很显然害怕落入陷阱。看他跟教授女士的丈夫打交道多有意思！种种闹剧跃入脑海：都一样精彩。很难选啊。

——我妹妹跟我说起过你，那疯子终于说道。就本人而言，我并不住在这里。

——唔。她从没写信说过有一个哥哥。

本来应该想到这种事情的。信的结尾已经很明确了。

——请自便。也许你愿意等。坐吧。

上前把一堆东西从椅子上拿开。杂乱无章的垃圾。找不到放的地方。就扔在床上。

——我妹妹正准备清理房间。有一点乱……没想到会有客人……

——啊，是。偶然到访……有些突然。

局促不安，不明就里，西装衬衫领带先生找了个座位，朝我的方向投来不信任的一瞥。疑惑格里戈先生是不是一个彻底的白痴，归根结底。

——她从没跟我提过有一个兄弟，这个还不完全是白痴的人说了第二遍。

——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实际上。我母亲是很久以前去世的。我父亲马上就再婚了。

——你看起来更年轻。

——我的外表……健康的皮肤。

格里戈又久久地看了我一眼。

有一种疯狂的欲望要拉他进行一场真诚的交谈，希望他阐述自己的原则——赢得他的信任：会有告白，承诺，他会像个未来的妹夫一样拍打我的肩膀。勉强说道：

——名字叫格里戈，对吗？我妹妹跟我说起过你：她对你评价很高……说起过你充满崇高思想的来信。

这人松开他紧抓住的外套，放下了公文包。

——是啊……喜欢什么事都开诚布公，特别是写出来，因为可以长久保留。

——好想法。我妹妹还跟我说起过你的姐姐，在普洛耶什蒂[6]当教授的那个。说你跟你姐姐也很亲近，这非常说明一个男人的性格。还听说你很成功：一名展会向导，几家工厂都争着要雇你。

——不完全是，不过调到什么地方都行这一点倒是真的。

到现在应该早有梅子白兰地、下流笑话、军队里听来的故事了。然而，格里戈却开始环顾起了四周，而如果他太过好奇的话，捷格[7]舞曲就该响起了。

——请坐吧。坐吧。莫妮卡现在随时会来。坐吧。我自己几年前也在普洛耶什蒂。见过你姐姐，那个ISEP[8]的毕业生，在一个青年行动会上，那是我的莫大荣幸。谁能想到有朝一日会有一个家庭的纽带？见到过你的姐姐，她居然还是校长……搞不清楚一家人长得有多像，但那就是她，可以肯定。

再一次把手放到公文包上，访客又久久地看了我一眼。

——我姐姐从来没在普洛耶什蒂工作过。

——这是你写的，不是吗？你姐姐是校长。不可能有错。莫妮卡总说……我非常清楚。

准备把他掐死。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词语像沙子一样硌在我齿间。

——你的腿也没出意外？俄语和化学没有成绩不好？就是说再也没有什么确实的东西了：那些愚蠢的信，征友栏上的广告，连拼写错误都不是真的？那么说也许阁下是瑞士大使，或者是我的某个失散已久的兄弟，又或许是想要取我脑袋的检察官？

所有这些就是一个没用的麻烦而已。一切都早已失去。这个斜着嘴，报复般傻笑着的访客直盯着我的眼睛说：

——唔。第一封信是这样的，直到我们开始互相了解为止。我姐姐实际上是一个巴尔拉[9]的经理。跟普洛耶什蒂没有任何关系。

——随便吧，随便吧……是我的错。我的记忆有时会不争气。无论如何……记得非常清楚那校长说了她的名字。不过……如果你不想等的话不会强求……或许明天打个电话，过来一下……

恢复为一种更加恭敬的语调。我的话还在挣扎着从嘴里冒出来，可是淡烟草肤色、宽脸的工程师已经到了门口，准备离开，手里提着公文包和外套。手放到门上，他转身对我笑了一笑。是的，他明天会顺道过来或是电话。

门在他身后咔哒扣上。本应该把门撞开，跟着他跑下楼的。他不可以就这么走掉，突然之间，也不解释一下——必须这么说：“你的意思是说回到那里，在你受尊重、先进、出类拔萃的地方，没有人跳进火焰之中么？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像你是瑞士大使什么的。你上的是另一班，在另一个部门，在另一家工厂，在另一个城市，另外那个疯子，另外那个，在另外某个时间，在另外某个地方？你是不是对任何事情都毫无记忆啊，你这多愁善感的傻瓜？我亲爱的公民同胞，你是一条鳄鱼。”

时间流逝：刚才是不是一场特殊的会面，跟那个海军蓝的名叫格里戈的访客，格里戈尔·巴特纳鲁？

因此：反正已经离开了我的办公室。那里有机器和各种机制。对我来说，难以忍受……因为婴儿受不了打字机。重复这句短语却无法作出解释：那是一个口号，一个避免鲁莽或拒绝的遁词。总工程师看着我一路跑下楼梯。这宿命的短语很有力量——那些词语已经击中了他。那鳄鱼蔑视我（即使是现在）因为我听任自己被推入无名之中，因为我每天早晨的正确问候，我道貌岸然地鞠躬的样子，commeilfaut[10]。

我的撒谎和侮辱让我成为这座鸡笼的理想居民，但首长却依然和颜悦色，平易近人；他甚至不想承认那句愚蠢的短语，虽说它的确，当然了，很有力量。这有力而扭曲的短语甚至没有触到他分毫。它根本没有击中他。老板依然和蔼可亲，心不在焉，自信十足，舒适，有逻辑，因为他仍在以一种忧郁的方式玩弄着他细腻、脆弱的双手。长久以来，从儿时开始，他就有了长长的，神经质的手指。我们有一度曾是同班同学，当时他就有一双完美、苍白的手。我们那时就像一群新生儿，我们拥有记忆，我们相信逻辑直到最后，直到苦涩的尽头以及更远。

* * *

新来的学生从老师的桌子寻路向门走去。他穿着一件完美的、洁白逼人的衬衫，浆洗得像块木板。这个新同学身材瘦削。他一头棕发，用几乎雍容华贵的方式隆重地鞠躬，他跟每个人握手，一个微笑的同志，活泼而又阳刚。缓慢但却肯定地，其他人也开始为他的微笑所摆布，直落他的掌心：被征服了。狡猾、沉闷、胆小的农民子弟——有着习惯了锄头、犁和镰刀的手——总是埋头读书到深夜，他们看他的眼光充满谨慎，然后是敌意，然后是嘲讽，而再多几秒他们就本能地想要成为他未来的崇拜者和保镖了。他跟我握手，刹那间他似乎吃了一惊。我们的动作一模一样。我们鞠躬。我们微笑。我们握手。他仿佛在一瞬间被打动了。但他再次微笑，继续往前走，在他的角落里坐下后，又向我投来短短的一瞥。

新来的男孩是一个平庸的学生，几天后我明白了。这让他跟同学们相处良好。有一次课间休息我问他有没有带来政治青年组织的“转调单”。他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回答说。我问他为什么。他微笑道：在朱尔久[11]他们只接收游泳者，而他不会游泳。小伙子们都笑了，我也和他们一起笑了。我问他的父亲是做什么的。他不再微笑，一直等到最后一丝欢快的表情从我们的脸上消失了，然后他才回答说：他父亲在附近的盐矿当劳工。铃声响起。我朝他打了一个简短的，友好的手势。

他从一开始就很尊重我在同学中的位置。在他们的崇拜与追随之下，他加入了，当然他们对我的追随，并不那么紧。

我们当时正是高中最后一年：塞巴斯蒂安·卡巴已经完全适应了他宿舍里的邻居。他成为其中一员，与大家打成一片。他在任何方面都不出色。是他的体贴作风和诚恳热心让他与众不同。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已经日渐消退而趋向中立，但还没到那种地步。当我预见到原先将我推向前沿的激情会这么快就烟消云散时，我会变得沮丧的。

看着塞巴斯蒂安，我就会看到他的父亲置身于巨大冰窟里推着手推车的工人之间。我会想象在那些哥特式的穹隆之下苦干一整天的噩梦。我总是看见那些劳工的疲惫，他们凝冻的脸在开始上班时像他们结队返回光亮处的时候一样颓丧。我会听到他们的猛击劈斩着冰封的大城，他们的嗓音在铁镐和钻头探测的块石间彼此寻找。就这样我不断地感受着他们：见弃于他们的同类，衰老不堪，偶尔抬起他们的眼睛看一下身边的工人，可能某一天就会死去，葬身于盐筑的冰川之间。

我们的新同学显然值得最大的关注。然而，我想要攀援而下进入那些巨大的，冷藏的墓葬窟的欲望，却超过了我对新来者的好奇——也超过了对于慷慨、妥协和愧疚的更大社会实验的任何好奇。我急着想要找到任何东西，可以将我们那些破课本的愚昧昏瞆打入耻辱之中，连同我们羽毛未丰、青春年少的无知一起。

对盐矿的造访原本立刻就可以安排下来，假如我想跟父亲说话的话。只是，我无论怎样都引不起他的怀疑，还是这样。

* * *

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两年。我们在和平第一年的年底才从我们被放逐的草原营地中返回。我的新妹妹出生于此后数月。

我父母的低声细语透过半开的房门传来。我明白他们在起名字——特殊的名字：喀秋莎，斯薇塔，阿格妮塔。斯薇塔听起来像瑞典人，有男子气。别的则根本没法理解。他们从来就没有多少独创性，所以我不明白他们脑子里进了什么水，为什么非要再生一个小孩。我走进他们的房间。木板床，好像比我那张大点，是木匠邻居做的。我们现在吃饭的那张熟悉的旧餐桌和三把椅子都在我的房间里，跟木板制成的橱柜放在一起。伊莱亚娜，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从我们被驱逐出境之前就把我们美丽的旧桌椅藏了起来，并在我们回来的时候归还了它们。

我父母的房间里有一面镜子和一辆婴儿车。妈妈在床上，静养身体。我的父母看着我。他们明白。他们对视了一眼，而父亲，正坐在床沿，朝我转过身来。

——你觉得呢？有没有一个名字是你喜欢的？

——没有。

如果我在微笑的话，他们或许会认真对待我的吧。但我皱起的眉头和郑重的回答显得很幼稚。

——说真的，你喜欢什么？

——多娜。

我母亲的脸颊突然间血色全无。意识到危机可能爆发，父亲双手紧扣，鄙夷地看了我一眼。

——你对多娜还记得些什么？你还知道她长什么样吗？

确实，已经过去了不止数年，但我并没有忘记：她身材苗条，像王冠般顶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发髻。她眼睛很大，黑灰色，细而又白的双手总是轻轻抚摸，像是一种窸窣之声。多娜几乎是一位年轻女郎了，尽管她还只是一个孩子。她摇摇欲坠，像一个必将散去的奇景，也是第一个分崩离析的。她紧抓着我的手，在离别之际，充满了绝望。我忘了随后被牺牲的女孩儿们长得什么样。她们几乎也是年轻女郎，雏鸡般纤小，像她一样。她们的眼睛长得又大又灰，是透明的。我不记得她们所有人长得什么样。她们很轻，是玻璃和空气做的；她们在绝望中与我们分离。多娜肯定什么事都会去做的，如果她认为那样救得了我的话。刽子手们说的话多娜一字也不会相信：她是在一种绝望的状态下离开我们的。她长着很大的黑灰色的眼睛，轻柔的手。她戴着一顶王冠——重而又黑。我们分开了这么多年，而她依然长着很大的黑眼睛。

脚步声进入厨房。噪音来得正是时候。父亲伸开双手高兴地站起身来。我在门边上。客人们一瞬间已在我身侧。我退后靠在墙上好让他们通过：伊莱亚娜和弗吉尔·梅赫丁蒂，我们的朋友。高大，非常高大，白头发，黑胡子。像一个拦路的强盗。矮小，苗条，玩偶般纤弱，棕色的头发和白皙的皮肤，伊莱亚娜在陌生人中一现身便令交谈停了下来，就如同惊奇环绕着她娇美的存在……人们的膝盖在她的美丽和魅力之下纷纷弯曲。我溜进我的房间。就在这时婴儿车开始充满了婴儿的哭声。他们围着她手足无措；随后每个人都安静了下来。父亲走进厨房泡茶。他看了看我。他停下片刻来思考。

——多洛蕾丝，这个你喜欢吗？

——不喜欢。

他继续一意孤行。斯薇塔，多洛蕾丝，阿格妮塔，喀秋莎：我很想知道他从哪儿找到这种名字的。如果这些也算名字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婴儿叫什么都可以。为什么不是多娜呢？或是伊娃？如果还是必须忘掉一切并且从头开始，像父亲一直说的那样，那么伊娃听上去非常不错。他每天不断地重复那么多次：“我们必须遗忘，为了重新开始。”那好啊，伊娃就是答案。应该没有必要再去发明复杂的外国名字了。我们妥妥帖帖定好了一个。假如我当初这么告诉他的话，他大概会从他巍峨的高度俯视着我，确信我一样都不记得了吧。他已经端着托盘和杯子往回走了。我听见他们一直谈到夜里很晚。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才第一次将依然毫无把握，隐隐有些不安的关注汇聚到我身上。

* * *

于是……伊莱亚纳·扎哈里亚。她在战前曾是我们的邻居。她以前和我父母一起在银行工作。她曾经多次邀请我们这些孩子到她家去。她一直很照顾我们，玩，跟我们一起跑来跑去，给我们洗澡。她比妈妈有耐心得多。她在晚上讲故事逗乐我们。她爱我们。我们消失后她尽力保存我们的东西，甚至想要找到我们，联系我们。有人指责她企图救援。她很幸运：他们因缺少证据而开释了她。她的固执不是她对危险的极大蔑视和她对我们的忠实的唯一证明：还有别的。在普遍的仇恨之中，她一直感到孤单，迷惘——遭到玷污。她与那病态的混乱是如此格格不入，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将它们那个完全否定。

欣喜若狂中，她的哭喊遇见了衣衫褴褛的行尸走肉，他们行进在城市刚刚平静下来的街头，作为被驱逐者回归活人之列。她是第一个再次见到我们的人，第一个想要再次见到我们的人。在最初那几个月里她在自己家里给我们喂食，把她所有的一切交给我们。她尽力要让我们对生活习惯起来。她一夜夜不停地听我说话，一遍遍请求我跟她讲我姐姐多娜和伊娃的事——讲述每一天，讲述她们最后的日子。一遍又一遍：她不怕结果我会死去。不屈不挠，她不断要求更多的细节。

她总跟那个年轻的木匠一起前来，后者一点没犹豫就给我们做了橱柜和床，即使他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了。一个高大、有力的白发男子，他说服了父亲没有权力一直当一名不起眼的银行职员，让他确信注定要去做别的事情。她重复他的话——她那时候完全被他迷住了，在他们结婚之前几个月。变革的号召从四面八方爆发出来，触动着每一个人。犹豫了一阵之后，我父母迅速进入了一种狂热奉献的模式。我也做好了准备去迎接又一个开始。那个十一二岁男孩的睛里燃烧着激情。

* * *

挤进我太紧的领圈，我会在深夜回家。那时候，我们经常出门到村里去，我们会召集农民来听我们朗诵，看舞蹈和表演。之后，一辆卡车会在原奥地利市政厅把我们放下来。夜里很冷。瘦小而又鲁莽，我总是顺着边道滑行，紧靠着墙壁。然后我会蜷缩在粗糙的床单之间，精疲力竭又无法入睡，在床上看书。那些都是炽烈、无耐心的阅读时段，我在其中初次体验了天真而晦涩的韵律，感受到词语的脉动。

然而，公开示威很快令我感到浅薄无聊，于是我对弗吉尔·梅赫丁蒂进行了密切观察。我研究他的动作。他是一个伟大的榜样。我撕毁了我可怜的诗作：它们的狂暴和冷峻显得荒唐可笑。是时候采取下一步行动了。我意识到我正在出丑，像个白痴一样又唱又跳为沉默、威严的工人争取利益，所以我放弃了正在把附近的村子逼疯的文化激进主义。我忙着学习弗吉尔·梅赫丁蒂的动作、言语和看东西的样子，这时我遇到了我的数学激情。

我很少见到我的父母。父亲经常走掉。妈妈很难在家、银行和会议之间划分她的时间。我是政治青年组织的领袖之一，但并没有忽略数学，一般总是很晚回家。我们有时会谈话，这时我就会感觉到我父母的关心。一天晚上，我听见他们低声在说：“他会准备好做任何事情的。”当然，我本来就应该准备好做任何事情。两个诚实的银行职员是不可能完全理解我的志向的。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新社会，而战后重建的热潮也正在尽情释放的路上。我有一个角色，它治愈了我的谦卑之症。在那些匆促的年代，我学会了大声说话，当众激辩，以及猛摔房门。

我的父母总是很晚回家，疲惫不堪。他们睡得很少，吃得又快又多。如今肥胖而又臃肿，是焦躁不安的睡眠者，黎明时分扭身起床，饱受每日生死竞逐的鞭挞，他们没时间来恢复自己的身体平衡，而一回到家中他们就把身上所有的疲惫和不满和随着年岁而来的憋闷发泄出来：健康面临危险的报警信号。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悲伤和崩溃的问题。他们被自己十几岁的儿子弄傻眼了，后者把他们视为毁掉的塑像。在他们筋疲力尽的时刻，他会用疑问和不信任来对抗他们。我们陷在一个带刺的圈子里，没有出路。

白天，我总是急着赶来赶去，跃过每一道藩篱——从民俗表演到政治会议到数学然后又再回到会议和城市的阴暗角落里那些尴尬的初吻。精力不断改变它的方向，但我不会忘记世界需要清扫：我们是纯洁的天使，注定属于一个新的天堂，无瑕而又纯粹，捍卫着晶莹剔透有如我妹妹的眼眸与心灵的良知。随共产主义女英雄东卡·西摩[12]起的名字，我妹妹东卡刚满七岁。

* * *

我们的灰色罗登呢大衣有小小的军用领子，会在我们又长又宽的裤子和工作靴上扑打。我们像两束巨大的袖子，挽着彼此的胳膊。拥抱的一对儿变成了一个衣袖飞舞，颠三倒四的稻草人。十指紧扣，竞相穿过那么多层的织物，来解放皮肤的某一角，掐进肉里。来到建筑边缘没有灯照的空间时我们就会中止打闹，我们会在那里暂停，来一个仓促、贪婪的拥抱。

我不停地梦见裸体，柔软的手臂，边笑边解开辫子的同学，为欲望而晕眩。在梦中，我们也被禁断的亲近所惊吓，因禁忌而动弹不得。我们缺少勇气来分享我们渴求的罪孽。我们会在潮湿、皱烂的床单之间筋疲力尽地醒来。第二天晚上我们会在又一次聚会中彼此相见，或是在电影院发臭的洞穴里。凝身不动，我们会庄重地倾听雪的支嘎声。我们会用大词，原则总让空气愈发稀薄。我们的身体会再一次砰然相击，然后我们会寻找沟壑，黑暗的庭院，以及高大的教堂围墙。气息交融之际，我们的牙齿会碰撞；我们会又抓又挠，目无所见，在将我们化为野兽的喘息中如癫似狂。在家里，受惊的父母会细看自己孩子缠结的乱发，上面依旧沾着湿雪。局面会趋于紧张，房间会变得越来越小。我讨厌又厚又潮的墙，味道像洗涤用水一样的食物，看守的敌意。他们以为我不正常，是敌人。童贞的煎熬在薄而灼热的床单之间爆发。是的，我不正常，是他们永远的敌人。他们小小的家庭习惯让我反感，他们怀疑的目光，餐桌上不住的嗦噜，打鼾，和夜里那些透过房门传来的小小呻吟。

事情搞成这样，造访附近盐矿的希望想必会引发另一场怀疑的危机吧。

* * *

迈着小步我寻路穿过凹凸不平的石头，两眼紧盯着地面，摆弄着我书包的金属扣。总是疑心重重，我的父母在等待着我，而我却从歪斜的石头与石头之间轻轻跳过，仿佛这有助于我保护自己抵挡接下来的事情——它以自己的方式，完完整整地变成了一个极好的见习期，让那始终拒绝他父母的全心奉献者迈向理想，极境，现实。

——先生！那女人等我从她面前毫不留意地走过去了，然后说道，有谁可以这样心不在焉？

这位女士是这座城市里三个赤贫的贵族之一，她们一直在我们大楼的另一翼教德语和钢琴课来勉强维生。三个人全都挤在一个单间里。据说在她们的房间里除了污秽什么也没有，塞满了低劣、老旧、不匹配的古董，说她们是一个笑柄，不单是由于她们古怪的衣着而尤其是因为她们微妙的作风，因为她们害怕报纸或收音机里任何一点新的消息。邻居们说三姐妹里有两个是老处女，不过科莱特·特里忒亚努是一名前部长的遗孀。

——我听说你是个好学的年轻人。我可以借给你有趣的书。我还拥有我丈夫的书斋，它实际上是非常广博的。

名媛贵妇试图把自己放到一个好的位置与一个年轻军人，或许还有他的父母打交道。她的白发在她单薄的肩上年轻地飘扬，而声乐课已经“培训”过了她的声音。

——给我一本吧。

我倚靠在大楼的墙上等着。父亲已经走了三天。他会回来的，但我并不着急：我也没有兴趣探究我们的贵族邻居如何生活的传言。我干巴巴的反应让她有点心慌。她很快带着一部巨大的蓝色精装本回来了。

——这部书对年轻人非常关键。我想你是可以读德语的吧。

——当然，夫人。如果您同意，我会再来找您还书的。我也很愿意见一见您的姐妹们。

我迅速离开了，没有让自己享受看到她脸上表情的乐趣。

午餐已经摆好。在桌子那一头，父亲正对着胖乎乎的小东卡做出的傻瓜脸大笑，她正比划着自己在学校头几个月的冒险经历。她展示了她跟男孩们的打闹游戏留在双手、鼻子和膝盖上的证据，它们活跃了我们午餐时间的单调气氛。就是现在，她浑身都是墨水，连鞋子都染黑了。

我问父亲他上哪儿去了。他告诉我他不得不在盐矿待了三天。我出去洗手。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们有了一个新同学，他父亲就在煤矿工作。他问我他是从哪儿来的。

——从朱尔久，我回答。

他点了点头仿佛他知道一样。在妈妈走进厨房去拿第二道菜的时候，他告诉我矿里出过一次事故。事故的发生是因为大多数工人都是新手，对这样的工作毫无准备。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说他们大部分是从国内其他地方迁来的：他们都是需要被清算的前剥削阶级的成员。阶级，不是人，他补充说，刚巧妈妈刚刚端着盘子回来了。

这表明：按时回家吃午饭，与家人一起吃饭是好的。我再也不需要去到任何盐矿了。我必须在每次休息的时候去找卡巴同学来决定他属于哪里。我的责任是依据严格的标准来将人划分开来。这可以将事物简化：爱归左，恨归右。我有权利在必要时运用狡诈，这样有罪的人才会扔掉他们的掩饰并忏悔。目标是一场斗士美德的展示，一场无论群众还是当权者都值得一看的表演。

准备着自己的长篇大论，我内心的懦夫进入了一种欣喜若狂的状态。

* * *

劳伦蒂尤·索弗罗尼教授是一条备受摧残的老鳄鱼。在他的课上，我们经常发现自己被迫要听他年轻时在巴黎街头和图书馆里的冒险。他的声音和眼皮会颤抖起来，我们就知道他即将离题，再一次，岔入某段赞颂“真正的人文主义”的演讲了。他会赞美罗马尼亚君主政体的“青年卫兵”，他青年时代的右翼运动阵营中“典范的纪律和荣誉”。他身上一具被亵渎的尸体的恶臭，他用来结束他的“训喻”的微笑，和他屡试不爽的“亲爱的孩子们，你必须学习生活是什么……”本会令我们作呕不已，倘若这个组合没有被熬成时间上的极大浪费的话。巴黎对这个地主的儿子当然是好客的，他从上学度假那时候起就习惯了在君主卫兵营地里操练的“荣誉”的乐趣。

反动派的陈旧陷阱必须关闭。然而，在家里，我没有勇气来谈论解剖课上发生的事情。那样的话大概会迫使我承认我父母骇然的假设，即如今的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弗吉尔·梅赫丁蒂，委员，大概会惊讶我竟没有独立行事，竟没有冲出教室让行政部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实际上，我内心的懦夫害怕失败的后果不亚于胜利的完满。当这个懦夫再也受不了时，推动他向前的是成为一个品德完人的欲望，尽管不是以一种特别坚定的方式。他会失败然后再来一次——一个半进半退的问题。

在有关循环系统的一堂课中间，劳伦蒂尤·索弗罗尼将胳膊肘从桌上抬起来，整了整他皱巴巴的外套的标签，掏出自己的眼镜。全班都等待着。这个教授纤细、肮脏、椒盐味的头发油腻地一撮撮倒下来。他用手捋平它们。

——亲爱的孩子们，你必须学习生活是什么。

索弗罗尼喋喋不休讲了十五分钟，谈论最近那场战争期间日本飞行员撞向敌人的军舰和兵站并在飞机上自爆的英雄主义。这些神风突击队员的灵魂（身着七枚金属纽扣的皮夹克，盖有三瓣樱花章）值得我们敬佩。象征性的死亡，神圣的灵感，对毫无意义的生命的蔑视，那些不仅是直面死亡——“这在一场战争中是很自然的”，如教授所说，“更是在寻求它……”——的人们的牺牲，反动的观点导向唯独一个结论：死亡乃是奖赏，勇气之花。

课间休息，校长听到我告发时的神情恐惧多过专注。索弗罗尼教授第二天回来时所有的纽扣都扣着，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他缓慢地口授新课，一打格楞就把句子从头再说一遍。他对一排排的课桌看也不看，而且在接下来的课上全都是如此表现。“非常好，孩子们。”“就这样，孩子们。”他已经提高了等级：“再认真一点，亲爱的孩子”，“请尊重我，亲爱的孩子们”。索弗罗尼没有朝我们的方向投来一眼，一次也没有看我。解剖课已经变成了另一样东西，教授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个全神贯注，眼睛紧盯着教授的脸，我的同学听他说话的时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看着他的疲惫动作——如此地局促不安——他受惊的苍老步态，他对词语的畏惧。什么东西改变了他；某个强有力而不忠的人改变了他：某个原本就应该被敬畏的人现已实至名归。

我让自己变成了小人。我很害怕。我随时可以匍匐到受害者的脚下乞求原谅，试着与他开玩笑，找一个没人能看到我们的时候，让我可以悄悄说（在大厅的某个角落）特务强迫我去告发他但他实际上很安全：我了解他并且愿意为他辩护。

我随时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来让我坐在一排排板凳上的同学将我视为自己人，这样我就可以成为他们的一员，这样他们就会让我进入他们的兄弟圈子。孤独无伴的恐怖之中永远夹杂着一份不可动摇的惧怕，惧怕一种缓慢的，令人厌恶的崩溃，一种半心半意、疏忽、自弃的状态。我一直想要一个人呆着，要忘记，要逃避我的暧昧的压力，要遇见自己，要避免对抗，要入睡。我的同学不可能知道我的悔恨，但他们似乎都接受了我，甚至包含着同情。我毕竟是一个获奖的学生，会追女孩，也愿意出借我的笔记本，让他们抄第二天数学题的答案；至于我在学校里的政治角色，通过减少党会和放松纪律，我设法以一种不太勉强的方式来扮演。强硬派的巨大野心的折磨仅仅是秘密地摧残着我。我固执的决心只在家中爆发，化为阵阵袭来的愤怒与轻蔑。像解剖课这样的突发事件应该是极少发生的，它们的影响会在间歇期间消失殆尽。

这还不是全部。全班在索弗罗尼改变之后几个月都石化了。我在一堂历史课结束时起立，建议教授改变他的评分制度：因为我们都知道等我们轮到的时候，我们每学期要做的就是把两节课背下来而已。波波维奇，变成了我们历史学教授的和善牧师，脸一直红到了耳朵尖。的确他是用这个制度按字母顺序给我们出题来让我们脱困的。现在，他沉默了一阵儿，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了点什么，模糊地承认我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必须尽可能彻底地掌握我们的所有科目。”现在全班都被迫要放弃容易的分数了，很明显这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可是后来，过了几天，我的同学就像往常一样跟我说话了。他们一定搞明白了，向原先的地主，剥削阶级出击是班长的职责，即使他出让了他们的一些利益，也是他的权利，这理所当然是他成为一幅“无产阶级小英雄”漫画的根据。

最终，劳伦蒂尤·索弗罗尼教授调高了所有人的分数，而且他也不会有任何理由不去提高他最好也最危险的学生的分数。这个牧师出身的历史教授现在希望人人都正确地背诵一本书里的很长一段，对任何在背诵时吐字最佳而不搞乱语法的人给予最高分数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当解剖或历史教授，甚至是我要与之举行各种政治会议的校长，以讨好的专注听我说话并送出夸张的赞扬之时，我却不知道该跑去哪里，实际上我对自己赢得的特权备感羞愧。我也找不到勇气去忍受或加速我倔强、孤独的反叛。我原本会跑向我所有的下属同学，乐于分享微笑和期末考试的答案，组织游览活动，与女校学生的晚间跳舞，或与邻镇的田径比赛。我希望感受他们在我身边，见证和赞成我的背叛，理解我总是想要为他们做到最好，以及我的行为仅仅是出于纯粹的理想主义，充满率真。

他们或许已认识到了我对他们的坦诚，尽管我的表现不太一致。不然，塞巴斯蒂安·卡巴，他一直跟他们一起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就不会为平静地听我说话了，在我告诉他说我已经去过了他父亲工作的盐矿的时候。脸色苍白而又忧心忡忡，卡巴原本可以用他结结巴巴讲出来的所有问题来把我问倒的：那个矿是什么样子的，我在那儿待了多久，他们对我说了什么，我有没有遇见他父亲。他本该用各种拐弯抹角的问题来纠缠我，以澄清我是否知道那件他试图保密的事情。他听到过我是怎样和历史老师讲话的。他见过劳伦蒂尤·索弗罗尼，原来的地主，如何明智地默许，低下他的老肩鞠躬。他本该被这些警告吓倒的。然而，在他与我们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中间，他就已经问起了他是否可以加入我们的组织。他早已把我看穿了。而他忽略了一件事，就是我一直等到了最后一刻，只为取得他的真相或焦虑或悔悟。

* * *

卡巴是个平庸的学生，但他的同学都很喜欢他，他父亲现在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谁也没有任何理由将他排除在组织以外。相反，他代表着一种不可多得的接纳，记住大部分学生都是农民出身：我们将最终拥有一名工人阶级的成员。

我每天都期待他到访一回。我跟随着他。我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我冷淡地回答他的问题，粗鲁地对待他以解除他的武装，这样他就不得不请求宽恕，低头忏悔了。我数着日子直到见面为止。这是一个寒冬。星期四下午组织要从每一个班里接收新成员。雪已经冻结，在脚下吱嘎作响。夜幕迅速落下，几个小时后我们从学校返回。我跟东卡单独一起。我记得当时发生的一切，在卡巴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第一个一月底。我有那时候的记忆。我很强大。像塞巴斯蒂安·卡巴这样的人本应惧怕我的。这正是新秩序的要求。我正期待着他腼腆地敲打窗户，请求怜悯，跪在雪地里坦白真相，退回他注定要回去的地方。

窗上满是冰凌。听得见脚步声，但没有人轻敲玻璃。确信他最终必会现身，我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看着结霜的花与树叶盖没窗口的白色区域。我不能再呆在一个地方了；我必须做点什么事情来打发时间直到我可以欢迎我的同学卡巴，直到我可以惊讶地听他说话并将他送走——驱逐这恶心的、狡猾的塞巴斯蒂安·卡巴！

我翻开那位卓越的女士借给我的书。时间具有客观的现实性，即使主观感觉被削弱或消除也是一样，只要时间在“推进”，在“流淌”。这是一道困扰着专业思想家的难题……有一天，仅仅是出于少不更事的傲慢之心，汉斯·卡斯托普[13]才有胆涉足这个难题……想要弄清一个搁在架子上的密封罐是否处于时间之外。但我们深知即使在一只睡鼠身上时间也依然会完成它的工作。某个医生提到一个小女孩，十二岁，有一天入睡之后长眠了十三年的案例。然而，在这个过程里，她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小女孩，而是作为一个年轻女子醒来的，因为她在此期间已经发育成熟了。我看着这个七岁的小女孩。她很胖，一只小气球，黄头发，蓝眼睛。她已经长大了。她不是同一个孩子了。她有了妈妈的眼睛和头发。她的前三个孩子并不像她。我们长得又黑又高。多娜的头发和眼睛漆黑如夜。她身材苗条，个子很高，几乎透明，但岁月已然逝去，多娜已经变成了东卡，她现在个子很小，很胖，她是蓝眼睛。

可是，我想，东卡并不是多娜。多娜会变成金发的肥妞是不可能的。伊娃则有父亲的眼睛和头发。时间在那些睡者身上达成它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伊娃可以得到夏日般明净的眼睛和夏季小麦般金黄的长发是不可能的。时间流过多娜的和伊娃的睡眠是不可能的，而我本该是一个密封罐搁在那儿的架子上处于时间之外。

小团子正在把邮票从信封上揭下来，像往常一样又弄得肮兮兮的了，到处是胶、水和油墨。我们独自在家。那是冬天；夜来得很快。窗户都冻住了。有时我能听到脚步声。我等它们在窗前停下。即使你更加宽容，对你来说要分辨一个昨天的当下，前天的当下，或大前天的当下也未必是一件易事：它们都与今天相似，像两个蛋一模一样[14]……不，这很容易。日子彼此之间并不相似。我那时拥有记忆。我是强大的。我还不是一个办公室职员，被困倦的日子弄得筋疲力尽，看上去跟所有人毫无二致，攀爬着同一个慵懒早晨的山丘，卑躬屈膝而又一脸漠然，骨骼被疼痛的潮湿拉伤：一个在书桌、绘图板和电话之间身体麻木的办公室职员。我尚未迷失于混乱、低沉、遥远的声音之间，它们像一座树林里逃犯们被扑灭的呼喊，在夜间依稀可辨。我不想承受孤独的驱邪之术，它留给我的会是另一颗星球的异样空气里松散凌乱的动作，在那里声音窒息与纠缠，无用的手势在一番喑哑的绝望合奏中徒劳地躁动。我强大、正直、不屈，像我烟消云散的姐妹，伊娃和多娜；我继续期待着塞巴斯蒂安·卡巴，要向他证明我知道如何拒绝，也就是活着，像我的姐妹，曾经直立、警醒、行走于世的多娜和伊娃。

我吃了一惊。怯生生的小步子来得更近了。懦弱，愧疚的脚步趋近。我直起双肩。已经过去了。不是他。我明白：他不会来了。他知道他在下次会议上必将发生的斗争中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用它们来对付那些打算将“阶级斗争”设定为唯一解决方案的人。像一条强大的鳄鱼，他有权去战斗，用钢铁的牙齿与两颚，而他将不得不忍受驱逐，留给阶级敌人的回答。在我的行动中不可以有丝毫的惊惶。我的思绪决不可以出卖我，哪怕是一瞬间。任何喘息都可能太多。可我们应该对这样一个大地之子作何感想呢，他也处在这样一个年纪，无论是一天，整一星期，一个月还是一学期都依然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他有朝一日终会养成那种亵渎神灵的习惯……或者至少会时不时地堕入那样的快感之中，不说“一年前”而只说“昨天”，只说“明天”而不说“一年后”！

我没有资格心怀一份忧虑：我的姐妹和我早该明白昨天跟一年前是全然不同的。在营地里，多娜，伊娃，还有我本来就绝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说“明天”来代替“现在起一年”的快感之中，因为我们知道到一年过去的时候我们或许都不再存在了，这就排除了耍弄明天或今后一年的时间这种无信义的快感。我是一个大地之子，知道：明天将是星期四，这一天我会在所有人面前公开揭发我们受欢迎的同学；我正处在这样一个年纪，每一天都带来改变，而我将不得不展示出我在征服自己的怯懦与背叛方面的进步。我没有别的权利，唯有斗争，变得强大。我的位置不允许我受引诱，受愚弄，或是被哄去入睡。我抛开了部长女士那本狡诈的书。东卡大笑起来。她总是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弄得乱七八糟。她对我微笑，很开心我越来越像她的哥哥了。

雪在脚下吱嘎作响。凝冻的空气灼烧着我的脸颊。走进宿舍的时候，我的睫毛融化了。水滴顺着我的脸颊滚落。塞巴斯蒂安·卡巴在跟他的室友下双陆棋。栖坐在床上穿着蓝色运动服，他的两条腿拢着双陆棋盘，而他长而纤细的手指把骰子摇得像魔法念珠一样。

我的进入引出了一番动静。从近门的床上，一个同学挥着他的代数书跟我打手势。他只解出了一半的指定题目。我花了一刻钟跟他在一起，已经有好几个人过来看我们怎么做代数了。只有卡巴和他的对手留在棋盘前。最终骰子的滚动慢慢停了下来。我听见他们在匆匆计算点数。我站起身来。我跟我们的同学说了一会儿话。等到双陆棋手加入了我们这群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所有人要通知宿舍管理部门大家第二天会迟一点吃晚饭，工作人员应该留着他们的饭菜。随后，因为这是卡巴进入组织的前一夜，他的室友们都跟他这个未来的英雄开起了玩笑，让他无处躲藏。不过，卡巴处理得很好，即使处于守势，他也依然应对自如。他的回答比我们赏给他的讥刺更有力，但这样一种局面的生动逆转并没有让他的室友和我感到惊讶。他从未辜负过他们对他的魅力和活跃机智的信心，这一次也达到了他们的期望。至于我，我的信心放在了未来英雄的迅速领会上面，我指出明天的会议将比平常为时更久，所以他们会迟点吃晚饭。我们的同学们都感觉到了即使我们并不是朋友，我跟他却有一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也回应了我的兴趣。这种友善的前提是某种同谋。虽然我并没有对友谊作出公开呈现，我也从未予以否认。

就这样，他的表现十分恰当。我动身离开的那一刻，他把脚伸进拖鞋里陪我走了出去，有好一阵儿我们俩一起呆在宿舍的木门前，彼此都在等待着对方说出这种场面需要的话。我不确定我是否成功地完成了驱使他不再躲藏的计划。这大概需要一个威胁或一个承诺，但卡巴抬起了手臂，将他细白的手指斜靠在褐色的门上。他轻叹一声，告诉我说宿舍的食物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他想要对此作一个正式投诉，希望他的新朋友会理解，或许甚至进行干预。宿舍的食物是无法忍受的，像往常一样他已经找到了确切但又温和、不冒犯人的措辞来以一种得体的方式提出他的抗议。断言他再也无法忍受食物大概有点过分了：他仅仅提供不带个人色彩的信息。他将手臂斜靠在木门框上，等待着我回答，或者不如说等待着我们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分别。我看着他的眼睛期待他说——一次，两次，三次，像某一支愚蠢之极的挽歌一样——他再也无法忍受那食物了，更不用说他又冷又脏的房间，憋闷的空气，噪音，一个寄宿者生活中的污浊与疲劳了。食物是无法忍受的，但他并没有说他再也无法忍受了。我一直在等待着他复述自己选中的不带个人色彩的措辞——通过执着的重复来证明这是他的责任，重担压在他的肩头，他是察觉到这种情况的后果的有识之士之一。只是他知道一遍又一遍重复同样的话是侮辱性而又毫无意义的，尤其是因为他与之对话的人一直避免谈论任何相关的内容。他退而不再像一个疯子般重复自己。他不说他再也受不了那些食物，或是再也受不了寒冷或雾气或打字机或天上的傻月亮或大楼的绿屋顶了。就那样将一份激情撕得稀烂，标志的仅仅是自弃而至于荒谬，至于幼稚，至于扭曲的言说方式——适应不良、孤立、沉沦的先兆。我明白：他什么也不会重复的。他伸开自己的手指放在门框上，早已证明了他明白一个人的预期总有合理的限度——以及沉默变成麻烦的那一点。

于是他问我明天的数学题是不是真的很难。面带着微笑，我叫他把门口那个同学笔记本上的答案抄下来。我摔上了门。我根本就不应该回答。我尤其不应该在我最后致意之前对他微笑的，那就是完全答应了。不过，既已学会了果断地摔门，我摔门的时机倒是挺准。

我已经给了这个懦夫最后一次机会没有砍掉他的脑袋，明天我会对着他的尸体嘻嘻又哈哈，像个懦夫一样。

* * *

有塔楼和窄窗的大楼拉得更近了。街上什么人都没有。回头再看。没有人。没有人发现得了我对杀戮、欺骗、逃跑、维护真理、为它而战斗的恐惧……没有人发现得了我对追击者们的长臂和死亡之苦的恐惧。

我不想对任何事情得出结论或知道我的杀戮或撒谎是出于恐惧。多娜和伊娃一直在看着。我知道。她们已经猜到我厌倦了充当命运的宠儿；多少次我们都不愿再与死亡相抗，再推迟它的到来：耗费了这么多的力量，哦，这么多的力量，还有这么多的谎言才能活得下去。她们剃光的脑袋突然间又到了我的近前。我们聚在一起，三颗剪了发的脑袋，透明有如鬼魂，三颗毫无生气的脑袋，惊惧我们还要耐心多等一个小时，多等一星期。我曾经每天都在重复这个：需要的不过是又一天，又一夜，又一星期，一小时，一场永恒，就那么多，就是这样。

之后，在长长的办公室呛着烟，在马蹄般的人声嘈杂和打字机的噼里啪啦之间……当懒散、疲惫和自弃将我拖垮，而日子和星期和疲惫却不得不再次恢复之时，重复同一曲筋疲力尽的副歌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我再也，不能了。我必须要打破这个谎言，活得天真、单纯，用真理保卫、装扮自己，向那谎言开火，它的名字叫莫妮卡、崇高的塞巴斯蒂安、祖布楚上尉之死、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急切地想要逃走，想要抓住我，在他们的鬼祟的游戏里，在他们愧疚的乐趣之中，在生存的共谋、谎言和集体的自闭症之中。

但在当时，我必须找到父亲并再次成为他的儿子……或许，我想，或许他今天不会再重复“必须”了吧。或许他会再一次成为我的父亲，让我可以承认我所有的过错、疲惫、懒散和恐惧——不义，罪孽，谎言。突然间，他会明白既已吞噬了一切，二重性已在他身上生长起来，在思想和言辞之间，如同在我身上一样。他会在他的儿子身上认出自己，会有勇气满足于我们共同的愧疚，高兴我们将会改变，我们将会净化自身，活得清白。

回头再着：一个人也没有。看门人用两个手指向我示意，指向二楼。前奥地利市政厅有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和粗大的栏杆。来到二楼。两条对称的走廊。选择左边那条。统一的，抛光的门。打开右边第一扇门。两张书桌，一模一样，都盖着红色的帆布。其中一张书桌上是一本袖珍版的书。几张桌子，一张上面有台电话。打开走廊对面的另一扇门。两张书桌排成了直角。打开右边另一扇门，右边的第二扇门。什么也没有。没有人。千篇一律的装潢。解开我的大衣，松一松我的围巾。朝那本书伸过手去。认出了它。其中收入的神圣传记早已铭记在心。关上房门。我的双脚陷进地毯——像是走进了沼泽之中。左边还有五扇门，右边也有五扇。对称。不知怎的发现自己又到了楼梯口。正要顺着楼梯下去时走廊的尽头爆炸了。轰轰！轰轰！声音不断地吟诵着来自神圣的克里姆林宫的神圣名字。现在我知道该朝哪儿走了。父亲会在那里，与众人一起高呼，封冻在水坝之中。一阵噼里啪啦的掌声随之而来，像雨的疾拍，像打字机的喧响。无声无息地进入。他们没有看见我。他们都望着演讲者，连他也没有注意到我。躬身弯到椅子的高度。一直溜到右边最后一个位置，靠近窗口。那里温暖得很不自然，我的额头和身上汗水淋漓。

讲台附近的桌前有三个人。父亲并非其中之一。弗吉尔·梅赫丁蒂也不是。在礼堂里也没有看见过他们。另外，要找到他本来就很困难：礼堂非常之大。坐在那里，蜷缩在我的大衣里面，演讲者的话语突然抵达了我，不是因为他吸引了我的注意，而是因为这话语将自己强加于我；它们来自我的内心：我对它们如此熟悉，就仿佛是我自己说出的一般。我全神贯注，像别人说的那样，紧盯着演讲者嘴唇和手臂的运动。我没有疯。我并未生出幻觉。演讲者正在重复着我心中，我的同学心中，共和国所有公民心中的句子，每个人言说并重复过无数次——完美的配方，被一劳永逸地传递与学习，以至最小的偏差或额外的口音都将等同于玷污。亵渎！无论年轻年老，无论大小，无论虚弱雄伟，我们全都不停地复述着纯粹相同的短语和单词：我们兄弟情谊的证明。我知道接下来的词句，它们也确实到来了，然后是必定随之而来的词句。我全都知道。我不再期待而开始抬头仰望前奥地利市政厅高大的拱形天花板，以及缩成一个尖锐三角形的彩色玻璃窗——我头顶上的尖窗和远处别的窗户。尽管现在里面尽是有写字扶手的椅子，大楼的这部分一度曾经是一个庆典礼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它壁画的拱顶和狭窄部分——矩形、三角形、菱形的彩色玻璃窗。这里热得要死，就好像我落进了一只冒着泡的大锅的水蒸气里一样，而我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笼罩在我的大衣的热量之中，突然间我像别人一样一跃而起，尽管我的两眼早已闭上了。随后我又跌坐回我的大衣，什么也听不到了——除了之后，椅子被移动和砰响的声音，像雨打在一个屋顶上的速射箭头或是许多一起工作的打字机重叠的噼啪之声。我的两眼粘合着。我没有办法睁开。弗吉尔·梅赫丁蒂沉重的手搁在我肩上。我嘀嘀咕咕，结结巴巴，咕咕哝哝却一块肌肉也动不了。

——我在找父亲。

——好。跟我来。

昏沉、萎靡而又羞愧，我跟着他走上一段楼梯。我在他的阔步之后拖曳着自己。我数门：右侧走廊左边第三扇。两张书桌，完全一模一样，彼此垂直。梅赫丁蒂走到书桌后面，将一把椅子举过书桌，放到他面前——在我面前。将我的大衣搭在椅背上然后坐下。我们两人面对着面。认出了他的白发、他浓黑的胡子和大手：这的确就是弗吉尔·梅赫丁蒂，这个我追随了这么久的人，我已经感觉到了他放在我肩头的那双大而有力的手，和他柔和、平静的声音。他正在解释父亲的缺席。在他句子中间的某个地方我意识到梅赫丁蒂快要取代我的父亲了。我的家人将不得不失去我而仅仅保留那新的后代，东卡，来让他们想起他们不愿遗忘的东西：他们死而复生，并找到了勇气去忘记来自往昔的一切需要被焚烧与驱散的东西，这样往昔才能永远是往昔。

梅赫丁蒂同志已经告诉过我，父亲会去到一所学校里待一阵儿。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也许是因为我没有注意，尽管他似乎并不希望将我的关注引向这件事，接着又补充说或许这样更好。在新的工作场所，父亲应该可以突出表现他的诚实和纪律。

——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银行职员在今天这种复杂的环境下面混得不会很好。学校的意义，不妨说，就是一种了解最新法规的途径，毕业之后他将会是我们在一个极其重要位置上的代言人。他很可能会做得非常好。他认真而且正直。

弗吉尔·梅赫丁蒂有一件白衬衫，有力的双手，和一副温暖的男中音——对于他巨大、沉重的身躯来说并不奇怪。我继续听他讲话，或许我也说了。或许他对我说了别的什么。我注意到一条窄窄的黑色丝带在他夹克的翻领上。他看见我望着它，就告诉我说他的岳父，伊莱亚娜的父亲，几天前去世了。太不像话了，这是在对死者崇拜和它提倡的冗长宗教仪式公开摆眼色啊，但是他仍在跟我谈论他的岳父，一个大腕级的律师，据他说是一个高超文雅，堪称正直典范的人。我没有时间去惊讶。我愈来愈发现通过赠送金钱以及在困难时期提供庇护，伊莱亚娜的父亲一直在帮助他和他的战友以及他们的颠覆性组织。带来慰藉而又令人不安，我的新父亲，这个弗吉尔·梅赫丁蒂！想想我原本可以跟这个父亲成就些什么吧，但他并不急于作出安排或是将我逼到其他必办之事的窗台上。寒冷和疲劳又一次追上了我：我害怕去了解这个人，他正在这样一场意想不到的交谈中浪费时间。我拉起我的大衣袖子要跑回家，要睡到我温暖的床上去。梅赫丁蒂拉着我的手。他轻轻握了一下，并抓住我的肩膀。

我冲过走廊的时候听到他提高了的嗓音：

——把门关紧。

门已被小心翼翼地拉进了门框的边缘。它旋转得很慢，无声无息，因此没人能够听见，因此那运动是难以察觉的，因此没人会意识到——因此没人会看到我惊恐的脸，我鬼鬼祟祟的眼睛，我佝偻的双肩。本该回去推门的，但没有力气了。需要藏起来，迅速溜走，而不被注意、跟踪和逮捕。几乎是翻着筋斗下楼滚进了雪中，他的声音才没有追上我。

东卡已经掀开了被子，大声地呼吸着。灯在隔壁房间已经熄灭。匆忙间把东西一扔就躲藏起来，钻到柔软、蓬松的羽绒床的深处，让自己消失在被子下面，它们又厚，又轻，又体贴。在狭窄的沙发上伸开双腿，然后是我的双臂。闭上眼睛。我父母的窃窃私语透过房门传到我耳边。他们在讨论父亲的离去和他等同于一次降级的调动，一次朝向第二战线的撤退的前景。所以现在母亲恼怒的嗓音正在念出“病态的正确性”这几个词，并列举了种种证据表明父亲拒绝了他获得任命的那份工作最低限度的“天然”好处。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我吃惊地了解到共有多少木材被用在给我们这套潮湿、老旧、两房住宅的供暖上了，它或许是很久以前拿某样更好的东西交换来的。妈妈开列了他们每次双周工资之前累积的债务，而且在过度紧张之下，讲出了几个名字，其中有一些还是公众人物。她说的那些人不必通过惯常的争夺就能获得补给品，“谁知道呢，或许还有什么上层的东西。”我内疚的父亲没有回答。她继续发着牢骚。他随她讲下去而不打断。他低声说道：“行啦，我们睡吧。”她的声音停了。他们的话语混合成为一阵低低的咕哝声，无可索解。窗是白的。东卡在狭窄的沙发上困难地呼吸着。一片冰的薄膜结在我们卧室窗户的两侧。

就像一个运动员在一场遭遇战的前夜，塞巴斯蒂安·卡巴会继续裹着他的粗毛毯子睡觉，连梦都不做。早已准备停当，他对胜利肯定很有信心。父亲会离开去到他很久以前去过的一个地方，我没能从那里把他带回来。妈妈会继续跟我在愚蠢的过度自信中忽略的一切作斗争。我们的朋友伊莱亚娜的父亲已经死了；曾经富有的律师现在运气不错，可以得到他女婿的哀悼；我一直以为梅赫丁蒂是刻薄而冷漠无情的，但他却摆出了一张新面孔，让我惊讶不已。刚才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都是这个逃亡者渴望的父亲，直到这时他的嗓音突然变得威严起来。弗吉尔·梅赫丁蒂同志不需要一个不能够得体地关上一扇门的儿子。没有谁冲上前来收养一个自我想象的孤儿，他荒废了“大地与时间”，他随时可以忘记今天等于十年而明天会是星期四，这一天我必须独自面对敌人并在战斗之前折断我的鞘中之剑。

* * *

三月已到。春天来迟了。广场上挤满了人。我们全都紧靠在一起，穿着悲伤的长外套聚集着。空气中吹拂着有力的和弦：丧礼的曲调在头顶轰鸣。沉重、庄严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击中我们，我们等待着，默然而又阴沉。双手攥紧了插在口袋里，我不停地移动双脚，跳着舞，想摆脱我脚趾的麻木。从衣领里伸出脑袋，我看到了我的同学塞巴斯蒂安·卡巴，他也戴着一个黑袖圈。我本该弯腰鞠躬，深受打击，像我周围成千上万聚在一起哀悼的男男女女一样，但我不再是以往那同一个人了。我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面目全非、发育不良、受惩罚的人，被迫去舔每一个人的靴子，像蛆虫一样沿着紧挨的两行爬行而决不漏掉一只脚。我必须将我冻僵了的舌头划过每一只又冷又脏的靴子，沿着又冷又脏的路面潜行，这样大家就会发现我已犯下了一桩背叛之行，我是那悲伤的人群中唯一玷污了他们的苦痛的人，竟然允许一个罪人留在我们中间。我是一个注定要堕入虚伪的耶稣会士。我随时可以缩成一团，一下子变得软弱无力，消失在拥挤的腿与靴子之间：这是我能参加神的葬礼的唯一途径。

然而，我们的眼睛已经低垂。我正谛视着扩音器的重压下面卡巴悲痛欲绝的脸在人头济济间低垂，却一眼瞥见她正从一个阳台上望着人群，确凿无疑地望着我，显然是这样：我们的邻居，前部长的妻子，娇小而苗条的科莱特·特里忒亚努带着她秀美、疑虑的微笑，望着我——当然她是在望看我——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比那群人所提供的更为有趣的景观。她知道，当然，我是一个逃犯，在敌人被接纳到我们中间的时候藏了起来，因为我自己就快要变成一个戴面具的敌人，一个逃兵，一个懦弱者了。这位女士有一切理由用一种母性的眼光来看我：我们来自同一个胎盘，我们读同样的书，以同一种抿住嘴唇，充满疑虑的表情微笑。我们从所有那些孤儿头顶之上一段距离看见，并认出了彼此——秘密葬礼游戏中的盟友。我的同学也早己知道，知道了很久，他可以指望我，我们很快就会肩并着肩，佩戴着同一个欺骗性的斗争标志或袖圈。像别的无能者一样，我的父母一任自己大声哀号着。他们不再对我心存戒备，他们不再害怕这个儿子会对这一天要求的口号玩什么花样。他们可以指望我的审慎，一个懦弱者的宽容——出于恐惧、懒散和睡眠而蛰伏于自身之内。他们都了解我：科莱特·特里忒亚努，那个借给我特别书籍的女士，和塞巴斯蒂安·卡巴，将他狡猾的触角伸向其他同伙的昆虫。而——被伟大的逝者，故去的斗争之父，英明领袖，无可度量者，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和革命的伟大导师抛弃了。这个群体此刻无视了我，凝固在一阵密不透气的疼痛之中。我不值得被它看见。我不应该踏足此地。我是禁止入内的。

他们事先就知道他们可以任我去玩记忆还是美德的游戏，因为我会迅速溜走，忘掉自己、他们、时间和地球，一个筋斗翻进一条阴暗潮湿的隧道，在那里我伸开的双手会摸索无论哪个兄弟或姐妹，在一条脆弱航船的舰桥上摇摇晃晃，被一个女游客温存的嗓音哄着睡去，她讲的故事枝节丛生，有蒂伯留·科瓦尔斯奇，乘黑色高级轿车的可怕孩童，一名被中了毒咒的记忆逼疯的老妇，以及剃着光头挥舞着焦黑假发的孩子们的幽灵；而我会再次发现自己在一艘船的舰桥上，像一个细胞在懒惰、液态的物体之间，一只手缠绕着自己的咽喉，在穷追不舍的号角的乐队中变得歇斯底里。

铜管乐器在城市广场里啸鸣。坚定的嗓音透过扩音器噼啪乱响，它们的外语浑厚而尖利。肩头起伏以纪念我们的家长，我们所有人的父亲。拳头在口袋里紧攥着，我看到身边的男男女女直视向前，仿佛当场凝固了一般。指甲深深掐进肉里，我是一个石化的伪君子，像他们一样。我的胸膛挺起。我几乎无法呼吸。我跟他们捆在一起，但他们永远不会再相信我了，永远。

* * *

时间被哄着稍歇片刻，被太阳懒散消磨。吵吵闹闹，浑身晒黑，因放假而欣喜若狂，全班人都奔向河边。东卡在隔壁庭院的灰尘里打滚。一帮帮小捣蛋鬼跟在她后面，抓着她粗粗的金发辫子。她不停地把别的东西偷偷搬进屋内。频频光顾废料场，她会为盒子和迷你盒子讨价还价：方的，圆的，扁的，高的，金属的，木头的，纸板的，彩色的，生锈的，打孔的盒子。每过三天前部长的夫人就会把她蜡黄的手放到我的嘴唇上，给我一小杯甜甜的土耳其咖啡。她会羞怯而狡黠地微笑，而我则会抿一口这加了蜜的毒药。我们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我会喝完咖啡，她会傻笑并提供给我一本又方又扁的书。我会把它拿在手中。她会又一次抬起她温暖的、天鹅绒般的爪子和我告别，而我鼻孔的根部会触碰她毛茸茸的，年老的手。像不忠实的一页纸一样，我会鞠躬，几乎低到肮脏的拼花地板。随后，对这游戏已驾轻就熟，我会向我的安菲特律翁[15]背转身去。像个不干不净的小兵一样，我会重重一甩摔上房门，每次都很奏效，于是这幢破楼就会抖上一抖。

我总是收集平装、布面装、硬皮精装的书。书会堆得高过我的脑袋。然后我会把它们扔回老妇人的怀抱。她会给我别的书。我的嘴唇几乎会触到她纤细的肌肤，接着我会摔门而去。我需要保守我自己，密封在我的架子上的我。缺少空气，书籍在我身内腐烂。带着它所有的游戏和嘈杂之声，夏天并未接近我栖息的书架。一切依然竖立在我的身边。没有动静因此也没有时间。从一道无限遥远、浪涛崩碎的海滩上会时不时地传来一阵混乱的流言，一只巨鸟的扑翅，如一艘帆船一般。我正将夜晚切开，蜷缩在一列火车的车厢里，车上一个没牙的算命先生给我看手相：我会回城去救我的父亲摆脱不幸，但归于徒劳。将会为时已晚。不过我不相信这种没有字母的解读。我沉溺于模糊的希望之中，而此刻实际上为时已晚，已经太晚了。

但这一切却是发生在另外某个时候，在高中毕业之后很多年。同时，我已一路爬到了一艘满载乘客和行李的船的舰桥上。倚着栏杆，看着绿水溜回我们的船后，我是独自一人，但在我身边，从背后却传来一架钢琴高扬的音符。一阵冷风在吹，男男女女都穿着厚厚的衣服。那些蝇营狗苟，如在梦中的生物被诱拐了，像我一样，跟着此刻波浪中这条令人晕眩的钢铁巨鲸离开了他们每日的护航船队，汇入钢琴、钟摆和老旧之音昏昏欲睡的摇荡之中。

——这是亨德尔的G大调恰空舞曲。

水和风的声音。仙女曲身靠在我的肩旁。她的呢喃流入我身体。她是不是那皮肤苍白的高个儿女孩，我常在夏夜里，在邻座的书籍将我吞没之际梦见的那个？她的眼睛大而又黑，她的头发粗而又长，而又黑。急不可耐，她会在延迟这么久以后伸开双臂来迎接我，来补偿那延迟，准许我凝望那特意要令我惊讶的身体——一个奇迹，不可以受到哪怕最微小动作的打扰。我像一块木板一样站得笔直。钢琴继续倾吐着它的幻梦。波浪不停奏响。一边，痛苦的，活生生的，那蕴含着一份无情温存的声音是真实的，活的，无可否认的。

——你知道，我是一个音乐教授。

她就在那里，伪装成了潮湿舰桥上的一名钢琴教师，在那些疲倦、嘈杂的旅客中间。我伸手就能触摸到她。可是不行，我决不可以。她很快就会把她的嘴唇凑到我耳边念出我的名字。我一动不动呆了一段时间，背对着她，好像没有听见她的招呼一样，等着去感受她的呼吸和她天鹅绒般的手指的接近。情感和类似于怯场的东西令我动弹不得，我等得太久了，最终我陷入了绝望，迅速地转过身去，但为时已晚。她已经消失了。在我边上，有一个胖胖的，看不出年龄的女人，一个旅途中的乘客。她目睹了完整的一幕，正看着我。但这些事情发生在另一个时候，在高中毕业之后很久，在我尚未变成一个密封罐搁在它的架子上的时候。

一天早上在理工学院，我在三楼的一条走廊里又遇到了我梦中的未知——在我的前高中同学的臂弯里。他们正向我走来。我不知道该怎样足够迅速地消失，避免撞见他们。卡巴的友善肯定会紧随而至。她，那未知，肯定会把我认出来的。她肯定会明白我追了她很长一段时间，疯了一般想要了解她，将她拉得更近。自从我们在船上遇见那一回，然后在火车上，然后在邮局大厅，她刚从里面出来我们就在楼下碰到了。他们笑着，向我走来而并没有靠近。全身紧贴着墙，惊恐中，我继续倾听着，他们的脚步在地板上的声音十分清晰——并没有丝毫的靠近。

完成学业之后的多年，回忆是混乱的：理工学院的走廊和工作时的那条不太一样，在那里有一个纤瘦而疯癫的女孩等着我，用她的大眼睛从走廊里一个隐蔽的角落跟随我的一举一动，她的手依旧紧贴着墙。雾气透骨而入。身体屈服于凄苦、顽劣、风湿性的寒冷，如今的工作就是一直蹒跚着上楼抵达一个新的早晨，用痉挛的动作，被远方的声音推向前去，像透过树林听见的迷路魂灵，在寒夜里依稀可辨，在露水或雾霭之下，迈着小步，结结巴巴吐出几个词语，哼哼唧唧如一段单调的咒语。我在书桌、绘图板和电话之间站起：打字机的节拍，抽屉，纸张的沙沙声击中了我。我的手指摸索着桌子的四角并翻找我的口袋，找到了药片——再一次感受到了我脚下的大地：山峰之上，透入视野的光，被延迟的早晨的狭窄条纹。突然：词语，和呼啸的电话。继续跑上跑下，摔门，一步跨两级楼梯，一步三级，穿过底楼的走廊，直到被那孤女狠毒的目光逮住，她仍在等待着。她在等待着我，跟着我……阴影中，她放在墙壁上的手，似乎微微闪着亮光。我的手抓住我的咽喉，醒过神来，返回水面。一时间，她巨大的瞳孔在发颤。纤瘦，苍白，女孩从她的阴暗角落里蹿出来，像一道黄色的光带，光着头，像多娜一样：全剃了。什么也看不见，除了她白得发亮的额头，眼睛，和湿墙上的手指。

这些早晨发生在很久以前，高中毕业之后很多年，它们困住了我并将我与塞巴斯蒂安·卡巴分隔开来，也在我与他重逢的理工学院之后，在工厂的岁月之后，他成了我的首长，那时我天天都看到他，无时无刻。休假期间，当我听任自己在娇美的科莱特·特里忒亚努夫人的书籍封面之间被碾碎之时，他在河里跟我的同学一起游泳——又或许是回到了家乡朱尔久，跟他自己的朋友一起，在多瑙河畔。我又见到他是在他的第二个秋天，和他在我们中间的第二个冬天，和他的第二个春天，我天天看到他的那一阵，和他的最后一个夏天，当时我跟他再次见面之后就分开了，彼此完全理解……这些事情都与他毫无关联。我必须重新发现那个夏天和秋天与我自己有什么关系，才能明白我们是如何进入了这样一种相互理解的状态，让我们能够化身为显然已经改变的角色再次见面。我应该回想秋天和春天是如何经过的，还有我们高中的最后一个夏天，那时我曾经拥有记忆——我还没有被密封在一个架子上。只是，那些记忆与他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目的。它们必须也必将被驱走。那么留下来的，一清二楚，就会是那个秋天的未知。

我们最后的年少之秋，之春，之夏。

* * *

那时候，窗子流动：液化的玻璃——一个易变的表面。没有理由再等下去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天会放晴。可这是第一个冲动，要站在门槛上瞭望天空。然而，其他人已经立刻出发了。宿舍就在附近。我也动身出发，可是太晚了：学校秘书喘着气，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生怕把我弄丢。校长和我的继任者——高中组织的新领导人——已经在职员房间里了，旁边是一个熟悉、矮小、非常黝黑的政治活动家，他也在学校里教书。我拉过一把椅子。活动家对我笑了笑，校长也是。依旧微笑着，校长告诉我说把我找来是要帮助他们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活动家则对我的经验和声望作了某些补充。校长赞同，点了点头。他们在椅子上有点烦躁，转身朝向继任者。活动家，是的……我想他着重强调的是我的继任者尚未公开亮相，而在这样复杂的局面下这么做是有风险的。然后还是九年级，我的继任者点头表示赞同。活动家向我概述了我来之前他们讨论的内容。接着他告诉我说我第二天必须组织召开的集会跟我在报纸上即将读到的事件是有关联的。

活动家拿起一张报纸，念出了两个名字。一个我知道，是个瘦巴巴一脸雀斑、近视、容易激动的男孩，总是在考试方面非常兴奋，是一个曾经租下了大片农田的人的儿子。然后活动家把这两个名字又念了一遍，补充说另一个名字是一定要提的。他平静地看着我，露出小牙微笑。我问道，“第二个是谁？”校长开始了关于第二个人的解释，此人那年秋天刚刚入校：他是从乡下升上来的，在那里他已经加入了组织，很可能是不经意的。他的父亲——一名教授，校长以前的一个同事，也是东部前线的一名前参谋官，在战后退居乡下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希望某些事情可以就这样被遗忘，即他曾经跟谁打过仗，处于什么地位：作为军官阶层的一员跟我们的苏联兄弟打仗。校长确认了此事，于是他们都转身对着我，等待着。我依然出神地想着他们要求的名字。他们等得很耐心。接着，为了给我思考的时间，他们讨论起了会议的其他细节：钟点，礼堂，主席团，动员。我利用了这个间歇。我告诉他们星期六下午似乎不太适合举行这样一个聚会，因为很多寄宿生都回家度周末了。活动家回答说一切擅离都将被禁止，而且会后将有一场在女子学校组织的舞会。我急匆匆地离开了大楼。雨还在下着，我顶着雨跑到家时全身都湿透了。

第二天三点钟，礼堂全坐满了。我走上讲台的那一刻，大厅里响起了略微惊讶的窃窃私语。新学年开始几个月后，我已再次成为普通一兵。由于去年的学生都被免除了领导职位，我算是一个退休的主席吧。我宣布会议开始。校长朗读了报纸上的一页。活动家用了半个小时，差不多这么久，谈论刚才所读内容的意义。我们转到第二阶段：驱逐。我从先前的承租人，那个锡安主义[16]者的儿子开始。大厅里静静的。有罪的一方讲话很清晰，用一副有力的声音陈述，证实了前面所说的关于他的内容。他没有结结巴巴或一脸苍白。接下来是评论员。四名指定的发言者都是事先登记过的。我抬起头，看见后面又举起了两只手。我把它们加进名单。第一位的发言如我预期，充满了真诚的愤怒。第二位又增加了好几个咄咄逼人的修饰语。第三位指定发言人的论点与第一位大同小异，但声音很大，面红耳赤。尽管他们是在背诵准备好的讲稿，但词语却仿佛有所不同，具有生动的感染力。随后大厅里一个示意想要发言的人跳上台来。他原则上同意其他人的意见，但却提议进行更多的讨论，因为那个先前的承租人病得很重，快要死了。喧闹声消失了。一阵长长的沉默。接下来是最后一位指定发言人。他说得十分冷静，完美地标示了结尾：“承租人的病与这个会议毫无关系，这个病人在很久以前，他本人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承租人也不重要。关键是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除掉过去的一切可耻印记！”嘈杂声再一次响起，特别是大厅靠后的地方。我听见了赞同的呼喊，但也有别的，困惑的声音。是我大意了：我没有安排好发言的人，这一点在大厅里的第二位发言人最后站起身来，犹豫了十分钟才宣布他的结论时变得更加明显了。就在他似乎已经作出决定的时候，他总是折回原点。他会不断地在这里或那里找到一个让他踌躇不前的细节。他原本很赞赏有罪一方的回应：被告似乎很诚实而且令人吃惊地表现得当，尤其是假如我们考虑到他的家庭正遭遇难关的话。当他坐下时，所有的脑袋都转到他的方向，似乎充满了敬佩。我让他们再等几秒之后才插话。我首先表明我很赞赏六位发言人颇为有趣的观点，特别是戏剧性的结语，这证明他们对于即将作出的决定是很严肃的。但我们汇聚一堂并不仅仅是为了展示我们的修辞技巧，而是为了显示我们作出决定的决心，既不可忽略事实，也不可妄行不义，更不可作表面文章，优柔寡断。正是在这样一个场合，我们可以呈现我们的力量——我们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停下来。我看着他们。他们正在侧耳倾听。我请求他们思考，并以纯洁的良知宣告。

——我将投驱逐票！我说。

集会的所有人中，有五支手臂放弃了投票。一脸雀斑的男孩离开了大厅。

我又提出第二个案例，并介绍了被告发的人，他说了很多话。这一次登记发言的人多得多了。我知道其中一些人会说什么，我在他们中间穿插了其他一些不知道的。平衡有些动摇了。凭借他一贯的和蔼亲切，人缘很好、手指很长的篮球运动员引发了人们的同情。他说得很有说服力，略微有些激动。最后一个登记的人赞成驱逐。我必须要掌控群众并对其施加影响。我激情洋溢地开讲。人人都屏住呼吸，在座位上调整坐姿。我看到了第一排的人倾听时的不耐烦，跟随着我的扭曲和转向，我的俯冲、停顿、翻滚，我的闪电袭击。被告就在礼堂中间的某处。我看不见他，而如果没有得到他的某个信号作为回应的话，我这么疯狂地支持他就显得毫无意义了。等我结束了讲话坐下时，大厅里一片惊讶。他们期待更多的东西。他们困惑地看着我，仿佛我的话还没有讲完，他们的微笑充满了迷惘。我明白我坐下太快了，像个白痴一样，给了别人一个反驳我、将我击倒的机会。我一跃而起，呼吁投票。确信这并不会引起注意，我还忘了举起自己的手。我的投票不会记入任何一方。

结束了第二个案子，我又转到第三个：参谋官的故事。他的儿子，那被告，几乎都没有力气站起来了。他的回答夹缠不清，似乎还不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事。人人都认为应该马上并且和明确无误地追随我。还不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事，这个八年级的孩子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大厅。人群散去，我呆在后面表明我的意图。

——没有其他办法继续下去……那样会没有说服力的。那样每个人离开的时候都会感到如鲠在喉：那样的话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认可，没有效果。

他们保持着沉默。活动家没有说话。他身边的校长也没有说话。我详述了我的主旨。所有人对第一个案子都很犹豫。第二个就更复杂了。一个接受了一份不寻常的工作，到一个盐矿里工作而不想办法出去的人是不坦诚的，他不是一个可怜苦恼的公证人。感觉到自己的谎言会被用来对付自己，这个盐矿工人的儿子激动万分地承认，他利用了他的同学对其前任的忽视好让自己被当成他们的一员。不过，他解释说，他撒谎不只是因为他父亲如今正在诚实地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希望加入到国家的新现实之中，为它的光明未来作出贡献。重复着他的话，我都快要相信这些慷慨陈词的老调了：我尽可以做与我相信的完全相反的事情，道出与我的行为相悖的言辞……令人着迷的自相矛盾，我已不再需要在这个领域里折磨自己，把我虚弱而摇摆不定的双肩挺得笔直了。我可以悄悄溜到任何地方，就像一条滑溜的爬虫一样。为懦夫准备的游戏开始了。一个领域正在向我敞开，一场为那些被逐出现实世界的失败者和孱弱者准备的游戏，他们已证明自己配不上那世界。这个领域的居民是一种反时间与反空间与反运动的存在的主人，尽可在无论哪一刻停下已到嘴边的话语，在它们被说出之前，甚至从他们出生那一刻开始，把它们换成别的话语，并将这些也一并忘记，着迷于这游戏的无限之中数不清的短暂面具，每一次新的躲闪都令他们更强。而这就意味着我比被告之前的表现更有说服力，比我早些时候，在那里，在大家面前的表现更有说服力……我不断发明着别的论据，有些是源于其他的，以之字形倍增，它们会在突然间粉碎，令我陷入另一道曲线，一场疯狂的，令人销魂的赌博。我已经拯救了卡巴，现在我试图拯救我自己。

秋叶在我身后疾奔。我踢它们，它们跳着舞，以短短的螺旋将自己从地面举起，将我裹在飒响的缎带之中。秋天意味着冥色，它们在祝贺着我，像一个儿子被拽过黄昏，连同长长的黑翼护航队，奔行在我身边像昨天的鸟儿死去的羽毛。

我已经郑重回答过了活动家。他问我为什么提议将卡巴列入黑名单然后又救了他，这问题提得很对。我回答说我有权利把这个无赖带到他们面前，这样他们才可以选择是否愿意宽恕他。我曾经怀疑他们是否会赦免他——还是最好由公诉人来迅速作出决断，就像我做的那样，这样我们——我和组织——才不会在群众面前丢脸。教员继续听我解释，满腹狐疑。他弄不懂这丝带般的言辞文字如何疾行，它们又如何呼啸，摇摆的风如何吹着我前进，一个词是如何从另一个词或是从所有词语里冒出来的。我的想法并没有从我眼里涌出——它们没有出卖我。它们在躲藏着，突进着——一朵火花，第二朵，被迅速取代，玩弄着我，它们可悲的玩物，沉睡在湿叶之下，像一只做梦的鸟一样从空中滑过。

窗户被点亮了。音乐正在女校奏响。狂野的头发，满是泥土的沉重的工作靴，粗毛的套头衫——我不应该进去的。我在门槛上停下了。人声以双音发散。在梦结束的某个地方，一个黑黑的疯女孩等待着，她的大眼睛，乌黑而充满耐心。透过部分打开的门，蒸汽、呼吸、汗水、吵闹、咯咯笑。我沿着体操器械边上的墙壁一掠而过，握手，问候，微笑。绒衣和裙子、又短又窄的袖子、又短又白的农民绑腿、绣花衬衫——民族服饰——巨大的工作靴、揉皱了的领带、围在羞怯衣领的白色里的制服裙子，全都挤作一团。

——你在找人吗？

我转向我同学的亲切嗓音。我们彼此靠近坐在一起时，他的手指始终跟音乐保持同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与事件同步一样。他已经轻松地问候了我，所以我一开始就很尴尬。没有理由拒绝他友好的微笑。一切都一如往常，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些精致的手指继续耍弄着，而我的同学也继续主导着交谈，一个词语与嗓音和谐的模范。很了不起，他的眼睛和嘴唇可以这样服务他的思想。他的身体、手、肩膀、咽喉也是如此。我的同学再次让自己变成了一种愉悦亲近的大师。我们进入闲谈的迂回道路并不需要延长：寒暄可能会变得很无聊。在关键时刻，重点（斜刺里的轻轻一击）必须要明明白白，真相的锋刃，在愉快的唠叨中突然一闪——可以带来一丝必不可少的真实性。他知道剧本。

——你当时挺为难的吧？

我同学是在谨慎地感谢他的救命恩人。很自然，如果我没有马上回答的话，可能就要让他溜走了，要多远有多远。

为难？我是在维护正义！我再次争辩道，比一个多小时前更有说服力，比一个半小时前更有说服力，也比他在两小时前面对敌意的群众时更有说服力。我把他的答辩逐字逐句复述了一遍。我没有作任何辩解，我对他说——总结性地——我只是揭示了这个集体自身的犹豫，不让平衡有所偏向，随便他们去选择。被他们的惶恐所震惊，我自己都忘了投票。接下来就只需要他在我身边站起来，重复那个没有任何意料之中的答案的问题即可。

——你在找人吗？

跟着我从找不到她的梦中走出来，高个的瘦女孩把自己的头发整得像是堆在头顶上的一块黑土。她掩饰着她不耐烦的眼睛。我的同学再一次向我转过身来，似乎我们都知道对方会作出什么动作或回答，然而我们还是做出了每一个动作和回答。谈论女孩时他变得活跃起来。我们的女同学都被锁藏在校服里面，她们很可能会判我们在将来很长时间里节欲。

——如果我们想要有所成就的话就应该赶快结婚。否则，我们就会直接落进第一个骚娘们的手中。

这是直视他眼睛的时刻。我必须告诉他我想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必须把我的词句扭曲到仿佛我是在撒谎或故作姿态的地步。这样那真正的想法才会沉落与消失在一堆过于复杂的掩饰冗余之下。我会将我的想法包裹在做作、珍贵的句子里面。我会直视他的眼睛，我片刻之前为他再现我的讲演时没有这样做，当时我的眼睛盯着某个视线永远无法抵达的遥远角度。

——我希望最终能发现自己跟一个女孩同处一间办公室。习惯她的步态，她的脸，让她变成对我必不可少之人，让她明白我的沉默、我的喜好，然后一个心照不宣的婚约就会在我们之间升起——逐渐产生并且日益强烈，一切都会隐含在我们平常的动作里，这样就不会有任何言语的需要了。如果是这种走向的话，某一天我会去买两张电影票，在说晚安之前，我会在门槛上请求她与我相伴永远。我希望她会简单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他开始微微一笑，如我所料。我屁股向后接受一切，毫不在意，沉睡在我的架子上。

——你应该研究文学。在现实中，事情要么更简单要么更复杂——或者无论如何，更偶然。说真的，你应该开始文学生涯了。

他面带微笑，如我所料。他讲出来的都是意料之中的话。

——文学？那以后只配写在墙上。

这个句子必须用背上的一巴掌来完成，于是借用他的一个手势，他没有勇气做出这动作，但在他优雅姿态的复杂芭蕾中早已预示过了，我给了他友好的一掌拍在他背上——认可和信赖，特别是鼓励的终极信号，助他迈上漫长、胜利的道路，我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为他指引方向的小小角色。

我已经决定这将是我们作为高中学生的最后一次交谈，的确是的。

* * *

我最终跟自己交上了朋友。不怀敌意，我一直在密切留意我的行动。它们都很和谐，无论怎么看。我自己的脚步中有一种忠诚、惊奇的专注，我从身后一步计数它们，为它们是我的而喜出望外，欣喜它们在潮湿路面上果断的踩踏，成功地遍历各种交通惯例，熟练地执行意外情况所需的无论什么跳跃，转折，或逆行。我沿着不同年龄的曲径向前，一个唯命是从的机器人，受制于钟点、城市、人，漠然凝望他失明的孪生兄弟行走在前方一步或一瞬。在延迟、刻毒和麻醉的游戏里什么也没有发生。既不是这一个也不是那一个，我已经获得了那份自由，可以有时是这一个有时是那一个——在所有操作中保持不变的那个，已被赋予并曾经活在很久以前在某个别的时间身为某个别的人——或者从来没有过，身为任何人——的“恒定者”。就这样我沿着统一的螺旋和统一的钟点单调地向前行进，与统一的人们一起奔向统一的城市，同样服从，有如我身边的那一个——那分身，我漠然的孪生兄弟。适时、迅捷如忘川的流水，遗忘会很快抹掉一切，整件事又将从头开始，像昨天，像明天——无论何时，或从未有过。

我的目光拧进他的颈背，我骑在这具年轻尸体的背上。肉像他的手臂一样松弛。我陪伴着他所有的蹒跚步履和他疲惫的、伪造的情感。我与这练达、透明的孪生兄弟同步，他会把自己煽动起来，好像玻璃上一道发狂的影子，随时会粉身碎骨。我试图成为一道磁性的涂层，能够阻断情感，抽吸思想，能够感染他的情绪和野心，专注并将自己保藏在深处，为没有什么可以留下而窃喜。所有事情都以一种水样的、滑溜溜的方式发生，又或许它们早已蒸发，只是残留的少许尘埃，像瞬间一阵风的刀刃一样不稳定。

我看见他——我自己——穿过预备圈，仿佛是穿过炼狱：我跟着他踩入所有为他而设的陷阱，它们的开挖者是她，第三人称，无名者，唯一一个有名字的人——因为第三人称可以有任何名字，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名字——他想象的女奴，温顺、陌生、无自我，在怪诞撒谎的小小反抗中步步退缩，毫无意义的增加不负责任区域的尝试，在这些区域里“他”会通过她，第三人称来转移自己。我感觉他的身体在经受即将成为热量与运动的红色螺旋带来的考验、抽搐与电击。他当场止步，惊奇自己与第二人称（“你”）的对抗之激烈，后者正将她的头发甩在他的眼睛——他的眼眶——上，这是命运前来选择他，考验他呢。随他一起我筋疲力尽倒在这样的圈环之中，陷身于一个终极的旋涡，唯有风能够抵达，那最终的边界，对话者的地狱。

我们在一座有厚厚高墙的要塞边上。入口前，一道巨大的山墙，弯曲如一面屏风。我们看见那些墙的每一个细节，和在大门与我们照面的早晨的种种色彩——石头的尺寸、形状、颜色，笨重的金属绿门的格格响声，载我们登上它的蜿蜒曲线的道路。我听见只言片语，仿佛是我自己的话一样：留在墙上的椭圆形洞孔酷似一条鳄鱼。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洞孔已将自己塑造得奇形怪状，简直就像一个恶作剧，变成了一只动物，有短短的，几乎看不见的爪子和一副宽宽的、咆哮的口鼻。腐坏的石头早已参差不齐，像这贪婪孽畜的锯齿一般。“他”说话吞吞吐吐，而“我”则在我自己的话里听到了他的话，在似乎是专门设计出来呈现凶猛爬虫状的洞孔的每一道曲线边上。

我和我自己围着这要塞转了几个小时。随后我们又畅游了群山。我们几天后就启程去大城市了。我们倾听我们思绪的起伏，再次看见了沉重的绿色大门和要塞城墙上那个奇怪的洞孔。有必要打断他，打断我自己，反驳我自己，反驳他。那道墙并不像屏风一样是弯曲的，而是笔直而倾斜的：一座方形金字塔的横断椎体。它不是石造的，而是被雨磨蚀的砖沏成的。画面已经模糊。记忆：无法控制。这时我明白那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我们再也不能合为一体存在了。我们需要保持为独立但却无可分割的两半。靠近他将是永远不可能的，更遑论置身于他之内了。我身上一样确凿无疑的东西——健忘——成就了我们分身的奇迹。

墙上的洞孔从未存在过：它是一个妄想，或者我以为是如此。我早已脸色煞白，听他描述着细节：惊惧中，他逐渐让自己相信我原先看到的是一把刷子留下的白石灰印记。脊背躬曲，突然被苍老压弯了腰，我感觉他需要的是一份确证。他想要回到那个地方。并且，说实话，我们将来也真会回去的，不过是多年以后，在不确定性已经把我们撕裂开来以后。我们凝望着先前那座要塞的城墙。绿色的大门之上矗立起了半截砖砌金字塔的横断锥体。他看着墙壁上的白石灰印迹。刷子的毛创造了一条鳄鱼。我们双手伸开。冰冷，黏湿的手掌拍了拍我们的前额。要不是附近有一阵人声喧嚷的话，他可能已经崩溃了。他都没有力气朝他们的方向转过身去。惶恐已令他晕厥。他彻底绝望了，脸色苍白如死。他被拆散的心绪听凭任何一种精神错乱穿过它蜿蜒的线圈。他惊骇于堕入想象的灾祸之中是多么容易，我也一样。

一群年轻的游客站在近旁。他们丢下有关要塞历史的零散信息。有人说要塞的重建是几个月前完成的。“他”转过身来，随后，冲向说话的人，揪住他的衣领，问城墙难道最初不是石造和弯曲的吗。

——是的，好像吧……

这个年轻人并不确定：他没空去复查。他不再确定他要说的东西。然而，城墙似乎原本就是砖砌和直的，而“他”从今往后还将继续相信这一点：他害怕回去，一切都如此迅速地从他脑海中溜走。我们总在遗忘以获得自由，置身于别的地方，别的时间，没有根基和延续：慢慢移动，像一条从固定的一极向外旋转的直线上移动的一点，跟随缠绕成一个球的螺旋——封闭的蜿蜒螺旋的灰烬，一个黑暗自我内部的旋转，初始的走廊。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渐渐阻碍了通路；焦黑的螺旋深陷下去，化为一段狭窄的残骸，收缩的空间，小而重的梯级挂在细如缕缕湿烟的钢丝上，曾经的斜坡，楼梯，螺旋，和蛇形的线圈，散落在一团遥远的黑雾之中。

我们仍不得不继续呆在一起，因此，我自己和我，作为朋友，因必要而结盟的对立的两半，不调和的两个个体，彼此都拼命要让自己占有我。我们像一对夫妇或许看上去很合得来但从未有过任何共识，除了冷漠和活命和对方的死亡以外，对他们来说存在于同时同地是不可能的，除非这冲突状态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好让我们步调一致，被动地忍受我们自己平静的缺席。昨天这一星期，昨天这个星期五，以及昨天这一年必须被遗忘。我将不得不重新开始，像父亲曾经教导我们的那样，好让伊娃的和多娜的烟上升，让我们获得自由，让祖布楚上尉化为灰烬，让我们忘掉所有那些半吊子游戏来换取彼此的一半。我们要忘记我们原谅的是谁和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才有可能安排停当明天星期六以及后天的哑剧。

大城市的城墙于是包围了我们。闹钟在黎明尖啸……潮湿、统一的早晨……衬衫像冰冷的睫毛一般，匆匆的护送车队在同一条街上攀爬，在工厂的窗下紧张地鞠躬，脑袋低过门卫的帽子。噪声，抽屉，嗓音，电话，香烟，粉色氨熏晒图纸，横向与纵向区段的工业炉，漏斗，平台，料斗，电路，旋风集尘器。我监视我的另一个自我，他了解我自身的懒惰。我一直留意着沿细管往下慢慢爬到我的膝盖、我的踝关节上的风湿痛。

打浆时间的机器在脖子后面悸动，但明天是假日，星期六。值得我们鼓足力气再来一个“必须”和“多一点”，在今天，再多一小时，明天是星期天，第七天：我们又将重生，那会是一个假日，我们即将完成学业——就像一场压轴大戏，年轻的眼眉将缠上终场的花环，大门将在桂冠加冕的头颅之前洞开。我们将拖拽着凯旋车穿过颓丧的人群；明天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无论什么东西。明天是星期六，这星期的最后一年，打字机的大乐团会击打胜利进军的节奏，数以千计的电话会警报般响起向俯身工作的背影致敬。我们是单独一个哲学家：这星期的每一年我们都是一个缺席的哲学家，每天我们都想到过去和未来，看呐，这是星期六下午：父亲已经前来祝贺他杰出的后代了。

——你应该从事哲学。你的能力对我们的同志会有极好的用处。这也是他们的信仰。

——我班的尖子会去理工学院或医学院。结果大概就是发现自己处于班级的末尾，但你是对的。我会考虑能够让我的能力最好地为同志们服务的地方。

他本该对我太过自然的赞同语调大吃一惊的。我对自己什么都做得出来。我的傲慢是无边无际的，随时可以踏上最变化无常的小径，只为了看看会有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因此，后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当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聚集在调动分配名单周围的时候，他们问我为自己选择了什么工厂。“一家也没选，”我说谎了，但我在坦承我的梦想一直是在非洲一家电影院里当售票员的时候我并没有说谎。这个公式是自发而来的，几天前我曾把它交给了我原来的同学，卡巴，他也即将从理工学院的一个系里毕业。

而他同样向我透露了他的未来计划。

——我要结婚。我们必须现在就办，快快的。否则谁知道我们会浪费时间弄出什么小科盖特来。我太太，盖比，就快上完医学院了，我得确保她会分配到首都。我知道我已经使出浑身解数，选择了一个扎莱亚[17]香槟厂的工作，不过看起来这样可以带来各方面都很有用的社会关系。

一个夏天之后的一天，已经是星期一了，他们正在等我，正当笑话凝结在工资奴隶的嘴唇上——他们是米沙（便衣巡逻员），像是一口棺材的椅子，和祖布楚上尉火化的工业锅炉。我把手伸向咽喉，保护我自己；太晚了：警笛正响着……我拿起听筒，是肥胖的女教授。安静点。还有其他租客呢。我在街上，雨的孤儿，把鲜花递向警察和低吟着夏日时光的女黑人。

我是一个面色苍白的流浪者，浑身透明，像一大杯清水，桀骜而又温雅。我发现自己乘着一辆电车，它会把我载往哂笑的同事。阴影不停地攀上攀下。它们的镜像则攀下攀上。电车向着另一个毫无二致的早晨之山不断前进，在我计划下车之前就把我赶出去扔到潮湿、未知的街上。我游荡到街的拐角找到钟点、城市、人，找到有那个头发像烟一般黑的姑娘在等待着我的梦境。而我正拿起听筒，公用电话那冰冷的听筒，没完没了地拨着号码，肯定她最终会接听的，然后我们就会同意再次找到对方。根据统计数据估算着我的机会，我确信我能够穷尽所有的可能把她找到。我会走进咖啡馆、电影院、裁缝店、美容院、钟表店和皮匠摊、小酒馆和杂货店、珠宝店和皮草行；我会穿过广场和体育场，爬上火车，登上舰船和飞行堡垒，在机场等待那幸运的惊喜——那巧合。我必须融入人群，东奔西跑，打电话，在交友栏中发布公告。肯定需要有足够次数的尝试，也就是试验：成功的频率往往是随着活动的展开而增加的，就是说试验亦即尝试，机会……试验，也就是尝试的次数越多，变量就越能远离平均值，也就是确定性，它们才能被迫转向确定性，成功：在一台35键打字机上打字的猴子可能会凭借机遇而产生《哈姆雷特》，概率为35的27,000次方之一。

因此，要求包括：无论什么，无论怎样，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没有权利休息。我不断地试打电话，我必须要坚持不懈，堆积巧合、欺骗、公告，也就是说试验，要同时无所不在，独自承担那27,000次方。一年秋天，我瞧见她在一家邮局的窗口。我正在排队。几个人把我们隔开了。我看着她优美的颈背。我呆住了，望着她脖子上那甜蜜的一点。我醒过神来见她走下了台阶。我跑过去看她的脸。是她，的确是——她走得很快，人们看着我们，我奔跑着，她登上一辆103，我没有勇气乘下一辆103。天色晚了，星期五的傍晚。我已经错过了机会。喜庆日子的临近催促着我，令我慌乱。会有事情发生的，再来一次：明天他们或许会给我一个升职，一次加薪，提高我的地位，我也没有权利迷失，迟到而已，这星期就快结束了。失败再也无法在最后时刻被拯救了。我必须要让自己冷静并守时，就在——谁知道呢？他们或许会给我其他的特权，另一个住所，其他的愿望，另一场服从培训的时候。会有软垫装潢门的，就像塞巴斯蒂安·卡巴办公室里的那样。到那时，我们再摔门就不会有人听见了。我们会把星期一这一年和星期二这一年分开；我们会获得自由：什么都不会被记得，只会有一道简单、科学、完美的水流。

我发现自己在街上，平贴在电话亭的玻璃上。我是在一种神志不清的状态下离开办公室的，因为我再也无法忍受27,000只猴子猛砸它们的打字机了。我只得跑到街上，将自己浸没在雨中，摆脱束缚我双手，阻碍我记忆的鲜花；我只得来到这肥胖教授的巢穴，杀死小莫妮猪代表的炼狱——象征性地。我必须抖擞起来。我的子弹会迅速发射，我的双臂会很快致人窒息，毒药会很快将人杀死，不留痕迹。然后我会再次跑到街上去遭遇别的钟点、城市和警察，在寒冷、统一、陷于围困的天空之下。

我游荡着穿过大城市的贫民区。学院的咩咩之声等待着我，准备将我镇压。同时我仍在看着服装店与糕点铺的陈列窗，走进电影院、校园，循着夹道穿过公园，绕路经过书报亭，咖啡馆和小商店，直到我发现自己在广场上。高级轿车不停地滑行而过，白的，黑的，绿的，而司机们像一帮爷爷一样自在，不断打开车门，而胖乎乎、歇斯底里的孩子们则向学校大门展开围攻。

一天早上，在我还是一个睡意蒙眬的理工科技师的时候，我或许碰见过莫妮卡·斯曼塔内斯库；我或许见过她的爪子掐进她白而臃肿的肉体，和那套骇人听闻的例行公事，包括高级轿车，霸道的学生，以及狡猾、内疚的侏儒们。那时候，我或许可以遇到她并将她杀死，这样我就永远也不必再看见她，永远也不会被迫将她认作一个潜在的分身来拯救或杀死了，这样就没有人会发现我们是同一个祖国的过客，注定要在一个方块里再次相遇，四面都是黑色、白色和绿色的鳄鱼，像一个无限瞬间的鬼魂一样贪婪地转着圈。那时候或许我曾经见过女巨人莫妮卡·斯曼塔内斯库和那个施虐狂侏儒，蒂伯留·科瓦尔斯奇，在一个特殊的马戏团里，有变戏法和催眠，但我太过匆忙，要穿过无尽白昼的各种颜色，从一个黎明到下一个黎明，穿过无尽的夜晚。

这个周末和岁末会需要我足够疲惫。在第六天的下午，第七天的前夜，和第七天，我原本不会被认可进入哑剧庆典和服从训练，要是我没有证明我疲劳得恰如其分的话：两颊深陷，形容枯槁，浑身透明——像我应该的那样。时间带着它的街道和潮湿的天空仓促疾行。第六天的下午和傍晚即将到来。我需要在每周化妆舞会的高潮时在场。每星期我们都会庆祝又一个结束：学校的，战争的，家庭的，院系的，学期、年度、五年计划的结束……这个星期六我会跟尊敬的学校老师索弗罗尼和波波维奇道别，跟我父母的朋友梅赫丁蒂以及他的夫人，童话公主伊莱亚娜握手。我必须弯曲两膝，亲吻那些将我带进这个世界的人们的手，同时感谢他们出色的抚养和不养……我必须拥抱我在旧火葬场里化作青烟的姐妹，把东卡搂在怀里，然后在我被抚养长大的屋子门槛上痛哭，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再见到它，因为下星期六我会走得很远，我将已完成了我的学业，我将已选定了我的下一个工作地点，离开了我的同学，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看到他们，因为又一个星期六即将到来：星期数随着哑剧和服从训练的安息日而增长——只不过并不是时间，人必须完全利用好每一个工作日，从黎明到黄昏，动用那480,000秒中的每一秒来击打那35个键的27,000次次次方，最终我们必将击中目标，那杰作，也就是那压轴大戏，头戴着黑色花朵的皇冠。

我继续登上潮湿的电车：我正出发去院系、工厂、墓地；个人与特务，巡逻员、纠察员和行人上上下下，像柔术高手般缠绕在我周围，碾压着我，把我扔到目的地之前的道路上；我会忘掉我是在何时何地开始我的旅程，穿越大城市的潮湿街道去和期待中的妄想会面的。岁月迅速掠过：那个星期六会到来的，我会在那天结识声名赫赫的炮兵上尉，而用两张电影票，他会开始教我如何观看战争电影，用他充满好奇的关注来抬举我，认为值得一交。戴着这副老小孩面具的我，欣赏我青灰色的大黑眼圈，反映在井中翻倒过来的水桶里，给我上马术的大师课程，骑着高头大马，分散在沿岸的曲线之中，它们潮湿的口鼻在海边寻找着苹果的海洋。出现在我们梦中的女孩只有在星期六，我成为上尉的知己时才找得到，他时常在树林边缘和河堤上度过几乎是无眠的夜晚，像一只野兽一样偷偷溜走，在噩梦里反复梦见他拿来献祭的骷髅，在被驱逐者和被拘留者的护卫队中间，所以我应该学会不要用力摔门，或是炮弹或地雷，要让门慢慢转动，不惊动任何人，不出一点声响，这样火葬场的烟才可以慢慢升腾与安息。

我正望着藏起我班上女孩的酥胸与大腿的罗登呢长大衣，寻找她们消失在巨大裙子里的白膝盖，她们被挤进粗制靴子里的脚踝，她们盖着粗布头巾的头发。我希望能够比较她们的身体、前额、眼神，能够认出那个面色苍白的女孩，在雨中弱不禁风，乌黑的长发等着被左右拨开，有如剧场的幕布一般。我必须要赶快，从星期一到星期二，从星期三到星期四，直到星期五的上下两个半天，只要还有时间留给节欲的折磨；因为幕布很快就会拉开，甜美而肮脏的婊子们会猛扑上来；我现在必须要辗转反侧，在燥热的湿梦里，要利用好失眠，要把我的双手和鼻孔埋进潮湿床单最黑暗的褶皱，要延长最后的无尽日子，要容许27,000,000次试验，现在，只是现在，当年少之狼的鼻孔对着街上的每一只野兽张开，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之时。在节日之前最后一个无尽夜晚的短梦之中，我必须要画一条线，一团火，一支终曲，来开始又一个星期，又一年和又一个五年人生；所有的星期将再一次变成五年那么长，而所有的年份都将装满算不清数量的星期。每一个五年，那属于我的年头，妄想的五年计划。

* * *

我们很少写信。一条来自他们的消息，无论看起来怎样，都是一个启发，一个警示。实际上，我不是那个桂冠加冕的显赫之子已经很久了。如今我在大学考试里吊车尾。毕业后，我又会遇到我那些亲属，都扮演着自己的既定角色。我曾经在一个秋天离家，然后又在远方匆匆度过所有的假期：在工厂，在军队，在学生营。但如今空气却像那时候一样潮湿。或许我会找到力量再一次戴上旧的面具。

列车已将我迅速吞噬。车厢在黑暗中摇晃。我右边那个男人的沉重身体也在摇晃，我前面那个长腿的男人也一样。我已经将我的肩膀顶在门上，听着他们的呼吸混合在一起，他们嘴唇和打鼾的夜间噪音。空气的量已经减少；很闷。透过车窗，风景向前疾行，而赤裸、熏黑的树木，像被遗弃的老人，此刻都向后朝着它们青春里不可撤销的夜晚飞奔而去。列车在追赶黑夜；很容易想象我们会撞到另外一头野兽或是被我们无法完全抵达的黑暗的大洞吞噬。旅客们继续婴儿般沉睡在列车的金属脏腑之中。灾难不会有任何见证。右边邻近的两个人互相窃窃私语。我打起盹来，似乎能听到他们在我身边。黑暗是无所不在。我看不到他们。

——他在早晨出站。那是秋天，很冷，像现在一样。马车登山。你可以听见马蹄的踏声。他们已经进城：周围一个魂灵都没有。他收到了一封信。这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事，漫游者这么想。

——他没有办法知道，但城市里的安静在他看来有点不寻常。来到主街，他抬眼望向房屋的窗口，这座小镇里的两层房屋的窗口。

他们正在低声交谈，紧挨在一起。车厢里很暗，他们不停地讲着同一个故事，轮流讲。

——他们在窗子后面等待着他。他感觉到了，哪怕他看不见他们的脸。

——信里什么都没有说清楚，但突然间他感觉被某种邪恶的东西逼到了墙角。居民们已纷纷从窗口退后，惧怕会发生在他身上，或他们自己身上的事情。

——他试图回想他是为什么来的：是这些信件中哪一封，他在字里行间发现了这样一句奇怪的话，让他在当天晚上就登上了一列火车？

——他没有办法知道：这是一封谨慎的信。把手伸进口袋想把它拿出来重读一遍，这时他再次感觉到了从窗口射来的无形的目光，便失去了看信的勇气。他有一种突然的预感，知道厄运已经降临在谁的头上。

——他没有办法知道……因为他，这乘客，是缺席的、无动于衷的。

后来，一个列车员重重的双手把我摇醒了。火车渐渐停下。车空了。我已抵达了我旅程的终点。我系上风衣的带子。火车车厢的梯级是潮湿的。我在车站后面出来，巴士或马车通常都等在那里。没有任何车辆，或任何别的旅客。黎明正潮湿地上升。山脚下可以看见教堂的塔楼。一片白雾之海腾起，白昼破晓的气息。

马匹的声音临近，在驰行。出租车里，我躺在破旧的皮垫上：这是一辆旧马车，由一个红头发的小个车夫驾驭。车轮碾轧着，马匹奋力攀上山口。城市看上去一片荒凉。马车已经取道穿过一座公园的后部。我在邮局前面下车。房子离着几码远。母亲向我跑来，她的大外衣敞开着。她搂住我的时候仍在喘着气。

手忙脚乱的，她在口袋里翻找着钥匙。她在我身边坐下的时候浑身打颤。她抓住我的手问我一路上怎么样。她的两眼沉重，眼圈很黑。她靠过来的时候似乎在防备着我。

——父亲怎么样？

——挺好。大家都挺好。东卡有些问题。想象一下——她……她是那么活泼的一个女孩。她在掉头发。不要问她这事。我们看过医生。他们开了各种各样的方子。我们只好把她的头剃了。假装不注意！你知道她以前是什么样，总是跟男孩出去的。现在她再也不出门了。她需要戴几个月假发。她把自己锁在房子里，一直读书读到凌晨，不理我们。这事最终总会解决的，所以不用自寻烦恼。可是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

她的两眼沉重：一会抓住一会又放掉我的手。所以，东卡的脑袋是剃光的，就像我们的姐妹以前那样。医生再也不能帮助她忘记，再从头开始了。她的金发，那么新，那么年轻……妈妈在我身边无法自已：她的两眼沉重。我们大概需要赶快完成我们的拥抱，我们的绝望。

——父亲怎么样？

——挺好，亲爱的，挺好。不要担心。挺好。可是你呢，怎么样啊，你，可是你呢……她突然间泪流满面。我感觉到她的肩膀靠着我自己的肩膀。

哽咽缠住了她，她有点语无伦次了。

——父亲会好的，东卡也是。你会看到的。只是，我们不能迷失自我——她又失控了……不要绝望。你会看到的。会解决的。这件事非常可耻的，很不公平：全世界都知道。他总是对的。案件会重新审理的。要有信心。现在，你就是那个必须，决不能……我太孤单了……她又崩溃了，前言不搭后语，把我也拖进她可怕的啜泣之中。

然后，她就回去工作了。我依旧独自一人，不知道如何向我自己重述这场景。在我眼前，她那张苍白的，满是皱纹的脸。我正望着她的眼睛，她凹陷的脸颊，她的苦痛。我看一眼窗户、床、墙壁：我本应万分痛苦。似乎就是昨天，她还在用责备向他猛击：“这个人做了这事，那个人做了那事，这个人拿到了什么什么，把自己安排得好极了。”

