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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作品集（共五册）

作  者　【美】J.D.塞林格

译  者 孙仲旭 丁骏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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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麦田里的守望者

九故事

弗兰妮与祖伊

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版权信息

The Catcher in the Rye by J. D. Salinger

Copyright © 1945,1946,1951 by J. D. Salinger,renewed 1973, 1974, 1979 by J. D. Saling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J. D. Salinger Literary Trus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546号

书  名　麦田里的守望者

作  者　【美】J.D.塞林格

译  者 孙仲旭

责任编辑　张远帆 彭波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6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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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献给我的母亲

一

你要是真的想听我聊，首先想知道的，大概就是我在哪儿出生，我糟糕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我爸妈在我出生前是干吗的，还有什么大卫·科波菲尔故事式的屁话，可是说实话，那些我都不想说。首先我嫌烦，其次，如果我提到我爸妈什么很私人的事，他们准会气得吐血。他们对这种事总是很敏感，特别是我爸。他们人都挺好的——这个先不提——可又都是敏感得要命；再说，我他妈又不打算口述整个一部自传还是怎么样。我只跟你说说去年圣诞节前后我经历的几件荒唐事吧，在那之后，我整个人就垮掉了，不得不到这儿放松一下。我是说我也是这么告诉D.B.的，他是我哥，在好莱坞，离这个破地方不太远，他几乎每个周末都来看我。我可能下个月回家，他还会开车送我。他刚买了一辆捷豹牌汽车，是那种能开到时速两百英里左右的英国造小型车，花了他将近四千块。他现在有的是钱，以前可不是。他在家那阵子，还不过是个一般的作家呢。如果你从来没听说过他，我可以告诉你他写过一本特棒的短篇小说集——《秘密金鱼》。书里最好的一篇就是《秘密金鱼》，写的是有个小孩儿养金鱼，谁也不给看，因为是他自个儿花钱买的，这篇让我喜欢得要命。他现在去了好莱坞，这个D.B.，当了婊子。要说有什么让我讨厌，那就得数电影了，你根本别跟我提。

我还是从离开潘西中学那天说起吧。潘西中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埃吉斯镇，你很可能听说过，不管怎么样，你很可能看到过它的广告。他们在上千种杂志上做广告，上面总有个棒小伙子在骑马跨越障碍，好像在潘西除了打马球，别的什么都不干似的，可是我在那儿附近从来一匹马也没见过。骑马小伙的下方总是印着一行字：“一八八八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把男孩培育成出类拔萃、善于思考的年轻人。”纯属蒙人，跟别的学校比起来，他们在潘西做的培育工作他妈的强不到哪儿去。我在那儿根本没见识过一个出类拔萃、善于思考的家伙，可能有两个吧，就那么多，不过很可能在他们来潘西之前，就已经是那样了。

总之，那天是星期六，是跟萨克森豪尔中学比赛橄榄球的日子。在潘西，跟萨克森豪尔的比赛被当作是件天大的事。这是年末的最后一场比赛，潘西赢不了的话，大家就该自杀什么的。我记得当时是下午三点钟左右，我他妈正高高地站在汤姆逊小山顶上，就在革命战争还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一尊破大炮旁边。从那儿看得到两支球队在四下里死掐。看台那边看不太清楚，不过能听见潘西这边看台上一片大呼小叫，喧声震天，因为今天学校里除了我，几乎全体都在那儿。但是萨克森豪尔那边看台上人数寥寥、不成气候，因为随客队来的几乎一向都没有多少人。

橄榄球比赛从来没几个女孩儿到场，只有毕业班的学生才可以带女孩儿去看。这所学校怎么看怎么糟糕透顶。我想待的地方，就是至少在那儿偶尔能看到几个女孩儿，即便她们只是一个劲儿搔手臂或者擤鼻子，甚至只会傻笑还是怎么样。塞尔玛·瑟默这妞儿——她是校长的闺女——倒是经常去球场上露露脸，但是说起来她算不上那种能让你想入非非的女孩儿，不过她还算挺不错。有次在从埃吉斯镇开出的大巴上，我跟她坐一起，我们多少聊了几句，我喜欢她。她鼻子长得不小，手指甲全是啃短的，好像还在流血。她戴着那种垫高了的破胸罩，绷得鼓鼓的，你会有点儿同情她。我喜欢她，因为她没多说她爹如何如何了不起之类的屁话，大概她也知道她爹是个卑鄙虚伪的货色。

我之所以高高地站在汤姆逊小山顶上，而不是在下边看比赛，是因为我刚刚跟击剑队一块儿从纽约回来。我是击剑队的破领队，够牛吧。那天上午我们去纽约跟麦克伯尼中学比赛，只不过没赛成，我把剑还有别的装备什么的全给忘在破地铁上了。也不能全怪我，我老是得起身看地图，好知道在哪儿下车。所以我们两点半就回到了潘西，而不是在晚饭时候。坐火车回来的一路上，整队人都不理我，这件事说起来挺滑稽的。

我没在下边看比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要去跟斯潘塞老先生告别，他是我的历史老师，得了流感，我琢磨圣诞节放假前很可能见不到他。他给我留了张纸条，说在我回家前想见见我，他知道我不会再回潘西了。

忘了跟你说，我被开除了。过完圣诞节假，我不回来了，因为我有四门课不及格，而且根本没用功，他们一再警告我得开始用功——特别在期中时，我爸妈来校时跟老瑟默校长见了面——可我还是没有，所以被开除了。潘西经常开除人，它的教学水平排名很靠前，确实不假。

当时已经是十二月，天气冷得邪门，特别在那个破山顶上。我只穿了一件两面穿的外套，没戴手套什么的。一个星期前，有人进我房间偷了我的骆驼毛大衣。我的毛里子手套就放在大衣口袋里，也给偷走了。潘西到处有小偷，这儿颇有些家里很有钱的家伙，但照样到处有小偷。越是收费高的学校，里面的小偷就越多——我不是开玩笑。总之，我就一直站在那尊破炮旁边看下边的比赛，屁股都快给冻掉了。只是我没有很投入地看比赛，那么闲待着，实际上是想感受一下离别的滋味。我是说，以前我也离开过一些学校还有地方，当时根本没感觉正在离开那儿，我不喜欢那样。不管那种离别是伤感的还是糟糕的，但是在离开一个地方时，我希望我明白我正在离开它。如果不明白，我甚至会更加难受。

我还算幸运——突然，我想起一件事，让我知道我他妈是要滚蛋了。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还是在十月份吧，我、罗伯特·蒂奇纳还有保罗·坎贝尔在教学楼前扔橄榄球玩。这两个家伙都不错，特别是蒂奇纳。那是在晚饭前，天色越来越黑，我们还是把球扔来扔去玩。天色越来越黑，球都几乎看不到了，可我们还是不想停下来。到最后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教我们生物的老师——赞贝西先生——从教学楼上探出头，叫我们回宿舍准备吃晚饭。能想起那种事，我就能在需要时找到离别的感觉——至少大多数时候都能。一找到这种感觉，我马上转过身，顺着另一边山坡朝斯潘塞老先生家的方向跑下小山。他不住在校园，而是住在安东尼·韦恩街上。

我一直跑到大门口，然后歇了一阵子来喘口气。说实话，我的气很短，首先是因为我烟抽得很凶——可那是以前的事，他们让我戒了烟；另外，我去年长高了六英寸半。这样一来我差点儿得了肺结核，所以要来这儿做这些破检查什么的，不过我还算挺健康。

一缓上气，我就跑过二零四道。地面全他妈结了冰，差点儿让我他妈的摔了一跤。我根本不知道干吗要跑——我想我只是喜欢那样吧。穿过马路后，我感觉自己有点儿像是要消失了。那天下午很不对劲儿，冷得要命，又没出太阳。每次过马路，我都感觉自己像是要消失。

乖乖，我一到斯潘塞先生家就按门铃，我真的冻僵了，耳朵疼，手指也几乎动弹不得。“快点儿，快点儿，”我几乎马上就喊起来，“快开门。”终于，斯潘塞老太太开了门。他们没请用人什么的，总是自己来开门。他们不是很有钱。

“霍尔顿！”斯潘塞老太太说，“见到你真好！亲爱的，快进来！冻得不轻吧？”我想她是高兴见到我的，她喜欢我，至少我想她是。

乖乖，我进门的动作可真够快的。“您好，斯潘塞太太！”我说，“斯潘塞先生怎么样？”

“把外套给我，亲爱的。”她说。她没听到我问斯潘塞先生怎么样，她有点儿耳背。

她把我的外套挂进门厅的壁橱。我用手往后拨拉了一下头发，我一般都是理平头，所以根本不用怎么梳。“您好吗，斯潘塞太太？”我又问了一遍，只不过声音大了点，好让她听到。

“我很好，霍尔顿，”她关上壁橱，“你怎么样？”从她问我的语气，我马上知道斯潘塞老先生告诉过她我被开除了。

“还好。”我说，“斯潘塞先生怎么样？感冒好了吗？”

“好了！霍尔顿，他现在看样子一点儿事也没有——我不知道怎么……他在自个儿的房间，亲爱的，快进去吧。”

二

他们分房住，岁数都在七十岁上下，要么还要老一点。他们过得自得其乐，不过当然是以傻里傻气的方式。我知道这样说可能有点儿损，可我不是有意说损话，只是说以前我老琢磨斯潘塞老先生，你要是对他琢磨得太多，就会纳闷他那样活着还有什么破劲儿。我是说，他的背已经全驼，体态很难看。上课时，他在黑板上写字时，每次一弄掉粉笔，前排哪个学生就老是得起身捡起来递到他手上，在我看来，这真是目不忍睹。可是你如果对他琢磨得刚好够多，但又不太过分，就会觉得他那样活着对他自个儿还不算太赖。比如有个星期天，我和几个同学去他家喝热巧克力时，他让我们看一条纳瓦霍人织的毛毯，破破烂烂的，是他和斯潘塞太太在黄石公园从一个印第安人手里买的。看得出，斯潘塞老先生从买这样东西中享受到了极大的乐趣。我就是这个意思，拿像斯潘塞老先生一样老得不中用的人来说，他们能从买毛毯这种事中享受到极大的乐趣。

他的房门开着，礼貌起见，我还是敲了敲。我看到他就在那儿，坐在一张大皮椅上，全身裹着我刚才提到的毛毯。我敲门时，他抬头看到了我。“是谁？”他嚷着问，“考尔菲尔德吗？进来吧，孩子。”课堂之外，他老是嚷着说话，有时候招人烦。

我一进门，就有点儿后悔不该来。他正在读《大西洋月刊》，房间里到处是药丸、药水，什么东西都有股维克斯滴鼻水味，很让人沮丧。我不太想见到病人，可是还有更让人沮丧的呢：斯潘塞先生穿了件破旧不堪的浴袍，大概他生下来穿的就是这件吧。我不是很想看老头儿穿睡衣加浴袍的样子，老是露出坑坑洼洼的胸膛。还有腿，在沙滩上还有别的地方见到，老头儿的腿上总是白白的，不长汗毛。“您好，先生，”我说，“您的纸条我收到了，非常感谢。”他给我留过一张纸条，要我放假前来他这儿坐一下，告个别，因为我不会再回来了。“您没必要留纸条，反正我肯定会来跟您道别的。”

“坐下吧，孩子。”斯潘塞老先生说，他是说让我坐床上。

我坐了下来。“先生，您的感冒怎么样了？”

“孩子，我要是感觉再好点儿，就又该看医生了。”斯潘塞老先生说。这句话让他得意得不行，疯子似的笑了起来。最后他总算平静下来，问我：“你怎么不去看比赛？我还以为今天是大赛的日子呢。”

“是今天，刚才我还在看。只不过我刚刚跟击剑队一块儿从纽约回来。”我说。乖乖，他的床硬得像石头。

接着他就变得严肃得要命，我知道他会。“这么说你要走了，是吗？”他问。

“是的，先生，我想是吧。”

他开始了点头那老一套，你这辈子也不会见过有谁像他那样爱点头。你永远搞不清楚他这样特别爱点头是在想事儿呢，还是仅仅因为他是个不错的老头儿而已，一个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的老头。

“瑟默博士怎么跟你说的，孩子？我知道你们谈了一阵子。”

“对，我们谈过了，确实。我在他的办公室待了有两小时吧，我猜的。”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噢……关于人生是场比赛什么的，还有人人都应当遵守比赛规则。他挺和气，我是说他没有大发脾气还是怎么样，只是一再说人生是场比赛什么的，您也知道。”

“人生的确是场比赛，孩子。人生的确是场比赛，你得遵守比赛规则。”

“是的，先生。我知道的确是，我知道。”

比赛，屁话。好一场比赛。如果你参加的那方全是些厉害的角色，就是场比赛，没错——我承认。可如果你参加的是另一方，里面一个厉害角色也没有，还谈何比赛？什么也不是，比什么赛。“瑟默博士给你父母写信了吗？”斯潘塞老先生问我。

“他说星期一会写。”

“你跟他们联系了吗？”

“没有，先生，我还没有跟他们联系，因为大概星期三晚上就能回家见到他们了。”

“你觉得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后会有什么反应？”

“嗯……他们会很生气，”我说，“真的会，这已经差不多是我上的第四所学校了。”我摇了摇头，我挺爱摇头。“乖乖！”我说。我也挺爱说“乖乖！”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词汇量很糟糕；另一方面，有时候我表现得比我的实际年龄小。我那时十六岁，现在十七岁了，不过有时候我还像十三岁左右的样子。这实在有点儿讽刺，因为我身高六英尺两英寸半，有白头发，真的，我右侧的头发一片花白，从小就那样。可我有时候的举止还像十二岁左右，谁都这么说，特别是我爸。这话有点儿谱，但也不是完全对，人们总以为有些事完全对，我他妈无所谓，不过在别人要我有点儿长大的样子时，有时候我会觉得烦。有时候我表现得比我的年龄大很多，真的，可别人从来对此视而不见，他们总是视而不见。

斯潘塞老先生又点起头，还抠起了鼻孔。他装作好像只是捏捏鼻子，其实他那根大拇指早伸进去了。我想他是觉得那样做无所谓，因为屋里除了他，只有我。我不介意他那样做，就是觉得看别人抠鼻孔太让人恶心了一点。

接着他又说：“我有幸跟你父母见过面，那是他们来跟瑟默博士小坐的时候。他们人都极好。”

“对，他们是这样，很不错。”

极好，这词儿我最烦。真虚伪，每次听到这个词我就想吐。

突然，斯潘塞老先生像是有什么特别精彩、一针见血的话要说给我听。他在椅子上坐直了一些，扭了扭身子。不过那是个假警报，他只是把《大西洋月刊》从大腿上拿起来，想把它扔到床上，扔到我旁边，却没扔到。虽然才隔两英寸，他还是没扔到。我起身把它捡起来放到床上。突然，我他妈想赶快离开这儿，我觉得有一套高明得不得了的教导就要出来了。我对听教导倒不是很反感，可不想就这么一边被教导，一边闻着维克斯滴鼻水的味道，还看着斯潘塞老先生穿着睡衣加浴袍的样子，真的不想。

开始了，随便吧。“孩子，你是怎么回事？”斯潘塞老先生问我。他这样问，也显得很严厉。“你这学期学了几门课？”

“五门，先生。”

“五门。几门不及格？”

“四门。”我在床上挪了挪屁股，我从来没坐过那么硬的床。“我语文过了，”我说，“因为《贝奥武甫》和‘兰德尔，我的儿子’什么的，我在伍顿中学全学过，我是说我学语文不需要太用功，除了时不时要写篇作文。”

我说话他根本没听，你说什么时，他几乎从来不听。

“我给你的历史打了不及格，因为你绝对是一无所知。”

“我知道，先生。乖乖，我知道，您也没办法。”

“绝对是一无所知。”他又说了一遍。这种事真让我来气：他第一遍说，你都已经承认了，偏偏他还要重复一遍，接着他又说了第三遍。“绝对是一无所知，我很怀疑你一学期下来，课本一次都没翻过。有没有？跟我说实话，孩子。”

“嗯，我可以说浏览过两三遍吧。”我告诉他。我不想伤他的感情，他对历史可是迷恋之至。

“你浏览过两三遍，呃？”他说——挖苦味十足，“啊，你的考卷就在衣柜上边，最上边那张，麻烦你拿过来。”

这真是个十足下作的伎俩，可我还是过去取下来拿给他——我也别无选择。我又坐到他那张硬如水泥板的床上。乖乖，你想象不到我心里有多后悔来跟他道别。

他把试卷递给我，那动作就好像它是堆臭大粪什么的。“我们是从十一月四日到十二月二日上关于埃及人的课的，”他说，“你在可选问答题中选择写他们，想不想听听你写了什么？”

“不，先生，不太想。”我说。

可他还是照念不误。当老师的想做一件事时，你拦都拦不住，他们就是照做不误。

埃及人就是居住在北非某地区的古代高加索人种，如我们所知，非洲是东半球最大的大陆。

我只得坐着听那些屁话，真是个下作的伎俩。

我们现在对埃及人很感兴趣，原因有多方面。现代科学仍无法揭示埃及人把死人包裹起来，让他们的脸部经过无数个世纪不腐烂所采用的药物配方。这个有趣的谜对二十世纪的科学而言，仍然相当难解。

他放下我的试卷不念了，我开始有点儿恨他。“你的答案，怎么说呢，到此为止。”他还是用那种很挖苦人的口气说，你根本想不到一个老头儿说话会这么带刺儿。“不过，你倒是在这页试卷上给我写了一小段话。”他说。

“我知道我写了。”我说。我话接得很快，因为想在他开始大声念那段话之前让他打住，不过是没办法让他打住的，他那时兴奋得像是个马上要炸响的炮仗。

亲爱的斯潘塞先生（他大声念道）：我所知道的关于埃及人的事就这么多了。尽管您的课讲得很有意思，可我好像还是对他们提不起太大兴趣。您不给我及格也没关系，因为我反正除了语文，别的全都会不及格。

敬重您的，霍尔顿·考尔菲尔德

他念完后，放下我那张破试卷看着我，就好像刚刚跟我打了一局乒乓球还是怎么样，把我他妈收拾得片甲不留似的。他那样大声念出那段废话，我想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他。如果反过来是他写的那段话，我就不会念给他听——真的不会。首先，我之所以写下那段破话，只是不想让他因为没给我及格而觉得太难受。

“孩子，我没给你及格，你是不是为这埋怨我？”他说。

“不，先生！我当然不。”我说，我他妈真希望他别老是叫我“孩子”了。

试卷这档事完了后，他想把它扔到床上，只不过毫不奇怪又没扔到地方，我又得起身捡起，把它放到那本《大西洋月刊》上面。每隔两分钟就得这么做一次，够烦人的。

“换了你是我，你会怎么办？”他说，“跟我说实话，孩子。”

唉，看得出，他为没让我及格真的感觉很糟糕，所以我不得不胡扯一通，说我是个真正的笨蛋等等。换了是我，我会跟他做得一模一样，还有大多数人不理解当老师的苦衷。就是那种话，老生常谈而已。

不过有趣的是，我正胡扯呢，脑子里可以说琢磨起了另外一件事。我家在纽约，我在琢磨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我琢磨等我到家时，它会不会全结了冰，结了冰的话，那些鸭子又会去哪儿。我想知道鸭子在结冰冻实在后去了哪儿，会不会让人用卡车送去动物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要么它们只是飞走了事。

我还算幸运，我是说我能一边跟斯潘塞老先生扯些不痛不痒的套话，一边还能想着那些鸭子。有趣哦，跟老师说话时不用太动脑子。突然，他在我瞎扯时打断我的话，他老是这样。

“你对这一切感觉怎么样，孩子？我很想知道，很想。”

“您是说我考试不及格被潘西开除？”我问他。我有点儿想让他遮住那个坑坑洼洼的胸膛，没什么可观之处嘛。

“如果没弄错，我相信你以前在伍顿还有埃克顿岗中学也有点儿不顺。”他这么说话，不止带刺儿，还有点儿让人恶心。

“在埃克顿岗不算很不顺，”我告诉他，“我在那儿倒不是因为不及格被开除，算是退学吧。”

“能不能说说为什么？”

“为什么？咳，先生，说来话长，我是说够复杂的。”我不太想跟他从头说起，反正他也理解不了，根本不是他那路人所能理解的。我之所以离开埃克顿岗中学，最主要的，是因为我在那儿被装模作样的家伙所包围，如此而已。那儿装模作样的家伙他妈的车载斗量。就说校长哈斯先生吧，他是我这辈子所见过的最虚伪的杂种，比这儿的老瑟默还要坏上十倍。例如每逢星期天，他四处去和每一个开车来看孩子的家长握手，一副真他妈魅力无穷的样子，但对几位有点儿上了年纪、模样又滑稽的学生家长则不是这样。你该见识一下他怎样对待我室友的父母。我是说如果哪位学生的妈妈有点儿胖、俗气什么的，或者谁的爸爸穿了那种肩很宽的套装，还脚蹬俗里俗气的黑白两色皮鞋，老哈斯就会只是和他们握握手，送上一副虚伪的笑容，然后就去和另外两位家长聊上可能有半小时。我受不了那一套，能让我发疯。我一开始觉得很没劲儿，后来就气得发疯，我恨那所破埃克顿岗中学。

