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中国通史

世界简史

旧制度与大革命

目录

第一章 婚姻

第二章 族制

第三章 政体

第四章 阶级

第五章 财产

第六章 官制

第七章 选举

第八章 赋税

第九章 兵制

第十章 刑法

第十一章 实业

第十二章 货币

第十三章 衣食

第十四章 住行

第十五章 教育

第十六章 语文

第十七章 学术

第十八章 宗教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四十一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自序

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止一百二十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他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抄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帮助。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谬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吕思勉识。

绪论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他，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作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他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了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着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然则如何是好？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他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失败者之多，无疑的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呢？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氏》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见，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他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而其手和足全然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所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的，但他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其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需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分子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被上文化的色彩。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原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行为，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距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以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以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的不肯接受，即积极地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借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预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预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永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两间的现象，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原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他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诮，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

第一章 婚姻

《易经》的《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这是古代哲学家所推想的社会起源。他们以为隆古的社会，亦像后世一般，以一夫一妇为基本，成立一个家庭，由此互相联结，成为更大的组织。此等推想，确乎和我们根据后世的制度，以推想古代的情形的脾胃相合。所以几千年来，会奉为不刊之典。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却大是一个疑问了。

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几千年，社会的情形，却已大有改变了。设使我们把历史抹杀了，根据现在的情形，去臆测周、秦、汉、魏、唐、宋时的状况，那给研究过历史的人听了，一定是一场大笑话，何况邃古之事，去今业已几万年几十万年呢？不知古代的真相，而妄以己意推测，其结果，必将以为自古至今，不过如此，实系因缘起灭的现象，都将认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更。就将发生许多无谓的争执，不必要的保守，而进化的前途，被其阻碍了。所以近几十年来，史前史的发现，实在是学术上的一个大进步。而其在社会组织方面，影响尤大。

据近代社会学家所研究：人类男女之间，本来是没有什么禁例的。其后社会渐有组织，依年龄的长幼，分别辈行。当此之时，同辈行之男女，可以为婚，异辈行则否。更进，乃于亲族之间，加以限制。最初是施诸同母的兄弟姊妹的。后来渐次扩充，至凡同母系的兄弟姊妹，都不准为婚，就成所谓氏族（Sib）了。此时异氏族之间，男女仍是成群的，此一群之男，人人为彼一群之女之夫；彼一群之女，人人为此一群之男之妻；绝无所谓个别的夫妇。其后禁例愈繁，不许相婚之人愈多。于是一个男子，有一个正妻；一个女子，有一个正夫。然除此之外，尚非不许与其他的男女，发生关系。而夫妻亦不必同居；其关系尚极疏松。更进，则夫妻必须同居（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关系更为永久，遂渐成后世的家庭了。所以人类的婚姻，是以全无禁例始，逐渐发生加繁其禁例，即缩小其通婚的范围，而成为今日的形态的。以一夫一妻的家庭，为原始的男女关系，实属错误。

主张一夫一妻的家庭，为男女原始关系的形态的，不过说：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猿猴已有家庭，何况人类？然谓猿猴均有家庭，其观察本不正确（详见李安宅译《两性社会学》附录《近代人类学与阶级心理》第四节。商务印书馆本）。即舍此勿论，猿猴也是人类祖先的旁支，而非其正系。据生物学家之说，动物的聚居，有两种形式：一如猫虎等，雌雄同居，以传种之时为限；幼儿成长，即与父母分离；是为家庭动物。一如犬马等，其聚居除传种外，兼以互相保卫为目的；历时可以甚久，为数可以甚多；是为社群动物。人类无爪牙齿角以自卫，倘使其聚居亦以家庭为限，在隆古之世，断乎无以自存；而且语言也必不会发达。所以原始人类的状况，我们虽不得而知，其为社群而非家庭，则殆无疑义。猿类的进化不如人类，以生物界的趋势论，实渐走上衰亡之路，怕正以其群居本能，不如人类之故。而反说人类的邃初，必与猿猴一样，实未免武断偏见了。何况人类的性质，如妒忌及性的羞耻等，均非先天所固有（此观小孩便可知。动物两性聚居，只有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两种形式，人类独有一妻多夫，尤妒忌非先天性质之明证）。母爱亦非专施诸子女等，足以证明其非家庭动物的，还很多呢。

现代的家庭，与其说是源于人的本性，倒不如说是源于生活情形（道德不道德的观念，根于习惯；习惯源于生活）。据社会学家所考究：在先史时期，游猎的阶段，极为普遍。游猎之民，都是喜欢掠夺的，而其时可供掠夺之物极少，女子遂成为掠夺的目的。其后虑遭报复，往往掠夺之后，遗留物件，以为交换。此时的掠夺，实已渐成为贸易。女子亦为交换品之一。是为掠夺的变相，亦开买卖的远源。掠夺来的女子，是和部族中固有的女子，地位不同的。她是掠夺她的人的奴隶，须负担一切劳役。此既足以鼓励男子，使之从事于掠夺。又婚姻之禁例渐多，本部族中的女子，可以匹合者渐少，亦益迫令男子，从事于向外掠夺。所以家庭的起源，是由于女子的奴役；而其需要，则是立在两性分工的经济原因上的。与满足性欲，实无多大关系。原始人除专属于他的女子以外，满足性欲的机会，正多着呢。游猎之民，渐进而为畜牧，其人之好战斗，喜掠夺，亦与游猎之民同（凡畜牧之民，大抵兼事田猎），而其力且加强（因其食物充足，能合大群；营养佳良，体格强壮之故）。牧群须人照管，其重劳力愈甚，而掠夺之风亦愈烈。只有农业是源于收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级的农业，亦率由女子任其责。其后逐渐发达，成为生活所必资。此时经济的主权，操于女子之手。土田室屋及农具等，率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固不愿女子出嫁；女子势亦无从出嫁；男子与女子结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为附属品。此时女子有组织，男子则无（或虽有之而不关重要），所以社会上有许多公务，其权皆操于女子之手（如参与部族会议，选举酋长等。此时之女子，亦未尝不从事于后世家务一类的事务，然其性质，亦为公务，与后世之家务，迥乎不同）。实为女子的黄金时代。所谓服务婚的制度，即出现于此时。因为结婚不能徒手，而此时的男子，甚为贫乏，除劳力之外，实无可以为聘礼之物之故。其后农业更形重要，男子从事于此者益多。驯致以男子为之主，而女子为之辅。于是经济的主权，再入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财产渐有盈余，职业日形分化。如工商等业，亦皆为男子之事。个人私产渐兴，有财富者即有权力，不乐再向女子的氏族中作苦，乃以财物偿其部族的损失，而娶女以归。于是服务婚渐变为买卖婚，女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

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半坡人面鱼纹盆

以上所述，都是社会学家的成说。反观我国的古事，也无乎不同。《白虎通义·三皇篇》说，古代的人，“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这正是古代的婚姻，无所谓夫妇的证据。人类对于男女性交，毫无限制的时代，去今远了，在书本上，不易找到证据。至于辈行婚的制度，则是很明白无疑的。《礼记·大传》说宗子合族之礼道：“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这正是古代婚姻，但论辈行一个绝好的遗迹。这所谓同姓，是指父系时代本氏族里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老太爷、老爷、少爷们。异姓，郑《注》说“谓来嫁者”，就是老太太、太太、少太太们。从宗，是要依着血系的枝分派别的，如先分为老大房、老二房、老三房，再各统率其所属的房分之类，参看下章自明。主名，郑《注》说：“主于妇与母之名耳谓但分别其辈行，而不复分别其枝派。质而言之，就是但分为老太太、太太、少太太，而不再问其孰为某之妻，孰为某之母。“谓弟之妻为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翻做现在的话，就是：“把弟媳妇称为少太太，算作儿媳妇一辈，那嫂嫂难道可称为老太太，算作母亲一辈么？”如此分别，就可以称为男女有别，可见古代婚姻，确有一个专论辈行的时代，在周代的宗法中，其遗迹还未尽泯。夏威夷人，对于父、伯叔父、舅父，都用同一的称呼。中国人对于舅，虽有分别，父与伯叔父，母与伯叔母、从母，也是没有分别的。伯父只是大爷，叔父、季父，只是三爷、四爷罢了。再推而广之，则上一辈的人，总称为父兄，亦称父老。老与考为转注（《说文》），最初只是一语，而考为已死之父之称。下一辈则总称子弟。《公羊》何《注》说：“宋鲁之间，名结婚姻为兄弟。”（僖公二十五年）可见父母兄弟等，其初皆非专称。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家说：这不是野蛮人不知道父与伯叔父、舅父之别，乃是知道了而对于他们，仍用同一的称呼。殊不知野蛮人的言语，总括的名词，虽比我们少，各别的名词，却比我们多。略知训诂的人皆知之（如古鸟称雌雄，兽称牝牡，今则总称雌雄，即其一例）。既知父与伯叔父、舅父之别，而仍用同一的称呼，这在我们，实在想不出这个理由来。难者将说：父可以不知道，母总是可以知道的，为什么母字亦是通称呢？殊不知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生物学上的母，虽止一个，社会学上的母，在上一辈中，是很普遍的。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养，生物学上的母，实在是无甚关系的，又何必特立专名呢？然则邃初所谓夫妇之制和家庭者安在？《尔雅·释亲》：兄弟之妻，“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姒妇”，这就是现在的妯娌。而女子同嫁一夫的，亦称先生者为姒，后生者为娣。这也是辈行婚的一个遗迹。

社会之所以有组织，乃是用以应付环境的。其初，年龄间的区别，实在大于两性间的区别（后来受文化的影响，此等区别，才渐渐转变。《商君书·兵守篇》说军队的组织，以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其视年龄的区别，仍重于两性的区别）。所以组织之始，是按年龄分阶层的。而婚姻的禁例，亦起于此。到后来，便渐渐依血统区别了。其禁例，大抵起于血缘亲近之人之间。违犯此等禁例者，俗语谓之“乱伦”，古语则谓之“鸟兽行”，亦谓之“禽兽行”。惩罚大抵是很严重的。至于扩而充之，对母方或父方有血缘关系之人，概不许结婚，即成同姓不婚之制。（中国古代的姓，相当于现在社会学上所谓氏族，参看下章。）同姓不婚的理由，昔人说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氏》僖公二十三年郑叔詹说）“美先尽矣，贝寸相生疾。”（同上，昭公七年郑子产说）又说是同姓同德，异姓异德（《国语·晋语》司空季子说）。好像很知道遗传及健康上的关系的。然（一）血族结婚，有害遗传，本是俗说，科学上并无证据。（二）而氏族时代所谓同姓，亦和血缘远近不符。（三）至谓其有害于健康，则更无此说。然则此等都是后来附会之说，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理由。以实际言，此项禁例，所以能维持久远的，大概还是由于《礼记·郊特牲》所说的“所以附远厚别”。因为文化渐进，人和人之间，妒忌之心，渐次发达，争风吃醋的事渐多，同族之中，必有因争色而致斗乱的，于是逐渐加繁其禁例，最后，遂至一切禁断。而在古代，和亲的交际，限于血缘上有关系的人。异姓间的婚姻，虽然始于掠夺，其后则渐变为买卖，再变为聘娶，彼此之间，无复敌意，而且可以互相联络了。试看春秋战国之世，以结婚姻为外交手段者之多，便可知《郊特牲》“附远”二字之确。这是同姓不婚之制，所以逐渐普遍，益臻固定的理由。及其既经普遍固定之后，则制度的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威权，更不必要什么理由了。

妒忌的感情，是何从而来的呢？前文不是说，妒忌不是人的本性么？然两性间的妒忌，虽非人之本性，而古人大率贫穷，物质上的缺乏，逼着他不能不生出产业上的嫉妒来。掠夺得来的女子，既是掠夺者的财产，自然不能不努力监视着她。其监视，固然是为着经济上的原因，然他男子设或与我的奴隶，发生性的关系，就很容易把她带走，于是占有之欲，自物而扩及于人，而和此等女子发生性的关系，亦非得其主人许可，或给以某种利益，以为交换不可了（如租赁、借贷、交换等。《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庆封与卢蒲嫳易内；昭公二十八年，祁胜与邬臧通室；现在有的地方，还有租妻之俗；就是这种制度的遗迹）。再进，产业上的妒忌，渐变成两性间的妒忌，而争风吃醋之事遂多。内婚的禁忌，就不得不加严，不得不加密了。所以外婚的兴起，和内婚的禁止，也是互为因果的。

掠夺婚起于游猎时代，在中国古书上，也是确有证据的。《礼记·月令》《疏》引《世本》说：大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托诸大昊，虽未必可信，而俪皮是两鹿皮，见《公羊》庄公二十二年何《注》，这确是猎人之物。古婚礼必用雁，其理由，怕亦不过如此。又婚礼必行之昏时，亦当和掠夺有关系。

中国农业起于女子，捕鱼在古代，亦为女子之事，说见第十一章。农渔之民，都是食物饶足，且居有定地的，畋猎对于社会的贡献比较少，男子在经济上的权力不大，所以服务婚之制，亦发生于此时。赘婿即其遗迹。《战国·秦策》说大公望是齐之逐夫，当即赘婿。古代此等婚姻，在东方，怕很为普遍的。《汉书·地理志》说，齐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下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把此等风俗的原因，归诸人君的一道命令，其不足信，显而易见。其实齐襄公的姑姊妹不嫁，怕反系受这种风俗的影响罢？《公羊》桓公二年，有楚王妻媦之语（何《注》：婿，妹也）。可见在东南的民族，内婚制维持较久。《礼记·大传》说：“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庶姓见下章）而戚单于下（单同弹）。婚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族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则男系同族，永不通婚，只是周道。自殷以上，六世之后，婚姻就可以通的。殷也是东方之国。《汉书·地理志》又说燕国的风俗道：“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不知燕丹的举动，系受风俗的影响，反以为风俗源于燕丹，亦与其论齐襄公同病。而燕国对于性的共有制，维持较久，则于此可见。燕亦是滨海之地。然则自东南至于东北，土性肥沃，水利丰饶，农渔二业兴盛之地，内婚制及母系氏族，都是维持较久的。父系氏族，当起于猎牧之民。此可见一切社会制度，皆以经济状况为其根本原因。

人类对于父母亲族，总只能注意其一方，这是无可如何的。所以在母系氏族内，父方的亲族，并不禁止结婚；在父系氏族内，母方的亲族亦然；且有两个氏族，世为婚姻的。中国古代，似亦如此。所以夫之父与母之兄弟同称（舅）。夫之母与父之姊妹同称（姑）。可见母之兄弟，所娶者即父之姊妹（并非亲姊妹，不过同氏族的姊妹行而已）。而我之所嫁，亦即父之氏族中之男子，正和我之母与我之父结婚同。古代氏族，又有在氏族之中，再分支派的。如甲乙两部族，各分为一二两组。甲一之女，必与乙二之男结婚，生子则属于甲二。甲二之女，必与乙一之男结婚，生子则属于甲一。乙组的女子亦然（此系最简单之例，实际还可以更繁复）。如此，则祖孙为同族人，父子则否。中国古代，似亦如此。所以祭祀之礼：“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礼记·曲礼》）。殇与无后者，必从祖祔食，而不从父祔食（《礼记·曾子问》）。

近亲结婚，在法律上本有禁令的，并不限于父系。如《清律》“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即是。然因此等风俗，根深蒂固，法律就成为具文了。

古代所谓同姓，是自认为出于同一始祖的（在父系氏族，则为男子。在母系氏族，则为女子）。虽未必确实，他们固自以为如此。同姓与否，和血缘的远近，可谓实无关系。然他们认为同姓则同德，不可结婚，异姓则异德，可以结婚，理由虽不确实，办法尚觉一致。至后世所谓同姓，则并非同出于一源；而同出于一源的，却又不必同姓。如王莽，以姚、妫、陈、田，皆黄、虞后，与己同姓，令元城王氏，勿得与四姓相嫁娶（《汉书·莽传》）。而王䜣孙咸，以得姓不同，其女转嫁为莽妻（《汉书·传》）。此等关系，后世都置诸不论了。所谓同姓异姓，只是以父系的姓，字面上的同异为据，在理论上，可谓并无理由，实属进退失据。此因同姓不婚之制，已无灵魂，仅剩躯壳之故。总而言之，现在的所谓姓氏，从各方面而论，都已毫无用处，不过是社会组织上的老废物罢了。参看下章自明。

婚礼中的聘礼，即系卖买婚的遗迹，古礼称为“纳征”。《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曲礼》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则买妾是真给身价的，聘妻虽具礼物，不过仅存形式，其意已不在于利益了。

古代婚礼，传于后世的，为《仪礼》中的《士昏礼》。其节目有六：即（一）纳采（男氏遣使到女氏去求婚）。（二）问名（女氏许婚之后，再请问许婚的是哪一位姑娘？因为纳采时只申明向女氏的氏族求婚，并未指明哪一个人之故）。（三）纳吉（女氏帮助许婚的系哪一位姑娘之后，男氏归卜之于庙。卜而得吉，再使告女氏）。（四）纳征（亦谓之纳币。所纳者系玄纁束帛及俪皮）。（五）请期（定吉日。吉日系男氏所定，三请于女氏，女氏不肯定，然后告之）。（六）亲迎（新郎亲到女氏。执雁而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女父带着新娘出来，交给他。新郎带着新娘出门。新娘升车，新郎亲为之御。车轮三转之后，新郎下车，由御者代御。新郎先归，在门首等待。新娘车至，新郎揖之而入。如不亲迎的，则新郎三月后往见舅姑。亲迎之礼，儒家赞成，墨家是反对的，见《礼记·哀公问》《墨子·非儒篇》）。是为六礼。亲迎之夕，共牢而食，合卺而酳（古人的宴会，猪牛羊等，都是每人一份的。夫妻则两个人合一份，是谓同牢。把一个瓢破而为两，各用其半，以为酒器，是为合卺。这表示“合体，同尊卑”的意思）。其明天，“赞妇见于舅姑”。又明天，“舅姑共飨妇”。礼成之后，“舅姑先降自西阶（宾阶），妇降自昨阶（东阶，主人所行。古人说地道尊右，故让客人走西阶）”。表明把家事传给她，自己变做客人的意思。此礼是限于适妇的，谓之“著代”，亦谓之“授室”。若舅姑不在，则三月而后庙见。《礼记·曾子问》说：“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诸侯嫁女，亦有致女之礼，于三月之后，遣大夫操礼而往，见《公羊》成公九年。何《注》说：“必三月者，取一时，足以别贞信。”然则古代的婚礼，是要在结婚三个月之后，才算真正成立的。若在三个月之内分离，照礼意，还只算婚姻未完全成立，算不得离婚。这也可见得婚姻制度初期的疏松。

莫高窟第十二号窟南壁《婚礼图》，描绘了晚唐时期的婚嫁风俗。

礼经所说的婚礼，是家族制度全盛时的风俗，所以其立意，全是为家族打算的。《礼记·内则》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可见家长权力之大。《昏义》说：“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责妇顺焉也。妇顺也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尤可见娶妇全为家族打算的情形。《曾子问》说：“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这是我们容易了解的。又说：“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此意我们就不易了解了。原来现代的人，把结婚看作个人的事情，认为是结婚者的幸福，所以多有欢乐的意思。古人则把结婚看作为家族而举行的事情。儿子到长大能娶妻，父母就近于凋谢了，所以反有感伤的意思。《曲礼》说：“昏礼不贺，人之序也。”也是这个道理。此亦可见当时家族主义的昌盛，个人价值，全被埋没的一斑。

当这时代，女子遂成为家族的奴隶，奴隶是需要忠实的，所以贞操就渐渐地被看重。“贞妇”二字，昉见于《礼记·丧服四制》。春秋时，鲁君的女儿，有一个嫁给宋国的，称为宋伯姬。一天晚上，宋国失火，伯姬说：“妇人夜出，必待傅姆。”（傅姆是老年的男女侍从。必待傅姆，是不独身夜行，以避嫌疑的意思。）傅姆不至，不肯下堂，遂被火烧而死。《春秋》特书之，以示奖励（《公羊》襄公三十年）。此外儒家奖励贞节之说，还有许多，看刘向的《列女传》可知。刘向是治鲁诗的，《列女传》中，有许多是儒家相传的诗说。秦始皇会稽刻石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按《管子·八观篇》说：“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矣。”又说：“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无自正矣。”（《汉书·地理志》说：郑国土陋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这即是秦始皇所谓防隔内外。乃是把士大夫之家，“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的制度（见《礼记·内则》），推广到民间去。再嫁未必能有什么禁令，不过宣布其是倍死不贞，以示耻辱，正和奖励贞节，用意相同。寄豭是因奸通而寄居于女子之家的，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则子不得母；其制裁却可谓严厉极了。压迫阶级所组织的国家，其政令，自然总是助压迫阶级张目的。

虽然如此，罗马非一日之罗马，古代疏松的婚姻制度，到底非短期间所能使其十分严谨的。所以表显于古书上的婚姻，要比后世自由得多。《左氏》昭公元年载郑国徐吾犯之妹美，子南业经聘定了他，子皙又要强行纳聘。子皙是个强宗，国法奈何不得他。徐吾犯乃请使女自择，以资决定。这虽别有用意，然亦可见古代的婚姻，男女本可自择。不过“男不亲求，女不亲许”（见《公羊》僖公十四年），必须要有个媒妁居间；又必须要“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礼记·曲礼》），以资证明罢了。婚约的解除，也颇容易。前述三月成妇之制，在结婚三个月之后，两造的意见，觉得不合，仍可随意解除，这在今日，无论哪一国，实都无此自由。至于尚未同居，则自然更为容易。《礼记·曾子问》说：“昏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则女之家亦使人吊。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弗敢嫁，礼也。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一方等待三年，一方反可随意解约，实属不近情理。迂儒因生种种曲说。其实这只是《礼记》文字的疏忽。孔子此等说法，自为一方遭丧而一方无意解约者言之。若其意欲解约，自然毫无限制。此乃当然之理，在当日恐亦为常行之事，其事无待论列，故孔子不之及。记者贸然下了“而弗敢嫁，礼也”六字，一似非等待不可的，就引起后人的误会了。离婚的条件，有所谓七出，亦谓之七弃［ （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又有所谓三不去［（一）尝更三年丧不去。（二）贱取贵不去。（三）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与五不娶并列［（一）丧妇长女。（二）世有恶疾。（三）世有刑人。（四）乱家女。（五）逆家女］，见于《大戴礼记·本命篇》，和《公羊》庄公二十七年何《注》，皆从男子方面立说。此乃儒家斟酌习俗，认为义所当然，未必与当时的法律习惯密合。女子求去，自然也有种种条件，为法律习惯所认许的，不过无传于后罢了。观汉世妇人求去者尚甚多（如朱买臣之妻）等，则知古人之于离婚，初不重视。夫死再嫁，则尤为恒事。这是到宋以后，理学盛行，士大夫之家，更看重名节，上流社会的女子，才少有再嫁的，前代并不如此。《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这是现在讲究旧礼教的迂儒所乐道的。然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乃是说不得以妻为妾，并非说夫死不嫁。《白虎通义·嫁娶篇》引《郊特牲》，并无“故夫死不嫁”五字；郑《注》亦不及此义；可见此五字为后人所增。郑《注》又说：“齐或为醮”，这字也是后人所改的。不过郑氏所据之本，尚作齐字，即其所见改为醮字之本，亦尚未窜入“故夫死不嫁”五字罢了。此可见古书逐渐窜改之迹。

后世男子的权利，愈行伸张，则其压迫女子愈甚。此可于其重视为女时的贞操，及其贱视再醮妇见之。女子的守贞，实为对于其夫之一种义务。以契约论，固然只在婚姻成立后，持续时为有效，以事实论，亦只需如此。所以野蛮社会的风俗，无不是如此的，而所谓文明社会，却有超过这限度的要求。此无他，不过压迫阶级的要求，更进一步而已。女子的离婚，在后世本较古代为难，因为古代的财产，带家族共有的意思多，一家中人，当然都有享受之份。所以除所谓有所受无所归者外，离婚的女子，都不怕穷无所归。后世的财产，渐益视为个人所有，对于已嫁大归之女，大都不愿加以扶养；而世俗又贱视再醮之妇，肯娶者少；弃妇的境遇，就更觉凄惨可怜了。法律上对于女子，亦未尝加以保护。如《清律》：“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似乎是为无所归的女子，特设保护的条文的。然追还完聚之后，当如何设法保障，使其不为夫及夫之家族中人所虐待，则绝无办法。又说：“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不相和谐，即可离异，似极自由。然夫之虐待其妻者，大都榨取其妻之劳力以自利，安能得其愿离？离婚而必以两愿为条件，直使被虐待者永无脱离苦海之日。而背夫私逃之罪，则系“杖一百，从夫嫁卖”。被虐待的女子，又何以自全呢？彻底言之：现在所谓夫妇制度，本无维持之价值。然进化非一蹴所可几，即制度非旦夕所能改。以现在的立法论，当定在原则上：（一）离婚之诉，自妻提出者无不许。（二）其生有子女者，抚养归其母，费用则由其父负担。（三）夫之财产中，其一部分，应视为其妻所应得，离婚后当给予其妻。（四）夫妻异财者勿论。其同财者，嫁资应视为妻之私财，离婚时给还其妻；其业经销用者应赔偿。这固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然在今日，立法上亦只得如此了。而在今日，立法上亦正该如此。

古书中所载的礼，大抵是父系家庭时代的习惯风俗。后世社会组织，迄未改变，所以奉其说为天经地义。而因此等说法，被视为天经地义之故，亦有助于此制度之维持。天下事原总是互为因果的。但古书中的事实，足以表示家族主义成立前的制度的亦不少，此亦不可不注意。《礼记·礼运》：“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管子·幼官篇》，亦有“合男女”之文。合男女，即《周官》媒氏及《管子·入国篇》的合独之政。《周官》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谓不备聘娶之礼，说见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合独为九惠之政之一。其文云：“取鳏寡而和合之，与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实男女妃合，不由家族主持，而由部族主持之遗迹。其初盖普遍如此。到家族发达之后，部族于通常之结婚，才置诸不管，而只干涉其违法者，而救济其不能婚嫁者了。当男女婚配由部族主持之世，结婚的年龄，和每年中结婚的季节，都是有一定的。婚年：儒家的主张，是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礼记·曲礼》《内则》等篇，都是如此。《大戴礼记·本命篇》说，这是中古之礼。大古五十而室，三十而嫁。《墨子·节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则说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结婚的年龄，当然不能斠若画一。王肃说：男十六而精通，女十四而能化，自此以往，便可结婚；所谓三十、二十等，乃系为之极限，使不可过。又所谓男三十，女二十，不过大致如此，并非必以三十之男，配二十之女。其说自通（见《诗·摞有梅疏》）。《大戴礼》说：三十而室，二十而嫁，天子庶人同礼。《左氏》说：天子十五而生子；三十而室，乃庶人之礼（《五经异义》）。贵族生计，较庶人为宽裕，结婚年龄，可以提早，说亦可通。至《墨子》《韩非子》之说，则系求蕃育人民之意，古代此等政令甚多，亦不足怪。所可怪者，人类生理，今古相同，婚配的要求，少壮之时，最为急切，大古时何以能迟至五十、三十？案罗维（Robert H.Lowie）所著的《初民社会》（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本）。说巴西的波洛洛人（Bororo）男女性交和结婚，并非一事。当其少年时，男女之间，早已发生性的关系，然常是过着浪漫的生活，并不专于一人。倒是年事较长，性欲较淡，彼此皆欲安居时，才择定配偶，相与同居。按人类的性质，本是多婚的。男女同居，乃为两性间的分工互助，实与性欲无甚关系。波洛洛人的制度，实在是较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往往早期的较后期的为合理（这是因以往的文化，多有病态，时期愈晚，病态愈深之故）。中国大古之世，婚年较晚的理由，也可以借鉴而明了。人类性欲的开始，实在二七、二八之年。自此以往，更阅数年，遂臻极盛（此系中国古说，见《素问·上古天真论》。《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说皆同）。根于生理的欲念，宜宣泄不宜抑压。抑压之，往往为精神病的根源。然后世将经济上的自立，责之于既结婚的夫妇，则非十余龄的男女所及；又教养子女之责，专由父母任之，亦非十余龄的男女所能；遂不得不将结婚的年龄暂缓。在近代，并有因生计艰难，而抱独身主义的。性欲受抑压而横溢，个人及社会两方面，均易招致不幸的结果。这亦是社会制度与人性不能调和的一端。倘使将经济及儿童教养的问题，和两性问题分开，就不致有此患了。所以目前的办法，在以节育及儿童公育，救济迟婚及独身问题。结婚的季节，《春秋繁露》说：“霜降逆女，冰泮杀止。”（《循天之道篇》）《荀子》同（《大略篇》）。王肃说：自九月至正月。（见《诗·绸缪疏》）。其说良是。古人冬则居邑，春则居野（参看第六、第十四章），结婚的月份，实在是和其聚居的时期相应的。仲春则婚时已过，至此而犹不克婚，则其贫不能备礼可知，所以奔者不禁了。

北魏木板漆画，上下四层彩绘列女古贤人物故事。

多妻之源，起于男子的淫侈。生物界的事实，两性的数目，常大略相等。婚姻而无禁例，或虽有禁例而不严密则已，若既限定对于法定的配偶以外，不许发生性的关系，而又有若干人欲多占异性为己有，则有多占的人，即有无偶的人。所以古今中外，有夫妇之制的社会，必皆以一夫一妻为原则。但亦总有若干例外。古代贵族，妻以外发生性的关系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妻家带来的，谓之媵。一种是自己家里所固有的，谓之妾（后世媵之实消灭，故其名称亦消灭，但以妾为配偶以外发生性的关系之人之总称）。媵之义为送，即妻家送女的人（并不限于女子，如伊尹为有莘氏媵臣是），与婿家跟着新郎去迎接新娘的御相同。媵御的原始，实犹今日结婚时之男女傧相，本无可发生性的关系的理由。后来有特权的男子，不止娶于一家，正妻以外的旁妻，无以名之，亦名之曰媵，媵遂有正妻以外之配偶之义。古代的婚姻，最致谨于辈行，而此规则，亦为有特权者所破坏。娶一妻者，不但兼及其娣，而且兼及其侄，于是有诸侯一娶九女之制。取一国则二国往媵，各以侄娣从。一娶九女之制，据《白虎通义·嫁娶篇》说，天子与诸侯同。亦有以为天子娶十二女的，如《春秋繁露·爵国篇》是。此恐系以天子与诸侯同礼为不安而改之。其实在古代，天子诸侯，在实际上，未必有多大的区别。《礼记·昏义》末节说：天子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案《昏义》为《仪礼·士昏礼》之传，传文皆以释经，独《昏义》此节，与经无涉；文亦不类传体；其说在他处又无所见；而适与王莽立后，备和、嫔、美、御，和人三，嫔人九，美人二十七，御人八十一之制相合（见《汉书·莽传》）；其为后人窜入，自无可疑。《冠义》说：“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五十而后娶，其为再娶可知。诸侯以一娶九女之故，不得再娶（《公羊》庄公十九年），大夫若亦有媵，安得再娶？管氏有三归，孔子讥其不俭（《论语·八佾》：包咸云：三归，娶三姓女），即系讥其僭人君之礼。所以除人君以外，是决无媵的。至于妾，则为家中的女子，得与家主相接之义。家族主义发达的时代，门以内的事情，国法本不甚干涉。家主在家庭中的地位，亦无人可以制裁他。家中苟有女奴，家主要破坏她的贞操，自无从加以制裁。所以有妾与否，是个事实问题，在法律上，或者并无限制。然古代依身份而立别的习惯，是非常之多的，或有制限，亦未可知。后世等级渐平，依身份而立区别的习惯，大半消灭，娶妾遂成为男子普遍的权利了。虽然如此，法律上仍有依身份之贵贱，而定妾之有无多寡的。如《唐书·百官志》“亲王有孺人二人，媵十人；二品媵八人；国公及三品媵六人；四品媵四人；五品媵三人”，《明律》“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是。但此等法律，多成具文，而在事实上，则多妻之权利，为富者所享受。嫡庶之别，古代颇严。因为古代等级，本来严峻，妻和妾一出于贵族，一出于贱族，其在社会上的身份，本相悬殊之故。后世等级既平，妻妾之身份，本来的相差，不如前代之甚，所以事实上贵贱之相差亦较微。仅在法律上，风俗上，因要维持家庭间的秩序，不得不略存区别而已。

《颜氏家训》说：“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河北鄙于侧室，不预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这是江左犹沿古代有媵不再娶的旧风，河北就荡然了。但以妾媵终家事，必本有妾媵而后能然。如其无之，自不能不再娶。再娶自不能视之为妾。《唐书·儒学传》说：“郑余庆庙有二妣，疑于祔祭，请于有司。博士韦公肃议曰：‘古诸侯一娶九女，故庙无二适。自秦以来有再娶，前娶后继皆适也，两祔无嫌。’”自秦以来有再娶，即因封建破坏，无复一娶九女及三归等制度之故。韦公肃之议，为前娶后继，皆为适室礼文上的明据。但从礼意上说，同时不能有二嫡的，所以世俗所谓兼祧双娶，为法律所不许（大理院解释，以后娶者为妾）。

人类的性质，本来是多婚的（男女皆然）。虽由社会的势力，加以压迫，终不能改变其本性。所以压迫之力一弛，本性随即呈露。在现社会制度之下，最普遍而易见的，是为通奸与卖淫。通奸，因其为秘密之事，无从统计其多少。然就现社会和历史记载上观察，实可信其极为普遍。卖淫亦然。社会学家说：“凡是法律和习惯限制男女性交之处，即有卖淫之事，随之出现。”史家推原卖淫之始，多以为起于宗教卖淫。王书奴著《中国倡伎史》（生活书店本），亦力主此说。然原始宗教界中淫乱的现象，实未可称为卖淫。因为男女的交际，其初本极自由。后来强横的男子，虽把一部分女子占为己有，然只限于平时。至于众人集会之时，则仍须回复其故态。所以各个民族，往往大集会之时，即为男女混杂之际。如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士女往观而相谑（《韩诗》说，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史记·滑稽列传》载淳于髡说：“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胎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又如前文所引的燕国“嫁娶之夕，男女无别”都是。宗教上的寺院等，也是大众集会之地，而且是圣地，其地的习惯，是不易破坏的。《汉书·礼乐志》说：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颜师古《注》说：“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按《后汉书·高句骊传》说：其俗淫。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高句骊是好祠鬼神的，而乐府之立，亦和祭礼有关。然则采诗夜诵，怕不仅因其言辞或秘罢？男女混杂之事，后世所谓邪教中，亦恒有之，正和邪有何标准？不过古代之俗，渐与后世不合，则被目为邪而已。然则宗教中初期的淫乱，实不可谓之卖淫。不过限制男女交际的自由，往往与私有财产制度，伴随而起。既有私有财产，自有所谓卖买；既有所谓卖买，淫亦自可为卖买的标的。在此情形之下，本非卖买之事，变为卖买的多了，亦不仅淫之一端。

卖淫的根源，旧说以为起于齐之女闾。其事见于《战国策》的《东周策》。《东周策》载一个辩士的话道：“国必有诽誉。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则市与女闾，确为淫乐之地。《商君书·垦令篇》说：“令军市无有女子。”又说：“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亦市为淫乐之地之一证。女闾则他处无文。按《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说：“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今本无。）亦即女闾之类。女闾，盖后世所谓女户者所聚居。女户以女为户主，可见其家中是没有壮男的。《周官·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市。”《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婴说：“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则古代的市，本由女子管理。所以到后来，聚居市中的女子还很多。市和女闾，都不过因其为女子聚居之所，遂成为纵淫之地罢了。其初，也未必是卖淫的。

汉朝时，皇宫中和贵族府中都有很多歌伎，用作于宴席上表演，娱乐君主、贵族、大臣等。

卖淫的又一来源，是为女乐。女乐是贵族家里的婢妾，擅长歌舞等事的，令其“执技以事上”。婢妾的贞操，本来没有保障的，自不因其为音乐队员而有异。封建制度破坏，贵族的特权，为平民所僭者甚多，自将流布于民间。《史记·货殖列传》说：赵国的女子，“鼓鸣瑟，跕屣（现在的拖鞋，在古时为舞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郑、卫俗与赵相类。”又说：“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即其事。倡伎本来是有技艺的人的称谓，并非专指女子。所以女子有此等技艺的，还特称为女伎。然其实是性的诱惑的成分多，欣赏其技艺的成分少。于是倡伎转变为女子卖淫者的称谓，其字也改从女旁了。（娼妓。男子之有技艺者，不复称倡伎。）为倡伎之女子，本系婢妾之流，故自古即可卖买。《战国·韩策》说“韩卖美人，秦买之三千金”其证。后世当娼妓的，也都是经济上落伍的人，自然始终是可以买卖的了。资本的势力愈盛，遂并有买得女子，使操淫业以谋利的。古代的女伎，系婢妾所为，后世政治上还沿袭其遗制，是为乐户。系以罪人家属没入者为之。唐时，其籍属于大常。其额设的乐员，属于教坊司。此系国家的女乐队员，但因其本为贱族，贞操亦无保障，官员等皆可使之执技荐寝以自娱，是为官妓。军营中有时亦有随营的女子，则谓之营妓。民间女子卖淫的，谓之私娼。在本地的称土娼，在异乡的称流娼。清世祖顺治十六年，停止教坊女乐，改用内监。世宗雍正七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是时各地方的乐户，亦皆除籍为民。于是在法律上除去一种贱族，亦无所谓官妓。但私娼则是无从禁止的。律例虽有“举、贡、生员，宿娼者斥革”的条文，亦不过为管束举、贡、生员起见而已，并非禁娼。

古代掠夺婚的习惯，仍有存于后世的。赵翼《陔余丛考》说：“村俗有以婚姻议财不谐，而纠劫众女成婚者，谓之抢亲。《北史·高昂传》：‘昂兄乾，求博陵崔圣念女为婚，崔不许。昂与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谓兄曰：何不行礼？于是野合而归。’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经许字者，昂所劫则未字，固不同也。”按《清律》：“凡豪势之人，强夺良家妻女，奸占为妻妾者，绞。配与子孙、弟侄、家人者，罪亦如之。”此指无婚姻契约而强抢的。又说：“应为婚者，虽已纳聘财，期未至，而男家强娶者，笞五十。”（指主婚人。）“女家悔盟，男家不告官司强抢者，照强娶律减二等。”此即赵氏所谓已经许字之女，照法律亦有罪，但为习俗所囿，法律多不能实行。又有男女两家，因不能负担结婚时的费用，私相协议，令男家以强抢的形式出之的。则其表面为武力的，内容实为经济的了。抢孀等事，亦自古即有。《潜夫论·断讼篇》云：“贞洁寡妇，遭直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聘币，或贪其财贿，或私其儿子，则迫胁遣送，有自缢房中，饮药车上，绝命丧躯，孤捐童孩者。”又有“后夫多设人客，威力胁载者”。这其中，亦含有武力的、经济的两种成分。

卖买婚姻，则无其名而有其实。《断讼篇》又说：“诸女一许数家，虽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还私家，则此奸绝矣。不则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剧县，乃可以毒其心，而绝其后。”《抱朴子·弭讼篇》，述其姑子刘士由之论说：“末世举不修义，许而弗与。讼阋秽缛，烦塞官曹。今可使诸争婚者，未及同牢，皆听义绝，而倍还酒礼，归其币帛。其尝已再离，一倍裨聘（裨即现在赔偿的赔字）。其三绝者，再倍裨聘。如此，离者不生讼心，贪者无利重受。”葛洪又申说自己的意见道：“责裨聘倍，贫者所惮，丰于财者，则适其愿矣。后所许者，或能富殖，助其裨聘，必所甘心。然则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论之，能无怨叹乎？”葛洪之意，要令“女氏受聘，礼无丰约（谓不论聘财多少），皆以即日报版。又使时人署姓名于别版，必十人以上，以备远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书，必手书一纸。若有变悔而证据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罚罪”。可见汉晋之世卖买婚姻之盛。后世契约效力较强，此等事无人敢做，但嫁女计较聘礼，娶妻觊觎妆奁，其内容还是一样的，此非经济制度改变，无法可以改良了。

后世的婚姻，多全由父母做主，本人概不与闻，甚至有指腹为婚等恶习（见《南史·韦放传》。按《清律》，指腹为婚有禁），这诚然是很坏的。然论者遂以夫妇之道苦，概归咎于婚姻的不自由，则亦未必其然。人之性，本是多婚的，男女皆然，所以爱情很难持之永久。即使结婚之时，纯出两情爱慕，绝无别种作用掺杂其间，尚难保其永久，何况现在的婚姻，有别种作用掺杂的，且居多数呢？欲救夫妇道苦之弊，与其审慎于结婚之时，不如宽大于离婚之际，因为爱情本有变动，结婚时无论如何审慎，也控制不住后来的变化的。习俗所以重视离婚，法律也尽力禁阻，不过是要维持家庭。然家庭制度，实不是怎么值得维持的东西，参看下章可明。

统观两性关系，自氏族时代以后，即已渐失其正常。其理由：因女子在产育上，所负的责任，较男子为多。因而其斗争的力量，较男子为弱。不论在人类凭恃武力相斗争，或凭恃财力相斗争的时代，女子均渐沦于被保护的地位，失其独立，而附属于男子。社会的组织，宜于宽平坦荡，个人与总体直接。若多设等级，使这一部分人，隶属于那一部分人，那不公平的制度就要逐渐发生，积久而其弊愈深了。近代女权的渐渐伸张，实因工业革命以来，女子渐加入社会的机构，非如昔日蛰居家庭之中，专做辅助男子的事情之故。女子在产育上多尽了责任，男子就该在另一方面多尽些义务，这是公道。乘此机会，压迫女子，多占权利，是很不正当的。而欲实行公道，则必自铲除等级始。所以有人说：社群制度是女子之友，家庭制度是女子之敌。然则“女子回到家庭去”这口号，当然只有开倒车的人，才会去高呼了。人家都说现在的女学生坏了，不如从前旧式的女子，因其对于家政生疏了，且不耐烦。殊不知这正是现代女子进步之征。因为对于家政生疏，对于参与社会的工作，却熟练了。这正是小的、自私的、自利的组织，将逐渐破坏；大的、公平的、博爱的制度，将逐渐形成的征兆。贤母良妻，只是贤奴良隶。此等教育，亦只好落伍的国家去提倡。我们该教一切男女以天下为公的志愿，广大无边的组织。

第二章 族制

人是非团结不能生存的。当用何法团结呢？过去的事情，已非我们所能尽知；将来的事情，又非我们所能预料。我们现在，只能就我们所知道的，略加说述而已。

在有史时期，血缘是人类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恒狃于其所见闻，遂以此为人类团结唯一的因素，在过去都是如此，在将来也非如此不可了。其实人类的团结，并非是专恃血缘的。极远之事且勿论，即上章所说的以年龄分阶层之世，亦大率是分为老、壮、幼三辈（间有分为四辈的，但以分做三辈为最普通。《礼记·礼运》说：“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论语·雍也篇》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亦都是分为三辈），而不再问其人与人间的关系的。当此之时，哪有所谓夫妇、父子、兄弟之伦呢？《礼记·礼运》说：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左氏》载富辰的话，也说“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僖公二十四年）。可见亲族关系，是后起的情形了。

人类愈进步，则其分化愈甚，而其组织的方法亦愈多。于是有所谓血族团体。血族团体，其初必以女子为中心。因为夫妇之伦未立，父不可知；即使可知，而父子的关系，亦不如母子之密之故。如上章所述，人类实在是社群动物，而非家庭动物。所以其聚居，并不限于两代。母及同母之人以外，又有母的母，母的同母等。自己而下推，亦是如此。遂渐成为母系氏族。每一个母系氏族，都有一个名称，是即所谓姓。一姓总有一个始祖母的，如殷之简狄、周之姜嫄即是。简狄之子契，姜嫄之子稷，都是无父而生的。因为在传说中，此等始祖母，本来无夫之故。记载上又说他俩都是帝喾之妃，一定是后来附会的。（契、稷皆无父而生，见《诗·玄鸟》《生民》。《史记·殷》《周本纪》所载，即是《诗》说。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所考证，太史公是用鲁诗说的。姜嫄、简狄，皆帝喾之妃，见《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亦用其说。）

女系氏族的权力，亦有时在男子手中（参看下章）。此即所谓舅权制。此等权力，大抵兄弟相传，而不父子相继。因为兄弟是同氏族人，父子则异氏族之故。我国商朝和春秋时的鲁国、吴国，都有兄弟相及的遗迹（鲁自庄公以前，都一代传子，一代传弟，见《史记·鲁世家》）。这是由于东南一带，母系氏族消灭较晚之故，已见上章。

由于生业的转变，财产和权力，都转入男子手中，婚姻非复男子入居女子的氏族，而为女子入居男子的氏族（见上章）。于是组织亦以男为主，而母系氏族遂变为父系氏族。商、周自契、稷以后，即奉契、稷为始祖，便是这种转变的一件史实。

族之组织，是根据于血缘的。血缘之制既兴，人类自将据亲等的远近，以别亲疏。一姓的人口渐繁，又行外婚之制，则同姓的人，血缘不必亲，异姓的人，血缘或转相接近。所谓族与姓，遂不得不分化为两种组织。族制，我们所知道的，是周代的九族：（一）父姓五服以内。（二）姑母和他的儿子。（三）姊妹和他的儿子。（四）女儿和他的儿子。是为父族四。（五）母的父姓，即现在所谓外家。（六）母的母姓，即母亲的外家。（七）母的姊妹和他们的儿子。是为母族三。（八）妻之父姓。（九）妻之母姓。是为妻族二。这是汉代今文家之说，见于《五经异义》（《诗·葛藟疏》引）。《白虎通义·宗族篇》同。古文家说，以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为九族，此乃秦汉时制，其事较晚，不如今文家所说之古了。然《白虎通义》又载或说，谓尧时父母妻之族各三，周贬妻族以附父族，则今文家所说，亦已非极古之制。《白虎通义》此段，文有脱误，尧时之九族，无从知其详。然观下文引《诗》“邢侯之姨”，则其中该有妻之姊妹。总而言之：族制是随时改变的，然总是血缘上相近的人，和后世称父之同姓为族人，混同姓与同族为一不同，则是周以前所同的。九族中人，都是有服的。其无服的，则谓之党（《礼记·奔丧》郑《注》）。是为父党、母党、妻党。

皿方罍，殷商时期青铜器，器身刻有“皿父乍尊彝”字样，显示了皿氏家族的宗族关系。

同姓的人，因人口众多，血缘渐见疏远，其团结，是否因此就松懈了呢？不。所谓九族者，除父姓外，血缘上虽然亲近，却不是同居的。同姓则虽疏远而仍同居，所以生活共同，利害亦共同。在同居之时，固有其紧密的组织；即到人口多了，不能不分居，而彼此之间，仍有一定的联结，此即所谓宗法。宗法和古代的社会组织，有极大的关系。今略述其制如下：

（一）凡同宗的人，都同奉一个始祖（均系此始祖之后）。

（二）始祖的嫡长子，为大宗宗子。自此以后，嫡长子代代承袭，为大宗宗子。凡始祖的后人，都要尊奉他，受他的治理。穷困的却亦可以受他的救济。大宗宗子和族人的关系，是不论亲疏远近，永远如此的，是谓大宗“百世不迁”。

（三）始祖之众子（嫡长子以外之子），皆别为小宗宗子。其嫡长子为继祢小宗。继祢小宗的嫡长子为继祖小宗。继祖小宗的嫡长子为继曾祖小宗。继曾祖小宗的嫡长子为继高祖小宗。继祢小宗，亲兄弟宗事他（受他治理，亦受他救济）。继祖小宗，从兄弟宗事他。继曾祖小宗，再从兄弟宗事他。继高祖小宗，三从兄弟宗事他。至四从兄弟，则与继六世祖之小宗宗子，亲尽无服，不再宗事他。是为小宗“五世则迁”。（以一人之身论，当宗事与我同高、曾、祖、考四代的小宗宗子及大宗宗子。故曰：“小宗四，与大宗凡五。”）

（四）如此，则或有无宗可归的人。但大宗宗子，还是要管理他，救济他的。而同出于一始祖之人，设或殇与无后，大宗的宗子，亦都得祭祀他。所以有一大宗宗子，则活人的治理、救济，死人的祭祀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大宗宗子无后，族人都当绝后以后大宗。

以上是周代宗法的大略，见于《礼记·大传》的。《大传》所说大宗的始祖，是国君的众子。因为古者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礼记·郊特牲》谓不敢立其庙而祭之。其实大宗的始祖，非大宗宗子，亦不敢祭。所以诸侯和天子，大夫和诸侯，大宗宗子和小宗宗子，小宗宗子和非宗子，其关系是一样的），所以国君的众子，要别立一宗。郑《注》又推而广之，及于始适异国的大夫。据此，宗法之立，实缘同出一祖的人太多了，一个承袭始祖的地位的人，管理有所不及，乃不得不随其支派，立此节级的组织，以便管理。迁居异地的人，旧时的族长，事实上无从管理他。此等组织，自然更为必要了。观此，即知宗法与封建，大有关系。因为封建是要将本族的人，分一部分出去的。有宗法的组织，则封之者和所封者之间，就可保持着一种联结了。然则宗法确能把同姓中亲尽情疏的人联结在一起。他在九族之中，虽只联结得父姓一族，然在父姓之中，所联结者，却远较九族之制为广。怕合九族的总数，还不足以敌他。而且都是同居的人，又有严密的组织。母系氏族中，不知是否有与此相类的制度。即使有之，其功用，怕亦不如父系氏族的显著。因为氏族从母系转变到父系，本是和斗争有关系的。父系氏族而有此广大严密的组织，自然更能发挥其斗争的力量。我们所知，宗法之制，以周代为最完备，周这个氏族，在斗争上，是得到胜利的。宗法的组织，或者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有族制以团结血缘相近的人，又有宗法以团结同出一祖的人，人类因血族而来的团结，可谓臻于极盛了。然而当其极盛之时，即其将衰之候。这是什么原因呢？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进化尚浅之时，人类的互助，几于有合作而无分工。其后虽有分工，亦不甚繁复。大家所做的事，既然大致相同，又何必把过多的人联结在一起？所以人类联结的广大，是随着分工的精密而进展的。分工精密之后，自能将毫不相干的人，联结在一起。此等互相倚赖的人，虽然彼此未必相知，然总必直接间接，互相接触。接触既繁，前此因不相了解而互相猜忌的感情，就因之消灭了。所以商业的兴起，实能消灭异部族间敌对的感情。分工又是使个性显著的。有特殊才能的人，容易发挥其所长，获得致富的机会。氏族中有私财的人逐渐多，卖买婚即于此时成立（说见上章）。于是父权家庭成立了。《孟子》说当时农夫之家，是五口和八口。说者以为一夫上父母下妻子；农民有弟，则为余夫，要另行授田（《梁惠王》及《滕文公》上篇）。可见其家庭，已和现在普通的家庭一样了。士大夫之家，《仪礼·丧服传》说大功同财，似乎比农民的家庭要大些。然又说当时兄弟之间的情形道：“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则业已各住一所屋子，各有各的财产，不过几房之中，还保有一笔公款而已。其联结，实在是很薄弱的，和农夫的家庭，也相去无几了。在当时，只有有广大封土的人，其家庭要大些。这因为（一）他的元始，是以一氏族征服异氏族，而食其租税以自养的，所以宜于聚族而居，常作战斗的戒备。只要看《礼记》的《文王世子》，就知道古代所谓公族者，是怎样一个组织了。后来时异势殊，这种组织，实已无存在的必要。然既已习为故常，就难于猝然改革。这是一切制度，都有这惰性的。（二）又其收入既多，生活日趋淫侈，家庭中管事服役的奴仆，以及技术人员，非常众多，其家庭遂特别大。这只要看《周官》的《天官》，就可以知道其情形。然此等家庭，随着封建的消灭，而亦渐趋消灭了。虽不乏新兴阶级的富豪，其自奉养，亦与素封之家无异，毕竟是少数。于是氏族崩溃，家庭代之而兴。家庭的组织，是经济上的一个单位，所以尽相生相养之道的。相生相养之道，是老者需人奉养，幼者需人抚育。这些事，自氏族崩溃后，既已无人负责，而专为中间一辈所谓一夫一妇者的责任。自然家庭的组织，不能不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为范围了。几千年以来，社会的生活情形，未曾大变，所以此种组织，迄亦未曾改变。

宜侯夨簋，簋内底有铭文一百二十余字，大意为周康王册封夨为宜侯，是关于西周实行分封的重要史料。

看以上所述，可见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经济是最广泛，和社会上各个人都有关系，而且其关系，是永远持续，无时间段的。自然对于人的影响，异常深刻，各种上层组织，都不得不随其变迁而变迁；而精神现象，亦受其左右而不自知了。在氏族时代，分工未密，一个氏族，在经济上，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团体。生活既互相倚赖，感情自然容易密切。不但对于同时的人如此，即对于以往的人亦然。因为我所赖以生存的团体，是由前人留诒下来的。一切知识技术等，亦自前辈递传给后辈。这时候的人，其生活，实与时间上已经过去的人关系深，而与空间上并时存在的人关系浅。尊祖、崇古等观念，自会油然而生。此等观念，实在是生活情形所造成的。后人不知此理，以为这是伦理道德上的当然，而要据之以制定人的生活，那就和社会进化的趋势背道而驰了。大家族、小家庭等字样，现在的人用来，意义颇为混淆。西洋人学术上的用语，称一夫一妇，包括未婚子女的为小家庭；超过于此的为大家庭。中国社会，（一）小家庭和（二）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的家庭，同样普遍。（三）兄弟同居的，亦自不乏。（四）至于五世同居，九世同居，宗族百口等，则为罕有的现象了。赵翼《陔余丛考》，尝统计此等极大的家庭（第四种），见于正史孝义、孝友传的：《南史》三人，《北史》十二人，《唐书》三十八人，《五代史》二人，《宋史》五十人，《元史》五人，《明史》二十六人。自然有（一）不在孝义、孝友传，而散见于他篇的；（二）又有正史不载，而见于他书；（三）或竟未见记载的。然以中国之大，历史上时间之长，此等极大的家庭，总之是极少数，则理有可信。此等虽或由于伦理道德的提倡（顾炎武《华阴王氏宗祠记》：“程朱诸子，卓然有见于遗经。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说于南方，以授学者。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或累世同居，称为义门者，往往而有。”可见同居之盛，由于理学家的提倡者不少），恐仍以别有原因者居多（《日知录》：“杜氏《通典》言：北齐之代，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将近万室。《北史·薛胤传》：为河北太守，有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夐绝。”陈宏谋《与杨朴园书》：“今直省唯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各有祠。”则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似由北齐之世，丧乱频仍，民皆合族以自卫；而南方山岭崎岖之地进化较迟，土著者既与合族而居之时，相去未远；流移者亦须合族而居，互相保卫之故）。似可认为古代氏族的遗迹，或后世家族的变态。然氏族所以崩溃，正由家族潜滋暗长于其中。此等所谓义门，纵或有古代之遗，亦必衰颓已甚。况又有因环境的特别，而把分立的家庭，硬行联结起来的。形式是而精神非，其不能持久，自然无待于言了。《后汉书·樊宏传》说他先代三世共财，有田三百余顷。自己的田地里，就有陂渠，可以互相灌注。又有池鱼，牧畜，有求必给。“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这是因其生产的种类较多之故）。课役童隶，各得其宜。”（分工之法。）要造器物，则先种梓漆。简直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自给自足的团体。历代类乎氏族的大家族，多有此意。此岂不问环境所可强为？然社会的广大，到底非此等大家族所能与之相敌，所以愈到后世，愈到开化的地方，其数愈少。这是类乎氏族的大家族，所以崩溃的真原因，毕竟还在经济上。但在政治上，亦自有其原因。因为所谓氏族，不但尽相生相养之责，亦有治理其族众之权。在国家兴起以后，此项权力，实与国权相冲突。所以国家在伦理上，对于此等大家族，虽或加以褒扬，而在政治上，又不得不加以摧折。所谓强宗巨家，遂多因国家的干涉，而益趋于崩溃了。略大于小家庭的家庭（第二、第三种），表面上似为伦理道德的见解所维持（历代屡有禁民父母在别籍异财等诏令，可参看《日知录》卷十三《分居》条），实则亦为经济状况所限制。因为在经济上，合则力强，分则力弱，以昔时的生活程度论，一夫一妇，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实多不能自立的。儒者以此等家庭之多，夸奖某地方风俗之厚，或且自诩其教化之功，就大谬不然了。然经济上虽有此需要，而私产制度，业已深入人心，父子兄弟之间，亦不能无分彼此。于是一方面牵于旧见解，迫于经济情形，不能不合；另一方面，则受私有财产风气的影响，而要求分；暗斗明争，家庭遂成为苦海。试看旧时伦理道德上的教训，戒人好货财、私妻子而薄父母兄弟之说之多，便知此项家庭制度之岌岌可危。制度果然自己站得住，何须如此扶持呢？所以到近代，除极迂腐的人外，亦都不主张维持大家庭。如李绂有《别籍异财议》，即其一证。至西洋文化输入，论者更其提倡小家庭，而排斥大家庭了。然小家庭又是值得提倡的么？

不论何等组织，总得和实际的生活相应，才能持久。小家庭制度，是否和现代人的生活相应呢？历来有句俗话，叫作“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可见所谓家庭，实以扶养老者，抚育儿童，为其天职。然在今日，此等责任，不但苦于知识之不足（如看护病人，抚养、教育儿童，均须专门知识），实亦为其力量所不及（兼日力财力言之。如一主妇不易看顾多数儿童，兼操家政。又如医药、教育的费用，不易负担）。在古代，劳力重于资本，丁多即可致富，而在今日，则适成为穷困的原因。因为生产的机键，自家庭而移于社会了，多丁不能增加生产，反要增加消费（如纺织事业）。儿童的教育，年限加长了，不但不能如从前，稍长大即为家庭挣钱，反须支出教育费。而一切家务，合之则省力，分之则多费的（如烹调、浣濯），又因家庭范围太小，而浪费物资及劳力。男子终岁劳动，所入尚不足以赡其家。女子忙得和奴隶一般，家事还不能措置得妥帖。于是独身、晚婚等现象，相继发生。这些都是舶来品，和中国旧俗，大相径庭，然不久，其思想即已普遍于中流社会了。凡事切于生活的，总是容易风行的，从今以后，穷乡僻壤的儿女，也未必死心塌地，甘做家庭的奴隶了。固然，个人是很难打破旧制度，自定办法的。而性欲出于天然，自能把许多可怜的儿女，牵入此陈旧组织之中。然亦不过使老者不得其养，幼者不遂其长，而仍以生子不举等人为淘汰之法为救济罢了。这种现象，固已持续数千年，然在今日，业经觉悟之后，又何能坐视其如此呢？况且家庭的成立，本是以妇女的奴役为其原因的。在今日，个人主义抬头，人格要受尊重的时代，妇女又何能长此被压制呢？资本主义的学者，每说动物有雌雄两性，共同鞠育其幼儿，而其同居期限，亦因以延长的，以为家庭的组织，实根于人类的天性，而无可改变。姑无论其所说动物界的情形，并不确实。即使退一步，承认其确实，而人是人，动物是动物；人虽然亦是动物之一，到底是动物中的人；人类的现象，安能以动物界的现象为限？他姑弗论，动物雌雄协力求食，即足以哺育其幼儿，人，为什么有夫妇协力，尚不能养活其子女的呢？或种动物，爱情限于家庭，而人类的爱情，超出于此以外，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论者不知人之爱家，乃因社会先有家庭的组织，使人之爱，以此形式而出现，正犹水之因方而为圭，遇圆而成璧；而反以为人类先有爱家之心，然后造成家庭制度；若将家庭破坏，便要“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礼记·乐记》：“强者胁弱，众者暴寡；智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这真是倒果为因。殊不知家庭之制，把人分为五口八口的小团体，明明是互相倚赖的，偏使之此疆彼界，处于半敌对的地位，这正是疾病之所以不养，老幼孤独之所以不得其所。无后是中国人所引为大戚的，论者每说这是拘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义（《孟子·离娄上篇》），而其以无后为不孝，则是迷信“鬼犹求食”（见《左氏》宣公四年），深虑祭祀之绝。殊不知此乃古人的迷信，今人谁还迷信鬼犹求食来？其所以深虑无后，不过不愿其家之绝，所以不愿其家之绝，则由于人总有尽力经营的一件事，不忍坐视其灭亡，而家是中国人所尽力经营的，所以如此。家族之制，固然使人各分畛域，造成互相敌对的情形，然此自制度之咎。以爱家者之心论：则不但（一）夫妇、父子、兄弟之间，互尽扶养之责。（二）且推及于凡与家族有关系的人（如宗族姻亲等）。（三）并且悬念已死的祖宗。（四）以及未来不知谁何的子孙。前人传给我的基业，我必不肯毁坏，必要保持之，光大之，以传给后人，这正是极端利他心的表现。利他心是无一定形式的，在何种制度之下，即表现为何种形式。然而我们为什么要拘制着他，一定只许他在这种制度中表现呢？

以上论族制的变迁，大略已具。请再略论继承之法。一个团体，总有一个领袖。在血缘团体之内，所谓父或母，自然很容易处于领袖地位的。父母死后，亦当然有一个继承其地位的人。女系氏族，在中国历史上，可考的有两种继承之法：（一）是以女子承袭财产，掌管祭祀。前章所述齐国的巫儿，即其遗迹。这大约是平时的族长。（二）至于战时及带有政治性质的领袖，则大约由男子尸其责，而由弟兄相及。殷代继承之法，是其遗迹。男系氏族，则由父子相继。其法又有多端：（一）如《左氏》文公元年所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这大约因幼子恒与父母同居，所以承袭其遗产（蒙古人之遗产，即归幼子承袭。其幼子称斡赤斤，译言守灶）。（二）至于承袭其父之威权地位，则自以长子为宜，而事实上亦以长子为易。（三）又古代妻妾，在社会上之地位亦大异。妻多出于贵族。妾则出于贱族，或竟是无母家的。古重婚姻，强大的外家及妻家，对于个人，是强有力的外援（如郑庄公的太子忽，不婚于齐，后来以无外援失位）；对于部族，亦是一个强有力的与国，所以立子又以嫡为宜。周人即系如此。以嫡为第一条件，长为第二条件。后来周代的文化，普行于全国，此项继承之法，遂为法律和习惯所共认了。然这只是承袭家长的地位，至于财产，则总是众子均分的。（《清律》：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但以子数均分。奸生之子，依子量与半分。无子立继者，与私生子均分）。所以中国的财产，不因遗产承袭而生不均的问题。这是众子袭产，优于一子袭产之点。

无后是人所不能免的，于是发生立后的问题。宗法盛行之世，有一大宗宗子，即生者的扶养，死者的祭祀，都可以不成问题，所以立后问题，容易解决。宗法既废，势非人人有后不可，就难了。在此情形之下，解决之法有三：（一）以女为后。（二）任立一人为后，不问其为同异姓。（三）在同姓中择立一人为后。（一）于情理最近，但宗祧继承，非徒承袭财产，亦兼掌管祭祀。以女为后，是和习惯相反的（春秋时，鄫国以外孙为后，其外孙是莒国的儿子，《春秋》遂书“莒人灭鄫”，见《公羊》襄公五、六年。案此实在是论国君承袭的，乃公法上的关系，然后世把经义普遍推行之于各方面，亦不管其为公法私法了）。既和习惯相反，则觊觎财产的人，势必群起而攻，官厅格于习俗，势必不能切实保护。本欲保其家的，或反因此而发生纠纷，所以势不能行。（二）即所谓养子，与家族主义的重视血统，而欲保其纯洁的趋势不合。于是只剩得第（三）的一途。法律欲维持传统观念，禁立异姓为后，在同姓中并禁乱昭穆之序（谓必辈行相当，如不得以弟为子等。其实此为古人所不禁，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见《公羊》成公十五年），于是欲人人有后益难，清高宗时，乃立兼祧之法，以济其穷（一人可承数房之祀。生子多者，仍依次序，分承各房之后。依律例：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大宗，皆以大宗为重，为大宗父母服三年，为小宗父母服期。小宗子兼祧小宗，以本生为重，为本生父母服三年，为兼祧父母服期。此所谓大宗，指长房，所谓小宗，指次房以下，与古所谓大宗小宗者异义。世俗有为本生父母及所兼祧之父母均服三年的，与律例不合）。宗祧继承之法，进化至此，可谓无遗憾了。然其间却有一难题。私有财产之世，法律理应保护个人的产权。他要给谁就给谁，要不给谁就不给谁。为后之子，既兼有承袭财产之权利，而法律上替他规定了种种条件，就不啻干涉其财产的传授了。于是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私有财产制度发生了冲突。到底传统的伦理观念是个陈旧不切实际的东西。表面上虽然像煞有介事，很有威权，实际上已和现代人的观念不合了。私有财产制度，乃现社会的秩序的根底，谁能加以摇动？于是冲突之下，伦理观念，乃不得不败北而让步。法律上乃不得不承认所谓立爱，而且多方保护其产权。（《清律例》：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不许宗族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至于养子，法律虽禁其为嗣（实际上仍有之），亦不得不听其存在，且不得不听其酌给财产（亦见《清律例》）。因为国家到底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在可能范围内，必须兼顾全国人民各方面的要求，不能专代表家族排外自私之念。在现制度之下，既不能无流离失所之人；家族主义者流，既勇于争袭遗产，而怯于收养同宗；有异姓的人肯收养他，国家其势说不出要禁止。不但说不出要禁止，在代表人道主义和维持治安的立场上说，毋宁还是国家所希望的。既承认养子的存在，在事实上，自不得不听其酌给遗产了。这也是偏私的家族观念，对于公平的人道主义的让步。也可说是伦理观念的进步。

云南腾冲和顺古镇寸氏宗祠，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

假使宗祧继承的意思，而真是专于宗祧继承，则拥护同姓之男，排斥亲生之女，倒也还使人心服。因为立嗣之意，无非欲保其家，而家族的存在，是带着几分斗争性质的。在现制度之下，使男子从事于斗争，确较女子为适宜（这并非从个人的身心能力上言，乃是从社会关系上言），这也是事实。无如世俗争继的，口在宗祧，心存财产，都是前人所谓“其言蔼如，其心不可问”的。如此而霸占无子者的财产，排斥其亲生女，就未免使人不服了。所以有国民政府以来，废止宗祧继承，男女均分遗产的立法。这件事于理固当，而在短时间内，能否推行尽利，却是问题。旧律遗产，本是无男归女，无女入官的（近人笔记云：“宋初新定《刑统》，户绝资产下引《丧葬令》：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无女均入以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此《丧葬令》乃《唐令》，知唐时所谓户绝，不必无近亲。虽有近亲，为营丧葬，不必立近亲为嗣子，而远亲不能争嗣，更无论矣。虽有近亲，为之处分，所余财产，仍传之亲女，而远亲不能争产，更无论矣。此盖先世相传之法，不始于唐。”案部曲、客女，见第四章）。入官非人情所愿，强力推行，必多流弊，或至窒碍难行（如隐匿遗产，或近亲不易査明，以致事悬不决，其间更生他弊等）。归之亲女，最协人情。然从前的立嗣，除祭祀外，尚有一年老奉养的问题。而家族主义是自私的。男系家族，尤其以男子为本位，而蔑视女子的人格。女子出嫁之后，更欲奉养其父母，势实有所为难。所以旧时论立嗣问题的人，都说最好是听其择立一人为嗣，主其奉养、丧葬、祭祀，而承袭其遗产。这不啻以本人的遗产，换得一个垂老的扶养，和死后的丧葬祭祀。今欲破除迷信，祭祀固无问题，对于奉养及丧葬，似亦不可无善法解决。不有遗产以为交易，在私有制度之下，谁肯顾及他人的生养死葬呢？所以有子者遗产男女均分，倒无问题，无子者财产全归于女，倒是有问题的。所以变法贵全变，革命要彻底。枝枝节节而为之，总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疗法。

姓氏的变迁，今亦须更一陈论。姓的起源，是氏族的称号，由女系易而为男系，说已见前。后来姓之外又有所谓氏。什么叫作氏呢？氏是所以表一姓之中的枝派的。如后稷之后都姓姬，周公封于周，则以周为氏；其子伯禽封于鲁，则以鲁为氏（国君即以国为氏）；鲁桓公的三子，又分为孟孙、叔孙、季孙三氏是。始祖之姓，谓之正姓，氏亦谓之庶姓。正姓是永远不改的，庶姓则随时可改。因为同出于一祖的人太多了，其枝分派别，亦不可无专名以表之，而专名沿袭太久，则共此一名的人太多，所以又不得不改（改氏的原因甚多，此只举其要改的根本原理。此外如因避难故而改氏以示别族等，亦是改氏的一种原因）。《后汉书·羌传》说：羌人种姓中，出了一个豪健的人，便要改用他的名字做种姓。如爰剑之后，五世至研，豪健，其子孙改称研种；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又改称烧当种是。这正和我国古代的改氏原理相同。假如我们在鲁国，遇见一个人，问他尊姓，他说姓姬。这固然足以表示他和鲁君是一家。然而鲁君一家的人太多了，鲁君未必能个个照顾到，这个人，就未必一定有势力，我们听了，也未必肃然起敬。假若问他贵氏，他说是季孙，我们就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正卿的一家。正卿的同族，较之国君的同姓，人数要少些，其和正卿的关系，必较密切，我们闻言之下，就觉得炙手可热，不敢轻慢于他了。这是举其一端，其余可以类推（如以技为官，以官为氏，问其氏，即既可知其官，又可知其技）。所以古人的氏，确是有用的。至于正姓，虽不若庶姓的亲切，然婚姻之可通与否，全论正姓的异同。所以也是有用的。顾炎武《原姓篇》说：春秋以前，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在室冠之以序，如叔隗、季隗之类。出嫁，更冠以其夫之氏族，如宋伯姬、赵姬、卢蒲姜之类。在其所适之族，不必举出自己的氏族来，则亦以其父之氏族冠之，如骊姬、梁嬴之类。又有冠之以谥的，如成风、敬姜之类），这不是男子不论姓，不过举氏则姓可知罢了。女子和社会上无甚关系，所以但称姓而不称其氏，这又可以见得氏的作用。

贵族的世系，在古代是有史官为之记载的。此即《周官》小史之职。记载天子的世系的，谓之帝系；记载诸侯卿大夫的世系的，谓之世本。这不过是后来的异名，其初原是一物。又瞽蒙之职，“讽诵诗，世奠系。”（疑当作奠世系。）《注》引杜子春说：谓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世系而可诵，似乎除统绪之外，还有其性行事迹等。颇疑《大戴礼记》的《帝系姓》，原出于小史所记；《五帝德》则是原出于瞽蒙所诵的（自然不是完全的）。这是说贵族。至于平民，既无人代他记载，而他自己又不能记载，遂有昧于其所自出的。《礼记·曲礼》谓买妾不知其姓，即由于此。然而后世的士大夫，亦多不知其姓氏之所由来的。这因为谱牒掌于史官，封建政体的崩溃，国破家亡，谱牒散失，自然不能知其姓氏之所由来了。婚姻的可通与否，既不复论古代的姓，新造姓氏之事亦甚少。即有之，亦历久不改。阅一时焉，即不复能表示其切近的关系，而为大多数人之所共，与古之正姓同。姓遂成为无用的长物，不过以其为人人之所有，囿于习惯，不能废除罢了。然各地方的强宗巨家，姓氏之所由来，虽不可知，而其在实际上的势力自在。各地方的人，也还尊奉他。在秦汉之世，习为固然，不受众人的注意。汉末大乱，各地方的强宗巨家，开始播迁，到了一个新地方，还要表明其本系某地方的某姓；而此时的选举制度，又重视门阀；于是又看重家世，而有魏晋以来的谱学了（见第四章）。

第三章 政体

社会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国家就出现了。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团结的方法，只靠血缘，其时重要的组织，就是氏族，对内的治理，对外的防御，都靠着他。世运渐进，血缘相异的人，接触渐多，人类的组织，遂不复以血统相同为限，聚居一地方的，亦不限于血统相同的人。于是氏族进而为部落。统治者的资格，非复族长而为酋长。其统治亦兼论地域，开国家领土的先河了。

从氏族变为部落，大概经过这样的情形。在氏族的内部，因职业的分化，家族渐渐兴起。氏族的本身，遂至崩溃。各家族，非如其在氏族时代，绝对平等，而有贫富之分。财富即是权力，氏族平和的情形，遂渐渐破坏，贫者和富者之间，发生矛盾，不得不用权力统治。其在异氏族之间，则战斗甚烈。胜者以败者为俘虏，使服劳役，是为奴隶。其但征收其贡赋的，则为农奴。农奴、奴隶和主人之间，自然有更大的矛盾，需要强力镇压。因此故，益促成征服氏族的本身发生变化。征服氏族的全体，是为平民。其中掌握事权的若干人，形成贵族。贵族中如有一个最高的首领，即为君主的前身。其初是贵族与平民相去近，平民和农奴、奴隶相去远。其后血统相同的作用渐微，掌握政权与否之关系渐大，则平民与农奴、奴隶相去转近，而其与贵族相去转远（参看下章）。但平民总仍略有参政之权，农奴和奴隶则否。政权的决定，在名义上最后属于一人的，是为君主政体；属于较少数人的，是为贵族政体；属于较多数人的，是为民主政体。这种分类之法，是出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虽与今日情形不同，然以论古代的政体，则仍觉其适合。

氏族与部落，在实际上，是不易严密区分的。因为进化到部落时代，其内部，总还保有若干氏族时代的意味。从理论上言，则其团结，由于血统相同（虽实际未必相同，然苟被收容于其团体之内，即亦和血统相同的人一律看待），而其统治，亦全本于亲族关系的，则为氏族。其不然的，则为部落。因其二者杂糅，不易区别，我们亦可借用《辽史》上的名词，称之为部族（见《营卫志》）。至于古代所谓国家，其意义，全和现在不同。古所谓国，是指诸侯的私产言之。包括（一）其住居之所，（二）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谓家者亦然（古书上所谓国，多指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源，即为诸侯的住所。诸侯的封域以内，以财产意义言，并非全属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还是要用以分封的。对于此等地方，诸侯仅能收其贡而不能收其税赋。其能直接收其税赋，以为财产上的收入的，亦限于诸侯的采地。《尚书·大传》说：“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即指此。采地从财产上论，是应该包括于国字之内的。《礼记·礼运》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乃所谓互言以相备。说天子有田，即见得诸侯亦有田；说诸侯有国，即见得天子亦有国；在此等用法之下，田字的意义，亦包括国，国字的意义，亦包括田。乃古人语法如此）。今之所谓国家，古无此语。必欲求其相近的，则为社稷二字或邦字。社是土神，稷是谷神，是住居于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说社稷沦亡，即有整个团体覆灭之意。邦和封是一语。封之义为累土。两个部族交界之处，把土堆高些，以为标识，则谓之封。引申起来，任用何种方法，以表示疆界，都可以谓之封（如掘土为沟，以示疆界，亦可谓之封。故今辽宁省内，有地名沟帮子。帮字即邦字，亦即封字。上海洋泾浜之浜字，亦当作封）。疆界所至之地，即谓之邦。古邦字和国字，意义本各不同。汉高祖名邦，汉人讳邦字，都改作国。于是国字和邦字的意义混淆了。现在古书中有若干国字，本来是当作邦字的。如《诗经》里的“日辟国百里”“日蹙国百里”便是。封域可以时有赢缩，城郭是不能时时改造的（国与域同从或声，其初当亦系一语，则国亦有界域之意。然久已分化为两语了。古书中用国字、域字，十之九，意义是不同的）。

《礼记· 礼运》体现了先秦时期儒家的政治思想。

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在古书上，亦未尝无相类的制度。然以大体言之，则君权之在中国，极为发达。君主的第（一）个资格，是从氏族时代的族长，沿袭而来的，所以古书上总说君是民之父母。其（二）则为政治或军事上之首领。其（三）则兼为宗教上之首领。所以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等（《礼记·王制》），均有代表其群下而为祭司之权，而《书经》上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篇》引）君主又操有最高的教育之权。

君主前身，既然是氏族的族长，所以他的继承法，亦即是氏族族长的继承法。在母系社会，则为兄终弟及，在父系社会，则为父死子继。已见前章。当其为氏族族长时，无甚权利可争，而其关系亦小，所以立法并不十分精密。《左氏》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说周朝的继承法，嫡庶相同则论年，“年钧以德，德钧则卜”。两个人同年，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月，同日，同时则甚难，何至辨不出长幼来，而要用德卜等漫无标准的条件？可见旧法并不甚密。《公羊》隐公元年何《注》说：“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春秋》以殷为质家，周为文家）。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定得非常严密。这是后人因国君的继承，关系重大，而为之补充的，乃系学说而非事实。

周厉王被逐，宣王未立，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凡十四年。主权不属于一人，和欧洲的贵族政体，最为相像。案《左氏》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出奔，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甯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此虽有君，实权皆在二相，和周、召的共和，实际也有些相像。但形式上还是有君的。至于鲁昭公出奔，则鲁国亦并未立君，季氏对于国政，绝不能一人专断，和共和之治，相像更甚了。可见贵族政体，古代亦有其端倪，不过未曾发达而成为一种制度。

至于民主政治，则其遗迹更多了。我们简宜可以说：古代是确有这种制度，而后来才破坏掉的。《周官》有大询于众庶之法，乡大夫“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小司寇“摈以序进而问焉”。其事项：为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案《左氏》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哀公元年，吴召陈怀公，怀公亦朝国人而问，此即所谓询国危。盘庚要迁都于殷，人民不肯，盘庚“命众悉造于庭”，反复晓谕。其言，即今《书经》里的《盘庚篇》。周大王要迁居于岐，“属其父老而告之”（《孟子·梁惠王下篇》）。此即所谓询国迁。《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周朝的王子朝和敬王争立，晋侯使士景伯往问。士伯立于乾祭（城门名），而问于介众（介众，大众）。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纳卫侯，卫人亦致众而问。此即所谓询立君。可见《周官》之言，系根据古代政治上的习惯，并非理想之谈。《书经·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彊，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此以（一）君主，（二）卿士，（三）庶人，（四）龟，（五）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并非随意询问。至于随意询问之事，如《孟子》所谓“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以及《管子》所谓啧室之议等（见《桓公问篇》），似乎不过是周谘博采，并无必从的义务。然其初怕亦不然。野蛮部落，内部和同，无甚矛盾，舆论自极忠实。有大事及疑难之事，会议时竟有须全体通过，然后能行，并无所谓多数决的。然则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竟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而然明欲毁乡校之事（见《左氏》襄公三十年）。然在古初，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能不从，又理有可信了。原始的制度，总是民主的。到后来，各方面的利害冲突既深；政治的性质，亦益复杂；才变而由少数人专断。这是普遍的现象，无足怀疑的。有人说：中国自古就是专制，国人的政治能力，实在不及西人，固然抹杀史实；有人举此等民权遗迹以自豪，也是可以不必的。

以上所述，是各部族内部的情形。至于合全国而观之，则是时正在部族林立之世。从前的史家，率称统一以前为封建时代，此语颇须斟酌。学术上的用语，不该太拘于文字的初诂。封建二字，原不妨扩而充之，兼包列国并立的事实，不必泥定字面，要有一个封他的人。然列国本来并立，和有一个封他的人，二者之间，究应立一区别。我以为昔人所谓封建时代，应再分为（一）部族时代，或称先封建时代；（二）封建时代较妥。所谓封建，应指（甲）慑服异部族，使其表示服从；（乙）打破异部族，改立自己的人为酋长；（丙）使本部族移植于外言之。

中国以统一之早，闻于世界。然秦始皇的灭六国，事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自此上溯至有史之初，似尚不止此数，若更加以先史时期，则自秦至今的年代，几乎微末不足道了。所以历史上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实在是到很晚的时期才出现的。

从部族时代，进而至于封建时代，是从无关系进到有关系，这是统一的第一步。更进而开拓荒地，互相兼并，这是统一的第二步。这期间的进展，全是文化上的关系。因为必先（一）国力充实，然后可以征服他国。（二）亦必先开拓疆土，人口渐多，经济渐有进步，国力方能充实。（三）又必开拓渐广，各国间壤地相接，然后有剧烈的斗争。（四）而交通便利，风俗渐次相同，便于统治等，尤为统一必要的条件。所以从分立而至于统一，全是一个文化上的进展。向来读史的人，都只注意于政治方面，实在是挂一漏万的。

要知道封建各国的渐趋于统一，只要看其封土的扩大，便可知道。今文家说列国的封土：是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里的为附庸（《孟子·万章下篇》《礼记·王制》）。古文家说：则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周官·大司徒》）。这固然是虚拟之辞，不是事实（不论今古文和诸子书，所说的制度，都是著书的人，以为该怎样办所拟的一个草案，并不全是古代的事实）。然亦必以当时的情势为根据。《谷梁》说：“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这是古代封土，必须有一个制限，而不容任意扩大的原因。今古文异说，今文所代表的，常为早一时期的制度，古文所代表的则较晚。秦汉时的县，大率方百里（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可见方百里实为古代的一个政治区域，此今文家大国之封所由来。其超过于此的，如《礼记·明堂位》说：“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说：“周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大公于齐，兼五侯地。”这都是后来开拓的结果，而说者误以为初封时的事实的。列国既开拓至此，谈封建制度的人，自然不能断而小之，亦不必断而小之，就有如古文家所说的制度了。以事实言之：今文家所说的大国，在东周时代，已是小国。古文家所说的大国，则为其时的次等国。至其时的所谓大国，则子产称其“地方数圻”（圻同畿，即方数千里，见《左氏》襄公三十五年）；《孟子》说：“海内之国，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梁惠王上篇》）。唯晋、楚、齐、秦等足以当之。此等大国，从无受封于人的；即古文家心目中，以为当封建之国，亦不能如此其大；所以谈封建制度的不之及。

《晋文公复国图》（局部），描绘了晋文公（重耳）被他父亲放逐在外十九年，最后回国即位的故事。

此等大国，其实际，实即当时谈封建制度者之所谓王。《礼记》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曾子问》）。这只是古人的一个希望，事实上并不能如此。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是分为若干区域，每区域之中，各自有王的。所以春秋时吴、楚皆称王，战国时七国亦皆称王。公、侯、伯、子、男等，均系美称。论其实，则在一国之内，有最高主权的，皆称为君（《礼记·曲礼》：“九州之伯，人天子之国曰牧，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其为一方所归往的，即为此一区域中的王。《管子·霸言》说：“强国众，则合强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则合小攻大以图王。”此为春秋时吴、楚等国均称王，而齐、晋等国仅称霸的原因。因为南方草昧初开，声明文物之国少，肯承认吴、楚等国为王；北方鲁、卫、宋、郑等国，就未必肯承认齐、晋为王了。倒是周朝，虽然弱小，然其称王，是自古相沿下来的，未必有人定要反对他；而当时较大之国，其初大抵是他所封建，有同姓或亲戚的关系，提起他来，还多少有点好感；而在国际的秩序上，亦一时不好否认他；于是齐桓、晋文等，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了。霸为伯的假借字。伯的本义为长。《礼记·王制》说：“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这又是虚拟的制度。然亦有事实做根据的。凡古书所说朝贡、巡守等制度，大抵是邦畿千里之内的规模（或者还更小于此。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说天子巡守的制度，是“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这只是后世知县的劝农）。后人扩而充之，以为行之于如《禹贡》等书所说的九州之地，于理就不可通了（春天跑到泰山，夏天跑到衡山，秋天跑到华山，冬天跑到恒山，无论其为回了京城再出去，或者从东跑到南，从南跑到西，从西跑到北，总之来不及）。然其说自有所本。《公羊》隐公五年说：“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此即二伯之说所由来。分《王制》的九州为左右，各立一伯，古无此事；就周初的封域，分而为二，使周公、召公，各主其一，则不能谓无此事的。然则所谓八州八伯，恐亦不过就王畿之内，再分为九，天子自治其一，而再命八个诸侯，各主一区而已。此项制度，扩而大之，则如《左氏》僖公四年，管仲对楚使所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等于《王制》中所说的一州之伯了。此自非周初的事实，然管仲之说，亦非凭空造作，亦仍以小规模的伯为根据。然则齐桓、晋文等，会盟征伐，所牵连而及的，要达于《王制》所说的数州之广，其规模虽又较大，而其霸主之称，还是根据于此等一州之伯的，又可推而知了。春秋时晋、楚、齐、秦等国，其封土，实大于殷、周之初。其会盟征伐的规模，亦必较殷、周之初，有过之无不及。特以强国较多，地丑德齐，莫能相尚，不能称王（吴、楚等虽称王，只是在一定区域之内，得其小国的承认）。至于战国时，就老实不客气，各自在其区域之中，建立王号了。然此时的局势，却又演进到诸王之上，要有一个共主，而更高于王的称号，从来是没有的。乃借用天神之名，而称之为帝。齐湣王和秦昭王，曾一度并称东西帝；其后秦围邯郸，魏王又使辛垣衍劝赵尊秦为帝；即其事。此时研究历史的人，就把三代以前的酋长，拣了五个人，称之为五帝（所以大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之称，是人神相同的）。后来又再推上去，在五帝以前，拣了三个酋长，以说明社会开化的次序。更欲立一专名以名之，这却真穷于辞了。乃据“始王天下”之义，加自字于王字之上，造成一个皇字，而有所谓三皇（见《说文》。皇王二字，形异音同，可知其实为一语）。至秦王政并天下，遂合此二字，以为自己的称号，自汉以后，相沿不改。

列国渐相吞并，在大国之中，就建立起郡县制度来。《王制》说：“天子之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又说：“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可见内诸侯和大夫，法律上本来不该世袭的。事实上虽不能尽然，而亦不必尽不然，尤其是在君主权力扩张的时候。倘使天子在其畿的，大国的诸侯，在其国内，能切实将此制推行；而于其所吞灭之国，亦能推行此制；封建就渐变为郡县了。（一）春秋战国时，灭国而以为县的很多，如楚之于陈、蔡即是。有些灭亡不见记载，然秦汉时的县名，和古国名相同的甚多，亦可推见其本为一国，没入大国之中，而为其一县。（二）还有卿大夫之地，发达而成为县的。如《左氏》昭公二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是。（三）又有因便于战守起见，有意设立起来的，如商君治秦，并小都、乡、邑、聚以为县是（见《史记·商君列传》）。至于郡，则其区域本较县为小，且为县所统属（《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其与县分立的，则较县为荒陋（《左氏》哀公二年，赵简子誓师之辞，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然此等与县分立之郡，因其在边地之故，其兵力反较县为充足，所以后来在军事上须要控扼之地，转多设立（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皆见《史记》本传）。事实上以郡统制县，保护县，亦觉便利，而县遂转属于郡。战国时，列国的设郡，还是在沿边新开辟之地的（如楚之巫、黔中，赵之云中、雁门、代郡，燕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等）。到秦始皇灭六国后，觉得到处都有驻兵镇压的必要，就要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了。

封建政体，沿袭了几千年，断无没有反动之力之理。所以秦灭六国未几，而反动即起。秦、汉之间以及汉初的封建，是和后世不同的。在后世，像晋朝、明朝的封建，不过出于帝王自私之心。天下的人，大都不以为然。即封建之人，对于此制，亦未必敢有何等奢望，不过舍此别无他法，还想借此牵制异姓，使其不敢轻于篡夺而已。受封者亦知其与时势不宜，惴惴然不敢自安。所以唐太宗要封功臣，功臣竟不敢受（见《唐书·长孙无忌传》）。至于秦汉间人，则其见解大异。当时的人，盖实以封建为当然，视统一转为变局。所以皆视秦之灭六国为无道之举，称之为暴秦，为强虎狼之秦。然则前此为六国所灭之国如何呢？秦灭六国，当恢复元状，为六国所灭之国，岂不当一一兴灭继绝吗？倘使以此为难，论者自将无辞可对。然大多数人的见解，是不能以逻辑论，而其欲望之所在，亦是不可以口舌争的。所以秦亡之后，在戏下的诸侯，立即决定分封的方法。当时所封建的是：（一）六国之后，（二）亡秦有功之人。此时的封建，因汉高祖借口于项王背约，夺其关中之地而起兵，汉代史家所记述，遂像煞是由项王一个人做主，其实至少是以会议的形式决定的。所以在《太史公自序》里，还无意间透露出一句真消息来，谓之“诸侯之相王”。当时的封爵，分为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这是沿袭战国时代的故事的（战国时，列国封其臣者，或称侯，或称君，如穰侯、文信侯、孟尝君、望诸君等是。侯之爵较君为高，其地当亦较君为大。此时所封的国，大小无和战国之君相当的，故亦无君之称）。诸侯之大者皆称王，项羽以霸王为之长，而义帝以空名加于其上，也是取法于东周以后，实权皆在霸主，而天王仅存虚名的。以大体言，实不可谓之不恰当。然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人心虽以为允洽，而事势已不容许，总是不能维持的。所以不过五年，而天下复归于统一了。然而当时的人心，仍未觉悟，韩信始终不肯背汉，至后来死于吕后之手，读史者多以为至愚。其实韩信再老实些，也不会以汉高祖为可信。韩信当时的见解，必以为举天下而统属于一人，乃事理所必无。韩信非自信功高，以为汉终不夺其王，乃汉夺其王之事，为信当时所不能想象。此恐非独韩信如此，汉初的功臣，莫不如此。若使当时，韩信等预料奉汉王以皇帝的空名，汉王即能利用之把自己诛灭，又岂肯如此做？确实，汉高祖翦灭所封的异姓，也是一半靠阴谋，一半靠实力的，并非靠皇帝的虚名。若就法理而论，就自古相传列国间的习惯，当时的人心认为正义者论，皇帝对于当时的王，可否如此任意诛灭呢？也还是一个疑问。所以汉高祖的尽灭异姓之国（楚王韩信，梁王彭越，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卢绾。唯长沙王吴芮仅存），虽然不动干戈，实在和其尽灭戏下所封诸国，是同样的一个奇迹。不但如此，汉高祖所封同姓诸国，后来酝酿成吴、楚七国这样的一个大乱，竟会在短期间戡定；戡定之后，景帝摧抑诸侯，不得自治民补吏；武帝又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各以国邑，分封子弟；而汉初的封建，居然就名存而实亡；怕也是汉初的人所不能预料的。

封建的元素，本有两个：一为爵禄，受封者与凡官吏同。一君国子民，子孙世袭，则其为部落酋长时固有的权利，为受封者所独。后者有害于统一，前者则不然。汉世关内侯，有虚名而无土地。后来列侯亦有如此的（《文献通考·封建考》云：“秦、汉以来，所谓列侯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臣吏民，可以布政令，若关内侯，则唯以虚名受廪禄而已。西都景、武而后，始令诸侯王不得治民，汉置内史治之。自是以后，虽诸侯王，亦无君国子民之实，不过食其所封之邑入，况列侯乎？然所谓侯者，尚裂土以封之也。至东都，始有未与国邑，先赐美名之例，如灵寿王、征羌侯之类是也。至明帝时，有四姓小侯，乃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外戚子弟，以少年获封者。又肃宗赐东平王苍列侯印十九枚，令王子五岁以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此二者，皆是未有土地，先佩印，受俸廪。盖至此，则列侯有同于关内侯者矣。”）。然尚须给以廪禄。唐宋以后，必食实封的，才给以禄，则并物质之耗费而亦除去之，封建至此，遂全然无碍于政治了。

云南丽江木氏土司衙门

后世在中国境内，仍有封建之实的，为西南的土官。土官有两种：一是文的，如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之类。一是武的，凡以司名的，如宣抚司、招讨司、长官司之类皆是。听其名目，全与流官相同。其实所用的都是部族酋长，依其固有之法承袭。外夷归化中国，中国给以名号（或官或爵），本是各方面之所同，不但西南如此。但其距中国远的，实力不及，一至政教衰微之世，即行离叛而去，这正和三代以前的远国一样。唯西南诸土司，本在封域之内，历代对此的权力，渐形充足，其管理之法，亦即随之而加严。在平时，也有出贡赋，听征调的。这亦和古代诸侯对王朝，小国对大国的朝贡及从征役一样。至其（一）对中国犯顺；（二）或其部族之中，自相争阋；（三）诸部族之间，互相攻击；（四）又或暴虐其民等；中国往往加以讨伐。有机会，即废其酋长，改由中国政府派官治理，是谓“改土归流”，亦即古代之变封建为郡县。自秦至今，近二千二百年，此等土官，仍未尽绝，可见封建政体的刻除，是要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不是政治一方面的事情了。

封建之世，所谓朝代的兴亡，都是以诸侯革天子之命。此即以一强国，夺一强国的地位，或竟灭之而已。至统一之世，则朝代的革易，其形式有四：（一）为旧政权的递嬗。又分为（甲）中央权臣的篡窃，（乙）地方政权的入据。前者如王莽之于汉，后者如朱温之于唐。（二）为新政权的崛起，如汉之于秦。（三）为异族的入据，如前赵之于晋，金之于北宋，元之于南宋，清之于明。（四）为本族的恢复，如明之于元。而从全局观之，则（一）有仍为统一的，（二）有暂行分裂的。后者如三国、南北朝、五代都是。然这只是政权的分裂，社会文化，久经统一，所以政权的分立，总是不能持久的。从前读史的人，每分政情为（一）内重，（二）外重，（三）内外俱轻三种。内重之世，每有权臣篡窃之变。外重之世，易招强藩割据之忧。内外俱轻之世，则草泽英雄，乘机崛起；或外夷乘机入犯。唯秦以过刚而折，为一个例外。

政权当归诸一人，而大多数人，可以不必过问，甚或以为不当过问，此乃事势积重所致，断非论理之当然。所以不论哪一国，其原始的政治，必为民主。后来虽因事势的变迁，专制政治，逐渐兴起，然民主政治，仍必久之而后消灭。观前文所述，可以见之。大抵民主政治的废坠：（一）由于地大人众，并代表会议而不能召集。（二）大众所议，总限于特殊的事务，其通常的事务，总是由少数主持常务的人执行的。久之，此少数人日形专擅，对于该问大众的特殊事务，亦复独断独行。（三）而大众因情势涣散，无从起而加以纠正。专制政治，就渐渐形成了。这是形式上的变迁。若探求其所以然，则国家大了，政情随之复杂，大的、复杂的事情，普通人对之，不感兴趣，亦不能措置。实为制度转变的原因。

然民主的制度，可以废坠，民主的原理，则终无灭绝之理。所以先秦诸子，持此议论的即很多。因后世儒术专行，儒家之书，传者独多，故其说见于儒家书中的亦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其实孟子所诵述的，乃系孔门的书说，观其论尧舜禅让之语，与伏生之《尚书大传》，互相出入可知（司马迁《五帝本纪》亦采儒家书说）。两汉之世，此义仍极昌明。汉文帝元年，有司请立太子。文帝诏云：“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预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此虽系空言，然天下非一人一家所私有之义，则诏旨中也明白承认了。后来睦孟上书，请汉帝谁差天下（谁差，访求、简择之义），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尤为历代所无。效忠一姓，汉代的儒家，实不视为天经地义。刘歆系极博通的人，且系汉朝的宗室，而反助王莽以篡汉；扬雄亦不反对王莽；即由于此。但此等高义，懂得的只有少数人，所以不久即湮晦，而君臣之义，反日益昌盛了。

王与君，在古代是有分别的，说已见前。臣与民亦然。臣乃受君豢养的人，效忠于其一身，及其子嗣，尽力保卫其家族、财产，以及荣誉、地位的。盖起于（一）好战的酋长所豢养的武士，（二）及其特加宠任的仆役。其初，专以效忠于一人一家为主。后来（一）人道主义，渐形发达。（二）又从利害经验上，知道要保一人一家的安全，或求其昌盛，亦非不顾万民所能。于是其所行者，渐须顾及一国的公益。有时虽违反君主一人一家的利益，而亦有所不能顾。是即大臣与小臣，社稷之臣与私昵嬖幸的区别。然其道，毕竟是从效忠于一人一家，进化而来的，终不能全免此项色彩。至民则绝无效忠于君的义务。二者区别，在古代本极明白，然至后世，却渐渐湮晦了。无官职的平民，亦竟有效忠一姓的，如不仕新朝之类。这在古人看起来，真要莫名其妙了（异民族当别论。民族兴亡之际，是全民族都有效忠的义务的。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分别亡国亡天下，所谓亡天下，即指民族兴亡言，古人早见及此了）。至于国君失政，应该诛杀改立之义，自更无人提及。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著于明清之际，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

剥极则复，到晚明之世，湮晦的古义，才再露一线的曙光。君主之制，其弊全在于世袭。以遗传论，一姓合法继承的人，本无代代皆贤之理。以教育论，继嗣之君，生来就居于优越的地位，志得意满；又和外间隔绝了；尤其易于不贤。此本显明之理，昔人断非不知，然既无可如何，则亦只好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了。君主的昏愚、淫乱、暴虐，无过于明朝之多。而时势危急，内之则流寇纵横，民生憔悴；外之则眼看异族侵入，好容易从胡元手里恢复过来的江山，又要沦于建夷之手。仁人君子，蒿目时艰，深求致祸之源，图穷而匕首见，自然要归结到政体上了。于是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出现，其《原君》《原臣》两篇，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正是晴空一个霹雳。但亦只是晴空一个霹雳而已。别种条件，未曾完具，当然不会见之于行动的。于是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遂仍潜伏着，以待时势的变化。

近百年来的时势，四夷交侵，国家民族，都有绝续存亡的关系，可谓危急极了。这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分野，政治力量的界限，昔人是不甚明白的。眼看着时势的危急，国事的败坏，当然要把其大部分的原因，都归到政治上去；当然要发动了政治上的力量来救济他；当然要拟议及于政体。于是从戊戌变法急转直下，而成为辛亥革命。中国的民主政治，虽然自己久有根基，而亲切的观感，则得之于现代的东西列强。代议政体，自然要继君主专制而起。但代议政体，在西洋自有其历史的条件，中国却无有。于是再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极高的理想。那便是孔子所谓大同，老子所谓郅治，许行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这是超出族政治范围之外的，因为国家总必有阶级，然后能成立，而孔、老、许行所想望的境界，则是没有阶级的。参看下两篇自明。

第四章 阶级

古代部族之间，互相争斗；胜者把败者作为俘虏，使之从事于劳役，是为奴隶；其但收取其赋税的，则为农奴；已见上章。古代奴婢之数，似乎并不甚多（见下），最严重的问题，倒在征服者和农奴之间。国人和野人，这两个名词，我们在古书上遇见时，似不觉其间有何严重的区别。其实两者之间，是有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的。不过其时代较早，古书上的遗迹，不甚显著，所以我们看起来，不觉得其严重罢了。所谓国人，其初当系征服之族，择中央山险之地，筑城而居。野人则系被征服之族，在四面平夷之地，从事于耕耘。所以（一）古代的都城，都在山险之处。国内行畦田，国外行井田。（二）国人充任正式军队，野人则否。参看第八、第九、第十四三章自明。上章所讲大询于众庶之法，限于乡大夫之属。乡是王城以外之地，乡人即所谓国人。厉王的被逐，《国语》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然则参与国政，和起而为反抗举动的，都是国人。若野人，则有行仁政之君，即歌功颂德，襁负而归之；有行暴政之君，则“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在可能范围之内逃亡而已。所以一个国家，其初立国的基本，实在是靠国人的，即征服部族的本族。国人和野人之间，其初当有一个很严的界限；彼此之间，还当有很深的仇恨。后来此等界限，如何消灭？此等仇恨，如何淡忘呢？依我推想，大约因：（一）距离战争的年代远了，旧事渐被遗忘。（二）国人移居于野，野人亦有移居于国的，居地既近，婚姻互通。（三）征服部族，是要朘削被征服的部族以自肥的，在经济上，国人富裕而野人贫穷；又都邑多为工商及往来之人所聚会，在交通上，国人频繁而野人闭塞；所以国人的性质较文，野人的性质较质。然到后来，各地方逐渐发达，其性质，亦变而相近了。再到后来，（四）选举的权利，（五）兵役的义务，亦渐扩充推广，而及于野人，则国人和野人，在法律上亦无甚区别，其畛域就全化除了。参看第七、第九两章自明。

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区别，可说全是政治上的原因。至于职业上的区别，则已带着经济上的原因了。古代职业的区别，是为士、农、工、商。士是战士的意思，又是政治上任事而未有爵者之称，可见古代的用人，专在战士中拔擢。至于工商，则专从事于生业。充当战士的人，虽不能全不务农，有种专务耕种的农民，却是不服兵役的。所以《管子》上有士之乡和工商之乡（见《小匡篇》）。《左氏》宣公十二年说：楚国之法，“荆尸而举（荆尸，该是一种组织军队的法令），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有些人误以为古代是全国皆兵，实在是错误的，参看第九章自明。士和卿大夫，本来该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同是征服之族，服兵役，古代政权和军权，本是混合不分的。但在古代，不论什么职业，多是守之以世。所以《管子》又说：“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小匡》）政治上的地位，当然不是例外，世官之制既行，士和大夫之间，自然生出严重的区别来，农、工、商更不必说了。此等阶级，如何破坏呢？其在经济上，要维持此等阶级，必须能维持严密的职业组织。如欲使农之子恒为农，则井田制度，必须维持。欲使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则工官和公家对于商业的管理规则，亦必须维持。然到后来，这种制度，都破坏了。农人要种田，你没有田给他种，岂能不许他从事别种职业？工官制度破坏了，所造之器，不足以给民用，民间有从事制造的人，你岂能禁止他？尤其是经济进步，交换之事日多，因而有居间买卖的人，又岂能加以禁止？私产制度既兴，获利的机会无限，人之趋利，如水就下，旧制度都成为新发展的障碍了，古代由社会制定的职业组织，如何能不破坏呢？在政治上：则因（一）贵族的骄淫矜夸，自趋灭亡，而不得不任用游士（参看第七章）。（二）又因有土者之间，互相争夺，败国亡家之事，史不绝书。一国败，则与此诸侯有关之人，都夷为平民。一家亡，则与此大夫有关的人，都失其地位。（三）又古代阶级，并未像喀斯德（caste）这样的严峻，彼此不许通婚。譬如《左氏》定公九年，载齐侯攻晋夷仪，有一个战士，唤做敝无存，他的父亲，要替他娶亲，他就辞谢，说：“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齐国的两个世卿之家。）可见贵族与平民通婚，是容易的。婚姻互通，社会地位的变动，自然也容易了。这都是古代阶级所以渐次破坏的原因。

奴隶的起源，由于以异族为俘虏。《周官》五隶：曰罪隶，曰蛮隶，曰闽隶，曰夷隶，曰貉隶。似乎后四者为异族，前一者为罪人。然罪人是后起的。当初本只以异族为奴隶，后来本族有罪的人，亦将他贬入异族群内，当他异族看待，才有以罪人为奴隶的事。参看第十章自明。经学中，今文家言，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屏诸四夷，不及以政”（谓不使之当徭役。见《礼记·王制》）。古文家言，则“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周官》秋官掌戮）。固然，因刑人多了，不能尽弃而不用，亦因今文所说的制度较早，初期的奴隶，多数是异族，仇恨未忘，所以不敢使用他了（《谷梁》襄公二十九年：“礼，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不但如此，社会学家言：氏族时代的人，不惯和同族争斗，镇压本部族之职，有时不肯做，宁愿让异族人做的。《周官》：蛮、闽、夷、貉四隶，各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以守王宫及野之厉禁，正是这个道理。这亦足以证明奴隶的原出于异族。女子为奴隶的谓之婢。《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安书》李《注》引韦昭云：“善人以婢为妻生子曰获，奴以善人为妻生子曰臧。齐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归婢谓之臧，女而归奴谓之获。”可见奴婢有自相嫁娶，亦有和平民婚配的。所以良贱的界限，实亦不甚严峻。但一方面有脱离奴籍的奴隶，一方面又有沦为奴隶的平民，所以奴婢终不能尽绝。这是关系整个社会制度的了。奴隶的免除，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法令。《左氏》襄公三十二年，晋国的大夫栾盈造反。栾氏有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有一个奴隶，唤做斐豹的，和执政范宣子说道：“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欢道：你杀掉他，“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斐豹，大约是因犯罪而为奴隶，丹书就是写他的罪状的。一种是以财赎。《吕氏春秋·察微篇》说：鲁国之法，“鲁人有为臣妾于诸侯者，赎之者取金于府”。这大约是俘虏一类。后世奴隶的免除，也不外乎这两种方法。

唐永泰公主墓壁画，大量的奴仆是封建贵族奢华生活得以保证的基础。

以上是封建时代的事。封建社会的根底，是“以力相君”。所以在政治上占优势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亦占优胜。到资本主义时代，就大不然了。《汉书·货殖列传》说：“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又说：后来自诸侯大夫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谷货，犹言食货。谷、食，本意指食物，引申起来，则包括一切直接供给消费之物。货和化是一语。把这样东西，变成那样，就是交换的行为。所以货是指一切商品。）于是“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唅粟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隶，犹无愠色”。这几句话，最可代表从封建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变迁。封建社会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夺。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夺，则人人的生命财产，俱不可保。这未免太危险。所以社会逐渐进步，武力掠夺之事，总不能不悬为厉禁。到这时代，有钱的人，拿出钱来，就要看他愿否。于是有钱就是有权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于狡猾悭吝的守财奴之前了。这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源。平心而论：资本主义的残酷，乃是积重以后的事。当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公平多了，温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欢迎的。资本主义所以能取武力主义而代之，其根源即在于此。然前此社会的规则，都是根据武力优胜主义制定的，不是根据富力优胜主义制定的。武力优胜主义，固然也是阶级的偏私，且较富力优胜主义为更恶。然而人们，（一）谁肯放弃其阶级的偏私？（二）即有少数大公无我的人，亦不免为偏见所蔽，视其阶级之利益，即为社会全体的利益；以其阶级的主张，即为社会全体的公道；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所以资本主义的新秩序，用封建社会的旧眼光看起来，是很不入眼的；总想尽力打倒他，把旧秩序回复。商鞅相秦，“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纷华”（《史记》本传）。就是代表这种见解，想把富与贵不一致的情形，逆挽之，使其回复到富与贵相一致的时代的。然而这如何办得到呢？封建时代，治者阶级的精神，最紧要的有两种：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唯不好利，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唯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这是其所以能高居民上，维持其治者阶级的地位的原因。在当时原非幸致。然而这种精神，也不是从天降，从地出，或者如观念论者所说，在上者教化好，就可以致之的。人，总是随着环境变迁的。假使人而不能随着环境变迁，则亦不能制驭环境，而为万物之灵了。在封建主义全盛时，治者阶级，因其靠武力得来的地位的优胜，不但衣食无忧，且其生活，总较被治的人为优裕，自然可以不言利。讲到武勇，则因前此及其当时，他们的生命，是靠腕力维持的（取之于自然界者如田猎；取之于人者，则为战争和掠夺），自能养成其不怕死、不怕苦痛的精神。到武力掠夺，悬为厉禁，被治者的生活，反较治者为优裕；人类维持生活最好的方法，不是靠腕力取之于自然界，或夺之于团体之外，而反是靠智力以剥削团体以内的人；则环境大变了。治者阶级的精神，如何能不随之转变呢？于是滔滔不可挽了。在当时，中坚阶级的人，因其性之所近，分为两派：近乎文者则为儒，近乎武者则为侠。古书多以儒侠并称，亦以儒墨并称，可见墨即是侠。儒和侠，不是孔、墨所创造的两种团体，倒是孔、墨就社会上固有的两种阶级，加以教化，加以改良的。在孔、墨当日，何尝不想把这两个阶级，振兴起来，使之成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儒者只成为“贪饮食，惰作务”之徒（见《墨子·非儒篇》）。侠者则成为“盗跖之居民间者”（《史记·游侠列传》）。质而言之，儒者都是现在志在衣食，大些则志在富贵的读书人。侠者则成为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了。我们不否认，有少数不是这样的人，然而少数总只是少数。这其原理，因为在生物学上，人，大多数总是中庸的，而特别的好，和特别的坏，同为反常的现象。所以我们赞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数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赞成认现社会的制度为天经地义，责成人在现制度之下做好人，陈义虽高，终成梦想。直到汉代，想维持此等阶级精神，以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的，还不乏其人。试看贾谊《陈政事疏》所说圣人有金城之义，董仲舒对策说食禄之家不该与民争利一段（均见《汉书》本传），便可见其大概。确实，汉朝亦还有此种人。如盖宽饶，“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儿子步行戍边，专务举发在位者的弊窦，又好犯颜直谏，这确是文臣的好模范。又如李广，终身除射箭外无他嗜好，绝不言利，而于封侯之赏，却看得很重。广为卫青所陷害而死，他的儿子敢，因此射伤卫青，又给霍去病杀掉，汉武帝都因其为外戚之故而为之讳，然李广的孙子陵，仍愿为武帝效忠。他敢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而且“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见《汉书·司马迁传》迁报任安书）。这真是一个武士的好模范。还有那奋不顾身，立功绝域的傅介子、常惠、陈汤、班超等，亦都是这一种人。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在汉代，此等人已如凤毛麟角，魏晋以后，遂绝迹不可复见。岂无好人？然更不以封建时代忠臣和武士的性质出现了。过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可复燃。后人谈起这种封建时代的精神来，总觉得不胜惋惜。然而无足惜也。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时文臣的见解，已不免于褊狭。武人则更其要不得。譬如李广，因闲居之时，灞陵尉得罪了他（如灞陵尉之意，真在于奉公守法，而不是有意与他为难，还不能算得罪他，而且是个好尉），至再起时，就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这算什么行为？他做陇西太守时，诈杀降羌八百余人，岂非武士的耻辱？至于一班出使外国之徒，利于所带的物品，可以干没，还好带私货推销，因此争求奉使。到出使之后，又有许多粗鲁的行为，讹诈的举动，以致为国生事，引起兵端（见《史记·大宛列传》），这真是所谓浪人，真是要不得的东西。中国幸而这种人少，要是多，所引起的外患，怕还不止五胡之乱。

封建时代的精神过去了。社会阶级，遂全依贫富而分。当时所谓富者，是（一）大地主，（二）大工商家，详见下章。晁错《贵粟疏》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俗之所贵，主之所贱；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可见法律全然退处于无权了。

因资本的跋扈，奴婢之数，遂大为增加。中国古代，虽有奴婢，似乎并不靠他做生产的主力。因为这时候，土地尚未私有，旧有的土地，都属于农民。君大夫有封地的，至多只能苛取其租税，强征其劳力（即役），至于夺农民的土地为己有，而使奴隶从事于耕种，那是不会有这件事的（因为如此，于经济只有不利。所以虽有淫暴之君，亦只会弃田以为苑囿。到暴力一过去，苑囿就又变做田了）。大规模的垦荒，或使奴隶从事于别种生产事业，那时候也不会有。其时的奴隶，只是在家庭中，以给使令，或从事于消费品的制造（如使女奴舂米、酿酒等）。为经济的力量所限，其势自不能甚多。到资本主义兴起后，就不然了。（一）土地既已私有，向来的农奴，都随着土地，变成地主的奴隶。王莽行王田之制，称奴隶为“私属”，和田地都不得卖买。若非向来可以卖买，何必有此法令呢？这该是秦汉之世，奴婢增多的一大原因（所以奴婢是由俘虏、罪人两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少，由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多）。（二）农奴既变为奴隶，从事于大规模的垦荒的，自然可以购买奴隶，使其从事耕作。（三）还可以使之从事于别种事业。如《史记·货殖列传》说：刁闲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所以又说童手指千，比千乘之家。如此，奴婢越多越富，其数就无限制了。此时的奴婢，大抵是因贫穷而鬻卖的。因贫穷而卖身，自古久有其事。所以《孟子·万章上篇》，就有人说：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之家。然在古代，此等要不能甚多。至汉代，则贾谊说当时之民，岁恶不入，就要“请爵卖子”，成为经常的现象了。此等奴婢，徒以贫穷之故而卖身，和古代出于俘虏或犯罪的，大不相同，国家理应施以制止及救济。然当时的国家，非但不能如此，反亦因之以为利。如汉武帝，令民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的增秩。其时行算缗之法，遣使就郡国治隐匿不报的人的罪，没收其奴婢甚多，都把他们分配到各苑和各机关，使之从事于生产事业（见《史记·平准书》）。像汉武帝这种举动，固然是少有的，然使奴婢从事于生产事业者，必不限于汉武帝之世，则可推想而知，奴隶遂成为此时官私生产的要角了。汉末大乱，奴婢之数，更行增多。后汉光武一朝，用法令强迫释放奴婢很多（都见《后汉书》本纪）。然亦不过救一时之弊，终不能绝其根株。历代救济奴隶之法：（一）对于官奴婢，大抵以法令赦免。（二）对于私奴婢：则（甲）以法令强迫释放。（乙）官出资财，替他赎身。（丙）勒令以买值为佣资，计算做工的时期，满足工资之数，便把他放免。虽有此法，亦不过去其太甚而已。用外国人作奴婢，后世还是有的。但非如古代的出于俘虏，而亦出于鬻卖。《汉书·西南夷列传》和《货殖列传》，都有所谓“僰僮”，就是当时的商人，把他当作商品贩卖的。《北史·四裔传》亦说：当时的人，多买獠人作奴仆。因此，又引起政治上的侵略。梁武帝时，梁、益二州，岁岁伐獠以自利。周武帝平梁、益，亦命随近州镇，年年出兵伐獠，取其生口，以充贱隶。这在后世，却是少有的事，只有南北分立之世，财力困窘，政治又毫无规模，才会有之。至于贩卖，却是通常现象。如唐武后大足元年，敕北方缘边诸郡，不得畜突厥奴婢；穆宗长庆元年，诏禁登、莱州及缘海诸道，纵容海贼，掠卖新罗人为奴婢；就可见海陆两道，都有贩卖外国人口的了。南方的黑色人种，中国谓之昆仑。唐代小说中，多有昆仑奴的记载，更和欧洲人的贩卖黑奴相像。然中国人亦有自卖或被卖做外国人的奴隶的。宋太宗淳化二年，诏陕西缘边诸郡：先因岁饥，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官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真宗天禧三年，诏自今掠卖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领并处死。诱至者同罪，未过界者，决杖黥配（均见《文献通考》）。就是其事。

清乾隆御制《职贡图》中的僰夷，对他们的描述仍是“常入市贸易”。

后汉末年，天下大乱，又发生所谓部曲的一个阶级。部曲二字，本是军队中一个组织的名称（《续汉书·百官志》：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丧乱之际，人民无家可归，属于将帅的兵士，没有战事的时候，还是跟着他生活。或者受他豢养，或者替他工作。事实上遂发生隶属的状态。用其力以生产，在经济上是有利的，所以在不招兵的时候，将帅也要招人以为部曲了（《三国志·李典传》说：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就是战时的部曲，平时仍属于将帅之证。《卫觊传》说：觊镇关中时，四方流移之民，多有回关中的，诸将多引为部曲，就是虽不招兵之时，将帅亦招人为部曲之证）。平民因没有资本，或者需要保护，一时应他的招。久之，此等依赖关系，已成过去，而其身份，被人歧视，一时不能回复，遂成为另一阶级。部曲的女子，谓之客女。历代法律上，奴婢伤害良人，罪较平民互相伤害为重。良人伤害奴婢，则罪较平民互相伤害为轻。其部曲、客女，伤害平民的罪，较平民加重，较奴婢减轻；平民伤害部曲、客女的，亦较伤害奴婢加重，较其互相伤害减轻。所以部曲的地位，是介于良贱之间的。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都有这一阶级。

使平民在或程度以内，隶属于他人，亦由来甚久。《商君书·竟内篇》说：“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有爵者不当差徭，在自己家里的时候）。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有爵者替公家当差徭时，庶子亦跟着他出去。）这即是《荀子·议兵篇》所说秦人五甲首而隶五家之制。秦爵二十级（见《汉书·百官公卿表》），级级都可乞人为役，则人民之互相隶属者甚多，所以鲁仲连要说秦人“虏使其民”了。晋武帝平吴以后，王公以下，都得荫人为衣食客及佃客。其租调及力役等，均入私家。此即汉世封君食邑户的遗法，其身份仍为良民。辽时有所谓二税户，把良民赐给僧寺，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金世宗时免之）。亦是为此。此等使人对人直接征收，法律上虽限于某程度以下的物质或劳力，然久之，总易发生广泛的隶属关系，不如由国家征收，再行给予之为得。

封建时代的阶级，亦是相沿很久的，岂有一废除即铲灭净尽之理？所以魏晋以后，又有所谓门阀的阶级。魏晋以后的门阀，旧时的议论，都把九品中正制度（见第七章），看作他很重要的原因，这是错误的。世界上哪有这种短时间的政治制度，能造成如此深根固柢的社会风尚之理？又有说：这是由于五胡乱华，衣冠之族，以血统与异族混淆为耻，所以有这风尚的。这也不对。当时的区别，明明注重于本族士庶之间。况且五胡乱华，至少在西晋的末年，声势才浩大的，而刘毅在晋初，已经说当时中正的品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可见门阀之制，并非起源于魏晋之世。然则其缘起安在呢？论门阀制度的话，要算唐朝的柳芳，说得最为明白（见《唐书·柳冲传》）。据他的说法：则七国以前，封建时代的贵族，在秦汉之世，仍为强家。因为汉高祖起于徒步，用人不论家世，所以终两汉之世，他们在政治上，不占特别的势力。然其在社会上，势力仍在。到魏晋以后，政治上的势力，和社会上的势力合流，门阀制度，就渐渐固定了。这话是对的。当时政治上扶植门阀制度的，就是所谓九品中正（见第七章），至于在社会上，则因汉末大乱，中原衣冠之族，开始播迁。一个世家大族，在本地方，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的，用不着自行表暴。迁徙到别的地方，就不然了。琅琊王氏是世族，别地方的王氏则不然。博陵崔氏是世族，别地方的崔氏则不然。一处地方，就迁来一家姓王的，姓崔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哪里的崔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琊王而非别的王氏；是博陵崔而非别的崔氏了。这是讲门阀的所以要重视郡望的原因。到现在，我们旧式婚姻的柬帖上，还残留着这个老废物。这时候，所谓门第的高下，大概是根据于：（一）本来门第的高下。这是相沿的事实，为本地方人所共认，未必有谱牒等物为据。因为古代谱牒，都是史官所记。随着封建的崩坏，久已散佚无存了。（二）秦汉以来，世家大族，似乎渐渐地都有谱牒（《隋书》著录，有家谱、家传两门。《世说新语》注，亦多引人家的家谱）。而其事较近，各家族中，有何等人物，事迹，亦多为众人所能知，所能记，在这时期以内，一个家族中，要多有名位显著的人，而切忌有叛逆等大恶的事。如此，历时稍久，即能受人承认，为其地之世家（历时不久的，虽有名位显著的人，人家还只认为暴发户，不大看得起他。至于历时究要多久，那自然没有明确的界限）。（三）谱牒切忌佚亡，事迹切忌湮没。倘使谱牒已亡；可以做世家的条件的事迹。又无人能记忆；或虽能记忆，而不能证明其出于我之家族中；换言之，即不能证明我为某世家大族或有名位之人之后；我的世族的资格，就要发生动摇了。要之，不要证据的事，要没人怀疑；要有证据的事，则人证物证，至少要有一件存在；这是当时判定世族资格的条件。谱牒等物，全由私家掌管，自然不免有散佚、伪造等事。政治总是跟着社会走的。为要维持此等门阀制度，官家就亦设立谱局，与私家的谱牒互相钩考；“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了（亦柳芳语）。

当这时代，寒门世族，在仕途上优劣悬殊；甚至婚姻不通，在社交上的礼节，亦不容相并（可参看《陔余丛考·六朝重氏族》条）。此等界限，直至唐代犹存。《唐书·高士廉传》及《李义府传》说：太宗命士廉等修《氏族志》，分为九等，崔氏尤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又说：魏大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后房玄龄、魏征、李勣等，仍与为婚，故其望不减。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后转益自贵，称禁婚家，男女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杜羔传》说：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邪？”可见唐朝中叶以后，此风尚未铲除。然此时的门阀，已只剩得一个空壳，经不起雨打风吹，所以一到五代时，就成“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之局了（《通志·氏族略》）。这时候的门阀，为什么只剩一个空壳呢？（一）因自六朝以来，所谓世族，做事太无实力。这只要看《廿二史札记·江左诸帝皆出庶族》《江左世族无功臣》《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各条可见。（二）则世族多贪庶族之富，与之通婚；又有和他通谱，及把自己的家谱出卖的。看《廿二史札记·财昏》《日知录·通谱》两条可见。（三）加以隋废九品中正，唐以后科举制度盛行，世族在选举上，亦复不占便宜。此时的门阀，就只靠相沿已久，有一种惰力性维持，一受到（四）唐末大乱、谱牒沦亡的打击，自然无以自存了。门阀制度，虽盛于魏晋以后，然其根源，实尚远在周秦以前，到门阀制度废除，自古相传的阶级，就荡焉以尽了（指由封建势力所造成的阶级）。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韩熙载祖上虽皆为朝官，但亦是凭自身努力而为南唐名臣。

然本族的阶级虽平，而本族和异族之间，阶级复起。这就不能不叹息于我族自晋以后武力的衰微了。中国自汉武帝以后，民兵渐废。此时的兵役，多以罪人和奴隶充之，亦颇用异族人为兵。东汉以后，杂用异族之风更盛。至五胡乱华之世，遂习为故常（别见第九章）。此时的汉人，和异族之间，自然不能不发生阶级。史称北齐神武帝，善于调和汉人和鲜卑。他对汉人则说：“鲜卑人是汝作客（犹今言雇工），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凌之？”对鲜卑人则说：“汉人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疾之？”就俨然一为农奴，一为战士了。但此时期的异族，和自女真以后的异族，有一个大异点。自辽以前（契丹为鲜卑宇文氏别部，实仍系五胡的分支），外夷率以汉族为高贵而攀缘之，并极仰慕其文化，不恤牺牲其民族性，而自愿同化于汉族。至金以后则不然。这只要看：五胡除羯以外，无不冒托神明之胄（如拓跋氏自称黄帝之后，宇文氏自称炎帝之后是），金以后则无此事；北魏孝文帝，自愿消灭鲜卑语，奖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然是一个极端的例。然除此以外，亦未有拒绝汉族文化的，金世宗却极力保存女真旧风，及其语言文字，可见。这大约由于自辽以前的异族，附塞较久，濡染汉人文化较深，金、元、清则正相反之故。渤海与金、清同族，而极仰慕汉人的文化，似由其先本与契丹杂居营州，有以致之，即其一证。对于汉族的压制剥削，亦是从金朝以后，才深刻起来的。五胡虽占据中原，只是一部分政权，入于其手。其人民久与汉族杂居，并未闻至此时，在社会上，享有何等特别的权利（至少在法律上大致如此）。契丹是和汉人不杂居的。其国家的组织，分为部族和州县两部分，彼此各不相干（设官分南北面，北面以治部族，南面以治州县）。财赋之官，虽然多在南面，这是因汉族的经济，较其部族为发达之故，还不能算有意剥削汉人。到金朝，则把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用集团之制，与汉族杂居，以便镇压。因此故，其所耕之地，不得不连成片段。于是或借口官地，强夺汉人的土地（如据梁王庄、太子务等名目，硬说其地是官地之类）；或口称与汉人互换，而实系强夺。使多数人民，流离失所。初迁入时，业已如此。元兵占据河北后，尽将军户（即猛安谋克户）迁于河南，又是这么一次。遂至和汉人结成骨仇血怨，酿成灭亡以后大屠戮的惨祸了（见《廿二史札记·金末种人被害之惨》条）。元朝则更为野蛮。太宗时，其将别迭，要把汉人杀尽，空其地为牧场，赖耶律楚材力争始止（见《元史·耶律楚材传》）。元朝分人为蒙古、色目（犹言诸色人等，包括蒙古及汉族以外的人。其种姓详见《辍耕录》）、汉人（灭金所得的中国人）、南人（灭宋所得的中国人）四种，一切权利，都不平等（如各官署的长官，必用蒙古人。又如学校及科举，汉人、南人的考试较难，而出身反劣）。汉人入奴籍的甚多（《廿二史札记·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条）。明代奴仆之数骤增（见《日知录·奴仆》条），怕和此很有关系。清朝初入关时，亦圈地以给旗民。其官缺，则满、汉平分。又有蒙古、汉军、包衣（满洲人的奴仆）的专缺。刑法，则宗室、觉罗（显祖之后称宗室，自此以外称觉罗。宗室俗称黄带子，觉罗俗称红带子，因其常系红黄色的带子为饰。凡汉人杀伤红黄带子者，罪加一等。唯在茶坊酒肆中则否，以其自亵身份也）及旗人，审讯的机关都不同（宗室、觉罗，由宗人府审讯。与人民讼者，会同户、刑部。包衣由内务府慎刑司审讯。与人民讼者，会同地方官。旗人由将军、都统、副都统审讯）。且都有换刑（宗室以罚养赡银代笞、杖，以板责、圈禁代徒、流、充军。雍正十二年，并推及觉罗。其死罪则多赐自尽。旗人以鞭责代笞、杖，枷号代徒、流、充军。死刑以斩立决为斩监候，斩监候为绞）。都是显然的阶级制度。民族愈开化，则其自觉心愈显著，其斗争即愈尖锐。处于现在生存竞争的世界，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诚不可以不凛然了（近来有一派议论，以为满、蒙等族，现在既已与汉族合为一个国族了，从前互相争斗的事，就不该再提及，怕的是挑起恶感。甚至有人以为用汉族二字，是不甚妥当的。说这是外国人分化我们的手段，我们不该盲从。殊不知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不论何国、何族，在已往，谁没有经过斗争来？现在谁还在这里算陈账？若虑挑起恶感，而于以往之事，多所顾忌而不敢谈，则全部历史，都只好拉杂摧烧之了。汉族两字不宜用，试问在清朝时代的满、汉两字，民国初年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等语，当改作何字？历史是一种学术，凡学术都贵真实。只要忠实从事，他自然会告诉你所以然的道理，指示你当遵循的途径。现在当和亲的道理，正可从从前的曾经斗争里看出来，正不必私智穿凿，多所顾虑）。总而言之：凡阶级的所以形成，其根源只有两种：一种是武力的，一种是经济的。至于种族之间，则其矛盾，倒是较浅的。近代的人，还有一种谬见，以为种族是一个很大的界限，同种间的斗争，只是一时的现象，事过之后，关系总要比较亲切些。殊不知为人类和亲的障碍的，乃是民族而非种族。种族的同异在体质上，民族的同异在文化上。体质上的同异，有形状可见，文化上的同异，仅迹象可求。在寻常人想起来，总以为种族的同异，更难泯灭，这就是流俗之见，需要学术矫正之处。从古以来，和我们体质相异的人，如西域深目高鼻之民，南方卷发黑身之族，为什么彼我之间，没有造成严重的阶级呢？总而言之：社会的组织，未能尽善，则集团与集团之间，利害不能无冲突。“利惟近者为可争，害惟近者为尤切”，这是事实。至于体质异而利害无冲突，倒不会有什么剧烈的斗争的。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有很明白的证据的。所以把种族看作严重的问题，只是一个俗见。

近代有一种贱民。其起源，或因民族的异同，或因政治上的措置，或则社会上积习相沿，骤难改易。遂至造成一种特别阶级。这在清朝时，法律上都曾予以解放。如雍正元年，于山、陕的乐户，绍兴的惰民；五年于徽州的伴当，宁国的世仆；八年于常熟、昭文的丐户；都令其解放同于平民。乾隆三十六年，又命广东的蜑户，浙江的九姓渔户，及各省有似此者，均查照雍正元年成案办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情。但社会上的歧视，往往非政治之力所能转移。所以此等阶级，现在仍未能完全消灭。这是有待于视压迫为耻辱的人，继续努力的了。

阶级制度，在古昔是多少为法律所维持的。及文化进步，觉得人视人为不平等，不合于理，此等法律，遂逐渐取消。然社会上的区别，则不能骤泯。社会阶级的区别，显而易见的，是生活的不同。有形的如宫室、衣服等等，无形的如语言、举动等等。其间的界限，为社会所公认。彼此交际之间，上层阶级，会自视为优越，而对方亦承认其优越；下层阶级，会被认为低微，而其人亦自视为低微。此等阶级的区别，全由习惯相沿。而人之养成其某阶级的气质，则由于教育（广义的）。维持其某阶级的地位，则由于职业。旧时社会所视为最高阶级的，乃读书做官的人，即所谓士。此种人，其物质的享受，亦无以逾于农、工、商。但所得的荣誉要多些。所以农、工、商还多希望改而为士，而士亦不肯轻弃其地位（旧时所谓书香之家，虽甚贫穷，不肯轻易改业，即由于此）。这还是封建残余的势力。此外则唯视其财力的厚薄，以判其地位的高低。所谓贫富，应以维持其所处的阶级的生活为标准。有余的谓之富，仅足的谓之中人，不足的谓之贫。此自非指一时的状况言，而当看其地位是否稳固。所谓稳固，包含三条件：即（一）财产收入，较劳力收入为稳固。（二）有保障的职业，较无保障的为稳固。（三）独立经营的职业，较待人雇用的为稳固。阶级的升降，全然视其财力。财力足以上升，即可升入上层阶级。财力不能维持，即将落入下层阶级。宫室、衣服等，固然如此，即教育、职业亦然。如农、工、商要改做士，则必须有力量能从师读书；又必须有力量能与士大夫交际，久之，其士大夫的气质，乃得养成。此系举其一端，其他可以类推。总之，除特别幸运的降临，凡社会上平流而进的；均必以经济上的地位为其基础。下级社会中人，总想升入上级的；上级社会中人，则想保持其地位。旧时的教育，如所谓奋勉以求上进，如所谓努力勿坠其家声等等，无论其用意如何，其内容总不外乎此。至于（一）铲除阶级；（二）组织同阶级中人，以与异阶级相斗争；则昔时无此思想。此因（一）阶级间之相去，并不甚远；（二）而升降也还容易之故。新式产业兴起以后，情形就与从前不同。从前所谓富、中人、贫，相去实不甚远的，今则相去甚远（所谓中产阶级，当分新旧两种：旧的，如旧式的小企业等，势将逐渐为大企业所吞并。新的，如技术、管理人员等，则皆依附大资本家以自存。其生活形式，虽与上层阶级为侪，其经济地位的危险，实与劳工无异。既无上升之望，则终不免于坠落。所以所谓中间者，实不能成为阶级）。从下级升至上级，亦非徒恃才能，所能有济（昔时的小富，个人的能力及际遇，足以致之，今之大富豪则不然。现在文明之国，所谓实业领袖，多系富豪阶级中人，由别阶级升入的很少）。于是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上级的地位，既不易变动，下级的恶劣境遇，自然不易脱离。环境逼迫着人改变思想，阶级斗争之说，就要风靡一时了。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所以举措不可不极审慎。

第五章 财产

要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们得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有史以前为第一期。有史以后，讫于新室之末，为第二期。自新室亡后至现在，为第三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

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世：第一期为乱世，第二期为升平世，第三期为大平世。这无疑，是想把世运逆挽而上，自乱世进入升平，再进入大平的。然则所谓升平、大平，是否全是孔子的理想呢？我们试看，凡先秦诸子，无不认为邃古之世，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后乃愈降而愈劣，即可知孔子之言，非尽理想，而必有其历史的背景。《礼记·礼运》所说的大同、小康，大约就是这个思想的背景罢？大同是孔子认为最古的时代，最好的，小康则渐降而劣，再降就入于乱世了。所谓升平，是想把乱世逆挽到小康，再进而达于大同，就是所谓大平了，这是无可疑的。然则所谓大同、小康，究竟是何时代呢？

人是非劳动不能生存的，而非联合，则其劳动将归于无效，且亦无从劳动起，所以《荀子》说人不群则不能胜物（见《王制篇》。胜字读平声，作堪字解，即担当得起的意思。物字和事字通训。能胜物，即能担当得起事情的意思，并非谓与物争斗而胜之）。当这时代，人是“只有合力以对物，断无因物而相争”的，许多社会学家，都证明原始时代的人，没有个人观念。我且无有，尚何有于我之物？所以这时代，一切物都是公有的。有种东西，我们看起来，似乎他是私有（如衣服及个人所用的器具之类），其实并不是私有，不过不属于这个人，则无用，所以常常附属于他罢了。以财产之承袭论，亦是如此（氏族时代，男子的遗物，多传于男子，女子的遗物，多传于女子，即由于此）。当这时代，人与人之间，既毫无间隔，如何不和亲康乐呢？人，是这样的，经过原始共产时代、氏族共产时代，以入于家族集产时代。在氏族、家族时代，似已不免有此疆彼界之分，然其所含的公共性质还很多。孔子所想望的大同，无疑的，是在这一个时代以前。今试根据古书，想象其时的情形如下。

这时代，无疑是个农业时代。耕作的方法，其初该是不分疆界的，其后则依家族之数，而将土地分配（所以孔子说：“男有分，女有归”），此即所谓井田制度。井田的制度，是把一方里之地，分为九区。每区一百亩。中间的一区为公田，其外八区为私田。一方里住八家，各受私田百亩。中间的公田，除去二十亩，以为八家的庐舍（一家得二亩半），还有八十亩，由八家公共耕作。其收入，是全归公家的。私田的所入，亦即全归私家。此即所谓助法。如其田不分公私，每亩田上的收获，都酌提若干成归公，则谓之彻法。土田虽有分配，并不是私人所有的，所以有“还受”和“换主易居”之法（受，谓达到种田的年龄，则受田于公家。还，谓老了，达到毋庸种田的年龄，则把田还给公家。因田非私人所有，故公家时时可重行分配，此即所谓“再分配”。三年一换主易居，即再分配法之一种）。在所种之田以外，大家另有一个聚居之所，是之谓邑。合九方里的居民，共营一邑，故一里七十二家（见《礼记·杂记》《注》引《王度记》。《公羊》何《注》举成数，故云八十家。邑中宅地，亦家得二亩半，合田间庐舍言之，则曰“五亩之宅”），八家共一巷。中间有一所公共的建筑，是为“校室”。春、夏、秋三季，百姓都在外种田，冬天则住在邑内。一邑之中，有两个老年的人做领袖。这两个领袖，后世的人，用当时的名字称呼他，谓之父老、里正。古代的建筑，在街的两头都有门，谓之闾。闾的旁边，有两间屋子，谓之塾。当大家要出去种田的时候，天亮透了，父老和里正，开了闾门，一个坐在左塾里，一个坐在右塾里，监督着出去的人。出去得太晚了；或者晚上回来时，不带着薪樵以预备做晚饭；都是要被诘责的。出入的时候，该大家互相照应。所带的东西轻了，该帮人家分拿些。带的东西重了，可以分给人家代携，不必客气。有年纪、头发花白的人，该让他安逸些，空手走回来。到冬天，则父老在校室里，教训邑中的小孩子，里正则催促人家“缉绩”。住在一条巷里的娘们，聚在一间屋子里织布，要织到半夜方休。以上所说的，是根据《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汉书·食货志》，撮叙其大略。这虽是后来人传述的话，不全是古代的情形，然还可根据着他，想象一个古代农村社会的轮廓。

耕作图（局部）

农田以外的土地，古人总称为山泽。农田虽按户口分配，山泽是全然公有的。只要依据一定的规则，大家都可使用（如《孟子》所说的“数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田猎的规则，见《礼记·王制》。《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卝人等官，还是管理此等地方，监督使用的人，必须遵守规则，而且指导他使用的方法的，并不封禁）。

这时候，是无所谓工业的。简单的器具，人人会造，较繁复的，则有专司其事的人。但这等人，绝不是借此以赢利的。这等人的生活资料，是由大家无条件供给他的，而他所制造的器具，也无条件供给大家用。这是后来工官之本。

在本部族之内，因系公产，绝无所谓交易。交易只行于异部族之间。不过以剩余之品，互相交换，绝无新奇可喜之物。所以许行所主张的贸易会简单到论量不论质（见《孟子·滕文公上篇》）。而《礼记·郊特牲》说：“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言举行蜡祭之时，不许因之举行定期贸易。）蜡祭是在农功毕后举行的，年不顺成，就没有剩余之品，可供交易了。此等交易，可想见其对于社会经济，影响甚浅。

倘在特别情形之下，一部族中，缺少了什么必要的东西，那就老实不客气，可以向人家讨，不必要有什么东西交换。后来国际间的乞粜，即原于此。如其遇见天灾人祸，一个部族的损失，实在太大了，自己无力回复，则诸部族会聚集起来，自动替他填补的。《春秋》襄公三十年，宋国遇见火灾，诸侯会于澶渊，以更宋所丧之财（更为继续之意，即现在的赓字），亦必是自古相沿的成法。帮助人家工作，也不算得什么事的。《孟子》说：“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滕文公下》）这件事，用后世人的眼光看起来，未免不近情理。然如齐桓公合诸侯而城杞（《春秋》僖公十四年），岂不亦是替人家白效劳么？然则古代必有代耕的习惯，才会有这传说。古代国际间有道义的举动还很多，据此推想，可以说：都是更古的部族之间留传下来的。此即孔子所谓“讲信修睦”。

虽然部族和部族之间，有此好意，然在古代，部族乞助于人的事，总是很少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很有规范的，除非真有不可抗力的灾祸，绝不会沦于穷困。他们生活的规范，是怎样呢？《礼记·王制》说：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人以为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这在后来，虽然成为冢宰的职责，然其根原，则必是农村固有的规范。不幸而遇到凶年饥馑，是要合全部族的人，共谋节省的。此即所谓凶荒札丧的变礼。在古代，礼是人人需要遵守的。其所谓礼，都是切于生活的实际规则，并不是什么虚文。所以《礼记·礼器》说：“年虽大杀，众不恇惧，则上之制礼也节矣。”

一团体之中，如有老弱残废的人，众人即无条件养活他。《礼记·王制》说：孤、独、鳏、寡，“皆有常饩”。又说：“喑、聋、跛、躃、断者（骨节断的人）、侏儒（体格不及标准。该包括一切发育不完全的人），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旧说：看他会做什么工，就叫他做什么工。这解释怕是错的。这一句和上句，乃是互言以相备。说孤、独、鳏、寡，供给食料，可见此等残废的人，亦供给食料；说此等残废的人，供给器用，可见孤、独、鳏、寡，亦供给器用。乃古人语法如此。《荀子·王制篇》作“五疾上收而养之”可证。

此等规则，都实行了，确可使匹夫、匹妇，无不得其所的；而在古代，社会内部无甚矛盾之世，我们亦可以相信其曾经实行过的。如此，又何怪后人视其时为黄金时代呢？视古代为黄金时代，不但中国，希腊人也有这样思想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根本是两件事。讲物质文明，后世确是进步了。以社会组织论，断不能不承认是退步的。

有许多遗迹，的确可使我们相信，在古代财产是公有的。《书经·酒诰篇》说：“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这是周朝在殷朝的旧土，施行酒禁时严厉的诰诫。施行酒禁不足怪，所可怪的，是当此酒禁严厉之时，何不在家独酌？何得还有群饮触犯禁令的人，致烦在上者之诰诫？然则其所好者，在于饮呢？还是在于群呢？不论什么事，根深蒂固，就难于骤变了。汉时的赐酺，不也是许民群饮么？倘使人之所好，只在于饮而不在于群，赐酺还算得什么恩典？可见古人好群饮之习甚深。因其好群饮之习甚深，即可想见其在邃古时，曾有一个共食的习惯。家家做饭自己吃，已经是我们的耻辱了。《孟子》又引晏子说：“师行而粮食。”粮同量，谓留其自吃的部分，其余尽数充公。这在晏子时，变成虐政了，然推想其起源，则亦因储藏在人家的米，本非其所私有，不过借他的房屋储藏（更古则房屋亦非私有），所以公家仍可随意取去。

以上所说，都是我们根据古籍所推想的大同时代的情形。虽然在古籍中，已经不是正式记载，而只是遗迹，然有迹则必有迹所自出之履，这是理无可疑的。然则到后来，此等制度，是如何破坏掉的呢？

旷观大势，人类全部历史，不外自塞而趋于通。人是非不断和自然争斗，不能生存的。所联合的人愈多，则其对自然争斗的力愈强。所以文明的进步，无非是人类联合范围的扩大。然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进步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却不能与之并进。于是天灾虽澹，而人祸复兴。

人类的联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种则分出彼此的界限来。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劳动的结果，那就非于（甲）交易、（乙）掠夺之中，择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夺的方法，且较交易为通行。在古代各种社会中，论文化，自以农业社会为最高；论富力，亦以农业社会为较厚；然却很容易被人征服。因为（一）农业社会，性质和平，不喜战斗。（二）资产笨重，难于迁移。（三）而猎牧社会，居无定所，去来飘忽，农业社会，即幸而战争获胜，亦很难犁庭扫穴，永绝后患。（四）他们既习于战斗，（五）又是以侵略为衣食饭碗的，得隙即来。农业社会，遂不得不于可以忍受的条件之下，承认纳贡而言和，久之，遂夷为农奴；再进一步，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关系愈益密切，遂合为一个社会，一为治人者，食于人者，一为治于人者，食人者了。封建时代阶级制度的成立，即缘于此（参看上章）。

依情理推想，在此种阶级之下，治者对于被治者，似乎很容易为极端之剥削的。然（一）剥削者对于被剥削者，亦必须留有余地，乃能长保其剥削的资源。（二）剥削的宗旨，是在于享乐的，因而是懒惰的，能够达到剥削的目的就够了，何必干涉人家内部的事情？（三）而剥削者的权力，事实上抑或有所制限，被剥削者内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四）况且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职是故，被征服的社会，内部良好的组织，得以保存。一再传后，征服者或且为其所同化，而加入于其组织之中。古语说君者善群（这群字是动词，即组织之义），而其所以能群，则由于其能明分（见《荀子·王制》《富国》两篇）。据此义，则征服之群之酋长，业已完全接受被征服之群之文化，依据其规则，负起组织的责任来了。当这时代，只有所谓君大夫，原来是征服之族者，拥有广大的封土，收入甚多，与平民相悬绝。此外，社会各方面的情形，还无甚变更。士，不过禄以代耕，其生活程度，与农夫相仿佛。农则井田之制仍存。工、商亦仍无大利可牟。征服之族，要与被征服之族在经济上争利益者，亦有种种禁例，如“仕则不稼，田则不渔”之类（见《礼记·坊记》。《大学》：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董仲舒对策，说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此等，在后来为道德上的教条，在当初，疑有一种禁令）。然则社会的内部，还是和亲康乐的，不过在其上层，多养着一个寄生者罢了。虽然和寄生虫并存，还不至危及生命健康，总还算一个准健康体，夫是之谓小康。

《天工开物》中的农业机械绘图

小康时代，又成过去，乱世就要来了。此其根源：（一）由初期的征服者，虽然凭恃武力，然其出身多在瘠苦之地，其生活本来是简陋的。凡人之习惯，大抵不易骤变，俭者之不易遽奢，犹奢者之不能复俭。所以开国之主，总是比较勤俭的。数传之后，嗣世之君，就都变成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的纨绔子弟了。其淫侈日甚，则其对于人民之剥削日深，社会上的良好规制，遂不免受其影响（如因政治不善，而人民对于公田耕作不热心，因此发生履亩而税的制度，使井田制度受其影响之类）。（二）则商业发达了，向来自行生产之物，可以不生产而求之于人；不甚生产之物，或反可多生产以与人交易。于是旧组织不复合理，而成为获利的障碍，就不免堕坏于无形了。旧的组织破坏了，新的组织，再不能受理性的支配，而一任事势的推迁。人就控制不住环境，而要受环境的支配了。

当这时代，经济上的变迁，可以述其荦荦大端如下：

（一）因人口增加，土地渐感不足，而地代因之发生。在这情形之下，土地荒废了，觉得可惜，于是把向来田间的空地，留作道路和备蓄泄之用的，都加以垦辟，此即所谓“开阡陌”（开阡陌之开，即开垦之开。田间的陆地，总称阡陌。低地留作蓄水泄水之用的，总称沟洫。开阡陌时，自然把沟洫也填没了。参看朱子《开阡陌辨》）。这样一来，分地的标记没有了，自然可随意侵占，有土之君，利于租税之增加，自然也不加以禁止，或且加以倡导，此即孟子所谓“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滕文公上篇》）。一方面靠暴力侵占，一方面靠财力收买、兼并的现象，就陆续发生了。

（二）山泽之地，向来作为公有的，先被有权力的封君封禁起来，后又逐渐入于私人之手。（《史记·平准书》说：汉初山川、园池，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为私奉养。此即前代山泽之地。把向来公有的山泽，一旦作为私有，在汉初，绝不会，也绝不敢有这无理的措置，可见自秦以前，早已普遍加以封禁了。管子官山府海之论，虽然意在扩张国家的收入，非以供私人之用，然其将公有之地，加以封禁则同。《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诸大企业家，有从事于畜牧的，有从事于种树的，有从事于开矿的，都非占有山泽之地不行。这大约是从人君手里，以赏赐、租、买等方法取得的。）

（三）工业进化了，器用较昔时为进步，而工官的制造，未必随之进步。或且以人口增加，而工官本身，未尝扩张，量的方面，亦发生问题。旧系家家自制之物，至此求之于市者，亦必逐渐增加。于是渐有从事于工业的人，其获利亦颇厚。

（四）商人，更为是时活跃的阶级。交换的事情多了，居间的商人，随之而增多，这是势所必至的。商业的性质，是最自利的。依据它的原理，必须以最低的价格（只要你肯卖）买进，最高的价格（只要你肯买）卖出。于是生产者、消费者同受剥削，而居间的阶级独肥。

（五）盈天地之间者皆物，本说不出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所以分为我的、你的，乃因知道劳力的可贵，我花了劳力在上面的东西，就不肯白送给你。于是东西和东西，东西和劳力，劳力和劳力，都可以交换。于是发生了工资，发生了利息。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封君虽然霸占了许多财产，还颇能尽救济的责任，到后来，便要借此以博取利息了。孟子述晏子的话，说古代的巡狩，“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梁惠王下篇》），而《战国策》载冯谖为孟尝君收债，尽焚其券以市义，就显示着这一个转变。较早的时代，只有封君是有钱的，所以也只有封君放债。后来私人有钱的渐多，困穷的亦渐众，自然放债取利的行为，渐渐地普遍了。

（六）在这时代，又有促进交易和放债的工具发生，是为货币的进步（别见《货币篇》）。货币愈进步，则其为用愈普遍，于是交易活泼，储蓄便利，就更增进人的贪欲。（物过多则无用，所以在实物经济时代，往往有肯以之施济的。货币既兴，此物可以转变为他物，储蓄的亦只要储蓄其价值，就不容易觉得其过剩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发生下列三种人：

（一）大地主。其中又分为（甲）田连阡陌，（乙）及擅山泽之利两种。

（二）大工商家。古代的工业家，大抵自行贩卖，所以古人统称为商人。然从理论上剖析之，实包括工业家在内，如汉时所称之“盐铁”（谓制盐和鼓锣铁器的人），其营业，即是侧重在制造方面的。

（三）子钱家。这是专以放债取息为营业的。

要知道这时代的经济情形，最好是看《史记》的《货殖列传》。然《货殖列传》所载的，只是当时的大富豪。至于富力较逊，而性质相同的（小地主、小工商及小的高利贷者），那就书不胜书了。

精神现象，总是随着生活环境而变迁的。人，是独力很难自立的，所以能够生存，无非是靠着互助。家族制度盛行，业已把人分成五口八口的一个个的小单位。交易制度，普遍的代替了分配，互助之道，必以互相剥削之方法行之，遂更使人们的对立尖锐。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获得一个立足之地甚难，而要坠落下去则甚易。即使获得了一个立足之地，亦是非用强力，不易保持的。人们遂都汲汲遑遑，不可终日。董仲舒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剖析当时所谓贤士、隐士、廉吏、廉贾、壮士、游侠、妓女、政客、打猎、赌博、方技，犯法的吏士、农、工、商贾，各种人的用心，断言他的内容，无一而非为利。而又总结之曰：“此有智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韩非子》说：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而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显学篇》）。话似近情，然不知无丰年旁入之利，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的条件，成立甚难；而且侈惰亦是社会环境养成的。谁之罪？而独严切的责备不幸的人，这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精神，竟不像是同一种动物发出来的了。人心大变。此即所谓乱世。

孔子所谓小康之世，大约从有史时代就开始的。因为我们有确实的历史，始于炎黄之际，已经是一个干戈扰攘的世界了。至于乱世，其机缄，亦是早就潜伏的，而其大盛，则当在东周之后。因为封建制度，是自此以后，才大崩溃的（封建制度的崩溃，不是什么单纯的政治作用，实在是社会文化进步，而后政治作用随之的，已见第三章。新文化的进步，就是旧组织的崩溃）。然在东周以后，社会的旧组织，虽已崩溃，而人们心上，还都觉得这新成立的秩序为不安；认为他是变态，当有以矫正之。于是有两汉时代不断的社会改革运动。酝酿久之，到底有新室的大改革。这大改革失败了，人们才承认社会组织的不良，为与生俱来，无可如何之事，把病态认为常态了。所以我说小康的一期，当终于新室之末。

汉代人的议论，我们要是肯细看，便可觉得他和后世的议论，绝不相同。后世的议论，都是把社会组织的缺陷，认为无可如何的事，至多只能去其太甚。汉代人的议论，则总是想彻底改革的。这个，只要看最著名的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见得。若能细读《汉书》的《王贡两龚鲍》和《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就更可明白了。但他们有一个通弊，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不知领导被压迫阶级，以图革命，而专想借压迫阶级之力，以为人民谋解放。他们误以为治者阶级，便是代表全社会的正义的。而不知道这只是治者阶级中的最少数。实际，政治上的治者阶级，便是经济上的压迫阶级，总是想榨取被治阶级，即经济上的被压迫阶级以牟利的。治者阶级中最上层的少数人，只是立于二者之间，使此两阶级，得以保持一个均衡，而实际上还是偏于治者一方面些。要想以他为发力机，鼓动了多数治者，为被治者谋幸福，真是缘木求鱼，在理论上绝不容有这回事。理所可有，而不能实现之事多矣，理所必无，而能侥幸成功之事，未之前闻。这种错误，固然是时代为之，怪不得古人。然而不能有成之事，总是不能有成，则社会科学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学上的定律，一样坚强，绝不会有例外。

《盐铁论》，西汉桓宽著，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他的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他的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见《管子·轻重》各篇）。汉代还是如此。汉代儒家的宗旨，也是要恢复井田的。因为事不易行，所以让步到“限民名田”。其议发于董仲舒。哀帝时，师丹辅政，业已定有办法，因为权戚所阻挠，未能实行。法家的主张，桑弘羊曾行之。其最重要的政策，是盐铁官卖及均输。均输是官营商业。令各地方，把商人所贩的出口货做贡赋，官贩卖之于别地方。弘羊的理论，略见《盐铁论》中。着《盐铁论》的桓宽，是反对桑弘羊的（《盐铁论》乃昭帝时弘羊和贤良文学辩论的话，桓宽把他整理记录下来的。贤良文学，都是治儒家之学的。弘羊则是法家，桓宽亦信儒家之学）。其记录，未必会有利于弘羊，然而我们看其所记弘羊的话，仍觉得光焰万丈，可知历来以弘羊为言利之臣，专趋承武帝之意，替他搜刮，实在是错误的。但弘羊虽有此种抱负，其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汉朝所实行的政策，如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更其无实效可见了。直到汉末，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革。

在中国经学史中，有一重公案，便是所谓今古文之争。今古文之争，固然自有其学术上的理由，然和政治的关系亦绝大。提倡古文学的刘歆、王莽，都是和政治很有关系的人。我们向来不大明白他们的理由，现在却全明白了。王莽是主张改革经济制度的人。他的改革，且要兼及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今文经是只有平均地权的学说，而无节制资本的学说的。这时候，社会崇古的风气正盛。欲有所作为，不得不求其根据于古书。王莽要兼行节制资本的政策，自不得不有取于古文经了。这是旁文，我们现在，且看王莽所行的政策：

（一）他把天下的田，都名为王田（犹今言国有）；奴婢名为私属；都不得卖买，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的，分余田与九族乡党。

（二）设立六筦之制：（甲）盐，（乙）酒，（丙）铁，（丁）山泽，（戊）五均赊贷，（己）铁布铜冶。其中五均赊贷一项，是控制商业及借贷的。余五项，系将广义的农业和工业，收归官营。

（三）五均，《汉书·食货志》《注》引邓展，谓其出于河间献王所传的《乐语》《乐元语》。臣瓒引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这是古代的官营商业。其为事实或法家的学说未可知，而要为王莽的政策所本。王莽的制度：是改长安东西市令，又于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处，都设司市师（师是长官之意）。各以四时仲月（二、五、八、十一月），定该区中货物的平价。货物实系有用而滞销的，照他的本钱买进。物价腾贵，超过平价一钱时（汉时钱价贵，故超过一钱，即为腾贵），则照平价出卖。又在司市师之下，设泉府丞（丞是副官的意思）。经营各种事业的人，都要收税，名之为贡（其额按纯利十分之一）。泉府收了这一笔贡，用以借给困乏的人。因丧祭等事而借的，只还本，不取息，借以赢利的，取年息十分之一。

王莽的变法，成功的希望，是不会有的，其理由已述于前。固然，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但这只是枝节。即使手段很高强，亦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根本上注定要失败的事，绝不是靠手段补救得来的。但是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因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王莽只是此等意见的集大成。经过这一次改革失败之后，人遂群认根本改革为不可能，想把乱世逆挽之而至于小康的思想，从此告终了。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至此遂告长期的停顿。

虽然在停顿时期，枝节的改革，总还不能没有的。今亦略述其事如下：

当这时代，最可纪念的，是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激烈的井田政策，既经绝望，平和的限民名田政策，还不能行，于是又有一种议论，说平均地权之策，当行之于大乱之后，地广人稀，土田无主之日。于是有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这三法的要点：是（一）因年龄、属性之别，以定受田的多少。（二）在北魏的均田令中，有露田和桑田的区别。唐朝则名为口分田和世业田。桑田和世业田，是可以传世的，露田和口分田，则受之于官，仍要还之于官。（三）唐制又有宽、狭乡之别。田亩之数，足以照法令授予的为宽乡，不足的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四）有余田的乡，是要以给比连之乡的。州县亦是如此。（五）徙乡和贫无以葬的人，得卖世业田。自狭乡徙宽乡的，得并卖口分田（口分田非其所有，无可卖之理。这该是奖励人民从狭乡迁到宽乡去的意思。法律上的解释，等于官收其田而卖却之，而将卖田所得之款，发给为奖励费。许其自卖，只是手续简便些罢了）。（六）虽然如此，世业田仍有其一定制限，买进的不得超过此限度，在最小限度以内，亦不得再卖却。统观三法，立法之意，是不夺其私有之田，无田者则由官给，希冀减少反抗，以渐平均地权，其立法之意诚甚善。然其实行至何程度，则殊可疑（晋法定后，天下旋乱，曾否实行，论者甚至有怀疑的。北魏及唐，曾实行至何程度，历史上亦无明确的记载）。即使实行了，而人总是有缓急的，缓急的时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产制度之下，谁肯白借给你来？救济的事业，无论如何，是不能普遍的（救济事业之量，绝不能等于社会上需要救济之量，这是有其理论上的根据的。因为救济人者，必先自觉有余，然后能斥其所余以救济人。然救济入者的生活程度，必高于所救济的人，因而他所拿出来的，均摊在众人头上，必不能使被救济者之生活程度，与救济之者相等。而人之觉得足不足，并不是物质上真有什么界限，而往往是和他人的生活状况相比较的。如此，故被救济者在心理上永无满足之时。又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之下，一个人的财富，往往是从剥削他人得来的，而他的自觉有余必在先，斥其余以救济他人必在后。自剥削至于救济，其中必经过相当的时间。在此时间之中，被剥削者，必已负有很大的创伤，再把所剥削去的全数都还了他，亦已不够回复，何况还不能全数还他呢？）。于是不得不有抵卖之品。而贫民是除田地之外，无物可以抵卖的。如此，地权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难维持永久。何况并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再者：要调剂土满和人满，总不能没有移民，而在现在的文化状况之下，移民又是很难实行的。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不论事实，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收效的了。据记载，唐朝当开元时，其法业已大坏。至德宗建中元年（民国纪元前一千一百三十二年），杨炎为相，改租庸调法为两税，人民的有田无田，田多田少，就无人过问了。自晋武帝太康元年（民国纪元前一千六百三十二年），平吴行户调法至此，前后适五百年。自此以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间或丈量，不过为平均赋税起见，而亦多不能彻底澄清。兼并现象，依然如故。其中最厉害的，为南宋时浙西一带的兼并。因为这时候，建都在临安，浙西一带，阔人多了，竞以兼并为事。收租奇重。宋末，贾似道要筹款，就用低价硬买做官田。田主固然破产了。佃户自此要向官家交租，又非向私家交租时“额重纳轻”之比，人民已受了一次大害。到明初平张士诚，太祖恶其民为士诚守，对于苏、松、嘉、湖之田，又定以私租为官税。后来虽屡经减免，直到现在，这一带田赋之重，还甲于全国。兼并的影响，亦可谓深了。

物价的高低，东汉以后，更无人能加以干涉。只有食粮，关系人民的利害太切了，国家还不能全然放任。安定谷价的理论，始于李悝。李悝说籴（谷价）甚贱伤农，甚贵伤民（此民字指谷之消费者，与农为谷之生产者立于对待的地位）。主张当新谷登场时，国家收买其一部分，至青黄不接时卖出，以保持谷的平价。汉宣帝时，谷价大贱，大司农耿寿昌，于若干地方行其法，名其仓为常平仓。此法虽不为牟利起见，然卖出之价，必比买进之价略高，国家并无所费，而人民实受其益，实可称法良意美。然在古代，谷物卖买未盛则有效。至后世，谷物的市场日广，而官家的资本甚微，则即使实力奉行，亦难收控制市场之效；何况奉行者又多有名无实；甚或并其名而无之呢？所以常平仓在历代法令上，虽然是有的时候多，实际上并无效力。隋文帝时，工部尚书长孙平创义仓之法，令人民于收成之日，随意劝课，即于当社立仓存贮。荒歉之时，用以救济。后周时有惠民仓。将杂配钱（一种杂税的名目）的几分之几，折收谷物，以供凶年平籴之用。宋时又有广惠仓。募人耕没入和户绝田，收其租以给郭内穷苦的人民。这都是救济性质。直到王安石出来，行青苗法，才推广之，以供借贷之用。青苗法是起于李参的。李参在陕西做官时，命百姓自度耕种的盈余，告贷于官。官贷之以钱。及秋，随赋税交还。王安石推行其法于诸路。以常平、广惠仓所储的钱谷为贷本（仓本所以贮谷，后世因谷的储藏不便，亦且不能必得，遂有兼储钱的。需用时再以钱买谷，或竟发钱）。当时反对者甚多，然其本意是好的，不过官不是推行此法的机关，不免有弊罢了［反对青苗的人，有的说他取息二分太重，这是胡说，当时民间利率，实远重于此。青苗之弊：在于（一）人民不敢与官交涉。（二）官亦不能与民直接，势必假手于吏胥，吏胥多数是要作弊的，人民更不敢与之交涉。（三）于是听其自然，即不能推行。（四）强要推行，即不免抑配。（五）借出之款，或不能偿还，势必引起追呼。（六）又有勒令邻保均赔的。（七）甚有无赖子弟，谩昧尊长，钱不入家。或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的。总而言之，是由于办理的机关的不适宜］。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建州大饥。朱子请于府，得常平仓粟六百石，以为贷本。人民夏天来借的，到冬加二归还。以后逐年如此。小荒则免其半息，大荒则全免其息。如此十四年，除将原本六百石还官外，并将余利，造成仓廒，得粟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自此借贷就不再收息了。朱子此法，其以社为范围，与长孙平的义仓同。不但充平粜及救济，而兼供借贷，与王安石的青苗法同。以社为范围，则易于管理，易于监察，人民可以自司其事。如此，则有将死藏的仓谷出贷，化为有用的资本之利，而无青苗法与官交涉之弊。所以历来论者，都以为此法最善；有与其提倡常平、义仓，不如提倡社仓的倾向。义仓不如社仓，诚然无可争辩，这是后起者自然的进步。常平和社仓，则根本不是一件事。常平是官办的，是和粮食商人斗争的。义仓和社仓，都是农民互助的事。固然，农民真正充足了，商人将无所施其剥削，然使把现在社会上一切剥削农民之事，都铲除了，农民又何至于不足呢？固然，当时的常平仓，并没有控制市场之力；至多当饥荒之际，开办平罗，惠及城市之人。然此乃常平办理之不得其法，力量的不够，并不是其本质不好。依正义及经济政策论，国家扶助农民和消费者，铲除居间者的剥削，还是有这义务，而在政策上也是必要的。所以常平和社仓，至少该并行不废。再者，青苗法以官主其事，固然不好，社仓以人民主其事，也未必一定会好的。因为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是同样要吮人膏血的，并无彼此之分。主张社仓的，说社仓范围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管理的人，难于作弊。然而从来土豪劣绅，都是明中把持、攘夺，并不是暗中攫取的。义仓创办未几，即或因人民不能管理，而移之于县。社仓，据《文献通考》说：亦是“事久而弊，或主之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无可给，或拘纳息米而未尝除，甚者拘催无异正赋”，以为非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不为功。可见防止贪污土劣的侵渔，仍不能无藉于人民的自卫了。平抑粮食以外他种物价之事，东汉以后无之。只有宋神宗熙宁五年，曾立市易司，想平抑京师的物价，然其后事未能行。

王安石像

借贷，亦始终是剥削的一种方法。最初只有封君之类是有钱的人，所以也只有他们能营高利贷的事业。后来事实虽然变换了，还有借他们出面的。如《汉书·谷永传》说：当时的掖庭狱，“为人起债（代人放债），分利受谢”是。亦有官自放债的。如隋初尝给内官以公廨钱，令其回易生利，这种公廨钱，就是可以放债的。其类乎封建财产的，则南北朝以后，僧寺颇多殷富，亦常为放债的机关。私人放债取利，较大的，多为商贾所兼营，如《后汉书·桓谭传》：谭上疏陈时政，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则并有代他奔走的人了。《元史·耶律楚材传》说：当时的回鹘，多放羊羔利（利上起利）。回鹘也是从西域到中国来经商的。这是因商人手中，多有流动资本，所以兼营此业最便。至于土豪劣绅之类，即在本地方营高利贷业的，其规模自然较此为小，然其数则甚多，而其手段亦极酷辣。《宋史·食货志》载司马光疏，说当时的农民，“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陈舜俞传》说：当时放债的人，虽“约偿缗钱，而谷粟、布缕、鱼盐、薪蔌、耰锄、斧锜之属，皆杂取之”；便可见其一斑了。大抵借贷有对人信用和对物信用两种。对物信用，须能鉴别其物，知其时价；对人信用，则须调査其人之财产及行为；亦有一番事情，且须有相当知识。这在放债者方面，亦须有一种组织。所以逐渐发达，而成为近代的钱庄及当铺。

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大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达，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这在当时，还无怪其然（古代学问的发达，不能不为地域所限。儒学盛于鲁。法家之学，托诸管子，疑其初盛于齐。《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公封于齐，地潟卤，人民寡，太公劝女工，极技巧，通鱼盐，人物归之，襁至而辐辏，齐冠带衣履天下。这或者出于附会。然齐鱼盐工商之业皆盛，则是不诬的。齐国在当时，资本必较发达，所以节制资本的思想，就起于其地了）。然至后世，学者的眼光，仍限于这一个圈子里，就可怪了。如前述汉代儒家的议论，即其一证。宋学兴起，在中国思想界，是最有特色的。宋儒亦很留心于政治和社会问题。而纯粹的宋学家，亦只重视复井田为致大平之策，那又是其一证。然此犹其小者。至其大者，则未审国家的性质。不知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其中虽有少数大公无我的人，然而总只是少数。其力量，较诸大多数的通常人，远觉绵薄。即使这少数人而得位乘时，使其监督大多数人，不敢放手虐民，即所谓去其泰甚，已觉得异常吃力。至于根本上改变其性质，则其事必不可能。如此，所以历代所谓治世的政治，往往是趋于放任的；而一行干涉的政策，则往往召乱。然则但靠国家之力，如何能均平贫富呢？新莽以此失败了，而后世的人，还是这种思想。我们试看王安石的《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他说：“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得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急务，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他看得天下之物，是天下人所公有；当由一个代表正义的人，为之公平分配，而不当由自私自利的人，擅其利而私其取予，以役使众人；其意昭然若揭。然欲以此重任，责之于后世的所谓天子，云胡可得呢？中国读书人所以有这思想，是因为其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大深，在传统思想上，说这本是君之责任故。然在极古的时代，君权大而其所治之国小；而且大同时代的规则，尚未尽废；或者可以做到几分。在后世，则虽甚神圣，亦苦无下手之处了。而中国讲改革的人，都希望着他，如何能不失败呢？龚自珍是近代最有思想的人。他的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标题为《平均篇》，畅发一切乱原，根本都在经济上分配的不平。最高的治法，是能使之平均。就其现象，与之相安，则不足道。其观察，亦可谓极深刻。然问其方法，则仍是希望握政权者，审察各方面的情形，而有以措置之，则仍是一条不通的路而已。龚氏是距离现在不过百年的人，而其思想如此，可见旧日的学者，其思想，全然局限于这一个范围之中。这是时代为之，自然怪不得古人。然在今日，却亦不可不知道昔人所走的路，是一条不通的路，而再奉其思想为金科玉律。

现代的经济情形，和从前又大不相同了。自从西力东侵以来，我们的经济，已非复闭关独立之世，而与世界息息相通。在工业革命以前，最活跃的是商人阶级。所以历代的议论，都主张重农抑商。自工业革命以后，则商人反成为工业家的附属，不过略沾其余润，所以中国推销洋货的人，即世所称为买办阶级者，在中国社会里，虽俨然是个富豪，而以世界眼光观之，则仍不免在小贫之列。在现代的经济状况之下，断不容我们故步自封。世界的经济情形，自从工业发达了，积集的资本遂多，而金融资本，又极跋扈。工业品是要寻求销路的，而且还要霸占资原，就是固定和流动的资本，也要输出国外，皆不得不以武力保其安全。于是资本主义发展而成为帝国主义。历代的劳资对立，资本家是在国内的，现在则资本家在国外。于是民生问题，和民族问题，并为一谈，再不能分离解决了。我们现在，该如何审慎、勇敢、强毅，以应付这一个目前的大问题呢？

第六章 官制

官制是政治制度中最繁复的一门。（一）历代设官既多，（二）而又时有变迁，（三）他的变迁，又不是审察事实和制度不合，条理系统地改正的，而是听其迁流之所至。于是有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亦有有其实而无其名的。名实既不相符，循其名遂不能知其实。而各官的分职，亦多无理论可循。求明白其真相，就很不容易了。然官制毕竟是政治的纲领。因为国家要达其目的，必须有人以行之。这行之之人，就是所谓官。所以明于一时代所设之官，即能知其时所行之政。对于历代的官制，若能知其变迁，即亦能知其政治的变迁了。

人的见解，总是较时代落后一些的。时代只有新的，而人之所知，却限于旧。对付未来的方法，总是根据既往的情形，斟酌而出之的。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全合。制度才定出来，即已不适于用。制度是拗不过事实的，（一）非格不能行，（二）即名存实亡，这是一切制度，都如此的，而官制亦不能例外。我国的官制，大略可分为六期:（一）自周以前，为列国时代的制度。（二）而秦及汉初统一时代的制度，即孕育于其末期。（三）因其大体自列国时代蜕化而来，和统一时代不甚适合，不久即生变迁。各方面变迁的结果，极其错杂不整。直至唐朝，才整理之，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制度。（四）然整理甫经就绪，又和事实不符。唐中叶以后，又生变迁，而宋朝沿袭之。（五）元以异族，入主中原，其设施自有特别之处。明朝却沿袭着他。清朝的制度，又大略沿袭明朝。然因实际情形的不同，三朝的制度，又自有其大相违异之处。（六）清朝末叶，因为政体改变，官制亦随之改变。然行之未久，成效不着。直至今日，仍在动荡不定之中。以上略举其变迁的大概，以下再略加帮助。因为时间所限，亦只能揭举其大纲而已。

官有内外之分。内官即中央政府之官，是分事而治的。全国的政务，都汇集于此，依其性质而分类，一官管理一类的事。又有综合全部状况，以决定施政的方针的，是即所谓宰相。外官则分地而治。在其地界以内，原则上各事都要管的。出于地界以外，则各事一概不管。地方区划，又依等级而分大小。上级大的区划，包含若干下级小的区画。在行政上，下级须听上级的指挥。这是历代官制的通则。

列国并立之世，到春秋战国时代，已和统一时代的制度相近了。因为此时期，大国之中，业已包含若干郡县。但其本身，仍只等于后世一个最大的政治区域。列国官制：今文家常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但这只是爵，没有说出他的职守来。三公依今文家说，是司马、司徒、司空。九卿无明文。古文家说，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冢宰（天官）、司徒（地官）、宗伯（春官）、司马（夏官）、司寇（秋官）、司空（冬官）为六卿（许慎《五经异义》）。按今文说的三公，以配天、地、人（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古文说的六卿，以配天、地、四时。此外还有以五官配五行等说法（见《左氏》昭公十七年、二十九年，《春秋繁露·五行相胜篇》）。这不过取古代的官，随意拣几个，编排起来，以合于学说的条理而已。和古代的事实，未必尽合。古代重要的官，不尽于此；并非这几个官特别重要；不过这几个官，亦是重要的罢了。司马是管军事的。司徒是统辖人民的。司空是管建设事务的。古代穴居，是就地面上凿一个窟窿，所以谓之司空（空即现在所用的孔字）。《周官》冬官亡佚，后人以《考工记》补之（其实这句话也靠不住。性质既不相同，安可相补？不过《考工记》也是讲官制的。和《周官》性质相类，昔人视为同类之书，合编在一起，后人遂误以为补罢了）。《周官》说实未尝谓司空掌工事，后世模仿《周官》而设六部，却以工部拟司空，这是后人之误，不可以说古事的。冢宰总统百官，兼管宫内的事务，其初该是群仆的领袖。所以大夫之家亦有宰。至于天子诸侯，则实际本来差不多的。天子和诸侯，大国和小国制度上的差异，不过著书的人，说得如此整齐，和实际亦未必尽合。宗伯掌典礼，和政治关系最少，然在古代迷信较深之世，祭祀等典礼，是看得颇为隆重的。司寇掌刑法，其初当是军事裁判（说详第十章）。三公坐而论道，三孤为之副，均无职事。案《礼记·曾子问篇》说：“古者男子，内有傅，外有慈母。”《内则》说：国君世子生，“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俭、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太师、太傅、太保，正和师、慈、保三母相当。古夫亦训傅，两字盖本系一语，不可以称妇人，故变文言慈。然则古文的三公，其初乃系天子私人的侍从，本与政事无关系，所以无职事可言。《周官》说坐而论道之文，乃采诸《考工记》，然《考工记》此语（“坐而论道，谓之王公”），是指人君言，不是指大臣言的，说《周官》者实误采。总而言之：今文古文，都系春秋战国时的学说，未必和古代的事实密合。然后世厘定制度的人，多以经说为蓝本。所以虽非古代的事实，却是后世制度的渊源。

列国时代的地方区划，其大的，不过是后世的乡镇。亦有两种说法：《尚书大传》说：“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七十二家，参看上章）。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这是今文说。《周官》则乡以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遂以五家为邻，邻有长。五邻为里，里有宰。四里为酂，酂有长。五酂为鄙，鄙有师。五鄙为县，县有正。五县为遂，遂有大夫。这是古文说。这两种说法，前者和井田之制相合，后者和军队编制相合，在古代该都是有的。后来井田之制破坏，所以什伍之制犹存，今文家所说的组织，就不可见了。

《新定三礼图》中记载的先秦时期公、侯、伯、子、男的附庸等级。

汉初的官制，是沿袭秦朝的。秦制则沿自列国时代。中央最高的官为丞相。秦有左右，汉通常只设一丞相。丞相之副为御史大夫（中央之官，都是分事而治的。只有御史是皇帝的秘书，于事亦无所不预，所以在事实上成为丞相的副手。汉时丞相出缺，往往以御史大夫升补）。武官通称为尉。中央最高的武官，谓之太尉。这是秦及汉初的制度。今文经说行后，改太尉为司马，丞相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谓之三公，并称相职。又以太常（本名奉常，掌宗庙礼仪）、光禄勋（本名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太仆（掌舆马）、廷尉（掌刑辟，尝改为大理）、大鸿胪（本名典客，掌归义蛮夷）、宗正（掌亲属）、大司农（本名治粟内史，掌谷货）、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为九卿。这不过取应经说而已，并无他种意义。三公分部九卿（太常、光禄勋、卫尉属司马。太仆、廷尉、大鸿胪属司徒。宗正、大司农、少府属司空），亦无理论根据。有大事仍合议。后汉司马仍称太尉。司徒、司空，均去大字，余皆如故。

外官：秦时以郡统县。又于各郡都设监御史。汉不遣监御史，丞相遣使分察州（案州字并非当时的区域名称，后人无以名之，乃名之为州。所以截至成帝改置州牧以前，州字只是口中的称呼，并非法律上的名词）。武帝时，置部刺史十三人，奉诏书六条，分察诸郡。［（一）条察强宗巨家；（二）条察太守侵渔聚敛，（三）条失刑，（四）条选举不平，（五）条子弟不法，都是专属太守的；（六）条察太守阿附豪强］。成帝时，以何武之言，改为州牧。哀帝时复为刺史。后又改为州牧。后汉仍为刺史，而止十二州，一州属司隶校尉（武帝置，以治巫蛊的，后遂命其分察一部分郡国）。按《礼记·王制》说：“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这或者附会周初的三监，说未必确，然天子遣使监视诸侯太守（实即大国之君，遣使监视其所封或所属的小国），则事所可有。大夫之爵，固较方伯为低。秦代御史之长，爵不过大夫。汉刺史秩仅六百石，太守则二千石。以卑临尊，必非特创之制，必然有所受之。以事实论，监察官宜用年少新进的人，任事的官，则宜用有阅历有资望之士，其措置亦很适宜的。何武说：“古之为治者，以尊临卑，不以卑临尊。”不但不合事宜，亦且不明经义。旧制恢复，由于朱博，其议论具载《汉书》，较之何武，通达多了。秦朝本单称守，汉景帝改名。秦又于各郡置尉，景帝亦改为都尉。京师之地，秦时为内史所治。汉武帝改称京兆尹，又分其地置左冯翊、右扶风，谓之三辅。诸王之国，设官本和汉朝略同。亦有内史以治民。七国乱后，景帝乃令诸侯王不得自治民，改其丞相之名为相，使之治民，和郡守一样。县的长官，其秩是以户数多少分高下的。民满万户以上称令，不满万户称长。这由于古代的政治，是属人主义，而非属地主义之故。侯国的等级，与县相同。皇太后、公主所食的县称为邑。县中兼有蛮夷的谓之道。这亦是封建制度和属人主义的色彩。

秦汉时的县，就是古代的国，读第三章可见。县令就是古代的国君，只能总握政治的枢机，发踪指示，监督其下。要他直接办事，是做不到的。所以真正的民政，非靠地方自治不可。后世地方自治之制，日以废坠，所以百事俱废。秦汉时则还不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其时的制度：系以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一里百家，有里魁。检察善恶，以告监官。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管教化，体制最尊。啬夫职听讼，收赋税，其权尤重。人民竟有知啬夫而不知有郡县的（见《后汉书·爰延传》）。和后世绝不相同。

以上所述，是秦及汉初的制度。行之未几，就起变迁了。汉代的丞相，体制颇尊，权限亦广。所谓尚书，乃系替天子管文书的，犹之管衣服的谓之尚衣，管食物的谓之尚食，不过是现在的管卷之流。其初本用士人，汉武帝游宴后庭，才改用宦官，谓之中书谒者令。武帝死后，此官本可废去，然自武帝以来，大将军成为武官中的高职。昭宣之世，霍光以大将军掌握政权。其时的丞相，都是无用或年老的人，政事悉从中出。沿袭未改。成帝时，才罢中书宦官，然尚书仍为政本，分曹渐广。后汉光武，要行督责之术。因为宰相都是位高望重的人，不便督责他，于是崇以虚名，而政事悉责成尚书。尚书之权遂更大。魏武帝握权，废三公，恢复丞相和御史大夫之职。此时相府复有大权，然只昙花一现。魏文帝篡汉后，丞相之官，遂废而不设。自魏晋至南北朝，大抵人臣将篡位时则一为之，已篡则又取消。此时的尚书，为政务所萃，然其亲近又不敌中书。中书是魏武帝为魏王时所设的秘书监，文帝篡位后改名的，常和天子面议机密。所以晋初荀勖从中书监迁尚书令，人家贺他，他就发怒道“夺我凤皇池，诸君何贺焉”了。侍中是加官，在宫禁之中，伺候皇帝的。汉初多以名儒为之。后来贵戚子弟，多滥居其职。宋文帝自荆州入立，信任王府旧僚，都使之为侍中，与之谋诛徐羡之等，于是侍中亦参机要。至唐代，遂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相职。中书主取旨，门下主封驳，尚书承而行之。尚书诸曹，魏晋后增置愈广，皆有郎以办事。尚书亦有兼曹的。隋时，始以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分统诸司。六曹皆置侍郎，诸司则但置郎。是为后世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之始。三公一类的官，魏晋后亦时有设置，都不与政事，然仍开府分曹，设置僚属。隋唐始仿《周官》，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都不设官属。则真成一个虚名，于财政亦无所耗费了。九卿一类的官，以性质论，实在和六部重复的。然历代费相沿，未曾并废。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后，御史的机关仍在。其官且有增置。唐时分为三院：曰台院，侍御史属之；曰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曰监院，监察御史属之。御史为天子耳目，历代专制君主，都要防臣下的壅蔽，所以其权日重。

前汉的改刺史为州牧，为时甚暂。至后汉末年，情形就大不同了。后汉的改刺史为州牧，事在灵帝中平五年，因四方叛乱频仍，刘焉说由刺史望轻而起。普通的议论，都说自此以后，外权就重了。其实亦不尽然。在当时，并未将刺史尽行改作州牧（大抵资深者为牧，资浅者仍为刺史，亦有由刺史而升为牧的）。然无论其为刺史，为州牧，实际上都变成了郡的上级官，而非复监察之职。而且都有兵权，如此，自然要尾大不掉了。三国分离，刺史握兵之制，迄未尝改。其为乱源，在当时是人人知道的。所以晋武帝平吴后，立即罢州牧，省刺史的兵，去其行政之权，复还监察之职。这真是久安长治之规。惜乎“虽有其言，不卒其事”（《续汉书·百官志》《注》语）。而后世论者，转以晋武帝的罢州郡兵备，为召乱的根源，真是徇名而不察其实了。东晋以后，五胡扰乱，人民到处流离播迁，这时候的政治，还是带有属人主义的。于是随处侨置州郡，州的疆域，遂愈缩愈小，寖至与郡无异了（汉朝只有十三州，梁朝的疆域，远小于汉，倒有一百零七州）。此时外权之重，则有所谓都督军事，有以一人而督数州的，亦有以一人而督十数州的。甚至有称都督中外诸军的。晋、南北朝，都是如此。后周则称为总管。隋时，并州郡为一级（文帝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职同郡守。炀帝改州为郡），并罢都督府。唐初，又有大总管、总管，后改称大都督、都督，后又罢之，分天下为若干道，设观察使等官，还于监察之旧。

唐代的官制，乃系就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制度，整理而成的。其实未必尽合当时的时势。所以定制未几，变迁又起。三省长官，都不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目，就视为相职了。而此三省的长官，实亦仍合议于政事堂，并非事后审查封驳。都督虽经废去，然中叶以后，又有所谓节度使（参看第九章）。所驻扎的地方，刺史多由其兼领，支郡的刺史，亦都被其压迫而失职，其专横，反较前代的刺史更甚。这两端，是变迁最大的。而中叶以后，立检校、试、摄、判、知等名目，用人多不依资格，又为宋朝以差遣治事的根源。

宋朝设中书省于禁中。宰相称同平章事，次相称参知政事。自唐中叶以后，户部不能尽总天下的财赋，分属于度支、盐铁二使。宋朝即合户部、度支、盐铁为三司，各设使副，分案办事。又设三司使副以总之，号为计相。枢密使，唐时以宦官为之，本主传达诏命。后因宦官握兵，遂变为参与兵谋之官。宋朝亦以枢密院主兵谋。指挥使，本藩镇手下的军官。梁太祖篡位后，未加改革，遂成天子亲军。宋朝的禁军，都隶属殿前司、侍卫马军亲军司、侍卫步军亲军司，各设指挥使，谓之三衙。宋初的官，仅以寓禄秩（即借以表明其官有多大，所食的俸禄有多少）。而别以差遣治事。名为某官的人，该官的职守，都是与他无涉的。从表面上看来，可谓错乱已极。但差遣的存废、离合，都较官缺为自由，可以密合事情。所以康有为所著《官制议》，有《宋官制最善》一篇，极称道其制。宋朝的改革官制，事在神宗元丰中，以《唐六典》为模范。然卒不能尽行。以三省长官为相职之制，屡经变迁，卒仍复于一个同平章事，一个参知政事之旧；枢密主兵之制，本来未能革除；三衙之制，亦未能改；便可见其一斑。

宋初惩藩镇的跋扈，悉召诸节镇入朝，赐第留之京师，而命朝臣出守列郡，谓之权知军州事。特设通判，以分其权。县令亦命京朝官出知，以削藩镇之权，而重亲民之选。特设的使官最多。其重要的，如转运使，总一路的财赋；发运使，漕淮、浙、江、湖六路之粟。他如常平、茶盐、茶马、坑冶、市舶亦都设立提举司，以集事权于中央。太宗命诸路转运使，各命常参官一人，纠察州军刑狱。真宗时，遂独立为一司，称为提点刑狱，简称提刑。是为司法事务，设司监察之始。南渡后，四川有总领财赋。三宣抚司罢后（见第九章），亦设总领以筹其饷，仍带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衔，则参与并及于军政了。

元朝以中书省为相职，枢密使主兵谋，御史台司纠察。尚书省之设，专以位置言利之臣。言利之臣败，省亦旋废。而六部仍存，为明清两朝制度所本。设宣政院于中央，以辖吐蕃之境，亦为清代理藩院之制所本。元代制度，关系最大的是行省。前代的尚书行台等，都是暂设的，以应付临时之事，事定即撤。元朝却于中原之地，设行中书省十，行御史台二，以统辖路、府、州、县。明朝虽废之而设布政、按察两司，区域则仍元之旧。清朝又仍明之旧。虽然略有分析，还是庞大无伦，遂开施政粗疏，尾大不掉之渐了。唐初，唯京兆、河南，称府设尹，后来梁州以为德宗所巡幸，亦升为兴元府。宋朝则大州皆升为府，几有无州不府之势。其监司所辖的区域则称为路。元于各路设宣慰司，以领府、州、县而上属于省。然府亦有不隶路而宜隶于省的。州有隶于府的，亦有不隶于府，而宜隶于路的。其制度殊为错杂。

明代锦衣卫木印

明清两朝的制度，大体相沿。其中关系最大的，在内为宰相的废罢，在外为省制的形成。明初本亦设中书省，以为相职。后因胡惟庸谋反，太祖遂废其官，并谕后世子孙，不得议设宰相。臣下有请设宰相的，处以极刑。于是由天子亲领六部。此非嗣世之主所能，其权遂渐入殿阁学士之手。清世宗时，又设立军机处。机要之事，均由军机处径行，事后才下内阁，内阁就渐渐地疏阔了。六部：历代皆以尚书为主，侍郎为副。清代尚侍皆满汉并置。吏、户、兵三部，又有管部大臣，以至权责不一。明废宰相后，政务本由六部直接处理。后虽见压于内阁，究竟权力还在。吏、兵二部，尤真有用人及指挥军事之权，清朝则内官五品，外官道府以上，全由内阁主持。筹边之权，全在军机。又明朝六部用人，多取少年新进，清朝则一循资格，内官迁转极难，非六七十不得至尚侍。管部又系兼差，不能负责。于是事事照例敷衍，行政全无生气了。

御史一官，至明代而其权益重，改名为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均分置左右。又有分道的监察御史。在外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漕、巡盐等事，一以委之，而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其权尤重。这即是汉朝刺史之职。既有巡按，本可不必再行遣使。即或有特别事务，非遣使不可，亦以少为佳。然后来所谓巡抚者，愈遣而愈频繁。因其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权限不免冲突，乃派都御史为之。其兼军务的加提督衔，辖多事重的，则称总督。清代总督均兼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巡抚均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又均有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之衔，成为常设的官了。给事中一官，前代都隶门下省。明废门下省，而仍存给事中，独立为一官，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以司审查封驳。其所驳正，谓之科参，在明代是很有权威的，清世宗将给事中隶属于都察院，就将审查和纠察混为一谈了。翰林在唐朝，为艺能之士（如书、画、弈棋等）。待诏之所，称为杂流，与学士资望悬绝。玄宗时，命文学之士居翰林中，称为供奉，与集贤殿学士，分掌制诰，后改称为学士，别立学士院，即以翰林名之。中叶后颇参机密，王叔文要除宦官，即居翰林中，可见其地位的重要。宋代专以居文学之士，其望愈清。至明中叶后，则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六部长官，亦多自此而出，其重要，更非前代所及了。

外官：明废行省，于府州之上，设布政、按察两司，分理民政及刑事，实仍为监司之官。监司之官，侵夺地方官权限，本来在所难免。清代督抚既成为常设之官，又明代布政司的参政参议，分守各道，按察司的副使佥事，分巡各道的，至清朝，亦失其本来的性质，而在司府之间，俨若别成为一级。以府、州领县，为唐、宋相沿之制。元时，令知州兼理附郭县事，明时遂省县入州，于是州无附郭县。又有不领县而隶属于府的，遂有直隶州与散州之别。清时，同知、通判有驻地的谓之厅，抑或属于府，或直达布政司，称为散厅及直隶厅。地方制度，既极错杂。而（一）督抚，（二）司，（三）道，（四）府、直隶州、厅，（五）县、散州、厅，实际成为五级。上级的威权愈大，下级的展布愈难。积弊之深，和末造中央威权的不振，虽有别种原因，官制的不善，是不能不尸其咎的。

藩属之地，历代都不设官治理其民，而只设官监督其酋长，清朝还是如此的。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清朝称为发祥之地。其实真属于满洲部落的，不过兴京一隅。此外奉天全省，即前代的辽东、西，本系中国之地。吉、黑两省，亦是分属许多部落的，并非满洲所有。此等人民，尚在部落时代，自不能治以郡县制度。清朝又立意封锁东三省，不许汉人移植。所以其治理之注，不但不能进步，而反有趋于退步之势。奉天一省，只有奉天和锦州两府，其余均治以将军、副都统等军职。蒙古、新疆、西藏，亦都治以驻防之官。这个固然历代都是如此，然清朝适当西力东侵之时，就要情见势绌了。末年回乱平后，改新疆为行省。日俄战后，改东三省为行省。蒙古、西藏，亦图改省，而未能成功。藩属之地，骤图改省，是不易办到的。不但该地方的人民，感觉不安。即使侥幸成功，中国亦无治理其地的人才。蒙、藏的情形，和新疆、东三省是不同的。东三省汉人已占多数，新疆汉人亦较多，蒙、藏则异于是。自清末至民国初年，最好是将联邦之法，推行之于蒙、藏，中央操外交、军事、交通、币制之权，余则听其自治。清季既不审外藩情势，和内地的不同，操之过急，以致激而生变。民国初年，又不能改弦易辙，许其自治，以生其回面内向之心，杜绝强邻的觊觎。因循既久，收拾愈难，这真是贾生所说，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的了。

以上是中国的旧官制，中西交通以来，自然不能没有变动。其首先设立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因咸丰八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要就大学士、尚书中简定一员，和英国使臣接洽而起，不过迫于无可如何，并非有意改革。内乱平后，意欲振兴海军，乃设立海军衙门。后来却将其经费，移以修理颐和园，于是中日战后，海军衙门，反而裁撤了。庚子以后，又因条约，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其时举办新政，随事设立了许多部处。立宪议起，改革旧官制，增设新机关，共成外务、吏、民政（新设的巡警部改）、度支（户部改。新设的财政处、税务处并入）、礼（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学（新设的学务处改，国子监并入）、陆军（兵部改，太仆寺和新设的练兵处并入）、农工商（工部改，新设的商部并入）、邮传、理藩（理藩院改）、法（刑部改）十一部，除外务部有管理事务大臣，会办大臣各一人外，余均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满、汉。都察院亦改设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前此左都御史，满汉各一。左副都御史各二。右都御史副都御史，但为督抚兼衔）。大理寺改为院，以司最高审判。宣统二年，立责任内阁。设总、协理大臣。裁军机处及新设的政务处及吏、礼二部（其事务并入内阁），而增设海军部及军谘府（今之参谋部）。改尚书为大臣，与总、协理负连带责任。外官则仍以督抚为长官。于其下设布政、提法（按察司改）、提学、盐运、交涉五司，劝业、巡警二道，而裁分巡、分守道。此等制度，行之为日甚浅，初无功过可言。若从理论上评论：内官增设新官，将旧官删除归并，在行政系统上，自然较为分明，于事实亦较适切。若论外官，则清末之所以尾大不掉，行政粗疏，其症结实在于省制。当时论者，亦多加以攻击。然竟未能改革，相沿以迄于今，这一点不改革，就全部官制，都没有更新的精神了。

民国成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定行政分五部，为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这是根据理论规定的，后修改此条，设陆军、海军、外交、司法、财政、内务、教育、实业、交通九部。其时采美国制，不设总理。孙文逊位后，袁世凯就职北京，《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改为《临时约法》，设总理，分实业为农林、工商两部。三年，袁世凯召开约法会议修改《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约法》（即所谓《新约法》）。复废总理，设国务卿。并农林、工商两部为农商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为总统，复设总理。外官：民军起义时，掌握一省军权的称都督。管理民政的称民政长。废司、道、府、直隶州、厅及散州、厅的名称，但存县。袁世凯改都督为将军，民政长为巡按使。于其下设道尹。护国军起，掌军权的人，复称都督。黎元洪为总统，改将军、都督，都称督军，巡按使称省长。其兼握几省兵权，或所管之地，跨及数省的，则称巡阅使。裁兵议起，又改称督理或督办军务善后事宜，然其尾大不掉如故。国民党秉政，在训政时期内，以党代人民行使政权，而以国民政府行使治权。其根本精神，和历代的官制，大不相同，其事又当别论。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与各国驻华使节合影。

无官之名，而许多行政事务，实在倚以办理的为吏。凡行政，必须依照一定的手续。因此职司行政的人，必须有一定的技术。这种技术，高级官员，往往不甚娴习，甚或不能彻底通晓，非有受过教育，经过实习的专门人员以辅助之不可。此等责任，从前即落在胥吏肩上。所以行政之权，亦有一部分操于其手。失去了他，事情即将无从进行的。

吏之弊，在于只知照例。照例就是依旧，于是凡事都无革新的精神。照例的意思，在于但求无过，于是凡事都只重形式，而不问实际。甚至利用其专门智识以舞弊。所以历来论政的人，无不深恶痛绝于吏，尤以前清时代为甚，然其论亦有所蔽。因为非常之事，固然紧要，寻常政务，实更为紧要而不可一日停滞。专重形式，诚然不好，然设形式上的统一，不能保持，政治必将大乱。此前清末年，所以诏裁胥吏，而卒不能行。其实从前所谓吏，即现在所谓公务员，其职实极重要。而其人亦实不能缺。从前制度的不善，在于（一）视其人太低，于是其人不思进取，亦不求名誉，而唯利是图。（二）又其人太无学识，所以只能办极呆板的事。公务员固以技术为要，然学识亦不可全无，必有相当的学识，然后对于所行之政，能够通知其原理，不致因过于呆板而反失原意。又行政的人，能通知政治的原理，则成法的缺点，必能被其发现。于立法的裨益，实非浅鲜。昔时之胥吏，是断不足以语此的。（三）其尤大的，则在于无任用之法，听其私相传授，交结把持。自民国以来，因为政治之革新，法律的亟变，已非复旧时的胥吏所能通晓，所以其人渐归自然淘汰，然现在公务员的任用、考核，亦尚未尽合法，这是行政的基础部分，断不可不力求改良的。

古代官职的大小，是以朝位和命数来决定的。所谓命数，就是车服之类的殊异。古人所以看得此等区别，甚为严重。然因封建制度的破坏，此等区别，终于不能维持了。朝位和俸禄的多少，虽可分别高低，终嫌其不甚明显。于是有官品之别。官品起于南北朝以来。南朝陈分九品。北朝魏则九品之中，复分正从；四品以下，且有上、中、下阶；较为复杂。宋以后乃专以九品分正从。官品之外，封爵仍在。又有勋官、散官等，以处闲散无事的官员。此等乃国家酬庸之典，和官品的作用，各不相同的。

官俸，历代虽厚薄不同，而要以近代之薄为最甚。古代大夫以上，各有封地。家之贫富，视其封地之大小、善恶，与官职的高下无关。无封地的，给之禄以代耕，是即所谓官俸。古代官俸，多用谷物，货币盛行以后，则钱谷并给。又有实物之给，又有给以公田的。明初尚有此制，不知何时废坠，专以银为官俸。而银价折合甚高。清朝又沿袭其制。于是官吏多苦贫穷。内官如部曹等，靠印结等费以自活，外官则靠火耗及陋规。上级官不亲民的，则诛求于下属。京官又靠外官的馈赠。总而言之，都是非法。然以近代官俸之薄，非此断无以自给的。而有等机关，收取此等非法的款项，实亦以其一部分支给行政费用，并非全入私囊。所以官俸的问题，极为复杂。清世宗时，曾因官俸之薄，加给养廉银，然仍不足支持。现代的官俸，较之清代，已稍觉其厚。然究尚失之于薄。而下级的公务员尤甚。又司法界的俸禄，较之行政界，不免相形见绌。这亦是亟须加以注意的。

第七章 选举

国家，因为要达其目的，设立许多机关，这许多机关，都是要有人主持的。主持这些机关的人，用何法取得呢？这便是选举问题。

选举是和世袭对待的。世袭之法，一个位置出缺，便有一个合法继承的人，不容加以选择。选举之法则不然，他是毫无限制，可以任有选举权者，选举最适宜的人去担任的。这是就纯粹的选举和世袭说，亦有从两方面说，都不很纯粹的，如虽可选择，仍限于某一些人之内之类是。但即使是不纯粹的选举，也总比纯粹的世袭好些。西洋某史家，曾把中国两汉时代的历史，和罗马相比较，他说：凡罗马衰亡的原因，中国都有的。却有一件事，为中国所有，罗马所无，那便是选举。观此，便知选举制度关系之重大了。

选举制度，在三代以前，是与世袭并行的。俞正燮《癸巳类稿》，有一篇《乡兴贤能论》，说得最好，他说：古代的选举，是限于士以下的，大夫以上是世官。这是什么理由呢？第四章已经说过：原始的政治，总是民主的，到后来，专制政治，才渐渐兴起，如其一个国家，是以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组成的，高级的位置，自然不容被征服之族染指。即使原是一族，而专制政治既兴，掌握政权的人，也就渐渐地和群众离开了。所以选举仅限于士以下。

士以下的选举，乃系古代部族，专制政治尚未兴起时的制度，留遗下来的。其遗迹略见于《周官》。据《周官》所载，凡是乡大夫的属官，都有考察其民德行道艺之责。三年大比，则举出其贤者能者，“献贤能之书于王”。《周官》说：“此之谓使民兴贤，入使治之；使民兴能，出使长之。”俞正燮说：入使治之，是用为乡吏（即比闾族党之长，见上章）；出使长之，是用为伍长；这是不错的。比闾族党等，当系民主部族固有的组织，其首领，都是由大众公举的。专制政体兴起后，只是把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加于其上，而于此等团体固有的组织，并未加以破坏，所以其首领还是出于公举的，不过专制的政府，也要加以相当的参与干涉罢了（如虽由地方公举，然仍须献贤能之书于王）。

在封建政体的初期，上级的君大夫等，其品性，或者比较优良，但到后来，就渐渐地腐化了。由于上级的腐化，和下级的进步（参看第四章），主持国政者，为求政治整饬起见，不得不逐渐引用下级分子，乡间的贤能，渐有升用于朝廷的机会，那便是《礼记·王制》所说的制度。据《王制》说：是乡论秀士，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曰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辩论官材（官指各种机关，谓分别其才能，适宜于在何种机关中办事），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然后因其材而用之。按《周官》：司士，掌群臣之版（名籍），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也是司马的属官。《礼记·射义》说：古者“诸侯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以中之多少，定得与于祭与否，可见射宫即在太庙之中。古代规制简陋，全国之中，只有一所讲究的屋子，谓之明堂。也就是宗庙，就是朝廷，就是君主所居的宫殿，而亦即是其讲学的学校，到后来，这许多机关，才逐渐分离，而成为各别的建筑（详见第十五章）。合观《周官》《王制》《射义》之文，可知在古代，各地方的贡士，是专讲武艺的。到后来，文治渐渐兴起，于是所取的人才，才不限于一途（所以司马要辩论官材，此时的司马，乃以武职兼司选举，并非以武事做选举的标准了）。此为选举之逐渐扩大，亦即世袭之渐被侵蚀。

到战国之世，世变益亟，腐败的贵族，再也支持不了此刻的政治。而且古代的贵族，其地位，是与君主相逼的，起于孤寒之士则不然，君主要整顿政治，扩充自己的权力，都不得不用游士。而士人，也有怀抱利器，欲奋志于功名的。又有蒿目时艰，欲有所藉手，以救生民于涂炭的。于是君主和游士相合，以打击贵族，贵族中较有为的，亦不得不引用游士。选举之局益盛，世袭之制愈微。然这时候，游士还是要靠上级的人引用的。到秦末，豪杰起而亡秦，则政权全入下级社会之手，更无所谓贵族和游士的对立了。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廿二史札记》有此一条，可参看）。在此情势之下，用人自然不拘门第，世袭之局，乃于此告终。

汉以后，选举之途，重要的，大概如下所述：

（一）征召：这是天子仰慕某人的才德，特地指名，请他到京的。往往有聘礼等很恭敬的手续。

（二）辟举：汉世相府等机关，僚属多由自用，谓之辟。所辟的人，并无一定的资格，做过高官的人，以至布衣均可。

（三）荐举：其途甚广。做官的人，对于自己手下的属员，或虽未试用，而深知其可用的人，都可以荐举。就是不做官的布衣，深知什么人好，也未始不可以上书荐举的，并可上书求自试。此等在法律上都毫无限制，不过事实上甚少罢了。

（四）吏员：此系先在各机关中服务，或因法律的规定，或由长官的保荐，由吏而变做官的。各机关中的吏，照法律上讲，都可以有出路。但其出路的好坏，是各时代不同的。大体古代优而后世劣。

（五）任子：做到某级官吏，或由在上者的特恩，可以保荐他的儿子，得一个出身，在汉世谓之任子（亦可推及孙、弟、兄弟之子孙等）。任的本义为保，但其实，不过是一种恩典罢了，被保者设或犯罪，保之者，未必负何等责任的。任在后世谓之荫。明以后，又有荫子入监之例。即使其入国子监读书。国家既可施恩，又不令不学无术的人，滥竽充选，立法之意，是很好的。惜乎入监读书，徒有其名罢了。

（六）专门技术人员：此等人员，其迁转，是限于一途的。其技术，或由自习而国家擢用，或即在本机关中养成。如天文、历法、医学等官是。（此制起源甚古。《王制》：“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即是。）

（七）捐纳：这即是出钱买官做。古书中或称此为赀选，其实是不对的。赀选见《汉书·景帝本纪》后二年，乃因怕吏的贪赃，假定有钱的人，总要少贪些，于是限定有家赀若干，乃得为吏。这只是为吏的一个条件，与出钱买官做，全然无涉。又爵只是一个空名，所以卖爵也不能算做卖官的。暗中的卖官鬻爵，只是腐败的政治，并非法律所许，亦不能算做选举的一途（历代卖官之事见后）。

以上都是入官之途。但就历代立法者的意思看起来，这些都只能得通常之材，其希望得非常之材的，则还在

（八）学校

（九）科举

两途。学校别于第十五章中详之。科举又可分为（甲）乡贡，（乙）制科。乡贡是导源于汉代的郡国选举的。以人口为比例，由守相岁举若干人。制科，则汉代往往下诏，标出一个科名，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类，令内外官吏荐举。（何等官吏，有选举之权，亦无一定，由诏书临时指定。）其科目并无限制。举行与否，亦无一定。到唐代，才特立制科之名。

汉代的用人，是没有什么阶级之见的。唐柳芳论氏族，所谓“先王公卿之胄，才则用，不才弃之”（见《唐书·柳冲传》）。但是（一）贵族的势力，本来潜伏着；（二）而是时的选举，弊窦又甚多；遂至激成九品中正之制，使贵族在选举上，气焰复张。这时候选举上的弊窦如何呢？自其表面言之，则（甲）如贵人的请托。如《后汉书·种暠传》说：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令，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便可见当时风纪之坏。然（乙）贵人的请托，实缘于士人的奔走。看《潜夫论》（《务本》《论荣》《贤难》《考绩》《本政》《潜叹》《实贡》《交际》等篇）、《申鉴》（《时事》）、《中论》（《考伪》《谴交》）、《抱朴子》（《审举》《交际》《名实》《汉过》）诸书可知。汉代士人的出路，是或被征辟，或被郡县署用，或由公卿郡国举荐，但此等安坐不易得之。于是或矫激以立名；或则结为徒党，互相标榜，奔走运动。因其徒党众多，亦自成为一种势力，做官的人，也有些惧怕他；在积极方面，又结交之以谋进取。于是有荒废了政事，去酬应他们的；又有丰其饮食居处，厚其送迎，以敷衍他们的，官方因之大坏。究之人多缺少，奔走运动的人，还是有得有不得。有些人，因为白首无成，反把家资耗费了，无颜回家，遂至客死于外。这实在不成事体，实有制止他们在外浮游的必要。又因当时的选举，是注重品行的，而品行必须在本乡才看得出，于是举士必由乡里，而九品中正之制以生。

九品中正之制，起于曹魏的吏部尚书陈群。于各州置大中正，各郡置中正。依据品行，将所管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这是因历来论人，重视乡评，所以政治上有此措置。但（一）乡评的所谓好人，乃社会上的好人，只需有德，政治上所用的人，则兼须有才。所以做中正的人，即使个个都能秉公，他所以为好的人，也未必宜于政治。（二）何况做中正的人，未必都能公正，（甲）徇爱憎、（乙）快恩仇、（丙）慑势、（丁）畏祸等弊，不免继之而起呢？其结果，就酿成晋初刘毅所说的，“惟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因为世族是地方上有势力之家，不好得罪他，至于寒门，则是自安于卑贱的，得罪了他，亦不要紧。这是以本地人公开批评本地的人物，势必如此而后已的。九品中正，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坏的制度。然直至隋文帝开皇年间才罢。前后历三百四五十年，这制度，是门阀阶级造成的，而其维持门阀阶级之力亦极大，因为有此制度后，无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世族和寒门的进用，都绝对不同了（如后魏之制，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以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又如蔡兴宗守会稽郡，举孔仲智子为望计，贾原平子为望孝。仲智高门，原平一邦至行，遂与相敌，当时亦以为异数）。

九品中正之制既废，科举就渐渐地兴起了。科举之制，在取士上，是比较公平的、切实的，这是人人所承认的，为什么兴起如此之晚呢？用人的条件，第一是德，第二是才，第三才数到学识。这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事实上也无人怀疑的。考试之所觇，只是学识。这不是说才德可以不论，不过明知才德无从考校，与其因才德之无从考校，并其学识的试验而豁免之，尚不如就其学识而试验之，到底还有几分把握罢了。这种见解，是要积相当经验，才会有的。所以考试之制，必至唐宋之世，才会兴盛。考试之制，其起源是颇远的。西汉以前，本无所谓考试（晁错、董仲舒等的对策，乃系以其人为有学问而请教之，并非疑其意存冒滥，加以考试。所以策否并无一定；一策意有未尽，可以至于再策三策，说见《文献通考》）。直至东汉顺帝之世，郡国所举的人，实在太不像话了。左雄为尚书令，乃建议“诸生试家法，文吏试笺奏”（家法，指所习的经学言）。史称自是牧守莫敢轻举，察选清平，就可见得考试的效验了。但是自此以后，其法未曾认真推行。历魏、晋、南北朝至隋，仍以不试为原则。科举之制兴于唐。其科目甚多（秀才系最高科目，高宗永徽二年后停止。此外尚有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均见《唐书·选举志》）。常行的为明经和进士。进士科是始于隋的，其起源，历史记载，不甚清楚。据杨绾说：其初尚系试策，不知什么时候，改试了诗赋。到唐朝，此科的声光大好。这是社会上崇尚文辞的风气所造成的。唐时，进士科虽亦兼试经义及策，然所重的是诗赋。明经所重的是帖经、墨义。诗赋固然与政治无涉，经学在政治上，有用与否，自今日观之，亦成疑问。这话对从前的人，自然是无从说起，但像帖经墨义，所考的只是记诵（帖经、墨义之式，略见《文献通考》。其意，帖经是责人默写经文，墨义则责人默写传注，和今学校中专责背诵教科书的考试法一般）。其无用，即在当日，亦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奇异的考试法呢？这是因为：把科举看作抡才大典，换言之，即在官吏登庸法上，看作唯一拔取人才之途，怕还是宋以后的事，在唐以前，至多只是取才的一途罢了。所以当时的进士，虽受俗人看重，然在政治上，则所取的人并不多，而其用之亦不重（唐时所取进士，不过二三十人，仍须应吏部释褐试，或被人荐举，方得入官；授官亦不过丞尉；见《日知录·中式额数》《出身授官》两条）。可见科举初兴，不过沿前代之法而渐变，并非有什么隆重的意思、深厚的期望，存乎其间了。所以所试的不过是诗赋和帖经墨义。帖经墨义所试，大约是当时治经的成法，诗赋疑沿自隋朝。隋炀帝本好辞华，所设的进士科，或者不过是后汉灵帝的鸿都门学之类。（聚集一班会作辞赋和写字的人，其中并有流品极杂的，见《后汉书·本纪》及《蔡邕传》。）进士的进化而为抡才之路，正和翰林的始居杂流，后来变成清要一样。这是制度本身的变化，不能执后事以论其初制的。科举所试之物，虽不足取，然其取士之法，则确是进步而可纪念的。唐制，愿应举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先试之，而后送省（尚书省）。初由户部“集阅”，考功员外郎试之。玄宗开元时，因考功员外郎望轻，士子不服，乃移其事于礼部。宋太祖时，知贡举的人，有以不公被诉的，太祖乃在殿廷上自行复试。自此省试之外，又有殿试。此前的郡国选举，其权全操于选举之人。明明有被选举之才，而选举不之及，其人固无如之何。到投牒自列之制兴，则凡来投牒者，即使都为州县所不喜，亦不得不加以考试，而于其中取出若干人；而州县所私爱的人，苟无应试的能力，即虽欲举之而不得。操选举之权者，大受限制，被选举之权，即因此而扩大。此后白屋之士，可以平步青云；有权的人，不能把持地位；都是受此制度之赐。所以说其制度是大可纪念的。考试的规则，逐渐加严，亦是助成选举制度的公平的。唐时，考官和士子交通，还在所不禁。考官采取声誉，士子托人游扬，或竟自怀所作文字投谒，都不算犯法的事。晚唐以后，规则逐渐加严，禁怀挟和糊名易书等制度，逐渐兴起。明清继之，考试关防，日益严密。此似于人格有损，但利禄之途，应试者和试之者，都要作弊，事实上亦是不得不然的。

明代绘画中描绘的殿试场景

以上所说的，均系乡贡之制。至于制科，则由天子亲策，其科目系随时标出。举行与否，亦无一定。唐代故事，详见《文献通考·选举考》中。

对于科举的重视，宋甚于唐，所以改革之声，亦至宋而后起。科举之弊有二：（一）学非所用，（二）所试者系一日之短长。从经验上证明：无学者亦可弋获，真有学问者，或反见遗。对于第一弊，只需改变其所试之物即可。对于第二弊，则非兼重学校不行。不然，一个来应试的人，究曾从事于学问与否，是无从调査的。仁宗时范仲淹的改革，便针对着这两种弊窦：（一）罢帖经、墨义，而将诗赋策论通考为去取（唐朝的进士，亦兼试帖经及策，明经亦兼试策，但人之才力有限，总只能专精一门，所以阅卷者亦只注重一种，其余的都不过敷衍了事。明清时代，应科举的人，只会做四书文，亦由于此）。（二）限定应试的人，必须在学三百日，曾经应试的人一百日。他的办法，很受时人反对，罢相未几其法即废。到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才大加以改革。安石之法：（一）罢诸科，独存进士。这是因社会上的风气，重进士而轻诸科起的。（二）进士罢试诗赋，改试论、策。其帖经、墨义，则改试大义（帖经专责记诵，大义是要说明义理，可以发抒意见的）。（三）另立新科明法，以待不能改业的士子。（四）安石是主张学校养士的，所以整顿太学，立三舍之法，以次递升。升至上舍生，则可免发解及礼部试，特赐之第。熙宁贡举法，亦为旧党所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一）诗赋声病易晓，策论汗漫难知，因此看卷子难了。这本不成理由。诗赋既是无用之学，即使去取公平，又有何益呢？（二）但他们又有如苏轼之说：谓以学问论，经义、策、论，似乎较诗赋为有用。以实际论，则诗赋与策、论、经义，同为无用。得人与否，全看君相有无知人之明。取士之法，如科举等，根本无甚关系，不过不能不有此一法罢了。这话也是不对的。科举诚不能皆得人，然立法之意，本不过说这是取士的一法，并没有说有此一法之后，任用时之衡鉴，任用后之考课，都可置诸不论。况且国家取士之途，别种都是注重经验的；或虽注重学识，而非常行之法；只有学校、科举，是培养、拔擢有学识的人的常法。有学识的人，固然未必就能办事，然办事需用学识的地方，究竟很多（大概应付人事，单靠学识无用，决定政策等，则全靠学识）。“人必先知其所事者为何事，然后有欲善其事之心”，所以学识和道德，亦有相当的关系。衡鉴之明，固然端赖君相，然君相绝不能向全国人中，漫无标准，像淘沙般去觅取。终必先有一法，就全体之中，取出一部分人来，再于其中施以简择。此就全体之中取出其一部分人之法，唯有科举是注重学识的，如何能视之过轻？经义、策、论，固亦不过纸上空谈，然其与做官所需要的学识关系的疏密，岂能视之与诗赋同等？所以旧党的议论，其实是不通的。然在当时，既成为一种势力，即不能禁其不抬头。于是至元祐之世，而熙宁之法复废。熙宁贡举之法虽废，旧法却亦不能回复了。因为考试是从前读书人的出身之路，所试非其所习，习科举之业的人，是要反对的。熙宁变法时，反对者之多，其理由实亦在此。到元祐要回复旧法时，又有一班只习于新法的人，要加以反对了。于是折中其间，分进士为诗赋、经义两科。南宋以后，遂成定制。连辽、金的制度，也受其影响（金诗赋、经义之外，又有律科。诗赋、经义称进士，律科称举人，又有女真进士科，则但试策论，系金世宗所立。辽、金科目，均须经过乡、府、省三试。省试由礼部主持，即明清的会试。元、明、清三代，都只有会试和本省的乡试）。

元朝科举，分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两榜。

近代科举之法，起于元而成于明。元代的科举，分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为两榜。蒙古、色目人考两场：首场经义，次场策论。汉人、南人考三场：首场经义，次场古赋和诏、诰、表，三场策论。这是（一）把经义、诗赋，并做一科了。（二）而诸经皆以宋人之说为主，以及（三）乡会试所试相同，亦皆为明清所沿袭。明制：首场试四书五经义，次场试论判，又于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策。清制：首场试四书义及诗一首，次场试五经义，三场亦试策。明清所试经义，其体裁是有一定的。（一）要代圣贤立言。（二）其文体系逐段相对，谓之八股［八股文体的性质，尽于此二语：（一）即文中的话不算自己所说，而算代圣贤说一篇较详尽的话。（二）则历来所谓对偶文字，系逐句相对，而此则系逐段相对，所以其体裁系特别的。又八股文长短亦有定限。在清代，是长不能过七百字，短不能不满三百字。此等规则，虽亦小有出入，但原则上是始终遵守的。因有（一）之条件，所以文中不能用后世事，这是清代学者，疏于史事的一个原因］。其式为明太祖及刘基所定，故亦谓之制义。其用意，大概是以防士子之竞鹜新奇的。（科举名额有定，而应试者多。如清末，江南乡试，连副贡取不满两百人，而应试者数逾两万。限于一定的题目，在几篇文字内，有学问者亦无所见其长。于是有将文字做得奇奇怪怪，以期动试官之目的，此弊在宋代已颇有。）明清时代科举之弊，在于士子只会做几篇四书义，其余全是敷衍了事，等于不试。士子遂至一物不知。此其弊，由于立法的未善。因为人之能力，总是有限的，一个人不过懂得一门两门。所以历代考试之法，无不分科，就其所习而试之。经义、诗赋的分科，就等于唐朝的明经、进士。这二者，本来不易兼通。而自元以来，并二者为一。三场所试的策，尤其绝无范围。所以元、明、清三朝的科举，若要实事求是，可说是无人能应。天下事，责人以其所不能为者，人将并其所能为者而亦不为，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明清科举致弊之源，即在于此。宋代改革科举之意，是废诗赋而存经义、策论，这个办法，被元、明、清三代的制度推翻了。其学校及科举并用之意，到明朝，却在形式上办到。明制，是非国子监生和府州县学生，不能应科举的（府州县学生应科举，是先须经过督学使者的试验的，谓之科考。科考录取的人，才得应乡试。但后来，除文字违式者外，大抵是无不录取的。非学生，明代间取一二，谓之“充场儒士”，其数极少）。所以《明史》谓其“学校储材，以待科举”。按科举所试，仅系一日之短长，故在事实上，并无学问，而年少气盛，善于作应试文字者，往往反易弋获，真有学问者反难。学校所授，无论如何浅近，苟使认真教学，学生终必在校肄习几年，必不能如科举之一时弋取。但课试等事，极易徒有其名，学问之事，亦即有名无实。毕业实毕年限之弊，实自古有之，并不自今日始。使二者相辅而行，确系一良好的制度。但制度是拗不过事实的。入学校应科举的人，其意既在于利禄，则学问仅系工具（所以从前应举的人，称应举所作文字为敲门砖），利禄才是目的。目的的达到，是愈速愈好的。（一）假使科举与学校并行，年少气盛的人，亦必愿应科举而不愿入学校。（二）况且应试所费，并来往程途计之，远者亦不过数月，平时仍可自谋生活。学校则不能然。所以士之贫者，亦能应科举而不能入学校。（三）何况学校出身，尚往往不及科举之美呢，职是故，明朝行学校储才以待科举之制后，就酿成这样的状况。（一）国子监是自有出身的，但其出身不如科举之美，则士之衰老无大志者都归之。（二）府州县学，既并无出身；住在学校里，又学不到什么；人家又何苦而来“坐学”？做教官的人，亦是以得禄为目的的。志既在于得禄，照经济学的原理讲，是要以最少的劳费，得最大的效果的。不教亦无碍于利禄，何苦而定要教人？于是府州县学，就全然有名无实了。明初对于国子监，看得极为隆重。所以后来虽然腐败，总还维持着一个不能全不到校的局面，到清朝，便几乎和府州县学一样了。

制科在唐朝，名义上是极为隆重的。但因其非常行之典，所以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如乡贡的深刻。自宋以后，大抵用以拔取乡贡以外的人才，但所取者，亦不过长于辞章，或学问较博之士（设科本意，虽非如此，然事实上不过如此，看《宋史·选举志》可知）。清圣祖康熙十八年，高宗乾隆元年，曾两次举行博学鸿词科，其意还不过如此。德宗光绪二十五年，诏开经济特科，时值变法维新之际，颇有登用人才之意。政变以后，朝廷无复此意，直到二十九年，才就所举的人，加以考试，不过敷衍了事而已。

科举在从前，实在是一种文官考试。所试的科目，理应切于做官之用。然而历代所试，都不是如此的。这真是一件极奇怪的事。要明白此弊之由来，则非略知历史上此制度的发展不可。古代的用人，本来是只有做官的智识技能（此智识二字，指循例办公的智识言，等于后世的幕友胥吏，不该括广泛的智识），别无所谓学问的。后来社会进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须通知原理，并非循例办理而已足。于是学问开始影响于政治，讲学问的人，亦即掺入政治界中。秦朝的禁“以古非今”，只许学习“当代法令”，“欲学法令，以吏为师”，是和此趋势相反的。汉朝的任用儒生，则顺此趋势而行。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但既知此，则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学问，不应将做官的人，与学问之士，分为两途，同时并用。然汉朝却始终如此。只要看当时的议论，总是以儒生文吏并举，便可知道。《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载后汉光武帝的诏书，说：“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第一种是德行，第四种是才能，都是无从以文字考试的。第二种即系儒生，第三种即系文吏。左雄考试之法，所试的亦系这两科。以后学者的议论，如《抱朴子》的《审举篇》，极力主张考试制度，亦说律令可用试经之法试之。国家的制度，则唐时明法仍与明经并行，所沿袭的还系汉制。历千年而不知改变，已足惊奇。其后因流俗轻视诸科，把诸科概行废去，明法一科，亦随之而废，当官所需用的智识技能，在文官考试中，遂至全然不占地位。（一）政治上的制度，既难于改变；（二）而迂儒又有一种见解，以为只要经学通了，便一切事情，都可对付，法令等实用不着肄习；遂益使此制度固定了。历史上有许多制度，凭空揣度，是无从明白其所以然的。非考其事实，观其变迁不可。科举制度，只是其一端罢了。

江南贡院始建于宋乾道四年（1168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

近代的科举制度，实成于明太祖之手。然太祖并非重视科举的人。太祖所最重的是荐举，次之则是学校。当时曾令内外大小臣工，皆得荐举，被荐而至的，又令其转荐，由布衣至大僚的，不可胜数。国子监中，优礼名师，规则极严，待诸生亦极厚，曾于一日之中，擢六十四人为布、按两司官。科举初设于洪武三年，旋复停办，至十五年乃复设。当时所谓三途并用，系指（一）荐举，（二）进士贡监，（三）吏员（见《日知录·通经为吏》条）。一再传后，荐举遂废，学校寖轻，而科举独重。此由荐举用人，近于破格，非中主所能行。学校办理不能认真，近于今所谓毕业即毕年限。科举（一）者为习惯所重，（二）则究尚有一日之短长可凭，所以为社会所重视。此亦不能谓绝无理由。然凡事偏重即有弊，何况科举之本身，本无足取呢？明制：进士分为三甲。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第二、第三人授编修。二三甲均得选庶吉士。庶吉士本系进士观政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衙门者之称。明初，国子监学生，派至各衙门实习的，谓之历事；进士派至各衙门实习的，谓之观政。使其于学理之外，再经验实事，意本甚善。然后亦成为具文。庶吉士初本不专属翰林。成祖时，命于进士二甲以下，择取文理优者，为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才为翰林所专。后复命就学文渊阁，选翰（翰林院）詹（詹事府）官教习。三年学成，考试授官，谓之散馆。出身特为优异。清制：二三甲进士，亦得考选庶吉士。其肄业之地，谓之庶常馆。选满、汉学士各一人教习，视为储才之地。然其所习者，不过诗赋小楷而已。乡举在宋朝，还不过是会试之阶，并不能直接入官。明世始亦为入仕之途。举贡既特异于杂流，进士又特异于举贡。所谓三途并用者，遂成（一）进士，（二）举贡，（三）吏员（见《明史·选举志》）。在仕途中，举贡亦备遭轻视排挤，杂流更不必论了。清制以科目、贡监、荫生为正途，荐举、捐纳、吏员为异途，异途之受歧视亦殊甚。然及末造，捐纳大行，仕途拥挤，亦虽欲歧视而不可得了。

卖官之制，起于汉武帝。《史记·平准书》所谓“入羊为郎”，“入财者得补郎”，“吏得入谷补官”，买武功爵者试补吏皆是。后世虽有秕政，然不为法令。明有纳粟入监之例，亦仍须入监读书。清则仅存虚名。实官捐，顺、康时已屡开，嘉、道后尤数，内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而下，皆可报捐。直至光绪二十七年才停，从学校、科举、吏员等出身之士，虽不必有学识，究不容一物不知，捐纳则更无限制，而其数又特多。既系出资买来，自然视同营业。清季仕途人员的拥塞，流品的冗杂，贪污的特盛，实在和捐纳之制，是大有关系的。

元代各机关长官，多用蒙古人。清朝则官缺分为满、汉、包衣、汉军、蒙古，这实在是一种阶级制度（已见第四章）。满缺有一部分是专属于宗室的，其选举权在宗人府；包衣属内务府；均不属吏部。

以上所说，大略都是取士之制，即从许多人民中，拔擢出一部分人来，算他有做官的资格。其就已有做官资格的人，再加选试，而授之以官，则普通称为“铨选”。其事于古当属司马，说已见前。汉朝，凡有做官的资格，而还未授官的，皆拜为郎，属于光禄勋，分属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谓之三署郎。光禄勋岁于其中举茂材四行。其选授之权，初属三公府，东西曹主其事。后来尚书的吏曹，渐起而攘夺其权。灵帝时，吕强上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可见到后汉末，三公已不大能参与选举了。曹魏以后，既不设宰相，三公等官，亦不复参与政事，选权遂专归尚书。唐制:文选属于吏部，武选属于兵部。吏部选官，自六品以下，都先试其书、判，观其身、言。五品以上则不试，上其名于中书门下。宋初，选权分属中书、枢密及审官院，吏部惟注拟州县官。熙宁改制，才将选权还之吏部。神宗说古者文武不分途，不以文选属吏，武选属兵为然。于是文武选皆属吏部，由尚书、侍郎，分主其事。明清仍文选属吏，武选属兵。明代吏部颇有大权，高官及边任等，虽或由廷推，或由保举，然实多由吏部主其事。清代则内分于军机、内阁，外分于督、抚，吏部所司，真不过一吏之任而已。外官所用僚属，自南北朝以前，均由郡县长官，自行选用（其权属于功曹），所用多系本地人。隋文帝始废之，佐官皆由吏部选授。此与选法之重资格而轻衡鉴，同为一大变迁，而其原理是相同的，即不求有功，但求防弊。士大夫蔽于阶级意识，多以此等防弊之法为不然。然事实上，所谓官僚阶级，总是以自利为先，国事为后的。无以防之，势必至于泛滥不可收拾。所以防弊之法，论者虽不以为然，然事实上卒不能废，且只有日益严密。

用人由用之者察度其才不才，谓之衡鉴。鉴是取譬于镜子，所以照见其好坏；衡则取喻于度量衡，所以定其程度的。用人若在某范围之中，用之者得以自由决定其取舍，不受何等法律的限制，则谓之有衡鉴之权。若事事须依成法办理，丝毫不能自由，即谓之依据资格。二者是正相反对的。资格用人，起于后魏崔亮的停年格，专以停解先后为断，是因胡灵后秉政，许武人入选，仕途拥挤，用此为手段，以资对付的。崔亮自己亦不以为然。北齐文襄帝做尚书，就把他废掉。唐开元时，裴光庭又创循资格。然自中叶以后，检校、试、摄、判、知之法大行，皆以资格不相当之人任事，遂开宋朝以差遣治事之端。明孙丕扬创掣签法。资格相同者，纳签于筒，在吏部堂上，由候选者亲掣（不到者由吏部堂官代掣）。当时亦系用以对付中人请托的（见于慎行《笔尘》）。然其后卒不能废。大抵官吏可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以才识为重，自不能专论资格。事务官不过承上官之命，依据法律，执行政务。其事较少变化。用法能得法外意，虽是极好的事，然其事太无凭据，若都借口学识，破弃资格，一定得才的希望少，徇私的弊窦多。所以破格用人，只可视为偶然之事，在常时必不能行，历来诋资格之论，都是凭臆为说，不察实际情形的。

回避之法，亦是防弊的一端。此事古代亦无之。因为回避之法，不外两端：（一）系防止人与人间的关系。（二）则防止人与其所治的地方的关系。在世官制度之下，世家大族，左右总是姻亲；而地不过百里，东西南北，亦总系父母之邦；何从讲起回避？地方既小，政治之监察既易，舆论之指摘亦严，要防止弊窦，亦正无藉乎回避。所以回避之法，在封建制度下，是无从发生的。郡县制度的初期，还毫无形迹，如严助、朱买臣，均以吴人而为会稽守，即其明证。东汉以后此制渐渐发生。《后汉书·蔡邕传》说:时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因此有三互之法（《注》：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是为回避之法之始。然其法尚不甚严。至近世乃大为严密。在清代，唯教职止避本府，余皆须兼避原籍、寄籍及邻省五百里以内。京官父子、祖孙，不得同在一署。外官则五服之内，母、妻之父及兄弟、女婿、外甥、儿女姻亲、师生，均不得互相统属（皆以卑避尊）。此等既以防弊，亦使其人免得为难，在事实上亦不得不然。唯近代省区太大，服官的离本籍太远，以致不悉民情风俗，甚至言语不通，无从为治。以私计论，来往川资，所费大巨，到任时已不易筹措，罢官后竟有不能归家的，未免迫人使入于贪污，亦是立法未善之处。

选举之法，无论如何严密，总不过慎之于任用之初。（一）人之究有德行才识与否，有时非试之以事不能知；（二）亦且不能保其终不变节。（三）又监督严密，小人亦可为善，监督松弛，中人不免为非；所以考课之法，实较选举更为重要。然其事亦倍难。因为（一）考试之法，可将考者与被考者隔离；（二）且因其时间短，可用种种方法防弊；（三）不幸有弊，所试以文字为凭，亦易于复试磨勘；在考课则办不到。考课之法，最早见于书传的，是《书经》的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尧典》，今本《舜典》）。《周官》太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二曰禄，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夺，七曰废，八曰诛），亦系此法。汉朝京房欲作考功课吏法，因此为石显所排。王符著《潜夫论》极称之，谓为致太平之基（见《考绩篇》）。魏世刘劭，亦曾受命作都官考课及说略。今其所著《人物志》具存，论观人之法极精，盖远承《文王官人》之绪（《大戴礼记》篇名。《周书》亦有此篇，但称《官人》）。案京房尝受学焦延寿，延寿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京房《易》学，虽涉荒怪，然汉世如此者甚多，何致有亡身之惧？疑《汉书》文不完具。京房课吏之法，实受诸延寿，得我道以亡身之说，实指课吏之法言之。如此，则考课之法，在古代亦系专门之业，而至后来乃渐失其传者了。后世无能讲究此学的。其权，则初属于相府，后移于尚书，而专属于吏部。虽有种种成法，皆不过奉行故事而已。（吏部系总考课的大成的。各机关的属官，由其长官考察；下级机关，由上级机关考察；为历代所同。考课有一定年限。如明代，京官六年一考察，谓之京察。外官三年一考察，谓之外察，亦谓之大计，武职谓之军政。清朝均三年一行。考察有一定的项目，如清朝文官，以守、才、政、年为四格。武官又别有字样，按格分为三等。又文武官均以不谨、罢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为六法。犯此者照例各有处分。然多不核其实，而人事的关系却颇多。高级的官，不由吏、兵部决定的，明有自陈，清有由部开列事实请旨之法，余皆由吏、兵部处理。）