可能吗……不幸是不是在达成某种秉性或潜在的倾向呢？我父母已经鼓起了勇气去遗忘以便重新开始，正如父亲说过无数次的那样。那么已经发生的事就既不令人惊奇也没有什么不公正的。倘若他曾经重生，那他就可以再次重生。那具行尸走肉尽可以变成一个斗士，再次遗忘，一切从头再来一遍；做这做那，把自己安排妥当，假如必须这样才能把一切从头再来一遍，明天和后天。

因此，我没有权利痛苦，只有羞耻。在我的新环境下，要弥补这一点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去拜访我的前学校老师索弗罗尼和波波维奇，以及前邻居科莱特·特里忒亚努，更不用说伟大的弗吉尔·梅赫丁蒂了。

独自跟东卡一起度过下午。挥洒着激情的语句，她伸手搂着我，大声交谈。她已经适应了受冤屈之人的女儿这个角色，跟妈妈同心一意地演起了感情戏。她告诉我她现在有好一阵不跑来跑去了，光是读书……哦，是的，她正在如饥似渴地阅读并感觉孤单，流连在书籍封面之间。她看我的眼光仿佛是想要原谅我那些读书的夜晚，那时我的灯光总是不停地把她亮醒。对于跟我有明确亲属关系的所有信号都强烈肯定，她的表达很随便，使用各种感叹词，时常叹息。低吟着法语的诗句，她走到窗口。她甩着自己的外国辫子。她总说她感觉像一叶醉船般漂泊——游过囚船可憎的眼睛[18]。这原本正是时候，可以告诉她用词应该高贵点，一如诗人所愿：要说“醉舟”，而不是“醉船”，可是她却凑近前来宣称她是多么爱我，她的模范兄长，并且怀着宽阔的、青春的绝望拥抱了我。或许假如那天我有时间抚慰她的心情的话，本来是有可能做点什么的。妈妈在晚上回来。示意我避免与东卡进行任何微妙的谈话，她在餐桌边忙个不停，摆放餐具和餐巾，最后她终于为了我的好而揭开了父亲的骗局，他早已为此受到了如此夸张的惩罚。她不停地向我保证事情一定会自行解决的：很快我们全都会高高兴兴的。

第二天早上：看到自己摊在床上，独自一人，没有勇气向索弗罗尼和波波维奇提供一次拜访的满足，更不用提娇美的科莱特了。代之以出门走进城市，并于中午返回。下午，我妹妹仍旧在为非正义的高贵受害者而叹息。此刻，她感觉就像一块疯了的木板在海蓝色、螺旋燃烧的天空下，正像诗人，为爱所沉醉，曾经说得如此精彩的那样。她向往一个寒冷、漆黑的池塘，一个忧伤的孩子在他膝上放下一叶如五月的蝴蝶一般脆弱的扁舟：她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孩子，漂泊于大洋之上。她突然又补充说父亲被这事彻底惊呆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庭审，因此表现得很差。晚上，母亲又出现了。她为我的旅行准备了几包温暖的食物；她向我保证她丈夫很好，他的信心并没有破碎。东卡听到过这个：她的头发飘扬，华丽得如同她不停背诵的诗节一样。乘同一班火车返回。小城市见到我仅仅几个小时，但却已在邀我重聚了。我真正的痊愈将包括截止期、会议和责任。时间会迅速掠过：五个月……五年。我有一个目标——我马上就要再次变成一个有确定线路的乘客了：我将旅行以到达某地，参加某个活动。

我唯一的责任是不忘记。本来那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我正为了亲爱的生活而对任何义务坚持不懈。

* * *

重聚仅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尽管旧城市迅速认出了它的往日明星，但我并没有作出我的悔悟之举。我往日的早熟没有留下多少，我省去了让我以前的老师看见的尴尬。我也没有访问弗吉尔和伊莱亚娜·梅赫丁蒂。现在，我能做的全部就是回去找塞巴斯蒂安·卡巴，在他面前跪下：我会怯生生轻敲他的窗口。我会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我会成为他的门徒。我会跟从大师本人学习静心之秘法。当然，我会屈膝跪倒在雪地里。这是他会同意指导我言行的唯一途径，如此我方能再次利用我的同伴之情，并得益于曾经如此迅猛地将我从一个营地推向另一个营地的不幸。

因为包括了这么多的绕行，陨落的明星在下坡路上不得不比他原来攀登寒冷顶峰时耗费更多的能量。我是个半吊子，但大学里的办事员处理他们获得的信息不太认真，居然让我毕业了。此后，我们原本都应该落入我们合适的位置：我去电影院的售票窗口，他去香槟酒、家具或高级轿车工厂。最后风吹到哪儿我们就到了哪儿；我去了工地，他去了工厂，我们会在那里重逢，在一个澄明的早晨，如同往日一样。

一个有空书桌的大房间；春天。卡巴纤瘦的双手刷刷不停，很响地点着新钞。我的领路人是一个瘦瘦的，安静的姑娘，我让她走在我面前。我又要变成塞巴斯蒂安的同事了。我们会天天相见。而岁月会迅速流逝——我总是在楼梯上奔跑，上上下下。有电路、工业烤箱、列柱。所以我不停地疾速穿过白昼的走廊，直到重生的轮回突然在长长的佛教走廊里瞬间暂停，那里我怪异的妹妹的双眼会等在那里伏击我。我没时间。我继续奔向橙色的午后：失忆的快乐婊子正在等候着我。潮湿的早晨，电车、人群、书桌、绘图板、打字机、滑尺、香烟、电话、图纸、星期一、星期三、三月、九月、漫长的早晨、短暂的下午，跟办公室荡妇们：胡基茨夫人，瓦基茨同志，以前的朋友，前遗孀，前妻，傍晚唱歌的前溜冰者（打开窗户放下她的红头发——像革命一样红），或者另外那个，戴眼镜的长笛手，或另外那个……我的前同事很认真，很坚定，专注于家庭、会议和研究，了解一切最新动向——应该知道和执行的一切；我正变在得越来越黯然、疲惫、懒惰、无动于衷，漠然以对任何可能触及我的东西。

依然故我，一个青春的奴隶，跳过梯级，开门又摔门：被嗓音、笑声、电话，以及潜伏在暗影中一对猫眼的持续感觉所侵袭。匆忙中，我再试下运气：仅仅一瞬间的犹豫，一切或许就会分崩离析了：总工程师也许会发现我正在为他妻子的金发结辫子；医生也许会抓到我跟长笛手在一起，被音乐性地当场拿获。我也许会在螺旋的楼梯上跌倒。有时候我的蓝衬衫的领子会突然抽动一下。我会战栗。日子愈发黯淡下来。

大概是一个早晨，光的照射有些异样。我的胳膊、咽喉和领子感觉很冷。我突然转过身来，碰到似乎是多娜的手和头发，我固执地坚持不去看。光徘徊不定；金属的闪烁彼此交叉从一条走廊的角落里亮起。我的手在发抖。我打到一扇门冷冷的球形把手——一个房间。

大眼睛和一个没有光泽的前额：黑暗缠绕着她的脑袋就仿佛是多娜的黑发一样，就仿佛她依然拥有昔日那两根长而有力，结成一顶王冠的发辫一样。多娜，我死去的姐姐，正从走廊的尽头看着我以确认我还活着，奔跑着，跳过梯级。她总出现在我的动作里来让她自己和我相信我还活着，能看见她——苍白，美丽，剃了光头。现在成熟了，我并没有哭得像个愚蠢的小孩子一样，就因为他们会再一次给她剃头让她的脑袋上不剩一绺头发，或是因为我们正曳步挪出我们透明的日子而没有勇气释放一扇门，一个嗓音，一记响声。

我正在寻找嗓音、笑声和门铃，好让人们发现我正向橙色下午的年轻身体扑去。是的，是的，橙色。我可以等待来自走廊尽头的幻影走向我，唤醒我，抓住我的手，等待我们缓慢地，蹒跚地，以慢动作前进，在一个故事的银幕上，我正在其中化身为我往日孤绝的自我，凶猛的双眼套着黑眼圈，潜行于巡逻队和马匹之间，在黑暗水域和无尽黑夜的边缘。

* * *

星期二收到了信封。星期二晚上：在火车上。星期三我会再次邂逅老城区的寂静街道。没有人在窗子后面等我。星期三我遇到了我母亲的痛，我受了惩罚的父亲的缺席和耻辱，那个正在成为我妹妹的人的病，这可怕的病正在腐蚀她的皮肤、她的头发、她有着浪漫韵律的忧伤。那是对我来说艰难的星期三——对于他们，对于在城市的巨眼之下等待着我们的角色来说也是。伊娃和多娜将她们的目光瞄准了我们；我们没有更多的力气了。

星期四：鼓起勇气步行穿过倾斜小镇的街道，昨天我在这里还是一个提心吊胆的小小名人。我需要见到父亲才好跟他说话。穿过秋天泥泞的每一步都对我说我应该跟他单独见面。然后我才可以说：

“我年轻的时候，你躲着我和我的夸大之词。你否定我的怀疑和指责。巨大的期望让我看事物的眼光变得锐利，你肯定早就感觉到了我会当场抓住你在玩重新适应这个悲惨的游戏。你再也没有力量能够显示出像我这样的坦诚——或者谴责和悔恨也不可能了。而我当时太年轻了：我竟梦想要巩固不可能的道德铁律，所以我让自己疏远了你。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当然，所以或许我们的冲突只是一个代际问题，本来应该是可以挽回的。不过，我还是把你视为仇敌。有时候我都想杀了你——就像一个真正的儿子一样。很多人在青少年危机的时候都有过那种感觉。最后，我把你的热情视为诚实和愚蠢的。我知道你总是正直得彻彻底底。这是信任，甚至于骄傲的一个理由，但在那场对抗我自己的最终必输的战斗中，唯有讽刺才做得到。”

打着滑，我的橡胶鞋底陷进了柔软的秋泥之中。我用手掌扣住礼堂的墙。在这里，在一片鼓掌的旋风中被抬举起来，我背诵了进攻与激情的诗篇以取悦我的同胞。我一直是他们的英雄，他们洪亮的回声。为壮观和荣耀而如饥似渴，我的狂热采取了这一形式，但我放弃了这一切，在我终于能够想象在一座盐矿里工作会是什么样的那一天。我怀疑我的父亲很精通服从与奴役的学问。我认为他缺少火与力。我盲目而又年轻：这或许原本可以修正，哦，是的，我们之间的不相容原本可以通过小的调整解决——困惑原本是可以澄清的。

“你当时不知道我正走入歧途开始危险的实验，要领略这场双重游戏里种种未曾预料的可能性，倾听周围的咏叹调中的任何走音——所有那些被篡改的虚假音符。我发现了利用我的弱点的种种方法。是的，我发现了我的弱点……弱点……我不再是英雄了：我发现了伪装的路径；我正想要将自己变成某样东西，骄傲地确信我可以将自己变成任何东西，我被我正在筹备的闹剧所震惊和逗乐了，被恶心也被征服了。”

越收越窄，这条街朝着有绿色锥形屋顶的小房子下降。下面，左边，一座破旧废弃的建筑，开着瘦长的窗户：犹太澡堂。在它前面，未上鞍的马匹嚼着日渐枯黄的秋草，拴在灰而潮湿的马车顶边上。这条街在前犹太澡堂前面停了下来，另一条街由此向上拐到右边。我正在向上攀登。顶上是两层格窗：高中。

很安静。眼下小蚂蚁正在听从着校长蚂蚁和警察蚂蚁：他们在等待课间休息，等着上街——他们奔向自由的短途冲刺。听见我身后轮子轧响，铃声叮当：一辆马车。

——你好啊，小伙子，你好！走的时候告诉我一下。

他的布帽像皮革一样发亮，红头发的小个儿车夫朝我一笑露出跟以往一样的大牙。他跟我亲切地打招呼，我有点疑惑他是否知道我的胜利与纠葛。

哦，父亲，你始终无法承认我会这样敏感，甚至这个人的问候都可以让我紧张。我从来都没有勇气向你摆出这副面孔。正是从我敢于告诉你我的无论哪个妹妹都需要起名叫伊娃或多娜那时候起，你让我明白了——你是不会鼓励我这些迟来的反抗的。出于保护我一生的谨慎，你自然而然地想要为我挡开各种复杂问题。你根本没有勇气来审视一下我的这份才能，即使从你的观点来看似乎是负面的，所以我想要让自己变成那些有预谋的顽皮小游戏的对象。

我很软弱。我缺乏韧性。或许我太快失去了我的信念，还想象这给了我权利可以把自己变成任何东西，无论什么东西。到了最后一顶“桂冠”——法律上的成年——安在我额头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长串长串从所有肮脏的街道、发霉的角落、龌龊的嘴巴里释放出来的彩色词语。这些词语已经开了花，它们正在增殖，入侵这受伤的世界。我再也不可以甘受这种词语搭配之害了，像我以往那样，像你那样；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能够解释我何以渴望只为修辞格，假设，数字，方法，清晰、严谨、可度量的结果服务——不惜任何代价。我鄙视你，是你逼着我选择一个夸饰空谈，“终极学问”的生涯——整个领域都由词语构成。你始终是它们的奴隶。曾经有一个瞬间我本来是可以为这样无端的坚定而爱你的。只是，即使我曾经太过年轻而无法抵御词语的魅力，我的父母也确实未能引发任何那样的情况。

我已经逐渐将自己与一切分隔开来了。你没有时间去留意。不过，你还欠我一样东西，经过了一场曾经以这么多种方式考验过你的生活，因为你总是随时准备重新开始：无论线断在哪里，都需要重新系好。父亲，你本应该教导我懂得我是有局限性的，或者否认这一点的代价永远是太过高昂的。我疏远自己的结果是将我变成了一头胆小的畜类，被太多陈旧、天真的情感剥夺了美与天真。我如今遭受的耻辱似乎是恰当的：它让我与麻风病人结盟，我可以与他们并肩走过创伤与沉默，对假面舞会不屑一顾。深情保留给我的未来的真正教育现在才刚刚开始。

墙没有回答。小街在潮湿的秋天早晨很滑。我急于和他说话。我喉中的哽咽似乎在阻止我呼吸。我害怕落在过于正确的人们头上的奴役——从我弄明白你在听妈妈说话而毫不抗议那个夜晚开始，当时她不断向你投喂那些花时间来为自己安排住房、货品和利益的人的例子。我听着，害怕可能发生的一切，等待沉默的余波——犹豫的开始。我的恐惧不再有力了；我不再是打不垮的了。如果我们那时候能够彼此靠近的话，或许我们原本是可以互相帮助的，而我也就不会误入歧途，想要回过头去逆转那仿佛是我的命运的东西了。

用我的指甲钩在金属格栅上。一种窒息感……一种作出我的复仇的渴望，向忘了在正确时间爱我的父亲，向那个党内偶像，我随时都可以选择把他当作一个替代父亲，可他却像父亲一样，始终被当时的那些原则、词语和转变过度地侵占。像父亲一样，他会把自己关到深夜，在那座古怪的市政大楼里。奥地利市政厅的大门才几步远。写了一张愤怒的、侮辱性的纸条。冲到一个报摊。买了一个信封把它粘封好。接下来就是用一支钝头铅笔写下我要与之分开的那个人的名字而已：梅赫丁蒂同志阁下，我就是打算跟他分开，然后就没什么可以做了，只须把它交给门房，像递交一份最后通牒一样。没给他时间向我提问题。风在吹。跺着脚踏过水坑，把我冷到骨髓。绕过体育场，穿过栽满光秃秃黑树的公园。坐下。倚在一张湿的绿色靠背上。一只柔软的手搂住了我的腰。

——你什么时候来的？你为什么不到我们的地方去一下？

伊莱亚娜·梅赫丁蒂面色苍白。现在她满脸皱纹，两眼疲惫。我惊讶得无以言表。还能做什么呢，只有送上无声的安慰：我不曾忘记她美丽的手，或是再一次教会我们欢笑的嗓音，或是她那张圣母玛丽亚的脸追逐着我们穿越战争泥潭的方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掌管往昔飞逝的画面，它们令文字和思想不堪重负。还能做什么呢，除了听任我自己被她温暖、苍老的手所引领。没有回答她的问话。她保持沉默。我们俩都一言不发，我陪她走到了她住的阳台房前面。

——告诉我，伊莱亚娜，你今天还能不能做到？——出于纯粹的友情，出于你心中的善良？你那时这么年轻，这么……

——我自己也想过这个，很多次。我不知道。也许我再也做不到了，也许我不会有那样的力量，或是对别人有一样的信任了。我无权回答。只有事情可以呈现——如果它们重复发生的话。这是不可知的，而我也不再有任何需要去知道了。

当然，她或许曾经想象过这个问题同样触及了当下，想象它是故意提出来的，而且我还企图强迫她现在出手来帮助我们。但她的眼睛湿润了，她并没有怀疑我在诱导提问。

——我在找你丈夫。我想和他说话，给他留了一张纸条。

——难道你不知道，他已经不在那里了么？他从战前就被调回去做他以前的工作了——低层次的工作，他们现在是这么说的，在一个木工场里。这样更好，在某种意义上。他得重病已经很长时间了。是他的心脏。他一直都没办法休息，从白天到夜里。如果他不这么折磨自己……他生病就是因为这个。

我鼓起勇气掩住她的嘴，抚摸她的白发。我是一个给有心脏病的人写白痴纸条又把它们留在错误地址的蠢货。我本应该回到那座办公楼里拿回纸条的，可是放弃了。时间已经很晚。母亲肯定做好了午饭等着。我在那里增加紧张状态根本没有意义。

快到傍晚时找到门房。他认出了我，尽管我们彼此只见过短短的一瞬间。他有身为一名正式看门人的经验。

——今天早上我留给你一个信封是给弗吉尔·梅赫丁蒂同志的。

——对，你交给我的。

——我想拿回来。我了解到他不在这里工作了。

——好吧，我原来正想告诉你，可是你跑掉了，所以我把信封放在这里显眼的地方，在通知窗口。

——是啊，我在赶时间。

——嗯，这很清楚。像那样跑来跑去对你有什么好处？他坏笑了一下。总之，这是信封。拿去吧。

他急急地跑到窗口，回来时举着信封，我打算把它一撕两半。

——怎么回事？你先写，然后又撕掉？这有点欠考虑吧。最好别撕。

用一支削坏的铅笔写得歪歪扭扭的，弗吉尔·梅赫丁蒂的名字被一道墨水的斜线划掉了。

——总之，这位同志刚刚经过这里。他时不时会来的。他读了纸条。给你留下了一个答复……他认为你可能会回来拿的。

因此，如果我是在B市最好的酒店的话，我也有可能让自己落进询问有没有给我的信这个笑话。接待员会递给我一封写有我自己名字的信，地址是307室，我刚刚分配到的房间。话说回来先前一位住户碰巧跟我同名应该是不可能的，不过似乎原先的房客和我有共同的熟人，因为留给他的纸条本该是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签名的……

我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打开了信封：“你走过头了，六个月内到我这儿来一下。V.M.”

并非有意为之，我掷了两次骰子，扔出了两次六点。我们应该觉得这些巧合很有趣吗？也许是吧，如果事情的表象真的让我们关心或感兴趣的话。父亲的被捕与梅赫丁蒂的被解雇恰巧同时，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兴趣问题，我很高兴我有截止期、职业和责任。

现在我知道有人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会一直等着我。我可以让自己离开了，再一次，随便乘上无论哪趟夜行列车。

* * *

大概是在四月份列车再一次载上了我。夜间出发，黎明时抵达一个肮脏、冷清的车站。在可以继续之前还有三小时。天很冷。走进候车室。蜷缩着靠近自己的行李，几个乘客睡在木制的长椅上。走得麻木了，把我的双脚支在长凳上就像其他人一样。昏暗的灯光刺痛我的眼睛。看见一本书的残骸在长凳另一端的地上，在我的鞋子旁边。把它朝我这儿拖。少了很多页。大概是什么人忘在这里的。断片始于第58页，终于第91页。主人公，看上去，想要去往一个僻静的地方，在那里他会遇到一个重要人物。没有提到专有名词：也许开头提过，但已经不再使用了。必须要跨越一段水域。主人公找到了一条船。过河前那晚，他得了一种怪病，当地人称之为“晕雾症”。这个年轻人又是打颤又是发抖；他发起高烧，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仿佛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会面只能在特定的时间进行，间隔非常之长。任何人错过了一次会面都别指望自己足够长命可以见到对方。似乎主人公要跟他的自我会一次面，还有某种报应或了断会发生在这个遥远的所在。断片结束于第91页，就在开始变得有趣起来的地方。

候车室里已经挤满了别的乘客。很多人都站着，靠在行李箱之间。噪音已经增大了。看了看钟：还有一个小时要过。伸手再去勾那本书，撞到某人的肩膀。长凳被人占了。已经打过瞌睡。走到外面的月台上，再到车站后面。巴士不过多久就来了。我们挤上车去。司机从一本本子上撕着车票。想法找到了一个座位。我们的路线穿过几个村子和小镇。我们开了两小时。抵达一座小渔村。下午我们可以从这里乘船摆渡到对岸。巴士在一个叫做布菲村的地方前面清空了。看着那些下车的乘客。从他们走路的样子和他们装食物和日用品的包裹来看，似乎我们还要在一起完成前往监狱的下一程。船要在中午启航。

浑浊的水向后奔行，被船的桨轮磨碎。从马达里透出一股浓烈的汽油味。什么也没吃。船的运动，汽油的味道，人们扑扇的衣服让我晕眩不已。坐在其中一条长凳上。旅客们分享着不幸的故事：他们去探访的囚犯的传记。潮湿的风击打着人的脸颊。

准备了一段话。会向他保证苦难已将我们紧紧地拉到一起，错误和不公正不可能持续多久了。等他受完了他的苦，他会在社会上找到一个体面的位置，再来一次，还会再有一个儿子。我的嗓音会温和而又宽慰：别的什么都不会有，只有爱。船摇摆和舞动。靠着栏杆，闭上眼睛。很近的某处，一架钢琴透过一个扬声器欢唱。

——这是亨德尔的G大调恰空舞曲。

风在我的耳边低语：它有我姐姐的嗓音，从她湮灭于其间的烟雾中复生。只需片刻，我就会触摸到她双手的丝绸，让自己确认她还活着，她的嗓音就会是真的，让我确认自己还活着。

——你知道，我是一个音乐教授。

伪装的么，在这艘潮湿的船上？但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只是一个女乘客，一个音乐教授而已。

一动都没动。没有睁开眼睛。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看见……什么也没有，除了耐心的精髓……期待。或许她会突然消失，一如她的到来——从烟雾中出现——就仿佛她从未存在过一样？太迟了。在设法向左转过身去，再次睁开双眼之后，已经什么人都没有了——一个幻觉，那么说，只有钢琴从扬声器里传来，污浊的水在波动。

从侧面看，这女人显得有些疲惫：头发藏在一条难看、变黑的围巾下面，系在下巴颏下面，像个老太太。她的灰色大衣垂挂得又长又直，像斗篷一样宽。她大概穿着便裤：有一片什么材料铺展在她大衣的褶边和工作靴顶部之间。不再看她了。随后她对我开口了：一个熟悉的嗓音，一个非常著名的嗓音……啊，是的，来自儿童广播。红润、柔软、蓬松的脸颊，满脸皱纹，双下巴，粗脖子，可是依然，是的，她身上依然有一些孩子气，某种温柔、淘气、令人震惊的东西。瞥了瞥她活泼、生动、绿色的眼睛。她正在说话，为自己辩解。

我们在对岸下了船。她来到我近前坐下。

——你要去看的朋友究竟犯了什么事？

——我怎么说呢……需要一些解释。实际上，他从商店里偷了一双鞋。

我睁大了眼睛。对我来说，对这种稀奇之事感兴趣似乎颇有可能。她等的就是这个，好开讲她的故事。直到几个月前还是一所学校的校长，蒂伯留·科瓦尔斯奇教授有很多缺点，原来他还是一个有盗窃癖的人。鞋子的历险记就被归因于这种情况。不可能有任何其他解释了。他们都在一所特殊的学校里共事：学生都是要人的孩子，科瓦尔斯奇曾利用职务之便恐吓过他的下属。

——已经不是那样了。现在我们学校也有别的孩子。但从那以后我一直有一种……

找不到那个词儿，她打起手势来赶走困窘。

——你大概是欠他的情吧，这么远过来。

——不，不，完全不是。相反，他一直对我很不好。他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别的人也是。

然而，他们曾经走得很近，因为一点：她有一种持续不断的需要，需要建议，需要别人的理解，因为她的母亲已经消失在一家精神病患者的医院里了……是啊，老太太受了很多罪：她见过自己的丈夫在她眼前被杀害，在被迫挖好自己的坟墓之后。或许科瓦尔斯奇根本没有那么坏，只是错乱而已：从那个悲惨夜晚，他对她施加恐吓的那一刻开始，经过了之后发生的一切，她相信他很病态……他已经让她惧怕那些享有特权的孩子，那些将他们送到学校的汽车……甚至现在，当某辆高级轿车碰巧停在了学校门口，即使很少见——而实际上，现在很多人都有车了——她也会像以前那样发起抖来，是的，她依旧很不善于管理孩子、教室、坐满了孩子的班级，那些孩子觉察到了她的弱点，对她施行敲诈并将她置于有失体面的境地。他们一直在恐吓她——你还能说什么？——就是这个词。她的两只眼袋如今总在抽搐。她的眼睛已经变成了灰色。白昼正逝入黄昏。一份巨大的、被延迟的恐怖兀自扩张；她颤抖着。她的嗓音已经失去了它的清晰。它在喘息，变沉。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不过，似乎是……

——你知道，我们还算是朋友吧。我很留恋那段记忆。

小小的白泡沫球已经在她干裂的薄嘴唇两角开花了。

——事实上，他是独自一个人。对，就是那样。他谁都不是。我也是独自一个人。我想去看看什么人，任何人，从家里出去……我再也撑不住了，我想这会让他高兴的。我也马上要去看妈妈了，在很远的山区，在精神病院。

她没法再多说什么了。人们排起了队。我们站起身。这女人一直沉浸在她的自白之中，这我没意见，因为她并没有问我来访的原因。

钟点快到了。我们必须爬一座山。山顶上有长长一排砖砌的营房。我们看不到犯人们被迫建造的运河堤坝；它们可能很远，或许要把犯人们送过去的宿舍也很远。中午，我们刚到，一份名单就已经拟好了，上面是我们想要见到的在押人员的名字，有人上山把它送到了营房。现在都快到晚上了。女人们都想挤到前面去；一行人越来越不耐烦。

我们在营房里又待了一个小时，处于期待的状态。很自然，本来避免与教授女士（或小姐）同处一列应该是最好的。她的名字落在字母表的末尾，我的则在开头。巡逻兵最先叫到的就有我的名字。没指望过他们叫受访者的名字，而非相反，不过蒂伯留·科瓦尔斯奇同样处于最早的八人行列，所以教授离我很近，就在把我们和在押人员隔开的铁丝网格边上。门开了。灰帽拿在在手上，脑袋和胡子都剃得精光，他们一被叫到就走了进来。

将我们隔开的不过是一道蜘蛛网：显然我对面这个人再也没有浓密、卷曲的头发了。他的镜片也更大了。那副眼镜：很厚，打着螺旋，焦距集中。或许这吓到了我。他笑了笑。一股灼热的波涛涌上心头，但必须要说的一切清清楚楚全在我的心里。开始说话的信号刚一打出来我所有的话就都准备好了。

正待开口，可是在我右边，有人在我之前说话了——透过牙缝吹起了口哨。

——你这笨蛋。你这白痴女人。

感觉不由自主地朝科瓦尔斯奇望去，一个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的侏儒，有着扭曲的嘴唇，一双大眼被按进一颗沉重、摇晃的脑袋，向前佝偻着。有一道微弱、青灰的光，没有办法不让我死死盯住这个形象。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分钟，直到一阵昏厥向我袭来……

醒来是在早晨，第二天或再往后一天，在一个农民家里一张干净的硬床上。在我枕边看护的是“大心脏”的教授女士，户主告诉我，以及“一切全都靠”她而不是他自己。

回到了大学，没有完成作为我此行的缘由的会面。因此，我的其他计划也偏离了轨道。那场昏厥让请假回家，让我计划与弗吉尔·梅赫丁蒂的会面变成了不可能。

五个月或五年后，父亲来看我——恢复，或是平反了，像他们说的那样。他做好了准备要全力以赴重新开展工作。他向我解释说他是被牵连进了“梅赫丁蒂错误路线”——绝不是一桩个人犯罪的问题……与一个被迫离开领导位置的老朋友有关联……然而被过分高估了，以至被打上了不存在的不法罪名。好几个方面都有缺口，位置较弱的党羽都被瞄上了。但这与当时其他的灾难不同，他补充说。有人被判去服苦役，甚至还有被处决的……这是一段艰难时期。会过去的……我们经历了这么多，这个我们也熬得过去……我们必须准备好重新开始，要活下去。他没有扔掉小学里的修辞技巧：

已经毕业了，当时，梦想着在非洲一家电影院里售票。动身去工地。家里的消息很少。只在他们庆祝东卡成年的时候回过老镇。已经在首都新建的大型工厂里工作了。我的下午是仓促的，满满的，它们消失得极快。

谢绝了音乐教授的聊天邀请，除了每两月一次。就是永无止境地倾听她自白这回事：她当我是一个朋友，可怜的东西，她不断地抱怨孤独，尽管她非常活跃，总是陷入与新老熟人的纠葛，变得进退两难，而她不论付出多少代价都不会放弃他们。她总是抱怨学校，那些小小的恐怖。

对我来说，哪怕要找到一丁点合适的建议都很困难。

* * *

真的，光在那时振动得不一样。来自另一个时间的早晨。浆挺的衬衫领子扑动如一只鸟儿僵硬的翅膀。我的愿望是在仲夏里乘一架过山车起飞，向上，向上，越高越好，几乎飞到天上。钢杆会尖叫和嘶鸣，抵达最高点，然后呼啸而下，砸到木地板上。从楼梯上出发：每一次我肚子里的真空都会上下翻腾。

下午我们又见面了。随后入夜的风吹冷了她的双肩。她在打颤。窗户被吹开，发出一声木质的喝彩。在一起，在冷清的走廊上，在一道沉重的白色天花板和小房间的缠绵天空下被碾碎了：给白日梦女孩的同一场温柔噩梦。夜晚的烟雾将犹豫赶走。我们陷入了一场孤儿之间的惶惑拥抱，不可能长久。

有段时间一切都一如往常：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证据是每个人的和蔼互动，跟办公室和公寓的邻居，跟前同学，前亲戚，前教授，某些前好友的前妻，跟守时的亚美尼亚女人，她会带给我狡黠的微微一笑，还有跟总工程师的金发女人。没有人指责过我的虚伪。那个特务，米沙，索然无味地跟着我；长笛手在音乐会之间造访我。永远跟随着我的眼睛，乱发大眼的女孩不断地朝我微笑。我们会在走廊里见面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偶尔有时间开玩笑，并不真正承认对方也不强求认可。然而，等到她奇怪地离开工厂几个月后，我才注意到了她的缺席。她有某种密码一般的微笑，一种胆小的步态，苍白的手，还有——是的，想念她是太自然不过了。她走得太过谨慎了，似乎也未受妨碍：一个同事访问了她被调去的工厂，证实她气色不错，一如既往的迷人，安静地呆在一边，而且依然年轻。这个补充，“而且依然年轻”，听着有点奇怪：一个安慰似乎又是一个责备。

现在有段时间，下午一直都很无聊。摆脱了长笛手，也放弃了金发女郎，而且不再对跟我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女人微笑了。把自己锁在孤独之中好几个月……好几个月或更久，我不是很清楚。同时，东卡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学生，她似乎需要多一些钱。高高兴兴地，她每星期问我要些不大的数额。惊讶我一副枯坐昏睡的神情，她很是担心，提议我们跟她在西班牙语系的一帮同学一起过新年除夕。很多漂亮但又非常年轻的女孩在她身边叽叽喳喳。不认为有可能赢得她们的信任。最后，同意跟我妹妹参加一场“预览”，类似于派对预演，目的是帮助那些彼此还不认识的人。

东卡顺路来接我。她戴着一顶很大的黑色贝雷帽，看上去像是假发一样。它跟她的金发美女肌肤和青蓝色眼睛的对比相得益彰，完美之极。她发现我在盯着她看，便扯下帽子开始掀起她乌黑的长发，一下就把我镇住了，目瞪口呆，仿佛第一次看见她一样。于是她赶忙冲过来让我平静一下。

——别怕。这是我的真头发。你可以拉拉看。对吗！我给它染了色，大家都说好看极了。终于，一个名副其实的多洛蕾斯·伊巴鲁里[19]，跟我们系很配。

将隐隐的回声平息下来，这个名字让我心中一动。东卡总是漫不经心地提到那个病，是它将她与世隔绝的——或是我们父母坚持要这样。不过，我并没有看到那些往日危机的任何迹象，无论是因为她的掩饰能力还是我的缺乏敏锐。

理所当然，我必须发问，“弗雷德在哪？”东卡耸了耸肩，意思大概是，“他也会到场的。”她似乎已经对她的未婚夫没兴趣了，虽说她曾经为了他而顶撞我们困惑的父母。对我来说，她的未婚夫似乎挺有吸引力的，而且是个正派人。有点尴尬，的确，但却是真的拜服于这个女孩的魅力之下，她觉得他“格外深刻”“格外文雅”和“格外敏感”。这话更适合形容她而不是他。

无论如何，已经置身于一幢优雅的房子，里面的很多房间都由移门连通。地毯都被卷起来了，灯光也被调低，人们分散成一群群或一对对。在活跃的气氛之下，东卡不停地鼓动每个人来跳舞。她自己的身体意外地犹豫不定，仿佛她感觉自己有危险一样。最后她退到了一个角落里，在一个不认识的人身边，而她的未婚夫则忙于摆弄磁带录音机。理所当然，那个大献殷勤的中年人不停地给她倒新酒，而她一边将它们一饮而尽一边听他用很响的声音讲粗俗的笑话。他竭力想要抹去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在周围的女孩身上他神奇地大获成功，她们觉得他这种放荡的硬汉类型trèsjeun[20]，正是她们喜欢的。别的女孩都嫉妒东卡，当下最得宠的她。他们两个再次起身跳舞。他们急不可耐地投入对方的怀抱；他凭借他们的贴近和黑暗两只手占足了便宜。他是个身材精瘦的男人，四十出头一点，一张略有点麻坑的脸，浓密的头发盖住刻着深深线条的额头，窄肩膀，大手，和年轻的笑声。他动作轻盈，将他舞伴的身体弯来扭去。

——你真的是她哥哥吗？

两只黏糊糊的手抓住我的肩膀，扳着我转过身来，并将我拉进一支慢舞之中。我的舞伴想要把我引向另一个房间。任由自己被她领着，并从磁带录音机边上绕过。举臂挺胸，我的舞伴踮着脚尖跳舞。她已经脱了鞋子，像东卡和其他女孩一样。连东卡那位绅士也只穿着短袜溜来溜去。我们在门边停下。曲子已经结束。那女孩倚着我。她已经用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将我拉低靠近她的耳朵：“那人是个林业工程师。他跟女士打交道很有一套。已婚，当然了。有一种很别致的愚蠢。女人喜欢极了。事实上，你们老家伙比这些小男生强，他们实在太年轻太没经验了。”

事实上，当工程师熟练地触摸着他的猎物时，不注意到他骨瘦如柴的长手指上那几个戒指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的魅力也起到了作用，因为它似乎已经触痛了我并吸引到了这个年轻女孩，尽管你再也不能把我称为年轻了。唯有懒惰阻止我拿这个劣势来取得优势。我的舞伴展示了一种干巴巴而直接的幽默；她很容易接近又有些顽皮，充满撩人的弹性。她的双乳不停地轻触着我，我都打算调下情了，这时东卡的未婚夫出现在我们身边，头发竖起，手握酒瓶，气得两眼通红。

一边解着她黑色的发辫，东卡已经瘫倒在地板上了，她的嗓音很低，却清晰可闻：“我再也不能，浸没在你的倦怠之中，哦波浪……De voslangueurs, ô lames[21]……envuestrolanguidez[22]……穿不透号旗与舰旗的骄傲，也游不过囚船可憎的眼睛……Je ne puis plus[23]……辛辣之爱令我醉意昏沉……我再也不能……Ya no puedo[24]……航行……”她滔滔不绝吟诵着她最喜爱的诗句，摇摇晃晃地像一条即将遭遇风暴的小船。她已经让自己走得太远了。丑闻或许很快就会爆发。

女孩的胳膊又拽了我一下。随后，她脱下她的长袜给我看，一手一只像拿着奖杯一样。她赤裸的白腿随音乐抽搐着，那轰鸣震得房间都在摇，一种像螺丝钉拧进我脖子后面的感觉。我的头很重。攥紧了我的手，我的指甲，以免摔倒。溜到墙边。没人看见我。他们都被炽热、紧张的期望压倒了。去到大厅。用力拉我的大衣袖子。就在那一刻，女孩抓住了我的纽扣。

——你对自己不公平。你不再年轻了。你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

她已经依偎在我的大衣之下，充满了温暖。她将自己袒露开来，像一个迷人、无助、有着忧愁热烈眼神的孩子。抚摸她的脸颊，然后是她的睫毛，并承诺过一小时回来。

——如果你逃走的话就会变老。变老是愚蠢的。

她用指甲挠墙。温暖的双眼已因渴望而困乏无神，她留在了门背后。她已经给了我一个痊愈之夜的邀请：女孩原本可能完全失去对抗新一轮失眠所需的勇气的。攀下了楼梯，一直想要回去。在屋外冰冷的空气中回过神来。陷进雪里。想到东卡，搞不懂我们在一起连续交谈为什么从来没超过十分钟：她总是困惑不解、心神不定、兴高采烈。我也没有对她尽到责任。记得她庆祝自己高中毕业那个晚上，也回想起我自己。那个年龄的我，一门心思沉浸在我自己的烦恼之中。

* * *

我父母住在一个新公寓里，透过打开的窗户可以听到远方的夜晚，在山后面。年轻人在跳舞。他们的拥抱在当时显得很大胆。他们在以一种熟悉的方式玩玩闹闹。手拉着手。他们的嘴唇有时仿佛偶然相碰。没有看到东卡先前那场病的任何痕迹；相反，她似乎完全融入了她的同龄人之中。她声音很大，说个不停；她的动作很轻盈。她的胳膊以一种撩人的方式搂住每一个新舞伴。妈妈小心地平息我所没有的困惑：

——你要理解她。她有点小题大做了。她放不下以前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对一个女孩来说……

这套新词汇把我吓了一跳。唯一能做的就是愚蠢地点点头，从没怀疑过她竟然有这样的现代研究和理解，很明显它们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在错误与放纵的方向走得太远了。但是没有时间为鸡毛蒜皮费神了。我在等某一位客人，而当我听见，在隔壁房间，他的妻子正与我们的客人，一名护士道别的时候，我明白了：他没有可能出现了。当时，在东卡读完中学那年，如果我有时间仔细地看看她，并且找到一个方法离她更近一点的话，或许还是有可能为她做点什么的，就像或许有可能为我做点什么一样，假如我一直在等的客人到来的话。简单、无谓的设想，两者都是。

回家参加东卡的第一次订婚，在紧急召唤之下，又一次，是在事情已经转向更糟境地的时候。寒冬已在街头筑起雪堤。随后允许了我自己去寻找那个没来夏日派对的客人。真相是，我的到访并不是为了“给我自己赢回一个妹妹”，像我父母常说的那样。他们一直想要这个女儿，也从来没有厌倦过与她一起重新开始；但我的目标是找到东卡完成高中学业那一年的夏夜里缺席的客人。与此同时，人们单把我挑出来当作一个“有缺陷的模型”，本身就是一个空壳，一种“不平衡”解放了我之后的残留物，而我奇特的寻找正好利用了这一普遍印象。

要找到他并非易事，但最后他还是接待了我。他又掌权了，尽管那五年并未流逝。他有一间合适的办公室，负同样的责再加上新的。任何正常人都会畏惧自由地接近一名高官，只有疯子才能够主动接近一个妻子病危的男人。

——你大概知道我来访的原因吧。

——来看我。

——并为延误道歉。五年不是五分钟，甚至五个月。你曾经安排过一次会面而我没能出现。这大概会让我失去良好的声誉。你不是一个没有严肃的理由就找人来的人。

他扬起眉毛，但让我吃惊的是他迅速进入了我暗自打算采用的语调。表面的逆反并没有令他分神。

——确实。那时候，我找你是为了一件重要的事。证明是我给了自己半年时间来作准备，为了见面时能够无懈可击。考虑到我当时的情况，这是一个挑衅之举，出于骄傲。在此期间事情已经得到了解决。对话不再具有目的。你父亲的痛苦持续了半年多，我承认，可是……

——从我来之后……

——我想对你说你父亲是无罪的。

——就是说，不像表面上那么有罪。

——也可以这么说。但我想对你说他真的无罪。

——六个月或五年的审议对此有无必要？

——我觉得你有点过于敏感了。直到他被释放我都无权断定他是清白的。如果我有过任何别的动作，你或许很容易就会落进受害者的角色——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本来任何弱点都可能得到原谅。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这不是一个明确涉及某种罪行或是软弱的问题，而是另外什么东西。如果友谊是一个软弱的标志，那么这个词本身就有一个跟我们习惯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

已经到时候该让自己回身靠在帝王气派的扶手椅上了。不过，保持安静片刻是正确的。他很明白，而当他确信这个仪式让他可以继续表演的时候，他又开口了。

——你父亲什么也没有告诉你吗？

——我没有问他。他说过一两个字。他不想放弃胜利者的角色，所以我不能用我心里的问题来冒犯他。有一段时间，我都准备把骨肉深情堆在他脚下了，但是他肯定会觉得可疑吧。

——难道你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胜利者吗？他问我，在他的宝座上烦躁地动来动去。

——那么他真的应该跟你讲的，他继续道。我不喜欢你。你必须知道，我——不——喜——欢——你。你父亲那时遭受的失落是一种无能力的结果。

——当然。他几乎没有学过“能力”方面的战略和战术。一个前银行职员不可能轻易变成另外一种人。

他看着我，像是看一个怪物，攥紧拳头站了起来。我以为他会打我，但他却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柔软的地毯似乎吸收了他的愤怒。

——我使用“无能力”这个词跟你想要理解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毕业后我们派他去执行，你父亲也接受了，如你所知，到司法系统工作的使命。在那里他一直收到匿名信揭发身居要职的人们干的坏事。他和我联系，问我报告上级是不是正确的做法。唯一能够解决此事的人是一个危险的个体，一个曾经滥用过自己权力的同志。尽管如此，我依然建议你父亲去找他，我感到自己对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我不知道有些事也跟我有关，在那场告发里面。出于过犹不及的正确性，你的父亲没有告诉我。他想坚持原则。代价就是他失去了自由。他希望自己和他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撇清关系，于是他采取了主动，在消极的意义上。

——积极的意义会是什么呢？

——事实上，你父亲有几笔小钱支付得晚了。我们并非活在天堂。在那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你父亲去进见的人向他保证会采取措施的。他给了他行动的自由。假的自由，当然了。你父亲的回应很仓促，而且，像我告诉你的一样，很不恰当，近乎挑衅。他们拦住了他，把他关进监狱牢房隔离起来。就是这样。

是的，就是这样。我正打算问一下父亲同志提到过的更加严重的案件：服苦役的判决，走过场的大型审判，处决。那样做毫无意义。在这些帝王气派的扶手椅上，在这个装潢考究的房间里，在原本就是老上司的新首长面前，讨论恰好停止于应该停止的时候。我们必须安静，花时间仔细思索，谨慎地面面相觑。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我也有事要问你：关于你所经历的这场危机，有什么不同于原先所说的真相吗？

——一切。原先所说的没有一件事夸张到了足够的程度。想象得不够，而且我要说那没什么大不了的。确认每一个细节会耗费太长的时间。总之，这次会面依然是我的荣幸。我没有权利滥用……

——其实，我正赶着要到医院去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车上谈。

——不行，汽车开得太快了。

他看着我，笑了。

——好吧，我们走路。

先是宽宽的楼梯，然后是街上，每个向领导致意的人都在向我致意。在前奥地利市政厅——现在是活动家办公楼——的出口处，门卫看我的眼神仿佛我是王储一般。我和陪我同行的当权者没有别的什么可以讨论的，我也不打算详述：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想象我在跟伊莱亚娜而不是她的丈夫同志说话。

——你有一种准确的直觉，梅赫丁蒂同志，把我想象成某个很容易滑进失败者角色的人。我感觉自己像个新生儿。我还有什么机会可以撒谎，也就是说，为自己辩护呢？请问这出乎意料的认同是如何发生的？

——别担心。只要告诉我你想说的东西就行了。所谓我对你性格的直觉是我已经搞明白的东西。一个即将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不能正确地关一扇门似乎不太自然。

——啊，是的，我疲劳得很快，太快了。动作不听我指挥。我总是跟不上它们。我相信如果没人管我的话，又或许如果我干脆让自己在屋子里发呆的话，我都会忘了怎么写字，怎么数数：我都会忘了我的名字和欲望。为了避免彻底呆掉，我在持续的恐慌之下把种种义务强加给自己；去办公室，上班，交替跟其他女人睡觉——算是一种习惯——刮胡子，每天检查我的通讯录并给某人打电话，记忆自己的声音，记忆朋友、同事、一个阿姨、一个长笛手的面孔，我总想在一场音乐会后见到她好跟她上床，可是她刚一离开我就忘掉了她的长相。只是，这不是我真想告诉你丈夫的东西。我想问他是否会允许我在一个公共广场上说话，在一群人面前忏悔。

这些话是对伊莱亚娜说的，事实上。伊莱亚娜保持着沉默。她的丈夫保持着沉默。我保持着沉默。

——我会让你说话的。

——你倚仗的是他们的冷漠。过分指望群众的冷漠大概会很危险。他们的冷漠是有限度的。他们所有的可能性是有限度的。不要过分指望……

吓坏了，几乎尖叫起来，尽管什么也听不到，因为他就走在我身边——高大而沉稳。

——我并没有指望冷漠。我知道这是一个环境问题，不是绝对的……某种暂时的，次要的东西。

——环境问题？次要的你说？同志的乌合之众总在收集物品的大山，紧抓着一堆堆东西藏在他们可怜的塑料外套下面，却忘了他们也在生产这些物品，同样地，他们也视而不见自己是怎样蜷缩在预制板的住宅里，很少自我反省，而他们反省的时候它就简化成了一套“功能性”词汇，像他们说的那样，意思就是麻木不仁地，其实。我一点不比他们强。永久的寒冷，厌恶自己也厌恶他们，标准化的、统一的、汗湿的脸，党徒的怒吼：这一切也一直在啮咬我的存在那脆弱的质地。怎么可以指责我继承了一个为父者的特征呢，他能够做出永久的努力以显示自己是胜利者，一遍又一遍。战败的胜利者，我的意思是。真正的父亲与假设的那个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那个从火葬场和鲜血的大市集里归来之后，无法改变与调整他自己或他的感觉的人；我的意思是，那个永远被他们对他和他女儿所做的一切，被他将自己打造成的那种人折磨的人——那个如今唯一的自由就是将自己撒进一个新柴堆的火焰中去的人。你会不会允许我跟他们——那些或许想听的人——谈论我的这一位假设的父亲呢？

伊莱亚娜没有回答。我被自己的诘问之词难住了。最好不要东张西望。那病人默默地听着，不作任何回应。

——也许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会允许，为了证明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话，但随后你就会安插一些伶牙俐齿的好斗之士，在这种英雄时代一毛钱可以来一打，在附近的平台上：一个具备我曾经拥有过的相同质素的好斗之士。他会用一个横扫的动作指向这个城市，它原先何其悲惨，但如今已经现代化了：有热水、冷水、剧场、学院、产业复合体，人口翻番，河水淤集着碱液和硫磺。我的意思是，在学校里我获得了对典型理论，对代表的扎实理解，我曾经想要杀死一个可怜的，典型的，根本没有英雄气概的人，我们微不足道的困惑和气喘吁吁的从属感的受害者。你知道，我的挫败是私人的，一场只与我有关的失败。当那个好斗之士谴责我的时候，胜利将属于每一个人——伟大的集体胜利的结合。从统计学来说我不算数：我是一个异类，而异类的出现并不总是很有趣，这取决于结果是由谁来选择的。

梅赫丁蒂的大手压迫性地搁在我的肩膀上。他严厉地看着我。

——我们到伊莱亚娜那儿去。不要跟她讲我们的讨论。看，我有承受挫败的勇气。

是的，我们要去见伊莱亚娜。我们在公园里。莫妮卡那件事想必会让伊莱亚娜感兴趣的：不幸的一天，当时我竟想杀死一个无辜的钢琴老师。我把手搁在一张盖满了雪的长凳上，不久以前，我曾在那里遇见过伊莱亚娜·梅赫丁蒂。同时，梅赫丁蒂同志已经走到了头里，被我的沉默和缓慢弄得兴致全无。我刻不容缓要去见她——尽管我没有勇气去做这样一件事。那个曾经震撼过儿时的我的女人现在像孩子一样无助，背负着死亡的预感。

我本该告诉弗吉尔·梅赫丁蒂同志，像他一样，我也爱着她。她很久以前的嗓音依然萦回在我耳边。

* * *

最后我想办法赶走了楼梯口冒出来的幻象。从另一个世界回返来拯救我的目光消失了。它不再令我执迷。白天最早的几个时辰，我遵循同样的日常：我想办法将自己拖进从四面八方压上前来的车流；我抵达同一个永恒早晨的山顶——香烟的浓雾，嗓音，梯级，电话，打字机，以及裙子和描图纸的沙沙声仿佛是树林的悄然低语从黎明的雾霭中升起。我服用圆的白色药片，喝咖啡，开始感觉。风湿痛顺着我的骨骼慢慢滴落，始于脚跟，移过我的膝盖和脊椎，随后又再回落到我的脚跟。我的福分是拥有看见米沙的不幸，他跟随着我的一举一动，那是他受训去做的事。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公文包里都装着一封信，我一直拖着不打开，从东卡变成了一个荡妇之前：一个娼妓的信，她终于鼓足勇气变成了一个娼妓。即使她是我的妹妹，这也没有惊吓到我。相反，这或许将我们拉得更近了，因为，毕竟，我也像娼妓一样坏，我的意思是，谁不是呢？究竟怎么回事啊。我对年轻人依然很着迷，我想要了解他们，即使我很难接受他们的坦率，他们对当下的饥渴，他们情感运作的有效性……不，情感并非恰当的用词。因此我害怕打开她的信，因为她写下它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她将会变成什么：她正处于一个愚蠢的阶段，无耻始终以幻想为食。如今她正在经历另一个阶段，同样令人厌恶的反思阶段。她再次拾起了她的大学学业，昼夜刻苦用功，从不出门。明天，我会看见她跻身于班上居前的学生中间并成为一名道德楷模——这不啻于一件令人惊掉下巴的事情，不是吗？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有时会遇到的音乐教授打来的——要听新故事和投诉。她哭泣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我意识到她只是想显得伤感和愚蠢来拿那些想要折磨她的人取乐，并且这个游戏还内含隐藏的、自虐的快感：说白了，就是屈辱的乐趣。这个想法让我很感兴趣，实际上，而她则用美妙的嗓音读了一些甜蜜的书信，是写给一名最近应接不暇的情郎的。我开始怀疑信件做过特效处理，被逼真地推到了一个极点，令哀婉膨胀成了报复。她还写儿童故事。它们是她在交配方面失败的一个转换，在兔子和松鼠、麻雀和爱鸟人的王国里上演。

总之，她恳求我去一下她的地方。她需要参加一个学校集会，想要做一次磁带录音——用某台借来的机器——录制她的一个故事，以便当晚在“晚安，孩子们”节目中播出，通过一位前同事，某个蒂伯留·科瓦尔斯奇的干预，他也是一名前教师（教授级）、前校长和前囚犯。我已经不想再讲了，她根本听不进她的大杂烩完全就是一个尴尬——尤其是在她这个年纪：在过去，她会泪流满面，宣称她又病又孤单，她的老母亲疯了而且离得很远。最终，我只是耸了耸肩而已。

有一次她激怒了我，我冲她吼道既然她选择了“恋爱”这个样式，她就有责任从她无数的屈辱中学到一些男人和夫妇的诀窍，以及性交和操纵的相关策略。她马上歇斯底里地发作了一阵。这让我惊骇并缴械。出于愤怒，我大吼说她又胖又丑。但随后我却仿佛是第一次看到了她：一个普通的女人，既不丑也不美，平凡之极。或许一个不错的选择应该是说她原本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是作为一个平常的家庭主妇，有几个哭哭啼啼的孩子拽着她的裙子的话。她的两眼生动，有一张愉快的脸，穿着一套相对来说挺考究的，深蓝色搭配小白领的连衣裙。那一刻我才明白，我所知道的有关她的每件事一直在阻止我真正地看见她。

她平静下来以后说的话让我更多了一份惊讶：“难道你不明白，我的生命力只有失败的累积才能调和么？疲惫，痛苦，眼泪！幸福对于像我这样的人等同于无物。你需要远远更多的力量才能驾驭这个不幸女人的角色。”惊奇并未就此停止。几天后我在一条繁忙的街上看见了她。她在一种漠然无觉的状态下从路人的身边缓缓走过，头发凌乱，大颗的鳄鱼泪淌下她肥胖、稚气的脸颊——脏脏的泪水流个不停。

总而言之，我没有答应我会做录音，但我们的讨论……她的乞求已经让恶心涌到了我的喉咙口，而就是这样，突然间，我打开了东卡的信。她在三个月前已经逃到了山里，跟随着某个林业工程师，丹·瓦西里斯库。我曾经有此不幸，在我妹妹拖着我参加的舞会上见过那个征服者。

信里满是惊叹号和省略号。在这么多空白之中我辨认出了若干词语大概是教授的话：“烟头留在桌上的烟灰缸里。另一只烟灰缸还在床上。两只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存在：我们结合的疯狂不只是一个梦。”她认为我是唯一愿意理解她的人。她告诉我说工程师如何叫她多娜并把她抱在怀里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恳求着她：多娜，多娜，多娜。甚至她在这封信里签下的也是这个借来的名字。

工场的噪音一波接一波拍打着我。摇摇晃晃上楼来到老板的办公室。这位前同学是个和蔼可亲的家伙。虽然非常年轻，他一直认真工作，晋升得很快。他已经为自己争得了一个令人羡慕的位子。至于别的方面，他似乎很清楚什么事正发生在我的身上。离开了大楼，漫步街头，顺路去一下教授家。

钥匙在垫子下面，像她说的一样。从没见过她的地方是这样一种肮乱之状。一个小猪圈，塞了太多东西，全都混在一起。看见各种各样的书籍和信件。我甚至接待了一个住客之手的觊觎者的造访，这人是她从征友栏里捞出来的。几个小时以后，我已成为这破布和文字汇成的一团乱麻的一部分，似乎注定要永远留在那里，与尘埃——这个单间恶臭的残余——联为一体。这时我明白我会杀了她的。这想法并不全然是新的。我知道（并且在沮丧之际时常一遍遍告诉自己）我没有权利去评判她，其实我只是一个所谓的“兄弟”——在地下洞穴中的污泥中喘着气，谦卑的，沉默的，帮凶。我们没有权利去评判与我们相似的人。我们共同的冷漠与沉睡戴着如此之多的脸相，而她篡改一切的，虚假的躁动不过是我们的复杂形象的一个侧面而已——谁又知道它实际上更加恶劣到何种地步？所以现在我感觉到了一种不惜任何代价杀死她的需要——仿佛我能够摧毁我们的集体罪孽、我们的妥协与堕落：被玷污，被贬低，被出卖的善意的机能障碍或痴呆。我会将她毒死，扼死，或射死，用录音机里滴落的声音，我本人则会自杀，伴奏是出自一个黑人妇女的粗嗓门的夏日时光。

医生们对这个冲击的处理极其认真。我没有杀死她。相反，我在她回来之前就悄悄离开了她的房间……我攀下扭曲、狭窄的楼梯，在街上乱逛直到深夜。确实我从办公室和家里失踪了一段时间，但这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我有时会把手急急地伸向咽喉对我来说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是一记无伤大雅的抽搐，事实上，他们帮助我迅速地摆脱了它。调查者们（医生和其他人）问我电影院怎么样，海边是不是真有那么多苹果。当然死亡不等人。给死亡一个我送上的吻吧，我告诉慈济修女，她摇晃了我这么多次……看，她重重地倚在我的肩上。她摇着我的手直到我的手指开裂，然后对我微笑。这样最好了，我知道，我现在仍旧是一个人。在事情的过程中，他们问我为什么我总是发冷。如何解释这寒冷，这永恒的凉意？为什么好像我的同事一笑他就会当场怔住，把牙齿露出来？为什么我在人群里感到恐惧和寒冷，在躁动产生热量的时候？当然，摩擦就应该产生热量——这寒冷究竟是从哪儿来的？连续不断的湿冷。见鬼究竟哪儿来的……可怜的讯问者和看守们，他们问了我很多东西，但总是回到这里：为什么我看所有东西都是凝冻的，手、头发、嘴唇，一切都随时可能随着寒冷而折断，前后左右，寒冷，沉睡，和无可逃避的霜冻。最后，他们从一格抽屉里拿出一封信。不，不是东卡寄来的。他们给我看那信封。我认出来了。我心里记得那封信。他们是从我进医院时交出来的外套里面找到它的。是教授，莉莉安娜·祖布楚，上尉的妻子寄来的。“工程师先生，我是那个被你毁掉的女孩的母亲。”这封信就是这样粗鲁——不，不，愤怒地——开始的。“她纯洁的灵魂无法承受这份亵渎。她父亲去世以后，她把她的信任交给了你，一个守护天使，她相信。”我听着医生们愤……不，粗鲁的朗读，没有力气抗议这一次对我外套衬里的侵犯。“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夺走一个姑娘未出世的胎儿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她的身体和灵魂发生了什么吗？还有多么危险？现在堕胎之后就是监狱，但她什么也没有告诉你，什么也没有。她完全是独自一人承受了这个风险。你对我女儿爱得不够，你也将永远摆脱不了这份内疚！”莉莉安娜·祖布楚太太是对的：我对这超凡脱俗的姐妹爱得不够。我无法爱得足够，确实如此。她所说的内疚是真的：我将这重负放在心中。我不想回答医生们有关这封信的任何问题。他们的活计不是窥探我的外套衬里。最终他们接受了我的沉默，叫我去休息一下。

院方主张是有一个出路的。我应该改变环境，从屋里走出去，出去散散步，另选一个地方工作，到外面，有新鲜空气的地方。我应当耐心，非常耐心。总之，我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也没有任何理由……

这条可怜的木质长凳盖满了雪。只有几道绿色条纹可见，仿佛是一条死鳄鱼锁在飘雪的牢笼之中。所以没有任何意义：我决不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待得太久。

* * *

他们证明是很体谅的，他们用他们的科学创造了奇迹。效果显现得十分迅速。不到三个月我就成了另一个人，或者不如说以往曾经是我的那个人。我感谢我父亲把我从公共休息室里救了出来，我原本会在那里看到各种受尽摧残的面孔，他们有时在走廊或庭院里就是这个样子，做着演讲，挥舞着双手，可怕地眨着眼睛，把手伸到自己的头发、自己的咽喉，加上全套的咳嗽、痉挛、抽搐和口沫横飞的胡言乱语。作为一个关怀者，父亲证明是认真并且特别有效率的，因为他知道怎么当：有条不紊，对于痛苦十分克制，他熟练掌控着它，像是一个或许能够将我们团结起来的可耻秘密。那开朗、年轻、遥远的护士会时不时地冒出来走进我干净的白色单间，或者来的会是她的老板，带着他的厚嘴唇和那副特有的做派，收拢双颊，用单单一个动作把厚厚的方形眼镜摆正。他每天伸臂握手，用一副随节制的力量而振动的男中音说话。有时上级也会来找我：诊断学教授，紧急无线电报员，分析与康复专家，以及再教育和再鉴定导师。他们极其专注地听我说话。他们向我提问以找出故障所在以及我在想什么。我是一个混蛋。我撒谎。我作弊。我觊觎……不，是欣赏我邻居的工作和妻子。我不曾帮助我的亲近之人。我没有爱的能力。我没有回应过爱。那个大眼睛的女孩和别人不一样。这绝不是笑料。我原本会对这样一个女人做什么？我们原本会互相害怕的吧。她以为我会永远都值得她来保护，来抚弄和哄骗这虚弱的身体：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孩，两只眼圈深深的眼睛一看便透，经过夜晚的河流，笼罩在巡逻员的身影之下，他们的眼睛又大又毒像电影摄影机一样。他们点头。他们明白，谈话把我累坏了。我没有力气、耐心、胃口。围绕着我的人们瞪大了眼睛——丑恶，饥渴，忧心忡忡。他们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曾经碰到过此类案例。

他们成功了，当然。所以我睡了：我大睡特睡。睡觉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他们成功了：我一直在睡。然后他们向我解释说我是无罪的。这样的可怕的恶行每天都在发生——不，他们没有说可怕的恶行，他们另有说法，运动，不是运动，不是谬误，不是动机，对，是奇迹：这种奇迹总在发生。神秘，突变，癫狂……是的，是的，小问题。也就是说，女孩最后总会找到另外一个男人的，而我则会找到另一个女孩。我们会成熟的，他们一直这么说。我们会成熟的。这样的事情自会随着时间解决。或许一切都会好的。她是一个过于伤感的女孩，不，不是伤感，是敏感。这是我需要的全部。我最好跳出来。是的，但我……没有说得太多，我向他们解释了——事实上，我总是漠然、健忘，没什么感觉……没有，我并不在乎，证明是我表现出来的样子：像一头野兽，像一个赐福，因为她是独自一人，事实上。他们点头并打手势示意。他们明白我在说什么。他们是对的：我和上尉毫无联系，跟莫妮卡的母亲，那个老太太，关在疯人院里的丽贝卡·斯曼塔内斯库也没有，而去看战争电影也没什么好处，至于那些恐怖电影，那实在是太过头了。原因是我已经做了很多；也许我已经做得太多了。我向他们解释说这不是真的：我有时是工作的，但经常玩旷工，而这并不重要，很可能我并不喜欢我正在做的事情。我耸了耸肩，但他们是对的。

一天下午，我和医生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讨论。他前来，把眼镜调正，跟我谈起在扮演失败者——那软弱、无力、恐惧的人——这个角色的时候消耗的可怕力量，加起来远远大于扮演强硬、坚定、隐忍、冷峻的角色——胜利者。前来照看我的医生是对的，而教授女士因此也是对的——哈！她可不傻，那疯子老妇人的女儿，她母亲伏倒在她被处决的丈夫，莫妮卡父亲的坟墓上度过了余生。看，小莫妮并不笨。但变化从所有角度看都是有利的。我专注地倾听着医生，我理解他。他有一副温柔的嗓音，是我的照料者中最聪明的。

他们认为我想杀死教授的企图是恶劣却有趣的，我跟他们说他们也不打断我。我不停地讲述着这个故事，讲得有条不紊，合乎逻辑，他们没有反驳我，没有，一点都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已经检讨过一段时间了，这很正常。他们告诉我那冲击（我脱缰的那一刻）……问题就在于此，不过，依然只是一种影响而已。他们在找原因，换句话说就是病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治疗非常之好。我可以睡着了。这让他们很开心，让他们平静了下来。几个月后我才理解匆忙开始和结束治疗并无益处，假如某些细节仍在生生折磨着你的话。而对细节太过关注也不太好。你必须以一种有条理的方式工作，休息一下，找点乐子（要合理的），让自己保持忙碌，用心工作，否则的话，你就完蛋了。但首先要明白你喜欢什么，什么最适合你，要全心投入其中，但不要肆无忌惮。宗旨是要治愈自己的tristesse[25]，不，得意，不……放肆，就是这样，治愈自己的放肆……别再相信你可以把自己变成无论什么样的老东西，或者别人必须要做谁知道什么事情，总之就是你要安分守己，拥抱那秩序，也这是说，你不应该老是左顾右盼。你应该关心你自己的事，为具体的结果而工作。这是可以实现和享受到的。

当然我也无法改变我的行业。这是一个奇妙的行业，像所有的行业一样，除了我应该在露天工作以外，这很容易安排，当然。

他们总是友好地微笑。他们对我说我工作的地方应该没有太多闲暇或无聊的时间——那样比较好——因为你不应该有太多的时间，你也不应该太过在意。你关心你自己的事。别让自己徘徊游荡。我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那些照看我的人，大多数是年轻人，像我一样，他们是这样做的：他们有很多的耐心，确实多得不得了，即使是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我大概需要更加冷静一点，不，更随和一点——我仍然搞不清字母、单词、想法；我偶尔会结巴，但我正在逐渐改善：治疗结束后，我的思考和表达都很清晰。

这是主要的一点——我不可以孤立自己，我应该跟人交往，就应该那样，观察他们的变迁，不，不是变迁，是他们的生活，和广义的生活。以及反过来：我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左顾右盼，但那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矛盾。他们对我说不要观察得太多，但我依然应该睁眼看。我不应该拘泥于细节。总之，我应该与别人打成一片，但要有某种方法。最终一切都会翻转……不，报复自己，腐烂和衰败——看证据吧。我赞同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取决于我的态度。需要一个意志的努力；毕竟我不是孩子。我会耐心和准确地工作，乐在其中那就更好了……哪怕是最小的事情。比如说：剃须。在一段时间里这是很恶心的，当然。毛发不断地长，永不休止，而且是以各种样式——黑的，金的，红毛，白毛，有的长点，有的短点，脏的，冒汗的……又是泡沫，刀片，酒精——可以让你发疯。除此以外，你还总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那张臃肿、衰老、昏睡、黄色的脸。这正是考验意志力的地方。一次。两次。然后事情又感觉正常起来了——你不再思考一切了。剃须是一项卫生操作，每日的仪式。只是不要停下来思考每一个动作或是分析每一缕毛即可。剃刀、泡沫和酒精在镜子里摆放整齐：不要细看你的脸，但也要避免划伤自己。任何事都一样。问题必须高效、迅速地解决，不必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只是我并不傻，除了意志的履行以外别无他法。

从我的小间，每天我都看见一个小小矩形的蓝色，别无他法。因此我以我的康复来帮助他们。最后，我大概需要积聚力量、意志方能以一种有用的，有助治疗的方式工作。我有意志，确实如此。要我听从他们的所有意见，无论当时还是之后，对我来说并非易事。

但别无他法。我恢复了健康。

* * *

起重机司机和混凝土站的工人来得最早。他们检查集料的状态，应该是最佳配比，没有任何杂质才行。他们测试缆绳、吊斗升降钩、控制杆。司机一定要比别人早到至少半个小时。工作开始时吊斗必须启动，混凝土必须已经配制完成，卡车要随时可以发动。

混凝土浇筑开始时，我们认真制备表面，换句话说，就是处理旧的混凝土层，新的批次会倾倒在上面。清洗干净。一次几根水管，增压水将一切异物去除。然后再用钢丝刷刮擦表面直到完全洁净为止。倒上一层砂浆的薄膜，一种“水泥乳浆”，上面再浇注混凝土。表面的制备需要尽可能粗糙以获得最大的粘度，挺耗费时间的，所以其他工人都是晚一两个小时才到的，但他们也待得更晚。

最好的日子是我们浇注的时候。高容量吊斗在我们头顶摇晃。装满了混凝土，两个斗悬在一根缆绳上从一个方向过来，然后两个空斗悬在第二根缆绳上朝着另一个方向移开。哗哗作响的混凝土在我们身边流动。一团强大的物质突降而下，你立刻就能看出它制备得好不好：不可以太稀，不可以太厚。我们把混凝土振捣器放进去：砂粒互相磕碰，分散又混合，液化逐渐产生，一场不断变得越来越好的融合，直到——完美！我们赶紧尽可能多地浇注。有些人没有对振捣器加以足够密切的关注：他们不调整RPM[26]。这个我已经警告过他们很多次了。浇注的日子是最紧张、最充实的。忙乱的顶峰：人人都很神经质；他们跑来跑去，很容易出错。他们并不总是检查滤网——焊接的钢筋骨架——已经安装在正确位置了，上面的铁锈和污垢有没有刷掉。只要大量混凝土以一种加速的节奏无中断地浇注他们就高兴。他们工作时不说话，他们的动作显出一种顽强。只有基站出了什么问题，或是电力中断——谁知道为什么——吊斗悬在空气中的时候，他们才终于发起怒来。但是假如你要求他们纠正什么东西，或是复查一下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假如你用某种方式耽误了他们的时间的话——他们也会发怒的。混凝土出得太稀的时候，必须马上通知基站：配比需要检查，水对水泥或砂砾或沙子的比例必须调整。进行这些更改挺耗时间的。也会出现吊斗关得不完美的情况。水泥乳浆会倒出来。混凝土就会变弱。吊斗就需要修理了。

这种时候很难让工人平静下来——哪怕他们正在浇注水泥。我曾经试过向他们解释振捣器对砂粒的作用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但随着频率的提升，较小的颗粒也会振荡起来的。在每分钟振动3000次时15毫米以上的砂粒会振荡起来。6000次是4毫米以上的，12000次是1毫米以上的。听得厌烦了，他们就向我投来恼火的目光。他们说他们明白了，甚至看上去也的确如此。这并不是太难：频率必须根据混凝土的组成进行调整。结果他们总是忘到脑后，就是赶工，不管不顾。

夏天，浇注的日子是最美的。夏日时光……夏日时光。烈日灼人，吊斗在缆绳上摇晃，好像一艘小型飞船。两个吊斗过来；两个吊斗过去。我们保护着混凝土，因为升高的温度会增加收缩性并导致开裂，特别是材料开始硬化的时候。这我已经跟他们解释过这么多次了。可是他们急着赶工。我看见其中一个怒气冲冲地瞪着我，当时我正第四或是第四次重申毛细管的闭合会阻止蒸发并限制收缩——意思是，我们要遵守规程。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否则……否则，怎么样……这是规程，是关系，也就是说这一条是明确地支持我们，激励我们的——非常重要。

某一刻工地管理建议我转到技术部门，坐办公室去。我应该更适合在那里的工作，或者说他们如此主张。我很细致也很有条理，像他们提到的那样，特别是在一个吊斗突降而下，从湛蓝的空中浇淋水泥雨的时候。

它们在阳光下摇摆的姿态绝妙，这些吊斗——一组令人晕眩的船。它们闪亮。两个吊斗过来，两个过去。如果你不留意，它们就会卸空。有一回，混凝土在我头顶上落了下来，似乎吊斗自己就打开了，并无指令。

他们问我是不是在东张西望，多少有点。他们坚持说我在做白日梦，我心里有事。我确信吊斗是意外打开的。栓钩肯定自己弹出来了。幸运的是，我头上戴了一个头盔。我们都戴防护头盔。夏天有些工人总是不戴。天太热了。如果水泥碰巧溅到了你，你的头发就会满是污垢并且马上结出一层水泥粉尘的膜。我见一个伙计：就好像他已经没了头发，你只看到一顶安全头盔，不，不是一顶安全头盔，一顶灰帽子，一片尘土，一顶奇怪的假发。粉末的长假发，化为粉末的长假发，任性并已石化。当然我不同意转到一间办公室里去。我爱感受寒冷，太阳，落雪，雨；我爱等待混凝土，看它如何流动，如何变硬，如何石化并变得有力。它是某种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浇注的日子是我们最为享受的日子，归根结底。是我们的行动将我们拉到了一起，它们互相沟通：我们是整体。你感觉你脸颊上的日晒风吹雨淋：身体会响应指令。

起重机、压缩机、车辆、混凝土搅拌车、水泥振捣器无时不在闷响。有时候我几乎等不及吃午饭。疲惫却开着玩笑，我们跑去吃饭，一起。

食堂里一片吵闹声——十分吵闹。你可以听见机器和车辆：你和任何人讲话都很困难。我们等吃的。我们饿坏了。我们不端架子。时不时地食物会太过油腻，或是放了太多的酱汁。有一次，我去找老板反映。我没有找到他。他到别的地方弄吃的去了。我就跟掌勺的女人说话，因为食物最终是取决于她的。她背对着我——弯着腰烹调热气腾腾的一大锅。我走上前问我可不可以跟她说话。她正在品尝味道，手里拿着金属大勺停了下来。她在围裙角上擦了擦手，那上面脏兮兮地沾满了各种斑点和污渍，然后伸出胳膊跟我握手。她的手意外地很小，一个胖乎乎的针垫，上面是香肠般的粗短手指，末端的指甲又长又黑，像动物一样是弯的——一只令我不安的手。

我没有碰它。我慌了神。厨子冲我微笑。她长着小小的牙齿——白，非常白——一张圆圆的、油腻的面孔。她问我有何贵干。她有一副令人惊讶的嗓音——又细又轻。她本人很胖。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在找负责的人，无论是谁。她回答了一句什么，但我已经退回到厨房门口了。

我当时大概表现得有些奇怪，因为她还记得我。那以后她养成了走出厨房的习惯。她会到食堂里来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她瞧见了我，就会对我微笑一下。她的牙齿很白，非常白。有时候，如果人不是很多，也就是说，如果我来得晚的话，她会来到我的桌前。那么大的块头，用她令人惊叹的，细细的，柔和的嗓音，她会问我不想吃点特别的东西吗：她会给我做的。她会把它端到桌上，而我总是看着那双胖胖的小手，上面是香肠般短短的手指和长而扭曲的黑指甲。就为这个原因我好几顿午饭都没吃。这对我来说不太愉快。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让我十分厌恶。有一次在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站起就走了。她意识到我很生气后就没再这样过，但她那双眼睛依然跟随着我。她秘密地跟着我，就从厨房门口，而不再靠近——除了很少几次。有时候她还会问我怎么样，露出她的小白牙笑一笑，就走开了。

我们很晚收工。下午很短，特别是将近秋末或是冬天。在冬天工作条件更加困难。我们浇注得十分小心。水泥的“接合”和硬化发生得很慢。混凝土里的水会膨胀并打乱它的结构。混凝土需要仔细检查以确保它制备正确。我去工作站检查他们有没有减少水的比例，他们有没有选好骨料，他们是否在恰当地加热它们。有时候他们要加热混凝土。温度必须每两个小时测量一次。我提醒过他们这么多次了。这不是我的事，但我知道他们会赶工。他们会忽略重要的细节。他们不管不顾，仓促而就，急于立刻取得结果。他们逼我盯着他们。

即使在夏天。或许尤其是夏天，那时候他们老想着尽快浇注完成，然后在天黑前几小时进城去。他们可不关心在干燥的夏季混凝土表面铺了草垫或一层沙子或锯屑之后还需要洒水。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需要做的。要是他们想赶在天黑前到镇上去，就会草草了事。

镇子不远，十公里，或许十五公里。它对我并无诱惑力。不过，他们有一天还是带上了我，几乎是强迫的。外面很舒服。天气已经开始暖起来了。这是一个小城市，工地的板房就在附近让它变得更加热闹了。几条街，一个小小的市中心。我们到达的时候，天又凉了下来。风在吹。我们在商场、电影院前走过。我们是一群怪人，我们穿着破旧、泛灰的制服走路的样子就像灰头土脸、疲惫不堪的囚犯，但当地人看我们都习惯了。

我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但我跟其他人分开了。我一直掉在后面。或许我分了心，看着房子和商店的橱窗。他们大概到什么地方去吃饭，去聚会了吧。我朝一条似乎很繁忙的街道走去，走向市中心。

房子都很坚固。人们带着一袋袋面包和啤酒购物归来。我在一个街角停步，靠在一幢小楼，一个乳品店的墙边。我看着一脸好奇的路人；也许他们满腹狐疑，我是谁，为什么他们不认识我。我在他们的城市，在他们的街上，靠在那幢特定建筑的门边干什么？

我走向一条狭窄、垂直的街。阳光突然触到了我，阳光也在触摸着房子。那是一条微光闪烁的街，上面是高树的臂膀在挥动着大而凉爽的树叶……矮房子，每一幢都藏在一道红、橙或绿的屋顶之下。严肃、平和的房子，在一片安宁而一成不变的天空之下。

小街向下通往一座公园。有几条空的长凳。我坐下来。我待在长凳上看着互相推搡的孩子们。他们在跳绳、摔倒、互相使绊。母亲们跑来跑去安抚。我出了公园，走了几步，就几步而已。公园边上是一幢高而庞大的建筑，一所学校。大概是这个市的高中。就几步……我紧挨着混凝土墙。一辆汽车疾速掠过我身边，一辆完全可能撞倒我的汽车。它在学校门口刹住。又一辆绿车疾驶而过。下来两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黑西装，白衬衫，领带。他们正在大笑。蹦跳着，他们朝学校走去。汽车猛蹿向前。又停下一辆。高个、温顺的女孩儿们——穿的要么是隆重的长礼服要么是非常短的裙子——也下车了。你可以看到她们年轻嫩白的膝盖，她们确实打着卷的，金色或栗色的头发轻扬。我退出去了。这是一个毕业典礼，我想象是。继续走，走进一个院子。金属门在我身后砰地关上。

我攀上一级台阶。我已经走进了一幢上面还有一层的建筑。我开始爬楼梯。我在楼梯间停下来。很暗。我就这样待着。我不知道该朝哪儿走。我的手紧抓着冷冷的扶栏。我听见人声。有人要下楼来。一扇门在上面的某处砰响。可以听见向下迈出的一步。一步，再一步。我在等待一盏灯被打开。有人喘气。那人正在很困难地下楼。肯定是某个生病的，哮喘的，某个难以忍受的……某个讨厌的可怜虫，某个丑陋的，憔悴的，大汗淋漓的猪猡，正在一步步地挪动着，等待着。或许那人感觉到了我的在场。现在那人正颤着声，令人作呕地呼吸着，一股恶臭。我闪到一旁，跳下两级楼梯。我在院子里，在街上。大门的铁闩在我身后合上了。

街上很清爽，很安静。天气已经凉下来了：冷飕飕的。学校门口不见一个……没有人。我用手抹了一下我的额头。我再次走到街上。正下着蒙蒙细雨。雨点沿着我的步道落下，裹住了我的衣袖和肩膀。我来到路口，乳品店所在的那个街角。我待在那里。雨激活了我。情侣们挽着胳膊走过。他们有一种节日气息：女人梳着可笑的发型，男人僵硬地迈着步。他们责备地望着我。我的装束不怎么得体……不是很对。雨点顺着我的脸颊和双手滑落。谁知道呢？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下雨时候混凝土的浇注就更困难了。材料必须要保护好，遮盖好。不可以让雨水冲淡水泥。秋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不够时间。我们会用席子，用油布片把混凝土盖起来，这是恰当的做法。我们必须在任何天气下工作。谁也没有任何理由尖叫……没有，不可以打退堂鼓，动摇决心。

紧挨着乳品店的街角，我望着情侣们沿街而行，它的方向是公园，学校，对，学校。他们要去参加典礼，也许吧，对，他们要去参加宴会，毕业宴会。肯定是这个原因，所有的出租车开得都很急：年轻的毕业生都在庆祝自己脱离学校的严格管教。他们如今是这么做的：人人都乘出租车前来。在雨中一动不动，挡在他们的路上：他们大概都以为我是一个迷路的流浪汉之类，胡子上尽是灰尘，头发蓬乱，一件肮脏的制服上涂满了水泥。情侣们仍在经过，现在不那么频繁了，正用同一种轻快、均匀的步伐在走。他们晚了。他们在赶时间。我本应该怀里捧着鲜花送给他们的，把大束大束的蓝花交给那些女孩和男孩。他们早该明白我怪异的外表并无一丝挑衅之意。我是一个此地人，来自附近，是他们的一员。我懒散的动作没有任何暴力成分。只是制服吸了太多的水，像块海绵一样，一条发冷的绷带。

从附近的某处，一支萨克斯管突然响起——一段温暖的旋律，也许是从学校传过来的，一个低沉、沙哑的女声：一支刺耳、灼热的歌出自一张温暖的、金属般的嘴。我想起了我的同志。他们很久以前就完成了自己的小小乐趣。我不应该游荡着离开他们的。我不应该抽身离去，跟他们走散的——我必须回到他们身边。此刻在雾和雨之中，我们的宿舍有如驳船，睡意蒙眬，被这灼热、绝望的旋律所摇撼。在这样的天气里，睡意很深——非常深。我必须尽快回去，我必须找到某辆车，某辆面包车，某辆翻斗车好快点抵达。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里和解。我有一个屋顶和床和同志们，也就是说，我的职责。

* * *

屋顶和墙壁潮湿，满是夜的气息。而此刻水泥搅拌车的闷响才刚停止，屋顶和墙壁就已和我一同苏醒。多少回，墙壁和我自己的沉睡似乎都处于搅拌车声的保护之下。黑夜在墙背后的声音里过得又快又平静。一静下来，墙壁就打开了它们的毛孔，吮吸起沿着窗玻璃滑动的湿黑空气。滚筒的旋转被卡住的情况很少发生。这时寂静便会入侵并逼迫我感受到午夜。

我的睡眠通常又长又彻底。

白天从一段到另一段的急行，来来回回穿过临时搭建的梯子，为混凝土、电焊机、打桩机和材料而奔命，这活能让人把脊骨累断，把腿跑断。我什么也听不见，除了精确的指令，起重机的磨牙声，喇叭，焊接的噼噼啪啪，混凝土的飞溅，和水的愉悦酣醉。我倒下，筋疲力尽而又快乐：一段已经浇完，明天再浇一段。我的疲劳有一个明确和上升的名字。这样很好。他们把我派到这里做户外工作是正确的。我们的沟通简单而又精确。我们很急。我们没有时间。明天我们要建起另一个早晨的施工平台。我爱我的团队。我们踏实的行动，将我们像兄弟一样团结在混凝土的庞然大物之中，只见它们一幢幢在不分四季、无可索解的光明之下矗立而起。有一瞬间，我们僵硬身体的摩擦和嘶哑的嗓音似乎温暖而又有力。此刻我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漂浮着，在木制营房的黑暗里，仿佛乘在云中的一只热气球上。很快噪音会重新开始，而我就将入睡。直到那时我都可以想象这大地之上的快乐飞行，不带有任何义务。在明天的梦里，我，连同我的职责和我的权利，会再次旋转起来，均匀一致，围着一个固定的、刚性的极点。平平缓缓地，依照正确的做法，我会用均一的步伐攀上那道寒冷、旋转、潮湿的直线。那里依然会有一阵蚂蚁的骚动，上面是一片打着条纹的阴沉天空：云，云的车队，奇怪的轮廓，尖角有如快帆船、风铃，或城堡、骆驼、火山口、颅骨、鳄鱼，以及——谁知道呢？或许我们还将聚会，回复当初，听到彼此的消息，最终，我们会点燃，焚烧，出生，永无餍足，无可阻挡，或许甚至就在明天，而我的兄弟（同类或同胞）依然安全而满意。看呐，建筑材料搅拌车的鼓乐已开始了又一次轰鸣……连同汰料比拌车[27]的邦戈[28]……连同邦戈和冈波[29]，还有……哦，让我们再抓紧一个小时睡到明天，睡到天亮吧。

注释

[1]美国科学家，数学家韦弗（Warren Weaver，1894—1978）的著作《好运夫人：概率论》（Lady Luck: 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1963）中记载的真实事件。

[2]托马斯·曼《魔山》（Der Zauberberg）。

[3]托马斯·曼《魔山》（Der Zauberberg）。

[4]托马斯·曼《魔山》（Der Zauberberg）。

[5]托马斯·曼《魔山》（Der Zauberberg）。

[6]Ploieşti，罗马尼亚中南部城市。

[7]Jig，一种轻快的三拍子舞蹈。

[8]“Institute for Economic Studies and Planning（经济研究与计划学院）”的缩写。

[9]Bârlad，罗马尼亚东部城市。

[10]法语：恰如其份，得体。

[11]Giurgiu，罗马尼亚南部城市。

[12]Donca Simo，罗马尼亚共产主义女英雄，1936年与其他18名共产党人一起在克拉约瓦（Craiova）被罗马尼亚王国当局判决入狱。

[13]Hans Castorp，托马斯·曼《魔山》的主人公。

[14]托马斯·曼《魔山》。

[15]Amphitryon，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国王，常用于代表好客的东道主。

[16]Zionism，又译“犹太复国主义”，一种犹太民族主义运动与文化模式，旨在支持于以色列地带重建犹太故国。锡安（Zion）为耶路撒冷附近山名，亦用来指称耶路撒冷。

[17]Zarea，布加勒斯特制酒企业。

[18]法国诗人兰波《醉舟》（Le Bateau Ivre）中的诗句。

[19]Dolores Ibárruri（1895—1989），人称“La Pasionaria（热情之花）”，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一。

[20]法语：“很年轻”。

[21]法语：“在你的倦怠之中，哦波浪”。出自法国诗人兰波《醉舟》（Le Bateau Ivre）。

[22]西班牙语：“在你的倦怠之中”。

[23]法语：“我再也不能”。

[24]西班牙语：“我再也不能”。

[25]法语：“悲伤，忧郁”。

[26]“Revolutions Per Minute（每分钟转数）”的缩写。

[27]Tamerialbixer，词义未详，与前半句的“材料搅拌车”（material mixer）音形相似。

[28]Bongos，一种源于非洲及古巴的小手鼓，常成对演奏。

[29]Gonbos，词义未详，与邦戈（bongos）字母相同但顺序不同。

版权信息

书名：巢

作者：【罗】诺曼·马内阿

译者：莫言　徐台杰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4-01

ISBN：978-7-5133-3282-8

目录
CONTENTS

代序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自1966年开始在米伦·拉杜·帕拉斯基韦斯库的杂志《言语的故事》中发表作品起，直到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在此期间共出版了10部作品（5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散文集、2部随笔集）。1979年，马内阿获得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奖，后获作家联盟奖（1984年获奖，后被社会主义文化与教育委员会取消）。1986年后，马内阿移居国外，先居于德国（1987年），后定居美国纽约。

诺曼·马内阿的作品被译为20多种语言，并在各国各大报纸中广受褒奖，在美国出版的作品《十月，八点钟》（Octorber, eight o’clock）、《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On Clowns: The Dictator and the Artist）、《法定幸福》（Compulsory Happiness）、《黑信封》（The Black Envelope）、《流氓的归来》（The Hooligan’s Return）被《纽约时报书评》评选为“最重要的出版作品”之一。他曾任美国巴德学院欧洲文学专业教师，同时为驻校作家。

1992年，马内阿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并获得著名的麦克阿瑟“天才奖”（该奖被称作“美国版诺贝尔奖”）；1993年，纽约公立图书馆为其颁发图书馆“文学大师”荣誉奖；2002年，马内阿获得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凭借《流氓的归来》获法国美第奇外国小说奖，同年，因其在文化领域杰出的统领地位，他被罗马尼亚总统授予文化功勋，并当选为柏林艺术学院和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评审团成员。2010年，法国政府授予其“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1989年之后，在马内阿的故乡罗马尼亚，他通过Apostrof出版社出版三部作品：故事集《十月，八点钟》，随笔集《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和小说《法定幸福》；通过Hasefer出版社出版两部访谈录：《蜗牛的家》（Casa melcului，1999年）、《流浪的文字》（Textul nomad，2006年）；1996年由罗马尼亚文化基金会、2003年罗马尼亚图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黑信封》修订版。

由罗马尼亚Polirom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有：《流氓的归来》（2003年第1版，2006年、2008年第2版），《信封与肖像画》（2004年），《法定幸福》（2005年第2版），《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2005年），《傻瓜奥古斯都的学徒生活》（Anii de ucenicie ai lui August Prostul，2005年第2版），《黑信封》（2007年第5版），《逃亡者的抽屉》（Sertarele exilului，2008年），《里昂·沃洛维奇谈话录》（Dialog cu Leon Volovici，2008年），《分离之前》（Înaintea despărții，2008年），《索尔·贝娄访谈录》（Convorbire cu Saul Bellow，2008年），《与石头的谈话》（Vorbind pietrei，2008年），《中庭》（Atrium，2008年第2版），《一副自画像的变体》（Variante la un autoportret，2008年），《巢》（Vizuina，2009年）。

曾经有人说过：“生活的道路就像一把锋利的刀：一边是地狱，另一边也是地狱，生活的道路从他们中间穿过。”

代序

一些东欧知识分子在美国的“巢”

这部小说《巢》（罗马尼亚语原文为Vizuina），是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2009年的作品。

译文是从罗马尼亚语直接译为汉语的。

出版者希望我能为这个译本写一个序言，因为我在几年前曾翻译过这部小说，不过，那是从2011年法国Seuil出版社的Marily Le Nir翻译的法语本LA TANIÈRE转译的，原因很简单：我不懂罗马尼亚语。

近日，我读了一遍这个直接来自罗马尼亚语的译文，所谓“温故而知新”。但是，对作品的主题、风格等，我的头脑中并没有太多新的想法，于是，大致借用几年前写的那篇“译后记”，稍作改动，如下：

***

《巢》描写了一些生活在美国的东欧知识分子（显然是作者所熟悉的罗马尼亚人）的生活和言行。

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三个年代的人：最老的一代以科斯敏·迪玛教授为代表，他的弟子辈以小说的一号主人公奥古斯汀·戈拉教授为代表，还包括米赫内阿·帕拉德教授、科齐大夫等人。再下一辈的，就是另一个主要人物彼得·加什帕尔。

由于小说的人物关系很繁复，故事细节的数量又很多，且没有一条明显的故事线索，能把零散的人物和细碎的情节连接起来，以至于阅读起来相当费力。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此把小说的主要人物关系梳理一下，以便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最早从东欧故乡来到美国的，是大师迪玛。后来，帕拉德经过在美国的迪玛和在国内的戈拉的帮助，也来到美国。再后来，帕拉德教授在美国被人杀害。这位米赫内阿·帕拉德在罗马尼亚当大学生时，曾跟戈拉教授一起参加过地下读书会，即小说中经常提到的“阁楼”上的“嫌疑者”的“聚会”。他本以为在美国能过上好日子，却不料被人莫名杀死。

戈拉后来也来到了美国，他是靠妻子露德米拉（简称露）的家族在国内的影响力得到护照的。但露没有跟戈拉来美国。戈拉来美国时，一开始靠富布莱特奖学金，后在“美国之音”工作，再后来在州立大学获得了一个临时工作岗位，再后来当了大学教授。

早年，戈拉教授娶露之前，跟一个叫艾娃的女人有过一段婚姻。艾娃后来嫁给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早年的钟表匠），生了儿子叫彼得。

彼得·加什帕尔也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他跟表姐露（即戈拉的前妻）一起来到美国，一度共同生活。彼得·加什帕尔到美国时，曾有一份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奖学金，但他没有利用，而是靠打工过着艰辛的日子，他翻译过航空公司的航班菜单，开过出租车，在加油站打过工，后在学院院长和戈拉教授的推荐下，当上了大学教授。

露在美国也干过种种零活，后来在科齐大夫的诊所工作。而这位科齐大夫，跟戈拉教授是小时候的同学。于是，后来发生了戈拉教授到科齐大夫的诊所找寻前妻露的故事。

彼得当上教授后，曾给一个没交考试作业的女学生好分数，结果引来了该女生一系列充满“反讽”意义的信件。但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后来，他跟这位叫塔拉·尼尔森的女学生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故事。

彼得就帕拉德之死写了一篇文章，因此大概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收到了匿名的死亡威胁明信片，疑心此事跟他的文章有关。为此，他曾数次打电话给智者戈拉，向他求解，不过，戈拉更多地是倾听，而不是给他答案……

在小说的后半部，彼得·加什帕尔神秘地失踪了。失踪之前，他去了一趟科齐的诊所，留下了一个圆筒，里面是一头大象创作的绘画艺术品。他到底去了哪里，是不是被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夺走了生命，还是去什么神秘的地方隐姓埋名了，小说一概没有交代……

而戈拉，则受到心脏病的不断折磨，几次动手术，又几次发作……

至于小说中若隐若现的叙述者“我”，应该也是一个罗马尼亚流亡者，至少，他跟奥古斯汀·戈拉、彼得·加什帕尔有着相当亲密的关系。

小说写到最后，“我”和露在一起同居……

***

众所周知，作家诺曼·马内阿是1986年离开祖国罗马尼亚来到西方世界的，而小说《巢》中，主人公所经历的事大都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美国，很明显，《巢》在相当程度上可被看作是一部“传记小说”。

已读过马内阿另一部作品《流氓的归来》的细心读者再来读《巢》，或许会在《巢》中看到《流氓的归来》的影子，即某种自传的影子。也就是说，小说《巢》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马内阿在西方定居生活的一种“自我虚构”化的直观反映。

作为某种形式的自传小说，《巢》着重描写了主人公戈拉、彼得等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也就是作者马内阿所经历的“第三种社会制度”下的生活。

当然，出于交代人物关系、铺垫人物思想脉络的需要，作者马内阿在《巢》中还是回顾了戈拉、彼得等人出国之前的生活，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让作者不无忧伤地回忆了他更熟悉的“第二种社会制度”——中央集权的封闭的社会——中的机械生活，另外，为交代彼得·加什帕尔的家庭背景，小说还稍微涉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情景。

战争期间大屠杀带来的阴影创伤、封闭的集权社会带来的沉重精神桎梏，还有无序的自由世界带来的心灵迷惘，这前后持续的三段历史，恰恰构成了作者诺曼·马内阿迄今为止亲历的一生。而小说《巢》以回忆、提醒、复述等写作手段，反映了主人公经历的这三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使得小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传小说。

当然，《巢》的主要情节背景还是在美国的流亡生活。而透过这段自由、混乱、艰辛、迷茫、充满诱惑与威胁的国外生活，作者对人类命运、民族命运、个人命运，对往昔与未来，对生老病死，对故国文化与人类文明之间关系的思索跃然纸上。

也许跟一些读者所期望的相反，小说中，流亡美国的众多东欧知识分子处境坎坷，他们或多或少、或早或迟地意识到，自己选择流亡生活，就等于陷入到了一个“极端环境”中，他们得重新学习“更新的战略”。一方面，他们得努力融入陌生的美国社会，而另一方面，还要跟在远在罗马尼亚的家人保持接触，不敢轻易抛弃对往昔的记忆。

从专制的罗马尼亚来到自由的美国后，主人公们既感觉到了思想的自由，也感觉到了语言的困惑，既体验到了自由竞争的种种机会，也面临着生存的种种危险，甚至有人死于非命。帕拉德的惨遭谋杀就是例子，而彼得也因为写了分析帕拉德被害的文章，而感到来自暗处的威胁，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彼得因此而失眠，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知道应该继续“装聋作哑”，还是“高喊着冲向现实”。

总之，他们在美国活得并不比在国内更轻松，更自在。

小说的题目叫《巢》，从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名词出发，读者应能更好地想象和理解主人公们的生活。

被称为圣奥古斯汀的戈拉教授就生活在某种“巢”中，他离群索居地独自生活，处在书籍的包围中。而在与现实隔绝的巢穴深处，他一方面为其同时代人撰写讽刺性的悼文，一方面则时时回想起他的罗马尼亚往昔，尤其是他的前妻美人儿露。

这“巢穴”既安全，又危险，既是在自己家，又是在别处，活在巢穴中的人既想有所作为，又处处遭受限制。“巢穴”，它缺少一点人性的价值，有的只是生活的基本条件，而且这基本的生存条件还受到了威胁。

小说借由“巢”这一地点形象，还对希腊神话中牛头怪弥诺陶洛斯把英雄忒修斯关在迷宫中的故事作了影射。

古代的迷宫和现代的巢穴由一根谜语之线连了起来。读者不妨可以这样联想：小说主人公彼得也一样，渴望在现代美国社会这一“巢穴—迷宫”中复仇，而这迷宫，用人物自己的话来讲，就是“繁荣的快乐地狱”“极权的谎言殖民地”。

多年之后，为逃避那样一种流亡生活（不然，又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呢？），彼得·加什帕尔失踪了。很可能，他认识到了，这个美国并非完美的理想国，也不是流亡者的避风港。他得选择一个终结：神秘主义？为艺术而艺术？死亡？……

彼得·加什帕尔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个醒悟者，奥古斯汀·戈拉同样，他也时时在反思。

此外，作者还通过一个从小说一开始就很活跃，而到小说结尾时依然很活跃的次要人物之口，说出了当年的纳粹德国，后来的东欧兄弟国阵营，以及当今美国社会的一致本质。他就是一个来自前苏联，在纽约当出租车司机的波尔坦斯基，他为读者留下了一段至理名言：

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一串串注册号了。只是不像在奥斯维辛那般将数字纹在臂膀上，而是烙上了信用卡、维萨卡、万事达卡、白金卡、社保卡、保险卡、地铁卡、居留证。外来人员居住证证号0298。这就是加什帕尔的号码了。

很明显，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制度对个人的控制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它从意识形态转到了商业，从上层建筑转到了基本生活。小说中戈拉教授突发心脏病时，连连打电话给医生，但都得不到丝毫回音。这一故事插曲，是对“人即号码”的社会的一个精彩描述。

飞鸟归巢，走兽归穴，落叶归根，流亡的人们，归宿又在哪里？迷途的羔羊，能够找得到归路吗？

行文至此想起了陶渊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

小说《巢》的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马内阿的一些写作特色。

在我看来，这些特色有那么几点：

一是采用了时空倒置的叙事手法。

二是故事情节多枝节、多层面充分展开；这一特色持续地体现在他的多部作品中。追求复杂，喜爱错综，这兴许跟他当年上大学时的理工科学历有某些关系吧。

三是他对一些文学名著做了直接援引和间接影射。

其一，小说采取了时空倒置的叙事手法，这一点用不着多分析，读者自会注意到。

其二，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展开，是多枝节、多层面的，我们已经在上文中梳理人物关系时提到了。要不是这样，我似乎也不必专门写一篇文字充当“代序”，把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特地交代一下的。要知道，不做一下这样的交代，一般的（粗心的）读者恐怕很难把握住作品的人物关系，很难紧紧地跟上作品的情节发展。

其三，至于文学名著，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巢》中主人公彼得的外号“明海尔”来自它，彼得在国内赢得的文学名声也得益于它，而且，《巢》的总体故事线索，也从《魔山》中获取了启发。

我们可以直接地比较一下。《巢》曾用这样的文字提到《魔山》：

痴情于阅读和肖夏夫人的彼得在忧郁的卡斯托普的照看下，一步步走向了死亡。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被高烧击溃，长辞于世。在这之后，忧郁的卡斯托普也随之失踪，被战争的启示录所吞噬。

而在《巢》中，戈拉教授得了重病，几次动手术，而忧伤的彼得也在“战争的启示录”一般的“9.11事件”的背景中神秘地失踪。

当然，小说涉及到的文学名著，还有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小说，尤其是《死亡与罗盘》，正是阿根廷盲人博尔赫斯的这部小说，为“致彼得的威胁信”提供了谜语的引文。

从某种意义上说，整部《巢》的情节和线索，都是由《魔山》和《死亡与罗盘》给串连起来的。马内阿的这部作品，似乎很好地阐释了在西方红极一时的所谓“互文性”的文学理论。

马内阿对前辈文学大师托马斯·曼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如此显而易见的借鉴，不知道是不是能为这部小说增添一些光彩。或许，他这一点做得有些费力不讨好。不过，这一点应该由读者来评说。

随便提一下，大象的形象在书中被多次提到，“大象”不仅是主人公彼得的外号之一，还是他最后留给友人的艺术作品的“作者”。另外，作品花费了不少笔墨，多处仔细地描写名画家达利那幅《太空象》的画作，以串联主人公的梦境、想象和现实生活的故事情节。

***

阅读马内阿，很自然地令人联想起捷克人昆德拉和阿尔巴尼亚人卡达莱，这三位东欧作家的作品我都是翻译过的，当然，都是由法语转译的。

这三个人，都是流亡在西方的东欧文学家，他们的文字中时时流露对母语、对祖国文化、对故乡文明的深切感情，当然，还有流亡生活的辛酸，以及在外语环境中生活的异化，在我看来，他们的这一类情感如出一辙，尽管他们使用了不同的语言：捷克语、阿尔巴尼亚语、罗马尼亚语。

此外，阅读和翻译马内阿，还令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贡布罗维奇、埃里亚德、米沃什……他们的文字中同样流露出了思乡、异化、迷惘等情感。由于他们本身的才华，他们的语言天赋，还由于他们特殊的政治生活经历，由于他们或流亡或受迫害（或……）的复杂生活，这些东欧文学大家的作品，丝毫不比西方一流的作家来得逊色。

中国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接受，大都以西方为中心，而西方，则又是以两“希”为中心，即所谓的希腊与希伯来，从语言上说，英语（美语）最为强势，从文明起源上说，希腊罗马最有资格，而从宗教影响上说，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又是后来居上。其实，现今世界的文学已经没有了早先的中心，或者可以说，形成了若干的、诸多的中心。传统的文学大国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等依然保持着文学上的繁荣景象，而很多“小语种”文学，则借由文化传播途径的便利、地球村的形成，让自己独特的文学被全世界他国的人所熟悉。文学上，甚至文化上，已经由“众星捧月”的局面，变为了“群星灿烂”的场景。拉丁美洲的文学、黑非洲的文学、中国文学（包括世界各地的华语文学）、印度文学……各有各的辉煌，各有各的特点。而东欧（或说是中欧）也更多地显现出了它自己绚丽多彩的文学样貌，捷克语、波兰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等语言的文学，一方面，各有各绝对的语言和民族特点，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相对相似的区域性面貌。这些，国内的研究者、翻译者、出版者，以及广大读者早已注意到了。我们只要读一读马内阿、昆德拉、卡达莱，我们就会体会领略其中相似又相异的味道。