斯潘塞老先生问了我什么话，我没听到，在想着老哈斯。“什么，先生？”我问。

“你对离开潘西有没有感到特别难受？”

“噢，我是有点儿难受，是的，当然……还不算很难受吧，反正还没到那个程度，我想我还没有真正感觉到这件事的打击吧。有些事情要过一阵子，才能感受到它的打击。我现在想的就是星期三回家。我是个笨蛋。”

“孩子，你一点儿也不操心你的将来吗？”

“噢，我操心的，没错。当然，当然，我操心的。”我想了有一分钟，“但可能想得不太多，不太多，我想是这样吧。”

“你会的，”斯潘塞老先生说，“你会的，孩子，等到为时已晚，你会的。”

我不乐意听他那么说，听着好像我死掉了还是怎么样，让人很泄气。“我想我会的。”我说。

“我想教给你一些道理，孩子。我在尽力帮助你，我在尽力帮助你，尽我所能。”

他确实在帮我，这看得出，只是我们之间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如此而已。“我知道您在帮助我，先生。”我说，“太感谢您了，我不是开玩笑。我感激您，真的。”我从床上站起身。乖乖，就算再坐十分钟就能救我的命，我也做不到。“不过问题是这会儿我得走了，我有不少器材放在健身房，得带回家，必须去取，真的。”他抬头看着我，又点起了头，一脸特别严肃的样子。突然，我他妈对他万分同情。可是想想我们之间十万八千里的差距，他往床上扔什么都往地上掉的样子，他那露着胸膛的寒碜的旧浴袍，还有让人想到感冒的满屋子维克斯滴鼻水气味，我一分钟也没法多待。“这么着吧，先生，别为我担心。”我说，“真的，我不会有事的。我正在经历一个阶段，谁都会经过某些阶段，不是吗？”

“我说不上来，孩子，我说不上来。”

我讨厌听别人这么答话。“当然，当然，谁都会。”我说，“我是说真的，先生。请别为我担心。”我把手轻搭在他肩上。“好不好？”我说。

“喝点热巧克力再走好吗？斯潘塞太太会——”

“我也想，真的，不过问题是这会儿我得走了，得直接去健身房。还是谢谢了，十分感谢，先生。”

我们握了握手，说了通废话，只不过让我感觉真他妈难受。

“我会给您写信的，先生。小心您的感冒，就这样了。”

“再见，孩子。”

我给他关上门然后往客厅走时，他对我嚷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我很肯定他向我嚷的是“祝你好运！”我希望不是，我真他妈希望不是这句。我从来不会对别人嚷“祝你好运！”想想就会觉得，那样嚷听起来很恐怖。

三

你这辈子也不会见过像我这么厉害的假话精。不得了。甚至比如说我要去店里买本杂志，如果有谁问我去哪儿，我可能告诉他我正赶着去看歌剧呢，真是没治了。所以我跟斯潘塞老先生说要去健身房拿器材什么的，完全是瞎说的，我根本不把我的破器材往健身房放。

在潘西，我住在奥森伯格纪念侧楼的新宿舍，那儿只住三、四年级的学生。我上三年级，跟我同屋的上四年级。这幢楼以一个名叫奥森伯格的家伙的名字命名，他在潘西上过学，从潘西毕业后，靠殡葬生意赚了不少钞票。一开始，他在全国各地设立营业点，你只用每回花上五块钱左右，就能把你的家里人埋掉。你该见识一下奥森伯格这厮。他很可能只是把人塞进袋子扔到河里完事。总之，他给了潘西一堆钞票，所以这幢楼以他的名字命名。年度首场橄榄球赛时，他开他妈一辆大凯迪拉克来学校，我们还非得都在大看台上起身给他来一个“火车头”——那是种欢呼方式。第二天上午，他在礼拜堂讲了话，大概讲了十个钟头。他一开始讲了有五十个听烂了的笑话，以此表示他这个人多么平易近人。真了不起。然后他说他每次遇到挫折什么的，总是马上跪下向上帝祈祷，从来不觉得难为情。他说我们应该时时向上帝祈祷——跟上帝说话什么的——不管身在何处。他还说我们要把耶稣当成自己的好朋友等等。他说他经常跟耶稣说话，甚至在开车时，他真的让我乐死了。我完全能想象出这个虚伪到家的杂种开着车一边换到一挡，一边请耶稣再送他几具尸体。他讲话里唯一好玩的，是他讲到半截，正在说他如何如何了不起、有头有面时，突然，就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家伙——埃德加·毛尔绍洛——放了个头号响屁。在礼拜堂之类的地方放屁很失礼，但是很好玩，毛尔绍洛这厮，差点儿没他妈把房顶给崩掉。大家都憋着没大笑，奥森伯格装作根本没听到。可是校长老瑟默就挨着他坐在讲台上，看得出他听到了。乖乖，他真是恼透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但第二天晚上让我们去教学楼上的必修课大教室集合，他上去训了一通话，说前一天在礼拜堂捣乱的那个学生不配在潘西上学。我们想让毛尔绍洛这厮在老瑟默啰嗦时再放一个，可他当时没心情。总之在潘西，我就住那儿——奥森伯格纪念侧楼的新宿舍。

离开斯潘塞老先生家回到宿舍房间倒是很不错，因为大家都去看比赛了，房间里开着暖气，换换感觉，这里有点儿暖和，也舒服。我脱了外套，取下领带，解开衬衫领子，然后就戴上那天上午在纽约买的帽子。那是顶红色的猎帽，帽檐很长，是那天上午出地铁后我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的橱窗里看到的，也就是刚刚想起来把破剑全忘在地铁上之后。买这顶帽子只花了一块钱。我戴的时候，是把帽檐转到后边——很俗气，我承认的确是，可我就喜欢那样戴，挺好看。我拿起一本那阵子在看的书坐到椅子上。每个房间里都有两把椅子，我一把，我的同屋沃德·斯特拉雷德一把。椅子扶手全都破破烂烂的，因为大家老是坐到扶手上，不过椅子坐着还算挺舒服。

我正在看的那本书是从图书馆借错的，他们给我拿错了书，我回到宿舍才发现。他们给我的是《走出非洲》，作者是伊萨克·迪内森。一开始我以为这本书很差劲，然而并非如此，实际上很不错。我识字很少，但是读的书挺多。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我哥D. B.，其次是林·拉德纳。我哥送了我一本林·拉德纳的书做生日礼物，就在我去潘西上学之前，里面有几个很有趣、很精彩的剧本，不过书中又有这么一个短篇，说的是一个交通警察爱上了一个很可爱，但是很喜欢开飞车的女孩儿，只是那个警察已经结婚，没法娶她。后来那个女孩儿死掉了，就是因为经常开飞车。这一篇让我喜欢得要命。我最喜欢的书，就是起码时不时能让人感到好玩的书。我也看过很多古典名著，如《还乡》之类，挺喜欢。我还看过不少关于战争的书，还有些侦探小说，但是都不能让我喜欢到骨子里。真正让我喜欢到骨子里的书，是那种你读了后，希望它的作者是你最好的朋友，随便你什么时候想，都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但这种情况不多。我倒想给伊萨克·迪内森打个电话。还有林·拉德纳，不过据D. B.所言，这位作家已经死了。就拿萨默塞特·毛姆的《人性枷锁》来说，这本书我去年夏天读过，确实是本很好的书，但是我不会想给毛姆打个电话。我说不上来，只不过他不是我想给他打电话的那种人，如此而已。我倒宁愿给托马斯·哈代打个电话，我喜欢他书里那位尤斯塔西娅·维尔。

总之，我就那样，戴着新帽子坐下来开始读《走出非洲》。我已经看过一遍，不过有几个地方还想再看一遍。可是刚看了三页左右，就听见有人掀浴室帘子进来，根本不用抬头，我就知道是谁。罗伯特·阿克利，住我隔壁的家伙。我们这幢侧楼里，每两个房间之间有个淋浴房，阿克利一天要往我这儿串上八九十次。整幢宿舍楼里，他可能是除了我，唯一一个没去看比赛的，他几乎哪儿都不去。这家伙很古怪，是四年级学生，在潘西的整整四年里，除了“阿克利”，大家从来没叫过他别的名字。连他的室友赫布·盖尔也没叫过他“鲍勃”或者“阿克”。他哪一天结了婚，他老婆很可能也叫他“阿克利”。他是那种个头很高很高、肩膀浑圆的家伙，大约有六英尺四英寸高，长了一口难看的牙齿。自从他住在隔壁以来，我从来没见过他刷牙。他的牙齿看上去总好像上面长了苔藓，恐怖至极。如果你在食堂里看到他满嘴土豆泥再加上青豆之类，简直他妈的让你恶心得要吐。另外，他还长了很多粉刺，不像一般人那样只是前额或者下巴上有，他长得满脸都是。不单这个，他为人也很差劲，可以说是个招人厌的家伙。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

我能感觉到他正站在我椅子后面的淋浴台上，在张望斯特拉雷德在不在。他对斯特拉雷德恨之入骨，只要他在，就从不过来。他他妈几乎对每个人都恨之入骨。

他从淋浴台上下来进到我的房间。“嗨。”他说。他一开口经常那样，好像心烦到极点或者累到极点似的。他不想让别人觉得是他来串门还是什么的，而是想让你觉得他是走错路到了这儿，真是岂有此理。

“嗨。”我应了一声，却仍然埋头看书。对阿克利这种人，你从书本上一抬头就完蛋。不过有他在，你早晚都会完蛋，但是只要不马上抬头，至少完蛋得没那么快。

他在房间里踱起了步，很慢，一贯如此，从桌子上和壁橱里抄起私人物品看。乖乖，他有时候真让人着急。“击剑击得怎么样？”他问。他只是不想让我读书、不让我自得其乐罢了，他对击剑是他妈毫不关心。“我们赢了，是吧？”他又问。

“谁也没赢。”我头也没抬地说。

“什么？”他又问，他老是让你什么话都说两遍。

“谁也没赢。”我说着瞟了他一眼，看他在我的壁橱里翻什么。那会儿，他拿起以前我在纽约时经常一块儿玩的女孩萨莉·海斯的照片。自从我把那张破照片放那儿以来，他最少拿起来看过五千回，看完后，还老是不放回原处。看得出他是故意的，没错。

“谁也没赢？”他说，“怎么搞的？”

“我把他妈剑什么的全忘地铁上了。”我还是没有抬头看他。

“地铁上？我的天！你是说给你搞丢了？”

“我们坐错了地铁，我得不停起身看车厢上的破地图。”

他走过来，刚好挡住光。“嗨，”我说，“你进来后我这一句看了有二十遍了。”

换了谁都听得出他妈的话音，就阿克利不能。“会让你赔吗？”他问。

“不知道，管他妈的。要不你坐下来还是怎么着，阿克利小孩儿？你他妈正好挡住光。”叫他“阿克利小孩儿”，他不乐意。他经常说我是个小屁孩儿，因为我十六，他十八，我叫他“阿克利小孩儿”，让他气得要命。

他还是站在那儿，他绝对是那种你叫他闪开，他偏偏就是不挪窝的家伙。他最后还是会的，可是你让他挪，他反而会磨蹭得更厉害。“你他妈在读什么？”他问。

“破书。”

他用手掀起书本看书名。“好看吗？”他问。

“我正在读的这一句特棒。”情绪对头时，我说话很能带刺儿，可他还是没听出来。他又在房间里踱开了步，把我的还有斯特拉雷德的个人物品拿来拣去。最后，我把书扔在地上，有阿克利这么一个家伙在旁边晃悠，没法看书，不可能。

我他妈窝在椅子上，看阿克利这厮把这儿全当成是自个儿的地方。这趟从纽约回来，我感觉有点儿累了，打起哈欠，接着就稍微逗起乐来。有时候我只是不想让自己烦着，就会很起劲儿地逗乐。我所做的，是把猎帽的帽檐转过来拉下盖住眼睛，那样就他妈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觉得我眼睛快瞎了。”我用很嘶哑的声音说，“亲爱的妈妈，这儿一切变得这么暗。”

“我向上帝发誓，你疯了。”阿克利说。

“亲爱的妈妈，伸手过来，你怎么不伸手过来？”

“岂有此理，别小孩子气了。”

我开始像个瞎子似的拿手在面前摸索，也没站起来还是怎么样。我一直在说：“亲爱的妈妈，你怎么不伸手过来？”当然只是逗乐而已，有时候干这种事让我觉得其乐无穷，我也知道能把阿克利这厮气得要命。他老是能激发出我虐待狂的一面，我经常这样折磨他。不过最后我还是打住了，把帽檐拨拉到脑后，歇一歇。

“谁的？”阿克利问我，手里拿着我同屋的护膝给我看。阿克利这家伙什么都要抄起来看，就连打球用的下体护具之类，也会抄起来看。我说那是斯特拉雷德的，他就把它扔到他的床上。他是从壁橱里拿出来的，所以要往床上扔。

他走过来坐在斯特拉雷德那把椅子的扶手上，他从来不坐到椅子上，老是坐扶手。“你他妈哪儿搞的帽子？”他问。

“纽约。”

“多少钱？”

“一块。”

“上当了你。”他开始用火柴头剔指甲，他老是在剔指甲，这多少有点儿滑稽。他的牙齿看上去总好像上面长了苔藓，耳朵也总他妈脏得要命，倒是经常剔指甲，我想是他觉得那样做，就会让自己变成一个很干净的人。他剔着剔着，又看了一眼我的帽子。“我老家的人猎鹿时就戴那种帽子，岂有此理。”他说，“那是顶猎鹿帽嘛。”

“要是才他妈怪呢。”我取下帽子打量着。我眯上一只眼睛，好像正在瞄准它。“这是顶杀人帽，”我说，“我戴这顶帽子杀人。”

“你家里人知不知道你被开除了？”

“不知道。”

“哎，斯特拉雷德去他妈哪儿了？”

“看比赛，约了女朋友。”我打了个哈欠。我那会儿哈欠连天，首先是因为房间里太他妈热了，让人昏昏欲睡。在潘西，要么把人冻死，要么把人热死。

“了不起的斯特拉雷德。”阿克利说，“嗨，你的剪刀借我用一下好不好？好拿吗？”

“不好拿，已经装起来了，在壁橱最上面。”

“拿来用一下，好不好？”阿克利说，“我想把这个指甲刺剪掉。”

他才不管你装起来了没有，而且已经放在壁橱最上面什么的，所以我还是给他拿了。拿的时候，我差点儿丢了老命。一打开壁橱门，斯特拉雷德装在木盒子里的网球拍正好砸到我的脑门上，的一大声，疼得要命。阿克利这厮差点儿没他妈笑死，他用那种尖得不得了的假嗓子大笑特笑。从我开始把手提箱拿下来到从里边取出剪刀，他一直在那儿大笑。这种事，比如说别人给石头砸了脑袋还是怎么样，能让阿克利笑断肠子。“你他妈幽默感真强，阿克利小孩儿。”我告诉他，“你知道吗？”我把剪刀递给他，“我给你当经纪人，我他妈让你上电台。”我又坐到椅子上，他剪起他那牛角状的大个儿指甲。“剪到桌子什么的上面好不好？”我说，“剪到桌子上好吗？我可不想晚上光着脚踩到你的破指甲。”可他照样继续把指甲剪到地板上。真没教养，没错。

“斯特拉雷德跟谁约会？”他问。他老是特别关心斯特拉雷德跟谁约会，尽管他对斯特拉雷德恨之入骨。

“不知道，怎么了？”

“没什么，乖乖，我受不了那个狗娘养的，那个狗娘养的真让我受不了。”

“他对你可是迷得不得了呢，他跟我说起过你他妈是个大好人。”我说。我在逗乐时经常说“大好人”这个词，以此解闷。

“他老是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阿克利说，“我就是受不了那个狗娘养的，你会觉得他——”

“嗨，指甲剪到桌子上好不好？”我说，“我跟你说了有五十——”

“他老是他妈的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阿克利说，“可我根本不觉得这个狗娘养的脑子好使，他觉着他是，他觉着他可能是最——”

“阿克利!岂有此理，请你把破指甲剪到桌子上好不好？我跟你说了有五十遍了。”

他总算开始把指甲剪到桌子上去，想让他干什么事，只能吼他才行。

我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你之所以讨厌斯特拉雷德，是因为他说过你偶尔也该刷刷牙这种话。他不是存心侮辱你，岂有此理。他说话方式不对，不过倒也不是存心侮辱你还是怎么样，只是说如果你稍微刷刷牙，会看起来帅一点，自个儿感觉也好。”

“我刷的，少来这一套。”

“不，你没有。我见识过了，你不刷牙。”我说，可我不是存心说难听话，我还有点儿同情他呢，我是说如果别人说你从来不刷牙，这算什么事儿。“斯特拉雷德还行，坏不到哪儿去。”我说，“你不了解他，问题就在这儿。”

“我还是要说他是个狗娘养的，他是个自高自大的狗娘养的。”

“他是自高自大，可在有些方面又很大方，他真的是。”我说，“打个比方吧，假如你他妈很喜欢斯特拉雷德打的领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打个比方而已，你知道他会怎么做？他很可能取下来就送给你了，他真的会。要么——你知道他会怎么做？他会把它放到你的床上还是怎么样。他他妈真的会把领带送给你，多数人很可能只是——”

“扯淡，”阿克利说，“我要是有他那么多钞票，我也会。”

“不，你不会。”我摇摇头，“不，你不会，阿克利小孩儿。你要是有他那么多钞票，你会是天下第一号——”

“别叫我‘阿克利小孩儿’，他妈的，我岁数大得能当你的破老爸了。”

“不，你甭想。”乖乖，他有时候真让人来气，他从来不漏过机会告诉你他十八你十六。“头一条，我他妈才不要跟你一家呢。”我说。

“好，那就别叫我——”

突然门开了，斯特拉雷德这厮急匆匆地闯了进来。他向来急匆匆的，总是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他走到我面前，很他妈开玩笑地拍了拍我的两边脸颊——有时候我觉得那样很烦人。“听着，”他说，“你今天晚上有事出去吗？”

“说不上来，可能会吧。外面他妈的怎么回事——在下雪？”他的大衣上落了一层雪。

“对。喂，你今天晚上要是不去哪儿，能不能把你那件花格纹夹克借给我穿？”

“比赛谁赢了？”我问他。

“才赛了一半。我们要出去。”斯特拉雷德说，“不开玩笑，你今天晚上穿不穿那件花格纹夹克？我那件灰色法兰绒的上面溅上了些东西，到处都是。”

“我不穿，但是也不想让你的破肩膀给撑大了。”我说。我们几乎一样高，不过他的体重是我的两倍左右，他的肩膀很宽。

“撑不大的。”他急匆匆地走到壁橱前。“阿克利老兄，你好吗？”他对阿克利说。斯特拉雷德这个人至少还算挺友好，尽管他的友好有点儿虚伪，但至少总跟阿克利打招呼。

阿克利在他说“老兄，你好吗”时，只是咕哝了一两声。他不会跟斯特拉雷德答话，可是不敢连咕哝也不咕哝。接着他对我说：“我该走了，回头见。”

“好吧。”我说。他能回自己的房间，我才真的是求之不得呢。

斯特拉雷德这厮开始脱下大衣，还把领带什么的全解开脱下。“我不如快点儿刮一下脸。”他说。他的胡须长得很旺盛，真的是。

“跟你约会的人呢？”我问他。

“在附楼那边等。”他拿着他的盥洗家什，胳膊下边夹着毛巾离开了房间，没穿衬衫什么的。他老是光着身子走来走去，因为他自以为体形还他妈不错，不过他体形确实不错，我得承认。

四

我没什么事，就也去了厕所那边，在他刮胡子时跟他扯扯闲话。厕所里只有我们俩，别人都还在看比赛。那儿真他妈热，窗户上全凝结了一层水汽。里面有十个洗手盆，都紧贴着墙，斯特拉雷德用的是中间那个。我坐在他旁边的洗手盆上，把出冷水的水龙头开了又关——这是我紧张时的习惯动作。斯特拉雷德边刮胡子边吹口哨，吹的是《印度之歌》。他的口哨声音很尖，几乎每次都跑调。他老是挑《印度之歌》或者《第十大道大屠杀》之类难的曲子吹，连口哨行家也难吹好。他真的能把一首曲子糟蹋得不成样子。