第八章 赋税

中国的赋税，合几千年的历史观之，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以最大多数的农民所负担的田税、军赋、力役为基本，随时代变化，而成为种种形式。自亡清以前，始终看作最重要的赋税。其（二）自此以外的税，最初无有，后来逐渐发生，逐渐扩张，直至最近，才成为重要部分。

租、税、赋等字样，在后世看起来，意义无甚区别，古代则不然。汉代的田租，古人称之为税，亦即后世所谓田赋。其收取，据孟子说，有贡、助、彻三法。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五十七十当系夏殷顷亩，较周为小，不然，孟子所说井田之制，就不可通了）。又引龙子的话，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即是取几年的平均额，以定一年的税额。乐岁不能多，凶年不能减。所以龙子诋为恶税。助法，据孟子说:是将一方里之地，分为九百亩。中百亩为公田，外八百亩为私田。一方里之地，住居八家。各受私田百亩。共耕公田。公田所入，全归公家；私田所入，亦全归私家，不再收税。彻则田不分公私，而按亩取其几分之几。案贡法当是施之被征服之族的。此时征服之族，与被征服之族，尚未合并为一，截然是两个团体。征服之族，只责令被征服之族，每年交纳农作品若干。其余一切，概非所问（此时纳税的实系被征服之族之团体，而非其个人）。所以有此奇异的制度。至于助、彻，该是平和部族中自有的制度，在田亩自氏族分配族家族时代发生的（参看第二、第五两章自明）。三者的税额，孟子说：“其实皆十一也。”这亦不过以大略言之。助法，照孟子所说，明明是九一，后儒说:公田之中，以二十亩为庐舍，八家各耕公田十亩，则又是十一分之一。古人言语粗略，计数更不精确，这是不足以为怀疑孟子的话而加以责难的根据。古代的田制有两种:一种是平正之地，可用正方形式分划，是为井田。一种是崎岖之地，面积大小，要用算法扯算的，是为畦田（即圭田）。古代征服之族，居于山险之地，其地是不能行井田的，所以孟子替滕文公规划，还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既说周朝行彻法，又说虽周亦助，也是这个道理（参看第四章自明）。

赋所出的，是人徒、车、辇、牛、马等，以供军用。今文家说:十井出兵车一乘（《公羊》宣公十年、昭公元年何《注》）。古文家据《司马法》，而《司马法》又有两说:一说以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递加十倍（《周官·小司徒》郑《注》引）。又一说以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郑注《论语·学而篇》“道千乘之国”引之，见《小司徒疏》）。今文家所说的制度，常较古文家早一时期，说已见前。古文家所说的军赋，较今文家为轻，理亦由此。（《司马法》实战国时书。战国时国大了，所以分担的军赋也轻）。

役法，《礼记·王制》说：“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周官·均人》说: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一日。《小司徒》说：“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之羡。惟田与追胥竭作。”案田与追胥，是地方上固有的事，起徒役则是国家所要求于人民的。地方上固有的事，总是与人民利害相关的，国家所要求于人民的，则利害未必能一致，或且相反。所以法律上不得不分出轻重。然到后来，用兵多而差徭繁，能否尽守此规则，就不可知了。古代当兵亦是役的一种。《王制》说：“五十不从力政（政同征，即兵役外的力役），六十不与服戎。”《周官·乡大夫》说:“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疏》说七尺是二十岁，六尺是十五岁。六尺是未成年之称，其说大约是对的。然则后期的徭役，也比前期加重了。

以上是古代普遍的赋税。至于山林川泽之地，则古代是公有的。工业，简易的人人会做，艰难的由公家设官经营。商业亦是代表部族做的（说已见第五章）。既无私有的性质，自然无所谓税。然到后来，也渐渐地有税了。《礼记·曲礼》：“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古田地字通用，田之外兼数山泽，可见汉世自天子至封君，将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皆作为私奉养，由来已久（参看第五章）。市井租税，即系商税。古代工商业的分别，不甚清楚，其中亦必包含工税。案《孟子》《王制》，都说“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廛是民居区域之称。古代土地公有，什么地方可以造屋，什么地方可以开店，都要得公家允许的，不能乱做。所以《孟子·滕文公上篇》记:“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然则市廛而不税，即系给予开店的地方，而不收其税，这是指后世所谓“住税”而言，在都邑之内。关讥而不征，自然是指后世所谓“过税”而言。然则今文住税、过税俱无。而《周官·司市》，必“凶荒札丧”才“市无征而作布”（造货币）；《司关》，必凶荒才“无关、门之征”（门谓城门）；则住税过税都有了。又《孟子·公孙丑下篇》说:古之为市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龙即垄字，龙断，谓垄之断者。一个人占据了，第二个人，再不能走上去与之并处。罔即今网字。因为所居者高，所见者远，遥见主顾来了，可以设法招徕；而人家也容易望见他；自可把市利一网打尽了。这是在乡赶集的，而亦有税，可见商税的无孔不入了。此等山川、园池、市肆租税，都是由封建时代各地方的有土之君，各自征收的，所以很缺乏统一性。

二牛犁地，魏晋画像砖

赋税的渐增，固由有土者的淫侈，战争的不息，然社会进化，政务因之扩张，支出随之巨大，亦是不可讳的。所以白圭说:“吾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即说：“子之道貉道也。”貉“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然则赋税的渐增，确亦出于事不获已。倘使当时的诸侯大夫，能审察情势，开辟利源。或增设新税，或就旧税之无害于人民者而增加其税额，原亦不足为病。无如当时的诸侯大夫，多数是不察情势，不顾人民的能否负担，而一味横征暴敛。于是田租则超过十一之额，而且有如鲁国的履亩而税（见《春秋》宣公十五年。此因人民不尽力于公田，所以税其私田），井田制度破坏尽了。力役亦加多日数，且不依时令，致妨害人民的生业。此等证据，更其举不胜举。无怪乎当时的仁人君子，都要痛心疾首了。然这还不算最恶的税。最恶的税，是一种无名的赋。古书中赋字有两义:一是上文所述的军赋，这是正当的。还有一种则是不论什么东西，都随时责之于民。所以《管子》说：“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国蓄篇》）轻就是价贱，重就是价贵。在上者需用某物，不管人民的有无，下令责其交纳，人民只得求之于市，其物的价格就腾贵，商人就要因此剥削平民了。《管子》又说：以室庑籍，以六畜籍，以田亩籍，以正人籍，以正户籍，籍即是取之之意。以室庑籍，当谓按户摊派。以田亩籍，则按田摊派。正人、正户，当系别于穷困疲羸的人户而言。六畜，谓畜有六畜之家，当较不养者为富（《山权数》云:“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此以家无孳畜为贫穷的证据）。所以以之为摊派的标准。其苛细可谓已甚了。古代的封君，就是后世乡曲的地主。后世乡曲的地主，还有需要什么东西，都取之于佃户的，何况古代的封君，兼有政治上的权力呢？无定时、无定物、无定数，这是最恶的税。

秦汉之世，去古未远，所以古代租税的系统，还觉分明。汉代的田租，就是古代的税，其取之甚轻。高祖时，十五税一。文帝从晁错之说，令民人粟拜爵，十三年，遂全除田租。至景帝十年，乃令民半出租，为三十而税一。后汉初年，尝行十一之税。天下已定，仍三十而税一。除灵帝曾按亩敛修宫钱外，始终无他横敛（修宫钱只是横敛，实不能算增加田租）。可谓轻极了。但古代的田，是没有私租的，汉世则正税之外，还有私租，所以国家之所取虽薄，农民的负担，仍未见减轻，还只有力口重（王莽行王田之制时，诏书说汉时的私租，“厥名三十，实十税五”，则合三十税一的官租，是三十分之十六了）。汉代的口钱，亦称算赋。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钱百二十，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钱，以补车骑马。见《汉书·高帝纪》四年、《昭帝纪》元凤四年《注》引如淳说引《汉仪注》。按《周官》太宰九赋，郑《注》说赋是“口率出泉”。又说:“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泉钱一字。观此，知汉代的算赋，所谓人出百二十钱以食天子者，乃古代横敛的赋所变。盖因其取之无定时，无定物，无定数，实在太暴虐了，乃变为总取钱若干，而其余一切豁免。这正和五代时的杂征敛，宋世变为沿纳；明时的加派，变为一条鞭一样（见下）。至于正当的赋，则本是供军用的，所以武帝又加三钱以补车骑马。汉代的钱价，远较后世为贵，人民对于口钱的负担，很觉其重。武帝令民生子三岁出口钱，民至于生子不举。元帝时，贡禹力言之。帝乃令民七岁乃出口钱。见《汉书·禹传》。役法:《高帝纪》二年《注》引如淳说:《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畴之义为类。古行世业之法，子弟的职业，恒与父兄相同（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参看阶级章）；而每一类的人，都有其官长（《国语·周语》：说宣王要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说“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皆可知也”。这即是各官各知其所管的民数的证据），此即所谓畴官。傅之畴官，就是官有名籍，要负这一类中人所应负的义务了。这该是古制，汉代的人民，分类未必如古代之繁，因为世业之制破坏了。但法律条文，是陈旧的东西，事实虽变，条文未必随之而变。如淳所引的律文，只看作民年二十三，就役籍有名，该当一切差徭就够了。景帝二年，令民年二十始傅。又将其提早了三年。役法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有役法，则公家举办事业，不必要出钱雇工，所以在财政上，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财政的规模，既经扩张，自当创设新税。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此义在先秦时，只有法家最明白。《管子·海王篇》说:要直接向人民加赋，是人人要反对的。然盐是无人不吃的；铁器亦不论男女，人人要用，如针、釜、耒、耜之类；在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这是盐铁官卖或收税最古的理论。此等税或官卖，古代亦必有行之者。汉代郡国，有的有盐官、铁官、工官（收工物税）、都水官（收渔税）。有的又没有，即由于此。当此之时，自应由中央统筹全局，定立税法；或由中央直接征收，或则归之于地方。但当时的人，不知出此。桑弘羊是治法家之学的，王莽实亦兼采法家之说（见第五章），所以弘羊柄用时，便筦盐铁、榷酒酤，并行均输、算缗之法（千钱为缗，估计资本所值之数，按之抽税）；王莽亦行六筦之制（见第五章）。然行之既未尽善；当时的人，又大多数不懂得此种理论。汲黯说:天子只该“食租衣税”。晋初定律，把关于酒税等的法令，都另编为令，出之于律之外，为的律文不可时改，而此等税法，在当时，是认为不正当，天下太平之后，就要废去的（见《晋书·刑法志》）。看这两端，便知当时的人，对于间接税法，如何的不了解。因有此等陈旧的见解，遂令中国的税法，久之不能改良。

田租口赋两种项目，是从晋定《户调式》以后，才合并为一的。户调之法，实起源于后汉之末。魏武帝平河北，曾下令：田租之外，只许每户取绵绢若干，不准多收（见《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大约这时候，（一）人民流离，田亩荒废，有能从事开垦的，方招徕之不暇，不便从田租上诛求。（二）又人民的得钱，是比较艰难的（这个历代情形都如此。所以租税征收谷帛，在前代，是有益于农民的。必欲收钱，在征收租税时，钱价就昂贵，谷帛的价，就相对下落了），汉世钱价贵，丧乱之际，卖买停滞，又不能诛求其口钱。所以不如按户责令交纳布帛之类。这原是权宜之法。但到晋武帝平吴，制为定式之后，就成为定法了。户调之法，是与官授田并行的。当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亦有授田之法（已见第五章）。唐时，丁男给田一顷，以二十亩为永业，余为口分。每年输粟三石，谓之租。看地方的出产，输绵及丝麻织品，谓之调。力役每年二十日，遇闰加二日，不役的纳绢三尺，谓之庸。立法之意，本是很好的。但到后来，田不能授，而赋税却是按户征收了。你实际没有田，人家说官话不承认。兼并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也无人来整顿他。于是无田的人，反代有田的人出税。人皆托于宦、学、释、老，或诈称客户以自免。其弊遂至不可收拾，当这时代，要想整顿，（一）除非普加清厘，责令兼并的人，将多余的田退还，由官分给无田者。（二）次则置兼并者于不问，而以在官的闲田，补给无田的人。其事都不能行。（三）于是德宗时，杨炎为相，牺牲了社会政策的立法，专就财政上整顿，就有财产之人而收其税，令于夏秋两季交纳（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是为两税。两税法的精意，全在“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十八个字。社会立法之意，虽然牺牲了，以财政政策而论，是不能不称为良法的。

“两税以资产为宗”，倘使就此加以研究改良，使有产者依其财产的多少，分别等第，负担赋税，而于无产者则加以豁免，则虽不能平均负赋，而在财政上，还不失公平之道，倒也是值得称许的。然后此的苛税，仍是向大多数农民剥削。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宋时的赋税:有田亩之赋和城郭之赋，这是把田和宅地分别征收的，颇可称为合理。又有丁口之赋，则仍是身税。又有杂变之赋，亦称为沿纳，是两税以外，苛取于民，而后遂变为常税的，在理论上就不可容恕了。但各地方的税率，本来轻重不一。苛捐杂税，到整理之时，还能定为常赋，可见在理论上虽说不过去，在事实上为害还是不很大的。其自晚唐以来，厉民最甚，直至明立一条鞭之法，为害才稍除的，则是役法。

唐德宗像

力役是征收人民的气力的。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钱，次之是物品。至于劳力，则农家本有余闲，但使用之不失其时，亦不过于苛重，即于私人无害，而于公家有益。所以役法行之得当，亦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赋税（所以现行征工之法，限定可以征工的事项，在立法上是对的）。但是晚唐以后的役法，其厉民却是最甚的。其原因：由于此时之所以役民者，并非古代的力役之征，而是庶人在官之事。古代的力役之征，如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为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应役几日；自然不虑其苛重了。至于在官的庶人，则可分为府、史、胥、徒四种。府是看守财物的。史是记事的。胥是才智之称，所做的，当系较高的杂务。“徒，众也”，是不须才智，而只要用众力之时所使用的，大概用以供奔走。古代事务简单，无甚技术关系，即府史亦是多数人所能做，胥徒更不必论了。但此等事务，是不能朝更暮改的。从事其间的，必须视为长久的职业，不能再从事于私人的事业，所以必须给之禄以代耕。后世社会进步了，凡事都有技术的关系，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事，亦有时非人人所能为，何况府史胥徒呢？（如徒，似乎是最易为的，然在后世，有追捕盗贼等事，亦非人人所能）然晚唐以后，却渐根据“丁”“资”，以定户等而役之。（一）所谓丁、资，计算已难平允；（二）而其所以役之之事，又本非其所能为；（三）而官又不免加以虐使；于是有等职务，至于破产而不能给。人民遂有因此而不敢同居，不敢从事生产，甚至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真可谓之残酷无伦了。欲救此弊，莫如分别役的性质。可以役使人民的，依旧签差。不能役使人民的，则由公家出钱雇人充任。这本不过恢复古代力役之征，庶人在官，各不相涉的办法，无甚稀奇，然宋朝主张改革役法的王安石，亦未计及此。王安石所行的法，谓之免役。按宋代役法，原有签差雇募之分。雇役之法：（一）者成为有给职，其人不致因荒废私计而无以为生。（二）者有等事情，是有人会做，有人不会做的，不会做的人要赔累，会做的人则未必然。官出资雇募，应募的自然都是会做这事情的人，绝不至于受累，所以雇役之法，远较差役为良。但当时行之，甚不普遍。安石行免役之法:使向来应役的人，出免役钱；不役的人，出助役钱；官以其钱募人充役。此法从我们看来，所失者，即在于未曾分别役的性质，将可以签差之事，仍留为力役之征，而一概出钱雇募。使（一）农民本可以劳力代实物或货币的，亦概须以实物或货币纳税。（二）而公家本可征收人民劳力的事，亦因力役的习惯亡失，动须出钱雇募。于是有许多事情，尤其是建设事务，因此废而不举。这亦是公家的一笔损失。但就雇役和差役两法而论，则雇役之法，胜于差役多了。而当时的旧党，固执成见。元祐时，司马光为相，竟废雇役而仍行差役。此后虽亦差雇并行，总是以差为主，民受其害者又数百年。

田租、口赋、力役以外的赋税，昔人总称为杂税。看这名目，便有轻视他、不列为财政上重要收入的意思。这是前人见解的陈旧，说已见前。然历代当衰乱之际，此等赋税，还总是有的。如《隋书·食货志》说:晋过江后，货卖奴婢、马牛、田宅、价值万钱者，输钱四百，买者一百，卖者三百，谓之“散估”，此即今日的契税。又说:都东方山津、都西石头津，都有津主，以收荻、炭、鱼、薪之税，十取其一；淮北大市百余，小市十余，都置官司收税；此即商税中之过税及住税。北朝则北齐后主之世，有关、市、邸、店之税。北周宣帝时，有入市税。又酒坊、盐池、盐井，北周亦皆有禁。到隋文帝时，却把这些全数豁免，《文献通考·国用考》盛称之。然以现代财政学的眼光评论，则还是陈旧的见解。到唐中叶以后，藩镇擅土，有许多地方，赋税不入于中央；而此时税法又大坏；中央收入减少，乃不得不从杂税上设法。宋有天下以后，因养兵特多，此等赋税，不能裁撤，南渡以后，国用更窘，更要加意整顿。于是此等杂税，遂渐渐地附庸蔚为大国了。不论在政治上、社会上，制度的改变，总是由事实逼迫出来的多，在理论指导之下发明的少。这亦是政治家的一种耻辱。

杂税之中，最重要的是盐税。其法，始于唐之第五琦，而备于刘晏。籍民制盐（免其役），谓之灶户，亦谓之亭户。制成之盐，卖之商人，听其所之，不复过问。后人称之为就场征税。宋朝则有（一）官鬻，（二）通商两法。而通商之中，又分为二:（甲）径雠之于商人，（乙）则称为入边、入中，入边是“入边刍粟”的略称，入中则是“入中钱帛”的略称。其事，还和茶法及官卖香药、宝货有关系；茶税，起于唐德宗时，其初是和漆与竹木并税的。后曾裁撤，旋又恢复，且屡增其额。其法亦系籍民制造，谓之园户。园户制成的茶，由官收买，再行卖给商人。官买茶的钱，是预给园户的，谓之“本钱”。在江陵、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设立六个榷货务。除淮南十三场所出的茶以外，都送到这六个榷货务出卖（唯川峡、广南，听其自卖，而禁出境）。京城亦有榷货务，则是只收钱帛而不给货的。宋初，以河东的盐，供给河北的边备。其卖盐之法:是令商人入刍粟于国家指定之处，由该地方的官吏点收，给予收据，估计其价若干，由商人持此据至国家卖盐之处，照价给之以盐，是为入边刍粟；其六榷货务出卖的茶，茶是在各榷货务取，钱帛是在京师榷货务付出的，是为入中钱帛，这是所以省运输之费，把漕运和官卖，合为一事办理的，实在是个良法。至于香药、宝货，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进口货，有半官卖性质的。有时亦以补充入边入中的不足，谓之三说（此即今兑换之兑字。兑换之兑无义，乃脱换之省写，脱说古通用）。有时并益以缗钱，谓之四说。以盐供入边入中之用，其弊在于虚估。点收的官吏和商人串通了，将其所入之物，高抬价格，官物便变成贱价出卖，公家大受损失了。有一个时期，曾废除估价，官以实物卖出，再将所得的钱，辇至出刍粟之处买入（这不啻入边之法已废，仅以官卖某物之价，指定供给某处的边费而已）。但虚估之事，是商人和官吏，都有利益的，利之所在，自然政策易于摇动，不久其法复废。到蔡京出来，其办法却聪明了。他对于商人要贩卖官盐的，给之以引。引分为长短。有若干引，则准做若干盐的卖买，而这引是要卖钱的。这不是卖盐，只是出卖贩盐的许可证了。茶，先已计算官给本钱所得的息，均摊之于园户，作为租税，而许其与商人直接卖买。至此亦行引法，谓之茶引。蔡京是个贪污奸佞的人，然其所立盐茶之法，是颇为简易的，所以其后遂遵行不变。但行之既久，弊窦又生。因为国家既把盐卖给大商人，不能不保证其销路。于是借国家的权力，指定某处地方，为某处所产之盐营销之地，是为“引地”。其事起于元朝，至清代而其禁极严。盐的引额，是看消费量而定的，其引地则看水陆运道而定，两者都不能无变更，而盐法未必随之而变，商人恃有法律保护，高抬盐价，于是私盐盛行。因私盐盛行之故，不得不举办缉私，其费用亦极大，盐遂成为征收费极巨的赋税。宋朝入边入中之法，明朝还仿其意而行之。明初，取一部分的盐，专与商人输粮于边的相交易，谓之中盐。运粮至边方，国家固然困难，商人也是困难的。计算收买粮食，运至边方，还不如在边方开垦之有利，商人遂有自出资本，雇人到边上开垦的，谓之商屯。当时的开平卫，就是现在的多伦县一带，土地垦辟了许多。后来因户部改令商人交纳银两，作为库储，商屯才渐次撤废。案移民实边，是一件最难的事。有移殖能力的人，未必有移殖的财力。国家出资移民，又往往不能得有移殖能力的人，空耗财力，毫无成绩。商人重利，其经营，一定比官吏切实些。国家专卖之物，如能划出一部分，专和商人出资移民的相交易，一定能奖励私人出资移民的。国家只需设官管理，规定若干条法律，使资本家不至剥削农民就够了。这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师其意而行之的。又明初用茶易西番之马，含有振兴中国马政，及制驭西番两种用意。因为内地无广大的牧场，亦且天时地利等，养马都不如西番的适宜，而西番马少，则不能为患。其用意，亦是很深远的。当时成绩极佳。后因官吏不良，多与西番私行交易，把好马自私，驽马入官，而其法才坏。现在各民族都是一家，虽不必再存什么制驭之意，然借此以振兴边方的畜牧，亦未尝不是善策。这又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师其意而变通之的。

酒，历代有禁时多，征榷时少。因为昔人认酒为糜谷，而其物人人能制，要收税或官卖，是极难的。历代收酒税认真的，莫如宋朝。其事亦起于唐中叶以后。宋时，诸州多置“务”自酿。县和镇乡，则有许民酿而收其税的。其收税，多用投标之法，认税最多的人，许其酿造，谓之“扑买”。承酿有一定年限。不及年限，而亏本停止，谓之“败阙”。官吏为维持税收起见，往往不许其停业。于是有勒令婚丧之家，买酒若干的；甚有均摊之于民户的；这变成强迫买酒了，如何可行？但酒税在北宋，只用为地方经费，如“酬奖役人”之类（当重难差徭的，以此调剂他）。到南宋，就列为中央经费了。官吏要维持收入，也是不得不然的。收酒税之法，最精明的，是赵开的“隔酿”，亦称为“隔槽”，行之于四川，由官辟酿酒的场所，备酿酒的器具，使凡要酿酒的，都自备原料，到这里来酿。出此范围之外，便一概是私酒。这是为便于缉私起见，其立法是较简易的，不过取民未免太苛罢了。

阬冶，在唐朝，或属州郡，或隶盐铁使。宋朝，或官置监、冶、场、务，或由民承买，而以分数中卖于官，皆属转运使。元朝矿税称为税课，年有定额。此外还有许多无定额的，总称为额外课（额外课中，通行全国的，为契税及历本两项）。

商税是起于唐朝的藩镇的，宋朝相沿未废。分为住税和过税。住税千分之三十，过税千分之二十。州县多置“监”“务”收取，关镇亦有设置的。其所税之物，随地不同。照法律都应揭示明白，但实际能否如此，就不可知了。唐宋时的商税，实际上是无甚关系的。关系重要的，倒要推对外的市舶司。

明代鱼鳞图，鱼鳞图因形似鱼鳞而得名，是古代中国人用以有效管理地政信息的工具。

市舶司起于唐朝。《文献通考》说:唐有市舶使，以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之。代宗广德元年，有广州市舶使吕太一。案庆立事见《新唐书·柳泽传》，吕太一事见《旧唐书·代宗本纪》。又《新书·卢怀慎传》说怀慎之子奂，“天宝初为南海太守，污吏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合此数事观之，似乎唐时的市舶使，多用中人。关系还不甚重要。到宋朝就不然了。宋朝在杭州、明州、秀州、温州、泉州及密州的板桥镇（就是现在的青岛），均曾设立市舶司。海舶至，先十榷其二。其香药、宝货，又须先尽官买，官买足了，才得和人民交易。香药、宝货，为三说之一（已见前），南宋时又用以称提关会（关子、会子，系南宋时纸币之名。提高其价格，谓之称提）。可见其和财政大有关系了。元明亦有市舶司。明朝的市舶司，意不在于收税，而在于管理外商。因为明初沿海已有倭寇之故。中叶以后，废司不设。中外互市，无人管理。奸商及各地方的势家，因而欺侮夷人，欠其货款不还，为激成倭寇肆扰原因之一。

赋役之法，至近代又有变迁。《元史·食货志》说:元代的租税，取于内郡的，丁税、地税分为两，是法唐之租庸调的；取于江南的合为一，是法唐朝的两税的。这不过是名目上的异同，首际都是分两次征收，和两税之法无异。总而言之，从杨炎创两税以后，征收的时期，就都没有改变了。元朝又有所谓丝料、包银。丝料之中，又分二户丝和五户丝。二户丝入官，五户丝输于本位（后妃、公主、宗王、功臣的分地）。包银每户四两，二两收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这该是所以代户役的，然他役仍不能免。案户役变成赋税，而仍责令人民应役；杂税变成正税，而后来需用杂物，又随时敛取于民；这是历代的通病，正不独元朝为然。明初的赋役，就立法言之，颇为整饬。其制度的根本，是黄册和鱼鳞册两种册籍。黄册以户为主，记各户所有的丁、粮（粮指所有的田）。根据之以定赋役。鱼鳞册以田为主，记其地形、地味及所在，而注明其属于何人。黄册由里长管理，照例应有两本。一本存县官处，一本存里长处，半年一换。各户丁粮增减，里长应随时记入册内，半年交官，将存在官处的一本，收回改正。其立法是很精明的。但此等责任，是否里长所能尽？先是一个问题。况且赋役是弊窦很多的。一切恶势力，是否里长所能抗拒？里长是否即系此等黑幕中的一个人？亦是很难说的。所以后来，两册都失实了。明代的役法，分为力差和银差。力差还是征收其劳力的，银差则取其实物及货币。田税是有定额的，役法则向系量出为入。后来凡有需要，即取之于民，谓之加派。无定时，无定额，人民大困。役法向来是按人户的等第，以定其轻重、免否的。人户的等第，则根据丁口资产的多寡推定，是谓“人户物力”。其推定，是很难公平的。因为有些财产，不能隐匿，而所值转微（如牛及农具、桑树等）；有些财产，易于隐匿，而所值转巨（如金帛等)。况且人户的规避，吏胥的任意出入，以及索诈、受贿等，都在所难免。历代讫无善策，以除其弊。于是发生专论丁粮，和兼论一切资产的问题。论道理，自以兼论一切资产为公平。论手续，却以专论丁粮为简便。到底因为调查的手续太繁了，弊窦太多了，斟酌于二者之间，还是以牺牲理论的公平，而求手续的简便为有利，于是渐趋于专论丁粮之途。加派之弊，不但在其所取之多，尤在于其无定额，无定时，使百姓无从预计。于是有一条鞭之法。总算一州县每一年所需用之数，按阖境的丁粮均摊。自此以外，不得再有征收。而其所谓丁者，并非实际的丁口，乃系通计一州县所有的丁额，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明朝五年一均役，清朝三年一编审，后亦改为五年，所做的都系此项工作。质而言之，乃因每隔几年，贫富的情形变换了，于是将丁额改派一次，和调查丁口，全不相干。役法变迁至此，可谓已行免役之法，亦可谓实已加重田赋而免其役了。加赋偏于田亩，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专令农民负担的理由。然加农民之田赋而免其役，较之唐宋后之役法，犹为此善于彼。因为役事无法分割，负担难得公平，改为征其钱而免其役，就不然了。况且有丁负担赋税的能力小，有产负担赋税的能力大，将向来有丁的负担，转移于有粮之家，也是比较合理的。这是税法上自然的进化。一条鞭之法，起源于江西，后渐遍行于全国，其事在明神宗之世。从晚唐役法大坏至此，约历八百年左右，亦可谓之长久了。这是人类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实，而听其自然迁流之弊。职是故，从前每州县的丁额，略有定数，不会增加。因为增丁就是增赋，当时推行，已觉困难；后来征收，更觉麻烦；做州县官的人，何苦无事讨事做？清圣祖明知其然，所以落得慷慨，下诏说：康熙五十年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就将丁银摊入地粮了。这是事势的自然，不论什么人，生在这时候，都会做的，并算不得什么仁政。从前的人，却一味歌功颂德。不但在清朝时候如此，民国时代，有些以遗老自居的人，也还是这样，这不是没有历史知识，就是别有用心了。

清朝因有圣祖之诏，所以始终避免加赋之名。但后来田赋的附加很多，实在亦与加赋无异。又古代的赋税，所税者何物，所取者即系何物。及货币通行以后，渐有（一）径收货币，（二）或本收货物之税，亦改收货币的。（三）又因历代（甲）币制紊乱，（乙）或数量不足，（丙）又或官吏利于上下其手，有本收此物，而改收他物的。总之收税并非全收货币。明初，收本物的谓之“本色”，收货币的谓之“折色”。宣宗以后，纸币废而不行，铜钱又缺乏，赋税渐改征银。田赋在收本色时，本来有所谓耗。系因（子）改装、搬运时，不免有所损失；（丑）又收藏之后，或有腐败及虫蛀、鼠窃等；乃于收税之时，酌加若干。积少成多，于官吏颇有裨益。改收银两以后，因将碎银熔成整铤，经火亦有耗损，乃亦于收银时增加若干，谓之“火耗”。后来制钱充足，收赋时改而收钱，则因银钱的比价，并无一定，官吏亦可将银价抬高，其名目则仍谓之火耗，此亦为农民法外的负担。但从前州县官的行政经费，是不够的，非借此等弥补不可，所以在币制改革以后，亦仍许征税的人，于税收中提取若干成，作为征收之费。

近代田赋而外，税收发达的，当推关、盐两税。盐税自南宋以后，收入即逐渐增加。元明清三朝，均为次于田赋的重要赋税。关税起于明宣宗时。当时因纸币跌价，增设若干新税，并增加旧税税额，以收回钞票。后来此等新增的税目和税额，有仍复其旧的，有相沿未废的。关税亦为相沿未废者之一，故称为钞关。清朝称为常关。常关为数有限，然各关都有分关，合计之数亦不少。太平军兴之后，又有所谓厘金，属于布政司而不属于中央。于水陆要路设卡，以多为贵，全不顾交通上自然的形势。以致一种货物的运输，有重复收税，至于数次的。所税的货物，及其税额，亦无一定。实为最恶的税法。新海关设于五口通商以后，当时未知关税的重要，贸然许外人以协议税率。庚子战后，因赔款的负担重了，《辛丑和约》，我国要求增税，外人乃以裁厘为交换条件。厘不能裁，增税至百分之一二点五之议，亦不能行。民国时代，我国参加欧战，事后在美国所开太平洋会议中，提出关税自主案。外人仍只许我开关税会议，实行《辛丑条约》。十四年开会时，我国又提出关税自主案。许于十八年与裁厘同时并行，同时拟定七级税则，实际上得各国的承认。国民政府宣布关税自主，与各友邦或订关税条约，或于通商条约中订有关涉关税的条款。十八年，先将七级税实施。至二十年，将厘金裁撤后，乃将七级税废去，另订税则颁布。主权一经受损，其恢复之难如此，亦可为前车之鉴了。关、盐两税之外，清代较为重要的，是契税、当税、牙税。此等税意亦在于加以管理，不尽在增加收入。其到晚近才发达的，则有烟酒税、印花税、矿税、所得税。其重要的货物，如卷烟、麦粉、棉纱、火柴、水泥、熏烟、啤酒、洋酒等，则征收统税。国民政府将此等税和关税、盐税、牙税、当税，均列为中央收入。田赋划归地方，和契税、营业税，同为地方收入大宗。军兴以来，各地方有许多苛捐杂税，则下令努力加以废除。在理论上，赋税已渐上轨道，但在事实上，则还待逐渐加以整顿罢了。

第九章 兵制

中国的兵制，约可分为八期。

第（一）期，在古代，有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区别。征服之族，全体当兵，被征服之族则否，是为部分民兵制。

第（二）期，后来战争剧烈了，动员的军队多，向来不服兵役的人民，亦都加入兵役，是为全体皆兵制。

第（三）期，天下统一了，不但用不着全体皆兵，即一部分人当兵，亦觉其过剩。偶尔用兵，为顾恤民力起见，多用罪人及降服的异族。因此，人民疏于军事，遂招致降服的异族的叛乱，是即所谓五胡乱华。而中国在这时代，因乱事时起，地方政府擅权，中央政府不能驾驭，遂发生所谓州郡之兵。

第（四）期，五胡乱华的末期，渐次和中国同化了，人数减少，而战斗顾甚剧烈，不得已，乃用汉人为兵。又因财政艰窘，不得不令其耕以自养。于是又发生一种部分民兵制；是为周、隋、唐的府兵。

第（五）期，承平之世，兵力是不能不腐败的。府兵之制，因此废坏。而其时适值边方多事，遂发生所谓藩镇之兵。因此，引起内乱。内乱之后，藩镇遍于内地，唐室卒因之分裂。

第（六）期，宋承唐、五代之后，竭力集权于中央。中央要有强大的常备军。又觑破兵民分业，在经济上的利益。于是有极端的募兵制。

第（七）期，元以异族，入主中原，在军事上，自然另有一番措置。明朝却东施傲颦。其结果，到底因淤滞而败。

第（八）期，清亦以异族入主，然不久兵力即腐败。中叶曾因内乱，一度发生较强大的陆军。然值时局大变，此项军队，应付旧局面则有余，追随新时代则不足。对外屡次败北。而国内的军纪，却又久坏。遂酿成晚清以来的内乱。直至最近，始因外力的压迫，走上一条旷古未有的新途径。

以上用鸟瞰之法，揭示一个大纲。以下再逐段加以说明。

第（一）期的阶级制度，看第四、第八两章，已可明白。从前的人，都说古代是寓兵于农的，寓兵于农，便是兵农合一，井田既废，兵农始分，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寓兵于农，乃谓以农器为兵器，说见《六韬·农器篇》。古代兵器是铜做的，农器是铁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临战才发给（所谓授甲、授兵），也只能供给正式军队用，乡下保卫团一类的兵，是不能给予的。然敌兵打来，不能真个制梃以自卫。所以有如《六韬》之说，教其以某种农器，当某种兵器。古无称当兵的人为兵的，寓兵于农，如何能释为兵农合一呢？江永《群经补义》中有一段，驳正此说。他举《管子》的参国伍鄙，参国，即所谓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和高子、国子，各帅五乡。伍鄙，即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乃所以处农人（案所引《管子》，见《小匡篇》）。又引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案见《左氏》定公八年）。以证兵常近国都。其说可谓甚精。按《周官·夏官·序官》：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则六军适出六乡。六乡之外有六遂，郑《注》说:遂之军法如六乡。其实乡列出兵法，无田制，遂陈田制，无出兵法，郑《注》是错误的（说本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六乡出兵，六遂则否，亦兵在国中之证。这除用征服之族居国，被征服之族居野，无可解释。或谓难道古代各国，都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阶级的？即谓都有此阶级，亦安能都用此治法，千篇一律呢？殊不知（一）古代之国，数逾千百，我们略知其情形的，不过十数，安知其千篇一律？（二）何况制度是可以互相模仿的。世既有黩武之国，即素尚平和之国，亦不得不肆力于军事组织以相应，既肆力于军事组织，其制度，自然可以相像的。所以虽非被征服之族，其中的军事领袖及武士，亦可以逐渐和民众相离，而与征服之族，同其位置。（三）又况战士必须讲守御，要讲守御，自不得不居险；而农业，势不能不向平原发展；有相同的环境，自可有相同的制度。（四）又况我们所知道的十余国，其根源上，都是同一或极相接近的部族又何怪其文化的相同呢？所以以古代为部分民兵制，实无疑义。

古代之国，其兵数是不甚多的。说古代军队组织的，无人不引据《周官》。不过以《周官》之文，在群经中独为完具罢了。其实《周官》之制，是和他书不合的。案《诗经·鲁颂》：“公徒三万。”则万人为一军。《管子·小匡篇》说军队组织之法正如此（五人为伍，五十人为小戎，二百人为卒，二千人为旅，万人一军）。《白虎通义·三军篇》说：“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为不足，故复加二千人”，亦以一军为本万人。《说文》以四千人为一军，则据既加二千人后立说。《谷梁》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这个军字，和师字同义。变换其字面，以免重复，古书有此文法），一师当得二千人。《公羊》隐公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称师，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五百字必后人据《周官》说妄增。然则古文家所说的军队组织，较今文家扩充了，人数增多了。此亦今文家所说制度，代表较早的时期，古文家说，代表较晚的时期的一证。当兵的一部分人，居于山险之地，山险之地，是行畦田之制的，而《司马法》所述赋法，都以井田之制为基本，如此，当兵的义务，就扩及全国人了。《司马法》之说，已见第八章，兹不再引。案《司马法》以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如前一说:一封当得车千乘，士万人，徒二万人；一畿当得车万乘，士十万人，徒二十万人。后一说: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外，定出赋的六千四百井，所以有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一封有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一畿有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见于《汉书·刑法志》。若计其人数，则一同七千五百，一封七万五千，一畿七十五万。《史记·周本纪》说:牧野之战，纣发卒七十万人，以拒武王；《孙子·用间篇》说:“内外骚动，殆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都系本此以立说。《司马法》之说，固系学者所虚拟，亦必和实际的制度相近。春秋时，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至战国时，却阬降斩级，动以万计。此等记载，必不能全属子虚，新增的兵，从何处来呢？我们看《左氏》成公二年，记齐顷公鞍战败北逃回去的时候，“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可见其时正式的军队，虽败于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而《战国策》载苏秦说齐宣王之言，说“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可见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调出去，充作正式军队了。这是战国时兵数骤增之由。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全国皆兵的，怕莫此时若了。

秦汉统一以后，全国皆兵之制，便开始破坏。《汉书·刑法志》说:“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后汉书·光武纪》《注》引《汉官仪》（建武七年）说：“高祖令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则汉兵制实沿自秦。《汉书·高帝纪》《注》引《汉仪注》（二年）说:“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昭帝纪》《注》引如淳说:（元凤四年）“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是为卒更。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为践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此为秦汉时人民服兵役及戍边之制。法虽如此，事实上已不能行。晁错说秦人谪发之制，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见《汉书》本传），此即汉世所谓七科谪（见《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注》引张晏说）。二世时，山东兵起，章邯亦将骊山徒免刑以击之。则用罪人为兵，实不自汉代始。汉自武帝初年以前，用郡国兵之时多，武帝中年以后，亦多用谪发。此其原因，乃为免得扰动平民起见。《贾子书·属远篇》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五十里而至。秦输将起海上，一钱之赋，十钱之费弗能致。”此为古制不能行的最大原因。封建时代，人民习于战争，征戍并非所惧。然路途太远，旷日持久，则生业尽废。又《史记·货殖列传》说:七国兵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则当时从军的人，所费川资亦甚巨。列侯不免借贷，何况平民？生业尽废，再重以路途往来之费，人民在经济上，就不堪负担了。这是物质上的原因。至于在精神上，小国寡民之时，国与民的利害，较相一致，至国家扩大时，即不能尽然，何况统一之后？王恢说战国时一代国之力，即可以制匈奴（见《汉书·韩安国传》）。而秦汉时骚动全国，究竟宣、元时匈奴之来朝，还是因其内乱之故，即由于此。在物质方面，人民的生计，不能不加以顾恤；在精神方面，当时的用兵，不免要招致怨恨；就不得不渐废郡国调发之制，而改用谪发、谪戍了。这在当时，亦有令农民得以专心耕种之益。然合前后而观之，则人民因此而忘却当兵的义务，而各地方的武备，也日益空虚了。所以在政治上，一时的利害，有时与永久的利害，是相反的。调剂于二者之间，就要看政治家的眼光和手腕。

虎符是源于中国的金属制的虎形调兵凭证，在中国古代皇帝制度中是军权的象征。

民兵制度的破坏，形式上，是在后汉光武之时的。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官。七年，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自此各郡国遂无所谓兵备了（后来有些紧要的去处，亦复置都尉。又有因乱事临时设立的。然不是经常普遍的制度）。而外强中弱之机，亦于此时开始。汉武帝置七校尉，中有越骑、胡骑及长水（见《汉书·百官公卿表》。长水，颜师古云:胡名）。其时用兵，亦兼用属国骑等，然不恃为主要的兵力。后汉光武的定天下，所靠的实在是上谷、渔阳的兵，边兵强而内地弱的机缄，肇见于此。安帝以后，羌乱频仍，凉州一隅，迄未宁静，该地方的羌、胡，尤强悍好斗。中国人好斗的性质，诚不能如此等浅演的降夷。然战争本不是单靠野蛮好杀的事。以当时中国之力，谓不足以制五胡的跳梁，绝无此理。五胡乱华的原因，全由于中国的分裂。分裂之世，势必军人专权，专权的军人，初起时或者略有权谋，或则有些犷悍的性质。然到后来，年代积久了则必入于骄奢淫逸。一骄奢淫逸，则政治紊乱，军纪腐败，有较强的外力，加以压迫，即如山崩川溃，不可复止。西晋初年，君臣的苟安、奢侈，正是军阀擅权的结果，五胡扰乱的原因。五胡乱华之世，是不甚用中国人当兵的（说已见第四章）。其时用汉兵的，除非所需兵数太多，异族人数不足，乃调发以充数。如石虎伐燕，苻秦寇晋诸役是。这种军队，自然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军队所靠的是训练。当时的五胡，既不用汉人做主力的军队，自然无所谓训练。《北齐书·高昂传》说：高祖讨尔朱兆于韩陵，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高祖然之。及战，高祖不利，反借昂等以致克捷。可见军队只重训练，并非民族本有强弱了。）所以从刘、石倡乱以来，至于南北朝之末，北方的兵权，始终在异族手里。这是汉族难于恢复的大原因。不然，五胡可乘的机会，正多着呢？然则南方又何以不能乘机北伐？此则仍由军人专横，中央权力，不能统一之故。试看晋朝东渡以后，荆、扬二州的相持，宋、齐、梁、陈之世，中央和地方政府互相争斗的情形，便可知道。

北强南弱之势，是从东晋后养成的。三国以前，军事上的形势，是北以持重胜，南以剽悍胜。论军队素质的佳良，虽南优于北，论社会文明的程度，则北优于南，军事上胜败的原因，实在于此。后世论者，以为由于人民风气的强弱，实在是错误的。（秦虽并六国，然刘邦起沛，项籍起吴，卒以亡秦，实在是秦亡于楚。所以当时的人，还乐道南公“亡秦必楚”之言，以为应验。刘、项成败，原因在战略上，不关民气强弱，是显而易见的。吴楚七国之乱，声势亦极煊赫，所以终于无成，则因当时天下安定，不容有变，而吴王又不知兵之故。孙策、孙权、周瑜、鲁肃、诸葛恪、陆逊、陆抗等，以十不逮一的土地人民，矫然与北方相抗，且有吞并中原之志，而魏亦竟无如之何，均可见南方风气的强悍。）东晋以后，文明的重心，转移于南，训卒厉兵，本可于短期间奏恢复之烈。所以终无成功，而南北分裂，竟达于二百六十九年之久，其结果且卒并于北，则全因是时，承袭汉末的余毒，（一）士大夫衰颓不振，（二）军人拥兵相猜，而南方的政权，顾全在此等北来的人手中之故。试设想：以孙吴的君臣，移而置之于东晋，究竟北方能否恢复？便可见得。“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无怪杜甫要对吕蒙营而感慨了。经过这长时期的腐化，而南弱的形势遂成。而北方当是时，则因长期的战斗，而造成一武力重心。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条，说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武川，可见自南北朝末至唐初，武力的重心，实未曾变。案五胡之中，氐、羌、羯民族皆小，强悍而人数较多的，只有匈奴、鲜卑。匈奴久据中原之地，其形势实较鲜卑为佳。但其人太觉凶暴，羯亦然。被冉闵大加杀戮后，其势遂衰。此时北方之地，本来即可平靖。然自东晋以前，虎斗龙争，多在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数省境内。辽宁、热、察、绥之地，是比较安静的。鲜卑人休养生息于此，转觉气完力厚。当时的鲜卑人，实在是乐于平和生活，不愿向中原侵略的。所以北魏平文帝、昭成帝两代，都因要南侵为其下所杀（见《魏书·序纪》）。然到道武帝，卒肆其凶暴，强迫其下，侵入中原。（道武帝伐燕，大疫，群下咸思还北。帝曰：“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群臣乃不敢复言，见《魏书·本纪》皇始二年。案《序纪》说:穆帝“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其残酷如此。道武帝这话，已经给史家文饰得很温婉的了。若照他的原语，记录下来，那便是“你们要回去，我就要把你们全数杀掉”。所以群臣不敢复言了。）此时割据中原的异族，既已奄奄待毙，宋武帝又因内部矛盾深刻，不暇经略北方，北方遂为所据。然自孝文帝南迁以前，元魏立国的重心，仍在平城。属于南方的侵略，仅是发展问题，对于北方的防御，却是生死问题，所以要于平城附近设六镇，以武力为拱卫。南迁以后，因待遇的不平等，而酿成六镇之乱。因六镇之乱而造成一个尔朱氏。连高氏、贺拔氏、宇文氏等，一齐带入中原。龙争虎斗者，又历五六十年，然后统一于隋。隋、唐先世，到底是汉族，还是异族，近人多有辩论。然民族是论文化的，不是论血统的。近人所辩论的，都是血统问题，在民族斗争史上，实在无甚意义。至于隋唐的先世，曾经渐染胡化，也是武川一系中的人物，则无可讳言。所以自尔朱氏之起至唐初，实在是武川的武力，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时代。要到唐贞观以后，此项文化的色彩，才渐渐淡灭（唐初的隐太子、巢剌王、常山愍王等，还都系带有胡化色彩的人）。五胡乱华的已事，虽然已成过去，然在军事上，重用异族的风气，还有存留。试看唐朝用蕃将蕃兵之多，便可明白。论史者多以汉唐并称。论唐朝的武功，其成就，自较汉朝为尤大。然此乃世运为之（主要的是中外交通的进步）。若论军事上的实力，则唐朝何能和汉朝比？汉朝对外的征讨，十之八九，是发本国兵出去打的，唐朝则多是以夷制夷。这以一时论，亦可使中国的人民，减轻负担，然通全局而观之，则亦足以养成异族强悍，汉族衰颓之势。安禄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横行中原，都由于此。就是宋朝的始终不振，也和这有间接的关系。因为久已柔靡的风气，不易于短时期中训练之使其变为强悍。而唐朝府兵的废坏，亦和其阁置不用，很有关系的。

孙吴、西晋兴建大量的楼船，图为《武经总要》中的楼船图。

府兵之制起于周。籍民为兵，蠲其租调，而令刺史以农隙教练。分为百府，每府以一郎将主之，而分属于二十四军（当时以一柱国主二大将，一将军统二开府，开府各领一军）。其众合计不满五万。隋、唐皆沿其制，而分属于诸卫将军。唐制，诸府皆称折冲府。各置折冲都尉，而以左右果毅校尉副之。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而免。全国六百三十四府，在关中的二百六十一，以为强干弱枝之计。府兵之制:平时耕以自养。战时调集，命将统之。师还则将上所佩印，兵各还其府。（一）无养兵之费，而有多兵之用。（二）兵皆有业之民，无无家可归之弊。（三）将帅又不能拥兵自重。这是与藩镇之兵及宋募兵之制相较的优点。从前的论者多称之。但兵不唯其名，当有其实。唐朝府兵制度存在之时，得其用者甚少。此固由于唐时征讨，多用蕃兵，然府兵恐亦未足大用。其故，乃当时的风气使之，而亦可谓时势及国家之政策使之。兵之精强，在于训练。主兵者之能勤于训练，则在预期其军队之有用。若时值承平，上下都不以军事为意，则精神不能不懈弛；精神一懈弛，训练自然随之而废了。所以唐代府兵制度的废坏，和唐初时局的承平，及唐代外攘，不甚调发大兵，都有关系。高宗、武后时，业已名存实亡。到玄宗时，就竟不能给宿卫了（唐时宿卫之兵，都由诸府调来，按期更换，谓之“番上”。番即现在的班字）。时相张说，知其无法整顿，乃请宿卫改用募兵，谓之彍骑，自此诸府更徒存虚籍了。

唐初边兵屯戍的，大的称军，小的称城镇守捉，皆有使以主之。统属军、城镇守捉的曰道。道有大总管，后改称大都督。大都督带使持节的，人称之为节度使。睿宗后遂以为官名。唐初边兵甚少。武后时，国威陵替。北则突厥，东北则奚、契丹，西南则吐蕃皆跋扈。玄宗时，乃于边陲置节度使，以事经略。而自东北至西北边之兵尤强。天下遂成偏重之势。安禄山、史思明，皆以胡人而怀野心，卒酿成天宝之乱。乱后藩镇遂遍于内地。其中安史余孽，唐朝不能彻底铲除，亦皆授以节度使。诸镇遂互相结约，以土地传子孙，不奉朝廷的命令。肃、代二世，皆姑息养痈。德宗思整顿之，而兵力不足，反召朱泚之叛。后虽削平朱泚，然河北、淮西，遂不能问。宪宗以九牛二虎之力，讨平淮西，河北亦闻风自服。然及穆宗时，河北即复叛。自此终唐之世，不能戡定了。唐朝藩镇，始终据土自专的，固然只有河北，然其余地方，亦不免时有变乱。且即在平时，朝廷指挥统驭之力，亦总不甚完全。所以肃、代以还，已隐伏分裂之势。至黄巢乱后，遂溃绝不可收拾了。然藩镇固能梗命，而把持中央政府，使之不能振作的，则禁军之患，尤甚于藩镇。

禁军是唐初从征的兵，无家可归的，给以渭北闲田，留为宿卫，号称元从禁军。此本国家施恩之意，并非仗以战斗。玄宗时，破吐蕃，于临洮之西置神策军。安史之乱，军使成如璆遣将卫伯玉率千人入援，屯于陕州。后如璆死，神策军之地，陷于吐蕃，乃即以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仍屯于陕，而中官鱼朝恩以观军容使监其军。伯玉死，军遂统于朝恩。代宗时，吐蕃陷长安，代宗奔陕，朝恩以神策军扈从还京。其后遂列为禁军，京西多为其防地。德宗自奉天归，怀疑朝臣，以中官统其军。其时边兵赏赐甚薄，而神策军颇为优厚，诸将遂多请遥隶神策军，军额扩充至十五万。中官之势，遂不可制。“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唐书·僖宗纪》赞语。参看《廿二史札记·唐代宦官之祸》条）顺宗、文宗、昭宗，皆以欲诛宦官，或遭废弑，或见幽囚。当时的宦官，已成非用兵力，不能铲除之势。然在宦官监制之下，朝廷又无从得有兵力（文宗时，郑注欲夺宦官之兵而败。昭宗欲自练兵以除宦官而败）。召外兵，则明知宦官除而政权将入除宦官者之手，所以其事始终无人敢为。然相持至于唐末，卒不得不出于此一途。于是宦官尽而唐亦为朱梁所篡了。宦官之祸，是历代多有的，拥兵为患的，却只有唐朝（后汉末，蹇硕欲图握兵，旋为何进所杀）。总之，政权根本之地，不可有拥兵自重的人，宦官亦不过其中之一罢了。

禁兵把持于内，藩镇偃蹇于外，唐朝的政局，终已不可收拾，遂分裂而为五代十国。唐时的节度使，虽不听政府的命令，而亦不能节制其军队。军队不满意于节度使，往往哗变而杀之，而别立一人。政府无如之何，只得加以任命。狡黠的人，遂运动军士，杀军帅而拥戴自己。即其父子兄弟相继的，亦非厚加赏赐，以饵其军士不可。凡此者，殆已成为通常之局。所谓“地擅于将，将擅于兵”。五代十国，唯南平始终称王，余皆称帝，然论其实，则仍不过一节度使而已。宋太祖黄袍加身，即系唐时拥立节度使的故事，其余证据，不必列举。事势至此，固非大加整顿不可。所以宋太祖务要削弱藩镇，而加强中央之兵。宋朝的兵制:兵之种类有四：曰禁军，是为中央军，均属三衙。曰厢军，是为地方兵，属于诸州。曰乡兵，系民兵，仅保卫本地方，不出戍。曰蕃兵，则系异族团结为兵，而用乡兵之法的。太祖用周世宗之策，将厢军之强者，悉升为禁军，其留为厢军者，不甚教阅，仅堪给役而已。乡兵、蕃兵，本非国家正式的军队，可以弗论。所以武力的重心，实在禁军。全国须戍守的地方，乃遣禁军更番前往，谓之“番戍”。昔人议论宋朝兵制的，大都加以诋毁。甚至以为唐朝的所以强，宋朝的所以弱，即由于藩镇的存废。这真是瞽目之谈。唐朝强盛时，何尝有什么藩镇？到玄宗设立藩镇时，业已因国威陵替，改取守势了。从前对外之策，重在防患未然。必须如汉之设度辽将军、西域都护，唐之设诸都护府，对于降伏的部落，（一）监视其行动，（二）通达其情意，（三）并处理各部族间相互的关系。总而言之，不使其（一）互相并吞，（二）坐致强大。是为防患未然。其设置，是全然在夷狄境内，而不在中国境内的，此之谓“守在四夷”。是为上策。经营自己的边境，已落第二义了。然果其士马精强，障塞完固，中央的军令森严，边将亦奉令维谨，尚不失为中策。若如唐朝的藩镇擅土，则必自下策而入于无策的。因为军队最怕的是骄，骄则必不听命令，不能对外，而要内讧；内讧，势必引外力以为助；这是千古一辙的。以唐朝幽州兵之强，而不能制一契丹，使其坐大；藩镇遍于内地，而黄巢横行南北，如入无人之境，卒召沙陀之兵，然后把他打平；五代时，又因中央和藩镇的内讧，而引起契丹的侵入；都是铁一般强、山一般大的证据。藩镇的为祸为福，可无待于言了。宋朝的兵，是全出于招募的，和府兵之制相反，论者亦恒右唐而左宋，这亦是耳食之谈。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其相当的价值。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消纳之，最好是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其性质，此辈在经济上，既是所谓“无赖”，又其性质，不能勤事生产，欲惩治之，感化之极难。只有营伍之中，规律最为森严，或可约束之，使之改变。此辈性行虽然不良，然苟能束之以纪律，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利用养兵之费，消纳其一部分，既可救济此辈生活上的无赖，而饷项亦不为虚糜。假若一个募兵，在伍的年限，是十年到二十年，则其人已经过长期的训练；裁遣之日，年力就衰，大多数的性质，必已改变，可以从事于生产，变做一个良民了。以经济原理论，本来宜于分业，平民出饷以养兵，而于战阵之事，全不过问，从经济的立场论，是有益无损的。若谓行募兵之制，则民不知兵，则举国皆兵，实至今日乃有此需要。在昔日，兵苟真能御敌，平民原不须全体当兵。所以说募兵之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自有其相当的价值。宋代立法之时，亦自有深意。不过所行不能副其所期，遂至利未形而害已见罢了。宋朝兵制之弊:在于（一）兵力的逐渐腐败。（二）番戍之制：（甲）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既不便于指挥统驭。（乙）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习地形；又和当地的人民，没有联络。（丙）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费，却等于三年一次出征。（三）而其尤大的，则在带兵的人，利于兵多，（子）既可缺额刻饷以自肥，（丑）又可役使之以图利。乞免者既不易得许；每逢水旱偏灾，又多以招兵为救荒之策；于是兵数递增。开国之时，不满二十万。太祖末年，已增至三十七万。太宗末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末年，增至九十一万。仁宗时，西夏兵起，增至百二十五万。后虽稍减，仍有百十六万。欧阳修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重，至于不可复加。”养兵之多如此，即使能战，亦伏危机，何况并不能战，对辽对夏，都是隐忍受侮；而西夏入寇时，仍驱乡兵以御敌呢？当时兵多之害，人人知之，然皆顾虑召变而不敢裁。直至王安石出，才大加淘汰。把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免为民。兵额减至过半。又革去番戍之制，择要地使之屯驻，而置将以统之（以第一、第二为名，全国共九十一将）。安石在军事上，虽然无甚成就，然其裁兵的勇气，是值得称道的。唯其所行民兵之制，则无甚成绩，而且有弊端。

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制连带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五百家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家有两丁的，以其一为保丁。其初日轮若干人儆盗。后乃教以武艺，籍为民兵。民兵成绩，新党亦颇自诩（如《宋史》载章惇之言，谓“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趋赴，马上艺事，往往胜诸军”之类）。然据《宋史》所载司马光、王岩叟的奏疏，则其（一）有名无实，（二）以及保正长巡检使等的诛求，真是暗无天日。我们不敢说新党的话全属子虚，然这怕是少数，其大多数，一定如旧党所说的。因为此等行政上的弊窦，随处可以发现。民兵之制，必要的条件有二：（一）为强敌压迫于外。如此，举国上下，才有忧勤惕厉的精神，民虽劳而不怨。（二）则行政上的监督，必须严密。官吏及保伍之长，才不敢倚势虐民。当时这两个条件，都是欠缺的，所以不免弊余于利。至于伍保之法，起源甚古。《周官·大司徒》说:“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这原和《孟子》“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意相同，乃使之互相救恤。商君令什伍相司（同伺）。连坐，才使之互相稽查。前者为社会上固有的组织，后者则政治上之所要求。此唯乱时可以行之。在平时，则犯大恶者（如谋反叛逆之类），非极其秘密；即徒党众多，声势浩大（如江湖豪侠之类）；或其人特别凶悍，为良民所畏（如土豪劣绅之类）；必非人民所能检举。若使之检举小恶，则徒破坏社会伦理，而为官吏开敲诈之门，其事必不能行。所以自王安石创此法后，历代都只于乱时用以清除奸宄，在平时总是有名无实，或并其名而无之的（伍保之法，历代法律上本来都有，并不待王安石的保甲，然亦都不能行）。

裁募兵，行民兵，是宋朝兵制的一变。自此募兵之数减少。元祐时，旧党执政，民兵之制又废。然募兵之额，亦迄未恢复。徽宗时，更利其缺额，封桩其饷，以充上供，于是募兵亦衰。至金人人犯，以陕西为著名多兵之地，种师道将以入援，仅得一万五千人而已。以兵多著名的北宋，而其结果至于如此，岂非奇谈？

南渡之初，军旅寡弱。当时诸将之兵，多是靠招降群盗或招募，以资补充的。其中较为强大的，当推所谓御前五军。杨沂中为中军，总宿卫。张俊为前军，韩世忠为后军，岳飞为左军，刘光世为右军，皆屯驻族外，是为四大将。光世死，其军叛降伪齐（一部分不叛的，归于张俊）。以四川吴玠之军补其缺。其时岳飞驻湖北，韩世忠驻淮东，张俊驻江东，皆立宣抚司。宗弼再入犯，秦桧决意言和，召三人入京，皆除枢密副使，罢三宣抚司，以副校统其兵，称为统制御前军马。驻扎之地仍旧，谓之某州驻扎御前诸军。四川之兵，亦以御前诸军为号。直达朝廷，帅臣不得节制。其饷，则特设总领以司之，不得自筹。其事略见《文献通考·兵考》。

刘松年画笔下的南宋中兴四将 ：岳飞（左二）、张俊（左四）、韩世忠（右四）、刘光世（右二）。

北族在历史上，是个侵略民族。这是地理条件所规定的。在地理上，（一）瘠土的民族，常向沃土的民族侵略。（二）但又必具有地形平坦，利于集合的条件。所以像天山南路，沙漠绵延，人所居住的，都是星罗棋布的泉地，像海中的岛屿一般；又或仰雪水灌溉，依天山之麓而建国；以至青海、西藏，山岭崎岖，交通太觉不便；则土虽瘠，亦不能成为侵略民族。历史上侵掠的事实，以蒙古高原为最多，而辽、吉二省间的女真，在近代，亦曾两度成为侵略民族。这是因为蒙古高原，地瘠而平，于侵掠的条件，最为完具。而辽吉二省，地形亦是比较平坦的；且与繁荣的地方相接近，亦有以引起其侵略之欲望。北族如匈奴、突厥等，虽然强悍，初未尝侵入中国。五胡虽占据中国的一部分，然久居塞内，等于中国的乱民，而其制度亦无足观。只有辽、金、元、清四朝，是以一个异民族的资格，侵入中国的；而其制度，亦和中国较有关系。今略述其事如下。

四朝之中，辽和中国的关系最浅。辽的建国，系合部族及州县而成。部族是他的本族，和所征服的北方的游牧民族。州县则取自中国之地。其兵力，亦是以部族为基本的。部族的离合，及其所居之地，都系由政府指定，不能自由。其人民全体皆隶兵籍。当兵的素质，极为佳良。《辽史》称其“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能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部族实为之爪牙”，可谓不诬了。但辽立国虽以部族为基本，而其组织军队，亦非全不用汉人。世徒见辽时的五京乡丁，只保卫本地方，不出戍，以为辽朝全不用汉人做正式军队，其实不然。辽制有所谓宫卫军者，每帝即位，辄置之。出则扈从，入则居守，葬则因以守陵。计其丁数，凡有四十万八千，出骑兵十万一千。所谓不待调发州县部族，而十万之兵已具。这是辽朝很有力的常备军。然其置之也，则必“分州县，析部族”。又太祖征讨四方，皇后述律氏居守，亦摘蕃汉精锐三十万为属珊军。可见辽的军队中，亦非无汉人了。此外辽又有所谓大首领部族军，乃亲王大臣的私甲，亦可率之以从征。国家有事，亦可向其量借。又北方部族，服属于辽的，谓之属国，亦得向其量借兵粮。契丹的疆域颇大，兵亦颇多而强，但其组织不坚凝。所以天祚失道，金兵一临，就土崩瓦解。这不是辽的兵力不足以御金，乃是并没有从事于抵御。其立国本无根底，所以土崩瓦解之后，亦就更无人从事于复国运动。耶律大石虽然有意于恢复，在旧地，亦竟不能自立了。

金朝的情形，与辽又异。辽虽风气敦朴，然畜牧极盛，其人民并不贫穷的。金则起于瘠土，人民非常困穷。然亦因此而养成其耐劳而好侵掠的性质。《金史》说他“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致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可见其侵掠的动机了。金源本系一小部族，其兵，全系集合女真诸部族而成。战时的统帅，即系平时的部长。在平时称为孛堇，战时则称为猛安、谋克。猛安译言千夫长，谋克译言百夫长，这未必真是千夫和百夫，不过依其众寡，略分等级罢了。金朝的兵，其初战斗力是极强的，但迁入中原之后，腐败亦很速。看《廿二史札记·金用兵先后强弱不同》一条，便可知道。金朝因其部落的寡少，自伐宋以后，即参用汉兵。其初契丹、渤海、汉人等，投降金朝的，亦都授以猛安谋克。女真的猛安谋克户，杂居汉地的，亦听其与契丹、汉人相婚姻，以相固结。熙宗以后，渐想把兵柄收归本族。于是罢汉人和渤海人猛安谋克的承袭。移剌窝斡乱后，又将契丹户分散，隶属于诸猛安谋克。自世宗时，将猛安谋克户移入中原，其人既已腐败到既不能耕，又不能战，而宣宗南迁，仍倚为心腹，外不能抗敌，而内敛怨于民。金朝的速亡，实在是其自私本族，有以自召之的。总而言之:文明程度落后的民族，与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遇，是无法免于被同化的。像金朝、清朝这种用尽心机，而仍不免于灭亡，还不如像北魏孝文帝一般，自动同化于中国的好。

元朝的兵制，也是以压制为政策的。他的兵，出于本部族的，谓之蒙古军。出于诸部族的，谓之探马赤军。既入中原后，取汉人为军，谓之汉军。其取兵之法，有以户论的，亦有以丁论的。兵事已定之后，曾经当过兵的人，即定入兵籍，子孙世代为兵。其贫穷的，将几户合并应役。甚贫或无后的人，则落其兵籍，别以民补。此外无他变动。其灭宋所得的兵，谓之新附军。带兵的人，“视兵数之多寡，为爵秩之崇卑”，名为万户、千户、百户。皆分上、中、下。初制，万户千户死阵者，子孙袭职，死于病者降一等。后来不论大小及身故的原因，一概袭职。所以元朝的军官，可视为一个特殊阶级。世祖和二三大臣定计:使宗王分镇边徼及襟喉之地。河、洛、山东，是他们所视为腹心之地，用蒙古军、探马赤军戍守。江南则用汉军及新附军，但其列城，亦有用万户、千户、百户戍守的。元朝的兵籍，汉人是不许阅看的。所以占据中国近百年，无人知其兵数。观其屯戍之制，是很有深心的。但到后来，其人亦都入洪炉而俱化。末叶兵起时，宗王和世袭的军官，并不能护卫他。

元朝以异族入据中国，此等猜防之法，固然无怪其然。明朝以本族人做本族的皇帝，却亦暗袭其法，那就很为无谓了。明制：以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一十二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什伍之长，历代都即在其什伍之人数内，明朝则在其外。每一百户所，有总旗二人，小旗十人，所以共为一百一十二人）。卫设都指挥使，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兵的来路有三种:第（一）种从征，是开国时固有的兵。第（二）种归附，是敌国兵投降的。第（三）种谪发，则是刑法上罚令当兵的，俗话谓之“充军”。从征和归附，固然是世代为兵，谪发亦然。身死之后，要调其继承人，继承人绝掉，还要调其亲族去补充的，谓之“句丁”。这明是以元朝的兵籍法为本，而加以补充的。五军都督府，多用明初勋臣的子孙，也是模仿元朝军官世袭之制。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有私心，要把一群人团结为一党，互相护卫，以把持天下的权利，其结果，总是要自受其害的。军官世袭之制，后来腐败到无可挽救，即其一端。金朝和元朝，都是异族，他们社会进化的程度本浅，离封建之世未远，猛安谋克和万户千户百户，要行世袭之制，还无怪其然。明朝则明是本族人，却亦重视开国功臣的子孙，把他看作特别阶级，其私心就不可恕了。抱封建思想的人，总以为某一阶级的人，特权和权利，全靠我做皇帝才能维持，他一定会拥护我，所以把这一阶级人，看得特别亲密。殊不知这种特权阶级，到后来荒淫无度，知识志气，都没有了，何谓权利？怕他都不大明白。明白了，明白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了，明白自己的权利，如何才得维持了，因其懦弱无用，眼看着他人抢夺他的权利，他亦无如之何。所谓贵戚世臣，理应与国同休戚的，却从来没有这回事，即由于此。武力是不能持久的。持久了，非腐败不可。这其原因，由于战争是社会的变态而非其常态。变态是有其原因的，原因消失了，变态亦即随之而消失。所以从历史上看来，从没有一枝真正强盛到几十年的军队。（因不遇强敌，甚或不遇战事，未至溃败决裂，是有的。然这只算是侥幸。极强大的军队，转瞬化为无用，这种事实，是举不胜举的。以宋武帝的兵力，而到文帝时即一蹶不振，即其一例。又如明末李成梁的兵力，亦是不堪一击的，侥幸他未与满洲兵相遇罢了。然而东事的败坏，其机实隐伏于成梁之时，这又是其一例。军队的腐败，其表现于外的，在精神方面，为士气的衰颓；在物质方面，则为积弊的深痼；虽有良将，亦无从整顿，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世人不知其原理，往往想就军队本身，设法整顿，其实这是无法可设的。因为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不能不受广大社会的影响。在社会学上，较低的原理，是要受较高的原理的统驭的。）“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这种思想，亦是以常识论则是，而经不起科学评判的。因为到有事时，预备着的军队，往往无用，而仍要临时更造。府兵和卫所，是很相类的制度。府兵到后来，全不能维持其兵额。明朝对于卫所的兵额，是努力维持的，所以其缺额不至如唐朝之甚。然以多数的兵力，对北边，始终只能维持守势（现在北边的长城，十分之九，都是明朝所造）；末年满洲兵进来，竟尔一败涂地；则其兵力亦有等于无。此皆特殊的武力不能持久之证。

清朝太祖崛起，以八旗编制其民。太宗之世，蒙古和汉人归降的，亦都用同一的组织。这亦和金朝人以猛安谋克授渤海、汉人一样。中国平定之后，以八旗兵驻防各处，亦和金朝移猛安谋克户于中原，及元朝镇戍之制，用意相同。唯金代的猛安谋克户，系散居于民间；元朝万户分驻各处，和汉人往来，亦无禁限。清朝驻防的旗兵，则系和汉人分城而居的，所以其冲突不如金、元之烈。但其人因此与汉人隔绝，和中国的社会，全无关系，到末造，要筹划旗民生计，就全无办法了。清代的汉兵，谓之绿旗，亦称绿营。中叶以前的用兵，是外征以八旗为主，内乱以绿营为主的。八旗兵在关外时，战斗之力颇强。中国军队强悍的，亦多只能取守势，野战总是失利时居多（洪承畴松山之战，是其一例）。然入关后腐败亦颇速。三藩乱时，八旗兵已不足用了。自此至太平天国兴起时，内地粗觉平安，对外亦无甚激烈的战斗。武功虽盛，实多侥天之幸。所以太平军一起，就势如破竹了。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种潮流潜伏着。推波助澜，今犹未已，非通观前后，是不能觉悟出这种趋势来的。这两种潮流:其（一）是南方势力的兴起。南部数省，向来和大局无甚关系。自明桂王根据云、贵与清朝相抗；吴三桂举兵，虽然终于失败，亦能震荡中原；而西南一隅，始隐然为重于天下。其后太平军兴，征伐几遍全国。虽又以失败终，然自清末革命，至国民政府北伐之成功，始终以西南为根据。现在的抗战，还是以此为民族复兴的策源地的。其（二）是全国皆兵制的恢复。自秦朝统一以后，兵民渐渐分离，至后汉之初，而民兵之制遂废，至今已近二千年了。康有为说：中国当承平时代，是没有兵的。虽亦有称为兵的一种人，其实性质全与普通人民无异（见《欧洲十一国游记》）。此之谓有兵之名，无兵之实。旷观历代，都是当需要用兵时，则产生出一支真正的军队来；事过境迁，用兵的需要不存，此种军队，亦即凋谢，而只剩些有名无实的军队，充作仪仗之用了。此其原理，即由于上文所说的战争是社会的变态，原不足怪。但在今日，帝国主义跋扈之秋，非恢复全国皆兵之制，是断不足以自卫的。更无论扶助其他弱小民族了。这一个转变，自然是极艰难。但环境既已如此，绝不容许我们的不变。当中国和欧美人初接触时，全未知道需要改变。所想出来的法子，如引诱他们上岸，而不和他在海面作战；如以灵活的小船，制他笨重的大船等；全是些闭着眼睛的妄论。到咸、同间，外患更深了。所谓中兴将帅，（一）因经验较多，（二）与欧美人颇有相当的接触。才知道现在的局面，非复历史上所有。欲图适应，非有相当的改革不可。于是有造成一支军队，以适应时势的思想。设船政局、制造局，以改良器械；陆军则改练洋操；亦曾成立过海军；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即至清末，要想推行征兵制。其实所取的办法，离民兵之制尚远，还不过是这种思想。民国二十余年，兵制全未革新，且复演了历史上武人割据之局。然时代的潮流，奔腾澎湃，终不容我不卷入旋涡。抗战以来，我们就一步步的，走人举国皆兵之路了。这两种文化，现在还在演变的中途，我们很不容易看出其伟大。然在将来，作历史的人，一定要认为划时代的大转变，是毫无可疑的。这两种文化，实在还只是一种。因为这种转变，不过强迫着我们，发生一种新组织，以与时代相适应，而时代之所以有此要求，则缘世界交通而起。在中国，受世界交通影响最早的是南部。和旧文化关系最浅的，亦是南部，受旧文化的影响较浅，正是迎受新文化的一个预备条件。所以近代改革的原动力，全出于南方；南方始终代表着一个开明的势力（太平天国，虽然不成气候，湘淮军诸首领，虽然颇有学问，然以新旧论，则太平天国，仍是代表新的，湘淮军人物，仍是代表旧的。不过新的还未成熟，旧的也还余力未尽罢了）。千回百折，似弱而卒底于有成。

几千年以来，内部比较平安，外部亦无真正的大敌。因此，养成中国（一）长期间无兵，只有需要时，才产生真正的军队；（二）而这军队，在全国人中，只占一极小部分的文化。在今日，又渐渐地改变，而走上全国皆兵的路了。而亘古未曾开发的资源，今日亦正在开发。以此广大的资源，供此众多民族之用，今后世界的战争，不更将增加其残酷的程度么？不，战争只是社会的变态。现在世界上战争的残酷，都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这亦是社会的一个变态，不过较诸既往，情形特别严重罢了。变态是绝不能持久的。资本的帝国主义，已在开始崩溃了。我们虽有横绝一世的武力，大势所趋，决然要用之于打倒帝国主义之途，断不会加入帝国主义之内，而成为破坏世界和平的一分子。

《钦定平定台湾凯旋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派施琅率两百余艘战船大败郑军，台湾遂告统一。

第十章 刑法

谈中国法律的，每喜考究成文法起于何时。其实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法律的来源有二:一为社会的风俗。一为国家对于人民的要求。前者即今所谓习惯，是不会著之于文字的。然其对于人民的关系，则远较后者为切。

中国刑法之名，有可考者始于夏。《左氏》昭公六年，载叔向写给郑子产的信，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内容，我们无从知其如何，然叔向这一封信，是因子产作刑书而起的。其性质，当和郑国的刑书相类。子产所做的刑书，我们亦无从知其如何，然昭公二十九年，《左氏》又载晋国赵鞅铸刑鼎的事。杜《注》说:子产的刑书，也是铸在鼎上的。虽无确据，然士文伯讥其“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其必著之金属物，殆无可疑。所能著者几何？而《书经·吕刑》说：“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请问如何写得下？然则《吕刑》所说，其必为习惯而非国家所定的法律，很明白可见了。个人在社会之中，必有其所当守的规则。此等规则，自人人如此言之，则曰俗。自一个人必须如此言之，则曰礼（故曰礼者，履也）。违礼，就是违反习惯，社会自将加以制裁，故曰：“出于礼者入于刑。”或疑三千条规则，过于麻烦，人如何能遵守？殊不知古人所说的礼，是极其琐碎的。一言一动之微，莫不有其当守的规则。这在我们今日，亦何尝不如此？我们试默数言语动作之间，所当遵守的规则，何减三千条？不过童而习之，不觉得其麻烦罢了。《礼记·礼器》说“曲礼三千”，《中庸》说“威仪三千”，而《吕刑》说“五刑之属三千”，其所谓刑，系施诸违礼者可知。古以三为多数。言千乃举成数之辞。以十言之而觉其少则曰百，以百言之而犹觉其少则曰千，墨劓之属各千，犹言其各居总数三之一。剕罚之属五百，则言其居总数六分之一。还有六分之一，宫罚又当占其五分之三，大辟占其五分之二，则云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这都是约略估计之辞。若真指法律条文，安得如此整齐呢？然则古代人民的生活，其全部，殆为习惯所支配，无疑义了。

社会的习惯，是人人所知，所以无待于教。若有国有家的人所要求于人民的，则人民初无从知，自非明白晓谕不可。《周官》：布宪“掌宪邦之刑禁（‘宪谓表而县之’，见《周官·小宰》《注》）。正月之吉，执邦之旌节，以宣布于四方。”而州长、党正、族师、闾胥，咸有属民读法之举。天、地、夏、秋四官，又有县法象魏之文。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师等，又有徇以木铎之说。这都是古代的成文法，用言语、文字或图画公布的。在当时，较文明之国，必无不如此。何从凿求其始于何时呢？无从自知之事，未尝有以教之，自不能以其违犯为罪。所以说“不教而诛谓之虐”（《论语·尧曰》）。而三宥、三赦之法，或曰不识，或曰遗忘，或曰老旄，或曰蠢愚（《周官·司刺》），亦都是体谅其不知的。后世的法律，和人民的生活，相去愈远；其为人民所不能了解，十百倍于古昔；初未尝有教之之举，而亦不以其不知为恕。其残酷，实远过于古代。即后世社会的习惯，责人以遵守的，亦远不如古代的合理。后人不自哀其所遭遇之不幸，而反以古代的法律为残酷，而自诩其文明，真所谓“溺人必笑”了。

刑字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一切极轻微的制裁、惩戒、指摘、非笑而言。“出于礼者入于刑”，义即始此。曲礼三千，是非常琐碎的，何能一有违犯，即施以惩治呢？至于狭义之刑，则必以金属兵器，加伤害于人身，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方足当之。汉人说:“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义即如此。此为刑字的初义，乃起于战阵，施诸敌人及间谍内奸的，并不施诸本族。所以司用刑之官曰士师（士是战士，士师谓战士之长），曰司寇。《周官》：司徒的属官，都可以听狱讼，然所施之惩戒，至于圜土，嘉石而止（见下），其附于刑者必归于士，这正和今日的司法机关和军法审判一般。因为施刑的器具（兵器），别的机关里，是没有的。刑之施及本族，当系俘异族之人，以为奴隶，其后本族犯罪的人，亦以为奴隶，而侪诸异族，乃即将异族的装饰，施诸其人之身。所以越族断发文身，而髡和黥，在我族都成为刑罪。后来有暴虐的人，把他推而广之，而伤残身体的刑罚，就日出不穷了。五刑之名，见于《书经·吕刑》。《吕刑》说：“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劓、刵、椓、黥”，欧阳、大小夏侯作“膑、宫、劓、割头、庶勍”（《虞书》标题下《疏》引）。膑即剕。割头即大辟。庶勍的庶字不可解，勍字即黥字，是无疑义的。然则今本的劓、刵、椓、黥是误字。《吕刑》的五刑，实苗民所创（苗民的民字乃贬词，实指有苗之君，见《礼记·缁衣疏》引《吕刑》郑《注》）。《国语·鲁语》：臧文仲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窄。薄刑用鞭扑。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肆之市、朝。”（是为“五服三次”。《尧典》说：“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亦即此）大刑用甲兵，是指战阵。其次用斧钺，是指大辟。中刑用刀锯指劓、腓、宫。其次用钻窄指墨。薄刑用鞭扑，虽非金属兵器，然古人亦以林木为兵（《吕览·荡兵》：“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左氏》僖公二十七年，楚子玉治兵，鞭七人，可见鞭亦军刑。《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宫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象以典刑，即《周官》的县法象魏。流宥五刑，当即《吕刑》所言之五刑。金作赎刑，亦即《吕刑》所言之法。所以必用金，是因古者以铜为兵器。可见所谓“亏体”之刑，全是原于兵争的。至于施诸本族的，则古语说“教笞不可废于家”，大约并鞭扑亦不能用。最严重的，不过逐出本族之外，是即所谓流刑。《王制》的移郊、移逐、屏诸远方，即系其事。《周官》司寇有圜土、嘉石，皆役诸司空。圜土、嘉石，都是监禁；役诸司空，是罚做苦工，怕已是施诸奴隶的，未必施诸本族了。于此见残酷的刑罚，全是因战争而起的。五刑之中，妇人的宫刑，是闭于宫中（见《周官·司刑》郑《注》），其实并不亏体。其余是无不亏体的。《周官·司刑》载五刑之名，唯膑作刖，余皆与《吕刑》同。《尔雅·释言》及《说文》，均以䠊、刖为一事。唯郑玄《驳五经异义》说:“皋陶改膑为剕，周改剕为刖。”段玉裁《说文》髌字《注》说:膑是髌的俗字，乃去却头骨，刖则汉人之斩止，其说殊不足据（髌乃生理名词，非刑名）。当从陈乔枞说，以䠊为斩左趾，跀为并斩右趾为是（见《今文尚书·经说考》）。然则五刑自苗民创制以来，至作《周官》之时，迄未尝改。然古代亏体之刑，实并不止此。见于书传的，如斩（古称斩谓腰斩。后来战阵中之斩级，事与刑场上的割头异，无以名之，借用腰斩的斩字。再后来，斩字转指割头而言，腰斩必须要加一个腰字了）、磔（裂其肢体而杀之。《史记·李斯列传》作矺，即《周官·司戮》之辜）、膊（谓去衣磔之，亦见《周官·司戮）、车裂（亦曰）、缢（《左氏》哀公二年，“绞缢以戮”。绞乃用以缢杀人之绳，后遂以绞为缢杀）、焚（亦见司戮）、烹（见《公羊》庄公四年）。脯醢等都是。脯醢当系食人之族之俗，后变为刑法的。刵即馘（割耳），亦源于战阵。《孟子》说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梁惠王下篇》）。《左氏》昭公二十二年引《康诰》，亦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书经·甘誓》《汤誓》，都有孥戮之文。可见没入家属为奴婢，其初亦是军法。这还不过没为奴隶而已，若所谓族诛之刑，则亲属都遭杀戮。这亦系以战阵之法，推之刑罚的。因为古代两族相争，本有杀戮俘虏之事。强宗巨家，一人被杀，其族人往往仍想报复，为预防后患起见，就不得不加以杀戮了。《史记·秦本纪》：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父母、兄弟、妻子）。此法后相沿甚久。魏晋南北朝之世，政敌被杀的，往往牵及家属。甚至嫁出之女，亦不能免。可见战争的残酷了。

《唐律疏议》，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

古代的用法，其观念，有与后世大异的。那便是古代的“明刑”乃所以“弼教”（“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见《书经·尧典》），而后世则但求维持形式上的秩序。人和人的相处，所以能（一）平安无事，（二）而且还可以有进步，所靠的全是善意。苟使人对人，人对社会，所怀挟的全是善意，一定能彼此相安，还可以互相辅助，日进无疆，所做的事情，有无错误，倒是无关紧要的。若其彼此之间，都怀挟敌意，仅以慑于对方的实力、社会的制裁，有所惮而不敢为；而且进而作利人之事，以图互相交换；则无论其所行的事，如何有利于人，有利于社会，根本上总只是商业道德。商业道德，是决无以善其后的。人，本来是不分人我，不分群己的。然到后来，社会的组织复杂了，矛盾渐渐深刻，人我群己的利害，渐渐发生冲突，人，就有破坏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以自利的。欲救此弊，非把社会阶级，彻底铲除不可。古人不知此义，总想把教化来挽回他。教化之力不足，则辅之以刑罚。所以其用法，完全注重于人的动机。所以说《春秋》断狱重志（《春秋繁露·精华篇》）。所以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大学》）此等希望，自然要终成泡影的。法律乃让步到不问人的动机，但要求其不破坏我所要维持的秩序为止。其用心如何，都置诸不问。法律至此，就失其弼教的初意，而只成为维持某种秩序的工具了。于是发生“说官话”的现象。明知其居心不可问，如其行为无可指摘，即亦无如之何。法律至此，乃自成为反社会之物。

有一事，是后世较古代为进步的。古代氏族的界限，还未化除。国家的权力，不能侵入氏族团体之内，有时并不能制止其行动。（一）氏族员遂全处于其族长权力之下。此等风气在家族时代，还有存留。（二）而氏族与氏族间的争斗，亦往往靠实力解决。《左氏》成公三年，知罃被楚国释放的时候，说:“首（罃父）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昭公二十一年，宋国的华费遂说：“吾有谗子而弗能杀。”可见在古代，父可专杀其子。《白虎通义·诛伐篇》却说“父杀其子当诛”了。《礼记》的《曲礼》《檀弓》，均明著君父、兄弟、师长，交游报仇之礼。《周官》的调人，是专因报仇问题而设立的。亦不过令有仇者避之他处，审查报仇的合于义与否，禁止报仇不得超过相当限度而已，并不能根绝其事。报仇的风气，在后世虽相沿甚久，习俗上还视为义举，然在法律上，总是逐步遭遇到禁止的。这都是后世法律，较之古代进步之处。但家长或族长，到现在，还略有处置其家人或族众的权力，国家不能加以干涉，使人人都受到保护；而国家禁止私人复仇，而自己又不能真正替人民申雪冤屈；也还是未尽善之处。

法律是不能一天不用的。苟非文化大变，引用别一法系的法律，亦绝不会有什么根本的改革。所以总是相承而渐变。中国最早的法典，是李悝的《法经》。据《晋书·刑法志》所载陈群《魏律序》，是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所为。魏文侯在位，据《史记·六国表》，是自周威烈王二年至安王十五年，即民国纪元前二千三百三十六年至二千二百九十八年。可谓很古老的了。撰次，便是选择排比。这一部书，在当时，大约所参考者颇博，且曾经过一番斟酌去取，依条理系统编排的，算做一部佳作。所以商君“取之以相秦”，没有重纂。这时候的趋势，是习惯之力（即社会制裁），渐渐地不足以维持社会，而要乞灵于法律。而法律还是谨守着古老的规模，所规定之事极少，渐觉其不够用，法经共分六篇:《魏律序》举其篇目，是（一）盗，（二）贼，（三）网，（四）捕，（五）杂，（六）又以一篇着其加减。盗是侵犯人的财产。贼是伤害人的身体。盗贼须网、捕，所以有网、捕两篇。其余的则并为杂律。古人著书，常将重要的事项，独立为篇，其余则并为一篇，总称为杂。一部自古相传的医书，号为出于张仲景的，分为伤寒、杂病两大部分（杂病或作卒病，乃误字），即其一证。网、捕、盗、贼，分为四篇，其余事项，共为一篇，可见《法经》视盗、贼独重，视其余诸事项都轻，断不足以应付进步的社会。汉高祖入关，却更做了一件违反进化趋势的事。他说:“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因为约法三章四字，给人家用惯了，很有些人误会:这是汉高祖与人民立约三条。其实据陈群《魏律序》，李悝《法经》的体例，是“集类为篇，结事为章”的。每一篇之中，包含着许多章。“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当以约字断句，法字再一读。就是说六篇之法，只取三章，其余五篇多，都把他废掉了。秦时的民不聊生，实由于政治太不安静。专就法律立论，则由于当时的狱吏，自成一种风气，用法务取严酷。和法律条文的多少，实在没有关系。但此理是无从和群众说起的。约法三章，余悉除去，在群众听起来，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了。这事不过是一时收买人心之术，无足深论。其事自亦不能持久。所以《汉书·刑法志》说：天下既定，“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萧何就把六篇之法恢复，且增益三篇；叔孙通又益以律所不及的旁章十八篇，共有二十七篇了。当时的趋势，是（一）法律内容要扩充，（二）既扩充了，自应依条理系统，加以编纂，使其不至杂乱。第一步，汉初已这么做了。武帝时，政治上事务繁多，自然需要更多的法律。于是张汤、赵禹，又加增益，律共增至六十篇。又当时的命令，用甲、乙、丙、丁编次，通称谓之“令甲”，共有三百余篇。再加以断事的成案，即当时所谓比，共有九百零六卷。分量已经太多了，而编纂又极错乱。“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引用既难，学者乃为之章句（章句二字，初指一种符号，后遂用以称注释，详见予所撰《章句论》，商务印书馆本）。共有十余家。于是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任何人不能遍览，奸吏因得上下其手，“所欲活者傅生议，所欲陷者予死比”。所以条理系统地编纂一部法典，实在是当时最紧要的事。汉宣帝时，郑昌即创其议。然终汉世，未能有成。魏篡汉后，才命陈群等从事于此。制成新律十八篇。未及颁行而亡。晋代魏后，又命贾充等覆加订定。共为二十篇。于泰始四年，大赦天下颁行之，是为《晋律》。泰始四年，为民国纪元前一千六百四十四年。

《晋律》大概是将汉朝的律、令、比等，删除复重，加以去取，依条理系统编纂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整理之业。但还有一件事可注意的，则儒家的宗旨，在此时，必有许多掺入法律之申，而成为条文。汉人每有援经义以折狱的。现代的人，都以为奇谈。其实这不过是广泛的应用习惯。广义的习惯法，原可包括学说的。当时儒学盛行，儒家的学说，自然要被应用到法律上去了。《汉书》《注》引应劭说: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汉文帝除肉刑诏，所引用的，就是《书》说（见下）。汉武帝亦使吕步舒（董仲舒弟子）治淮南狱。可见汉时的律、令、比中，掺入儒家学说处绝不少。此等儒家学说，一定较法家为宽仁的。因为法家偏重伸张国家的权力，儒家则注重保存社会良好的习惯。章炳麟《太炎文录》里，有《五朝法律索隐》一篇，说《晋律》是极为文明的，被北魏以后，参用鲜卑法，反而改得野蛮了。如《晋律》，父母杀子同凡论，而北魏以后，都得减轻。又如走马城市杀人者，不得以过失论；（依此，则现在马车、摩托车，在市上杀人的，都当以故杀论。因为城市中行人众多，是行车者所预知的，而不特别小心，岂得谓之过失？难者将说：“如此，在城市中将不能行车了。文明愈进步，事机愈紧急，时间愈宝贵，处处顾及步行的人，将何以趋事赴功呢?”殊不知事机紧急，只是一个借口。果有间不容发的事，如军事上的运输，外交上的使命，以及弭乱、救火、急救疾病等事，自可别立为法，然在今日，撞伤路人之事，由于此等原因者，共有几分之几呢？曾记在民国十至十二年之间，上海某外人，曾因嫌人力车夫走得慢，下车后不给车资，直向前行。车夫向其追讨，又被打伤。经领事判以监禁之罪。后其人延律师辩护，乃改为罚款了事。问其起衅之由，则不过急欲赴某处宴会而已。从来鲜车怒马疾驰的人，真有紧急事情的，不知有百分之一否？真正紧要的事情，怕还是徒行或负重的人做的。）部民杀长吏者同凡论；常人有罪不得赎等；都远胜于别一朝的法律。父杀其子当诛，明见于《白虎通义》，我们可以推想:父母杀子同凡论，渊源或出于儒家。又如法家，是最主张摧抑豪强的。城市走马杀人同凡论，或者是法家所制定。然则法律的改良，所得于各家的学说者当不少。学者虽然亦不免有阶级意识，究竟是为民请命之意居多。从前学者，所做的事情，所发的言论，我们看了，或不满意，此乃时代为之。近代的人，有时严责从前的学者，而反忽忘了当时的流俗，这就未免太不知社会的情形了。

《晋律》订定以后，历代都大体相沿。宋、齐是未曾定律的。梁、陈虽各定律，大体仍沿《晋律》。即魏、周、齐亦然，不过略参以鲜卑法而已。《唐律》是现尚存在的，体例亦沿袭旧观。辽太祖时，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太宗时，治渤海人亦依汉法。道宗时，以国法不可异施，将不合于律令者别存之。此所谓律令，还是唐朝之旧。金当熙宗时，始合女真旧制及隋、唐、辽、宋之法，定《皇统制》。然仍并用古律。章宗泰和时定律，《金史》说他实在就是《唐律》。元初即用金律。世祖平宋以后，才有所谓《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亦不过将新生的法令事例，加以编辑。明太祖定《大明律》，又是一准《唐律》的。《清律》又以《明律》为本。所以从《晋律》颁行以后，直至清末采用西法以前，中国的法律，实际无大改变。

法律的性质，既如此陈旧，何以仍能适用呢？（一）由向来的法律，只规定较经久之事。如晋初定律，就说关于军事、田农、酤酒等，有权设其法，未合人心的，太平均当删除，所以不入于律，别以为令。又如北齐定律，亦有《新令》四十卷，和《权令》二卷，与之并行。此等区别，历代都有。总之非极永久的部分，不以入律，律自然可少变动了。（二）则律只揭举大纲。（甲）较具体及（乙）变通的办法，都在令及比之中。《唐书·刑法志》说：“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宋神宗说：“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见《宋史·刑法志》）。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令、格、式三者，实不可谓之刑书。不过现代新生的事情，以及办事所当依据的手续，都在其中，所以不得不与律并举。律所载的事情，大约是很陈旧而不适宜于具体应用的，但为最高原理所自出，又不便加以废弃。所以宋神宗改律、令、格、式之名为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这即是实际的应用，全然以敕代律了。到近代，则又以例辅律。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刑官上言:“中外巧法吏，或借例便私，律寖格不用。”于是下尚书，会九卿议，增历年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自是以后，律例并行。清朝亦屡删定刑例。至乾隆以后，遂载入律内，名为《大清律例》。案例乃据成案编纂而成，成案即前世所谓比。律文仅举大纲，实际应用时，非有业经办理的事情，以资比附不可，此比之所以不能不用。然成案太多，随意援引，善意者亦嫌出入太大，恶意者则更不堪设想，所以又非加以限制不可。由官加以审定，把（一）重复者删除；（二）可用者留；（三）无用者废；（四）旧例之不适于用者，亦于同时加以废止；此为官修则例之所由来，不徒（一）杜绝弊端，（二）使办事者得所依据，（三）而（甲）社会上新生的事态，日出不穷；（乙）旧有之事，定律时不能无所遗漏；（丙）又或法律观念改易，社会情势变迁，旧办法不适于今；皆不可不加补正。有新修刑例以济之，此等问题，就都不足为患了。清制:刑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事属刑部，临时设馆）。使新成分时时注入于法律之中；陈旧而不适用者，随时删除，不致壅积。借实际的经验，以改良法律，实在是很可取法的。

《百孝图》中的缇萦上书赎父场景

刑法，自汉至隋，起了一个大变化。刑字既引申为广义，其初义，即专指伤害人之身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的，乃改称为“肉刑”。晚周以来，有一种象刑之论，说古代对于该受五刑的人，不须真加之以刑，只要异其冠服以为戮。此乃根据于《尧典》之“象以典刑”的，为儒家的书说。案象以典刑，恐非如此讲法（见前）。但儒家所说的象刑，在古代是确有其事的。《周官》有明刑（见司救）、明梏（见掌囚）。乃是将其人的姓名罪状，明著之以示人。《论衡·四讳篇》说:当时“完城旦以下，冠带与俗人殊”，可见历代相沿；自有此事，不过在古代，风气诚朴，或以此示戒而已足，在后世则不能专恃此罢了。儒家乃根据此种习俗，附会《书经》象以典刑之文，反对肉刑的残酷。汉孝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防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书奏，天下怜悲其意。遂下令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于是有司议: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案诏书言今法有肉刑三，《注》引孟康曰：“黥、劓二，斩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景帝元年诏，说孝文皇帝除宫刑。诏书下文刻肌肤指黥，断肢体指劓及斩趾，终身不息当指宫，则是时实并宫刑废之。唯系径废而未尝有以为代，故有司之议不之及。而史亦未尝明言。此自古人文字疏略，不足为怪。至景帝中元年，《纪》载“死罪欲腐者许之”，则系以之代死罪，其意仍主于宽恤。然宫刑自此复行。直至隋初方除。象刑之论，《荀子》极驳之。《汉书·刑法志》备载其说，自有相当的理由。然刑狱之繁，实有别种原因，并非专用酷刑可止。《庄子·则阳篇》说:柏矩至齐，“见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号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独先离之。莫为盗，莫为杀人。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这一段文字，见得所谓犯罪者，全系个人受社会的压迫，而无以自全；受社会的教育，以至不知善恶（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其所能负的责任极极。更以严刑峻法压迫之，实属不合于理。即不论此，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于事亦属无益。所以“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这固然不是彻底的办法。然就事论事，操司法之权的，存心究当如此。司法上的判决，总不能无错误的。别种损失，总还可设法回复，唯有肉刑，是绝对无法的，所以古人视之甚重。这究不失为仁人君子的用心。后来反对废除肉刑的人，虽亦有其理由，然肉刑究竟是残酷的事，无人敢坚决主张，始终没有能够恢复。这其中，不知保全了多少人。孝文帝和缇萦，真是历史上可纪念的人物了。

反对废除肉刑的理由安在呢？《文献通考》说:“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罪。而深文酷吏，务从重比，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议，于是伤人者或折肢体，而才剪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扑、流、宅，虽圣人复起，不可偏废也。”案自肉刑废除之后，至于隋代制定五刑之前，刑法上的问题，在于刑罚的等级太少，用之不得其平。所以司法界中有经验的人士，间有主张恢复肉刑的。而读书偏重理论的人，则常加反对。恢复肉刑，到底是件残酷的事，无人敢坚决主张，所以肉刑终未能复。到隋朝制定五刑以后，刑罚的等级多了，自无恢复肉刑的必要，从此以后，也就无人提及了。自汉文帝废除肉刑至此，共历七百五十余年。一种制度的进化，可谓不易了。

隋唐的五刑，是各有等级的。其中死刑分斩、绞二种。而除前代的枭首、裂等。元以异族人主中原，立法粗疏，且偏于暴虐。死刑有斩无绞。又有凌迟处死，以处恶逆。明、清二代均沿之。明代将刑法军政，并为一谈。五刑之外，又有所谓充军。分附近、沿海、边远、烟瘴、极边五等（清分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五等）。有终身、永远两种。永远者身死之后，又句摄其子孙，子孙绝者及其亲属（已见上章）。明制：“二死三流，同为一减。”太祖为求人民通晓法律起见，采辑官民过犯条文，颁行天下，谓之《大诰》。囚有《大诰》的，罪得减等。后来不问有无，一概作为有而减等。于是死刑减至流刑的，无不以《大诰》再减，流刑遂等于不用。而充军的却很多。清朝并不藉谪发维持军籍，然仍沿其制，为近代立法史上的一个污点。

刑法的改良，起于清末的改订旧律。其时改笞杖为罚金，以工作代徒流。后来定《新刑律》，才分主刑为死刑（用绞，于狱中行之）、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五种。从刑为没收、褫夺公权两种。

审判机关，自古即与行政不分。此即《周官·地官》所谓“地治者”。但属于秋官的官，如乡士（掌国中）、遂士（掌四郊）、县士（掌野）、方士（掌都家）等，亦皆以掌狱讼为职。地官、秋官，本当有行政官与军法审判之别，读前文可明，但到后来，这二者的区别，就渐渐地泯灭了。欧洲以司法独立为恤刑之法，中国则以（一）缩小下级官吏定罪的权限，（二）和增加审级，为恤刑之法。汉代太守便得专杀，然至近代，则府、厅、州、县，只能决徒以下的罪，流刑必须由按察司亲审，死刑要待御笔句决了。行政、司法机关既不分，则行政官吏等级的增加，即为司法上审级的增加。而历代于固有的地方官吏以外，又多临时派官清理刑狱。越诉虽有制限，上诉是习惯上得直达皇帝为止的，即所谓叩阍。宋代初命转运使派官提点刑狱，后独立为一司，明朝继之，设按察司，与布政使并立，而监司之官，始有专司刑狱的。然及清代，其上级的督抚，亦都可受理上诉。自此以上，方为京控（刑部、都察院、提督，均可受理）。临时派官复审，明代尤多。其后朝审、秋审，遂沿为定制。清代秋审是由督抚会同两司举行的，决定后由刑部汇奏，再命三法司见下。复审，然后御笔句决，死刑乃得执行。在内的则由六部、大理寺、通政司、都察院会审，谓之朝审。此等办法，固得慎重刑狱之意。然审级太多，则事不易决。又路途遥远，加以旷日持久，人证物证，不易调齐，或且至于湮灭，审判仍未必公平，而人民反因狱事拖延受累。所以此等恤刑之法，亦是有利有弊的。

司法虽不独立，然除特设的司法官吏而外，干涉审判之官，亦应以治民之官为限。如此，（一）系统方不紊乱；（二）亦且各种官吏，对于审判，未必内行，令其干涉，不免无益有损。然历代既非司法之官，又非治民之官，而参与审判之事者，亦在所难免。如御史，本系监察之官，不当干涉审判。所以弹劾之事，虽有涉及刑狱的，仍略去告诉人的姓名，谓之风闻。唐代此制始变，且命其参与推讯，至明，遂竟称为三法司之一了。而如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五军都督等，无不可临时受命，与于会审之列，更属莫名其妙。又司法事务，最忌令军政机关参与。而历代每将维持治安及侦缉罪犯之责，付之军政机关。使其获得人犯之后，仍须交给治民之官，尚不易非理肆虐，而又往往令其自行治理，如汉代的司隶校尉，明代的锦衣卫、东厂等，尤为流毒无穷。

明太祖御制《大诰》

审判之制，贵于速断速决，又必熟悉本地方的民情。所以以州县官专司审判，于事实嫌其不给。而后世的地方官，多非本地人，亦嫌其不悉民情。廉远堂高，官民隔膜，吏役等遂得乘机舞弊。司法事务的黑暗，至于书不胜书。人民遂以入公门为戒。官吏无如吏役何，亦只得劝民息讼。国家对于人民的义务，第一事，便在保障其安全及权利，设官本意，唯此为急。而官吏竟至劝人民不必诉讼，岂非奇谈？古代所谓“地治者”，本皆后世乡吏之类，汉代啬夫，还是有听讼之职的（《汉书·百官公卿表》）。爰延为外黄乡啬夫，民至不知有郡县（《后汉书》本传），其权力之大可知。然治者和被治者，既形成两个阶级，治者专以朘削被治者为生，则诉讼正是朘削的好机会，畀乡吏以听讼之权，流弊必至不可究诘。所以至隋世，遂禁止乡官听讼。《日知录·乡亭之职》一条说:“今代县门之前，多有榜曰：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此先朝之旧制。今人谓不经县官而上诉司府，谓之越诉，是不然。《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辞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则明太祖尝有意恢复乡官听讼之制。然《注》又引宣德七年陕西按察佥事林时之言，谓:“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之，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今亭宇多废，善恶不书。小事不由里老，辄赴上司。狱讼之繁，皆由于此。”则其事不久即废。今乡官听讼之制，固不可行。然法院亦难遍设。民国十五年，各国所派的司法调查委员（见下），以通计四百万人乃有一第一审法院，为我国司法状况缺点之一。中国人每笑西洋人的健讼，说我国人无须警察、司法，亦能相安，足见道德优于西人。其实中国人的不愿诉讼，怕也是司法状况的黑暗，逼迫而成的，并非美事。但全靠法院平定曲直，确亦非良好现象。不须多设法院，而社会上亦能发挥正义，抑强扶弱，不致如今日之豪暴横行；乡里平亭，权又操于土豪劣绅之手；是为最善。那就不得不有望于风俗的改良了。

古代的法律，本来是属人主义的，中国疆域广大，所包含的民族极多。强要推行同一的法律，势必引起纠纷。所以自古即以“不求变俗”为治（《礼记·曲礼》）。统一以后，和外国交通，亦系如此。《唐律》：化外人犯罪，就依其国法治之。必两化外人相犯，不能偏据一国的法律，才依据中国法律治理。这种办法，固然是事实相沿，然决定何者为罪的，根本上实在是习惯。两族的习惯相异，其所认为犯罪之事，即各不相同。“照异族的习惯看起来，虽确有犯罪的行为，然在其本人，则实无犯罪的意思。”在此情形之下，亦自以按其本族法律治理为公平。但此项办法，只能适用于往来稀少之时。到近代世界大通，交涉之事，日益繁密，其势就不能行了。中国初和外国订约时，是不甚了然于另一新局面的来临的，一切交涉，都根据于旧见解以为应付，遂贸然允许了领事裁判权。而司法界情形的黑暗（主要的是司法不独立，监狱的黑暗，滥施刑讯及拘押等），有以生西人的戒心，而为其所借口，亦是无可讳言的（从前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如土耳其，有虐待异教徒的事实，我国则无之。若说因习惯的不同，则应彼此皆有）。中外条约，首先获得领事裁判权的是英国。后来各国相继获得。其条文彼此互异。然因各国条约，均有最惠国条款，可以互相援引，所以实际上并无甚异同。有领判权之国，英、美、意、挪威、日本，均在我国设立法院。上海的会审公廨，且进而涉及原被告均为华人的事件。其损害我国的主权，自然无待于言了。然各国亦同蒙其不利。（最重要的，如领事不晓法律，各国相互之间，亦须各归其国的领事审判。一件事情，关涉几国人的，即须分别向各国起诉。又上诉相距太远，即在中国设有法院之国亦然，其他更不必论了。）且领事裁判权存在，中国绝不能许外国人以内地杂居。外人因此自限制其权利于通商口岸，亦殊不值得。取消领事裁判权之议，亦起于《辛丑条约》。英、美、日三国商约，均有俟我法律及司法制度改良后，撤销领事裁判权的条文。太平洋会议，我国提出撤销领事裁判权案，与会各国，允公同派员，到中国来调查:（一）外国在我国的领事裁判权的现状，（二）我国的法律，（三）司法制度，（四）司法行政情形，再行决定。十五年，各国派员来华调查，草有报告书，仍主从缓。国民政府和意、丹、葡、西四国，订立十九年一月一日放弃领事裁判权的条约。比约则订明另定详细办法。倘详细办法尚未订定，而现有领事裁判权之国，过半数放弃，则比国亦放弃。中国在诸约中，订定（一）十九年一月一日以前，颁布民商法；（二）撤销领事裁判权之后，许外人内地杂居；（三）彼此侨民课税，不得高于他国人，或异于他国人；以为交换条件。然此约订定之后，迄今未能实行。唯墨西哥于十八年十一月，自动宣言放弃（德、奥、俄等国，欧战后即失其领事裁判权）。

撤销领事裁判权，其实是不成问题的，只要我国司法，真能改良，自不怕不能实行。我国的司法改良，在于（一）彻底改良司法界的状况，（二）且推行之及于全国，此即所谓“司法革命”“司法普及”。既须经费，又须人才，又须行政上的努力，自非易事。自前清末年订定四级三审制（初级、地方、高等三厅及大理院。初审起于初级厅时，上诉终于高等厅，起于地方厅的，终于大理院）。至民国二十二年，改为三级三审（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前此司法多由县知事兼理，虽订有种种章程，究竟行政司法，分划不清。二十四年起，司法部已令全国各地，遍设法院。这都是比较合理的。真能推行尽利，我国的司法，自可焕然改观了。

第十一章 实业

农工商三者，并称实业，而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必有农，然后工商之技，乃可得而施。中国从前，称农为本业，工商为末业，若除去其轻视工商，几乎视为分利之意，而单就本末两字的本义立论，其见解是不错的。所以农业的发达，实在是人类划时代的进步。有农业，然后人类的食物，乃能为无限制的扩充，人口的增加，才无限制。人类才必须定住。一切物质文明，乃获有基础。精神文化，亦就渐次发达了。人类至此，剩余的财产才多，成为掠夺的目的。劳力亦更形宝贵，相互间的战争，自此频繁，社会内部的组织，亦更形复杂了。世界上的文明，起源于几个特别肥沃的地点。比较正确的历史，亦是自此开始的。这和农业有极深切的关系，而中国亦是其中之一。

在农业开始以前，游猎的阶段，很为普遍。在第一章中，业经提及。渔猎之民，视其所居之地，或进为畜牧，或进为农耕。中国古代，似乎是自渔猎径进于农耕的。传说中的三皇: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以避腥臊伤害肠胃，显然是渔猎时代的酋长。伏羲，亦作庖牺。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为“取牺牲以供庖厨”（《礼记·月令》《疏》引），实为望文生义。《白虎通义·号篇》云“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则羲字与化字同义，所称颂的乃其德业。至于其时的生业，则《易·系辞传》明言其“为网罟以田以渔”，其为渔猎时代的酋长，亦无疑义。伏羲之后为神农。“斯木为耜，揉木为耒”，就正式进入农业时代，我国文明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三皇之后为五帝。颛顼、帝喾，可考的事迹很少。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神农战，似乎是游牧部落的酋长。然这不过是一种荒怪的传说，《五帝本纪》同时亦言其“艺五种”，而除此之外，亦绝无黄帝为游牧民族的证据。《尧典》则有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之文。《尧典》固然是后人所作，并非当时史官的记录。然后人所作，亦不能谓其全无根据。殷、周之祖，是略与尧、舜同时的。《诗经》中的《生民》《公刘》，乃周人自述其祖宗之事，当不致全属子虚。《书经》中的《无逸》，乃周公告诫成王之语，述殷、周的历史，亦必比较可信。《无逸》中述殷之祖甲云:“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此人实即太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正指其为伊尹所放之事）。述高宗云：“旧劳于外，爰暨小人。”皆显见其为农业时代的贤君。周之先世，如大王、王季、文王等，更不必论了。古书的记载，诚多未可偏信。然合全体而观之，自五帝以来，社会的组织，和政治上的斗争，必与较高度的文明相伴，而非游牧或渔猎部族所能有。然则自神农氏以后，我国久已成为农业发达的民族了。古史年代，虽难确考，然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下篇》）和韩非子所谓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显学篇》）；乐毅《报燕惠王书》所谓“收八百岁之畜积”（谓齐自周初建国，至为昭王所破时）；大致都相合的，绝不会是臆造。然则自尧、舜至周末，当略近二千年。自秦始皇统一天下至民国纪元，相距二千一百三十二年。自尧舜追溯农业发达之时，亦必在千年左右。我国农业发达，总在距今五千年之前了。

中国的农业，是如何进化的呢？一言以蔽之，曰：自粗耕进于精耕。古代有爰田之法。爰田即系换田。据《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是因为地有美恶，“肥饶不得独乐，硗确不得独苦”，所以“三年一换主易居”。据《周官·大司徒》，则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不易之地，是年年可种的。一易之地，种一年要休耕一年。再易之地，种一年要休耕两年。授田时；不易之地，一家给一百亩。一易之地，给二百亩。再易之地，给三百亩。古代的田亩，固然较今日为小。然一夫百亩，实远较今日农夫所耕为大。而其成绩，则据《孟子》（《万章下篇》）和《礼记·王制》所说:是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较诸现在，并不见得佳良，可见其耕作之法，不及今人了。汉朝有个大农业家赵过，能为代田之法。把一亩分做三个甽，播种于其中。甽以外的高处谓之陇。苗生叶以后，要勤除陇上之草，因而把陇上的土，倾颓下来，使其附着苗根。如此逐渐为之，到盛暑，则“陇尽而根深”，能够“耐风与旱”。甽和陇，是年年更换的，所以谓之代田（见《汉书·食货志》）。后来又有区田之法。把田分为一块一块的，谓之区。隔一区，种一区。其锄草和颓土，亦与代田相同。《齐民要术》（见下）极称之。后世言农业的人，亦多称道其法。但据近代研究农业的人说:则“代田区田之法，不外乎所耕者少，而耕作则精。近世江南的农耕，较诸古人所谓代田区田，其精勤实无多让。其田并不番休，而地力亦不见其竭。则其施肥及更换所种谷物之法，亦必有精意存乎其间。”这许多，都是农业自然的进步。总而言之:农业有大农制和小农制。大农制的长处，在于资本的节约，能够使用机械，及人工的分配得宜。小农制的长处，则在以人尽其劳，使地尽其力。所以就一个人的劳力，论其所得的多少，是大农制为长。就土地同一的面积，论其所得的多少，则小农制为胜。中国农夫的技能，在小农制中，总可算首屈一指了。这都是长时间自然的进化。

《天工开物》中的制盐方法插图

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约有三端：（一）为讲究农学的人太少。即使有之，亦和农民隔绝，学问不能见诸实用。古代有许多教稼的官。如《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司稼“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这些事，都是后世所没有的。李兆洛《凤台县志》说:凤台县人所种的地，平均是一人十六亩。穷苦异常。往往不够本。一到荒年，就要无衣无食。县人有一个唤做郑念祖的，雇用了一个兖州人。问他:你能种多少园地？他说两亩。还要雇一个人帮忙。问他要用多少肥料？他说一亩田的肥料，要值到两千个铜钱。间壁的农人听了大笑，说:我种十亩地，只花一千个铜钱的肥料，收获的结果，还往往不够本呢。郑念祖对于这个兖州人，也是将信将疑。且依着他的话试试看呢，因其用力之勤，施肥之厚，人家的作物，都没有成熟，他的先就成熟了；而且长得很好。争先入市，获利甚多。到人家蔬果等上市时，他和人家一块卖的，所得的都是赢利了。李兆洛据此一例，很想募江南的农民为农师，以开水田。这不过是一个例。其余类乎此的情形，不知凡几。使农民互相师，已可使农业获有很大的进步，何况益之以士大夫？何况使士大夫与农民互相师，以学理经验，交相补足呢？（二）古代土地公有，所以沟洫阡陌等，都井井有条。后世则不然。土地变为私有，寸寸割裂。凡水旱蓄泄等事，总是要费掉一部分土地的，谁肯牺牲？凡一切公共事业的规划，其根源，实即公共财产的规划。所以土地公有之世，不必讲地方自治，而自治自无不举。土地既已私有，公共的事务，先已无存。间有少数非联合不能举办的，则公益和私益，多少有些冲突。于是公益的举措，固有的荡然无存，当兴的阙而莫举；而违反公益之事，且日出不穷。如滥伐林木，破坏堤防，壅塞沟渠等都是。而农田遂大受其害。其最为显著的，就是水利。（三）土地既然私有了，人民谁不爱护其私产？但必使其俯仰有余；且勤劳所得，可以为其所有；农民才肯尽力。如其一饱且不可得；又偶有盈余，即为强有力者剥削以去；人民安得不苟偷呢？然封建势力和高利贷的巧取豪夺，则正是和这原则相反的。这也是农田的一个致命伤。职是故，农业有其进化的方面，而亦有其退化的方面。进退相消，遂成为现在的状况。

中国现在农业上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而要推行大农制，则必须先有大农制所使用的器具。民国十七年春，俄国国营农场经理马克维次（Markevich），有多余不用的机犁百架，召集附近村落的农民，许租给他们使用，而以他们所有的土地，共同耕种为条件。当时加入的农民，其耕地，共计九千余亩。到秋天，增至二万四千余亩。事为共产党所闻。增制机犁，并建造使用机犁的动力场。至明年，遂推行其法于全国。是为苏俄集合农场的起源（据张君劢《史泰林治下之苏俄》，再生杂志社本）。天下事口说不如实做。瘏口晓音，说了半天的话，人家还是不信。实在的行动当前，利害较然可见，就无待烦言了。普通的议论，都说农民是最顽固的，守旧的。其实这是农民的生活，使其如此。现在为机器时代。使用旧式的器具，绝不足以与之相敌。而全国最多数的农民，因其生活，而滞留于私有制度下自私自利的思想，亦实为文化进步的障碍。感化之法，单靠空言启牖，是无用的。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牖民孔易”，制造出耕作用的机械来，便是化除农民私见的方法。并不是要待农民私见化除了，机械才可使用。

中国的农学，最古的，自然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农家。其所著录先秦的农书，今已不存。先秦农家之说，存于今的，只有《管子》中的《地员》，《吕氏春秋》中的《任地》《辨土》《审时》数篇。汉代农家所著之书，亦俱亡佚。诸家征引，以氾胜之书为最多。据《周官·草人》《疏》说，这是汉代农书中最佳的，未知信否。古人著述，流传到现在的，以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为最早。后世官修的巨著，有如元代的《农桑辑要》，清代的《授时通考》；私家的巨著，有如元王桢的《农书》，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均在子部农家中。此项农书，所包颇广，种植而外，蚕桑、菜果、树木、药草、孳畜等，都包括其中。田制、劝课、救荒之法，亦均论及，尚有茶经、酒史、食谱、花谱、相牛经、相马经等，前代亦隶农家，清四库书目改人谱录类。兽医之书，则属子部医家。这些，都是和农业有关系的。旧时种植之法，未必都能适用于今。然要研究农业历史的人，则不可以不读。

蚕桑之业，起于黄帝元妃媛祖，语出《淮南蚕经》（《农政全书》引），自不足信。《易·系辞传》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疏》云:“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亦近附会。但我国的蚕业，发达是极早的。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七十者可以衣帛矣。”（《梁惠王上》）久已成为农家妇女普遍的职业了。古代蚕利，盛于北方。《诗经》中说及蚕桑的地方就很多。《禹贡·兖州》说桑土既蚕，《青州》说厥篚檿丝。檿是山桑，这就是现在的野蚕丝了。齐纨、鲁缟，汉世最为著名。南北朝、隋、唐，货币都通用布帛。唐朝的调法，亦兼收丝麻织品。元朝还有五户丝及二户丝。可见北方蚕桑之业，在元代，尚非不振，然自明以后，其利就渐限于东南了。唐甄《潜书》说：“蚕桑之利，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通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外此则所居为邻，相隔一畔而无桑矣（此以盛衰言之，并非谓绝对无有，不可拘泥）。甚矣民之惰也。”大概中国文化，各地不齐，农民愚陋，只会蹈常习故。便是士和工商亦然。所以全国各地，风气有大相悬殊的。《日知录》说：“华阴王宏撰著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又引《盐铁论》说:“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夏不释褐，冬不离窟。”崔宴《政论》说:“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顾氏说：“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妇人出草，则穿纸袴。”可见有许多地方，荒陋的情形，竟是古今一辙。此等情形，昔人多欲以补救之法，责之官吏，间亦有能行之的。如清乾隆时，陈宏谋做陕西巡抚，曾在西安、三原、凤翔设蚕馆、织局，招南方机匠为师，又教民种桑。桑叶、茧丝，官家都许收买，使民节节得利，可以踊跃从事，即其一例。但究不能普遍。今后交通便利，资本的流通，遍及穷乡僻壤，此等情形，必将渐渐改变了。

林政:愈到后世而愈坏。古代的山林，本是公有的，使用有一定的规则，如《礼记·王制》说“草木黄落，然后入山林”是。抑或设官管理，如《周官》的林衡是。又古代列国并立，务于设险，平地也有人造的森林，如《周官》司险，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是。后世此等事都没有了。造林之事极少，只是靠天然的使用。所以愈开辟则林木愈少。如《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人民都住在板屋里。又如近代，内地的木材，出于四川、江西、贵州，而吉、黑二省，为全国最大的森林区域，都是比较上少开辟的地方。林木的缺乏，积极方面，由于国家不知保护森林，更不知造林之法。如清朝梅曾亮，有《书棚民事》一篇。他说：当他替安徽巡抚董文恪做行状时，遍览其奏议，见其请准棚民开山的奏折，说棚民能攻苦食淡于崇山峻岭，人迹不通之处，开种旱谷，有裨民食，和他告讦的人，都是溺于风水之说，至有以数百亩之田，保一棺之土的，其说必不可听。梅氏说:“予览其说而是之。”又说:“及予来宣城，问诸乡人，则说: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缓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灌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其情形就大不然了。”梅氏说:“予亦闻其说而是之。”又说:“利害之不能两全也久矣。由前之说，可以息事。由后之说，可以保利。若无失其利，而又不至于董公之所忧，则吾盖未得其术也。”此事之是非，在今日一言可决。而当时或不之知，或作依违之论。可见昔人对于森林的利益，知之不甚透彻。自然不知保护，更说不到造林；历代虽有课民种桑枣等法令，亦多成为具文了。消极方面，则最大的为兵燹的摧残，而如前述开垦时的滥伐，甚至有放火焚毁的，亦是其一部分的原因。

渔猎畜牧，从农业兴起以后，就不视为主要的事业。其中唯田猎，因和武事有关，还按时举行，借为阅习之用。渔业，则视为鄙事，为人君所弗亲。观《左氏》隐公五年所载臧僖伯谏观渔之辞可见。牧业，如《周官》之牧人、牛人、充人等，所豢养的，亦仅以供祭祀之用。只有马，是和军事、交通，都有关系的，历代视之最重，常设“苑”“监”等机关，择适宜之地，设官管理。其中如唐朝的张万岁等，亦颇有成绩。然能如此的殊不多。以上是就官营立论。至于民间，规模较大的，亦恒在缘边之地。如《史记·货殖列传》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畜牧为天下饶。又如《后汉书·马援传》说:援亡命北地，因留畜牧，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是。内地民家，势不能有大规模的畜牧。然苟能家家畜养，其数亦必不少。如《史记·平准书》说:武帝初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元朔六年，卫青、霍去病出塞，私负从马至十四万匹。（《汉书·匈奴列传》。颜师古《注》：“私负衣装者，及私将马从者，皆非公家发与之限。”）实在是后世所少见的。民业虽由人民自营，然和国家的政令，亦有相当的关系。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明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据《日知录·马政》条）然则像汉朝，不但无畜马之禁，且有马复令者（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见《食货志》），民间的畜牧，自然要兴盛了。但这只能藏富于民，大规模的畜牧，还是要在边地加以提倡的。《辽史·食货志》述太祖时畜牧之盛，“括富人马不加多，赐大小鹘军万余匹不加少”。又说:“自太宗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群不下千匹。”此等盛况，各个北族盛时，怕都是这样的，不过不能都有翔实的记载罢了。此其缘由：（一）由于天时地利的适宜。（二）亦由其地尚未开辟，可充牧场之地较多。分业应根据地理。蒙、新、海、藏之地，在前代或系域外，今则都在邦域之中，如何设法振兴，不可不极端努力了。

渔税，历代视之不甚重要，所以正史中关于渔业的记载亦较少。然古代庶人，实以鱼鳖为常食（见第十三章）。《史记·货殖列传》说：大公封于齐，地潟卤，人民寡，大公实以通鱼盐为致富的一策。这或是后来人的托词，然春秋战国时，齐国渔业的兴盛，则可想见了。《左氏》昭公三年，晏子说陈氏厚施于国，“鱼盐蜃蛤，弗加于海”（谓不封禁或收其税）。汉耿寿昌为大司农，增加海租三倍（见《汉书·食货志》）。可见缘海河川，渔业皆自古即盛。此等盛况，盖历代皆然。不过“业渔者类为穷海、荒岛、河上、泽畔居民，任其自然为生。内地池畜鱼类，一池一沼，只供文人学士之徜徉，为诗酒闲谈之助。所以自秦、汉至明，无兴革可言，亦无记述可见”罢了（采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说，商务印书馆本）。然合沿海及河湖计之，赖此为生的，何止千万？组织渔业公司，以新法捕鱼；并团结渔民，加以指导保护等，均起于清季。国民政府，对此尤为注意。并曾豁免渔税，然成效尚未大著。领海之内，时时受人侵渔。二十六年，中日战事起后，沿海多遭封锁，渔场受侵夺，渔业遭破坏的尤多。

狭义的农业，但指种植而言。广义的，则凡一切取得物质的方法，都包括在内。矿业，无疑的也是广义农业的一部分了。《管子·地数篇》说:“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我们据此，还可想见矿业初兴，所采取的，只是流露地表的自然金属。然《管子》又说：“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荣即今所谓矿苗，则作《管子》书时，已知道勘察矿苗之法了。近代机器发明以来，煤和铁同为生产的重要因素。在前世，则铁较重于煤。至古代，因为技术所限，铜尤要于铁。然在古代，铜的使用，除造兵器以外，多以造宝鼎等作为玩好奢侈之品，所以《淮南子·本经篇》说:“衰世镌山石，镂金玉，扩蚌蜃，销铜铁，而万物不滋。”把铜铁和金玉、蚌蜃（谓采珠）同视。然社会进化，铁器遂日益重要。《左氏》僖公十八年:“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可见是时的兵器，还以南方为利。兵器在后汉以前，多数是用铜造的（参看《日知录·铜》条）。然盐铁，《管子》书已并视为国家重要的财源（见第八章）。而《汉书·地理志》说，江南之俗，还是“火耕水耨”。可见南方的农业，远不如北方的发达。古代矿业的发明，一定是南先于北。所以蚩尤尸作兵之名。然到后来，南方的文明程度，转落北方之后，则实以农业进步迟速之故。南方善造铜兵，北方重视铁铸的农器，正可为其代表。管子虽有盐铁国营之议，然铁矿和冶铸，仍入私人之手。只看汉世所谓“盐铁”者（此所谓盐铁，指经营盐铁事业的人而言）。声势极盛，而自先秦时代残留下来的盐官、铁官，则奄奄无生气可知。后世也还是如此。国家自己开的矿，是很少的。民间所开，大抵以金属之矿为多。采珠南海有之。玉多来自西域。

《捣练图》（局部），再现了唐代妇女捣练、缝衣的工作场景。

工业:在古代，简单的是人人能做的。其较繁难的，则有专司其事的人。此等人，大抵由于性之所近，有特别的技巧。后来承袭的人，则或由社会地位关系，或由其性之所近。《考工记》所谓：“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此等专门技术，各部族的门类，各有不同。在这一部族，是普通的事，人人会做的，在另一部族，可以成为专门之技。所以《考工记》说：“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谓无专制此物之人）又说：“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言非无镈其物），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函，秦之庐，胡之弓车说亦同。此等规模，该是古代公产部族，相传下来的。后世的国家沿袭之，则为工官。《考工记》的工官有两种:一种称某人，一种称某氏。称某人的，当是技术传习，不以氏族为限的。称某氏的则不然。工用高曾之规矩，古人传为美谈。此由（一）古人生活恬淡，不甚喜矜奇斗巧。（二）又古代社会，范围窄狭，一切知识技能，得之于并时观摩者少，得之于先世遗留者多，所以崇古之情，特别深厚。（三）到公产社会专司一事的人，变成国家的工官，则工业成为政治的一部分。政治不能废督责，督责只能以旧式为标准。司制造的人，遂事事依照程序，以求免过。（《礼记·月令》说:“物勒工名，以考其成。”《中庸》说：“日省月试，饩廪称事，所以来百工也。”可见古代对于工业督责之严。）（四）封建时代，人的生活，是有等级的，也是有规范的。竞造新奇之物，此两者均将被破坏。所以《礼记·月令》说:“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荀子·王制》说：“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而《礼记·王制》竟说:“作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此等制度，后人必将议其阻碍工业的进步，然在保障生活的规范，使有权力和财力的人，不能任意享用，而使其余的人，（甲）看了起不平之念；（乙）或者不顾财力，互相追逐，致以社会之生活程度衡之，不免流于奢侈，是有相当价值的，亦不可以不知道。即谓专就技巧方面立论，此等制度阻碍进步也是冤枉的。为什么呢？

社会的组织，暗中日日变迁，而人所设立的机关，不能与之相应，有用的逐渐变为无用，而逐渐破坏。这在各方面皆然，工官自亦非例外。（一）社会的情形变化了，而工官未曾扩充，则所造之物，或不足以给民用。（二）又或民间已发明新器，而工官则仍守旧规，则私家之业渐盛。（三）又封建制度破坏，被灭之国，被亡之家，所设立之机关，或随其国家之灭亡而被废，技术人员，也流落了。如此，古代的工官制度，就破坏无余了。《史记·货殖列传》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汉书·地理志》所载，至汉代尚存的工官，寥寥无几；都代表这一事实。《汉书·宣帝纪赞》，称赞他“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技巧工匠，自元成间鲜能及之”。陈寿《上诸葛氏集表》，亦称其“工械技巧，物究其极”（《三国·蜀志·诸葛亮传》），实在只是一部分官制官用之物罢了，和广大的社会工业的进退，是没有关系的。当这时代，工业的进化安在呢？世人每举历史上几个特别智巧的人，几件特别奇异之器，指为工业的进化，其实是不相干的。公输子能削竹木以为䧿，飞之三日不下（见《墨子·鲁问篇》《淮南子·齐俗训》）。这自然是瞎说，《论衡·儒增篇》，业经驳斥他了。然如后汉的张衡、曹魏的马钧、南齐的祖冲之、元朝的郭守敬（马钧事见《三国·魏志·杜夔传》《注》，余皆见各史本传），则其事迹绝不是瞎说的。他们所发明的东西安在呢？崇古的人说:“失传了。这只是后人的不克负荷，并非中国人的智巧，不及他国人。”喜新的人不服，用滑稽的语调说道:“我将来学问够了，要做一部中国学术失传史。”（见从前北京大学所出的《新潮杂志》）其实都不是这一回事。一种工艺的发达，是有其社会条件的。指南针，世界公认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代曾用以驾车，现在为什么没有？还有那且走且测量路线长短的记里鼓车，又到什么地方去了？诸葛亮改良连弩，马钧说:我还可以再改良，后来却不曾实行。连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不久也失传了。假使不在征战之世，诸葛亮的心思，也未必用之于连弩。假使当时，魏、蜀的争战，再剧烈些，别方面的势力，再均平些，竟要靠连弩以决胜负，魏国也未必有马钧而不用。假使魏晋以后，在商业上，有运巴蜀之粟，以给关中的必要，木牛流马，自然会大量制造，成为社会上的交通用具的。不然，谁会来保存他？同理:一时代著名的器物，如明朝宣德、成化，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瓷器，为什么现在没有了？这都是工业发达的社会条件。还有技术方面，也不是能单独发达的。一器之成，必有互相连带的事物。如公输子以竹木为䧿，飞之三日，固然是瞎说。王莽时用兵，募有奇技的人。有人自言能飞。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飞数百步而堕（见《汉书·王莽传》）。却绝不是瞎说的，其人亦不可谓之不巧。假使生在现在，断不能谓其不能发明飞机。然在当日，现今飞机上所用种种机械，一些没有，自然不能凭空造成飞行器具。所以社会条件不具备；技术的发展，而不依着一定的顺序；发明是不会凭空出现的。即使出现了，也只等于昙花一现。以为只要消费自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工艺自然会不断地进步，只是一个浅见。

工官制度破坏后，中国工业的情形，大概是这样的:根于运输的情形，寻常日用的器具，往往合若干地方，自成一个供求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制造的方法，和其所用的原料等，不必相同。所以各地方的物品，各有其特色。（一）此等工人，其智识，本来是蹈常习故的。（二）加以交换制度之下，商品的生产，实受销场的支配，而专司销售的商人，其见解，往往是陈旧的。因为旧的东西，销路若干，略有一定，新的就没有把握了。因此，商人不欢迎新的东西，工人亦愈无改良的机会。（三）社会上的风气，也是蹈常习故的人，居其多数。所以其进步是比较迟滞的。至于特别著名的工业品，营销全国的，亦非没有。则或因（一）天产的特殊，而制造不能不限于其地。（二）或因运输的方便，别地方的出品，不能与之竞争。（三）抑或因历史上技术的流传，限于一地。如湖笔、徽墨、湘绣等，即其一例。

近代的新式工业，是以机制品为主的。自非旧式的手工业，所能与之竞争。经营新式工业，既须人才，又须资本，中外初通时的工商家，自不足以语此，自非赖官力提倡不可。然官家的提倡，亦殊不得法。同治初年，制造局、造船厂等的设立，全是为军事起见，不足以语于实业。光绪以后所办的开平煤矿、甘肃羊毛厂、湖北铁厂、纱厂等，亦因办理不得其法，成效甚少。外货既滔滔输入，外人又欲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利用我低廉的劳力，且省去运输之费。自咸丰戊午、庚申两约定后，各国次第与我订约，多提出此项要求。中国始终坚持未许。到光绪甲午，和日本战败，订立《马关条约》，才不得已而许之。我国工业所受的压迫，遂更深一层，想挣扎更难了。然中国的民智，却于甲午之后渐开，经营的能力，自亦随之而俱进。近数十年来，新兴的工业，亦非少数，惜乎兴起之初，未有通盘计划，而任企业之家，人自为战，大多数都偏于沿江沿海。二十六年，战事起后，被破坏的，竟达百分之七十。这亦是一个很大的创伤。然因此而（一）内地的宝藏，获得开发，交通逐渐便利。（二）全盘的企业，可获得一整个的计划，非复枝枝节节而为之。（三）而政治上对于实业的保障，如关税壁垒等，亦将于战后获得一条出路。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就要看我们怎样尽力奋斗了。

汉阳铁厂全貌

商业当兴起时，和后来的情形，大不相同。《老子》说：“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古代各部族最初孤立的情形。到后来，文化逐渐进步，这种孤立状况，也就逐渐打破了。然此时的商人，并非各自将本求利，乃系为其部族做交易。部族是主人，商人只是伙友，盈亏都由部族担负，商人只是替公众服务而已。此时的生意，是很难做的。（一）我们所要的东西，那一方面有？那一方面价格低廉？（二）与人交换的东西，那一方面要？那一方面价格高昂？都非如后世的易于知道。（三）而重载往来，道途上且须负担危险。商人竭其智力，为公众服务，实在是很可敬佩的。而商人的才智，也特别高。如郑国的弦高，能却秦师，即其一证（《左氏》僖公三十三年）。此等情形，直到东西周之世，还有留宜诒。《左氏》昭公十六年，郑国的子产，对晋国的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开国之初，所以要带着一个商人走，乃是因为草创之际，必要的物品，难免缺乏，庚财（见第五章），乞籴，都是不可必得的。在这时候，就非有商人以济其穷不可了。卫为狄灭，文公立国之后，要注意于通商（《左氏》闵公二年），亦同此理。此等商人，真正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朋友。然因社会组织的变迁，无形之中，却逐渐变做他的敌人而不自知了。因为交换的日渐繁盛，各部族旧有的经济组织，遂不复合理，而逐渐地遭遇破坏。旧组织既破坏，而无新组织起而代之。人遂不复能更受社会的保障，其作业，亦非为社会而作，于是私产制度兴起了。在私产制度之下，各个人的生活，是要自己设法的。然必不能物物皆自为而后用之。要用他人所生产的东西，只有（一）掠夺和（二）交换两种方法。掠夺之法，是不可以久的，于是交易大盛。然此时的交易，非复如从前行之于团体与团体之间，而是行之于团体之内的。人人直接交易，未免不便，乃渐次产生居间的人。一方面买进，一方面卖出，遂成为现在的所谓商业。非交易不能生活，非藉居间的人不能交易，而商业遂隐操社会经济的机键。在私产制度之下，人人的损益，都是要自己打算的。各人尽量寻求自己的利益。而生产者要找消费者，消费者要找生产者极难，商人却处于可进可退的地位，得以最低价（只要生产者肯忍痛卖）。买进，最高价（只要消费者能够忍痛买）。卖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无如之何。所以在近代工业资本兴起以前，商人在社会上，始终是一个优胜的阶级。

《货郎图轴》，是宋代商业贸易繁荣的直接缩影。

商业初兴之时，只有现在所谓定期贸易。《易经·系辞传》说: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指示这一事实的。此等定期贸易，大约行之于农隙之时，收成之后。所以《书经·酒诰》说:农功既毕，“肇牵车牛远服贾”。《礼记·郊特牲》说:“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顺成之方，其蜡乃通。”（蜡祭是行于十二月的。因此，举行定期贸易）然不久，经济愈形进步，交易益见频繁，就有常年设肆的必要了。此等商肆，大者设于国中，即《考工记》所说:“匠人营国，面朝后市。”小者则在野田墟落之间，随意陈列货物求售，此即《公羊》何《注》所谓：“因井田而为市。”（宣公十五年）《孟子》所谓“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亦即此类，其说已见第八章了。《管子·乘马篇》说“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可见商业和人民的关系，已密接而不可分离了。古代的大商人，国家管理之颇严，《管子·揆度篇》说:“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也是如此。这是规定设市的地点的。《礼记·王制》，列举许多不粥于市的东西。如（一）圭璧金璋，（二）命服命车，（三）宗庙之器，（四）牺牲，（五）锦文珠玉成器，是所以维持等级制度的。（六）奸色乱正色，（七）衣服饮食，是所以矫正人民的生活规范的。（八）布帛精粗不中度，幅广狭不中量，（九）五谷不时，（十）果实未熟，（十一）木不中伐，（十二）禽兽鱼鳖不中杀，是所以维持社会的经济制度，并保障消费人的利益的。总之，商人的交易，受着干涉的地方很多。《周官》司市以下各官，则是所以维持市面上的秩序的。我们可想见，在封建制度之下，商人并不能十分自由。封建政体破坏了，此等规则，虽然不能维持，但市总还有一定的区域。像现在通衢僻巷，到处可以自由设肆的事，是没有的。北魏胡灵后时，税入市者人一钱，即其明证。《唐书·百官志》说“市皆建标筑土为候。凡市日，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则市之聚集，仍有定期，更无论非市区了。现在设肆并无定地，交易亦无定时，这种情形，大约是唐中叶以后，逐渐兴起的。看宋朝人所著的《东京梦华录》（孟元老著）、《武林旧事》（周密著）等书可见。到这地步，零售商逐渐增多，商业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亦就更形密切了。

商业初兴时，所运销的，还多数是奢侈品，所以专与王公贵人为缘。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史记·货殖列传》）。晁错说汉朝的商人，“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汉书·食货志》），即由于此。此等商人，看似势力雄厚，其实和社会的关系，是比较浅的。其厕身民众之间，做囤积和贩卖的工作的，则看似低微，而其和社会的关系，反较密切。因为这才真正是社会经济的机键。至于古代的贱视商人，则（一）因封建时代的人，重视掠夺，而贱视平和的生产事业。（二）因当时的商业，多使贱人为之。如刁间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是（《史记·货殖列传》）。此等风气，以两汉时代为最甚。后世社会阶级，渐渐平夷，轻视商人，亦就不如此之甚了。抑商则另是一事。轻商是贱视其人，抑商则敌视其业。因为古人视商工为末业，以为不能生利。又因其在社会上是剥削阶级，然抑商的政令，在事实上，并不能减削商人的势力。

国际间的贸易，自古即极兴盛。因为两国或两民族，地理不同，生产技术不同，其需要交易，实较同国同族人为尤甚。试观《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凡和异国异族接境之处，商务无不兴盛（如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巴、蜀、上谷至辽东等），便可知道。汉朝尚绝未知西域为何地，而邛竹杖、蜀布，即已远至其地，商人的辗转贩运，其能力亦可惊异了。《货殖列传》又说:番禺为珠玑、玳瑁、果、布之凑。这许多，都是后来和外洋互市的商品（布当即绵布），可知海路的商业，发达亦极早。中国和西域的交通，当分海陆两路。以陆路论:《汉书·西域传》载杜钦谏止遣使报送罽宾使者的话，说得西域的路，阻碍危险，不可胜言，而其商人，竟能冒险而来。以海路论:《汉书·地理志》载中国人当时的海外航线，系自广东的徐闻出发。所经历的地方，虽难悉考，其终点黄支国，据近人所考证，即系印度的建志补罗（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编第一章）。其后大秦王安敦，自日南徼外，遣使通中国，为中欧正式交通之始。两晋南北朝之世，中国虽然丧乱，然河西、交、广，都使用金银。当时的中国，是并不以金银为货币的，独此两地，金银获有货币的资格，即由于与外国通商之故。可见当中国丧乱时，中外的贸易，依然维持着。承平之世，特别如唐朝、元朝等，疆域扩张，声威远播之时，更不必说了。但此时所贩运的总带有奢侈品性质（如香药宝货便是，参看第八章）。对于普通人民的生活，关系并不深切。到近代产业革命以后，情形就全不相同了。

第十二章 货币

交换是现社会重要的经济机构，货币则是交换所借之以行的。所以货币制度的完善与否，和经济的发达、安定，都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货币制度，是不甚完善的。这是因为（一）中国的经济学说，注重于生产消费，而不甚注重于交换，于此部分，缺乏研究。（二）又疆域广大，各地方习惯不同，而行政的力量甚薄，不能控制之故。

中国古代，最普遍的货币，大约是贝。所以凡货财之类，字都从贝，这是捕鱼的民族所用。亦有用皮的。所以国家以皮币行聘礼，婚礼的纳征，亦用鹿皮，这当是游猎民族所用。至农耕社会，才普遍使用粟帛。所以《诗经》说“握粟出卜”，又说“抱布贸丝”。珠玉金银铜等，都系贵族所需要。其中珠玉之价最贵，金银次之，铜又次之，所以《管子》说:“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国蓄》）古代的铜价，是比较贵的。《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说当时的粜价，都是每石自二十至八十。当时的衡量，都约当现代五分之一。即当时的五石，等于现在的一石（当时量法用斛，衡法称石，石与斛的量，大略相等）。其价为一百文至四百文。汉宣帝时，谷石五钱，则现在的一石谷，只值二十五文。如此，零星贸易，如何能用钱？所以孟子问陈相:许行的衣冠械器，从何而来？陈相说：都是以粟易之（《滕文公上篇》）。而汉朝的贤良文学，说当时买肉吃的人，也还是“负粟而往，易肉而归”（《盐铁论·散不足篇》）。可见自周至汉，铜钱的使用，并不十分普遍。观此，才知道古人所以有许多主张废除货币的。若古代的货币使用，其状况一如今日，则古人即使有这主张，亦必审慎考虑，定有详密的办法，然后提出，不能说得太容易了。自周至汉，尚且如此，何况夏殷以前？所以《说文》说：“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汉书·食货志》说:货币的状况，“自夏殷以前，其详靡记”，实在最为确实。《史记·平准书》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平准书》本非《史记》原文，这数语又附着篇末，其为后人所窜入，不待言而可明了。《汉书·食货志》又说:“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函即俗话钱眼的眼字），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辐，长四丈为匹。大公退，又行之于齐。”按《史记·货殖列传》说：“管子设轻重九府。”《管晏列传》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所谓九府圜法，确系齐国的制度。但其事起于何时不可知。说是大公所立，已嫌附会，再说是大公为周所立，退而行之于齐，就更为无据了。古代的开化，东方本早于西方。齐国在东方，经济最称发达。较整齐的货币制度，似乎就是起于齐国的。《管子·轻重》诸篇，多讲货币、货物相权之理，可见其时货币的运用，已颇灵活。《管子》虽非管仲所著，却不能不说是齐国的书。《说文》说周而有泉，可见铜钱的铸造，是起于周朝，而逐渐普遍于各地方的。并非一有铜钱，即各处普遍使用。

古代的铜钱，尚且价格很贵，而非普通所能使用，何况珠玉金银等呢？这许多东西，何以会与铜钱并称为货币？这是因为货币之始，乃是用之于远方，而与贵族交易的。《管子》说:“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通典》引作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国蓄》）又说:“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汤以庄山之金，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馈卖子者。”（《山权数》）此等大批的卖买，必须求之于贵族之家。因为当时，只有贵族，才会有大量的谷物存储（如《山权数篇》又言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于此，可悟古代商人，多与贵族交接之理，而珠玉金银等的使用，亦可无疑义了。珠玉金银等，价均太贵，不适宜于普通之用。只有铜，价格稍贱，而用途极广，是普通人所宝爱，而亦是其所能使用的。铜遂发达而成普通的货币，具有铸造的形式。其价值极贵的，则渐以黄金为主，而珠玉等都被淘汰。

《西域考古图谱》中，从汉至宋的古代钱币。

钱圜函方，一定是取象于贝的。所以钱的铸造，最初即具有货币的作用。其为国家因民间习用贝，又宝爱铜，而铸作此物，抑系民间自行制造不可知。观《汉书》“轻重以铢”四字，可见齐国的铜钱，轻重亦非一等。限制其轻重必合于铢的整数，正和限制布帛的长阔一样。则当时的钱，种类似颇复杂。观此，铜钱的铸造，其初似出于民间，若原出国家，则必自始就较整齐了。此亦可见国家自能发动的事情，实在很少，都不过因社会固有的事物，从而整齐之罢了。到货币广行以后，大量的铸造，自然是出于国家。因为非国家，不能有这大量的铜。但这只是事实如此。货币不可私铸之理，在古代，似乎不甚明白的。所以汉文帝还放民私铸。

《汉书·食货志》说:“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目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可见当时的社会，对于珠玉龟贝银锡等，都杂用为交易的媒介，而国家则于铜钱之外，只认黄金。这不可谓非币制的一进化。《食货志》又说: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高后本纪》：二年，行八铢钱。应劭曰：“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以其太重，更铸荚钱。今民间名榆荚钱是也。民患其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六年，行五分钱。应劭曰：“所谓荚钱者。文帝以五分钱太轻小，更作四铢钱。文亦曰半两。今民间半两钱最轻小者是也。”案既经铸造的铜钱，自与生铜不同。但几种货币杂行于市，民必信其重者，而疑其轻者；信其铸造精良者，而疑其铸造粗恶者；这是无可如何之事。古代货币，虽有多种并行，然其价格，随其大小而不齐，则彼此不会互相驱逐。今观《汉书·食货志》说:汉行荚钱之后，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汉初虽有战争，并未至于白骨蔽野，千里无人烟，物价的昂贵，何得如此？况且物价不应同时并长。同时并长，即非物价之长，而为币价之跌，其理甚明。古一两重二十四铢。八铢之重，只得半两钱三分之二；四铢只得三分之一；而其文皆曰半两，似乎汉初货币，不管其实重若干，而强令其名价相等。据此推测，汉初以为秦钱重难用，似乎是一个借口。其实是借发行轻货，以为筹款之策的。所以物价因之增长。其时又不知货币不可私铸之理。文帝放民私铸，看《汉书》所载贾谊的奏疏，其贻害可谓甚烈。汉武帝即位后，初铸三铢钱。又铸赤仄。又将鹿皮造成皮币。又用银锡造作白金三等。纷扰者久之。后来乃将各种铜钱取消，专铸五铢钱。既禁民私铸，并不许郡国铸造，而专令上林三官铸（谓水衡都尉属官均官、钟官、辨铜三令丞）。无形中暗合货币学理。币制至此，始获安定。直至唐初，才另铸开元通宝钱。自此以前，历朝所铸的钱，都以五铢为文。五铢始终是最得人民信用的钱。

汉自武帝以后，币制是大略稳定的。其间唯王莽一度改变币制，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金、银、龟、贝、钱、布为六名。钱布均用铜，故为五物。其值凡二十八等）。然旋即过去。至后汉光武，仍恢复五铢钱。直至汉末，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然后钱法渐坏。自此经魏、晋、南北朝，政治紊乱，币制迄未整饬。其中最坏的，如南朝的鹅眼、环钱，至于“入水不沉，随手破坏”。其时的交易，则多用实物做媒介。和外国通商之处，则或兼用金银。如《隋书·食货志》说:梁初，只有京师及三吴、荆、郢、江、襄、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广全用金银。又说:陈亡之后，岭南诸州，多以钱米布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都是。直到唐初，铸开元通宝钱，币制才算复一整理。然不久私铸即起。

用金属做货币，较之珠玉布帛等，固然有种种优点，但亦有两种劣点。其（一）是私销私铸的无法禁绝。私铸，旧说以“不爱铜不惜工”敌之。即是使铸造的成本高昂，私铸无利可图。但无严切的政令以辅之，则恶货币驱逐良货币，既为经济上不易的原则，不爱铜，不惜工，亦徒使国家增加一笔消耗而已。至于私销，则简直无法可禁。其（二）为钱之不足于用。社会经济，日有进步，交易必随之而盛。交易既盛，所需的筹码必多。然铜系天产物，开矿又极劳费，其数不能骤增。此系自然的原因。从人为方面论，历代亦从未注意于民间货币的足不足，而为之设法调剂，所以货币常感不足于用。南北朝时，杂用实物及外国货币，币制的紊乱，固然是其一因，货币数量的缺乏，怕亦未尝非其一因。此等现象，至唐代依然如故。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诏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棉等。其余市买，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并用。违者科罪。便是一个证据。当这时代，纸币遂应运而生。

纸币的前身是飞钱。《唐书·食货志》说：贞元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这固然是汇兑，不是纸币。然纸币就因之而产生了。《文献通考·钱币考》说: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人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尝守蜀，乞禁交子。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宋史·薛田传》说:未报，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议。蜀人便之。《食货志》说: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三说互岐，未知孰是。总之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总是事实。一交为一缗，则为数较小，人人可以使用。以三年为一界，则为时较长，在此期间，即具有货币的效用，真可谓之纸币，而非复汇兑券了。然云废交子则贸易不便，则其初，亦是以搬运困难，而图借此以省费的。其用意，实与飞钱相类。所以说纸币，是从汇兑蜕化而出的。

北宋发行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

交子务既由官置，交子遂变为官发的纸币。神宗熙宁间，因河东苦铁钱，置务于潞州。后又行之于陕西。徽宗崇宁时，蔡京又推行之于各处。后改名为钱引。其时唯闽浙湖广不行。推行的区域，已可谓之颇广了。此种纸币，系属兑换性质。必须可兑现钱，然后能有信用。然当时已有滥发之弊。徽宗时，遂跌至一缗仅值钱数十。幸其推行的范围虽广，数量尚不甚多，所以对于社会经济，不发生甚大的影响。南宋高宗绍兴元年，令榷货务造关子。二十九年，户部始造会子。仍以三年为一界。行至十八界为止。第十九界，贾似道仍改造关子。南宋的交子，有展限和两界并行之弊。因之各界价格不等。宁宗嘉定四年，遂令十七十八两界，更不立限，永远行使。这很易至于跌价。然据《宋史·食货志》：度宗咸淳四年，以近颁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会子，贯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准关子一，同现钱行使。此时宋朝已近灭亡，关子仅打七七折，较诸金朝，成绩好得多了。

金朝的行纸币，始于海陵庶人贞元二年。以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为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为小钞。当时说是铜少的权制。但（一）开矿既非易事，括民间铜器以铸，禁民间私藏铜器及运铜器出境，都是苛扰的事。铸钱因此不易积极进行。（二）当时亦设有铸钱的监，乃多毁旧钱以铸。新钱虽然铸出，旧钱又没有了。（三）既然钱钞并行，循恶货币驱逐良货币的法则，人民势必将现钱收藏，新铸的钱，转瞬即行匿迹。因此，铜钱永无足时，纸币势必永远行使。然使发行得法，则纸币与铜钱并行，本来无害，而且是有益的，所以《金史·食货志》说:章宗即位之后，有人要罢钞法。有司说：“商旅利其致远，往往以钱买钞。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这话自是事实。有司又说:“止因有厘革之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限，令民得常用。”（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做《食货志》的人说:“自此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寖轻之。”其实收敛和厘革，系属两事。苟能审察经济情形，不至滥发，虽无厘革之限何害？若要滥发，即有厘革之限，又何难扩充其每界印造之数，或数界并行呢？所以章宗时的有司，实在并没有错。而后来的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却是该负极大责任的。平时已苦钞多，宣宗南迁以后，更其印发无限。贞祐二年，据河东宣抚使胥鼎说，遂致每贯仅值一文。

钞法崩溃至此，业已无法挽救。铜钱则本苦其少，况经纸币驱逐，一时不能复出。银乃乘机而兴。案金银用为交易的媒介，由来已久，读前文所述可见。自经济进步以后，铜钱既苦其少，又苦运输的困难，当这时候，以金银与铜相辅而行，似极便利。然自金末以前，讫未有人想到这个法子，这是什么理由呢？原来货币是量物价的尺。尺是可有一，不可有二的。既以铜钱为货币，即不容铜钱之外，更有他种货币。（一）废铜钱而代以金银，固然无此情理。（二）将金银亦铸为货币，与铜钱严定比价，这是昔人想不到的。如此，金银自无可做货币的资格了。难者要说:从前的人，便没有专用铜钱。谷物布帛等，不都曾看作货币的代用品么？这话固然不错。然在当时，金银亦何尝不是货币的代用品。不过其为用，不如谷物布帛的普遍罢了。金银之用，为什么不如谷帛的普遍？须知价格的根源，生于价值，金银在现今，所以为大众所欢迎，是因其为交换之媒介，既广且久，大家对他，都有一种信心，拿出去，就什么东西可以换到。尤其是，现今世界各国，虽然都已用纸，而仍多用金银为准备。金银换到货币，最为容易，且有定价，自然为人所欢迎。这是货币制度，替金银造出的价值，并不是金银本身，自有价值。假使现在的货币，都不用金银做准备，人家看了金银，也不当他直接或间接的货币，而只当他货物。真要使用他的人，才觉得他有价值。如此，金银的价值必缩小；要他的人，亦必减少；金银的用途，就将大狭了。如此，便可知道自金末以前，为什么中国人想不到用金银做货币。因为价格生于价值，其物必先有人要，然后可做交易的媒介，而金银之为物，在从前是很少有人要的。因为其为物，对于多数人是无价值（金银本身之用，不过制器具，供玩好，二者都非通常人所急）。

到金朝末年，经济的情形，又和前此不同了。前此货币紊乱之时，系以恶的硬币，驱逐良的硬币。此时则系以纸币驱逐硬币。汉时钱价甚昂，零星交易，并不用钱，已如前述。其后经济进步，交易渐繁，货币之数，势必随公铸私造而加多。货币之数既多，其价格必日跌。于是零星贸易，渐用货币。大宗支付，转用布帛。铜钱为纸币驱逐以尽，而纸币起码是一百文，则零星贸易，无物可用了。势不能再回到古代的以粟易之，而布帛又不可尺寸分裂，乃不得已而用银。所以银之起，乃是所以代铜钱，供零星贸易之用的，并非嫌铜钱质重值轻，用之以图储藏和运输之便。所以到清朝，因铸钱的劳费，上谕屡次劝人民兼用银两，人民总不肯听。这个无怪其然。因为他们心目之中，只认铜钱为货币。储藏了银两，银两对铜钱涨价，固然好了，对铜钱跌价，他们是要认为损失的。他们不愿做这投机事业。到清末，要以银为主币，铜为辅币，这个观念，和普通一般人说明，还是很难的。因为他们从不了解:有两种东西，可以同时并认为货币。你对他说:以银为主币，铜为辅币，这个铜币，就不该把他看作铜，也不该把他看作铜币，而该看作银圆的几分之几，他们亦很难了解。这个，似乎是他们的愚笨，其实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因为既不看作铜，又不看作铜币，那么，为什么不找一种本无价值的东西，来做银圆的代表，而要找着铜币呢？铜的本身，是有价值的，因而是有价格的，维持主辅币的比价，虽属可能，究竟费力。何不用一张纸，写明铜钱若干文，派他去充个代表，来得直接痛快呢？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他们而且已经实行了。那便是飞钱、交子等物。这一种事情，如能顺利发达，可使中国货币的进化，早了一千年。因为少数的交易用铜钱，多数的授受，嫌钱笨重的，则以纸做钱的代表，如此，怎样的巨数，亦可以变为轻赍，而伸缩又极自由，较之用金银，实在合理得许多。而惜乎给国家攫取其发行之权，以济财政之急，把这自然而合理的进化拗转了。

于此，又可知道纸币之敝。黄金为什么不起而代之，而必代之以银。从前的人，都说古代的黄金是多的，后世却少了，而归咎于佛事的消耗（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都如此说）。其实不然。王莽败亡时，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匮者，尚有六十匮。其数为六十万斤。古权量当今五分之一，则得今十二万斤，即一百九十二万两。中国人数，号称四万万，女子当得半数，通常有金饰的，以女子为多。假使女子百人之中，有一人有金饰，其数尚不及一两。现在民间存金之数，何止如此？《齐书·东昏侯纪》，谓其“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这几句话，很可说明历史记载，古代金多，后世金少的原因。古代人民生活程度低。又封建之世，服食器用，皆有等差。平民不能僭越。珠玉金银等，民间收藏必极少。这个不但金银如此，怕铜亦是如此。秦始皇的销兵，人人笑其愚笨。然汉世盗起，必劫库兵。后汉时羌人反叛，因归服久了，无复兵器，多执铜镜以象兵。可见当时民间兵器实不多。不但兵器不多，即铜亦不甚多。所以贾谊整理币制之策，是“收铜勿令布”。若铜器普遍于民间，亦和后世一样，用什么法子收之勿令布呢？铜尚且如此，何况金银？所以古代所谓金多，并非金真多于后世，乃是以聚而见其多。后世人民生活程度渐高；服食器用，等差渐破；以朝廷所聚之数，散之广大的民间，就自然不觉其多了。读史的人，恒不免为有明文的记载所蔽，而忽略于无字句处。我之此说，一定有人不信。因为古书明明记载汉时黄金的赏赐，动辄数十斤数百斤，甚至有至数千斤的，如何能不说古代的黄金，多于后世呢？但是我有一个证据，可以折服他。王莽时，黄金一斤值钱万，朱提银八两为一流，值钱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值钱千，则金价五倍于银。《日知录》述明洪武初，金一两等于银五两，则金银的比价，汉末与明初相同。我们既不见古书上有大量用银的记载，亦不闻佛法输入以后，银有大量的消耗，然则古书所载黄金大量使用之事，后世不见，并非黄金真少，只是以散而见其少，其事了然可见了。大概金银的比价，在前代，很少超过十倍的。然则在金朝末年，社会上白银固多，黄金亦不甚少。假使用银之故，是嫌铜币的笨重，而要代之以质小值巨之物，未尝不可舍银而取金，至少可以金银并用。然当时绝不如此。这明明由于银之起，乃所以代铜钱，而非以与铜钱相权，所以于金银二者之中，宁取其价之较低者。于此，可见以金、银、铜三品，或金、银二品，或银、铜二品为货币，并非事势之自然。自然之势，是铜钱嫌重，即走向纸币一条路的。

金、银二物，旧时亦皆铸有定形。《清文献通考》说:“古者金银皆有定式，必铸成币而后用之。颜师古注《汉书》，谓旧金虽以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犹今时吉字金铤之类。武帝欲表祥瑞，故改铸为麟趾裹蹄之形，以易旧制。然则麟趾裹蹄，即当时金币式也。汉之白选与银货，亦即银币之式。《旧唐书》载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是唐时银亦皆系铸成。”案金属货币之必须铸造，一以保证其成色，一亦所以省称量之烦。古代金银虽有定形，然用之必仍以斤两计，似乎其分量的重轻，并无一定。而其分量大抵较重，尤不适于零星贸易之用。《金史·食货志》说：“旧例银每锭五十两，其值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每锭百贯，其不能代铜钱可知。章宗承安二年，因钞法既敝，乃思乞灵于银。改铸银，名承安宝货。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钞二贯。公私同见钱行使。亦用以代钞本。后因私铸者多，杂以铜锡，寖不能行。五年，遂罢之。宣宗时，造贞祐宝券及兴定宝泉，亦皆与银相权。然民间但以银谕价。于是限银一两，不得超过宝泉三百贯（案宝泉法价，每二贯等于银一两）。物价在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此令既下，“商旅不行，市肆昼闭”。乃复取消。至哀宗正大间，民间遂全以银市易。《日知录》说：“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其时正值无钱可用的时候，其非用以与钱相权，而系以之代钱；显然可见了。

元、明两朝，当开国之初，都曾踌躇于用钱、用钞之间。因铜的缺乏，卒仍舍钱而用钞。元初有行用钞，其制无可考。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宝钞。分十、二十、三十、五十、一百、二百、五百、一贯、二贯（此据《食货志》。《王文统传》云：中统钞自十文至二贯凡十等。疑《食货志》夺三百一等）。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分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两同白银一两，未曾发行。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分一文、二文、三文三等。十五年，以不便于民罢。二十四年，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一等。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二贯等于银一两，二十贯等于金一两。武宗至大二年，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共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罢至大银钞，其中统、至元二钞，则终元世常行。案元朝每改钞一次，辄准旧钞五倍，可见当其改钞之时，即系钞价跌至五分之一之时。货币跌价，自不免影响于民生。所以“实钞法”，实在是当时的一个大问题。元初以丝为钞本，丝价涨落太大，用作钞本，是不适宜的。求其价格变动较少的，自然还是金属。金属中的金银，都不适于零星贸易之用。厘钞及十文五文之钞，行用亦实不适宜。所以与其以金银为钞本，实不如以铜钱为钞本。元朝到顺帝至正年间，丞相脱脱，才有此议。下诏：以中统钞一贯，权铜钱一千，准至元钞二贯。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这实在是一个贤明的办法。然因海内大乱，军储赏犒，每日印造，不可数计。遂至“交料散满人间”，“人视之若敝楮”了。明初，曾设局铸钱。至洪武七年，卒因铜之不给，罢铸钱局而行钞。大明宝钞，以千文准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后因钞价下落，屡次鬻官物，或税收限定必纳宝钞以收钞。然终于不能维持。至宣宗宣德三年，遂停止造钞。其时增设新税，或加重旧税的税额，专收钞而焚之。钞法既平之后，有些新税取消，税额复旧，有的就相沿下去了。钞关即是其中之一。自此租税渐次普遍收银，银两真成为通用的货币了，

主币可以用纸，辅币则必须用金属。因其授受繁，纸易敝坏，殊不经济。所以以铜钱与纸币并行，实最合于理想。元、明两朝，当行钞之时，并不铸钱。明朝到后来，铸钱颇多，却又并不行钞了，清朝亦然。顺、康、雍、乾四朝，颇能实行昔人不爱铜不惜工之论。案分厘在古代，本系度名而非衡名。衡法以十黍为累，十累为铢，二十四铢为两。因其非十进，不便计算，唐朝铸开元通宝钱，乃以一两的十分之一，即二铢四累，为其一个的重量。宋太宗淳化二年，乃改衡法。名一两的十分之一为一钱，一钱的十分之一为一分，一分的十分之一为一厘。钱即系以一个铜钱之重为名。分厘之名，则系借诸度法的。依照历朝的成法，一个铜钱，本来只要重一钱。顺、康、雍、乾四朝所铸，其重量却都超过一钱以上，铸造亦颇精工。可谓有意于整顿币制了。惜乎于货币的原理未明，所以仍无成效可见。怎样说清朝的货币政策，不合货币原理呢？案（一）货币最宜举国一律。这不是像邮票一般，过了若干时间，就不复存在的。所以邮票可以花样翻新，货币则不宜然。此理在唐朝以前，本来明白。所以汉朝的五铢钱，最得人民信用，自隋以前，所铸的铜钱，即多称五铢。唐初改铸开元通宝，大约是因当时钱法大坏，想与民更始的，揣度当时的意思，或者想以开元为全国唯一通行的钱。所以后世所铸的钱，仍系开元通宝（高宗的乾封泉宝、肃宗的乾元重宝、乾元重轮等，虽都冠之以年号，然皆非小平钱，当时不认为正式的货币）。不过其统一的目的，未能达到罢了。宋以后才昧于此理，把历朝帝皇的年号，铸在铜钱之上。于是换一个皇帝，就可以有一种钱文（年号时有改变，则还可以不止一种）。货币形式的不统一，不是事实使然，竟是立法如此了。甚至像明朝世宗，不但铸嘉靖年号的铜钱，还补铸前此历朝未铸的年号。这不是不把铜钱看作全国的通货，而看作皇帝一个人的纪念品么？若使每朝所铸的，只附铸一个年号，以表明其铸造的年代，而其余一切，都是一律，这还可以说得过去。而历代又不能然。清朝亦是如此。且历朝所铸的铜钱，重量时有出入。这不是自己先造成不统一么？（二）虽然如此，但得所铸的钱，不至十分恶劣，则在专制时代，即但以本朝所铸之钱为限，而禁绝其余的恶薄者，亦未始不可以小康。此即明代分别制钱和古钱的办法（明天启、崇祯间，括古钱以充废铜，以统一币制论，实在是对的）。但要行此法，有一先决问题，即必须先使货币之数足用。若货币之数，实在不足于用，交易之间，发生困难，就无论何等恶劣的货币，人民也要冒险使用，禁之不可胜禁，添出整理的阻力来了。自明废除纸币以后，直至清朝，要把铜钱铸到人民够用，是极不容易办到的。当此之时，最好将纸币和铜钱相权。而明、清皆不知出此，听任银铜并行。又不知规定其主辅的关系。在明朝，租税主于收银，铜钱时有禁令，人民怀疑于铜钱之将废，不敢收受，大为铜钱流通之害。清朝则人民认铜钱为正货，不愿收受银两。而政府想要强迫使用，屡烦文告，而卒不能胜。而两种货币，同时并行，还生出种种弊窦（如租税征收等）。不明经济原理之害，真可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了。

外国银钱的输入，并不始于近代。《隋书·食货志》说南北朝时河西、交、广的情形，已见前。《日知录》引唐韩愈《奏状》，说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说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张籍诗说:“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宋史·仁宗纪》：景祐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以银。《集释》说:顺治六七年间，海禁未设，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禁海之后，绝迹不见。这可见外国货币之侵入，必限于与外国通商之时，及与外国通商之地。前此中外交通，时有绝续；又多限于一隅；所以不能大量侵入。到五口通商以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外国铸造的货币，使用的便利，自胜于我国称量的金银（其称量之法，且不划一）。外国银圆，遂滔滔输入，而以西班牙、墨西哥两国为多。中国的自铸，始于光绪十三年（广东总督张之洞所为）。重量形式，都模仿外国银圆，以便流通。此时铜钱之数，颇感不足。光绪二十七年，广东开铸铜圆，因其名价远超于实价，获利颇多。于是各省竞铸铜圆，以谋余利，物价为之暴腾。小平钱且为其驱逐以尽。民生大感困苦。光绪三十年，度支部奏厘定币制，以银圆为本位货币，民国初年仍之。其时孙文创用纸币之议，举国的人，多不解其理论，非难蜂起。直到最近，国民政府树立法币制度，才替中国的货币，画一个新纪元。

民国三年（1914年）铸造的银元

第十三章 衣食

《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这是古人总述衣食住的进化的。（一）古代虽无正确的历史，然其荦荦大端，应为记忆所能及。（二）又古人最重古。有许多典礼，虽在进化之后，已有新的、适用的事物，仍必保存其旧的、不适用的，以资纪念。如已有酒之后，还要保存未有酒时的明水（见下），即其一例。此等典礼的流传，亦使人容易记忆前代之事。所以《礼运》这一段文字，用以说明古代衣食住进化的情形，是有用的。

据这一段文字，古人的食料，共有两种：即（一）草木之实，（二）鸟兽之肉。（三）但还漏列了一种重要的鱼。古人以鱼鳖为常食。《礼记·王制》说：“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又说:“六十非肉不饱。”《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梁惠王上篇》）则兽肉为贵者，老者之食。又说“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与“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并举。《诗经·无羊篇》：“牧人乃梦，众维鱼矣。大人占之，众惟鱼矣，实维丰年。”郑《笺》说：“鱼者，庶人之所以养也。今人众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公羊》宣公六年，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均鱼为大众之食之征。此等习惯，亦必自隆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我们可以说:古人主要的食料有三种：（一）在较寒冷或多山林的地方，从事于猎，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二）在气候炎热、植物茂盛的地方，则食草木之实。衣的原料麻、丝，该也是这种地方发明的。（三）在河湖的近旁则食鱼。

古代的食物，虽有这三种，其中最主要的，怕还是第二种。因为植物的种类多，生长容易。《墨子·辞过篇》说：“古之民，素食而分处。”孙诒让《闲诂》说：“素食，谓食草木。素，疏之假字。疏，俗作蔬。”案古疏食二字有两义：（一）是谷物粗疏的。（二）指谷以外的植物。《礼记·杂记》：“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吾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辞曰：疏食也，不足以伤吾子。”《疏》曰：“疏粗之食，不可强饱，以致伤害。”是前一义。此所谓疏食，是后一义，因其一为谷物，一非谷物，后来乃加一草字的偏旁，以资区别。《礼记·月令》：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周官》大宰九职，八曰臣妾，聚敛疏材。《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果蓏素食当十石。”《八观篇》云：“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见蔬食为古代重要的食料，到春秋战国时，还能养活很多的人口。至于动物，则其数量是比较少的。饮血茹毛，现在只当作形容野蛮人的话，其实在古代确是事实。《义疏》引“苏武以雪杂羊毛而食之”，即其确证。隆古时代，苏武在北海边上的状况，绝不是常人所难于遭遇的。《诗经·豳风》:“九月筑场圃。”郑《笺》云：“耕治之以种菜茹。”《疏》云：“茹者，咀嚼之名，以为菜之别称，故书传谓菜为茹。”菜即今所谓蔬，乃前所释疏食中的第二种。后世的菜，亦是加以选择，然后种植的，吃起来并不费力。古代的疏食，则是向山林薮泽中，随意取得的野菜，其粗粗而有劳咀嚼，怕和鸟兽的毛，相去无几。此等事实，均逼着人向以人工产生食料的一条路上走。以人工产生食料，只有畜牧和耕种两法。畜牧须有适宜的环境，而中国无广大的草原（古代黄河流域平坦之地，亦沮洳多沼泽），就只有走向种植一路了。

古人在疏食时代的状况，虽然艰苦，却替后人造下了很大的福利。因为所吃的东西多了，所以知道各种植物的性质。我国最古的药书，名为《神农本草经》。《淮南子·脩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此乃附会之辞，古所谓神农，乃农业二字之义，并非指姜姓的炎帝其人。《礼记·月令》说“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义即如此。《孟子·滕文公上篇》“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义亦如此。《神农本草经》，乃农家推原草木性味之书，断非一个人的功绩。此书为中国几千年来药物学的根本。其发明，全是由于古代的人们，所吃的植物，种类甚多之故。若照后世人的吃法，专于几种谷类和菜蔬、果品，便一万年，也不会发明什么本草的。

一方面因所食之杂，而发现各种植物的性质；一方面即从各种植物中，淘汰其不适宜于为食料的，而栽培其宜于作食料的。其第（一）步，系从各种植物中，取出谷类，作为主食品。其第（二）步，则从谷类之中，再淘汰其粗的，而存留其精的。所以古人说百谷，后来便说九谷，再后来又说五谷。到现在，我们认为最适宜的主食品，只有稻和麦两种了。《墨子·辞过篇》说：“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吕氏春秋·审时篇》说:“得时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气章。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叡智，四卫变强（《注》:四卫，四肢也）。凶气不入，身无苛殃。黄帝曰：‘四时之不正也，正五谷而已矣。’”观此，便知农业的发明、进步，和人民的营养、健康，有如何重要的关系了.

古人所豢养的动物，以马、牛、羊、鸡、犬、豕为最普通，是为六畜（《周官·职方氏》，谓之六扰。名见郑《注》）。马、牛都供交通耕种之用，故不甚用为食料。羊的畜牧，需要广大的草地，也是比较贵重的。鸡、犬、豕则较易畜养，所以视为常食。古人去渔猎时代近，男子畜犬的多。《管子·山权数》说：“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可见狗的畜养，和猪一样普遍。大概在古代，狗是男子所常畜，猪则是女子所畜的。家字从宀从豕，后世人不知古人的生活，则觉其难于解释。若知道古代的生活情形，则解释何难之有？猪是没有自卫能力的，放浪在外，必将为野兽所吞噬，所以不得不造屋子给它住。这种屋子，是女子所专有的。所以引申起来，就成为女子的住所的名称了。《仪礼·乡饮酒礼》记“其牲狗”，《礼记·昏义》：“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可见狗是男子供给的肉食，猪是女子供给的肉食。后来肉食可以卖买，男子就有以屠狗为业的了。牛、马要供给交通耕种之用，羊没有广大的草地，可资放牧，这种情形，后世还是和古代一样的，狗却因距离游猎时代远，畜养的人少了，猪就成为唯一食用的兽。

烹调方法的进步，也是食物进化中一种重要的现象。其根本，由于发明用火。而陶器制造的成功，也是很有关系的。《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而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注》云:“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捭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犹然。”此即今人所谓“石烹”。下文的《注》云:“炮，裹烧之也。燔，加于火上。烹，煮之镬也。炙，贯之火上。”其中只有烹，是陶器发明以后的方法。据社会学家说：陶器的发明，实因烧熟食物时，怕其枯焦，涂之以土，此正郑《注》所谓裹烧。到陶器发明以后，食物煮熟时，又可加之以水。有种质地，就更易融化。调味料亦可于取熟时同煮。烹调之法，就更易进步了。烹调之法，不但使（一）其味加美，亦能（二）杀死病菌，（三）使食物易于消化，于卫生是很有关系的。

饮食的奢侈，亦是以渐而致的。《盐铁论·散不足篇》：贤良说:“古者燔黍食稗，而豚以相飨（当即捭字）。其后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及其后，宾昏相召，则豆羹白饭，綦脍熟肉。今民间酒食，殽旅重迭，燔炙满案。古者庶人粝食藜藿，非乡饮酒、腊、祭祀无酒肉。今闾巷县伯，阡陌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古者不粥纴（当作饪，熟食也），不市食。及其后，则有屠沽、沽酒、市脯、鱼盐而已。今熟食遍列，殽施成市。”可见汉代人的饮食，较古代为侈。然《论衡·讥日篇》说“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数千头”，怕只抵得现在的一个上海市。《隋书·地理志》说:梁州、汉中的人，“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其生活程度，就又非汉人所及了。凡此，都可见得社会的生活程度，在无形中逐渐增高。然其不平均的程度，亦随之而加甚。《礼记·王制》说:“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玉藻》说:“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曲礼》说:“岁凶，年不顺成，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这都是公产时代，同甘共苦的遗规。然到战国时，孟子就以“庖有肥肉，廐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责备梁惠王了。我们试看《周官》的《膳夫》，《礼记》的《内则》，便知道当时的人君和士大夫的饮食，是如何奢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正不待盛唐的诗人，然后有这感慨了。

莲鹤方壶，春秋时期的盛酒器，也是重要的礼器。

《战国·魏策》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昔人据此，遂以仪狄为造酒的人。然仪狄只是作酒而美，并非发明造酒。古人所谓某事始于某人，大概如此。看《世本·作篇》，便可知道。酒是要用谷类酿造的，（《仪礼·聘礼》《注》:“凡酒，稻为上，黍次之，粟次之。”）其发明，必在农业兴起之后。《礼运》说:“污尊而抔饮。”郑《注》说:“污尊，凿地为尊也。抔饮，手掬之也。”这明明是喝的水。《仪礼·士昏礼》《疏》引此，谓其时未有酒醴，其说良是。《礼运》《疏》说凿地而盛酒，怕就未必然了。《明堂位》说：“夏后氏尚明水，殷人尚醴，周人尚酒。”凡祭祀所尚，都是现行的东西，前一时期的东西。据此，则酿酒的发明，还在夏后氏之先。醴之味较酒为醇，而殷人尚醴，周人尚酒。《周官·酒正》，有五齐、三酒、四饮，四饮最薄，五齐次之，三酒最厚，而古人以五齐祭，三酒饮。可见酒味之日趋于厚。读《书经》的《酒诰》，《诗经》的《宾之初筵》等篇，可见古人酒德颇劣。现在的中国人，却没有酗酒之习，较之欧美人，好得多了。

就古书看起来，古人的酒量颇大。《史记·滑稽列传》载淳于髡说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固然是讽喻之辞，然《考工记》说:“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五经异义》载《韩诗》说古人的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礼》说:“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一豆就是一斗。即依《韩诗》说，亦得七升。古量法当今五之一，普通人亦无此酒量。案《周官·浆人》，六饮有凉。郑司农云：“以水和酒也。”此必古有此事，不然，断不能臆说的。窃疑古代献酬之礼，酒都是和着水喝的，所以酒量各人不同，而献酬所用的酒器，彼此若一。

刺激品次于酒而兴起的为茶。茶之本字为荼。《尔雅·释木》:“槚，苦荼。”《注》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案荼系苦菜之称。荼之味微苦。我们创造一句新的言语，是不容易的。遇有新事物须命名时，往往取旧事物和他相类的，小变其音，以为新名。在单音语盛行时，往往如此。而造字之法，亦即取旧字而增减改变其笔画，以为新字。如角甪、刀刁，及现在所造的乒乓等字皆其例。所以从荼字会孕育出茶的语言文字来（语言从鱼韵转入麻韵，文字减去一画）。茶是出产在四川，而流行于江南的。《三国·吴志·韦曜传》说:孙皓强迫群臣饮酒时，常密赐茶荈以当酒。《世说新语》谓王蒙好饮茶。客至，尝以是饷之。士大夫欲诣蒙，辄曰：今日有水厄。即其证。《唐书·陆羽传》说:“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则茶之风行全国，寖至推及外国，是从唐朝起的。所以唐中叶后，始有茶税。然据《金史》说:金人因所需的茶，全要向宋朝购买，认为费国用而资敌。章宗承安四年，乃设坊自造，至泰和五年罢。明年，又定七品以上官方许食茶。据此，即知当时的茶，并不如今日的普遍。如其像现在一样，全国上下，几于无人不饮，这种禁令，如何能立呢？平话中《水浒传》的蓝本，是比较旧的。现行本虽经金圣叹改窜，究竟略存宋、元时的旧面目。书中即不甚见饮茶，渴了只是找酒喝。此亦茶在宋元时还未如今日盛行的证据。《日知录》引唐綦毋旻《茶饮序》云：“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宋黄庭坚《茶赋》云：“寒中瘠气，莫甚于茶。”则在唐宋时，茶还带有药用的性质，其刺激性，似远较今日之茶为烈。古人之茶系煎饮，亦较今日的用水泡饮为烦。如此看来，茶的名目，虽今古相同，其实则大相殊异了。这该是由于茶的制法，今古不同，所以能减少其有害的性质，而成为普遍的饮料。这亦是饮食进化的一端。

《撵茶图》，表明古人以饮茶为风尚。

次于茶而兴起的为烟草。其物来自吕宋。名为烟，亦名淡巴菰（见《本草》）。最初莆田人种之。王肱枕《蚓庵琐语》云：“烟叶出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至以一马易一斤。崇祯中，下令禁之。民间私种者问徒刑。利重法轻，民冒禁如故。寻下令:犯者皆斩。然不久，因军中病寒不治，遂弛其禁。予儿时尚不识烟为何物，崇祯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据《陔余丛考》转引）据此，则烟草初行时，其禁令之严，几与现在的鸦片相等。烟草可治寒疾，说系子虚，在今日事极明白。军中病寒，不过弛禁的一借口而已。予少时曾见某书，说明末北边的农夫，有因吸烟而醉倒田中的（此系予十余龄时所见，距今几四十年，不能忆其书名。藏书毁损大半，仅存者尚在游击区中，无从查检）。在今日，无论旱烟、水烟、卷烟，其性质之烈，均不能至此。则烟草的制法，亦和茶一般，大有改良了。然因此而引起抽吸大烟，则至今仍贻害甚烈。

罂粟之名，始见于宋初的《开宝本草》。宋末杨士瀛的《直指方》，始云其壳可以治痢。明王玺《医林集要》，才知以竹刀刮出其津，置瓷器内阴干。每服用小豆一粒，空心温水化下，然皆以作药用。俞正燮《癸巳类稿》云:“明四译馆同文堂外国来文八册，有译出暹罗国来文，中有进皇帝鸦片二百斤，进皇后鸦片一百斤之语。又《大明会典》九十七、九十八，各国贡物，暹罗、爪哇、榜葛剌三国，俱有乌香，即鸦片。”则明时此物确系贡品。所以神宗皇帝，久不视朝，有疑其为此物所困的。然其说亦无确据。今人之用作嗜好品，则实由烟草引起。清黄玉圃《台海使槎录》云：“鸦片烟，用麻葛同雅土切丝，于铜铛内煎成鸦片拌烟。用竹筒，实以梭丝，群聚吸之。索值数倍于常烟。”《雍正朱批谕旨》：七年，福建巡抚刘世明，奏漳州知府李国治，拿得行户陈达私贩鸦片三十四斤，拟以军罪。臣提案亲讯。陈达供称鸦片原系药材，与害人之鸦片烟，并非同物。当传药商认验。佥称此系药材，为治痢必须之品，并不能害人。唯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鸦片烟。李国治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应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题参。则其时的鸦片，尚未能离烟草而独立。后来不知如何，单独抽吸，其害反十百倍于烟草了。

中国食物，从外国输入的甚多。其中最重要的，自然当推蔗糖，其法系唐太宗时，得之于摩揭它的，见《唐书·西域传》。此前的饴，是用米麦制的。大徐《说文》新附字中，始有糖字。字仍从米，释以饴而不及蔗，可见。宋初蔗糖尚未盛行。北宋末，王灼撰《糖霜谱》，始备详其产地及制法。到现在，蔗糖却远盛于饴糖了。此外菜类如苜蓿，果品如西瓜等，自外国输入的还很多。现在不及备考。

中国人烹调之法，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言之最详。但调味之美，和营养之佳良，系属两事，不可不知。又就各项费用在全体消费中所占的成分看，中国人对于饮食，是奢侈的。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说:国民的风气，侈居为上，侈衣次之，侈食为下。这亦是我国民不可不猛省的。

衣服的进化，当分两方面讲:一是材料，一是裁制的方法。

《礼运》说“未有麻丝，衣其羽皮”，这只是古人衣服材料的一种。还有一种，是用草的。《礼记·郊特牲》说：“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诗经》：“彼都人士，台笠缁撮。”《毛传》：“台所以御暑，笠所以御雨也。”郑《笺》：“台，夫须也。都人之士，以台为笠。”《左氏》襄公十四年，晋人数戎子驹支道：“乃祖吾离，被苫盖。”《注》：“盖，苫之别名。”《疏》云：“言无布帛可衣，惟衣草也。”《墨子·辞过》云：“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孙诒让《闲诂》说:“带茭，疑即《丧服》之绞带，亦即《尚贤篇》所谓带索。”案《仪礼·丧服传》云：“绞带者，绳带也。”又《孟子·尽心上篇》：“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注》云：“屣，草履。”《左氏》僖公四年，“共其资粮扉履。”《注》云:“扉，草履。”可见古人衣服冠履，都有用草制的。大概古代渔猎之民，以皮为衣服的材料。所以《诗经·采菽》郑《笺》说黻道:“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参看下文）而后世的甲，还是用革制的。戴在头上的有皮弁，束在身上的有革带，着在脚上的有皮履（夏葛履，冬皮履，见《仪礼·士冠礼》《士丧礼》，履以丝为之，见《方言》）。农耕之民，则以草为衣服的材料。所以《郊特牲》说黄衣黄冠是野服。《禹贡》：扬州岛夷卉服，冀州岛夷皮服（岛当作鸟，《疏》言伪孔读鸟为岛可见）。观野蛮人的生活，正可知道我族未进化时的情形。

麻、丝的使用，自然是一个大发明。丝的使用，起于黄帝元妃媛祖，说不足信，已见上章。麻的发明，起于何时，亦无可考。知用麻、丝之后，织法的发明，亦为一大进步。《淮南子·泛论训》说：“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领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手经指挂，是断乎不能普遍的。织法的发明，真是造福无穷的了。但其始于何时，亦不可考。丝麻发明以后，皮和草的用途，自然渐渐地少了。皮的主要用途只是甲。至于裘，则其意不仅在于取暖，而兼在于美观。所以古人的着裘，都是把毛着在外面，和现在人的反着一样。（《新序·杂事》：“虞人反裘而负薪，彼知惜其毛，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外面罩着一件衣服，谓之裼衣。行礼时，有时解开裼衣，露出里面的裘来，有时又不解开，把他遮掩掉，前者谓之裼，后者谓之袭。借此变化，以示美观（无裼衣谓之“表裘”为不敬。绤之上，亦必加以襌衣谓之袗）。穷人则着毛织品，谓之褐。褐倒是专为取暖起见的。现在畜牧和打猎的事业都衰了，丝棉较皮货为贱。古代则不然。裘是比较普遍的，丝绵更贵。二十可以衣裘帛（《礼记·内则》），五十非帛不暖（《礼记·王制》）。庶人亦得衣犬羊之裘，即其明证。丝绵新的好的谓之纩，陈旧的谓之絮（见《说文》）。

西汉直裾素纱衣，其高超的制作技艺代表了西汉初期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现在衣服材料，为用最广的是木棉。其普遍于全国，是很晚的。此物，《南史·林邑传》谓之吉贝，误为木本。《新唐书》作古贝，才知为草本。《南史》姚察门生送南布一端，白居易《布裘诗》：“桂布白似雪”，都是指棉布而言。但只限于交、广之域。宋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诗》：“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才推广到福建。《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江、江东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则推广到长江流域了。其所以能推广，和纺织方法，似乎很有关系的。《宋史·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由妇人。陶宗仪《辍耕录》说:松江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其功甚难。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木棉岭南久有，然直至宋元间才推行于北方，则因无纺织之法，其物即无从利用，无利之可言了。所以农工两业，是互相倚赖，互相促进的（此节略据《陔余丛考》）。

衣服裁制的方法:最早有的，当即后来所谓黻。亦作。此物在后来，是着在裳之外，以为美观的。但在邃初，则当系亲体的。除此之外，全身更无所有。所以《诗经》郑《笺》说:“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衣服的起源，从前多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御寒，次之是蔽体。其实不然。古人冬则穴居，并不借衣服为御寒之具。至于裸露，则野蛮人绝不以为耻，社会学上证据甚多。衣服的缘起，多先于下体，次及上体；又多先知蔽前，后知蔽后；这是主张衣服缘起，由于以裸露为耻者最大的证据。据现在社会学家的研究，则非由于以裸露为耻，而转系借装饰以相挑诱。因为裸露是人人所同，装饰则非人人所有，加以装饰，较诸任其自然，刺激性要重些。但蔽其前为韨，兼蔽其后即为裳了。裳而加以袴管（古人谓之襱），短的谓之裈，长的谓之袴，所以《说文》称袴为胫衣，昔人所谓贫无袴，裈还是有的，并非裸露。又古人的袴、裆都是不缝合的，其缝合的谓之穷袴，转系特别的（见《汉书·外戚传》）。这可见裈和袴，都是从裳变化出来的，裳在先，裈和袴在后。裳幅前三后四，都正裁。吉服襞绩（打裥）无数，丧服三襞绩（《仪礼·丧服》郑《注》）。着在上半身的谓之衣。其在内的、短的谓之襦。长的，有着（装绵）谓之袍，无着谓之衫。古代袍衫不能为礼服，其外必再加以短衣和裳。

戴在头上的，最尊重的是冕。把木头做骨子。外面用布糊起来，上面是玄色，下面是朱色。戴在头上，前面是低一些的。前有旒，据说是把五彩的绳，穿了一块块的玉，垂在前面。其数，天子是十二，此外九旒、七旒等，以次减杀。两旁有纩，是用黄绵，大如丸，挂在冕上面的，垂下来，恰与两耳相当。后来以玉代黄绵，谓之瑱。冕，当系野蛮时代的装饰，留诒下来的。所以其形状，在我们看起来，甚为奇怪，古人却以为最尊之服。次于冕者为弁，以皮为之。其形状亦似冕。但无旒及纩等，戴起来前后平。冠是所以豢发的。其形状，同现在旧式丧礼中孝子戴的丧冠一样。中间有一个梁，阔两寸。又以布围发际，自前而后，谓之武。平居的冠，和武是连在一起的。否则分开，临时才把他合起来。又用两条组，连在武上，引至颐下，将他结合，是为缨。有余，就把他垂下来，当作一种装饰，谓之緌。緌冠不用簪，冕弁则用簪。簪即女子之笄，古人重露发，必先把“缁纚”套起来，结之为紒，然后固之以冠。冠用缨，冕弁则把一条组结在右笄上，垂下来，经过颐下，再绕上去，结在左笄上。冠是成人的服饰，亦是贵人的服饰，所以有罪要免冠。至于今之脱帽，则自免胄蜕化而来。胄是武人的帽子，因为怕受伤之故，下垂甚深，几于把脸都遮蔽掉了，看不见。所以要使人认识自己，必须将胄免去。《左氏》哀公十六年，楚国白公作乱，国人专望叶公来救援。叶公走到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可见胄的作用。现在的脱帽，是采用欧洲人的礼节。欧洲人在中古时代，战争是很剧烈的。免胄所以使人认识自己，握手所以表示没有兵器。后遂相沿，为寻常相见之礼。中国人模仿他，其实是无谓的。有人把脱帽写作免冠，那更和事实不合了。古代庶人是不冠的，只用巾。用以覆髻，则谓之帻。《后汉书·郭泰传》《注》引周迁《舆服杂事》说:“巾以葛为之，形如㡊，本居士野人所服。”《玉篇》：“㡊，帽也。”《隋书·舆服志》：“帽，古野人之服。”则巾和帽是很相近的。着在脚上的谓之袜。其初亦以革为之。所以其字从韦作。袜之外为履。古人升堂必脱履。脱履则践地者为袜，立久了，未免污湿，所以就座又必解袜（见《左氏》哀公二十五年）。后世解袜与否无文，然脱履之礼，则相沿甚久。所以剑履上殿，看作一种殊礼。《唐书》:棣王琰有二妾争宠。求巫者密置符于琰履中。或告琰厌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验之，果然。则唐时入朝，已不脱履。然刘知几以释奠皆衣冠乘马，奏言冠履只可配车，今而镫，跣而鞍，实不合于古。则祭祀还是要脱履的。大概跣礼之废，（一）由于靴之渐行，（二）由于席地而坐，渐变为高坐，参看后文及下章自明。古人亦有现在的绑腿，谓之偪。亦谓之邪幅。又谓之行縢。本是上路用的，然亦以之为饰。宋绵庄《释服》说“解则见偪。《诗》云:邪幅在下，正是燕饮而跣以为欢之时”，则偪着在袜内。《日知录》说：“今之村民，往往行縢而不袜，古人之遗制也。吴贺邵美容止，常着袜，希见其足，则汉魏之世，不袜而见足者尚多。”又说袜字的从衣，始见于此，则渐变而成今日的袜了。窃疑袜本亦田猎之民之服，农耕之民，在古代本是跣足的。中国文化，本来起自南方，所以行礼时还必跣。

衣服的初兴，虽非以蔽体为目的，然到后来，着衣服成了习惯，就要把身体的各部分，都遮蔽起来，以为恭敬了。所以《礼记》的《深衣篇》说:“短毋见肤。”做事以短衣为便，今古皆然。古代少者贱者，是多服劳役的。《礼记·曲礼》说:“童子不衣裘裳。”《内则》说:“十年，衣不帛，襦袴。”襦就是短衣，袴就是不裳。《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师己述童谣，说“鹆跦跦，公在乾侯，征褰与襦”。褰即是袴（《说文》）。此皆服劳役者不着裳之证。然襦袴在古人，不能算做礼服，外必加之以裳。既然如此，自以照现在人的样子，于襦袴之外，罩上一件长衫为便。然古人习于衣裳，袍衫之外，亦必加之以裳。于是从古代的衣裳，转变到现在的袍衫，其间必以深衣为过渡。深衣的意思，是和现在的女子所着的衣裙合一的衣服差不多的。形式上是上衣下裳，实则缝合在一起。他的裳，分为十二幅，前后各六。中间四幅对开。边上两幅斜裁，呈两三角形。尖端在上。所以其裳之下端与上端（腰间），是三与二之比。如此，则不须襞绩，自亦便于行动了。深衣是白布做的，却用绸镶边，谓之纯。无纯的谓之褴褛，尤为节俭（今通作褴褛，其义为破，此又是一义）。士以上别有朝祭之衣，庶人则即以深衣为吉服。未成年者亦然。所以戴德《丧服·变除》说:“童子当室（为父后），其服深衣不裳。”然自天子至于士，平居亦都是着一件深衣的。这正和现在的劳动者平时着短衣，行礼时着袍衫，士大夫阶级，平时着袍衫，行礼时别有礼服一样。然古人苟非极隆重的典礼，亦都可以着深衣去参与的。所以说“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礼记·深衣》）。民国以来，将平时所着的袍和马褂，定为常礼服。既省另制礼服之费，又省动辄更换之烦，实在是很合理的。

《仪礼·士丧礼》《疏》，谓上下通直，不别衣裳者曰“通裁”，此为深衣改为长袍之始。然古人用之殊不广。后汉以后，始以袍为朝服。《续汉书·舆服志》说:若冠通天冠，则其服为深衣服。有袍，随五时色。刘昭《注》云：“今下至贱吏、小史，皆通制袍、禪衣，皁缘领袖为朝服。”《新唐书·车服志》：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胯者名曰缺胯，庶人服之。”据此，则深衣与袍衫之别，在于有缘无缘。其缺胯，就是现在的袍衫了。任大椿《深衣释例》说:“古以殊衣裳者为礼服，不殊衣裳者为燕服。后世自冕服外，以不殊衣裳者为礼服，以殊衣裳者为燕服。”此即所谓裙襦。妇人以深衣之制为礼服，不殊衣裳。然古乐府《陌上桑》云“湘绮为下裳，紫绮为上翻”，则与裳亦各别。然仍没有不着裳的。隋唐以来，乃有所谓袴褶。（《急就篇》注云:“褶，其形若袍，短身广袖。”）天子亲征及中外戒严时，百官服之，实为戎服。

曾三异《同话录》云：“近岁衣制，有一种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名曰貉袖。起于御马院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以其便于控驭也。”此即今之马褂。《陔余丛考》说就是古代的半臂。《三国·魏志·杨阜传》说明帝着帽，披绫半袖，则其由来已久。《玉篇》说: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宋书·薛安都传》说他着绛衲两当衫，驰入贼陈。《隋书·舆服志》：诸将军侍从之服，有紫衫金玳瑁装裲裆甲，紫衫金装补档甲，绛衫银装补禧甲。《宋史·舆服志》中范质议《开元礼》：武官陪立大仗，加螣蛇裲裆甲。《陔余丛考》说:就是今演剧时将帅所被金银甲。案现在我们所着，长不过腰，而无两袖的，北方谓之坎肩，南方有若干地方，谓之马甲。大概系因将帅服之故。宋人谓之背子（见《石林燕语》）。

衣服不论在什么时代，总是大同小异的。强人人之所好，皆出于同，自然绝无此理。何况各地方的气候，各种人的生活，还各有不同呢？但衣服既和社交有关，社会亦自有一种压力。少数的人，总要改从多数的。昔人所谓“十履而一跣，则跣者耻；十跣而一履，则履者耻”。其间别无他种理由可言。《礼记·王制》：“关执禁以讥，禁异服，察异言。”其意乃在盘诘形迹可疑的人。并不在于划一服饰。《周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六曰同衣服，意亦在于禁奢，非强欲使服饰齐一。服饰本有一种社会压力，不会大相悬殊的。至于小小的异同，则无论何时，皆不能免。《礼记·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观此数语，衣服因地方、阶级，小有异同，显然可见。降逮后世，叔孙通因高祖不喜儒者，改着短衣楚制（见《史记》本传）。《盐铁论》载桑弘羊之言，亦深讥文学之儒服（见《相刺篇》《刺议篇》），可见其情形还是一样的。因为社会压力，不能施于异地方和异阶级的人。然及交通进步，各阶级的交接渐多，其压力，也就随之而增大了。所以到现代，全世界的服饰，且几有合同而化之观。日本变法以后，几于举国改着西装。中国当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亦有改服饰之议。因政变未成。后来自刻《戊戌奏稿》，深悔其议之孟浪，而自幸其未果行。在所著《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尤极称中国服饰之美。其意是（一）中国的气候，备寒、温、热三带，所以其材料和裁制的方法，能适应多种气候，合于卫生。（二）丝织品的美观，为五洲所无。（三）脱着容易。（四）贵族平民，服饰有异，为中西之所同。中国从前，平民是衣白色的。欧洲则衣黑色。革命时，欧人疾等级之不平，乃强迫全国上下，都着黑色。中国则不然。等级渐即平夷，采章遂遍及于氓庶。质而言之:西洋是强贵族服平民之服，中国则许平民服贵族之服。所以其美观与否，大相悬殊。这一点，西人亦有意见相同的。民国元年，议论服制时，曾有西人作论载诸报端，说西方的服饰，千篇一律，并无趣味，劝中国人不必模仿。我以为合古今中外而观之，衣服不过南北两派。南派材料轻柔，裁制宽博。北派材料紧密，裁制狭窄。这两派的衣服，本应听其并行；且折中于二者之间，去其极端之性的。欧洲衣服，本亦有南北两派。后来改革之时，偏重北派太甚了。中国则颇能折两者之中，保存南派的色彩较多。以中西的服饰相较，大体上，自以中国的服饰为较适宜。现在的崇尚西装，不过一时的风气罢了。

中国的衣服，大体上可谓自行进化的。其仿自外国的，只有靴。《广韵》八戈引《释名》，说“靴本胡服，赵武灵王所服”。《北史》慕容永被禽，居长安，夫妻卖靴以自活。北齐亡后，妃嫔入周的亦然。可见南北朝时，汉人能制靴者尚少，其不甚用靴可知。然唐中叶以后，朝会亦渐渐地着靴，朱文公《家礼》，并有襕衫带靴之制了。《说文》:“鞮，革履也。”《韵会》引下有“胡人履连胫，谓之络缇”九字。此非《说文》之文，必后人据靴制增入。然可悟靴所以广行之故。因为连胫，其束缚腿部较紧，可以省却行縢。而且靴用革制，亦较能抵御寒湿，且较绸布制者，要坚固些（此以初兴时论，后来靴亦不用革）。

古代丧服，以布之精粗为度，不是讲究颜色的。素服则用白绢，见《诗经·棘人》《疏》。因为古代染色不甚发达，上下通服白色，所以颜色不足为吉凶之别。后世彩色之服，行用渐广，则忌白之见渐生。宋程大昌《演繁露》说:“《隋志》：宋齐之间，天子宴私着白高帽。隋时以白㡊通为庆吊之服。国子生亦服白纱巾。晋人着白接篱，窦苹《酒谱》曰:接篱，巾也。南齐桓崇祖守寿春，着白纱帽，肩舆上城。今人必以为怪。古未有以白色为忌也。郭林宗遇雨垫巾，李贤《注》云:周迁《舆服杂事》曰，巾以葛为之，形如㡊。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㡊，其巾乃废。今国子学生服焉，以白纱为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乐府白歌》曰：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余作巾。今世人丽妆，必不肯以白为衣。古今之变，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纱帽。其下服如裙襦袜皆以白。视朝听讼，燕见宾客，皆以进御。然其下注云:亦用乌纱。则知古制虽存，未必肯用，习见忌白久矣。”读此，便知忌白的由来。案染色之法，见于《周官》天官染人，地官染草，及《考工记》钟氏，其发明亦不可谓不早。但其能普遍于全社会，却是另一问题。绘绣之法，见《书经·皋陶谟》（今本《益稷》）《疏》。昔人误以绘为画。其实绘之本义，乃谓以各色之丝，织成织品。见于宋绵庄《释服》，其说是不错的。染色、印花等事，只要原料减贱，机器发明，制造容易，所费人工不多，便不得谓之奢侈。唯有手工，消费人工最多，总是奢侈的事。现在的刺绣，虽然是美术，其实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天下无衣无褐的人，正多着呢。

《蚕织图》（局部）

第十四章 住行

住居，亦因气候地势的不同，而分为巢居、穴居两种。《礼运》说:“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见上章）《孟子》亦说:“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滕文公下篇》）大抵温热之地则为巢。干寒之地，则为营窟。巢居，现在的野蛮人，犹有其制。乃将大树的枝叶，接连起来，使其上可以容人，而将树干凿成一级一级的，以便上下。亦有会造梯的。人走过后，便将梯收藏起来。《淮南子·本经训》所谓“托婴儿于巢上”，当即如此。后来会把树木砍伐下来，随意植立，再于其上横架着许多木材，就成为屋子的骨干。穴居又分㙏穴两种：（一）最初当是就天然的洞窟，匿居其中的。（二）后来进步了，则能于地上凿成一个窟笼，而居其中，此之谓穴。古代管建设的官，名为司空，即由于此。（三）更进，能在地面上把土堆积起来，堆得像土窑一般，而于其上开一个窟笼，是之谓㙏，亦作复。再进化而能版筑，就成为墙的起源了。以栋梁为骨骼，以墙为肌肉，即成所谓宫室。所以直至现在，还称建筑为土木工程。

中国民族，最初大约是湖居的。（一）水中可居之处称洲，人所聚居之地称州，州洲虽然异文，实为一语，显而易见（古州岛同音，洲字即岛字）。（二）古代有所谓明堂，其性质极为神秘。一切政令，都自此而出（读惠栋《明堂大道录》可见）。阮元说：这是由于古代简陋，一切典礼，皆行于天子之居，后乃礼备而地分（《揅经室集·明堂说》），这是不错的。《史记·封禅书》载公玉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人，名为昆仑，正是岛居的遗象。明堂即是太学，亦称辟雍。辟壁同字，正谓水环宫垣。雍即今之壅字，壅塞、培壅，都指土之增高而言，正像湖中岛屿。（三）《易经》泰卦上六爻辞，“城复于隍”。《尔雅·释言》：“隍，壑也。”壑乃无水的低地。意思还和环水是一样的。然则不但最初的建筑如明堂者，取法于湖居，即后来的造城，必环绕之以壕沟，还是从湖居的遗制，蜕化而出的。

文化进步以后，不藉水为防卫，则能居于大陆之上。斯时藉山以为险阻。读第四、第八、第九三章可见。章炳麟《太炎文集》有《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可以参观。再进步，则城须造在较平坦之地，而借其四周的山水以为卫，四周的山水，是不会周匝无缺的，乃用人工造成土墙，于其平夷无险之处，加以补足，是之谓郭。郭之专于一面的，即为长城。城是坚实可守的，郭则工程并不坚实，而且其占地太大，必不能守。所以古代只有守城，绝无守郭之事。即长城亦是如此。中国历代，修造长城，有几个时期：（一）为战国以前。齐国在其南边，造有长城；秦、赵、燕三国，亦在北边造有长城。后来秦始皇把它连接起来，就是俗话所称为万里长城的。此时南方的淮夷、北方的匈奴，都是小部落。到汉朝，匈奴大了，入塞的动辄千骑万骑，断非长城所能御；而前后两呼韩邪以后，匈奴又宾服了；所以终两汉四百年，不闻修造长城。魏晋时，北方丧乱，自然讲不到什么远大的防御规模。拓跋魏时，则于北边设六镇，藉兵力以为防卫，亦没有修造长城的必要，（二）然至其末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隋代遂屡有修筑。此为修造长城的第二时期。隋末，突厥强大了，又非长城所能御。后来的回纥、契丹亦然。所以唐朝又无修筑长城之事。（三）契丹亡后，北方的游牧部族，不能统一，又呈小小打抢的局面。所以金朝又要修造一道边墙，从静州起，迤逦东北行，达女真旧地。此为修造长城的第三时期。元朝自然毋庸修造长城。（四）明时，既未能将蒙古征服，而蒙古一时亦不能统一。从元朝的汗统断绝以后，至达延汗兴起以前，蒙古对中国，并无侵犯，而只有盗塞的性质，所以明朝又修长城，以为防卫。现代的长城，大概是明朝遗留下来的。总而言之，小小的寇盗，屯兵防之，未免劳费，无以防之又不可。造长城，实在是最经济的方法。从前读史的人，有的称秦始皇造长城，能立万世夷夏之防，固然是梦话。有的议论他劳民伤财，也是胡说的。晁错说秦朝北攻胡貉，置塞河上，只是指秦始皇时使蒙恬新辟之土。至于其余的长城，因战国时秦、赵、燕三国之旧，缮修起来的，却并没有费什么工力。所以能在短时间之内，即行成功。不然，秦始皇再暴虐，也无法于短时间之内，造成延袤万余里的长城的。汉代的人，攻击秦朝暴虐的很多，实未免言过其实，然亦很少提及长城的，就是一个证据。

古代的房屋，有平民之居和士大夫之居两种。士大夫之居，前为堂，后为室。室之左右为房。堂只是行礼之地，人是居于室中的（室之户在东南，牖在西南，北面亦有牖，谓之北牖。室之西南隅，即牖下，地最深隐，尊者居之，谓之奥。西北隅为光线射入之地，谓之屋漏。东北隅称宧。宧，养也，为饮食所藏。东南隅称窔，亦深隐之义。室之中央，谓之中霤，为雨水所溜入。此乃穴居时代，洞穴开口在上的遗象。古之牖即今之窗，是开在墙上的。其所谓窗，开在屋顶上，今人谓之天窗）。平民之居，据晁错《移民塞下疏》说：“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汉书》《注》引张晏曰“二内，二房也”，此即今三开间的屋。据此，则平民之居，较之士大夫之居，就是少了一个堂。这个到现在还是如此。士大夫之家，前有厅事，即古人所谓堂。平民之家无有。以中间的一间屋，行礼待客，左右两间供住居，即是一堂二内之制。简而言之，就是以室为堂，以房为室罢了。古总称一所屋子谓之宫。《礼记·内则》说“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则一对成年的夫妻，就有一所独立的屋子。后世则不然。一所屋子，往往包含着许多进的堂和内，而前面只有一个厅事。这就是许多房和室，合用一个堂，包含在一个宫内，较古代经济多了。这大约因为古代地旷人稀，地皮不甚值钱，后世则不然之故。又古代建筑，技术的关系浅，人人可以自为，士大夫之家，又可役民为之。后世则建筑日益专门，非雇人为之不可（《论衡·量知篇》：“能斫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穿凿穴坎，谓之土匠。”则在汉代，民间建筑，亦已有专门的人）。这亦是造屋的人，要谋节省的一个原因。

四川成都曾家包汉墓庭院图

古人造楼的技术，似乎是很拙的。所以要求眺望之所，就只得于城阙之上。阙是门旁墙上的小屋。天子诸侯的宫门上，也是有的。因其可以登高眺远，所以亦谓之观。《礼记·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即指此。古所谓县法象魏者，亦即其地。魏与巍同字，大概因其建筑高，所以称之为魏。象字当本指法象言，与建筑无涉。因魏为县法之地，单音字变为复音词时，就称其地为象魏了。《尔雅·释宫》:“四方而高曰台。有木者谓之榭。陕而修曲曰楼。”（陕同狭）《注》云：“台，积土为之。”榭是在土台之上，再造四方的木屋。楼乃榭之别名，不过其形状有正方修曲之异而已，这都是供游观眺望之所，并不是可以住人的。《孟子·尽心下篇》：“孟子之滕，馆于上宫。”赵《注》说：“上宫，楼也。”这句话恐未必确。因为造楼之技甚拙，所以中国的建筑，是向平面发展，而不是向空中发展的。所谓大房屋，只是地盘大，屋子多，将许多屋连接而成，而两层三层的高楼很少。这个和建筑所用的材料，亦有关系。因为中国的建筑，用石材很少，所用的全是土木，木的支持力固不大，土尤易于倾圮。炼熟的土，即砖瓦，要好些，然其发达似甚晚。《尔雅·释宫》：“瓴甋谓之甓。”“庙中路谓之唐。”甓即砖。《诗经·陈风》说“中唐有甓”，则砖仅用以铺路。其墙，大抵是用土造的。土墙不好看，所以富者要被以文锦。我们现在，婚、丧、生日等事，以绸缎等物送人，谓之幛，还是这个遗俗；而纸糊墙壁，也是从此蜕化而来的。《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说他蒸土以筑统万城，可见当时砖尚甚少。不然，何不用砖砌，而要临时蒸土呢？无怪古代的富者，造屋只能用土墙了。建筑材料，多用土木，和古代建筑的不能保存，也有关系。因为其不如石材的能持久。而用木材太多，又易于引起火患。前代的杭州，近代的汉口，即其殷鉴。

建筑在中国，是算不得发达的。固然，研究起世界建筑史来，中国亦是其中的一系〔东洋建筑，有三大系统：（一）中国，（二）印度，（三）回教。见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商务印书馆本〕。历代著名的建筑，如秦之阿房宫，汉之建章宫，陈后主的临春、结绮、望春三阁，隋炀帝的西苑，宋徽宗的艮岳，清朝的圆明园、颐和园，以及私家的园林等，讲究的亦属不少。然以中国之大言之，究系沧海一粟。建筑的技术，详见宋朝的《营造法式》，明朝的《天工开物》等书。虽然亦有可观，然把别种文明比例起来，则亦无足称道。此其所以然。（一）因（甲）古代的造屋，乃系役民为之，滥用民力，是件暴虐的事。（乙）又古代最讲究礼，生活有一定的规范，苟非无道之君，即物力有余，亦不敢过于奢侈。所以政治上相传，以卑宫室为美谈，事土木为大戒。（二）崇闳壮丽的建筑，必与迷信为缘。中国人对于宗教的迷信，是不深的。祭神只是临时设坛或除地，根本便没有建筑。对于祖宗的祭祀，虽然看得隆重，然庙寝之制，大略相同。后世立家庙等，亦受古礼的限制，不能任意奢侈。佛教东来，是不受古礼限制的，而且其教义，很能诱致人，使其布施财物。道家因之，亦从事于模仿。寺观遂成为有名的建筑，印度的建筑术，亦因此而输入中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时亦呈着相当的盛况。然此等迷信，宋学兴起以后，又渐渐地淡了。现在佛寺道观虽多，较之缅甸、日本等国，尚且不逮。十分崇闳壮丽的建筑，亦复很少，不过因其多在名山胜地，所以为人所称赏罢了。（三）游乐之处，古代谓之苑囿。苑是只有草木的，囿是兼有禽兽的。均系将天然的地方，划出一区来，施以禁御，而于其中射猎以为娱，收其果实等以为利，根本没有什么建筑物。所以其大可至于方数十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见《孟子·梁惠王下篇》）。至于私家的园林，则其源起于园。园乃种果树之地，因于其间叠石穿池，造几间房屋，以资休憩，亦不是什么奢侈的事。后来虽有踵事增华，刻意经营的人，究竟为数亦不多，而且其规模亦不大。以上均系中国建筑不甚发达的原因。揆厥由来，乃由于（一）政治的比较清明，（二）迷信的比较不深，（三）经济的比较平等。以物质文明言，固然较之别国，不免有愧色，以文化论，倒是足以自豪的。

朱熹说:“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个人的为学如是，社会的文化亦然。奢侈之弊，中国虽比较好些，然又失之简陋了。《日知录·馆舍》条说:“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剏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亭林的足迹，所至甚多，而且是极留心观察的人，其言当极可信。此等简陋苟且，是不能借口于节俭的。其原因安在呢？亭林说:是由于“国家取州县之财，纤豪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这固然是一个原因，我以为（一）役法渐废，公共的建筑，不能征工，而必须雇工；（二）唐以前古市政的规制犹存，宋以后逐渐破坏（如第十一章所述，唐设市还有定地，开市还有定期，宋以后渐渐不然，亦其一证），亦是重要的原因。

从西欧文明输入后，建筑之术，较之昔日，可谓大有进步了；所用的材料亦不同；这确是文明进步之赐。唯住居与衣食，关系民生，同样重要。处处须顾及大多数人的安适，而不容少数人恃其财力，任意横行，和别种事情，也是一样的。古代的居民，本来有一定的规划。《王制》所谓“司空执度以度地，居民山川沮泽（看地形），时四时（看气候）”，即其遗制。其大要，在于“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地就是田。有多少田，要多少人种，就建筑多少人守卫所要的城邑，和居住所需的房屋。据此看来，现在大都市中的拥挤，就是一件无法度而不该放任的事情了。宫室的等级和限制，历代都是有的（可参看《明史·舆服志》所载宫室制度）。依等级而设限制，现在虽不容仿效，然限制还是该有的。对外的观瞻，也并不系于建筑的侈俭。若因外使来游，而拆毁贫民住居的房子，这种行为，就要成为隋炀帝第二了。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中的九州清晏景色绘画

讲宫室既毕，请再略讲室中的器用。室中的器用，最紧要的，就是桌椅床榻等。这亦是所以供人居处，与宫室同其功的。古人都席地而坐。其坐，略似今日的跪，不过腰不伸直。腰伸直便是跪，顿下便是坐。所以古礼跪而行之之时颇多。因为较直立反觉便利。其凭藉则用几，据阮谌《礼图》，长五尺，广一尺，高一尺二寸（《礼记·曾子问》《疏》引）。较现在的凳还低。寝则有床。所以《诗经》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后来坐亦用床。所以《高士传》说:管宁居辽东，坐一木榻，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当膝处皆穿（《三国·魏志》本传《注》引）。观此，知其坐亦是跪坐。现在的垂足而坐，是胡人之习。从西域输入的。所坐的床，亦谓之胡床。从胡床输入后，桌椅等物，就渐渐兴起了。古人室中，亦生火以取暖。《汉书·食货志》说：“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颜师古说：“燎所以为明，火所以为温也。”这种火，大约是煴火，是贫民之家的样子。《左氏》昭公十年说，宋元公（为太子时）恶寺人柳，欲杀之。到元公的父亲死了，元公继位为君，柳伺候元公将到之处，先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到葬时，又有宠。又定公三年，说邾子自投于床，废于炭（《注》“废，堕也”），遂卒。则贵族室中取暖皆用炭。从没有用炕的。《日知录》说:“《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然煴火以取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则此俗原于东北夷。大约随女真输入中国北方的，实不合于卫生。

论居处及所用的器物既竟，还要略论历代的葬埋。古代的葬有两种:孟子所谓：“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滕文公上篇》）盖田猎之民所行。《易经·系辞传》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则农耕之民之俗。一个贵族，有其公共的葬地。一个都邑，亦有其指定卜葬的区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是其制。后世的人说古人重神不重形，其理由是古不墓祭。然孟子说齐有东郭墦间之祭者（《离娄下篇》），即是墓祭。又说孔子死后，子贡“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滕文公上篇》），此即后世之庐墓。《礼记·曲礼》：“大夫士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坟墓也？”《檀弓》：“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又说：“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则古人视坟墓，实不为不重。大概知识程度愈低，则愈相信虚无之事。愈高，则愈必耳闻目见，而后肯信。所以随着社会的开化，对于灵魂的迷信，日益动摇，对于体魄的重视，却日益加甚。《檀弓》新：“延陵季子适齐。比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这很足以表示重视精神，轻视体魄的见解，怕反是吴国开化较晚，才如此的。如此，富贵之家，有权力的，遂尽力于厚葬。厚葬之意，不徒爱护死者，又包含着一种夸耀生人的心思，而发掘坟墓之事，亦即随之而起。读《吕览·节丧》《安死》两篇可知。当时墨家主张薄葬，儒家反对他，然儒家的葬礼，较之流俗，亦止可谓之薄葬了。学者的主张，到底不能挽回流俗的波靡。自汉以后，厚葬之事，还书不胜书。且将死者的葬埋，牵涉到生人的祸福，而有所谓风水的迷信。死者无终极（汉刘向《谏成帝起昌陵疏》语），人人要保存其棺椁，至于无穷，其势是绝不能行的。佛教东来，火葬之俗，曾一时盛行（见《日知录·火葬》条），实在最为合理。惜乎宋以后，受理学的反对，又渐渐地式微了。现在有一部分地方，设立公墓。又有提倡深葬的。然公墓究仍不免占地，深葬费人力过多，似仍不如火葬之为得。不过风俗是守旧的，断非一时所能改变罢了。

交通、通信，向来不加区别。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交通是所以运输人身，通信则所以运输人的意思。自有通信的方法，而后人的意思，可以离其身体而独行，于精力和物力方面，有很大的节省。又自电报发明后，意思的传达，可以速于人身的运输，于时间方面，节省尤大。

交通的发达，是要看地势的。水陆是其大别。水路之中，河川和海道不同。海道之中，沿海和远洋的航行，又有区别。即陆地，亦因其为山地、平地、沙漠等而有不同。野蛮时代，各部族之间，往往互相猜忌，不但不求交通的便利，反而有意阻塞交通，其时各部族所居之地，大概是颇险峻的。对外的通路，只有曲折崎岖的小路，异部族的人，很难于发现使用。《庄子·马蹄篇》说古代“山无徯隧，泽无舟梁”，所指的，便是这时代。到人智稍进，能够降丘宅土，交通的情形，就渐和往昔不同了。

中国的文化，是导源于东南，而发达于西北的。东南多水，所以水路的交通，南方较北方为发达。西北多陆，所以陆路的交通，很早就有可观。陆路交通的发达，主要的是由牛马的使用，和车的发明。此两者，都是大可节省人力的。《易经·系辞传》说“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虽不能确定其在何时，然其文承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下，可想见黄帝、尧、舜时，车的使用，必已很为普遍了。车有两种:一种是大车，用牛牵曳的，用以运输。一种是小车，即兵车，人行亦乘之。驾以马。用人力推曳的谓之辇。《周官·乡师》《注》引《司马法》说夏时称为余车，共享二十人，殷时称胡奴车，用十人，周时称为辎辇，用十五人。这是供战时运输用的，所以其人甚多。《说文》：“辇，挽车也。从车㚘。”㚘训并行，虽不必定是两人，然其人数必不能甚多。这是民间运输用的。贵族在宫中，亦有时乘坐。《周官·巾车》，王后的五路，有一种唤做辇车，即其物。此制在后世仍通行。道路:在都邑之中，颇为修整。《考工记》：匠人，国中经涂九轨。野涂亦九轨。环涂（环城之道）七轨。《礼记·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俱可见其宽广。古代的路，有一种是路面修得很平的，谓之驰道。非驰道则不能尽平。国中之道，应当都是驰道。野外则不然。古代田间之路，谓之阡陌，与沟洫相辅而行。所以《礼记·月令》《注》说:“古者沟上有路。”沟洫阡陌之制，照《周官·遂人》等官所说，是占地颇多的。虽亦要因自然的地势，未必尽合乎准绳，然亦必较为平直。不过书上所说的，是理想中的制度，事实上未必尽能如此。《左氏》成公五年，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行辟重（使载重之车让路）。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可见驿路上还不能并行两车。《仪礼·既夕礼》：“商祝执功布，以御柩执披。”《注》云:“道有低仰倾亏，则以布为左右抑扬之节，使引者执披者知之。”《礼记·曲礼》“送葬不避涂潦”，可见其路之不尽平坦。后人夸称古代的道路，如何宽平，恐未必尽合于事实了。大抵古人修造路面的技术甚拙。其路面，皆如今日的路基，只是土路。所以时时要修治。不修治，就“道茀不可行”。

水路:初有船的时候，只是现在所谓独木舟。《易经·系辞传》说“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淮南子·说山训》说“古人见窾木而知舟”，所指的都是此物。稍进，乃知集版以为舟。《诗经》说：“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疏》引《易经》云：“利涉大川，乘木舟虚。”又引《注》云：“舟谓集版，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总名皆曰舟。”案方、旁、比、并等字，古代同音通用。名舟为方，正因其比木为之之故。此即后世的舫字。能聚集许多木版，以成一舟，其进步就容易了。渡水之法，大抵狭小的水，可以乘其浅落时架桥。桥亦以木为之。即《孟子》所说的“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离娄下篇》）。《尔雅·释宫》：“石杠谓之倚。”又说:“隄谓之梁。”《注》云：“即桥也。或曰：石绝水者为梁，见《诗传》。”则后来亦用石了。较阔的水，则接连了许多船渡过去。此即《尔雅》所说的“天子造舟”，后世谓之浮桥。亦有用船渡过去的，则《诗经》所说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然徒涉的仍不少。观《礼记·祭义》，谓孝子“道而不径，舟而不游”可见。航行的技术，南方是胜于北方的。观《左氏》所载，北方只有僖公十三年，晋饥，乞粜于秦，秦输之粟，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为自水路运输，此外泛舟之事极少。南方则吴楚屡有水战，而哀公十年，吴徐承且率舟师自海道伐齐。可见不但内河，就沿海交通，亦已经开始了。《禹贡》九州贡路，都有水道。《禹贡》当是战国时书，可以窥见当时交通的状况。

从平地发展到山地，这是陆地交通的一个进步，可以骑马的发达为征。古书不甚见骑马之事。后人因谓古人不骑马，只用以驾车。《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疏》引刘炫说，以为是骑马之渐。这是错误的。古书所以不甚见骑马，（一）因其所载多贵族之事，贵族多是乘车的。（二）则因其时的交通，仅及于平地。《日知录》说:“春秋之世，戎狄杂居中夏者，大抵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狄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此虽论兵事，交通的情形，亦可以借鉴而明。总而言之，交通所至之地愈广，而道路大抵失修，用车自不如乘马之便。骑乘的事，就日盛一日了。

《入跸图》（局部），描绘万历皇帝坐船走水路回宫。

“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性是流动的，虽然能阻碍人，使其不得过去，你只要能利用他，他却可以帮你活动，节省你的劳力。山却不然，会多费你的抵抗力的。所以到后世，水路的交通，远较陆路交通为发达。长江流域的文明，本落黄河流域之后，后来却反超过其上，即由于此。唐朝的刘晏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永日。”可以见其盛况了。《唐语林补遗》说：“凡东南都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江湖语曰：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明朝郑和航海的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共有六十二只。可以见其规模的宏大了。

因为水路交通利益之大，所以历代开凿的运河极多，长在一千里以下的运河，几乎数不着他。中国的大川，都是自西向东的，南北的水路交通，很觉得不便。大运河的开凿，多以弥补这缺憾为目的。《左氏》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此即今日的淮南运河。《史记·河渠书》说:“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鸿沟的遗迹，虽不可悉考，然其性质，则极似现在的贾鲁河，乃是所以沟通河淮两流域的。至后汉明帝时，则有从荥阳通至千乘的汴渠。此因当时的富力，多在山东，所以急图东方运输的便利。南北朝以后，富力集中于江淮，则运输之路亦一变。隋开通济渠，自东都引谷洛二水入河。又自河入汴，自汴入淮，以接淮南的邗沟。自江以南，则自京口达余杭，开江南河八百里。此即今日的江南运河。唐朝江淮漕转:二月发扬州，四月自淮人汴，六七月到河口，八九月入洛。自此以往，因有三门之险，乃陆运以入于渭。宋朝建都汴京，有东西南北四河。东河通江淮（亦称里河）。西河通怀、孟。南河通颍、寿（亦称外河。现在的惠民河，是其遗迹）。北河通曹、濮。四河之中，东河之利最大。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之货，都自此入汴京。岭表的金银香药，亦陆运至虔州入江。陕西的货，有从西河入汴的，亦有出剑门，和四川的货，同至江陵入江的。宋史说东河所通，三分天下有其二，虽是靠江淮等自然的动脉，运河连接之功，亦不可没的。元朝建都北平，交通之目的又异。乃引汶水分流南北，而现在的大运河告成。

海路的交通，已略见第十一章。唐咸通时，用兵交阯，湖南江西，运输甚苦，润州人陈磻石创议海运。从扬子江经闽、广到交阯。大船一艘，可运千石。军需赖以无缺。是为国家由海道运粮之始。元、明、清三代，虽有运河，仍与海运并行。海运所费，且较河运为省。近代轮船未行以前，南北海道的运输，亦是很盛的。就到现在，南如宁波，北如营口，帆船来往的仍甚多。

水道的交通，虽极发达，陆路的交通，却是颇为腐败的。《日知录》说当时的情形：“涂潦遍于郊关，污秽钟于辇毂。”（《街道》条）又说：“古者列树以表道。”“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见之诗篇。”“近代政废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官树》条）“《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间，秋水时至，年年陷绝。曳轮招舟，无赖之徒，藉以为利。潞河舟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顺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处，每岁水涨，及天气寒冱，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来。近为无赖之徒，冒贵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来人财物，深为民害。乞敕巡按御史，严为禁止。从之。’）况于边陲之境，能望如赵充国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哉？”（《桥梁》条）观此，知路政之不修，亦以宋以后为甚。其原因，实与建筑之颓败相同。前清末年，才把北京道路，加以修理。前此是与顾氏所谓“涂潦遍于郊关，污秽钟于辇毂”，如出一辙的。全国除新开的商埠外，街道比较整齐宽阔的，没有几处。南方多走水道，北方旱路较多，亦无不崎崛倾仄。间有石路，亦多年久失修。路政之坏，无怪全国富庶之区，都遍于沿江沿海了。

因路政之坏，交通乃不能利用动物之力而多用人力。《史记·夏本纪》“山行乘”，《河渠书》作“山行即桥”。案禹乘四载，又见《吕览·慎势》，《淮南·齐俗训》《修务训》，《汉书·沟洫志》。又《史记集解》引《尸子》及徐广说，所作字皆互异。山行与桥外，又作桐，作蔂，作樏，作欙，蔂、樏、欙，系一字，显而易见。梮字见《玉篇》：云：“舆食器也。又土也。”雷浚《说文外编》云：“土之字，《左氏》作梮。”（案，见襄公九年）《汉书·五行志》引作，《说文》：“，大车驾马也。”案《孟子》：“反虆里而掩之。”《赵注》云：“虆里，笼臿之属，可以取土者也。”蔂、樏、欙并即虆里，与梮并为取土之器，驾马则称为，亦以音借而作桥。后又为之专造轿字，则即淮南王《谏伐闽越书》所谓“舆轿而踰岭”。其物本亦车属，后因用诸山行，乃以人舁之。所以韦昭说:“梮木器，如今舆状，人举以行。”此物在古代只用诸山行，后乃渐用之平地。王安石终身不乘肩舆，可见北宋时用者尚少，南渡以后，临安街道，日益狭窄，乘坐的人，就渐渐地多了（《明史·舆服志》：宋中兴以后，以征伐道路险阻，诏百官乘轿，名曰竹轿子，亦曰竹舆）。

行旅之人，不论在路途上，以及到达地头之后，均须有歇宿之所。古代交通未盛，其事率由官营。《周官·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都是所以供给行旅的。到达之后，则“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仪礼·觐礼》）。此即《礼记·曾子问》所谓“卿大夫之家曰私馆”。另有“公宫与公所为”，谓之公馆。当时的农民，大概无甚往来，所以只有卿士大夫和工商之家，从事于招待，但到后来，农民出外的也多了。新旅客的增加，必非旧式的招待所能普遍应付，就有借此以图利的，是为逆旅。《商君书·垦令篇》说：“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这只是陈旧的见解。《晋书·潘岳传》说:当时的人，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之人，多所依凑。要把他废掉。十里置一官摊，使老弱贫户守之。差吏掌主，依客舍之例收钱。以逆旅为逐末废农，就是商君的见解。《左氏》僖公二年，晋人假道于虞以伐虢，说“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可见晋初的人，说逆旅使奸淫亡命，多所依凑，也是有的。但以大体言之，则逆旅之设，实所以供商贾之用，乃是随商业之盛而兴起的。看潘岳的驳议，便可明白。无法废绝商业，就无法废除逆旅。若要改为官办，畀差主之吏以管理之权，一定要弊余于利的。潘岳之言，亦极有理。总而言之：（一）交通既已兴盛，必然无法遏绝，且亦不宜遏绝。（二）官吏经营事业，其秩序必尚不如私人。两句话，就足以说明逆旅兴起的原因了。汉代的亭，还是行人歇宿之所。甚至有因一时没有住屋，而借居其中的（见《汉书·息夫躬传》）。魏晋以后，私人所营的逆旅，日益兴盛，此等官家的事业，就愈益废坠，而寖至于灭绝了。

接力赛跑，一定较诸独走长途，所至者要远些，此为邮驿设置的原理。《说文》：“邮，境上行书舍也。”是专以通信为职的。驿则所以供人物之往来。二者设置均甚早。人物的往来，并不真要靠驿站。官家的通信，却非有驿站不可。在邮政电报开办以前，官家公文的传递，实利赖之。其设置遍于全国。元代疆域广大，藩封之地，亦均设立，以与大汗直辖之地相连接。规模不可谓不大。惜乎历代邮驿之用，都止于投递公文，未能推广之以成今日的邮政。民间寄书，除遣专使外，就须辗转托人，极为不便。到清代，人民乃有自营的信局。其事起于宁波。逐渐推广，几于遍及全国。而且推及南洋。其经营的能力，亦不可谓之不伟大了。

魏晋驿使图画像砖

铁路、轮船、摩托车、有线、无线电报的发明，诚足使交通、通信，焕然改观。这个，诚然是文明进步之赐，然亦看用之如何。此等文明利器，能用以开发世界上尚未开发的地方，诚足为人类造福。若只在现社会机构之下，为私人所有，用以为其图利的手段，则其为祸为福，诚未易断言，现代的物质文明，有人歌颂他，有人叽诅他。其实物质文明的本身，是不会构祸的，就看我们用之是否得当。中国现在的开发西南、西北，在历史上将会成为一大事。交通起于陆地，进及河川、沿海，再进及于大洋，回过来再到陆地，这是世界开发必然的程序。世界上最大最未开发的地方，就是亚洲的中央高原，其中又分为两区：（一）为蒙古、新疆等沙漠地带，（二）为西康、青海、西藏等高原。中国现在，开发西南、西北，就是触着这两大块未开辟之地的。我们现在还不觉得，将来，这两件事的成功，会使世界焕然改观，成为另一个局面。

第十五章 教育

现在所谓教育，其意义，颇近乎从前所谓习。习是人处在环境中，于不知不觉之间，受其影响，不得不与之俱化的。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居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所以古人教学者，必须慎其所习。孟母教子，要三次迁居，古训多重亲师取友，均系此意。因此，现代所谓教育，要替学者另行布置出一个环境来。此自非古人所及。古人所谓教，只是效法的意思。教人以当循之道谓之数；受教于人而效法之，则谓之学；略与现在狭义的教育相当。人的应付环境，不是靠生来的本能，而是靠相传的文化。所以必须将前人之所知所能，传给后人。其机关，一为人类所附属的团体，即社团或家庭；一为社会中专司保存智识的部分，即教会。