闲话少说，还是请读者来读一读马内阿吧……

如果有兴趣的话，读者还可以再找一找贡布罗维奇、埃里亚德、米沃什、赫拉巴尔、昆德拉、卡达莱的作品，去读一读吧。

当然，还有那个一辈子都呆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卡夫卡……

余中先
依据2012年3月撰写的文字改写
2018年11月于厦门大学敬贤楼

第一部分

天色微明，晨光熹微。魔术师修长而健壮的手臂开启了新一天的魔法。一辆黄色拉达车在路边的水沟旁缓缓停靠下来。

“去宾州火车站。”

方向盘上边是司机的照片和名字：列夫·波尔坦斯基。

“您是俄罗斯人？”

“我以前是。”

他嗓音沙沙哑哑的，脸盘微宽，还有着一双细细小小的眼睛。

“您从哪儿来？”

“敖德萨[1]。”

“敖德萨好像是在乌克兰吧。”

“苏联！敖德萨和我一样都是苏联的。现在大家都不大能区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你不是美国人吧？”

“现在我是了。就和您一样。”

不，显然这一天尚未开始。

刚开始，那位陌生人先伸出了一只白色小手，递来一张白纸卡。那纸卡很干净，上面印着金色的字母。

“我在想您是否愿意给一个广告走场。是给一个电视广告出镜。挺赚钱的。”

在他面前是小小的科齐大夫，而在科齐面前，他却想到了露。虽然并不可能在这儿遇到她。

当下！当下！路人暗自腹诽。他新的生活格言就是：活在当下！就这么简短：活在当下！他回首曾经，有的是罪恶的往昔和灿烂却一再踟蹰不前的未来。现在，然而，现在……他愣在原地，面对着那位向他伸来一只白色小手的陌生人，满目惊愕。

“您别担心。只是一个问题罢了。仅仅只是一个问题，别无其他。”

这个搭讪有些突如其来，但却处理得平和又谨慎。

突然搭话的是一位年约四十岁的先生。只见他身披浅咖色马海毛长大衣，里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未套外衣。他剪得一头黑色短发，双瞳乌黑，极有灵气。一举一动如芭蕾舞者抑或是魔术师般起起伏伏。他从牛仔裤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黑皮小钱包。打开磁扣，从里面抽出几张名片。附上一张白纸卡。那纸卡很干净，上面印着金色的字母：事件代码。

路人并没有专心听，反而全神贯注在搭讪人的鞋子上。牛仔靴！在昂贵的紧身牛仔裤下配这样一双牛仔靴，这位先生实在是优雅极了。

“我是制片人。柯蒂斯。詹姆斯·柯蒂斯。”

名片上就是这么写的：詹姆斯·柯蒂斯，制片人。

“我问自己你会不会答应给一个广告走场。给一个电视广告出镜。挺赚钱的。”

“广告？我吗？什么广告？”

“可口可乐。”

“我？可口可乐？”

“作为国际象棋手。”

“国际象棋和可乐？”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国际象棋手专注在棋局上。突然，他伸手去够放在桌上的杯子，而那里面装着可口可乐。”

“啊哈！然后棋手微笑了吧。不过，抱歉，我并不擅长做这样的事情呢。”

“可赚得挺多的，我已经同您说了。而且这个广告会反复播放，钱来得很容易，你想都想不到。”

“不，我不做这样的事。”

“您再考虑考虑吧。您不是有我的名片嘛。如果您改主意了，可以打电话给我。”

“谢谢。不过我也和您说了，我不……”

“话别说那么绝。就像这里的人说的那样。您又不是美国人，不是吗？”

“我怎么不是呢？美国人就不下国际象棋了吗？可口可乐，他们有时还是喝的，还有百事可乐。我虽不喝可乐，但我年轻的时候下过国际象棋。”

“您瞧！我就知道。您挺有棋手范儿的。您再考虑考虑，反正您有我的号码，打给我就是了。您怎么称呼？”

“彼得。”

“彼得，贵姓？”

“彼得。”

“好的，彼得。我记住了，要打我电话啊！”

“棋手范儿！”路人彼得嘟囔着，从百老汇大道和63大街的拐角处离开了。

那制片人就是这样想的，假如他真是个制片人。愉快的一天不是吗？科齐医生？詹姆斯·柯蒂斯，广告制片人，把每日广告送来给我。大夫！我就这样在柯蒂斯的镜子里看了看自己。

朝左迈一步，再走一步。他走下人行道，抬手一挥。出租车！黄色拉达车减速停在了路边的水沟旁。

“去宾州火车站。”

方向盘上边有司机的照片和名字：列夫·波尔坦斯基。

“您是俄罗斯人？”

“我以前是。”

俄罗斯口音。他的嗓音带着老烟枪的沙哑，脸盘宽厚，眼睛细小，一口大牙齿极为醒目，额头上还爬满了皱纹。

“从哪儿来？”

“敖德萨。很少有人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区别。你不是美国人吧？”

“但现在，我是了。和您一样。您喜欢这里吧，是不是就像在月亮上似的？这里是流浪汉的首都，是怪癖者和梦游者的聚集地。你喜欢这儿？这真是个奇迹！简直就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列奥瓦沉默着，但却是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

“1626年，一个叫米努伊的法国人没花几个子儿就买下了曼哈顿岛。就用了24美元！再打发印第安人几颗玻璃珠，齐活儿。后来这里长起了草莓果、野葡萄、玉米和烟草。周围狼群、巨熊和响尾蛇也时有出没。”

不知是叫列夫还是列奥瓦的这位司机一言不发地听着。他既不发问，对路人滔滔不绝的言辞也提不起兴致。他慢悠悠地向前开着车，一点儿也不像个有路怒症的纽约司机。到了34号街，慢慢将车停在火车站前，他按下了计价器。

“多少钱？”

“八美元。”

路人从裤兜里掏起钱来。先掏了一个兜儿，接着换了一个。而后又摸了摸衣兜。只见他把两个裤兜，四个衣兜翻了个遍。嘴里似乎嘟囔着些什么，又似乎没有。

“喏，两美元！我就那么多。就两美元。”

“那怎么行，你说怎么办？”

方向盘上有面镜子。医生啊，瞧见没，我们有面镜子。命运赐了我一面镜子。

“你说什么？”这位乌克兰裔[2]的俄罗斯人问道。

“没有啊，我什么也没说。不过，我现在身无分文。这两美元，是我身上的全部家当。要不，我们现在去银行？不好意思，我也没料到我竟然没带钱。去银行的车费我会一并给您。就去28号街的那个营业窗口。在不远处的拐角那儿，几分钟就到了。”

列奥瓦透过镜子打量着后座的这位乘客，只见他不知用俄语还是乌克兰语在那儿嘀咕。出租车又朝28号街驶去。那家银行挺近的，就在街角。这位乘客一言不发，就这么等着。列奥瓦想好好看看这个骗子，但光对着镜子并不能看清。于是，他回过头去，想看看这个滑头究竟是副什么嘴脸。

“怎么？你还不下车？”

“我真是一团糟。完全乱套了。我的信用卡在钱包里。我却把它落了。现在我才想起来这回事儿。我忘了我把钱包落在图书馆了，或许它就在图书馆的咖啡厅里。也有可能落在了医生那儿。我之前去他那儿看了病。”

“所以你丢了装着信用卡的钱包。是这样吗？”

“不，我没丢，我只是落在某个地方了。可能是落在了医生那儿，也有可能是在图书馆。”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这段路的车费也用你那子虚乌有的钱付？你不就想说这个吗？走吧。我们去图书馆还是医生那儿？”

这次乘客没有再回答。

“精神科医生？你的那个医生是看精神病的吧？话说回来，这也不重要了。在这里，人们不好奇你有没有病，只会关心你有没有保险。说到底就一句话，您有保险吗？而不是：您哪里不舒服或感觉哪里难受。一个精神科医生，不是吗？”

“他不是精神科医生。我也不知道我把钱包落在了哪里。兴许在图书馆吧。我们现在回火车站去，我要赶不上火车了。”

“难道火车是免费的？”

“我有车票。我买了来回的车票。我已经买了。”

“呵，那我们回去吧。去火车站。免费的？哦，我差点忘了，你还有两美元呢。你给我那最后的两美元，好让我捎你一程。其他就用彩色玻璃珠打发我了，是不？”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真的很抱歉。要不这样，我这儿有一张地铁卡。全新的，里头有20美元，我把它给你。我今天刚买的。”

“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买的？去看病之前还是在去图书馆之前？”

“我到火车站的时候买的。”

“我要张地铁卡做什么，我又不坐地铁。”

“要是你家里人坐呢。”

“哟，这现在，你倒还资助起我家人来了。鬼知道这卡里的钱是不是早就花光了，还是里面只剩着两美元咧。你不就想说我最好还是拿着你那两2美元的现金吗？是吗？”

“我可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想请你原谅。相信我，我真觉得很不好意思。可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谁都会遇上。”

“那倘若它就这么发生了，我们怎么办？”

“这样，我们现在去地铁站。就在这附近，银行旁边。我们在充值机那确认下。它是新卡，机器会证明给你看的。我一次也没用过。里面有20美元，这可以查。花你一分钟就成。”

“那谁做这件事呢？”

“唔，我来吧……算了吧，还是你来比较好。你来查。我嘛，我就待在这儿，在车里等你。”

“我，我去检查！那你呢，你岂不是要趁机溜之大吉！”

紧接着，乘客用不知是俄语还是乌克兰语嘟囔了个小短句。

“你把我的包拿去。没有包我也跑不了。相信我。它对我很重要。喏，我把它给你。我就在这儿等着。”

这位乘客把包从座椅上递了过去。列奥瓦接过包。那包沉得让他闷哼一声。

“你这包里装的什么？花岗岩还是水银？水银可能掂着更沉些，是吧？”

“几本书。几件小玩意儿。都是些私人物品。”

“私人物品！难怪这么沉！”

列奥瓦拿着整个包，挺着大肚子，像只鸭子似的朝地铁站径直而去。他回来时，因为左手拎着那个死沉的包。整个人朝左歪斜着。 “嗯，卡没用过，里头是有20美元。我收下了。”

正当他想上车时，一位一身黑的意大利人挡在了车门前。这位先生的衣服、长裤、礼帽，无一不是黑色皮质的。

“我得去趟韦斯特切斯特。很急。赶时间。我付你100美元。”

“韦斯特切斯特。不行。我现在脱不了身。车里这疯子还没钱付我车费呢。”

“多少钱？”

“8美元。嗯，12美元。现在应该是12美元了。”

“管它是8美元还是12美元，我都付你。我给你20美元吧。拢共120美元送我去趟韦斯特切斯特。快，我们走吧。赶紧的。”

列奥瓦看着这个黑手党，朝自己的汽车迈近了一步，将手中的包一下子举起来，活像一个举重运动员。

“不，先生，我不去什么韦斯特切斯特。我得把我的乘客送去火车站。我们现在得去火车站！他就要赶不上火车了。”

“火车站？他走着去就是了，又不远。我可会付你120美元呢。”

“我不是同你说了吗，不去，我是不会去的。”

“傻子，你真是一个傻子。”这位黑手党大声嚷嚷起来。

列奥瓦也不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对，先生，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就是傻。”他将包还给乘客，“嘭”地摔上车门，用不知是俄语还是乌克兰语咒骂着，坐进了驾驶室。他也不发动汽车，只想好好静静，错愕地望着后视镜里的乘客。

“你为什么去看医生？你病了？”

这位病人缄默不语。

“病得严重吗？”

“我什么鬼毛病也没有。”

“那你干嘛去看病呢？是美国人说的那种定期检查吗？可你又不是美国人。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不是跟你说了嘛，我没得病。什么病也没得。”

“在这儿呀，我们就是一些数字。仅此而已。保险、账户、信用卡。全都是一些数字。你去医生那儿做什么呀？是你夫人病了吗？是你夫人吗？要按这里的说法，她就是重要的另一半。妻子，女友，情人，都是。你那重要的另一半，是她生病了？”

“不，她没病。她是在医生那儿工作。我会时不时过去看望她。她知道我什么时候和医生有约，我去她就走。我肯定她现在也知道。我今天去的时候她就不在那儿。”

“离婚了？也就是说，你们已经分居了？尽管她已不愿再见你，你还去看她？你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没离婚。”

“哦，那我们现在去火车站吧。”

列奥瓦发动了车子，车身猛地一震。到了火车站，乘客拿包下了车。

“先生，你等等！拿上你的地铁卡，快把这劳什子从我这儿带走！”

“怎么？我们不是已经说好……？”

“滚！滚！滚！”列奥瓦用不知是俄语还是乌克兰语朝他怒骂起来。

跻身熙熙攘攘的人群，置身喧闹嘈杂的车站，片刻，这位旅客发现了列车时刻表，接着，他找到了9号站台和那辆火车。

当下，此乃全部。这不坏，算不上糟糕。伴着规律的节奏，火车缓缓驶离了这座都市。

不算坏，指不定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呢，乘客瘫在座椅里暗自思忖着。他的包就放在身侧靠窗的空位上。他想着那张崭新的地铁卡。是列奥瓦的礼物。那个老实的俄罗斯人，也就是以前的乌克兰人，苏联人。老实憨厚，为人正派，医生啊，这就是我今天的结论了。露还是没有出现，这样或许更好。我得慢慢习惯，而她也许已经习以为常了。不，她还没习惯吧。不然，她今天应该在那儿才对，如果已经习惯，她就不应再耿耿于怀。她在逃避，她是在回避过去。抑或是她在逃避当下。当下即为曾经，所以她才没有来，为了让我没有镜子。让我回避那面陈旧的镜子和那面崭新的镜子。这个可爱的她是在保护着我呀。

不，这不是早晨的开始。真正的开始应该是更早前，在科齐医生的诊所里。这天的秒表早在那时就走了起来，且走得一去不复返。

“你照照镜子！”医生指示道。

病人盯着自己的皮鞋。巨大的，阴郁的，死气沉沉的史前动物！

“您照过镜子吗？我同您说了多少遍了，您得练习。锻炼锻炼！控制饮食！放松放松！早些时候，农民都没有神经官能症[3]的。连那些整天在林子里砍树的人也不会得这个病。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我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生活就变得痛苦不堪。您照过镜子没？”

后颈酸沉，手臂抽痛。他不住地发抖，冒出涔涔冷汗。他慌得失魂落魄。

“减减肥！做做运动，别太有压力。头疼吗？赶紧服点药。有点恍恍惚惚？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那就出去散散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要真有什么紧急情况，就叫辆救护车。现在，还不至于如此。发病，精神病发作不过是植物神经系统的一些问题，就像我们这儿以前说的那样，消化不良是久坐不动的下场。”

医生看着病人，而病人则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那双鞋。

“溃疡？或许吧。血压140/92。不算太糟。后颈疼痛？这是您久坐不动造成的。先生，您可得多走动走动！您照过镜子吗？您最近有没有看看镜子中的自己呢？心电图？您是拿钱打水漂呢。您的问题不在心脏，而是应该多锻炼锻炼，控制饮食，出去透透气！这才是您的药方，好好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说起来您照镜子了吗？没照？真是一头大象！”

病人迷迷糊糊地离开了诊室，来到附近的公园，坐在一张长椅上。

周五，日过半晌，充斥着节假前的繁忙。所有的职员们对周末已经迫不及待。这七天七夜的轮转，期盼总是兴起又破灭。春日的天空阴晴不定：医生就在那儿。小科齐·阿维森纳医生。镜子，你听！病人将所思所想抛诸脑后。公园里，三个木偶表演者用自己灵活而黝黑的手指，在音乐的轰鸣声中娴熟地操纵着木偶。木偶在幕前发狂似的蹦跳着。医生就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左右两旁各有一条小径，不同年龄和肤色的行人来来往往。医生就在他们中间。城市的万花筒旋转起来，而小科齐就在那中央。

在火车的左侧，河水缓缓地流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透过车窗，向外眺望，沿着铁轨，乘客看到河流不曾朽迈，也非一成不变。变化着的还有那空气和那飘忽的睡梦，它们有着治疗的效果。

过往、当下与未来。光阴即本体，这就是远景吗？和缓的水流，消逝的瞬间，还有腐物和粪便。在一片寂静中，水位缓缓地上升，渐渐淹没了沉睡中的这位乘客。乘务员轻拍他的肩膀，告诉他列车已经到站。

他急匆匆地捎上自己的包和上衣便下了火车。看着面前这条宽阔而平静的河流，他不禁充满了迷茫。

呵，他到了！荒凉的月台，绵延的群山，河流也近在咫尺。天色清冷的下午。世界的起点。他从未怀疑自己正无限接近于那个尽头，那个属于他的世界的尽头。

秒表正吞噬着停战的分分秒秒。

***

彼得突然出现，像是在一个美梦中，又像是坠入一场梦魇。“明海尔·彼得·加什帕尔。我是明海尔·彼得·加什帕尔。”

声音从虚无飘来，戈拉教授忽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教授看了看满墙的藏书，沉默不语。他压根没心情回答，这个意外如同一场侵略。

彼得！明海尔·彼得·皮佩尔科尔恩，是最近几十年读过的一本书里的著名人物吗？还是那个外号叫明海尔的彼得·加什帕尔，之前在巴尔干社会主义文学咖啡馆的那个。

一切都变得不确定起来，只有他眼前和脑海中的书架是唯一真切的。

加什帕尔这个年轻人唯一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叫《明海尔》。它发表在那个“法定幸福”的年代里，他习惯这样称呼那个曾生活过的天堂。他这个外号说起来也有些古怪，和图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戈拉早已在美国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彼得·加什帕尔是怎样找到奥古斯汀·戈拉教授的电话号码的呢？

“你在哪儿？你到这儿，到美国了？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鬼魂确认道：是的，他许久前便已至此，以博士奖学金生的身份在纽约大学学习。

“博士？建筑专业的？你好像不是……”

“不，我不是建筑师。只是一个建筑技术员罢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们又逮捕了我父亲，然后把我赶出了家门。学了三年建筑，充其量我也就算个技校文凭。”

“那这儿的博士学位……”

“老师，这是艺术学的博士学位，研究艺术史的。在我们那迷糊的祖国，会上一些晚课。即便是艺术史也是如此。这你怕是不知道吧？”

“是的，我之前不了解。”

事实上，戈拉教授对此一清二楚，了如指掌，只是他不想让这场谈话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加什帕尔并不奢望像奖学金项目规定的那样，成为一个德国表现主义领域的专家。他不过是想留在这个新世界，仅此而已。

恰是此时，希望会在东欧重生？他来到这里，既不具有年龄的优势，也无须为那不存在的孩子的未来考量。那么……他是自己来的？不，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露……她大学学的是英语，戈拉教授记得很清楚。英语使她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能有一席之地。是的，她教彼得学了当地人的语言，但结果似乎却不尽如人意。他还听不懂地铁报站，目前他们俩均未获得工作权。面对戈拉教授几个无趣的问题，他都简单地一语带过。

“我受够了，不就这么回事儿嘛。我并非探险者，对旅游毫不热衷。我也从未踏出过象牙塔一步。从未！在同一个地方，法定幸福存在了40年！现在，我出来了！一劳永逸[4]，就像这里说的那样。我想放弃一切责任。于我而言，这一需求是绝对且刻不容缓的。就在现在，在葬礼之前。放——弃——一——切——责——任。”

他一字一顿地说了两遍，仿佛是在对着傻瓜说话，又像是在对自己强调：“放——弃——一——切——责——任。”

他所说的，是终结，而非起始；是脱离一个环境，而非进入另一个环境；是离开，而非到达。

“你说得有道理。我不是想要一个全新的环境，不过是想把自己从那个旧世界中解放出来罢了，然后在另一片土地上和死神捉迷藏。现在我需要一份工作，拿一份工钱。如果继续玩弄奖学金的把戏，那不免太过虚伪和无趣。露现在做着保姆[5]的工作。尽管她自己没有孩子，但她一直都很喜欢小孩儿。”

所以，冒险家是为了冒险而来……戈拉教授满目愁容地苦笑着，望着那堆满冒险小说的书架。

“你是来冒险的吧？”

“我可没说是为了冒险。我是要放——弃——一——切——责——任。”

彼得·加什帕尔对戈拉教授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给他寄钱。他只是想偶尔能和认识的人说说话，听一听过来人的建议，如此罢了。

认识的人？是的，当奥古斯汀·戈拉教授还是露德米拉的丈夫的时候，他二人便已相识。他们应该一直保持联系，这就是新来的人想对他说的一切。

***

自戈拉与彼得之间进行了那场模糊的对话，又过去了些时日。或许，这只是戈拉脑海中的一团幻象？彼得承认，当初刚来美国的时候，他本决定不去找戈拉。但后来又不知是什么缘故，他改变了自己的主意。自他来到美国，到做出这个决定，再到首次谈话，光阴在间隙中悄然而逝。彼得消失了，但却继续纠缠着他。教授自问该如何定义现实。启闭双眼，目之所及处有书架上的书籍，宽大明亮的书桌，一台电脑，一双放在桌边的红手套，一部电话和一个敞开的大文件袋，那其中还夹着一沓白纸。

彼得·加什帕尔激起了戈拉脑海中不再确定，抑或是不愿意再确定的回忆。戈拉把自己的信念更多地寄托在书籍上，而非那些令人不知所措的记忆里。他更相信记录在书上的文字。那些对话者的，抑或是他自己的思想与灵魂，全都留给了过往。

尽管身处异乡，你仍可以在书中找到过去生活中的朋友。曾经生活中的书早已等待着它的主人。书是可靠的伴侣，它们用另一种语言，和其他的语言一起欢迎主人的到来。忠诚的对话者们，已经准备好重新将旧习赋予他，准备好为那些迷惘贴上人性的标签。

他对彼得·加什帕尔不感兴趣，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但他对彼得·皮佩尔科尔恩却是颇有兴致。那场对话结束后，他赶紧读了那本20年代的长篇小说，小说讲的是一个荷兰人的故事。读完三章文字，恍若重新邂逅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这令他欣喜若狂。

在“魔山”的疗养院里，汉斯·卡斯托普充满怀恋地等着克劳迪娅·肖夏。当他梦中的女人出现时，身旁还有一个仿佛从神话中走出来的伴侣。他额头很高，透着几分红润，脸上沟壑纵横。白发苍苍，长而稀疏。大鼻子大嘴，嘴唇皲裂了几分。手掌宽大，附着一些雀斑，手指修长，指甲尖削。荷兰人凭借自己的身材和口音，统治了疗养院这方天地。一场时断时续，语无伦次的谈话。

我的孩子，现实总会超越一切希望。结—束。我终结了这些。一点儿面包，亲爱的。

皮佩尔科尔恩就是这样称呼那提神的烈酒：面包。

面包，我的小宝贝儿，我们想要振作起来，无论是在债务还是在神圣职责的意义上。绝对而完美。

这个宽背高额，浅色眼眸，思维敏捷的异国人令人肃然起敬，在他的四周布满了白发的火焰。有时候，他会因为严寒和燥热而颤抖。威严的力量，华丽的混乱。

生活是如此短暂，满足它所有需求的能力，我们只被给予一次，我的孩子。法则是那么严——酷——无——情。

零零碎碎如电报般的信息，令人疑惑的含义。一个大人物！伟大的部落酋长啊，他用自己淡漠的表情和目光令他的民众臣服。他那似已掌舵多年的大手，忽然攥成了拳头，砸在桌上。

简单！神圣！一瓶葡萄酒，一盘热气腾腾的炒鸡蛋，一杯清澈透明的谷物酒。一个吻。绝对的满意。绝对的，我的先生。一切都结束了，朋友。

意外的闹剧。就像那将他击倒的力量般，令人无能为力。

自然的礼物是伟大而神圣的，是年轻的。那些生活中神圣却又令人害臊的需求。匮乏不值得被原谅。匮乏带来的恐怖。世界的终点。都结束了，孩子们，结——束——了。

戈拉教授已有二十余年没有亲眼见到彼得·加什帕尔的面容和身影。在这之前也未曾与之有过什么交集，所有关于他的印象都非常模糊。戈拉只记得他长得并不像彼得·皮佩尔科尔恩，就这么些印象。

这个外号还有一些其他的来由。彼得·加什帕尔所写的那篇《明海尔》在祖国的文学界引起了一阵轰动。被迫为奴隶制喝彩的奴隶们很高兴能亲自察觉到那极为隐秘的信号，那是一种嘲讽。难道是藏在这个故事背后的炸弹，是它为彼得·加什帕尔赢得了社会主义地下世界的名声吗？在来自吕贝克的托马斯完成那本著名小说的40年后，就凭那个被刊登在地方杂志上的故事？！那些含沙射影的文字，在审查官的眼皮子底下逃过了一劫？有时总会发生类似的怪事儿，但很快又会被遗忘。出版后，作者很快便被授予了作品中人物的名字，甚至算不上是一个正统的名字，而是一个以敬称代指的“名字”。诸位女士们，先生们。[6]明海尔！这个外号在文学咖啡馆流传开来，又从那儿散布开去。久而久之，有关彼得·加什帕尔的传闻愈发丰富。尽管在这之后这位作者再也没有出版其他作品。他身上的光环并未因此消散。在这个到处都有人鼓唇弄舌的国家，另有传闻说彼得还写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学谜语；也有人私下窃窃私语说他正策划着一部杰作。流言蜚语，制度的黑面包，还蘸着一些大蒜。

彼得那时候就是个不起眼的技术员，在一家没甚名气的社会主义企业中混日子。工作之余，他还会为一些文化杂志撰写一些讽刺短文，对如枯木般乏味的官话嗤之以鼻。有时，他也写关于体育、戏剧和展览主题的专栏文章，甚至偶尔还涉及集邮和马术的主题。彼得还常出没在各项演出、开幕式和朋友聚会当中。他那虚幻却无处不在的名声，常令他感到尴尬，尽管不算太严重。同时，他又深受遍布在各个角落的间谍的困扰。

他的身形修长，却又瘦弱。他那副饱受自己瘦长身材困扰的样子，仿佛是许久前借来了一具躯壳，却忘了归还。

他剃了个光头，蓄着几撮黑须，看起来像是个戏剧中的匈牙利骑兵。黑而粗密的眉毛底下透露着紧张的眼色。小小的手掌，光亮的额头，高挺的鼻梁，无视着遗传的力量。

他的姓氏可能源于匈牙利，或者是德国，一如他的外貌。然而，据说他……已受了割礼。或者说，确有此事。这个传言是可以被证实的，毕竟按照当地的传统确实如此。有些人甚至还认为，在他的人生中还有许多悲剧性的过往，但相关的证据却并不确凿，就像他那部所谓的杰作。他看起来和其他人并无异处，尽管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身上散发出的友善气息，得益于年轻时参加曲棍球队、篮球队和足球队的经历。这点儿也让大伙儿常对他有一种好感。

他在特兰西瓦尼亚接受教育，那儿曾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辖地，与首都布加勒斯特那巴尔干式和法国式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兰西瓦尼亚可以被当作西方吗？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本人也将一个合乎礼仪的爵号授予了他的继承者：“荷兰人？！”餐桌上的朋友也常常这么称呼道：“嘿！荷兰人！”他常能听到这样的大喊。

加什帕尔的文章常与当局操控的“争论”相对抗，那些争论常常充斥着伟大理想和人文主义的口号。

这种不和谐是颠覆性的，加什帕尔是想说这个吗？有的时候，他会戴着皮佩尔科尔恩的那种毡帽出现。几杯伏特加下肚后，便背诵起那些经典桥段，双手紧握，仿佛在哀求些什么。

“我们逃脱了，我的先生们。这风，带着春日馥郁的芬芳，裹挟着预感和记忆。结束了。我的先生们。我停了下来。结——束——了。山顶有那盘旋的黑点和一只巨大的猎鹰。一只鹰啊，我的先生们。孤独的苍鹰啊！朱庇特之鸟，苍穹之狮！”

《明海尔》是否曾是新世界利益的辩护词？一个自学成才的人[7]，是世界的皮佩尔科尔恩！咖啡之王是那位住在爪哇岛的荷兰人，他和长着双丹凤眼的高加索情人在一起呢。那辩护词为自由而辩，亦是为哈德森河湾的自由女神像而辩。啊！自由！生命力！

东西方相遇在子午线上，若你就在这儿认识一个人，他迷失在充满幻想的消费者中，会有多妙呢？戈拉教授并没有勇气回答。彼得·皮佩尔科尔恩使书页有了生气，但是戈拉还是空等着，加什帕尔依然没有出现。

体型巨大的荷兰人自杀了，他给自己注射了动植物的毒液。热带黄热病耗尽了他的力气，他无法深刻地理解，生活就是一场巨大的浩劫，书页上这样写着。戈拉希望能慢慢地理解那些过去不甚理解之事。明海尔·加什帕尔在美国会不会最终变成人们常念叨的那个样子呢？

***

数年前，那会儿正在上最后一年高中的彼得，也常常这样突然出现，前去首都亲戚的家中拜访。

彼得身形修长，脸色苍白，双眉紧锁。他承受着与他这个年纪和本性所不该承受的使命。离火车返程仅剩几个钟头，他时间不多了。晚上，他从这个国家的最西端赶来，就为了这个奇怪的家庭聚会，就为了讲述在他父亲身上发生的一切，就为了让亲戚们对可能给所有人带来的后果有所警惕。

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妻子会把这样一个少年派去完成这次远征。明明他更钟情于篮球，而对黑暗政治漠不关心。艾娃·加什帕尔安排得极好，彼得一晚上的缺席并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因为她儿子之前也时不时地在同班同学迪波尔家过夜，这男孩的父母会保守秘密。

奥古斯汀·戈拉很快就从露双亲的脸上读出了担忧之情。关于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被解雇的事，他们好像已经知道了很多，而对类似的情况他们知道的可能还要更多。瑟拉芬同志和加什帕尔同志只是表姐弟关系，但是猜疑却像瘙痒一般快速传播开来。他们担忧着自己的处境，不知它会如何演变。他们也不和女婿讨论这个消息。尽管女婿那时候问他们——后来也问过他们，是不是征求了朋友提的建议以及那些人到底是谁。他宁愿相信，如果真的存在过朋友这一说，那他本该被当成是他们的其中一员。

在七月那个尘土飞扬的下午，高中生彼得受邀坐在了客厅的红色皮质大扶手椅上，细述着他带来的消息。那时戈拉感到，危险已经从国家的西部转移到了他的新家里。这壮小伙正讲述着发生在他父母家里的荒诞之事，听他讲述的人们显露出些许不安。戈拉必须承认，他立刻也染上了这种不安的情绪。

这位前钟表匠大卫·加什帕尔，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就被解除了社会主义司法体系中的检察官一职！他就这样被辞退了！尊崇领导的意愿，一名钟表匠可以被送去学校学上一年，然后成为一名检察官；同样，如果领导不想要检察官了，那么一夜之间他便不再是检察官。没有办法指责他是因为不正直或者是因为反传统的政治行为而被撤职，只能归因于他在诉讼工作上的过分固执。他被解雇的原因仍是晦涩难言。失宠会和其动机一样带来完全荒唐的后果，这就是艾娃·加什帕尔转达给这位年轻使节的消息。

沉默之后是主人给客人带来的担保：这绝不可能，除非是一个错误或是一次误会。大卫绝不是一个在这样的不公面前还会保持沉默的人。他会抗议，会要求解释，也终会收到满意的结果。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敌人和阴谋，无耻的言行或者错误不会长久。这位年轻的高中生很快就会证明，正义终会战胜一切。客人受到了妥帖的招待。露向他展示了家里的书房，又带他在首都四处逛了逛。回来以后，他们建议彼得好好休息休息，因为在回家的火车上，他又将迎来一个不眠之夜。

夜晚，在从火车站回来的路上，戈拉得知了彼得出生的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钟表匠大卫带着他的妻子和女儿成功地躲藏起来，但是在1944年的春天，他们被发现了，之后就被当时统治着特兰西瓦尼亚部分领地的匈牙利当局发配到了奥斯维辛。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到那儿不久之后就被带去了毒气室，而大卫本人很幸运地活了下来。他先在一个小作坊里工作。所有从活人和死人身上扒下来的金子都在那里被做成珠宝，后来他又去做繁重的苦力劳动，也多亏他身体够健壮。在至亲离世之后，他的焦虑和悲恸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独立和坚强。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他盘算着，一心只关注着幸存下来这一件事。

在被苏联人解救出来后，他在一家分拣旧囚徒的医院里遇见了自己未来的妻子。二人在回家的归途上结为了夫妇。

比他年轻十岁的艾娃不愿再回到那个把她送去面见死神的老地方。她梦想着去一片有求必应的福地——一片幸存者的乐土。但是大卫却表现得不依不饶。他们最后决定回到原先的家里，去亲眼看看之前的老邻居和老朋友们，去瞧瞧那些早就把他们从生者名录上画去的警察和政客们。

1946年秋天，在绕遍了满目疮痍的欧洲后，他们回到了家中。大卫和艾娃，他新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彼得。回程情况复杂极了，这孩子就出生于那时的贝尔格莱德。露的母亲，蒂莉亚·瑟拉芬认为彼得可能不是大卫的儿子，“在解放的大混乱时期，滥交行为司空见惯。谁和谁都有可能在一起，简直就是劫后余生的狂欢纵乐。”

“这个故事使我们所有人都慌了神”，露坦白道，“现如今还搅扰到了家庭的生活……打仗那会儿我们也不好过。痛苦、屈辱、危险和义务劳动营，惶惶不可终日。而大卫的故事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回到故乡之后，钟表匠大卫·加什帕尔没有像他承诺的那般去亲眼看看他的旧邻居，也没有去看先前的警察和政客们。他完全拒绝回忆有关集中营的一切，一次也不愿意。他还责令他的亲戚和朋友也这样做。

露的脸面变薄了，就像旧时圣经图画里的那般。褐色头发的圣母脸色苍白。戈拉被震惊了，他没想到她自己的话竟能在她身上引起这样的反应。她极易受过度情绪化的影响，并会自己把这些情绪夸张化。她的虚弱似乎就是一些可见的表象。它们预示了那些突然惊动的预感。对于含糊的信号，她要么予以截断，要么放任其入侵。她的不确定使内心愈发不得安宁。

她停下来，试图平复自我。但脸色却看起来愈发苍白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在我家，不曾也不会信教，这你也是知道的。过去不会有，现在也不会有，现在无神论都变成了机会主义。我父母在变成共产主义者以前，也曾是自由的思考者。我是在理性主义的环境中被教育长大的，被要求和被侮辱者与被压迫者团结一致。至于神秘主义的人和书，我都不曾打过交道。我也没有参与过任何关于超越论的争辩。然而……一直有那么些时刻，一些不可名状的东西会将我超越，令我迷惘。我变得，嗯，变得脆弱了。我无所事事地做些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在我的身体里寄生着一些模糊而陌生的事物。”

她突然抖了抖她那浓密的乌发，她的双颊依旧苍白，眼眸中却燃起火来。好像通过抖头发，这个短促又神经质的动作，她就能卸下重负。

“我时常念及彼得。这男孩出生的那会儿，大卫·加什帕尔就和他妻子说：‘他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而我们，会和他一道。’艾娃这样回答他：‘因为他的父母是如此与众不同呀。’”新的世界包含着旧的过往，过去的年岁也将在他的身上存续。尽管，他们并没有向彼得坦白，他的父亲之前还结过一次婚，并且还有过一个女儿，那是一个没能成为他姐姐的姐姐。假设彼得的父亲是大卫……我母亲很怀疑。只有他和艾娃知道。或许，就连他们也不知道。”

露垂下眼眸，说得越来越轻。

而现在，在新世界，彼得从过去带来了什么呢？露又带来了什么呢？戈拉扪心自问道。他们还带来了什么吗？

最近，戈拉教授获悉彼得拒绝了美国人好心授予的“幸存者”的身份。这次拒绝就像他总是拒绝任何从悲剧中诞生的讽喻一样。他突然回避了任何有关战争的话题，尽管他的父母就是在这昔日的战火中遇见了彼此。

距当年这个高中生作为不速之客，出现在他亲戚位于首都的家中直至他成为一个流浪汉，前后也已过去了20年。某个夏夜，在人迹罕至的人行道上，奥古斯汀·戈拉的妻子——露又像幽灵一般地出现在戈拉教授的电话和记忆中。

陈年的不安再一次纠缠着戈拉教授的孤独。他很想把它们推开，就让它们留在露的镜头中。它们让他疼痛，让他快乐，让他充满生机，拯救他于虚无之中。

他合上双眼，想就这样和露待在一起，停留在不可能之中。

在高中生回家以后，就很少再听闻关于加什帕尔一家的消息了。

露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谈及艾娃·加什帕尔。她并不认识艾娃，但总是怀着欣赏和激动的感情来描述她。露给她打电话。艾娃的焦虑好像越来越多是和彼得有关，而不是因为她的丈夫，至少露是这么认为的。怕是一种母性的热忱。艾娃最后好像找到了对过去的救赎，这一救赎不是来自她的丈夫，而是在她儿子身上寻到的。对彼得未来的烦恼攫取了她的身心。

“艾娃是一个专横的人。”戈拉不满地断言，“她对自己的生存之道没有信心，却对别人的生活方式深信不疑。”

露吓了一跳，愣住了。她眉头紧锁，好像受到了什么打击，许是吓坏了。沉默许久后，戈拉后来再没有提起关于艾娃·加什帕尔的话题。听听露筛选的简讯就让他满足了，它们好像和他所阐明的恰恰相反。

对于露而言，彼得不是一个可预见的或者自然的选择。像熟人那样适度地接受？露并不看好适度，也不接受精神分析。她觉得它们就是对亲密关系既无聊又无用的侵犯。相比之下，她更喜欢基于事实来判断和被判断。尽管事实上，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被判断。

家人关系，所以……露可能和彼得变得亲近吗？

“我得去加什帕尔家几天。我想结识艾娃，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特别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曾经并不是我的过往。”

丈夫并没有掩饰他的不解。

“你看到没？我就像活在一只鱼缸里。像这样，就连去工地砌个墙我都做不到。我想看看我们的工人阶级活得有多么滋润。对他们的生活我一无所知，只是在报纸里的故事里看过些许。但我可以去趟加什帕尔家，不仅为了知道为什么他做不成检察官，当然那些也值得了解，不过或许，我还会知道些别的，其他更为痛苦的事情。”

她想逃离这个鱼缸！鱼缸家庭？鱼缸婚姻？她曾渴望受到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庇护，家庭让她得到了平衡与激励……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次爆发呢？

她从加什帕尔家回来了，带着关于集中营的可怕故事回来了。讲述时，她脸色苍白，苍白得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一般。某些核心的东西好像有了些变动。强烈的痛苦笼罩着她。好像那时她破译了自己之前未曾明白的怪事。戈拉暗自思忖，它们是不是变了一个前提，或是变成了她自己身上的某个前提，而在这之前她自己都不曾意识到，她缺乏的前提？她现在确信，它们原来就在她身上，一直都在。

***

戈拉后来才知晓露和她小表弟彼得之间的奇怪关系。那时候，他的朋友帕拉德恰好从他那遥远的国度回来。那是个刚走出专政体制的国家。在他热爱的美国，改叫波特兰的帕拉德向他的家人介绍了自己的未婚妻。他对自己国家的腐败混乱和政治蛊惑深恶痛绝，也不知这个国家该何去何从。

米赫内阿·帕拉德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戈拉就认识了这位学生。那是完全自由的东欧时代，残存的希望撑起了阶梯教室里的日日夜夜，激奋与猜疑势均力敌。学数学的帕拉德，个子矮小，身形瘦削。鼻梁上架着副厚厚的眼镜片，仿佛随时都会顺着那小鼻子滑下来。他常常不发一言，但有时候又口若悬河。也不知是谁把他带去了阁楼上那场唇枪舌剑的辩论会。他先认真聆听，而后又滔滔不绝地回答。他阅读量极大，似乎无所不知，但他明白其实自己一无所知。透过大学那些大大的窗户，他常常眺望地平线那头的天际。他学习很是勤奋，还常常抱怨图书馆开放时间不够长。

他来自外省，却像一个征服者一般一下子就被老师和同学们记住了，但很快，他又遭到质疑，而这些质疑于他而言却像是一场授爵仪式，令其倍感骄傲。他并非人文主义阵营唯一的擅入者。医学系和综合技术系的学生们，还有几个高中生，甚至是被剥夺了阶级的工人和无业游民都尝试通过阅读和对话来为自己洗白。

在狭小的朋友圈里大家讨论着各种想尽办法弄到手的书。禁书的地下交易市场已近乎疯狂，宛如一个书香世界的黑道，又像是一种被禁止的黑魔法。

流亡者周围神话般的光环在不断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人在西方出了名。伟大的学者科斯敏·迪玛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典范。帕拉德总算使他的旧书们发挥了意义，即使有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出版的书。

新闻、书籍、传言与争论。极速交替的白昼与黑夜，然后只是片刻的安宁。幻想可能会在任何时刻化为禁令或是罪行。临时性与不耐烦加快了对话的节奏，没有人能扛得住不耐烦。

法语助教奥古斯汀·戈拉常常参与学生组织的活动。这些会议一般在阁楼上举行。这阁楼也是其中一个参与者的居所，上面摆满了老旧的扶手椅和靠背椅。一扇大大的玻璃窗给人一种置身于屋顶之上的露天感。

戈拉曾参加过一场以卡夫卡的《审判》为主题的讨论。K的无故被捕蕴含着不少言外之意。任何人都有可能被逮捕，且毫无依据可言。恐怖的力量玩弄着荒诞的把戏。在这场莫名其妙的逮捕之后，K并没有自证清白。他似乎被一种难以名状、形而上学的罪恶压垮了。

尽管年轻人尝试着摆脱老一辈的妥协，但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面对当局时的懦弱。他们学着在口号上做文章，从而获得更多争论的权利。特务在暗中监视着一切，其中也不乏伪装成反抗者的告密人。你只能看到他们狡猾的小聪明，而猜不透其内心深处的品性。

在结束晚上的会议后，学生米赫内阿·帕拉德问戈拉能否送他一起回家。当他们行经环湖公园时，戈拉放下了戒心，不再那么小心翼翼。在这眼饧耳热的醉意中，他无意间说出了自己收到一封美国大学邀请信的消息。他冒险进行一场真正的对话，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

学生缄默不语。他不仅对戈拉在首次见面时所表现出来的信任感到震惊，更诧异于这则消息本身。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孤立与隔离反而将被俘虏、被束缚的人们团结在了一起。阅读的俘虏则更有理由团结一致。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们读了博尔赫斯的作品。这一作品是由一个学生从西班牙语翻译而来。虚拟的行星特隆，一片想象中的天地，在一场脑力游戏中显现的宇宙。1942年，在法国一个公主的房间内发现了一件真实存在的物品，上面的铭文是用特隆字母写的星球之名。后来在南美洲，又在一个死者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块陌生金属，同样来自特隆星。1944年，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甚至意外地发现了40册《特隆百科全书》。

戈拉一边听着这引人入胜的神秘故事，一边注视着那个席地而坐的年轻人。只见他默不作声，在喧嚷的讨论声中充耳不闻，全情投入于从译者那儿拿来的几页作品当中。在博尔赫斯的下一个故事里，新的谜团是一项罪行调查，这一系列罪行彼此之间看似毫无关联。侦探深陷于凶手逻辑的泥淖，当他弄明白凶手真正的圈套时却为时已晚，因为那时他已然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然而，他最终决定屈服于命运：坦然赴约。在扣动扳机之前，凶手进行了一番最后的审判：“世界就是一个迷宫，你无法从中逃逸。”被害者和凶手深陷于同一个历史逻辑之中，它黑暗，仿佛由代码编织而成。

读完全书之际，帕拉德突然在屋中央跳了起来，宛若触电一般。

“复杂的象征主义。事实上，全文的重心就在逃逸上。自由是迷宫的出口，抑或是迷宫本身的延续？在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充满着谋杀气息的路上，‘迷宫’这个词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唯一而永恒的，迷宫般的冲击……为什么是迷宫般的？如果是唯一的，就应该是直接的、迅捷的吧？作为一个数学家，我必须也得理解一条直线组成的迷宫和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即便这两点之间的距离是无限的。”

这个学生的声音不断颤抖着，虚弱而腼腆，与争论时那种强有力的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们还记得那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盲人的话吗？‘我了解希腊人所忽视的那些：不确定性。’博尔赫斯如是说道。需要我再重复下原话吗？我不赘述了吧？但我们最好不要忘记。自由就是脱离独特精神体系的暴政的一场逃亡。这就是自由，一种不完整、开放、反教条的思想。它是一种不确定性，好似一团概率未卜的星云。”

只见他的眼镜从鼻梁上滑了下来，他心情激动的时候常常这样。他嘀咕着：不确定性，既然不完美就应该允许争辩和揭露。

戈拉受到了打击。帕拉德的话语让他想起了曾经读到或者听到过的某些东西，只是他记不真切了。他希望他的这位学生可以回想起来。

在去戈拉家的路上，年轻的米赫内阿·帕拉德的眼镜又屡次从鼻梁上滑落下来。在湖滨街区，城市优美的近郊，这春夜充满神秘，令人沉醉。

除了邀请信，奥古斯汀·戈拉还有一样更令人没有真切感的物品——护照。

“是啊，人们都在议论这个，”这位学生一面嘟囔着，一面不好意思地盯着石板路，“在需要的地方您不是有亲戚嘛。”

“是我夫人的亲戚。”戈拉赶忙解释道。

真是单纯的回复。纵使是在那管制相对宽松的时候，那些拥有护照的人也并不值得信任。连孩子都知道这一点。

“您和您夫人一起走吗？”

这问题其实意味着：你们不再回来了吧？一本护照就是一项可疑的特权。而对一对夫妇来说，成对的护照则将消除所有的疑惑。

“但愿吧，我也不清楚呢。”

戈拉再没有聊天的心情。沉默就这样蔓延开来，气氛越来越沉重。他不好承认是露德米拉的叔叔，费尔德曼医生帮他们夫妇二人办的护照。这位先生过去是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曾经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被关在同一间囚室里。

“大家都劝我入党。”这位学生疲惫地低语着，似乎有些答非所问。

“我也一样。”教授迟疑片刻，而后回答道。

“是护照的代价？”

“我可没有接受。”

戈拉的嫌疑变得愈发瞩目，愈发引人遐想了。帕拉德毫不犹豫地提高了赌注。

“有位安全局的人来找过我。”

这次，他直勾勾地望进教授的眼里去，想看看那里有什么大家看不到的东西。

“例行公事而已，就是哄骗似的惯性尝试。这不行。你可别这样做！其他什么都行！就这不可以！什么代价都不行！无论给多少补贴！无论有何好处！你不需要那本红色的党证，现在又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年代了。他们也不会逮捕你。他们可能就是找你碴儿呢。”

“可能不会给我护照吧？”

“嗯，这倒是有可能。我给你讲个事吧……”

戈拉似乎准备好拿出一样关乎信任的新证据，以缓和一下紧张的氛围。

“你今天说到逃亡。自由，就是从一场精神体系中的逃亡。我们不妨称之为囚禁吧？所有囚徒都与世隔绝，这就是他们的惩罚。然而，在某一刻，在囚室的那扇窗前可能会出现一只小猫。它就从这扇窗跳到另一扇窗前，从一位囚徒的地盘蹿到另一位那里。它充满好奇，随时都准备好了玩耍。囚徒们朝它做手势，等着它，通过窗栅，将他们的食物喂给它。他们还引诱它。这只小猫就在窗栅间溜来溜去，任由他们抚摸。其中一名囚徒实在受不了此般无聊之事，觉着他的同伴们怎会如此轻易就被愚蠢的消遣勾去了神。尽是些娘娘腔！傻瓜蛋！瘫痪者！他疯狂地叫嚷，他不仅是监禁于囚室的囚犯，还是被困于革命教义的俘虏。他跟别人争论，很是偏执，又自负，又记仇。他在党内处于非法的级别，这也使大家无法忽视他。他们也无心与之作对。最后，这个歇斯底里的人抓住那只猫，把它杀了。就在那里，那间囚室里。你知道谁才是肇事者吗？”

“肇事者？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吗？”

“是的，是真实的故事。主人公就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人民最疼爱的儿子。”

“您从哪里知道的？”

“从我夫人的一个亲戚那里。他和这个疯子一起被关在里面。他常常皱着眉，非常严肃，也没什么缺点，就是对所有偏离终极伟大目标的事情都歇斯底里。”

这就是最后的对话了。最后，戈拉是独身一人离开的。他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国家、他的家庭，还有他的妻子。她比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更让他难以割舍。而令众人瞠目，也让他失望的是：露竟然拒绝与他同行！

在他到达新世界的一年后，他收到了一封饱含深情的长信。信中，米赫内阿·帕拉德提及了为获知戈拉地址而遭遇的困难，并在信件审查允许的范围内，向戈拉汇报了他的学术计划。他想要放弃数学！眼下，他推迟了匆忙的学习和对数学的研究，尽管他对中世纪的司法审判体系也极感兴趣，例如对圣女贞德的审判，炼金术以及天文学。他已经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也拜读了大学者科斯敏·迪玛的著作，他还问是否有人能给他做个介绍，让他能同这位学者取得书信联系。戈拉并未回答他的这些问题，但是他还是为帕拉德做了中间人，为他争取了一份美国的奖学金。可就如同预料之中的一样，他的护照被拒之门外了。两年之后，在以优异成绩[8]从大学毕业之前，帕拉德被授予了一份新的美国奖学金。这一次，还多亏了那位伟大的迪玛先生。他们给他发了护照。他是不是屈服于党的压力或是不堪安全局的压迫？无论是在戈拉与他重逢的那晚，还是在这之后，这个问题都不曾被提起。

这个新移民的嘴边就挂着两个字：逃逸。这一天赐良机，仿佛是神明与神秘力量密谋而成。

过了几个月的逍遥日子后，帕拉德的意志逐渐消沉。那是背井离乡的孤独感在作祟。图书馆这一庇护所般的存在也难以助其一臂之力。他常在床上虚耗光阴，干等着奇迹降临重新赐予他生机。

“我很绝望，但尚未迷失自我。绝望也是一种生命的信号吧，但愿如此。在这片精神世界的荒芜之地，我可以成为一切，也不能成为一切。我还没有破译我命中注定的这场迷惘。我还没有得到破译的密码。我就这样等待着，徘徊在自我放弃和毁灭的边缘。我听到曾经监视者的脚步声在楼梯回荡，久久不断。”

他们每天都会通电话。久而久之，戈拉和迪玛的关系又近了一些。迪玛大师平易近人，常常慷慨相助自己的同胞。自然，他也同意了见一见米赫内阿·帕拉德，这位从祖国远道而来的崇拜者。后来，当戈拉问起迪玛对帕拉德的印象的时候，迪玛很开心地承认，他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

这场见面让帕拉德的焦虑烟消云散。大师为他量身定制了一个阅读计划，旨在使其能够获得博士学位。他还向帕拉德承诺，之后将会让他以合作者的身份参与一项资料评注的工作。帕拉德不得不常常奔波于两个大学之间。他在迪玛的指导下还出版了不少作品，其中既有关于神话与神秘主义的，也有关于文艺复兴和宗教裁判所的。他就这样追随着大师的脚步，敬仰这一百科全书式的典范。

在迪玛那贝阙珠宫般的居所中，帕拉德将与自己未来的妻子基拉·瓦拉姆邂逅。戈拉也认识她，基拉曾是他的学生，而且看起来并不单纯只是学生。基拉成为西班牙语助教的那会儿，他们还只是同事关系。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她成了一部电影的女主角，这并不是因为她那平庸的演技，而是多亏了她那带着一双绿眸杏眼的奇怪面容。她把自己如枯草般的长发编织成齐腰长辫。短裙底下，露着一双纤纤玉腿。在电影首映后不久，她便嫁给了一个著名的运动员。一年后婚姻不幸破裂，她不得不独自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过活。毕业后，她立刻携子投奔在克利夫兰[9]的姑妈。

从第一晚起，帕拉德就将他们的爱情置于仪式的魔力之下。两位有情人用食指蘸上自己的鲜血，在床前签下永恒的誓约。在那张特地买来的羊皮纸的页脚写道，“背叛者将在耻辱中早早死去”。羊皮纸就放在桌上那瓶红酒旁，十分显眼，像是为一场祭祀仪式而准备的。九月的夜晚：基拉将在每年的纪念日收到十九枝红玫瑰，鲜红得像是要将所有承诺燃为灰烬。彼得·加什帕尔会将这些媚俗的细节一一道出，一如戈拉教授所说的那样。

很显然，迪玛大师在这个学徒面前仿佛有一种催眠的神力，用魔法和神秘感将其迷惑。

和基拉分别后的几年里，帕拉德在事业上并没有停止不前，同时他古怪的行为也并未减少。有时，他和迪玛的关系总是聚焦在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上。在祖国的图书馆里，你很难了解到关于其民族历史的真相。戈拉和帕拉德在他们的新国家，也就是在大洋此岸，找到了祖国曾经发行过的旧报纸。他们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些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奇怪政治事件。那时，这位博学的年轻学者正痴迷于一种基督教——东正教的基本恐怖主义。

帕拉德在打击下摇摆不定。迪玛不只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一座货真价实的图书馆，更是一个慷慨的、秉承利他主义的对话者，在他身上很难找到什么缺点。

戈拉曾尝试和迪玛进行一场对话，但是失败了。“他总在织东西！他总在织一顶小睡帽。假如我想问他关于那个时期的问题，和他聊聊我在旧报纸里发现的事情，他就会赶紧拿起自己的毛线针织起东西来。他的神情十分从容，同时还透着几分茫然。手中织着的那顶黑色的小睡帽将帮助他抵御住严寒和回忆。在我看来，他是赐予了我一场沉默。”在一次不断被喘息声打断的电话通话中，戈拉如是向曾经的学生说道。

帕拉德魂惊魄惕，同时又渴望获得新的证据。他无心投入工作，思绪被撕裂开来，一半是对大师的无限敬仰，另一半则被接连出现的疑问淹没。

“这个陷入爱情的人就是一个笨蛋！”他在电话中咆哮道。“好一个弟子！我终其一生都梦想着这场和老师的世纪之会。然而，在校门口那儿，我的批判神经被抽离于体外，我不得不继续深陷爱河。爱神的庙宇绝不允许批判精神的进入。”

帕拉德在自责的深渊里不断挣扎，他最终决定，忘却这场窘境。迪玛是他的保护者，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也不会放弃他。半个世纪来，智力和伦理道德的不断沦陷？不是当下。如果过往太过模糊，那么现在的情况则一目了然：学者注定与书为伴，而不应该在街头争吵。

戈拉曾问自己，帕拉德是否参加了那个令他厌恶的政党，从而逃离曾经的世界。在这件事上，他可能自己做出了妥协。

愤慨会日复一日地出现，宛如轮回。然而，这位长者和年轻的学徒却将继续一起合作出版书籍。

在科斯敏·迪玛的葬礼上，继承人宣读了一篇令人悲恸的悼词，表达了自己对逝者真挚的缅怀和对其获得解脱的公开肯定。帕拉德用寥寥数语，向来宾宣告迪玛是一个用独特视角审视世界的大师。他与杰出的先人一样，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有独到的看法，并为此奉献终身。“我的尊师笃信有机性，我更喜欢中世纪艺术技能的组合[10]。在信息及认知科学的理论领域，曾经的学术空白已逐渐发展成了如今各派逻辑与信息百家争鸣的局面。我更倾向于不完美的概念，精神上的活力也总萦绕在我脑海中。”

帕拉德断言政治盲目，甚至狂妄地将其忽略或者无视都无法与爱相媲美。而且他还再次当众表达了他对逝者的敬重与爱戴。或许这还是一种治疗法，拯救那些无法忘却政治迷途，也无法对此保持沉默的人。

“在他去世之后，迪玛先生给我捎来过消息，我驳斥了他的所有观念，同他意见相左，但我们还是持续着论战。”

在仔细研究了代码之后，帕拉德总期许着能影响地球上和宇宙间的种种。他痴迷于社会预言，纠缠于个人劫难，沉醉于情色哑谜，于是他将此托问浩渺星辰。他逐渐疏离了流亡者社群，在流亡刊物上公开发表反民族主义的文章。他每周都在攻击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同胞们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来源于后纳粹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就在那时候，各种形式的威胁纷至沓来：电话胁迫、书信要挟、街道暴力。他知道自己被跟踪了，但他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也不曾报警。寄来的奇怪包裹越积越多，他完全不想打开它们，或将其扔置一旁，或丢进院子的垃圾堆里。他曾公开表达自己想抛弃基督教信仰的愿望。他愿意为任一其他宗教这样做，或者就为了无宗教的信仰也行。

那会儿恰好是帕拉德决定启程回国的时候，他想在祖国短暂停留，亲眼看看，在共产主义之后紧接的究竟是2000年还是20世纪30年代。他返回美国时满脸抑郁，意志消沉。关于戈拉教授的消息也不令人安心，尽管据说他已经得到了顺势疗法的治疗，可是消息中还是存有空白。

一天晚上，他在剧院看到了露，她正由一位年轻的男伴陪着。据他所知，这位先生实际上应该是露的表弟。

***

彼得，就是露唯一的表弟。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位年轻人现在成熟了许多，仪表堂堂，十分健谈。这位姓加什帕尔的表弟实际上过得怎么样呢？他从大学毕业后是不是变成了一名伟大的运动员？他还像以前那般打篮球搞田径吗？他还写关于展览和马术的批评文章吗？他之前是否还曾陪过露呢？

卢奇安·帕拉德是米赫内阿的兄弟，他和他的爱人和戈拉的这位前妻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无论是在家庭聚会上，还是在公开场合，他们之前都曾见过她。那时她又由谁作陪呢？

在剧院，她和彼得在一块？他们，然后呢？他们只是表亲不是吗？彼得从国家的另一端赶来，在首都这里待上几天，而他的表姐就邀请他一起来剧院看戏。仅仅是礼貌客气罢了。无论是剧院或是电影院，露都受不了孤身一人前去，更别说一个人去音乐会或是独自去游玩了。所以让年轻的加什帕尔先生作为男伴陪她一道同去也并不令人讶异。

彼得·加什帕尔是不是还有辆车呢？他当年还是高中生的时候来布加勒斯特参观，那会儿他就对街上的汽车很是着迷。尽管那时汽车并不多，还破破烂烂的。他可能还去弄了一辆有名的特拉班？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玩具，塑料做的不说，装的还是摩托车的发动机。开起来冒着烟，“噗噗噗”“砰砰砰”乱响，还得经常换那个廉价的火花塞。柴油和汽油的混合液很管用，用着耗油少。这可怜人的车哟，直到社会进步才轮到人享受，才等来它，而这一等就是整整五年……检察官加什帕尔是不是从他亲爱的党那里获取了他儿子梦寐以求的好处？大卫·加什帕尔又重新成为检察官，还是正如那谣传的一般，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关在牢里？

这过往烟云，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那些回忆片段闪现又隐去。瞧，尽管露以前拒绝这么做，但她现在正陪着古斯蒂·戈拉。她现在正扮演着唯一的妻子的角色呢！不！他们的相遇不是幻觉，他们的离别才是。

“我不是遇见了她，我是与她重逢了。她一直就在我心里。”戈拉教授对他那缄默的听众喃喃低语着。

她不愿陪戈拉来到这闲适与自由的荒野，亦不愿任他随命运颠沛流离，她陪着他，也不知她究竟知不知晓，只因如此，她抗拒着分离。

这对夫妇一言不发地沿着人行道走至火车站前，彼此依偎着。露望着自己的丈夫，突然甩了甩自己黑色的秀发。

“我不信彼得知道他父母的故事。他父亲不知何时同莉莎结婚了，后来她不幸地和他们的女儿米莉一起被烧死了……他们新的开始是彼得而非大卫。我确信。这位篮球运动员承受不了那泛滥的母爱。”

他们送走客人以后又回到了火车站。戈拉对露对这个话题的执着倍感诧异。

接下来的数月里，露恍如重新找到了自己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存在感。大卫和艾娃·加什帕尔的传记重燃了她对遗失密码的记忆……透过他们，她开始渐渐了解那个过去不曾熟识的自我。

“我不确定彼得就是大卫的儿子。是解放的狂喜放纵了人的本能，过去被监禁的人们就是这么说的。自由的放荡，被监禁之感的释放。它们适时地被混在了一起，人们都这样说。大卫就在那时见到了他那一时或者说是一夜的情侣。彼得就在他们返程的路上，出生在了贝尔格莱德。艾娃不想回去，但是大卫坚持要重拾他那真正的回忆。匡扶正义！正因为有这样的父母，彼得才学着打篮球。”

从旁人那里获取的那些零零碎碎的信息，互相纠缠着，都化作了猜想。那不是简单的闲言碎语。在这位当时尚不认识的表弟来拜访前还没有这些闲话。而几个长久以来无人问津的问题却把这流言蜚语激了出来。警告的信号、冲突与等待。露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戈拉觉得自己被排斥了，像是被降级为一名观众，只能知道哑谜的其中一小部分。露以前也有这样出神的时候，迅速断片，通常难以察觉，突然人们就跟不上她的思路了。感人又可逆的孤僻。只要在合适的时候触碰她一下，她就会从昏昏欲睡的起伏中清醒过来，好像突然从被鬼神附身的状态回到了现实，整个人又恢复了元气满满的样子。她就如一下子充满了电那样，还激励起自己的伙伴。像缺失的热忱那样，她被同样的热忱所抛弃。人常常无法确定加强联系是否是另一种逃离。黑暗与灼热使他睁大了双眼。他的双手颤抖着，双唇微微哆嗦，咧着嘴，像是贪婪的吸盘吮吸着猎物的鲜血与脓水。

希冀的魔法激活了回忆，将它拉到露的身边。起初，常常是同样的，而后每一次都变一个样子。每一次都能听到困惑、魔幻与忧郁的沙沙声。

他曾不止一次企图将这回忆封藏起来，可是它却像海潮那般退去又涌来。露藏身的那个远方挥之不去地在他脑海里萦绕。他起初难以忍受，后来却着了魔似的渴求这种感觉。

他接受了这一看似不真实的消息：露，成了彼得的情侣！这位年轻的表弟定是耍了什么把戏，谁知道他有多么滑头，不过这兴许只是他一次谦卑的练习罢了。抑或是横亘在戈拉夫妇之间的又一次测试而已。露的这位前任和现任丈夫古斯蒂—奥古斯汀·戈拉这样认为。

美丽如露不会无缘无故地与彼得结为伴侣！当然这先前一定还有其他更为热切的追求者。选择她这位年轻的表弟意味着一种可疑的顺从和一种对公众意见可疑的睥睨。对于社会公约，露并不高歌赞颂，但也不会太过于离经叛道。

卑躬屈膝的受虐狂？无论是想象露的屈辱，还是他们二人之间的共谋关系，戈拉都乐在其中。

***

几年前，奥古斯汀·戈拉在这个全新的自由世界醒来，蓦地感到自己身心解放，无拘无束，充满了安全感。几天后，他给科斯敏·迪玛教授写了封信，很快便有了回应。迪玛常常给他致电，向戈拉打听故国的情况。没过多久，迪玛就给戈拉买了一张机票，想让他和自己当面聊聊，并表示愿在异国他乡帮他一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戈拉又再次拜访了迪玛教授。

刚见面的那一刻，戈拉就对这位精神矍铄的老教授钦佩不已。而后，他也常用“老教授”来称呼迪玛以示尊敬。在这位学者的理解中，流亡就如同一场在局外人看来难以理解的冒险，为那些已在书籍中流浪过一程的人们打开一个更为广袤的世界。有这么一条重要的经验：当你陷于极端环境时，你必须重新学习“更新的战略”，一个虚弱的声音这样说道。

他与故国之间的联系充斥着乡愁与废墟，他用同一种分离感，抑或是表面上的分离感审视这段关系。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显得越发表面化。如果你熟悉国会图书馆里的那些报纸，你就会明白那不过是表面现象。

这一直持续到他忍无可忍的那一刻：存在，作为一种特权！广袤无垠，稍纵即逝，有个腼腆的声音不断重复着。

那娇小的手，因为疾病缠身和常年执笔而布满了斑斑点点。为了使声音变得坚实饱满起来，他在一大叠手稿上颤颤巍巍地画着词语的重音。

那么死亡呢？戈拉自问道。戈拉曾拜读过他所写的关于死神和病态迷宫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斥着激昂的情感。他熟悉拥戴者们的口号，就是那些为了净化的《启示录》而武装起来的人们。这位老教授，就和他曾经的同志们一样，为死神呈上了一场虔诚而恭顺的献祭，同时还有翔实的研究与诠释。

短暂停顿后，迪玛充满忧郁地补充道，“死神！至高无上！它统治着一切，是绝对的君王，是真正的上帝。正因如此，我们通过死亡去拥抱他。”这不像是在回答任何问题。他建议那个新来者和故乡的人们保持联系，不要抛弃任何与曾经的记忆有关的事物，无论好坏与否。“我们的坟墓就在那儿，在那曾经的记忆中，比我们存在得更为长久。”

迪玛有些不知所措，从办公桌的边儿上拿起烟斗，开始在指间把玩起来。“很快，这种小乐趣也会被剥夺。”他喃喃道，手中依然不停地转着烟斗，周围却不见一根烟丝。

“不要忘记过去的特权，同时也应好好利用当下。”

不过是味同嚼蜡的修辞与话术罢了，戈拉思忖道。几天后，他在一封致露的信中回忆起那次与阁楼迷失者的偶像的对话。他们初次会面就在那阁楼上，似乎这位颇具名气的迪玛愿意同美国的有关部门进行正式交涉，以便为还留在铁幕另一边的戈拉夫人争取到一本护照。

在那个遥远的国度，情势每况愈下。戈拉希望露不要再拒绝他的好意。她那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加剧了他内心的混乱。他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却不知如何形容。那时，阁楼里充斥着年轻人暴风雨般的争论声，忽然间有个学生将科斯敏·迪玛的三本法语著作放在桌上，一副大获全胜的样子。

大家马上开始讨论起这位著名的流亡学者，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戈拉保持了沉默。他不参与讨论，用自相矛盾的只言片语回答了年轻人的问题。不需要提醒露为什么他对充满激情的学院式思辨毫无兴趣——他坚信，她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初次见面。那时候她就像其他人一样，理解他那意外沉默的原因。这不只是单纯的明哲保身。听众间七嘴八舌的争论由他一手操控。他想与这场纷争保持距离，从而利用这突如其来的沉默，吸引那位陌生女子的注意。

不知道是谁把露带到了这群嫌疑者当中。然而，所有人都目睹了她是和谁一起离开的。

接下来的几个夜晚，他们一道前来，结伴归去，之后又缺席了很长时间。当他们再次归来时，却不再表现出对颠覆性争论的兴趣。他们如同不速之客般出现，接着连续消失好几个星期，直到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一年后，他们结了婚。婚礼后，露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艳动人，常常喜形于色，也开朗健谈了许多。戈拉不得不让自己变得更成熟稳重，从而背负起作为丈夫的责任。尽管如此，他有时也充满孩子气。比如，他会开心地模仿妻子的每一个动作。幸福的时光总不带有过往的羁绊。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戈拉仍百思不得其解，露为什么拒绝陪伴自己前往那令人神往的美国。他也一直尝试着了解各种缘由。大众的眼睛发现不了其中的破绽。然而，私生活却往往能揭露出那些奇怪的抽搐。理性而注重实际的伴侣在悄无声息间被加倍的恐怖笼罩，迷迷糊糊地跌入黑暗。你再也认不出这个陌生人。她蹲坐在墙角接受惩罚，又悄悄地扭动着身躯，在毒藤间挣扎，难以被人察觉。露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她不应怨天尤人，从而避免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和痛苦。于是，她只暗自在孤独中哀叹。

最初那几年共同生活的欢声笑语在这不断倒退的年代里难以复现。那种快乐也逐渐地被那种和陌生人共同生活的魅力所取代，自己的霸权也随之瓦解。他开始逐渐破解妻子的密码，却从未能彻底地猜透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等待着让他震惊的事物出现，等待着轮回。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追溯过往仍让他惊悸不安……

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刻，那盛装出席的衣裙倏忽间化为乌有，露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剥夺了所有的保护，被摧毁、被深渊所吞噬。怀疑很快再次占据了她的脑海。幸福的光景不再，周围也不再有坚实之物，只剩下那随时可能降临的狡黠圈套。她就像一个俘虏般，感到自己被抛弃在无名者和被流放者的荒野中，在逆风中一阵慌乱，被推向早已等待她许久的万丈深渊。

他也不知道在那段唤作露的过往中究竟包含了多少爱意。他无法指明是何种奥秘使他们分离。一切都是这样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然而，他依然坚持让自己陷于那善意的迷惑之中，那不过是一场乱伦，而乱伦的对象是那与他长得不甚相似的姐姐。

莫不是驯化的婚姻之情破坏了爱恋？

一直以来，流亡、流浪的屈辱令他胆颤。在那个孤儿的容身之处，她是不是同一位年轻的表弟做着伴？真是荒唐又奇怪。难道是那种部落宗族式的亲昵？

荷兰人的巴尔干后裔不过是个幌子。还有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戏谑地呈现着没有后人、不见未来的滑稽模样。

呵，子孙后代。看吧，仅一步之遥，瞧瞧这周遭的一切。装满谣言和货物的筐子，沉迷于广告的公民，星球的盛大集市。在赐他声誉的这场闹剧般的葬礼上，明海尔发出阵阵笑声。

朋友戈拉哟，不妨让这恶念伴你入眠。我们可以确信，这注定是个喋喋不休的夜晚。

***

彼得放弃纽约大学奖学金那会儿，露还没在科齐医生那里上班。难道在她同戈拉的第一次谈话时就已经发生了不负责任的事？！

尽管这笔奖学金算不上丰厚，一位意大利女同学仍对这位东方难民的做法倍感讶异。他怎能如此轻易地放弃一笔收入，就这样不管不顾地投身于未知之中？这位女同学有传说里一般的名字，唤作比阿特里斯，是位艺术历史系的博士在读生。她嫁给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富人。她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解决办法：让彼得每日同她的丈夫共进早餐。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谈论新闻，且这份差事的报酬很是可观。

可以这么说，彼得·加什帕尔的名字在第一时间就博取了奥特温先生的信任。接下来，他每日都带去报纸，二人便在一起讨论。不过这些报纸并非最近一年的刊物。奥特温先生有他自己出生那年的报纸。因此若当日是1月5日，那么他们手里看的就是1920年1月5日的报纸，若是6月22日，则对应着1920年6月22日的那份。好像这世界的诞辰日就是在奥特温先生出生的那天：1920年2月24日。

这个奇怪的职业好像让彼得受到了什么刺激。作为这一善举的对象，他显然对此毫不在意。“我也赞成这个观点！到处听人说美国人是工作狂[11]，怕都得了工作依赖症，对工作寸步不离，考虑的除了钱还是钱。这不就有个人挣够了钱嘛。他辞了工作，就想着把钱往窗外一撒。此般取乐，成何体统！他那年轻却无所事事的妻子倒也不搅扰他。而他对监视她或者统治她也压根不感兴趣，就任她随心所欲，完全不去规制她。他还雇了一个巴尔干的流浪汉，每天早上尽与他谈论些陈年旧事。就像过去那般，男人之间的高谈阔论！”

彼得开始对这份工作产生了热情。每天下午，他都会去市中心图书馆那儿复印旧报纸。次日早晨，他便将这些带去与奥特温先生展开讨论。

早餐时间有时会延长些许，但是奥特温先生从不过分客气地邀请他共进午餐，因为先生自己也没有时间，他下午还有别的事要忙。

但遗憾的是，命运不允许这晨间聚会长长久久地存续下去。自奥特温先生生辰的那日算起，不过两个月的光景。两个月后，比阿特里斯这位一直都十分优雅又受人敬仰的女士出现了。她前来告知她的这位老同学自己的丈夫受了脑震荡，正处于半瘫痪的状态。

“半瘫痪？何为半瘫痪？”

面对同窗的急迫与他的胡诌，这位年轻的奥特温女士并不诧异。尽管对于雇主的遭遇他并未表现出半点关切之情，她还是看着人高马大的彼得，就像先前许多次那般，凝视着他的双眼。

“我相信，他会好的。还是得有个人，为他继续读点什么，每天早晨、午间和夜晚，得有人为他读读报。就他的情况而言，半瘫痪意味着意识的缺位，即身体并未完全瘫痪，而意识却被封锁了。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可能过段时间他就恢复了，那……其实如果我考虑得没错的话，继续支付你过去做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困难，哪怕再支付几个月，甚至是一年。而不应就此戛然而止。真的，没有任何问题。你还是可以每日都来，像你之前做的那般，读读报纸，纵使现在没有人同你对话了。至于时间，你自己方便就是。”

她重新看向酷似骑兵的彼得，望着他的双眼。

而彼得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她的邀请。

在这之后，他就在一个翻译组里工作，薪水并不多。这个翻译组为跨大西洋的航空公司翻译菜单。这些公司有国企也有跨国公司，里头有俄罗斯人、阿拉伯人、中国人、西班牙人、非洲的各民族人、印度尼西亚人、希腊人、土耳其人、法国人、日本人，整个一巴别[12]之队。称兄道弟的情谊不过是普遍敌对状态下的调味剂，更别提那微薄的临时性薪水，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厌烦。

许久，当戈拉重新听到他的声音时，他正在准备进行一次更为荒谬的尝试。

每天晚上，露—彼得·加什帕尔夫妇习惯了在他们居住的那间可怜的酒店房间里朗读电话簿，聊以消遣。

“兔子从哪儿跳出来”——这就是他们的游戏。

当他们不再翘首以盼时，在那无名的森林中，却真切地出现了惊喜。那并不来自电话簿，而来自彼得在回家途中买的那本画报。那是一篇关于纽约的东欧黑手党的长文。主要人物似乎是一个叫迈克·马可的人，他的生平经历平庸无奇。他曾在布加勒斯特学习化学，后来跋山涉水移民到了美国。那会儿，他浑身上下除了一个行李箱别无他物。之后他又混进了做汽油生意的圈子。没有什么生意像卖汽油那样[13]，活泼的记者们都是这么报道的。后来，他改进了出租车上的计价器，向市政府售卖自己的发明，还和俄罗斯、阿尔巴尼亚的黑手党成员组成了坚不可摧的联盟，从中赚得一大桶金。马可的家坐落在皇后区，统共三层楼，从街边看去并不很气派。然而，这幢房子在地下还有三层，带着一个游泳池，一些监控室，居所周边皆在监控范围之内。另外，还有六间豪华的卧室，墙面和天花板都以玻璃制成。许多房门上都刻着“我爱美国”[14]四个金字。他既是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又为那些联邦调查局通缉犯做一些反情报的工作，称得上是精通偷税漏税的“大师”。他几次三番遭到调查，却总因为证据不够确凿而获释。除此之外，迈克·马可还是两百家加油站和好几片住宅区的业主。

事实上，还有不少人与迈克·马可精彩的移民故事息息相关，其中便包括他的一个朋友。那是他童年时代的一个邻居，曾与其一同住在布加勒斯特郊区。露认出了一个大学同学的名字。彼得微微一笑。在陌生者的丛林当中，终于出现了一个真实生命所拥有的名字。他们尽量避免提到戈拉教授，但他毕竟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可以给戈拉打电话，然而，他依然是隐藏在书本的鬼魂中的一个幽灵。

死都不应该走这条路，露狠狠地说。她发狂似的在电话簿上寻找。只有他了：米舒·斯托茨[15]，也就是迈克尔·斯托茨[16]，只能是他！

彼得微微一笑。露拿起电话，拨了他的号码。米舒，或者说迈克尔，忽地从虚无中出现在电话那头。他像一条酩酊大醉的流浪狗般尾随褐发美人的事似乎就发生在昨天。对此，他一点儿都不诧异。迈克尔·斯托茨冷静而不失礼貌地邀请他们夫妇俩来森林群山[17]见个面。他们迎来的先是一段漫长的地铁之旅，而后还需步行一段时间，直到看到一扇巨大的橡木大门。门的右手边便是门铃。

中国仆人微微鞠躬以示欢迎，带领他们入内。

米舒·斯托茨盛装出席，风度翩翩，正在宽敞而雅致的大厅中等着他们。只见他高大魁梧，身着黑色西服和白色衬衫，似乎刚从一场商务会议中脱身归来，还来不及摘下领带。和彼得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十分绅士地在这位美人面前微倾腰身，只是不见了之前的愉悦之意。

旧日同窗亲切地望着彼此：米舒对自己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十分满意，而露，则为崇拜者的美国化身感到惊讶不已。

“我一个人生活，还是单身。”

他傲慢地望着这对表亲，目光有些炽热。很显然，他实在不相信他们是一对表亲。

“这个中国人是我们的厨师，也算是管家和家政工，总之什么都干。我算不上富有，也没有接受迈克的建议，因为我从中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我不想牵涉其中。起初，他的确为我雪中送炭，其中也包括经济上的帮助。对敌人毫不留情，对朋友慷慨相助。黄金般闪耀的灵魂，那种被粪土包裹着的黄金。”

那个中国人以一种主人般略显高傲的姿态在餐桌上摆上了三明治和葡萄酒。米舒开始打听起冒险者们的处境。

会见结束之际，他举着那杯法国白兰地，说自己还拥有三家加油站和若干辆豪华出租车，有着一份相当体面的收入。自然，随之而来的还有海量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尽管他自己从未做过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然而，他的收入并不单单来源于这些工作。他浅浅一笑，为这段提升优越感的补充说明感到扬扬得意。他又短促一笑，假惺惺地娓娓道来：“事实上，钱从来不是靠工作挣来的。那些公务员或是司机赚不到什么钱，只有业主老板才能赚得盆满钵盈。我也是其中一员。”

临走时，他递给这两位客人一人一张名片。他的眼神全都聚焦在露身上，补充道：“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就给我打电话。上边的第三个号码不太忙，容易接通。”

尽管在这场见面中没有谈到以后的事，但他们终究还是又见了一次。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失业期和打了几次零工之后，彼得决定致电斯托茨。而这次，他没有告诉露，私下与其约见并得到了一份工作。戈拉教授之后意识到，这看起来十分危险。

无须姓名，他也能辨认出脑海中那挥之不去的声音是谁。那声音在善与恶之间兜转，遍布在时空的各个角落。他一时语塞，陷入两难的境地。他心里很清楚，露做出这一决定绝非易事，是绝望促使她拨通了这个电话。

“司……司机！司机，你……你听到了吗？那个挺厉害的斯托茨，雇……雇用了他！司机。我们之前完全不知道彼得……彼得想要……自……自杀！他没有承认。哦不，他承认了，只不过是开玩笑的口吻。”昔日似水如歌的声音不断地重复道。“自杀。这不是开玩笑的。不是那种五美元一小时去公园遛十只狗，或者在邮局里分拣包裹这种稀疏平常的事情。这完全是另……另一回事。”

露稍作停顿，以聚起她的所有力气来好好解释这一灾祸。在启程来美国之前，这对夫妇就已经考取了驾照。尽管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自己的车，但他们知道这驾照在美国是省不了的物件。接下来就是学车了。他们过了理论考和实践考，当然还少不了巴尔干社会主义的特色——塞红包。要是不给这红包，考驾照就悬了。是啊，戈拉教授对这可是清楚得很，毕竟他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从每一本驾照那儿，做考官的警察都能获取一笔小费。因为心中有数，露在考试之前就抢先付了驾照的钱，然后去考试，这样彼得考的时候就不用再给了。之后他就收到了寄到家的驾照。这自然也是付了相同数额的钱的。是的，戈拉对这个过程仍记忆犹新。

“他什么都不明白！一点儿也不！更别提有什么经验了！然而他却被月亮城迷住了，他就是这么说的。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他常去星星上游荡。月亮怪物那是做给我们看的。而我们，则是四处流浪的梦游者。他如是认为。”

一阵沉默。她似乎是被自己的话语吓到了，好像生怕对话不受控制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沉默依旧。连戈拉也未曾察觉，就算是他自己，也无力脱离当前的这个窘境。

为避免危险的延续，露抄起一本旅游指南，就开始快速念起来，尽管她念得不大自然。但那些列举之处是彼得做梦都心向往之的：布莱顿海滩[18]的莫斯科，小意大利区[19]的意大利，皇后区[20]的巴尔干国家、巴基斯坦和印度，唐人街[21]的中国人，哈莱姆[22]的塞内加尔，布鲁克林[23]的哈西德派犹太教徒。

无论你用手掌拍打多少次还是施以无穷的咒语，逾20年沉默的寒冰是无法融化的。戈拉承诺同企图自杀的这位仁兄好好谈一谈。不过自然是收效甚微。

剩下的只有露嗓音的回响。剩的不止一点点。

上班的第一天，彼得跟着斯托茨的一辆高级轿车一起出现在一位名流家中。他是大学的权威，亦是一位政治家、外交官，不清楚，反正就是一位大人物[24]。就是这样，其余都无关紧要。这位名人要先去机场，然后这辆出租车一般的高级轿车将送他去另一个地方，接着再按照斯托茨的调度员的指示去一个别的地方。

他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在旅馆看门人的车上，这位新手每天要练习三小时，整整练了两天。

“转钥匙点火，脚踩油门。刹车。左边，刹车。后视镜！后视镜，注意看后视镜。”墨西哥人提醒道，他因为恐慌而不停地流汗，“慢一点，别这样，这又太慢了。车速太慢了。倒车！就这样，左边。脚，你的脚，对，踩着刹车。脚踩刹车！加速，对。左边！看后视镜！右边！右边的后视镜。你要注意看后视镜呀，始终都得留心着后视镜。”

社会主义旧式学车指南，使他操作一团混乱，手、脚和眼睛仿佛都只能各管各的工作。

墨西哥人的头发因恐惧而耷拉在头皮上，他那小而黝黑的双手不住地发颤，眼珠子仿佛随时都可能从眼眶里跳出来。他连连比画十字，将脑袋深深地埋进那双小手里，好让自己不看接下来的画面。而彼得却依然镇定自若。他对自己的训练成果极其满意，很是喜欢这带着四只轮子的飞龙。

他只重复着一个词，“慢”。他找到的提示和要求就是“慢一些”。这就是他要重复的事，就这些。这一密语将驯服众神。慢一些，只要开得慢一些，你就有时间纠正你的失误。死亡的竞赛就是一部可笑的恐怖片。

汽车发动了，司机却还没准备好。缓慢的指令，魔鬼一般，左边，慢一些，停，脚踩刹车，对，就这样，油门加速，脚踩刹车，慢一些，向左，太过了，太过了，现在向右，慢一些，后视镜，注意看后视镜，向左，对，停。红灯了，停下。

这位好像从史前时代来的司机就这么端坐在现代马车的方向盘面前，保持着他一贯的冷静，还开着小差。缓慢地加速，简短而重复的指令——“慢”。他全然不顾导航嘈杂的声音，这个指令就能保佑他了。慢一些，缓一些，就像指令提示的那样。

过了一会儿，坐在后排的露喃喃自语道：“自杀综合征。”这一幕也出现在了古斯蒂·戈拉的梦中。

对，向左。脚！脚踩刹车。油门加速，好的。向右，看右边的反光镜。慢一点，停。红绿灯！停！简直是解脱……停。奇迹！他到了！慢一些，慢一些，谨慎地拐弯，冷静地转向，汽车喇叭在耳畔叫嚣着，司机们绝望得像是开进了一片泥泞纵横的积水，生气得把手伸出车窗朝天高举。圆满结局[25]：红绿灯。

众神庇佑他，红绿灯保护他，他相信自己是得到了救赎。他开得慢，但胆战心惊。终于到了！什么时候到的？怎么到的？他看着下城区。小意大利区，这儿不就是那位名流的住处嘛。

他闭上双眼，感到精疲力竭，他把头靠在方向盘上想要永远地睡去，让自己久久地沉浸在这放松愉悦的时刻里。你要自杀？无论如何，你每分每秒都在圣坛前面跳舞。异教徒的圣坛。围绕着它的，是来自你周围和你内心的陌生人。头顶盘旋的，是命运之鹰。在生命的四周，是原始的婚礼。恐惧，是的，他是如此地害怕，被无垠的哥特式的恐惧所笼罩。加速，刹车，后视镜，喇叭，向左，朝右，慢一些，红灯，停。得救了！短促地，令人难以预料地，结束了！得救了。

他重新活了过来，朝着方向盘上方的后视镜露出了微笑。他亲了亲帮凶似的方向盘，又重新审视了这带着轮子的怪物。他那样子仿佛是头一回看到这死亡的机器一般。

他下了车，按响了这位名流家的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先生，他动作敏捷，蓄着花白的胡子，头发梳得整齐服帖，戴着蓝色蝴蝶领结，有着大大的手和鼻子。他出来得有些匆忙，但依然衣着得体。他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而后就把小行李箱往后座的椅子上一扔，坐在了骑兵彼得身旁的椅子上。

“怎么？你说你怎么称呼来着？加什帕尔？加什帕尔·豪瑟？不是那位名人吗？是这样称呼吧？加什帕尔·豪瑟？”

司机一脸惊愕地看着他。可来了一位能谈话的人啊！他准备好了，他可以回答任何问题，只要能拖延时间就行，只要不用再启动发动机。他可以和这位传奇的客人一直聊那位名人加什帕尔·豪瑟，哪怕聊到晚上也不碍事。只要能让他忘了这死亡的竞赛。

“不，其实我不是加什帕尔·豪瑟。那只是一个玩笑。叫我卡尔就行。”

“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

“不。罗斯曼。明海尔·卡尔·罗斯曼。”

如果用皮佩尔科尔恩不免过于夸张，罗斯曼听起来更为得体。

“明海尔？也就是那个‘先生[26]’的称呼？或者说，罗斯曼阁下[27]，罗斯曼尊驾[28]？”

那位乘客望着他，不曾转移视线。他微微一笑，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他喜欢这个游戏，也喜欢这个和他一起开玩笑的伙伴。他不再着急去机场。而对方也因找到一个合拍的对话者而感到欣喜。

“罗斯曼，是这么叫的吗？卡尔·罗斯曼？卡夫卡？美国小说？布拉格人眼中的美国？”

司机也微微一笑，坚信这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先生和荷兰人皮佩尔科尔恩一定也聊得来，因为要想打断他的话并非易事。他在椅子上坐得很不安分，毫无耐心地了解着这个移民的过去，比如他的国家、职业和他掌握的语言。他应该会很多门语言吧？这不就是小国人民的命运吗，不得不掌握许多门语言，不是吗？

“那名字呢，名字是什么？请你认真回答。”

“RA0298”

“你说什么？”

“我的姓名已经变成了一个号码。这个号码就纹在我的胳膊上，就像在……要给你看下吗？”

这位乘客瞪大了眼睛。

“你想说的是……不，不，你还太年轻了。这真是个糟糕的玩笑。拿奥斯维辛来开玩笑简直太糟糕了。”

“好吧，同意。我承认这很糟糕。”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驾驶证的编号吗？”

“外国居民的身份编号。RA02987896，简称RA0298。”

他们聊了许久，仿佛是一场永恒的对话，或者说，只是漫长的五分钟。小意大利区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注重实际，朝气蓬勃，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儿。是时候出发了。

司机点着火，并踩下踏板，重复着那套把他带到小意大利区并将带他前往更远处的魔鬼之术。慢一点，慢一点……加速，就这样，注意脚，没错，脚踩刹车。向左，注意后视镜。

还没开出几米，他便开心地停了下来：红灯。神圣的红灯。原来口若悬河的乘客这会儿缄默不语，一脸错愕地看着司机。司机等了一会儿，绿灯便亮了。他却没有立即启动。“慢一点，慢一点。”再等一秒，两秒，三秒吧。他听到了从车后传来的喇叭声，他庆幸自己已经拥有了这套魔法——“慢”的魔法。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之前就是凭借这般方法到的小意大利区，想必这次他也能好好地效仿，能顺利到达机场的墓地。慢一些，魔鬼只明白这个词。

他再一次出发了，百般谨慎，快到了，就近在咫尺。

“不，不！”小胡子男人大喊道。“够了！这行不通。完全，行不通！”

这位大人物气愤地叫喊着“行不通”，抑或是“我受够了”。没人知道这个顾客还嚷嚷着什么。他涨得满脸通红，好像就要中风的样子。

“快停车！我要下车。”

司机停了车，等着这位优雅的先生要回他的行李箱，丑闻也将随之而来。然而，这位大人物却忘了他的行李箱，甚至都没有瞧一眼后排的座位。

“下来！你也给我下车！”

司机蒙了。他一脸惊愕地看着这位顾客，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也没有勇气去弄明白。

“你下来。我们换个位置。”

他换到了驾驶座。开到机场后，他们还成了朋友。

在前往登机口之前，拉里让彼得·加什帕尔给斯托茨打电话，跟他说他在机场感到身体不适，把车停在了地下停车场，得派个人来开回去。

“喏，这是我的名片。我是一个中学的主管。学校很小，有点特殊，但是充满朝气。我这儿没有空余的职位，没办法帮到你什么。如果你生活对付不过来，就给我打电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别再开车了。做点儿和毒品或者枪支有关的事儿吧。车祸实在是无关痛痒的一种死法，而你又是一个敏感的人。”

彼得看着这张小卡片，怛然失色。贝德罗斯·阿瓦基安！贝德罗斯·阿瓦基安博士教授。就这么几个字，已全然意味着他颇具名气，再也不需要其他的细节辅以佐证。贝德罗斯·阿瓦基安，也就是，拉里！司机彼得明白了，这位又叫加什帕尔或者叫卡尔的司机明白了。

就这样，彼得结识了拉里。在他之后的叙述中，移民彼得将会使用“拉里”这一通用名来指代他所有美国命运的使者。

在这场与死神的邂逅失败后，这位临时的出租车司机便受雇于斯托茨，在他的一家加油站工作。露成了科齐医生的雇员。夫妇俩的生活逐渐走上正轨。

彼得没有忘记拉里的第一个建议。与其因车祸而离开这个世界，不如尝试点其他事儿。比如，从跳板上坠落。

后来，他和加油站的主管成了朋友。那里的主管是个叙利亚人，有自己的生意圈，赚的钱不怎么干净。车来车往，城市里充斥着情色的欲望。独一无二，彼得喃喃道，月亮城的爱人，唯一的统治者。彼得·加什帕尔先生看过四季不同的晴空，如今望着这血红的天际却熟视无睹。哈姆雷特式的云彩，远古的星宿之章，五彩斑斓的鸟雀，看似虚幻的穹宇之杖上的大象。多雨的黄昏。高耸而宏伟的新巴比伦之塔，剑指苍穹。建筑的支柱深嵌于肮脏的地底，老鼠窜逃于此，流浪汉谋生于此，更不乏蟑螂、乞丐、鼹鼠和杀人犯，他们都属于大都会的动物群系。“美妙的城市”，流浪者喃喃道。面对着无动于衷的东方人，他一脸诧异，只见那脸颊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沟壑纵横，目光空虚而无主。

“把那些灯泡换上。”一个沙哑的声音如是说道。

他找到了灯泡，带上梯子便出了门。过去了好几天，他迟迟没有更换那些烧坏了的灯泡。往上，就在招牌的右手边。一步，接着一步，双手扶着梯架。一步，再一步。他的左手撑在梯架上，把右手伸了出去，想把烧坏的灯泡拧开。手尚在半空，却忽然听得“嘭”！爆炸。不是灯泡爆炸，而是地面。猛犸象的躯体撞击在地球上，擦出巨大的火星，地面因此而剧烈震动。

救护车里，这垂死之人产生了幻觉。“豪瑟。够了，结束了。那些航空公司，还有肯尼迪。”肯尼迪和航空公司并不难区分。“豪瑟。小家伙。一切都结束了。”

近乎死人的他在梦中的方向盘上挣扎着。亲爱的红灯。“没……没有责任了。结束了。”

他把梯子架到了墙上。烧坏的灯泡就在加油站前面的柱子上，而新灯泡则在长裤右侧的口袋里。他爬到了顶端，雨不断地拍打在他的脸上。他把手伸向了柱子，思绪便和手一样飘荡在半空中。潮湿的石板路。旋转的梯子。大象被弹射到它出生的大地。嘭咚！石板路上便出现了一具庞大的尸体。

急诊住院不需要保险。任何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的人都可以得到救治。那个叙利亚人和斯托茨老板都知道这点。正因如此，老板也从不为自己雇用的移民支付医疗保险。医生把伤者从昏迷中救了回来，并告知他其两腿均发生了骨折，必须尽快进行手术：重接断骨以及植入支撑架，从而恢复正常骨位的垂直位置。巴基斯坦的外科医生实现了这一奇迹。斯托茨为此掏了一大笔钱，或者说，从他曾经的好友马可·迈克的腰包里掏了一大笔钱。迈克，是一条对非敌对者的痛苦十分敏感的大鲨鱼。

从鬼门关被拉回来后，彼得·加什帕尔被免除了那些额外的费用。然而，这场意外却似乎加深了这对表亲之间的误会。

从伦敦归来后，阿瓦基安博士一直在打探司机加什帕尔的消息。奥古斯汀·戈拉教授曾经被阿瓦基安博士所在的学院授予荣誉称号。他接到这位主席的女秘书打来的电话，问他是否认识主席的这位奇怪同胞。

“所以，你认识加什帕尔对吗？”听罢，这位历史学家阿瓦基安兴奋地尖叫起来。“加什帕尔！RA0298！彼得·加什帕尔。”

“是的，我认识他。”戈拉嘀咕着回答道，“我知道他的名字……不过，我知道的可不止这些，您得知道，我知道的绝不仅仅是这些东西。”

“不，不，我没开玩笑，不止是玩笑话，相信我。死亡，这才是我想说的。死亡的使者，奇怪的使者。”

戈拉陷入了沉默。

“死亡！这就是你那位同胞所代表的体制，我原以为他只是初来乍到不熟悉这座城市，辨不清这里的街道，弄混了地址，因此才感到不知所措。我曾试着让他把注意力从那见鬼的方向盘上转移出来。所以我和他讲了小意大利区的事。谁知道就在那里死神找上了他……我还同他讲了加什帕尔·豪瑟、布莱希特，维尔纳的剧团，还讲了卡夫卡和其他随便什么东西。我是一名历史学家，但我也是一名读者。当然，还不止这些。让他把注意力从开车上转移开来？不，除了他自己，谁都没法这么做。他开车的时候虽然瞪大着双眼，望着眼前的一片混乱，但灵魂却是出窍了，可能坠入了地狱，也可能飞升了极乐。简直不可捉摸！他一直在那里瞎摸索，开得又慢，极慢极慢，动作拘谨，十足受了惊的样子。他的脚一直在寻找踏板，那双眼睛好像随时能射出电来，总是边开车边祈祷着。那就是纯粹的恐惧。是纯粹的，先生！”

戈拉思索着，想要抛出几个问题来，但是阿瓦基安却丝毫没有住嘴的打算。

“我让他说些他知道的事情？为他助助兴？也没有别的惯用办法了。”

他笑着，这位阿瓦基安主席开怀大笑着。他很开心他战胜了死亡。

“不过，您知道吗？加什帕尔这家伙非常……”

“不可思议！你是想说他很不可思议吗？是的，就是个奇迹，这个词很是恰当。我从奇迹中侥幸生存。而他完全无所谓的样子。我，他，汽车，纽约，就是一出戏，如此罢了。不过灾难来临前的一出戏。一出灾难的戏。”

历史学家无法忘记那次试验，无法从这个病态的剧本中抽身，尽管这剧本的内容他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您给他的那张名片是……？”

“就权当感谢信了！算是补偿吧！下次他就会把它转交给他的老板——死神。现金的补偿，无论多少，就是俗了点。”

“所以您决定与他再次见面了，对吗？要和他……”

“与他再重逢？像路人那样……就像路人那样，戈拉先生！只是同路人那般，无论何时！什么，我已经决定了？当然！我就是这样考虑的。这是良心问题，我可没忘。奇迹是无法用其他东西来补偿的。”

再没有比贝德罗斯·阿瓦基安本人，能更好地为彼得的事业辩护的了。甚至无须其他任何补充，就得让他无穷无尽地发表他的长篇大论。

“你知道的，我之前是试验戏剧的中心人物，也是试验历史的核心人物。另一个世界的伟大试验。目击者和试验品。半个小时不到，死神吻遍了我身上所有地方。我也无能为力。但是，我还是逃了出来！但那坐在方向盘前的蠢货却没有。他没能逃出来，我确信这点！现在，过一个小时，或者明天，他就会遇上大屠杀、原子弹爆炸、全球性地震或是宇宙风暴。一定会这样！我现在要不要报警或者打给出租车公司或者现在就把他录用到学院里来？你知道那会儿的人，是匆匆忙忙的。我当时急着赶去伦敦，为了参加一个大会。这个大会是关于在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我得主持这个会议。即使在逃脱了死神的魔掌之后，我也没忘了我就要来不及了。我必须去伦敦。后来，总算还是赶到了。”

“所以，加什帕尔可能……我想问他会不会给您打电话呢？”戈拉鼓足了勇气，“据我所知，他还留着那张名片。他可能最后会……”

“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如果奇迹会再次降临的话。这可能超出了我和理智尚存之人的理解能力。好了，我现在可以做任何事。教授先生。为了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任何事我都可以做。我可以雇用他给学生们讲授神秘学！巫术，魔法，或是星相学？”

阿瓦基安主席笑了，好像对自己很是满意。他极度癫狂的那会儿还向奥古斯汀·戈拉讨要了一份开给彼得·加什帕尔的推荐信，像是要幽默地结束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闹剧。

戈拉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文件夹，里面叠着一沓关于彼得的笔记。黄色的、白色的、蓝色的纸张。戈拉喜欢在这些彩纸上快速地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虚虚实实。他就在上面写写自己的想法，记录他练习题中能用上的信息。他和好几家流亡报刊合作，化名在上面撰写一些简短的讽刺悼文。在这些逝者尚且在世的时候，他就开始悉心准备这些文章，而后慢慢写得越来越少，但也不完全放弃。这些文章看起来很简短，即使它们的写作准备过程极其漫长。一篇关于其自传的简短铭文，通常都会拼凑起逝者的人生片段，接着焚毁其存在，使其如过眼云烟般消散？在面对不可避免的暴行时，玩世不恭的轻佻是一种屈从。

逝者值得更深沉的缅怀，而不仅仅是靠几篇官僚主义的讣告就草草了事。这讣告不应只包括他们的生平，还应写上他们本可以成为怎样的人，写他们曾经拥有的可能性，写那些随死亡而逝的潜能。那些可能只在脑海一闪而过的念头，或只是初步构思，尚未付诸行动的事业，或者根本没有勇气等到落成的行动。充满未知的生活，常常超脱于我们的意识之外。须臾之间，时空飞速地在周身与灵魂深处延伸。

就这样，戈拉教授一步步投身于那些费力的项目之中。

在同阿瓦基安教授谈话之后，彼得·加什帕尔RA0298的档案没有被立即开封。戈拉更喜欢有些短暂的延迟：如果两礼拜以后彼得还活着的话，那么，到那时候就可以奖励授予他这黄色的档案袋了。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应得的。

前面几页的笔记已经相当陈旧了，紧接着的，就是和历史学家阿瓦基安的谈话录，还有几张阿瓦基安寄去推荐信的复印件。

你说彼得·加什帕尔曾经是一个超现实主义国家的一名作家也不为过。他曾是一部小作品的作者，只是写得有些滑稽。他还是另一本不知名的大部头的作者，其实他也没真写，只是他的那群崇拜者将这部作品划到了他的名下。他的作品是存在的，长久以来那家文学咖啡馆就这样宣称。尽管这一观点并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撑，兴许也并没有必要来证明。加什帕尔在报纸上写的那些关于体育、表演、集邮展和赛马的文章在信件中根本不值一提。他报上的这些文字也只有在其悼文中才值得记录了。戈拉在信中着重提及了彼得在困难时期的开朗阳光，以及初见露德米拉表弟时对其困惑的同情。除此之外，戈拉在字里行间还影射了乘客阿瓦基安对这位司机讽刺之情。这位司机曾想把阿瓦基安带去另一个世界，而非前往肯尼迪机场。他也没忘了用一整段的篇幅来写加什帕尔的双亲，这对从纳粹极端统治的集中营里活下来的幸存者。这段内容是这二位社会主义幸存者的儿子所不愿提起的。作为亚美尼亚大屠杀大会的会议主席，阿瓦基安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细节。在文末，他还提到了这位移民者的学术潜能和教学能力。

出院后，彼得便丢了自己的饭碗。他认真审视着手中那张名片，名片的主人曾是他前往鬼门关之路上的伙伴。给他致电并无意义，而要跨越各种障碍接近他也不切实际。他查了查列车的时刻表，来到了一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处处皆能感受到田园牧歌的怡然之情。那位研究古欧洲历史的学者所主管的学院便坐落于此。

等待的间隙，女秘书还告诉了彼得一些事：院长不只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还常常作为受害者的辩护者，为那些令人发指的人权践踏案件提供帮助。同时，他还是一位古希腊语翻译家。

美国！彼得低声地自言自语起来，脸上拂过一阵敬仰之情。大学竟藏在密林深处，恍若回到了中世纪！热衷于冒险的自由学者！为著名的诉讼案打抱不平的历史学家、音乐家、化学家、心理学家、银行家、运动员、电影导演，为舞台表演忙前顾后的数学家，成为参议员，总督和总统的演员。

“巴洛克？巴洛克是你本科论文的主题？巴洛克和达达主义，是吗？好，非常好[29]。我倒是很乐意聘请你来做这个课题，但光有这些还不够。你得再谦虚一些。说点别的，还有什么想说呢？”

候选人突然默不作声，脑中的想象戛然而止。

“说点别的什么吧。多一些异国的情调，少一些学术的气息。我们已有了很多美国文学博士。不得不承认的是，历史系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有没有什么更具有异国风情的东西呢，说点儿别的主题？”

候选人沉默了，在这个早已充满别国风情的国家，他不明白还有何物可算得上是具有异国情调的。

“共产主义？你想说的是共产主义？”

“不。也不绝对。但如果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话……”

“大屠杀？”

在收到奥古斯汀·戈拉教授的来信后，阿瓦基安校长对加什帕尔不回答问题不再感到惊讶。

“你应该明白我们在谈论什么。你来自那被阳光照亮的地方。我猜，你应该有很多可说的。”

“没有了。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说了。就这样吧。”

拉里望着他，些许懊恼地耸了耸肩。

“还有别的吗？换一个主题。说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马戏团。”彼得自言自语道，思绪回到了那场他参加过的会见。