你记不记得我刚才说过，在个人习惯上，阿克利可以说是个邋遢货？斯特拉雷德也是，但他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更应该说，他是那种没有多少人了解的邋遢货。他看上去总是挺不错，可是你该见识一下比如说他的剃须刀吧，总是锈得一塌糊涂，沾满泡沫、胡楂和别的脏东西，他从来不清洗。把自己收拾完之后，他看上去还挺像模像样的。总之，他是个没有多少人了解的邋遢货，如果你像我这样了解他，就会知道。他把自己外表收拾得很好，是因为他自恋到了疯狂的程度，自以为是西半球最帅的家伙。他确实够帅，我承认，但顶多就是那种照片贴到班级年册上，让你的父母一看就会问“这孩子是谁？”的帅气家伙。我是说，他顶多就是那种在年册照片上看着够帅的家伙。我在潘西认识很多人我觉得都比斯特拉雷德帅得多，可是他们的照片贴在年册上就不会让人觉得帅。从照片上看，他们要么鼻头太大，要么长了对招风耳。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不管怎么样，我当时就坐在斯特拉雷德旁边的洗手盆上，斯特拉雷德在刮胡子，我把水龙头开了又关。我还戴着我的红色猎帽，帽檐朝后。对这顶帽子，我真的是爱不释手。

“嗨，”斯特拉雷德说，“想不想帮我个大忙？”

“什么？”我问，并不是很热心。他总在请人帮他个大忙。拿这种超级靓仔或者自我感觉是个厉害角色的家伙来说吧，他们经常请你帮个大忙，只因为他们有种疯狂的自恋劲儿，觉得你也对他们神魂颠倒，巴不得帮他们一个忙。说起来，这也有点儿滑稽。

“你今天晚上出去吗？”他问我。

“可能，也可能不，说不准，怎么了？”

“我为星期一的历史课还得读一百页左右的书，”他说，“给我写篇语文课作文好不好？要是星期一交不出这篇破玩意儿，我就死定了，所以得请你帮忙，好不好？”

真是够讽刺的，没错。

“我被这个破地方开除了，你还叫我写什么破作文呢。”我说。

“唉，我知道，可问题是交不上作文我就死定了。帮哥们儿一回忙，哥们儿，好不好？”

我没有马上搭理他。对斯特拉雷德这种杂种，就得拖他一下。

“写什么？”我问他。

“什么都行，只要是描述性的。一个房间或者一座房子，或者你住过的地方什么的——你也知道，只要他妈的有描述性就行。”他说着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碰到这种事儿，真他妈让我烦得要命，我是说如果碰到别人一边要你帮他妈的一个大忙，一边还在那儿打哈欠。“只是别写得太好就行。”他说，“那个狗娘养的哈策尔觉得你语文很厉害，他知道我跟你同住。我是说你别把逗号什么的全用对了。”

这又是一件让我烦得要命的事，我是说既然你写作文不错，却还是会有人来跟你说起逗号的事。斯特拉雷德老是这样，他想让你觉得他作文写得糟糕的唯一原因，是他把逗号全标错了地方，在这方面，他有点儿像阿克利。有次我跟阿克利一起看篮球赛，我们这边球队里有个很厉害的家伙，名叫豪伊·科伊尔，他从中场就能投中，连篮板都不碰。阿克利在他妈整场比赛里，一直说科伊尔身体条件极佳，是块打球的料。天哪，我真烦听那种破话。

过了一会儿，我在洗手盆上坐烦了，就后退几步跳起了踢踏舞，只是他妈的找点乐子。我其实并不怎么会跳踢踏舞，但厕所地板是石头的，倒是个练踢踏舞的好地方。我模仿起电影里的家伙，就是哪部歌舞片里的。尽管我对电影像对毒药一样避之则吉，模仿起来可是其乐无穷。斯特拉雷德这厮一边刮胡子，一边从镜子里看着我。要的就是有人看，我是个人来疯。“我是破州长的儿子。”我说。我极其陶醉，跳来跳去。“他不想让我当踢踏舞演员，想让我念牛津，可是在我他妈的血液里，流的就是踢踏舞。”斯特拉雷德这厮笑起来，他的幽默感还不算太糟糕。“现在是《齐格飞歌舞团》首演之夜，”我有点儿接不上来气，我的气太短了，“主演上不了场。他醉得像一摊烂泥，他们找谁来救场？我，正是我，老破州长的小儿子。”

“帽子哪儿来的？”斯特拉雷德问我。他指的是我的红色猎帽，这还是他头一次注意到。

我反正接不上来气，就不再逗乐了。我取下帽子，大约第九十遍打量它。“今天上午在纽约买的，一块钱，喜欢吗？”

斯特拉雷德点点头。“挺好。”他说。他只是在说好听话，因为他马上就说：“喂，你到底帮不帮我写作文？我得知道。”

“有时间就帮，没时间就不。”我说着又过去坐在他旁边的洗手盆上。“你跟谁约会？”我问他，“菲茨杰拉德？”

“见鬼，不是！跟你说过，我跟那母猪完了。”

“是吗？老兄，让给我吧。不开玩笑，她对我脾气。”

“拿去吧……对你来说她太大了。”

突然——也不为什么，真的，只是我可以说刚好在兴头上，想取取乐而已——我想跳下洗手盆，给斯特拉雷德来个半纳尔逊式。那是种摔跤动作——你要是不知道的话——把对方脖子箍住，如果你想，能把他憋死。我就那么干了，像他妈一头豹子似的扑到斯特拉雷德身上。

“住手，霍尔顿，岂有此理！”斯特拉雷德说，他不太想逗乐，因为他正在刮胡子。“你想让我怎么着——把我他妈的头给割掉？”

可是我没有松开，我这个半纳尔逊动作做得很到位。“我这样箍着你，挣开就行。”我告诉他。

“太过分了。”他放下剃须刀，手臂往上猛地一发力，就挣脱了我。他是个力气特大的家伙，我则不堪一击。“喂，别胡闹了。”他说完又开始刮第二遍。他总是刮两遍，好看上去光彩照人，用的就是那个破剃须刀。

“跟你约会的不是菲茨杰拉德，那是谁？”我问他，又坐到他旁边的洗手盆上，“是菲莉斯·史密斯那小妞儿吗？”

“不是，本来跟她，可是计划全乱套了。我现在跟巴德·陶女朋友的室友约会……嗨，差点忘了，她认识你。”

“谁认识我？”

“我约会的那位。”

“是吗？”我说，“她叫什么？”我挺感兴趣。

“我在想呢……呃，叫琼·加拉格尔。”

乖乖，听到他说那个名字，我差点儿伸腿完蛋。

“是简·加拉格尔。”听到他说那个名字，我甚至从洗手盆上站起身，差点儿他妈的伸腿完蛋。“你他妈说得没错，我认识她。她事实上正好跟我做过邻居，前年暑假的事。她养了他妈一条大个儿道伯曼良种狗，我就是那么认识她的。她的狗经常到我们这边——”

“你刚好挡住亮了，霍尔顿，岂有此理。”斯特拉雷德说，“你非得站那儿？”

乖乖，我很激动，真的。

“她在哪儿？”我问他，“我得下去跟她打个招呼什么的。她在哪儿？附楼那儿吗？”

“对。”

“她怎么会提到我？她在B. M.中学上学吗？她说过可能去那儿，也可能去西普利中学。我猜她去了西普利中学。她怎么会提到我？”我很激动，真的。

“我不知道，岂有此理。起来好不好？你坐到我毛巾上了。”斯特拉雷德说。我坐在他的破毛巾上。

“简·加拉格尔，”我说，还是缓不过劲儿，“我的天哪!”

斯特拉雷德正在把护发膏往头上抹，我的护发膏。

“她会跳舞，”我说，“芭蕾舞什么的。她当时经常每天跳两小时，天气最热那会儿也是。她担心会让她的腿长得难看——很粗还是怎么样。我那会儿一天到晚跟她下跳棋。”

“你经常一天到晚跟她下什么？”

“跳棋。”

“跳棋，我的天!”

“对。她那些王棋一个也不动，任何一个子变成王棋后，她就不再动了，只是把王棋放在后排，一溜摆开，然后从来不用。她只是喜欢把它们全放在后排时的样子。”

斯特拉雷德没说什么，多数人对这种事都不会感兴趣。

“她妈跟我们在同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我说，“我那时偶尔去当球童赚点钞票花。有两次我给她妈当球童，她九个洞要打一百七十杆左右。”

斯特拉雷德几乎没听我说，而是在梳理他漂亮的头发。

“我至少该下去跟她打个招呼。”我说。

“你干吗不去？”

“我会的，等会儿就去。”

他又开始重新把头发往两边梳，他梳头得花个把小时。

“她爸妈离婚了，她妈又嫁了一个酒鬼。”我说，“那人长得精瘦，腿上毛烘烘的，我还记得他，一天到晚穿短裤。简说他按说是个编剧还是什么破玩意儿，可是我见到的他一天到晚都在喝酒。还有，只要收音机里播，他就一个不漏地听那些破神秘故事，还光着身子绕房子跑圈儿，简在场他也那样。”

“是吗？”斯特拉雷德说，这真让他来劲了，就是那个酒鬼光着身子绕房子跑圈儿，简也在场的事。斯特拉雷德是个急色色的杂种。

“她的童年过得很糟糕，我不是开玩笑。”

这句倒没让他来劲儿，只有特别黄色的东西才能。

“简·加拉格尔，我的天。”我脑子里对她可是挥之不去，真的。“我至少该下去跟她打个招呼。”

“你他妈干吗光说不去？”斯特拉雷德说。

我走到窗前，可是往外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厕所里温度高，窗户上凝结了很多水汽。“我这会儿没心情。”我说。我真的没，那种事得有心情才会去干。“我以为她去了西普利上学，本来还以为她绝对去了那儿。”我在厕所里又来回走了一会儿，我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做。“她喜欢看比赛吗？”我问。

“我想是吧，不知道。”

“她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们以前经常玩跳棋？要么说了别的？”

“不知道。岂有此理，我也是刚认识她。”斯特拉雷德说。他终于把他漂亮的破头发梳停当，正在收拾他那堆破盥洗家什。

“喂，代我向她问好，好吗？”

“好吧。”斯特拉雷德答应了，可是我知道他大概不会，永远别指望他这种家伙会代人问好。

他回房间了，我在厕所多待了一会儿，想着简这妞儿，然后我也回了房间。

我回到房间后，斯特拉雷德正站在镜子前打领带，他这辈子把他妈一半时间都花在照镜子上了。我坐在椅子上瞄了他一阵子。

“嗨，”我说，“别跟她说我给开除了，好吗？”

“好。”

这也是斯特拉雷德的好处之一，不像跟阿克利那样，你不用每一件屁大的事儿都跟他解释。之所以如此，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他并不是很关心，这才是真正的原因。阿克利不一样，他是个特别爱打听的杂种。

他穿上了我那件花格纹夹克。

“老天，听着，你别把哪儿都撑大了。”我说。那件衣服我大概只穿过两次。

“不会。我的烟他妈的哪儿去了？”

“书桌上，”他总是不知道自己把东西放哪儿了，“你的围巾下面。”他把烟装进外套口袋——我的外套口袋。

我猛地把帽檐转到前面，变变样。一下子，我有点儿紧张起来，我这人常紧张。“哎，你准备跟她去哪儿约会？”我问，“还没想好？”

“不知道，有时间就去纽约。她外出只签到九点半，岂有此理。”

我不喜欢他说话的口气，就说：“她这样做，很可能只是不知道你这杂种英俊潇洒、魅力无穷。她早知道的话，很可能会签到明天上午九点半。”

“你他妈说对了。”斯特拉雷德说，惹他生气倒不是很容易，他太自负了。“不开玩笑，给我写那篇作文噢。”他说着穿好外套准备走了，“别写得太好，只要他妈的是描述性的就行，好吗？”

我没理他，不想理他，只说了句：“你问问她下跳棋时，是不是还把王棋全放在后排。”

“好的。”斯特拉雷德说，可是我知道他不会问。“喂，悠着点儿。”他就他妈扑通扑通跑出了房间。

他走后，我又坐了半小时之久，我是说，我只是坐在椅子上，无所事事。我一直想着简，想着斯特拉雷德跟她约会的事。这让我不安得快疯掉了。我前面说过，斯特拉雷德是个急色色的杂种。

突然，阿克利又照例从他妈浴室帘子外蹿了进来。我别别扭扭地过了一辈子，这回总算打心底里高兴见到他，他让我把心思拉了回来。

他赖着不走，一直待到差不多晚饭时间，跟我聊在潘西所有他恨之入骨的人，还挤着下巴上的大粉刺，根本不用手帕。说实话，我甚至觉得这杂种根本就没有手帕，反正从来没见他用过。

五

在潘西，我们每星期六晚上都吃同样的饭菜，按说这是件了不起的事，就因为有牛排。可是我敢赌一千块，他们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有一大帮家伙的父母星期天会来学校，老瑟默很可能算计每个当妈的都会问她们的宝贝儿子昨天晚上吃了什么，儿子就会告诉她：“牛排。”骗人骗到了家。你该见识一下那些牛排，又硬又干的小块块，想切开都难。晚饭时跟牛排一起来的，是里面有很多小块块的土豆泥，甜点是谁都不吃的苹果布丁，不过初中部那些小孩儿可能会吃，他们根本不开窍——还有像阿克利那种家伙会吃，他们什么都吃。

不过从食堂出来还算不错。外面已经下了有三英寸厚的雪，而且还在没头没脑地下，看上去真他妈漂亮。我们就四下里玩起来了，扔雪球，逗乐子，很小孩子气，不过大家都挺开心的。

我没有约会什么的，就跟一个叫马尔·布罗萨德的朋友——他是摔跤队的——商量好坐巴士去埃吉斯镇吃汉堡包，也许再看场破电影。我们都不想整晚傻坐着。我问马尔介不介意叫上阿克利一块儿去。我这样问他，是因为阿克利星期六晚上除了待在房间里挤粉刺，向来无事可做。马尔说他不介意，但对这主意也不是很感冒——他不太喜欢阿克利。这么着，我们就回到房间准备出发。穿胶套鞋什么的时候，我吆喝着问阿克利想不想去看电影。他隔着浴室帘子听得一清二楚，可是没有马上搭腔，他这种家伙，老是不愿意马上搭腔。最后他还是从破帘子那边过来了，站在淋浴台上问还有谁去——他总是要问问都有谁去。我敢发誓，要是这家伙去哪儿坐船失事，在你救他上他妈的小艇之前，他还要问问是谁划桨的呢。我说还有马尔·布罗萨德，他说：“那个杂种……好吧，等会儿。”你会觉得他赏了你一个大面子。

他这一去准备了有五个小时才好。等他时，我走到窗户前并把它打开，赤手捏了个雪球。雪很好捏，不过我没有往哪儿扔。一开始想往路对面一辆汽车上扔，但看到那辆汽车白乎乎的挺好看，就没扔。后来又想往消防栓上扔，也白乎乎的，挺好看，就也没扔。到最后我哪儿也没扔，只是关上窗户，手拿雪球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把它捏得越来越瓷实。过了一阵子，我和布罗萨德、阿克利一块儿上巴士时，手里还捏着雪球。巴士司机把车门打开，要我扔掉它。我告诉他我不会砸谁，可是他不相信。人们从来不相信你的话。

布罗萨德和阿克利都看过正在放的电影，我们只是买了几个汉堡包吃，还玩了一会儿弹球机，然后就坐巴士回潘西。没看成电影我根本无所谓。电影应该是部喜剧片，加里·格兰特主演，全是那种垃圾。再说，我以前也跟布罗萨德和阿克利一块儿看过电影，他们俩看到根本不可笑的地方，就会笑得跟野狗似的，我根本不喜欢跟他们坐在一起看电影。

回到宿舍后才九点差一刻。布罗萨德这厮是个桥牌瘾君子，开始到处找人凑局。阿克利这厮又黏到我的房间里，算是换个地方待。只是他没有坐在斯特拉雷德那把椅子的扶手上，而是趴在我床上，脸就搁在我的枕头上。他开始一边声音很单调地说话，一边挤粉刺。我跟他暗示了上千遍想让他走，他就是赖着不走，只是声音很单调地聊着去年夏天一个据说跟他干了那事的小妞儿。他跟我说了上百遍，每遍说的都不一样。一会儿说是在他表哥的别克汽车里干的，一会儿又说是在哪儿的海滩木板路下面，自然全是一派胡言。要让我说有谁是处男，那就得数他了，我怀疑他碰都没碰过女人。最后我不得不跟他明说我得给斯特拉雷德写一篇作文，他得滚蛋，好让我能集中思想。最后他还是走了，但照例拖了半天才走。他走后，我穿上睡衣和浴袍，戴上猎帽，开始写作文。

但问题是，我想不起来有什么房间或房屋，让我可以像斯特拉雷德说他必须要的那样来描述，反正我对描述房间或者房屋也不是很感兴趣。后来我写的是我弟弟艾里的棒球手套，很值得一写，真的。我弟弟艾里有个左撇子用的外场接球手套——他是个左撇子。但这个棒球手套值得描述的原因，是他在上面写满了诗歌，手指、手掌哪儿全是，用的是绿色墨水。他在上面写字，是因为他想当他站在外场，但没人击球时可以读一下。他死了，得的是白血病，死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当时我们在缅因州住。你也会喜欢上他的。他比我小两岁，但比我聪明五十倍，聪明绝顶。他的老师老是写信给我妈，说班上有艾里这样的学生真令人欣慰。这可不是瞎吹捧，他们说的是真心话。他不单是我们家最聪明的，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也最讨人喜欢。他从来不跟别人发火，按说长着红头发的人极易动怒，但艾里从来不，而且他的头发颜色很红。我跟你说他的头发红到什么程度吧：我从十岁起就开始学打高尔夫球，记得有一次，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正准备开球，我觉得我要是突然转身，就会看到艾里。我那么做了，一点儿没错，他就在围栏那边，坐在自行车上——就是高尔夫球场的围栏，他坐在那儿，在我后面有一百五十码远看我开球。他的头发就是红成了那样。天哪，他可真是个好孩子。他经常在饭桌上想起什么事，笑得几乎从椅子上出溜下来。我十三岁时，家里人要把我送去做心理分析什么的，因为我把车库的车窗全砸碎了。我不怪他们，真的。他死的那天晚上，我睡在车库里，用拳头把他妈的窗户全砸碎了，只是为了他妈的发泄而已。我甚至还想把我们那年夏天用的旅行车的车窗全砸了，只是当时我的手已经全破了，没法砸。我得承认这件事干得很蠢，可当时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那样做。可惜你是不认识艾里啊。到现在每逢下雨还是怎么样，我的手还时不时感到疼，也没办法攥紧拳头——攥不瓷实——但除此之外我不太担心，我是说，反正我也不会去当个破外科医生还是小提琴手什么的。

这么着，我给斯特拉雷德写的作文就是关于这个，艾里的棒球手套。刚好它也在我手边，就在我的手提箱里，我就取出来抄了几首诗。我只是把艾里的名字换了，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写的是我弟弟的，而不是斯特拉雷德的。我也不是特别想写它，只是想不到别的什么可以描述，而且我好像还有点儿喜欢写它。这花了我一个小时左右，因为我不得不使用斯特拉雷德的破打字机，它老是卡住。我没用我的打字机，因为我把它借给了楼下的一个家伙。

写完时，我估计有十点半了，可我还是不困，就往窗外看了一会儿。外面雪已经停了，不时还能听到哪儿的汽车发动不起来的声音，也能听到阿克利这厮在打呼噜，从浴室的破帘子那边传过来，清晰可闻。他的鼻窦有毛病，睡觉时呼吸不是很顺畅。这家伙毛病几乎占全了：鼻窦炎，粉刺，脏牙，口臭，脏指甲。这种狗娘养的家伙，你肯定多少会有点同情他。

六

有些事情不容易回想起来，这会儿，我脑子里在想斯特拉雷德那天晚上跟简约会后几点才回来，我是说我记不清走廊上传来他他妈的脚步声时，我正在干吗，大概正在往窗外看，但我发誓我实在记不清了。我他妈担心得很，原因正在于此。我要是真的为什么事担起心来，不仅是游手好闲而已，担心起来甚至不得不上厕所，只是我不会去，因为我太担心而去不了，也不想上厕所而中断担心。你了解斯特拉雷德的话，你也会担心。我有两回跟这杂种一块儿约会过女孩，我可不是瞎说，他是个肆无忌惮的家伙，真的是。

我们宿舍走廊的地板上铺的全是油地毡，能听到他他妈的脚步声自远而近。我甚至不记得他进房间时，我是在哪儿坐着——在窗户边呢，还是坐在我的或者他的椅子上，实在想不起来。

他进了房间，一边抱怨着外头有多冷，接着他问：“人都他妈的到底去哪儿了？这儿像他妈的太平间。”我懒得搭理他，要是他他妈笨得想不到这是星期六晚上，人们要不是出去就是睡了，要么回家过周末，我才懒得告诉他呢。他开始脱衣服，他妈的一个字儿也不提简，一个字儿也不提。我也不提，只是看着他。他只是谢谢我借给他花格纹夹克，他用衣架把它撑好放进壁橱。

接着，他在解领带时，问我有没有帮他写那篇破作文。我说就放在他的破床上。他走过去，边解衬衫扣边看作文。他站在那儿看作文，手还在他的光胸脯和肚子上摸来摸去，脸上的表情极蠢。他经常抚摸自己的肚子或胸脯，自恋得要命。

突然他说：“岂有此理，霍尔顿，这写的是一只破棒球手套。”