读史的人，多说欧洲的教育学术，和宗教的关系深；中国的教育学术，和宗教的关系浅。这话诚然不错。但只是后世如此。在古代，中国的教育学术，和宗教的关系，也未尝不密切。这是因为司高等教育的，必为社会上保存智识的一部分，此一部分智识，即所谓学术，而古代的学术，总是和宗教有密切关系的缘故。古代的太学，名为辟雍，与明堂即系同物（已见第七、第十四两章）。所以所谓太学，即系王宫的一部分。蔡邕《明堂论》引《易传》说：“太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脱北学一句）又引《礼记·保傅篇》说:“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而问道。”所指的，都是此种王宫中的太学。后来文化进步，一切机关，都从王宫中分析出来，于是明堂之外，别有所谓大学。此即《礼记·王制》所说的“大学在郊”。《王制》又说:“小学在公宫南之左。”案小学亦是从王宫中分化出来的。古代门旁边的屋子唤做塾。《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可见贵族之家，子弟是居于门侧的。《周官》教国子的有师氏、保氏。师氏居虎门之左。保氏守王闱。蔡邕说南门称门，西门称闱。汉武帝时，公玉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人（见第十四章）。可见古代的明堂，只西南两面有门。子弟即居于此（子弟居于门侧，似由最初使壮者任守卫之故）。后来师氏保氏之居门闱，小学之在公宫南之左，地位方向，还是从古相沿下来的。师氏所教的为三德（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案至德，大概是古代宗教哲学上的训条，孝德是社会政治上的伦理训条）、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保氏所教的为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这是古代贵族所受的小学教育。至于太学，则《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此所谓礼乐，自与保氏所教六艺中的礼乐不同，当是宗教中高等的仪式所用。诗即乐的歌词。书当系教中的古典。古代本没有明确的历史，相沿的传说，都是和宗教夹杂的，印度即系如此。然则此等学校中，除迷信之外，究竟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呢？有的。（一）为与宗教相混合的哲学。先秦诸子的哲学见解，大概都自此而出，看第十七章可明。（二）为涵养德性之地。梁启超是不信宗教的。当他到美洲去时，每逢星期日，却必须到教堂里去坐坐。意思并不是信他的教，而是看他们礼拜的秩序，听其音乐，以安定精神。这就是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之理（《论语·子张篇》）。仕与事相通，仕就是办事。办事有余力，就到学校中去涵养德性，一面涵养德性，一面仍应努力于当办之事，正是德育智育并行不悖之理。管太学的官，据《王制》是大乐正，据《周官》是大司乐。俞正燮《癸巳类稿》有《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说古代乐之外无所谓学，尤可见古代大学的性质。古代乡论秀士，升诸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学中的大乐正，再升诸司马，然后授之以官。又诸侯贡士，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则得与于祭。（见第七章）。这两事的根源，是同一的。即人之用舍，皆决之于宗教之府。“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礼记·王制》），这是最不可解的。为什么明明是用武之事，会牵涉到学校里来呢？可见学校的性质，绝不是单纯的教育机关了。然则古代所以尊师重道，太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礼记·学记》）；养老之礼，天子要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礼记·乐记》），亦非徒以其为道之所在，齿德俱尊，而因其人本为教中尊宿之故。凡此，均可见古代的大学和宗教关系的密切。贵族的小学教、育，出于家庭，平民的小学教育，则仍操诸社团之手。《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学指大学言，校、序、庠，都是民间的小学。第五章所述:平民住居之地，在其中间立一个校室，十月里农功完了，公推有年纪的人，在这里教育未成年的人，就是校的制度。所以《孟子》说:“校者教也。”又说“序者射也，庠者养也”，这是行乡射和乡饮酒礼之地。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篇》又说：一看乡饮酒礼，便知道明贵贱，辨隆杀，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等道理。所以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礼记·乡饮酒义》）然则庠序都是行礼之地，使人民看了，受其感化的。正和现在开一个运动会，使人看了，知道武勇、刚毅、仁侠、秩序等等的精神，是一样的用意。行礼必作乐，古人称礼乐可以化民，其道即由于此。并非是后世的王礼，天子和百官，行之于庙堂之上，而百姓不闻不见的。汉朝人所谓庠序，还系如此。与现在所谓学校，偏重智识传授的，大不相同。古代平民的教育，是偏重于道德的。所以兴学必在生计问题既解决之后。孟子说庠序之制，必与制民之产并言（见《梁惠王·滕文公上篇》）。《王制》亦说“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生计问题既解决之后，教化问题，却系属必要。所以又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篇》）又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记》）

孔府珍藏明画孔子像

以上是古代社会，把其传统的所谓做人的道理，传给后辈的（贵族有贵族立身的方法，平民有平民立身的方法，其方法虽不同，其为立身之道则一）。至于实际的智识技能，则得之必由于实习。实习即在办理其事的机关里，古称为宦。《礼记·曲礼》说“宦学事师”，《疏》引熊氏云:“宦谓学仕官之事。”官就是机关，仕官，就是在机关里办事。学仕官之事，就是学习在机关里所办的事。这种学习，是即在该机关中行之的，和现在各机关里的实习生一般。《史记·秦始皇本纪》：昌平君发卒攻嫪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吕不韦列传》：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汉书·惠帝纪》：即位后，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此所谓宦，即系学仕于其家。因为古代卿大夫及皇太子之家，都系一个机关。嫪毐之家，食客求宦者至千余人，自然未必有正经的事情可办，亦未必有正经的事情可以学习。正式的机关则不然。九流之学，必出于王官者以此（参看第十七章）。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篇》）就是主张人只要在机关里实习，不必再到教会所设的学校里，或者私家教授，而其宗旨与教会教育相同的地方去学习（《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可见孔子的教育，与古代学校中传统的教育相近）。并不是说不要学习，就可以办事。

古代的平民教育，有其优点，亦有其劣点。优点是切于人的生活。劣点则但把传统的见解，传授给后生，而不授以较高的智识。如此，平民就只好照着传统的道理做人，而无从再研究其是非了。太学中的宗教哲学，虽然高深，却又去实际太远。所以必须到东周之世，各机关中的才智之士，将其（一）经验所得的智识，（二）及太学中相传的宗教哲学，合而为一，而学术才能开一新纪元。此时的学术，既非传统的见解所能限，亦非复学校及机关所能容，乃一变而为私家之学。求学问的，亦只得拜私人为师。于是教育之权，亦由官家移于私家，乃有先秦诸子，聚徒讲学之事。

社会上新旧两事物冲突，新的大概都是合理的。因为必旧的摇动了，然后新的会发生，而旧的所以要摇动，即由于其不合理。但此理是不易为昔人所承认的，于是有秦始皇和李斯的办法:“士则学习法令辟禁。”“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是想恢复到政教合一之旧。所以要恢复政教合一，则因他们认为“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是天下所以不治；而当时的人，所以要善私学以非上所建立，全是出于朋党之私，所谓“饰虚言以乱实”（《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这固然不无相当的理由。然古代社会，矛盾不深刻，政治所代表的，就是社会的公意，自然没有人出来说什么话。后世社会复杂了，各方面的矛盾，渐渐深刻，政治总只代表得一方面，其（一）反对方面，以及（二）虽非站在反对方面，而意在顾全公益的人，总不免有话说。这正是（一）有心求治者所乐闻，（二）即以手段而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亦是秉政者所应希望其宣泄的。而始皇、李斯，不知“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误以为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至少庶人不议，天下才可以走上有道的路，这就和时势相反了。人的智识，总不免于落后，这也无怪其然。但社会学的公例，是不因人之不知，而加以宽恕的，失败的总只是要失败，而秦遂因之倾覆（秦朝的灭亡，固非儒生所为，然人心之不平，实为其最大原因之一，而儒生亦是其中的一部分）。

汉朝的设立学校，事在武帝建元五年。此时并未立学校之名，仅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在内由大常择补。在外由县、道、邑的长官，上所属二千石，二千石察其可者，令与所遣上计之吏，同诣京师。这就是公孙弘所说的“因旧官而兴焉”（不另设新机关）。但因博士弟子，都有出身，所以传业者寖盛（以上见《史记》《汉书·儒林传》）。至后汉，则光武帝下车即营建太学。明、章二代，屡次驾幸。顺帝又增修校舍。至其末年，游学诸生，遂至三万余人，为至今未曾再有的盛况。案赵翼《陔余丛考》有一条，说两汉受学者都诣京师，其实亦不尽然。后汉所立，不过十四博士，而《汉书·儒林传》说:“大师众至千余人。”《汉书·儒林传》，不能证明其有后人增窜之迹，则此语至少当在东汉初年。可见民间传业，亦并非不盛。然汉代国家所设立的太学，较后世为盛；事实上比较的是学问的重心，则是不诬的。此因（一）当时社会，学问不如后世的广布，求学的自有走集学问中心地的必要。（二）则利禄使然，参看第七章自明。前汉时，博士弟子，虽有出路，究系平流而进。后汉则党人劫持选举，而太学为私党聚集，声气标榜之地。又此时学术在社会上渐占重要地位。功臣、外戚及官吏等，亦多遣子弟入学。于是纨绔子弟，掺杂其中，不能认真研究，而易与政治接近，就成《后汉书·儒林传》所说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了。汉末丧乱，既不能研究学问，而以朋党劫持选举的作用亦渐失。魏文帝所立的太学，遂成学生专为避役而来，博士并无学问可以教授的现状。详见《三国·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

东汉讲经图画像砖

魏晋以后，学校仅为粉饰升平之具。所谓粉饰升平，并不是学校能积极地替政治上装饰出什么东西来，而是消极的，倘使连学校都没有，未免说不过去。所以苟非丧乱之时，总必有所谓学校。至其制度，则历代又略有不同。晋武帝咸宁二年，始立国子学。案今文经说，只有太学。大司乐合国之子弟，是出于《周官》的，是古文经说。两汉的政治制度，大抵是根据今文学说的。东汉之世，古学渐兴，魏晋以后，今文传授的统绪遂绝，所以此时的政治制度，亦渐采用古文学说了。自此以后，元魏国子太学并置。周只有太学。齐只有国子学。隋时，始令国子学不隶太常，独立为一监。唐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都属国子监。后律学改隶详刑，书学改隶兰台，算学改隶秘阁。律学、书学、算学，钻研一种学问艺术，系专门学校性质。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则系普通性质。国子学、太学，都只收官吏子弟，只有四门学，收一部分庶人，成为阶级性质了。这都是古文学说的流毒。（四门学在历史上，有两种性质：有时以为小学。此时则模仿《礼记·王制》之说:王大子，王子，群后的大子，卿大夫元士的适子，都可以直接入学，庶人则须节级而升，因令其先入四门小学。然古代所谓学校，本非研究学问之地。乡论秀士，升诸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大乐正再升诸司马，不过是选举的一途。贵族世袭之世，得此已算开明。后世则用人本无等级，学校为研究学问之地，庶人的学问，未必劣于贵族，而令其节级而升，未免不合于理。将庶人及皇亲、国戚、官吏子弟所入的学校分离，那更是造出等级来了。）又有弘文馆，属门下省，是专收皇亲的。崇文馆属东宫，是收皇太后、皇后亲属兼及官吏子孙的。总之，学校只是政治上的一个机关，学生只是选举上的一条出路，和学术无甚关系（学校中未必真研究学术，要研究学术，亦不一定要入学）。

把学校看作提倡学术，或兴起教化之具，其设立，是不能限于京师的。汉武帝时，虽兴起太学，尚未能注意地方。其时只有贤长官如文翁等，在其所治之地，自行提倡（见《汉书·循吏传》）。到元帝令郡国皆设五经百石卒史，才可算中央政府，以命令设立地方学校的权舆。但汉朝人眼光中，所谓庠序，还不是用以提倡学术，而是用以兴起教化的。所以元帝所为，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只能算是提倡经学，并不能算是设立地方学校。这个，只要看《汉书·礼乐志》的议论，便可知道。隋唐时，各州县都有学（隋文帝曾尽裁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仅留国子生七十人。炀帝时恢复）。然只法令如此。在唐时，大概只有一笔释奠之费，以祭孔子。事见《唐书·刘禹锡传》。案明清之世，亦正是如此。所谓府州县学，寻常人是不知其为学校，只知其为孔子庙的。所以有人疑惑:“为什么佛寺、道观，都大开了门，任人进去，独有孔子庙却门禁森严？”当变法维新之初，有人想把孔子抬出来，算做中国的教主，以和基督教相抗，还有主张把文庙开放，和教堂一样的。殊不知中国本无所谓孔子庙。孔子乃是学校里所祭的先圣或先师。（《礼记·文王世子》:“凡入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先圣是发明家。先师是把发明家的学问，流传下来的人。此项风气，在中国流行颇广。凡百事业，都有其所崇奉的人，如药业崇奉神农，木匠崇奉鲁班，都是把他认作先圣。儒家是传孔子之道的，所以把孔子认作先圣，传经的人，认作先师。古文学说既行，认为孔子所传的，只是古圣王之道，尤其直接模范的是周公。周朝集古代治法的大成，而其治法的制定，皆由于周公。所以周公可以看作发明家的代表。于是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然孔子为中国所最尊的人，仅仅乎把他看作传述者，不足以餍足宗教心理。于是仍改奉孔子为先圣。自宋学兴起以后，所谓孔子之道者又一变。认为汉唐传经儒生，都不足以代表孔子之学。宋代诸儒，崛起于千载之后，乃能遥接其道统。于是将宋以后的理学家，认为先师。此即所谓从祀。汉至唐传经诸儒，除品行恶劣者外，亦不废黜。是为历代所谓先圣先师者的变迁。）寺庙可以公开，学校是办不到的。现在的学校，从前的书院、义塾，又何尝能大开其门，任人出入呢？然令流俗之人，有此误会，亦可见学校的有名无实了。

魏晋以后，看重学校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安石，一个是明太祖。王安石的意思，是人才要由国家养成的。科举只是取人才，不是养人才，不能以此为已足。照安石的意思，改革科举，只是暂时的事，论根本，是要归结到学校养士的。所以于太学立三舍之法；即外舍、内舍、上舍，学生依次而升。到升入上舍，则得免发解及礼部试，而特赐之以进士第。哲宗元符二年，令诸州行三舍法。岁贡其上舍生，附于外舍。徽宗遂特建外学，以受诸州贡士。并令太学内的外舍生，亦出居外学。遂令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礼部试并停。后虽旋复，然在这一时期中的立法，亦可谓很重视学校了。案：（一）凡事都由国家主持，只有国小而社会情形简单的时代，可以办到。国大而社会复杂，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甲）国家不但不能胜此繁重的职务，（乙）并不能尽知社会的需要。因（甲）则其所办之事，往往有名无实，甚或至于有弊。因（乙）则其所办之事，多不能与社会趋势相应，甚或顽固守旧，阻碍进步。所以积极的事情，根本是不宜于国家办的。现在政治学上，虽亦有此项主张，然其理论漏洞甚多，至多只可用以应急，施诸特殊的事务。断非可以遍行常行的道理。这话太长了，现在不能详论。然可用以批评宋时的学校，总是无疑的。所以当时的学校，根本不会办得好。（二）而况自亡清以前（学堂奖励章程废止以前），国家把学校科举，都看作登庸官吏之法，入学者和应科举者一样，都是为利禄而来，又何以善其后呢？（其中固有少数才智之士。然亦如昔人论科举的话，“乃人才得科举，非科举得人才”。此等人在学校中，并不能视为学校所养成。）安石变科举法后，感慨着说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秀才是科举中最高的一科，学究则是最低的。熙宁贡举法所试，较诸旧法，不能不说是有用些。成绩之所以不良，则由学问的好坏，甚而至于可以说是有无，都判之于其真假，真就是有，假就是无。真假不是判之于其所研究的门类、材料，而是判之于其研究的态度、方法的。态度和方法，判之于其有无诚意。可以挟利用的意见，即视为手段而学习的，至多是技术，绝不是学问。此其原理，在学校与科举中，并无二致。以得奖励为目的的学校，其结果，只能与科举一样。

凡国家办的事，往往只能以社会上已通行的，即大众所公认的理论为根据。而这种理论，往往是已经过时的，至少是比较陈旧的。因为不如此，不会为大众所承认。其较新鲜的、方兴的，则其事必在逐渐萌芽，理论必未甚完全，事实亦不会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提给大众看，国家当然无从依据之以办事。所以政治所办理的事情，往往较社会上自然发生的事情为落后。教育事业，亦是如此。学问是不宜于孤独研究的。因为（一）在物质方面，供给不易完全；（二）在精神方面，亦不免孤陋寡闻之诮。所以研究学问的人，自然会结成一种团体。这个团体，就是学校。学校的起源，本是纯洁的，专为研究学问的，惜乎后来变为国家养成人才之所。国家养成人才，原是很好的事；但因（一）事实上，国家所代表的，总是业经通行，已占势力的理论，所以公家所立的学校，其内容，总要比较陈旧些。社会上新兴的，即在前途有真正需要，而并非在过去占有势力的学科，往往不能尽力提倡。（二）而且其本身，总不免因利禄关系而腐化。于是民间有一种研究学问的组织兴起来，这便是所谓书院。书院是起于唐五代之间的。宋初，有所谓四大书院者，朝廷咸赐之额（曰白鹿，在庐山白鹿洞，为南唐升元中所建；曰石鼓，唐元和中衡州守李宽所建；曰应天，宋真宗时，府民曹诚所建；曰岳麓，宋开宝中，潭州守朱洞所建。此系据《通考》。《玉海》有嵩阳而无石鼓。嵩阳，在登封县太室山下，五代时所建）。此外赐额、赐田、赐书的还很多。但书院并不靠朝廷的奖励和补助。书院之设，大概由（一）有道德学问者所提倡，（二）或为好学者的集合。（三）或则有力者所兴办。它是无所为而为之的，所以能够真正研究学问。而且真能跟着风气走。在理学盛行时代，则为讲学的中心；在考据之学盛行的时代，亦有许多从事于此的书院；即其确证。新旧两势力，最好是能互相调和。以官办的学校，代表较旧的、传统的学术；以私立的学校，代表较新的、方兴的学术；实在是最好的办法。

岳麓书院，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是世所罕见的“千年学府”。

宋朝国势虽弱，然在文化上，不能说是没有进步的。文化既进步，自然觉得有多设学校的必要。元朝的立法，就受这风气的影响。元朝的国子监，本是蒙古色目和汉人，都可以进的（蒙古人试法从宽，授官六品；色目人试法稍密，授官七品；汉人试法最密，授官从七品；则系阶级制度）。然在京师，又有蒙古国子学。诸路有蒙古字学。仁宗延祐元年，又立回回国子学，以肄习其文字。诸路、府、州、县皆有学。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又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米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各省设提举二员，以提举学校之事。官家竭力提倡，而仍承认私家教育的重要，不可谓非较进步的立法。此项法令，能否真正实行，固未可知，然在立法上，总是明朝的前驱。

明朝的学校，立法是很完密的。在昔时把学校看作培植人才（政治上的人才），登庸官吏的机关，而不视为提高文化，普及教育的工具，其立法不过如此而止，其扩充亦只能到这地步了。然而其法并不能实行，这可见法律的拗不过事实。明朝的太学，名为国子监。太祖看得国子监，是极重的。所用的监官，都是名儒。规则极严。待诸生甚厚。又创历事之法，使在各机关中实习，曾于一日之间，擢用国子生六十余人为布、按两司官。其时国子诸生，扬历中外者甚众。可谓极看重学校的了。然一再传后，科举积重，学校积轻，举贡的选用，遂远不能与进士比。而自纳粟入监之例开后，且被视为异途。国子生本是从府县学里来的。府县学学生，升入国子监的，谓之贡生。有岁贡（按年依定额升入）、选贡（选拔特优的）、恩贡（国家有庆典时，特许学生升入国学，即以当充岁贡者充之，而以其次一名充岁贡）、纳贡（府州县学生纳粟出学）之别。举人亦可入监。后又取副榜若干，令其入监读书。府州县学，府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谕，其副概称训导。学生各有定额。初设的都由学校供给饮食，后来增广学额，则不能然。于是称初设的为廪膳生员，增广的为增广生员。后又推广其额，谓之附学生员。于是新取入学的，概称附学生员。依考试的成绩，递升为增广、廪膳。廪膳生资格深的，即充岁贡。

入学和判定成绩的考试，并非由教谕、训导举行，而是另行派员主持的。入学之试，初由巡按御史或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后特置提督学政，巡历举行（僻远之地，为巡历所不能至者，或仍由巡按御史及分巡道）。学政任期三年。三年之中，考试所属府州县学生两次:一次称岁考，是用以判定成绩优劣的。一次称科考，在举行科场之年，择其优者，许应乡试。国子监生，毕业后可以入官的，府州县学生，则无所谓毕业。其出路:只有（一）应科举中式，（二）贡入国子监。如其不然，则始终只是一个学生。要到五十岁之后，方许其不应岁试。未满五十而不应岁试（试时亦可请假，但下届须补。清制，缺至三次者，即须斥革），其学籍，是要取消掉的。非府州县学生不能应科举，府州县学生除贡入太学外，亦非应科举不能得出路，这是实行宋以来学校科举相辅而行的理想的。在当时，确是较进步的立法。然而法律拗不过事实。事实上，国家所设的学校，一定要人来读书，除非（一）学校中真有学问，为在校外所学不到的。（二）法令严切，不真在校学习，即不能得到出路。但当时的学校，即使认真教授，其程度，亦不会超过民间的教育，而况并不教授？既然并不教授，自无从强迫学生在学。于是除国子监在京师首善之地，且沿明初认真办理之余，不能竟不到监，乃斤斤和监官计较“坐监”的日数外，府州县学，皆阒无其人，人家仍只目他为文庙。学校的有名无实，一方面，固表现政治的无力，一方面，就表示社会的进步。因为社会进步了，到处都有指导研究的人，供给研究的器，人家自然毋庸到官立的学校里来了。我们现在，如其要读中国的旧书，并不一定要进学校。如其要研究新学问，有时非进学校不可，甚至有非到外国去不可的。就因为此种学术，在社会上还未广布。清朝的学制，是和明朝大同的。所不同的，则明朝国子监中的荫生，分为官生、恩生。官生是限以官品的（学生父兄的官品）。恩生则出自特恩，不拘品级。清制分为难荫及恩荫。恩荫即明代的官生。难荫谓父兄殉难的，其条件较恩荫为优。又清制，除恩副岁贡生外，又有优拔二贡。优贡三岁一行。每一督学使者，岁科两试俱讫后，就教官所举优行生，加以考试，再择优送礼部考试，许其入国子监读书。拔贡十二年举行一次。合岁科两试优等生，钦命大臣，会同督抚复试。送吏部，再应廷试，一二等录用，三等入监。但入监都是有名无实的。

以上所述的，大体都是官办的学校，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和选举制度有关。其非官办的，抑或具有学校的性质，如书院是。至于不具学校形式的。则有（一）私人的从师读书，（二）或延师于家教授。其教授的内容，亦分为两种：（一）是以应科举为目的的，可谓士人所受的教育。（二）又一种，但求粗知文义，为农工商家所受。前者既不足以语于学问，后者又不切于实用。这是因为从前对于教育，无人研究，不过模模糊糊，蹈常习故而行之而已。至清末，变法以来，才有所谓新式的教育。就是现行的制度。对于文化的关系，人所共知，不烦深论。学校初兴时，还有所谓奖励。太学毕业视进士。太学预科，高等学堂视举人。中等学校以下，分别视贡生及附生等。这还带有政治的性质。民国时代，把奖励章程废去，才全和科举绝缘。

第十六章 语文

语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的一个大进步。（一）有语言，然后人类能有明晰的概念。（二）有语言，然后这一个人的意思，能够传达给那一个人。（甲）而不须人人自学。（乙）且可将个人的行为，化作团体的行为。单有语言，还嫌其空间太狭，时间太短，于是又有文字，赋语言以形，以扩充其作用。总之，文字语言，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把人类联结为一的。人类是非团结不能进化的，团结的范围愈广，进化愈速，所以言语文字，实为文化进化中极重要的因素。

以语言表示意思，以文字表示语言，这是在语言文字，发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看起来是如此。在语言文字萌芽之始，则并不是如此的。代表意思，多靠身势。其中最重要的是手势。中国文字中的看字，义为以手遮目，最能表示身势语的遗迹。与语言同表一种意象的，则有图画。图画简单化，即成象形文字。图画及初期的象形文字，都不是代表语言的。所以象形文字，最初未必有读音。图画更无论了。到后来，事物繁复，身势不够表示，语言乃被迫而增加。语言是可以增加的，（一）图画及象形文字，则不能为无限的增加，且其所能增加之数，极为有限；（二）而凡意思皆用语言表示，业已成为习惯；于是又改用文字，代表语言。文字既改为代表语言，自可用表示声音之法造成，而不必专于象形，文字就造得多了。

仓颉像

中国文字的构造，旧有六书之说。即（一）象形，（二）指事，（三）会意，（四）形声，（五）转注，（六）假借。六者之中，第五种为文字增加的一例，第六种为文字减少的一例，只有前四种是造字之法。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按许氏说仓颉造字，又说仓颉是黄帝之史，这话是错的。其余的话，则大概不错。字是把文拼成的，所以文在中国文字中，实具有字母的作用（旧说谓之偏旁）。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中，只有象形一种是文，余三种都是字。象形就是画成一种东西的形状，如、、、（此字须横看）、（《说文》：“象臂胫之形。”案：此所画系人的侧面，而又略去其头未画）、（上系头，中系两臂，小孩不能自立，故下肢并而为一）、（《说文》：“象人形。”案此系人的正面形，而亦略画其头。只有子字是连头画出的。案画人无不画其头之理，画人而不画其头，则已全失图画之意矣。于此，可悟象形文字和图画的区别。）等字是。（一）天下的东西，不都有形可画。（二）有形可画的，其形亦往往相类。画的详细了，到足以表示其异点，就图画也不能如此其繁。于是不得不略之又略，至于仅足以略示其意而止。倘使不加说明，看了他的形状，是万不能知其所指的。即或可以猜测，亦必极其模糊。此为象形文字与图画的异点。象形文字所以能脱离图画而独立者以此。然如此，所造的字，绝不能多。指事：旧说是指无形可象的事，如人类的动作等。这话是错的。指，就是指定其所在。事、物二字，古代通用。指事，就是指示其物之所在。《说文》所举的例，是上下二字。卫恒《四体书势》说“在上为上，在下为下”，其语殊不可解。我们看《周官·保氏》《疏》说“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才知道《四体书势》，实有脱文。《说文》中所载古文丄丅二字，乃系省略之形。其原形当如篆文作。一画的上下系人字，借人在一画之上，或一画之下，以表示上下的意思（这一画，并非一二的一字，只是一个界画。《说文》中此例甚多）。用此法，所造的字，亦不能多。会意的会训合，会意，就是合两个字的意思，以表示一个字的意思。如《说文》所举人言为信，止戈为武之类。此法所造的字，还是不能多的。只有形声字。原则上是用两个偏旁，一个表示意义，一个表示声音。凡是一句话，总自有其意义，亦自有其声音的。如此，造字的人，就不必多费心思，只要就本语的意义，本语的声音，各找一个偏旁来表示他就够了。造的人既容易，看的人也易于了解。而且其意义，反较象形、指事、会意为确实。所以有形声之法，而“文字之用，遂可以至于无穷”。转注：《说文》所举的例，是考老二字。声音相近，意义亦相近。其根源本是一句话，后来分化为两句的。语言的增加，循此例的很多。文字所以代表语言，自亦当跟着语言的分化而分化。这就是昔人的所谓转注（夥多二字，与考老同例）。假借则因语言之用，以声音为主。文字所以代表语言，亦当以声音为主。语文合一之世，文字不是靠眼睛看了明白的，还是读出声音来，耳朵听了（等于听语言）而明白其意义。如此，意义相异之语，只要声音相同，就可用相同的字形来代表他。于是（一）有些字，根本可以不造；（二）有些字，虽造了，仍废弃不用，而代以同音的字；此为文字之所以减少，若无此例，文字将繁至不可胜识了。六书之说，见于许《序》及《汉书·艺文志》（作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周官·保氏》《注》引郑司农之说（作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昔人误以为造字之法，固属大谬。即以为保氏教国子之法，亦属不然。教学童以文字，只有使之识其形，明其音义，可以应用，断无涉及文字构造之理。以上所举六书之说，当系汉时研究文字学者之说。其说是至汉世才有的。《周官》，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当与《汉书·艺文志》所说太史以六体试学童的六体是一，乃系字的六种写法，正和现在字的有行、草、篆、隶一样。（《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十八字，定系后人窜入。唯保氏六书和太史六体是一，所以说亦著其法，若六书与六体是二，这亦字便不可通了。）以六书说中国文字的构造，其实是粗略的（读拙撰《字例略说》可明，商务印书馆本），然大体亦尚可应用。旧时学者的风气，本来是崇古的；一般人又误以六书为仓颉造字的六法。造字是昔时视为神圣事业的，更无人敢于置议。其说遂流传迄今。《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可见仓颉只是一个会写字的人。然将长于某事的人，误认作创造其事的人，古人多有此误（如暴辛公善埙，苏成公善篪，《世本·作篇》即云：暴辛公作埙熏，苏成公作篪。谁周《古史考》已驳其谬。见《诗·何人斯》《疏》）。因此，生出仓颉造字之说。汉代纬书，皆认仓颉为古代的帝皇（见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第二章，商务印书馆本）。又有一派，因《易经·系辞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蒙上“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认为上古圣人，即是黄帝。司记事者为史官，因以仓颉为黄帝之史。其实二者都是无稽的。还有《尚书》伪孔安国《传序》，以三坟为三皇之书，五典为五帝之典，而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就说文字起于伏羲时，那更是无据之谈了。

李斯峄山刻石，为秦代小篆字体所书。

文字有形、音、义三方面，都是有变迁的。形的变迁，又有改变其字的构造，和笔画形状之异两种。但除笔画形状之异一种外，其余都非寻常人所知（字之有古音古义，每为寻常人所不知。至于字形构造之变，则新形既行，旧形旋废，人并不知有此字）。所以世俗所谓文字变迁，大概是指笔画形状之异。其大别为篆书、隶书、真书、草书、行书五种。

（一）篆书是古代的文字，流传到秦汉之世的。其文字，大抵刻在简牍之上，所以谓之篆书（篆就是刻的意思）。又因其字体的不同，而分为（甲）古文，（乙）奇字，（丙）大篆，（丁）小篆四种。大篆，又称为籀文。《汉书·艺文志》小学家有《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太史作。”《说文解字·序》：“《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又说：“《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大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然则大篆和小篆，大同小异。现在《说文》所录籀文二百二十余，该就是其相异的。其余则与小篆同。小篆是秦以后通行的字。大篆该是周以前通行的字。至于古文，则该是在大篆以前的，即自古流传的文字，不见于《史籀》十五篇中的。奇字即古文的一部分。所不同者，古文能说得出他字形构造之由，奇字则否。所谓古文，不过如此。《汉书·艺文志》《景十三王传》《楚元王传》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都说鲁恭王坏孔子宅，在壁中得到许多古文经传。其说本属可疑。因为（一）秦始皇焚书，事在三十四年。自此至秦亡，止有七年。即下距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亦只有二十三年。孔壁藏书，规模颇大，度非一二人所为。不应其事遂无人知，而有待于鲁恭王从无意中发现。（二）假使果有此事，则在汉时实为一大事。何以仅见于《汉书》中这三处，而他书及《汉书》中这三处以外，绝无人提及其事（凡历史上较重大之事，总和别的事情有关系的，也总有人提及其事，所以其文很易散见于各处）。此三处：《鲁恭王传》，不将坏孔子宅之事，接叙于其好治宫室之下，而别为数语，缀于传末，其为作传时所无有（传成之后，再行加缀于末），显而易见。《移让太常博士》，本系刘歆所说的话。《艺文志》也是以刘歆所做的《七略》为本的。然则这两篇，根本上还是刘歆一个人的话。所以汉代得古文经一事，极为可疑。然自班固以前，还不过说是得古文经，古文经的本子、字句，有些和今文经不同而已，并没有说古文经的字，为当时的人所不识。到王充作《论衡》，其《正说篇》，才说鲁恭王得百篇《尚书》，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尚书·伪孔安国传序》则称孔壁中字为蝌蚪书，谓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孔安国据伏生所传的《尚书》，考论文义（意谓先就伏生所传各篇，认识其字，然后再用此为根据，以读其余诸篇），才能多通得二十五篇。这纯是以意揣度的野言，古人并无此说。凡文字，总是大众合力，于无形中逐渐创造的，亦总是大众于无形之间，将其逐渐改变的。由一人制定文字，颁诸公众，令其照用，古无此事。亦不会两个时代中，有截然的异同，至于不能相识。

（二）篆书是圆笔，隶书是方笔。隶书的初起，因秦时“官狱多事”（《汉志》语。官指普通行政机关，狱指司法机关）。“令隶人佐书”（《四体书势》语），故得此名。徒隶是不会写字的人，画在上面就算，所以笔画形状，因此变异了。然这种字写起来，比篆书简便得多，所以一经通行，遂不能废。初写隶书的人是徒隶，自然画在上面就算，不求美观。既经通行，写的人就不仅徒隶了，又渐求其美观，于是变成一种有挑法（亦谓之波磔）的隶书。当时的人，谓之八分书，带有美术性质的字，十之八九都用他。

（三）其实用的字，不求美观的，则仍无挑法，谓之章程书。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正书。所以八分书是隶书的新派，无挑法的系隶书的旧派。现在的正书，系承接旧派的，所以现在的正书，昔人皆称为隶书。王羲之，从来没有看见他写一个八分书，或者八分书以前的隶字，而《晋书》本传，却称其善隶书。

（四）正书，亦作真书，其名系对行草而立。草书的初起，其作用，当同于后来的行书，是供起草之用的。《史记·屈原列传》说：楚怀王使原造宪令，草藁未上，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所谓草藁，就是现在所谓起草。草藁是只求自己认得，不给别人看的，其字，自然可以写得将就些。这是大家都这样做的，本不能算创造一种字体，自更说不上是谁所创造。到后来，写的人，不求其疾速，而务求其美观。于是草书的字体，和真书相去渐远。驯致只认得真书的人，不能认得草书。于是草书距实用亦渐远。然自张芝以前，总还是一个一个字分开的。到张芝出，乃“或以上字之下，为下字之上”，其字竟至不可认识了。后人称一个一个字分开的为章草，张芝所创的为狂草。

（五）狂草固不可用，即章草亦嫌其去正书稍远。（甲）学的人，几乎在正书之外，又要认识若干草字。（乙）偶然将草稿给人家看，不识草字的人，亦将无从看起（事务繁忙之后，给人家看的东西，未必一定能誊真的）。草书至此，乃全不适于实用。然起草之事，是绝不能没有的。于是另有一种字，起而承其乏，此即所谓行书。行书之名，因“正书如立，行书如行”而起。其写法亦有两种：（子）写正书的人，把他写得潦草些，是为真行。（丑）写草书的人，把他写得凝重些，是为行草（见张怀瓘《书议》）。从实用上说，字是不能没有真草两种，而亦不能多于真草两种的。因为看要求其清楚，写要求其捷速，若多于真草两种，那又是浪费了（孟森说）。中国字现在书写之所以繁难，是由于都写真书。所以要都写正书，则由于草书无一定的体式。草书所以无一定的体式，则因字体的变迁，都因美术而起。美术是求其多变化的，所以字体愈写愈分歧。这是因向来讲究写字的人，都是有闲阶级；而但求应用的人，则根本无暇讲究写字之故。这亦是社会状况所规定。今后社会进化，使用文字的地方愈多。在实用上，断不能如昔日仅恃潦草的正书。所以制定草体，实为当务之急。有人说：草体离正书太远了，几乎又要认识一种字，不如用行书。这话，从认字方面论，固有相当的理由。但以书写而论，则行书较正书简便得没有多少。现在人所写潦草的正书，已与行书相去无几。若求书写的便利，至少该用行草。在正书中，无论笔画如何繁重的字，在草书里，很少超过五画的。现在求书写的便利，究竟该用行书，还该用草书，实在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至于简笔字，则是不值得提倡的。这真是徒使字体纷繁，而书写上仍简便得有限（书写的繁难，亦由于笔画形状的工整与流走，不尽由于笔画的多少）。

《快雪时晴帖》，晋朝王羲之行书作品。

中国现在，古字可考的，仍以《说文》一书为大宗。此书所载，百分之九十几，系秦汉时通行的篆书。周以前文字极少。周以前的文字，多存于金石刻中（即昔人刻在金石上的文字），但其物不能全真，而后人的解释，亦不能保其没有错误。亡清光绪二十四五年间，河南安阳县北的小屯，发现龟甲、兽骨，其上有的刻有文字。据后人考证，其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殷墟。认其字为殷代文字。现在收藏研究的人甚多。但自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和河南省合作发掘，以前所发现之品，伪造者极多（详见《安阳发掘报告书》第一期所载《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及《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所载《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又吴县所出《国学论衡》某册所载章炳麟之言，及《制言杂志》第五十期章炳麟《答金祖同论甲骨文第二书》）。所以在中央研究院发掘所得者外，最好不必信据，以昭谨慎。

古人多造单字，后世则单音语渐变为复音，所增非复单音的字，而是复音的辞。大抵春秋战国之时，为增造新字最多的时代。《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已夫！”这就是说：从前写字的人，遇见写不出的字，还空着去请教人，现在却没有了，都杜造一个字写进去。依我推想起来，孔子这种见解，实未免失之于旧。因为此前所用的文字少，写来写去，总是这几个字。自己不知道，自然可问之他人。现在所用的字多了，口中的语言，向来没有文字代表他的，亦要写在纸上。既向无此字，问之于人何益？自然不得不杜造了。（一）此等新造的字，既彼此各不相谋。（二）就旧字也有（甲）讹，（乙）变。一时文字，遂颇呈分歧之观。《说文解字·序》说七国之世，“文字异形”，即由于此。然（子）其字虽异，其造字之法仍同；（丑）而旧有习熟的字，亦绝不会有改变；大体还是统一的。所以《中庸》又说“今天下”“书同文”。《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书同文字”。此即许《序》所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此项法令，并无效验。《汉书·艺文志》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四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这似乎是把三书合而为一，大体上把重复之字除去。假定其全无复字，则秦时通行的字，共得三千三百。然此三书都是韵文，除尽复字，实际上怕不易办到，则尚不及此数。而《说文》成于后汉时，所载之字，共得九千九百十三。其中固有籀文及古文、奇字，然其数实不多，而音义相同之字，则不胜枚举。可见李斯所奏罢的字，实未曾罢，如此下去，文字势必日形分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幸得语言从单音变为复音，把这种祸患，自然救止了。用一个字代表一个音，实在是最为简易之法。因为复音辞可以日增，单音字则只有此数。识字是最难的事，过时即不能学的。单音无甚变迁，单字即无甚增加，亦无甚改变。读古书的，研究高深文学的，所通晓的辞类及文法，虽较常人为多，所识的单字，则根本无甚相异。认识了几千个字，就能读自古至今的书，也就能通并时的各种文学，即由于此。所以以一字代表一音，实在是中国文字的一个进化。至此，文字才真正是语言的代表。这亦是进化到相当程度，然后实现的。最初并非如此。《说文》：，三岁牛。，马八岁。勣从三声，从八声，笔之于书，则有牛马旁，出之于口，与三八何异？听的人焉知道是什么话？然则勣决非读作三，决非读作八；勣两字，决非代表三八两个音，而系代表三岁牛，马八岁两句话。两句话只要写两个字，似乎简便了，然以一字代表一音纯一之例破坏，总是弊余于利的。所以宁忍书写之烦，而把此等字淘汰去。这可见自然的进化，总是合理的。新造的氧氮等字，若读一音，则人闻之而不能解，徒使语言与文字分离，若读两音，则把一字代表一音的条例破坏，得不偿失。这实在是退化的举动。所以私智穿凿，总是无益有损的。

语言可由分歧而至统一，亦可由统一而至分歧。由分歧而至统一，系由各分立的部族，互相同化。由统一而至分歧，则由交通不便，语音逐渐讹变；新发生的事物，各自创造新名；旧事物也有改用新名的。所以（一）语音，（二）词类，都可以逐渐分歧。只有语法，是不容易变化的。中国语言，即在此等状况下统一，亦即在此等状况下分歧。所以语音、词类，各地方互有不同，语法则无问题。在崇古的时代，古训是不能不研究的。研究古训，须读古书。古书自无所谓不统一。古书读得多的人，下笔的时候，自然可即写古语。虽然古语不能尽达现代人的意思，然（一）大体用古语，而又依照古语的法则，增加一二俗语；（二）或者依据古语的法则，创造笔下有而口中无的语言；自亦不至为人所不能解。遂成文字统一，语言分歧的现象。论者多以此自豪。这在中国民族统一上，亦确曾收到相当的效果。然但能统一于纸上，而不能统一于口中，总是不够用的。因为（一）有些地方，到底不能以笔代口。（二）文字的进化，较语言为迟，总感觉其不够用。（三）文字总只有一部分人能通。于是发生（一）语言统一，（二）文言合一的两个问题。

语言统一，是随着交通的进步而进步的。即（一）各地方的往来频繁。（二）（甲）大都会，（乙）大集团的逐渐发生。用学校教授的方法，收效必小。因为语言是实用之物，要天天在使用，才能够学得成功，成功了不至于忘掉。假使有一个人，生在穷乡僻壤，和非本地的人，永无交接，单用学校教授的形式，教他学国语，是断不会学得好，学好了，亦终于要忘掉的。所以这一个问题，断不能用人为的方法，希望其在短时间之内，有很大的成功。至于言文合一，则干脆的，只要把口中的语言，写在纸上就够了。这在一千年以来，语体文的逐渐流行，逐渐扩大，早已走上了这一条路。但还觉得其不够。而在近来，又发生一个文字难于认识的问题，于是有主张改用拼音字的。而其议论，遂摇动及于中国文字的本身。

拼音字是将口中的语言，分析之而求其音素，将音素制成字母，再将字母拼成文字的。这种文字，只要识得字母，懂得拼法，识字是极容易的，自然觉得简便。但文字非自己发生，而学自先进民族的，可以用此法造字。文字由自己创造的民族，是绝不会用此法的。因为当其有文字之初，尚非以之代表语言，安能分析语言而求其音素？到后来进化了，知道此理，而文字是前后相衔的，不能舍旧而从新，拼音文字，就无从在此等民族中使用了。印度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中国和印度交通后，只采用其法于切音，而卒不能改造文字，即由于此。使用拼音文字于中国，最早的，当推基督教徒。他们鉴于中国字的不易认识，用拉丁字母，拼成中国语，以教贫民，颇有相当的效果。中国人自己提倡的，起于清末的劳乃宣。后来主张此项议论的，亦不乏人。以传统观念论，自不易废弃旧文字。于是由改用拼音字，变为用注音字注旧文字的读音。遂有教育部所颁布的注音符号。然其成效殊鲜。这是由于统一读音，和统一语音，根本是两件事。因语音统一，而影响到读音，至少是语体文的读音，收效或者快些。想靠读音的统一，以影响到语音，其事的可能性怕极少。因为语言是活物，只能用之于口中。写在纸上再去读，无论其文字如何通俗，总是读不成语调的。而语言之所以不同，并非语音规定语调，倒是语调规定语音。申言之：各地方人的语调不同，并非由其所发的一个个音不同，以至积而成句，积而成篇，成为不同的语调。倒是因其语调不同，一个个音，排在一篇一句之内，而其发音不得不如此。所以用教学的方法，传授一种语言，是可能的。用教学的方法，传授读音，希望其积渐而至于统一语言，根本不会有这回事。果真要用人为的方法，促进语言的统一，只有将一地方的言语，定为标准语，即以这地方的人，作为教授的人，散布于各地方去教授，才可以有相当的效果。教授之时，宜专于语言，不必涉及读书。语言学会了，自会矫正读音，至于某程度。即使用教学的方法，矫正读音，其影响亦不过如是而止，绝不会超过的。甚或两个问题，互相牵掣，收效转难。注音符号，意欲据全国人所能发的音，制造成一种语言。这在现在，实际上是无此语言的。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话，总不能与国语密合。想靠注音符号等工具，及教学的方法，造成一种新语言，是不容易的。所以现在所谓能说国语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总还夹杂土话。既然总不密合，何不拣一种最近于国语的言语，定为标准语，来得痛快些呢？

至于把中国文字，改成拼音文字，则我以为在现在状况之下，听凭两种文字，同时并行，是最合理的。旧的人，视新造的拼音文字，为洪水猛兽，以为将要破坏中国的旧文化，因而使中国人丧失其民族性；新的人，以为旧文字是阻碍中国进化的，也视为洪水猛兽；都是一偏之见。认识单字，与年龄有极大的关系。超过一定年龄，普通的人，都极难学习。即使勉强学习，其程度，也很难相当的。所以中国的旧文字，绝不能施之成人。即年龄未长，而受教育时间很短的人，也是难学的。因为几千个单字，到底不能于短时间之内认识。如平民千字识字课等，硬把文字之数减少，也是不适于用的。怀抱旧见解的人，以为新文字一行，即将把旧文化破坏净尽。且将使中国民族，丧失其统一性。殊不知旧文字本只有少数人通晓。兼用拼音字，这少数通晓旧文字的人，总还是有的。使用新文字的人，则本来都是不通文字的，他们所濡染的中国文化，本非从文字中得来，何至因此而破坏中国的旧文化，及民族的统一性？就实际情形，平心而论，中国旧文化，或反因此而得新工具，更容易推广，因之使中国的民族性，更易于统一呢？吴敬恒说：“中国的读书人，每拘于下笔千秋的思想，以为一张纸写出字来，即可以传之永久。”于是设想：用新文字写成的东西，亦将像现在的旧书一般，汗牛充栋，留待后人的研究，而中国的文化，就因之丧失统一性了。殊不知这种用新文字写成的东西，都和现在的传单报纸一般，阅过即弃，至于有永久性的著作，则必是受教育程度稍深的人，然后能为，而此种人，大都能识得旧文字。所以依我所推想，即使听新文字同时并行，也绝不会有多少书籍，堆积起来。而且只能学新文字的人，其生活，和文字本来是无缘的。现在虽然勉强教他以几个文字，他亦算勉强学会了几个文字，对于文字的关系，总还是很浅的？怕连供一时之用的宣传品等，还不会有多少呢。何能因此而破坏中国的文化和民族统一性？准此以谈，则知有等人说：中国现在，语言虽不统一，文字却是统一的。若拼音字不限于拼写国语，而许其拼写各地方的方言，将会有碍于中国语言的统一，也是一样的谬见。因为（一）现在文字虽然统一，绝不能以此为工具，进而统一语言的。（二）而只能拼写方言的人，亦即不通国语的人，其语言，亦本来不曾统一。至于说一改用拼音文字，识字即会远较今日为易，因之文化即会突飞猛进，也是痴话。生活是最大的教育。除少数学者外，读书对于其人格的关系，是很少的。即使全国的人，都能读相当的书，亦未必其人的见解，就会有多大改变。何况识得几个字的人，还未必都会去读书呢？拼音文字，认识较旧文字为易是事实，其习熟则并无难易之分。习熟者的读书，是一眼望去便知道的，并不是一个个字拼着音去认识，且识且读的。且识且读，拼音文字，是便利得多了。然这只可偶一为之，岂能常常如此？若常常如此，则其烦苦莫甚，还有什么人肯读书？若一望而知，试问Book与书，有何区别？所以拼音文字在现在，只是供一时一地之用的。其最大的作用，亦即在此。既然如此，注音符号，罗马字母等等杂用，也是无妨的。并不值得争论。主张采用罗马字母的人，说如此，我们就可以采用世界各国的语言，扩大我国的语言，这也是痴话。采用外国的语言，与改变中国的文字何涉？中国和印度交通以来，佛教的语言，输入中国的何限？又何尝改用梵文呢？

《西域考古图谱》中的回鹘文佛典

语言和中国不同，而采用中国文字的，共有三法：即（一）径用中国文，如朝鲜是。（二）用中国文字的偏旁，自行造字，如辽是。（三）用中国字而别造音符，如日本是。三法中，自以第三法为最便。第二法最为无谓。所以辽人又别有小字，出于回鹘，以便应用。大抵文字非出于自造，而取自他族的，自以用拼音之法为便。所以如辽人造大字之法，毕竟不能通行。又文字所以代表语言，必不能强语言以就文字。所以如朝鲜人，所做华文，虽极纯粹，仍必另造谚文以应用（契丹文字，系用隶书之半，增损为之，见《五代史》。此系指契丹大字而言，据《辽史·太祖本纪》，事在神册五年。小字出于回鹘，为迭剌所造，见《皇子表》）。

满、蒙、回、藏四族，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回文，或说出于犹太，或说出于天主教徒，或说出于大食，未知孰是（见《元史译文证补》）。藏文出于印度。是唐初吐蕃英主弃宗弄赞，派人到印度去留学，归国后所创制的（见《蒙古源流考》）。蒙古人初用回文，见《元史·塔塔统阿传》。《脱卜察安》（《元秘史》。元朝人最早自己所写的历史），即系用回文所写。后来世祖命八思巴造字，则是根据藏文的。满文系太祖时额尔德尼所造。太宗时，达海又加以圈点（一种符号），又以蒙文为根据。西南诸族唯猓猡有文字，却是本于象形字的。于此，可见文字由于自造者，必始象形，借自他族者，必取拼音之理。

文字的流传，必资印刷。所以文字的为用，必有印刷而后弘，正和语言之为用，必得文字而后大一样。古人文字，要保存永久的，则刻诸金石。此乃以其物之本身供众览，而非用以印刷，只能认为印刷的前身，不能即认为印刷事业。汉代的石经，还系如此。后来就此等金石刻，加以摹拓。摹拓既广，觉得所摹拓之物，不必以之供众览，只需用摹拓出来的东西供览即可。于是其雕刻，专为供印刷起见，就成为印刷术了。既如此，自然不必刻金石，而只要刻木。刻板之事，现在可考的起于隋。陆深《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其时为民国纪元前一千三百十九年，公历五百九十三年。《敦煌石室书录》，有《大隋永陀罗尼本经》，足见陆说之确。唐代雕本，宋人已没有著录的，唯江陵杨氏，藏有《开元杂报》七叶。日本亦有永徽六年（唐高宗年号。民国纪元前一千二百五十七年，公历六百五十五年）《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后唐明宗长兴三年（民国纪元前九百八十年，公历九百三十二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是为官刻书之始。历二十七年始成（周太祖广顺三年）。宋代又续刻义疏及诸史。书贾因牟利，私人因爱好文艺而刻的亦日多。仁宗庆历中（民国纪元前八百七十一至八百六十四年，公历一千四十一至一千四十八年），毕昇又造活字（系用泥制。元王祯始刻木为之。明无锡华氏始用铜。清武英殿活字，亦用铜制）。于是印刷事业，突飞猛进，宋以后书籍，传于后世的，其数量，就远非唐以前所可比了（此节据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其详可参考元书，商务印书馆本）。

第十七章 学术

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看似虚悬无薄，实则前进的方向，全是受其指导。中国是一个学术发达的国家。几千年来，学术分门别类，各致其精。如欲详述之，将数十百万言而不能尽。现在所讲的，只是思想转变的大略，及其和整个文化的关系。依此讲，则中国的学术思想，可分为三大时期：

（一）自上古至汉魏之际。

（二）自佛学输入至亡清。其中又分为（甲）佛学时期，（乙）理学时期。

（三）自西学输入以后。

现在研究先秦诸子的人，大都偏重于其哲学方面。这个实在是错误的。先秦诸子的学术，有两个来源：其（一）从古代的宗教哲学中，蜕化而出。其（二）从各个专门的官守中，孕育而成。前者偏重玄学方面，后者偏重政治社会方面。《汉书·艺文志》说诸子之学，其源皆出于王官。《淮南·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一个说其因，一个说其缘，都不及古代的哲学。尤可见先秦诸子之学，实以政治社会方面为重，玄学方面为轻。此意，近人中能见得的，只有章炳麟氏。

从古代宗教中蜕化而出的哲学思想，大致是如此的：（一）因人有男女，鸟有雌雄，兽有牝牡，自然界又有天地日月等现象，而成立阴阳的概念。（二）古代的工业，或者是分做水、火、木、金、土五类的。实际的生活，影响于哲学思想，遂分物质为五行。（三）思想进步，觉得五行之说，不甚合理，乃认万物的原质为一个，而名之曰气。（四）至此，遂并觉阴阳二力，还不是宇宙的根源（因为最后的总是唯一的，也只有唯一的能算最后的）。乃再成立一个唯一的概念，是即所谓大极。（五）又知质与力并非二物，于是所谓有无，只是隐显。（六）隐显由于变动，而宇宙的根源，遂成为一种动力。（七）这种动力，是颇为机械的。一发动之后，其方向即不易改变。所以有谨小、慎始诸义。（八）自然之力，是极其伟大的，只有随顺，不能抵抗，所以要法自然，所以贵因。（九）此种动力，其方向是循环的，所以有祸福倚伏之义，所以贵知白守黑，知雄守雌。（十）既然万物的原质，都是一个，而又变化不已，则万物根本只是一物。天地亦万物之一，所以惠施要提倡泛爱，说天地万物一体，而物论可齐（论同伦，类也）。（十一）因万物即是一物，所以就杂多的现象，仍可推出其总根源。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等思想，影响于后来，极为深刻。历代的学术家，几乎都奉为金科玉律。诚然，此等宽廓的说法，不易发现其误谬。而因其立说的宽廓，可以容受多方面的解释，即存其说为弘纲：似亦无妨。但有等错误的观念，业已不能适用的，亦不得不加以改正。如循环之说，古人大约由观察昼夜寒暑等现象得来。此说施诸自然界，虽未必就是，究竟还可应用。若移用于社会科学，就不免误谬了。明明是进化的，如何说是循环。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旧。依我看来：（一）农家之所本最旧。这是隆古时代农业部族的思想。（二）道家次之。是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反动。（三）墨家次之。所取法的是夏朝。（四）儒家及阴阳家又次之。这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五）法家最新。是按切东周时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以上五家，代表整个的时代变化，其关系最大。其余如名家，专讲高深玄远的理论，纵横家、兵家等，只效一节之用。其关系较轻。

怎说农家是代表最古的思想的呢？这个，只要看许行的话，便可明白。许行之说有二：（一）君臣并耕，政府毫无威权。（二）物价论量不论质。这非根据于最古最简陋的社会的习俗，绝不能有此思想（见《孟子·滕文公上篇》）。

怎说道家所代表的，是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反动思想呢？汉人率以黄老并称。今《列子》虽系伪书，然亦有其所本（此凡伪书皆然，不独《列子》。故伪书既知其伪之后，在相当条件下，其材料仍可利用）。此书《天瑞篇》有《黄帝书》两条，其一同《老子》。又有黄帝之言一条。《力命篇》有《黄帝书》一条。与《老子》亦极相类。《老子》书（一）多系三四言韵语。（二）所用名词，极为特别（如有雌雄牝牡而无男女字）。（三）又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足征其时代之古。此必自古口耳相传之说，老子著之竹帛的，决非老子所自作。黄帝是个武功彪炳的人，该是一个好侵略的部族的酋长。侵略民族，大抵以过刚而折。如夷羿、殷纣等，都是其适例。所以发生一种反动的思想，要教之以守柔。《老子》书又主张无为。无为二字的意义，每为后人所误解。为训化。《礼记·杂记》：子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此系就农业立说。言弛而不张，虽文武亦不能使种子变化而成谷物。贾谊《谏放民私铸疏》“奸钱日多，五谷不为”（今本作“五谷不为多”，多字系后人妄增），正是此义。野蛮部族，往往好慕效文明，而其慕效文明，往往牺牲了多数人的幸福［（一）因社会的组织，随之变迁。（二）因在上的人，务于淫侈，因此而刻剥其下］。所以有一种反动的思想，劝在上的人，不要领导着在下的人变化。在下的人，“化而欲作”，还该“镇之以无名之朴”。这正和现今人因噎废食，拒绝物质文明一样。

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怎样说墨家所代表的，是夏代的文化呢？《汉书·艺文志》说：墨家之学，“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古人的礼，往往在文明既进步之后，仍保存简陋的样子，以资纪念。如既有酒，祭祀仍用水，便是其一例。汉武帝时，公玉带上明堂图，其上犹以茅盖，见《史记·封禅书》。可见《汉志》此说之确）。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三老五更，乃他人的父兄）。选士大射，是以尚贤（平民由此进用。参看第七章）。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人死曰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命有前定之义。顺四时而行，即《月令》所载的政令。据《月令》说：政令有误，如孟春行夏令等，即有灾异。此乃天降之罚。然则天是有意志，随时监视着人的行动，而加以赏罚的。此为墨子天志之说所由来。他家之所谓命，多含前定之义，则近于机械论了）。以孝视天下（视同示），是以上同”。都显见得是明堂中的职守。所以《汉志》说他出于清庙之官（参看第十五章）。《吕览·当染篇》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此为墨学出于清庙之官的确证。清庙中能保存较古之学说，于理是可有的。墨家最讲究实用，而《经》《经说》《大小取》等篇，讲高深的哲学，为名家所自出的，反在墨家书中，即由于此。但此非墨子所重。墨子的宗旨，主于兼爱。因为兼爱，所以要非攻。又墨子是取法乎夏的，夏时代较早，又值水灾之后，其生活，较之殷、周，自然要简朴些，所以墨子的宗旨，在于贵俭。因为贵俭，所以要节用，要节葬，要非乐。又夏时代较早，迷信较深，所以墨子有天志、明鬼之说。要讲天志、明鬼，即不得不非命。墨家所行的，是凶荒札丧的变礼（参看第五章）。其所教导的，是沦落的武士（参看第四章）。其实行的精神，最为丰富。

怎样说儒家、阴阳家，是西周时代所产生的思想呢？荀子说：“父子相传，以持王公，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荣辱篇》）国虽亡而治法犹存，这是极可能的事。然亦必其时代较近，而后所能保存的才多。又必其时的文化，较为发达，然后足为后人所取法。如此，其足供参考的，自然是夏、殷、周三代。所以儒家有通三统之说（封本朝以前二代之后以大国，使之保存其治法，以便与本朝之治，三者轮流更换。《史记·高祖本纪赞》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即是此义）。这正和阴阳家所谓五德终始一样（五德终始有两说：旧说以所克者相代。如秦以周为火德，自己是水德；汉又自以为土德是。前汉末年，改取相生之说。以周为木德，说秦朝是闰位，不承五行之运，而自以为是火德。后来魏朝又自以为是土德）。《汉书·严安传》载安上书，引邹子之说，说：“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可见五德终始，乃系用五种治法，更迭交换。邹衍之学，所以要本所已知的历史，推论未知；本所已见的地理，推所未见；正是要博观众事，以求其公例。治法随时变换，不拘一格，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此非在西周以后，前代的治法，保存的已多，不能发生。阴阳家之说，缺佚已甚，其最高的蕲向如何，已无可考。儒家的理想，颇为高远。看第五章所述大同小康之说可见。《春秋》三世之义，据乱而作，进于升平，更进于大平，明是要将乱世逆挽到小康，再逆挽到大同。儒家所传的，多是小康之义。大同世之规模，从升平世进至大平世的方法，其详已不可得闻。几千年来，崇信儒家之学的，只认封建完整时代，即小康之世的治法，为最高之境，实堪惋惜。但儒家学术的规模，是大体尚可考见的。他有一种最高的理想，企图见之于人事。这种理想，是有其哲学上的立足点的。如何次第实行，亦定有一大体的方案。儒家之道，具于六经。六经之中，《诗》《书》《礼》《乐》，乃古代太学的旧教科，说已见第十五章。《易》《春秋》则为孔门最高之道所在。《易》言原理，《春秋》言具体的方法，二者互相表里，所以说“《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儒家此等高义，既已隐晦。其盛行于世，而大有裨益于中国社会的，乃在个人修养部分。（一）在理智方面，其说最高的是中庸。其要，在审察环境的情形，随时随地，定一至当不易的办法。此项至当不易的办法，是随时随地，必有其一，而亦只能有一的，所以贵择之精而守之坚。（二）人之感情，与理智不能无冲突。放纵感情，固然要撞出大祸，抑压感情，也终于要溃决的，所以又有礼乐，以陶冶其感情。（三）无可如何之事，则劝人以安命。在这一点，儒家亦颇有宗教家的精神。（四）其待人之道，则为絜矩（二字见《大学》）。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则“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我们该怎样待人，只要想一想，我们想他怎样待我即得，这是何等简而该。怎样糊涂的人，对这话也可以懂得，而圣人行之，亦终身有所不能尽，这真是一个妙谛。至于（五）性善之说，（六）义利之辨，（七）知言养气之功，则孟子发挥，最为透彻，亦于修养之功，有极大关系。儒家之贻害于后世的，在于大同之义不传，所传的多是小康之义。小康之世的社会组织，较后世为专制。后人不知此为一时的组织，而认为天经地义，无可改变，欲强已进步的社会以就之，这等于以杞柳为杯棬，等于削足以适履，所以引起纠纷，而儒学盛行，遂成为功罪不相掩之局。这只可说是后来的儒家，不克负荷，怪不得创始的人。但亦不能一定怪后来的任何人。因儒学是在这种社会之中，逐渐发达的。凡学术，固有变化社会之功，同时亦必受社会的影响，而其本身自起变化。这亦是无可如何的事。

怎样说法家之学，是按照东周时代的情形立说的呢？这时候，最要紧的，是（一）裁抑贵族，以铲除封建势力。（二）富国强兵，以统一天下。这两个条件，秦国行之，固未能全合乎理想，然在当时，毕竟是最能实行的，所以卒并天下。致秦国于富强的，前有商鞅，后有李斯，都是治法家之学的。法家之学的法字，是个大名。细别起来，则治民者谓之法，裁抑贵族者谓之术（见《韩非子·定法篇》），其富国强兵之策，则最重要的，是一民于农战。《商君书》发挥此理最透，而《管》《韩》二子中，亦有其理论。法家是最主张审察现实，以定应付的方法的，所以最主张变法而反对守旧。这确是法家的特色。其学说之能最新，大约即得力于此。

以上所述五家，是先秦诸子中，和中国的学术思想及整个的文化，最有关系的。虽亦有其高远的哲学，然其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粗读诸子之书，似乎所注重的，都是政治问题。然古代的政治问题，不像后世单以维持秩序为主，而整个的社会问题，亦包括在内。所以古人说政治，亦就是说社会。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存留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在战国时，诸家之说皆不行，只有法家之说，秦用之以并天下，已可说是切于时务的兴，而不切于时务的亡了。但时异势殊，则学问的切于实用与否，亦随之而变。天下统一，则需要与民休息；民生安定，则需要兴起教化。这二者，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秦始皇坑儒时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大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大平指文学士言。可见改正制度，兴起教化，始皇非无此志，不过天下初定，民心未服，不得不从事于镇压；又始皇对外，颇想立起一个开拓和防御的规模来；所以有所未遑罢了。秦灭汉兴，此等积极的愿望，暂时无从说起。最紧要的，是与民休息。所以道家之学，一时甚盛。然道家所谓无为而治，乃为正常的社会说法。社会本来正常的，所以劝在上的人，不要领导其变化；且须镇压之，使不变化，这在事实上虽不可能，在理论上亦未必尽是，然尚能自成一说。若汉时，则其社会久已变坏，一味因循，必且迁流更甚。所以改正制度，兴起教化，在当时，是无人不以为急务的。看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明白。文帝亦曾听公孙臣的话，有意于兴作。后因新垣平诈觉，牵连作罢。这自是文帝脑筋的糊涂，做事的因循。不能改变当时的事势。到武帝，儒学遂终于兴起了。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论者多以为武帝一人之功，这就错了。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虽非昏愚之主，亦未闻其天亶夙成，成童未几，安知儒学为何事？所以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特顺着潮流而行。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著作，他在本书中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道德观。

儒学的兴起，虽由社会情势的要求，然其得政治上的助力，确亦不少。其中最紧要的，便是为五经博士置弟子。所谓“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自然来者就多了。儒学最初起的，是《史记·儒林传》所说的八家：言《诗》：于鲁，自申培公；于齐，自辕固生；于燕，自韩太傅。言《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东汉立十四博士：《诗》齐、鲁、韩。《书》欧阳、大小夏侯。《礼》大小戴。《易》施、孟、梁丘、京。《春秋》严、颜（见《后汉书·儒林传》。《诗》齐、鲁、韩下衍毛字）。大体仍是这八家之学（唯京氏《易》最可疑）。但是在当时，另有一种势力，足以促令学术变更。那便是第五章所说：在当时，急需改正的，是社会的经济制度。要改正社会经济制度，必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在儒家，是只知道前一义的。后者之说，实在法家。当时儒家之学，业已成为一种权威，欲图改革，自以自托于儒家为便，儒家遂不得不广采异家之学以自助，于是有所谓古文之学。读第五章所述，已可明白了。但是学术的本身，亦有促令其自起变化的。那便是由专门而趋于通学。

先秦学术，自其一方面论，可以说是最精的。因为他各专一门，都有很高的见解。自其又一方面说，亦可以说是最粗的。因为他只知道一门，对于他人的立场，全不了解。譬如墨子所主张，乃凶荒札丧的变礼，本不谓平世当然。而荀子力驳他，说天下治好了，财之不足，不足为患，岂非无的放矢？理论可以信口说，事实上，是办不到只顾一方面的，只顾一方面，一定行不去。所以先秦时已有所谓杂家之学。《汉志》说：杂家者流，出于议官。可见国家的施政，不得不兼顾到各方面了。情势如此，学术自然不得不受其影响，而渐趋于会通，古文之学初兴时，实系兼采异家之说，后来且自立新说。实亦受此趋势所驱使。倘使当时的人，痛痛快快，说儒家旧说，不够用了，我所以要兼采异说；儒家旧说，有所未安，我所以要别立新说；岂不直接？无如当时的思想和风气，不容如此。于是一方面说儒家之学，别有古书，出于博士所传以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孔壁一案，参看第十六章）；一方面，自己研究所得，硬说是某某所传（如《毛诗》与《小序》为一家言。《小序》明明是卫宏等所作，而毛公之学，偏要自谓子夏所传）；纠纷就来得多了。流俗眩于今古文之名，以为今古文经，文字必大有异同，其实不然。今古文经的异字，备见于《仪礼》郑《注》（从今文处，则出古文于注。从古文处，则出今文于注），如古文位作立，仪作义，义作谊之类，于意义毫无关系。他经度亦不过如此。有何关系之可言？今古文经的异同，实不在经文而在经说。其中重要问题，略见于许慎的《五经异义》。自大体言之：今文家说，都系师师相传。古文家说，则自由研究所得。不为古人的成说所囿，而自出心裁，从事研究，其方法似觉进步。但（一）其成绩并不甚佳。（二）又今文家言，有传讹而无臆造。传讹之说，略有其途径可寻，所以其说易于还原。一经还原，即可见古说的真相（其未曾传讹的，自然更不必说）。古文家言，则各人凭臆为说，其根源无可捉摸。所以把经学当作古史的材料看，亦以今文家言价值较高。

然古学的流弊，亦可说仍自今学开之。一种学术，当其与名利无关时，治其学者，都系无所为而为之，只求有得于己，不欲炫耀于人，其学自无甚流弊。到成为名利之途则不然。治其学者，往往不知大体，而只斤斤计较于一枝一节之间。甚或理不可通，穿凿立说。或则广罗异说，以自炫其博。引人走入旁门，反致抛荒正义。从研究真理的立场上言，实于学术有害。但流俗的人，偏喜其新奇，以为博学。此等方法，遂成为哗众取宠之资。汉代此等风气，由来甚早。《汉书·夏侯胜传》说：“胜从父子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专以应敌为务，真所谓徇外为人。此种风气既开，遂至专求闻见之博，不顾义理之安；甚至不知有事理。如郑玄，遍注群经，在汉朝，号称最博学的人，而其说经，支离灭裂，于理绝不可通，以及自相矛盾之处，就不知凡几。此等风气既盛，治经者遂多变为无脑筋之徒。虽有耳目心思，都用诸琐屑无关大体之处。而于此种学问，所研究的，究属宇宙间何种现象？研究之究有何益？以及究应如何研究？一概无所闻见。学术走入此路，自然只成为有闲阶级，消耗日力精力之资，等于消闲遣兴，于国家民族的前途，了无关系了。此等风气，起于西汉中叶，至东汉而大盛，直至南北朝、隋唐未改。汉代所谓章句，南北朝时所谓义疏，都系如此。读《后汉书》及《南》、《北史》的《儒林传》，最可见得。古学既继今学而起，到汉末，又有所谓伪古文一派。据近代所考证，王肃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肃好与郑玄立异，而无以相胜。乃伪造《孔子家语》，将己说窜入其中，以折服异己，经学中最大的《伪古文尚书》一案，虽不能断为即肃之所造，然所谓《伪孔安国传》者，必系与肃同一学派之人所为，则无可疑（《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传》之伪，至清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而其论略定。伪之者为那一派人，至清丁晏作《尚书余论》而其论略定）。此即由当时风气，专喜广搜证据，只要所搜集者博，其不合理，并无人能发觉，所以容得这一班人作伪。儒学至此，再无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的气概。然以当时学术界的形势论，儒学业已如日中天。治国安民之责，在政治上，在社会上，都以为唯儒家足以负之。这一班人，如何当得起这个责任？他们所想出来的方案，无非是泥古而不适于时，专事模放古人的形式。这个如何足以为治？自然要激起有思想的人的反对了。于是魏晋玄学，乘机而起，成为儒佛之间的一个过渡。

魏晋玄学，人多指为道家之学。其实不然。玄学乃儒道二家的混合。亦可说是儒学中注重原理的一派，与拘泥事迹的一派相对立。先秦诸子的哲学，都出自古代的宗教哲学，大体无甚异同，说已见前。儒家之书，专谈原理的是《易经》。易家亦有言理言数两派。言理的，和先秦诸子的哲学，无甚异同。言数的，则与古代术数之学相出入。《易》之起源，当和术数相近；孔门言《易》，则当注重于其哲学；这是通观古代学术的全体，而可信其不诬的。今文《易》说，今已不传。古文《易》说，则无一非术数之谈。《汉书·艺文志》：易家有《淮南·道训》二篇。自注云：“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此书，当即今《淮南子》中的《原道训》。今《淮南子》中，引《易》说的还有几条，都言理而不及数，当系今文《易》说之遗。然则儒家的哲学，原与道家无甚出入。不过因今文《易》说失传，其残存的，都被后人误认为道家之说罢了。如此说来，则魏晋玄学的兴起，并非从儒家转变到道家，只是儒家自己转变。不过此种转变，和道家很为接近，所以其人多兼采道家之学。观魏晋以后的玄学家，史多称其善《易》《老》可知。儒学的本体，乃以《易》言原理，《春秋》则据此原理，而施之人事。魏晋的玄学家，则钻研原理，而于措之人事的方法，不甚讲求。所以实际上无甚功绩可见，并没有具体可见之施行的方案。然经此运动之后，拘泥古人形式之弊遂除。凡言法古的，都是师其意而不是回复其形式。泥古不通之弊，就除去了，这是他们摧陷廓清莫大的功绩（玄学家最重要的观念，为重道而遗迹。道即原理，迹即事物的形式）。

从新莽改革失败以后，彻底改变社会的组织，业已无人敢谈。解决人生问题的，遂转而求之个人方面。又玄学家探求原理，进而益上，其机，殊与高深玄远的哲学相近。在这一点上，印度的学术，是超过于中国的。佛学遂在这种情势之下兴起。

佛，最初系以宗教的资格，输入中国的。但到后来，则宗教之外，别有其学术方面。

佛教，普通分为大小乘。依后来详细的判教，则小乘之下，尚有人天（专对人天说法，不足以语四圣。见下），大乘之中，又分权实。所谓判教，乃因一切经论（佛所说谓之经，菩萨以下所说谓之论。僧、尼、居士等所应守的规条谓之律。经、律、论谓之三藏），立说显有高低，所以加以区别，说佛说之异，乃因其所对待的人不同而然。则教外的人，不能因此而诋佛教的矛盾，教中的人，亦不必因此而起争辩了。依近来的研究：佛教在印度的兴起，并不在其哲学的高深，而实由其能示人以实行的标准。缘印度地处热带，生活宽裕，其人所究心的，实为宇宙究竟，人生归宿等问题。所以自古以来，哲学思想，即极发达。到佛出世时，各家之说（所谓外道），已极高深，而其派别亦极繁多了。群言淆乱，转使人无所适从。释迦牟尼出，乃截断无谓的辩论，而教人以实行修证的方法。从之者乃觉得所依归，而其精神乃觉安定。故佛非究竟真理的发现者（中国信佛的人，视佛如此），而为时代的圣者。佛灭后百年之内，其说无甚异同，近人称为原始佛教。百年之后而小乘兴，五六百年之后而大乘出，则其说已有改变附益，而非复佛说之旧了。然则佛教的输入中国，所以前后互异，亦因其本身的前后，本有不同，并非在彼业已一时具足，因我们接受的程度，先后不同，而彼乃按其深浅，先后输入的了。此等繁碎的考据，今可勿论。但论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佛教把一切有情，分为十等：即（一）佛，（二）菩萨，（三）缘觉，（四）声闻，是为四圣；（五）天，（六）人，（七）阿修罗，（八）畜生，（九）饿鬼，（十）地狱，是为六凡。辗转于六凡之中，不得超出，谓之六道轮回。佛不可学，我们所能学的，至菩萨而止。在小乘中，缘觉、声闻，亦可成佛，大乘则非菩萨不能。所谓菩萨，系念念以利他为主，与我们念念都以自己为本位的，恰恰相反。至佛则并利他之念而亦无之，所以不可学了。缘觉、声闻，鉴于人生不能离生、老、病、死诸苦，死后又要入轮回；我们幸得为人，尚可努力修持，一旦堕入他途便难了（畜生、饿鬼、地狱，亦称三途，不必论了。阿修罗神通广大，易生嗔怒；诸天福德殊胜，亦因其享受优越，转易堕落；所以以修持论，皆不如人）。所以觉得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实可畏怖，生前不得不努力修持。其修持之功，固然坚苦卓绝，极可佩服。即其所守戒律，亦复极端利他。然根本观念，终不离乎自利，所以大乘斥其不足成佛。此为大小乘重要的异点。亦即大乘教理，较小乘为进化之处。又所谓佛：在小乘，即指释迦牟尼其人。大乘则佛有三身：（一）佛陀其人，谓之报身，是他造了为人之因，所以在这世界上成为一个人的。生理心理等作用，一切和我们一样。不吃也要饿，不着也要冷，置诸传染病的环境中，也会害病；饿了，冷了，病重了，也是会死的。（二）至于有是而无非，威权极大。我们动一善念，动一恶念，他都无不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丝毫不得差错。是为佛之法身，实即自然力之象征。（三）其一心信佛，临死或在他种环境中，见有佛来接引拯救等事，是为佛之化身。佛在某种环境中，经历一定的时间，即可修成。所以过去已有无数的佛，将来还有无数的佛要成功，并不限于释迦牟尼一人。大乘的说法，当他宗教信，是很能使人感奋的。从哲学上说，其论亦圆满具足，无可非难。宗教的进化，可谓至斯而极。

佛教的宇宙观，系以识为世界的根本。有眼、耳、鼻、舌、身、意，即有色、身、香、味、触、法。此为前六识，为人人所知。第七识为末那，第八识为阿赖耶，其义均不能译，故昔人唯译其音。七识之义，为“恒审思量，常执有我”。我们念念以自己为本位（一切现象，都以自己为本位而认识。一切利害，都以自己为本位而打算），即七识之作用。至八识则为第七识之所由生，为一切识的根本。必须将他灭尽，才得斩草除根。但所谓灭识，并不是将他铲除掉，至于空无所有。有无，佛教谓之色空。色空相对，只是凡夫之见。佛说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在昼间，则昼为色，夜为空。然夜之必至，其确实性，并不减于昼之现存。所以当昼时，夜之现象，虽未实现，夜之原理，业已存在。凡原理存在者，即与其现象存在无异。已过去之事，为现在未来诸现象之因。因果原系一事。所以已过去的事，亦并未消灭）。所以所谓灭识，并非将识消灭，而系“转识成智”。善恶同体。佛说的譬喻，是如水与波。水为善，动而为波即成恶。按照现在科学之理，可以有一个更妙的譬喻，即生理与病理。病非别有其物，只是生理作用的异常。去病得健，亦非把病理作用的本体消灭，只是使他回复到生理作用。所以说“真如无明，同体不离”（真如为本体，无明为恶的起点）。行为的好坏，不是判之于其行为的形式的，而是判之于其用意。所以所争的只在迷悟。迷时所做的事，悟了还是可以做的。不过其用意不同，则形式犹是，而其内容却正相反，一为恶业，一为净业了。喻如母亲管束子女，其形式，有时与厂主的管理童工是一样。所以说：“共行只是人间路，得失谁知霄壤分。”佛教为什么如此重视迷悟呢？因为世界纷扰的起因，不外乎（一）怀挟恶意，（二）虽有善意，而失之愚昧。怀挟恶意的，不必论了。失之愚昧的，虽有善意，然所做的事，无一不错，亦必伏下将来的祸根。而愚昧之因，又皆因眼光只限于局部，而不能扩及全体（兼时间空间言）。所以佛说世俗之善，“如以少水，而沃冰山，暂得融解，还增其厚”。此悟之所以重要。佛教的人生问题，依以上所说而得解答。至于你要追问宇宙问题的根源，如空间有无界限，时间有无起讫等，则佛教谓之“戏论”，置诸不答（外道以此为问，佛不答，见《金七十论》）。这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完全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即因我们用现在的认识方法去认识之故。要把现在的认识方法放下，换一种方法去认识，自然不待言而可明。若要就现在的认识方法，替你说明，则非我的不肯说，仍系事之不可能。要怎样，才能换用别种认识方法呢？非修到佛地位不可。佛所用的认识方法，是怎样的呢？固非我们所能知。要之是和我们现在所用，大不相同的。这个，我们名之曰证。所以佛教中最后的了义，“唯佛能知”；探求的方法，“唯证相应”。这不是用现在的方法，所能提证据给你看的。信不信只好由你。所以佛教说到最后，总还是一种宗教。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

佛教派别很多，然皆小小异同，现在不必一一论述。其中最有关系的，（一）为天台、唯识、华严三宗。唯识宗亦称相宗，乃就我们所认识的相，阐发万法唯识之义。天台亦称性宗，则系就识的本身，加以阐发。实为一说的两面。华严述菩萨行相。即具体的描写一个菩萨的样子给我们看，使我们照着他做。此三宗，都有很深的教理，谓之教下三家。（二）禅宗则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专靠修证，谓之教外别传。（甲）佛教既不用我们的认识，求最后的解决，而要另换一种认识方法（所谓转识成智），则一切教理上的启发、辩论都不过把人引上修证之路，均系手段而非目的。所以照佛教发达的趋势，终必至于诸宗皆衰，禅宗独盛为止。（乙）而社会上研究学问的风气，亦是时有转变的。佛教教理的探求，极为烦琐，实与儒家的义疏之学，途径异而性质相同。中唐以后，此等风气，渐渐衰息，诸宗就不得不衰，禅宗就不得不独盛了。（三）然（子）禅宗虽不在教义上为精深的探讨，烦琐的辩论，而所谓禅定，理论上也自有其相当的高深的。（丑）而修习禅定，亦非有悠闲生活的人不能，所以仍为有闲阶级所专有。然佛教此时的声势，是非发达到普及各阶层不可的。于是适应大众的净土宗复兴。所谓净土宗，系说我们所住的世界即娑婆世界的西方，另有一个世界，称为净土。诸佛之中，有一个，唤做阿弥陀佛的，与娑婆世界，特别有缘。曾发誓愿：有一心皈依他的，到临终之时，阿弥陀佛，便来接引他，往生净土。往生净土，有什么利益呢？原来成佛极难，而修行的人，不到得成佛，又终不免于退转。如此示人以难，未免使人灰心短气。然（A）成佛之难，（B）以及非成佛则不能不退转，又经此前的教义，说得固定了，无可动摇。于是不得不想出一个救济的方法，说我们所以易于退转，乃因环境不良使然。倘使环境优良，居于其中，徐徐修行，虽成佛依旧艰难，然可保持我们，不致中途堕落。这不啻给予我们以成佛的保证，而且替我们袪除了沿路的一切危险困难，实给意志薄弱的人以一个大安慰，大兴奋。而且净土之中，有种种乐，无种种苦，也不啻给予祈求福报的人以一个满足。所以净土宗之说，实在是把佛教中以前的某种说法取消掉了的。不过其取消之法很巧妙，能使人不觉得其立异罢了。其修持之法，亦变艰难而归简易。其法：为（a）观，（b）想，（c）持名，三者并行，谓之念佛。有一佛像当前，而我们一心注视着他，谓之观。没有时，仍心中想象其有，谓之想。口诵南无阿弥陀佛（自然心也要想着他），谓之持名。佛法贵止观双修。止就是心住于其所应住之处，不起妄念。观有种种方法。如（a）我们最怕死，乃设想尖刀直刺吾胸，血肉淋漓；又人谁不爱女人，乃设想其病时的丑恶，死后的腐朽，及现时外观虽美，而躯壳内种种污秽的情形；以克服我们的情意。（b）又世事因缘复杂，常人非茫无所知，即认识错误，必须仔细观察。如两人争斗，粗观之，似由于人有好斗之性。深观之，则知其实由教化的不善；而教化的不善，又由于生计的窘迫；生计的窘迫，又由于社会组织的不良。如此辗转推求，并无止境。要之观察得愈精细，措施愈不至有误。这是所以增长我们的智识的。止观双修，意义诚极概括，然亦断非愚柔者所能行，净土宗代之以念佛，方法简易，自然可普接利钝了。所以在佛教诸宗皆衰之后，禅宗尚存于上流社会中，净土宗则行于下流社会，到现在还有其遗迹。

佛教教义的高深，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他，亦有种种治国安民的理论，读《华严经》的五十三参可知。又佛学所争，唯在迷悟。既悟了，一切世俗的事情，仍无有不可做的，所以也不一定要出家。然佛教既视世法皆非了义，则终必至于舍弃世事而后止。以消灭社会为

解决社会之法，断非社会所能接受。于是经过相当的期间，而反动又起。

佛教反动，是为宋学。宋学的远源，昔人多推诸唐之韩愈。然韩愈辟佛，其说甚粗，与宋学实无多大关系。宋学实至周、张出而其说始精，二程继之而后光大，朱、陆及王阳明又继之，而其意蕴始尽。

哲学是不能直接应用的，然万事万物，必有其总根源。总根源变，则对于一切事情的观点，及其应付的方法，俱随之而变。所以风气大转变时，哲学必随之而变更。宋儒的哲学，改变佛学之处安在呢？那就是抹杀认识论不谈，而回到中国古代的宇宙论。中国古代的哲学，是很少谈到认识论的。佛学却不然，所注重的全在乎此。既注重于认识论，而又参以宗教上的悲观，则势必至于视世界为空虚而后止。此为佛教入于消极的真原因。宋学的反佛，其最重要的，就在此点。然从认识论上驳掉佛说，是不可能的。乃将认识论抹杀不谈，说佛教的谈认识论便是错。所以宋学反佛的口号，是“释氏本心，吾徒本天”。所谓本心，即是佛家万法唯识之论。所谓本天，则是承认外界的实在性。万事万物，其间都有一个定理，此即所谓天理。所以宋学的反佛，是以唯物论反对唯心论。

宋学中自创一种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有周敦颐、张载、邵雍三人。周敦颐之说，具于《太极图说》及《通书》。他依据古说，假定宇宙的本体为大极。大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复静，静极复动。如此循环不已，因生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此五种物质，是各有其性质的。人亦系此五种物质所构成，所以有智（水）、礼（火）、仁（木）、义（金）、信（土），五种性质。及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阴阳）。仁义的性质，都是好的，然用之不得其当，则皆可以变而为恶（如寒暑都是好的，不当寒而寒，不当暑而暑则为恶），所以要不离乎中正（所以配太极）。不离乎中正谓之静。所以说：“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立人极焉。”张载之说，具于《正蒙》。其说亦如古代，以气为万物的原质。气是动而不已的，因此而有聚散，有聚散则有疏密，密则为吾人所能知觉，疏则否，是为世俗所谓有无。其实则是隐显，隐显即是幽明。所以鬼神之与人物，同是一气。气之运动，自有其一定的法则。在某种情形之下，则两气相迎；在某种情形之下，则两气相距；是为人情好恶之所由来（此说将精神现象的根源，归诸物质，实为极彻底的一元论）。然此等自然的迎距，未必得当。好在人的精神，一方面受制于物质，一方面仍有其不受制于物质者存。所以言性，当分为气质之性（受制于物质的）与义理之性（不受制于物质的）。人之要务，为变化其气质，以求合乎义理。此为张氏修己之说。张氏又本其哲学上的见地，创万物一体之说，见于其所著的《西铭》。与惠施泛爱之说相近。邵雍之说，与周、张相异。其说，乃中国所谓术数之学。中国学术，是重于社会现象，而略于自然现象的。然亦有一部分人，喜欢研究自然现象。此等人，其视万物，皆为物质所构成。既为物质所构成，则其运动，必有其定律可求。人若能发现此定律，就能知道万物变化的公例了。所以此等人的愿望，亦可说是希冀发现世界的机械性的。世界广大，不可遍求，然他们既承认世界的规律性，则研究其一部分，即可推之于其余。所以此一派的学者，必重视数。他们的意思，原不过借此以资推测，并不敢谓所推之必确，安敢谓据此遂可以应付事物？然（一）既曾尽力于研求，终不免有时想见诸应用。（二）又此学的初兴，与天文历法，关系极密，古人迷信较深，不知世界的规律性，不易发现，竟有谓据此可以逆亿未来的。（三）而流俗之所震惊，亦恒在于逆亿未来，而不在乎推求定理。所以此派中亦多逆亿未来之论，遂被称为术数之学。此派学者，虽系少数，著名的亦有数家，邵雍为其中之最善者。雍之说，见于《观物内外篇》及《皇极经世书》。《观物篇》称天体为阴阳，地体为刚柔，又各分太少二者（日为太阳。月为太阴。星为少阳。辰为少阴。火为太刚。水为太柔。石为少刚。土为少柔。其说曰：阳燧取于日而得火，火与日相应也。方诸取于月而得水，水与月一体也。星陨为石；天无日月星之处为辰，地无山川之处为土；故以星与石，辰与土相配。其余一切物与阴阳刚柔相配，皆准此理），以说明万物的性质及变化。《皇极经世书》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日之数一为元。月之数十二为会。星之数三百六十为运。辰之数四千三百二十为世。一世三十年。以三十乘四千三百二十，得十二万九千六百）。他说：“一元在天地之间，犹一年也。”这和扬雄作《大玄》，想本一年间的变化，以窥测悠久的宇宙一样。邵雍的宗旨，在于以物观物。所谓以物观物，即系除尽主观的见解，以冀发现客观的真理。其立说精湛处甚多。但因术数之学，不为中国所重视，所以在宋学中不被视为正宗。

经过周、张、邵诸家的推求，新宇宙观和新人生观，可谓大致已定。二程以下，乃努力于实行的方法。大程名颢，他主张“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但何以识得此理呢？其弟小程名颐，乃替他补充，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致知之功，在于格物。即万事而穷其理，以求一旦豁然贯通。这话骤听似乎不错的。人家驳他，说天下之物多着呢，如何格得尽？这话也是误解。因为宋儒的所求，并非今日物理学家之所谓物理，乃系吾人处事之法。如曾国藩所谓：“冠履不同位，凤凰鸱鸮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鲧湮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与我之分际殊也。”天下之物格不尽，吾人处事的方法，积之久，是可以知识日臻广博，操持日益纯熟的。所以有人以为格物是离开身心，只是一个误解。问题倒在（一）未经修养过的心，是否能够格物？（二）如要修养其心，其方法，是否以格物为最适宜？所以后来陆九渊出，以即物穷理为支离，要教人先发其本心之明，和赞成小程的朱熹，成为双峰并峙之局。王守仁出，而其说又有进。守仁以心之灵明为知。即人所以知善知恶，知是知非。此知非由学得；无论如何昏蔽，亦不能无存；所以谓之良知。知行即是一事。《大学》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知恶臭之恶，好色之好，是知一方面事。恶恶臭，好好色，是行一方面事。人们谁非闻恶臭即恶，见好色即好的？谁是闻恶臭之后，别立一心去恶？见好色之后，别立一心去好？然则“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然因良知无论如何昏蔽，总不能无存，所以我们不怕不能知善知恶，知是知非，只怕明知之而不肯遵照良心去做。如此，便要在良知上用一番洗除障翳的功夫，此即所谓致知。至于处事的方法，则虽圣人亦有所不能尽知。然苟得良知精明，毫无障翳，当学时，他自会指点你去学；当用人时，他自会指点你去求助于人；正不必以此为患。心之灵明谓之知，所知的自然有一物在。不成天下之物都无了，只剩着一面镜子，还说这镜子能照。所以即物穷理，功夫亦仍是用在心上。而心当静止不动时，即使之静止不动，亦即是一种功夫。所以“静处体悟，事上磨炼”，二者均无所不可。程、朱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固然把道德和知识，分成两截。陆九渊要先发人本心之明，亦不过是把用功的次序倒转了，并没有能把二者合而为一。王守仁之说，便大不相同了。所以理学从朱、陆到王，实在是一个辩证法的进步。但人之性质，总是偏于一方面的，或喜逐事零碎用功夫，或喜先提挈一个大纲。所以王守仁之说，仍被认为近于陆九渊，并称为陆王。人的性质，有此两种，是一件事实，是一件无可变更的事实。有两种人，自然该有两种方法给他用，而他们亦自然会把事情做成两种样子。所以章学诚说：“朱陆为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亦为千古不能无之同异。”（见《文史通义·朱陆篇》）其说最通。

以一种新文化，替代一种旧文化，此新文化，必已兼摄旧文化之长，此为辩证法的真理。宋学之于佛学，亦系如此。宋学兼摄佛学之长，最显著的有两点：（一）为其律己之严。（二）为其理论的彻底。论治必严王霸之辨，论人必严君子小人之分，都系由此而出。此等精严的理论，以之律己则可，以之论事，则不免多所窒碍。又宋学家虽反对佛教的遗弃世事，然其修养的方法，受佛教的影响太深了。如其说而行之，终不免偏于内心的修养，甚至学问亦被抛荒，事为更不必说，所以在宋代，宋学中的永嘉、永康两派，就对此而起反动（永嘉派以叶适、陈傅良为魁首。反对宋学的疏于事功，疏于实学的考究。永康派以陈亮为魁首，对于朱熹王霸之辨，持异议颇坚，亦是偏于事功的）。到清代，颜元、李塨一派，亦是对此力加攻击的。然永嘉、永康两派，和朱陆，根本观念上，实无甚异同，所争的只是程度问题，无关宏指。颜李一派，则专讲实务，而反对在心上用功夫，几乎把宋学根本取消了。近来的人，因反对中国的学者，多尚空言，而不能实行，颇多称道颜李的。然颜李的理论，实极浅薄，不足以自成一军。因为世界进步了，分工不得不精。一件事，合许多人而分工，或从事于研究，或从事于实行，和一个人幼学壮行，并无二致。研究便是实行的一部。颜李之说，主张过甚，势必率天下人而闭目妄行。即使主张不甚，亦必变精深为浅薄。所以其说实不能成立。从理论上反对宋儒的，还有戴震。谓宋儒主张天理人欲之辨太过，以致（一）不顾人情。视斯民饮食男女之欲，为人生所不能无的，都以为毫无价值而不足恤。（二）而在上者皆得据理以责其下，下情却不能上达，遂致有名分而无是非，人与人相处之道，日流于残酷。此两端：其前一说，乃宋学末流之弊，并非宋学的本意。后一说则由宋学家承认封建时代的秩序，为社会合理的组织之故。戴氏攻之，似得其当。然戴氏亦不知其病根之所在，而说只要舍理而论情，人与人的相处，就可以无问题，其说更粗浅牵强了。在现在的文化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只要率之而行，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么？戴氏不是盲目的，何以毫无所见？

王阳明像

以宋学衰敝以后，在主义上，能卓然自立，与宋学代兴的，实无其人。梁启超说：清代的学术，只是方法运动，不是主义运动（见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可谓知言了。质实言之，清代考证之学，不过是宋学的一支派。宋学中陆王一派，是不讲究读书的，程朱一派本不然。朱子就是一个读书极博的人。其后学如王应麟等，考据尤极精审。清学的先驱，是明末诸大儒。其中顾炎武与清代考证之学，关系尤密，也是程朱一派（其喜言经世，则颇近永嘉）。清代所谓纯汉学，实至乾嘉之世而后形成，前此还是兼采汉宋，择善而从的。其门径，和宋学并无区别。清学的功绩，在其研究之功渐深，而日益趋于客观。因务求古事的真相，觉得我们所根据的材料，很不完全，很不正确；材料的解释，又极困难。乃致力于校勘；致力于辑佚；对于解释古书的工具，即训诂，尤为尽心。其结果，古书已佚而复见的，古义已晦而复明的不少，而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亦因经验多了，知道凭臆判断，自以为得事理之平，远不如调查其来路，而凭以判断者之确。于是折中汉宋，变为分别汉宋，其主意，亦从求是变而为求真了（非不求是，乃以求真为求是）。清学至此，其所至，已非复宋儒所能限，然仍只一种方法的转变，不足以自成一军。

清学在宗旨上，渐能脱离宋学而自立，要到道、咸时今文之学兴起以后。西汉经师之说，传自先秦，其时社会的组织，还和秦汉以后不同。有许多议论，都不是东汉以后人所能了解的。自今文传授绝后，久被搁置不提了。清儒因分别学派，发现汉儒亦自有派别，精心从事于搜剔，而其材料始渐发现，其意义亦渐明白。今学中有一派，专务材料的搜剔，不甚注意于义理。又一派则不然，常州的庄（存与）、刘（逢禄），号称此学的开山，已渐注意于汉儒的非常异义。龚（自珍）、魏（源）二氏继之，其立说弥以恢廓。到廖平、康有为出，就渐渐地引上经世一路，非复经生之业了。

廖平晚岁的学说，颇涉荒怪。然其援据纬说，要把孔道的规模，扩充到无限大，也仍是受世变的影响的。但廖氏毕竟是个经生。其思想，虽亦受世变的影响，而其所立之说，和现代的情形，隔膜太甚。所以对于学术界，并不能发生多大的影响。康氏就不然了。康氏的经学，远不如廖氏的精深。然其思想，较之廖氏，远觉阔大而有条理。他怀抱着一种见解，借古人之说为材料而说明之。以《春秋》三世之义，说明进化的原理，而表明中国现在的当改革，而以孔子托古改制之说辅之。其终极的目的，则为世界大同。恰和中国人向来怀抱的远大的思想相合，又和其目前急需改革的情形相应，所以其说能风靡一时。但康有为的学说，仍只成为现代学术思想转变的一个前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学术是利于通的，物穷则变，宋明以来的文化，现在也几乎走到尽头了。即使没有西学输入，我们的学术思想，也未必不变。但既与西洋学术相值，自然乐得借之以自助。何况现在西洋的科学方法，其精密，确非我们之所及呢？所以近数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化，虽然靠几个大思想家做前驱，而一经发动之后，其第二步，即继之以西洋学术的输入。和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变，最有关系的人是梁启超。梁氏的长处：在其（一）对于新科学，多所了解。（二）最能适应社会的程度，从事于介绍。（三）且能引学说以批评事实，使多数人感觉兴味。即此趋势的说明。

西洋学术输入以来，中国人对之之态度，亦经数变。（一）其初是指采用西法者为用夷变夏，而极力加以排斥的。（二）继则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再进一步，就要打倒孔家店，指旧礼教为吃人，欢迎德谟克拉西先生、赛因斯先生，并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了。其实都不是这么一回事。欧美近代，最初发达的是自然科学。因此引起的整个学术思想的变化（即对于一切事情的观点，及其应付方法），较诸旧说，都不过是程度问题。后来推及社会科学亦然。现在文化前途的改变，乃是整个社会组织的改变，并非一枝一节的问题。这个问题，乃中国与西洋之所同，而非中国之所独。具体言之，即是中国与西洋，以及全世界的各民族，都要携手相将，走上一条新的径路。其间固无一个民族，能够守旧而不变，也断非哪一个民族，尽弃其所固有，而放效别一个民族的问题。因为照现状，彼此都是坏的，而且坏得极相像。然则各种学术，能指示我们以前途，且成为各学之王，而使他种学术，奔走其下，各尽其一枝一节之用的，必然是社会学。一切现象，都是整个社会的一枝一节，其变化，都是受整个社会的规定的。唯有整个社会，能说明整个社会。亦唯有整个社会，能说明一枝一节的现象的所以然。向来不知，只是把一枝一节的现象，互相说明，就错了。这是因为从前的人，不知道整个社会，可成为研究的对象，所以如此。现在便不同了。所以只有最近成立的社会学，为前此之所无。亦只有整个的社会学，能够说明文化之所由来，而评判其得失，而指示我们以当走的路径。即如文明愈进步，则风俗愈薄恶，这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亦是向来所视为无可如何的事实。毁弃文明，固不可，亦不能。任社会风俗之迁流，而日趋于薄恶，也不是一回事。提倡道德，改良政治等，则世界上无论哪一个文明国，都已经努力了几千年，而证明其无效的了。人道其将终穷乎？从社会学发明以来，才知道风俗的薄恶，全由于社会组织的不良，和文明进步，毫无关系。我们能把社会组织，彻底改良，文明进步，就只有增加人类的福利了。这是社会学指示给我们前途最大的光明。而社会学之所以能发明，则和现代各地方蛮人风俗的被重视，以及史前史的发现，有极大的关系。因此，我们才知道社会的组织，可以有多种。目前的组织，只是特种事实所造成，并非天经地义，必不可变。变的前途，实有无限的可能。变的方法，我们所知道的，亦与前人迥异了。

《坤舆全图》，清康熙时期南怀仁绘制。

以上论中国学术思想转变的大概，以下再略论中国的文学和史学。

文学的发达，韵文必先于散文，中国古代，亦系如此。现存的先秦古书，都分明包含着两种文字：一种是词句整齐而有韵的。一种则参差不齐，和我们的口语一样。前者是韵文，后者是散文。散文的发达，大约在东周之世，至西汉而达于极点。散文发达了，我们的意思，才能够尽量倾吐（因为到这时候，文字和语言，才真正一致），所以是文学的一个大进步。西汉末年，做文章的，渐渐求其美化。其所谓美：是（一）句多偶丽。（二）不用过长过短之句。（三）用字务求其足以引起美感。其结果，遂渐成汉魏体的骈文。汉魏体的骈文，只是字句修饰些，声调啴缓些，和散文相去，还不甚远。以后一直向这趋势发达，至齐梁时代，遂浮靡而不能达意了。此时供实用之文，别称为笔。然笔不过参用俗字俗语；用字眼、用典故，不及文来得多；其语调还和当时的文相近，与口语不合，还是不适于用。积重之势，已非大改革不可。改革有三条路可走：（一）径用口语。这在昔日文字为上中流社会所专有的时代，是不行的。（二）以古文为法。如苏绰的拟《大诰》是。这还是不能达意。只有第（三）条路，用古文的义法（即文字尚未浮靡时的语法），以运用今人的言语，是成功的。唐朝从韩、柳以后，才渐渐地走上这条路。散文虽兴，骈文仍自有其用，骈散自此遂分途。宋朝为散文发达的时代。其时的骈文，亦自成一格。谓之宋四六。气韵生动，论者称为骈文中的散文。

诗歌另是一体。文是导源于语言，诗是导源于歌谣的。所以诗体，当其发生之时，即非口语之调。近人以随意写来的散文，亦称为诗（新诗），这至少要改变向来诗字的定义然后可。古代的诗，大抵可歌。传于后世的，便是《诗经》和《楚辞》。到汉朝，风尚变了。制氏雅乐虽存，不为人之所好。汉武帝立新声乐府，采赵、代、秦、楚之讴，使李延年协其律，司马相如等为之辞，是为汉代可歌的诗。古代的诗，则变为五言诗，成为只可吟诵之物。论者多以此为诗体的退化，这是为尊古之见所误。其实凡事都到愈后来愈分化。吟诵的诗，和合乐的诗的判而为二，正是诗体的进化。歌唱的音调，和听者的好尚的变迁，是无可如何的事。隋唐时，汉代的乐府，又不为人之所好，而其辞亦渐不能合乐了。听者的好尚，移于外国传来的燕乐，按其调而填词，谓之词，极盛于两宋之世。至元以后，又渐成为但可吟诵，不能协律之作，而可歌的限于南北曲。到清朝，按曲谱而填词的，又多可诵而不可歌了。中国的所谓诗，扩而充之，可以连乐府、词、曲，都包括在内。因为其起源，同是出于口中的歌的。一个民族的歌谣，不容易改变。试看现代的山歌，其音调，还与汉代的乐府一样，便可知道。所以现在，非有新音乐输入，诗体是不会变化的。现在万国交通，新音乐输入的机会正多。到我国人的口耳，与之相习，而能利用之以达自己的美感时，新诗体就可产生了。

文学初兴之时，总是与语言相合的。但到后来，因（一）社会情形的复杂，受教育的程度，各有不同；（二）而时间积久了，人的语言，不能不变，写在纸上的字，却不能再变；言文就渐渐地分离了。合于口语的文字，是历代都有的。如（一）禅宗和宋儒的语录，（二）元代的诏令，（三）寒山、拾得的诗，（四）近代劝人为善的书都是，（五）而其用之，要以平话为最广。这是非此不可的。从前文言、白话，各有其分野，现在却把白话的范围推广了。这因（一）受教育的人渐多，不限于有闲阶级；而所受的教育，亦和从前不同；不能专力于文字。（二）世变既亟，语言跟着扩充、变化，文字来不及相随，乃不得不即用口语。此乃事势的自然，无人提倡，也会逐渐推广的。守旧的人，竭力排斥白话，固然是不达；好新的人，以此沾沾自喜，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的。所谓古文，大部分系古代的言语，其中亦有一部分，系后人依据古代的语法所造的，从未宣诸唇吻，只是形之楮墨。然楮墨之用，亦系一种广义的语言。既有其用，自不能废。而况纸上的言语，有时亦可为口语所采用。所以排斥文言，也是偏激之论。

文以载道，文贵有用之说，极为近人所诋毁。此说固未免于迂，然亦不能谓其全无道理。近人袭西洋文学的理论，贵纯文学而贱杂文学，这话固然不错，然以为说理论事之作，必是杂文学，必写景言情之作，而后可以谓之纯文学，则是皮相之谈。美的原质，论其根底，实在还是社会性。社会性有从积极方面流露的，如屈原、杜甫的忠爱是；有从消极方面流露的，如王维、孟浩然的闲适是。积极的人人所解，消极的似乎适得其反，其实不然。积极的是想把社会改好，消极的则表示不合作。虽然无所作为，然（一）使人因此而悟现社会之坏，（二）至少亦使社会减少一部分恶势力，其功效也还是一样的。文字上的所谓美，表面上虽若流连风景，其暗中深处，都藏有这一个因素在内。诗词必须有寄托，才觉得有味，真正流连风景的，总觉得浅薄，就是为此。然则文字的美恶，以及其美的程度，即视此种性质之有无多寡以为衡，其藉何种材料而表显，倒是没有关系的。忧国忧民，和风花雪月，正是一样。以说理论事，或写景言情，判别文学的为纯为杂，又是皮相之谈了。文以载道，文贵有用等说，固然不免于迂腐。然载道及有用之作，往往是富于社会性的，以此为第一等文字，实亦不为无见，不过抛荒其美的方面，而竟以载道和有用为目的，不免有语病罢了。

中国的有史籍甚早。《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注》说：“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汉书·艺文志》说“右史记事，左史记言”，是错的。《礼记·祭统》说“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即右史记言之证。）这大约是不错的。《周官》还有小史，记国君及卿大夫的世系，是为《帝系》及《世本》。我国最古的史籍《史记》，其本纪及世家，似系据春秋和系世编纂而成。列传则原出记言之史。记言之史，称为《尚书》，乃因其为上世之书而得此名，其原名似称为语。语之本体，当系记人君的言语，如现在的训辞讲演之类，后来扩充之，则及于一切嘉言。嘉言的反面是莠言，间亦存之以昭炯戒。记录言语的，本可略述其起因及结果，以备本事，扩充之则及于一切懿行，而其反面即为恶行。此体后来附庸蔚为大国，名卿大夫，及学术界巨子，大抵都有此等记录，甚至帝王亦有之。其分国编纂的，则谓之《国语》。关于一人的言行，分类编纂的，则谓之《论语》。记载一人的大事的，则如《礼记·乐记》，述武王之事，谓之《牧野之语》都是。《史记》的列传，在他篇中提及，多称为语（如《秦本纪》述商鞅说孝公变法事曰：“其事在《商君语》中。”），可见其原出于语，推而广之，则不名为语的，其实亦系语体。如《晏子春秋》及《管子》中的《大》《中》《小匡》等是。八书是记典章经制的，其原当亦出于史官，不过不能知其为何官之史罢了。史官以外，还有民间的传述。有出于学士大夫之口的，如魏绛、伍员述少康、羿、浞之事是（见《左氏》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及《史记·吴大伯世家》）。亦有出于农夫野老之口的，如孟子斥咸丘蒙所述为齐东野人之语是。古史的来源；大略如此。秦始皇烧书，《史记·六国表》说“诸侯史记尤甚”，大约史官所记载，损失极多。流行民间之书，受其影响当较少。口耳相传，未著竹帛的，自然更不必说了。

“诗圣”杜甫像

有历史的材料是一事，有史学上的见地，又系一事。古代史官，虽各有专职，然大体不过奉行故事。民间传述，或出惊奇之念，或出仰慕之忱（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亦说不上什么史学上的见地。到司马谈、迁父子出，才网罗当时所有的史料，编纂成一部大书。这时的中国，在当时人的眼光中，实已可谓之天下（因为所知者限于此。在所知的范围中，并没有摒斥异国或异族的史料不载）。所以《太史公书》（这是《史记》的本名。《汉书·艺文志》著录即如此。《史记》乃史籍通名，犹今言历史。《太史公书》，为史部中最早的著述，遂冒其一类的总名），实自国别史进于世界史，为史体一大进步。

司马迁所著之《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有“无韵之离骚”的美誉。

从此以后，国家亦渐知史籍的重要了。后汉以后，乃有诏兰台、东观中人述作之事。魏晋以后，国家遂特设专官。此时作史的，在物力上，已非倚赖国家不行（一因材料的保存及搜辑，一因编纂时之费用）。至于撰述，则因材料不多，还为私人之力所能及。所以自南北朝以前，大率由国家供给材料及助力，而司编撰之事的，则仍系一二人，为私家著述性质。唐以后史料更多，不徒保存、搜辑，即整理、排比，亦非私人之力所及，于是独力的著述，不得不变为集众纂修之局了。私家著述及集众纂修，昔人的议论，多偏袒前者，这亦是一偏之见。姑无论材料既多，运用为私人之力所不及，即舍此勿论，而昔时的正史，包括的门类很多，亦非一人所能兼通。所以即就学术方面论，二者亦各有长短。唐修《新晋书》（即今正史中的《晋书》），其志非前人所能及，即其一证。关于正史的历史，可参看《史通·六家》《二体》《古今正史》《史官建置》各篇，及拙撰《史通评》中这几篇的评（商务印书馆本）。

从前的历史，系偏重于政治方面的。而在政治方面，则所注重的，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两类。正史中的纪传，是所以详前者的，志则所以详后者（已见《绪论》中）。编年史偏详前者，《通典》《通考》一类的书，则偏详后者，都不如纪传表志体的完全。所以后来功令，独取纪传表志体为正史。然编年体和政书（《通典》《通考》等），在观览上亦各有其便，所以其书仍并为学者所重。这是中国旧日所认为史部的重心的。纪传体以人为单位，编年史以时为系统，欲句稽一事的始末，均觉不易。自袁枢因《通鉴》作《纪事本末》后，其体亦渐广行。

中国的史学，在宋时，可谓有一大进步。（一）独力著成一史的，自唐以后，已无其事。宋则《新五代史》出欧阳修一人；《新唐书》虽出修及宋祁两人，亦有私家著述性质；事非易得。（二）编年之史，自三国以后，久已废缺。至宋则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贯穿古今。朱熹的《通鉴纲目》，叙事虽不如《通鉴》的精，体例却较《通鉴》为善（《通鉴》有目无纲，检阅殊为不便。司马光因此，乃有《目录》之作，又有《举要》之作。《目录》既不与本书相附丽，举要则朱子《答潘正叔书》讥其“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亦系实情。所以《纲目》之作，确足以改良《通鉴》的体例）。（三）讲典章经制的书，虽起于唐杜佑的《通典》，然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搜集尤备，分类亦愈精。又有会要一体，以存当代的掌故，并推其体例，以整理前代的史实。（四）郑樵《通志》之作，网罗古今，其书虽欠精审，亦见其魄力之大。（五）当代史料，搜辑綦详。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王偁《东都纪略》等都是。（六）自周以前的古史，实系别一性质。至宋而研究加详。如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纲目前编》、苏辙《古史考》、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等都是。（七）研究外国史的，宋朝亦加多。如叶隆礼《契丹国志》、孟琪《蒙鞑备录》等是。（八）考古之学，亦起于宋时。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始渐求材料于书籍之外。（九）倪思的《班马异同评》、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皆出于宋时。史事的考证，渐见精核。综此九端，可见宋代史学的突飞猛进。元明时代复渐衰。此因其时之学风，渐趋于空疏之故。但关于当代史料，明人尚能留心收拾。到清朝，文字之狱大兴，士不敢言当代的史事；又其时的学风，偏于考古，而略于致用；当代史料，就除官书、碑传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了。但清代考据之学颇精。推其法以治史，能补正前人之处亦颇多。

研究史法之作，专著颇少。其言之成理，而又有条理系统的，当推刘知几的《史通》。《史通》是在大体上承认前人的史法为不误，而为之弥缝匡救的。其回到事实上，批评历代的史法，是否得当；以及研究今后作史之法当如何的，则当推章学诚。其识力实远出刘知几之上。此亦时代为之，因为刘知几之时，史料尚不甚多，不虑其不可遍览，即用前人的方法撰述已足。章学诚的时代，则情形正相反，所以迫得他不得不另觅新途径了。然章氏的识力，亦殊不易及。他知道史与史材非一物，保存史材，当务求其备，而作史则当加以去取；以及作史当重客观等（见《文史通义·史德篇》），实与现在的新史学，息息相通。不过其时无他种科学以为辅助，所以其论不如现在新史学的精审罢了。然亦不过未达一间而已，其识力亦很可钦佩了。

第十八章 宗教

宗教的信仰，是不论哪一个民族都有的。在浅演之时固然，即演进较深之后，亦复如此。这是因为：学问之所研究，只是一部分的问题，而宗教之所欲解决，则为整个的人生问题。宗教的解决人生问题，亦不是全不顾知识方面的。他在感情方面，固然要与人以满足，在知识方面，对于当时的人所提出的疑问，亦要与以一个满意的解答。所以一种宗教，当其兴起之时，总是足以解决整个人生问题的。但既兴起之后，因其植于信仰，其说往往不易改变；而其态度亦特别不宽容；经过一定时期之后，遂成为进化的障碍，而被人斥为迷信。

宗教所给予人的，既是当下感情上和知识上的满足，其教义，自然要随时随地而异。一种宗教，名目未变，其教义，亦会因环境而变迁。原始的人，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则，以为凡事都有一个像人一般的东西，有知识，有感情，有意志，在暗中发动主持着。既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则，则视外界一切变化，皆属可能。所以其视环境，非常之可畏怖。而其视其所祈求的对象，能力之大，尤属不可思议。有形之物，虽亦为其所崇拜，然其所畏怖而祈求的，大概非其形而为寓于其中的精灵。无形可见之物，怎会令人深信不疑呢？原来古人不知道生物与无生物之别，更不知道动物与植物，人与动物之别，一切都看作和自己一样，而人所最易经验到而难于解释的，为梦与死。明明睡在这里没有动，却有所见，有所闻，有所作为；明明还是这个人，而顷刻之间，有知已变为无知了；安得不相信人身之中，别有一物以为之主？既以为人是如此，就推之一切物，以为都是如此了。这是我们现在，相信人有灵魂；相信天地、日月、山川等，都有神为之主；相信老树、怪石、狐狸、蛇等等，都可以成为精怪的由来。虽然我们现在，已知道自然界的法则了；知道生物与无生物，动物与植物，人与其他动物之别了；然此等见解，根株仍未拔尽。

人类所崇拜的灵界，其实是虚无缥缈的，都是人所想象造作出来的。所以所谓灵界，其实还是人间世界的反映。人类社会的组织变化了，灵界的组织，也是要跟着变化的。我们现在所看得到的，其第一步，便是从部族时代进于封建时代的变化。部族的神，大抵是保护一个部族的，和别一个部族，则处于敌对的地位。所以《左氏》僖公十年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孔子也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到封建时代，各个神灵之间，就要有一个联系。既要互相联系，其间自然要生出一个尊卑等级来。在此时代，宗教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一）把神灵分类。（二）确定每一类之中，及各类之间尊卑等级的关系。我们在古书上看得见的，便是《周官·大宗伯》所分的（一）天神，（二）地祇，（三）人鬼，（四）物魅四类。四类相互之间，自然天神最尊，地祇次之，人鬼次之，物魅最下。天神包括日月、星辰、风雨等。地祇包括山岳、河海等。但又有一个总天神和总地祇。人鬼：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祖宗，其余一切有功劳、有德行的人，也都包括在内。物魅是列举不尽的。天神、地祇、人鬼等，都是善性居多，物魅则善恶无定。这是中国人最普通的思想，沿袭自几千年以前的。宗教发达到这一步，离一般人就渐渐地远了。“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礼记·王制》），和一般人是没有关系的。季氏旅于泰山，孔子就要讥其非礼了（《论语·八佾》）。何况平民？昊天上帝之外，还有主四时化育的五帝：东方青帝灵威仰，主春生。南方赤帝赤熛怒，主夏长。西方白帝白招拒，主秋成。北方黑帝汁光纪，主冬藏。中央黄帝含枢纽，则兼主四时化育。每一朝天子的始祖，据说实在是上帝的儿子。譬如周朝的始祖后稷，他的母亲姜嫄，虽说是帝喾之妃，后稷却不是帝喾的儿子。有一次，姜嫄出去，见一个大的足印。姜嫄一只脚，还不如他一个拇趾大。姜嫄见了，觉得奇怪，把自己的脚，在这足印里踏踏看呢，一踏上去，身体就觉得感动，从此有孕了。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稷。又如商朝的始祖契。他的母亲简狄，也是帝喾之妃，然而契也不是帝喾的儿子。简狄有一次，到河里去洗澡，有一只玄鸟，掉下一个卵来。简狄取来吞下去，因此有孕了。后来就生了契。这个谓之“感生”（见《诗·生民》及《玄鸟》。《史记·殷》《周本纪》述契、后稷之生，即系《诗》说。《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郑玄谓天有六，即五帝和昊天上帝耀魄宝。可看《礼记·祭法》《疏》，最简单明了。五帝之名，虽出纬候，然其说自系古说。所以《礼记·礼运》：“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已经把天和帝分说了）。契、稷等因系上帝之子，所以其子孙得受命而为天子。按诸“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之义，自然和平民无涉的，用不着平民去祭。其余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而且是“民所取材用”的（《礼记·祭法》），虽和人民有关系，然因尊卑等级，不可紊乱之故，也就轮不着人民去祭了。宗教发达到此，神的等级愈多，上级的神，威权愈大，其去一般人却愈远，正和由部族之长，发展到有诸侯，由列国并立的诸侯，进步到一统全国的君主，其地位愈尊，而其和人民相去却愈远一样。

《人物龙凤帛画》，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帛画，其中的凤鸟与夔龙图案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

人，总是实际主义的，所敬畏的，只会是和自己切近而有关系的神。日本田崎仁义所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说：古代宗教思想，多以生物之功，归之女性，又多视日为女神。中国古代，最隆重的是社祭（《礼记·郊特牲》说：“惟为社事，单出里。惟为社田，国人毕作。惟社，丘乘共粢盛。”单同殚）。而这所谓社，则只是一地方的土神（据《礼记·祭法》，王、诸侯、大夫等，均各自立社），并不是与天神相对的后土。《易经·说卦传》：离为日，为中女。《山海经》和《淮南子》，以生日驭日的羲和为女神。（《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淮南子·天文训》：“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而《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乃所以迎“长日之至”。可见以郊祭为祭天，乃后起之事，其初只是祭日；而祭日与祭社，则同是所以报其生物之功。后来虽因哲学观念的发达，而有所谓苍苍者天，抟抟者地，然这整个的天神和整个的地神，就和人民关系不切了，虽没有政治上“天子祭天地”的禁令，怕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祭他的。日月星辰风雨等，太多了，祭不胜祭，亦知道其所关涉者广，用不着一地方去祭他。只有一地方的土神，向来视为于己最亲的，其祭祀还相沿不废。所以历代以来，民间最隆重的典礼是社祭，最热闹的节场是作社。还有所谓八蜡之祭，是农功既毕之后，举凡与农事有关之神，一切祭飨他一次（见《郊特牲》）。又古代视万物皆有神，则有所谓中霤，有所谓门，有所谓行，有所谓户，有所谓灶（均见《祭法》），此等崇拜，倒也有残留到后世的。又如古代的司命，是主人的生死的（司命亦见《祭法》。《庄子·至乐》云：“庄子之楚，见髑髅而问之。夜半，髑髅见梦。庄子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知古谓人生死，皆司命主之）。后世则说南斗主生，北斗主死，所以南北斗去人虽远，倒也有人崇拜他。诸如此类，悉数难终。总之于人有切近的关系的，则有人崇拜，于人无切近的关系的，则位置虽高，人视之，常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人的议论，都说：一神教比多神教进化，中国人所崇拜的对象太杂，所以其宗教，还是未甚进化的。其实不然。从前俄国在专制时代，人民捐一个钱到教堂里去，名义上也要以俄皇的命令允许的。这和佛教中的阿弥陀佛，有一个人皈依他，到临死时，佛都自己来接引他到净土去一样。中国的皇帝，向来是不管小事的，所以反映着人间社会而成的灵界组织，最高的神，亦不亲细务。假使中国宗教上的灵界组织，是以一个大神，躬亲万事的，中国人也何尝不会专崇拜这一个神？然而崇拜北斗，希冀长生，和专念阿弥陀佛，希冀往生净土的，根本上有什么区别呢？若说一神教的所谓一神，只是一种自然力的象征，所以崇拜一神教的，其哲学上的见地，业已达于泛神论了，要比多神教高些。则崇拜一神教的，都是当他自然力的象征崇拜的么？老实说：泛神论与无神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真懂得泛神论的，也就懂得无神的意义，不会再有现在宗教家顽固的见解了。

较神的迷信进一步的，则为术。术数二字，古每连称，其实二者是不同的，已见上章。术之起源，由于因果的误认。如说做一个木人，或者束一个草人，把他当作某人，用箭去射他，就会使这个人受伤。又如把某人贴身之物，加以破坏，就能使这个人受影响之类。苌弘在周朝，把狸首象征着不来的诸侯去射他，以致为晋人所杀（见《史记·封禅书》）。豫让为赵襄子所禽，请襄子之衣，拔剑三跃而击之，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就是此等见解。凡厌胜咒诅之术，均自此而出。又有一种，以为此地的某种现象，与彼地的某种现象；现在的某种现象，和将来的某种现象；有连带关系的，因欲依据此时此地的现象，以测知彼时彼地的现象，是为占卜之术所自始。此等都是所谓术。更进一步则为数。《汉书·艺文志》说形法家之学道：“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全然根据于目可见，身可触的物质，以说明现象的原因，而否认目不可见的神秘之说，卓然是科学家的路径。惜乎这种学派中人，亦渐渐地枉其所信，而和术家混合为一了。《汉志》术数略，共分六家：曰天文。曰历谱。曰五行。曰蓍龟。曰杂占。曰形法。蓍龟和杂占，纯粹是术家言。天文、历谱、五行、形法，都饶有数的意味，和术家混合了，为后世星相之学所自出。

中国古代所崇拜的对象，到后世，都合并起来，而被收容于道教之中。然所谓道教，除此之外，尚有一个元素，那便是神仙家。当春秋战国时，就有所谓方士者，以不死之说，诳惑人主。《左氏》昭公二十年，齐景公问于晏子，说：“古而无死，其乐何如？”古代无论哲学、宗教，都没有持不死之说的，可见景公所问，为受神仙家的诳惑了。此后齐威、宣王，燕昭王，亦都相信他（见于《史记·封禅书》），而秦始皇、汉武帝，信之尤笃，其事为人人所知，无烦赘述了。事必略有征验，然后能使人相信。说人可不死，是最无征验的。齐景公等都系有为之主，何以都为所蛊惑呢？以我推测，因燕齐一带，多有海市。古人明见空中有人物城郭宫室，而不知其理，对于神仙之说，自然深信不疑了。神仙家，《汉志》列于方技，与医经、经方、房中并列。今所传最古的医书《素问》，中亦多载方士之言。可见方士与医药，关系甚密。想借修炼、服食、房中等术，以求长生，虽然误谬，要不能视为迷信。然此派在汉武时，就渐渐地和古代的宗教混合了。汉武时，所谓方士，实分两派：一派讲炼丹药，求神仙，以求长生。一派则从事祠祭以求福。其事具见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郊祀志》所载各地方的山川，各有其当祭之神，即由献其说的方士主持。此乃古代各部族的宗教，遗留到后世的。《山海经》所载，某水某山有某神，当用何物祠祭；疑即此等方士所记载。此派至元帝后，多被废罢；求神仙一派，亦因其太无效验，不复为时主所信；乃转而诳惑人民。其中规模最大的，自然是张角，次之则是张鲁，他们也都讲祠祭，但因人民无求长生的奢望，亦无炼金丹等财力（依《抱朴子》讲，当时方士炼丹，所费甚巨。葛洪即自憾无此资财，未能从事）。所以不讲求神仙，而变为以符咒治病了。符咒治病，即是祝由之术，亦古代医术中的一科。其牵合道家之学，则自张鲁使其下诵习老子五千言始。张鲁之道，与老子毫无干涉，何以会使人诵习《老子》呢？依我推测，大约因汉时以黄老并称，神仙家自托于黄帝，而黄帝无书，所以牵率及于老子。张鲁等的宗教，有何理论可讲？不过有一部书，以资牵合附会就够了，管什么实际合不合呢？然未几，玄学大兴，老子变为时髦之学，神仙家诳惑上流社会的，亦渐借其哲理以自文。老子和所谓方士，所谓神仙家，就都生出不可分离的关系来了。此等杂多的迷信，旁薄郁积，毕竟要汇合为一的。享其成的，则为北魏时的寇谦之。谦之学张鲁之术，因得崔浩的尊信，言于魏明元帝而迎之，尊之为天师，道教乃成为窗家所承认的宗教，俨然与儒释并列了。此事在民国纪元前一千四百八十九年，公历四百二十三年（刘宋少帝景平元年，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后世谈起道教来，均奉张陵为始祖，陵乃鲁之祖父。据《后汉书》说：陵客蜀，学道于鹄鸣山中。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然其事并无证据。据《三国志》《注》引《典略》，则为五斗米道的，实系张脩。脩乃与鲁并受命于刘焉，侵据汉中，后来鲁又袭杀脩而并其众的。鲁行五斗米道于汉中，一时颇收小效。疑其本出于脩，鲁因其有治效而沿袭之，却又讳其所自出，而自托之于父祖。历史，照例所传的，是成功一方面的人的话，张陵，就此成为道教的始祖了。

从外国输入的宗教，最有权威的，自然是佛教。佛教的输入，旧说都以为在后汉明帝之世。说明帝梦见金人，以问群臣，傅毅对以西方有圣人，乃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负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城西。此乃因其说见于《魏书·释老志》，以为出于正史之故。梁启超作《佛教之初输入》，考此说出于西晋道士王浮的《老子化胡经》，其意乃欲援释入道，殊为妖妄，然《魏书》实未以金人入梦，为佛教入中国之始。据《魏书》之意，佛教输入，当分三期：（一）匈奴浑邪王降，中国得其金人，为佛教流通之渐。（二）张骞至大夏，知有身毒，行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乃及明帝金人之梦。金人实与佛教无涉。大月氏使口授浮屠经，事若确实，当可称为佛教输入之始。元寿元年，为民国纪元前一千九百十三年，即公历纪元前二年。然则佛教输入中国，实在基督诞生后两年了（基督降生，在纪元前四年。西人因纪年行用已久，遂未改正）。据《后汉书》所载，光武帝子楚王英，业已信佛，可见其输入必不在明帝之世。秦景宪与秦景，当即一人。此等传说中的人物，有无尚不可知，何况确定其名姓年代？但大月氏为佛教盛行之地；汉与西域，交通亦极频繁；佛教自此输入，理有可能。梁启超以南方佛像涂金；《后汉书·陶谦传》说谦使笮融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融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作黄金涂像；疑佛教本自南方输入。然此说太近臆测。即谓其系事实，亦不能断定其输入在北方之先。梁氏此文，破斥旧说之功甚大，其所建立之说，则尚待研究。柳诒征《梁氏佛教史评》，可以参看。佛教的特色在于（一）其说轮回，把人的生命延长了，足以救济中国旧说（甲）限善报于今世及其子孙，及（乙）神仙家飞升尸解等说的太无征验，而满足人的欲望。（二）又其宗旨偏于出世，只想以个人的修养，解脱苦痛，全不参加政治斗争。在此点，佛教与张角、张鲁等，大不相同。所以不为政治势力所摧残，而反为其所扶植。（三）中国是时，尚缺乏统一全国的大宗教。一地方一部族之神，既因其性质褊狭而不适于用。天子所祭的天地等，亦因其和人民相去远了，而在若无若有之间。张角、张鲁等的宗教运动，又因其带有政治斗争性质；且其教义怕太浅，而不足以餍上中流社会之望；并只适于秘密的结合，而不宜于平和的传布；不能通行。只有佛教，既有哲理，又说福报，是对于上中下流社会都适宜的。物我无间，冤亲平等，国界种界，尚且不分。何况一国之中，各地方各民族等小小界限？其能风行全国，自然无待于言了。至佛教的哲理方面，及其重要宗派，上章已略言之，今不赘述。

《白马驮经图》

一个空虚的瓶，把他抛在水中，水即滔滔注入，使其中本有水，外面的水，就不容易进去了。这是先入为主之理，一人如是，一国亦然。佛教输入时，中国的宗教界，尚觉贫乏，所以佛教能够盛行。佛教输入后，就不然了。所以其他外教，输入中国的虽多，都不能如佛教的风行无阻，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亦较浅。

佛教以外，外国输入的宗教，自以回教为最大。此教缘起，人人知之，无待赘述。其教本名伊斯兰，在中国则名清真，其寺称清真寺。其经典名《可兰》。原本为阿拉伯文，非其教中有学问的人不能读；而其译本及教中著述，流布于社会上的很少；所以在中国，除教徒外，罕有了解回教教义的。又回教教规，极为严肃，教徒生活，与普通人不甚相合，所以自元代盛行输入以来，已历七百年，仍未能与中国社会相融化。现在中国，信奉回教的人，约有五千万。其中所包含的民族实甚多，然人皆称为回族，俨然因宗教而结合成一个民族了。因宗教而结合成一个民族，在中国，除回教之外，是没有的。

中国人称伊斯兰教为回教，乃因其为回纥人所信奉而然。然回纥在漠北，实本信摩尼教。其信伊斯兰教，乃走入天山南路后事。摩尼教原出火教。火教为波斯国教，中国称为胡天。又造祆字，称为祆教（其字从示从天，读他烟切。或误为从夭，读作于兆切，就错了）。火教当南北朝时，传至葱岭以东，因而流入中国，然信奉他的，只有北朝的君主。唐朝时，波斯为大食所灭，中亚细亚亦为所据，火教徒颇有东行入中国的，亦未和中国社会，发生什么影响。摩尼教则不然。唐朝安史乱后，回纥人多入中国，其教亦随之而入，自长安流行及于江淮。武宗时，回纥败亡，会昌五年（公历八四五年，民国纪元前一〇六七年），中国乃加以禁断。然其教流行至南宋时仍不绝。其人自称为明教，教外人则谓之吃菜事魔，以其教徒均不肉食之故。案宗教虽似专给人以精神上的慰安，实则仍和现实生活有关系。现实生活，经济问题为大。流行于贫苦社会中的宗教，有教人团结以和现社会相斗争的，如太平天国所创的上帝教，实行均田和共同生活之法是，有教教徒自相救恤，对于现社会的组织，则取放任态度的，如张鲁在汉中，教人作义舍，置米肉其中，以便行人，令有小过者修路，禁酒，春夏禁杀，明教徒戒肉食，崇节俭，互相救恤是。入其教的，生活上既有实益，所以宋时屡加禁断，不能尽绝。然社会秩序未能转变时，与之斗争的，固然不免灭亡；即欲自成一团体，独立于现社会组织之外的，亦必因其和广大的社会秩序，不能兼容，而终遭覆灭。所以到元朝以后，明教也就默默无闻了。张鲁之治汉中，所以能经历数十年，乃因其政治尚有规模，人民能与之相安，并非由其教义，则明教的流行较久，亦未必和其教义有甚关系了。火教及摩尼教流行中国的历史，详见近人陈垣所撰《火祆教入中国考》。

基督教入中国，事在民国纪元前一千二百七十四年（公历六三八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波斯人阿罗本(Olopen)，始赉其经典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称为波斯，玄宗因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为大秦寺。其教在当时，称为景教。德宗时，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见其事的始末。蒙古时，基督教又行输入。其徒谓之也里可温。陈垣亦有考。元时，信奉基督教的，多是蒙古人。所以元亡而复绝。直到明中叶后，才从海路复行输入。近代基督教的输入，和中国冲突颇多。推其源，实出于政治上的误解。基督教的教义，如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等，固然和中国的风俗，是冲突的，然前代的外教，教规亦何尝不和中国风俗有异同？况近代基督教初输入时，是并不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的。明末相信基督教的，如徐光启、李之藻辈，并非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假使基督教义和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实不兼容，他们岂肯因崇信科学之故，把民族国家，一齐牺牲了。当时反对西教的，莫如杨光先。试看他所著的《不得已书》。他说：他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又说：“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又说：他们著书立说，谓中国人都是异教的子孙。万一他们蠢动起来，中国人和他相敌，岂非以子弟敌父兄？又说：“以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来不稽其所从来，去不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止不关防。十三省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因而断言：“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原来中国历代，军政或者废弛，至于军械，则总是在外国之上的。到近代，西人的船坚炮利，中国才自愧弗如。而中国人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西洋教士艰苦卓绝的精神，又非其所了解，自然要生出疑忌来了。这也是在当日情势之下，所不能免的，原不足以为怪，然攻击西教士的虽有，而主张优容的，亦不在少数。所以清圣祖初年，虽因光先的攻击，汤若望等一度获罪，然教禁旋复解除。康熙一朝，教士被任用者不少，于中国文化，裨益实非浅鲜。此亦可见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无甚冲突了。教禁之起，实由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皇听别派教士的话，以不禁中国教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为不然，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此非但教义与中国相隔阂，亦且以在中国传教的教士，而受命于外国的教皇，亦非当时中国的见解，所能容许，于是有康熙五十六年重申教禁之事。世宗即位后，遂将教徒一律安置澳门；各省的天主堂，尽行改为公廨了。自此以后，至五口通商后教禁解除之前，基督教在中国，遂变为秘密传播的宗教。中国人既不知道他的真相，就把向来秘密教中的事情，附会到基督教身上。什么挖取死人的眼睛咧，聚集教堂中的妇女，本师投以药饵，使之雉鸣求牡咧。种种离奇怪诞之说，不一而足，都酿成于此时。五口通商以后，（一）中国人既怀战败之忿，视外国的传教，为借兵力胁迫而成。（二）教民又恃教士的干涉词讼为护符，鱼肉乡里。（三）就外国教士，也有倚势妄为，在中国实施其敲诈行为的（见严复译英人宓克所著《中国教案论》）。于是教案迭起，成为交涉上的大难题了。然自庚子事变以后，中国人悟盲目排外之无益，风气幡然一变，各省遂无甚教案。此亦可见中国人对于异教的宽容了。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一座记述景教在唐代流传情况的石碑，立于唐建中二年（781年）。

基督教原出犹太。犹太教亦曾输入中国。谓之一赐乐业教。实即以色列的异译，中国谓之挑筋教，今存于河南的开封。据其教中典籍所记，其教当五代汉时（民国纪元前九六五至九六二年，公历九四七至九五〇年），始离本土，至宋孝宗隆兴元年（民国纪元前七四九，公历一一六三年），始在中国建寺。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有教徒二三千人。宣宗道光末，存者止三百余。宣统元年二百余。民国八年，止有一百二十余人。初来时凡十七姓，清初，存者止有七姓了。详见陈垣《一赐乐业教考》。

社会变乱之际，豪杰之士，想结合徒党，有所作为的，亦往往借宗教为工具。如前代的张角、孙恩，近代的太平天国等都是。此特其荦荦大者，其较小的，则不胜枚举。此等宗教，大率即系其人所创造，多借当时流行之说为资料。如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疑当作赤，为汉人所讳改），系利用当时五行生胜之说；白莲教依托佛教；上帝教依托基督教是。然此实不过借为资料（利用其业已流行于社会），其教理，实与其所依附之说，大不相同，其支离灭裂，往往使稍有智识之人，闻之失笑。上帝教和义和团之说，因时代近，传者较多，稍一披览，便可见得。然非此不足以扇动下流社会中人。我们现在的社会，实截然分为两橛。一为上中流知识阶级，一为下流无知识阶级。我们所见、所闻、所想，实全与广大的为社会基础的下层阶级相隔绝。我们的工作，所以全是浮面的，没有真正的功效，不能改良社会，即由于此，不可不猛省。

中国社会，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此由孔教盛行，我人之所祈求，都在人间而不在另一世界之故。因此，教会之在中国，不能有很大的威权。因此，我们不以宗教问题，和异族异国，起无谓的争执。此实中国文化的一个优点。现今世界，文化进步，一日千里。宗教，因其性质固定之故，往往成为进化的障碍。若与之争斗，则又招致无谓的牺牲，欧洲的已事，即其殷鉴。这似乎是文化前途一个很大的难题。然实际生活，总是顽强的观念论的强敌。世界上任何宗教，其教义，总有几分禁欲性的，事实上，却从没看见多数的教徒，真能脱离俗生活。文化愈进步，人的生活情形，变更得愈快。宗教阻碍进步之处，怕更不待以干戈口舌争之了。这也是史事无复演，不容以旧眼光推测新变局的一端。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在上册中，我曾按文化的项目，把历代文化的变迁，叙述了一个大略，现在却要依据时代，略叙我们这一个民族国家几千年来盛衰的大略了。社会是整个的，作起文化史来，分门别类，不过是我们分从各方面观察，讲到最后的目的，原是要集合各方面，以说明一个社会的盛衰，即其循着曲线进化的状况的。但是这件事很不容易。史事亡失的多了，我们现在，对于各方面，所知道的多很模糊（不但古代史籍缺乏之时，即至后世，史籍号称完备，然我们所要知道的事，仍很缺乏而多讹误。把现代新史学的眼光看起来，现在人类对于过去的知识，实在是很贫乏的），贸贸然据不完不备的材料，来说明一时代的盛衰，往往易流于武断。而且从中学到大学，永远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将各时代的事情，复述一遍，虽然详略不同，而看法失之单纯，亦难于引起兴趣。所以我这部书，变换一个方法，上册先依文化的项目，把历代的情形，加以叙述，然后这一册依据时代，略述历代的盛衰。读者在读这一册时，对于历代的社会状况，先已略有所知，则涉及时措辞可以从略，不致有头绪纷繁之苦；而于历代盛衰的原因，亦更易于明了了。

叙述历代的盛衰，此即向来所谓政治史。中国从前的历史，所以被人讥诮为帝王的家谱，为相斫书，都由其偏重这一方面之故。然而矫枉过正，以为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无足重轻，也是不对的。现在的人民，正和生物在进化的中途需要外骨保护一样。这话怎样说呢？世界尚未臻于大同之境，人类的利害，不能免于彼此对立，就不免要靠着武力或者别种力量互相剥削，在一个团体之内，虽然有更高的权力，以平判其是非曲直，而制止其不正当的竞争，在各个团体之间，却至今还没有，到被外力侵犯之时，即不得不以强力自卫，此团体即所谓国家。一个国家之中，总包含着许多目的简单、有意用人力组成的团体，如实业团体、文化团体等都是。此等团体，和别一个国家内性质相同的团体，是用不着分界限的，能合作固好，能合并更好。无如世界上现在还有用强力压迫人家，掠夺人家的事情，我们没有组织，就要受到人家的压迫、掠夺，而浸至无以自存了。这是现今时代国家所以重要。世界上的人多着呢？为什么有些人能合组一个国家，有些人却要分做两国呢？这个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民族的异同，而民族的根底，则为文化。世界文化的发达，其无形的目的，总是向着大同之路走的，但非一蹴可及。未能至于大同之时，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此即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在现今世界上，非民族的国家固多，然总不甚稳固。其内部能平和相处，强大民族承认弱小民族自决权利的还好，其不然的，往往演成极激烈的争斗；而一民族强被分割的，亦必出死力以求其合；这是世界史上数见不鲜的事。所以民族国家，在现今，实在是一个最重要的组织，若干人民，其文化能互相融和而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而能建立一个强固的国家，都是很不容易的事。苟其能之，则这一个国家，就是这一个民族在今日世界上所以自卫，而对世界的进化尽更大的责任的良好工具了。

《伏羲女娲图》绢画，唐代时伏羲女娲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小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的主体的，无疑的是汉族了。汉族的由来，在从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这是因为从前人地理知识的浅薄，不知道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地方之故。至于记载，邃古的时代，自然是没有的。后来虽然有了，然距邃古的时代业已很远；又为神话的外衣所蒙蔽。一个民族不能自知其最古的历史，正和一个人不能自知其极小时候的情形一样。如其开化较晚，而其邻近有先进的民族，这一个民族的古史，原可借那一个民族而流传，中国却又无有。那么，中国民族最古的情形，自然无从知道了。直至最近，中国民族的由来，才有人加以考究，而其初还是西人，到后来，中国人才渐加注意。从前最占势力的是“西来说”，即说中国民族，自西方高地而来。其中尤被人相信的，为中国民族来自黄河上源昆仑山之说。此所谓黄河上源，乃指今新疆省的于阗河；所谓昆仑山，即指于阗河上源之山。这是因为：（一）中国的开化，起于黄河流域。（二）汉武帝时，汉使穷河源，说河源出于于阗。《史记·大宛列传》说：天子案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后人因汉代去古未远，相信武帝所案，必非无据之故。其实黄河上源，明明不出于阗，若说于阗河伏流地下，南出而为黄河上源，则为地势所不容，明明是个曲说。而昆仑的地名，在古书里也是很神秘的，并不能实指其处，这只要看《楚辞》的《招魂》、《淮南子》的《地形训》和《山海经》便知。所以以汉族开化起于黄河流域，而疑其来自黄河上源，因此而信今新疆西南部的山为汉族发祥之地，根据实在很薄弱。这一说，在旧时诸说中，是最有故书雅记做根据的，而犹如此，其他更不必论了。

茫昧的古史，虽然可以追溯至数千年以上，然较诸民族的缘起，则是远后的。所以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之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考古学在中国，是到最近才略见曙光的。其所发现的人类，最古的是一九〇三年河北房山县周口店所发现的北京人［Peking Man。案此名为安特生所命，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步达生（Davidson Black）名之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叶为耽名之曰震旦人，见所著《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商务印书馆本］。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其时约距今四十万年。其和中国人有无关系，殊不可知，不过因此而知东方亦是很古的人类起源之地罢了。其和历史时代可以连接的，则为民国十年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及十二三年甘肃临夏、宁定、民勤、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所发现的彩色陶器，和俄属土耳其斯坦所发现的酷相似。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新疆、甘肃而来。但采陶起自巴比伦，事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传至小亚细亚，约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至两千年，传至希腊，则在二千年至一千年，俄属土耳其斯坦早有铜器，河南、甘肃、青海之初期则无之，其时必在公元二千五百年之前，何以传播能如是之速？制铜之术，又何以不与制陶并传？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在新疆考古，所得汉、唐遗物极多，而先秦之物，则绝无所得，可见中国文化在先秦世实尚未行于西北，安特生之说，似不足信了（此说略据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二期）。民国十九年以后，山东历城的城子崖、滕县的安上村，都发现黑色陶器。江苏武进的淹城，金山的戚家墩，吴县的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县的古荡、良渚，吴兴的钱山漾，嘉兴的双栖，平湖的乍浦，海盐的澉浦，亦得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其中杭县的黑陶，颇与山东相类。又河域所得陶器，皆为条文及席文，南京、江、浙和山东邹县、福建武平、辽宁金县貔子窝及香港的陶器，则其文理为几何形。又山东、辽宁有有孔石斧，朝鲜、日本有有孔石厨刀，福建厦门、武平有有沟石锛，南洋群岛有有沟石斧，大洋洲木器所刻动物形，有的和中国铜器相像，北美阿拉斯加的土器，也有和中国相像的。然则中国沿海一带，实自有其文化。据民国十七年以后中央研究院在河南所发掘，安阳的侯家庄、浚县的大赉店，兼有彩色黑色两种陶器，而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发现甲骨文字之处，世人称为殷墟的，亦有几何文的陶器。又江、浙石器中，有戈、矛及钺，河域唯殷墟有之。鬲为中国所独有，为鼎之前身，辽东最多，仰韶亦有之，甘肃、青海，则至后期才有。然则中国文化，在有史以前，似分东、西两系。东系以黑陶为代表，西系以彩陶为代表，而河南为其交会之地。采陶为西方文化东渐的，代表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实为黑陶。试以古代文化现象证之：（一）“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鱼鳖则为常食。（二）衣服材料，以麻、丝为主，裁制极其宽博。（三）古代的人民，是巢居或湖居的。（四）其货币多用贝。（五）在宗教上又颇敬畏龙蛇。皆足证其文化起于东南沿海之处；彩陶文化之为外铄，似无疑义了。在古代，亚洲东方的民族，似可分为三系，而其处置头发的方法，恰可为其代表，这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即北族辫发，南族断发，中原冠带。《尔雅·释言》说：“齐，中也。”《释地》说：“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同，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齐即今之脐字，本有中央之义。古代的民族，总是以自己所居之地为中心的，齐州为汉族发祥之地，可无疑义了。然则齐州究在何处呢？我们固不敢断言其即后来的齐国，然亦必与之相近。又《尔雅·释地》说“中有岱岳”，而泰山为古代祭天之处，亦必和我民族起源之地有关。文化的发展，总是起于大河下流的，埃及和小亚细亚即其明证。与其说中国文化起于黄河上流，不如说其起于黄河下流的切于事情了。近来有些人，窥见此中消息，却又不知中国和南族之别，甚有以为中国人即是南族的，这个也不对。南族的特征是断发文身，断发即我国古代的髡刑，文身则是古代的黥刑，以南族的装饰为刑，可见其曾与南族相争斗，而以其俘虏为奴隶。近代的考古学，证明长城以北的古物，可分为三类：（一）打制石器，其遗迹西起新疆，东至东三省，而限于西辽河、松花江以北，环绕着沙漠。（二）细石器，限于兴安岭以西。与之相伴的遗物，有类似北欧及西伯利亚的，亦有类似中欧及西南亚的，二者均系狩猎或畜牧民族所为。（三）磨制石器，北至黑龙江昂昂溪，东至朝鲜北境，则系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所为，其遗物多与有孔石斧及类鬲的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所得的土器极相似。可见我国民族，自古即介居南北两民族之间，而为东方文化的主干了（步达生言仰韶村、沙锅屯的遗骸，与今华北人同，日本清野谦次亦谓貔子窝遗骸与仰韶村遗骸极相似）。

北京人复原头像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讲历史要知道年代，正和讲地理要知道经纬线一般。有了经纬线，才知道某一地方在地球面上的某一点，和其余的地方距离如何，关系如何。有了年代，才知道某一件事发生在悠远年代中的某一时，当时各方面的情形如何？和其前后诸事件的关系如何？不然，就毫无意义了。

正确的年代，原于（一）正确（二）不断的记载，中国正确不断的记载，起于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周朝厉、宣二王间的共和元年。下距民国纪元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公历纪元八百四十一年，在世界各国中，要算是很早的了。但是比之于人类的历史，还如小巫之见大巫。世界之有人类，其正确的年代虽不可知，总得在四五十万年左右。历史确实的纪年，只有两千余年，正像人活了一百岁，只记得一年不到的事情，要做正确的年谱，就很难了。虽然历史无完整的记载，历史学家仍有推求之法。那便是据断片的记载，涉及天地现象的，用历法推算。中国用这方法的也很多。其中较为通行的，一为《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之所推算，一为宋朝邵雍之所推算。刘歆所推算：周朝八百六十七年，殷朝六百二十九年，夏朝四百三十二年，虞舜在位五十年，唐尧在位七十年。周朝的灭亡，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六十七年，公历纪元前二百五十六年，则唐尧的元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二百十五年，公历纪元前二千三百零五年。据邵雍所推算，则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二百六十八年，公历纪元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据历法推算，本是极可信据的，但前人的记载，未必尽确，后人的推算，也不能无误，所以也不可尽信。不过这所谓不可信，仅系不密合，论其大概，还是不误的。《孟子·公孙丑下篇》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篇》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颂昭王破齐之功，说他“收八百岁之蓄积”。《韩非子·显学篇》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此七百余岁但指周言），都和刘歆，邵雍所推算，相去不远。古人大略的记忆，十口相传，是不会大错的。然则我国历史上可知而不甚确实的年代，大约在四千年以上了。

自此以上，连断片的记录，也都没有，则只能据发掘所得，推测其大略，是为先史时期。人类学家把人类所用的工具，分别他进化的阶段，最早的为旧石器时期，次之为新石器时期，都在有史以前，更次之为青铜器时期，更次之为铁器时期，就在有史以后了。我国近代发掘所得，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周口店的遗迹，约在旧石器前期之末，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七万年。甘、青、河南遗迹，早的在新石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二千六百至三千五百年之间；晚的在青铜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一千七百至二千六百年之间。案古代南方铜器的发明，似较北方为早，则实际上，我国开化的年代，或许还在此以前。

商代后母戊大方鼎

中国古书上，有的把古史的年代，说得极远而且极确实的，虽然不足为凭，然因其由来甚远，亦不可不一发其覆。按《续汉书·律历志》载蔡邕议历法的话，说《元命苞》《乾凿度》，都以为自开辟至获麟（获麟是《春秋》的末一年，在公元前四八一年），二百七十六万岁。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则说《春秋纬》称自开辟至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据《汉书·律历志》，刘歆的三统历法，以十九年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三纪为一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年，乃是六百十三元之数。《汉书·王莽传》说：莽下三万六千岁历，三万六千被乘于九十一，就是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这都是乡壁虚造之谈，可谓毫无历史上的根据。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中国俗说，最早的帝王是盘古氏。古书有的说他和天地开辟并生，有的说他死后身体变化而成日月、山河、草木等，（徐整《三五历记》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五运历年记》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这自然是附会之辞，不足为据。《后汉书·南蛮传》说：汉时长沙、武陵蛮（长沙、武陵，皆后汉郡名。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县。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县）的祖宗，唤做盘瓠，乃是帝喾高辛氏的畜狗。当时有个犬戎国，为中国之患。高辛氏乃下令，说有能得犬戎吴将军的头的，赏他黄金万镒，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令下之后，盘瓠衔了吴将军的头来，遂背了高辛氏的公主，走入南山，生了五男五女，自相夫妻，成为长沙、武陵蛮的祖宗。现在广西一带，还有祭祀盘古的。闽浙的畲民，则奉盘瓠为始祖，其画像仍作狗形。有人说盘古就是盘瓠，这话似乎很确。但是《后汉书》所记，只是长沙、武陵一支，而据古书所载，则盘古传说，分布之地极广，而且绝无为帝喾畜狗之说（据《路史》：会昌有盘古山，湘乡有盘古堡，雩都有盘古祠，成都、淮安、京兆，亦皆有盘古庙。会昌，今江西会昌县。湘乡，今湖南湘乡县。雩都，今江西雩都县。成都，今四川成都县。淮安，今江苏淮安县。京兆，今西京），则盘古、盘瓠，究竟是一是二，还是一个疑问。如其是一，则盘古本非中国民族的始祖；如其是二，除荒渺的传说外，亦无事迹可考；只好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了。

在盘古之后，而习惯上认为很早的帝王的，就是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之名，见于《周官·外史氏》，并没说他是谁。后来异说甚多，（三皇异说：《白虎通》或说，无燧人而有祝融。《礼记·曲礼正义》说，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无燧人而有女娲。案《淮南子·天文训》、《览冥训》、《论衡》《谈天》、《顺鼓》两篇，都说共工氏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缺，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鳖足以立四极，而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说系共工氏与祝融战，则女娲、祝融一人。祝融为火神，燧人是发明钻木取火的，可见其仍系一个部族。五帝异说：则汉代的古学家，于黄帝、颛顼之间，增加了一个少昊，于是五帝变成六人。郑玄注《中候敕省图》，乃谓德合五帝坐星，即可称帝，故“实六人而为五”。然总未免牵强。东晋晚出的《伪古文尚书》的《伪孔安国传序》，乃将三皇中的燧人除去，而将黄帝上升为三皇，于是六人为五的不通，给他弥缝过去了。《伪古文尚书》，今已判明其为伪，人皆不之信，东汉古学家之说，则尚未显被推翻。但古学家此说，不过欲改五德终始说之相胜为相生，而又顾全汉朝之为火德，其作伪实无以异，而手段且更拙。案五德终始之说，创自邹衍，本依五行相胜的次序。依他的说法，是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所以秦始皇自以为水德，而汉初自以为土德。到刘向父子出，改五德的次序为五行相生，又以汉为尧后。而黄帝的称号为黄，黄为土色，其为土德，无可移易。如此，依五帝的旧次，颛顼金德，帝喾水德，尧是木德，与汉不同德了。于其间增一少昊为金德，则颛顼水德，帝喾木德，尧为火德，与汉相同；尧以后则虞土、夏金、殷水、周木，而汉以火德承之，秦人则被视为闰位，不算入五德相承次序。这是从前汉末年发生，至后汉而完成的一套五德终始的新说，其说明见于《后汉书·贾逵传》，其不能据以言古代帝王的统系，是毫无疑义的了。）其较古的，还是《风俗通》引《含文嘉》，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之说。燧人、伏羲、神农，不是“身相接”的，五帝则有世系可考。（据《史记·五帝本纪》及《大戴礼记·帝系篇》，其统系如下：

案五帝之说，原于五德终始，五德终始之说，创自邹衍，邹衍是齐人，《周官》所述的制度，多和《管子》相合，疑亦是齐学。古代本没有一个天子世代相承，即一国的世系较为连贯的，亦必自夏以后。夏、殷两代，后世的史家，都认为当时的共主，亦是陷于时代错误的。据《史记·夏》《殷本纪》所载，明明还是盛则诸侯来朝，衰则诸侯不至，何况唐、虞以上？所以三皇、五帝，只是后人造成的一个古史系统，实际上怕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但自夏以后，一国的世系，既略有可考；而自黄帝以后，诸帝王之间，亦略有不很正确的世系；总可借以推测古史的大略了。

黄帝像

古代帝王的称号，有所谓德号及地号（服虔说，见《礼记·月令》《疏》），德号是以其所做的事业为根据的，地号则以其所居之地为根据。案古代国名、地名，往往和部族之名相混，还可以随着部族而迁移，所以虽有地号，其部族究在何处，仍难断言。至于德号，更不过代表社会开化的某阶段；或者某一个部族，特长于某种事业；并其所在之地而不可知，其可考见的真相，就更少了。然既有这些传说，究可略据之以为推测之资。传说中的帝王，较早而可考见社会进化的迹象的，是有巢氏和燧人氏。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见于《韩非子》的《五蠹篇》。稍后则为伏羲、神农。伏羲氏始画八卦，做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日中为市；见于《易经》的《系辞传》。有巢、燧人、神农，都是德号，显而易见。伏羲氏，《易传》作包牺氏，包伏一声之转。据《风俗通》引《含文嘉》，是“下伏而化之”之意，羲化亦是一声。他是始画八卦的，大约在宗教上很有权威，其为德号，亦无疑义。这些都不过代表社会进化的一个阶段，究有其人与否，殊不可知。但各部族的进化，不会同时，某一个部族，对于某一种文化，特别进步得早，是可以有的。如此，我们虽不能说在古代确有发明巢居、取火、佃渔、耕稼的帝王，却不能否认对于这些事业，有一个先进的部族。既然有这部族，其时地就该设法推考了。伏羲古称为大昊氏，风姓，据《左氏》僖公二十一年所载，任、宿、须句、颛臾四国，是其后裔。任在今山东的济宁县，宿和须句，都在东平县，颛臾在费县。神农，《礼记·月令》《疏》引《春秋说》，称为大庭氏。《左氏》昭公十八年，鲁有大庭氏之库。鲁国的都城，即今山东曲阜县（《帝王世纪》说伏羲都陈，乃因《左氏》有“陈大昊之墟”之语而附会，不足信，见下。又说神农氏都陈徙鲁，则因其承伏羲之后而附会的）。然则伏羲、神农，都在今山东东南部，和第十九章所推测的汉族古代的根据地，是颇为相合的了。

神农亦称炎帝，炎帝之后为黄帝，炎、黄之际，是有一次战事可以考见的，古史的情形，就更较明白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弗能征，而蚩尤氏最为暴，“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又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名轩辕，他书亦有称为轩辕氏的，案古书所谓名，兼包一切称谓，不限于名字之名），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其说有些矛盾。《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的《五帝德》，是大同小异的，《大戴礼记》此处，却只有和炎帝战于阪泉，而并没有和蚩尤战于涿鹿之事。神农、蚩尤，都是姜姓。《周书·史记篇》说“阪泉氏徙居独鹿”，独鹿之即涿鹿，亦显而易见。然则蚩尤、炎帝，即是一人，涿鹿、阪泉，亦系一地。《大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转引《世本》，说涿鹿在彭城南，彭城是今江苏的铜山县（服虔谓涿鹿为汉之涿郡，即今河北涿县。皇甫谧，张晏谓在上谷，则因汉上谷郡有涿鹿县而云然，皆据后世地名附会，不足信。汉涿鹿县，即今察哈尔涿鹿县），《世本》是古书，是较可信据的，然则汉族是时的发展，仍和鲁东南不远了。黄帝之后是颛顼，颛顼之后是帝喾，这是五帝说的旧次序。后人于其间增一少昊，这是要改五德终始之说相胜的次序为相生，又要顾全汉朝是火德而云然，无足深论（说见注四）。但是有传于后，而被后人认为共主的部族，在古代总是较强大的，其事迹仍旧值得考据，则无疑义。《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说：炎帝、黄帝、少昊，都是都于曲阜的，而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少昊氏邑于穷桑，颛顼则始都穷桑，后徙帝丘。他说“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帝王世纪》，向来认为不足信之书，但只是病其牵合附会，其中的材料，还是出于古书的，只要不轻信其结论，其材料仍可采用。《左氏》定公四年说伯禽封于少昊之墟，昭公二十年说：“少昊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则穷桑近鲁，少昊氏都于鲁之说，都非无据。帝丘地在今河北濮阳县，为后来卫国的都城。颛顼徙帝丘之说，乃因《左氏》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而附会，然《左氏》此说，与“陈大昊之墟”“宋大辰之虚”“郑祝融之虚”并举，大辰，无论如何，不能说为人名或国名（近人或谓即《后汉书》朝鲜半岛的辰国，证据未免太乏），则大昊、祝融、颛顼，亦系天神，颛顼徙都帝丘之说，根本不足信了。《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此即后人指为少昊的；“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生高阳”，高阳即帝颛顼。后人以今之金沙江释此文的江水，雅砻江释此文的若水，此乃大误。古代南方之永皆称江。《史记·殷本纪》引《汤诰》，说“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既修，万民乃有居”，其所说的江，即明明不是长江（淮、泗、汝皆不入江，而《孟子·滕文公上篇》说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亦由于此）。《吕览·古乐篇》说“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可见若水实与空桑相近。《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焉，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说文》桑字作，若水之若，实当作，仍系桑字，特加以象根形，后人认为若字，实误。《楚辞》的若木，亦当作桑木，即神话中的扶桑，在日出之地（此据王筠说，见《说文释例》）。然则颛顼、帝喾，踪迹仍在东方了。

夏禹王像

继颛顼之后的是尧，继尧之后的是舜，继舜之后的是禹。尧、舜、禹的相继，据儒家的传说，是纯出于公心的，即所谓“禅让”，亦谓之“官天下”。但《庄子·盗跖篇》有尧杀长子之说，《吕览·去私》《求人》两篇，都说尧有十子，而《孟子·万章上篇》和《淮南子·泰族训》，都说尧只有九子，很像尧的大子是被杀的（俞正燮即因此疑之，见所著《癸巳类稿·奡证》）。后来《竹书纪年》又有舜囚尧，并偃塞丹朱，使不与尧相见之说。刘知几因之作《疑古篇》，把尧、舜、禹的相继，看作和后世的篡夺一样。其实都不是真相。古代君位与王位不同，在第三章中，业经说过。尧、舜、禹的相继，乃王位而非君位，这正和蒙古自成吉思汗以后的汗位一样。成吉思汗以后的大汗，也还是出于公举的（详见第四十五章）。前一个王老了，要指定一人替代，正可见得此时各部族之间，已有较密切的关系，所以共主之位，不容空缺。自夏以后，变为父子相传，古人谓之“家天下”，又可见得被举为王的一个部族，渐次强盛，可以久居王位了。

尧、舜、禹之间，似乎还有一件大事，那便是汉族的开始西迁。古书中屡次说颛顼、帝喾、尧、舜、禹和共工、三苗的争斗（《淮南子·天文训》、《兵略训》，都说共工与颛顼争，《原道训》说共工与帝喾争。《周书·史记篇》说共工亡于唐氏。《书经·尧典》说舜流共工于幽州。《荀子·议兵篇》说禹伐共工。《书经·尧典》又说舜迁三苗于三危。《甫刑》说：“皇帝遏绝苗民，无世在下。”皇帝，《疏》引郑《注》以为颛顼，与《国语·楚语》相合。而《战国·魏策》，《墨子·兼爱》、《非攻》，《韩非子·五蠹篇》，亦均载禹征三苗之事），共工、三苗，都是姜姓之国，似乎姬、姜之争，历世不绝，而结果是姬姓胜利的。我的看法，却不是如此。《国语·周语》说“共工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卑，鲧称遂共工之过，禹乃高高下下，疏川导滞”，似乎共工和鲧，治水都是失败的，至禹乃一变其法。然《礼记·祭法篇》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则共工氏治水之功，实与禹不相上下。后人说禹治水的功绩，和唐、虞、夏间的疆域，大抵根据《书经》中的《禹贡》，其实此篇所载，必非禹时实事。《书经》的《皋陶谟》戴禹自述治水之功道：“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九川特极言其多。四海的海字，乃晦暗之义。古代交通不便，又各部族之间，多互相敌视，本部族以外的情形，就茫昧不明，所以夷、蛮、戎、狄，谓之四海（见《尔雅·释地》，中国西北两面并无海，而古称四海者以此）。州、洲本系一字，亦即今之岛字，说已见第十四章。《说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系唐、虞、夏间九州的真相，决非如《禹贡》所述，跨今黄河、长江两流域。同一时代的人，知识大抵相类，禹的治水，能否一变共工及鲧之法，实在是一个疑问。堙塞和疏导之法，在一个小区域之内，大约共工、鲧、禹，都不免要并用的。但区域既小，无论堙塞，即疏导，亦绝不能挽回水灾的大势，所以我疑心共工、鲧、禹，虽然相继施功，实未能把水患解决，到禹的时代，汉族的一支，便开始西迁了。尧的都城，《汉书·地理志》说在晋阳，即今山西的太原县。郑玄《诗谱》说他后迁平阳，在今山西的临汾县。《帝王世纪》说舜都蒲阪，在今山西的永济县。又说禹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安邑是今山西的夏县。这都是因后来的都邑而附会。《太平御览·州郡部》引《世本》说尧之都后迁涿鹿，《孟子·离娄下篇》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这都是较古之说。涿鹿在彭城说已见前。诸冯、负夏、鸣条，皆难确考。然鸣条为后来汤放桀之处，桀当时是自西向东走的，则鸣条亦必在东方。而《周书·度邑解》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这虽不就是禹的都城，然自禹的儿子启以后，就不闻有和共工、三苗争斗之事，则夏朝自禹以后，逐渐西迁，似无可疑。然则自黄帝至禹，对姜姓部族争斗的胜利，怕也只是姬姓部族自己夸张之辞，不过只有姬姓部族的传说，留遗下来，后人就认为事实罢了。为什么只有姬姓部族的传说留遗于后呢？其中仍有个关键。大约当时东方的水患，是很烈的，而水利亦颇饶。因其水利颇饶，所以成为汉族发祥之地。因其水患很烈，所以共工、鲧、禹，相继施功而无可如何。禹的西迁，大约是为避水患的。当时西边的地方，必较东边为瘠，所以非到水久治无功时，不肯迁徙。然既迁徙之后，因地瘠不能不多用人力，文明程度转因此进步，而留居故土的部族，转落其后了。这就是自夏以后，西方的历史传者较详，而东方较为茫昧之故。然则夏代的西迁，确是古史上的一个转折，而夏朝亦确是古史上的一个界画了。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夏代事迹，有传于后的，莫如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一事。这件事，据《左氏》《周书》《墨子》《楚辞》所载（《左氏》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周书·尝麦解》《墨子·非乐》《楚辞·离骚》），大略是如此的。禹的儿子启，荒于音乐和饮食，死后，他的儿子太康，兄弟五人，起而作乱，是为五观。太康因此失国，人民和政权，都入于有穷后羿之手。太康传弟仲康，仲康传子相（夏朝此时，失掉的是王位，并非君位，所以仍旧相传），羿因荒于游畋，又为其臣寒浞所杀。寒浞占据了羿的妻妾，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唤做浇，一个唤做豷。夏朝这时候，依靠他同姓之国斟灌和斟寻。寒浞使浇把他们都灭掉，又灭掉夏后相。使浇住在唤做过，豷住在唤做戈的地方。夏后相的皇后，是仍国的女儿，相被灭时，正有身孕，逃归母家，生了一个儿子，是为少康，做了仍国的牧正。寒浞听得他有才干，使浇去寻找他。少康逃到虞国。虞国的国君，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又把唤做纶的地方封他。有一个唤做靡的，当羿死时，逃到有鬲氏，就从有鬲氏收合斟灌、斟寻的余众，把寒浞灭掉。少康灭掉了浇，少康的儿子杼又灭掉了豷。穷国就此灭亡。这件事，虽然带些神话和传说的性质，然其匡廓尚算明白，颇可据以推求夏代的情形。旧说的释地，是全不足据的。《左氏》说“后羿自迁焚穷石”，又说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则穷石即非夏朝的都城，亦必和夏朝的都城相近。《路史》说安丰有穷谷、穷水，就是穷国所在，其地在今安徽霍邱县。《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说，有穷是偃姓之国，皋陶之后。据《史记·五帝本纪》，皋陶之后，都是封在安徽六安一带的。过不可考。戈，据《左氏》，地在宋、郑之间（见《左氏》哀公十二年）。《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仍，《谷梁》作任，地在今山东的济宁县。虞国当系虞舜之后，旧说在今河南的虞城县。《周书》称太康兄弟五人为“殷之五子”，又说：“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殷似即后来的亳殷，在今河南的偃师县（即下文引《春秋繁露》说汤做官邑于下洛之阳的。官宫二字古通用，做官邑就是造房屋和城郭。商朝的都城所在，都称为亳，此地大约本名殷，商朝因此所以又称殷朝）。彭寿该是立国于彭城的。案《世本》说禹都阳城，地在今河南的登封县，西迁未必能如此之速。综观自大康至少康之事，似乎夏朝的根据地，本在安徽西部，而逐渐迁徙到河南去，入于上章所引《周书》所说的“自洛汭延于伊汭”这一个区域的。都阳城该是夏朝后代的事，而不是禹时的事。从六安到霍邱，地势比较高一些，从苏北鲁南避水患而迁于此，又因战争的激荡而西北走向河南，似乎于情事还合。

但在这时候，东方的势力，亦还不弱，所以后来夏朝卒亡于商。商朝的始祖名契，封于商。郑玄说地在大华之阳，即今陕西的商县，未免太远。《史记·殷本纪》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世本》说契居蕃，契的儿子昭明居砥石，昭明的儿子相土居商丘，扬雄《兖州牧箴》说“成汤五徙，卒归于亳”，合之恰得八数。蕃当即汉朝的蕃县，为今山东的滕县。商丘，当即后来宋国的都城，为今河南的商丘县。五迁地难悉考。据《吕览·慎大》《具备》两篇，则汤尝居，即韦，为今河南的滑县。《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说“汤受命而王，做官邑于下洛之阳”，此当即亳殷之地。《诗·商颂》说：“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顾在今山东的范县。昆吾，据《左氏》昭公十二年《传》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该在今河南的许昌县，而哀公十七年，又说卫国有昆吾之观，卫国这时候，在今河北的濮阳县，则昆吾似自河北迁于河南。《史记·殷本纪》说：“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左氏》昭公四年，“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韩非子·十过篇》亦有这话，仍作娀，则有娀即有仍。鸣条为舜卒处，已见上章。合观诸说，商朝似乎兴于今鲁、豫之间，汤先平定了河南的北境，然后向南攻桀，桀败后是反向东南逃走的。观桀之不向西走而向东逃，可见此时伊、洛以西之地，还未开辟。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被誉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是商朝历史文化的重要代表。

据《史记·夏本纪》《殷本纪》，夏朝传国共十七代，商朝则三十代。商朝的世数所以多于夏，大约是因其兼行兄终弟及之制而然。后来的鲁国，自庄公以前，都是一生一及，吴国亦有兄终弟及之法，已见第二章；这亦足以证明商朝的起于东方。商朝的事迹，较夏朝传者略多。据《史记》：成汤以后，第四代太甲，第九代太戊，第十三代祖乙，第十九代盘庚，第二十二代武丁，都是贤君，而武丁之时，尤其强盛。商朝的都城，是屡次迁徙的。第十代仲丁迁于隞，地在今河南荥泽县（隞，《书序》作嚣，《书序》不一定可信，所以今从《史记》。隞的所在，亦有异说。但古书皆东周至汉的人所述，尤其大多数是汉朝人写下来的，所用的大抵多是当时的地名，所以古书的释地，和东周、秦、汉时地名相近的，必较可信。如隞即敖，今之荥泽县，为秦、汉间敖仓所在，以此释仲丁所迁之隞，确实性就较大些。这是治古史的通例，不能一一具说，特于此发其凡）。第十二代河亶甲居相，在今河南内黄县。第十三代祖乙迁于邢，在今河北邢台县。到盘庚才迁回成汤的旧居亳殷。第二十七代武乙，复去亳居河北。今河南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发现龟甲兽骨之处，据史学家所考证，其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殷墟，不知是否武乙时所都。至其第三十代即最后一个君主纣，则居于朝歌，在今河南淇县。综观商朝历代的都邑，都在今河南省里的黄河两岸，还是汤居郭，营下洛之阳的旧观。周朝的势力，却更深入西北部了。

周朝的始祖名弃，是舜之时居稷官的，封于邰。历若干代，至不窋，失官，奔于戎狄之间。再传至公刘，居邠，仍从事于农业。又十传至古公亶父，复为狄所逼，徙岐山下。邰，旧说是今陕西的武功县。邠是今陕西的邠县，岐是今陕西的岐山县。近人钱穆说：《左氏》昭公元年说金天氏之裔子台骀封于汾川，《周书·度邑篇》说武王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即邠，邰则因台骀之封而得名，都在今山西境内。亶父逾梁山而至岐，梁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岐山亦当距梁山不远（见所著《周初地理考》）。据他这说法，则后来文王居丰，武王居镐，在今陕西鄠县界内的，不是东下，乃是西上了。河、汾下流和渭水流域，地味最为肥沃，周朝是农业部族，自此向西拓展，和事势是很合的。古公亶父亦称大王，周至其时始强盛。传幼子季历以及文王，《论语》说他“三分天下有其二”（《泰伯下篇》）。文王之子武王，遂灭纣。文王时曾打破耆国，而殷人振恐，武王则渡孟津而与纣战，耆国，在今山西的黎城县，自此向朝歌，乃今出天井关南下的隘道，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武王大约是出今潼关到此的，这又可以看出周初自西向东发展的方向。然武王虽胜纣，并未能把商朝灭掉，仍以纣地封其子武庚，而使其弟管叔、蔡叔监之。武王崩，子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摄政，管、蔡和武庚都叛。据《周书·作雒解》，是时叛者，又有徐、奄及熊、盈。徐即后来的徐国，地在泗水流域，奄即后来的鲁国，熊为楚国的氏族，盈即嬴，乃秦国的姓。可见东方诸侯，此时皆服商而不服周。然周朝此时，颇有新兴之气。周公自己东征，平定了武庚和管叔、蔡叔，灭掉奄国。又使其子伯禽平定了淮夷、徐戎。于是封周公于鲁，使伯禽就国，又封大公望于齐，又经营今洛阳之地为东都，东方的旧势力，就给西方的新势力压服了。周公平定东方之后，据说就制礼作乐，摄政共七年，而归政于成王。周公死后，据说又有所谓“雷风之变”。这件事情，见于《书经》的《金縢篇》。据旧说：武王病时，周公曾请以身代，把祝策藏在金縢之匮中。周公死，成王葬以人臣之礼。天大雷雨，又刮起大风，田禾都倒了，大木也拔了出来。成王大惧，开金縢之匮，才知道周公请代武王之事，乃改用王礼葬周公，这一场灾异，才告平息。据郑玄的说法，则武王死后三年，成王服满了，才称自己年纪小，求周公摄政。摄政之后，管叔、蔡叔散布谣言，说周公要不利于成王，周公乃避居东都。成王尽执周公的属党。遇见了雷风之变，才把周公请回来。周公乃重行摄政。此说颇不合情理，然亦不会全属子虚。《左氏》昭公七年，昭公要到楚国去，梦见襄公和他送行。子服惠伯说：“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据此，周公曾到过楚国，而《史记·蒙恬列传》，亦有周公奔楚之说，我颇疑心周公奔楚及其属党被执，乃是归政后之事。后来不知如何，又回到周朝。周公是否是善终，亦颇有可疑，杀害了一个人，因迷信的关系，又去求媚于他，这是野蛮时代常有的事，不足为怪。如此，则两说可通为一。楚国封于丹阳，其地实在丹、淅二水的会口（宋翔凤说，见《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正当自武关东南出之路，据周公奔楚一事，我们又可见得周初发展的一条路线了。

周公像

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之时，称为西周的盛世。康王的儿子昭王，“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史记·周本纪》文），这一个江字，也是南方之水的通称。其实昭王是伐楚而败，淹死在汉水里的，所以后来齐桓公伐楚，还把这件事情去诘问楚国（见《左氏》僖公四年）。周朝对外的威力，开始受挫了。昭王子穆王，西征犬戎。其时徐偃王强，《后汉书·东夷传》谓其“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后书》此语，未知何据（《博物志》亦载徐偃王之事，但《后汉书》所据，并不就是《博物志》，该是同据某一种古说的）。《礼记·檀弓下篇》载徐国容居的话，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驹王疑即偃王，则《后书》之说亦非全属子虚，被压服的东方，又想恢复其旧势了。然穆王使楚伐徐，偃王走死，则仍为西方所压服。穆王是周朝的雄主，在位颇久，当其时，周朝的声势，是颇振起的，穆王死后，就无此盛况了。穆王五传至厉王，因暴虐，为国人所逐，居外十四年。周朝的卿士周公、召公当国行政，谓之共和。厉王死于外，才立其子宣王。宣王号称中兴，然其在位之三十九年，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为其所败。千亩在今山西的介休县，则周朝对于隔河的地方，业经控制不住，西方戎狄的势力，也渐次抬头了。至子幽王，遂为犬戎和南阳地方的申国所灭。幽王灭亡的事情，《史记》所载的，恢诡有类平话，绝不是真相。《左氏》昭公二十六年，载周朝的王子朝告诸侯的话，说这时候“携王干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即东都之地，见《左氏》宣公三年）。则幽王死后，西畿之地，还有一个携王。周朝当时，似乎是有内忧兼有外患的。携王为诸侯所废，周朝对于西畿之地，就不能控制了。而且介休败了，出武关向丹、淅的路，又已不通，只有对于东畿，还保存着相当的势力。平王于是迁居洛阳，号称东周，其事在公元前七七〇年。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文化是从一个中心点，逐渐向各方面发展的。西周以前所传的，只有后世认为共主之国一个国家的历史，其余各方面的情形，都很茫昧。固然，书阙有间，不能因我们之无所见而断言其无有，然果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其事实也绝不会全然失传的，于此，就可见得当时的文明，还是限于一个小区域之内了。东周以后则不然，斯时所传者，以各强国和文化较发达的地方的事迹为多，所谓天子之国，转若在无足轻重之列。原来古代所谓中原之地，不过自泰岱以西，华岳以东，太行以南，淮、汉以北，为今河南、山东的大部分，河北、山西的小部分。渭水流域的开发，怕还是西周兴起以来数百年间之事。到春秋时代，情形就大不然了。当时号称大国的，有晋、楚、齐、秦，其兴起较晚的，则有吴、越，乃今山西的西南境，山东的东北境，陕西的中部，甘肃的东部，及江苏、浙江、安徽之境。在向来所称为中原之地的鲁、卫、宋、郑、陈、蔡、曹、许等，反夷为二三等国了。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文化扩张。其原因何在呢？居族边地之国，因为和异族接近，以竞争磨砺而强，而其疆域亦易于拓展，该是其中最主要的。

管仲像

“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见《左氏》隐公六年），即此便可见得当时王室的衰弱。古代大国的疆域，大约方百里，至春秋时则夷为三等国，其次等国大约方五百里，一等国则必方千里以上，已见第三章。当西周之世，合东西两畿之地，优足当春秋时的一个大国而有余，东迁以后，西畿既不能恢复，东畿地方，又颇受列国的剥削，周朝自然要夷于鲁、卫了。古语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这只是当时的一个希望。事实上，所谓王者，亦不过限于一区域之内，并不是普天之下，都服从他的。当春秋时，大约吴、楚等国称雄的区域，原不在周朝所管辖的范围内，所以各自称王。周天子所管辖的区域，因强国不止一个，没有一国能尽数慑服各国，所以不敢称王，只得以诸侯之长，即所谓霸主自居，这话在第三章中，亦已说过。所以春秋时代，大局的变迁，系于几个霸国手里。春秋之世，首起而称霸的是齐桓公。当时异民族杂居内地的颇多，也有相当强盛的，同族中的小国，颇受其压迫。（一）本来古代列国之间，多有同姓或婚姻的关系。（二）其不然的，则大国受了小国的朝贡，亦有加以保护的义务。（三）到这时候，文化相同之国，被文化不同之国所压迫，而互相救援，那更有些甫在萌芽的微茫的民族主义在内了。所以攘夷狄一举，颇为当时之人所称道。在这一点上，齐桓公的功绩是颇大的。他曾却狄以存邢、卫，又尝伐山戎以救燕（这个燕该是南燕，在今河南的封丘县。《史记》说他就是战国时的北燕，在今河北蓟县，怕是弄错了的，因为春秋时单称为燕的，都是南燕。即北燕的初封，我疑其亦距封丘不远，后来才迁徙到今蓟县，但其事无可考）。而他对于列国，征伐所至亦颇广。曾南伐楚，西向干涉晋国内乱，晚年又曾经略东夷。古人说“五霸桓公为盛”，信非虚语了。齐桓公的在位，系自前六八五至六四三年。桓公死后，齐国内乱，霸业遽衰。宋襄公欲继之称霸。然宋国较小，实力不足，前六三八年，为楚人所败，襄公受伤而死，北方遂无霸主。前六三二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今山东濮县），楚国的声势才一挫。此时的秦国，亦已尽取西周旧地，东境至河，为西方一强国，然尚未能干涉中原之事。秦穆公初和晋国竞争不胜，前六二四年，打败了晋国的兵，亦仅称霸于西戎。中原之地，遂成为晋、楚争霸之局。前五九七年，楚庄王败晋于邲（今河南郑县），称霸，前五九一年卒。此时齐顷公亦图与晋争霸，前五八九年，为晋所败。前五七五年，晋厉公又败楚于鄢陵（今河南鄢陵县）。然楚仍与晋兵争不息。至前五六一年，楚国放弃争郑，晋悼公才称为复霸。前五四六年，宋大夫向戌，善于晋、楚的执政，出而合二国之成，为弭兵之会，晋、楚的兵争，至此才告休息。自城濮之战至此，凡八十七年。弭兵盟后，楚灵王强盛，北方诸侯多奔走往与其朝会。然灵王奢侈而好兵争，不顾民力，旋因内乱被弑。此时吴国日渐强盛，而楚国政治腐败，前五〇六年，楚国的都城，为吴阖闾所破，楚昭王借秦援，仅得复国，楚国一时陷于不振，然越国亦渐强，起而乘吴之后。前四九六年，阖闾伐越，受伤而死。前四九四年，阖闾子夫差破越。夫差自此骄侈，北伐齐、鲁，与晋争长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前四七三年，越勾践灭吴，越遂徙都琅琊，与齐、晋会于徐州（今山东诸城县），称为霸王。然根基因此不固，至前三三三年，而为楚所灭。

越王勾践剑，其剑身刻有八个鸟虫书铭文，意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

此时已入于战国之世了（春秋时代，始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即鲁隐公元年，为公元前七二二年，终于前四八一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其明年为战国之始，算至前二二二年秦灭六国的前一年为止，共二百五十九年）。春秋之世，诸侯只想争霸，即争得二三等国的服从，一等国之间，直接的兵争较少，有之亦不过疆埸细故，不甚剧烈。至战国时：则（一）北方诸侯，亦不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而先后称王。（二）二三等国，已全然无足重轻，日益削弱，而终至于夷灭，诸一等国间，遂无复缓冲之国。（三）而其土地又日广，人民又日多，兵甲亦益盛，战争遂更烈。始而要凌驾于诸王之上而称帝，再进一步，就要径图并吞，实现统一的欲望了。春秋时的一等国，有发展过速，而其内部的组织，还不甚完密的，至战国时，则臣强于君的，如齐国的田氏，竟废其君而代之；势成分裂的，如晋之赵、韩、魏三家，则索性分晋而独立，看似力分而弱，实则其力量反更充实了。边方诸国，发展的趋势，依旧进行不已，其成功较晚的为北燕。天下遂分为燕、齐、赵、韩、魏、秦、楚七国。六国都为秦所并，读史的人，往往以为一入战国，而秦即最强，这是错误了的。秦国之强，起于献公而成于孝公，献公之立，在公元前三八五年，是入战国后的九十六年，孝公之立，在公元前三六一年，是入战国后的一百二十年了。先是魏文侯任用吴起等贤臣，侵夺秦国河西之地。后来楚悼王用吴起，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亦称雄于一时。楚悼王死于公元前三八一年，恰是入战国后的一百年，于是楚衰而魏惠王起，曾攻拔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县）。后又伐赵，为齐救兵所败，秦人乘机恢复河西，魏遂弃安邑，徙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县）。秦人渡蒲津东出的路，就开通了。然前三四二年，魏为逢泽之会（在开封），《战国·秦策》称其“乘夏车，称夏王（此夏字该是大字的意思），朝天子，天下皆从”，则仍处于霸主的地位，其明年，又为齐所败。于是魏衰而齐代起，宣王、湣王两代，俨然称霸东方，而湣王之时为尤盛。相传苏秦约六国，合从以摈秦，即在湣王之时。战国七雄，韩、魏地都较小，又逼近秦，故其势遂紧急，燕、赵则较偏僻，国势最盛的，自然是齐、秦、楚三国。楚袭春秋以来的声势，其地位又处于中部，似乎声光更在齐、秦之上，所以此时，齐、秦二国，似乎是合力以谋楚的。《战国策》说张仪替秦国去骗楚怀王：肯绝齐，则送他商于的地方六百里（即今商县之地）。楚怀王听了他，张仪却悔约，说所送的地方，只有六里。怀王大怒，兴兵伐秦。两次大败，失去汉中。后来秦国又去诱他讲和，前二九九年，怀王去和秦昭王相会，遂为秦人所诱执。这种类乎平话的传说，是全不足信的，事实上，该是齐、秦合力以谋楚。然而楚怀王入秦的明年，齐人即合韩、魏以伐秦，败其兵于函谷（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此为自河南入陕西的隘道的东口，今之潼关为其西口）；前二九六年，怀王死于秦，齐又合诸侯以攻秦；则齐湣王似是合秦以谋楚，又以此为秦国之罪而伐之的，其手段亦可谓狡黠了。先是前三一四年，齐乘燕内乱攻破燕。宋王偃称强东方，前二八六年，又为齐、楚、魏所灭。此举名为三国瓜分，实亦是以齐为主的，地亦多入于齐。齐湣王至此时，可谓臻于极盛。然过刚者必折。前二八四年，燕昭王遂合诸侯，用乐毅为将，攻破齐国，湣王走死，齐仅存聊、莒、即墨三城（聊，今山东聊城县。莒，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县），后来虽借田单之力，得以复国，然已失其称霸东方的资格了。东方诸国中，赵武灵王颇有才略，他不与中原诸国争衡，而专心向边地开拓。先灭中山（今河北定县），又向今大同一带发展，意欲自此经河套之地去袭秦，前二九五年，又因内乱而死。七国遂唯秦独强。秦人遂对诸侯施其猛烈的攻击。前二七九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明年，遂破楚都郢，楚东北徙都陈，后又迁居寿春（鄢，即鄢陵。邓，今河南邓县。西陵，今湖北宜昌县。郢，今湖北江陵县。吴阖闾所入之郢，尚不在江陵，但其地不可考，至此时之郢，则必在江陵，今人钱穆、童书业说皆如此）。直逃到今安徽境内了。对于韩、魏，亦时加攻击。前二六〇年，秦兵伐韩，取野王，上党路绝，降赵，秦大败赵兵于长平，坑降卒四十万（野王，今河南沁阳县。上党，今山西晋城县。长平，今山西长平县），遂取上党，北定大原。进围邯郸，为魏公子无忌合诸国之兵所败。前二五六年，周朝的末主赧王为秦所灭。前二四九年，又灭其所分封的东周君。前二四六年，秦始皇立。《史记·秦本纪》说：这时候，吕不韦为相国，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大概并吞之计，和吕不韦是很有关系的。后来吕不韦虽废死于蜀，然秦人仍守其政策不变。前二三〇年，灭韩。前二二八年，灭赵。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不中，秦大发兵以攻燕。前二二六年，燕王喜奔辽东。前二二五年，秦人灭魏。前二二三年，灭楚。前二二二年，发兵攻辽东，灭燕。前二二一年，即以灭燕之兵南灭齐，而天下遂统一。

秦朝的统一，绝不全是兵力的关系。我们须注意：此时交通的便利，列国内部的发达，小国的被夷灭，郡县的渐次设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本有趋于统一之势，而秦人特收其成功。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则（一）他地处西垂，开化较晚，风气较为诚朴。（二）三晋地狭人稠，秦地广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战。（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裁抑贵族的势力，使能尽力于农战的人民，有一个邀赏的机会，该是其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中国民族，以同化力的伟大闻于天下，究竟我们对于异族的同化，是怎样一回事呢？说到这一点，就不能不着眼于中国的地理。亚洲的东部，在世界上，是自成其为一个文化区域的。这一个区域，以黄河、长江两流域为其文化的中心。其北为蒙古高原，便于游牧民族的住居。其南的粤江、闽江两流域，则地势崎岖，气候炎热，开化虽甚早，进步却较迟。黄河、长江两流域，也不是没有山地的，但其下流，则包括淮水流域（以古地理言之，则江、河之间，包括淮、济二水。今黄河下流，为古济水入海之道，黄河则在今天津入海）。扩展为一大平原、地味腴沃，气候适宜，这便是中国民族的文化最初函毓之处。汉族，很早的就是个农耕民族，居于平地的。他所遇见的民族，就其所居之地言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住在山地的，古代称为山戎，多数似亦以农为业，但其农业不及中国的进步。一种是住在平地，大约是广大的草原上，而以畜牧为业的，古人称为骑寇。春秋以前，我族所遇的，以山戎为多，战国以后，才开始和骑寇接触。

夷、蛮、戎、狄，是按照方位分别之辞，并不能代表民族，但亦可见得一个大概。在古代，和中国民族争斗较烈的，似乎是戎狄。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就北逐獯粥，未知确否（如《史记》此说是正确的，则当时的獯粥，绝不在后来獯粥所在之地）。到周朝初年，则和所谓獯粥或称为猃狁，犬戎或称为昆夷、串夷的，争斗甚烈（猃狁亦作玁狁，犬戎亦作畎戎，戎又作夷。此犬或畎字，乃译音，非贱视诋毁之辞，昆夷亦作混夷、绲夷，夷亦可作戎，和串夷亦都是犬字的异译，说见《诗经·皇矣正义》）。而后来周朝卒亡于犬戎。犬戎在今陕西的中部，甘肃的东部，泾、渭二水流域的，东周以后，大约逐渐为秦人所征服。在其东方的，《春秋》所载，初但称狄，后分为赤狄、白狄。白狄在今陕西境内，向东蔓延到中山。赤狄在今山西、河北境内，大部为晋所并（据《左氏》和杜预《注》，赤狄种类凡六：曰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昔阳县。曰咎如，在今山西乐平县。曰潞氏，在今山西潞城县。曰甲氏，在今河北鸡泽县。曰留吁，在今山西屯留县。曰铎辰，在今山西长治县。白狄种类凡三：曰鲜虞，即战国时的中山。曰肥，在今河北藁城县。曰鼓，在今河北晋县。又晋国吕相绝秦，说“白狄及君同州”，则白狄亦有在陕西的）。在周朝的西面的，主要的是后世的氐、羌。氐人在今嘉陵江流域，即古所谓巴。羌人，汉时在今黄河、大通河流域（大通河，古湟水）。据《后汉书》所载，其初本在黄河之东，后来为秦人所攘斥，才逃到黄河以西去的。据《书经·牧誓》，羌人曾从武王伐纣。又《尚书大传》说：武王伐纣的兵，前歌后舞，《后汉书》说这就是汉时所谓巴氐的兵。这话大约是对的，因为汉世还有一种出于巴氐的巴渝舞，有事实为证。然则这二族，其初必不在今四川、甘肃境内，大约因汉族的开拓，而向西南方走去的。和巴连称的蜀，则和后世的緂字是一音之转，亦即近世之所谓暹。据《牧誓》，亦曾从武王伐纣。战国时，还在今汉中之境，南跨成都，后因和巴人相攻，为秦国所并。

在东北方的民族，古称为貉。此族在后世，蔓衍于今朝鲜半岛之地，其文明程度是很高的，但《诗经》已说“王锡韩侯，其追其貉”（《韩奕》。追不可考）。《周官》亦有貉隶，可见此族本在内地，箕子所封的朝鲜，绝不在今朝鲜半岛境内，怕还在山海关以内呢！在后世，东北之族，还有肃慎，即今满洲人的祖宗。《左氏》昭公九年，周朝人对晋国人说：“自武王克商以来，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此燕当即南燕，亳疑即汤所居之郭，则肃慎亦在内地，后乃随中国的拓展而东北徙。《国语·晋语》说：成王会诸侯于岐阳，楚与鲜卑守燎，则鲜卑本是南族，后来不知如何，也迁向东北了。据《后汉书》说：鲜卑和乌丸，都是东胡之后。此二族风俗极相像，其本系一个部落，毫无可疑。东胡的风俗，虽少可考，然汉代历史，传者已较详，汉人说他是乌丸、鲜卑所自出，其说该不至误。南族断发，鲜卑婚姻时尚先髡头，即其源出南族之证。然则东胡也是从内地迁徙出去的了。

在南方的有黎族，此即后世所谓俚。古称三苗为九黎之君，三苗系姜姓之国，九黎则系黎民（见《礼记·缁衣》《疏》引《书经·吕刑》郑《注》）。此即汉时之长沙、武陵蛮，为南蛮的正宗。近世所云苗族，乃蛮字的转音，和古代的三苗之国无涉，有人将二者牵合为一，就错了。《史记》说三苗在江、淮、荆州（《史记·五帝本纪》），《战国·魏策》：吴起说三苗之国，在洞庭、彭蠡之间（《史记·吴起列传》同，又见《韩诗外传》），则古代长江流域之地，主要的是为黎族所占据，楚国达到长江流域后，所开辟的，大约是这一族的居地。在沿海一带的，古称为越，亦作粤。此即现在的马来人，分布在亚洲大陆的沿岸和南洋群岛，地理学上称为亚洲大陆的真沿边的。此族有断发文身和食人两种风俗，在后世犹然，古代沿海一带，亦到处有这风俗，可知其为同族。吴、越的初期，都是和此族杂居的。即淮水流域的淮夷、徐戎，山东半岛的莱夷，亦必和此族相杂（《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此被字为髲字之假借字，即断发，可见夷蛮之俗相同。《左氏》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可见东夷亦有食人之俗。《续汉书·郡国志》：“临沂有丛亭。”《注》引《博物志》曰：“县东界次睢，有大丛社，民谓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临沂今山东临沂县）。随着吴、越等国的进步，此族亦渐进于文明了。西南的大族为濮，此即现在的倮㑩，其居地，本在今河南、湖北两省间（《国语·郑语》韦《注》云：濮为南阳之国）。楚国从河南的西南部，发展向今湖北省的西部，所开辟的，大约是此族的居地。此族又从今湖北的西南境，分布向贵州、云南。战国时，楚国的庄，循牂牁江而上，直达滇国（今云南昆明县），所经的，也是这一族之地。庄到滇国之后，楚国的巴、黔中郡（巴郡，今四川江北县。黔中郡，今湖南沅陵县），为秦国所夺，庄不能来，就在滇国做了一个王。其地虽未正式收入中国的版图，亦已戴汉人为君，和现在西南土司，以汉人为酋长的一样了。

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滇国特有的贮放贝币的青铜器，是研究滇国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礼记·王制》说：古代的疆域，“北不尽恒山”，此所谓恒山，当在今河北正定县附近，即汉朝恒山郡之地（后避文帝讳改常山）。自此以南的平地，为汉族所居，这一带山地，则山戎所处，必得把他开拓了，才会和北方骑寇相接，所以汉族和骑寇的接触，必在太原、中山和战国时北燕之地开辟以后。做这项事业的，就是燕、赵二国。赵武灵王开辟云中、雁门、代郡，燕国则开辟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云中，今山西大同县。雁门，今山西右玉县。代郡，今山西代县。上谷，今察哈尔怀来县。渔阳，今河北密云县。右北平，今河北卢龙县。辽西，今河北抚宁县。辽东，今辽宁辽阳县），把现在热、察、绥、辽宁四省，一举而收入版图。

综观以上所述，汉族恃其文化之高，把附近的民族，逐渐同化，而汉族的疆域，亦即随之拓展。和汉族接近的民族，当汉族开拓时，自然也有散向四方，即汉族的版图以外去的，然亦多少带了些中原的文化以俱去，这又是中国的文化扩展的路径。这便是在古代中国同化异民族的真相。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周和秦，是从前读史的人把他看作古今的界线的。我们任意翻阅旧书，总可见到“三代以上”，“秦、汉以下”等词句。从前人的见解，固然不甚确实，也不会全属虚诬；而且既有这个见解，也总有一个来历。然则所谓三代以上，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呢？

人，总是要维持其生命的；不但要维持生命，还要追求幸福，以扩大其生命的意义；这是人类的本性如此，无可怀疑。人类在生物史上，其互相团结，以谋生存，已不知其若干年了。所以其相亲相爱，看得他人的苦乐，和自己的苦乐一般；喜欢受到同类的嘉奖，而不愿意受到其批评；到人己利害不兼容时，宁可牺牲自己，以保全他人；即古人之所谓仁心者，和其爱自己的心，一样的深刻。专指七尺之躯为我，或者专指一个极小的团体为我，实在是没有这回事的。人类为要维持生命，追求幸福，必得和自然斗争。和自然斗争，一个人的力量，自然是不够的，于是乎要合力；合力之道，必须分工；这都是自然的趋势。分工合力，自然是范围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团体的范围，总是在日扩而大。但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进行中，却不能不形成敌对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皇古之世，因环境的限制，把人类分做许多小团体。在一个团体之中，各个人的利害，都是相同的，在团体以外却不然；又因物质的欲求，不能够都给足；团体和团体间就开始有争斗，有争斗就有胜败，有胜败就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人不可以害人的，害人的必自害。”这句话，看似迂腐，其实却是真理。你把迷信者流因果报应之说去解释这句话，自然是诬罔的，若肯博观事实，而平心推求其因果，那正见得其丝毫不爽。对内竞争和对外竞争，虽竞争的对象不同，其为竞争则一。既然把对物的争斗，移而用之于对人，自可将对外的争斗，移而用之于对内。一个团体之中，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不必说了。即使无之，而当其争斗之时，基于分工的关系，自然有一部分人，专以战争为事，这一部分人，自将处于特殊的地位。前此团体之中，各个人利害相同的，至此则形成对立。前此公众的事情，是由公众决定的，至此，则当权的一个人或少数人，渐渐不容公众过问，渐渐要做违背公众利益的措置，公众自然不服，乃不得不用强力镇压，或者用手段对付。于是团体之中，有了阶级，而形成现代的所谓国家。以上所述，是从政治上立论的。其变迁的根源，实由于团体和团体的互相争斗，而团体和团体的互相争斗，则由于有些团体，迫于环境，以掠夺为生产的手段。所以其真正的根源，还是在于经济上。经济的根底是生产方法。在古代，主要的生业是农业，农业的生产方法，是由粗而趋于精，亦即由合而趋于分的，于是形成了井田制度，因而固定了五口八口的小家族，使一个团体之中，再分为无数利害对立的小团体。从前在一个团体之内利害即不再对立的氏族制度，因此而趋于崩溃了。氏族既已崩溃，则专门从事于制造，而以服务性质，无条件供给大众使用的工业制度，亦随之而崩溃。人，本来是非分工合力不能生存的，至此时，因生活程度的增高，其不能不互相倚赖愈甚，分配之法既废，交易之法，乃起而代之，本行于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商业，乃一变而行于团体之内人与人之间，使人人的利害，都处于对立的地位。于是乎人心大变。在从前，团体与团体之间，是互相嫉视的，在一个团体之内，是互视为一体的。至此时，团体之内，其互相嫉视日深。在团体与团体之间，却因生活的互相倚赖而往来日密，其互相了解的程度，即随之而日深，同情心亦即随之而扩大。又因其彼此互相仿效，以及受了外部的影响，而内部的组织，不得不随之而起变化，各地方的风俗，亦日趋于统一。民族的同化作用，即缘此而进行。政治上的统一，不过是顺着这种趋势推进。再彻底些说，政治上的统一，只是在当时情况之下，完成统一的一个方法，并不是政治的本身，真有多大的力量。随着世运的进展，井田制度破坏了。连公用的山泽，亦为私人所占。工商业愈活跃，其剥削消费者愈深。在上的君主和贵族，亦因其日趋于腐败、奢侈，而其剥削人民愈甚。战争习惯了，就养成一种特别阶级，视战斗为壮快、征服为荣誉的心理，与其出汗，毋宁出血了。此即孔子和其余的先秦诸子所身逢的乱世。追想前一个时期，列国之间，战争还不十分剧烈。

一国之内，虽然已有阶级的对立，然前此利害共同时的旧组织，还有存留，而未至于破坏净尽。秩序还不算十分恶劣，人生其间的，也还不至于十分痛苦，好像带病延年的人，虽不能算健康，还可算一个准健康体，此即孔子所谓小康。再前一个时期，内部毫无矛盾，对外毫无竞争，则即所谓大同了。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道家无论已，即最切实际的法家亦然。如《管子》亦将皇、帝、王、霸分别治法的高下；《史记·商君列传》亦载商君初说秦孝公以帝王之道，秦孝公不能用，乃说之以富国强兵之术都是）。这不是少数人的理想高尚，乃是受了大多数人的暗示而然的。人类生当此际，实应把其所以致此之由，彻底的加以检讨，明白其所以然之故，然后将现社会的组织，摧毁之而加以改造。这亦非古人所没有想到，先秦诸子，如儒、墨、道、法诸家，就同抱着这个志愿的，但其所主张的改革的方法，都不甚适合。道家空存想望，并没有具体实行的方案的，不必说了。墨家不讲平均分配，而专讲节制消费，也是不能行的。儒家希望恢复井田，法家希望制止大工商业的跋扈，把大事业收归官营；救济事业亦由国家办理，以制止富豪的重利盘剥；进步些了。然单讲平均地权，本不能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兼讲节制资本，又苦于没有推行的机关。在政治上，因为民主政治，废坠的久了，诸家虽都以民为重，却想不出一个使人民参与政治的办法，而只希望在上者用温情主义来抚恤人民，尊重舆论，用督责手段，以制止臣下的虐民。在国与国之间，儒家则希望有一个明王出来，能够处理列国间的纷争，而监督其内政；法家因为兴起较后，渐抱统一的思想，然秦朝的统一，和贵族的被裁抑，都只是事势的迁流，并不能实行法家的理想，所以要自此再进一步，就没有办法了。在伦理上，诸家所希望的，同是使下级服从上级。臣民该服从君主，儿子要服从父亲，妇女要服从男子，少年该服从老人。他们以为上级和下级的人，各安其分，各尽其职，则天下自然太平，而不知道上级的人受不到制裁，绝不会安其分而尽其职。总而言之：小康之世，所以发展向乱世，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世运只能向前进，要想改革，只能顺其前进的趋势而加以指导。先秦诸子中，只有法家最看得出社会前进的趋势，然其指导亦未能全然合法。他家则都是想把世运逆挽之，使其回到小康以前的时代的，所以都不能行。

汉代画像砖废井田，开阡陌

虽然如此，人类生来是避苦求乐的，身受的苦痛，是不能使人不感觉的，既然感觉了，自然要求摆脱。求摆脱，总得有个办法，而人类凭空是想不出办法来的。世运只有日新，今天之后，只会有明天，而人所知道的，最新亦只是今日以前之事，于是乎想出来的办法，总不免失之于旧，这个在今日尚然，何况古代？最好的时代是过去了，但永存于人类想望记忆之中。虽回忆之，而并不知其真相如何，乃各以其所谓最好者当之。合众人的所谓最好者，而调和折中，造成一个大略为众所公认的偶像，此即昔人所谓三代以前的世界。这个三代以前的世界，其不合实际，自然是无待于言的。这似乎只是一个历史上的误解，无甚关系，然奉此开倒车的办法为偶像而思实践之，就不徒不能达到希望，而且还要引起纠纷。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秦始皇尽灭六国，事在公元前二二一年，自此至公元一八九年，董卓行废立，东方州郡，起兵讨卓，海内扰乱分裂，共四百十年，称为中国的盛世。在这一时期之中，中国的历史，情形是怎样呢？“英雄造时势”，只是一句夸大的话。事实上，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正因其能顺着时势进行之故。“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倒是真的，因为他能决定英雄的趋向。然则在这一个时期之内，时势的要求，是怎样呢？依我们所见到的，可以分为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内方面，在列国竞争之时，不能注全力于内治；即使注意到，亦只是局部的问题，而不能概括全体，只是一时的应付，而不能策划永久。统一之后，就不然了。阻碍之力既去，有志于治平的，就可以行其理想。对外方面，当时的人看了中国，已经是天下的一大部分了。未入版图的地方，较强悍的部落，虑其为中国之患，该有一个对策；较弱小的，虽然不足为患，然亦是平天下的一个遗憾，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亦有其应尽的责任。所以在当日，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对内建立一个久安长治的规模。（二）对外把力所能及的地方，都收入中国版图之内，其未能的，则确立起一条防线来。

秦始皇所行的，正顺着这种趋势。

在古代，阻碍平天下最大的力量，自然是列国的纷争。所以他并吞六国之后，决计不再行封建，“父兄有天下，而子弟为匹夫”。郡的设立，本来是军事上控扼之点，第三章中业经说过。六国新灭，遗民未曾心服，自然有在各地方设立据点的必要。所以秦灭六国，多以其地设郡。至六国尽灭之后，则更合全国的情形，加以调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当时的郡守，就是一个不世袭的大国之君，自亦有防其专擅的必要，所以又每郡都派一个御史去监察他（当时还每郡都设立一个尉，但其权远在太守之下，倒是不足重视的）。

秦始皇像

要人民不能反抗，第一步办法，自然是解除其武装。好在当时，金属铸成的兵器，为数有限，正和今日的枪械一般，大略可以收尽的。于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和钟、（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县）。

最根本的，莫过于统一人民的心思了。原来古代社会，内部没有矛盾，在下者的意见，总和在上者一致，此即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后世阶级分化，内部的矛盾多了，有利于这方面的，就不利于那方面。自然人民的意见，不能统一。处置之法，最好的，是使其利害相一致；次之则当求各方面的调和，使其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此即今日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原理。但当时的人，不知此理。他们不知道各方面的利害冲突了，所以有不同的见解，误以为许多方面，各有其不同的主张，以致人各有心，代表全国公益的在上者的政策，不能顺利进行。如此，自有统一全国人的心思的必要。所以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他实行了。把关涉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只留下关系技术作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所许学的，只有当代的法令；有权教授的人，即是当时的官吏。始皇、李斯此举，认为不合时代潮流，他是百口无以自解的，认为有悖于古，则实在冤枉。他们所想回复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之旧。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学诚是发挥得十分透彻的（坑儒一举，乃因有人诽谤始皇而起，意非欲尽灭儒生，并不能与焚书之事并论）。

以上是秦始皇对内的政策。至于对外，则北自阴山以南，南自五岭以南至海，秦始皇都认为应当收入版图。于是使蒙恬北逐匈奴，取河南之地（今之河套）。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东起现在朝鲜境内（秦长城起乐浪郡遂城县，见《晋书·地理志》），西至现在甘肃的岷县，成立了一道新防线。南则略取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之地，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大略桂林是今广西之地，南海是今广东之地，象郡是今越南之地）。取今福建之地，设立了闽中郡。楚国庄纚所开辟的地方，虽未曾正式收入版图，亦有一部分曾和秦朝交通，秦于其地置吏。

秦代商鞅方升、铜权，统一度量衡的标准器。

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看以上所述，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这只要看他用李斯为宰相，言听计从，焚诗书、废封建之议，都出于李斯可知。政治是不能专凭理想，而要顾及实际的情形的，即不论实际的情形能行与否，亦还要顾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北筑长城，南收两越，除当时的征战外，还要发兵戍守；既然有兵戍守，就得运粮饷去供给他；这样，人民业已不堪赋役的负担。他还沿着战国以前的旧习惯，虐民以自奉。造阿房宫，在骊山起坟茔（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都穷极奢侈，还要到处去巡游。统一虽然是势所必至，然而人的见解，总是落后的，在当时的人，怕并不认为合理之举，甚而至于认为反常之态。况且不必论理，六国夷灭，总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心上是不服的，满怀着报仇的愤恨，和复旧的希望。加以大多数人民的困于无告而易于煽动，一有机会，就要乘机而起了。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秦始皇帝以前二一〇年，东巡死于沙丘（今河北邢台县）。他大的儿子，名唤扶苏，先已谪罚到上郡去（今陕西绥德县），做蒙恬军队中的监军了。从前政治上的惯例，太子是不出京城，不做军队中的事务的，苟其如此，就是表示要不立他的意思。所以秦始皇的不立扶苏，是预定了的。《史记》说秦始皇的少子胡亥，宠幸宦者赵高，始皇死后，赵高替胡亥运动李斯，假造诏书，杀掉扶苏、蒙恬而立胡亥，这话是不足信的（《史记·李斯列传》所载的全是当时的传说，并非事实。秦、汉间史实，如此者甚多）。胡亥既立，是为二世皇帝，诛戮群公子，又杀掉蒙恬的兄弟蒙毅。最后，连劳苦功高，资格很老的李斯都杀掉。于是秦朝的政府，失其重心，再不能钳制天下了。皇帝的家庭之中，明争暗斗，向来是很多的，而于继承之际为尤甚。这个并不起于秦朝，但在天下统一之后，皇室所管辖的地方大了，因其内部有问题而牵动大局，使人民皆受其祸，其所牵涉的范围，也就更广大了。秦始皇之死，距其尽灭六国，不过十二年，而此祸遂作。

秦始皇死的明年，戍卒陈胜、吴广起兵于蕲（今安徽宿县），北取陈，胜自立为王，号张楚，分兵四出徇地，郡县多杀其守令以应。六国之后，遂乘机并起。秦朝政治虽乱，兵力尚强；诸侯之兵，多是乌合之众；加以心力不齐，不肯互相救援；所以秦将章邯，倒也所向无敌。先打破了陈胜、吴广，又打死了新立的魏王。战国时楚国的名将，即最后支持楚国而战死的项燕的儿子项梁，和其兄子项籍，起兵于吴，引兵渡江而西（今江苏之江南，古称江东。古所谓江南，指今湖南）。以居巢人范增的游说，立楚怀王的后裔于盱眙（居巢，今安徽巢县。盱胎，今安徽盱眙县），仍称为楚怀王（以祖谥为生号）。项梁引兵而北，兵锋颇锐，连战皆胜，后亦为章邯所袭杀。章邯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北围赵王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北强南弱，乃是东晋以后逐渐转变成功的形势。自此以前，都是北方的军队，以节制胜；南方的军队，以剽悍胜的。尤其是吴、越之士，《汉书·地理志》上还称其“轻死好用剑”。项梁既死，楚怀王分遣项籍北救赵，起兵于沛的刘邦即汉高祖西入关（沛，今江苏沛县）。项籍大破秦兵于巨鹿。汉高祖亦自武关而入。此时二世和赵高，不知如何，又翻了脸，赵高弑二世，立其兄子婴，婴又刺杀高，正当纷乱之际，汉高祖的兵已到霸上（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子婴只得投降，秦朝就此灭亡。此事在前二〇六年。

既称秦之灭六国为无道，斥为强虎狼，灭秦之后，自无一人专据称尊之理，自然要分封。但是分封之权，出于何人呢？读史的人，都以为是项籍，这是错了的。项籍纵使在实际上有支配之权，形式上绝不能专断，况且实际上也未必能全由项籍一个人支配？项籍既破章邯之后，亦引兵西入关。汉高祖先已入关了，即遣将守关。项羽怒，把他攻破。进兵至鸿门（在今陕西临潼县），和高祖几乎开战。幸而有人居间调解，汉高祖自己去见项籍，解释了一番，战事得以未成。此时即议定了分封之事。这一件事，《史记》的《自序》称为“诸侯之相王”，可见形式上是取决于公议的。其所封的：为（一）六国之后，（二）亡秦有功之人，（三）而楚怀王则以空名尊为义帝，（四）实权则在称为西楚霸王的项籍（都彭城，当时称其地为西楚。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这是模仿东周以后，天子仅拥虚名，而实权在于霸主的。分封的办法，我们看《史记》所载，并不能说他不公平。汉朝人说，楚怀王遣诸将入关时，与之约：先入关者王之，所以汉高祖当王关中，项籍把他改封在巴、蜀、汉中为背约。姑无论这话的真假，即使是真的，楚怀王的命令，安能约束楚国以外的人呢？这且不必论他。前文业经说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的，观于秦、汉之间而益信。封建政体，既已不能维持，于是分封甫定，而叛乱即起于东方。项籍因为是霸王，有征讨的责任，用兵于齐。汉高祖乘机北定关中，又出关，合诸侯之兵，攻破彭城。项籍虽然还兵把他打败，然汉高祖坚守荥阳、成皋（荥阳，今河南荥泽县。成皋，今河南汜水县），得萧何镇守关中，继续供给兵员和粮饷，遣韩信渡河，北定赵、代，东破齐。彭越又直接扰乱项籍的后方。至前二〇二年，项籍遂因兵少食尽，为汉所灭。从秦亡至此，不过五年。

汉高祖刘邦像

事实上，天下又已趋于统一了。然而当时的人，怕不是这样看法。当楚、汉相持之时，有一策士，名唤蒯彻，曾劝韩信以三分天下之计。汉高祖最后攻击项籍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而信、越的兵都不会，到后来，约定把齐地尽给韩信，梁地尽给彭越，二人才都引兵而来，这不是以君的资格分封其臣，乃是以对等的资格立分地之约。所以汉高祖的灭楚，以实在情形论，与其说是汉灭楚，毋宁说是许多诸侯，亦即许多支新崛起的军队，联合以灭楚，汉高祖不过是联军中的首领罢了。楚既灭，这联军中的首领，自然有享受一个较众为尊的名号的资格，众是共尊汉高祖为皇帝。然虽有此称号，在实际上，未必含有沿袭秦朝皇帝职权的意义。做了皇帝之后，就可以任意诛灭废置诸王侯，怕是当时的人所不能想象的，这是韩信等在当时所以肯尊汉高祖为皇帝之故。不然，怕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汉初异姓之王，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都是事实上先已存在，不得不封的，并非是皇帝的意思所设置。汉高祖灭楚之后，即从娄敬、张良之说，西都关中，当时的理由，是关中地势险固，且面积较大，资源丰富，易于据守及用以临制诸侯，可见他原只想做列国中最强的一国。但是事势所趋，人自然会做出不被思想所拘束的事情来的。不数年间，而韩信、彭越，都以汉朝的诡谋被灭；张敖以罪见废；韩王信、英布、臧荼，都以反而败；臧荼之后，立了一个卢绾，是汉高祖生平第一个亲信人，亦因被谗而亡入匈奴；到前一九五年汉高祖死时，只剩得一个地小而且偏僻的长沙国了。天下至此，才真正可以算是姓刘的天下。其成功之速，可以说和汉高祖的灭楚，同是一个奇迹。这亦并不是汉高祖所能为，不过封建政体，到这时候业已自趋于没落罢了。

以一个政府之力统治全国，秦始皇是有此魄力的，或亦可以说是有此公心，替天下废除封建，汉高祖却无有了。既猜忌异姓，就要大封同姓以自辅，于是随着异姓诸侯的灭亡，而同姓诸国次第建立。其中尤以高祖的长子齐王肥，封地既大，人民又多，且居东方形胜之地，为当时所重视（又有淮南王长、燕王建、赵王如意、梁王恢、代王恒、淮阳王友、皆高帝子；楚王交，高帝弟；吴王澳，高帝兄子）。宗法社会中，所信任的，不是同姓，便是外戚。汉初功臣韩信、彭越等，不过因其封地大，所以特别被猜忌，其余无封地，或者仅有小封土的，亦安能“与官同心”？汉高祖东征西讨，频年在外，中央政府所委任的，却是何人呢？幸而他的皇后吕氏是很有能力的。他的母家，大约亦是当时所谓豪杰之流；他的哥哥吕泽和吕释之，都跟随高祖带兵；妹夫樊哙，尤其是功臣中的佼佼者；所以在当时，亦自成为一种势力。高祖频年在外，京城里的事情，把持着的便是他，这只要看韩信、彭越，都死在他手里，便可知道。所以高祖死后，嗣子惠帝，虽然懦弱，倒也安安稳稳地做了七年皇帝。惠帝死后，嗣子少帝，又做了四年。不知何故（吕后女鲁元公主，下嫁张敖，敖女为惠帝后。《史记》说他无子，佯为有身，取美人子，杀其母，名为己子，惠帝崩立，既长，闻其事，口出怨言，为吕后所废，此非事实。张皇后之立，据《汉书》本纪，事在惠帝四年十月，至少帝四年仅七年，少帝至多不过七岁，安有知怨吕后之理），为吕后所废而立其弟，吕后临朝称制，又四年而死。吕后活着的时候，虽然封了几个母家的人为王，却都没有到国。吕后其实并无推翻刘氏，重用吕氏的意思，所任用的，还是汉初的几个功臣，这班人究竟未免有些可怕，所以临死的时候，吩咐带北军的吕禄，南军的吕产（禄，释之子；产，泽子），“据兵卫宫”，不要出去送丧，以防有人在京城里乘虚作乱。此时齐王肥已经死了，子襄继为齐王，其弟朱虚侯章在京城里，暗中派人去叫他起兵。汉朝派功臣灌婴去打他。灌婴到荥阳，和齐王连和，于是前敌形成了僵局。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乃派人运动吕禄，交出兵权。吕禄犹豫未决，周勃用诈术突入北军，运动军人，反对吕氏，把吕禄、吕产和其余吕氏的人都杀掉。于是阴谋说惠帝的儿子都不是惠帝所生的，就高帝现存的儿子中，择其最长的，迎立了代王恒，是为文帝。齐王一支人，自然是不服的。文帝乃运用手腕，即分齐地，封朱虚侯为城阳王，朱虚侯之弟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城阳治莒，今山东莒县。济北治卢，今山东长清县）。城阳王不久就死了。济北王以反被诛。汉初宗室、外戚、功臣的三角斗争，至此才告结束。

长信宫灯，西汉青铜鎏金代表器物，其在西汉几经易手显示了西汉政局的不稳定。

当时的功臣，所以不敢推翻刘氏，和汉朝同姓分封之多，确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封建不能说没有一时之用。然而异姓功臣都灭亡后，所患的，却又在于同姓了。要铲除同姓诸侯尾大不掉之患，自不外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语。这话，当文帝时，其实是已经实行了的，齐王襄传子则，则死后没有儿子，文帝就把他的地方，分为齐、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六国（济南治东平陵，今山东历城县。菑川治剧，今山东寿光县。胶西治高苑，今山东桓台县。胶东治即墨，今山东即墨县），立了齐王肥的庶子六人。又把淮南之地，分成三国。但吴、楚仍是大国，吴王濞尤积有反心。晁错力劝文帝以法绳诸侯，文帝是个因循的人，没有能彻底实行。前一五七年，文帝死，子景帝立。晁错做了御史大夫，即实行其所主张。前一五四年，吴王联合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造反，声势很盛。幸而吴王不懂得兵谋，“屯聚而西，无他奇道”，为周亚夫所败。于是景帝改定制度，诸侯王不得治民，令相代治其国。到武帝，又用主父偃之计，令诸侯得以其地，分封自己的子弟，在平和的手腕中，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语，彻底实行了。封建政体反动的余波，至此才算解决。从秦二世元年六国复立起，到吴、楚之乱平定，共五十六年。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在第二十六章里所提出的对内对外两个问题，乃是统一以后自然存在着的问题，前文业经说明了。这些问题，自前二〇六年秦灭汉兴，至前一四一年景帝之死，共六十六年；久被搁置着不提了。这是因为高帝、吕后时，忙于应付异姓功臣，文帝、景帝时，又存在着一个同姓诸王的问题；高帝本是无赖子，文、景二帝，亦只是个寻常人，凡事都只会蹈常习故之故。当这时候，天下新离兵革之患，再没有像战国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郡县长官，比起世袭的诸侯来，自然权力要小了许多，不敢虐民。诸侯王虽有荒淫昏暴的，比之战国以前，自然也差得远了。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又一事不办，和秦始皇的多所作为，要加重人民负担的，大不相同。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谋，你只要不去扰累他，他自然会休养生息，日臻富厚。所以据《史记·平准书》说：在武帝的初年，海内是很为富庶的，但是如此就算了么？须知社会并不是有了钱就没有问题的，况且当时所谓有钱，只是总算起来，富力有所增加，并不是人人都有饭吃，富的人富了，穷的人还是一样的穷，而且因贫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觉不平，感觉不足，而对外的问题，时势亦逼着我们不能闭关自守。汉武帝并不是真有什么本领的人，但是他的志愿，却较文、景二帝为大，不肯蹈常习故，一事不办，于是久经搁置的问题，又要重被提起了。

当时对内的问题，因海内已无反侧，用不到像秦始皇一般，注意于镇压，而可以谋一个长治久安之策。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人看起来，重要的有两方面：一个是生计，一个是教化，这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衣食足而知荣辱，生计问题，自然在教化之先；而要解决生计问题，又不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二者；这亦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最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是哪一家的学术呢？那么，言平均地权和教化者，莫如儒家；言节制资本者，莫如法家。汉武帝，大家称他是崇儒的人，其实他并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他所以崇儒，大约因为他的性质，是夸大的，要做些表面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等，而此等事情，只有儒家最为擅长之故。所以当时一个真正的儒家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的主张，他并不能行。他的功绩，最大的，只是替《五经》博士置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使儒家之学，得国家的提倡而地位提高。但是照儒家之学，生计问题，本在教化问题之先；即以教化问题而论，地方上的庠序，亦重于京城里的太学，这只要看《汉书·礼志》上的议论，便可以知道。武帝当日，对于庠序，亦未能注意，即因其专做表面上的事情之故。至于法家，他用到了一个桑弘羊，行了些榷盐铁、酒酤、均输等政策。据《盐铁论》看来，桑弘羊是确有节制资本之意，并非专为筹款的。但是节制资本而借官僚以行之，很难望其有利无弊，所以其结果，只达到了筹款的目的，节制资本，则徒成虚语；且因行政的腐败，转不免有使人民受累的地方。其余急不暇择的筹款方法，如算缗钱、舟车，令民生子三岁即出口钱，及令民入羊为郎，入谷补官等，更不必说了。因所行不顺民心，不得不用严切的手段，乃招致张汤、赵禹等，立了许多严切的法令，以压迫人民。秦以来的狱吏，本来是偏于残酷的，加以此等法律，其贻害自然更深了。他用此等方法，搜刮了许多钱来，做些什么事呢？除对外的武功，有一部分，可以算是替国家开拓疆土，防御外患外，其余如封禅、巡幸、信用方士，大营宫室等，可以说全部是浪费。山东是当时诛求剥削的中心，以致末年民愁盗起，几至酿成大乱。

武帝对外的武功，却是怎样呢？当时还威胁着中国边境的，自然还是匈奴。此外秦朝所开辟的桂林、南海、象三郡和闽中郡，秦末汉初，又已分离为南越、闽越、东瓯三国了。现在的西康、云、贵和四川、甘肃的边境，即汉人所谓西南夷，则秦时尚未正式开辟。东北境，虽然自战国以来，燕国人业已开辟了辽东，当时的辽东，且到现在朝鲜境内（汉初守燕国的旧疆，以紒水为界，则秦界尚在紒水以西。紒水，今大同江），然汉族的移殖，还不以此为限，自可更向外开拓。而从甘肃向西北入新疆，向西南到青海，也正随着国力的扩张，而可有互相交通之势。在这种情势之下，推动雄才大略之主，向外开拓的，有两种动机：其一，可说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向外拓展的趋势，又其一则为君主个人的野心。匈奴，自秦末乘中国内乱，戍边者皆去，复入居河南。汉初，其雄主冒顿，把今蒙古东部的东胡，甘肃西北境的月氏，都征服了，到汉文帝时，他又征服了西域。西域，即今新疆省之地（西域二字，义有广狭。《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之地，“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北方的大山，即今天山，南方的大山，即沙漠以南的山脉，略为新疆与西藏之界。河系今塔里木河。玉门、阳关，都在今甘肃敦煌县西。此乃今天山南路之地。其后自此西出，凡交通所及之地，亦概称为西域，则其界限并无一定，就连欧洲也都包括在内），汉时分为三十六国（后分至五十余）。其种有塞，有氐、羌。塞人属于高加索种，都是居国，其文明程度，远在匈奴、氐、羌等游牧民族之上。匈奴设官以收其赋税。汉高祖曾出兵征伐匈奴，被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县），七日乃解。此时中国初定，对内的问题还多，不能对外用兵，乃用娄敬之策，名家人子为长公主，嫁给冒顿，同他讲和，是为中国以公主下嫁外国君主结和亲之始。文、景两代，匈奴时有叛服，文、景不过发兵防之而已，并没建立一定的对策。到武帝，才大出兵以征匈奴，前一二七年，恢复河南之地，匈奴自此移于漠北。前一一九年，又派卫青、霍去病绝漠攻击，匈奴损折颇多。此外较小的战斗，还有多次，兵事连亘，前后共二十余年，匈奴因此又渐移向西北。汉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卫青、霍去病等椒房之亲。纪律既不严明，对于军需，又不爱惜，以致士卒死伤很多，物资亦极浪费（如霍去病，《史记》称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用兵，“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卫青、霍去病大出塞的一役，汉马死者至十余万匹，从此以马少，就不能大举。李广利再征大宛时，兵出敦煌的六万人，私人自愿从军的，还不在其内，马三万匹，回来时，进玉门关的只有一万多人，马一千多匹。史家说这一次并不乏食，战死的亦不多，所以死亡如此之多，全由将吏不爱士卒之故。可见用人不守成法之害）。只因中国和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至于其通西域，则更是动于侈心。他的初意，是听说月氏为匈奴所破，逃到今阿姆河河滨，要想报匈奴的仇，苦于无人和他合力，乃派张骞出使。张骞回来后，知道月氏已得沃土，无报仇之心，其目的已不能达到了。但武帝因此而知西域的广大，以为招致了他们来朝贡，实为自古所未有，于是动于侈心，要想招致西域各国。张骞在大夏时，看见邛竹杖、蜀布，问他从那里来的？他们说从身毒买来（今印度），于是臆想，从四川、云南，可通西域。派人前去寻求道路，都不能通（当时蜀物入印度，所走的，当系今自四川经西康、云南入缅甸的路。自西南夷求通西域的使者，“传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当即今缅甸之地）。后来匈奴的浑邪王降汉，今甘肃西北部之地，收入中国版图，通西域的路，才正式开通。前一〇四年，李广利伐大宛（大宛都贵山城，乃今之霍阐），不克。武帝又续发大兵，前一〇一年，到底把他打下。大宛是离中国很远的国，西域诸国，因此慑于中国兵威，相率来朝。还有一个乌孙，也是游牧民族，当月氏在甘肃西北境时，乌孙为其所破，依匈奴以居。月氏为匈奴所破，是先逃到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借匈奴的助力，把他打败，月氏才逃到阿姆河流域，乌孙即占据伊犁之地。浑邪王降汉时，汉朝尚无意开其地为郡县，张骞建议，招乌孙来居之，乌孙不肯来，而匈奴因其和中国交通，颇责怪他。乌孙恐惧，愿“婿汉氏以自亲”，于是汉朝把一个宗室女儿嫁给他。从此以后，乌孙和匈奴之间有问题，汉朝就不能置之不问，《汉书·西域传》说“汉用忧劳无宁岁”，很有怨慰的意思。案：西域都是些小国，汉攻匈奴，并不能得他的助力，而因此劳费殊甚，所以当时人的议论，大都是反对的。但是史事复杂，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一）西域是西洋文明传布之地。西洋文明的中心希腊、罗马等，距离中国很远，在古代只有海道的交通，不甚密切，西域则与中国陆地相接，自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西的文明，实在是恃此而交流的。（二）而且西域之地，设或为游牧民族所据，亦将成为中国之患，汉通西域之后，对于天山南北路，就有相当的防备，后来匈奴败亡后，未能侵入，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所以汉通西域，不是没有益处的。但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迁，并非当时所能豫烛。朝鲜：汉初燕人卫满走出塞，把箕子之后袭灭了，自王朝鲜。传子至孙，于前一〇八年，为汉武帝所灭。将其地设置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及黄海、京畿二道之地。临屯为江原道地。玄菟为咸镜南道。真番跨鸭绿江上流。至前八二年，罢真番、临屯，以并乐浪、玄菟）。朝鲜半岛的主要民族是貉族，自古即渐染汉族的文化，经此长时期的保育，其汉化的程度愈深，且因此而输入半岛南部的三韩（马韩，今忠清、全罗两道。弁韩、辰韩，今庆尚道），和海东的日本，实为中国文化在亚洲东北部最大的根据地。南方的东瓯，因为闽越所攻击，前一三八年，徙居江、淮间。南越和闽越，均于前一一一年，为中国所灭。当时的西南夷：在今金沙江和黔江流域的，是夜郎、滇、邛都；在岷江和嘉陵江上源的，是徙、筰都、冉、白马；在今横断山脉和澜沧、金沙两江间的，是巂昆明（夜郎，今贵州桐梓县。滇，今云南昆明县。邛都，今西康西昌县。徙，今四川天全县。筰都，今西康汉源县。冉，今四川茂县。白马，今甘肃成县。巂昆明，在今昆明、大理之间，乃行国）。两越既平，亦即开辟为郡县，确立了中国西南部的疆域。今青海首府附近，即汉人称为河湟之地的，为羌人所据。这一支羌人，系属游牧民族，颇为中国之患。前一一二年，汉武帝把他打破，设护羌校尉管理他，开辟了今青海的东境。

敦煌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张骞之后，东西方的商人们纷纷沿着他探出的道路往来贸易，成就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汉武帝死后，汉朝是经过一次政变的，这件事情的真相，未曾有传于后。武帝因迷信之故，方士神巫，多聚集京师，至其末年，遂有巫蛊之祸，皇后自杀。太子据发兵，把诬陷他和皇后的江充杀掉。武帝认为造反，亦发兵剿办。太子兵败出亡，后被发觉，自经而死。当太子死时，武帝儿子存在的，还有燕王旦、广陵王胥、昌邑王髆，武帝迄未再立太子。前八七年，武帝死，立赵婕妤所生幼子弗陵，是为昭帝。霍光、上官桀、桑弘羊、金日同受遗诏辅政。赵婕妤先以谴死。褚先生《补外戚世家》说是武帝怕身死之后，嗣君年少，母后专权，先行把他除去的。《汉书·霍光传》又说：武帝看中了霍光，使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赏给他。武帝临死时，霍光问当立谁？武帝说：“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这话全出捏造。武帝生平，溺于女色；他大约是个多血质的人，一生行事，全凭一时感情冲动；安能有深谋远虑，预割嬖爱？霍光乃左右近习之流，仅可以供驱使。上官桀是养马的。金日系匈奴休屠王之子，休屠王与浑邪王同守西边，因不肯降汉，为浑邪王所杀，乃系一个外国人，与中国又有杀父之仇。朝臣中即使无人，安得托孤于这几个人？当他们三个人以武帝遗诏封侯时，有一个侍卫，名唤王莽，他的儿子，唤做王忽，扬言道：皇帝病时，我常在左右，那里有这道诏书？霍光闻之，切责王莽，王莽只得把王忽杀掉。然则昭帝之立，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就可想而知了。昭帝既立，燕王谋反，不成而死。桑弘羊、上官桀都以同谋被杀。霍光的女儿，是上官桀的儿媳妇，其女即昭帝的皇后。上官桀，大约因是霍光的亲戚而被引用，又因争权而翻脸的，殊不足论，桑弘羊却可惜了（金日昭帝元年即死，故不与于此次政变）。前七四年，昭帝死，无子。霍光迎立昌邑王的儿子贺，旋又为光所废，而迎太子据之孙病已于民间，是为宣帝。昌邑王之废，表面上是无道，然当昌邑群臣二百余人被杀时，在市中号呼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则昌邑王因何被废，又可想而知了。太子据败时，妻妾子女悉被害，只有一个宣帝系狱，此事在前九一年。到前八七年，即武帝死的一年，据说：有望气者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就派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幸而有个丙吉，“拒闭使者”，宣帝才得保全，因而遇赦。案太子死后，武帝不久即自悔。凡和杀太子有关的人，都遭诛戮。太子系闭门自缢，脚踏开门，和解去他自缢的绳索的人都封侯。上书讼太子冤的田千秋，无德无能，竟用为丞相。武帝的举动如此，宣帝安得系狱五年不释？把各监狱中的罪人，不问罪名轻重，尽行杀掉，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这回事的，这是和中国，至少是有史以来的中国的文化不相容的，武帝再老病昏乱些，也发不出这道命令。如其发出了，拒绝不肯执行的，又岂止一个丙吉？然则宣帝是否武帝的曾孙，又很有可疑了。今即舍此勿论，而昌邑王以有在国时的群臣，为其谋主，当断不断而败，宣帝起自民间，这一层自然无足为虑，这怕总是霍光所以迎立他的真原因了罢？宣帝即立，自然委政于光，立六年而光死，事权仍在霍氏手里。宣帝不动声色地，逐渐把他们的权柄夺去，任用自己的亲信。至前六六年，而霍氏被诛灭。