“马戏团？你说的是这个吗？你曾经在马戏团工作？”拉里的眼中忽然闪过一道光。

“不完全是吧。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好奇。我之前读过不少书，在这方面我着实有点兴趣。我寻思着就此写一篇论文，但尚未完成。”

“马戏的历史？马戏中的巴洛克风格，马戏中的达达主义！面包和马戏？古时候人们都是这么说的，不是吗？面包与马戏[30]。人们需要面包，也需要马戏。我们处于一个人民民主的世界，我们不仅仅需要面包，还需要马戏。我们也已拥有了这些。哦嗬，马戏啊马戏……也许你有了另一个想法。”

拉里聘请了彼得·加什帕尔来承担客座助理教授[31]一职。在试用期期间，他将评估彼得对学院而言的必要性，并为这个新同事确立第一门课的主题。

***

不出意外，彼得·加什帕尔就这样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流浪之旅，像是亲身谱写了一本流浪汉小说[32]。他期待着和那些作品类似的曲折经历。对于那些在故国便已与他结识的人而言，他对怪事的容忍以及面临震撼时的冷漠都不足为奇。

然而，戈拉心中仍充满疑虑。彼得对命运的屈服看似偶然，而在这背后是否还存在着一种隐患？这就是他所渴望的摆脱责任的方式吗？在内心深处，他也不止一次地渴望过拥有这样的解脱。让你可以成为任何事物，让你可以模拟任何状态。即兴发挥、千变万化、唾手可得的自由。要是到了一定年纪，碰巧还有来自东欧的背景，那么比起拥有风平浪静的生活，最好还是能碰上些什么事儿。

彼得又如不速之客般再次出现。几场漫长的独白之后，便不再见其踪迹。戈拉的沉默没有使他退缩。他不局限于那些对新来者而言实际而自然的问题。他常常提供一些私密的细节，有时这些信息甚至显得有些尴尬。

流亡会使那些不曾在一个圈子中活动的人们逐渐相熟。戈拉对这种宽心相处，危难时刻拔刀相助的感觉并不陌生。但这回他却感到了进步和惊喜，处心积虑的算计替代了拳拳真心。

彼得在社交生活中张弛有度，也常给他人雪中送炭，是人们眼中的好同志。回望故国岁月，那时他常写一些紧随热点的小品文，字里行间仿佛早就刻画出了他那热情洋溢的性格。有些人因此认为他有点儿傲慢。现在，他透露着秘密，提出激进的问题，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惩罚听众。是自杀的生命力吗？以一种被鬼魂附身的状态对抗着规章制度的力量，无从知晓这是否已属病态。或许只是在当下，在这美国森林中，用自己经历的故事做实验？他会接受这个全新世界的实用主义所要求的再教育和简约化吗？

“我是彼得。希望你还喜欢这个名字。”

看啊，鬼魂再次回归了。紧急情况赐予他一种胜利者高高在上的姿态。

“拉里卧病在床。他的一条腿骨折了。现在在一处不起眼的公寓里，不过地处一片富人区。昔日高大的他现在就这样躺在这张大床上，有着殉道者般冷峻的面庞。花白的头发向后梳成一小束，像是一条老鼠尾巴。”

“但你曾说拉里个头矮小，满头黑发，蓄着髭须和山羊胡，带着一丝异国情调。”

“哦，不。那是拉里一号。我们现在说的是那个做记者的拉里二号。之前，是拉里一号把我带到这里来的。这位，没错，他是位名人！我对他本人没有什么概念，这是第一次见他。他的名字也没给我任何线索。”

彼得受了自己欲言之辞的刺激，给自己留了一个长长的停顿，俨然是要掌控挑战的节奏。

“周五。我又去了科齐医生那儿。当然，我希望能在那里见到露。但果不其然，我又失败了。”

一个没有必要的停顿。他只要提到露，还有他们之间那猫捉老鼠，或者说狗捉猫的游戏，便已足够。不，不需要这场激进的沉默，完全不需要。沉默会加剧他突袭那位丈夫时的侵略性。

“拉里与我在街上撞见了，我俩就在那儿面面相觑。拉里一号，既是院长，又是历史学家。我就像是一切巧合渴望捕捉到的猎物，已对此习以为常。而曾经，巧合从不能轻易地找到我。就这样，嘿，拉里，拉里一号，院长，这位昔日的出租车乘客。你最近如何，一切都好吗，好久没见你了。想必一定很忙吧，是赶着去赴会吗？不，我说。和我一起来吧，我要去见一个卧病在床的朋友。就这样，我们便到了这里。拉里二号，著名的记者，一位远近闻名的知识分子。发磷光者，阿瓦基安就这么叫他。”

沉默。他等待着戈拉的反应，而戈拉此时正玩味着这场沉默。

“我手头有一份报纸，《时代文学增刊》[33]。尽管我还没有痊愈，但最近还是得忙活这方面的一些琐事。这份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写的是我们伟大的迪玛。”

戈拉仍旧没有表现出一丝惊讶之情，只是默默地看着他面前的档案，电脑还有那双桌边的白手套。

“有谁敢相信？科斯敏·迪玛曾经是拉里二号的教授！事情就发生在历史学家拉里一号常去的那所大学里。”

如呼吸般短暂的停顿，震惊的情绪在空中弥漫，在戈拉的心中层层堆叠。

“那是一场热情对话的开始。受魔鬼启迪后的拉里二号突然建议我回顾一下迪玛的最后一册回忆录。我？我！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要拒绝。绝不应该是我！紧接着，他发觉自己可能戳到了痛处，读起了《时代文学增刊》攻击迪玛的文章。法西斯、纳粹、反动派，戴着文化人面具的伪君子。他又斜瞥了一眼拉里一号，再次坚持道。我便低声嘟囔着，企图找到一些借口。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可没办法用英语写这玩意儿。然而，这似乎也不碍事，找位翻译来便可迎刃而解。‘迪玛的经历错综复杂’，我说，‘需要找一位了解这段复杂过往的历史学家。’我绝望地看着那位历史学家，希望他能帮帮我，拯救我于这危难之际。我的老板却默不作声。‘先生，请别开玩笑。’病人突然张口，‘再也没有比真实的生活与传记更好的历史学家了。你本人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再次凝望着缄默不语的拉里一号。‘请保重，贝德罗斯，让你的人在一个月内把文章给我发过来，逾期不候。够了！结束了！’”

在这一连串事情发生后，戈拉是时候说点儿什么了。即便是支支吾吾地嘟囔些什么，抑或是哼首小曲。可结果，他却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有。[34]

“飞来横祸？戈拉教授，你说的是飞来横祸吧。你简直救了我。是你写的这篇评论吗？它能帮你在简历上增色不少呢！拉里二号的杂志很重要。我马上就给那家著名杂志的记者打电话，告诉他我找到了完美的替任人选。杰出的奥古斯汀·戈拉教授写起文章来会比我更出色。出！类！拔！萃！这就是圣奥古斯汀。”

戈拉看着那发亮的桌面，上面被他摊满了纸张。稿纸飞得到处都是。是的，他找到了要寻的东西。只见他将那张纸凑近了瞧，只消一瞥，他就兴奋极了，仿佛这就是他要找的那张草稿，上面记录着他同彼得进行的对话。

“他已经向你催稿了。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就不写这评论。”

“喏，你看，你不可能看不出来。你比我更了解那位老先生的生平。你知道我在考虑什么。我，只是我！”

早在几年前，迪玛先生就已经去世了。他走的那会儿已算是高寿。但无论是他生前还是死后，也只有戈拉能对他用如此亲昵的言行。

最后，这位新手还是开始着手写评论了。他常常求助于戈拉，请他推荐一些参考书目。最近他又变卦不想再写下去了，后来又改变了这个不想写的念头。戈拉建议他忽略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无须关注那些会引起不好反响的时段。戈拉还补充建议，包括加什帕尔家族在内的那些事也最好别提及。

而恰恰是这一鼓励调动了彼得的积极性！他像一个受虐狂一样，总是要求获得新的信息。每次都要重申还是应该由戈拉来写这篇文章。他为那些惹人愤懑的长句而惋惜，又为戈拉拘谨的怀疑而遗憾。甚至还说到了他来美国的这件事，尽管这一举动伴有实实在在的风险，但看起来还是比待在社会主义的地下室里要谨慎保险得多。难道不是这样吗？戈拉先生？谨慎，一个看似多么优雅的词汇呀，而实际它只是懦弱披上了掩人耳目的外衣罢了，不是吗？

加什帕尔心里明白的很，自己同那些社会主义地下世界的伪君子并没有什么不同。他知道直到现在他也没有脱胎换骨。就算他以另一种方式幸存了下来，他依然害怕同自己过去的那个祖国发生冲突。就像戈拉一样。他谨慎地回避和戈拉一起公开讨论关于迪玛的事情，但他依然对这位老人心存感激。迪玛总随时准备着帮助这位民族同胞，他把彼得推荐给了一些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他从未忘记他那博学的文化。书，书，书，他有着杰出的学术生产力，为人又是如此彬彬有礼……在这位学者去世后，彼得和迪玛的夫人还保持着联系。这位夫人常常将关于他的记忆神圣化，想必是这位故人传记中那些值得尊敬的片段让她深受震撼了。

但戈拉依然鼓励着他，鼓励这位新教徒面对风险，引导着他将传记往可行的方向发展。然而二人之间的对话并不愉快。彼得常常表现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

“是谁写的这篇评论？是我吗？与其说我揭露了人尽皆知的秘密，不如更确切地说我只是重新揭露了它？我怎么能让这位卓越的故人在死后[35]遭到公众的非议？”

他质问着，又好像是在扪心自问。他没有等待回复，但审问人同时也是被审问者的帮凶，属于间接性犯罪。

“老祖宗就是这样教导我的吗？以牙还牙我得像先人们对耶稣做的那样，把圣迪玛钉在十字架上折磨？迪玛先生，诸如此类的话你都听了多少遍了，这样的话语你该很是了解才对。可是你反抗过吗？我知道，你抗争过，你不会平白无故被怀疑。像我这样，不过是罪人和异教徒的帮凶。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你所不知道的是犹大，对，就是犹大，是他凭一己直觉感知到了殉道的必要性。你是一名牺牲者，是你开启了信仰的新时代！所以，可怜虫犹大，你是一名英雄。信仰之外的婚姻得不到庇佑，甚至算不上什么好事。但，圣犹大，你仍是众基督徒的英雄。你在遇见露之前便早有了这个绰号，但是犹大你却并不关心这些。我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你让我来写这圣迪玛的罪状。”

对话者疯狂地宣泄着他的所思所想，还时不时展现出他那激进的指控。这指控针对露、针对她的父母、针对她的前夫，乃至针对这整个世界。

“而且为什么要我，要我来理解他，要我像伟大的迪玛那般温柔？我也是被流放的人啊，我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折磨得死去活来，为什么要我和他同甘共苦呢？难道不是这样吗？要我理解何为丧国之痛？故国就像天空中的那轮太阳可远观而不可接近。你听着……或者像那月亮？你记起来了吗？迪玛的战友们拯救了他们所有人，才避免了集体灭亡。甜蜜的解脱，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所谓民族，就是教徒和殉道者的统一战线。所谓民主就意味着腐败，意味着妖言惑众、堕落、肮脏、无序和灾难，你记起来了吗？然后就是日耳曼人的挫败，所谓的高级人种却落得一败涂地的下场，而他们的巴尔干盟友们也经历了各自的世界末日。万字旗的革命掀起了死亡大潮。逝者的遗骸遍布在石板路上，在焚尸炉里，在地下，在水里，在空气中。以泽量尸，白骨遍野。而紧接着的就是说教者们的流亡、他们的孤独与恐惧，是他们撕开了以往大师的面具。我，这非得要我来理解吗？我当然理解，教授，我无须费吹灰之力就能理解。

他稍作停歇，其实也并没有真正停下来，只是为了喘口气。

“是的，这位伟大的学者值得世人敬仰。杰作！是的，除了他的传记，都是杰作……那么那时候他为什么还要公开回忆录和日记呢？难道他是无法放弃镜子？就连破碎的和走样的镜子也放弃不了？当然，我当然知道这位老人火烧书房的那刻该是何种感受。他就那样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街道上，看着冲天的火光瑟瑟发抖。一个生命马上就要化为灰烬。我能感同身受，相信我，我知道火与灰烬意味着什么，也知道燃烧与余烬意味着什么。”

他好像对着一群潜在的听众滔滔不绝。他实在受不了自己成为那唯一的倾听者。

“戈拉教授先生可知道我有多么希望，到最后，自己能够不再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流浪汉，我现在就是个流浪汉。我在一个流浪者的国度里，因此我很庆幸，我又可以不！负！责！任！”

他没有醉。除了使思想在极度疯狂之中受折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沉醉。他翻遍了自己的回忆，那些未被言语揭开过的伤口即使事到如今他也不愿提及，那么它们又是如何被人所看见的呢。他对自己内心压抑着的那股冲劲厌恶极了。

无能为力的抽泣。他很是同情自己，因为无能实在不是那么光彩的事情。

戈拉还是很难接受他所背负的惩罚。

“你得去见见帕拉德。”

“你说波特兰吗？我听说他给自己改名了。因为他对以前的祖国很是恼火，而对这个新到的国家却赞不绝口。”

“是的。就是帕拉德·波特兰。他以前不是和迪玛走得挺近么，还是他的崇拜者呢。他就是为迪玛才来的美国。他知道很多关于他师傅的事情，说不准啊，还会告诉你一些呢。其实，我觉得……”

戈拉教授用手拭去了额头和脖颈上的汗水。

加什帕尔拒绝扩大听众的范围。然而在两通电话后，他忽然被那个建议所迷惑，意欲拜访那个巫师的弟子，毕竟相比起他的师傅，弟子本人也毫不逊色。对这个出类拔萃的帕拉德，他的了解全部来源于书籍。

一个星期的谈话，涉及的内容和几年前他与戈拉的谈话如出一辙。

“迪玛的情况已不只是涉及其本人这么简单，这也正是关键所在。我们能要求随便哪个人公开承认罪行吗？不能。特别是在流亡的境遇当中，死亡、重生、欺骗与冒名顶替皆成为流亡的代名词。没有人想把陈腐的污垢带入自己的新居。每个人追求的都是从头开始，焕然一新，难道不是吗？至于欺骗和冒充？也许也会存在吧。人们在心中臆想，把当下的假设嵌入灵魂，直到这些与曾经的欺骗、未来的冒充交织在一起，不可分辨。这便和习以为常的生活糅合在一起了，不是吗，教授？你可曾考虑过此类庸俗之事？满怀对爱情的希冀，却终被欺骗，可怜的帕拉德……他永远无法忘怀这种失望感。恼羞成怒，悲不自胜。然而，我们俩最终还是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迪玛这个可怜人，与旁人并无不同。他所身处的环境、流经的历史和个人的精神世界，是的，这全都值得关注。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民族的痛苦、困惑和罪行，都被放大了，用黑色的大写字母放大着。在那儿，无处不在……是的，他也和我讲了那顶小帽子的故事。他织的那顶，就像你说的那样。”

迪玛没有和帕拉德提到他的同志们。他也无法对抗那些对手。他们拥有他的把柄，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从档案中提出那些文件。老奶奶没听见，没看见，也没说话，帕拉德是这样重复你的话的。面对任何一个棘手的问题，老人都会将那皮包骨头的手指捏得咯吱作响，接而重新织起那顶小睡帽，我们的朋友戈拉对此十分肯定。这些事是你们的朋友帕拉德告诉我的，就是那个沮丧的有情人。

争论日夜不休。戈拉仿佛已预见彼得会写一篇文风强硬的文章。彼得·加什帕尔会不会重新在写作中体现出他的犹豫或者运用那些充满正义感的修辞？

又或许他因此写出了一篇令人拍案叫绝的文章呢？戈拉嘀咕着。彼得的《明海尔》出版后在坊间产生的流言蜚语或许又会死灰复燃。这个世界已经看到一颗新星正冉冉升起，他将写就一部著作。他也就差这部著作了！

***

“他就缺这么一部著作了。我们不应该单单关注杂志里一个悲痛的故事，借此去激发人们的恻隐之心，还应该把重心放在一部杰作的出现上。”悼文作者戈拉低声咕哝着，彼得滔滔不绝的言辞攻击使他心神不宁。

“让我以真相之名来写吗，或者以记忆之名？你还有什么老掉牙的词想和我说？”

戈拉双手托着脑袋，审视着深色的桌面。桌上打开着关于RA0298的黄色档案袋。

他不想听到这一切，但他却无法从幽灵的声音中逃脱。他早已知道乐谱的各种变调。

“大师拒绝自我评判，而我们对他又了解些什么呢？那些蠢蛋立志改变世界，在他被这些人的热情与虔诚打动后，他自己也写了一些愚蠢的文章。我为什么会对这些感兴趣？还不是因为那些蠢蛋毒害了我的姐姐，抑或是若没有她的死，我便不会来到这世上？”

彼得长篇大论式的哀号！在这审问的热情中，这个听众感到他逃避了一些问题。

“我明白，本该由我来写这篇文章……”戈拉低声说着，攥紧拳头，用它使劲顶着脑门，像是要崩裂自己的脑袋，好让那些蛆虫从脑浆中迸发出来。“但我没有办法！迪玛帮了我，他慷慨得甚至有些不真实，相信我。我们也不能伤害他的妻子，那个无辜的英国女人。如果最终由我来写这篇文章，梅里就毁了。没错，迪玛先生有罪在身，帕拉德也向你证实了这一点。当然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如果他道歉的话，他也应该得到原谅。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错误，最终，或许是智力上的一种欠缺？……一种间接的恶行，是这样吧。就算出于这一点，他最终也会请求原谅的。只是，他向来自命不凡，从不考虑承认错行，去请求人们的宽恕与遗忘。但若要请求原谅，他必须相信些什么。但他只相信他自己！相信他至高无上的天赋才能，笃信他无可匹敌的荣耀！天才，从来只和其他的天才相比，但总是水火不容！不可触及、慷慨大方、高高在上、遁入虚空。或许此时，求得自我原谅才是最为重要的。酩酊大醉于虚荣之中，这不符合道德的规范，因为它凌驾于世俗之人之上！在神秘的平流层中，在虚幻的奥林匹斯山上。”

“一个蠢货，一个孩子，一个和蔼可亲的怪物？看起来还行，但是和那个战士有什么关系？”

这次，戈拉教授叹了口气。声嘶力竭的彼得令他疲惫。

“我为什么要怀有一颗同情之心？”这位新的流亡者吼叫道，“同情，仅此而已！他在书本中度过了一生，也写了不少书。这蠢蛋，相信这才是生命的核心……一个老顽童的游戏。子孙后代，长生不老……诸如此类的蠢事。如果把他的书房给烧了，他会有什么感觉呢？大概就像他自己被火化了一样，一块接着一块，一本接着一本。这些书都排得整整齐齐，为了迎接最后的审判。是啊，我非常同情。我心中的那个蠢货动了恻隐之心，他要饱含着这份同情，为你和帕拉德的那个蠢货而写作。”

幽灵般的客人停下了，却又似乎未停下。戈拉似是听着他的言语，又像在听着自己的心声。

“乌托邦的游戏就是纯洁无罪的吗？他独自身陷囹圄是否已穷极无聊？对隔离感到疲倦，对徒劳写作感到无力？被那些歌唱着的，改变了信仰的活力论者激发了自我的生命力？那些活力论者以善行的名义杀人，梦想着死神的拥抱？为什么需要由我来厘清这一切？只是它也在房间的某一角等着我，隐形的食人猛兽。癌症，心肌梗死，打击，女士们先生们[36]，一切如您所愿。”

无国籍者复了仇，人们会这么说……他用姐姐的鲜血写下了这份起诉书，而姐姐也不再能是他的姐姐。这将是我的诽谤者和辩护者的说法。

可怜的彼得喘了几口粗气，被自我倾听的痛苦和愉悦掐住了脖子，几近窒息。

“用姐姐的鲜血？真是精彩的广告词。教授啊，我算不上什么民众领袖，我不以任何人的名义来写作。即便针对那些不应只被复仇的人而言，我也不会采取复仇行动。请别再担心了，总督[37]，我会小心斟酌，简洁用词。我是你曾经的亲戚，难道不是吗？姻亲，理所当然是姻亲，不过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两者真是天壤之别。姻亲……我们之间又算是怎样的关系呢？你也许会害怕，害怕我会让你声名扫地？不用担心。就算逝者的生平被谎言庇护着，但悼文应该揭露一切真相。”

“悼文”一词带着浓重的讽刺口气。看起来，在戈拉为迪玛大师撰写的悼文背后，彼得·加什帕尔不知何时已洞察到了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戈拉再次用双手抱紧了自己的脑袋：“小伙子，你并没有了解全部的实情。你还没有听说过马尔加·施泰恩吧，那是这位学者年轻时的恋人。战争的时候，大师生活在一个中立国，那儿充斥着流言蜚语，间谍也时有出没。他总能从报纸上了解到各种信息。他知道那些德国人和他们的同伙犯下的恐怖罪行，但他却依然夜以继日地埋头在自己的‘大作’当中。他常常在妓院游荡。这样做只是为了忘记德国的失败，忘却世界落在了野蛮的俄罗斯人和西方蠢蛋的手中。”

那幽灵继续声嘶力竭地大吼着，戈拉缄默的独白也不曾戛然而止。他们再也听不见彼此的声音。

我读了他的秘密日记，因此也理解他的口是心非、他的寂寞孤独，亦懂得他为何依赖毒品，沉迷阅读，并对死亡心向往之。文学试验与政治陶醉。我也认识马尔加·施泰恩。

接下来是久久的沉默，正如上回那般。戈拉抽泣着，而彼得·加什帕尔也受够了一晚上的讲话。静默着，静默着，彼得先行离开了，而戈拉则继续兀自悲叹着。“男孩哟，你什么也不知道，你不知道。马尔加留在了她出生的那个国家，久而久之，大师也忘了她姓甚名谁。她吸食着一种类似吗啡的特殊物质。这毒品是那前线的纳粹德国士兵给的。”

正如上回那样，这沉默宛如一个幻想。其实不过是一个廉价的把戏，好让他和听众都能重新喘口气。彼得再次找回了他讲话的节奏，并清了清嗓子，而戈拉也再次听起彼得的话来。

幽灵的愤怒对象逐渐包含了世界，然而却不是整个世界。“愚蠢！我亲爱的父亲大人，检察官加什帕尔同志，他今晚在饭桌上给我们念的文章，真是呵，真是不能再棒了。即使它们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反话。一边是加什帕尔同志的党，而另一边，则是迪玛先生的神圣守护人。当然，加什帕尔同志之前在奥斯维辛就已经付出了代价。因此他有权犯错、犯傻。但他真的有权这样做吗？难道他还有权相信那些向他承诺过天堂的警官吗？”

为了喘气，他又停了停，嗓音渐小，长吁一口气。

“而我们呢，身处这令人腻烦的民主之中？就让我们指望着那几块奖学金？教授，这你又怎么说呢？难不成我们在几年里还要换汽车、换妻子、换外表？我们换了自己的器官和脸蛋，每天都前去健身房和银行，那所谓的现代神庙？我们买来吸尘器、假发、替换的肾脏、全新的心脏和度假的别墅？我们这是在开玩笑，不是吗？任何丧气的讲话都是以一个玩笑话开头的，不是吗？你就是这样告诉我的。你尝试向我解释新世界，就是明海尔的那个世界，不是吗？”

戈拉没有回答，他的叹息声渐渐消失了下去，似是有些瞌睡了。

“难道我还会记起我那素未谋面的姐姐？抑或是，我可以从天上伟大的刺客那里获得永生？你觉得他已经把我忘了，在他那后奥斯维辛的计划里把我忘了？”

戈拉将双手从脸颊上移开，将它们搁在了桌沿上。他一用力，起身打开了办公室台灯的开关。

灯光打在他身上，显出他笔挺又僵硬的站姿。窗户的玻璃上映出他那张满布皱纹的面容与满头的白发。

天空之上，月亮怯生生地隐去。黎明，带着漫天的朝霞来到了这新的一天。

而戈拉的脸就那样生生地嵌在了窗玻璃上。

***

帕拉德教授的谋杀案在美国的新闻媒体上鲜有提及，仅在大学才流传着这次事件的一些反响和传言。

相较之下，在本国发生的轰动则是无可比拟的。在后共产主义的混乱中和资本主义密使的冲击下，东欧国家在仇怨之间徘徊挣扎。奇迹促成了独裁者的垮台，而不那么奇妙的奇迹使得那些过渡时期不可名状的困惑愈发令人混淆。犯罪发生在遥远的美国，在那个匪盗底色鲜明的地方。而这位受害者和他的死亡则激起了种种意见的不和。

这场犯罪动机诡异，实施完美，手法专业。那些策划了这次行动的人必然抱有一个有关意识形态的动机。人们都这样说：帕拉德近来发表的越来越激进的文章都在针对民族主义，而这恰恰是迪玛曾经所支持的思想。这些文章还反对始终活跃着的秘密警察。这次西西里式的执行必须要了结的，不是那为金钱斗争的敌手，而是为了终结一个意识形态不同的敌手。一面是流亡美国的极右翼分子，一面是原先的秘密警察，这二者的勾连关系已无处不在？无论对于哪一个阵营，帕拉德都是一个刺耳的声音。

当他第十遍重写有关迪玛回忆录的评论时，他近乎狂热地关注着新闻和流言，打听着警方的调查进程，追踪着从咖啡和星辰那里得来的投机性猜测。提出这些猜测的是一些先前就与心理玄学家帕拉德保持联系的读者。然而，彼得并没有就此撤回自己给拉里二号写的评论文章，而就迪玛这位背信弃义弟子的谋杀案，他亦没有妄加任何评论。

文章发表于谋杀案发生的近一年之后。由于经费不足，美国警方已经停止了犯罪搜查。然而，拉里二号依然毫不迟疑地用红色大标题写上了这桩轰动一时的谋杀案，将它印在了杂志的头版封面上。很难说杂志的销量究竟上涨了多少。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那遥远的国度里已是流言四起。叛徒帕拉德的罪名和谋杀迪玛的阴谋联系在了一起。加什帕尔与帕拉德建立了联系。在彼得·加什帕尔这个古怪的名字背后究竟隐藏着何人？事实上，究竟谁是这个彼得，谁是这个加什帕尔？无处不在的共济会[38]的代号？一个冲动抑制者，一个卖国贼，一个叛徒，一位效忠于反民族黑暗势力的叛贼！

这位听众看似并没有忆起先前《明海尔》的故事，也没有想起该作者的外号和他写这个故事的初衷，更别说记起那些流言了。那是些关于神秘杰作的流言，就那样隐于他脑海中或是藏在他抽屉里。

拉里一号，别名阿瓦基安。这位叛徒之前在他主管的学院里工作过。拉里亦知晓大洋彼岸那些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在美国的那篇评论里出现的大标题充满了挑衅的意味。学院向联邦调查局通报了该书评作者所面临的危险和该作者与被害者之间的关系。

加什帕尔变得易失眠，易发怒。戈拉也深感抱歉，因为关于迪玛的那些文章本应由他所撰，而他却回绝了。加什帕尔身上所背负的那些外号本不应由加什帕尔来承受。戈拉愧疚万分，千方百计想将这事忘却。

与此同时，彼得还收到了美国读者的来信，信中他们对评论中模棱两可的话语很是不满。对一名极端分子如此关注，如此认真？更何况他还同他的祖国一样，与纳粹德国结了盟？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从事人种学研究的女教授还声称，这位书评作者看似很是抱歉的样子，其实很是尊敬这位纳粹分子。一位年轻的女诗人问道：“您如何从同一个人身上分出两种不同的人格？您认为政论文需得同科学作品和文学作品区分开来。它们是不是属于另一个人格呢？难道他不值得我们寻找吗？让我们看看他会同我们说些什么？您这样做难道不是在引入一项审查制度吗？面对已故大师提出的对立统一思想，我们又该如何处之？”

加什帕尔似乎并没有受诸如此类信件的影响。善、真、美？我的新同胞们忽视了美。善须得显而易见，须得合乎常规，而真，则不容玷污。对于协调统一与教堂的需求！他们对美学也一点不感兴趣。他们是被矛盾吓坏了，他们所不明白的是，不协调才是他们的伟大成果，才是他们民主的胜利。

“‘令人作呕的法西斯图书馆的耗子’，他如何能被此等名头‘廉价收买’了呢？”一名来自堪萨斯念政治科学的学生问道。

来自故国的恶意中伤让他不住地抽搐，而这也证明他并没有成功移居国外。过往，是啊，在现在看来依然鲜活。伤口同制造伤口的幻想共存，而他依然背负着故乡前行。

“我面前就有一本我们那儿的文化杂志，很有名，是本复活节专刊。上面印着耶稣的肖像，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上面写着的题目是：《受十字架刑的迪玛》。”

“这本杂志你从哪里拿到的？是谁给你的？”

“从卢奇安那儿拿到的，就是帕拉德的那个兄弟。看起来，人们都时刻保持着警惕，也对自己的民族抱有希冀，日复一日，皆是如此。大洋彼岸的阴谋家，就是我[39]。”

这场插曲过后，戈拉不想再知晓任何事。即便知晓，他也拒绝评论，只是沉默地接受着，接受着加什帕尔充满挑衅的言辞。

“是露不顾一切让我们来到了美国。废水炉的盖子被掀开了，解放，毒化，每天都要进行的毒化。隐藏了好几十年的肮脏不断迸发着，就像露在驾校泊车时那样。她刚从车里下来，就听到有人气急败坏地喊着‘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这儿，为什么不去找你们的阿拉伯兄弟？’陌生人或许是在找泊车位，然而这辆驾校车挡住了他的去路。露惊诧万分地回过身去，想看看他是在和谁说话。她从来没见过这个泼皮。你也知道，她从来不注意身边的人。”

戈拉默不作声地听着。

“东方美人？是啊，只不过并非所罗门王歌唱的那种。罗马尼亚女人，匈牙利女人，意大利女人，亚美尼亚女人，比起这些她毫不逊色。俄罗斯女人，德国女人，意大利女人，秘鲁女人，她皆可匹敌。不，露不是典型的书拉密女子，你应该知道这一点。这重要吗？重要极了。我们不应该再说她是在人文主义的摇篮曲中成长起来的。世界公民，彼此之间并无分差。世界主义，人文主义，不过是过期罐头里五彩斑斓的标签。那人可能在跟踪她，他知道这美人是谁。有一次，她从一辆几近报废的旧车上下来，面无愧色，戴上了雇员的面罩。‘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共产主义！喜剧早已完结了，滚蛋吧！’这个人激动地大喊，‘去别处另立一项新使命吧，去找别的弥赛亚[40]’，他如是大喊着。露没有进入那栋建筑，她回到了家里，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随之而来的是暴风雨般的讨论。一直拒绝离开的她，现在却希望能远走高飞。让我们走吧！我们本可以溜之大吉，其实早该这么做了。“我热爱巴洛克风格，同时也颇诙谐风趣。”加什帕尔表弟如是说道，“那儿有人需要我吗？我能在他那儿混口饭吃吗？”

出乎他的意料，露回答道：“我需要你。”她会说英语，对工作也不挑三拣四，身上充满了年轻人的干劲，一心想改变生活的轨迹。你很难想象露这个人居然会愿意做任何工作。在这一心态背后，是她对远离此地的无限渴望，尽管她之前一直拒绝离开。她和丈夫离了婚，拒绝冒险，也恐惧陌生。解放的机会来到了眼前，萎靡不振的共产主义者也已远去，离开的理由似乎也与之同时消散。恰好在现在，她却要被推入陌生的大潮中？奔驰车主的谩骂或许就是天意吧。

奥古斯汀·戈拉教授没有忘记他与露之间的争论。命运向他开的这个新玩笑并不令其感到吃惊。

“拉里一号已经有第三个妻子了。她们都是他在学院里的下属。拉里二号虽然要比他年轻些，却也娶了三回亲了。难道这就是让你重获新生的力量！幼稚？幽默？欺骗？勇气？幸福的权利！宪法规定的幸福权！这里没有一场演说不是以一个笑话开场的，即便是葬礼上的悼词也是如此。那个荷兰人会是先驱吗？”

此时，话题忽然换了一个方向。悼文的作者奥古斯汀·戈拉陷入了沉思。问题一如既往地堕入了无人回应的深渊。

***

“帕拉德找了个新老婆……只有你现在还是单身了。你可以在这里挑一挑，有没有自己中意的。中国女人，爱尔兰女人，阿拉伯女人，你更钟情于哪种女人呢？要是你离不开故乡的美食，找个罗马尼亚的女移民也并非不可。”

戈拉不确定这是否是加什帕尔对帕拉德下的最后结论。自从帕拉德死后，他常常想起帕拉德和加什帕尔的那场见面。在棺材旁守灵的时刻，只有靠想象才能改变那些在现实中无法被改写的过往，此时此刻，你又会怎样回忆那些离开人世的朋友。

帕拉德知道的太多了。关于科斯敏·迪玛的谜团在脑海中盘根错节，帕拉德对此感到十分厌倦。多少年来，他独自一人心神忐忑地穿梭在一条隐秘的盘山道上，而这条密道则通向大师的藏身之处。如今，他还没有从中缓过神来。彼得的传记也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一个幸存者！这个幸运儿当年的庇护所就是那个女幸存者的肚子。他的检察官父亲为驳斥共产主义而效力。好奇心或许驱散了他内心的阴霾。

“他让你讲述自己的生活了吗？”

“他并未明说，只是暗示我应该作出交换。如果我向他讲述我的故事，他则会告诉我迪玛的故事。尽管他深陷痛苦，但他的灵魂早已臣服于迪玛：先是对现代主义充满兴趣，之后又转向神话、超验性、神秘民族主义、极端政治、溃败、流亡、秘密而伪装的庇护所以及学术生涯。难道迪玛没有审视自己的能力吗？迪玛的恋己癖使他能随时作出躲闪。他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或是错误，因为他没有时间。那些重要的计划使他不得不向他的子孙后代屈服。他拒绝对道德话题作出自己的评判。他就站在那精神世界的布道坛上面对着俗民的议论，表情和善而恭敬。”

“迪玛就像一颗胶囊，里面含着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神秘主义、外交学和妓院，还有自恋、流亡、孤独、秘密的逃脱和学术的智慧。”

戈拉默默听着，却完全不相信加什帕尔汇报的是真实的见面情况。

“当然了，还有拒绝那天真的民主！迪玛在享受到新世界的自由之前就说过，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是绝对不会接受它的。他对进步的修辞并不敏感。民主和争辩不过是乌合之众的消费品。起初帕拉德对领袖充满无限敬佩之情，而后又逐渐产生怀疑。在这期间，他的内心挣扎万分。他发现了一些文件，仔细审视了传记中的空白及作品背后的秘密。他依然崇敬迪玛。迪玛拥有非凡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和蔼博学、天真可爱的对话者。我没有什么必要战斗了。就像他一样，我的心中充满了失恋者的哀伤。我只想赶快决定，我应不应该写这篇文章。”

“你决定了吗？”

“决定了。这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怕是没办法理出头绪！”帕拉德总这么喊叫着。自由和表演？见鬼去吧！神圣与世俗，自恋与虚伪，如此轮回？相较于迪玛，他对神秘冒险的迷恋程度毫不逊色。有时，他甚至连自己都反对，怀疑自身，怀疑自己的反抗，也怀疑自己的敬佩之情。

闯入者的声音是来自虚空，还是来自戈拉本人？他对自己听到的一切再熟悉不过了。同样的事物，帕拉德也对他说过不止一次。迪玛的遗孀曾允许他阅读逝者的“紫色笔记”。是允许戈拉，而非允许帕拉德。在几页泛黄的学生笔记纸上，有一个孤独的男人在情色的绝望和写作的狂热之间辗转挣扎。他为德国无法战胜共产主义野兽和民主变色龙而愤怒不已。

“我们忽然回忆起那部小说，讲的是因1938年恐怖主义而被审判的几个同志的故事。我们也曾想象过在那个确立行动的夜晚是怎样的一番境况。英勇首领的照片也曾在我们眼前展现。他是一位精神导师，也是神秘主义之父。那么他还算得上是藏在世俗中的神圣吗？大师还相信秘密就存在于回忆之中吗？秘密被文字和虚构的信息所伪装？帕拉德不断地寻觅着其中的联系，直到昏醉于其中。我们受够了言辞和酒精带来的昏醉感。他的问题源总是无穷无尽，为什么迪玛在战后依然还需要那些旧日的执念？为什么他常去一个狂热的老医生那儿，而这个老医生总在重复运动的口号？疯狂的偶像崇拜，是她的魔术把戏吗？毒品、妓院、乌托邦，甚至还有写作……他露出了婴儿般的微笑，却看不到我。”

戈拉回想起帕拉德的微笑，他也不清楚加什帕尔是在援引帕拉德的话，还是在向他自己发问。

他重新认出了帕拉德的话，也辨出了那其中属于加什帕尔的部分。

“我之前同他谈过迪玛那位老情人的事。她被留在了她的国家，身处险境。”戈拉文不对题地回答道，“她被流放到德涅斯特后幸存了下来。后来她又回到了先前藏身的村庄，她在那里藏过一阵，直到被当局发现。回到村子以后，她就在那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迪玛呢，他从未关心过他这位老情人的命运。”

加什帕尔没有再发问，而戈拉也无法猜出帕拉德究竟有没有同他说过关于马尔加·施泰恩的事。

“帕拉德对这位伟大的故人又重燃兴趣的时候，我就进行了干预。一旦他开始剖析神秘莫测的事物或是离奇的事件，我就会让他静一静。我看着阿叶莎，他那位印度未婚妻。她曾是他原来的学生。他们俩想一起改信佛教。”“哪怕精神错乱也比正统教义好得多”，帕拉德这样嚷嚷着，“比任何正统教义都好！”说罢，他又满怀深情地望向自己的未婚妻：“我们俩在寻找一种算不上信仰的宗教。我们可能会成为佛教徒、火星人或者多神论的信众。”那姑娘说着笑起来，我们也都笑了。漫长的白昼与无尽的黑夜。我那时也不知道日后我会在他死后成为他的发言人。他写着评论，说，他会用我为他准备的书。“前提是如果那时候我们在这里和在远方的同胞们还没有将你我谋杀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他收到过威胁信，也接到过一些威胁电话。有一次，他走在街上被一个陌生人撞到，那人在他耳边对他低声说该到算账的时候了。占星盘上占得的尽是些不祥的预兆。他紧张又烦恼，过着高强度的生活。他同时写着三本书，以此使自己得到解脱。不仅如此，学生们还常常围着他转。

“他搞得定他们吗？”

“他总能用一些怪事情，用他广泛的涉猎来激发年轻人的想象。他同迪玛一样知识渊博，记忆过人，而这一点也令那位印度小姐着迷。我们寻找着伊塔卡，像尤利西斯那样的流亡者们！这就是主题思想。我们常常谈及流亡。迪玛的流亡、帕拉德的流亡，你的、我的，还有露的……”

像以往那样，戈拉窥视观察着，等着幽灵说出那个一触即发的名字。他沉默不语，伺机而动。

“是的，我们多次谈及流亡的话题。流亡就是成为独特个体的第二次机会呀。什么？冒名顶替？我们算是同类，但又不算是。我们卸下真实的自己。我们改变自我而又不自我改变。帕拉德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简直亢奋极了。他有权做出改变，有权获得幸福！真相不是机会，爱才是。”

爱情、幸福，戈拉等待着这些动人的词汇伺机而动。

“帕拉德给自己找了一个新的女人……现在只有你还没有伴。在这里你总可以选了。听从你的心吧。让你的心去选你的心上人吧。就这样，差不多得了。”

帕拉德和戈拉说了他被威胁和跟踪的事。戈拉教授没有淡化危险的严重性，只是少了几分神秘主义的色彩。“医疗检查的结果是会告诉你的。你得了癌症，是一种不治之症。周遭的一切都会得到天翻地覆的改变。自作自受！你悲观地看待过往，惊恐地面对将来。我理解这种感受。对于死亡的恐惧是由这个医疗检查引起的，而非什么预感。”

帕拉德在被杀的前一晚还给他打了电话。

“我觉得，这次挺严重的。别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别问是怎么发生的。”

戈拉建议他报警。但同上次一样，他拒绝了，因为他信不过警察。

“她不在这儿。阿叶莎她不在这里。她走之后，我就很脆弱。她走是因为要前去探望她生病的母亲。她走了两天了。他们知道这个。现在，事态很严重。我感觉到了。”

他沉默了，但这沉默没有持续太久就被打破了。他好像还想补充说些什么。

“有一次，迪玛拜托我安排一个学生帮他整理书房和档案。我推荐了一个我的学生，他叫菲利普·蒙代尔。根据他的外表和名字不难看出这小伙子是个少数民族。‘我不希望这位年轻人乱翻我们的材料。’迪玛夫人这样同我说，‘我也不知缘由，我只是对他不大放心。’迪玛夫人接着说道。你也知道迪玛夫人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妇人。她温柔细腻，教养良好，出身高贵。他们也只是怕泄密罢了。”

戈拉对诸如此类的离题话并不感兴趣，他一再重申让帕拉德去报警。他怀疑帕拉德没有告诉他这个危险中最隐蔽的部分，但警还是要报的，无论如何总得做些什么吧。

恶俗的闹剧，加什帕尔评论道。死神不可能搞上几出闹剧便会满意离去，他有一个被诅咒的指南针，面对死亡的降临他从不表现得幽默风趣。帕拉德没法确切地知晓他的命运已经被扣上了致命的一环。叫他如何能确信呢？没有人能肯定。仅凭些许预感，仅此而已。

雇用杀手爬上相邻厕所的抽水马桶，掏出一把脆如玩具的小枪，将它架在将他们二人隔开的墙上。这墙又矮又薄，他将枪口对准了被害者，而后被害者就横尸厕所！

在游戏突然使时间停止的一刹那，逝者的面容一下子衰老了许多。

加什帕尔不知道迪玛和帕拉德对玄学有多么痴迷。“我没有能看透隐形之物的器官。玄学是喜剧的主题。一场闹剧罢了。”彼得嘟囔着，语气坚定。这坚定同那些不信自己话的人如出一辙。

玄学始终在迪玛和帕拉德的人生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即使你拒绝将这场谋杀案同命运的数字游戏相连，帕拉德的死依旧带着神秘的烙印，这一点是无法忽视的。

***

在尝试着适应新地方、新时光的迷惘阶段，戈拉从善于社交、魅力十足的一名移民变成了一名沉默寡欢、举止怪异的独居者。这一切就发生在他战胜了最开始的困难，重新获得正当的社会地位之后。

起初，一切都让他欢欣雀跃。长期以来在拜占庭式的社会主义下所产生的压抑情绪都在魅力的催化下烟消云散了。这一过程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他很快得到了自我解放，将自己从那个连幸福也受到强制的堕落、封闭社会中解救出来。他着迷于美国给他带来的鲜明对比及这个国家的广袤无垠，沉迷于这里的快活、天真、淳朴以及毫不做作的真诚。他等待着，信心满怀，他希望能等到那个消息传来，他的妻子最终能决定随他而来。

在富布莱特奖学金期满后，他立马申请了政治避难。他受雇于“美国之音”。他的学术声望使他在与其他合作者较量中脱颖而出。后来他当上了一个部门的领导，而这个部门恰好专门负责他那遥远祖国的事务。他为人彬彬有礼，做事能干有力，和他同期工作过的人们都对他赞不绝口。他完全没有领导的架子，十分平易近人。然而在一个自负捣蛋的异议者出现后，这个集体的和谐就不复存在了。

“日本人”，人们如此称呼他。这样一来气氛就被搞得更僵了。他为人用心险恶，自负自满，恬不知耻，却极讨老板欢心。他无视规章制度和工作作息，接连旷工好几天，然后又颇讽刺地像个没事人那般出现，完全无惧旁人的目光。戈拉试图缓和冲突的努力都没能奏效。这位新人的肆意妄为和敌视态度不是用温和的方式就能对付的。无奈之下，戈拉向伟大的迪玛请求帮助。迪玛替他在一家国立大学谋了一份临时的差事。因为他能灵活运用多种语言，并且博学多识，很快他就崭露头角，很受欢迎，并得到了最终的正式录用。后来，他又进入了阿瓦基安的那所学院，那是一所很大的大学。似乎在那里，他开始有了一些隐晦不明的友好关系，甚至还萌生了几段恋爱关系。他开始频繁地出入移民者的交友圈，并在一份流亡日报上开设了“悼词”专栏，以此试水。他不仅仅写已故之人，也写他们的思想、著作，写他们的意识形态变化和宗教信仰。

无论是那些著名的评注家，还是那些“高知盛会”即阁楼秘密辩论的与会者都对他寄予很高期望。似乎就连他自己也不曾忘记那个宽敞的阁楼，上面开着大大的天窗。我们就是在那里初次相见的。

米赫内阿将我带到那儿。他很是好奇我看到那样激烈的辩论会如何反应。我就坐在与会者中间，保持沉默，全神贯注着。在米赫内阿把我从激动的听众里拉出来之前，我全程不发一言，甚至同他我都不曾说过一句话。书面的矛盾，带有长段的辩驳，就像一些口头的长篇大论似的。我对他们说话的方式甚为诧异，他们口头说的就像书面写的一般，这和那些写作如同说白话一样的人恰恰相反。

最后，那些长篇大论让我感到腻烦，但我却依然没有将它们忘记。这些长篇累牍的片段非常极端，又极其怪诞。虽然我当时是个技术工程师，但不只有我这么看。后来我就不常光顾那惹人烦恼的阁楼了。

无论是米赫内阿·帕拉德还是奥古斯汀·戈拉都没有料到有朝一日他们还会碰上我。

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我们会在大洋彼岸的流亡途中再次相见。

注释：

[1]乌克兰南部城市，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2]当时乌克兰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3]一种常见精神疾病，有焦虑、紧张、烦躁、郁闷、头痛、失眠、心悸等多种临床表现。

[4]原文为英语：for good。

[5]原文为英语：baby sitter。

[6]原文为英文与法文：Mister，Monsieur，Monseniore。

[7]原文为英文：a self-made-man。

[8]原文为拉丁语：magna cum laude。

[9]俄亥俄州凯霍加县的首府。

[10]原文为拉丁语同罗语的组合：ars combinatoria。

[11]原文为英语，workoholics，有拼写错误，实为workaholics。

[12]上帝为了不让人们修成通天的巴别塔而用不同的语言区隔开了他们。

[13]原文为英语：No business is like the gas business.

[14]原文为英语：I love America.

[15]原文为罗马尼亚语 ：Mișu Stolz。

[16]原文为英语：Michael Stolz。

[17]原文为英语：Forest Hills。

[18]原文为英语：Brighton Beach。

[19]原文为英语：Little Italy。

[20]原文为英语：Queens。

[21]原文为英语：China Town。

[22]原文为英语：Harlem。

[23]原文为英语：Brooklyn。

[24]原文为英语：VIP。

[25]原文为英语：Happy-end。

[26]原文为英语：mister。

[27]原文为法语：Monsieur，与mister含义基本相同。

[28]原文为德语：Herr，与mister含义基本相同。

[29]原文为英语：Fine, very fine.

[30]原文为拉丁语：Panem et circenses.

[31]原文为英语：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32]指以乞丐、流浪汉、冒险者的经历为题材的小说。

[33]原文为英语：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4]原文为意大利语：Niente，意为什么也没有。

[35]原文为拉丁语：post-mortem。

[36]原文为英语：ladies and gentlemen。

[37]原文为英语：Magister。

[38]共济会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

[39]原文为法语：c’est moi。

[40]即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

第二部分

古树参天，春日的天空阴晴不定：科齐医生就在那儿。狭小的候诊室里，墙上整齐地排列着学位证书：医生就站在证书前。公园里，三个黑人组成的小表演队操纵着手中的木偶，在音乐的轰鸣声中舞动着身躯。医生就在他们之中。孩子们的方阵，还有游泳池。左右分岔的小径上，各种肤色、各种年龄的路人行色匆匆。他们就像是几十个科齐医生的克隆体，马不停蹄地赶着路。

从城堡的万花筒里看去：小小的科齐医生就在那中央。

他的额头和脑门像是被钳子夹住般，痛苦不堪。两粒格莫拉的镇静片和一粒巴比伦的阿司匹林。那镇静片不知已度过多少岁月，而那阿司匹林却是全新而完美的，巴比伦也如是。夜复一夜，这些都集聚在独一的个体当中。

某个早晨，彼得·加什帕尔被抛弃在全新的湖岸上，眼前是一面镜子。矮小的科齐医生不断重复着：

“你在镜子里审视过自己吗？大象！真是一头大象。天平从不说谎，就是一头大象。”

没一会儿，大象就坐在了附近一座公园的长椅上。而后他又离开了公园，看了看表。目光不断地转向上方，向上，直至苍穹。如今，他全新的生活座右铭便是：“活在当下。”仅此而已。陌生人伸出一只小而白的手。

“电视广告，收入很是体面。全神贯注在棋局上的象棋手把手伸向装着可乐的杯子，面容疲惫不堪。”

百老汇大街和63号大街的拐角。向左迈出一步，再一步。出租车！黄色的拉达车停在了排水沟旁。

方向盘上方是司机的照片和姓名，而其本人则带着一股俄罗斯口音。他的嗓音十分沙哑，像是个老烟枪。司机脸盘略宽，看似十分温和，眼睛小小的，一口大牙齿极为醒目，额头布满了岁月的沟壑。列奥瓦慢悠悠地开着车，十分闲适。在火车站前，他关了发动机和计程器。

“八美元。”

乘客嘟囔着些什么，又似乎没有。

“两美元！我就这么点儿了。信用卡放在钱包里，钱包我给忘在了图书馆，图书馆的咖啡店里。或者，也可能落在了科齐医生那儿。请原谅我。我有一张新的地铁卡，里头有20美元。我把它给你吧。这是我今天刚买的卡。”

“拿上你的地铁卡滚蛋吧！滚，快滚！”列奥瓦叫喊道，用不知是俄语还是乌克兰语的语言咒骂着。

疯子没有动。

“把地址给我。”

“什么地址？”

“你的地址。还有你的电话，银行账户。”

“是不是连邮件地址都要？要是没有电子邮件，在这个世界里什么事儿都行不通。”

“什么都行，只要让我能找到你，然后把钱还你。这是我欠下的债。”

列奥瓦上下打量着这个昏头昏脑的家伙，像是一个眼科医生检查着一个瘫痪者的视网膜。他从方向盘右侧的票据本上撕下来一页，递了过去。

“好吧。我希望你不会来拜访我。”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熙熙攘攘的人群，充斥着嘈杂与喧哗。过了好一会儿，游客终于发现了列车信息表。火车在九号站台。

活在当下，这就是最重要的。月亮城啊，不算太坏，毕竟可能会变得更糟。乘客这么想道。俄罗斯人，也就是那个乌克兰人，或者说那个苏维埃人还真是正直。医生啊，我度过了充满正义感的一天，这就是我的结论了。

列车的左侧，河水缓慢地流淌着。你永远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尽管河流不朽，但也始终变化着。流动着的地平线，浮动着的睡梦，有着治疗的效果。验票员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睡梦中的人儿惊醒过来，带上自己的包和大衣匆匆离开。

他下了车。看啊，他茫然地待在站里，看着面前宽阔的河流缓缓流动。荒芜的月台，连绵的群山，河流与他只有咫尺之遥。

一个清寒的下午。世界的起点。世界的终点。在他们之间，还有一场短暂的休战时光。秒表吞噬了日历的分分秒秒。

***

白日没有让黑暗的水流停下脚步，夜幕也还未降临。彼得已筋疲力尽，他从陈旧的沙发上站了起来，转而坐到那把同样陈旧的扶手椅上。而后，他又起了身，长而年迈的双腿颤颤巍巍的。一小步，一大步，紧接着又是一小步，走向床之墓穴。

午夜来临。森林中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小木屋周围流水潺潺。喃喃声，嘟囔声。麻木的身躯，肮脏的思绪。躯体，我们赖以寄居的地方，小阿维塞纳一字一顿地吟诵着。

一天的时光并不是从巴恩斯诺布尔书店开始的，尽管书店门口出现了电视制作人柯蒂斯先生的声音。当然，也不是从科齐医生的诊室开始的。一天是时光是从林间小屋，从无限仁慈的床之墓穴开始。

你醒来的时候就像是鼹鼠，像软体动物，像甲虫。昨天早晨与前天早晨的情况皆是如此。你一点儿都不急于从这黑夜的石板底下解放出来。

你还能回忆起那个夜晚疼痛难耐的胸口。这些如钳子般的痛苦令你紧皱双眉，脑仁生疼。死亡呢？从没有永恒的和平，只有一个固执地不断轮回的噩梦。

夜色已深，没办法给医生打电话了。医生们早已倦怠。你若要向他们证明已经到了关乎生死的时刻，你不得不立即选择死亡，咽下最后一口气，仅此而已。他吞下两粒老格莫拉的古老镇静剂，还有一片从全新而完美的巴比伦来的阿司匹林，那药片也如巴比伦般全新而完美。流浪汉啊，你必须要习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夜复一夜，它们被聚集在独一的个体当中。他将工作抛诸脑后，四肢不断膨胀，躯壳像是要变形。焦虑、哀叹、惊醒接踵而来。

不，他还没有死。瞧，他还活着。电话铃声把他抛到了一个全新早晨的湖岸上。他把自己那厚皮动物般的躯壳翻了个面，床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终于，他起身了。在镜子面前，他寻思道：大象！既不是鼹鼠也不是甲虫，而是大象啊。我还没为这一天的小跟头做好准备呢。

他伸了伸那双灌了铅似的腿，叹了口气，像是一个镜子前的小丑。电话。电话响了。是小多拉的声音，嗓音厚实但生性脆弱的西班牙女子。

“医生已经到这儿十分钟了。他收到了信息，在这儿等您。今天一点整，科齐医生在这儿等您。”

“可以把电话交给露吗？”

多拉有些慌了手脚。

“不，露不在这里。我现在有点儿忙，我姐姐过来看我了。那就先这样，我们在这儿等您。今天，也就是星期五，一点整。”

他的腿有些发软，腹部产生了下坠感和肿胀感，像是一个口袋。

他本不应该打电话给科齐！他根本不想听到任何人的劝诫。

“你现在身处外国，一个所有人都不是外国人的国家。不幸并不会降临在那些被选中的精英们的居所中，你要知道这一点！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回到腐烂不堪的丹麦去，到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份用母语写的悼文！”

科齐先生，真是一个傲慢的小矮人！生来是为了讲课说教，而不是为了问诊。

病人来到了为露准备的修辞学诊室。神秘也不再是一个神秘：大夫的女雇员每次都不在。自从那策略被识破之后，这厚皮动物再也受不到像晚会演员般的优待，也再不能像之前那样直接进入诊室。他必须乖乖地等待。或许这样更好吧！半个小时的时间，嗬，或许就能产生一个奇迹呢。如果露着急消失，便有可能在这儿落下自己的手包？或许她甚至来不及离开，赶不及再次出现。面对跟踪者，她总会疏忽些什么。门开了。科齐有些不耐烦。

患者跟着他进了诊室。阿维塞纳惊慌地倒进了扶手椅。科齐马上用食指打发他去他该去的位置。

“上秤。”

连秤都对他不友好。训斥接踵而来，这治疗法让人憋屈得很。

科齐显然没有胃口再演戏了，他从下往上久久地审视着他的病患。他的食指细长还带着斑，他用它先指了指秤上的那根红色指针，接着又点了点患者，然后又重新指向了那把秤。

“大象！你就是头大象！秤可不会说谎。你就是一头大象！”

没一会儿，这头大象就坐在附近公园的一把长椅上。他沮丧地打量着往来行人，浑身散发着休整前的不耐烦。

他看了看表，走出公园，抬头仰望天空，目光不断地向上，向上，直至苍穹。

当下！活在当下，这位路人边重复着他新生活的座右铭，边走进了巴恩斯诺布尔书店。它就坐落于百老汇大街和66号大街的拐角。

“你们这里可有画着大象的插画？”

年轻人从电脑屏幕后面抬起头来，深深地盯着他。

“我觉得怕是没有。我想，我从未看到过。”

“怎么会呢？它不是总统的政治象征吗？难道所有书店都是反对党那派的？”

这位年轻人滔滔不绝起来。

“民主党的驴我们也没有……我想我们没有带有大象或是驴的插画。不过您在这里倒是能找到一些画册，就在一层左边的位置。是些艺术复制品，里头有些相片。就在左边，拐角那儿。”

彼得认真地翻看着一块块油画板，一本本画册，一叠叠插画还有……他找到的远比他预期的要多得多。画布里那朱红的天上有两头大象。它们就在天上，背着包袱，朝彼此走去。大象的腿顶天立地，又长又细。此画为达利[1]所作。

他手拿着插画从书店里走了出来，他抬头望着天空……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他面前的一位陌生人正朝他伸出手来，那手又小又白。

这人就是詹姆斯·柯蒂斯。

天色日渐昏沉。彼得给自己一杯接一杯地满上水。他没有开灯，一旁停车场发出的光就已足够。他先是一下子瘫进了扶手椅里，后来又换了地方，赖在沙发上。在沙发上的这会儿他才真正清醒了。桌上堆着这一两个星期以来的信件，还有无数的信封、广告纸、杂志、报纸和明信片。尽是些垃圾邮件[2]。他用手将这一堆东西摞到桌子的一边。那时的现在已成了过往：昨日的清晨、1079号信箱、开往火车站的出租车、河流、火车、宾州站内的熙熙攘攘、图书馆、露藏身的科齐的诊所、医生、习以为常的侮辱，还有达利笔下的那片天空和大象，制片人柯蒂斯，以及列奥瓦，巴别尔[3]笔下那个来自敖德萨的好心人。

他起身朝衣架走去，在外套的衣袋里找到了詹姆斯·柯蒂斯的那张烫金名片，然后就将它随手丢进了那沓信件堆里。这下好了，能证明这一天存在过的证据也不复存在了。

火车站、火车、最初的河流、狭小的终点站，另一辆出租车。不再是列奥瓦·波尔坦斯基，而是红帽子杰里。他的左肩剧烈颤抖着，病恹恹地咝咝作响，几乎不怎么说话。9美元和50美分！如果你没钱，那到终点站之前你就闭嘴。这就是彼得·加什帕尔在神情恍惚中所学到的。你可以要求司机等一等，等一分钟你就把钱送来。只消一两分钟你就能从裤兜、衣兜和衬衣口袋里找出些钱来。这些干净钱是黑暗的日子里被你忘在兜里的。最后，你总算凑了14美元，其中的12美元该给出租车司机，那就还剩2美元。2张新美元和2张旧美元就是4美元了，4个25美分就又能凑整。

黑夜降临，入睡，那夜曲的骚动。然后，黎明重新到来。而大象，你尚未准备好翻这一天的小跟头，就从睡梦中醒来。

最近他在报纸上看到：马戏团的大象奥利弗越来越难记住杂耍动作了。一天晚上，它迷迷糊糊地离开了剧场。为了惩罚它，驯兽师在后台想了一个更劲爆的杂耍节目，比它失败的那个还有看头。结果奥利弗四条巨腿发软，在精疲力竭中轰然倒在了台上。它喘着粗气，喘气的模样让人心疼。只见泪珠从它满是皱痕的灰色脸颊上簌簌淌下。彼得不安地在镜子里看着它。

马戏团在达利画中的拱顶之下开启了新的一天、新的一周。

那时我们会读一本书、一本杂志和一封信。从他埋头于林中的学院那会儿起，所有的书籍、所有来自师生和行政部门的信件以及教学杂志、政治呼吁和青年广告都在一年之内集齐了。来自祖国的书信。他从未忘记他将信放置于何处。这，他从不曾忘记。任何形式的职责都值得惠存。

教授先生：

我妈妈给我来电，想问问我的期中考试成绩……[4]妈妈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成绩如何。

你为什么不给我不及格，哪怕给我写不完整也成啊？？？我只是没交论文罢了。另一位教授要好一些，他把我挂了！我尊重他。这是第一次有人真诚慎重地对待我，至少我是这样以为的。我亦因此感到放松与解脱。我本想我至少会拿到两个不那么好看的分数。至少这样，我最终能获得些许挫败感。你让我失望了。

这一开篇奠定了全文的基调。

我甚至都已经让我妈做好准备……[5]我都已经给我妈打了预防针，想告诉她我这学期并无太大作为。作为回应，她给我寄来了贴身的内衣。我还给我弟弟写了信。他回了我一封自白书，里头写道：他发现自己是个同性恋。因此，关于抑郁，我究竟知道些什么呢？！……他还给我寄来了一盒饼干和那只童年玩过的长绒毛玩具兔。

你老实告诉我吧，你可曾挂过学生？老想些不可能的事情，我这样是不是虚荣心太重了？

“流浪者，请你注意。”拉里院长说道，“现如今，在大学里，拍板的人是那些学生、他们的家长、他们的钱和他们的律师，而教授只是些装饰罢了。你从那个美丽的监狱般的殖民地里逃出来的时候都可能没有意识到，有朝一日你竟然会身处如此困境。”拉里一号所言如是。反正，这就是了。

在拉里院长的建议下，这位临时教授给管理学生事务的女教务长致信道：

亲爱的罗斯玛丽：

正如我之前同你所说，塔拉·尼尔森是这学期我班里最好的女学生之一，但她并没有提交期末论文。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了她一个不错的成绩。她前两次论文的成绩非常好，口头展示也完成得相当出色。就课堂参与而言，她在课堂讨论中的表现亦堪称完美。

现在，她已经给我发了她的期末论文。写得非常好。正如我承诺的那样，我在这儿一并附上她的信。信中她表现得很是焦虑！无论是从昨天同她简短的那次通话，还是从上周二她为写信致歉的那次会面，都不难看出她很是不安。她可能经历着抑郁，正急需帮助。

正如先前计划的那样，塔拉并没有离开学院，也没有回家过暑假。她在图书馆档案室里找了一份差事。一天晚上，他独自在附近的小巷子里散步，然后就遇见了她。后来，他们又在咖啡馆、图书馆的大厅里相遇。之后，二人见面就更为频繁了。

黄色的信封是在五月的一个清晨出现的。相较上一次在三月的晨光里瞧见它，时隔一年，觉得它泛黄了许多！在他胡乱的纸堆和混乱的记忆里，这位女学生的信好像已经不知所踪，而实际上，这信并没有丢。

我迟交了作业。这不过是一种义务的结果，而非思想的产物。那是一股恶臭，还是仅略微有些难闻而已？这其实相差无几。恶臭令人强烈抗拒，而难闻的事物只会让人们稍感不悦。肮脏的内衣会发出恶臭，而隔夜的食物只是会有点味儿。如果我想得没错，这文章不过是一些词句的堆砌，毫无攻击性，而懒惰，就像那难闻的气息。

五页打字稿，用了单倍行距和小号字体。

加什帕尔第一年上课的时候，带了一个16名学生的班级。考试结束，他给了其中6个人“不及格”的评定。一年之后，他学会了慷慨、宽容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幽默感，在最后的评分中也有了“合格”“良好”“优秀”等不同的级第，有时还在等级后添上“+”和“-”的符号用以细分。

再看我的作业，模棱两可、索然无味、词句赘余。甚至结论都站不住脚。我很生气，针对的是谁也很显然。我原想得到一篮子糟糕的分数：大声地呼喊着需要帮助。后来你来了，甚至做出了这么个决定：“我要做个好心肠的人，好心肠却又不讲情面，始终心怀善意的好人。[6]无论如何，我要给她一个‘优秀’。她的纤纤玉腿那样动人，身上隐藏着我不曾拥有的潜能。老实说，我把那文章落在哪儿了？这不重要，给大家一个好分数便是了。

一群被自由惯坏了的人！人们总要求你善解人意、彬彬有礼、富有同情心，即便是朝你屁股踢那么几脚也得接受。

我处在苦难的旋涡之中，而你却向我表达了自己的同情！用“可爱”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你很可爱，而这正是让我讨厌你的一点。

我也不讨厌你，因为并不只是这样。我甚至憎恨你。我憎恨你给的“合格”。你给了我一个我根本配不上的分数，是想让你自己看起来富有威望吗？而谁又会相信呢，当你看起来像个梦游者般悠闲而出神的时候，你似乎和自己建立了一段深刻的关系。尽管这时候你心不在焉，满怀期待地想和一个意料之外的人邂逅。笨拙和不幸在你看来弥足珍贵。你不断地炫耀着自己的特立独行，而这让我十分恼火。若是要和你展开那唯一可能的对话，就必须要用你的那套话语。当人们对此不以为意的时候，你便会变得滔滔不绝且极其雄辩。事实上，关于你，我只清楚一件事，那便是你还是多刮刮自己的胡子吧。

往事如烟，流逝时光中的书简中又留下了什么？纤纤玉腿[7]。是的，还是那双腿。你该多刮刮胡子[8]。是的，这还是管用的。

在你给我的那个分数和与之相对的反应之间只存在“荒唐”二字。你想过这回事儿吗？你又会放在心上吗？

关于这个不怎么刮胡子的避难者，美国森林的美人了解多少呢？而这流浪的大象，又是否能理解在这全新世界生活的人们的痛苦？

我母亲让我去看心理医生。我当即便摔了电话，号啕大哭，紧接着破涕为笑。人们是怎么说你害怕空气的来着？无所畏惧！……是啊，什么也不怕，毕竟这一切都徒劳无益。下周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怕是早就把自己讲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不想要被怜悯，不要一丝一毫的同情，更不想被评判，就像你之前做的那样。你算得上是哪号人物，竟想要和我如此亲昵？有天早上，你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恰好走过我的身边，嘴里不知嘟囔着什么。我也小声地嘀咕着。一声诅咒！谁允许你做一个好人？诅咒你的假期满是瓢泼大雨！

加什帕尔把信折了起来，重新塞进黄色信封当中，放回那叠纸上。他离开了。慈悲万分的床。长而安宁的一觉。周六，即便是伟大的无名氏也在休息。

***

1079号信箱。转一转小窗上的圆盘，输入密码后便能打开它。若是你忘了或是按错了密码，那便对它束手无策。你得从钱包里掏出那张红色的小卡片，仔细地读读那上边的说明。要是你忘了或是丢了那张小卡片呢？服务窗口的雇员就得去查查清单，找到带着你名字的那张，重新给你另一张带着说明的红色卡片。一次可以，两次也行，三次问题不大。但，事不过三。

最终，塔拉毛遂自荐，替加什帕尔教授管理邮件。尽管她已不是他的学生，但他们还是常常见面。加什帕尔把写着号码和密码的小卡片交给了塔拉，让她每周六分拣好邮件后再捎过来。那些信件里尽是些公益组织和商业公司的号召信；各式各样的邀请信，像是教研室会议、各种演出、阅读会，为了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的政治活动、关于恐怖主义等的研讨会；还有出版社的书目单，健身中心新的工作时间表，以及可以作为司机、打字员、园丁、泥瓦匠和电脑助手的学生名单。

人们见面时常常用彼此的昵称，宛若旧日好友一般。这种不太讲究传统礼仪的习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他们和你一样也是这颗星球上的居民，正接受着来自地球上的家族信息。

他对广告毫无兴趣，也没有谁给他寄来私人信函。塔拉丢弃了那些没用的信件，保存下那些有用的。而这其实也不过是简单的垃圾分类。最后的分拣还得由收信人自己来。

周六，天色渐暗。塔拉敲响了小木屋的门。门开了，在门槛旁的加什帕尔教授细细打量着白雪皑皑的森林。他关上门，打开收音机。莫扎特的音乐，晶莹剔透，就像外面的那个冬天。

塔拉每次来都会瞥一眼教授的房间，就像是初次来到这里一般。这是一种进入事件的方式，而非走入房屋的方式。一张长沙发，两把扶手椅。书架，文件。电话旁放着一本日历。窗帘。一沓旧信，胡乱地堆叠在桌上。那事件究竟隐藏在何处呢？曾经的那个信封沉睡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塔拉朝那张桌子走去，将新的一沓信放在旧的那叠上，又将夹克扔向了那把长沙发。

她身形消瘦，面色苍白却依然拂过一丝笑意。充满青春气息的发丝盘绕成马尾状披散在肩头，披散在宛若白雪的毛衣上。一条紧身的黑长裤，一双长腿配一双靴子。用涂着红色指甲油的食指指向了那满桌的信件。

“你没有分拣吧？这跟上个星期和两个星期前的样子并无不同。你还不如都丢了呢。我们去和邮局的佩格说一声，把这信箱给别人用得了。”

“你说得也有道理。”彼得·加什帕尔微笑着说道，“好吧，让我们一起做个决定！别拖太久。如果我继续拖下去，这些垃圾会让我窒息的。”

他瘫坐在扶手椅上，伸长了双腿，像个美国人一般把腿抬到面前的小桌台上。塔拉，则坐在另一把扶手椅上。在他们之间，摊着最近两三个星期和这礼拜的信件。

塔拉拿起一个信封，递给了教授。如果没有用的话，彼得就当下将其撕毁，扔在左边。如果看起来还有点儿用，他就把它放在右边，保存下来。

窗外，森林正在酣睡。收音机里，流淌的是神童莫扎特的琴声，清澈而明净。一旁的扶手椅上，坐着来自新世界的年轻女子。而这里的房主并不觉得自己身处于一个被馈赠的非现实世界。

“来杯咖啡？”

“等会儿吧。我们得先把这些做完。你把明信片扔了吧？”

“什么明信片？”

“《纽约时报》的那张。”

“它重要吗？”

“你瞧都没瞧一眼就把它扔了吧。”

“我对它不感兴趣。”

“我专门把那张挑出来了！我想要留下那张明信片。”

“好吧，我们再仔细看看。但愿我没有撕了它。”

“你没有把它撕了，我看着你，你只是扔了它。”

彼得弯腰翻着纸堆，重新找到了那张明信片。

“你说得对，我压根没有仔细看过。不过，即使看，我也不知道我能看到些什么。上面的图案太小了。是镰刀和锤子吗？我看到的是这样。这是一封来自读者的信。10月4日的那篇头版文章让我倍感震惊，里面写到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有意举办印象派艺术展览，而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就被认为已经消亡殆尽了。

这是篇旧文，还是去年10月份时候的事，而我们现在已身处另一年了。”

“还有呢，还有呢，你快把它读完。”

“行。我继续读。我参观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还是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事。那时候我去圣彼得堡旅游，也就是当时的列宁格勒。我问导游有没有可能在那儿看到法国的印象派展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它们在德国被重新发现，后来又被带去了苏联。有趣吗？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都说了，让你赶紧读完。”

“令我妈妈高兴的是……[9]唉，这故事真是普通的可以。他妈妈是个俄罗斯人，她是60年前来的美国，当时年仅8岁。导游将我们带到了艾尔米塔什一间单独的房间里，这让我妈妈和团里的其他六个美国人都很开心。后来我们乘着一个看似不常用的电梯上了最高层。那里有更多房间，里面有许多杰出的作品。你想我继续读吗？”

“嗯，我希望你继续读。”

“他们允许我们四处转转，好好看看那些画作。我心想还有多少外国游客能享受如此优待，能这样参观艾尔米塔什。无论是导游还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对我们的要求表示讶异。”

“所以，他们很幸运啊，还受到了特别关照。回去以后这位妈妈就可以和她的邻居大妈们讲讲这伟大的奇遇了。这就是全部了吗？我看还不止吧。文末用疑问收尾，是致报刊记者的训诫。你们从何得出那套藏品就是‘国家机密’了？我是不是还得找找这文章究竟在对何方神圣含沙射影？这位仁兄又是男是女？你已经为我找到10月4日的那份《纽约时报》了吧？”

“我没找过。这明信片有两面，正反两面都写着东西。”

教授将明信片翻了过来。

“所以，报纸的刊首是《纽约时报》，周三，10月12日刊。是一份剪报。”

“是的，它是一份剪报。”

“这张明信片被一条直线划为两部分。右边写了地址。是我的地址，教授，巴拉巴拉，学院，巴拉巴拉……左边呢，左边就是正文了。抬头，名字。就像素未谋面的熟人之间的那样。亲爱的某某某。亲爱的彼得。那些商家就是这么邀请我的，让我穿着优雅，让我买车，买浴袍，买雨伞，让我经常光顾健身房，惠顾那些会给我贷款的银行，或者常去看看那些卖城堡的巫师们。那些城堡曾经也是幼年时的梦想。下一次……我保证，下次我就会杀了你。一条单行直线构成的迷宫，它隐形且永无尽头。你真挚的，D。[10]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我也不知道呀。”

“是个玩笑吧。”

“可能是。”

“会不会是其他什么东西呢？”

“我不知道，这得看院长怎么说了。”

“院长？诸如此类的愚蠢行径每天都有成百上千。D？这就是他的落款。难不成这个D意味着死亡？[11]是这样吗？死亡？”

“在这个国家，犯罪是稀松平常的事。是我们把玩笑看得太过严肃了。你同我讲过一场犯罪。它看似是恶作剧，但其实并不是。”

“那场犯罪就发生在这里，在美国。但是它的动机却起于别处。”

“是一个同胞，这同胞也是一位教授。”

“那人确实是位教授，而我只是在扮演教授罢了。”

“那是一场未被侦破的犯罪，你当时是这么说的。而受害者是一位作家，他有好多作品，还有几个博士头衔。他催着你写评论文章，而正是这些评论激怒了你的祖国。丑闻接踵而至，你们俩都知道肯定会曝出丑闻的。教授被杀害了，而那位冒名顶替的书评人，正如你所说的那样，经受着媒体最不堪的狂轰滥炸。”

“我没觉得有什么关联啊。谋杀案是件严肃的事，它和以前的秘密警察脱不了干系。”

“你不是跟我说过了吗。先前的秘密警察和新式秘密警察。”

“事情比这还要复杂。”

“你总是这样说。更复杂。只要你一说过去和现在，你就说复杂。这里，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国度。需得让人人都明白，这才是法律。”

彼得·加什帕尔再次感到自己有些幼稚，在未知里摸索着一切。一年前，塔拉还曾火冒三丈地致信一位笨拙的火星人。他连自己住处的编码和新时代的代号都不知道。而现在，她却居然袒护他！

“你应该把这张明信片交给院长。”

“院长？”

“对，他原来是一名水手，游遍了各大洋，后来拿下了心理学博士，而现如今成了院长。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他还在这训练着一支棒球队。这就是美国！凯瑞先生，学院的院长不是罗斯玛丽·布莱克，她是主管学生事务的教务主任。所以，凯瑞，简称就是P.C.[12]。”

教授专注地倾听，保持着沉默，但其实思绪已神游太虚了。

“或者，你直接和詹妮弗谈谈？”

“哪个詹妮弗？”

“詹妮弗·唐，就是那个安保部长。她是一位举止优雅，颇具涵养的女士，”

“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知道些事情。唐女士是一位越南教授的遗孀。这位教授先生极为优秀，他是研究远东文化的。在那场美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战役中，他身受重伤，由此落下了残疾。唐女士就像一位修女，一直悉心照料他，直至他去世。然后她就来学院工作了，成为了安保部长。你应该去见见她。她言行优雅，心思细腻，为人又如钢铁般坚强。哦，对了，她还有一头金发。”

“金发？一位满头金发的越南女子？”

“是她染的。有趣吧，你会看到……所以詹妮弗·唐，简称J.T.。”

“你知道的也太多了吧。”

恍惚间，戈拉教授好像有些雀跃。

“我还没说完呢。她喜欢女孩子，这人尽皆知，也可以接受……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找同性伴侣的男女已经宽容多了。对他们，甚至比对我们这些人更为容忍……九月是开学季，新生涌入校园。每到这时候，男孩女孩们就会展开激烈的竞争来争夺这些小鲜肉。而且，常常是女孩们获胜，总是她们赢走了小鲜肉。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不知道，这我倒是真的不知道。”教授老实地承认道，“但水手也好，那位越南金发女士也罢，我都不会去找他们的。我不想让自己成为笑柄。安在我身上的角色已经够多了。”

“什么角色？”

“难民。奇怪的、精神恍惚的难民。看似相通，又未曾相通。看似有交流，但却不曾交流。”

“不会吧。我就认识一个人，曾与他交流过。”

“但是他不常刮胡子。”

他俩相视一笑，可气氛却没有因此轻松下来。彼得不再盯着自己的膝盖，转而望着塔拉。但是塔拉其实也知道，他并没有在看她。

“行了，我们喝杯咖啡吧。我已经完成了任务，分拣好了信件，也该让我喝杯咖啡了。如果你想再检查一次，那就在我走之后再看看，如果不想，那就罢了。现在，是我的咖啡时间，你来泡杯咖啡吧。”

加什帕尔起身朝厨房走去，他关了收音机，莫扎特的琴声戛然而止，瓦格纳歌剧也听不成了。他想喝一杯红酒，但他也知道最好还是别喝。拉里院长说了，得集中精神，办公室的门也得开着。女大学生们露着胸脯在外头闲逛。如果你看得太入神，还架着副眼镜，那她们就会叫嚷起来，指责你都在看些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所以，门必须得开着，不然可就麻烦了。

小木屋可不比办公室，女学生们的胸脯都被她们身上的高领毛衣遮得好好的。请她喝酒，喝杯红酒？最好还是不要了。他已经在图书馆的咖啡厅里买了苹果派，塔拉可喜欢吃了。

教授托着盘子过来的时候，这位女学生正翻阅着一本书。同往常一样，她并没有帮他，只是等着被人伺候。她也知道他手脚并不利索，但她就是不准备帮他。她入神地看着他摆好碟子，切开苹果派。

“我想喝一杯酒。”

这位房东沉默了。

“如果你有酒，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喝一杯红酒。你不会因此被抓起来的。我都已经过了21岁，可以喝了。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冬日的夜晚呢。”

“既然如此，倒不如来一杯伏特加。”

“不，不要烈酒。只要一杯红酒就行。如果你有红酒的话。”

“有，我有红酒。”

“太棒了。”

他们重新开启了对话。距离那位东欧教授的谋杀案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他们谈起了彼得·加什帕尔的那篇评论，里面讲述了彼得和那位受害者关于他们伟大同胞的回忆。

***

天际通红，火烧苍穹。两只脚踩高跷的大象相向而行，它们的身体高耸入云，而蚊蝇似的细腿长长的，一直触到地面。

一只有着大象身躯和外表的奇异蜻蜓。一只变成了大象的原始鹮鸟，它有着纤细透明的关节。薄如蝉翼的它们勉勉强强地碰到了地面。来自荒芜史前的昆虫，是浩瀚星辰的，是古老原始的。大象般的身躯由空中虚无的细棍支撑着。巨大肥软的耳朵，瘆人的象牙，还有那淌着淤泥的象鼻子。

象背上盖着一块毯子，而毯子上方则是墓碑。墓碑和盖在象皮的毯子之间空空荡荡的，墓碑就这样飘浮在天空之中。左边母象的鼻子像曲柄似的弯卷着，而公象则淡漠地垂着象鼻，睥睨着下面远处的事物：烟青色的山丘、停机坪、放哨岗和两个举着旗子和火炬奔跑的身影。

公象和母象试图接近彼此，却是徒劳，高跷只在原地踏步。天空被那细长的腿划出道道条痕，那不堪身体负荷的细腿好像随时都可能被折断。公象在左，母象在右，它们背上的墓碑摇摇欲坠，它们毯子上描画的眼睛也晃晃悠悠的，好似随时都会坠入无尽深渊，在那里响彻着地狱的铃声。

加什帕尔被窗户铿铿作响的声音惊醒。这不是露的房间，这是在另一家旅馆、另一间房间。铃声真的将他唤醒了。

月亮城里的消防队员出车了。路对面消防队的车库里，警笛鸣叫，这一天的火情又开始了。加什帕尔在床上麻木地等着，他看到时针不知何时已经快指向8点，于是拿起了电话，不疾不徐地拨出全知者戈拉的号码。等到戈拉接起的时候，加什帕尔却又反悔，匆忙地挂断了它。

在这游荡者之城，摩天大楼擦过达利的天空。苍穹之下，瞬息间人群熙熙攘攘。他趴在窗口，打量着恶魔。和往常一样，盗劫垃圾的匪徒准时出现，右手拉着一个巨型铅皮箱。他身着一条军裤，脚穿一双黄色的高帮皮鞋，紧身的衣服凸显着坚挺有力的胸膛，像是随时都准备着一场鏖战。土黄色的脑袋上，命运镂刻出红色的眼眶。光溜溜的脸颊，像是用黏土捏成。鼻子里长着黄色的鼻毛，还粘着些鼻涕。干裂的嘴唇，歪斜的鬼脸，嘴里还缺了几颗牙。而那两颗黄色的獠牙很是显眼，宛若海象的利齿。坚如磐石的脖颈，宽大的高鼻梁。短短的胳膊就像他那强壮的身体般，充斥着杀手的狠劲。

他就这般待在街角，拖着那装着陨石的行李箱。每往前走一步，他便费力地弯一下腰。

第一个垃圾桶。他掏了掏，捞出一个袋子并将之打开，而后又从里头捞出一个包装盒，随后将其仍于一旁。他拿起另一个袋子，打开行李箱，弯下身去，用手翻了翻刚拿出来的袋子。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后，他一手拎着一个袋子，又弯下身去掏另一个垃圾桶，掏出里面剩余的面包后，他便扔掉了那袋子，紧接着把面包塞进身上的口袋里，等待着路口的绿灯亮起。他走向另一侧的柱子，停了下来，俯身去看新的垃圾桶，打开了行李箱后又关上了它。而后，他坐在小广场的一把长椅上。在他身旁，是那个铅皮行李箱，或者说带着水银，抑或是尸体的行李箱。他嘬着那个从最后一个垃圾桶里捡来的塑料酒瓶，将自己的猛犸般的獠牙扎进面包当中。

转过头去，瞭望远方。鼻尖能嗅到危险的气息。鼻孔中的那些天线，粘着明胶，微微颤动。开裂的嘴唇，还有那史前动物的獠牙。行人驻足后离开，来去匆匆。

加什帕尔可以开始他的一天了。虚无的搬运工重新确认了现实的存在。他离开了旅馆，而图书馆就在不远处。狩猎书籍的猎人，想在被干草覆盖的马车里寻觅到某根银针的踪迹，那记忆迷雾中的诱饵。曾几何时熟悉的一段语录，消失在了另一种语言的丛林中。你用自己的语言记住了它，觉得你认识它，然而，在你移民后的这片土地上，你却认不出它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样子。

陈旧的副歌还在脑海当中回荡。零碎的片段，被重新组接起来。威胁信！语录！另一部词典的密码！往昔的韵律拒绝新时代借用的语言。那是一段不可复返的时间。下次我将杀死你。[13]这句话在充满着青春欢欣的蛾摩拉[14]之地听起来却是如此不同。笔法、音调和往昔的催眠之术并没有迁移到游荡的替代之中。封闭的记忆，如同永不盛开的冰雪之花。

不，他想不起来语录了。新词语不能唤醒旧词语的记忆。昨日的语音不能作为今日语音的同谋。将其分离开的夜晚，所有星辰都黯淡无光。

他重新落入了狩猎词语的圈套之中。迷宫？隐形的罪行？一个新的密码，无法看透。

那算不上乞丐的乞丐正在这行星上，倒腾着那空无一物却沉重异常的行李箱。他就在这里，一步之遥，俯身翻着垃圾桶。一个垃圾桶接着一个，直到他自己跳进最后一个垃圾桶。

现代化旅馆对面的广场里，加什帕尔瘫坐在长椅上，像是蒙受了什么羞辱。他注视着这片陌生的天空。他没有勇气端详他身边的人，只看到了一双双军鞋。他的身旁是洞穴的守卫。短小而坚硬的手，钢铁般的腿，妖魔的脑袋，深不见底的眼眶。细丝从鼻尖流下，还有那油腻的头发。对称的獠牙，配着一张黄色的嘴。

在那位虚荣的士兵重新开始掏垃圾的征途之后，彼得又在长椅上待了许久。他回过头，凝视着天空中驮着墓碑的大象。

***

不负责任。需要不负责任。彼得·加什帕尔就是这样定义新世界的堕落感。在方向盘前，抑或是从梯子上跌落的那瞬间，你们跟死神玩着捉迷藏的游戏。

自杀者看来并不惧怕死亡，相较之下，受那女求偶狂的折磨夜晚更令其胆战。

小教堂的钟声在大学里响起，该吃午饭了。急着填饱肚子的学生和教授在校园匆匆奔走。欢呼声与歌声交织着。忽然之间，出现了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四下寂静，饥饿感全消失不见了，等待着他的是一处白色的洗手间，那里干净而整洁。帕拉德就在这厕所的马桶上坐着，微笑着陷入了沉思。他那双淘气的大眼睛将目光投入了涅槃之境，恐是受了书本的蛊惑。一条蛇悄无声息地沿着分割间的隔板向上爬行，快到达边缘的时候，它停了下来，俯视着坐在破马桶上的罪犯以及他那矮小的身躯，然后下一秒，蛇就从它的口中喷射出夺命的毒液来。

杀人犯无声无息地潜入一旁的隔间。他先单脚踏在马桶盖上，而后另一只脚也轻轻地踩住。成了，他站了上去，清楚地看见了隔壁这一间里的情况：教授在马桶上休息。他迅速一瞥，在确定身份后，就掏出把崭新的左轮手枪瞄准了受害人的太阳穴。一片寂静中，子弹出膛。

梦醒时，彼得·加什帕尔试图回忆起那杀手的样子。彼得能记起他的手、他的颈项和他的肩膀，就是记不起他的脸。除了黑乎乎的洞和一道道亮闪闪的光以外，他什么都看不真切。可怜的彼得呵，吓出了一身冷汗。

在一排排骨架中间，其中有一副是艾娃·基什奈尔的。在她苍白的两腿之间，脸小如鼠的幼婴已娩出了脑袋。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伸出左手拍了拍戴着红十字袖章的护士。护士用刀片从干枯的皮肤上割下号码。只见她一副极有耐心的样子，轻轻地、慢慢地将数字一点一点割下来，一个接着一个。一共五个数字。死者的人已西去，而其假名却并未消逝。检察官骇得面色惨白，充血的眼珠仿佛就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两手和脑袋止不住地发抖，屠宰场的血沿着他的双臂直往下淌。

在小心翼翼的试探之后，你惊恐地醒来。女求偶狂又对你进行了新的测试。恐惧和失眠不仅使人精疲力竭，还令人备受凌辱。彼得看到自己从楼梯上摔下来的画面已经不知多少回了。他用胳膊支撑着自己站起来，蒙上自己的眼睛，画面如同电影一般在眼前继续回放。救护车、手术室、手术刀慢慢地伸进断裂的腿里，疼痛瞬间渗入肾脏，钻入脑袋。安眠药完全不管用。他的夜晚支离破碎，而白天只能浑噩度日。

他慢慢地拿起电话，拨打了戈拉的号码。

“是大师吗？我有一个问题。”

戈拉不说话，但他就在那一头，在世界的另一端。

“你知道我对聋哑人感兴趣的事儿吗？”

戈拉继续沉默不语，但他就在那一头，在世界的另一端。

“是的，我对聋哑社会主义的聋哑人很感兴趣。我之前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你没有听过那个小故事吗？就是那则小故事让我一举成名，在社会主义里打响了我的名号。明海尔，我的英雄，他也曾是聋哑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

戈拉一言不发，但能听到他轻微的呼吸声。

“我不知道我是否同你说过，我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失眠危机。”

“你没跟我说过这事。发生什么了？”

“没什么，我那漂亮的表姐也很好，只是我不能常常见到她。这个想必你也知道，我现在是一个人。”

“不，我问的是……”

“关于我吧，你问的是我近况如何吧。我是傻到家了才会相信她。都是因为失眠，我才会变得如此愚钝。我老做梦，对，做梦。不，就连安眠药也不管用了。医生？阿维塞纳？只要我能见到露，我就会好了，只是目前还不是时候，我现在不成样子。所以，聋哑人，我们刚才谈论的是他们吧。有时，他们就坐在电视机前，彻夜看着电视。几天前，兴许是昨天吧，我也记不太清了，我看了一部聋哑人的电影。对的，对的，是一部纪录片。不错，片子拍得挺好，就像在这里拍的一样，制作得很专业，相当专业。这片子是叫，你可能不会相信……是叫《喧哗与骚动》[15]！你又要说愚蠢的书面阅读是卖不动的。但如果是比尔·福克纳，当然可以。‘获得学院奖最佳纪录片提名的是……它有力而有洞见地……引发令人揪心的痛苦。[16]’这就是广告。”

在电话的那一头，戈拉哑口无声。

“其实，我在这儿也找到了我的老朋友。我仍然是他们其中的一员。那些我不明白的事将我变得又聋又哑。是啊，我真的受够了。说起来，还发生了过一件事儿……是一次威胁，但是，还是先把这事儿放在一边吧。呃，一个聋哑家庭的三代人。不是全部，但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现在，新技术被这个时代奉为圭臬，提供了治疗的办法。S夫妇都是聋人，他们的困境就是不知道要不要为了女儿而去利用一些新的机会。你依然选择沉默吗，老师？你大概不知道这与我的关系吧。事实上那是存在的。我从一个月亮上坠落，降临在另一个月亮上。另一个世界，另一种语言，另一种聋，另一种哑。另一种密码。我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是这些聋哑人之中的一员。但即便是这样，我也不能理解他们。那么，现在你了解我为什么失眠了吗？”

戈拉依然缄默，但他依然在电话另一头聆听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被切断。戈拉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甚至还记着些什么。

“小希瑟实在是太棒了。我见到了她本人。早熟而活泼，因为那将她从鬼门关拉回来的移植物而兴奋异常。但是身份呢？面对身份这一大问题你又如何是好？就算那是个聋哑人的部落，你又要怎样放弃。到底该怎么办？与正常人不同的是，那群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骄傲不凡。或许他们有自己的道理吧。团结、密码、正直和亲昵，所有你想要的一切！也就是，身份。用大写的，用大写的红色字母。所有人都希冀拥有的神奇钥匙，能打开这世上所有的大门。身！份！就是如此，清偿了，结束了。你来应付吧！你来摆脱这一切吧！”

彼得好似已不在乎戈拉是否还在听他说话。他放弃了一切停顿，像是展开了一场个人演讲。

“那小女孩必须要在聋人父母和正常的祖父母之间作出选择。他们早就迫不及待地想和那可爱的残疾女孩交流一番了。哦，你可住嘴吧！你不能说这种词。正常，抑或是不正常。不应该这么说，这有悖政治原则，是政治不正确的[17]。曾几何时，还有过联合国残障日，甚至还有过联合国残障年，我记得一清二楚。我希望联合国能把残疾的东方从茅坑中救出来。如今，我们为任何一种身份而自豪。在老师你看来不也是这样吗？而我，我将成为什么呢？我没有神奇的钥匙。假设我曾经拥有，那么我便是在什么时候给弄丢了。”

戈拉依然不说话，但或许嘴角带着一丝笑意。他对威胁信毫无概念，加什帕尔也放弃了说那些原本想说的话。

“是的，我很矛盾。每一天我都得面对那些两难的境地。如今，我不知道是否该继续像刚来到这里的时候那样装聋作哑，还是高喊着冲向现实。我要给小希瑟打个电话，必须得给她打了。如果她戴上了助听器，她就能回答我的问题。要是还没有，那么我就依然如今日这般幸福。”

戈拉沉默着，兴许带着一点儿微笑，心里暗想：这个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加什帕尔真是一点儿没变。

“老师，还有比这个国家更不可思议的国家存在吗？这里拥有一切，所有的一切。即便连我，都生存在这里。你还知道什么能媲美这月亮之城的事物吗？这就是我想问你的问题。你这样的圣贤之人就像一本百科全书，无所不知，你肯定能回答我的问题。”

戈拉仍是一声不响。

“我看你也不回答。是要我帮你吗？老师，一个同样骇人的国家是存在的！我们远方那个美好的祖国。一位身为作家的神父就在那里为聋哑人成功地将弥撒书译成了手语。这在基督教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这译作书很好地传达了使徒神圣的训诫，即基于芸芸众生的理解进行布道。而现在，现在为聋哑人都可以做弥撒了，这奇迹似的一切就超现实地发生在世界另一端，发生在我们小小的祖国里。他们没有选择通过技术手段来使异端正常化，而是选择用精神来感化。这样更高级，不是吗？传道书上还配有插图，用以详解祷告每一阶段的具体动作。沉默的使徒，人们就这样称呼那些新来的祈祷者。教堂还有一个唱诗班，他们用手语演唱。你怎么看？哪个更厉害？是现在身处之地？还是那处于世界另一端的故国？这就是我进退两难之处了。我该回去吗？”

戈拉听着，沉默着，兴许，还微笑着。

“你还觉得我是在说胡话吗？那教堂就是位于皮特什蒂的马弗罗多尤教堂。你还知道皮特什蒂在哪儿吧？就在祖国南部，不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北哈布斯堡那儿，那是加什帕尔家族的故乡。不过也不在布科维纳的北哈布斯堡，那里是数学家和哲学家米赫内阿·帕拉德的出生地，还有我的表兄，奥古斯汀·戈拉也出生自那里。我们是表兄弟，不是吗？”通过联姻，向下通婚和不和谐。所以，就在皮特什蒂，在南边，从巴勒斯坦而来的罗马军团曾在那里停留。就在那里，犹太人和当地的女人交配，实现了传宗接代。你知道吧？你当然是知道的。”

戈拉沉默不语。

“哎，这就是我的失眠症结所在，这就是令我备受窘困之处。我是该回到聋哑人的教堂，还是应该留在这流亡者的治疗所。我希望你是懂的。你帮帮我，好让我下个决定。还有，得益于聋哑人在教会使用的新语言，对宗教文献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解读。平行世界，就像帕拉德所梦到的那样。我还能再奢求什么呢，还有什么呢？告诉我吧，教授。”

加什帕尔并不准备回答，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投票吗？我得知道，这对我的决定至关重要。你在这儿待了20年了。你显然应该已经投过几次票了。你投过吗？投的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烂醉的公民投的哪位兄台的票？这里选票可重要了，和我们那里不一样。”

“是呀，的确。我们那儿极少有人参与投票。”

“他们对政治兴致不高。政府被称为行政管理机构。真是棒极了！建筑管理机构！也不存在什么身份证，只凭驾照就足够了。你投了谁的票啊？”

“我没投票，哪个候选人我都不投。”

“为什么不投？”

“当竞选活动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就好像身处幼儿园。选民们又是号啕大哭，又是胡蹦乱跳，一边相互拥抱，一边又假意伪装。而各位候选人就像一些机器人，一遍遍念叨着竞选口号。让人心生畏惧，没有丝毫怀疑。”

“民主！所有的权利。当然还包括了犯傻的权利。这很重要！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不朝你吐唾沫，不将你除名，将你看作一个人。了！不！起！”

狭长的房间，金属的墙壁，银质的地板。一间金属质地的小屋子，里头没有窗户。屋子的尽头是一张金属桌子。在桌子后面有一把生锈的扶手椅，而在桌子的前面和两侧则各放着一把银椅子。

将军坐在桌子旁。他身形魁梧，体格粗壮，蓄着白胡子，留着黑头发，身着褐色军装，戴金色宽肩章，章上配有三星。而他的胸前则挂满了军功章，他的上衣和卡其色衬衣都没扣上扣子，因为他的衣服刚被烘干，还残留着尚未褪去的余温。

他摁下了桌上的按钮。听到铃声后，金属大门打开，两个巡逻兵抓着露的胳膊，将她带了进来。他们迈着小碎步，从门口轻松地走到金属桌子旁。露被押着坐在将军对面的椅子上，士兵们立正后，向将军敬礼，向左转离开，而后金属门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

将军打量着女俘。那女俘像是个俄罗斯公主，身着毛皮大衣，穿着一双黑色过膝靴。一块似是农妇用过的又旧又破的围巾盖在脸上。

露耷拉着脑袋，蜷缩着身子，冻得裹紧了自己的毛皮大衣。灰色的袖口处露出了那副绿色的小手套。戴着手套的双手不住地颤抖。露继续蜷缩着，在那件过短的皮毛大衣中。

那警铃般的铃声响起来了，一共三下，震耳欲聋。将军僵直地坐在椅子上，那女俘亦是如此。

门迟迟没有打开。将军伫立在一旁等候。很快，他便把衬衣和外套的扣子都扣上了。

女俘不住地颤抖着，裹紧了那件过短的皮毛大衣。

最后，金属门缓缓地滑动起来。一个瘦小的男人蹑手蹑脚地溜了进来，身上穿着一件丝质的囚服，剃得光溜溜的脑袋上戴着一顶条纹帽。丝绸质地细腻，睡衣式样优雅，再配上一顶睡帽，那是一顶退休有钱人爱戴的帽子。脚上，则是棉毡的拖鞋。

将军脚后跟一并，行了个军礼。而后，他离开了扶手椅，恭恭敬敬地退在一边，让位给他的上司。

小个子男人急匆匆地在将军的扶手椅上坐下。将军则坐在女俘左边的那把椅子上。上司从睡衣的胸袋里掏出一支金笔，把它递给了将军，并把桌上那些沉沉的黑皮卷宗也一并推到他面前。

他冲女俘微微一笑，而她却并没有抬头看他。

“我们认识的，不是吗？”

被审问者一直垂着头，盯着金属地板。

“我觉得你还是别围着这条脏围巾了。”

露将那条脏围巾慢慢地从她光秃秃的脑袋上取下，任由它掉落在椅子旁。她顺从地看着大卫·加什帕尔，她母亲瑟拉芬同志的表弟，艾娃·基什奈尔的丈夫，彼得的父亲。

“我想，你应该知道，这场见面是为了什么。”

见对方没有回答，审问者对将军做了一个小手势。将军会了意，从自己上衣兜里掏出一盒健牌香烟，一只镀金打火机，把它们放在桌子上。大卫·加什帕尔抽出一根香烟，将军为他点上了火。大卫深吸了一口烟，一次，三次，像是对这种愉悦渴望已久。将军把烟灰缸从桌边移到了中央，正对着他的上司。

“你出生于一个可靠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你的父母一直向我们党组织靠拢，或许在战前也是如此。尽管他们之前是资产阶级出身，拥有不菲的财富，但他们终究是我们可靠的好同志。”

将军认真地记录着。

“问题不在他们，也不在他们的女儿，而是在叛徒奥古斯汀·戈拉身上。他的父母曾是剥削者中的一员，在布科维纳[18]拥有大片森林。而他，恰好也是你的丈夫。”

露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在她的短大衣中冻得瑟瑟发抖。

将军重又解开了上衣纽扣，以及衬衣第一粒扣子。

“你和这位先生离婚了吗？”

“没有。”

利落的回答，伴随着一些喃喃细语。

“嗯，我也有些诧异……我不相信你的父母会对他们的婚姻如此满意。不是因为……不，我没有考虑种族的事，党并不会对人种加以区分。虽然你的家庭已经摆脱了恐怖的犹太隔离区和被神选中的傲慢民族，但我不觉得他们会认可你的选择，我甚至怀疑他们还为有一个奔向资本主义者的女婿而感到庆幸呢。”

露看着她的这位亲戚，沉默不语，瑟瑟发抖。

“可能戈拉教授还以为他能收到护照单纯是凭了自己的才智。他兴许不知道是我们给他发了这本护照。这不是什么理所应当，而是因为我们决定给他，他才能得到。”

检察官加什帕尔望着将军，向其强调了“我们”一词。将军全神贯注地在纸上写着。

“我希望你别跟他走。”

“我是不会走的。”

“很好。但这并不能免除你在我们这里的义务。你要是拒绝回答问题，就可能作为同谋被起诉。你决定好回答了吗？”

“没有。”露瑟缩在她那毛皮大衣里，小声说道。

表兄大卫已经抽了半个烟灰缸的烟。

“奥古斯汀·戈拉先生还在国内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秘密集会。他们在那里谈论各种书籍，有纳粹分子写的、铁卫军写的、托洛茨基分子写的、自由党人写的、共济会教徒写的，甚至还有公谊会教徒写的。他们在会上阅读颓废文学和宗教文学。我们都知道谁是与会者，也知道何时举办的这些集会……”

露仍一言不发，将军往他的钢笔里灌了一些墨水。

“你那了不起的丈夫为人神秘吗？或者说戈拉先生还是一个自由的宣传者？”

“他不是。”戈拉夫人喃喃道。

“他就是！全部都是！他还在高中的时候就阅读圣经，解读新约，对圣彼得进行高谈阔论，并称之为彼得教派。他还对人权宣言夸夸其谈，对孔老夫子评头论足。我们有信息，新的旧的都有，这些信息不只来自某一两位同学，信息源有很多人。”

加什帕尔检察官简单示意了一下，将军就此起身，拿起桌上的长颈大肚瓶，为受审人倒了一杯水。大卫盯着面前的这位光头女人，将整杯生命之水一饮而尽。露抿了抿她那干裂的嘴唇，将自己紧紧地裹在又短又贵的毛皮大衣里。

“还有……他还为一位学生写过信，这封信是呈交给两位美国参议员的，里头讲的是有关美国奖学金的事。我们并没有同意他出国。这位学生常做一些又奇怪又理想主义的事情，话又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话唠。他为人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好像谁都碰不得他。我们过去没有给他颁发护照，将来也是不会给的。你的丈夫给他写了那封信，还把参议员的地址告诉了他，一并给出的还有一位叛国分子的地址，后者还成了著名的神秘学教授。此外，奥古斯汀·戈拉先生随行还带走了煽动性的文章，这些反社会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文章随后就在自由欧洲电台[19]上被播了出来。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不，你肯定知道。资本主义马戏团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尽是胡言乱语。你知道的吧，露德米拉·瑟拉芬，你当然该知道！或者称你为露德米拉·戈拉？还是加什帕尔？我听说了，你喜欢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吧？”

检察官用他攥紧的小拳头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捶打着金属桌面，他简直无法压下心头的怒火。

“你知道的，你会承认的！你一定会承认的，露德米拉，我向你保证！”