“那又怎么了？”我说，口气冷淡得要命。

“什么叫怎么了？我跟你说过，必须是写他妈一个房间或者房子什么的。”

“你说过必须是描述性的，写棒球手套有他妈什么不一样？”

“他妈的，”他真的是恼透了，也气极了，“你老是什么都反着来，”他看着我，“怪不得你他妈的给开除了。”他说，“你他妈干任何一件事，都不按照别人交代的干，我就这个意思，他妈的任何一件事。”

“那好，你还给我吧。”我说着走过去，从他手里扯过来撕碎了。

“你他妈干吗撕了？”他问我。

我根本没理他，只是把碎纸扔进了垃圾篓，然后躺在床上。很久，我们都一句话也不说。他脱得只剩下短裤，我躺在床上点了根烟。学校禁止在宿舍抽烟，除非在半夜三更大家全睡着了或者不在时，没人能闻到烟味就好。另外，我抽烟只是为了惹火斯特拉雷德，干任何一件违纪事情都能把他气得够呛。他从来不在宿舍抽烟，只有我抽。

他还是一个字儿也没提简，最后我说：“要是她外出只签到九点半，你回来可他妈够晚的。你有没有让她签到晚了？”

我问他时，他正坐在床边剪他的破脚指甲。“晚了几分钟，”他说，“谁他妈周末出去会签到九点半？”天哪，我真恨他。

“你们去纽约了吗？”我问。

“你疯了？她才签到九点半，他妈的怎么去？”

“够呛。”

他抬头看着我。“喂，”他说，“你想在房间里抽烟，去厕所抽怎么样？你可能是他妈要滚蛋了，我还得在这儿一直待到毕业呢。”

我拿他的话当耳旁风，真的。我继续大抽特抽，只是稍稍换成侧躺，看他剪他的破脚指甲。什么学校啊，老是能看到别人剪破脚指甲或者挤粉刺什么的。

“你有没有代我向她问好？”我问他。

“说了。”

说个屁，就凭这杂种。

“她怎么说？”我问，“你有没有问她是不是还把王棋全放在后排？”

“没有，我没问她。岂有此理，你他妈以为我们一晚上干吗了，下跳棋？”

我根本没理他。天哪，我真恨他。

“你没有跟她去纽约，那又是去哪儿了？”过了一会儿我问他。我几乎控制不住让自己的声音别颤得厉害。乖乖，我真是越来越紧张。我就是有种感觉，什么不对劲儿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剪完他的破脚指甲，从床上起来，只穿着破短裤，就他妈的捣起乱来。他走到我的床前俯身向着我，玩笑十足地拿拳头捣我的肩膀。“别闹了。”我说，“你没有跟她去纽约，那是去哪儿了？”

“哪儿也没去，我们就坐在破汽车里。”他开玩笑地又轻轻捣了我肩膀一拳。

“别闹了！”我说，“谁的车？”

“埃德·班基的车。”

埃德·班基是潘西的篮球队教练，斯特拉雷德这厮是他跟前的红人，因为他是队里的灵魂人物，只要他想用，埃德·班基总会把车借给他。学校规定不准学生向教职工借车，可是那些搞体育的杂种全都抱成团。我上过的每所学校里，搞体育的杂种全都抱成团。

斯特拉雷德老是在我肩膀上比划。他手里本来拿着牙刷，那会儿噙在嘴里。“你干吗了？”我问他，“在埃德·班基的破车里就跟她干上了？”我的声音颤得很厉害。

“说什么呢？是不是想让我拿肥皂洗你的嘴巴？”

“你有没有？”

“哥们儿，这可是职业秘密哟。”

接下来的事我记得不太清楚，只知道我从床上起身，像是要去厕所还是哪儿，然后我用尽全力打了他一拳，正对着他的牙刷打，好戳穿他的破喉咙，只是我打偏了，没打中，只打到他的头部一侧，大概让他有点儿疼，可是也没达到我希望的那种程度。本来很可能让他疼得要命，但我是用右手打的，那只手攥不紧拳头，都是因为受过的伤，我跟你说过。

不管怎么样，之后我记得的，就是我他妈倒在地板上，他跪在我的胸口上，满脸通红。他用他的破膝盖顶住我胸口，而他有一吨重。他也抓住了我的手腕，所以我没办法再打他。我那一拳打死他就好了。

“你他妈怎么回事？”他一直在问，那张蠢脸越来越红。

“把你的破膝盖从我胸口上挪开，”我对他说，我几乎在吼，真的，“快点，别压着我，你这个破杂种。”

可他还是不起来，一直抓着我的手腕，而我一直骂他是狗娘养的等等，这样过了有十个钟头。我几乎想不起来我都对他说了什么。我说他自以为想跟谁干就能跟谁干，根本不关心那个女孩儿是不是把王棋全放在后排，他之所以不关心，是因为他是他妈的大蠢蛋。叫他蠢蛋他很不乐意，凡是蠢蛋都不乐意别人叫他们蠢蛋。

“给我闭嘴，霍尔顿，”他满脸通红地说，“你马上给我闭嘴。”

“你根本不知道她叫简还是琼，你他妈是个蠢蛋!”

“马上给我闭嘴，霍尔顿，真他妈的——我警告你，”他说——我真把他气坏了，“再不闭嘴，我就揍你了。”

“把你这蠢蛋的破膝盖给我挪开。”

“我放开你，你闭不闭嘴？”

我根本没理他。

他又说了一遍：“霍尔顿，我让你起来，你闭不闭嘴？”

“好吧。”

他放开我，我也站了起来。我的胸口被他的破膝盖顶得真他妈疼。“你是个又下流又傻、狗娘养的蠢蛋。”我告诉他。

他可真的是火冒三丈，把他那大破手指伸到我脸前晃着，嘴里还说：“霍尔顿，他妈的，我现在警告你，最后一次，再不闭上你的鸟嘴，我要——”

“我干吗要？”我说——几乎在大叫，“你们这些蠢蛋全这德性，从来不想讨论什么事，从这点就能看出来谁是蠢蛋，蠢蛋从来不聊些聪明——”

他就真的给我来了一下，我所记得的，就是我他妈又倒在地板上，不记得他有没有把我揍晕过去，不过我想不会，把人揍晕过去还真不容易，除非在那些破电影里，我倒是鼻血流得一塌糊涂。抬头时，看到斯特拉雷德这厮几乎就站在我跟前，胳膊下面夹着破盥洗家什。“我叫你闭嘴，你他妈干吗不闭嘴？”他说，听上去他很紧张。他大概害怕我摔到地板上时，把头还是哪儿摔坏了，很可惜，没有。“是你自找，真他妈的。”他说。乖乖，看样子他可真担心。

我根本不想费力站起来，只是在那儿躺了一阵子，然后又不停地叫他是蠢蛋加狗娘养的。我气极了，几乎在咆哮。

“听着，去洗洗脸，”斯特拉雷德说，“听到没？”

我叫他去洗洗他自己的破脸——这话很孩子气，但我当时气极败坏。我叫他在去厕所的路上顺便把施密特太太也干了。施密特太太是看门人的老婆，六十五岁左右。

我一直坐在地板上，直到斯特拉雷德这厮关上门，顺走廊去了厕所后，我才站起身来。我的破猎帽到处找不到，最后还是找到了，就在床下面。我戴上帽子，帽檐朝后，像我喜欢的那样。然后去照镜子看自己的尊容。你这辈子也不会看到那么多血。我满嘴、满下巴全是血，连睡衣和浴袍上也有。看到成了那样，我一半是害怕，一半又很入迷，血呀什么的，让我看起来有点儿横。我这辈子就打过两次架，全打输了。我并非特横，说实话，我更喜欢息事宁人。

我觉得这番闹腾阿克利这厮很可能全听到了，而且当时还没睡，就掀起浴室帘子进了他那边，只是去看看他他妈的在干吗。我几乎从来没进过他的房间，那儿老是有股怪味，全是因为他那要命的个人习惯。

七

这儿只有一点点光亮，全是从我们房间透过浴室帘子照过来的。我能看到阿克利正躺在床上，我他妈太清楚了，他肯定是万分清醒。“阿克利？”我叫他，“你醒着吧？”

“对。”

里面很黑，我踩到地板上不知道是谁的鞋上，差点儿他妈的摔了个跟头。阿克利在床上坐起来，撑着胳膊。他脸上抹了很多白乎乎的东西，治粉刺的，黑暗里有几分可怕。“你他妈在干吗？”我问他。

“什么他妈的我在干吗？我正想睡觉呢，你们这两个家伙搞出那么大动静。他妈的到底为什么打架？”

“灯呢？”我找不到开关，手在墙上摸来摸去。

“干吗开灯？……就在你手边。”

我终于找到开关把灯打开，阿克利这厮抬手遮光，免得刺眼。

“天哪!”他叫了一声，“你他妈到底怎么了？”他是说我流了那么多血。

“跟他妈斯特拉雷德比划了两下。”我说着坐到了地板上。他们的房间里从来没有椅子，也不知道把他妈的椅子都弄哪儿去了。“喂，”我说，“我们玩会儿扑克怎么样？”他可是个扑克迷。

“你还在流血呢，岂有此理。你最好上点儿东西。”

“会止住的。喂，你到底想不想玩会儿扑克？”

“扑克，岂有此理，你脑子里有没有一点儿谱，这会儿几点了？”

“不晚，才十一点左右，十一点半吧。”

“才!”阿克利说，“喂，我明天上午还要去做弥撒，岂有此理。已经他妈的半夜了，你们又吵又打——到底他妈的为什么？”

“说来话长，阿克利，我也不想烦你，是为你好。”我告诉他。我从来不跟他说我自己的事，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比斯特拉雷德还蠢，跟阿克利比起来，斯特拉雷德可以说是他妈的天才了。“嗨，”我说，“我今天晚上睡埃利的床行不行？他明天晚上才回来，对不对？”我他妈知道得一清二楚，埃利几乎他妈的每个周末都回家。

“我不知道他他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阿克利说。

乖乖，那可真让我来气。“你他妈什么意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他从来不到星期日晚上不回来，不是吗？”

“对，可是岂有此理，我也不能就这么跟别人说，想睡就可以睡到他的破床上。”

他这样把我气死了。我坐在地板上伸手拍拍他的破肩膀。“你是个大好人，阿克利小孩儿，”我说，“你知道吗？”

“不，我是说实话——我不能跟别人说他可以睡到——”

“你是个真正的大好人，是个绅士，还是个文化人呢，小孩儿。”我说，他真的是。“你有没有烟？你要说没有，我可要立马断气了。”

“我没有，这是实话。喂，到底他妈的为什么打架？”

我没理他，只是起身走过去往窗外看。突然，我感到很孤独，几乎希望自己死掉算了。

“到底他妈的为什么打架？”阿克利问，他已经问了有五十遍，纠缠这个真让人腻烦。

“跟你有关。”我说。

“岂有此理，跟我有关？”

“对，我是为了保护你的破名誉。斯拉特雷德说你为人很差，说这话我可跟他没完。”

这句话让他精神了。“他真的说过？不是开玩笑吧？他真的说过？”

我告诉他我只是开玩笑，然后走过去躺倒在埃利的床上。乖乖，我感觉真是糟透了，感到他妈的孤独至极。

“这个房间里有臭味，”我说，“我从这儿就能闻到你的臭袜子，你从来不洗吗？”

“你不乐意的话，知道自己可以怎么着。”阿克利说，他可真会说话啊，“把他妈灯关掉好不好？”

可我没有马上把灯关掉，只是躺在埃利的床上，脑子里想着简，还有别的事。想起她和斯特拉雷德在肥屁股埃德·班基的车里待着，能把我逼得彻底疯掉。每次一想起这件事，我就想从窗口跳下去。首先，你不了解斯特拉雷德，我可是了解他。在潘西，多数人只是一天到晚嘴里念叨跟女孩儿性交——就像阿克利那样——可斯特拉雷德是动真格的，我自己就跟至少两个和他干过的女孩儿熟，这是事实。

“给我说说你精彩纷呈的这辈子里有什么故事吧，阿克利小孩儿。”我说。

“把他妈灯关了好不好？明天上午我还得去做弥撒呢。”

我起身把灯关了，只要能让他开心，然后又躺到埃利的床上。

“你准备怎么着——睡埃利的床？”阿克利问我。乖乖，他可真会招待人。

“可能，也可能不，别担心。”

“我不是担心，只是很他妈的不想看到埃利突然回来，让他看到别人——”

“放心吧，我不睡这儿，我不会辜负你他妈的盛情款待。”

几分钟后，他就呼噜打得震天响了。总之，我继续躺在那儿，就在黑暗中，努力不去想简这妞儿和斯特拉雷德待在混蛋埃德·班基的汽车里，但几乎不可能。问题是，我知道斯特拉雷德的招数，这可真是添乱。我们一块跟女孩儿约会过，就在埃德·班基的汽车里，他和女朋友坐后排，我们坐前排。这家伙真有两招。他一开始是很低声地、用一本正经的腔调跟他女朋友说话——就好像他不仅是个靓仔，还是个讨人喜欢、一本正经的家伙。我听他说话差点儿没他妈吐出来。他的女朋友一直在说：“别——请你别这样。请别。请你别这样。”可是斯特拉雷德这厮还是用林肯总统般一本正经的腔调跟她说话。到后来，车后座那儿静得出奇，真是太让人难堪了。我想他那天晚上没能跟那个女孩儿干成事儿，不过也他妈差不离，他妈的差不离。

我正躺在那儿努力什么也不想时，听到斯特拉雷德这厮从厕所回到我们的房间里。我能听到他放下他的破盥洗用具什么的，还打开了窗户，他是个新鲜空气狂。后来很快他就关灯了，根本没找一下我去了哪儿。

就连外面的街道也让人沮丧，根本再也听不到什么汽车声。我感觉很孤独，很糟糕，甚至想把阿克利叫醒。

“嗨，阿克利。”我叫他，有点儿压着嗓子，免得让斯特拉雷德隔着浴室帘子听见。

可是阿克利没听到。

“嗨，阿克利!”

他还是没听到，睡得像块石头。

“嗨，阿克利!”

好，这下他听见了。

“你他妈的怎么回事？”他说，“我睡着了，岂有此理。”

“喂，进修道院得办什么手续？”我问他，我多少在琢磨这个念头，“是不是非得是天主教徒什么的才可以？”

“当然非得是天主教徒。你这个杂种，把我弄醒就为问这个蠢问题——”

“啊，你继续睡觉吧，反正我也不打算进。我这人倒霉就倒霉在很可能会进了一间修道院，里面的教士却跟我不是同一类人，全是些蠢杂种，要么只是杂种。”

我说完后，阿克利这厮他妈的直挺挺地坐了起来。“听着，”他说，“你说我什么我都无所谓，可是你他妈敢拿我的信仰开玩笑，岂有此理——”

“放心，”我说，“没人拿你他妈的信仰开玩笑。”我从埃利的床上下来往门口走去，我不想在这个破环境里再待下去了。我停了一下抓起阿克利的手，跟他假惺惺地大握特握。他把我的手甩开。“什么意思？”他问。

“没什么意思，看到你他妈真是个大好人，只是想谢谢你，如此而已。”我说，用的是一本正经的口气。“你出类拔萃，阿克利小孩儿，”我说，“知道吗？”

“小聪明，总有一天有人会把你揍——”

我根本懒得听他说完，关上破门就到了走廊上。

人们全睡了或者出去了，要么回家度周末，走廊上很静很静，令人沮丧。莱希和霍夫曼的房门外，有个考利诺斯牌子的牙膏盒，向楼梯走去时，我用脚上的羊皮边的拖鞋一路踢着它。我在想该干吗，想到也许可以下去看看马尔·布罗萨德那厮在干吗。我突然改了主意，一下子，我又想好了真的该干吗，我他妈要离开潘西——就在当天夜里，我是说我不等到星期三还是怎么样，我只是不想再逗留了，这儿让我感觉难过万分，寂寞万分。我决定去纽约的旅馆租个房间——很廉价的那种——然后优哉游哉地过到星期三。到了星期三，我便会休息充分、容光焕发地回家。我估计我爸妈在星期二或星期三之前，很可能不会收到老瑟默的信，那封信会告诉他们我被开除了。我不想在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并将其充分消化前到家，我不想在他们一得知这一消息时，就在他们跟前出现。我妈会变得歇斯底里，但是当她充分消化了一件事后，就不会太糟糕。更何况，我也多少需要小小地休个假，我的精神太紧张了，真的。

总之，那就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回到房间打开灯，开始收拾行李，我已经打点好不少东西。斯特拉雷德这厮根本没醒。我点了一支烟，穿好衣服，然后把两只格拉斯顿牌手提箱收拾好，总共只花了两分钟左右。在收拾东西方面，我算是个快手。

但在收拾东西时，有件事让我有点沮丧：我得把我妈事实上就在没几天前寄给我的新滑冰鞋装进去，那让我感到沮丧。我想象得出我妈走进斯伯丁商店，向售货员问了无数个傻乎乎的问题——可现在我又被学校开除了，这让我挺难受的。她给我买的型号不对——我想要速滑比赛用的，她却给我买了玩冰球的那种——但同样让我难受。几乎每次别人送我礼物，到头来都让我觉得难受。

收拾完以后，我随便点了一下我有多少钞票，不记得确切是多少，可也不算少。大约一星期前，我奶奶刚给过我一沓钱。我这个奶奶在钞票上很大方。她的记性全没了——她老得要命——每年总要给我寄四次左右的钱，算是生日礼物。虽然我的钞票不少，但我觉得多点儿钱总会用得着，谁也说不准。我就走下楼，叫醒了弗雷德里克·伍德拉夫，我的打字机就是借给了这个家伙。我问他愿意出多少钱买我的打字机。他是个有钱佬，可他说不知道，不太想买。最后他还是买了。这台打字机我买时花了约九十块钱，卖给他只卖了二十块。因为被我叫醒，他还不高兴呢。

收拾完东西准备走时，我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最后看了一眼这条破走廊。我有点儿在哭，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戴上我的红色猎帽，就像我喜欢的那样，把帽檐拉到后面，然后用他妈最大的嗓门喊了一声：“好好睡吧，你们这帮蠢蛋!”我敢说，这层楼上的混蛋全让我吵醒了，然后我他妈就走了。不知道哪个笨蛋往楼梯上扔了些花生壳，差点儿没他妈让我摔断我的破脖子。

八

那时已经太晚，打不到的士什么的，我就一路走到了火车站。路不算太远，不过他妈的冷得要命，积雪让我难以行走，两只手提箱也他妈不断碰撞我的腿。可我有点儿喜欢这空气，问题只是冷空气让我的鼻子疼，疼的还有我的上嘴唇的里面，斯特拉雷德这厮在那儿来了一下，正好嘴唇垫到牙齿，疼得很。我耳朵倒是暖暖和和的，我买的帽子有护耳，就把它拉了下来——我他妈才不在乎我什么模样呢。反正附近看不到什么人，人们都在被窝里呢。

在火车站我的运气还算好，等十分钟左右火车就来了。等车时，我用手抓些雪洗了洗脸，我脸上还有不少血。

一般说来，我喜欢坐火车，特别是夜里。车灯全亮着，窗外很暗，有人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卖咖啡、三明治，还有杂志。我一般是买个火腿三明治和四本左右杂志。如果坐的是夜班火车，一般说来，我甚至能忍住不吐，读上一篇杂志里那种弱智的短篇小说。你也知道，就是那种短篇，里头有很多性格虚伪、下巴瘦削的名叫大卫的家伙，还有同样虚伪、名叫琳达或是马西娅的女孩，她们老是给那些混蛋大卫们点烟斗。通常，我坐夜班火车时甚至能读一篇这种恶心人的短篇小说，但这次不一样，我不想看，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只是把猎帽取下放进口袋。

突然，这位女士在特伦顿上车并坐到我旁边。因为已经很晚，整节车厢几乎是空的，可她就是过来坐到我旁边，而不去坐空位子，原因是她带了个大包，而我正好坐在第一排座位上。她把包放在过道正中，那样放，无论是售票员还是别人，都会被绊个跟头。她戴了几朵兰花，好像她刚参加完一个大型派对。我想她大概四十到四十五岁，模样倒挺好。女人真让我着迷，真的。我不是说我特别好色还是怎么样——虽然我的确很好色，但我是说我仅仅喜欢她们而已。她们老是把自己的破包放到过道中间。

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在那儿坐着。突然她对我说：“对不起，请问那不是潘西中学的条签吗？”她抬头看我放在行李架上的手提箱问我。

“对，是的。”我说。她说对了，我的一只格拉斯顿牌手提箱上的确贴着潘西的条签，我承认那很俗气。

“噢，你在潘西上学吗？”她问我。她说话声音很好听，几乎是你在电话里会听到的那种好听的声音，她该随身带他妈一部电话。

“是的，我在那儿上学。”我说。

“噢，太好了！那么也许你认识我的儿子欧内斯特·莫罗？他也在潘西上学。”

“对，我认识，他跟我一个班。”