霍光像

霍光的事情，真相如此。因为汉时史料缺乏，后人遂认为他的废立是出于公心的，把他和向来崇拜的偶像伊尹联系在一起，称为伊、霍，史家的易欺，真堪惊叹了。当时朝廷之上，虽有这种争斗，影响却未及于民间。武帝在时，内行奢侈，外事四夷，实已民不堪命。霍光秉政，颇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宣帝起自民间，又能留意于吏治和刑狱。所以昭、宣二帝之世，即自前八六至前四九年凡三十八年之间，政治反较武帝时为清明，其时汉朝对于西域的声威，益形振起。前六〇年，设立西域都护，兼管南北两道。匈奴内乱，五单于并立，后并于呼韩邪。又有一个郅支单于，把呼韩邪打败。前五一年，呼韩邪入朝于汉。郅支因汉拥护呼韩邪，遁走西域。前四九年，宣帝崩，子元帝立。前三六年，西域副都护陈汤矫诏发诸国兵袭杀郅支。汉朝国威之盛，至此亦达于极点。然有一事，系汉朝政治败坏的根源，其端实开自霍光秉政之时的，那便是宰相之权，移于尚书。汉朝的宰相，是颇有实权的。全国的政治，都以相府为总汇，皇帝的秘书御史，不过是他的助手，尚书乃皇帝手下的管卷，更其说不著了。自霍光秉政，自领尚书，宰相都用年老无气和自己的私人，政事悉由宫中而出，遂不能有正色立朝之臣。宣帝虽诛灭霍氏，于此却未能矫正。宦者弘恭、石显，当宣、元之世，相继在内用事。元帝时，士大夫如萧望之、刘向等，竭力和他们争斗，终不能胜。朝无重臣，遂至嬖幸得干相位，外威得移朝祚，西汉的灭亡，相权的丧失，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其事不但关涉汉朝，历代的政治，实都受其影响，参看第六章自明。

《明妃出塞图》，描绘汉元帝时期王昭君出塞，与匈奴和亲的情景。

元帝以前三三年死，子成帝立。成帝是个荒淫无度的人，喜欢了一个歌者赵飞燕，立为皇后，又立其女弟合德为婕妤。性又优柔寡断，事权遂入于外家王氏之手。前七年，成帝崩，哀帝立，颇想效法武、宣，振起威权。然宠爱嬖人董贤，用为宰相，朝政愈乱。此时王氏虽一时退避，然其势力仍在。哀帝任用其外家丁氏，祖母族傅氏，其中却并无人才，实力远非王氏之敌。前一年，哀帝崩，无子，王莽乘机复出，迎立平帝。诛灭丁、傅、董贤，旋弑平帝而立孺子婴（哀、平二帝皆元帝孙，孺子为宣帝曾孙）。王莽从居摄改称假皇帝，又从假皇帝变做真皇帝，改国号为新，而前汉遂亡。此事在公元九年。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前后汉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变。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还是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后世的政治家，奉为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谓“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是这时候的人所没有的。他们看了社会，还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该用人力去改变，此即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出来负这个责任的，当然是贤明的君主和一班贤明的政治家。当汉昭帝时，有一个儒者，唤做眭弘，因灾异，使其朋友上书，劝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宣帝时，有个盖宽饶，上封事亦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序之运，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这两个人，虽然都得罪而死，但眭弘大约是因霍光专政，怕人疑心他要篡位，所以牺牲了他，以资辩白的。况且霍光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改革大计。盖宽饶则因其刚直之性，既触犯君主，又为有权势的人所忌，以致遭祸，都不是反对这种理论，视为大逆不道。至于不关涉政体，而要在政务上举行较根本的改革的，则在宣帝时有王吉，因为宣帝是个实际的政治家，不能听他的话。元帝即位，却征用了王吉，及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贡禹。王吉年老，在路上死了。贡禹征至，官至御史大夫，听了他的话，改正了许多奢侈的制度，又行了许多宽恤民力的政事。其时又有个翼奉，劝元帝徙都成周。他说：长安的制度，已经坏了，因袭了这种制度，政治必不能改良，所以要迁都正本，与天下更始。则其规模更为扩大了。哀帝多病，而且无子，又有个李寻，保荐了一个贺良，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劝他改号为陈圣刘皇帝。陈字和田字同音，田地二字，古人通用，地就是土，陈圣刘皇帝，大约是说皇帝虽然姓刘，所行的却是土德。西汉人五德终始之说，还不是像后世专讲一些无关实际、有类迷信的空话的，既然要改变“行序”，就同时有一大套实际的政务，要跟着改变。这只要看贾谊说汉朝应当改革，虽然要“改正朔，易服色”，也要“法制度，定官名”，而他所草拟的具体方案，“为官名，悉更秦之故”，便可知道。五德终始，本来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一套有系统的政治方案，这在第十七章中，业经说过了。这种根本的大改革，要遭到不了解的人无意识的反对，和实际于他权利有损的人出死力的抵抗，自是当然之事。所以贺良再进一步，要想改革实际的政务，就遭遇反对而失败了。但改革的气势，既然如此其旁薄郁积，自然终必有起而行之之人，而这个人就是王莽。所以王莽是根本无所谓篡窃的。他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要实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权；要取得政权，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实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当时的人看起来，毋宁是天理人情上当然的事。所以应天顺人，（《易·鼎卦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当时也并不是一句门面话。

《权衡度量实验考》中的新莽时期铜尺和货币示意图

要大改革，第一步自然还是生计问题，王莽所实行的是：（一）改名天下的田为王田，这即是现在的宣布土地国有，和附着于土地的奴隶，都不准卖买，而举当时所有的土田，按照新章，举行公平的分配。（二）立六筦之法，将大事业收归官营。（三）立司市、泉府，以平衡物价，使消费者、生产者、交换者，都不吃亏。收有职业的人的税，以供（甲）要生利而无资本的人，及（乙）有正当消费而一时周转不灵的人的借贷。其详已见第五章。他的办法，颇能综合儒法二家，兼顾到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规模可称阔大，思虑亦可谓周详。但是徒法不能自行，要举行这种大改革，必须民众有相当的觉悟，且能为相当的行动，专靠在上者的操刀代斫，是不行的。因为真正为国为民的人，总只有少数，官僚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其利害总是和人民相反的，非靠督责不行。以中国之大，古代交通的不便，一个中央政府，督责之力本来有所不及；而况当大改革之际，普通官吏，对于法令，也未必能了解，而作弊的机会却特多；所以推行不易，而监督更难。王莽当日，所定的法令，有关实际的，怕没有一件能够真正推行，达到目的，而因此而生的流弊，则无一事不有，且无一事不利害。其余无关实际，徒资纷扰的，更不必说了。王莽是个偏重立法的人，他又“锐思于制作”，而把眼前的政务搁起。尤其无谓的，是他的改革货币，麻烦而屡次改变，势不可行，把商业先破坏了。新分配之法，未曾成立，旧交易之法，先已破坏，遂使生计界的秩序大乱，全国的人，无一个不受到影响。王莽是个拘泥理论，好求形式上的整齐的人。他要把全国的政治区划，依据地理，重行厘定，以制定封建和郡县制度。这固然是一种根本之图，然岂旦夕可致？遂至改革纷纭，名称屡变，吏弗能纪。他又要大改官制，一时亦不能成功，而官吏因制度未定，皆不得禄，自然贪求更甚了。对于外国，也是这么一套。如更改封号及印章等，无关实际，徒失交涉的圆滑，加以措置失宜，匈奴、西域、西南夷，遂至背叛。王莽对于西域，未曾用兵。西南夷则连年征讨，骚扰殊甚。对于匈奴，他更有一个分立许多小单于，而发大兵深入穷追，把其不服的赶到丁令地方去的一个大计划（此乃欲将匈奴驱入今西伯利亚之地，而将漠北空出）。这个计划，倒也是值得称赞的，然亦谈何容易？当时调兵运饷，牵动尤广，屯守连年，兵始终没有能够出，而内乱却已蔓延了。

莽末的内乱，是起于公元一七年的。今山东地方，先行吃紧。湖北地方，亦有饥民屯聚。剿办连年弗能定。公元二二年，藏匿在今当阳县绿林山中的兵，分出南阳和南郡（汉南阳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入南阳的谓之新市兵，入南郡的谓之下江兵。又有起于今随县的平林乡的，谓之平林兵。汉朝的宗室刘玄，在平林兵中。刘、刘秀，则起兵舂陵（今湖北枣阳县），和新市、平林兵合。刘玄初称更始将军，后遂被立为帝，入据宛。明年，王莽派大兵四十万去剿办，多而不整，大败于昆阳（今河南叶县）。莽遂失其控制之力，各地方叛者并起。更始分兵两支：一攻洛阳，一入武关。长安中叛者亦起。莽遂被杀。更始移居长安，然为新市、平林诸将所制，不能有为。此时海内大乱，而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更甚。刘为新市、平林诸将所杀。刘秀别为一军，出定河北。即帝位于鄗（改名高邑，今河北高邑县），是为后汉光武皇帝。先打平了许多小股的流寇。其大股赤眉，因食尽西上，另立了一个汉朝的宗室刘盆子，攻入长安。更始兵败出降，旋被杀。光武初以河内为根据地（汉河内郡，治怀，在今河南武陟县），派兵留守，和服从更始的洛阳对峙。至此遂取得了洛阳，定都其地。派兵去攻关中，未能遽定，而赤眉又因食尽东走，光武自勒大兵，降之宜阳（今河南宜阳县）。此时东方还有汉朝的宗室刘永，割据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东方诸将，多与之合。又有秦丰、田戎等，割据今湖北沿江一带，亦被他次第打平。只有陇西的隗嚣、四川的公孙述，较有规模，到最后才平定。保据河西的窦融，则不烦兵力而自下。到公元三六年，天下又算平定了。从公元一七年东方及荆州兵起，算到这一年，其时间实四倍于秦末之乱；其破坏的程度，怕还不止这一个比例。光武平定天下之后，自然只好暂顾目前，说不上什么远大的计划了。而自王莽举行这样的大改革而失败后，政治家的眼光，亦为之一变。根本之计，再也没有人敢提及。社会渐被视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听其迁流所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遂被视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了。所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后汉自公元二五年光武帝即位起，至二二〇年为魏所篡止，共计一百九十二年；若算到公元一八九年董卓行废立，东方起兵讨卓，实际分裂之时为止，则共得一百七十五年；其运祚略与前汉相等，然其国力的充实，则远不如前汉了。这是因为后汉移都洛阳，对于西北两面的控制，不如前汉之便；又承大乱之后，海内凋敝已极，休养未几，而羌乱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汉之盛之故。两汉四百年，同称中国的盛世，实际上，后汉已渐露中衰之机了。光武帝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知道大乱之后，急于要休养生息，所以一味地减官省事，退功臣，进文吏，位高望重的三公，亦只崇其礼貌，而自己以严切之法，行督责之术，虽然有时不免失之过严，然颇得专制政治，“严以察吏，宽以驭民”的秘诀，所以其时的政治，颇为清明。公元五七年，光武帝崩，子明帝立，亦能守其遗法。七五年，明帝崩，子章帝立，政治虽渐见宽弛，然尚能蒙业而安。章帝以公元八八年崩。自公元三六年公孙述平定至此，共计五十二年，为东汉治平之世。匈奴呼韩邪单于约诸子以次继立，六传至呼都而尸单于，背约而杀其弟。前单于之子比，时领南边，不服，公元四八年，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来降。中国人处之于今绥远境内。匈奴自此分为南北。北匈奴日益衰乱。公元八九年，南单于上书求并北庭。时和帝新立，年幼，太后窦氏临朝，后兄窦宪犯法，欲令其立功自赎，乃以宪为大将军，出兵击破匈奴。后年，又大破之于金微山（大约系今蒙古西北的阿尔泰山）。北匈奴自此远遁，不能为中国之患了。西域的东北部，是易受匈奴控制的，其西南部，则自脱离汉朝都护的管辖后，强国如莎车、于阗等，出而攻击诸国，意图并吞。后汉初兴，诸国多愿遣子入侍，请派都护，光武不许。明帝时，才遣班超出使。班超智勇足备，带了少数的人，留居西域，调发诸国的兵，征讨不服，至公元九一年而西域平定。汉朝复设都护，以超为之。后汉之于外国，并没有出力经营，其成功，倒亦和前汉相仿佛，只可谓之适值天幸而已。

后汉的乱源，共有好几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戚和宦官。从前的皇室，其前身，本来是一个强大的氏族。氏族自有氏族的继承法。当族长逝世，合法继承人年幼时，从族中推出一个人来，暂操治理之权，谓之摄政。如由前族长之妻，现族长之母代理，则即所谓母后临朝。宗室分封于外，而中朝以外戚辅政，本来是前汉的一个政治习惯。虽然前汉系为外戚所篡，然当一种制度未至崩溃时，即有弊窦，人总认为是人的不好，而不会归咎于制度的。如此，后汉屡有冲幼之君，自然产生不出皇族摄政的制度来，而只会由母后临朝；母后临朝，自然要任用外戚。君主之始，本来是和一个乡长或县长差不多的，他和人民是很为接近的。到后来，国家愈扩愈大，和原始的国家不知相差若干倍了，而君主的制度依然如故。他和人民，和比较低级的官吏，遂至因层次之多，而自然隔绝。又因其地位之高，而自成养尊处优之势，关系之重，而不得不深居简出，遂至和当朝的大臣，都不接近，而只是和些宦官宫妾习狎。这是历代的嬖幸近习，易于得志的原因，而也是政治败坏的一个原因。后汉外戚之祸，起于章帝时。章帝的皇后窦氏是没有儿子的。宋贵人生子庆，立为太子。梁贵人生子肇，窦后养为己子。后诬杀宋贵人，废庆为清河王，而立肇为太子。章帝崩，肇立，是为和帝。后兄窦宪专权。和帝既长，与宦者郑众谋诛之，是为后汉皇帝和宦官合谋以诛外戚之始。一〇五年，和帝崩。据说和帝的皇子，屡次夭殇，所以生才百余日的殇帝，是寄养于民间的，皇后邓氏迎而立之，明年，复死。乃迎立清河王的儿子，是为安帝。邓太后临朝，凡十五年。太后崩后，安帝亲政，任用皇后的哥哥阎显，又宠信宦官和乳母王圣，政治甚为紊乱。阎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子保，立为太子。后谮杀李氏而废保。一二五年，安帝如宛，道崩。皇后秘丧驰归，迎立章帝之孙北乡侯懿，当年即死。宦者孙程等迎立废太子保，是为顺帝。程等十九人皆封列侯，然未久即多遭谴斥。顺帝任用皇后的父亲梁商，为人还算谨慎。商死后，子冀继之，则其骄淫纵恣，为前此所未有。一四四年，顺帝崩，子冲帝立，明年崩。梁冀迎立章帝的玄孙质帝，因年小聪明，为冀所弑。又迎立章帝的曾孙桓帝。桓帝立十三年后，才和宦者单超等五人合谋把梁冀诛戮，自此宦官又得势了。

东汉光武帝刘秀像

因宦官的得势，遂激成所谓党锢之祸。宦官和阉人，本来是两件事。宦字的初义，是在机关中学习，后来则变为在贵人家中服侍他，第十五章中，业经说过了。皇室的规模，自然较卿大夫更大，自亦有在宫中服侍他的人，此即所谓宦官（据《汉书·本纪》：惠帝即位后，曾施恩于宦皇帝的人，谓惠帝为太子时，在“太子家”中服侍者也）。本不专用阉人，而且其初，宦官的等级，远较阉人为高，怕是绝对不能用阉人的。但到后来，刑罚滥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宫刑的（如司马迁受宫刑后为中书谒者令，即其好例）；又有生来天阉的人；又有贪慕权势，自宫以进的，不都是俘虏或罪人；于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都渐渐提高，而可以用为宦官了。后汉邓太后临朝后，宫中有好几种官，如中常侍等，都改用阉人，宦官遂成为阉人所做的官的代名词。虽然阉人的地位实已提高，然其初既是俘虏和罪人，社会上自然总还将他当作另一种人看待，士大夫更瞧他不起。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者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业经说过了。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制裁，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的。京城里的太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一六七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替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汉代织锦护臂，上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

大伤后汉的元气的是羌乱。中国和外夷，其间本来总有边塞隔绝着的。论民族主义的真谛，先进民族本来有诱掖后进民族的责任，不该以隔绝为事，但是同化须行之以渐。在同化的进行未达相当程度时，彼此的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废的。因为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的相异，不能使其生活从同，顾欲强使生活不同的人共同生活，自不免引起纠纷。这是五胡乱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后汉时的羌乱，业已导其先路了。今青海省的东北境，在汉时本是羌人之地。王莽摄政时，讽羌人献地，设立了一个西海郡。既无实力开拓，边塞反因之撤废，羌人就侵入内地。后汉初年，屡有反叛，给中国征服了，又都把他迁徙到内地来。于是降羌散居今甘肃之地者日多。安帝时，遂酿成大规模的叛乱。这时候，政治腐败，地方官无心守土，都把郡县迁徙到内地。人民不乐迁徙，则加以强迫驱遣，流离死亡，不可胜数。派兵剿办，将帅又腐败，历时十余年，用费达二百四十亿，才算勉强结束。顺帝时又叛，兵费又至八十余亿，桓帝任用段颎，大加诛戮，才算镇定下来。然而西北一方，凋敝已甚，将帅又渐形骄横，隐伏着一个很大的乱源了。

遇事都诉之理性，这只是受过优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范围中能够。其余大多数人，和这一部分人出于一定范围以外的行为，还是受习惯和传统思想的支配的。此种习惯和传统的思想，是没有理由可以解说的，若要仔细追究起来，往往和我们另一方面的知识冲突，人们却都置诸不问，而无条件加以承认，此即所谓迷信。给迷信以一种力量的则为宗教。宗教鼓动人的力量是颇大的。当部族林立之世，宗教的教义，亦只限于一部族，而不足以吸引别部族人。到统一之后就不然了。这种小宗教，渐渐混合而产生大宗教的运动，在第十八章中业经说过。在汉时，上下流社会，是各别进行的。在上流社会中，孔子渐被视为一个神人，看当时内学家（东汉时称纬为内学）尊崇孔子的话，便可见得。但在上流社会中，到底是受过良好教育，理性较为发达的，不容此等迷信之论控制，所以不久就被反对迷信的玄学打倒。在下流社会，则各种迷信，逐渐结合，而形成后世的道教。在汉时是其初步。其中最主要的是张角的大平道，和张修的五斗米道。道教到北魏时的寇谦之，才全然和政府妥协，前此，则是很激烈的反对政府的，他们以符咒治病等，为煽动和结合的工具。张修造反，旋即平定。张鲁后来虽割据汉中，只是设立鬼卒等，闭关自守，实行其神权政治而已，于大局亦无甚关系。张角却声势浩大，以公元一八四年起事，他的徒党，遍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即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河北各省之地。但张角似是一个只会煽惑而并没有什么政治能力的人，所以不久即败。然此时的小乱事，则已到处蔓延，不易遏止了，而黄巾的余党，亦难于肃清。于是改刺史为州牧，将两级制变成了三级制，便宜了一部分的野心家，即仍称刺史的人以及郡守手中亦多有兵权。分裂之势渐次形成，静待着一个机会爆发。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公元一八九年，灵帝崩。灵帝皇后何氏，生子辩；美人王氏，生子协。灵帝属意于协，未及定而崩，属协于宦者蹇硕。这蹇硕，大约是有些武略的。当黄巾贼起时，汉朝在京城里练兵，共设立八个校尉，蹇硕便是上军校尉，所以灵帝把废嫡立庶的事情付托他。然而这本是不合法的事，皇帝自己办起来，还不免遭人反对，何况在其死后？这自然不能用法律手段解决。蹇硕乃想伏兵把何皇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杀掉，然后举事。事机不密，被何进知道了，就拥兵不朝。蹇硕无可如何，而辩乃得即位，是为废帝。何进把蹇硕杀掉，因想尽诛宦官，而何氏家本寒微，向来是尊敬宦官的，何太后的母亲，和何进的兄弟，又受了宦官的贿赂，替他在太后面前说好话，太后因此坚持不肯。何进无奈，乃召外兵进京，欲以胁迫太后。宦官见事急，诱进入宫，把他杀掉。何进的官属，举兵尽诛宦官。京城大乱，而凉州将董卓适至，拥兵入京，大权遂尽入其手。董卓只是个强盗的材料，他把废帝废掉，而立协为皇帝，是为献帝。山东州郡起兵反对他，他乃移献帝于长安，接近自己的老家，以便负隅抵抗。东方州郡实在是人各有心的，都各占地盘，无意于进兵追讨。后来司徒王允，和董卓亲信的将官吕布相结，把董卓杀掉。董卓的将校李傕、郭汜，又回兵替董卓报仇。吕布出奔，王允被杀。李傕、郭汜又互相攻击，汉朝的中央政府就从此解纽，不再能号令全国了。

各地方割据的：幽州有公孙瓒。冀州有袁绍。兖州有曹操。徐州始而是陶谦，后来成为刘备和吕布争夺之场。扬州，今寿县一带，为袁术所据，江东则入于孙策。荆州有刘表。益州有刘焉。这是较大而在中原之地的，其较小较偏僻的，则汉中有张鲁，凉州有马腾、韩遂，辽东有公孙度。当时政治的重心，是在山东的（古书所谓山东，系指华山以东，今之河南、山东，都包括在内）。袁绍击灭了公孙瓒，又占据了并州，地盘最大，而曹操最有雄才大略。献帝因不堪李傕、郭汜的压迫，逃归洛阳，贫弱不能自立，召曹操人卫，操移献帝于许昌，遂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刘备为吕布所破，逃归曹操，曹操和他合力，击杀了吕布。袁术因荒淫无度，不能自立，想走归袁绍，曹操又使刘备邀击，术退走，旋死。刘备叛操，操又击破之。河南略定。二〇〇年，袁绍举大兵南下，与操相持于官渡（城名，在今河南中牟县北），为操所败。绍气愤死。二〇五年，二子并为操所灭。于是北方无与操抗者。二〇八年，操南征荆州。刘表适死，其幼子琮，以襄阳降（今湖北襄阳县，当时荆州治此）。刘备时在荆州，走江陵，操追败之。备奔刘表的长子琦于江夏（汉郡，后汉时，郡治在今湖北黄冈县境），和孙权合力，败操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嘉鱼县）。于是刘备屯兵荆州，而孙权亦觊觎其地。后备乘刘焉的儿子刘璋暗弱，夺取益州。孙权想攻荆州，刘备同他讲和，把荆州之地平分了。时马腾的儿子马超和韩遂反叛，曹操击破之，又降伏了张鲁。刘备北取汉中，曹操自争之，不能克，只得退回。天下渐成三分之势。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诸葛亮替他计划，就是据有荆、益两州，天下有变，命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而自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的。这时的形势，颇合乎这个条件。乃命关羽自荆州北伐，取襄阳，北方颇为震动，而孙权遣兵袭取江陵，羽还救，为权所杀。刘备忿怒，自将大兵攻权，又大败于猇亭（在今湖北宜都县西）。于是荆州全入于吴。备旋以惭愤而死，此事在公元二二三年。先是二二〇年，曹操死，子丕篡汉自立，是为魏文帝。其明年，刘备称帝于蜀，是为蜀汉昭烈帝。孙权是到二二九年才称帝的，是为吴大帝。天下正式成为三分之局。蜀的地方最小，只有今四川一省，其云南、贵州，全是未开发之地。吴虽自江陵而下，全据长江以南，然其时江南的开化，亦远在北方之后。所以三国以魏为最强，吴、蜀二国，常合力以与之抗。

《三顾茅庐》，诸葛亮得刘备礼遇，并做《隆中对》，以此为日后刘备集团的战略原点。

三国的分裂，可以说是两种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余习。人心是不能骤变的。在封建时代，本有各忠其君的心理，秦、汉以后，虽然统一了，然此等见解，还未能全行破除。试看汉代的士大夫，仕于州郡的，都奉其长官为君，称其机关为本朝，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便可知道。又其一则为南方风气的强悍。赤壁战时，孙权实在没有联合刘备抵抗曹操的必要。所以当时文人持重而顾大局的，如张昭等，都主张迎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主张抵抗，和孙权的意见相合。《三国志》载周瑜的话，说曹操名为汉相，实系汉贼，这是劫持众人的门面话，甚或竟是事后附会之谈。东吴的君臣，自始至终，所作所为，何曾有一件事有汉朝在心目之中？说这话要想欺谁？在当时东吴朝廷的空气中，这话何能发生效力？孙权一生，最赏识的是周瑜，次之则是鲁肃。孙权当称帝时，说鲁子敬早有此议，鲁肃如此，周瑜可知。为什么要拥戴孙权做皇帝？这个绝无理由，不过是一种倔强之气，不甘为人下，孙权的自始便要想做皇帝，则更不过是一种不知分量的野心而已。赤壁之战，是天下三分的关键，其事在公元二〇八年，至二八〇年晋灭吴，天下才见统一，因这一种蛮悍的心理，使战祸延长了七十二年。

刘备的嗣子愚弱，所以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是有志于恢复中原的；而且蜀之国势，非以攻为守，亦无以自立；所以自先主死后，诸葛亮即与吴弃衅言和，连年出兵伐魏。吴则除诸葛恪辅政之时外，多系疆场小战。曹操自赤壁败后，即改从今安徽方面，经略东南。三国时，吴、魏用兵，亦都在这一带，彼此均无大成功。魏文帝本来无甚才略。死后，儿子明帝继立，荒淫奢侈，朝政更坏。其时司马懿屡次带兵在关中和诸葛亮相持，又平定了辽东。明帝死后，子齐王芳年幼，司马懿和曹爽同受遗诏辅政。其初大权为曹爽所专。司马懿托病不出，而暗中运用诡谋，到底把曹爽推翻，大权遂尽入其手。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把持朝局。扬州方面，三次起兵反对司马氏，都无成。蜀自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继之，不复能出兵北伐。费祎死后，姜维继之，频年出兵北伐而无功，民力颇为疲敝。后主又信任宦官，政局渐坏。司马昭乘此机会，于二六三年发兵灭蜀。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之，于二六五年篡魏，是为晋武帝，至二八〇年而灭吴统一中国。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吴、蜀灭亡，天下复归于统一了，然而乱源正潜伏着。这乱源是什么呢？

自后汉以来，政治的纲纪久经废弛，试看第三十一章所述可知。政治上的纲纪要挽回他，最紧要的是以严明之法行督责之术。魏武帝和诸葛亮都是以此而收暂时的效果的。然而一两个严明的政治家，挽不回社会上江河日下的风气，到魏、晋之世，纲纪又复颓败了。试看清谈之风，起于正始（魏齐王芳年号，自二四〇至二四八年），至晋初而更甚，直绵延至南朝之末可知。所谓清谈，所谈的就是玄学。玄学的内容，已见第十七章。谈玄本不是坏事，以思想论，玄学要比汉代的儒学高明得多。不过学问是学问，事实是事实。因学问而忽视现实问题，在常人尚且不可，何况当时因谈玄而蔑视现实的，有许多是国家的官吏，所抛弃的是政治上的职务？

汉朝人讲道家之学所崇奉的是黄、老，所讲的是清净不扰，使人民得以各安其生的法术。魏、晋以后的人所崇奉的是老、庄，其宗旨为委心任运。狡黠的讲求趋避之术，养成不负责任之风。懦弱的则逃避现实，以求解除痛苦。颓废的则索性蔑视精神，专求物质上的快乐。到底人是现实主义的多，物质容易使人沉溺，于是奢侈之风大盛。当曹爽执政时，曾引用一班名士。虽因政争失败，未能有所作为，然从零碎的材料看来，他们是有一种改革的计划，而其计划且颇为远大的（如夏侯玄有废郡之议，他指出郡已经是供镇压之用，而不是治民事的，从来讲官制的人，没有这么彻底注重民治的）。曹爽等的失败，我们固然很难知其原因所在，然而奢侈无疑的总是其原因之一。代曹爽而起的是司马氏，司马氏是武人，武人是不知义理，亦不知有法度的，一奢侈就可以毫无规范。何曾、石崇等人正是这一个时代的代表。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

封建时代用人本来是看重等级的。东周以后，世变日亟，游士渐起而夺贵族之席。秦国在七国中是最能任用游士的，读李斯《谏逐客书》可见。秦始皇灭六国后，仍保持这个政治习惯，所以李斯能做到宰相，得始皇的信任。汉高起自徒步，一时将相大臣，亦多刀笔吏或家贫无行者流，就更不必说了。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改革选法，博士，博士弟子，郡国上计之吏，和州郡所察举的秀才、孝廉，都从广大的地方和各种不同的阶层中来。其他擢用上书言事的人，以及朝廷和各机关的征辟，亦都是以人才为主的。虽或不免采取虚誉，及引用善于奔走运动的人，究与一阶级中人世据高位者不同。魏、晋以降，门阀制度，渐次形成，影响及于选举，高位多为贵族所盘踞，起自中下阶层中较有活气的人，参与政治的机会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败。如上章所述：三国时代，南方士大夫的风气，还是颇为剽悍的。自东晋之初，追溯后汉之末，不过百余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物，未必无有（晋初的周处，即系南人，还很有武烈之风）。倘使元帝东渡以后，晋朝能多引用这一班人，则除为国家戡乱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敌忾心，必有功效可见。然而大权始终为自北南迁的贵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类的人物，直到晋末，才得出现于政治舞台之上，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损失。

晋武帝司马炎像

两汉时儒学盛行。儒学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颇笃于君臣之义的。两汉时，此项运动，亦颇收到相当的效果。汉末政治腐败，有兵权的将帅，始终不敢背叛朝廷（说本《后汉书·儒林传论》），以魏武帝的功盖天下，亦始终只敢做周文王（参看《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注》引是年十二月己亥令，这句句都是真话），就是为此。司马氏的成功是狡黠而不知义理的军阀得势（《晋书·宣帝纪》说：“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司马氏之所为可见）。自此风气急变。宋、齐、梁、陈之君亦多是如此。加以运祚短促，自不足以致人忠诚之心。门阀用人之习既成，贵游子弟，出身便做好官，富贵吾所自有，朝代变换，这班人却并不更动，遂至“忠君之念已亡，保家之念弥切”（说本《南史·褚渊传论》）。中国人自视其国为天下，国家观念，本不发达；五胡乱华，虽然稍稍激起民族主义，尚未能发扬光大；政治上的纲纪，还要靠忠君之义维持，而其颓败又如此，政治自更奄奄无生气了。

秦、汉时虽有所谓都尉，调兵和统率之权，是属于太守的。其时所行的是民兵之制，平时并无军队屯聚；一郡的地方太小，亦不足以背叛中央；所以柳宗元说“有叛国而无叛郡”（见其所著《封建论》）。自刺史变为州牧，而地盘始大；即仍称刺史的，其实权亦与州牧无异；郡守亦有执掌兵权的；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晋武帝深知其弊，平吴之后，就下令去刺史的兵权，回复其监察之职。然沿袭既久，人心一时难于骤变。平吴之后，不久内乱即起，中央政府，顾不到各地方，仍借各州郡自行镇压，外重之势遂成，迄南朝不能尽革。

自秦、汉统一之后，国内的兵争既息，用不到人人当兵。若说外征，则因路途写远，费时失业，人民在经济上的损失太大，于是多用谪发及谪戍。至后汉光武时，省郡国都尉，而民兵之制遂废。第九章中，业经说过了。国家的强弱，固不尽系乎兵，然若多数人民，都受过相当的军事训练，到缓急之际，所表现出来的抵抗力，是不可轻侮的。后汉以来，此条件业经丧失，反因贪一时便利之故，多用降伏的异族为兵，兵权倒持在异族手里，遂成为五胡扰乱的直接原因。

晋初五胡的形势，是如此的：（一）匈奴。散布在并州即今山西省境内。（二）羯。史籍上说是匈奴的别种，以居于上党武乡的羯室而得名的（在今山西辽县）。案古书上的种字，不是现在所谓种族之义。古书所谓种或种姓，其意义，与姓氏或氏族相当。羯人有火葬之俗，与氐、羌同，疑系氐、羌与匈奴的混种，其成分且以氐、羌为多。羯室正以羯人居此得名，并非匈奴的一支，因居羯室之地而称羯。（三）鲜卑。《后汉书》说：东胡为匈奴所破，余众分保乌丸、鲜卑二山，因以为名。事实上，怕亦是山以部族名的。此二山，当在今蒙古东部苏克苏鲁、索岳尔济一带。乌桓在南，鲜卑在北。汉朝招致乌桓，居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塞上，以扞御匈奴。后汉时，北匈奴败亡，鲜卑徙居其地。其酋长檀石槐，曾一时控制今蒙古之地，东接夫余（与高句丽同属貉族。其都城，即今吉林的长春县），西至西域。所以乌丸和中国，较为接近，而鲜卑则据地较广。曹操和袁绍相争时，乌丸多附袁绍。袁氏既灭，曹操袭破之于柳城（汉县，今热河凌源县）。乌桓自此式微，而鲜卑则东起辽东，西至今甘肃境内，部族历历散布，成为五胡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一族。（四）氐。氐人本来是居于武都的（即白马氐之地，今甘肃成县），魏武帝怕被蜀人所利用，把他迁徙到关中。（五）羌。即后汉时叛乱之余。氐、羌都在泾、渭二水流域。当时的五胡大部分是居于塞内的，间或有在塞外的，亦和边塞很为接近。其人亦多散处民间，从事耕织，然犷悍之气未消，而其部族首领，又有野心勃勃，想乘时恢复故业的。一旦啸聚起来，“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江统《徙戎论》语），其情势，自又非从塞外侵入之比。所以郭钦、江统等，要想乘天下初定，用兵力将他们迁回故地。这虽不是民族问题根本解决之方，亦不失为政治上一时措置之策，而晋武帝因循不能用。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五胡之乱，已经蓄势等待着了，而又有一个八王之乱（八王，谓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做他的导火线。封建亲戚以为屏藩之梦，此时尚未能破。我们试看：魏武帝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下令，说从前朝廷恩封我的几个儿子，我辞而不受，现在想起来，却又要受了，因为执掌政权年久，怕要谋害我的人多，想借此自全之故，就可见得这时候人的思想。魏虽亦有分封之制，但文帝当未做魏世子时，曾和他的兄弟争立，所以猜忌宗室诸王特甚，名为分藩，实同囚禁，绝不能牵掣晋朝的篡弑。晋人有鉴于此，所以得国之后，就大封同姓，体制颇为崇隆，而且各国都有卫兵。晋武帝是文帝的儿子，景帝之后，自然不甘退让，在武帝时，齐王攸颇有觊觎储位之意，似乎也有党附于他的人，然未能有成，惠帝卒立。惠帝是很昏愚的。其初太后父杨骏执政。皇后贾氏，和楚王玮合谋，把他杀掉，而用汝南王亮，又把他杀掉，后又杀楚王，旋弑杨太后。太子遹，非后所生，后亦把他废杀。赵王伦时总宿卫，因人心不服，弑后，遂废惠帝而自立。时齐王冏镇许昌，成都王颖镇邺（今河南临漳县），河间王颙镇关中，连兵攻杀伦。惠帝复位，齐王入洛专政，河间王和长沙王乂合谋攻杀之，又和成都王颖合谋，攻杀乂。东海王越，合幽、并二州的兵，把河间、成都两王打败，遂弑惠帝而立怀帝。此等扰乱之事，在公元二九一至三〇六的十六年间。

匈奴单于，自后汉之末失位，入居中国。单于死后，中国分其部众为五，各立酋帅，其中左部最强，中国把其酋帅羁留在邺，以资驾驭，至晋初仍未释放。东海王之兵既起，刘渊说成都王回去合五部之众，来帮他的忙，成都王才释放了他。刘渊至并州，遂自立，是为十六国中的前赵。此时中原之地，盗贼蜂起，刘渊如能力征经营，很可以有所成就。然刘渊是个无甚才略的人，自立之后，遂安居不出。羯人石勒，才略却比较优长，东方群盗，尽为所并，名虽服从前赵，实则形同独立。东海王既定京师，出兵征讨，死于军中，其兵为石勒所追败。晋朝遂成坐困之势。三一〇年，刘渊的族子刘曜攻破洛阳，怀帝被虏，明年，被弑。愍帝立于长安，三一六年，又被虏，明年，被弑。元帝时督扬州，从下邳迁徙到建业（下邳，今江苏邳县。建业，今南京，东晋后避愍帝讳，改曰建康），自立，是为东晋元帝。此时，在北方，只有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刘琨，崎岖和戎狄相持；南方则豫州刺史祖逖，从淮北经略今之豫东，颇有成绩。然王浚本是个狂妄的人，刘琨则窘困太甚，终于不能支持，为石勒所破灭。祖逖因中央和荆州互相猜忌，知道功不能成，愤慨而死。就无能抗拒石勒的人。三二八年，勒灭前赵，除割据凉州的前凉，辽东、西的前燕外，北方几尽入其手。

在五胡十六国之中，由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及后燕文化较为兴盛。

南方的情势，荆州强于扬州。元帝即位之后，要想统一上流的事权，乃派王敦去都督荆州。王敦颇有才能，能把荆州的实权，收归掌握，却又和中央互相猜忌，三二二年，终于决裂。王敦的兵，入据京城。元帝忧愤而死，子明帝立，颇有才略，乘王敦病死，把其余党讨平。然明帝在位仅三年。明帝崩，子成帝立，年幼，太后庾氏临朝，后兄庾亮执政，和历阳内史苏峻不协（今安徽和县）。苏峻举兵造反。亮奔温峤于寻阳（今江西九江县）。温峤是很公忠体国的，邀约荆州刺史陶侃，把苏峻打平。陶侃时已年老，故无跋扈之心。侃死后，庾亮出镇荆州。庾亮死后，其弟庾翼、庾冰继之。此时内外的大权，都在庾氏手里，所以成帝、康帝之世，相安无事。三四四年，康帝崩，子穆帝立。明年，庾翼死，表请以其子继任，宰相何充不听，而用了桓温。于是上下流之间，又成对立之势了。

石勒死于三三三年。明年，勒从子虎杀勒子而自立。石虎是个淫暴无人理的，然兵力尚强。庾翼于三四三年出兵北伐，未能有功。三四九年，石虎死，诸子争立。汉人冉闵，为虎养子，性颇勇悍，把石虎诸子尽行诛灭。闵下令道：“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而“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遂下令大诛胡、羯。单是一个邺中，死者就有二十多万，四方亦都承令执行。胡、羯经此打击，就不能再振了。先是鲜卑慕容廆，兴于辽西，兼并辽东，至其子皝，迁都龙城（今热河朝阳县）。慕容氏是远较前后赵为文明的，地盘既广，兵力亦强。石虎死的前一年，慕容皝死，子儁立，乘北方丧乱，侵入中原，冉闵与战，为其所杀，于是河北之地，尽入于慕容氏。羌酋姚弋仲、氐酋苻洪，其初为后赵所压服的，至此亦乘机自立。苻洪死，子苻健入关。姚弋仲死，其子姚襄降晋，想借晋力以自图发展。晋朝因和桓温互相猜忌，引用了名士殷浩做宰相，想从下流去经略中原。殷浩亦不是没有才能的人，但扬州势成积弱，殷浩出而任事，又没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以资准备，自然只得就固有的力量加以利用，于是即用姚襄为前锋，反为其所邀击，大败，军资丧失甚众。此事在三五四年。先是桓温已灭前蜀，至此，遂迫胁朝廷，废掉殷浩。他却出兵北伐，击破了姚襄，恢复洛阳，然亦未能再进。慕容儁死后，子慕容暐继之，虽年幼无知，然有慕容恪辅政，慕容垂带兵，仍有相当的力量。姚襄败后入关，为秦人所杀，弟苌以众降秦。秦苻健死后，子生无道，为苻坚所弑，自立，能任用王猛以修国政，其势尤张。此时的北方，已较难图，所以当后赵、冉闵纷纭争夺之时，晋朝实在坐失了一个恢复中原的机会。此时燕人频年出兵，以经略河南，洛阳又为所陷。三六九年，桓温出兵伐燕，大败于枋头（城名，今河南浚县）。桓温之意，本来要立些功业，再图篡夺的。至此，自顾北伐已无成功之望，乃于三七一年入朝，行废立之事（康帝崩，子穆帝立。崩，成帝子哀帝立。崩，弟海西公立。至是为桓温所废，而立元帝子简文帝）。温以禅让之意，讽示朝臣。谢安、王坦之当国，持之以静。三七三年，桓温死，他的兄弟桓冲，是个没有野心的人，把荆州让出，政局乃获暂安。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东晋时的五胡十六国，实在并不成其为一个国家，所以其根基并不稳固。看似声势雄张，只是没有遇见强敌，一战而败，遂可以至于覆亡。枋头战后，慕容垂因被猜忌出奔。前秦乘机举兵，其明年，前燕竟为所灭。前秦又灭掉前凉，又有统一北方之势。然其根基亦并不是稳固的。此时北方的汉族，因为没有政府的领导，虽有强宗巨室和较有才力的人，能保据一隅，或者潜伏山泽，终产生不出一个强大的政权来，少数的五胡，遂得横行无忌。然他们亦是人各有心，而且野蛮成习，颇难于统驭的。五胡中苟有英明的酋长出来，亦只得希望汉族拥戴他，和他一心，要联合许多异族以制汉族，根本上是没有这回事的，若要专恃本族，而把汉族以外的异族铲除，则（一）因限族实力；（二）则汉族此时，并不肯替此等异族出死力，而此等异族，性本蛮悍，加以志在掠夺，用之为兵，似乎颇为适宜，所以习惯上都是靠他们做主力的军队，尽数剪除，未免削弱兵力；所以其势又办不到。苻坚的政策，是把氐人散布四方，行驻防政策，而将其余被征服的异族，置之肘腋之下，以便监制。倘使他的威力，能够始终维持，原亦未为非计。然若一朝失足，则氐人散处四方，不能聚集，无复基本队伍，就糟了。所以当时，苻坚要想伐晋以图混一，他手下的稳健派，如王猛，如其兄弟苻融等，都是反对的。而苻坚志得意满，违众举兵，遂以三八三年大败于淝水。北方异族，乘机纷纷而起。而慕容垂据河北为后燕，姚苌据关中为后秦，最大。苻坚于三八五年，为姚苌所杀。子丕、族子登，相继自立，至三九四年，卒为姚苌之子姚兴所灭。此时侵入中原的五胡，已成强弩之末。因为频年攻战，死亡甚多，人口减少，而汉族的同化作用，仍在逐渐进行，战斗力也日益衰弱之故。其仍居塞外的，却比较气完力厚。此等情势，自公元四世纪末，夏及拓跋魏之兴，至六世纪前半尔朱氏、宇文氏等侵入中原，迄未曾变。自遭冉闵的大屠戮后，胡、羯之势，业已不能复振。只有匈奴铁弗氏，根据地在新兴（今山西忻县），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部落。拓跋氏自托于黄帝之后，说其初建国北荒，后来南迁大泽，因其地“昏冥沮洳”，乃再南迁至匈奴故地。自托于黄帝之后，自不足信，其起源发迹之地，该不是骗人的。他大约自西伯利亚迁徙到外蒙古，又逐渐迁徙到内蒙古的。晋初，其根据地在上谷之北，今滦河上源之西。刘琨借其兵力以御匈奴，畀以雁门关以北之地。拓跋氏就据有平城，东至今察哈尔的西部。这时候，自辽东至今热河东部，都是慕容氏的势力范围，其西为宇文氏，再西就是拓跋氏。慕容氏盛时，宇文氏受其压迫，未能自强，拓跋氏却不然。拓跋氏和匈奴铁弗氏是世仇。苻坚时，拓跋氏内乱，铁弗的酋长刘卫辰引秦兵把他打破。苻坚即使刘卫辰和其族人刘库仁分管其部落。刘库仁是拓跋氏的女婿，反保护其遗裔拓跋珪。其时塞外，从阴山至贺兰山，零星部落极多，拓跋珪年长后，逐渐加以征服，势力复张，刘卫辰为其所灭，其子勃勃奔后秦。姚兴使其守御北边，勃勃遂叛后秦自立。后秦屡为所败，国势益衰。三九五年，慕容垂之子宝伐后魏，大败于参合陂（今山西阳高县）。明年，慕容垂自将伐魏。魏人退出平城，以避其锋。慕容垂入平城，而实无所得，还至参合陂，见前此战败时的尸骸，堆积如山，军中哭声振天，惭愤而死。慕容宝继立。拓跋珪大举来攻，势如排山倒海。慕容宝弃其都城中山，逃到龙城，被弑。少子盛定乱自立，旋亦被弑。弟熙立，因淫虐，为其将冯跋所篡，是为北燕。其宗族慕容德，南走广固（今山东益都县西）自立，是为南燕。拓跋珪服寒食散，散发不能治事，不复出兵。北方形势，又暂告安静。

南方当这时候，却产生出一种新势力来。晋朝从东渡以后，长江上流的形势，迄较下流为强，以致内外相持，坐视北方的丧乱而不能乘。当淝水战前六年，谢玄镇广陵（今江苏江都县），才创立一支北府兵，精锐无匹，而刘牢之为这一支军队的领袖。淝水之战，就是倚以制胜的。下流的形势，至此实已较上流为强。东晋孝武帝，是一个昏聩糊涂的人，始而信任琅琊王道子，后来又猜忌他，使王恭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县），殷仲堪镇江陵以防之。慕容垂死的一年，孝武帝也死了，子安帝立。三九八年，王恭、殷仲堪同时举兵。道子嗜酒昏愚，而其世子元显，年少有些才气，使人句结刘牢之倒戈，王恭被杀，而上流之兵已逼，牢之不肯再战。殷仲堪并不会用兵，军事都是委任南郡相杨佺期的（南郡，治江陵），而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在荆州，仍有势力，此时亦在军中。晋朝乃以杨佺期刺雍州，桓玄刺江州，各给了一个地盘，上流之兵才退。后来殷仲堪和杨佺期，都为桓玄所并。四〇二年，元显乘荆州饥馑，举兵伐玄，刘牢之又倒戈，桓玄入京城，元显和道子都被杀。桓玄是个狂妄的人，得志之后，夺掉了刘牢之的兵权，牢之谋反抗，而手下的人，不满他的屡次倒戈，不肯服从，牢之自缢而死。桓玄以为天下无事了，就废安帝自立。然刘牢之虽死，北府兵中人物尚多。四〇四年，刘裕等起兵讨玄，玄遂败死。安帝复位。刘裕入居中央，掌握政权，一时的功臣，都分布州郡，南方的形势一变。

383年，前秦出兵伐晋，于淝水交战，东晋仅以八万军力大胜八十余万前秦军。

四〇九年，刘裕出兵灭南燕，想要停镇下邳，经营河、洛，而后方又有变故。先是三九九年，妖人孙恩起兵会稽（今浙江绍兴县），剽掠沿海，后为刘牢之及刘裕所破，入海岛而死，其党卢循袭据广州，桓玄不能讨，用为刺史。卢循又以其妹夫徐道覆为始兴相（今广东曲江县）。刘裕北伐时，卢循、徐道覆乘机北出，沿江而下，直逼京城。此时情势确甚危急。幸得刘裕赶速回兵，以疲敝之众，守住京城。卢循、徐道覆不能克，退回上流，为裕所袭败。裕又遣兵从海道袭据广州，到底把他们打平。刘裕于是剪除异己，至四一七年，复大举以灭后秦。此时后魏正值中衰；凉州一隅，自前秦亡后，复四分五裂，然其中并无强大之国（氐酋吕光，为苻坚将，定西域。苻坚败后，据姑臧自立，是为后凉。后匈奴酋沮渠蒙逊据张掖叛之，为北凉。汉族李暠据敦煌，为西凉。鲜卑秃发乌孤据乐都，为南凉。后凉之地遂分裂。又有鲜卑乞伏国仁，据陇右，为西秦。后凉为后秦所灭。西凉为北凉所灭。南凉为西秦所灭。西秦为夏所灭。北凉为后魏所灭。姑臧，今甘肃武威县。张掖、敦煌，今县皆同名。乐都，今碾伯县。西秦初居勇士川，在今甘肃金县后徙苑川，在今甘肃靖远县）；夏虽有剽悍之气，究系偏隅小国；倘使刘裕能在关中驻扎几年，扩清扫荡之效，是可以预期的，则当南北朝分立之初，海内即可有统一之望，以后一百七十年的分裂之祸，可以免除了。然旧时的英雄，大抵未尝学问，个人权势意气之争，重于为国为民之念，以致同时并起，资望相等的人物，往往不能兼容，而要互相剪灭，这个实在使人才受到一个很大的损失。刘裕亦是如此，到灭秦时，同起义兵诸人，都已被剪除尽了。手下虽有几个勇将，资格都是相等的，谁亦不能统率谁。而刘裕后方的机要事务，全是交给一个心腹刘穆之的，这时候，刘穆之忽然死了，刘裕放心不下，只得弃关中而归，留一个小儿子义真，以镇守长安。诸将心力不齐，长安遂为夏所陷。刘裕登城北望，流涕而已。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对外，真可谓深刻极了。四二〇年，刘裕篡晋，是为宋武帝。三年而崩。子少帝立，为宰相徐羡之等所废，迎立其弟文帝。文帝亦是个中主，然无武略，而功臣宿将，亦垂垂向尽。自北府兵创立至此，不足五十年，南方新兴的一种中心势力，复见衰颓。北魏拓跋珪自立，是为道武帝。道武帝末年，势颇不振。子明元帝，亦仅谨守河北。明元帝死，子太武帝立，复强。四三一年灭夏，四三六年灭燕，凉州之地，亦皆为其所吞并。天下遂分为南北朝。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南北朝的对立，起于四二〇年宋之代晋，终于五八九年隋之灭陈，共一百七十年。其间南北的强弱，以宋文帝的北伐失败及侯景的乱梁为两个重要关键。南朝的治世，只有宋文帝和梁武帝在位时，历时较久。北方的文野，以孝文的南迁为界限，其治乱则以尔朱氏的侵入为关键。自尔朱氏、宇文氏等相继失败后，五胡之族，都力尽而毙，中国就复见盛运了。

宋文帝即位后，把参与废立之谋的徐羡之、傅亮、谢晦等都诛灭。初与其谋而后来反正的檀道济，后亦被杀。于是武帝手里的谋臣勇将，几于靡有孑遗了。历代开国之主，能够戡定大乱、抵御外患的，大抵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卓绝的天才，此即所谓文武兼资。而其所值的时局，难易各有不同。倘使大难能够及身戡定，则继世者但得守文之主，即可以蒙业而安。如其不然，则非更有文武兼资的人物不可。此等人固不易多得，然人之才力，相去不远，亦不能谓并时必无其人；尤其做一番大事业的人，必有与之相辅之士。倘使政治上无家天下的习惯，开国之主，正可就其中择贤而授，此即儒家禅让的理想，国事实受其益了。无如在政治上，为国为民之义，未能彻底明了，而自封建时代相沿下来的自私其子孙，以及徒效忠于豢养自己的主人的观念，未能打破，而君主时代所谓继承之法，遂因之而立。而权利和意气，都是人所不能不争的，尤其是英雄为甚。同干一番事业的人，遂至不能互相辅助，反要互相残杀，其成功的一个人，传之于其子孙，则都是生长于富贵之中的，好者仅得中主，坏的并不免荒淫昏暴，或者懦弱无用。前人的功业，遂至付诸流水，而国与民亦受其弊。这亦不能不说是文化上的一个病态了。宋初虽失关中，然现在的河南、山东，还是中国之地。宋武帝死后，魏人乘丧南伐，取青、兖、司、豫四州（时青州治广固，兖州治滑台，司州治虎牢，豫州治睢阳。滑台，今河南滑县。虎牢，今河南汜水县。睢阳，今河南商丘县）。此时的魏人，还是游牧民族性质，其文化殊不足观，然其新兴的剽悍之气，却亦未可轻视，而文帝失之于轻敌。四三〇年，遣将北伐，魏人敛兵河北以避之，宋朝得了虎牢、滑台，而不能继续进取，兵力并不足坚守。至冬，魏人大举南下，所得之地复失。文帝经营累年，至四五〇年，又大举北伐。然兵皆白丁，将非材勇，甫进即退。魏太武帝反乘机南伐，至于瓜步（镇名，今江苏六合县）。所过之处，赤地无余，至于燕归巢于林木，元嘉之世，本来称为南朝富庶的时代的，经此一役，就元气大伤了，而北强南弱之势，亦于是乎形成。

四五三年，宋文帝为其子劭所弑。劭弟孝武帝，定乱自立，死后，子前废帝无道，为孝武弟明帝所废。孝武帝和明帝，都很猜忌，专以屠戮宗室为务。明帝死后，大权遂为萧道成所窃。荆州的沈攸之，和宰相袁粲，先后谋诛之，都不克。明帝子后废帝及顺帝，都为其所废。四七九年，道成遂篡宋自立，是为齐高帝，在位四年，子武帝，在位十一年。高、武二帝，都很节俭，政治较称清明。武帝太子早卒，立太孙郁林王，为武帝兄子明帝所废。明帝大杀高、武二帝子孙。明帝死后，子东昏侯立。时梁武帝萧衍刺雍州，其兄萧懿刺豫州。梁武帝兄弟，本与齐明帝同党。其时江州刺史陈显达造反，东昏侯使宿将崔慧景讨平之。慧景还兵攻帝，势甚危急，萧懿发兵入援，把他打平。东昏侯反把萧懿杀掉，又想削掉萧衍。东昏侯之弟宝融，时镇荆州，东昏侯使就其长史萧颖胄图之。颖胄奉宝融举兵，以梁武帝为前锋。兵至京城，东昏侯为其下所弑。宝融立，是为和帝，旋传位于梁，此事在五〇二年。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其早年政治颇清明。自宋明帝时，和北魏交兵，尽失淮北之地。明帝时又失沔北。东昏侯时，因豫州刺史裴叔业降魏，并失淮南。（时豫州治春阳，今安徽寿县）。梁武帝时，大破魏兵于钟离（在今安徽凤阳县），恢复了豫州之地。对外的形势，也总算稳定。然梁武性好佛法，晚年刑政殊废弛。又因太子统早卒，不立嫡孙而立次子简文帝为太子，心不自安，使统诸子出刺大郡，又使自己的儿子出刺诸郡，以与之相参。彼此乖离，已经酝酿着一个不安的形势。而北方侯景之乱，又适于此时发作。

《孝文帝礼佛图》，孝文帝改革，以汉化运动为主体，世称孝文汉化。

北魏太武帝，虽因割据诸国的不振，南朝的无力恢复，侥幸占据了北方，然其根本之地，实在平城，其视中国，不过一片可以榨取利益之地而已。他还不能自视为和中国一体，所以也不再图南侵。因为其所有的，业已不易消化了。反之，平城附近，为其立国根本之地，却不可不严加维护。所以魏太武帝要出兵征伐柔然、高车，且于北边设立六镇（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抚冥，在武川东。怀朔，在今绥远五原县。怀荒，在今大同东北察哈尔境内。柔玄，在今察哈尔兴和县。御夷，在今察哈尔沽源县），盛简亲贤，配以高门子弟，以厚其兵力。孝文帝是后魏一个杰出人物。他仰慕中国的文化，一意要改革旧俗。但在平城，终觉得环境不甚适宜。乃于四九三年，迁都洛阳，断北语，改姓氏，禁胡服，奖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自此以后，鲜卑人就渐和汉人同化了。然其根本上的毛病，即“以征服民族自居，视榨取被征服民族以供享用为当然之事，因而日入于骄奢淫逸”，是不能因文明程度的增进而改变的，而且因为环境的不同，其流于骄奢淫逸更易。论者因见历来的游牧民族，同化于汉族之后，即要流于骄奢淫逸，以至失其战斗之力，以为这是中国的文明害了他，模仿了中国的文明，同时亦传染了中国的文明病。其实他们骄奢淫逸的物质条件，是中国人供给他的，骄奢淫逸的意志，却是他们所自有；而这种意志，又是与其侵略事业，同时并存的，因为他们的侵略，就是他们的生产事业。如此，所以像金世宗等，要禁止他的本族人华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华化，就是要一切生活都照旧，那等于只生产而不消费，经济学上最后的目的安在呢？所以以骄奢淫逸而灭亡，殆为野蛮的侵略民族必然的命运。后魏当日，便是如此。孝文帝传子宣武帝，至孝明帝，年幼，太后胡氏临朝，荒淫纵恣，把野蛮民族的病态，悉数现出。中原之民，苦于横征暴敛，群起叛乱。而六镇将士，因南迁以后，待遇不如旧时，魏朝又怕兵力衰颓，禁其浮游在外，亦激而生变。有一个部落酋长，唤做尔朱荣，起而加以镇定。尔朱氏是不曾侵入中原的部族，还保持着犷悍之风。胡太后初为其亲信元叉等所囚，后和明帝合谋，把他们诛灭，又和明帝不协。明帝召尔朱荣入清君侧，已而又止之。胡太后惧，弑明帝。尔朱荣举兵入洛，杀胡太后而立孝庄帝，其部众既劲健，而其用兵亦颇有天才，中原的叛乱，都给他镇定了。然其人起于塞外，缺乏政治手腕，以为只要靠兵力屠杀，就可以把人压服。当其入洛之日，就想做皇帝，乃纵兵士围杀朝士二千余人。居民惊惧，逃入山中，洛阳只剩得一座空城。尔朱荣无可如何，只得退居晋阳，遥执朝权，然其篡谋仍不息。孝庄帝无拳无勇，乃利用宣传为防御的工具。当他篡谋急时，就散布他要进京的消息，百姓就逃走一空，尔朱荣只得自止。到后来，看看终非此等手段所能有济了。五三〇年，乃索性召他入朝。孝庄帝自藏兵器于衣内，把他刺死。其侄儿尔朱兆，举兵弑帝，别立一君。此时尔朱氏的宗族，分居重镇，其势力如日中天。然尔朱兆是个鲁莽之夫，其宗族中人，亦与之不协。五三二年，其将高欢起兵和尔朱氏相抗。两军相遇于韩陵（山名，在今河南安阳县）。论兵力，尔朱氏是远过于高欢，然因其暴虐过甚，高欢手下的人都齐心死战，而尔朱氏却心力不齐，遂至大败。晋阳失陷，尔朱兆逃至秀容川（在今山西朔县），为高欢所掩杀。其余尔朱氏诸人亦都被扑灭。高欢入洛，废尔朱氏所立，而别立孝武帝。高欢身居晋阳，继承了尔朱荣的地位。孝武帝用贺拔岳为关中大行台，图与高欢相抗。高欢使其党秦州刺史侯莫陈悦杀岳（秦州，今甘肃天水县）。夏州刺史宇文泰攻杀悦（夏州，今陕西横山县）。孝武帝即以泰继岳之任。五三四年，孝武帝举兵讨欢，高欢亦自晋阳南下，夹河而军，孝武帝不敢战，奔关中，为宇文泰所弑。于是高欢、宇文泰，各立一君，魏遂分为东西。至五五〇年，而东魏为高欢子洋所篡，是为北齐文宣帝。五五七年，西魏为宇文泰之子觉所篡，是为北周孝闵帝。

当东、西魏分裂后，高欢、宇文泰，曾剧战十余年，彼此都不能逞志，而其患顾中于梁。这时候，北方承剧战之后，兵力颇强，而南方武备久废弛，欲谋恢复，实非其时，而梁武帝年老昏耄，却想乘机侥幸，其祸就不可免了。高欢以五四七年死，其将侯景，是专管河南的，虽然野蛮粗鲁，在是时北方诸将中，已经算是狡黠的了。高欢死后，其子高澄，嗣为魏相。侯景不服，遂举其所管之地来降。梁武帝使子渊明往援，为魏所败，渊明被擒。侯景逃入梁境，袭据寿阳。梁朝不能制，旋又中魏人反间之计，想牺牲侯景，与魏言和。侯景遂反，进陷台城（南朝之宫城）。梁武帝忧愤而崩，时为五四九年，子简文帝立，五五一年，为侯景所弑。武帝子湘东王绎即位于江陵，是为元帝。时陈武帝陈霸先，自岭南起兵勤王，元帝使其与王僧辩分道东下，把侯景诛灭。先是元帝与诸王，互相攻击。郢州的邵陵王纶（郢州，今湖北武昌县。纶，武帝子），湘州的河东王誉（誉、詧皆昭明太子统之子），皆为所并。襄阳的岳阳王督，则因求救于西魏而得免。至元帝即位后，武陵王纪亦称帝于成都（纪，武帝子），举兵东下。元帝亦求救于西魏，西魏袭陷成都。武陵王前后受敌，遂败死。而元帝又与西魏失和。五五四年，西魏陷江陵，元帝被害。魏人徙岳阳王督于江陵，使之称帝，而对魏则称臣，是为西梁。王僧辩、陈霸先立元帝之子方智于建康，是为敬帝。而北齐又送渊明回国，王僧辩战败，遂迎立之。陈霸先讨杀僧辩，奉敬帝复位，五五七年，遂禅位于陈。这时候，梁朝骨肉相残，各引异族为助，南朝几至不国。幸得陈武帝智勇足备，卓然不屈，才得替汉族保存了江南之地。

陈武帝即位后，三年而崩，无子，传兄子文帝。文帝死后，弟宣帝，废其子废帝而代之。文、宣二帝，亦可称中主，但南方当丧乱之余，内部又多反侧，所以不能自振。北方则北齐文宣、武成二帝，均极荒淫。武成帝之子纬，尤为奢纵。而北周武帝，颇能励精图治。至五七七年，齐遂为周所灭。明年，武帝死，子宣帝立，又荒淫，传位于子静帝，大权遂入后父杨坚之手。五八一年，坚废静帝自立，是为隋文帝。高齐虽自称是汉族，然其性质实在是胡化了的。隋文帝则勤政恤民，俭于自奉，的确是代表了汉族的文化。自西晋覆亡以来，北方至此才复建立汉人统一的政权。此时南方的陈后主，亦极荒淫，五八九年，为隋所灭。西梁则前两年已被灭。天下复见统一。

两晋、南北朝之世，是向来被看作黑暗时代的，其实亦不尽然。这时代，只政治上稍形黑暗，社会的文化，还是依然如故。而且正因时局的动荡，而文化乃得为更大的发展。其中关系最大的，便是黄河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的民族，分向各方面迁移。《汉书·地理志》叙述楚地的生活情形，还说江南之俗，火耕水耨，果蓏蜯蛤，饮食还足，是故呰寙媮生而无积聚，而《宋书·孔季恭传》叙述荆、扬二州的富力，却是“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鄠，今陕西鄠县；杜，在今陕西长安县南，汉时农业盛地价高之处）；又说：“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成为全国富力的中心了。三国之世，南方的风气，还是很剽悍的，读第三十二章所述可见。而自东晋以来，此种风气，亦潜移默化。谈玄学佛，成为全国文化的重心。这是最彰明较著的。其他东北至辽东，西南至交阯，莫不有中原民族的足迹，其有裨于增进当地的文化，亦决非浅显，不过不如长江流域的显著罢了。还有一层：陶潜的《桃花源诗》，大家当他是预言，其实这怕是实事。自东汉之末，至于南北朝之世，北方有所谓山胡，南方有所谓山越。听了胡、越之名，似乎是异族蛰居山地的，其实不然。试看他们一旦出山，便可和齐民杂居，服兵役，输赋税，绝无隔阖，便可知其实非异族，而系汉族避乱入山的。此等避乱入山的异族，为数既众，历时又久，山地的为所开辟，异族的为所同化的，不知凡几，真是拓殖史上的无名英雄了。以五胡论：固然有荒淫暴虐，如石虎、齐文宣、武成之流的，实亦以能服从汉族的文化的居其多数。石勒在兵戈之际，已颇能引用士人，改良政治。苻坚更不必说。慕容氏兴于边徼，亦是能慕效中国的文明的。至北魏孝文帝，则已举其族而自化于汉族。北周用卢辩、苏绰，创立法制，且有为隋、唐所沿袭的。这时候的异族，除血统之外，几乎已经说不出其和汉族的异点了。一到隋、唐时代，而所谓五胡，便已泯然无迹，良非偶然。

《桃花源图》（局部）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葱岭以东，西伯利亚以南，后印度半岛以东北，在历史上实自成其为一个区域。这一个区域中，以中国的产业和文化最为发达，自然成为史事的重心。自秦、汉至南北朝，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一个段落，隋、唐以后，却又是一个新段落了。这一个新段落中，初期的形势，乃是从五胡侵入中原以后逐渐酝酿而成的，在隋、唐兴起以前，实有加以一番检讨的必要。

漠南北之地，对于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威胁。继匈奴而居其地的为鲜卑。自五胡乱华以来，鲜卑纷纷侵入中国。依旧保持完整的只有一个拓跋氏，然亦不过在平城附近。自此以东，则有宇文氏的遗落奚、契丹，此时部落尚小。其余的地方都空虚了，铁勒乃乘机入据。铁勒，异译亦作敕勒，即汉时的丁令，其根据地，东起贝加尔湖，西沿西域之北，直抵里海。鲜卑侵入中原后，铁勒踵之而入漠北。后魏道武帝之兴，自阴山以西，漠南零星的部落，几于尽被吞并。只有一个柔然不服，为魏太武帝所破，逃至漠北，臣服铁勒，借其众以抗魏。魏太武帝又出兵把他打破，将降伏的铁勒迁徙到漠南，这一支，历史上特称为高车，其余则仍称铁勒。南北朝末年，柔然又强了，东、西魏和周、齐都竭力敷衍他。后来阿尔泰山附近的突厥强盛，五五二年，柔然为其所破。突厥遂征服漠南北，继承了柔然的地位，依旧受着周、齐的敷衍。

西域对中国，是无甚政治关系的，因为他不能侵略中国，而中国当丧乱之时，亦无暇经营域外之故。两晋、南北朝之世，只有苻坚，曾遣吕光去征伐过一次西域，其余都在平和的状态中。但彼此交通仍不绝。河西一带，商业亦盛，这只要看这一带兼用西域的金银钱可知。西域在这时期，脱离了中国和匈奴的干涉，所以所谓三十六国者，得以互相吞并。到隋、唐时，只剩得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等几个大国。

《狩猎图》，吉林集安高句丽墓室壁画

东北的文明，大略以辽东、西和汉平朝鲜后所设立的四郡为界线。自此以南，为饱受中国文明的貉族。自此以北，则为未开化的满族，汉时称为挹娄，南北朝、隋、唐时称为勿吉，亦作鞋辐。貉族的势力，在前汉时，曾发展到今吉林省的长春附近，建立一个夫余国，后汉时，屡通朝贡，晋初，为鲜卑慕容氏所破，自此渐归渐灭，而辽东、西以北，乃全入鲜卑和靺鞨之手。貉族则专向朝鲜半岛发展。其中一个部落，唤做高句丽的，自中国对东北实力渐衰，遂形成一个独立国。慕容氏侵入中原后，高句丽尽并辽东之地，侵略且及于辽西。其支族又于其南建立一个百济国。半岛南部的三韩，自秦时即有汉人杂居，谓之秦韩，后亦自立为国，谓之新罗。高句丽最强大。其初新罗、百济，尝联合以御之。后百济转附高句丽，新罗势孤，乃不得不乞援于中国，为隋、唐时中国和高句丽、百济构衅的一个原因。

南方海路的交通，益形发达。前、后印度及南洋群岛，入贡于中国的很多。中国是时，方热心于佛学，高僧往印度求法，和彼土高僧来中国的亦不少。高句丽、百济，亦自海道通南朝。日本当后汉时，其大酋始自通于中国，至东晋以后，亦时向南朝通贡，传授了许多文明。侯景乱后，百济贡使到建康来，见城阙荒毁，至于号恸涕泣，可见东北诸国，对我感情的深厚了。据阿拉伯人所著的古旅行记，说公元一世纪后半，西亚的海船，才达到交阯。公元一世纪后半，为后汉光武帝至和帝之时。其后桓帝延熹九年，当公元一六六年，而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生于公元一二一年，即后汉安帝建光元年，没于一八〇年，即后汉灵帝光和三年），遣使自日南徼外通中国，可见这记载的不诬。他又说：公元三世纪中叶，中国商船开始西向，从广州到槟榔屿，四世纪至锡兰，五世纪至亚丁，终至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到七世纪之末，阿拉伯人才与之代兴。三世纪中叶，当三国之末；七世纪之末，则当唐武后时。这四百五十年之中，可以说是中国人握有东西洋航权的时代了。至于偶尔的交通所及，则还不止此。据《梁书·诸夷传》：倭东北七千余里有文身国，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有大汉国，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有扶桑国。这扶桑国或说他是现在的库页岛，或说他是美洲的墨西哥，以道里方向核之，似乎后说为近。据《梁书》所载：西元四九九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又晋时法显著《佛国记》，载其到印度求法之后，自锡兰东归，行三日而遇大风，十三日到一岛，又九十余日而到耶婆提，自耶婆提东北行，一月余，遇黑风暴雨，凡七十余日，折西北行，十二日而抵长广郡（今山东即墨县）。章炳麟作《法显发见西半球说》，说他九十余日的东行，实陷入太平洋中。耶婆提当在南美。自此向东，又被黑风吹入大西洋中，超过了中国海岸，折向西北，才得归来。衡以里程及时日，说亦可信。法显的东归，在公元四一六年，比哥伦布的发现美洲要早一千〇七十七年了。此等偶然的飘播，和史事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除非将来再有发现，知道美洲的开化，中国文化确占其中重要的成分。此时代的关系，在精神方面，自以印度的佛教为最大。在物质方面，则西南洋一带，香药、宝货和棉布等，输入中国的亦颇多。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北朝的君主，有荒淫暴虐的，也有能励精图治的，前一种代表了胡风，后一种代表了汉化。隋文帝是十足的后一种的典型。他勤于政事，又能躬行节俭，在位时，把北朝的苛捐杂税都除掉，而府库充实，仓储到处丰盈，国计的宽余，实为历代所未有。突厥狃于南北朝末年的积习，求索无厌。中国不能满其欲，则拥护高齐的遗族，和中国为难。文帝决然定计征伐，大破其兵。又离间其西方的达头可汗和其大可汗沙钵略构衅，突厥由是分为东西。文帝又以宗女妻其东方的突利可汗。其大可汗都蓝怒，攻突利。突利逃奔中国，中国处之夏、胜二州之间（夏州，在今陕西横山县北。胜州，在今绥远鄂尔多斯左翼后旗黄河西岸），赐号为启民可汗。都蓝死，启民因隋援，尽有其众，臣服于隋。从南北朝末期以来畏服北狄的心理，至此一变。

隋文帝杨坚像

隋文帝时代，中国政局，确是好转了的。但是文化不能一时急转，所以还不能没有一些曲折。隋文帝的太子勇，是具有胡化的性质的；其次子炀帝，却又具有南朝君主荒淫猜忌的性质。太子因失欢于文帝后独孤氏被废。炀帝立，以洛阳为东都。开通济渠，使其连接邗沟及江南河。帝乘龙舟，往来于洛阳、江都之间，又使裴矩招致西域诸胡，所过之地，都要大营供帐；又诱西突厥献地，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西海郡，当系青海附近之地。河源郡该在其西南。鄯善、且末，皆汉时西域国名，郡当设于其故地。鄯善国在今罗布泊南。且末国在车尔成河上），谪罪人以实之；又于六一一、六一三、六一四三年，三次发兵伐高句丽，天下骚动，乱者四起。炀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滞留江都，六一八年，为其下所弑。其时北方的群雄，以河北的窦建德，河南的李密为最大，而唐高祖李渊，以太原留守，于六一七年起兵，西据关中，又平定河西、陇右，形势最为完固。炀帝死后，其将王世充，拥众北归，据洛阳，李密为其所败，降唐，又出关谋叛，为唐将所击斩。唐兵围洛阳，窦建德来救，唐兵大败禽之，世充亦降。南方割据的，以江陵的萧铣为最大，亦为唐所灭。江、淮之间，有陈稜、李子通、沈法兴、杜伏威等，纷纷而起，后皆并于杜伏威，伏威降唐。北边群雄，依附突厥的，亦次第破灭。隋亡后约十年，而天下复定。

唐朝自称为西凉李暠之后，近人亦有疑其为胡族的，信否可不必论，民族的特征，乃文化而非血统。唐朝除太宗太子承乾具有胡化的性质，因和此时的文化不兼容而被废外，其余指不出一些胡化的性质来，其当认为汉民族无疑了。唐朝开国之君，虽为高祖，然其事业，实在大部分是太宗做的。天下既定之后，其哥哥太子建成，和兄弟齐王元吉，要想谋害他，为太宗所杀。高祖传位于太宗，遂开出公元六二七至六四九二十三年间的“贞观之治”。历史上记载他的治绩，至于行千里者不赍粮，断死刑岁仅三十九人，这固然是粉饰之谈，然其时天下有丰乐之实，则必不诬的了。隋、唐时的制度，如官制、选举、赋税、兵、刑等，亦都能将前代的制度加以整理，参看第六至第十章可明。

《步辇图》（局部）

对外的情势，此时亦开一新纪元。突厥因隋末之乱，复强盛，控弦之士至百万。北边崛起的群雄，都尊奉他，唐高祖初起时亦然，突厥益骄。天下既定，赠遗不能满其欲，就连年入馋，甚至一年三四入，北边几千里，无处不被其患。太宗因其饥馑和属部的离叛，于六三〇年，发兵袭击，擒其颉利可汗。突厥的强盛，本来是靠铁勒归附的。此时铁勒诸部，以薛延陀、回纥为最强。突厥既亡，薛延陀继居其地。六四四年，太宗又乘其内乱加以剪灭。回纥徙居其地，事中国颇谨。在西域，则太宗曾用兵于高昌及焉耆、龟兹，以龟兹、于阗、焉耆、疏勒之地为四镇。在西南，则绥服了今青海地方的吐谷浑。西藏之地，隋时始有女国和中国往来。唐时，有一个部落，其先该是从印度迁徙到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是为吐蕃。其英主弃宗弄赞，太宗时始和中国交通，尚宗女文成公主，开西藏佛化的先声。太宗又通使于印度。适直其内乱，使者王玄策调吐蕃和泥婆罗的兵，把他打败。而南方海路交通，所至亦甚广。只有高句丽，太宗自将大兵去伐他，仍未能有功。此乃因自晋以来，东北过于空虚，劳师远攻不易之故。直至六六三、六六八两年，高宗才乘其内乱，把百济和高句丽先后灭掉。突厥西方的疆域，本来是很广的。其最西的可萨部，已和东罗马相接了。高宗亦因其内乱，把它戡定，分置两个都督府，其所辖的羁縻府、州，西至波斯。唐朝对外的声威，至此可谓达于最高峰了。因国威之遐畅，而我国的文化，和别国的文化，就起了交流互织的作用。东北一隅，自高句丽、百济平后，新罗即大注意于增进文化。日本亦屡遣通唐使，带了许多僧侣和留学生来。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的举国华化，实在此时。其余波且及于满族，公元七世纪末年，遂有渤海国的建立，一切制度，都以中国为模范。南方虽是佛化盛行之地，然安南在此时，仍为中国的郡县，替中国在南方留了一个文化的据点。西方则大食帝国勃兴于此时，其疆域东至葱岭。大食在文化上实在是继承希腊，而为欧洲近世的再兴导其先路的。中国和大食，政治上无甚接触，而在文化上则彼此颇有关系。回教的经典和历数等知识，都早经输入中国。就是摩尼教和基督教，也是受了回教的压迫，才传播到东方来的。而称为欧洲近世文明之源的印刷术、罗盘针、火药，亦都经中国人直接传入回教国，再经回教国人之手，传入欧洲。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然其衰机亦肇于是时。高宗的性质，是失之于柔懦的。他即位之初，还能遵守太宗的成规，所以永徽之政，史称其比美贞观。六五五年，高宗惑于才人武氏，废皇后王氏而立之。武后本有政治上的才能，高宗又因风眩之故，委任于她，政权遂渐入其手。高句丽、百济及西突厥，虽于此时平定，而吐蕃渐强，吐谷浑为其所破，西域四镇，亦被其攻陷，唐朝的外患，于是开始。六八三年，高宗崩，子中宗立，明年，即为武后所废，徙之房州（今湖北竹山县），立其弟豫王旦（即后来的睿宗），六九〇年，又废之，改国号为周，自称则天皇帝。后以宰相狄仁杰之言，召回中宗，立为太子。

《武后行从图》（局部）

七〇五年，宰相张柬之等乘武后卧病，结宿卫将，奉中宗复位。自武后废中宗执掌政权至此，凡二十二年，若并其为皇后时计之，则达五十五年之久。武后虽有才能，可是宅心不正。她是一种只计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而不顾大局的政治家。当其握有政权之时，滥用禄位，以收买人心；又任用酷吏，严刑峻法，以威吓异己的人，而防其反动；骄奢淫逸的事情，更不知凡几；以致政治大乱。突厥余众复强，其默啜可汗公然雄踞漠南北，和中国对抗，甚至大举入河北，残数十州县。契丹酋长李尽忠，亦一度入犯河北，中国不能讨，幸其为默啜所袭杀，乱乃定。因契丹的反叛，居于营州的靺鞨（营州，今热河朝阳县，为唐时管理东北异族的机关），就逃到东北，建立了一个渤海国，此为满族开化之始，中国对东北的声威，却因此失坠了。设在今朝鲜平壤地方的安东都护府，后亦因此不能维持，而移于辽东。高句丽、百济旧地，遂全入新罗之手。西南方面，西域四镇，虽经恢复，青海方面对吐蕃的战事，却屡次失利。中宗是个昏庸之主。他在房州，虽备尝艰苦，复位之后，却毫无觉悟，并不能铲除武后时的恶势力。皇后韦氏专权，和武后的侄子武三思私通，武氏因此复盛。张柬之等反遭贬谪而死。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中宗的婕妤上官婉儿，亦都干乱政治。政界情形的混浊，更甚于武后之时。七一〇年，中宗为韦后所弑。相王旦之子临淄王隆基定乱而立相王，是为睿宗，立隆基为太子。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仍干政，惮太子英明，要想摇动他。幸而未能有成，太平公主被谪，睿宗亦传位于太子，是为玄宗。玄宗用姚崇为相，廓清从武后以来的积弊，又用宋璟及张九龄，亦都称为能持正。自七一三至七四一年，史家称为开元之治。末年，突厥复衰乱，七四四年，乘机灭之；连年和吐蕃苦战，把中宗时所失的河西九曲之地亦收复；国威似乎复振，然自武后已来，荒淫奢侈之习，渐染已深。玄宗初年，虽能在政治上略加整顿，实亦堕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中岁以后，遂渐即怠荒，宠爱杨贵妃，把政事都交给一个奸佞的李林甫。李林甫死后，又用一个善于夤缘的杨国忠。天宝之乱，就无可遏止了。一个团体，积弊深的，往往无可挽回，这大约是历时已久的皇室必要被推翻的一个原因罢！

《明皇幸蜀图》

唐朝的盛衰，以安、史之乱为关键。安、史之乱，皇室的腐败只是一个诱因，其根源是别有所在的：（一）唐朝的武功从表面看，虽和汉朝相等，其声威所至，或且超过汉朝，但此乃世运进步使然，以经营域外的实力论，唐朝实非汉朝之比。汉武帝时，攻击匈奴，前后凡数十次；以至征伐大宛，救护乌孙，都是仗自己的实力去摧破强敌。唐朝的征服突厥、薛延陀等则多因利乘便，且对外多用蕃兵。玄宗时，府兵制度业已废坏，而吐蕃、突厥都强，契丹势亦渐盛。欲图控制、守御，都不得不加重边兵，所谓藩镇，遂兴起于此时，天下势成偏重。（二）胡字本是匈奴的专称，后渐移于一切北族。再后，又因文化的异同易泯，种族的外观难改，遂移为西域白种人的专称（详见拙撰《胡考》，在《燕石札记》中，商务印书馆本）。西域人的文明程度，远较北族为高。他们和中国，没有直接的政治关系，所以不受注意。然虽无直接的政治关系，间接的政治关系却是有的，而且其作用颇大。从来北族的盛衰，往往和西胡有关涉。冉闵大诛胡、羯时，史称高鼻多须，颇有滥死，可见此时之胡，已非尽匈奴人。拓跋魏占据北方后，有一个盖吴，起而与之相抗，一时声势很盛，盖吴实在是个胡人（事在公元四四六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见《魏书·本纪》和《宋书·索虏传》）。唐玄宗时，北边有康待宾、康愿子相继造反，牵动颇广（事在七二一、七二二年，即玄宗开元九年、十年），康亦是西域姓。突厥颉利的衰亡，史称其信任诸胡，疏远宗族，后来回纥的灭亡亦然，可见他们的沉溺于物质的享受，以致渐失其武健之风，还不尽由于中国的渐染。从反面看，就知道他们的进于盛强，如物质文明的进步，政治、军事组织的改良等，亦必有受教于西胡的了。唐朝对待被征服的异族，亦和汉朝不同。汉朝多使之入居塞内，唐朝则仍留之于塞外，而设立都护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所以唐朝所征服的异族虽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乱华一般的杂居内地的异族之患。然环伺塞外的异族既多，当其种类昌炽，而中国政治力量减退时，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险了。唐末的沙陀，五代时的契丹，其侵入中国，实在都是这一种性质，而安史之乱，就是一个先期的警告。安禄山，《唐书》说他是营州柳城胡。他本姓康，随母嫁虏将安延偃，因冒姓安，安、康都是西域姓。史思明，《唐书》虽说他是突厥种，然其状貌，“鸢肩伛背，目侧鼻”，怕亦是一个混血儿。安禄山和史思明，都能通六蕃译，为互市郎，可见其兼具西胡和北族两种性质。任用蕃将，本是唐朝的习惯，安禄山遂以一身而兼做了范阳、平卢两镇的节度使（平卢军，治营州。范阳军，治幽州，今北平）。此时安禄山的主要任务，为镇压奚、契丹。他就收用其壮士，名之曰曳落河。其军队在当时藩镇之中，大约最为剽悍。目睹玄宗晚年政治腐败，内地守备空虚，遂起觊觎之念，七五五年，自范阳举兵反。不一月而河北失陷，河南继之，潼关亦不守，玄宗逃向成都，于路留太子讨贼，太子西北走向灵武（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县），即位，是为肃宗。安禄山虽有强兵，却无政治方略，诸将亦都有勇无谋，既得长安之后，不能再行进取。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朔方军，治灵州），乃得先平河东，就借回纥的兵力，收复两京（长安、洛阳）。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九节度之师围庆绪于邺，因号令不一，久而无功，史思明既降复叛，自范阳来救，九节度之师大溃。思明杀庆绪，复陷东京。李光弼与之相持。思明又为其子朝义所杀。唐朝乃得再借回纥之力，将其打平。此事在七六二年。其时肃宗已死，是代宗的元年了。安史之乱首尾不过八年，然对外的威力自此大衰，内治亦陷于紊乱，唐朝就日入于衰运了。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自从七五五年安史之乱起，直到九〇七年朱全忠篡位为止，唐朝一共还有一百五十二年的天下。在这一个时期中，表面上还维持着统一，对外的威风亦未至于全然失坠，然而自大体言之，则终于日入于衰乱而不能够复振了。

因安史之乱而直接引起的，是藩镇的跋扈。唐朝此时，兵力不足，平定安、史，颇借回纥的助力。铁勒仆骨部人仆固怀恩，于引用回纥颇有功劳，亦有相当的战功。军事是要威克厥爱的，一个战将，没有人能够使之畏服，便不免要流于骄横，何况他还是一个蕃将呢？他要养寇自重，于是昭义、成德、天雄、卢龙诸镇（昭义军，治相州，今河南安阳县。成德军，治恒州，今河北正定县。天雄军，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卢龙军，即范阳军），均为安、史遗孽所据，名义上虽投降朝廷，实则不奉朝廷的命令。唐朝自己所设的节度使，也有想学他们的样子，而且有和他们互相结托的。次之则为外患的复兴。自玄宗再灭突厥后，回纥占据其地。因有助平安、史之功，骄横不堪。而吐蕃亦乘中国守备空虚，尽陷河西、陇右，患遂中于京畿。又云南的南诏（诏为蛮语王之称，当时，今云南、西康境有六诏：曰蒙巂诏，在今西康西昌县。曰越析诏，亦称磨些诏，在今云南丽江县。曰浪穹诏，在今云南洱源县。曰邆睒诏，在今云南邓川县。曰施浪诏，在洱源县之东。曰蒙舍诏，在今云南蒙化县，地居最南，亦称南诏。余五诏皆为所并），天宝时，杨国忠与之构兵，南诏遂投降吐蕃，共为边患，患又中于西川。

七七九年，代宗崩，子德宗立，颇思振作。此时昭义已为天雄所并，卢龙亦因易帅恭顺朝廷，德宗遂因成德的不肯受代，发兵攻讨。成德和天雄、平卢连兵拒命。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襄阳县）亦叛与相应，德宗命淮西军讨平之（淮西军，治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攻三镇未克，而淮西、卢龙复叛，再发泾原兵东讨（泾原军，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过京师，因赏赐菲薄作乱。德宗出奔奉天（唐县，今陕西武功县）。乱军奉朱泚为主，大举进攻。幸得浑瑊力战，河中李怀光入援（河中军，治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奉天才未被攻破。而李怀光因和宰相卢杞不合，又反。德宗再逃到梁州（今陕西南郑县），听了陆贽的话，赦诸镇的罪，专讨朱泚，才得将京城收复，旋又打平了河中。然其余的事，就只好置诸不问了。德宗因屡遭叛变，不敢相信臣下，回京之后，使宦官带领神策军。这时候，神策军饷糈优厚，诸将多自愿隶属，兵数骤增至十五万，宦官就从此握权。八〇五年，德宗崩，子顺宗立。顺宗在东宫时，即深知宦官之弊，即位后，用东宫旧臣王叔文等，想要除去宦官。然顺宗在位仅八个月，即传位于子宪宗，王叔文等都遭斥逐，其系为宦官所逼，不言而喻了。宪宗任用裴度，削平了淮西，河北三镇亦惧而听命，实为中央挽回威信的一个良机。然宪宗死后，穆宗即位，宰相以为河北已无问题，对善后事宜，失于措置，河北三镇，遂至复叛，终唐之世，不能削平了。穆宗崩，敬宗立，为宦官刘克明所弑。宦官王守澄讨贼而立文宗。文宗初用宋申锡为宰相，与之谋诛宦官，不克，后又不次擢用李训、郑注，把王守澄毒死。郑注出镇凤翔（凤翔军，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想选精兵进京送王守澄葬，因此把宦官尽数杀掉。不知何故，李训在京城里，又诈称某处有甘露降，想派宦官往看，因而杀掉他们，事机不密，反为宦官所杀。郑注在凤翔，亦被监军杀掉。文宗自此受制于宦官，几同傀儡。相传这时候，有一个翰林学士，唤做崔慎由，曾缘夜被召入宫，有一班宦官，以仇士良为首，诈传皇太后的意旨，要他拟废掉文宗的诏书，崔慎由誓死不肯。宦官默然良久，乃开了后门，把崔慎由引到一个小殿里。文宗正在殿上，宦官就当面数说他，文宗低头不敢开口。宦官道：不是为了学士，你就不能再坐这宝位了。于是放崔慎由出宫，叮嘱他不许泄露，泄露了是要祸及宗族的。崔慎由虽然不敢泄露，却把这件事情密记下来，临死时交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便是唐末的宰相崔胤。文宗死后，弟武宗，靠着仇士良之力，杀太子而自立。武宗能任用李德裕，政治尚称清明。宣宗立，尤能勤于政事，人称之为小太宗。然于宦官，亦都无可如何。宣宗死后，子懿宗立。八六八年，徐、泗卒戍桂州者作乱（徐州，今江苏铜山县。泗州，今安徽泗县。桂州，今广西桂林县），用沙陀兵讨平之，沙陀入据中原之祸，遂于是乎开始。

唐朝中叶后的外患，最严重的是回纥、吐蕃，次之则南诏。南诏的归服吐蕃，本出于不得已，吐蕃待之亦甚酷。九世纪初，韦皋为西川节度使，乃与之言和，共击吐蕃，西南的边患，才算解除（西川军，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县。后来南诏仍有犯西川之事，并曾侵犯安南，但其性质，不如和吐蕃结合时之严重）。八四〇年，回纥为黠戛斯所破，遽尔崩溃。吐蕃旋亦内乱。八四九年，中国遂克复河、湟。河西之地亦来归。三垂的外患，都算靠天幸解除了。然自身的纲纪不振，沙陀突厥遂至能以一个残破的部落而横行中国。

胡人骑骆驼唐三彩

沙陀是西突厥的别部，名为处月（朱邪即处月之异译）。西突厥亡后，依北庭都护府以居（今新疆迪化县）。其地有大碛名沙陀，故称为沙陀突厥。河西、陇右既陷，安西、北庭（安西都护府，治龟兹）朝贡路绝，假道回纥，才得通到长安。回纥因此需索无厌。沙陀苦之，密引吐蕃陷北庭。久之，吐蕃又疑其暗通回纥，想把他迁到河外。沙陀乃又投奔中国。吐蕃追之，且战且走。三万部落之众，只剩得两千到灵州。节度使范希朝以闻，诏处其众于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后来范希朝移镇河东（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县），沙陀又随往，居于现在山阴县北的黄瓜堆，希朝简其精锐的为沙陀军。沙陀虽号称突厥，其形状，据史籍所载，亦是属于白种人的。既定徐、泗之乱，其酋长朱邪赤心，赐姓名为李国昌，镇守大同（治云州，今山西大同县），就有了一个地盘了。八七三年，懿宗崩，子僖宗立，年幼，信任宦官田令孜。时山东连年荒歉。八七五年，王仙芝起兵作乱，黄巢聚众应之。后来仙芝被杀，而黄巢到处流窜，从现在的河南打到湖北，沿江东下，经浙东入福建，到广东，再从湖南、江西、安徽打回河南，攻破潼关。田令孜挟僖宗走西川。黄巢遂入长安，时为八八〇年。当黄巢横行时，藩镇都坐视不肯出兵剿讨，京城失陷之后，各路的援兵又不肯进攻，不得已，就只好再借重沙陀。先是李国昌移镇振武（治单于都护府，今绥远和林格尔县），其子李克用叛据大同，为幽州兵所败，父子都逃入鞑靼（居阴山）。这时候，国昌已死，朝廷乃赦李克用的罪，召他回来，打败黄巢，收复长安，李克用镇守河东，沙陀的根据地更深入腹地了。

黄巢既败，东走攻蔡州。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降之。后来黄巢被李克用追击，为其下所杀，而宗权转横，其残虐较黄巢为更甚，河南、山东被其剽掠之处，几于无复人烟。朝廷之上，宦官依然专横。关内一道，亦均为军人所盘踞，其中华州的韩建，邠州的王行瑜（镇国军，治华州，今陕西华县。邠宁军，治邠州，今陕西邠县），凤翔的李茂贞，尤为跋扈，动辄违抗命令，胁迫朝廷，遂更授沙陀以干涉的机会。

在此情势之下，汉民族有一个英雄，能够和沙陀抵抗的，那便是朱全忠。全忠，本名温，是黄巢的将，巢败后降唐，为宣武节度使（治汴州，今河南开封县）。初年兵力甚弱，而全忠智勇足备，先扑灭了秦宗权，渐并今河南、山东之地，又南取徐州，北服河北三镇，西并河中，取义武（义武军，治定州，今河北定县），又取泽、潞（泽州，今山西晋城县。潞州，今山西长子县），及邢、洺、磁诸州（邢州，今河北邢台县。洛州，今河北永年县。磁州，今河北磁县）。河东的形势，就处于其包围之中了。僖宗死于八八八年，弟昭宗立，颇为英武。然其时的事势，业已不能有为。此时朝廷为关内诸镇所逼，大都靠河东解围。然李克用是个无谋略的人，想不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击杀了一个王行瑜，关内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朱全忠，其初是不问中央的事务，一味扩充自己的实力的。到十世纪初年，全忠的势力已经远超出乎李克用之上了。唐朝的宰相崔胤，乃结合了他，以谋宦官。宦官见事急，挟昭宗走凤翔。全忠围凤翔经年，李茂贞不能抗，只得把皇帝送出，同朱全忠讲和。昭宗回到京城，就把宦官悉行诛灭。唐朝中叶后的痼疾，不是藩镇，实在是宦官。因为唐朝的藩镇，并没有敢公然背叛，或者互相攻击，不过据土自专，更代之际，不听命令而已，而且始终如此的，还不过河北三镇。倘使朝廷能够振作，实在未尝不可削平。而唐朝中叶后的君主，如顺宗、文宗、武宗、宣宗、昭宗等，又都未尝不可与有为。其始终不能有为，则全是因被宦官把持之故。事势至此，已非用兵力铲除，不能有别的路走了。一个阶级，当其恶贯满盈，走向灭亡之路时，在他自己，亦是无法拔出泥淖的。

宦官既亡，唐朝亦与之同尽。九〇三年，朱全忠迁帝于洛阳，弑之而立其子昭宣帝，至九〇七年，遂废之而自立，是为梁太祖。此时海内割据的：淮南有杨行密，是为吴。两浙有钱镠，是为吴越。湖南有马殷，是为楚。福建有王审知，是为闽。岭南有刘岩，是为南汉。剑南有王建，是为前蜀。遂入于五代十国之世。

第四十一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凡内争，是无有不引起外患的，沙陀的侵入，就是一个例。但沙陀是整个部族，侵入中国的，正和五胡一样。过了几代之后，和我们同化了，他的命运，也就完了。若在中国境外，立有一国，以国家的资格侵入，侵入之后，其本国依然存在的，则其情形自又不同。自八四〇年顷回纥崩溃后，漠南北遂无强部，约历七十年而契丹兴。契丹，大约是宇文氏的遗落，其居中国塞外，实已甚久，但当六世纪初，曾遭到北齐的一次袭击，休养生息，到隋时元气才渐复。七世纪末，又因李尽忠的反叛而大遭破坏，其后又和安禄山相斗争，虽然契丹也曾打过一两次胜仗，然其不得安息，总是实在的。唐朝管理东北方最重要的机关，是营州都督府，中叶后业已不能维持其威力，但契丹仍时时受到幽州的干涉，所以他要到唐末才能够兴起。契丹之众，是分为八部的，每部有一个大人，八个大人之中，公推一人司旗鼓，到年久了，或者国有疾疫而畜牧衰，则另推一个大人替代。他亦有一个共主，始而是大贺氏，后来是遥辇氏，似乎仅有一个虚名。他各部落间的连结，大概是很薄弱的，要遇到战斗的事情，才能互相结合，这或者也是他兴起较晚的一个原因。内乱是招引外族侵入中国的，又是驱逐本国人流移到外国去的。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已经不知有过若干次。大抵（一）外国的文明程度低而人数少，而我们移殖的人数相当多时，可以把他们完全同化。（二）在人数上我们比较很少，而文明程度相去悬绝时，移殖的人民，就可在他们的部落中做蛮夷大长。（三）若他们亦有相当的程度，智识技术上，虽然要请教于我，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却绝不容以客族侵入而握有权柄的，则我们移殖的人民，只能供他们之用，甚至造成了他们的强盛，而我们传授给他的智识技术，适成为其反噬之用。时间是进步的良友。一样的正史四裔传中的部族，名称未变，或者名称虽异而统系可寻，在后一代，总要比前一代进步些。所以在前代，中国人的移殖属于前两型的居多，到近世，就多属于后一种了，这是不可以不凄然的，而契丹就是一个适例。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据《五代史》说，亦是八部大人之一。当公元十世纪之初，幽州刘守光暴虐，中国人逃出塞的很多。契丹太祖都把他招致了去，好好的抚慰他们，因而跟他们学得了许多知识，经济上和政治组织上，都有进步了，就以计诱杀八部大人，不再受代，九一六年，并废遥辇氏而自立。这时候，漠南北绝无强部，他遂得纵横如意。东北灭渤海，服室韦，西南服党项、吐谷浑，直至河西回鹘。《辽史》中所列，他的属国，有四五十部之多。

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而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而历来论者，多视为罪大恶极，甚有反偏袒后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义了。惜乎天不假年，梁太祖篡位后仅六年而遇弑。末帝定乱自立，柔懦无能，而李克用死后，其子存勖袭位，颇有英锐之气。梁、晋战争，梁多不利，河北三镇及义武，复入于晋。九二三年，两军相持于郓州（今山东东平县），晋人乘梁重兵都在河外，以奇兵径袭大梁，末帝自杀，梁亡。存勖是时已改国号为唐，于是定都洛阳，是为后唐庄宗。

中原之地，遂为沙陀所占据。后唐庄宗，本来是个野蛮人，灭梁之后，自然志得意满，于是纵情声色，宠爱伶人，听信宦官，政治大乱。九二五年，使宰相郭崇韬傅其子魏王继岌伐前蜀，把前蜀灭掉。而刘皇后听了宦官的话，疑心郭崇韬要不利于魏王，自己下命令给魏王，叫他把郭崇韬杀掉。于是人心惶骇，谣言四起。天雄军据邺都作乱。庄宗派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去征伐。李嗣源的军队也反了，胁迫李嗣源，进了邺城。嗣源用计，得以脱身而出，旋又听了女婿石敬瑭的话，举兵造反。庄宗为伶人所弑。嗣源立，是为明宗。明宗年事较长，经验亦较多，所以较为安静。九三三年，明宗死，养子从厚立，是为闵帝。时石敬瑭镇河东，明宗养子从珂镇凤翔，闵帝要把他们调动，从珂举兵反。闵帝派出去的兵，都倒戈投降。闵帝出奔被杀。从珂立，是为废帝。又要调动石敬瑭，敬瑭又反。废帝鉴于闵帝的失败，是预备了一个不倒戈的张敬达，然后发动的，就把石敬瑭围困起来。敬瑭乃派人到契丹去求救，许割燕、云十六州之地（幽州、云州已见前。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莫州，今河北肃宁县。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河北密云县。顺州，今河北顺义县。新州，今察哈尔涿鹿县。妫州，今察哈尔怀来县。儒州，今察哈尔延庆县。武州，今察哈尔宣化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马邑县。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察哈尔蔚县）。他手下的刘知远劝他：只要赂以金帛，就可如愿，不可许割土地，以遗后患。敬瑭不听。此时契丹太祖已死，次子太宗在位，举兵南下，反把张敬达围困起来，废帝不能救。契丹太宗和石敬瑭南下，废帝自焚死。敬瑭定都于大梁，是为晋高祖，称臣割地于契丹。九四二年，晋高祖死，兄子重贵立，是为出帝。听了侍卫景延广的话，对契丹不复称臣，交涉亦改强硬态度。此时契丹已改国号为辽。辽兵南下，战事亦互有胜负。但石晋国力疲敝，而勾通外敌，觊觎大位之例已开，即不能禁人的不效尤，于是晋将杜重威降辽，辽人入大梁，执出帝而去。时在九四六年。辽太宗是个粗人，不懂得政治的，既入大梁，便派人到各地方搜括财帛，又多派他的亲信到各地方去做刺史，汉奸附之以虐民。辽人的行军，本来是不带粮饷的，大军中另有一支军队，随处剽掠以自给，谓之打草谷军，入中国后还是如此，于是反抗者四起。辽太宗无如之何，只得弃汴梁而去，未出中国境而死。太宗本太祖次子，因皇后述律氏的偏爱而立。其兄突欲（汉名倍），定渤海后封于其地，谓之东丹王。东丹王奔后唐，辽太宗入中国时，为晋人所杀。述律后第三子李胡，较太宗更为粗暴，辽人怕述律后要立他，就军中拥戴了东丹王的儿子，是为世宗。李胡兴兵拒战，败绩。世宗在位仅四年，太宗之子穆宗继立，沉湎于酒，政治大乱，北边的风云，遂暂告宁静。此时侵入中国的，幸而是辽太宗，倘使是辽太祖，怕就没有这么容易退出去了。

灭亡后梁，建立后唐的唐庄宗李存勖。在位期间国力强盛，屡次扩充领地，但因管理政事不当而亡于兵变。

契丹虽然退出，中原的政权，却仍落沙陀人之手。刘知远入大梁称帝，是为后汉高祖，未几而死，子隐帝立。九五〇年，为郭威所篡，是为后周太祖。中原的政权，始复归于汉人。后汉高祖之弟旻，自立于太原，称侄于辽，是为北汉，亦称东汉。后周太祖立四年而死，养子世宗立。北汉乘丧来伐，世宗大败之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县）。先是吴杨行密之后，为其臣李升所篡，改国号为唐，是为南唐，并有江西之地，疆域颇广。而后唐庄宗死后，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攻并东川而自立，是为后蜀。李升之子璟，乘闽、楚之衰，将其吞并，意颇自负；孟知祥之子昶，则是一个昏愚狂妄之人；都想交结契丹，以图中原，世宗要想恢复燕、云，就不得不先膺惩这两国。唐代藩镇之弊，总括起来，是“地擅于将，将擅于兵”八个字。一地方的兵甲、财赋，固为节度使所专，中央不能过问。节度使更代之际，也至少无全权过问，或竟全不能过问。然节度使对于其境内之事，亦未必能全权措置，至少是要顾到其将校的意见，或遵循其军中的习惯的。尤其当更代之际，无论是亲子弟，或是资格相当的人，也必须要得到军中的拥戴，否则就有被杀或被逐的危险。节度使如失众心，亦会为其下所杀。又有野心的人，煽动军队，饵以重赏，推翻节度使而代之的。此等军队，真乃所谓骄兵。凡兵骄，则对外必不能作战，而内部则被其把持，一事不可为，甚且纲纪全无，变乱时作。唐中叶以后的藩镇，所以坐视寇盗的纵横而不能出击；明知强邻的见逼，也只得束手坐待其吞并；一遇强敌，其军队即土崩瓦解；其最大的原因，实在于此。这是非加以彻底的整顿，不足以有为的。周世宗本就深知其弊，到高平之战，军队又有兵刃未接，而望风解甲的，乃益知其情势的危险。于是将禁军大加裁汰，又令诸州募兵，将精强的送至京师，其军队乃焕然改观，而其政治的清明，亦足以与之相配合，于是国势骤张。先伐败后蜀，又伐南唐，尽取江北之地。九五九年，遂举兵伐辽。恢复了瀛、莫、易三州，直逼幽州。此时正值契丹中衰之际，倘使周世宗不死，燕、云十六州，是很有恢复的希望的，以后的历史，就全然改观了。惜乎世宗在途中遇疾，只得还军，未几就死了。嗣子幼弱，明年，遂为宋太祖所篡。

周世宗柴荣像

宋太祖的才略，亦和周世宗不相上下，或者还要稳健些。他大约知道契丹是大敌，燕、云一时不易取，即使取到了，也非有很重的兵力不能守的，而这时候割据诸国，非弱即乱，取之颇易，所以要先平定了国内，然后厚集其力以对外。从梁亡后，其将高季兴据荆、归、峡三州自立（荆州，今湖北江陵县。归州，今湖北秭归县。峡州，今湖北西陵县），是为南平。而楚虽为唐所灭，朗州亦旋即独立（朗州，今湖南常德县）。九六二年，宋太祖因朗州和衡州相攻击（衡州，今湖南衡山县）。遣人来求救，遣兵假道南平前往，把南平和朗州都灭掉（衡州先已为朗州所破）。九六五年，遣兵灭后蜀。九七一年，遣兵灭南汉。九七五年，遣兵灭南唐。是年，太祖崩，弟太宗立。九七八年，吴越纳土归降。明年，太宗遂大举灭北汉。于是中国复见统一。自九〇七年朱梁篡唐至此，共计七十二年。若从八八〇年僖宗奔蜀，唐朝的中央政权实际崩溃算起，则适得一百年。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两个民族的竞争，不单是政治上的事。虽然前代的竞争，不像现代要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然一国政治上的趋向，无形中总是受整个社会文化的指导的。所以某一民族，在某一时代中，适宜于竞争与否，就要看这一个民族，在这一个时代中文化的趋向。

在历史上，最威胁中国的是北族。他们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公元前四世纪秦、赵、燕诸国与北方的骑寇相遇，至六世纪之末五胡全被中国同化而告终结，历时约一千年。其第二批和中国的交涉，起于四世纪后半铁勒侵入漠南北，至十世纪前半沙陀失却在中国的政权为止，历时约六百年。从此以后，塞外开发的气运，暂向东北，辽、金、元、清相继而兴。其事起于十世纪初契丹的盛强，终于一九一一年中国的革命。将来的史家，亦许要把他算到现在的东北问题实际解决时为止，然为期亦必不远了。这一期总算起来，为时亦历千余年。这三大批北族，其逐渐移入中国，而为中国人所同化，前后相同。唯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入的，至第三期，则系以征服的形式侵入。

经过五胡和沙陀之乱，中国也可谓受到相当的创痛了。但是以中国之大，安能就把这个看作很大的问题。在当时中国人的眼光里，北族的侵入，还只是治化的缺陷，只要从根本上把中国整顿好了，所谓夷狄，自然不成问题。这时代先知先觉者的眼光，还是全副注重于内部，民族的利害冲突，虽不能说没有感觉，民族主义，却未能因此而发皇。

虽然如此，在唐、宋之间，中国的文化，也确是有一个转变的。这个转变是怎样呢？

中国的文化，截至近世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以前，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先秦、两汉时代的诸子之学。第二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玄学和佛学。第三期为宋、元、明时代的理学。这三期，恰是一个正、反、合。

怎样说这三期的文化，是一个辩证法的进化呢？原来先秦时代的学术，是注重于矫正社会的病态的，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实不仅儒家，而为各家通有的思想，参看第五、第十七两章自明。王莽变法失败以后，大家认为此路不通，而此等议论，渐趋消沉。魏、晋以后，文化乃渐转向，不向整体而向分子方面求解决。他们所讨论的，不是社会的组织如何，使人生于其间，能够获得乐利，可以做个好人，而是人性究竟如何？是好的？是坏的？用何法，把坏人改做好人，使许多好人聚集，而好的社会得以实现？这种动机，确和佛教相契。在这一千年中，传统的儒家，仅仅从事于笺疏，较有思想的人，都走入玄学和佛学一路，就是其明证。但其结果却是怎样呢？显然的，从个人方面着想，所能改良的，只有极小一部分，合全体而观之，依然无济于事。而其改善个人之法，推求到深刻之处，就不能不偏重于内心。工夫用在内心上的多，用在外务上的，自然少了。他们既把社会看作各个分子所构成；社会的好坏，原因在于个人的好坏，而个人的好坏，则源于其内心的好坏；如此，社会上一切问题，自然都不是根本。而他们的所谓好，则实和此世界上的生活不相容，所以他们最彻底的思想，是要消灭这一个世界。明知此路不通，则又一转变而为现在的世界就是佛国；只要心上觉悟，一切行为和俗人一样，也就是圣人。这么一来，社会已经是好的了，根本用不着改良。这两种见解，都是和常识不相容的，都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凡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凭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总只是他们所谓“戏论”，总要给大多数在常识中生活的人所反对的，而事情一到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相矛盾，就是他的致命伤。物极必反，到唐朝佛学极盛时，此项矛盾，业经开始发展了，于是有韩愈的辟佛。他的议论很粗浅，不过在常识范围中批评佛说而已，到宋儒，才在哲学上取得一个立足点。这话在第十七章中，亦经说过。宋学从第十一世纪的中叶起，到第十七世纪的中叶止，支配中国的思想界，约六百年。他们仍把社会看作是各分子所构成的；仍以改良个人为改良社会之本；要改良个人，还是注重在内心上；这些和佛学并无以异。所不同的，则佛家认世界的现状，根本是坏的，若其所谓好的世界而获实现，则现社会的组织，必彻底被破坏，宋学则认现社会的组织，根本是合理的，只因为人不能在此组织中，各处于其所当处的地位，各尽其所应尽的责任，以致不好。而其所认为合理的组织，则是一套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中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在商业兴起，广大的分工合作，日日在扩充，每一个地方自给自足的规模，业已破坏净尽，含有自给自足的性质的大家族，亦不复存在之时，早已不复适宜了。宋儒还要根据这一个时代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略加修改，制成一种方案，而强人以实行，岂非削足适履？岂非等人性于杞柳，而欲以为杯棬？所以宋儒治心的方法，是有很大的价值的，而其治世的方法，则根本不可用。不过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只能在先秦诸子和玄学、佛学两种思想中抉择去取，融化改造，是只能有这个结果的，而文化进化的趋向，亦就不得不受其指导。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政治上的纲纪，所恃以维持的，就是所谓君臣之义。这种纲纪，是要秩序安定，人心也随着安定，才能够维持的。到兵荒马乱，人人习惯于裂冠毁裳之日，就不免要动摇了。南北朝之世，因其君不足以为君，而有“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的贵族，第三十三章中，业经说过。到晚唐、五代之世，此种风气，又盛行了。于是有历事五朝，而自称长乐老以鸣其得意的冯道，有许多想借重异族，以自便私图的杜重威。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如何可以一朝居？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气节。经宋儒提倡之后，士大夫的气节，确实是远胜于前代。但宋儒（一）因其修养的工夫，偏于内心，而处事多疏。（二）则其持躬过于严整，而即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过于严格，而有才能之士，皆为其所排斥。（三）又其持论过高，往往不切于实际。（四）意气过甚，则易陷于党争。党争最易使人动于感情，失却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况党争既启，哪有个个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饰的伪君子，不恤决裂的真小人混进去。到争端扩大而无可收拾，是非淆乱而无从辨别时，就真有宅心公正，顾全大局的人，也苦于无从措手了。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宋儒似乎很为相宜。宋儒有一个优点，他们是知道社会上要百废俱举，尽其相生相养之道，才能够养生送死无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他们否认后世政治家“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心理，这一点，的确是他们的长处。但他们所以能如此，乃是读了经书而然。而经书所述的，乃是古代自给自足，有互助而无矛盾的社会所留诒，到封建势力逐渐发展时，此等组织，就逐渐破坏了。宋儒不知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政治制度，正和这一种规制相反，却要借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之力，以达到这一个目的。其极端的，遂至要恢复井田封建。平易一些的，亦视智愚贤不肖为自然不可泯的阶级，一切繁密的社会制度，还是要以士大夫去指导着实行，而其所谓组织，亦仍脱不了阶级的对立。所以其结果，还是打不倒土豪劣绅，而宋学家特如其中的关学一派，所草拟的极详密的计划，以极大的热心去推行，终于实现的寥若晨星，而且还是昙花一现。这时候，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最需要的，是严肃的官僚政治，而宋学家好作诛心之论，而忽略形迹；又因党争而淆乱是非；则适与之相反。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第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无怪其要迭招外侮了。

韩愈，世称“昌黎先生”，唐代文学家，倡导古文运动，致力于复兴儒学，图为《昌黎先生集》 第一卷。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五代末年，偏方割据诸国，多微弱不振。契丹则是新兴之国，气完力厚的，颇不容易对付，所以宋太祖要厚集其力，以对付他。契丹的立国，是合部族、州县、属国三部分而成的。属国仅有事时量借兵粮，州县亦仅有益于财赋（辽朝的汉兵，名为五京乡丁，只守卫地方，不出戍），只有部族，是契丹立国的根本，这才可以真正算是契丹的国民。他们都在指定的地方，从事于畜牧。举族皆兵，一闻令下，立刻聚集，而且一切战具，都系自备。马既多，而其行军又不带粮饷，到处剽掠自资（此即所谓“打草谷”），所以其兵多而行动极速。周世宗时，正是契丹中衰之会，此时却又兴盛了（辽唯穆宗最昏乱，九六九年，被弑，景宗立，即复安。九八三年，景宗死，圣宗立，年幼，太后萧氏同听政。圣宗至一〇三〇年乃死，子兴宗立，一〇五四年死。圣宗时为辽全盛之世。兴宗时尚可蒙业而安，兴宗死，子道宗立，乃衰）。宋朝若要以力服契丹，非有几十万大兵，能够连年出征，攻下了城能够守，对于契丹地方，还要能加以破坏扰乱不可。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宋太祖不肯轻举。而太宗失之轻敌，灭北汉后，不顾兵力的疲敝，立刻进攻。于是有高梁河之败（在北平西）。至九八五年，太宗又命将分道北伐，亦不利。而契丹反频岁南侵。自燕、云割弃后，山西方面，还有雁门关可守，河北方面，徒恃塘泺以限戎马，是可以御小敌，而不足以御大军的。契丹大举深入，便可直达汴梁对岸的大名，宋朝受威胁殊甚。一〇〇四年，辽圣宗奉其母入寇，至澶州（今河北濮阳县）。真宗听了宰相寇准的话，御驾亲征，才算把契丹吓退。然毕竟以岁币成和（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朝开国未几，国势业已陷于不振了。

《卓歇图》（局部），叙述契丹族的可汗、阏氏和他的部下于出猎后围地饮宴的情况。

假使言和之后，宋朝能够秣马厉兵，以伺其隙，契丹是个浅演之国，他的强盛，必不能持久的，未必无隙可乘。宋朝却怕契丹启衅，伪造天书，要想愚弄敌人（宋朝伪造天书之真意在此，见《宋史·真宗本纪论》）。敌人未必被愚弄，工于献媚和趁风打劫、经手侵渔的官僚，却因此活跃了。斋醮、宫观，因此大兴，财政反陷于竭蹶。而西夏之乱又起。唐朝的政策，虽和汉朝不同，不肯招致异族，入居塞内，然被征服的民族多了，乘机侵入，总是不免的。尤其西北一带，自一度沦陷后，尤为控制之力所不及。党项酋长拓跋氏（拓跋是鲜卑的民族，党项却系羌族，大约是鲜卑人入于羌部族而为其酋长的），于唐太宗时归化。其后裔拓跋思敬，以平黄巢有功，赐姓李氏，做了定难节度使，据有夏、银、绥、宥、静五州（夏州，今陕西怀远县。银州，今陕西米脂县。绥州，今陕西绥德县。宥州，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静州，在米脂县西）。传八世至继捧，于宋太宗的时候来降，而其弟继迁叛去，袭据银州和灵州，降于辽，宋朝未能平定。继迁传子德明，三十年未曾窥边，却征服了河西，拓地愈广。一〇二二年，真宗崩，仁宗立。一〇三四年，德明之子元昊反，兵锋颇锐。宋朝屯大兵数十万于陕西，还不能戢其侵寇。到一〇四四年，才以岁赐成和（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此时辽圣宗已死，兴宗在位，年少气盛，先两年，遣使来求关南之地（瓦桥关，在雄县。周世宗复瀛、莫后，与辽以此为界），宋朝亦增加了岁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然后和议得以维持。给付岁币的名义，《宋史》说是纳字，《辽史》却说是贡字，未知谁真谁假。然即使用纳字，亦已经不甚光荣了。仁宗在位岁久，政颇宽仁，然亦极因循腐败。兵多而不能战，财用竭蹶而不易支持，已成不能振作之势。一〇六三年，仁宗崩，英宗立，在位仅四年。神宗继之，乃有用王安石变法之事。

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难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他所行的政事，免役最是利余于弊的，青苗就未必能然。方田均税，在他手里推行得有限，后人踵而行之，则全是徒有其名。学校、贡举，则并未能收教育人才之效。参看第五、第七、第八三章自明。宋朝当日，相须最急的，是富国强兵。王安石改革的规模颇大，旧日史家的议论，则说他是专注意于富强的（尤其说王安石偏于理财。此因关于改革社会的行政，不甚为从前的政治家所了解之故）。他改革的规模，固不止此，于此确亦有相当的注意。其结果：裁汰冗兵，确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所置的将兵，则未必精强，保甲尤有名无实，而且所引起的骚扰极大，参看第九章自明。安石为相仅七年，然终神宗之世，守其法未变。一〇八五年，神宗崩，子哲宗立。神宗之母高氏临朝，起用旧臣，尽废新法。其死后，哲宗亲政，复行新法，谓之“绍述”。一一〇〇年，哲宗崩，徽宗立，太后向氏权同听政，想调和新旧之见，特改元为建中靖国。徽宗亲政后，仍倾向于新法，而其所用的蔡京，则是反复于新旧两党间的巧宦。徽宗性极奢侈，蔡京则搜刮了各方面的钱，去供给他浪用。政治情形，一落千丈。恢复燕、云和西北，可说是神宗和王安石一个很大的抱负，但因事势的不容许，只得先从事于其易。王安石为相时，曾用王韶征服自唐中叶以后杂居于今甘、青境内的蕃族，开其地为熙河路。这可说是进取西夏的一个预备。然神宗用兵于西夏却不利。哲宗时，继续筑寨，进占其地。夏人力不能支，请辽人居间讲和。宋因对辽有所顾忌，只得许之。徽宗时，宦者童贯，继续用兵西北，则徒招劳费而已。总之，宋朝此时的情势，业已岌岌难支，幸辽、夏亦已就衰，暂得无事，而塞外有一个新兴民族崛起，就要大祸临头了。

金朝的先世，便是古代的所谓肃慎，南北朝、隋、唐时的靺鞨。宋以后则称为女真（女真二字，似即肃慎的异译。清人自称为满洲，据明人的书，实作满住，乃大酋之称，非部族之名。愚案靺鞨酋长之称为大莫弗瞒咄，瞒咄似即满住，而靺鞨二字，似亦仍系瞒咄的异译。至汉时又称为挹娄，据旧说：系今叶鲁二字的转音。而现在的索伦二字，又系女真的异译，此推测而确，则女真民族之名，自古迄今，实未曾变）。其主要的部落，在今松花江流域，在江南的系辽籍，称为熟女真，江北的不系籍，谓之生女真。女真的文明程度，是很低的，到渤海时代，才一度开化。金朝的始祖，名唤函普，是从高句丽旧地，入居生女真的完颜部，而为其酋长的。部众受其教导，渐次开化。其子孙又以渐征服诸部族，势力渐强。而辽自兴宗后，子道宗立，政治渐乱。道宗死，子天祚帝立，荒于游畋，竟把国事全然置诸不顾。女真本厌辽人的羁轭，天祚帝遣使到女真部族中去求名鹰，骚扰尤甚，遂致激起女真的叛变。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一一一四年，起兵与辽相抗。契丹控制女真的要地黄龙府、咸州、宁江州（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咸州，今辽宁铁岭县。宁江州，在吉林省城北），次第失陷。天祚帝自将大兵东征，因有内乱西归，旋和金人讲和，又迁延不定。东京先陷，上京及中、西两京继之（上京临潢府，在今热河开鲁县南。中京大定府，在今热河建昌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县。南京析津府，即幽州。西京大同府，即云州）。南京别立一君，意图自保，而宋人约金攻辽之事又起。先是童贯当权，闻金人攻辽屡胜，意图侥幸，遣使于金，求其破辽之后，将石晋所割之地，还给中国。金人约以彼此夹攻，得即有之。而童贯进兵屡败，乃又求助于金。金太祖自居庸关入，把南京攻下。太祖旋死，弟太宗立。天祚帝辗转漠南，至一一二五年，为金人所获，辽亡。

宋朝本约金夹攻的，此时南京之下，仍借金人之力，自无坐享其成之理，乃输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并许给岁币。金人遂以石晋所割之地来归。女真本系小部族，此时吞并全辽，已觉消化不下，焉有余力，经营中国的土地？这是其肯将石晋所割之地还给中国的理由。但女真此时，虽不以地狭为忧，却不免以土满为患。文明国民，生产能力高强的，自然尤为其所欢迎。于是军行所至，颇以掳掠人口为务。而汉奸亦已有献媚异族，进不可割地之议的。于是燕京的归还，仅系一个空城，尽掳其人民以去。而营、平、滦三州（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滦州，今河北滦县），本非石晋所割让，宋朝向金要求时，又漏未提及，则不肯归还，且将平州建为南京，命辽降将张觉守之。燕京被掳的人民，流离道路，不胜其苦，过平州时，求张觉做主。张觉就据地来降。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交涉。宋朝当时，应该抚恤其人民，而对于金朝，另提出某种条件，以足其欲而平其愤。金朝此时，虽已有汉奸相辅，究未脱野蛮之习，且值草创之际，其交涉是并不十分难办的。如其处置得宜，不但无启衅之忧，营、平、滦三州，也未尝不可乘机收复。而宋朝贸然受之，一无措置。到金人来诘责，则又手忙脚乱，把张觉杀掉，函首以畀之。无益于金朝的责言，而反使降将解体，其手段真可谓拙劣极了。

《清明上河图》（局部）

辽朝灭亡之年，金朝便举兵南下。宗翰自云州至太原，为张孝纯所阻，而宗望自平州直抵汴京。时徽宗已传位于钦宗。初任李纲守御，然救兵来的，都不能解围，不得已，许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河北河间县）；宋主称金主为伯父；并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讲和。宗望的兵才退去。金朝此时，是不知什么国际的礼法的，宗翰听闻宗望得了赂，也使人来求赂。宋人不许。宗翰怒，攻破威胜军和隆德府（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县）。宋人认为背盟，下诏三镇坚守。契丹遗臣萧仲恭来使，又给以蜡书，使招降契丹降将耶律余睹。于是宗翰、宗望再分道南下，两路都抵汴京。徽、钦二宗，遂于一一二七年北狩。金朝这时候，是断没有力量，再占据中国的土地的，所希望的，只是有一个傀儡，供其驱使而已。乃立宋臣张邦昌为楚帝，退兵而去。张邦昌，自然是要靠金朝的兵力保护，然后能安其位的，金兵既去，只得自行退位。而宋朝是时，太子、后妃、宗室，多已被掳，只得请哲宗的废后孟氏出来垂帘。“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孟后立高宗诏语），这时候的民族主义，自然还要联系在忠君主义上面的，于是孟后下诏，命高宗在归德正位（今河南商丘县）。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语云：“败军之气，累世而不复”，这话亦不尽然。“困兽犹斗”，反败为胜的事情，绝不是没有的，只看奋斗的精神如何罢了。宋朝当南渡时，并没有什么完整的军队，而且群盗如毛，境内的治安，且岌岌不可保，似乎一时间决谈不到恢复之计。然以中国的广大，金朝人能有多大的兵力去占据？为宋朝计：是时理宜退守一个可守的据点，练兵筹饷，抚恤人民。被敌兵蹂蹒之区，则奖励、指导其人民，使之团结自守，而用相当的正式军队，为之声援。如此相持，历时稍久，金人的气焰必渐折，恢复之谋，就可从此开展了。苦于当时并没有这种眼光远大的战略家。而且当此情势，做首领的，必须是一个文武兼资之才，既有作战的策略，又能统驭诸将，使其不敢骄横，遇敌不敢退缩，对内不敢干政，才能够悉力对外。而这时候，又没有这样一个长于统率的人物。金兵既退，宗泽招降群盗，以守汴京。高宗既不能听他的话还跸，又不能驻守关中或南阳，而南走扬州。一一二九年，金宗翰、宗望会师濮州（今山东濮县），分遣娄室入陕西，其正兵南下，前锋直打到扬州。高宗奔杭州（今浙江杭县）。明年，金宗弼渡江，自独松关入（在今安徽广德县东）。高宗奔明州（今浙江鄞县）。金兵再进迫，高宗逃入海。金兵亦入海追之，不及乃还。自此以后，金人亦以“士马疲敝，粮储未丰”（宗弼语），不能再行进取了。其西北一路，则宋朝任张浚为宣抚使，以拒娄室，而宗弼自江南还，亦往助娄室。浚战败于富平（今陕西兴平县），陕西遂陷。但浚能任赵开以理财，用刘子羽、吴玠、吴璘等为将，卒能保守全蜀。

利用傀儡，以图缓冲，使自己得少休息，这种希冀，金人在此时，还没有变。其时宗泽已死，汴京失陷，金人乃立宋降臣刘豫于汴，畀以河南、陕西之地。刘豫却想靠着异族的力量反噬，几次发兵入寇，却又都败北。在金人中，宗弼是公忠体国的，挞懒却骄恣腐败（金朝并无一定之继承法，故宗室中多有觊觎之心。其时握兵权者，宗望、宗弼皆太祖子，宗翰为太祖从子，挞懒则太祖从弟。宗翰即有不臣之心。挞懒最老寿，在熙宗时为尊属，故其觊觎尤甚。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皆太祖孙）。秦桧是当金人立张邦昌时，率领朝官，力争立赵氏之后，被金人捉去的，后来以赐挞懒。秦桧从海路逃归。秦桧的意思，是偏重于对内的。因为当时，宋朝的将帅，颇为骄横。“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求，无复顾惜。”“使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未易取，而南方亦未易定。”（叶适《论四大屯兵》语，详见《文献通考·兵考》）所以要对外言和，得一个整理内部的机会。当其南还之时，就说要“南人归南，北人归北”。高宗既无进取的雄才，自然意见与之相合，于是用为宰相。一一三七年，刘豫为宗弼所废。秦桧乘机，使人向挞懒要求，把河南、陕西之地，还给宋朝。挞懒允许了。明年，遂以其地来归。而金朝突起政变。一一三九年，宗弼回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挞懒南走，至燕京，为金人所追及，被杀。和议遂废。宗弼再向河南，娄室再向陕西。宋朝此时，兵力已较南渡之初稍强。宗弼前锋至顺昌（今安徽阜阳市），为刘锜所败。岳飞从湖北进兵，亦有郾城之捷（今河南郾城县）。吴璘亦出兵收复了陕西若干州郡。倘使内部没有矛盾，自可和金兵相持。而高宗、秦桧，执意言和，把诸将召还，和金人成立和约：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在陕西宝鸡县南）。岁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宋高宗称臣于金。可谓屈辱极了。于是罢三宣抚司，改其兵为某州驻扎御前诸军，而设总领以司其财赋，已见第九章。

宋高宗赵构像

金太宗死后，太祖之孙熙宗立，以嗜酒昏乱，为其从弟海陵庶人所弑。此事在一一四九年。海陵更为狂妄，迁都于燕，后又迁都于汴。一一六〇年，遂大举南侵。以其暴虐过甚，兵甫动，就有人到辽阳去拥立世宗。海陵闻之，欲尽驱其众渡江，然后北还，至采石矶，为宋虞允文所败，改趋扬州，为其下所弑。金兵遂北还。一一六二年，高宗传位于孝宗。孝宗颇有志于恢复，任张浚以图进取。浚使李显忠进兵，至符离（集名，在今安徽宿县），大败。进取遂成画饼。一一六五年，以岁币各减五万，宋主称金主为伯父的条件成和。金世宗算是金朝的令主。他的民族成见，是最深的。他曾对其种人，屡称上京风俗之美，教他们保存旧风，不要汉化。臣下有说女真、汉人，已为一家的，他就板起脸说：“女真、汉人，其实是二。”这种尖锐的语调，决非此前的北族，所肯出之于口的，其存之于心的，自亦不至于如此之甚了。然他的见解虽如此，而既不能放弃中国之地，就只得定都燕京。并因是时叛者蜂起，不得不将猛安谋克户，移入中原，以资镇压，夺民地以给之，替汉人和女真之间，留下一个深刻的仇恨。而诸猛安谋克人，则唯酒是务，竟有一家百口，垄无一苗的，征服者的气质，丧失净尽了。自太祖崛起至此，不过六十年。

一一九四年，孝宗传位于光宗。此时金世宗亦死，子章宗立，北边颇有叛乱，河南、山东，亦有荒歉之处，金朝的国势渐衰。宋光宗多病，皇后李氏，又和太上皇不睦。一一九四年，孝宗崩，光宗不能出而持丧，人心颇为疑惑。宰相赵汝愚，因门使韩侂胄，请于高宗后吴氏，扶嘉王扩内禅；是为宁宗。韩侂胄排去赵汝愚，代为宰相，颇为士流所攻击，想立恢复之功，以间执众口。一二〇六年，遂贸然北伐。谁想金兵虽弱，宋兵亦不强。兵交之后，襄阳和淮东西州郡，次第失陷。韩侂胄又想谋和，而金人复书，要斩侂胄之首，和议复绝。皇后杨氏，本和韩侂胄有隙，使其兄次山，勾结侍郎史弥远，把韩侂胄杀掉，函首以畀金。一二〇八年，以增加岁币为三十万两、匹的条件成和。韩侂胄固然是妄人，宋朝此举，也太不像话了。和议成后两年，金章宗死，世宗子卫绍王立。其明年，蒙古侵金，金人就一败涂地。可见金朝是时，业已势成弩末，宋朝并没有急于讲和的必要了。

1211年，蒙古军于野狐岭战役消灭金军四十万，金朝至此无力反击。

蒙古本室韦部落，但其后来和鞑靼混合，所以蒙人亦自称为鞑靼。其居地初在望建河，即今黑龙江上游之南，而后徙于不而罕山，即今外蒙古车臣、土谢图两部界上的布尔罕哈勒那都岭。自回纥灭亡以后，漠北久无强部，算到一一六七年成吉思汗做蒙古的酋长的时候，已经三百六十多年了，淘汰、酝酿，自然该有一个强部出来。成吉思汗少时，漠南北诸部错列，蒙古并不见得怎样强大。且其内部分裂，成吉思汗备受同族的齮龁。但汗有雄才大略，收合部众，又与诸部落合纵连横，至一二〇六年，而漠南北诸部，悉为所征服。这一年，诸部大会于斡难河源（今译作鄂诺，又作敖嫩），上他以成吉思汗的尊号。成吉思汗在此时，已非蒙古的汗，而为许多部族的大汗了。一二一〇年，成吉思汗伐夏，夏人降。其明年，遂伐金。金人对于北方，所采取的是一种防守政策。从河套斜向东北，直达女真旧地，筑有一道长城。汪古部居今归绥县之北，守其冲要之点。此时汪古通于蒙古，故蒙古得以安行而入长城。会河堡一战（会河堡，在今察哈尔万全县西），金兵大败，蒙古遂入居庸关。留兵围燕京，分兵蹂躏山东、山西，东至辽西。金人弑卫绍王，立宣宗，与蒙古言和，而迁都于汴。蒙古又以为口实，发兵攻陷燕京。金人此时，尽迁河北的猛安谋克户于河南，又夺汉人之地以给之。其民既不能耕，又不能战，势已旦夕待亡。幸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用兵于西域，金人乃得少宽。这时候，宋朝亦罢金岁币。避强凌弱，国际上总是在所难免的；而且此时金人，财政困难，对于岁币，亦不肯放弃，或者还希冀战胜了可以向宋人多胁取些；于是两国开了兵衅，又因疆埸细故，与夏人失和。兵力益分而弱。一二二四年，宣宗死，哀宗立，才和夏人以兄弟之国成和（前此夏人称臣），而宋朝卒不许。其时成吉思汗亦已东归，蒙古人的兵锋，又转向中原。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围夏，未克而死，遗命秘不发丧，把夏人灭掉。一二二九年，太宗立。明年，复伐金。时金人已放弃河北，以精兵二十万，守邳县到潼关的一线。太宗使其弟拖雷假道于宋。宋人不许。拖雷就强行通过，自汉中、襄、郧而北，大败金人于三峰山（在河南禹县）。太宗亦自白坡渡河（在河南孟津县），使速不台围汴，十六昼夜不能克，乃退兵议和。旋金兵杀蒙古使者，和议复绝。金哀宗逃到蔡州。宋、元复联合以攻金。宋使孟珙、江海帅师会蒙古兵围蔡。一二三四年，金亡。

约金攻辽，还为金灭，这是北宋的覆辙，宋人此时，似乎又不知鉴而蹈之了。所以读史的人，多以宋约元攻金为失策。这亦未必尽然。宋朝和金朝，是不共戴天之仇，不能不报的。若说保存金朝以为障蔽，则金人此时，岂能终御蒙古？不急进而与蒙古联合，恢复一些失地，坐视金人为蒙古所灭，岂不更糟？要知约金攻辽，亦并不算失策，其失策乃在灭辽之后，不能发愤自强，而又轻率启衅。约元灭金之后，弊亦仍在于此。金亡之前十年，宋宁宗崩，无子。史弥远援立理宗，仍专政。金亡前一年，史弥远死，贾似道继之。贾似道是表面上似有才气，而不能切实办事的人，如何当得这艰难的局面？金亡之后，宋朝人倡议收复三京（宋东京即大梁，南京即宋州，西京为洛阳，北京为大名），入汴、洛而不能守。蒙古反因此南侵，江、淮之地多陷。一二四一年，蒙古太宗死。一二四六年，定宗立，三年而死。一二五一年，宪宗方立。蒙古当此时，所致力的还是西域，而国内又有汗位继承之争，所以未能专力中国。至一二五八年，各方粗定，宪宗乃大举入蜀。忽必烈已平吐蕃、大理，亦东北上至鄂州（今湖北武昌县）。宋将王坚守合州（今四川合川县），宪宗受伤，死于城下。贾似道督大军援鄂，不敢战，使人求和，许称臣，划江为界。忽必烈亦急图自立，乃许之而北归。贾似道掩其事，以大捷闻于朝。自此蒙古使者来皆拘之，而借和议以图自强而待敌人之弊的机会遂绝。忽必烈北还后，自立，是为元世祖。世祖在宪宗时，本来是分治漠南的，他手下又多西域人和中国人，于是以一二六四年定都燕京。蒙古的根据地，就移到中国来了。明年，理宗崩，子度宗立。宋将刘整叛降元，劝元人攻襄阳。自一二六八至一二七三，被围凡五年，宋人不能救，襄阳遂陷。明年，度宗崩，子恭帝立。伯颜自两湖长驱南下。一二七六年，临安不守，谢太后和恭帝都北狩。故相陈宜中立其弟益王于福州（今福建闽侯县），后来转徙，崩于碙州（在今广东吴川县海中）。其弟卫王昺立，迁于崖山（在今广东新会县海中）。一二七九年，汉奸张弘范来攻，宰相陆秀夫负帝赴海殉国。张世杰收兵图再举，到海陵山（在今广东海阳县海中），舟覆而死。宋亡。中国遂整个为北族所征服。

岳飞像

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文化，一时未能急剧转变，以适应于竞争之故。原来游牧民族，以掠夺为生产，而其生活又极适宜于战斗，所以其势甚强，文明民族，往往为其所乘，罗马的见轭于蛮族，和中国的见轭于五胡和辽、金、元、清，正是一个道理。两国国力的强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于竞争的共有多少而定。旧时的政治组织，是不适宜于动员全民众的。其所恃以和异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个集团。试看宋朝南渡以后，军政的腐败，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于宴安酖毒、歌舞湖山可知。虽其一部分分子的腐化，招致了异族的压迫，却又因异族的压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替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源，这也是祸福倚伏的道理。北宋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蘖时期；南宋一代，则是其逐渐成长的时期。试读当时的主战派，如胡铨等一辈人的议论，至今犹觉其凛凛有生气可知（见《宋史》卷三七四）。固然，只论是非，不论利害，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事有一时的成功，有将来的成功。主张正义的议论，一时虽看似迂阔，隔若干年代后，往往收到很大的效果。民族主义的形成，即其一例。论是非是宗旨，论利害是手段。手段固不能不择，却不该因此牺牲了宗旨。历来外敌压迫时，总有一班唱高调的人，议论似属正大，居心实不可问，然不能因此而并没其真。所以自宋至明，一班好发议论的士大夫，也是要分别观之的。固不该盲从附和，也不该一笔抹杀。其要，在能分别真伪，看谁是有诚意的，谁是唱高调的，这就是大多数国民，在危急存亡之时，所当拭目辨别清楚的了。民族主义，不但在上流社会中，植下了根基，在下流社会中，亦立下了一个组织，看后文所述便知。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蒙古，是野蛮的侵略民族所建立的最大的帝国，他是适直幸运而成功的。

蒙古所征服之地，几于包括整个亚洲，而且还跨有欧洲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自然还是西域。葱岭以西，亚历山大东征后，安息、大夏，对立为两个大国。其后则变为波斯和月氏的对立。南北朝时，嚈哒兴，月氏为其所破，分为许多小国，波斯亦被其慑服。突厥兴，嚈哒又为所破。月氏旧地，大抵服属于西突厥。时大食亦已勃兴，公元六四一年，破波斯，葱岭以西之地，次第为其所吞并。是时中国亦灭西突厥，波斯以东之地，尽置羁縻府、州，两国的政治势力，遂相接触。然葱岭以西之地，中国本视属羁縻，故未至引起实际的冲突（公元七五〇年，即唐玄宗天宝九年，唐将高仙芝，伐今塔什干的石国，石国求救于大食。明年，大食来援，唐兵败于怛逻斯。未久安史之乱起，唐朝就不再经营西域了）。安史之乱后，中国对于西域，就不再过问了。辽朝灭亡后，其宗室耶律大石，会十八部王众于西州（唐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县），简其精锐西行。此时大食的纪纲，久已颓废，东方诸酋，据土自专，形同独立。大石兵至，灭掉雄踞呼罗珊的塞而柱克（Seljuks），并压服了花剌子模（Khorazme，《唐书》作货利习弥），使之纳贡，而立国于吹河之滨，是为西辽。成吉思汗平漠南北时，今蒙古西部乃蛮部的酋长古出鲁克奔西辽，运用阴谋，和花剌子模里应外合而取其国。又有在鄂尔坤、色楞格两河间的蔑儿乞，其酋长忽秃亦西奔，和古出鲁克，都有卷土重来之意。成吉思汗怕根本之地动摇，乃于一二一三年北归，遣哲别、速不台把这二人击灭。先是天山南路的畏吾儿（即回纥异译），及其西之哈剌鲁（唐时西突厥属部葛逻禄），归顺蒙古，蒙古入西域之路已开，既灭古出鲁克，蒙古的疆域，就和花剌子模相接。兴于蒙古高原的北族，照例总是先向中国地方侵掠的；况且是时，蒙古与金，业已兵连祸结；所以蒙古对于西域，本来是无意于用兵的。但野蛮人所好的是奢侈享受，西域是文明发达之地，通商往来，自为其所欢迎；而商人好利，自亦无孔不入。成吉思汗乃因商人以修好于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王亦已允许。然花剌子模的军队，多数系康里人，王母亦康里人，因之作威作福，花剌子模王不能制。锡尔河滨的讹打剌城，为东西交通孔道，城主为王母之弟，蒙古人随商人西行的，一行共有四百多人，都被他认为奸细，捉起来杀掉，只有一个人脱逃归报。成吉思汗大怒，遂以一二一九年西征，破花剌子模，其王辗转入里海小岛而死。王子奔哥疾宁，成吉思汗追破之，略印度北境而还。哲别、速不台别将绕里海，越高加索山，破西北诸部。钦察酋长奔阿罗思（Kiptchac，亦译奇卜察克。阿罗思，即俄罗斯），又追败之，平康里而还。成吉思汗的攻西域，本来是复仇之师，但因西域高度的物质文明，及其抵抗力的薄弱，遂引起蒙古人继续侵掠的欲望。太宗立，命诸王西征，再破钦察，人阿罗思，进规宰烈儿（即波兰）及马札剌（匈牙利），西抵威尼斯，是为蒙古西征最深入的一次，因太宗凶问至，乃班师。宪宗立，复遣弟旭烈兀西征，破木剌夷及报达［木剌夷(Mulahids)，为天方教中之一派，在里海南岸］，西域至此略定。东北一带，自高句丽、百济灭亡后，新罗亦渐衰。唐末，复分为高丽、后百济及新罗三国，石晋初，尽并于高丽王氏。北宋之世，高丽曾和契丹构兵，颇受其侵略，然尚无大关系。自高句丽灭亡后，朝鲜半岛的北部，新罗控制之力，不甚完全；高丽亦未能尽力经营；女真逐渐侵入其地，是为近世满族发达的一个原因，金朝即以此兴起。完颜部本曾朝贡于高丽，至后来，则高丽反为所胁服，称臣奉贡。金末，契丹遗族和女真人，在今辽、吉境内扰乱，蒙古兵追击，始和高丽相遇，因此引起冲突，至太宗时乃成和。此后高丽内政，遂时受蒙古人的干涉。有时甚至废其国号，而于其地立征东行省。

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给日本的国书，被称为“蒙古国牒状”。

元世祖时，中国既定，又要介高丽以招致日本。日本不听。世祖遂于一二七四、一二八一两年遣兵渡海东征。前一次损失还小。后一次因台风将作，其将择坚舰先走，余众二十余万，尽为日本所虏，杀蒙古人、高丽人、汉人，而以南人为奴隶，其败绩可谓残酷了。世祖欲图再举，因有事于安南，遂不果。蒙古西南的侵略，是开始于宪宗时的。世祖自今青海之地入西藏，遂入云南，灭大理（即南诏），自将北还，而留兵续向南方侵略。此时后印度半岛之地，安南已独立为国，其南，今柬埔寨之地为占城，蒲甘河附近则有缅国。元兵侵入安南和占城，其人都不服。一二八四、八五、八七三年，三次发兵南征，因天时地利的不宜，始终不甚得利。其在南洋，则曾一度用兵于爪哇。此外被招致来朝的，共有十国，都是今南洋群岛和印度沿岸之地（《元史》云当时海外诸国，以俱蓝、马八儿为纲维，这两国，该是诸国中最大的。马八儿，即今印度的马拉巴尔。俱蓝为其后障，当在马拉巴尔附近）。自成吉思汗崛起，至世祖灭宋，共历一百一十二年，而蒙古的武功，臻于极盛。其人的勇于战斗；征服各地方后，亦颇长于统治（如不干涉各国的信教自由，即其一端）；自有足称。但其大部分成功的原因，则仍在此时别些个大国，都适值衰颓，而乏抵抗的能力，其中尤其主要的，就是中国和大食帝国；又有一部分人，反为其所用，如蒙古西征时附从的诸部族便是；所以我说他是适直天幸。

中国和亚、欧、非三洲之交的地中海沿岸，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文明起源之地。这两个区域的文明，被亚洲中部和南部的山岭，和北方的荒凉阻隔住了。欧洲文明的东渐，大约以希腊人的东迁为最早。汉通西域时所接触的西方文化，就都是希腊人所传播、所留遗。其后罗马兴，东边的境界，仍为东西文化接触之地。至罗马之北境为蛮族所据而中衰。大食兴，在地理上，拥有超过罗马的大版图，在文化上，亦能继承希腊的遗绪。西方的文化，因此而东渐，东方的文化，因此而西行者不少。但主要的是由于海路，至蒙古兴，而欧西和东方的陆路才开通。其时西方的商人，有经中央亚细亚、天山南路到蒙古来的，亦有从西伯利亚南部经天山北路而来的。基督教国，亦派有使节东来。而意大利人马哥博罗（Marco Polo），居中国凡三十年，归而以其所见，著成游记，给予西方人以东方地理上较确实的知识，且引起其好奇心，亦为近世西力东侵的一个张本。

元世祖忽必烈像

如此广大的疆域，自非一个大汗所能直接统治；况且野蛮人的征服，其意义原是掠夺；封建制度，自然要随之而兴。蒙古的制度，宗室、外戚、功臣，是各有分地的，而以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为最大。当时的分封，大约他的长子术赤，所得的是花剌子模和康里、钦察之地；次子太宗，所得的是乃蛮之地；三子察合台，所得的是西辽之地；而和林旧业，则依蒙古人幼子守灶之习，归于其季子拖雷（此据日本那珂通世说，见其所注《成吉思汗实录》，此书即《元秘史》的日译本）。其后西北一带，术赤之子拔都，为其共主，而西南的平定，则功出于拖雷之子旭烈兀，其后裔世君其地。此即所谓阿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个汗国［阿阔台之后称Km.of Ogotai，亦称Naiman（乃蛮）。察合台之后称Km.of Tchagatai。拔都之后称Km.of Kiptchac，亦称Golden Horde。旭烈兀之后称Km.of Iran］。而分裂即起于其间。蒙古的汗，本来是由诸部族公推的，到后来还是如此。每当大汗逝世之后，即由宗王、驸马和管兵的官，开一个大会（蒙古语为“忽力而台”），议定应继承汗位的人。太祖之妻孛儿帖，曾给蔑儿乞人掳去，后太祖联合与部，把他抢回，就生了术赤。他的兄弟，心疑他是蔑儿乞种，有些歧视他，所以他西征之后，一去不归，实可称为蒙古的泰伯。太祖死时，曾有命太宗承继之说，所以大会未有异议。太宗死后，其后人和拖雷的后人，就有争夺之意。定宗幸获继立，而身弱多病，未久即死。拖雷之子宪宗被推戴。太宗后人，另谋拥戴失烈门，为宪宗所杀，并夺去太宗后王的兵柄。蒙古的内争，于是开始。宪宗死后，争夺复起于拖雷后人之间。宪宗时，曾命阿里不哥统治漠北，世祖统治漠南。宪宗死后，世祖不待大会的推戴而自立，阿里不哥亦自立于漠北，为世祖所败，而太宗之子海都自立于西北，察合台、钦察两汗国都附和他。伊儿汗国虽附世祖，却在地势上被隔绝了。终世祖之世不能定。直到一三一〇年，海都之子才来归降。然自海都之叛，蒙古大汗的号令，就不能行于全帝国，此时亦不能恢复了。所以蒙古可说是至世祖时而臻于极盛，亦可说自世祖时而开始衰颓。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辽、金、元三朝，立国的情形，各有不同。契丹虽然占据了中国的一部分，然其立国之本，始终寄于部族，和汉人并未发生深切的关系。金朝所侵占的，重要之地，唯有中国。他的故土和他固有的部族、文化尚未发展，虽可借其贫瘠而好掠夺的欲望，及因其进化之浅，社会组织简单，内部矛盾较少，因而有诚朴之气、勇敢之风，能够崛起于一时，然究不能据女真之地，用女真之人，以建立一个大国。所以从海陵迁都以后，他国家的生命，已经寄托在他所侵占的中国的土地上了。所以他压迫汉人较甚，而其了解汉人，却亦较深。至蒙古，则所征服之地极广，中国不过是其一部分。虽然从元世祖以后，大帝国业已瓦解，所谓元朝者，其生命亦已寄托于中国，然自以为是一个极大的帝国，看了中国，不过是其所占据的地方的一部分的观念，始终未能改变。所以对于中国，并不能十分了解，试看元朝诸帝，多不通汉文及汉语可知。

《元世祖出猎图》，元朝画家刘贯道绘制，其中骑着黑马、身穿白裘的男子是元世祖忽必烈。

元朝诸帝，唯世祖较为聪明，所用的汉人和西域人较多，亦颇能厘定治法。此后则唯仁宗在位较久，政治亦较清明。其余诸帝，大抵荒淫愚昧。这个，和其继嗣之争，亦颇有关系。因为元朝在世祖之时，北边尚颇紧急。成宗和武宗，都是统兵在北边防御，因而得立的。武宗即位之前，曾由仁宗摄位，所以即位之后，不得不立仁宗为太子。因此引起英宗之后泰定、天顺两帝间的争乱。文宗死后，又引起燕帖木儿的专权（时海都之乱未定，成宗和武宗，都是统兵以防北边的。世祖之死，伯颜以宿将重臣，归附成宗，所以未有争议。成宗之死，皇后伯岳吾氏想立安西王。右丞相哈剌哈孙使迎仁宗监国，以待武宗之至。武宗至，弑伯岳吾后，杀安西王而自立，以仁宗为太子。仁宗既立，立英宗为太子，而出明宗于云南，其臣奉之奔阿尔泰山。英宗传子泰定帝，死于上都。子天顺帝，即在上都即位。签书枢密院事燕帖木儿，为武宗旧臣，胁大都百官，迎立武宗之子，因明宗在远，先迎文宗监国，发兵陷上都，天顺帝不知所终。明宗至漠南，即位。文宗入见，明宗暴死。文宗后来心上觉得不安，遗令必立明宗之子，而燕帖木儿不肯。文宗皇后翁吉剌氏，坚持文宗的遗命，于是迎立宁宗，数月而死，再迎顺帝。顺帝的年纪，却比宁宗大些了，燕帖木儿又坚持，顺帝虽至，不得即位。会燕帖木儿死，问题乃得解决。顺帝既立，追治明宗死事，翁吉剌后和其子燕帖古思，都被流放到高丽，死在路上。元入中国后的继嗣之争，大略如此）。中央的变乱频仍，自然说不到求治，而最后又得一个荒淫的顺帝，胡无百年之运，客星据坐，自然不能持久了。元世祖所创立的治法，是专以防制汉人为务的。试看其设立行省及行御史台；将边徼襟喉之地，分封诸王；遣蒙古军及探马赤军分守河、洛、山东；分派世袭的万户府，屯驻各处；及因重用蒙古、色目人而轻视汉人可知。这是从立法方面说。从行政方面说：则厚敛人民，以奉宗王、妃、主；纵容诸将，使其掠人为奴婢；选法混乱，贪黩公行；而且迷信喇嘛教，佛事所费，既已不赀，还要听其在民间骚扰。可谓无一善政（参看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九各章）。所以仍能占据中国数十年，则因中国社会，自有其深根宁极之理，并非政治现象，所能彻底扰乱，所以他以异族入据中原，虽为人心所不服，亦不得不隐忍以待时。到顺帝时，政治既乱，而又时有水旱偏灾，草泽的英雄，就要乘机而起了。

“举世无人识，终年独自行。海中擎日出，天外唤风生。”（郑所南先生诗语。所南先生名思肖，工画兰，宋亡后，画兰皆不画土，人或问之，则曰：“土为番人夺去，汝不知耶？”著有《心史》，藏之铁函，明季乃于吴中承天寺井中得之。其书语语沉痛，为民族主义放出万丈的光焰。清朝的士大夫读之，不知自愧，反诬为伪造，真可谓全无心肝了。）表面上的平静，是靠不住的，爆发的种子，正潜伏在不见不闻之处。这不见不闻之处是那里呢？这便在各人的心上。昔人说：“雪大耻，复大仇，皆以心之力。”（龚自珍文中语）文官投降了，武官解甲了，大多数的人民，虽然不服，苦于不问政治久了，一时团结不起来。时乎时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乃将一颗革命的种子，广播潜藏于人民唯一的组织，即所谓江湖豪侠的社会之中，这是近世史上的一件大事。明亡以后之事，为众所周知，然其事实不始于明亡以后，不过年深月久，事迹已陈，这种社会中，又没有记载，其事遂在若存若亡之间罢了。元朝到顺帝之世，反抗政府的，就纷纷而起。其中较大的是：台州的方国珍（今浙江临海县），徐州的李二，湖北的徐寿辉，濠州的郭子兴（今安徽凤阳县），高邮的张士诚（后迁平江，今江苏吴县）。而刘福通以白莲教徒，起于安丰（今安徽寿县），奉其教主之子韩林儿为主。白莲教是近代的人看作邪教的，然其起始决非邪教，试看其在当时，首举北伐的义旗可知。元朝当日，政治紊乱。宰相脱脱之弟也先帖木儿，当征讨之任，连年无功，后来反大溃于沙河（今河南遂平、确山、泌阳境上的沙河店），军资丧失殆尽。脱脱觉得不好，自将大军出征。打破了李二，围张士诚，未克，而为异党排挤以去。南方群雄争持，元朝就不能过问。一三五八年，刘福通分兵三道：一军人山、陕，一军入山东，自奉韩林儿复开封。此时元朝方面，亦有两个人出来，替他挣扎。那便是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他们是在河南起兵，帮助元朝的，此时因陕西行省的求援，先人陕解围，又移兵山东，把刘福通所派的兵，围困起来。刘福通的将遣人把察罕刺死，其子库库帖木儿代总其兵，到底把敌兵打败，刘福通和韩林儿，走回安丰，后为张士诚所灭。然其打山西的一支兵，还从上都直打到辽东（今多伦县，元世祖自立于此，建为上都，而称今北平为大都），然后被消灭。军行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亦可谓虽败犹荣了。

元顺帝像

首事的虽终于无成，然继起的则业已养成气力。明太祖初起时，本来是附随郭子兴的，后来别为一军，渡江取集庆（今南京，元集庆路）。时徐寿辉为其将陈友谅所杀，陈据江西、湖北，势颇强盛（寿辉将明玉珍据四川自立，传子升，为明太祖所灭），后为太祖所灭。太祖又降方国珍，破张士诚，几乎全据了长江流域。而元朝是时，复起内乱。其时库库帖木儿据冀宁（元冀宁路，治今山西阳曲县），孛罗帖木儿据大同，孛罗想兼据晋冀，以裕军食，二人因此相争。顺帝次后奇氏，高丽人，生子爱猷识理达腊，立为太子。太子和奇后，阴谋内禅。是时高丽人自宫到元朝来充当内监的很多，奇后宫中，自更不乏，而朴不花最得信任，宰相搠思监，就是走朴不花的门路得位的，他和御史大夫老的沙不协，因太子言于顺帝，免其职。老的沙逃奔大同，托庇于孛罗。搠思监诬孛罗谋反。孛罗就真个反叛，举兵犯阙，把搠思监和朴不花都杀掉。太子投奔库库。库库兴兵送太子还京，孛罗已被顺帝遣人刺死。太子欲使库库以兵力胁迫顺帝内禅，库库不肯。时顺帝封库库为河南王，使其总统诸军，平定南方。李思齐因与察罕同起兵，不愿受库库节制，陕西参政张良弼，亦和库库不协，二人连兵攻库库。太子乘机，叫顺帝下诏，削掉库库的官爵，使太子统兵讨之，北方大乱。“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太祖讨胡檄中语）一三六八年，明太祖命徐达、常遇春两道北伐。徐达平河南，常遇春下山东，会师德州（今山东德县），北扼直沽。顺帝走上都。太祖使徐达下太原，乘胜定秦、陇，库库帖木儿奔和林（和林城，太宗所建，今之额尔德尼招，是其遗址）。常遇春攻上都，顺帝再奔应昌（城名，在达里泊旁，为元外戚翁吉剌氏之地）。一三七〇年，顺帝死，明兵再出，爱猷识理达腊亦奔和林，不久便死，子脱古思帖木儿嗣。一三八七年，太祖使蓝玉平辽东，乘胜袭破脱古思帖木儿于捕鱼海（今达里泊），脱古思帖木儿北走，为其下所杀。其后五传皆被弑，蒙古大汗的统系遂绝。元宗室分封在内地的亦多降，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据云南不服，一三八一年，亦为太祖所灭。中原之地，就无元人的遗孽了。自一二七九年元朝灭宋，至一三六八年顺帝北走，凡八十九年。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明太祖起于草泽，而能铲除胡寇，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他虽然起于草泽，亦颇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学校、科举、赋役之法，皆为清代所沿袭，行之凡六百年。卫所之制，后来虽不能无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所以明朝开国的规模，并不能算不弘远。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废宰相，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他用刑本来严酷，又立锦衣卫，使司侦缉事务，至后世，东厂、西厂、内厂，遂终纷而起（东厂成祖所设，西厂设于宪宗时，内厂设于武宗时，皆以内监领其事）。这都不能不归咎于诒谋之不臧。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明太祖朱元璋像

明初的边防，规模亦是颇为宏远的。俯瞰蒙古的开平卫，即设于元之上都。其后大宁路来降，又就其地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泰宁在今热河东部，朵颜在吉林之北，福余则在农安附近。所以明初对东北，威㥄远澹。其极盛时的奴儿干都司，设于黑龙江口，现在的库页岛，亦受管辖（《明会典》卷一〇九：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清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说：庙尔以上二百五十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两座碑：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均系太监亦失哈述征服奴儿干和海中苦夷之事。苦夷即库页。宣德为宣宗年号，宣德六年，为公元一四三一年）。但太祖建都南京，对于北边的控制，是不甚便利的。成祖既篡建文帝，即移都北京。对于北方的控制，本可更形便利。确实，他亦曾屡次出征，打破鞑靼和瓦剌。但当他初起兵时，怕节制三卫的宁王权要袭其后，把他诱执，而把大宁都司自今平泉县境迁徙到保定。于是三卫之地，入于兀良哈，开平卫势孤。成祖死后，子仁宗立，仅一年而死。子宣宗继之。遂徙开平卫于独石口。从此以后，宣大就成为极边了。距离明初的攻克开平，逐去元顺帝，不过六十年。明初的经略，还不仅对于北方。安南从五代时离中国独立，成祖于一四〇六年，因其内乱，将其征服，于其地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同于内地。他又遣中官郑和下南洋，前后凡七次。其事在一四〇五至一四三三年之间，早于欧人的东航，有好几十年。

15世纪初朝鲜所制的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显示明成祖时期明朝及其藩属国的世界观。

据近人的考究：郑和当日的航路，实自南海入印度洋，达波斯湾及红海，且拂非洲的东北岸，其所至亦可谓远了。史家或说：成祖此举，是疑心建文帝亡匿海外，所以派人去寻求的。这话亿度而不中情实。建文帝即使亡匿海外，在当日的情势下，又何能为？试读《明史》的外国传，则见当太祖时，对于西域，使节所至即颇远。可见明初的外交，是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的。但是明朝立国的规模，和元朝不同。所以元亡明兴，西域人来者即渐少。又好勤远略，是和从前政治上的情势不相容的，所以虽有好大喜功之主，其事亦不能持久。从仁宗以后，就没有这种举动了。南方距中国远，该地方的货物，到中原即成为异物，价值很贵；又距离既远，为政府管束所不及，所以宦其地者率多贪污，这是历代如此的。明朝取安南后，还是如此。其时中官奉使的多，横暴太甚，安南屡次背叛。宣宗立，即弃之。此事在一四二七年，安南重隶中国的版图，不过二十二年而已。自郑和下南洋之后，中国对于南方的航行，更为熟悉，华人移殖海外的渐多。近代的南洋，华人实成为其地的主要民族，其发端实在此时。然此亦是社会自然的发展，得政治的助力很小。

明代政治的败坏，实始于成祖时。其（一）为用刑的残酷，其（二）为宦官的专权，而二事亦互相依倚。太祖定制，内侍本不许读书。成祖反叛时，得内监为内应，始选官入内教习；又使在京营为监军，随诸将出镇；又设立东厂，使司侦缉之事。宦官之势骤盛。宣宗崩，英宗立，年幼，宠太监王振。其时瓦剌强，杀鞑靼酋长，又胁服兀良哈。一四四九年，其酋长也先入寇。王振贸然怂恿英宗亲征，至大同，知兵势不敌，还师。为敌军追及于土木堡，英宗北狩。朝臣徐有贞等主张迁都，于谦力主守御，奉英宗之弟景帝监国，旋即位。也先入寇，谦任总兵石亨等力战御之。也先攻京城，不能克，后屡寇边，又不得利，乃奉英宗归。大凡敌兵入寇，京城危急之时，迁都与否，要看情势而定。敌兵强，非坚守所能捍御，而中央政府，为一国政治的中心，失陷了，则全国的政治，一时要陷于混乱，则宜退守一可据的据点，徐图整顿。在这情势之下，误执古代国君死社稷之义，不肯迁都，是要误事的，崇祯的已事，是其殷鉴。若敌兵实不甚强，则坚守京城，可以振人心而作士气，一移动，一部分的国土，就要受敌兵蹂躏，损失多而事势亦扩大了。瓦剌在当日，形势实不甚强，所以于谦的主守，不能不谓之得计。然徐有贞因此内惭，石亨又以赏薄怨望，遂结内监曹吉祥等，乘景帝卧病，闯入宫中，迎英宗复辟，是为“夺门”之变。于谦被杀。英宗复辟后，亦无善政，传子宪宗，宠太监汪直。宪宗传孝宗，政治较称清明。孝宗传武宗，又宠太监刘瑾，这不能不说是成祖恶政的流毒了。明自中叶以后，又出了三个昏君。其（一）是武宗的荒淫。其（二）是世宗的昏聩。其（三）是神宗的怠荒。明事遂陷于不可收拾之局。武宗初宠刘瑾，后瑾伏诛，又宠大同游击江彬，导之出游北边。封于南昌的宁王宸濠，乘机作乱，为南赣巡抚王守仁所讨平，武宗又借以为名，出游江南而还。其时山东、畿南，群盗大起，后来幸获敉平，只可算得侥幸。武宗无子，世宗以外藩入继，驭宦官颇严，内监的不敢恣肆，是无过于世宗时的，但其性质严而不明，中年又好神仙，日事斋醮，不问政事。严嵩因之，故激其怒，以入人罪，而窃握大权，政事遂至大坏。其时倭寇大起，沿海七省，无一不被其患，甚至沿江深入，直抵南京。北边自也先死后，瓦剌复衰，鞑靼部落，入据河套，谓之“套寇”。明朝迄无善策。至世宗时，成吉思汗后裔达延汗复兴，击败套寇，统一蒙古。达延汗四子，长子早死。达延汗自与其嫡孙卜赤徙牧近长城，称为插汉儿部，就是现在的察哈尔部。次子为套寇所杀。三子系征服套寇的。有二子：一为今鄂尔多斯部之祖，亦早死。一为阿勒坦汗，《明史》称为俺荅，为土默特部之祖。第四子留居漠北，则为喀尔喀三部之祖（车臣、土谢图、札萨克图。其三音诺颜系清时增设）。自达延汗以后，蒙古遂成今日的形势了，所以达延汗亦可称为中兴蒙古的伟人。俺荅为边患，是最深的，世宗时，曾三次入犯京畿。有一次，京城外火光烛天，严嵩竟骗世宗是民家失火，其蒙蔽，亦可谓骇人听闻了。世宗崩，穆宗立，未久而死。神宗立，年幼，张居正为相。此为明朝中兴的一个好机会。当穆宗时，俺荅因其孙为中国所得，来降，受封为顺义王，不复为边患。插汉儿部强盛，高拱为相，任李成梁守辽东，戚继光守蓟镇以敌之。成梁善战，继光善守，张居正相神宗，益推心任用此二人，东北边亦获安静。明朝政治，久苦因循。张居正则能行严肃的官僚政治，下一纸书，万里之外，无敢不奉行唯谨者，所以吏治大有起色。百孔千疮的财政，整理后亦见充实。惜乎居正为相，不过十年，死后神宗亲政，又复昏乱。他不视朝至于二十余年。群臣都结党相攻。其时无锡顾宪成，居东林书院讲学，喜欢议论时政，于是朝廷上的私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去开矿，名为开矿，实则借此索诈，又在穷乡僻壤，设立税使，骚扰无所不至。日本丰臣秀吉犯朝鲜，明朝发大兵数十万以援之，相持凡七年，并不能却敌，到秀吉死，日本兵才自退。神宗死后，熹宗继之，信任宦官魏忠贤，其专横又为前此所未有。统计明朝之事，自武宗以后，即已大坏，而其中世宗、神宗，均在位甚久。武宗即位，在一五〇六年，熹宗之死，在一六二七年，此一百二十二年之中，内忧外患，迭起交乘，明事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思宗立，虽有志于振作，而已无能为力了。

击退也先率领的瓦剌军，固卫北京的于谦。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文化是有传播的性质的，而其传播的路线，往往甚为纡曲。辽东、西自公元前四世纪，即成为中国的郡县，因其距中原较远，长驾远驭之力，有所不及，所以中国的政治势力，未能充分向北展拓，自吉林以东北，历代皆仅等诸羁縻。其地地质虽极肥沃，而稍苦寒；又北方扰攘时多，自河北经热河东北出之道，又往往为游牧民族所阻隔；所以中国民族，亦未能盛向东北拓殖。在这一个区域中，以松花江流域为最肥沃，其地距朝鲜甚近，中国的文化，乃从朝鲜绕了一个圈儿，以间接开化其地的女真民族。渤海、金、清的勃兴，都是如此。

清朝的祖先，据他们自己说，是什么天女所生的，这一望而知其为有意造作的神话。据近人所考究：明时女真之地，凡分三卫：曰海西卫，自今辽宁的西北境，延及吉林的西部；曰野人卫，地在吉、黑的东偏；曰建州卫，则在长白山附近。海西卫为清人所谓扈伦部，野人卫清人谓之东海部，建州卫则包括满洲长白山西部。清朝真正的祖先，所谓肇祖都督孟特穆，就是一四一二年受职为建州卫指挥使的猛哥帖木儿（明人所授指挥使，清人则称为都督。孟特穆为孟哥帖木儿异译）；其初曾入贡受职于朝鲜的李朝的；后为七姓野人所杀。其时的建州卫，还在朝鲜会宁府河谷。弟凡察立，迁居佟家江。后猛哥帖木儿之子董山，出而与凡察争袭。明朝乃分建州为左右二卫，以董山为左卫指挥使，凡察为右卫指挥使。董山渐跋扈，明朝檄致广宁诛之。部下拥其子脱罗扰边（《清实录》作妥罗，为肇祖之孙。其弟曰锡宝斋篇古。锡宝斋篇古之子曰兴祖都督福满，即景祖之父），声称报仇，但未久即寂然。自此左卫衰而右卫盛。右卫酋长王杲，居宽甸附近，为李成梁所破，奔扈伦部的哈达（叶赫在吉林西南，明人称为北关。哈达在开原北，明人称为南关）。哈达执送成梁，成梁杀之。其子阿台，助叶赫攻哈达。满洲苏克苏浒部长尼堪外兰，为李成梁做向导，攻杀阿台。满洲酋长叫场，即清朝所谓景祖觉昌安，其子他失，则清朝所谓显祖塔克世，塔克世的儿子努尔哈赤，就是清朝的太祖了。阿台系景祖孙婿，阿台败时，清景、显二祖亦死。清太祖仍受封于明，后来起兵攻破尼堪外兰。尼堪外兰逃奔明边。明朝非但不能保护，反把他执付清太祖。且开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关，和他互市。自此满洲人得以沐浴中国的文化，且借互市以润泽其经济，其势渐强。先服满洲诸部。扈伦、长白山诸部联合蒙古的科尔沁部来攻，清太祖败之，威声且达蒙古东部。又合叶赫灭哈达。至一六一六年，遂叛明。

清太祖努尔哈赤像

时值明神宗之世。以杨镐为经略，发大兵二十万，分四路东征，三路皆败。满洲遂陷铁岭，灭叶赫。明以熊廷弼为经略。廷弼颇有才能，明顾旋罢之，代以袁应泰。应泰有吏才，无将略，辽、沈遂陷。清太祖初自今之长白县（清之兴京，其地本名赫图阿拉）迁居辽阳，后又迁居沈阳。明朝再起熊廷弼，又为广宁巡抚王化贞所掣肘。化贞兵败，辽西地多陷。明朝逮二人俱论死。旋得袁崇焕力守宁远。一六二六年，清太祖攻之，受伤而死。子太宗立，因朝鲜归心于明，屡犄满洲之后，太宗乃先把朝鲜征服了，还兵攻宁远、锦州，又大败。清人是时，正值方兴之势，自非一日可以削平，然其力亦并不能进取辽西。倘使明朝能任用如袁崇焕等人物，与之持久，辽东必可徐图恢复的，辽西更不必说了，若说要打进山海关，那简直是梦想。

所谓流寇，是无一定的根据地，窜扰到哪里，裹胁到哪里的。中国疆域广大，一部分的天灾人祸，影响不到全国，局部的动乱，势亦不能牵动全国，只有当社会极度不安时，才会酿成如火燎原之势，而明季便是其时了。明末的流寇，是以一六二八年起于陕西的，正值思宗的元年。旋流入山西，又流入河北，蔓衍于四川、湖广之境。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两个最大的首领。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自成则颇有大略。清太宗既不得志于辽西，乃自喜峰口入长城，犯畿甸。袁崇焕闻之，亦兼程入援。两军相持，未分胜负。明思宗之为人，严而不明，果于诛杀。先是袁崇焕因皮岛守将毛文龙跋扈，将其诛戮（皮岛，今图作海洋岛），思宗疑之而未发。及是，遂信清人反间之计，把崇焕下狱杀掉，于是长城自坏。此事在一六二九年。至一六四〇年，清人大举攻锦州。蓟辽总督洪承畴往援，战败，入松山固守。明年，松山陷，承畴降清。先是毛文龙死后，其将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引清兵攻陷广鹿岛（今图或作光禄岛），守将尚可喜亦降。清当太祖时，尚无意于入据中原，专发挥其仇视汉人的观念，得儒士辄杀，得平民则给满洲人为奴。太宗始变计抚用汉人，尤其优待一班降将。洪承畴等遂不恤背弃祖国，为之效力。于是政治军事的形势，又渐变了。但明兵坚守了山海关，清兵还无力攻陷。虽然屡次绕道长城各口，蹂躏畿甸，南及山东，毕竟不敢久留，不过明朝剿流寇的兵，时被其牵掣而已。一六四三年，李自成陷西安。明年，在其地称帝。东陷太原，分兵出真定（今河北正定县），自陷大同、宣府，入居庸关。北京不守，思宗殉国于煤山。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入援，至丰润，京城已陷。自成招三桂降，三桂业经允许了。旋闻爱妾陈沅被掠，大怒，遂走关外降清。“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民族战争时唯一重要的据点，竟因此兵不血刃而失陷，武人不知礼义的危险，真令人言之而色变了。

时清太宗已死，子世祖继立，年幼，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正在关外略地，闻三桂来降，大喜，疾趋受之。李自成战败，奔回陕西，清人遂移都北京。明人立神宗之孙福王由崧终于南京，是为弘光帝。清人这时候，原只望占据北京，并不敢想全吞中国，所以五月三日入京，四日下令强迫人民剃发，到二十四日，即又将此令取消。而其传檄南方，亦说：“明朝嫡胤无遗，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勠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但弘光帝之立，是靠着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兵力做背景的。士英遂引阉党阮大铖入阁，排去史可法。弘光帝又荒淫无度。清朝乃先定河南、山东，又分兵两道入关，李自成走死湖北。清人即移兵以攻江南。明朝诸将，心力不齐，史可法殉国于扬州，南京不守，弘光帝遂北狩，时在一六四五年。清朝既定江南，乃下令强迫人民剃发。当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谚，其执行的严厉可想。此举是所以摧挫中国的民气的，其用意极为深刻酷毒。缘中国地大而人众，政治向主放任，人民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已浅，和中央政府，则几于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朝代的移易，往往刺激不动人民的感情。至于衣服装饰，虽然看似无关紧要，然而习俗相沿，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用兵力侵略的异族，强使故有的民族，弃其旧有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强替他加上一种屈服的标识。这无怪当日的人民，要奋起而反抗了。但是人民无组织的久了，临时的集合，如何能敌得饱经侵略的军队？所以当日的江南民兵，大都不久即败。南都亡后，明之遗臣，或奉鲁王以海监国绍兴，或奉唐王聿键正位福州，是为隆武帝。清人遣吴三桂陷四川，张献忠败死。别一军下江南，鲁王败走舟山。清兵遂入福建，隆武帝亦殉国。时为一六四七年。

西南之地，向来和大局是无甚关系的，龙拏虎攫，总在黄河、长江两流域，到明季情形却又不同了。长江以南，以湘江流域开辟为最早。汉时，杂居诸异族，即已大略同化。其资、沅、澧三水流域，则是隋、唐、北宋之世，逐渐开辟的。一四一三年，当明成祖之世，贵州之地，始列为布政司。其后水西的安氏，水东的宋氏，播州的杨氏（水西、水东，系分辖贵阳附近新土司的。播州，今遵义县），亦屡烦兵力，然后戡定。而广西桂林的古田，平乐的府江，浔州的大藤峡，梧州的岑溪，明朝亦费掉很大的兵力。云南地方，自唐时，大理独立为国，到元朝才把他灭掉。其时云南的学校，还不知崇祀孔子，而崇祀晋朝的王羲之，货币则所用的是海贝。全省大都用土官，就正印是流官的，亦必以土官为之副。但自元朝创立土司制度以来，而我族所以管理西南诸族的，又进一步。其制：异族酋长归顺的，我都授以某某司的名目，如宣慰司、招讨司之类，此之谓土司。有反叛、虐民，或自相攻击的，则用政治手腕或兵力戡定，改派中国人治理其地，此之谓改土归流。明朝一朝，西南诸省，逐渐改流的不少，政治势力和人民的拓殖，都大有进步。所以到明末，已可用为抗敌的根据地。隆武帝亡后，明人立其弟聿于广州，旋为叛将李成栋所破。神宗之孙桂王由榔即位肇庆，是为永历帝，亦为成栋所迫，退至桂林。清又使降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下湖南，金声桓下江西。声桓、成栋旋反正。明兵乘机复湖南，川南、川东，亦来归附。桂王一时曾有两广、云、贵、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然声桓、成栋，都系反复之徒，并无能力，不久即败。湖南亦复失。清兵且进陷桂林。永历帝逃到南宁，遣使封张献忠的余党孙可望为秦王。可望虽不过流寇，然其军队久经战阵，战斗力毕竟要强些。可望乃使其党刘文秀攻四川，吴三桂败走汉中。李定国攻桂林，孔有德伏诛。清朝乃派洪承畴守长沙，尚可喜守广东，又派兵驻扎保宁，以守川北，无意于进取了。而永历帝因可望跋扈，密召李定国，可望攻定国，大败，复降清。洪承畴因之请大举。一六五八年，清兵分三道入滇。定国扼北盘江力战，不能敌，乃奉永历帝走腾越，而伏精兵，大败清之追兵于高黎贡山。清兵乃还。定国旋奉永历帝入缅甸。一六六一年，吴三桂发大兵十万出边。缅甸人乃奉永历帝入三桂军，明年，被弑。明亡。当永历帝入缅时，刘文秀已前卒。定国和其党白文选崎岖缅甸，欲图恢复，卒皆赍志以终。定国等虽初为寇盗，而其晚节，能效忠于国家、民族如此，真可使洪承畴、吴三桂等一班人愧死了。

《郑成功弈棋图》

汉族在大陆上虽已无根据地，然天南片土，还有保存着上国的衣冠的，是为郑成功。郑成功为郑芝龙的儿子。芝龙本系海盗，受明招安的。清兵入闽时，芝龙阴行通款，以致隆武帝败亡。成功却不肯叛国，退据厦门，练兵造船，为兴复之计。鲁王被清兵所袭，失去舟山，也是到厦门去依靠他的。清兵入滇时，成功曾大举入江，直迫江宁。后从荷兰人之手，夺取台湾，务农，训兵，定法律，设学校，俨然独立国的规模。清朝的平定西南，所得的，本来全是降将之力，所以事定之后，清朝并不能直接统治。乃封尚可喜于广东，耿仲明之子继茂于福建，吴三桂于云南，是为三藩。三藩中，吴三桂功最高，兵亦最强。一六七三年，尚可喜因年老，将兵事交给其儿子之信，反为所制，请求撤藩，清人许之。三桂和耿继茂的儿子耿精忠不自安，亦请撤藩，以觇朝意。时清世祖已死，子圣祖在位，年少气盛，独断许之，三桂遂叛清。耿、尚二藩亦相继举兵。清朝在西南，本无实力，三桂一举兵，而贵州、湖南、四川、广西俱下。但三桂暮气不振，既不能弃滇北上；想自出应援陕西响应的兵，又不及；徒据湖南，和清兵相持；耿、尚二藩，本来是反复无常的，此时苦三桂征饷，又叛降清；三桂兵势遂日蹙。一六七八年，三桂称帝于衡州。旋死，诸将乖离，其孙世瑶，遂于一六八一年为清人所灭。平定西南，已经出于意外了，如何再有余力，觊觎东南海外之地？所以清朝是时，已有和郑氏言和，听其不剃发，不易衣冠之意。但又是降将作祟。先是郑成功以一六六二年卒，子经袭，初和耿氏相攻，曾略得漳、泉之地。后并失厦门，退归台湾。其将施琅降清，清人用为提督。一六八一年，郑经卒，内部乖离。一六八三年，施琅渡海入台湾，郑氏亡。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清朝的猾夏，是远较辽、金、元为甚的。这是因为女真民族，在渤海和金朝时，业已经过两度的开化，所以清朝初兴时，较诸辽、金、元，其程度已觉稍高了。当太宗时，已能任用汉人，且能译读《金世宗本纪》，戒谕臣下，勿得沾染华风。入关之后，圈占民地，给旗人住居，这也和金朝将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是一样的政策。他又命旗兵驻防各省，但多和汉人分城而居，一以免其倚势欺凌，挑起汉人的恶感，一亦防其与汉人同化。其尤较金人为刻毒的，则为把关东三省都封锁起来，禁止汉人移殖。他又和蒙古人结婚姻，而且表面上装作信奉喇嘛教，以联络蒙古的感情，而把蒙古，也封锁起来，不许汉人移殖，这可称之为“联蒙制汉”政策。他的对待汉人，为前代异族所不敢行的，则为明目张胆，摧折汉人的民族性。从来开国的君主，对于前代的叛臣，投降自己的，虽明知其为不忠不义之徒，然大抵把这一层抹杀不提，甚至还用些能知天命，志在救民等好看的话头，替他掩饰，这个，可说是替降顺自己的人，留些面子。清朝则不然。对于投顺他的人，特立贰臣的名目，把他的假面具，都剥光了。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之狱，以摧挫士气。乾隆时开四库馆，编辑《四库全书》，却借此大烧其书。从一七六三到一七八二二十年之中，共烧书二十四次，被烧掉的，有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不但关涉清朝的，即和辽、金、元等有关涉的，亦莫不加以毁灭。其不能毁灭的，则加以改窜。他岂不知一手不能掩尽天下目？他所造作的东西，并不能使人相信？此等行为，更不能使人心服？不过肆其狠毒之气，一意孤行罢了。他又开博学鸿词科，设明史馆，以冀网罗明季的遗民。然被其招致的，全是二等以下的人物，真正有志节的，并没有入他彀中的啊！

《乾隆帝大阅铠甲骑马像》，清代郎世宁绘

从前的人民，对于政权，实在疏隔得太厉害了。所以当异族侵入的时候，民心虽然不服，也只得隐忍以待时，清初又是这时候了。从一六八三年台湾郑氏灭亡起，到一七九三年白莲教徒起兵和清朝反抗为止，凡一百十年，海内可说无大兵革。清圣祖的为人，颇为聪明，也颇能勤于政治，就世宗也还精明。他们是一个新兴的野蛮民族，其骄奢淫逸，比之历年已久的皇室，自然要好些。一切弊政，以明末为鉴，自然也有相当的改良。所以康、雍之世，政治还算清明，财政亦颇有余蓄。到乾隆时，虽然政治业已腐败，社会的元气，亦已暗中凋耗了，然表面上却还维持着一个盛况。

武功是时会之适然。中国的国情，是不适宜于向外侵略的。所以自统一以后，除秦、汉两朝，袭战国之余风，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质，社会上亦有一部分人，喜欢立功绝域外，其余都是守御之师。不过因了国力的充裕，所以只要（一）在我的政治相当清明，（二）在外又无方张的强敌，即足以因利乘便，威行万里。历代的武功，多是此种性质，而清朝，亦又逢着这种幸运了。蒙古和西藏的民族，其先都是喜欢侵略的。自唐中叶后，喇嘛教输入吐蕃，而西藏人的性质遂渐变。明末，俺荅的两个儿子侵入青海。其结果，转为青海地方的喇嘛教所征服，喇嘛教因此推行于蒙古，连蒙古人的性质，也渐趋向平和，这可说是近数百年来塞外情形的一个大转变。在清代，塞外的侵略民族，只剩得一个卫拉特了。而其部落较小，侵略的力量不足，卒为清人所摧破。这是清朝人的武功，所以能够煊赫一时的大原因。卫拉特即明代的瓦剌。当土木之变时，他的根据地，本在东方。自蒙古复强，他即渐徙而西北。到清时，共分为四部：曰和硕特，居乌鲁木齐。曰准噶尔，居伊犁。曰杜尔伯特，居额尔齐斯河。曰土尔扈特，居塔尔巴哈台。西藏黄教的僧侣，是不许娶妻的。所以其高僧，世世以“呼毕勒罕”主持教务。因西藏人迷信之甚，教权在名义上，遂出于政权之上。然所谓迷信，其实不过是这么一句话。从古以来，所谓神权政府，都是建立在大多数被麻醉的人信仰之上的，然教中的首领，其实并不迷信，试看其争权夺利，一切都和非神权的政府无异可知。达赖喇嘛，是黄教之主宗喀巴的第一个大弟子，他在喇嘛教里，位置算是最高，然并不能亲理政务，政务都在一个称为“第巴”的官的手里。清圣祖时，第巴桑结，招和硕特的固始汗入藏，击杀了红教的护法藏巴汗，而奉宗喀巴的第二大弟子班禅入居札什伦布，是为达赖、班禅分主前后藏之始。和硕特自此徙牧青海，干涉西藏政权，桑结又恶之，招致准噶尔噶尔丹入藏，击杀了固始汗的儿子达颜汗。准噶尔先已慑服杜尔伯特，逐去土尔扈特，至此其势大张。一六八八年，越阿尔泰山攻击喀尔喀，三汗部众数十万，同时溃走漠南。清圣祖为之出兵击破准噶尔。准噶尔因伊犁旧地，为其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据，无所归，自杀。阿尔泰山以东平。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杀掉桑结。策妄阿布坦派兵入藏，袭杀拉藏汗。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圣祖又派兵将其击破。一七二二年，圣祖死，世宗立。固始汗之孙罗卜藏丹津煽动青海的喇嘛反叛，亦为清兵所破。此时卫拉特的乱势，可谓蔓延甚广，幸皆未获逞志，然清朝亦未能犁庭扫穴。直至一七五四年，策妄阿布坦之子准噶尔策凌死，其部落内乱，清高宗才于一七五七年将其荡平。

《平定伊犁受降图》，描绘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西征准噶尔，进驻伊犁的情形。

至于天山南路，则本系元朝察哈尔后王之地。为回教区域。元衰后，回教教主的后裔，有人居喀什噶尔的，后遂握有南路政教之权。准部既平，教主的后裔大小和卓木（大和卓木名布罗尼特，小和卓木名霍集占）和清朝反抗，亦于一七五九年为清所破灭。清朝的武功，以此时为极盛。

天山南北路既定，葱岭以西之国，敖罕、哈萨克、布鲁特、乾竺特、博罗尔、巴达克山、布哈尔、阿富汗等，都朝贡于清，仿佛唐朝盛时的规模。一七九二年，清朝又用兵于廓尔喀，将其征服，则其兵力又为唐时所未至。对于西南一隅，则清朝的武功，是掩耳盗铃的。当明初，中国西南的疆域，实还包括今伊洛瓦底江流域和萨尔温、湄公两江上游（看《明史·西南土司传》可知）。但中国对于西南，实力并不充足，所以安南暂合而复离，而缅甸亦卒独立为国。中国实力所及，西不过腾冲，南不越普洱，遂成为今日的境界了。一七六七年，清高宗因缅甸犯边，发兵征之败没。一七六九年，又派大兵再举，亦仅因其请和，许之而还。这时候，暹罗为缅甸所灭。后其遗臣中国人郑昭，起兵复国，传其养子郑华，以一七八六年受封于中国，缅甸怕中国和暹罗夹攻他，对中国才渐恭顺。安南之王黎氏，明中叶后为其臣莫氏所篡，清初复国，颇得其臣阮氏之力，而其臣郑氏，以国戚执政，阮氏与之不协，乃南据顺化，形同独立，后为西贡豪族阮氏所灭。是为新阮，而顺化之阮氏，则称旧阮。新阮既灭旧阮，又入东京，灭郑氏，并废黎氏。黎氏遗臣告难中国。高宗于一七八八年，为之出兵，击破新阮，复立黎氏。然旋为新阮所袭败，亦因新阮的请降，封之为王。总而言之，中国用兵于后印度，天时地利，是不甚相宜的，所以历代都无大功，到清朝还是如此。清朝用兵域外，虽不得利，然其在湘西、云、贵、四川各省，则颇能竟前代所未竟之功。在今湖南、贵州间，则开辟永顺、乾州、凤皇、永绥、松桃各府、厅，在云南，则将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各土官改流（乌蒙，今云南昭通县。乌撒，今贵州威宁县）。在贵州，则平定以古州为中心的大苗疆（古州，今榕江县）。这都是明朝未竟的余绪。四川西北的大小金川（大金川，今理番县的绥靖屯。小金川，今懋功县）。用兵凡五年，糜饷至七千万，可谓劳费已甚，然综合全局看起来，则于西南的开拓，仍有裨益。

清朝的衰机，可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的。高宗性本奢侈，在位时六次南巡，耗费无艺。中岁后又任用和珅，贪渎为古今所无。官吏都不得不剥民以奉之，上司诛求于下属，下属虐取于人民，于是官方大坏。清朝历代的皇帝，都是颇能自握魁柄，不肯授权于臣下的。他以异族入主中原，汉族真有大志的人，本来未必帮他的忙。加以他们予智自雄，折辱大臣，摧挫言路，抑压士气，自然愈形孤立了。所以到乾、嘉之间，而局面遂一变。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话，在第一章中，业已说过了。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之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落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被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则希腊文明，播布于东方的，从中国陆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后，即有输入。其后大食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确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读第十八章所述可见。其余的文明，无论其为物质的、精神的，对社会上所生的影响，更其“其细已甚”。所以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广州城珠江滩景图》（局部）

西人的东来，有海陆两路，而海路又分两路：（一）自大西洋向东行，于一五一六年绕过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及中国。（二）自大西洋向西行，于一四九二年发现美洲，一五一九年环绕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占势力的是西、葡。后来英、荷继起，势力反驾乎其上，但其在中国，因葡萄牙人独占了澳门之故，势力仍能凌驾各国，这是明末的情形。清初，因与荷兰人有夹攻台湾郑氏之约，许其商船八年一到广东，然其势力，亦远非葡萄牙之敌。我们试将较旧的书翻阅，说及当时所谓洋务时，总是把“通商传教”四字并举的。的确，我们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触，不外乎这两件事。通商本两利之道，但这时候的输出入品，还带有奢侈性质，并非全国人所必需，而近代西人的东来，我们却自始对他存着畏忌的心理。这是为什么呢？其（一）中国在军事上，是畏恶海盗的。因为从前的航海之术不精，对海盗不易倾覆其根据地，甚而至于不能发现其根据地。（二）中国虽发明火药，却未能制成近世的枪炮。近世的枪炮，实在是西人制成的，而其船舶亦较我们的船舶为高大，军事上有不敌之势。（三）西人东来的，自然都是些冒险家，不免有暴横的行为，而因传教，更增加了中国畏忌的心理。近代基督教的传布于东方，是由耶稣会开始的（Jesuit）。其教徒利玛窦（Matteo Ricci），以一五八一年始至澳门，时为明神宗万历五年。后入北京朝献，神宗许其建立天主堂。当时基督教士的传教，是以科学为先驱；而且顺从中国的风俗，不禁华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于是在中国的反应，发生两派：其（一）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学，因而亦信仰其宗教。其（二）则如清初的杨光先等，正因其人学艺之精，传教的热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在当时，科学的价值，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后一派的见解，自然容易得势。但是输入外国的文明，在中国亦由来已久了。在当时，即以历法疏舛，旧有的回回历法，不如西洋历法之精，已足使中国人引用教士，何况和满洲人战争甚烈，需要教士制造枪炮呢？所以一六一六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传播后，到一六二一年，即因命教士制造枪炮而复解，后更引用其人于历局。清初，汤若望亦因历法而被任用（Joannes Adams Schall Von Bell)。圣祖初年，为杨光先所攻击，一时失势。其后卒因旧法的疏舛，而南怀仁复见任用（Ferdinandus Verbiest）。圣祖是颇有科学上的兴趣的。在位时引用教士颇多。然他对于西洋人，根本上仍存着一种畏恶的心理。所以在他御制的文集里，曾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亦是无怪其然的。在中国一地方，本有这种心理潜伏着，而在西方，适又有别一派教士，攻击利玛窦一派于教皇，说他们卖教求荣，容许中国的教徒，崇拜偶像。于是教皇派多罗到中国来禁止（Tourmon）。这在当时的中国，如何能说得明白？于是圣祖大怒，将多罗押还澳门，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变其主张，且处不从令的教士以破门之罚。教士传教中国者，遂不复能顺从中国人的习惯，此亦为中西隔阖之一因）。至一七一七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严旧例严禁。”许之。一七二三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亦许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传布。然其徒之秘密传布如故。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之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以此观之，知历来对所谓邪教者的传说，亦必多诬蔑之辞），至此，遂将其都附会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后来战败的耻辱，因战败而准许传教，有以兵力强迫传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几十年教案之根。至于通商，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并没有维持的必要。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就禁绝了，也未为不可的。但这是从理想上立说，事实上，一件事情的措置，总是受有实力的人的意见支配的。当时的通商，虽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而在官和商，则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对于外人，不肯不剥削，就伏下了后来五口通商的祸根。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至陆路则自始即有政治关系。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亚的民族，这是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持续不变的形势。但到近代欧洲的势力向外发展时，其情形也就变了。十五世纪末叶，俄人脱离蒙古的羁绊而自立。其时可萨克族又附俄（Kazak，即哈萨克），为之东略。于是西伯利亚的广土，次第被占。至明末，遂达鄂霍次克海。骚扰且及于黑龙江。清初因国内未平，无暇顾及外攘。至三藩既平，圣祖乃对外用兵。其结果，乃有一六八八年的《尼布楚条约》。订定西以额尔古纳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师。此约中国得地极广，然俄人认为系用兵力迫胁而成，心怀不服，而中国对边陲，又不能实力经营，遂伏下咸丰时戊午、庚申两约的祸根。当《尼布楚条约》定时，中、俄的边界问题，还只限于东北方面。其后外蒙古归降中国（前此外蒙古对清，虽曾通商，实仅羁縻而已），于是俄、蒙的界务，亦成为中、俄的界务。乃有一七二七年的《恰克图条约》。规定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至沙宾达巴哈为止。自此以西，仍属未定之界。至一七五五、五九两年，中国次第荡平准部、回部，西北和俄国接界处尤多，其界线问题，亦延至咸丰时方才解决。

《南京条约》签订场景

近代欧人的到广东来求通商，事在一五一六年，下距五口通商时，业经三百余年了。但在五口通商以前，中国讫未觉得其处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中，还是一守其闭关独立之旧。清开海禁，事在一六八五年。于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关四处。其后宁波的通商，移于定海，而贸易最盛于广东。当时在中国方面，贸易之权，操于公行之手，剥削外人颇深。外人心抱不平，乃舍粤而趋浙。一七五八年，清高宗又命把浙海关封闭，驱归广东。于是外人之不平更甚。英国曾于一七九二、一八一〇年两次派遣使臣到中国，要求改良通商办法，均未获结果。其时中国官吏并不能管理外人，把其事都交给公行。官吏和外人的交涉，一切都系间接。自一七八一年以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为东印度公司所专。其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一切交涉，都是和他办的。一八三四年，公司的专利权被废止。中国说散商不便制驭，传令其再派大班。英人先后派商务监督和领事前来，中国都仍认为大班，官厅不肯和他平等交涉。适会鸦片输入太甚，因输出入不相抵，银之输出甚多。银在清朝是用为货币的，银荒既甚，财政限首受其影响。遂有一八三九年林则徐的烧烟。中、英因此酿成战衅。其结果，于一八四二年在南京订立条约。中国割香港，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行商。中、英两国官员，规定了交际礼节。于是前此以天朝自居，英国人在陆上无根据地及贸易上的制都除去了。英约定后，法、美、瑞典，遂亦相继和中国立约。唯俄人仍不许在海口通商。中西积久的隔阂，自非用兵力迫胁，可以解除于一时。于是又有一八五七年的冲突。广州失陷，延及京、津。清文宗为之出奔热河。其结果，乃有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〇年《天津》、《北京》两条约。此即所谓咸丰戊午、庚申之役。此两次的英、法条约，系将五口通商以后外人所得的权利，作一个总结束的。领事裁判，关税协定，内地通商及游历、传教，外国派遣使臣，都在此两约中规定。美国的《天津条约》，虽在平和中交换，然因各约都有最惠国条款，所以英、法所享的权利，美国亦不烦一兵而得享之。至于俄国，则自十九世纪以还，渐以实力经营东方。至一八五〇年顷，黑龙江北之地，实际殆已尽为所据。至一八五八年，遂迫胁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立《瑷珲条约》，尽割黑龙江以北，而将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作为两国共管。一八六〇年，又借口调停英、法战事，再立《北京条约》，并割乌苏里江以东。而西北边界，应当如何分划，亦在此约中规定了一个大概。先是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方面，已许俄国通商，至是再开喀什噶尔，而海口通商及传教之权，亦与各国一律。而且规定俄人得由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进京。京城和恰克图间的公文，得由台站行走。于是蒙古、新疆的门户，亦洞开了。总而言之：自一八三八年林则徐被派到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起，至一八六〇年各国《北京条约》订立为止，而中国初期与外国交涉的问题，告一结束。其所解决的，为（一）西人得在海口通商，（二）赴内地通商、游历、传教，（三）税则，（四）审判，（五）沿海航行，及（六）中、俄陆路通商，及（七）边界问题。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一个民族，进步到达于某一程度之后，就绝不会自忘其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了。虽然进化的路径，是曲线的，有时不免暂为他族所压服。一七二九年，即清世宗的雍正七年，他曾有过这样一道上谕。他说：“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蛊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拏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这一道上谕，是因曾静之事而发的。曾静是湖南人，读浙江吕留良之书，受着感动，使其徒张熙往说岳钟琪叛清，钟琪将其事举发。吕留良其时已死，因此遭到了剖棺戮尸之祸。曾静、张熙，暂时免死拘禁，后亦被杀。这件事，向来被列为清朝的文字狱之一，其实乃是汉族图谋光复的实际行动，非徒文字狱而已。一七二九年，为亡清入关后之八十六年，表面上业已太平，而据清世宗上谕所说，则革命行动的连续不绝如此，可见一部分怀抱民族主义的人，始终未曾屈服了。怀抱民族主义的人，是中下流社会中都有的。中流社会中人的长处，在其知识较高，行动较有方策，且能把正确的历史智识，留传到后代，但直接行动的力量较弱。下流社会中人，直接行动的力量较强，但其人智识缺乏，行动起来，往往没有适当的方策，所以有时易陷于失败，甚至连正确的历史，都弄得缪悠了。清朝最大的会党，在北为哥老会，在南为天地会，其传说大致相同。天地会亦称三合会，有人说就是三点会，南方的清水、匕首、双刀等会，皆其支派。据他们的传说：福建莆田县九连山中，有一个少林寺。僧徒都有武艺。曾为清征服西鲁国。后为奸臣所谗，清主派兵去把他们剿灭。四面密布火种，缘夜举火，想把他们尽行烧死。有一位神道，唤做达尊，使其使者朱开、朱光，把十八个和尚引导出来。这十八个和尚，且战且走，十三个战死了。剩下来的五个，就是所谓前五祖。又得五勇士和后五祖为辅，矢志反㳉复汨。㳉就是清字，汨就是明字，乃会中所用的秘密符号。他们自称为洪家。把洪字拆开来则是三八二十一，他们亦即用为符号。洪字大约是用的明太祖开国的年号洪武；或者洪与红同音，红与朱同色，寓的明朝国姓的意思，亦未可知。据他们的传说，他们会的成立，在一六七四年。曾奉明思宗之裔举兵而无成，乃散而广结徒党，以图后举。此事见于日本平山周所著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平山周为中山先生的革命同志，曾身入秘密社会，加以调查）。据他说：“后来三合会党的举事，连续不绝。其最著者，如一七八七年，即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之变便是。一八三二年，即宣宗道光十二年，两广、湖南的猺乱，亦有三合会党在内。鸦片战争既起，三合会党，尚有和海峡殖民地的政府接洽，图谋颠覆清朝的。”其反清复明之志，可谓终始不渝了。而北方的白莲教徒的反清，起于一七九三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蔓延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四省，至一八〇四年，即仁宗嘉庆九年而后平定，此即向来的史家称为川、楚教匪，为清朝最大的内乱之始的，其所奉的王发生，亦诈称明朝后裔，可见北方的会党，反清复明之志，亦未尝变。后来到一八一三年，即嘉庆十八年，又有天理教首林清，图谋在京城中举事，至于内监亦为其内应，可见其势力之大。天理教亦白莲教的支派余裔，又可见反清复明之志，各党各派，殊途同归了。而其明目张胆，首传讨胡之檄的，则为太平天国。

《平定太平天国陆战图》，清同治年间绘制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系广东花县人，生于一八一二年，恰在民国纪元之前百年。结合下流社会，有时是不能不利用宗教做工具的。广东和外人交通早，所以天王所创的宗教，亦含有西教的意味。他称耶和华为天父，基督为天兄，而己为其弟。乘广西年饥盗起，地方上有身家的人所办的团练，和贫苦的客民冲突，以一八五〇年，起事于桂平的金田村。明年，下永安，始建国号。又明年，自湖南出湖北，沿江东下。一八五三年，遂破江宁，建都其地，称为天京。当天国在永安时，有人劝其北出汉中，以图关中；及抵武汉时，又有人劝其全军北上；天王都未能用。既据江宁，耽于声色货利，不免渐流于腐败。天王之为人，似只长于布教，而短于政治和军事。委政于东王杨秀清，尤骄恣非大器。始起诸王，遂至互相残杀。其北上之军，既因孤行无援，而为清人所消灭。溯江西上之兵，虽再据武汉，然较有才能的石达开，亦因天京的政治混乱，而和中央脱离了关系。清朝却得曾国藩，训练湘军，以为新兴武力的中坚。后又得李鸿章，招募淮军，以为之辅。天国徒恃一后起之秀的李秀成，只身支柱其间，而其余的政治军事，一切都不能和他配合。虽然兵锋所至达十七省（内地十八省中，唯甘肃未到），前后共历十五年，也不得不陷于灭亡的悲运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其责实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他的兵力，是够剽悍的。其扎实垒、打死仗的精神，似较之湘、淮军少逊，此乃政治不能与之配合之故，而不能悉归咎于军事。若再推究得深些，则其失败，亦可以说是在文化上。（一）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头脑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中国的下流社会中人，是向来有均贫富的思想的，其宗旨虽然不错，其方策则绝不能行。今观太平天国所定的，把天下田亩，按口均分；二十五家立一国库，婚丧等费用，都取给国库，私用有余，亦须缴入国库等；全是极简单的思想，极灭裂的手段。知识浅陋如此，安能应付一切复杂的问题？其政治的不免于紊乱，自是势所必然了。（二）满洲人入据中原，固然是中国人所反对，而是时西人对中国，开始用兵力压迫，亦为中国人所深恶的，尤其是传教一端，太平天国初起时，即发布讨胡之檄。“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读之亦使人气足神王。倘使他们有知识，知道外力的压迫，由于清朝的失政，郑重提出这一点，固能得大多数人的赞成；即使专提讨胡，亦必能得一部分人的拥护。而他们后来，对此也模糊了，反而到处传播其不中不西的上帝教，使反对西教的士大夫，认他为文化上的大敌，而走集于清朝的旗帜之下。这是太平天国替清朝做了掩蔽，而反以革命的对象自居，其不能成事，实无怪其然了。湘、淮军诸将，亦是一时人杰。并无定效忠于清朝的理由，他们的甘为异族作伥，实在是太平天国的举动，不能招致豪杰，而反为渊殴鱼。所以我说他政治上的失败，还是文化上的落伍。

左宗棠像

和太平天国同时的，北方又有捻党，本蔓延于苏、皖、鲁、豫四省之间。一八六四年，天国亡，余众多合于捻，而其声势乃大盛。分为东西两股。清朝任左宗棠、李鸿章以攻之。至一八六七、六八两年，然后先后平定。天国兵锋，侧重南方，到捻党起，则黄河流域各省，亦无不大被兵灾了，而回乱又起于西南，而延及西北。云南的回乱，起于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七二年而始平，前后共历十八年。西北回乱，则起于一八六二年，自陕西延及甘肃，并延及新疆。浩罕人借兵给和卓木的后裔，入据喀什喀尔。后浩罕之将阿古柏帕夏杀和卓木后裔而自立，意图在英、俄之间，建立一个独立国。英、俄都和他订结通商条约，又曾通使土耳其。英使且力为之请，欲清人以天山南北路之地封之。清人亦有以用兵劳费，持是议者。幸左宗棠力持不可。西捻既平之后，即出兵以剿叛回。自一八七五至一八七八年，前后共历四年，而南北两路都平定。阿古柏帕夏自杀。当回乱时，俄人虽乘机占据伊犁，然事定之后，亦获返还。虽然划界时受损不少，西北疆域，大体总算得以保全。

清朝的衰机，是潜伏于高宗，暴露于仁宗，而大溃于宣宗、文宗之世的。当是时，外有五口通商和咸丰戊午、庚申之役，内则有太平天国和捻、回的反抗，几于不可收拾了。其所以能奠定海宇，号称中兴，全是一班汉人，即所谓中兴诸将，替他效力的。清朝从道光以前，总督用汉人的很少，兵权全在满洲手里。至太平天国兵起，则当重任的全是汉人。文宗避英、法联军，逃奔热河，一八六一年，遂死于其地。其时清宗室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握权。载垣、端华，亦是妄庸之徒，肃顺则颇有才具，力赞文宗任用汉人，当时内乱的得以削平，其根基实定于此。文宗死，子穆宗立。载垣、端华、肃顺等均受遗诏，为赞襄政务大臣。文宗之弟恭亲王奕䜣，时留守京师，至热河，肃顺等隔绝之，不许其和文宗的皇后钮钴禄氏和穆宗的生母叶赫那拉氏相见。后来不知如何，奕䜣终得和他们相见了，密定回銮之计。到京，就把载垣、端华、肃顺都杀掉。于是钮钴禄氏和叶赫那拉氏同时垂帘听政（钮钴禄氏称母后皇太后，死谥孝贞。叶赫那拉氏称圣母皇太后，死谥孝钦。世称孝贞为东宫太后，孝钦为西宫太后）。钮钴禄氏是不懂得什么的，大权都在叶赫那拉氏手里。叶赫那拉氏和肃顺虽系政敌，对于任用汉人一点，却亦守其政策不变，所以终能把大难削平。然自此以后，清朝的中央政府即无能为，一切内政、外交的大任，多是湘、淮军中人物，以疆臣的资格决策或身当其冲。军机及内阁中，汉人的势力亦渐扩张。所以在这个时候，满洲的政权，在实际上已经覆亡了，只因汉人一方面，一时未有便利把他推倒，所以又维持了名义好几十年。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太平天国既亡，捻、回之乱复定，清朝一时号称中兴。的确，遭遇如此大难，而一个皇室，还能维持其政权于不敝的，在历史上亦很少见。然清室的气运，并不能自此好转，仍陵夷衰微以至于覆亡，这又是何故呢？这是世变为之。从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人所遭遇到的，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局面，决非任何旧方法所能对付。孝钦皇后，自亦有其相当的才具，然她的思想，是很陈旧的。试看她晚年的言论，还时时流露出道、咸时代人的思想来可知。大约她自入宫以后，就和外边隔绝了，时局的真相如何，她是不得而知的。他的思想，比较所谓中兴名臣，还要落后许多。当时应付太平天国，应付捻、回，所用的，都是旧手段，她是足以应付的。内乱既定之后，要进而发愤自强，以御外患，就非她所能及了。不但如此，即当时所谓中兴名臣，要应付这时候的时局，也远觉不够。他们不过任事久了，经验丰富些，知道当时的一种迂阔之论不足用，他们亦觉得中国所遭遇的，非复历史上所有的旧局面，但他们所感觉得的，只是军事。因军事而牵及于制造，因制造而牵及于学术，如此而已。后来的人所说的：“西人自有其立国之本，非仅在械器之末。”断非这时候的人所能见得到的，这亦无怪其然。不但如此，在当时中兴诸将中，如其有一个首领，像晋末的宋武帝一般，入据中央，大权在握，而清朝的皇帝，仅保存一个名义，这一个中央政府，又要有生气些。而无如中兴诸将，地丑德齐，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而且他们多数是读书人，既有些顾虑君臣的名义，又有些顾虑到身家、名誉，不敢不急流勇退。清朝对于汉人，自然也不敢任之过重。所以当时主持中枢的，都是些智识不足、软弱无力，甚至毫无所知之人。士大夫的风气，在清时本是近于阘茸而好利的。湘军的中坚人物，一时曾以坚贞任事的精神为倡。然少数人的提倡，挽回不过积重的风气来，所以大乱平定未久，而此种精神，即已迅速堕落。官方士习，败坏如故。在同、光之世，曾产生一批所谓清流。喜唱高调，而于事实茫无所知，几于又蹈宋、明人的覆辙。幸而当时的情势，不容这一种人物发荣滋长，法、越之役，其人有身当其冲而失败的，遂亦销声匿迹了。而士大夫仍成为一奄奄无气的社会。政府和士大夫阶级，其不振既如此，而宫廷之间，又发生了变故。清穆宗虽系孝钦后所生，顾与孝钦不协。立后之时，孝贞、孝钦，各有所主。穆宗顺从了孝贞的意思。孝钦大怒，禁其与后同居。穆宗郁郁，遂为微行，致疾而死。醇亲王奕之妻，为孝钦后之妹，孝钦因违众议立其子载湉，是为德宗。年方四岁，两宫再临朝。后孝贞后忽无故而死，孝钦后益无忌惮，宠任宦官，骄淫奢侈，卖官鬻爵，无所不为。德宗亲政之后，颇有意于振作，而为孝钦所扼，母子之间，嫌隙日深，就伏下戊戌政变的根源了。

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像，荷兰画家胡博·华士绘

内政的陵夷如此，外交的情势顾日急。中国历代，所谓藩属，本来不过是一个空名，实际上得不到什么利益的。所以论政之家，多以疲民力、勤远略为戒。但到西力东侵以来，情形却不同了。所谓藩属，都是屏蔽族国境之外的，倘使能够保存，敌国的疆域，即不和我国直接，自然无所肆其侵略。所以历来仅有空名的藩属，到这时候，倒确有藩卫的作用了。但以中国外交上的习惯和国家的实力，这时候，如何说得到保存藩属？于是到十九世纪，而朝贡于中国之国，遂悉为列强所吞噬。我们现在先从西面说起：则哈萨克和布鲁特，都于一八四〇年顷，降伏于俄。布哈尔、基华，以一八七三年，沦为俄国的保护国。浩罕以一八七六年为俄所灭。巴达克山以一八七七年受英保护。乾竺特名为两属，实际上我亦无权过问。于是自葱岭以西朝贡之国尽了。其西南：则哲孟雄，当英、法联军入北京之年，英人即在其境内获得铁路敷设权。缅甸更早在一八二六和一八五一年，和英人启衅战败，先后割让阿萨密、阿剌干、地那悉林及白古，沿海菁华之地都尽。安南旧阮失国后，曾介教士乞援于法。后来乘新阮之衰，借暹罗之助复国，仍受封于中国，改号为越南。当越南复国时，法国其实并没给予多大的助力。然法人的势力，却自此而侵入，交涉屡有葛藤。至一八七四年，法人遂和越南立约，认为自主之国。我国虽不承认，法国亦置之不理。甚至新兴的日本，亦于一八七九年将自明、清以来受册封于中国的琉球灭掉。重大的交涉，在西北，则有一八八一年的《伊犁条约》。当回乱时，伊犁为俄国所据，中国向其交涉，俄人说：不过代中国保守，事定即行交还的。及是，中国派了一个昏聩糊涂的崇厚去，只收回了一个伊犁城，土地割弃既多，别种权利，丧失尤巨。中国将崇厚治罪，改派了曾纪泽，才算把地界多收回了些，别种条件，亦略有改正。然新疆全境，都准无税通商；肃州、吐鲁番，亦准设立领事；西北的门户，自此洞开了。在西南，则英国屡求派员自印度经云南入西藏探测，中国不能拒，许之。一八七五年，英人自印度实行派员入滇，其公使又遣其参赞，自上海至云南迎接。至腾越，为野人所杀。其从印度来的人员，亦被人持械击阻。这件事，云贵总督岑毓英，实有指使的嫌疑，几至酿成重大的交涉。次年，乃在芝罘订立条约：允许滇、缅通商，并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商埠。许英国派员驻扎重庆，察看商务情形，俟轮船能开抵时，再议开埠事宜。此为西人势力侵入西南之始。至一八八二年，而法、越的战事起。我兵初自云南、广西入越的都不利，海军亦败于福州。然后来冯子材有镇南关之捷，乘势恢复谅山。法人是时的情形，亦未能以全力作战，实为我国在外交上可以坚持的一个机会。但亦未能充分利用。其结果，于一八八五年，订立条约，承认法国并越，并许在边界上开放两处通商（后订开龙州、蒙自、蛮耗。一八九五年之约，又订以河口代蛮耗，增开思茅）。英人乘机，于一八八五年灭缅甸。中国亦只得于其明年立约承认。先是《芝罘条约》中，仍有许英人派员入藏的条款，至是，中国乘机于《缅约》中将此款取消。然及一八八八年，英、藏又在哲孟雄境内冲突，至一八九〇年，中国和英人订立《藏印条约》，遂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一八九三年，续议条约，复订开亚东关为商埠，而藏人不肯履行，又伏下将来的祸根。

《马关条约》签订场景

对外交涉的历次失败，至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战而达于极点。中、日两国，同立国于东方，在历史上的关系，极为深切，当西力东侵之际，本有合作御侮的可能。但这时候，中国人对外情太觉隔阂，一切都不免以猜疑的态度出之，而日人则褊狭性成，专务侵略，自始即不希望和中国合作。中、日的订立条约，事在一八七一年。领判权彼此皆有。进口货物，按照海关税则完纳，税则未定的，则直百抽五，亦彼此所同。内地通商，则明定禁止。在中国当日，未始不想借此为基本，树立一改良条约之基，然未能将此意开诚布公，和日本说明。日本则本不想和中国合作，而自始即打侵略的主意，于是心怀不忿。至一八七四年，因台湾生番杀害日本漂流的人民，径自派兵前往攻击。一八七九年，又灭琉球。交涉屡有葛藤，而衰微不振的朝鲜，适为日本踏上大陆的第一步，遂成为中、日两国权利冲突的焦点。一八九四年，日人预备充足，蓄意挑衅，卒至以兵戎相见。我国战败之后，于其明年，订立《马关条约》。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又割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至二万万两。改订通商条约，悉以中国和泰西各国所定的约章为准，而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人得在通商口岸从事于制造，则又是泰西各国所求之历年，而中国不肯允许的。此约既定之后，俄国连合德、法，加以干涉，日人乃加索赔款三千万两，而将辽东还我。因此而引起一八九六年的《中俄密约》，中国许俄国将西伯利亚铁路经过黑、吉两省而达到海参崴。当时传闻，说俄国还有租借胶州湾的密约，于是引起德国的强占胶州湾，而迫我立九十九年租借之约，并获得建造胶济铁路之权。俄人因此而租借旅、大，并许其将东省铁路，展筑一支线。英人则租借威海卫，法人又租借广州湾。我国沿海业经经营的军港，就都被占据了。其在西南，则法国因千涉还辽之事，向我要索报酬，于一八九五年，订立《续议界务商务专条》，云南、两广开矿时，许先和法人商办。越南已成或拟设的铁路，得接至中国境内。并将前此允许英国不割让他国的孟连、江洪的土地，割去一部分。于是英国再向我国要求。于一八九七年，订立《中缅条约附款》。云南铁路，允与缅甸连接，而开放三水、梧州和江根墟。外人的势力，侵入西南益深了。又自俄、德两国，在我国获得铁路敷设权以来，各国亦遂互相争夺。俄人初借比国人出面，获得芦汉铁路的敷设权。英人因此要求津镇、河南到山东、九广、浦信、苏杭甬诸路。俄国则要求山海关以北铁路，由其承造。英国又捷足先得，和中国订定了承造牛庄至北京铁路的合同。英、俄旋自相协议，英认长城以北的铁路，归俄承造，俄人则承认长江流域的铁路，归英承造。英、德又自行商议，英认山西及自山西展筑一路至江域外，黄河流域的铁路归德，德认长江流域的铁路归英。凡铁路所至之处，开矿之权利亦随之。各国遂沿用分割非洲时的手段，指我国之某处，为属于某国的势力范围，而要求我以条约或宣言，承认其地不得割让给别国。于是瓜分之论，盛极一时。而我国人亦于其时警醒了。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自西力东侵，而中国人遭遇到旷古未有的变局，值旷古未有的变局，自必有非常的手段，然后足以应付之，此等手段，自非本来执掌政权的阶级所有，然则新机从何处发生呢？其（一）起自中等阶级，以旧有的文化为根底的，是为戊戌维新。其（二）以流传于下级社会中固有的革命思想为渊源，采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种方案的，则为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康有为是其原动力。康有为的学问，是承袭清代经学家今文之学的余绪，而又融合佛学及宋、明理学而成的。（一）因为他能承受今文之学的“非常异义”，所以能和西洋的民主主义接近。（二）因为他能承受宋学家彻底改革的精神，所以他的论治，主于彻底改革，主张设治详密，反对向来“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放任政策。（三）主张以中坚阶级为政治的重心，则士大夫本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有互相团结的精神。宋、明人的讲学，颇有此种风概。入清以来，内鉴于讲学的流弊，外慑于异族的淫威，此等风气，久成过去了。康有为生当清代威力已衰，政令不复有力之时，到处都以讲学为事。他的门下，亦确有一班英多磊落之才。所以康有为的学问及行为，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的复活。他当甲午战前，即已上书言事。到乙未之岁，中、日议和的时候，他又联合入京会试的举人，上书主张迁都续战，因陈变法自强之计。书未得达。和议成后，他立强学会于北京，想联合士大夫，共谋救国。会被封禁。其弟子梁启超走上海，主持《时务报》旬刊，畅论变法自强之义。此报一出，风行海内，而变法维新，遂成为一时的舆论。康有为又上书两次。德占胶州湾时，又入京陈救急之计。于是康有为共上书五次，只一次得达。德宗阅之，颇以为然。岁戊戌，即一八九八年，遂擢用有为等以谋变法。康有为的宗旨，在于大变和速变。大变所以谋全盘的改革，速变则所以应事机而振精神。他以为变法的阻力，都是由于有权力的大臣，欲固其禄位之私，于是劝德宗勿去旧衙门，但设新差使。他以为如此即可减少阻力。但阻碍变法的，固非尽出于保存禄位之私；即以保存禄位论，权已去，利亦终不可保，此固不足以安其心。何况德宗和孝钦后素有嫌隙，德宗又向来无权？于是有戊戌的政变。政变以后，德宗被幽，有为走海外，立保皇党，以推翻孝钦后，扶德宗亲政相号召。然无拳无勇，复何能为？而孝钦后以欲捕康、梁不得；欲废德宗，又为公使所反对；迁怒及于外人。其时孝钦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载漪因急欲其子正位。宗戚中亦有附和其事，冀立拥戴之功的。而极陈旧的，“只要中国人齐心，即可将外国人尽行逐去，回复到闭关时代之旧”的思想，尚未尽去。加以下等社会中人，身受教案切肤之痛，益以洋人之强唯在枪炮，而神力可以御枪炮之说，遂至酿成一九〇〇年间义和团之乱。亲贵及顽固大臣，因欲加以利用，乃有纵容其在京、津间杀教士，焚教堂，拆铁路，倒电杆，见新物则毁，见用洋货的人则杀的怪剧。并伪造外人的要求条件，以恐吓孝钦后，而迫其与各国同时宣战。意欲于乱中取利，废德宗而立溥儁。其结果，八国联军入京城，德宗及孝钦后走西安。一九〇一年的和约，赔款至四百五十兆。京城通至海口路上的炮台，尽行拆去。且许各国于其通路上驻兵。又划定使馆区域，许其自行治理、防守。权利之丧失既多，体面亦可谓丧失净尽了。是时东南诸督抚，和上海各领事订立互保之约，不奉北京的伪令。虽得将战祸范围缩小，然中央的命令，自此更不行于地方了。而黑龙江将军，又贸然向俄人启衅，致东三省尽为俄人所占。各国与中国议和时，俄人说东三省系特别事件，不肯并入和约之中讨论，幸保完整的土地，仍有不免于破碎之势。庚子一役闯出的大祸如此。而孝钦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前此之力阻变革者，至此则变为貌行新政，以敷衍国民。宫廷之中，骄奢淫逸，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清朝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

《时局图》

十九世纪之末，瓜分之论，盛极一时，已见上章。一八九九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氏（John Hay），乃通牒英、俄、法、德、意、日六国，提出门户开放主义。其内容为：（一）各国对于中国所获得的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域，或他项既得权利，彼此不相干涉。（二）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入港商品，都遵守中国现行海关税率，课税由中国征收。（三）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船舶所课入口税，不得较其本国船舶为高。铁路运费亦然。这无非要保全其在条约上既得的权利。既要保存条约上的权利，自然要连带而及于领土保全，因为领土设或变更，既成的条约，在该被变更的领土上，自然无效了。六国都覆牒承认。然在此时，俄国实为侵略者，逮东三省被占而均势之局寖破。此时英国方有事于南非，无暇顾及东方，乃和德国订约，申明门户开放、领土保全之旨。各国都无异议。唯俄人主张其适用限于英、德的势力范围。英国力持反对。德国和东方，关系究竟较浅，就承认俄国人的主张了。于是英国觉得在东方，要和俄国相抗，非有更强力的外援不可，乃有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俄国亦联合法国，发表宣言说如因第三国的侵略或中国的扰乱，两国利益受到侵害时，应当协力防卫。这时候，日本对于我国东北的利害，自然最为关切，然尚未敢贸然与俄国开战，乃有满、韩交换之论。大体上，日本承认俄国在东三省的权利，而俄人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利。而俄人此时甚骄，并此尚不肯承认，其结果，乃有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在美国的朴次茅斯，订立和约。俄人放弃在韩国的权利，割库页岛北纬五十度以南之地与日。除租借地外，两国在东三省的军队都撤退，将其地交还中国。在中国承认的条件之下，将旅顺、大连湾转租与日，并将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让给日本。中国如何能不承认？乃和日本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协约》，除承认《朴次茅斯条约》中有关中国的款项外，并在三省开放商埠多处。军用的安奉铁路，许日人改为商用铁路。且许合资开采鸭绿江左岸材木。于是东北交涉的葛藤，纷纷继起，侵略者的资格，在此而不在彼了。当日、俄战争时，英国乘机派兵入藏，达赖出奔。英人和班禅立约：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非经英国许可，西藏的土地，不得租、卖给外国人。铁路、道路、电线、矿产，不得许给外国或外国人。一切入款、银钱、货物，不得抵押给外国或外国人。一切事情，都不受外国干涉。亦不许外国派官驻扎和驻兵。中国得报大惊，然与英人交涉无效，不得已，乃于一九〇六年，订立《英藏续约》，承认《英藏条约》为附约，但声明所谓外国或外国人者，不包括中国或中国人在内而止。在东北方面，中国拟借英款敷设新法铁路，日人指为南满铁路的并行线（东省铁路支线，俄人让给日本的，日人改其名为南满路）。中国不得已，作罢，但要求建造锦齐铁路时，日不反对。中国因欲借英、美的款项，将锦齐铁路延长至瑷珲。日人又嗾俄人出而反抗。于是美国人有满洲铁路中立的提议。其办法：系由各国共同借款给中国，由中国将东三省铁路赎回。在借款未还清前，由各国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军事上的使用。议既出，日、俄二国均提出抗议。这时候，因英、美二国欲伸张势力于东北而无所成，其结果反促成日、俄的联合。两国因此订立协约：声明维持满洲现状，现状被迫时，彼此互相商议。据说此约别有密约，俄国承认日本并韩，而日本承认俄国在蒙、新方面的行动。此约立于一九一〇年。果然，日本于其年即并韩，而俄人对蒙、新方面，亦于其明年提出强硬的要求，且用哀的美敦书迫胁中国承认了。

1911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在湖北武昌成立。

外力的冯凌，实为清季国民最关心的事项。清朝对于疆土的侵削，权利的丧失，既皆熟视而无可如何，且有许多自作孽的事情，以引进外力的深入。国民对于清政府，遂更无希望，且觉难于容忍。在庚子以前，还希冀清朝变法图强的，至庚子以后，则更无此念，激烈的主张革命，平和的也主张立宪，所要改革的，不是政务而是政体了。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是生于中国的南部，能承袭明季以来的民族革命思想，且能接受西方的民治主义的。他当一八八五年，即已决定颠覆清朝，创建民国之志。一八九二年，在澳门立兴中会。其后漫游欧、美，复决定兼采民生主义，而三民主义，于是完成。自一八九二年以来，孙中山屡举革命之帜。其时所利用的武力，主要的为会党，次之则想运动防军。然防军思想多腐败，会党的思想和组织力，亦嫌其不足用，是以屡举而无成。自戊戌政变以后，新机大启，中国人士赴外国留学者渐多，以地近费省之故，到日本去的尤盛。以对朝政的失望，革命、立宪之论，盛极一时。一九〇五年，中山先生乃赴日本，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革命团体至此，始有中流以上的人士参加。中山先生说：“我至此，才希望革命之事，可以及身见其有成。”中流以上的人士，直接行动的力量，虽似不如下流社会，然因其素居领导的地位，在宣传方面的力量，却和下流社会中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革命的思潮，不久就弥漫全国了。素主保皇的康有为，在此时，则仍主张君主立宪。其弟子梁启超，是历年办报，在言论界最有权威的。初主革命，后亦改从其师的主张，在所办的《新民丛报》内，发挥其意见，和同盟会所出的《民报》，互相辩论，于是立宪、革命，成为政治上的两大潮流。因对于清朝的失望，即内外臣工中，亦有主张立宪的。日、俄战争而后，利用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为口实，其议论一时尤盛。清朝这时候，自己是并无主张的。于是于一九〇六年，下诏预备立宪。俟数年后，察看情形，以定实行的期限。人民仍不满足。一九〇八年，下诏定实行立宪之期为九年。这一年冬天，德宗和孝钦后相继而死。德宗弟醇亲王载澧之子溥仪立。年幼，载澧摄政，性甚昏庸。其弟载洵、载涛，则恣意妄为。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耄而好贿，政局更形黑暗。人民屡请即行立宪，不许。一九一〇年，号称为国会预备的资政院，亦以为请，乃勉许缩短期限，于三年后设立国会。然以当时的政局，眼见得即使召集国会，亦无改善的希望，人民仍觉得灰心短气。而又因铁路国有问题，和人民大起冲突。此时的新军，其知识，已非旧时军队之比；其纪律和战斗力，自亦远较会党为强。因革命党人的热心运动，多有赞成革命的。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即旧历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军起事于武昌。清朝本无与立，在无事时，亲贵虽欲专权，至危急时，仍不得不起用袁世凯。袁世凯亦非有诚意扶持清朝的，清人力尽势穷，遂不得不于其明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退位。沦陷了二百六十八年的中华，至此光复；且将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而加以颠覆。自五口通商，我国民感觉时局的严重，奋起而图改革，至此不过七十年，而有如此的大成就，其成功，亦不可谓之不速了。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语云“大器晚成”，一人尚然，而况一国？中华民国的建立，虽已三十年，然至今仍在革命的遂中，亦无怪其然了。策励将来，端在检讨已往，我现在，且把这三十年来的经过，述其大略如下：

民国的成立，虽说是由于人心的效顺，然以数千年来专制的积重，说真能一朝涤除净尽，自然是无此理的。大约当时最易为大众所了解的，是民族革命，所以清朝立见颠覆。而袁世凯则仍有运用阴谋，图遂其个人野心的余地。民党当日，亦知道袁世凯之不足信，但为避免战祸，且急图推翻清朝起见，遂亦暂时加以利用。孙中山先生辞临时大总统之职，推荐袁世凯于参议院。于是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民党因南方的空气，较为清新，要其到南京来就职。袁世凯自然不肯来，乃嗾使京、津、保定的兵哗变。民党乃只得听其在北京就职。此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自秘密的革命团体变成公开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知道政局暂难措手，主张国民党退居在野的地位，而自己则专办实业。然是时的国民党员，不能服从党纪，不听。二年四月八日，国会既开，国民党议员，乃欲借国会和内阁的权力，从法律上来限制袁氏。这如何会有效？酝酿复酝酿，到底有二年七月间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组织中华革命党。鉴于前此以纪律不严而败，所以此次以服从党魁为重要的条件。然一时亦未能为有效的活动。而袁氏在国内，则从解散国民党，进而停止国会议员的职务，又解散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召开约法会议，擅将宪法未成以前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修改为《中华民国约法》，世称为《新约法》，而称《临时约法》为《旧约法》。又立参议院，令其代行立法权。共和政体，不绝如缕。至四年底，卒有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之举。于是护国军起于云南。贵州、两广、浙江、四川、湖南，先后响应。山东、陕西境内，亦有反对帝制的军队。袁氏派兵攻击，因人心不顺，无效，而外交方面，又不顺利，乃于五年三月间，下令将帝制取消，商请南方停战。南方要求袁氏退位，奉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事势陷于僵持。未久，袁氏逝世，黎氏代行职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问题乃得自然解决。然为大局之梗者，实并非袁氏一人。袁氏虽非忠贞，然当其未至溃败决裂时，北洋系军人，究尚有一个首领。到袁氏身败名裂之后，野心军人，就更想乘机弄权。当南方要求袁氏退位而袁氏不肯时，江苏将军，就主张联合未独立各省，公议办法。通电说：“四省若违众论，固当视同公敌；政府若有异议，亦当一致争持。”这已经不成话了。后来他们又组织了一个各省区联合会，更形成了一种非法的势力。六年二月，因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我国与德绝交。国务总理段祺瑞进而谋对德参战。议案被国会搁置。各省、区督军、都统，遂分呈总统和国务总理，借口反对宪法草案，要求解散国会。黎总统旋免段祺瑞之职。安徽遂首先宣告和中央脱离关系。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奉天、黑龙江、浙江、福建等省继之。在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处。通电说：“出兵各省，意在另订根本大法，设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这更显然是谋叛了。黎总统无可如何，召安徽督军张勋进京共商国是。张勋至天津，迫胁黎总统解散国会而后入，七月一日，竟挟废帝溥仪在京复辟。黎总统走使馆，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职权，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祺瑞誓师马厂，十二日，克复京城。张勋所扶翼的清朝亡。流了无量数有名无名的先烈的血，然后造成的中华民国，因军人、政客私意的交争，而几至于倾覆，论理，同为中华民国的人民，应该可以悔祸了。然而社会现象，哪有如此简单？北方的军人、政客，仍不能和南方合作。乃借口于复辟之时，中华民国业经中断，可放民国元年之例，重行召集参议院，不知当复辟的十一天中，所谓溥仪者，号令只行于一城；我们即使退一百步，承认当时督军团中的督军，可以受令于溥仪，而西南诸省固自在，中华民国，何尝一日中断来？然而这句话何从向当时的政客说起？于是云南、两广，当国会解散时，宣布径行禀承元首，不受非法内阁干涉的，仍不能和北方合作。国会开非常会议于广州，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在《临时约法》未恢复前，以大元帅任行政权，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后又改为总裁制，以政务总裁七人，组织政务会议，由各部长所组织之政务院赞襄之，以行使军政府之行政权。北方则召集参政院，修改选举法，另行召集新国会，举徐世昌为总统，于七年十月十日就职。中华民国遂成南北分裂之局。而南北的内部，尚不免于战争。九年七月，北方的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回直隶，和段祺瑞所统率的定国军作战。定国军败，段氏退职，是为皖、直之战。南方亦因心力不齐，总裁中如孙中山等均离粤。是年十月，以粤军而驻扎于福建漳州的陈炯明回粤，政务总裁岑春煊等宣布取消自主。徐世昌据之，下令接收，孙中山等通电否认，回粤再开政务会议。十年四月，国会再开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于五月五日就职。陈炯明遂进兵平定广西。是时北方：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湖南军队进攻湖北，王占元败走，旋为吴佩孚所败，进陷岳州，川军东下，亦为佩孚所败。十一年四五月间，奉军在近畿和直军冲突，奉军败退出关。孙中山本在广西筹备北伐。是年四月间，将大本营移至韶关。陈炯明走惠州。五月，北伐军入江西。六月，徐世昌辞职。曹锟等电黎元洪请复位。元洪复电，要求各巡阅使、督军先释兵柄，旋复许先行入都。撤销六年六月解散国会之令，国会再开。孙中山宣言：直系诸将，应将所部半数，先行改为工兵，余则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次改编，方能饬所部罢兵。未几，广西粤军回粤，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走上海。岁杪，滇、桂军在粤的及粤军的一部分讨陈。陈炯明再走惠州。十二年二月，孙中山乃再回广州，以大元帅的名义主持政务。然滇、桂军并不肯进取东江，在广东方面的军事，遂成相持之局。此时北方各督军中，唯浙江卢永祥通电说冯国璋代理的期限既满，就是黎元洪法定的任期告终，不肯承认黎元洪之复职为合法。东三省则自奉、直战后，即由三省省议会公举张作霖为联省自治保安总司令，而以吉、黑二省督军为之副，不奉北京的命令。则悉集于直系旗帜之下。南方如陈炯明及四川省内的军人，亦多与之相结的。直系的势力，可谓如日中天。而祸患即起于其本身。十二年，六月间，北京军、警围总统府索饷，黎元洪走天津，旋走南方。至十月，曹锟遂以贿选为大总统，于十月就职。同时公布宪法。浙江宣布与北京断绝关系。云南及东三省皆通电讨曹，然亦未能出兵。十三年九月，江、浙战起，奉、直之战继之，直系孙传芳自福建入浙，卢永祥败走。北方则冯玉祥自古北口回军，自称国民第一军。胡景翼、孙岳应之，称国民第二、第三军。吴佩孚方与张作霖相持于山海关，因后路被截，浮海溯江，南走湖北。奉军入关，张作霖与冯玉祥相会，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段祺瑞邀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主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段祺瑞不能用。段祺瑞亦主开善后会议，先解决时局纠纷，再开国民代表会议，解决根本问题。孙中山以其所谓会议者，人民团体，无一得与，诫国民党员勿得加入。于是会商仍无结果。是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卒于北京。是时北方：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胡景翼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孙岳为省长。后胡景翼卒，孙岳改为督办陕西军务事宜。卢永祥为苏、皖、赣宣抚使，以奉军南下，齐燮元走海外。直隶李景林、山东张宗昌、江苏杨宇霆、安徽姜登选，均属奉系人物。直系残余势力，唯萧耀南仍踞湖北，孙传芳仍据浙江，吴佩孚亦仍居鸡公山。十四年十月，孙传芳入江苏。杨宇霆、姜登选皆退走。孙军北上至徐州。十一月，吴佩孚亦起于汉口。奉军驻扎关内的郭松龄出关攻张作霖，以为日本人所阻，败死。冯玉祥攻李景林，李景林走济南，与张宗昌合。吴佩孚初称讨奉，后又与张作霖合攻冯玉祥，冯军撤退西北。段祺瑞出走。北方遂无复首领。大局的奠定，不得不有望于南方的北伐。