他朝着烟灰缸俯身，将烟狠狠按灭了，然后一把将它扔在金属地板上。

而后他起身。将军谄媚地亦步亦趋，长官的棉毡拖鞋走起路来毫无声响，只听见将军的靴子踏在地上咚咚作响。

露用手抱住了剃光了的脑袋，僵直地坐在金属椅上，面容瘦削而苍白。她任由那副绿色手套挤压着自己的双颊，一动也不动。她宛若一尊雕像，瘦削的脸颊，光秃秃的脑袋，手套遮住了耳朵。纹丝不动的戈拉朝空中挥了挥手，枕头便掉落在床头灯上。紧接着，那灯“啪”的一声掉在地板上，面目全非。梦游者瞬间惊醒，浑身冒着冷汗，说不出一句话来。

“绿的。”他只喃喃道这么一个词。他筋疲力尽地坐在床沿，盯着发亮的木质地板，仿佛堕入虚空。

不，露从没有戴过绿色的手套！

他走向浴室，将头埋入水龙头下。冷水直冲而下，他的头发湿了，意识逐渐苏醒，而双手并没有伸出去拿毛巾。

不只是彼得·加什帕尔会做噩梦。悼文作者也一样，经受着黑夜的考验。

绿色的手套？从没有……他拖出床底下的金属手提箱，打开后倒腾了一圈，掏出了露德米拉的黑手套。那是从年轻时的故国带来的。

***

塔拉给彼得·加什帕尔打了电话，提醒他明信片的事。周三下午，彼得应约前往院长那里。高大的水手有着一头金色卷发，正朝他微笑着，宽大的手掌上布满雀斑。这位水手扮演着保护者和鼓励者的角色。加什帕尔把明信片拿给他看了看，并讲了同胞帕拉德教授被杀害的故事。而后，他又聊了些关于迪玛教授的生平故事，这是位百科全书式的作者。他简述了他所著关于老人家作品的评文，以及因这位学者旧日政治倾向披露而引发的丑闻。

水手挑了挑金色的眉毛，聆听着遥远国度的丑闻细节，了解着避难者的疑虑，还有那已故学者的生平以及其弟子的谋杀案。扭曲的巴尔干故事……简直可以媲美他远航印度尼西亚和达荷美[20]时代的水手故事。他没有到过黑海。这一地区的历史尽管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却从未引起过这个星球精神病学界的注意。

他没有时间沉溺于这些疑惑了。他很快便作出了决定：行动！假如一个教授不明何由被杀，那么另一个教授就可能出于一个更微不足道的理由被杀害。一篇倒霉的文章？！发表在一本倒霉的杂志上？！然后在世界边缘的某一处引发了丑闻？！这显然是一个愚蠢的笑话。威胁本身也应该是一个愚蠢的玩笑。然而还是需要“谨慎”，所以需要赶快“行动”！

周五的早晨，那位东欧教授去了学院保卫处主任唐女士那儿。她身材娇小、和蔼友善、优雅端庄、谈吐得当，像是一位银行经理，处事雷厉风行，甚至有点吝惜自己的动作。加什帕尔的眼神一刻都无法离开那金色的秀发，那浓黑的眉毛，那锐利的黑色眼眸。只见她身着白衣，一双小白鞋带着高跟，双手小巧秀气，指甲剪得很短，没有涂指甲油。教授简述了那错综复杂的故事，简单地提了提那混乱不堪的细节，表达了自己对那封威胁信的怀疑。简妮芙的态度也很明确：保持谨慎，小心行动。

“这可是一次死亡威胁啊，教授！是开玩笑吗？就算凡人爱开玩笑，死亡可从来不是说着玩的。”

这是美国警察信手拈来的一句越南谚语吗？加什帕尔在心里自问道。

“死亡威胁！”简妮芙又提了一次，对那欧洲人的微笑很满意。

“我们全都经受着死亡的威胁。”凡人加什帕尔喃喃道。

简妮芙此时已无意就这一哲学话题展开高谈阔论。她已经向当地警察报了警，并要求第二天早上去拜访他家。

“您住在学校里哪个地方？

“我住在树丛间的一个小木屋里，可能在街上不大望得见它。”

唐女士的沉默意味着这位东欧人士并没有清楚回答问题。于是他描述了木屋的周边环境。

“好像没有人知道这间木屋，但校园地图上确有它的存在。”

周五的夜晚，摇曳的树丛，不安的动物，躁动的树枝，窸窸窣窣地作响。城里人断断续续睡不安稳。

上午11点，简妮芙·唐女士的车停在了小木屋前，她身着红色运动服和红色运动鞋，由一位穿着警服的高个男子陪同到来。他提问很慢，记录答复时更慢。他介绍自己是吉姆·史密斯警官，简称J.S.T吗？不，警官不是他的姓，而是一个名称，表明他是当地的警察。

问题，回答。新学期开始于2月1日，星期三。第一节课在周一午饭后的3:30—5:30。1079号信箱已经塞满了信件，但他当场就把信箱关上了，他对这信箱里的东西毫无兴趣，尽是些广告纸、信息单和银行通知。是的，以前年轻时他还会期待奇迹和一些神奇的消息，而现在的邮箱却只是一个充斥着废物的垃圾桶罢了。他让一位女学生帮他分拣这个信箱里的信件。

“您能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吗？”

“女学生的名字？行，当然可以。”

警察记下名字，并示意唐女士也记了下来。这样一来，他是在一周以后看到的信吗？不，应该是两周以后才见到的。女学生很忙，大约过了半个月她才将第一批信件拿给他。而后其他的信件也纷至沓来，明信片就这样出现了。

“上面有盖着日期的邮戳吗？”

“没有邮戳，只有邮票和地址。收件人的地址写得很清楚。寄信人或许和学院还有些关系？电话簿和学院地址册只有教授和院行政部门才有权查看。”

警察分析了犯罪动机。

“兴许是个陌生人，他没有说下次我要杀了你[21]，而是就在下次[22]。是我会在下次将你杀害[23]。

“这很重要！”简妮芙·唐振奋地插嘴道，“加什帕尔的同胞曾被他的一篇文章吓坏了，那么信的作者会不会是他的一名同胞呢？”

教授并未作答。同胞？身为越南人的唐女士不已经成为他的同胞了吗？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两天前，在露台的积雪上……有一串脚印，是高帮皮鞋或是靴子踩的。应该是靴子吧。可能是一位前来检查机器情况的技术工，或是其他什么人？昨天有了太阳，雪都化了，因此现在脚印并不看得十分清楚，但多多少少还能辨出一些来。脚印是朝着一个方向走的。似乎是有人经过露台，绕着木屋走了一圈，然后回程再没有从露台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人绕木屋走了一圈。只可惜现在脚印不大瞧得见了。”

他们三个都是从露台离开的，无人例外。吉姆·史密斯警官的目光好像这样说着。犯罪证物被放入了一个塑料袋里，袋子用一个皮质档案袋盛着。证物就留在警察局，教授会收到一个复件。而简妮芙·唐会在周一将那张明信片正反面的复印件寄给报案人。

“啊，是的，可能还有些什么。”教授又说道，“不过实际上，我也不清楚……兴许只是一个恶作剧呢，但……”

“您说吧，把一切都说出来。”唐女士顶着警察腻烦的目光坚持道。

“是啊，说出来让我们看看。”吉姆·史密斯警官附和着。

加什帕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来，将它递给了警官。

“我发现它贴在我家门上。这或许只是一个恶作剧，我已经辨不清真伪了。”

“迷路的小猫需要帮助。[24]”越南女人从警察的肩膀上看去，细细读着。警察紧皱着眉毛，有些眼花。

在黑色的底片上，是一张虎斑猫的照片。它的眼睛一只蓝，一只白，乖巧地摆着姿势，好像它面前正站着一位摄影师。加蒂诺是一只六岁的公猫，体形瘦小，体毛灰黑，带着斑点和条纹[25]……加蒂诺是一只六岁的公猫，体型瘦小，体毛灰黑，带着斑点和条纹，左眼失明。如若有人发现，请致电6582704。由于它体弱多病，现在可能有些失常。它还有一只病眼，患有慢性呼吸道炎症。但它有一个家，我们为它的走失而感到万分不幸。

唐女士和警察先生似乎有些不知所措。然而此时，教授提供了一条附加信息。

“还有几行字是手写的。在那些印刷文字的下边，有三行。”

很显然，他们都看到了，但并没有在意。现在，他们必须得仔细看看了，别无选择。它的毛很短，也很容易受伤。拜托，拜托了……[26]如果你们有人看到了它，请喊出它的名字，尽量发音清晰而柔美一些。如果它来到了你们的家中，麻烦致电我们，我们会马上来接它。

“好的，好的。”警察嘟囔道，并把那张纸塞入自己的口袋中。下午，P.C.院长向联邦调查局通报——曾有人找过佩雷拉官员。一年前文章刚刚出版后不久，加什帕尔与该人曾有过接触，而那时候刚好是帕拉德被谋杀不久。评文的出版和谋杀案的时间是个巧合，不是吗？人们等待着佩雷拉官员发出的信息。

周六晚，塔拉没有出现。但她还是打电话过来以示歉意：她实在是精疲力竭，头疼欲裂，加之体操的运动量，她已提不起丝毫力气。教授讲了讲最近几天的事态发展情况。对话就这样延续着，这一主题让她重现活力，颓劲尽散。

加什帕尔很晚才睡着。忽然传进来惊天动地的敲门声。睡眼惺忪的他跌倒在床与床头柜之间。安保人员，树林的声音宣告道。

门口，年轻警察加西亚用灯照亮了嫌疑人的眼睛。是梦吧，这是一个梦，加什帕尔微笑着心想，不敢醒来。

“您知道吗，我是巡夜的。有人和我们说您最近遇上了麻烦。我们特来此巡逻。午夜后每三个小时便会过来检查。”

每三个小时？能不能就简单查一查这地方，别敲门了？我会一直开着灯的。警察同意了。

夜晚，掀起树林的风暴。深渊与寒冷。铁丝网、巡逻队、警犬，衣衫褴褛的幽灵摩肩接踵。艾娃·基什奈尔。彼得蜷缩在自己曾是的这个孩子身上，在这满布痘痘的躯体之上。冷冰冰的衣衫，寒彻灵魂的肌肤和白骨，这是另一个时代的婴儿。到处都是巡逻队，探照灯的光，苍白的脸。

醒来时，他发现自己抱着皱巴巴的枕头，胳膊间都被汗液浸湿。他好像听到哪里传来汽车轮胎的摩擦声。他不想再睡回笼觉了，但是又瘫倒在枕头上。树林。俘虏。老人的脸庞，面黄肌瘦。囚徒。惊讶万分的世界。检查。带着警犬的巡逻队检视了一遍尸骨。小男孩变得很轻，宛若空气，抱在怀里毫无存在感。呻吟停止了，哨兵的叫喊也随之消失。厚重的白雪，就像灌了铅，沉积在原处。僵化着，让你无法呼吸。

这一噩梦不属于我，和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那是我父母的噩梦。黎明时，加什帕尔做出了这样的认定。

星期日他没有离开他的巢穴，而是尝试着回忆起明信片上的文字。一个词，一个逗号。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记得。报纸反面的文章他也想不起来了。

是个好兆头，今夜他将沉沉入眠。

周一，安全部办公室。简妮芙·唐坐在电脑前微微点头示意，而却从未将视线从蓝色的显示屏上移开片刻，她伸手拉开右边的抽屉，抽出两页钉在一起的纸。那是明信片正反面的复印件。加什帕尔看到了她戴在细手指上的银戒指，又大又粗。

“可别让别人看到。”

简妮芙·唐女士直直地盯着电脑屏幕，小小的手指摁着键盘，微微点头朝他道别。

午餐后，加什帕尔就在校园里散步，路过山丘上的小墓园。他在每一块墓碑前驻足，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葡萄牙人、日耳曼人、荷兰人。逝者的部落杂乱无章，就像大自然本身。狭长的墓碑，微微向左倾斜着，墓碑的主人名叫萨宾娜，上面写的就只有萨宾娜—德国，再没有别的说明。和其他人一样，上面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名字。

要是当初的谋杀被完美实施的话，加什帕尔教授的一生怕也得结束在这儿了，就在萨宾娜的旁边。他能活下来还多亏了和众流亡者的兄弟情。

图书馆，三楼，杂志架。然后，是两个小时的课，就像和那段辉煌日子似的，镇定自若又苦涩心酸。晚上，八点整，巡逻队的车队。加西亚警官，身形肥胖，总是面带着微笑。两小时以后他会再来。两个小时？好像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是的，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但是唐夫人认为这样会更好。晚上我们隔三个小时就来一次，但我们不敲门。您别拉上窗帘，留着灯。

2频道，残疾人的勒杀。4频道，关于强暴的辩论。9频道，卢旺达大屠杀。11频道，妖魔鬼怪。12频道，滑稽歌舞剧。53频道，热带丛林。22频道，篮球比赛。43频道，开火枪杀。往回倒：53频道、2频道、22频道。现实在轮替中将现实剿灭。

10月12日，周三的《纽约时报》。[27]邮局的标志：昔日荣光[28]。美国国旗。仅限于美国地址[29]。邮戳：纽约[30]。是的，可以看清邮戳和邮编号码。吉姆·史密斯警官本该看到或者已经看到了信封上的邮戳。

正文是机打的，而地址却是手写的。大写字母：N写的很像W，A没有中间那一横，像一个小屋顶似的。地址写得很确切，甚至还写上了小木屋的名字“布梅尔之家”，这个名字原先并无人知晓。学院、市镇、洲、邮编。亲爱的[31]，这一词是打印体。收信人的名字则是手写的。托尼、菲利普、苏珊、诺尔曼、罗莎琳德、彼得，写谁都可以，就像你填表那样写。显然，这是一个小把戏，好让威胁看起来显得不那么个性化。亲爱的彼得……[32]

是下次我会杀了你[33]，还是就在下一次？是杀了你[34]，还是[35]我会将你杀害？是下次，所以就是下一次！所以之前已经有一次失败的尝试了吗？一次先前的尝试？[36]署名是：D，这意味着撒旦？傀儡？命运？神明？还是死亡？[37]是的，是死亡！[38]无处不在的荡妇。

这个把戏是徒劳的。明信片不是寄给拉里，也不是寄给唐女士和院长的，而是给一个固定的旧人。死亡女士并没有忘记明海尔。隐秘的情书。

背面的剪报只是另一个小花招罢了：用来迷惑外行人而非收信人。

汽车、刹车、车灯。没有狗，不，凡·奈斯特巡逻队代替了加尔西亚巡逻队。

“就不麻烦你们了，我们每小时都会从这儿过。”

“每小时？不是说每两个小时嘛。”

“您不用等我们，看起来您有些困了。”

“我没等，只是我本来就睡得比较晚。熬夜。即使没有你们，我入睡后也常常醒来。”

“这是例行公事的巡逻。您可以去睡了，这地方在我们的监控范围内。”

周三的清晨，艳阳高照，天有些热，空气中弥漫着春日的芬芳。两位学生在教授的办公室里等他，但他却对两人的对话毫无兴趣。两点的时候，联邦调查局的帕特里克·莫菲警官打来电话。这位警官听说了佩雷拉的事情，也知道因评论文发表引起的麻烦，还知道明信片的事。

“你是不是有天发表了一篇关于拉什迪的文章？”

“拉什迪？那个作家？那个被惩罚的家伙？我们怎么又回到书本中去了？从哪里到哪里……这个故事真是荒谬至极！我真想扔了这张明信片，相信我。”

“您先别着急，慢慢说。我都没听明白您在说什么。”

帕特里克警官约了一次见面，就在下周二。是的，就在办公室见。那栋灰楼，里面有教授们的办公室，就在那覆盖了藤蔓的一侧。

“用不着这些解释，”帕特里克斩钉截铁地说道。“我能找到那地方。周二下午一点半见。”

这位暴脾气的帕特里克看起来比另一个道貌岸然的佩雷拉更有趣，从他那温柔而可笑的建议中就可见一斑。

加什帕尔再也不想住那偏僻的小木屋了。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急匆匆地打包了一些物品和文件，临行前检查了一下水龙头和煤气开关，拉上窗帘。在火车站，他认真地打量着经过的每一位乘客。

月亮之城就像一座公共图书馆，里面陈列着无数百科图书和词典，书写着那些寻找另一个世界的人们的故事。

周一的早晨，在回程火车上，尽是些庸俗不堪的乘客。夜晚，森林中嘈杂声四起，像是被撼动一般。鸟儿似乎也喝了个酩酊大醉，铁丝网和巡逻的哨兵一如往常。

周二下午一点半，一个强壮的矮个子男人没敲门便进来了。他嘴唇红厚，额头却很小，身上毛发甚是旺盛，一副想干架的凶狠样。强壮的身体像是要把那件别扭的大衣给撑破似的。他还有着黑色的双眸。名片被扔在了桌子上，上边写着：帕特里克·莫菲，拉里八号。是的，是的，拉里八号。

“我给马里奥打了电话。他目前不在这一片区干了。他也和我说了波特兰教授谋杀案，以及接踵而至的丑闻。当然，他也和我说了你的文章，所谓的另一桩丑闻。教授多大年纪了？”

“帕拉德那时还是个年轻人。”

“帕拉德？”

“是同一个人。他在这里改了名字罢了。”

“哦，是吗？不，不是他。我说的是那位大师，著名的大人物。”

“科斯敏·迪玛在几年前就去世了。他活了八十多岁。”

“那我们就从你的评文开始说吧。那篇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涉及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为什么这会引发一桩丑闻呢？”

“这会令人想起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一些新事？”

“不，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只是语境是新的。新的开始，新的偶像。对自由的疑惑。在东方是这样，在这里的移民亦感如此。”

“这位迪玛多有名呢？”

“和你能想到的最著名的学者相差无几。他自然不是一个体育或是影视明星，更不是那种由于醉酒驾驶被罚两星期监禁，最后电视台还得付一百万请来谈谈狱中忧伤的性感交际花。一百万啊！迪玛在全世界出版的书加起来也挣不到这些钱。所以啊，迪玛完全是另外一种人。”

“民族主义者？”

“年轻的时候吧，或许之后也会是。在我们的故国，有许多他的崇拜者。用我们的话来说，他就是我们的偶像。”

“那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为什么还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写？”

“他有一卷回忆录被出版了。我本不愿写，最后还是不得不写。总有人建议我去写这样的评文。我起初是拒绝的，而后我还是写了。”

“谁建议你的？”

“一个记者，是学院院长的朋友。”

“明白了。他这样做是为了学院好。”

“或许吧。他还说是为了我好呢。”

“好吗？”

“不太好。”

“您后悔了？”

“没有。”

“我的同事马里奥说您在发表文章后没有受到威胁。”

“不，我当然受过威胁了。在我的故国，在那里的报纸上。只是现如今我不在那里生活了。在这里的流亡刊物上我也受过些许威胁。”

“您的夫人也受到威胁了吗？”

“我的夫人？哪门子的夫人？”

“我是说，您的伴侣……或者说您的女朋友。”

“伴侣？啊，重要的另一半[39]，是这个意思吧。我的表姐露没有受威胁。”

“所以，是在报刊媒体上受到的威胁。”

“在远处的那一边，充斥着语言暴力的文章、谩骂和诅咒，而在这里，这些仅见诸于流亡刊物。”

“据我所知波特兰教授……也就是帕拉德亦受到了威胁。这又是什么缘故呢？他可没写什么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

“不，他写过。他已经和迪玛祖国的民族主义者决裂了，也就是和那些来自他祖国的家伙彻底分道扬镳了。他发表了不少反对民族主义的文章，行文极其慷慨激昂。”

“你的那篇文章说的就是他？迪玛曾经的弟子？”

“我只写了科斯敏·迪玛的回忆录，我回忆了他30年代的参政岁月。”

“他会不会刻意隐瞒或者捏造了这些事实？你不是说里头并无新鲜事。”

“信息是旧的，立场却是新的。反共产主义的后共产主义，或者说是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反共产主义。和一群僵尸做斗争总要来得容易些……迪玛对这一秘密闭口不谈。他为什么要公开忏悔？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而非你曾是什么身份，难道不是吗？得讲求实用主义！”

“他还有弟子吗？除了帕拉德。”

“可能有吧。”

“他的弟子是不是被你的评论文章吓坏了？”

“可能吧。不仅他们被吓坏了，可以说我的文章是引起了群愤。”

“马里奥同我说你在躲避着你以前的同胞们。”

“我曾经和他们一同生活。那里并不只剩恐惧，还有欢乐。而在这里，是的，我在躲避着他们。”

“您为什么要联系佩雷拉警官呢？”

“是学院联系的他。帕拉德被杀后，我们院长觉得我也深陷危险之中。佩雷拉先生被巴尔干的那些破事纠缠不清。犯罪动机当时就不大清楚，甚至至今仍不明朗。”

联邦调查局的特派员在笔记本里什么也没写，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受审人的脸庞。

“那帮人为什么时隔两年又回来了？”

“哪帮人？”

“就是那会儿威胁您的那帮人。”

“我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威胁我的团伙。”

“你在那期间还发表过别的什么东西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

“明信片好像是一个极端组织寄的？”

“我不清楚。”

“一个神秘组织，比方说？我以为30年代的极端分子都很神秘，马里奥是这么说的。和迪玛有关系的那些人都神秘兮兮的。正统的恐怖主义，不是吗？在这里的那伙人也是一个神秘组织的吧？”

“我不知道。行文很奇怪。可能只是一个扰乱搜查的小把戏罢了。我不清楚谁是寄件人，我什么也不知道。当然，在流亡者中肯定会有极端组织的存在，但我不认识他们。”

“书写的笔迹可有什么特殊之处？”

“没什么笔迹。上面只有名字和地址是手写的，其他都是打字机打的或是电脑打印的。”

“那内容呢？你怎么看？”

“好像是一篇语录。我也不知道缘由。纯属一个大体印象而已。”

“在那段文字中有什么你比较熟悉的地方吗？”

“迷宫。‘迷宫’这个词。迪玛的顽念之一。他写过许多关于迷宫的文字。上周，我在纽约的一家图书馆里待了几天，重读了几本他的书。顽念就在那里。希腊式的迷宫。迷宫中的神话和礼仪。世界就像是一个迷宫，每个城市亦是如此。神秘的螺丝线和十字形迷宫。凯尔特迷宫。人类内脏的迷宫……”

警察面露几分怒色，忽地站了起来。他个子矮小却很强壮，圆乎乎的样子，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卷发。

“那我们下周再见吧。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好极了。”教授不耐烦地回答道，只想赶紧离开这房间。他为自己记忆中的空缺而恼怒不已。他知道，却又不知道这引语。旧日时光拒绝为他提供文献参考。

***

到了讲述这桩倒霉事的时候了。得和别人也讲讲这明信片的故事，听听他们的意见和观点。戈拉和一座图书馆相差无几，他或许能提供一些解决办法。或者，该给露打电话。问问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威胁的事情，她肯定会认真地听完这怪事，接着感到焦虑不安。

彼得拿起了电话筒，犹豫着。他忽地决定了，拨了号码。

“是的，是我。来自东方的明海尔。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一直都是对的。我们很久没有聊天了吧。看，我们现在又开始聊了。我向你保证，我们会聊上许久，像是被施以‘发言’的惩罚，不得不用上那些佶屈聱牙的语句，讲演出一篇神谕般的发言。对于一个博览群书，过目不忘的大师而言，所有的问题都不值一提。所以，我想问……”

他手里拿着明信片，眼前便是那神秘的信息。他一切就绪，但又改了主意。事实上他常常这么做，不足为奇。厌倦感最终还是战胜了他。

“我想了解一下那场你参与过的大学生革命，好让我理解我所降临的这个世界。你跟我讲过的，我觉得你说得没错。在拉里一号将我招进学院后，你立即就把所有的情况告诉了我。你和我讲述了学院的氛围，你曾经是一个细心谨慎的保护者，一如既往。来自图书馆的天真产物。我不能用老鼠来形容，毕竟它根本算不上天真。应该用天使来形容你，一个如牛奶般单纯的天真汉，语言的天真汉。来吧，和我说说，再和我讲一次那些人是怎么在阳台上对话的吧。热情之花，著名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40]，罗莎·卢森堡[41]和克拉拉·蔡特金[42]，还有安娜·波克尔[43]和科伦泰[44]同志。还有庇隆[45]夫人。是的，我必须说，你还没有提到过这些名字。”

一段意料之中的缄默。戈拉受够了彼得的幻想，但他最终还是像往常一样，作出了让步。

“我课上有个女大学生。文静，有教养，有点儿腼腆。她曾和一个男同学一起来，他也是她的男朋友。那男生阳光帅气，体格矫健。这小伙子有天来我办公室，和我说那姑娘想找我谈谈。他结结巴巴的，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为什么那女孩儿没有亲自过来。是的，这里头一定有猫腻……两年前他们刚刚进入校园，那女孩儿参加了一个新生聚会。她喝了些啤酒，和一个男孩儿去森林中散了步。然后，然后……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或许发生了什么，又或许没有。一个拥抱，然后呢，一切都不得而知。女孩儿记不太清楚了，但确又是发生过什么的。这也不怪她，毕竟是两年前的事儿了。”

“是的，现在我想起来了。后来那女孩过来了，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两年前发生的事情已难寻踪迹，但可以确定的是，那过往触动了她尘封的心灵。这件事或许从未发生，或许只发生了一半，四分之一，抑或是五分之一。无论如何，在这个时间点的两年后，也就是在一个晴朗的秋日午后，犯罪人遇到了这对情侣。他斜瞥了一眼，微微一笑，像是传达着什么信息。那女孩儿感到自己被侵犯了，她的伴侣便替她出面伸张正义。这位女学生找到了院长，告诉他自己所能讲述的一切。聚会、啤酒、树丛、在草坪上的拥抱、黑暗中的骚动。拉里一号倾听着。那正是贝德罗斯·阿瓦基安的学生为你着迷的年代不是吗？这样说来，拉里一号很入神地听了你的讲述。所有的埋怨都应该被倾听并以民主的方式得到解决。那位激进的嫌犯受到了惩罚：两个月内，他都无法参与盲人帮摇滚乐队的排练，另外，他将无权出入体育馆和游泳池。”

“那位女性受害人对此并不满意，不是吗？”

“那女学生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因为受罚者仍然时不时地出现在彩排现场和游泳池里。据她的朋友说，这人出身富庶之家，还曾慷慨捐助过学院。”

“你是不是建议她忘却一切，还问她是否和其父母关系良好，是吧？那会儿，你是这样跟她说的吧，好好享受假期，让自己开心点，保护自己的同时也好好放松一下。别纠结于这段令人不快的过去，你还年轻，长得好看，为人又机灵，定会前途无量的，别拘泥于往事，要朝前看。你是这么说的吧，圣奥古斯汀？就像一位刚从前现代的洞穴里迈出步子的冥顽不灵的老家伙，像是一个东欧蠢蛋，厌恶女性又毫无道德底线的大男子主义者。”

“呃，可是我也没有蒙受什么损失，学生们都很是敬重我，所以那女孩才来看我。阿瓦基安对我也很是敬爱。”

“那革命呢？它不是第二年春天就爆发了吗？反对政府鼓励“性骚扰”的标语和传单贴得到处都是。左右不过三天，政府办公楼就都被占领了。他们还在被围困的大楼阳台上发表演讲。示威游行、新闻报道、谈判协商、措施计划，是不是还有色情三重唱呢？”

“依据司法审判，那女学生得到了一笔物质补偿金，之后就转去了另一个学院，现在已经结了婚。她的另一半是中西部移民保护组织的现任主席。而犯罪未遂或者说是半未遂的那家伙也从学院毕业，结束了他法律专业的学习，如今在华尔街工作。”

“那奥古斯汀·戈拉教授呢？他是否修正了其祖母的意见？他向遇难者提供了什么建议？让我小心？要我小心提防什么呢？提防女大学生们？小心流言蜚语？回避幽默笑话？是要对蛊惑人心的人、疑神疑鬼的人、眼红嫉妒的人和诡计多端的人退避三舍？还是要对我们远方的幽灵敬而远之？”

“你有何不快吗？发生了什么不愉悦之事？”

“不，并没有，我只是预备着。我想知道我该如何准备。那三日革命的讲述很有建设意义，只是听起来有些苍白乏味。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和帕拉德那件事并无二致。”

“帕拉德？你想什么呢！又不是学生将他杀害的，这一点可确信无疑。”

“那位凶手对这个学校很是熟悉。无论是教学楼、课程表还是受害人的日常行踪，还是星相学、泛心理学和非常态的精神紊乱，他都了如指掌。我可不是这样，这你也知道，我还是比较实在的。能绊倒我的通常是椅子或是野草，而不是什么星星。我总心不在焉，而他则过于全神贯注了，我们之间，不存在莫须有的联系。”

“是的，绝不存在什么关联。”戈拉教授赞同着，毫无疑问，他可能又读起了书。

彼得·戈拉他也可以重新拾起那些夜里的幻想：杀人犯查尔斯·曼森[46]、恐怖分子蒂莫西·麦克维[47]和食人者杰夫瑞·达莫[48]以及其他解脱专家，还有关于聋哑人和癌症、宇航员和丛林居民的纪录片、美式足球、经典影片和拳击、室内乐和爵士乐。日过三更，娱乐游戏和色情影片次第登场，空手道练习和外语课也没有缺席，让一颗失眠之心所渴望的所有事物都在此时一一出现。

***

一块长招牌，垂直地贴挂在高耸的楼房上。肮脏的墙面，满布灰尘的装饰：大广场旅店。第48街和第八大道的街角。各色人种的吸毒者、妓女、乞丐、皮条客和无业游民来来往往。

她停下了脚步，脸上满是惊讶的神色，寻找着她的同伴。在情趣商店那儿，她看到了他的背影……他戴着一副墨镜向橱窗走去，随后将两掌贴在玻璃上。

忽然有人轻拍了她的肩膀。“好了，我来了。”彼得在她耳边轻声说道。露看着地面。

“你要我回到我刚逃离出来的地方去吗？你也陷入了对情趣商店的疯狂当中吧！你完全挣脱不出来了吧。”

彼得往后退了一步。

“疯狂？这就是普罗大众所谓的文化罢了。一种治疗的方式。营业额最大的产业。我们没办法对这个国家的繁荣视而不见。我们的国家，不是吗？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

露缄默不语，像是被冻住了一般，眼神中充满了疑惑。

“是我的错。我当时不应该和你说那个梦的故事。”

“哪个梦？”

“上周五的那个梦。那是一种诗意盎然的状态。我梦见了一个阳具，一个形若阳具的孩子。那是一种十分微妙的形状，而它正渴求着呵护，和其他的孩童并无二致。我激动得都哭了，直至现在我都还为之情动不已，就是这样。”

彼得着迷地看着她那双大眼睛。露浑身颤抖，用那双无与伦比的手擦拭去眼角的泪水，内心感到了几分羞耻。她依然望着地面，快步走开。彼得赶紧追了上去，笑着挥手。他们逐渐远去了。

唯有那条街道只身孤影地留在原地。一家家杂货铺，情趣商店，中国人的蔬菜摊，土耳其餐馆，墨西哥人的雨伞店，荡妇们在骚动，戴着阔边草帽的扒手寻思着伺机而动，旁边还有巴基斯坦人的烟馆。

看看另一条大街，宁静整洁中带着荒凉。楼房都是砖石的质地，看似十分坚固。英式墙面，哥特式的窗户，铁铸的窗框。石头上刻着字母：年轻人协会[49]。

彼得站在门槛上，身着一件白衬衫，汗流浃背。他高卷起袖子，警惕地望着四周。他谨慎地看了看左右的情况，又瞧了一眼手表。他在等一个人，接着放弃了，进到大厅当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满目望去尽是那些吵闹的年轻人，还有他们的行李箱和背包。

门卫是个黑人，高大魁梧，宽大的手掌拿着电话。他监视着门和电梯。巨人彼得面对着一个比自己更高大的巨人，这么一来他可就很难赢得这场闹剧比赛的胜利了。

他们四目相视，眼神中充满冷漠。一个又高又壮，秃顶，长着小胡子。另一个更高更壮，有着一头浓密的黑鬈发和黝黑的皮肤。一个是被打发回家的匈牙利骑兵，另一个则是美国黑人，仿佛准备拿出自己的萨克斯。

“乔先生吗？”

那黑人点了点自己又大又沉的头。

“贝阿特丽丝·阿特温夫人昨天来了电话，是为了……”

“啊，贝阿特丽丝！贝蒂。我们是这么叫她的。是的，宝贝，这位女士来电话了。我有钥匙。”

他微微一笑。牙齿宽大，洁白无瑕。黑色的大眼睛燃烧着阴谋的愉悦。

“是的，宝贝，我准备好了钥匙。两小时，就这样。”

彼得没有回应他的微笑，他审慎而冷静。

“完美。我拿了钥匙就回来。耽误不了多久。”

高大的乔·路易斯弯下身打开了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把系着蓝绳的钥匙。他不再微笑了，也不看顾客，变得审慎而冷静起来。

露。苗条而高挑，气质优雅。一件红夹克。瘦削的脸庞，白皙却没有什么表情。头发梳成一个髻，露出了后脖颈。

“简单的小房间。一张床。一个喷头，一个马桶，一面镜子。没有毛巾，但是便宜。”贝阿特丽丝解释过。“没有香水，没有面霜，也没有毛巾。你不会忘记你身处何地，又是抱着什么目的。滥交让他们的淫性大发。它抹除了一切禁忌，放大了情色的愉悦。”

五楼。走廊。提示写得很清楚：401—411号房在左手边，412—419号房在右手边。走进416号房，便能看到一张床和一把扶手椅。床窄得很。床单左角处有一块褐色斑点。露一动不动地站在门框里，静默着，好像随时随地都会甩门而去，离开这个房间，也离开她的婚姻生活。

就算在梦中彼得也不曾忘记这么做的风险：露不是为肮脏交易而生的，这种事情会令她胆战。

彼得站在房中，已经为暴风雨似的责骂和灾难做足了准备，他入神地用双眼记录下露青丝飘动的样子。露不再是那个露了。只见她将扣子一粒一粒解开，慢慢拂去了外衣。朱红色的绸缎从她身上褪下，里面再不着一件衣裳。她用手捧起那年轻的乳房，将它们为他献上！她裸露着光滑的双肩和修长的颈项，用纤长的手划过脖颈。她的手掌丝滑如绸，她的手指细嫩如脂。尽管窗玻璃并不干净，但她就是此般，透过窄窄的窗子凝望着。

帆布鞋。她同情地看着它们，先瞧瞧右脚，再看看左脚，然后慢慢地将那玉足从鞋中解放出来，先是左脚，而后是右脚，就这样她将双腿慢慢分开。她的脚趾纤长，脚形瘦窄，肤色嫩白。在洁白的牙齿上，她的双唇微微颤抖着。露不再是露了！

……

露在洗澡，能听见她簌簌的淋浴声。她现在套上了一条白色短裙，裙摆特别短，还在黑黑的发髻上别上了白色小皇冠，像个新娘子一般。她的手上戴了一副白色手套，脖子上还挂了一串洁白的珍珠项链。

彼得身着黑色西服，脚穿锃亮的大皮鞋，站在她的面前。他戴上了白色领结，还在鲜亮的上衣口袋插了一块白色小方巾。

在首都四区社会主义市政厅的院子里，一对男女挽着彼此的手，相互依偎。院子深处，艾娃·基什奈尔·加什帕尔独自等待着，蜷缩着身体，看起来更矮小了。缩在那里的她只身一人，满头白丝，身着一条金黄的连衣裙，外套一件油渍斑斑的花色罩衫。她撩起罩衫的衣袂，用它擦了擦满是污点的眼镜片，还用它拭去了眼角的泪花儿。那对欢欣的情侣从她身边走过，一眼也不曾瞧她，径直走进了市政厅的民政办公室。一位公务员庄重地走下了台阶，作为他们的司仪前来相迎。

奥古斯汀·戈拉教授！蓄着灰白的小胡子，就像斯拉夫教堂司使留的三角山羊胡那般。举手投足间，他显得腼腆害羞又死气沉沉，还带着些许高贵与荒诞。

教授抱住了新娘，亲吻着她的脸颊。而后，他握紧了明海尔的手，一副十分凝重的样子。明海尔紧紧地盯着他看，他终于有机会亲自认识这位大人物了。一瞬间，他似乎都迷上了他。

戈拉身着一件绿衣，自肩至腰斜披着一条三色缎带。他朝新娘做了一个绅士的手势，邀请她和她的伴侣进入。

这时，岳母突然间插了进来，浑身抽泣颤抖不已。教授朝这个“不速之客”微微一笑，只好邀请他们三人一起进来。新娘和岳母一同走上了那三级台阶。新郎则留在原地，宛若一尊雕像。

教授像是个模特般，再次弯下身子来。然而，新郎好似失去了生命的迹象。要说是死了，但人倒是挺立着。浑身僵硬，眼神空洞，却闪着异样的光芒。

戈拉教授微笑着朝新娘子鞠躬，顺势递上一个黄色大信封。

彼得汗水直流，喘着粗气，呻吟着，挣扎着，扔掉了如火焰般燃烧着的被子和床单，紧紧抓住床沿，跳了起来，惊恐万分，满心想着要和戈拉好好谈谈。

戈拉教授可不好见。他总是坐在电脑前，忙着记录下他刚刚逃离出来的狂风骤雨般的夜晚。

***

今天不是周六，而是周五。塔拉没带信件过来，而是来作报告的。

“我现在都成了嫌疑人了！”

“谁不是呢？”

“这话怎么说？”

“调查不会漏下任何一种假设，不排除任何一种怀疑。最简单的假设便是：告发者本人即为嫌疑人。”

“但我没有告发任何事。”

“你带来了明信片。因此，也就意味着带来了威胁。你发起了这场行动。他们有理由怀疑你是同谋。”

“唐夫人就是这样想的。我之前去看过她了。我觉得，你也不太喜欢简妮芙·唐吧。”

“她挺有礼貌的，而帕特里克·莫菲那个密探[50]却不是这样。事实上，我不应该和你说我和他见过面。”

“但是面对我这个所谓的同谋，你可以这么说。唐夫人也坚持让我再和他见次面。她对我可一点儿都不彬彬有礼。她要求我把明信片上的内容都写给她，还得在她面前写。她盘算着通过这种方法将我写的字和明信片地址上的那些笔迹作以对比。其实，她只要去教务长那边找找我的档案就可以了，那上边儿全是我的笔迹。”

“你不用担心这些，她肯定会去找出来作个对比的。也就是说，她觉得你可能是信件的作者，对吧？”

“她不作任何猜想。她会去调查研究。帕特里克会来威胁我的，这点我可以肯定。或许你说的是真话，但也许这会恶化当前的情况。唐已经怀疑到我了。她肯定在想，你怎么会来管教授的信件呢？那是写给他的，又不是写给你的。”

“她的怀疑有道理。”

“但这并不是我的主意。”

“当然是。”

“那只是当我看到那些堆积如山的信件让你痛不欲生的时候。再说了，你是花钱雇我来做这个的！先生，你花了钱的！我对那金发女人也说过了。我之前肯定这一点可以排除怀疑。”

“怀疑是你写的那张明信片？”

“不，这个疑点一时难消。”

“那么，是什么怀疑呢？”

“怀疑我是为了来这里才为你分拣信件。”

“她这么说的？”

“这学院太小了。如果你坚持自我辩解，那么越来越多的怀疑便会接踵而至。我室友常能看到我带着一大袋加什帕尔教授的信件回去。她知道我在为古怪的彼得·加什帕尔教授分拣信件。”

“的确，是有些古怪……唐夫人还问了些什么？”

“如果我告诉你，我会睡得更安稳么？”

“睡眠已经成一个问题了么？”

“那还不至于。我倒没受到死亡威胁。”

“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你又讲这个。你做噩梦么？常失眠么？”

“大概是吧。我这一生都住在城市里，不亲近自然，因此难以习惯树林里的黑夜。”

“这样说来，你一直集中着注意力，准备伺机而动，因此才难以入眠。”

“是忐忑不安让我们变得如此幼稚。只有孩童才惧怕黑夜和树林。”

“你要睡在这儿吗？不，这无论如何都是不行的。这对我毫无益处不说，还打消不了唐夫人的猜疑。女学生将教授先生迷得神魂颠倒，好让他对之百依百顺，从而使她趁机溜上他的床，再以此为把柄敲他一笔么？”

“假如她真的踏进了教授的家，溜上了先生的床，还同他极尽缠绵，那她就万万没有折磨他的道理。”

“或许她是个魔鬼吧。像吸血鬼德拉古拉[51]那样。”

“一个魔鬼……那可能的确很是勾人吧。”

塔拉继续审视着他，宛若一名警察。而加什帕尔呢，他也依样画葫芦。见塔拉微微一笑，加什帕尔也扬起了嘴角。

“你别害怕，性侵是不会发生的。魔鬼才不会攻击自己的教授呢。但如果教授他攻击了我，我会采取自卫措施。你就别担心了，我不会告发你的。我知道你需要这里的这份薪水。”

“不，你不能留下来。学院是个小地方，这事很快就会人尽皆知。”

“我无所谓。”

“可我，我在意啊。就像你说的那样，我需要这份工资。”

“但如果有人晚上留在这里，你会感到更安心呀！”

“我并不会这样觉得。有别人在会让我很不安。不，还是别了。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即使第一个假设是真的？”

“第一个假设是什么？”

“我写了这封信，就是为了让你需要我，让你离不开我。”

“那正好，我更需要避开了。年轻人真是让人招架不住啊！”

“如果是帕特里克让你一试呢？他提供给你行动企划：被迷得神志不清的教授让女学生帮忙，结果她就钻上了他的床。那她也会受伤的吧，到最后就会承认一切。”

“她也会受伤吗？帕特里克对此又会怎么看呢？我们等等看吧，等到周二和联邦调查局会面以后再说。如果我改主意了会再通知你。”

“那现在，我可以坐下了吗？”

教授指了指扶手椅和沙发。他竟未察觉他二人一直站在那里说话。

“抱歉，我一刻钟后得去办公室一趟。”

他看了一眼左手腕上的表，是的，一刻钟之后就得走。

“没事，那我就照常周六晚饭后再过来。可能，这段时间我还能在邮箱里收到另一封信呢，或许还会写得更详尽。”

加什帕尔看着她，皱起了眉头。

“这也不坏，这倒一点儿也不坏。”

这听起来像是个请求，或是一个建议，只是丧失了它原先固有的幽默感。更何况那会儿也不是三更半夜，只是下午三点。

“你又在想那句话了吗？我一再重复它，都能背了。我以为，这句话早就记在我脑袋里了。我也不知道于何时在何地见过它。我不清楚是在哪儿了。我怕是老了，记不起来了。”

“你已经记得够多了，甚至可以说是太多了。如果记忆只是陷入了沉睡，那它有朝一日总会醒来。我也可以将那个句子背下来，但它也唤不起我的记忆。我是如此的蒙昧无知，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阴谋诡计尚能激起我的兴致。”

“我们周二等帕特里克受审以后再议吧。现在，我赶时间。”

事实上，彼得并不赶着去什么地方。他只是对这场对话中自己那股活跃劲儿有些反感。他想出门好好静静。塔拉走了，教授独自走进校园，心中毫无涟漪。外面刮着大风，凛冽而潮湿，图书馆里倒是温暖安静。全世界的书籍、杂志和报纸汇聚于此。这是圣徒“电脑”的宗派吧！信徒们得在这神奇的屏幕前暗自祈祷。这些互联网一代，诞生于集成电路之间，而非来自女人的肚腹。但即便是这样的一代人，也并不知晓那句引言的出处：塔拉没有找到神奇的按钮。他们需要一场催眠，好让记忆的神秘机制触动那根闪耀着荧光的尖针。

“这些年轻人都是算法之神的信徒，而我则是处于他们之间的一块化石。这便是我。”教授离开这座庙宇时心里默念道。

他独自一人待在巢穴之中。在床头柜上，堆着不少袜子和毛衣。在衣袜底下藏着个黄色信封。那是一封塔拉的旧信。是另一个塔拉。那女孩儿从中学时就总抱怨教授给自己过高的分数。一年前，她还因为这个和一个教授起了冲突。现在，她却是个温柔可爱的女同志了。这是现实中的往昔吗？

信封里装着塔拉·尼尔森这个女学生的论文，研究的对象是《敌人：一个爱情故事》[52]这部小说。这是在教授收到那封鲁莽的威胁信后又过了几天才收到的。说起来，也是期末后的事儿了。

无能之人总会被不幸团团包围[53]……在陌生的环境当中，那些人物无法交流和互动，而他们的不幸恰好也降临于此。丢失了旧日的习惯也就意味着自我的迷失。在旧日的习惯中难以找到解决的方法，即便以全新的身份或在想象中亦是如此。

他曾在七月的某一天读过以上这些信纸，如今已有一年的光景。最终，他却在1079号邮箱中意外地发现了它们。

塔拉选择了这部关于流亡者的小说，是为了向他挑衅吗？

既要保留原来的身份，又要去适应新的身份，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确实如此吗？我们各有缺陷，扮演着冒充者的角色，既是在家园，又不是在家园；既在地球上，也在月亮上。

在经历了战争之后，主人公只愿意去接受他自己的思想。有个叫玛莎的女基督徒曾救了他，他为报答这份恩情便娶了她。这位女基督徒是一位天使般的波兰农妇，一位文盲圣女。在她逐渐转变为一个犹太女人的过程中，她却表现得像一个小丑。这位丈夫和相信性暴力的女信徒之间只能靠着一段同谋关系，互相虐待，从而逃避现实。

这与威胁信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没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只是一段纠缠着他的事实罢了，就现在，在当下这一刻，仅此而已。

逃离现实，就像是性的解放。精神上的幻想彼此勾连……性的渴望，是唯一的迷宫。[54]精神的幻想将他们联结在一起，身体的欲望，那种饥渴的性欲，便是唯一的迷宫。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将这迷宫命名为自身。

迷宫？

一年前，这个词似乎还并不可疑。现在，它有了自身的形状，闪耀的荧光，狡黠无比。彼得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如果巡逻队的行动越来越隐秘，那这森林又会为夜晚准备什么呢。他想睡觉了。

性欲，是那唯一的迷宫，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此为名。[55]

在小说中，真正的敌人是记忆，那是强加于身份之上的创伤。传记故事中的术语变成了病态的冲动。将旧日的创伤掺入新的体系之中并不需要推倒栅栏，相比之下，忽视那存在才更为重要。比如，你该有个孩子？或者，迷失在性欲的迷宫之中？

夜的序曲麻木不仁，那不是一种“性欲”。唯有“迷宫”一词在荆棘丛中盘绕着游走，而后忽地出现。

无休无止的睡眠，无影无踪且遥无尽头。由一条直线构成的迷宫，隐匿无形，永远存在。由单一直线构成的迷宫？隐匿无形，永续不尽。性欲……是那唯一的迷宫，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此为名？

死亡。死亡女士！[56]老鸨用她那专横的眼神向我致敬。睡眠，恒久的沉眠[57]，那永久的睡梦，昏昏沉沉的瞌睡虫重复着。

猩红色天空。大象踩着望不到尽头的高跷。昆虫—大象，优雅的软骨动物。来自宇宙洪荒时期的庞然巨物，它就在浩瀚星辰之间。体型庞大，毛发茸茸，威风凛凛的獠牙，坚不可摧的象牙。象鼻子上挂着绿不拉几的鼻涕。

母象和公象相对而行，却未曾彼此靠近。在它们的背上，各有一块毯子。而在那毯子之上，一块墓碑浮悬在空中。在左侧的公象身上有一只眼睛。而母象身上有一个化妆品广告，两瓣红唇之间衔着一颗眼珠子。

苍穹之下，广袤无垠。烟灰色绵延的山丘和停机坪，放哨的瞭望台，两个身影奔跑着，他们举着旗帜，擎着火炬。

橘红色的天空，微微泛粉，而后又变幻出火红的样子。大象。天空被它们细如蚊蝇的腿划分出一道道痕迹。这些细腿就像透明骨头制成的箭，艰难地支撑着大象身体的重量，承着背上的负担和无垠的苍穹，好像随时都可能被折断。印度风格的毯子上碑石忽而一滑，在空中摇晃起来。画上的眼睛。帕特里克的眼睛，特务[58]。四腿动物背部的毯子上写着帕特里克。

精疲力竭。加什帕尔缓慢地向床头柜移动身躯，就这样倚在床上，靠在墙上。汽车在门前刹车停下。现在不是夜晚，而是新的一天了。黎明的曙光，感谢上苍！他已经睡了几个小时。除了拂晓之时，他从不曾听见巡逻队的声响。

厚厚一大摞《不列颠百科全书》。纤薄的纸页，细小的符号，往昔的密码暗文。这位大学讲师被过往推搡，向着那更久远的曾经。

人身牛头的怪物是杀不死的，在描写迷宫的那一章节里迪玛老人就这样认为。这牛头怪会前来复仇，将现代迷宫变成无边地狱。人身牛头怪最后变成了金牛座。重生的诺言，就在春天。而读书笔记，却是一无是处。

电话：出租车司机找不到隐士的小木屋。其实不是司机，而是简妮芙·唐女士找不到。彼得刚刚才意识到那个越南女人的嗓音浑厚得极不自然。学院的安全科想知道接下来几天教授会不会留在校园里。唐女士告诉了院长所发生的一切，包括谁离开了学校，什么时候走的，什么时候再回来，以及是由谁陪着回来的。

不，加什帕尔教授接下来几天不会继续待在学校里，他刚才还在找出租车，准备前往火车站。简妮芙·唐建议他走之前拉上窗帘，开着门前的灯，就像他还在家一样。还有以后要向学院安全科及时报告他什么时候离开校园，以及要离开多久。

荒芜的车站，人迹罕至。车厢几近空荡，只有一位面色苍白的驼背老太太和她淘气的小孙子。老奶奶埋头读着书，而那小孙子戴着眼镜闹腾个不停。

那神秘的明信片难道是来自老炼金术士的崇拜者？博学者常说起哈德斯冥府中的无形之火，死尸的地下世界，十字迷宫，阿里阿德涅血迹斑斑的线团。像迷宫一般的绳结，像入门仪式般的迷宫。游牧者，流亡者，地下室。单一的线条构成的蜿蜒之路。被困在现代管道中的世界，是潜意识的管道吗？牛头怪会毁了这管道里的世界的！牛头怪，它就在那宿命不可预见的中心，博学者说。由单一直线勾成的迷宫是不可见的。一条孤零零的直线本身就看不见。[59]

命运难道就隐匿在温度、速度、千米、胆固醇含量、动脉压、血糖含量，这些世俗的数字里？杀人才不需要什么象征符号。卓绝的警告和粗俗的本能，这就是所谓新教徒的秘密吗？

明海尔厌倦了眼前的笔记本，于是便抬起头来，望向右侧窗外，河流坚守着什么。冬天大雾弥漫。大河宽阔浩渺，沉着笃定。单一的直线。一条永存的直线。[60]

开合双目之间，脑海中尽是同一番景象：明信片。他读了读背面的内容。墨西哥议员卡斯蒂洛·马丁内斯[61]应邀赴美参加一个公共辩论，但却被国家有关部门百般阻挠不许入境。康奈尔大学的一位生物数学教授对这一无理取闹的做法表示抗议。在这篇文章下面，是一封长岛读者的来信，内容是关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圣彼得堡的一次旅行，那时候还叫作列宁格勒。国际旅行社的导游，还有战后从德国带回来的法国印象派收藏品。

明信片旧得泛黄，无力地躺在加什帕尔的手里。

“跟我又有何相干？我和这些荒谬的玩意儿扯不上半点关系！我既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德国人，既非博物馆迷，也非观光者。我甚至都算不上是绘画爱好者。我看不出艾尔米塔什，国家部门和迷宫之间有什么勾稽关系，也看不出苏联、阿里阿德涅[62]，代达洛斯[63]和炼金术士的传记之间有什么关系。”

***

周六晚，塔拉两手空空地来了，举止冷淡：不屑一顾，根本不值得去关注。

桌上，两个杯子，还有一瓶红葡萄酒。教授准备好了一切！他不仅准备好了酒和杯子，还做了苹果馅饼。另外，还有两个漂亮的小瓶相依着置于桌上。这是一场庆典的晚会，还是一场丧葬的哀悼会？或者兼而有之？

他睡得很沉，醒来时如获重生。思绪清晰，想法明确：迷宫！他要和塔拉说说这迷宫的事儿，要给她看看他在纽约图书馆和学院图书馆写的笔记。“老头，我们这么称呼他。他写过很多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个章节还收录在《不列颠百科全书》当中。”

塔拉也准备就绪：低领白衬衣，黑色长裙，精致的高筒靴。头发上梳了一个小髻。她还为自己描了眉，画上黑色的眼影。教授也把下巴剃得干干净净。

“密谋者强迫我们讨论迷宫！”

老头，我们这么称呼迪玛吧。他写了许多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克里特国王米诺斯因为没有献祭海神波塞冬送的公牛而遭受到神明的惩罚，以致不能生育。国王的妻子跟一头公牛生了一个儿子——牛头怪米诺陶。半人半兽的米诺陶，后来被米诺斯关在一个迷宫当中。

“很好的开头……一个尚在认字阶段的美国女学生，除了神话课，还希冀什么更高深的内容吗？”

“这不是一门课。这是一个开场白，一场对话的开场白。美国女学生会有用的。她只需凭借她的敏锐和直率即可。话说回来，她既不是文盲，也不是天真的无知者。”

“我学会了不再排斥那些溢美之词。”

“迷宫是国王的建筑师代达洛斯涉及的。那时候，在克里特的附庸城邦雅典，每八年就要献祭七个童男七个童女，让米诺陶给吞吃掉。其中一个叫忒修斯的童男，在后来杀死了那魔怪。他凭借着一个线团，边走边把细线留在身后。那著名的红线，恰恰是阿里阿德涅的礼物。后来，忒修斯抛弃了阿里阿德涅，投向了淮德拉[64]的怀抱。”

“所以，是‘性’。红线代表着性。即便是古时候也依然如此。”

“米诺斯惩罚了代达洛斯，因为他建造的迷宫一无是处。要记住：迷宫从来都不是完美的！”

代达洛斯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一起被关进了迷宫。这位建筑师无法从自己的建筑作品中脱身。他痴迷于飞翔，就制作了一对翅膀，充作人造之鸟。而其子伊卡洛斯，就飞了起来……但他却忘了父亲的告诫，飞行时不能太靠近太阳。翅膀上的蜡融化了，飞行者因此坠入了大海。而他的父亲，代达洛斯则于稍晚时候平安地降落在了库马，并从那里转道前往了西西里。

“这简直是一部动画片呀！”

“为了天真的听众，让我们喝下这第一杯酒吧。”

教授从扶手椅里起身，开了一瓶红酒，将其倒入酒杯，二人碰杯，而后又回到各自的扶手椅落座。

塔拉乖巧又有趣，教授扮演着他的新角色。

“是那位老人写下了这个动画片，又或者称他为炼金术士，我可以这样称呼他吗？”

“算了，还是称他为老人吧。那老人还很自然地提及了现代化的演绎方式。城市的思想者。迷宫城的孤身汉。米诺斯神话应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命中注定的，是先于理性而存在的。”

“禽兽，我们心中欢欲的禽兽。”

“现代城市人想驯服这一部分，老古董是这么说的。科斯敏·迪玛支持有机论，拒绝现代的人造技术，拒绝现代化的迷宫城市。建筑师代达洛斯的人造技术及紧随其后的人造技术将怪兽隐藏在了潜意识之中。这是致命的错误，那个怀古的家伙这样认为。老人对理性持存疑态度，对进步不以为然，还故步自封于……”

“那炼金术士。”

“对他的同志们和炼金术士来说，传统就如异族的荒蛮，是能量与力量的源泉。文明就是虚无，缺少目标，丢失中心，伴随着个性的颓废。”

“我们，也就是城市人！迷宫城的孤独者。可是那些来自荒乡僻壤，隐居在丛林学院的孤独者呢？难道他们使牲畜获得新生了吗？”

“我不知道你们宿舍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们是吸毒了？还是酗酒了？无论如何我都不讶异。青春嘛，总有无穷的尝试。只可惜呀，我不再有机会参与其中了。”

“你可以弥补的。美国提供了许多途径。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外貌表相、四肢躯干、思想意识和性格特点，任何东西。你可以找到神奇的药丸或者是上星期刚发明的长生不老药，然后就出发去亚利桑那、内华达或前往别称是南极的什么地方。那样你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新世界激励着新事物。创新。一个新的开始[65]，大家如是说。

“我谈论的是个体的堕落，而非冒名顶替。”

加什帕尔垂头看着自己的膝盖，但话却讲得口齿清晰，掷地有声。

“不是冒名顶替，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这是替代。一个人代替了另一个人，词典里把这叫作冒名顶替。我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我是一名流亡者。”

“不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吗？”

“还不如说是模仿来得贴切。朝着改变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模仿。”

“所以，你是老人那一派的吧。”

“我不相信过往的理想化。任何的理想化都不值得信任。”

“我表示怀疑。”

“唯一的体面。现代个体的堕落也意味着整个民族的衰颓，厚古学者们这么认为。个体的堕落，民族的灾难。”

“挺合乎逻辑。”

“如果过去能够用金子换回，这是挺有逻辑，也挺真实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它忽视了人类的不完美性。让我们再谈回动画片吧。米诺斯是不可能被制止的，老人和他的弟子们都这样认为。对神话的迷恋，是田园化的，理想化的。米诺斯在现代的迷宫里复仇。现代繁荣的快乐地狱或是集权的谎言殖民地。我们应该向这现代地狱举杯致意吗？毕竟它不会比曾经的地狱更糟糕了。”

“我更喜欢漫无目的、毫无理由的畅饮，纯粹出于对葡萄酒的喜爱罢了。”女学生是享乐主义者。

“这还不够。我不喜欢米诺陶。我更喜欢迷宫。它既是一场游戏，也是一种人造工程，是针对烦腻的解药。我们为这美好的周六夜晚而喝酒吧。休息，放松。”

加什帕尔站了起来。高大魁梧。他醒了，仿佛他不再害怕清醒。

“三月的夜晚总是那么阴郁。令人压抑的教授和课程，还有那迷宫。作为一场游戏的迷宫？是为天真的人们准备的吗？那些天真的听众？尽管他们都与之有所牵连。”

“受了牵连？是的，我就在这里。女学生就在这儿。”

“是现在。”

“教授也是如此。”

“兴许吧。必须让他信服。得说服他。”

他们碰杯，饶有兴致。游戏正酝酿着一场罪行，或许也能引导出解决的办法。米诺陶的死亡，抑或是他行动的钥匙。

“你是什么星座的？”

“怎么了？我没明白。我从来不关心这些事儿。”

“我也是，但是……金牛座意味着生命力。春天。我不是很相信，可是……”

“可是什么？”

“我的表姐露对这些符号、星座、天文学和预言十分着迷。当然，有些观点是已经被证实了的。可能性的赌注。我在这方面很不灵光。我觉得这些很好玩，但过一阵子就抛诸脑后了。”

“星相学同样是一种游戏。所有游戏都是好的。我猜，你不会玩吧。”

“玩不了太长时间的。这不过是一种短暂的消遣。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你想知道我到底有多年轻？”

“对我这样一个老头而言，你早就够年轻了。就说月份吧，我对年份不感兴趣。”

“四月。”

“日子呢？”

“你只说了月份。”

“每个月都有两个星座。”

“好吧，那我俩都要。不管怎么样。两个都要。”

“好吧。太阳的承诺。复活。太阳惩罚了伊卡洛斯，融化了他的翅膀。他的傲慢，他对命运的挑战，对自由和选择的信仰让他受到了这样的惩罚。哦，还有他那自我中心的勃勃野心。现代的‘自我奋斗者’[66]。你们美国人都这么说。”

“教授也是美国人。他在一所美国的学院里给年轻人讲课。他们这群现代人，也从来不崇拜些什么。他们帮助教授不断地融入美国。美国的钱让教授能在这里扎根，在美国的森林中。”

“冒充者！是一种模仿罢了。”

“这便是改变的第一步。毕竟总要改变的。”

“这一次，酒不是美国的。话题是希腊的。老头来自东欧。主人也是，一个临时的教授，一个替代者而已。在阴影中，他被幽灵的杀人射线所瞄准。”

疲倦的时刻。加什帕尔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他本该先问问帕特里克，也就是拉里八号特别代表，应该如何掌控一场启示晚会。步骤、节奏、意外、圈套、决定性的时刻，当那狡猾的狐狸被反将一军落入圈套，在丝网中挣扎，再也无法逃脱的时候。

“今天晚上你可以睡在这里吗？”

“为什么？你失眠吗？是因为树林的喧嚣？米诺陶身边孤独的城里人？公牛，獾，猫头鹰。夜晚本就是一种黑暗的生物。它引诱别人上钩，或者直接将之杀害。你失眠吗？”

“昨晚我一点儿没睡。”教授说起了谎话，“因此，我就靠发表演讲来保持清醒。”

“你吃颗安眠药吧。红酒也安眠。你喝了东欧的红酒就能入睡了。那些老习惯还是挺管用的，能安神。”

教授等待着答复。

“不，我不行。很遗憾，对我不管用。”

“为什么呢？你总不会怕老头的性骚扰吧。你也没什么可害怕的。但倘若有年轻人袭击我的话，我是会自卫的。我能应付。你放宽心，我不会怪你的。”

“你希望我睡在这里吗？留在这里，睡沙发？”

“为什么不呢？这样我还能感觉更安心点。”

“不，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室友还在房里等我。学院也不大，事情早晚会传得人尽皆知。”

“我才不管呢。”

“可我在意呀。而你，你需要这份工资。”

“我周二同帕特里克说我们整晚都在讨论迷宫的事，谈了足足一个晚上。我们喝了酒，你有些疲惫，所以留在了这里。就让我们看看他还要怎样开辟新渠道，还会给出什么鬼假设。”

“我们可以跟他说，即使那并不真实。我喜欢像迷宫这样的游戏，我同你说过。”

“同一个德拉古拉吸血鬼讲？”

“教授的确为人古怪，但还不至于是鬼怪。”

塔拉像个警察一般，继续审问他。戈拉教授亦照常应对。她一微笑，他也跟着笑起来。

“游戏，像迷宫那样的游戏。吉尔伯特是这么说的。”

“吉尔伯特，哪个吉尔伯特？”

“安特奥斯。吉尔伯特·安特奥斯，你不认识他吗？”

“那个光头的家伙？”

“对，就是那位教希腊语、拉丁语还有古代文学的教授。”

“你上过他的课吗？”

“嗯，我上过‘希腊神话和现代生活’这门课。他是个古怪的家伙。”

“像我似的吗？”

“他因为希腊国内的军事独裁统治而跑来美国避难。他也一样，是个被驱逐者，一个流亡者。”

“为什么你不曾和我提过？”

“你说安特奥斯吗？你又没有问我上过什么课。”

“你就放任我夸夸而谈，像个一知半解的人，说着米诺斯神话和阿里阿德涅，还有那代达洛斯。”

“我并没有看不起一知半解的人。美国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任何爱好都值得尊重。在这些一知半解的人里头，你还能发现些远见卓识者和些许不容置喙的谏言。”

“所以，那光头专家和你们说起过迷宫的事了？那他可曾提起迪玛？”

“我不大记得清了。余下的就是，对，所有标记和全部资产。无形之火改变了哈德斯地下冥府里的那些行尸走肉……死尸迷宫般的住所。从螺旋形过渡到十字形。耶稣，就像忒修斯一样，下了地狱。下地狱。[67]阿里阿德涅的红线，那血腥的记忆。”

教授沉默不言地看着那女邮递员，她并没有送来什么邮件。

“我应该查查我的笔记。我不记得迪玛的名字了。当你同我说那些巴尔干的悲惨遭遇时，我都做不出联想。但是，安特奥斯，我有印象，吉尔伯特说过关于迷宫和其他剩下的事情。我记在笔记本里了，我确定。就算是那些没用笔记下来的，我脑海里也有印象。”

“哦？”

“吉尔伯特不知何时曾同我说过彼得·加什帕尔，这个避难者的怪癖行径。”

“哈哈，德拉古拉的怪事。”

“也不准确。或许吉尔伯特尚未获取完整的信息。他只说到了那些幼稚又惹人怜的古怪癖好。”

“比如说？”

“我没弄错的话，你每天都会去教工食堂吃饭。”

“我还能上哪儿去吃？”

“他们总是热情地欢迎你，朝你做着各式各样友好的手势。你在他们之间可受欢迎了。”

“这不过是一个带着异域风情的外国人的优势罢了。我唤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他们或许是想听石器时代的故事。”

“尤其是当那外国人特别慷慨的时候。他既会讲些故事，还会带上礼物。”

加什帕尔不再提问，他明白了她在影射些什么。

“你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快乐。那些比利时或者瑞士的巧克力让他们喜欢得几近发狂。”

“这正中我下怀。外国人也饱含着好奇心，他想搞明白后现代的千年机器人是怎么一回事儿。于是，我带来了上等的巧克力，想看看饮食的约束是怎样被打破的，还有那新教徒的清规戒律和简朴的生活作风是如何被瓦解的。”

“那些真的瓦解消逝了吗？”

“是的。奶油巧克力糖太神奇了，简直充满魔力。你也知道，我又馋又胖。我曾想看看那些瘦子和健身狂的反应。我就那么窥视着，内心激动不已，迫不及待地等待着那些禁欲者吃下第一块奶油巧克力。一块，就够了。自此之后，毒品自然就会发挥其效果。难！以！抗！拒！你会一块接着一块，永无止境，你只想要大饱口福，直到让自己窒息。”

“是的，吉尔贝特和我说过。在三番五次的毒瘾发作后，你就换了个毒品。”

“我带来了好几瓶腌黄瓜。那是用盐腌制的，不像这里，用的是醋。一种佳肴。野蛮东方的美味佳肴。”

“还有其他的美食吧。”

“醋渍辣椒，茄子沙拉，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

“我知道。吉尔贝特没有忘记任何一种诱惑。他是希腊人。你让他感到十分惊诧，那些后现代的土著亦是如此。或者按你的说法，那些机器人。你是在哪儿找到的这些，又是怎么带过来的。”

“巧克力是在巧克力店找着的。月亮城。我订下货，他们就会送过来。这也唤醒了我的民族心。在皇后区，我找到了所有来自东方的巫术。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希腊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开的商店。葡萄叶裹着的酸菜肉卷，有的用的是卷心菜，还有腌渍鲤鱼、鲤鱼鱼子酱、烤鸡、小羊肚、羊脑、腰花、羊乳酪、茄子沙拉，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大香肠和肉丸，各式各样的配菜。我不可能都买下来，于是每样都舀一大勺，尝一点就够了。东方的美味。舌头既要用来说话，也要用来品尝美味。这是人的基本需求，也就是所谓的矩阵。”

“你考虑了这一切，对我却从未考虑分毫。”

“这话可不对。我当然是想过的。我不想用喀尔巴阡山式的馅饼代替美国馅饼，这两者间的对比恐怕会让我们的世界强国颜面尽失。苹果奶酪馅饼，油炸奶酪圈饼，覆盆子布丁，带着李子和蓝莓果酱的或者是奶酪和玫瑰酱的小面包，还有带着凝乳的煎饼，撒了肉桂粉的饼，蜂蜜小喇叭卷，‘殉道者’，还有叫帕斯卡的小点心。这是旧日王朝东部的美食，来自布科维纳，并不是我的。我来自曾经哈布斯堡帝国的西部边境！但是今天，在美国佬的馅饼旁边，是一个奇迹。奇！迹！来自众神的馈赠。苦樱桃果酱。地球上绝无仅有。来自布科维纳，也就是我一个朋友的出生之地。如厕时被一个陌生人杀死的数学家。我表姐的丈夫也是从布科维纳来的。那也算得上是我的表亲，不是吗？小樱桃，苦中带甜，果实是黑色的，一副恶毒相，猜不透它的内心。白色小樱桃，甜中带苦，入口即化，口感微妙，难以想象。众神的妙方。无与伦比。此物只应天上有。天神的佳肴！”

彼得给塔拉看了看黑色的小罐，就在黄色小罐旁的那个。

“莫菲会再让我忍受一次长时间的审问，关于迪玛、帕拉德还有我们这个精英主义小国的精英们。”

“我已经和你说了我知道的一切。”

“帕拉德说到过某个叫玛尔嘉·斯泰因的女人，圣奥古斯汀·戈拉收到过这个消息。那是迪玛年轻时候的一个情人，跟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甚至在他婚后，或者说，在她结婚并离婚后也依然如此。我没弄错的话，她后来被流放到了德涅斯特。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幸存下来。不过，这件事的关键在于迪玛对玛尔嘉·斯泰因和她的同党们无动于衷。他不再打听她的消息，也没有带去过哪怕一张鼓励的字条。帕拉德好像不太相信教授的消息，他怀疑这些都是虚构的。”

“还有传闻说，玛尔嘉死在了德涅斯特，但这并不真实。她幸存了下来，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那个她曾经在战争岁月企图藏身的村庄。两周后，她自杀了。在迪玛的《紫色笔记》中，有关于她的一条小注解：可怜的玛尔嘉，她一定受了很多苦。就这么一句话，宛若一份迟到的贡品，为她的青年时代献祭，像是写上了补语。”

“原来如此，看来你知道得还不少呢。”

“在我常常去阁楼的那段岁月，我专门去查过这些资料。在阁楼上，人们总是在讨论迪玛。我去搜寻了各种参考文献，便发现了玛尔嘉·斯泰因的故事。”

“莫菲会对这个感兴趣吗？”

“在实施种族法之后不久，流放遣送便开始了。迪玛没去打听过玛尔嘉的消息。”戈拉继续着，仿佛根本没听到这个问题。“尽管他远在千里之外，但他本应去打听清楚。尽管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是总有办法取得联络的。”

“在玛尔嘉的同党中，有没有他的朋友？”

“这我不清楚，不过我想应该没有。我只知道关于玛尔嘉的事儿。迪玛结婚后不久，她也结婚了，但是很快她又离婚了。就是几个月的光景。”

“她漂亮吗？像戈拉夫人那样？就像露德米拉·瑟拉芬，著名的戈拉教授的妻子？”

“人们说她不会概括，而她自己也因此感到自豪。她从不暗自神伤，从不恐惧抽象的事物，而是集中心神于事实、物件、感觉。她的推断力异于常人。”

“看起来你认识她本人？”

“迪玛在欲望的诱惑下叫她来过，而后又让她离开。不久后又让她来了一次。一位优雅、审慎而忠诚的女伴。生物学上的宁静。”

“一种生物学上的宁静，你是这么说的？”

“是的。那些认识她的人也这么说。她爱迪玛。玛尔嘉·斯泰因对我而言是一个值得铭记在心的人物。她对现实保持着绝对的尊重。”

“呃，这内容对拉里八号来说有些过于庞杂。莫菲不会理解玛尔嘉精神上的羞耻，也难以想象迪玛的冷漠。他会把这个称作实用主义，他只明白这个。他只有那套军人的思维，还有一本空白笔记本。”

“他肯定在你不经意间偷偷录了音。”

“我没有看到任何录音工具。”

“也许本身就看不到。或许他根本没带来，只凭借自己完美的记忆。”

“这可不够。他需要一份确切的证词拷贝。不然的话，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你还不至于上升到这个层面。要想上法庭，光这些还不够。有可能……”

然而，彼得已经挂了电话。

***

“佩雷拉警官证实两年前您曾拒写那篇文章。那之后是不是有人强迫你写了？”

“我是自愿写的。几经犹豫后写的，毫无乐趣可言。”

“是学院院长说服了您吗？”

“我曾请教过他的意见。他建议我将它写下来。”

“写作耗时多久？”

“6个月吧。”

“那犹豫了多久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或许两三个月吧。我利用那段时间累积了写作素材。参考文献不好找。一些论文可以了解到，但另一些就模糊不清或是难以得手了。它们藏在秘密档案馆里。”

“共产主义的么？是共产党的档案么？”

“大概是吧。但也不是仅此而已。或许还有中央情报局的。”

“中央情报局的文件资料？”

胖墩帕特里克的目光突然闪烁起光芒，只见他将笔记本捧到手边，尽管上面还空空如也。

“比如说，进入美国的签证。作为一个极端政治组织的成员或其支持者，老头要获得签证可不是件容易事。他那些政论旧文发表的时候，在他的国家里民主抉择尚存。一些德国人是在希特勒对政治党派下禁令之后变成纳粹的，而另一些则是在已经有了其他合法政治选择的情况下还选择成为纳粹分子的，中央情报局对待前者要比后者宽容得多。这一点可适用于所有国家，不是么？还有，老头在战争时期曾是一名外交官，拥护轴心国一方。这一切中央情报局都知道，然而并没有人找他麻烦。会不会……”

“会不会什么？”

“冷战时期反共产主义者是很有用的。如果情况需要的话，过去是可以被遗忘的。”

“同魔鬼结盟？”

“不是同魔鬼，而是同中央情报局。”

“你是介于中央情报局才犹豫着不写文章么？”

“不。我也不知道中央情报局的假设是否正当。我踟蹰再三是因为我讨厌公开的丑闻。我受够了所谓的正义事业。共产主义就曾是一项正义的事业，至少对我的父亲来说，它是。当然也不仅对他来说是。”

“那让人们闭嘴，再没收他们劳作所得的财产，这就算正义事业了么？”

“不，这不完全是。就比如你反抗法西斯主义吧，你对未来就会有更为公正的幻想。一个更为光明的人类未来，至少口号是这样宣传的。”

“所以，针对老头的指控是什么呢？与杀人犯共伍却有价值的个人？”

“是的，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时代，整个欧洲都疯了。但是战争过后呢？遗忘。沦丧道德的遗忘……他似乎并不关心自己也是悲剧的帮凶，他终于来到了一个讲求实用主义的国家，不是么？重要的是他的所作所为而非其所思所想。美国总是鼓励改变。”

“他变了吗？迪玛先生曾做出过改变么？”

“我不清楚。每个人都会变吧。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改变了自己对于民主的看法，如果你想问的是这个的话。”

“他是怎么看待民主的呢？”

“腐败、庸俗、天真、浮夸、混乱、愚蠢、堕落、虚伪。”

警察似乎并没有因这一连串的形容词而气馁。

“他可曾宣传过这些想法？”

“以前有过。现在如果还有那就是愚蠢至极了。可能和以前的同志们他还会讨论这些想法。他同他们还保持着联络。当他自己还是前进队伍的一分子时，他是否又怀恋起了自己的青葱岁月？现在他在大学谋职，写书，还出了名。通过忏悔坦白来自毁前程，这对他有什么用么？自首？[68]在这里，在你们这里，也就是在我们这里，你可以拒绝自首。这样世界就会变得更美，未来就会变得更好么？没有人可以强迫他揭露自己的过错和罪行。”

“那么，您为何最终还是写下了这篇文章？”

“是大家要求我写的。当然，这不是为了揭发迪玛，毕竟他已去世。那不过是一篇书评，只是后来刊登在了一本周刊上，甚至算不上一份日报。书是经他批准后出版的。他写过各式各样的回忆录和日记。他喜欢在镜子中自我审视。那镜子被苍蝇腐蚀得不成样子，还被作者的呼吸蒙上了一层雾气。我写了一份十分中肯的书评，既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闪烁其词。”

“没有出于道德的目的吗？”

“刊登书评的这本杂志，根本谈不上什么发行量。”

长久的缄默，寂静……“天使不著书立作”，这东欧人喃喃自语道。无从得知这是回答的一部分，还是与之毫无关联的一句话。一个凡人听不见的思想……帕特里克警官听到了，他惊诧地看着加什帕尔的脸庞，说不出一句话。

“天使不著书立作……”对迪玛，抑或是对那些被虚荣心冲昏了头脑，自命不凡的写手而言，这大概是一个苦涩而轻浮的结论吧？无从得知彼得的嘟囔声到底意味着什么，甚至不确定它是否有被了解的意义。审问人和受审者之间的沉默不断发酵着。

“莫菲先生，我已经准备好忏悔了。”

莫菲先生安静地聆听着。决定性的时刻即将到来，讯问看起来颇有成效。罪人几乎就要承认自己的罪行了，这时候警察的任务就是继续装酷[69]。莫菲先生用他那只大手撑在桌子上，就撑在加什帕尔先生的手旁。他还友好地弯下了身子，以靠近那个倒霉蛋。

“在和你聊天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我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产品。这就是我想说的。我围绕着各种模棱两可的事物旋转，通过各种让自己身陷泥淖的脱身之计让这些事物不断累增。我回避了最根本的东西。我以为自己已经痊愈，但实则没有。在我们这里，一个乞丐的错误和一个名人的错误有着天壤之别，其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因而对待他们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这一点到处都一样。”

“或许吧，但我感觉自己被传染了。在我们这里，你是谁比你做了什么更重要。我没有免疫的本事。现在我意识到了，我的处境和迪玛并无二致。相比起那些所谓的核心事物，种种矛盾、暧昧、秘密、遁词和微妙之事更让我感到惊讶，也更吸引我的注意力。我常常搞不明白什么才是最核心最基本的事物。情况就是如此。这就是我的忏悔。你们得知道自己在和谁说话，你们是在和一个被传染的人说话。或许没被彻底传染吧。不，还没有被彻底传染。”

莫菲先生看着加什帕尔先生，第一次对他露出了微笑。加什帕尔先生瞧着讯问人的大手和自己的手同时放在桌子上。他也不禁露出了微笑。

“我只是在尝试着理解。你的同胞在梦想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

“所有的说教者都这么说。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去神圣化的世界中。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当然也不完全错误。”

“去……什么？去神圣化？”

“它没有丝毫的神圣。去神圣化。但神圣就藏匿于世俗之间。这便是他曾说的。所以，它就藏在……我们周围，就在我们之间。那些隐士便不再能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不被允许的。他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无人关怀。被排斥的神圣，永远地藏匿着。”

“为什么要藏着？在这个世界到处都能看到教堂，到处都是犹太会堂和清真寺，还有佛庙。我就经常去教堂。我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我不是。我听说在洛杉矶有250个派别，都不带有宗教色彩。那么就有250位上帝吗？这兴许比只有一神的宗教暴政要好。我不知道迪玛究竟想要些什么，也不知道他到底建议了什么。在想法变成现实之前并没有那么危险。我不觉得圣洁世界真有那么神圣。要真是这样，我或许还会惧怕它。”

“美国缔造者的父辈是一些虔诚的教徒，他们可是常读圣经的。”

“但也是他们将个体定义为了公民。”

“宗教助人呀。”

“或许吧。但是对国家也有益处么？伊朗可不是唯一的例子。”

“其实您被要求写评论文并不意味着您非写不可吧。这是不是也算是某种形式的复仇？”

“复仇？向谁复仇？为何复仇？我连迪玛是谁都不知道。”

“和他无关。是那些像他一样的人。你的家人受苦了。”

“我的家人？是啊，他们遭受了许多。但我是在战后才出生的。我的双亲试图忘却这可怕的过往。而且，他们还曾被匈牙利当局流放。迪玛不是匈牙利人。”

“我不是在说他，而是那些和他一样的人。”

彼得不吭声了，皱起了眉头。家人？这么说来，他们知道关于迪玛、帕拉德还有他的一切。现在，警察就要盘问他之后钟表匠如何成为共产党检察官的细节和他同其妻子在火葬场门口相遇的经过了。他不应该写下这篇文章的！他先前就预料到了会有这些怀疑。自己一直以来的谨慎、容忍和矛盾都是徒劳。报复、仇视、怨恨，你听听！

“不，我可没什么报仇的念头。那篇文章言辞委婉，至少美国的报纸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我是在缅怀迪玛。真的是这样吗？对于伴我成长的那种文化环境我并不免疫，对里头那些矫揉造作和装腔作势我也不感冒。外省的精英主义，世界的尽头。无论如何，是揭露治愈了我。”

“您曾说里面并无什么新鲜事。这样一来，也没有什么揭露了。”

“呃……我是在一种矛盾与逃避交织的文化中长大的。是美国重新使我成长。”

“通过那位女学生么？”

“或许是吧。我之前也没想过这个问题，是应该想一想的。”

是啊，他本应该想到的。莫菲的建议挺中肯。

“学生们也教育了我，是的。可能，还有塔拉。我好奇地想知道我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像你也想了解我来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一样。”

“在评论文中曾提到暴政将他慑服了。迪玛先生也赞赏暴政么？为什么呢？他不是自己就曾在暴政之下生活么？”

“军事独裁是在他介入政治之后才建立起来的。独裁是军事的，而非巴尔干的。也不是德国的或是中国的。这是腐败的优势。”

听到对腐败的赞赏，警察睁开了他那大眼睛，对此却不置一词。

“他也准备了解西方的独裁。在战争期间他曾在一个驻西方国家的使馆工作，那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并不讨厌这个国家。上帝对社会行政管理的参与，基督教徒的牺牲、贞洁和救赎，宇宙节奏中人类的回归，家庭的有机性，还有对堕落个人主义的反对。我从头读到了尾，按习惯粗浅地扫了一眼。”

好像彼得和帕特里克已经被长篇大论弄得精疲力竭了。加什帕尔在句子说完的那一瞬间深深地叹了口气，像是终于结束了一场漫长的苦役。

“学院院长是不是还指望这文章能给您带来些声誉？他毕竟是力排众议才聘用了您。”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反对意见。抱歉，拉里。阿瓦基安先生坚持要写这篇文章。他曾说，这是一项正义的事业，而我应该抛除那些东欧式的模棱两可的事物。老头也曾在他念过的那所大学里教书，还获得了‘著名美国教授’的头衔。这一巧合让他困扰不已。”

“那您为什么不曾以‘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出现？”

“我未曾身陷囹圄，也不曾上街游行。”

“听说学校出过一本书，上面还有对您是大屠杀幸存者的描写，而您也曾要求将之删除。”

“我是在那之后才出生的。我算不上是一个幸存者。在我们家，这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词。”

“为什么？”

“那是一种侮辱。我父亲有个朋友，刚从奥斯维辛回来，就请了个大夫为他去除胳膊上的一块皮肤。那上边儿印着他的囚徒号码。这就是他回来需要做的头等大事！然而，他却只字未提那些年的过往。”

“您在84俱乐部表达了反犹主义的观点，这也是您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

“那些业主都曾是腰缠万贯的犹太富人。我并没有声讨反对犹太人，只是反对傲慢。金钱的傲慢。人们已经浪费了数不胜数的事物，而我来自一个饥饿肆虐的国家。即便是在一个中国人俱乐部，我也照样会提出反对。”

“那您为何最终还是写了这篇文章？这份书评？”

彼得沉默了。他并没有绞尽脑汁地思考该如何回答，而是直勾勾地盯着询问者看。

“在帕拉德教授被杀害之前，我曾和他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对话。我们俩谁都没想到未来会发生这等事。我是特地去看他的，就为了和他讨论讨论。我想知道这方面话题的专家会怎么想。”

“你认识他吗？你们是朋友？”

“我们俩一个共同的朋友给牵的线。帕拉德已经感到了自己面临危险，而我却不以为意。那书评让我焦虑不已。我就想得到一些情报，哪怕一个建议。”

“他给您建议了吗？”

“老头曾是他的导师，也帮他顺利到了美国。老头觉得帕拉德算得上是自己的一个得意门生，对他的生活和作品了如指掌。因此老头就鼓动我去写那文章。”

“这是怎么回事？”

“老头去世后，各种秘密都水落石出。帕拉德发现自己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同谋。他开始在一些流亡报刊上撰写一些反民族主义的文章。言辞激烈，反响轰动一时。他发现了太阳黑子。那是他的太阳。他饱受痛苦的折磨。那些文章或许还预告了对大师的重新评价。我不确定。总而言之，这些都足够他丢了性命。”

“他害怕了？”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怪家伙。满脑子想的都是精神建设。预感，泛心理学，神秘的密码。而我却不是……我对此一窍不通。我仿佛被蒙蔽了双眼。我没怎么好好听他说的。害怕么，是的，我觉得他已经感到了恐惧。”

“那次见面有用吗？”

“是一场决定性的见面。”

“他跟你讲了不为你所知的事儿吗？”

“你的文章会让老头复活，他是这么说的。即便那只是为了一次可怕的冲突和厮杀。他将获得重生。帕拉德说，那不会比他自己将自己的传记毁于一旦更糟践自己的名声，对你那篇文章的反应将揭露他那些崇拜者的可悲之处。就这样。死后的混乱。圣化的悲哀。对我而言，还有公开的私刑等着我，但帕拉德没有谈这个。”

帕特里克没吭声，等着一番启示，一番真正的启示，而不是那些碎碎念的离题之言。

“一个微小却真实的细节让我大为震惊。它可以被证实。是大师的医生。”

帕特里克等待着伟大时刻的到来。

“水滴也能装满一个杯子。水滴虽小但却至关重要。”

帕特里克什么也没记。他的笔记本和钢笔在桌子一角谦恭地等待着。

“为了去看医生，老头还雇了一名司机。因为他经常过去看病。他本可以搭乘出租车，但是他更想要有一个私人司机，这样比较信得过。当然，他自己是不开车的。”

“当然？”

“帕拉德也不开车，同样，我也不会。”

“你不会开车？那你是怎么解决出行问题的？校园那么偏僻，你要进城只能开车呀。塔拉·尼尔森，是那位女学生带你去的吧？”

“有时候是，但很少。”

“因此，那大学者有一名司机，也就是这司机带他去看医生的。”

“这被雇的司机只开这条线路。”

“我们所有人都有医生，但有一个私人司机可不是什么寻常事。”

“那是个特别的医生，是他年轻时的同伴，战后移民来了美国。老头他现在也是。”

“有名吗？”

“这无关紧要。迪玛本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医生。他又不缺钱，也不缺名声，他本可以找最好的医生，但是他却选择了自己的老伙伴。这位老伙伴还同美国和南美洲的极右翼圈子有接触。那医生出版过一本书，我也有。是关于宣传，关于恐怖主义的，还打着反共产主义的名号。”

“书名叫什么？”

加什帕尔口头说着，帕特里克就记下了书名、出版年份和出版社。

“是什么样的极端势力圈子？”

“世界反共产主义联盟。它的创始人是奥托·冯·博尔施温[70]。他曾是一名党卫军军官，战后和美国军方的反间谍机构进行了合作。”

“是一个正义的事业。”

“可能是吧。美国的反间谍机构为像那位医生和那位前党卫军军官的博尔施温提供庇护，让他们能在1961年移民美国。博尔施温在这里生活了逾20年，直至去世。而那位医生，也是迪玛的伙伴，重新拾起了纳粹和法西斯的口号，并用一种全新的语言将其包装起来。当下的包装……至于那个联盟……”

“我不明白您对一个反共产主义组织有什么可反对的。”

“我反对的是它的组成。一名危地马拉的前独裁者，一名墨索里尼政府官员，八名美国国会共和党前议员。”

“美国的国会议员代表着一个自由的国家。”

“这是自然，但他们和一个荷兰来的前党卫军军官搞在一起。还有一位杰出的英国男爵夫人，她是自由欧洲运动的积极分子，以及克罗地亚纳粹政府的一位前部长，美国情报机关的一位前副长官，一位比利时的前将军，日本自由党的一位前创始人和一位埃及的前议员。这位议员因同前纳粹分子的勾结而臭名昭著。”

“很多的前辈了。”

“是的。还有一位阿根廷军政府的前要员，一位沙特王室的成员，一位西班牙反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两位耶鲁大学的教授。这是一个混杂的团体，少不了纳粹和法西斯分子。”

“反法西斯主义者就是共产主义者。”

“里面也有非共产主义者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迪玛老头可以另选一名医生。过去的经历应该让他变得谨慎才对。他常常去见他这位旧识。他这样算遵守了同中央情报局的约定吗？这个可能性有待商榷呀。”

帕特里克似乎对这些毫无兴趣，他什么都没记。

“所以，就如你所称呼的，迪玛那老头，就不仅仅是实用主义世界中的一个伟大教授。您的这位通报看起来还不够‘实用主义’……那么他的那位得意门生呢？那位波特兰先生。”

“是帕拉德。”

“好吧，帕拉德。一位同样声名显赫的学者，就像您说的，数学家、泛心理学家、哲学家，还是一位泛民族主义者。他为什么被谋杀呢？被谁？是被迪玛和他那位医生的同谋所陷害吗？”

“不知道。人们总说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和流亡在美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合作，但并没有什么证据。我保证将来也不会有。”

“您收到的那封威胁信，也来自同一个人吗？”

“我不知道。”

“您曾经还觉得这不过是一个玩笑。”

“我之前是这么觉得。久而久之，我陷入被追踪者的精神怪圈当中。学院的院长、教务长，还有安保部门说服了我坚信这点。”

“或许还有为您分拣信件的女大学生？”

“她也一样。一开始她和他们的观点并无二致。我必须承认，这封信让我心神不宁。”

“您后悔发表了这篇书评吗？”

“我的确踟蹰再三，就像之前和您说的那样。尽管现在我发表了文章，但心中的犹豫却并未褪去。不过，这不意味着后悔。不，我不后悔。我文章中所揭露的事实是绝对真实的……后来，我还梦见了老头，梦见不止一次。在他熊熊燃烧的书柜前，火焰将我层层包围。燃烧不尽，无法挣脱。我还梦到了他的学生帕拉德。那是一场和实体进行的对话。一副骷髅，一个死人。”

帕特里克似乎对这一段缺乏重点的言辞毫无兴趣，他继续怀疑着这个东欧避难者。

“您信任塔拉·尼尔森吗？”

加什帕尔教授没有立即回答。

“是的，我信任她。您也能想到，她还能给我提供美国式的再教育。那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她有没有给您写过信？”

“这和我们谈的有什么关系吗？”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笔迹和拼写了。当然，这也完全可以作假。”

“她没给我写过信。”

“另外的学生呢？您有收到其他学生的来信吗？或者其他人给您写的信？”

“不太有。我也记不太清了。”

讯问似乎结束了。警察合上了笔记本，在椅子上逐渐放松下来。需要小憩一会儿，他轻松但又不失审慎地盯着嫌疑人。他还将自己的大手放在了笔记本上。

“我想了解得更清楚些。”

他似乎说完了，但好像还没有。

“我想弄明白帕拉德和迪玛在哪里见面，又在哪里分开。而你又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警察和嫌疑人直勾勾地盯着彼此。加什帕尔犹豫着不回答，他实在有太多需要说的，需要去解释。

“迪玛的政治选择或许和他的哲学观非常相符。他更钟情于多神论，而非局限的单神论。他在自然和绿植中看到了普遍性。他对神话充满兴趣却从未成为一个神秘论者。他更倾向于相信世界的有机性，提倡回归自然，回归宇宙。这算得上是一种农业视角的观点吗？但这远比之更复杂。或许可以说是反现代的。帕拉德沉迷于各种神秘事物，被那些信息情报理论和认知科学深深吸引。他将流亡看作宇宙中的一种基本条件。平行世界、可切换的宇宙、量子物理学和无垠宇宙让他无法自拔。他的死不像迪玛那样自然，而是一种突发的，神秘的死亡。非常可怕。”

“早在写文章以前你已经学过所有这些理论了么？还是你同帕拉德讨论过？”

“我和他讨论过，也和我俩的一个共同好友谈过，这人博闻多识。他给我解释了我所不知道的一切，还列了一份书单，上面的书我一本都不想看。”

帕特里克似乎对博学多识并无兴趣。

“我知道了。”警察用双手拍了拍放在桌上的笔记本，算作了结，而后又说道，“那就让我们周五早晨再见吧。”

间隔期缩短了！审问者和受审者对这一变化均不予评论。

两个小时过后，在图书馆的咖啡厅里，塔拉·尼尔森给彼得·加什帕尔讲了她同帕特里克的会面。

“他还关心女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关系么？”

“嗯，他并没有忘。”

“你同他说了什么？”

“我说我们是朋友。我有时候会帮帮你，帮的也不只是邮件的事。为了不让你太孤单，我周六晚上就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晚上树林总扰得你不舒心。”

“是我求你留下来，让你睡在我家？你是这样同他说的吗？”

“是呀。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不是你求我的吗？”

“我犯了这个错误。但你拒绝了。你和他说你是拒绝的么？”

“没有。”

“你和他说的是你守着我睡觉么？”

“是的。我和他说我从不是在行什么善举。只是自你收到信以来，你就一直失眠，所以还是有个人陪在家里比较好。”

“这是在撒谎。”

“这可不算谎言。我睡在加什帕尔教授的屋子里，这才是谎言。但是你建议的是让我们玩玩文字游戏。”

“可你不是说这毫无意义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另一个谎来圆这个谎，我们可丢不起这个脸。”

“我又重新考虑过了，这似乎还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帕特里克问过我，除了处理邮件你是不是还为我提供其他的服务。没有，我回答的是绝对没有。他没有反驳我。他也没有提起你是不是说了同我截然相反的话。所以，他知道我们是在撒谎了，至少我们之中有个人说了谎话，或者两个人都满嘴谎言。连我也撒了谎……我谎称你从未给我写过一封信。处理学生事务的那位系主任女士知晓塔拉·尼尔森那几封恬不知耻的信件。我希望帕特里克不会进行细节调查。这所有的胡言乱语都让人厌烦透顶。”

他似乎也不确定女学生是否真的用了她所说的那套托词。如果她耍的是他而非警察呢？

在两人分开之前，塔拉递给了他一个信封。

“是另一则信息么？新的死亡威胁？上面是否还写着杀手和被害者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不。我给你拿了册小书，供你消遣罢了。”

加什帕尔对此表达了感谢，但是他并未当场打开信封，因为有些紧张不安。等到了家，他才将那一小册书从信封里拿了出来。

安布罗斯·比尔斯[71]《魔鬼词典》未删节本，纽约，多佛尔出版社。

在全书的开头有一个脚注：这是一部英语讽刺语言的局部辞典。安布罗斯·比尔斯（1842—1914），一位内战老兵……被誉为19世纪末最具影响力的记者之一，同时也是知名短篇小说家和讽喻诗歌作家。这册书出版两年后，比尔斯受革命鼓动，前往墨西哥探险，至此之后音信全无。

第42页上有个印章，字样是“地质学、鬼魂、盗墓者”。[72]是的，鬼魂。这是一种内在恐惧而又可见的外在符号。[73]这定义值得重新体味。这是一种内在恐惧而又可见的外在符号。

***

在那寒冷彻骨的夜晚，你可能会觉得赖床才是一件最让人适意的事儿。然而即便是在这时候，奥古斯汀·戈拉还是会早早地起床。自从他背井离乡，放弃了母语之后，要想入睡都得靠药物的干预。他睡得很少。对他而言，起床一事不费吹灰之力，然后一天的工作接踵而至，似乎没有什么倦意。他在电脑前一坐便是好几个小时。他看了看日历：周四。他将办公椅转向左边，看了眼屏幕。一会儿又将其转到右边，俯身朝向书桌，拉开最后一个抽屉，把RA0298号档案放在书桌上。电话响了。他不屑地瞥了眼电话。

“圣奥古斯汀吗？你在巢穴中吗？”

“哪个巢穴？”

“书籍中的巢穴。”

戈拉沉默着，感觉被冒犯者欢愉的态度刺激了。

“是的。”

“我在找一份文献资料。你是权威，什么都知道。”

戈拉瞧着那份档案文件，微微一笑：与贝德罗斯·阿瓦基安关于聘用彼得这一决定的会谈纪要。

“是一段引文。我愣是找不到出处在哪儿。我总觉着是一段引文，肯定在哪儿看到过。我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那不是用我出生时的语言所写的，而是用死亡时的语言。我只能指望你会想起来了。”

戈拉默默听着，翻到了档案的第二页。

“我想，我一定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句话。应该是过去了相当的时日，那时我们大概还年轻，也常常读书。这怕是用你们的英语写的，我毫无头绪。”

戈拉依然没说话，看着阿瓦基安的那页。

“作者可能是D.夫人。死亡夫人。[74]挥舞着大镰刀的荡妇。”

“但是我不熟悉那笔名。我每天都反复地思考这段引文。五遍，十遍。无论是醒着还是在梦乡，无论是我散步的时候，还是坐在马桶上想着我曾经青葱年少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总是萦绕着那句话。然后，我便重新读那黑色的小纸条。魔鬼，荡妇的地下情人。是那魔鬼寄给我的。下次[75]，尊贵的先生说道。下次。下次，我会杀死。我保证……[76]黑夜的精灵如是重复道。我该相信他吗？你可从来没办法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开玩笑，而那玩笑背后又隐藏着什么。下次，我要杀了你[77]，我要杀了你。这肮脏的东西胡说道。”

加什帕尔停了下来，然后一口气读了整篇文章。

“一段引文，不是吗？”

“或许吧。我觉得是这样。”

“妓院的老鸨也读起了文学作品。我敢肯定。她是个势利眼。”

接下来是一段充满了东拉西扯的胡话和括号的模糊历史：几星期前，彼得收到了一个奇怪的死亡威胁。一个玩笑。有关当局十分重视这一情况，这也迫使彼得自己重视了起来。

“关于迪玛的文章……你还记得吧。那时候我还处于联邦调查局聊胜于无的保护之下。这些人用各种问题让你感到灵魂和躯体逐渐分离。在他们确认你不是一个罪犯后，还会给你一些所谓的过来人的建议。现在，换了另一个调查者。你知道拉里八号和我说了什么吗？别放松。[78]呃，先生，这就是我的天性。我就是这样的，莫菲先生。尽管我为这场闹剧吹着口哨起哄，我还是无法放松下来。”

他停了下来，好像又没有。不得而知。

“我这么一大早就来打扰你，是因为我实在是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能什么都没弄明白就死了。我想知道那对地下情人，也就是恶魔先生和死亡夫人。每天晚上在睡前都读些什么书。下次我会将他们杀死。我保证就在下次。[79]他们保证就在下次，只需要那重重一击。下次，一缕单一的线。迷宫。无形的迷宫。[80]呃，你觉得呢？”

“让我想想。”戈拉低声说道。

他用手掌将档案推到了桌沿。电脑知道答复，戈拉也知道，但他还是感到有些意外。

“这些假设我会好好掂量，会好好考虑，究竟该选择这个还是那个。”

他笑了，怎么没想到流亡还有实习期呢：原先那台体积笨重、锈迹斑斑的旧打字机，每年都得送去社会主义民兵组织进行年检。后来有了美式电动打字机，之后又出现了传真，可以做到将一页信息实时输送到世界的另一端，再后来有了电脑，一台接一台地出现了。宇宙的分裂繁殖，平庸的星球喧哗。你还是原来那个你，而戈拉却已不复当初了。

他按下了钢琴琴键，哼唱起了神奇的乐曲，电脑稍作犹豫，而后马上就在蓝色的显示屏上予以确认。他本想确认一下机器所能知晓的学问是否同一位受旧式学校教育的教授知道的一样多。

圣奥古斯汀，他是魔法师，通晓世界上所有的书籍，而现在呢，这连幼儿园里区区一台电脑也能做到。

“老头？迪玛老头么？他不是从另一个世界写的信么？”彼得·加什帕尔激动地问道。“他的那些事……魔法，迷宫，神秘，梦幻。就是他，不是吗？他希望我走去他身边。因为他爱我，希望帮我从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脱身，难道不是这样吗？”

“或许是吧。但我倾向于别人。我知晓那些希腊人所忽视的事：不确定性。你还记得这句引语么？”

沉默。加什帕尔，这位篮球运动员，连他也不知道这句引语。他显然对那些嫌疑人的阁楼毫不知情，那会儿他还在玩曲棍球、棒打游戏和篮球呢。

“我知晓那些希腊人所忽视的：不可能性。”圣奥古斯汀重复着从社会主义阁楼那里听来的句子。

沉默。死亡的沉默，文盲的沉默。

“我更偏向于盲人。伟大的盲人。”戈拉喃喃道。这话更多是为了他自己说的，他相信彼得不会知道他是在说谁。彼得对过去的那个阁楼一无所知。他给了这位不速之客也给了自己一个喘息的停顿，好平复自己波动的内心和汹涌的回忆。阁楼！真是太过分了……彼得对嫌疑犯的阁楼可是一点概念也没有啊。

“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幸运儿彼得爆发出了欢呼。“完美！这就是了，我就知道你会有办法。一语中的，真是棒极了。结！束！了！”

尊敬的奥古斯汀，这图书馆老狐狸给了他那把神奇的钥匙，彼得·加什帕尔这般喃喃自语着，很是确定的样子。看吧，它们又被找到了，哥摩拉青春年华的共鸣！古老的预言！青春的韵律！他一阵狂喜。重生的记忆，突如其来的胜利！

戈拉知道她的迷人之处，也知道她内心的动荡不安。他知道当一个读者在图书馆的一角突然解开了谜题将如何喜极而泣，就像从又聋又哑的癞蛤蟆突然变成了长生不老的青年王子。在他语言的魔力之中，存在着一尊神！现在，他可以不顾那群游荡在匿名人群中同样不知姓名的乌合之众，没有行人会截下他的语汇。谋杀的引语将藏匿于无人知晓的语言之中，不被人所理解。流浪汉突然就被加冕成了世界的主宰。

戈拉教授还手握着听筒，等待着幽灵的喘息和昏迷。徒留一片虚无。

RA0298号档案，上面写着“明海尔”，被装订好了放在桌沿上，置于那副白手套的一旁。

戈拉窥探着屋里的动静。见四下无声，他拆开了黄色的档案袋，又左右等了一会儿，才将它重新打开。

当下，他立即去查验了布加勒斯特的阁楼上争论过的文章。曾几何时，他在阅读帕拉德和迪玛的评文时，脑海中也多次浮现了这篇文章。现在，他不得不直面这一场景下可能产生的不同变化。恰巧在此时，那小丑一拍脑袋，就跑到书店去搜寻密码了。

两小时后，彼得的声音再次响起：

“普珥节[81]！普珥节！这就是钥匙。完美！我找到钥匙了。结——束——了！”

戈拉把这几个字母输入电脑中，却搜不到这个词。

“你不知道普珥节是什么吗？之前没有一丝了解？即便你姻亲家里常常提起普珥节。我认识露的祖父母。这一节庆时，他们都会去犹太会堂。你也认识他们的。”