她的儿子无疑是潘西有史以来最混蛋的学生，他老是在洗澡后，拎一条吸了水的毛巾沿走廊一路走一路抽别人的屁股，一点没错，就是那种货色。

“噢，太好了！”这位女士说，但并不显得俗气，只是很和气的样子。“我们这次见面我一定要告诉欧内斯特。”她说，“亲爱的，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吗？”

“鲁道夫·施密特。”我告诉她。我可不想把自己这辈子的事全向她抖出来，鲁道夫·施密特是宿舍的看门人。

“你喜欢潘西吗？”她问我。

“潘西？还不算太糟糕吧。这儿称不上天堂什么的，可是也跟别的大多数学校一样好，有些教职工挺敬业。”

“欧内斯特很喜欢。”

“我知道他是这样，”我说着开始有点儿胡诌起来，“他的适应能力很强，真的，我是说他真的知道怎样调整自己。”

“你是这么认为的？”她问我，听上去她极感兴趣。

“欧内斯特？当然。”我说，然后看着她脱掉手套。乖乖，她戴了一手珠宝。

“我刚才下的士时弄断了一片指甲。”她说着抬头看我，面带一丝微笑。她的笑容亲切得要命，真的。多数人几乎不怎么微笑，要么笑得很难看。“欧内斯特他爸和我有时候担心他，”她说，“我们有时候觉得他不是很擅长交往。”

“您是说——？”

“唉，他是个很敏感的孩子，真的，他从来不是很擅长跟别的孩子交往，可能是他处理事情有点太认真吧，跟他的年龄不相称。”

敏感，这个词把我乐死了。说莫罗这家伙敏感，就跟说他妈马桶座敏感差不多。

我好好看了她一眼，她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傻，好像他妈的一清二楚她儿子是个什么样的混蛋，但这种事情向来说不准——我是说不管拿谁的妈来说，都有点轻度神经不正常。但我还是喜欢莫罗的妈，她不错。“抽根烟好吗？”我问她。

她往四周看了看。“我看这儿不是可以抽烟的车厢，鲁道夫。”她说。鲁道夫，把我乐死了。

“没关系，我们可以抽到他们来吵为止。”我说。她从我这儿拿了根烟，我给她点着。

她抽烟的模样优雅，嘴里抽进烟，但并不猛咽，她这个年纪的女人多数会那样。她魅力非凡，你要是真的想知道，她也很性感。

她有点儿怪怪地看着我。“可能是我弄错了，不过我看你的鼻子在流血，亲爱的。”她突然说。

我点点头，拿出了手帕。“挨了雪球，”我说，“里头裹了很多冰的那种。”我也许该原原本本告诉她是怎么回事，但是太费时间。我还是喜欢她的，开始有点儿后悔告诉她我的名字是鲁道夫·施密特。“厄尼这家伙，”我说，“他在潘西可是属于最受欢迎的，您知道吗？”

“不知道。”

我点点头说：“确实，大家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了解他。他有意思，很多方面都怪怪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就说我头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吧。头一次见他时，我觉得他是那种很势利的人，我原来就是那样想的。可他不是，他只是个性很突出而已，人们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了解他。”

莫罗太太一句话也没说。乖乖，你真该看看她那副样子，我把她固定到座位上了。当妈的想听别人说的，全是她们的儿子如何如何卓尔不群那种话。

后来我就真的扯得天花乱坠起来。“您有没有听说过竞选的事？”我说，“班上的竞选？”

她摇摇头。我已经把她哄得迷迷糊糊的了，真的。

“是这样的，班上我们有几个人想选厄尼这家伙当班长，我是说没别人了，这份工作只有他才能干好。”我说——乖乖，我心里乐得不行，“可当选的是另一个，哈里·芬瑟，他之所以当选，原因既简单又明显，是因为厄尼不让我们提他的名。他不仅太腼腆，而且谦虚得要命，他拒绝了……乖乖，他可真够腼腆的，您该让他努力克服这一点。”我看着她，“他没跟你们说过吗？”

“没有，他没有。”

我点点头。“这就是厄尼，他不会说。这就是他的缺点之一——太腼腆、太谦虚了。您真的该教教他，有时候不要那么拘谨。”

就在那时，售票员来查莫罗太太的车票，借此机会我的胡诌告一段落，但我也为胡诌了半天而感到开心。像莫罗这种老是拿毛巾抽别人屁股的家伙——他是真的想抽疼别人——他们不止小时候混蛋，而且一辈子都这样。但是我可以跟你打赌，在我那番胡诌之后，莫罗太太会一直认为他是个很腼腆、很谦虚的人，不让我们提名他当班长。她可能会，这说不准，在这种事情上，当妈的都没那么精明。

“您想不想喝杯鸡尾酒？”我问她，我觉得自己想来一杯，“我们可以去餐车，好不好？”

“亲爱的，你能要酒喝了吗？”她问我，口气倒不算难听。她太迷人了，所以这样说也不显得难听。

“唉，不，严格说来还不能，可是凭我的个子，一般都能买到。”我说，“而且我的白头发也不少。”我侧过身子给她看我的白头发，让她乐得要命。“来吧，一块儿去，干吗不呢？”我说，我喜欢跟她在一起。

“我真的还是觉得我不喝为妙。太谢谢你了，亲爱的。”她说，“不过，餐车很可能关门了。现在已经很晚了，你也知道。”她说得没错，我完全忘了当时已经几点钟了。

然后她看着我，问起我害怕她会问的问题。“欧内斯特写信说他星期三到家，圣诞节假期从星期三开始，”她说，“我希望你不是因为家里人有病，被突然叫回去的。”她看样子真的有点儿担忧，看得出，她并非仅仅出于爱管闲事。

“没有，家里人都挺好，”我说，“是我有事，我要动个手术。”

“噢，我太难过了。”她说，她真的是。我马上就后悔那样说，可是太晚了。

“不算太严重。我脑子上有个小肿瘤。”

“噢，不是吧？”她用手捂住了嘴巴。

“噢，根本没事！刚好长在靠外边的地方，而且很小，他们两分钟左右就能把它取出来。”

然后我就开始读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时刻表，只是为了不再胡诌下去。一旦开了头，我只要喜欢，能胡诌上几小时。不骗你，几小时。

在那之后，我们就没谈多少话，她开始读她带的一本《风华》杂志，我往车窗外看了一会儿。她在纽瓦克下车，关于我要做的手术，她说了很多祝我好运的话，一直叫我鲁道夫，还邀请我夏天去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找厄尼玩，说她家房子就在海滩边，还有个网球场，但我只是向她表示了谢意，说我到时要和奶奶一起去南美洲，纯粹是骗她而已，因为我奶奶几乎从来足不出户，除非可能去看破日场电影什么的。就算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会找那个混蛋莫罗，就算走投无路我也不会。

九

在潘恩火车站下车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钻进电话间，想着给谁打个电话。我把两只手提箱放在电话间外面，好看得见，可是一进里面，又不知道该打给谁。我哥D. B.在好莱坞，小妹妹菲比一般九点钟就上床睡觉——不能打给她。打了她也不会介意，但问题是她不会接，而会是我爸或我妈接，就算了。接着我想给简·加拉格尔的妈妈打个电话，问问简什么时候开始放假，但我不太想，再说那时打也未免太晚了。后来我想到以前经常在一起玩的女孩儿萨莉·海斯，因为我知道她已经放假——她给我写过一封虚情假意的长信，邀请我圣诞夜去帮她修剪圣诞树什么的——可我担心会是她妈接电话。她妈认识我妈，我能想象她会急得要命地要打个电话给我妈，说我在纽约。再者，我可不是很想跟海斯太太通电话。她有次跟萨莉这妞儿说我没规矩。她说我没规矩，而且缺少生活目标。后来我又想到伍顿中学的一个校友卡尔·卢斯，可是我不太喜欢他。结果我一个电话也没打，只是在电话间里待了有二十分钟，然后出来拎着手提箱走到有的士的隧道那儿，打了一辆车。

我太他妈心不在焉了，给了司机我家的地址，习惯而已，我是说我完全忘了要找间旅馆待两天，直到假期开始后再回家。穿过公园一半时，我才想起这茬事儿，就跟司机说：“嗨，能掉头时掉个头好不好？我给你的地址错了，我想再回下城。”

这位司机算是个聪明的家伙。“这儿不行，老弟，是条单行道，我得一直开到第九十街才能掉头。”

我不想跟他争执。“好吧。”我说着忽然想起什么事，“嗨，听我说，”我说，“你知不知道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里的鸭子？就是那个小湖？也许你知道那些鸭子在湖水结冰后去哪儿了？你也许知道？”我也意识到，他知道的机会可能只有百万分之一。

他扭头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伙计，你搞什么名堂？”他问，“跟我开玩笑？”

“不是——我只是想知道而已。”

他没再说什么，我也没有。直到我们开出公园，到了第九十街时他问我：“好吧，伙计，去哪儿？”

“唉，是这样，我不想住东区的旅馆，怕碰到熟人，我在隐姓埋名旅行。”我说。我实在不想说什么“隐姓埋名旅行”之类的陈言滥调，可是跟这种俗套的人说话，我也总是显得俗套。“你也许知道现在在‘塔夫脱’或者‘纽约客’这两个地方演出的乐队是谁带的？”

“不知道，老弟。”

“嗯——那就把我送到埃德蒙特旅馆吧。”我说，“你想不想半路停一下我们去喝杯鸡尾酒？我请客，我兜里有钱。”

“我不行，老弟，对不起。”跟他在一起真不错，性格特好嘛。

到埃德蒙特旅馆后，我登记入住。还在车上时，我就戴上了猎帽，纯粹是他妈觉得好玩而已，但在登记前，我取下了帽子，不想让人看着像个傻蛋还是怎么样。这有点儿讽刺，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这家旅馆里尽是些变态佬和蠢蛋，怪人到处都有。

他们给我的房间很差劲，窗外除了旅馆另一边，别的什么也看不到。我倒无所谓，当时也实在沮丧，根本无所谓风景好不好。带我去房间的服务员是个很老的家伙，六十五岁上下，跟这个房间比起来，他的样子更让人沮丧。他是那种秃了顶，却还要把全部头发从边上梳上去遮住秃顶的家伙，我宁愿秃顶也不愿意那样。不管怎么样，这种工作对六十五岁上下的人来说还真不赖，帮人拎箱，等着拿小费。我觉得他脑子不是太灵光，不管怎么样，这真是要命。

他走后，我往窗外看了一会儿，外套也没脱下来，我无事可做。我要是跟你说说旅馆那边能看到什么，你准会吃惊，他们竟然懒得拉上窗帘。我看到一个灰头发、看上去很是一表人才的家伙身上只穿一条短裤，正在干什么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他先把手提箱放在床上，拿出来的全是女人衣服，然后就往身上穿。真的是女人衣服——丝袜、高跟鞋、胸罩，还有件耷拉着两根带子的紧身内衣什么的。接着，他穿上一件很紧的晚礼服。向上帝发誓，真的是这样。后来，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小碎步，像女人那样。他还抽着烟，照镜子。他也是一个人，除非还有人在浴室里——我看不到那么多。后来，几乎就在这间房的正上方，我从窗户看到一男一女在用嘴巴互相喷水，很可能是高杯酒，不是水，可我看不到他们的杯子里盛的是什么。反正是男的先喝一口，然后全吐到女的身上，她也对男的如法炮制——一轮一下，真离谱。你该看看他们的样子，他们一直歇斯底里的，好像那是自古以来最好玩的。我不是开玩笑，那家旅馆里尽住着这种变态佬。我很可能是整个这儿唯一正常的混蛋——这话说得不算过分。我他妈差点儿要去给斯特拉雷德这厮发个电报，要他马上坐火车来纽约，他在这家旅馆能拿第一呢。

问题是，这种破事看上去也有几分引人入胜，尽管你根本没指望会这样。比如说那个被喷得满脸是水的女孩儿吧，她长得很漂亮。我是说这就是我的大毛病，就我内心而言，你可能从来没见过我这样的色情狂。有时候，我能想到些要是有机会就不介意去干的很下流的事。我甚至想象如果两个人都喝得有几分醉，用嘴往女的脸上喷水那种事也许很好玩，只是有几分下流。问题是我不喜欢这样，琢磨一下就会觉得这主意很馊。我觉得如果你并非真的喜欢一个女孩儿，就不该跟她瞎胡闹。真的喜欢她，就应该喜欢她的脸。如果你喜欢她的脸，就不该对她的脸做出这种下流事，比方说往她脸上喷水。有时候下流事做过头会很好玩，这可真是太糟糕了。当你不想太下流，不想破坏什么美好的东西时，女孩儿也不怎么济事。两年前我认识一个女孩儿，比我还下流，乖乖，她可真够下流的！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虽然有阵子玩得有点儿下流。对于性，我永远不太清楚，从来不知道自己他妈的到了哪一阶段。我老是在性这方面给自己定些条条框框，可是一回头全打破了。去年我曾给自己约法，不再跟我很看不上的女孩儿胡闹，但是在同一个星期，我就又破戒了——其实就在同一天晚上，我从头到尾都在跟一个极其虚伪、名叫安妮·路易丝·舍曼的女孩儿搂脖子亲热。我对性这件事就是不明白，向上帝发誓，我真的不明白。

我一直站着，在琢磨是不是给简这妞儿打个电话——我是说往她上的B. M.中学打个长途电话，而不是打电话给她妈问她什么时候到家。按说这么晚不该打电话找学生，可是我想好不管是谁接的电话，我都会告诉对方我是简的舅舅，说她舅妈刚刚因为车祸死了，我必须马上跟简通话，这样应该行得通。我没打电话的唯一原因，是我没心情，没心情的话，这种事情也做不像。

过了一会儿，我坐在椅子上抽了两根烟，我得承认我很是情欲亢奋。突然，我想到一个主意。我拿出钱包，找到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是一个在普林斯顿上学的家伙写给我的，去年夏天我跟他在一个派对上认识。后来我还是找到了地址，尽管在钱包里放得有点儿变了色，但是还能看出。在那个地址住的女孩儿准确点说，不算是妓女什么的，不过偶尔也愿意客串一下，上普林斯顿的那个家伙告诉我的。他有次带她去了在普林斯顿举办的一场舞会，差点为此被学校开除。她当过杂耍剧团的脱衣舞演员什么的。不管怎么样，我拿过电话机给她打了个电话。她的名字叫费丝·卡文迪什，住在第六十五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口的斯坦福·阿姆斯旅馆——没说的，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一开始，我以为她没在家还是怎么样，没人接电话。最后终于有人接了电话。

“喂？”我说。我把声音装得低沉，好不让她怀疑我的岁数。我总算还有副低沉的嗓音。

“喂？”是个女的声音，语气根本不是很友好。

“费丝·卡文迪什小姐吗？”

“你是谁？”她说，“谁他妈这么晚打电话给我？”

这句话可以说让我有点儿吃惊。“唉，我知道这会儿够晚的了，”我说，用的是很成熟的声音，“希望你能原谅我，我只是迫切想跟你联系上。”我把话说得很他妈亲切动人，真的。

“你是谁？”她问我。

“噢，你不认识我，我是埃迪·伯赛尔的朋友。他建议我要是来纽约，可以跟你聚一聚喝杯酒还是怎么样。”

“谁？你是谁的朋友？”乖乖，她在电话里真像是只母老虎，几乎他妈的跟我嚷着说话。

“埃德蒙·伯赛尔，也叫埃迪·伯赛尔。”我说，我也不记得他的名字叫埃德蒙还是埃德华。我跟他只有一面之交，就是在那次破派对上。

“我不认识谁叫那个名字，老兄。要是你觉得我喜欢半夜三更被吵醒——”

“埃迪·伯赛尔，上普林斯顿的，记得吗？”我说。

可以想象，她正在脑子里检索这个名字。

“伯赛尔，伯赛尔……上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大学？”

“没错。”我说。

“你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吗？”

“嗯，差不多吧。”

“噢……埃迪怎么样？”她说，“不过你这会儿给人打电话也真是的，天哪。”

“他还好，他让我向你问好。”

“嗯，谢谢。也请你代我向他问好，”她说，“他这人极好，现在在干吗？”突然，她显得很他妈友好。

“噢，你知道，老样子。”我说。我他妈怎么知道他在干吗？我跟他不过是点头之交，根本不知道他当时还在不在普林斯顿。“这么说吧，”我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哪儿喝杯鸡尾酒？”

“你究竟知不知道这会儿几点了？”她说，“对了，你叫什么？可以告诉我吗？”她突然带上了一点儿英国口音，“听着好像你岁数不大嘛。”

我笑了。“谢谢，这话我爱听。”我说——口气很他妈亲切，“我叫霍尔顿·考尔菲尔德。”我应该给她报个假名，但当时没想到。

“好，你瞧，考弗尔先生，我不习惯半夜三更跟人定约会。我是个上班族呢。”

“明天是星期天。”我告诉她。

“嗯，反正呢，我得睡个美容觉，你也明白这个理。”

“我想我们也许可以只喝一杯吧，现在又不算太晚。”

“嗯，你很可爱哦。”她说，“你从哪儿打的电话？现在到底在哪儿？”

“我？我在电话间。”

“噢，”她说，接着有半天没说话，“嗯，我也特想什么时候跟你见见面，考弗尔先生。你的声音听着很有魅力，听着你也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可是现在的确太晚了。”

“我可以去你那儿。”

“嗯，要在平时呢，我会说这样极好。我是说我会很希望你能过来喝一杯，可是我室友刚好病了，她整晚躺在那儿一眼没睡，我是说她这会儿刚睡着。”

“噢，真不巧。”

“你住哪儿？也许明天我们可以一块儿喝两杯。”

“明天不行，”我说，“只有今天晚上才行。”我真蠢，不该那样说的。

“噢，这样啊，那我可就太抱歉了。”

“我会替你向埃迪问好。”

“真的吗？我希望你在纽约过得愉快，这地方极好。”

“我知道，谢谢，晚安。”我说完挂了电话。

乖乖，我真的把事情全搞砸了，至少应该能跟她喝一两杯什么的。

十

当时还挺早，说不准几点钟，但也不会太晚。我不喜欢根本不困就躺到床上，就打开手提箱取出一件干净的衬衫，进浴室洗了一下后换上。我该干吗呢？我想到可以下楼去看看“薰衣草厅”里有他妈什么好玩的。这家旅馆里有间夜总会，名叫“薰衣草厅”。

换衬衫时，我他妈差点要给我的小妹妹菲比打个电话。我真想跟她通电话，跟她这么一个懂事的人。可我不能冒这个险，因为她还只是个小孩子，根本不会起床接电话，更别说到电话机旁边了。我想我可以在听到是我爸或我妈接电话时就挂断，不过那也不行，他们会知道是我打的。我妈不管怎么样都会知道是我打的，她能未卜先知。不过没说的，我真想跟菲比这丫头聊聊天。

你应该见见她，你这辈子都不会见到哪个小孩儿像她这样，又漂亮又聪明。她真的很聪明，我是说上学以来，她得的全是A。事实上，我在我们家最笨。我哥D. B.是个作家，我弟弟艾里——就是死去的那个，我跟你说过——是个奇才。比较起来，我是唯一一个实打实的笨蛋。你真该见见菲比这丫头。她的头发颜色偏红，有点像艾里的，夏天时剪得很短，那时候她会把头发拢在耳后。她的耳朵长得小巧玲珑。不过到了冬天，她就把头发留得很长。我妈有时给她扎辫子，有时不扎，那样也很好看。她才十岁，长得很瘦，像我一样，可是她瘦得好看，是溜冰女孩的那种瘦。有次我隔着窗户看她穿过第五大道去公园，她就那副样子，像溜冰女孩那样苗条。你会喜欢她的，我是说如果你跟菲比丫头说什么事，她总是能准确理解你的意思。我是说你甚至可以带她去任何地方。比如说，如果你带她去看的是一部糟糕的电影，她能看出它糟糕。如果你带她去看的电影很好，她也会知道电影很不错。D. B.和我带她去看过一部法国电影——《面包师的妻子》，雷米主演，她喜欢得要命。可她最喜欢的，还是《三十九级台阶》，罗伯特·多纳特主演。她对这部破电影记得滚瓜烂熟，因为我带她去看过十遍左右。比如说，当多纳特从警察那儿逃脱，进入一间苏格兰农舍后，菲比会大声跟着电影说话，就是里面那个苏格兰人说“你能把鲱鱼吃完吗？”时。她记住了电影里的每一句对白。当里面的教授——实际上是个德国间谍——向多纳特举起他那根中间关节少了一块的小指时，菲比已经比他抢先伸出手指——她在黑暗中向我举起她的小指，就在我面前。她很不错，你也会喜欢她的。不过她唯一的毛病，是偶尔过分热情，对一个小孩儿来说，感情太丰富了，真的。她还会做别的事，一有空就写书，只是都没写完，全是关于一个名叫黑兹尔·韦瑟菲尔德的小孩儿，菲比却拼写成哈兹·韦瑟菲尔德。此人是个女侦探，按说是个孤儿，不过她爸经常出现，总是“一位高大英俊的绅士，二十岁上下”，让我乐死了。菲比这丫头，我向上帝发誓，你会喜欢她的。她甚至一丁点儿大时，就已经很聪明了。我和艾里以前经常带她去公园玩，特别是在星期天。艾里有艘帆船模型，经常星期天带到公园玩，我们就经常也带菲比丫头去。她戴着白手套，走在我们俩中间，大小姐似的。我和艾里随便聊起什么时，菲比这丫头一直在听。有时我们会感觉不到她在旁边，因为她太小了，但是她会让你知道她在旁边。她老是打断我们的话，把我或是艾里推一下问：“谁？谁说的？是鲍比还是那个小姐？”我们就会告诉她是谁说的，她会“噢”一声，然后继续听我们聊天。艾里让她给迷死了，我是说艾里也很喜欢她。她现在十岁了，不再是个丁点儿小孩儿。可她还是让谁都喜欢得要命——反正有点脑子的都会。