油画《开创共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先是孙中山以八年十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十二年十一月，又加改组。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始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十四年四月，国民政府平东江，还军平定滇、桂军之叛。广西亦来附。改组政府为委员制。十五年一月，开全国代表第二次大会。六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会，通过迅速北伐案。七月，克长沙。九月，下汉阳、汉口，围武昌，至十月而下。十一月，平江西。冯玉祥之国民军，亦以是月入陕，十二月，达潼关。东江之国民军，先以十月入福建。明年，国民军之在湖南者北入河南，与冯玉祥之军合。在福建者入浙江。在江西者分江左江右两军，沿江而下，合浙江之兵克南京。旋因清党事起，宁、汉分裂，至七月间乃复合作。明年，一月，再北伐。至五月入济南，而五三惨案作。国民军绕道德州北伐。张作霖于六月三日出关，四日，至皇姑屯，遇炸死。其子张学良继任。至十二月九日，通电服从国民政府，而统一之业告成。

张作霖像

中国革命前途重要的问题，毕竟不在对内而在对外。军人的跋扈，看似扰乱了中国好几十年，然这一班并无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识现代潮流的人，在今日的情势之下，复何能为？他们的难于措置，至少是有些外交上的因素牵涉在内的。而在今日，国内既无问题之后，对外的难关，仍成为我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外交上最大的压力，来自东北方。当前清末年，曾向英、美、德、法四国借款，以改革币制及振兴东三省的实业，以新课盐税和东三省的烟酒、生产、消费税为抵。因革命军起，事未有成。至民国时代，而四国银行团加入日、俄，变为六国，旋美国又退出，变为五国，所借的款项，则变为善后大借款，这是最可痛心的事。至欧战起，乃有日本和英国合兵攻下胶州湾之举。日本因此而提出五号二十一条的要求。其后复因胶济沿路的撤兵，和青岛及潍县、济南日人所施民政的撤废，而有《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契约》，及胶济铁路日方归中、日合办的照会，附以欣然同意字样，致伏巴黎和会失败之根。其后虽有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公约》，列举四原则，其第一条，即为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及行政的完全，然迄今未获实现。自欧战以后，与德、奥、俄所订的条约，均为平等。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努力于外交的改进。废除不平等条约，已定有办法。关税业已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亦已有实行之期，租借地威海卫已交还。租界亦有交还的。然在今日情势之下，此等又都成为微末的问题。我们当前的大问题，若能得有解决，则这些都不成问题；在大问题还没解决之前，这些又都无从说起了。在经济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更无生息的余地，资源虽富，怕我们更无余沥可沾。在文化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亦断无自由发展的余地，甚至当前的意见，亦非此无以调和。总之：我们今日一切问题，都在于对外而不在于对内。

九江英租界风光，1927年3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收回九江英租界。

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我请诵近代大史学家梁任公先生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以结吾书：

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只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马拉顿前啊！山容缥缈。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卅，九，一八于孤岛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通史

作者：吕思勉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ISBN：978-7-5470-5481-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第1章 : 空间中的世界

第2章： 时间中的世界

第3章： 生命的诞生

第4章： 鱼类的时代

第5章： 石炭沼泽的时代

第6章： 爬行动物的时代

第7章： 最初的鸟类与最早的哺乳动物

第8章： 哺乳动物的时代

第9章： 猿、类人猿、原始人

第10章： 尼安德特人与罗德西亚人

第11章： 真正人类的出现

第12章： 原始思维

第13章： 农耕的开始

第14章： 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明

第15章： 苏美尔、古埃及和文字

第16章： 原始游牧民族

第17章： 最早的航海民族

第18章： 埃及、巴比伦和亚述

第19章： 早期的雅利安人

第20章： 最后的巴比伦帝国与大流士一世帝国

第21章： 犹太人的早期历史

第22章： 犹太祭司与先知

第23章： 希腊人

第24章： 希波战争

第25章： 希腊的辉煌

第26章： 亚历山大帝国

第27章： 亚历山大港的博物馆与图书馆

第28章： 乔达摩的一生

第29章： 阿育王

第30章： 孔子与老子

第31章： 初登历史舞台的罗马

第32章： 罗马与迦太基

第33章： 罗马帝国的崛起

第34章： 罗马与中国之间

第35章： 早期罗马帝国中的平民生活

第36章： 罗马帝国中的宗教发展

第37章： 耶稣的教诲

第38章： 基督教教义的发展

第39章： 外族入侵将帝国东西二分

第40章： 匈人与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第41章： 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

第42章： 中国的隋唐时期

第43章： 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

第44章： 阿拉伯人的盛世

第45章： 拉丁语基督教世界的发展

第46章： 十字军东征与教皇统治的时代

第47章： 桀骜的王公与教会内部的分裂

第48章： 蒙古征服

第49章： 欧洲人的理性复苏

第50章： 罗马教会的改革

第51章： 查理五世

第52章： 欧洲的君主制、议会制与共和制

第53章： 欧洲人在亚洲与海外的新帝国

第54章： 美国独立战争

第55章： 法国大革命与王政复辟

第56章： 拿破仑倒台为欧洲带来的不稳定和平

第57章： 关于物质材料的知识进步

第58章： 工业革命

第59章： 现代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发展

第60章： 美国的扩张

第61章： 德国崛起成为欧洲霸主

第62章： 由轮船与铁路打造的新海外帝国

第63章： 欧洲对亚洲的侵略与日本的崛起

第64章： 1914年的大英帝国

第65章： 欧洲的军备时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66章： 俄国的革命与饥荒

第67章： 世界的政治与社会重建

纪年表

前言

这本世界简史应该像短篇小说一样直接明了。没有烦琐与复杂的内容，本书以最一般的方式叙述了我们目前对历史的了解。这些历史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并且我已经尽己所能地使这些内容生动而清晰。通过这本书，读者应该能够得到关于历史的一个总体看法，这是研究特定时期或特定国家历史所必需的框架。在阅读笔者其他更全面、更清晰的历史大纲之前，本书对于读者可能会起到一种预备作用。但本书另有一个特殊目的，即为了满足忙碌的普通读者的需求，他们太过忙碌，以至无法详细研究世界史的相关地图和年表，但他们仍希望刷新和修复自己对人类伟大冒险的或已褪色或支离破碎的概念。本书并不是先前作品的概括或浓缩。在其想要达成的目标方面，它不会再做任何的缩减。这是一本经过全新规划编写而成的更加概括的历史。

H.G.威尔斯

第1章 :
空间中的世界

有关我们这个世界的故事仍然是一个不完美的故事。就在几百年前，人类拥有的历史还不超过三千年。在那之前发生了什么，人们只有种种传说和猜测。在文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人们被教导去相信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突然被创造出来的，至于这件事是发生在那年的春天还是秋天，学者们则有不同的看法。这种极其精确的误解来自对希伯来《圣经》字面意思的过分执着，以及与此有关的相当武断的神学假设。这些思想早已被教授宗教思想的教师抛弃，人们普遍认识到，我们所生活的宇宙显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这一时间很可能追溯不到尽头。当然，我们可能会被外表蒙蔽，比如在一间屋子里将两面镜子相对放置，每一面镜子里便都会呈现出无尽的镜像。然而如果认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宇宙仅存在了六七千年，那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如今每个人都知道，地球是一个略扁的、像橙子一样的球体，其直径大概有八千英里。两千五百年来一直都有极少数天资聪颖的人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球体，但在那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世界是平的，此外关于它和天空及其他星体关系的各种想法也相当离奇古怪。我们现在知道地球绕地轴（大约比赤道直径短二十四英里）每二十四小时自转一周，这使地球有了昼夜变化，同时它会用一年的时间以略微扭曲且缓慢变化的椭圆形轨道围绕太阳运行一周。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在九千一百五十万英里（近日点）和九千四百五十万英里之间。

还有一个小一点的星球围绕地球旋转，它就是月球，它与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大约为二十三万九千英里。地球和月球并不是唯一围绕太阳运行的天体，太阳系中还有水星和金星，它们分别距太阳三千六百万英里和六千七百万英里；在地球绕日轨道之外，忽略由无数更小的行星构成的小行星带，还有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其与太阳的距离分别为一亿四千一百万英里、四亿八千三百万英里、八亿八千六百万英里、十七亿八千二百万英里和二十七亿九千三百万英里。人们很难理解这些以亿万英里为单位的距离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把太阳和行星缩小到更容易想象的比例，可能会有助于读者想象。

太阳系各行星体积比例，从左到右依次为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与海王星。

如果我们把地球想象成一个直径一英寸的小球，太阳就是一个三百二十三码外、直径九英尺的大球，两者间的距离大约为五分之一英里，步行需要四五分钟。月球将变成地球两英尺半之外的一颗小豌豆。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的两个内行星，即水星和金星，它们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分别为一百二十五码和二百五十码。接着你会发现这些天体周围都是空荡荡的，直到你从地球出发走一百七十五码来到火星，走一英里会看到直径一英尺的木星，两英里之外的是小一点的土星，四英里外的是天王星，而你需要走六英里才能到冥王星。然后，便是绵延数千英里的悬浮颗粒与稀薄气体，此外什么都没有。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在四万英里之外。

通过这些数字，人们或许可以了解生命这场戏剧是在一座何等巨大而虚空的舞台上上演。

在这片广袤的空间中，我们只知道地球表面有生命存在。这个表面距地心有四千英里，其空间向上有五英里，向下有三英里。显然，除此之外的无限空间都充斥着虚无与死寂。

在海底，我们最深可向下挖掘五英里；在天空，我们最高可向上飞行四英里多一点儿。人们曾乘坐气球到达了七英里的高空，但却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没有哪种鸟类能飞到距地面五英里的高度，而若将一些小型的鸟类或昆虫用飞机送上天空，在远不到五英里的高度时，它们便会失去知觉。

第2章：
时间中的世界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科学家们对地球的年龄和起源进行了许多非常精细和有趣的推测。然而因为它们涉及最微妙的数学和物理理论，所以我们在此无法试着对这些推测加以总结。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物理学和天文学仍然不够发达，这使我们除了给出一些说明性的猜测之外，还不能做出任何其他事情。从大的趋势来看，科学家们对于地球年龄的估算显得越来越长。现在看来，地球作为一个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其独立存在的时间可能超过二十亿年。实际情况则可能比这要久远得多，那是一个绝对超出人们想象的时间长度。

在各大星体彼此分离的那段漫长岁月之前，太阳和地球以及绕太阳旋转的其他行星原本可能是宇宙物质在扩散过程中形成的巨大旋涡。天文望远镜向我们展现了太空中很多发光的螺旋星云，或称涡状星系，它们似乎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旋转。许多天文学家认为，太阳和它的行星曾经也是这样一个螺旋形态，而螺旋中的宇宙物质聚合形成了现在的形态。经过那几十亿年的岁月，这种宏伟的聚合过程最终造就了我们这个世界以及月亮如今的模样。在此之前，它们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更短，其自转与公转的速度更快；那时它们的表面温度极高，地表甚至呈熔岩状态。太阳本身则是太空中一团更为炽热的火焰。

如果我们可以穿越那无限的时间回到过去，去观察地球在其历史的早期阶段，那么这个尚未冷却凝结的地球，用现代人能理解的景象来形容，最像是炼钢高炉或奔腾的岩浆。在那一时期我们看不到液态水，因为在含有硫和气化金属的风暴中，所有的水都是极热的蒸汽形态。在这风暴下面，是一片旋转沸腾的熔岩之海。在炽热的云层上方，太阳和月亮的眩光像烈焰般迅速掠过。

在接下来的数百万年中，地球缓慢地从原初的炽热状态冷却下来。空中的蒸汽冷凝降落，大气由此不再那么稠密；熔岩之海表面的大量岩浆冷却为巨大的岩石并沉入海中，取而代之的是其他漂浮的物质。太阳和月亮因距离越来越远而显得越来越小，它们在空中移动的速度也越来越慢。如今，较小的月球已经从一开始的炽热状态完全冷却下来，它对太阳光周期性的阻隔与反射形成了自己的盈亏变化。

早期的地球地表没有液态水，只有不断流动的岩浆。

然后又是一段漫长的时光，直到最后一个时代到来，当第一场雨倾洒在最早的岩石上发出嘶嘶的声音时，地球终于一点一点地变成了我们今天栖身其中的模样。在随后的似乎没有尽头的数千年中，地球上的水仍主要以蒸汽的形态存在于大气层中，但在这一时期，地表出现了温度较高的液态水，这些水流经地下的结晶岩并将这些岩石的碎屑带到地表的湖泊中变成沉积物。

现在，让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环视这个自己赖以生存的世界还差最后一个条件。如果我们此时就出现在地球上，那么我们只能站在巨大的火山岩上，在狂风暴雨中举目望去，看不到任何土壤或是植物。与我们如今温和的地球不同，在那时的地球上，高温烈风、比人类任何历史记录中都更可怕的飓风及倾盆大雨随时都会将我们吞噬。暴雨冲刷着岩石，在地表割出一道道峡谷，污浊的洪流将碎屑卷走，直至流入最初的海洋，那些碎屑变成了海洋中的沉积物。透过云层，我们可以看到耀眼的太阳划过天空，太阳西落后，月亮继而升起，在以此为界的每一天中，都有剧烈的地震发生。至于月亮，尽管它也有明显的自转，但它面向地球的永远只有一面，另一面我们永远都无法见到。

地球逐渐步入“成年”。又过去了一百万年，白天变长了，太阳变得越来越远，阳光也变得越来越温和，月亮在天空中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暴雨和飓风的强度有所减弱，海洋中的水逐渐增多，从此，我们的地球披上了一件蓝色的衣裳。

但此时的地球仍然没有生命的迹象，海洋还未孕育出生命，岩石也同样贫瘠。

第3章：
生命的诞生

众所周知，如今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人类历史传说之前的生命的知识，是从层状岩石中的生物遗迹和化石那里获得的。在页岩和板岩、石灰岩和砂岩中，我们发现了骨头、贝壳、纤维、茎秆、种子、脚印、刮痕等，和它们一同被发现的还有最早的潮汐波纹和降雨孔蚀。正是通过对这些岩石的细致研究，人们才把地球过往的生命历史拼凑起来，这对当代人而言已是一种常识。沉积岩层并不是整齐地分布在地下，它们会因地壳运动变得褶皱、弯曲，或是混乱地堆叠在一起；它们就像反复遭受洗劫或火灾的图书馆一样，残破的书页只有经过许多人毕生的努力，其内容才能被整理出来以便人们阅读。人们预估，由岩石记录的全部时间范围大约有十六亿年。

地质学家将地质编录中最早的岩石称为无生代岩石，因为在这类岩石中没有发现任何与生命有关的迹象。在北美，人们发现了大片的无生代岩层，该岩层非常厚，以至地质学家认为它在由岩石记录的十六亿年中，至少保存了八亿年的记录。让我来重述一下这个意义深远的事实：自从陆地和海洋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有一半的时间我们无法从中找到任何生命的痕迹。尽管我们能在这些岩石上找到水流或雨水冲刷的痕迹，但我们找不到任何生命迹象。

接着，当我们继续跟着岩石的记录研究时，生命的迹象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多。地质学家将我们发现的这些过往痕迹所属的地质年代称为早古生代。生命激荡的第一个迹象是相对简单的低等生物的遗迹：小型贝类的贝壳，植虫类的茎和花状顶，海藻，以及海虫和甲壳类动物的足迹和遗骸。最早出现的动物是三叶虫，这种生物像蚜虫一样能将自己卷成一个球形。几百万年后出现了一些海蝎子，它们比此前出现过的任何生物都更为灵活强大。

这些生物的体型都不是很大，其中最大的是一些海蝎子，有九英尺长。陆地上尚未出现任何植物或动物的生命迹象；在这一时期也没有出现鱼类或任何脊椎动物。基本上，在该地质年代给我们留下痕迹的所有动植物都是浅水和潮间带生物。如果我们想对早古生代的动植物与今天进行比较，那么除了其大小差异外，我们最好在岩池或污水沟中取几滴水，放在显微镜下研究。在那里，我们会找到小型甲壳类动物、小型贝类、植虫类和藻类，它们和那些曾为这个星球生命之冠的大而笨拙的生命原型有一种惊人的相似。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古生代岩石上留下的遗迹很可能根本不能代表地球上最早的生命起源。除非一种生物有骨头或其他坚硬的部分，比如长着硬壳，或是足够大、足够重，能在泥土中留下显而易见的印迹，否则它不太可能留下任何能证明它存在过的化石痕迹。如今在我们的世界上存在成千上万种小型软体动物，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它们能留下任何痕迹以让未来的地质学家发现。数以百万计的这种生物在过往的世界里极有可能生存、繁衍、繁荣过，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所谓的无生代的温暖浅水湖与海洋中，可能曾经充满着不计其数的低等、无骨亦无壳、像果冻一样的生物，而受阳光照射的潮间带岩石和海滩上也可能布满了像渣滓一样的绿色植物。就像银行账目无法记录每个人的存在一样，岩石的记录也不是对过往生命的完整描述。只有当一种生物为了未来而开始长出类似骨骼、甲壳或是可变成石灰的茎秆时，它才能在岩石中留下记录。但在那些更远古的、没有任何化石痕迹的岩石中，人们有时会发现石墨，这是一种游离碳，一些权威人士认为它可能是从未知生物的生命活动中分离出来的。

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绘制的原始节肢动物。

第4章：
鱼类的时代

在那个地球被认为只有几千年历史的时代，人们认为各个种类的植物和动物都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它们完全是按照今天的样子被一下子创造出来的。但是当人们发现和研究“岩石记录”之后，这一信念便开始产生动摇。人们开始怀疑，许多物种都是经过漫长的年代渐渐发展成现在的样子的。这种观点在后来催生出了进化论：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种，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由一些简单、原始的海洋生命形式经过漫长而连续的演变和进化才最终形成的。

和地球的年龄问题一样，生物进化论在过去也一直是人们激烈争论的主题。曾几何时，由于一些相当莫名其妙的原因，生物进化论被认为与正统的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教义不能相容。好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信奉东正教、新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人都可以自由地接受这个更新、更广泛的观点，即所有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地球上似乎没有生命是突然出现的，生命始终在不断地发展演化。想象一下，随着时间长河的流逝，生物经过一代又一代，从起初在潮起潮落的泥沙中蠕动，逐渐进化为拥有自由、力量和意识的生命。

生命是由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是确定的事物，它们不同于块状或团状的无生命物质，甚至也不同于无界限的静止晶体，它们具有非生物体所不具有的两种特性：一是可以把其他物质吸收到自己体内，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二是它们可以繁殖。它们能够摄取食物、繁殖后代，也能够产生与自己在很大程度上相似又稍有不同的新个体。每个个体与它的后代之间既存在特定的家族相似性又存在个体的差异。任何一个物种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如此。

现在科学家们依然无法向我们解释为什么生物与其后代具有这样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但是，看到生物与其后代本就是相似而又不同的，而由此得出物种生存环境若发生变化，其本身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的结论，这是一种常识，而不是科学知识。因为在任何一代的物种中，必定有许多个体，它们的个体差异使它们更好地适应了这个物种必须生存的新环境；也必定有许多个体，它们的个体差异使它们更难以生存。总的来说，前者会比后者寿命更长，繁殖能力也更强。物种按照这样的原则代代相传，它们的整体素质将越来越好，这个过程就叫作“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既不是科学的理论，也不是由繁殖与个体变异事实中推测出来的必然结论。世界上有某种其他力量决定着物种的灭绝与生存，科学家们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假如有人否认这种从生物出现以来就存在的自然选择作用，那么他要么无视有关生命的基本事实，要么就是缺乏基本的思考能力。

达尔文关于物种演化的理论是现代演化思想的基础。

许多科学家已经对生命的最初起源进行了推测，这种推测通常很有趣，却始终都没能得出一个绝对确切的认识或令人信服的猜测。但是，几乎所有的权威专家都认为，它应该是始于阳光照射下的温暖的浅海泥沙中，之后随着潮起潮落而播撒到海岸和大海深处。

在那早期世界中，潮汐活动异常剧烈。生命体很容易被冲到海滩上晒死，或者裹挟到深海中，由于缺少空气和阳光而死。这样的生存环境使它们朝着生根、固定的方向发展，并迫使一些物种长出外壳以避免离开水面后急剧脱水。起初，生命体依靠对味道的敏感来寻找食物，依靠对光线的敏感而从黑暗的深海和洞穴中走出，或是因过度明亮而从险象环生的浅滩中逃离。早期生物身上的甲壳，与其说是为了抵御外敌，不如说是用来防止干燥——不过，牙齿和爪子倒是早就出现了。

前文我们讲过古代的海蝎，它体型非常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生物界的霸主。现在很多地质学家认为，在五亿年前的志留纪，地球上出现了一种更强大的新型动物，它有眼睛和牙齿，能够在水里游泳——这就是原始鱼类，我们已知的最早的脊椎动物。

在下一个岩层中，也就是泥盆纪的岩层中，这种鱼类的数量明显增多，一跃成为地球上最繁盛的生物。正因如此，在岩石记录中，这一时期被称为“鱼类时代”。如今，这些鱼类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它们和今天的鲨鱼、鲟鱼相似，都喜欢穿梭于水中，在海藻间穿行、捕食，有的时候还会在水面上飞跃，为远古海洋带来了不少生机。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些鱼类并不算大，很少有能够达到两三英寸以上的，不过也有例外，那时有一种特殊的鱼竟长达二十英尺之多！

从地质学的观点看，这些古老的鱼类，看上去和地球上此前出现的生物都不相关。动物学家们曾对这些鱼类的始祖提出过许多有趣的看法，但大多数都是通过对它们现存近亲鱼卵的发育及其他类似的资料推测而来的。很明显，脊椎动物的祖先是软体动物，很有可能是那些现在嘴里或嘴周围长出牙齿般硬物的小型水生动物。在长时间的进化之后，原始鱼类才成为有牙齿、全身长满齿状鳞片的动物，如鳐鱼和角鲨等。而齿状鳞片的形成，使它们得以摆脱黑暗，朝着有阳光照耀的地方游去，最早的脊椎动物就这样出现在地质记录中了。

第5章：
石炭沼泽的时代

显然，在鱼类时代，陆地上仍是毫无生机，只有峻峭的山岩高高耸立，经受着阳光的曝晒和雨水的拍打。那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壤，既没有可以改良土质的蚯蚓，也没有分解岩粒的植物，甚至，连苔藓或地衣都没有。生命依然仅存在于海洋中。

在这片贫瘠的岩石之上，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气候变化的原因非常复杂，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合理的推测。地球的运行轨道、地轴的方向角度和陆地的形状都在改变，甚至太阳的温度也处于波动之中。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地区在陷入长时间的冰冻之后，又变得温和舒适起来，这个过程持续了数百万年的时间。在地球的历史上，似乎经历过多次内部剧烈活动的时期,数百万年间积累的上冲力使得地壳隆起、火山喷发，地表形态发生巨变，山地变得更高，海洋变得更深,气候的变化也越加剧烈。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相对平静的时期，霜冻、雨水和河流侵蚀着高山，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填满海底，抬高海底，使海水变得更浅、更宽，覆盖了越来越多的陆地。世界历史上有“高而深”的时代，也有“低而平”的时代。读者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自从地壳变硬以来，地球表面就一直在逐渐变冷。实际上，经历过多次冰冻之后，地球内部的温度就无法再影响其表面，即使是在无生期，也处处都能看到冰冻的遗迹。

直到鱼类时代的末期，浅海和礁湖向外漫延，生物才开始以各种有效的方式从水中登上陆地。毫无疑问，在过去的数百万年间，这些早期生物已经经历了一种不显眼的微妙进化。现在，它们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石炭纪植物复原图。

这次对陆地的入侵行动中，毫无疑问，植物才是先锋军团。不过，动物紧随其后，也没有被落下很远。登陆后，植物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在没有浮力的情况下，获得坚硬的支撑物把它的叶子托在阳光下；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脱离海洋后，从潮湿的地面中汲取水分。木质组织的发育，使这两个问题得以同时解决，它既能够支撑植物，使其受到阳光的照射，又能承担起向叶子输送水分的任务。在这一时期的地质记录中，各种各样的木质沼泽类植物大量出现，体积相当庞大，如木质苔藓、木质蕨类、杉叶藻等等。后来，不同种类的动物也登到岸上，如蜈蚣、马陆、原始昆虫以及地球上最早的蜘蛛和陆地蝎——它们是上古巨蟹和海蝎的近亲。再往后，脊椎动物也出现了。

地球早期的昆虫体积往往很大，以那个时代的一种蜻蜓为例，它双翅张开时竟然能达到二十九英寸宽，实在令人惊叹！

这些新型动物想方设法适应新环境，从而使自己能够直接呼吸空气，因为呼吸是一切动物生存的首要条件。由于在此之前，动物们都是从水中获得氧气，所以，它们还不得不想办法来提高自己补充所需水分的能力。直到今天，人的肺如果完全干枯的话，还是会马上窒息而死，这就是因为只有肺部表面处于湿润状态时，空气才能够正常经过肺部进入血液。

登上陆地的动物，要想呼吸这游离态的空气，就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体才行。这种改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长出一个新的器官覆盖过去的鳃部，防止水分蒸发；或者进化出深藏在体内的呼吸器官，通过体液的分泌来保持它的湿润。远古脊椎鱼类用来呼吸的鳃无法适应陆地的生存环境，因而它们的呼吸器官在后来发生了分化，原来用于游泳的鱼鳔渐渐进化成了肺。水路两栖动物，如今天的青蛙和蝾螈，在水中时依然用鳃呼吸，在陆上时则用由鳔进化而来的咽喉附近的袋状物。后来鳃萎缩退化，鳃裂孔也渐渐消失（只留下一个鳃进化成耳至鼓膜的通道）。这些动物现在只能生活在陆地上，然而，当它们要产卵时，为了繁殖后代，还是必须回到水边去。沼泽时代，所有呼吸空气的脊椎动物都属于两栖类，都与今天的蝾螈十分相像，只不过有些身躯要庞大得多而已。尽管它们都已是陆地动物，但仍然要生活在沼泽、湿地附近才行。这个时期的大树，也同样属于两栖类，它们还没有只需雨水滋润就可以生根发芽的种子，它们的孢子只有落入水中才能发芽。

比较解剖学是一门极具魅力的学科，其最美妙之处在于，它把生物复杂而奇妙的适应性，最终归结为其在空气中生存的现实需要。所有的生物，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都是从水中而来。例如，包括人类在内，所有比鱼类更高等的脊椎动物，在受精卵发育或胎儿出生之前都是有鳃裂的，只不过后来随着发育又消失了。再如，鱼类的眼睛裸露在水中而保持着湿润，而更高等的动物则需要眼睑和分泌水分的腺体的保护才能避免干燥。还有，由于需要感知空气中微弱的声音，登陆的动物又因此进化出了能够感知振动的鼓膜。总之，为了适应与空气直接接触的新环境，动物身体上几乎每一个器官都做出了类似的改变和调整。

在石炭纪两栖类时期，生物生活在沼泽、礁湖和浅滩的水域中。生物的活动范围已经大大扩展，然而在高原和山地却仍然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的确，生物已经学会了在空气中呼吸，但它们却依然必须扎根于水，只有回到水中才能繁衍后代。

第6章：
爬行动物的时代

在生物繁盛的石炭纪过去之后，一个干燥、酷寒的漫长时代来临了。这一时期的岩石记录，满是厚厚的砂岩类堆积层，几乎看不到什么生物的遗迹。此时，地球上的气温变化无常，并且经历过数次漫长的冰河时代。先前繁茂的沼泽植物已看不到，它们被新的堆积层压在地下，经过压缩和造矿运动，成了今天的煤矿。

就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期，生物在严酷的环境中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自身也因此发生了急剧的演变。当温暖湿润的空气重新笼罩大地，我们惊奇地发现，一大批新的物种诞生了！从岩石记录中，我们可以找到脊椎动物产卵的遗迹。在孵化出来以前，它们便已经发育成熟了，一生下来就可以在陆地上生存，而不是像蝌蚪那样，要先在水中生活一段时间才行。在这种动物身上，除了胚胎时期外，鳃裂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这种无须经过蝌蚪阶段的新动物，就是本章内容的主角——爬行动物。与此同时，有种子的树木也开始出现，可以不依赖于沼泽或湖泊而传播种子，繁衍下一代。尽管开花的植物和草类尚未出现，但已经能看到一些棕榈树状的苏铁和许多热带针叶树，以及大量的蕨类植物。现在昆虫的种类也大为增加，虽然蜜蜂和蝴蝶还没有出现，但已经出现了不少甲虫。无论如何，真正的陆地动植物所应具备的基本形态，都已经在这条件艰苦的时期渐渐成形。一旦遇到适宜的条件，这些新的陆地生命就能够很快地繁荣昌盛起来。

在长期的变动之后，地球总算进入了一段平和安稳的时期。在无数次的地壳运动、运行轨道和地轴方向的调整之后，地球迎来了一段时间漫长、范围极广的温暖时期。据现在人们的估算，这段时期大约持续了两亿年以上，科学家称之为中生代，以区别此前的古生代、无生代（共十四亿年）以及介于其末尾和现代之间的新生代。在这一时期，兴旺繁盛的爬行动物统治了地球，一直到距今八千万年前中生代结束为止。因此，中生代也常被称为爬行动物时代。

如今，地球上爬行动物的种类已经所剩不多，而且分布的区域也相当有限。可是，如果与那些曾在石炭纪煊赫一时的两栖类动物相比，当今地球上的爬行动物境况实际上要好很多。两栖类动物残存的后代实在少得可怜，而爬行类动物至少还有蛇、鳖、海龟、鳄鱼、蜥蜴存活于世。不过，它们必须终年处于温暖的环境中，丝毫无法忍受寒冷的侵袭——或许中生代的爬行动物都是如此。不管怎么说，地球上总算是出现了能够真正在干燥的陆地上生存的生物了，与以往生物全盛期的那些沼泽类生物完全不同。

二叠纪时期的异齿龙想象图。

中生代是爬行动物的黄金时代，爬行动物的种类比现在我们所知的要多得多。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蛇、鳖、海龟、鳄鱼和蜥蜴外，还有很多奇异种类曾经出现过，比如恐龙。在中生代的全盛时期，很多植物如芦苇、羊齿蕨等都已蔓延到平坦的低地上，许多食草性的爬行动物随之出现，以这类植物的嫩芽为食。恐龙的身躯极其庞大，超过此前所有的陆栖动物，恐怕只有海洋中的鲸鱼勉强能够与之相比。例如，梁龙的鼻尖到尾巴足有八十四尺长，而巨龙还要更长，大约能够达到一百英尺。还有一种叫作霸王龙的食肉恐龙，正是以这些庞然大物为食，是一种极其凶残、可怕的爬行动物。

当这些大型动物在中生代丛林的蕨叶和常绿植物间寻觅食物、彼此追逐时，另一种现已灭绝的爬行动物，却在用那蝙蝠翅膀般的前肢追捕着昆虫。起初，它们只能笨拙地跳跃，到后来则能在树木之间急速地滑翔了。这，就是翼手龙。翼手龙是最早学会飞行的脊椎动物，在脊椎动物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翼手龙想象图。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爬行动物重新回到了祖先生活过的海洋中，比如体型和鲸鱼相仿的沧龙、蛇颈龙和鱼龙。鱼龙或许只有在排卵的时候才会回到水中，而蛇颈龙，现在早已找不到它的同类了。它们体型庞大，能够划水，在沼泽或浅滩中能够游得非常迅速。这类恐龙的脑袋小小的，脖子长长的，比天鹅颈还要长得多，简直像蛇一样，因此被叫作蛇颈龙。蛇颈龙和天鹅有不少相似之处，它可以在划水的同时捕捉过往的鱼类和其他动物，还能够轻松潜入水中。

上面介绍的，便是制霸中生代的陆地动物的生活。以我们人类的标准来看，它们显然是更为进步的。相较于之前的陆地动物，恐龙的体积更大，活动范围更广，力量也明显更强，而且更有活力。正如人们所说，它们比世界上以前见过的任何动物都更“重要”。海洋中并没有类似的进步，却出现了更多的新物种。一种形似乌贼的菊石类动物出现在浅海中，外面长着一层封闭的螺旋状贝壳。早在古生代时，这种动物的远祖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直到现在它们才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全盛时期。当然，现在这种动物也早已消失，但我们依然能找到它们的近亲，也就是如今生长在热带海洋中的珍珠鹦鹉螺。另外，此时的海洋中新出现了一种更为多产的品种，与此前那些长着片状或齿状鳞片的鱼类相比，它们的鱼鳞更为轻巧、更为精美。从此，它们日益繁盛，渐渐地成为水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品种。

第7章：
最初的鸟类与最早的哺乳动物

中生代是生命最为繁盛的时期，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简要地描述了这一时期的生动图景：恐龙占据着热带雨林和潮湿原野；翼手龙尖叫着飞驰于丛林之间，捕食着无花灌木丛中不幸的昆虫。就在它们的周围，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动物种群，它们毫不起眼，卑微地躲开那些庞然大物，隐忍地学习着一种新的生存本领。于是，当太阳不再那样仁慈，地球不再那样温暖时，这种本领便开始显现出对于延续物种的巨大价值。

一些善于跳跃的爬行动物族群，由于环境的不利和敌人的侵袭，有的最终灭绝，有的则不断适应着严寒，逃亡到高山或深海中勉强求得生存。遭遇这样悲惨的境地，这些物种渐渐进化出一种新型的鳞，其后又逐渐拉长，成为动物羽毛的雏形。这种层层叠叠的羽毛状鳞片，的确要比当时所有爬行类动物的皮肤都更能有效地保持体温。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够在其他动物都无法生存的冰天雪地中安然无恙。与此同时，这些动物开始前所未有地关心起自己所生的卵。这无疑迥异于此前的那些爬行动物，它们从不管自己的卵处于怎样的状态，生下后就任其自然孵化，与自己不再相关。而现在这些原始鸟类则不然，它们开始精心保护自己的卵，并用自身的体温来孵化。

在适应寒冷环境的同时，原始鸟类身体的内部也发生了变化。渐渐地，它们进化成为能够独立保持体温的恒温动物。最初的鸟类可能是以捕鱼为生的海鸟，前肢与企鹅的蹼足十分相像。有一种奇特的原始鸟类，名叫新西兰鹬鸵，虽然有着一身极其简陋的羽毛，但自己既不会飞，看起来也不是由会飞的祖先演变而来。在鸟类的进化史上，羽毛比翅膀出现得要更早。当羽毛演化成形以后，为了使羽毛能轻盈地舒展开来，翅膀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从一只鸟的化石中，至少能发现它的嘴里有爬行动物的牙齿，身上还有一条爬行动物的尾巴。同时，它的身上还有一对翅膀，很显然，它们曾经混迹于中生代的翼手龙中间自由飞翔。然而，中生代时期鸟类的数量和种类都非常有限，假如有人能返回中生代，恐怕他走上几天也看不到一只鸟，甚至连鸟的叫声也无法听到。他能遇到的，不过是潜藏在芦苇和蕨类植物中的一些昆虫以及翼手龙罢了。

还有，这个穿越者同样不太可能找到哺乳动物的踪迹。与鸟类相比，原始的哺乳动物要早出现几百万年。但在那个时候，它们还十分渺小、稀少，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与早期的鸟类的处境类似，敌人侵袭和生存竞争同样威胁着早期哺乳动物的生存。为此，它们不得不做出与鸟类相同的选择，迁徙至气候恶劣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抵御严寒的能力渐渐提高，身上的鳞片也逐渐演变为能够有效防止热量外散、保持体温的羽毛状鳞片。终于，在长时间的进化之后，它们也发展成为恒温动物。只不过，哺乳动物的羽状鳞片并没有像鸟类那样渐渐形成羽毛，而是最终进化为毛发。哺乳动物不会像鸟类那样孵卵，而是将卵保护在其温暖的身体内，直到幼体发育成熟。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胎生的，幼体在离开母体那一刻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即便在下一代诞生之后，它们依然会负责养育、呵护幼小的生命。今天，多数哺乳动物都有哺育后代的乳房。当然，特例也是有的，比如鸭嘴兽和食蚁兽，它们都没有乳房，而且都是通过产蛋来繁育后代，然后用皮下分泌的养料来哺育幼崽。食蚁兽在产卵之后，就将其装入腹部下方温暖安全的育儿袋中，直到幼崽被孵化出来为止。

始祖鸟化石，始祖鸟被认为是介于有羽毛恐龙和鸟类之间的过渡物种。

然而，就像一个游客前往中生代参观，可能几天甚至几周才能寻找到鸟的踪迹一样，如果不事先知道确切位置的话，哺乳动物的踪迹也是同样难寻。毕竟，在中生代，鸟类和哺乳动物都属于稀奇的、次等的、不占主导地位的动物。

按现在的推测，爬行动物的黄金时代大约持续了8000万年。如果我们用人类有限的知识去观察这一漫长的岁月，人们一定会以为：这个充满阳光、欣欣向荣的世界，将会这样永远地延续下去；匍匐于沼泽地上的恐龙以及天空中展翅飞翔的飞龙，也会一直繁衍兴盛下去。然而，属于爬行动物的幸运日子到此为止。走过漫漫岁月，地球不仅没有向前发展，甚至还出现了倒退现象，环境变得越加恶劣，海洋、陆地和高山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与从前不再相同。岩层的变化告诉我们，在经历了中生代的繁荣之后，地球上的生命进入了衰落期。在此期间，地球的环境持续地变化着，生物的种类也随之发生巨变——一些新的奇特的物种出现了。此时，为了应对灭绝的威胁，旧有的物种必须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适应性。例如，在中生代的晚期，菊石类动物就衍生出多种多样的变种。在安定的环境中，由于缺乏动力去改变什么来适应环境，此时它们常常处于停滞状态，基本上一成不变。在新环境下，旧有的物种备受折磨，但那些新生的物种却得到了生存和发展的大好时机……

从这里开始，岩石记录中断了数百万年。时至今日，整个物种进化史的轮廓依然被一重幕帘罩得严严实实。当幕帘被再次揭开的时候，爬行动物时代已告终结。无数的菊石类动物以及恐龙、鱼龙、翼手龙和蛇颈龙都已从地球上消失灭亡。它们曾经如此兴旺繁盛，普天之下到处都有它们的足迹，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统统灭绝了，没有留下任何的后代。严寒吞噬了它们。它们的进化速度没能赶上环境变化的速度，环境的恶劣程度远远超出了它们的承受范围，它们才无法在新环境中立足。就这样，中生代的物种遭到了持续的、彻底的毁灭。接着，我们又看到地球上的另一番新气象：一批更新的、更加生机勃勃的动植物占据了这个世界。

当生命的历史又翻开新的篇章时，整个世界依然处于一片荒凉和冰冷。后来，依靠脱落树叶抵抗冬雪摧毁的乔木，能够开花的植物和灌木，替代了曾经的苏铁类和热带松柏类植物。从前爬行动物主宰的地盘上，重新被日益增多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所占据。

第8章：
哺乳动物的时代

中生代之后，地球上生物进化的下一个时期便是新生代。在这一时代，地壳不断隆起，火山剧烈喷发，许多巨大的山脉都是在此期间形成的，如阿尔卑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落基山脉和安第斯山脉等。地球上的大洋和陆地也是在此时，才具有了最初的轮廓。根据现在人们的推算，新生代初期距今大约是八千万年到四千万年。

在新生代初期，地球上的气候是相当严酷的。接着，气温逐渐升高，形成了一个新的物种繁盛期。后来，气候再度恶化，地球又进入了一段极其寒冷的冰河时期。现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以此为起点逐渐发展而来的。

即便是现在，我们对气候变化的原因也不够了解，仍无法预测气候变化的趋势。此后，地球上阳光可能会更加灿烂，也可能温度会更低，陷入新一轮的冰期；火山活动和造山运动可能会日益剧烈，也可能安安稳稳，逐渐平息、减弱。由于缺乏相关的科学依据，结果究竟会怎样，我们尚不得而知。

新生代伊始，禾本植物出现了，地球上第一次出现草原。一度默默无闻的哺乳动物现在得到机会，全面发展，草原上出现了不少有趣的食草动物以及以它们为食的食肉动物。

起初，这些早期的哺乳动物与中生代那些曾繁盛一时的爬行动物十分相似，只有很少的特征不同。所以，一些粗心的观察者便以为，地球上现在开始的这一轮物种繁盛的温暖时期，仅仅是上个黄金时代的重演。所不同的，不过是哺乳动物取代了爬行动物，鸟类取代了翼手龙罢了。但这完全是一种肤浅的比较。宇宙的变化无穷无尽，永远在不断地向前演进，绝不会完全相同地重复。新生代和中生代生物的差异性，远远比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意义更为深远。

这两个时期生物最根本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上。从母体与后代之间的接触程度上讲，哺乳动物与鸟类和爬行动物有着本质区别。除极个别情况外，爬行类动物在产卵后都会转身离开，这些卵与自己便再无瓜葛，任由其自行孵化。小的爬行动物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任何生存的本领，自始至终，它们的知识都源于自己孤身一人的经历而已。这些孤独的爬行动物，它们也许能够容忍同类的存在，但那些同类与自己实际上并不相关，彼此之间既不会相互模仿、学习，也不会共同合作。哺乳动物和鸟类则与此不同，甫一出生，它们便会受到父母的哺育和抚养，从而建立起一种独具特色的适应能力，彼此之间互相模仿、学习、交流，甚至能够通过警戒的鸣叫声或其他协同行为而联系在一起，使得控制和教育成为可能。正是这个缘故，“可教育的”生物在地球上出现了。

新生代早期出现的哺乳动物，它们大脑的体积并不算太大，与更活跃的肉食性恐龙相比，也只是略有优势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沿着岩石记录继续观察，便会很容易看出，此后不管哪类哺乳动物，它们的脑容量都在持续地增长。举例来讲，新生代早期有一种巨型犀牛，它们的生活习性和现代犀牛十分相似，然而巨犀的脑容量还不到后者的十分之一！

早期的哺乳动物似乎在哺乳期刚结束后，就会与其后代分开。尽管如此，哺乳动物在此期间已经培养出了彼此理解、沟通的能力，这将会对它们此后的生存大有裨益。于是，我们很容易看出，许多哺乳动物的社会性生活已经开展起来了。它们成群结队地在一起，彼此关照、互相模仿，并通过各种动作和叫声来传情达意——这都是此前的脊椎动物未曾有过的。爬行动物和鱼类也会成群结队，但那是因为它们大量繁殖和条件相似的状况下才聚在一起的。而对于社会性群居的哺乳动物来说，它们的联合并不仅仅是由于外部压力，更由于它们头脑深处的彼此感知而维系。它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在一起，不仅是由于彼此相像，更重要的是它们心中有一种彼此亲昵的感觉。

哺乳动物养育后代的方式使模仿、交流成为可能。

爬行动物与人类的内心世界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很难对它们产生好感。对于爬行动物那些简单、冲动的本能动机，比如饥渴、恐惧和痛恨等，人类往往无法理解。人类的动机是复杂的，懂得权衡利弊，更加在意结果，而不是简单的冲动。哺乳动物和鸟类都有自控能力，会考虑到同类中别的个体的习性，有社会性诉求，能够克制自己——从这一点看，它们与人类低层次的标准还是有点相像的。正因如此，人类才能和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和鸟类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它们痛苦时的叫声或动作也能够引起我们的同情。我们能够通过相互的认识，理解它们的痛苦，它们也因此能够被我们驯化。

动物大脑的急速发育，是新生代时期最值得关注的事实，因为它标志着生物个体之间新建立起一种相互交流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也预示着人类社会即将诞生——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很快就会涉及。

随着新生代的继续演进，地球上动植物越来越接近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巨型犀牛和各种形态丑陋、笨手笨脚的巨兽逐渐消失，逐渐进化为长颈鹿、骆驼、马、象、鹿、犬、狮、老虎等一系列动物。马的进化史在地质记录中尤为清晰翔实，从新生代初期小貘状的原始马开始，其进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化石都可以找到。此外，关于美洲驼和骆驼，也留下了比较精确的记录。

第9章：
猿、类人猿、原始人

自然学家根据解剖学上的相似性，而不考虑心理、智力方面的因素，将哺乳动物纲分为若干目，如狐猴、猿、类人猿以及人类在内的灵长目，这些都位于哺乳动物纲的前面。

灵长类动物的历史，很难凭借地质记录解释清楚。像狐猴、猿等绝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生活在森林里，只有狒狒等少数生活在光秃秃的岩石上，所以它们被淹死的概率很小，自然地，也就不大可能被沉积物覆盖而形成化石。而且灵长类动物的种类也相对较少，远不如马、骆驼等祖先那样繁盛，因此，它们的化石实在少之又少。但我们知道，在大约四千万年前的新生代早期，原始的猿和狐猴类动物已经出现，只是大脑还不甚发达，远不如它们的后代已有专门的分工。

继石炭纪沼泽期和爬行动物时期之后，生物演化史上的又一个盛夏——新生代中期也结束了。地球又一次进入了冰河时代，严寒笼罩大地，之后还经历了短暂回暖又变冷的间冰期。在那段温暖的间隙，河马在茂密的亚热带丛林中翻滚打转，牙长如剑的剑齿虎在记者们来往的弗利街（在伦敦附近）附近寻找猎物。现在又到了寒冷荒凉的时代。寒冷之后，是更为严酷的寒冷；荒凉之后，是更为寂静的荒凉——大灭绝开始了。在此期间，一大批动植物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披毛犀适应了这样寒冷的气候，还有大象的近亲猛犸象、北极的麝牛和驯鹿，它们都成功渡过了这次劫难。然后，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在这死寂的冰天雪地中，北极的冰盖不断向南延伸，把英国的泰晤士河和美国的俄亥俄州都覆盖在下面。当然，其间也可能有过数千年短暂的温暖时期，但很快便又会回到更严酷的寒冷之中。

地质学家将这冰天雪地的年代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冰河期，而介于每两个冰河期之间的回暖时期则被称为间冰期。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地方，正是经历了冰河时代严酷寒冷摧残的满目疮痍的世界。第一次冰河时代出现在六十万年前，而第四次冰河时代在大约五万年前达到最严酷的时期。正是在这漫长的冰天雪地中，第一批类人动物在我们的星球上出现了。

新生代中期出现了多种猿类，它们的颚骨和腿骨与人类颇为相似。但是，直到冰河时代来临前，我们才发现可以称之为“类人”的生物遗迹。必须指出，这些遗迹并不是遗骸，而是工具。在欧洲，在大约五十万年到一百万年前的沉积岩中，人们找到了一些特殊的燧石和石块。很明显，这些石头是被手工磨制出来的，边缘非常锋利，是用于锤打、切削或战斗的，被称为原始石器。在欧洲，制造这些原始石器的动物遗骸一直都没有发现，所能找到的只有石器本身。尽管我们完全可以说，制造这些东西的并不一定是人类，也可能是某种聪明的猴子。但是在爪哇岛的特雷尼尔，从这个时代的沉积岩中，人们成功找到了某种猿人的一块头盖骨和各种各样的牙齿、散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猿人的头盖骨比任何现存的猿人的头盖骨都要更大，似乎已能直立行走。这种生物现在被称为直立猿人，意思就是会直立行走的猿人。而在爪哇岛发现的这一小堆骨头，也成为我们猜测原始石器制造者样貌的唯一依据。

在距今二十五万年的砂岩层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原始人的蛛丝马迹。从岩石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石器被制造出来，且质量较以前有明显改善。与此后出现的真正的人类工具相比，这些石器明显要大得多。后来，在海德堡的沙坑中发掘出一片形似人类颌骨的骨片。与智人相比，这块骨片要更重、更窄一些，这种动物很难自由转动舌头而发出清晰的声音。科学家们根据这块颚骨的强度推断，这种类人的动物必定体格非常强壮，身躯高大，四肢发达，毛发浓密，后来被称为“海德堡人”。我认为，这块颚骨是世界上最能激起人类好奇心又最令人烦恼纠结的东西了。这种感觉就像用一架破旧的望远镜去窥探过去的场景，模模糊糊、隐隐约约中，我们看到它们在寒冷的旷野中缓缓前行，为躲避剑齿虎而四处攀缘，警惕地防备着丛林中出没的披毛犀……在我们还没能仔细分辨出模样的时候，它们却倏忽不见，只留下这些残存的石器，徒然让我们怅惘不已。

英国肯特郡出土的阿舍利手斧，这是直立人使用的燧石器。

更意外的是，在萨塞克斯的皮尔当沉积岩里，一种距今十五万年到十万年的动物遗骸被发现了。有的科学家认为，这些遗迹比海德堡人的年代更早。科学家们从中发现了一块原始人的头盖骨，比现存类人猿的头盖骨更厚、更大。而其中还有一片与黑猩猩颚骨相似的骨头，目前尚不明确究竟属于它身上的哪个部位。除此之外，还有一块蝙蝠状的大象骨，显然，它是被加工过的，上面留下了一个被钻出的孔洞。更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家还发现了一块刻着神秘符号的鹿大腿骨，很像是祭司们常用的符杖。

这种坐在地上给石头打孔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动物呢？

科学家称之为原始人。原始人与海德堡人、现存的类人猿及其亲支近脉都不相同。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关于原始人的其他发现。但是在此后十万年的沙砾层和沉积层中，各种石器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而且它们已不再是“原始石器”了，考古学家已能够区分出其中的刮刀、钻子、小刀、矛、标枪、投石和斧头了。

我们已离人类越来越近……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将会介绍人类先驱中最为奇特的尼安德特人，尽管它们还没能真正进化成人，但已经相当接近了。

但是，在此我们不妨明确指出，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认为海德堡人或原始人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这些不过是与人类最接近的亲族罢了。

第10章：
尼安德特人与罗德西亚人

大约在五六万年前，第四次冰河时代最冷阶段来临前的日子里，地球上有一群与人类十分相像的动物。哪怕在几年前，人们还把它们的遗骸当成人类的骨头。我们有它们的骨骼化石和它们制作、使用过的工具；我们知道它们早已学会生火，穴居，已学会把兽皮裹在身上御寒；我们甚至知道，它们和现在的人类一样，也习惯于用右手劳动。

然而，它们终究不是真正的人类。人种学家告诉我们，它们不过是同一属中的另一个不同种类罢了。它们的前额低平，眉骨隆起，下颚厚而突出，拇指无法做到像人类那样，与其他四根手指握在一起；它们的脖子僵硬，无法完全回头或者向上仰望。它们很可能是俯身行走的，头向前倾斜着。它们的颚骨与海德堡人的极为相似，同样没有下颚，这一点与人类明显不同。另外，它们的牙齿也跟人类的迥然不同，臼齿的结构更为复杂——是更复杂而不是更简单。它们的臼齿不像人类臼齿那样有长长的牙根，并且没有人类所特有的犬齿。它们头盖骨的容量与人类十分接近，只是脑后部更大，前部更低，智力上与人类有很大差距。因此，不管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来看，它们都不可能是人类一脉相承的祖先。

这些早已灭绝的人种的骨骼化石是在尼安德特发现的，所以人们就将其命名为尼安德特人。也许，它们曾经在欧洲生活过非常长久的时间。

那时，我们这个世界的气候和地理都与现在大不相同。例如，欧洲的许多地方仍被冰雪覆盖，南至泰晤士河，一直延伸到欧洲中部和俄罗斯境内；英国与法国之间也没有被英吉利海峡隔开，地中海和红海都还只是巨大的峡谷而已，其中低洼的区域分布着许多湖泊；一个巨大的内海，从现在的黑海开始，穿过俄罗斯南部，一直延伸到中亚地区。尽管不能说整个欧洲都是一片冰冻的世界（如西班牙就没有被冰雪覆盖），但说实话，那时的欧洲的气候简直比拉布拉多半岛还要恶劣。从欧洲一直向南，直到北非，气候才稍微温暖一些。当时，在欧洲南部寒冷的草原上，除了一些稀疏的寒带植物外，其余都是一些耐寒动物，如多毛的猛犸象、大野牛、披毛犀、驯鹿等。无疑，它们随着植物的生长季节而迁徙觅食，漂泊不定，春天迁到北方，秋天又回到南方。

和那些耐寒动物们一样，尼安德特人也是这样生活的，它们不断迁徙，浪迹天涯，以小动物和植物的根茎、果实为食。从它们整齐、细密的牙齿推测，它们平时主要的食物是嫩枝和根茎，应该是素食者。然而，从它们生活过的洞穴中，我们找到了一些被敲碎的大型动物的长骨，其中骨髓已被吸食得一干二净的。从它们所使用的武器来看，它们还无法跟这些大型动物正面搏斗。因此，它们可能是趁猎物渡河不便时，用长矛偷袭得手；也可能是设下陷阱诱捕猎物；又或是尾随在兽群后面，当群兽发生混战时坐收渔利；还有可能是利用当时尚存的剑齿虎，坐享其成。据推测，冰期的生存条件过于恶劣，长期素食难以为身体提供足够的热量，为此尼安德特人才不得不改变生活习性，开始捕食野兽。

至于尼安德特人的外貌，至今人们仍未弄清楚。它们可能全身长满长毛，完全没有一点人的样子。甚至，它们能否直立行走都是个问题；为了支撑身体，极有可能是手脚并用。尼安德特人大概是单独行动的，也有可能是和小族群一同行动。从它们颚骨的结构来看，它们所使用的必定是我们人类所无法理解的语言。

尼安德特人生活场景想象图。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尼安德特人可能都是欧洲地区最高级的动物。直到距今三万五千到三万年的时候，随着气候逐渐变暖，才出现了一种更为聪明、能够用语言交流、懂得互相协作的同类物种。他们从南方侵入尼安德特人的地盘，把它们从岩洞中赶了出去，争夺着同样的食物，并挑起了残酷的战争，将其彻底消灭。这些从南方或东方新来的征服者，究竟源自何地，依然不为人所知。但是，我们能肯定的是：他们就是与我们有亲缘关系的最初人类。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头盖骨、脖颈、牙齿和拇指，都和人类的相同。在克鲁马努和格里马迪的洞穴中，人们发现了一些他们的碎骨——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真正人类的遗骸。

就这样，人类的遗迹在岩石记录中显现出来了。人类的历史开始了。

尽管气候依然恶劣，但在那些日子里，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了。在欧洲，冰河时代的冰川正逐渐消退；草原上的植物也越来越茂盛，法国和西班牙的驯鹿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庞大的马群。而在南欧，猛犸象日渐稀少，最后完全撤退到了更北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真正的人类最初起源于何处。但是，1921年的夏天，在南非的布罗克希尔地区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头骨和一些骨架碎片。从各种特征来看，他们应该是介于尼安德特人和人类之间的第三种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大脑相比，他们的脑前更大，脑后更小，而且头骨像人类一样直立在脊骨上。牙齿和骨头也与人类颇为相像。但那张脸则是一副类人猿的样子，眉骨突起，头盖骨中部隆起。这种动物实际上已经属于真正的人类了，通常被称为罗德西亚人，尽管长着一张与尼安德特人类似的脸，但明显比尼安德特人更接近人类。

罗德西亚人的头盖骨，可能是继尼安德特人之后的第二种亚人类种族。从冰河时代开始，这些亚人类种族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并延续了很久，直到他们共同的后代，同时也是他们共同的埋葬者——真正的人类诞生。从罗德西亚人的头盖骨来看，他们本身的年代不会特别古老，但直到这本书出版时，人们还无法判断他们生活的确切年代。似乎直到近代，在非洲南部的一些地区，仍生活着这种亚人类种族。

第11章：
真正人类的出现

现在，在西欧，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经常能够发现早期人类留下的遗迹。科学已经证实，这些遗迹确实属于与我们有着亲缘关系的最早的、真正的人类。据推测，在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这些骨骼、武器、有划痕的骨头和岩石、雕刻过的骨片、岩壁及洞穴壁画等，大约形成于三万年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班牙是拥有最早人类遗迹最丰富的国家。

当然，我们所收集到的早期人类遗迹，只是一个积累的开始。我们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人对所有这些相关材料进行一番彻底的考察，让考古学家进入尚未涉足过的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我们必须保持相当审慎的态度，不能轻易便认定智人最早就出现在西欧。

在亚洲、非洲以及某些如今已经沉入海底的地区，也可能存在着比今天发现的更为丰富、更为久远的早期智人遗迹。在这里之所以唯独没有提及美洲，那是因为直到今天，在美洲还没有发现任何高级灵长类动物的遗迹，不论是类人猿、亚人类、尼安德特人还是早期智人，一切都是空白。直到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才首次通过如今已被白令海峡隔断的陆路，到达美洲大陆。

我们在欧洲发现的最早的真正人类，看起来至少属于两种以上完全不同的种族。其中的一个种族已经进化得非常高级，身材高大，头脑发达。其中一个女性头盖骨，她的脑容量甚至超过了当今男子脑容量的平均水平。另外一具男性遗骸，其高度超过六英尺，与北美的印第安人十分接近。由于这些骨骼是在克罗马农的岩洞中被发现的，故而被称为克罗马农人。没错，他们是野蛮人，但却是高级的野蛮人。另外一个种族，发现于格里马迪的岩洞中，从其特征来看应该是黑人，与今天非洲南部的布须曼人、霍屯督人最为接近。有趣的是，在人类已知历史的开端，就已经至少被划分为两个人种：前一种可能是来自于东方或北方的褐色人种，后一种可能是来自于赤道以南的黑色人种。

这些大约四万年前的野蛮人，戴着贝壳穿成的项链，身上涂彩，在石头和兽骨上刻下符号，还常常在洞穴中光滑的石壁上绘制一些简单而生动的动物壁画。他们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器具，比尼安德特人的精巧得多。现在我们的博物馆中，收藏了大量的他们遗留下的器具、雕像和岩画等。

最早的原始人以狩猎为生，主要的猎物是当时的一种下巴长有胡须的小型野马。由于野马逐水草而居，因此原始人也就随之迁徙。此外，野牛也是他们的捕捉对象。另外，他们想必也和猛犸象打过交道，一幅模糊不清的壁画显示，他们曾经利用陷阱捕杀过这些庞然大物。

原始人狩猎的主要工具是长矛和掷石，还没有发明出弓箭。至于是否已经能够驯服动物，这也是一个问号。至少，他们当时还没有狗。人们曾经发现过一个马头雕像，还有一两幅有辔头的马的画像，马的身上套着皮革或兽筋拧成的缰绳。不过，当时这一地区的马实际上体型很小，无法驮人，即使已经被驯化，也只能用来驮运一些东西罢了。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可能直到那时还没有学会喝动物的乳汁。

看起来，他们可能已懂得搭建兽皮帐篷，却还不会建造任何房屋。他们能够制作黏土塑像，但是还不会制作陶器。由于缺少烹饪工具，他们的烹饪技术必定非常粗糙，甚至根本不会加工食物。除此以外，他们对耕作和纺织等也仍然一窍不通。除了身上披了一层兽皮外，他们依然是一群赤身露体、满身涂彩的野蛮人。

阿尔塔米拉洞窟中的公牛岩画。

这些已知最早的人类，可能在欧洲的开阔草原上狩猎了上万年。后来随着气候的变化，他们不断地迁徙，自身也随着环境不断改变。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欧洲变得越来越温和，越来越潮湿。驯鹿向北方和东方撤退，野牛和马也随之而去。森林取代了草原，赤鹿取代了野马和野牛。随着用途发生了改变，原始人类的工具也变得大不相同。在河流、湖泊的捕鱼活动，对人类来说日益重要，骨制的精细工具也因此越来越多。“这个时代的骨针，” 摩尔蒂莱曾说，“比后来的，甚至文艺复兴以前任何历史时期的都要好得多。比如罗马人，他们就从来没有做出过能够与之媲美的针。”

大约距今一万五千年到一万两千年，一个新的民族迁徙到了西班牙南部，在那里裸露的岩壁上留下了许多非常引人注目的画像。这些人就是阿济尔人（以阿济尔山洞命名）。他们懂得制造弓箭，可能头上还戴着羽毛头饰。他们的绘画极为生动，并逐渐演化为一些简单的象征符号，例如，一个人可以用一条竖线或两三条横线来表示——这预示着文字观念开始萌芽。除了一些狩猎图画外，他们还常常会画一些符号似的图案，其中的一幅就表现了两个男人熏蜂巢的场景。

这些人算是旧石器时代的最后一批人了，仍然使用着削制的石头器具。直到距今一万两千至一万年，欧洲出现了一批采取新的生产方式的人类，他们不仅会削制石器，而且还懂得磨制石器，并且开始了农耕生活——新石器时代开始了。

有趣的是,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在世界上的一个偏僻角落，即塔斯马尼亚,仍生活着一群人，他们在身体和智力水平上甚至还不如上述的早期人种。这里的人很久以前就由于地理上的变化而与其他物种隔绝了，几乎没有受到外界的任何刺激和影响。看起来，他们非但没有进化，反而是退化了。他们的生活潦草简陋，以捕食贝类和小动物为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会席地而坐。他们和我们同属人类，但是从灵巧性和艺术才能方面看，他们甚至连最早的人类都比不上。

第12章：
原始思维

现在，让我进行一番有趣的猜测：在人类的早期，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呢？在四万年前，人类还不懂得播种和收获，整日奔走狩猎，那时候他们是怎样思考的，又在思考些什么呢？由于尚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几乎只能用推理和猜测来回答这些问题。

为了了解早期人类的心理状况，科学家们采用了许多手段。最新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发现，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儿童会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学会克制、压抑、转化和掩饰自己的本能冲动。这个结果似乎为早期人类历史的研究带来了不少启发。另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研究那些未开化民族的心理状况和生活习惯。还有，许多民间传说和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迷信，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依然存在，也可视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化石。最后，我们还可以去探究绘画、雕塑、符号等许多东西。与我们的时代越近，这些东西就越丰富，我们也就越能够清晰地了解他们的兴趣所在，最值得记录和重现的事物究竟是什么。

早期人类的思维方式很可能和小孩子的思维方式一样，或者说，都是由一系列富于想象力的图画组成。他想象出一个或多个浮现在他脑海中的形象，并根据这些形象所激起的情绪采取行动。今天，一个孩子或一个未受教育的人就是这样做的。显然，在人类经验中，系统化思维出现得很晚，直到最近三千年，才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使在今天，那些真正能够控制和践行自己思想的人，也只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人仍然只凭想象和激情生活。

也许，在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人们是以小的家族群体为单位生活的，就像那些成群结队的哺乳动物一样。不过，在此之前，人们必须首先学会对个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加以约束和限制。子女必须学会敬畏和尊重父母，而群体中的老人也理应设法平息年轻人的那份傲气。同时，母亲是孩子们天然的教导者和保护者。人类的社会性之所以能向前发展，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本能地离开家庭，向外进行探索和开拓；另外一个是他们面对外界的危险和不利因素时，向内与其他同伴互相帮助、共渡难关。天才的人类学作家J. J.阿特金森在其著作《原始法》中，向我们展示了未开化民族的习俗和禁忌。这是原始氏族社会中不同寻常的事实，被视为原始人进入社会生活时必须具有的一种精神约束。此后的精神分析学家们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也证实了阿特金森的这种解释。

一些善于思考的作家试图让我们相信，早期人类对年高德劭者的尊重和敬畏，对年长女性保护者的爱慕和依恋，往往都会在幻想和梦境之中被夸大和复杂化，并最终导致了男神与女神概念的产生，并构成了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在原始社会里，那些强大、仁爱的人，即使在去世之后，人们依然对其心存敬畏，因为他们仍时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的梦境当中。早期人类因此认为，死者并未真正地死去，只是神秘地移居到了一个遥远的、更加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的远方而已。

与成年人相比，儿童的梦境、想象和恐惧要更加生动、真实。在这一点上，早期人类与儿童更为相像。此外，他们与动物也要更亲近一些，认为动物拥有与自己一致的动机和情感反应，因此会将动物想象成一个朋友、敌人甚至神灵。如果你想要了解旧石器时代那些怪异的岩石、丑陋的树瘤、奇特的树木等东西，对早期人类究竟有多么非同寻常的意义，又产生过多么重大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恐怕只能再做一次想象力丰富的孩童了。早期人类利用幻想将这些东西加工成各种故事和传说，其中的一部分方便记述和流传，女人们将其讲给孩子们听，以后代代相传，至今不绝。现在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儿童，常常会以自己喜欢的玩偶、小动物或者一些半人半兽的东西为主人公编造故事，早期人类似乎与此如出一辙，而且比儿童们更相信这种想象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最早的人类，可能已经非常善于进行语言交流了。从这点来讲，他们可要比尼安德特人先进多了，后者很有可能依然处于默默无言的阶段。当然，早期人类的语言可能依然很不完善，只有很少的一些名词，并且还需要很多手势和动作的补充。

无论多么低等的人类，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因果论。然而，早期人类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分析能力，往往会把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生硬地认为某种原因会造成某种不相干的结果，又武断地把某种结果归结为某种不相干的原因。比如，给小孩吃了毒草莓，小孩便会死去；如果生吃了一个强敌的心脏，自己便会更加强壮。前一种确实是正确的因果关系，而后一种则完全错误。我们把早期人类信奉的这种因果系统称为“物神崇拜”，它是野蛮人的科学，与真正的现代科学相比，它是不成系统、不加鉴别的，因此也是错误百出的。

很多时候，要将事物的原因和结果正确地联系在一起并没有那么困难；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即使有一些错误的想法，也可通过实践得以慢慢纠正。那些对于早期人类一些极重要的命题，虽然他们在不断努力地探索原因，但所获得的答案又往往是错误的，而错误的程度又让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不能抓到足够多的野兽和大批鱼虾。为此，它们坚定地相信只有经过千百次的诅咒和占卜，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疾病和死亡是他们关注的另一件事情。有时人们由于瘟疫的流行而大量死亡，有时则没有明显症状便突然死去，这些事情常常引起早期人类的激动、伤悼的情绪，他们因此会做出一些狂热的行为。梦境和幻想使他们常常陷入无端的猜测中，将自身与某个人、某种动物、某一类事物胡乱地联系起来，有时诅咒，有时哀求，像小孩子一样容易感到恐惧和惊悚。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代表作《金枝》中对人类的原始思维做出了开创性的阐释。

在早期人类的小群体中，那些年长且有威望的人也会幻想，也会感到恐惧。但由于他们更为尊贵，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他们必须比别人更加镇定，并在关键时刻训诫和劝导部落中的其他成员，指出什么是凶兆，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是吉兆，等等。“物神崇拜”的领袖和会念符咒人是最早的祭司，负责训诫、解梦和预言，也负责施展一些禳灾祈福的巫术。这种原始的宗教与我们今天所敬奉的宗教完全不同，事实上，它只是一种习俗和仪式；古代祭司们所传授的，其实都是一些独断的、原始的实用科学。

第13章：
农耕的开始

尽管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学者们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和推测，但有关世界上最早的耕种和定居的起源问题，目前我们仍然一无所知。目前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在大约公元前一万五千年到公元前一万两千年间，生活在西班牙南部的阿济尔人,仍在以狩猎为生，随后不断向北和向东迁徙。与此同时，在北非、西亚或尚未被淹没的地中海地峡中,有一些人祖祖辈辈都在做着两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耕种土地和驯养动物。除了他们的猎人祖先使用的打猎工具外，他们还学会了磨制石器，甚至懂得用植物纤维编织粗糙的织物，并且已经能够制作粗陋的陶器了。

人类文明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与克罗马农人、格里马迪人、阿济尔人等所生活的旧石器时代完全不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向地球上的温暖地带不断扩张，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先进技术也随之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其他的民族通过模仿和学习，也逐渐掌握了先进器具的制作工艺和驯化野兽的方法。因此，到公元前一万年时，大部分人类都已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水平。

对一个现代人来说，耕地、播种、收割、脱粒和磨粉，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过程了，正如地球是圆的一样，这属于常识。“要不然呢？还能是别的顺序不成？”人们肯定会这样反问。但是，对于两万年前的早期人类来说，这种在今天看来如此明确的事实和必然的推断，却仍是很难理解的。经过了大量的试错和无数次的证伪，流过那么多徒劳无功的汗水，最后才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操作过程。在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地方，曾经有过野生的小麦，那里的人们似乎早在学会播种之前就已经懂得舂磨麦子了。换句话说，他们在学会播种之前，就已经学会收获了。

一件尤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世界上哪里有播种和收获，哪里就可以看到用活人作牺牲的血祭仪式。播种的观念与血祭的思想紧紧地扭结在一起，其背后的原因深深地吸引着那些好奇心强的人。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J. G.弗雷泽的不朽名著《金枝》，里面有非常全面的论述。我们必须记住：这只是生活在神话世界里、幼稚且充满幻想的原始人心中的一种莫名情愫，理智的推理是无法对此进行解释的。在一万两千万年到两万年前，每当播种的季节到来时，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就会选出一些人作为牺牲，完成血祭仪式。通常，这些人并不是身份卑贱或遭到驱逐的人，而是被精挑细选出来的童男童女。献祭之前，这些人还将享受极其尊贵的礼遇。后来，这演变为一种固定的模式，由经验丰富的长老主持。

起初，早期人类对季节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决定播种和献祭的合适时间对他们来说相当困难。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一定经历过没有“年”的阶段。最初的年代记录中，以月亮的一次圆缺作为一个月，《圣经》中之所以出现那么多“高寿”的先民，其实就是误把“一个月”算成了“一年”。古巴比伦人的历法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迹象，他们为了计算播种期，以月亮的十三次圆缺作为一个循环。这种历法迄今仍有影响。例如，基督教的复活节并不是每年都在固定的日子举行，它实际上与月亮的盈亏有关，每年的日期都会随之改变。很多时候，人们对这种异常现象已经习以为常，因而不自觉地将其忽视了。

最初的农民是否观测星象，这很难下定论。最早开始观测星象的，更可能是游牧民族，因为他们需要利用星辰来辨明方位。但是，当人类意识到星象可以确定季节的时候，它对农业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了。当他们认识到播种、献祭的时间总是与某颗重要的星星位置的南移或北移紧密相关时，这颗星星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崇拜和神化的对象了。

原始部落普遍相信人的血液具有强大的力量，血祭这种祭祀方式直到18世纪仍在部分地区流行。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在新石器时代初期的社会中，那些懂得血祭和星象知识的人，在部落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早期人类对污秽和不洁有着深深的恐惧，这就让那些懂得如何消除这种恐惧的人拥有了某种权威。所以，原始社会中一直存在着男巫和女巫、男祭司和女祭司。这些最早的祭司，与其说是一种神职人员，不如说是当时的实用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大多是经验的积累，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往往都是错误的。他们谨小慎微，守口如瓶，唯恐这些知识泄露出去，被其他人掌握。尽管如此，却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他们的首要职责是拥有知识，他们的第一要务是将这些知识运用于生活中。

一万两千年至一万五千年前，世界上所有气候温暖、水源丰富的地方，都遍布着新石器时代的群落社会。在每一个群落中，都有着祭司阶层与祭祀传统，有着耕地和兴起的小村落，还有由简单城墙围起的小城池。久而久之，各个群落之间也形成流动，思想的传播也逐渐开展。艾略特·史密斯和里弗斯把这些早期农业居民的文化命名为“日石文化”。也许，“日石”（太阳和石头）这个名字并不够恰当，但在科学家找到下一个更贴切的名字之前，我们也只好先这样勉强称呼着了。日石文化发源于地中海或是西亚的某个地方，而后散播到东方，从一个岛屿传至另外一个岛屿，最终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在这里，它与来自北方更为原始的蒙古系部族生活方式最终互相融合在了一起。

深受日石文化熏陶的褐色人种，不管走到何处，都会带去他们的奇妙想法和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习惯。他们的一些奇妙想法，只有心理学家才能勉强弄懂其中的含义。也许是为了方便祭司观测天文，他们建造了宏伟的金字塔和陵墓，设置了巨石阵。人死后，他们将尸体或其中一部分制作成木乃伊。他们文身、行割礼，甚至还有“拟娩”的风俗，即妇女生小孩时，做父亲的也要模仿产妇躺在床上，不准吃任何东西。除此之外，他们还创造出了象征幸运的“卍”字纹饰。

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埃姆斯伯里的巨石阵是典型的“日石”崇拜遗迹。

如果想要在地图上标出这些习俗的传播轨迹，我们可以沿着温带和亚热带海岸画一条线，起点就是英国的史前巨石阵，随后经过西班牙，并横穿世界，最终抵达墨西哥、秘鲁。不过，在赤道以南的非洲、欧洲中北部和亚洲北部地区并未包含在内——这些地方的种族是完全独立发展的又一人类支脉。

第14章：
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明

大约公元前一万年，世界地理的大致轮廓与今日已相差无几了。在那个时候，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的天然巨型堤坝，在海水日积月累的侵蚀之下，已经訇然中开，地中海与大洋从此相连，海岸线与现在已经几乎相同。那时，里海的面积可能比现在要大得多，可能还和黑海连在一起，水面一直向北波及高加索山脉。那时候中亚沿海一带还没有成为荒野和沙漠，而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适宜人类的居住。总的来说，当时的地球还是一个湿润丰饶的世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有比现在多得多的沼泽和湖泊，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海峡可能还是一片陆地。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所有主要人种，在当时已经可以明确分辨出来了。在气候温暖、树木丛生的温带地区，沿着海岸线，分布着具有日石文化传统的棕色民族。他们是现在地中海一带大部分居民的祖先，如柏柏尔人、古埃及人以及许多从南方和东方来的亚洲移民。这一庞大的人种支系众多，其他如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的伊比利亚人（人们所说的“暗白人种”或“地中海人”）、达罗毗荼人（东印度的多数居民以及肤色更黑的印度人）、闪米特人（包括古埃及人、柏柏尔人）、波利尼西亚人、毛利人等，也都是这一主要人种的不同分支。

在这些众多分支中，相对而言，西方分支人种的肤色要更浅一些。此后，在欧洲的中部和北部的森林里，棕色人种中又逐渐分离出一支金发碧眼的“北欧人”。在亚洲东北部的开阔地带，棕色人种又分出另外一支，即黄皮肤、高颧骨、头发又黑又直、眼角向上吊的蒙古人种。在非洲南部、澳大利亚、亚洲南部的一些热带岛屿上，仍生活着许多早期黑色人种的后裔。至于非洲的中部，已经成了多种族杂居的地区。今天，非洲大陆上几乎所有的有色人种，看上去都是北方棕色人种与黑色人种的混血后代。

我们要牢牢记住，人类各种族之间都不存在生殖隔离，是可以自由杂交的。好似飘在天空中的那些云朵，有时分离，有时又能聚在一起相互混合。不像树上长出的枝丫，一经分开，就再难重新会合在一起。我们永远都应该记得，各人种之间，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将重新结合。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避免许多残酷的偏见和臆断。常有人把“人种”挂在嘴上，极为不当地使用这个词汇，并借此发表一些极其荒谬的言论，说什么“不列颠人种”“欧洲人种”如何如何。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欧洲人种都是棕色人种、暗白人种、白色人种和蒙古人种等混血的后裔。

新石器时代之后，蒙古人种第一次登上美洲大陆。他们的路线很明确，即通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洲，然后逐渐向南方延伸、扩展。在美洲北部，他们发现了驯鹿；在美洲南部，又发现了成群的野牛。当他们刚踏上南美洲土地的时候，那里应该还生活着巨大的犰狳类动物雕齿兽和身形堪比大象的大懒兽——一种高大、笨拙、奇怪的树懒，后来可能由于体型过大、行动不便而灭绝了。

大多数美洲部落，至今仍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水平，还在过着狩猎、游牧的生活。他们几乎从来都没认识到铁的用途，日常使用的主要金属也不过是天然存在的金和铜。不过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和秘鲁，由于环境很适合定居的农耕生活，因此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些地方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文明形态，几乎能够与旧大陆相媲美，但其形式则完全不同。和旧大陆上的原始文明一样，这种新的文明形态也会在播种前进行血祭仪式。然而，在旧大陆，这种原始观念后来往往逐渐淡化，与其他不同观念杂糅甚至被彻底取代。新大陆上的文明却呈现出一种完全相反的趋势，血祭竟一步步地发扬光大，甚至登峰造极。在美洲的这些国家中，其实际统治者是祭司，世俗首脑或战争领袖都要受到严格的宗教戒律和神秘预言的约束。

祭司们将天文学发展成了一种相当精确的高水平科学，比我们后文要讲的巴比伦人更擅长制定历法。在尤卡坦，祭司创造了一种最奇特、最复杂的文字——玛雅文字。按照现在解读出来的内容看，这种文字是专门用来书写刁钻、精确而又复杂的历书的。在大约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700年间，玛雅文明的艺术达到巅峰。这个时期的玛雅雕刻，极具创造力和立体感，绚丽夺目，现代人看到后无不赞叹。与此同时，它那奇诡的风格、怪诞的特征及其复杂寓意，又是那么令人困惑。旧大陆的各种文明中，除古印度的一些原始纹饰外，根本没有类似的东西。玛雅人的许多雕刻，看起来简直是欧洲疯人院里一些精神病人的涂鸦之作，他们的精神文化，似乎是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轨迹发展而来的。用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的思想完全是非理性的。

这种原始的美洲文明极其迷恋鲜血，人类的鲜血使他们狂热，他们偏离常规，与精神病患者确实非常相像。古代墨西哥文明尤其注重血祭，每年都有数千人沦为祭品。把活人剖开，然后将仍在跳动的心脏扯出来，这里变态的祭司们毕生从事的就是这样一种事业；一切公共活动，包括国家盛典，都是围绕着这种恐怖的行为展开的。

这种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其他野蛮部落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能够制造精美的陶器和织物，染色技术也很高超。玛雅人的文字并不单单刻在石头上，兽皮等物品上也常常能够看到。这种深奥难解的玛雅文书，在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博物馆中都能够看到。至于其内容，我们只能了解计算日历中的一小部分。在秘鲁，也出现过类似的文字，只不过后来被结绳记事的方式取代了。而在中国，那里的人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采用这种记事方法了。

金字塔是玛雅文明的标志性符号，和埃及金字塔不同，玛雅金字塔不是陵墓，而是祭坛。

公元前5000到公元前4000年的旧世界中，已经出现了与此类似的原始文明，比美洲文明大约领先三四千年的时间。这种文明是建立在神庙基础上的，同样也有血祭的传统以及精通天文的祭司。在旧世界里，各种原始文明在互相冲击、共同促进，使世界朝着现代文明的方向发展。然而，美洲的原始文明却止步不前，一直都没有超越其原始阶段。这里几乎每一种文明都局限于自己狭小的世界中。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墨西哥人甚至对秘鲁都一无所知，对秘鲁人的主要食物马铃薯更是闻所未闻。

日复一日，时光继续流逝，美洲大陆上的居民们一如过往，忙碌地生活、敬神、血祭，然后死去。在此期间，玛雅人的装饰艺术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相爱着，战斗着，荒年与丰年、疾疫与健康循环往复。祭司绞尽脑汁完善他们的历法和祭祀仪式，但除此之外，一无所获。

第15章：
苏美尔、古埃及和文字

与美洲相比，旧大陆是一个更为广阔、更富于变化的舞台。在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6000年间，在富饶的亚洲地区和尼罗河流域，已经产生了可与秘鲁文明比肩的准文明社会。那时的波斯北部、土耳其西部、阿拉伯南部的土地都比现在更为肥沃，在这些地方，我们发现了早期原始公社的遗迹。在较为低洼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首先出现了城市、庙宇和灌溉系统。那时，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从各自的河口流入波斯湾，在两条大河之间的地带，苏美尔人建立起他们最初的城市。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埃及文明也开始了她的伟大进程。

苏美尔人的鼻子高高的，看上去属于棕色人种。经过破译，他们的语言文字现在已经能够被人所了解。他们已懂得铸造青铜器，并用晒干的泥砖搭建宏伟的塔状神庙。他们常常在黏土上写字，由于质地很好，所以这些文字一直保存到现在。牛、羊、驴子都已被驯化，唯独没有马。他们剃着光头，穿着羊毛衣服，组成密集阵型来与敌人作战，一手拿着长矛，一手拿着皮制盾牌。

几乎所有的苏美尔城市都是独立的国家，有着自己的神灵和祭司。但在有的时候，当其一个城市明显更为强大时，它便会要求其他城市的居民来此进贡。人们曾在尼普尔发现一块古碑，碑文与当年苏美尔的乌鲁克城有关，据记载，这个现存资料中最早的帝国统治者从波斯湾到达红海的广大区域，它的国王兼任祭司，并宣称自己便是这个国家崇拜的神灵。

起初，文字仅是图画记事的简化形式，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萌芽。前面我们提到的阿济尔人的岩画，可以算作文字的开端。岩画中的情景，大多与狩猎和征战相关，人物形象清晰可辨。也许是作画者没有耐心去仔细描绘人物的头部和四肢，他们干脆就用一条竖线和一两条横线来简单表示一个人。图画逐渐简化成约定俗成的象形文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变迁过程。苏美尔人的文字是用芦苇秆按在黏土上面的，要不了多久就会变得模糊不清。而在埃及，人们用颜料在墙壁和纸莎草（最早的纸）上书写，所以他们的文字明显与实物更为相像。苏美尔文字看起来很笨拙，呈楔形，因此又被称为楔形文字。

来自苏美尔文明的原始楔形文字泥板，其内容是关于土地的转让。

当图画不是用来代指原物，而可以表示类似的物体时，便说明它比原来更加接近于真正的文字了。现在适龄儿童喜欢的字谜，可以很好地说明其中的道理。当我们画出一个帐篷（表示营地，即英语的camp）和一个铃铛（bell）时，儿童们便会欢快地猜出这是一个苏格兰名字坎贝尔（Campbell）。苏美尔文字与现在美洲的印第安文字很像，是一种音节拼成的文字，能够很容易表达一些难以用图画直接传达的含义。与此同时，埃及文字也得到了类似的发展。此后，那些无法理解语言音节体系的外来民族学会了这种绘画文字之后，又以此为基础进行了修改和简化，最终发展为字母文字。后来世界上所有的字母文字，都是由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祭司文字）融合发展而来的。后来，中国也发展出一种定型化的象形文字，只是从来也没有达到字母文字的阶段。

文字的发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自此之后，各种契约、法律、命令都能够被记录下来，大国的产生成为可能，历史也能够被连续不断地保存下来。利用文字，祭司和国王们的命令、印章可以传播得更远、更久，耳目所及之外、千秋万岁之后，他们的影响力和威严极大地扩展开来。这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苏美尔人很早就普遍地使用印章了，国王、贵族和商贾的印章雕刻得华美精致，盖在展现其权威的泥制文书之上。这就是说，早在六千年前，人类文明就已经和印刷术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黏土在干燥后会变得异常坚硬，故而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读者们一定记得，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直都把公文和账目写在泥板上，这才使得我们知悉过去的那段历史。

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多种金属，包括青铜、铜、金、银，以及珍稀的陨铁。

在旧世界的古城中，无论是苏美尔还是古埃及，最初的城市生活都相当接近。三四千年后的美洲玛雅城市与此也不会有多大差别，除了街上的牛和驴子之外。只要不是宗教节日，在和平时期，大部分百姓都忙着灌溉和耕作。当时还没有出现货币，因为他们根本用不着这些，即使偶尔参与小型交易，也都是以物易物的形式。只有当时的统治者和贵族，才偶尔用金、银及珍贵宝石进行大宗交易。那个时候，神庙是人们生活的中心。苏美尔的神庙都是些宏伟高大的塔殿，塔顶用来观测天文星象，站在上面的祭司是王国中地位最显赫的人。而古埃及则与此不同，他们的神庙只有一层，却极其宏伟，祭司并不是权力最大的人，法老的地位才是最高的，他是这一地区的主神的化身，被认为是诸神之王。

此时的世界是那样的平静，几乎永远都没有变化。在烈日之下，人们年复一年地辛苦耕耘着，很少有人扰乱这样的安宁。祭司们观测星象、确定播种日期、解释梦境、挑选祭祀的良辰吉日，古老的律法始终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劳作、恋爱，直到死去，一如往常，恬静安逸。

他们从不关心未来，亦不念及过去。

他们的统治者有的比较仁慈，比如佩比二世，曾统治古埃及达九十年之久。有的则野心勃勃，如基奥普斯、卡拉夫、孟卡拉等，强迫百姓为其征战四方或是做苦役，修建巨大的陵墓和金字塔。基塞高地上的金字塔就是这样修成的，其中最大的金字塔高达四百五十英尺，石料重达四百八十八万吨。这些建筑材料都是从尼罗河用船运过来，然后靠人力搬到这个地方。对古埃及来说，这远比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更加劳民伤财。

第16章：
原始游牧民族

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之间，并非只有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尼罗河流域出现了定居的耕种文明和城邦国家，实际上，当时世界上凡是能够灌溉、食物来源充足的地方，人们都放弃了艰辛的游牧生活方式，安宁地定居下来。亚述人在底格里斯河上游建立城邦，不少小部落也从小亚细亚河谷及地中海的岛屿、沿岸逐渐兴起，走向文明。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也在以类似的文明进程发展着，例如中国和印度。在欧洲，为了弥补农耕的不足，许多小部落定居在湖泊广布、水产丰富的地方，渔猎为生，搭起了水上建筑。然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普及旧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那时，很多地区其实根本无法定居，贫瘠的土地、繁密的森林、变幻无常的气候等，对于缺乏相关知识、只能依赖原始工具的古代人类来讲，都是无法克服的困难。

在原始文明的条件下，人类只有在阳光充沛、水源充足、气候温暖的地区，才能够过上安定的生活。倘若缺少这些条件，他们便只能四海为家、漂泊不定，随着季节的变迁，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猎的生活。从初始的狩猎到后来的放牧，这种生活方式上的转变，也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人类第一次产生这样的念头，可能源于这样一种情境：他们追逐野牛或野马（在亚洲），将其驱赶到山谷之中，围起来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当豺狼意图侵吞这些囊中之物时，他们便与之搏斗，保证自己的圈养猎物不受伤害。

原始的农耕文明皆发源于大河流域，而与此同时，原始的游牧文明也从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之间的不断迁徙中逐渐发展成型。游牧生活远比农耕更为艰辛，他们既没有真正的祭司阶层和固定的神庙，也没有足够的工具和众多的人口。但是，读者不要因此便轻下结论，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落后于农耕文明。事实上，游牧文明在很多方面比农耕文明更加优越，游牧民族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充实，每个人都更具独立性，而不是仅仅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而且，在他们的心中，军事首领的地位也比巫师更加崇高。

游牧民族的眼界十分开阔，他们游遍广阔的大地，接触过各种不同风俗的居民，为了保护牧场，他们还时常要与各路前来争夺的部族进行交涉，因此掌握了很多相关的知识。由于迁徙辗转于各地，往往要翻山越岭，他们比农耕民族更加了解山中出产的各种矿石。对他们来说，冶炼可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冶炼青铜、冶铁，在很大程度上讲，这门技术的最早掌握者就是这些游牧民族。在中欧曾出土过一些铁器，据考证，这些铁器诞生于人类早期文明之前，显然就是从铁矿石中提炼出来的。

另一方面，农耕民族在定居生活中，学会了制作陶器、纺织等许多物品。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二者生活方式迥异，因此，两者之间不断的争夺和交易成为无法避免的事情。特别是在苏美尔，这里既有耕地又有沙漠，游牧部落的帐篷就扎在农耕居民的田垄旁边。在这里，他们在彼此互通有无的同时，还有不少偷鸡摸狗的事情发生，类似于今天吉卜赛人的行为（当然，那时候他们是偷不到鸡的，因为鸡原本是印度丛林中的一种飞禽，直到公元前1000年才成功被人类驯化）。通常，游牧民族用金属、皮革或宝石，交换农耕民族的陶器、珍珠、玻璃、衣服或其他手工制品。

在早期文明时代，肤色白皙的北欧人生活在茂密的森林里，生活方式较为落后。在公元前1500年的东亚广阔草原上，还生活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匈奴人。匈奴人驯养野马，习惯于在冬季和夏季进行大迁徙。在那时，北欧人和匈奴人多半是互相隔绝的，俄罗斯地区的湿地比今天的里海还要广阔得多，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此外，暗白或浅黑肤色的闪米特人穿过日益干燥的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驱赶着羊群和驴子，游走于各个草场之间。不久，这些闪米特人便与波斯南部黑皮肤的埃兰人碰面了。这些游牧民族与早期文明的接触，一方面是为了贸易，一方面则是为了掠夺。部落之中有远见、有胆识的军事领袖，便逐渐成为后来的征服者。

公元前2750年左右，一位伟大的闪米特领袖东征西讨，不仅征服了苏美尔全境，还把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大片领土纳入版图，他便是大名鼎鼎的萨尔贡。萨尔贡本人目不识丁，但被他征服的阿卡德人却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他将这些人使用的苏美尔文定为官方语言和书面文字。大约两百年后，萨尔贡的帝国才逐渐衰亡。之后，埃兰人一度占据这里，但又被闪米特人的一个新分支（被称作亚摩利人）重新夺回统治权。后来，他们在河流旁边建造了一座都城——巴比伦，称为“巴比伦第一帝国”。公元前2100年，在伟大的汉谟拉比国王的统治下，巴比伦帝国国力日盛，而他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也成为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法典。

巴比伦城遗址。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形开阔，无险可守，入侵的游牧民族很容易长驱直入。与之相比，狭长的尼罗河流域则险要得多。尽管如此，在汉谟拉比统治时期，闪米特人还是成功地征服了埃及，并最终建立了法老统治的“希克索斯王朝”，又称为“牧人王朝”，曾延续数百年之久。终归说来，埃及人并不待见这些闪米特征服者，始终把他们看作一种野蛮人，并最终在公元前1600年将其赶走。

闪米特人对苏美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两个种族彼此同化，无论是语言还是民族性格，巴比伦帝国都留下了闪米特人的深刻印记。

第17章：
最早的航海民族

大约在两万五千年到三万年前，人类最早开始使用船只。最晚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就已学会利用长木头或充满空气的兽皮在水上航行了。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很早便采用缝合兽皮的手段，做出能够渡水的小船。直到今天，这些地方还在使用这种小船。在阿拉斯加，人们也依然在用这种手段，将海豹皮制作成小船，从而横渡白令海峡。后来，人类的造船技术逐渐提高，空心的独木舟、小船甚至大船相继被制造出来。

流传于民间的上古洪水传说，实际上源于早期人类遭遇过的地中海水患。同样的道理，挪亚方舟的传说，其实也不过是人类在纪念他们当初造船的壮举罢了。

红海上船只出现的年代远远早于金字塔的建立年代。在公元前7000年，波斯湾和地中海的辽阔海面上也出现了船只，其中大部分都是渔船，只有很少的商船和海盗船。以我们对人类的了解，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最初的航海者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渡海贸易，大部分时候其实都是在做海盗。

起初，由于船只简陋，只能在风平浪静的条件下行驶，因此航海技术其实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装备完善、能够乘风破浪的大帆船，是在最近四百年内才慢慢发展起来的。在古代，绝大多数情况下船只都是在沿着海岸线航行，只要一遇到恶劣的天气，就必须迅速地躲进港口中。航行的动力来源于船桨的划动，因此后来船的规模变大后，船主常常会俘虏一些奴隶，多添一些划桨的人手。

在前面，我们曾述及闪米特人在叙利亚和阿拉伯地区的游牧生活，他们征服了苏美尔人，又建立了“第一巴比伦帝国”。而在西方，这些闪米特人也曾出没在海上，沿着地中海东岸建立了许多港口，其中最重要的两大港口分别是蒂尔和西顿。在汉谟拉比统治时期，闪米特人集游猎者、商人、殖民者多重身份于一身，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些闪米特人往往出现在海上，被称为腓尼基人。他们大多在西班牙定居，不仅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巴斯克人赶跑，还穿越了直布罗陀海峡，在北非北海岸建立了不少的殖民地，如迦太基等。关于迦太基，我们将在后文中予以更多的介绍。

其实，在地中海地区，最先拥有大帆船的并不是腓尼基人，而是周围沿岸和岛屿上的爱琴人。他们的语言和血缘与南方的柏柏尔人、西方的巴斯克人以及埃及人较为接近。爱琴人为后来出现的希腊人的前身，切勿将二者混淆不分。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爱琴人很早便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城邦，如迈锡尼和特洛伊。他们还曾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建造过宏伟的宫殿。

直到近五十年，人们才逐渐知晓爱琴人当年的势力范围和文明程度。考古学家们对克诺索斯进行了深入、仔细的挖掘，由于此处后来一直没有建造过大型城市，它的大部分古迹都因此完整地保存下来，从而成为现代人类研究这一失落文明的主要资料。

和埃及一样，克诺索斯的历史也非常悠久。早在公元前4000年，这两个国家就曾有过频繁的海上贸易活动。在萨尔贡一世统治结束到汉谟拉比统治开始的时间段，即公元前2500年左右，克里特文明达到顶峰。

与其说克诺索斯是个城邦，不如说它是一个大宫殿。起初，它甚至连城墙都没有，直到后来腓尼基人的势力日益膨胀，而从事海盗勾当的希腊人又不断从北方来渡海侵扰，不得已之下，克诺索斯才在宫殿周围修起一道防御入侵的城墙。

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宫遗迹中的壁画《跳牛杂耍》。

埃及的统治者被称为法老，而克里特岛的统治者则叫作米诺斯。米诺斯居住的宫殿豪华、讲究，各种设施一应俱全，甚至完善的自来水系统也已具备，在当时其他国家的遗迹中很难看到能够与之相比的。米诺斯经常在这个宫殿中举办大型的祭祀典礼和各种表演，有时还会有斗牛比赛！今天西班牙盛行的斗牛比赛，与之颇为相似，斗牛士身着的服饰更是与之如出一辙。宫中还时常举办体操表演。妇女们衣着已经相当时髦，不仅有百褶裙，还会穿上紧身胸衣。此外，克里特人制作的陶瓷、纺织品、珠宝、象牙、金属制品、绘画作品及镶嵌饰品，也都精美得令人赞叹。他们曾拥有过独立的文字体系，只可惜，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人能够破译他们的文字。

这样美好的昌明时代延续了将近两千年。那时，克诺索斯和巴比伦的人民和乐富足，经常举办各种欢聚盛宴和宗教仪式，身边的各色奴仆随时待命。当这些克诺索斯人在碧海蓝天之下，享受生活的宁静与安适时，另一边的埃及却面临着衰退的危机。约公元前2000年，埃及尚处于半开化的“牧人王朝”统治时期。在那段时期，一个政治嗅觉足够灵敏的人会很容易发现，闪米特人正在大肆扩张，不仅控制了埃及和巴比伦，还在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建立了尼尼微城。为了进一步扩大疆域，他们又一直向西航行，到达“海格力斯之柱”（直布罗陀海峡两边耸立的海岬），在遥远的海岸开辟了许多殖民地。

克诺索斯出现过不少头脑灵活、富有想象力的人，其中巧匠代达罗斯尤为著名，直到后来，希腊人中间还在传颂着他的故事。据说，代达罗斯曾尝试制造过一种飞行器（可能是一架滑翔机），但不幸最终坠毁在大海中。

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件有趣的事——比较一下克诺索斯人与现代人的生活有何异同。在公元前2500年的克诺索斯人看来，铁是一种天上掉下来的罕见金属（陨铁），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实用价值，更不知道从矿石中冶铁的方法。而现在，钢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马，如今家喻户晓的动物，对克诺索斯人而言却是一种稀罕物，因为在那个时候，这种牲畜还只是黑海以北荒原上一种品种优良的驴子。在克诺索斯人的认知中，文明主要存在于希腊的爱琴人、小亚细亚的迦利亚人、吕底亚人以及特洛伊人中间，而他们与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是一样的。虽然在西班牙和北非也生活着不少腓尼基人和爱琴人，但在他们看来，这里仍不过是蛮夷之地罢了。可以想象，如果某个克诺索斯绅士来到码头，当他看到那些白皮肤、蓝眼睛的俘虏时，肯定吃惊不小。也许，这位绅士会尝试与这个相貌奇怪的俘虏聊上两句，但很快会发现彼此之间语言根本不通。此时，他必定会以为，这些俘虏的家乡比黑海更为遥远，完全是一种没开化的野蛮人。实际上，俘虏是雅利安人种，他们的语言将在后世分化为波斯语、希腊语、梵语、德语、拉丁语、英语以及世界上大多数语种的母语——对此，我们在后文还将作更为详细的介绍。

这就是全盛时期的克诺索斯人，他们头脑聪明，快乐地生活在这里，直到公元前140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将曾经的一切繁华统统摧毁。米诺斯的宫殿遭到毁灭，再没有人生活在这里，再没有任何庙宇、宫殿建筑在这里。直到今天，我们仍不知道这场灾难从何而来，只在废墟上发现了些许被火烧和侵略过的遗迹，以及某次极具破坏力的地震痕迹。毁灭克诺索斯的是大自然单方面的灾难，还是希腊人的趁火打劫？这仍是一个谜团……

第18章：
埃及、巴比伦和亚述

闪米特人建立的“牧人王朝”，从未让埃及人心甘情愿地臣服。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埃及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将这些外来的侵略者驱逐出境。随后，埃及迎来了复兴的新时期，古埃及研究专家称这一时期为“新帝国”时期。在希克索斯王朝入侵之前，埃及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现在，他们第一次完成了统一大业。被异族征服的日子里，他们不仅没有变得驯顺，反而将他们旺盛的斗志激发出来。如今，埃及的法老也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征服者，他们用从希克索斯王朝那里抢来的车马武装军队，在图特摩斯三世和阿蒙霍特普三世执政时期，埃及的势力大大扩张，已经延伸到了亚洲的幼发拉底河流域。

下面我们将要进行一场历时千年的大战，战争的双方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尼罗河文明——在此之前，二者可是完全隔绝，彼此不相干的。大战的初期，埃及占有明显的优势。那些辉煌的王朝曾使埃及走向繁荣，如图特摩斯三世、阿蒙霍特普三世、阿蒙霍特普四世、第十七王朝（包括哈达苏女王）以及拉美西斯二世（在位长达六十七年，摩西在其统治时期率领犹太人离开埃及）的第十九王朝。当然，这段时期内埃及也曾几度衰落，被叙利亚和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人征服过。

美索不达米亚先是由巴比伦统治，此后又被赫梯人和大马士革的叙利亚人占领过一段时间。叙利亚人一度征服了埃及。此时，居住在尼尼微的亚述人盛衰无常。衰落时，他们被外来的侵略者征服；兴盛时，他们在统治巴比伦的同时，还有余力去侵略埃及。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无法将埃及军队与那些来自叙利亚、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各路闪米特人的交锋情形一一叙述。但我们仍要特别指出，此时的军队已经装备了大量的战车，尽管马匹仍只出现于战场和庆功宴会上，但它从遥远的东亚传入这古代的文明区域，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在那段遥远的战争年代，也曾出现过几位伟大的征服者，如征服过尼尼微城的米坦尼国王图什拉塔，征服过巴比伦的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然而，这些征服者的辉煌全部转瞬即逝，没有建立过长久的统治。最终的强者是亚述。公元前745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征服了巴比伦，建立起历史学家们所说的“新亚述帝国”。此时，铁器已经从北方传入了文明国家。在这片土地上，亚美尼亚人的先驱赫梯人最早学会冶铁，并将这种技术传入亚述。后来，萨尔贡二世篡夺亚述王位，以铁制武器装备自己的军队，亚述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铁血”帝国。萨尔贡的儿子辛那赫里布曾经率兵攻打埃及，最终却由于瘟疫的蔓延而失败。公元前670年，辛那赫里布的孙子阿舒巴尼泊（以其希腊名字“萨达纳帕尔斯”闻名于世）总算完成了其先辈的宏愿，成功征服埃及。不过，此时的埃及早已屈于埃塞俄比亚王朝的统治，阿舒巴尼泊不过是取而代之罢了。

在长达千年的悠久岁月中，如果我们能将各国的政治版图描画出来，就会发现，埃及就像显微镜下一条忽大忽小的变形虫，而亚述、叙利亚、赫梯和巴比伦等闪米特国家变化不定，时而互相吞并，时而彼此分离。此时，在小亚细亚的西面，一些爱琴人的小国家如吕底亚（都城为萨底斯）、迦利亚等也已经出现。到了公元前1200年左右，古代文明世界中多了一些从东北和西北而来的新兴民族。他们已学会用铁器和马车作战，曾与北部的爱琴人激烈争斗。至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雅利安语演化而来的。

萨尔贡二世（右）在其统治时期将亚述帝国推向了巅峰。

这时候，米底人和波斯人已经在黑海和里海的东北部过上了定居生活。从历史记录来看，萨尔马提亚人、斯基泰人一度被人们混为一谈。此外，亚美尼亚人从北方迁徙而至，今天希腊人的祖先（包括古希腊部落、弗里吉亚人和西米里人）也从巴尔干半岛渡水来到这里。这些人同属雅利安人，都是作风剽悍、以劫掠为生的游牧民族。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在东部只是打劫边地人民，而在西方则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把此处的爱琴人都赶走了。迫不得已，爱琴人开始在雅利安人的势力之外寻找新的家园：有些人为再次过上安稳日子而移居尼罗河三角洲，不料却遭到了埃及人的攻打；有些人（主要是伊特鲁里亚人）从小亚细亚渡海，在荒芜的意大利旷野中建立新的国家；还有些人（即腓力斯丁人）则来到了地中海的东南沿岸，建立了自己的城邦。

对这些闯入古代文明领地的雅利安人，后面的章节中有更为详细的介绍。在这里，我们只简单地交代一下这些古代文明动荡和迁徙的原因：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600年间，未开化的雅利安人从北部荒原走来，并逐渐向前推进和侵扰，最后导致该地区文明的变迁。

居住在腓尼基和腓力斯海岸山区中的希伯来人，也是闪米特人的一个小分支，后文中同样将会给予更多介绍。在这个时代的末期，他们将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创作一部集历史、诗歌、文学、预言和箴言等多种体裁为一体，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重要文献——希伯来《圣经》。

在公元前600年以前，雅利安人的入侵，并没有使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不管是爱琴人的大逃亡，还是克诺索斯的毁灭，在埃及和巴比伦人看来，都已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在这些文明的发祥地，众多王朝世代更迭、重复，但人类历史的主流却越来越向着更高级、更复杂的方向发展。埃及的金字塔，历经三千年的风霜，至今已是一处游览胜地。除此之外，那时还有不少其他的宏伟建筑耸立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特别是后来第十七王朝和第十九王朝建造的卡尔纳克和卢克索大神庙。尼尼微城所有重要古迹都完成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600年的这段时间，如大寺院、带翅膀的人首牛身像以及国王、战车、猎狮等浮雕。可以说，这是巴比伦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

现在，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都发现了很多的官方记录、故事、诗歌、私人信件或商业账目。从这些遗迹，我们得以了解，那时在巴比伦和埃及底比斯生活的贵族和富人的生活，几乎与现代的富豪们一样奢华。他们浑身上下珠光宝气，在豪华的房间中举行盛宴，歌女、舞者为他们助兴，老仆、医师照料他们的生活。他们很少远行，但如果有闲情逸致，仍会在夏日泛舟于幼发拉底河或尼罗河之上，好不快哉！

当时，骡子非常罕见，而马匹也只被用于战争和国家庆典，驴车依然是最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对于骆驼，美索不达米亚人只是有所耳闻，而埃及人则完全闻所未闻。他们所用的金属，仍是铜和青铜，铁器还是很少见。至于身上穿的衣服，主要是棉麻织物和毛织物，丝绸还没有出现。他们此时已经能够制作一些玻璃制品，色泽也还算漂亮，只是还没有掌握透明玻璃的工艺，所以当时人们的鼻梁上还没有架上一副眼镜。不过，他们倒是已经学会镶金牙了！

与现代不同，在古代底比斯和巴比伦，他们的大部分交易都还是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形式。不过，从金融学角度看，巴比伦其实要比埃及先进得多。在巴比伦地区，人们已经使用金和银来交换物品，或将其铸造为金锭、银锭保存起来——那时候，巴比伦已经出现了“银行家”，还在自家发行的金银锭上刻上名号和分量，作为流通时的标记。商人、旅行者离家时，往往会随身携带一些宝石，用来在途中换得一些生活必需品。大部分仆人和劳役都属于奴隶，无须支付工钱，给他们一些食物、衣服等具体东西就足够了。后来，在货币出现之后，奴隶制度也逐渐瓦解了。

巴比伦战争中乘坐战车的辛那赫里布。

如果一个现代人穿越到古巴比伦和埃及繁华的街市中，他们会惊奇地发现，如今最常吃的鸡肉和鸡蛋，在当时都是没有的！大概要到亚述帝国的末期，这两种食物才从东方传到这里。照此说来，一位法国厨师到这里的话，肯定也做不出什么好菜来。

在这个时期，宗教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活人祭祀已遭摒弃，代之以动物和面人。不过，腓尼基人，特别是他们在非洲建立的移民区——迦太基的市民仍然延续着血祭的陋习。在远古时代，一个强权领袖死去后，为了在另一个世界仍有人服侍，便会让他的妻子和奴仆殉葬。同时还会把折断的长矛、弓箭一同带进坟墓，作为在另一个世界战斗的武器。这种做法，在古埃及依然盛行，他们甚至还将房屋、商铺、奴仆和家畜做成模型来陪葬。所以，当后人发掘出这些东西时，便能够真切地了解三千多年前那段文明而安逸的生活。

在雅利安人从北方的森林中走出来之前，古代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印度和中国的文明也经过了类似的发展，在这两个国家的大河流域，都有一些褐色人种建立的城邦。印度的城邦相对安定，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那样经历过快速发展然后统一的历程，倒是与古代苏美尔和美洲的玛雅情况有些相似。至于中国的历史，其中融入了太多神话和传说，学者们必须首先将之剔除才行。但是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中国比印度更为进步。在埃及第十七王朝的同一时期，中国出现了商朝，是一个由下属诸侯国组成的松散帝国。商朝的统治者同时也是国家的宗教领袖，其首要职责为主持季节性的祭祀典礼。商代的精美青铜器遗存至今，其考究的工艺使我们认识到，在此之前，中国文明至少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第19章：
早期的雅利安人

四千年前，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欧洲南部、中部和中亚地区的气候比现在要更温暖、更湿润，丛林也更为茂密。在这里，有许多白皮肤、蓝眼睛的北欧人往来于莱茵河与里海之间，操着源自同一母语演化而来的各种语言。那个时候，他们的人口还很少，因此，无论是已经颁行《汉谟拉比法典》的巴比伦人，还是刚刚遭到异族入侵的埃及人，都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这些北欧民族，注定要在世界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在草原和森林的开阔地带生活，起初连马匹都没有，只有牛，迁徙时便将帐篷和其他生活用品放在简陋的牛车上。如果看好了定居的地方，便用泥巴和树枝搭一个小屋。与浅黑人种不同，他们在人死之后举行火葬，而非庄重地埋入土中。一些重要人物的骨灰在火葬之后还会被收集起来，装入一个瓮中，然后再将其埋入一个圆形的土丘中，称为“圆冢”。

雅利安人早就懂得用牛耕地和种植小麦，可是并没有因此过上定居的生活。每年的收获刚结束，他们就又继续迁徙。他们也掌握了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他们又拥有了铁器——他们可能是最早掌握冶铁技术的人。似乎就在那个时期，他们拥有了马匹，但仅限于用来驮运货物。与地中海沿岸的定居者不同，他们没有将神庙作为生活的中心，他们的领导者是军事领袖而非祭司。他们实行贵族统治，而非神权统治或君主专制。在很早以前，他们的社会中就已经分化出统治阶层和贵族阶层了。

雅利安人天生擅长唱歌，在迁徙的过程中常常举行宴会，饮酒作乐，还有专职的吟游诗人吟唱助兴。在与文明社会接触之前，雅利安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这些吟游诗人的记忆就成了他们活的文学作品。这种用于娱乐的吟诵，对语言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并因此在后来发展为一种优美动听的表达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讲，此后雅利安各分支语种之所以极具优势，都与此有着极大的关系。将本民族的传奇历史注入吟游诗人的叙事诗、宗教传说和长篇故事中，是雅利安人所有部族的共同传统。

在社会生活中，雅利安人以首领的家族为中心，安营扎寨时，为其建造的房屋都是极为宽敞的木质建筑，既包括圈养家畜的窝棚，也有远处广阔的畜牧场。但是，对大部分雅利安人来说，首领宽阔的住所并非他一人所有，它实际上是整个部落的活动中心。不管是举行宴会、吟唱诗歌、角逐竞技还是商讨部落发展大计，大家都会来到这里聚集。他们通常会在周边搭上牛棚和马圈。睡觉时，首领及其家人躺在大房间高台上，而普通人则像现在的印度人那样，随地而卧。在部落中，只有装饰品、工具、武器等归个人所有，其余则全部属于公共财产，可以说是一个族长制的共产社会。为了公共的利益，家畜和牧场由首领统一管理，而此时的河流与森林还没有被开发利用，仍处于无人占有的原始状态。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尼罗河流域两大文明兴盛时代，遍布中欧和亚洲的雅利安人的生活状态就是这种面貌。

在耶稣诞生两千年之前，雅利安人开始实施他们的侵略计划，目标是那些拥有“日石文化”的民族。他们兵分两路，向着西边的不列颠、法兰西和西班牙地区推进。第一支队伍被称为“盖尔凯尔特人”，他们用青铜兵器，扫平了不列颠和爱尔兰。曾在布列塔尼的卡纳克神庙中建造石碑的民族，曾在英格兰建造巨石阵的民族，都在这时候被他们一一消灭。第二支队伍被称为“布里托尼凯尔特人”，与第一支队伍存在亲缘关系，并夹杂着其他的一些民族，他们将铁传入了不列颠岛，其语言还在后来发生分化，现在的威尔士语就是其中之一。

血统相近的凯尔特各部族接着向南推进，进入西班牙，与当时统治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以及腓尼基殖民地的闪米特人打起了交道。除此之外，他们并不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由于与意大利各个部落相处融洽，他们在那时候又迁徙到了尚属一片荒芜之地的意大利半岛。在这里，公元前8世纪时，罗马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当然，那时候它还不过是台伯河畔的一座商业小镇，尽管居民大多为雅利安语系的拉丁人，但统治者却是伊特鲁里亚的贵族和王室成员。

除了上面提到的，雅利安人的另一股势力也曾南向入侵。早在公元前1000年，这些说梵语的雅利安人便从西方穿越到了印度北部。在那里，他们受到当地达罗毗荼文明的影响，这种浅黑色人种的原始文明令他们获益良多。其他的雅利安民族似乎已经广布中亚的广大山区，而且一直延伸到今天这些民族聚居区域的最东边。不过，今天中亚地区的这些雅利安人，所说的已不是雅利安语，而是蒙古语了。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在里海与黑海之间生活的古赫梯族人，已经被亚美尼亚人所征服，语言、文化等都已经“雅利安化”了。而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已经意识到，东北边疆地区已经出现了新的威胁，很多蛮族虎视眈眈，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米底人、波斯人和斯基泰人。穿越巴尔干半岛，雅利安人第一次给了旧世界文明的中心重重的一击。弗里吉亚人以及属于希腊部族的伊奥利亚人、爱奥尼亚人和多利安人等雅利安种族相继南下，进入小亚细亚，希腊本土及其周围岛屿上的古爱琴文明被消灭殆尽。古老的迈锡尼城和科林斯城被摧毁，克诺索斯也几乎被世人遗忘。希腊人终于实现了他们向海洋发展的夙愿，来到克里特岛和罗德岛上定居，并且仿照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海岸建立商业城市的模式，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南部广泛建立殖民地。

英格兰凯尔特人的彩绘艺术。

此时，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萨尔贡二世和沙拉纳帕路斯统治着亚述，与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连年交战。雅利安人学习了他们的文明成果，并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这些古代文明进行改造，在意大利、希腊和波斯的北部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明。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在其后长达六百年的历史中，世界历史讲述的其实就是这些雅利安人发展、崛起并走向巅峰的过程。雅利安人征服了旧世界中所有的闪米特人、爱琴人和埃及人，从表面上看，他们大获全胜，但实际上，在思想和制度方面，那些被征服民族仍与雅利安人不断斗争。这种无形的斗争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可以说一直贯穿了此后的整个历史，直到如今，仍以某种形式继续着。

第20章：
最后的巴比伦帝国与大流士一世帝国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亚述是怎样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和篡位者萨尔贡二世的统治下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实际上，萨尔贡并非这个篡位者的原名，他为了迎合被征服的巴比伦人的心理才起的这个名字，这样能使他们很自然地联想起两千年前阿卡德帝国的缔造者萨尔贡一世。当时的巴比伦是一个被征服的城市，但却比亚述人自己的尼尼微城人口更多、地位更重要，因此征服者们不敢不对这座城市崇拜的神灵、商人与祭司以礼相待。到公元前8世纪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征服者已经不再劫掠残杀，而是采取一种相对仁慈的怀柔政策，以期赢得被征服者的认同。这一政策使得萨尔贡二世去世之后，新亚述帝国仍勉强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就如我们前面指出的，亚述巴尼拔（也就是沙达纳帕路斯）至少还占据过埃及地区半壁江山。

然而，亚述帝国江河日下，很快变得脆弱而涣散。埃及人在法老埃·萨麦提克斯一世的领导下赶走了侵略者。到了尼科二世时期，古埃及人已经野心膨胀，要去征服叙利亚了。到了这个时候，亚述与当前的敌人正打得不可开交，已无力抵抗乘虚而入的侵略者。在公元前606年，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东南部的闪米特族的迦勒底人与雅利安族的米底人及来自东北部的波斯人组成联军，一举攻陷了尼尼微城——从那时起，我们的历史才拥有准确可考的纪年。

亚述帝国惨遭瓜分：在北方，基亚克萨雷斯建立了一个米底帝国，定都埃克巴坦那，尼尼微城也在其统治范围内，其东向边界与印度接壤；而在南面，则新建立了一个版图呈半月形的迦勒底帝国，即第二巴比伦帝国。迦勒底帝国在尼布甲尼撒大帝（《圣经》中曾提到过他）的统治之下达到了巅峰，国力昌盛，财力丰厚。这是巴比伦最后的盛世，也是巴比伦历史上最繁荣的盛世，因为此时南北两个帝国尚处于和平中，尼布甲尼撒大帝甚至曾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基亚克萨雷斯。

与此同时，尼科二世在叙利亚的征服战争中势如破竹，于公元前608年的米吉多战役中击杀犹太国王约西亚。关于弱小的犹太国，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讲述。后来，尼科二世又挥师推进到了幼发拉底河流域——他的对手，不是衰落的亚述，而是正在复兴的巴比伦。迦勒底人的抵抗非常顽强，尼科二世败绩，不得不退回埃及，而巴比伦人则乘此机会将疆域拓展到古埃及边界。

有学者研究认为《圣经》中的巴别塔就是第二巴比伦帝国时期建造的巴比伦塔。

从公元前606年到公元前539年的这段时间，第二巴比伦帝国的盛世其实也并不稳固。但是，只要它北方更强盛、更剽悍的米底帝国保持和平，它就能保持繁荣昌盛。在这六十七年里，这座古城不仅生活富足，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就。

即使在亚述人的统治下，特别是在萨达那帕尔斯在位的那段时期，巴比伦也是一个学术活动频繁的地方。萨达那帕尔斯虽是亚述人，但深受巴比伦文化影响。他曾建造过一个图书馆，里面收藏的书籍不是纸质的，而是泥版书！这些藏书现在已经被发掘出来了，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一批历史资料了。

古巴比伦最后一位迦勒底系君主纳波尼德斯更加热衷文学，曾赞助过古文物的研究。当研究者们考证出萨尔贡一世即位的具体时间时，他为此甚至专门派人刻碑纪念。然而，在他统治时期，帝国出现了很多分裂的迹象。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加强他的集权统治，纳波尼德斯将各地神灵都集中到了巴比伦，并为其兴建庙宇。后来的罗马人曾成功地运用过这种手段，但在巴比伦，这却引起了旧有祭司的不满。这些祭司开始四处寻找潜在的替代者，以此来推翻纳波尼德斯的统治。最后，他们找到了邻国米底的统治者波斯人居鲁士，想要让他取代纳波尼德斯。居鲁士曾因征服东小亚细亚富有的吕底亚国王克里索斯而一举成名。公元前538年，居鲁士率兵征讨巴比伦。他的部队还在城外战斗的时候，城门便向他打开了，轻而易举便占领了城池。《圣经》曾这样记载：当时纳波尼德斯的儿子伯沙撒太子正在举行宴会，突然看见一只手，并用火在墙上写下了一串神秘的文字：“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于是他叫来预言家解释此语的含义，得出的解释是“上帝已经算出，你国王的气数已尽，天平上估量出你的分量不够，不足以担任国王，因此，你的国家应该让给波斯人和米底人”。

关于伯沙撒太子见到的那些字，那些信奉柏尔·马尔杜克神的祭司应该早就知道这个把戏。而由于此次巴比伦被占领几乎没有人员伤亡，所以他们对柏尔·马尔杜克神的祭祀照常进行。

就这样，巴比伦和米底两大帝国终于实现了统一。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一度成功攻占过古埃及，却因为发疯而死于非命。在冈比西斯的儿子也去世后，帝国的统治者就变成了米底人大流士一世，而他的父亲便是居鲁士的宠臣希斯塔斯皮斯。

大流士一世统治的波斯帝国，是古代文明的舞台上最早出现的新雅利安帝国，也是有史以来最繁荣强大的帝国之一。它的领土包括小亚细亚全境、叙利亚全部、古亚述、巴比伦帝国，还包括古埃及、高加索和里海地区以及米底、波斯等地，领土范围一直延伸至印度河。

维持如此庞大的帝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因为他们有马匹、骑兵、战车，还有人工修建的道路，所以做到了。在此之前，最方便快捷的运输工具大多是驴、牛和沙漠中的骆驼。而到了这一时期，波斯的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管理新帝国，修建了许多干线道路，在各地都安排有驿马，以供帝国的信使或是获得官方特批的旅行者使用。此外，货币已经开始流通使用，货币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但是，波斯帝国不再把巴比伦设为首都。从长远来看，那些谋反的、信奉柏尔·马杜克神的祭司，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虽然巴比伦城还是很重要，但却日渐衰落。与此同时，珀塞波利斯、苏萨和埃克巴坦那则发展成为帝国的大都市，帝国的都城设在苏萨。而尼尼微城已为人所遗忘，逐渐成了一片废墟。

第21章：
犹太人的早期历史

本章我们将要讲到的是一个闪米特民族，即希伯来人。这个民族当时对世界历史的贡献，远不如日后的大。公元前1000年前，他们就已经定居犹大了，而且一直都将耶路撒冷作为首都，从未改变。提到希伯来人，就不得不将周边各国如南边的埃及和北边的叙利亚、亚述、巴比伦等也一并提及，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实际上是北方诸国通往埃及的必经之路。

犹太人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源于公元前四五世纪创作的一部融历史、律法、诗歌、箴言、小说、政论于一体的经典巨著——希伯来《圣经》，也就是后来基督徒所说的《圣经·旧约》。

《旧约》最早可能是在巴比伦整理完成的。我们已经讲过，法老尼科二世曾经趁亚述人与米底人、波斯人和迦勒底激烈鏖战的时候率兵入侵亚述帝国。犹大国王约西亚与他为敌，于公元前608年在米吉多战役中被杀。自此之后，犹大成了埃及的附属国。当巴比伦新的迦勒底王尼布甲尼撒大帝把尼科二世赶回埃及之后，他曾试图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傀儡政权来管理犹太人。然而，这种尝试最终失败了，他的巴比伦官员惨遭犹太人屠杀。尼布甲尼撒大怒，这个小国一直以来都在埃及与北方各国相互制衡，寻求生存空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尼布甲尼撒决定彻底摧毁它。最终，耶路撒冷被焚掠一空，其余的人全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公元前538年，居鲁士占领了巴比伦。直到此时，犹太人才得以重归故土，在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和庙宇。

在此之前，犹太人似乎还不是一个团结的、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那时可能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读写。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中，从未听说有人读过《圣经》的早期内容，第一次提到此书，已经是约西亚统治时期了。在巴比伦的囚禁经历，使犹太民族变得更加文明、更加团结一致。返归故乡之后，他们才意识到本民族文学的重要性，逐渐成为一个有强烈自我意识和杰出政治能力的民族。

当时的《圣经》似乎只包括《摩西五经》，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旧约》的前五卷。此外，他们还有不少独立成篇的书，如《历代志》《诗篇》和《箴言》，这些书后来与《摩西五经》合并成为现在的希伯来《圣经》。

《圣经》以亚当、夏娃和大洪水为开端，这些创世故事与巴比伦人的传说极为相似，似乎属于所有闪米特民族共同信仰的一部分。摩西和力士参孙的故事，在苏美尔和巴比伦也有类似的版本。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故事展开之后，犹太民族开始有了更特别的东西。

亚伯拉罕可能生活在汉谟拉比时期的巴比伦，是一支闪米特游牧部落的族长。在《圣经·创世记》中，读者必定会读到他流浪的故事、他子孙的事迹以及他们在埃及被奴役的前因后果。《圣经》上说，当亚伯拉罕辗转经过迦南时，上帝对他许诺，将会赐给他和他的后代这片肥沃富饶的土地。

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埃及停驻了很长时间，此后在摩西的带领下，他们又在旷野中漂泊了五十年。这时，这些犹太人已壮大为十二个支派，从阿拉伯的沙漠一路迁徙到迦南的东边。这个过程可能发生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300年之间，不过，我们在古埃及史料中并没有发现关于摩西和迦南的相关记载。但不管怎样，他们除了“应许之地”周边的山区外，并没有成功征服任何地方。海岸现在并不属于迦南人，而是在那些爱琴人和腓力斯丁人的掌控之中，他们的城市如加沙、迦特、阿什杜德、亚实基伦、雅法、桥帕等，都成功地抵挡住了希伯来人的攻击。历经了许多世代，亚伯拉罕的子孙仍然是这偏僻山区一个默默无闻的民族，与腓力斯丁人以及他们周围的摩押人、米甸人等等纠纷不断。读者可以在《士师记》中了解到他们这一时期的惨痛经历，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部分内容实际上就是犹太民族不幸与失败的真是记录。

亚伯拉罕被认为是包括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在内的闪米特人的共同祖先。

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希伯来人都是由长老们选出的祭司来统治的，也就是所谓的“士师”。直到后来，他们才有了自己的王，即扫罗。扫罗的领导能力并不比此前的士师们强多少，他最后在基利波战役中死于腓力斯丁人的箭雨，盔甲被当作战利品带回腓力斯丁人的维纳斯神庙中，而尸体则被钉在贝特谢安的城墙上。

与扫罗相比，他的继任者大卫更成功，也更有谋略。随着大卫的登基，希伯来人历史上唯一的黄金时代也到来了。大量的贸易通过耶路撒冷向北和向南进行。所罗门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和辉煌。他甚至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这种繁荣主要归因于他们与腓尼基提尔人的结盟。海勒姆是提尔的国王，他足智多谋、励精图治，迫切希望打通由希伯来到红海的商贸要道。通常，腓尼基商人都是穿越埃及抵达红海的，但近来埃及局势动荡，这条路上麻烦多多，不得不另辟蹊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海勒姆一直与大卫及其儿子所罗门，保持友好的往来。在海勒姆的援助下，耶路撒冷建起了城墙、宫殿和庙宇。而为了回报他，希伯来人同意海勒姆在红海上建立船队。于是，大规模南北往来的商业活动通过耶路撒冷发展起来。在所罗门统治时期，希伯来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埃及法老甚至将女儿都嫁给了他。

但读者心里应该清楚，这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使在犹太人最辉煌的时候，所罗门也不过是一座小城里的一个小国王。他的权力是如此短暂，以至于在他死后的几年里，第二十二王朝的第一任法老谢克就攻克了耶路撒冷，并掠夺走它的大部分财富。许多评论家都对《列王记》和《历代志》中所记载的所罗门时期的辉煌提出过质疑。他们说，这其实是后来的作者出于爱国情感的夸张描写。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圣经》的话，其实它也没有人们印象中的那样不可思议。所罗门的神殿，如果有人测量的话，其大小不过与一间乡村小教堂相当。当我们从亚述人的纪念碑中知道，所罗门的王位继承者亚哈曾派遣过一支两千人的队伍加入亚述军队，那么所罗门的一千四百辆战车就显得不那么显赫了，也不那么令人震惊了。《圣经》的叙述也曾清楚地写道，所罗门好大喜功，使得百姓疲于奔命。他死后，王国的北部脱离控制，成为独立的以色列王国，而耶路撒冷则仍为南方犹大国的首都。

正在进行圣殿建设筹划的所罗门。

希伯来人的黄金时代异常短暂。海勒姆死了，提尔人也就不再帮助耶路撒冷了。埃及再次强大起来。以色列国王和犹大国王的历史变成了两个小国家在周边大国威胁之下挣扎生存的历史，北方的是叙利亚、亚述、巴比伦，而南方的则是埃及。残暴的国王统治着粗野的人民，最终的灾难迟早都将降临。终于，大难临头！公元前721年，以色列人被亚述人掳去，被历史彻底遗忘；而南方的犹大，挣扎到公元前604年，也终于面临同样的命运。希伯来《圣经》所记述的士师时代以来的历史，除了一些小细节有待商榷外，总的来说都是很真实的。18世纪人们在亚述、巴比伦、埃及遗址中的考古发现，也是与之相吻合的。

正是在巴比伦，希伯来人汇集了他们的历史，发展了他们的传统。那些在居鲁士的命令下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在精神和知识层面都与被掳时截然不同。他们学会了文明。在他们特殊民族性的发展过程中，某些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就是先知。我们现在必须对这些人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是人类社会稳定发展进程中一种新兴的强大力量。

第22章：
犹太祭司与先知

亚述和巴比伦的陷落只是发生在闪米特人身上一系列灾难的头一个。在公元前7世纪，似乎整个文明世界都被闪米特人统治着。他们统治着庞大的亚述帝国，还征服了古埃及，此外巴比伦、亚述、叙利亚也是闪米特人的天下，他们的语言都是相通的。世界贸易也掌握在闪米特人手中，在腓尼基海岸上，提尔、西顿等一大批闪米特人的城市逐渐形成，并在接下来扩张到西西里、西班牙和非洲等地，在这些地方建立起更多的殖民地。他们于公元前800年建立的迦太基城，一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此时的人口数目已经超过百万。它的船只时常驶向不列颠，也曾抵达大西洋甚至更远的马德拉岛。如前面我们所说，海勒姆与所罗门为了开拓阿拉伯和印度间的贸易，建造了红海船队。在法老尼科统治期间，一支腓尼基探险队已经出现，绕着非洲航行一周了。

那时雅利安人还是野蛮人，只有希腊人在他们摧毁的废墟上重建了一个新的文明。而在中亚，米底亚人正变得“令人生畏”——亚述人的铭文曾这样形容他们。在公元前800年，没有人能够想到，到公元前3世纪时，闪米特人统治的痕迹会被雅利安征服者抹除得一干二净，他们只能沦为各地分散的臣民，以附庸国的形式勉强维持。只有阿拉伯半岛北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是个例外。那个时候，这些贝都因人依旧延续古老的游牧传统，和萨尔贡一世率领阿卡德人南下征服苏美尔人时的样子并无不同。正是这个缘故，阿拉伯的贝都因人成为唯一一个从来没有被雅利安人征服的闪米特支脉。

在变故频仍的五百年中，所有这些闪米特文明都跌倒在敌人的脚下，惨遭蹂躏。只有一个民族自始至终团结一致，坚守着古老的传统，他们就是被波斯居鲁士释放回乡后的犹太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全凭他们在巴比伦时编纂的那份文献——他们的《圣经》。所以，与其说是犹太人创造了《圣经》，不如说是《圣经》创造了犹太人。与人们通常的印象不同，贯穿《圣经》始终的是一种鼓舞人心、教人永不言败的思想，正是依赖这些思想，犹太人得以熬过长达二十五个世纪的苦难、风险和压迫。

犹太人最重要的思想是，他们的神是一个无所不在、全知全能、至为公义的神，并不住在凡人创造的庙宇中。所有其他民族的神都是神庙里的偶像，有朝一日偶像被打碎、圣殿被夷为平地，那么上帝也就随之消失。然而，犹太人的上帝与此不同，他们的上帝在天上，是高于祭司和祭祀仪式的另一重概念。犹太人坚信，神选择犹太人作为他的子民，他们未来将要重建耶路撒冷，使之成为世界正义的首都，他们因拥有这种共同的使命而感到自豪。自从他们返回耶路撒冷，这种信念就一直深深地刻在他们的骨子里。

这小小的犹太国不断被摧毁，但每一次它都能顽强地站起来。犹太人的这种能在艰难岁月中鼓舞人心的精神崇拜，深深地吸引着一大批语言相通且有着共同的习俗、嗜好和传统的民族，如巴比伦人、叙利亚人以及后来的腓尼基人——他们都想拥有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履行宗教誓言。这是不是可以算作一个奇迹呢？在迦太基、提尔、西顿以及西班牙的腓尼基城市败落之后，腓尼基人便突然消失在世界历史中了。然而我们却能发现，不管在耶路撒冷，还是在非洲、西班牙、古埃及、阿拉伯和东方，但凡腓尼基人出现过的地方，就一定能找到犹太人的聚居区。这些犹太人就是依靠《圣经》，依靠阅读《圣经》而聚集到一块儿的。一开始，耶路撒冷不过是犹太人名义上的都城而已，他们心中真正的首都则是《圣经》中要传达的精神。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现象，而这种现象其实早就已经开始萌芽了，早至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用现代文字替代象形符号之前。犹太民族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他们没有国王，也没有神庙（后面我们将会详述公元前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情况），仅仅凭借文字的力量就把人们聚集在一起。

摩西颁布的《十诫》是犹太人的生活和信仰准则，也是犹太人最初的法律条文。

犹太人的精神纽带既不是有计划产生的，也不是事先能够预见的，更不是神职人员或政治家刻意设计出来的。随着犹太人的发展，不仅出现了一种新的群体，而且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的人。在所罗门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聚集在宫廷和神殿周围，祭司的智慧和国王的野心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那时，他们和其他的小人物并无不同，但是，读者从《圣经》中可以知道，这种新人，也就是先知，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

以赛亚被认为是犹太教最重要的先知之一。

随着分裂的希伯来人周围的麻烦越来越多，这些先知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

这些先知是什么？他们的出身极为不同，先知以西结祭司出身，而先知阿摩司则是披着牧羊皮披风的牧人。然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只效忠于正义之神，不效忠任何人，他们直接对民众说话，既没有官方的许可，也不曾进行过献祭。他们只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就是这样。他们的言行与政治紧密相关，比如劝百姓攻击埃及或反抗亚述和巴比伦。他们揭发僧侣们的腐化和国王明目张胆的罪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把注意力转向了我们现在称为“社会改革”的问题，他们说富人在“磨穷人的脸”，奢侈者在消耗儿童的面包，有钱人和外邦人朋比为奸——这是耶和华憎恶的，他必定要惩罚这地。

这些谴责的言辞被记录、保存下来，成为后人研习的经典。犹太人去哪里，先知就跟着去哪里传播新的宗教精神。这些“普通人”，从祭司和圣殿旁边昂首走过，从国王和宫廷旁边昂首走过，他们最终与人间最高的正义规则面对面地相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人类历史上占有这样崇高的地位。在以赛亚的伟大话语中，预言的声音上升至最为昂扬美妙的音调，他预言整个世界都将在一个上帝的统治下实现团结与和平。

不过，并非所有的先知都是这样预言的。聪明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先知书》中也有很多仇恨、偏见的内容，简直使人联想起现在的一些宣传小册子。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在犹太人受辱于巴比伦期间出现的先知，代表着人类历史上一股新兴力量。这种力量，提倡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呼吁人们摆脱物神崇拜的束缚和奴隶式的愚忠，是一种代表自由意志的进步力量。

第23章：
希腊人

大约在公元前960年左右，所罗门王统治着犹太人。他去世之后，国家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两个部分，并在后来遭受毁灭和驱逐。当犹太人被掳走，在巴比伦潜心发展他们自己的传统时，另一种影响人类思想的强大力量，即希腊文明，登上了历史舞台。当希伯来先知们在为人与神之间搭建一种新的道德桥梁时，希腊的哲学家们也在用一种新的方法训练人类的心智，培养人类探求知识的精神。

我们已经说过，希腊人是雅利安语人的一个分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他们迁徙到了南方爱琴海沿岸的城市和一些岛屿中。在埃及法老图特摩斯征服幼发拉底河流域、第一次在对岸捕猎大象之前，他们已经走在南迁的路上了。在那些日子里，美索不达米亚仍有大象，而希腊也仍有狮子存在。

克诺索斯城极有可能是被入侵的希腊人焚毁的。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尽管希腊神话中有米诺斯及其王宫（迷宫）、克里特工匠们的相关传说，但对攻克克诺索斯城一事却只字未提。

和多数雅利安民族一样，希腊人也有自己的歌手和游吟诗人。这种吟诵不单单是一种表演，更是一种社会联系方式。当希腊人还没有进入文明阶段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伟大史诗就已经流传在他们中间了。其中，《伊利亚特》是希腊人联合盟国攻克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的故事，而《奥德赛》讲的则是他们英明的国王奥德修斯历尽千辛万苦从特洛伊回到故乡的冒险传奇。这两部史诗大约创作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正是在这一时期，希腊人从文明程度更高的邻国那里学会了使用字母。不过，有一些学者却提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实际上远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流传了。此前人们一直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出自游吟诗人荷马之手，他双目失明，像弥尔顿创作《失乐园》一样，坐着完成了这两部巨著。荷马是否确有其人，两部史诗究竟是原创还是仅在前人基础上的整理和润色，类似的种种问题，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在此，我们不必在意这种争论，我们只需知道，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经拥有了这两部伟大的文化遗产。这两部史诗后来成为希腊各部族的联系纽带，当面对外来的敌人时，希腊人才能团结在一起。通过这些口头的和书面的文学，他们血脉相连，休戚与共。

荷马相传为古希腊的游吟诗人，创作了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者统称《荷马史诗》。

从史诗记载中我们知道，希腊人那个时候仍未开化，没有铁器，没有文字，也没有生活在城市里。起初，他们居住在被他们摧毁的爱琴人城市的废墟旁，并以首领的大房子为中心，在其周围建筑了许多小屋。后来，他们才开始建造城墙，并不断向被其征服的国家学习，还学会了建造神庙。据说，原始文明在建设城市时，都是以部落的祭坛为中心，然后才开始建造城墙的。但是，希腊城市的建设却恰恰相反，他们先建设了城墙，然后才建造了神庙。后来，希腊人也逐渐开始进行商业贸易，还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公元前7世纪左右，在希腊的大河流域和岛屿上矗立起一座座新城市。在它们的冲击下，早期的爱琴文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当时比较重要的希腊城市有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底比斯、萨摩斯和米利都等。另外，西西里岛、黑海沿岸和意大利也已经出现希腊定居者了。从地图上看，意大利半岛就像是一只靴子，而希腊人便在其“脚趾”和“脚跟”部分建立起了“大希腊”；至于马赛，则是希腊人在古腓尼基人殖民地旧址上重新修建的城市。

现在，那些拥有广袤平原或主要大河（如幼发拉底河、尼罗河等）的国家，正在某种共同规则之下走向统一，例如埃及和苏美尔的众多城邦，它们现在都已处于同一政府的管控之下。然而，希腊的趋势却刚好相反。希腊境内大多为丘陵山地，散落在各岛屿和山谷之中的希腊各部族各自为政，毫无联合与统一的迹象。他们之间的种族血统差异巨大，有些城邦居住着部落族群，如伊奥里亚人、爱奥尼亚人、多利安人等；一些城邦主要居住着希腊人与前希腊的“地中海人”的混血后裔；还有些城邦则居住着纯正血统的希腊公民，他们高高在上，统治着那些俘虏来的奴隶（如斯巴达的奴隶“希洛人”）。至于各城邦的政治制度，那差异就更大了：有些城邦是贵族政治，雅利安原始部落的那些统治家族，现在成了垄断特权、操纵政治的贵族；而有些城邦则是民主政治，雅利安市民们自己参与政治决策；有些城邦的国王由选举或世袭产生；而有些城邦的统治者则是僭主或暴君。

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希腊分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城邦。这些城邦的规模非常小，人口可能都达不到三十万（实际上，一般城邦的人口也就五万左右），其中最大城邦的面积还比不上英国的一些郡。城邦之间也存在一些情感或利益上的联合，但都没有形成过真正意义上的联邦。随着贸易的增长，城市结成了同盟，小城市把自己置于大城市的保护之下。然而，由于希腊史诗和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竞赛，整个希腊城邦，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系。这并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但却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战争的野蛮程度。奥林匹克竞赛期间，交战国会暂时休战以保护前来参赛人员的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共同文化传统的认同感越来越强烈，奥林匹克体育竞赛的参赛国也越来越多，最后不仅希腊人，甚至北部的伊庇鲁斯和马其顿选手也都参与其中了。

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各城邦的贸易日益繁荣，影响力日益增强，希腊的文明稳步发展。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们与爱琴文明、大河流域文明存在很大的不同。尽管希腊人也建造了很多宏伟的神庙，但他们的祭司却不再被人们视为文化传统的载体，知识和思想的活宝库。同样，希腊人也有自己的领袖，但却没把他奉为高于一切的神圣君主。相反，希腊城邦的统治形式为贵族政治，即由贵族领导和维持社会秩序。他们所谓的“民主”其实也是贵族式的。的确，每个公民都有资格参与公共事务和民主会议，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公民。希腊的民主并不像现代的民主制度那样，每个人都有投票的权利。很多希腊民主国家往往只有几百或几千位公民，其余成千上万人的身份都是奴隶或自由人等等，这些人都是没资格参与公共事务的。一般来说，在希腊，掌握权力的都是真真正正的“人”，要么是公平选举出来的，要么是靠自身实力篡夺的。这与他们埃及、米诺斯或者美索不达米亚的君主们极为不同，因为他们都号称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神”。因此，与此前所有古老的文明相比，希腊人在思想、政治领域都享有更大的自由。希腊人把他们的个人主义，即北方草原上游牧生活培养出来的个人自由意志，带入了城市中。可以说，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重要的共和派。

奥林匹克运动会因其举办地奥林匹亚而得名。

我们发现，当他们摆脱了野蛮的战争后，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他们开始寻求并记录知识，探索生命和存在的奥秘。而在此之前，这些都只是祭司阶层和君王们才能享受的特权，如今普通阶层也能享有了。在公元前6世纪，当先知以赛亚在巴比伦发表预言时，在希腊，米利都的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这些人物也已经出现了。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具备独立精神的绅士”。在那个时代，他们就已经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提出了许多深奥的问题，如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他们拒绝所有现成的或逃避的答案，他们一定要刨根究底。希腊人对于宇宙的这些疑问，我们在这段历史的稍后部分，将作更详细的叙述。世界上最早的哲学家，即“爱智慧的人”，就是公元前6世纪的这些刨根究底的人。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人类历史上，公元前6世纪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希腊哲学家开始探讨宇宙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以赛亚将犹太人的预言发展到最高级的层次，还有我们后面将会介绍的，释迦牟尼在印度传教，而中国的孔子和老子也开始授徒讲学。从雅典到太平洋，人类的思维大大地活跃起来了！

第24章：
希波战争

希腊人在希腊本土、意大利南部及小亚细亚探索着人类自由的知识，希伯来最后一批先知在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展现着人类的自由良知，就在此时，米底人和波斯人这两个最富冒险精神的雅利安民族已经占据了旧世界文明的领地，建立起一个迄今为止疆域最为辽阔的帝国——波斯帝国。在居鲁士统治期间，不论是巴比伦、吕底亚这样富庶的文明古国，还是地中海沿岸黎凡特地区的腓尼基城邦、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城邦，统统都被纳入了帝国的版图。到了冈比西斯统治时期，波斯人又将埃及征服。因此，当波斯帝国第三任统治者，米底人大流士一世于公元前521年继位之后，他很自然地将自己视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从达达尼尔海峡到印度河，从古埃及到中亚，信使们将他的法令传播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实际上，欧洲的希腊人、意大利人、迦太基人、西西里人和在西班牙殖民的腓尼基人，并非波斯帝国的臣民，但他们对这个大帝国的指令都不敢违抗。唯一带来麻烦的，是一支生活在俄罗斯南部和中亚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斯基泰人是北欧人的祖先，那时候，他们经常袭扰波斯帝国的北部和东北边境。

当然，伟大的波斯帝国不可能全由波斯人组成。实际上，波斯人不过是占少数的征服者而已，帝国的大多数人都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种土著民族。这些民族的传统并没有因为波斯人的到来而发生多少改变，波斯语只是官方语言，当时大部分的贸易和金融仍掌握在闪米特人手中，而提尔和西顿依旧是地中海的大港口，闪米特人的船只往来游弋于海上。闪米特商人在辗转经商的过程中，接触到希伯来传统与《圣经》，并由于彼此共同的历史而迅速产生共鸣。与此同时，希腊人成为一股新兴的势力，在帝国内部迅速崛起。这些希腊人在后来成为了闪米特人在海上最强劲的对手。希腊人具有公正的精神和灵活的头脑，他们的官员也因此更为正直、能干。

在斯基泰人的不断骚扰下，大流士一世下定决心率军前往俄罗斯的南部，直逼斯基泰骑兵的老巢。大流士一世的军队，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跨过保加利亚，来到多瑙河畔，接着用船连起了一道桥，历尽周折，继续向北挺进。大流士一世的军队主要为步兵，骑在马上的斯基泰人不断在周围骚扰，从后方包抄，切断了波斯军队的补给线路，掩杀一切掉队的散兵游勇。就这样，没有发生过一次激烈的正面战争，波斯军队就已经势穷力竭了，大流士一世不得不灰溜溜地败退回国。

大流士一世只身回到苏萨，而将一支军队留在了色雷斯和马其顿，而马其顿人是效忠于大流士一世的。此次的大败之后，位于亚洲的希腊城邦爆发了叛乱，而欧洲的希腊人也随即响应，纷纷揭竿而起。大流士一世于是决定镇压欧洲的希腊人，他自恃拥有一支强大的腓尼基舰队，足以逐个攻占希腊各岛屿。他于公元前490年对雅典展开总攻，一支庞大的舰队从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的港口出发，先头部队在雅典北部的马拉松登陆。这时，他们遭到了雅典人的顽强抵抗，大败而归。

在此期间，有一个事件非比寻常。在希腊，斯巴达一直都是雅典的死敌。但在这危难关头，雅典还是决定向斯巴达求援，恳请斯巴达人不要坐视自己的希腊同胞沦为野蛮人的奴隶。雅典派出了一个跑得很快的人（他就是马拉松长跑的原型）担任信使，他在两天之内便跑过了一百多英里崎岖不平的山路，成功完成使命。斯巴达人的反应迅速而慷慨，立即出兵援助雅典。但当这些斯巴达军队在三天后到达雅典时，他们只看到战场上波斯人横七竖八的尸体——战事已经结束，波斯舰队也已逃回亚洲，斯巴达人白走了这一遭。波斯对希腊的第一次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这一战由于在马拉松打响，所以又称“马拉松战役”。

希腊的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率领三百名斯巴达精锐战士与部分希腊城邦联军于温泉关抵抗波斯帝国，成功拖延了波斯军队的进攻。

第二次希波战争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马拉松战役失败的消息传到大流士一世那里后不久，他便去世了，他的儿子薛西斯继位。薛西斯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备战，意图一举把希腊彻底击溃。在这一段时间里，强大的外敌给希腊人造成了深深的恐惧，他们却也因此而变得更加团结一致。薛西斯的军队，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庞大军队。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波斯大军其实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因为许许多多的隐患都潜藏其中，随时可能爆发。公元前480年，波斯军队利用浮桥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由一支同样是拼凑起来的船队负责运送补给，沿着海岸线向前航行。在狭小的德摩比利山口（直译为“温泉关”），一支一千四百人组成的斯巴达小分队，在国王列奥尼达的率领下，经过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成功地击败了来犯的波斯大军。此役，包括莱奥尼达斯在内的所有斯巴达勇士都英勇牺牲，但是波斯人付出的代价却更大。出于强烈的报复心理，薛西斯的军队对底比斯和雅典发起猛攻。最终，底比斯投降，雅典人则弃城而逃，整座城市被波斯人付之一炬。

希腊似乎已是波斯人的囊中之物了，但就在此时，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胜利之神再次眷顾希腊人。从数量上看，希腊舰队尚不及波斯舰队的三分之一，然而他们却在萨拉米斯海湾一役中，将波斯舰队击垮。此时，薛西斯发现，他的大军已被切断了给养，不禁万念俱灰，只得带着一半的军队逃回亚洲。公元前479年，留下的那一半军队在普拉太亚战役中被希腊人消灭。与此同时，波斯的残余舰队也在小亚细亚的麦卡利，被追击的希腊舰队彻底歼灭。

来自波斯的威胁终于结束，希腊在亚洲的大部分城邦都实现了自由。希波战争的前前后后，在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中有详尽而生动的叙述。《历史》是人类的第一部史书，其作者希罗多德在公元前484年出生于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的城邦哈利卡纳索斯。为了确切的历史细节，希罗多德曾经前往埃及和巴比伦实地探访。麦卡利一役后，波斯帝国陷入王朝动乱，埃及、叙利亚和米底相继反叛。希罗多德的《历史》，主要在于揭露波斯帝国的脆弱本质。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著作更像是一个宣传册，目的就是鼓励希腊人凝聚力量抗击波斯人。在《历史》这本书中，希罗多德塑造了一个人物，名叫“阿里斯塔格拉斯”，他带着一张已知世界的地图去见斯巴达人，对他们说：“这些野蛮人在战斗中并不勇敢，而你们却掌握着最为高明的战争技能……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一样拥有那么多的黄金、白银、青铜、绣衣、牲畜和奴隶。这都是你们的，只要你们真心想要。”

第25章：
希腊的辉煌

波斯战败后的一个半世纪，是希腊文明最辉煌的一段时期。不错，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确把希腊撕扯得很不堪，雅典、斯巴达等国惨烈的霸权争斗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并最终导致在公元前338年被马其顿人所征服。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希腊人无论在思想方面、创造力方面还是艺术创作方面，都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盏明灯。

精神活动的中心位于雅典。从公元前466年至公元前428年，伯里克利统治雅典长达三十余年。他精力旺盛，思想开明，在成为执政官的那一刻起，便决心重建这座被波斯人夷平的城市。至今仍令雅典人引以为豪的美丽废墟，就是当时那一伟大工程的遗迹。伯里克利不仅重建了雅典的物质世界，还重建了雅典的精神文明，众多建筑师、雕刻家、诗人、剧作家、哲学家和教师纷纷云集于此。公元前438年，希罗多德来到雅典朗诵他的《历史》；阿那克萨戈拉带来了对太阳和恒星的科学描述；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也相继到来，将希腊的戏剧推向一个高贵而美丽的巅峰境界。

尽管持久、徒劳无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破坏了希腊的和平，但伯里克利为雅典人的精神生活注入的活力，在其死后依然生机勃勃。是的，政治层面的黑暗非但没有使人们气馁，反而促进了他们对精神世界的探索。

早在伯里克利统治时代之前，希腊特有的自由氛围就已经使辩论术成了一门重要学问。政策的决定权不在国王或祭司手中，只能通过民众或领导人的投票选举而最终确定。因此，善辩成为当时人们最渴望拥有的技能。在这种情况下，专门传授年轻人辩论技巧的教师便应运而生，他们被称为“诡辩家”或“智者”。辩论应该言之有物，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推理。辩论和演说能够促进知识的发展，在不断的论战中，这些诡辩家逐渐提高了他们的辩论技艺和对具体论点的认识，思维方式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完善。在伯里克利去世之后，苏格拉底以其过人的天才，对以往那些诡辩家所传授的辩论术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揭示了他们糟糕的论证。那时候，一大群才华横溢的青年都聚集在苏格拉底的周围。然而，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却以“腐蚀年轻人思想”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他效仿当时雅典盛行的“体面”死法，在朋友们的注视下，在自己家中喝毒药（从毒芹中提取出来的）而死。苏格拉底虽然死了，但其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却始终没有断，他的弟子们接过了他的衣钵，继续传道授业。

苏格拉底最重要的弟子是柏拉图。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去世于公元前347年，曾建立雅典学园，向门徒讲授哲学。柏拉图的学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对人类的思维本质和思维方法的研究，另一个则是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探讨。柏拉图是历史上第一个创造“乌托邦”的人——所谓“乌托邦”，指的是一种从未真实存在过的理想社会组织形式。“乌托邦”概念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突破。此前，人们总是毫不怀疑地遵循现有社会传统与习俗，但柏拉图却明确地呼吁人类：“只要你们有足够的决心和勇气，你们就能改变使你们受苦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弊端。你们只不过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只要你们愿意思考并且行动起来，你们就一定能够争取到一个更加合理明智的社会制度。”教授尚需领会的普世知识，是高度冒险的。《理想国》是柏拉图的早期作品之一，描绘了一种共产主义式的贵族政治制度。而他最终没能完成的《法律篇》，则论述了另一种“乌托邦”国家的社会模式。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所记录的苏格拉底之死，在临死前一如既往讨论哲学的苏格拉底使人崇敬。

柏拉图死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续对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国家体制进行批判。亚里士多德来自马其顿的斯塔尼亚城，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而亚里士多德本人则是王子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亚历山大注定要在将来建立一番丰功伟绩，对此，我们后面很快就会讲到。亚里士多德致力于思维方式的研究，将逻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此后长达一千五百年中都无人超越，一直到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们重新研究这些问题为止。亚里士多德没有柏拉图那种“乌托邦”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想“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柏拉图语），必须首先掌握更多的、更准确的知识才行。于是，他开始了对知识的系统整理——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此外，他还曾派出探测者实地搜集资料，为自然哲学史学之父、政治学奠基人。在吕克昂学园，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曾经认真比较、研究过一百五十八种不同的国家制度。

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有些人的思想与我们某些“现代思想家”已经十分接近。从那个时候开始，像孩子一样、梦幻般的思维方式，让位于有条理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思维模式。关于各种神怪的可怕意象，以及迄今为止所有阻碍思想的禁忌、敬畏和约束，在这里都被完全抛到一边。自由、准确、系统化的思考已经启动，这些来自北方丛林地带的新居民，有着自由、无畏的精神，他们闯入幽暗的圣殿，用理性之光照亮了周围的一切。

第26章：
亚历山大帝国

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希腊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与此同时，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则逐渐崛起，成为一个强大的文明国家。马其顿人的语言与希腊语非常相近，他们的运动员也曾多次参加奥林匹克盛会。公元前359年，雄才大略的菲利普成为这个小国的新任统治者。菲利普此前曾在希腊当过人质，接受过完全的希腊式教育。他很可能受到了希罗多德思想（事实上，哲学家伊索克拉底也曾发展过类似的观点）的影响，即一个统一的希腊能够征服亚洲。

腓力二世继位后，开始扩张并整顿自己的王国，重新打造一支军队。一千多年来，冲锋陷阵的战车和近战步兵一直都是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骑兵尽管同样参与作战，但大多是以散兵游勇的形式，并无严格的组织，无法在战争中担任重要使命。腓力将步兵组成密集的阵形进行战斗，这就是著名的马其顿方阵。与此同时，他训练手下优秀的骑士有组织地作战，创造出一支真正的马其顿铁骑。在腓力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指挥的大多数战役中，骑兵冲锋都是他们的核心战法。每次战斗打响之后，马其顿步兵方阵与敌人正面交锋，而骑兵则包抄敌人的两翼和背后，同时命令弓箭手射杀敌人的战马，使其战车失去作用。

凭借这支新军，腓力不断开疆拓土，势力从塞萨利一直延伸到希腊。在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雅典及其盟友全部倒在了腓力的脚下。希罗多德当初的梦想实现了。在随后的希腊各城邦联合会议上，腓力被推举为希腊-马其顿联军的最高统帅，负责指挥与波斯的战争。公元前336年，腓力的军团进入亚洲，他蓄谋已久的军事冒险终于开始了。但是，这次行动却戛然而止。腓力遭到暗杀，主使者据说是他的王后，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斯匹亚斯——她妒火中烧，因为腓力又娶了第二个妻子。

亚历山大在二十岁时从他的父王腓力二世手上继承了马其顿王位，他在其统治期间进行了前无古人的大型军事征服活动。

腓力在儿子的教育问题上煞费苦心。他不仅为亚历山大请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担任家庭教师，还将自己的平生思想和军事经验全部传授于他。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当时只有十八岁的亚历山大已经是一名骑兵军官了。因此，尽管这个年轻人继承王位时只有二十岁，但他已经有能力继承父亲的遗志，征服波斯。

亚历山大即位后，用了两年的时间巩固自己在马其顿和希腊的统治。之后，公元前334年，他才率军挺进亚洲，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中击败了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占领了小亚细亚的一些城市。他沿着海岸线向前推进。由于波斯帝国当时仍拥有提尔和西顿的舰队，制海权在他们的手中牢牢掌握，因此亚历山大每攻克一座沿海城市后，都不得不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城，以防波斯人从海上登陆突袭，切断他们与后方的一切联系。

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在伊苏斯战役中摧毁了大流士三世率领的一支庞大队伍。与一个半世纪前薛西斯的那支军队一样，大流士三世的这支军队也是一群乌合之众，队伍中除战士外，掺杂了太多无关的官员、嫔妃及侍从。战斗中，这些人成为很大的累赘。不久，西顿人向亚历山大投降，而提尔人在顽强抵抗一段时间之后，也难免城破失守，这座伟大的城市最终被侵略者洗劫一空。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加沙。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攻打埃及，又将从波斯人的手中夺取了这个地方的统治权。

亚历山大在埃及兴建了不少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并修建了通往这些城市的大路，以防它们发生叛乱。很快，腓尼基各城邦的商业活动都往这些城市转移，地中海西部的腓尼基人突然从历史上消失了，而犹太人却在亚历山大新建的各贸易城市中迅速崛起。

公元前331年，和此前的图特摩斯、拉美西斯和尼科一样，亚历山大从埃及出兵征讨巴比伦。不过，与此前不同的是，亚历山大选择绕道提尔。在离尼尼微（这座城市早已沦为废墟，被人们遗忘了）不远的阿尔比勒，双方军队展开决战。交战后，波斯的战车首先遭到重创，马其顿骑兵则乘胜追击，接着上前的步兵方阵稳扎稳打，波斯人乱七八糟的大军被杀得落花流水，大流士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逃到了北方的米底。依然繁华的巴比伦被亚历山大占领后，他再接再厉，一举攻下苏萨和波斯波利斯。在苏萨，亚历山大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会，然后将“众王之王”大流士的华丽宫殿一把火烧掉了。

随后，亚历山大在中亚建立了军事大本营，他的军事触角一直伸展到波斯帝国的尽头。起初亚历山大挥师北上，目的在于追击大流士。希腊的先头部队在黎明时分终于追上了波斯人，然而，此时的大流士已经遭到部下暗算，正躺在战车上奄奄一息。等亚历山大赶到时，他已经呜呼哀哉了。此时，亚历山大并没有因此而撤兵，而是率军沿着里海继续行进，翻过土耳其西部的山脉，穿越赫拉特（亚历山大新建的城市之一）、喀布尔和开伯尔山口，一直到了印度。在印度河畔，亚历山大与印度国王波鲁斯展开激战，尽管他们首次领教了印度的大象军团，但最终还是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接着，亚历山大命令士卒准备船只，从印度河顺流而下，航行至印度河河口，最终沿着俾路支斯坦海岸返航回国。公元前324年，在出征六年之后，亚历山大总算回到了苏萨。之后，他苦心经营自己打下的这个庞大帝国。为了赢得被征服者的信任，他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传统的波斯统治者，衣着、头饰与此前的那些波斯国王没什么两样。然而，这些举措却惹恼了随他出生入死的马其顿将领，给他带来了颇多麻烦。亚历山大积极提倡“东西联姻”，在他的促成下，好几位马其顿官员与波斯、巴比伦的女子结为夫妇。不过，亚历山大最终还是没能实现自己的统一大业。公元前323年，他在巴比伦的一次酒宴后，身患热病而死。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巴比伦。

亚历山大去世后，庞大的帝国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他手下的将军塞琉古斯，将原波斯帝国从印度河到以弗所的大部分领土据为己有。另外两位将军，即托勒密和安提柯，则分别攫取了埃及和马其顿。而帝国的其余部分被野心家们不断争夺，战乱长久不息，北方的蛮族也不断南下入侵，情况愈演愈烈。直到最后，一种来自西方的新生力量——罗马共和国，逐渐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割据势力，并最终统一为一个更新、更稳固的庞大帝国。

第27章：
亚历山大港的博物馆与图书馆

在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以前，希腊的许多商人、艺术家、官员和雇佣兵已经活跃在波斯的大部分土地上了。薛西斯死后，波斯发生了数起为夺权的战争，色诺芬带领的一万多人的希腊雇佣军团，在那个时候就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一万名士兵的撤退》一书中，色诺芬详细记述了这个雇佣兵军团从巴比伦撤回希腊的亚洲部分的经过。这是第一部由亲历战场的将领所写的战争小说。亚历山大的远征，以及他的帝国被属下将领瓜分的事实，都大大促进了希腊文明在古代世界中的传播。甚至在遥远的中亚和印度，我们都能找到这种痕迹，印度的艺术就深受希腊文明影响。

数百年来，雅典始终都是文化和艺术的中心。雅典学园的历史接近千年，自创办后一直延续至公元529年。然而，这个时代，世界精神活动的中心跨过地中海，从雅典转移到了埃及的新兴城市——亚历山大港。此时，亚历山大昔日的部将托勒密当了埃及的国王，他身边的宫廷官员都是一群说希腊语的人。托勒密与亚历山大私人关系非常好，他也非常敬服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精力过人，学识渊博，很乐于研究和传播知识。他还曾写过一本记述亚历山大远征的著作，遗憾的是此书后来失传了。

亚历山大在世时，曾为亚里士多德的学术研究提供大量经费。托勒密则更进一步，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了长期的科研基金。他在亚历山大城建立了亚历山大博物馆，形式上类似于缪斯女神的神庙，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科研基地。经过此后两三代人的努力，亚历山大博物馆结出了十分可喜的科研成果。这里曾涌现出大批科学先驱，如欧几里得、埃拉托斯特尼、圆锥曲线的专家阿波罗纽斯、首个绘出星图和星表的希帕卡斯以及最早设计出蒸汽机的希罗等。这些人无一不是科学史上闪耀的明星。阿基米德也曾到亚历山大博物馆学习。另外，相传希腊最伟大的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那个时候曾在亚历山大做过活体解剖实验。

阿基米德死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据说他在被杀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破坏我的圆”。

经过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二世的统治，不管是在科学还是知识的领域，亚历山大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繁荣。然而，它却是短暂的。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已故的马哈菲教授的判断，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家学院”的制度存在问题，那里的教授和学生都是埃及法老钦点的，有资格按时领取政府发放的薪水。在托勒密一世统治时期，一切都还算顺利，不过随着托勒密王朝代代更迭，埃及化日渐严重，“皇家学院”越来越受到埃及的祭司和宗教势力的左右。他们的控制越来越严厉，原有的科学研究很难继续下去，到最后完全扼杀了人们对自由精神的探索。在经历了头一个世纪的昌盛后，亚历山大博物馆就再也没能创造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

托勒密一世提倡以最先进的思想去指导对新知识的探索和研究，除此之外，他还建立了一座包罗万象的大型图书馆，即亚历山大图书馆。图书馆的作用不仅是保存善本，人们在这里同样可以复制和交易图书。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每天都有一大批图书抄写员在那里从事抄书工作。直到此时，我们知识的传播、分类与系统整理才真正开始了。亚历山大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所谓的“近代历史”从现在才真正拉开帷幕。

当时，很多因素阻碍着对知识的研究和传播，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科学家与工匠之间的隔膜。当时已出现专门制作玻璃和金属制品的工人，但是他们与科学家之间没有任何思想交流。制造玻璃的工匠主要生产各种好看的彩色饰物和瓶瓶罐罐，从来不承想过去制造实验所需的试管和透镜——他们对透明玻璃似乎毫无兴趣。同样，冶炼金属的工匠也只会打造武器和用具，从没想过制作能够用于化学实验的天平。看那些科学家，他们一味地钻研构成事物的原子和世界的本质，对上釉、上色和制药等实际操作过程一窍不通。这种实际操作能力的缺失，使得亚历山大博物馆在繁荣的一百多年里，没有发明显微镜，也没有产生化学。虽然希罗设计出蒸汽机，但并没有制造出实物安装在泵上或安装在船上发挥实际的作用。除医学领域外，当时的科学研究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由于没有实际作用的效益和兴趣，也没有刺激和推动科学研究进一步发展。所以，在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二世之后，除了好奇心，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推动科学研究的力量了。博物馆的科研成果，仅仅被记录在终年不见天日的手稿上。直到文艺复兴时，这些成果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同样，亚历山大图书馆也并没有对图书的制作做出有益的改进。古代，还没有发明用纸浆压制成的大小相同的纸张。造纸术是由中国人发明的，直到公元9世纪才传到西方国家。当时，人们做书用的是羊皮或用纸莎草一片一片拼成的“纸”。由于用纸莎草做的书要卷起来，因此无论是阅读还是查找都不方便，同时还阻碍了印刷和装订技术的发展。关于印刷知识，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知晓，古代苏美尔人使用的签名图章就是证据。但是，如果没有大量价格低廉的纸，印刷图书就会无利可图。而且这样做还会受到图书抄写员的反对和抵制，因为这会让他们失业。虽然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抄写员誊写了很多书，但它们价格都很昂贵，除了有权、有钱的阶层可以拥有外，普通人根本就没有机会读书。

正是因为如此，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二世统治时间耀眼的知识的光辉并没有照亮科学家这个小圈子之外大量的普通人。犹如一盏黑暗中的灯，灯光所及的地方，一切都很光亮，超出灯光之外的地方，仍然漆黑一团。那些被排除在科学光环之外的普通人，全然不知终将彻底改变世界的科学种子已经播下。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又被顽固的黑暗所笼罩，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亚里士多德播下的科学的种子也被淹没在这漫长的黑暗里。但是，这颗种子后来终于苏醒，开始发芽，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它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得到了最广泛的研究和传播，最终形成了改变人类生活的知识和思想。

亚历山大图书馆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由托勒密一世在公元前3世纪所建造，后来因火灾被毁。

第28章：
乔达摩的一生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三个世纪前，去讲述一位伟大的老师，他几乎彻底改变了整个亚洲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情感。他就是佛陀，他在印度的贝拿勒斯教导他的门徒；大约在同一时间，以赛亚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中做出预言，而赫拉克利特则在以弗所进行着对事物本质的思辨。所有这些人都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而他们彼此互不相识。

公元前6世纪的确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包括我们在稍后会谈到的中国，人们的思想都表现出一种新的进取精神。各地的人们都会从王权、祭司和血祭的传统中醒来，去追问那些最深刻的问题。这就好像人类这个种族在经历了两万年的童年后，开始进入青春期。

印度的早期历史至今仍然很模糊。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一个讲雅利安语的民族通过一次或一系列的入侵从西北部进入印度，并在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传播其语言和传统。它独特的雅利安语变体就成了梵语。他们发现，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土地上，住着一个深色皮肤的民族，他们的文明更为繁盛，但意志却不那么坚强。这些雅利安人似乎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能与希腊人和波斯人自由地交往，他们十分冷漠。历史学家隐约地发现，印度社会早在久远之前就已经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各个等级又有许多不同的分支，而这些分支中的人既不一起吃饭，也不互相通婚或结成社团。这种划分随着历史的发展便逐渐变成了“种姓”。这使得印度人不同于可以自由通婚的欧洲人或蒙古人。印度社会是由一个个小团体组成的大团体。

乔达摩·悉达多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儿子，这个家庭统治着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小地区。他十九岁时娶了一位漂亮的表妹。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打猎、玩耍，在他那充满阳光的世界——花园、树林、稻田里到处漫游。可正是在这种生活中，他感到了极大的不满。人们不会因失业而感到快乐，然而乔达摩却认为自己所过的生活并不是一种现实的生活，它更像是一种过长的休假。

疾病、死亡，以及所有幸福之后的不安定与不满足，统统出现在乔达摩的心灵中。就在他怀着这种心情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流浪的苦行僧。印度当时有很多这种苦行僧，这些人依照严格的戒律生活，会花很多时间用于冥想和宗教讨论。他们被认为是在生活中寻找更深层次的现实，而这种强烈的欲望同样占据了乔达摩。

故事中说，当他得知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时，他正在考虑出家苦行的计划。对于孩子的降生，他认为“这又是一个需要打破的束缚”。

他在同族人的欢庆中回到了村庄。为了庆祝这个新“束缚”的诞生，人们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载歌载舞。乔达摩在夜里醒来，精神上极度痛苦，“就像一个人被告知他的房子着火了一样”。他决定立刻离开他那漫无目的的快乐生活。他轻手轻脚地走到他妻子卧室的门口，借着一盏小油灯的灯光，看见她抱着襁褓中的儿子，在鲜花的簇拥下甜蜜地睡着。临走前，他非常渴望能抱一次孩子，但由于害怕吵醒妻子，他没有这样做。最后他转身离去，在明亮的月光下，他骑马奔进了这个世界。

乔达摩生在贵族家庭，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那天晚上，他骑了很远的路。第二天早上，他在他的家族领地外停了下来，在一条小河边下了马。他就在那里用刀砍断他下垂的发绺，摘下所有的装饰，并将这一切让马送回宫里。走着走着，他突然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于是便跟这个人交换了衣服。这样，他就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纠缠，可以自由地追求智慧了。他一路南下，来到了温迪亚山脉的一处丘陵，那里住着隐修者和老师。这些智者都居住在山洞里，他们会进城去获取简单的生活用品，并通过口授的方式把他们的知识传授给那些关心他们的人。乔达摩精通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玄奥思想，但他敏锐的智慧对这些思想提供的解决方案并不满意。

印度人的头脑总是倾向于相信，力量和知识可以通过极端的禁欲主义、斋戒、不睡觉和自我折磨来获得，而乔达摩现在开始反思这些想法。他和五个伙伴一起去了丛林，在那里他开始了斋戒和可怕的苦修。他的名声很快就像“挂在天空中的大钟发出的洪声”一样传播开来，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真实的感觉。有一天，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他在努力思考时，突然间失去了知觉，等他醒过来后，他发现这种好像魔法一般的智慧之道是多么荒谬。

他开始正常进食，并放弃之前的苦修，这让他的同伴们大为惊骇。他已经认识到，获得真理只有在人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大脑的前提下才能完成。这种观念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于是，他的伙伴离开了他，带着忧郁的心情去了贝拿勒斯。乔达摩自此开始一个人进行修习。

当一个人的头脑处理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时，它是一步一步地前进的，它很少意识到那些已经取得的成就；直到某一时刻，它才会以恍然大悟的方式觉察到自己获得的胜利。乔达摩就是如此，当他产生这种感觉时，他正坐在河边的一棵大树下吃东西。他似乎看清了生命的真相，据说他接下来沉思了一天一夜，然后他站起来把自己的洞见告诉了世界。

他去了贝拿勒斯，在那里他找到了离他而去的伙伴，并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教导。在贝拿勒斯的鹿野苑，他们建造了自己的小屋，并建立了一所学校，许多人来这里寻求智慧。

作为一个幸运的年轻人，他的教诲的出发点是他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我不是完全快乐的？”这是一个自省的问题，这种自省在性质上既不同于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追问宇宙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坦率而忘我的外在好奇心，也不同于希伯来先知强加在希伯来人心中的、无私的道德义务。这位印度老师非但没有遗忘自我，相反他十分专注于自我并想摧毁自我。他教导说一切苦难都源自于个人的贪婪欲望，一个人只有战胜自己的欲望，才能终结自己的烦恼与悲伤。生命的贪欲有三种主要形式，而这三种形式都是邪恶的。第一种贪婪是对饮食、美色等一切感官欲求的贪婪，第二种贪婪是对自我和永生的贪婪，第三种贪婪是对世俗成功与名望的贪婪。只有克服所有这些形式的贪婪，人才能从生活的痛苦和懊恼中解脱出来。当它们被克服，当自我完全消失，灵魂便获得宁静，进入涅槃，达到最高的善。

鹿野苑遗址，乔达摩最早便是在这里宣扬他的思想。

这便是他教诲的要点，它确实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形而上学教导。它既不像希腊人的训谕——勇敢、正确地去观察和了解，也不像希伯来人的诫命——敬畏上帝和实现公义。它是一种甚至连乔达摩的嫡传弟子都无法理解的教义，难怪他的个人影响力一消失，它就变得腐朽而粗糙。当时的印度人普遍相信，智慧会降临人间，很长一段时间内化身为某个被选中的人，也就是佛陀。乔达摩的弟子们宣称他是佛陀，也是最近的一位佛陀，然而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本人曾经接受过这个称号。在他去世之前，一系列有关他的传说便开始出现。相较于道德上的努力，人们更喜欢一些奇妙的故事，乔达摩也因此被附上了传奇的色彩。

然而，这个世界仍因为这位老师而获得巨大的收获。如果说涅槃的境界太过微妙而超出人们想象，乔达摩简单的一生因宗教竞争和创造神话的冲动而变得遥不可及，那么人们至少还能理解乔达摩所说的八正道，也就是雅利安语中“生命中的高贵道路”。这里有一种对正直的精神、目标、言论、行为以及诚实的生活的坚持，它们呼唤着良知的觉醒以及无私的奉献。

第29章：
阿育王

在乔达摩死后的几代人里，这些崇高的教义和朴素的教诲，即人的最高利益是对自我的征服，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但它们却征服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我们已经提到过亚历山大大帝是如何来到印度并在印度河上与波鲁斯作战的。根据希腊历史学家的记载，有一个叫旃陀罗笈多的人进入了亚历山大的阵营，试图说服他到恒河去征服整个印度。亚历山大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马其顿人拒绝进一步深入他们所不知道的世界，后来在公元前321年，旃陀罗笈多在没有希腊人帮助的情况下，得到了各个山地部落的帮助，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在北印度建立了一个帝国，并在公元前303年对旁遮普的塞琉古一世发起进攻，把希腊最后的残余力量赶出了印度。他的儿子为这个帝国开疆拓土，而他的孙子，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阿育王，在公元前264年统治着从阿富汗到马德拉斯的广袤土地。

阿育王一开始打算效仿他的父亲和祖父，完成对印度半岛的征服。他在公元前255年入侵了马德拉斯东部的国家羯陵伽。阿育王的军事征服十分成功，但他始终孤独一人，他对战争的残酷和恐怖厌恶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于是他放弃了战争。他接受了和平的佛教教义，并宣布从今以后，他的征服应该是佛教意义上的征服。

他统治了二十八年，这是人类多灾多难的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插曲。他在印度大规模地开展凿井和植树运动，建立了医院、公共园林和种植草药的园圃。他设立了一个专职部门来照顾印度的土著居民和受统治的种族，并要求妇女接受教育。他为佛教的教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针对那些在乔达摩这位伟大的印度觉者的淳朴教诲上逐渐累积起来的腐朽与迷信，他激励佛教徒对自己过往的文献进行更好、更有力的批判。阿育王还派遣佛教徒到克什米尔、波斯、锡兰甚至亚历山大港去传教。

这就是最伟大的君主之一阿育王。他的心智要比他的实际年龄成熟很多。他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也没有留下一个团体来继续他的工作；在他死后的一个世纪里，他统治的伟大岁月在支离破碎、日趋衰败的印度变成了一段光荣的回忆。婆罗门的祭司阶层是印度社会中地位最高和权力最大的阶层，他们一直反对佛陀坦率而开放的教诲。佛教在印度的影响随着他们的破坏而逐渐衰微，那些古老而可怖的神灵以及印度其他宗教再次恢复了它们的势力。种姓制度变得更加严格和复杂。几个世纪来，佛教和婆罗门教彼此激荡、共同繁荣，后来佛教慢慢衰落，婆罗门教以各种方式取而代之。但是，佛教的传播超越了印度和种姓制度的范围，它在中国、暹罗、缅甸和日本赢得了信众的支持。在这些国家，佛教直到今天还占据着宗教上的一席之地。

第30章：
孔子与老子

我们还得谈谈另外两位伟人，孔子和老子，他们同样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那个开启了人类青春期的美好时代。

我们对中国的早期历史了解甚少，对于我们而言，那段历史仍然十分模糊。我们期待随着新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能像欧洲人在18世纪研究他们的过去一样，来研究他们的历史。很久以前，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化是出现在大河谷中的太阳崇拜。像埃及和苏美尔一样，他们也有太阳崇拜的一般特征，他们以神庙为中心，祭司和担任最高祭司的部族首领会在神庙里进行季节性的血祭。那些地方的生活一定很像六七千年前的埃及人和苏美尔人的生活，也会类似于一千年前中美洲玛雅人的生活。

如果说曾有活人献祭的话，那么早在历史开始之前，它们便被动物祭品取代了。同时在公元前1000年前，中国便已经出现了一种象形文字。

就像欧洲和西亚的原始文明与沙漠游牧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时有冲突一样，原始的中国文明在其北方边界上也有一大群游牧民族常来侵犯。这些游牧民族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在历史上先后被称为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和鞑靼人。他们不断地发生改变，分裂与合并交替不断，就像在欧洲和中亚的北欧民族一样，他们的名称会不断变化，但其民族特性始终稳定。这些蒙古游牧民族比北欧民族更早地学会了如何驾驭马匹，大约在公元前1000前，他们在阿尔泰山山脉地区发现了铁。这些东方的游牧民族也像北欧民族一样，一次次地实现了某种政治上的统一，成为某个文明地区的征服者、统治者和复兴者。

就像欧洲和西亚最早的文明不是北欧文明或闪米特文明，中国最早的文明也不是蒙古游牧部落的文明。更可能的情况是，中国最早的文明和最早的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河流域文明一样，是一种整体性的农业文明，在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中，就已经出现了不同部族之间的征服与混合。无论如何，我们发现到公元前1750年时，中国就已经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组成的庞大体系，它们对中央并不十分忠诚，但此时已经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种封建礼制，比如它们都必须向最高的祭司“天子”进贡。公元前1125年商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周朝继续维护着中国松散的统一，直到阿育王统治印度和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的时代。中国在周朝漫长的统治期间逐渐走向分裂。匈奴人南下建国，各国的诸侯不再向天子朝贡并想要独立。据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一位官员说，当时中国有五六千个诸侯国，这就是中国人在他们的历史中所称的“乱世”。

不过，乱世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智力活动、艺术创作与文明生活。当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中国也有它的米利都、雅典，别迦摩和马其顿。目前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我们对中国这一乱世时期的情况不甚了解，所以我们无法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而只能做一个模糊而简短的描述。

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往往会催生出卓越的思想，于是希腊在分裂时出现了哲学家，犹太人被俘时出现先知，而中国则在乱世之中诞生了一批哲人与教师。孔子出身贵族，他在一个叫鲁的诸侯国里担任要职。他怀着与希腊人的冲动极为相似的心情，在鲁国建立了一所学院，专门研究和传授智慧。中国社会的失序与混乱深深地折磨着他。他构思了一套使政府和百姓生活变得更好的思想主张，于是他开始周游列国，以寻找一个可以让他实行自己的礼法和教育思想的君主。然而他从未找到这样的人选。曾经有一位诸侯对孔子的思想很感兴趣，但宫廷阴谋使得孔子的影响力大减，随后孔子不得已只能放弃在该国进行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后，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在寻找一位能够实现其哲学理想的君主，于是他后来便成了西西里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的顾问。

孔子给弟子讲学的场景。

孔子最后郁郁而终，他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人们都不能听从我的教导，而我也大限将至。”然而与孔子在其晚年的绝望中所以为的那样不同，他的思想对中国人而言始终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他的思想和佛陀与老子的学说一起被称作“三教”。

孔子教育的要旨是“君子之道”。他关心个人的行为，就像乔达摩关心无我的安宁，希腊人关心外在的知识，犹太人关心上帝的公义一样。他是所有伟大教师中最具有公德心的。他非常关心这个世界的混乱和苦难，他想让人们变得高尚，从而造就一个高尚的世界。他想要尽可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为生活中的每一个场合提供合理的规则。他为自己的理想赋予了一个实际的形象：一个知礼、热忱而自律的君子。

长期掌管周朝宫廷图书馆的老子的学说，比孔子的学说更神秘、更模糊、更难以捉摸。他似乎倡导人们应该漠视世间的快乐和力量，并回归到过去的那种朴素生活中。他的作品风格非常简约，思想却非常晦涩，他的文字就像谜语一般。在他死后，他的教诲就像乔达摩的教诲一样，被传说所腐蚀和覆盖，并被嫁接到最复杂、最不寻常的仪式和迷信思想之中。就像在印度一样，在中国，人类过去的童年期里出现的神秘而诡异的传说，也在和新的思想进行着斗争，它们成功地利用种种怪诞荒谬的古老仪式将后者遮掩起来。现在在中国，佛教和道教（归宗于老子）都是拥有修道者、寺庙、祭典和供奉的宗教，尽管两者在思想上不是这样的宗教，但在形式上它们和古代的苏美尔和埃及的祭祀宗教没有什么不同。相比之下，孔子的思想则没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只关注现实生活且简单直接，不会出现这样的扭曲。

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孔子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更受人推崇的则是老子的思想。从那时起，中国的各种事务中，北方精神与南方精神，北京的正统、保守思维与南京的自由、艺术思维之间的冲突便一直持续不断。

公元前6世纪，中国的乱世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周朝气衰力竭，周天子声名狼藉，老子于是离开朝廷，准备开始自己的退隐生活。

当时的中国是由三个名义上附属于周朝的诸侯国统治的，这三个诸侯国便是北方的齐国、秦国和南方的楚国。后来，齐国和秦国结成联盟征服了楚国。随着秦国势力越来越强大，最终在阿育王统治印度时期，秦国的君主获得了周天子的礼器，并接替周天子主持祭祀活动。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

秦始皇比亚历山大大帝幸运得多，他作为皇帝统治了中国三十六年。他励精图治的统治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团结而繁荣的新时代。他与来自北方沙漠的匈奴侵略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防止敌人入侵，秦始皇下令修建了一项伟大的工程——长城。

第31章：
初登历史舞台的罗马

读者将注意到，在前文所述的印度西北边境、中亚以及更远的印度山区，这些地方的崇山峻岭形成了一种地理上的有效隔离。尽管如此，这些地区的文明总体上看依然是颇为相似的。首先，数千年的日石文化蔓延到了古代世界所有温暖、肥沃的大河流域，并发展出相应的神庙制度和祭司统治传统。日石文化的创造者，显然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核心人种——暗白人种。后来游牧民族从他们季节性的牧场向外迁徙、扩张，他们的特征和语言便渗入了原始文明。他们的征服行动大大刺激了原始文明的新发展，他们所到之处，都让当地的文明更加多姿多彩。扮演这种角色的，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埃兰人、闪米特人、米底亚人、波斯人和希腊人；在爱琴海地区，是希腊人；在印度，则是雅利安人。在古埃及，因为当地祭司文化根深蒂固，所以之后的征服者们没有特别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因为多次遭到匈奴人不同部族的入侵，其文化显得更为多样。类似于希腊和印度北部被雅利安化、美索不达米亚被闪米特化一样，中国也逐渐地被蒙古化了。尽管游牧民族每到一处都伴随着杀戮和破坏，但其对人类的发展也并非没有益处，这些入侵者带来了自由探索的精神和道德革新的理念，并对那些传统的信仰提出质疑。他们将光明带进神庙，破除了人们对祭司和神明的盲目信仰，推举那些从长老和同僚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作为首领。

我们发现，在公元前6世纪后的几百年中，古代的传统被彻底粉碎。一种追求道德和知识的新精神开始觉醒，在这种人类大变革时期不再保持沉默。自此之后，阅读和书写不再像从前那样难以掌握，祭司们已无法再将其作为垄断的法宝，统治阶级和少数的一些有钱人都有机会掌握这种才能。人类驾驭马匹的能力渐渐提高，马成为使用最为广泛的交通工具；修建的道路日益增多，人们的旅行和交通运输都变得更为便利。为了便于贸易，人们开始铸造货币。

现在，让我们将视线从古老的东方国度移开，转向地中海的西半部。在这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伟大城市出现了，它即将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就是罗马。

直到目前，我们在这本书中关于意大利只是略微提及。公元前1000年的意大利人烟稀少，领土多为山地，丛林密布。直到雅利安人闯入之后，这个半岛才建立起一些小城。在半岛的南端，一些希腊人的聚居地星罗棋布，到现在依然有残存的希腊式建筑矗立在帕埃斯图姆遗址上，依稀显示出它当年的宏伟风采。此时，伊特鲁里亚人（此人种非雅利安系，与爱琴人接近）定居在半岛的中间位置，不断征服周围的各个雅利安部族。当罗马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它不过是台伯河畔不起眼的一个商贸城镇，居民们说的都是拉丁语，但统治者却是一位伊特鲁里亚人。根据古代编年史的记载，罗马城建立于公元前753年，比腓尼基人建造迦太基晚五十年，或者说，比第一次奥林匹克竞赛晚二十三年。但是，古罗马广场遗址曾出土过一座伊特鲁里亚人陵墓，它的年代实际上还要早于公元前753年。

罗马城中的伊特鲁里亚国王，于公元前510年被废黜。在公元前6世纪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罗马成为一个贵族制共和国。新成立的罗马共和国，除了使用拉丁语外，与此前那些贵族制的希腊共和国并无真正的差别。

根据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罗马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因特洛伊战争从希腊逃到意大利的埃涅阿斯。

几个世纪来，罗马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平民为争取自由和政治权利的斗争史。这方面也与当年希腊的情况相当类似，希腊人称其为“强权与民主的斗争”。最终，罗马的平民取得了胜利，旧贵族的特权垄断被打破，建立了平等的制度。他们破除了过去的排外思想，接纳更多的外邦人成为罗马公民。尽管罗马内部处于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其向外扩张的步伐依然没有停顿。

罗马政权的扩张始于公元前5世纪。在那之前，罗马人曾与伊特鲁里亚人有过较量，但总体来讲并不占上风。伊特鲁里亚人的威伊城堡距罗马城不过数英里之遥，但罗马却从未占领过它。然而，公元前474年，伊特鲁里亚人遭到了一次灭顶之灾，他们的舰队被西西里岛叙拉古的希腊人摧毁。与此同时，来自北欧的高卢侵略者也趁机大举进兵。在高卢人和罗马人的夹击之下，伊特鲁里亚人最终覆灭，从历史舞台上黯然离去。罗马人如愿以偿，占领了威伊城堡。公元前390年，由于罗马城防空虚，高卢人乘虚而入。不过，最终高卢人还是没能攻入朱庇特神庙。就在准备偷袭的那个晚上，一群鹅的叫声暴露了他们的行踪，此次行动宣告失败。最后，罗马人用大量的金钱珍宝进行贿赂，高卢入侵者才再次撤回意大利北部。

看起来，高卢人的入侵没有将罗马击垮，这样的刺痛反而使他们更加振奋。在公元前3世纪的几年中，罗马人征服并同化了伊特鲁里亚人，势力范围从阿尔诺河延伸至那不勒斯的整个意大利中部地区。罗马人征服意大利，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印度和古埃及、菲利普征服马其顿和希腊处于同一时间段。然而，当亚历山大的帝国分崩离析的时候，罗马人已经在东方文明世界中威名远播了。

罗马帝国北部盘踞着高卢人，南部的“大希腊”（古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建立的一系列殖民城邦的总称）则是希腊人的殖民地，它包括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版图中“脚尖”和“脚跟”那部分。高卢人尚武好战，罗马人不得不在交界处修建一系列的防御工事。与之相反，南部塔兰托姆（今塔兰托）和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则时时处于罗马人威胁之中，因而开始寻求外援，抵御这些刚刚崛起的征服者。

前文我们已经讲述过，亚历山大帝国如何崩溃以及如何被其部下瓜分的事情。在瓜分者中，有一个名叫皮洛士的，他是亚历山大的亲戚，后来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伊庇鲁斯帝国，其疆域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意大利半岛的“脚跟”部分。皮洛士野心勃勃，希望能够像马其顿的菲利普那样，成为塔拉托、叙拉古及其附近区域的领袖。从作战水平来看，皮洛士的军队在当时可称一流。他的步兵方阵防守稳固，他的塞萨利骑兵所向无敌，堪与当初的马其顿骑兵媲美。另外，他还拥有二十几只经过精心训练的战象。在公元前280年的赫拉克利亚战役和公元前279年的阿斯库路姆战役中，皮洛士两次战胜罗马人，将他们赶往北方。接着，西西里又成了皮洛士的新目标。

这一次，皮洛士遇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即腓尼基的贸易城市迦太基。迦太基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城市，由于它与西西里岛距离很近，没有人会欢迎一个新的征服者统治这里。迦太基人无法忘记，他们的母城提尔在五十年前的命运。正是这个缘故，迦太基派出舰队帮助罗马人，支持罗马人与皮洛士继续战斗下去。这个时候，皮洛士的海上交通也被迦太基人截断了。罗马军队打败皮洛士，连他设置在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的贝内文托大本营也惨遭毁灭。

皮洛士和他的军队登陆南意大利。

就在此时，伊庇鲁斯传来高卢人南下进犯的消息，皮洛士不得不立即返回伊庇鲁斯。由于罗马防御稳固，难以攻克，因此，此次高卢人南下并没有直接入侵意大利，而是绕道伊利里亚（即今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进攻马其顿和伊庇鲁斯。此时皮洛士四面楚歌，不得不放弃他的征服梦想，于公元前275年收兵回国。经过此役，罗马的势力扩张到了墨西拿海峡。

希腊城市墨西拿位于海峡另一边的西西里岛，当时落入了一伙海盗的手中。迦太基人实际统治着西西里岛，他们与叙拉古结盟，在公元前270年赶跑了这群海盗，在岛上设置驻军。落败的海盗们转而向罗马求助，而罗马也同意与海盗站在统一战线。就这样，发达的商业帝国迦太基和新兴的强国罗马形成对峙。

第32章：
罗马与迦太基

公元前264年，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大战开始了，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布匿战争”。这一年，印度的阿育王在比哈尔开始执政，中国的始皇帝还是个未成年的孩童，亚历山大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已经结出累累硕果，野蛮的高卢人正在小亚细亚勒索帕加马朝贡。由于世界上不同地区之间依然相互隔绝，因此，尽管闪米特人的最后命脉与雅利安语系的新兴罗马之间的战争波及西班牙、意大利、北非和西地中海广大地区，但其他民族对这场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大战的来龙去脉却只有一点点模糊的印象，有的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这场战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布匿战争的结果是，罗马最终战胜了迦太基。然而，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之间的敌对情绪也由此产生，并为后来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埋下了祸根。因此，我们将在后面的内容中重点讲述这场战争带来的种种后果以及被歪曲的传闻，它们对当今世界的诸多纷争仍有不利影响，有的让人看不清真相，有的进一步加重了冲突的后果。

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了，它的罪魁祸首是墨西拿的海盗。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升级，除希腊的叙拉古之外的几乎整个西西里岛，全都被卷入了这场大战中。起初，迦太基人牢牢地掌控着制海权，他们拥有一支五排桨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舰上配置着巨大的撞角。如此庞大、先进的战舰在当时极为少见，要知道，在两百年前的撒拉米斯战争中，最强大的主力战舰也不过三排桨而已。罗马人尽管没有那样强大的舰队，但他们士气高涨，在海上面对迦太基人时完全不落下风。后来，为了与迦太基人抗衡，罗马人也组建了更强大的舰队，并配齐了清一色的希腊水手。此外，为了应对迦太基的强大战舰，他们发明了抓钩和抢登船的技术。在海面上狭路相逢时，迦太基人的战舰横冲直撞而来，此时罗马人便会扔出巨型的抓钩，钩住敌人的舰船，然后直接冲上敌人的甲板短兵相接。在公元前260年的米拉海战和公元前256年的埃克诺穆斯角海战中，迦太基人两次失利，遭受重创。尽管他们击退了在迦太基城附近试图登陆的罗马部队，但在随后的巴勒莫战役中再次惨败，一百零四头战象成了罗马人的战利品。后来，当罗马军队凯旋穿越广场的时候，这些被缴获的战象赢得了人们相当狂热的追捧。虽然罗马军队在此后也遭遇了两次失败，但都能很快地恢复元气。公元前241年，迦太基最后一支海军在埃加迪战役中被歼灭，迦太基人只得求和。自此之后，除了叙拉古国王的领土之外，整个西西里岛全部落入罗马人手中。

公元前2世纪罗马士兵的浮雕。

在之后的二十二年里，罗马和迦太基内乱不断，彼此都没有再起战事。高卢人又一次南下进犯意大利，罗马城危在旦夕。惶恐之中，罗马人居然想出了一个极其荒唐的招数，以活人献祭的方式祈求神灵保佑！经过特拉蒙战役，罗马人最终将高卢人彻底击败，并将他们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张，越过阿尔卑斯山，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的伊利里亚。反观迦太基，其境内的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先后发生叛乱。最后，罗马人趁火打劫，派兵占领并吞并了这两个岛屿。

当时，迦太基的西班牙领地一直向北延伸到埃布罗河。罗马人以河为界，如果迦太基人敢越雷池半步，就会认为是一种挑衅行为。公元前218年，迦太基人终于对罗马人的蛮横忍无可忍，他们在一位名叫汉尼拔的青年将军的带领下，越过了埃布罗河，向罗马挺进。汉尼拔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他率领迦太基军队从西班牙出发，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并成功说服高卢人与自己结成同盟，共同对抗罗马——这就是长达十五年之久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战争伊始，汉尼拔在特拉西美诺湖与坎尼等地屡次重创罗马军队，在意大利境内所向披靡。然后，汉尼拔由于攻城装备不足，终究也没有成功攻下罗马城，他们与西班牙之间的联系被一支从马赛登陆的罗马军队切断了。最后，由于迦太基国内发生努米底亚人暴乱，汉尼拔只得鸣金收兵，前去保卫他们的非洲领土。当迦太基军队撤退时，一支罗马军队一直跟在他们的后面，也转到了非洲。随后，在扎马城外，汉尼拔与罗马统帅大西庇阿展开殊死较量，汉尼拔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第二次布匿战争因此结束。战败的迦太基同意放弃西班牙的领地，解散舰队，并交出巨额战争赔款。除此之外，他们还答应交出汉尼拔，任由罗马人发落。此时汉尼拔已经逃往亚洲，在严密的围追堵截中，他最后选择服毒自杀，以免落入敌手。

此后的五十六年中，罗马和战败的迦太基保持着和平。在这段时期，罗马帝国吞并了诸侯混战的希腊，侵入了小亚细亚，并在吕底亚的马格尼西亚击败了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三世。此外，尚处于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古埃及、贝加蒙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小国，也都成了罗马的“同盟国”，或者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受保护国。

与此同时，被征服、削弱的迦太基，又慢慢地恢复了旧日的繁荣。迦太基的复兴，引起了罗马人的仇视和猜忌。为此，罗马人在公元前149年以莫须有的罪名又一次大举进攻迦太基。迦太基人顽强抵抗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于公元前146年陷落。随后发生的巷战，不如说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持续了整整六天六夜。二十五万迦太基人中，只有五万人活了下来。这些人紧接着被卖为奴隶，而迦太基城也被付之一炬。在这片废墟之上，罗马人开垦土地，播下种子，宣告这个城市彻底在历史上消失了。

第三次布匿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自此以后，五百年前繁荣一时的众多闪米特城邦中，如今只剩下一个小国继续在自己本族领袖的统治下自由地生活，它就是犹大国。从塞琉古王朝的统治中解脱的犹大国，处于本族马加比家族的统治之下。此时，《圣经》的编撰已基本完成，继续发扬着他们的独特传统。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迦太基人、腓尼基人及其同宗民族可以很容易地从彼此几乎相同的语言和这部充满希望与勇气的文献中，找到共同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闪米特人仍是这个世界的商人和银行家，与其说他们从历史中湮没了，不如说他们已经融入人类的整个世界中了。

耶路撒冷不仅仅是犹太教的中心圣地，更是犹太教的象征。耶路撒冷于公元前65年被罗马人占领，在经历了若干年的分裂和叛乱之后，于公元70年再次遭到罗马军队的围困。尽管犹太教徒们誓死抵抗，但最终罗马人还是攻破了城门，城市中的神庙遭到或大或小的破坏。在公元132年的一场叛乱中，耶路撒冷被彻底毁灭。我们如今所说的耶路撒冷，其实是在罗马人的同意下重新修建的。在原来耶和华神殿的遗址上，罗马神朱庇特的庙宇耸立起来，并且禁止犹太人居住在这座城市中。

迦太基围城战是第三次布匿战争一场最重要的围城战役。

第33章：
罗马帝国的崛起

现在，这个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崛起并统治西方世界的新力量——罗马，在几个方面与后来在文明世界中出现过的任何伟大帝国都不同。最初，它的体制并不是君主制，也不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征服者所创造出来的。它并不是第一个共和帝国：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统治着一群盟友和附属城邦；而迦太基在开始与罗马进行惨烈的斗争时，它是撒丁岛和科西嘉、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以及西班牙和西西里大部分地区的主人。但罗马是第一个未走向灭亡反而获得新发展的共和帝国。

在此之前，帝国的中心往往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河谷，而如今这个新系统的中心则位于这些古老帝国的西部。这种偏西的位置使罗马为文明世界带来了更多全新的地域和民族。罗马的势力延伸到了摩洛哥和西班牙，接着向西北推进，越过现在的法国和比利时，一直延伸到英国，并向东北扩展到匈牙利和俄罗斯南部。但另一方面，罗马再也无法在中亚或波斯维持自己的权威，因为那里离自己的行政中心太过遥远。因此，罗马吸纳了大量的讲雅利安语的北欧民族，并统治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希腊人，但和以前的其他帝国相比，其哈米特人和闪米特人的数量要少很多。

几个世纪来，罗马帝国并没有陷入之前那将波斯和希腊迅速吞噬的深坑中，而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米底人和波斯人的君主大概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彻底变成了巴比伦人，他们接管了其神灵——万王之王的冠冕、神庙和祭司；亚历山大和他的继任者们也被简单地同化了，塞琉古的统治者们和尼布甲尼撒用同样的法庭和管理方法，而托勒密王朝的帝王则完全变成了埃及人并称自己为法老。他们被同化了，就像在他们之前，闪米特征服者被苏美尔人同化一样。但罗马人统治着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个世纪来，他们一直遵守着出于自身天性的法律。在公元2世纪或3世纪之前，唯一对他们产生重大精神影响的是与他们志同道合的希腊人。因此，罗马帝国基本上是第一次试图在雅利安人的领地上统治一个辽阔的疆域。到目前为止，这是历史上的一种新模式，它是一个扩大了的雅利安共和国。那种由征服者个人统治在丰收神的神庙周围建立起来的首都的旧模式，在这里并不适用。罗马人虽然也有神和庙宇，但就像希腊人的神一样，他们的神是类人而不朽的神圣贵族。罗马人也会用血祭，甚至会在严重的情况下使用人祭，这可能是从他们阴郁的伊特鲁里亚老师那里学到的；但即便罗马早已不再鼎盛，神庙与祭司也未能在罗马的历史中发挥多大作用。

罗马的崛起是一种出人意料的全新崛起模式，罗马人发现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行政实验。然而不能称之为一场成功的实验，因为在最后，他们的帝国彻底崩溃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帝国的行政形式和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一百年的变化，比孟加拉、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一千年的变化还要大。它总是在变化着，从未停止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实验失败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这一实验仍未完成，今天的欧洲和美国仍在试着解开罗马人最早面对的世界性的治理方略之谜。

研究历史的人最好记住，在整个罗马统治时期，发生巨大变化的不仅是政治领域，还有社会领域和道德领域。人们往往有一种强烈的思想倾向，以为罗马的统治是一种完成了的、稳定、坚固、全面、高尚和果断的东西。在麦考利的《古罗马叙事诗》中，元老院、老加图、西庇阿家族、尤利乌斯·恺撒、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大帝，以及凯旋、演说、角斗和基督教殉道者，所有这些都被混在了一起，勾画出一幅崇高、残酷、庄严的画面。这画面中的混合之物必须被拆解开来。这些不同的要素是在一个变化过程中收集整理出来的，而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深刻变化，比伦敦从征服者威廉时代到现在所发生的变化还大。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把罗马的扩张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洗劫罗马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40年）结束。我们也许可以称该阶段为共和国的同化阶段。这也许是罗马历史上最美好也最具特色的时期。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长期纷争已接近尾声，伊特鲁里亚人的威胁已经结束，没有人特别富裕，也没有人特别贫穷，而且大多数人都具有公共意识。它就像1900年以前的南非布尔共和国或1800至1850年间美国联邦北部各州那样的共和国，是一个属于自由农民的共和国。在这个阶段开始的时候，罗马只是一个方圆不到二十英里的小国。它与周边强大而相似的国家作战，不是为将其消灭，而是为与之联合。几个世纪的国内纷争训练罗马人学会妥协和让步。一些被打败的城市完全归属于罗马，其人民在政府中享有投票权；一些城市获得自治权，其人民在罗马拥有贸易权和结婚权；在战略要地建立起由正式公民组成的要塞，并在新征服的人民那里建立起享有各种特权的殖民地。大道被修建，这一公路政策使全意大利迅速拉丁化。公元前89年，意大利所有的自由居民都成了罗马城的市民。形式上，整个罗马帝国最终变成了一座向外延伸的城市。公元212年，整个帝国范围内的每一个自由人都被授予公民身份；如果他能到达投票点，那么他便有权在罗马的城镇会议上投票。

这种将公民权扩展到易于管理的城市和整个国家的做法是罗马扩张的独特手段，它颠覆了征服者被同化的旧模式，而使被征服者以罗马的方式被同化。

但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和吞并西西里之后，尽管旧的同化过程仍在继续，但另一个过程也随之而来。例如，西西里岛被视为征服者的战利品，被宣布成为罗马人的“财产”，勤劳的人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遭受剥削，使罗马变得富裕。贵族和更有影响力的平民获得了大部分财富。战争也带来了大量的奴隶供应。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共和国的居民以平民和农民为主，服兵役是他们的特权和责任。在服役期间，他们的农场陷入了债务危机，新的大规模的奴隶农业得以发展； 当退役回家后，他们发现自己的产品要与西西里和本国新庄园的奴隶生产的产品竞争。时代变了，共和国的性质亦发生改变。就像西西里被掌握在罗马人手中一样，普通百姓受到了富有的债权人与竞争者的控制。罗马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属于爱冒险的富人的共和国。

罗马元老院是一个审议团体、立法机关，也是现代西方国家上议院的雏形。

两百年来，罗马农兵一直在为自由和在政府中参政议事而斗争；一百年来，他们也一直享受着自己的特权。然而第一次布匿战争却让他们消耗殆尽，并夺走了他们曾经赢得的一切。

他们的选举权也不再具有任何价值。罗马共和国有两个管理机构：第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是元老院，这是一个最初由贵族和各种显赫人物组成的机构，他们首先是被某些有权势的官员、执政官和审查员召集到一起的。和英国上议院一样，这里是大地主、杰出的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聚集地。它更像是英国的上议院而不是美国的参议院。从布匿战争开始的三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罗马政治思想与意志的中心。第二个机构是人民大会，它汇聚了罗马的所有公民。当罗马还是一个二十平方英里的小国家时，它很可能只是一个集会；但当罗马公民群体扩展到意大利以外的地区时，这种集会便完全不可能实现了。当卡比托利欧山或城墙上有人吹响号角时，人民大会便会召开，而其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投机者与市侩无赖。在公元4世纪，人民大会因其能有效代表普通公民的主张与权利，成为一种可以制衡元老院的强大力量；到布匿战争结束时，它却成了被打败的公众监督毫无力量的残余之物。那些大人物不会受到法律的有效制裁。

代议制政府的特性从未被引入罗马共和国中，没有人承想到用选举代表的方式来代表公民的意愿。这是学生要掌握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人民大会从来不曾类似于美国的众议院或英国的下议院。从理论上讲，它即是全体公民；但在实践上，已经没有人再认为它有任何价值。

因此，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帝国的普通公民处境异常困窘：他们很贫穷，常常会失去自己的农场；被奴隶从有利可图的生产中赶走，而他们又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来补救这些问题。在失去了表达政治诉求的各种途径后，这些人只有两条路可走——罢工和起义。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和1世纪的事件，就罗马内部政治而言，不过是一个徒劳的革命动乱的故事。鉴于本书的篇幅，我们在此无法详细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斗争，分割财富并将土地给予自由农民的企图，以及关于全部或部分取消债务的提议。当时，起义与内战不断。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大起义加剧了意大利地区的苦难。意大利的奴隶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他们中有训练有素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斯在当时似乎还是一座死火山的维苏威火山坚守了两年。最终，这场起义还是因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而失败。公元前71年，沿着罗马城向南修造的亚壁古道，六千名被俘的斯巴达克斯起义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至于普通人，他们从来不曾对那些征服并辱骂他们的人做过正面回击。但是那些征服了他们的权贵，在他们的失败中准备为罗马帝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超越所有人的力量，那就是军队的力量。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组成罗马军队的是自由农民，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或骑马或步行去参加战斗。对于近距离战争而言，这是一支很好的军队，但它不具有在国外进行长期战争所需要的坚忍。而且，随着奴隶的增加和庄园的扩大，自由好战的农兵数量也逐渐减少。一个名叫马略的平民领袖发起了一项改革。在迦太基文明被摧毁后，北非出现了一个半野蛮的努米底亚王国。该国国王朱古达与罗马政权起了冲突，而罗马在征讨朱古达时遭到了巨大的困难。为了结束这场可耻的战争，马略在群情愤怒的情况下出任执政官。为此，他提高了受薪军队的薪资，并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公元前106年，铐着铁链的朱古达被带到罗马，而马略在他任期结束时，与他新创建的军团一起以非法手段保住了自己执政官的职位。在罗马，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约束他。

罗马军队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军。

从马略开始，罗马政权进入到第三阶段，成为由军事指挥官主宰的共和国。此时，受薪军队的首领们开始为控制罗马世界而战。马略的对手是曾在非洲为他效力的贵族苏拉。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竞争对手及其势力展开大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被流放或处决，其财产也被变卖。在这两个人的血腥竞争和斯巴达克斯的恐怖起义之后，罗马进入了一个由卢库鲁斯、庞培、克拉苏和尤利乌斯·恺撒等军事统帅主政的时期。克拉苏打败了斯巴达克斯。卢库鲁斯征服了小亚细亚，并渗透到亚美尼亚，然后带着巨额财富过起了退隐生活。克拉苏向更远的地方推进，他入侵波斯，但被帕提亚人打败并杀害。经过长时间的对抗，庞培在公元前48年被尤利乌斯·恺撒击败并在埃及被谋杀，于是恺撒成了罗马世界唯一的主人。

人们对尤利乌斯·恺撒这个人物有很多想象，但这些想象常常超出了这个人物原本真实而重要的功绩。他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一个象征。对我们来说，恺撒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使罗马从军事冒险者统领的阶段进入到第四阶段，即罗马帝国的初期阶段。尽管罗马经历了最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变革，发生了内战和社会衰退，但罗马的疆域却一直悄悄地向外扩展，并在公元100年左右达到最大值。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某些不确定的阶段，罗马曾呈现出一种衰退，而在马略进行军事改革之前，社会又一次明显丧失了活力。斯巴达克斯起义标志着第三阶段的开始。恺撒在高卢，也就是现在的法国和比利时，作为一位军事领袖而闻名。（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主要部落与占领意大利北部一段时间的高卢人属于同一批凯尔特人，他们后来袭击了小亚细亚，并以加拉太人的身份定居下来。）恺撒击退了入侵高卢的日耳曼人，并将整个国家并入帝国；他两次越过多佛尔海峡进入英格兰（公元前55年和54年），但在那里，他没有取得永久性的胜利。与此同时，庞培正在巩固罗马东至里海的势力范围。

此时，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元老院仍是罗马政府名义上的中心，可以任命执政官和其他官员，授予权力等；以西塞罗为杰出代表的政治家们都在努力维护罗马共和的伟大传统以及对其法律的尊重。但是，随着自由农民的流失，公民精神也从意大利消失了；那里成了一片只有奴隶和穷人的土地，他们对自由既不理解，也不渴望。在元老院那些坚持共和体制的领袖身后没有任何支持，而在那些冒险者身后的则是他们既害怕又想掌控的军队。在元老院之上，克拉苏、庞培和恺撒分割了帝国统治权（“前三头”同盟）。不久，当克拉苏在遥远的卡莱被杀后，庞培与恺撒便退出了同盟。庞培选择支持共和，并以违犯法律及元老院法令的理由对恺撒进行了审判。

恺撒的领军范围与意大利之间的界线是卢比孔河，通常情况下，将军将其军队带至其领军范围之外是违法的，但在公元前49年，恺撒率军越过卢比孔河，留下了一句“木已成舟”，开始向庞培所在的罗马进军。

罗马人过去在面对军事危机时形成了一种传统，他们会选举出一位“独裁者”，通过赋予其接近无限的权力来带领人们渡过危机。在推翻庞培之后，恺撒先是当了十年的独裁者，然后在公元前45年，他成为终身独裁者。实际上，他已经成了帝国的终身君主。自从五个世纪前伊特鲁里亚人被驱逐以来，罗马在谈论“国王”这个词时一直表现出一种憎恶的情感。恺撒拒绝成为国王，但他接受了王座和权杖。在击败庞培之后，恺撒继续前往埃及，并与托勒密王朝最后的女神、埃及的女神王后克利奥帕特拉联姻。克利奥帕特拉似乎把恺撒的想法完全扭转了过来，并使恺撒将埃及的神王思想带回了罗马。他的雕像被立在一座寺庙里，上面刻着“献给不可征服的神”。行将结束的罗马共和主义在最后一次抗议中爆发，恺撒被刺死于元老院，而他死的地方，正是被他谋杀的对手庞培的雕像下。

在接下来的十三年里，野心家之间的冲突又接踵而至。“后三头同盟”中的三人是雷必达、马克·安东尼和恺撒的侄子屋大维·恺撒。屋大维和他的叔叔一样，统治着西部那些最贫穷同时也最顽强的行省，那里有最优秀的军队。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战役中击败了他唯一的劲敌马克·安东尼，并使自己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主人。但是屋大维完全不同于恺撒，他没有什么女王情人令他神魂颠倒，也没有愚蠢地想要成为神或国王。他恢复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自由。他拒绝成为一个独裁者。心怀感激的元老院反而将实际而非形式的权力授予他。人们不称他为国王，而称其为“元首”和“奥古斯都”。他成为奥古斯都·恺撒，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

恺撒死时五十五岁，死后按照法令被列入众神行列，被尊为“神圣的儒略”。

紧随其后的是提贝里乌斯·恺撒（公元14年至公元37年）和其他人——卡利古拉、克劳狄和尼禄等人，直到图拉真（公元98年）、哈德良（公元117年）、安敦宁·毕尤（公元138年）以及马可·奥勒留（公元161年至公元180年）。所有这些皇帝都是军队的皇帝，他们中有些因军队而称帝，有一些也因军队而败亡。元老院逐渐从罗马历史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皇帝和他的行政官员。帝国的疆域如今已扩展到了极限。不列颠的大部分地区被并入帝国，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被命名为达契亚，成为帝国的一个新行省，而图拉真则征服了幼发拉底河流域。哈德良有了一个想法，立刻让我们想起了在古老世界的另一端发生的事情。他像秦始皇为抵御北方蛮夷而修建长城那样，也修建了一条横跨不列颠的长城，并修护了位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日耳曼长城。另外，他还放弃了一些图拉真开拓的领土。

罗马帝国的扩张至此结束。

第34章：
罗马与中国之间

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意味着一个崭新的阶段。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东部不再是人们关注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仍然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且相当繁荣，但它们不再主导世界的发展。这种主导力量已经开始向西方和东方转移。现在统治世界的是两个新帝国，一个是新出现的罗马帝国，另一个是复兴的中华帝国。罗马把它的势力扩展到幼发拉底河，但它从来没能越过那条边界，因为那里已经太过偏远。在幼发拉底河以东，以前属于塞琉古的波斯和印度地区的领土落入了许多新主人的手中。当时的中国处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在秦始皇死后，汉朝取代了秦朝；汉朝的势力越过西藏及帕米尔高原的高山，进入了西突厥斯坦，汉朝势力扩张的极限就在此，它距中国已太过遥远。

当时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伟大、最有组织、最文明的政治制度，其面积和人口都超过了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因此，这两个庞大的帝国很有可能是在完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同时在这个世界上蓬勃发展。由于海上和陆上的交通工具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组织，两者之间还未发生直接的冲突。

然而，它们以一种非常不同寻常的方式相互影响，同时也对夹在它们之间的地区——中亚和印度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骆驼商队穿越波斯，沿海船只驶过印度和红海，一定数量的贸易正在慢慢地进行。公元前66年，庞培的罗马军队跟随亚历山大大帝的脚步，向里海东部进军。公元102年，班超的中国使节团到达里海，随后派使者回国报告罗马的实力。然而从此还要经历很多个世纪，欧洲和东亚这两个平行发展的伟大帝国才会因确切的知识和直接的交流而有所联系。

中国与罗马之间的陆地交流促成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其中最为常见的便是骆驼商队。

这两个伟大帝国的北面都是蛮荒之地。现在的德意志地区在当时是一片森林，这片森林一直延伸到俄罗斯，是欧洲野牛的家，这种野牛几乎和大象一般大。在亚洲广袤的山脉群落北部，延伸着大片的沙漠、草原，然后是森林和冻土。在亚洲隆起部分的东端是满洲地区，从俄罗斯南部和突厥斯坦一直延伸到满洲里，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片区域中的大部分地区的气候都属于极端气候。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些地区的降雨量变化很大。这些土地对人类来说十分危险，其能长出牧草、变得适合耕作的时间只有几年，随后便会进入湿度下降和极度干旱的周期循环。

从德国森林到俄罗斯南部和突厥斯坦，从哥得兰到阿尔卑斯山，这片荒蛮北方的西部是北欧民族和雅利安语言的发源地。蒙古的东部草原和沙漠是匈奴人、蒙古族、鞑靼人或土耳其人的发源地，这几个民族在语言、种族和生活方式上都十分相似。由于北欧人总是不断地越过他们的边界，向南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沿岸文明发展地区，所以匈奴人的过剩人口就变成流浪者、掠夺者和征服者，迁移到中国人的定居地。当北方处于丰饶时期，那里人口便会增加；一旦牧草干枯，牛群生病，饥饿便会把好战的部落居民赶到南方。

有一段时间，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两个相当强大的帝国，它们有能力击退蛮族，甚至能够向外扩展帝国的和平边界。汉朝从华北到蒙古的推进是强大而持续的，中国人越过了作为防御工事的长城，在长城外牵着马犁开了草地，围起了冬季的牧场。匈奴人袭击并杀害了这些定居者，但中国人的惩罚性征讨令他们难以忍受。于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定居下来耕地，成为中国的一分子；要么前往其他地方，寻找丰饶的夏季牧场。一些人为前一个选择吸引，另一些人则向东北迁移，翻越山脉，来到西突厥斯坦。

蒙古骑兵从公元前200年开始向西进军，这迫使雅利安部落向西撤离，他们再次向罗马边境施压，准备直接突破任何明显较弱的防御点。公元前1世纪，显然为斯基泰人和蒙古人混血后代的帕提亚人来到了幼发拉底河流域。他们在东部与庞培的突袭大军作战，后来又击败并杀死了克拉苏。他们创建了安息帝国，并取代了波斯人的塞琉古帝国。

但有一段时间，饥饿的游牧民族突破的最弱防线既不在西方，也不在东方，他们穿过中亚，然后向东南越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在由强大的罗马与中国控制的几个世纪中，蒙古人最终来到了印度。许多不同的征服者先后经过旁遮普涌进印度广袤的平原，开始掠夺与破坏。阿育王的帝国随之瓦解，印度的历史一度陷入黑暗。这些侵略者中，有一支“印度-斯基泰人”建立了贵霜王朝，他们在印度统治了一段时间，并使那里恢复了秩序。这些侵略持续了数个世纪。在公元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嚈哒人（或称白匈奴）不断侵扰印度，他们向弱小的印度王公征贡，使印度陷入恐惧之中。每年夏天，这些嚈哒人在西突厥斯坦放牧；到了秋天，他们便从山口下来恐吓印度。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可能削弱了他们对蛮族势力的抵抗。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它在中国肆虐了十一年，严重地扰乱了当时的社会结构。汉朝灭亡了，一个分裂和混乱的新时代随之开始，直到公元7世纪，随着伟大的唐朝的到来，中国才真正恢复其以往的兴盛。

瘟疫从亚洲蔓延到了欧洲，它于公元164年至公元180年在罗马帝国肆虐，并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的势力。在此之后，罗马各行省的人口急速减少，政府的活力和效率明显下降。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发现帝国的边疆不再坚不可摧，不同的地区先后失守。一个最初来自瑞典哥特兰的新北欧民族，哥特人，穿越俄罗斯来到伏尔加河地区和黑海沿岸，开始在海上从事海盗活动。到了公元2世纪末，他们可能已经开始感受到匈人向西推进的趋势。公元247年，他们突袭多瑙河，在今天的塞尔维亚打败并杀死了罗马皇帝德西乌斯。公元236年，另一个日耳曼民族法兰克人冲破了莱茵河下游的边界，阿勒曼尼人涌入了阿尔萨斯。尽管驻守高卢的帝国军队击退了入侵者，但巴尔干半岛的哥特人却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袭击。最终，达契亚行省在罗马人的历史中消失了。

公元165至180年发生的安东尼大瘟疫导致罗马帝国约五百万人死亡。

罗马的骄傲和自信受到了打击。三个世纪来一直以安全和开放著称的罗马城，于公元270至275年，在皇帝奥勒良的命令下修建了抵御外敌的城墙。

第35章：
早期罗马帝国中的平民生活

在我们讲述罗马帝国如何在公元前两百年中建立，如何自奥古斯都·恺撒时代起在和平与安全中繁荣了两个世纪，以及如何陷入混乱和最终解体之前，我们不妨对这个伟大帝国中平民的生活给予一些关注。我在此要讲述的历史距我们自己的时代已不到两千年；无论是罗马还是中国，其和平时期的文明生活已越来越明显地类似于其文明继承者如今的生活。

在西方世界，金属货币已被普遍使用；在宗教领域之外，很多人变得独立自主，他们既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神殿祭司；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以更加自由地旅行，各地都有公路和旅店供他们使用。和公元前500年之前相比，人们在生活方面变得更加散漫；在此之前，人们往往被束缚在一个地区或国家以及当地的传统中，只能顾及眼前的生活；只有游牧民族才能进行贸易和旅行。

然而不论是罗马还是中国，即便在和平时期，两者都无法在其统辖的广袤领土上建立完全统一的文明。不同地域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就如今天的英国和印度一般。罗马的军队与殖民者遍布各地，他们崇拜罗马的神灵并说拉丁语；至于那些在罗马人到来前便已拥有独特文明的人，尽管他们臣服于罗马，但他们可以管理自己的事务，并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崇拜自己的神灵。在希腊、小亚细亚、埃及和整个希腊化的东方，拉丁语从未流行过，希腊语在这些地方占据着统治地位。大家说的扫罗，即使徒保罗，他既是犹太人也是罗马人，但他说希腊语、写希腊语，而不是希伯来语。即使是在帕提亚王朝的宫廷中，流行的也是希腊语，因为帕提亚人在波斯推翻了希腊人的塞琉古王朝，而且完全不受罗马帝国的限制。在西班牙的一些地区和整个北非，尽管迦太基被消灭，迦太基语仍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像塞维利亚这样的小地方，早在人们听说罗马这个名字之前就是一个繁荣的城市，尽管几英里外的意大利驻有一群罗马老兵，但它保留了闪米特人的女神，并将闪米特语世代保留了下来。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这位于公元193至211年在位的罗马皇帝，以迦太基语为自己的母语，他后来是以学习外语的态度学习拉丁语的。另据记载，他的妹妹从来没有学过拉丁语，她是用布匿语来管理她的罗马家庭。

至于罗马帝国中的高卢、不列颠，以及像达契亚（大致是现在的罗马尼亚）和潘诺尼亚（多瑙河以南的匈牙利）这样的行省，由于之前并没有繁荣的城市、寺庙或文化，所以便自然地“拉丁化”了。“拉丁化”最早让这些国家和地区步入文明。它创造了城市和城镇，拉丁语从一开始就是占主导地位的语言，这些地方先是供奉罗马的神灵，紧随其后的便是罗马的习俗与风尚。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都是拉丁语的变体，它们如今仍然在提醒我们拉丁语在语言和习俗方面的扩张。非洲的西北部最终也成为主要讲拉丁语的地区。埃及、希腊和帝国以东的其他地区则从未拉丁化，当地居民在文化和精神上仍然是埃及人或希腊人。甚至在罗马，受过教育的人也把希腊语当作高贵的语言来学习，希腊文学和思想比拉丁语更受欢迎。

在这个杂乱无章的帝国里，工作和经商的方式自然也非常繁杂。对于定居在土地上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产业仍然是农业。我们已经讲述过了，在意大利，作为早期罗马共和国中坚力量的强壮的自由农民是如何在布匿战争后被靠奴隶劳动的庄园农业所取代的。在希腊世界，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耕作方法。比如阿卡迪亚人认为每个自由公民都应靠自己的双手劳作，而斯巴达人则视耕地为耻辱，他们将农业生产交给一个特殊的奴隶阶层黑劳士来做。但现在那已经是古老的历史了，在希腊化的世界中，大部分的庄园制度和奴隶群体已经四处扩散。有些农业奴隶是说着不同语言的战俘，他们无法相互理解；有些生来便是奴隶，因为不识字，他们既没有反抗压迫的团结意识，也没有追求自身权利的传统，更没有任何文化知识。虽然他们构成了帝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发起的起义从未成功过。公元前1世纪的斯巴达克斯起义，是由专门为角斗士战斗而训练的特殊奴隶所发起的起义。在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早期，意大利的农工遭受了可怕的侮辱，为了防止他们逃跑，人们在晚上会用铁链将他们锁住，或者剃掉他们半边头发，以使他们的身份更容易被认出。他们不能娶妻，并且随时会因激怒主人而被肢解或杀害。奴隶主可以将他的奴隶卖到斗兽场与野兽搏斗。如果一个奴隶杀了他的主人，那么该主人家里包括凶手在内的所有奴隶，都将被钉上了十字架。在希腊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雅典，奴隶的命运从来不曾像这样可怕过，但也会令人感到憎恶。对于这样一群人来说，那些冲破军队防线的野蛮入侵者不是敌人，而是解放者。

奴隶制已经蔓延到大多数行业，每一种工作都可由特定的奴隶群体完成。采矿和冶金、划船、修路以及修建大型建筑，这些基本上都是奴隶的工作，而且几乎所有的家政服务都是由奴隶提供。城市和乡村虽然仍有自由人，但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工作便是为了工资工作。他们是工匠或督工，属于一个新的工薪阶层；他们与奴隶工人竞争，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总人口中占多大比例。该阶层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奴隶制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前奴隶们在晚上会被铐上锁链，白天则会被用鞭子催赶到农场或采石场工作；如今奴隶主发现，只要自己的奴隶能给出让自己满意的赎金，那么让他们像自由人一样耕种自己的土地、依靠自己的手艺甚至结婚成家都是对自己有利的。

角斗士是古罗马奴隶社会的一种身份特殊的奴隶，他们的职责是在竞技场上进行殊死搏斗，为人们提供野蛮的娱乐。

另外还有一些拥有武装的奴隶。在公元前264年布匿战争初期，伊特鲁里亚人让奴隶为自己生命而战的号召在罗马重现。这一号召迅速流行起来，很快，每个有地位的罗马富人都拥有了一支角斗士的随从，他们有时会在竞技场上战斗，但他们真正的工作是充当恶霸的保镖。也有一些奴隶拥有知识，在共和国征服了希腊、北非和小亚细亚等地拥有高度文明的城市后，他们也获得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俘虏。一个出身良好的年轻罗马人的家庭教师通常是个奴隶。富人常常会有一个希腊奴隶做图书管理员，此外还有奴隶秘书和奴隶学者。他会收留诗人，就像收留一只会表演的狗一样。在这种奴隶制的氛围中，现代文学学术中那种细致、羞怯又争强好胜的批判传统逐渐形成。一些有事业心的人会买来聪明的奴隶男孩，对他们进行教育，然后出售。奴隶们由此被训练成抄书员、宝石匠和其他许多熟练工种。

但是，从富人统治共和国的初期到大瘟疫之后共和国解体的四百年间，奴隶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公元前2世纪，战俘到处都是，他们遭受了粗暴而残忍的对待；奴隶没有权利，读者几乎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一种暴行不会被用在奴隶身上。但到了公元1世纪，罗马文明对奴隶制的态度就有了明显改善。战俘的数量减少，奴隶变得更加昂贵。奴隶主开始意识到，随着这些不幸者自尊的提升，他们从奴隶那里获得的利润和舒适也增加了。同时，社会的道德基调也在提升，人们的正义感越发地产生作用。希腊人的高尚约束了罗马人的严苛。残忍的行为受到了限制，奴隶主不再可以把他的奴隶卖给斗兽场，奴隶被赋予了所谓的财产权，可以获得作为鼓励和刺激的薪酬，奴隶婚姻也在某种形式上得到了承认。许多农业生产不需要群体作业，有一些则只在特定的时节对帮工有所需求。在这种情形比较普遍的地区，奴隶就变成了农奴，他们需要将自己的部分收成交给自己的主人，或者在特定时节为主人劳作。

当我们开始意识到，公元前两百年中的这个讲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伟大的罗马帝国，其本质上是一个奴隶制国家，而在这个国家中，拥有自豪感或自由的人数是如此稀少时，我们便抓住了它所以腐朽崩溃的线索。那里几乎没有我们可以称为家庭生活的东西，同样也几乎没有人懂得什么是节制的生活或明白如何积极地去学习、思考，学校更是少之又少。自由意志和自由思想无处可寻。宏伟的道路、辉煌建筑的废墟、关于法律与权力的传统，所有这些都让它的继承者们赞叹不已，然而这些都无法遮掩，它所有外在的光辉都建立在阻碍意志、扼杀智慧以及残害并扭曲欲望的基础之上。即便是那些统治着这片充满征服、压制与强迫的广阔疆土的少数人，其心灵也很难感受到安稳与快乐；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这些诞生于自由而快乐的心灵的果实，也在这种氛围中消亡了。艺术工匠只懂得复制和模仿，奴隶学者只会卖弄学问，与雅典这座小城在一百年中创造出的大胆而高贵的智力成果相比，整个罗马帝国在四百年时间中，没有创造出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提并论。雅典在罗马权杖下衰落了，亚历山大港的科学传统衰落了，在那段岁月中，人的精神似乎也同样衰落了。

第36章：
罗马帝国中的宗教发展

在基督纪元前两个世纪的拉丁与希腊帝国中，人们的灵魂焦虑而沮丧。在人们心中，冲动与残忍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自傲而爱炫耀，却没有丝毫荣誉；其内心没有宁静，已没有坚定的幸福。不幸的人遭到鄙视，幸运的人则狂热地渴求愉悦。在很多城市，人们将自己的生活聚焦在斗兽场上的血腥刺激上，在那里，人与野兽互相战斗、折磨、厮杀。斗兽场是罗马遗迹中最具特色的。靠着它，罗马人的生活才能得以继续。人们内心的不安表现为一种深刻的宗教动荡。