“所以连你也不能理解这千年的疯狂……尽管你和它的那些被囚禁者存在着连带关系。对出生在我们那片土地上的人而言，这可不算什么小事。关键之处在于被那不太信基督教的妻子抛弃。那可怜的女人，想知道你是不是为了某种象征性的意义而选择了她。她和我讲过，你曾经犹豫过要不要把这桩婚事告诉你青年时期的朋友，伊奇·科齐。你曾怕他会误以为你选择的是集体、部落、人种，而非区区一个伴侣。”

这恶毒的意见，毫无提出的必要。根本没有必要。戈拉似乎在酝酿着什么。

声音忽然消失了，加什帕尔或许想说声抱歉，转而展开一次更猛烈的攻击。

“我们的爱情并不存在多少动机。一个烦恼便足矣，一个微不足道的证明，证明我们有太多的缺点。我们那成千上万的缺点中的一个。那独一无二的一个。对我们而言就够了……结——束——了。了！结！了！”

他如同戈拉般喘着粗气，也像他一样无法重新开始。他从来没有带着如此的激情和苦涩同人说过话。接踵而至的是长久的沉默。戈拉聚集起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下一场雪崩。

“普珥节是一个面具的节日。信奉圣经的民族没有什么欢畅的节日可供庆祝。但这个节日却处处洋溢着快乐和孩子气。哈曼，波斯王国的重臣，一个反犹太的伊阿古，密谋屠杀这些不幸的人。以斯帖，国王的妃子，拯救了人民。她可能算得上是后宫中最得宠的。正因如此，游荡的人民忘却了淫荡，开始庆贺获得拯救。他们戴上面具，欢欢喜喜地庆祝起来，嘴里吃着一种叫作‘哈曼袋’[82]的三角形小糕点。还有人还称之为‘怪兽的帽子’。他们每年都要为这个拯救了生命的女人举办一番庆贺活动，以纪念战胜哈曼的这段历史。他们人数众多，上帝的选民如是肯定。”

彼得用一种刻薄而愉悦的语气重复着，“上帝的选民”。苦楚并未褪去，但嗓音却逐渐微弱。

“很多大学问家都认为大屠杀终止了全能神和他人民之间的协定。因此，圣经也丧失了其效力。奇迹、承诺和训诫都不再有效，从此消亡。但是有一个例外！以斯帖的传说，神明在这一场景却缺席了。这是一个私密的世俗故事，它告诉我们，游荡者的使命是自我拯救。拯救自己！仅此而已。普珥节，面具的庆典，强调了这一命令。”

戈拉，这个无所不知的人，从未听闻过这个故事，他看不到这与威胁信之间的关系。他的手指在键盘上近乎疯狂地飞奔。他又俯身，倾向档案袋，准备继续聆听，学习，填补脑海中的空白，记下学到的事物。

“听我说，就按你建议的那样，我从书店买了《杜撰集》和《迷宫》。我找到了伟大盲人的作品。第一桩罪。神圣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已经显现。第二桩罪。第二个字母也出现了。那个阿根廷伟人就是这么写的。接下来便是第三桩罪。2月3日。正是狂欢节。是那面具的节日。”

“那里边是这样说的吗？面具节？”

“对啊，两本书里都是这样写的……在这两本译作里都出现了狂欢节。阿根廷的狂欢节在二月份。塔拉带给我的信是在学期初收到的，恰好就是二月初。我拿到它已经有些晚了，因为我常常不及时拿走信件。这封信就是二月初到的。狂欢节，也就是面具节。对于那些上帝的选民和那些流浪的民族，以及对那些长年受到威胁的人们而言，这就代表着普珥节。普珥节是按阴历设的……什么是阴历你知道的吧。”

阴历为何物，戈拉自然知道。他可是无所不知的戈拉，只是他沉默不说罢了。

“也就是说，按先人的历法来算，按阴历而非阳历，普珥节就要到了，所以犯罪之日也将到来。普珥节已经很近了，就快到了。报应之日即将降临。引言就是这样说的。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故事里的三位受害者都是上帝选民之子。”

在如毒药般蔓延的沉默中，戈拉翻开了档案。

“你报警了没？”

“我最先打电话通知了奥古斯汀·戈拉教授，我家里人管他叫古斯蒂。他是位学者，是位专家。我打给他是想知道这引言究竟从何而来。到现在为止我都没能解开谜语，我原以为我够聪明，可以自行破解。尽管我是个精神失常的梦游者，脑袋里装着夜行兽，但是我仍以为我是足够聪慧的。是教授救了我。正如我期待的那般，他帮我解开了谜题。圣奥古斯汀无所不知。我终于得知了引言的来源，是《迷宫》和《杜撰集》。这两本书我都有。我读了又读，以便将二者进行比较。我找到了狂欢节。那个面具节。也就是普珥节。难道我应该为了这普珥节而报警吗？”

“是的，你就应该这么做，现在就报警，就现在，快点报警！你有紧急报警的电话号码吧？”

“有，我当然有。从夫人身边被叫走，或是从狗狗、孩子身边被拉走，抑或是从电视旁被支走，小帕特里克对诸如此类的事怕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我可不打算做这可爱事。无论如何他明天都会来看我的。这约会已是惯例了。明天我就告诉拉里八号。他听了可能会瞠目结舌，就像条鳄鱼似的。我确定我要耍一耍他。”

“你会告诉他你所发现的事吧。”

“我发现的？一堂魔幻文学课？一位阿根廷魔幻文学作家？帕特里克和我还得追随着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笔下人物——罗伦特[83]和夏拉赫[84]，追随他俩的脚步前往阿根廷？抑或是我们将前往帕拉德的墓前朝拜？或者，干脆去拜谒科斯敏·迪玛的墓算了？我们躲藏于墓地之中，暗中窥视着：究竟有谁会来墓前鞠躬祭拜，又有谁将会献上鲜花，带来诉愿？迪玛的崇拜者，帕拉德的谋害者，我的追随者？可怜的帕特里克又能做些什么呢？让他学习古老的历法、阴历的节庆和普珥节的习俗么？还是学那西班牙花招伎俩？还是说让我们都去巴尔干的小巴黎[85]观光一番，再同新老探子喝上一杯？因为就是这些人决定杀死在马桶宝座上神游太虚的米赫内阿·帕拉德。莫菲先生又会怎么做呢？……面对东欧的那位教授，他的疑心病只会更重吧，会这样吧！加什帕尔先生这学期开的是一门讲马戏团的课！敬爱的同胞们，你们知道的吧？那其实就是一门关于面具的课……会不会是他自己给自己寄的信呢？好让他自己在自由的荒漠里稍事憩息……东欧的跳梁小丑！彼得·加什帕尔先生对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美国已厌烦透顶……他后悔没能早20年来，就像聪明人戈拉教授，他表姐露德米拉·瑟拉芬的丈夫，她那位重要的另一半[86]一样。不过这也只是个假设罢了，不是吗？在这里，当人们发现有人被害时，最先被列为嫌疑犯的往往是那些在死者家里哭号的人。调查总是从这些人展开的。那些宣称犯了罪的人。帕拉德又能如何呢？如果我们站在他的立场又能做些什么呢？‘要搜查周围任何反常之处’，联邦调查局的长官是这么告诉我的。可我做不到呀，我总是心不在焉又无趣懒散。我这样究竟算是一个焦虑的开心鬼，还是开心的焦虑鬼？”

“要当心那些警告。”戈拉教授绷紧了神经，不断地重复道。“别忘了，罗伦特是因为过度的理性而丢了性命。他被一个理性的框架所迷惑。完美的读者总能压制住逻辑、推断力、自傲心和怀疑论的力量。然而他却完全被文章的意志所控制，深陷其中。不同的警告之间相去甚远，你必须保持警惕。”

“警告我？他们何必费那功夫，大可直接要了我的小命。我得聪明些吗？我已经乖了不少了。我不会再重返那混乱如星云的祖国。我是为了帕拉德才那么做。他求我那么做的。好了！我已经离开了那地方，彻底再见了。永别了！”

“帕拉德之前就是受到了威胁，而后才被谋杀。”

“他没有学乖。即便他们不断地威胁着，他也丝毫不学乖。最终，他们恼羞成怒。再者说，他曾是一个叛徒。叛徒注定要受到惩罚。”

“怎么就成了叛徒？”

“迪玛的弟子变成了反民族主义者，令神圣的徽章蒙羞。他还沉溺于一个年轻的多神教女巫的美色，爱上了美国。在这片土地上，他更名换姓，还准备改变自己的信仰。我是古老的瘟神。结束了。够了。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玩笑罢了。那篇书评是我唯一的作品。了结了。一堆不值一提的胡话。”

“还有那著名的大众作品《明海尔》和不知名的杰作。坊间都这么说。”

“那或许是那些传播流言蜚语之人的作品吧。”

“别忘了，你受到了威胁。这是一个惩罚。”

“大概是想让我闭上嘴吧。我已经学会了做一个哑巴，像一只黑天鹅一般。我聋得像是一尊菩萨的雕像，哑得像是一座摩西的雕塑。我的聋哑和我四海之内的兄弟并无二致。我不在乎那些拉帮结派的蠢蛋。他们终会忘记我，再去找个新的目标。威胁就是一个无知者的玩笑，一个失败者的小把戏。”

“那些失败者可能就是最危险的人。希特勒就是如此。”

“处以死刑吗？我们早就都宣判了死刑。一个看不见的权威？不可战胜？一个怀有文化抱负的迟钝者。他想表现出那些他从未能表现出来的样子。”

两周后，当戈拉又听到他的声音时，仿佛有什么已然发生了变化。

“森林。每晚，它在侵蚀我。巡逻队、警犬、骷髅、铁丝网。这一切是我的错，还是别人的错，不得而知。我睡得很少。每天醒来我都大汗淋漓。门外，窗外，到处都是恶狗和巡逻队。还好我的母亲没看到我这副不像人的样子。我在睡梦中，在梦魇中崩溃，而后又筋疲力尽地醒来。”

他已经报警了吗？他已经向学院的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一个女学生就是这么建议他的。

“一个女学生？怎么回事？”

曾几何时，他和这个女学生有过一次冲突。

“她漂亮吗？”

“她又不是露，你别担心……她也不是露的复制品。关键在于我至少有个人可以一起说说话了。WASP，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87]我就了解到这些。她没有我们的那些疯狂，不过有些别的特质。”

女学生总催他去通知学院领导。

“这就更糟糕了。”

“怎么会更糟？为什么这么说？”

“巡逻队，那是夜间的巡逻队。每两小时便会巡逻一趟。不……”

圣奥古斯汀嘟囔着什么，不得而知，同时他忽地奋笔疾书起来。

“我之前忘记和你说了，大师。我和帕拉德谈了一次。我指的是他兄弟——卢奇安，卢奇。卢奇安·帕拉德，住在罗马尼亚的那个。他告诉我，针对我这个侨胞的攻击都持续在各大报刊上发酵。只是那些老掉牙的称呼变了变，不再是外国人，叛徒云云，而变成了失败者。我什么都没有写，平庸无才，又怎么允许自己对此高谈阔论？他们说得也有道理。要是你没有任何才华，那全民投票便会中止。没有才华，就没有选票，在藏龙卧虎的国度就没有话语权。那些蠢蛋，难道已经忘了那句民族谚语‘蠢蛋总在不经意间吐露真相’？他们已经忘记了，不是这样么？”

“他把你看作敌人。碌碌无为之辈最为危险，他们满怀复仇之意，就像我们以前说的那样。你可小心别被……”

圣奥古斯汀再也来不及胡言乱语。彼得消失了，他的声音也随之消散，幽灵又变戏法似的将自己归于一片虚无之中。

***

即便身处虚无混沌，幽灵仍送来了谜题、建议与圈套。

当孤身一人时，圣奥古斯汀就会回想过去。那成为了读者和作家的篮球运动员真的可能从未听过博尔赫斯那个著名的故事么？很难令人相信吧。露肯定听他讲过嫌疑人阁楼的故事，毕竟那里就是可疑故事的源起之地。她肯定也提过那天晚上，那晚帕拉德讨论着博尔赫斯的平行世界。如果谨慎又可靠的露又像往常那样回避了追忆往昔的抒情，那么加什帕尔肯定会通过帕拉德知道那个故事。关于迪玛，他们谈论了很久。博尔吉斯是个难以回避的参照。迪玛和帕拉德都发表了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位盲人的评注。

当谈及同帕拉德共度的那些夜晚时，加什帕尔并未提起博尔赫斯的名字。既不含沙射影，也无谣言暗讽，一句话也没说！即使是在迪玛回忆录的评论文中，博尔赫斯亦从未出现。难道那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面具与引言的游戏了么？受迪玛的困境和帕拉德的怪诞振奋了一小阵子，他那时候就已经为自己准备了未来的消遣么？威胁信！严肃点说来，罪犯们也无须为了几个瘫痪者从深奥艰涩的书籍里引经据典。

天使不写书。这又算什么呢？跳梁小丑？他们不写书，所以也无从说起什么摘自书里的威胁。在帕特里克同彼得会面的记录里，戈拉找到了这句格言。对这小丑无懈可击的说辞，他再次感到惊诧。

这都哪儿跟哪儿呀。从一个在共产主义者大卫·加什帕尔家里长大，又在红色年代的共产主义学校接受教育的篮球运动员扯起，哪儿能对一张明信片做这么多复杂无端的犹太教法典猜测，更何况这明信片的内容还是从《纽约时报》上拼凑着摘下来的。

戈拉教授确信彼得对新世界的新鲜事已经厌倦了，他又开始不负责任起来。他一开始就宣称会把自己的死亡游戏搬到异国之土上，现在竟还打算将威胁的夜曲搬上舞台。

要不是这闹剧耽搁了些时间，他想亲自打电话报警，告诉他们一位来自东欧的难民刚来到这自由国家不久，就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眼下他正忙着写悼文中必不可少的文段。

***

亡故之后的生活不过剩下一篇悲恸的悼文罢了，戈拉教授如是说道。接二连三的无用之事自有其写手、其专职、其中介、其客户，还有巨大的档案库和庞大的宣传机构。任何带有开头的故事都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篇悼文。

由于死亡通知下达时间同下一次出版截止日期的间隔时间很短。[88]众多新闻通讯社都提前备好了现成的悼文，随时都能在合适的时间将之公之于众。

穿越世界的最终认定不可能如此简单地流于形式。真相同样也是幻想和可能性的真相。现实不仅仅是事实的现实，也是假设和谜语的现实，是不圆满的机会的现实。而这些机会，随着一个人的过期而失效。

他翻阅了许多指导悼文写作的手册，《知道怎么做》[89]这一丛书不仅能教你园艺、婚礼、电器安装、糖尿病人的饮食、性生活和冬季运动的知识，而且还能教你操办最后的葬礼，让你无处可逃。最后的重大事件：与女性求偶狂的交配。

某一份悼文可以当作模板[90]……可以拿一份悼文来当作模板。它介绍了逝者那些广为人知的过往，但同时又以个人独特的视角回顾了他的生平，揭露那些被人们喜爱或憎恶的历史细节。悼文不再是一篇简单的告别词，而是发展成了一份复杂的悼念之情，萦绕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散。它可以是一个有趣活泼、栩栩如生的传记故事。人们可以在国家档案馆找到种种悼文。在《悼文日志》[91]当中也有无数的模板，军事和体育领域的文选，还有英雄、冒充者、难民、冒险家、流亡者、主持人、交际花、皮条客、政客、银行家、小丑、修女、魔法师和染疾者的悼文。里面描述了他们或是朴素，或是肮脏，或是怪癖的生活种种。

悼文不是一篇简单的告别词，而是供后人聊以慰藉的纪念文。那是承载了一段生命所有的过往，背负了它所包含的一切和那些无法抵达的未来。人们不能删除那些不曾实现的事物。那本是你希冀完成的，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着手展开。可悲的是，那些机会失不再来。它绝不是对日历的回顾，也不是日常的混乱。

他听过许多次著名组合“讣告乐队”[92]的歌曲。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在佛罗里达创造了死亡金属流派[93]。他还买过《死亡原因》（Cause of Death）这张唱片集，并为《完结》（The End Complete）、《世界末日》（World Demise）、《盖棺定论》（Set in Stone）和《活埋》（Buried Alive）等碟片撰写评注笔记。

“当我问彼得关于艾娃的问题时，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

露在路上停了下来。他们在火车北站对面的人行道上，刚刚才把中学生彼得送上驶往罗马尼亚北方的火车。

“艾娃是为他而活，而不是为了她的丈夫。她儿子并没有那么开心，但也不抗辩什么，并没怎么上心。他眼里只有他的篮球。艾娃在电话里和我讲了她去瑟彭察[94]墓地拜谒的事儿。”

那时，戈拉完全不知道竟还有这么一个墓地的存在。

“瑟彭察的欢乐墓地，就在马拉穆列什[95]。那儿的墓碑上都画着彩色的图画，十分喜庆。还有关于逝者生前的滑稽漫画和诗句。村里的编年史作者一直注意观察当地居民的生活，并逐一做笔记，以便在他们的墓碑上作陈述。彼得之前参加了一次学校组织的出游，地点就是瑟彭察。”

露过于严肃地讲述着这一事件。

“回来后，他和艾娃讲述了一切。她全神贯注地听了他说的一切，之后整整一星期没和他说过一句话。死亡不是喜剧，她如是说。我问了彼得关于他母亲的事儿。他回答我说，自从艾娃有次提到他们从集中营回来后去的是墓地而不是家后，大卫就禁止在家中再讨论关于死亡的话题。”

最近几年，一种新的报道文体不断发展：娱乐性的悼文。[96]

如果那不是娱乐消遣的，又是干什么的呢？

广告，诱惑，消遣。商品必须具有自己的卖点：无论是书籍，胡萝卜还是鞋子。否则，人们就不会为之买账，它们便会腐烂殆尽。我购买，故我存在，我出卖自己以购买他物。若非如此，我便丧失价值。悼文能证明我曾存在！若没有人对此感兴趣，那我就不曾存在。我不存在，因为我没有存在过。

这是一个新兴工业，尽是口译员、诊疗师、单身汉、间谍、杂技演员、体育明星、电影明星、爵士名人、怪人、杀手和官僚之流。[97]由此产生了各种坊间逸事与娱乐绯闻、带着直率的愤世嫉俗之情，令人情绪激动，也令人开怀一笑。

“死者为尊[98]”已经不再为人们所实践了。

除去了偏见与束缚的消遣变得越来越幼稚化，这有何不妥呢？教授，这又有何不妥之处呢？教授扪心自问道。

戈拉露出了疲惫的笑容，一面胡思乱想着，一面把玩着放在档案袋上的蓝色手套。他一直犹豫着不曾打开这档案袋。

露身着纤薄又宽大的绿色丝质长裤和通透的无袖衬衣，赤脚穿着一双单细带凉鞋。这位安达卢西亚女人看起来面色苍白。她目光紧锁，紧张地等待着。她甩掉了自己的凉鞋、脱去了自己的长裤、褪去了那条形同枯叶般的小内裤。她那丰满的乳房、热辣的腰身、纤长的臂膀和修长的双腿，看着令人触电般地酥麻。至高无上的瞬间，无与伦比的青春。她打开酒瓶，倒酒入杯。老旧水晶玻璃的碰撞声，叮当作响。桌上有覆盆子、樱桃和葡萄酒。她若即若离，身处巨大的绿色灌木之中。

她小心翼翼地清洗着蔬菜，穿着轻薄的亚麻衬衫。洗了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蔬菜之后，又洗鱼洗水果。她戴上了细薄的橡胶手套，就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洗着白色的、黄色的、蓝色的东西。然后她仔细地切起了蔬菜，将其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样子。丝质的清晨值得庆贺，生活的朝气令人陶醉。她喜爱白天的身体运动与精神活动，热爱里头所包含的具体与神圣，带着浓缩与快感。

古老的春药。戈拉望着树林，时不时将眼神投向屏幕，看看那里呈现每日的不幸之事。空闲时他就赖在扶手椅里，用手掌蒙住双眼，渴望着惬意放松。

纤薄又宽大的绿色丝质长裤，通透的亚麻衬衫。光脚穿的凉鞋。满是皱纹的枯老皮肤让人晕眩麻木。身体干瘦如柴、皮肤枯燥如纸、头发花白如雪，如同死人的裹尸布。灵活的长舌头、苍白干枯的大长手、干瘪的大长腿：一个连声哀号的骨架子，好像稍一触碰就将即刻灰飞烟灭。

她甩掉了自己的凉鞋、脱掉了自己的长裤、褪去了形同枯叶般的小内裤。干瘪的乳房、发青的肚皮、衰老的腿脚，她将你的手掌裹入她满是皱纹的瘦长的掌心之中，将它握成一个拳头。睫毛连同她的嗓音一起颤抖。而后是一声短促的叫喊，宛如猫头鹰的啼鸣。

她打开了绿色的酒瓶，倒酒入杯。往昔玻璃碰撞的叮当声在耳畔重现。覆盆子、樱桃、葡萄酒。她将樱桃贴在垂死之人的唇畔，将之探入他的口中。将它推向更深处，探向更深处。苦涩又衰老的手指。

“你的青春是何般光景？”她问道，“你开始得很晚了，不是么？”

刹那间，她好像迷失在了巨大的绿色灌木林中，目光灼热。

“哦，是的，我也是这样，太晚了，实在是太晚了。我很后悔，是的，我后悔了。”她用嘴唇舔舐，用牙齿轻咬，用舌头抚慰。垂死之人被引向了里面、拖向了深处，她目光贪婪，身体瘦削又枯老。忽而传来一阵疲惫的呻吟，一声娇喘。饥饿与厌烦，与死亡的交媾。

古老的幻想。他时不时地望向蓝色的小屏幕：象棋手用他宽大而多毛的手掌抚过自己的额头和光秃的头顶。对手并不可见，只能看见红绿相间的棋盘。红队和绿队，国王、王后、马、象、车、兵。

蓄着黑胡须的秃顶匈牙利骑兵执红棋。他用食指触摸着王后的皇冠，停了下来，思索着什么，瞧了一眼战局，不禁有些惊讶。王国不再只有黑白二色，而是变得五彩缤纷起来，就如这斑斓世纪所要求的那样。他抬起手，托着自己的额头，又抓了抓头发，双眉紧锁。他右手拿着一个彩色的易拉罐，上边用白色的大写字母写着“可口可乐”。彼得这时闪耀着光芒，像是面对着一个来自天堂的神圣符号。

戈拉也微微一笑，清醒了过来。带着涩感的饮料从易拉罐流向了窄口的高脚杯，突突冒着气泡，一股透凉与清爽，一种酏剂[99]。这是一种拯救。

他大口大口地灌下这饮料。请您购买这具有拯救功能的饮料吧！拯救。它保存记忆，巩固现实，否定未来、年岁和悼文。

桌上放着那份档案，而桌边，则是那对往昔的手套。

***

彼得·加什帕尔教授面色惨白，蓬头垢面，似乎彻夜未眠。他这个受迫害者，诉冤者，像是已经准备好接受罪人的角色。他的眼神，声调，以及新的会见中所展开的问题，这一切都确认了这一改变。讨论的推进方式与之前完全不同。彼得一脸倦容，反应迟钝，仿佛已被厌倦、忧郁和他即将承认的错误给击溃。然而，在几分钟过后，程序就发生了改变：他把自己的大手放在桌上，就在警察的大手前。紧接着，他抬起手来，用右手食指指着桌上的两本书。他用沉重的嗓音，宣布道：

“我找到了引文和作者。”

在桌上有一册封面带着彩色条纹的书，上边印着三行金色的字母，题目是《杜撰集》。旁边，则是另一本黑白封皮甚至闪着点光的书。《迷宫，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及其他作品》。[100]

帕特里克写着些什么。他没有抬头，自顾自地埋头在那用螺旋线装订的笔记本里。他只在异常情况下才会把它从那只破旧的大皮包中拿出来。这一次，他在上面写起了字。他再次审视着这个伪装成告发者的嫌疑人，而后做起了笔记，令人难以置信。

他左手抵着书，誊写着出版社的名称以及出版年份，接着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对半裁开。他把这两张纸分别插入对应的两本书中，当作书签使用。插入书签的那页恰好就是《死亡与罗盘》开始的那一页。第一本书在129页，第二本则是76页。

“您说的是那个阿根廷人？”

“是的，一个伟大的阿根廷作家，1899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家庭有西班牙人、英格兰人和葡萄牙犹太人的血统。”

“所以说，他已经过世了。”

“为了诺贝尔奖，他推迟了死亡。为此，他尽可能地延展了罗盘……但在他87岁的时候，死亡还是找上了他。那时，这位伟人已年老色衰，双目失明。”

“他得了诺贝尔奖？”

“不。那些奖都是彩票，尤其是世界性的大奖。他曾有过机会，但那时恰逢一些媒体报刊上对他进行着攻击，说他是法西斯分子。”

“他是吗？”

“根本就是一派胡言。他绝不可能是法西斯分子。”

“那迪玛这个老炼金术士有可能是吗？”

“他们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但不得不承认迪玛受博尔赫斯影响极深，帕拉德亦然。或许那位用威胁信抬举我的狂徒也是如此。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帕拉德，他们都不是法西斯分子。至于迪玛，情况就不那么明朗了。我在我的书评中也作了相关解释。无论如何，他都不算是标准意义上的法西斯分子。”

“也就是说？”

彼得没有回答，帕特里克也不再记录。他满是敌意地盯着嫌疑人，就像他第一次出现时那样，在门框里坚定地站着，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错综复杂的文化陷阱加深了他的怀疑。拐来绕去的离题话，这从帕特里克的目光中就可以读出。他翻阅着书本，一目十行地胡乱扫读着，因句子的模棱两可而心生厌烦。

“这是本侦探小说么？”

“我们姑且可以这么认为。男主人公是个侦探，而女主人公则是死神。她是逻辑学家，常带着指南针、直角器和圆规工作。”

帕特里克有些上火，似乎随时准备掏出他的左轮手枪，好逃离这装腔作势者的胡言乱语。

“罗伦特。夏拉赫。这都是谁啊？”

“我不知道。北欧人吧。是一个故事里的人名。”

“那引言呢？那引言在哪儿呢？”

“在这儿呢，第141页：‘下一次我就会杀了你。’夏拉赫说道，‘我向你保证给你一个由单行线构成的迷宫。这单行线无法看见，永无尽头。’他往后退了几步。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扣动了扳机。[101]在另一版书的第87页写道：‘下一次我会杀了你。’夏拉赫回答道，‘我会许你一个由单一直线构成的迷宫，这直线不可见，无止境。’他后退了几步，然后非常小心地开了枪。[102]我的杀手用的是第一个版本，由格罗夫出版社在纽约出版。他只是去掉了名词前的定冠词，是下一次，而非就在下一次。[103]您的警察同事说得有道理。”

“警察？哪个警察？”

“就是吉姆·史密斯先生，在当地派出所的那位。就是当地警局的这位警察，他应该说的是就在下一次[104]，所以寄信人说不定是个外国人。他拿到了明信片，然后把它寄给了在华盛顿的调查实验室，核验了指纹。有没有得出什么结果？”

“我觉得还没有。核验要点时间。实验室的工作量已经超负荷了。”

“这是自然。在自由国家，犯罪也是自由的一种形式。我的杀手写得正确与否其实无关紧要。”

“杀手？”

“那人就是这样自我介绍的。那个外国人。”

“外国人？”

“吉姆·史密斯先生是这么说的。必须是‘就在下一次’而且是‘我将要把你杀害。’[105]”

帕特里克微微一笑。相比他正在调查的教授，当地的警察并没有给予他更多信任。

“十代以来的美国人总没法正确写字。”

他再次坚定地盯着自己面前的这位外国人。

“我能带走这些书吗？其实，只消格罗夫出版社出版的那第一版就好。”

“自然可以。”

“行。我会去读一读这本书里的故事。我感觉除了那句引言，也不会再发现什么。在这本书中还有其他我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么？”

“面具节。”

“这又是什么？”

“书的首页就提到了马塞尔·雅莫林斯基博士，他是国际犹太法典大会的波多利斯克[106]代表。波多利斯克是东欧的一个地方。犹太教法典是……您或许知道的吧。”

帕特里克·莫菲警官沉默下来。他黑色眼眸投来的目光显得更加阴沉。拉里八号究竟知不知道呢，这真是难以猜测。

“雅莫林斯基在喀尔巴阡山区挨过了三年战争岁月。这山脉就在我的家乡，也就是老迪玛和他的舅舅帕拉德·波特兰的故乡。那书里说第三次犯罪发生于二月份，那会儿正是阿根廷狂欢节举行的时间。学院收到信也是在二月份。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或许已经过去了更久。眼下犹太狂欢节都快到了。”

“犹太狂欢节？”

“是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犹太民族的故事。三个被害人都是犹太人。作者心间总是萦绕着古老的犹太经典和旧约。还有……”

加什帕尔摸了摸他左手边的衣兜，紧接着又掏了掏右衣兜，最后掏出一张折皱了的小纸条，将之慢慢摊平。

“《创世之书》[107]，六世纪时在叙利亚或巴基斯坦被著写而成，还有……还有那加利利[108]地方的总督……从未存在过。”

帕特里克不耐烦地抓着脑袋，而彼得重又回到了对话当中。

“普珥节是一个洋溢着幸福的面具节，尤其是对孩子们而言。在博尔赫斯的故事中，狂欢节宣布了罪行。”

错愕感被证明是极其有益的，警察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这个作家，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博尔赫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他在你课程中涉及的那些作家之列吗？”

“不。也许在某所规模更大的大学的研究生学习阶段[109]会涉及。不过我可以保证的是，我们这里有几个学生还是听说过他的。”

“您曾在课堂上提到过这个名字吗？”

“不，从来没有。我想应该没有。毕竟我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

帕特里克拿起了电话。

“唐夫人吗？麻烦你查一下最近三年学校里有没有开设过关于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课程。”

这次，他将罪人的姓名念得极为准确。

“是的，我需要开课教授的名字，还有选课学生的名单。”

帕特里克将电话放了回去，站在那里。他没有伸手，只是低声说了句：

“我会给您打电话的。如果有什么情况，您和简妮芙说就好。”

体内的手榴弹。隐藏的肿瘤就是一颗毒素之球。遭到封印的死亡已经准备好爆发了。“推延，推延下去！”肥硕的身体呢喃道。床前这面镜子中的讽刺漫画，着实引人同情：大腹便便的男人，肚中尽是些腐烂物，光秃秃的脑袋，苍白的厚嘴唇，还有那胶状的眼皮。

“呵，万能的神啊，我不值得您这般费尽周章。”受罚者呢喃道。那就是一场荒谬的胜利。Dulcissima，请推迟这场裁决吧。

半小时后，肥胖的彼得·加什帕尔不再要求延迟，而发出了求助。森林中刮起了妖风，树木那粗糙的枝条在风中张牙舞爪。黑暗流动着前行，逐渐包围了他和森林。这是一座黑夜的法庭，他恳求着得到宽恕。他听到了夜晚狡猾的窃窃私语和暗地呻吟，围绕着木屋来回踱步，一点儿都不想回到那巢穴当中。除了那封威胁信，在他身后的那些人更让他怒火中烧。他从不喜欢殉道者，也不崇拜英雄，甚至憎恶牺牲者的角色。他更热衷于平庸的死亡，不需要一丝一毫的戏剧性。疾病，自杀，不过是平常事物或是一场意外的外在表现。让自己瘦下来难于上青天。在流亡中，他的躯体不断膨胀，大抵是困惑、失眠和暴饮暴食的缘故。

黑夜将重新发出追捕的声响。瘦骨嶙峋的黑影，蒙住了自己的耳朵，妄图隔绝恶狗的犬吠。那黑影还遮住了双目，只为避开岗哨手中的探明灯。她在恐惧和冰寒的笼罩下瑟瑟发抖，身上只着一件条纹制服，对这具瘦削的身躯而言大得可笑。那女人便是艾娃·基什奈尔，头发已被剃得精光，面色苍白。她将会在那里出现。

布宜诺斯艾利斯盲人的信息刺激了一众精神障碍的患者。

彼得绕着木屋来回踱步。他不再关注那在等待中凝结的森林和木屋。他尝试着控制自己的呼吸。深吸一口气，屏住气息，一，二，五，尽可能地撑着。紧接着，他慢慢地吐气，均匀而缓慢，就像他吸气时那样。一，四，尽可能地慢。

门前，是死神。一位长着猛兽般獠牙的女士，发色金中带灰，面容微带笑意。她身着一条拖地黑色长裙，手执一张白纸。那是判决。是法令。

“您……您住这儿么？”

彼得不知所措地望着她，可惜答复迟迟没有到来。不，女杀手身无武器，随身携带的只有命令。

“请原谅，但……抱歉，可这就是通知。”女巫嘀咕着，“我很抱歉……我之前来过，可是您不在家。”

彼得一言不发地望着她，暗自思忖着幸好自己那会儿没在家。

“我来过了，你不在，所以我就留了一张便条。加蒂诺，是关于加蒂诺的，那可怜的瞎子。”

是的，这罪犯一个月前曾收到过便条，是关于那拉丁瞎猫的信息。那是则可怕的消息。

“它六个月大，通体灰色，瞎了一只眼睛，还带有呼吸道感染。你见过它么？你可曾在这附近见过它？它的毛很短，很害羞，非常怕生。你得轻柔地唤它的名字。加蒂——加蒂——加蒂诺，嘘，嘘，加——蒂。”

她递上了那猫咪的相片，从那上面看它一只眼睛白，一只眼睛瞎。老妇人甜甜地笑了，露出了她那口宽大的獠牙。

“是的，是的，夫人，我看到了那贴在门上的便条。不过，我没见过那孤儿，也就是那流浪猫。我向你保证，当然，我知道电话号码。两人的号码我都知道，您的和海伦的，还有您兄弟斯蒂夫的。对，这些号码我都有。我会打电话的。当然，我马上就会致电。”

天渐渐黑了下来，周遭静默无声，就连这位迷茫的人也一样，寂静并生动起来。他忘却了自杀与悲伤，而为加蒂诺的命运所烦恼着。它有着一个意大利名字，却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

他望向晦暗不明的天空，又俯视着双脚跟前的大地，它就像铺满了树叶与昆虫的毯子。深呼吸，慢呼气，一点一点地将气息吐尽。

车灯将他困在两束光带之间，车在木屋门前停下。是简妮芙！这位优雅的“女保全”，穿着阿玛尼的风衣，戴着迪奥的围巾，那围巾有着风的颜色。她微笑着缓步上前，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

“您是在散步么？散步可以助眠，挺好的。我们可以进去么？”

这位优雅的越南妇女不知道屋里头有多乱。

“我把学生名单带来了。两年前，的确有一门讲博尔赫斯的课。是一位西班牙女教授开的。我拿来了学生名录。我们可以拿明信片比对每一位学生的笔迹。问题就是您的学生究竟在不在里面。”

教授看起了名单。

“不知道，我也不确定。没有一个名字我看起来是眼熟的。我得好好确认一番。明天吧，在注册报到处见。”

简妮芙·唐离开了，她将那学生名单留在了桌上。塔拉不在这花名册上。而在他面前的这份名单里，任何一个名字都唤不起他的记忆。凶手会把杀害帕拉德的人安插在莘莘学子之中么？这没有必要吧？他完全可以安静地潜伏在校园的某一处，确认隐士木屋的位置，算准他回家的时间，然后微笑着从树丛里探出身来，为了那四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校园里犯下的罪行而悄无声息地开上四枪。或者他也可以重演帕拉德的剧情：在结束了两个小时的课程后，加什帕尔教授皱着眉头急匆匆地冲向洗手间。那是他的膀胱在要求行使自己的权利了。而那位陌生人就趁机潜入了一旁的隔间。多年来，教授先生解手时都有打湿裤子的风险，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他进入了洗手间的隔间，脱下了自己的长裤，在坐便器前站定，因为释放尿意产生的胀痛感而发出一阵短暂的呻吟。

死亡使者爬上了一旁隔间的座便器，瞄准了被害者的太阳穴。这比杀死可怜虫帕拉德可要简单多了：这次的被害人站立着而非端坐着。小木屋的那个方案还要简单许多。屋子的钥匙很容易复制。流亡者的失眠多梦对杀手很是有利。夜过半更，凌晨两点，加什帕尔正深陷神经官能症无法自拔。在凌晨三点拂晓的曙光中，他骑上了一头大象。那大象涕泗横流，从天空淌向大地。这位电影发烧友紧紧盯着屏幕，看着侵略者慢慢逼近，看着他用指尖摆弄的亮闪闪小玩具瞄准了被害者。谋杀的轨迹，无形的迷宫，恒无止境。

彼得的脸上绽出了微笑，他在这笑意中入眠。简妮芙·唐留下的字条在他宽厚的胸膛上微微颤动。他的呼吸逐渐变沉，打起了呼噜，像是一只肥硕的鸡仔，筋疲力尽。

在他胸膛上，是博尔赫斯的那门课的学生名单。此刻，那就是一面不堪一击的白色盾牌。

***

“我们有了一个嫌疑人。在对照了明信片上的笔迹和所有听课学生的笔迹后，我们排查出了一个嫌疑人。”

“那文字都是在打字机上打的。”

“但收件人的姓名是手写的。地址也是。”

“所以呢？”

“嫌疑人目前在加利福尼亚，我们推测他可能是个波兰人。还是位奖学金得主，学的是政治学，目前还是学院出版的《政治研究》[110]的主编。非常聪慧，也非常有教养，社交能力非常强。”

“非常，非常，非常。他叫什么？”

简妮芙·唐拼读了一下纸上的名字。

“艾——拉斯特。艾拉斯特。洛——耶——夫斯基。艾拉斯特·洛耶夫斯基。[111]父母可能都是波兰人。他今年毕业。”

简妮芙·唐很满意。她做事向来雷厉风行，今天的妆容也十分契合她女强人的气质。

“你们已经调查过他了？”

“我们暂时没有这个权力。目前已经把待确认的材料寄给了华盛顿实验室。如果查验属实，我们将要求检察官授予我们审问权。”

加什帕尔温柔地一笑。拜占庭式的社会主义使他不太习惯这种谨慎的授权步骤。“野蛮人，我从囚牢中出来时还是个野蛮人。俘虏和监视者都觉得我是个自由的小丑，一位自由的思想家，应该被驱逐到自由的丛林中。我曾是个奴隶，跟其他那些人并无二致，被一种奴性思维所禁锢。兴许，我还更冷漠，渴望着逃逸。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一个野蛮人。”

“你们监视了他？”

“我们没有被准许这么做。必须要等到实验室的结果出来才行。不过如果我们监视了他，您是不是会感到更安心些？”

“我知道那……是的。我会更安心些。昨天晚上我就没敢在家里睡觉。”

“那您是在哪儿睡的觉？”

“在一家汽车旅馆。就在国道上，离学院不远。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带我去最近的汽车旅馆。早上的时候，又叫了辆车带我回来。”

“汽车旅馆可算不上什么安全的地方。”

“我知道，美国电影里的那些场景我都看过。”

“您本可以给我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我幸存下来了，正好好地站在你面前。我得到了追踪者和保护者的尊重。真是千钧一发！我实在没有时间暗自苦恼。”

当天下午，简妮芙·唐换了一套新的妆容来找彼得。她告诉他，威胁信的对象并不只有他一个！还有两个教授也收到了一样的威胁信。不，她不能透露出他们的姓名。这则消息是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教工食堂恰巧听到的。事实上，也就是唐夫人本人打听到的，并非纯属偶然。

其中一封信完全是手写的！字迹和其他几封信上的十分相似，和艾拉斯特·洛耶夫斯基的笔迹重合度极高。然而在反面却不再有冬宫博物馆的图片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来源于《纽约时报》的阿拉法特[112]和皮诺切特[113]的照片。

那两位美国教授没有向行政部门报告。明信片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场游戏，没必要上纲上线。那个东欧人是不是被幻觉和想象中的恐惧控制了？越南裔的美国女人是这么假设的吗？彼得·加什帕尔有没有尝试过说服拉里一号、水手教务长和沉默寡言的越南女人简妮芙·唐，告诉他们那威胁信只是一个闹剧呢？

这一安定人心的消息并没能抚慰到他。如果还有更多一模一样的信，那也就意味着他并非唯一的目标。寄信人绝非是迪玛的同胞或追慕者，也不是杀害帕拉德的凶手，可能只是为了安抚被害者，误导警方的一个小伎俩罢了。

“是加什帕尔教授么？我是吉尔伯特，安特奥斯·吉尔伯特教授，就是教拉丁语、希腊语还有古代史的那位。我听说您收到了一封信，还是封威胁信。”

哈，是塔拉教授！塔拉的信？是的，以前她极具威胁性，以她自己的方式。

加什帕尔及时醒悟到他说的是另一封信。

“我后来也收到了一封。”希腊人耐心地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呀。”

“您是不会知道的。那些警察局的机器人互不通气。他们那儿有三个等级，联邦警察、州警察和地方警察。地方警察，就是地警，是不会通知联邦调查局的。联邦调查局的那帮家伙才不关心州和地方警局的情况呢，他们一个个都端着职业架子。就在我发现了信的那个晚上，我去了趟州警察局，纽约州的那个。瓦利亚，我的夫人，当时就吓坏了。我们当即去了警察局，给他们看了那封信。瓦利亚是俄罗斯人……”

“我不知道，我没看到……”

加什帕尔教授不知道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发生在周遭的事情他都看不见，就像被无形之谜蒙蔽了双眼。

“有，它是有联系的。科索沃、塞尔维亚人。车臣，你明白么？”

这位听众一头雾水，但也不急，耐心等待着。

“瓦利亚害怕这是伊斯兰的威胁。因为俄罗斯人在车臣地区不断施压，又或者是因为俄罗斯人在南斯拉夫地区支持了塞尔维亚人。”

东欧人对地区的复杂形势并不陌生。他们艰难地喘息着。过多的新事物令人窒息，最后又会导致新的厌倦。因此没有必要向唐夫人夸下海口，声称他没时间厌烦。事件的稀缺与过度都是一样的效果。

“所以发生了什么呢？在警察局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同一位叫马丁的先生谈了谈。我告诉他了，也把明信片给他看了，这过程费了我好几个小时。他让我申诉。我照做了。我在那里一直待到午夜时分才离开。”

“您可将引文破解了？是否同他们说了这是哪个作家的话？”

“什么引文？是指那句荒唐话么？迷宫！单行线迷宫！无形无尽的那东西？一次击中！下一次我会杀了你……不，我都没意识到这还是句引文。我不这样认为，况且它也无关紧要。警方对这毫无兴趣。我和他们说了是谁写的那明信片。”

“是谁？您知道么？您如何知道的？从何知晓的？”

“从一位女学生那儿得知的。那位女学生上过我的课，我认得她的笔迹。”

“是塔拉么？塔拉·尼尔森？”

“塔拉·尼尔森？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一位外国女学生。”

“外国人？哪儿人？”

“萨拉热窝。她来我们这里念书是有奖学金的。她叫德斯特。她在明信片上的签名就是D，德斯特。”

“萨拉热窝？您认得出笔迹么？怎么做到的？就凭几个手写的单词么……这可不容易啊！”

“她在课前给我写过几张纸条，问我参考文献和建议之类的。我觉得我认得出笔迹，不过也不是百分百确定。再说我也不想知道。我把申诉状留在警察局了，就让他们去绞尽脑汁想这事儿吧。最关键的是那次会面。”

“哪次会面？”

“图书馆的那次，约莫一个星期后吧。那天我进了图书馆，看见德斯特坐在电脑前。我走近她，问她在做些什么。她便指了指电脑，告诉我她在打印一篇文章。当时我都傻眼了。那就是我们看到过的内容。于是我便告诉她我收到了信。她回道，‘是吗，您收到了？好的，真是太棒了。’她脸上的笑容让人无法抗拒。”

“她解释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吗？您有没有发现她到底想做什么？”

“我问她我是不是唯一的收件人。根本不是。事实上一共有40封。40封信！寄往美国的各个角落！我告诉她，这种事可能会触犯法律。她瞬间感到错愕。惊讶的同时甚至带着一丝欣喜。真是个老实人。那女孩儿身上充满了魅力。一种天真的嘲讽，令人着迷。”

加什帕尔教授得到了比期望中更为详尽的消息，已经没有别的问题可问了。

“我想知道，她是怎么选择收信人的。”

“有趣的人！这就是选择的标准。她是这么说的。”

“她并不认识我，我与她素未谋面。”

“或许她知道了些什么，可能是从学院资料中的教师介绍中看到的，或者是听学生们说的。只有四封信是寄给我们学院的！仅此而已，并不算多。我们必须承认……谁知道她把那些信寄去了哪儿，寄给了谁。我和她说我不得不报警。她很疑惑，‘警察？警察与这事儿又有何相干？’我便向她解释道，‘这游戏要是闹大了后果会不堪设想。’她一副很诧异的样子。然而事实上，这恰是她想做的。她浑身都散发着魅力，就同我和你说的那样。”

“那么，到底是什么？她想要干什么？”

“她想办一个展览！那是一个艺术项目，一种概念层面的设备。现在人们都说是一种装置[114]。说起来还和拜占庭帝国有点联系。我不太了解，也不感兴趣。当晚我就报了警。”

“您告发了那个天真的女人。”

“恰恰相反。我撤回了我的申诉。”

“撤回了？但您之前不是说，最终您把那人的名字告诉了警察……”

“最后我的确是这么做的，但那时还没有。那时，我只是撤回了申诉。”

“为什么？那女学生代表了拜占庭帝国。恰好您的妻子瓦丽娅怀疑……”

“无稽之谈。德斯特并不是搞宣传的，也不是一个恐怖分子。她没反对过俄罗斯人。加什帕尔先生，你可知道一个谢了顶又肥胖的老男人在面对一个婀娜多姿的年轻姑娘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你知道吗？”

加什帕尔先生知道，但他选择了沉默。

“我们俩并不认识彼此，看，我却在这里东拉西扯地侃大山……甚至还提了一些荒谬的问题。请原谅！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说这封荒诞的信和关于德斯特的事儿，那么……还能说什么呢，我撤回了申诉。这样她就不应该再被迫接受那愚蠢的调查。”

“一个老男人面对一个年轻姑娘？”加什帕尔先生突然大声地自问道。“沮丧？是这样么？从一开始的羞涩逐渐感到沮丧，再到复仇，往前走一步即可……您改变了主意，之后又出尔反尔。您最终还是告发了她，不是么？”

吉尔伯特·安特奥斯这个希腊人碰上了一个巴尔干邻居，话匣子就此打开，这也意味着故事走到了尽头。好莱坞式的圆满结局，任何事情最终都可以走上正轨。[115]彼得没有理由感到不耐烦，毕竟人们给了他一个完美的结局。只有像他那样可笑的人才配拥有之。他舒了一口气，这头被侮辱的大象舒了一口气。

“过去一个月了，教授。已经一个月了！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和地警联络，那些家伙没有和他们的同伴联络过。一个月来他们彼此互不通气！我要撤回申诉，马丁先生给我打电话了。他向我要了寄信人的姓名。我为什么要给您这个名字呢，我就把我的那个申诉给撤下来了，这事儿就这么了结了。就是个笑话，我跟您说，这就是个愚蠢至极的笑话，我把申诉取消了。马丁警官可生气了。你不是唯一受牵连的人！”他叫嚷着，“还有其他的人，兴许会有悲剧发生。你把他的名字给我，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威胁是和那信件一样愚蠢的行为。他要怎么抓我？我们又不是在北朝鲜，也不是在伊朗或是伊拉克。邪恶的轴心国[116]。我们甚至都不在萨拉热窝，也不在沙特阿拉伯！但我最终还是做出了退让。”

“你告诉他们名字了么？”

“没，我没把名字告诉他们。我拒绝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他们。瓦利亚感到非常绝望。你也知道移民都是很怕警察的。我继续推辞着。然而最后还是向马丁先生保证把那个人送去警察局。他相信了我的话，不再打扰我。我得说服德斯特让她去他那儿自首。”

“老人与青年女人面面相觑。”彼得嘟囔着。“她是如此的风姿绰约，令人难以抗拒。”年迈的老人体态肥硕，就这样面对着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孩，一个令人难以招架的女孩，不是么？加什帕尔对着听筒自问道。

“我对德斯特解释过事情已经闹大了，不再有推延的可能，她必须去警局坦白一切，证明自身的清白。对她的审问持续了整整八个小时。不过我给您打电话倒不是为了这个。”

啊，炸弹尚未爆炸，信口开河只引发了震撼的冲击。加什帕尔弯了弯膝盖，准备承受新的打击。

“我以德斯特的名义给您打电话。她希望能够乞求您的原谅，可是她不敢，于是托我告诉您最近发生的一些事。”

“好，行，这当然可以。”彼得气喘吁吁地说，“她什么时候弄明白这个故事的？又是什么时候去的警察局？”

“大约十天前吧。他们最后还是通知了学院，不是那群联邦调查局的警察，而是学院。他们一无所知。我不喜欢唐女士，她总是四处打探，所以我就什么也没告诉她。院长那里，主席那里，又来了新的谴责信。可怜的女孩最终明白了在玩笑的国度里是开不得玩笑的。她给您住的那个旅馆写了信。是主席让她给您写信请求原谅的，于是她就给您去了信。但好像您什么也没有收到。”

不，除了迷宫般的谴责信，彼得·加什帕尔教授什么也没收到，那谴责事关连续不断的无形打击。十天？可怜的德斯特……她接连十天都承受着谴责？这期间大象加什帕尔究竟发生了什么？他除了黑夜什么也记不起来，脑海中只剩下那些紧张的夜晚。除了昙花一现般的紧张感，一个流浪汉也没法期许其他更多的东西了。那些紧张的日日夜夜最终也只是转瞬即逝罢了！他再也记不起那宏伟大业，也不想再知道是何时又是如何同简妮芙·唐、拉里一号、拉里八号、塔拉、当值院长还有那些张三李四交谈的。一切的一切都应该尽快忘却，风轻云淡地从记忆中被抹去，就如同它从未发生一般。

半小时之后，这男人同风姿绰约的女杀手讲起了电话，他并没有那么年迈，只是长得有些肥胖，头发有些稀疏。他一定会想起这个。他已经决定了不再将任何事情忘却，也决心给博闻多识的戈拉讲讲那即兴滑稽戏，圣奥古斯汀很快就会找到其中的书面联系，并沉醉于这滑稽戏的结局。

难以抗拒的嗓音，拥有难以抗拒嗓音的女孩，古代学专家说得对。女杀手想邀请加什帕尔教授共进晚餐[117]，想同他聊天谈心。更具体地说，是想为他做一顿特别的晚饭。用巴尔干的菜肴。教授戈拉先生，他有厨房么？嗯，可能他会安排好的吧。这真是完美，就由她来顾及一切。只要告诉她，什么时候让她带着食材前来烹饪就好，最好还是别打扰到他，换言之，最好挑教授不在家的时候做这些事。

嗯，是的，这稍作安排便可，何乐而不为呢？加什帕尔自言自语着。

还有一些事儿也很重要，小女孩补充道。控制饮食。教授是不是在控制自己的饮食？原因无他，恰恰是因为他自己……您明白，不是么？是啊，大象心知肚明，冒着冷汗，被这轮新的打击击昏在地。大腹便便的秃头老男人怎么能和一个魅力无限的年轻女人谈论节食呢？怎么可能？他必须得承认现实，他身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酸，每个早晨和夜晚都会发作，甚至还有上课的时候也不例外。胃炎、结肠炎、溃疡、痔疮、肾结石，他和萨拉热窝的女郎只能聊这些话题吗？

德斯特等待着，迷人的嗓音创造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停顿。此刻，只能听到她呼吸的声音。半透明的呼吸，像是仲夏夜之梦。

“您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有。”大象呻吟着。“什么都没有。”

“所以，您什么都没说。从不控制饮食！太好了！”家庭主妇用一种胜者的姿态决定道，“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吧！”加什帕尔教授听到了仙女摩根扑腾翅膀的声音。

当天下午，他在小木屋门边发现了一个天蓝色的大信封，上面写着名字，那端正的笔迹正是出于萨拉热窝美人鱼之手。信封里装着几张打了字的纸。

亲爱的阿瓦基安院长：[118]

自从与您在办公室见面之后，[119]也就是那场有教务长先生和唐夫人参与的见面之后，我给加什帕尔教授寄了一封新的信。我也重新修改了前一封信，在此一并附上。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加什帕尔教授之前似乎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这次我将通过快件服务寄送。就同我和您说的那样，我并无意制造误会和麻烦。感谢您在平息这一紧张局势的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

祝好，

德斯特·奥纳尔

另外还有一封信，写在蓝纸上。

亲爱的加什帕尔教授：[120]

这是我给您写的第三封信，主要是关于……[121]我那不幸的艺术计划，巴比伦彩票[122]装置。我对自己造成的一些麻烦深感歉疚。第一封信上我写的是学院的地址，上边儿只有一些道歉的言辞。在与阿瓦基安院长和简妮芙·唐夫人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您没有收到这封信。于是在第二封信上我写的是您和妻子所住旅馆的地址。阿瓦基安院长和我说您也没收到这封信。在此我特地附上了之前那些信的复印件，以及艺术项目的计划书。

敬请教安，

德斯特·奥纳尔

上一封信用别针夹着。雪白的纸，如处女的灵魂。

亲爱的加什帕尔教授：

在准备一种叫作“巴比伦彩票”的装置时，我向包括您在内的知识分子、记者、艺术家、作家、教授和政治家各寄了一张由我精心制作的明信片，上面有一段引文摘自J.L.博尔赫斯所著的《死亡与罗盘》：下次我会杀了你，我向你保证给你一个由单行线构成的迷宫。这单行线无法看见，永无尽头。[123]我听说有些收信人对此感到忧心忡忡。这是我的疏忽，我未曾料想到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也从未打算要威胁或恐吓任何人。很抱歉给您带来了困扰，希望您能原谅我。

敬请教安，

德斯特·奥纳尔

“上周我的信箱里有没有德斯特寄来的信？”

“信？我不知道。信箱里堆积了一大叠，我都无暇分拣。我保证近期去看看。一封女阴谋家的信？我倒想看看她有什么话要说。”

“她给我打电话了。”

“打电话？做了这一连串的事儿后还敢打电话？怕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吧！”

“她说自己也没想到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她想得到，放心，她肯定想到了！她不仅能预料到这一切，还妄图挑衅，想看看这一挑衅会带来什么结果，然后一举成名，引起人们的注意。她等待着一场大冒险。即便是现在她也依然等待着。”

“她想解释，想道歉。她和我提了，想见一面说清楚。”

“见一面？哪门子的见面？她做了这么多糟心事儿还想见面？”

“这正是她想解释澄清的原因。”

“去警察局吧！让她去那儿解释吧。或者上法庭。我希望你没有接受这场见面。”

“我接受了。”

沉默。没有一丝声响。或许，塔拉一怒之下甩掉了听筒。不，她没有甩。

“你怎么能这么做？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被伤害得那么深……她把你给迷住了？她到底做了什么？告诉我，告诉我吧，我太好奇了。这来自巴尔干的女巫，除了能变成天真的美国小女孩，还拥有其他的魔力。这个，我明白。相信我，我都懂。然而，我不明白的是，一个经历过巴尔干种种风暴的男人，竟如此轻易地让步。随着第一阵气息袭来，第一次撩拨降临，就轻易地倒下了？第一次，先生，第一次！或许，还有更多其他的对话？打了好几次电话，进行了很多次预演？”

“不，没有你说的那些。”

巴尔干老男人的运气还算好，只需要对付这年轻女郎的嗓音，而不用应对她本人。这老家伙，喝了第一口长生不老的琼浆玉液，就让步了，就被征服了。没错，就是这样。青春不朽永生不死的琼浆玉液。够了[124]，结束了，我的女孩，结束了。不，他不会再让步了，他庄严地承诺着。他将反抗，就像他之前奋力抗争过的那样，来抵抗这美国女学生。他也将抵抗那个巴尔干女人，好了，结束了，他保证他一定会抵抗。够了。

“你说得对。我错了。此外，她还给我寄来了一份书面解释。我不知道她还有什么可补充的。”

塔拉对教授的遗憾不以为意，选择沉默不语。

“是的，我应该取消它。我会给她打电话，找一个前所未有的借口推脱掉。”

“你不需要什么借口。你不再需要什么借口或是迷宫。”

“你说得对。”大象哀号道。

他们决定当天晚上见面。不，不能在小木屋。这次，加什帕尔教授更希望在图书馆的咖啡厅见面。塔拉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她淡然接受了。美国式的公平竞争[125]！彼得疲惫地挂上了电话。他闭上双目，平躺在沙发上。厌烦，尊敬的简妮芙·唐女士，对新事物的厌烦比荒芜之感让人感到压迫。他本不应该接受跟玛塔·哈里[126]的约会。然而，即便他如同一个容易上钩的迟钝老人般接受了这一邀请，去品尝那萨拉热窝女间谍为他准备好的毒饵，他也不应该提前去读那份计划书。巴别巨塔般的页面让人心生厌恶。那是一场被麻醉剂浸泡后的凉水澡。不算很冷，甚至带着些许暖意，平庸而抑制着幻觉。摆脱诱惑的解药就在这里，在纸上，触手可及。

第二个房间也被叫作巴别图书馆，那是一个六边形的空间，博尔赫斯的逻辑关乎宇宙与数学秩序。书架、显示屏、视频、各种影视片段，包括《公民凯恩》《大幻觉》《伊凡的童年》《摩登时代》《战舰波将金号》《罗马不设防》《第七封印》《奇遇》《希腊人左巴》。电影片段在两个显示屏上交叉着播放。一个关乎我辈困惑与历史影像的迷宫。

烦躁、麻木，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散布着，而后慢慢向两侧延展开去。必须做些什么，任何事都行，要不叫辆救护车，要么就跑去博尔赫斯的葬身之墓，要么就打电话给戈拉。是的，要把解开的谜底告诉教授才是。就这一点圣奥古斯汀还是配得上的。或者打给戈拉的前妻，问问她波斯尼亚小姐的那封信是否已经寄到了破败的海滨旅馆。抑或是事实上压根就不存在什么信件？天真无邪而又贪得无厌的迷人蜘蛛精，我亲爱的德斯特！魅——力——无——边，是的，显而易见，还是单纯天真而贪——得——无——厌的。哦，他喜欢这个单词，并将之断断续续地重复着。贪——得——无——厌。他突然闪过一个可怕而病态的念头，自己正疯狂地想念着露。家庭，他唯一的家庭……就如同过去那般，他穿越重重迷雾，在神谕的瞬间望见了她。他闭上双眼，又睁开，用手将不可能扔之九霄云外。他抬头将目光抛向远处灼红的天空，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同类，看它们相向而行，尽管这前行从未成功。踩在各自细长无尽的高跷上，是的，那是对无——尽——的高跷，母象朝公象前行，公象向母象迈步，但二者之间却未曾靠近。它们有着纤细而通透的关节，修长而薄如蝉翼；有着阔大而毛茸茸的耳朵，是的，双耳毛——茸——茸——的；还有着史前社会的獠牙。它们身负墓碑，如淤泥般的泪珠从软绵绵的象鼻里簌簌地流下。母象的鼻子卷曲着，像弯曲的天鹅颈，而公象则淡漠地将鼻子垂下，将它垂向底下的大地。

第三个房间专为《沙之书》而设。屋子的中央放着一本布制图书，它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代人的军事文件、地图、统计文献、徽纹、旧报刊剪报、图表、肖像画和若干悼文。天花板上的放映机总会把书中的其他图像投影出来。没有一位游客会看到同样的画面。他们诠释了个体与集体的历史认知。

噢！……他感到了娱乐消遣之必要。他急需放松娱乐。一个嗓音。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女性嗓音。露是如此难以接近，他已经几百年不曾听过她的声音。

数个小时后，就是塔拉了，那位年轻的美国同人，而现在，在这里，电话听筒里急需的是露。也许不行，也许连露也救不了他了。“我需要不承担任何责任才行。”大象先生最后重复道。

那是难以抵御的声音，吉尔伯特就是这样评价德斯特的。书页上僵硬的话语好像并不是那顿神秘之餐的最佳辩护词。

最后一个房间，是一块昏暗不明的区域。《死亡与罗盘》——博尔赫斯最为得意之作。侦探罗伦特尝试破解犯罪的迷宫，而也正是这迷宫将他引向了死亡。放映机在墙上投影出了谜语般的代码、地图、悼文、军功章、徽纹、战舰和飞机，还投出了悬崖峭壁和满是田园风情的山谷、滑雪场和度假村。现代化的迷宫，大都会里矗立着成百座巴别塔，高耸入云。一条发出荧光的大型条幅从房间的一头挂到了另一头，上面写着：下一次我会杀了你，我向你保证给你一个由单行线构成的迷宫，这单行线无法看见，永无尽头。[127]在地板上撒落着40封信，有寄给收信人的，也有他们的回信。苏丹人、美国人、俄罗斯人、黎巴嫩人、拉脱维亚人、希腊人、尼日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中国人、波斯尼亚人、阿根廷人、卢旺达人、澳大利亚人、意大利人、柬埔寨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篇短小的自传。一条蓝色的条幅横贯了整个房间。上面用白色的大写字母写着：团结起来吧，全世界的流亡者！

双手颤抖着，手中握着的纸页也随着抖动。他压抑不住内心的郁结，任由这些纸飘散到地上。接着，他按下了戈拉的电话号码。耳边传来的，是无尽的等待音。一声，三声。他放下了听筒，而后又重新拿了起来，再次拨打电话。依旧是无尽的等待音。一声，三声，四声。

在电话录音中，戈拉的声音正提示着拨打者留下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之后联系。

“神圣的阁下，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那身携长镰刀的荡妇一直嘲笑我。那求偶狂把我给甩了。她玩弄我于股掌之间。圣奥古斯汀啊，死神拒绝了我，还凌辱了我，让我沦为众人眼中的笑柄。她让我流亡，对我根本没有丝毫的兴趣。她侮辱我，又将我推开，像对待一个无名之卒。”

咔嗒，听筒的声音。镜子中，是大象奥利弗。马戏团的丑角挣扎着，深陷于无力感和迫害的深渊中。

彼得捡起了那些纸页，放在他的胸口上。那是一种免疫证明。合上书，他疲倦地闭上了双眼。

***

与德斯特的会面发生在午睡的梦境中，共分为三个阶段。

一记锣声：预定的时刻。彼得轻轻地敲了敲那扇金门。他没等开门，便将那把沾染了巫术魔力的钥匙插入神奇的锁眼。他勇敢地走进了房间。然而那勇气不过是昙花一现。他僵直地站在门槛边。

女阴谋家打扫了修道士的房间，将水池中的碗碟一一洗净。她重新整理了书架上的书籍，地上的地毯，床上的床单。玻璃不再模糊，巨大的鞋子，巨大的靴子以及巨大的拖鞋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衣帽架前。衣服物归原位，就像是梦境一般。桌子上摆放着一尘不染的碟子和杯子，柠檬黄的餐巾和一块洁白无瑕的桌布。一切都宛若一个童话。还有红酒和黑面包。

命运掷下了骰子。不，死神还没有抛弃他。她现在现形了，看，她正有意识地维持着游戏和穿插在游戏中的小把戏。她将装饰焕然一新，准备好了炉灶、烤箱以及一顿致命的晚餐。美味佳肴，如良辰美景，一顿拜占庭式的晚餐。完美的布置，完美的德斯特和完美的死神。

彼得脱下了他的羊皮上衣，迟疑了片刻，转身背向地狱，将上衣挂在衣帽架上，背对着餐桌和潜伏的危险。

“我去洗个手，马上回来。”

一尘不染的浴缸，毛巾放在凳子上。黄色的刷牙杯里装着牙膏和牙刷。衣钩上挂着红色的浴衣。镜子上方有一个小柜子。刮胡刀、除臭剂和绿瓶装的须后水全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盥洗池上方的镜子闪着亮光，散发着敌意。他的眼框陷得很深，甚至发着蓝光。

他感到身边那女人的肉体正激发着他的欲望。那欲望在他的睡梦中蠢蠢欲动，他简直要被这带着处女皮囊的求偶狂老女人折磨得发疯。

他蜷缩起了身子。梦中的他就是一个色鬼，一个老色鬼。

“行了，我准备好了。”

彼得·加什帕尔教授出现在门框中。

一碗沙拉，一小筐黑面包片。不成套的餐具，不成套的酒杯，但都很干净。装着水的罐子，还有一些小空罐。黄色的餐巾。

“没有，我没带蜡烛。”女学生解释道。

她解开了白色短围裙，露出了里面的黑色及膝短裙。她的膝盖圆滑，肤色白皙，腿上还穿了黑色半长袜。她不是位奥斯曼修女，而是个巴黎轻佻女，是专程来侍奉多纳蒂安·阿尔冯斯·弗朗索瓦的，也就是那位萨德伯爵。黑暗的虚无，就如同置身电影院之中，电影片段被打断了。是的，它被中断了，彼得似睡非睡的，不，他应该已经睡着了。嘿！瞧，屏幕之上，他又精疲力竭地安然入睡了。

“我做了茄子沙拉。这是道永远也不会做砸的开胃菜。”

“是勾起乡愁的沙拉啊。”

“我让一位美国同人带我去有机食品商店。茄子不易去皮，也不好煮熟，须得小火烹调。哪儿能找到一块砧板呢？还要一把土耳其弯木刀，必须是木制的，不然容易串味。我一尝再尝，试了不下百次。在我们那儿，制作这个沙拉要用上大蒜，而在你们这儿用的则是青葱。于是，我就把青葱切得很细很细。”

“让我们喝上一杯吧。我们那儿得先喝一杯烈酒开胃。就是那种李子酒。”

“我知道，就像梅子酒的那种吧，但是酒味更为醇厚。尽管，在我们这里……”

“嗯，宗教……”

“我是在一个不信教的家庭里长大的。波斯尼亚经历了社会主义的世俗化，然后迎来了铁托化，再神圣化。而不是回归我们的家庭。”

“我理解，来，我们喝酒。”

德斯特从椅子上起身。

“我为喝酒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长颈大肚玻璃瓶。我喜欢这样盛酒。”女杀手嘀咕着。

“你把一切安排得完美周到，就像布置一场犯罪一样。”

中断，鼾声、漆黑、啜泣。彼得挥舞着大手，像扬起了几把铁锹。他沉浸其中，准备伺机而逃。

“我先前忘记把买东西的钱给你了。”

“是我发起的邀约。没事，我有钱，我丈夫给的。”

“啊，是的，他在这儿吧，就在美国。”

“他已经回奥地利了。他在林茨开了一家咖啡馆，打电话为我订花还给我寄钱过来。混账！就如同我们这里所有男人一样。但相较之下，我更喜欢这里的男人。我受不了那些百事通先生。米尔科城府很深，令人难以忍受。是同波斯尼亚的那场冲突毁了这个塞尔维亚人。”

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受害人庞大的身躯伸展开来，就像一个面孔肿胀的老小孩重新找到了摇篮。

山鲁佐德直勾勾地盯着受害者的眼睛。彼得蜷缩成一团……用短小而苍白的手指搓揉着他的太阳穴。

“美式厌倦令我心烦意乱，使我怒火攻心。他们还将这些癫狂的信件展示出来，我倒要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就让那虚无混沌，清规戒律和那美国佬的天真烂漫都爆炸去吧。”

彼得盯着自己的皮鞋，仿佛是看着史前的化石，庇佑着古老的灵魂。

听觉摧毁了视觉，男人躲避着绿光，没有将视线抬起。他尝试着抬眼看看，但最终，似灌铅般沉重的眼皮还是无法被掀动。女学生剃了一个男孩的发型，理了一个法式短发，她眉毛极有棱角，像是西藏人的眉眼，还有着绿如毒芹的眼眸，脖颈纤细。她身着剪裁合体的丝质套头衫，穿着一条过短的半身裙，美若天仙。

起身，不起身，混乱开始了。不知何时，青春的混乱就如此般开场了。

他不疾不徐地抬起了沉重的身躯，感到绿色的箭矢正插在胸腔之内，射在大脑之中，刺入了皮肤之下的肠道里，而那皮肤正被腰带紧紧地勒束着。

最后一次努力，只稍加移动他就从床上滚到了地上，于是他便在一阵震动中醒来。万幸，这可真是个奇迹！

***

教学有教学的规范。微笑，然后向左右致意。给所有人的问候必须十分礼貌。办公室的门向所有人敞开。目光朝下，避免看到那些低领的衣衫，袒露的胸脯，还有那在桌脚旁随意抖动的赤裸小腿。学院的小路中相拥亲热着的情侣。夜间欢愉的叫嚷声。屏幕。电视广告。新鲜蔬菜和牙膏。滑水运动。裸露的年轻女人，冲着爱慕者微笑。不胜枚举的形象，世界末日来临前的自由，启示录的狂欢节挑战着道德家的修辞学。赤裸的胸脯不应该是焦点，戴着彩色环钉的肚脐眼也不应如此。这些高更笔下的仙女，赤裸着双脚穿过潮湿的草地，膝盖随着自行车有节奏地舞动着，蓝色、绿色或是橙黄色的发辫在空中摇曳。

最终交配的狂欢发生在世界末日之前。上帝的教诲，无产阶级的道德规范和政治修正。邋遢的公告和公开的道德演讲。

然而，本能不会死亡。鲜活而强烈的冲动永远存在。在学院的小径中，加什帕尔教授感到自己宛若一个一丝不挂的孤独盲人！雾气迷蒙中，突然显现出了那阳具。裸露的武器，清晰可见。痴狂者从伪善者的庇护所中破门而出，终于挣脱了世俗的治疗法。不负责任，一切如他所愿。饿狼的双眸，颤抖的双手迫不及待地伸向了猎物？

下午，在图书馆的咖啡馆，教授失去了那双饿狼之眸，双手也不再颤抖。他十分平静地看着塔拉，微笑着，等待着询问和建议。

“你取消了东方之夜的安排？你竟然胆敢拒绝催眠的魔力？”

罪人缄默不语，只是宠溺地笑着。

“如果你还没有做，那怕是再也没有回头重来的机会了。和解的晚宴终将致命！她会麻醉你。我那八面玲珑的室友很清楚她想要什么，并且从不放弃。她会让你头晕目眩，然后将你作为战利品写入她的个人传记中，就写在‘不时之需’那一章。你不了解她，你完全不了解那个女阴谋家。”

“我们为什么来这儿？之前不是说好今晚去城里找家餐厅的吗？”

“当我怅然若失时，对那些食物提不起一点儿胃口。我想把事情说清楚，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取消了约会。”

“你别担心。不会发生什么灾难的。”

“你已经见了她？还是想着要见她？什么时候的事儿？”

“我不会去见面的。我本就不该接受这邀约。她当时让我感到很意外，我很好奇。好奇罢了，耍了些小孩儿脾气。”

“你已经说过这些了。这意味着你根本没有打电话取消那童话之夜。”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憎恶她。她消磨了我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未曾针对你。我有权拒绝她。”

“你是有权拒绝，但你好奇得很。你想近距离地看看这个幽灵，因为她从另一个世界寄来了香气四溢的书简。我可没什么好奇的理由。我认识这女阴谋家。”

“你以为你了解她。然后，心中的形象便全然崩塌。你又重新觉得自己了解了她，但或许她完全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我们去吃晚餐吧。我猜你是开车过来的。”

“好的，走吧。吃完甜点我们就逃离这里吧。去内华达的荒漠。希望它能吸引到你。”

“我既惊讶又害怕。”

“美国女孩都讲究公平竞争。她们总会宣告自己的意愿，而不像东方的下人，为了主宰一切选择先委屈自己。”

“美国女人更危险。事实上，让人无法忍受。总觉得自个儿有理，有提不完的要求。没有怀疑，没有忧伤。没有调情[128]。调情，这是个暧昧的字眼儿，不是吗？无法接受，也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道德上，宗教上都不正确。争取参政的美国女人都有十分确切而个性化的标准纲领，当它们被忽视或是遭到践踏时，她们会即刻做出反抗，即便有时只是她们自己认为的忽视和践踏。”

“噢……这就太过了。我邀请你一起逃去内华达吧，让我们像野人一样在那儿待上几个月。这个探险能同你的课程互补，算是一种自由和原始社会的疗法。让我们退隐回我那个外省小城里。那是一座充满了习俗与善意的城市。我会把我的一位阿姨介绍给你认识，她是我妈妈一位未婚的姐妹。你会喜欢她的。她驳斥那些陈词滥调，也会质疑，也有哀伤。她同我一样，是另一类人……但也追求公平竞争。她为人开朗幽默，活泼动人，还聪慧机敏，光彩动人。美国将为你献上一位美国的伴侣。”

“所以，我们还是去饭馆吧。”

“我们是要去，但在这之前我们得先去那头熊的洞穴里瞧一瞧，前去追踪背叛的痕迹。我把车停在加什帕尔教授的小木屋前了。我们先去拜访那个洞穴，就在那儿待一会儿，不会很久，也不需要停留太久。快速地追踪陌生人的痕迹。”

红色的小汽车停在小木屋前，加什帕尔敞开了他的洞穴之门。

“你要进来吗？来吧，来嗅一嗅那些痕迹。”

塔拉犹豫了，她微笑并犹豫着。注意力很是集中，这一点从她鼻子上方，额头下方出现的抬头纹上就可以看出。当深思熟虑变为忧心忡忡的时候，皱纹就清晰可见了。

教授站在门槛处，在他面前，屋子的大门敞亮地打开着。他比了一个大动作，以显出屋主的热情好客。

“不，我就不进去了，我也不是警局的人，我连加什帕尔教授的学生都算不上。我也不是什么送信的邮差。用加什帕尔教授的话来说，我已经不再有这个资格了。”

餐馆里空空如也，塔拉为人直爽又公正，即使她并非总是待人真诚，但彼得不再是彼得了，加什帕尔也不再是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了。他没有荷兰人的轻浮和不负责任的优雅，也没有使脚步轻盈的生机活力。两次大战期间的那位人物终于再次现身了。他不是出现在过去的书页之中，而是活生生地以更为秀丽的样子出现在了身边：一位结过五次婚的男士，现在同一位比他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女儿还年轻的姑娘在一起。这位丈夫完全能展现如此崭新的面貌全靠了那伟哥的药效——成为了一名全新的皮佩尔科尔恩。

意大利餐馆静悄悄的，餐桌上的蜡烛发出幽暗的光，像是为内华达的体验之旅许下了一个良好的开始。第一杯酒。沉默，思想的滴答声，犹豫在目光中摇曳。教授伸出手来，女学生既没将她的手抽回，也没叫唤，显然是被这一触碰吓了一跳。既没有道德的说教，也没有新教的清教主义。

教授紧紧扣住女学生的手指，向她那不羁的耳环微倾。可转瞬之间他被战胜，或者说是被征服了，而不是以他现有的姿态将猎物俘获。塔拉似乎很是感激近几个月来彼得对她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自然而生动，比起那些抹杀了这一代姑娘词汇量和想象力的陈词滥调，它显得尤为摩登，更为遒劲有力。

接下来几个礼拜，塔拉的存货一直停在加什帕尔教授的屋前。流言蜚语漫天飞，然而拉里一号主席却无力横加指摘。在一次例行会议的间隙，简妮芙·唐找上了他，以简练武断的形式告诉他有人看见加什帕尔教授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游荡，还朝人比令人生厌的鬼脸。加什帕尔那副德行简直不修边幅，长裤拖地，裤子的某个地方还敞亮亮地开着，好像他完全没有时间又或是没有心情将它扣上。而那位被怀疑同信件有关联的女学生，又恰好将她的车停在了教授的木屋前。

在毕业典礼上，塔拉领取了自己的毕业证书。德斯特则宣布自己在最后一年将去另一所大学交换。之后不久，加什帕尔便从校园中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这只是一次发生在暑假的短暂离去，还是算是道了永恒的离别。

***

短暂的离去还是永远的离别？不得而知。无论是戈拉笔下那与命运抗争的悼文，还是玩弄现实、狡猾多变的叙述者，都难以预料这一结果。后者这一称号，是帕拉德用来形容我的。

在那些阴晴不定的日子里，戈拉给我打了电话。很久以前，我们通过帕拉德的介绍相识。帕拉德这个布科维纳人和我在同一所中学毕业，只是稍晚了几年。在那小城的中学里，满是参天大树，洋溢着浓郁的田园风情。也正是他带我去的嫌疑者的阁楼。

在首都中心地区有一座意式教堂，帕拉德与我曾在教堂门前闲聊。自从他来大学与我匆匆见了一次面后，我们便再未相遇。我们曾在洋溢着贵族气息的约阿尼德公园漫步，离我们先前相遇的地方仅有几步之遥。那时我向他分享了一股愉悦之情，具体说来，在大都会生活的每个人都是匿名者，时刻被安全感包围。他和我谈起了自己新的朋友圈，好友们常常相聚一起探讨文学、宗教、哲学与艺术的奥秘。他身上散发着无限的活力与热爱，也很欣慰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会沉醉于这些诱惑当中。他先前学的是数学，并非生下来就叼着莱奥帕尔迪[129]的奶嘴。他察觉到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体现在地理层面，更包含了文化层面。他给了我那阁楼的地址，用一种狡猾的语气补充道：“那儿可不是风花雪月之地，恐怕只会更糟。”

几个小伙子，两三个姑娘。那阁楼上的讨论晦涩难懂的问题，年轻人在此起彼伏的论战声中越发显得盛气凌人，而这一切都令我感到厌倦。带着炫耀意味的言论在我看来十分可疑。那些自大的发言引经据典，像是背诵练习。法西斯主义，文学辩护词刺激了我的神经，并令人疲惫不堪。要说那晚上在我心中留下了什么特殊记忆，怕唯有那份我对露的执念了吧。

无论是戈拉还是帕拉德，都无法忘却像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所保有的怀疑主义，以及那诡异的困境。一些时日后我才知晓，戈拉带着一种更为强烈的情感多次参加了那热火朝天的论战。他逐渐将那些论战引向了文学领域，而非政治。也正是在那时候，米赫内阿·帕拉德评论了博尔赫斯的《死亡与罗盘》、卡夫卡的《审判》、奥威尔的寓意小说以及迪玛的书和人格品性。也正是在那里，他重新与露邂逅。而他们的初次相遇，则是在一场由众多年轻音乐迷和舞蹈迷参加的周六晚会上。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他回顾往昔时眼里的神色。

“她精致而漂亮，但有的时候却不……当她无法排除或是隐匿那些干扰时，她身上的神采便悄然消失。她习惯了以一种极不稳定的方式绽放自己的光彩，和所有的不稳定性做斗争。另一些时候……另一些时候她喜形于色，善于交际，时而还会心神恍惚。在这种涣散的精神中她寻得了解脱，而后又坠入自我的深渊。我重又感知到她的激情，还有那摇摆不定的心绪，即便她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坚如钢铁，完美无瑕，沉着冷静。然而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她令人感到难以抗拒。宣示主权，成为自己的主人？不，根本不是！她是脆弱的，尽管在外表上所呈现的是一种坚不可摧的戒律。那是一种敏感性。非凡的性萌动，不是吗？”

帕拉德之后也不再掩饰对戈拉的嫉妒。这显而易见的嫉妒之情不仅源于戈拉同神秘的露之间的联系，也受到在他到美国之后同迪玛的关系的影响。他已经将自己的遗嘱权让步于他，但迪玛似乎还是暗暗地偏爱着戈拉。而他那流亡中的妻子，梅丽，这位精致优雅，易轻信于人，涉足上流社会的妇人好像也格外信任戈拉。在老人去世之后，她曾向他许诺要好好看看那本战时的秘密之书《紫色笔记本》。戈拉曾保证无论何时都绝不向任何人说起或写起有关这秘密之文的事情。就连同帕拉德会面时，他也不曾提及《紫色笔记本》，更别说同加什帕尔谈论那篇评论文的参考文献的时候了。

现在，我对加什帕尔的突然失踪倍感震惊，对这一难以置信的轰动消息也甚为诧异。他告诉我，在毫无动机的情况之下，在迪玛身上竟发生过与戈拉相似的情况。二人之间好像还存在着某种他不曾提及的关系。

“迪玛掌握了关于战争的所有信息，他知道日耳曼人在东部犯下的种种可怕行径，可是……他在自己的记录里却对此只字不提，连对他年轻时的爱人玛尔嘉·斯泰恩的命运也未流露出丝毫担忧。他和她的前任似乎还共享过她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开始嫉妒起来，还强迫她在二人之间做出个抉择，而她更喜欢的是他。之后让他害怕的只有斯大林格勒了！但倘若德国获胜了，玛尔嘉身上又会发生什么呢，其他人又会怎样呢？然而，在他的日记里，事关这些的信息未出现只字片语。”

迪玛的追慕者居然因为彼得·加什帕尔的失踪对大师发起了反击？！因为评论文还是得靠他自己写，而不是按照他喜欢的意愿来指导新手加什帕尔写？难道他还为他的人民担忧？！玛尔嘉不算人民的一分子么？她难道还算不上迪玛的人民的一部分么？

戈拉并没有料到，其实我对玛尔嘉·斯泰恩的了解程度完全不亚于他告诉我的那些，他浮夸的言辞在我看来就是故意转移视线。

“这不单单是某个个人的问题，而是同所有被世界抛弃的人们息息相关。那些无牵无挂的人……不是吗？”

戈拉似乎被回忆和加什帕尔的失踪所引发的仇恨与消耗的精力弄得心烦意乱。

“简单来说，就是些被他人所背弃的人。想法总归是想法，是抽象的，不过是脑海中的游戏。真实的证明是人，以及我们的待人之道。”

对于像戈拉这样一位独居者来说，这一证实意味着一场庞大的骚乱。此后我给他打了电话，他也给我来了电话。我俩一直争论着加什帕尔失踪的事。

我一直坚信自己只是一个备胎。他不能和露谈论失踪的事，换言之，他努力过，但不允许自己再次尝试了。他需要另一位同样来自他家乡的人士。因此他钟情于帕拉德，但他对我和帕拉德最近的会面却毫不知情。

***

当他消失20年后，决定重回故乡一礼拜去看看自己的家人，并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未婚妻时，帕拉德特地约我见了一面。那会儿我才刚到美国两年，正被陌生人的课弄得晕头转向。

我一到新世界就给他写了信，他也回复了我。我们在电话里也聊过几次，他还介绍我和戈拉认识，可之后我们就慢慢疏远了。

我们约在中央公园见面，那儿离儿童游乐场不远，就在《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人像面前。他说，他是特地到纽约来的，还专门选了这个意料之外的地点作为约会之地。

他的怪诞和夸张有增无减。由于我先前已经见怪不怪了，所以我这次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困惑不解或是不适而抗拒的姿态。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不冷亦不热，也没有下雨。我们望着彼此，微笑着拥抱。帕拉德看起来有些心急，直奔了主题。

“我要前往我们那忧郁的国度了，那充满幽默的国度。或许，我这是自寻死路。”

我没想到他如此开门见山，心里寻思着还是少插话为妙。

“你或许想问我，我为什么恰好选择了你。鲜有人知晓我们来自同一座城市。如今，我们已阔别许久。还记得在那令人难忘的夜晚，我曾试图带你融入当时的青年文学圈。你却选择了退缩，因为你觉得那伙人看起来颇有嫌疑。”

我不记得我曾表现得那样明显。然而后来，我还是离开了那将人迷得神魂颠倒的阁楼，个中原因也十分明确。软弱的睿智……我避开了那危机四伏的环境，尽管这环境并不罕见。

“不幸的是，你是正确的那一方。国家安全部门的文件，无论是那些保留下来的，还是那些没被篡改的，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与你见面的另一个理由。”

他皱着眉头看着我，手里点燃了一支烟。

“你也许听说了，最近我一直经历着一些神秘的历险。我能解读命运所加密的符号。我周围的信息，无论它们如何晦涩难懂，都预示了危险即将降临……他们会在这里终结我，当然，即便在那里也是同样的结局。”

我等着他进一步做出解释。但他没有这么做。

“回望过去，一切都是妥协折中的结果，呈现出一种同谋的关系。我们呼吸着的那种空气……也依然呈现着妥协和同谋的关系。他们怎么就给我发了一本护照呢？通常而言，那其中可是存在着一种市场关系。你给他们些什么，他们再回馈你点什么。同时，还有些小把戏。在一个拜占庭国家，生活大多展现于桌面之下，而非将其摆到台面上。关系，利益，不足之处相互勾连。别要求太多了。”

我只想扪心自问罢了。

“丧失语言并不是最为严重的一点。我年轻时候就离开了那儿，从此我的写作便从未间断。我出过书，还有一些书稿就放在抽屉里……最可怕的危险，在于他们总向你索要文章，或是让你接受你所给予的一切。举个例子来说，迪玛……他发表的东西太多了。顺带说一句，那些哨兵们也很自然地对我和他的关系十分感兴趣。他们打算为他荣归故土大肆庆贺一番。人们毫不在意他曾经那些反共的言行。那阁楼本将合法化他们的制度。迪玛年轻时，曾立志做一位改革家，只不过他的改革都是反动的。”

他停了下来，仿佛在思考着什么，或是努力搜寻着回忆。

“你听说过物理学家希尔的团队吗？他行走在熊熊燃烧的炭火中却毫无知觉。在那阁楼中，我们是不是也算是不自觉地行走在炭火之中呢？但是我们还是感知到了恐惧，怀疑，罪恶。在加利福尼亚，科学家们正开展着关于利用技术手段调整意识的试验。你觉得这个国家怎么样？我们最好还是只谈谈这个新世界吧，旧世界早已彻底被淘汰了。如果他之前并非一直如此。在那旧世界的旧阁楼上，我掀起了对迪玛的崇拜热潮。但我们当中没有人知道玛尔嘉·斯泰因的情况。我相信她是迪玛虚构出来的人物。在他笔下的那些悼文中，可能性变得真实了起来。我完全赞同，生命并不只是由现实和可见的部分所构成。然而，可能性被体系化地编上了编码。戈拉被书本催眠了……尽管他也有过启发性的直觉。”

他沉默了许久。无限的沉默。帕拉德不再说话，也不再看着我。于他而言，我已经消失了。

“冷漠是一种人性。人性。不是吗，帕拉德？我们都是人。”

他没有听见我说话。

“疏远同样也是一种人性。人性。不是吗，帕拉德？我们都是人。”

“是的。纳粹在东方的暴行不在他的优先考虑当中。他并不将玛尔嘉·斯泰因的同党视作自己的敌人。他们不在他优先考虑的范围内，仅此而已。”

他点燃了那根香烟，将目光重新投向了我。

“很快，最后一批幸存者也将消失。我们将遗忘那符号，还是将之保留。毕竟没了它，我们将连自身都无法理解。”

他抖落身上的烟灰，随之不安地将未燃尽的烟头扔在一旁。

“的确，冷漠、疏远、沉溺自我。然而他又慷慨大方、乐于助人、心思细腻。他过去也是这副样子，以前他常宣传噩梦。它们看似披着神圣的外表，实则只不过是一个个裹着绿色外壳的梦魇。我相信平行世界。纷繁复杂的世界。正是有了繁杂性，因而凡事也存在两面性。事情并非总是消极负面的。人类也不是单一的存在，也有其脆弱之处和秘密之事。隐晦的可能性无处不在。你是不是认为，我可真是一位烦人的诡辩家？”

他兀自重新点燃了一根烟，同时也不忘给我递来一根，我庆幸自己先前已经将烟戒掉。他入神地盯着我看。

“你应该能理解迪玛的模棱两可吧。你们总是被要求力争完美，但却做不到。天使是不著书立作的。”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加什帕尔用的那句格言显然不是他自己凭空捏造的。

我并不喜欢在谈话时被泛称为“你们”。我那会儿和米赫内阿一样，都被那些矛盾、脆弱、秘密以及意料之外的可能性所吸引着，只不过就我而言，相比人类的思想，人的本身更为重要。米赫内阿，相信我吧，还是人本身更为关键，这就是我原想向米赫内阿·帕拉德重复的话，可惜我没来得及说出口。

“你想一想，他们都不让我去亲眼看看档案！竟然不准我看！我可是他忠实的追慕者，还是他的弟子。从我开始发问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许我去看迪玛的档案了。我建议他，别再去看那个狂热的老医生了。你可知道，他就是铁卫团[130]在美国的代言人！真是荒诞至极！想必，你一定听说过那位医生。”

我的沉默不语是默许的信号。而帕拉德显然没有料到我竟会同意，他只想向自己泼毒药，而我就成了其子孙的见证人。

“我听说戈拉看过那秘密档案。我怀疑他应该是见过了。”

他是有些嫉妒了。他热爱迪玛，但却没料到迪玛会更喜欢别人。

这是一个发问的好时机，于是我就问他戈拉是否会是一位情报员。其实这算是一种我间接询问他自己的方式。

“他有没有可能会是？任何人都可能是。这并非命中注定，而是我们的宿命已被最高机关驯服了。小鬼头成了一个密探，成了一名好事者和一位官僚，可是人无疑是不可约束的，具有同一性和繁杂性，二者一样地令人讶异。你就想象成年人……过着平行的生活。有时候这种状态会长达数十年，甚至十几年。神秘之事在四分五裂的深处被戴上了镣铐。平行世界。电脑将会完善机遇，直至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你听见了没，我确定。”

我多少听说过一些，也准备好聆听任何事情，并将之铭记。

“你只要一戴上一些特殊的手套，电脑程序就会瞬间将你带入一个世界。而你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突如其来的闯入者。你会在另一个世界里生活。你透过手套掌控着另一个世界的事物，感受它们、握紧它们、占有它们、改造它们。”

他东拉西扯地，是在含沙射影地暗指戈拉？不是很清楚。

“啊，是的，你问及了戈拉。我曾经是他的一名学生，我俩关系不错。正如你所知，他先我一步离开了。据说是走了她妻子亲戚的关系。我不知道。那些说是他们想让他与露分离的说法有些勉强。不管怎么样，这尚且存疑，同我的情况相差无几。是体制的伟大胜利。普遍性的怀疑往往比体制本身拥有更为持久的寿命，它拥有更遒劲稳固的后发力。”

他再次与我四目相对，不是为了掩饰，看起来更像是为了加强他心中的怀疑。

“戈拉在各方面都表现得颇有教养。显然，那其中也少不了虚伪和文明的外漆。那对于露的执念，是可信的么？每个夜晚都有不少色情服务可供选择，舞姿绰约、出价昂贵的年轻女郎可陪伴在你的左右，简直是为了单身贵族量身定做的。贵族，没错，不是血统上的贵族，而是学问上的贵族。戈拉的夜晚？放心吧，那都是一些秘密的夜晚。书本也需要女人们的陪伴。是女人们，不是单单一个女人而已。露不是单一的女人，而是许多女人的集合……我所知道的是，戈拉离开祖国得到了当局的批准，是完全合法的。他本尝试过让露一同前去。他需要那体制的帮助吗？我不知道。迪玛曾试着帮助他。对于迪玛前往故国的任何一次访问，戈拉都坚定地持以反对态度。不，不，不，无论是什么代价，戈拉大吼着，滔天大怒让他涨红了脸。迪玛可不是冥顽不灵的老顽童。随着年岁渐长，他也放弃了希冀。他很怀恋往昔时光，认为一次拜访将增加他的国际声望。那些八面玲珑的制度宣传员已经成功地说服了西方人，让他们认为我们敬爱的独裁领袖，也就是那喀尔巴阡山的天才，建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民主。一种特殊的民主，存在于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中。就像他会说的那样，我们成为了特殊的物种。”

我早已听说迪玛想在他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之间达成一种折中的关系。戈拉的反对态度似乎证明了他正直的品格。所有这些都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

“你听说过自由欧洲电台的前波兰领导人吗？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征伐中声名显赫。你听说过最近的那些消息吗？”

我洗耳恭听。

“那个故事有关一位温文尔雅的先生，此人可谓闻名遐迩。他写过一篇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论文，在业界激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些人甚至说，这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一篇文章。波兰的共产党政府，受了自由欧洲电台的刺激，将这个反共领导判以死刑。他就这样，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处了死刑！然而如今，波兰安全部门的档案中又是怎么说的呢？那著名的反共知识分子是一个情报工作者！这说辞真漂亮，不是吗？他们当初为何没杀死他？有些人因为自己的拒绝而命丧黄泉，有些人则是在完成了任务之后才被杀死。”

帕拉德对这历史的时间线感到疑惑：起先，嫌疑人是波兰安全部门的一个探子，而后他放弃了，出逃并投靠了敌人的阵营。

“当初你选择离开嫌疑者的阁楼是正确的选择。谁曾是探子，而谁又曾不是？我，戈拉？你？你没有被调查过，你没被那些警察访问过吧？谁知道他们在报告中是怎么写的，又是怎么修改的。时至今日他们可能还在修改着，我肯定这一点……那些迫使我们当探子的人，现在已经搬进了别墅里。那些曾专职为党和第一天才同志写溢美之词的人，现在不知在哪个餐馆或是更为隐蔽的地方开心地拍着肚皮。兴许那儿还有三五个安全部门的将军。他们手中并没有情报人员的档案。或许他们曾有过，但最终还是消失了。你觉得呢？拜占庭的优良传统在共产主义的优良传统中找到了自己的盟友。或者说，是一种警卫传统。或者说，兼而有之。”

帕拉德先生微笑着，对这段话感到十分满意。他想加深我心中的疑惑，而非将其驱散。我应该向他说出自己曾迟疑未提的问题。

“那么露呢？你觉得她怎么样？”

他更着急了，立马作出了回答。

“她也一样，曾经也去过那阁楼。”

“但他们不可能都是探子吧。”

“别提了！那本该是个戏剧社。不，不，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在那里碰面的，而戈拉也是在那里遇见的她，然后直至今日，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她。正如人们所想的那样，他不仅仅没有学究式的狂热，也没有埋首书海之人所患的幽闭恐惧症或是密集恐惧症。其实我觉得，我们离这个病并不遥远，但对他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露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女人，还有着更多意义。这是一个绝不可被忽视的机会！我在阁楼上的那些夜晚里认识了她，也曾在上流交际圈的舞会之夜上遇见过她，的确是个美人。各个社群都能寻到她的身影，她跳摇滚，扭腰摆臀，还转呼啦圈，为人开朗、活泼、讨人喜欢。她也有些突兀的反应，好像受过什么冲击创伤。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夜已过半，在数小时的舞蹈和调情后，氛围变得暧昧勾人，极有利于再做些什么。好几对情侣钻进了纨绔子弟的房间。这些舞会常常在一些豪绅的大宅子里举行。这些人也不知是耍了什么伎俩，成功地将各自的房屋财产就这样保留了下来。舞蹈与爱慕。这些情侣会交换对子，最后成了集体淫乱舞会。露觉察出了态势不妙，瞬间变得脸色煞白，于是拿起手包便匆匆溜走了。我很担心她，第二天一早就给她打了电话。她告诉我，那晚上她只身一人，从湖边的那个小区一直走到了凯旋门，整整走了一个小时。最后到了凯旋门那里才打到一辆出租车，可是她又身无分文，于是就把自己手上戴着的镯子给了司机。最后到家时，已是天亮时分。”

我觉得，从平行世界的居民那里，我是等不到更明确的答复了。

帕拉德没有在他的祖国被杀害。相较离开之际，他重回那里时显得更加不安。他告诉我他会在肯尼迪机场转机，几个小时后再换乘飞机飞往美国中部。

明海尔·彼得·加什帕尔及其表姐意外出现在美国之前的那天，天气阴郁，大雨倾盆，雷雨交加。

航班因此受到了大面积的延误，有一些甚至直接被取消了。我因此在机场等候了好几个小时。

“那是一次不错的旅行，换句话说，虽差强人意，但颇有收益。它让我清醒地认识到，那场革命的必要性，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它是后现代的。是的，它就是这样的。它不断地模仿自身，冒名诈骗、编程编码、相互依存、不确定性。在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国度里发生的一场后现代的革命，你怎么看？”

我什么也没说。一位研究神秘学和超自然现象的研究者描写了一场后现代革命里的国家，这的确值得关注。

“他们对革命很是自豪，数千名烈士牺牲了，但是他们告诉我革命队伍里也混入了大批恐怖分子，这是克格勃[131]的阴谋。还有来自西方、东方和南方和北方的人手。他们常说起过渡期，但不是向2000年过渡，而是向着1938年过渡，是朝着迪玛的模式过渡。我曾经历了这样一段轻狂不羁的岁月……他们都看着我的印第安女人，安叶莎，好像她刚从远古洞穴里爬出来似的。”

尽管我一门心思地猜测究竟谁才是这次访问的受益者，但帕拉德并没有等我提问。

“我很开心能够再见到一些朋友，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忆起了我们俩共同喜欢的那些地方，记起了那个唇枪舌剑的阁楼。梦想和它们的朦胧不定呀。”

模棱两可的辞藻令人期待万分。我们希望这自白可以继续下去。可惜却没能够。

“之后，我收到了些信号。一些信号，一些求助，可我没能把它们全部都破译。我的兄弟……你知道的，就那个双胞胎兄弟，拥有着同样的宇宙起源的胞弟。呃，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他做起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梦。”

我害怕，在先前见面时我也害怕过，我担心自己沉浸于巫术和幻影。

“假如他曾经是的话，应该是可以找到证据的。假如他仅为可能是，那么……我们就是凭空猜测了。很多人本来不应是，最后还是成为了探子。这是否可以推断出大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哪怕没有任何人猜测，那他们自己都不曾在意吗？我们不能忽视，他们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又是怎样变成了他们本不会成为的那个模样。”

“很抱歉，我觉得现在讨论这些不合适。”

“呃，我觉得正是该说的时候。”

“这让我感到担忧。这是我的错，是我没有挣脱那些旧日的毒药。咱们应该谈一谈美国。”

“这会很有趣的。我们的故事看起来会很有意思，只因它们都极其怪异。”

“行。我之后再给你打电话吧，到时候聊一些开心的事儿吧。”

“我会很高兴的。再也没有人给我来电话了……”

他是否真的感到高兴，我不得而知，但我再也不会因为这些充满暗喻的话而感到有罪了。

***

那木偶摇晃着他，扼住了他的喉咙。它身着一件纤薄的上衣，透明，白丝绸质地。它肆无忌惮地掐住他的脖子，满心喜悦，全神贯注。半透明的死神，全身如丝。当你以为你已经摆脱了这世界的悲惨，它慢慢地，曼妙地松开你，带着一种无微不至的细心。人们从噩梦中跌跌撞撞地出来，重新又面对着各自的档案。

封面上写着出生日期。过往，那是智慧的年龄；如今，那是伟哥的年龄。老家伙冯·阿申巴赫[132]为脂粉感到羞耻，但也正是托了这脂粉的福，他的理发师让他神采奕奕重现青春。在这之前，他根本无法想象在新世纪中会有奇迹的降临。这个时代，替代品拥有无限的可能。肾，肝，新鼻子，新嘴唇，新眉毛，眼睛的颜色，性器官，根据顾客的要求来调整，治疗头和腿、睡眠和失眠、狂躁症、感冒、癌症、阳痿、欲望、秃顶和风湿的药物，心脏、头发和视网膜的移植，为聋人、盲人和残疾人配备的仪器。没有什么东西会失去，一切都会被改变，被替代。死人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遗嘱不仅规定了土地财产的转移，也规定了脾、肝、肾、肺等器官的移植，用于一个新的肉体，从而令其得到更新。

时间又是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流逝的呢？

流亡者接受了新的地点、新的时间。他习惯了传真机、互联网、手机、银行账户、飞碟、宗派和性的密会，基于圣经和黄色电影的教育，但他依然留在被称作露的过去。

他为什么如此痴迷于明海尔·彼得·皮佩尔科尔恩，他自己本身或是可能代表的人物的对头，为什么要使彼得·加什帕尔复活呢？以及，他为何无法忘记几千年之前和伊奇那个大胖子的对话呢？那是一个阴暗而潮湿的地窖，他当时提到了自己对耶稣民族的崇敬之情，尽管他对宗教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兴趣。一直以来，他缺少的是什么？到底有什么能解释他那一直无法得到满足的需要，那种成为另一个人的需要？无须那样谨慎，也无须那样杰出。不只在思想上更加叛逆，也不只在梦境中更加自由，还需更多才多艺，更虚伪神秘，更罪孽深重，被万般蹂躏。还得更值得周围那些伪装者仇恨、同情和崇敬？

在土灰色的新档案上，命运用血红色写下了“戈拉”二字，那上面还有一张带有赫斯皮塔尔大夫署名的蓝纸。

我一会儿听他讲话，一会儿不听。自然，我也想追求更多零碎的细节，但是我换了话题，好使自己从中逃脱。

“你觉得以前的那些安全情报员有必要特地到这儿来跟踪你吗？”

出乎我预料的是，他并没有立刻回答我，似乎需要时间来决定回答的方式和内容。

“我不清楚那些档案里究竟有些什么，因此我也无法排除任何假设。作为一个擅于假设之人，我相信秘密以及那些秘密的需求。毕竟生活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冒名顶替不过是那些被我们熟知和接受之事的另一种体现罢了。你看看这里，在这个自由和禁忌的美利坚，一旦政治家陷入了一段短暂情色艳史的风波，丑闻就会铺天盖地而来，然后这位政治家也就完蛋了。在法国，兴许他还会被赞赏。同世界一样古老的通奸行为是不是意味着此人对一切事物都在撒谎？难道他都不在乎穷人、宗教，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和美国的命运么？绝不可能！”

他沉默了片刻，深深地望了我一眼。

“不，我以前不是情报人员，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个的话，告诉你们也无妨。那些安全警察昨天和今天连着跟踪我也不是为了这个，至于原因我也不清楚。兴许这样更好吧。”

他说那是最后一次谈话了，所以也算是一场忏悔。

“我们生活在让人爱恨交织的美国，这里由秩序和自由引起的混乱不计其数，它们或带有现实色彩，或带有宗教印记，或腐败，或理想，分门别类的上百种宗派，成千上万位荷枪实弹的种族主义者，不同程度的文盲，腐败、愚蠢和演出。还有那不可一世的傲慢！幸好，这并不是个十全十美的国度。只有独裁专政才是完美的。”

“她对戈拉怎么看？露都说了戈拉些什么？她愿意说关于他的事情了么？为何她没有跟随他而去呢？”

帕拉德略有些灰心地审视着我。他笑了起来，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狡猾的笑脸，好像在那些临时设问中这些问题是压根无法回避的。

“即使是现在，露也可以离开那个地方，虽然她从不愿意离之而去。我向她问过戈拉，为何不随他同去？‘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就是这样回答我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无可替代的，而我们的年龄也是难以置换的，哪怕是处于另一个年纪或是另一个环境里的自己，也无法替代现在的我。’她如此说道，‘我不知道，不想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我想她已经变得不那么紧张不安，也没那么模棱两可了。行了，我们就到这儿吧，我还记着出三本不同的书呢，已经签下了出版协议，所以到五月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五月已经被写入了我弟弟的梦里。”

“你这话什么意思？”

“有场政治局会议。准确来说是前政治局。小人国的木偶们，由秸秆、棉纱和天鹅绒制成，就像一出木偶戏似的。胖乎乎的厨子，手拿草耙的园丁，架着小眼镜的速记员，将军们，身着绿色衬衣的荣誉团年轻人，头戴鸭舌帽，臂挂红袖章的工人，还有些积极分子。他们讨论着我的境况，谈论着行刑的日期，等待着一个信号、一个指示。喀尔巴阡山的天才看起来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他转身去找其中一位戴着鸭舌帽的参谋。我的兄弟卢奇安就和我说了这些。一个有警示意义的梦。”

帕拉德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他身上是那套常穿的蓝色西服，内搭了一件白色开领衬衫，戴着一条红色羊毛软围巾。

“布偶用嘶哑的嗓音回答着，就像一位口技表演者。东正教的圣徒节。天才笑了，他喜欢这位参谋的残忍，他点了点头，又伸了伸手表示赞许。布偶们纷纷掏出了各自的笔记本，并记起了笔记，五月的节日。那一年我顺利逃了出来，所以无事发生。遗憾的是这里没有茨冈女人，不然她应该能解开这谜团。”

他又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尽管那里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他那脖子上的羊毛大围巾，不过是一种无用的保护。

那便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自那时起，时光荏苒，或许彼得·加什帕尔在平行的轮回世界中重又遇见了帕拉德。那时他便会告诉我们，他的消失之谜是否和米赫内阿·帕拉德如出一辙。

***

加什帕尔在电话录音中留下的信息似乎带着挑衅的意味。难道他一直在猜想，他就是戈拉办公桌上那份悼文的主人公？那些信息立即就被誊写到了RA0298的文件当中。这种在葬礼上转移人们注意力的事物，如今也要求专业性！戈拉逐渐变得专业起来，他学会了去安抚那些生者的情绪：被称为传记的闹剧变成了滑稽的悼文。他一会儿选这个片段，一会儿又选另一个，只是为了描述那些在斯蒂克斯冥河另一岸的人们。

那荡妇不断地嘲笑我！她让我变成了这个世界的大笑话。这个女求偶狂……她事实上对我毫无兴趣。他听着录音，一词一句地誊写下他所说的话。这些词语乖乖地静止在明海尔的档案里。戈拉重听了十余遍录音，甚至能倒背如流。他面前放着誊写完的材料，感受着语调的起伏，对照着语音和文字，寻觅着新的含义。他忽略了米赫内阿·帕拉德所笃信的灵魂转世。

彼得·加什帕尔是不是利用了这一延期，以便能继续和那女性求偶狂纠缠，就像他刚刚来到这新世界时所承诺的那样？或许，他已筋疲力尽，才让这游戏戛然而止，从而证明是他自己决定了这故事的结尾？

自杀似乎不太真切。

这个絮絮叨叨的人留下了一条琐碎不堪的消息便兀自消失。而后，音信全无。这一信息排除了一种冒犯的可能性，就像人们强加于米赫内阿·帕拉德身上的那种冒犯？东欧教授木屋中的电话在虚无中响起。学院秘书坚持认为去度假的教授已经申请了缺席假[133]，那是一种无薪休假。信封上是不是写了寄信人的地址？不得而知。毕竟官僚们没有强暴私人生活的权力。

他最终和德斯特一起逃离了这里？或者，他和塔拉一起去了内华达的尼尔瓦纳，为了去寻找真正的美国，自由的荒漠？哪个塔拉？是那个审视贴身内衣和腐烂的通心粉之间的关系，甄别香味和臭味的不同的女人，还是那个提供了威胁信的女邮递员？还是那个放松、真诚、聪慧，与渴望得到低分的神经质女人毫无关系的女伴？

彼得消失在美国的迷宫中，音信全无。他是不是在大峡谷中遇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盲人？

戈拉深知自己是个不被信任的专栏作者。在窘境中难以作出抉择的他，将手掌放在档案上，目光投向了放着红手套的桌角。

注释：

[1]原文为西班牙语Dali，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雕塑家。文中提及的油画为其作品《太空象》。

[2]原文为英语：Junk Mail。

[3]原文为Babel，全名为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苏联籍犹太族作家、短篇小说家。《敖德萨故事》为其作品。

[4]原文为英语：Professor, My mother called me with my mid-term grades...