总之，她是那种你总想跟她在电话里聊天的人，可我很担心是我爸或者我妈接的电话，那样他们就会发现我在纽约，而且被潘西开除了等等。所以我只是穿上衬衫，收拾好后就坐电梯下到大堂看看。

除了几个像是拉皮条的家伙和婊子样的金发姑娘，大堂里几乎别无他人，但是听得到“薰衣草厅”里有乐队在奏乐，我就进去了。里面人不是很多，但他们还是给我找了个糟糕的位子——在最后边。我应该拿一块钱在领位侍者的鼻子下面晃晃。在纽约，乖乖，钱真能通神——这可不是开玩笑。

乐队很臭，是巴迪·辛格的乐队，铜管乐味道很重，但不是好的铜管乐——而是过时的那种。里面很少有我这样岁数的人，事实上我这样的一个也没有，主要是那些带着女朋友、一副人前炫耀模样的老头儿，只有邻桌那里坐着三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她们都长得很丑，戴的帽子让人一看就知道她们不是真正的纽约人，其中一个倒不算太差，金发的那个。她有点儿可爱的样子，就是金发那个，我就暗暗用眼神撩她。但就在那时，侍者过来问我点什么。我点了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并跟他说别混起来。我说得很利索，因为如果你哼哼唧唧地点，他会觉得你不足二十一岁，不卖给你可以晕乎一下的烈酒。可我在他那儿还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对不起，先生，”他说，“您有没有能证明年龄的证件？也许您带了驾驶执照？”

我冷冷地瞪着他，就好像他他妈极度侮辱了我。我问他：“我看着像不到二十一岁吗？”

“对不起，先生，但是我们有我们的——”

“好了，好了，”我说，我琢磨那就他妈算了，“给我拿杯可乐吧。”他转身要走，我又把他叫回来。“你就不能往里面少掺点儿朗姆酒什么的？”我问他，语气很亲切，“我不能坐在这种俗气地方不让自己晕乎一下，你就不能往里面掺点儿朗姆酒什么的？”

“很抱歉，先生……”他说着撂下我走掉了，我没跟他争执。他要是被抓到卖酒给不到年龄的年轻人，就会丢饭碗，而我他妈就是这样的年轻人。

我又开始跟邻桌三个巫婆样的女人递眼神，就是长着金色头发的那个，对另外两个那样，完全是饥不择食的缘故。但我表现得还不算很下流，只是冷冷地瞟她们三个人而已。她们怎么样呢？我那样看她们时，她们只是蠢蛋似的咯咯傻笑，大概觉得我太小了，不该跟人瞄来瞄去，我真他妈气坏了——本来别人还会觉得我想娶她们还是怎么样呢。她们那样取笑过我之后，按说我应该摆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可麻烦的是当时我想跳舞。有时候我很想跳舞，那会儿就是。这么着，我突然侧过去一点说：“你们哪位想跳舞吗？”我说得并不粗鲁，事实上彬彬有礼的，可是真他妈的，她们觉得我那样说是紧张过度，咯咯笑得更厉害了。我不是开玩笑，她们真的是三个蠢蛋。“来吧，”我说，“我跟你们一个一个跳，好吗？怎么样？来吧！”我当时真的想跳舞。

最后，还是那位金发女郎站起来跟我跳舞，因为都看得出我其实只是邀请她。于是我们两人就走到舞池那儿，另外两个丑八怪简直要笑出毛病。当时我肯定对她们冷冰冰的，才懒得搭理她们呢。

不过还算值得，那位金发女郎算是个跳舞好手。在跟我跳过舞的女孩儿里头，她算是跳得最棒的之一。我不是开玩笑，有些蠢不可及的女孩儿跳起舞来真能让你目瞪口呆。要是跟一个聪明的女孩儿跳舞，有一半的可能，她会领着你在舞池里跳来跳去，要么跳得很糟糕，那最好还是跟她坐着一起喝醉算了。

“你跳得真好，”我告诉这位金发女郎，“你应该专门干这行，我不是开玩笑。我有次跟职业跳舞的一起跳，她跳得只有你一半好。你有没有听说过马尔科和米兰达？”

“什么？”她问我。她根本没听我说话，眼睛只是扫来扫去。

“我问你有没有听说过马尔科和米兰达？”

“我说不上来，没有，我说不上来。”

“唔，他们是跳舞的。就说那个女的吧，她不太红。虽然她该会跳的全会，可还是不怎么红。你知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儿是真正的跳舞高手？”

“你说什么？”她问我。她根本没听我说话，不知道她的心思正在这间舞厅的哪儿转悠呢。

“我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儿是跳舞高手？”

“嗯——嗯。”

“哎，就像我这样，把手放在她背上，如果我感觉不到手下面有屁股、腿、脚，什么也没有的话——那她就是个跳舞高手。”

可她没听，我也半天没跟她说话，我们只是跳舞。天哪，这个糊涂蛋女孩舞跳得可真好。巴迪·辛格跟他的烂乐队在演奏《就是那种事》，这首曲子尽管让他们糟蹋得不轻，可是毕竟还剩了点儿味道，这是首很棒的曲子。跳舞时，我没玩什么花样——我最讨厌那种在舞池里卖弄万般花样的人——可我带着她跳舞移动的范围也不小，她一步都没落下。好笑的是，我以为她也喜欢，直到她突然迸出一句：“我跟朋友昨天晚上看见彼得·洛尔了。”她说：“就是那个电影演员，他本人。他当时在买报纸，挺可爱的。”

“你们运气不错，”我告诉她，“你们真的是，知道吗？”她真是个蠢蛋，可是舞也跳得真好。我实在忍不住，就在她的笨脑袋顶上轻轻亲了一下——你也知道——就在主管愚蠢的那块上，可是那样做让她生气了。

“嗨！你什么意思嘛？”

“没什么，没什么意思。你舞跳得真好。”我说，“我有个小妹妹，上他妈四年级。你跳得跟她不相上下，她可以说是古往今来跳得最好的。”

“说话注意点儿，好不好？”

乖乖，遇到淑女了。天哪，她是个女王。

“你们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可她没答话，我想她正忙着眼睛扫来扫去，看彼得·洛尔老兄来了没有。

“你们从哪儿来的？”我又问她。

“什么？”她说。

“你们从哪儿来的？不想说算了，我也不想让你紧张。”

“华盛顿州西雅图。”她说。她能告诉我，算是给了我很大一个面子。

“你真够健谈的，”我告诉她，“你知道吗？”

“什么？”

我就此打住，反正她也理解不了。“他们来支快曲子的话，我们跳点儿吉特巴好不好？不是那种过时的，不用蹦起来还是怎么样——而是优雅轻松的。如果是快曲子，那些老头儿和胖子都会坐下，够地方，好不好？”

“我无所谓，”她说，“嗨——你究竟多大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来气了。“天哪，你就别扫兴了。”我说，“我十二岁，岂有此理，我长得老成点儿。”

“听着，我跟你说过，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她说，“你再这样跟我说话，我就去跟我的朋友们坐一块儿，你也知道。”

我一道歉就道个没完，因为那时乐队奏起一支快曲子。她跟我跳起了吉特巴——不过特别优雅轻松，不显得俗气。她真的很棒，只需要搭着她就行了。转圈时，她小巧的屁股扭来扭去，好看至极。说真的，她完全迷住了我。到我们坐下时，我快爱上她了。女孩儿就这样，每次她们做出什么漂亮事，虽然她们长得未必很顺眼，要么甚至有点儿蠢，可你还是几乎要爱上她们，从来是他妈找不着北的感觉。女孩，天哪，她们能让你疯掉，真的。

她们没邀请我坐到她们那张桌去——主要是因为她们太无知了——不过我还是去她们那边坐下了。跟我共舞的金发女郎叫伯尼斯什么的——姓克莱布斯或是克雷布斯，另外两个样子丑的名叫马蒂和拉弗内。我告诉她们我叫吉姆·斯蒂尔，只是他妈的觉得好玩。后来我就试着跟她们进行稍微有点儿层次的聊天，但实际上不可能，除非强迫她们。我简直分不出她们三个里头谁最蠢。她们三个人的眼睛都在这间破厅里扫来扫去，好像在盼着随时会进来一大帮破电影明星。她们很可能以为那些电影明星到纽约后，只在“薰衣草厅”晃悠，而不是去斯托克夜总会或者“摩洛哥”那种地方。不管怎么样，我花了半个小时左右，才打听清楚她们在西雅图是干吗的。她们都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我问她们是不是喜欢自己的工作，可是你又能指望这三个糊涂蛋能有什么像样的回答？我以为丑的两个——马蒂和拉弗内是姐妹，可是我问起时，她们觉得很受侮辱。看得出，她们谁也不乐意长得像对方，也不能怪她们，这事儿反正很好玩。

我跟她们都跳了舞——所有三个——轮流跳。那个长相难看的拉弗内跳得还不算太差，但是另一个，马蒂，差得简直令人忍无可忍，跟她跳，就好像拽着自由女神像跳舞。跟她拽来拽去跳舞，想得到一点儿乐趣，就只能找点儿乐子。我告诉她我刚才看见电影明星加里·库珀了，就在舞池那边。

“哪儿？”她问我——激动得要命，“哪儿？”

“噢，你刚好错过了，他刚出去。我说的时候你干吗不看？”

她几乎停下来不跳了，目光开始越过众人的头顶到处看来看去，想找到他。“噢，真糟糕！”她说。我几乎伤透了她的心——真的。我因为跟她开这种玩笑，真他妈后悔得不得了，跟有些人开不得玩笑，即便是他们活该。

可是还有很滑稽的事儿呢。我们回到座位上后，马蒂这妞儿跟另外两位说加里·库珀刚走出去。乖乖，拉弗内和伯尼斯这俩妞儿听了几乎要自杀。她们全都兴奋起来，问马蒂有没有看到他。马蒂这妞儿说她只是瞥到了一眼，她让我乐死了。

酒吧那天夜里就要打烊了，我赶在打烊前，给她们每人买了两份酒，自己也又要了两份可乐。那张破桌子上放满了玻璃杯，一片狼藉。那个丑样的拉弗内一直跟我开玩笑，因为我只喝可乐，而她还挺有幽默感。她和马蒂喝的是杜松子果汁酒——在十二月中旬，真是岂有此理，她们根本不懂。金发女郎伯尼斯要的是波旁白兰地加冰，还真的干掉了。她们三个一直在用眼睛搜索电影明星，很少说话——彼此间也是。马蒂这妞儿说的话比另两位要多，但她总说着俗里俗气、令人生厌的话，就像称呼厕所为“小姑娘的房间”那种话，还觉得巴迪·辛格的乐队里那个又老又不中用的单簧管手很棒，在他站起来不冷不热地来段独奏时。她称他的单簧管为“甘草棍”，真够俗气的。另一位长相难看的拉弗内自以为说话很风趣，一直催着让我给我爸打电话，看他那天晚上在干吗。她还一直追问我爸有没有女朋友，问了四遍之多——没错，够风趣的。伯尼斯这妞儿，就是金发那个，几乎从不说话，每次问她什么话，她总要来一句：“什么？”这样过上一阵子，就会让人来气。

她们喝完酒后，突然三个人一起在我面前站起来，说是该睡觉了，第二天要一大早去看无线广播城综艺剧场的首场演出。我劝她们多待一会儿，可是她们不肯，我只好跟她们说再见。我说如果去西雅图，我会找时间去看她们，但我怀疑不会，我是说去看望她们。

包括香烟什么的，账单上的数额大概是十三块。我觉得她们至少应该表示一下嘛，要为我和她们坐到一起前她们喝的酒付账——当然我也不会让她们出，可是她们至少应该提一下。我无所谓，只是她们太无知，戴的帽子又那么难看，花里胡哨，还有什么要起早去无线广播城综艺剧场看首场演出的事，让我觉得没劲。如果有谁，比如说哪个女孩子戴着难看的帽子，一路来到纽约——天哪，是从华盛顿州西雅图来的——就为起早去看无线广播城综艺剧场的首场演出，这种事没劲儿得让我受不了。要是她们没告诉我那个，给她们三个买一百份酒我也愿意。

她们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薰衣草厅”，反正快打烊了，乐队已经收场好久。首先呢，这种地方差劲得要命，让人待不下去，除非跟一个舞跳得特别好的人在一起，要么侍者让你点真正喝的，而不是可乐而已。除非能买点烈酒来喝醉，或者跟一个让你神魂颠倒的女孩儿在一起，否则世界上没有一家夜总会能让人久待。

十一

去大堂的半路上，我突然又想起了简·加拉格尔这妞儿，想起来就放不下。我坐在大堂里那把让人看一眼就会呕吐的椅子上，想着她和斯特拉雷德坐在混蛋埃德·班基的汽车里的情形。虽然我他妈很肯定斯特拉雷德没跟她干——我太了解简这妞儿了——心里却还是放不下。我太了解她了，真的。我是说包括跳棋，凡是运动她都挺感兴趣。我认识她之后的那年整个夏天，我们几乎每天上午都打网球，下午打高尔夫球。我真的特别了解她，我指的不是身体方面什么的——不是那方面——可我们见面特别频繁。了解一个女孩儿，并不一定自己得很好色。

我怎么会认识她呢？是这样的，她家养的道伯曼良种狗经常跑到我们家草地上拉屎拉尿，我妈很恼火，打电话给简的妈妈大吵了一通——我妈碰到这种事情会大吵大闹。之后过了两天，我看到简趴在俱乐部的游泳池边，就跟她打招呼。我知道她和我们是邻居，但之前我们从来没说过话还是怎么样。我跟她打招呼时，她冷冰冰的。我费了他妈的大半天劲儿才让她相信，我他妈才根本不在乎她的狗在哪儿拉屎拉尿呢，叫我说，它就是拉到我家客厅里也行。不管怎么样，反正后来我和简成了朋友。当天下午，我们就在一起打了高尔夫球。她打丢了八个球，我还记得，八个啊。我花了很多时间教她至少在挥棒击球时别闭眼。在我的帮助下，她的球艺总算有了长足的进步。我打高尔夫球特在行，如果我告诉你我多少杆就能打完一场，你大概不会相信。我有次差点儿上了一部电影短片，但最后关头改了主意。我琢磨像我这么一个对电影深恶痛绝的人，如果让他们拍进电影短片，那我就是个虚伪的人。

简这妞儿，是个有趣的女孩儿。我并不想把她形容得很漂亮，可是我完全被她迷住了。她有点儿饶舌，我是说在说到一件让她激动的什么事时，她的嘴巴会上下翻飞，包括嘴唇什么的都是，逗死我了。她的嘴巴从来没有合严实过，总是张开一点点，特别在她打高尔夫做击球动作时，另外在看书时也是那样。她总是在看书，而且看的是很好的书，还看很多诗。除了我的家里人，我只给她看过艾里的手套，就是上面写满诗的那只。她从来没见过艾里，因为那是她在缅因州过的第一个夏天——之前那个夏天，她去的是科德角——我跟她说过很多关于艾里的事，她喜欢听。

我妈不是很喜欢她，我是说在简和她妈没跟她打招呼时，我妈老觉得那是怠慢她。我妈经常在村子里遇到她们，因为简经常和她妈开她们家那辆拉萨雷尔牌敞篷汽车去市场。我妈根本不觉得简漂亮，可是我觉得她漂亮，我就是喜欢她的样子，这就够了。

我记得有天下午，那是我和简这妞儿接近搂脖子亲热的唯一一次。那天是星期六，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在她们家的走廊上——她们家有条用玻璃跟外面隔开的宽走廊。我们在玩跳棋。我喜欢时不时跟她开个玩笑，因为她把王棋全放在后排不动。可是我没有跟她过分开玩笑，谁也不会跟简这样的小女孩儿过分开玩笑。我觉得只要有机会，我很喜欢跟女孩儿开玩笑，把她们搞得狼狈不堪，好玩。我最喜欢的女孩，是那种我从来不太想跟她们开玩笑的女孩，有时候我觉得她们也喜欢你跟她们开开玩笑——实际上，我知道她们喜欢——但是如果你已经认识她们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从来没跟她们开过玩笑，这个头就难开。好了，我还是跟你说说我那天下午是怎样跟简接近搂脖子亲热的吧。当时雨下得特别大，我和她待在她家的走廊上，她妈嫁的那个醉鬼突然走到走廊这边问简家里有没有烟。我跟他不熟，但他看上去是那种除非为了从你这儿得到什么，否则就不会跟你多说话的人，他的为人很差。在他问知不知道家里哪儿有烟时，简这妞儿没搭理他。他又问了一遍，简还是没理，根本没抬头。最后那个家伙又进屋了。他走了后，我问简到底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她连我也不搭理。她装作好像在专心思考下步棋该怎么走。接着突然，一滴眼泪啪的一下砸到棋盘上，就在红色那格里——乖乖，现在我好像还能看到。她只是用手指把那滴眼泪抹得渗进了棋盘。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心里不安得要命。我怎么做的呢？我过去让她在沙发椅上挪挪好让我坐下——我几乎坐到了她的大腿上。后来她就真的哭了起来。接下来我所记得的，是到处亲她——哪儿都亲——眼睛、鼻子、前额、眉毛……还有耳朵——除了嘴巴以外的整张脸，她好像不让我亲到她的嘴。总之，那就是我们最接近搂脖子亲热的一次了。过了一会儿，她起身进屋换了一件红白色羊毛衫，我觉得漂亮极了。我们就去看了场破电影。在路上，我问她卡达希先生——是那个酒鬼的名字——有没有对她不轨。她年龄很小，可是身材极好，换了我，根本就不会走过卡达希那个杂种的面前让他看见。可她说没有，我从来没弄清楚究竟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对有些女孩儿，你简直永远他妈的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不想就因为她从来不跟我搂脖子亲热或者胡闹，而给你一种印象她是那种冷冰冰的人还是怎么样，不是的。比如说，我经常跟她手拉手，我也知道那听起来算不上什么，可是跟她拉手的感觉真的是美妙无比。大多数女孩儿你要是拉住她们的手，她们的手在你手里就他妈死掉了一样，要么她们觉得手非得不停地动来动去，好像害怕让你感到厌烦还是怎么样。简跟她们不一样。我们会在开始看一场破电影或者干吗时，很快就拉起手，直到电影放完，一直没动，也不大做文章。跟简在一起，根本不用担心我的手出不出汗，知道的就是自己快乐，真的。

我刚好还想起另外一件事。有次在看电影时，简做了件让我激动不已的事。当时正在放新闻片什么的，我突然感觉脖根处搁了一只手，是简的手。这件事很有意思，我是说简还很小，你如果看到一个女的把手放在别人的脖子上或背上，她们会有二十五到三十岁左右，而且通常是对她们的丈夫或者小孩子那样——我偶尔跟我妹妹菲比这样。可是如果这个女孩儿的岁数很小还是怎么样，她这么做，就太舒服了，让你几乎开心得要命。

总之，这就是我坐在那把样子让人恶心欲吐的椅子上想起来的事。这个简啊，每次想到她跟斯特拉雷德一起坐在混蛋埃德·班基的汽车里，就几乎能让我发狂。我知道她根本不会让斯特拉雷德占到什么便宜，却还是能让我发狂。说实话，我根本不想谈这个。

大堂里几乎没人，连那几个婊子样的金发女郎也看不到了。我突然想他妈离开这个破地方，这儿太让人沮丧了。我也不犯困还是怎么样，就回房间穿上了我的外套。我还往窗外看了一眼，看那些变态佬是不是还在行动，可那边灯全关了。我又坐电梯下去，打了辆的士，跟司机说我要去厄尼夜总会。厄尼夜总会是位于格林威治村的一家夜总会，我哥D. B.没去好莱坞卖身前，去那儿去得挺勤，偶尔还带我一块儿去。厄尼是个弹钢琴的黑人大胖子，极其势利。除非你要么是个厉害角色，要么是个名流什么的，否则他根本不会搭理你，不过他的钢琴弹得确实好，事实上好得甚至有点儿俗气。我也说不好我这话具体指的是什么，可是我还是要这么说。我当然喜欢听他弹琴，可有时候真想上去掀了他的钢琴。我觉得原因是他弹琴时，有时听上去好像他就是那种人，除非你是个厉害角色，否则就不会搭理你。