从雅利安部落第一次闯入古代文明的日子起，神庙和祭司供奉的古老神灵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巨大的调整甚或消失。经历了数百代人的发展，在这些肤色较深的民族创造的农业文明中，神庙已被他们塑造成生活与思想的中心。祭典以及对扰乱仪式和牺牲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的恐惧操控着他们的思想。因为我们如今所在的是一个雅利安化的世界，所以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他们的神似乎是怪异而不合逻辑的，但对这些古老民族而言，这些神灵如同在最真实的梦境中所见到的事物，他们对之有直接的信念和生动的印象。在苏美尔或埃及早期，一个城邦对另一个城邦的征服意味着后者的神灵会被改变或更名，但其崇拜的形态和精神会保持不变，其一般性质也不会发生变化。梦中的形象会改变，但同样的梦还在继续着。早期的闪米特征服者在精神上与早期的苏美尔人足够相似，这使他们在没有做出任何深刻改变的情况下接管了被征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宗教。埃及则从未因被征服而切实地发生过宗教革命，在托勒密和恺撒的统治下，其庙宇、祭坛和祭司基本上仍是埃及式的。

只要征服与被征服者之间在社会与宗教习惯方面具有相似性，那么他们便会用分类或同化的方式化解不同地区神灵之间的冲突。如果人们发现有两个神性格彼此相似，那么祭司和百姓就会说：“这的确是另一个名字下的同一个神。”这种神的融合被称为神权政治，而公元前一千年的伟大征服时代便是神权统治的时代。在广袤的土地上，当地的神被普遍的神所取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吞没。因此，当希伯来先知最终在巴比伦宣布世界上只有一位公义的神时，人们的头脑已经为这个想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通常情况下，众神之间的差异太大，不可能有这样的同化，于是他们就以某种似是而非的关系聚在一起。女性神，以及在希腊人之前的爱琴海文明崇拜的母亲神，可以与男性神结婚，动物神与星辰神会被拟人化，而一些动物与天体，比如蛇、太阳和星星则会变成符号或装饰。又或者，被打败的民族所崇拜的神会成为获胜民族伟大神灵的邪恶对手。神学的历史上充满了这种对地方神的修改、妥协和合理化。

当埃及从城邦发展成一个联合王国时，就出现了许多这样的神权政治。据说，埃及人的主神奥西里斯是牺牲与丰收之神，法老是他在尘世的化身。奥西里斯被描述为会不断地经历死亡与复活；他不仅象征着萌发与丰收，而且还是人类追求不朽的天性在思维中的一种自然延伸。他的象征是一种有着宽阔翅膀的甲虫，这种甲虫会将自己的卵埋入土中，随后又会再次将卵从土里取出，这也象征着太阳不断地东升西落。后来，他被认为是神牛阿匹斯。与他有关的是女神伊西斯，后者也被称作哈索尔，是母牛之神，象征着新月和星空。奥西里斯死后，伊西斯生下了象征黎明的鹰神荷鲁斯，而荷鲁斯后来又变成了奥西里斯。伊西斯的造像是抱着荷鲁斯站在新月上的形象。这其中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但他们是在人类发展出严格而系统的思维前构想出来的，具有梦幻般的连续性。除了这三位神之外，埃及还有其他更加黑暗或邪恶的神灵，比如像黑夜一样的狼头神阿努比斯，吞噬者、诱惑者以及神与人类的敌人等。

在埃及，奥西里斯是掌管阴间的神，同时也是生育之神和农业之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种宗教体系都会适应人类灵魂的形状，毫无疑问，从这些不合逻辑甚至粗俗的符号中，埃及人为自己设计出真正的奉献与宽慰之道。对不朽的渴望在埃及人的头脑中极为强烈，而埃及宗教生活的基础正是这种渴望。埃及宗教是一种不朽的宗教，这是其他宗教从未有过的。随着埃及在外国征服者的统治下沦陷，埃及诸神不再具有任何令人满意的政治意义，此后人们对于来生补偿的渴望便愈演愈烈。

在希腊人征服埃及后，一座全新的城市亚历山大港成为埃及宗教生活的中心，甚至是整个希腊世界宗教生活的中心。托勒密一世建造了伟大的塞拉潘神庙，并在那里供奉塞拉皮斯（奥西里斯－阿匹斯的新名字）、伊西斯和荷鲁斯这三位一体的神。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的三个不同侧面，而塞拉皮斯被认为是希腊的宙斯，罗马的朱庇特和波斯的太阳神。这种崇拜蔓延到受希腊影响的任何地方，甚至延伸到了印度北部和中国西部。这种不朽是一种提供补偿与慰藉的不朽，它在那个普通人对生活充满绝望的世界中受到了热烈欢迎。塞拉皮斯被称为“灵魂的救主”，当时的圣诗称“我们在死后仍将受到他的眷顾”。伊西斯也吸引了众多信徒，在她的神庙中，这位天空王后被塑造成怀抱荷鲁斯的形象。人们在她面前点燃蜡烛，虔诚地向她献上供品，剃净须发的祭司在她的祭坛上侍候。

罗马帝国的崛起使西欧世界对这种日益壮大的异教敞开了大门。在苏格兰和荷兰，人们也像罗马那样修建供奉塞拉皮斯-伊西斯的神庙，祭司吟诵着圣歌，人们企盼着永生。不过，塞拉皮斯-伊西斯信仰有许多对手，其中最突出的是密特拉教。这是一个起源于波斯的宗教，其如今已被遗忘的核心是关于密特拉神献祭一头神圣而仁慈的公牛。在这里，我们似乎发现了比塞拉皮斯—伊西斯信仰更古老的事物。我们被直接带回到人类文化中崇拜太阳的血祭时代。密特拉教石碑上的公牛形象总有一侧伤口在大量流血，而新的生命也随着血液涌出。密特拉教的信徒实际上沐浴在献祭公牛的血液中。在信徒入教时，信徒会走到一个脚手架下，在脚手架上，一头公牛会被宰杀，这样公牛的血就会流到信徒身上。这两种宗教，与早期罗马皇帝借以要求奴隶与人民效忠的其他许多宗教一样，都是个人宗教，它们的目标是个人的救赎与永生。那些更古老的宗教则不是个人化的，而是社会性的。古代的神灵首先是城市或国家的神，其次才是个人的神，其献祭也是公共性的，而非私人性的。它们关系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集体实际需要。但早先的希腊人以及如今的罗马人则将宗教赶出了政治领域。在埃及传统信仰的引导下，宗教已经退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些新的关于永生的个人宗教，夺走了古老的国家宗教所拥有的全部精神与情感，却没有替代它们。早期罗马皇帝统治下的典型城市会有许多供奉各种神灵的庙宇，这些神庙既有可能供奉伟大的罗马主神朱庇特，也有可能供奉恺撒，因为恺撒在法老那里学会了如何成为神。在这些神庙中，崇拜仪式显得冷漠而带有政治意味，人们会献上自己的贡品，然后点燃一撮香以表达自己的忠诚。但如果是去伊西斯神庙，去朝拜这位天空王后，人们则会带着个人的烦恼去寻求建议和开解。城市中也会有本地神灵和其他古怪的神灵，比如在塞维利亚，人们长久以来信仰的是迦太基维纳斯；而在洞穴或地下神庙，人们也总会发现由士兵或奴隶看守的密特拉教祭坛；也许那里还会有一个犹太教堂，犹太人聚集在那里读他们的《圣经》，坚持他们对不可见的上帝的信仰。有时，在罗马国教的政治方面，犹太人会遇到麻烦。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不能容忍偶像崇拜，所以他们会拒绝参加对恺撒的公共祭祀。因为害怕偶像崇拜，他们甚至不会向帝国国旗致敬。

在东方，在佛陀传教之前，就有一些禁欲的男男女女放弃了生活中的大多数乐趣，拒绝婚姻和财富，在禁欲、痛苦和孤独中寻求精神力量，以摆脱来自世界的压力和痛苦。佛陀本人坚决反对过度的苦行，但他的许多弟子却过着极其严酷的僧侣生活。一些鲜为人知的希腊异教也有类似的纪律，它们甚至会要求信徒自残。在公元前1世纪，犹地亚和亚历山大港也出现了一些信奉禁欲主义的社团。这些人群抛弃了现实世界，把自己交给苦行和神秘的沉思。他们就是艾赛尼派。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几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一种否定生命的倾向，人们普遍想从当下的苦难中寻求“救赎”的道路。那种古老的对既定秩序的意识，对祭司、神庙、法律与风俗的信心，都已消失不见。在到处都是奴役、残忍、恐惧、焦虑、挥霍、炫耀和疯狂的自我放纵中，这种自我厌恶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蔓延开来，人们在痛苦地寻求着心灵的平和，为此，他们甚至自愿受苦。因此，塞拉皮斯神庙中充满了哭泣的忏悔者，密特拉教的信徒则被带进了阴暗血腥的洞穴中。

第37章：
耶稣的教诲

当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恺撒统治罗马时，基督教的基督耶稣在犹地亚诞生了。在他的名义下，一种宗教应运而生，并注定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

现在，总的来说，把历史和神学分开会比较方便。在基督教的世界中，很大一部分人相信耶稣是那个犹太人最先认出的统御整个世界的上帝的化身。至于历史学家，如果他仍然是历史学家，则既不能接受也不能否认这种解释。很明显，耶稣既然以凡人的形象出现，那么历史学家就必须将他当作人来研究。

他生于提贝里乌斯统治时期的犹地亚，是一位先知，并像以前的犹太教先知那样布道。他大约三十岁，对于他布道之前的生活方式，我们一无所知。

关于耶稣的生平和教诲，我们唯一直接的信息来源是四部福音书。这四部福音书一致地向我们描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人们不得不说：“确实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可能是被杜撰出来的。”

然而，就像佛陀的个性被后来佛教徒制作的僵硬镀金佛像扭曲遮掩了一样，人们感受到的现代基督教艺术出于错误的敬畏而强加在耶稣身上的那种因袭传统却不真实的清瘦坚忍的形象，也扭曲遮掩了耶稣原本的个性。耶稣是一名身无分文的教师，他在尘土飞扬、阳光灿烂的犹地亚地区游荡，靠偶尔获赠的食物为生；然而，人们总是把他描绘得干净整洁、衣冠楚楚、身板挺直、一动不动，仿佛他是在空中滑翔一样。对于许多人来说，仅此一点就使他变得不真实和难以置信，他们无法区分故事的核心与出于缺乏智慧的虔诚而做的不明智的装饰性补充。

如果我们真能剥离掉这些难解的装饰，那么剩下的便是非常具有人性、非常认真而热情，也能瞬间发怒的真实的人，他传授着一个简单而深刻的教义——上帝慈父般的爱与天国的降临。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他显然是一个有着强烈个人魅力的人。他吸引追随者，并让他们充满爱和勇气。弱者被他鼓舞，病人因他治愈。然而，他的体格可能很纤弱，因为在被钉上十字架后，他很快便死去了。按当地传统习俗，他被要求扛着十字架走到刑场，但在这一过程中，他曾晕倒过。他用了三年的时间四处传播他的教义，后来他来到耶路撒冷，被指控想要在犹地亚建立一个奇怪的王国；他因此被审讯，并和两个盗贼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早在这两个人死之前，他的痛苦便已结束了。

关于天国的教义是耶稣的核心教诲，它无疑是曾经激发并改变人类思想的最具革命性的教义之一。对于当时的世界未能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并不会感到奇怪；关于它对人类既定习惯与秩序的巨大挑战，人们若能了解一半，并因此畏惧退缩，我们也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天国的教义，正如耶稣似乎所宣扬的那样，是一种大胆而毫不妥协的要求，它要求我们从里到外，彻底地改变和净化我们这个在痛苦中挣扎的族群的生命。若想寻求关于这一伟大教导所有保留下来的东西，读者必须去翻阅福音书；但在这里，我们只关心它对既定思想产生的影响。

犹太人相信他们的上帝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神，是一个公正的上帝，他与他们的远祖亚伯拉罕立下了一个契约，这一契约对犹太人来说有相当的好处，能使他们最终在这个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当他们听说耶稣将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的珍贵保证扫到了一边时，他们既沮丧又愤怒。耶稣教导说，上帝不是会讨价还价的神，在天国之中，既没有选民也没有宠儿。上帝是所有生命的慈父，他就像普照万物的太阳一般没有好恶。对于上帝而言，不论是罪人还是自己的爱子，所有人都是兄弟。在“仁慈的撒玛利亚人”这个寓言故事中，耶稣嘲笑了一种我们所有人都遵从的自然倾向，即美化我们自己的人民，贬低其他种族的信仰和正义。在“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中，他摒弃了犹太人对上帝有特殊要求的顽固主张。他教导说，凡是被上帝领入天国的，上帝对他们都一视同仁；上帝的赏赐没有区别，因为他的恩典无法被衡量。此外，就像在“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以及“寡妇的奉献”一事中所表现的，他对所有人的要求都是最高的。天国之中没有特权或借口，没有人能讨价还价。

但耶稣激怒的不仅仅是犹太人对自己民族的强烈热爱。犹太人是一个对家庭有强烈忠诚的民族，耶稣却要在上帝之爱的洪流中扫除所有狭隘的、造成限制的家庭感情。整个天国就是他的追随者的家庭。《马太福音》上写道：“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耶稣不仅以上帝的普世父爱和全人类亲同手足的名义抨击了爱国主义和家庭忠诚的纽带，而且很显然，他的教导谴责了经济体制所造成的所有等级，所有私人财富和个人利益。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天国，他们所有的财富也都在天国，所有人唯一公义的生活，就是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服侍上帝的意志。一次又一次，他不断地谴责私人财富和对私人生活的保留。

耶稣在向他的追随者宣讲自己的教义。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地难哪！”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地难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此外，耶稣对正式宗教中讨价还价的正义毫无耐心，因为在他对天国的惊人预言中，天国中的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将合而为一。关于其教诲的记录，还有另外很大一部分针对的是对宗教戒律一丝不苟的遵守。

于是，法利赛人和经文士就问耶稣：“你的门徒们为什么不照着古人的传统行事，用不洁净的手吃饭呢？”耶稣对他们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些伪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对的，正如经上所记：‘这子民用嘴唇尊重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敬拜我也是徒然的，因为他们把人的规条当做教义教导人。’你们离弃了神的命令，而拘守人的传统。”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为了要守住你们的传统，竟然弃绝了神的命令！”

耶稣所宣扬的不仅仅是一场道德和社会革命，种种迹象表明，他的教诲带有一种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他说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它不是在王座上，而是在人的心里，这的确是真的；但同样清楚的是，无论他的王国在哪里建立，在何种程度上建立在人们的心中，外部世界都会因之在某种程度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焕然一新。

他的听众中，无论那些或耳聋或失明的人在听他讲话时遗漏了什么，很明显，他们并没有遗漏他那想要彻底改变世界的决心。针对他的所有反对、审判与处刑都清楚地表明，对于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他确实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改变、融合和扩展所有人的生命。

他的这些直白的教诲，必然会让那些富人像面对未知事物那样感到恐惧和晕眩。他把他们从社会服务中获得的所有微小的私利都拖入了普遍的宗教生活的视线中。在道德上，他就像一个可怕的猎人，把人类从他们长久以来的舒适洞穴里挖出来。在他的王国里，没有财产、特权、骄傲或等级；爱是唯一的动机，也是唯一的奖赏。所以，那些感到晕眩的人盲目地厉声反对他，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当他不肯给他们光明的时候，就连他的门徒也会大声喊叫。难道那些祭司不会意识到，在他与自己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选择？难道那些躲在狂笑后面的罗马士兵会意识到，这个他们为之戴荆冠、披紫袍，当成恺撒一样嘲弄的人，是一种超越他们理解力、威胁到他们所有纪律的存在？因为认真对待他就意味着进入一种令人陌生而担忧的生活，就意味着摒弃习惯、控制本能和冲动，就意味着去体验一种难以置信的幸福……

第38章：
基督教教义的发展

在四部福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个性和教诲，但基督教教会的教义却很少。只有耶稣的直接追随者所写的一系列的使徒书信中，基督教信仰的大致轮廓才得以确立。

基督教教义的主要制定者是圣保罗。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也没有听过他布道。保罗最初的名字叫扫罗，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以积极迫害耶稣的少数追随者闻名。后来他突然皈依了基督教，并把名字改成了保罗。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对当时的宗教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精通犹太教、密特拉教和当时在亚历山大港流行的宗教信仰。他把它们的很多思想与表达引入了基督教。对于耶稣最初的关于天国的教义，他几乎没有做任何扩展。但他教导说，耶稣不仅是被应许的基督，犹太人被应许的领袖，他的死更是一种牺牲，就像古代原始文明中牺牲者的牺牲一样，乃是为了人类的救赎。

当各种宗教同时兴盛时，它们往往会互相学习对方的仪式和其他外在特征。例如佛教在传到中国后，几乎和遵奉老子教诲的道教一样拥有寺庙、僧侣并发挥着相似的作用，尽管佛教和道教在最初的教义方面几乎是完全对立的。尽管基督教借鉴了当时密特拉教和其他亚历山大港宗教中的剃发风俗、奉献供品、祭坛、蜡烛等形象，并且接纳了它们的教言和神学思想，但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却没有因此遭到任何怀疑。所有这些宗教都与其周围那些不太显眼的异教共生。它们都在寻求信徒，而信徒们也一定在这些宗教中往返不断。政府有时会支持其中一个，但是基督教比它的竞争对手更受人怀疑，因为它的信徒和犹太人一样，不崇拜被封神的恺撒。这使得它成为一个煽动叛乱的宗教，与耶稣自己的教义中的革命精神相去甚远。圣保罗使他的门徒们认识到，耶稣和奥西里斯一样，是一个为了复活而死并将不朽赋予人类的神。不久，尚在传教的基督教团体便被复杂的神学争论搞得四分五裂，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作为神的耶稣与人类之父上帝之间的关系。阿利乌教派教导说，耶稣是神圣的，但不同于天父，并低于天父；撒伯流教派教导说，耶稣只是父的一个侧面，神既是耶稣又是父，正如人既是父又是匠一样；而三位一体论者则教导一种更微妙的教义，即上帝既是一又是三：圣父、圣子和圣灵。有一段时间，阿利乌教派似乎会战胜它的对手，然而在争端、暴力和战争之后，三位一体成为所有基督教世界接受的原则。它在《亚他那修信经》中得到了最完善的表达。

我们在这里对这些争议不予置评。它们不会像耶稣个人的教导那样左右历史。耶稣的个人教导似乎确实标志着我们人类的道德和精神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坚持上帝的普世父性和所有人之间都隐含的兄弟情谊，坚持把每个人的个体生命视为上帝的圣殿，这将对人类随后的所有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极深远的影响。随着基督教及耶稣教义的传播，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对人的尊重。正如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批评家所极力主张的那样，圣保罗向奴隶宣扬服从，这可能是真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在福音书中保存的耶稣教导的全部精神是反对人对人的欺压；更明显的是，基督教反对如角斗场上的战斗这样的对人的尊严的暴行。

“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也是基督教与犹太教、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基督诞生后的头两个世纪里，基督教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将越来越多的皈依者编织成一个新的思想和意志共同体。皇帝的态度在敌视和容忍之间不断变化。公元2世纪到3世纪，一直都有人试图压制这一新信仰，最后在公元303年，戴克里先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大量的教会财产被没收，所有《圣经》和宗教著作被没收和销毁，基督徒不再受罗马法律的保护，许多人被处决。那些被销毁的书籍尤其引人注目，它们显示了书面文字在凝聚新信仰方面的力量是如何受到政府当局的重视的。像基督教和犹太教这种“圣典宗教”，其信仰是通过学习圣典形成的。这些宗教之所以能长久地存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能够阅读和理解它们的教义思想。那些更为古老的宗教对人的智力则没有这样的吸引力。在西欧那段野蛮而混乱的岁月里，基督教会在保存学术传统方面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戴克里先的迫害活动并没有阻碍基督教团体的发展。在很多行省，皇帝的命令是无效的，因为当地大部分人和官员都是基督徒。公元311年，皇帝伽列里乌斯颁布《宽容敕令》，他的朋友君士坦丁大帝则于公元324年在去世前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他放弃了皇帝所有神圣的伪装，并将基督教的符号印在了他的军队的盾牌和旗帜上。

几年后，基督教被确立为帝国的官方宗教。其他曾与之竞争的宗教要么消失，要么以惊人的速度被吸收。公元390年，狄奥多西大帝拆毁了亚历山大港那雄伟的朱庇特-塞拉皮斯雕像。从5世纪开始，罗马帝国中只有基督教的教堂和教士。

第39章：
外族入侵将帝国东西二分

在整个公元3世纪中，罗马帝国面对的始终是野蛮人的威胁、社会的腐朽以及道德的崩坏。这一时期的皇帝要与军事独裁者作战，帝国的首都随着军事政策的需要而转移。原来帝国的心脏在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后来转移到塞尔维亚的色米姆或尼什，再后来是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皇帝想要将自己的王座放在一个方便统治整个帝国的地方，而位于意大利中部的罗马显然满足不了这一需求，罗马于是没落了。在整个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和平仍然盛行，人们出行时并不需要佩带武器。军队仍然是权力的唯一来源；皇帝们依靠他们的军队，对帝国的其他地区的统治变得越来越专制，罗马帝国也越来越像波斯和东方其他君主制国家，戴克里先就戴上了皇冠，穿上了东方式的长袍。

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帝国边境，敌人正在逼近。法兰克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来到了莱茵河边。汪达尔人来到了匈牙利，西哥特人来到了罗马尼亚，也就是之前的达契亚；在俄罗斯南部的是东哥特人，而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是阿兰人。另外，此时蒙古人也开始向欧洲进军。匈人已经向阿兰人和东哥特人索要贡品，并逼迫他们向西迁移。

在亚洲，罗马的疆界在波斯复兴的推动下逐渐瓦解。这个新的波斯，萨珊王朝的波斯，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这个在整体上十分成功的帝国将成为罗马帝国在亚洲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对手。

公元260年，沙普尔一世在埃德萨战役中大败罗马军团，并且俘虏了罗马皇帝瓦勒良。

只要看一眼欧洲地图，读者就会看出这个帝国特有的弱点。距离亚得里亚海数百英里，多瑙河流经今天被称为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地区，并在那里形成了一个九十度的拐角。罗马人从来没有使他们的海上交通保持良好秩序，这两百英里的狭长土地是他们连接帝国西部的拉丁语地区和东部的希腊语地区的交通线。在多瑙河的这个直角处，外族给帝国造成的压力最大。当他们在那里取得突破时，帝国将不可避免地被分成了两部分。

若是换成一个更有活力的帝国，它可能会向前推进并重新征服达契亚，但罗马帝国却缺乏这样的活力。君士坦丁大帝诚然是一位热忱而睿智的君主，他击退了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哥特人的进攻，但是他没有力量越过多瑙河。他过于专注帝国内部的问题，他用基督教的团结和道德力量来复兴衰落的帝国精神，并决定在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的拜占庭地区建立一座永久性的新首都。为了纪念他，这座在他去世时仍在建造的城市被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末期，发生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汪达尔人在哥特人的逼迫下，要求加入罗马帝国。他们被分派到了潘诺尼亚地区，即如今多瑙河以西的匈牙利的一部分，他们的战士名义上变成了军人。但这些军人仍听命于自己的首领，罗马帝国未能消纳他们。

君士坦丁在去世前一直致力于复兴他伟大的帝国，然而在他死后不久，西哥特人便突破边境，几乎攻进了君士坦丁堡。他们在阿德里安堡击败了皇帝瓦伦斯，并在如今的保加利亚定居下来，就像汪达尔在潘诺尼亚那样。虽然名义上他们是皇帝的臣民，但实际上他们才是征服者。

从公元379年到395年，狄奥多西大帝统治着罗马，在他统治期间，罗马帝国仍然保持着形式上的完整。此时，掌管意大利和潘诺尼亚军队的是汪达尔人斯提里科，掌管巴尔干半岛军队的是哥特人亚拉里克。狄奥多西在4世纪末去世，他留下了两个儿子。亚拉里克在拜占庭拥护其中的阿卡迪乌斯，而斯提里科则在意大利支持另一个儿子霍诺留。换句话说，亚拉里克和斯提里科是以王子们作为傀儡，为争夺帝国而战。在他们斗争的过程中，亚拉里克进军意大利，并在短暂的围困后于公元410年占领了罗马。

5世纪上半叶，整个罗马帝国在欧洲的领土沦为蛮族强盗大军的猎物。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那些在早期帝国统治下繁荣昌盛的大城市尽管仍然屹立，但已变得贫困潦倒、人口萎缩、衰败不堪。在那里，人们一定变得十分浮躁、卑鄙，生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地方官员则维护他们的权威，怀着他们的良知继续工作，然而毫无疑问，他们如今是以一个远在天边、难以接近的皇帝的名义继续工作的。教堂仍未关闭，但教士们大多已经变成了不识字的白丁。那里的书籍很少，迷信和恐惧却很多。不过，除了被掠夺者破坏的地区外，到处都可以找到书籍、图片、雕像和类似的艺术品。

农村的生活也堕落了。罗马世界的各个地方都比以前更加荒蛮且混乱。在一些地区，战争和瘟疫使沃土变成荒地。道路和森林常有强盗出没。在野蛮人入侵的地方，他们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抵抗，他们的首领成为当地的统治者，并且往往会获得罗马官方认证的头衔。如果他们是半文明的野蛮人，他们会给被征服的地区以可接受的条件，他们会占领城镇，与当地人结交、通婚，并带着自己的口音学习拉丁语。但是毁灭不列颠尼亚的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只会耕种，城镇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他们后来似乎将英格兰南部的罗马居民清除干净，用自己的日耳曼方言取代了当地语言，并最终形成了英语。

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形象。

在我们所研究的空间范围里，我们无法追踪到各个日耳曼和斯拉夫部落的活动轨迹，因为他们为了掠夺战利品和寻找一个舒适的家园，在这个已经毫无秩序的帝国里来来回回地迁移。以汪达尔人为例，他们最早见诸历史时是在德国东部地区，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他们在潘诺尼亚定居了下来；大约在公元425年，他们从那里跨越中间的各个行省，来到西班牙；在那里，他们发现来自俄罗斯南部的西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设立了公国和王国；于是在公元429年，汪达尔人在盖萨里克的领导下跨海来到北非，并于439年攻占迦太基，在那里他们建造了一支舰队；由此他们获得了海洋的控制权，并于455年攻占并掠夺了罗马，而当时罗马还未从半个世纪前亚拉里克的攻占与掠夺中恢复过来；后来汪达尔人成了西西里、科西嘉、撒丁岛和其他地中海西部大部分岛屿的主人。事实上，他们建立了一个海洋帝国，其势力范围与七百多年前的海洋帝国迦太基非常相似。他们在477年左右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他们只是控制着整个国家的一小撮征服者。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在查士丁尼一世短暂的励精图治中，拜占庭帝国几乎重新征服了他们以往所有的领土。

汪达尔人的故事只是许多类似冒险故事中的一个例子。但现在，在所有这些破坏者中，最无血缘关系、最令人敬畏的蒙古匈奴人或鞑靼人来到了欧洲世界，这是一个西方世界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活跃而能征善战的黄色人种。

第40章：
匈人与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征服欧洲的蒙古人的出现可能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直到公元前1世纪左右，蒙古人和北欧人都没有过密切的接触。在遥远的北方森林之外的冻土上，蒙古民族中的一支萨米人，已经向西迁移到拉普兰，但是他们在历史的主流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几千年来，西方世界一直是雅利安人、闪米特人和深色人种之间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互相影响，几乎没有受到来自南方的黑人或远东的蒙古人的干涉（除了埃塞俄比亚对埃及的入侵）。

蒙古游牧民族向西迁移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汉朝兴盛时期，中华帝国的巩固、向北扩张和人口增加。另一个是气候变化的过程：降雨量减少可能会使沼泽和森林消失，降雨量增多则会延长沙漠草原上的放牧时间，或者这两种情形同时在不同的地区发生，但不论如何，气候促使牧民向西迁移。还有一个并非主要但同样需要考虑的原因是罗马帝国的经济低迷、内部衰败和人口减少。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富人，以及后来军事皇帝的税务官，将罗马的活力蚕食殆尽。由此，我们看到了推力、手段和机会：东方的压力、西方的腐朽以及一条敞开的道路。

匈人在公元1世纪时就已经到达了欧洲在俄罗斯的东部边界，但直到公元4世纪和5世纪，这些骑手才在草原上占据统领地位。5世纪是匈人的世纪。第一批来到意大利的匈人是操控霍诺留的汪达尔人斯提里科的雇佣兵。不久，这些雇佣兵就占领了汪达尔人的空巢潘诺尼亚。

当5世纪过去了四分之一之后，匈人中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战争首领，他就是阿提拉。对于他的力量，我们能隐约地加以了解。他不仅统治着匈人，而且还统治着一群日耳曼部落；他的帝国从莱茵河跨越平原一直延伸到中亚。他与中国互派大使。他的大本营位于多瑙河以东的匈牙利平原上。在那里，来自君士坦丁堡的特使普利斯库斯拜访了他，并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他的资料。这些匈人的生活方式与他们所取代的原始雅利安人的生活方式非常相似。平民住在棚屋和帐篷里；首领们住在有栅栏的大木房里。游吟诗人在这里设宴、饮酒、唱歌。与当时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阿卡迪乌斯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的那个文明而颓废的宫廷相比，荷马时代的英雄们，甚至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伙伴们，在阿提拉这个营地首都可能更会找到家的感觉。

就像久远前野蛮的希腊人对爱琴海文明所起的作用那样，在一段时期中，由匈人和阿提拉领导的游牧民族对地中海各国的希腊罗马文明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这就像历史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重演。但匈人比早期希腊人更执着于游牧生活，早期希腊人与其说是真正的游牧民族，不如说是迁徙的牧牛农民。匈人惯于侵袭与掠夺，而非定居。

有许多年，阿提拉可以随心所欲地欺负狄奥多西。他的军队四处侵夺，一直打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下；吉本说他在巴尔干半岛总共摧毁了不下七十座城市，狄奥多西通过进贡收买了他，并试图通过派遣间谍暗杀他以永远摆脱他。451年，阿提拉将注意力转向另外半个说拉丁语的帝国残骸并入侵了高卢。高卢北部几乎所有城镇都被洗劫一空。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和帝国军队联合起来反抗他，在特鲁瓦的一场大规模分散作战中，阿提拉被打败，有人据估计约有十五到三十万人死于这场战争。阿提拉虽然止步于高卢，但他的军事力量并未因此损耗殆尽。第二年，他经由威尼斯进入意大利，烧毁了阿奎莱亚和帕多瓦，并洗劫了米兰。许多逃亡者从意大利北部的这些城镇，特别是从帕多瓦逃到亚得里亚海一端的潟湖岛屿上，并在那里奠定了威尼斯城邦的基础，由此威尼斯后来成为中世纪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

阿提拉，古代欧亚大陆匈人中最为人熟知的领袖和单于，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

453年，阿提拉在一场庆祝他与一位年轻女子结婚的盛宴后突然去世，他的这个掠夺联盟也在他死后四分五裂。真正的匈人从历史上消失了，他们融入周围更多的说雅利安语的人群中，但这些匈人的大举突袭实际上完成了西罗马帝国的终结。在阿提拉去世后，由汪达尔人和其他被雇佣兵拥立的十位不同的皇帝在罗马统治了二十年。455年，来自迦太基的汪达尔人占领并洗劫了罗马。最后在476年，野蛮军队的首领奥多亚塞镇压了被认为是皇帝、其名字令人印象深刻的潘诺尼亚人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并通知君士坦丁堡的宫廷，西方自此不再有皇帝了。因此，西罗马帝国迎来了它可耻的终结。公元493年，哥特人狄奥多里克成为东哥特王国国王。

在整个西欧和中欧，野蛮人的首领开始以国王、公爵等身份统治，他们实际上是彼此独立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宣称自己对罗马皇帝有某种隐秘的忠诚。在这片土地上，有成百上千个这样实际独立的强盗统治者。在高卢、西班牙、意大利和达契亚，拉丁语仍然以当地变形了的形式盛行，但在英国和莱茵河以东，日耳曼语系中的语言（在波希米亚是斯拉夫语系中的捷克语）是通用的语言。高阶教士和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可以阅读和书写拉丁语。任何地方的生活都不安全，财产被强权把持。城堡倍增，道路破败。6世纪初，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了分裂与蒙昧的黑暗之中。如果不是因为基督教的僧侣和传教士，拉丁语可能就会完全绝迹。

为什么已经崛起的罗马帝国会衰落得如此彻底？在早期，是公民的概念让不同地区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在共和国不断扩展的整个时期，甚至直到帝国初建时代，仍有许多人能意识到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理解罗马公民意味着一种特权和义务，对自己在罗马法保护下的权利充满信心，并愿意以罗马的名义做出牺牲。罗马作为公正、伟大和守法的象征，其声望远远超出了国家的疆界。但早在布匿战争时期，公民意识就因财富增长和奴隶制增强而遭到削弱。公民确实到处都是，但关于公民的理念却渐趋萎缩。

西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欧分裂成一个个彼此独立的王国，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君主统治。

罗马帝国毕竟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组织：它没有教育，不向它日益增长的公民解释自己，亦不邀请他们参与决策。这里没有学校网络来确保大家达成共识，没有新闻传播来维持集体活动。从马略和苏拉时代起，为争夺权力而斗争的冒险者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在帝国事务上制造和号召公众舆论。公民精神死于饥饿，却没有人观察到它的消亡。所有帝国、所有国家、人类社会的所有组织，归根结底都是关于理解和意志的东西。罗马帝国在世界上没有留下任何意志，因此它走到了尽头。

虽然讲拉丁语的罗马帝国在5世纪灭亡了，但在罗马帝国内部却诞生了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极大地利用了罗马帝国的威望和传统，它们就是天主教会中讲拉丁语的那一半。在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它依然存在，因为它吸引了人们的思想和意志，因为它有书籍，有一个伟大的导师和传教士体系来维系它，这些东西比任何法律和军队都更强大。在公元4世纪到5世纪罗马帝国衰落的时候，基督教正在欧洲广泛传播，它征服了那些征服者。当阿提拉似乎准备向罗马进军时，罗马宗主教拦住了他，并做了任何军队都做不到的事情——用纯粹的道德力量击退了他。

罗马的宗主教或教皇声称自己是整个基督教会的领袖。由于不再有皇帝，他开始吞并帝国的头衔和财产。他获得了罗马领地“大祭司”的头衔，这是罗马皇帝享有的所有头衔中最古老的。

第41章：
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

罗马帝国讲希腊语的东半部比西半部在政治方面要坚忍得多。它经受住了公元5世纪的灾难，见证了西罗马帝国的彻底瓦解。阿提拉欺辱了狄奥多西二世，其洗劫和袭击的范围几乎延伸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但这座城市仍然完好无损。努比亚人顺着尼罗河而下，掠夺了上埃及，但下埃及和亚历山大港仍然相当繁荣。至于小亚细亚，其大部分地区被波斯人占领。

公元6世纪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完全黑暗的时代，但这个世纪也确实见证了希腊力量的复兴。查士丁尼一世是一位野心勃勃、精力充沛的统治者，他娶了皇后狄奥多拉为妻，这位演员出身的狄奥多拉是一位相当有能力的女人。查士丁尼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回了北非，从哥特人手中夺回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区域，他甚至收复了西班牙南部地区。他没有把精力局限在海军和军事事业上。他建立了一所大学，在君士坦丁堡建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并编纂了罗马法。当时为了摧毁他建立的大学的对手，他关闭了雅典的哲学学校，这些学校从柏拉图时代开始就未曾间断地延续着，已经有近一千年的历史。

从3世纪开始，波斯帝国就一直是拜占庭帝国的死敌。这两个帝国使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总是处于动荡和荒凉的状态中。在公元1世纪时，这些地区仍然文化发达、社会富庶、人口众多，但是后来军队不断往来，屠杀、掠夺和战争税不断地损耗这些地区，以致只剩下残破的城市废墟以及分散在周边的乡村。在这一悲惨、贫困、混乱的过程中，埃及的境况可能比其他地方要好一些。和君士坦丁堡一样，东西方贸易在亚历山大港也在逐渐缩减。

科学和政治哲学在这两个正在交战和衰弱的帝国中似乎都已经消亡了。雅典的最后一批哲学家，直到他们被镇压之前，仍怀着无限的崇敬和想要被理解的心情，保护着过去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团体、任何惯于独立思考的自由而有教养的人士，能够继承这些著作中所体现的坦率表达和探索的传统。社会和政治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类人群的消失，但在这个时代，还有另一个原因导致了人类智慧的贫乏与狂热。不论是波斯还是拜占庭，这都是一个不容异己的时代。这两个帝国都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为宗教帝国，因此极大地阻碍了人类思想的自由活动。

当然，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就是宗教帝国，它们的中心是对神或神王的崇拜。亚历山大被视为神，恺撒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神，人们建造了供奉他们的祭坛和神庙，而向他们献香则是对罗马忠诚度的表现。但这些古老的宗教本质上是行为和事实的宗教，它们没有入侵人们的心灵。如果一个人向神献上他的祭品并鞠躬，他不仅可以思考，而且几乎可以说出与此有关的任何想法。但是，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新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开始转向内在。这些新的信仰不仅要求彼此一致，而且要求相互理解。想要弄清所信事物的确切含义，激烈的争论在所难免。这些新的宗教就是信条宗教。这个世界会出现一个新词——“正统”，人们下定决心，不仅要把行为，而且要把言论和个人思想都限制在既定的宗教教诲范围中。因为持有一个错误的观点（更不用说把它传达给其他人），不再被认为是智力上的缺陷，而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它会使一个人的灵魂被定罪并遭受永久的毁灭。

凡与“正统”不相符的都被称作“异端”，而“异端”往往会遭受迫害，这在欧洲中世纪十分常见。

不论是公元3世纪建立萨珊王朝的阿尔达希尔一世，还是公元4世纪复兴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他们都转向宗教组织寻求帮助，因为在这些组织中，他们看到了一种利用和控制人类意志的新方法。早在4世纪末之前，这两个帝国就已经在迫害自由言论和宗教创新。在波斯，阿尔达希尔发现了由琐罗亚斯德（查拉图斯特拉）创立的古老宗教，通过该教的祭司、神庙和祭坛上的圣火，阿尔达希尔意图将它变成波斯的国教。在3世纪末之前，琐罗亚斯德教一直在迫害基督教；公元277年，一个新宗教摩尼教的创教者摩尼，被钉上了十字架并被剥皮。另一方面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则忙于搜寻基督教异端。摩尼教的思想影响了基督教，对比必须用最激烈的方法进行斗争；同样，基督教的思想也渗透进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中。所有的想法都变得可疑。科学首先需要的是思想可以不受干扰地自由活动，但在这个不容异己的时期，它已完全消失了。

战争、最严苛的神学理论和人类的种种恶习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拜占庭生活。它像一幅浪漫的绘画，但绝无丝毫的甜美与轻松。当拜占庭和波斯不再与来自北方的野蛮人作战时，他们便在沉闷而具有破坏性的战斗中摧残了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即便结成紧密的联盟，这两个帝国也会发现要击退野蛮人并恢复繁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土耳其人或鞑靼人首先就是以盟友的身份进入历史舞台的，他们先与其中一个结盟，然后再倒向另一个。在公元6世纪，彼此敌对的是查士丁尼和霍斯劳一世；到了7世纪初，则变成了希拉克略和霍斯劳二世（公元580年）。

起初，直到希拉克略于610年成为皇帝之前，霍斯劳二世都一直走在他的前面。他占领了安条克、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他的军队到达了小亚细亚的迦克墩，与君士坦丁堡相对。619年，他征服了埃及。随后，希拉克略在君士坦丁堡发动反攻，并于627年在尼尼微击溃了一支波斯军队，尽管那时在迦克墩仍有波斯军队驻扎。628年，霍斯劳二世被他的儿子卡瓦德废黜并杀害，两个精疲力竭的帝国之间从此进入了一段不稳定的和平时期。

拜占庭与波斯已经打完了最后一战。然而在当时，没有人会料到，那场在沙漠中进行的风暴似的战斗会为这场漫长且无目的的斗争永远地画上句点。当希拉克略在叙利亚重建秩序时，他收到了一封信。它被带到了大马士革南部玻斯托拉的帝国前哨；它是用阿拉伯语写的，这是一种人们尚不熟悉的沙漠中闪米特族语言；在到达皇帝那里，一名翻译朗读给他听。送来这个消息的人自称是“神的先知穆罕默德”，他呼吁皇帝承认唯一的真神，并为他服务。至于皇帝说了什么，历史上没留下记录。

在泰西封的卡瓦德也收到了一封类似的信。他十分恼火，撕碎了信并赶走了信差。

这位穆罕默德，看起来是一个贝都因人的领袖，他的据点设在一个贫瘠的沙漠小镇麦地那。他在宣讲一种信仰独一真神的新宗教。

“即便如此，真主！”他说道，“你也会从卡瓦德手中夺走他的王国。”

第42章：
中国的隋唐时期

公元5到8世纪，蒙古人不断向西迁移。阿提拉率领的匈人仅仅是这一进程的先驱，这一进程最终导致蒙古民族在芬兰、爱沙尼亚和匈牙利建立了自己的定居地，他们的后代说着类似于土耳其语的语言，在那里生存至今。保加利亚人也是土耳其人，但他们学会了雅利安人的语言。蒙古人在欧洲、波斯和印度的雅化文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雅利安人早在多个世纪以前就对爱琴海和闪米特文明发挥了作用。

在中亚，土耳其人民在现在的西突厥斯坦扎根，波斯已经雇用了许多土耳其官员和土耳其雇佣兵。帕提亚人已经从历史上消失，融入了波斯的普通大众。在中亚历史上再也没有雅利安游牧民族了，蒙古人取代了他们。从中国到里海，土耳其人成了亚洲的主人。

公元2世纪末的那场大瘟疫摧毁了罗马帝国，也终结了中国的汉朝。然后是一段分裂和匈奴征服的时期，中国在这段时期中崛起，尽管欧洲也注定要这样，但中国进行得更快、更彻底。6世纪末以前，中国在隋朝的统治下重新统一；到希拉克略时代，隋朝被唐朝取代，唐朝的统治标志着中国又迎来了一个伟大的繁荣时期。

在公元7到9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最文明的国家。汉朝把疆域扩展到北方，隋唐时期把文明传播到南方，中国开始呈现出今天的规模。在中亚，它确实到达了更远的地方，最后通过土耳其人的旁系部落延伸到波斯和里海。崛起的新中国与汉朝的旧中国截然不同。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更有活力的新文学流派和一场伟大的诗歌复兴，佛教也彻底改变了当时的哲学和宗教思想。艺术工作、技术技能和生活方面的一切便利设施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人们开始喝茶，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也开始发展。在这几个世纪里，当欧洲和西亚的业已凋零的人口住在茅舍、被围墙围起的小城市或阴冷的强盗堡垒中时，数百万中国人则过着有序、优雅、平和的生活。西方的思想是黑暗的，充满了神学的执着，而中国的思想则开放而宽容，富于探究精神。

唐朝最早的君主之一是唐太宗，他于627年开始统治，正是在这一年，希拉克略在尼尼微取得了胜利。他接待了希拉克略派来的使节，希拉克略可能正在波斯后方寻找盟友。635年，一批基督教传教士从波斯来到中国。他们被允许向太宗解释他们的教义，太宗则检查了他们带来的《圣经》的中文译本。他宣布这种奇怪的宗教是可以接受的，并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寺院。

628年，这位君主也接见了穆罕默德的信使。这些信使乘商船从阿拉伯沿印度海岸一路来到广州。与希拉克略和卡瓦德不同，太宗礼遇了这队信使。他表达了他对其神学思想的兴趣，并协助他们在广州建造了一座清真寺，据说这座清真寺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清真寺。

第43章：
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

在7世纪初，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历史爱好者在考察世界时，可能会得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结论：几个世纪之后，整个欧洲和亚洲就会完全由蒙古人统治。西欧没有建立秩序或联合起来的迹象，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显然决心相互毁灭。印度也变得分裂而荒凉。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稳步扩张的帝国，其人口数量在当时可能超过了整个欧洲，而土耳其人在中亚日益强大，他们也倾向于与中国合作。这样的预言并未落空。到了13世纪，一位蒙古君主将统治从多瑙河到太平洋的整个地区，土耳其王朝则注定要统治整个拜占庭和波斯帝国，统治埃及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

我们的这位预言家最可能犯的错误就是低估了欧洲拉丁语地区的恢复能力，忽视了阿拉伯沙漠中的潜在力量。阿拉伯看起来像是远古时代的样子，是彼此争吵不休的小游牧部落的避难所。一千多年来，没有一个闪米特人曾建立过一个帝国。

然后，贝都因人突然爆发，创造了一个世纪的短暂辉煌。他们把自己的统治及语言从西班牙一直扩散传播到了中国的边境。他们给世界带来一种新文化。他们创立的宗教至今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这位点燃阿拉伯之火的男子穆罕默德在历史上首次出现时，是麦加一位富商遗孀的年轻丈夫。直到四十岁他才在这个世界上崭露头角。他似乎对讨论宗教很感兴趣。当时的麦加是一座异教徒的城市，人们尤其崇拜一块黑色的石头——克尔白，它在整个阿拉伯享有盛誉，也是朝圣的中心；但这个国家有大量的犹太人——事实上整个阿拉伯南部都信奉犹太教——叙利亚也有基督教教堂。

大约在四十岁时，穆罕默德就开始像一千两百年前的希伯来先知一样，展现出自己的先知特征。他首先向妻子谈到独一的真神，谈到美德和邪恶的奖赏和惩罚。毫无疑问，他的思想深受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他周围聚集了一小群信徒，不久就开始在城里布道，反对普遍存在的偶像崇拜。这使他在自己的同胞中极不受欢迎，因为麦加的繁荣主要依靠的便是来朝拜克尔白的朝圣者。在他的教会中，他的形象变得更加醒目而明确，他宣称自己是上帝最后选择的先知，被赋予完善宗教的使命。他宣称，亚伯拉罕和耶稣基督是他的先驱。他被拣选来完成和完善源自神的意志的启示。

他写下了据说是天使传达给他的经文，他还经历了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越过七重天来到真主面前，被指派去行使他的使命。

随着他的教导力度的加强，其同胞们的敌意也在增加。最后有人密谋要杀害他，但他和他忠实的朋友兼弟子阿布·伯克尔逃到了友善的麦地那，那里的人们接受了他的教义。麦加和麦地那之间的敌对行动最终以一项条约告终：麦加要信奉独一真主，并接受穆罕默德为先知，而这一新宗教的信徒仍然要像异教徒那样去麦加朝圣。因此，穆罕默德在没有伤害朝圣传统的情况下，在麦加建立了独一真主的信仰。他又派遣使者去觐见希拉克略、唐太宗、卡瓦达和地球上所有的统治者，一年之后，也就是629年，穆罕默德作为麦加的主人回到麦加。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直到632年去世，穆罕默德将他的权力扩展到阿拉伯的其他地方，他强加给阿拉伯人的这种信仰表现出很强的鼓舞力量。其一是它毫不妥协的一神论：它对万物之父真主的统治的简单而热情的信仰，以及它从复杂神学中解脱出来的自由。另一个是它完全脱离了祭祀和寺庙。它完全是一个预言性的宗教，它证明自己不会再回到使用血祭的宗教形态。《古兰经》关于麦加朝觐的要求与仪式性不可辩驳，穆罕默德也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以防止他死后人们将自己神化。这种力量的第三个要点在于，伊斯兰教坚持所有信徒，无论他们的肤色、出身或地位，在真主面前都要以完美的兄弟情谊平等相待。

穆罕默德夜行登霄。

正是这些东西使伊斯兰教成为人类事务中的一股力量。据说，伊斯兰帝国的真正创始人与其说是穆罕默德，不如说是他的朋友和助手阿布·伯克尔。如果穆罕默德以其机智的性格成为原始伊斯兰的思想和想象力，那么阿布·伯克尔就是其良知和意志。每当穆罕默德动摇时，阿布·伯克尔就会支持他。穆罕默德去世后，阿布·伯克尔成为哈里发（继任者），他带着移动山脉的信仰，像先知在628年从麦地那送给世界所有君主的信中写的那样，以三四千人这样小规模的阿拉伯军队，简单而理智地开始了对属于真主的这整个世界的征服。

第44章：
阿拉伯人的盛世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征服故事。634年，拜占庭军队在雅莫科（约旦河的一条支流）战役中被击溃；水肿耗尽了希拉克略的精力，与波斯的战争耗尽了帝国的资源，这位皇帝只能眼看着他在大马士革、巴尔米拉、安条克、耶路撒冷和其他新征服的土地在面对穆斯林军队时毫无抵抗之力。相当多的人皈依了伊斯兰教。然后，穆斯林转向东方。波斯人在鲁斯塔姆发现了一位善战的将军，他们拥有了一支庞大的大象部队，并于637年在卡德西亚与阿拉伯人战斗了三天，最终在溃败中被击垮。

随之而来的是对整个波斯的征服，穆斯林帝国深入到西突厥斯坦并向东推进，一直推进到中国的边境。埃及对新征服者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他们对《古兰经》充满了狂热的信念，并销毁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中藏书的抄本副卷。征服的浪潮沿着非洲北部海岸涌向直布罗陀海峡和西班牙。710年入侵西班牙，720年抵达比利牛斯山脉。732年，阿拉伯人已经打到了法国的中部，但在普瓦捷战役中，他们的攻势在这里永远地停止了，随后他们又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对埃及的征服给了穆斯林一支舰队，有一段时间，他们似乎要攻占君士坦丁堡。在672年到718年之间，他们不断地进行海上攻击，但是这座伟大的城市成功地抵抗住了他们的进攻。

阿拉伯人几乎没有政治才能，也没有政治经验，这个伟大帝国的首都现在是大马士革，其疆域从西班牙一直延伸至中国，然而它注定很快便会瓦解。从一开始，教义上的分歧就破坏了它的统一。但是，我们在这里的兴趣不在于它的政治解体，而在于它对人类的思想和普遍命运所产生的影响。阿拉伯智慧比一千年之前的希腊智慧传播得更快、更富于戏剧性。在中国以西的世界，由旧观念的瓦解和新观念的发展带来的智力激发是相当巨大的。

在波斯，这种新生而兴奋的阿拉伯心灵不仅接触到了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更接触到了保留在希腊语和翻译成叙利亚语的希腊文献中的科学。它同样在埃及找到了希腊的学术文化。在各个地方，特别是在西班牙，它都发现了活跃的犹太人那种思考和讨论的传统。在中亚，它遇见了佛教和中华文明的物质成就。它从中国那里学会了造纸——这使印刷书籍成为可能。最后，它接触到了印度的数学和哲学。

随着阿拉伯征服者的脚步，学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了8世纪，整个“阿拉伯化”的世界都共有一个教育组织。9世纪时，西班牙科尔多瓦学校里的学者可以和开罗、巴格达、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学者互相通信。犹太人的思想很容易被阿拉伯人吸收，有一段时间，这两个闪米特族通过阿拉伯语进行合作交流。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域分裂并衰落许久之后，以阿拉伯语为载体的学术界仍然存续着。直到13世纪，它仍然在创造令人瞩目的文化成果。

因此，最初由希腊人开始的、对事实做系统的积累和批判的传统，再次出现于这次闪米特世界的惊人复兴中。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博物馆的种子，曾因长时间无人重视而沉眠，如今它们已发芽，并开始走向成熟。数学、医学和物理学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笨拙的罗马数字被我们今天使用的阿拉伯数字取代，“0”这个数字符号首次被使用。代数（algebra）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阿拉伯语，化学（chemistry）这个词也是如此。大陵五（Algol）、毕宿五（Aldebaran）和牧夫座（Boötes）这些名字记录了阿拉伯征服天空的痕迹。他们的哲学注定要复兴法国、意大利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中世纪哲学。

巴格达的智慧宫中，阿拉伯学者们在交流讨论。

阿拉伯的实验化学家被称为炼金术士，他们的精神仍然十分原始，会尽可能地对自己的方法和结果保密。他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些可能的发现也许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也会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偶然发现了许多最有价值的冶金技术和设备：合金和染料、蒸馏、酊剂和香精、光学玻璃；但他们在其两个主要目标上的探索都是徒劳的。一种是“贤者之石”，把一种金属元素变成另一种金属元素，从而控制人造黄金的方法；另一种是长生不老药，一种可以无限延长寿命的兴奋剂。这些阿拉伯炼金术士疯狂而耐心的实验传播到了基督教世界。他们想要探究的目标的魅力迅速蔓延开来。渐渐地，这些炼金术士的活动变得更加社交化和合作化，他们发现了交换和比较思想的益处。最后一批炼金术士不知不觉间，逐渐成为最早的实验哲学家。

古老的炼金术士未能找到将贱金属变成黄金的贤者之石的方法，以及长生不老药；但他们找到了现代实验科学的方法，这些方法最终承诺会赋予人类无限的权力来控制世界和自己的命运。

第45章：
拉丁语基督教世界的发展

在公元7到8世纪，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雅利安人控制的地域范围正在急剧缩小。一千年前，说雅利安语的种族统治着中国以西所有的文明世界。现在，蒙古人已经向匈牙利挺进，亚洲除了小亚细亚的拜占庭之外，没有任何地方仍在雅利安人的统治之下，他们失去了整个非洲以及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伟大的希腊世界已经缩小为君士坦丁堡这个贸易中心以及周围的几块领地，而关于罗马世界的记忆则在西方基督教教士所使用的拉丁语中得以保存。与这个倒退的故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经历了一千年的黑暗之后，闪米特人的传统从被征服和被埋没中重新崛起。

然而，北欧各民族的活力并没有被耗尽。他们现在被限制在中欧和西北欧，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十分混乱，然而他们正在稳健地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并在不知不觉中为恢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力量做准备。

我们已经讲过，在6世纪初期，西欧根本没有中央政府。那个世界被许多地方统治者瓜分，并且他们都极力维护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这是一种太不安全的状态，它不能持久；于是一种合作与联合的制度，即封建制度，便在这种混乱中发展出来。这种封建制度是一种社会权力的结晶。在任何地方，孤独的人都没有安全感，并打算用一定数量的自由来换取帮助和保护。他会寻找一个更强大的人作为自己的主人和保护者，他会为他服兵役，给他捐税，作为回报，他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的主人也会在一位更伟大的领主的附庸那里找到安全感。城市也发现有封建保护者对自己来说十分方便，修道院及教会地产也通过类似的纽带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效忠先是名义上的，然后才是实质上的，这种制度同时向上下两个方向发展。因此，一种金字塔式的制度就这样形成了，它在不同的地区差别很大；起初社会上仍有很多暴力和私斗现象存在，但慢慢地，新的秩序与法律开始出现。这种金字塔结构最终变成了王国。早在6世纪初期，在现在的法国与荷兰，也就是当时的西哥特王国、伦巴底王国和其他哥特人统治的地区，由克洛维创立的法兰克王国便已存在。

穆斯林在720年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后，遇见了法兰克王国的实际统治者“铁锤”查理，由于克洛维后裔的没落，查理成为王国的宫相，而这些穆斯林在732年的普瓦捷战役中正是败在他的手下。阿尔卑斯山以北、从比利牛斯山到匈牙利的土地实际上都由“铁锤”查理统治。他统治着一大批讲法语、拉丁语、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的下级领主。他的儿子丕平消灭了克洛维斯最后的后代，并夺取了国王的王位和头衔。他的孙子查理曼于768年开始统治，在发现自己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王国的统治者后，查理曼甚至开始考虑恢复皇帝的头衔。他征服了意大利北部，使自己成为罗马的主人。

当我们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视野来看待欧洲的故事时，我们便比单纯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更清楚地看到，西罗马帝国的这一传统是多么狭隘且具有灾难性。为了取得这种虚幻的名衔，一场狭隘而激烈的斗争持续了一千多年，极大地消耗了欧洲的力量。在整个这段时期里，人们都能追踪到某些无法平息的敌意；这些彼此敌对的人无视欧洲文明的智慧，一个个都像精神错乱一样执迷不悟。其中的一个驱力是想成为成功的统治者的雄心，正是这一驱力让查理曼成了第二个恺撒。查理曼大帝的王国由处于不同野蛮阶段的日耳曼封建国家组成。在莱茵河以西，这些日耳曼人中的大多数都学会了各种拉丁方言，而这些方言则最终融合成了法语。在莱茵河以东，种族相似的日耳曼人则保留了他们的德语。于是，语言的不同让这两个野蛮征服者群体难以交流沟通，分裂因此就在所难免。依据法兰克人的习惯，查理曼死后，法兰克王国会由他的几个儿子平分，这让分裂变得更加容易。因此，从查理曼这里开始，欧洲的历史便可以在某一侧面被分成两个阶段：先是他的家族的后人争夺各自的领土，然后是欧洲各地的王公侯爵彼此争夺不稳定的头衔，与此同时，法语势力与德语势力之间的对立，也在这种混乱中不断加深。每一个想要获得皇帝头衔的野心家都必须进行一项仪式：在那破败不堪、早已不是帝国首都的罗马加冕称帝——这是他们野心的最高点。

20世纪前的历史学家开始把普瓦捷战役刻画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争斗的决定性转折点──保存基督教在欧洲领导地位的争斗。

导致欧洲政治混乱的另一个因素是罗马教会，教会决心使教皇而非世俗的王公，成为真正的皇帝。教皇即“大祭司”，在各种现实意义上，他都是这座衰落之城的统治者；尽管他没有军队，但他对整个拉丁语世界教士的控制使他拥有一个极为庞大的宣传组织；尽管他无法控制人们的身体，但他握有通往天堂与地狱的钥匙，可以对人们的灵魂施加强大的影响。所以，贯穿整个中世纪的，就是一个个王公先是为了平等、然后是称王、最后是称帝而与其他王公进行的战斗；而罗马教皇则时而大胆、时而狡猾、时而软弱地（能成为教皇的人大多都垂垂老矣，教皇的平均统治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操控所有王公，使他们臣服于自己，并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最终霸主。

但是，王公与王公、皇帝与教皇之间的对抗并不是导致欧洲混乱的全部因素。君士坦丁堡仍然有一位讲希腊语的皇帝，他宣称整个欧洲都应效忠于自己。当查理曼大帝试图复兴帝国时，他复兴的仅仅是罗马帝国说拉丁语的那部分。于是，拉丁语帝国和希腊语帝国之间很快就会自然地产生敌对情绪，甚至希腊语天主教和说新出现的拉丁语天主教之间也出现了竞争。罗马教皇声称自己是圣彼得，这位所有使徒首领、世界各地所有基督教团体的领袖的继承人。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与牧首都不认同这一说法。1054年，一场关于三位一体教义中一个细微之处的争论最终结束了此前长久的纷争。此后，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变得截然不同，或者更直白地说是彼此对立。在我们讨论的各种导致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变得贫瘠虚弱的因素中，这一因素必须被考虑进去。

在这个分裂的基督教世界里，有三对敌手在相互攻击。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地区，仍然有一群部落，其基督化过程或十分缓慢，或根本不情愿，这些人就是北欧人。他们出海从事海盗活动，沿岸袭击所有建有教堂的地区，直到西班牙。他们沿着俄罗斯境内的河流来到中部的荒芜地区，又顺着其他河流向南而去，于是他们就成了在里海和黑海出没的海盗。他们在俄罗斯建立了公国，他们是第一批被称为俄罗斯人的人，这些来自北方的俄罗斯人几乎要攻占了君士坦丁堡。9世纪的英格兰是一个说低地德语的基督教国家，由查理曼大帝的门徒兼学生埃格伯特国王统治。北欧人从他的继任者阿尔弗雷德大帝（886年）手中夺取了半个王国，最后在克努特（1016年）的统治下，他们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在“步行者”罗夫的带领下（912年），另一群北欧人征服了法国北部，也就是后来的诺曼底。

克努特不仅统治着英格兰，也统治着挪威和丹麦，但他短暂的帝国在他死后因野蛮民族的政治弱点——统治者的儿子们之间的分裂——而分崩离析。如果北欧人的这种临时结合能得以维持，那么推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将很有趣味。他们是一个有着惊人勇气和力量的族群。他们坐着自己建造的长船航行，甚至抵达了冰岛和格陵兰岛。他们是第一批踏上美洲土地的欧洲人。后来，一批喜欢冒险的诺曼人从撒拉逊人手中收复了西西里，并洗劫了罗马。想象一下，从美洲到俄罗斯，从克努特王国中可能发展出一个强大的北方航海强国，那是一件多么令人着迷的事情。

在日耳曼民族和拉丁化了的其他欧洲民族的东边，是斯拉夫部落和土耳其人的混合体。其中最突出的是马扎尔人或匈牙利人，他们在8世纪和9世纪时向西迁移。查理曼大帝统治了他们一段时间，但在他死后，他们在今天的匈牙利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追随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前辈，匈人会在每年的夏季来袭扰他们在欧洲的定居地。公元938年，他们穿过德国进入法国，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北部，然后掉头回家，他们一路上只干了一件事情——烧杀抢掠。

最后，从南方进攻罗马帝国“残余”的是撒拉逊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海洋的主人；他们在海上唯一的劲敌就是来自黑海北部及西方的北欧人。

在这些更有活力和侵略性的民族的包围下，在这些他们不了解的力量和无法估计的危险中，查理曼大帝和他之后的众多野心勃勃的人，开始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想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恢复往昔的西罗马帝国，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之举。从查理曼时代起，这一妄想就困扰着西欧的政治生活；而在东方，罗马帝国在希腊语世界的那半壁江山也在腐朽和萎缩，直到最后，除了腐败的贸易城市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几英里的领土外，什么都没有留下。自查理曼以来，欧洲大陆将那种毫无改进和创新的政治传统保持了一千年。

在欧洲历史上，查理曼这个名字赫然伟岸，但其个性却鲜为人知。他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但他对学问相当尊重；他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听人大声读诵书籍，而且他特别喜欢讨论神学问题。在冬天，他会在其位于亚琛和美因茨的行宫中召集许多学者，他从他们的讨论中获益良多。在夏天，他则会向西班牙撒拉逊人、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撒克逊人和其他仍然不信基督的日耳曼部族开战。至于继承罗慕路斯·奥古斯都成为恺撒一样的皇帝的想法，是他在出征意大利北部之前就有的，还是想要尽快使罗马教会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教皇利奥三世向他建言的，我们已无从得知。

在罗马，教皇和未来的皇帝之间进行了一场最不寻常的谋划，以敲定皇帝是否应该由教皇加冕。公元800年圣诞节，教皇出人意料地在圣彼得大教堂为他的这位征服者客人加冕。他打造了一顶王冠，将它戴在查理曼的头上，并称颂他为恺撒和奥古斯都。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查理曼对这件事的做法一点儿也不满意，他心里觉得这是一次失败；他给他的儿子留下了最仔细的指示，叫他不要让教皇为他加冕；他要把王冠夺在自己手中，亲自戴在自己的头上。因此，和帝国复兴一同开始的，还有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皇帝与教皇之间的权力高低之争。但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却无视父亲的命令，完全听命于教皇。

自罗马帝国以来，查理曼首度统一了西欧大部分地区，为后世的法国、德国以及低地诸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奠下了基石。

“虔诚者”路易死后，查理曼帝国分崩离析，讲法语的法兰克人和讲德语的法兰克人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下一位崛起的皇帝是奥托，他是撒克逊人“捕鸟者”亨利的儿子，919年，他被一群日耳曼王公和高级教士选举为日耳曼国王。接着，奥托领军抵达罗马，并于962年在那里加冕为皇帝。这支撒克逊人血统终结于11世纪，随后便让位于其他日耳曼统治者了。在查理曼加洛林王朝的血脉断绝后，西部的那些说着不同法语方言的王公并没有向日耳曼皇帝臣服，而英格兰也从未附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诺曼底公爵、法国国王和一些次要的封建统治者仍然在外面保持着自己的势力。

公元987年，法兰西王国从加洛林王朝转移到休·卡佩手中，他的后代到了18世纪仍然统治着法国；尽管在休·卡佩统治时，法国国王只统治着巴黎周围相对较小的一块领土。1066年，英格兰几乎同时遭到哈拉尔三世率领的挪威人和诺曼底公爵率领的拉丁化了的诺曼人的入侵。英格兰国王哈罗德在斯坦福桥战役中战胜了前者，但在黑斯廷斯之战中被后者打败。英国被诺曼人征服，从此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日耳曼人和俄罗斯人相隔绝，并与法国人产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和冲突。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里，英国人卷入了法国封建领主的冲突中，很多人丧命于法国的田野上。

第46章：
十字军东征与教皇统治的时代

据记载，查理曼大帝与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曾有过交流，两者间曾发生这样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为了请求保护，哈伦·拉希德派遣使节从巴格达出发前往罗马，使节团准备了很多礼物，包括华丽的帐篷、滴漏、大象以及圣墓的钥匙。哈伦·拉希德这样做的真正意图在于让拜占庭帝国和新成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产生矛盾，为争夺耶路撒冷基督徒的真正保护者而交战。

通过这些礼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9世纪，当欧洲各地还纷争不断、互相滋扰时，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已发展得十分繁荣，那里出现了一个强盛的阿拉伯帝国，其文明的脚步已将欧洲远抛身后。在这里，文学、科学以及艺术都蓬勃发展，人们的精神不再受恐惧与迷信的支配，而变得积极活跃。不仅在当时，即便在之后的西班牙和北非，当撒拉逊人面对政权危机时，当地的思想生活仍然保持着活力。可见，在欧洲陷入科学与哲学的黑暗世纪之时，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保存了科学与哲学的火种，他们研究着先哲的著作，将其思想向前推进。

在哈里发领地东北区域居住着很多土耳其人，此时他们已经改信伊斯兰教。和南方那些头脑灵活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相比，这些土耳其人的信仰更加单纯，其力度也更加强烈。到公元10世纪时，土耳其人逐渐崛起，与此相对的是阿拉伯人因内部的分裂而渐趋虚弱。当时土耳其人与阿拉伯帝国的关系和一千四百年前米底人与行将毁灭的巴比伦帝国之间的关系十分相似。说突厥语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在公元11世纪时开始大规模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尽管后来他们仍尊哈里发为领袖，但这个领袖只是个名号，其本质不过是俘虏与傀儡。随后，他们进一步征服了亚美尼亚，并向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帝国发起攻击，对其残余势力加以剿灭。1071年，在梅拉斯吉特战役中，他们彻底终结了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势力。紧接着，他们占据了塞尼西亚，准备对君士坦丁堡发起最后的进攻。

这一势态让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七世恐慌起来，他刚打完两场仗，其一是在都拉佐对抗进攻的诺曼人，其二是在多瑙河抵御来犯的土耳其贝奇尼格人。于是，他只好向他人求助，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求助的不是西欧的皇帝，而是罗马的教皇。在写给教皇格利高里七世的信中，他十分详细地说明了自己面临的困境。他的继承人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给教皇乌尔班二世发送的求救信的内容则更显急迫。

这件事正好发生在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决裂后的第二十五年，人们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双方的争执。在教皇看来，拜占庭的这次危机对自己而言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可以借此加强拉丁教会的领导权，并对持异见的希腊人进行压制。另外，这次事件也为西方基督教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以解决两个困扰它们许久的问题。一个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私斗风气，另一个是要给那些过剩的战斗力，即低地日耳曼人和皈信基督教的诺曼人找一条出路。于是，十字军东征，这场针对土耳其人侵占耶路撒冷的宗教战争便这样开始了。教皇号召所有基督教教徒停止彼此间的争斗，而将主要目标放在从异教徒手中收回圣城耶路撒冷。据说，当时有一个叫彼得的隐修士，他骑着毛驴，扛着巨大的十字架，在法国和德意志地区四处游走，在集市和教堂做宣传。他痛斥异教徒玷污圣墓以及土耳其人对基督教圣人的侮辱。就这样，在被基督教教化了数个世纪之后，西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并卷起了狂热的浪潮，整个基督教世界都为之震颤。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或许可以看作是欧洲人民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反抗，但若因此将之视为近代民主诞生的标志，则未免名不副实，尽管后者的确是在那一时期开始出现的。不久之后，我们便会看到民主的再次崛起，这一次，它将撼动整个社会及宗教。

乌尔班二世召开克莱芒宗教会议号召十字军东征。

结局极为可悲，这场第一次民主动员运动无疑以失败告终。其参与者的数量虽然庞大，但他们只是普通民众，他们既不是军人，也没有统帅，更没有装备，完全是一支“百姓十字军”。他们急匆匆地从法国莱茵兰和中欧等地奔向东方，只是为了拯救圣墓。于是他们来到匈牙利，误杀了刚刚皈信基督教的马扎尔人，随后他们自己也惨遭屠杀。另一批人则盲目地在莱茵兰屠杀犹太人，在杀完大量犹太人之后，他们东进匈牙利，却在那里被驱散。隐修士彼得则亲自率领两支队伍，想经过匈牙利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越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却遭到了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屠杀。就这样，作为欧洲首次民众运动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始于匆忙而终于凄凉。

1097年，也就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的第二年，一支由英勇善战的诺曼人组成的真正的军队越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先攻占了尼西亚，随后沿着一千四百多年前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路线进军安条克，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攻下方该城。1099年6月，他们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包围，一个月之后，他们发起进攻。据说，那是一场极为残忍的屠杀，人们在骑马前行时，地上的血液会溅得到处都是。十字军在7月15日黄昏时分攻入圣墓大教堂，这些双手沾满鲜血而又疲惫不堪的士兵，在彻底消灭所有抵抗者之后，虔诚地跪地祈祷，“因过度喜悦而流下泪水”。

很快，拉丁人和希腊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受拉丁教会控制的十字军在耶路撒冷遇到了希腊牧首之后，发现狂妄的拉丁人在统治方面比土耳其人还要恶劣。十字军不得不同时抵抗来自拜占庭和土耳其两方面的攻击。在这一过程中，拜占庭夺回了小亚细亚除叙利亚之外的大部分土地。在耶路撒冷，十字军让一些拉丁王公进行管理，以缓解自己与土耳其人之间的冲突。在双方发生冲突的地区中，最主要的是埃德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十字军也无法有效地加以统治。1144年，埃德萨被夺。为了夺回埃德萨，1147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浩荡起征，尽管最后他们没有夺回埃德萨，但却幸运地保住了安条克。

1169年，库尔德人萨拉丁统治了埃及。随后他整合兵力，打算发起圣战以对抗基督教徒。1187年，他领军再次占领耶路撒冷，并直接引发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不过这一次东征并未能收复耶路撒冷。到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时，拉丁教会不再寻找任何理由攻打土耳其人，反而直接向拜占庭帝国公开宣战。十字军从威尼斯出发，并于1204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新崛起的商贸城市威尼斯，作为本次作战的支持者，将拜占庭帝国大部分海岸和岛屿都划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中。之后，人们在君士坦丁堡拥立一个拉丁人，弗朗德勒的鲍德温为皇帝，与此同时，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宣布统一。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最著名的行动是攻陷了君士坦丁堡。

于是，自1204年始，统治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换成了拉丁人。希腊人再次从拉丁人手中夺回自由，重振希腊世界，那已是1264年的事情了。

正如11世纪塞尔柱土耳其人和10世纪的诺曼人一样，教皇的权力在12世纪到13世纪初期时达到顶峰。在这一时期，受教皇统治的基督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实现统一。

在那几个世纪中，基督教一直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各个角落稳步传播，与此相对的是教会所在的罗马则在这段时期里陷入了羞耻与黑暗。在10世纪，让这种黑暗降临的是教皇约翰十一世和约翰十二世，这两个人一直被不宽容他们的文人诅咒着。

与这两位教皇的丑恶形成对比的是普通信徒那虔诚的心灵和质朴的肉体，一般的教士与修女仍在生活中保持着虔信。其实，历史上还有很多伟大的教皇，比如大教皇格利高里一世（590—604），邀请查理曼成为罗马皇帝并出人意料为其加冕的利奥三世（795—816）。11世纪末，有伟大的宗教政治家希尔德布兰德，也就是教皇格利高里七世（1073—1085），以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乌尔班二世（1087—1099）。正是这两位为伟大的教皇统治时代奠定了基础，使教权高于君权。从保加利亚到爱尔兰，从挪威到西西里和耶路撒冷，教皇都是至高无上的。格利高里七世就曾命令亨利四世来卡诺萨忏悔，让他只穿粗布麻衣，光着脚在城堡庭院的雪地中站三天三夜，以求得自己的宽恕。1176年，腓特烈皇帝也曾到威尼斯跪在亚历山大三世面前，宣誓自己将永远效忠。11世纪初，是信众的意志与良心让教会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但教会却未能维持支撑这种力量的道德威信。教皇的权力在14世纪初开始明显地衰弱。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导致此时的信众不再像以往那样对教会保持一种朴素的信任，既不向它索求，也不为其服务？

在各种原因中，首要的便是教会贪污敛财。一些没有子嗣的人会将自己的财富（如土地）捐赠给教会，而另一些人则愿意倾家荡产，只为从教会那里获得神的原谅。这让教会在很多欧洲国家中占据了相当于该国国土四分之一的领地。对于财富的贪婪永无止境，以至到了13世纪，欧洲普遍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教士之中绝无好人，他们眼中只有钱财和遗产。”

另外，各个国家的王公也不愿将自己的权力与教皇共享。他们发现自己的领土非但没有为自己或领主贡献所需的军事力量，反而让一个个神父与修女得享无尽的财富，甚至这些领土的实际拥有者还可能是外国人。其实早在格利高里七世以前，国王与教皇之间，就谁有权任命主教（即“圣职任命权”）发生过争执。如果教皇掌握了这项权力，那么在精神层面上，国王就会失去对自己臣民的控制，同时自己也将失去很大一部分领土的支配权；另一方面，神职人员以要向教会缴税为由拒绝国王的征税。除此以外，教会还一直要求拥有属于自己的征税权，以对信众的世俗财产征收十分之一的捐税；当然，这种什一税是在世俗捐税之外的。

因为这一点，在11世纪，几乎所有的拉丁语基督教国家的历史记录中都有下面这种内容：在圣职任命权上，国王与教皇争执不断，而最后获胜的总是教皇。教皇声称自己有权开除王室成员的教籍，免除属民对国王的义务，王位的继承人必须得到教皇的认可。教皇还声称自己可以对一个国家进行禁罚，被禁罚的国家除了洗礼、坚振和忏悔外，禁止进行任何圣事活动；教士既不能主持普通的仪式，也不能主持结婚仪式，更不能埋葬死者。就凭借这几点，12世纪的教皇们便能够让那些心怀不满的王公臣服，让那些难受约束的民众听话。这些不同寻常的权力以往只能在特殊情况下使用，但这一时期的教皇们却开始滥用，而权力滥用的结果就是权力本身失去意义。史料记载，在12世纪最后的三十年中，教皇们先后对苏格兰、法兰西、英格兰等国家进行禁罚；随后，他们又因为无法忍受这些国家的王公对自己的冒犯而调用十字军进行征讨，十字军代表的宗教精神就此破灭。

如果罗马教会只是和王公作对，同时注意保证普通信众对自己的信心，那么它或许还可以长久甚至永远地统治所有基督徒。然而那些主教们，自恃背后教皇拥有绝对的权力，慢慢在行动上变得傲慢而狂妄。在11世纪之前，罗马的神职人员可以娶妻结婚，这样他们便可以和百姓保持密切的关系。然而到了格利高里七世时，他禁止神职人员结婚，要求他们必须禁欲单身，这便切断了教会与公众之间的联系。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教会设立了自己的法庭，并开始干涉各种案件的审理。不论案件的当事人是教会人员还是普通民众，也不论案件的内容是遗嘱、婚姻、契约，又或是巫术与渎神事件，它都要横加干涉。如果在案件中，神职人员与普通百姓发生冲突，那么该案件就必须交由宗教法庭处理，而这类案件，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法庭总会偏向于拥有特权的神职人员，而将种种义务加诸在百姓身上。于是，在基督教世界中，人们对教士的猜忌与愤恨开始逐渐酝酿。

宗教裁判所是负责侦查、审判和裁决天主教会认为是异端的法庭。

然而，力量来自信徒对自身的信任的罗马教会似乎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倒要与它的同盟，也就是人们的宗教热情抗争。当人们诚恳地提出自己的疑惑时，教会只知道向人们灌输正统教义。教会允许普通人讨论道德，但禁止他们讨论教义。当沃尔多在法国南部主张人们应该在生活中恢复基督教的朴素信仰时，英诺森三世便发起十字军去征讨沃尔多及其门徒，想要用火焰、长剑、侮辱与最残忍的刑罚让他们屈服。同样地，当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1—1226）教导人们要以基督为榜样去过一种清贫的生活并服务他人时，他的追随者方济各会也遭到了教会的迫害，他们被强制解散，一些人还受到了鞭刑并被打入大牢。同时，英诺森三世对圣多米尼克创立的正统教派多明我会十分支持，正是在该会的推动下，英诺森三世建立了宗教裁判所，用以专门迫害那些异端分子和具有自由思想的人。

不节制的欲望、不公正的特权以及对民众不合理的压迫，最终彻底摧毁了民众对教会的信心，而教会始终没认识到这种信心正是自己的力量源泉。于是，教会的势力开始逐渐衰落，造成这种衰落的并非外敌，而是其自身内部日益加剧的腐朽。

第47章：
桀骜的王公与教会内部的分裂

在与所有基督教国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为保持自己领导权的罗马教会暴露出自己一个极其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教皇的选举制度。如果教皇想要控制所有基督教国家，那么他首先需要的便是强大而稳定的权力。要获得这种权力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教皇的年龄应该在盛年，这一点十分重要；第二，教皇应有自己的继承人，以便讨论各种教会政策；第三，选举方面的形式和程序应清晰明确并加以固定，以免出现争议。但在显示方面，所有这三点都未能达到要求。关于谁有权参与教皇选举从来没有过明文规定，以至在这个问题上，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伟大的教皇兼政治家希尔德布兰德（即格利高里七世）曾对此问题颇下苦心，他规定只有红衣主教可以参与教皇选举，并把皇帝的权力限定在只能批准教会提交的有关例行事务的公文上。按照这一想法，尽管红衣主教们会互相争论，但教皇的位置不会因他们的争论而空置。但是这种空置情况在现实中常常出现，甚至会持续一百年之久。

放眼整个有关教皇选举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6世纪以前，因为规定不明确而导致的教会问题比比皆是。这些问题在很早之前就已出现，甚至出现过两个以上的教皇同时存在的情况。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教会只能低下头来向皇帝或其他外部力量求助调解。每当调解结束后，教皇的死又会为教会留下更多的问题，此时群龙无首的教会只能自困愁城。如果继任的新教皇是前教皇的对手，那么他在上任后就会想方设法地诋毁他的前任并破坏其功绩。如果继任的教皇已行将就木，那么其即位也不过是提前在墓场中徘徊而已。

教皇选举制度的这一独特弱点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德意志王公、法国国王以及和法国王室有血缘关系的、统治英格兰的诺曼君主的攻击。这些世俗君主极尽所能地操控选举，以让对自己有利的人坐上罗马拉特兰宫中的教皇宝座。教皇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越重要，这种操控与争夺就越激烈。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教皇都变得软弱无能，人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人们惊奇的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仍能出现一些既有能力又有胆魄的教皇。

英诺森三世（1198—1216）就是这样一位教皇，他是那个时期最具活力也最有趣味的教皇之一，他十分幸运，不到三十八岁便当上了教皇。另一位更有趣的皇帝是腓特烈二世，他被称为“世界奇迹”，英诺森三世和他的后继者们与这位皇帝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斗。这位皇帝与罗马之间的争斗是历史的转折点。最终，罗马击败了他并摧毁了他的王朝，但他给教会和教皇留下了严重的创伤，以致伤口逐渐溃烂并致其衰败。

腓特烈二世是亨利六世的儿子，其母亲是统治者西西里的诺曼人罗杰一世的女儿。1198年，年仅四岁的腓特烈继承了西西里并接受英诺森三世的监护。当时诺曼人刚征服西西里不久，宫廷之中有一半人都是东方面孔，那种受过高等教育的阿拉伯人到处都是，并向这位年幼的国王施加影响。毫无疑问，他们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让这位国王理解自己，这便让腓特烈既能透过伊斯兰教看基督教的教义，又能通过基督教看伊斯兰教的观念，这种双重教育带来了一个不幸的结果：在这个属于信仰的时代，他认为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他毫不忌讳地谈论自己的观点，人们也记录下了他不敬神的异端观点。

年轻的国王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与其监护人产生冲突，而英诺森三世也对腓特烈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当他继承王位的时候，教皇提出了很多无理的条件：要求他必须答应镇压德意志的异教徒，必须放弃自己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统治权。教皇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位年轻的国王实在过于强大。除了教皇这些条件外，德意志的主教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们要求免除各种赋税。腓特烈答应了所有这些条件，而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根本不打算满足他们。英诺森三世曾经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血腥地镇压了沃尔多派，逼使法王在法国境内掀起一场战争，他打算用同样的方式套用在腓特烈和神圣罗马帝国上。然而与那淳朴虔诚的沃尔多相比，这位腓特烈恐怕更为激进，他根本不打算镇压德意志的异教徒。同样地，当教皇要求他组建十字军征讨穆斯林并夺回耶路撒冷时，他只是口头上答应，却迟迟不肯行动。在腓特烈登上皇帝之位后，他更喜欢留在西西里而非德意志。至于他向英诺森三世承诺的种种事情，他一个也没兑现。1216年，这位教皇在困惑与不解中去世。

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时，中世纪的教皇权威与影响到达登峰造极的状态。

随后继任的教皇洪诺留三世同样对腓特烈毫无办法。接下来，格利高里九世成为教皇（1227年），这位教皇决定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让这位年轻的皇帝向自己臣服。为了剥夺腓特烈从宗教中获得的所有慰藉，格利高里九世开除了他的教籍。然而在那个充满阿拉伯风情的西西里宫廷中，这一做法似乎没有产生任何意义。紧接着，教皇公开斥责皇帝品行败坏、背弃宗教等罪行；对此，腓特烈则做出强力的回击并沉重地击退了教皇。他向欧洲各个王公写信，在信中第一次详尽地阐明了教皇与王公之间的争执，挑明了教皇想统治全欧洲的野心。他建议所有王公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教皇，同时他还提醒他们要额外留心教会的财产。

在成功击退教皇的攻击后，腓特烈决定兑现他十二年前许下的诺言，组建十字军进行东征。这是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年），然而这次东征却十分滑稽可笑。腓特烈先抵达埃及与苏丹会面，这两位都倾向于怀疑主义的君主彼此交换了自己的观点并相谈甚欢，于是两人定下了一个双赢的协定，腓特烈接管耶路撒冷。于是，这场十字军东征就变成了一次通过私人交涉便达成目标的全新远征模式，这里没有征服者的血腥屠杀，人们也不会“因过度喜悦而流下泪水”。然而这场令人惊叹的胜利是一个没有教籍的人达成的，因此在耶路撒冷的加冕典礼上，主教们不得不回避，腓特烈只能自行从圣坛上把皇冠拿下来戴到头上。在回到意大利后，他把占领这里的教皇军队全部赶走，并强迫教皇恢复自己的教籍。由于教皇的极权时代已经过去，因此当腓特烈在13世纪这样做时，百姓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抗。

1239年，格利高里九世再次向腓特烈发起进攻，又一次开除了他的教籍，这又一次将教皇权威置于公开谩骂的境地中，并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这种公开谩骂激起了封建王公的反抗，也导致了教会内部的分裂，格利高里因此去世，而这一情形在其后继者英诺森四世时仍在继续。为了进行反击，腓特烈又写了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信。他在信中对主教的傲慢及其对宗教的淡漠大加斥责，他还揭露了教会堕落的万恶之源乃是主教们的傲慢与财富。他向各个王公建言，应查抄所有的教会财产以保护教会的声誉，而这一建言此后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欧洲君主的脑海中。

我们不会继续讲述腓特烈的晚年经历了，因为在他一生中发生的具体事件，远没有那个时代总体的环境气氛重要。对此，我们或可将腓特烈在西西里宫廷中生活的某些片段剪辑起来，以管窥当时的那种氛围。腓特烈过着奢华的生活，喜欢美丽的事物。 他常被描述成放荡之人，但是很明显，他充满了好奇心与求知欲。他在宫廷里聚集了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哲学家；他花了大量的心力，用撒拉逊文化来浇灌意大利人的心灵。基督教学者们正是通过他才接触到阿拉伯数字和代数。此外，在他的宫廷里还有一位叫迈克尔·司各特的哲学家，他翻译了亚里士多德作品的部分内容和伟大的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来自科尔多瓦）作品的相关注释。1224年，腓特烈创立了那不勒斯大学，并对萨勒诺大学医学院进行了扩充。他还建造了一个动物园，写了一本关于鹰的作品，其对鸟类习性的研究显示出他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他还第一次尝试用意大利语创作诗歌，第一批意大利诗歌第一次诞生于腓特烈的宫廷里。他后来被一位有才华的作家誉为“现代主义第一人”，这一评价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在知识方面不带偏见的超然态度。

当教皇们与逐渐强大的法国国王发生冲突时，教皇权力的衰落就变得更加明显。神圣罗马帝国早在腓特烈在世时就已出现了分裂的趋向。在霍亨施陶芬王朝历代皇帝之后，法国国王开始成为教皇的护卫者、支持者与竞争者。数任教皇接连制定政策支持法国国王，在罗马教会的这些支持下，法国的王公们开始建立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王国，而法国国王也看到了复兴查理曼帝国的希望。然而由于霍亨施陶芬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腓特烈二世死后，出现了很长一段无人继承王位的时期，所以直到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被选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大空位时代才得以结束。罗马教会方面，其政策因历任教皇对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不同偏好而摇摆不定。在东方，希腊人于1261年从拉丁皇帝手中夺回了君士坦丁堡。新王朝的缔造者迈克尔·帕里奥洛加斯（即迈克尔八世）在与罗马教皇几次假意和解之后，最终彻底断绝了与罗马教会的联系。随着亚洲其他拉丁王国的陷落，教皇的东征战略宣告终结。

腓特烈二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仿佛他不是个君主而是位学者。

1294年，卜尼法斯八世成为新教皇。这位教皇是一个厌恶法国的意大利人，心中具有一种属于罗马伟大传统的使命感。在其在位的一段时期里，这位教皇完全以自己的意志行事。在1300年由他主持的一场庆典上，大量的信众聚集罗马，“大量财富涌入罗马教皇金库，以致两名助手忙于用耙子收集献给圣彼得墓的礼物”。这次典礼的盛况不过是一种浮于表面的现象。1302年，教皇与法国国王发生冲突；次年，当卜尼法斯打算开除法国国王教籍时，他在自己位于阿纳尼的宫殿中被捕，逮捕他的人是纪尧姆·德·诺加雷。当法国国王的部下闯进教皇的卧室时，教皇只能在床上手捧十字架并大声咒骂。一两天之后，教皇被当地居民释放并返回罗马。但是在那里，他被奥尔西尼家族抓住并再次被囚禁。几个星期之后，这个身受惊吓、幻想破灭的老人在他们手中像囚徒一样死去。

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羞辱教皇的行径，阿纳尼的居民相当愤怒，他们决意反抗诺加雷，救出卜尼法斯。然而法国百姓却对自己的国王如此粗暴地对待基督教世界的领袖鼎力支持。在采取行动之前，法国国王就召开了三级会议（教士、贵族和平民）并取得了所有人的支持。另外，意大利、德意志和英格兰地区的人民对法国国王的这一举动也都没有表示反对，可见基督教世界中的一些观念早已失了人心。

罗马教会在整个14世纪都未能巩固自己在道德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卜尼法斯八世之后的教皇克雷芒五世是一个法国人，他是由法国国王腓力四世钦定的教皇。这位教皇从来没去过罗马，他在阿维尼翁建立了自己的宫廷，尽管阿维尼翁在法国领土内，但当时它不属于法国，而是属于罗马教皇教区。他的继任者也一直留在那里，直到1377年，教皇格利高里十一世才回到罗马的梵蒂冈宫，然而格利高里却未能将教会的精神带回罗马。许多红衣主教都是法国人，他们的习惯与社会关系都深深地植根于阿维尼翁。1378年，格利高里十一世去世，意大利人乌尔班六世继任教皇，但是很多红衣主教反对这次选举并宣布其无效，他们另外选出了克雷芒七世成为教皇，与罗马教皇分庭抗礼。这次分裂史称“教皇分立”。罗马教皇仍留在罗马，所有的反法势力，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英格兰国王、匈牙利、波兰和欧洲北部都效忠于他。与之对立的法国教皇仍留在阿维尼翁，他得到了法国国王、苏格兰国王、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其他王公的支持。两个阵营的教皇都将对方的信徒开除教籍并诅咒他们。

这种情形，让所有关心自己未来的欧洲民众都开始思考宗教事务以后应如何发展。

此前我们曾谈过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在基督教世界中，这两个教派只是众多新出现的教派中的代表。每个新教派都有自己的观点，由此它们会对教会加以支持或反对。尽管教会曾对方济各会进行过残忍的镇压，但和多明我会一样，教会最终也将方济各会纳入可供自己利用的范围。至于其他教派，教会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决不容忍的态度。一百五十年后，牛津大学一位学识渊博的博士威克里夫，开始直言不讳地批评主教的腐败和教会的堕落。他成立了威克里夫教派，吸引了很多清贫的教士，并在英格兰到处传播自己的思想。为了方便人们辨别自己与教会孰是孰非，他将《圣经》译成了英文。他比圣方济各和圣多明我要博学能干得多，因此获得了许多上流人士的支持，同时在普通百姓那里，他也获得了大量的信众。罗马教会对威克里夫痛恨不已并下令将其逮捕，然而威克里夫直至去世前都是一个自由之人。但是，那种让罗马教会走向毁灭的黑暗和腐朽的精神不会让他在坟墓中安息。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颁布一项教令，要将威克里夫的遗骸掘出并焚毁。1428年，在教皇马丁五世的命令下，弗莱明主教执行了这一教令。这种亵渎之举并不是某个单独的狂热分子所为，而是教会的官方行为。

第48章：
蒙古征服

13世纪，当教皇在欧洲试图以战争的方式统一所有基督教国家时，在广袤的亚洲却正在发生一件影响更为深远的事情。来自中国北部的鞑靼人此时慢慢显露出自己的强大力量，进入世界历史之中。他们在此后展开的一系列政府行动在历史上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些鞑靼人便是蒙古各个部族。13世纪初，蒙古人和他们的先驱匈奴人一样，是骑马放牧的游牧民族，他们住在毛毡帐篷之中，以羊肉和马奶为食。此时的他们已经不再受中国的控制，他们和许多土耳其部族结成军事同盟，并在蒙古的哈拉和林建立了大本营。

此时的中国已经分裂。自10世纪大唐帝国衰落开始，不断的分裂与战争让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三个主要国家：北方定都北京的金国，南方定都南京的宋朝，以及位于中部的西夏帝国。1214年，蒙古各部落联盟的领袖成吉思汗向整个中国宣战，当年即攻占北京。随后他向西进军，依次征服了西突厥斯坦、波斯、亚美尼亚、印度，直到拉合尔。他还征服了俄罗斯南部、匈牙利和基辅。他建立了一个疆域极为辽阔的帝国，在他去世之前，他已成为从太平洋到第聂伯河之间所有土地的统治者。

他的继承人窝阔台将哈拉和林设立为帝国永久性的首都，并继续着此前令人惊叹的征服。他训练的军队战斗力极强，他们掌握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制造技术，并将火药用于火炮。在将金国完全征服后，他挥师欧洲，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俄罗斯进军。1240年，基辅沦陷，整个俄罗斯成为蒙古人的属国。随后遭到侵略的是波兰。1241年，波兰与神圣罗马帝国联军在西里西亚的列格尼卡战役中迎战蒙古军，但全军覆没，对于这如洪水般涌来的蒙古大军，腓特烈二世似乎无心与之对抗。

“直到最近，”伯里在对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作注时写道，“欧洲人才开始明白，蒙古军队在公元1241年春天占领波兰和匈牙利的胜利靠的是完美的战略，而不仅仅是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然而这一事实并未成为人们的普遍观点；认为鞑靼人是野蛮的游牧部落，其之所以能在东欧任意驰骋、冲破各种障碍，凭借的是人多势众，而非战略规划，这种庸俗的见解时下仍在流行。”

从维斯瓦河下游到特兰西瓦尼亚，在这些地方的军事部署中，指挥官的想法被准确有效地执行。这场战役远远超出了当时任何欧洲军队的力量，也超出了任何欧洲指挥官的想象。欧洲从腓特烈二世到普通将领，其战略规划与速不台相比都显得十分幼稚而肤浅。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发起攻势前，蒙古人就已经对匈牙利的政治形式和波兰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而这一点应归功于其优秀的谍报组织系统。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匈牙利人和其他基督教国家对自己的敌人一无所知，反倒是他们更像一群幼稚的野蛮人。

蒙古人在列格尼卡战役中大获全胜之后并没有乘胜西进，原因是他们的作战方式并不适合在森林与丘陵地形中使用。于是他们转而向南来到匈牙利，想在这里定居下来；就像此前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马扎尔人屠杀或同化斯基泰人、阿瓦尔人和匈人的混血后代一样，蒙古人也对马扎尔人进行了屠杀和同化。然后，他们也或许会像9世纪的匈牙利人、7到8世纪的阿瓦尔人或5世纪的匈人那样，从匈牙利平原向南方和西方侵袭。然而窝阔台突然去世以及1242年出现的继承纠纷，让这支无往不胜的军队通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返回东方。

此后，蒙古人主要将力量用于征服亚洲。他们于13世纪中叶征服了南宋。1251年，蒙哥继承窝阔台成为大汗，随后他让自己的弟弟忽必烈统治中国。1280年，忽必烈登基成为中国的皇帝，改国号为元，然而元朝的统治仅到1368年便结束了。就在蒙古人消灭南宋残党之时，蒙哥的另一个弟弟旭烈兀向波斯和叙利亚发起进攻。极端仇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占领巴格达之后进行了残酷的屠城，为此他们甚至破坏了苏美人在久远前就建立起来的灌溉系统，此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各个部族正是依靠这一灌溉系统才得以繁衍生息，此后这里就变成了荒芜之地，很少有人继续在这里居住。1260年，埃及苏丹在巴勒斯坦彻底击败了旭烈兀的军队，因此蒙古人征服埃及的计划永远也不会实现。

列格尼卡战役，列格尼卡是蒙古西征中到达的最西方。

经历这次战败之后，蒙古人的胜利开始逐渐减少，蒙古人的领地也分裂成一个又一个汗国。在东方，蒙古人因皈信了佛教而被同化。1368年，明朝推翻了元朝，其统治一直维持到1644年。

在那段时间里，俄罗斯人仍要向在东南草原游牧的鞑靼人进献贡品。这一属国义务在1480年遭到了莫斯科大公的拒绝，近代俄国便从这里开始发端。

14世纪，在成吉思汗的后裔帖木儿的统治下，蒙古出现了短暂的复苏。他在西突厥斯坦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于1369年获得了大汗的称号，征服了叙利亚到德里之间的大片土地。他是所有蒙古征服者中最野蛮、最具破坏性的一个。他建立了一个荒凉的帝国，不过这个帝国也随同他的去世而一并消失。然而在1505年，这个帖木儿的后代，一个名叫巴布尔的冒险者，召集了一支配枪军队，横扫了印度平原。他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完成了他的征服，这个蒙古王朝（阿拉伯人称之为莫卧儿王朝）统治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

13世纪蒙古人第一次大征服的结果之一就是把土耳其的一个部落，奥斯曼土耳其人，从突厥斯坦赶到了小亚细亚。他们在小亚细亚巩固并扩大自己的势力，随后他们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征服了马其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最后，君士坦丁堡就如孤岛一般存在于奥斯曼帝国之中。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用火炮攻克了君士坦丁堡，一时间整个欧洲都为之震动，人们纷纷要求组建十字军前去讨伐，然而属于十字军的时代早已远去。

在16世纪，奥斯曼的统治者们先后征服了巴格达、匈牙利、埃及以及北非大部分土地，他们的舰队使他们成为地中海上的霸主。他们几乎攻占了维也纳，并向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索要贡品。在15世纪，只有两件事情能够抵消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普遍衰落，其一是莫斯科公国的复兴与独立（1480年），其二是基督教徒逐渐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西班牙。1492年，半岛上最后一个穆斯林据点格拉纳达回到了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的手中。

但直到1571年，勒班托海战才打破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使地中海重新恢复了基督教的统治。

第49章：
欧洲人的理性复苏

在整个12世纪，种种迹象表明欧洲那种富于勇气与从容的智慧正在复苏，人们开始像早期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卢克莱修那样进行知性活动。这种复兴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禁止私斗，十字军东征后社会生活趋向舒适平稳，远征的经历对人们的思想产生的刺激，这些无疑都是必要的初步条件。接着由于商业贸易的复兴，城市也恢复了以往的和平与自由，很多自治或半自治的城市开始快速发展，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里斯本、巴黎、布鲁日、伦敦、安特卫普、汉堡、纽伦堡、诺夫哥罗德、维斯比和卑尔根等城市，都发展成了商业中心。商人与旅行者们往来于这些城市，洽谈生意或交流思想。教皇和王公的论战，教会对异教徒的那种明显的、充满野蛮与邪恶的迫害，这些都使人们开始怀疑教会的权威，进而想质疑和讨论一些根本问题。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怎样通过阿拉伯人而重新在欧洲复苏的，腓特烈二世正是这一复苏的推动者。欧洲人由此开始了解阿拉伯世界的哲学和科学思想。犹太人在鼓动人们的思想方面发挥了更大的影响，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教会主张的一种质疑。最后，炼金术士的那种神秘而迷人的探索也开始广为流传，使人们重新着手恢复那些精密而又富有成果的实验科学。

那些心智逐渐觉醒的不单单是教养良好、思想独立的人们，就连普通人也开始进行思考，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教士们不断地压制自由思想并迫害那些拥有自由思想的人，然而哪里有基督教教义，哪里便会诞生自由的思想。人们直接与上帝建立了良知与正义的关系，如此一来，即便是面对国王、主教等权威，只要人们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做出判断。

罗吉尔·培根学识渊博，著作涉及当时所知的各门类知识，并对阿拉伯世界的科学进展十分熟悉。

早在11世纪，哲学讨论就曾在欧洲出现了复兴。当时在巴黎、牛津、博洛尼亚和其他一些重要城市，大学纷纷建立并不断扩大规模。就在这些大学中，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对价值与意义等概念提出疑问并不断地进行讨论。这些讨论为人们厘清思想、迎接科学时代的到来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方济各会修士罗吉尔·培根因其卓越的天才而被称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是仅次于亚里士多德的伟大人物。

为了对抗人们的无知，他写了大量著作，他揭露了他那个时代的愚昧，这在当时都是非常大胆的举措。在今天，和那些颂扬世界神圣庄严的人一样，人们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是愚蠢的，他们还可以批评人们种种幼稚而笨拙的行为，谴责教条不过是一种骗小孩儿的东西，但他们不会因此而遭到杀身之祸。但是在中世纪，人们极为虔诚地信仰着宗教信条，相信它们可以保佑自己免于暴虐、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他们坚信自己的信仰毫无瑕疵，并强烈反对任何对这些信条的质疑。罗吉尔·培根的著作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闪光，他一方面抨击那个时代的愚昧无知，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许多增长知识的建议。在他对实验和收集知识的热情坚持中，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再一次在他的心中复活。“实验！实验！”这就是罗吉尔·培根的名言。

然而，对亚里士多德本人，罗吉尔·培根却不以为然。他之所以对亚里士多德不屑一顾，是因为当时所有人都枯坐在书房里为这位大师著作的那些拙劣的拉丁语译本而皓首穷经，他认为这些人是在逃避现实。“如果让我放手去做，”他用一种激烈的笔调写道，“我会烧掉所有亚里士多德的书，因为它们只会浪费人们的时间，给人们带来无知与错谬。”如果亚里士多德能回到这个世界，发现人们不是在学习而是在崇拜，而且崇拜的还是翻译得如此拙劣的书籍，他一定会认同罗吉尔·培根的说法。

由于害怕坐牢或是其他更可怕的处罚，他不得不将自己的观点伪装得和正统思想一样，但在书中，他始终向人们疾呼：“不要再受教条和权威的统治，看看这个世界吧！”他谴责了四种主要的无知来源：对权威的尊崇，对习俗的顺从，无知大众的感受，以及我们那自负的、不肯接受教育的性情。一旦人们能改掉这些问题，一个更加伟大的世界就会出现在人们眼前。

以后将出现不需要划桨的大船，可以在任何水域上航行，只需一个人操控，就能比载满桨手的船还快；同样人们也不再需要用畜力拉车，因为以后会出现一种用不可思议的力量牵引的车，就像古人在战场上用的装有刀刃的战车一样。会飞行的机器也会出现，一个人只需坐在里面进行操控，便能让人造的翅膀像飞鸟一样拍打空气。

尽管罗吉尔·培根这样写道，但那些他清楚意识到的人类的强大力量，直到三个世纪之后，才从人类的纷繁事务中解放出来，才使人们能够真正去做系统性的尝试。

不过撒拉逊人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的绝不仅是哲学思想与炼金术，他们还传来了造纸术。在一定程度上讲，正是纸张使欧洲人的理性得以复苏。造纸术起源于中国，其历史大约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公元751年，中国人在怛罗斯战役中被阿拉伯穆斯林击退，在俘虏中有一些熟练的造纸工人，他们便是从这些造纸工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技术。后来也许是经由希腊，或者是基督徒在收复西班牙时获得了摩尔人的造纸作坊，造纸术便传到了欧洲。然而在基督徒的统治下，西班牙的造纸质量逐渐下降，直到13世纪末，欧洲人才造出了质量上乘的纸张，而意大利的造纸业更是世界领先。直到14世纪，这种制造方法才传到德意志地区；到了14世纪末时，这种方法能够生产出大量廉价的纸张，这使印刷书籍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商业项目。于是，印刷术便应运而生，并成为当时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从此，欧洲人的理性生活步入了一个更具活力的新阶段。它不再是思想之间的涓涓细流；它变成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洪水，有成千上万的思想参与其中。

这一技术成就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圣经》，另一个结果是教科书变得更便宜。知识通过阅读书籍而得以迅速传播。在书籍数量增加的同时，书籍的质量比如清晰度也越来越高，这更有利于人们的阅读与理解，使人们不必再费心去猜测某个印刷模糊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意思，可以不受阻碍地阅读和思考。随着读书变得越来越便利，读书的群体也在不断增多，书籍从此不再是华丽的玩物或者学者的秘密。人们开始写普通人也能看得懂的书，于是他们用各地的一般方言而非拉丁语写作。于是，欧洲文学在14世纪开始了它真正的历史。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都是撒拉逊人对欧洲理性复兴所起的作用，现在让我们转过头来看看蒙古征服对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蒙古人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人的地理想象力。在大汗统治的一段时期中，整个亚洲和西欧都可以公开地进行交流；所有道路都暂时得到开放，每个国家都会派遣代表前往哈拉和林的王宫。欧洲和亚洲之间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宿怨产生的障碍也因此得以减少。这让罗马教会产生了一种想法，它希望只信仰原始萨满教的蒙古人能皈信基督教。然而此时在大汗的宫廷中，聚集了来自罗马教皇的使节，来自印度的佛教徒，来自巴黎、意大利和中国的工匠，来自拜占庭和亚美尼亚的商人，来自波斯和印度的天文学家与数学家。我们在历史上听到了太多与蒙古人有关的战争与屠杀，却很少了解他们的好奇心以及对知识的渴望。这个民族也许不精于发明创造，但是作为知识和技术的传播者，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通过成吉思汗与忽必烈那种模糊而浪漫的个性，我们会发现，他们和耀眼而自负的亚历山大大帝以及政治幽灵的创造者，精力充沛、虽不识字但喜好神学的查理曼大帝一样，是聪慧而具有创造力的君主。

在所有造访蒙古王宫之人中，有一个人十分有趣，他就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后来将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大约在1272年，他和已经去过一次中国的父亲和叔叔一起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此前大汗对马可·波罗的父亲印象十分深刻，因为他是自己见到的第一个拉丁人；于是大汗遣他回去，找寻能向他解释基督教的教士或学者，并再带来一些大汗感到好奇的其他欧洲器物。马可·波罗参与的正是这第二次拜见。

这次，他们从巴勒斯坦而非上一次的克里米亚出发。他们随身带着大汗赐予的金牌和随身信物，这使他们在旅程中获得了极大的便利。因为大汗想得到一些供奉在耶路撒冷圣墓中的圣灯的灯油，于是他们便先去了耶路撒冷，随后经西里西亚进入亚美尼亚。他们之所以向北走了这么远，是因为埃及苏丹此时正在入侵蒙古人的领地。然后他们打算走水路，通过美索不达米亚来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在霍尔木兹海峡，他们遇到了来自印度的商人。然而由于某些原因，他们没有上船，而是选择向北穿过波斯沙漠，经过帕米尔高原上的巴尔赫来到喀什，再经和田、罗布泊来到黄河流域，最终抵达北京。在北京，大汗对他们进行了盛情款待。

忽必烈十分喜欢马可·波罗，他年轻聪慧，并能说一口流利的鞑靼语。于是他被委以官职，并数次被派往中国西南部的几个地区执行任务。他不由自主地讲起了他在这一过程中的见闻：这是一个幅员辽阔、人人笑容可掬的繁盛国度，“一路上都有可以让旅客休息的豪华旅馆”，那里有“美丽的葡萄园、田野和花园”，有佛教僧侣的“众多寺院”，有大量的“丝绸与黄金”，还有“连绵不断的城镇”，等等。这些故事一开始遭到了人们的怀疑，但很快就点燃了所有欧洲人的想象。他讲述了缅甸及其数百头大象的大军，以及这些动物是如何被蒙古弓箭手打败的，他还谈到了蒙古对勃固的征服。他也谈及了日本，并严重夸大了那个国家拥有的黄金。马可·波罗曾在扬州任官三年，和其他鞑靼人相比，作为扬州的管理者，他在当地百姓眼中可能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外国人。他也曾被派出使印度。中国曾有记载，在1277年的中书省中，有一个叫波罗的官员，这对于马可·波罗故事的真实性提供了极佳的佐证。

马可·波罗的游记让欧洲人得以了解中亚和中国，对东西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马可·波罗游记》的问世对欧洲人的想象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文学，尤其是15世纪的冒险故事，经常会引用《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名字，如契丹、汗八里等。

两个世纪后，在《马可·波罗游记》的读者中，有一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热那亚水手，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向西航行，绕过世界并到达中国。在塞维利亚，还存有一本被哥伦布做过注释的游记。这个热亚那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其实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占领之前，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东西方进行公平贸易的市场，热那亚人也在那里进行着自由贸易。但是，热那亚人的死敌“拉丁”威尼斯人曾经是土耳其人对抗希腊人的盟友和帮手，随着土耳其人的到来，君士坦丁堡势必不会用一种友好的态度对待热那亚人的贸易活动。地球是圆的这一早已被人遗忘的发现，已逐渐恢复了它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因此，向西航行抵达中国的想法是完全成立的。这一想法因两件事而得到鼓舞：其一是指南针的发明，从此水手们可以用它在夜晚中明确方向，而不必再依靠晴朗夜空中的星辰；其二是当时的诺曼人、加泰罗尼亚人、热那亚人和葡萄牙人已经驶入大西洋，并抵达了加那利群岛、马德拉岛和亚速尔群岛。

然而在驾船验证自己的想法之前，哥伦布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宫廷中游说，最终他在格拉纳达，得到了刚收复此地的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支持，于是他便驾驶三艘小船向着未知的海洋驶去。经过两个月零九天的航行，他来到了他认为是印度的土地，但那实际上是一个新大陆，旧世界迄今从未怀疑过它的独特存在。他带着黄金、棉花、奇怪的野兽和鸟儿，以及两个要接受洗礼的、怒目文身的土著人，回到西班牙。他们被称为“印第安人”，因为直到哥伦布去世前，他都坚信自己发现的那片土地是印度。然而仅仅几年之后，人们便开始意识到，整个美洲新大陆不过是世界的另一部分。

哥伦布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海外事业。1497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航行到印度；1515年，葡萄牙船只抵达爪哇。1519年，受雇于西班牙的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着五艘船从塞维利亚向西航行，其中一艘名为“维多利亚号”，于1522年回到塞维利亚，这是世界第一艘完成世界环游的船只。船上原本有二百八十人，但只有三十一人幸存了下来，而麦哲伦则在菲律宾群岛被杀害。

纸质书籍的印刷，确认地球是圆形的全新世界观，陌生世界的新景象——奇怪的动植物、奇怪的风土人情，海外、天空、生活方式和物质方面的所有发现都使欧洲人心潮澎湃。被埋没和遗忘很久的希腊经典迅速地被印制出来，供人们研习了解，并给人们的思想染上了一种色彩——那是柏拉图的梦想和共和时代的自由与尊严的传统。罗马人的统治最早给西欧带来了法律和秩序，而罗马教会再一次恢复了它们；然而不论是在天主教还是在异教之下，好奇心与创造力都受到了来自宗教组织的压抑和约束。拉丁精神的统治如今已接近尾声。在13世纪到16世纪之间，欧洲雅利安人，因受到闪米特人和蒙古人的影响，以及对希腊经典的重新发现，得以从拉丁传统中挣脱出来，重新登上人类在智力和物质上的领导地位。

第50章：
罗马教会的改革

罗马教会本身也受到希腊精神复兴的影响，尽管这种复兴为它带来了分裂，但分裂之后剩下来的那部分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实现了自我更新。

我们已经介绍过罗马教会在11至12世纪是如何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以及这种统治是如何在13至14世纪逐渐减弱的。我们还描述了在早期作为基督教支柱的宗教热情是如何转变成教会的骄矜与腐败，以及腓特烈二世在欧洲王公心中种下的怀疑的种子是如何加剧了他们与教会的分离。罗马教会的分裂使其宗教和政治声望跌入谷底，它在这两方面不断地遭受着人们的攻击。

英国人威克里夫的学说在欧洲广泛传播。1398年，博学的捷克人扬·胡斯在布拉格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威克里夫神学思想的演讲。这些演讲的内容迅速扩散到大学之外，引起了社会群众的极大热情。在1414年至1418年，罗马教会在康斯坦茨举行大会以处理这一教义分歧问题。在皇帝的承诺下，胡斯被安全地邀请到康斯坦茨，随后他便被抓了起来，并于1415年以异端的罪名被处以火刑。这一做法不仅未能平息捷克人的热情，反而激起了胡斯追随者的愤怒并导致起义。这是此后一系列宗教战争的第一场，天主教世界瓦解的帷幕就此拉开。为了镇压这场起义，教皇马丁五世在康斯坦茨被选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袖，并号召十字军对起义者加以讨伐。

胡斯战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给捷克带来了民族独立。

为了镇压这一小伙儿顽强的起义者，教皇一共号召了五次十字军加以征讨，但这五次征讨都失败了。就像在13世纪欧洲所有的流氓恶棍都将矛头对准了瓦勒度派一样，到了15世纪，他们又开始针对捷克人。但这群捷克人和瓦勒度派不一样，他们会为信仰武装自己。当十字军来到捷克时，他们很快便在胡斯派教徒的马车声和号角声中四散溃逃。1463年在巴塞尔会议上，罗马教会与胡斯派达成协议，承认对方有权对罗马教会在宗教活动方面持反对意见。

15世纪，一场大瘟疫给整个欧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在英国和法国，平民积攒了无数的痛苦和不满，而农民则起来反抗地主和富人。胡斯战争结束后，农民起义在德意志地区愈演愈烈，并逐渐呈现出一种宗教性质。在这一过程中，印刷术对势态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了15世纪中叶，荷兰和莱茵河左岸地带已经出现了活字印刷术。这一技术很快被传到了意大利和英格兰，由此卡克斯顿才能于1477年在威斯敏斯特印刷他的作品。印刷术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圣经》的大量印发，这使得更广泛的信众可以更方便地参与对宗教信仰的讨论。欧洲因此变成了一个读者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件事情此前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发生过。印刷术突然之间用更清晰、更易于理解的方式使大众的思想水平得以提升，而这恰巧发生在天主教世界出现困惑与分裂，罗马教会无法有效保护自己，且各国王公都在想方设法剥削领地居民财富的时候。在德意志，对教会攻击最猛烈的是曾为天主教修士的马丁·路德，他于1517年在威登堡对罗马教会的各种教义与圣礼展开批判。起初，他像其他学者一样用拉丁语争论，不久之后，他便运用印刷术这一新武器，用德语向普罗大众传播自己的观点。有人曾试图像打压胡斯那样打压他，但印刷业的发展改变了局势，德意志的许多王公或公开或秘密地成为他的朋友，胡斯的命运不可能再发生在路德的身上。

路德撰写的《九十五条论纲》引起很大轰动和争辩，不但引发了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更直接促成了新教的诞生。

如今，在这个思想倍增、信仰式微的年代，许多统治者看到了民众脱离罗马教会控制可能带来的好处，于是这些君主开始尝试使自己成为本国宗教的领袖。英格兰、苏格兰、瑞典、挪威、丹麦、德意志北部各邦国和波希米亚，一个接一个地脱离了罗马教会，并在此后一直保持着分裂状态。

各国王公对其臣民的道德与思想自由极少关心，他们只想利用人民对宗教的疑虑和反叛来加强他们对罗马教会的对抗，然而一旦民众从罗马教会中脱离出来并皈信由君主领导的国家教会，他们便会迅速对民众施加控制。但是在耶稣的教诲中，总是有一种奇怪的生命力、一种对社会公义和个人尊严的直接诉求，可以超越一切对君主或教会的忠诚与附庸。所有这些由王公领导的教会都会因教派的分裂而分裂，这些分裂出去的教派不允许任何人介入信徒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论这个人是国王还是教皇。例如，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有许多教派现在仍牢牢地把《圣经》当作他们生活和信仰的唯一指南。他们拒绝接受国家教会的信条。在英国，这些反对者并不是墨守成规之人，他们在17至18世纪的英国政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强烈反对国王成为教会领袖，为此他们甚至处死了查理一世，在随后繁荣昌盛的十一年里，英国变成了一个不受国教统治的共和国。

这场导致大部分北欧国家与罗马教会分离的运动通常被称为宗教改革，它在给天主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对罗马教会本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教会开始进行改革，一种新的精神被注入其中。这场罗马教会复兴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一个名叫伊尼戈·洛佩斯·德·里卡尔德的西班牙士兵，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圣依纳爵·罗耀拉。在1538年成为神父后，罗耀拉蒙教会允许成立了耶稣会，这是一次将军事训练与骑士精神直接引入宗教事务的尝试。这个由耶稣会士组成的团体，后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和传教团体之一，它将基督教带到了印度、中国和美国，并阻止了罗马教会的迅速瓦解。耶稣会使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教育水平得以提高，并激发了各地天主教徒的道德良知，它还通过与新教的竞争刺激了欧洲的教育发展。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这个充满活力和侵略性的罗马天主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是耶稣会复兴的产物。

第51章：
查理五世

作为欧洲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君主之一，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神圣罗马帝国进入了全盛期。在一段时期里，查理五世被认为是自查理曼大帝以来最伟大的君主。

在很大程度上，查理五世的伟大不是他自身努力获得的，而是他的祖父，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造就的。为了权力，一些家族挑起战争，一些家族擅用阴谋，而哈布斯堡家族则选择联姻。马克西米利安是靠哈布斯堡家族的遗产——奥地利、施蒂利亚、阿尔萨斯的部分领地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发迹的；他通过联姻的方式——其妻子的名字对我们而言无关紧要——获得了尼德兰和勃艮第的统治权。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失去了勃艮第的大部分土地，但他仍完整地占据着尼德兰。接着他又试图以联姻的方式获得布列塔尼，但未能如愿。1493年，他继承父亲腓特烈三世成为皇帝，并与米兰公国联姻。最后，他让儿子娶了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弱智女儿。当时，资助哥伦布的费迪南和伊莎贝拉不仅统治着完成统一的新西班牙王国、撒丁岛和两个西西里王国，而且统治着巴西以西的整个美洲。因此，他的孙子查理五世便继承了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土地，以及土耳其人在欧洲留下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领土。查理五世于1506年继承尼德兰；当他的祖父费迪南于1516年去世时，由于他的母亲有智力缺陷，他也就成为西班牙王国的实际国王；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于1519年去世，1520年，二十岁的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他是一个皮肤白皙的年轻人，却长着一张看起来不太聪明的脸——丰厚的嘴唇和略显笨拙的长下巴。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充满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世界，那是一个属于才华横溢的年轻君主的时代。1515年，二十一岁的弗朗索瓦一世继承法国王位，而十八岁的亨利八世于1509年成为英格兰的国王。那是印度的巴布尔和土耳其的苏莱曼大帝的时代，两者都是能力出众的君主，而利奥十世也是一位十分杰出的教皇。由于害怕如此巨大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教皇与弗朗索瓦一世曾极力阻止查理成为帝国皇帝。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八世自荐为皇帝候选人，然而由于自1273年以来帝国皇帝一直由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出任的传统，再加上查理对选帝侯大加贿赂，最终查理成为帝国皇帝。

查理五世肖像。

起初，这位年轻的皇帝在他的大臣们看来不过是一个华丽的傀儡，但逐渐地，查理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并慢慢收回统治权。他开始意识到他的崇高地位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复杂性，这是一个既美妙又不可靠的身份。

甫登上皇帝之位的查理五世面临的就是由马丁·路德在德意志发起的宗教改革的冲击。从教皇利奥十世对他当选帝国皇帝持强烈反对的态度来看，查理五世应该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但是查理五世是在宗教观念极端保守的西班牙度过自己的童年的，因此天主教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他的内心中，以致他可以在这件事上和教皇站在同一阵线，反对路德的改革。他与那些赞成新教的王公，尤其是萨克森的选帝侯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慢慢地，查理五世察觉到这件事极有可能使基督教世界分裂成两个彼此对立的阵营。他曾试图修补双方的关系，却以失败告终。是时，帝国境内爆发了波及整个德意志地区的农民起义，这场起义与普遍的政治动乱和宗教纠纷交织在一起。这些帝国内部的问题，因东方帝国及西边其他国家的干涉而变得异常复杂。在西边的是查理五世的劲敌弗朗索瓦一世，在东方则是不断进逼的土耳其，他们已抵达匈牙利，并和弗朗索瓦建立同盟，还叫嚣着要奥地利向自己纳贡。查理五世尽管掌握着西班牙的财政权和军权，但他几乎无法在德意志地区获得任何经济支持。他面对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因经济困难而变得更加复杂，于是他被迫去借了一大笔钱。

总的来说，查理和亨利八世联手，成功地打败了弗朗索瓦一世和土耳其人。双方的主要战场在意大利北部；双方的统帅都毫无将才，谁胜谁败主要取决于哪方援军先到。德意志军队攻入了法国，但未能攻下马赛，随后他们回到意大利，却失去了米兰，并在帕维亚遭到围攻。这是一场漫长而失败的围攻，弗朗索瓦因此而成为查理阶下囚。但是教皇和亨利八世仍然担心查理获得过多的权力，于是倒戈反攻查理。此时驻扎在米兰的德意志军队，因为长期领不到军饷，竟胁迫他们的指挥官进攻罗马。1527年，他们攻入并洗劫了这座城市。当他们在城中烧杀抢掠之时，教皇逃到了圣天使堡。最后，他用四十万枚金币收买了这伙德意志军队。这场持续了十年的混乱让整个欧洲陷入贫困。查理五世最终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1530年，他在博洛尼亚接受了教皇的加冕，成为最后一位被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在匈牙利取得了巨大的战绩。1526年他们打败并杀死了匈牙利国王，占领了布达佩斯；1529年苏莱曼大帝险些占领了维也纳。查理五世十分关切土耳其人的攻势，他竭尽全力地击退土耳其人，然而他发现最困难的事情其实是让帝国内的王公们团结一致，即便敌人打到其领地的边界，他们也不愿意合作抗敌。在这一时期，不甘失败的弗朗索瓦一世再一次挑起了战争，但在1538年查理率军蹂躏过法国南部地区后，他转而以一种更温和的态度战胜了他的对手。弗朗索瓦于是和查理结成同盟共同对抗土耳其人。但是此时德意志中信奉新教的诸位王公则决意和罗马以及查理五世决裂，于是这些王公组建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以对抗他们的皇帝。这使得查理不得不将精力转到处理国内的叛乱上，而无暇为基督教世界收复匈牙利。但他只看到了这场斗争的开端。这是一场王公们为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毫无理智的血腥斗争，它一会儿是战争和毁灭，一会儿是阴谋诡计与外交手腕；这条名为王权政治的毒蛇一直匍匐到19世纪，一次又一次地让中欧变成荒凉之地。

在这些不断聚集的问题中，皇帝似乎始终未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身份来看，他无疑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但他却把几乎要将欧洲撕成碎片的宗教战争简单地理解为神学上的分歧。他举办宴会、召开会议，试图让人们达成和解，然而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尽管如此，和其他那些欧洲王公相比，查理五世是真的想解决实际问题，而前者不过是想从中为自己谋利，他们冠冕堂皇的口号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政治伎俩。比如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就曾因写过一本驳斥新教的书而被教皇称赞为“信仰护卫者”，但当他急于与第一任妻子离婚，以娶一个名为安妮·博林的年轻女子，并且想要夺取英格兰教会的巨大财富之时，他便于1530年加入了新教王公的队伍。此时丹麦和挪威早已站在了新教这一边。

1546年，就在马丁·路德去世后几个月，德意志地区便爆发了宗教战争。对于这场宗教战争的详细经过我们无须细究，及结果是萨克森的新教军队惨败。由于某种非常类似于违背信仰的原因，皇帝的主要对手，黑森伯爵菲利普被逮捕入狱，而土耳其人则被许诺以每年进贡的方式收买了。1547年，弗朗索瓦一世去世，这让皇帝大松了一口气。因此查理五世得到了某种和解，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没有和平的地方实现了和平。1552年，整个德意志地区再次陷入战争，查理因为从因斯布鲁克仓皇出逃而幸免于难。同年，新教势力与天主教势力签订了《帕绍条约》，暂时形成了一个并不稳定的平衡局面。

查理五世在位三十二年的统治状况大致如上。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欧洲人当时的思想完全集中在欧洲霸权的争夺上。土耳其人、法国人、英格兰人、德意志都还没有对美洲大陆产生什么政治兴趣，也没有发现开辟通往亚洲的新航线有什么重要意义。在美洲，重要的历史事件正在发生：科特斯只带了几个人就为西班牙征服了伟大的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墨西哥帝国（即阿兹特克帝国），皮萨罗穿越了巴拿马地峡（1530年），征服了另一个仙境——秘鲁。然而在当时，这些事情对欧洲而言，不过是西班牙的国库流入了大量白银。

在《帕绍条约》签订之后，查理开始展示他独特的创造性思维。如今，他对自己完成的帝国伟业感到失望和无聊，对欧洲的种种纷争产生了一种难以承受的无力感。他天生体质欠佳，后来懒于政事，如今又身患痛风，于是他决定退位，将德意志地区所有的权力交给他的弟弟费迪南，将西班牙和尼德兰的权力交给他的儿子腓力。随后他便隐居到位于塔古斯山谷北侧、被橡树和栗树环绕的尤斯特修道院中，并于1558年在那里去世。

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位疲惫而厌世的巨人，在向上帝寻求宁静的朴素过程中，用一种伤感的笔调，写下了很多关于退隐以及远离世界的文字。但是实际上，他的隐退生活既不孤独，也不朴素；他带了近一百五十名随从，他在修道院中仍享受着宫廷的奢华，只不过不用再关心宫廷的政务；另外，腓力二世也是个孝顺的儿子，父亲的建议就是他的命令。

查理五世退位后的隐居地尤斯特修道院。

虽然查理不再对欧洲事务有任何兴趣，但他还是会做一些其他事情。普莱斯科特曾说：“在与基沙达、加斯特卢和巴利亚多利德的大臣的日常通信中，几乎每一封信都会或多或少地谈到皇帝的饮食和疾病。话题会很自然地从这一个过渡到另一个，而大臣们似乎也从来没把这种谈论当作什么负担，但想要保持一种亚速的态度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这些公文中，政务与美食是如此奇妙地混合在一起。从巴利亚多利德出发到里斯本的信使在途中不得不绕道经过哈兰迪利亚，以便将那里的食物供应带到皇帝的餐桌上。每个星期四，他都必须带一些鱼过来，以为星期五的斋戒做准备。查理认为附近的鳟鱼太小了，所以要从巴利亚多利德运来其他体型较大的鳟鱼。他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鱼，事实上，他也喜欢任何一种性质或习性接近于鱼的东西。鳗鱼、青蛙、牡蛎这类食物在皇家菜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十分喜欢罐装的鱼，尤其是鳀鱼，并且他时常后悔自己没从那些低地国家多带些过来。他特别喜欢吃鳗鱼馅饼……”1554年，查理从教皇尤利乌斯三世那里得到一份谕令，准许他免除斋戒的义务，甚至在举行圣餐礼当天他也可以在早上吃一些东西。

吃饭和治病，这真的是对自然的回归！他从来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但在吃饭的时候，他会像查理曼大帝那样让人大声朗读，而且会像一位叙述者描述的那样，发表一些“美妙而神圣的评论”。他还喜欢摆弄机械玩具，听音乐或布道，以及处理仍不断向他涌来的帝国事务。他深爱的皇后的死使他的思想转向了宗教，尽管在他看来，宗教不过是一种拘泥于礼节的仪式；在大斋节期间，每个星期五他都会与其他僧侣一起鞭打自己，他的意志是那么坚定，以致常常会将自己鞭打出血。此前查理意志被政治考量压抑的某些偏执在这些修习以及痛风的折磨中得到了释放。在巴利亚多利德附近出现的新教教义激怒了他。“告诉我的大法官和他的顾问们，要坚守在自己的职位上，把斧子架在邪恶的根源处，不要让它再继续蔓延。”他经常会想，对于如此罪恶之事，不用正常的司法手段，而用毫不手软的方式处理会不会更好。“如果宽恕那些罪犯，他们就会再次犯罪。”他将自己在尼德兰的做法视为一种典范，“在那里，顽固不化的就将他烧死，即便有所悔悟，也要斩首示众”。

他对于葬礼的关注似乎也在相当程度上象征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他似乎有一种直觉，认为欧洲某种伟大的东西死了，迫切地需要被埋葬，并有必要尽早地做盖棺论定。他不仅参加了在尤斯特举行的每一场葬礼，还会给那些不在场的死者举行葬礼；在他的妻子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他为她举办了一场纪念葬礼；最后，他甚至为自己举办了葬礼。

礼拜堂里黑影幢幢，数百支烛光也驱散不了那黑暗。教友们穿着修道院的服装，皇帝所有的家眷都穿着丧服，他们聚集在礼拜堂中央一个巨大的灵柩周围，灵柩也用黑布裹挟着。然后，埋葬死者的仪式开始了。在僧侣们凄惨的哀号中，人们为逝去的灵魂祈祷，希望它能被领进有福者的宅邸。当主人去世的情景浮现在他们的脑海时，悲伤的侍从们不由得流下了眼泪，或者，他们也可能是被这可怜的懦弱触动。查理，裹着一件黑色的斗篷，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站在他的家人中间，注视着自己的葬礼。仪式结束时，他把蜡烛交到神父手中，象征自己把灵魂交给了上帝。

这场“葬礼”之后不到两个月，查理便去世了。神圣罗马帝国短暂的辉煌也随他而去。他的帝国已经被他的弟弟和儿子瓜分。神圣罗马帝国直到拿破仑一世时仍在挣扎，但那已是垂死之兆。然而那些仍未被埋葬的传统，至今仍毒害着我们的政治空气。

第52章：
欧洲的君主制、议会制与共和制

拉丁教会解体，神圣罗马帝国已然极度衰败；从16世纪开始，欧洲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人们在黑暗中摸索着，想寻找一种新的管理方法，以便更好地适应当时出现的新情况。在古代社会，长期以来尽管朝代更迭，有时甚至连统治民族和语言也会发生变化，但君主和宗教的统治形式仍然相当稳定，并且更为稳定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自16世纪以来，对于这个现代欧洲而言，朝代的更迭不再那么重要，历史的兴趣开始转向在政治和社会组织中出现的越来越广泛的实验。

我们已经说过，从16世纪开始的世界政治历史，是人类为使其政治和社会形态适应某些已经出现的新情况而做出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适应环境的努力因环境变化的逐渐加速而变得复杂。这种适应环境的无意识的，甚至往往是不情愿的行为（人们通常不喜欢主动改变），已经越来越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自16世纪以来，人类的历史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故事：政治与社会制度之间变得越发地格格不入，也越发地让人感到不适并大伤脑筋；人们缓慢且不情愿地意识到，自己必须主动地对人类社会的整体重建做全方位的思考，以应对在此前的生活经验中不曾有过的需求与可能性。

在人类生活状况的种种改变中，究竟是什么，致使帝国、祭司、农民和商人之间的平衡不断被打破，使野蛮人的侵略与征服周期性地出现，让旧世界的人类生活以一种稳定的节奏持续了一万多年？

由于人类事务极度复杂，它们必然是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变化仍取决于一点，那就是人类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的增加；这种认知最早只在一小批聪明人中间缓慢地传播着，但在近五百年里，其传播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并且越来越多地传到了普通人那里。

另外，人类的状况也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变化而产生了巨变。这一变化与知识的增长和扩展并行，并与之微妙地联系在一起。对于那种能满足最基本的、共同的欲望的生活，人类已经越来越表现出一种不满情绪，人们开始渴望寻求一种更广阔的生活，参与其中并为之奉献。这是过去两千多年来在全世界传播的所有伟大宗教的共同特征，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如此。它们都与人类的精神直接相关，而那些更古老的宗教是不会去做的。它们在性质和作用上都与古老的、会使用血祭的原始宗教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对后者部分做了修改、部分取而代之。它们逐渐形成了对个人的自尊以及人类共同问题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而这在早期文明社会中也是不存在的。

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第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古代文明中文字的简化与普及，它使得更大的帝国的建立以及政策被更广泛地理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另一个改变则是运输工具的发展：先是马，然后是骆驼，接着是装有轮子的车辆，道路也随之扩建。冶铁技术的发展则极大地提升了军事战争的效率。接着是货币被铸造出来，这种方便而危险的新事物引起了债务、所有制和贸易在性质方面的变化，并引发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动荡。帝国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人们的思想也随之相应地发展，当地的神灵慢慢消失，人类开始步入属于世界性宗教的神学时代。关于历史与地理的理性记载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人们渐渐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并开始系统性地研究知识。

在希腊和亚历山大港开始的科学的辉煌发展曾中断过一段时间。日耳曼人的袭击，蒙古人的西进，宗教重建过程中的动荡以及大瘟疫给政治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文明在这个冲突和混乱的阶段重新出现时，奴隶制已不再是经济生活的基础；第一批造纸工坊正在为一种新的获取信息的媒介展开合作与准备工作。渐渐地，这些节点联系在一起，人类又重新系统地对科学知识展开探索。

从16世纪开始，作为人类系统思考必然出现的产物，一系列影响人们交流和互动的发明装置相继问世。它们都扩展了人类的行动范围，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利益或更多的伤害，它们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且其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对此，人类的心灵显然在20世纪那场巨大的灾难爆发之前一直都没有做好准备，而面对这种发明创造不断问世的新状况，历史学家也未能给出任何智慧的建议。人类在过去四个世纪的历史，与其说是看到了危险与机遇的历史，不如将之比喻成被囚禁的沉睡者的历史；当监狱起火时，他并没有醒来，只是不安又笨拙地扭动着身子，将火焰的噼啪声和温暖与自己古老而混乱的迷梦搅在一起。

在欧洲，15至17世纪是火药兵器获得大量发展的时代，因为冶金术的进步，使得手持火药兵器逐渐改良。

既然历史不是个人生活的故事，而是社会的故事，那么历史记录中最重要的发明必然是对人类通讯产生影响的发明。在16世纪，我们需要关注的新事物主要是纸质印刷品、航海指南针和适合远洋航行的帆船的出现。纸质印刷品革命性地使教育、公共信息讨论和政治活动的基本运作变得更加廉价和普及，后两者则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另外几乎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对13世纪由蒙古人带来的火药及枪炮制造技术的改进与发展。它们摧毁了城堡和城墙给贵族与城市带来的安全感。枪炮彻底扫除了封建制。君士坦丁堡即毁于火炮，而墨西哥（阿兹特克帝国）和秘鲁（印加帝国）也在西班牙的恐怖枪炮前沦陷。

17世纪见证了科学体系在成果发表方面的发展，这是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最终孕育了更多创新的世纪。在这一伟大进步的领导者中，引人注目的是弗朗西斯·培根爵士（1561—1626），即后来的英国大法官维鲁兰勋爵。他是另一位英国实验哲学家吉尔伯特博士（1540—1603）的学生。和罗吉尔·培根一样，这位培根先生也重视观察和实验，他还以一种鼓舞人心并富有成效的乌托邦故事形式，写成了《新大西岛》一书，表达了他想为科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梦想。

不久，伦敦皇家学会、佛罗伦萨学会以及后来的其他鼓励研究、出版和知识交流的国家科研机构相继成立。这些欧洲的科学团体不仅成为无数发明的源泉，而且也成为对世界上各种怪诞的宗教迷信加以毁灭打击的基地，这些宗教迷信主宰和削弱了人类的思想已有好几个世纪。

尽管无论是17世纪还是18世纪，都未能出现像纸质印刷品和远洋帆船这样的迅速改变人类境遇的革命性发明，但是这一时期在知识和科学方面的不断积累却在19世纪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对世界的探索与发现仍在继续着。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相继出现在地图上。在18世纪的英国，焦炭开始用于冶金用途，导致铁的价格大大降低，和以前用木炭冶炼相比，焦炭可冶炼出更大的铁块。现代机械化迎来了黎明。

科学在各地同时且不断开花结果。随着19世纪的到来，科学开始结出它真正的成果，并且这一过程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首先出现的是蒸汽和钢铁、铁路、大型轮船、巨大的桥梁和建筑物、几乎具有无限动力的机器，这些几乎满足了人类在物质方面各种可能的需要；最令人惊奇的是，电气科学这块宝藏开始向人类敞开它的大门。

我们把16世纪以来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比作一个在着火的监狱中熟睡的囚犯；在16世纪，欧洲人仍在继续着他们的拉丁帝国梦，一个在统一的天主教护佑下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梦。然而就像现实中某些不可控的元素会以最荒诞、最具破坏性的意象进入人们的梦中一样，在16世纪人们的梦境中，我们只看到查理五世那沉睡的脸庞和贪食的嘴巴，而亨利八世和马丁·路德则一起将天主教撕成了碎片。

到了17、18世纪，这种梦就变成了君主专制。这一时期，欧洲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讲述一样的故事：即巩固君主制，并努力使君主制转变为君主专制，然后用这种权力去占领周边弱小的地区。这种行为遭遇到了持久的抵抗，首先发起反对的是地主，然后随着国外贸易与国内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人和富人阶层也开始反对王权的压榨和干涉。然而这个故事中没有任何一方能获得彻底的胜利，在这里是国王占了上风，而在那里则是有产阶级打败了国王。有时，我们会发现一个国王成为他的国家的太阳和中心，而就在该国的边界之外，一个坚强的商业阶层在努力维持着共和。这一时期变化的强烈与广泛正反映出当时各种政体的试验性质与地方特色。

在各个国家上演的剧目中，最常见的角色就是国王身边的大臣，如果在天主教国家，那么这个大臣就一定是一位教士。这些大臣常常为他们的国王提供服务，同时也通过这种不可或缺的服务来统治国王。

由于我们的局限，我们无法将这些国家的好戏一一详述。荷兰的商人们成为支持共和的新教教徒，并摆脱了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之子腓力二世的掌控。在英国，亨利八世和他的大臣沃尔西、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大臣伯利为专制主义奠定了基础，但这种专制主义却被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愚蠢所摧毁。1649年，查理一世因叛国罪被斩首，这是欧洲政治思想的一个新转折。十几年来（直到1660年），英国一直实行共和制，国王的地位并不稳定，其权力也常受到议会的压制；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乔治三世登位，他为恢复君主的统治权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另一方面，法国国王是所有欧洲国王中将君主专制做得最好的。黎塞留（1585—1642）和马扎然（1602—1661）这两位大臣为法国确立了国王的权威，而“大君主”路易十四的长期统治与雄才伟略，也是法国君主集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路易十四在法国建立了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王国。

路易十四的确是欧洲的模范国王。他是一个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的国王，他的野心比他的卑劣的激情更强烈，他通过复杂的外交政策把他的国家引向破产，而这种带有精致尊严的外交政策，至今仍让我们敬慕不已。他的直接目标是将法国边境扩展到莱茵河及比利牛斯山，吞并西班牙和尼德兰；他更宏远的理想是重塑神圣罗马帝国，让法国国王成为查理曼大帝的继承者。在外交方面，他将贿赂看得比战争还重要，正是通过贿赂，他收买了英国的查理二世和波兰的大多数贵族。他的钱，或者说是法国所有纳税人的钱，遍布整个欧洲。作为国王，他的主要职责是炫耀自己的显赫。他的凡尔赛宫，以及其中的沙龙、走廊、镜子、露台、喷泉、花园和景色，都令世人无比地羡慕、钦佩。

路易十四激起了人们效仿的热情，欧洲的每一个王公贵胄都纷纷建造自己的凡尔赛宫，贵族们也到处重建或扩建他们的城堡。纺织业和家具制造业快速发展起来，奢华的工艺品——雪花石膏雕塑，彩陶，镀金木器，金属制品，印花皮革，优美的音乐，华丽的绘画，精美的印刷和装订，精美的瓷器，上等的葡萄酒随处可见。在穿衣镜与精美家具之间出现了一批奇怪的“绅士”，他们戴着扑了粉的高顶假发，身着丝绸和蕾丝，脚穿红色高跟鞋，还拄着一个奇妙的手杖；更奇怪的是那些“淑女”，她们那扑了粉的假发像塔一样高，其衣着是用金属架支起来的用大量丝绸制成的连衣裙。伟大的路易十四，法国的太阳，在人群中装模作样，然而他没有注意到，在他的阳光照不到的低洼之处，一张张干枯、阴沉、痛苦的面孔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

在这个君主制和各种实验性政体的时期里，德意志民族仍然处于分裂的状态，而王公贵族却纷纷效仿凡尔赛的风采。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德意志人、瑞典人和波希米亚人为争夺多变的政治优势而展开的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它透支了德意志整整一个世纪的精力。一张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绘制的地图显示了德意志在这场疯狂战争之后的支离破碎。人们会看到公国、公爵领、自治邦混乱地交错在一起，有的在帝国之中，有的则在帝国之外。读者会注意到，瑞典的势力已经深入德国；除了帝国边界内的几个岛屿外，法国离莱茵河还很远。就在这个混乱拼凑的土地上，普鲁士王国（1701年独立）稳步崛起，并在随后的一系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普鲁士腓特烈大帝（1740—1786）在波茨坦有他的凡尔赛宫，他的宫廷说法语，阅读法国文学，可以与法国国王的宫廷文化相媲美。

查理五世后裔中，奥地利一脉保留了皇帝的头衔，西班牙一脉成为西班牙的统治者。此时，在东方又出现了一个新皇帝。君士坦丁堡（1453）陷落后，莫斯科大公伊凡大帝（1462—1505）宣布自己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并将拜占庭的双头鹰标识做成了自己的徽章。他的孙子，可怕的伊凡四世，继承了恺撒（沙皇）的名号。然而直到17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才发现俄国并不属于亚洲，也不再那么遥远。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将俄国带入了西方事务的舞台。他在涅瓦河上为他的帝国建立了一个新首都——彼得堡，这是俄国和欧洲之间的一个窗口；在距此十八英里外的彼得霍夫，彼得大帝雇用了一个法国建筑师为他建造属于自己的凡尔赛宫，这位建筑师为他建造了露台、喷泉、瀑布、画廊和花园，以及任何彰显其君主地位的设施。和普鲁士一样，法语也成为俄国的宫廷语言。

波兰王国不幸地夹在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之间，这个组织混乱的国家是由大地主们组成的，他们太过在意自己的显赫地位，以至于他们选出的君主只能拥有名义上的王权。尽管法国努力保护了自己的这个独立盟友，但波兰最终还是难逃被这三个国家瓜分的命运。当时的瑞士是一个共和联邦，威尼斯是共和国，意大利与德意志很像，也分裂成一个个邦国。教皇也像王公一样统治着教皇国，然而因为害怕失去其他信仰天主教的王公的支持，教皇不再干涉各国事务，也不再提醒人们基督教世界本应有的公益。实际上，欧洲根本就没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欧洲完全被分裂和差异支配。

所有这些王国和共和国都在互相进行扩张，它们每一个都奉行侵略邻国和建立侵略性同盟的“外交政策”。今天，我们欧洲人仍然生活在这个多元化主权国家时代的最后阶段，仍然遭受由它引起的种种仇恨、敌对和怀疑。

这段时期的历史变得越来越像一种“闲谈”，越来越没有意义，也越来越让现代人难以忍受。你会被告知这场战争是如何由这位国王的情妇引起的，那场战争是如何由一位大臣对另一位大臣的嫉妒导致的。关于贿赂和竞争的流言蜚语使聪明的学者感到厌恶。不过，在这一期间也有这样一个事实，它和上面这些相比具有更深远的意义，那就是尽管当时的欧洲被二十多个国家割裂，但知识和思想仍未停止其发展和传播，各式各样的发明创造也在不断涌现。到了18世纪，欧洲出现了一些对宫廷生活和政治决策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文学作品，在伏尔泰的《老实人》中，我们能充分体会到作者对欧洲世界那种不可思议的混乱的极度厌倦。

第53章：
欧洲人在亚洲与海外的新帝国

在中欧仍然处在分裂和混乱的时候，西欧人，特别是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正在把他们的斗争扩展到整个地球的海洋上。印刷机将欧洲的各种政治思想推进了一个更宏大、更难以捉摸的发酵过程中，而另一个伟大发明，远洋帆船，则将欧洲人的经验范围无情地扩展到了海洋的尽头。

荷兰人和北大西洋的欧洲人最初在海外定居并不是为了殖民，而是为了贸易和采矿。最早抵达美洲的西班牙人要求统治整个新大陆，然而葡萄牙人很快也要求分一杯羹。于是在1494年，教皇最后一次以世界主人的身份在罗马教廷做出裁决，将新大陆划分给这两个最先抵达的国家：在佛得角群岛西边三百七十里格处画一条线，以东包括巴西在内的所有地区归葡萄牙，以西的则全部归西班牙。此时，葡萄牙人也在向南、向东推进海外事业。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到达桑给巴尔，然后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1515年，葡萄牙船只出现在了爪哇和摩鹿加群岛，他们在印度洋沿岸建立起了贸易站点，并派兵守护。

被教皇的解决方案排除在外的国家很少注意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权利。不过，英国人、丹麦人和瑞典人，以及现在的荷兰人，很快就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提出了领土要求；而最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国王，对于教皇的解决方案的关注也不比任何新教教徒少。欧洲各国间的战争，已经扩展到了他们要求占有的海外领土上。

从长远来看，英国人在争夺海外领土的过程中是最成功的。丹麦人和瑞典人因深陷于德意志地区的复杂事务中，无法维持有效的海外探险。被新教教徒称为“北方雄师”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其异于常人的做法将瑞典国力都消耗在了德意志的战场上。荷兰人继承了瑞典人在美洲建立的小殖民地，但因距离法国殖民地太近，他们屡遭法国人侵犯，以至无法抵抗英国人。在远东，大英帝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荷兰人和法国人，而在美洲则是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英吉利海峡这道“银线”是英国在欧洲的最大优势，拉丁帝国的传统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最小。

法国总是将自己的焦点放在欧洲，为了统治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它放弃了在18世纪向东西方扩张的所有机会。17世纪英国的宗教和政治纷争迫使许多英国人前往美洲寻求永久的居所。他们在那里扎根、壮大，使英国人在美洲殖民地争夺战中拥有很大的优势。在1756年和1760年，法国人将自己在加拿大的殖民地输给了英国人和英国的美洲殖民者；几年之后，英国贸易公司发现，相较于法国、荷兰和葡萄牙，自己在印度已经获得了绝对的统治权。巴布尔、阿克巴及其后继者统治的伟大的莫卧儿帝国已经衰落，如今的印度由一家伦敦的贸易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在世界征服史上，这可谓是最不寻常的一章。

这家东印度公司最初虽隶属于伊丽莎白女王，但其创建者不过是几个海上冒险家。后来，他们被迫逐渐对自己的船只加以武装以求自保；如今，他们靠着香料、染料、茶叶和珠宝贸易盈利，此外，他们还发现自己可以插手印度王公们的领土盈收，甚至还能操控印度的命运。一个本来只做商品贸易的公司，现在却猖獗地干起了海盗生意。没有人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它的船长、指挥官、官员甚至普通职员和士兵，将战利品带回英国，这有什么奇怪的？

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人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又有什么不能做。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的阳光不同于自己的家乡；拥有棕色皮肤的当地人和自己好像也不是一个人种，他们对这些人不抱有丝毫的同情；而那些神秘的庙宇中，更是充满了行为奇异之人。当那些将军和官员回国后，英国国内的民众对他们彼此间敲诈勒索和揭发罪行感到困惑不已。在议会对克莱武的指控通过后，1774年，克莱武自杀。1788年，另一位伟大的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也遭到议会弹劾，但在1792年被无罪释放。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怪事。英国议会发现自己统治着伦敦的一家贸易公司，而这家公司反过来统治着一个比英国王室所有领地都要大、人口都要多的帝国。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印度是一个遥远、荒僻、几乎难以到达的地方，富有冒险精神的穷小子都曾到过那里，多年后当他们回到英国时，他们成了非常富有又非常暴躁的老绅士。英国人很难想象，在东方的阳光下，这数百万棕色人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印度依旧是浪漫得不真实，而英国人也不可能对东印度公司的运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当西欧列强在世界上每一片海洋上为这些神秘的海外帝国而战时，亚洲也在上演着两场重大的土地征服。1368年，中国摆脱了蒙古人的枷锁，在明朝的统治下繁荣发展，一直持续到1644年。后来，另一个游牧民族——满族征服了中国，作为中国的新主人，它统治中国直到1912年。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向东推进，并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强大。这个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但属于旧世界的大国的崛起，对人类的命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使俄国得以如此迅猛发展的是哥萨克人，他们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游牧民族，是隔在波兰、匈牙利等封建农业国家和鞑靼人之间的一道屏障。他们最早出现在广袤的东欧草原上，后来一些无法在俄国生存的人，如被陷害的无辜者、反抗的农奴、异教徒、小偷、流浪汉、杀人犯等，来到这里以谋生计。为了自由，他们和波兰人、俄罗斯人以及鞑靼人进行了长期的战斗。后来，俄国将他们招纳进来，并将其在亚洲新占领的土地赐给他们，条件是他们为俄国作战。于是，原本在土耳其活动的哥萨克人，很快便穿越西伯利亚，来到了阿穆尔。

罗伯特·克莱武，英国军人、政治家，为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起军事、政治霸权。

在17到18世纪，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蒙古人失去了往昔的活力。在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统治的那两三百年以来，曾经主宰世界的中亚如今已在政治上变得虚弱无力。气候的变化、未被记录的瘟疫都可能导致这种衰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佛教的传入也对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无论如何，到了16世纪，蒙古人和土耳其人不再向外扩张，反而被西方的俄国和东方的中国不断地征服、击退。

整个17世纪，哥萨克人从俄国向东扩张，并在任何可以进行农耕的地方定居下来。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俄罗斯帝国的疆界。在南方，他们遇到了强大而有活力的土库曼人，于是哥萨克人转向没有敌手的东北地区前进。就这样，俄国的边境扩展到了太平洋。

第54章：
美国独立战争

当18世纪已快结束四分之三时，欧洲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不稳定景象。它将自己完全分裂，不再有统一的政治与宗教思想；但是通过书籍和地图的印刷以及全新的远洋航行，欧洲人的想象力得到了激发，这使他们即便在混乱与竞争的环境里，仍能控制全世界所有的海岸。在这段时间里，欧洲的海外发展既无计划也不连贯，欧洲之所以超过其他地区，凭借的几乎都是短暂且偶然的优势。通过这些优势，辽阔而人烟稀少的美洲大陆、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未来便成了西欧人的家园。

使哥伦布到达美洲和使达·伽马到达印度的动力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做生意，而这也一直是鼓动水手们出海远航的首要动力，他们来到人口密集、生产力发达的东方主要就是想做买卖。欧洲人在海外殖民地建立贸易站点，但在海外赚完钱的欧洲人最想做的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尽情挥霍。但这种情况在美洲完全不适用。当时的美洲生产力很低，欧洲人来到这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开采金矿和银矿。最早在美洲开发金矿的是西班牙人，而后，武装的商人、想要淘金的普通人、自然资源的勘探者甚至是讨生活的农民，都纷纷来到这里。那些来到美洲北部地区的人，更多的是做皮毛生意。由于采矿和种植需要人们定居下来，所以当时的人们不得不在大西洋彼岸建立定居点。再接着，由于种种原因——类似17世纪英国清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而来到新英格兰，18世纪奥格尔索普将大批因债务入狱的囚犯从监狱运往佐治亚，18世纪末荷兰人把孤儿送到好望角——很多欧洲人来到这里，打算在美洲建立自己的新家园。到了19世纪时，轮船的出现让大批欧洲人开始涌入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空旷大陆，长达数十年的大移民浪潮于是开始。

欧洲人在海外的永久性殖民地就这样被建立起来，欧洲的文化也因此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被传播，文明社会开始在这些地方出现。一直以来，欧洲的统治者们都将这些殖民地当作自己的领土或属地，是自己收入的新来源，但他们不曾预料到，殖民地的居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与欧洲社会不一样的生活。他们对这一点没有做好精神上的准备，于是当殖民地居民开始向内陆扩张，而来自大西洋的另一端的种种处罚都奈何不了他们时，这些统治者才恍然大悟：居住在殖民地的已不再是自己可以轻视的臣民，而宗主国也无法再对他们颐指气使。

我们需要记住，直到19世纪，所有海外帝国都是依靠远洋帆船联系在一起的。但在陆地上，最快的交通工具仍然是马匹，因此政治组织或团体的凝聚力必然地受到相应的限制。

18世纪末，北美三分之二的领土都归英国所有，法国已经放弃了美洲。除了葡萄牙人控制的巴西，一两个小岛以及法国、英国、丹麦和荷兰的属地，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加利福尼亚和美洲南部都归西班牙人所有。在缅因州和安大略湖以南的英属殖民地最早证明了宗主国无法用帆船将殖民地居民团结在一个政治体系中。

不同的殖民地在起源和性质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比如在有些地区，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和荷兰人可以混居在一起；马里兰州的英国殖民者信奉天主教，但在新英格兰地区则有极端的新教教徒；当新英格兰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耕种并谴责奴隶制时，在弗吉尼亚和南方的种植园主则雇用了大量从非洲运来的黑奴。当时各个州之间尚未修建公路，想要从一个州前往另一个州只能乘船沿着海岸航行，这样的旅程几乎和横渡大西洋一样枯燥。居民来源的多元化以及自然条件的限制，妨害了各个地区间的联合，然而英国政府种种自私愚蠢的行为，却最终让各个殖民地的人民团结在一起，以共同反抗英国政府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无条件征税和不公平贸易。尽管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仍需要大量的黑奴，但他们担心黑奴数量过多可能会引起反抗，然而奴隶贸易的高额利润让英国政府仍源源不断地向这里运输奴隶。

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被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首场战斗。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君主制度开始向专制方向发展，乔治三世的顽固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英国政府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场冲突是由一项有利于伦敦东印度公司的立法促成的，但该立法牺牲了美国托运人的利益。1773年，三船进口茶叶被一群伪装成印第安人的殖民地居民倒进了波士顿港的海水里。1775年，英国政府试图在波士顿附近的列克星敦逮捕两名美洲殖民地领导人，这件事最终引爆了双方之间的战争。英国人在列克星敦打响了第一枪，但第一场战斗却发生在康科德。

美国独立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在最开始的一年里，殖民地并不想切断与宗主国的联系，直到1776年夏季，发起叛乱的各殖民地才发表了《独立宣言》。像当时许多殖民地领袖一样，乔治·华盛顿曾在针对法国人的战争中接受过军事训练，因此被任命为总司令。1777年，英国陆军上将伯戈因试图从加拿大进军纽约，其军队在途经弗里曼农场时遭遇袭击，紧接着又在萨拉托加战役中失败，最终全军被迫投降。法国和西班牙也在这一年对英国宣战，英国的海上交通因此受到严重威胁。1781年，康沃利斯中将率领的第二支英国军队在弗吉尼亚的约克敦半岛失利，被迫投降。1783年，《巴黎条约》签订，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十三个殖民地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就此诞生了。加拿大殖民地此时仍高挂着英国国旗。

在四年的时间里，这十三个殖民地仅依据着某些联邦条款维系着一个十分脆弱的中央政府，它们随时都可能分裂并成为独立的国家。来自英国与法国的威胁让人们意识到分离会直接导致怎样的后果，于是这些殖民地最终坚持团结在一起。1788年，美国通过一部统一的宪法，建立了一个更有效率的联邦政府，并给予总统更大的权力。然而，当时各州的领土是如此之广，其利益是如此多样，如果只考虑当时可用的通信手段，刚成立的联邦分裂成像欧洲那样的独立国家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出席华盛顿会议对偏远地区的议员来说意味着一段漫长、乏味而又危险的旅程，技术的限制也使文化教育普及困难重重。然而此时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新事物，它们彻底地阻止了联邦的分裂。这些新事物就是蒸汽轮船、铁路和电报。它们把美国从分裂中拯救出来，让分散的人民重新团结在一起，使美国成为第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

二十二年后，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也仿效北美十三州的做法，断绝了与欧洲的联系。但是由于它们分散在南美大陆各处，被巨大的山脉、沙漠和森林以及葡萄牙控制的巴西所分隔，所以它们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联盟。

巴西则通过另一种方式完成了自己必然要实现的独立。1807年，拿破仑率军占领了巴西的宗主国葡萄牙，葡萄牙国王于是逃到了巴西。从那时起直到巴西独立，与其说巴西是葡萄牙的附属国，不如说葡萄牙隶属于巴西。1822年，在葡萄牙国王之子佩德罗一世的统治下，巴西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新大陆从来都不支持君主制，于是在1889年，巴西的国王只好悄悄回到欧洲，巴西也和其他美洲国家一样成为共和国。

第55章：
法国大革命与王政复辟

就在英国刚刚失去美洲的十三个殖民地不久，法国的君主专制的核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引发了社会和政治动荡，这件事更有力地提醒欧洲，世界上没有什么政治体制是可以流传万世的。

我们说过，法国的君主政体是欧洲最成功的君主专制政体，它是那些彼此竞争又互相嫉妒的国家的典范。但它的繁荣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础上的，而这种不公正导致了它戏剧性的崩溃。它的确辉煌显赫又咄咄逼人，但它给平民阶层造成了极大的损耗。神职人员和贵族受到免税制度的保护，整个国家的负担都落在了中下层阶级的身上。农民被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中产阶级被贵族统治并羞辱。

1787年，法国国王发现自己濒临破产，于是他不得不就收入不足和支出过多等事项召集各个领域的代表进行磋商。1789年，由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组成的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其规模大致相当于早期的英国议会。三级会议从1610年以来便再也没有召开过，而在这段时间里，法国一直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制国家。现在人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将自己长期积攒的不满表达出来。由于第三等级，也就是平民等级要求取得三级会议的控制权，于是三个等级之间立即爆发了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平民等级占了上风，三级会议被改造成国民议会，人们明确决定要像英国那样限制法国国王的权力。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于是从各省区调集军队以做战斗准备，巴黎乃至整个法国因此爆发起义。

君主专制政体很快就崩溃了。巴士底狱那座阴冷的监狱被巴黎人民攻陷，起义在法国全境迅速蔓延。在东部和西北部省份，许多属于贵族的城堡被农民烧毁，他们将地契悉数销毁，并将他们的主人赶走或杀掉。不出一个月，古老而腐朽的贵族制度就崩溃了。女王身边的众多贵族和大臣纷纷逃往国外。临时市政府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纷纷成立了，这些市政机构成立了一支新的武装部队，即国民警卫队，以抵抗保皇势力的反击。随后，法国人民要求国民议会为这个新时代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这是一项考验群众力量的任务。它要彻底扫除专制政权的各种不公正，它废除了免税权、农奴制、贵族头衔和特权，并试图在巴黎建立君主立宪制。国王不得不放弃凡尔赛宫的奢华，而来到巴黎的杜伊勒里宫过一种没落的生活。

两年来，国民议会似乎努力想要建立一个高效的现代化政府。尽管它做了许多无意义的事情，但它开展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稳健且可持久使用的，至于那些具有试验性质的尝试，最后则都被撤销。议会对刑法进行了清理，他们废除了酷刑、任意监禁和对异端的迫害。诺曼底、勃艮第等古老的省区被八十个行政区取代。军职晋升系统开始对所有等级开放。他们还建立了一个优秀而简单的法院制度，但由于普选出的法官任命时间较短，这一制度的价值因此大为减损。人民群众成了终审法庭，而法官和议员则成为一种装饰性的陪衬。法国教会的巨额财产被国家接收并管理；不从事教育或慈善事业的宗教机构被解散，神职人员的工资由国家负责发放。对于法国底层的神职人员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和教会的上层显要相比，他们之前的收入实在是少得可怜。除此以外，神父和主教也由选举产生，这完全打破了罗马教会的根本制度，因为罗马教会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教皇身上，而权力的行使方式永远是自上而下的。实际上，国民议会想一举使法国教会成为一种新教，只不过新的不是教义，而是组织。于是在法国各地，由国民议会设置的官方神父和忠于罗马教会的传统神父彼此争执，冲突不断。

攻占巴士底狱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象征，因此7月14日也被定为法国的国庆日。

1791年，法国君主立宪制的试验由于国王和王后与国外支持贵族制及君主专制的势力勾结而突然中止。外国军队在法国东部边境集结，6月的一个晚上，国王、王后带着孩子逃离了杜伊勒里宫，想像其他贵族那样逃往国外。他们在瓦雷纳被捕并带回巴黎，这件事点燃了法国所有爱国人士的共和主义激情。于是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随即便与奥地利和普鲁士开战，国王因叛国罪于1793年1月被判处死刑。

现在，法国人民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历史阶段。人们对法兰西共和国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对国内和国外的任何妥协都严厉拒绝：在国内，保皇党和一切形式的不忠都要被消灭；在国外，法国向所有革命者提供保护和支持。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将变成共和政体。法国青年涌向共和军队，美妙的《马赛曲》传遍了大地，像美酒一样温暖着人们的血液。在歌声和猛烈的炮火中，外国军队节节败退，到1792年时，法国军队取得的成就已经远超路易十四时期：他们占领了布鲁塞尔，蹂躏了萨伏伊，突袭了美因茨，并从荷兰夺取了斯凯尔特河。然后，法国政府做了一件不明智的事。路易被处死后，法国驻英国的代表被英国驱逐出境，法国因此震怒并向英国宣战。这一决定极不明智，因为革命给法国带来了一支新的精锐步兵和一支从贵族军官中手下解放出来的精锐炮兵，但它也摧毁了很多具有约束性的传统并彻底破坏了海军的纪律，而英国人一直是海上的霸主。这一挑衅使整个英国联合起来反对法国，而在英国，曾有一场大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对法国革命表现出同情。

关于法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与欧洲反法同盟进行的斗争，我们无法对细节做详细说明。它把奥地利人永远赶出了比利时，把荷兰变成了一个共和国。被冻结在特塞尔的荷兰舰队一枪未发便向一小队法国骑兵投降。有一段时间，法国对意大利的进攻中断了，直到1796年，一位名叫拿破仑·波拿巴的新将军率领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共和军，成功越过皮埃蒙特，占领了曼图亚和维罗纳。C. F. 阿特金森说：“最让盟军吃惊的是共和党军队的数量和速度。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些临时组建的军队。没钱买帐篷，也没有车马去运输，这种糟糕情况足以让职业军队散乱军心，但对于1793年到1794年的法国士兵来说，却可以欣然忍受。用车队向这个当时规模空前的军队运送物资是不可能的，于是法国军队很快便学会了‘就地取材’。因此，1793年见证了现代战争体系的诞生——迅捷而非谨慎、举全国之力而非依靠小规模专业军队、野营露宿而非安营扎寨、就地征用而非等待物资、以力量取胜而非靠阴谋诡计。前者是一种强大的决心，而后者只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心态。”

当这些衣衫褴褛的狂热军队高唱《马赛曲》为法兰西而战的时候，他们显然从未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在掠夺还是在解放他们涌入的国家，而巴黎的共和主义热情却在以一种远不如他们辉煌的方式消耗着自己。革命现在处于狂热领袖罗伯斯庇尔的控制之下。我们很难判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身体孱弱，生性胆小，一本正经；但他有任何能力所必需的天赋，那就是信心。他决心按照他的设想来拯救这个共和国，他认为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拯救它，所以只有保持权力才能拯救共和国。共和国的精神，似乎是从对保皇主义者的屠杀和对国王的处决中产生出来的。叛乱开始出现：一次是在西部的旺代，那里的人民在贵族和教士的带领下，反对征兵及剥夺教会财产；一次是在南部已经崛起的里昂和马赛，土伦的保皇党接受了英国和西班牙的驻军。对此，除了继续屠杀保皇党，似乎也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了。

革命法庭开始运作并展开了持续的屠杀。断头台的发明正好迎合了这一时机。王后被送上了断头台，罗伯斯庇尔的大多数对手被送上了断头台，那些认为没有至高无上的存在的无神论者被送上了断头台；日复一日，周复一周，这台可恶的新发明砍掉了越来越多的脑袋。罗伯斯庇尔的统治似乎是靠鲜血维持的；它对鲜血的需要越来越多，就像鸦片吸食者需要越来越多的鸦片一样。

最后，在1794年夏天，罗伯斯庇尔本人被推翻并送上了断头台。接替他的是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督政府，他们在国外进行防御战争，并在国内让法国人保持了长达五年的团结。他们的统治在这段剧烈变化的历史中形成了一段奇特的插曲。他们发现什么就拿什么。革命者们的宣传热情把法国军队带到了荷兰、比利时、瑞士、德意志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到处都有国王被驱逐，到处都有共和国建立。然而这种宣传并没有让政府停下对百姓的剥削，以挽救国家财政的危机。在这些战争中神圣的自由意味越来越少，它们开始越来越像古代的侵略战争。法国还想要抛弃的君主专制的最后一个特点，及它的传统外交政策。人们发现，在督政府的领导下，法国仍然像没有发生过革命一样充满活力。

然而此时出现了一个人，他将法国人的利己主义发挥到了极致，给法国乃至全世界都带来了不幸。他给了法国十年的光荣，也让法国遭受了最终的失败与耻辱。他曾率领法国军队在意大利取得胜利，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

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在督政府就职的五年里，他一直在努力谋划如何让自己掌权。他逐渐爬上了最高权力的宝座。他算不上一个智者，但却是一个冷酷无情、精力充沛的人。他最初是支持罗伯斯庇尔的极端分子，这让他获得了第一次晋升，但他并未真正了解在欧洲崛起的新势力。他最大的政治想象力使他进行了一场迟来的、诡异的尝试——试图恢复西罗马帝国。他试图摧毁神圣罗马帝国的所有旧遗迹，并打算用一个以巴黎为中心的新帝国取而代之。维也纳的皇帝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仅仅是奥地利的皇帝。为了娶一位奥地利公主，拿破仑和他的法国妻子离了婚。

1799年，他成为法国的实际君主，当上了第一执政官。1804年，他直接模仿查理曼成为法国的皇帝。他在巴黎接受教皇加冕，按照查理曼的指示，他从教皇手中接过王冠，戴在自己头上。他的儿子则被加冕为罗马国王。

有好几年，拿破仑的统治被视为是一种胜利的事业。他征服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打败了普鲁士和奥地利，并统治了俄国以西的整个欧洲。但他从未从英国人那里赢得过海上统治权，他的舰队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中遭受了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的决定性打击。1808年，西班牙人奋起反抗，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国军队将法国军队逐渐地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1811年，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生冲突。1812年，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入侵俄国，结果被俄国人和俄国的冬天打败，法国军队因而伤亡殆尽。德国崛起反对他，瑞典倒戈反对他。法军被击退，1814年，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宫退位。他被流放到厄尔巴岛，1815年他最后一次回到法国，并在滑铁卢被英国、比利时和普鲁士的联军击败。1821年，他在圣赫勒拿岛以一个英国囚犯的身份死去。

法国大革命释放的所有力量就此消耗殆尽。获胜的同盟国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大会，以尽可能地将欧洲恢复到它被这场革命风暴撕裂前的状态。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欧洲进入了一种和平，一种精疲力竭的和平。

第56章：
拿破仑倒台为欧洲带来的不稳定和平

在1854到1871年这段时间里，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欧洲社会整体的不稳定以及国际关系冲突，并使一系列战争相继爆发，其一是保皇势力意图恢复自己不正当的特权，并对思想、写作和教育自由横加干涉，其二是在维也纳会议上各国外交官制定的根本无法实现的国界裁判。

君主制那种想要恢复过去体制的内在倾向在西班牙最早表现出来，而且其表现最为明显，甚至连宗教裁判所也被恢复了。当拿破仑在1808年让他的兄弟约瑟夫登上西班牙的王位时，大西洋彼岸的西班牙殖民纷纷效仿美国，开始反抗欧洲强权制度。玻利瓦尔将军被称为“南美洲的乔治·华盛顿”，在他的领导下，西班牙根本无力镇压殖民地的叛乱，这一过程被拖得和美国独立战争一样长。最后奥地利根据神圣同盟的精神提出建议，欧洲君主应协助西班牙进行这场斗争。这一倡议在欧洲遭到了英国的反对，美国总统门罗也在1832年迅速采取行动，警告欧洲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君主复辟，他称欧洲方面在西半球的任何扩展都会被美国视为敌对行为。这就是门罗主义，强调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在美洲进行扩张行动，这使美国在近一百年的时间中免受欧洲强权势力的干涉，并让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得以选择自己未来要走的道路。

西班牙虽然失去了自己的殖民地，但在同盟的保护下，它在欧洲仍可以为所欲为。1823年，在同盟的授权下，法国军队镇压了西班牙的一场民众起义，与此同时，奥地利也镇压了那不勒斯的一场革命。

1824年，路易十八去世，查理十世继位。查理决心摧毁新闻出版和大学学术的自由，恢复专制政府；他还拨出十亿法郎用以弥补1789年城堡被毁或被查抄给贵族带来的损失。1830年，巴黎人民起身反抗这个旧制度的化身，他们将查理赶下台，并拥立路易·菲利普，他是在恐怖统治时期被处死的奥尔良公爵菲利普的儿子。面对英国的公开支持，以及在德国和奥地利出现的强势的自由主义运动，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君主制国家都没有对这场革命采取任何行动。毕竟，法国仍然是一个君主制国家。作为法国立宪君主，路易·菲利普统治了十八年。

这是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和平状态，它因君主的种种复辟行为而变得极不稳定。维也纳会议中的外交官们所制定的不合理的各国国界，更是蓄意地增加了这种压力，对人类和平带来了更大的威胁。想把说不同语言、读不同书籍、有不同见解的民族进行统一管理是非常困难的，何况宗教上的分歧还加重了这些对立。只有一些强烈的共同利益，例如瑞士山地居民的共同防御需要，才能证明拥有不同语言和信仰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合理可行的，而且当时瑞士还在实行着最大程度上的地方自治。就像马其顿那样，当人口混杂地居住在一个个村落时，州郡自治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但是，如果读者看到维也纳会议绘制的欧洲地图，便会发现，这次会议的决策几乎就像是专门为了引发当地人的愤怒情绪。

它完全没有必要地摧毁了荷兰共和国，把信仰新教的荷兰人和讲法语的以前属于西班牙（如今属于奥地利）的荷兰天主教徒混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尼德兰王国。它不仅把古老的威尼斯共和国，还把整个意大利北部地区甚至米兰，都交给了讲德语的奥地利人。说法语的萨伏伊岛与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合并，撒丁王国得以重建。奥匈帝国已经是一个由不和谐的民族——德国人、匈牙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以及现在的意大利人——组成的随时可能爆炸的混合体，而当奥地利在1772年和1795年从波兰瓜分的地区也被纳入进来时，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信仰天主教与共和主义的波兰人大多数不得不接受略显野蛮的、信仰东正教的沙皇的统治，而一些重要的地区则被信仰新教的普鲁士瓜分。沙皇对于全然陌生的芬兰人的统治也得到了承认。迥然不同的挪威人和瑞典人在一个国王的统治下被绑在了一起。读者将会看到，德意志地区陷入了一种非常危险的混乱状态。德意志邦联包括了诸多小邦国，而普鲁士和奥地利则不完全在邦联之中。丹麦国王由于在荷尔斯泰因的某些德语属地而加入德意志邦联。卢森堡被纳入德意志邦联中，尽管它的统治者也是荷兰的国王，且当地居民多说法语。

维也纳会议的目标不仅包括恢复战前国界，还包括重新调节各列强的权力，使他们能够相互平衡并保持和平。

这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讲德语的人，他们的思想以德国文学为基础，同样，讲意大利语和波兰语的人其思想基础分别是意大利文学和波兰文学。如果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用自己的语言处理自己的事情，那么他们的境况会好得多，因为这样对他们自己最有益且对别人最无害。难怪当时在德意志地区传唱着这样一句歌词：说德语的地方就是德国人的家乡。1830年，受法国大革命的鼓舞，讲法语的比利时人开始在尼德兰王国中对抗他们的联盟者荷兰人。欧洲的君主们害怕他们建立共和国并吞并法国，于是急忙出手干预，并让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利奥波德一世做他们的国王。1830年，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也发生了叛乱，但均被镇压；俄罗斯和波兰的叛乱更为严重，一个共和政府在华沙反对尼古拉斯一世（1825年他接替了亚历山大）并坚持了一年，最后被可怕的力量残忍消灭。人们被禁止说波兰语，东正教取代天主教成为国教。

1821年，希腊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他们进行了六年的艰苦战斗，而欧洲各国却袖手旁观。自由主义人士对这种不作为表达了抗议，来自每个国家的志愿者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最后英国、法国和俄国采取了联合行动。1827年，法国和英国在纳瓦里诺海战中摧毁了土耳其舰队，俄国入侵土耳其。根据1829年的《亚得里亚堡条约》，希腊宣布自由，但英、法、俄不允许它恢复古老的共和传统。他们给希腊找来了一个国王，他就是巴伐利亚国王奥托一世；同时，在多瑙河各省（今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设置了信奉基督教的总督。然而，在土耳其人完全被驱逐出这些土地之前，还有更多的流血冲突要发生。

第57章：
关于物质材料的知识进步

17世纪到19世纪初，王公之间的冲突在欧洲不断上演。一方面，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把欧洲弄得破烂不堪，而在1815年签订的《维也纳条约》又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加重了这一状况；另一方面，远洋帆船将欧洲的影响带到世界各地，在欧洲和欧洲化的世界里，人们的知识在不断增加，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知识的发展继续与政治相脱节，在整个17、18世纪里，它未对政治生活带来任何直接作用，也未对大众思想产生任何深远影响。这些作用和影响到19世纪下半叶才会充分显现。这个过程主要是在一个由富裕且有独立精神的人组成的小圈子中进行的。如果没有英国人说的那种“低调绅士”，科学就不可能在希腊发端，更不可能在欧洲得到发展。对于这一时期的哲学与科学思想发展而言，大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不是主要的作用。接受他人资助的若没有独立精神的鼓舞，便往往会偏向谨慎、保守，缺乏主动性和创新精神。

我们已经注意到1662年皇家学会的成立，以及它在实现培根《新大西岛》中梦想方面所做的工作。在整个18世纪，人们澄清了许多关于物质和运动的一般观念，数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光学玻璃的运用使人们可以通过显微镜和望远镜做更深入的研究，关于自然事物的分类出现了新方法，解剖学也再次复兴。由亚里士多德和达·芬奇预言的地质学也开始了对岩石记录进行阐释的伟大工作。

物理学的进步对冶金学产生了影响，冶金学的改进使人们有可能对更多的金属和其他材料进行更大规模、更大胆的处理，从而促进了某些发明的出现。机器制造和使用在规模和数量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工业革命呼之欲出。

1804年，特里维西克将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应用于交通运输，并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火车头。1825年，斯托克顿和达灵顿之间的第一条铁路开通了，斯蒂芬森的“火箭”号火车头拉着一列十三吨重的火车，以每小时四十四英里的速度在铁路上行驶。从1830年起，铁路开始成倍增加。到19世纪中叶，铁路网已遍布欧洲各地。

长期以来，人类生活在陆地上一直有一个稳定不变的条件，即交通运输的速度，但该条件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变。在与俄国交战惨败之后，拿破仑从维也纳附近回到巴黎（其间大概有一千四百英里）花费了三百一十二个小时。他用尽各种可以加快行程的办法，也只能让速度达到每小时五英里，而一个普通的旅行者想要走完同样的距离需要花上两倍的时间。在公元1世纪，从罗马到高卢的最快速度也不过如此。突然之间，巨大的变化发生了，铁路把普通旅客的旅程缩短到四十八小时以内；也就是说，铁路把欧洲大陆上各个主要路线的距离缩短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也就使如今政府的管理范围扩大了十倍。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还有待欧洲人去实现。在欧洲，各国的边界是在骑马和公路的时代被划分的，但在美国，铁路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向西扩张的美国人而言，铁路意味着无论他们向西走多远，他们都可以横跨整个大陆前往华盛顿。因此，铁路意味着统一，使一种未有过的国家规模得以维持。

蒸汽轮船比蒸汽机车出现得略早一些。1802年，一艘名叫“夏洛特·邓达斯”号的轮船出现在了克莱德运河。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建造了“克莱蒙”号轮船，它装有英国生产的蒸汽机，在纽约北部的哈德孙河航行。第一艘用于海运的轮船是美国人建造的“菲尼克斯”号，往返于纽约（霍博肯）到费城之间。1819年，美国人还建造了第一艘使用蒸汽动力（也有帆）跨越大西洋的轮船“萨凡纳”号。以上这些都是明轮轮船，由于轮桨太容易损坏，所以这种轮船并不适合在风浪较大的海面上航行。然而螺旋桨轮船却很晚才出现，因为想要在现实中运用螺旋桨还要克服很多困难。直到19世纪中叶，轮船的吨位才赶上了帆船，此后，海上运输业迅速发展。人类第一次有把握确定跨越大西洋需要的时间。此前，横跨大西洋的旅程充满了不确定，少则几个星期，多则几个月；如今，随着船速的提升，到1910年时，最快的轮船只需五天就能完成跨洋运务，甚至可以提前估算抵达的确切时间。

就在蒸汽机普遍运用于海陆交通运输的同时，伏特、伽尔瓦尼和法拉第等人在电学方面的研究也产生了重要成果，为人类增添了一项新的引人注目的交流工具。1835年，电报机问世。1851年，法国和英国之间铺设了第一条海底电缆。几年之后，电报系统就遍布了文明世界，过去传播缓慢的信息如今几乎可以同时让全世界都知道。

在19世纪中叶，人们大多认为铁路和电报已经是最惊人、最具革命性的发明了，但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人类接下来更大规模的发明进程中，醒目而粗糙的初期成果。和过去任何时代相比，此时的技术知识与能力的发展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人们对各种各样的材料结构的掌握，其意义起初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未受到关注，但在后来却变得越来越重要。在18世纪中叶以前，铁匠们使用木炭将铁从矿石中冶炼出来，在炼成小小的铁块之后再将之锤打成形。铁的品质如何、要用来做什么，铁匠只能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经验进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大也只能冶炼出两三吨的铁块（所以16世纪时的火炮体积会受到限制）。高炉出现于18世纪，而焦炭的使用进一步改进了高炉冶铁的技术。1728年，轧制铁板出现；1783年，出现了轧制铁棍和铁条；1838年，内史密斯发明了蒸汽锤。

19世纪60年代行驶在田纳西河上的蒸汽渡轮。

在古代，由于冶金水平较低，人们无法利用蒸汽动力。在铁板出现前，不用说蒸汽机，就连最原始的抽水泵人们也制作不出来。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早期的蒸汽机笨拙得让人觉得可怜，但那已是当时冶金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直到1856年贝塞麦转炉炼钢法和1864年平炉炼钢法出现，钢和各种各样的铁才得以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和规模来加以熔化、提纯和铸造。今天，人们可以看到成吨的钢水在电炉中像锅里沸腾的牛奶一样翻腾。从结果出发来看，在人类过往所取得的各种进步中，没有哪一种可以和完全掌握钢铁的冶炼和锻造相媲美。铁路和各种早期的蒸汽机是新冶金方法的最初胜利。不久，钢铁被用于造船业，巨大的钢架桥与新式钢筋建筑也相继出现。人们意识到，他们在规划铁路时使用的轨距过于狭窄，他们本可以在更广的地域内组织他们的旅行，使之更加稳定和舒适，但为时已晚。

在19世纪之前，世界上还没有载重超过两千吨的船，但现在，五万吨级的班轮已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物。有人嘲笑这种进步是“规模”的进步，但这种嘲笑仅能表现出嘲笑者那无法突破的智力极限。大型轮船或钢结构建筑并不是他们想象的过去船舶和建筑的放大版，它们是用更精细、更结实的材料制成的更轻巧、更坚固的东西，它们并不来自传统和经验，而是诞生于精妙而复杂的计算。在过去的建筑或船舶中，物质主导着一切，人类只能服从；但在今日的事物中，人类成为主导者，物质要以人类制定的方式出现、改造及成形。请想想，那些从河岸和矿坑中被挖掘出来的沙土、矿石和煤炭，经过扭绞、锻造、熔融和铸造后，竟能被做成一个高六百英尺的细长尖塔，矗立在拥挤的城市之中。

我们通过举例来说明人类在钢铁冶金学方面的进步及结果。对于其他如铜和锡等金属，人类同样拥有更多的知识，比如在19世纪，人们便发现了此前无人了解的镍和铝。通过对各种物质，例如玻璃、矿石、石膏、染料及织物等控制能力的增强与提升，机械革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不过，我们还处在初见成果的阶段。我们拥有力量，但我们仍然要学习如何使用我们的力量。许多科学成果在初次使用时，都被用在了粗鄙、愚蠢甚至可怕的领域之中。即便是各个领域的专家，也未能完全学会如何使用他们现在发现的各种各样的物质。

和机械科学一同发展起来的是电气科学。直到19世纪80年代，这一领域才开始出现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突然之间，电灯和电力牵引出现，然后人们发现了机械运动、光能与热量之间的转化原理，以及能量的运输方式——人们可以像用水管送水一样将能量通过铜线传到其他地方。即便是普通人的思想也受到这些科技成果的冲击。

最开始领导这场知识增殖的是英国和法国，不久之后，在拿破仑统治下学会了谦卑的德国人在科学研究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两点甚至超过了英法两国。英国科学的创造者一般是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且这些人往往处于传统的学术中心之外。

尼古拉·特斯拉被认为是电力商业化的重要推动者，并因主要设计了现代交流电力系统而最为人知。

当时，英国的各个大学在教育上都呈现出一种倒退的状态，其原因是这些大学十分热衷于研究那些迂腐的拉丁及希腊经典。法国的教育也被耶稣会学校的古典传统所主导。德国更容易组织起一个个研究团体，尽管和英法两国相比，德国的研究团体规模较小，但却胜在数量。另外，科学研究及实验虽然让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科学家们却并未从中获利。一个真诚的科学家必须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他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以至于无法计划如何从中赚钱。于是那些由科学家发现的经济利益，最终都被贪财之人轻而易举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英国的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缔造出一大批富人，尽管他们还不至于像以前的经院神学家和教士那样去侮辱甚至杀害这些为国家下金蛋的鹅，但他们却眼睁睁地看着科学家忍受贫困与饥饿。他们认为这些科学家和发明家天生就是为了让更聪明的人赚钱的。

在这件事上，德国人要更聪明些。德国那些“有学问的人”对新学问并没有表现出如何强烈的仇恨，他们反倒允许这些学问发展。德国商人和工厂主对科学家的态度，也不像他们的英国对手那样轻蔑。德国人相信，知识就好比庄稼，施肥越足，收成便越好。因此，他们给科研工作者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他们会为科学研究提供充足的资金，而他们自己也会因此获得丰厚的回报。到了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科学工作者已使德语成为每一个想跟上本专业最新发展成果的理科学生必须掌握的语言；在某些学科，特别是在化学方面，德国与其西方邻国相比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德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所做的科学努力，在80年代之后开始显现出来，德国在技术和工业方面的繁荣已稳步地赶上了英国和法国。

在19世纪80年代，人类发明史因一种新型发动机的发明与使用而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种新型发动机就是内燃机，它使用爆炸性混合物取代蒸汽，产生更强的膨胀力，更高效的同时也更为轻便，因此人们将这种内燃机用于车辆制造。后来人们不断地对之进行改造，使其在轻便和性能方面更上一个台阶，这就为飞机引擎做好了准备。许久以来，人们想要在天空飞翔的梦想就要实现了。1897年，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兰利教授就成功地造出了一台飞行机器，但在当时这台机器还无法载人飞行，不过可以载人飞行的飞机很快便在1909问世了。随着铁路系统和汽车工业的完善，人类在提速方面似乎出现了停顿，但随着飞机的出现，地球表面上点对点之间的距离再一次被缩短了。在18世纪，从伦敦到爱丁堡要走八天的路程；然而到了1918年，英国民用航空运输委员会报告称，同样是用八天的时间，几年后，人们就可以从伦敦绕半个地球到达墨尔本。

对于这种旅行时间的缩短，人们不必太过惊异，因为它不过是人类可能取得的更深远、更重大的发展的一个方面。农业科学和农业化学在19世纪也取得了同等程度的发展，比如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与17世纪相比，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让土地变得更加肥沃，使作物产量比两个世纪前多四五倍。医学方面的进步则更加非凡，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增长，日常生活的效率不断提高，因疾病而导致的死亡率在不断降低。

总的来说，我们人类生活发生了种种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构成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类仅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便完成了机械革命，人类在这一百年中取得的成就，要远超从旧石器时代到农耕时代、从古埃及的佩皮一世到英国的乔治三世这段漫长岁月中一切成就的总和。在人类事务中，一个全新的、巨大的物质框架已经形成。显然，这也要求我们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的管理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但是，这些调整必然要随着机械革命一同开展，而今天，它们才刚刚开始。

第58章：
工业革命

很多历史著作中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把机械革命和工业革命混为一谈。其实，机械革命是产生于科学的系统性发展，比如农耕的发明或金属的发现，它使人类经验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工业革命则是一种有先例的、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发展。尽管机械革命和工业革命是同时进行的，且彼此之间互相影响，但其本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即便没有煤炭、蒸汽或机械，工业革命也会发生。如果它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那么它大概会按照罗马共和国晚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自由的农民失去土地，人们被迫集体劳动，所有土地资产与财富完全掌握在寡头手中，而“财政”二字已全无意义。我们需要了解，其实早在动力机械出现之前，工业的生产方式便已存在。因此，使工厂出现的不是机械，而是分工。在水车还没有被用于工业用途之前，经过训练的劳动工人们就已经在制造诸如女帽、纸板箱、家具、彩色地图和书籍插图等东西了，而这些工人正是在奥古斯都时代的工厂里工作。细心研究笛福和菲尔丁的政治小册子的人会发现，在17世纪末期之前，英国就已经存在将穷人集中起来让他们为自己的生活而工作的思想了。这一点早在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中就有暗示。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发展，而不是机械性的。

直到18世纪中叶，西欧的社会和经济走的实际上是罗马帝国在公元前最后三个世纪走过的老路。但是欧洲的政治分裂，反对君主制的政治动乱，以及普通民众的反抗，也许还有西欧人在心智方面对机械发明的更强的接受性，把这个过程引向了相当新颖的方向。幸好基督教将人类团结的思想在欧洲人前往的新世界中广泛传播，再加上那里的政治权力分散，许多急于致富的精力充沛之人十分乐于用机械生产替代劳工和黑奴。

机械革命，即机械发明和使用的过程，是人类经验中的一个新事物，不管它可能会给社会、政治、经济和工业产生带来何种影响，它都在继续。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则和其他种种人类事务一样，也随着机械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而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变化及偏转。它使社会财富得以迅速集中，就像罗马帝国末期寡头的财富垄断一样，18至19世纪的资本累积使农民和小生产者群体迅速消失。旧世界的一切力量最终都是人类的肌肉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无知者和被征服的人的肌肉力量。当然也有一些畜力，比如拉车的牛或马。至于其他地方，当需要举起重物时，是人来举；当需要采矿时，是人把石头凿出来；当需要开垦时，是人和牛一起犁地；在罗马帝国时期，和蒸汽轮船相等同的是甲板上那一排排大汗淋漓的桨手。在早期的文明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从事的是纯机械的苦力劳动。不过当机械刚开始出现时，它并没有让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在开凿运河、修筑铁路时，进行劳动的仍然是雇用来的大量苦力。矿工的数量飞速增长，同时更加方便的机械和商品也被制造出来，矿石产量也因之大大提高。到了19世纪时，新的逻辑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人类不再是主要的劳动力，以往的人力作业也慢慢被机械取代，而机械比人做得更快更好。于是，人类开始转向那些机械无法完成的工作，即那些需要做出判断和思考的工作。人类只需成为人。以前所有文明都赖以生存的苦力，那种只需服从无须思考的人，如今对于人类的福祉已经毫无必要了。

不仅是新兴的冶金业如此，那些传统产业如农业和采矿业也是一样。不论是耕地、播种还是收割，高效机械的作业量是以往几十个人的总和。罗马文明的基础是廉价的人力劳动，而现代文明的基石是便宜的机械运作。在这一百年以来，机械生产变得越来越便宜，人力劳动则变得越来越昂贵。在采矿业中，机械之所以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才取代人力劳动，只是因为在当时人力比机械更为便宜。

机械化生产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也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在人类的各项事务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在古代文明中，富人和统治者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维持苦力的供应；而到了19世纪，那些聪明的领导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平民要比苦力更重要。必须要让平民接受教育，哪怕只是为了保障“工业效率”，也要让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从基督教最初传教开始，欧洲的大众教育就一直在暗中进行着，就像伊斯兰教在亚洲进行的传教活动一样，它们必须让信众了解一点可以使他得救的教义，让他能读一点记载着这些教义的神圣典籍。不同教派为争夺信徒而展开的辩论，为大众教育开辟了道路。以英国为例，在19世纪30至40年代，不同教派彼此争论不休，为了获得年轻教徒的支持，各教派创办了一系列儿童教育机构并互相竞争，如国教学校、非国教教派的“英国”学校以及罗马天主教学校等，就是在此时出现的。19世纪下半叶是整个西方化世界大众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然而上流社会的教育却没有相应地有所发展，以前社会上的文化阶层与文盲阶层的巨大鸿沟如今似乎已经消失，存在的不过是受教育水平上的微小差异。在背后推动这一改变的就是机械革命，尽管从表面上看，两者之间并无什么关系，但在实际上，机械革命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彻底消灭文盲阶层。

罗马公民从未真正地理解过罗马共和经济革命的意义所在，因为他们无法像我们这样，全面而清晰地洞见他正在经历的变化。但是，随着工业革命进行到了19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受其影响的普通人将之视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人们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如今能够阅读、讨论和交流，并且可以四处游历，领略前人从未见过的事物。

第59章：
现代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发展

古代文明的制度、习俗和政治思想是慢慢地、年复一年地发展起来的，没有人去设计，也没有人能预见。直到公元前6世纪，那个人类正青春洋溢的伟大年代，人们才开始认真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第一次对已有的信仰、法律以及政府提出质疑，要求加以改变甚至重建。

我们已经讲述了希腊和亚历山大港辉煌的学术黎明，以及奴隶制文明的崩溃、宗教的不容异己和专制政府的阴霾是如何使这一充满希望的黎明变得暗淡。无畏的思想之光直到15、16世纪才再次穿破欧洲的黑暗，并且我们也说明了，阿拉伯人的好奇以及蒙古人的征服就像强风一般吹散了欧洲上空那些无知的乌云。最初增长的是关于物质的知识，其为人类带来的最初成果也是物质成就与物质力量。人际关系、个人和社会心理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不仅本身更加微妙复杂，而且与许多情感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们的进展比较缓慢，而且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人们会无动于衷地倾听有关恒星或分子的各种说明，但当人们听到有关我们生活方式的想法时，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所触动并进行反省。

就像在希腊，早在亚里士多德对事实的艰难探索之前，柏拉图便做出了大胆的设想，于是在欧洲进入新阶段后，最初进行的政治探索便是以“乌托邦”故事的方式呈现的，而这种方式是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的直接模仿。尽管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是对柏拉图的一种奇怪模仿，但它对英国的新济贫法产生了影响；而那不勒斯人康帕内拉所写的《太阳城》虽然更加奇幻，却未对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到17世纪末，大量的政治和社会科学论著开始出现。约翰·洛克是这场讨论的先驱者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共和党人，是牛津大学的学者，他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了化学和医学上。他关于政府、宗教宽容和教育的论述表明他对社会重建的可能性已有相当透彻的认识。与英国的约翰·洛克相似，稍晚一些的法国学者孟德斯鸠也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机构进行了基础性的探索和分析。他破除了笼罩在法国国王身上的神圣权威，并和洛克一样，他也因清除了一直以来阻碍人们思考及改造社会的那些错误观念而受人赞扬。

孟德斯鸠是法国首位公开批评封建统治的思想家，也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

到了18世纪中后期，追随孟德斯鸠的人们继续大胆地对人类的道德和理智进行探索。由一群反抗基督教思想最为激烈的杰出作家组成的百科全书派，开始着手设计一个全新的世界。与百科全书派比肩的是进阶学家经济学家或重农学派，他们对食物及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做了大胆的研究。《自然法典》的作者摩莱里谴责私有财产制度，并倡议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他是19世纪那些观点多元的集体主义思想家的先驱，后来这些思想家都被归类为社会主义者。

什么是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者的定义有成百上千种。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对财产观念的一种批判。我们可以非常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一思想的历史。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是我们政治生活的两大基本思想。

财产的概念产生于物种的战斗本能。早在人类成为人类之前，类人猿便已经具有占据物质的概念。原始的财产是野兽彼此战斗的目标。狗和它的骨头，雌虎和它的窝，咆哮的雄鹿和它的鹿群，这些都是拥有者与财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学中，没有比“原始共产主义”这个术语更荒谬的表达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家族部落的男性长者会坚持他对妻子和女儿的所有权，对他的工具和他可见的一切的所有权。如果有其他人游荡到他的视野之中，他就会与之战斗，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他会把对方杀死。正如阿特金森在其《原始法律》一书中有力地指出，随着部落变得越来越壮大，男性长者逐渐开始变得能够容忍年轻男性的存在，以及他们对从部落外夺取的妻子的所有权，并容忍他们制作工具、饰品及捕猎。人类社会就是在人与彼此财产之间互相妥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针对本能的妥协，因为本能会迫使人类必须把其他部落赶出自己的视域。如果山丘、森林和溪流不是你们的土地，也不是我的土地，那么它们就必须变成我们的土地。每个人都想要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一些人就会为了土地所有权而杀死另一些人，所以社会在一开始就会减少所有权的拥有量。和今天的文明世界相比，野兽和原始人的占有欲要更加强烈，因为这种占有欲更多地来自我们的本能而非理性。

在那些至今仍未开化的人眼中，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占有的。只要你有能力争取到，你就可以拥有女人、野兽、营地、石坑等人和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种限制自相残杀的法律出现了，人们发展出了一种简单易行的针对所有权问题的解决方法。人们可以拥有他们最先制造、捕获或索取的东西。一个不能还债的债务人也就很自然地变成他的债权人的财产。同样自然的是，在获得一小块土地后，该土地的拥有者应该向任何想要使用它的人索取租税。随着有组织的生活逐渐变得可能，人们才慢慢地认识到，无限地拥有财产实在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人类是生来便占据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吗？不，人类是生来便要去不断地占据！早期文明中的社会斗争是怎样的，对此我们已经很难考察，但我们之前讲过的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历史表明，当债务给公众生活带来不便时，这种债务便应被取消，土地的无限所有权便是如此。我们发现巴比伦对占有奴隶的权利做了严格的限制。最后，我们从那位伟大的革命家拿撒勒人耶稣的教导中发现，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财产进行攻击。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到三千年的时间里，世界上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对财富权限的批判。在拿撒勒人耶稣诞生一千九百年之后，我们发现世界上所有皈信基督教的地方，人们都被教导不应拥有任何私人财产。同时，“人可以用自己的东西做任何自己喜欢做的事”这种观点，也和其他财产观念一样受到了撼动。

但是，到了18世纪末时，人们对这个问题还只处在存疑的阶段，人们还没弄清楚这件事究竟是什么，更别说要采取具体的行动了。当时人们之所以要维护财产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让自己免受国王和贵族的剥削。法国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保护平民不被征税开始的，然而革命的平等主义原则却使革命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转而批判那些本来是自己要保护的财产。对无处安家、食不果腹的穷人而言，如果不劳动就不能从财富拥有者那里获得住所及食物，那么他们又凭借什么争得自由和平等呢？他们只能抱怨这一切实在太过分了。

对此，一些重要的政治团体出于增强和普及财富的立场出发，想以“分配”的方式进行处理。那些最早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共产主义者，对这个相同的问题则采用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法，他们要求完全“废除”私有财产。国家（当然是民主国家）是所有财产的拥有者。

同样是追求自由与幸福，有些人想要使私人财产尽可能地绝对化，另一些人则想彻底废除私有制，尽管这是显而易见的矛盾，可事实就是如此。想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就必须发现，所有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而是各种不同事物的集合。

1824年，英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欧文以全部财产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一千多公顷土地进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实验。

直到19世纪，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财产不是一种简单的事物，而是带来不同价值与结果的财产所有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许多东西（如一个人的身体、艺术家的工具、衣服、牙刷）都是绝对的、无可否认的私人财产，但其他事物，如铁路、各种机械、住宅、园林或轮船，就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以断定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属于私人财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公共财产，可以由国家为了集体利益进行管理和租借。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都因涉及如何进行和维持有效的国家行政管理而属于政治问题。另外，它们也是社会心理学会讨论的问题，并且与教育领域息息相关。对房地产的批评仍然是一场巨大而激烈的骚动，而不是一项科学研究。一方面，个人主义者认为人们应该用已经拥有的东西来保护和扩大自己目前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要求在许多方面对人们的所有权进行集中，并限制人们将财产私有化的行为。在实践中，人们会发现极端个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最明显的差别：前者几乎不能容忍任何用来支持政府的税收形式，后者则完全否认任何形式的私有财产。今天的普通社会主义者被称为集体主义者，他们会允许相当数量的私有财产存在，但诸如教育，运输，矿山，土地所有权，大部分日常用品的生产等类似事务，他们则认为应交由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掌握。如今，很多有理性的人似乎确实在向经过科学研究和计划的、温和的社会主义方向靠拢。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大型事业中很难顺利地互相合作。当国家向着更高级、更复杂的形态发展，并从私营企业中接管每一种职能时，与之相匹配的教育及合理的监管机制也必须同步发展。当代国家在新闻宣传和政治手段方面都太过稚嫩，不适合展开任何大规模的集体活动。

但有一段时间，雇主和工人之间，尤其是自私的雇主和不情愿的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一种粗糙的、初级的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而这种共产主义思想和马克思这个名字有关。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的，即人们的思想受到经济需要的限制，在我们现在的文明中，富裕阶层与工人阶层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利益冲突。随着机械革命所要求的教育的进步，工人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开始越来越有阶级意识，并且越来越顽强地与统治他们的少数人对抗。马克思预言在未来的某一天，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将夺取权力，并开创一个新的社会国家。对于这种可能的对立、暴动及革命，人们都能理解，但人们并不认为在破坏旧社会的革命完成之后，新社会就能随之而来。稍后，我们会看到在俄国那里，马克思主义将被证明它确实创造不出什么新东西。

马克思试图用阶级对立来代替民族对立，马克思主义先后产生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工人联合会。但从现代个人主义思想出发，人们同样也有可能发展出类似的国际思想。从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时代起，人们便逐渐意识到，要实现全球繁荣，就需要自由和不受阻碍的全球贸易。对国家怀有敌意的个人主义者，对关税、边界以及对自由行动施加的任何限制也同样充满敌意，即便国家采取的这些限制是合理的。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思想，另一方面是维多利时代英国商人追求自由贸易的个人主义思想，尽管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差异相当之大，但两者在超越现存一切国家限制及疆界以探求处理全人类事务的新方式方面，提供了相同的启示。现实的逻辑战胜了理论的逻辑。人们开始认识到，尽管出发点不同，但个人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都在探索着关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形态的思想和解释；随着人们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思想的信心逐渐衰退，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共同努力，将探索的视野从地中海世界扩展到了整个广阔的世界。这种探索在欧洲重新开始，并愈演愈烈。

如果现在要对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发展加以讨论，那么那些争议不断的问题势必会超出本书的涉及范围和写作意图。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更宏观的世界历史的视角全观察，同时我们也会由此认识到，人们在思想中对于这些指导理念的重构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并且我们甚至无法估量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未完成。某些共同的信念似乎正在形成，它们对当下的政治事件和公共行为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但这些信念现在既不清晰也无法使人信服，因此还无法推动人们坚定且有系统地将之变为现实。人们的行为在新旧之间摇摆不定，但总的来说，人们更多地倾向于传统。尽管如此，和人们不久之前的思想相比，一种关于人类事务的新秩序似乎已经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成形。虽然这种新秩序现在只有一个粗糙的轮廓，具体的细节和方式还没有被确定，但它的确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其主导思想也日趋稳定。

年复一年，人类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和事务中逐渐形成一个共同体，这也使建立一个全球事务管理机制显得越来越必要。举例来说，世界经济共同体正在逐渐形成，为了正确合理地开发自然资源，人们必须进行全方位的策划，然而人类目前的管理方式既分散又倾向于竞争，这必然会随着人类力量的增强和新事物的发现而越发地对自然资源开发造成浪费甚至危险。金融与货币日趋全球化，想要处理好各国之间的利益就必须从全球层面上进行处理。传染病以及人口的增加和迁移现在也明显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问题。人类活动的力量和范围越来越大，也使战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混乱，这使得战争无法再成为解决政府与政府、民族与民族之间矛盾冲突的有效手段。上述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对规模更大、更加综合、更具权威的治理体系的渴望，而这种治理体系必然远超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政府。

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要以征服或联合的方式形成一个超级政府。通过与现有制度的类比，人们想到了人类议会、世界大会、地球总统或者皇帝，这是人们的第一反应；然而依据过去半个世纪尝试与讨论的经验，这种想法势必是不可行的，因为它反而会极大地阻碍人类的团结。一种新的想法倾向于让各国选派自己的代表，就具体问题组成专门的委员会组织，然后享有世界范围的权力，以便指导自然资源开发、劳动条件的平等、世界和平、货币、人口和健康等事务。

联合国成立时的宣传海报。

人们或许会意识到世界上所有的共同利益都被以同样的方式管理着，但他们却意识不到有一个世界政府存在。但是，在实现如此多的人类团结之前，在这种国际合作能够摆脱爱国主义的猜疑和嫉妒之前，构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人类大家庭”这一理念应该在整个世界中被传播和理解。

两千多年来，许多伟大的宗教都一直致力于维护并传播一种全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但时至今日，部落、民族和种族之间的摩擦、愤怒和不信任极大地阻碍了人们想要投身于更广大的人类事业的那种慷慨激昂的冲动。正如基督徒在公元6、7世纪混乱时局中奋力想让基督的精神深入到欧洲人的灵魂中一样，如今那些崇尚人类兄弟情谊的人们也在努力让这种情感融进人类的心灵之中。如果这种理念的传播最终取得了胜利，那么它一定是由无数默默无闻的传播者实现的，而当代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猜想到这一传播进行到了怎样的地步，最终它又会取得怎样的成果。

社会和经济问题似乎与国际问题密不可分，而每一种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种可以深入人心并使人振奋的奉献精神。国家之间的猜忌、固执与自私会反映在面对公共利益的有产者与工人身上，同样地，后者也会影响前者。个人占有欲的增强和国家与皇帝的贪婪是同步的，它们都是一种本能的倾向，一种无知和传统的产物。国际主义即国家之间的社会主义。与这些问题进行过抗争的人们尚未认识到，除非出现一种足够强力且足够深刻的心理科学，除非出现一种计划翔实的教育系统与组织，否则人们无法真诚彻底地解决人类交往合作的难题。正如1820年的人们无法规划一个电气化铁路系统一样，我们今天也无法规划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和平组织，但就我们所知，后者和前者一样是可行的，而且可能发生在不久的将来。

没有人能超越他所拥有的知识，也没有思想能超越其所处的时代，我们同样也无法猜测，在所有历史都曾描述过的属于心灵与世界的伟大和平到来之前，还有多少代人要经历战争、贫穷和其他苦难，才能熬过那凄凉又漫无目的的长夜。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仍然是模糊而简陋的，并且常常被激情和怀疑包围。不过，一项伟大的心智重建工程正在进行着，虽然它仍不算完整，但我们的观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准确，尽管我们还很难判断这一工程的进行速度究竟是快是慢。总之，随着这些观念变得越来越清晰，它们终将聚集成一种操控人类心智与想象的力量。如今它们之所以缺乏这种力量，是因为它们尚未得到足够的保护，也没有得到绝对的正当性。它们之所以被误解，是因为它们的呈现方式纷繁复杂，令人困惑。但是随着精确性和确定性的提升，那个关于新世界的愿景终将获得令人信服的力量。这一过程将会很快完成，同时一场伟大的教育改革也会在这些得以明晰的概念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逻辑必然地发生。

第60章：
美国的扩张

在全世界中，受新发明的交通运输工具影响最直接、最明显的地区便是北美洲。美国在政治方面贯彻的是18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一点在其宪法中有十分具体的表现。它废除了教会与皇权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不设立贵族阶层，并按照自由主义的方式谨慎地保护着私人财产；尽管最初各州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它将选举权授予了几乎每一个成年男性。它的投票方法相当野蛮、简陋，因此它的政治生活很快就落入了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机器的控制之下，但这并没有阻止这些新解放的人们发展出一种远超其他同时代者的活力、进取心和公共精神。

接下来，就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交通工具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然而奇怪的是，因此获益最多的美国，对这种变化的感受却最小。美国人把铁路、轮船、电报等当作他们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组成部分。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只能说这些新事物来得正是时候，是它们维护了美国的统一。今天的美国是在早期的河运汽轮以及稍后的铁路系统上建立起来的。没有这些东西，今天的美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没有这些交通工具，人们向西迁移的速度会缓慢得多，并且可能永远不会越过中央大平原。人们花了两百年的时间才从东海岸迁移到密苏里州，而这段距离要比东西海岸距离的一半还短。1821年，靠着河运汽轮，密苏里州在河岸边建立；而仅仅几十年之后，人们就越过了剩下的距离，抵达了太平洋东岸。

假如我们用一个小圆点代表一百人，用一个小星星代表拥有十万人口的城市，像拍电影一样呈现北美自1600年以来发生的变化，那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自1600年以后的两百年里，人们会看到那些小圆点从沿海地区和可航行的水域缓慢向四周蔓延，并慢慢出现在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等地。然后，在1810年左右会出现一个变化。沿河两岸的情况会变得更加热闹，那些小圆点成倍地增加并扩散，这是因为河运汽轮出现了。那些代表先驱者的小圆点很快便会沿着大河河岸扩散到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

从1830年开始，代表铁路的黑线开始出现，此后小圆点的移动方式不再是缓慢爬行，而是高速飞奔。它们现在出现得如此之快，几乎就像被某种喷涂机喷上去的一样。突然之间，这里或那里开始出现小星星，这表示拥有十万人口的城市开始出现。先是一两个城市，然后出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成了不断发展的铁路网上的一个节点。

美国的发展过程是世界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它是一个全新的事件。在北美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按照以前的情况，是不可能发展出统一的社会的，即便发展出了，很快也会因为没有铁路的连接而分崩离析。如果没有铁路或电报，在管理加州事务上，北京要比华盛顿方便得多。但是，美利坚合众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不仅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且它还一直保持着统一。不，应该说它变得更加统一了。今天，旧金山人和纽约人之间的相似度，要远超过一个世纪前弗吉尼亚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相似度。同化的过程如此畅通无阻，美国正越来越多地被铁路、电报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统一体，人们彼此间的言谈、思考和行动都越发地和谐一致。很快，航空运输业的出现将进一步深化这种统一。

美国这个伟大的社会在历史上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在以前虽然也曾出现过人口超过一亿的大帝国，但组成其人口的是各种不同的民族，但像美国这样单靠一个民族就能拥有这样的人口，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我们需要一个新术语来描述这个新事物。我们称美国为一个国家，就像我们称法国或荷兰为国家一样，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就像汽车不同于马一样。它们是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产物，它们也将以完全不同的速度和方式运作。美国的规模和机遇介于欧洲国家和世界国家联合之间。

1869年，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竣工。

但在前往今天这种伟大的道路上，美国人民也曾经历过可怕的内部冲突。当南北各州之间的利益和思想冲突日益加深时，河运汽轮、铁路、电报和相关设施尚未出现。南方诸州仍蓄养着奴隶，而北方诸州则强调人人平等，于是在南北两方已有冲突的基础上，铁路与轮船的出现使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新的交通工具催促着统一，而南北双方在解决应该服从谁的问题上也变得越发急促。双方妥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北方的精神是自由和独立，而在南方的大庄园里，自以为温文尔雅的绅士统治着一群阴郁的奴隶。

随着人口不断向西迁移，新的土地上也不断出现新的州政府，并被迅速纳入快速发展的美国联邦体系之中，这些地方便成了两种思想互相冲突的战场：究竟是要坚持公民自由独立，还是要选择奴隶制经济。从1833年开始，美国的反奴隶制群体不仅反对奴隶制的扩张，而且鼓动全国各州彻底废除奴隶制。这个问题因得克萨斯州加入联邦而被激化成为公开的冲突。得克萨斯州原本是墨西哥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它主要是由美国蓄奴州进行殖民统治的，后来它从墨西哥分离出来，于1835年独立，并在1844年并入美国。根据墨西哥法律，得克萨斯州不得实行奴隶制，但如今南方各州则宣称得克萨斯州同样也是蓄奴州。于是，这一前后冲突便使得克萨斯州成为南北双方争论的焦点。

与此同时，随着远洋运务的发展，从欧洲来的移民也越来越多，这使得北部各州的人口不断增加；爱荷华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和俄勒冈州，所有北方的农田都被提升到州一级，这使得反对奴隶制的北方有可能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占据主导地位。种植棉花的南方奴隶主对废奴运动日益增长的威胁感到恼怒，并害怕北方势力会在国会占据主导地位，于是他们开始谈论脱离联邦的问题。南方人开始梦想与北方断离关系后吞并墨西哥和西印度群岛，建立一个延伸到巴拿马的大型奴隶制国家。

1860年，反对奴隶制扩张的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这件事促使南方蓄奴州开始脱离联邦。南卡罗来纳州通过《分离法令》准备开战，随后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乔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也相继加入。这些州的代表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召开了一次会议，选举杰斐逊·戴维斯为“美利坚联盟国”总统，并通过了一部专门支持“黑人奴隶制度”的宪法。

碰巧，亚伯拉罕·林肯是独立战争后成长起来的新公民的典型代表。他于1809年出生于肯塔基州，童年时被带到印第安纳州，后来又来到了伊利诺伊州，可以说人口的大规模西迁一直伴随着他的早年生活。那时候印第安纳州边远地区的生活很艰苦，所谓的房子也不过是荒野中的一个个小木屋，上学读书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过他的母亲很早就教会他识字，林肯于是对读书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十七岁的时候，体格健壮高大的林肯成为一个优秀的摔跤手和赛跑运动员。他曾在一家商店做过一段时间的店员，后来和一个酗酒之徒一起开过店，还欠下了一笔十五年都没能还清的债务。1834年，年仅二十五岁的林肯被选为伊利诺伊州的众议院议员。在伊利诺伊州，奴隶制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议会中支持奴隶制扩展的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道格拉斯。道格拉斯是一个很有能力和威望的人，几年来，林肯不断地通过演讲和撰写宣传册与之竞争，最后终于成为与之相当的对手。他们的最终斗争是1860年的总统竞选，1861年3月4日，林肯就任总统，南方各州已经从华盛顿联邦政府的统治中脱离出来，并开始了军事行动。

美国的这场内战中的作战军队都是临时组建，他们的人数从最初的几万人稳步增长到几十万人，最后联邦军队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人。这场内战在新墨西哥州和东海岸之间的广阔地带展开，双方的主要目标是攻陷华盛顿或里士满。在这里，我们不去赘述这场从田纳西州到弗吉尼亚州再到密西西比州的史诗般的战斗。这是一场可怕的战争——镇压之后是反抗，希望与失望之间亦不停交错。有时华盛顿方面似乎完全陷入联盟军的掌控，有时情况又调转成为联邦军兵临里士满。联盟军的指挥官是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尽管他军事才能出众，但联盟军仍然陷入物资匮乏、寡不敌众的困境；此前联邦军指挥官的才能无法和李将军相比，于是旧指挥官卸任，在新上任的谢尔曼和格兰特将军的指挥下，联邦军才战胜了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联盟军。1864年10月，谢尔曼领导的一支联邦军突破了联盟军的左翼，从田纳西州出发，穿过乔治亚州向海岸进军；随后他们穿过南部联盟各州，出现在卡罗来纳州，并向联盟军的后方进发。与此同时，格兰特率领的联邦军将李将军率领的联盟军牵制在里士满之外，直到谢尔曼将军率兵前来会合。1865年4月9日，李将军和他的部队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一个月内，其余的联盟军也都放下武器，南方联盟国于是解体。

林肯在美国内战过程中维护联邦的完整，废除奴隶制，解放所有奴隶，增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并推动美国经济的现代化。

这场持续了四年的内战使美国人身心俱疲。州自治原则在很多人眼中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在这些人看来，这次战争的结果似乎是北方人强迫南方人废除奴隶制。在边境各州，父子兄弟往往会发现另一方正在敌对的军队中。尽管北方人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但在很多人看来，这种正义并非是完善而无可置疑的。但是对于林肯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站在国家统一的这一边，其目标是国家更广泛的和平。他反对奴隶制，但他认为奴隶制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主要问题则是美国不应被分裂成两个互相对立、彼此伤害的部分。

在战争开始初期，国会和很多联邦将军急于把奴隶从庄园中解放出来，但林肯对这种热情提出反对并做了缓解。他主张逐步进行解放，并给予奴隶主一定的补偿。直到1865年1月，国内状况业已成熟，国会才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提议永远废除奴隶制，而在各州批准这项修正案之前，战争早已结束了。

当战争进行到1862年和1863年时，最初的激情与热情逐渐消退，美国人开始对战争感到厌恶。林肯发现他周围环绕的是失败主义者、叛徒、被解职的指挥官、居心叵测的政客、疲惫而疑惑的人民、没有精神的将军和灰心丧气的士兵；唯一能让他感到安慰的便是身处里士满的杰斐逊·戴维斯，因为他清楚对方的状况不会比自己好到哪里去。此时英国政府做了一件十分不检点的事情，它为在英国的南方联盟代理人提供了三艘配备齐全的快速私掠船——其中“阿拉巴马”号令人印象深刻——以在海上追逐美国船只；与此同时，法国军队也在墨西哥践踏门罗主义。于是，里士满方面提出了一些微妙的想法，它希望与华盛顿方面暂时休战，把战争的问题留到以后讨论，并建议由联邦和联盟共同对抗在墨西哥的法国人。但林肯坚持联邦政府必须拥有最好领导权，否则不会考虑这些建议。他强调美国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而非两个分裂的部分去对抗外敌。

在漫长而疲惫的岁月里，在分裂又缺失勇气的黑暗中，尽管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徒劳的努力，林肯维系着美国的团结统一，没有任何记录能证明他曾经动摇过。当他无事可做时，他便会不言不语、一动不动地坐在白宫里，宛如一座象征决心的雕像；他也时常通过幽默逸事来放松自己的心情。

最终，他迎来了联邦的胜利。在联盟军投降的第二天，他来到里士满接受李将军的投降。随后他返回华盛顿，并于4月11日作了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主题是和解和重建战败各州对联邦政府的忠诚。4月14日晚上，林肯来到华盛顿的福特剧院，就在他观看表演的过程中，一个名叫蒲斯的演员悄悄溜进他的包厢，因不满于林肯的政治理念，他向林肯的后脑开了一枪，林肯当场死亡。然而此时林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联邦得救了。

战争初期，通往太平洋海岸的铁路尚未兴建；战争结束后，铁路就像迅速生长的蔓藤一样，将美国各地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编织成一个不论在精神还是物质上都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第61章：
德国崛起成为欧洲霸主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述过了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如何在一段时间内重新平稳下来，实现了不安定的和平，以及五十年前的欧洲政局是如何实现了一种现代化复兴。直到19世纪中叶，钢铁、铁路和轮船等新事物的出现都还没有对欧洲政治产生显著的影响，但随着城市的工业化发展，社会上的紧张局势逐渐加剧。很明显，法国仍然不是一个稳定的国家。1830年革命之后又爆发了1848年革命，后来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先成为法国第一任总统，接着又在1853年成为法国皇帝。

他开始着手重建巴黎，将17世纪时那种古朴但脏乱的巴黎改造成充满宽敞的大理石建筑的拉丁风格。他同时也着手重建法国，使它成为一个辉煌的现代化帝国。他想要恢复大国之间互相竞争的状态，但是这种竞争在17、18世纪曾使欧洲陷入徒劳无益的战争之中。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6）也变得咄咄逼人，他把目光投向了君士坦丁堡，向南逼近土耳其帝国。

刚步入19世纪，欧洲便爆发了新一轮的战争，这次是“均势政策”和霸权主义之间展开了较量。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为了保卫土耳其而向俄国发起进攻；在德意志，普鲁士（与意大利结盟）和奥地利争夺领导权；法国以萨伏伊为代价将意大利北部从奥地利手中解放出来，意大利遂逐渐统一为一个王国。当时，拿破仑三世考虑不周，企图在美国内战期间对墨西哥进行干预。他拥立马西米连诺一世为墨西哥皇帝，但在联邦政府获得内战胜利后，便抛弃了这位墨西哥皇帝。马西米连诺一世也只能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最后他死在了墨西哥人的枪下。

1870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霸权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普鲁士早就预见到了这场斗争，并为此做了准备，而法国则因金融腐败无力招架。法国的失败相当具有戏剧性。普鲁士军队于1870年10月入侵法国；9月，法国皇帝亲率的一支军队在色当投降；10月，梅茨沦陷；1871年1月，经过一番围攻和轰炸后，巴黎落入普鲁士手中。随后，双方在法兰克福签署和平协议，协议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普鲁士。于是，除了奥地利外，整个德意志地区被统一为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国王作为德国领袖而进入欧洲皇帝之列。

在接下来的四十三年里，德国一直是欧洲大陆上的领导力量。1877至1878年，俄土战争爆发，此后除了巴尔干半岛有过部分调整外，欧洲周边将一种不安定的平稳状态保持了三十年。

第62章：
由轮船与铁路打造的新海外帝国

18世纪末是一个帝国美梦和扩张幻想彻底破灭的时代。英国和西班牙与其在美洲的殖民地之间的漫长而乏味的旅程，使人们无法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自由往来，因此殖民地逐渐脱离了与宗主国的关系，并开始出现独特的团体、思想、利益甚至说话方式。在这些殖民地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参与的船运贸易也变得越发脆弱而不确定，殖民地对此深感不安。位于荒地上的脆弱的贸易站点（如法国在加拿大设立的那些），或者在庞大的异质社区中的贸易机构（如法国在印度设立的那些），常常坚持要求国家向自己提供支持，以使自己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在19世纪很多思想家看来，这意味着海外统治已经到达了极限。在18世纪曾经遍布海外的欧洲“帝国”，其领土到1820年时已大大缩减，只有俄国还在横跨整个亚洲地进行扩张。

1815年的大英帝国包括：加拿大的沿海、河流、湖泊区域以及内陆大片的荒地（哈得孙湾公司的皮毛交易站是唯一的殖民定居点），大约三分之一的印度半岛（受东印度公司统治），好望角沿海地区（黑人和拥有反抗精神的荷兰人定居在那里），西非海岸的几个贸易站，直布罗陀巨岩，马耳他岛，牙买加，西印度群岛上的一些小型奴隶劳工属地，南美洲的英属圭亚那，以及在地球的另一半用以流放犯人的澳大利亚植物学湾和塔斯马尼亚岛。西班牙保留了古巴和菲律宾群岛上的一些定居点，葡萄牙在非洲保留了一些早前的属地。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和荷属圭亚那有许多岛屿和属地，丹麦则在西印度群岛占有一座岛屿。法国西印度群岛和法属圭亚那占有一两座岛。欧洲列强需要的似乎就是这些，如果有可能的话，它们还想要更多，但当时只有东印度公司还表现出一种想要继续扩张的势头。

当欧洲忙于拿破仑战争之际，东印度公司在历任总督的带领下，开始在印度扮演起了之前土库曼人及其他北方入侵者的角色。《维也纳条约》签订后，它仍如以前一样继续征税、发动战争、向亚洲各国派遣使者，已经变成了一个准国家机构。同时，它不断地将东方的财富运往西方。

在这里，我们无法详细地说明这家英国公司是如何取得霸权地位的，它时而倾向一边，时而又倒向另一边，它就这样成了最后的赢家。它的势力蔓延到阿萨姆邦、信德和奥德。印度地图开始呈现出如今英国学生熟悉的模样，即由英国直接统治的各大行省及被其包围的本地诸邦拼凑在一起的样子。

1859年，随着印度本土军队的严重叛乱，东印度公司的帝国被并入英国王室的辖区。根据一项名为《印度政府组织法》的法案，印度总督成为英国君主的代表，东印度公司在英国议会中的位置将由一位印度事务大臣取代。1877年，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宣布维多利亚女王为印度女皇。

印度与英国在当时就是以这些奇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尽管当时印度仍属于莫卧儿帝国，但这个帝国已经被大不列颠的“君主共和国”取代。印度成了一个没有君主者的专制国家，其统治方式结合了君主专制的弊端以及民主制官僚的不近人情和不负责任。君主对印度人而言只是一个金灿灿的形象，如果一个印度人想要向他的君主抱怨，那么他只能前往伦敦散发传单，或是在英国下议院提出自己的问题。议会处理英国事务的时间越长，印度得到的关注就越少，最后它只能任由那一小撮高级官员摆布。

19世纪印度总督官邸。

直到铁路和轮船兴起之前，除了印度外，欧洲各帝国都已不再开展扩张活动。英国相当多的政治思想家开始倾向于那些海外资产是英国种种问题的根源。在1842年发现了有价值的铜矿之前，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发展一直十分缓慢，而1851年金矿的发现让这里拥有了全新的重要地位。运输条件的改善也使澳大利亚羊毛在欧洲越来越畅销。在1849年之前，加拿大也因法国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纷争而很难获得发展机会，甚至还发生了几场严重的暴乱，直到1867年，一部新宪法确立了加拿大的联邦统治，加拿大国内的紧张局势才得到缓解。使加拿大得以改变的是铁路的修建，这使加拿大能够像美国那样向西扩张，向欧洲出售玉米和其他农产品。尽管加拿大的规模在迅速扩大，但其语言、情感和利益仍然保持着统一。铁路、轮船和电报电缆确实改变了殖民地的发展状况。

1840年以前，英国人已经开始在新西兰定居，后来他们成立了新西兰土地公司来开发该岛的各种可能性。1840年，新西兰也被纳入英国王室辖区。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加拿大是英国属地中第一个对新交通方式带来的新经济可能性做出积极反应的国家。如今，南美洲各共和国，特别是阿根廷共和国，也开始感觉到他们的牲畜和咖啡贸易离欧洲市场越来越近。到目前为止，吸引欧洲列强进入荒蛮之地的主要商品是黄金或其他金属、香料、象牙以及奴隶；但是到了19世纪末，欧洲人口的增长迫使各国政府到海外寻找食物资源，同时科技工业的发展也对新原料、各种油脂、橡胶和其他常被忽视的物质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很明显，掌控了热带和亚热带资源的英国、荷兰和葡萄牙，正在获得巨大且日益增长的商业优势。1871后，德国、法国、意大利先后开始探索尚未被占领的原料产地，同时它们想从东方国家那里掠夺资源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于是，世界各地开始了一场新的争夺战。只有美洲那些不受政治庇护的土地，因门罗主义的保护而未受到这种掠夺浪潮的侵蚀。

靠近欧洲的非洲大陆充满了未知与可能，直到1850年，它仍是一片神秘的黑色大陆，人们了解的只有埃及和非洲海岸。在这里，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来讲述那些第一次刺破非洲黑暗帷幕的探险家和冒险家，以及追随他们足迹的政治代理人、行政人员、商人、定居者和科学家的惊人故事。像俾格米人这种奇异的人种，像㺢㹢狓这种奇异的动物，种种不可思议的水果、鲜花和昆虫，可怕的疾病，令人惊叹的森林和山脉的景色，广阔的内陆湖以及汹涌的河流和瀑布，所有这些都展现在欧洲人的眼前，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世界。甚至一些未被记录和消失的文明的遗迹（在津巴布韦）也被人们发现，这些遗迹证明了早期人类在非洲南部地区的生活与发展。欧洲人来到这个新世界，发现阿拉伯奴隶贩子手中已经握有步枪，而黑人的生活仍然混乱无序。

到了190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之后，欧洲人已经完成了对整个非洲的勘测、评估和测绘工作，随后欧洲列强便对非洲进行了瓜分。在这场争夺中，几乎没有那个欧洲强权会考虑当地人的利益。阿拉伯奴隶贩子确实受到了遏制，但他们没有受到驱逐。在比属刚果，当地人被强迫去收集一种野生植物的胶乳，即橡胶。对橡胶的贪婪使缺乏经验的欧洲行政人员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最终导致了种种可怕的暴行。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是完全清白的。

1883年，英国占领埃及并一直留在那里，尽管严格来讲埃及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1898年，法国马尔尚上校从西海岸穿越中非，试图在法绍达占领上尼罗河州，该事件几乎导致了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英国政府先让奥兰治河区和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在南非内陆地区建立两个独立的共和国，然后在1877年反悔并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德兰士瓦的布尔人于1881年马朱巴山战役中为自由而战并取得了胜利。英国报纸曾对该事件做过长时间的报道，它给英国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1888年，英国与这两个共和国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战争，战争持续了三年，尽管战争以英国敌手的失败告终，但英国人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在这里都没有办法详加讲述。

这两个共和国很快便被帝国主义政府征服了。1907年，在帝国主义政府倒台后，自由党人开始接手南非事务，共和国又重新迎来了自由，并且愿意和好望角殖民地及纳塔尔等所有南非国家组成南非联邦，成为受英国王室管辖的自治共和国。

柏林西非会议，由欧洲强国在1884年至1885年于德国柏林举行，与会国最后达成了议定，正式开始瓜分非洲。

仅仅二十五年，非洲便被瓜分完毕，仅剩下三个小国未被欧洲势力染指：利比里亚，解放了的黑人奴隶在西海岸的定居地；摩洛哥，受穆斯林苏丹统治；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旧称），一个野蛮的国家，有着古老而独特的基督教信仰，在1896年对抗意大利的阿杜瓦战役中成功保住了自己的独立。

第63章：
欧洲对亚洲的侵略与日本的崛起

很难相信会有人真的接受这幅轻率地用欧洲色彩绘制的非洲地图，把它作为永久性地解决世界事务的新办法，不过既然这幅地图已经被欧洲人接受，那么历史学家就有义务将之记录下来。19世纪的欧洲人只有非常肤浅的历史知识，他们无法对事物进行深入的批判。那些对蒙古征服一无所知的人们，将机械革命给自己带来的超越旧世界其他地区的暂时优势，当成了欧洲人可以永远领导人类的可靠证据。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科学及其成果是可以转移的，他们也完全没认识到中国人和印度人也有能力像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从事科研工作。他们认为西方人生来便有一种智慧在推动自己发展，而东方人则天生懒惰而保守，而这使欧洲人可以永远占据世界主导地位。

这种自恋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欧洲各国外事机构除了和英国争夺世界上其他未开发的地区外，还要瓜分亚洲那些人口众多、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好像那些国家的人不过是可供掠夺的原料。英国统治阶级在印度构建的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那些巨额资产，使欧洲列强想在波斯、正在瓦解的奥斯曼帝国以及更远的印度、中国、日本实现自己的“辉煌”梦想。

1898年，德国占领胶州，英国占领威海，次年俄国占领旅顺港。这些事件使中国人对欧洲人的仇恨迅速蔓延全国，并于1900年对欧洲各国驻北京使领馆展开袭击和围攻。一支欧洲联合军队为了营救使节对北京进行了报复性进攻，并洗劫了大量珍宝。随后，俄国人占领了满洲，英国人于1904年入侵了西藏。

但是现在，一个新的力量出现在列强的斗争中，这就是日本。迄今为止，日本在这段历史中只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它那与世隔绝的文明并没有对人类的普遍命运做出多大贡献，它得到了很多，却回馈很少。日本人属于蒙古人种，他们的文明、文字、文学和艺术传统则都来自中国。他们的历史既有趣又浪漫。在基督教早期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发展出了封建制度和武士阶层；他们对朝鲜和中国发起的攻击几乎就是英国对法战争的东方翻版。日本第一次与欧洲接触是在16世纪。1542年，一些葡萄牙人乘坐一艘中国帆船到达了日本；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开始在那里传教。日本曾一度十分欢迎与欧洲交往，基督教传教士因而使大量日本人皈依基督教。有一个叫威廉·亚当斯的人成了日本人最信任的欧洲顾问，他教会了他们如何建造大型船只，这使日本人最远航行到了印度和秘鲁。随后，西班牙的多明我会、葡萄牙的耶稣会、英国和荷兰的新教徒之间爆发了复杂的冲突，各方都警告日本人不要参与其他国家的政治阴谋。耶稣会在这个过程中势力逐渐提升，他们开始侮辱并迫害佛教徒。最后，日本人认识到欧洲人实际上是包藏祸心，尤其是天主教，不过是教皇和已经占领了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国王实现自己政治梦想的幌子。于是，日本开始大规模地迫害基督教徒。1638年，日本彻底与欧洲断绝来往，这种状态持续了两百年。在这两个世纪里，日本人完全与世隔绝，好像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一样。政府禁止人们建造任何大型船只。日本人不能出国，欧洲人也不能入境。

两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处于历史主流之外。它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封建国家，武士、贵族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却可以恣意暴虐。而在这段时间里，外面的世界却在飞速发展，更强大的力量、更伟大的景象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奇怪船只从海峡水域驶过，有时这些船会失事，水手被当地人救到岸上。日本与外部唯一的联系是定居在出岛上的荷兰人，通过他们，日本人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西方世界远远地落在了后面。1837年，一艘轮船驶入江户湾，船上悬挂着奇怪的星条旗，还载着一些被搭救的漂流到远海的日本渔民。这艘船被大炮轰走，但很快又有其他挂着同样旗帜的船陆续出现。1849年，一艘船前来要求当地人交还十八名在海上遇险的美国水手。1853年，四艘美国军舰在佩里准将的指挥下来到江户，并拒绝了撤离要求。他将军舰停在了禁止停泊的水域，并向当时共同统治日本的两位统治者发送了信件。1854年，他带了十艘船回来，日本人惊讶地发现这些船是钢铁制成的，并且由蒸汽推动，还装备了大炮。佩里建议双方展开贸易交流，而日本人对此毫无抵抗的余地，于是他便带着五百人的卫队登陆，并签署了条约协议。对于这些招摇过市的外来者，日本民众投来了不可思议的目光。