[5]原文为英语：I had even prepared my mother.

[6]原文为英文：A benevolent Hardnose. A kind man.

[7]原文为英文：Nice legs.

[8]原文为英文：You should shave more often.

[9]原文为英语：Much to the delight of my mother...

[10]此处原文为英语：Next time... Next time I kill you, I promise. The labyrinth made of a single straight line which is invisible and everlasting. Yours truly, D.

[11]原文为英语：D-Death，英语中死亡一词由字母D开头。

[12]原文为字母缩写：P.C.，人名缩写。

[13]Next time I kill you.

[14]蛾摩拉常出现于圣经中，象征神对罪恶的愤怒和刑罚。

[15]原文为英语：Sound and Fury。

[16]原文为英语：Academy Award Nominee. Best Documentary Feature. Powerful.Insightful... emotionally wretching.

[17]原文为英语：politically correct。

[18]罗马尼亚一个地区，位于东巴尔喀阡山脉和德涅斯特河之间。

[19]Radio Sopâlița，直译为小蜥蜴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的别称。

[20]达荷美共和国是法属西洲在1958年12月11日成立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21]原文为英语：next time I will kill you.

[22]原文为英语：the next time。

[23]原文为英语：the next time I will kill you.

[24]原文为英语：Lost cat needs help.

[25]原文为英语：Gattino is a 6-year old, slender gray male tabby with dintictive spots and stripes.

[26]原文为英语：He is very short-haired & vulnerable. Please, please...

[27]原文为英语：New York Times. Wednesday, October 12.

[28]原文为英语：Old Glory。

[29]原文为英语：For U.S. addressees only.

[30]原文为英语：New York。

[31]原文为英语：Dear。

[32]原文为英语：Dear Peter...

[33]原文为英语：Next time I kill you.

[34]原文为英语：kill you。

[35]原文为英语：I will kill you.

[36]原文为英语：A previous try？

[37]原文为英语：Devil? Dummy? Destiny? Deity? Death?

[38]原文为英语：Death！

[39]原文为英语：the significant other。

[40]人名，原文为：Dolores Ibaruri，西班牙工人阶级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

[41]人名，原文为：Roza Luxemburg，波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反战积极分子和革命社会主义者。

[42]人名，原文为：Clara Zetkin，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43]人名，原文为：Ana Pauker，罗马尼亚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

[44]人名，原文为：Kollontai，列宁政府中唯一的女性，世界第一女大使，女权主义先驱。

[45]人名，原文为：Perón，阿根廷首位女总统，也是世界首位女总统。

[46]人名，原文为：Charles Mason，美国著名类公社组织“曼森家族”的领导人、连环杀手。

[47]人名，原文为：Timothy McVeigh，制造俄克拉荷马爆炸案的元凶，该爆炸案造成16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

[48]人名，原文为：Jeffrey Dahmer，美国著名连环杀手，曾先后杀死17人，并碎尸食肉。

[49]原文为英语：Young Men Association。

[50]原文为英语：Special Agent。

[51]人名，爱尔兰作家布兰姆·斯托克笔下的吸血鬼伯爵。

[52]书名，原文为英语：Enemies: A Love Story。

[53]原文为英语：Unhappiness resolves around an inability.

[54]原文为英语：Mental phantasy connection... the sex drive, the only labyrinth.

[55]原文为英语：The sex drive, the only labyrinth either of them can truly call their own.

[56]原文为英语：Lady Death！

[57]原文为英语：Sleep, everlasting Sleep！

[58]原文为英语：Special Agent。

[59]原文为英语：The labyrinth made of a single, straight line is invisible. A single straight line which is invisible.

[60]原文为英语：Single straight line, everlasting.

[61]人名，原文为西班牙语：Castillo Martínez。

[62]阿里阿德涅是古典神话中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女儿，她的母亲帕西法厄生了一个牛头人身的怪物（米诺陶洛斯）。

[63]代达洛斯，神话人物，墨提翁的儿子，厄瑞克透斯的曾孙，也是厄瑞克族人。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也是建筑师和雕刻家。

[64]在古希腊神话中淮德拉是米诺斯与帕西法厄之女，忒修斯之妻。

[65]原文为英语：A new start。

[66]原文为英语：self-made-man。

[67]原文为拉丁语：Descensus ad inferos，意为下地狱。

[68]原文为英语：Self-indictment。

[69]原文为英语：cool。

[70]人名，原文为：Otto Von Bolschwing，著名纳粹分子。

[71]美国作家，以短篇小说闻名，其作品多以恐怖和死亡为题材，讽刺辛辣，语言精练。

[72]原文为英语：Geology, Ghost, Ghoul。

[73]原文为英语：The outward and visible sign of an inward fear.

[74]原文为英语：Lady D. Madam Death。

[75]原文为英语：Next time。

[76]原文为英语：Next time, I kill. I promise...

[77]原文为英语：Next time, I kill you.

[78]原文为英语：Don’t relax.

[79]原文为英语：Next time I kill. Next time I promise you.

[80]原文为英语：Next time, a single line. Labyrinth. Invisible labyrinth.

[81]犹太节日，庆祝时间为亚达月13日至15日。在这节期内，犹太人会诵读《以斯帖记》。传统上每当读到哈曼的名字时，会众便发出呼喊和轻蔑的声音。

[82]哈曼袋，Hamantaschen。

[83]为博尔赫斯小说《死亡与罗盘》（《杜撰集》中的一篇）中的人物。

[84]同上。

[85]指的是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86]原文为英语：the significant other。

[87]原文为英语：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88]原文为英语：Because of the short time between the notification of death and the next publication deadline...

[89]原文为英语：Know How。

[90]原文为英语：An obituary can be basic.

[91]原文为英语：The Daily Book of Obituaries。

[92]美国著名老牌死亡金属乐队Obituary成立于1985年佛罗里达州的布兰登市。起初，乐队的名称是Xecutioner。乐队先后录制了一张单曲，并以Xecutioner的名义在合辑metal massacre中推出了两首曲子。

[93]原文为英语：death metal genre。

[94]原文为罗马尼亚语：Săpânța，罗马尼亚地名。

[95]原文为罗马尼亚语：Maramureș，罗马尼亚地名。

[96]原文为英语：In recent years, a new journalistic genre has developed: the obituary as entertainment.

[97]此处先用英语开头，后为罗语。It’s a new industry, a cavalcade of performers and healers...后为罗语同义译文。

[98]原文为拉丁语：De mortuis nil nisi bene.

[99]由药物、甜料和芳香性物质配制而成的水醇溶液。

[100]原文为英语：LABYRINTHS, Selected Stories & Other Writings by Jorge Luis Borges.

[101]原文为英语：“The next time I kill you,”said Scharlach,“I promise you the labyrinth made of a single straight line which is invisible and everlasting.”He stepped back a few paces. Then, very carefully, he fired.

[102]原文为英语：“The next time I kill you,”replied Scharlach, “I promise you that labyrinth, consisting of a single line which is invisibile and inceasing.”He moved back a few steps. Then, very carefully, he fired.

[103]这里指的是英语中为“next time”而非“the next time”。

[104]原文为英语：the next time，强调了前面的定冠词 the。

[105]原文为英语：I will kill you，强调了前面的将来时态I will。

[106]原文为Podolsk，俄罗斯城市名。

[107]现存最早的关于犹太神秘主义书籍的标题。

[108]加利利是巴勒斯坦北部地区。史学观点认为耶稣生于加利利的拿撒勒。

[109]原文为英语：graduate-studies。

[110]原文为英语：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111]原文为波兰语：Erast Lojewski。

[112]逊尼派穆斯林，巴勒斯坦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爆破专家。

[113]智利政治家、军人、总统。

[114]原文为英语：installation。

[115]原文为英语：Happy-end, Hollywood, everything can be fixed.

[116]原文为英语：Axes of Evil.

[117]原文为英语：dinner。

[118]原文为英语：Dear President Avakian。

[119]原文为英语：Following our meeting in your office.

[120]原文为英语：Dear Professor Gașpar。

[121]原文为英语：This is the third letter I am writing regarding...

[122]原文为英语：Babylon Lottery。

[123]原文为英语：Next time I kill you, I promise you the labyrinth made of a single line which isinvisible and everlasting.

[124]原文为意大利语：Basta。

[125]原文为英语：Fair-play。

[126]人名，原文为Mata Hari，一战期间，最富传奇的女间谍之一。

[127]原文为英语：NEXT TIME I KILL YOU, I PROMISE YOU THE LABYRINTH MADE OF THE SINGLE STRAIGHT LINE WHICH IS INVISIBLE AND EVERLASTING.

[128]原文为英语：flirt。

[129]贾科莫·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优秀诗作表达民族复兴运动的理想，复辟时期的创作有较浓郁的悲观色彩。

[130]铁卫团，全称“基督教与全国防卫同盟”，是1927—1941年罗马尼亚的法西斯组织。

[131]机构名称，原文为KGB，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苏联的情报机构。

[132]托马斯·曼小说《死于威尼斯》中的主要人物。

[133]原文为英语：leave of absence。

第三部分

在失踪之前，彼得同列奥瓦·波尔坦斯基进行过最后一次的会面。

宾州火车站！他从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出来，抬头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天际。当下！就——在——当——下，这位旅人喃喃自语着。他人生新的座右铭和祈求就是：活在当下！

黄色拉达车在排水沟旁停下。列奥瓦应约而至，就在那儿等着他。

“谢谢，你是位一言九鼎的君子。苏联人都是信守承诺之人。”

“如果报酬可观的话，美国人也能做到一言九鼎。你给我的报酬很可观，甚至丰厚得有些过分了。”

“嗯，怎么……这是我该做的。法国佬不是说，位高责任重嘛[1]。乌克兰人又怎么看？”

“为何提乌克兰人？”

“你不是从那大名鼎鼎的敖德萨来的吗？”

“我是苏联人。我和你说过了，但你没明白。君子一诺千金[2]，这是我从家里学来的。这句话不是法语，但我觉得意思也八九不离十。”

“的确差得不远。”

“行吧，我们现在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具体地址，但我知道大概在哪儿。”

“纽约可不是一个小村庄，得要一个确切地址。”

“你知道勒诺克斯医院在哪儿么？那家医院很是有名，它旁边有间小诊所。”

“你又去看医生？你那位女朋友搬到勒诺克斯了？那位不愿见你，所以在你现身之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女友，还是说她是你的伴侣，你的夫人？”

“不，她并没有搬走。我也不是为了她才去的。”

“你病了吗？他是个精神科医生？我上次也问你了，但你没回答我。是精神科医生吗？”

“我上次已经给出了答复，现在就再回答一次，不是的，他并非精神科医生。科齐大夫是位内科医生，尽管这个职业在美国早已过时了。”

“是啊，现在医生都术业各有专攻了。看左手的，治右手的，看膝盖的，治筋腱的，医头疼的，治秃顶的。你不是有十根手指，十指脚趾么？每个指头都应该配上一个医生。那就得有20位专家了！然后为每个指头上的指甲再配上一位医生。那就又有20位医生！牙医们也有专门补牙的，还有只拔牙的，有些人专看牙龈，还有些人负责种牙，使这些新牙更为坚固耐用。这就是福特的方法，劳动分工，从而使得生产量最大化。还在苏联的那会儿，我可看了好几十遍查理·卓别林的电影。”

“那片名是叫《摩登时代》吧，不是吗？高效而残酷的资本主义。所以，你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看的这些电影。那书呢？书你可读过么？”

“我读啊。我能拿到多少就看多少。”

“你能拿到多少呢？我在那儿完全掉入了书籍的陷阱之中。”

“何来陷阱一说？”

“啊，我这么一说而已，那就像是一个洞穴，你就孤身一人待在里面，忘却一切。除了书，我们别无所有。科齐医生……你说是科齐么？”

“这是他的姓。”

“所以，他是看肺病的。结核杆菌。[3]我在学校里就学到这么多。你肺部不舒服么？”

“我见鬼地健康得很。我说的不是科齐，而是阿维塞纳。阿维塞纳是谁你总知道的吧。”

“我知道，但我也并非无所不知。所以，你只是个一般意义上的病人，得的不是肺病。是左脚小脚趾头的指甲吗？”

“我不是去看病的。我给他带了个礼物。就这个卷筒。”

“哈，你终于不带那个沉重的手提包了，现在你有了一个卷筒。这么说，你不是去图书馆，也不是去图书馆的咖啡馆，你也没有丢钱包。”

“嗯，我不会再把它弄丢了。我有钱，你不用担心。”

彼得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带盖儿的蓝色长卷筒。

“我准备带去一条信息。”

“这卷筒也太大了吧？关系到和他同事的那位女朋友吗？你恳求他能在爱情上助你一臂之力，给你开一张长生不老药的药方？这种用来装地图或者学位证书的大圆筒，也可以用来装带着爱情魔幻格式的砂纸。”

“我给他带去一个礼物。一幅罕见的版画。我是专门为了他买的。”

“哈，礼物。他可得好好感激你。那是旧世界的一种习俗。位高……你怎么说的来着？”

“位高责任重。”[4]

“对，对，贵族的要求。是‘君子一诺千金’[5]的另一种说法。现在我明白了。这完全是两码事。”

“倒也不是完全不同。”

“一种治疗性的感激。”

“不只是如此。”

“你刚说是一条信息。这单独的一条信息吗？”

“是单独的。不过礼物同样也是一种信息。信是另一种信息。”

“哈，关于你的女朋友。”

“是关于一个朋友的。我们一个共同的男性朋友。”

“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坏消息。”

“一个热，一个冷。礼物用来表达感谢，信则是一种毒药。”

“差不多是这样。”

医院附近车水马龙，各种轿车、出租车和救护车堵在马路上。

“我到了，我觉得我们到了。现在我们去哪儿？”

“再往前一点儿。过了路口，第一栋建筑就是科齐的诊所。阿维塞纳。”

列奥瓦将车停在了诊所前。彼得准备好了钱，他数了数，不愿意多给，那可是会让苏联人感到难堪的。

“谢谢你，列奥瓦。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嗯。你需要我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你有我的电话。”

“嗯，是的。我抄下来了，不会丢。”

突然，他改变了主意。

“这样吧，你稍微等我下。我马上就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出发。”

“去哪儿，去东欧吗？”

“不，去宾州火车站。火车再一小时就开了。”

“大城市让你筋疲力尽，你来了，可现在，你决定离开。”

“它让我惊叹不已。世界上没有第二座像这样的城市了。月亮之城。但我赶时间，就要来不及了。”

彼得走进了满是病人的小候诊室。他没有东张西望，而是径直走向了西班牙女人朵拉正在值班的窗口。他递上了卷筒，向她展示了蓝色卷筒上的白色标签“科齐·阿维森纳大夫”，而后他便如一阵龙卷风般迅速离开了那儿。

列奥瓦在自己的岗位上，火车亦然，美国完美无缺地运行着，而彼得消失了。

戈拉也有波尔坦斯基的电话号码。“你需要时就打这个电话，它会让你回想起我们的青春时代。”彼得说道。他没有用它，他也不知道彼得在消失之前搭过列奥瓦的黄色拉达车。

科齐·阿维森纳本理所应当提供关于彼得·加什帕尔先生告别访问的消息，可是这消息既不令人愉快也不紧急。所以科齐医生一直在等候一个合适的时机。

***

她定是在耍我，臭婆娘！女性求偶狂……她对我毫无兴趣。

才不是呢，她或许也是饶有兴趣的，只是游戏尚未结束。延时表明了这一场冒险并没有完结。

早晨七点半，戈拉已经起床，准备好独身一人前去冒险。这是一场搜寻失踪人士的冒险。

《魔山》就近在咫尺，放在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地方，就周到地放在了书架上，伸手可得，可明海尔·彼得·皮佩尔科尔恩和其受尽凌辱的敌手汉斯·卡斯托普以及长相奇特生了一双杏眼的克拉芙吉亚·舒夏都远在那往昔岁月里的欧洲。

在现在的美国应该能够找到加什帕尔。戈拉已经准备好冒险了，在他面前放着一本图文并茂的指南：《美国生活的一日》[6]。翻开书的任一页，都能打开那个让流亡者容身的美国。

椅子上，搭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而椅子前，在那块沙色的机制割绒地毯上，放着一个紫色的塑料手提袋，还放着块手表，表盘又圆又大，底色为黑，上面镌着金色的数字。而后面，是一张木制的床，还有床头灯的白色灯罩。在近景里，有一只镂空白皮鞋，还有一只系鞋带的栗色皮鞋和一本韦伯斯特大词典，词序是从A到Z排列的。在画面的左边是两只不着鞋履的古铜色脚丫，肤色如蜜蜡。这对年轻的脚掌踏着机织地毯，而她的脸庞、肩膀和上半身都没出现在画面中。只有她的腿出现在了这里，由下至上，完整地展现了出来。她的脚趾涂着粉色的指甲油，从脚后跟粉粉的皮肤一直延伸到跟腱，肤质细嫩。

这一天清晨，塔拉变成了桑德拉，从密歇根的雷克威尔中学的一员跻身于厚厚书籍《世界200位领军摄影记者》之列。

这本书籍敞开着摊在桌上，就放在电脑前面。

桑德拉做事并不像塔拉那样有条理，她无法制定做事的先后次序：房间里正一团糟，她正因中学的毕业考试而忧心忡忡。她的同学们也别无二致。除却那些你已经从中逃离的，其他的年代、其他的教授，其他的地理与历史都别无二致。

早晨八点，德斯特准备前去参加礼拜，就在帕布帕德宫，在那西弗吉尼亚州芒兹维尔山的山顶上。帕布帕德是哈瑞·克利须那[7]运动的创始人，他就高高在上俯视着那600位信徒。这些信众都是美国本地人，是国际克利须那意识协会[8]的骄傲。今天的德斯特是印度古典舞婆罗纳伽姆中的范娜·达西。只见她头鬓两侧对称地各别了一枚金色发针，一条金色的流苏从皇冠中间垂下。这是一顶珍珠皇冠，上面镶着金色的花饰，中心点缀着一枚绿色玉石。范娜·达西的额前描着金丝图案，而在那用墨汁描黑的眉间，还点上了一抹朱红。绿色的丝质罩衫从她的香肩一直垂到腰身，而在罩衫之外她身着纱丽，面戴黄色纱巾。

其实少女范娜·达西的真名唤作蕾妮·沃克，长得同德斯特并不相像。德斯特可能更像那个引导员亚蒂拉·德维。在闪闪发亮的画册书页上，亚蒂拉正将皇冠戴在范娜的头上，也就是变身后的蕾妮。

嘴巴半开，双唇微启，鼻间挂着一朵螺钿制的三叶草。镶着花叶纹的皇冠，红色的、绿色的、金色的珠宝，毛茸茸的耳垂，一绺黑发，黑色的双眸。夜蛾般的眉毛和睫毛。她就像是位从萨拉热窝后宫中逃跑的模特。

在美利坚合众国西弗吉尼亚州那儿的帕布帕德宫，德斯特变成了亚蒂拉·德维！戈拉教授注视着她，眼神忧郁，期待着逃亡者彼得会在某一刻突然出现。

九点整，悼文作者面前放着科罗斯四人组的那张脏乱不堪的床铺。一个年轻女郎穿着短裤和背心，头上围着一块毛巾。另一个女郎从背影看去也身着短裤和背心，满头夹着卷发夹。留着小胡子的男人穿着牛仔裤，脑袋上还缠着绷带。还有一个名为乔的男婴。床上有牙刷、梳子、裤子和一卷卫生纸。阿图罗，丽莎，罗萨里奥：“科罗斯”，一个墨西哥郊区乐队的成员。他们出生在美国，跟西班牙传统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相冲突。每个人都有一个外号，那相册上是这么说的。

阿图罗的外号是“强哥”[9]，丽萨被唤作“坏女孩”，罗萨里奥这个女人则叫作“笑笑”[10]。他们一起生活在洛杉矶东边的一个区[11]——白栅栏区，也常常乘坐同一辆老旧的汽车出行。没人有正经的工作。他们轮流照顾乔，这个“小波波”[12]。这小孩是年轻的罗萨里奥的孩子，就是头上缠着毛巾的那女人。乔是他们当中唯一不聋不哑的。加什帕尔对聋哑人很感兴趣，他或许知道“科罗斯四人组”的存在。

九点半，戈拉在商店里找彼得。谢姆尼亚克家从1921年起经营这家商店，它就坐落在密歇根州哈姆特拉米克的约瑟夫——坎波大街。这个馋嘴的彼得……无疑，他对那著名的香肠[13]橱窗了如指掌，那里面可是底特律地区谢姆尼亚克店的波兰香肠。

十点半，戈拉遇到了罗德岛纽波特的艾伦·斯罗昆夫人，她是1636年创建该州的罗杰·威廉姆斯家族的后代。她身着红色套裙，纽扣一路扣到了脖子。瘦削的脸庞，满是雀斑。一头金黄的头发，发质却很糙。满是皱纹的双手，约莫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艾伦的丈夫约翰是一名退休的外交官。他们很自豪自己有十一个重孙，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家族农庄。一个褐发的小个子男仆，端着早餐盘和银质餐具。卡洛·胡阿雷斯在阿根廷驻美大使馆工作到了1982年，那会儿大使因福克兰岛战争[14]爆发而被召回。不，那不是彼得·加什帕尔那个大胖子。

十一点整，这场寻找之旅进行到了内华达的金谷[15]。吉娜·蒙特威尔第，塔拉答应彼得·加什帕尔去见的那个姑妈，正在路上迎接他。她怀里抱着那只唤作索菲亚的母猫，手里还有一把浅绿色的茶壶，里边儿沸腾着春药。她的双颊沾满了脂粉，酒窝尤为明显。一头浓密的黑发中夹杂着几根银丝，玫瑰色的法兰绒睡袍拖到了地面上。吉娜刚从家里离开没多久，来到跟她的宠物索菲亚同名的路口，等待着客人的降临。这只猫浑身毛色黝黑，嘴边长着白色的长胡子。索菲亚十字路口。路牌上有一个橘黄色的菱形，里面画着一只猫，还带有警告词：所有猫请减速通过。教授，快减速，来内华达的尼尔瓦纳的朝圣者必须这么做！……欢闹的索菲亚值得这一尊敬，它的姐妹玛尔坦、丽塔、露西亚也是如此。塔拉没有提过自己那尼尔瓦纳的姑妈有着意大利血统，更没有说起吉娜生下的四只女巫猫。

她也没有透露关于救世主的使者安东尼的信息。他的家就在附近，内华达的里诺，相册124页只提到了这些。

黑色外衣，红色衬衫，加上一顶白色牛仔帽。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项链，上边悬着一个十字架。除此之外还有一条白色珍珠项链，末端挂着一个骨制的白色十字架。厚嘴唇，白牙齿，高鼻梁，肌肉壮硕。石板屋顶的白房。在橙黄色的小面包车中还有一堆招牌：流产即为谋杀——未出生的孩子没有选择权——人工流产将扼杀无辜婴儿。在大天使安东尼的T恤衫上写着几个红色的大字：流产即为谋杀。“人们说我疯了。是的，我疯狂地追逐着生命。”安东尼喃喃道，若有所思。他早上7点30分来到教堂，在里诺的大街上开始征伐。“我已经在军队中服役了20年，还从未曾遭遇如此鏖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场对无辜婴儿的屠杀。”

戈拉将画册合上又打开然后再合上。他沉思着又抿了一口高脚杯里的酒，而后合上双目，将自己放空于虚无之中。虚无之境也挺好的。彼得回想起了流浪的时光：就是当下。戈拉歌颂着游牧民族的地理学：“虚无之境比任何地方都要美好。”为了有幸进入虚无之境，他每天都会流下快乐而痛苦的泪水。

斯密蒂餐厅，位于密西西比州的奥尔良，里头坐着哈德斯通兄弟约翰和吉米。

单身汉，双胞胎，这两个老男人穿得一模一样，重复着彼此的手势和话语。他们坐在木制餐桌后，看着戈拉教授从门里进来。这对地理学家双胞胎每天下午都会来这里喝咖啡和可口可乐，以便暂时离开他们87岁高龄的老母亲几个小时。他们的母亲一直和他们同住一块儿。发现他们到密西西比州奥尔良的这家斯密蒂餐厅来的是位法国摄影师而不是彼得·加什帕尔先生[16]。这位摄影师是为《美国生活的一日》工作的。

戈拉看了眼自己的表，想知道究竟流亡者彼得现在都何时杀人，又在哪个时区实行谋杀。突然之间，他受到了旧时幻想的引诱。从彼得到露也不过一步之遥。如果他找到了加什帕尔，那么也就找到了露。“我不认识她，但我认出了她。”戈拉先前曾坦白过，“她很久以前就在我心中了。这是我做梦也不曾想过的发现。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啊。”

追溯过往练习又重新将他俘获。妻子庇护着他的流亡，纵使她不存在，他也会臆造一个出来，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露都折磨着他。

***

如果在表姐弟之间真的存在着相互吸引之实，那么这就违背了传统，成了古老的部落式婚姻。露常常于传统之中寻求自卫，然而有时也会离经叛道。当所有人做梦都想移民的时候，露拒绝了。然后呢，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她竟然带着一位可能比她先前所有追求者都要年轻的表弟出现在了新世界之中。她的秘密并不会出现在戈拉教授为彼得·加什帕尔准备的那篇悼词中。

美妙的夜晚。鞋跟在柏油路上如响板般啪啪作响，营造出黄昏的忧伤。奥古斯汀·戈拉端详着这位陌生女人。这好像和美貌的魔力无关，而是事关那些偶然际遇所赐的礼物。美貌将它们变得张扬，而未将其变得模糊。他也不想承认正是机缘巧合为他送来了这位书拉密[17]女子的替身。

“不是我发现的她，而是我重新遇见了她。”他先前说过，“她早就在我心里了。”然而，他可能不曾承认过是这“重逢”让他盲目，使他无法发现在须臾启示以外的东西。他偷偷地瞧着她的高跟鞋和上面的搭扣。后跟处的搭扣露出了她的脚跟。他的目光随小腿的肌肉缓缓地从纤细的脚踝一直攀上那光滑的膝盖，这让他陶醉万分。

会面、散步、令人中毒的联系。世界正在远去。探索、游戏、失眠。第一夜。他听见她低语着：“我想要另外的样式。”他与外国女人的身体分开，仰面卧躺着，就像什么也不曾听见那般。到最后，他还是又勃起了，露蜷缩着，身体弯曲着，又响起阵阵喘息和有规律的节奏，而后精疲力竭。

关于过往，露并未提及。她并非为了掩饰什么不光彩的秘密，而是拒绝达到亲密。在她看来这种亲密性虽然简单、自然，但却是她所不可触及的。

真是如此吗？这其中有太多错综复杂的故事。陌生人使她胆战心惊，她必然是耗费了不少光阴才逐渐习惯了戈拉。陌生人未曾停下令她害怕的脚步。无论他们之间有多么接近，在他人在场时，她都无法细细端详他。

她在彼得身上寻觅到了一种亲缘关系，一种熟悉的情愫？那熟人总是絮絮叨叨，琐碎无聊，但却又拥有保护他人的力量。所以，新事物就是侵犯和幻觉吗？

“我不是发现了她，我是又见到了她。她就在我心里，在那里等着我。”被妻子所抛弃的丈夫如是重复道，他实在难以承受这离别之殇。

应该从何处追寻她拒绝跟随丈夫的理由呢？她在这男人面前曾那样顺从，展现了自己绝对的忠诚。那是一种屈服……不是背叛？露对反叛者那过于浓重的戏剧表演不屑一顾。难道她在做出这一不同寻常，暗藏危机的决定前，审慎地判断了利弊之处，于是便留在了这片能提供安全的土地上？无论他如何丑陋，他还算得上是她身边认识的熟人之一吧？婚姻的散文不也意味着某种认识的、熟悉的、稳固的事物吗？

几十年前，从火车站回来的那个晚上是否宣告了她和彼得的未来关系？在那时，她在不经意间发现了本真的自我？模糊的、远古的倾向，掩埋在她并不熟知的过去的混沌深处。而后，她猛然被这深渊所忆起而召唤。在戈拉离去后，与彼得的重逢或许触动了关于那夜的记忆。一种肯定。他们结合了，由一段他们都不熟知的过往牵起的线。彼得并不属于它，尽管他就是这段畸形过往的产物。而露，大概则是在她恐慌的时候，才会与之有闪烁不明的关系？

与往常一样，戈拉提出了受虐狂的问题。他常常瞄准脆弱的焦点，瞄向那化脓的伤口。

“即便是在被你所崇拜的对象抛弃之后，你也并没有成为异族人的对手！这可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完全不是。即便是在我们伊甸园般的小国，还是在其他承享盛誉的地方，都不能算是小事。”幽灵彼得重复道，那是他暗夜的挑衅。

几十年前，彼得的出现不只改变了露对她自身和周边环境的感觉，也改变了彼得自己对自身及身边人的感知。在他成为那个家庭的重点关注对象时，他第一次产生某种神秘而怪异的感知。回家后，他让自己的母亲承受了一场讯问。他逐渐地了解了人们曾向他隐瞒的故事。和他那美若天仙的表姐不同，这溅起的涟漪并没有在他身上产生抑制的效果。关于表姐，除了那青少年时代的云雨之梦，他便一无所知。艾娃用太多的细节充实了这一悲剧，而这悲剧也解放了她的儿子。他还是钟情于篮球、派对和爬山运动，有一帮欢乐的好伙伴，很少把学业和职业发展放在心上。前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的“反党档案”事件使他被建筑学院停学，而这一事件也并未令其感到紧张不安。离校后，他轻松地完成了建筑技校的学习，在运动、酒精饮料、女人和书籍中找到了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是的，书籍也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教授啊，笑，就是解决办法。就在我们无计可施的时候。同志啊，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就是解决的办法。”

关于彼得那篇征服了社会主义读者的文章，戈拉只能想起题目。一个又聋又哑的明海尔？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笑，就是解决办法。不只是在光天白日，也在夜晚，当我这样的不速之客出现之时。”

戈拉用一个懊恼不已的动作驱逐着脑海中的幻觉。很久以来，他都没再听到过逃亡者的故事，只是在他内心深处暗自寻找着罢了。

“我没办法在自己身上找到他，无论我多么努力。”

彼得长篇累牍的悼词是否是他自己的哀歌，还写在了一篇外国乐谱之中？

晨光熹微。戈拉疲倦地摸着放在办公桌上的黄色手套。而那黄色的卷宗尚在打盹。

自从彼得·加什帕尔消失于虚无的美利坚，悼文就一直让戈拉教授颇费脑筋。它将他置于须臾的现实和那些转瞬即逝的假想之间，在二者产生了一段距离。他不顾官僚主义的传记限制，并习惯将其称为生命之严格因素。任何传记到最后都不过是一篇悼文罢了，任何历史都有一个结局，一篇悼文。

自彼得失踪之后，RA0298号悼文不仅取得了合法性，还变得急迫起来。

谁能证明彼得的失踪并非不可挽回的呢？只有彼得自己，完全不急着提供证据。能去哪里寻找他？又能向谁询问呢？去官僚主义自传里给出的假设和可能性里寻求答案吧。

戈拉举起红色铅笔将其停滞空中。难道他到最后也没有必要和露攀谈一番吗？

小提琴家或是走钢丝的杂技演员知道何为悲剧，戈拉自己也清楚这巫术每一秒都可能制造出灾难。任你如何尽力地掌控乐谱都不尽如人意……手会哆嗦，嗓音会发颤，太阳穴和手掌都沁出了汗，胃部好像被虫蛇啃噬着。

电话虽然仅一步之遥，可庆幸的是，露却留在不可触及之处。幸福就在那里，就在那不可撼动的往昔岁月之中，幸运儿喃喃道，“我不要现在，我不会弃欢乐而去。”

铅笔停滞空中，他将视线掷向放着每日讣告的屏幕。不舍昼夜的相遇与团聚刺激着脉搏与记忆。

无论你置身何处，当下的机器都能将你即刻连接起来，它会记录你的叨扰多言，也会记录你的沉默不语。这些机器掌控了一些简单的操作，而如果它们出了错，就像常常发生的那样，规律突然当机了。他既无法将之挽救，也无法重新找到那个启动点。这就是这位司机身上常常发生的事情，在第一个错误出现以前，他一直都开得好好的。晕头转向使他的记忆和直觉泯灭，他干什么都不在状态。他放弃了开车，但是没有放弃每天早晨起来刮胡子的习惯。他生怕自己会连日常的动作都忘得一干二净，并再也无法恢复。他也没有放弃打领带，每一次他都生怕自己会忘了怎么系领带结。

同往常那样，他一大早就起了床。九月美妙的晨光。苦涩的咖啡和短暂的运动让自己振奋起来。他重读了彼得所经历的觐见之旅。彼得去见了意大利女人吉娜·蒙特威尔第和她所接生的那些小猫崽。

他茫然地望着放在桌子那端的手套。然后又转头望向屏幕。烟雾、大火、恐慌。一张张惊恐的脸庞。坍塌的楼层。世界末日。天空变成了一朵巨大的烟火之云。地面上，消防员行色匆匆，救护车呼啸而过。尖叫，鲜血，火焰，天空也着了火。但戈拉教授窗外的那片天空仍风淡云轻的样子，湛蓝无际，毫无罅隙。

戈拉仍待在窗边。什么事也不曾发生，天空平静无痕，如同创世伊始之时，尽管屏幕上的世界已经炸成了滚滚陨石。我们的这颗星球落入了火星人手中，宇宙的警报就此拉响。

他冲向了电话机。要快，要快，不然再过几分钟和地球人的通话就毫无可能了。他的双手不住地哆嗦，电话听筒也由此不停颤抖着。

“喂，是我，科齐大夫。啊，是你，古斯蒂。是的，是我，就像你听到的这样。朵拉昏过去了，这可怜的女孩儿。我知道，我听说了，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切。你也是，全球的人们都看到了。嗯，我没事。当下。是的，当下还行。眼前没太大问题。是的，她也是。她就在附近，待在自己办公室里吧。她得到了警告，就像我们所有人那样。不，没有其他更多的情况了。”

声音逐渐消散在空中，再也没有可打电话的人了。他又坐了下来，重新把纸叠好。

《行星的悼文》。你不再使用铅笔、钢笔，抑或是老旧沉重的机器来写字，而是在熊熊火焰燃烧着的世界之屏上写。手指头放在键盘上，字母显示在屏幕上。你尽管孑然一身，但时刻与这世界相连。这世界忽地侵入你的庇护所，用一场骚动轻而易举地破坏了你的藏身之地。

恐怖分子已经厌倦了一个过渡性悲惨世界的美德和恶行，垃圾与辉煌！厌烦，是的，别无二话，唯有厌烦。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这世界的罪恶和愉悦。他们决定加快拯救的步伐，向天堂大步行进！爱！他们曾想拥有的是爱，不是吗？绝对的，永恒的，盲目的爱！沉重的十字架，镰刀，锤子以及血腥的新月挑衅着昙花一现的，不完美的人类之爱。幻觉，魔法，乌托邦。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琐碎之事，食欲和性欲的无尽埋怨，财富和无信仰的傲慢之情都应得到彻底的粉碎！催眠的代码：沉重的十字架，镰刀与锤子，星星与新月，金色的牛犊与山羊，残疾而神圣的新生儿，闪耀着磷光的石头，聋哑的神谕，拯救与崇拜，直到死亡和彼岸之境。

巨大的钢铁之翼在火红的天空中挥舞着。九月之鸟闪耀着金光飞翔，在歇斯底里的人群之上盘旋，散发着霸道和凶残的气息。而被困者皆在钢铁的肚腹之中。

魔鬼撞击了巴别塔。火焰与烟雾笼罩了整座城市，还有从这团团黑云中飞溅而出的肉体，翻滚在巴比伦的礁石与波浪之上。

女主持人像是触了电一般重复着这罪行的细节，并随时准备补充最新的前线新闻。空中还胡乱飞旋着一些东西：手和脑袋，帽子和婴儿车，警员帕特里克的公文包，百科全书式人物迪玛的书，阿瓦基安的眼镜，侦探罗伦特的手枪，美人鱼贝阿特丽丝·阿特温的胸罩，瞎猫加蒂诺和忧伤的大象奥利弗。还有戈拉教授桌上那档案的黄色纸页，就像天外的风筝那样，漫天飞舞。葬礼的龙卷风将一切聚集起来并将之击溃。没有什么算得上是重要的事物了，只剩下悼文而已。

炼金术师和大智者不光讨论魔法，也谈论疾病，这不无道理。我的宝贝啊，爱就是一种溃败综合征，仅此而已，够了。结束了！生命力与忧伤，直到狂妄之巅。狂——妄，我的孩子。除了回——忆，计划中别无他物。爱的回忆，最后的闪电，我亲爱的露。这就是剩下的一切，那被阻挡着无法向旧日之妻、今日情妇的女人伸出臂膀的丈夫，唯独想着你。“我就在你的光环下，愉悦让我受伤。”你在一小片褶皱不堪的纸上写着，就在我们共处的初夜之后。在曙光将我们重归世界之前，你便消失了。这些词在我心中，一字一顿，空白处的字体如风回旋。

“我在你的光环下过得不赖，而这代价我们将共同偿还。”丈夫和妻子很清楚厌烦的危险，丈夫和情妇也熟知诱惑的圈套和诅咒。我们所有人口齿不清地说着没头没尾的欲望之词，它那无能的妄想。在我那纸莎草制的细胞中，过去便是当下，而当下则是过去的回声。

九月之鸟带来了已幻化作仇恨的爱情之信。那忠诚得近乎盲目的飞行员，早已在爱恨之间丧失本初的模样，将恐怖洒向了我们。

科齐的声音消失了，戈拉又变得形单影只，迪玛仍在遥远的地方，帕拉德、加什帕尔和拉里一号、二号、三号、九号也都身处远方。他本应该来到街上，前去和同伴们一起迎接他们世界末日的到来，但是他却仍孑然一身的隐居者，快乐地逃避着人群和世界末日。

救世主再次降临，末日决战一触即发，反基督徒现了身，行星脱轨，领袖[18]回归，这是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核战争。受诅咒的小行星如火流星一般撞上了世界贸易中心。而这个地方所有的经纪人、高利贷者和黄金魔术师们正跪在地上嘀嘀咕咕，双眼追随者货币走势曲线，每隔4分53秒就会发出简洁明了又贪婪淫荡的乞求：钱——钱——钱——钱。

教授重新坐在了火光冲天的电视屏幕前，拿出纯白的空白档案，然后在封面上用血红的大字写下：行星之悼文。

上午8点45分。波士顿的飞行控制塔在第11号飞行舱内捕获了一个声音：“我们现在有些计划。”一个声音用一种可理解但似是而非的英语说道，“请少安毋躁，会平安无事的。”然后飞机掉了头，改变了飞往魔鬼之城的航线。

8点46分。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上面搭载着92名乘客，撞上了雄伟的世贸大厦，即世界贸易中心。多个楼层立即起火，有些装置瞬间爆炸。浓烟遮天蔽日地弥漫开来，如蝼蚁般的人们惊慌地跑散在附近的街道上。

9点05分。联邦调查局警报拉响。第二架载着64名登机乘客的飞机冲向了世贸大厦，且在瞬间灰飞烟灭。

9点37分。一架波音757，美航77号航班，撞穿了五角大楼，这座权力堡垒五个同心圆中的三个就此被撞毁。战神的办公室湮没在了熊熊火光中。

10点整。世贸大厦左侧那座高达110层的巴别塔倒塌。

10点10分。新世界的机场全线关闭。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阵线否认参与了此次对异教徒的屠杀。

10点12分。世界上安保最严密的五角大楼发生了新的爆炸。

10点15分。白宫实行人员疏散。

10点24分。第二座巴别之塔坍塌。

10点25分。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人庆祝起对抗美国佬的胜利。

10点35分。在50架战斗机的护航下，空军一号载着邪恶超级大国的总统，飞往总统的庇护地。

戈拉所剩无几的生命已在此间消磨了五个小时。他望着层层的书架，望着放在桌上的白色手套，望着那女主播播报新闻时丰满的红色双唇。CNN、CBS、NBS、PBS、MSNBC等电视频道，还有动画片频道、体育、摇滚和色情电影频道全都在转播黑若斯达特斯[19]排练的表演，还有那依据奥萨马·本·拉登的讲稿而谱写的一曲净化之歌。

贸易的巴别之塔，五角大楼之堡垒，白色小丑的白宫……这就是全部了么？那图书馆呢？

戈拉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他有幸参与的这次星球爆炸竟令奥古斯汀·戈拉教授受辱：这让他实在无法忍受金钱与权力的交媾！19弯刀黑若斯达特斯组织配不上这伟大终结！那些刺客压根不熟悉《古兰经》，那些狂热分子也压根不理解图书馆里那辉煌灿烂的语言。

你们这帮文盲听好了，图书馆涵盖了一切！世界的回忆与规划，忠诚者和叛逆者的才华与疯狂，犹太先知的《圣经》与你们先知的《古兰经》，还有十字架上那位先知的《新约》，小丑先知的《我的奋斗》，还有马克思主义先知的《共产党宣言》。宗教裁决所的法令，人权宣言，神童莫扎特以及无耳的艺术大家梵·高的游戏，荷马，奎师那和孔子，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修女特蕾莎，拳击手卡修斯·克莱，还有1936年布加勒斯特的电话黄页。一切的一切，甚至包括以那盛极一时的本·拉登所写的诗歌小集，为基础翻译而成的作品，满篇尽是受人追捧的威廉·莎士比亚的语言。

一切正是从图书馆那里来到了我们的眼前，而不是从什么国际化的妓院，抑或是什么火箭堡垒，总统牧场。

戈拉怒发冲冠，切断了与启示录的联系。

这颗星球的悼文作者需要明海尔。他从他的抽屉中拿出了一叠纸，那上面是关于彼得和警官莫菲的见面记录。

“迪玛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亵渎神圣的世界当中。”加什帕尔回答道。大腹便便的帕特里克在他的椅子上跳了起来。“一个不再拥有任何圣物的世界。神圣藏匿于世俗之中。”加什帕尔继续道。“世界上处处皆有教堂、清真寺和犹太会堂。我有时也去教堂。”警官喃喃道。“宗教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力量。这就是弱点所在。伤口变成了炸弹。炸弹将摧毁我们所有，让我们重又变得神圣。”

他找到了联结点！他必须赶紧将之转交给那些小姐，她们在屏幕上宣告了终结。他手执红铅笔僵直地坐着，而后握紧了笔在纸页的边缘上补充道：太简单了，彼得！老迪玛指的是超越，不只是上帝而已。

神圣的利剑帮在罪行的战鼓声中幸灾乐祸。赫洛斯塔图斯就是摧毁以弗所的亚迪米神庙者的名字。没人能想起是谁建造了这座神庙。没有人！然而，摧毁者的名字却穿越了世世代代，亘古不变地留在世人的记忆当中。赫洛斯塔图斯集团学会了驾驶和摧毁飞机的技术，但是他们应该不知道如何建造。是的，毁灭是毒品和狂热，是终结尽头行吟诗人的伟大隧道。

戈拉有意识地记录着终结的历史，供后人参考。

10点43分：一架飞机攻击了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商业中心。

10点56分：亚希尔·阿拉法特声明说，他的组织与这历史性一天的灾难没有任何关系。

11点14分：联合国大厦疏散完毕，自由女神像被爆炸产生的烟雾所笼罩。

11点30分：韦斯利·克拉克将军宣布，这一犯罪行为是诗人本·拉登精心策划的。

11点48分：美国控制与疾病预防机构已准备好应对一场生物攻击。

11点57分：美国驻波尔图领事馆接到不明电话，宣布要在全球实行轰炸。

12点17分：迪士尼关闭营业。

12点20分：民族主义周刊Al Wahdej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操着带有俄罗斯口音的阿拉伯语声称，要对纽约的一些高塔实施袭击。

12点25分：石油价格在世界市场上上升了2美元。

12点26分：美国驻布加勒斯特使馆新闻发言人马克·温宁通过电话向罗马尼亚当地政府和群众表达了对两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感谢。同时，因为害怕被谋杀而丧命，他对未能在媒体面前露面也表示了抱歉。

戈拉教授在12点27分搁笔不再继续誊抄新闻。他为自己倒了一杯牛奶，带着一个幸存者对再生的渴求，沉凝着杯中来自原产地新鲜而又纯白的液体。

12点48分。艾哈迈德阿赫梅德·穆塔瓦基尔，这位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外交部长，否认了一种说法，该说法暗示是诗人奥萨马·本·拉登组织了这场大屠杀。

13点04分。政治分析家乔纳森·艾亚尔称当天的事件“是有史以来同类行动中策划得最为精心的”。

14点32分。两艘航空母舰停泊在曼哈顿港，准备防御迫在眉睫的打击。

15点35分。有人宣称可能会对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实施打击。

15点27分。阿维亚诺军事基地宣布已进入战备状态。

15点59分。空军一号专机飞往位于内布拉斯加的奥福特，那里是美国空军的战略指挥部。随后白宫宣布，感谢老天，美利坚的第一夫人和两位第一小姐均平安无事，目前正得到安全保护。

突然之间，戈拉教授感到自己又一次被总统的新闻所击垮，再次失去了同地球的联系。他感到自己万分疲惫，便前去躺下，在惶惶不安之中沉沉睡去。他不安地在毯子上辗转反侧，无法从与艾娃·基什奈尔·加什帕尔的对话中抽身而出。从第一次打击开始，艾娃·基什奈尔·加什帕尔就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彼得那里她很久都没有收到消息了。流浪者还是游荡在远方，但一个远至极限的地方是不存在的，因为无论如何，灾祸都会将你找到。彼得从被在奥斯维辛播了种的子宫里分娩出来，而后就一头扎进了社会主义的围栏之中，而后又沉浸于自由世界的自由疯狂。而现在呢，现在又要从何结束这一怪圈？

让艾娃平静下来不是一件易事，而让她闭嘴不言则更是难上加难。戈拉教授深知自己责任重大。自彼得来到新世界以后，他是唯一一个和艾娃保持着联系的人。不，彼得不算受害者，亲爱的加什帕尔夫人，等这些错乱癫狂的日子过去，我们就能收到彼得那个混小子的消息了。所有人，是的，所有人，他在喀尔巴阡天堂的双亲，科齐大夫和他的女护士，露德米拉·瑟拉芬以及她的前夫奥古斯汀·戈拉，贝阿特里斯·阿尔特温夫人还有那位苏联人波尔坦斯基，从我们的好彼得那里我们能收到所有这些人的消息。

事实上，他原本今天早上在世贸中心有个约会。然而不幸的是，就在今早这座晦气的大厦里，彼得又要去见一个处理移民问题的律师。这律师是戈拉教授花钱雇的。这次会面也早在彼得失踪的几个月前就已经定下了。就这样我请了这位有名的律师，费用不菲。

但是，这也没有命定的可能性，一点也无法确定，无法确定他究竟是不是真的前去赴了约，甚至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还有这回事来，在他漫游途中，是否还能想起这次约会的日期和地点来，又或许他压根不在乎这官僚主义的破事。就算他真的决定赴约，那也不会在一天最早的清晨前去。彼得起得迟，这您也知道。滨海酒店离那宏伟的世贸中心挺远的，约会大概是定在了午餐时分吧。

另外还有一个有利的前提。半小时前，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称上帝之选民的子女在前一天夜里就通过一些特殊的网络得到了消息，让他们在这被严密操控的上午不要在巴别塔里面或是周边出现。一场操控，合情合理：这场我们共同见证的表演事实上是一场盛大的导演之作。那19名演员在现实中都是来自中央情报局特别部队的军官，从小接受阿拉伯语和穆斯林传统的教育。赫洛斯塔图斯，这场行动的代号，是由一名毕业于哈佛的优秀门生，计划头目萨缪尔·科尼什选定的。在他和他的双胞胎姐妹尤蒂斯五岁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便被人谋杀。他们居住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离黎巴嫩边境咫尺之遥。萨缪尔是古代历史学家，深深着迷于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以“赫洛斯塔图斯”为这利剑集团命名，那可是著名的希腊毁灭者的名字。

呵，好吧，在2974名受害者中没有任何一人是上帝的选民！一个也没有！……您说得对，万能者回报了那些最先承认之并与其结成神圣联盟的人。即便这其中真的存在牺牲者，那也不过是疏忽所致……是的，有那么几个人。

戈拉教授在睡梦中看着星球的屏幕，向艾娃解释了电子信息共提供的数字：246人葬身于被劫持并爆炸的飞机当中，2603人死在了纽约的世贸大厦或是瓦砾飞石当中，125人死在五角大楼。早上8点45分，约有7400人在这两座巴别塔当中，另有报道称是14154人。那些位于冲击影响区之下的人紧急疏散，另一些则被埋葬在残骸之中。一些人向顶楼奔逃，但通道早已被堵住，于是他们便被抛向了虚空。数百名消防队员也在英勇的救援行动中献出生命。没有任何一个牺牲者，我再重复一遍，没有任何一人是彼得的同党！您说得对，并不只有万能者想弥补奥斯维辛的罪恶，还有那些学会了如何依靠自己的人，他们心中有着团结一致的精神。

彼得和他的同党在这月亮之城安然无恙，他早已习惯以此称呼这座流浪者的大都会。我坚信，多亏了彼得，塔拉、德斯特、蒙特威尔第夫人以及她那些可爱的小猫崽也都劫后余生。我坚信，当她们决定陪伴他的时候，他就会将自己掌握的秘密告诉她们。彼得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慷慨者，好得如同一块热面包。

当然，对彼得还有那些小姐而言，还会有一些令人不悦的后续影响，只是不再是死亡。彼得称那带着镰刀的女巫为“求偶狂”，并和她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在这里，在美国，他总重复着自己终将主宰游戏。请您相信，这一次，他又转移了那食人魔的视线。

今日发生的一切标志着怀疑和差错的新千年的开端。很遗憾，学院里德斯特所经历的幼稚闹剧将不可避免地将变得比它原先的模样更为可疑。调查也将接踵而至。像阿塔图尔克，博尔赫斯这样的大人物将被传唤去讯问，阿瓦基安院长、安特奥斯教授、唐夫人和女学生塔拉·尼尔森也逃不了这关。尤其是德斯特·奥纳尔和她在奥地利定居的丈夫，逃亡到德国的家人，留在萨拉热窝和旧日奥斯曼帝国的亲戚，甚至还有彼得，是的，彼得·加什帕尔和他的表姐露，科齐医生，苏维埃人波尔坦斯基，意大利女人贝阿特丽丝·阿特温。要是连戈拉教授也被包括在嫌疑人的队伍当中，我也并不会感到意外。

白昼变得愈发漫长，他无法入眠。戈拉辗转反侧，喘息不止，直到最终醒来。他无法离开这段永无止尽的启示录的闹剧！坊间不断议论着这个“致命日”所发生的袭击，而后又是第二天，又一个唯一不断延续的重大日子，永无止尽。

这城市在辉煌的黄昏里沉默着，静悄悄的。人们排着队列走在回家的路上。地铁凝滞不前。由悲伤、纪律、团结和恐惧引起的综合征将这些人们聚集在了一起，而明明昨日他们还是行色匆匆，各散天涯的模样。如何叫人不怀疑任何人，又叫人如何不料到这场抓捕嫌犯的灾难？

戈拉教授越来越需要一位对话者。他的房间在萎缩，而住在这屋子里的人蜷缩了起来。

同艾娃·加什帕尔的会面持续了很久。他同她从容地交谈着，而她就如一位聋哑人那般倾听，好像刚从焚尸炉里爬出来似的。他也不确定究竟自己是否已平抚了她的恐慌，或许他做的也并没有那么自然吧。他很高兴自己又回到了这位对话者面前，毕竟她已经令自己习以为常了。

书籍，是的，这就是我的堡垒，我亲爱的艾娃。您还记得彼得是从何时开始喜欢书籍胜于篮球的吗？大卫那会儿还是个四肢健壮、头脑清醒的男人，而不是避难所里的一位残疾人。他渴望看到彼得的变化，这当然是理所应当的。可是更奇怪的是，只有他自己对书籍如饥似渴。而彼得却不像他那般。诸如此般的天启开窍之后，没有人还是原来的样子了。

透过一本书里的一句引言发起的死亡威胁，究竟是谁提起的这件事？究竟是谁让对话人绞尽脑汁以想出那个代码，然后，然后使他大汗淋漓，被那无法被驱散的幽灵所追踪？一个宗派的密码……读书人的小宗派通过一位姑娘给我们的朋友寄来了一封由密文写成的召唤书。这位姑娘也是读过了些许书的。一个表达感谢和尊敬的信号和一记警告。如果你行，那你就把这一句引文给找出来，唤醒它，让它张口说话！威胁并不来自那女性求偶狂，而是来自宗派，假使那求偶狂并非宗派女神的话。令彼得倍感煎熬的不仅仅是恐惧和孤独，还因为他身处这宗派之中。为了解密这一召唤书，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这是一件光荣无上并令人骄傲的事。

我们就像狗一样，亲爱的艾娃，我们嗅到了引言和谜语的味道，然后立马将其分辨了出来。可怜的彼得！他无法认出引言究竟来于何处。真是要笑死人了，他尽带着你胡说八道。引言早已埋在了他心中，只是以他年轻时的语言罢了。他无法把它放入我们现在的语言中将之转换过来，而其青春年岁也总是提醒着他，无论如何它都已一去不返了。

最后，我还是帮了他，但不仅仅是因为你每周都在信里请我随时告知你他同露分手后的状况，还是因为这一引文是我过去年岁的标记。我也不是个无所不知的人。正如彼得所言，可我并不仅仅记住了这句引言，我还亲身体验了它。很久以前，我接触过一群大学生，对他们来说，阅读就是上好的毒药。他们在文本之中寻找着各式各样的隐藏之意。暴政刺激了人们隐藏的需要，并激发了秘密的对话。在挤满了可疑读书人的可疑阁楼上，大家讨论着那些很难弄到手的书籍，有旧亦有新。除此以外大家还谈论着那写秘密的代码和其含义。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死亡与罗盘》的故事，而多年后，那位萨拉热窝魅力四射的女学生也正是从这其中引用了那充满威胁的话语。

这跨越国家、海洋和子午线的巧合，除了这宗派里面的成员以外，谁还能联想得到呢？

在这里，在这自由的海岸，缺乏了窥探的神经，宗派自然愈加受到束缚。但在这里，寻找着北极星的流浪汉和梦游者都将深深地将自己埋在大地之下，或是埋入那神秘的天外黑洞之中。帕拉德和他伟大的导师迪玛曾一起写作，奥古斯汀·戈拉也写过这迷雾重重且被高估的故事，而正是这个故事让活蹦乱跳的德斯特变得疯疯癫癫。

这引文我可以倒背如流。用这土地上几乎所有的语言。这就是真相，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我们将彼得从窘境中解脱出来，紧接着又将其丢入一个更深不可测的窘境之中。“我知道希腊人所忽视的那些事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瞎子宣称道。也就是说，不确定性。我在和彼得说话时犯了错，提到了那些词。在我说明了引文的出处之后，不确定性便陡然增加。彼得在帕拉德的谋杀案和迪玛的模糊往昔之间画上了连线。在这之间，玄奥的学说扮演了一个悲壮的角色。他在这地狱并未待太久。谜语很快就过时了。威胁信是一个小女孩的游戏。闹剧搅得彼得心神不宁，将其赶到了美洲的荒漠中。

是的，还会有一些其他影响，几场复仇，几场逮捕行动和几场攻击。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彼得迟迟不曾出现，他等待着事态的平息。无论如何，彼得还活着。无论他将面临怎样的不悦，那都不能和今日的大屠杀相提并论。

今天，今天，今天，戈拉这几天总在屏幕前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词。这几天的时光似乎被凝结成了一个漫长而令人疲惫的白昼。

基施纳夫人啊，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彼得就这样走进了那游戏之中。一场由波斯尼亚的美人儿发起的游戏，谋划者还包括塔拉、阿瓦基安和安特奥斯。当然，人们会调查他们，就像他们调查其他人一样，包括穆斯林、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或是形形色色的避难者，但同样还包括美国人。请您相信我。

白昼与夜晚消磨得很快，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这些凡人不过是在蹉跎岁月，然而九月之鸟的入侵仍在继续，真是奇怪的文学悖论。几个星期，几个月，几个季节凝聚成了独特的一天，膨胀的被诅咒的一天。

亲爱的艾娃，您或许听说过那个著名的玛格丽特，也唤作玛戈。她是一位美国女人，而不是伊拉克女人或伊朗女人。玛戈·H在灾难中幸存下来，并得知她的未婚夫大卫在爆炸中丧生。她精神上受了创伤。为了不让自己被这噩耗所击溃，她汇聚起自己的美国力量开始奋斗。她领衔创建了巴别塔幸存者协会，申请并得到了议员、银行家以及各电视台和慈善机构的支持。她的故事深入受害者家人的内心，逐渐缓解了他们难以慰藉的痛苦。她经历过尸横遍野的残酷现场，也闻到过皮肉焦灼的气息，还看到过在空中飞旋的内脏。在最后的那些瞬间，她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夫大卫，想到了她的洁白婚纱，想到了她的山盟海誓。“一个消防员用胳膊护着我，将我带出来。”玛戈讲述道。不幸的寡妇被从鬼门关救了回来。“他把我交给了另一个消防员，后者径直将我送到了救护车那儿。我们无法到达那里，于是便躲在一辆卡车底下。他用自己健壮的身躯掩护着我。”这位如浮士德般的玛格丽特女士向温柔的地球诉说着，“空气有些发烫，我什么也看不见，靠着他的防毒面具我才幸存下来，等到了救援队。”美国和世界听到了她的声音，于是啜泣着，并从她勇敢的话语中汲取着勇气。她不承认自己被打倒，她不断跟自己做斗争，与命运搏斗，就是为了说服和帮助她所需要说服的同类。

亲爱的艾娃夫人，唯有词语令人匪夷所思。看起来，那也经常在其他的环境中被听到。疲惫的套话和那些激烈、个性化和极端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语言，到最后是语言道明了一切！性格是一个人的缩影，我们都学过这么一句话。怀疑的产生也并未迟到。人们发现，尽管这个勇敢的玛格丽特左臂上尽是烧伤的痕迹，但2001年9月11日那天她并不在纽约，而在西班牙。当时，她在加泰罗尼亚的一所大学中上课。

在灰色九月过去后的一年，她重回了美国，并开始用心构思叙事。而大卫确实已经去世了，尽管他属于上帝的选民。显然，在那个发动秘密救援行动的夜晚，他是被警戒队遗忘了。然而可怜的大卫一家还是透过特殊关系网获得了警告。尽管在摄像机和正义面前，这一家人宣称从未听说过什么拯救阴谋，也未听说过什么知名的玛格丽特。假使不存在什么确凿证据能够证明这个故弄玄虚的女人在第一次就冒名顶替，那么这第一个声明会让我们对第二个心生疑虑。

这就是上帝的花园了，它独一无二。这里人员众多，繁复多彩。正如帕拉德所言，这是一个多元的世界，人们散布各地，无论是头披星辰，还是脚踩大地。斑斓多彩的世界，这就是我主的花园，它独一无二，无与伦比。

在接下来的日日夜夜和几个月里，独居者急需一位对话者！还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谈论，而他却只能可怜地自言自语。艾娃的沉默不言令他沮丧万分。

桌上那本《美国一日生活》大画册已被一摞书所取代。这些书讲的都是犹太教教士塔尔苏斯人保罗的故事。这家伙被流放到哪儿就把仇恨的种子播撒到哪儿，连带着他身前身后的那些叛乱预言一起。为了团结世界而将宣传和躁动统一在一面独一无二的旗帜之下。所有人都会被平等地接受，都会改信另一种信仰，都拥有一样的价值，大家只需要接受同一个信仰就行了，只需加入那唯一信仰之列即可。耶稣也只在他的地盘和部落里布道，不夹带什么转换信仰的私心，单纯又神圣，就像传说中的傻瓜梅什金[20]和另一传说里的阿廖沙·卡拉马佐夫[21]兄弟。全球现代化可以远溯至保罗。

叛逆贼子游离于世界之外，他们大祸临头了。所有的阿亚图拉和法西斯的狂热都这样教导我们。诗人奥萨马是否就是那新圣保罗，因此他可以决断谁该被选中而谁又该被诅咒？恐怖分子对他的命令言听计从，仿佛聋哑人一般受到了催眠：倾覆这罪孽深重的人世间，树立绝对权威，从而踏上奔赴天堂的捷径。

罪孽并不藏匿于五角大楼或是世贸中心，而藏在图书馆里，可怜的迷途人呵！奥萨马的诗歌同垮掉一代的无耻诗词、阿亚图拉的《古兰经》和保罗的《使徒列传》放在一起，旁边还放有爱因斯坦的著作，卡尔的宣言[22]、《我的奋斗》[23]和但丁的书。帝国大厨的书籍就挨着解梦手册。这手册是用世上888种语言和方言所写。战争和谈判都不过游戏罢了。在游戏的迷宫中，我们同胞间的人情淡漠会被就此激发。

这就是我所做的事了，亲爱的艾娃·加什帕尔，我同隐士奥萨马谈了心，也与流浪者保罗聊了天，现在仍等待着我们亲爱的彼得打来电话。

是彼得·加什帕尔而不是使徒彼得。

最近几天晚上我和使徒彼得与使徒保罗进行着无谓的争论。他们一位来自神圣之国，另一位来自希腊散居地西西里。我很想知道，假如他们二人对峙，那么在辩论中会发生什么呢，会不会是来自加利利的彼得打败了希腊犹太人保罗，而成为了后来的圣保罗呢。

如果当初怎么样那就会怎样是另一个消磨无聊的游戏。疾病没能在全能者面前绕道而行，而是将那19名刺客打发到了九月之鸟的肚腹之中。如果当初怎么样那就会怎样这句话是宗派的代码，是它缔造并吞噬了图书馆。书架上放满了圣经和战争之书，还有关于蚂蚁和巨龙的童话，星空图册、集邮套册和介绍这地球上各种方言的书籍。

艾娃·加什帕尔留在了戈拉下午的长觉中，现在他已经醒来，重新得到了书籍堡垒的庇佑。

教授想到了图书馆和书籍。还想到了词汇。萨拉马戈[24]的抄写人只用一个词便改变了葡萄牙的历史。莎士比亚的国王们在作者的思想中处于统治地位，但丁将那个时代的教皇驱逐到了地狱当中。作为精神财富的商人，拿破仑成为了托尔斯泰专栏文章中一场轻歌剧的替补演员。罗斯[25]把亲希特勒的林白安置在罗斯福的总统宝座上。反叛者拉什迪的胡思乱想使神圣的诗句都恶如撒旦。核按钮上的“开始”键正在闪烁。明海尔诞生在一本书的魔山当中，彼得和保罗都生活在福音书的纸页之中，受限的奥萨马居住于古兰经和圣战的新月当中。我们亲爱的彼得的不幸同样也来源于书籍。我将其塞入老头那错综复杂的传记和文献当中。这书虫，被他火光冲天的藏书阁所迷惑，眼睁睁地看着书页和岁月在虚空中灰飞烟灭。当人们责令我为了那些值得被揭露的恶行而摘下他的面具时，我依然无法忘却他，但我也同样无法忘却千千万万位耶稣在焚尸炉中灰飞烟灭，一同消逝的还有他们深入灵魂的书。我也无法忘却拿撒勒的约书亚，他随身带着一本书，也激发了千千万万其他人。

我坚信彼得·加什帕尔还活着，但我也未曾忽略他母亲的担忧。每个星期，她都要向我打听失踪者的命运，在我们讨论自己要个孩子的时候，露还常常对我谈起艾娃·基什奈尔·加什帕尔。虽然那时到处洋溢着爱意的崇拜之情，然而我依然无法逃避任何问题。在艾娃和大卫·加什帕尔这对夫妇死去后，彼得·加什帕尔是否代表了复活？为什么我们的继承者并不是赋予我们光明的象征？

“明海尔”这个外号来自一本书，寓意源自彼得自己的想象，而死亡的威胁却出自一个自称为图书馆神父的作者。今天，前天和明天的恐怖分子追随着他们所相信的伟大无名氏所著之书的语录。在词语神庙旁那些商业和战争交易的悲惨官邸又代表了什么？一些平庸而幼稚的消遣罢了！伟大的冒险在鸦雀无声的大厅中进行。在那里，爱情在科学、抒情文学、航海、美食或天文学中创造了自己的庇护密码。以太和鲜血的痕迹玷污了已积累了数千年的教科书和书简的纸页。新发明的小屏幕可以提供信息并进行简单的对话，这同样也出现在了图书馆中。

2001年9月11日后的那些白日与黑夜，戈拉沉浸在了同一种与虚无的对话当中。

一个白昼接着一个黑夜，而后是第二天，以及接踵而来的一天天，一月月，和周而复始的四季：那无尽的白昼与黑夜的不确定性。

夜幕降临，微弱的光线在窗外宁静的暮色中颤动。地球依然自转不息，并同时围绕着太阳旋转。夕阳西下，如往日一般沉郁，露的手套和书架上的书依然放在原位，透着生命力。

戈拉教授每天都等待着针对图书馆的袭击，既包括他的图书馆，也包括世界上其他的图书馆。这是一场针对所有图书馆的致命打击，与之相比而言，交易之塔和火箭之塔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即兴行动。历史性的一天，以红黑二色铭刻。

或许是电话坏了，也有可能是对方不愿接听。那历史性的白昼和黑夜皆是如此，此后也并无二致。然而忽然有一天，在夜晚11点，我打通了电话。

“我还好。”教授拖着无力的声音回答道。

他没料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尽管他之前也给我打了多次电话。他经常和我谈起加什帕尔和玛尔嘉·斯泰因的事儿，还有艾娃·加什帕尔的信件，2001年9月11日那天的种种瞬间，他几乎能倒背如流。除此之外还包括圣保罗、圣彼得、奥萨马·本·拉登以及那些愚蠢可笑的恐怖分子没能成功袭击的目标：图书馆。

我先前准备了关于露和迈克尔·斯托茨的一段劲爆历史，为了靠戈拉意想不到的喋喋不休来推波助澜，我还拖了一段时间。

“就如马克思所相信的那般，有时候闹剧总会先于悲剧而发生，而不会在悲剧发生以后才上演。我由此想到了彼得收到的那封信和博尔赫斯的那个故事。”

我让他重新复述那个故事，并答应会尽快给他致电，好在稀松平常的日子里尝试开启一场正常的对话。

接下来的谈话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主要围绕着斯托茨和露展开。似乎这是把他从受惊后的孤独之中拉拽出来的最后机会了。我出其不意地开始了对话。他静静地倾听着，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是听着某位陌生人的奇闻逸事。他也没问我这些细节从何得来，紧接着就向我提出了那几个我预料之中的问题。

“一个聚会？”

“是一个周年庆。其实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在长岛上，有一对夫妇经营着一家银行家俱乐部。那丈夫，以前是位飞行员，潜逃到了西方。先跑到了比利时，后来又逃到了美国。迫于政治压力，他还成功娶了一位体操老师做了妻子。而在这里她改行做了时装设计师。他们一起经营着这家俱乐部，当无人光顾时，他们便自己用这个场地。那聚会就开在这样的一天。就在巨大的冲击之后的那段时间。在自然灾祸过后的那段时间里，人的本能总会变本加厉，有时候甚至会变得歇斯底里。露高中的时候和那位体操老师拉璐卡是同窗。斯托茨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位风姿绰约的非洲女郎，吸引着所有人的眼球。露出现得相对较晚，她与吴医生一同前来。这位吴医生是科齐大夫在诊所的同事。那会儿的气氛已经相当热烈了，但是没人会想到居然会发展到伴侣交换的境地。”

戈拉听着，没有要求更多的细节。

“调情的气氛不断升温。到最后，竟有三对情侣交换了伴侣。当露和斯托茨离开的时候，她朝着年轻的吴医生打了个招呼，而那吴医生早就被拉璐卡勾去了魂。”

戈拉教授并不要求其他细节。

戈拉教授好像对这夸张的暗示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如果这不是他耍的花招，以在面对露的出席时看似真实地无动于衷，那么戈拉的确是送了我一则好消息。

***

庞大的城市里拥有着田园般的城郊。庄严的寂静。灰色的松鼠，棕红的猫咪，乌鸦，趾高气扬的野火鸡列队走着。灌木丛间，偶有狍子溜过。

昨晚树林突然闯入夜来，花白如被雪覆盖着，不断前倾着，而现在它从四面八方涌来。树枝上下纠缠挣扎着，白色的粉末愤怒地从高高的枝头飞腾而下。参天大树扎根于大地岿然不动，而它也似乎在不断前进着，彼此靠近，而后又各自隐退而去。

曙光中的树林很遥远，但它仍在不断生长着，靠近着，冰冻起来，变得雪白。就像一部寂静无声的默片，什么窸窣声也没有，什么都听不到。树枝俯伏着，颤抖着，几近折断。大风鞭笞着片片雪花，但却毫无声响。这病态的寂静，而后运动起来。这奇异之事来来回回地上演，好似永无终结。

现在，凌晨时分，树木纹丝不动，庄严地矗立着。在不安分的松鼠间，乌鸦起飞又停落。就这样了，再无其他。在窗的那一侧，仍是一片寂静与沉默，甚至小小的窸窣声也难以听得。什么也听不见，就连汽车驶过道路时的声响也一丝不寻，静寂无声。

戈拉教授从不是这广袤景色中的一分子。他在故国便有这样的感觉，更何况在这新的彼岸，他只是一个闯入了无意识自然的迷途者。

如今他审视这环境的方式已不同往年。他将对那些存在的，以及在观察者消失后将继续存在的事物给予更多的注意力。当然，这之中也包括世世代代生活于此的松鼠、乌鸦，以及瘦小而愚钝的狍子。森林永远在这里，就像亘古流淌在山谷间的河流。他故乡的森林亦是如此，纵横遍野的是无尽的消逝感。在无情一瞬匆匆跑过的小豚鼠呵，它在这片土地上的踪迹终将消散殆尽。在它之后也不会再有世代子孙。即便它曾有过，子孙后代也不会改变它们发展的进程和循环。他发现了界限的密码。

平庸的忧伤！被一条电话信息所激起，仅此而已！

“核磁共振成像显示，动脉堵塞了六七成。在你这个年龄不算太糟糕。但我总是充满怀疑和担忧。或许会更糟。我们得确诊一下。面对这种年龄的病人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其实，面对任何年龄的病人我们都应如此。巴尔·艾尔医生立即补充道。年龄，又是这个词！科齐之前也提到过。他学生时代的老同学。他曾经问他最近是不是做过一个心脏检查。

“不，最近没做。最后一次做已经是八年前的事儿了。之后，我便换了这个染过头发的医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医生。她说这检查其实没什么必要。”

“你这个年龄，还是做一下为好。我给你介绍一个医术精湛的心内科医生吧。”科齐决定道。“他的发色很自然，也并不沉默寡言。不过，是个以色列人。”

“那些人注定了必须得快速思考。”

“你这个年龄需要的正是眼疾手快的好医生。我已不再是这样的大夫了。在我们那儿，这么做没必要。”

就这样，他开始了晚年的喜剧。

的确，青春时代和旧日之地有着另一种节奏。自从伊西多尔·科齐倾听他的同班同学科齐忏悔之刻起，已有许多年过去了。那不是在他们一起做作业的房间，而是在科齐家一个宽敞的地窖当中，到处皆是葡萄酒和破旧的皮质扶手椅。伊奇，人们就这么称呼伊西多尔，他睁开双眼，错愕万分。

“谁？你想爱上上帝的选民？你脑子进水了吧！你爱上了那个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耶稣的民族了？你们不是这么说的吗？我们把他送上了十字架，于是现在我们世世代代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你想换一个传说吗？”

“假如这是一个传说，我想按照我的想法换一个。我们确定了，再也不用‘你们’‘我们’‘他们’来区分……耶稣，是的，他爱他的人民。罗马人想置他于死地……或许犹太人也这么想，尽管我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不接受他作为弥赛亚，希望能继续等待。他们更喜欢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的思想。但是，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我不明白，这样更好些。”伊奇很快回答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没读过。我站在圣彼得一边，而非圣保罗。”

伊奇不出声，静止在那里，仿佛有人和他说起了外星语。

“圣彼得说过，假如你不是犹太人的话，你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对，你得经受一次割礼。给生殖器做个小手术……等一下，我让你看看。”

伊奇做了个手势，准备脱下裤子。古斯蒂厌恶地推开了他，小伊奇一时都站不稳了。

“使徒保罗是个激进的人。他想推广这场运动，将之国际化。全世界无产者啊，联合起来吧！而我，我站在彼得的那一边。”

“你就是一头牛。你把传说调了包，还承认了它。老爷呀，他会超过你的。你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了。你想成为奥勃洛摩夫[26]，堂吉诃德。那个荷兰人，皮佩尔科尔恩。”

“我是谁呢，是伊奇么？不，谁都不是。”

“你是一位出色的高中生。是学校里最为优秀的那个。”

“傻瓜！尽说些老掉牙的话。什么聪明的男孩，不过是自己按时上课学习的孩子。”

“你当然不会一直这样学。你还想要什么与众不同的么？你是我的朋友，这就够特别的了。你，就是那明日之星。你是班里懒人胖墩之友。也就是手风琴手，伊奇。”

“伊奇，你们是不一样的。”

“你可是说过的，我们不再用你们、他们、我们相称了。”

“你们遭受了许多。遭遇的神秘同我纠缠不清。”

“呵……你想让我把你钉上十字架吗？我试试吧，我保证，我会成为班里乃至学校里最勇敢强壮的那个。我会撸起袖子好好干，准备好十字架、钉子和荆棘之冠。”

“你就是一头无可救药的蠢牛，而我可不是这样。一头牛，伊奇，这就是你。行了，够了。还是等你何时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投票权，我们再聊吧。”

几千年过去了，科齐医生拥有投票权也很长时间了，他甚至都已经忘记了那玩笑话。还是病人自己在做那伟大的检查之前将这玩笑话记了起来。

“你把我介绍给哪位心脏病医生了？他怎么称呼？是叫艾尔—阿尔么？”

“不，不是什么航空公司。是叫巴尔—艾尔，和艾尔—阿尔正合拍。叫巴尔—艾尔。”

贝尔纳德·巴尔—艾尔大夫是位高个男士，他皮肤黝黑，为人得体，行事敏捷。他迅速地思考，立即安排了检查。俄罗斯男护士也礼貌得体。他仔细地检查了血压、脉搏，又进行了心电图测试，还往血管里注射了造影剂。半小时过后，病人躺上了滚动带。巴尔—艾尔一面握住心脏病人的手，一面全神贯注地盯着检测屏。

“好的，挺好的，继续向前，怎么样，你还行吗？”

“嗯。我可以的。”

当你觉得自己快丢了魂的刹那，医生拍了拍你的肩膀。

“行了行了，我们就到这吧。”

他没有丢了命，同样也没预料到会就此停下。

“最近你有没有感到胸腔疼痛？呼吸短促伴有刺痛？”

“没有，什么也没有……只有胃，我去科齐医生那儿看过了。”

“科齐医生把胃镜和肠镜检查结果给我寄来了。你的胃没什么问题。”

“可是我们之间开着玩笑，说病人都奄奄一息了。我的胃折磨着我。科齐医生换了好几次药了，但都是白费力气，我的肚子里怕是有条恶龙在翻江倒海。”

“好了，这都会解决的。现在，我们需要对心脏做一个核磁共振。很快的。我不知道费用是不是可以在你的医疗保险里被报销。你愿意自费检查么？”

“如果有必要且很紧急的话……”

“需要七八百美元的样子，我现在就给医院打电话。”

一小时以后，病人来到了医院。前台的黑人小姐很是友善，立马俯身认真查阅起面前的名单。戈拉，是的，是奥古斯汀·戈拉。

两天后，巴尔—艾尔打来电话，表示对检查并不满意。

“我不相信检查结果。我们还得再确认一番。病人的年龄要求我们得谨慎仔细。事实上，任何年纪都得这样。我为你安排了一个血管造影，给我打个电话吧，我们定一下检查日期。”

这就是早晨的消息了。

神奇的冬日之景与巴尔—艾尔毫不相干。他表情木然却很是上相，简直棒极了。教授望着森林。在他身边的长沙发上，放着科林斯出版社出版的相册《美国生活的一日》，这相册又大又沉，其封面为蓝色。头戴黑色礼帽的黑骑士，骑乘一匹黑马，行走于蔚蓝的夜空之上，途经那一弯洁白的月儿。在这下方，写道：我们疯狂、幸福并充满希望：我们轻狂而激进。也就是我们这群初出茅庐的高中生，开始渴望知晓这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27]疯狂，幸福，充满希望：轻狂而激进的初中生们，对这灿烂的人世间刚刚有了萌芽般的醒悟……在他那崭新的家庭相册里，美国佬们就这样诙谐地界定自我。

标志性的照片：满头金发的姑娘和小伙子，身着一袭白衣，紧紧相拥起舞。他们闭上了双眼，飘飘欲仙。这是1986年5月2日。

1986年5月2日那天我在哪里？露在我们的故国，彼得·皮佩尔科尔恩在一部德国小说的某一页当中，未来的病人戈拉对自己的动脉堵塞和血管成形术还一无所知。

***

古斯蒂·戈拉和伊奇·科齐一直是朋友，甚至在地窖的神秘见面之后也依然如此。争议还在继续，伊奇变得更为激动，戈拉在做决定时总是固执己见，而且懒于在事后总结教训。

“爱情是没有必要的，古斯蒂。”朋友科齐重复道。“听我说，爱情毫无必要，我们总是愚蠢地等待着爱情的降临。爱情，被爱，你听到我说的了么？在千百年的仇恨和流浪之后，有人忽然间对我们倾心。爱你身边之人胜过爱你自己吗？身边的人！呃，我明白……但即便你爱身边的人，那爱意也无法与你爱自己那身体发肤的程度相比。一个谎言。从来不可能存在的。假若两者相同，那真是太过分了。他们为什么爱我们呢？我们更好，更迷人吗？完美无缺？我们完全不是如此。所以说：还是放过我们吧。这样就够了，就够了！你听明白了吗？仅此而已！不要再要求我们变得更好，更迷人，甚至完美无缺。仅此而已！爱情毫无必要，古斯蒂。”

古斯蒂一直保持着沉默。他随后拒绝了和伊奇或是其他什么人谈论这一主题。当出现了关于这一紧急话题的各种争论和冲突，抑或是关于蓄胡男人和那些传统咒词的笑话时，他就干脆离开房间。大学时代，他在这方面的举动也并无二致。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大学助教，常常去那间人们争论社会热点的阁楼。露并不知道他丈夫在年轻时候选择了圣徒彼得。然而在那一次，伊西多尔·科齐早已远去，不知所踪。

中学毕业后，伊奇误打误撞进入了一所体育运动学院！戈拉大为吃惊。科齐成为了青年组铅球冠军，甚至还练习举重和皮划艇。伊西多尔·科齐，是一名运动员吗？他的那些同党们可不是靠这种形象获得了名望和反感态度。这么看起来，他那异国情调的选择还远远不到位。于是，伊奇选择了去特兰西瓦尼亚的首府克鲁日去上学。

“在这里你也能上学，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那里的人更严肃些。我受够了那些关于我的玩笑，还有我自己开的玩笑。而且，那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就是个无名氏！你想想，谁都不认识你是什么感觉！”

戈拉微微一笑。克鲁日比布加勒斯特要小得多，无名氏很快就会人间蒸发。但戈拉不想和这运动员争论，倒是满怀深情地看着他。

一年之后，伊奇回了家。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告别。他被一个来自委内瑞拉的豪门叔叔给“救赎”了。

“我们的马克思成了一个石油大亨！花钱如流水。你还记得吧……当你想逃离的时候，我就来赎了你。不会有一大堆邮件等着你收，不过你很快就会收到我的地址。很快。假如我换了地址，我也会告知你的。你给我写信，我来安排一切。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我不是为了圣彼得才这么做，而是为了圣奥古斯汀·戈拉，那个罪人。”

加拉加斯的地址许久之后才印在了一张精美的明信片上，上面只有寥寥数语：“尊敬的阁下，在此为您呈上我的地址并送上我的问候。我与您同在。”

戈拉定期写信告诉他同班同学的发展情况，但对他们的祖国或是委内瑞拉却只字不提。然而，没有一封回信。几年后，他收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伊西多尔·科齐，医学系学生，他手拿着一个网球拍，站在一群巧笑盈盈的苗条姑娘旁。照片的背面是一间单身公寓的地址，是他先前在加拉加斯大学附近买的。等他毕业之后，他又收到一张来自纽约的照片。婚礼：伊西多尔与伊莎贝尔·摩托拉。风韵别致的犹太教堂、优雅可人的新婚夫妇、风度翩翩的来客嘉宾。照片的背面写着关于这位新娘的一段简短介绍：女博士，美国人，著名风湿病诊疗专家之女。“今天，我们诚挚邀请我的老朋友奥古斯汀·戈拉参加我们的婚礼。婚礼将于第五大道举行。这是属于他的席位。请写信给我。”

戈拉没有回信。与境外相关的任何通信都会减少他获得护照的机会，增加不确定性。

他来到新世界后，没有同伊奇大夫联络。他并未准备好同其见面。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回想，又有太多事情甚至都回想不得。得知露不愿同他一道前来，伊奇可能是相当生气的。在他的那封信中，他写到了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戈拉极尽细腻的笔墨来描绘这位可爱女人，她的美丽、智慧与细腻，但对她的种族却只字未提。不，他感觉自己并没有准备好说服科齐大夫：她的种族并不是他做出选择的决定因素，也不是因为这一点使他的家庭分崩离析，而与妻子的分别也没有动摇他这一信念。

待彼得·加什帕尔现身的时候，戈拉教授还是出面找到科齐大夫，请他雇用自己的前妻露工作。伊奇久久地沉默着，等待着细节的出现，但却什么也没有收到。在长久的静默过后，他终于还是雇了戈拉夫人干活。

古斯蒂一再用各种借口推脱着同老同学、老朋友的见面，科齐似乎明白了，或是存在着个中隐情，便也不再坚持。在本就不多的电话交谈中，他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地对这话题避而不谈。在九月之鸟到来之前，他们一直信守承诺。戈拉给他打来电话想打听露是否还活着，这是那天最重要的消息了。之后，便是沉默。然后，他的胃里似有恶龙翻滚，他需要一位医生。伊奇会不会也变得同其他美国医生一样只看电脑和检查数据，却对病人视而不见？不然他或许也不会负隅顽抗，在前往老同学诊所的路上他暗自思忖着。

“您从哪儿来？”出租车司机问道。

“我来自巴尔干，你呢？”

“我来自苏联。”

“那很大啊，苏联可是个大地方。”

“巴尔干也不是一个小乡村呀，可我是来自苏联的。”

这辆车还是彼得失踪之前为他预定好的，加什帕尔还提醒他：“它来自我们的青春年代。”

“波尔坦斯基不是一个立陶宛名字也并非一个吉尔吉斯名字吧。”

“我是苏联人。我曾经是，现在也是。如果我没想错的话，你是要去看医生吧。”

“是的，去看我的一位旧日同窗。”

“他也来自巴尔干么？”

“是的，他帮我找到了我需要的药物。你呢，你在苏联那边是做什么的？”

“当兵。我在军队里。是红军。”

“用这名字参的军？”

“嗯，就用的这个名字，伊瑟莱尔·列奥瓦·波尔坦斯基。在军校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两个人姓这个。总共有4000名学生。得亏我成绩好，他们拿我们没办法。我一直是苏联人。要是有个朋友凌晨两点给我打电话说需要我的帮助，我一定会立刻赶过去。无论我多疲惫，甚至拖着病躯也要去。我现在生病了。肾脏受伤。在你们这美妙的美国，最初来的10年里我是一名开卡车的司机。那辆卡车就像个巨无霸。我夜以继日地工作。我认识他们的医生。他们会问你关于保险的事儿，而不关心你的病情。您买了什么保险呀？数字，我们不过是数字。数据，统计。不，先生，我们很抱歉。医生可不接受这种保险。美国佬的礼貌之处。生意[28]！这个国家的解药。”

“这怎么说？”

“经济！它支持着所有的腐败。贪欲和狡猾，富人愈发富有，政客们的谎言，电视上的八卦新闻。这种民主可要糟糕得多。”

“真是这样么？”

“是的。你要是想去竞选议员，就必须要准备好几百万美元。你卑躬屈膝地向他们讨要几百万，然后答应之后给他们些好处？唯一的解药：经济。人性的弱点完全被它所操纵着。它维持着腐败。工作，生意，金钱。剥削压榨。要是老板想让你滚，你两分钟内就会被扫地出门。而后，你就会失去医疗保险，房子，汽车，一切。所以，你小心翼翼地行事，不想失去这一切。你像奴隶那样工作，又依附于这一奴隶制。在这里，人们总说‘上帝保佑美国’[29]。工作狂。你像一个动物那样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半小时。而后，人们就会埋了你。”

“那你为什么来这儿？”

“呃……孩子们。是为了他们。所谓的，为了孩子们。我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闺女。我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他们可能根本没有这概念，也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我和我爱人疯了似的工作，为了给他们提供所有的一切。这是没有灵魂的一代人，先生……我的女儿，我的小心肝。索菲西卡。索菲亚·波尔坦斯基。波尔坦斯卡娅。现在是个大学生了。漂亮，聪明，优雅，还有点儿被宠坏了。暑假的时候她要去锡拉丘兹上一个短期修习班。锡拉丘兹大学！她在网上找的锡拉丘兹大学开设的暑期课程。你想远离我们吗？你母亲都不知道还可以为你做什么了。她现在每天都把你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而后熨平整，叠整齐，用完美的标准要求自己。还有我呢，索菲西卡？一个月，爸爸，一个月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电话联络，爸爸，我们打电话行了。你听到了吗，打电话！另外，你还可以发电子邮件呢。”

伊奇·科齐大夫老了，但他的记忆力未曾衰退，而且从不放过炫耀的机会。

“你来到了你早该来的地方。我给了你我曾答应给你的地址，不是么？”

“是的，你给我发过。”

“每次换了地址，我都没忘记通知你，不是么？”

“是的。”

“你却躲了起来。那里的冷漠改变了你。几十年。你浪费了好几十年的光阴。”

戈拉不出声，只是微笑。他瞧着科齐大夫一尘不染的白大褂，她的金框小眼镜，花白而蓬乱的头发，酒红色的领带，海蓝色的衬衫，一双毛茸茸的大手。他只是看着，嘴角泛起微微笑意，缄默不语。

“我希望你保守了秘密。我们那地窖的秘密。”

“我一直守口如瓶。”

“你没有为秘密警察效劳过？告诉我，你没有。我听到到处都有探子。你很难彻底地摆脱他们，也很难不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分子。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和我详细说说，好吗？现在我们得去诊所了，去看看你的身体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改天我们再讨论关于灵魂的问题。”

科齐在诊所里很细致地为病人做了全身检查。

“我们会为你的胃找到治疗方法，但我觉得可能毛病还不止这个。”

戈拉就这样来到了巴尔—艾尔医生这里。待核磁共振检查结果出来以后，他又给伊奇打了一个电话。巴尔—艾尔为他推荐了爱德华·赫斯皮塔尔，这是一位澳大利亚医生，将为他做血管造影检查。

“他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位流浪者。但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你碰上了一位相当可靠的家伙。别看他手生得小巧，可办事却很牢靠。我认识他，别担心！”

“那……正如我们约定的那样，她必须毫不知情！”

“戈拉先生，我们相识如此之久了，我们知道何为秘密的。”

每一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了解并熟悉，直到死亡之棍将我们唤醒。

***

跑步机的滚动带同秒表和脉搏器相连。突然之间，红色报警器拉响。锣声宣告了倒计时的开始。你睁大了双眼环视四周，想好好瞧瞧这即将见不到的一切。松鼠横死在屋前，腐烂的枯木。生命的精疲力竭，过去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好似它们从未存在过。

享受这片刻的欢愉吧，品味他的圈套吧。他已不再年轻，即使他曾经年少，但他也无法希冀于光阴的延时，当然偶然性还是需要被尊重。

书籍将他挽留于时光年轮的回转之外，使他免遭岁月的销蚀。他端详着自己的书架，那上面陈列着封皮老旧的书册，正是这些老朋友陪伴着他在最后一次移民之前颠沛流离。他明天将在外科大夫赫斯皮塔尔面前焦虑不安却彬彬有礼地向他道上永别。那必是恋恋不舍的兄弟情谊，毕竟这将是最后一次告别。面对那将你从死神手里夺回一命的人，除了伸出你的手作为告别，还能奢求什么比这人道的仪式么？

当你已无人可别时，在最后时分，孤独就会变本加厉，但也会变得愈发纯粹而不依附于他人。他的双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曾费尽力气才适应了没有他们的生活，并承受着失去他们的思念阵痛；奥勃洛莫夫为懒惰题写了赞歌；伊奇留在了青年时代的地窖中；圣彼得待在了加利利；基拉·瓦尔拉姆将一生奉献了给他那孤僻的儿子；迪玛遁入了虚空之中，像是陷入了应有的平和；拉曼查的骑士无法原谅达辛妮亚的不贞；帕拉德就同他的英雄罗伦特那般，被一枚子弹谋了命；彼得通过合法的大规模闹剧使那位荷兰同名人变得默默无闻；坐在蓝色马车里的金发小女孩经过男孩面前，那男孩好似被鬼怪勾去了魂，宛若童年模样……而露，她被迷魂药弄得头晕目眩，却借着青春的魔力幸存了下来。距那次并未成功的离别已时隔多年，任何会造成与露分别的礼仪形式都显得可笑无比，恰如它所展现的那般，是毫无用处的。

他用手掌摩挲着干净整洁的办公桌，桌上的书册码放于左侧，还放着昔日的那对红手套。明天，在亡者的最后一次挣扎过后，一切都将复回原位，无论是书籍、露，还是那些逝者的悼文，就连这些人最后也一个个失踪无影，连同其所有痕迹一起消失殆尽。只有爱德华·赫斯皮塔尔的眼眸还能留住病人的面容一会儿，其临终的样子让之确信，他受到告慰并非因为患者的感恩，而是因为患者接受了如蚍蜉般短暂生命的平和安详。尽管他总以天真的愤愤不平来加以抗衡。虽然，他还是会和赫斯皮塔尔说，他是富足的，至少他曾经透过那非物质的强度和不可磨灭的欢愉变得富有过，当然他亦坚信最后的最后，物质仍是不可战胜的一方。而这些欢乐和短暂的抗争却是不可忽视的，它们绝不该被忽视，这就是他同那澳大利亚人所道之言。

***

病人按照医生的要求早早地来到了医院。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医生的描述：加入血管造影的结果显示需要手术的干预，那么就立即做血管成形术——将一个微型圆球和一个摄像头的组合插入到腹股沟附近的股动脉中，让它们在亟待清理的动脉中不断延伸。那小球不断扩大，挤压沉淀物，使动脉得到扩展。而后，将在里面放置一段金属管道，让它能保持调整后的状态。会给你服用镇静剂的，但不用麻醉，医生需要知道病人的即时活体反应。

奥古斯汀·戈拉于是便躺在一张狭小的床铺上，手脚都被固定住，双眼盯着电脑屏。蓬特科沃大夫出现了，高而瘦削的男人，有着一头黑发。后面跟着的是赫斯皮塔尔大师。这位教授个子不高，但很健壮。他的手不大，一双蓝色的小眼睛，还有花白的头发。他强壮、敦实，让人有一种可依赖感。

“我们不打麻药，您也知道的。我们需要病人保持清醒，不过会给您服用镇静糖浆。”

中国女人递给他一杯玫瑰色的药剂，病人喝得一滴都不剩。他感到腹股沟处的血管被异物扎入，那是摄影镜头在行进。他闭上了眼睛，电子蟋蟀紧锣密鼓地前进着，而病人抓紧了床上的金属杆。他双目紧闭，咬紧牙关。

赫斯皮塔尔又走到病人身边。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您想先听哪一个？”

“好消息。”

“我们可以做干预手术。”

这么看来，托了魔鬼的福，垂死者还要继续接受侮辱。

“坏消息是您的动脉已经堵塞了90%以上，有些部位甚至达到了99%。可以说是布科维纳的新鲜奶油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我想我别无选择。”

“没有什么选择。手术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它也有风险，比如梗塞、休克。不过这非常罕见，但不是不可能。”

澳大利亚人不说话，病人也缄默不语。

“所以，同意了？我们做手术？”

“做手术吧。”

“我们会给堵塞的动脉输氧来清除一些沉淀物。而后，我们会搭上一个架子，通常称之为支架。它会维持你动脉的畅通，血液循环将回归正常。”

医生卷起了他的袖子，来到电脑前。

针头对准了胸脯的凹陷处。深一些，更深一些。在屏幕上，小昆虫摸索着前进的路径。一个酩酊大醉的蚂蚱，颤抖着，蚕食着动脉中的垃圾。尖锐、持久的疼痛。戈拉闭上了眼睛，双手紧紧抓住了床边了栏杆。

“给我紫杉醇支架。”赫斯皮塔尔命令道，“洗脱支架2号。”

病人睁开了眼睛：女护士从下方抽屉中拿出一个小圆柱体。她拆开了包装，递给了医生。一颗小型炮弹，小巧玲珑。长久的痛苦，像是一种毒液，直到液化的大脑。然后，是另一个圆柱体。又长又细的针头。重新扎入，沉重的喘息，绝望的呻吟。病人闭上了眼睛，又睁开眼睛，死死地抓住床边的栏杆，然后又松开了手，再抓紧了栏杆。时间不复存在，它自我吞噬了。

“1小时10分钟。”中国女护士掷地有声地宣布道。

“我给你放置了两个支架，”赫斯皮塔尔解释道，“两条主动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至于其他的，就等下几次吧。你一个月后再来吧，一个半月吧。”

他留在病床边，瞧着这个复活者，朝他微笑。

“我们只是管道工。修修管道罢了。”[30]

房门开了，教授和助手走了出去。病人手脚上的束缚都被解开了。长着小胡子的男护士推着车，将病人一直送到四楼的病房。他身上接着血压测量机。病床对面的屏幕上显示着相关结果的图标。药片和水杯放在金属小车上。他双目紧闭，进入梦境。

下午的那位高个金发女护士进来了。

“您叫我么？”

药片下肚泛起一阵酸潮，胃部的疼痛又卷土重来。他好不容易才憋出一句：“你是哪里人？”

美人笑道：“我是波兰人。”

“我还以为你是好莱坞来的呢。”病人喃喃。

她身材高挑，身形苗条，风姿绰约，在新世界打拼应该是在一间酒吧或是在一个舞台上，而非在一家医院的走廊上，何况这里还充满了有毒的气味和痛苦的呻吟声。

成为了鬼怪的俘虏之后，戈拉不住地呻吟着，可是那波兰美人却笑盈盈的。“似乎我就是加什帕尔……我真是受够了明海尔。”疼痛灼烧着他。哈利那拿着一小勺黄色液体回来了，她把戈拉的枕头升高，将勺子探入他微微泛紫的唇瓣之间。病人吮下了药液，沉湎于迷幻与欢愉之中。被这催眠之水弄得萎靡不振。

当他再次醒来时，那女护士变胖了许多。她还戴起了眼镜，看起来像个蒙古女人。她微微笑着，快乐又慈爱，露出一口完美无瑕的牙齿。她拿来温度计，将之放进他的嘴巴，置于其舌头底下。“行了，您没有热度。血压同书上写的一样。”她拿走了小便器，又端来一个小托盘，上面搁着五粒彩色药片和一杯水。“很快你的早饭就会送来了，饭后是晨间例行查房，之后你就自由了。”病人们只能待一晚上，这是规定，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患者们来了又走，留下缴费账单，那个苏联人波尔坦斯基说得有理。电话响了。

“我是巴尔—艾尔大夫。教授，您现在感觉如何？赫斯皮塔尔和我说你的血管堵塞了95%—99%的样子，多亏我料到了病况的危急性，及时为您做了手术。现在一切都很好，我两星期以后再来看望您。”

赫斯皮塔尔手拿着文件夹和相片出现了，那样子就像一个刚从糕点室里出来的厨子，一身白大褂，头顶直筒高帽。他身材矮小又敦实，一副很受人信赖的模样。

“这里是已经动过手术和我们将要动手术之处的图像。你看，这动脉已经被塞住了，而另一边，另一条动脉的拐角那边就是金属支架了。堵塞的地方有三处，你看这一条动脉上就有两处堵塞。最新型的支架是用一种保护材料制成，可以预防之后的沉淀淤积。我希望您感觉不错。我们得重新做一次血管成形术。两个月后我们会修复剩下的动脉。我认识科齐医生，他对我说起过你。我知道布科维纳的早饭有多么令人垂涎，那裹着鲜奶油的树莓怕是美味极了。”

不，赫斯皮塔尔大夫不是莫里哀[31]的医生，也不是什么新时代的官僚。

“我看到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到处挤来挤去的病人。”

“的确。我晚上八点回家，早上五点起来。我也希望能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的家人，能更多地与我的孩子们相处。我每天在这里做事情，不过是推迟人们相互离别的时间罢了。”

戈拉全神贯注着，但尚未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的确，与这位陌生人分离将会是一件多么大的憾事，而当着其他证人的面与自己分别也不是一件公平事。

赫斯皮塔尔伸出了他小手，病人用自己的小手将之握紧。大夫向他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我的女助手办事很利索，她会接听所有来电。您何时来电都可以。”