十二

我搭的这辆的士可真够旧的，有股气味，好像有人刚刚吐在里面。很晚时，不管去哪儿，我打到的的士上总会有这种恶心人的气味。更糟糕的是外面很静、很荒凉，就连星期六夜里也是这样。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只是偶尔能看到一男一女在过马路，互相搂着腰还是怎么样。要么有一群流氓模样的家伙跟他们的女朋友在一起，为了根本不算有趣的事，全都笑得跟野狼似的。半夜还有人在大街上大笑，这纽约也太恐怖了。几英里外都听得见，让人感觉很孤单，很沮丧。我一直想着能回家跟菲比丫头吹会儿牛多好。后来，在车上坐了一会儿后，我跟的士司机聊上了。他叫霍维茨，比上一个的士司机要好得多。不管怎么样，我想他也许知道那些鸭子的事。

“嗨，霍维茨，”我说，“你有没有路过中央公园的湖那儿？中央公园最南边？”

“什么地方？”

“湖。就是那个小湖，那儿有些鸭子，你知道。”

“对，怎么了？”

“那你是知道在那儿游来游去的鸭子了？春天还有别的时候会有的？也许你知道它们冬天去哪儿了？”

“谁去哪儿了？”

“鸭子。也许你知道？我是说会不会有人用卡车什么的把它们运走了？要么它们自己飞走了——去南方或者别的地方？”

霍维茨老兄把身子完全扭过来看着我，他是那种很没耐心的人，又不算坏人。“我他妈怎么知道？”他说，“我他妈怎么会知道这种破事儿？”

“哎，别来气嘛。”我说，他是有点儿来气了。

“谁来气了？谁也没有来气。”

我不跟他说话了，谁叫他他妈的这么敏感。可是他自己又先开口，再次完全扭过来说：“鱼哪儿也不去，就留在老地方，那些鱼，就待在破湖里边。”

“鱼——那不一样。鱼另当别论，我说的是鸭子。”我说。

“有什么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霍维茨说。不管说什么，他的口气听上去都像是为什么事来气。“跟鸭子比起来，对鱼来说冬天是更难过点儿。岂有此理，你动动脑子吧，岂有此理。”

我沉默了有一分钟，然后说：“好吧，可是当湖里全结了冰，人们能在上面滑冰时，那些鱼呀什么的怎么过？”

霍维茨老兄再次转过身子。“他妈的什么叫怎么过？”他对我嚷着，“原来在哪儿还在哪儿，岂有此理。”

“它们不能对冰只是视而不见，不能只是视而不见啊。”

“谁视而不见了？谁也没有视而不见!”霍维茨说，他变得很他妈激动，我担心他会把车一家伙撞上路灯柱什么的。“它们就活在他妈的冰里面，那是天性，天哪。它们整个冬天就冻在一个地方。”

“是吗？那它们吃什么？我是说如果它们冻得硬邦邦的，没办法游来游去找吃的还是怎么样。”

“它们的身体呀，岂有此理——你是怎么回事？它们的身体会吸收进营养什么的，就是直接从他妈海草什么的玩意儿那里。它们身上的孔一直开着，这就是天性，岂有此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再次他妈的完全扭过来看着我。

“噢。”我说。我不再多说，担心他会把这辆破的士报销还是怎么样。再说，他这人敏感成这样，跟他讨论什么事情绝对不愉快。“你有没有兴趣停下来跟我去哪儿喝一杯？”我说。

可是他没搭理我。我想他还在琢磨，就又问了他一遍。他是个挺不错的家伙，挺让人开心。

“我没时间喝酒，伙计。”他说，“你他妈才多大岁数？干吗不回家睡觉？”

“我不困。”

我在厄尼夜总会门口下车并付过车费后，霍维茨老兄又提起了鱼，他肯定也是念念不忘。“听着，”他说，“如果你是一条鱼，大自然母亲当然会照顾你，对不对？你不会以为那些鱼到冬天就死掉吧？”

“不会，可是——”

“你他妈说对了，死不了。”霍维茨说完就开着车一溜烟跑掉了。他可能是我遇到的最敏感的家伙，不管说什么，都让他来气。

尽管已经很晚，厄尼夜总会这地方还是人挤人。多数是上中学和大学的蠢材。世界上几乎每所破学校都比我上的那所学校圣诞节放假早。人很多，几乎没法寄存外套。不过那儿挺安静，因为厄尼正在弹钢琴。他坐在那张琴凳上时，好像那按说是件神圣的事，天啊，他弹起琴来无人可比。另外还有大约三对人跟我一样在等位子，都一直又推又挤、踮着脚尖，只为看一眼老厄尼弹琴时的样子。有他妈一面大镜子放在钢琴前，还有大聚光灯对着他，好让大家看得见他弹琴时的脸。看不到他弹琴的手指，只能看到一张又大又老的脸。真是不得了。我不太清楚我进去时他弹的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他算是彻底改变糟蹋了这首曲子。高音地方，他总是要加上一些愚蠢的、卖弄性的颤音，另外还加上许多花里胡哨的玩意儿，让我很厌恶。你该听听那群人在他弹完一曲后的反应，让人想吐。他们为之疯狂，跟那种看电影时看到并不怎么好玩的地方就笑得跟野狼似的蠢蛋没什么两样。我向上帝发誓，如果我是个弹钢琴的或者演员什么的，而那些笨蛋认为我很厉害，我是不会喜欢的。我根本不希望他们为我鼓掌。人们老是为不该鼓掌的鼓掌。我要是个弹钢琴的，会躲在他妈的柜子里弹。不管怎么样，他一曲弹完，每个人都拍烂了巴掌。老厄尼在凳子上扭过身子，鞠了个很虚伪、很谦卑的躬，好像他除了是个厉害的钢琴家，还是个很他妈谦卑的家伙，很虚伪——我是说对他这样一个很势利的人来说。虽然说起来有点儿可笑，可是他弹完后，我还真的有点儿为他感到可惜，甚至认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弹对。这也不能全怪他，我认为部分责任应该归于那些拍烂巴掌的笨蛋——只要给他们机会，谁都能让他们毁掉。反正那些事又让我感到沮丧而且恶心，我他妈差点儿取回我的外套回旅馆，可那时还是太早了，我不太想自个儿待着。

后来，他们终于带我到一张很差劲的桌子那儿，背靠着墙，前面有根破柱子挡着，坐在那儿什么也看不到。那张桌子很小，要是邻桌不肯起身让路——他们从来不肯，那些混蛋——你简直得爬到你的椅子那边。我要了威士忌和苏打水，那是除了冰冻代奎里斯酒之外，我最喜欢喝的。你只要有六岁左右，就能在厄尼夜总会里要到烈酒。这儿灯光很暗，况且没人管你几岁。你甚至可以是个吸毒的瘾君子，没人管你。

我被一群蠢材所包围，不是开玩笑。挨着我左侧的另外一张小桌那儿——几乎就在我头顶上——坐着一个长相滑稽的家伙和一个长得同样滑稽的女孩。他们跟我岁数差不多，也可能大上一点儿。真好笑。看得出，他们小心翼翼，不敢把一丁点儿酒很快喝完。因为我也没别的事情可做，就听了一会儿他们的谈话。那个男的在跟女的说那天下午他看的一场职业橄榄球赛，把整场比赛说得巨细无遗——我不是开玩笑，我从来没听过谁说话像他那样无聊。听得出，他的女伴对这场破比赛根本没兴趣，可是她长得比他还滑稽呢，所以我估计她还非听不可。长相实在难看的女孩日子不好过啊，有时候我很同情她们。有时候我根本没法瞧她们一眼，特别在她们跟那些笨蛋在一起时，还得听他喋喋不休地谈论一场破橄榄球赛。我右边人们的谈话更差劲。我右边这位长得很像那些上耶鲁大学的家伙，穿了套灰色法兰绒西装，还有件样子有点儿同性恋味道的塔特苏料子的背心，在名牌大学上学的混蛋全那副模样。我爸想让我上耶鲁或是普林斯顿什么的，可是我发誓就算我要死了，那种名牌大学我还是一所都不会去上，要命。那个耶鲁生模样的家伙跟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在一起。乖乖，她长得真好看，可是你该听听他们聊的是什么。首先呢，他们都有点儿醉意。男的在干吗呢？他一边在桌子下面对她摸摸索索，一边说他们宿舍有个家伙吞了一整瓶阿司匹林，差点儿自杀的事。他的女友一直在说：“太可怕了……别，亲爱的，请别那样，别在这儿。”想想看吧，一边对人家摸摸索索，一边又跟她说谁谁自杀的事！这两位，把我乐死了。

我一个人坐在那儿，不用说感到百无聊赖，除了抽烟、喝酒，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不过我让那个侍者问老厄尼愿不愿意过来跟我喝一杯，我让他告诉厄尼我是D. B.的弟弟，可是我想他根本没帮我带话，那种混蛋，从来不会帮你带话。

突然，有个女孩儿走过来说：“霍尔顿·考尔菲尔德！”她叫莉莲·西蒙斯，我哥有阵子跟她来往过，她有对大胸脯。

“嗨。”我说。我当然得试着站起来，可是在我坐的地方，起身不大容易。她跟一个海军军官在一起，腰杆笔直，好像脊梁上别了根拨火棒似的。

“见到你太棒了！”莉莲·西蒙斯那妞儿说，虚伪到了十分，“你哥怎么样？”她真正想知道的只是这个。

“他很好，在好莱坞。”

“在好莱坞？太棒了！他在干吗？”

“不知道，写东西吧。”我说。我不想多谈这件事，看得出，她觉得他去了好莱坞很了不起，几乎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可是大多数人从来没看过他的小说，想到这里真让我生气。

“太让人高兴了。”莉莲那妞儿说，然后就给我介绍那个当海军的家伙，叫布洛普中校什么的。他那种家伙自以为跟人握手时，要用劲大得能把别人的手指根根捏碎，方能避免被人当成同性恋。天哪，我真烦那一套。“你自个儿吗，小家伙？”莉莲那妞儿问我。她他妈把过道上来来去去的人几乎全挡住了，看得出她还挺喜欢那样。有个侍者在等她让开道，可是她根本没注意到，真有趣。看得出侍者不太喜欢她，就连那个海军军官也不太喜欢她，尽管他是在跟她约会。我不太喜欢她，没人会。让人不由得有点儿同情她。“小家伙，你没个女孩儿陪吗？”她问我。我一直站着，她根本没让我坐下来。她是那种能让人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的人。“他够帅吧？”她对那个海军军官说，“霍尔顿，你真是每时每刻都在越长越帅。”海军军官让她让开路，说她把过道挡严实了。“霍尔顿，跟我们一块儿坐吧，”莉莲那妞儿说，“带上你的酒。”

“我正要走呢，”我告诉她，“我得跟别人见个面。”看得出，她只是想笼络我，好让我向D. B.提起她。

“好吧，你这个小东西，随便你。见你哥跟他说我讨厌他。”

然后她就走了，那个海军的家伙跟我互相说了声“很高兴见到你”之类的话。这种事总让我特别恼火，我老是跟我一点儿也不高兴见到的人说“很高兴见到你”之类的话。可是如果你想混下去，这种话还非说不可。

在跟她说我要和别人见面后，除了开路，我他妈别无选择。我甚至没法多待一会儿听老厄尼弹些不高不雅的东西，但我当然绝对不想跟莉莲·西蒙斯这妞儿还有那个海军的家伙待一块儿，来把自己给烦死。所以我走了，但是在取外套时，这件事让我心里很窝火。总是有人来扫你的兴啊。

十三

我一路走回旅馆，整整四十一个街区。这样做不是因为想走路还是怎么样，更大程度上，是我不想再钻进钻出另外一辆的士了。就像有时厌倦了坐电梯，你会突然决定走路，不管多远或者多高。我还是个小孩子时，经常走上我们家的公寓，在十二楼。

不知道的话，根本看不出外面下过雪，人行道上几乎一点也没有，就是冷得要命。我从口袋里取出红猎帽戴上——我他妈才不管我模样如何呢，我连帽耳朵也拉了下来。我真想知道在潘西，是谁偷了我的手套，因为我的手很冻。倒不是说我知道是谁干的，就会如何如何，我是那种胆子很小的人，尽量不表现出来，可我真的胆小。比方说，要是在潘西发现是谁偷了我的手套，我很可能会走进那个小偷的房间说：“好吧，把手套交出来怎么样？”小偷很可能会用很无辜的语气说：“什么手套？”我会怎么做呢？我很可能会走到他的壁橱那儿，从比如说他的破胶套鞋里还是哪儿找到藏着的手套，会把手套拿到他面前问：“我想这他妈是你的？”小偷很可能会装出一副很虚伪、很无辜的样子说：“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双手套，是你的拿去好了，我才不想要这种破玩意儿呢。”然后我很可能只是在那儿站五分钟左右，戴好我的破手套。可我想做的，是应该照他下巴上来一拳还是怎么样——把他的破下巴打碎，问题只是我没胆量那样做。我会只是站在那儿，装出一副凶样子。我可能会怎么做呢？我可能会说些很尖锐、很难听的话来惹火他——而不是照他下巴上来一拳。不管怎么样，要是我说了什么尖刻难听的话，他很可能会站起来走到我跟前说：“喂，考尔菲尔德，你是不是说我是小偷？”然后呢，像“你他妈说对了，你是个偷东西的无耻杂种！”那种话我说不出来，而很可能会说：“我他妈反正知道我的手套到了你的破套鞋里。”这个家伙马上就拿准了我不会揍他，很可能会说：

“听着，讲清楚，你是不是说我是小偷？”我很可能会说：“谁也没说谁是小偷，我知道的，就是我的手套到了你的破套鞋里。”这样一来一往，可能搞上几小时。可是到最后，我会离开他的房间，根本没给他来一拳。我很可能会去厕所里偷偷吸根烟，看镜子里的自己变得越来越凶。总之，这就是我一路走回旅馆时脑子里想的事。当个胆量小的人不好玩，也可能我并非完全没胆量，说不上来。我觉得部分原因可能是我胆子小，部分是因为我是那种丢了手套根本不会太上心的人。我有个毛病，就是对丢东西这种事从来不是很上心——我还是小孩子时，这一点经常把我妈气得要命。有些家伙能花几天时间找丢了的东西，但好像从来没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丢了就会很在意。这可能就是我所说的，只有部分原因是胆小吧，可这不是什么理由，真的。做人应该无所畏惧，如果你觉得该给别人下巴上来一拳，而且你也可以说想那么干，那就应该干，我只是不擅于此。我宁愿把他推下窗口，或者拿斧头把他的脑袋剁下来，也不愿意在他下巴上来一拳。我讨厌比拳头。我倒不是很介意挨打——虽说我当然也根本不想那样——可是比拳头时，我最害怕的是对方的脸。看着别人的脸让我受不了，这是我遇到的麻烦，如果两个人都蒙着眼还是怎么样倒不算太坏。琢磨一下的话，你会觉得这是种好笑的胆小，可毕竟是，胆小就胆小吧，我不拿自己开玩笑。

我越想我的手套和自己胆小，就越是沮丧。走着走着，我决定在哪儿停一下喝点儿酒。在厄尼夜总会那边，我只要了三份酒，最后一份甚至没喝完。我有个特点就是酒量特大，情绪对头时，能喝上一整夜，还一点都显不出。有次在伍顿中学，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雷蒙德·戈德法布一起买了一品脱苏格兰威士忌，并在礼拜堂里没人时干掉了。他喝得浑身酒臭，而我根本没显出喝了酒，头脑很清醒，不晕。睡觉前我吐了，不是非吐不可——是我强迫自己吐的。

没到旅馆前，我正要走进一家样子邋遢的酒吧，两个喝得烂醉的家伙刚好出来，跟我打听怎么搭地铁。其中一个长得很像古巴人，给他们指路时，他一直往我脸上喷酒气。结果，我根本没进那家破酒吧，只是回到了旅馆。

整个大堂里空无一人，那里有股好像几百万个熄掉的雪茄烟头的气味，真的。我不困，但感觉有点儿糟糕，很沮丧，我几乎希望自己死掉算了。

后来，我一下子就惹上了大麻烦。

我走进电梯，开电梯的家伙上来就问我：“伙计，想不想开心一下？要么你觉得太晚了？”

“什么意思？”我问他，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想不想那个一下？”

“我？”我问道。那样回答很蠢，可是被别人当面问这种话真叫人难堪。

“你几岁了，老大？”这个电梯工问我。

“怎么了？”我说，“二十二。”

“嗯，好吧，要不这么着？你有没兴趣？五块一回，十五块一晚。”他看了看手表，“一直到中午。五块一回，十五块一直到中午。”

“好吧。”我说。这有违我的原则，但是我心里太沮丧了，根本没考虑。麻烦全在这儿，感觉很沮丧时，根本没办法思考。

“什么好吧？来一回还是一直到中午？你得告诉我。”

“来一回吧。”

“好吧，你住哪间房？”

我看我的钥匙上带着的红色东西，上面有我的房间号。“一二二零。”我说。我已经开始后悔让这一切开了头，但是已经晚了。

“好吧，我一刻钟内叫个女孩儿上去。”他打开电梯门，我出来了。

“嗨，她长得好不好？”我问他，“我可不想要个老太婆。”

“根本不会。放心吧，老大。”

“钱给谁？”

“给她。”他说，“去吧，老大。”他几乎贴着我的鼻子关上了电梯门。

我回到房间，往头发上抹了些水，我这种平头没法梳得好。然后我试了试嘴里臭不臭，因为抽了不少烟，还有在厄尼夜总会喝了威士忌和苏打水。我只用把手放嘴前面往上面呼气，鼻子就能闻得到，好像还不算臭。可我还是刷了牙，又换上一件干净衬衫。我知道不必为一个妓女什么的打扮得光光鲜鲜还是怎么样，不过那样也算有事可做。我有点儿紧张，欲望越来越强，但还是有点儿紧张。说实话，我还是个处男呢，真的。我以前倒真的颇有几次机会破身，可总是没过那道坎，总会遇到点什么事。比方说，如果是在那个女孩儿的家里，她父母经常回来得不是时候——要么是担心他们会回来。或者在别人的汽车后座上，前排总坐有别人的相好——我是说某个女孩儿——她老是想知道整辆破车里都在发生什么事，我是说前排那个女孩儿老是扭过头，看后面座位上有他妈什么好事。反正总会有什么事情。倒是有一两次我差点干上了，我记得特别有那么一次，可还是出了点岔子——我根本记不清是什么。问题是多数情况下，我几乎跟一个女孩儿干上时——我是说不是妓女什么的——她老是叫你停下来，我的毛病是我真的停下来，多数人才不会呢，可是我没法不停。我永远搞不明白她们是真想让你停呢，还是她们只是吓得要死，要么是她们尽管嘴上一直叫你停，目的却是等你真的干完后就归罪于你，而不是她们。总之，我每次都停下来。麻烦还在于，我会可怜起她们，我是说多数女孩儿总是又蠢又傻，在跟她们搂脖子亲热半天后，你能看着她们变得越来越没脑子。拿一个变得热情洋溢的女孩儿来说，真的会一点儿脑子都没了。我说不上来。她们叫我停我就停，老是在送她们回家后，我才后悔当初不停就好了，可还是每次都停下来。

不管怎么样，我在换上一件干净衬衫时，可以说想到某种意义上说，这会是我的大好机会。我想到既然她是个妓女，我可以在她身上先练练，以便结婚还是什么时候能用上。我有时会为那种事担心。在伍顿中学时，我读过一本书，里面有个很有深度、文雅而且好色的家伙，我还记得他叫布兰查德先生。那是本很糟糕的书，可是这位叫布兰查德的家伙很有能耐。他在欧洲的里维埃拉那儿有座大城堡，一有空就去搞女人。他是个真正的浪荡公子，倒是让女人迷恋不已。书里有一段，他说女人的身体就像小提琴什么的，只有很高明的音乐家才能拉好。那本书很俗气——我当时就感觉到了——可我还是对小提琴这个比喻念念不忘，说起来，这也算是我有点儿想练练的原因，以备某天结婚之需。《考尔菲尔德和他的魔琴》，乖乖，俗了，我意识到了，但是还不算太俗。我倒不介意在这方面棒一些。你真想知道，我就说句实话吧，有一半时间，我跟女孩儿瞎闹时，为找到想找的地方真他妈困难重重，太离谱了，你该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就说我那次差点儿跟她办成事的女孩儿吧，我跟你说过的。我花了几乎有一个小时，才把她的破胸罩扒下来，等到终于扒掉时，她就差往我脸上吐口水了。

就那么着，等妓女上门时，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一直希望她长得漂亮，可我也不是很在乎，有点儿只想干过了算。终于有人敲门，我去开门时，刚好被放在走道上的手提箱绊了一跤，差点让我他妈摔破了膝盖。我摔跤的时机总是绝佳，不是绊上手提箱就是绊上别的什么东西。

打开门后，那个妓女就站在那儿。她穿了件绒呢轻便大衣，没戴帽子。她可以说是个金发女郎，不过看得出她染过头发，倒是根本不老也不丑。“你好。”我说。乖乖，口气文雅得要命。