俄国、荷兰和英国紧随美国之后。一位掌控关门海峡的日本大贵族下令向外国船只开炮，却反遭英、法、荷、美舰队的炮击，这些外国人摧毁了他的炮台并赶走了他的武士。1865年，联合舰队停靠在大阪湾，迫使日本签订向全世界开放的条约。

这些事件使日本人觉得自己蒙受了极大的耻辱。此后，他们以惊人的精力和智慧，使自己的文化和组织能力达到欧洲列强的水平。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当时的日本那样进步得如此之快。1866年时的日本还停留在中世纪，是一个浪漫却又荒诞的国家；而到了1899年，它已经是一个完全西化的民族，与最先进的欧洲列强处于同一水平。日本的崛起彻底消除了欧洲人那种认为亚洲在某种程度上无可救药地落后于欧洲的看法。相比之下，欧洲的进步反而显得有些迟缓。

美国海军将领马修·佩里率领黑船打开日本国门。

我们再次无法详述1894年到1895年发生的中日战争，我们只能说它拥有了一支作战高效的西式陆军以及规模不大但体系健全的海军舰队，而这些最能彰显日本的西化水平。尽管英国和美国对日本的崛起表示赞赏，把它当作一个欧洲国家来对待，但其他在亚洲追求“新印度”的欧洲列强却不能理解日本崛起的意义。俄国从满洲向朝鲜推进，法国已经在东南亚的东京（即现在的河内）和安南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而德国则如饥似渴地四处寻找定居点。这三个国家联合起来对抗日本，以防其在中日战争中获益。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损耗严重，这三个国家便趁机以战争威胁。

对此，日本只能暂时投降并在暗中集结力量。不到十年的时间，日本就准备好同俄国作战，日俄战争标志着亚洲历史步入一个新纪元，象征着欧洲傲慢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这场发生在半个地球之外的战争，俄国人民无疑是无辜且不明就里的，一些清醒的政治家们也反对这种愚蠢的战争，但沙皇身边全是一些冒进的金融家和王公，他们在满洲和中国下了很大的赌注，因此坚决不会撤退。于是，大批的日本士兵被运送到旅顺港和朝鲜半岛，无数的俄国农民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线被送到战争前线，客死在遥远的战场上。

由于领导无能且贪污腐败，俄国在陆上、海上都遭遇了失败。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绕过非洲前来作战，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被这场遥远而不合理的战争激怒的俄国平民发起了一场革命运动，迫使沙皇在1905年宣布结束战争。他归还了1875年被俄国占领的萨哈林岛的南半部，撤出满洲，并把朝鲜半岛交给了日本。欧洲对亚洲的入侵即将结束，欧洲的触角开始缩回。

第64章：
1914年的大英帝国

我们在这里将简要地说明一下，在1914年，由轮船和铁路连接起来的大英帝国，其各组成部分的不同性质。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系统，可以说，这种系统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

在这个系统中，第一个也是位居核心的便是“君主立宪”的、包括爱尔兰（尽管违背了相当一部分爱尔兰人的意愿）在内的不列颠联合王国。英国议会大体上是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议会构成的，它会依据对英国国内政治方针的考量，决定议会的首脑，以及内阁的性质与政策。内阁是英国最高行政机构，掌有宣战及议和的权力，正是它统治着帝国其他部分。

在政治重要性第二梯队的是英联邦下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纽芬兰（建于1583年的最早的英国殖民地）、新西兰和南非，它们实际上都是独立的自治国，但都会接受一名由英国政府指派的王室代表。

接下来是印度帝国，它是莫卧儿帝国的延伸，其附属和“受保护”的邦国从俾路支一直延伸到缅甸，亚丁也被包括在内。在整个帝国里，英国王室和隶属于英国议会的印度事务部扮演着原来土库曼王朝的角色。

然后是有些模棱两可的埃及，它虽然名义上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对埃及进行近乎专制统治的是英国派来的埃及总督。

埃及之后是定位更加模糊的英埃苏丹，它由英国和（受英国控制的）埃及政府共同占领和管理。

此外还有一些半自治的地区，其中一部分原来就属于英国，另一些则不是；这些地区可以通过选举产生立法机构并任命行政人员，比如马耳他、牙买加、巴哈马群岛和百慕大群岛。

然后是那些英国殖民地，通过英国殖民地部，英国派驻在当地的政府会进行近乎专制的统治。这些地方包括锡兰、特立尼达和斐济（那里有一个指定的委员会）、直布罗陀和圣赫勒拿岛（那里有一个总督）。

最后是大片的热带地区，那里是原材料的生产地，这些地区的居民基本上都是未开化的土著部落，没有什么政治力量。它们名义上受英国的保护，英国政府会派遣一名高级专员辅助当地酋长（如在巴苏陀兰）或特许公司（如在罗德西亚）进行管理。英国的外交部、殖民地部和印度事务部都想将最后这些最不确定的地区占为己有，但在多数情况下，处理这些地区事务的仍是殖民地部。

因此很明显的是，没有一个机构或个人能从整体上把握大英帝国的全貌。它是一种增长和积累的混合体，与以往任何被称为帝国的东西都截然不同。然而，它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保障了和平与安全，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拥有诸多缺点的英国政府总会使用独裁手段，并且“国内”的公众也常常义愤填膺，但那些“臣属”民族仍能够忍受并支持它存在的原因。和雅典帝国一样，大英帝国也是一个海洋帝国。将帝国联系在一起的是一条条海上航线，而维护这种联系的则是英国海军。和其他所有帝国一样，大英帝国的凝聚力在物质方面也有赖于发达的交通系统。从16世纪到19世纪，航海、造船与轮船运输技术的发展使得“不列颠治世”成为可能。但在接下来的某个时间点上，航空或陆路交通的新发展则可能给这种和平造成阻碍。

第65章：
欧洲的军备时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材料科学的进步使蒸汽轮船和铁路交通应运而生，正是它们创造了美利坚合众国，并让英国的势力遍布整个世界，这些都对欧洲大陆上那些互相拥挤的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刺激。这些国家发现自己的发展仍被限制在马匹和公路的范围中，而英国则完全将自己希望的对外扩张变成了现实。只有俄国还可以继续向东扩张，它修建了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随后卷入了与日本的冲突；因为战争失利，俄国转而向东南方推进，并到达了波斯和印度的边境，这一行为激怒了英国。其他欧洲强国之间的拥挤与摩擦日益加剧。为了实现组织人类生活的各种新的可能性，这些国家不得不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新安排它们的事务。它们有两条路可以选：要么自愿地结成某种联盟，要么由某种外力使它们结成同盟。现代思想倾向于前一种选择，但政治旧有势力用尽全部力量将欧洲推向了后一种情况。

拿破仑三世“帝国”的垮台，崭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不论心怀希望或是恐惧，人们都意识到德国将带领欧洲走向稳定，而这一想法在欧洲三十六年不稳定的和平时期成为各国政治的中心。自查理曼帝国分裂以来，在欧洲霸权的争夺上，法国一直是德国的强大对手。法国想通过和俄国结盟的方式克服自身的弱点，而德国尽管与意大利王国的关系不那么亲密，但却与奥地利帝国（在拿破仑一世时期已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紧密相连。起初英国和以往一样，对欧洲大陆各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但随着德国海军的逐渐壮大，它不得不与法俄集团结成联盟。德皇威廉二世（1888—1918）的宏伟梦想使德国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便鲁莽地进行海外扩张，这种做法最后不仅将英国、更将日本和美国推进了敌人的阵营。

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一场战役，双方僵持了整整一年，最后英法联军在付出巨大伤亡后惨胜。

所有这些国家都开始进行战争准备。在各国的国民生产总量中，枪支装备与军舰的生产比重逐年升高。年复一年，各国之间的剑拔弩张常常会让人觉得战争一触即发，可转眼之间那种紧张又会趋于缓和。但最终，战争还是爆发了。德国和奥地利率先攻击法国、俄国和塞尔维亚；当德国军队穿过比利时，英国立即站在比利时一边参战，于是德国与日本结为盟友，很快土耳其也站在了德国一边。意大利在1915年加入了对抗奥地利的战争，同年10月保加利亚加入了同盟国。1916年，罗马尼亚被迫向德宣战；1917年，美国和中国也加入了对抗德国的阵营。本书在此并不会界定这场巨大的灾难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本书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爆发，而是人们为什么没有预料到并阻止这场战争。相较于说是少数狂热分子促成了这场灾难，更让人感到沉痛的是，上百万人以“爱国”的名义，表现得如此愚蠢而无情；他们完全不懂得如何以一种坦诚宽宏的心态共同努力促成欧洲的统一，从而阻止这场灾难。

本书无法去追踪这场战争的各种细节，但我们必须看到，就在战争爆发几个月之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深刻地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性质。物理科学为人类带来了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可以使人类制造钢铁、摆脱距离的限制并且战胜疾病，但用这种力量为善为恶则取决于人类的道德和政治智慧。欧洲各国政府受到了仇恨、猜忌和种种传统政策的蛊惑，他们发现自己手中掌握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可以用来对抗甚至毁灭敌人。这场战争将全世界推入了炼狱烈火之中，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遭受了难以衡量的损失。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德国人猛攻巴黎，俄国人入侵东普鲁士，这两方面的攻势都遭到了抵抗并导致局势逆转。随后，防御力量得到增强，双方进入战壕战。在一段时间里，对战的军队在横贯整个欧洲的战壕中排起了长队，获得任何进展都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军队士兵人数常常达百万之多，在战场后方，全国百姓都被组织起来向前线供应粮食和弹药。除了军工行业以外，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停止了。欧洲所有身体健全的男子都被征入了陆军、海军或为军队服务的临时工厂。在工业生产中，大量男工被女工取代。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争中，参战各国有近乎一半的人口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职业，他们在社会上被连根拔起并移植他处。教育和正常的科学工作被限制或转移到直接的军事目的上，新闻传播因受到军事控制和“宣传”活动的影响而遭受破坏和腐化。

前线作战逐渐陷入僵局，双方开始针对对方后方补给部队展开空袭。此外，枪支的大小、射程逐步改进，毒气弹以及被称作“小型移动堡垒”的坦克也出现在战场，这使得战壕中的士兵毫无招架之力。空袭是所有新作战方式中最具革命性的，它把战争从二维空间带入三维空间。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战争只在军队行军和会合的地方进行；而现在，战争可能出现在任何地点。先是齐柏林飞艇，然后是轰炸飞机，这些飞行机器把战争带过前线，延伸到越来越多的平民活动的地区。在文明战争中，平民和战斗人员之间的旧有区别消失了。农民、裁缝、伐木工、建筑工，车站、仓库，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攻击和毁灭的对象。在战争中，空袭的范围逐日变广，恐怖程度也越来越强。最后，欧洲大部分地区陷入了围困状态，每晚都遭到空袭。像伦敦和巴黎这样毫无自然屏障的城市，空袭与炸弹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高射炮发出令人无法忍受的噪音，消防车和救护车在空无一人的漆黑街道上颠簸前行。这些对老年人和幼儿的精神和健康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令人心痛不已。

瘟疫，这个战争忠实的追随者，直到1918年战争结束才出现。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医学界一直在避免任何流行病的发生，可紧接着，一场大规模流感在世界各地暴发，数百万人因之丧生。饥荒也被推迟了一段时间，然而到1918年初，欧洲大部分地区还是进入了缓解和控制饥荒的状态。因为农民们都被征集到前线，全世界的粮食生产都大大减少；而生产出来的粮食也因为潜艇作战、边境封锁、全球交通系统混乱而无法正常供应。各国政府可供应的粮食都逐渐减少，因而都开始在不同程度上使用粮食配给制。到了第四年，就像食物短缺一样，全世界又出现了住房、服装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商业和经济生活极度混乱。人人惴惴不安，大多数人都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

这场战争在1918年11月才真正结束。1918年春天，德军对巴黎发动了猛烈攻击，几乎要攻陷这座城市，然而此时的同盟各国却相继崩溃，因为它们早已气竭形枯、山穷水尽了。

第66章：
俄国的革命与饥荒

早在同盟国垮台前一年，自称是拜占庭帝国继承者的沙皇俄国便已经崩溃。早在战争开始前的几年里，沙皇统治便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法庭受控于拉斯普京这个不切实际的宗教骗子；而公共行政部门，无论是民事还是军事部门，都处于极度低效和腐败的状态。战争刚开始时，俄国人的爱国热情高涨，他们迅速地组建出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然而他们既没有足够的装备，也没有英明的军官，后勤补给也完全跟不上，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被派到了德国和奥地利的作战前线。

毫无疑问，1914年9月俄国军队在东普鲁士的出现转移了在巴黎获得第一场胜利的德国人的注意。使法国在那次可怕的战争中免遭毁灭的是成千上万俄国农民的痛苦甚至死亡，整个西欧都亏欠着这个伟大而悲惨的民族。然而对这个内部组织极度混乱的帝国而言，战争造成的压力实在太过沉重。在战场上，俄国士兵做不到人手一支枪，甚至可能连弹药都没有，只因长官与将军们的军国主义狂热，他们便白白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似乎像野兽一样默默地忍受着痛苦，但即使是最愚蠢的人，其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一种对沙皇统治深恶痛绝的情绪正在这些被出卖、被牺牲的军队中蔓延。从1915年底开始，俄国就一直是西方盟友日益焦虑的根源。整个1916年，俄国基本处于守势，甚至有传言说俄国将与德国单方面缔结和平。

1916年12月29日，拉斯普京在彼得格勒的一次宴会上被谋杀，人们试图恢复沙皇统治，但为时已晚。到了次年3月，事态开始迅速发展：彼得格勒的粮食暴动演变成了革命起义，国家杜马遭到镇压，自由党领袖被捕；李沃夫亲王领导组建临时政府；3月15日，沙皇退位。在一段时间里，俄国似乎可以进行温和而可控的改革，比如换一个新沙皇；可随后，情况变得明显起来——公众对俄国政府的信心已被消磨殆尽，任何改革调整都已无济于事。俄国人民对欧洲的旧秩序、沙皇、战争和欧洲列强已经厌恶至极，他们只想迅速地从这些难以忍受的苦难中解脱出来。协约国不了解俄国的现实，他们的外交家不了解俄国人，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俄国宫廷而不是俄国，所有这些都使他们在新形势下不断地犯错。这些外交家对共和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好感，而且他们很明显地倾向于想方设法地使新政府难堪。在俄国共和政府中，有一个能言善辩、与众不同的领导人，他就是克伦斯基。克伦斯基发现自己在国内要面对一场更深刻的社会革命的攻击，而在国外则要遭受协约国政府的冷遇。不论是农民渴望的土地还是民众期盼的和平，这些协约国政府都不允许克伦斯基在边境之外满足这些愿望。法国和英国的媒体纠缠着他们筋疲力尽的盟友，要求俄国发动新的进攻，但当德国海军和陆军对里加发动猛烈进攻时，英国海军在救援波罗的海的行动上却前畏缩不前。新成立的俄罗斯共和国不得不孤军奋战。尽管英国海军占据优势，杰出的海军将领费舍尔男爵（1841—1920）激烈抗议，但我们还是可以注意到，英国及其盟友除了进行了局部的潜艇战之外，在整个战争期间，协约国还是让德国完全掌控了波罗的海的制海权。

然而，俄国人民坚决要结束战争，不论付出任何代价。在彼得格勒出现了一个代表苏联工人和普通士兵的团体苏维埃，该团体要求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一次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此时柏林正在发生粮食暴乱，奥地利和德国的厌战情绪十分强烈。通过后来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该会议将在1917年按民主原则实现正当和平并催生德国革命。克伦斯基恳求他的西方盟友允许召开这次会议，但是，由于担心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协约国政府还是拒绝了，仅有英国工党的一小部分人对此表示赞同。失去了盟友在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这个不幸的“温和”政府不得不继续战斗，并在7月绝望地发起最后一次进攻。在取得一些初步成功之后，它开始走向失败，随之而来的是对俄国人的又一次大规模屠杀。

俄国人的忍耐达到了极限。俄国军队开始出现叛乱，北方前线尤为严重。1917年11月7日，克伦斯基政府被推翻，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他们宣称不论西方势力如何干涉，他们都将实现和平。1918年3月2日，苏俄与德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和平条约。

1917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次集会。

很快，人们就清楚地看出，这些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和克伦斯基政府的那些只会玩弄辞藻的立宪派和革命派截然不同。他们狂热地信仰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他们相信自己在俄国掌权只是一场世界性社会革命的起步，他们开始用自己坚定的信念与几近于无的经验对社会和经济秩序进行改革。西欧各国和美国政府本身就太不了解俄国的情况，更无力对这一非凡的实验给予指导或帮助；新闻报纸失去信誉，以前的统治阶级宣称不论让自己或俄国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将这些篡权者消灭。新闻领域到处都是未经核实又令人厌恶的虚假宣传，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被描绘成残暴嗜血、荒淫放荡的形象，与他们相比，此前的克伦斯基政府和沙皇统治简直像白纸一样纯洁。这个筋疲力尽的国家不得不再次开始“远征”：叛乱分子和掠夺者得到了敌对势力的怂恿及金钱、装备上的支持，对于那些害怕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人而言，他们毫不顾忌自己会使用何种卑鄙或可怕的手段。到1919年，苏俄已经被五年间不间断的战争弄得奄奄一息、秩序全无，布尔什维克党一边同英国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交战，一边要抵抗日本对东西伯利亚的入侵；南边受法国和希腊支持的罗马尼亚军，西伯利亚的沙俄海军统帅高尔察克，以及在克里米亚拥有法国舰队的邓尼金将军，布尔什维克党都一一与之对战。那年7月，一支由尤登尼奇将军率领的爱沙尼亚军队几乎攻破了圣彼得堡。1920年，波兰人在法国人的煽动下，对苏俄发动了新的进攻；另一个反动者弗兰格尔将军接替了邓尼金将军的位置，继续入侵并想毁灭自己的祖国。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的水手们发生叛乱。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袭击。这展现出俄国普通民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不懈的惊人韧性。到1921年底，英国和意大利都承认了这个共产党政权。

但是，相较于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反对外国干涉和国内叛乱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功，它在试图为俄国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新社会秩序时就没那么顺利了。俄国的农民是一群渴望土地的小地主，他们的观念和共产主义之间简直风马牛不相及。革命将大地主的土地分给了他们，可他们除了将自己种得的粮食换成钱之外什么都做不了，而革命就像摧毁其他事物一样也摧毁了货币的价值。由于战争的压力，铁路系统的崩溃已经使农业生产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现在农民种粮只够填饱自己的肚子，而城镇已经开始出现饥荒。按照共产主义思想进行的工业生产也同样因为毫无规划的仓促行动而以失败告终。到了1920年，苏俄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彻底崩溃的景象。铁路因生锈而无法使用，城镇变成废墟，到处都有大量的人口死亡。然而，这个国家仍然在边境和它的敌人战斗。1921年，一场干旱和大饥荒降临在饱受战争摧残的东南省份，数百万人因此忍饥挨饿。

面对种种危难，苏俄如何能够复苏？这个问题会将我们拉入当下的社会辩论之中，所以我们在此不做探讨。

第67章：
世界的政治与社会重建

鉴于本书的写作计划与篇幅，我不打算在这里对围绕在各种条约（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凡尔赛条约》）周边的复杂而激烈的争论做过多描述。我们开始意识到，这场巨大而可怕的战争既没有结束什么，也没有开创什么，更没有解决什么。它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它使世界变得荒凉而贫困。它彻底摧毁了俄罗斯帝国。它还提醒着我们，我们愚蠢而混乱地活在一个危险又冷漠的世界中，并且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毫无计划或远见。将人类推入这场灾难的是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那种原始而粗劣的贪婪，一旦世界从战争的疲惫中稍稍恢复过来，它就极有可能引发另一场类似的灾难。战争和革命毫无用处，它们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便是以一种非常粗暴而痛苦的方式摧毁所有阻碍人类进步的腐朽之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欧洲解除了德国的帝国主义威胁，同时也粉碎了俄国帝国主义，并清除了很多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欧洲仍分裂成许多不同的部分，各国边境仍不稳定，大批的军队仍在积累新的装备。

在凡尔赛召开的和平会议是一次糟糕的会议，它本应该对战争中的冲突及结果做出合乎逻辑的裁决，但它却越出了自己的界限。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人不被允许参与讨论，而只能接受会议给出的决定。从人类福祉的角度来看，会议选择的地点也极不恰当。1871年，正是在凡尔赛宫，在庸俗的胜利氛围中，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而如今同样是在镜厅，场景却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这无疑会给人造成难以忍受的冲击。

双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阶段时表现出的慷慨大度都早已不见踪影。战胜国的人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遭受的损失和痛苦，然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战败国的人民也付出了同样的代价。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势力互相竞争的必然结果，没有任何国际组织或团体能够调和这种对立。对于那些领土过小却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而言，战争也是它们成为独立主权民族的唯一出路。这场战争即便不以这种方式出现，也必然会以其他类似的方式出现。如果欧洲各国不在政治方面达成一致并做好防御准备，那么它必将在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以更可怕的规模卷土重来。因为战争而联合起来的国家，就像母鸡会下蛋一样必然地会发动更多的战争。然而那些饱尝战争之苦的民众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所有战败国的人民都被认为应承担道义与物质上的责任，但如果胜负反转，那些原来的战胜国的人民也会被要求付出同样的代价。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这场战争是德国人的错，而德国人却认为是它俄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错。只有极少数的明智之人才会看到，这些错误的真正根源是欧洲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凡尔赛条约》的制定目的就是警示和报复，它给战败者施加了巨大的惩罚，它强行让那些已经破产的战败国接受巨额的战争赔款，以补偿战胜国的牺牲和损失。它试图通过建立国际反战联盟来重建国际关系，然而这种对战败国的报复使这种想法既见不到诚意，也无公正可言。

各协约国代表于镜厅签署《凡尔赛条约》。

在欧洲，人们会怀疑是否真的存在任何国际关系组织是为了实现永久和平而建立的。建立国际联盟的建议是由美国总统威尔逊付诸实践的，而美国也是该建议的主要支持者。到目前为止，美国这个新的现代国家，除了保护新世界不受欧洲干涉的门罗主义外，还没有发展出其他独特的国际关系理念。可现在，当人们突然要求它在精神上对当时的重大问题做出贡献，它却什么都没有。美国人在天性中就想要追求永久的世界和平，与此相应的是，美国人始终对旧世界的政治传统抱有一种强烈的不信任，并总是与旧世界的种种纷争保持着距离。美国人还没来得及想出解决这一世界问题的办法，德国人的潜艇就把他们拖入了反德同盟。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计划便是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美国式国际关系的初步尝试。这一计划很粗糙，不够完善，甚至还可能暗藏危险。然而在欧洲，它被认为是一种成熟的美国观点。在1918年到1919年这段时间里，人类普遍对战争极度厌倦，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战争重演，但在旧世界，没有一个政府愿意为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放弃哪怕一丁点儿的主权独立。威尔逊总统的公开讲话促成了国家联盟的建立，有一段时间，这一呼吁跳过世界各国政府直接传到民众的耳中。这一呼吁被认为是美国成熟的政治理念，并造成了巨大的反响。然而不幸的是，和威尔逊打交道的不是民众，而是政府。他是一个拥有惊人洞察力的人，然而当他必须面对人性自私的考验时，他唤起的巨大热情便消退不见了。

狄龙博士在其《和平会议》中写道：

当威尔逊总统踏上欧洲的海岸时，欧洲就像黏土一样准备迎接富有创造力的陶工。在此之前，欧洲各国民众从来未曾如此渴望“摩西”的到来，带领他们走向没有战争与隔阂的“应许之地”。在他们看来，威尔逊总统就是这位伟大的领导者。在法国，人们怀着敬畏和爱戴的心情向他鞠躬。巴黎的工党领袖告诉我，他们在他面前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他们的同志将赴汤蹈火地帮助他实现其崇高的计划。对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来说，他的名字是天国的号角，一听到这个声音，大地就会焕然一新。德国人认为他和他的想法是他们安全的支柱。无畏的米隆先生说：“如果威尔逊总统向德国人发表讲话，对他们宣判一个严厉的刑罚，他们就会毫无怨言地接受，并立即着手工作。在德、奥两国，他就像救世主一样，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那些受苦的人们便会感到安慰，并且不再悲伤。”

这便是威尔逊总统唤起的排除万难的希望，然而他又让这些人无比失望——他使他建立的国际联盟显得多么软弱、多么无用。这个故事太长也太令人痛苦，不适合在这里讲述。他夸大了我们人类共同的悲剧，他在其梦想中是如此伟大，而在现实中却如此无能。美国不同意总统的行为，也不愿意加入他倡议的国际联盟。美国人民慢慢地认识到，这是一种毫无准备的仓促行动。欧洲方面也相应地认识到，在旧世界处于穷途末路的时候，美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它。该联盟过早地诞生，并在诞生时就遭到破坏；由于其详细和不切实际的结构和明显的权力限制，该联盟实际上已成为有效改善国际关系的一个严重障碍。如果这个联盟不存在的话，这些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好的解决。不过，这个计划在最初受到世界各地的人们（而非政府）的热烈响应，以及他们对世界和平的盼望与准备，在任何历史中都值得被着重记录下来。在那些目光短浅、对人类事务分而治之的政府背后，存在着一股真正想要促进世界团结和世界秩序的力量，并且这股力量还在不断发展着。

国际联盟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20年11月15日在日内瓦召开。

从1918年起，世界进入了一个会议的时代。其中，1921年哈定总统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最为成功，也最具启发性；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德国和苏俄代表出席了会议的讨论。我们不会详细讨论这一长串的会议和谈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想要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动乱和屠杀再次出现，人类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工作。任何像国际联盟这样仓促的临时行动，任何在这群国家之间拼凑起来的会议系统，任何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姿态却未做出丝毫改变的联合组织，都不能满足我们新时代的复杂政治的需要。我们需要的是系统发展的有关人际关系、个人和群体心理、金融、经济以及教育的科学体系，而这些学科现在尚处于发展初期。狭隘、过时且腐朽的道德和政治思想，必须由一个更清楚和更简单的概念来取代，那就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起源和命运。

科学在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力量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各种前所未有的危险、困惑和灾难。科学的方法，大胆的思想，详尽而清晰的陈述与批评，这些给了人类难以驾驭的力量，也给了人类控制这些力量的希望。人类还年轻，其烦恼的来源不是衰老与劳累，而是不断增长却不受约束的力量。就像我们在这本书中所做的那样，当我们把所有的历史看作一个过程，看到生命朝着理想秩序坚定地向前奋斗时，我们就会看到希望和危险在当下社会的真实比例。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到达人类伟大时代的黎明。但在花丛和日落的美景中，在小动物的快乐嬉戏中，在欣赏无尽风景的喜悦中，我们可以获得生活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一些雕塑和绘画艺术中，在一些伟大的音乐中，在一些高贵的建筑和优雅的园林中，我们看到了人类意志在物质改造方面的巨大可能性。我们有梦想，同时我们也有尚不完善却不断增长的力量。在未来，人类会实现那些我们现在最大胆的想象，会实现人类的团结与和平，会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宫殿或园林都更加辉煌而可爱的世界中，会在不断的冒险中获得一项又一项成就，对此我们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人类所做的一切，其目前取得的小小胜利，以及我们讲述的这段历史，只不过是人类尚未开始的伟大事业的序曲。

纪年表

大约公元前1000年，雅利安人在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和北印度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克诺索斯已经被摧毁了，而埃及王朝那段属于图特摩斯三世、阿蒙霍特普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漫长岁月则在三四百年前就已结束。第二十一王朝的软弱君主们统治着尼罗河谷。以色列在其早期君王扫罗、大卫和所罗门等人的统治下保持着统一。阿卡德苏美尔帝国的萨尔贡一世（公元前2750年）是巴比伦历史上一个遥远的记忆，比君士坦丁大帝与今天的距离更遥远。汉谟拉比也已经死去了一千年。亚述人已经控制了军事实力较弱的巴比伦人。公元前1100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占领了巴比伦，亚述和巴比伦仍然是两个独立的帝国。在中国，周朝正处于兴旺发达的时期。英格兰的巨石阵已经屹立了上百年。

接下来的两个世纪见证了埃及在第二十二王朝统治下的复兴，所罗门王之后希伯来人的短暂分裂，希腊人在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南部和小亚细亚的扩张，以及伊特鲁利亚人统治意大利中部的日子。我们的纪念表从可查证的时间开始。

公元前

800 迦太基城建立。

790 埃塞俄比亚人征服埃及，建立第二十四王朝。

776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753 罗马城建立。

745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征服巴比伦，建立新亚述帝国。

722 萨尔贡二世用铁器武装亚述人。

721 萨尔贡二世驱逐色列人。

680 阿萨尔哈东推翻埃塞俄比亚第二十五王朝，占领埃及底比斯。

664 普萨美提克一世恢复埃及自由，建立第二十六王朝。

608 尼科二世在米吉多战役中击杀了犹大王约西亚。

606 迦勒底人和米底人占领尼尼微，迦勒底帝国建立。

604 尼科二世进军幼发拉底河，被尼布甲尼撒二世击败；“巴比伦之囚”。

550 波斯部落的居鲁士二世战胜米底王国的基亚克萨雷斯及吕底亚王国的克里萨斯王。佛陀、老子、孔子大约生活在这一时间。

538 居鲁士二世攻占巴比伦并建立波斯帝国。

521 大流士一世统治赫勒斯滂（即达达尼尔海峡）到印度河之间的地区，并远征斯基提亚。

490 马拉松战役。

480 温泉关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

479 普拉提亚战役和米卡列战役，波斯人被彻底击退。

474 伊特鲁利亚舰队被西西里的希腊人摧毁。

431–04 伯罗奔尼撒战争。

401 万人雇佣军团撤退。

359 腓力二世成为马其顿国王。

338 喀罗尼亚战役。

336 马其顿军队进入亚洲，腓力二世遇刺。

334 格拉尼库斯河战役。

333 伊苏斯战役。

331 高加米拉战役。

330 大流士三世被杀。

323 亚历山大大帝去世。

321 旃陀罗笈多在旁遮普崛起。罗马人在卡夫丁峡谷战役中被萨莫奈人彻底打败。

281 皮洛士入侵意大利。

280 赫拉克利亚战役。

279 阿斯库路姆战役。

278 高卢人突袭小亚细亚，在加拉太定居下来。

275 皮洛士离开意大利。

264 第一次布匿战争。阿育王开始在比哈尔统治（至前227年）。

260 米拉海战。

256 埃克诺穆斯角海战。

246 嬴政成为秦王。

220 秦始皇统一中国，自称始皇帝。

214 长城开始修建。

210 秦始皇去世。

202 扎马战役。

146 迦太基覆灭。

133 阿塔罗斯三世将帕加马遗赠给罗马。

102 马略击退日耳曼人。

100 马略凯旋。中国人征服塔里木河流域。

89 所有意大利人成为罗马公民。

73 斯巴达克斯起义爆发。

71 斯巴达克斯起义被镇压并失败。

66 庞培率领罗马军队到达里海和幼发拉底河，并遇到阿兰人。

48 恺撒在法尔萨拉击败庞培。

44 恺撒遇刺。

27 奥古斯都成为国家元首（直到14年）。

4 拿撒勒人耶稣诞生。

公元

基督纪元开始

14 奥古斯都去世，提庇留成为罗马皇帝。

30 拿撒勒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

41 在卡利古拉遇刺后，克劳狄被近卫军拥立为罗马皇帝，成为第一位军团皇帝。

68 尼禄自杀。加尔巴、奥托、维提里乌斯相继成为罗马皇帝。

69 韦斯巴芗成为罗马皇帝。

102 班超抵达里海。

117 哈德良继图拉真之后成为罗马皇帝，罗马帝国进入鼎盛时期。

138 印度-斯基泰人正在摧毁希腊统治在印度的最后遗迹。

161 马可·奥勒留继安敦宁·毕尤之后成为罗马皇帝。

164 大瘟疫暴发，一直持续到马可·奥勒留去世 ，整个亚洲也受到了瘟疫的影响。罗马帝国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战争和混乱。

220 汉朝结束。中国开始了长达四百年的分裂。

227 阿尔达希尔一世（萨珊王朝的创建者）推翻了波斯阿萨息斯王朝。

242 摩尼开始传教。

247 哥特人在一次大规模的袭击中渡过了多瑙河。

251 哥特人取得巨大胜利。罗马皇帝德西乌斯被杀。

260 萨珊王朝的第二位君主沙普尔一世，攻占安条克，俘虏皇帝瓦勒良，在从小亚细亚返回时被巴尔米拉邦君奥登纳图斯杀害。

277 摩尼在波斯被钉上十字架。

284 戴克里先成为罗马皇帝。

303 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

311 伽列里乌斯禁止迫害基督徒。

312 君士坦丁大帝成为罗马皇帝。

323 君士坦丁主持尼西亚会议。

337 君士坦丁在临终前受洗。

361–3 背教者尤利安试图用密特拉教代替基督教。

392 狄奥多西一世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皇帝。

395 狄奥多西一世去世。霍诺留和阿卡狄乌斯再次分治罗马帝国，斯提里科和亚拉里克分别为前两者的支持者和保护者。

410 在亚拉里克的领导下，西哥特人攻占罗马。

425 汪达尔人定居在西班牙南部，匈人定居在潘诺尼亚，哥特人定居在达尔马提亚，西哥特人和苏维汇人定居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北部，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岛。

439 汪达尔人占领迦太基。

451 阿提拉袭击高卢，并在特鲁瓦被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和罗马人击败。

453 阿提拉去世。

455 汪达尔人劫掠罗马。

476 日耳曼部落首领奥多亚塞通知君士坦丁堡西方不再有皇帝，西罗马帝国覆灭。

493 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征服意大利并成为意大利国王，在名义上附属于君士坦丁堡。在意大利的哥特国王开始建造要塞。

527 查士丁尼成为皇帝。

529 查士丁尼关闭了繁荣近一千年的雅典各大学园。 查士丁尼的将军贝利萨留攻占了那不勒斯。

531 霍斯劳一世开始统治。

543 君士坦丁堡暴发大瘟疫。

553 哥特人被查士丁尼驱逐出意大利。

565 查士丁尼去世。伦巴底人攻占了意大利北部大部分地区。

570 穆罕默德出生。

579 霍斯劳一世去世。伦巴底人统治意大利。

590 瘟疫在罗马肆虐。霍斯劳二世开始统治。

610 希拉克略开始统治。

619 霍斯劳二世统治埃及、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并在赫勒斯滂（即达达尼尔海峡）驻军。中国进入唐朝。

622 穆罕默德带领信众离开麦加，迁移到麦地那。

627 希拉克略在尼尼微击败波斯军队。唐太宗登基。

628 卡瓦德二世杀害了其父亲霍斯劳二世并继承王位。穆罕默德向世界各国君主派遣信使。

629 穆罕默德回到麦加。

632 穆罕默德去世。阿布·伯克尔成为哈里发。

634 雅莫科河战役。穆斯林攻占叙利亚。欧麦尔成为第二任哈里发。

635 唐太宗同意景教可在中国传教。

637 卡迪西亚战役。

638 耶路撒冷向哈里发欧麦尔投降。

642 希拉克略去世。

643 奥斯曼成为第三任哈里发。

655 拜占庭舰队被穆斯林打败。

668 哈里发穆阿维叶从海陆进攻君士坦丁堡。

687 法兰克王国宫相，赫斯塔的丕平收复奥斯特拉西亚和纽斯特里亚。

711 穆斯林军队从非洲入侵西班牙。

715 哈里发瓦利德的统治疆域从比利牛斯山延伸至中国边境。

717–18 瓦利德的儿子兼继承人苏莱曼进攻君士坦丁堡失败。

732 “铁锤”查理在普瓦捷附近击败了穆斯林军队。

751 丕平三世成为法兰克国王。

768 丕平三世去世。

771 查理曼成为法兰克国王。

774 查理曼征服伦巴底。

786 哈伦·拉希德在巴格达为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

795 利奥三世成为教皇。

800 查理曼被利奥三世加冕成为西罗马帝国皇帝。

802 曾在查理曼的宫廷中寻求庇护的埃格伯特成为威塞克斯国王。

810 保加利亚大公克鲁姆击败并杀死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

814 查理曼去世。

828 埃格伯特成为英格兰国王。

843 “虔诚者”路易去世，加洛林王朝下的法兰克帝国分裂。

850 留里克大约在此时成为诺夫哥罗德和基辅的统治者。

852 鲍里斯一世成为保加利亚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君主。

865 罗斯舰队威胁君士坦丁堡造成威胁。

904 罗斯舰队离开君士坦丁堡。

912 “步行者”罗洛统治诺曼底。

919 “捕鸟者”亨利被选为东法兰克国王。

936 奥托一世继承其父“捕鸟者”亨利成为东法兰克国王。

941 罗斯舰队再次对君士坦丁堡造成威胁。

962 奥托一世被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

987 雨果·卡佩成为法兰西国王，加洛林王朝终结。

1016 克努特成为英格兰、丹麦和挪威的国王。

1043 罗斯舰队威胁君士坦丁堡造成。

1066 诺曼底公爵威廉完成“诺曼征服”。

1071 在塞尔柱土耳其人统治下，伊斯兰文化实现复兴。曼齐刻尔特战役。

1073 希尔德布兰德成为教皇格利高里七世。

1084 诺曼人罗伯特·吉斯卡尔劫掠罗马。

1087–99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位。

1095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费朗号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1096 人民十字军大屠杀。

1099 布永的戈弗雷攻占耶路撒冷。

1147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69 苏丹萨拉丁统治埃及。

1176 “红胡子”腓特烈在威尼斯承认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无上权威。

1187 萨拉丁攻占耶路撒冷。

1189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198 英诺森三世出任教皇， 并成为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二世的监护人。

1202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袭击拜占庭帝国。

1204 拉丁人攻占君士坦丁堡。

1214 成吉思汗攻占北京。

1226 圣方济各去世。

1227 成吉思汗去世，其统治范围从里海延伸至太平洋，其后继者为窝阔台。

1228 腓特烈二世参与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并得到耶路撒冷。

1240 蒙古人攻破基辅，罗斯人向蒙古人进贡。

1241 蒙古人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茨取得胜利。

1250 霍亨斯陶芬家族最后的皇帝腓特烈二世去世。“大空位”时代持续到1273年。

1251 蒙哥成为蒙古大汗。忽必烈统治中国。

1258 旭烈兀汗夺取并摧毁了巴格达。

1260 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

1261 希腊人从拉丁人手中夺回君士坦丁堡。

1273 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被选为皇帝。瑞士永久同盟成立。

1280 忽必烈建立元朝。

1292 忽必烈去世。

1293 经验主义自然科学的先驱者罗吉尔·培根去世

1348 黑死病暴发。

1368 明朝取代元朝。

1377 教皇格利高里十一世回到罗马。

1378 天主教会大分裂。乌尔班六世统治罗马，克雷芒六世统治阿维尼翁。

1398 胡斯在布拉格宣扬威克里夫的神学思想。

1414–18 天主教会举行康士坦斯大公会议。1415年，胡斯被判处火刑。

1417 天主教会大分裂结束。

1453 在穆罕默德二世的领导下，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

1480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不再向蒙古人进贡。

1481 在准备征战意大利的过程中，穆罕默德二世去世。

1486 迪亚士绕过好望角。

1492 哥伦布跨越大西洋来到美洲。

1493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成为皇帝。

1497 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前往印度。

1499 瑞士成为独立的共和国。

1500 查理五世出生。

1509 亨利八世成为英格兰国王。

1513 利奥十世成为教皇。

1515 弗朗索瓦一世成为法兰西国王。

1520 苏丹苏莱曼大帝的统治疆域从巴格达延伸到匈牙利。查理五世成为皇帝。

1525 巴布尔在帕尼帕特战役中获胜，攻占德里，建立莫卧儿帝国。

1527 日耳曼军队攻入意大利，在夏尔三世·德·波旁的指挥下攻占并洗劫了罗马。

1529 苏莱曼围攻维也纳。

1530 查理五世接受教皇加冕。亨利八世与教皇发生争执。

1539 耶稣会建立。

1546 马丁·路德去世。

1547 伊凡四世确立“沙皇”头衔。

1556 查理五世退位。 阿克巴统治莫卧儿帝国。依纳爵·罗耀拉去世。

1558 查理五世去世。

1566 苏莱曼大帝去世。

1603 詹姆斯一世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

1620 “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第一个黑人奴隶来到詹姆斯敦。

1625 查理一世成为英国国王。

1626 弗朗西斯·培根去世。

1643 路易十四开始了长达七十二年的统治。

1644 满族结束明朝统治。

1648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荷兰和瑞士被承认为自由共和国。投石党乱。

1649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

1658 奥朗则布统治莫卧儿帝国。克伦威尔去世。

1660 查理二世成为英国国王。

1674 新阿姆斯特丹最终通过条约成为英国的一部分，并被重新命名为纽约。

1682 彼得大帝成为俄国沙皇。

1683 波兰国王约翰二世击败了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最后一次攻击。

1701 腓特烈一世成为普鲁士国王。

1707 奥朗则布去世。莫卧儿帝国瓦解。

1713 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出生。

1715 路易十五统治法国。

1755–63 英国和法国就美洲和印度殖民地问题发生纷争。法国、奥地利、俄国结盟对抗普鲁士和英国。七年战争开始。

1759 英国将军沃尔夫占领魁北克。

1760 乔治三世统治英国。

1763 《巴黎和约》签订。加拿大被割让给英国。英国统治印度。

1769 拿破仑出生。

1774 路易十六开始统治法国。

1776 美国《独立宣言》发表。

1783 英国和新成立的美国缔结和约。

1787 费城制宪会议建立了美国联邦政府。法国财政破产。

1788 第一届美国联邦国会在纽约召开。

1789 法国三级会议召开。攻占巴士底狱。

1791 路易十六出逃。

1792 法国向奥地利宣战，普鲁士向法国宣战。瓦尔密战役。法国成为共和国。

1793 路易十六被处决。

1794 处决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派下台。

1795 法国督政府成立。波拿巴镇压了一场起义，并以总司令的身份前往意大利。

1798 拿破仑前往埃及。尼罗河战役。

1799 拿破仑回到法国，成为拥有巨大权力的第一执政官。

1804 拿破仑成为皇帝。弗朗茨二世在1805年获得奥地利皇帝头衔，1806年失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神圣罗马帝国就此覆灭。

1806 普鲁士军在耶拿被拿破仑击溃。

1808 拿破仑使他的兄弟约瑟夫成为西班牙国王。

1810 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成为共和国。

1812 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

1814 拿破仑退位，路易十八继位。

1824 查理十世成为法兰西国王。

1825 尼古拉斯一世成为俄国沙皇。斯托克顿到达林顿之间修筑了第一条铁路。

1827 纳瓦里诺海战。

1829 希腊独立。

1830 路易-菲利普一世取代查理十世。比利时脱离荷兰，利奥波德一世成为比利时国王。被俄国瓜分的波兰地区发生起义，但被镇压。

1835 “社会主义”一词第一次被使用。

1837 维多利亚女王登基。

1840 维多利亚女王与萨克森-科堡-哥达的艾伯特亲王成婚。

1852 拿破仑三世成为法国皇帝。

1854–56 克里米亚战争。

1856 亚历山大二世成为俄国沙皇。

1861 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成为意大利第一位国王。亚伯拉罕·林肯成为美国总统。美国内战开始。

1865 阿波麦托克斯县府投降。日本向世界开放。

1870 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宣战。

1871 1月巴黎投降。普鲁士国王成为德国皇帝。《法兰克福条约》签订。

1878 《柏林条约》签订。西欧进入长达三十六年的武装和平时期。

1888 腓特烈二世和威廉二世分别于3月、6月成为德国皇帝。

1912 中国成为共和国。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1917 两场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苏维埃俄国政权。

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

1920 国际联盟的第一次会议，德国、奥地利、苏俄和土耳其被排除在外，美国没有派代表出席。

1921 希腊人完全不顾国际联盟，向土耳其人开战。

1922 希腊人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人打败。

版权信息

书名：世界简史

作者：( 英) 赫伯特· 乔治· 威尔斯著 ; 丁伟译.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ISBN：978-7-5470-5485-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编

第一章：大革命爆发时，人们对它的不同议论

第二章：和过去人们所认为的不同，大革命的根本原则与最终目标并不是要摧毁宗教权威与削弱政治权力

第三章：作为一场政治革命，大革命为何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展开

第四章：出于何种原因，欧洲各国的制度几乎完全相同，同时又全面衰落

第五章：法国大革命的独特成就是什么

第二编

第一章：与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为什么法国人更加憎恶封建特权

第二章：中央集权并非如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大革命或帝国的产物，它属于旧制度

第三章：今天所谓的行政监管仍然没有脱离旧制度的范畴

第四章：行政法院与公职豁免权来自于旧制度

第五章：中央集权如何进入并取代旧政权，却没有将之摧毁

第六章：旧制度下的行政管理

第七章：不同于欧洲各国，法国为何使其首都获得远超外省的地位，并汲取整个国家的精华

第八章：法国人彼此变得极为相似的原因

第九章：彼此相似的法国人为何会分裂为不同的小团体，并且彼此漠不关心

第十章：摧毁政治自由及阶级间的隔离如何导致几乎所有覆灭旧制度的弊病

第十一章：旧制度时期的种种自由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第十二章：为何文明的进步没让18世纪的法国农民比13世纪时过得更好，反而更糟

第三编

第一章：18世纪中叶，文人成为法国政治领袖的原因及其影响

第二章：反宗教如何成为18世纪法国人的主要情绪，它对大革命的特质带来何种影响

第三章：相较于自由，法国人为何先要求改革

第四章：路易十六在位时是旧制度最鼎盛的时期，为何这种鼎盛反而加快了大革命的到来

第五章：为何减轻民众负担的改革反而激起人们的愤恨

第六章：政府对人民进行革命教育的种种实践

第七章：政治革命为何以一场重大的行政改革为先导，其后果如何

第八章：大革命如何自发地产生于旧制度之中

注释

附录

一、论各三级会议省，特别是朗格多克

二、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的政治状况

作者年表

前言

如今，我要创作的这本书并不是要讲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因为这些已经有人写过精彩的论述，所以无须我再做什么。我要写的这本书，目的是对它进行研究。

在1789年，世界上未曾有任何其他民族像法国人这样，以史无前例的巨大努力，把过去与未来以及自己的命运截为两断，并用一道鸿沟将之隔离。为了不让旧日的事物进入他们的新世界，他们异常警惕，不遗余力地制定种种规矩，以期自己能与他们的父辈全然不同并焕然一新。

然而在我看来，在这场绝无仅有的事业中，他们所获得的成就恐怕远不像外人所想的那样，甚至要比他们自己当初设想的要小得多。我毫不怀疑，他们不自觉地继承了来自旧制度的大部分情感、习惯和思想，并凭借这些展开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尽管毫无自觉，但他们还是用旧制度的残砖破瓦盖起了新社会的大厦。出于这一原因，如果我们想要充分理解这场大革命及其功绩，我们就必须将视角从当下的法国移开，去审视那已被葬进墓中的法国。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便在于此。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的艰苦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

通过前人已有的大量研究及著述，我们得以了解早期君主制、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知道不同年代发生的各种事件，以及当时的法律、习惯、政府和国家的精神；但是对于18世纪，还没有人对之进行仔细、深入的研究。

我们以为自己对18世纪的法国了如指掌：它那浮于表面的耀眼光彩，那些最为卓越的人物的生平故事，那些对声名显赫的大家巨著机智而雄辩的评论。但对于政府事务的处理方式、各项制度的实施情况、不同阶级的实际地位、被人忽略的阶级状况与群体情感，乃至社会舆论与生活风尚呢？我们或许会有一些模糊的了解，然而这些模糊的了解往往还是错的。

我想要直抵旧制度的核心。从时间上看，它就在不久之前，只是大革命将之与我们分隔开了。为了这个目标，我在重读18世纪重要著作的同时，还研究了许多没有什么名气的著作，后者之所以不为人知虽确有其不够精妙的原因，却也更真实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我认真地研究了所有在大革命前夕法国人用来表达自己见解与好恶的公告文件。三级会议以及后来省议会的会议记录为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我还单独研究了三个等级于1789年起草的陈情书。这些卷帙浩繁的陈情书手稿，既是法国旧制度的遗言，也是它的愿望与最终意志。尽管这些已然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文献了，但我认为只有这些还不够。

如果一个国家的行政机构过于强大，那么它迟早要面对来自民众的思想、愿望、困苦、利益以及激情。当人们翻阅政府档案时，对于政府的统治手段以及整个国家的状况就会一览无余。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内政部及各省案卷资料全部向一个外国人公开，那么很快，这个外国人就会比我们更了解自己。读者会发现，18世纪的法国政府权力集中、强大且活跃，对于各类事业，它都不停地去赞助、阻止或是批准。它不断地做出承诺，同时慷慨地给予支持。它以各种方式与手段处处施加影响，大到方针政策，小到家庭日常，甚至会触及每个公民的私人生活。然而，它又如此低调，以至人们毫不惧怕在它面前暴露自己最私密的弱点。对巴黎和几个外省政府留下的档案资料的研究花费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不出所料，在那里，我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它的思想、情感、偏执与践行都是那样地清晰可见。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将他们最隐秘的想法表达出来。通过这些今人未曾见过的资料，我明白了许多关于旧制度的不为当代人理解的概念。

就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吃惊地发现，当今法国的许多特征在昔日的法国竟然随处可见。那些我原以为诞生于大革命的情感、思想和习惯，其实早已深植于今日社会所立足的古老土壤中。越是接近1789年，那种造就大革命之精神的形成、诞生与壮大的景象也就变得越发清晰。早在大革命之前，这种精神的性格便已显现出来：它就是它自身。通过这一点，我发现了革命者在革命最初所有努力与作为的动因，以及预示革命未来的长期目标的先兆。如我前面所说的，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起初，法国人想要毁掉一切属于过去的事物；后来，他们又将那些被摧毁的东西加以恢复。旧制度中的大量法律与政治传统在1789年时突然消失不见，然而几年之后，它们又重现人间。这就好像一条河流突然在某处流入地下，又在不远处重回地表，仿佛那自地下出来的是一条新的河流。

在这本献给公众的著作中，下面的几个问题是我要着重阐明的：为什么这场几乎在全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只在法国爆发，而非别处？为什么它仿佛自发地诞生在它即将摧毁的社会中？古老的君主制传统为什么会如此彻底而突然地垮台？

我认为，就思想而言，我的这部著作不应局限于此。如果时间与精力允许，我想借由这场漫长革命的兴衰演变，去追踪那些法国人——那些由旧制度造就，在世事变迁中未曾改变过本质的法国人。我曾与他们亲密相处，他们亦不停地在我面前重现，尽管他们的面貌略有区别，但那属于旧日的本质却始终可得辨认。

我将和这些法国人共同经历1789年大革命爆发初期的那段时间。那时，他们的心灵被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充满。他们想要建立民主而自由的制度，想要摧毁特权，想要确立人权并使之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那段岁月属于青春热情、慷慨豪迈、真心诚意，尽管它并不完美，但人们仍会永远称颂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将使所有想要腐蚀或奴役他人者不得安宁。

在对这场大革命做简要追溯的过程中，我将试图指出：究竟是出于什么事件、哪些错误与何等失策，使这样一群法国人抛弃了他们的初心，不再向往他们视为神圣的自由，而甘心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成为世界霸主的奴仆？大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但一个更加强大且更加专制的政府却从中诞生。究竟是什么使这个政府重新得以集权，让人们用极大代价换来的自由付诸东流，只留下空洞的表象？这个将普选权视为人民主权的政府，是如何让选举人不明真相、无从商议、无法选择？它是怎样将议会无声的屈从当作自由表决？同时，它又凭什么取消了国民自治权，对权利的种种保障，以及思想、言论及写作自由？须知这些正是1789年大革命所取得的最珍贵而崇高的成果！就是这样的政府，竟然还以“革命”的名义自诩。

我将写到大革命几近完成其功绩和新社会的诞生；随后，我将对这个新社会本身进行考察，以试图辨别出其与旧制度下的社会有哪些相像和不同，我们在这场大革命中究竟得失几何；最后，我将试着展望我们的未来。

我的第二本著作已经写出了一部分草稿，然而其内容尚不成熟，不能公之于众。我就连是否有精力完成它都不敢妄断，毕竟个人的命运比民族与国家的命运更为难测。

我满怀激情写就了这本书，但我不希望这本书会因激情而带有偏见。读者应该明白，当一个法国人谈到他的祖国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时，是不可能以旁观者的视角冷漠观待的。在研究旧制度的各个部分时，我不曾将新社会置于不顾。我就好像一个医生，不仅要弄清病人将死于何种疾病，还要寻找到使其免于一死的方法。我需要在每个坏死的脏器中发现生命整体的规律，以精确描绘出一幅具有教育意义的图画。所以，对于那些曾为我们的先辈具有而至我们几近于丧失的重要美德，例如独立的精神、对崇高事物的向往、对自我与事业的信仰，我会突出加以强调；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随之前的法律与思想风尚潜伏下来的，至今仍折磨着我们的流毒，我也将特别地将其揭露出来，以让人们看清其造成的恶果，认识到它们可能仍在我们身上存留着。

我在此声明，为了达成上述目标，我不怕开罪任何人、任何阶级，或是舆论与回忆，不论其多么令人敬畏。尽管对此我确有歉意，但我并不会内疚。我希望那些因我而不快的人，同样可以因我这正直无私的目的而宽恕我。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法国已经不再有人关心什么自由了，因此，他们会批评我在这本书里所表达的对自由不合时宜的热爱。我希望这些批评我的人能理解，我对于自由的热爱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久已有之。二十多年前，当我谈论另一场社会变革时，我就几乎一字不差地写下了读者即将读到的内容。

在前途暗淡的未来，有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已为人们洞察。第一，今日世人都受一种无可名状的力量驱使，它或可被控制、减缓，但不可被战胜，它将时而轻缓时而猛烈地促使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在世界所有社会形态中，正是那些贵族制度已不存在或无法继续存在的社会，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第三，尽管专制制度弊端甚多，但如果处在上述社会形态中，它就会引发更可怕的后果；因为相较于其他体制，专制制度更能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诸多弊病，促使其按自然倾向继续发展下去。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再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等方面的任何联系，他们将只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狭隘的个人主义将扼杀所有公共美德。而专制制度不仅不去制止这种倾向，反而助长其发展。专制制度使公民无法再产生共同的情感，让人们不再彼此需求、和睦相处或共同行动，它用一堵冰冷的墙将人幽闭在私人生活中。凭借专制制度，原来的自私变为孤立，以往的冷漠化作无情。

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什么是稳固不变的。人人心生焦虑，因惧怕自己的地位下降而拼命向上爬。金钱成了衡量阶层与尊卑的价值标准，但它独特的流动性使其从不停留在任何人的手中，个人与家庭的状况亦因此而升降不定。对金钱不惜一切代价的求取，对商业、利益与享乐的嗜好，成为这个社会最普遍的情感。这种情感会迅速传播到每一个阶层，即便是那些向来与财富无缘的阶层也在所难免。若不加以阻止，这种对物质财富病态似的情感就会让整个民族沉沦堕落。而正是专制制度在助长这种情感，因为人的堕落恰为专制制度所需，这样，人们就不会再关注公共事务，人们将会视革命为恐怖之事，只愿委身于专制制度的庇护中。在这种庇护下，贪婪横行无阻，卑劣放荡无束。如果没有专制制度，这种情感或许会依人的自然倾向而越发强烈；然而有了专制制度，它便不只是强烈，更成了一种统治。

与此相对，唯有自由能拯救这样的社会脱离其固有的弊病，使其免于堕落。事实上，也唯有自由能让因独立性而彼此孤立的民众重新团结在一起。自由将使人们感受到温暖，促使他们与人为善、走向联合，在公共事务中彼此理解、以理服人。自由将帮助人们从对财富的贪念和日常琐事的烦恼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看到自己就在祖国之中，而这祖国实乃高于一切。自由将以崇高的激情取代庸俗的幸福，以伟大的事业替代对金钱的贪婪，自由更会给予人们分辨人类善恶的知识与智慧。

一个民主社会若失去了自由，仍可因平民的权利而变得富裕优雅、秀丽辉煌；仍随处可见良善的私德、慈祥的父亲、诚实的商人与可敬的地主；甚至还能见到高尚的基督徒，他们的国度不在地上，而他们的荣耀正是在最糜烂的风气中、最卑劣的统治下，仍能保持信仰的纯洁——须知最圣洁的基督徒恰诞生于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然而我确信，在这种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中，你见不到伟大的公民，更见不到伟大的人民；我更确信，一旦平等与专制制度结合在一起，人的精神与心灵将会堕入深渊，万劫不复。

二十年前，我想说的便是这些。我自信从那时起，世上将不再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改变我的想法。当人们赞扬自由时，我为自由雀跃；当人们唾弃自由时，我为自由守夜——人们有何理由以“不合时宜”来指责我呢？

另外，我希望大家细思一番，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我的反对者之间的分歧，也许比他们以为的要小。如果一个人因其民族本有的品性而善于享用自由，却奴隶般地依附于某人的好恶，无意遵循他亲身参与制定的法律，那么请问这个人是怎样一种人呢？我认为，这种人根本是不存在的。即便是专制者也同样喜爱自由的美好，只不过能享用这种美好的只能是他一人。人们对此并无异议，但在对人的尊重方面却有分歧。严格来说，一个人对操控他的专制政府有多热爱，他对他自己的祖国便会有多轻蔑。若想让我成为此潮流中的一分子，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乃是一项浩大工程的成果。有些章节虽然简短，但对其相关内容的研究却会花费我一年多的时间。虽然我本可以将大量的注释放在每页的页脚，但我还是选择将之放至文末并一一标出页码，读者可以凭此搜索例证。如果有读者因此书而获得启发，并想获得更多的证据资料，我愿意另做提供。

第一编

各国人民因这场大革命而隐约感受到新时代的来临，

一种变革与改良正在萌生，

但是无人能够设想出大革命究竟应该是什么模样。

第一章：大革命爆发时，人们对它的不同议论

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如法国大革命这般宏伟壮阔、源远流长、酝酿充裕，同时又难以预料，它不断提醒着哲学家与政治家们要学会谦虚、谨慎。

哪怕是腓特烈大帝这般伟大的天才，也未能预见这场革命。他身在其中，但视而不见，却又按照大革命的精神行事。他无疑是大革命的先驱者与代理人，然而当大革命迫近时，他并没有认出它，这或许是因为大革命与历史上以往的革命截然不同，致使它独特的新面貌即便在爆发之时仍未被人们觉察。

法国之外的世界都在瞩目大革命的发生，各国人民因这场大革命而隐约感受到新时代的来临，一种变革与改良正在萌生，但是无人能够设想出大革命究竟应该是什么模样。这种预感让人们骚动起来，然而各国的君主与大臣甚至连这种模糊的预感都没有。起初，他们认为所谓的大革命不过和之前的历史一样，是各个民族都难以避免的周期性疾病，除了为邻国的扩张政策提供新的机会，别无他用。即便他们偶然道出了这场革命的奥秘，那也是无心之言。1791年，德意志诸君主聚集于皮尔尼茨宫，宣称法国国王所面临的威胁也是他们所共同面临的威胁，他们的国家与法国处于同样的危难中。然而事实上，他们私下里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这些话，当时的秘密档案透露，这些说辞不过是巧立名目，以在众目睽睽之下遮掩或粉饰他们的真正意图。

在这些君主看来，所谓的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个短暂的地方性事件，而他们正好可以从中得利。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他们谋划着、准备着，并结成秘密同盟。面对近在眼前的猎物，他们彼此接近又相互分离，只为争夺更大的利益。他们的算计可谓周密详细，然而他们谁都未曾料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皮尔尼茨宣言》号召欧洲列强支持法国国王，促使了的爆发。

英国人仍清楚地记得他们过往的历史，由于长期实行政治自由，他们以自己丰富的见识与经验，透过层层迷雾，洞悉了这场迅捷来临的大革命的真面目。但他们没有看清它进行的方式，未能预知这场法国革命会对英国乃至世界造成何种影响。在大革命行将爆发时，阿瑟·杨格恰好在法国游历，他看出革命已然迫近，但人们对它却一无所知，甚至以为它能使自己的特权得以增加。他写道：“如果这场革命让贵族与教士获得更多的特权，那么我认为它便是弊大于利。”

埃德蒙·伯克对大革命的厌恶自其爆发伊始便已生起，尽管他思维敏锐，然而他也未能对这场革命持有定见。最开始，他认为大革命将会把法国推向衰弱乃至灭亡的结局。他声称：“我们可以确信，能征善战的法国将在不远的将来彻底消失，而其后人只能重复一句老旧的格言：‘据说，高卢人也曾孔武有力。’”

当局者对于事件的判断无法像旁观者那样清晰准确。在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人丝毫没有意识到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在大量的陈情书中，我只找到两份资料传达了出民众的畏惧情绪。人们害怕当时被称为“宫廷”的王权政府继续保有绝对的权力，担忧三级会议软弱与夭折，更为自己可能会受到暴力伤害而感到恐惧。贵族对此更是深感不安。有许多陈情书都这样诉求道：“哪怕是发生暴动或叛乱，国王的御前卫队也要发誓绝对不会将枪口朝向无辜的百姓！”人们认为，只要三级会议得以自由地开展工作，所有这些弊端都可一扫而光，或许改革的过程会十分繁杂，但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

然而，这场大革命继续按着自己独有的路数向前发展。魔鬼抬起头，露出它那奇特而恐怖的面孔：先摧毁了政治机构，后废除了民事机构；先变革了法律，后改变了社会的道德风尚与民众的言谈举止；先碾碎了政府组织，后腐蚀了社会根基；最终，它要对上帝发起挑战！随后，这场大革命迅速越过国界，用各种前所未有的手段、战术，以及致命的准则——威廉·皮特所谓的“舆论武器”，以一种磅礴的力量摧毁了各个帝国的防御，将一个又一个国王赶下王座，对一个又一个民族施加蹂躏。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这场大革命竟将这些民族争取到了自己这一边！就在这一切接连爆发的过程中，人们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起初，欧洲各国的王公大臣不过将这场革命视为寻常事件，如今却惊觉它与曾经的一切革命都截然不同，如此骇人听闻，又如此令人费解，以至他们倍感茫然，不知所措。一些人认为，这一未知的力量自生自养且容不得对抗，无人可以制止，而它也不会自制，人类社会最终将因这一力量而崩溃灭亡。还有一些人视大革命为魔鬼在世间权柄的显现，如德·迈斯特先生曾于1797年说过：“法国大革命具有撒旦的特征。”与此相对，另一些人则认为大革命乃是上帝降下的恩典，通过这一恩典，不仅是法国，整个世界乃至全人类都将焕然一新。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恐惧心理，在当时的众多作家身上都有体现，它就好像萨尔维初遇蛮族时所感受到的战栗。由此，伯克在阐述自己的想法时惊呼道：“法国何止失去了旧政府，恐怕以后它也再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政府或秩序了。相比于将它视为人类的灾难与恐惧，不如对之加以咒骂或怜悯。然而，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墓穴中，这个巨大无比、面容可怖、超乎人类一切想象的怪物走了出来，径直向目标奔去，既不因危险或悔恨而止步，亦无视任何世俗的准则或手段。任何对它的存在感到困惑不解的人，都将被它打倒在地。”

这场革命确如同时代者所认为的那样前所未有吗？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异乎寻常而又影响深远吗？这场革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其真实特征是什么？其深远影响是什么？更具体的，它摧毁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

如今正是研究及解答这些问题的最佳时机；正是现在，我们得以更准确地对这场大革命详加观察与判断。因为我们距大革命足够远，所以我们的双眼不会被革命者的激情蒙蔽；又因为我们离大革命足够近，所以我们能切身体会并理解大革命中蕴含的那种精神。在此以后的人们将很难兼顾这两点，因为革命一旦成功，其初衷就会被人们淡忘，而胜利又将使革命本身变得扑朔迷离。

第二章：和过去人们所认为的不同，大革命的根本原则与最终目标并不是要摧毁宗教权威与削弱政治权力

法国大革命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是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燃起的各种激情中，最早燃起同时也是最后熄灭的，就是反宗教的激情。即便在这些法国人追求自由的热情已经散去，为了安宁而甘愿忍受奴役时，他们仍然在反抗宗教权威。拿破仑可以制服大革命的自由天性，但他无法制服反基督教的精神。甚至在当下，仍然有一些人以为，对上帝不事恭敬可以弥补他们在对政府的无名小吏卑躬屈膝时亏损的尊严。他们早已将大革命种种信念里最自由、最高贵、最值得自豪的部分抛之脑后，而将反抗宗教视为对大革命精神的忠诚，并以不信上帝而沾沾自喜。

然而，如今人们不难看出，反宗教的斗争对于这场伟大革命而言不过是一个附属行为，它或许是大革命全貌中一个转瞬即逝的亮点，是大革命序幕中那些思想、激情与事件共同酝酿出的一个临时产物，是革命前奏的一部分，但它绝非革命精神本身。

人们相信18世纪的哲学思想乃是引发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这一时期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强烈而深刻的反宗教性质而言，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就会注意到，18世纪的哲学实际上包含着泾渭分明且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

在这两个部分中，其中一部分关注的是人民的社会地位，民事与政治所依凭的法律原则等具有革新或复兴意味的观点。例如，人人生而平等，因此应废除一切种姓、阶级和特权，主权完全归人民所有，社会权力至上，统一各种规章制度，等等。所有这些理念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肇因，更是大革命的主旨与内容。现在来看，它们也是大革命最真实而持久的功绩。

另一方面，18世纪的哲学家以教会为敌，他们抨击教会与教士、教义及机构，为了更彻底地击垮它，他们还想摧毁基督信仰本身。然而，18世纪哲学的这个侧面既然产生自大革命行将摧毁的旧社会，那么它也注定将和旧社会一起消失，被埋葬在大革命的胜利之中。由于这是一个重要议题，并且我还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讨论，所以为了把我的想法表达得更加清楚，我需要补充这样一句话：基督教之所以会引发如此狂热的仇恨情绪，是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一种政治制度；教士们不仅是天国的接引者，更是尘世的统治者——他们拥有土地，是封建领主，是什一税的征收者，还是行政官员；它在人民即将建立的新社会中无立锥之地，因为在即将被毁灭的旧社会中，它一直占据着特权与势力的制高点。

在时间的迁流中，有一个真理在我们眼前被不断地证实：随着大革命在政治方面的成果日益巩固，其对宗教的斗争也渐趋消失；一切旧制度都已被摧毁，一切令人憎恶的权力与等级也都被铲除干净，作为失败的最终标志，就连它们曾经激起的仇恨情绪也都烟消云散。当教士逐渐从旧社会的废墟中走出时，人们便会发现，教会的力量也开始逐渐复苏，它将再次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

请不要认为这是法国在大革命后独有的现象。事实上，在大革命之后，欧洲各地的基督教会无不显现出复兴的势态。

如果读者认为民主社会与宗教天生便是敌对的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不论是在新教还是在天主教中，都没有哪种教义是与民主社会的精神完全对立的，其中甚至有好多观念对民主社会大有裨益。而千百年来的历史也表明，宗教始终具有一种持久的生命力，使之可以深植于人们的心中。即便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宗教依然能在民众心里找到自己的归宿。因此，如果某种制度在顺应人们思想情感的同时，又将他们的精神世界推离宗教，那便有些吊诡而莫名其妙了。

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根除宗教势力，天主教对法国人的影响始终存在。

上面有关宗教的论述，对于社会权力而言更为适用。

大革命摧毁了以往社会形态中对人造成压迫与束缚的一切等级制度、政府机构与社会习俗。人们因此会以为大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摧毁某一种社会秩序，而是要摧毁一切社会秩序，或者说是要摧毁社会权力本身。在此基础上，他们断定法国大革命的本质乃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然而我同样可以断定，这种论断同样浮于表面且具有误导性。

大革命爆发不到一年，米拉波秘密致函国王，他这样写道：“若将新势态与旧制度加以对比，就会发现一丝安慰与希望。国民议会通过的众多甚至有一些最为重要的法令，都明显有利于王权政府。取消最高法院及三级会议省区，取缔教士、特权阶级与贵族集团，这些不都是意味深长的举措吗？只组建一个单一等级的公民阶级，这种流于表面的平等无疑有助于国王行使权力，对此黎塞留一定会心怀喜悦。以往有多少专制政府使出浑身解数只为加强国王的权威，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还不如这场革命在短短一年中所达成的效果。”这就是有能力领导大革命的人对这场革命的理解。

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改革旧政府，更在于废除旧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着手多项任务：既要摧毁一切现存或公认的权力与势力，废除各种传统的观念与习俗，同时还要用新的事物加以代替，以洗清人们头脑中那些关于尊敬与服从的思想观念。这便造就了法国大革命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点。

但是，如果将这些琐碎的事物清到一边，你就会发现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例如地方权力机构、等级、阶层、职业、家庭及个人的所有权力与势力，统统吸纳进来，并入自己的统一体中。自罗马帝国衰亡以来，这个世界便再不曾有过任何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政权。大革命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权力，更准确地说，这一全新的权力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中自然生成的。新成立的政府虽然脆弱，却比被它推翻的旧政府要强大百倍。然而这种脆弱与强大是由一个共同的原因造成的，后文对此会另加说明。

透过旧制度即将垮台时弥散的尘埃，米拉波看到了这种简单、和谐，同时又强大无比的权力形式。尽管当时的民众尚未看清这个庞然大物，但它的优势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让所有人惊叹。如今，各国的君主都侧目于这个庞然大物，对之表示赞赏和羡慕。不仅是被大革命推上前来的人，就连那些对大革命持敌对立场的人也纷纷进行效仿，努力废除各自国家中的特权与豁免权。他们将不同的等级融合起来，使原本有差异的社会地位趋于平等。他们用官僚系统取代贵族集团，用一致的法律法规取代地方特权，用统一的政府取代繁杂的权力机构。在这番革命事业中，他们兢兢业业，若遇到阻碍，他们还会偶尔借用大革命的方法与准则，他们甚至还明白在必要时可以唆使穷人对抗富人，唆使平民对抗贵族，唆使农民对抗领主。这场大革命既是他们的灾难，又是他们的导师。

第三章：作为一场政治革命，大革命为何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展开

以往一切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都有其发生的地域，并且其过程与影响往往局限在那里，然而法国大革命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疆域。更为奇特的是，大革命产生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消除了国家与地域的界限。无论以往的法律、传统、性格或是语言有怎样的相似或不同，它都超越了这些束缚，促使人们联合或对立，使原本是兄弟的成了陌路，又让原本是陌路的成了兄弟。是的，可以这么说，它超越了一切国籍与民族，创造了一个理念上的共和国，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它的公民。

即使翻遍史书，你也找不到任何一场与法国大革命相类似的政治革命，反倒是能在宗教革命中发现相似的影子。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将问题解释清楚，将法国大革命与宗教革命做类比，无疑是非常恰当的做法。

在《三十年战争》中，席勒准确地指出，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促使此前互不了解的人们突然亲近起来，他们因共同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情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确，当法国爆发内战时，英国人曾越过海峡前来助阵；那些生长于波罗的海最偏远地区的人，也能深入德国腹地，去保护那些他们完全不了解的德国人。当时，所有的对外战争都仿若内战，而所有的内战也都有外国参与。各个民族的旧利益被抛之脑后，新利益取而代之，原来的领土问题也被各种原则问题所取代。一切外交规则错杂混乱，令政治家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这正是1789年之后的欧洲形势。

由此可见，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带有一些宗教革命的特点，它是一场以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的政治革命。其与宗教革命相似的特点如下：它像宗教革命一样，不仅传播甚广，更以近乎传教的方式深入人心；它激发了人们的热情，使他们一边热情高涨地在国内进行革命，一边同样满怀激情地向国外传播思想。这是何等新奇的景象！尽管法国大革命向世人展示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事情，但这件事无疑是最新奇的。然而我们不能停于此处，我们应该做更深入的探讨，审视大革命与宗教革命之间的相似效果，是否亦源出于暗中潜藏的类似原因。

宗教所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它始终关注人自身，为此，它会忽略不同国家彼此各异的法律、习俗和传统对人类共同本性造成的个别影响。宗教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调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并对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做出规定，至于社会具有怎样的组织形式，宗教对此不会有太多顾虑。宗教制定的行为规范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其对象是如父子、主仆、邻里这样普遍的人际关系。宗教因其深植于人性之中，故而能为普世之人共同信受。所以与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种族的政治革命不同，宗教革命拥有更广阔的舞台。如果我们对此细加思考便会发现，一种宗教越是抽象、普遍，它就越能超越法律、气候与民族差异的束缚，继而越能广泛传播。

古希腊及古罗马时代的非基督教信仰，或多或少都受其所在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状况的影响，并显现出该民族与城邦的面貌特征。因此这些宗教信仰往往局限于一国之内，而不会传播到邻国。这些宗教之间有时也会出现不宽容或是迫害的行径，但如基督教那样的传教热情则不曾见于其中。因此，在基督教诞生之前的西方世界，并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革命。基督教轻而易举地冲破了那些曾经阻止它之前各种异教传播的重重阻碍，迅速征服了相当数量的民众。可以说，基督教之所以能够胜利，是因为它能冲破具体的国家、政府、社会、时代及种族的藩篱。我这样说应该算不上是对这一神圣信仰的不敬。

法国大革命正是按照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的，所不同之处在于，宗教革命是为来生，而大革命的目标在于现世。“人”之于宗教，“公民”之于大革命，意义相仿，两者都是抽象的，与国家、社会和时代无关。大革命的目标不仅是要确立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它更要确立人类在政治方面的一般义务与权利。

在社会秩序与政府管理方面，法国大革命始终在探索最普遍也最自然的方式。因为这一特点，大革命既能为全世界人民所理解，亦能为其所效仿。

法国大革命的目标不仅是要改造法国，更要使人类获得新生，因此，它能燃起此前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亦未曾有过的热情。信仰的热情与传播的迅猛，让大革命染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这使同时代的人震惊不已。我们也可以说，大革命已然成为一种全新的宗教，尽管还不完善——没有上帝、礼拜或对来世的承诺，但它却像伊斯兰教那般，让它的战士、使徒与殉道者遍布整个世界。

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所宣扬的种种原则具有很强的普适性。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法国大革命所采取的方法并非没有先例，其所宣扬的思想也并非完全原创。在历史上的其他时代，甚至是在最黑暗的中世纪，都曾出现过宣扬改革的人，他们欲以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改变地方习俗，以人类的天赋权利反对国家政体。不过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同样的星星之火，在18世纪可成燎原烈焰，但在15世纪却被轻易扑灭。可见，只有当社会状况、习俗风尚以及人们的精神世界都发生某些变化后，革命才能被真正彻底地激发。

在某些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过大，以至他们无法理解何为普遍适用的法则。而在另一些时代，纵使这种法则只展现出一丝模糊的影像，人们也能立刻辨认出来并趋之若鹜。

所以，法国大革命最独特的地方不在于它创立了何种思想，运用了何种方法，其真正伟大而新奇之处，在于当时竟有如此之多的民族能够满足上述的条件，使其能有效地运用这些方法，轻松地接受这些思想。

第四章：出于何种原因，欧洲各国的制度几乎完全相同，同时又全面衰落

那些推翻罗马帝国并最终建立了近代国家的北方民族，在部族、国家、语言方面彼此各异，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尚未开化。自从定居在原属于罗马帝国的领土上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彼此只会不停地厮杀。当混乱结束，欧洲再次重回稳定时，他们发现自己与他人已被自己亲手制造的一片片废墟隔离开来。文明尽遭毁灭，秩序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发凶险，欧洲已被肢解为一个个彼此或隔离或敌对的小社会。

就在这片支离破碎的混沌中，一部统一的法律突然出现了。

这部法律并非是对罗马法的效仿，相反，它与罗马法截然对立，而后人正是用罗马法一再更改甚至废除了它。[1]这部法律与人类之前颁布的任何法律都不相同。其条文匀称、彼此呼应，构建出的严密的法律体系丝毫不逊于现代法典。这部精深的法律是为半野蛮社会量身设计的。

这部法律是如何形成、推广并被欧洲各个社会普遍接受的，对此，我不想做讨论。我可以确定的是，早在中世纪时，这套法律体系就已经遍布欧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在很多国家，它排除其他一切法律并占据统治地位。

我曾有机会研究法国、英国及德意志各邦国在中世纪时期的政治制度。随着研究的步步深入，我惊异地发现，尽管这些民族彼此不同也互不相干，但它们的法律制度却有惊人的相似性。尽管在具体细节方面，它们有不同的变化及发展，但其基础却完全一致。当我在德意志的古老法律中看到某种制度、规则或权力时，我便确信，如果我再继续探究下去，肯定会在法国和英国的有关文献中找到本质相同的东西，而事实上我也确实找到了。对于法、英、德这三个国家，只需研究明白一个，其他两个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些国家的政府遵循同样的准则与规范，议会的组织结构相同，其所拥有的权力也一样。社会被以同样的方式划分，不同阶级之间也存在同样的阶级制度。贵族的地位是一样的，特权、面貌、特征也都一样；不同国家的贵族毫无差别，处处一样。

它们的城市结构彼此相似，对乡村的治理手段也几无不同，农民的境遇也大同小异——以同样的方式拥有、占据、耕种土地，并承担同样的义务。从波兰边境到爱尔兰海，领主们的庄园、法庭，贵族们的采邑、租贡、劳役，封建义务以及行会等，都相差无几，有时甚至连名字都一模一样。更引人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相似都源于同一种精神。可以说，尽管当今文明似乎一直在开辟种种途径，清除种种障碍，但相比起来，14世纪的欧洲在社会、政治、行政、司法、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所具有的相似性，恐怕远高于今天。

我要做的并不是去解释欧洲的旧制度是如何逐渐衰落并崩溃的。[2]我要指出的是，在18世纪，欧洲各国的旧有体制都在崩溃瓦解。总的来讲，这种衰败在大陆西部的情况远比东部突出，但从整体来看，旧制度的衰落确实随处可见。

中世纪英格兰普通法院的工作场景，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法院也基本如此。

关于中世纪古老制度的衰落，我们可以从当时相关的档案中找到。那时，所有的庄园或领土都有名为“土地赋税清册”的账簿，其中记录了几百年来土地的边界、地租的欠付、应服的劳役与当地的风俗。我曾研究过14世纪的一些清册，其内容条目清楚、清晰准确，甚至可用“杰作”二字形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时间愈趋当下，尽管人们的知识已普遍提高，但土地赋税方面的内容却变得模糊、混乱，甚至残缺不全。可见，当市民社会渐趋文明，政治社会便渐趋野蛮。

相较于法国，欧洲的旧制度在德意志诸邦保留了更多的原始特征，然而即便是在这些地方，旧制度中的许多内容也早已消失殆尽。时间是如何将之摧毁的，对于这个问题，考察那些残存下来的东西要比去发掘业已失去的东西更有效。

早在14世纪前后，城市自治制度就已使德意志的一些主要城市成为一个个富裕文明的小共和国。[3]尽管到了18世纪，这些城市只剩下徒有形式的外表，但这种制度还是保留了下来。过去的那套行政方式仍在被有名无实地执行着：官员保留着原来的名字，并且好像仍在履行原来的职责。然而市民以往那些对公共事务的积极热情，对城市的深沉之爱，以及城市自治制度曾培育出的具有创造力的种种美德，如今都已消失不见。旧制度形如枯槁，它仅是存在着，却全然失去了生命力。

自中世纪留存至今的一切权力都好像患上了相同的疾病，致使它们显得气衰力竭、死气沉沉。即便那些本不属于中世纪的事物，一旦与之发生联系，也都会感染上这种疾病，并迅速丧失生命力。贵族阶级就是这样一群典型的病人。在中世纪，政治自由可谓颇有成效，然而到了今天，如果它还保留着中世纪的种种特征，它就不会再产生任何成果。省议会将古老的政治法律完好地保留了下来，但它只能妨碍而无法推动文明的进步。它丝毫不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并似乎总与新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于是，人民离弃了它，转而投向君主。悠久的历史并不能使某种制度受到尊重，相反，它越是古老，越会失去人心。但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逐渐衰弱的旧制度所能造成的危害无疑也逐渐减小，但它所激起的仇恨却越来越大。在旧时代，一位支持旧制度的德意志作家曾这样写道：“人们似乎都以现存的事物为耻，并对一切过往不屑一顾。这种情绪甚至会在家中出现，并扰乱生活的秩序——家庭主妇都无法再忍受家里的那些古董家具了。”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时期，德意志诸邦与法国一样，社会中的一切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但请注意，所有这些繁荣的事物都是新生的，它们与旧事物完全对立。

中世纪时期，很多城市以独立自治的方式变成了一个个小共和国。

这些新生事物的根源就是王权。这里所说的王权和中世纪君主制下的王权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在权力、地位、精神与情感等方面都毫无共同之处。在地方权力的废墟上，国家行政机构向各个方面迅速扩张，官员等级制度逐渐取代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都是全新的，遵循着在中世纪或未听闻或被拒绝的原则与方法；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到某种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无法想象的社会状态。

如果我们将视线移到英国，一开始，我们会以为像德意志诸邦一样，欧洲的旧制度仍在那里运行着，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把那些旧名称与旧形式抛到一边，我们就会发现，英国的封建制度实际上在17世纪时就已基本被废除：不同的阶层互相通婚、彼此渗透，贵族阶级已然消失，贵族政治走向开放，财富成为权力的象征，所有人在国家法律与纳税义务面前一律平等，出版与公开辩论的自由也得到了保证。上述所有事物在中世纪都是不存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新事物巧妙地逐渐渗入到这个古老国家的各个方面，为老旧的形式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英国才得以恢复生机，同时免于崩溃瓦解。因此，17世纪的英国已然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虽然在它内部还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痕，但也都被做了妥善处理。

我认为，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下文，对法国以外的情况做一番概述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确信，如果谁不研究法国之外的情况或者将研究仅局限在法国，那他永远也无法真正理解法国大革命。

第五章：法国大革命的独特成就是什么

前文所阐述的内容，目的在于说明本书的主题，并以此解答我在一开始所提出的疑问：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目的为何？它本身的特质是什么？什么导致它必然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它完成了何种事业？

与人们以往所认为的不同，法国大革命的目的并非是要摧毁宗教权威；尽管看上去如此，但它实质上是一场社会与政治层面的革命，而非宗教革命。同样与一般认知不同的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大革命也并非像它的反对者所声称的那样要坚持混乱，使无政府状态成为常态，它反而是要提升公共权威的力量与特权。另外，大革命也绝非如一些人所想的那样，要改变迄今为止文明的性质或阻止文明进步，它也不曾在根本上改变西方社会赖以存续的法律原则。如果我们能够抛开曾经发生在不同时间地点并暂时改变了大革命面貌的那些偶然事件，而去考察大革命本身，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大革命最独特的成就在于它摧毁了数个世纪以来统治着绝大多数欧洲人的那种被称为封建制的政治制度，同时给人们带来了一种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更简单一致的社会与政治秩序。

仅是这些就足以催生出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而在此之外，旧制度还与欧洲所有的宗教、政治、法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伴有一系列的附属品，包括思想情感、道德习惯等。可见，旧制度乃是旧社会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摧毁它，就好比想从躯体中摘除一个与其他所有组织都相互关联的器官，必然会引发可怕的动乱。正是在这一点上，大革命愈发彰显了它的伟大，尽管它只摧毁了一部分，但由于这一部分与其他所有旧事物紧密相连，以至人们觉得它摧毁了一切。

在后面我会为读者说明，不论人们认为大革命有多么激进，但它在创新方面实际上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准确来讲，大革命彻底摧毁或正在摧毁的（因为它仍在继续），是属于贵族制与封建制的旧社会的哪怕是最细微的一切。只有那些与旧世界格格不入或独立于旧制度的事物，才能在大革命之后存留下来。大革命绝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尽管它的爆发让整个世界都始料未及，但它的酝酿其实包含着十代人相续不断的工作与贡献，并最终以暴力的方式突然告终。即便大革命不曾发生，旧社会不至瞬间土崩瓦解，但旧制度所维系的那些社会构成或迟或早也将会一块块崩塌。大革命让这一切戛然而止，让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事业在极短的时间里达成，毫无过渡、预防或顾虑。大革命的独特成就便在于此。

1793年的旺代战争，革命党军剿灭了旺代地区的保皇党。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些今天看来如此明显的事情，在当时为何连那些最有智慧的人也无法看清？

伯克向法国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你们想要改正政府的种种弊病，这没什么问题，但何必一切从头开始呢？你们何不遵循自己古老的传统，恢复你们自由的权利？倘若你们无法恢复自己的祖先所设立的体制法规，那为何不将视野转向你们的邻居呢？在我们英国，你们可以找到在全欧洲都普遍适用的古老法律。”伯克全然未能看清眼前的真相——大革命要摧毁的正是这种在全欧洲都普遍适用的古老法律。他没能认识到，所有问题的症结恰是这一点。

不过，既然当时欧洲各国都在酝酿着已经隐约显露出威胁的革命风暴，那么为何大革命偏偏会在法国而非别国爆发呢？为什么这场大革命在法国显现的某些特点，在其他国家不曾得见，或仅出现了一小部分？这两个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二者也将成为本书第二部分内容的主题。

第二编

中央集权从未被大革命摧毁，

相反，中央集权正是大革命的根本与特征。

人们在摧毁贵族统治的同时也将自己推向了中央集权。

第一章：与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为什么法国人更加憎恶封建特权

大革命的独特目标在于摧毁中世纪残存下来的旧制度，由此，人们常常认为革命会在那些旧制度保留最多、人民最受其害的国家爆发；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最早爆发革命的是那些人民对苛政几乎无感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正是在那些负担最轻的地方，旧制度的束缚最让人难以忍受。对这种奇怪的现象，很多人乍看时都会感到费解。

德意志地区的邦国，直到18世纪末，都还没有完全废除农奴制，大多数人民仍如中世纪那样被牢牢地束缚在封建领土上。腓特烈大帝和玛丽娅·特蕾莎军队中的士兵几乎都是农奴出身。

1788年，在大多数德意志邦国中，农民不得离开领主的封地或庄园，倘若擅自离开，便会遭到追捕并被强制遣返。在领地中，农民必须服从领主的裁决，其日常生活亦受领主监督，若有酗酒偷懒的行径，必遭领主惩罚。

农民无权改变其地位或职业，若不经领主允许，他们甚至无法结婚。农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领主服务，年轻者则必须在庄园里服若干年的劳役。强制农民服劳役在德意志地区仍为定制，在一些邦国里，役期甚至可达每星期三天。农民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包括为领主的房屋翻修保养，将庄园的农产品运往市场售卖，为领主驾车及传送信件等。农奴可以拥有土地，但其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不完整。农奴必须根据领主的意思来耕种土地，并且无权将土地转让或抵押。在一些情况下，领主会迫使他出卖其收获；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领主又会反过来禁止其售卖。对农奴而言，务农是一种强制。他们甚至不能将这些当作遗产留给子女，而往往要将其中一部分上交领主。

上述的这些规定，我甚至不需要去查阅陈旧的古代法典就能找到，因为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在腓特烈大帝亲自拟定、由他后继者颁布的法典中，就有这些条款。[4]

然而这些情形在法国早已不复存在。在法国，农民可以任意出行、交易及耕作。除了后来征服的一两个东部省区外，农奴制在法国基本绝迹。而且农奴制废除的时间仿佛已经十分久远，以至人们对此已没有具体的记忆。近来的研究证明，自13世纪起，诺曼底便已经不再实行农奴制了。

在法国，另有一场改变人民社会地位的革命：农民不仅摆脱了农奴的身份，而且还成了土地的所有者。人们至今尚未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但其影响如此深远，所以我请读者准许我暂停一下，对这件事详加论述。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划分土地始于大革命，乃是大革命的成果。然而从各种证据来看，事实恰好相反。

在大革命爆发前至少二十年，一些农业协会便已经对土地过度细分的做法表示不满。在当时，杜尔哥曾这样说道：“对遗产的瓜分使原来可以养活一个家庭的土地被分给五六个孩子，而每一份分得的土地都不够让这些孩子和他们各自的家庭过活。”几年之后，内克尔也声称法国农村中的小地产主数量十分庞大。

中世纪晚期法国贵族领土上的农民形象

在一份于大革命爆发前数年上递总督的秘密报告中，我找到了这样一段话：“人们正在以一种平等的方式瓜分土地与遗产，每个人都想从中获利，这实在令人担忧，因为这样土地就会被无止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分割下去。”这不正是今日的情形吗？

对于旧政府留下来的土地赋税清册，我花费了相当的精力去复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按照1790年颁布的土地税法，所有教区均需呈报一份该区内现有的地产清单。尽管这些清单大多已经散失，但在某些村庄中，我还是设法找到了一些，并将之与时下的清册做了比较。我发现，在1790年，这些村庄里的地产主数量约为如今的二分之一，并往往能达到三分之二。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法国人口自那时起至今只增长了四分之一，那么这个数字就显得相当不寻常了。

从古至今，农民对于土地的热爱都是一样的，在那个时代，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渴盼点燃了农民的全部激情。正如当时一位优秀的观察者所写的那样：“土地的售价如今早已远超其实际价值，只因所有人都想拥有一份地产。在法国，下层阶级若有所储蓄，并不会像其他国家的人那样用于投资私人或公共基金，他们只会做一件事，那就是买地！”

当阿瑟·杨格第一次造访法国时，他见到了许多新鲜事物，而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农民对土地的分配。他推测法国的农民已经占有了法国一半的土地。“我以前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事。”这句话常常能从他口中听到。的确，这种情况也仅在法国和临近法国的地区才会见到。

英国也曾有过许多拥有土地的农民，如今其数量已大幅减少。在德意志，就我所了解的，在各个时代与地区，也都有一些拥有完整土地所有权的自由农民。在有关日耳曼人古老习俗的记录中，可以寻见一些关于农民与土地的独特法律，这些法律往往都异常古怪；能完全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在这里总是个例而非常态，德意志的小地产主数量是极其少的。

到了18世纪末，德意志个别地区的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并几乎像法国农民那样自由。这些地区主要分布于莱茵河流域，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激情最早传入、影响最大的地方。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德意志其他未受大革命过多影响的地区，类似的变化几不可见，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土地的大量分割让每个农民家庭只能拥有极少的土地，不足以养家糊口。

由此可见，那些认为法国土地划分始于大革命的观点，不过是一种对普遍误解的附和，实际情况是，法国开始对土地做划分的时间要远早于大革命。尽管大革命确实出售了大量属于教士及贵族的土地，但如果有人愿意如我这样，耐心地查阅一下当时的土地拍卖记录，便会发现，那些土地基本上是由其他已经拥有地产的人买走的。所以，虽然有大量的地产交易，然而地产所有者在数量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急剧增加。不过，当时的状况也确如内克尔以浮夸的言辞所说的那样：法国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小地产主。

土地划分并非大革命的成果，大革命只是暂时地将土地解放了而已。并且事实上，这些小地产主在经营土地时丝毫不得轻松，他们仍然受到大量束缚，承担着无法摆脱的劳役。

毫无疑问，这些负担是极为沉重的，然而使得这些负担变得不堪忍受的，恰是本来应使这些负担得以减轻的状况：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法国这些拥有土地的农民早已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这是另外的一场革命，与那场让农民翻身成为土地所有者的革命一样伟大。

即便是在今天，旧制度亦不曾远去，因为在旧制度下出生的人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然而人们却觉得旧制度仿佛早已消失在以往历史的黑夜中。这场彻底的大革命把我们与旧制度完全隔离开，仿佛其间被填充了数个世纪，致使那些未被摧毁的事物也变得晦暗不清。因此，今天的人很少能准确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1789年之前，法国的农村是如何治理的？对此，只有去研究那一时期的政府档案，而非出版著作，才能准确详尽地解答这个问题。

人们常说，虽然贵族已经很久不再参与国家治理了，但在农村，他们仍保留着所有的行政权力并统治着农民。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

在18世纪，各教区的全部事务都由政府官员进行管理，他们既非领主的代理，也不由领主选定，而是由本省总督任命或农民选举产生。由这些官员构成的权力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分配赋税、修缮教堂、建造学校，以及召开并主持教区会议。这些机构负责监管公共财产及其使用方式，以公共团体的名义提起公诉。对于地方的各种琐碎事务，领主们既不再负责管理，也不再进行监督。正如我将在下一章说明的那样，教区中的所有官员都直属于中央政府，归其监管统辖。领主已不再是国王在各教区的代理人或百姓与国王之间的中介。召集民兵、征收税款、颁布国王的敕令以及分配赈灾款项等事，在所有教区都依国家统一的法律加以施行，而不再由领主负责。所有这些责任与特权都从领主那里转移到了总督政府中，此时的领主事实上只是一个居民而已。但与一般居民不同的是，他享有免税权及种种其他特权，这使他继续保有不同的地位与权力。因此，总督们在给其下属写信时会特别声明，领主仅是第一居民。

如果我们从教区中抽离出来去考察行政区，我们会发现情况是一样的：不论是在公众层面还是个人层面，贵族都不再参与行政管理事务。在当时，这种情况仅在法国可见。在其他国家，封建社会的旧制度中仍保留着一个显著特征：拥有土地即要统领居民。

在英国，国家政务一般是由那些主要的土地拥有者管理，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在德意志诸邦国，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国王在摆脱贵族对国家一般事务的监控后，仍准许他们继续行使其在农村的统治权。在一些地区，国王即便强大到可以控制领主，但仍无法取代领主在农村的地位。

实际来讲，法国贵族长久以来对于国家管理事务都很少参与，但有一个领域是例外，那就是司法。贵族中的上层要人仍保有司法权，能让法官以他们的名义对某些诉讼进行仲裁，他们还会不时地在其领土上制定治安规章。由于国王集权，地方领主的司法权遭到削减及限制，这使得那些仍然拥有司法权力的贵族领主不再将之视为一种权力，而是看作一项收入。

贵族所享有的其他特权也被他们做了这样的转化，原来特权中的那些政治作用已然消失，只存留下关于金钱的部分，并且这些部分在某些时候还会激增。

我在这里先要讨论的正是这些被转化了的特权，这些特权就是名副其实的封建权利，而它们也与人民有着最为紧密的关系。

如今，我们很难对这些权利在1789年的情况做出准确描述，因为它们数量极多且种类复杂，一些已经消失，另一些则面目全非。这些即便在当时亦含混不清的词语，现在想要将之理解透彻，其难度可想而知。不过，如若我们阅读18世纪研究封建法的专家的著作，并认真研究地方习俗，我们就会发现，所有当时仍然存在的封建权利，都可以被简化为很少的几种主要类型。此外虽然还存在其他一些权利，但它们也只是个别现象而已。

在大多数地区，为领主服劳役的情况几乎已经消失不见。除了少数省区还有个别类型的道路仍会征收通行费，大部分地区的道路通行费都已被大幅削减甚或取消。全国各省的领主都有权征收集市费与市场税，并在整个法国范围内独享狩猎权。通常情况下，只有领主可以拥有鸽舍并饲养鸽子；他们还会强迫其领地居民必须到其磨坊磨面，用其压榨机榨葡萄。在领主的管辖范围内，土地转移和变卖税被普遍征收，任何土地的买卖都要向领主缴税，这是一种很沉重的负担。最后，在法国，所有拥有土地的小地产者都必须向其领主缴纳地租、年贡，以及现金或实物税，并且不得赎买。所有这些权利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多少都与地产相关，并且都损害了那些辛勤耕作的农民的利益。

有土地可种并没有为农民带来好处，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这些领主享有的权利，教会也一个不落地同样享有。究其原因，尽管教会与封建制度在起源、目的与性质上都不尽相同，但两者最终却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者虽未完全融为一体，但教会却深深地渗透并嵌入封建制度中。

因此，根据教会内的不同职阶，主教、司铎与修道院院长都拥有各自的封地并可征收年贡。修道院的领地一般为它所在的村庄。修道院的领地是法国唯一还保留农奴制的地方，这里拥有农奴。修道院可以使用劳役，征收集市费与市场税；这里配备烤炉、磨坊、压榨机和耕牛，农民只有在付费后方能使用。另外，教士在法国与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一样，享有征收什一税的权利。

然而我要在这里指出的关键问题是，在当时，这些完全相同的封建权利在整个欧洲随处可见，并且与法国的情况相比，它们在其他国家要更加沉重且苛刻。我仅以劳役为例：在法国，劳役已属罕见，即便有也不是什么负担；但在德意志地区，劳役不仅普遍，而且相当残酷。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产生自封建制度的权利，我们的先辈曾表达过强烈的抗议，他们认为这些权利不仅有违公正，更与文明背离。诸如什一税、禁止转让地租、终身赋税、土地转移和变卖税，这些在18世纪被夸张地称为“土地奴役”的税负，其中一部分在英国当时甚至现在都存在着；但这些并没有妨碍英国发展出世界上最完善、最高产的农业体系，并且英国人也几乎未曾留意到它们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完全一样的封建权利仅在法国人民心中激起了如此强烈的仇恨，甚至当仇恨的对象被摧毁消失之后，这种情绪依然无法息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农民已经转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法国农民也已经完全脱离了领主的统治。另外还会有其他一些因素，但我认为这两点乃是其中最主要的。

如果农民自己不占有土地，那么就算封建制度在地产方面增加再多的负担，这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只管种地，他何须自己交什一税，只需从地租中扣除便可；既然没有土地，那么地租多少他又何必在意；既然为他人耕作，经营土地之人的种种盘剥又与他何干？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法国农民仍受领主统治，那么他们便不会觉得封建权利有何不可忍受，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些特权乃是国家体制造成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如果拥有特权的贵族集团直接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那么尽管他们的个人权利会变得更大，但却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封建时代，人们对贵族的看法很像今天我们对政府的看法：人民接受强制的负担以换取其提供的保护。贵族虽然享有令人厌恶的种种特权与权利，但他们确实能够承担起维护公共秩序、主持公道、执行法律、扶贫济弱和处理公共事务等责任。然而一旦他们不再承担这些责任，他们所享有的那些特权就会显得格外刺眼，人们甚至会怀疑它们是否还有理由继续存在。

当领主贵族不再承担封建义务，其特权便格外令人憎恶。

请读者想象一下18世纪的法国农民，或是自己比较熟悉的现在的农民，我们会发现，虽然他们的地位与处境发生了改变，但是他们的性格与心态仍一如以往。看看我引用的资料中呈现的农民形象吧：他对土地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热爱，愿意将自己的全部积蓄用来购买更多的土地，并且不惜任何代价。为了得到土地，他首先必须上交税款，不是交给政府，而是给附近几乎和他一样无权无势、与政府或公共事务无干的地主。当他终于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土地后，他便开始全身心地耕作，将生活的希望与种子一起播进土壤，广阔天地中的这个小角落让他内心充满自豪与独立的感觉。然而他的这些邻人此时却跳出来将他从自己的土地上拉走，强迫他到别处为他们无偿劳作。他想要保护自己的收成不被糟蹋，却遭到了这些人的极力阻拦。他们守在河流渡口，向他索要通行费。在市场上，他又碰见了他们，并被告知他必须先交钱给他们，然后才能在这里卖自己种出的粮食。回到家后，他打算将剩下的这些在他手中耕种、在他眼中成熟的粮食留给自己吃，但他却不得不租用这些人的磨坊磨面，用他们的烤炉烤面包。他在那一小块土地上获得的收入，有一部分变成了这些人的租金，并且这种租金是永久性的，永远无法赎买。

不论他干什么，到处都会遇到这些令人讨厌的邻人，他们破坏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作，侵占他的收成。就算他能摆脱他们，紧接着他又会碰到一群身着黑袍的人，而这些人几乎会夺走他所拥有的全部。请想象一下这位农民的遭遇、需求、性格及情绪；如果可以，你不妨设想一下在这位农民心中究竟积攒了多少仇恨与妒忌。

尽管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规模最大的民事制度。它所涉及的范围越小，它所激起的仇恨就越大。因此，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当中世纪制度中的某一部分被摧毁后，余下的那些就更令人感到厌恶。

第二章：中央集权并非如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大革命或帝国的产物，它属于旧制度

在从前法国还有政治议会的时候，我曾听一位演说家称赞中央集权是“法国大革命的杰出成就，令欧洲各国都羡慕不已”。我承认中央集权确实是一项杰出成就，也承认它令欧洲其他国家都艳羡法国，但我不同意它是法国大革命的成果。相反，我认为它是旧制度的产物，并且我还进一步确定，它是旧制度于大革命后在政治体制方面唯一存留下来的东西，因为只有它能够适应大革命创造的新社会。仔细阅读本章的耐心读者将会看出，我对这一论点的论证是极为充分的。

在此，关于所谓的三级会议省，也即自治省——至少表面上部分自制的省区，请读者允许我暂时忽略不谈。因为三级会议省地处王国的偏远地区，其人口大约仅占法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且在这些省区中，只有两个省真正拥有省自治权。所以我计划在后面再对三级会议省做论述，届时我会说明为了迫使这些省区服从统一的法律规章，中央政府的强迫行为达到了怎样一种程度。

在这里，我要关注并讨论的主要是这样一些省区，按照当时的行政语言，它们被称为财政区省，选举这种行为在这些地方要远少于其他省区。巴黎周边全都是这样的财政区省，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既是整个国家的心脏，也是全法国最繁荣的区域。

初看法国旧有的行政制度，人们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规则与职权纷繁多样，权力之间错综复杂，行政机构与执行官员到处都是。这些官员彼此分离，互无关系，而他们之所以在政府工作，乃是因为他们花钱在政府那里买到了一项谁也夺不走的权力。他们的这些权力常常彼此重复或冲突，致使他们在处理相关事务时，总是摩擦不断。

关于立法权，法庭并不直接行使，而是采取一种间接的方式。在其管辖范围内，法庭有权颁布并实行具有强制性的行政管理规章。法庭有时会对行政机构提出质疑或反对，毫无顾忌地指责政府制定的措施，并对政府官员加以督查甚至直接发号施令。地方法官则会在他所居住的城市及乡镇制定治安法令。

因为不同城镇的体制各不相同，地方行政官员的名衔各异，权力的来源也不同，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混乱现象：某个人在这个城市是市长，在另一个城市则被称为执政官，而在其他城市又成了行政理事；有些官员是国王任命的，有一些则是旧领主或所在封地的大贵族选定的，还有一些是当地公民选举出来的；有些人任期只有一年，另一些人则花钱买来了终身职权。

这些都是旧政权残留下来的。然而在这些残余中，一种相对较新的事物正在逐渐显现，我会对此加以描述。

在王权的中心、王座的近旁，一种具有特殊权力的行政机构逐渐形成，这就是御前会议。在这里，所有的权力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集中在一起。

御前会议的起源十分古老，但它的大多数职能实际上是近代才产生的。因为它能撤销所有普通法庭的任何判决，又能授予各种特别管辖权力，所以它既是最高法院，又是最高行政委员会。

作为行政委员会，御前会议可以按照国王的意志立法，可以提出并讨论大多数法律，还可以制定及分派征税。御前会议是最高的行政机构，它有权确定指导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员的总规章。同样，对于一切重大事务的决定权以及对下属工作的监督权也尽归御前会议所有。一切事务的终端都在这里，推动整个国家运转的动力也在这里。只不过，御前会议不具有真正的审判权。虽然从表面看是由御前会议发布一切决策，但决策制定者实际上是国王自己。御前会议似乎还拥有司法权，然而实际情况则如高等法院在谏书中所写的那样，所谓的司法也只是作为顾问提出一些意见罢了。

在法国卡佩王朝腓力二世在位时期，御前会议成为宫廷最高机构。

在这样的御前会议中，会议成员并不是大领主，而是中下层出身的普通人，或者是前任总督及其他具有实际经验的人，并且国王可以随时撤换会议中的任何成员。

尽管掌握重权，但御前会议始终保持低调，其行动也总是悄无声息。或许是因为它本身就不太引人注目，又或许是它紧靠的王权过于辉煌耀眼。总之，这样无处不在的强大权力机构是这样的默默无闻，甚至在历史文献中都很难找到有关记录。

整个国家的全部行政事务都由一个机构直接领导，与此相同的是，所有的内部事务也都基本交予一个官员进行管理，这就是总监。

如果我们翻开旧制度时期的年鉴，我们就会看到法国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特设大臣，然而我们若再研究一下行政机构的卷宗记录，便会发现，这些特设大臣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各省的日常事务都是由总监负责主持，在逐渐将财政事项纳入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后，总监基本上就掌控了全法国所有的公共行政。总监的角色变化不断，他有时是财政大臣，有时是内政大臣，有时是公共工程大臣，有时又会是商务大臣。

实际上，中央政府在巴黎只设有一个代理人，其他各省也是如此，每省一个。在18世纪，仍有一些地方的大领主拥有省长的头衔，这些人作为封建王权的代表往往是世袭的。他们仍然享有荣誉，但不再染指权力。所有的实权都在总督手中。

总督通常是平民出身，来自外省，他年富力强，并想要步步高升。他获得权力的方式不是通过选举、出身或是买官，而是由政府从行政法院的底层成员中选拔出来的，而且随时可以撤换。在从行政法院分离出来后，他便成为这个机构的代表，他手中也就掌握了行政法院几乎所有的权力，因此按照当时的行政语言，他的称谓是特派专员。从初审开始，他就可以使用他所拥有的全部权力，就像行政法院的性质一样，他也集行政官与审判者两种身份于一身。他可以联络所有大臣，是中央政府的意志在外省的唯一代理人。

总督代理是由总督任命的设置在其辖省各地区的行政官员，像总督一样，总督代理也可被任意撤换。总督虽是平民出身，但在获得这一要职时往往已晋升新贵族，然而总督代理却绝对是平民。不过，因受总督指派与授权，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内，他也如总督一般代表着整个政府。就像总督隶属于大臣那样，他也隶属于总督。

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是专制权力在各省区城镇的代表。

达尔让松在其《回忆录》中曾记有这样一段话，这是约翰·劳对他说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在担任财政总监时的那些见闻。你能相信吗，整个法国竟然只靠三十位总督在治理。没有最高法院，没有等级议会，更没有省长。各省是贫是富，百姓是苦是乐，全系在这三十个人身上。”

这些官员尽管权力极大，但与残存的封建旧贵族相比，他们还是黯然失色，消匿在旧贵族的余晖中。因此即便他们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但在那个时代，人们几乎不会注意到这些人。在那时，享有更高地位、更多财富并受人尊敬的仍然是旧贵族，而他们所享有的一切都与旧制度紧密相连。在政府方面，贵族集中在国王身边构成宫廷，他们是海陆两军的统帅，不仅在当时光辉耀眼，更在后世引人注目。如若这样的大领主被提议任命为总督，他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就连那些最贫穷的贵族也都鄙夷总督之职。因为在贵族看来，这些人是僭越造次之辈，不过是在政府中新任职的、不值得称名的资产者与农民。然而，正如约翰·劳所说的那样，正是这些人统治着整个法国。

让我们从征税权开始谈起，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征税权囊括了其他所有权力。

众所周知，在所有税款中，有一部分属于包税，由包税人负责征收。御前会议会就此与金融公司洽谈，以确定契约条款及征收方式。至于其他税种，如军役税、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等，都由中央政府的派出官员设定，并在其全面监督下征收。

关于军役税及其相关的诸多其他税种，御前会议每年都会通过一项秘密决议来确定其总额及各省区的分摊额。因此，虽然各项税额每年都会增长，但百姓事先却毫不知情。

军役税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税种，其基数确定及征收工作在过去一直都委托给地方官员办理，然而因为这些官员的权力或源自出身、选举，或是以钱买官，所以他们或多或少地会独立于政府。这些官员可能是领主、教区税务员，也可能是中央政府的财务官或财政区省的税款征收官。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在18世纪仍然存在，但这些人或者不再负责管理军役税，或者仅能发挥次要或从属的作用，因为一切权力已完全掌握在各省总督及其代理手中，只有他们才有权谋划各省的税款分摊，指挥并监督征税，准许缓征或免征。

其他一些例如人头税的税种是近期才有的，因此政府不必再为那些古老权力的残余犯难，而可以不受干扰地直接行动。所有税款的金额由总监、总督和御前会议敲定。

至此，让我们从钱的问题转到人的问题上。

在法国大革命及其之后的时代，人们常常惊讶于法国人对征兵的重负竟能如此逆来顺受。不过请牢记，法国人对此早已习惯，因为这种征兵由来已久。在大革命之前，自卫队已有征兵制度，自卫队的负担很重，不过其征用的人数也相对较少。通常，农村的年轻人会被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谁会入伍，等待入伍者的是在自卫队中的六年服役。

由于自卫队是比较晚近的组织，所以旧制度下的封建权力不会干预，它会被委托给中央政府的代理人管理。御前会议会确定征兵总数及各省配额，总督则在此基础上规定所管理地区的应征人数，然后总督代理主持抽签，听取免征申请，决定驻守与外派的人员，最后所有招募的新兵都会被交与军事当局。免征申请成功的唯一方式就是获得总督及御前会议的同意。

同样，除了那些三级会议省，法国各地包括那些最为个别或特殊的公共工程，也都由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负责管理。

独立的地方权力依然存在，地方领主、财政局及公路管理员等都可以参与到相关的公共工程中，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属于旧制度的权力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这一点在当时的政府文件中可以得到证明。所有重要的公共交通，甚至是城镇之间的道路，其修建与维护资金基本都来自税收。御前会议制定总体规划，总督监管工程师工作，总督代理按计划征召劳工，一切都按部就班。只有那些乡村小道还受古老的权力管理，然而其结果就是那些小道再也无法通行。

通宵骚乱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一次暴力抗争，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桥梁与公路工程局一直是中央政府在公共工程方面的重要代理人，这一点从过去到现在都出奇地一致。

桥梁与公路工程局有一个委员会和一所学校，其派遣的督察员每年都要跑遍整个法国，工程师则驻扎在现场，依照总督的指令领导工程的施行。那些被从旧制度搬到新社会的机构数量远比人们所想的要多得多，它们往往在这一过程中改名换姓，但其固有的形式一直都保留着。桥梁与公路工程局算得上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它既保留了名称，也保留了形式。

各个省区的治安维护责任都由中央政府派出的代理人全权负责。骑警队遍布全国，受各省总督指挥。除了这些警察外，当需要逮捕流浪汉、镇压乞丐、平息因粮价上涨而频繁爆发的骚乱时，总督还必须动用军队才能加以应付。

被统治者像这样被政府召唤来完成上述任务，这在此前是不曾有过的。在配备警卫队的城市中，总督会亲自挑选士兵并任命军官。

能够制定治安条例的司法机构常常会行使它的这一权力，只是其颁布的条例一般只能在一部分地区或某一处有效。对于这些条例，御前会议可以随时取消，而当它们关系到其对下级的管理时，御前会议更会毫不迟疑地将之废除。同时，御前会议每天都在制定和颁布可以在整个王国施行的通用法令，这些法令既可以处理那些必须在法院中解决的事项，也可以处理那些内容相似但法院无权干涉的事务。这些被当时的人称为御前会议法令的规章条例，数量极其多，而且随着大革命的不断临近而有增无减。在大革命前四十年时间里，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御前会议法令的影响都随处可见。

在古老的封建社会中，领主所拥有的权力和他要承担的责任是一致的，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如果在他的领地内有穷人，那他就有绝对义务来救济。在1795年的普鲁士法典中，我们找到了欧洲这一古老法律的最后遗迹，其中规定：“领主应确保其领地中的穷苦农民得受教育，并在其能力范围内，使其没有土地的附庸习得谋生的手段。若这些人中有人陷入穷困，领主有义务施以援助。”

这样的法律在法国早就不复存在了。在法国，当领主旧有的权力被剥夺后，他们也就卸下了原来的义务，同时没有任何地方权力机构、议会、省或教区联合会担起这个义务，因为法律已不再强制任何人去照顾穷人。于是，中央政府草率地将这一义务独自承担起来。

御前会议每年会根据税收总数，给各省分拨一定的金额，这些钱将由总督再进一步分配给各个教区，用以救济穷人。因此，穷困的农民只能向总督求助。如果遭遇饥荒之年，只有总督有权力和义务给当地百姓分发小麦或稻米。

御前会议每年还会在某些指定的地方设立慈善工场，让那些最穷苦的农民可以到那里工作，以挣取可以糊口的工资。然而中央政府距离贫困是如此遥远，这些措施终究不过是一种心血来潮，永远无法解决切实问题。

除了实物救济，中央政府还要教给他们谋生的手段，甚至有些时候还要逼迫他们致富。为此，中央政府会不定期地通过总督及总督代理给农民发放有关农艺的小册子，并建立农业协会，颁发奖金，花费大量金钱兴建育苗园圃，将培育出的苗种分发给农民。在当时，如果中央政府愿意减轻农业方面的负担，并缩小农民之间的不平等，那么他们想要的效果会更容易达成，然而似乎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一点。

有些时候，御前会议会设法强迫人们去发家致富，而不考虑他们是否愿意。他们曾颁发过许多法令，强迫手工业者必须采用某种作业方式或是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由于总督数量有限，无法监督这些法令的落实，所以工业总监察这个新职位就出现了，他们由中央政府分配到各省，协助总督进行监管。

御前会议还曾颁布法令禁止在不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某些作物，甚至还曾命令人们拔掉已经种下的葡萄藤，只因他们认为那片土壤品质低劣。可见，当时的政府已经不再是统治者，而变成了监护人。

第三章：今天所谓的行政监管仍然没有脱离旧制度的范畴

在法国的封建制度被摧毁之后，城市自治制度仍然存在。农村失去了领主的统治，但城市依然保留着自治权。这种类似于小型共和国的自治城市在17世纪末仍可得见，其政府官员由全体市民自由选举产生并对之负责，公共生活积极活跃，市民为自己的权利感到骄傲，同时也对自己的独立自主倍加珍惜。

这种自由选举制度直到1692年才被全面废止。自此，城市中的各种行政职位都可以用金钱买卖，这也就意味着国王会在各个城市向一些居民出售统治他人的永久权力。

这一做法将城市自由与人民福祉付诸一炬。虽然对于司法系统而言，卖官鬻爵或有益处，因为法官的独立性是司法系统良好运转的重要保证；但对需要认真负责、服从命令并心怀热忱的行政系统而言，这种做法却会造成灾难。旧制度政府对此十分明了，因此它谨小慎微，绝不将在城市推行的制度用于自身，总督与总督代理的职务也绝不售卖。

然而这样的一场革命性变化竟然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意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其荒谬的：路易十一因害怕民主而限制城市自由，路易十四对此毫不畏惧，却彻底摧毁了城市自由——如果城市想要自由，必须花钱买！可见，路易十四事实上并不是真心想要废除城市自治，而只是想用它进行交易，以达成自己的财政目的。然而奇怪的是，这套把戏竟然持续了八十年。在这段时间里，国王先后七次向各个城市出售官员选举权；当这些城市的市民尝到甜头后，国王又把这一权利收回，然后再次出售。这种游戏的动机始终未变，甚至在很多时候，国王和民众也对此直言不讳。1722年，一道敕令开篇如此写道：“财政方面的负担迫使我们必须找到减缓压力的最妥当的办法。”这种手段对于政府而言堪称妥当，但对于那些承受这种奇异税负的市民来讲却是一场灾难。1764年，一位总督在呈给财政总监的信函中这样写道：“不同时期城市市民为赎买市政官职所花费的金钱，其数额之大令我震惊不已。这些资金本可以用来投资对城市有益的事业，而如今，人们只能感受到政府强加的税负，同时嫉恨那些买官之人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在我看来，整个旧制度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为可耻了。

如今，我们很难对18世纪的城市管理情况做出准确的描述。就如前面所讲的那样，城市中的管理权力来源各异，每个城市都存留着一些旧制度的残余。也许人们会认为在法国找不到两座绝对相同的城市，但在城市之间的种种差异之下，还掩藏着它们本质上的相似。

1764年，中央政府曾意图就城市管理制定一项通用法规。对此，各省总督将自己所辖城市的行政方式写成报告并递交中央政府。我找到了这些报告中的一部分，在研究之后，我发现报告中的各个城市几乎都是以同一种方式进行管理的。所有的差异都只停留在表层，在本质上则完全一样。

首要的相同点是每个城市的管理工作都会被委托给两个议会，所有大城市及大多数小城市都是如此。

被誉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把法国君主专制推向了顶峰。

第一个议会由市政官员组成，人数的多少由城市规模的大小决定。这些官员是在国王还允许选举或城市能够赎买官职时产生的，他们可以在其任职期间行使有限权力。当国王将官职收回并重新售卖时，他们就会用金钱买来永久性的职权。不过后一种情况并不常见，随着中央政权日益强大，地方政府也日渐衰落，因此地方官员这种商品也就逐渐贬值。不论在哪种情况下，市政官员都没有薪金，但他们总是享有免税权和其他一些特权。官员之间没有等级差别，他们组成集体共同管理市政，因此任何作为个体的官员都不会掌握实权，也不用承担责任。市长是市政府的主席，但不是城市的执政官。

第二个议会名为国民会议，在那些还保留选举制的地区，国民会议依选举产生市政府，同时继续参与城市管理中的主要事务。

15世纪时，国民会议由当地全体市民组成。有调查报告声称，这种风俗符合我们先辈的大众精神。那时的官员由全体市民选举产生，他们需要不时地与市民商议政事，并对市民负责。直到17世纪末，这种制度还在某些地方实行着。

然而到了18世纪，国民会议的成员已不再是全体市民。它采取了一种代议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国民会议已不再由市民选举，亦不再听取市民的声音。贵族成了国民会议的主体，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个人的身份、权力而入席会议；另一些则受行会或团体委派，在其授权下代表该群体的利益。

自此以后，特权显贵在国民会议中的人数迅速增加，行会代表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只剩下团体代表留了下来。这也就意味着，此时会议之中只有贵族与资产阶级，而不再包括手工业者。与我们所以为的不同，市民们不会再受到那种徒有其表的自由的愚弄，他们不再关心城市中的各项事务，而只如局外人一般将自己的生活局限在家庭中。那些官员们想在民众心中唤起其对城市与国家的热爱，他们想重现中世纪时因这种热爱而造就的种种奇迹，然而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人们对此毫不在意，即便对那些攸关城市利益的重大事项也漠不关心。有些地方的官员想要维持自由选举的假象，便会劝说人们去选举投票，然而民众即便参加了也只会投弃权票。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实在是屡见不鲜，自奥古斯都至今，几乎所有最初想维系表面自由的统治者最后都亲手摧毁了自由。他们想凭此将专制强权与受公众认可的道德力量结合在一起，但所有这些尝试几乎均以失败告终。如果不给人民真正的自由，人民是不会被假象长期愚弄的。

路易十六在位时期，公民的自由仅流于表面，而没有真正的自由权。

所以18世纪时，法国各城市的自治政府都沦落为小型的寡头集团。一些家族承揽城市全部事务并避人耳目地谋求私利，完全不对市民负责。这是一种疾病，而它传染给了全法国所有的地方行政机构。所有总督都认识到了这种疾病，但他们想到的唯一的治疗方案就是让地方权力尽可能地集中于中央政府。

然而一切早已病入膏肓。[5]尽管御前会议不断给各地城市政府下发法令，责其彻底修订行政法规，但与此同时，御前会议又听任各地总督的建议，在不做调查的情况下独断地制定各种规定，推翻或破坏各城市原有的法规。对此，各城市的居民有时会毫不知情。

对于上面这种情况，某城市的居民曾这样说：“这样的措施让本市每个等级的公民都震惊不已，没人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如果没有御前会议依据总督的报告而下达的命令，各城市不得设立关卡、不得征税、不得抵押或出售资产、不得提起诉讼。所有的城市公共工程都要按照御前会议决定的方案和预算进行。总督或总督代理负责工程招标，政府委派的工程师或建筑师主持工程。那些相信这些都是今日法国才有的新事物的人，对此一定会大为吃惊。

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管理的影响远超过上述范围，它具有的权力要远超过其权限。

在18世纪中期由财政总监写给各省总督的一份通告中，我找到了这样一段话：“你们必须仔细留心城市议会中发生的每一件事，然后将它们毫无错漏地写在报告中，包括议会的各项决策内容以及你们的意见，并迅速递送我处。”

通过总督与总督代理的通信，我们看到政府实际上正事无巨细地操控着城市的一切事务。所有事项都要征询总督的意见，而他也确实对所有事情都有其来自中央政府的坚定主张，甚至像节日庆典这种事情也包括在内。有时，总督会亲自主持公共娱乐活动，下令每家每户都张灯结彩。曾有一位总督处罚了一个议会团体成员二十里弗，只因为该成员在唱赞美诗时缺席。城市官员人微言轻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他们之中有些人致信总督说：“阁下，我们以最谦卑的姿态恳请您赐予我们仁慈与保护，我们定将不负恩泽，竭尽全力地服从阁下的一切命令。”另有一些自称为本城贵族的人给总督致信道：“尊敬的阁下，我们从来不曾违逆过您的意志。”

城市的精英要自治，城市的居民要自由，而这就是他们所做的准备工作。

倘若城市能通过将自治权完全交予中央政府来挽救自己财政状况的话，那也算是有失有得，然而情况却并不是这样。有人认为，如果没有中央集权，城市早就灭亡了。对此我不置可否。然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18世纪的中央集权政府根本无法阻止城市走向灭亡。那个时代所有的行政管理都混乱不堪。

若我们将视角从城市转向农村，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权力与管理方式，但它们也同样依附于中央政府。[6]

我手中有很多资料可以证明，在中世纪时，每个村庄的居民都曾组建过独立于领主的团体。领主可以利用、监督并统治这个团体，但这个团体的某些财产则为自己所有，团体首领由成员选举产生，并以民主方式进行管理。

这种古老的教区制度，在所有经历过封建制及法律中还有封建残余的国家中都能找到。在英国，它随处可见；在德意志地区，直到六十年前它还十分盛行，腓特烈大帝的法典就是明证。在18世纪的法国，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残留的遗迹。

当我从某个总督辖区的档案开始研究旧制度下教区的管理状况时，我惊讶地发现，这些如此贫困且遭受奴役的社区，竟有很多曾让我印象深刻的美国乡村特征，我曾认为那些特征乃是新大陆所独有的：两者都没有常设的代议机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议会；两者都是在作为整体的社区领导下，由独立的官员分别管理；两者都不定期地举行全体会议，所有居民共同选举出行政官员，并对重大事务做出决定。总之，这两者是如此相似，就像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那样相似。

尽管两者的命运截然不同，但事实上它们的起源却完全一致。

由于远离封建制度，拥有绝对的自治权，中世纪的农村教区在新英格兰摇身一变成了市镇。法国农村虽也脱离了领主，但仍受到国家的强力控制，于是它们就变成了下文描述的这个样子。

在18世纪，法国各省农村教区官员的数量与头衔都不尽相同。旧时的档案资料显示，当一个地区的生活呈活跃态势时，该地区的官员数量就会增加；反之，当该地区生活陷于停滞时，官员的数量就会减少。在那个时代，大多数教区的官员只有两类：一类是税务官，另一类被称为理事。这些官员通常由选举产生，至少被认为如此，但他们早已沦为国家的工具，而不再是教区的代表。税务官遵照总督的直接命令征收人头税，理事在总督代理的日常领导下代表后者处理各种公共及政府事务。当需要处理自卫队、公共工程及一般法令执行等事务时，他们就是总督代理的首席代表。

在所有富人都离开农村后，农村就只剩下那些无力致富的穷苦之人。

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那样，领主不再以任何方式参与政府的管理事务，他既不参与监督，也不参与协助。过去他曾靠参与这些事情来维护自己的权力，然而随着其权力被逐渐削弱，他觉得已无必要再涉入其中。因此，如果有人邀请他参与行政管理，他反而会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侮辱。虽然领主已不再统治教区，但他在这里的存在以及他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严重妨碍着教区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机构，以取代过往的领主统治。领主的身份是如此与众不同且与百姓毫无关系，他可以肆意削弱甚至破坏教区里一切法规的权威。

因为领主的这种品行，几乎所有富有而有教养的居民都陆续迁往城市，对此我在后文将有详述。这样，教区内除了领主就只剩下一群粗鄙愚昧的农民，而这些人完全没有能力管理公共事务。杜尔哥对此有十分正确的评价：“在教区中只有茅屋和像茅屋一样消极被动的居民。”

人们对教区税务官和理事的投诉，抱怨他们无能、懒惰又愚蠢的文字在18世纪的行政公文里随处可见。总监、总督、总督代理乃至贵族对此都十分不满，然而他们之中却无人去探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直到大革命前夕，在法国农村教区的管理制度中，仍然保留着一些具有中世纪特征的民主形式。当需要选举行政官员或对某一公共事务进行讨论时，教堂的钟声便会将居民召集到教堂门口，居民无论贫富皆有权参加。尽管在这样的会议中既无协商也无投票，但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看法；他们还会为此特别请来公证人，整理这个露天论坛中的种种发言，并将之写入会议记录中。

这种自由只有空洞的外表，它远不是那种可以被视为权利的、具有真正内涵的自由。如果将这两种自由加以比较，我们就能在农村教区的管理制度中窥见，当最专制的政府想采用某种最民主的形式时，那种在压迫百姓的同时还要显得事不关己的姿态是何等的荒谬而可笑。尽管教区居民能够在这样的民主会议上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和城市政府一样，教区的会议没有按自己意志行事的权力。甚至如果没有得到允许，这样的会议都不能召开，只有在得到总督的明文批准后，用当时的说法叫“悉从尊意”，教区居民才能聚在一起开会。即便在会上居民能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也做不了任何事情，除非得到御前会议的许可，否则任何收售、租借或申诉都是禁止的。哪怕是要修补被大风刮坏的教堂房顶，或是重建神父住所倒塌的墙壁，都要获得御前会议的同意。全法国的所有教区，不论离巴黎是远是近，都必须服从这种规章制度。我甚至曾看到材料，上面记载着某教区为获得二十五里弗的支出权而向御前会议递交许可申请。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居民仍有选举权来选出他们自己的官员，但实际上，总督会为选举团指定候选人并使其全票通过。或者，总督也可以撤销居民自发选举的结果，亲自任命税务官与理事，同时无限期地中止一切新选举。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

因此，再也没有什么人的命运如地方官员那样悲惨了。总督代理，作为中央政府最底层的代理人，可以随意使唤他们。他常常会对他们处以罚金，甚至将之关入监狱。其他国家依然具有保障公民免受专横迫害的法律，但在法国却没有。在1750年，有一位总督说：“为了让一些社区承担骑警队的费用，我下令将几个社区的负责人逮捕入狱，只此一招，他们就被轻易制服了。”因此，教区的官职在人们看来已不再是荣誉，反而是一种负担，为了避免被任命，他们想出了种种对策。

尽管如此，对于农民而言，旧政府在教区留下的残迹仍然十分珍贵，即便到了今天，农民唯一能真正理解的公共自由，便是教区自由；农民唯一感兴趣的公共事务，也是教区自由。有人能心安理得地将国家的所有事务交予一个独裁者管理，却因不能在教区议会中自由发表意见而愤怒不满——这种最为空洞的形式竟然还有如此大的影响！

以上所讲的关于城市和农村教区的情况，几乎同样适用于当时任何独立的集体或团体。

法国如今的情形和旧制度时期别无二致：任何城镇、乡村、收容所、工场、修道院及学校，都不得以自己的意愿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得按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法国政府监护着每一个法国人，过去如此，今天亦然。尽管“蛮横”这个字眼当时尚未造出，但事实上它却早已存在。

第四章：行政法院与公职豁免权来自于旧制度

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法国这样使普通法庭如此独立于政府，也没有哪个国家如法国这般频繁地使用特别法庭。这两点之间的紧密关系远超人们的想象。在法国，国王无法操控法官的命运，国王无权对法官予以撤职、调离或提拔，这也就意味着国王无法使用任何威逼利诱的手段来笼络他们。很快，国王便意识到法官的这种独立性严重妨碍着自己的意志。在这种独特的局面下，为避免让普通法庭受理涉及王权的案件，国王在普通法庭之外另设立了专为国王个人服务的特别法庭。在臣民看来，特别法庭仍具有公正的外表，但国王明白其真正作用是使自己免受审判。

在某些国家，如德意志的一些邦国，普通法庭从来不会像法国那样独立于政府，因为这些国家的国王拥有足够的权威控制法官，所以他们无须像法国国王那样采取措施，不用设立特别法庭、行政法院，更无须派遣专员。

如果愿意细心阅读一下在旧政体最后一个世纪里法国国王颁布的敕令与通告，并比照同一时期御前会议发布的法令，读者就会发现，中央政府每做出一项决议后，都会规定该决议可能引起的任何争议或诉讼均需交由总督及御前会议处理。常见的行文范例是这样的：“此外，国王陛下下令，在执行命令及其附属条款过程中，如若引起任何争议，均需交由总督及御前会议裁决，禁止普通法庭或法官受理。”

对于那些未采取这种防范措施而按照法律与惯例处理的案件，御前会议会采取一种被称作调案的程序进行干预，将涉及政府利益的案件从普通法庭夺回来自行处理。在御前会议的登记册中，充满了使用这种调案程序的命令记录。于是，例外变成常规，事实化为理论。虽然没有被确立为成文法，但它在所有法律执行者的心中形成了一种观念：普通法院只能裁决有关私人利益的案件，不能受理任何涉及公共利益或政府法令的案件。对于上面这种情况，除了形成一种观念，没有任何人做任何事，这就是旧制度的体现。

因此，在那个时代，凡是关于税务问题的诉讼一律交由总督及御前会议审理。同样的，对公共交通运输、交通治安、公路路政等事务的诉讼处理也都归总督和御前会议。总而言之，所有涉及政府的诉讼均由特别行政法庭审理。

总督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这种特别司法权不断扩大。一方面，他们会提醒财政总监，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敦促御前会议。在官员们启动调案程序的诸种理由中，有一个可以被视作典型：“对于违法行为，普通法院必须根据既有法规予以制裁，但御前会议永远有权出于现实目的或利益而违反既有法规。”

因为这样的一种原则，总督与御前会议经常会处理许多和行政关联甚小或无关的案件。比如，曾经有一位贵族与其邻居发生争执，该贵族不满于法官的判决，于是要求御前会议调案干涉。对此，有总督评论道：“这个案件所涉及的仅为个人权利问题，完全可由普通法院进行裁决，但是否这样做的决定权在国王手中，国王有权裁决任何案件并无须说明理由。”

对于那些以某种暴力方式扰乱社会治安的平民，总督或骑警队队长总会出面调案加以处理。比如，那些因为粮价过高而导致的暴乱或骚动，便是通过调案方式得以解决。总督会择定一定数量具有大学学位的知识分子，将他们组建成一个类似于省临时法庭的机构，以审理刑事案件。我曾见到过该机构的档案文件，在判刑方面，很多人会被处以劳役甚至死刑。直到17世纪末，全国仍有很多刑事诉讼是由总督进行审理的。

路易十五在位时期的特别法庭，在这里国王有权裁决任何案件。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行政法规取得了很大进步，近代法学家对此确信不疑，他们认为：“从前的司法权和行政权总是混在一起，自大革命之后，人们便将之区分开来，使之各司其职。”想要充分地认识这种进步，我们一定要记得，在旧制度时期，司法权虽然总是不断地越过其本有权限，但在其权责范围内，它也从未做好本职工作。对于这两点，如果只看到其中一点，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就会是片面且错误的。政府有时会让法庭制定行政规章，有时又会禁止法庭处理个人诉讼，前者无疑超出了法庭的权限，后者则明显使法庭无法履行职责。在大革命之后，我们确实纠正了旧制度下的这种不适当的做法，将司法权从行政领域分离出去，然而对于政府不断介入那些天然属于司法领域的行为，我们却仍然视而不见。须知不论是司法干涉行政，还是行政干涉司法，哪一种权力的混乱都会给社会带来危险，而后一种造成的危害可能更甚：司法干涉行政仅会对政府工作效率造成影响，行政干涉司法则会腐蚀人性使其堕落，并使人们在响应革命的同时又卑躬屈膝。

在过去六十年法国永久确立的九部或十部宪法中，有一部做了明文规定：未经事先授权或批准，普通法院不得起诉或审讯任何政府代理人。这一条款十分精妙，以至人们在废除这部宪法时，小心翼翼地将之从废墟中发掘出来并细心保存，使其免遭大革命毁灭。大革命之后，政府的官员们习惯上将该条款赋予他们的特权称为1789年的伟大成果。然而他们错了，事实是，旧制度下的旧政府和今天的新政府一样，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官员，使他们免于像普通公民那般，在法庭上陷入为自己罪行辩解的尴尬境地。新旧政府之间唯一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大革命之前，旧政府只能借由不合法的专横手段来包庇官员；大革命之后，新政府则给予官员合法的权力来违反法律。

在旧制度时期，法院若向任何一位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发起诉讼，御前会议便会下达一道命令，称法官不得受理被告案件，被告将交由御前会议指定的特派专员进行审理。正如当时一位行政法院的官员所写的那样，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不让法官对被起诉的官员产生偏见，进而质疑国王的权威。这类调案并不罕见，它们每天都有，其相关者既可能是中央政府的要员，也可能是地方政府的代理。只要能与政府有哪怕丝毫的关系，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除了忌惮政府。曾有一个由桥梁与公路工程局指派的监工，在其监管劳役期间遭到了一个农民的指控，控诉缘由是农民声称自己受到了虐待。御前会议介入其中并进行调案，总工程师在致信总督时这样写道：“尽管这个监工的所作所为确实应该受到谴责，但这件事不应该交由普通法庭处理。对于桥梁与公路工程局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让普通法庭听取或受理任何役工对劳役的诉讼，否则先例一开，对有关官员的诉讼就会没完没了，继而严重影响公共工程的进展。”

还有一个案例，有一个政府承包商从他的邻居那里拿了一些物资，对此，总督亲自向财政总监递交报告说：“将政府承包商交由普通法庭审判这件事，对政府利益可能会造成的危害简直难以想象，因为普通法庭的办事原则和政府向来是不相容的。”

这段话正好写于一个世纪之前，然而读起来却像是出自当今的政府官员之手。

第五章：中央集权如何进入并取代旧政权，却没有将之摧毁

现在，让我们对前面三章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在王国的中心，一个机构掌管全国行政，一位大臣承揽全国事务；在其他省区，一个官员统领全部事宜，除了获得批准方能行事的部门外，没有任何附属行政机构；一种特别法庭审理所有与政府有关的案件，并保护所有政府官员免受法律问责。

这不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央集权吗？虽然在很多方面它不如今天这般明确、规范及稳定，但其本质全然一样。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央集权未曾再增添或减少其他什么重要内容，只要把它周围的东西除去，就会发现它从来没有变过的本来面目。[7]

对于我刚刚描述的这种制度，后来的模仿者数以百计，但在那个时代，这些特征都为法国所独有。很快，我们就将看到这些特征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影响。

然而，在旧制度的废墟中，新制度是如何在法国确立的？

这项任务需要耐心、智慧与时间，仅靠武力和权力无法使其成功。在大革命爆发时，与其说法国旧制度的大楼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毋宁说人们是在其已有的基础上建造了新的大厦。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旧制度下的政府是依照某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来进行这项艰巨的任务的。推动政府这样做的是一种本能，这种本能会引诱任何政府去获得可以掌控一切的权力，尽管政府及其官员不尽相同，但这种本能却不曾改变。那些属于封建制度的古老称谓与荣誉被完好地保留下来，但其实际权力却被慢慢蚕食殆尽；人们仍保留着自己的地位，但已被引离权力的核心。这种追求权力的本能利用这些人的懒惰与自私，悄悄占据他们的位置；它对旧制度中的一切弊病不仅不予纠正，反而利用并取而代之。最后，所有的旧势力几乎都被清除干净，总督成为唯一的政府代理人，而总督这个头衔，在旧制度诞生之初还不曾存在。

司法权是挡在中央政府掌控一切权力面前的唯一障碍，不过对此，它也最终掌握了权力的实质，并只给它的反对者留下一道权力的虚影。中央政府并未将高等法院从行政领域里排除，相反将它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并使自己的势力在其中不断扩大直至几乎全部占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在饥荒时期，法官们的雄心会被激愤的民众唤醒，中央政府便会做顺水人情，让法院暂时管理一些事务，以此引发一些风波，使之在历史中回荡。不久之后，中央政府便会悄无声息地再次将暂存于法院的权力收回，并暗中重新把所有的人及案件控制起来。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高等法院针对王权的反抗与斗争，我们就会看到其内容基本集中在政策制定而非政府行政方面。双方争执的焦点往往是新的税法，由此可见法院与政府争夺的并不是行政权，而是立法权，尽管两者对此都无权占有。

这种斗争随着大革命的不断临近而越发频繁。民众的愤怒逐渐过激，高等法院因而更多地插手政治领域；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和它的代理人在处理事务的经验与技巧方面也越来越丰富而老练。高等法院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与其称之为行政机构，不如说它像古罗马时期的保民官。

即便到大革命结束后，法国新政府仍保持着旧政府独揽大权的做法。

时代的发展不断为中央政府拓展新的行政领域，而缺乏灵活性的法院完全跟不上政府的脚步。无先例可循的新案件层出不穷，法院对此已无能为力。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亦在不断地创造新的需求，而每一种新需求对中央政府而言都意味着一种新权力，因为除了它，没有任何其他机构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就行政范围而言，法院总是固定不变，而政府则是灵活多变，并且后者还会随着文明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大革命爆发在即，法国人的精神世界开始地震般地震颤，无数的新思想从中迸发并广泛传播，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被大革命推翻之前，它与它相关的事物都在不断地完善和进步，这一点在中央政府留下的档案资料中显得尤为突出。同样是总监与总督的职务，在1740年和1780年这两个时间点，已有了天壤之别——政府已被改造一新。政府官员的职务未变，但他们的精神已不同于过往。随着政府的管理领域不断扩大，它也变得更加规范而开明；其管理手段也变得更加温和，压迫逐渐转变为引导。

大革命最初的功绩是摧毁了这个庞大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后者于1800年又死灰复燃。虽然人们常说1789年的行政原则在当时及后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事实恰恰相反，取得胜利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并自那时起一直存留至今。

旧制度的这些内容是如何完好无损地与新社会融为一体的？如果有人这样问我，我将回答：中央集权从未被大革命摧毁，相反，中央集权正是大革命的根本与特征。我还要进一步补充说，人们在摧毁贵族统治的同时也将自己推向了中央集权。对于这样的趋势，推动要比抑制容易得多。当所有的权力都倾向于统合为一时，只有强大的腕力才能使其保持散乱。

民主革命确实摧毁了很多属于旧制度的体制，但它巩固了中央集权，所以在这个由革命造就的新社会中，中央集权很自然地找到了属于它的位置，而人们也心安理得地认为它是大革命的伟大成就之一。

第六章：旧制度下的行政管理

旧制度时期在政治制度及官员行政方面与如今竟然毫无二致，对于这一点，任何人只要读过旧制度时期总督与其上级和下属的通信，都会震惊不已，仿佛大革命的鸿沟对他们之间的联系没有任何意义。

在我看来，服从他们统治的人民也是一样，确立法律对人们精神的影响从未如此明显。

大臣们已经在内心萌发出这样一种愿望：在巴黎监察并处理全法国一切事务。这种想法随着时代发展与行政管理的完善而逐渐增强。在18世纪末，即便要在最偏远的地方建立一处慈善工场，开支明细、规章制定、地址选择等事项也要由总监亲自监管。如果建办收容所，则所有被收容的乞丐的姓名以及住进和离开的准确时间，也必须翔实地向总监报告。18世纪中叶，达尔让松先生这样写道：“大臣们需要处理的琐碎事务简直无穷无尽。没有他们，无一事可成；有了他们，则事事得办。如果他们的权力所及已超出其知识范围，他们便不得不将事务交由专员办理，于是这些专员就成了真正掌握权力的人。”

总监从不满足于正常的事务汇报，他要的是关于每个公民个人的最详细而琐碎的报告。这一要求通过总督传达给总督代理，于是总督一字一句地向总监报告他从代理那里获得的情报，仿佛他亲自调查过这些情况。

为了能身在巴黎而操控全国，管理各地事务，无数种监察手段被发明出来。书面文件堆积成山，致使行政程序异常迟缓。很多教区会向中央政府申请重建教堂钟楼或修缮神父住所，但我从未见过这种请求能在一年之内得到批准，一般都需要两到三年。

对于这一问题，御前会议也有所觉察，1773年3月29日的一项法令中这样写道：“行政手续的烦琐确实会无限期地拖延事务，也确实会招来最合理的怨言，但行政手续绝不可免。”

我曾以为沉迷统计是我们当今的政府官员独有的嗜好，然而我错了。在旧制度末期，总督代理与教区理事会将辖地事务填写在一张印刷好的报表中，并将报表呈送总督，总督再将之呈送总监。这张报表详细记录了总监要求汇报的土地及耕作情况，农产品的种类与产量，家畜数量，工业状况以及生活风俗。在相似的情况下，今天的省长或市长可以获得同样详尽的报告，不过两者同样都不可靠。在报表中，总督代理对其所辖居民往往会给出不好的评价。

他们经常这样评价当地居民：“农民懒惰成性，若非生计所迫，他们根本不愿干活。”这种消极的经济生产观点在当时的行政官员群体中相当流行。

两个时代在行政上的相似还体现在语言及措辞上——不饰文采，含混不清，毫无气力，就像流水账一样。在千篇一律的平庸中，我们看不到撰文者的个人面貌。如今的省长与过去的总督所写的文字几乎没什么区别。

然而在18世纪末，因为狄德罗与卢梭的作品广为传播，其语言风格深入人心，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语言，其多愁善感的文笔甚至出现在了行政和金融领域的文件中。过往枯燥乏味的行政文风倏然一变，变得温柔而感人。比如，有位总督代理在向巴黎总督抱怨时说出了这样的话：“他在履行职责时经常会感到一种强烈的痛楚，这种痛楚刺伤了他那充满怜悯的心灵。”

那时的政府也像今天的政府一样，会向各教区发放慈善赈济，条件是当地居民也要捐赠一部分。如果捐赠的数额充足，总监就会在赈济清单的空白处写一句“好，很满意”；如果数额远超预期，则会写“好，十分满意并且感动”。

当时的行政官员基本都是资产者，他们构成了资产阶级，形成了本阶级特有的精神、传统、道德、荣誉和自尊。他们相当于新贵族，这一群体已然成形并且生机勃勃，只待大革命爆发，他们便能登上独属于自己的舞台。

对于当时的法国政府而言，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贵族，任何意图脱离政府掌控并从外部对公共事务加以干涉的人，都是政府强烈仇恨的对象，这已成为当时法国政府的一大特点。即便是最小的独立团体与自由结社，政府都会对之产生惧怕及厌恶的情绪。政府允许存在的，只有那些由它亲自主持并挑选成员的社团。即便是大型的工业公司也不能让政府满意。总而言之，政府不允许任何公民以任何方式干预政府事务，它宁可变得贫乏无力也不要竞争。然而对于承受奴役的法国人，政府还是会给他们一些安慰，好让他们稍微体验一下放纵的快感，于是政府允许人们随意讨论宗教、哲学、道德甚至各种普遍而抽象的政治理论。只要人们不对政府哪怕最底层的小官有丝毫的批评指责，政府便很乐意容忍人们去攻击当时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即便是讨论上帝也无所谓，因为政府认为这些与自己毫无干系。

启蒙思想家的进步思想为大革命的爆发做足了准备。

18世纪的法国报纸在当时被称为“公报”，其刊载的多为四行诗而非辩论性的文章，然而政府仍然会对这未成气候的力量嫉羡不已。在出版领域，政府对书籍很宽容，对报纸却十分严苛。因为无法专横地将报纸予以取缔，政府便试图将之纳入麾下为己所用。我找到了一份路易十五1761年发送给全国各地总督的通告，通告宣布国王决定将《法兰西公报》交由政府全权监管。“陛下希望它可以成为一份充满趣味的报纸，并确保它超越其他报刊。因此，你们需要记录辖区所有能引发公众兴趣的事情，特别是关于自然科学及博物学的趣闻，并定期递交简报。”该通告还有附页，称与将被取代的旧报纸相比，新报纸的更新周期更短，内容更丰富，同时定价也更低。

总督接到这一通告后，便写信要求总督代理照此执行，但代理们最初却回复称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呈报的趣闻。大臣因此发出第二封信，严厉斥责这些省区官员的无能，并强调：“陛下责令我通知你们，对于陛下的旨意，你们必须严肃对待，并向你们的代理下达最明确的命令。”总督代理们于是行动起来：有的报告说一个偷运私盐的走私犯在被处以绞刑时表现出很大的勇气，有的报告说一位产妇生了三胞胎女婴，还有的报告说他们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但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更有报告说自己已尽其所能却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汇报的事情，但他会订阅这份如此有用的报纸，并推荐给所有有教养的人士。不过所有这些努力似乎都收效甚微，正如大臣在另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国王陛下不辞辛劳亲自了解各项措施的细节，希望这份报纸能办得更好，以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和荣誉。然而实际情况如此与国王的意愿相左，陛下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可见，历史是一座美术馆，这里没什么真品，到处都是伪作。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认识到，法国政府从未模仿过那些南欧政府，后者对一切的控制似乎只会使一切化为废墟。法国政府对于自己的事务总是有充分的认识，并常常表现出惊人的行动力，只不过这些行动往往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因为它总想去做那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甚至是任何人力都无法控制的事。

对于那些必须依靠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的改革，法国政府很少会去做，即便去做了也会很快放弃，它只会不停地修改某些规章或法律。在它控制的领域，任何事物都得不到哪怕片刻的安宁。新规则制定与变更的速度令人诧异，下层官员出于对上级的服从往往会感到不知所措。地方政府的官员向总监抱怨中级立法的效力是如此不稳定，“仅是财政条例的频繁变更就足以让一个终身任职的政府官员耗尽他的全部时间，他不得不研究各种新出台的政策，而无暇处理他本职的日常事务”。即便法律不变，法律的执行方式也会随意变化。除非看了旧政府的行政机构留下来的机密档案，否则人们很难想象当时政府的工作状态，以及到最后法律竟可以被轻视到怎样的地步，甚至连执法者对之都毫不在意。这一切都是因为那时没有政治议会或报纸进行监督，大臣及其僚属在各项事务中的胡作非为、独断专行与反复无常均不会受到任何约束。

御前会议的法令几乎都会援引新近制定颁布却没有得到执行的法律。国王下达的敕令、通告和诏书等虽然都被郑重地登记在册，但在执行过程中却会发生无数次的变更。通过总监与总督之间的通信，我们会发现，政府总会批准那些和自己颁布的法令相互冲突的特例。政府确实很少违背法律，但它会依据需要，任意曲解法律的内涵，以方便自己行事。

在一封总督写给大臣的信中，谈到了一个政府承包商希望免交市场税的事情，信中写道：“如果按照我之前援引的敕令和规定，毫无疑问，王国之内所有人都必须缴纳这些税款。但是熟悉法律事务的人都明白，尽管这些强制性的法规及其相应处罚一样，是在与税法有关的种种敕令与通告中明文规定的，但它们从来不会妨碍我们去批准例外的情况。”

这就是旧制度的本来面目：强硬、死板，却无人严格执行。

如果有谁想要以考察法律的方式来对那个时代的政府做出判断，那这个人就会犯下最为可笑的错误。看看我找到的一份国王在1757年颁布的通告，上面声称任何人若创作或出版有违宗教或现行制度的内容，包括售卖这些内容的销售商在内，将一律被判处死刑。如此看来，我们难道回到圣多米尼克的时代了吗？正相反，那个时代正是伏尔泰名震欧洲的时代。

常有人抱怨法国人对法律不够尊重。唉，他们何时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呢？实际而言，在旧制度时期，人们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法律这种概念。每个请愿者都要求能被法外施恩，其态度就好像要求别人遵守法律一般，他们这是在要求用法律反对法律。民众仍然完全臣服于政府，但这种臣服源自习惯而非意愿。如果人民因某种原因被唤醒，那么即便是最微小的刺激也会立即将人民导向暴力，而镇压人民的也从来都是暴力与专权，而非法律。

18世纪的法国中央政府尚未建立其后来才有的那种健全而强大的体制，但它已经摧毁了中央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所有的权力机构，并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空白。因此，从公民个人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已然是社会机器的核心，是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唯一的代理人。

伏尔泰是法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被誉为“欧洲的良心”。

对于上面的观点，那些诋毁旧制度政府的文章便是最好的证明。大革命前夕，在各种潜藏已久的隐患开始露出苗头的同时，各式各样的关于社会与政府的新理论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改革者虽然各有其目标，但他们达成目标的手段与方法却是一致的：借由中央政府摧毁现有的一切，并按照自己设计的方案重造整个国家。他们每个人都明白，只有中央政府能完成这个任务。他们主张国家的力量应如其权力一般不受任何限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恰当使用这种力量。异常迷恋贵族特权的老米拉波曾毫不遮掩地将总督称作僭越者，并声称如果所有法官都交由政府任命，那么法庭不久便会成为特派专员的贼窝。然而正是这样的政府获得了这位贵族的全部信赖，并使后者相信其幻想唯独通过它才能实现。

这些思想并不只是书本上的理论，它们渗入了每一个人的头脑中，与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习俗融为一体。它们无处不在，影响着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人们普遍认为，任何重要的事务如果没有国家政府的介入，便绝对不会成功。

就连那些最讨厌政府指手画脚的农民也相信，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得到改进这件事上，政府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它没有提供足够的建议及帮助。曾有一个农民给总督写信，其语气之愤怒仿佛已预示了大革命的来临：“政府为什么不派遣巡查员，每年在各省巡视农作物的状况，教导农民应如何改进耕作的方法，如何管理、喂养、售卖牲畜，并告诉他们在哪些市场能卖出好价钱？政府应该给这种巡查员支付丰厚的薪资，并给那些获得最好收成的农民颁发荣誉奖章。”

巡查员和荣誉奖章！这些是英国萨福克郡的农民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

许多人认为，如今只有政府才能维护公共秩序。骑警队变成了一种唯一，它是人民唯一害怕的，也是有产者唯一信任的。对两者而言，骑警队不仅维护着秩序，更是秩序本身。吉耶纳省的省议会有言论说：“即便是最为叛逆的人，见到骑警队也会乖乖就范，对此人们有目共睹。”因此所有人都希望能有骑警为其驻守家门，这类请求在省区档案文件中随处可见。似乎没有人认识到，那些躲藏在护卫者身后的正是护卫者的主人。

大革命前期的警卫队既维持着旧社会的秩序，也维持着旧制度的不公。

一些法国的流亡贵族逃到英国后，最令他们吃惊的就是英国没有这种自卫队。他们在为此惊讶的同时也对英国表现出蔑视。这其中有一位贵族，他虽然德才兼备，但其所受的教育仍不足以为他亲眼目睹之事做好思想准备，他写道：“英国人在遭到抢劫后竟然会庆幸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法国那样的骑警队！这种想法如此让人难以理解，却千真万确地存在！他们对任何扰乱治安的事情都会心生愤怒，却会因看到破坏分子刑满释放重归社会而感到欣慰。他们认为法律高于一切。”他接着说：“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错误的想法，一些明智之人就持相反的观点。长远来看，终究是明智者会占上风。”

英国人的这些奇怪言行或许与其自由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但这位流亡贵族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更愿意用科学的理论对此加以解释：“英国的气候十分潮湿，人们吸入的空气缺乏活力，这让英国人的性格变得沉闷阴郁。所以英国人很喜欢严肃的事物，并对治国之道有一种天然的兴趣。法国人对此则毫不在意。”

既然政府已经取代了上帝，那么当人们出现需求时，自然要向政府索要。于是，情况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数不尽的陈情书以公共利益为名来处理个人的琐碎事务。这些陈情书会被装进文件箱中，或许只有在这些箱子里，旧制度社会中的各个阶层才能汇聚在一起。这些陈情书读起来会让人心感抑郁：住房或牲畜遭受损失的农民要求赔偿，想要赚取更多利润的有产者要求准许他们开发土地，想要避免竞争的工业家要求获得特权。更为常见的是制造商向总督抱怨市场不景气，要求救助或贷款。对此，政府似乎还专门设立了一项基金。

有时，贵族也会成为主要的请愿者，尽管他们在请愿时态度依然傲慢，但除此之外，他们与别的请愿者没什么区别。二十分之一税是他们请愿的主要事项。根据总督的汇报，御前会议每年会制定贵族所应纳税的额度，而贵族则会写信给总督，请求延期或减免。这类陈情书我读过很多，书写者基本上都是有封号的贵族，并且不少都是大领主，请愿的理由往往都是收入不足或收成欠佳。一般情况下，贵族对总督的称呼是“先生”，但在陈情书中，他们会像资产阶级那样称呼总督为“阁下”。穷困与傲慢在写满请求的纸上以一种可笑的方式混合在一起。曾有一位贵族在寄给总督的信中这样写道：“想象一个贵族竟要同一个平民一般被课以二十分之一税并且分毫不差，您那仁慈的心如何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18世纪是一个饥荒频发的时期，当食物出现短缺，人们只会向本省总督求助，仿佛只有他能为大家提供粮食。事实确实如此，任何人的任何困难最终都会被归罪于政府，就连像气候异常这种无法避免的灾难也全是政府的错。

我们无须对中央集权在19世纪初法国的轻易复兴感到丝毫惊讶。1789年间的法国人摧毁了这座大厦，但它的基底却完整地刻印在那些破坏者的心中；正是凭借这一基底，中央集权才能在瞬间重建，并且比以往更加牢固。

第七章：不同于欧洲各国，法国为何使其首都获得远超外省的地位，并汲取整个国家的精华

在一个国家里，决定首都比其他地区更具政治优势的，不是地理位置、建设规模或是经济财富，而是政府的性质。

以英国伦敦为例，其人口约等于一个小型王国，但对大不列颠的命运而言，它从未产生过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同样的，也没有一个美国公民能想象仅凭纽约人就能决定合众国的命运；甚至纽约州的公民也无法想象，仅凭纽约市的单独意志就可以决定整个州各种事务，尽管今天纽约的居民数量与大革命爆发时巴黎的居民数量大致相等。

即便是巴黎，与王国的其他地区相比，其人口在宗教战争时期和在1789年时也几乎一样，但在16世纪，巴黎却不能独自做出任何决定。在投石党运动时期，巴黎不过是法国最大的城市；然而到了1789年，巴黎已然成为法国本身。

早在1740年，孟德斯鸠就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法国，只有巴黎和一些偏远的外省，而这些外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巴黎还没来得及吞噬它们。”1750年，前文提到过的米拉波侯爵也曾未指名地谈到巴黎，他说：“首都诚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头脑变得过于庞大，身体便会中风，这样一切也都将走向死亡。同样的，如果将外省降级为一种直接依附中央政府的地位，将外省人视作二等公民，不给他们任何功成名就或是谋求生计的门路，同时又将所有人才都吸引到首都，这样做会引发怎样的后果？”米拉波将此称作一种暗潜的革命，它从外省夺走了所有领袖、商人以及所谓的有识之士。

对于这种现象的成因，认真的读者已经通过前面几章有所了解，这里不再赘述。

虽然政府也觉察到了这场革命，但使它担忧的仅是其最浅显的表现——城市的扩大。巴黎城市规模的日渐扩大让政府感到害怕，它担忧自己能否管理好一个如此巨大的城市。在17、18世纪，国王们为阻止城市扩张颁布了大量敕令。他们一面想将整个法国的公共生活集中在巴黎及其近郊，另一面却想让巴黎始终维持在易于治理的较小规模。他们禁止新房屋的建造，如要建造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并且必须建在最不吸引人的地点。然而国王的敕令不断下达，巴黎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路易十四在其全盛时期曾先后六次试图阻止巴黎扩建，但都以失败告终。巴黎不断突破国王敕令的束缚向外扩张。相比于城墙的扩建，巴黎地位的提升速度更快，而使巴黎获得这种重要地位的因素，不在城墙之中，而在城墙之外。

与巴黎地位不断提升相伴随的，是法国各地自由权利的消失。独立生活的特征消失不见，不同省区的独特风貌日渐模糊，以往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也消弥殆尽。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国家变得衰弱，相反，变革运动随处可见，只不过所有运动的动力都只有巴黎这一个来源。在许多可以证明此观点的事例中，我仅列举出版事业这一项。从大臣的报告中我得知，在16世纪及17世纪初期，外省曾有很多大型印刷厂，然而如今则或者缺少工人，或者没有活儿干。和16世纪相比，18世纪末出版的书籍无疑要多得多，然而外省的印刷厂却一片萧条，这只能说明巴黎已然成为思想动力的唯一来源。巴黎吞噬了外省。

旧制度时期巴黎城区示意图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时，这第一场革命已经全部完成。

三级会议刚召开不久，著名旅行家阿瑟·杨格便离开了巴黎；他离开巴黎不过几天，巴士底狱便被攻占。他在巴黎与在外省的见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令他吃惊不已：巴黎是那么喧嚣热闹，政治宣传手册每时每刻都有新版问世，一周甚至可达九十二册之多，杨格声称他在伦敦从未见过如此的出版热潮；然而在巴黎之外，一切都死气沉沉——没有政治宣传手册，也没有报纸。其实这种沉寂只是暂时的，民众已被唤醒，只是尚未行动。他们有时会聚在一起，了解巴黎传来了怎样的消息。每到一处，阿瑟·杨格都会询问当地人打算做什么。

“所有的回答都是一个样：我们身处外省，必须观望巴黎。”杨格接着说道，“如果不知道巴黎在想些什么，他们甚至不敢有自己的主见。”

对于法国旧有的省区划分，包括那些比君主制还要古老的省区，制宪会议竟能轻而易举地将之废除，并将法国条理分明地划分为八十三个行政区域，就像在新大陆划分处女地一样，这着实让人震惊。

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让欧洲其他国家感到惊恐了，他们对此毫无准备。伯克评论说：“这是有史以来人们第一次用如此野蛮的方式分割自己的祖国。”然而这一过程虽看似是在分割活生生的肉体，实际上不过是在对尸体进行肢解罢了。

就这样，巴黎从城墙之外获得了绝对而无限的权力。同时，巴黎也完成了一个同样值得历史关注的转变——它不再仅仅是商贸娱乐之城，更彻底转变为工业制造之都。这种转变比前者具有更重要的全新意义。

这种变化其实由来已久。早在中世纪，巴黎便已经是法国最大、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城市。这一点随着时间越趋近代而越发明显。随着巴黎成为全国所有政务的中心，工业也同样来到这里。于是，巴黎逐渐成为时尚的典范与标准，成为权力与艺术的绝对中心，所有的国家活动都发端于此，工业生产也越来越集中在巴黎城墙之内。

虽然旧制度时期的统计数据并不可靠，但我有把握确定，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六十年时间里，巴黎的工人人口翻了两倍，而同时期巴黎总人口则仅增长了三分之一。

除了前文所讨论的普遍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十分特别的原因将工人从法国各地吸引至巴黎，这些工人逐渐聚集在一些固定区域，而这些区域最后也就变成了工人居住区。相较于法国其他省区，当时巴黎对工业在财政法规方面的控制力度要轻很多，同时从业人员在巴黎也更容易逃脱行会师傅的监管。巴黎的某些郊区，如圣安托万区和坦普尔区，在这方面具有相当的特权。路易十六对圣安托万区的这些特权做了扩充，以尽力让大量工人定居于此。这位不幸的国王在一道敕令中这样写道：“要确保圣安托万区的工人们能够获得我们全新的保护，以使其摆脱所有那些既损害个人利益又妨碍贸易自由的束缚及障碍。”

在大革命前夕，巴黎的工场、作坊和高炉的数量急剧增长，这最终让政府警觉起来，这种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其臆想出诸多恐慌。1784年，御前会议的一项法令这样写道：“为防止工业飞速发展导致木材过量消耗，影响城市生活的供应，国王下令，今后在城市方圆十五里内禁止建造此类工厂。”当时没有人觉察到，人口的大量聚集才是真正的危险。

就这样，巴黎成为法国的主人，它组建起一支军队，而这支军队不久之后就会成为巴黎的主人。

我认为，如今人们已经普遍一致地相信，正是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和巴黎绝对而无限的权力，致使过去四十年来政府不断垮台、政权不断更迭。我已简明地向读者指出，正是这两者使旧有的君主制以迅雷之势崩溃，同时又酝酿了第一场革命以及其他所有革命。

第八章：法国人彼此变得极为相似的原因

通过对旧制度下的法国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

在外表上，在旧制度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属于社会中上层、受人瞩目的人，他们彼此之间几乎完全是一个样子。

尽管如此，这个彼此相似的人群，仍然存在着各种将他们分成许多不同群体的小隔断。在每一个被隔断的领域里，又会出现一个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对其他群体乃至整个社会都不感兴趣。

这种近乎无休止的分割显示了法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面对危机时，法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国民都更缺乏团结一致、相互支持的精神。于是，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这场大革命可以在一瞬间就将这个社会推翻。我能想到被这场大动荡震毁的所有那些小小的隔断，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密集且同质的社会。

我在前文说过，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在各个省区乃至整个法国都已消失不见，由此法国人彼此之间变得极为相似。尽管差异依然存在，但国家整体已经显现出一种同质性，立法的统一性便是其明证。随着时间在18世纪中不断向前推移，国王的敕令、通告与御前会议的法令数量越来越多，王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以同样的方式执行同样的法规。不仅是统治者，就连被统治者也认为法律应具有普遍一致性，对所有地区的所有人都同样适用。这种观念在大革命爆发前三十年政府策划的各种改革中均有体现。而在两个世纪前，这种思想根本没有产生的基础。

这种相似性不仅存在于省与省之间，更存在于各省内不同阶级的人群之间。除了那些下层的穷苦平民之外，无论人们的地位差异多大，他们都变得越来越相似。

对此，1789年各等级呈递的陈情书可以成为最确切的证据。这些陈情书的撰写人虽然在个人利益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但除此以外，他们又显得极为相似。

如果研究一下早期的三级会议的行事方式，我们便会看到全然不同的情形：尽管资产阶级与贵族集团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及关注的事务，但两者对彼此还是有一种微妙的敌意，仿佛他们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类人各自不同的特权得以维持及增强，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时间也同样让这两类人在其他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像。

几个世纪来，法国的贵族们变得越来越穷。1755年，有一位贵族这样悲伤地写道：“破产、消亡，贵族拥有的所有特权都无法让我们免于在这样的困境中越陷越深，而财富却逐渐为第三等级占有。”尽管保护贵族财产的法律始终未变，贵族的经济地位亦似乎不曾变化，然而他们确实随着自身权力的丧失而变得越来越贫困。

旧制度末期，教士、贵族、平民三个等级的生活都变得同样穷困。

人们或许会说，所谓制度就像人的身体一样，除了各种具有不同职能的器官，另有一种看不见的核心能量隐藏其中，而它正是生命的本源。一旦生命之火熄灭，一切都将立刻消亡，即便器官仍像以往那样运作也无济于事。法国贵族保留着限定继承权，并且伯克注意到，与英国相比，限定继承在法国更为常见并且更具有强制性，其中包括长子继承权、永久地租，以及各种习惯性的权利。此时的法国贵族已经从战争的负债中解脱，但他们仍握有免税权，并且这种免税权的范围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扩大。这样，他们在免于封建责任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的营收，更享受到他们祖先未曾享受过的由金钱带来的好处。但是因为治理习惯与精神的丧失，他们逐渐陷入贫困。贵族的这种境遇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前文所讲的，土地被无限细分的原因——贵族将土地分成小块卖给农民，并以领主的身份收取定期租金，勉强为自己保留一些颜面。在法国的一些省区，如杜尔哥曾提过的利穆赞，贫穷的小贵族们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土地，只靠领主权利及地租维持生活。

18世纪初，有一位总督曾这样写道：“在这个省区中，贵族家庭虽然有几千户，但年金达到两万里弗的不超过十五家。”1750年，另一位总督（弗朗什孔泰的总督）在为其继任者介绍本省情况时这样说道：“这个地方的贵族很体面，但也很穷，并且那些越是骄傲自矜的就越是穷困潦倒，昔日的荣耀已经变成了如今的耻辱。让他们维持现在的状况，让他们不得不向我们求助、为我们服务，这并非一个坏政策。”总督继续补充说：“这些贵族组成了一个团体，只接纳那些有四代以上贵族血统的人入会，我们没有批准这个团体成立，只不过容忍了他们而已。在有总督到场的情况下，他们每年聚会一次，一起用餐并做弥撒，然后便各回各家——有的骑马，有的徒步。你会见识到这种滑稽场面的。”

贵族的这种贫困化现象事实上并不是法国所独有，整个欧洲大陆的各国贵族阶层或多或少都开始衰落。封建制度濒临灭亡，同时又没有新的贵族政体可以替代。这种衰落在莱茵河流域的德意志诸邦国尤为明显，并且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在英国，情况则刚好相反：古老的贵族不仅存在着，而且其财富也与日俱增，他们同时占据了权力与财富的最高层；而在旁侧的新贵族只能对他们加以模仿，却无法超越。

法国贵族的财产似乎最后都落入了平民手中，好像是平民从贵族那里将财富掠夺走了似的。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法律既无法保护其免于破产，也不能帮助其发家致富，可他们确实在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常常和贵族一样有钱，甚至比贵族更阔绰。他们的财产类型也和贵族类似——尽管一般在城镇居住，但他们大多拥有地产甚至领地。

此外，教育及生活方式等因素也在促使资产阶级与贵族越发地相似。在受教育水平上，两者可谓相当，他们所受教育的来源也完全一致。同样的光芒启迪了他们，其教育内容都侧重理论与文学。巴黎逐渐成为全法国唯一的导师，它授予所有人同样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举止。

行为举止上的同化是最为缓慢的，所以在18世纪末，人们仍能从这一点看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不同。不过，那些在普通人之上的高位者却早已彼此相似得几无二致——思想、习惯、嗜好、娱乐——他们读同样的书，说同样的话，他们彼此间唯一的不同就是权利。

其他国家上层阶级的同化状况是否能达到法国这种程度，对此我深感怀疑。即便是在不同阶层被共同利益牢固捆绑在一起的英国，各个阶层也都有其不同的精神风尚，而这正是依靠政治自由的力量实现的。政治自由能在各个阶层的公民之间建立起一种必需的、互相信赖的纽带关系，同时又不会让他们变得彼此相似；独裁专制则将个体之间的差异抹除，使人们对自己同胞的命运不再有丝毫的关心。

第九章：彼此相似的法国人为何会分裂为不同的小团体，并且彼此漠不关心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另一番景象，看看为什么彼此相似的法国人反倒比其他国家的民众更加互相孤立，这种景象在法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欧洲确立封建制度的初期，后世所谓的贵族阶层并没有立刻成为一个种姓，他们最初只是国家的领导团体和统治阶级。不过这并不是我想在此讨论的问题，我只想说明，贵族在中世纪时期最终变成了种姓，而血统与出身成为它最重要的标志。

作为统治阶级，贵族集团保留了统治国家公民的特征，而出身是决定谁能成为集团首领的唯一条件。贵族依此将所有不符合条件者排除在他们封闭且与他人隔离的阶层之外，而没有贵族血统者虽也可获得或高或低的位置，但却永远从属于前者。

在欧洲大陆所有确立封建制度的国家，贵族最终都沦为种姓。只有在英国，贵族保有着自己作为统治者的特征。

在英国，有一样事物使它区别于所有现代国家，只有凭借它，英国的法律、精神及历史的独特性才能为人所理解，然而这个事实既未得到哲学家与政治家的关注，英国民众也因习以为常而对之视而不见，这始终让我惊讶不已。对于这件事，人们没有切实的理解和准确的描述，甚至连全面而清晰的概念都没有。孟德斯鸠在1729年游历英国时写道：“这里和欧洲其他国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然而他没有继续写下去。

这样让英国如此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事物，并不是它的国会、自由、公开辩论或是陪审团制度，而是一种更为特殊、更具影响力的东西。对于种姓制度，英国不是改变其样貌，而是将之彻底摧毁。在英国，贵族与平民会从事同样的事务与职业，尤其重要的是，贵族会和平民通婚。即便是大领主的女儿嫁给一个普通人，也无人会为此感到耻辱。

婚姻就是这样一块试金石，通过它，人们就可以了解一个国家的种姓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风俗与障碍是否真的被彻底消除。全欧洲只有在英国，我们才能看到这种具有决定性的证据；而在法国，尽管民主制度已经存续了六十年之久，我们仍看不到这种情况。在法国，以往的名门与如今的望族尽管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双方仍竭尽所能地避免通婚。

谨慎、灵活、开放，这是人们注意到的英国贵族不同于其他国家贵族的特点。严格来讲，如果人们仍用其他国家那种古老而森严的等级观念来看待英国的话，那么英国早就没有什么贵族了。

这种奇妙的变化究竟发生于何时已然不可考，但语言的变化保存了相关的痕迹。几个世纪来，“绅士”（gentleman）一词在英国已经不再独指贵族，而“平民”（commoner）更是不再被人使用。因此，在莫里哀于1664年写就的《答尔丢夫》中，有一句“Et，tel que l'on le voit，il est bon gentilhomme”（别看他这般模样，他可是个不错的贵族呢），如今已无法按字面意思翻译成英文了。

即便贵族在财富上已不如资产阶级，但贵族仍避免与之通婚。

如果我们再将语言学用于历史研究中，穿越时空来考察“绅士”——词源为法语“贵族”（gentilhomme）——一词的变化历程，我们便会发现：随着英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逐渐融合，该词的含义也在不断扩大，可以被称为“绅士”的人的阶层也在不断降低；最终，它随着英国人来到美国，在美国，它被不加区分地指代所有公民——“绅士”的演化史便是民主的发展史。

而在法国，“贵族”（gentilhomme）一词始终被限定在它那原有的狭隘内涵之中。大革命爆发后，人们几乎不再使用这个词。但不使用不意味着它消失了，事实上，这个词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它仍然指代那些种姓者，因此种姓也同样被保留了下来，并且这些人与以往一样，和其他所有等级相隔离。

同时，我敢进一步说，种姓阶级与其他等级之间的隔离程度，如今已远甚于“贵族”一词刚被创造出来的时代，这和前面所讲的英国的情况刚好相反。

在法国，资产阶级与贵族越来越彼此相似，也越来越相互隔离，两者好似一体两面，一方变强不仅不会给另一方带来缓解，反而会促使另一方加剧。

在中世纪，凡是在实行封建制度的国家及地区，负责管理领主土地的人（依封建制度应称其为附庸）尽管常常不是贵族出身，但他们还是可以和领主一起治理领地，而这正是他们得以保有职务的先决条件。作为附庸，他们必须跟随领主作战，并且依照特许权，每年必须有一段时间在领主法庭辅助领主对领地事务进行审理。作为封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领主法庭在欧洲所有古老的法律中都有相关内容，即便在今天，这些内容留下的痕迹仍然可在德意志许多地区得见。在法国大革命前三十年，学养深厚的封建法学家艾德姆·德·弗雷曼维尔写过一部巨著，在这本书中，他对领主的封建权利及土地赋税清册做了研究。他发现：“在很多领地中，按照有关权责规定，附庸每半个月就要到领主法庭，同领主或普通法官一起审理领地居民间发生的刑事案件及纠纷。”他还发现：“在一个领地中，附庸的人数常常有八十人、一百五十人，有时甚至多达两百人，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平民。”我在此处引用原文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因为这类证明实在不胜枚举，我是将它当作一个例子。通过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出，在封建制度确立之初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平民阶层是如何与贵族阶层相互接近，并与之一同管理地方事务的。中世纪领主法庭为领土上小地产者所做的事情，正是后来省三级会议和晚近的全国三级会议为城镇资产阶级所做的。

第三等级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只要我们研究一下保留下来的14世纪的三级会议资料，特别是那些省三级会议的资料，我们便会为第三等级的力量感到震惊。

比较14世纪与18世纪的资产阶级，从个人的角度看，前者远不及后者；但从资产阶级整体的角度看，前者在当时的政治事务中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没有人能否认资产阶级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利，它在政治会议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他阶级也往往要顾虑资产阶级的想法。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14世纪时贵族与第三等级能够十分轻易地联手，共同管理地方事务，共同抵抗中央政府，后来却彼此渐行渐远。那时的种种灾祸让三级会议具有了非正规的革命性质，同时期遵循常规惯例的省三级会议也同样如此。以奥弗涅省为例，在那一时期，三个等级会共同对最重要的事务做出决定，并各自选出专员进行监督。同一时期的香槟省也是如此。14世纪初，城镇中的贵族与资产阶级会联合起来捍卫本省的自治权与其他特权，共同反抗王权的干涉，这一运动人们耳熟能详。[8]在那时，类似的事情在法国还有很多，就如同英国的历史一样。[9]但是在随后的世纪中，类似的事情再也没有出现过。

随着领主统治的衰落，三级会议的召开次数变得越来越少，最终完全停止；普遍的自由早已不再，地方自由也已消失，资产阶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不再有任何联系。对他们来说，彼此联手、相互理解已非必须，他们开始变得各行其是、形同陌路。这种变化最终在18世纪的大革命中达到的顶点：除了私下的交往，资产阶级与贵族变得完全绝缘。他们从竞争对手变成了敌人。

法国的贵族另有一个奇怪之处，那就是作为一个等级的贵族虽然丧失了政治权力，但作为个体的贵族却获得了此前未曾有过的大量特权。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细小的枝节从枯萎的树干中汲取营养。贵族在其统治权力越来越少的同时，却享有越来越多的特权，并成为主人的第一奴仆。与路易十六在位时期相比，路易十四在位时平民更容易做官。这种情况在普鲁士已是司空见惯，但在法国却是闻所未闻。贵族获得的特权可以世代相袭，因此出身与特权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贵族阶级不再掌握政治权力时，他们便逐渐成为一个种姓。

三级会议设立的目的在于让不同阶层的公民可以共商国是。

让我们看看免税权，这个在所有特权中最令人憎恶的特权吧。众所周知，自15世纪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免税权一直都随着公共开支的迅速增长而不断增加。查理七世在位时，军役税总额仅为一百二十万里弗，因此免交军役税的特权并不被人重视；然而到了路易十六时期，军役税总额达到了八千万里弗，免税权由此就显得相当重要了。如果平民只缴纳军役税这一种税，那么贵族的免税权还不会引人关注；然而当大量在中世纪不曾有过的各种名目与形式的赋税，包括在公共工程与自卫队服役以及其他四种基本税项，都被纳入军役税及其附加税中时，贵族因特权而免于缴付的税额就显得额外庞大。[10]这种不平等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很明显，但实际上则不然，因为贵族本人虽免于征税，却要为其佃户缴税，因此贵族其实也会受到间接的影响。然而，人们看到的就是这种表面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变成了一个极为严峻而棘手的问题。

在路易十四在位末期，国王迫于财政需要而增加了两项基本税，即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不过，此时的人们已将免税权视为一种需要尊敬的特权，不可轻易冒犯，所以在征税时，我们会在税务官身上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一些人严厉甚至带有侮辱，对另一些人则宽容并表示敬畏。

虽然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在征税方面都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但没有哪个国家会像法国这样，因赋税不平等而受到明显而持久的伤害。在德意志大部分地区，赋税大多为间接税，即便是直接税，贵族也不能免除，只是比平民缴纳的少一点。另外，贵族还需要缴纳一些特别税项，以使自己不必再无偿服兵役，尽管国家已不再需要贵族参战了。

路易十一有“蜘蛛国王”的称号，他利用阴谋权术极大地削弱了贵族的势力。

在给国家人民划分等级并加以区别的各种方式中，赋税的不平等危害最大，因为它最容易在不平等之上制造孤立，并使这种不平等与孤立变得无可救药。看看它必然会造成的后果：相同税项的不同税额每年都在涂描着那道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的界限——资产阶级与贵族间的阶级界限。每年，每个拥有特权的人都有一种现实而迫切的需求，他竭力让自己不与民众相混同，并与之保持绝对的距离。

由于所有的公共事务皆与赋税有关，而资产阶级与贵族又不再承担相同的赋税，因此他们也不再有任何理由一起商讨任何问题，继而也不再有任何共同的需求或情感。他们不需要被刻意分离，因为维系两者之间共同行动的机会与愿望早已不复存在。

伯克曾对法国旧政体做过一种显然经过美化的描述，他赞赏法国的贵族制度，特别是资产阶级可以轻松获得官职与爵位这一点，他认为这与英国开放的贵族制度很像。路易十一在位时确实曾经大量封爵，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贬低贵族的地位；他的后继者也这么做，但却是为了敛财。内克尔声称，在他那个时代，为新晋贵族提供的官职数量已多达四千个。这种情况在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伯克认为法国与英国在贵族制度方面相似实在是大错特错。

英国的资产阶级之所以不将英国贵族视为敌人，反而与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因为英国贵族具有所谓的开放性，而是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英国贵族的形貌与界限都十分模糊。平民无须特意做些什么便能在不知不觉间进入贵族阶层，而所有与贵族亲近的人都会认为自己属于贵族阶层，可以参与到贵族统治中，并从贵族权势中获得一些荣耀和利益。

法国贵族与其他阶级之间的界限虽然也很容易跨越，但这种界限不像英国贵族那样模糊，反而异常鲜明、清晰可见，而所有非贵族阶层都对之憎恶不已。然而正是这些憎恶贵族的人，一旦他们跨越了界限，跻身其中并享受特权，他们就会迅速与之前所在的环境隔离，因为原来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人是如此难以忍受其如今拥有的诸多可耻的特权。

由于这种原因，大量册封贵族的做法不仅没有缓解平民对贵族的厌恶，反而无限地加剧了他们的仇恨。晋升者永远会被他之前的伙伴仇视。所以第三等级在其陈情书中对新贵族的愤恨始终大于他们对那些世袭贵族的不满，他们不仅不想拓宽晋升的门路，反而要求将之不断缩小。

在法国历史上，获得贵族爵位从未像1789年时这样容易，而资产阶级与贵族也从未像1789年时那样隔离。在选举议会过程中，贵族无法容忍任何带有资产阶级味道的事物，而资产阶级也拒绝接受任何具有贵族特征的东西。在某些省区，新晋贵族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他们既不受世袭贵族待见，也被资产阶级排斥；前者认为他们不够高贵，而后者认为他们太过贵族化了。据说著名的拉瓦锡便是这样的新贵族。

如果我们将贵族放在一边，单独来考察资产阶级，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景象：资产阶级与人民隔离，正如贵族与资产阶级隔离。

在旧制度时期，资产阶级基本上都居住在城镇中，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两点，即贵族特权与军役税。在自己的领地上，领主对农民的态度一般都比较温和而亲切，但当面对邻近的资产阶级时，他就会变得蛮横无理。随着他的统治权不断缩小，他的这种傲慢反而变本加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必再去敷衍那些辅助其统治的人；另一方面，就像人们早已注意到的那样，随意任性地使用那些表面的权力，可以使他得到某种程度的安慰，让他暂时忘却自己早已不再拥有任何实权。这种情况即便在领主离开领地时也不会得到缓解，邻人反而会因领主不在而更感痛苦，因为代理人同样会行使各种特权，并且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然而，军役税及其附加税是否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切实原因，我对此还不确定。

我认为自己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说明，为何军役税及其附加税会对农民造成比城镇居民更沉重的负担，但这些对读者并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在此只想说，居住在城镇中的资产阶级有种种少交甚至免交军役税的办法，但如果他们生活在农村，这些办法就全都不能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从农村搬到城镇，他们避开了征收军役税的义务，因为征收比缴纳更令他们感到害怕。他们之所以会对此感到害怕，是因为在旧制度下，乃至在任何一种制度下，没有什么比教区军役税征税员的处境更糟糕。对此，我后面还会再做具体说明。除了贵族，在农村，无人能逃避军役税的负担。平民中略有财富的人宁愿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移居到附近的城镇，也不想承受这种负担的折磨。杜尔哥曾说过：“征收军役税这件事几乎让农村中所有拥有土地的平民变成了城镇中的资产阶级。”这个说法与我查阅到的许多机密档案相吻合。顺便说一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法国城镇的数量，特别是那种小型城镇，要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多得多。

于是，这些富有的平民在城镇中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很快便遗忘了以往的农村氛围；那些仍旧留在领地生活的同辈和种种田间事务，就此与他们不再有任何联系。如今的他们在生活中只有一个目标：在居住的城镇中谋得一个官职。

如今的法国人，尤其是资产阶级，对公共职位有一种异常的热衷。若认为这种对职位的酷爱肇始于大革命，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这种热情在数世纪前便已萌发，经过无数后人的精心培养而不断增长。

与今天的官职相比，旧制度时期的官职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是其数量远多于今天，尤其是那些底层的职位简直数不胜数。据统计，仅在1693年至1709年间，公共职位就多达四万个，就连地位最低的资产阶级也可以谋得一官半职。我曾对外省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的官员数量做过统计，在1750年，该市担任法官的人数有一百零九人，担任执法官的有一百二十六人，所有这些人都是该市居民。资产阶级对官职的热情实在是前所未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只要有一小笔资金，他便会立刻用来购买官职而不是用于生意投资。与行会制度和军役税相比，这种可怜的野心对法国农业及商业发展造成的损害更为严重。如果职位供不应求，求职者便会想尽办法创造出新的职位。有位朗贝尔维尔先生发表过一篇论文，他在文中论述了在某一行业中设立监察员是如何地符合公共利益，在文末他还毛遂自荐地愿意担任这一职务。我们之中有谁不认识这位朗贝尔维尔先生呢？但凡受过教育、生活富裕的人，若不能在其有生之年获得一官半职，便会死不瞑目。就如一个同时代的人所说的：“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情况希望从国王那里得到一个职务。”

在官职这方面，过去的政府与当下的政府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售卖，后者授予。今天想要求得职位的人不需要用金钱购买，他们做得更高明：将自己卖出去。

居住地点及生活方式的不同，再加上利害关系的原因，资产阶级最终也与农民隔离开来。因为免税权，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对享有特权的贵族表达不满；那么对于享有特权的资产阶级，人们会怎样看呢？加入自卫队、在公共工程中服劳役、上缴军役税，对于这些负担，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数不清的官职使自己得以减轻甚至免除。在当时，有人撰写文章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除了贵族与教士，哪个教区没几个居民凭着自己的职位或授权享有一些免税权呢？有些时候，一些为资产阶级准备的官职会被削减，原因是因此免交军役税的人数过多，以至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资产阶级中享有免税权的人数不仅和贵族一样多，甚至还要更多，对此我丝毫也不怀疑。

在上层阶级获得特权的同时，所有的负担便全落到了平民身上。

这些特权，让那些不曾拥有的人妒火中烧，让那些已然享有的人猖狂自傲。在整个18世纪，整个国家中最常见的便是城镇资产阶级对农村平民的敌意，以及农村平民对城镇资产阶级的嫉恨。杜尔哥写道：“每个城镇都只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考虑，为此它们甚至可以随时牺牲周围的乡村。”他还曾对总督代理说：“城镇与附近农村之间种种带有侵犯性的行径，你们必须加以阻止并与之对抗。”

对于那些一同生活在城市中的地位较低的人，资产阶级也同样与之隔离，并几乎视其为仇敌。由资产阶级掌控的地方财政使大部分公共支出都必须由下层民众承担。我可以一再地证明杜尔哥在其著作中的另一处讲过的话：“城镇资产阶级已经找到了一种新方法来制定市场税，以让他们不必承担任何费用。”

和贵族一样，在资产阶级的各种行为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他们惧怕自己和下层民众相混同，并竭尽全力地摆脱一切来自他们的控制与束缚。在一封写给总监的信函中，一个城镇资产阶级这样写道：“如果国王准许我们以选举的方式重新选出市长，我建议选举人最好被限定在本市的显贵人物中，甚至只从法院的成员中挑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国国王是如何从城镇居民手中逐渐夺取他们的政治权利的。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五，每个国王所颁布的每一道敕令都贯彻着这种意图。很多时候，城镇资产阶级还会与国王联手并给出建议，帮助国王达成这个目的。

在1764年的市政改革期间，有一位总督询问一个小镇上的市政官员，是否要保留手工业者及其他平民选举地方官员的权利。对此，官员回答说：“既然民众从来没有滥用这项权利，那么将它作为一种安慰保留下来，无疑是对他们的一种慈悲。不过，为了维护良好的公共秩序与社会安定，最好还是让由当地显贵组成的议会来行使这一权利。”对此，总督代理报告说，他已召集“六位优秀的本地公民”并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与市政官员的建议不同，他们一致同意让构成议会的各个团体选派若干代表，并委托这些代表进行选举。显然，总督代理比这些资产阶级更支持人民的选举权利。在说明完意见后，代理继续补充说：“纳了税却无权决定如何使用税款，这对于手工业者而言不免难以接受，何况那些征税者享有免税权，因而和如何使用税款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

现在让我们来补全这个景象，就像之前抛开资产阶级考察贵族那样，我们现在要抛开平民来考察资产阶级。在与其他国民相隔离的这一小部分群体中，彼此的分歧与分裂似乎无穷无尽。打个比方，法国人就好像现代化学中的基本粒子，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人们会不断发现新的可分割粒子。仅在一个小城镇的显贵人群中，我就发现了超过三十六个不同团体。即便是在规模这样小的团体中，分裂仍然存在。它们每天都会对内部的异质成分进行清理，只保留最为单一、纯粹的元素。在这般努力清理过后，一些团体的成员仅剩下三四人，可他们的性情却越发地彼此针对，从而更加争论不休。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特权也足以让团体分裂，即便是名存实亡的特权也足以让成员倍感荣耀。

在这些团体中，对优先权的争夺从来不曾停止过。他们的争吵让总督与法官感到厌烦。“最后人们决定，圣水应首先献给初等法院，然后再献给城镇团体。高等法院对此犹豫不决，但国王已将此提案交给御前会议，并亲自做出裁决。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这件事会让全城为之沸腾。”在议会中，如果某个团体取得了对另一团体的优势，那么落后的团体便不会再出席。他们宁可不再参与公共事务，也不能忍受自己的尊严遭到侵犯。拉弗莱什的假发师行会决定，“他们将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因看到优先权被授予面包师行会而感受到的痛苦”。某个城市中的一些显贵坚持拒绝履行职责，至于原因，总督说是“因为议会准许一些手工业者加入，而那些居于要位的资产阶级耻于与之为伍”。另一个省区的总督说：“如果有公证员被任命为议员，那么其他显贵便会对之感到厌恶，因为在这里，公证员都出身低微而与显贵家族无缘，他们都当过办事员。”前面提到的六位优秀公民可以轻易地决定如何剥夺民众的政治权利，但当让他们说说怎样才算是显贵，他们之间又应该如何排序时，他们便会莫名其妙地窘迫。对于这样的问题，他们只能谦卑地表示困惑，他们称自己担心“会给其他几位友人造成莫大的痛苦”。

就在这些小团体因自私自利而冲突不断的过程中，法国人天生的虚荣心变得更加强大而敏感，而作为公民的那种正当的自尊却被忘得一干二净。在16世纪时，前面所谈到的大多数行会便已存在，不过那时的行会成员在处理好各自团体的事务之余，还会和其他居民聚集在一起，谋求整个城市的共同利益。但是到了18世纪，因为城镇中的公共事务逐渐减少，并且完全由委托人处理，这些团体几乎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这样，每个团体都只专注自己的利益，而对与己无关的事务漠不关心。

“个人主义”这个词在过去并不存在，这是我们因自己的需要而造出来的。在那个时代，不存在任何自以为不属于任何团体的绝对独立的个人，然而社会上却到处都是只顾自己的小团体。或许我可以称其为一种集体个人主义，它为我们了解的那种真正的个人主义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

最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在互相隔离的同时，彼此却变得这般相似，以至如果将他们互换一下位置，我们便再也辨认不出他们了。更进一步，如果有人愿意去探究他们的思想，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矛盾的情况：对于那些将他们彼此分离的隔断，他们自己也认为是有违公共利益和社会常识的，因为从理论上讲，他们依然向往着统一。既然他人都在彰显自己的独特，那么自己也应该坚持自己的特殊地位；如果无人享有特权并且不超过一般水平，他们也愿意融合为一个整体。

第十章：摧毁政治自由及阶级间的隔离如何导致几乎所有覆灭旧制度的弊病

我在之前描述的，是腐蚀旧制度并致使其毁灭的诸多弊病中最为致命的那一种。现在我想对这种奇怪而危险的弊病的根源做进一步的讨论，同时说明与之俱生的其他问题。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英国人从中世纪开始，便如我们一样完全失去了政治自由以及由之而来的地方自由，那么英国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阶层便很可能彼此分裂，就像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发生的那样，并且这些统治阶级中的每一个阶层都将与人民相隔离。

正是自由，迫使英国所有阶层始终保持着联系，并在必要时团结一致。

野心驱使着英国贵族与他们的下属和谐相处，甚至可以平等相待，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前面所援引的阿瑟·杨格的著作，是现存的关于旧制度下法国状况的最有教育意义的书籍。在其书中他曾写到，自己有一天造访利昂库尔公爵家，并表示自己希望能向领地上几个最富裕能干的农民了解一些情况。公爵便令管家将农民们带来。这位英国人对此评论说：“这件事如果发生在英国贵族领地上，农夫会被请来和高贵的主人与夫人坐在一起用餐。这种事情我在英国见过不下百次。然而在法国，从加来到巴约讷，却哪里也见不到。”

尽管在天性方面，英国贵族比法国贵族更加傲慢，故而应该更不善于与地位低下的人打交道，然而英国贵族的处境让其不得不有所收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在赋税方面，除了为向贫苦阶层提供救济而陆续推出过不平等政策，其他税项上的不平等早已不复存在。请读者想一想，不同的政治原则是如何将两个如此邻近的国家引向不同的方向的！在18世纪，享有免税特权的，在英国是穷人，在法国则是富人。[11]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责任，是英国贵族为赢得统治权力所付出的代价；而将免税特权保留到最后，则成了法国贵族对失去统治权力所要求的补偿。

“不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个原则在14世纪的法国和英国似乎都被牢固地确定了下来。人们将这句话挂在嘴边，所有违背这个原则的行为都会被视为暴政，而按照这个原则行事则会被视为遵守法律。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个时代的法、英两国在政治机构方面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可是后来，这两个国家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就好像两条线，从邻近的起点向前延伸，沿着不同的角度，其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隔渐远。

我可以确定地说，自从约翰二世被俘、查理六世变疯之后，国内的长期混乱及民生凋敝让国王可以不与国民商讨便制定出新的基本税项；卑鄙的贵族安享自己的免税权，任由国王向第三等级随意征税——这便是所有弊病与罪恶的祸根，它摧残着旧制度的生命并最终以暴力的方式将它推向灭亡。我十分赞赏科米纳的这句预言一般的话：“查理七世终于成功了，他可以不经任何等级同意，便随意征收军役税。从此，他和他的后继者们将在心灵上背负沉重的负担，王国被割出一道伤口，鲜血止不住地往外流。”

在百年战争中获胜后，查理七世改革了税收制度，并一直延续到大革命前。

时间不仅没让这个伤口愈合，反而使之越变越大，让我们看看它引起了怎样的后果。

福尔勃奈在其剖析颇深的《法国财政研究》中给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观点，他认为中世纪的国王均需靠自己领地上的收入维系生活，他继而写道：“既然特殊的需求需要特殊的赋税来供应，那么这种特殊的赋税就应由教士、贵族和人民共同承担。”

在14世纪，大部分经过三个等级投票通过的基本税项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一时期的税项几乎都是间接税，所有消费者无差别地缴纳。至于直接税，则确定税额的根据不是财产，而是收入。举例来讲，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必须每年向国王缴纳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我在这里所讲的经过三级会议表决的税项，亦包括同一时期各省三级会议为本地制定的税项。

那个时期的贵族因为需要承担无偿服兵役的责任，所以他们确实可以免交被称为军役税的直接税。不过在当时，军役税作为一项基本税，其适用范围多在领地，而不是整个王国。

当国王第一次试着以自己的权威来征税时，他意识到自己必须选择一种不会给贵族带来直接损害的税项，因为那时的贵族与君主尚处于敌对状态，他们决不会容忍任何有损自身利益的改革。于是，国王挑选了一种贵族可以免交的税项——军役税。

这样，在已经存在的各种不平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不平等，且这种新的不平等更为普遍，并使其他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而持久。从这时起，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国库的需求不断增长，军役税也因此不断扩大其原有范围并变化出各种花样；很快它就增加到了十倍，而所有的新税项也都被纳入军役税的范围。因此，赋税的不平等让各个阶层彼此隔离，人与人之间互相孤立，其严重程度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时期。当税务官的征税对象不是那些最有能力缴税的人，而是那些最为穷苦无助的人时，可怕的后果便必然会发生：富人免税，穷人受罪。据说，马扎然曾因缺钱而想对巴黎的各大富豪征税，然而后者的抗议让他一下便退缩下来，于是他在平民缴纳的军役税中，增加了他需要的五百万里弗。最富有的人分文未出，最贫穷的人承担全部，最终国库丝毫未损。

如此不平等的税收毕竟有限，然而国王们却总是贪得无厌。即便如此，他们也既不想召开三级会议获取财政支持，又不愿向贵族征税，免得他们因被激怒要求召开三级会议。

这种不可思议的财政手段尽管可以无限地填充国库，却也贻害无穷，在君主专制最后的三个世纪中，这便是公共财务管理的突出特征。

只有通过仔细地研究旧制度政府在行政和财政方面的历史记录，我们才能理解，哪怕是慈善而温和的政府，如果缺乏公共监管制度，一旦它的权力得到认可，并且不再惧怕民众最后的防御手段——革命，那么它对金钱的欲望就会驱使它使用各种无耻甚至暴力的手段。

在这些历史记录中，王室财产出售又收回的事例比比皆是，而原因竟是这些财产本来是不可出售的。契约被破坏，权利被无视，只要遇到危机，国家债权人便会沦为牺牲品，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就这样被不断地消耗。

即便是那些在授予时声称永久有效的各种特权也可以随时被收回。读者若能理解那些因愚蠢的虚荣心而遭受不幸的可怜人，那我们或许也会同情那些受封贵族的可悲命运——在整个17、18世纪，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花钱赎买那些虚幻的荣誉及不公的特权。路易十四就曾撤销以往九十二年里授予的全部贵族头衔，其中不少还是他本人授予的。保住头衔的唯一办法便是重新花钱来买，因为当时的敕令称，这些头衔都是他们在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得的。八十年后，路易十五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种做法。

政府发出禁令，禁止人们花钱找人替服兵役，据说这样做是担心征兵的成本提高。

为了把钱借给国王，城镇、社区和收容所被迫违背自己的承诺。因为担心财政分散，无法足额缴纳军役税，许多教区不得不停止承办任何对公众有益的工程。

据说，在路易十五在位时期，财政总监奥利和桥梁与公路工程局局长特吕代纳曾设想过一个方案，让各省区居民通过支付一笔用以修缮道路的资金的方式来免除工程劳役。不过后来，这两位精明的管理者放弃了这个想法，放弃的理由引人深思：他们担心国库会将他们收集到的资金挪作他用，如此一来，人们不仅没有免除劳役，反而又交了一笔新税。

这幅讽刺漫画描绘了当时法国国库资金可被随意挪用的状况。

我敢确定，任何人如果敢像伟大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其全盛时期支配国家财产那样管理公共财政，他就绝对难逃法律的制裁。

如果你碰到了某些有害无益的新设机构，或者自中世纪遗存至今，不仅与时代精神相悖，并且弊端仍在不断加剧的古老机构，那就请你去深入探寻问题的根源：你会发现它们是财政措施的产物，在当初不过是权宜之计，后来却变成一种制度；为偿还一时的债务而暂设的权力机构竟然延续了几个世纪。

在很久以前，平民如果从贵族那里获得土地，必须缴纳一种特别的税项，即所谓的封地获取税。这种税一方面造成了土地的分割，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并且这两方面还会彼此强化。

在加剧平民与贵族的隔离方面，封地获取税是否比其他赋税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对此我并不敢确定，但使人同化最快最好的方法便是拥有土地。贵族资产和贫民资产间的鸿沟不断扩大。然而在英国，由于17世纪时贵族与平民在土地上的区别已被消除，两个阶层从此便空前地团结在一起。

14世纪时，法国的封地获取税既轻微又很少征收；但到了18世纪，在封建制度即将灭亡之时，该税项却变成了每二十年一征，且其税额与一个平民的年收入相当。父亲死后，儿子还要继续缴纳。1761年，图尔的农业协会抱怨道：“在国王陛下征收的各项赋税中，没有哪一种如封地获取税这样严重危害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农民感到如此恼怒而又难以忍受。”同时期还有其他人说：“这种税最初一辈子只征一次，如今却变成了一种令人痛苦的负担。”由于这项赋税阻碍了平民从贵族那里购买土地，所以贵族们也希望政府能将之废除。然而由于国库需要，它不仅被保存了下来，其数额还有增无减。

对于工业行会的种种弊端，有人将之归咎于中世纪，其实不然。所有证据都表明，行会师傅和管事会最初仅是同业人员为建立联系而设置的小型管理机构，其作用是协助并控制工人。圣路易的要求似乎也就是如此。

直到16世纪初文艺复兴进入盛期时，法国人才破天荒地想出将工作权利当成国王可以售卖的一种特权。自此以后，所有的行业团体都将自己封闭起来，成为一个个小型的统治集团。他们形成垄断，对技术进步造成严重阻碍，我们的先辈们对此深恶痛绝。尽管亨利三世并非这种弊病的始作俑者，但他却使之流害无穷，直至路易十六时期才得以根除。在亨利三世到路易十六这段时期，行会制度的弊病始终在增长和蔓延，而社会的进步让人们对之更加不能忍受，所有这些都可见于公众的舆论。年复一年，新的行业失去自由，旧有行业的特权却在不断增长。在路易十四治下的所谓黄金时代，这种弊病所造成的影响亦达到最大化，因为此时国库是如此迫切地需要钱，而政府又是如此坚决地不向国民求助。

路易十六在位时期，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奢侈生活极大地消耗了国库收入。

对于这个问题，勒特罗纳在1775年时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政府创建工业团体的目的不在别的，就是为了攫取财富。他们或是出售特权，或是强迫工业团体购买他们新设立的官职。亨利三世制定的各项原则所引起的恶果，最终在1673年的敕令中显现出来——政府强迫所有团体必须花钱购买授权书，强迫所有不在团体中的手工业者加入团体。这种卑劣行径给国库带来三十万里弗的收入。”

不是源自政治目的，而是为了充实国库，城镇体制便如我们所见的一样，被弄得一团糟。

既需求大量金钱，又不愿通过三级会议，卖官鬻爵之事由此而生，这实在是前所未有。这种财政措施让第三等级的虚荣心在三个世纪里愈发强烈，他们只有一个执念，那就是获得官职，于是对职位的渴求变成了国民心中的普遍欲望，后来的革命与奴役便源出于此。

国家财政越紧缩，新设职位便越多，而所有的新职位都享有免税等特权。由于设立新官职是为了满足国库而非行政需要，所以其数量之大简直难以置信，并且这些职位几乎都是无用甚至有害的。1664年，柯尔贝尔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他发现人们在买办官职这件事上竟然花费了五亿里弗。据说黎塞留曾废除过十万个官职，可废除后不久，所有这些官职又以不同的名目重现。为了赚钱，政府放弃了对自己的代理人的领导和控制。由此，一个如此庞大复杂、难以运转又毫无效用的行政机器被逐步建立起来。为了不让这台机器闲置，政府另建立了一套更加简练、更易于管理的行政体系，去处理所有官员都假装在办的那些事务。

如果人们被允许讨论这些可恶的机构，那么它们没有一个可以维持超过二十年。如果三级会议仍会不时召开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诉求，那么这些机构便不会增加，甚至恐怕都不会被准许成立。尽管近几个世纪三级会议很少召开，但它从未停止过反对这些机构。三级会议曾多次批评，国王窃取权力私自征税是社会所有弊病的根源，若按15世纪时那种强有力的语言风格来说，便是国王窃取了“未经三级会议商讨与同意而恣意压榨百姓血汗的权力”。除了关注自身的权利，三级会议同样强烈要求人们尊重各省区及城镇本有的权利，这种要求经常能达到目的。每当三级会议召开时，人们都能听到反对赋税不平等的深切呼声。三级会议不断要求废除行会制度，不断批评政府卖官鬻爵的行为，并且这种批评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强烈。会议强调：“卖官鬻爵是背叛正义的无耻行径。”当收钱卖官成为常态后，会议继续斥责政府滥设职位。议员们反对无用的官职和危险的特权，却没有丝毫效果。因为实际上，这些制度正是针对三级会议设置的，它们无须通过三级会议，便能掩人耳目地横征暴敛。

需要注意的是，最好的国王和最坏的国王一样，都惯用这套伎俩。最后确立卖官鬻爵制度的是路易十二，开始售卖世袭官职的是亨利四世，这套制度的罪恶远比推行它们之人的美德大得多！

政府为了摆脱三级会议的监督，将大部分政治特权转移到最高法院，政府的司法权因此产生混乱，并对良好的公共秩序造成了严重损害。对于专制政权，只要它不过分暴虐，法国人还是有相当的耐心去忍受的，但他们从不愿意直接面对它。所以在实行专制之前，必须设置某种虚假的障碍；而当旧有的障碍被扫清后，必须再假装提供一些新的障碍。这种做法可谓明智，尽管它们不能阻止专制政权，但却至少可以遮掩一些真相。

政府的这种只向国民要钱而不给国民自由的行径，最终让各个阶层彼此隔离，使它们在本应联手反抗时既无法彼此接近，亦不能相互理解，于是政府需要对付的对象便孤立无援了。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杰出的君主不断涌现，他们或聪明睿智，或才华出众，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勇猛过人，却无一人致力于推进各阶层的亲近与联合，而只会让不同的阶层同样地臣服于自己。不对，我说错了，有一位国王曾这样想过，并且也曾竭尽心力地做过，然而谁能揣摩上帝的意志——这位国王恰恰是路易十六。

当国民中最富有且最有教养的那些人在政府中再也不能合作互助时，国家的自我管理便不再可能，此时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主宰掌控一切。于是阶级隔离，这一旧制度的罪恶，后来竟反而成了君主专制的理由。

在一份写给国王的秘密报告中，杜尔哥无奈地写道：“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等级之间已几乎不再有任何联系，人们都只顾自己的特殊利益，而视公共利益为无物。各省区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各城镇和村庄也同样如此。即便对于那些十分必要的公共工程，它们也无法达成一致。面对这无尽的要求和无休止的斗争，陛下不得不亲自裁决每一件事，力有弗及则不得不委派代表处理。只有等到了陛下的特别敕令，人们才能投身于公共利益，才能尊重他人的权利，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

就在这几个世纪中，法国人民彼此形同陌路，甚至彼此仇视，要让他们联合起来推进公共事业绝非易事。让他们彼此隔离要比让他们相互团结容易得多，对此，我们已经向全世界提供了最令人难忘的证明。就在六十年前，当长久以来彼此隔离的各阶层重新互相接触时，他们首先做的是互戳彼此的痛处，相逢不过是相残的开始。即便到了今天，这种嫉恨仍未散去。

第十一章：旧制度时期的种种自由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如果有读者读到这里便停下，那么对于旧制度下的政府形象及产生大革命的社会环境，便无法有一个全面而充分的认识。

民众彼此隔离、只顾自己，王权的势力日益扩张、越来越强，看到这番景象，人们或许会认为独立精神和公共自由已然消失，认为所有的法国人都已臣服于王权之下。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尽管政府已经绝对地掌握了一切公共事务的控制权，但它尚无法掌控每个个体的命运。

虽然专制政权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但自由仍未消失，只是这种自由如此特殊，以至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这种自由对我们究竟有何利弊，对此我们必须详加考察。

当中央政府取代了所有地方政权，掌控了所有行政领域，此前的那些它允许存在甚或由它建立的规章制度，古老的习俗风尚乃至恶习，如今却成了它的绊脚石；不过这些事物也同样在人们的思想中保留着某种反抗精神，其特征仍然稳定而鲜明。

那时的中央集权，在性质、程序和目标方面与今天已经一样，不同的只是权力而已。为了尽可能地累积财富，政府将大多数官职抛售出去，因此，它也失去了任命与免职的能力。政府的两种欲望彼此妨碍，它对财富的贪婪和对权力的野心互相抗衡。为了行动，政府不得不使用那些并非由它制造而它又破坏不了的工具。结果它发现，即便是自己最强大的专制意志，在实行过程中也常常会变得疲软无力。公职尽管怪诞且有害，但在此时却成了一种抵制无处不在的中央权力的政治保障。它就好像一道堤坝，尽管粗制滥造，却能分化中央政府的力量与冲击。

显贵会议是由法国国王邀请社会显贵所组成的议会，作用是为国王提供建议。

旧制度政府与今天的政府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无限的权力去支配种种恩典、赈济、荣誉和财富，所以它能使用的威逼利诱的手段也不如今天这样多。

此外，旧政府对于自身的权力限度也没有准确的认识。它的很多特权既没有法律认证，也未被牢固确立。它能控制的范围尽管非常广大，但其行动的步伐却不够稳当，仿佛身处晦暗陌生之地。这片可怕的晦暗将所有权利的界限都隐藏起来，它既能让国王夺取臣民的自由，也能有效地给自由以保护。

那些新近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往往会认为自己不合传统，故而在办事过程中会对可能产生的任何障碍感到害怕。如果读者曾读过18世纪大臣与总督之间的通信，就会惊讶地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矛盾：若百姓俯首帖耳，政府便蛮横专制；若百姓稍有反抗，政府便不知所措。即便是那些最微不足道的批评也会令政府惶恐不安、踌躇不前，于是它开始谨言慎行，往往不敢越过天然的权力界限半步。路易十五那优柔寡断的自我中心主义及其后继者的仁慈品德均表现出这种倾向。这些君主从未想过自己会被别人推翻。他们虽然没有后来统治者的那种由恐惧造成的焦虑与冷酷的性情，却也蹂躏着那些他们看不到的人民。

那些能对合法且有益的自由产生最大阻碍的种种特权、偏见与错误思想，反而让臣民们得以继续保持独立的精神，敦促他们抵抗中央政府的权力滥用。

尽管要不时地求助于政府，但贵族们对各种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机构还是持一种强烈的鄙视态度。即便已经没有了以往的权力，他们仍保持着自己先辈的骄傲，既仇视奴役，又蔑视法规。对于公民自由，他们毫不关心，甚至乐见人民被政府严格管制。但他们不会容忍政府插手自己的事情，为此他们愿意冒任何风险。随着大革命的爆发，贵族阶层很快就会像王权一样被推翻，可在一开始，贵族在面对国王，特别是国王的代理人时，其态度之愤怒与言辞之激烈甚至比即将推翻王权的第三等级更甚。他们强烈要求的是获得在三十七年的代议制政体中几乎所有反对权力滥用的保障。[12]通过贵族们的陈情书，我们发现，除了那些偏见与错误，贵族阶层的精神与一些高贵品质都不曾改变。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让贵族接受法律的约束，而是将这个阶层连根铲除。这种做法使法国的国民构成中失去了十分必要的一部分，也给自由割出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多少世纪来，贵族阶层一直走在社会发展的最前端，他们以其高贵的品格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由此形成一种心灵上的骄傲，以及一种对自身力量的天生的自信。他们惯于被社会另眼相看，被视为社会群体中最具抵抗力的部分。他们不仅自身具备威严的气质，更以身作则地将这种气质感染给社会其他阶层。贵族被敌人彻底铲除，而这些敌人也将萎靡不振。从此，这世上再没有什么事物可以完全替代贵族，而贵族也永远不会复生。即便人们可以重新获得头衔与财富，但先辈的精神与品格已遥不可追。

自那个时期开始，教士们便开始在世俗事务中向君主屈从，无论君主是谁，只要对教会略施恩惠，他们便会极尽奉承。而在当初，正是这群人成为国民中最具独立性的团体，唯独他们拥有所有人都必须尊重的特殊自由。

外省已不再拥有自治权，城镇自治也变成一道幻影。没有国王的批准，贵族禁止在十人以上的聚会中商讨任何事务，但法国教会直到最后仍保留着定期召开会议的权利。在教会内部，教权自有其必须遵守的限制。下层教士拥有真正可以抵御上级暴虐的保障，主教也无权迫使他们屈从于国王。

对于教会的这种古老体制，我不敢妄加评判，我只想说，教会的这种制度让教士们得以免于政治的奴役。

此外，拥有贵族血统的教士也不在少数，这些人将贵族的尊严与独立带入了教会。同时，他们作为社会的上层阶级，享有许多特权。尽管这种封建特权会严重损害教会的道德威信，但它使那些教士在面对世俗权力时可以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

让-巴蒂斯特·戈贝尔，大革命时期著名天主教牧师、政治家，改良派代表。

不过，在让教士拥有与普通公民一样的思想、需求、情感乃至热情的各种特殊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所有权。我曾十分耐心地阅读过旧时省三级会议被保存下来的大部分报告及辩论记录，特别是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的档案，因为该省区教士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度更高。我还认真查阅了1779年和1787年这两年的省三级会议记录，在我以当时的思想观念去阅读时，我惊讶地看到一些信仰虔诚而又学识渊博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会像行家里手那样，以专业的知识就公路及运河的修建撰写报告，探讨提高农业产量、保障居民福利及推进工业繁荣的最佳途径。与那些负责同类事务的教外公职人员相比，他们常常不仅毫不逊色，反而更为优秀。

和人们普遍且固执地相信的那种观点相反，我敢肯定，那种剥夺天主教教士全部土地所有权，将教会收入改为薪俸的做法，只对罗马教廷和世俗君主有利，却使国民自由丧失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试想一个人在其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里只能服侍一个外在的权威，并且他在自己居住的国家里不能建立家庭，那么什么能将他牢固地与他居住的地方联系在一起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土地资产。一旦这一联系被切断，他便不再归属于任何地方。他偶然地出生在这里，陌生地生活在世俗社会中，没有什么利益能触动他。他将自己的良知交予教皇，将自己的衣食交予国王。教会是他唯一的祖国。当社会发生政治事件时，他只关注其中有什么与教会的利害相关。只要教会能够自由繁荣，其他的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的政治立场自然而然地便是对外事漠不关心，他在世俗之城不过一介凡夫，但在上帝之城却是优秀选民。作为美德的表率与年轻人的指引者，如果连他们尚有这样的情感与思想，那么我们便不会对整个民族都在公共生活中变得软弱无能而感到奇怪了。

处境的变化会引发思想上的变革，人们如果想对此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就必须重读1789年来自教士等级的陈情书。

在陈情书中，教士常常表现出不宽容，他们会执着于原有的特权。不过与第三等级和贵族一样，他们也仇视专制统治，支持公民自由并热爱政治自由。他们要求个人自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而不是口头的许诺。他们要求毁掉国家监狱，废除特别法庭及调案制度，所有法庭公开办案，所有法官终身任职，所有公民皆可担任公职，而才能是唯一的考核标准。在其他领域，他们要求征兵时要减少对个人的侮辱及压迫行为，人人皆应服兵役；劳动自由不受限制，内地关税应被废除；领主权利可得赎买，因为它违背自由；设置更多的公立学校，保证每个教区都有一所，以向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在各地农村设立收容所或慈善工场等福利机构；尽可能地推动农业生产。

就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而言，教士阶层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强烈地要求国民应享有召开会议、确立法律、自由对赋税制定进行表决的权利，且这些权利不可剥夺、不可转让。他们主张未经本人或其代表投票表决，不得强迫任何法国人纳税。他们还要求每年都要召开三级会议，成员由自由选举产生；所有重大事务及基本立法必须由三级会议进行裁决和制定，任何惯例或特权不可与之相悖；三级会议还应制订财政预算，甚至监督王室花销；三级会议代表不可受到侵犯，大臣必须始终对三级会议负责。他们还要求各省也设立三级会议，各城镇设立地方会议。然而作为教士，他们对神权只字未提。

尽管教士群体中也有臭名昭著之人，但就整个阶层来看，在世界上我恐怕找不到还有哪个国家的教士比大革命爆发时的法国教士更加卓越、开明，并具有民族性。他们不受私人道德影响，更富有公共道德，其信仰也极为坚定，这一点在对他们的迫害中得到了清楚的证明。在开始研究旧社会时，我对教士充满偏见，然而当我完成研究后，我变得对他们充满敬意。实事求是来讲，教士阶层的缺点是一切行业组织都会有的缺点，不论是政治组织还是宗教组织，只要这种组织结构紧密，成员联系密切，它就会表现出侵略性，并且还会本能甚或盲目地执着于团体的特殊权利。

和今天的资产阶级相比，旧制度时期的资产阶级具有更强的独立精神，甚至其结构上的某些缺陷也有助于保持这种独立。

我们已经看到，旧时资产阶级担任的公共职位要比今天多，其对公职的热忱则与如今一样。不过请读者注意旧时代与当下的不同。旧制度时期的政府对大部分官职既不能授予也不能收回，这使得任职者的重要性得以增加，让他们免受权势的摆布。或者换句话说，那些让今人绝对臣服的职位，在旧时恰是对个人尊严最有力的保障。

教会组织不可避免地具有种种缺点，但教士个人往往发挥着重要社会作用。

与平民不幸分离的资产阶级，因各种各样的特权变成了假贵族，而这些假贵族身上也常常会显现出真贵族的那种骄傲与独立的精神。资产阶级分裂成一个个的小团体，个人在小团体中会很容易忘掉整体的公共利益，而只关心、捍卫小团体的特殊权益。没有人会将自己隐没在人群之中，每个人都会在舞台上亮相；舞台尽管狭小，灯光却十分明亮，台下永远都是同样的观众，他们随时会热情鼓掌或发出嘘声。

那时镇压反抗的手段还远不及今天完善，那时的法国也不像今天这样，将不同的声音压抑成同样的死寂；相反，旧时的法国喧闹非常，尽管政治自由尚未出现，但人们只要想大声呼喊，远方就会有回声响应。

在旧制度时期，能听到受压迫者呼声的只有司法机构。尽管因为政治与行政管理制度的变革，法国政府已走上专制的道路，但因为司法制度未变，法国人民仍然是自由的。虽然旧制度时期的司法机关体系复杂、运转受阻、行动迟缓又开支巨大，但种种缺陷并没有让司法机关屈从于专制政府。须知屈从也是一种贪污腐败，其害处或许更甚，因为它能让法官堕落，并很快毒害全体国民。但在那时，这种弊病却对司法机关丝毫不起作用。法官一职任期终身，而担任法官者亦不求升迁，终身制和淡泊的性情确保了稳定的独立性。请想象一下，如果有各种方法可以让法官同流合污，事情又会变得怎样？

对于几乎所有涉及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利益的案件的审判权，王权都已从普通法庭那里夺取过来，然而王权依然畏惧法庭。王权虽然能阻止普通法庭审理案件，却不敢阻止法院听取申诉及陈述意见。由于古法语习惯用最准确的词指称事物的这一传统在当时的司法语言中被完好地保留下来，所以法官们经常毫无忌讳地用“专制”“蛮横”等词语斥责政府的种种行为。法院以不合常规的方式干涉政府行政，这常常会让公共事务变得一团糟，却也同时保护了个人的自由。所谓以恶制恶便是如此。

古老的道德观念在司法机构及其周围充满新思想的环境中仍然保持着活力。相较于公共事务，高等法院无疑更重视自身，然而我们无法否认，在捍卫司法的独立及荣誉时，高等法院始终展现着无畏的气概和不屈的姿态，并将这种精神传递给所有接近它的人。

1770年，随着巴黎高等法院被撤销，法院的法官们失去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但他们中没有人向国王的意志屈服。不仅如此，当国王的处罚下达后，那些既未遭到株连也未受到威胁的其他法院，比如审理间接税的法院，却挺身而出，表示愿意接受同样的处罚。更令人感动的是那些在高等法院出庭辩护的首席律师们，他们以自己的意志选择与高等法院相同的命运；他们将富贵名望弃之一边，宁可沉默不语，也不肯在遭受羞辱的法官面前出庭。在所有自由民族的全部历史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加伟大，然而它却发生在18世纪，就在路易十五的宫廷近旁。

巴黎高等法院是法国大革命前所有改革的首要障碍，亦是法国王权最大的敌人。

司法习惯常常会变成民族习惯。通过法庭，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事务都可辩论，一切裁决均可复议，公开与程序是正义的保障，但所有这些想法都与奴役格格不入；也只有这一部分，可称得上是旧制度给自由人民留下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思想。政府也同样借用了很多司法习惯。国王在颁布敕令时会陈述理由，在下达裁决时会说明原因；御前会议在宣布法令时会加上长长的序言；总督会派遣代理人传达他制定的规章。在所有历史悠久的行政机构，如法国财政部或地方议会中，人们会公开讨论各项事务，并在辩论之后做出决定。而所有这些习惯，所有这些程序，都是君主专制统治的绊脚石。

只有平民，尤其是农村的农民，对于各种压迫几乎毫无防备，而只能用暴力反抗。

我在前面所列举的大多数防御方式，平民阶层都无法运用，因为这些防御方式的前提是使用者可以被他人看到、听到。在法国，只要有勇气，任何人都可以用他的顺从做筹码，在屈服中暗自抗争，然而唯独平民没有这种勇气。

国王对国民讲话的态度，与其说是主人，不如说是首领。路易十五在其统治初期曾于一道敕令中说：“我们为统治着一个自由善良的民族而感到无上光荣。”在他之前，有一位先王用更古老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这位先王在向敢于进谏的三级会议表示感谢时说：“我们宁愿向自由民而非农奴讲话。”

对安逸的贪求是孕育奴性的根源，18世纪的人们对此已没有什么了解，然而它却会让人萎靡不振、冥顽不化。这种对安逸的欲望会和一些私人道德相混淆，甚至到了难以分辨的程度。它可以表现为热爱家庭、崇尚道德、尊重信仰，对现行的宗教仪式虽不热忱却会遵守奉行；它使人诚实，却排斥英雄主义，善于培养循规蹈矩的怯弱公民。和现在的人相比，18世纪的人既更好，也更坏。

那时的法国人崇尚娱乐和享受。和今人相比，他们在行为上更加放荡，在思想和情感上更加混乱，但他们对我们今天的这种节制得体的肉欲主义一无所知。在上层阶级中，比起让生活变得安逸舒适，人们更愿意花费精力装点生活；比起追求财富，更愿意追求荣誉。即使是资产阶级，也不会单纯地追求财富；他们倒是常常放弃这种追求，转而去寻求更加高贵雅致的享乐。在金钱之外，他们还希求着其他财富。那一时期有人用一种古怪却自豪的笔调写道：“我很了解我的民族，他们虽然精于金银的铸造与浪费之道，却不会崇拜金银，他们随时准备回到他们古老的偶像那里——勇敢、荣誉，我敢说，还有慷慨和仁慈。”

另外，我们不应根据一个人对最高权力的顺从程度来评判他是否卑劣，这是一个错误的尺度。不论在旧政权下，人们如何屈从于国王的意志，但有一种屈从，他们绝对不会接受：不管这个政权多强大，亦不管它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只要它是不合法、不被人尊重并且遭到蔑视的，他们就决不会屈从。自我贬低的奴役形式对他们而言始终是陌生的。那时国王在民众心中激发起的情感，即便是其他时代最专制的君主也无法唤起。但大革命已将这些情感连根拔除，因此如今我们已无法理解它们。

那个时期的法国人对待国王既如对待父亲般亲切，又像对待上帝般敬畏。对于国王最专横的命令，是爱而非强迫让他们甘愿遵行。即便是在极度依赖的情况下，他们仍保有着自由的精神。在他们看来，强迫服从是最大的恶；但在我们眼里，那实在是微不足道。最大的恶是人迫使自己服从的奴性。

不要看不起我们的先辈，我们并没有这种傲慢的权利。但愿我们能在发现他们的偏见与错误的同时，也看到他们的光荣与伟大。

所以，如果认为旧制度时期是一个到处是奴役与依赖的时代，那便大错特错了。那时的自由尽管不算正规又时断时续，受到阶层的限制和特权的束缚，不能为人民各种最自然、最必需的权利提供保障，但其力量要比我们今天的自由大得多。它允许所有人违背法律，亦允许所有人去反抗专制行为。这种自由尽管被限制并扭曲，却仍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那个中央集权意图让一切个性都变得一致、顺从和晦暗的年代，正是这种自由让人们在心中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品质与风格，培养他们的自尊，并让他们将追求荣耀看得高于一切。这种自由造就了活力四射的灵魂和骄傲奋勇的天才，正是他们让法国大革命在后世既为人称颂，也令人恐惧。如果自由已然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而这些伟大的品格仍能生长，那才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正是这种奇怪而病态的自由，为法国人推翻专制统治做足了准备；也正是这种自由，让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不适合在旧制度的废墟中建立起和平而自由的法治国家。

第十二章：为何文明的进步没让18世纪的法国农民比13世纪时过得更好，反而更糟

到了18世纪，法国农民已不再受到封建领主的欺凌，亦很少遭到政府的攻击。他们享受着公民的自由，并拥有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然而社会中所有其他阶层都与他们隔离，他们这种孤独的处境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是一种独特的新型压迫，我们应详细研究它所造成的后果。

按佩雷菲克斯的说法，亨利四世早在17世纪初便抱怨贵族离弃了农村。到了18世纪，逃离农村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现象。那个时代的所有文献——经济学家的著作、总督间的通信、各农业协会的报告都提到了这一点，其文字往往表现出一种痛惜之情。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人头税登记簿中找到确凿的证据。人头税是按照个人的实际居住地征收的，所有上层贵族和部分中层贵族的纳税地都在巴黎。

在农村中，只剩下那些没有财力迁居城镇的落魄贵族。他们与农民在一起朝夕生活，我认为其处境是任何富裕的有产者都不曾见过的。这些贵族既已不再是农民的领主，亦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予他们关心、照顾及引导。同时，贵族因为免税权而不必像农民那样承担公共赋税，境遇的不同让贵族不再对贫苦的农民抱以真挚的同情，亦无法体会他们的苦楚。农民不再是贵族的附庸，贵族也尚未成为农民的同胞，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状况。

我认为，这种情况会导致一种不在地主制，尽管是在心灵层面的，但它要比那种实际意义上的不在地主制更为常见且更加有害。失去权力即意味着卸下义务，这些仍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贵族越来越像原先自己不在领地时担任代理的管家。他们将佃农视为自己的债务人，坚持从他们那里索取自己按照法律或习俗应得的一切。于是，这些从封建制度残存下来的权力给农民带来的负担，竟然比真正的封建时期还要沉重。

旧制度最后几年异常气候带来的饥荒，让法国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

这些贵族常因负债而穷困潦倒，他们虽然居住在城堡里，但生活十分拮据。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攒钱，以保证在城镇过冬的花销。平民百姓十分形象地给这些贵族起了一个绰号——“燕隼”，这是所有猛禽中体形最小的。

尽管我毫不怀疑人们会举出特例来反驳我，但我在这里所谈论的是阶层，这才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范畴。没有人会否认，在当时仍有许多富裕的地主，即便农民对这些人而言既非义务对象，也无共同利益，他们却能时刻关注农民的福祉。然而这种做法终究是与他们全新的社会地位相悖的。不论他们是否愿意，新的社会法则会迫使他们变得对农民漠不关心，也让他们之前的附庸对自己心怀仇恨。

人们经常会认为是某些国王和大臣的影响，比如路易十四或黎塞留，让贵族纷纷弃农村而去。在君主专制最后的三个世纪中，贵族确实与平民分离了，其原因是历代君主都以一种相同的主导思想对待贵族：将他们吸引到宫廷并委以公职。17世纪，君主对贵族的畏惧倾向尤为明显，以至国王在询问各省总督时会问：“你省贵族是愿意留在领地还是离开？”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总督在回信中抱怨说，省区内的贵族并不想去国王身边任职，而只想和自己领地上的农民在一起。

请注意，这个省区就是安茹，即后来的旺代。据说，正是这些当初拒绝进入宫廷的贵族，后来为捍卫自己的君主而拿起武器战斗，甚至为之捐躯。他们之所以可以获得这种荣耀，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与农民联系在一起，尽管有人因此批评他们堕落到与农民为伍。

严格来讲，造成国家的领导阶级离弃农民的原因，绝不能只归咎在几个国王或大臣身上。个人的意志并非导致这一现象首要而持久的原因，缓慢而稳定运转的制度才是。18世纪时，政府不要说革除弊病，就连控制其范围不再扩大也做不到。领主权力与地方自由的消失，让贵族无需引诱便会离开原先的家园。他们已不愿在领地生活，田园风情对他们而言已索然无味。

我在这里对贵族的描述亦适用于法国所有富有的土地拥有者，中央集权让所有富裕且有教养的人纷纷离开农村。或许我还可以说，中央集权也是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技术创新停滞的重要原因。孟德斯鸠对此有深刻的评论：“是自由的程度，而非土地的肥沃或贫瘠，决定着农业的产量。”这个话题先到此为止，我不想因此偏离主题。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资产阶级纷纷离开农村来到城镇生活。对于这一点，旧制度时期留下的所有文献都可证明。在这些文献中，农村的富裕农民不会超过一代，只要积攒了一点儿财富，他们便会用这些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镇中，并给他们买一个官职。直到今天，法国农民对于让自己致富的本业，仍常常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厌恶情绪，这种现象便发端于旧制度时期。尽管其成因业已消失，但影响却延续至今。

事实上，在农村长期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并与他们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的唯一有教养的人，或者用英国人的说法，唯一的“绅士”，只有教区神父。尽管伏尔泰评论神父说，假如他们不与政府产生如此紧密又明显的联系，他们本可以成为农民的领袖，但政府确实给了神父们很多特权，这些特权为他们招来农民的憎恨。

农民就这样几乎完全与上层阶级隔离开来，那些原本能帮助并指导他们的同胞，也因有了知识和财富而离开了他们。农民阶层好像被整个法兰西民族淘汰了。

欧洲没有其他任何文明国家在这件事情上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即便是在法国，这种情况也是近代才发生的。14世纪时，农民受到的压迫更重，但他们获得的帮助也更多；贵族虽然不时会蛮横地对待农民，但他们从未抛弃过农民。

在18世纪，一个村庄便是一个社区，所有的成员都同样贫穷、蒙昧、粗野，就算是执政官也一样缺乏教养、粗俗不堪；理事不会写字，税务员不会清算自己与邻人的账本。昔日的领主失去了统治农民的权力，而他们也不会去做这些有损身份的杂事。摊派军役税、招募自卫队和组织劳役等，这些都是卑贱的事情，是理事的职责。关心农村的只有中央政府，然而那些农村离巴黎是如此遥远，以致政府对农民毫无畏惧，它在意的只有如何能从农民身上榨取钱财。

各种各样的赋税重担在旧制度末期几乎全部压在了法国农民的肩上。

就是这样一个阶层，没有人会对它施行暴政，也没有人会对它施以援手，想象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农民身上的种种负担中，那些属于封建制度的最沉重的负担无疑已被减轻或消除；但对于那些新增的、可能较之前更为沉重的负担，我们却不甚了解。农民虽然已从压迫其祖辈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但他们还要经历许多祖辈不曾经历的痛苦。

所有人都知道，军役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增加了十倍，而这些税收基本全部来自于农民。我在此必须为读者解释军役税的征收方式，让读者能够看清，那些野蛮的法律是如何在文明社会中被制定并维持，同时国家中那些最有教养的人是如何对此视而不见，更别说要做出改变了。

我在一份1772年由总监写给各省总督的信件中，找到了有关军役税的描述，它确实可称为一件精确简明的杰作。在信中，总监写道：“军役税的摊派是随意的，征税对象须负连带责任；税金数额由个人的收入决定，且每年都会随纳税人财产的变化而变化。”如此简单的几句话便说明了与军役税有关的一切，官员们对军役税所做的手脚便这样巧妙地暴露出来。

政府每年都会给各教区规定应缴纳的税额。就像这位总监所说的，每年的税额都是不确定的，农民从来无法预知第二年要交多少税。教区每年都会随意任命一个农民为征税员，由他负责将税额摊派给其他人。