病人艰难地让自己偏向左侧卧躺。赫斯皮塔尔好像还想补充说些什么。

“啊，对了……我差点忘了。伊奇和我说，没有人能陪您出院。因为您在美国无亲无故。”

“是的，我没有。”

“好的……我会派一个女护工过来。她会给你叫出租车的，然后送你回家。她叫艾尔薇拉，来自您的故国。”

这位头发花白的小老太太，拄着一根拐杖，扮演着亲切的母亲、姨妈和女邻居的角色。一份珍贵的礼物：母语。那么熟悉，简直是荒漠中的治病良方。艾尔薇拉用自己的玩笑和认真的态度保护着病人直到家门口。她还准备扶他躺上床，为他盖好被子，沏上一壶茶。

“谢谢，谢谢，艾尔薇拉。你真是个好人。1986年的时候你就在这儿，在美国了？”

小老太太惊讶地看着他。

“是的，当然，那时候我就在这儿了。”

“1986年5月2日呢，已经在这儿了？”

艾尔薇拉眨了眨眼睛，不明白这位教授到底想说什么。她不曾出现在《美国生活的一日》这本相册中，她不知道1986年5月2日就是那一天[32]。戈拉感谢她全程的陪伴，他打开门，朝左侧俯下了身，用肩膀推了推门。

***

那广袤世界其实很小。科齐认识拉里一号，也就是阿瓦基安，后者又认识拉里二号，拉里二号又认识贝阿特丽丝·阿特温。

加什帕尔将自己的世界带入了戈拉的世界，而戈拉又将迪玛和帕拉德回赠给了彼得。加什帕尔收到的那封威胁信又让另一个时代的嫌疑者阁楼变得充满生机。

现在，他又进入了孤独的另一个阶段。在他的病床上，流亡计划并不能缓解他的痛楚：他发表了关于西班牙和法国中世纪文学的论文，一些关于拉丁美洲散文的评述，一些关于大众神话及民俗文化的研究结果。他在一些大学里担任教职，对他而言这似乎是在延续一种幻象。

他现在挺欣赏美国。这个国家的矛盾和愚蠢之处并不会激怒他。他不希望在这里扎根，只是想有一种平静的分离感。一种类似于孩子爱上玩具式的迷恋，他明白只是仅此而已，一种无人称的玩具。他用一种更为发奋的实验代替了简短而有趣的悼文。“更刺激”，他习惯了这么说。

他不是堂吉诃德，不是K.先生，不是奥波洛摩夫，不是汉斯·卡斯托普或者毫无个性的乌尔里希[33]，也不是那些对他的青春期产生过影响的其他人。阿瓦基安对他离开学院而去了一所规模更大的大学这件事抱憾在心，并通过科齐向他转达了这份遗憾之情。他风度翩翩，博学多才，平易近人，在和科齐的对话中他就是这么形容的。他还急于向戈拉重复这些溢美之辞，“让自身感到舒适。”伊奇·科齐补充说。

“是的，医生，我喜欢你的朋友。尽管他偶尔会制造一些让人吃惊的事件。千奇百怪的。在讨论秋季新学期的课程安排时，有人和我说过关于教研室会议的事。俄罗斯语言文学教授建议开设‘俄罗斯文学中的同性恋’这一课。戈拉先生没能管住自己的嘴巴。俄罗斯文学？没关系。[34]说说谁呢？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别尔？果戈理是个阳痿，他跟一个特别为他定做的橡胶娃娃做爱。这并非法语、德语或是英语的语言文学，这个东欧人夸夸其谈道。他的同事，无论男女，都默不作声。年轻的俄语教授面色惨白，没想到这人懂得比他还多。”

阿瓦基安讲述这一倒霉事时的快感来于他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以及后来再次听说时的愉悦感。

俄语教授提及了几个鲜有提及的名字，还提到了茨维塔耶娃。“我不认识茨维塔耶娃。”戈拉教授辩驳道，“我既不想知道，也不感兴趣。”她与自己所爱的男人共结连理，有了一个儿子还有几个情人，但这都不是问题。单单一个名字也不足以开一门课。投票表决时……产生了四张弃票，戈拉投了反对票，而其余人均为赞成票。凡·拉斯特夫人，这位开设维多利亚时期戏剧课程的教授，气冲冲地甩门而去了。她走到门口时，伸出了自己的食指冲着这位流亡者比了一个满是威胁的手势。“你哟，你就滞留在那东方的课程体系里吧，我们这里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工作了。”她说的可有道理呢？她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抱怨戈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斯大林分子。别人也一样。我拒绝这类讨论。他不曾在美国深陷困境而被暗杀，他也不是一个斯大林分子，从来就不是。我了解他的生平。他表达了一个观点，是个纯文学的见解，但却在表决中被否决了。他们还要什么呢？他也没有抱怨说他们对俄罗斯文学一无所知。在我们这里，在这充满了禁忌的伟大民主国家就是这副德行。人毕竟是人，他们总是需要一些固定的支撑。他们发了疯一样地让思想依附其上，由此产生了周期性的思想飓风。性侵幼童、节食、飞碟、穿墙越壁的幽灵、死者的亡讯。其间，我还亲自找到了一些俄罗斯讲同性恋者的小说，很是有趣。但是那时候，人们对于这群人了解甚少，没有人理解他们。戈拉没有从未再出席过系里的会议。我为他感到遗憾。

阿瓦基安的节奏缓了下来，科齐如是认为，他说阿瓦基安做了一个长长的停顿，等待着古斯蒂的反应。

“在那次意外事件后，你就再也没有参加过系里的会议，阿瓦基安和我这样说。吃午饭的时候，你也会在食堂里找一张两人用餐桌，然后把自己的公文包和外套放在另一张椅子上。你只想独自一人用餐吧，你的确也做到了。对你的评价都不怎么善意。孤独在美国是非常可疑的，它被看作是傲慢自大。但是阿瓦基安院长很为你遗憾。”

阿瓦基安等待着他那听众的反应，伊奇是这样说的，他等待着对方能夸赞一番自己的智慧与仁厚。

“是的，我为他感到遗憾。学生们都很喜欢他，还戏称他为‘普宁’[35]，当他想要调职的时候，我就同他说：我想把你留在学院里，即使你不再是那副博学多识的样子了。挽留的理由也很清晰明了，为了能使学生们认识到你的端庄得体和耿直率真。在离别时分，我也告诉过他，蒂莫费伊·帕夫洛维奇，我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想把你长长久久地留在学院里。我也不知道我能忍受纳博科夫多久，但是你，我接受你蒂莫费伊·帕夫洛维奇，是完全可以的。他笑了，他知道自己的外号，对它也很是喜欢。”

科齐医生给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对那个外号倒不甚讶异。定是从书中得来的！尽是些让人站着都能睡着的故事，我们巴尔干人常常这么说。不仅仅是一些故事罢了，还是令人昏昏欲睡的故事。或者是一些书本里来的。尽是些妖魔鬼怪。圣彼得你也是从书里看来的吧。要是你学会开车就好了，那你就可以尽情游历这个无与伦比的国度，还可以环游世界了。不是去什么会议、大学，而是去游历现实世界。就竭尽你所能，让真实的人们为你倾倒，正如你应得的那般，让自己魅力四射。我不会忘记你那关于上帝选民的课程。上帝的选民，经书的人民。当然，那可是圣经！尽管你也不认识别的被选中之人，只认识班里胖胖的手风琴手，也就是我。我吧，你也知道，我就是一个书呆子。耶稣、彼得、犹大、保罗以及他们的教友，你都是从书里认识的吧。神圣之国就是经书之国，不是么？你问我是否听说过毫无个性之人。问的是我有没有听说过，我有没有从书中看到过吧！你的意思好像在说他们不过是我们的一个邻居。你也知道我不读书的。你告诉我，让我不要忘了：您心中的贵族应是书本的贵族，你无法让自己仅呆在某处就变成了一个社会贵族。真正的贵族诞生于不幸之中。我那会儿张大着嘴巴，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仔细听着。毫无个性之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难道是说没有蛋蛋之人？你那会儿笑了起来，我多想你现在也能笑一笑。但是时间流走了就是走了。纵是对于那些埋首书册的人来说，亦是如此。”

科齐大夫的言论字字珠玑！现在，时间流逝的方式不同往日。它以一种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节奏流逝着。肉体也不再是原来的模样。所以，一切都变了。思想也好，骄傲也好，沮丧也好，皆被改变。即便是那不确定性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不完整的思想也是……那些伟大的字词都不复最初的模样了。

“还有没有什么未曾变化的事物？”夜晚的幽灵问道。

“我心中的女人。”戈拉喃喃道，“她坚不可摧，因为她不在那里。”

浓密的黑发，粗长的辫子，一直延伸到背部。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深邃而紧张，伴随着天真的忧郁。洁白的额头，没有一丝岁月的痕迹。柳叶眉透露着东方人的气息。高挺的鼻梁，线条细腻。轮廓分明的嘴唇，微微颤动。年轻人的脖颈，像雪花石一般。

嫉妒之情不只起源于想象，也存在于记忆当中。那里，失去的肉体保留了失去的灵魂。那里，在记忆中：赤裸，仰卧，一双长腿挺得笔直，或是蜷曲着，微微背了过去。她用温柔的呻吟迎接着男人。那里，教授啊，欢愉的呻吟，你看到了自己，而如今你已不在她身旁。而你也看到了替代者。尖刀刺伤了回忆，留下了鲜红的血液。瞬间的痛苦慢慢地向前，慢慢地。

粗重的喘息，这就是爱情，书中就是这么定义爱情的。幼稚灵魂的呻吟。微微呻吟着的女子两膝跪地，彼得如同往常一般俯在她身上。苍白的胸脯，圆鼓鼓的髋部，贝壳形的生殖器。长长的胳膊温柔地抱住了戈拉，温柔地抱住了加什帕尔。脑袋的运动突然开始。黑色的发辫被甩到了背后。

老人戈拉日益佝偻。他再一次被抛弃了。匆忙奔走的尤利西斯不是为了回家，而是为了离开他所有的家，走进那些挣脱了桅杆上的枷锁的流浪者当中。他们和他都幻想着幸存后的冒名顶替，还有那自由解放。

戈拉教授感到自己日益衰老。露和彼得这对伴侣将他甩在了身后，那不可复返和毒气弥漫的时间中。

流亡之前的流亡，而后是流浪与迁徙，对露再次出现的希冀。接踵而来的是日常生活，无休止的工作，毕竟是在这个工作成瘾的国度，唯有如此才能忘记自我。冗长的白昼，短暂的黑夜，无尽的年岁和日益加速的时间。鲁滨孙的日历：在新海岸上的20年。错愕，迷幻，重生，然后最终，异化。一个热情好客、活力四射的国度，但同时也是一块分离的屏幕。异国人在流亡者的国度有自身的优势……然而，在这个混杂了种族、语言和信仰的陌生王国，他怕是不敢撰写任何一个居民的悼文。

他将厚重的画册《美国生活的一日》摊在了桌上。在这片荒漠中，他寻找着塔拉，德斯特和彼得。

戈拉慢慢地合上了画册。双目紧闭。他感到筋疲力尽，而这已不是第一次。他任由自己瘫倒在扶手椅上。一分钟，五分钟，五小时。

睁开双眼，他发现了桌上的白手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手。”戈拉教授听到这么一句话。食指，中指，戴着金戒指的无名指，小指，不曾粗大但如今长了茧的大拇指，仿佛腼腆地沉睡了过去。粉色的指甲面，白色的指甲。五个管道状的生命构成部分，表现着触觉的魔力。教授只相信书本，他从书本中了解到，手指尖分布着整个身体中最为密集的神经网。拉丁语称之为manus-manus，这个词将他的故国所使用的变形拉丁语中的mâna[36]和mănușă[37]二词连接了起来。他想写一首关于手的诗歌，但他不是诗人。

在一个沉闷的夏日，他走进了伦敦的一个名为《手》的展览。整整几个小时，他在展厅里前前后后地来回踱步，在不同的画像面前驻足，而后又走近，来来去去地徘徊。他看着印第安人厚实的双手，望着侏儒小丑之子的手指，端详着艺伎白嫩的手指关节，而后目光又重回到拳击手的紧握的双拳上，又盯着钢琴家弹奏着琴键的洁白手指，又重新望着妓女抚摸着自己下体时的那双纤纤玉手。他看到士兵的手指正要扣动扳机，看到赌徒的手正摸中了王牌，看到厨子用手开心地将一棵大白菜抱在胸前，就像抱着一颗尼安德特人的脑袋。他看到自行车赛车手的带孔手套，外科医生的透明手套以及女演员们那统治了人们一个世纪回忆的丝质手套。

空荡荡的长廊里倒是颇为凉爽，这里只有一位年轻的爱尔兰女士。一头红发的她，身形窈窕宛如芭蕾舞演员，正坐在咖啡色的皮扶手椅里认真地端详着她那长着雀斑的手指。他在远处亦用目光描摹着她的样子，希望她能抬起头来看看自己。然而那姑娘并没有，她无法将目光从其观察之物上移开分毫。

外面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令人燥热难耐，可是不消一会儿，他还是找到了那先前听说过的商店。这家店铺小小的，有些优雅，东西很贵。他便挑选了两副手套，作为自己收藏的开端。

他无法描绘出触感的神奇之处，只知道，他仅需将手稍往上一贴，就能感觉血液一下子奔腾起来。双手，是大脑的一部分，它们更多是受大脑而非身体的其他部位的控制。他的朋友——书籍就是这样说的。他像怪人似的观察手纹，像朝圣者似的端详手相。清晰无误的指纹。心脏之线，分散的生命线。手掌和手指的长度及形状使他重新回忆起失踪之女那难以琢磨的脾气。只见她轻松地伸开了她那修长纤细的手指，被那象牙般白皙的圆形指甲晃晕了双眼，那指甲底部还带着白色的小月亮。

丢勒绘画中那些手的复制品成堆地陈列在桌上。他尝试着用它们来替代手套，可惜失败了。手套有白色的、黑色的、红色的、黄色的，也有蓝色，有皮质的也有丝质的，有羚羊皮的也有蛇皮的，它们之中有用最昂贵的羊毛所制，也有用上等的棉布所织。这些手套原先均陈列于世界上顶级昂贵的店铺那一扇扇玻璃橱窗内，最后都在病态的浪迹天涯途中被他收集起来。

为他同住的房客花上一笔数额不菲的开销，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快乐了。他将这些愉悦的片段捧于灯火阑珊之处仔细端详，并将之一一细存，或依次轮流，或尽数全收，或怒不可遏，或欣喜若狂，就像这夜晚一般，值得珍藏。

***

科齐大夫曾提醒过，血管造型术之后紧随其后的便是抑郁，而这也得到了巴尔大夫的证实。科齐每日都给他致电，向他说明，据数据分析，抑郁是介入治疗的一种正常后果，其影响会慢慢消失。

自然，科齐已经被美国化了，离开了数据就办不成事。

“我知道，日历已经变成了节拍器。但你现在挺好，未来情况也很乐观。你为自己争取了更多的时间，现代医学创造了奇迹。”

约莫一个星期以后，科齐邀请他熟悉自己的家庭。他再也无法拒绝，也无法推脱。

“你必须出门走走，不能总俯首于书卷之间。我是知道的，理论这东西有时候的确能将你庇佑，但有时它起不到保护之效，反而会令你窒息。我的夫人十分热情好客，而且，说实在话，我们俩也许久没有好好聊聊天了。”

美国时间是短暂的。善意的动机和合适的时机都并不好找，但是他们两人都知道彼此将会永远相互信任。是的，就是这样，没错，病人笃信不疑。

科齐那富丽堂皇的公寓就坐落在麦迪逊大道上，伊莎贝拉的存在让这里的气氛十分祥和。孩子们身上有着新一代年轻人的浮躁心态，但他们也同样接受着传统的教育。这些孩子们侧身倾听着，偶尔插两句话，透着几分聪明劲儿。

所有人都出于节食的原因而拒绝品尝巧克力蛋糕，于是他们便开始讨论起了这一棘手的话题。

“说实话，我觉得你说得对。”伊奇一面说道，一面扯开领带的结。这酒红色的领带与蓝色丝衬衣极为相配。“你必须要毫不犹豫地站在受害者这边。”

他觉得没必要指出受害者是谁。

“我投向了上帝选民的阵营。仅仅是因为我拒绝了受害者这一角色，而非我接受了它。”

他的家人或许习惯了听他侃天说地，唯有戈拉能抓住这谈话中的精髓所在。一个在科齐家的地窖里设定了许久的密码。伊莎贝拉，还有安东尼奥和卡尔拉这对可爱的双胞胎，都将伊奇看作一个德高望重的正义事业活动家。他们轮流回想起许多操纵媒体的事件，强国大国间的游戏以及憎恶之情由右向左的移动。

“那不是一种移动。”科齐纠正道，“那是一种积累。”

尽管戈拉有点走神，但依然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他的胸痛依然持续着，加剧了他的不确定感和腼腆感。戈拉不太能集中注意力。医生没有察觉到这一点，这样或许更好。

“当时关于那两个使徒的事儿，你还是有道理的。我觉得你还进一步深化了这个问题。”

“我没有深化它。”

“但我深化了。保罗是个激进的人，彼得却不是。但是……”

顾客们都在喝咖啡。病人暗忖，伊奇本不该刺激我。无论是咖啡还是咖啡厅哲学，对一个心脏病人来说毫无裨益。心脏病人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

“我不觉得你会沉浸在这样的读物中。”

“我不会，但我想探个究竟。弥赛亚意味着一种终结。确定、结论和终结点。完结的想法。你说过，你曾受到一种思想的诱惑，它破碎而开放，令人满怀期待。”

“我不再需要隐匿的证明。”

“你曾需要过。”

“现在天色已晚，病人们该就寝了。”

“我曾坚信你会成为一个作家，那些书和虚构之物总让你着迷。”

“很遗憾，我太理性了。”

“所以，你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实用主义是理性的。”

“或许吧，但这是一种简单化。一种限制性。”

大夫不愿让病人离开，他知道没人在家等着古斯蒂·戈拉。

“和你说一说我那朋友加什帕尔的事儿吧。”

他们来到了伊奇的房间，其他人都已离开。

“大约在一个月前，他来了我这儿。就在他失踪之前。他失踪了，不是这样吗？我听说了，但是我并不相信。他或许是躲起来了，之后便会再次出现的。就在消失前，他来了我这儿，但并非是为了什么问诊。那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他想偿清一笔债。他没来见我，只是留下了一个要转交给我的圆筒，里边儿装着一件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

戈拉醒了，突然全神贯注。伊奇的把戏成功地将他的身体从脑海中抽离出来。大脑这台机器又嗡嗡作响，被惊喜激发了活力。

“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拿给你看看。”

“我想看。”

“这是无价的艺术作品。一幅水彩画，是关于一头大象的作品。”

戈拉聚起所有的注意力，脑海与那怦怦跳动的心脏联结了起来。

“什么水彩画，什么素描，我可一窍不通。不过是艺术家的艺术技巧罢了。亚洲象[38]。大象[39]。加什帕尔先生的复仇！B.B.说得对，动物的女王。你是否想起了碧姬·芭铎[40]？她充满了赤裸裸的野性美。而现在的她已经是位垂暮之年的老妪，喜欢动物也热衷于保护动物。我猜她兴许会有大象的作品吧。”

伊奇从他那张大大的办公桌底下掏出一卷蓝色的筒，从中抽出一幅画来。他将其展开，将它翻过来，露出认证章。用英语和泰文写着泰国大象保护中心。一旁手写着，艾特，雄性，11岁[41]。象鼻子卷着画笔，绘出黄色和黑色的圆圈。

“艺术家艾特一点也不比我们两条腿的家伙逊色，我们只知道为了一幅涂鸦索要金钱百万。想必你应是知道北斋[42]的故事的吧。君主召见他，要求为其绘一幅画。画家摊开画布，并要来一只母鸡。他将母鸡的其中一只鸡爪蘸上红色颜料，将它置于画布之上，任其傲气地信步其间。然后又为它的另一只爪子涂上蓝色颜料。母鸡很快地走完了它的‘平原之旅’。当皇帝问这位绘画大师他所绘何物时，北斋先生毫不迟疑地回道：‘此乃秋日黄昏。我不知道当时皇帝是否品出了其中的笑点。加什帕尔的复仇，我很是赞赏。尽管我总大象大象地喊他，因为他块头实在是太大了。而他就任其发胖，毫不在意。”

戈拉用心观赏着黄色与黑色的曲线。只见黄色慢慢交融于黑色之中，而黑色也突然融于黄色之间。呀，画得真不赖。

“这画叫什么？”

“我不清楚。加什帕尔没告诉我题目。我们姑且将它唤作‘无题’吧。”

“一幅大象的画作还是得有一个题目的。RA0298。不如就用这个做题目吧。”

“这可不算题目，这只是它的注册号。”

“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一串串注册号了。只是不像在奥斯维辛那般将数字纹在臂膀上，而是烙上了信用卡、维萨卡、万事达卡、白金卡、社保卡、保险卡、地铁卡、居留证。外来人员居住证证号0298。这就是加什帕尔的号码了。我们所有人都是号码，那名叫波尔坦斯基的苏联司机是这样说的。我都是听加什帕尔说的，说那是他的司机。”

“可是作画之人毕竟不是加什帕尔，而是大艺术家11岁的大象艾特。你的朋友还给我附上了一张纸，上面注明了这件作品和这位艺术家的故事。他在上面强调这份礼物不过满纸荒唐事，并无侮辱冒犯之意。浩瀚无穷的信息让我相信这该是件极其严肃之事，需要严阵以待。你可听说过皮埃尔店里的那位柬埔寨大厨？那是一家消费不菲的餐厅，基辛格[43]、莎朗·斯通[44]、诺曼·梅勒[45]和以及华尔街的那群家伙都去那儿吃饭。杰拉德先生。杰拉德·冯。当他来到纽约在皮埃尔这个餐厅工作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位著名的厨师。也就是这样，他认识了贝阿特里斯。”

“贝阿特里斯？哪位贝阿特里斯？但丁可没有复活过。”

“他没有复活，我也没有因此失望。贝阿特里斯，她是加什帕尔的朋友。他唤她作拉里五号。最初的时候我也不懂，以为加什帕尔不过是在胡说八道。拉里五号，拉里五号。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位女性。她是一位富有的寡妇，也是加什帕尔曾经一起念博士的同窗。只不过加什帕尔并没有将这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攻读到底。”

“嗯，我知道。那……那些大象们呢？”

“杰拉德先生为贝阿特丽丝介绍了两位流亡的柬埔寨画家，他们一贫如洗但才华横溢。贝阿特丽丝深深被他们打动，于是决定支持‘大象画家’计划，为愈发无用的大象设立了一所艺术学校。它们的生计费、医疗费都是开销的大头。我还读到过，每头大象从出生起就有一个年轻人专门负责它生活的一切，直至死亡。这说的是亚洲象，而那两头非洲象则是另一番境况。加什帕尔在佳士得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中买下了这幅画，是贝阿特丽丝建议他这么做的。我可不觉得你的朋友以后会来征询我的意见。他早就受够了我，因为我总说他跟一头大象一样庞大。他应该去泰国的。”

“他有没有建议过什么？”

“没有，但他对露好像已经不感兴趣了。他匆匆来到这里，放下卷筒，一转眼便消失了。从此杳无音信。”

戈拉沉默着，科齐也不吱声。这场表演到此结束。

“伊奇，你可真是厉害，天才非你莫属。我都将那血管成形术、支架还有恐惧抛于脑后了。”

伊奇望着他，面露微笑。

“我很高兴。不过还有些别的事儿。既然我们已经谈到……加什帕尔留了一封信给我。先知穆罕默德出生于象年。我从未忘记这个！就在伊斯兰教诞生前的40年。当阿比西尼亚[46]国王的也门后代阿布拉哈暴君攻打麦加之时，他不仅动用了自己那支庞大的新式军队，还带上了数不胜数的大象。加什帕尔失踪前还给我补充着这些知识。”

现在，戈拉也微笑起来，瞧着他的朋友。

“还有一个奇怪的影射。他让我问问你，你曾经是不是有一个代码名。好像和那秘密警察有关，不是吗？”

“我想可能是的。我是不是当过探子。那时候探子很多，跟踪别人，也被人跟踪，这就是他们的游戏。有时，这角色还是叠加性的。”

“我知道我在逃避什么。如若我们能谈谈这事儿，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俩知无不谈，不是么？在我们之间，什么都不会变的，不是么？”

“当然。”

伊奇确信接下来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谈话。古斯蒂看起来并不愿意展开。

“是啊，挺有趣的。我们下次再谈吧。我有些累了，时候也不早了。伊奇，你可真是厉害，天才非你莫属。我都将那血管成形术、支架还有恐惧抛于脑后了。”

两个老同学紧紧拥抱着彼此，就像以前那样。

伊奇若有所思地倚靠着那扇门。令他惊讶的不是戈拉的拒绝，而是他打断问题的方式。他用同样的话语感谢着，机械地重复了两次。戈拉回到家后便倒头大睡。第二天起来后，他似乎神采奕奕。

***

恢复活力后，他赶紧扑向了电脑屏幕。

泰国国立大象研究所宣布，要将一些特别的礼物赠送给那些热爱动物和艺术的人。一些由大象所绘的画作，有的掺杂着人类的双手抑或是精神的帮助。在这抽象性创造的非凡收藏中，不允许有任何的造假——这收藏就是这么命名的，抽象性创造。

画作所用的纸张是“手工”制成的，专为这收藏而设计，百分百可回收，无菌，遵从环境保护的规则。高质量的丙烯颜料则是从英国和法国进口而来。

大象们终于成功地遗忘了自己庞大的身躯，患者观察到了这一点，备受鼓舞。从出生到死亡，每头大象都有自己的饲养员和训育员，而这里的每一位训育员对大象的种系和生平都了如指掌。这些训育员都受过“伟大计划”的培训，学过一些特殊的课程，比如怎样准备画笔和颜料，何时下达开始的信号，又何时下达结束的信号。停止创作训练的信号必须适时发出，这一点至关重要。大象们可不会自己停下来，它们会无休无止地创作下去。

长久以来，位于南邦的著名保护中心一直为防止亚洲象的灭绝而不断努力。截至目前，原来活在泰国的十万头大象已经锐减了一半。为南邦保护中心设立的基金专门用于照料这些亚洲象，同时也用于警示世人关注这些大象凄惨的命运。

不仅仅是泰国或是南亚，同样的问题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亦存在。在那里，著名的艺术家大象福福[47]所绘之作在该市机场的一次私人画展中被售出。母象福福出生于1980年，1981年来到夏延山动物园。之前它在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里一直是个形单影只的孤儿。现在它和它的母象朋友金芭在一起生活。金芭也来自南非。尽管自身体型和体重巨大，福福还是仅用几个星期就适应了课程。它全神贯注地沉浸在细节之中，且只使用它喜欢的那几支画笔绘制。“大象拥有逾十万块肌肉。”戈拉教授的电脑这样提醒着。正用它收看着亚洲象西达利在费城动物园举行的48岁生日庆典。西达利，也叫达利，它作为同伴中最为年长的一头象过了这次生日。随后戈拉又将屏幕切换到托莱多动物园，小路易正过着它的五周岁生日。它收到了一块生日蛋糕和一些称心如意的礼物。在奥克兰动物园里，人们可以观赏关于大象饮食安排和照料计划的影片，而在洛杉矶的人们为漂亮的母象露比出道一周年举办了庆祝活动。露比在7岁的时候就在表演福利社开始了它的“演艺”生涯。

“图像远比文字更有说服力！地面信号的传输在图书馆里可找不到什么竞争者。”

这是加什帕尔的嗓音吗？这一问题突然蹿了出来，穿过他脑海里的重重迷雾，在那儿胜利地叫嚣。

“这世上还有另一个如此疯疯癫癫而又不可思议的国家么？它既理想主义又实用主义，既厚颜无耻又虔诚笃信。不！可！思！议！呀！就是这样，够了！挪维卡，这家线上网络商业公司，代理了15家大象绘画学院。大象的，这么说恰当么？是恰当而精彩的。无！与！伦！比！真是够了！”

是线上的，知道么！大象的绘画！还有十五家艺术学院！

人们究竟是如何知道这些信息的？是从书中读到的么？不，一定是看了那愚蠢至极的小小的电视屏幕！

要习惯这一发明，比福福习惯画笔还要难上几分。可这发明已经变成了必需品，正如同所有无益之事取代了另一些徒劳之事。人们总能在刹那间寻到自己正在找寻的物件，但只要犯一个错误，那可就坏事了。人们会就此陷入迷宫中难以抽身。晕头转向，凌辱受罪，人们完全记不起究竟该如何恢复设置。只有那“技术与婴孩救援军”可以让人知道：3岁的、8岁的和18岁的孩童在耳朵和鼻孔里都装上了迷你小电脑。所有人都诞生于一台神奇的机器，而非诞生于母体胎盘。

转瞬之间，嘿，信息储存器又同童话一般重新启动。再不需要什么图书馆、学校、书本或是老师。人们只需摁一下按钮即得：信息。已到了另一个时代，已有了另一些需求，已成了另一种速度，已换了另一档品位，可母象福福的魅力却超越了时间的隔阂、空间的隔膜以及年代的沟壑。

福福，夏延山的明星，更喜欢暖色调的绘画，善于调用玫瑰色和红色。它会为每一件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当长鼻子优雅地晃动着画笔时，这巨大的四腿生物便会陶醉地吼叫起来：一种满意的咆哮，人们只能在大艺术家的画坊中才能听到这般声音。芸芸众生的声音令它恼火。它停下自己的创造，被崇拜者们嘈杂的声音叨扰得心神不宁，好几分钟后才又重新找回了灵感。当训导员给出结束的信号时，福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还装模作样地甩了下自己的长鼻子。它的母象朋友金芭一脚踩在艺术家的署名上，权当是盖下了印章。

那么艾特，那位十一岁的雄性艺术家，RA0298杰作的作者，又是怎样的一番境况呢？戈拉在明星当中焦急地寻找着它，期待着加什帕尔心灵感应的信号。

忽然间，胸口出现了一些可疑的信号。他没有勇气去测量自己的血压，便拒绝了这次警告。

感谢上帝，屏幕上出现了新的消息：在黑海之滨有一座港口城市唤作托弥[48]。那儿有一位体型肥胖的市长候选人，维克托先生，外号称作大象。他让一头穿着民族传统服装的大象漫步在城市街头，以支持市长竞选活动。看看，大象可不仅仅参与了山姆大叔的竞选运动。在黑海之滨，在受迫害的奥维德曾被流放的地方，也颇为积极呢。

戈拉越来越坚信，彼得·加什帕尔就在泰国，在一所培养大象训练者的学校里。他曾出版过一本关于巴洛克艺术的书……大象的艺术将让这本书得以重新修订，并成为畅销书目之一。

他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痴情于阅读和肖夏夫人的彼得在忧郁的卡斯托普的照看下，一步步走向了死亡。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被高烧击溃，长辞于世。在这之后，忧郁的卡斯托普也随之失踪，被战争的启示录所吞噬。“永别了，被溺爱的好孩子，汉斯·卡斯托普。”悼文写作者对汉斯·卡斯托普呢喃道，用一个问题作为总结：“是否有一天，在这火光冲天的苍穹中，会出现撼天动地的爱情呢？”

问题延伸到了那写着彼得·皮佩尔科尔恩之死的书页之外，已经没有留给旧问题的时间了。戈拉必须打电话给大夫。这是一场比阅读更为急迫的冒险。

***

线路忙，请稍后再拨，嘟——嘟——嘟。电话一直占线。五分钟，十分钟。终于！救世主的声音传来。

“我找巴尔—艾尔大夫。我是他的一个病人，叫戈拉。我有急事。”

“您稍等。”

五分钟，十分钟。咔嗒，连接中断。戈拉量了量血压。血压升高了。他呼吸变得困难起来。他试图保持冷静。

“我找巴尔—艾尔大夫。不知怎的，电话却断了。我是……”

“好的，好的，戈拉教授，我知道了，请您稍等。”

他只好等着。没有人过来接电话。哦不，那个睡意蒙眬的声音又出现了。

“大夫很忙。他会在十分钟后打给您。”

他紧闭双眼。十分钟不算多，不可能撑不过十分钟就死去的。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三十分钟！这是十的三倍，你可能会在这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内随时死去。

“还是我，戈拉，巴尔—艾尔医生的病人。”

“哦，好的……他还没给您打电话吗？还没给您打？您稍等一下。”

咔嗒，和巴尔—艾尔医生的诊室连接上了。

“喂，是的。戈拉教授？发生什么了？”

“呃，今天，一个小时前……”

“等一下，等一下。你别挂电话，稍等片刻。”

听筒依然在病人的耳边。等一下，两下，九下。病人看了看表……十分钟，二十分钟。他猛地摔挂了电话。

血压上升，胸口气结，呼吸凝重。后颈酸疼，左胸传来阵阵可恶的神经痛。动脉的支架，他能感受到脑袋里安上的支架。左臂，手肘上方，腋窝之下的地方，忽而一阵尖锐的刺痛。

床头柜上放着密密麻麻的药物。氯吡格雷、美托洛尔、阿司匹林、络活喜、科扎尔、依泽替米贝辛伐他汀、阿普唑仓，尽是些治疗药物。

“现在你又重焕青春，如同新生。”术后，科齐、巴尔—艾尔和赫斯皮塔尔这样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吃，尽情尽兴地玩了，只需稍有节制，但还是要开心点儿。要有对生活的昂然兴致，这就是为你开出的药方。”

为了保证他对生活的兴致，巴尔—艾尔更新了7份药方。

他将放在手心的绿色小药片研碎。既然没有医嘱，那他就吃上半片科扎尔得了。这样他还能早早地上床睡觉，然后沉沉入眠。第二天一早，他又会容光焕发地再现在这地球上。事情也正是这样发生的。他的手指敲击在电脑键盘上：“亲爱的巴尔—艾尔大夫，昨天我等你的电话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想和你聊一聊。我希望在我需要的时候能联系上你。”

沉默，一天，两天，九天。

“怎么，他没给你来电话么？第二天没有，第三天也没有？就连你给他写了信以后他也没理你？真是见鬼！你得要一个随叫随到的大夫。”伊奇嚷嚷着。

“他是位好医生。尽管那些检查结果很令人摸不着头脑，但他给出的诊断结果很是准确。我遭了好几日罪，总透不过气。常常呼吸时，还没完全吸好气呢，才吸了四分之三，我就喘不上气了。我就没法好好地喘口气。”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给你再另寻一个大夫吧。很抱歉这次并无甚起效。”

“我不想另找了，是巴尔—艾尔拯救了我。”

“古斯蒂，你听着。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知道你最喜欢的团队是‘上帝的选民’。我曾在特拉维夫的哈达萨医院实习。那家医院很大，好医生也多，可比这群家伙棒多了。但是他们行程繁忙，来去匆匆。这些人习惯了警报声，生活于匆忙之间，穿行于战争和烽烟炮火之中。他们没有时间，活在5700年，或者是我不知道的哪一年。他们压根就没时间。你想一想，5700。行了，你还是另寻高明吧。”

“我还是和巴尔—艾尔一起再试试吧。如你所知，同一个人分离对我来说是件难事，这也是我的一个缺陷吧。”

“我知道。无论是同祖国，还是同我或是露，你都不容易联系上。行了，我就给你他们其中之一的联系方式，也就是我们之一。你们之中的人，我不想侮辱圣彼得。列布林大夫，他也给我治疗。就那列布林！你满意了嘛？我这就给他打电话。你看着，我现在就打给他。”

戈拉挂了电话，毫未让步。在巴尔—艾尔的照料之下，他陷入了新的恐慌之中，冷汗阵阵，寒战不止，后颈沉沉。他可以就此窝在被窝里，也可以打电话给波尔坦斯基，请他将自己连带着床一起推入急救室。巴尔—艾尔对病人绝没有一点点过度的忠诚。他既不接电话，也不收传真，就连发邮件也毫无动静。

今日和昨天，血压为190/95。“先生，我们就是串数字。苏联人你给我听着，我们不过是串数字，如此罢了。无论是医生、律师、清洁工，还是国会议员和警察。所有人，无论他是谁，每个人不过是串数字罢了。数数，他们就干这活！”

戈拉给那位澳大利亚人打了电话。

“哦是的，我记起您的号码了。”女秘书疲惫地回道。“赫斯皮塔尔大夫正在密歇根参加一个心脏病学的会议，要饭后才回来，现在已经上飞机了。他到了之后我会转告他。血压高，胸口隐隐作痛，是这个信息吧。行，我知道了。您不知道是胃泛酸还是心脏酸疼。阵痛，发虚，高血压。心慌吗？嗯，会心口发慌，好的，我记下了。我会转告他的，您放心吧。”

天近黄昏时，赫斯皮塔尔回了电话给他。

“行，您后天早点来吧。我们做第二次血管造型术。明天你先去抽血，到时候会给你建一个病历卡，后天咱们就做手术。”

戈拉吞下了一粒阿司匹林和一片镇静剂。

“当然，风险还是存在的。风险是一直存在的。这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了。梗塞呀，休克呀。任何情况都无法被排除，但此类风险事件很少发生。我们基于数据工作，风险是存在的，但是不大。”

统计学……当然，苏维埃人很爱用这个词。即便是赫斯皮塔尔也不会不知道全球化的算数之道。戴着人脸面具的资本主义终将爆炸，它将爆炸，我们也会爆炸，这就是赫洛斯塔图斯集团所歌颂的。

胸上的阴影持续扩大。蜘蛛朝着左臂右膀爬行着，呻吟声令胸廓不断膨胀，又将其抽空。焦躁的情绪逐渐消失，浑身感到麻木。他气息粗重，感到后脖子沉得像一块花岗岩。戈拉教授为不少人写过悼文，与许多人留下过回忆，他无法与之分离。他没能成功地写完彼得的悼文，而现在，伊奇、巴尔—艾尔以及那个叫作赫斯皮塔尔的澳大利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在戈拉的病历档案中有他各个时期的血管图片和心脏造影，无论是在年轻化之前还是之后。除此之外，还包括心电图，血液、尿液、唾液和皮屑的检验单，压力和耐力的测试单，药方和治疗报告。一份技术层面的悼文，没有只言片语，唯独数字而已，十分符合新世纪的潮流。没有回忆，也没有隐喻。等到尸骨与心脏在泥土中腐烂，回忆在地底下消散，那支架也将永远安然无恙，悼文作者重复着。

“您现在焕然一新了！精神抖擞，像变了个人似的！您现在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穿着白大褂的上帝如是宣称道。“具有超强抗性的支架。稀有的金属，永不会腐烂。即便黄土之下万物皆殆尽，它也永不腐化。”

戈拉重复着梅菲斯托的消息，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他微笑着。魔鬼这个小丑虽返还了他的青春，却不曾要求得到他的灵魂，他要的只是他的保险证明。波尔坦斯基同志，他不要灵魂，只要医疗保险的号码。是的，号码，就这样，不要灵魂。保险证明而已。蓝十字、蓝盾、联邦医疗保险、大西洋保险、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账户和保险单。

尽管戈拉已筋疲力尽，困意缠身，但他仍强撑着微笑。恐惧吞噬了他的精神。

醒来时，他望着窗户，窗外是一片森林之景。夕阳西下，白日消逝。脑袋沉沉地靠在桌面上。疲惫感不断延伸。蜡烛般的躯壳。耳边传来一阵鸣叫，先是若有若无的，而后长久不绝，像是蟋蟀的声音。电话响了。他受不了那提示音的聒噪声，便将电话的音量调到了最低。不过，他还是伸出了手。沉重的听筒，他几乎使出了全力才勉强能将其提起。

他辨认不出我的声音，彻底迷糊了。

“是的，我有点困。艰难的一天，是啊，晚上也不会轻松多少。明天，明天总会到来的。这是第二次血管成形术了。小蚂蚱将吃掉动脉中的垃圾。我可以在小屏幕上看到一切。新的千年，照片——摩托——彩票，都会在小屏幕上。”

戈拉停了下来。

“我说话的方式像加什帕尔似的。我之前无时无刻不在找他，既在自身中寻觅，也在身外探寻。现在，病魔将我从书籍中拖拽了出来，将我投入一片混沌当中。我说话的方式是不是越来越像他了，是不是？”

对我而言并非如此，但是谁知道呢，不，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模仿。

“嗯，我说到哪儿了？当然，这当中是存在风险的。不过风险不大，统计学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医生说统计学上是这么回事儿。你说得有道理，让我们相信他们吧，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法。”

他认真地听着我的祝愿，仿佛那是什么重要的信息。

“谢谢，谢谢。我本该给你打电话的，嗯，手术后我们可以多聊聊，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吧。是，是，我也有错，也不只犯过一次错。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得上是一种幸运的错。不，我不知道，我不是圣奥古斯汀。”

世界是美好的，人们也是美好的，戈拉挂了电话后喃喃道。在由病魔和药物创造的睡梦中，世界也依然那么美好。假如人们寻找到了书籍和梦想，世界就不该被蔑视，也不该被抛弃。

那次电话交谈让他欣喜不已。对话者看起来心地善良，想祝愿病人身体早日康复。这样的一个好心人，值得有人为他撰写悼文。

戈拉微笑着，一片阴影忽地闪过，幼稚又可恶，划过他疲惫的面庞。

注释：

[1]原文为法语：Noblesse oblige.

[2]原文为德语：Ein Man ei Wort.

[3]原文为Bacilul Koch，后半部分是科齐的名字，但这个词组在罗马尼亚语里为专有名词，意为结核杆菌。

[4]原文为法语：Noblesse oblige.

[5]原文为德语：ein Mann ein Wort.

[6]原文为英语：A Day in the Life of America.

[7]为印度教的一个教派，该教派拜克利须那为最高的神祇。

[8]国际克利须那意识协会即克利须那教派。

[9]原文为：Chango。

[10]原文为英语：Smiley。

[11]原文为西班牙语：Barrio。

[12]原文为：El Boo Boo。

[13]原文为波兰语：kießbasa。

[14]福克兰岛战争，是英国与阿根廷逐渐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而展开的一场小规模海战。

[15]地名，Golden Valley。

[16]原文为法语：monsieur Pierre Gashpar。

[17]原文为Sulamita，书拉密为《旧约·雅歌》中一位美丽的乡村女人。

[18]原文为Imam，伊玛目，为阿拉伯语单词的音译，意味领拜人，引申为领袖、表率、楷模。

[19]一位臭名昭著的古希腊青年，一心想要成名，为了成名而纵火烧毁了位于土耳其以弗所的亚迪米神庙，里头供奉着阿尔忒弥斯女神。

[20]原文为Mîșkin，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主人公。

[21]原文为Alioșa Karamazov，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

[22]这里的宣言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

[23]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24]葡萄牙文坛巨匠，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作品：《失明症漫记》。

[25]罗斯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教英语，同时攻读博士学位，但在1957年放弃学位学习，专事写作，以小说《再见吧，哥伦布》成名（该书获1960年美国全国图书奖）。罗斯曾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并获得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小说奖、普利策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26]《奥勃洛摩夫》是19世纪俄国知名作家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冈察洛夫的代表作之一。主人公为地主知识分子奥勃洛摩夫。

[27]原文为英语：“We are frenzied and happy and hopeful: we are zealots and zanies and high school kids just starting to wonder what the world is all about...”

[28]原文为英语：Business。

[29]原文为英语：God bless America.

[30]原文为英语：We’re only plumbers. Fixing Pipes.

[31]法国剧作家，他曾在《无病呻吟》一剧中对医生这一职业进行讽刺。

[32]原文为英语：that day。

[33]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所著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主人公。

[34]原文为俄语：Nicevo。

[35]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该小说描写了一位流亡的俄国老教授在美国一家大学教书生活的故事。

[36]罗马尼亚语，含义为“手”。

[37]罗马尼亚语，含义为“手套”。

[38]原文为拉丁语：Elephas Maximus，亚洲象。

[39]原文为拉丁语：Elephantus，大象。

[40]人名：Brigitte Bardot，碧姬·巴铎，法国演员、歌手、模特。

[41]原文为英语：Aet/Male,11 years old.

[42]北斋（1760—1849），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画家，对后世欧洲画坛影响很大。

[43]美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

[44]美国知名演员。

[45]美国著名作家。

[46]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47]大象名，原文为英语，Lucky，译为福福。

[48]地名，今为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流放之地。

第四部分

出租车司机不再是波尔坦斯基了，而是一名来自塞内加尔的学生。这位学生热爱美国和他故乡的假期。护士小姐也不再是那位美丽的波兰女孩了，而成了一位架着眼镜的印度老婆子。赫斯皮塔尔大夫还是那个老样子，稳重可靠，沉默寡言，值得信任。

在两位高他一个头的助手们的陪同下，他来到了术前术后观察室，巡视了八张病床里的其中三张。这三张床被一条花帘子围着。这帘子从天花板垂下，可以随着嵌在上面的轨道任意滑动。

“今天您不是第一位，而是第二位。与上次相比，这次我们会放入更多的支架，手术时间也会更长。至于剩下的程序，那都是一样的。”

患者沉默着，赤裸裸地躺在皱皱的蓝色病号服里。民主的赤身裸体好像让他重返婴孩时代。

“您已经知道手术过程了。微型摄像头将会探入主动脉之中，朝着心脏所在区域靠近，传出实时图像。我们会用圆形球状物将堵塞的血管撑开，然后进行清洗，随后再介入支架。”

水管工人[1]，快修复吧！这个手术，在这家医院里每天做30例，一个月就是800，到了整个美国就是成千上万例。做手术就像修理机器那般。赫斯皮塔尔看着病患。

“我们用的是紫杉醇药物洗脱支架2号[2]，它有着精密的金属质地，上面覆着一层保护膜，能够抵御未来血管内的沉淀物。对紫杉醇洗脱冠状系统[3]，我们要有信心。”

安着轮子的病床被推进电梯，上了18层，进了9号手术室。手术室的大门敞开着，里面的护士是位韩国人。他看见杯中盛着粉色药水。他的手脚都无法动弹。手术助手，医生教授，机器设备都已就位。手术开始了。

现在手术显示屏放在了背后，患者无法看到那台蚊蝇般的机器在动脉中啄食垃圾的样子了。他能看见护士小姐，主刀医生和他的助手。突然，针头刺入，扎进他的左侧胸腔。而后又是一针切实的刺入，针头深深埋入，疼痛切肤传来，这绵长而细腻的感觉在体内蔓延。氧气圆球将血管壁撑开，圆筒支架介入。患者闭上了双眼，企图将自己的意识从肉体上剥离。

睡吧，戈拉教授。

人们将在梦之绿水中寻到你的身影，有着老小孩的身体，因受上天垂怜而无感无忧。而眼下，这痛苦只是无意识的序幕。

“紫杉醇”，他听见澳大利亚人说道，“洗脱支架2号。”

它就像一只细腻的而充满敌意的爪子挠着他。病人咬紧了牙关。一个月前的实验就像一个精心谋划的陷阱用以骗取他的警惕性，而现在终于算到头了。

“紫杉醇。洗脱支架2号。”

护士小姐俯身向一个抽开的抽屉，从中取出另一个包装袋，将之撕开，拿出导管。

时间放缓了步伐，于分秒间膨胀着它的身躯。顽固的疼痛攫取了被俘者的呼吸，极尽折磨。

“紫杉醇。洗脱支架2号。”

他紧咬牙关，紧闭双眼。他并非佛教徒，饱受煎熬的肉体并不能同受尽折磨的意识相分离。时间分分秒秒地缓缓沉淀在被刺穿的胸口，他将之一一细数着。

“怎么样？”

大夫是在和谁说话呢？是上帝？还是死神？经由电脑控制的青春魔法自有其法则与语言。

“怎么样，教授？情况如何？”

“啊……还凑合。马马虎虎。”

“马上就好了。10分钟，也可能是20分钟。”

这么说，大概是要一小时，或者两小时。刺痛被不断放大，长长的刀刃穿划而过，胸口像是要被一大块花岗岩给压垮。他的双手双脚均为皮铐子束缚着。天花板仿佛要坠落般，花岗岩似的巨大压力压在胸口上。空气的洞口，窒息。

“洗脱支架2号。”

他还是大吼了一声！美国人尊重对疼痛的控制，也尊重对疼痛的表达。那是一种丛林野兽般的吼叫：住手！快！停！下！终止折磨是病人的权利！死神，这个老荡妇，在这过程中欣喜若狂。她深知，凡人的反抗愚蠢至极。

“洗脱支架2号。戈拉教授，我们还差一点就成了。我知道这很痛苦……但还差一点。”

一小时，两小时，而后就消失，他不再算下去了。神圣的十分钟化作了永恒。他没办法再吼叫了，他已经筋疲力尽，错过了和梅菲斯托取消契约的时机，也失去了最后的一点力量。他连一秒钟都坚持不下去了，一秒都不行。

“好了，好了，结束了。”

十分钟……仅此而已，十分钟。哦不，还差一秒钟，两秒钟，五秒钟，八秒钟，结束了。

“我知道这很艰难。五个支架！这位置又极其难以操作。我可不是开玩笑啊。”

医生脱下那件被汗水浸得透湿的白大褂，将其扔在了一边。他赤裸着结实的上半身，就这样走出了手术室，一点儿也不感到难为情。

一位长着小胡子，体形瘦削的男人把带着轮子的病床推向了电梯，然后进了568号房间的门。一个敞亮的房间，被帘布一分为二。每边都有一张空床。目之所及还有金属制的床头柜，电视，记录血压情况的屏幕，朝向内院的窗户。

“我听说整个过程持续了很久。两个半小时。太多了！五个支架。您本来就有两个了，现在统共算起来有七个，可真算得上是一场根本性的修复。”

他听出了这是谁的声音。那是波兰女人深沉的音调。他从另一个世界逃回来后，竟不习惯这美好的寻常日子了。

根本性的修复并未将身首分离……电脑显示着血压和脉搏的情况，旁边还有个尿壶，血管上扎着注射器。

“您好好睡上一觉吧。伤口肯定会疼的。这东西叫作血管管内密封闭合装置[4]。伤口会逐渐愈合，阻塞之物也将在九十天内被吸收。还需要再做一次干预手术吗……不，应该不需要了。不过不管怎样，在离那地方不到一厘米之处还得打上一针。您按时吃药，好好休息。按铃就在床头柜上，需要的时候就叫我。”

他闭上了眼睛。他无法动弹，也并不想这么做。让他好好睡上一觉吧，这就是他所有的希冀了。他丧失了所有的力量，眩晕，昏沉，那睡眠却难以触及。麻醉，昏迷。永恒。

从邻床传来的声音透露着一种丑闻。病人，妻子，女儿，女婿。他们轮流说着话，有时干脆一起开口。

“我是比尔·麦克凯勒。凯勒家族公司的，公司就在新泽西，小有名气。一个月前，我在新泽西做了一次手术。不过还得再做一次。于是，这次我就来这儿了。我是蔡斯大夫的一个朋友，约翰·蔡斯。他是一个皮肤病学专家。还是主任，皮肤科的主任。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就像我说的……我希望我妻子今夜可以留在这里，就留在我身边。我知道，这儿有规章制度，但也总有例外呀。在这把扶手椅上就行，是的，她睡在这张扶手椅上就行。好的，我给蔡斯打电话。”

比尔情绪有些烦躁，他对妻子说约翰已经答应安排这些事儿了，他肯定说到做到。接下来，是一场和约翰之间怒气冲冲的谈话。这之后便来了两个彪形大汉，带着一张沙发床。嘈杂的谈话声不绝于耳，他们甚至讨论了两个星期后将在明尼苏达举办的一场婚礼、飞机票、礼物和着装。

波兰女护士带来了治疗胃酸的新药，还一并带来了一本又厚又大的书。

“您忘拿这本画册了。早上的时候，放在了术前观察室里。假如您睡不着的话，它可能还挺管用的。配合安眠药一起使用兴许就会奏效。”

哈莉娜笑了，露出了如波兰之雪般洁白的牙齿。

“需要我把电视打开么？或许能让您聊以消遣。”

不，这并不能让他快慰。麦克凯勒的女儿和女婿都走了。妻子沉默不语，丈夫沉眠打鼾。戈拉找起了安眠药。

他在半夜醒了过来，可却睁不开双眼。他感受到从窗户透过的光线，从街上射入室内。他挣扎着想睁开双眼，可眼皮却是如此沉重。

屏幕之上是国际象棋盘。杯子里盛着黑色的药水，还冒着大泡泡。杯子旁放着一个金属罐头。是罐可口可乐。这是世纪棋局呀！彼得成了一位明星，新世界喜爱这样的明星。病人无法睁开双眼，眼皮沉如墓碑之石。噪音、骚动，有人打翻了桌上的棋盘。王、后还有象在地板上无情地滚动，滚到了房间里光影斑驳的角落里。

“过来一点，再来一点，往左，再一些。您可得醒过来了。”

他难以醒来，但还是辨出了哈莉娜小鸟般的咕哝声。

“一会儿，只消一会儿，我们就会把您唤醒。”

她将戈拉的枕头垫高，扶着他的腰往上躺了一些。最终，他还是抬起了自己那俨然衰老的眼皮，看到了她。

“您有高血压吧。血压上升了。”

“您怎么知道的？”

我们一直盯着监视仪呢。就是那台连着房间监视器的总监视仪。

屏幕上彼得不再同梅菲斯托下棋了，反倒是出现了绿色的表格和绿色的数字。恐慌的螺栓，呼吸沉重。左胸处是敌对的甲胄。血压上升了：200/99。值班医生来了，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位中国实习生和一位穿着粉色衣服的高个女陪同。“是的，我们得尝试一次注射。”一个注射器，又拿来了两个注射器，这次是为了抽血。

“您服用什么降压药呢？”

他咕哝着：科扎尔50毫克。他收到了蓝色的药片：是100毫克科扎尔。

“您平静一下，睡一觉，我们一小时以后再来。”

哈莉娜在床头柜的钟上弄了一个复杂的信号。

图表立马就起了变化。他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转瞬间数字就变成了191/92，而后又变成了194/93。

哈莉娜附身细心地将水为他递上。

“控制酶的含量有所上升，您怕是还得再多留一天了。”

现在都是这样做检查的么？即时完成？是谁不顾经济规定做出了把病人再多留一天的决定？除非情况不容乐观，不然没有人愿意多花钱。“我们不过是一些数字、一些账户，如此罢了。”苏联人早就提醒过了。

哈琳娜重新俯身抽血，还整了整枕头。

“一切都会变好的。血压在降了，会没事的。”

“是的，我看到了，现在是189/90。这是下降了，还是出错了？”

哈莉娜笑了笑，但没有回答。病人也露出了笑容，他本应该央求她为他讲一讲她来到美国的故事。她上的为移民开设的英语课，身材矮小的墨西哥人，年迈的中国老太太们，膀大腰圆的巴西女人们，还有她作为厨子在葡萄牙餐厅干的第一份工作，在夜校学的急救课程，同海军军官的纠缠不休，在得克萨斯的第一趟旅行，以及她那来自罗兹的兄弟。

病人疲惫地笑着。他老了，再没有力气请求聆听任何事情。波兰女人的微笑就已经让他满足。

凌晨四点。一旦到了六点，各种骚动应时而起。有人在量病人的体温，有人来查房，有人送来早饭，有人来进行早间巡查，还有那魔术师赫斯皮塔尔。

“酶的比率改善了很多。不过我们还得再观察一天。没有什么担心的必要了。今天给您开个会，告诉您接下来几个月乃至到明年您应该怎么做，包括药物的服用、急救常识、饮食要求、锻炼计划和定期检查等。”

关于重生的课程，外加其他种种特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赫斯皮塔尔大夫安慰他道。“您已经变年轻了，但还开不了青春的玩笑。注意饮食和锻炼，定期服药。”

病人看着他，不知如何回应。他更希望这个澳大利亚人能把他当作自己的邻居。无论爱德华·赫斯皮塔尔身居何处，他都承诺做一个审慎的邻居。他深知那种魔术师焦虑和劳累程度之甚，每天都得去面对那些痛苦的心脏，可能有几十次，乃至上百次。他总是表现得坚定而有信心，面带着微笑。不，他不会打扰他的。他只是希望能和这位心脏病学的上帝维持一种保护性的邻居关系。这便是他所希冀的一切，仅此而已。这般便可减少他的恐慌和孤独感。他可以搬家，任何一个离赫斯皮塔尔近点儿的地方他都可以接受。就做一个缄默无语、隐匿无形的邻居，紧紧依靠着这个更年轻、聪慧而有用的兄弟。而他，奥古斯汀·戈拉，从未有过这般年轻活力。

“我想好好感谢您，因为……”

“不，不，别这样……昨天，艾尔薇拉本应像上次那样要送你回家来着。今天她过不来了。我和看门人说了，他会给您叫辆出租车带您回家的。到时候他会让司机带着您走进家门。您有我的电话号码。任何时候有需要都可以打给我。”

到家了，他躺在那张孤独的床上！……他感到满足，因为他已经锁定了彼得。在地球之夜的屏幕上有一副国际象棋的棋局，他在那儿与之轻声细语地交谈了一阵，如同是和一个亲切而又迷惘的表弟在谈话。他成功地让这个迷惘之人感到惊喜而激动。彼得也停止了下棋，跟他交谈起来，像是同一个更年长、更聪慧的兄长在交流。

也许，他从内华达而来，塔拉那位快乐的姨妈吉娜·蒙特威尔第就住在那儿；也许，他从摩门教徒亚历山大·约瑟夫那儿而来，那是住在犹他州大水镇附近的长途村[5]的一个流亡者，身边有九个老婆；也许，他从北卡罗来纳州的戏剧艺术课上来，戴着温斯顿—塞勒姆卫理公会的面具；也许，他来自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海岸巡逻队的海鹰舰，它前来拦截2500万磅大麻和1万磅可卡因。无论彼得从《美国生活的一日》中的哪一页跳出来，他都理所当然的在2001年9月9日那天晚上来到了纽约。

他没有忘记，近几个月来，他的表兄奥古斯汀·戈拉教授为他在一家广场宾馆中一直留着一间房。那家宾馆就位于48街和第八大道的街角。周二，9月11日，为了拿到那张神奇的绿卡，他与戈拉教授所聘用的律师约了一场见面。他将成为新世界新公民中的一员，他再也不用隐匿于荒林之中。无人知晓那场在世贸中心的见面，他也未曾和任何人分享他和戈拉教授之间的这个秘密。任何可能会引向帕拉德罪行的可疑的行程重合都被排除在外。

8点46分，疯狂的时刻瞬间降临。赫洛斯塔图斯集团：19把匕首出现在世纪大表演当中。全世界的电视都播映着飞机及机上乘客的画面，还有那19个死亡天使，飞向拯救。

彼得试着离开地铁这个让人抓狂的地方。地铁被塞得满满当当，所有人都被绞在一起，装聋作哑，开着愤世嫉俗的玩笑话，令人难以呼吸。阿拉—尤萨马—奥萨马的信使在地球的各个屏幕上放起了圣洁恒久的天堂。地铁停了下来，车厢密不透风地紧闭着。不，他并未发现任何跟踪者，也未看见任何嫌疑人。俘虏的身体紧紧地相互紧贴在一起，无法相互支撑。而在这其中就有大卫和艾娃·加什帕尔。

10分钟过去了，15分钟，20分钟，30分钟过去了。大卫和艾娃还是在车厢里面紧紧地贴一起。简直度日如年。40分钟犹如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心肌梗死可比这个发生得快多了。

几分钟后，地铁又重新开动了。

***

谨慎的动作。刀口用绷带遮蔽着，创面是绿色的伤口，其中微微泛紫，而皮肤则暗淡苍白。

“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慢慢地短途走走。从第二周开始，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体操动作练习。慢慢地，可以例行练习，每天做半小时。或者散步，这个时间需要更长一些，散40分钟。您得在不同时候量一量血压。然后把它们的数值拿本子记下来。一个月后，我们会对您的情况进行再评估。”

他并没有散步很久。因为惊恐突然发作，太阳穴突突地跳，胸腔灌满了毒素，身体变得陌生起来。令人困惑的信号。脑海中的信号难以将其困住，身体已经进入紊乱状态。刚开始常常是虚假的警报，只会徒增不安情绪。脑袋蒙圈，一团糨糊，全然不知何处能寻急救方法。快，赶快，救护车。邻居赫斯皮塔尔并非是名副其实的邻居，而只是一位水管工罢了，一位老实的血管修补师。心脏病应该和救护车在这地球上的形象联系在一起，都有瞬间而完美的干预。

正如伊奇所想的那般，那并非孤独的夸张，而是血压计上实实在在的数字。在这数字和号码的时代，波尔坦斯基同志教导我们重视数字。

他是不会给巴尔—艾尔打电话的。为自己修剪指甲，这才是他要做的事情。他将双眼睁得大大的，盯着那血压计，并在脑海中默记着。

教授呀，是谁为你修的指甲？无论你多么全神贯注于这一差事，最终你还是无法躲避厄运降临的那一秒：你用剪刀剪得太深，以至于你的指甲、手指和衣袖都沾满了血。稀薄而又蓬勃的血液喷涌而出，怎么也止不住。

“您得避免流血。药物会让您的血液变得稀薄，然后您就可能止不住血，这样会感染的。感染是个挺严重的事，可能会一直影响到心脏。曾经有过这样致命的例子。”

专治刀伤会感染的新孢霉素。你找不到软膏和橡皮膏，因为你从来不把东西放回原位，好像它们都在和你玩捉迷藏似的。新孢霉素夫人和橡皮膏先生没头没脑地玩着游戏，开心地摸不着北。你们这帮坏蛋，都跑哪儿去了？乱七八糟，原来还在的，怎么现在就不见了，就像我们这帮死人似的，今朝我们才出生，明日我们就消失无踪了。哟，成了，我总算找到你们了，在这儿，就在这毛巾堆里。怕是加什帕尔干的好事，这个爱开玩笑的胖子，玩着他捉迷藏的游戏，可我只在这里，并非无处不在的呀。

血压计显示：189/94。后颈沉甸甸的，肉体重回大脑之中。肾脏、肠道、尿路、血液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处处都拉起了警报。呜咽、痉挛，你也不知道疾病发作会从何而来。你想睡觉，想要在梦乡中离去，想要被那伟大的调度员所遗忘。

消化不良、痉挛、刺痛，这新纪元的躯体是否又将在这诊所里度过？这里一个火花塞，那里一个联管节，减震器旧了，汽化器漏了，油泵旧了，刹车老了，机身也旧了。危险并非来自心脏。运输血管已被清理，该焊接的也被加固了，马达也被重装过了。肺部开始工作，苦行僧浮士德的支架撑开了动脉，血液流淌起来。

突发性，这是心脏病的特权。这既是它的巨大危险又是它的伟大权益。很可能在某一瞬间，它突然就停止了工作，赐予你休息的闲暇。

戈拉走向沙发，突然又停下了脚步。他渴望入眠却又恐惧做梦。一种犹豫战胜了另一种对立的犹豫。他唯独能做的，不过是在房间里心神不宁地踱步，直到他重新找到诊所的民主王座为止。他就在那里质问了年迈的晚年，以及它带来的加速折旧人生。天还亮着，亮着，而后夜幕降临。第二天如约而至，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血压计变得有些亲切，肺、胃和大脑之间的对话也是如此。病人注视着警告，警惕着数值的上升。白日和黑夜的血压，数字、数字，波尔坦斯基同志呵，那些柱状图正监测着心脏日常的情况。

戈拉重复着：这不是恐惧。不，这不是恐惧，只是不确定性带来的羞辱，是拖延带来的虐待。我是肉身的奴隶，而我对之早已丧失了希冀。它背叛了我，它近乎癫狂并入侵了我的脑海。我已经无法将其抽离出去。伊奇劝过我，那是徒劳无用的。好吧，我再回头说说悼文的事儿，《戈拉的悼文》。死亡本身不置一词，再谈谈死亡还可以使情绪冷静下来，而冷静的情绪便可降低血压，缓解焦虑的情绪。

晴朗的下午。他端坐在书桌前对着电脑。蓝色的屏幕上，第一行显示着字母。纯白、清晰、洁净、熟悉，一如既往。

窗外，太阳这盏灯泡永恒地深嵌其中。遥不可及的太阳寓居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也嵌在附近，方形的窗中，朱砂色的地面上。

他迫不及待地想为这些字母、标点符号和问题注入活力，让它们相互延伸开去。然而，他并未付诸行动。

键盘面前的他竟有了几分腼腆。于是，他拿起放在书桌左侧的《美国生活的一日》。这是彼得最后一次和那个摩门教徒及其妻子们的对话了。而后，他又和一个负责海岸缉私的海军中尉交谈了起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悼文作者的第一次血管成形术，第二次血管成形术。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彼得再次出现。这次是在巴克商店那堆胡乱摆放的旧电视当中。巴克先生光着膀子，身上就穿着短裤和长袜，一双破旧的篮球鞋上面甚至没有鞋带。他有着一双粗壮的大手，肤色黝黑，沾着油污和灰尘。在科罗拉多州，他参观了巨大的飞机墓地，40年来这里一直隶属于J.W达夫飞机公司。紧接着，是阿拉斯加的北坡镇，那里有着8万平方米的冰川和苔原，包括巴罗市和其余七个更小的城镇：美国每日石油产量的20%就来自那里。市长以及他管辖下的八成城市居民都是爱斯基摩人。他谈到了季节性的捕鲸活动。明海尔·加什帕尔真的来到了这儿吗？在一群爱斯基摩人之间？还是他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呢？

戈拉用手轻拂着画册。桌边有双蓝色的手套。突然，呼吸中断了。他尝试着回复正常的呼吸，如同人们教他的那样。他的额头和太阳穴流下大量冷汗。战栗。颤抖。血压计就在房间里。一阵轻声而短促的提示音：196/102。无论是巴尔—艾尔，露，赫斯皮塔尔，彼得，莫菲警官抑或是死者迪玛，总得有个人来救救这垂死之人！

但天色已晚，即便是诗人奥萨马·本·拉登也休息了，你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伊奇！

“哥，快打急救电话。这么高的血压，你撑不过今晚的。911。你有他们的电话。小伙子们很快就会来。在抵达目的地之前，他们在路上就会展开救治。在医院检查完后，你让他们给我打个电话。如果他们知道对方是医生的话，肯定会这么做的。这并不是出于什么兄弟情谊，而是出于恐惧。是的，是的，让他们给我打电话。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千万别拖延。你在生命中已经拖延得够多了。现在，第一要务是谨慎行事。”

病人躺在担架上，左臂上连接着血压计。他服用了甜味的药剂，然后又吞下了阿司匹林。救援者抚摸着他聪慧的脑袋，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熙熙攘攘的急诊室，拥挤地塞满了延迟候诊的患者。里面有两位值班医生。一位是长着雀斑的金发胖女人，能言善辩。另一位则是一位身材苗条的泰国女人，沉默寡言。她宛若婴孩的小鼻梁上架着一副小小的眼镜，它比顶针大不了多少。问题和回答：心脏病史，他的血压不断上升，但没有发烧，也没有痉挛。

他们给他抽了血，又带他去了放射科，然后他就拿到了两粒粉色药片和一杯水。长了雀斑的爱尔兰女大夫急着赶快看完这一病例。

“没什么特别的。如您所见，血压正往下降呢，已经降到140/85了。检查结果挺正常的，拍片结果和心电图也没什么异常。我们送您走吧。这里挺好打车的，你很快就能找到一辆。您运气不错，还能回家过夜。”

“这次发作是何原因引起的呢？”

这位胖女人并无时间予以置评。她用自己那短小的双手指着天花板。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她的泰国同事将出院单递给了他。

“这种事时有发生……上了一定年纪以后总会有些毛病。检查结果、拍片结果和心电图显示都挺好，蕾贝卡跟您说了吧。”

啊，她叫蕾贝卡，爱尔兰人总从圣经里为自己挑名字。

所以，还是年龄的问题。上了年纪就得让你引起重视，得注意……

“事实上，任何年纪都得注意。”年轻小姐补充道。

两个星期后，一样的意外再次发生了。他梦到了露。她身着白色丝质衬衫，仔细地清洗着蔬菜，准备着覆盆子果、樱桃和红酒。生者缓慢的欢愉，全神贯注，细腻敏感。她穿着的是一条薄款阔腿裤，绿色丝质的。上身搭着亚麻的无袖衬衫，略透。脚上是一双一字带凉鞋，光脚穿着。她的身材柔美而优雅。安塔卢西亚女人瘦长的脑袋。她的身体在初次触碰时微微颤抖着。她甩掉了自己的凉鞋，脱掉了自己的长裤，还褪下了宛如枯叶一片的小内裤。阴唇，丛丛卷曲的阴毛。她的睫毛连同嗓音一起颤抖起来。载着电流的手指触碰到了俘虏。她的眼神迷离投向了远方偌大的灌木林，呻吟此起彼伏，呼唤着这位囚徒。

突然之间，胸口发闷，呼吸困难，汗水顺着额头和太阳穴流下，阵阵寒意蔓延至足梢、双手和肩膀，他止不住颤抖。颈部疼痛，焦虑陡增。他的脖颈和双手的冷汗涔涔，使他发冷，不由得打起了寒战。

血压计暴怒了：201/110。打急救电话：911。救护车、医院、问诊、检查。结果很好。两个小时以后，血压降了下来，变成了143/90。

我从时光机里抽出了中奖号码，波尔坦斯基同志：提问，白血球和红血球，血糖含量，胆固醇，就连血糖和胆固醇都已经学乖了。我们没办法再要求更多了，这些数字看起来挺不错。

在接下来病情发作时，他也没有再呼叫救护车，只是服用了一片抗压药和一粒安眠药。

他需要一名精神病科医生，伊奇说道。他从未到精神病科医生那里去过，也无法在处事不惊的冷漠氛围之下呼吸。他的高中同学告诉他，他不会被一些冒失的问题所困扰，也不会被一些痛苦的治疗所折磨，更不会变身成什么超活跃分子。

斯蒂芬·凯勒先生高瘦干瘪，头发花白，缄默少言。病人告诉他，自己并非要忏悔什么，只是想要几片管用的药片，仅此而已。

精神科医生微笑起来，好像想假借微笑测试些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发生了什么？”

教授承认过去他的病会规律性地发作。对方并没有反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又附言道：之前他做过两次血管成形术，经历了缓慢而多变的恢复期。那是一段令人恐慌的梯子，患者补充道。居高不下的血压值，不时的颤抖，上气不接下气，呼吸非常困难。

斯蒂芬·凯勒继续默不作声。呵，是的，病人说过，他更希望药物剂量能小一些，甚至低于最小值。

大夫微微一笑，似乎对他所听到的一切表示赞同。于是，他开了一种名字听起来十分令人舒心的药。

“这药属于百忧解一族。”

“百忧解？我曾听过关于百忧解的可怕故事。我的一个女学生之前服用了百忧解，她身上的忧郁便转化成了一种永恒的微笑。那个笑容，那张鬼脸，能把总统的贴身保镖吓个半死。”

“最小的剂量是0.5毫克。那我们从四分之一片开始吧。慢慢来，看看会发生什么，好吗？”

他同意了。下次门诊时，剂量就加大到了0.25毫克。只有只言片语的问诊一次要花费300美元。不过和巴尔—艾尔大夫不同的是，凯勒医生每次接电话都十分及时。

剂量逐渐增加到了最小值。后来，病情再次发作，焦虑的情绪蔓延。他的后颈感到疼痛，浑身发抖，冒冷汗。凯勒又降低了用药的剂量，而后干脆换了药。

病人开始使用一种全新的药方。他打量了这份药方许久，既没有去药房拿药，也没有回来找凯勒医生。

体操将代替药片。巴尔—艾尔医生曾建议他上一门为期三个月的课程——用以恢复身体机能的体操训练。首先是十分钟的热身，然后使用三种不同的器械，每样十分钟，最后再是十分钟整理运动。坐公交车自郊区至约克大道而后返回能使精力集中，并缓解疲劳感。整个白天就围绕着这一消遣活动来安排。如此这般便可恢复体力，重获尊严。

实验于八月底宣告结束。庆典之时，所有参与者保证每天做30分钟体操训练，抑或是快步行走半小时。

荒漠的时刻终究到来了，幽灵重现于眼前。身着麻布上衣，浑身透明。一双凉鞋，抑或是赤脚。轻柔的身体飘动在白月光下。安达卢西亚女人的脑袋，灼热的目光。她丢去凉鞋、长裤和内裤，用自己纤巧修长的细腻双手牵起了病人的手，紧紧握住。睫毛和嗓音一同颤动，手指也不断颤抖，像是触电一般。

“你的青春是怎么样的？”她问道。她全神贯注地听着，眼神透露着贪婪，而灵魂已渐行渐远，进入了郁郁葱葱的大树林中。短短一瞬，足以让你清醒。她又在那儿了。灼热的目光，手指头放在了热带中心。

一月之后，戈拉回来看精神科医生。诊室焕然一新，连秘书都有四个，现场还配备了卫生间和电梯。头发已花白的凯勒大夫看起来十分值得信任。另一种药片。小剂量是服用它的前提。正常的剂量产生了一种积极效果。他增加了四分之一片。病人似乎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用药和最合适的剂量。他睡得很沉，不再感到疲惫，也再次恢复了阅读和悼文的撰写。

他完全接受了自己心脏病患者的身份：早上使用六颗不同的药丸，晚饭后再服用两颗。

他饥渴难耐，汲取着生活所能给予的一切。书籍和树林，姣好的面容和醉人的美食，河流，露的手套，椅子，电脑，浴缸，冬日森林，《美国生活的一日》，游廊中的小猫，电话，蓝色毛巾，可笑的鞋子。他失去了反抗的力量，荒诞的事物变成了喜剧的存在。整条路线十分简短，他用一种闹剧性的方式探索着被称为“传记”的产业。他准备好了再做一次回顾。

他推开了黄色的档案袋，拿近了手套。他把它们分开放在身前。左手手套置于左侧，右手手套置于右侧。而后，他将自己的双手分别放在两只手套上。手比手套要小一些，但依然无法套上。尽管他的手比露的要短，但却要更宽一些。如若他硬要套进去，他也终究无法感受到她那纤巧修长的手指指间的触感。

他将手掌分别贴在两只手套上，左手就放在左手手套上，右手则放在右手那只上。他的手掌应该可以覆住她的。他的皮肤颤抖起来。神奇的土地，紧紧相连。他的视线飘出窗外，飞向了树林。他的双手抚摸着两只复活的手套上。

是赫斯皮塔尔大夫赐予了他重新感受这奇妙触感的机会。

***

这次中奖赐予了他缓期，将他从生死彼岸拽回，又将他遗弃于边境。戈拉学会了镇定、平和与如灰烬般的淡漠。

新的游戏：早晨的操练，晚间的散步。测控血压，药片，去莫西大夫那儿看病。因为她代替了巴尔—艾尔大夫。艾尔薇拉每礼拜来他的住处打扫两次，料理家务，以免他跑去餐馆吃饭。可是，他周末还是会去那儿吃。

第二次血管成形术以后，又出现了另一位来电人。

“喂，你现在感觉如何？好些了么？”

我坚持让他给我讲述手术的细节，问我为什么他还在医院多待了一晚，而他那歇斯底里的血压又是怎么回事。

他似乎已被笼罩于所经受的打击之下，必须得让他把注意力从疾病上转移开来。

“你还记得学院里发生的那场革命么？”

“嗯，这是自然。”戈拉磕磕巴巴地说道。

“那会儿我还是个初来乍到的新人。你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开始，给我讲解了这次正义流行病的机制。你曾说，这是周期性，人们总需要一些精神的幻想。阁楼上的消遣活动，进入行政部门渠道的堵塞，警卫小分队，激进好战的口号……”

我们得知除了艾尔薇拉以外，戈拉再没有见过任何人，变得非常腼腆，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再有自信，他是这样说的。我尝试着躲闪，令人高兴的是他也接受了这一游戏。

“我保存了那些简报，是关于一则之前不算是强奸的强暴丑闻。里头还提到了那次革命，事件的始末以及女学生的赔偿金。”

来到自由荒漠的最初几年……我发现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囚禁绿洲。宗教也好，修辞学也好，慈善也罢。面对着领导和银行账户的奴颜婢膝。还有挫折。这异常的经验总得慢慢地才能让人理解。

“那么那位皮肤黝黑的高个儿蒂姆呢？他为会见特蕾莎而来。蒂姆和特蕾莎。还有，那马鹿……”

“马鹿？什么马鹿？”

“蒂姆卖过一头马鹿。他合法地持有枪械。那会儿恰逢捕猎季。所以，是合法的……丑闻是关于剥皮的事。他把打来的猎物带到了学院，在房里和其他学生一起把那头马鹿剥了皮。后来他就被院长叫了过去。他道了歉，但是他要求对当时侵犯特蕾莎的人采取严厉明了的措施。”

“蒂姆现在是圣塔菲一家移民权利机构的领导，而特蕾莎也已经结了婚，还有了三个孩子。当年侵犯她的那个人现在是华尔街的一名律师。当初你让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给你讲，好知道自己新的住处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吧。”

“是的，是的，可我现在来还有一个问题。帕拉德会不会是当年的探子呢？”

我猜，戈拉一定挑起了他的眉毛，好像要将之抛向天空。

“假如他曾经是的话，应该是可以找到证据的。假如他仅为可能是，那么……我们就是凭空猜测了。很多人本来不应是，最后还是成为了探子。这是否可以推断出大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哪怕没有任何人猜测，那他们自己都不曾在意吗？我们不能忽视，他们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又是怎样变成了他们本不会成为的那个模样。”

“很抱歉，我觉得现在讨论这些不合适。”

“呃，我觉得正是该说的时候。”

“这让我感到担忧。这是我的错，是我没有挣脱那些旧日的毒药。咱们应该谈一谈美国。”

“这会很有趣的。我们的故事看起来会很有意思，只因它们都极其怪异。”

“行。我之后再给你打电话吧，到时候聊一些开心的事儿吧。”

“我会很高兴的。再也没有人给我来电话了……”

他是否真的感到高兴，我不得而知，但我再也不会因为这些充满暗喻的话而感到有罪了。

***

那木偶摇晃着他，扼住了他的喉咙。它身着一件纤薄的上衣，透明，白丝绸质地。它肆无忌惮地掐住他的脖子，满心喜悦，全神贯注。半透明的死神，全身如丝。当你以为你已经摆脱了这世界的悲惨，它慢慢地，曼妙地松开你，带着一种无微不至的细心。人们从噩梦中跌跌撞撞地出来，重新面对着各自的档案。

封面上写着出生日期。过往，那是智慧的年龄；如今，那是伟哥的年龄。老家伙冯·阿申巴赫为脂粉感到羞耻，但也正是托了这脂粉的福，他的理发师让他神采奕奕重现青春。在这之前，他根本无法想象在新世纪中会有奇迹的降临。这个时代，替代品拥有无限的可能。肾、肝、新鼻子、新嘴唇、新眉毛、眼睛的颜色、性器官，根据顾客的要求来调整。治疗头和腿、睡眠和失眠、狂躁症、感冒、癌症、阳痿、欲望、秃顶和风湿的药物，心脏、头发和视网膜的移植，为聋人、盲人和残疾人配备的仪器。没有什么东西会失去，一切都会被改变，被替代。死人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遗嘱不仅规定了土地财产的转移，也规定了脾、肝、肾、肺等器官的移植，用于一个新的肉体，从而令其得到更新。

时间又是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流逝的呢？

流亡者接受了新的地点、新的时间。他习惯了传真机、互联网、手机、银行账户、飞碟、宗派和性的秘会，基于圣经和黄色电影的教育，但他依然留在被称作露的过去。

他为什么如此痴迷于明海尔·彼得·皮佩尔科尔恩，他自己本身或是可能代表的人物的对头，为什么要使彼得·加什帕尔复活呢？以及，他为何无法忘记几千年之前和伊奇那个大胖子的对话呢？那是一个阴暗而潮湿的地窖，他当时提到了自己对耶稣民族的崇敬之情，尽管他对宗教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兴趣。一直以来，他缺少的是什么？到底有什么能解释他那一直无法得到满足的需要，那种成为另一个人的需要？无须那样谨慎，也无须那样杰出。不只在思想上更加叛逆，也不只在梦境中更加自由，还需更多才多艺，更虚伪神秘，更罪孽深重，被万般蹂躏。还得更值得周围那些伪装者仇恨、同情和崇敬？

在土灰色的新档案上，命运用血红色写下了“戈拉”二字，那上面还有一张带有赫斯皮塔尔大夫署名的蓝纸。

似乎冠状动脉的疾病与胃部不适感并无关联。[6]根据血管成形术的检查显示，形成了一种极聚集又分散的病态粘连，这加剧了先前的新陈代谢综合征，造成了一种类似凝血的状态。介于心血管疾病将带来的种种风险，患者的动脉血压值濒临异常，高胆固醇在正常边缘徘徊，血糖含量也即将突破正常水平。[7]

边界[8]！边疆群岛的公民呀！人们可以在边界这一号码中解读个中含义。在边缘，在边界，无处不在。啊，边界！

边界公民拉开了窗帘。去动物园吧！[9]他自言自语道。在街道的动物园里，他可能会遇见自己的同类。罢了，不如还是留在家里，将车遗忘在车库。

咖啡，盛放谷物的碗，药片。电视屏幕上放着种种荒诞之作，国际象棋手正和命运进行着比赛。

做操，洗澡。一天开始了。他又多争取了一天的时间，再没有什么表现能与此相比了，新世界的同胞们都这样认为。他们有道理。这崭新的一天，或许可笑，但也是生存的奇迹。

***

他望着电视屏幕，看着彼得在桌边深思熟虑地下着棋。桌子一旁放着一杯可口可乐。天色已晚。

已经不早了，可是我没顾上时间早晚。

“你可看了那篇关于血管成形术的文章？”

“哪儿，哪里我能读到它？”

“今天，就在《纽约时报》上。头版就有。”

“我早就不买杂志了。我要读也只读旧报纸。我出生那年的报纸，距今也有70年了。”

“那倒是挺有趣的，但你就不能了解到的最新的医学调查了。”

“也就是说？”

“就是关于这些，叫……叫支架的东西。”

“这词儿我倒是听过。”

“几年前他们引入了一种新的品种。这种新支架表面镀了一层物质，可以有效防止血管中杂质沉淀。可是经证实还是旧型号的支架更好用。”

“他们给我装的是新款支架。它用梅菲斯托的唾液浸泡过。我坚持要用最新最有效的那款。赫斯皮塔尔大夫也同意了。这一款是值得信任的。”

“原则是，在你去世腐烂变质后，你的这些护身符还会留存下来。考古学者也会据此将你辨认出来。”

“他们给你装了多少？”

“7个。神奇的数字。”

戈拉对谈话尚有兴致，我还挺幸运的。

“我知道，帕拉徳以前是你的学生。他们一开始拒绝给他护照，等到一年后第二次申请时才给了他。在美国人的坚持下，尽管不情愿，他们还是将这护照发给了他。看起来挺奇怪的。”

“那里有什么是不奇怪的么？我知道你在暗指什么。”

“我没有影射什么，只是在提问。我尝试着治愈一种病，从我们那儿出来的人都患有这种疾病。别疑神疑鬼的。”

“这意思是说我是探子了呗，是么？是他们给我发的护照呀。”

“那是另一回事。露德米拉的亲戚们可能有所干涉，可能他们达成了什么协议吧。”

“那你呢……你也是拿着护照过来的吧。”

“他们想摆脱我。秘密警察的档案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曾在邻居、朋友和亲戚当中发现了探子。当时的我可真是天真，如今我疑神疑鬼的。”

“我还记得你来的时候。是帕拉德告诉我的，他说已把我的号码给了你。但是你大概在半年后才打来电话。当我问你情况如何，你回答说自己还没倒过来时差，成天觉得晕乎乎的。我很欣赏你的幽默感，但你当时的神情却怅然若失。”

“是的。在机场的时候，我就被割去了舌头。”

“这我记得。当时你说，当他们给你盖上出境印戳时，就意味着割掉了你的舌头。我们都得经历这些。”

“并不全是如此。帕拉德过来的时候尚年轻，而戈拉教授到底还是通晓各种语言的。”

“当时，我还把你带去了朋友科齐那儿。伊奇·科齐。”

“你说得对，他没让我花一分钱。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并不有趣，它会让你感到厌烦。”

“事实上还挺有趣的，但却是让我感到乏味。我为这个国度做的蠢事和善事而感到幸福。想必你也是如此吧，对此感到十分满足。”

“我确实如此，十分满足。我想关于帕拉德的问题能让你觉得开心点。不知道我有没有和你讲过，我和他曾在一所中学读书，尽管不是一个班的同学。”

“你没和我说过。”

“在他从罗马尼亚回来之后我又见了他一面，就在他那场谋杀案之前。这我也没同你说过吗？”

“也没有。”

“他和我说，他见到过露，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和你说过这件事。”

我使出了最后的诱饵。戈拉显得有些迟疑，不知道该不该撒谎。

“他没和我说过。”

“就在剧院。看《大师和玛格丽特》的那次。”

“他有没有给你描述过她是怎样的穿着？”

假如问题是嘲讽性的，那么便意味着他是在嘲笑提出问题的人，而我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套话契机。

“穿着黑色的裙子，袒露着自己的香肩？或者只是一套上街的普通打扮？头上是不是梳了一个发髻？”

我未作回答。宛若磐石般的沉默。而后，突然之间，戈拉又开始说了起来。

“那个澳大利亚人是一个伟大的医生。我完全被治愈了，焕然一新！我能重新开始一切，重蹈旧日覆辙。你还在听吗，还是你已经烦了？”

他上演着老糊涂鬼的角色。或许他还十分开心地记着笔记呢。

“我在听。你说得对，我也不再年轻了……年迈的女巫窥视着，藏匿在房间一角，带着各式各样的礼物。癌症、心脏病、老年痴呆症和瘟疫。火灾和恐怖主义。由人选择。”

“是啊，范围很广，来得猝不及防。夜晚，也是森林被黑暗笼罩之时。它也暗自昏沉，却不曾入眠。城里也是一样的光景。我总能透过窗户看到森林的景色。那是一个隐修院，你稍不留神它便出现在你眼前。”

长久的停顿。我重新鼓起了勇气。

“你真的跟她没联系过？”

“没有。我到这儿的时候给她写过信，但她也未曾答复。我后来又写了一次。她也从没有接过我的电话。于是，我便放弃了。我也没有怎么联络曾经的同胞，直至现在也逃避着这些，你可能也知道。”

“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吗？”

“不止如此。”

“你走之后，就再也未曾听闻到关于露的消息？”

“我重获了过去，但不曾发现什么重要的事物。就这样，尽是些鸡毛蒜皮之事，些许有点吊诡，含糊不清，甚至有点儿别扭。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至于关注嘛，是的，有过一些。但都是些不重要的事情，未曾有过根本性的了解。”

“那后来呢？”

“我对她的到来很是诧异，但我并没有见着她。这并无意义。我们曾经见过面。铁幕，这铁幕真是棒极了……将我们阻隔了这么长时间。人们总是担心遗留在过去的事情，也收不到信息。简而言之，你无法登上降落于神秘之域的飞机，你也无法亲眼看到被遮掩着的一切。还是这样比较好，不是么？避免任何的差错，不是这样么？你怎么看。在幸运、不幸和不存在的过失方面，你可是专家呀，你怎么认为呢？”

这一次，他正面出击，直接发文，没有时间回答，只是愤懑地咕哝着种种问题。

“好吧，我现在是明白了。我做了手术，变得焕然一新了。心脏和脑部的循环得到了回炉重造，我明白了。这些支架真是神奇的收获！他们挽回了我体内这些大大小小器官的循环运动，赐予了我第二次机会。”

他的语速快极了，字字带着速度，裹挟着怒气。

他就像一个胜利者待在面色苍白的安达卢西亚身旁。在她年轻的视线下，他抚摸着她年轻的双手和那双手套。转瞬之间，他还没来得及反省：皮肤起了皱纹，身体变得干瘪，胳膊变得青紫。她那纤长而衰老的胳膊，修长而衰老的双腿。只消稍加触碰，那骨头就会脆生生地化为齑粉。青春的年岁就此挫骨扬灰。但无论我如何编造，戈拉亦无法被剥夺继承权。

“我被拒绝于天堂之门以外！过了一会儿，我又来了，来知道那些我本该知道的事情。在这之后，人们才能开始接纳我。而现如今，他们要将我扫地出门了。真是抱歉，波尔坦斯基还在等着我呢。”

“那个俄罗斯人？”

“是那个乌克兰人，也就是苏联人，你认识他么？”

“嗯，我知道他。是那个东边来的流浪汉司机吧。你去哪儿呀？”

“我去火车站，去宾州火车站。”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见阿瓦基安。最后，我还是得去见贝德罗斯·阿瓦基安。他总是忙忙碌碌的，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这次终于肯理我了。关于彼得和塔拉我有些问题要问，还有关于德斯特。她本想在萨拉热窝开家时装店。我是这样听说的，或者我是这样做的梦，我也分不清了。老了老了，上年纪了。说着说着就不知所云了，很有趣，不是么？”

“可以这么说。”

“正如你所见，新世界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我一直听着电话，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我重新听见他自然地讲述起来，就像在此之前听过的一切忽而挥发了一般，又或许过去的那些事并无关紧要。

剩下只需问问他现在在读什么书即可。

“书？我什么书也不读。我没法集中注意力。”

“你桌上难道一本书也没有么？我可不信。”

“我有报纸、文件、档案。但我就是没有书。”

“床头柜上也没有？”

“什么床头柜？”

“我怎么知道？就是床旁边的床头柜呀。”

“啊，是的。有里尔克[10]的。只是他的读者圈在不断缩小，但并没有完全消失。真是谢天谢地。”

“里尔克？他的诗歌么？你还读诗呢？”

“不怎么读。只是一册文选。一些短文还有一些零散的诗句。这些诗句有关爱情。保护他人的孤独也保护孤独感本身！如果你想保有他人的孤独或者想把你的孤独传给别人，那么一切怕是都完了。这就是他的想法。你还记得吗？在一段良好的婚姻里，夫妻双方都是彼此孤独感的守护者。大概就是这些吧。”

“这是关于婚姻，而非关于爱情的吧。”

“有些人认为，爱情是一种归属的错误，诗人尝试着对此作以引导……如何守护契约式的爱情。‘去了解另一半的孤独，保护这种孤独感，也就是说……或是将另一半留在自我孤独感的门外。孤独感身披节庆的外衣，从偌大的暗黑之境浮现而起。’说得不错……这位老诗人当时还很年轻吗？”

他刚才似是重读了那篇文本，对自己找到的言语十分不满意。

这是一个胜利者。他拥有露和书架上的朋友，这帮助他掌握了那种贵族般的孤独感，文明化的虚伪。

“‘配对的生活意味着加剧两个相邻者的孤独。当其中一个人完全离开了另一个人，那么一切都结束了，所有曾经荡然无存……’很年轻，不是吗？里尔克当时很年轻。”

他停了下来，似乎从桌子上拿起了一份彩色封皮的档案，逐渐将其拿近来，就像是你为了听清夺命列车的声音而将耳朵贴近地面那般。他听了一会儿疯子的小夜曲，而后用一种悠闲的方式将卷宗放回了原位，跟虚荣之地重建联系。

“‘当两个人为了彼此拥有，而不再属于自己……’”

他读了起来。我意识到，他在读一本书，或是一本笔记。

“‘当两个人为了彼此拥有，而不再属于自己，他们脚下的土地便会荡然无存。共同的生活变成了失败的堆砌。’‘失败的堆砌’，你怎么看？”

他只是由于被要求阅读而阅读，如同往常一样。他的声音冷静而正常。

***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我跟戈拉总在讨论关于衰老的话题。

即便我们确认了彼得·加什帕尔这位年轻的朋友于未知情境中的死亡，这话题于他而言似乎依然不显得阴沉可怕。我曾猜想，他现在知晓了这最新的却又迟到的消息后，便要修改自己的悼文了，至于和自己的生平又有几分相似，我们不得而知。当我将这样的猜想告诉他时，他也未曾回驳我什么。我擅自假设并补充说道，在彼得失踪后，在我们之间这般日益频繁的对话中，我似乎就变成了这样一篇文本当中的主人公。他不作回应，将话题拉回关于衰老的讨论。

“在我那心血管犯病之前，我始终都没感到自己年龄的变化。我没有孩子，不曾感受到岁月的流逝。我记录了自己40岁和50岁的生日，而后将其遗忘。和大夫们，医疗器械和诊室的见面才将我唤醒。之后的那一年让人痛不欲生。女性求偶狂，就如死者称呼她的那样，让我面临各式各样的折磨与考验，而我则永远活在一种高压下。那时我感知到，疾病如同一种警告。这便是衰老，不是么？脆弱感变得愈发尖锐，引向衰竭，引向终结。警钟鸣响，光阴加速，每日每夜都将我们推向令人恐惧的远方，仿佛生活永远不止于此。每个全新的早晨都是迈向陌生的一步，这陌生可以是任何事物，也可能是终结。”

他说得对，疾病让你做好灭亡的准备。如若没有这般准备，你可能还会以为能无限延长这扑朔迷离的生命。

“忧伤与空虚？人们眺望着地平线，他们终将消失在那里，仿佛不曾存在过。然而，日常生活才是最具力量的事物，它将你瞬间带回当下。本能依然鲜活有力。你会重新归于混沌之境，它不知不觉地，无情地吞噬着时光。”

“可是宣布裁决结果时，感觉是会发生变化的。你被宣告已走到了人生路的尽头。过期了。就像任何产品那般，它们都有自己的保质期：23年，34年，61年3个月2个星期零5天。肿瘤是不治之症，你还有6个月的生命。对生命的最后一次延时。现在的医生无权就病情对你撒谎。”

“的确，每日的时光都是一份不曾奢望的礼物。你开始珍视每个瞬间、每片书页、每阵微风、每张书页，你想要好好品味它们，将它们久久地收藏心间。你还害怕么？你现在还害怕么？还因你自己将化为虚无，遁入混沌而害怕么？”

“那时候的确怕。飞来横祸将我的五脏六腑搞得一团糟。现在还有些许恐惧吧。不过，好多了。我已经冷静下来了。”

“最后的时刻邪恶有影响么？愤怒、失意、疲惫、厌恶一切，包括那令人反感的死亡？”

“可能有吧。但愤怒是最致命的，这是绝不能接受的。”

“那么善意呢？安详与感恩呢。就是那种对于生命的逆来顺受和卑躬屈膝？”

“就像一个幻影吧？将纯真弃之不顾？就像对待信仰那般？”

“信仰催生希望，尽管这并非得不到验证。不过可能到以后，就连这种事情人们也可以进行验证了吧。”

“帕拉德并不是信徒，但是他相信灵魂转世一说。他相信命运的永续轮回。”

“他并非唯一的那个。他声称自己收到过一些密码信号，所以那些不曾受过这些信号的人是无法反驳他的。”

我央求戈拉告诉我他究竟从窗外看到了什么。他首先把时间告诉了我：下午，四点零八分。

“既然我们在谈论衰老、死亡，那么就是在谈论时间，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它。生命的过期之时。”

稍作片刻，他又补充道：“那是七月，七月十九号。”

我原本还等着他说具体是哪一年，但他并没有那样做。就像任何一天那般，那日既有那么多的人出生，又有那么多的人死去，那一天的窗户里究竟能看见些什么呢？

他为我描述了他的花园，然后描绘了那绿莹莹的河谷，那是一种鲜活充满朝气的绿色呀。远处，高耸的树林郁郁葱葱。在他窗前的花园里，还有一窝野火鸡。火鸡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在一起，而火鸡爸爸不在家，待在了书房里。几只松鼠。两只踟蹰的小狍子，还有一只懒洋洋的大肥猫。

“天堂！这简直是天堂啊，不是么？”

“嗯，我一点儿也不厌倦。我架上有书，心中有词。”

“但它们终将消失。”

“你是想说，那些书将不再属于我，我将无法埋首书海之中么？”

“你可艳羡那些留下来的人呢？你会因为自己离开而过意不去么？”

“艳羡？那些留下来的人又并非长生不死，他们只是暂时留了下来。当然他们逝去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也会被人铭记，被他们的亲人和朋友所怀念，被书册和照片所记录。而最终，这一点痕迹也终将被抹去。何时抹去并不重要。是的，当你想起你那些亲爱的故人时，你不免会有些晕头转向。尽管你已经很久不曾见到他们了，你仍能感到他们就在这里，他们依旧停留在这里的某个地方。难不成连我们这颗疲敝的星球也终将消失么？多可怕呀，不是么？”

“你可希望与某些人于奈何桥畔再重逢？”

“嗯，是的，我希望再遇见我的父母双亲。我总时不时想起他们，当然还有别人……我总是这样，时不时地想起他们。如果我们能够将有关他们的记忆保存下来，那就足够了，这样其实更为稳妥，不会发生什么令人沮丧的变数。”

我问他，如何看待最后的弥留时光，是该将之无限延长，还是短促结束，短暂得宛如一记抽搐？

我以为自己很顺从，很平静，就是那种生理意义上的平静，一如我那遥远故国一位对话者所说的那样。可是，最终的想法还是压垮了我。无能、后悔、不可逾越的感觉将我顷刻掏空，就像是情感上命中注定的偿还，令我无处遁形。

“我不知道，我并未考虑过这个瞬间。考虑这件事情实在令我难以忍受。”戈拉漫不经心地回答着我。

事实上，我们谈论的不是年老色衰的晚年，而是生命。晚年是渐趋缓慢的生命，但到底还是生命。即便它脆弱不堪，被缩减得只剩短短几载，到底也是生命。没有生命，死亡就将不复存在。

“物质的死亡？变质物，有机物。还有什么是关于超越的？试图挑战物质的祈祷、书籍、手稿、乐谱、绘画，而它们又同时代表着物质本身。是一种虚荣吗？”

“是强度，并不比那些虚荣之物更无用。我们无比优越的强度。我们的礼物和对应的给予方式。”

“如同爱情那般？”

我意识到，这问题噎住了他，我听到那书桌上的纸张紧张地沙沙作响，眼镜也被一下丢到了桌面上。

怀揣着一种稚嫩的忧伤，我挣脱了悼文。

即便是和戈拉交谈的时候，我的内心也依然装着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或许还可能是个年龄稍大点儿的少年，尽管我清楚地记得18岁、25岁和之后的年月中我所经历的各种犹豫迟疑，各种狂热欣喜，各种黯然失败。然而，那男孩或是那少年自始至终就在那里，在那不同却又相同的肉体当中，只是带着另一番精神思想，而那思想也是相同的。一切恍若昨日。那一切又是什么时候消逝的？它真切地消逝了吗，没有丝毫的拖延？

一个星期前，露问我想不想立个遗嘱，好让人们在我辞世后将那些维持人造生命的仪器从身体上取下，就像她想要的那样。我拒绝了，无论如何都不行。她不能从她那最后一个牺牲者身上摘除维持折磨的罪恶仪器，我的遗嘱上将写明禁止这一解脱。我并非是想要奇迹发生，并不期待着哪天发明什么灵丹妙药或是身体自发地出现难以置信的转机，好让我逃过死亡。我只想说，尽管疾病以一种无意识的极端形式存在于这个世界，然而它本身也是生命一部分。谁又能确切地计量垂死者那无可医治的健忘症绝对的程度又有几分？帕拉德应该会赞同我的观点。他甚至相信世界是代码构成的，其中有神秘的形式，有公开的、无尽的转变，有魔幻而不可预测的变形。伊奇·科齐也会赞同我的。他一直都强调唯一存在的是生命，仅此而已，那便是古人的信仰所在，也正是它导致了人们的精神官能症和焦虑症。拒绝了第二次机会的人们丧失了救援，被无情地逐往一个预料之中的方向。

露似乎对我的坚持感到有些震惊，但对其自身的消逝却持以十分果决的态度，无论这场消逝会发生在何时，发生在何地。我接受了其他的愿望，用法律文本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最终署名生效。

次日早晨，我给她看了我们的脑袋在枕头上留下的压痕。我让她想象了一下，睡过这个枕头的人突然辞世，被人抬出房间，而这个枕头上的压痕则被妥善地保存了下来。而你曾和这个人一同分享过这张床和许多时光。倏忽间，时光化作一片荒野，房间成为一片荒漠，只有枕头上留下了永恒保留的痕迹。

“你能想象吗？”

“可以，但我不想要这么做。我们在遇到彼此之前，经历了太多太多。”

她的目光让人感知到，迟来者没有脱身之计。是的，我既没有，也不想有。

她不曾抗拒闪烁其词的警告和扑朔迷离的预感，也经历着重返青春的过程。她说，她摆脱了流亡伊始便缠身的疾病与痛楚，好似一场大病痊愈。她那双纤纤玉手等待着我这个迟到者。

她曾无法适应那巴洛克式的焦虑，如今她从中解放，在如火骄纵的热情中愈发真实，在沉着稳定的敏锐中愈发美艳。

时光耐心地等待着经历了百转千回的我们，现在，它甚至吊诡地放慢了自己的节奏。我们不曾了解彼此的孤独，而正是这孤独感将我们相连，让我们重又发现彼此，焕发我们身上的活力。那长久以来所渴求的冒险，即便在那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访嫌疑者的阁楼之后，也不曾丧失它独有的魅力。

我从不恐惧稍纵即逝的事物。在那夜晚流逝之后，我继续注视着那枕头上的压痕。露让我看看我们投映在白墙上的人影，我们相互依偎，安稳幸福，也很庆幸白日的阳光终将把这光影彻底抹除。我抖了抖压扁的枕头，让那些压痕从此消失。

我不愿留下痕迹，也不愿滞留回忆。露接受了俘虏自卫的决定，哪怕那可能无法成功。

注释：

[1]原文为英语：Plumbing，意为修水管的人。

[2]原文为英语：Taxus Express 2。

[3]原文为英语：Paclitaxel-Eluting Coronary System。

[4]原文为英语：Angio-Seal Vascular Closure Device。

[5]地名，原文为：Long Haul Estate。

[6]此处开头为同义英语，It seems that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the epigastric discomfort were unrelated...

[7]此处结尾为同义英语，Borderline hypertension, borderline hypercholesterolemia (and low HDL), and borderline blood sugar.

[8]原文为英语：Borderline。

[9]原文为英语：Go to the Zoo！

[10]奥地利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