我曾在前文说过，我会描述教区军役税征税员的处境。对此，我们先了解一下1779年贝里省议会的记录。该议会的成员完全由受国王指定、免交军役税的特权阶层组成。1779年，议会中有人发言说：“既然大家都不愿意主动担任征税员，那我们只好轮流做了。这样，每年的征税工作都将由一名新征税员完成，我们不必在意他的能力与品行，因为这一切都将反映在他编写的纳税清册中，他的恐惧、软弱和罪恶也都将在清册上留下痕迹。那么这个征税员如何能将这份工作做好呢？显然没有人知道每个人究竟有多少财富，也不知道这些财富之间的比例如何，所以他只能自己暗中摸索、斟酌判断，他必须以自己的财产乃至人身做担保，并为税金总数负责。在两年之内，他需要花一半的时间在所有纳税人之间奔走。如果他不懂读写，那他就必须找他人代替。”

在更早一些时候，杜尔哥曾这样谈到另一个省的情况：“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会陷入绝望并往往以破产告终，这让教区里所有原本富裕的家庭都陆续陷入贫困。”

不过，这些不幸的征税员却具有专横的权力，他们是被牺牲的暴君。在任期内，他自己将难免于破产，同时他也可以让其他所有人都破产。仍如贝里省议会所言：“向自己的亲朋好友施惠，向自己的敌人报仇，对庇护者的渴望，以及担心冒犯提供工作的富人，所有这些都与他内心的正义感不停地争斗。”恐惧会让征税员变得冷酷无情，在一些教区，如果没有司法官员和执行官的陪同，征税员便什么都做不了。1764年，一位总督向总监报告说：“如果征税员不与执行官在一起，人们便不愿意缴税。”吉耶纳省议会也有记录说：“仅在维尔弗朗什财政区，就有一百零六名拘役传令人和其他执行官助理在道路上不停奔波。”

18世纪中叶，为了逃脱横征暴敛，法国农民开始学中世纪的犹太人，即便自己有钱，也要装出一副可怜的穷人模样。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惧怕财富。对此我有一份证据，它出自距离吉耶纳百里之外的地方。在曼恩，当地的农业协会在1761年的报告里称自己曾计划以牲畜作为奖品鼓励农民生产，“不过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报告接着写道，“因为他人的嫉妒心会让获奖者在以后的军役税征收中面临无尽的烦恼甚至危险。”

在这种税收制度下，每个纳税人都有直接且长久的、源于自身利益的动机去监视他的邻居；若邻居的财富有所增加，他便迅速向征税员告发。每个人都养成了嫉妒、诽谤和仇富的习惯。这种事情难道不是应该发生在印度贵族的领土上吗？

苛刻的税收让农民丧失了劳作的积极性，他们耕种仅是为了活命。

不过在同一时期，法国也有一些赋税较轻的地区，那就是拥有三级会议的省区。这些三级会议省有权自己制定税收制度。比如在朗格多克，军役税的征收根据的是地产的实际情况，如此便不会出现因人的贫富而差别对待的情况。为此，人们仔细地编订了土地清册，并且每三十年重修一次。所有土地都按照肥沃程度划分为三个等级，每个纳税人因此可以预先知道自己该缴多少税。如果他不缴纳，那他本人，更准确地说是他所拥有的土地，将为此负责。如果他认为自己在纳税方面遭到了不公的对待，那么他有权将自己的纳税额与他指定教区的其他居民做比较。这一做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比例平等上诉。

我们今天所遵循的制度恰是如此，自那时以来，我们对它便没有做过任何改进，而只是将之推广普及。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按照旧制度的形式设计了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但在其他方面，我们并未模仿旧政体。我们最好的行政管理方法不是从旧政府，而是从省议会那里学来的。我们接受了机器，但弃掉了产品。

农村普遍的贫困现象还造就了一些不利于将之消除的判断。黎塞留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写道：“富裕者不守法。”这种直言不讳的评判方式到了18世纪已不那么常见，但人们仍相信，除非真的面对生存压力，否则农民不会干活：贫穷使人免于懒惰。这个观点和我听过的在殖民地如何管理黑奴的论调一模一样。统治者也普遍接受这种看法，这让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站出来加以反驳。

我们都清楚，设立军役税的最初目的是让国王有钱雇佣士兵，让贵族及其附庸得以免服兵役。然而到了17世纪，我们看到兵役已由自卫队承担，而承担者完全是平民，并且大部分是农民。

只要我们看看总督档案柜中那数不清的关于追捕拒服兵役者及逃亡者的骑警队记录，我们便能明白征募新兵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农民们似乎认为服兵役是他们最难以承受的公共义务。他们会为了逃避征兵而躲进森林中，以至政府必须动用武装加以追捕。我们对此常会感到惊讶，因为今天的强制征兵实在是太容易了。

旧制度下的农民之所以这般厌恶服兵役，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执法方式，而非法律本身。未婚之人在四十岁之前都可被征召入伍，如此宽泛的年龄条件让每个人都长期心神不安；即便幸运地抽到了免征资格，政府一贯的朝令夕改也让人们对此不抱什么希望；法律禁止找人顶替；农民也不愿去从事这种危险又无晋升希望的职业；尤其让农民难以忍受的是，如此沉重的负担唯独落在他们肩上，特别是那些最穷苦的农民，他们卑贱的地位让兵役显得更加苛刻。

我搜集了很多教区1769年的征兵记录，上面记有每个教区免征者的个人情况：贵族的仆人，修道院的守卫，还有过着贵族生活的资产阶级的男仆。他们被豁免的唯一原因是拥有财富。如果一个农夫多年高额纳税，那么他的孩子便可享有免服兵役的特权，其名头是鼓励农业。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处处宣扬平等，对此却视而不见。他们要求将这种做法推广到其他各个领域，换句话说，他们一再地给那些最贫苦无助的农民增加沉重的负担。有一位经济学家说：“士兵的军饷及衣食住行情况都太过严酷，只有社会底层的农民才能忍受。”

在路易十四在位末期，全国各地的交通要道都无人管理；只有使用这些道路的人，他们往往是当地或邻近的土地所有者，才会花钱对道路进行维修和保养。然而在此之后，公路的维护就完全依靠劳役，即由农民独自承担。这种不用花一分钱就能保障道路畅通的做法实在是富有创意，于是在1737年，总监奥利下令全国都采用这种方法。总督因此有权力对任何不服从者加以监禁，或派人进行搜捕。

也就是从那时起，商业贸易的发展对道路及路况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劳役的负担也随之加重。

贝里省议会在1779年的报告中称，在这个贫穷省区，每年以劳役方式进行的工程，其价值估计有七十万里弗。下诺曼底1787年报告中的数字也与此相差不多。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清晰地展现农民的悲惨命运：社会的进步让其他阶层都变得更加富裕，唯独把农民丢进绝望的深渊。文明遗弃了他们。

大概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总督们彼此通信，认为劳役应专用于交通要道，即当时人所说的王室公路，而不应用在乡村小路上。这就是要让那些最穷苦、最不可能出门远游的人，给他们不会使用的道路支付建造费用，这实在是奇思妙想，却十分自然地扎进了汲汲谋利者的脑中，他们甚至觉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1776年，政府试图将劳役改为地方税，于是这种不平等摇身一变，成了新税项，但它从未离去或消失。

原来的领主劳役变成了王室劳役，又渐渐用于所有公共工程。在1719年时，劳役竟被用来修建兵营。命令要求：“各教区必须派遣最好的工人，此项目优先于其他一切工程。”

劳役的内容包括很多，像押送囚犯进监狱、押送乞丐进收容所都属于劳役的范畴。至于军队转移驻地时，军队辎重的搬运也属于劳役，并且这种劳役相当繁重，必须征调大量的马车和牛车才能完成。这类劳役在初期很少，然而随着常规军的数量越来越多，它变成了最为沉重的劳役。有些公共工程承包商强烈要求政府给他们派送劳役，好将木材从森林运往沿海的兵工厂。虽然服劳役的农民有工资可拿，但这些工资制定随意，数额亦很低。赋税摊派在不合理的同时又变得越来越沉重，甚至连征税员也为之犯难。1751年，一位征税员写道：“农民已为修建公路缴了太多的税，以至他们很快就没钱缴军役税了。”

农民身边如果能有一些富裕同时又有教养的人，那么这些人即便不去保护农民，至少也会在面对那决定所有人命运的主宰时，站出来为农民请愿。如此一来，这些新的压迫还会出现吗？

公共工程的劳役逐渐成为平民最沉重的负担。

我曾读过一封由一位大地主在1774年写给本省总督的信件。他恳请总督能准许修建一条新路，以使村庄变得繁荣兴旺。他列举了种种理由，并建议设立一个集市，他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当地农产品的价格翻倍。他还说，只要政府能稍加资助，人们就可以建立一所学校，为国王培养出更加勤劳的臣民。这位大地主在此前从未考虑过这些事情，他是两年前被国王密札软禁在自己的城堡中后，才意识到这些改变的重要。他坦诚地写道：“正是这两年来在自己土地上的流放，让我确信这些事情是极为有益的。”

不过，曾经维系领主与农民那种庇护与依附关系的纽带，如今已经松弛甚至断裂，当发生饥荒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中央政府因孤立无援而恐惧，它甚至愿意恢复曾被自己摧毁的势力团体，以求得到它们的帮助，然而对方却一丝反应也没有。直到此时，它才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些人早已死去，而杀死他们的凶手正是自己。

当饥荒来临时，那些最为穷困的省区的总督，比如杜尔哥，甚至会违背法律，下令让富有的地主在下次丰收前必须给他的佃户提供食物。在一些教区神父在1770年写给本省总督的信件中，我发现他们建议总督向本教区的大地主们征税，不论其是否属于教会，原因是他们“拥有大量的地产，却不住在这里；他们从这里赚了大量的钱财，却到别处挥霍”。

就算没有饥荒，乞丐也会给农村带来困扰，因为像勒特罗纳说的那样，穷人在城镇中可以得到救济，但在农村，一旦进入冬季，乞讨便成了无可避免的事。

这些不幸的人有时还要遭受最残暴的对待。1767年，德·舒瓦瑟尔公爵想要彻底扫清法国的乞讨现象。在他写给各省总督的信件中，我们能看到他所想的方法是何等残酷。他下令骑警队逮捕王国境内的所有乞丐，因此被抓的乞丐达五万人之多。这些乞丐中，能干活的被押去服劳役，其余的则被送进四十多家收容所。像过去那样，让有钱人向乞丐发发善心岂不是更好？

正如我所说的，旧制度下的政府对于那些上流阶层总是那么谦恭，但是对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则凶相毕露并让人猝不及防。在我所阅读过的档案中，从没有过任何一份逮捕令针对的是资产阶级，但农民却因劳役、兵役、乞讨、治安等各种问题而不断遭到逮捕。上层者在受审时，审理案件的是独立法庭，其辩论时间长并且审理过程公开；下层平民受审时，法官则当庭即断，不准上诉。

1785年，内克尔这样写道：“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平民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巨大差距吸引，这样他们便不会注意到政府是如何控制所有人的。由于善良与人道已成为法国的特质与时代精神，所以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它们将会使那些富有同情心的人忧愁不已，即便这些不幸与他们毫无关系。”

然而这些不幸之人所面对的压迫不仅仅是处境的恶化，更严重的是他们不被允许变好。如今的农民尽管成了自由的土地拥有者，但其愚昧仍不少于他们的农奴祖先，甚至比他们更加不幸。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身无一技之长；在这个被知识照亮的世界，他们脑中空空如也。他们虽然还保留着独特的智慧与洞察力，却不懂得如何运用。耕种是他们唯一的生计，可如今他们连地也种不好。英国一位著名农学家对此评论说：“我眼中所见的是10世纪的农业。”他们能做的只有当兵打仗，也唯有在这方面，他们还能与社会其他阶层保持原有的那种天然联系。

农民被困在这贫苦无助的深渊中，与其他所有人隔绝。我惊讶甚至恐惧地发现，在天主教信仰尚未反抗便被废除、教堂惨遭亵渎前不到二十年，政府为调查一个教区的人口会采用这样的方法：让神父清点到教堂参加复活节的人数，再估算一下儿童和病人的数量，两者加在一起便是本教区的总人口数。时代的思潮通过各种隐秘的渠道进入到这些农民狭隘而晦暗的心中，并呈现出各种奇异的形式，然而这种变化在表面完全看不出来。农民的风俗、习惯与信仰一如既往，他们依旧承受压迫，他们依旧感到欢乐。

绝对不要相信法国人在其最痛苦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欢乐，他们之所以欢乐，是因为他们确信自己的厄运根本无法改变，于是只能不去想它并苦中作乐。然而一旦有机会逃离这种厄运，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向出口飞奔而去。如果你挡了他们的路，那你只会被他们踩倒在地，而他们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

农民的困苦只有自己知道，如果不苦中作乐，便只能陷入绝望的深渊。

这些我们今天很容易明白的事情，那时的人却完全看不清楚。对于平民，尤其是农民心中发生的种种变化，上层阶级一无所知。受文化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民对于人类的种种事务有其独特的理解，而这些理解是其他阶层所无法得知的。当穷人与富人再无任何共同的利益、情绪或事务时，那遮蔽他们心智的暗影就变得深不可测，让他们再也无法理解彼此。在大革命行将爆发之际，那些上层阶级仍生活在古怪的安全感中。这些人于1793年时仍在大谈人民的美德、温顺、奉献与天真，这是何等荒谬而可怖的景象。

到此先暂停一下，让我们通过前面这些事情，思考一下上帝在治理社会方面的一条最伟大的法则吧。

法国贵族阶层坚持与其他阶层隔离，这使他们得以免除大部分赋税，并将之转嫁给他人；他们认为这既可以使自己免于负担，同时还能保有他们的尊严。这在一开始似乎是有效的，可他们很快便患上一种隐疾——无人与其对抗，他们却日益衰落；特权渐渐增多，他们却越发困窘。那些他们曾经唯恐避之不及的资产阶级，如今却变得既有教养又有财富。这些资产阶级不需要贵族的帮助，他们对贵族充满敌意；贵族也不将资产阶级当成伙伴或同胞，并且很快也将他们视为敌人，最后又将他们当成自己的主人。一种奇怪的权力解除了贵族领导、保护及帮助其附庸的义务，同时让他们保留了自己的特权与荣誉，这让贵族阶层觉得自己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他们继续行走在最前面，并认为自己仍然引导着社会的发展，那些官方文件所称的臣民、附庸、自由租地保有者和佃农仍围绕在他们身边。然而事实上，没人会听从贵族，此时他们已成孤家寡人，一旦遭遇反抗或攻击，他们只能选择逃跑。

资产阶级的命运虽与贵族不同，但在一点上两者极为相似，即两者都与农民隔离。资产阶级不与农民接近，并且无视农民的苦难。他们不仅不与农民结成联盟反对普遍的不平等，反而为了一己私利制造新的不平等。就像贵族拼命维护自己的特权一样，资产阶级也拼命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本来与农民同属一样的社会等级，如今却成了没有任何联系的陌生人。直到将武器交给农民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早已唤醒了农民的激情。然而，他们对这激情束手无策，只能沦为牺牲品。

曾几何时，法国似乎要统治整个欧洲，以至其迅速垮台让时人惊讶不已；但只要研究一下它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其衰落的必然。前面我所描述的所有错误与偏见，其起源与发展都可归咎于我们大多数国王为求集权专制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段。

于是，资产阶级与贵族彼此孤立，农民也与贵族和资产阶级相互隔绝；这些事情不仅在所有其他阶层间上演，也在同一阶层的所有不同团体之间出现。社会上所有阶层、团体和个人都一模一样，一盘散沙。对于政府，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约束它，也再没有什么力量能支撑它。作为政府基础的社会一旦发生震荡，这座壮丽恢宏的专制大厦便会顷刻崩塌。

上层之人所犯的所有错误似乎最终使人民得到了利益，然而人民即便能摆脱这些人的支配，也摆脱不了被这些人灌输的错误思想，他们仍将受缚于邪恶的习惯与癖好。我们时而会看到，人民会将其源自奴性的好恶添加进自由的权利中，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亦不会宽恕教他们这样做的老师。

第三编

到最后，法国人变得筋疲力尽、心灰意冷，

他们最终放弃了政治自由，只留下一个专制政府，

对他们来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得到一点好处。

第一章：18世纪中叶，文人成为法国政治领袖的原因及其影响

现在，我想先将那些为大革命做准备的古老事件放一放，来讨论一下新近发生的一些特别事件，这些事件最终决定了大革命的地位、起源和及性质。

长久以来，法兰西民族一直都是欧洲各民族中最具有文学天赋的。在18世纪下半叶，法国文人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占据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法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想这在其他国家也不曾有过。

与英国文人不同，法国文人基本不会参与国家的日常政务，事实上在那段时期里，他们比以往更加远离行政领域。在人们狂热追求公职的社会中，他们对公职丝毫不感兴趣。

他们又不同于那些专门研究纯哲学或美学，并对政治不闻不问的德国文人，相反，他们关心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仿佛这是他们唯一关心的。社会的起源及其原始形式，公民与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风俗的荒谬或合理，法律的本质及原则，所有这些话题都让他们整日沉浸其中。他们每天都会讨论各种政体的基础，认真考察其结构，并对其总体设计加以评述。当然，并不是所有文人都能对这些问题做深刻而彻底的研究，他们中的大多数不过将之视为一种娱乐，浅尝辄止。不过，这些问题在当时确实被所有文人关注，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从学术巨著到简短诗篇，相关的文字随处可见。

这群文人中每个人的政治观念都不一样，其分歧之大让人难以将之调和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理论体系。

这些思想的差别如此明显，但如果我们抛开那些细枝末节，去寻求其中的基本思路，我们便不难发现，所有文人都赞成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仿佛这个观点是他们生来便有的，并且是他们所有其他思想的根源。不论这些文人最后的分歧有多大，但在最初的起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都相信统治社会的不应是复杂的传统习惯，而应是理性与自然法的普遍原则。

只要仔细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18世纪政治哲学的核心就在这里。

卢梭的“天赋人权”与“社会契约”是法国大革命核心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

这种思想算不上新颖，三千年来，它一直不断地在人类的思想中出现，但却从未实现。可为何在这个时代，所有文人的头脑都被它占据？为什么它不像以往那样仅存在于少数几个哲学家的头脑中，反而弥散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心灵里，并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让那些关于社会性质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论成为日常闲聊的话题，连妇女和农民都会参与其中？这些文人既无地位、荣誉、财富，也无公职、权力、义务，他们如何一跃成为这个时代的政治领袖，更成为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仅因为只有他们占据权威，而其他人不过是在处理一些无足轻重的杂事？对于这些问题，我想做一些简要的解释，以让读者看到，这些似乎应被归入文学史的现象，是如何对大革命乃至今天造成非比寻常的影响。

在18世纪，哲学家们普遍认同的观念与构成其所处社会之基础的观念相差甚大，但这并不是偶然现象；正是其所处社会现有的状况，自然地在他们的头脑中催生出这样的想法。荒谬的特权被滥用，人们在感到负担日益沉重的同时，亦渐渐发现这些特权并无存在的理由。这种社会现实把哲学家们推到了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中。对于那些自往昔沿袭下来的荒诞制度，从来无人曾尝试去调整，使之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它们已然毫无价值，却似乎仍要流传后世。看清了这一点的哲学家们自然会对这些古旧的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他们也自然会将各自的理性视为重建社会的唯一凭据。

这些人的个人处境，让他们对政治领域普遍而抽象的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同时也让他们变得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13]他们的生活完全与现实脱节，他们天性中的激情不被自己已有的任何阅历限制。他们不了解，即便是最正当的改革，也会面临现实的障碍；他们不明白，即便是最迫切的革命，也会伴随巨大的风险。他们对这些事情毫无预判。政治自由的缺乏不仅让他们对政治事务一无所知，甚至让他们对其视而不见。在政治领域，他们毫无作为，亦看不到他人的作为。

但凡见过自由社会的景象，听过自由之人的言论，即便是离国家政事最远的人也能有所受益，然而这些文人连这种最浅显的受益也无从获得。于是，相较于其他研究政治的学者，这些文人能更大胆地提出改革方案，更热衷于普遍的思想体系，他们更蔑视前人的智慧，更相信自己的理性。

民众也同样愚昧，并因此对文人们言听计从。如果法国人仍能像过去那样在三级会议中参与政务，在省议会中参与日常管理，那么我敢确信，法国人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被文人们的思想蛊惑。他们会因了解政治而保持警觉，以避免脱离现实的纯理论带来的危害。

如果法国人也能像英国人那样，对于古老的制度不是将之废除，而是逐渐改变其内在精神，那么他们或许就不会如此热衷于构建新制度。然而旧制度的法律、风俗和势力的残余仍在财产、人身、福利及尊严等方面妨害着法国人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可他们又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改变这种处境的良方，于是在他们看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两个：要么忍受这一切，要么摧毁这一切。

尽管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已化为废墟，但在这废墟之中，我们还剩下一种自由：我们几乎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去研究和讨论哲学问题、社会起源、政府本质以及人类的原始权利。

整日被法律妨害的法国人很快便迷恋上这种文学政治。这种迷恋传播甚速，就连那些性格与地位远离抽象思辨之人也深受感染。那些因不平等的军役税而受苦的人们，无不为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而振奋不已；那些菜园被贵族邻居的兔子糟蹋的小地产者，亦因一切特权都应受理性谴责的思想而欣喜雀跃。于是，公众的激情伪装成哲学，政治生活受到舆论支配，而文人成了舆论的操控者，一跃扮演了在自由国家中通常由政党领袖担任的角色。

事已至此，再也无人能挑战文人的这种地位了。

在贵族阶层还参与国家政事的时期，他们不仅直接执掌公共事务，还会引导社会舆论，给文人定基调，为思想树权威。然而到了18世纪，法国贵族已完全丧失了这些权力，和这些权力一同丧失的还有他们的信誉。引导社会精神的位置空了出来，文人便趁机独占，尽情地扩张自己的势力。

更让人惊奇的是，文人取代了贵族，贵族却支持文人的事业。这些贵族完全没有看到，如果那种普遍的理论为人民接受，政治激情与革命行动必然会随之而来。那些思想和贵族的特权完全对立，可他们却将之视为一种精巧的智力游戏，甚至愿意亲自参与其中以消磨时间。他们一边安享种种特权，一边又平和地讨论这些传统习俗是何等荒谬。

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如此乐于自取灭亡，这种奇异的盲目实在让人惊讶不已。然而他们又有什么其他出路可以选择呢？无论是让上层阶级看清自己的危险处境，还是让下层百姓保卫自己的公民权利，自由的制度都是必须的前提。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法国的公共生活便已绝迹，自那时起，那些最关心旧制度的人们丝毫未曾注意到这座古老建筑行将腐朽崩塌的迹象。因为表面上没有变化，他们便认为一切都安然无恙。就像1789年贵族在陈情书中所写的那样，他们的思想仍停留在15世纪的祖辈那里，只对王权的僭越表示担心。同样的，也正如伯克所指出的那样，不幸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直到葬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前，仍以为贵族是自己的主要敌人。这位国王不信任贵族，仿佛他仍停留在投石党运动的时代；他也和自己的祖辈一样，将资产阶级和人民视为王权最可靠的支持者。

我们已在历史中看到如此之多的革命遗迹，以致当我们发现先辈头脑中竟无任何革命概念时会惊讶不已。关于暴力革命，无人曾去思考或是探讨。即便在最稳固的社会中，政治自由也会不断地引发轻微的震动，提醒人们要警惕社会随时都可能崩溃。然而18世纪的法国虽已处在崩溃的边缘，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征兆。

在大臣马扎然的运筹下，路易十四成功结束投石党之乱，王权政府得以重建。

我曾仔细阅读过在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前三个等级撰写的陈情书。所谓的三个等级即指贵族等级、教士等级和第三等级。

在这些陈情书中，我看到并记录了人们对于法律和惯例的改革诉求。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当我把这些诉求整理到一起后，我惊恐地发现，人们要求的是同时且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法律及习惯。我瞬间明白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规模最大且最为危险的革命。那些即将成为牺牲品的人们对此毫无觉察，他们单纯地以为，只须凭借理性的力量便能全面扭转如此腐败而杂乱的社会状况。这些人是何等可怜！他们完全忘记了，在四百年前，自己的先辈已经用朴实有力的法语说过这样的格言：“过度自由即过度奴役。”

贵族和资产阶级长期以来一直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如此缺乏经验并不让人感到奇怪；让人奇怪甚至震惊的是，就连大臣、执政官和总督这些直接掌管国家事务的人也同样缺乏先见之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其本职领域中的精英，了解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各种细节；但在国家层面，他们对社会的普遍动向、人民的精神变化却和普通人一样一窍不通。只有政治自由能让政治家们学会所有这些治国理政的技巧。

对于这一点，杜尔哥看得十分清楚，他在1775年向国王呈递的报告中谏言准允全民选举，组建代议制议会，每年由国王主持召开六个星期的会议。他还建议收回议会的所有实权，使其只可参与行政，不得干涉统治；只可提供咨询，不得表达意志；只可讨论法律，不得参与立法。杜尔哥这样写道：“如此一来，王权便会得到彰显而不会受到束缚，舆论也会得到满足而不再具有危险。议会将无权反对国王的意志，即便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议会不愿服从，陛下仍然是国家的主宰。”对于杜尔哥所提出的这些措施的意义以及当时的时代精神，人们绝不能低估。杜尔哥所说的只给予虚幻的自由而非实质的自由，在多数情况下确实无损于王权。奥古斯都就曾尝试过这种做法并获得了成功。厌倦了冗长辩论的国民只想获得安稳，为此他们甘愿被哄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需要在全国召集一些无名或顺服之人，付钱让他们扮演一下政治议会的议员角色，国民就会感到满意。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然而在一场革命兴起之时，这样的做法注定要失败，它不仅不会令国民满意，反而会激起他们的愤怒。在自由国家中，即便是最底层的公民都明白这个道理，而杜尔哥作为政府要员竟对此一无所知。

法国人在公共事务方面如此生疏，他们毫无经验，虽受国家制度所困却无力改善；同时，他们又是最具文学修养、最爱聪明才智的一群人。因此，人们便不难理解为何文人会在法国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并最终成为最重要的力量。

在英国，研究治国理论的学者与实际统治国家的政治家有密切的联系，后者将新的思想用于执政，前者则根据实际情况对理论加以修正或限定。然而在法国，政治领域被一分为二，两者彼此独立，互不相干。一些人负责实际的行政管理，另一些人构建抽象的政治原则；前者依照惯例掌管公共事务，后者不顾现实指导民众精神。

现实社会的政治结构仍然是传统而混乱的，法律纷繁复杂又彼此矛盾，社会等级森严，阶层难以逾越，负担极不平等。在这个现实社会之上，一个虚构社会被构建出来，它是如此简单清晰、公正和谐，如此合乎理性。

于是，人们逐渐抛弃现实社会，沉醉在虚构社会之中。他们对现实丝毫无感，他们憧憬着未来，好像他们已经活在了由文人虚构的理想国之中。

人们经常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此话虽然不假，但当时法国人的思想其实对大革命产生了更重要的作用。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美国独立战争不过是一个新闻，但对法国而言，人们早就对之熟悉不已，只不过他们不曾想到它会如此鲜活而有力。在别处，它使人震惊；在法国；它使人确信。美国人民似乎只是按照法国文人的构想行事，他们让构想变成现实。这就好像芬乃伦突然出现在萨朗特。

一个伟大民族的政治教育竟然由文人全权负责，这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件新鲜事。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最终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独特性及其后来导致的结果。

发起这场大革命的民众不仅接受了这些文人的思想，还接受了他们的某些气质和性格。因为没有真正懂政治的领导者，民众只好长期接受文人的教育，这让他们对实践极其无知。他们读这些文人的著作，沾染这些文人的本能、性情、好恶甚至怪癖。当他们终于开始行动时，他们便将所有的文学习惯都搬进了政治实践中。

人们如果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便会发现，所谓的大革命的精神正是那些卷帙浩繁的政治理论著作中所蕴含的精神：追求普遍理论，偏爱完整的立法体系与精准对称的法律，蔑视现有事物，崇信理论，喜爱制度中独特而精巧、新颖的事物，依照逻辑统一而彻底地对政体进行改革却绝不对那些不足或缺陷加以改良。这是多么恐怖的景象！文人之美德，政治家之罪恶；那些伟大著作中流露出的品质，在现实社会中会引发重大革命。

引导北美殖民地民众获得独立的自由共和精神也同样孕育在法国大革命中。

就连那时的政治语言也带有文人的风格，到处都是含糊的表达、抽象的术语、浮夸的言语及文学化的修辞。在政治热情的推动下，这种文风渗透到社会各个基层，连最底层的百姓也能毫不费力地将之掌握。在大革命前夕，自然法与人权的字眼经常出现在路易十六的敕令中，农民亦在其陈情书中称自己的邻居为同胞，总督成了可敬的执政官，神父成了圣坛使者，上帝成了最高主宰。如果懂得拼写，这些农民就能成为很好的作家。

这些新特点与法国人性格中那旧有的部分完全混合在一起，让人们误以为这种独特教育的产物乃是出自某种天性。我曾听到别人说，在过去六十年中，我们在政治方面所表现出的对普遍、系统及浮夸的崇尚其实来自于我们民族的某种特性，略加夸张地说，这就是所谓的法兰西精神。然而我很奇怪这种精神为何会在以往的历史中潜伏如此之久，直到18世纪末才突然显现出来。

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保留了受文学影响而产生的习惯，却丧失了过往那种对文学的热爱。在担任公职期间，我发现人们已经不再阅读18世纪或其他时代的书了，同时人们也总是对文人抱以轻蔑的态度，然而对于那些文学在他们出生之前便培育出的诸种严重缺点，他们却都忠实地保留了下来。

第二章：反宗教如何成为18世纪法国人的主要情绪，它对大革命的特质带来何种影响

16世纪，一种批判的精神意图对各种基督教传统加以甄别，以判断其真伪。这种精神不断唤醒了那些更大胆、更好奇的人，并促使他们挑战或抛弃所有基督教传统。在路德的时代，它使数百万天主教徒放弃天主教信仰，同时每年又使一些基督徒彻底脱离基督教。在异端思潮之后，无神论的思想开始盛行。

大体来看，18世纪的基督教在整个欧洲大陆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不过在许多国家，基督教虽被抛弃，却不曾遭受严重打击，并且那些抛弃基督信仰之人也常会抱以遗憾。反宗教的思想仅流传在王公和学者之间，并未传播到中下层民众那里，所以它还仅是少数人的一时偏好，而非普遍的共同观点。1787年，米拉波说：“生活在德意志地区的人们普遍有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在普鲁士到处都是无神论者。但事情的真相是，在那里除了少数自由思想家，绝大多数人仍和那些最为虔诚的国家的信徒一样信仰着宗教，甚至不乏狂热之人。”他对腓特烈二世禁止教士结婚，拒绝已婚教士保留圣职薪俸的决定感到遗憾。他说：“我认为允许教士结婚这项政策并不会妨碍这位君主的伟大。”除了法国，欧洲其他任何国家及地区在反宗教方面，均未形成一种普遍、强烈且绝不宽容的暴虐情绪。

米拉波侯爵作为大革命期间温和派的代表人物，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

在法国发生的事情是前所未见的。在过往的各个时代，人们虽也曾猛烈地攻击现有宗教，但其原因是新宗教激发出了人们更强烈的激情与虔诚。古代的那些虚伪可恶的宗教在被基督教取代之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狂热的对手，它们只会在怀疑与漠视中无声衰落，这便是古老宗教的消亡。在法国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愤怒的人们疯狂地攻击基督教，却不想用另一种宗教代替它。如此之多的人热忱地投身于这份徒劳无功的事业中，他们情绪激昂地不断将宗教信仰从自己的心灵中驱逐出去，最终使他们的灵魂变得空洞。绝对的怀疑违背人的自然天性，它会为灵魂带来莫大的痛苦，然而民众却被其深深吸引。以往它只会带来精神上的萎靡与衰弱，如今却造成了狂热的传教精神。

仅是几个想要否定基督教真理的重要文人聚集在一起，并无法造成上面这种奇异的现象。为什么不是一些，而是所有文人的思想都倾向于反宗教而非其他方面？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想要为相反的论点辩护？为什么他们能超过以往所有前辈，让民众乐于接受他们的思想？想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国家的特殊状况。就如伏尔泰的精神早已存在于世，但伏尔泰本人直到18世纪才在法国占据领导地位。

首先需要承认的是，与其他国家的教会相比，法国教会不仅没有更多应受到攻击的理由，其中存在的罪恶与腐败反而比其他天主教国家要少；同时和过去及其他国家的教会相比，法国教会要宽容得多。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宗教，而在社会。

想要理解这一点，读者须牢记我在前一章所阐述的观点：政府罪恶引发了政治反对，当这种反对不能在公共生活中表现时，便会潜藏在文学中，于是文人成为想要推翻国家所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政党的真正领袖。

把握了这一点，问题的焦点也就清晰了。我们需要弄清的关键不是当时的教会作为一个宗教机构犯了何种罪，而是它在哪些方面对这场酝酿中的政治革命造成了阻碍，而这些阻碍对这场革命的主要推动者文人来说尤为难忍。

在统治原则的层面上，教会与文人构想中的世俗政府针锋相对。教会的原则建立在传统之上，而文人则轻蔑所有传统；教会依赖超越个人的权威，而文人仅相信个人的理性；教会的基础为等级制度，而文人想要消除一切阶级差异。除非双方能承认政治与宗教的制度原则本不相同故而无须统一，否则他们永远无法达成共识，而这恰好是双方都做不到的。既然教会制度是国家制度的基础与模范，那么想要攻击国家制度，就必须摧毁教会制度。

何况教会在当时本就是首要的政治势力，尽管它不是欺人最甚的，但却是所有势力中最令人憎恶的。虽然按照教会的天职与本性，它不必干涉政治，但它还是参与进来，并且一边谴责罪恶，另一边又默许罪恶，甚至用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去遮掩罪恶。教会似乎想和其他政治势力一样流传万世。于是，攻击教会必然会在民众那里云集响应。

除了这些普遍的原因，文人还有更具体、更私人的理由去攻击教会。教会是政府系统中与他们最近也最为对立的部分，其他部分对文人只是偶有影响，但教会却一直以监察作品的方式与他们作对。文人在捍卫人类的普遍自由，反对教会思想禁锢的同时，也在为自己谋求利益，打破这最紧的枷锁便成为他们战斗的首要目标。

另外，在这座必须拆毁的大厦中，他们发现教会是最脆弱也最缺乏防御的部分。事实确实如此，因为世俗的王权越强大，教会的势力就越薄弱。教会的权力曾凌驾于王权之上，后来变得与之齐平，最后沦为王权的附庸。君主与教会达成一项互惠互利的交易：君主给教会提供物质财富，教会为君主提供道义支持；君主让百姓遵守戒律，教会使信徒服从君主。这种交易在革命临近时会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依信仰而立的政权在面对强制势力时，总会处于不利地位。

法国国王虽称自己是教会的长子，但他们并不重视自己对教会应履行的义务。他们在保护教会方面远不及捍卫王权那样用心。他们的确不容许任何人干涉教会，却能容忍教会被远处的暗箭所伤。

这种毫无效力的约束非但没有削弱教会敌人的力量，反而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压迫文人有时可以阻止思想运动，有时则会为思想运动推波助澜，而对出版行业实行监控从来都只会让其力量百倍地增长。

政治压迫只会让文人抱怨而无法让他们畏惧。对于那些可以激发自己斗志的约束与管制，他们从不将之视为沉重的枷锁。他们面对的攻击尽管持久而杂乱，但往往都不了了之，仿佛这些攻击不是为了勒令其沉默，而是为了敦促其创作。如果出版能得以全面自由，教会遭受的伤害反而会小一些。

法国与天主教会的关系源远流长，即便到拿破仑时期，其加冕也需要教会见证。

1768年，狄德罗在一封写给大卫·休谟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认为我们的绝不宽容比你们的无限自由更有益于思想进步，那么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莫尔莱和絮亚尔将不会同意你的观点。”然而正确的仍然是这位苏格兰人。休谟来自自由的国家，他对此有丰富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狄德罗的角度属于文人，而休谟的角度属于政治家。

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比如我随便问我遇到的第一个美国人，问他是否相信宗教信仰有助于法律稳定及社会良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我，缺失了宗教信仰，文明社会尚且无法存续，何况自由社会。在这个美国人看来，对宗教信仰的尊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就连对国家政事一无所知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如此全面地实践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些最大胆的政治学说，然而即便有无限制出版自由的保障，反宗教的学说却从未对美国产生影响。

同样的情况也在英国发生。[14]在法国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出生之前，这种反宗教思想便已在英国广泛传播，须知伏尔泰正是受教于博林布鲁克。在整个18世纪中，英国从未缺乏过著名的无神论者，聪明的作家和深刻的思想家纷纷加入反宗教的事业，但他们没能获得像法国人那样的胜利，因为大革命让那些对其心怀恐惧之人纷纷行动起来，急于挽救他们古老而传统的信仰。就连最关注法国社会、认为法国哲学家不会犯错的那些人，也因其思想的危险性而拒绝接受他们反宗教的思想。强大的政党总会发现自己的利益与教会的事业紧密相关，博林布鲁克就是英国主教们的盟友。教士们会受这些政治家的激励，他们不会感到孤立无助，他们会为教会的事业奉献终生。虽然英国教会同样存在体制问题，同样具有种种流弊，但它却成功地经受住了攻击。在英国，有很多作家和演说家来自教士阶级，他们热忱并竭尽所能地捍卫着基督教。反对基督教的理论会出现，人们会讨论它、驳斥它，最后社会自己会选择抛弃它，但在整个过程中，政府从未有过丝毫干涉。

我为什么要在法国之外找例证呢？因为今天的法国文人已经不会再想去写像狄德罗或爱尔维修曾写过的那种书了，没人会愿意读，我还敢肯定没人会知道那些书的名字。在过去的六十年里，我们在公共生活中获得的经验虽算不得全面，却也足以让我们厌恶那些书。只要看看法国不同阶层当下的状况就会发现，正是他们在大革命这所严酷的学校中学到的教训，让他们开始重新尊重宗教。旧贵族阶层在1789年之前是反抗宗教最用力的，在1793年之后，他们成了信仰宗教最虔诚的。他们最早发起攻击，亦最先重拾信仰。同样的，当资产阶级在获取初期胜利后发现自己也成为攻击对象时，他们也再次投入宗教的怀抱。革命造成的混乱给人们造成了损失，由此人们心中逐渐生出对革命的恐惧，宗教信仰于是渐渐恢复，此前的反宗教情绪即便还未消失，至少也变得不易觉察。

但在旧制度终结之时，情况还有所不同。我们完全忘记了那些有关人类重大事务的实践经验，更忘记了宗教在帝国统治中的重要作用，于是那些出于个人利益、迫切需要维护国家秩序并让人民服从自己的人，其头脑最先被反宗教的情绪占据。他们不仅欢迎无神论，更盲目地将之往社会底层传播，不信上帝成为他们无聊生活中的一种娱乐。

从前在法国教会里也出现过很多大演说家，但在此时，因为看到那些本来与教会有共同利益、本来应捍卫教会事业的人全都背弃了教会，他们失声沉默了。人们甚至曾一度相信，只要让教会保留其财富及地位，它便愿意承认信仰的荒谬。

反对基督教者声浪高涨，信仰基督教者缄默无语，正如后来我们常见的那样，这种对比不仅出现在宗教领域，也出现在所有其他领域。坚守旧事物之人害怕他人不再认同这些旧事物，他们惧怕孤立甚于害怕犯错，于是尽管与人们的思想不同，他们还是选择加入到人群之中。就这样，全体国民中少部分人的情感成了所有人的意见，而对于那些制造这种假象的人来讲，这种情形也让他们无法抗拒。

在上个世纪末，所有宗教在法国都丧失了权威，这对大革命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影响，它成了大革命最显著的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大革命给人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当我尝试分辨反宗教情绪在法国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影响时，我发现，反宗教情绪并不会腐化人心或败坏风尚，但它能让人精神失常，使人们的行为变得诡异而极端。

当灵魂失去宗教信仰时，它并不会像人们常以为的那样变得空洞虚弱。新的思想与情感会替代宗教填满灵魂，以免它低迷消沉。

或许我们可以说进行大革命的法国人在宗教方面不如我们虔诚，但他们拥有一种值得赞美而又为我们所缺乏的信仰：相信自己。对于人类潜在的完美和力量，他们从不怀疑；对于人类本有的荣耀和美德，他们满怀信心。这种骄傲的自信便是他们的力量。虽然这种骄傲的自信往往是错误的根源，但若失去了它，人们便只能永远被奴役。他们坚信自己的使命就是要改造社会，使人类重获新生。对他们来说，这种情感与热忱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宗教，它有和其他宗教一样的效果，它让人不再自私自利，使人崇尚牺牲与荣誉，帮助人们看得更远，不被眼前的得失蒙蔽。

在大革命过程中，共和国宪法可被视为革命者美德与精神的结晶。

精于历史研究的我敢断言，在我的知识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革命，它在爆发之初就让如此多的人展现出真挚的爱国热情、无私的心胸与伟大的品格。大革命暴露了法兰西民族的缺点，但也显现出法国人青春洋溢的品质：他们缺乏经验，却宽宏大量。只是反宗教情绪在当时的确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公共危害。

在过去历史中发生的大多数政治革命里，攻击现存法律之人大多都尊重信仰，同样在大多数宗教革命里，攻击传统宗教之人也几乎不会想去一举废除全部旧有体制。所以即便社会处在最严重的动荡之中，也总有一个稳定的基点牢固不变。

法国大革命则不同，当革命爆发时，传统宗教与旧有体质被同时摧毁，人类的精神彻底迷失了方向。人们不知何物可以依靠、何处可以栖息。革命的领导者让人无法理解，他们的勇敢几近疯狂，他们对任何新鲜事物都习以为常，对任何谨慎思虑都毫不在意，对任何革命行动都雷厉风行。我们万不能以为这些人不过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很快便会消失绝迹；相反，他们已经变成一个种族，散布在世界所有文明的国度，他们世代延续，面貌、激情与特质都不曾改变。我们出生时，他们便已存在；如今，他们仍在我们身边。

第三章：相较于自由，法国人为何先要求改革

在各种为大革命做准备的思想与情感之中，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的思想和对这种思想的喜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这是一件十分值得人们注意的事情。

在很早之前，旧制度的大厦便已开始晃动并摇摇欲坠，但政治自由的问题却一直隐而未现。伏尔泰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即便他在英国旅居了三年，见识过真正的自由，却未能爱上这种自由。在英国，自由传播的怀疑论哲学让他为之倾倒，但对其政治法律他却无动于衷，他对其缺陷的关注甚过其优点。有关英国的书信是他的代表杰作，可他在其中很少谈到英国议会。他并非不关注自由，但他只羡慕英国人的学术自由，而不关心他们的政治自由，就好像没有政治自由，学术自由便能长期存在似的。

当时间临近18世纪中叶时，在法国出现了一批专门讨论行政管理问题的文人，因为他们提出的观点多有相似，所以人们将他们视为一个学术派别，称其为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经济学派在历史上的地位比不上哲学家，在催发大革命方面，他们的贡献也比较少，但我确信他们的作品能最好地帮助我们研究大革命的真正本质。哲学家们对于国家治理问题的思考基本上未曾超出普遍而抽象的理论范畴；经济学派虽然也没有脱离理论，但其理论更加贴近事实。哲学家们能讲述人们可以想象的事，经济学派则能指出人们应该去做的事。一方面，他们攻击的特定目标是后来被大革命废除的那些为他们所厌恶的旧制度；另一方面，他们预先设计并热心推荐的制度也都在大革命过程中诞生。人们很难找出哪一种新制度不曾在他们的作品里出现过。大革命最根本的内容都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

弗朗索瓦·魁奈，法国经济学家，重农主义的领袖，被誉为“欧洲的孔夫子”。

在他们身上，我们已经能看出后来那种让人十分熟悉的革命与民主的气质。他们憎恨特权，也厌恶等级制度；他们崇尚平等，哪怕这平等隐藏在奴役之中。他们会摧毁任何阻碍他们计划的事物。他们对契约毫无尊重，对私人权利也毫不关心。更准确地说，私人权利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公众利益。大体而言，经济学派的这群人温厚善良，他们大多是正直的法官或干练的执政官，他们沉迷于自己的工作所具有那种独特的精神。

经济学派十分轻视过往的历史。就像勒特罗纳所说的那样：“这个国家已经被错误的原则统治了多少个世纪？仿佛这一切都只是凭借着运气。”这一想法便是他们行动的基础，他们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对于那些旧有的制度，不管其有多古老、多牢固，但凡它对他们的计划产生微小的阻碍，或是打乱了他们计划的匀称性，他们便会将之废除。他们中的一些人要求彻底取消所有过往的领土界线，改变所有省区的名称。四十年后，制宪议会使这些要求都成为现实。

经济学派在尚未想到政治自由之前，便构想出了后来被大革命实现了的所有社会及行政改革措施。他们赞成商品的自由贸易，赞同工商业的自由放任，但他们从未考虑过政治自由，甚至当这种想法偶然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排斥。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开始就强烈反对议会及地方次级政权，他们反对任何在自由国家中建立的用以制衡中央政府的权力形式。魁奈说：“设立制衡政府力量的制度是一种有害的想法。”他的一位朋友也说：“那些让人们想去制衡政府的想法完全是一种妄想。”

公共教育是他们设计的对抗政府权力滥用的唯一方法，因为魁奈认为“国民的教养会让专制无法存在”。他的一位学生也说：“政府权力滥用已经造成太多令人震惊的灾难，人们想出的各种防范措施都无济于事，因为他们忽略了唯一有效的方法，即以公正和自然法为核心的、全面且持续的公共教育。”他们以为这种文学性的呓语真的可以替代任何政治保障。

道路、工业和教育，这三者在法国农村无处可寻，勒特罗纳对此虽深感痛心，但他从未想过，如果将农村事务交给农民管理，事情会好很多。

至于杜尔哥，他虽然因其伟大的心灵和拔群的天赋而成为一位卓越的人物，但他对政治自由的兴趣并不比普通人更多，直到晚年，他才在公众的推动下开始喜爱上政治自由。他和经济学派中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国家政务须按某种精神治理，公共教育须按某种原则推广，这些便是最重要的政治保障。一个与杜尔哥同时代的人在《有原则的教育机制》中，称杜尔哥对这种由理性开出的处方有十足的信心。在一份呈递国王的报告中，杜尔哥表达了他的这种信心，他写道：“陛下，我愿向您保证，十年之后，您的臣民将和现在完全不同。通过教育，人们会富有教养并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愿以满腔热情报效他们的国王和祖国。届时，法兰西民族会远超其他一切民族。现在十岁的孩子到那时就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他们对于国家的热爱和对权威的服从不是出于畏惧，而是出于理性，出于对同胞的热爱和对司法的尊重。”

由于政治自由在法国消失已久，人们几乎完全忘记了它有怎样的条件及效果。至于政治自由残存下来的那些遗迹，以及那些看似用来替代政治自由的种种制度，都让政治自由本身变得可疑，并使其遭受各种诋毁。那时的三级会议形式陈腐，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不仅无法帮助社会进步，反而会起阻碍作用。最高法院成了唯一取代政治团体的机构，但它同样不仅无法防止政府作恶，反而经常阻止政府为善。

经济学派认为，凭借这些旧工具来实现他们构想的革命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想将自己的计划委托给已成功操控革命的国民——他们如何可能让所有人认同并履行如此庞大而复杂的改革呢？于是，在他们看来，更容易说服的王权政府成了推行他们计划的合适之选。

粮食紧缺是诱发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经济学派对此虽有想法却无能为力。

新的政权并非来自于中世纪的制度，它没有任何中世纪的印记。虽然新政权也会犯错，但经济学派能从中发现良好的前景。新政权也同经济学派一样，喜欢地位的平等和法律的统一，同时它也憎恨所有源于封建制度及倾向贵族统治的旧势力。这种组织良好又强而有力的统治机器，在欧洲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找到，而法国恰好就有，这对经济学派而言简直是天赐良机。如果当时人们也像现在这样喜欢援引上帝，那么他们肯定会将之称为天意。勒特罗纳说：“这就是法国对比英国的优势所在：在法国，全国性的改革可以瞬间完成，但在英国，这种改革一定会遭遇党派的阻挠。”

所以，对于这个专制政权，经济学派的目的不是要摧毁它，而是要改变它。

梅西耶·德·拉·里维埃曾说：“国家的治理必须遵循基本秩序的原则，为此，国家必须掌握‘无限权力’。”另一个人说：“先让政府明确自己的职责，然后就可以任其自由行动。”从经济学家魁奈到神父波多，这些人的想法是如此一致。

经济学派不仅希望王权政府能改变那个时代的社会，更希望它能略微借鉴他们对于未来政府的构想。在看到王权政府的时候，他们便看到了未来政府的雏形。

经济学派认为，国家对国民的职责不仅是统治，更在于塑造。国家应按照某种预先树立的典范形象培养国民的精神，将它认为必要的思想及情感充实其中。实际上，它的权力和行动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它不仅要让国民有所转变，更要将他们重新塑造成完全不同的人。波多曾说：“国家应按自己的意志塑造国民。”这句话可被视为他们所有理论的总结。

经济学派所构想的这种社会权力极其巨大，远超过他们曾见过的一切权力形式，并且这种权力有它独特的起源与性质。它既非出自上帝，也与传统无关；它的意志不属于国王，而属于国家；它不是某种家族遗产，而是一切人、事、物的集合，让所有人的权利都服从于整体意志便是它的职责。

这种被称作民主专制的独特制度不曾见闻于中世纪，但经济学派对它却十分熟悉。在这种制度中，没有严格的等级区分或固定的社会地位，人民由一个个彼此相同又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模糊的群体被视为唯一合法的主宰，但这个主宰却被剥夺了一项最重要的权力，它不能亲自统治或监督政府。在这个群体之上，有一个独特的代理机构，它无需询问人民的意见便能以其名义掌控一切事务。公共理性不能控制它，法律法规无法阻止它，只有革命才能使它就范。在法律上，它不过是低级的代理人，但在事实上，它才是真正的主宰。

由于这种理想的事物在整个欧洲都找不到，经济学派便向遥远的亚洲寻求。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人在他们所有的作品中，都曾写过对中国的赞美之词，只要读过他们的书就会发现这一点。然而因为他们对中国不甚了解，所以他们所讲的那些中国故事也纯属无稽之谈。那个被少数欧洲人随意操控的无能而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竟可以成为所有国家的完美典范。这和当初法国欣赏英国，后来又转而赞美美国的情形一模一样。他们眼中的中国虽为君主专制，但皇帝不持偏见；皇帝每年都会行亲耕礼，对有用的技术发明施加奖励；获得官职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科举，哲学是唯一的宗教，文人是唯一的贵族。这样的国家让他们心驰神往。

中国儒家思想经由传教士传入欧洲，在启蒙运动时期得到伏尔泰等人的推崇。

很多人认为今天那些具有破坏性的、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晚近才产生的，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因为它们早在经济学派出现的时代便已存在。当经济学派意图利用强大的政府改变社会状况时，社会主义者也想用同样的手段摧毁整个社会的基础。

只要读一下摩莱里的《自然法典》，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学派关于国家无限权力的全部内容，以及大量让法国人近年来为之恐惧的政治理论。我们见证了它们的诞生：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事物均质化、人事活动机械化、粗暴专制的行政管理以及公民个性完全隐没在社会整体之中。

在《自然法典》中，摩莱里所写的第一条规定是：“社会上的任何事物不得以包括财产在内的任何形式归个人所有。”第二条则是：“拥有财产是让人憎恨的行为，任何试图恢复私有财产之人都会被视为疯子和人类的公敌，并将被处以终身监禁。所有公民所需的食物、工作和照顾都将由公共资金提供……所有产品都会统一存储在公共仓库中，分配给每一位公民，以保证他们的生活所需。所有的城市都将按照相同的规划进行建设，所有个人住房均应统一设计。所有年满五岁的孩子都将被带离家庭，用公共资金按统一的方式共同抚养。”

读者可能会以为这本法典是新近才写出的，但实际上它写于一百年前，其出版时间是1755年，那正是魁奈创立其学派的年代。可见，中央集权与社会主义确实生长自同一片土壤，其区别仅在于一者是人工栽种，一者是自然生长。

在那个时代的各类人群中，最为我们时代所熟悉的便是经济学派。他们对平等的爱如此惹人注目，他们对自由的爱却如此暧昧不清，我们甚至会将他们视为同辈之人。当我去读那些发起大革命之人的演讲稿和作品时，我会感到自己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社会，但当我去读那些经济学派的作品时，我会觉得自己就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而刚刚我还和他们说过话。

由于法国人已丧失了政治自由的权利，他们对政治自由的兴趣及理解都逐渐消失，到了1750年，他们对自由的诉求还不如经济学派那样迫切。相较于获得权利，他们更希望进行改革。如果当时在位的国王能拥有腓特烈大帝那样的见识与气量，我确信他会着手对社会和政府进行一系列后来被大革命完成了的重要改革，同时我也敢断言，这些改革不仅不会让他丢掉王位，反而将极大地加强他的权威。据说德·马绍尔，这位路易十五麾下最能干的大臣之一，曾隐约地产生过这种想法，并向国王提出谏言。然而这种伟大的事业是不能靠他人的谏言推进的，只有人们真正有能力并想去做时，它才能被实现和完成。

二十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此时政治自由的概念已在法国人的头脑中扎下了根，并且变得越来越诱人。变化的迹象随处可见：外省开始要求自治，国民开始要求参政，他们对古老的三级会议的记忆再次复苏。法国人厌恶自己的历史，却唯独喜欢回忆这个时期。这种新的变化也使经济学派受到影响，他们被迫在集权专制中添加一些政治自由的成分。

1771年，高等法院被撤销。过去人们常常因高等法院的偏执而受到伤害，可当看到它被撤销时，他们却深感苦恼。在他们看来，能够制衡王权的最后一道屏障消失了。

伏尔泰对民众的这种反应大感惊讶与愤怒。他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几乎整个王国都陷入了混乱，外省的民众和巴黎市民一样愤慨。然而我却认为国王在这道敕令中提出了各种有益的改革。禁止卖官鬻爵，免除司法费用，让那些从遥远边境来到巴黎的申诉者不至倾家荡产，领主法庭的费用会由国王承担，所有这些措施难道不都有益于国民吗？何况高等法院的那些法官不都是野蛮的迫害狂吗？虽然我惊讶于那些野蛮人竟会和粗鲁的资产者站在一起，但我相信国王陛下是正确的，既然都是要服从他人，那么与其服从两百只和我一样的鼠辈，为什么不去服从一头血统纯正的、生来就比我强壮有力的雄狮呢？”他还自我辩解道：“国王为所有领主承担了司法费用，一想到这实乃一种恩典，我便欣喜不已。”

大革命在推翻专制政权后，自由并未实现，断头机成了恐怖统治的象征。

伏尔泰因为很久之前便已离开巴黎，所以他想当然地以为如今公众的想法仍和当年一样。然而一切都变了，法国人不再满足于政府自身的行政改革，他们想要自己掌握权力，这一切都预示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行将爆发，对于这一革命，人民不仅赞同它，更要亲自实现它。

在我看来，自那时起，这场激进的革命便无可避免。不论是好是坏，凡属于旧制度的事物都将被彻底摧毁，这是让尚未准备好的人民自行革命的必然结果。如果专制君主成为改革者，那么这些变革或许不会变得那么危险。这场革命在摧毁大量妨害自由的制度、思想和习惯的同时，也摧毁了众多保障自由得以存在的事物，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便更倾向于相信：如果这场革命的发起者是专制君主，而非自以为主权在握的人民，或许有一天我们终将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民族。

想要理解这场大革命的人，请务必记住这一点。

当法国人重拾对政治自由的热爱之时，他们对于国家治理已经有了很多的理念，然而所有这些理念不仅难与政治自由相融，甚至完全与之对立。

在他们崇尚的理想社会中，由行政官员构成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是唯一的统治阶层，它负责管理国家并保护个人。他们既向往自由，同时又不愿放弃这个对理想社会的认知，因此他们想将两者调和在一起。

于是，他们便将不受限制的集权政府与占绝对优势的立法机构混合起来，变出了以官僚体系为行政方式的代议制政府。作为整体的国民享有全部主权权利，作为个体的公民则受到最沉重的禁锢。对于前者，政府要求自由人民的所有经验与美德；对于后者，政府则要求像奴仆般忠心地服从。

人们已经习惯了或者说倾向于将政治自由同那些与之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思想或制度融合在一起。六十年来政府用这种方式进行了多少不见成效的改革，又引发了多少极具危害的革命？到最后，法国人变得筋疲力尽、心灰意冷，他们最终放弃了政治自由，只留下一个专制政府，对他们来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得到一点好处。所以我说，相较于1789年的祖辈，我们今天的处境更像1750年的经济学派。

我时常会问自己，在各个时代引领人类实现伟大成就的那种对政治自由的激情，其根源究竟在哪里？它又是从哪些情感中汲取了养分？

我清楚地看到，人民一旦误入歧途，便会想要获得自由。然而这种对自由的热爱生于专制统治的某些特殊而短暂的弊病，一旦这些弊病消失，那种对自由的热爱也会随之消散。人们看似热爱自由，但其实他们只是痛恨自己的主子。那些真正为自由而生的民族，他们只会痛恨妨害其自由的罪恶。

我也相信，那些真正热爱自由的人并不会看重由自由带来的物质财富。对于这一点，人们常常看不清楚。的确，对于那些善于维护自身自由的人而言，自由总是会为其带来财富。不过在有些时候，自由也让人无法享受这些福利，反而是专制统治能短暂地予以提供。仅因物质财富而重视自由的人，无法长久地保持自由。

在漫长的岁月中，多少真正热爱自由之人仅因自由本身的魅力便不断地追寻它、依恋它，这种追寻与依恋和自由能带来的物质财富毫不相关。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一个人仅在上帝和法律的统治下，便能享受毫无束缚的言谈、行动和呼吸的快乐。若在自由中寻求自由之外的事物，则必然遭受奴役。

有些民族历经千难万险仍顽强不懈地追求着自由。他们之所以如此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带给他们什么物质财富，而是因为他们视自由为一种珍贵且不可或缺的幸福。若失去了自由，有什么事物能让他们得以宽慰？若拥有了自由，又有什么代价无法得到补偿？又有一些民族，他们沉湎于财富之中，并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自己手中夺走自由，他们不敢反抗，因为他们害怕这会让他们失掉自己现有的财富。他们究竟欠缺了什么，致使他们无法留住自由？答案只有一个——对自由的渴望。我不能为你分析这种崇高的渴望，因为你必须亲自体味才能理解。对于那些在天性中便已准备好接纳这种渴望的伟大心灵，它将使之盈满，并让其炽热发光。至于那些从未感受过这种渴望的平庸灵魂，便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了。

第四章：路易十六在位时是旧制度最鼎盛的时期，为何这种鼎盛反而加快了大革命的到来

法国既因路易十四的武功而称霸欧洲，亦因路易十四的专制而开始衰落，这已是不争之论。这种衰落的最初迹象在路易十四最辉煌的时期便已显现。早在法国停止征战之前，这个王国就已是满目疮痍。有谁不曾读过沃邦留给我们的那篇关于政府行政统计数据的惊人论述？早在17世纪末，甚至在更早，在那场不幸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之前，在总督们呈递给勃艮第公爵的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关于国家日益衰落的暗示，并且其言论显示出这种衰落并非是新近才有的状况。一位总督称自己的辖区近年来人口锐减，另一位总督说某座曾经富裕的城市如今已经不再有工业生产，还有一位总督说他所在省区的制造业工厂现在都已闲置甚至被废弃。

另有一位总督在报告中说，从前辖区居民的农业生产要远超过现在，二十年前的农业更是无比繁荣。同一时期的奥尔良总督称近三十年来当地的人口与产出减少了五分之一。这些报告真应该推荐给那些赞赏专制政府的公民和热衷于战争的君主，让他们认真读一读。

正是政治制度的弊病导致了这些苦难，因此即便在路易十四死后或是战争结束，法国都难以重现繁荣。18世纪上半叶，认为外省的经济状况未能恢复的想法，成为当时所有关注政府行政及社会经济的学者的普遍观点，其中还有很多人认为外省实际上在持续衰退。他们说，全法国只有巴黎的财富与人口在不断增长。总督、前任大臣和实业家们也认同这一看法。

17、18世纪的法国制造业基本都集中在巴黎，以奢侈品制造著名。

我想说我自己并不相信18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在持续衰落，然而如此之多的相关人士的观点却普遍支持这一说法，这至少能说明当时的法国经济没有明显的提升。我所读过的有关该时期的政府档案均表明，当时的法国社会似乎陷入了一种倦怠的状态。政府死气沉沉，在行政上毫无创新；地方城市没有做出任何让居民生活变得更加舒适的努力；连个人也不愿从事任何有意义的事业。

这种状况在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时开始有所变化。在当时，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似乎都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震颤。这种震颤最初只有那些最为细心的观察者才能看见，但到后来，它变得越来越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震颤越来越剧烈，最后让整个民族都动了起来，仿佛获得了重生。但请注意，重生的不是那些旧事物，而是一种新精神；它推动着这个巨大的社会机体，使之暂时苏醒，然后再让它走向终结。

环境的变化在使每个法国人变得焦虑不安的同时，也让他们想要奋力改变环境。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这种奋力却显得十分焦躁。人们诅咒着过去，并想象一种与现实截然相反的情况。

这种想象很快便对政府造成影响，它在不触及表面的情况下开始从政府内部进行改造。法律一如以往，但执法的方式却变了样。

我曾在前面说过，1740年的总督与总监和1780年的总督与总监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这种变化在政府行政通信中可得到详细的证明。两者的权力、身份以及那种专横的态度虽然相同，但其行政目的却发生了变化：前者只求辖区服从中央，完成征兵，特别是征收军役税的工作；后者则关心更多其他事务，他们的头脑中装满了各种增加公共财富的计划。他们认真地思考着如何修建道路与运河、建造工厂、复兴商业，而农业成了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叙利公爵成为当时享有盛名的人物。

自那个时代起，总督们开始组建我在前文曾提过的农业协会。他们举办比赛并颁发奖励。总监发布的通告与其说是公务信函，不如说是农学论文。

统治者精神的变化在各种赋税的征收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税法仍和过去一样不公、专横且严酷，但这些问题都在执法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莫里恩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我开始对税法进行研究时，我吃惊地发现，仅是漏税这一点，特别法庭就可作出罚款、监禁、体罚等处罚，而税务官可以任意处置几乎所有人的财产。幸好我并没有被法典限制住，我很快便发现，执行与法条之间的差异，恰如新老税务官之间的差异，而如今的执政者总是倾向于减轻惩罚。”

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说：“征税引起的流弊使人愤怒！不过我们确实要承认，近年来的征税方式已算得上是温和仁慈的了。”

我所做的文献研究充分证实了这种说法。虽然对自由和生命的尊重并不稀奇，但对穷苦之人的真切关心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对于那些穷人，税务部门很少暴力相待，赋税的减免和赈济变得更加常见。为了帮助农村建立慈善工场救济穷人，国王不仅增加基金的数额，还常常设立新的基金。1779年，仅在上吉耶纳的一个财政区，政府就发放了超过八万里弗的资金；1784年发给图尔财政区四万里弗，1787年发给诺曼底财政区四万八千里弗。路易十六不想让政府的大臣们负责这些事务，于是他时常亲自管理。1776年，御前会议对国王在狩猎时破坏总管管区农田一事做出判决，认为国王应赔偿农民的损失，而国王也亲自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说明。杜尔哥告诉我们，这位善良而不幸的国王在把这份文件交给他时说：“你看，我也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人们用旧制度末期的状况去描绘整个旧制度，那么得到的将会是美丽却失真的画面。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精神正在发生变化，社会也随着这种变化而逐渐繁荣起来。人口增加、财富增长等迹象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北美洲的战争并未对这一发展造成阻碍。国家虽因战争负债累累，个人的财富却在稳定增加。人们变得更加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具有创造精神。

当时有位官员说：“从1774年到现在，因为各类工业的发展，消费税的规模得以扩大。”如果我们将路易十六在位期间不同时期的政府与负责征税的金融公司签订的协议进行比较，我们的确会发现，每当协议延期时，地租的价格都会上涨，并且上涨得越来越快。例如，1786年的租金就比1780年的多出一千四百万里弗。内克尔在1781的结算报告中说：“通过计算可得，所有消费税的年增长量为两百万里弗。”

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贸易经济颇具实力。图为法、美两国签订友好贸易协定。

亚瑟·杨格声称1788年波尔多的贸易额要多于利物浦，他还说：“法国近些年来的海上贸易比英国发展得更快，它在二十年间增长了一倍。”

人们如果能注意到这些不同时期的差异，就一定会确信这样一件事：在大革命爆发前二十年的时间里，法国社会的发展要比大革命之后的任何时期都更为迅速。[15]在和平与发展方面能与这一时期媲美的，也许只有立宪君主制的那三十七年。

在政府仍有诸多弊病、工业发展仍受束缚的情况下，法国社会仍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由于这种现象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很多政治家都倾向于否认这个事实，他们就像莫里哀戏剧中的医生那样，坚信不遵医嘱的患者不可能痊愈。的确，当时的法国赋税不平等、法规一团糟，国内关税、封建特权、行会腐败、卖官鬻爵等事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居然还能兴旺繁荣，这让人如何相信？可法国确实开始全面发展并变得富裕起来，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除了那些粗制滥造、无法啮合，似乎在给社会机器加速运转起反效果的齿轮之外，还有两种极为简单又十分强大的构造设计，它们能让社会聚合成一个整体，并向着繁荣的目标飞速运转。这两个构造设计，一个是不再专制并处处维护秩序的强大政府，另一个是拥有全欧洲最自由、最开明的上层阶级的法兰西民族。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人都可以发财致富，都能保护自己的财富不受侵犯。

国王仍以主宰的身份发表意见，但他已然成为公众舆论的代言人，他对舆论毕恭毕敬，不断受其启发，亦不断向它咨询。国王的权力在法律层面虽不受约束，但在现实层面却处处受制。内克尔早在1784年便在一份公开文件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公认的事实：“如今公众舆论在法国究竟发挥着一种怎样的权威作用，这是绝大多数外国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他们很难理解这种甚至能够支配王权政府的力量究竟是什么。然而事实确实如此。”

用法律机制来说明人民的伟大和力量，这实在太过肤浅，须知产品制造的源头在于发动机的动力而不是完善的工具。让我们看看英国吧。与法国相比，英国的行政法要杂乱得多，而且往往不合规范。然而和英国相比，欧洲又有哪个国家有更多的公共财富，有更庞大、更可靠、更多样的个人财富，有更健全、更富庶的社会形态？让英国拥有这些的不是它的法律，而是英国人的立法精神。[16]个别器官有所缺陷并不是什么大碍，生命整体强健有力才最为重要。

就像我所描述的，法国的繁荣与日俱增，而人民的焦虑不安也日益加重。他们对旧制度的不满在加剧，他们对旧制度的仇恨在增长，他们显然正在走向革命。

正是那些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中心。我们只要研究一下革命前大巴黎财政区留下的档案资料便会发现，那些改革旧制度最早最深的地区正位于巴黎周边。和其他省区相比，那里的农民在自由和财产方面得到了最好的保护。早在1789年，那里便已见不到个人劳役的踪迹，在征收军役税方面，这些地区也要比其他省区正规、平等且轻松得多。只要读一下1772年的军役税征收改革条例，我们就能理解当时的总督对其辖区的繁荣与穷困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每年，政府都会向全国各个教区派遣专员，专员会召集教区居民，公示各种财产的价值，以互相审核的方式确认居民的个人财产，让纳税人共同制订军役税的征收方案。不再有蛮横的理事，也不再有无益的暴力。不过，不论征收方案如何，军役税仍无法摆脱其本有的缺陷：它只盘剥一个纳税人阶层，工业与地产都不能幸免。然而在其他所有方面，外省的军役税与邻近巴黎的财政区中同名的赋税都大为不同。

整个卢瓦河流域及河口、普瓦图的沼泽和布列塔尼的荒野，旧制度在这些地区保存得最为完整。也正是在这些地区，内战最早爆发，人们对大革命的抵抗也最为激烈、持久。人们或许会说，那些生活处境越好的法国人，越难以忍受旧制度。

人们会对这个观点感到奇怪，但能证明这一观点的事例在历史中比比皆是。

生活处境的恶化往往不会导致革命，更常见的情况是，人民会毫无怨言地忍受最严苛的法律；然而一旦重负有所减轻，人民便会极力将之抛弃。革命摧毁的总是比之前更好的政权。历史也告诉我们：对一个邪恶政府而言，最危险的就是它开始进行改革。当一位君主想要缓解臣民长期以来承受的压迫与苦难时，除非是最伟大的天才，否则无人能拯救这位君主。若以为苦难是无可避免的，人们便会忍受它；若发现苦难是可以消除的，人们便瞬间变得忍无可忍。被消除的弊端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人们意识到还有其他弊端存在。弊端消除了，对弊端的感受却变得更加敏锐，于是人们变得越发痛苦。因此，法国人恨末期的封建制度胜过其盛期，恨路易十六最不起眼的蛮横胜过路易十四一生的绝对专制，恨博马舍的短期监禁胜过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

1780年，没有人认为法国在衰落，人们反而认为已经没有什么能限制法国的发展进步了。人类可以无限完善自身的理论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二十年前，人们对未来毫无期望；二十年后，人们对未来毫无畏惧。人们已经通过想象沉浸在尚未到来的幸福里，这使人们对眼前的事物视而不见，反而盲目地去追寻那些新的事物。

图中路易十六亲自到农村给百姓发放赈济，但农民的穷苦正是由他造成的。

除了这些普遍的因素，这种现象还有其他更为具体但同样极具说服力的原因。大革命爆发之前，政府在财政管理上同其他方面一样做出了改善，但专制制度本身的缺陷却未被消除。由于财政管理既不公开也无保障，所以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期的弊病依然被沿袭下来。发放救济和奖励，建设公共工程，政府所有这些促进社会繁荣的措施都在使政府开支逐日增加，然而收入却未能同样递增，这让国王陷入了比他的前任们更严峻的拮据状况。和之前的国王一样，路易十六无法让他的债权人收回一分债，同时他仍然四处举债，既无公开的命令，也不参与竞争。对于那些债权人而言，不要说定期的利息，就连本金能否收回都取决于他们国王的良心。

有一位值得信任的证人对他亲眼所见的事物给出了清晰的证言，他说：“那时在法国人与政府的关系中到处都是风险。假如他们用自己的钱购买国债，那他们永远别想在约定的时间里获得利息。如果他们借资给政府造船修路，为士兵供给衣物，那他们既不会得到偿还的保障，也不会得知偿还的期限。他们总是在估算与政府大臣签订的合同成败如何，就像在做风险投资一般。”他还意味深长地继续说道：“那一时期正值工业振兴，越来越多的人变得热爱并愿意追求财富，合同不被遵守已足以让他们心怀不满，而当破坏合同的是对契约最该小心谨慎的政府时，他们便会越发地恼怒。”

这里所批评的法国政府的种种弊病算不上新鲜，新鲜的是人们对于它们的印象。在过去，财政制度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但随着政府与社会的变化，人们对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敏感。

仅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政府就变得比以往更加活跃，做了各种之前不曾想过的事业，这一变化的结果是政府成为法国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同时也是各类公共工程的最大承包商。和政府做生意、搞借贷，以政府薪资为生、靠政府进行投机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国家财产和公共财产前所未有地混合在一起。在过去，财政管理的弊病不过是政府诸多劣迹之一，如今却成为无数个体的灾难。1789年，国家欠债高达六亿里弗，而债权人与债务人是同一批人。正如当时一位金融家所说，他们与所有那些因政府财政管理不善而遭受损害的人联合起来，将自己的愤怒与不满发泄给政府。请读者注意，这类不满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变得越来越愤怒。对投机、发财和福利的欲求通过生意往来四处传播。同样的一批人，三十年前对这些苦难尚能逆来顺受，如今却对之忍无可忍。

食利者、商人、实业家和金融家由此而生，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在以往，这个阶层对改革最为抗拒，对政府最为支持，对他们蔑视或厌恶的法律最为顺从；而现在，他们又成为改革最急切的赞同者和最可靠的支持者。他们强烈要求对整个财政系统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但他们却没有察觉，如果政府旧有的财政系统被摧毁，其他与之相关的一切都将一同崩溃。

所以，这场浩劫如何能够避免？一面是人们发财的欲望越发强烈，另一面是政府不断激发人们的这种欲望，同时又将之压抑，使其不能得逞。这两方面都在加速旧社会制度的灭亡。

第五章：为何减轻民众负担的改革反而激起人们的愤恨

在法国公共事务的舞台上，人民已有一百四十年不在场，因此一些人想当然地以为人民再也不会在这个舞台上出现。他们见人民对政治毫不关心，便以为所有人都耳聋眼瞎；而当他们开始关切人民的命运时，他们又开始大谈特谈，仿佛站在他们对面的人民从未存在。这些人以为只有那些位居人民之上的统治者才会听到他们的话语，而他们唯一担心的便是那些人听不懂自己在说些什么。

这些本应畏惧民愤之人当着人民的面大声议论着那些让人民饱受折磨的残酷与不公。他们不断揭发种种给人民带来沉重压迫的政府恶行。他们用文学性的修辞描绘人民遭受的苦难和薪酬微薄的劳作。他们似乎想要用这种方式来缓解人们的痛苦，结果却将人民激怒。我这里所讲的不是文人，而是政府及其官员，是特权阶层。

在大革命爆发前十三年，路易十六曾尝试废除劳役，他在敕令的序言中写道：“除了少数几个三级会议省，王国内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是由我们最穷苦的臣民无偿修建的。所有的负担都落在了这些除了双手一无所有的人的肩上，而这些道路又几乎无法带给他们任何利益。真正的利益相关者基本都是特权拥有者，他们的财富因道路的修建而增长。我们单单强迫穷人劳作，剥夺他们抵御贫穷与饥饿的唯一手段，无偿地占据他们的时间，让他们为那些富人赚钱。”

同一时期，政府也开始尝试消除工业行会制度给工人带来的束缚与痛苦。一份以国王名义发布的通告称：“劳动权是所有财产中最为神圣的，任何有损这种权利的法律均违背自然法则，应被视为无效。现在的行会制度如此荒诞而残酷，显然是自私、贪婪与暴虐的产物。”这种说法十分危险，而更加危险的是这些话毫无效果。仅仅几个月后，行会和劳役又死灰复燃。

杜尔哥的税制改革引起了上层阶级的不满，他亦因此而被路易十六解职。

据说让国王说出这些话的人正是杜尔哥，而他的继任者也多照例而行。1780年，国王宣布今后增派军役税的命令必须公开，他还解释道：“军役税的征收方式一直在折磨着纳税人，他们很容易被额外的赋税伤害，而我们臣民中那些最穷苦的人，其增缴税额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其他人。”国王虽然还不敢让赋税的数额完全平等，但他至少在基本赋税的征收方式上努力实现平等。他说：“朕并不希望富人受到伤害，他们的纳税如今不过是被划进一般水准，以承担他们早该承担的更加平等的赋税。”

特别是在饥荒时期，特权阶层似乎总是在有意地激怒人民，而不是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有一位总督试图让富人们施以慈悲，他说：“这些为富不仁的不公之人，他们的一切财富都是穷人的劳动所创，可他们现在却任凭这些为其财富筋疲力尽的穷人饿死。”国王也曾在相似的情况下说过：“朕想要保护穷人免受衣食短缺之苦，可有钱人却强迫他们为自己劳动，薪酬支付多少全凭一己之意。朕决不能容忍穷人沦为食利者的牺牲品。”

不同行政权力之间的斗争直到君主制度末期仍持续不断，双方都认为是对方造成了人民的苦难。

1772年，图卢兹高等法院和国王在粮食运输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图卢兹高等法院称：“由于政府施政错误，穷人将面临饿死的危险。”国王则反驳说：“让民众陷入穷困的正是高等法院的野心和富人的贪婪。”这场论战只给人民灌输了一个思想：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上层之人造成的。

记录这些事情的并不是什么秘密档案，而是公开文件。政府和高等法院有意将之大量印刷，公之于众。以这种方式，国王替他的前任们，也为他自己说出了势态的严峻真相，他说：“历代国王的挥霍已让国库不堪重负，因此我们被迫以相当低廉的价格租出许多本不可转让的领土。”又有一次，国王求是但不谨慎地说道：“正是历代国王的贪得无厌造就了工业行会。”他继续说道：“开支浪费之风盛行，军役税因而过度增长，究其原因，正是因为财政管理部门发现军役税的征收可以暗箱操作，尽管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减轻人民负担的税收方法，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军役税这种对自己最为便捷的资金来源。”

所有这些话都是对那些有知识、有教养的国民说的，其目的是让他们相信某些曾遭到个别利益集团批评的措施实际上是有用的。至于人民，说话者认为他们就算听了也听不懂。

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善心确实包含着减轻民众苦难的真挚热忱，却也具有对想要帮助的对象的极端轻蔑。这不禁让人想起夏特莱夫人。据伏尔泰的秘书说，夏特莱夫人从不在意在自己仆人的面前更衣，因为她并没有将他们当人看。

请不要误以为只有路易十六和他的大臣们以这种危险的口吻讲话，那些即将承受人民怒火的特权阶层说话时也在用相同的表达方式。我们应该看到，当法国上层阶级开始关注下层穷苦百姓的命运时，他们并不害怕穷人，也不相信这些人会为自己带来毁灭的命运。在1789年之前的十年里，这一点尤为明显。那时的特权者时常对农民抱以同情并对他们的境遇加以讨论，他们会研究帮助农民脱离苦难的方式，会揭露让农民受苦的症结，会谴责给农民造成伤害的税法。他们虽然表达着同情，但他们仍一如继往地麻木不仁又缺乏远见。

从1779年开始，省议会开始在法国一些地区召开，后来又遍及全国。我们只要读一下这些会议记录，研究一下保留下来的公开文件，我们一定会因其中的善意而感动，同时还会因其中极不谨慎的表达而惊讶。

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这样说道：“国王陛下用于修建道路的经费往往只会让那些富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人民则享受不到任何益处。那些修路费用大多只让通往城堡的道路更舒适，却没能让通往城镇或村庄的道路更便捷。”在议会中，贵族等级和教士等级先谴责了公共劳役的罪恶，然后自愿捐出五万里弗来修缮本省的乡间道路，如此一来便不必给人民增添负担。如果以基本税收代替劳役并分担下层民众的赋税，这些特权者应该不需要花费这么多钱，但他们在捐出由不平等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仍维持着免税的形象——他们放弃了自己因特权而得到的利益，却坚持留下特权中最惹人嫉恨的东西。

另有一些省区的省议会完全由免缴军役税的地产主组成，他们一方面想继续保持自己的免税特权，另一方面却用最残酷的笔调描写军役税给民众带来的灾难。他们绘制了许多表现军役税弊病的图画，并大量印制传发。然而诡异的是，他们一边表达着对民众利益的关切，一边又偶尔对民众公开加以嘲讽。他们确实同情人民，但他们也仍然鄙视人民。

上吉耶纳的省议会热心地为农民请愿，但在陈情书中却称这些农民粗野无知、好弄是非、缺乏教养。杜尔哥虽为人民做过很多事，但他的言辞也同样如此。

这些话就写在那些要让农民亲自阅读的公示文件上。人们仿佛生活在像加利西亚一样的地方，那里的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下层阶级完全听不懂上层阶级在说些什么。对于年贡缴纳者和封建税债务人，18世纪的封建法学家常常表现出一种前人没有的善良、节制与公正，然而在某些场合，他们仍称其为“卑贱的农民”，好像这个称呼只是惯用语，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随着1789年逐渐临近，上层阶级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变得越发强烈而轻率。我收集了一些1788年年初几个省议会向其教区居民发布的通告，在通告中，议会表示他们想详细了解居民可能提出的任何申诉。

这些通告的签署者一般包括一位神父、一位大领主、三位贵族和一位资产者，他们都是省议会的议员，他们以议会的名义组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命令各个教区的理事召集全体居民，询问他们对各类赋税的税额及征收方式有何意见。通告中这样写道：“我们大致了解大部分赋税，尤其是盐税和军役税对民众造成的灾难，但我们希望对这些问题有更细致的了解。”除了这些之外，省议会还对其他事情感到好奇。他们想知道各个教区中的特权者，包括贵族、教士和平民究竟有多少，他们的特权具体都是什么；这些享有免税权的人们究竟有多少财产，他们是否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教会资产，或者用当时的话叫永久营业资产，究竟价值多少。这些还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还要了解如果赋税平等，在特权阶层需要承担的赋税中，军役税、人头税和劳役等税项将各占多少。

这就相当于是逐一列数每个人的不幸。这不仅激怒了他们，更告诉了他们谁才是造成这些不幸的罪魁祸首，同时还说明了这些人数量很小，他们很容易报仇雪恨。民众内心深处的贪婪、嫉妒与仇恨就这样被点燃煽动。这些上层阶级似乎完全忘记了扎克雷起义、铅锤党人和十六人委员会的惨痛教训，没有觉察到这些人心中有这样一种天性：在心灵平静时，他们是世界上最善良仁慈的民族；一旦激情剧烈迸发，他们就会变成最野蛮凶残的人。

我没能获得农民回复这些问题的全部报告，这实在令人感到遗憾，不过我得到了其中一部分，而这部分足够还原报告的总体情况。

在这些报告中，所有的特权者，不论是贵族还是资产者，都被指名道姓地列举出来，报告常会将他们的生活做一番描述，并且总会对之加以批判。人们认真地测算了这些特权者的财产究竟价值多少，并对其特权的数量、性质及其对自己造成的损害做了说明和讨论。他们记录了自己为了租金要上交多少斗小麦。他们嫉羡特权者那些不用与任何人分享的收益。对于神父那已经被称为“薪水”的额外收入，他们抱怨它实在太多了。他们还满怀辛酸地抱怨教会为他们做的所有事都要收费，穷人即便是死后也要交纳安葬费。赋税制定里到处都是不公，负担十分沉重。在农民的报告中，只有苦难，没有恩泽，只有愤怒，没有平和；他们抨击并谴责所有这一切。

百年战争结束后，由战争带来的重税引发了铅锤党起义。

他们说：“间接税是最惹人憎恨的。没有任何一个家庭能逃过征税员的搜查，他们在头脑中对私人财产没有任何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印花税高到让人难以接受。军役税的征税员简直是一个暴君，他的心肠又黑又硬，会用各种方法欺压穷人。法院的执行官也没好到哪里去，朴实的农民绝对躲不过他的恶行。为了使自己免遭欺凌的厄运，征税员不得不伤害他的邻居。”

这些报告宣告了大革命的临近，它就在这里，用自己的语言露出其真正的面目。

在16世纪的宗教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各种差别中，有一个差别尤其引人注目。在16世纪，大多数贵族之所以参加宗教改革，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与贪欲；人民则纯粹出于信仰投身其中，并不期待能从中获利。在18世纪，情况则刚好反了过来。拥有良好教养的上层阶级因无私的信念和深切的同情发起革命，而驱使人民行动的则是满腔的怨恨和想要改变悲惨处境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点燃了后者的愤怒，并使后者变得无比贪婪。

第六章：政府对人民进行革命教育的种种实践

很久之前，政府便已开始努力向人民灌输一些后来所谓的革命思想，这些思想与个人及其权利相对立，并且对暴力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偏好。

第一个为民众做出示范的便是国王，他演示了对于那些最为古老、在外表上最为稳固的制度，人们可以轻蔑到何种程度。路易十五以他的革新与作恶、勤奋与懒惰动摇了君主专制，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当人民看到与君主专制同样古老、同样无可撼动的高等法院土崩瓦解时，他们便隐约意识到暴力与冒险的时代已然临近，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旧传统值得尊重，没有什么新事物不能尝试。

路易十六在位时期，尝试改革的想法与讨论贯穿其统治的始终。在大革命最终摧毁一切旧制度之前，他便已预示了它们的毁灭。在立法方面，他先废除了几种最坏的制度，旋即又将它们恢复。他好像在用这种方式向人们证明，这些制度完全可以被连根拔起并任人攻击。

在他亲自进行的改革中，有一些受人尊重的古老习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改变，很多既得利益者因此遭受损害。这便是在给大革命做准备工作，这种行为不仅推倒了阻挡大革命的障碍，更向人民展示了他们可以怎样做。国王与大臣单纯无私的意图带来了最坏的影响，因为最危险的榜样便是以善心使用暴力，并用暴力实现善良的目的。

许久以前，路易十四曾在其敕令中公开宣传这样一种思想，王国所有土地均为国家所有，任何人无权拥有土地，只能有条件地租借，并且租借人的身份及权益都存在争议。这种思想来源于封建法，但法庭从未给予官方承认，直到封建制度行将覆灭之际，它才被正式确立。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然而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它竟最早发源于君主专制。

在路易十四之后，政府每年都会用更浅显直白的方式劝诫人民应该轻视私有财产。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特别是公路建设开始大兴土木时，政府毫无顾忌地征收了项目所需的全部土地，拆毁了所有影响施工的房屋建筑。桥梁与公路工程局自那时起到现在，一直都对直线的几何美有一种深深的执迷。它小心地避开了已有线路，若规划路线哪怕有丝毫的弯曲，它宁可穿过无数的不动产，也不想绕哪怕最小的弯。政府会随意决定应对遭受破坏的资产赔偿多少，因此赔偿一事若非杳无音信，便会一分不赔。

下诺曼底省议会在接管总督行政事务时，发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政府没有给因修路而征用的土地任何赔偿。仅在这里，欠债便有二十五万里弗之多。由于土地的所有权过于分散，受到损害的大地主很少，但小地产者数量极多。所有人都已亲身体验到，当人们被要求为公共利益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就会变得一文不值。他们谨记着这一教训，当时机来临时，他们便会将它用在别人身上以为自己牟利。

大革命前夕大量公共工程的修建不仅没有改善社会民生，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许多教区都设有慈善基金会，其创建者希望基金会能以其指定的方式救济那些需要帮助的居民。到了君主专制末期，由于御前会议专横独断的一纸法令，这些基金会或遭到破坏，或变更了原有宗旨。在此之前，这些基金会会给村庄提供资金以帮助临近的济贫院；但到了这一时期，连济贫院的资产也发生了让创建者们无法想象也无法接受的变化。1780年的一项法令以所有权永久有效为条件，授权这些机构可以变卖过去人们遗赠的财产，然后将变卖的收益上交国家，由国家支付其利息。

据说这种做法可以让先人的遗赠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然而人们忘记了，教唆人们去侵害个人权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完全不用顾忌亡者的意志。旧政府对那些已故之人的轻蔑是后来所有政府都比不上的，它对此从没表现过一丝顾虑。英国政府则相反，它会借助全社会的力量去帮助每个公民实现其最后的愿望，它对亡者表现出比生人更多的敬畏。

强制征集、强制出售食品、限定商品价格，这些措施都可以在旧政府那里找到先例。在饥荒时期，政府会预先对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的食物定好价格，如果农民因定价过低不愿售卖，政府便会强制将他们赶往市场，否则就处以罚金。

然而最有害的示范还是刑事法庭针对人民采用的一些手段。在抵御来自那些有钱有势之人的伤害方面，穷人们所享有的保障往往比人们设想的要好，但如果穷人要和国家打官司，那他们只能去特别法庭，等待他们的是对他们有所偏见的法官、草率虚假的程序和不得上诉的判决。

“委派骑警队队长及其下属，对饥荒时期可能发生的任何骚乱及聚众闹事加以防范。由其审理的所有诉讼均不得上诉或特赦。国王陛下禁止任何法庭介入其中。”御前会议的这项法令在整个18世纪都一直有效。从骑警队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势下，警察会在夜里对可疑的村庄进行包围，并在天亮前闯入民宅，他们不需任何授权便能逮捕被指定的农民。尽管法令要求所有被告均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受审，但被捕之人往往会在受审前被处以长期监禁。和今天一样，这些规定既不合理，又无人遵行。

一个温和而稳固的政府，就这样像学校一般每天用最适合革命与暴政的刑法教育人民，而且这所学校的大门永远向人民敞开。最终，旧政府将这种危险的教育成功地推广给底层民众。杜尔哥在这方面也完全模仿自己的前任。1775年，当他制定的新谷物法激起了高等法院的抗议和农村的骚乱时，他恳请国王下令剥夺法院的裁判权，并将发动骚乱者交给重罪法庭审理，“重罪法庭的主要作用是迅速镇压民众叛乱，以儆效尤”。另外，所有离开所在教区的农民，只要没有本区神父及理事签署的许可证，都将遭到通缉和逮捕，像流浪汉一样受审，既无法上诉，也不可特赦。

波旁王朝末期的这种不正当的执法行为到大革命时期逐渐演变为一种恐怖。

18世纪的君主专制统治，其刑罚的形式虽然恐怖，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总是温和的。它的目的是使人害怕，而不是使人受罚。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这些刑罚之所以显得温和，是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种专横暴力，并因此养成了一种冷漠的气质。人们变得越发地喜爱这种草率快速的诉讼程序。判罚越轻，人们就越会忽视这判罚从何而来。温和的判罚隐藏了诉讼程序的恐怖。

根据我所掌握的事实，我敢确定，革命政府所使用的大量诉讼程序，都可在旧制度最后两个世纪针对下层民众所采取的措施中找到先例。旧制度为大革命提供了形式上的程序，而大革命不过是在其中添加了它独有的残忍。

第七章：政治革命为何以一场重大的行政改革为先导，其后果如何

在政府体制改变之前，很多有关个人生活和行政管理的次级法律已被废除或修改。

行会被破坏，其后虽有所恢复却不完善，这深刻地改变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旧有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变得不同以往，而且变得极不稳定。主日警察被撤除，国家没有稳定的监督系统，手工业者的立场在政府与雇主之间显得暧昧不清，他们不知道谁在保护自己，而谁又在监视自己。城市的下层阶级突然间完全陷入一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一旦他们重返政治舞台，便会为局势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

在大革命前一年，国王以一道敕令扰乱了整个司法系统。国王设立了一些新法庭，同时废除了大量旧法庭，并变更了全部司法规章。然而如我在前面曾说过的，在法国，参与司法过程的人数极为庞大，甚至可以说整个资产阶级都或多或少地与法庭有关系。正因如此，这种司法系统上的变化极其迅速地影响了无数家庭，让人们的生活处境和财产状况变得极不稳定。申诉人也同样受到敕令的消极影响，在这场变革中，他们很难再找到对他们适用的法律及法庭。

政府在1787年进行的彻底改革，首先在公共事务方面引发了混乱，随后又在公民中间造成破坏，甚至影响到每个人的私人生活。

我此前说过，在占法国近四分之三的各财政区，地方事务完全由总督一人管理，他们的行为不会受任何监督，他们也不听从任何建议。

1787年，人们在总督旁边设立了省议会，它成了真正的地方政府。每个村庄也都通过选举产生自己的自治机构，它取代了以往的教区会议，甚至常常还取代了教区理事。

卡洛纳子爵，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总监，他的一系列改革加速了旧政府的灭亡。

这些与旧法律截然相反的新法律不仅改变了公共事务的管理秩序，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相对地位。这种改变在法国各省区同时进行，丝毫不考虑各省区彼此间的不同与差异。这个即将被大革命推翻的旧政府，已然具备了大革命中央集权的特征。

此时，习惯的力量逐渐在政府改革中显现其独特的作用，相较于简单又明晰的新法律，人们更习惯用那些模糊又复杂的旧法律。

在旧制度下，所有的权力形式都因各省区情况的差异而有无穷的变化，没有一种权力有明确的界限，它们作用的领域总是彼此混淆。不过，人们终究还是确立了一种正规而简便的新秩序，新的权力数量有所减少，其性质经过仔细界定，然而它们仍然彼此类似，于是便在更大的混乱中相互抵消并变得软弱无力。

此外，新法律在创立之初便有一个严重缺陷，足以使它难以被执行：新法律设立的一切权力都是集体权力。[17]

旧制度时期只有两种治理方式：若由受委托的代理人管理，那么代理人便不需要议会的辅助；若由议会负责行政事务，那么行政权便不会被委托给任何个人。议会不仅统治并监督行政机构，而且会通过委派临时委员会的方式对行政事务进行管理。

因为只有这两种方式，于是在选择上只能非此即彼。这实在让人感到奇怪，在一个如此开明、政府长期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中，竟无人曾想过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区分而非拆解行政权与监督权。如此简单的想法那时无人想到，直到本世纪才有人发现。这可以说是我们在政府方面唯一的重大发现。然而我们很快就将看到将行政权与监督权截然分开这一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人们把习惯带到行政中，在憎恨旧制度同时又遵循其传统，在国民公会中照搬三级会议和地方议会的制度，所有这些此前最多不过是妨碍行政事务，此后却突然间变成了恐怖统治。

1787年，在那些曾任由总督独断专行的省区，省议会获得了自治权。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省议会将负责军役税的摊派和征收，并决定公共工程的施建。省议会直接领导桥梁与公路工程局从督查到监工的所有成员，让他们对议会指定的事项进行规划，向大臣汇报他们的工作，并建议大臣给他们施以奖赏。省议会同时还全权监督各个教区的事务，比如所有诉讼案件的初审原先都为总督负责，如今均由省议会审理。在这些新的职权之中，有很多权力并不适合让一个没有责任感的集体来掌握，特别是这个集体中满是毫无执政经验的人。

总督虽然几乎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与权力，但他的职位仍被保留下来，这最终让一切都陷入混乱。在被剥夺一切专制特权之后，总督又被要求协助并监督省议会的工作。这就像让被免职的官员去认同罢免他的那种法律所蕴藏的精神，并帮助它实施得更好。

对待总督的这种办法也被同样用在了其代理的身上。人们在总督代理的旁边设立了一个地方议会，地方议会完全按照省议会的原则行事。

在1787年创立的省议会的法令与会议记录中，我们发现省议会和总督之间常常进行着一种无声却又公开的斗争，而后者总会以自己老到的经验让前者无计可施。省议会常常抱怨自己费了很大力气才从总督手中夺回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总督会向大臣们控诉省议会成员想要篡夺国王授予他的特权，但大臣们常常会不予回应，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新问题。省议会有时会指责总督懒政，批评其负责修建的道路不是施工质量差就是维护不善，对那些会破坏其辖区社会生活的事情不管不顾。省议会常常因困惑于陌生的法律条文而犹豫不决，于是它只能四下收集意见。欧什的总督称自己有足够的理由质疑省议会，因为后者曾授权一个社区自行征税；省议会则宣称，从今以后总督在征税问题上只能提供建议，不得发布命令，同时它还征询了大巴黎财政区省议会的意见。

由于这些指责与商谈，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进展得异常缓慢，甚至常会停滞不前，公共生活仿佛就此中断。洛林省议会道出了很多省议会的看法：“事务管理完全停滞，所有善良的公民都为此苦恼。”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新设立的行政机构也常因过度的活跃与自信而犯错。它们被一种躁动的、具有破坏性的热情充满，它们想要一举改造全部的旧制度，纠正全部的老问题。它们借监督之名设法亲自管理公共事务。然而，本想改善一切的它们却在处处制造混乱。

请考虑一下政府长期以来在法国发挥的重要作用，想想政府每天对各种利益，特别是那些依靠它或与它合作的利益的影响；想想个人正是依靠政府而非自己，才能在事业中取得成功，不再为生计担忧；想想正是政府建造并维修道路，维护社会秩序，提供福利保障。如果读者能想到这些，就一定会明白，政府若遭到破坏，其损害将会殃及无数百姓。

1789年，路易十六为应对财政危机，召开了旧制度时期最后一次三级会议。

这些新机构的缺点在农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它们不仅打乱了原来的权力秩序，还突然间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相对地位，使各个阶层都彼此对立起来。

1775年，杜尔哥向国王提议，对农村行政管理进行改革，他本人说自己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赋税摊派的不平等。由于赋税的摊派、征收和使用是教区各项事务中最为主要的，如果一个教区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缴不同的税，有些人甚至完全免税，那么他们如何能够共商事务并一起行动呢？就军役税而言，每个教区都有免税的贵族和教士，农民有一部分可以少缴或免缴，另一部分则必须全额缴纳。这样，一个教区便被截然三分，每个部分都要求拥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如此问题必然无解。

其实，农村的赋税差异要比其他地方更为明显。居民分化成不同的团体，团体之间彼此对立，在农村中尤为严重。若想在农村设立一个自由的集体性的行政机构，实现赋税平等、缩减等级差距是首要条件。

当1787年改革终于开始的时候，这一条件显然并不具备。教区旧有的等级隔离与赋税不平等的状况丝毫未变，但居民却将所有行政管理的事务交给了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了一些极为怪诞的结果。

在选举行政官员的过程中，属于教士与贵族等级的神父与领主不得参加，选举代表主要从第三等级中产生。

可一旦议会选举完成，神父和领主反而理所当然地成为议会成员，因为若将这两类如此显要的居民排斥在教区治理之外，显然有悖情理。领主们可以主持会议，但不能参选议员，更不能参与地方法规的制定。例如，在摊派军役税时，神父和领主无权投票，因为他们有免税权；同样的，议会与人头税也毫无关系，因为人头税的征收仍由总督负责。

于是，这位议会主席便从议会中被隔离出来。人们因为担心领主仍会间接损害第三等级的利益，所以在计票时同样将他的佃农排除在外。在向省议会征询意见时，省议会认为这种做法非常公正，完全符合他们的原则。教区内的其他贵族不得进入第三等级议会，除非他们是农民按照章程选举出来的，在议会中仅代表第三等级。

领主在议会中出现只为了一件事，那就是服务他旧时的附庸，这些人突然间变成了他的主人。此时的领主与其说是居民的领袖，不如说是他们的囚徒。这些人通过这种方法聚集在一起，目的不是为了相互接近，而是为了让彼此进一步看清，他们的阶层是何等不同，他们的利益是何等对立。

至于教区理事，他是仍然毫无威信、必须以强硬手段履行职责，还是地位随着所辖教区一起提高，对此无人能给出确切答案。某位地方执行官在1788年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对自己当选理事一事十分愤怒，他说：“这与我所在公职享有的所有特权都不相配。”总监对此回复说，必须要纠正此人的想法，“要让他知道，被同胞选中是一项荣誉，另外虽然同样以‘理事’为名，但新的理事与原来的官员完全不同，他会得到政府更多的尊重”。

在另一方面，当农民成为一种重要力量时，教区内的重要居民，包括贵族在内，突然纷纷开始与农民亲近起来。巴黎附近一个拥有高级裁判权的领主抱怨说，国王的敕令让他不能以普通居民的身份参与教区议会的事务。据说，另一些人则赞成让他“忠诚于公共利益，担任教区理事的职务”。

然而这一切都太晚了。富裕阶层向农民靠拢，试图和他们结盟，可农民却退回到以往的孤立状态中，不愿和他们接触。一些教区议会禁止领主参加，另一些则拒不接纳已经致富的平民。下诺曼底省议会说到：“我们获悉，一些地方议会拒绝接纳在该地拥有地产却不在此定居的平民，然而这些人毫无疑问拥有参加议会的资格。另一些议会则会拒绝那些在该地没有资产的农民。”

各个阶层之间的隔离都在加剧，权威被抛弃，每个阶层都只谋求自己的利益。

可见，在涉及国家政体改变的法律变更之前，那些次级的法律早已充满了新奇、模糊和冲突。那些存留下来的也已在动摇，似乎没有哪一项法规不会被中央政府废除或修改。

这场政治革命对所有行政规则与习惯进行了一场彻底的革新，它早在大革命之前，如今却无人提及，但在当时，它是在法兰西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中从未有过的大震荡。这第一场革命对第二场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第二场革命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英国的第一场革命让其政治结构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然而即便它废除了君主专制，但对次级法律只产生了非常表面的影响，并且完全没有改变旧有的习惯。司法与行政都保留了原有的结构，并仍按原来的习惯行事。据说在英国内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巡回法庭的十二位法官仍然每年两次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英国这场革命的影响是有限的，尽管英国上层因此产生变化，但社会基础始终稳定如故。

我们目睹了法国自1789年以来许多彻底颠覆政体结构的革命，其中大部分公开地违背当时的法律，以暴力的方式瞬间完成。不过，革命带来的混乱在时间上并不持久，在范围上也不广泛，甚至很多国民几乎都没有觉察革命已经发生。

究其原因，在于自1789年以来，行政结构从未因政治体制的反复颠覆而有所改变。君主或政府虽然不断变化，但事务的日常进程既无中断也无混乱，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已经习惯的方式去处理生活琐事。人们依赖于地方机构，早已习惯了用他们熟悉的方式去和他们熟悉的官员打交道。虽然行政机构的脑袋在每一次革命中都会被砍掉，但其躯体仍完好无损地活着。同样的官员在干同样的事，不断变化的政体与法律背后是从未变化的精神与经验。先是以国王的名义，然后是以共和国的名义，最后是以皇帝的名义，他们以不同的名义进行着同样的管理与审判。紧接着，命运之轮再次转动，他们也再次为国王、为共和国、为皇帝去管理、审判，他们永远是同一群人，永远用同一种方式。所以，他们的主子是谁又有什么关系？他们的职责不是成为优秀的公民，而是成为优秀的执政官与法官。最初的动荡一旦停止，国家便还是原来的样子。

这些地方行政机构虽然只是低级的附属机构，但它们却最为实在且持久地影响着所有人的福祉，大革命的爆发将它们彻底颠覆：官员一夜之间全部撤换，旧有的法规瞬间改变。一开始，国家似乎还没有受到这场大改革的影响，但每一个法国人都感觉到了某种微小的震荡。每个人的处境、习惯和工作都受到扰乱和阻碍。某种规则仍然在支配着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务，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应该听谁的话，找谁办事，或者应该如何行动。

国家的各个部分都失去了平衡与稳固，大革命这最终一击足以使整座大厦崩塌，前所未有的、最为剧烈而可怕的动荡与混乱就此发生。

第八章：大革命如何自发地产生于旧制度之中

在本书行将结束之际，我想对我已经分别描述过的一些特征加以总结归纳，来看看大革命是如何自发地产生于我之前描述过的旧制度之中的。

如果我们意识到法国的封建制度是如此独特，它一方面失去了一切能为自身提供保护与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完全保留了那些会伤害并激怒他人的事物，我们就不会太过惊讶于这场如此猛烈地摧毁欧洲古老体制的革命为何唯独在法国，而不是在别的国家爆发了。

放眼整个欧洲，我们仅能在法国发现下面这种现象：贵族在丧失了自己古老的政治权利之后，已不再领导或管理他领土上的居民，他们不仅将身为贵族的种种特权保留下来，还大大增加自己在财富方面的个人利益。他们变成了一个次要的群体，一个封闭的特权阶层，正如我在前文所说的，他们不再像统治阶层，而是沦为一种种姓。对于贵族的种种特权，法国人既无法理解又十分厌恶，每当感受到它们时，法国人心中便会燃起对民主的渴望，这种激情至今仍未平息。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贵族阶层是自发地排斥资产阶级并与之隔离的，他们同样与人民隔离，对人民不闻不问，最终变得完全孤立。他们表面上是统帅，实际上根本无人听从他们的命令。这样人们就会明白，为何存在了千年的贵族制度会被顷刻间推翻。

王室政府如何在废除各省区政治自由后，将法国四分之三地区的自治权收为己有，并事无巨细地接管所有公共事务，对此我已做了说明。在另一处我也论述了，这种做法让原本仅是首都的巴黎必然地成为法国的主宰甚至法国本身。这两个独特的事实足以解释为什么在中世纪曾经受过无数猛烈的冲击，直到倾覆之前都被革命者认为是不可摧毁的君主制度，会在这些人发起的一场暴乱中被彻底消灭。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拉开了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序幕。

和欧洲很多国家一样，在法国，人民的政治生活早已消失殆尽：每个人都完全丧失了处理公共事务和审时度势的能力，他们不再熟悉何为群众运动，甚至连“人民”这个概念也忘诸脑后。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所有法国人为何会毫无觉察地同时落入一场可怕的革命之中，而走在革命队伍最前列的人正是受革命威胁最严重的人，他们为革命开辟并拓宽了道路，也为自己铺就了灭亡的命运。

因为政治自由的消失，政治阶层、政治团体以及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党派都已不复存在。政治力量的缺乏让公共舆论在苏醒之后仅能依靠文人的领导，由此我们可以预见，引导大革命进行的不是某些具体事件，而是抽象原则与普适理论。人们或许看能预见，革命者想要破坏的不是某些坏的法律，而是全部法律，文人企图用他们构想出的新政府取代古老的旧制度。

与将要被摧毁的旧制度一体共生的教会，自然也会在革命推翻世俗政府时受到撼动。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一旦革命者完全摆脱了宗教、习俗和法律在人们想象力上施加的所有约束，他们将会变得何等鲁莽、轻率。

然而，谁若认真研究过法国的状况，便不难预见，在这个国家，没有什么鲁莽行径不能被尝试，也没有什么暴力行为不能被容忍。

在一本雄辩的小册子中，伯克愤慨地写道：“我们竟然找不到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做担保，更别说找一个人为哪怕最小的省区做辩护。每个人，不论是保皇党、温和派或是其他什么党派，都在自己的家里坐以待毙。”伯克虽然为君主制惋惜，但他并不了解它给法国的这些新主人留下了些什么。旧制度政府的行政机构早已剥夺了法国人相互帮助的能力与愿望。当大革命突然爆发时，习惯于协同合作、共同护卫自己的人在全法国连十个都找不到。保卫国民本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但当大权旁落到独立却不负责任的议会手中时，这个团体一下子变得极为可怕，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或拖延它。那如此轻易推翻君主制的原因，在其成功之时，也让一切事情都变得可能。

宗教宽容、人道甚至仁慈地执政在18世纪备受追捧，每个人都对之欣然向往，作为暴力最后的避难所——战争法，也已被削弱。然而正是在这温和的社会环境中，爆发了最不人道的革命。不过，社会上原有的温和风尚并非假象，在大革命的激情退却后，这种温和迅速渗入所有法律与政治习惯之中。

善良的思想与暴力的行为，两者间的鲜明对比成为法国大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为大革命进行准备工作的是这个国家最富教养的阶层，而推行大革命的是这个国家最粗野的阶层，我们便不会对此感到那么惊奇了。那些最富教养的阶层与人民毫无稳固的联系，他们从未接触或理解人民，更不曾控制他们，因此当大革命将旧制度摧毁时，人民几乎立刻获得了领导权。人民在统治方面亲力亲为，不及之处也会将自己的精神赋予政府。如果我们考虑到人民在旧制度下是如何生活的，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独特的生活环境让法国人民拥有了诸多罕见的品德。他们很早便摆脱了农奴制并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彼此隔离互不依赖，以一种克己的方式维持着自尊。他们惯于忍受巨大的痛苦，对舒适的生活毫不向往，能够坚定地面对危难。他们构成了一个单纯刚毅的种族，也组成了一支勇猛强悍的军队，他们将征服整个欧洲，也将使自己变成最危险的主人。几个世纪以来，人民独自承受着由政府弊病造成的所有负担。他们生活在彼此隔离的环境中，偏见、嫉妒与仇恨逐渐将他们侵蚀。残酷的命运让他们变得冷酷无情，使他们既能忍受所有痛苦，也能给所有人带来痛苦。

正是这样的人民夺取了统治权，企图亲自完成大革命的伟业。书籍提供理论，人民加以实践，使文人的思想更适合自己的狂热与暴乱。

那些认真研究过18世纪法国的读者，应该已经看出在人民内部产生并发展出的两种主要的激情，这两种激情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来源与目标。

其中一种激情更加古老，它是对不平等无法遏制的强烈仇恨。不平等孕育并强化了这种仇恨，使它变成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长久以来，它驱使法国人去摧毁所有属于中世纪的制度，在将瓦砾清扫干净后，建立一个人人相似、人人平等的新社会。

另一种激情则出现较晚，它使法国人不仅要求平等，更要求自由。

这两种激情在旧制度末期同样真诚又充满活力，而大革命的爆发让它们碰撞、混合在一起，它们彼此砥砺，最终点燃了所有法国人的心。这就是1789年，一个缺乏经验的年代，一个慷慨激昂、宏伟壮阔的年代，一个即便当时之人全部逝去，后人仍将永远赞美并敬仰的伟大年代。在那个年代，法国人为他们自己及其开创的事业感到无比骄傲，他们自信可以从此过上平等自由的生活。他们在各种制度中都确立了平等与自由的原则，他们不仅废除了所有让人们变得不平等的中世纪法律，也废除了近来君主剥夺国民自由的专制法律，让人民不再受政府的监视，让作为压迫者的政府无法再充当人民的导师与监护人。中央集权与专制政府被一同摧毁了。

拿破仑为法国确立了霸权，他既传播了大革命的理念，又恢复了旧制度的专制。

然而，依据我们常见的情况以及自然规律，当大革命的发动者，那充满活力的一代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或精疲力竭时，当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因在政治混乱与人民专制中受挫而变得软弱无力时，当迷茫的民众开始寻找另一位主宰时，专制统治就会卷土重来。那位天才便发现了这一点，并轻而易举地将之实现，大革命既因他而继续，亦因他而终结。

旧制度之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很多近代制度，它们既不与平等相对立，也很容易在新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最终它们还是为专制制度提供了特殊的便利。人们在旧制度的废墟中找到了它们，尽管它们曾让人们滋生出种种隔离与屈服的习惯、情绪与思想，但人们还是将之挖掘出来并让其继续发挥作用。

在旧制度的废墟中，人们收回并恢复了中央集权制度，然而当它重新确立时，过去所有对它起限制作用的制度都未复原，于是，就在这君主专制刚被推翻的国家内部，突然出现了一个超越过去所有君主曾有过的、更庞大完备又更加专制的政权。这项事业的过程如此轻率，其成功更是史无前例，人们已经忘记了过去的教训，而只专注眼前的事情。统治者下台了，但其统治中最核心的东西被保留了下来；专制政府灭亡了，但其行政机构仍然完好地活了下来。自那以后，虽然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推翻专制政府，但这不过是在遭受奴役的躯体上不断换置自由的头颅。

从大革命爆发至今，我们多少次看到人们对自由的热爱燃起又熄灭、消散又重生，这种情感之所以如此反复，是因为他们总是缺乏经验，总是无法将事物处理得当，他们容易气馁、恐惧，易被征服，他们对自由的执着太过肤浅、易逝。同时，他们却始终在内心深处热爱着平等，这种热爱一直与他们最珍贵的感情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对自由的热爱会随事物的变化而显隐增减，但对平等的热爱却始终不变，他们如此盲目地执着于平等，甚至愿意为它牺牲一切——只要能实现平等，即便是专制政府，他们也愿意遵循任何习惯、思想与法律。

对于那些只想研究法国大革命本身的人，大革命注定是难以理解的，只有去考察大革命之前各个时代的状况，才能从中找到照亮这片黑暗的灯光。如果人们不了解旧制度时期社会的种种法律、弊病、偏见、苦难与伟大，便绝无可能理解法国人在旧制度垮台后六十年间的所作所为。然而仅有这种理解仍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深入到法国人的民族性格之中。

当我思考法兰西这个民族时，我发现它比历史上的任何事物，甚至大革命本身，都更加令人惊奇。它总是被矛盾对立充满，在情感而非原则的驱使下行于极端。它无法被准确预测，它总是比预测的要更好或更坏，它时而在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远远超出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固有天性不曾改变，其模样在两三千年之前便可辨识；可它在日常思想和好恶方面又是如此多变，以致它自己都认不出自己的模样，对自己刚刚做过的事情会表现出一种仿佛陌生人的惊讶。如果无人理睬，它便最喜欢在家里因循守旧；可如果有人将它从居所和旧习中拉出来，它便会无所畏惧地去闯荡天下。它天生桀骜不驯，却能臣服于专横残暴的君主，而无法适应由公民组建的自由、合法的政府。今天它拒绝逆来顺受，明天却变得俯首帖耳，其奴性连最受奴役的民族也望尘莫及。只要没有反抗，一根丝线便能将它牵走，可一旦出现反抗的榜样，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将它束缚。它惯于欺骗自己的主子，而主子对它不是过于轻视便是过于害怕。它的自由不曾让它不可征服，它的奴性也从未让它失去打破枷锁的力量。它擅长做任何事情，但做得最好的却是战争。机遇、力量、成功、赞美与热闹，它崇尚这些胜过真正的荣耀。它善逞英雄却不尊德行，它天纵奇才却毫无常识。它能构想出伟大的计划，却完不成伟大的事业。在欧洲各民族中，它最为辉煌也最为危险，它的面目变化万千，让人赞美又憎恨、怜悯又恐惧，无人能对它视若无睹。请告诉我，世界上曾有过这样一个民族吗？

只有这样一个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彻底、猛烈又充满反复、矛盾、对立的革命。如果没有我前面论述过的这些条件，法国人永远也无法发动大革命。然而我也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在法国，即便这些条件全部满足，也不足以解释在其他国家发生的类似的革命。

终于，我来到了这场值得纪念的革命的门前，但我现在不会推门而入，也许稍后我会这样做。那时我将不再研究引发这场大革命的原因，而是考察大革命本身，最后，我将勇敢地评判这个爆发了大革命的社会。

注释

注释[1]：罗马法的威力，它在德意志地区取代了日耳曼法。

中世纪晚期的德意志法学家们几乎都只研究罗马法。在当时，这些法学家们大多在意大利而非德意志地区的大学接受教育。他们虽不是政治领袖，却要负责法律的解释与运用。由于他们无法废除日耳曼法，所以他们只能将之改换形态，尽量归入罗马法的范畴。对于日耳曼法中所有与查士丁尼法典内容相似的地方，他们都用罗马法来替代，于是许多新的精神与惯例被引入日耳曼法中。民族法律逐渐被改造得无法辨认，到了17世纪时，人们几乎完全认不出来——这种民族法律虽名为日耳曼法，但已从内到外地成了罗马法。

我有足够的理由确信，在法学家们逐渐改造日耳曼法的过程中，德意志古老社会中许多阶层的处境都随之恶化，其中尤为严重的是农民阶层。在法律被改造之前，许多农民都保有全部或部分的自由与财产，而当法律被改造后，这一切都失去了，因为法学家们将农民视为古罗马奴隶制下的奴隶或佃农。

人们对于民族法改造一事的反对没有丝毫作用，符腾堡的历史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自1250年符腾堡伯爵受封到1495年符腾堡公国建立，其立法完全由当地人管理，法律的内容包括习惯法、城镇及领主法庭制定的地方法以及三级会议颁布的法规。教会法是唯一的外来法，负责管理教会事务。

符腾堡的法律性质从1495年开始发生变化，因为在国外学校研习法学、被称为法学博士的人入驻政府并担任高等法院的官员，罗马法于是也开始渗入进来。15世纪上半叶，政治领域一直在反对法学家的变革，同一时期英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斗争，但两者的结果却截然相反。自1514年开始，在图宾根历届议会上，领主和城镇代表不断以各种方式向正在发生的变化提出抗议。他们批评法学家，称其将法院占为己有，篡改了一切惯例和法规的精神与文字。起初这些反对者似乎占据优势，政府承诺今后高等法院的法官将由贵族阶层和公爵领地中拥有名望、教养的人士担任，而不再任命法学博士，并且国家法典将由政府官员与三级会议代表委员会共同起草。可这一切都是徒劳之举。很快，罗马法便在大部分法律条款中替代了日耳曼法，即便在日耳曼法根深蒂固的地区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很多研究德意志历史的学者将外来法战胜本地法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当时人们的智力兴趣倾向于古代的语言与文学，并因此蔑视民族本有精神成果；二是在整个中世纪德意志的法律思想中，神圣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罗马帝国的法律便被沿袭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

但这些原因不足以解释为何罗马法在那个时代能够传遍整个欧洲大陆。我的观点是，在那个时代，欧洲古老的自由传统已被摧毁，新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然确立，而罗马法作为一种奴隶制法典，最契合君主们的喜好。

罗马法既致力于完善公民社会，又总想要破坏政治社会，它是一个既高度文明又奴性十足的民族的产物。国王们视它为金科玉律，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处处推广，那些能阐述罗马法的人则成为各国国王的重臣要员。如果有需要，法学家甚至可以为国王提供法律支持以对抗法律本身。这种事情在后来层出不穷。每当国王破坏了法律，总会有法学家站出来说国王的行为完全合法，他会引经据典地证明国王是对的，而受害者是错的。

注释[2]：封建君主制转变为民主君主制

所有君主制国家在同一时期都采用了君主专制政体，这种变化是否与该时期某种偶然存在于各个国家中的特殊情况有关，我们对此还不能确定。但我们可以认为，这种事情的发生必然与该时期各国的普遍情况有关。

这个普遍的情况就是社会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即从不平等的封建制转向平等的民主制。贵族已被击败，人民尚未崛起，前者已经衰落，后者还不够强大，无法对国家力量加以约束。于是君主制度迎来了属于自己长达一百五十年的黄金时代。此时的君主统治稳定而强大，尽管这两个特点常常彼此矛盾：它们既如家族世袭的封建君主那样神圣，又像民主选举的最高权威那样专制。

注释[3]：德意志地区自治城市的衰落——帝国城市

根据研究德意志历史的历史学家的说法，德意志地区城市文明最为辉煌的时代是在14、15世纪。那时，它们是财富、艺术与知识的中心，它们控制着欧洲的贸易，支配着欧洲的文明。特别是在北部和南部地区，城市最终与邻近的贵族结成独立同盟，就像瑞士的城市与农民结成同盟那样。

这些城市的繁荣一直延续到16世纪，从那时起，它们便开始走向衰落。三十年战争加快了城市的灭亡，战争期间几乎没有一座城市能逃脱毁灭的厄运。

尽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让一些城市保留了独立邦国的资格，但它们必须臣服于皇帝，这便让它们一边要受邻国的制约，另一边要受皇帝的限制。然而三十年战争让皇帝的权力严重受限，皇帝能统治的只有帝国中的那些小诸侯。18世纪时，在德意志地区只剩下五十一个独立城市，它们在帝国议会中仅占两个席位，虽然可以发出声音，但不会被人听见。

所有的城市都负债累累，造成这些沉重债务的原因，一方面是它们继续按其早已不再的鼎盛时期的标准征税，另一方面是城市治理不善。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治理问题在当时似乎是所有城市的通病，且与政体无关，各个城市不论是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市民都满心抱怨，其抱怨的事情或不相同，但其激烈的情绪却彼此相似。贵族政体下的市政府成了为少数家族谋利的集团，民主政体下的城市则到处是阴谋诡计、卖官鬻爵。如此，人们如何会不抱怨政府？于是，皇帝不得不插手城市事务以重新确立秩序。城市人口减少，市民的生活日益艰辛，此时的城市已不再是日耳曼文明的中心。艺术家弃它们而去，前往由诸侯建立的代表新世界的新城市，在那里焕发光彩；商人也离开了它们，留下来的生意也不复昔日的活力。只有汉堡仍然是财富与文化的主要中心，但这与其自身的情况有关。

注释[4]：腓特烈大帝的法典

腓特烈大帝下令起草并由其继位者颁布的法典，是他种种丰功伟绩中最不显赫的一项，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国家中，人们对之也不甚了解。然而我敢说，没有什么能比这部法典更能反映腓特烈大帝和他的时代，更能彰显这位君主与其时代间的相互影响。

就宪法一词的一般含义而言，这部法典是一部真正的宪法。它不仅规定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还规定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集民法、刑法、宪章于一身。

这部法典的基础，至少在表面上，是一些非常哲学化的、抽象的普遍原则，其中很多与1791年宪法中《人权宣言》的原则相似。

这部法典规定，国家的繁荣与公民的幸福，是社会的目的与法律的界限；除非出于共同的意志或事业，法律不得限制公民的自由和权力；所有公民都应按其地位与财产为公共事务做出贡献，个人权利应服从于公共利益。

这部法典丝毫未提君主或王室的继承权问题，甚至也没有提及与国家权利相分离的个人权利。“国家”这个名词已被人们用来专指王权。

相反地，这部法典论述了普遍人权：普遍人权的基础是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寻求个人利益的天赋自由。任何不违背自然法及成文法的行为都是被允许的。任何公民都有权要求国家保护其生命及财产安全，如果国家未能提供援助，他有权以武力进行防卫。

在陈述了这些重要原则后，该法典并没有像1791年宪法那样，推导出人民主权及在自由社会中政府由人民选出的观点，而是突然得出一个同样民主却不那么自由的结论：国王是国家的唯一代表，国王拥有他承诺赋予社会的所有权力。在这部法典中，君主不再是至高上帝的代表，而是社会公正的象征。法典在其序言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社会的唯一目的就是公共利益，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国家元首被授予所有权力，以领导所有公民。

这位拥有所有权力的社会代理人主要有以下几种义务：对国内，须维护社会和平及安全，保障任何公民不受暴力侵害；对国外，有权决定议和或作战；只有他有权制定法律、施以赦免和撤销刑事诉讼。

国王有权监督并指导国内现有的一切社会团体及公共机构。他必须有一定的收入与实权以保障自己能履行这些职责，所以他有权按照公民的身份、职业和商业的产品、交易制定赋税并征税。所有公职官员在其职权范围内以国王名义发布的命令，就像国王本人发布的命令一样，必须被遵从执行。

我们看到，在这颗现代化的头颅之下是一具哥特式的躯体。腓特烈大帝不过是从这躯体上去掉了任何会对其权力产生阻碍的东西，但这种做法却让它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仿佛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在这个奇特的物种中，我们看到了腓特烈对逻辑的轻蔑和对权力的关切，他不想攻击那些有能力反抗的事物，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除了个别地区，一般的农村居民仍处于世袭的奴役状态之下，这种世袭奴役不仅占据着由土地带来的强制劳役，还扩展到了被奴役者的人身上。

地主的大部分特权都得到了法典的认可，然而这些特权有悖于法典，因为法典规定，当地方习惯法与新法发生冲突时，应以新法为准。法典还正式宣布，国家无权废除任何这类特权，除非国家通过适当的司法手续并给予补偿。

法典确实废除了奴隶制式的奴役，却用一种世袭隶属取而代之，人们在读法典条文时便会发现，后者仍然是一种奴役。

这部法典仔细地说明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区别，在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它又设立了一个中间阶层，其成员为非贵族的高官、教士，专门学校、高级中学和大学的教师。

处于中间阶层的人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也不同于贵族。和贵族相比，他们的地位更低。他们不能购买骑士的地产，亦不能在民政部门担任最高职位。他们没有觐见国王的资格，除非有特殊情况，他们及其家人不能前往宫廷。和法国一样，这一阶层的学识与影响与日俱增，与之相对应的低等地位也让他们日渐不满，而资产阶级即便没有占据最显赫的职位，也已占据了那些最必需、最有用的职位。同样是对贵族特权的愤怒，在法国促成了大革命，在普鲁士则表现为一种对大革命的赞赏与欢迎。这部法典虽主要由资产阶级起草，但他们不过是在执行国王的命令。

在普鲁士，欧洲古老的政治体制还没有被完全摧毁，所以同样蔑视这些旧制度的腓特烈认为，想让这些旧制度的残余消失殆尽还需假以时日。总体来讲，他仅剥夺了作为一个阶层的贵族的集会权与行政权，同时他为作为个体的贵族保留了相应的特权，他只对某些特权加以限制和管理。就是这位深受法国启蒙哲学家影响的国王，下令起草的这部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实行的法典，成为当时最及时、最可靠的法律文件，为即将在整个欧洲摧毁不平等的封建制度的革命风暴奠定了法律基础。

法典确定贵族阶层是国家的主要群体，并规定在任命荣誉职位时应优先选择有能力的贵族担任。只有贵族才能拥有贵族地产、设置代理继承、享受贵族地产固有的狩猎权、司法权和资助教堂的权力。只有贵族能以自己封地的名称作为自己的头衔。资产阶级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可拥有贵族地产，但只能享受授权许可的、与地产相符和的权利及荣誉。即便拥有贵族地产，资产阶级也不能将其留给资产阶级的继承人，除非其为一级直系亲属。若没有这样的亲属或其他贵族继承人，则其所有的贵族资产在其死后必须拍卖。

最能体现腓特烈这部法典特色的部分，是其附录中关于政治犯罪的刑法。

虽然这部法典具有我前文描述过的体现封建专制制度的内容，但腓特烈大帝的继任者腓特烈·威廉二世仍认为这部法典具有革命特征，因此直到1794年才将之颁布，颁布的原因据说是他发现法典中出色的刑法条文可以纠正那些有害的内容。的确，从过去到未来，人们恐怕再也见不到比这部法典更全面的刑法内容了。不仅叛乱与谋反会被处以最严厉的惩罚，就连对政府的无礼批评也会遭到强力镇压。法典严禁购买或散布危险作品，印刷、出版、发行的相关者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化妆舞会等娱乐活动被定性为公开集会，其举行必须得到警方批准，就连在公共场所聚餐也不例外。出版及言论自由都要受到严格专横的监管。公民禁止携带火器。

在这部中世纪法条占据一半内容的法典中，随处可见极端的中央集权。例如，法典规定对于那些无力维持生活又无权获得领主救济的人，国家有责任为其提供衣食、工作及薪酬；国家必须确保这些人能从事合适的工作。此外，国家还需设立救济穷人的机构，对于那些鼓励人们消极懒惰的慈善机构要予以取缔，并将其资金分发给穷人。

在腓特烈大帝的这部法典中，理论的大胆构想与实践的谨小慎微是随处可见的特点。它一方面声称人人纳税平等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原则，另一方面却允许地方的免税法律继续存在。它声称国民与国王之间的诉讼裁决均应按正规章程进行，但当正规章程忤逆了国王的利益或情感时，它便会被搁置一边。国王一边炫耀着无忧宫旁的大风车，另一边却暗中破坏法律。

这部法典虽在外表上显得极具革命精神，但其实质却没什么创新可言，普鲁士人对这部法典的颁布毫不知情便是明证。如果有人想了解18世纪末德意志地区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这部法典确实能给人以独特的启示。在当时，只有法学家才会研究它，而其他人，即便是那些开明人士，至今也不曾读过它。

注释[5]：

18世纪的市政管理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废除一切代议制或拒绝任何公众干涉，而是其所遵循的规章制度极不稳定，所有法规的立废增减混乱不堪，而这最能说明地方的政治自由被贬低到怎样的程度，人们对此却熟视无睹。仅是这种混乱就足以摧毁地方政府的任何政治观念，使人们失去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故土的留恋，而这两种情感本来是地方政府最善于培养的。大革命之所以会大肆破坏以往的事物，正是因为人们已经为它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注释[6]：

路易十四为他摧毁城镇政治自由找的借口是地方财政管理不善，但他的改革并没有让地方财政得到改善，反而持续恶化，这一点杜尔哥已清楚地指明了。他还补充说，许多城镇如今之所以负债累累，部分是因为它们将钱借贷给政府，部分是因为地方官员贪污腐败——他们管着居民的钱，却既不向居民报告账目，也不听取居民的建议，他们极尽所能地花钱来彰显自我，甚至用公款谋取私利。

注释[7]：为何要在加拿大才能对法国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做出最准确的评价。

由于一个宗主国政府的特征会在其殖民地被放大并变得更加明显，所以在殖民地能更准确地评判其宗主国政府的性质。因此，想要了解路易十四在位时期法国政府的特征及其弊病，我们应该通过加拿大来考察，就像用显微镜观察畸形标本一样。

在加拿大，自治精神的发展没有受到任何如其宗主国那样的、由旧制度造成的或公开或隐蔽的阻碍。这里几乎没有贵族，即便有也毫无根基。教会失去了统治地位，封建传统也已模糊不清甚至消失殆尽，司法权力亦与古老的制度和习俗无关。在这里，中央政府不会受到任何约束，它可以尽可能地按自己的意志制定所有法律，因此在加拿大，我们根本看不见地方自治制度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集体或个人被授权制定法律。加拿大的总督在权力和地位方面都高于他的法国同僚，其管理范围也更宽泛。尽管这里距巴黎有一千八百法里，但这里的一切都受被遥远的首都操控。巴黎中央政府为殖民地制定的方针从未让这里变得繁荣兴旺，而只会强制地增加和扩散人口。它会指定人们只准使用某种方法耕种某种作物，强制人们在某些地点而不是他处定居，所有有关土地转让的诉讼必须经由它而非地方法庭的审理。这些都发生在路易十四在位时期，敕令由柯尔贝尔联署。这种彷如成熟的现代中央集权制社会会让人想到阿尔及利亚，事实上加拿大的情况正是阿尔及利亚长期以来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我们会发现在这两个地方，政府公职人员的数量几乎和居民人口一样多，他们积极强势又喜欢操控一切，他们负责所有的社会事务，认为自己比被统治者更了解他们的利益。他们总是十分忙碌，却没有任何效果。

美国的情况则正相反。在这里，英国的地方分权制度被运用得淋漓尽致，一个城镇便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几乎可以成为某种民主共和国。共和主义，这种构成英国政治体制与道德风尚的核心理念在美国得到了充分发展。在英国，政府几乎什么事都不做，凡事都要国民亲力亲为；在美国，政府也基本隐居幕后，人们只须联合起来构建组织与团体，便可以办成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上层阶级的缺失让同时期的加拿大人比法国人更加服从于政府，而英属各州的居民却变得越来越独立。

尽管这两个殖民地最终都建立了完全民主的社会，但在加拿大隶属法国之时，其体制混合的是平等与专制，而美国的则是平等与自由。这种不同在物质层面带来了怎样的不同，我们一看便知：在1763年的征服时期，加拿大人口只有六万，而英属各州则有三百万。

注释[8]：共同讨论事务对反种姓的影响

在18世纪法国农业协会不甚重要的文件记录中记载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对公共利益的共同讨论对反种姓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会议召开于大革命前三十年，那是旧制度的鼎盛期，会议上讨论的只有理论，唯独通过这种方式，不同阶层才能坐在一起讨论与理论相关的公共利益问题。尽管人们讨论涉及的只有资源管理与农业生产，但这种方式让不同阶层意识到他们可以相互靠近、彼此融合。合理的改革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吸引到一起。

旧制度下的政府从来都只在其自身之中寻求支持，这便让社会阶层不断分化。这让我确信，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在大革命时期维持那种荒谬的不平等。最细微的政治自由也将给这个政府带来最深刻的变化，若不改变就只有死路一条。

注释[9]：

各省区的地方自由十分古老，它与人们的习俗、道德与回忆紧密相连，而专制制度是新近才有的，因此即便没有普遍自由，地方自由仍能存续一段时间。但若认为没有普遍自由也能随意创造并长期维持地方自由的话，那么这种观点将是极为荒谬的。

注释[10]：

在一份呈递国王的报告中，杜尔哥以一种我认为十分精准的方式，概括了贵族免税特权的真实范围：

1. 若特权者拥有一块面积达到四犁的农场，则军役税可得全免。同样面积的农场在巴黎地区通常须缴税两千法郎。

2. 特权者无需为城堡周边的森林、牧场、葡萄园或池塘支付任何费用。若其所在地区的主要农产品来自牧场或葡萄园，则拥有这些牧场或葡萄园的贵族可免去一切赋税，这些赋税将由缴纳军役税的居民承担。该特权可带来十分巨大的利益。

注释[11]：

关于英国与法国之间的社会差异，阿瑟·杨格在其1789年的《法国游记》中有一段精彩有趣的描述，我在此不禁想引用这段描述来说明这个问题。

阿瑟·杨格游历法国时，正值攻占巴士底狱一事在全法国引发强烈反响的时间点上。在途经一座村庄时，因为他没佩戴帽徽，村民们便将他抓了起来并打算送入监狱。为了脱身，他和那些村民说了下面这一小段话：

“有人说大家必须像以前一样缴税，对此，我认为缴税虽然是必须的，但并不一定要像从前那样，而可以像英国那样。在英国，我们有很多你们没有的税项，但是它们与第三等级的人民无关，因为缴税的是富人而不是穷人。在英国，人们要给窗户缴税，但如果其房屋窗户的数量不多于六扇，则无须缴税。拥有庄园的领主须缴纳二十分之一税和军役税，但拥有一座小花园的人无须缴税。富人要为自己的车马、仆从甚至猎得的山鹑的自由缴税，但这些都与穷人无关。另外在英国，富人还必须专门缴一笔税用来救济穷人。缴税确实是天经地义之事，但不必用以前的方式，在我看来还是按照英国的方式来办最好。”

他继续说道：“我觉得这些讲方言的人们听懂了我蹩脚的法语，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赢了他们的赞赏，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一个好人，我对此十分确信，因为当我高呼‘第三等级万岁’时，他们立刻以欢呼声将我放行。”

注释[12]：关于1789年贵族阶层陈情书的分析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非常独特的革命，在它爆发前，社会中的每一个阶层都可以真实地表达他们的思想与情感，但在它爆发后，这些思想与情感却遭到了扭曲。几乎所有人都相信，1789年三个等级撰写的陈情书最能显示各个等级的真实想法。这些陈情书是各个等级在最为自由公开的环境中写就的。因为当时的政府在向国民发表讲话时，既不会提问也不会解答，所以陈情书的起草经过了利益相关者长时间的导论，撰写者们也认真地聆听了各方的意见，并将之书写成文。在草拟完成后，人们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汇编成三卷，如今这些内容可见于任何图书馆。陈情书的原件现藏于国家档案馆，与之一起保存的还有陈情书起草过程中的会议记录，以及内克尔与其代理人的部分与这些会议有关的通信。这些资料被编成了一套对开本的多卷丛书，它们是旧制度下的法国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文献。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大革命爆发之际，我们的先辈处在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我们就必须不断地翻阅它们。

我曾以为那套三卷本的汇编或许只摘录了陈情书的部分内容，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那场大规模调查的特点。但在做过比较之后，我发现它十分忠实地反映了那场调查的全貌。

在这里，我将简述贵族阶层的陈情书内容，让读者了解当时绝大多数贵族的真实想法与情感。读者将看到，在特权方面，贵族阶层要求坚持哪些，愿意放弃哪些，又主动提出可以牺牲哪些。更为重要的是，我将详细说明整个贵族阶层对于政治自由的理解与感受，为大家呈现这幅怪异而凄惨的画面。

个人权利。贵族首先要求起草一份关于所有国民的个人权利的明确宣言，用以确认每个人的自由及安全都将得到保障。

人身自由。贵族希望那些仍保留封建农奴制的地区能废除农奴制，并取缔黑奴贸易。不论在国内或是国外，每个人都能享有任意去旅行或定居的自由，而不会受到干涉。对警察系统进行改革，使其在发生骚乱时仍受法官控制。只有法官有权对个人进行逮捕和审判。取缔国家监狱和其他非法拘留场所，有些贵族，特别是巴黎的贵族，要求拆毁巴士底狱。

禁止包括国王密札在内的各种密札。若国家面临危机，必须逮捕公民，并且不即刻将被捕者送交普通法庭，则必须采取例如通知国会等方法防止被捕者被滥施刑罚。

贵族要求废除所有特别委员会，以及特别法庭的如裁决及延期判决等所有特权，要求严惩那些颁布或执行专横命令的人。在唯一应当保留司法机构——普通法庭中，应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自由，尤其是对刑事犯罪的嫌犯。司法程序应当免费，无用的法庭应被撤销。一份陈情书中这样写道：“官乃为民而设，非民为官而存。”甚至有贵族认为每个省区都应为穷人成立一个可以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团体组织。诉讼过程必须公开，必须给予被告充分辩护的自由。在刑事案件方面，应在审理过程中为被告提供辩护律师。在诉讼的各个环节中，应有一定数量的与被告属同一等级的公民辅助法官，对被告的犯罪行为作出判断。在这方面，他们参考了英国法律。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判罚应与罪行的轻重相称。减少判处死刑的情况，废除所有肉刑及拷问。最后，监狱的环境应加以改善，被告的候审环境亦应得到保障。

陈情书还希望政府在为陆军及海军征兵的过程中能尊重个人自由，允许用钱买取免服兵役的资格，抽签征兵的方式只有在三个等级的代表聚齐时才能进行。另外，军队的纪律与等级关系应与公民的自由权利相结合。使用刀背进行体罚的行为必须废除。

个人财产自由且不可侵犯。贵族强调个人财产不可侵犯，除非出于公众利益的需要，个人财产不应受到损害，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支付高额补偿，不得拖延。必须废除将个人财产没收充公的惩罚。

商贸、劳动及工业的自由。必须保障商贸及工业的自由，因此政府不得授予某些公司或行会任何特权，并只保留边境的关税界线。

宗教自由。天主教是法国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国教，但应当允许每个人有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政府应恢复非天主教徒的公民地位并归还其财产。

出版自由、信件保密不受侵犯。为保障出版自由，法律应预先从公众利益出发规定各类限制。除涉及讨论教义的著作外，任何书籍及作者无须接受教会审查。对于其他书籍，登记作者及印刷者已是足够的预防措施。一些人在陈情书中要求涉及出版事项的案件仅由陪审员负责审理即可。

所有陈情书都一致坚持信件保密不受侵犯，信件不得成为起诉的理由或证据。一些陈情书直白地将擅自拆阅他人信件的做法说成是最为可恨的间谍行径，因为它违背了公共信任。

教学与教育。贵族的陈情书对此只要求政府努力在城镇及乡村资助并推广教育事业，按照符合儿童未来预期的原则提供教育。尤为重要的是对儿童进行公民教育，使他们了解公民的权利及义务。陈情书还要求政府编写教材，用儿童能够理解的方式向他们普及基本的宪法知识。陈情书中虽呼吁为贫困贵族家庭的孩子提供所需的教育机构，但对于如何更好地推广教育事业，则未能提供可行的建议。

必须关心人民。相当多的陈情书坚持要求政府给予人民更多的关心。很多人认为，大量手工业者及专业人员仅因犯错或被怀疑就被警察押进监狱，其间没有经过任何正规审判程序，这种事情是对天赋自由的严重侵害。所有陈情书都要求永久且彻底地废除劳役。很多省区要求允许赎买领主磨坊、烤炉以及公共道路。很多人还要求减少封建税，废除封地获取税。按照一份陈情书的说法，土地买卖的方便有助于政府获益，后来人们又用这一理由要求废除一切领主权利，并将不可转让的法人财产加以出售。还有一些陈情书要求限制领主蓄养鸽子的权利，以减轻鸽舍对农业的损害。对于专供国王狩猎的王室狩猎总管管区，陈情书则一致要求立即废除，因为它侵犯了人们的财产权。陈情书还呼吁用对人民负担较轻的税制取代现行税制。

在促进农村富裕繁荣方面，贵族阶层提出了很多建议：在农村建造粗布纺织厂，让农民在农闲时也能工作；在地方政府的监督下设立公共粮仓以预防饥荒；将食物价格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完善发展农业技术，改善农村生活状况；增设排干沼泽和防洪防涝等公共工程；鼓励商业和农业彼此促进、共同繁荣。

对于各省区的济贫院，陈情书建议将之分化到各教区中，撤销乞丐收容所，以慈善工场代替。在省三级会议的监督下，设立救济基金，由各省出资，将医生及护士分派到各教区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司法系统永远对平民免费。另外，还应为残障人士及弃婴等建立专门的照料机构。

在这些事情上，贵族阶层只能模糊地表达自己的改革愿望，但他们无法设计改革的具体方案和步骤。在这方面，贵族阶层比不上下层教士，他们不像后者那样长期与底层百姓一起生活。他们不了解底层生活的苦难，所以不知道应如何加以施救。

关于贵族担任公职、贵族的等级地位与荣誉特权的问题。在等级制度及社会地位差异的问题上，贵族阶层极为明显地背离了他们要求改革的指导精神。虽然他们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让步，但对于旧制度的种种原则却异常固执。对于这一点，他们认为自己是为贵族阶层本身的存在而战斗，因此在陈情书中，他们强烈要求继续维持教士及贵族阶层与其他阶层相隔离，以维护贵族阶层的纯粹性。他们强烈要求禁止用金钱购买贵族头衔；除非作为长期为国效力的奖赏，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被授予贵族爵位。他们还要求追查并起诉那些假贵族，以维护贵族的全部荣誉。他们甚至要求政府为贵族发放一种可识别的独特标记，以从外表证明自己的贵族身份。

还有什么要求比这些更能代表贵族阶层，而它们也极清楚地证明了贵族与平民之间除了社会地位外已无任何差别。尽管在贵族阶层的陈情书中，他们整体上对自己的利益表现得随和而灵活，然而一旦涉及到他们所拥有的荣誉特权，他们就变得顽固不化。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民主的浪潮即将把他们淹没，为了防止自己葬身其中，他们坚持保留自己的一切特权，甚至还想发明一些自己不曾有过的特权。他们本能地觉察到了危险，却又对这危险一无所知，这是多么诡异的一件事。

在担任公职方面，贵族要求禁止出售法官职位。其他职位也是同样，应由全体公民选举推荐，国王仅评判其年龄和能力决定是否委以职务。在军队方面，多数陈情书认为军官系统不应将第三等级排除在外，任何军人只要建立军功，便有资格晋升，甚至可以获得最高级的职位。一些陈情书这样写道：“贵族阶层反对任何拒绝授予第三等级军衔的法律。”贵族自己在这方面想要保留的特权是直接出任军官而不必经历由低到高的晋升过程。另外，几乎所有陈情书都要求确立一种统一的、适用于任何人的军衔授予规则，而不应将之视为一种恩典或赏赐；除高级军官外，其他军衔的获得都应以资历为标准。

对于教士的职务问题，陈情书要求恢复通过选举任命并支付薪酬的制度，至少要让国王设立一个委员会，在这方面向国王提供建议。

年金是陈情书最后谈及的问题。贵族们建议政府在发放年金时应更认真仔细，年金的发放对象不应集中于某些家族，任何公民不得领取一份以上的年金，亦不得领取多于一个职位的薪资，他们还建议废除年金继承权。

教会和教士。当问题的焦点从贵族阶层的特权及结构转为教会的特权与组织时，贵族便不那么谨小慎微了，他们紧紧地盯着教士阶层的弊端。

贵族阶层反对教士享有免税特权，认为他们应该自己缴纳赋税，而不是将之转嫁给国民。他们还要求对修道会进行彻底改革，因为这些修道会已经偏离了教会的原有精神。

教会的什一税对农业造成严重危害，许多省区都要求减少这种宗教税收，甚至有大量陈情书要求将之废除。其中有一份陈情书这样写道：“绝大多数什一税最后都进了神父们的口袋，但他们根本不会用这些钱来护佑人们的精神世界。”由此可见第二等级在批评第一等级时没有丝毫的宽容，其态度绝谈不上恭敬。有一些省区承认省三级会议有权废除某些宗教赋税，将其财产用于别处。有十七个省区宣布省三级会议有权对教规进行修改，它们认为宗教的节日庆典太多，有害于农业生产，还易助长放荡的行为，故应将之大量废除，或只像礼拜天那样庆祝。

政治权利。在政治权利方面，陈情书认为所有法国公民均有权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府的公共管理事务，即所有公民都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等级制度必须保留，且各等级只能在其内部进行选举与被选举。依据该原则，代议制度在建立时必须确保法国各等级均能切实地参与到公共管理事务中来。

人们对三级会议投票表决方式的看法存在分歧。大多数人认为应按照各个等级分别投票。一些人认为关于赋税的投票应以其他方式进行，还有一些人认为这种另行投票的方式应成为定制，他们说：“按人数而非等级计票，只有这样的表决才最为合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团体利己主义这一万恶之源，并让人们团结在一起，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所希望的会议，它将以爱国主义和其他伟大的美德为指导，让人民拥有他们应得的所有权利。”然而当时国民的素质并不能适应这种改革，若操之过急的话极易引发危险，所以很多人认为对此必须从长计议，是否按人数计票可以推迟到后几届三级会议中再做讨论。贵族阶层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应确保每个法国人都拥有自己的尊严，所以他们要求废除所有旧制度下让第三等级被迫屈服的、带有侮辱意味的惯例。例如，有一份陈情书这样写道：“下跪这种行为实在有损人的尊严，在生而平等的人类之间，它显示出一种基本人权的不平等与卑劣感。”

关于政府应采用的制度及宪法原则。贵族阶级在政府体制方面要求维持君主政体，保留国王的立法、司法及行政权力，同时还须确立基本法，以在国王行使其权力时保障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基于上面这一点，所有陈情书都认为国民有权召开三级会议，会议成员的人数应足够多，以保证会议的独立性。陈情书还要求三级会议应定期召开，当新国王继位时亦当召开，召开会议时无须发放通知书，一些省区甚至要求三级会议应成为常设机构。若三级会议不能按法定时间定期召开，则人民有权拒绝纳税。少数陈情书希望在会议召开的间隔期设立一个临时委员会，但这种要求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种临时委员会有违宪法，而他们对这种违背的解释十分奇怪：他们担心这种弱小的委员会会屈从于政府的压迫。

贵族要求撤销大臣解散议会的权力，若有大臣欲以阴谋破坏议会秩序，则必须接受法律制裁。任何政府官员或与政府有任何附属关系的个人均不得参选议员；议员的人身安全不可侵犯，不应因其可能表达的意见而受到起诉。最后，议会应当众召开会议，并用新闻出版的方式发布有关情况，以逐渐加强国民在议会事务讨论中的参与度。

所有贵族都要求全国各地均应按照上述的治国原则进行地方治理，所以各省区、财政区及教区均应自由选出规定任期的成员组建地方议会。

很多陈情书都要求撤销总督及总税务官的职位，同时所有陈情书都主张各省区的赋税摊派应由各省议会单独制订，以保障各省区的特殊利益；财政区及教区议会也同样如此，且它们应当仅从属于省三级会议。

权力分离。立法权。贵族阶层要求，分离国王与参与议事的国民的权力的法律必须经过三级会议和国王的同意，并在负责执行的法院注册后方能生效。只有三级会议有权制定税项及税额，并仅在下次三级会议召开之前有效。任何未经三级会议同意的征税行为均属非法，相关大臣及税务员将被提起公诉。

同样，所有国家借贷也必须获得三级会议的同意。三级会议应大致设定一个贷款界限，以便国家在遭遇战争或重大灾害时使用，而在使用前亦必须尽快召开三级会议。

国库完全由三级会议负责监督，所有部门的支出预算均由三级会议规划，应采取一定措施以保障各部门的开支不会超过分配的预算数额。

大多数陈情书都要求取消一些令人恼火的税项，如登记税、百分之一但尼尔税和批准税等。一份陈情书称：“税务局这个机构的名字本身就可以伤害国民的感情，因为它意味着公民财产的所有权实际为国王所有。”贵族要求所有领地由三级会议进行管理，与领地财产有关的任何法令或敕令，未经三级会议同意不得颁布。

很明显，贵族阶层是想将包括定税、征税和借贷在内的所有财政管理权，通过三级会议及省议会授予国民。

司法权。在司法系统方面，贵族阶层同样倾向于使大部分法官所拥有的权力从属于构成议会的国民。很多陈情书这样写道：“法官必须对参与议事的国民负责。”未经三级会议同意，不得将法官罢免，亦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法庭履行职能。高等法院的渎职案件应由三级会议审理。大多数陈情书都建议国王依据国民的推荐任命法官。

行政权。行政权为国王专有，但贵族们建议对之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免权力滥用。

关于行政管理，一些陈情书要求政府各部门的账目应该印刷出来加以公示，大臣要对构成议会的国民负责。同样，国王在调用军队抵御外敌之前，必须告知三级会议其确切意图。在国内，只有三级会议有权调用军队来对付国民。军队的规模应加以限制，非战争时期仅保留三分之二的军队数量。若雇佣外国军队，则政府必须将之派往边境，不得停驻在王国中心地区。

在阅读贵族阶层的陈情书时，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那些任何摘录都无法直接体现的东西，那就是他们身上的时代精神和他们笔下那被流畅使用的时代语言。他们谈论着不可剥夺的人权和社会契约的固有原则。当焦点是公民个体时，他们会关注个人权利，当焦点是社会整体时，他们会关注社会义务。在他们看来，政治原则即是道德原则，两者共同以理性为基础。在提议废除农奴制残余时，他们称自己是要抹除这人类堕落的最后痕迹。他们时常会称路易十六为公民国王，同时也经常提到危害国民罪，人们一般认为这条罪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同其他人一样，这些贵族认为发展由国家控制的公共教育是最为重要的，一份陈情书强调，三级会议必须关心儿童教育改革，以给儿童灌输一种国民性格。他们也同样对立法的统一性表现出一种强烈且持久的偏好，但这种统一性不能包括涉及等级制度的立法。和第三等级一样，他们也要求统一行政方式及度量衡等。他们谈论各种改革，并想将这些改革彻底变为现实。按照他们的观点，所有赋税均应被废除或改造，除了仅需完善的领主法庭外，司法体系应全面改革。他们和所有法国人一样，将法国当成一块试验田，一个政治领域的模范农场，他们可以在这里随意尝试各种新事物，只要不碰触自己那生长特权的小角落便可。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就连这个小角落，他们也并未放过。总的来说，在读过贵族阶层的陈情书后，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把这些贵族换成平民的话，那他们就能发动这场大革命了。

注释[13]：

有些人认为，对人类理性力量的无限崇拜是18世纪哲学的一大特点，人们可以凭借理性随意改造法律制度和社会风尚。然而准确地讲，这一时期的部分哲学家崇拜的并不是人类的普遍理性，而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理性。历史上从未有什么人像他们那样不信任人类群体的智慧。他们对任何事物都无比傲慢，在上帝面前，他们将自己视为神的竞争对手；在群众面前，他们表现得就像一个个暴发户。他们既然不会真诚而恭敬地服从上帝，自然也不会听命于人民，臣服这种事向来与他们无缘。这种双重性格几乎可见于每个革命者。英国人和美国人那种对大多数同胞的感情和想法的尊重在他们身上丝毫也看不见。在英国和美国，理性可以产生自由的自信与自豪，与傲慢毫无关系；在法国，我们的理性只发明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

注释[14]：

腓特烈大帝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丰特奈尔、伏尔泰、霍布斯、科林斯、沙夫茨伯里和博林布鲁克等伟大的人物给宗教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使人们开始审视自己以前曾经愚蠢地崇拜过的东西。迷信已被理性摧毁，人们开始对那些自己曾经相信的神话产生厌恶的情绪。许多人成了自然神论的追随者。如果说伊壁鸠鲁的思想彻底破除了异教徒的偶像崇拜，那么自然神论也同样给我们祖先信奉的犹太教教义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英国哲学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在那里盛行的思想自由密切相关。”

腓特烈大帝的《回忆录》写于18世纪中期，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在当时被视为反宗教思想的发源地。这段话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位精通政治与人文的君主，竟完全不曾想过宗教具有的政治作用——这是他的老师们的理智的盲点，而这也对他的精神特质产生了巨大影响。

注释[15]：

18世纪末在法国出现的这种进步精神，也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德意志各地，并且到处都显现出一种想要改革政治制度的强烈愿望。一位历史学家描述了当时德意志地区的状况：“在18世纪下半叶，新的时代精神逐渐进入教会的领地。人们开始进行改革，制造技术与宽容精神四处传播，甚至在德意志地区一些大的邦国中已经出现了开明专制。实事求是地说，与18世纪其他时期相比，只有在大革命爆发前的几十年中，在这些教会的领地上才出现了最为杰出并值得尊敬的君主。”

请读者注意这种描述和法国当时的情况是多么相符：社会的改良与进步同时进行，最有资格进行统治的君主恰好在大革命即将摧毁一切的时候出现。

我们还应该看到，整个德意志地区显然受到了法国的文化与政治运动的影响。

注释[16]：英国的司法制度证明，尽管制度总会伴随着次要缺陷，但当初人们设立这些制度想要实现的首要目标仍可达成。

即便国家的政治体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但只要这些体制背后总的原则与精神健全而有活力，那么国家便可以走向繁荣昌盛。这一点在英国的司法制度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我们可以通过布莱克斯通的记述加以了解。

在英国体制的各种多样性中，有两种多样性最引人注目，即法律的多样性和执行这些法律的法庭的多样性。

一、法律的多样性

1. 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英国在欧洲的各个附属地，如马恩岛、诺曼群岛，以及海外殖民地，各地的法律都不相同。

2. 英格兰的法律有四种类型，即习惯法、成文法、罗马法和衡平法。习惯法又可分为全国通行的一般习惯法，某些地区或某些阶层的特殊习惯法，如商人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往往和成文法有所不同，例如成文法规定遗产应被所有子女平分，但奇特的是习惯法会承认最小的孩子拥有和长子一样的继承权。

二、法庭的多样性

布莱克斯通记述的不同种类的英国法庭的数量相当惊人，其大略如下：

1. 英格兰以外的法庭，如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法庭，并非总附属于英国最高法院，尽管我相信它们最终都要服从英国上议院。

2. 英格兰本土的法庭，在我的记忆中被布莱克斯通做了如下分类：

（1）十一种依据成文法设立的法庭，不过其中四种已经废弃不用。

（2）三种只审理某类案件但统管全国的法庭。

（3）十种特殊法庭。其中一种由地方法庭构成。地方法庭的设立或由于最高法院的各种法令，或出于地方的某些传统；设立地或在伦敦，或在各郡的城镇。地方法庭数量极多，其结构与规则也各不相同，甚至连布莱克斯通也难以详述。

如果按照布莱克斯通的记述，在他所处的18世纪上半叶，仅在英格兰本土就存在二十四种法庭，其中一些法庭又可再细分为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法庭。即便我们除去那些已经废弃不用的法庭，剩下的仍有十八或二十种。

对于这样的司法系统，只要我们稍加考察，便很容易发现其缺点。

虽然法庭的种类多、数量大，但靠近居民、费用较低、能就地审理小型案件的下级法庭仍属缺乏，这会导致司法程序受阻并提高司法成本。针对同一案件，多个法庭都拥有裁决权，这便让案件在初审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几乎所有上诉法庭都会参与到一些案件的初审过程中，其中一些是成文法法庭，另一些是衡平法法庭。上诉法庭多种多样，其唯一的中心是上议院。行政案件与普通诉讼不做区分，这在大多数法国法学家看来都是严重的缺陷。另外，所有法庭在给出判决时必须在四种不同的法律中找到依据，包括判例和衡平法，不过衡平法的依据一般没有明确来源，因为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对抗习惯法和成文法。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纠正习惯法或成文法中过时或过于严苛的内容。

由此可见，英国的司法系统问题实在不少。若将古老、繁杂、矛盾的英国司法系统与现代、简明、自洽的法国司法系统相比，那么前者的缺陷将更为明显。然而从布莱克斯通的那个时代开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司法系统能像英国那样发挥伟大的作用。在英国，不论一个人的地位如何，不论他控告的是平民还是达官贵族，他都能确保有人会倾听他的申诉，而他的财产、自由和生命也都能得到最好的保障。

我并不是在说英国司法系统的缺陷发挥了这些伟大的作用。我是要证明，任何司法系统都有其缺陷，但只要这些缺陷是次要的，它们便不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但如果这些缺陷是主要的，那么不论其余的部分有多完美，这些主要缺陷都将阻碍甚至破坏整个司法系统。前一种缺陷很容易被发现，因为民众极易受到它们的影响；后一种缺陷则更为隐蔽，就连法学家和相关职业者也很难觉察。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司法系统的具体特点是好是坏取决于它所处的时代以及它所从属的政治制度。在不平等的贵族统治时期，如果诉讼的双方同样是臣民的身份，那么减少某些个人特权，保护弱者，或是加强国家的权威力量，这些都是正当的，并且是一种重要的优点。但如果社会形态与政治制度转向民主制，这一特点便不那么重要了。

当我们根据这些原则再来研究英国司法系统时，我们就会发现，尽管英国司法系统的种种缺陷会使其模糊不清、运作迟缓、费用高昂又有诸多不便，但英国人总能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保护弱者永远不会沦为强者的牺牲品，而国家也不会靠牺牲个人来获利。我们在进一步研究英国司法系统的细节时，还会发现这种司法系统为每位英国公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武器用以自卫，它们能为每个公民提供最大程度的保障，以对抗法官贪污受贿与卖官鬻爵的行为，后一种恶行在民主时代尤为平常也更加危险，因为它意味着法庭已过分屈从于政府。

综上所述，尽管英国的司法系统存在很多次要缺陷，却比我们的司法系统更加优越；法国的司法系统虽然几乎没有英国的那些问题，却也不具有那些优点——我们的司法系统无法为公民个人间的诉讼提供保障，也无法帮助弱者对抗国家的恶行。对于法国这样的民主社会，这是永远需要改进的地方。

注释[17]：

这种繁荣并不会必然地导致大革命，真正让大革命必然爆发的是一种精神，那是积极进取、永不满足、机智灵敏、敢于革新、雄心壮志的精神，是新社会的民主精神。这种精神在瞬间摧毁旧社会前，便已暗中推动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前进、发展。

附录

一、论各三级会议省，特别是朗格多克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对在大革命时期仍然存在的各三级会议省的情况进行细致研究。

我想说明的是这些三级会议省的数量，其中哪些省区的地方生活仍具有活力，它们与中央政府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以及在本书论述的普遍法规中，它们遵守哪些又背离哪些；然后我将以其中一省为例，说明这些三级会议省的情况究竟如何。

事实上，法国的大多数省区都有三级会议，每个省都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由人们习惯所称的“三个等级的人”，即教士、贵族和资产阶级，选取代表组成议会，即三级会议，进行地方治理。

这种地方政治体制和其他中世纪政治制度一样，几乎可见于当时欧洲所有的文明国家，其特征也大多相同，特别是在受日耳曼风俗观念影响的地区。直到法国大革命进行时，德意志地区的很多邦国仍实行着三级会议制度；即便有些地区已将该制度废除，但那也是17、18世纪的事情了。两百多年来，君主们从未间断过与这些地方议会或明或暗的较量，他们并不打算按照时代的需求来对这种制度加以改革，而只想将其摧毁或扭曲。

1789年，在法国仍保留三级会议制度的，只有五个面积较大的省区和几个无人在意的小省区。这些省区中，真正拥有地方自由的只有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其他省区的三级会议制度不过是徒有其名，早已丧失了以往的活力。

在此我将以朗格多克为例，考察三级会议省的具体情况。

朗格多克是所有三级会议省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省区，包括两千个当时被称为共同体的村社，居民人口近两百万。它也是所有三级会议省中治理效果最好、社会生活最繁荣的省区。基于这些特点，我认为朗格多克十分具有代表性，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省区内的地方自由情况，以及这种最为发达的地方自由在何种程度上从属于王权。

在朗格多克，只有在国王下令并将召开会议的通知书分发给各议会成员的条件下，三级会议才能召开。当时一位批评时政者对此说到：“在构成三级会议的三个等级中，因为国王手中掌握主教与有薪圣职的任免权，所以教士代表是由国王提名的，对于其他两个等级，情况也是一样。因此，如果国王不想让哪一个议会成员参加会议，国王既不用流放他也不用起诉他，只要不给他发通知书就可以了。”

三级会议的召开及散会，都必须严格按照国王指定的日期进行。关于会议的持续时间，御前会议通常规定为四十天。在开会过程中，三级会议要接受严格的监督，国王会派遣专员代表他本人参会，专员可以在任何时间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陈述政府的想法。除非得到御前会议的批准，否则三级会议无权做出任何包括财政措施在内的重大决策，所有的赋税、借贷和诉讼事务的处理都必须获得国王的许可。三级会议所有普通章程，包括召开会议的事宜，只有经过批准才能生效。会议的收支，也即今天所说的预算，每年都要接受审查。

除此以外。中央政府在朗格多克也如同在其他省区一样，行使着自己的政治权力。就像在其他省区那样，中央政府也在朗格多克不停地制定各种法规，以通行的措施管理行政事务。它同样在这里执行政府的各种天然职能，例如增设警察、代理和新的职务，并逼迫朗格多克花高价钱将之买下。

朗格多克也和其他省区一样受中央政府派来的总督管辖，每个地区也都有总督代理，代理们会和各个村社的负责人互相通信，以指导他们的工作。和其他省区的总督一样，朗格多克的总督也拥有行政监督权，即便是最偏远的塞文山脉峡谷中最小的村落，除非得到巴黎御前会议的批准，否则无权支出哪怕一分钱。在行政诉讼方面，朗格多克也和法国其他地区一样，实行着相同的司法制度，其范围甚至比其他地区更广。所有有关道路问题的诉讼案件，其初审都由总督亲自审理；一般情况下，所有与政府相关的案件也都由总督进行判决。也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政府也尽可能地保护它的代理人免遭受欺压的公民的起诉。

朗格多克究竟有怎样的独特之处，能使其与众不同并引来其他省区的羡慕？只需要下面这三个特点，就可以使朗格多克完全不同于法国其他省区：

1. 朗格多克有一个由重要人物组成的议会，该议会同时享有本省居民的信任和中央政府的尊重。任何在当时叫作“国王的官员”的中央政府官员均不得参加该议会的会议。在这个议会中，议员们可以自由而严肃地讨论任何与本省利益有关的特殊问题。在这个开明的议会旁边，隶属中央的总督政府仍可用同样的代理、依同样的本能行事，但其行使特权的方式已与其他省区及过去完全不同。

2. 朗格多克同样也有一些公共工程由国王及其代理人出资兴建，或者由国库提供部分资金并由中央政府管理大部分工作，但这类公共工程的数量很少，大部分的项目都是由朗格多克独立出资兴建。国王需要做的只是批准工程的规划和预算，其他如选择监工官员和质量督察员则完全由本省三级会议负责。

3. 最后，朗格多克有权以本省独特的方式征收部分国王规定的赋税，同时也有权制定可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税制。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从上述三点中，朗格多克能获得哪些好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其他省区及财政区，我们会惊讶于它们没有地方赋税，仅是基本赋税就让居民们不堪重负，可征得的税款却完全不会用于本省。朗格多克的情况则正相反，该省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税款用于公共工程，仅1780年便超过了两百万里弗。

如此巨额的公共开支时常会让中央政府震惊，它会担心朗格多克在公共工程方面耗资太过，不能完成中央政府摊派的征税任务，因此它经常会批评其三级会议不知节制。我曾读过一份朗格多克三级会议回应这些批评的报告。我在此打算原原本本地将其中的内容摘录下来，因为它已经用最精妙的语言表现出了这个地方权力机构的精神面貌。

该报告承认本省确实计划并已实施了很多规模巨大的公共工程，但在承认后，它并没有寻求中央政府的谅解，相反，它表示如果国王不反对的话，本省将继续这样做。对于流经本省的主要河道，三级会议都已进行了维护及修缮。对于路易十四时期兴建的朗格多克运河，因其已不能满足当下的需要，所以会议对之进行了拓展，使其穿过下朗格多克，经由赛特和阿格德到达罗讷河。它花费重金对赛特港进行了改造及维修，使之适合商业贸易。该报告称这些开支不仅对朗格多克有益，其对全国的意义更大，只不过因为本省从中获得的收益比其他省区更多，所以自愿负担这些开支。它还在对埃格-莫尔特沼泽进行排干作业，使之变成耕地。但本省三级会议主要的着力点还是在道路方面：它已对连通其他省区的道路进行了建造及修缮，同时也修好了本省内各个城镇乡村之间的公路。这些道路的状况即便在冬天也十分出色，这与多菲内、凯尔西、波尔多财政区等周边省区那些崎岖难行、缺乏保养的路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报告引述了商人和旅行者们的看法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十年之后，阿瑟·杨格在来到朗格多克时也评论说：“朗格多克，三级会议省，路况优良，其修筑无须强制劳役。”

报告还继续写道，如果能得到国王的准许，本省的三级会议还有更进一步的打算。它想要修缮农村中的乡野小路，这些道路和其他公路一样重要。报告对此给出的理由是：“如果农产品不能从仓库运往市场，那又如何能运到更远的地方？”报告进一步称：“对于公共工程，三级会议始终坚持要关注项目实际能起到的作用，而非其外表是否宏伟。”河流、运河与道路的畅通可以让农业和工业产品在任何时候都能以低廉的运输成本运往任何需要它们的地方；这样，商业也能在本省各个地区发展起来。虽然这些工程耗资巨大，但却能让朗格多克从此变得更加富裕繁荣。报告还说，如果本省各地区都能同时以大体相当的水准有节制地兴建这类工程的话，那么各个地区的工资水平都能得以保持稳定，穷苦之人也都能得到救济。朗格多克的这份报告在行将结束时以略带骄傲的笔调写道：“在朗格多克，国王无须像在其他省区那样兴建慈善工场，我们并不希求这份恩典。我们可以用每年兴办有用的公共工程的方法来取代它，为人们提供具有生产意义的工作。”

朗格多克所有这些举措虽须得到国王的许可，但它们并非国王的倡议，而是其三级会议在自己行政职权范围内策划推动的。我对这些想法研究得越深入，我越是赞赏其中蕴含的智慧、公平与善良，同时我也越发地感到，拥有自由的地方政府能做到的，远比那些完全受王权支配的省区要优越得多。

朗格多克拥有许多分区，一些被称为共同体（城市或村庄），一些被称为主教辖区，还有三个被称为司法总管辖区。所有这些分区都拥有独立的代表权，也都有独立的小型政府，它们可以选择接受省三级会议或国王的领导。在公共工程方面，如果该工程与某一小政治团体的利益直接相关，那么只要这个小团体提出要求，工程便可动工兴办。若共同体的工程有益于主教辖区或司法总管辖区，那么后两者也会对工程给予一定的资助。最后，只要对共同体中的某一团体有益，为其所必需，但是工程超出其能力范围，主教辖区、司法总管辖区乃至朗格多克全省都会鼎力支持。就像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政治体制的根本原则，就是朗格多克乃是一个无法分割又团结一致的整体，所有地区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互帮互助。”

在朗格多克，由三级会议规划的工程必须进行长期的准备，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计划交由各附属政府或团体进行审查；另外这里没有劳役，所以必须有足够支付工资的资金才能开工。在当时各省区常见的情况是，那些土地因公共工程而被征收的土地拥有者，若不是只能拿到很可怜的一点补偿，便是根本拿不到任何补偿。在1787年召开的财政区会议中便有对这类事情的抱怨。甚至有人说自己的地产在被估价前就遭到了毁坏或篡改，这让他无法通过契约讨要回对自己损失的赔偿。在朗格多克，再小的土地也要在工程开始前估价，并在施工的第一年内将赔偿金付清。

对于我已经详加引述的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对公共工程的规划，中央政府虽然未做模仿，但也赞许其设计极佳。御前会议在将之批准后，令王室印刷厂印出副本，分发给所有总督以供参考。

前面的有关公共工程的理念，在地方行政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税收问题上也同样适用。在税收方面，我们尤其能发现王国与省区之间的区别，其差异之大仿佛两个世界。

我曾在别处说过朗格多克征收军役税的方式与我们今天的征税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对此我不想再做讨论，但我想补充一句：朗格多克对自己的征税方式的优越性十分满意，甚至每当国王设立新税项时，该省的三级会议都会毫不犹豫地花费重金买下征税权，让自己的官员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征收。

即便仍要支付前面列举的各种费用，但朗格多克的公共事务仍按部就班地有序进行，其信誉极佳，连中央政府也时常以省区名义向它借款，虽然其条件远不如省内借贷。在君主制的最后几年，朗格多克给国王的贷款金额高达七千三百二十万里弗。

对于这些特殊的自由，中央政府和大臣们倒是不太在意。黎塞留曾限制并缩减这些自由，然后将之废除。路易十三懦弱懒惰，什么事情也不能让他喜欢，他对这些自由也十分厌恶。据布兰维埃所说，路易十三对外省的任何特权都会感到恐惧，即便是听到人们提及那些名字也会让他恼怒。对于软弱的灵魂而言，任何迫使自己花费精力的事情都会使他们厌恶，这种厌恶的程度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他们那所剩不多的男子气概几乎都用在了厌恶上，而在别的地方则虚弱无力。所幸朗格多克的古老政治体制在路易十四幼年时得以恢复，后来路易十四将其视为自己的功绩保留了下来。路易十五曾将之废除了两年，不久后又复原了它。

对于外省而言，设立市政官员是一种冒险，其危害虽不直接却也不小。它不仅会摧毁城市的政治体制，还会改变外省政体的本质。我不确定省三级会议中的代表是否由选举产生，我只知道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是如此，市政官员是资产阶级与平民的唯一法定代表。

如果让城镇居民实行自由普选，那么被选举出的官员即便有因一时利益而被授予的特殊权力，因其任期极短，倒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三级会议中，市长、执政官和理事是居民意志的代表，他们以全体居民的名义讲话，仿佛自己是居民选举出来的。然而居民们看得很清楚，那些花钱买官的人和自己选举出来的人是不一样的，前者只能代表他自己或是自己所在的那些小团体的琐碎利益。然而，正是这样的通过竞价得到官职的人却保留了过去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的所有特权。这便使整个制度都发生了改变。在省议会中，和贵族与教士坐在一起的不是人民的代表，而只是几个孤立、胆小又无能的资产阶级。虽然第三等级在社会上变得越来越富有，但在政治中他们却变得越来越不受人重视。朗格多克的情况则不一样。当国王设立新的官职时，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便会从国王那里把官职买下，为此仅在1773年就支付了四百多万里弗。

在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中，还有一些更强有力的因素将新的精神灌注到古老的制度之中，使其与其他省的三级会议相比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性。

和南方大部分省区一样，朗格多克的军役税是以人的实际情况而非其身份征收的，也就是说，这里的军役税征收依据的是征税对象拥有的财产价值而非其等级地位。在朗格多克，确实也有一些土地享有免税权，这些土地过去曾属于贵族，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中一部分已经为平民所有，而贵族则拥有了很多需要缴纳军役税的资产。特权的所有者从人转移到了物上，这无疑十分荒谬，但人们对此却很少察觉，尽管它会惹人不快，但它不带有任何侮辱性的意味。当特权不再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不再于各等级之间造成利益冲突，那么它便不会再对各个等级参与政府行政管理产生任何阻碍。在朗格多克的政府中，三个等级完全平等，这是任何其他地方都做不到的。

在布列塔尼，贵族阶层像波兰议会那样，有权以个人身份出席三级会议。但在朗格多克，贵族只能以代表身份参加三级会议，由二十三名贵族代表本省贵族全体，由二十三名主教代表本省其他教士。尤其值得提及的是，第三等级的选票数量是前两个等级选票数量之和。

由于三级会议是一个单一的主体，投票按人数而非等级，第三等级在会议中自然变得十分重要，第三等级的独特精神因此慢慢渗透到整个会议中。三级会议会任命三位被称为总理事的行政官员以其名义负责日常行政事务，这些人一般从事法律职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往往是平民出身。贵族依旧享有自己的地位，但其力量已不能够进行单独统治。同时，常常是贵族出身的教士也与第三等级相处融洽，他们十分乐于参与第三等级的计划，与他们携手合作，提高所有公民的生活水平，推进工商业走向繁荣，他们还会用自己的丰富知识与处理事务的干练技巧为第三等级服务。人们总会选派一位教士前去凡尔赛宫，在那里就王权与三级会议之间的冲突和大臣们进行辩论。在整个18世纪，朗格多克受资产阶级管理，受贵族阶层监督，受教士阶层帮助。

正是朗格多克的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才使新的时代精神能够润物无声地渗透到古老的制度之中。它什么都没有破坏，却又改变了一切。

法国的其他省区本也可以像朗格多克这样做。如果那些国王能在保住自己王位之外，把摧毁或扭曲省三级会议的不懈劲头拿出来，以朗格多克的模式对它们加以改造和完善，那便足以让法国整体都适应现代文明的需要。

二、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的政治状况

第一部分

法国对人类命运造成的影响究竟是好是坏，对此只有后世之人才能评判，不过没有人会怀疑这个国家确实为人类命运造成了巨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至今仍在持续。

在人们欲探求为何法国人能通过暴力、文学或榜样的方式掀起这些重大变革时，有一个事情最应该被注意到，那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其他的古老国家都只是在暗中摧毁国内的不平等制度，然而革命这种在各个国家都难以出现的事情，却最先被法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中引爆。在其他民族还犹豫不前时，法国人率先看清了大革命的实质；在其他国家还在辛苦地收集改革的思想与方法时，法国人却将五百多年来欧洲思想的精粹信手拈来，创造了一门前所未有的新科学。对于那些别人只敢在头脑里想一想的事情，法国人却敢于说出来；对于那些别人仅在梦中才能得见的模糊景象，法国人恨不得当下就将之实现。

在漫长的封建时期，欧洲被分割为数以千计的主权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城市与城市之间都彼此隔绝，各行其是，互不相通。对此，人们之所以接受并不是因为它如何合理、公正或让人喜爱，而仅仅是因为人们已经适应了它。

然而到了中世纪行将结束之时，欧洲大陆变得到处都是混乱，每个国家都在观察、了解并模仿其他国家，它们对自己长久以来赖以存续的独特制度完全失去了信心，并在其他国家那里看到了比自己所有的更好的东西。自然而然地，一种关于普遍制度的想法渐渐出现，这种普遍制度不属于任何国家，却适用于所有时代中的所有人。

就在其他国家的人还心存犹豫，仅开始想从旧制度的压迫中暂得喘息时，法国人彻底地斩断了自己与过往的所有联系——习俗风尚、家庭传统、等级偏执、民族成见、宗教信仰，他们宣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一个不会被相对时空改变的绝对真理。他们强调必须要在现实事物中不受约束地找到这一真理，所有人都能发现它，所有人都能践行它。

只从法国人的思想本身去讨论其影响的方向是错的，因为这种思想的力量十分有限，我们应该从认识、掌握这些思想的人入手。要看到，不是他们的思想，而是他们实现这些思想的方法，不是他们行动的结果，而是他们行动的方式，给这场大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力量。他们是第一批敢于这样做的人。若只是思想本身，那么这些思想就只属于他们自己；如果是行动的方式，则所有想要破坏旧事物的人都能如法炮制。

因此可以说，法国并没有创造什么革命，它不过是在政治革命与哲学革命、民族革命与思想革命方面走在了前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具有的煽动力，这种力量不是要在自身之中发现什么，而是要在被它煽动的人们身上发现一些事物，它就像古代的罗马一样，带领异邦人去征服异邦。法国不曾播撒革命的种子，它只是在培育，因此它并非创造世界的上帝，而是冲破夜幕的曙光。

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大革命几乎对所有欧洲国家都产生了影响，然而大多数国家对此却毫不知情，它们任由一种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力量驱使。考察法国周边的邻国，人们会发现那里的事物、风俗与思想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而当地人对这场大革命的起因及其在法国造成的结果却丝毫不知。一个国家对其邻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却又如此不被邻国理解，这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在英国，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十年来，英国与法国这两个欧洲强国一直以和平的方式互相交流，两国人民的习惯与观点也经常互相渗透。比如，法国就从英国那里学到了宪政自由与法律秩序的原则和思想，而英国很多民主风气与国民平等的诸多理论则来源于法国。然而这两个民族在本性上是如此不同，致使他们即便不再彼此仇视甚至相互学习，却仍无法理解对方。英国人在法国各地周游，对那里发生的事情却全然不知，然而对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印度，他们却能在伦敦读到详细介绍当地社会生活的书刊杂志。

英国人对法国的各种政治制度的了解十分肤浅，对于法国国内流行的思想、偏见与习俗也不甚了了。他们不清楚法国的政治团体如何划分，国民的等级及其利益之间又有哪些冲突。即便有所了解，也不过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往往比全然不知更有害，而每个人却都是前一种人，并且完全不想将这些事情弄清楚。

如此，这两个民族就好像在昏暗中摸索，并在无意间于微光下巧遇相视。

我写这些书信的目的不是为了介绍法国目前的状况，如果我想这样做的话，那我一辈子都做不完。我给自己设立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阐述，以引导善于思考的人们在此基础上去理解其他一些问题。

在各个世纪的思想之间，在父辈与子辈的兴趣之间，存在着一些看不见却又十分强大的锁链，这些锁链将它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一代人决绝地与前一代人宣战并不难，难的是与前一代人完全不同。所以，若要谈论一个民族在某一时期的状况，却对这个民族在该时期前半个世纪的状况毫不了解，那又能讨论出什么有意义的结论？而当这个民族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几乎一直处于革命的状态，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些道听途说之辈不曾认真关注过法国人民经历的持续的变革，他们只知道其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却不了解在这漫长的变革过程中，旧事物中的哪些已被抛弃，哪些又得以保留。

所以，这第一部分的内容就是要对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状况做一些说明，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法国的现状。

在旧制度末期，法国天主教会出现了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与今天英国圣公会相似的状况。

路易十四在位时摧毁了所有强大的个体组织，解散或压制了所有团体，只为教士阶层留下了一种独立的表象。教士阶层保留了年会制度，他们可以自行定税；他们还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并想方设法进入政府部门。尽管法国教会依旧属于天主教，但法国教士却坚决地将罗马教廷视为敌人。

在所有的统治行为中，路易十四都遵循着同样的专制方式。他让法国教士脱离自己的精神导师，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财产与权势；他自己则成为法国教会的主宰，他亲自挑选任命教会的领导；他相信强大的教士阶层有利于自己统治人民的精神，可以和他一起对抗罗马教皇。

在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法国教会是一种宗教与政治的混合体。在路易十四去世至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段时间里，宗教信仰逐渐衰落，教士阶层也与人民渐渐隔离。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我在此不再列举。18世纪末，法国教士仍可拥有财产并参与国家管理职务，但人民在各个方面都想摆脱教会的控制，此时教会的政治作用已远超过它的宗教作用。

要让今天的英国人理解当时法国贵族的状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语中没有一个单词可以精准地表达法语noblesse（贵族阶层）所具有的旧概念。nobility（贵族）和gentry（绅士）或与其意义相近，但前者内涵过多，而后者内涵又太少；aristocratie（上层阶级）若不加注释也同样不准确，因为它通常指的是上层阶级整体。虽然法国贵族阶层属于法国上层阶级，但如果说只有贵族阶层才是法国上层阶级，那便错了；因为除了贵族之外，上层阶级中还有其他一些和贵族同样有教养、有财富，并几乎发挥着同样影响的阶层。所以，当时的法国贵族与今天的英国贵族之间，有一种类似种与属的关系，它形成了一个caste（种姓），而不是aristocratie（上层阶级）。在这方面，法国贵族和欧洲大陆各国的贵族是相类似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国，人们不能通过买官或得国王敕封的方式成为贵族；但这种贵族虽然脱离了第三等级，却无法真正进入noblesse（贵族阶层）。他们只能停留在两个等级的夹缝中，比一个高一些，比另一个低一些。想要进入贵族阶层，他们只能将目光放远，等待他们的子孙后代达成这一目标。因为出身才是贵族阶层的唯一认可，人们只能天生就是贵族，无法在后天变成贵族。

法国贵族这个巨大的团体，由散布在王国各地的近两万个家族构成。这些家族宣称他们彼此间拥有一种理论上的平等，其依据是他们共同的出身。亨利四世那句“我不过是我的王国的第一贵族”在18世纪末仍为法国贵族奉为圭臬。不过，贵族与贵族之间仍存在着很多巨大差异：有人富甲一方，有人穷困潦倒；有人投身宫廷，有人隐居外省。一些贵族孜孜不倦地攀登高位，另一些贵族则在得到一个差不多的军衔后，便衣锦还乡。

所以，如果想要真实准确地描述法国的贵族阶层，我们就不得不将他们分成一类又一类：佩剑贵族与穿袍贵族，宫廷贵族与外省贵族，旧贵族与新贵族，等等。在这个阶层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和整个社会一样多的具有差异性的分类。但在差异之中，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其中某种一致的精神。这种精神使整个贵族阶层都遵循着某些固定的规则与惯例，并让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思想。

和中世纪其他国家的贵族一样，法国的贵族也诞生自征服战争。在过去，他们享受着和今天一样甚至更多的特权，他们掌握着社会上所有的知识与财富，他们拥有土地并统治人民。

然而到了18世纪末期，法国贵族只剩下一副空壳，他们既无法影响国王，也不能统治百姓。国王虽然仍会任命贵族为政府的重要官员，但他这样做仅是出于一种传统，而不将之视为贵族应得的权利。那种能威慑国王并从国王那里讨回统治权的贵族很久之前便已灭亡了。

较之于国王，贵族对人民的影响更小。国王与贵族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姻亲关系，这种关系会让他们本能地彼此接近。但贵族和人民之间却没有这种自然的关系，两者间的联合只有通过灵活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才能产生并维持下去。

事实上，想要保持对人民的影响，贵族只有两种办法可行：直接统治他们，或者和他们一同反抗人民的统治者，这意味着贵族要么成为人民的主宰，要么成为人民的首领。

法国贵族从来不曾是其他阶级的首领，他们无法与其他阶层一起反抗王权；反倒是国王在历史上经常与人民联合起来反对贵族，后来又与贵族联合起来压迫人民。

另一方面，贵族已很久不再参与政府的具体行政事务了。虽然他们仍指挥军队、担任大臣并在宫廷中生活，仿佛他们仍领导着国家的一般事务，但他们从未真正参与其中，从未与人民建立直接的联系。法国贵族将自己闭锁在城堡之中，国王不了解他们，周围的居民亦与其毫无来往，他们俨然成为变动社会中的不动者。在他们的领地上，国王的代理人掌管诉讼、征收税款、稳定秩序，领导居民过上好生活。那些拥有大量财产的贵族对自己无聊的生活感到厌倦，于是他们前往巴黎的宫廷，只有生活在这里，他们才能展现自己的贵族荣誉。至于那些落魄的小贵族，他们只能留守外省，过着游手好闲并令人厌恶的生活。于是，在贵族中，那些无权但有钱的贵族，本来可以用自己的财富对人民施加影响，却选择远离人民，而那些钱权两空的贵族不得不与人民生活在一起，可在人民眼中，他们成了贵族的唯一代表，只显露出贵族制度的无用与累赘。

一心想得到显要的职位，同时却将具体的行政事务交给别人打理，法国贵族的这种做法只能说明他们对权力表象的热爱要远超权力本身。中央政府远在巴黎，所有外交与法律对民众生活的影响都是间接无形的。地方政府则每天都和人民打交道，它们总会挑动那些人民最为敏感的地方，影响那些最为细小但最为人民关切的种种利益。人民敬畏它们，它们也将人民的期望吸引到自己身上，并用种种无形的枷锁束缚住人民，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自己的领导。正是在乡村治理方面，贵族们奠定了后来用以领导整个国家的权力基础。

所幸，对于尚存的贵族而言，那些想要摧毁贵族的力量并不比他们自己更了解贵族权力的奥秘。若换作是我去摧毁那些强大的贵族，我决不会在清除国王身边的贵族代表方面劳神费力，也不会去攻击贵族最显赫的特权或是对其立法权提出异议。我会想办法让贵族远离穷人，不让贵族对人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我宁愿让贵族参与立法，也不让贵族控制警察。把所有的重大事务都交给贵族处理吧，让他们保持大权在握的错觉；而我将从贵族那里夺走民心，那才是权力的真正源泉。

然而法国贵族仍具有相当的特权，这些特权让他们高高在上并有别于其他国民。然而人们很容易发现，在这些古老的特权中，这些贵族只留下了那些惹人憎恨的，却从未保留那些受人爱戴及敬畏的。

贵族拥有为军队输送军官的特权，对于想要保持某种个人能力或强大的团体精神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特权。

然而法国贵族既无个人能力，也无团体精神，军队对他们而言和其他地方没有丝毫差别，自己不过是国王手中的一枚棋子。他们只想通过战争得到晋升，就像在宫廷中获得国王的恩宠。这种特权对于某些贵族家族而言或许有益，但对作为政治团体的贵族阶层来说则全然无用。在一个把军事荣誉视为最高奖赏的尚武国家里，这种特权将激发人们对特权拥有者难以平复的仇恨和嫉妒。它无法让士兵听命于贵族，而只能让士兵视贵族为自己的仇敌。

贵族拥有免税权，他们免缴一部分税，却对自己的领地居民征收大量苛捐杂税，这不仅没让贵族的财富有所增长，反而使他们成为人们仇恨与嫉妒的对象。

所有特权中最危险的便是经济特权，因为人们一眼便能看出这些特权的范围有多大，一旦他们看清，他们心中便会燃起怒火——涉及的金额越多，产生的愤怒便越强。很少有人愿意追求荣誉、渴望领导人民，但几乎无人不想发财致富，因此人们毫不关心谁在统治着他们，他们只关心什么事会让他们的私人财产发生变化。

和统治权力相比，经济特权无疑属于次要地位，可法国贵族仍愿为经济特权放弃统治权力，结果不平等中有害无益的东西被保留下来。贵族并不统治人民，他们只会折磨人民，并使人民陷入贫困。在人民中间，他们不像是引路人或首领，倒像是受国王宠幸的外国人。既然无赐予，他们便无法赢得人心；他们只会拿走事先定好且基本一成不变的赋税，而这只会招人憎恨，却不能令人畏惧。

除了经济特权，法国贵族还拥有大量只关乎荣誉的权力，如爵位、公共场合的固定座位、特殊的着装及佩戴某些武器。这些特权中有一些是以往贵族权势的自然附属，另一些则是其权势衰落后的某种补偿，而这两种特权都有害无益。

当贵族抛弃权力的实质，只沉迷于权力的外表时，他们便是在引火烧身。光鲜的外表或许可以暂时遮掩虚弱的身躯，但躯体终究会被外表的装饰压垮。那些表面强大之人只能引人憎恨，却不能对之加以抵抗。任何一种力量，当它在崛起或衰落时都不应该去追求荣誉，只有当它变得稳定而强大时，它才配享有荣誉。

我关于法律和习惯的论点在舆论方面也同样适用。

现代的贵族们已经抛弃了他们祖先的大多数思想，却仍顽固地坚持着其中最有害的那些，而那些思想中造成最严重的恶果的，便是对工商业的偏见。

这种偏见在中世纪时便已出现。在当时，占有土地即等同于统治人民，不动产财富与权势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而纯动产财富则是卑贱与软弱的象征。尽管后来土地的占有权与领主的统治权已经不再并列，其他种类的财富也有所增加并显示出各自的重要性，但在舆论方面，即便产生这种偏见的原因没有了，偏见却丝毫不变地存在着。

这种偏见造成的结果，便是贵族家庭开始和其他家庭一样，因失去发财致富的手段而面临破产。总体来看，整个贵族阶层都逐渐陷入贫困，他们抛弃了直达权力的大道，又离开了蜿蜒迂回的小路。

贵族不仅不能通过工商业致富，受习惯影响，他们还不能通过联姻的方式将对方的财产占为己有。娶富裕的第三等级家庭的女人，在贵族看来是自降身份。尽管会有这样的想法，但这种联姻并不罕见，因为贵族的财产远比他们的身份降得更快。这种联姻虽然能让部分贵族变得富裕起来，却也让贵族仅存的名声丧失殆尽。

在称赞这些贵族超越这种偏见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他们的动机。我们必须从行动者的观点而非普遍绝对的真理性观点出发，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可以认为对抗公众错误舆论的行为是高尚的，但是在人类的道德领域，因为某种错误妨碍自己而抛弃它，和因为某种正确危及自己而背离它，这两者是同等的危险。认为娶平民之女会自降身份固然是一种错误，但在持此偏见的同时仍与平民联姻，则可能是错上加错。

有关财产替代继承的封建法律在18世纪时仍然有效，但对贵族而言，这些法律只能起到十分微小的作用。

我个人认为，这些法律的影响往往名不副实。独特的效果只有在独特的环境中才能产生，而法律无法造就独特的环境，因此法律与此无关。

当贵族不再为发财致富而操劳，其他阶层也满足于上帝为他们安排的命运时，替代继承法最终会在社会风气上造成一种麻木与停滞。平民并未比贵族拥有更多的致富机会，而贵族也基本没有可能失去自己的财富，于是所有的好处都为贵族所有，每一代人都轻易地重演上一代人的命运。

但如果贵族之外的所有人都千方百计地想要发财，那么贵族所拥有的财产马上就会变成其他人的目标。人们会利用贵族的无知、冲动等弱点，争先恐后地将贵族拥有的大量非生产性财产纳入正常的商业贸易中。用不了多久，贵族自己也会迫不及待地参与其中。

由于平民只能用财富这一共同的特权来对抗贵族各种各样的特权，所以只要有机会，平民便会在贵族面前极尽炫耀之能事。贵族反倒要模仿这些平民，他们想模仿那种奢华，却又没有足够的资本，于是很快便会陷入拮据，入不敷出。于是，这些贵族最终将保护自己的法律视为敌人，并想尽办法逃避。我并不是说当时的替代继承法没有缓解贵族的破产境遇，我只是认为它无法阻止贵族走向破产。在某一方向上，法律确实会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相反的方向上，有一种力量比法律更活跃，那就是人类的冲动。

在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的法律仍为长子继承制，贵族家庭的长子有责任将家产原封不动地传给后代。然而大量以往分封的土地已不再为贵族所有，它们已被平民瓜分。在贵族阶层中，极富者与极穷者同时存在，但这丝毫不影响贵族阶层本身的存在，而且我们还能看到很多不贫不富的拥有中等财产的贵族。这种状况已不再像贵族制，反倒像民主制。如果我们考察贵族阶层的内部结构，我们便会发现，实际上，贵族已经变成了一个与其他阶级对立的、拥有贵族特权的民主团体。

然而在法国，对贵族生存产生危险的变化，更多的是来自贵族外部，而非其内部。

在法国贵族财富与权力日渐丧失的同时，法国社会中的另一个阶层迅速占据了财富并向政府靠近。不论是和自己比较还是和其他阶层比较，贵族在财富与权力这两个方面的失败都让自己变得十分虚弱。这个想要在贵族孱弱的身躯上崛起的咄咄逼人的新阶层，已被命名为第三等级。

要让英国人理解什么是法国贵族已是十分困难，再让英国人明白什么是第三等级，便更为不易。

人们最初可能会以为，在法国，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那部分中产阶层就是第三等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第三等级虽然确实包括中产阶层，但它也同样包括与中产阶层格格不入的其他阶层。最富裕的商人、银行家，最能干的实业家、作家、学者，小农场主、小商贩，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同样都属于第三等级。其实，所有不属于教士、贵族阶层的人都属于第三等级，这些人中既有富有的、也有贫穷的，既有不识字的、也有有教养的。就第三等级本身而言，它有属于自己的贵族，它已包含了一个民族可以有的各色人等，甚至可以说它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民族。它虽与特权等级共存，但若没有特权等级，它仍旧可以独立存在。它拥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偏执、信仰与精神，这些在1789年第三等级撰写的表达自己思想的陈情书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和贵族阶层一样，第三等级也担心自己与对方混在一起。它反对以金钱换取贵族身份的行为，因为这会让自己的某些成员混入贵族的行列。在三级会议召开前的投票选举中，原应在第三等级中投票的著名化学家拉瓦锡被选举团除名，理由是他已经花钱买到了可以受封贵族的职位，因此不再具有和平民一起投票的资格。

就像这样，第三等级与贵族阶层虽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却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民族；两者虽生活在同样的法律之下，彼此却形同陌路。这两个民族，一个不断恢复活力并获得新的力量，另一个则一天比一天衰弱。

法国贵族的生存受到了法国国民中这个新生民族的严重威胁，然而他们还处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中，这将产生更严重的危险。

第三等级与贵族之间的这种彻底的隔离不仅让贵族阶层加速衰亡，更摧毁了整套贵族制度。

贵族制度的产生与持续并非历史的偶然，它也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服从于某种并非不能被发现的定律。

有一种财富，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中都会存在，它独立于人们制定的法律，并因其性质而只被少数人所有。出身、产业和知识是这种财富中最重要的，而一个所有公民都高贵、富裕且有教养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这三种财富虽然彼此差别很大，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只能在少数人中分配，而这些少数人也因此拥有了与大众不同的喜好与思想。当这些财富或集中或分散于同一些人手中时，这些人就构成了贵族阶层，这种情况在各个时期的各个民族中都曾出现过。当这些具有独特的优越条件的人能同心协力地一起管理社会事务时，强大而持久的贵族制度便产生了。

而在18世纪，法国贵族只拥有构成贵族制度各种要素中的一部分，另外一些则被其他阶层拥有。

贵族阶层与那些富裕而有教养的平民隔离，他们始终认为自己忠诚于先辈的榜样。然而他们没有觉察到，当他们模仿自己的先辈时，他们却背离了前人曾经实现过的目标。在中世纪，决定一个人全部社会权利的依据确实主要是其出身，然而中世纪的贵族是富有的，他们还会将有学问的教士召集到自己身边，因此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整个社会理所应当地该由这两种人管理。

可是到了18世纪，很多有富人并不是贵族，很多贵族也不再富裕，在知识教养方面也同样如此。这样，第三等级拥有了作为贵族统治的部分必要因素，同时却与贵族对立，因为它不支持贵族，所以必然会对抗并削弱它，直到将之彻底摧毁。

贵族阶层具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不仅使第三等级的精英脱离了上层阶级的整体事业，同样也使那些本可以进入贵族阶层的第三等级者脱离了该事业。

大部分的贵族阶层都已消亡，其原因并非是贵族阶层在社会上建立的不平等，而是因为他们想永远维护这种不平等，于是一些人获益必然要以另一些人受害为代价。人们憎恨的正是这种特定的不平等，而非一般的不平等。

然而我们也不能说是贵族特权的滥用让贵族阶层灭亡；相反，正是这些巨大的特权维系了贵族的存续。如果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一天能进入一个社会的精英团体，那么这个团体的权利越大，其跻身的机会在尚未进入的人的眼中就越显珍贵。于是，这个制度的弊病反而转变成一种力量。虽然晋升贵族的机会微乎其微，但这和该目标可能带来的好处相比是无所谓的，因为最令人心动的不是成功那渺茫的确定性，而是飞黄腾达的可能性，只要目标变得足够大，便不会因实现它的机会几近于无而感到害怕。

穷人并非不能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可是相较于统治国家，穷人更容易被排除在统治之外。他们臆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得到宠幸并掌握大权，然而他们越是这样想，越是看不到自己真实的苦难。这完全是一场单凭运气的豪赌，其可以赢得的巨大奖赏牢牢地吸引着他们的灵魂，让他们变得盲目，完全不顾输的可能。他们就像爱彩票一样爱贵族。

造就法国贵族制度的这些要素的分裂，必然会在贵族之中引发内战，而获胜的只有民主力量。贵族阶层排斥第三等级的精英，为了同前者抗争，后者不得不用一些有用但非常危险的原则。他们本可以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现在却要反抗另一部分，于是他们被迫宣扬平等这一普世原则，以反抗不平等的特殊思想。

就连贵族阶层之内，不平等也会遭受攻击，这种不平等或许不是原则上的，但一定是现实中的。佩剑贵族傲慢地指责穿袍贵族，穿袍贵族则对佩剑贵族的优越地位感到不满；宫廷贵族嘲笑乡村贵族那些不值一提的领主权利，乡村贵族则对宫廷贵族能独享国王的恩宠愤怒不已；世袭贵族蔑视新晋贵族，新晋贵族则嫉羡世袭贵族的尊荣。不同类型的特权拥有者总是在相互指责，而这一切都会给作为整体的特权阶层带来伤害。对于那些精英们的辩论，人民只会冷眼旁观，并设法从他们的话语中找到对自己有用的词句。于是，最终在国民中普遍传播的，只有“平等才是自然的秩序”“理想的社会应立足于平等这类普世思想之上”这样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也深深地植入了贵族的头脑中。他们虽然仍享受着特权，但他们开始将特权视为一种额外的收益，而不是本有的权利。

和法律相比，风尚与思想的关系往往更为紧密。在政治社会中，贵族体制的原则仍为主流，但其风尚已变为民主。这种风尚在被法律隔离的不同阶层之间建立了无数的联系。

文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争取的社会地位，对于这些形成公民社会的观念的统一十分有益。

在财富是唯一或最主要基础的贵族制国家里，金钱除了能带来个人享乐，还能带来权力。这两点将所有人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于是金钱最终成为人们追求的唯一荣耀。在这种国家中，文学一般不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因为它无法吸引公众的注意。

在由世袭贵族统治的国家中，我们很难发现那种对发财致富的普遍冲动。人类的心灵不会任凭某种单一的欲望驱使，而总是具有多种多样的爱好。如果这些国家文明开化，其国民必然会乐于精神方面的享受，并崇拜精神产品的创造者。那些拥有雄心壮志之人会视金钱如粪土，他们或许是平民出生，却不愿经商，而只想研究文学，并将之视为生命的归宿。他们追求文艺上的荣誉，这是他们唯一可以赢得的荣誉。于是，在政治领域之外，他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可争议的显赫地位。

而在那些金钱即是权力的国家中，个人的地位与其拥有的财富相关，但由于财富得失无常，贵族们必然会终日忧心惶惶，害怕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害怕其他人瓜分自己的特权。这种在政治领域十分常见的变化，让贵族们的心灵永远不得安宁。他们只能忐忑地享受财富，如果这财富能带来福利，他们也会急匆匆地将其抓住。他们总是心怀不安地打量着自己，看看自己是否丢失了什么。至于其他人，他们总是投以怀疑与嫉妒的目光，警惕着周围是否有变化发生，而任何变化都会让他们感到不安。

只论出身的贵族阶层对自身之外的那些引人注目之事并不在意，因为他们拥有一种因其性质既无法被瓜分也不会丧失的优势：财富或可努力赚得，高贵却只能生而即是。

法国贵族一向会对文人展开欢迎的臂膀，他们喜欢与文人亲近，这一点在18世纪尤为明显。这是一个无事可做的时代，贵族和平民一样不用治理国家，于是传播知识成了他们高尚的文艺享受。

路易十四在位时期，文人会得到贵族的尊重与保护，但事实上贵族在那时并未和文人混同在一起。尽管两者经常接触，但他们仍分属两个不同的阶层。这种情况在18世纪末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并非文人拥有了贵族的特权或是在政治领域获得了公认的地位，贵族并没有让文人加入贵族的行列，反而是贵族加入了文人的队伍。于是，文学变成了一个中立地带，而平等恰栖身于此。在这里，文人与贵族平等交往，他们既不彼此挑衅，也不相互害怕。这是一个世外桃源，充满了一种所有人都向往的民主，每个人在这里都可以是自身天赋的自然产物。

这种环境对科学与文学的飞速发展虽然十分有利，但并不能让那些推动科学与文学发展的人们感到满足。这些人虽然的确获得了显赫的地位，但这种地位究竟是什么则悬而未定，并总是争议不断。他们与大领主同乐，却无法分享他们的权力；贵族向他们靠近，让他们看到出身能带来的各种好处，可两者间仍有相当的距离，那些好处也与他们无缘。平等成了文人眼中的一道幻影，可望而不可即，若想尝试去抓住，它便会凭空消失。于是，受贵族宠爱的文人们变成了第三等级中最焦躁不安的一群人，他们在特权者的厅堂中高声斥责着种种特权。

这种民主的倾向不仅出现在与贵族交往的文人身上，也出现在变身为文人的贵族身上。成为文人的贵族整日高谈阔论那些被文人们普遍接受的政治学说，他们不是将贵族的精神引入文学领域，而是将文学的精神引入贵族阶层。

当上层阶级日趋衰落，中层阶级日渐上升，一种无形的运动在他们慢慢接近的过程中重新对地产进行了分配，使其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认为法国的地产划分肇始于修改继承法、没收贵族领地时期的这种想法，是几乎所有外国人都有的错误观点。在大革命爆发之际，大多数省区的土地都早已被瓜分完毕，大革命不过是将这种现象从地方土地扩展到整个法国的领土。

在地产之所以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的各方面原因中，物质力量是最为首要的。征服者夺取被征服者的土地，并与自己的少数同伙瓜分。如此，原所有者的权利便被剥夺。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有人自愿将自己的土地让出。

如果我假设一个国家产业齐全、物产丰富，其国民文化水平高，能轻松在工商业中寻得致富之道，因为法律、风尚与传统的影响，地产是该国国民获得尊重与权力的重要来源；那么致富的最好方式就是出卖土地并投资商业，而享受财富的最好方式则是将钱从商业中抽回并购置土地；如此一来，土地便成为人们享受的凭借而非投资的目标，人们购买土地是为了荣耀和权力，而不是收益。这样，土地虽仍可以小片地出售，但人们只愿意购买大片的土地；买卖双方的目的与地位也不同，前者是想要花钱享乐的富人，而后者是想要获得财富的穷人。

若在上面这些一般原因外再加上立法的特殊影响，即立法让动产易于流转，而不动产在流转时既费钱又麻烦，只让那些对土地有独特占有欲的有钱人买得起，那么在这样的国家中，小片的土地自然会不断消失，并入到为数不多的大片土地之中。

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知识的传播让穷人掌握了新的技能，我前面叙述的这种变化将更为迅速地进行。工商业的繁荣会进一步促使小地产者出卖自己的土地，同时创造巨大的动产财富，并让这些动产财富的拥有者购置大片土地。因此，地产高度集中的情况只会出现在文明的两端：处于半野蛮状态，人们只珍惜或了解土地的价值之时；以及文明高度发达，人们拥有无限多的致富方式之时。

我上面所设想的这些情况从未在法国出现过。在法国，与诺曼底人入侵英国后的情况不同，在被野蛮人征服的时代，土地从未被普遍而系统地在征服者之间划分。法兰克人不如诺曼底人那样开化，其对力量的掌控也不如诺曼底人那样纯熟，再加上法兰克人征服的年代更久远，其影响也衰退得更早。所以在法国，很多领地似乎从未受到过封建法律的支配，封建领主拥有的土地也比许多其他欧洲国家少得多。在法国，土地从未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或者在很久以前便已不再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我们已经知道，地产早在大革命爆发很久之前便已不再是地位与权力的主要来源。在那时，法国的工商业发展并不算快，国民虽已得开化并想追求更好的生活，但他们远未获得可以让自己迅速致富的知识。土地对有钱人而言不再是奢侈品，对穷人来说却成了唯一的谋生手段。有钱人购买土地是为了享乐，穷人购买土地是为了谋生，土地便这样从贵族那里悄悄地脱离出来，被平民瓜分。

领主土地的丧失意味着平民获得大量的土地，但平民获取这些土地的过程如此艰难，其方式也极不完善，这导致大片土地逐渐减少，大宗的动产财富却未积聚，于是在原来的领地上，人们纷纷变成小地产者，却仍旧经营惨淡，紧衣缩食。

这种土地分割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行将爆发的政治大革命。

有些人认为在政治领域中确立永久而彻底的平等并不需要将平等引入公民社会中，这一想法是一种十分危险的错误。没有人能不受惩罚地使他人时强时弱，在某一方面极端平等，在另一方面却极端不平等。若是这样，无需多久，人们要么会渴望变得全面强大，要么会要求变得普遍衰弱。一切不平等中最为危险的，便是由不分土地造成的不平等。

人们在拥有土地的同时，也会拥有某些独特的思想和习惯，而拥有动产则很少或不会产生这种效果，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大片的地产会让由财富带来的影响以某种方式局限在某个地方，使它对那个地方的某些人发挥特殊的、更强且更持久的作用。动产的不平等会使个人发财，而不动产的不平等会让家族致富，后者既能将有钱人联系在一起，也能让几代人同心协力，使这些人在国家中转变为一个独立的小民族。这个小民族总能获得某种凌驾于自己所在的大民族之上的权力，而这对于民主政府而言是最为有害的。

对民主政府最为有利的，就是将大片的地产分割为一个个的小块地产。

那些只拥有少量动产的人几乎总是要看他人的脸色，他或者屈从于从某个组织的规章，或者屈从于某人的意志，同时还要服从国家工商业出现的最细微的变化。富裕与穷困之间的无常变化不断地扰乱他的生活与思想，支配他的命运与好恶。小地产者则相反，他们只听从于自己的力量，其活动范围虽然狭窄，却可以自由自在，其财富虽然增长缓慢，却不必担心外界的种种风险。他的情绪与命运，就如他的喜好与劳作一样有条不紊。正因他不依赖于外物，他才可以在贫穷中坚守独立的精神。

如果每一个公民都能保有这种安定的精神、单纯的愿望以及对独立的偏好与习惯，那么这毫无疑问地将极有益于民主制度的建设与维护。在我看来，在社会地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中，民主制度只能是暂时性的，因为它将给有产者与无产者同时带来危险：有产者会骤然失去其财产，无产者会倏然丧失其独立。

若想要在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制政府，则在该国家的公民中间不应存在财富的极端不平等，尤其要确保在这些财富中，不动产不占据支配地位。

18世纪末，法国的政治社会仍受权利与地位不平等的专制原则的支配。法国人不仅有贵族制度，还有一个贵族阶层，这意味着在以不平等为基础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法国保留了最专制、同时我敢说也是最顽固的政治制度。只有贵族才能为国家服务，只有贵族才能接近国王，种种繁杂的规定使国王与平民彼此隔离。

那时的各种制度的具体规定都与这种原则相一致——替代继承、长子继承权、佃租和行会师傅身份等，所有这些旧制度社会的残迹仍然存在。法国有国教，其神职人员不仅和其他贵族制国家一样是特权者，而且还是具有排他性的统治者。就像中世纪那样，教会既是部分土地的拥有者，也是国家统治的参与者。

然而法国在很久之前便已朝着民主的方向迈进了。任何不满于表面现象的读者，一定会回想起教士在道义上的无能、贵族的穷困与没落、第三等级的财富和知识、独特的土地划分、大量的中小产业、极少的大产业，会回想起当时那些公开宣扬的政治理论，那些人们心中早已公认的普世原则。我想，如果把这些事实整合到一起，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当时法国的贵族、国教、法律制度和惯例来看，它已经是欧洲最民主的国家；而从18世纪末法国的社会状况、公民组织与思想风尚来看，它也已远远超过今天那些最趋近民主的国家。

第二部分

18世纪的法国与今天的法国并没有多大差别，除了同样的不平等，很多我们认为是今天才有的民族的新面貌、新特征，在18世纪时便已经隐约可见。

一般来说，对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与维护最有利的政治制度，便是贵族制度。

在贵族统治的领土上，随便哪里都能找到一个或几个贵族。由于出身及财富，他们天生高人一等，并因此拥有治理权。在一个国民地位基本平等的国家中，人们会很自然地将行政事务交由政府管理，将权力委托给那个位于民众之上的引人注意之人。即便人们本不打算这样做，由于个人的软弱或彼此间难以和睦相处，他们也不得不容忍这个人掌握权力。

诚然，当一个民族接受了人民主权原则，当相关的知识已被普及，当治国的方法已经完善，当人们已经尝过中央集权的苦头时，我们就会看到外省和城市的居民会如何努力尝试建造一种集体政权来处理自身事务。在特权的施压下，最高权力有时也会企图让公共行政地方化，并在地方建立某种选举贵族制。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中，人民会本能地倾向于中央集权，只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会走向地方自治，然而这样的地方自治要面对极大的风险。在贵族制国家中，不论中央政府如何，地方政府始终存在，并且无需中央政府介入便能独立生存。在民主制国家中，地方政府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中央政府有权剥夺地方政府的某些权利，有时地方政府也会自愿放弃某些权利。

民主制国家的这种中央集权的天然倾向，在国家的建立及过渡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两个时期，民主与集权这两种原则都在争夺着领导权。

当人民成为一种力量并发现地方事务完全由贵族掌控时，人们便会攻击地方政府，尤其是那些由贵族设立的地方政府。然而一旦他们将地方权力从贵族手中夺来，他们又不知道应该把这些权力交给谁。

在法国，独揽地方权力的除了中央政府，还有国王。这里的原因值得探讨。

我认为，民主制度天然地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中央集权的倾向，但我绝不认为人民会自然而然地将所有权力交予国王一人。这要看当时的形势如何。当人民可以自由选择时，他们宁愿将权力委托给一个集体或由民众选举出的执政官，也不愿将之委托给一个他们无法控制的国王。然而，人民往往无法自由地选择。

当社会中的民主成分觉察到自身的力量并开始崛起时，它只能以所有个体都同样软弱无能的集体孤立地与贵族阶层强而有力的个体作战。聚集在它周围的个人不仅分散，而且极不善于合作，可它又有不借助任何治理工具进行统治的本能欲望，于是它便本能地感到应在自身与贵族阶层之外找到某种已经成熟的力量。人们只须围绕在这种力量周围，无须协商便能联合在一起，使每个人都获得他们缺乏的那种力量。

然而，法律还远不能将这些民主成分有效地组织起来，于是在贵族阶层之外，人民能找到的唯一成熟的力量便是王权。国王与贵族虽天然地存在着某些相似，但也并非完全一致，他们的喜好常常相近，他们的利益却往往对立。所以转向民主制的国家常常会从扩大国王的权力范围开始，他们对国王的嫉恨与畏惧要比对贵族的小得多。在革命年代，不用说权力易手，就算是将一个敌人的权力夺来交给另一个敌人，也算不上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英国贵族的创举是让英国社会各层民众相信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国王，而贵族是人民的代表，不是他们的敌人。

通常来说，只有在依靠国王彻底摧毁贵族阶层后，人民才会向国王讨要他们赋予国王的权力，并努力让国王依附于自己，或者将赋予国王的权力转变为某种从属权力。

然而，将行政权交给能真正代表人民的人并使其正确行使权力这种事，对人民而言是很难办到的，因为他们或者难以从当权者手中夺回权力，或者很难明察可以委托什么人来使用这些权力。

国民之中从来不乏拥有教养又精明能干的人才，这些人足以组建一个政治议会或中央政府，然而在组建省政府方面，这样的人才可能会严重不足。外省的民众不愿再受贵族的统治，可他们暂时又没有能力自治，所以在此之前，他们只能将行政权委托给中央政府。

何况刚刚摆脱贵族统治的人民，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感受到摆脱中央集权的必要。

在贵族体制长期存在的国家中，下层民众往往自小就会习惯于在周围找一个最让他羡慕或畏惧的人。他会将中央政府视为他与压迫自己的人之间的一种天然仲裁，并视中央政府如神明般拥有超凡的智慧。

造成这两种现象的原因早已消失不见，但这些现象本身还继续存在着。

即便在贵族制度被摧毁很久之后，公民心中仍有一种本能的畏惧，他们注视着自己周边的一切，很难相信自己的近旁便有明智公正的司法与备受尊重的法律。过去他们嫉妒那些高高在上之人，如今他们则嫉妒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左邻右舍。到最后，他们仿佛彼此害怕，他们不再相信中央政府能为他们抵挡来自贵族的侵犯，反而再一次将贵族视为能阻止自己越轨行径的保护人。

可见，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权力一开始总是集中在国王一人身上，当民众拥有必要的力量与决心时，他们便会打碎这一工具，将权力移交到另一个能听命于自己的代表手中。在民众变得更加强大、更有组织、更有教养之后，他们便会进一步从代表手中收回一部分权力并将之委托给次级代理人。这看上去便是一个社会因其状况、思想与风尚而走向民主制的历程，这是一条本能之路，或者也可以说是一条必经之路。

在法国，国王的权力之所以能覆盖公共行政中的所有事务，是因为它与民主阶层的诞生与发展密切相连。社会地位越趋平等，国王的权力便越深入地方，这让各个省区及城市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权，或者慢慢忘记了如何使用特权。

第三等级的人民会竭尽全力地推动这些改革，他们常常会主动出让自己偶然得来的权力，以与贵族的特权同归于尽。如此，地方政府与贵族势力在相同的时间以相同的方式被削弱了。

几个世纪以来，历代法国国王在推动这些改革时都获得了法学家的大力支持。在法国，作为特权等级的教士与贵族在拥有知识的同时，也拥有几乎全部的国家财富，而民主制度的天然领袖是法学家。法国的法学家们在以人民的名义亲自统治之前，会一直致力于加强王权、消灭贵族，在这方面，他们一边展现出种种高明的手段，一边服务于国王的专制愿望。这种现象并非只有法国才有。我们可以相信，法国的法学家们在为国王服务的同时，也会照顾到偶然间将他们视为领袖的那个阶层的利益。

居维叶称有机体的所有部分之间都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只要了解其中的一部分，便能将整体重建出来。这种分析思路可以用来研究大部分支配所有事物的普遍规律。

如果仔细研究人类有史以来发生的一切，我们便会发现，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在集权专制的君主身旁几乎总有一位法学家，他能使君主那些前后矛盾的专横意志变得协调而合法。法学家们能把君主对权力普遍又无限的贪爱与自己的治国知识结合起来。君主能强制人民暂时顺从，法学家则有本事让人民长久地、几乎心甘情愿地臣服。前者提供力量，后者提供法律；前者靠专横跋扈掌握统治权，后者依靠法治手段实施统治权。两者结合在一起，便能建立起一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专制制度。只了解君主而不了解法学家的人，能了解的就只有专制暴政这一部分；必须两者同时考虑，才能窥见全貌。

除了前面所讲的一般原因，还有一些偶然的次要原因加速了所有权力集中于王权。

很久以前，巴黎在法国便取得了压倒一切的独特地位。王国之中虽也有其他一些重要城市，但人们眼中的大城市只有一座，那就是巴黎。从中世纪开始，巴黎就成为知识、财富与王国权力的中心。因为权力的集中，巴黎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其日益强盛反过来也推动了权力的集中。国王将所有国家事务导向了巴黎，而巴黎又把所有国家事务导向了国王。

从前，法国的各个省区是通过缔结条约或武力征服的方式获得的，这使得这些省区长期以来都处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央政府最终将王国各地统摄在一个行政制度之下，它们之间原有的显著差异逐渐消失。差异的消失让中央政府更容易将自己的活动扩展到整个王国。可见，国家的统一有利于政府的统一，同样政府的统一也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18世纪末，法国仍被划分为三十二个省区，十三个最高法院在各省区各行其是，以彼此不同的方式解释法律。各省区的政治体制也不尽相同，有些保持着国民代议制，有些则没有；有些采用封建法，有些则采用罗马法。这些差异都只是表面的、外在的，整个法国事实上已经只有一个灵魂。从王国的这一端到另一段，到处都是同样的思想、风俗与观点，国民的精神也因同样的教育而趋于一致。换句话说，法国人虽然拥有如此多的省区、法院，如此繁杂多样的民法与风俗，但他们毫无疑问地是当时欧洲内部联系最为紧密、在必要时最能团结协作的民族。

这种由各种协调一致的部分组成的伟大国家，其中心就是王权，它在掌握了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后，又将手伸向了那些琐碎的事务。

凡是强大的政权都会试图实行中央集权，但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则取决于其固有的性质。

如果议会拥有绝对的权力，那么中央集权便只能是虚名，因为集权必须依靠法律，而法律无法预料一切。即便法律能预料一切，但在执行中也只能依靠官员和持续不断的监督，而立法权对此起不到丝毫作用。议会可以集中政权，却无法集中行政。

英国议会有权干涉社会上的任何大小事务，但人们从未听过它集中行政权，而这最终使国家权力为个人的自由意志提供了足够的独立空间。我认为英国议会之所以能如此，不是因为它自身天然地知道要克制权欲，它对地方政治自由的珍惜也并非出于某种尊重，而是因为它是立法机构，它无法有效地压制地方的政治自由。

相反，如果行政权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统治者亦有足够的能力使自己的全部意志得以执行，那么中央政府就能将自己的势力影响扩展到所有事物上，或者也可以说在其所处的政体内，它将不受任何限制及约束。假如在一个国民天然地会趋向中央的国家中建立这样一个中央政府，那么所有人都将不知道如何单独或联合地进行反抗，人们只能按照本能的习惯屈从于同样的法律。人们无从了解专制暴政的界限在哪里，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专制政府在掌管国家大事之后，不应也不能干涉私人事务。

1789年之前的法国便是这样一番景象，王权已直接或间接地掌控了一切大小事务，可以真正地为所欲为了。

在大多数省区与城市，王权已经干净利落地取消了地方政府；在其他地方，王权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法兰西民族成了欧洲最统一的民族，法国拥有了欧洲最完善的行政系统，后来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制度此时已臻至巅峰。

如我已阐明的那样，法国的政体正在趋向专制，但与之相对的奇怪现象是，社会上的风尚与思想却变得日益自由。政治制度中的自由消失了，风俗习惯中的自由却保存了下来。自由的保障越少，它对个人而言就越珍贵，仿佛它是一种人们从各种国家机构那里夺来的某种特权。

在击败主要的对手后，王权便会主动停下来，胜利让它变得温和起来，先前的战斗似乎仅是为了夺取特权，而不是为了使用特权。

人们常常会犯一种严重的错误，即认为法国人的自由精神是随1789年的大革命一起诞生的。须知不论在任何时期，自由精神都是法兰西民族的显著特征，只不过这种精神总是断断续续地出现。这种精神的显现出于本能而非思虑，它来去无常，时而猛烈，时而软弱。

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贵族在胆识与行动方面比法国封建时代的贵族更自傲、更独立。民主自由的精神也从未像在中世纪法国公社以及17世纪初（1614年）之前召开的历届三级会议中那样，表现得那么强劲，甚至可以说那么粗野。

即便王权将所有其他权力集于一身，人们虽会服从它，但决不会卑躬屈膝。

我们必须将服从的事实与服从的原因加以区分。有些民族服从国王，是因为他们相信国王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有些民族服从国王，是因为他们将国王当成国家唯一的代表或上帝在尘世的形象；还有一些民族服从国王，是因为王权击败了贵族寡头政治，而他们也常常会对国王产生某种混合着喜悦与感恩的情感。这些服从之中无疑多少都存在一些偏见、无知甚至谬误，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民族的精神卑劣。

17世纪的法国人与其说是服从国王，不如说是服从王权；他们服从国王不仅是因为他的强大，而且他们还相信国王仁慈而公正。也许我可以说，他们对服从的喜好就像他们喜好自由那样，因此在服从中，他们掺杂了一些独立、坚定、敏感、任性还有易怒的成分，这些成分使他们在服从一个主子的时候仍能保持自由的精神。尽管法国国王可以随意支配国家的财富，但对于人们最不起眼的行为和最微不足道的舆论，他却往往无能为力；一旦出现反抗，社会风尚对民众的庇护，往往比自由国家的法律保障更有效。

不过，自过去便一贯自由的民族以及后来逐渐获得自由的民族，是无法理解这些情感和思想的。前者从未体会过，而后者早已遗忘，在服从专横权力的现象中，他们只能看到卑躬屈膝的耻辱，而这一点正是那些曾经拥有自由、后来又丧失了自由的民族总会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但是对于那些从未获得过自由的民族，服从这件事往往具有一种大家公认的道德观念。

18世纪末，法国人将自己引以为傲的那种独立精神发挥到极致，致使其性质完全改变。法国人对自由的理解在18世纪经历了一番重大改造。

在人类的精神中能产生的自由其实有两种形式，它既可以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权利，也可以是个体私自享有的特权。人们想拥有做某些事情的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普遍权利，而是因为自由是保持自身独立的特殊权利，这便是中世纪时期贵族制社会中人们对自由的理解。在贵族制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极不平等，人们一旦习惯了特权这种概念，便会将世间所有财富的使用权都纳入特权的范畴。

因为这种自由的概念只与其创造者及其所属的阶级有关，所以即便在缺乏普遍自由的国家，自由也可以存在。有时甚至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对自由的保障越少，人们对自由的珍爱便越强烈，所谓物以稀为贵。

若一个群体接受了这种贵族式的自由概念，则该群体便会对个人的独立价值产生狂热的喜好。它能给予利己主义某种奇怪的力量。这种自由的概念虽然是某些人设想出来的，却常常会让人做出最伟大的行为；当它为所有人接受时，他们就会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民族。

罗马人相信，人类之中只有他们才配享有独立，他们相信赋予他们自由的不是天性，而是罗马。

我敢说，按照现代民主概念，确切地说是自由概念，每个人既生来便拥有成为人的必要条件，那么他也生来便拥有与所有人都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无关他人、只涉及其自身的事物方面，他有支配自身命运的绝对权利。

当这种自由的概念深入人心并牢牢扎根时，专横的独裁政权便只不过是物质层面上的一种暂时性的偶然现象罢了。既然每个个体都对自己拥有绝对权利，那么最高意志便只能是所有个体意志的联合。于是，服从不再有合理性，在公民的伟大品德和奴隶的卑躬屈膝之间，不再有任何中间地带。

这种自由的思想，必然会随着人民社会地位的不断平等而盛行。

然而在法国，人们已远离中世纪，其思想风尚也早已转向民主，可大众对自由的理解仍然是封建贵族式的。人们确实在努力保障自己的独立不受政权约束，但其着力点是捍卫自己的特殊权利，而非强调它是人类的普遍权利。在捍卫的过程中，他们依据的不是原则，而是事实。

在15世纪时，一些有激进思想的人曾窥见过自由的民主概念，但在那时，这种想法只是一闪而过。直到18世纪，事情才发生转变。

每个个体，或可推广至每个民族，均拥有支配自身行为的自由权利。虽然这个定义仍显模糊，既不全面又不妥当，但却渐渐为所有人接受。在有教养的阶层中，它以一种理论的形式确立下来；在平民阶层那里，它逐渐变成一种本能。于是，一种奔向自由的更强大的动力出现了：法国人对独立的天然爱好逐渐转变为一种有理有据的系统主张，这种主张逐渐扩散，甚至将王权也拉进自己的阵营。虽然王权在理论方面总是倾向于专制，但在行动方面，它逐渐默认公众的舆论大于王权。路易十五曾说：“任命大臣的是我，但罢免大臣的是人民。”路易十六在狱中写下了他最后也最隐秘的思想，当谈及他的臣民时，他仍称其为“我的同胞们”。

直到18世纪，人们才开始谈论人类的普遍权利，认为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享受这些合法的、不可改变的财富，而每个公民有应享有这些普遍权利。

1700年，即大革命爆发二十年前，马尔泽尔布在代表王国主要法院向国王讲话时说：

“陛下，您的王冠由上帝授予，但您应该欣然相信，您的权力也来自于臣民的自愿服从。法国国民拥有一些独属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对此事实，您的大臣不敢在您面前否认。若需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能恳请陛下本人提供证据。不，陛下，即便人们费尽心力，也无法让您相信法国国民与被奴役的人民之间没有任何差别。”

他接着说道：“既然所有的中间力量都变得软弱无力或已被摧毁，那就请陛下直接询问国民吧，因为唯有国民才能聆听陛下的旨意。”

此外，使这种对自由的热爱得以表现的，不是法令，而是书籍；不是个人努力，而是集体行动；不是严肃系统的斗争，而是幼稚又毫无理性的反抗。

就连压制舆论之人也不得不承认，舆论的力量变化无常，它时强时弱、大起大落，前一天还十分强劲，今天就变得难以捉摸，它总是毫无节制又难以确定。就像没有器官的躯体，它只是人民主权的影子，而绝非人民主权本身。

我认为，对于所有尚未建立自由制度，但对自由无比热爱并且向往的民族，情况都是如此。

我并不认为在那些没有这种政治制度的国家中，人民享受不到某种独立，因为他们仅凭习惯和舆论就能得到。但这样的国家无法永远地保证自由，因为人们无法保证自己永远都向往自由。即便是那些最热爱独立的民族，有时也会将独立视为自己的次要目标。自由制度的最大作用就在于：当人们的精神不再关心自由时，自由仍然有其强大的后盾，它赋予自由一种自主的生命力，让人们的精神可以随时回到自由中去。自由制度可以确保人们在厌恶自由时不会丧失自由。我认为这便是自由制度的最大优点。如果人民执意要当奴隶，那么谁也无法阻止，然而我认为，自由制度足以支持人民独立一段时间，而不需他们主动做些什么。

18世纪末的法国呈现出以下重要特征：和当时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相比，法兰西民族中的穷人更少、富人更少、强者更少、弱者也更少；不论政治状况如何，平等的理念已在人民的思想中扎根，每个人都真心地热爱平等；和其他任何国家相比，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都联结得更为紧密，它们都服从于一个更集中、更精明、更强大的中央政府；自由的精神总是那样生机勃勃，而当大革命临近时，它又显现出更普遍、更系统、更民主、更不满于现状的特点。

如果我们现在把历史书合上，让时光流逝五十年，然后我们再来考察这段时间中发生的一切，我们就会注意到那些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然而在这些陌生的新事物中，我们还是会很容易辨识出半个世纪前那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特征。同样地，人们往往会夸大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影响。

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它比以往的任何革命都更强劲、更迅猛，在极具破坏性的同时又极具创造性。但如果人们因此认为法国大革命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法兰西民族，建立起一座在大革命之前毫无基础的全新大厦，那便大错特错了。法国大革命的确创造了大量事物，但它们都是在大革命爆发前便已萌芽的重要事物在进一步发展时派生出的次要产物。大革命只是对一个重大动机所产生的结果加以整理，使之协调并制度化，但它并不是这个动机本身。

在法国，人民的社会地位已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平等。大革命增强了这种平等，并将之写入法律。法兰西民族也早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彻底地抛弃了中世纪的分裂状态与封建性质。大革命最终把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统一起来，造就了一个单一的整体。

在法国，中央政府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严密地控制着地方事务，而大革命让这样的中央政府变得更加活跃，更加强大，也更有作为。

法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更早、更清晰地构想出自由民主的思想。对于法国人，大革命即便没有赋予他们主权的全部实质，至少也让他们拥有了主权的全部外表。

如果将这些事物看成是全新的，那也只是就其形式和发展而言，而非它们的原则与本质。

我深信，即便没有这场大革命，大革命所造就的一切也会必然地出现。大革命只是一个狂暴迅猛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们使政治符合社会，使事实符合思想，使法律符合风尚。

从旧制度那里，法国人保留了哪些内容？那些构成教士、贵族与第三等级的成分后来又变成了什么？怎样的新事物取代了旧制度中的旧事物？贵族与平民的利益呈现出怎样的新形式？土地财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原因又导致了怎样的后果？国民的思想、习惯及精神都发生了怎样的变革？

上述这些问题，我将会在以后的书信中着重论述。

作者年表

1805年7月29日 生于巴黎。

1814—1815年 法国君主制度复辟。

1828年 遇见玛丽·莫特莱，1835年与她结婚。

1829年 旁听基佐的法国历史讲座。

1830年 七月革命，路易·菲利普即位。

1831—1832年 与古斯塔夫·德·波蒙特一起在美国旅行，正式研究美国的监狱系统。

1833年 出版《论美国的刑事制度及其对法国的应用》（英文译本于同一年在美国出版）。

1835年 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旅行。

1837年 竞选下议院代表，但是在第二轮失败。

1838年 入选法兰西人文科学院（全称精神科学与政治科学学术院）。

1839年 再次参加下议院选举并在第一轮当选。其后一直连任，直至1849年。

1840年 出版《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英文译本于同一年在美国出版）。

1841年 在阿尔及利亚旅行。

1841年 入选法兰西学术院。

1846年 在阿尔及利亚旅行。

1848年1月27日 在下议院演说时预测将发生革命。

1848年2月22日 二月革命爆发。七月王朝垮台，第二共和国建立。

1848年 入选新选出的立宪会议的立宪委员会。

1848年 在总统竞选中反对路易·波拿巴。结果路易·波拿巴以近四分之三的得票率当选总统。

1849年 被任命为欧迪龙·巴洛主持的内阁的外务大臣。五个月之后，路易·波拿巴解散了这个内阁。

1850年 肺结核的征兆首次出现。开始写作关于1848年革命的《回忆录》（于1893年首次出版）。

1851年12月2日 路易·波拿巴发动了一次意外而成功的军事政变。托克维尔和其他两百名提出抗议的国民议会成员一起被捕，并被监禁了两天。其后他退出了政坛。

1852年 路易·波拿巴正式宣布成立第二帝国，使用拿破仑三世的称号。

1852年 开始研究并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1856年 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英文译本同时出版）。

1859年4月16日 去世。

版权信息

书名：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法) 托克维尔著 ; 高牧译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ISBN：978-7-5470-5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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