“你就是莫里斯说的人？”她说，语气好像他妈的不太友好。

“那个开电梯的？”

“对。”她说。

“对，没错。进来好吗？”我说。我有点儿变得越来越没那么冲动了，真的。

她进房间后，马上把外套脱掉，可以说是扔到了床上。她里面的衣服是绿色的。接着她在房间里跟桌子配套的椅子上侧着身子坐下来，开始上下晃动她的脚。她跷起二郎腿，一只脚开始上下晃动。作为一个妓女，她很紧张，真的。我想是因为她的岁数太他妈小了，跟我差不多。我坐在她旁边的一把大椅子上，请她抽烟。“我不抽。”她说，她声音很细，几乎听不见她在说什么。请她抽烟还是怎么样时，她一次也没说谢谢，根本不懂事。

“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吉姆·斯蒂尔。”我说。

“你有手表吗？”她说。她他妈才根本不关心我叫什么呢，这不用说。“嗨，你几岁了？”

“我？二十二。”

“有才怪呢。”

这话说得很有趣，好像她真的是个小孩儿。一般能想象妓女什么的会说“瞎说”或者“少来”，而不是“有才怪呢”。

“你多大了？”我问她。

“大得不会跟人说这个。”她说，真是会说话啊。“你有手表吗？”她又问了我一遍，然后站起身把衣服全拉过头顶脱下。

她那样做时，我自然感觉怪怪的，我是说她是突然那样做的。我也知道，如果有人在你面前站起身往上拉掉衣服，你的反应按说是很冲动，可是我没有。性冲动在我当时的感觉中，差不多最不明显，我那时心里的沮丧感远远超过了性冲动。

“嗨，你有手表吗？”

“没，没，我没有。”我说。乖乖，我感觉可真不自然。“你叫什么？”我问她。她现在身上穿的就剩一条粉色套裙，让人感觉很窘，真的。

“桑妮。”她说，“嗨，开始吧。”

“你不想聊会儿吗？”我问她。这话问得很孩子气，可是我当时感觉太他妈不自然了。“你很着急赶时间吗？”

她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神经病。“你他妈想聊什么？”她说。

“我说不上来，随便吧，我只是觉得你也许想聊会儿。”

她又坐到桌边那把椅子上，看得出她不太愿意。她又开始把脚晃来晃去——乖乖，她是个情绪紧张的女孩儿。

“抽根烟好吗？”我问她，忘了她不抽烟。

“我不抽烟。听着，你想聊就聊，我还有事呢。”

可我想不到聊什么，想问问她是怎么做了妓女等等，却不敢问，反正大概她也不会讲。

“你不是纽约人，对吧？”我最后说，想到的就这一句。

“好莱坞。”她说着起身走到她放外套的床那边，“你有没有衣服架？我不想把衣服全搞皱了，刚买的呢。”

“当然有。”我马上说，正巴不得起身干点什么呢，就把她的外套拿到衣橱那儿帮她挂好。说来有趣，帮她挂衣服时，我心里有种不舒服的感觉。我想到她走进一家店里买衣服，那儿谁也不知道她是个妓女什么的。买衣服时，售货员很可能以为她只是个普通女孩儿而已。太让我难过了——究竟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我又坐下来，想继续聊天，跟她聊天真是没劲儿。“你每天晚上都工作吗？”我问她——问了后才觉得这样问有点儿蠢。

“对。”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从桌子上拿起菜单看。

“你白天干吗？”

她微微耸了耸肩膀，她长得很瘦。“睡觉，看电影。”她放下菜单看着我，“嗨，开始吧，我没多少——”

“你看，”我说，“我今天晚上感觉不太好，说实话，我今天晚上很难受。我会给你钱的，你不介意我们不干那个吧？你很介意吗？”问题是，我真的不想干了。说实话，我心里的沮丧感超过了性冲动。她让我沮丧，她那件绿色外套也是。再说，我想我永远也不会跟一个整天看破电影的人干那个，真的觉得不能。

她走到我面前，脸上表情诡异，像是不相信我的话。“你怎么了？”她问我。

“也没什么。”乖乖，我越来越紧张，“是这样，我没几天前刚做了个手术。”

“是吗？在哪儿？”

“在叫‘勺骨’的什么地方。”

“是吗？那是他妈哪儿？”

“勺骨？”我说，“对了，其实是在脊椎管里，我是说在脊椎管里很深的地方。”

“是吗？”她说，“那可够呛。”说着就坐到我他妈的大腿上。“你很可爱喔。”

她让我很紧张，我继续扯谎扯得没边没沿。“我还在恢复期。”我告诉她。

“你长得像电影里的一个家伙，你知道是谁，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叫他妈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我说。她就是不肯从我他妈的大腿上下来。

“你肯定知道。那个跟梅尔文·道格拉斯在一块儿，演投球手的？梅尔文·道格拉斯的小弟弟？从小船上摔下来的那个？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不，我不知道，电影我能不看就不看。”

接着她就开始逗弄我，很下流。

“请你别弄了好不好？”我说，“我没心情，跟你说了，我刚动过手术。”

她还是没从我的大腿上下来，而是狠狠瞪了我一眼。“听着，”她说，“那个疯子莫里斯叫醒我的时候，我还在睡觉呢，你要是以为我——”

“我说过既然你来一趟，我会给你钱，真的会，我有不少钱，只是实际上，我正处于大手术的恢复期——”

“那你他妈干吗跟那个疯子莫里斯说你想找个女孩？要是你他妈刚刚在他妈哪儿动了手术，干吗还叫我来？嗯？”

“我本来以为感觉会好很多，估计得有点儿太乐观了。不开玩笑，对不起，你要是肯起来一会儿，我去把钱包拿过来，真的。”

她恼火得要命，可还是从我他妈的大腿上站了起来，好让我从抽屉里拿钱包。我抽出一张五块的递给她。“太谢谢你了，”我告诉她，“感激不尽。”

“这是张五块的，你得掏十块。”

看得出，她耍起花样了。我害怕的就是遇到这种事——真的怕。

“莫里斯说是五块，”我告诉她，“他说十五块一直到中午，一回只要五块。”

“十块一回。”

“他说是五块，对不起——真的——我只能出这么多。”

跟刚才一样，她稍微耸了耸肩，然后冷冰冰地说：“把我的外套拿过来好不好？要么太麻烦您了？”她真是个很可怕的小孩子，她的声音尽管才一点点大，还是能让你多少有点儿心惊胆战。如果她是个岁数大的妓女，脸上再化一副浓妆，给人的感觉就根本没这么可怕了。

我过去给她取出外套，她穿上后把床上的大衣捡了起来。“再见，废物。”她说。

“再见。”我说，没说谢谢什么的，没说挺好。

十四

桑妮这妞儿走后，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抽了两根烟。外面天色越来越亮。乖乖，我感觉太糟糕了，你想象不到我有多沮丧。我开始说话，好像是在大声说出来，说给艾里听，我很沮丧时，往往就会那么做。我一再说让他回家骑上自行车，然后在博比·法伦家门口跟我会合。在缅因州时，博比·法伦跟我家住得很近——那是几年前的事了，经过是这样：有一天，我和博比要骑自行车去西得比高湖，带着午饭什么的，还带了气枪——我们都还是小孩子，想着可以打什么东西玩。不管怎么样，艾里听到我们商量，也想去。我不让他去，说他还是个小孩儿。就这样，现在我偶尔感觉很沮丧时，会一再说给他听：“好吧，你回家骑上自行车，然后在博比家门口跟我会合。快点儿。”倒不是我以前去哪儿都不带他，我带的，只是那天没有。他没有不高兴——他从来不会为什么事不高兴——可是在我变得很沮丧时，仍会不停想着这件事。

不过最后我还是脱衣服睡觉了。躺上床后，我觉得应该做个祈祷什么的，可是没法做，我想做时常常没法做。首先呢，我算是个无神论者。我喜欢耶稣，但不是很喜欢《圣经》里别的绝大部分。就说十二门徒吧，说实话，我对他们烦得要命。耶稣死后他们还不错，可是耶稣在世时，他们对他不仅没用，反而碍事，所作所为总是让他失望。除了十二门徒，我几乎喜欢《圣经》里的所有人。说实话，除了耶稣，《圣经》里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疯子，就是住在坟墓里，老是用石块割伤自己的家伙。我喜欢他甚于喜欢十二门徒十倍，那个可怜的家伙。在伍顿中学上学时，我经常就此事跟别人争论，那是住在走廊尽头的一个家伙，名叫阿瑟·蔡尔兹。蔡尔兹这厮是个贵格派教友，老是在读《圣经》。他这个人很不错，我喜欢他，但是对《圣经》里的许多东西，我们就是意见不同，特别对于十二门徒。他总是说，如果我不喜欢十二门徒，就只能说明我根本不喜欢耶稣。他说因为十二门徒是耶稣挑选的，所以应该喜欢他们。我说我知道的确是耶稣挑选了他们，可他只是随意挑选了他们，他没时间到处去仔细鉴别每个人。我说我不是说错在耶稣还是怎么样，他没时间那样做并不怪他。我记得我问过蔡尔兹这厮他认为犹大——就是出卖耶稣那位——自杀后会不会下地狱。蔡尔兹说理所当然，我刚好在这点上跟他看法不一致。我说我可以跟他赌一千块，犹大从来没被耶稣打下地狱。如果我现在有一千块，这个赌我也照打不误。我想某位门徒可能这么干——而且是马上——可耶稣没这么干，我赌多少钱都行。蔡尔兹这厮说我的毛病就是不上教堂什么的。说起来，这句话说得没错，我的确不去。首先呢，我爸妈的信仰不同，我们家到我这一代全是无神论者。说实话，我根本受不了那些牧师。我上过的几所学校里，牧师开始布道时，全是一副慷慨激昂的架势。天哪，我真讨厌那样子。我就是不明白他们干吗不他妈自自然然地说话，他们开口时，听起来很虚伪。

总之，我躺在床上时，根本他妈的没法祷告。每次一开始，我就想起桑妮叫我废物时的情形。后来，我干脆在床上坐起来，又抽了根烟，味道很差。离开潘西后，我肯定抽了有两包。

突然，就在我躺着抽烟时，有人敲门。我一个劲儿希望敲的不是我的房门，但是我他妈知道得太清楚是我的。我说不好我怎么知道，可我就是知道，还知道是谁敲的呢，我能未卜先知。

“谁？”我问。我很害怕，碰到这种事我很胆小。

没说话，只是又敲起来，声音大了一点。

最后我只穿着睡衣下床去开门。我根本不用开灯，因为天已经亮了。站在那儿的，是桑妮和拉皮条的电梯工莫里斯。

“怎么了？你们想干吗？”我问他们。乖乖，我的声音颤抖得要命。

“没什么，”莫里斯这厮说，“只是要五块钱。”只有他说话，桑妮那妞儿只是站在他旁边，张着嘴巴。

“我给过她钱了，给了五块，问她吧。”我说。乖乖，我的声音颤抖得真厉害。

“老大，该是十块，我跟你说过的。十块一回，十五块一直到中午，我跟你说过的。”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一回是五块，十五块一直到中午，对吧？我清清楚楚听到你——”

“把门开大点，老大。”

“干吗？”我说。乖乖，我的心脏几乎他妈的要跳出嗓子眼。我真希望至少我是穿好了衣服，碰到这种事，只穿着睡衣太不像样了。

“快点儿，老大。”莫里斯这厮说着用他的脏手猛推了我一下，我他妈差点儿一屁股坐到地上——他是个五大三粗、狗娘养的家伙。后来我所记得的，就是他和桑妮都进了房间，看那架势，好像这个破地方是他们自己的。桑妮那妞儿坐到窗台上，莫里斯这厮坐在那把大椅子上，解开领子——他身穿电梯工的制服。乖乖，我真紧张。

“好了，老大，拿来吧，我还要回去干活呢。”

“我跟你说过有十遍了，我一分钱也不欠你们的。我已经给了她五——”

“少废话，拿来吧。”

“凭什么我得再给她五块？”我说，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你们想敲诈我。”

莫里斯这厮把制服上的扣子全解开了。他里面只穿了个衬衫假领，根本没穿衬衫什么的。他的肚子又大又肥，毛烘烘的。“谁也没有敲诈谁。”他说，“拿来吧，老大。”

“我不给。”

我说了后，他从椅子上起身向我走来，看上去就好像他很累很累，要么很烦很烦。天哪，我真的吓坏了。我记得我大概是抱着胳膊，我觉得如果我他妈不是只穿着睡衣，情况还没那么糟糕。

“拿来吧，老大。”他一直走到我跟前，我在那儿站着。他只会说这一句：“拿来吧，老大。”真是个蠢蛋。

“我不给。”

“老大，这可是你让我不得不对你动点儿粗了，我也不想，不过看来非得这么着。”他说，“你欠我们五块。”

“我不欠你们五块，”我说，“你敢动粗，我就会大叫，把旅馆里的每个人都吵醒，还有警察什么的。”我的声音颤抖得一塌糊涂。

“叫吧，把他妈嗓子叫破都行，没问题。”莫里斯这厮说，“你想让你爹妈知道你跟个婊子过了一晚上吗？就你这种大家公子？”他说话可真厉害，很难听，真的是。

“别烦我了。如果你当初说的是十块，那另当别论，可是你分明——”

“到底给不给？”他把我顶在那扇破门上，居高临下地对着我，他那毛烘烘的烂肚子就挡在那儿。

“别烦我了，快滚出去。”我说。我的胳膊还在抱着，天哪，我可真是个笨蛋。

这时桑妮头一次开了口。“嗨，莫里斯，想不想让我去拿他的钱包？”她说，“就放在那个什么的里面。”

“好吧，去拿。”

“别动我的钱包！”

“拿到了。”桑妮说，手里对我晃着五块钱，“看见了吗？我拿的只是你欠我的钱，我可不是小偷。”

突然，我哭了起来。我后悔得不得了，干吗要哭呢，可我真的哭了。“对，你不是个小偷，”我说，“你只是偷了五——”

“闭嘴。”莫里斯这厮说着推了我一下。

“嗨，甭理他了。”桑妮说，“快点儿，嗨，他欠我们的已经拿到了，走吧。嗨，快点儿。”

“我就来。”莫里斯这厮答应着，但是没动地方。

“我是说真的，莫里斯，甭理他了。”

“是谁出口伤人？”他说，一副他妈的清白无辜的样子，接着用手指狠弹了一下我的睡衣。我不告诉你他弹了哪儿，可是让我疼得要命，我说他是个混账下流的蠢蛋。“说什么？”他说着把手放在耳朵背后，好像是个聋子，“说什么？我是什么？”

我可以说还在哭着，我他妈简直气疯了，而且很紧张。“你是个下流的蠢蛋，”我说，“你是个敲诈人的蠢蛋，再过两年，你就会变成那种在街上向人讨一毛钱，好去喝口咖啡的穷光蛋。你那身脏外套上沾的全是鼻涕，你还会——”

这时他揍了我一拳，我根本没有试着躲开，感到的只是肚子上挨了要命的一下。

可我也没被打昏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还记得我倒在地板上，抬头看他们走出去，还把门给带上了。后来我在地板上躺了很久，跟那次和斯特拉雷德打完架后一样，只是这次我觉得我快死了，真的。我有种要被淹死还是怎么样的感觉，问题是我几乎无法呼吸。最后，我起来去厕所时，只能弯着腰，手捂着肚子。

我疯了，向上帝发誓，我真的是。去厕所走到半路时，我开始有点儿装作我的肚子上挨了颗子弹，莫里斯这厮打的。我这是正要去厕所喝一大杯波旁酒什么的稳稳情绪，准备好真正开始行动。我想象自己从他妈厕所出来，穿着整齐，口袋里揣了把自动手枪，脚步有点儿趔趄。然后我会走楼梯，不坐电梯。我会紧紧扶着栏杆，嘴边不时淌下一点儿血。我会怎么样呢？我会走下几层楼——捂着肚子，血流得到处都是——然后按电梯铃，莫里斯这厮一开门，就会看到我手里握了一把手枪。他会大叫，声音很尖，是吓破胆的声音。他向我求饶，可我不管，照样拿枪打他，把六颗子弹全打进他毛烘烘的肚子里。然后，我会把手枪扔进电梯门——在我抹掉上面的指纹后。之后我会一路爬回房间，给简打个电话，叫她过来给我包扎肚子。我还想象在我流血时，她点了根烟拿着让我抽。

全是他妈的破电影，能毁了你，我不是开玩笑。

我在厕所里待了有一个钟头，洗个澡而已。然后我又回到床上，过了很久才睡着——我根本不困——后来真的睡着了。可我真正想干的是自杀，我觉得我想从窗户跳下去。要是能先搞清楚在我落地后，肯定有人马上盖住我，我大概真的会。我可不想让一群蠢货伸长脖子，看我那副血淋淋的样子。

十五

我没睡太久，因为醒来时，我想才有十点钟左右。抽完一根烟后，我马上觉得肚子很饿。之前最后一次吃东西，还是跟布罗萨德和阿克利去埃吉斯镇看电影时吃的那两个汉堡包，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感觉好像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电话机就在我旁边，我开始拨电话下去，叫他们给我送早餐，可又有点儿担心是由莫里斯这厮送上来。你要是以为我很想再次见到莫里斯，那你可是疯掉了。所以我只是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又抽了一根烟。我想到可以给简这妞儿打个电话，看她有没有到家，可是我没心情。

我所做的，是给萨莉·海斯这妞儿打了个电话。她上的是玛丽·A.伍德拉夫中学，我知道她已经到家，因为几星期前她给我写过一封信。我不是很迷她，不过说来认识她也有好几年了。我这样的蠢人一直觉得她很聪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知道很多戏剧以及文学之类的玩意儿。如果有谁知道很多这类东西，要想发现这人是不是真蠢，就需要过上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可以。以萨莉这妞儿为例，我是过了好几年才发现这点的。我觉得要不是我们老是他妈的黏在一起，我可能很早就会发现这一点。可我有个大毛病，就是不管是谁，只要跟我一起黏糊过，我都会觉得她是个脑瓜很聪明的人。这两者之间是他妈毫无联系，可我仍然老是这样认为。

不管怎么样，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先是她们家女佣接的电话，然后是她爸爸，最后才是她来听电话。“萨莉吗？”我问。

“我是——你是谁呀？”她问。她可真是有点儿虚伪，我已经跟她爸爸说过我是谁了。

“霍尔顿·考尔菲尔德。你好吗？”

“霍尔顿！我很好！你呢？”

“非常好。喂，你怎么样？我是说学校里怎么样？”

“还可以，”她说，“我是说——你也知道的了。”

“太好了。听我说，不知道你今天忙不忙。虽然今天是星期天，可星期天总会有一两场日场戏，也就是慈善演出什么的。想不想去看？”

“我很想去，极好啊。”

极好，要说有哪个词儿最让我讨厌，就得数它了，真虚伪。我脑子里一闪念，想告诉她忘了什么日场戏的事，可我们还是闲聊了半天，应该说是她闲聊了半天，我没法插话。一开始，她说的是某个哈佛大学学生的事——很可能是个大一的，她当然没说——他对她穷追不舍，白天黑夜都给她打电话，白天黑夜——逗死我了。接着她又说还有一个家伙，是西点军校在校生，为了她也是要死去活来。真是不得了。我让她两点钟在贝尔特摩饭店的大钟下等我，别去晚，因为演出大概两点半开始，而她一贯爱迟到。然后我就挂掉了电话。她真叫我头疼，不过长得倒挺好。

跟萨莉这妞儿约好后，我起床穿好衣服，收拾好行李。离开房间前，我又往窗外看了一眼，想看看那些变态佬在干吗，可是他们的窗帘全拉上了。一到第二天早晨，这些家伙全都变成本分十足的人。我于是乘电梯下楼结账，没看到莫里斯这厮，不过我当然也懒得找他，那个杂种。

我在旅馆外打了辆的士，可是对于去哪儿没他妈一点儿概念。我无处可去，那天才是星期天，我要到星期三才能回家——要么最早也只能在星期二，当然我也不想再去另外一家旅馆被狠揍一顿。我就让司机送我去中央大火车站，就在贝尔特摩饭店附近，迟一点我会跟萨莉在那儿见面。我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我要先把手提箱寄存到那里的保管箱，他们给了我钥匙后我去吃早餐，我有点儿饿了。还在的士上时，我把钱包掏出来随便数了数钱。我记不清到底剩多少，可是根本没多少了。过去两周左右，我花钱如流水，真的。从本质上说，我是他妈大手大脚的人，花不完就会丢掉。两次会有一次，我可以说甚至会在餐馆或夜总会之类的地方忘了拿找回的钱。我爸妈为此气得要命，也不能怪他们。不过我爸很有钱，我不知道他挣多少——这种事他从来不跟我说——我想会是很多。他是个公司的律师，干那种活真的能大把搂钱。还有一点让我知道他有钱，他一再投资百老汇演出，却老是亏本。他这样投资，把我妈气得发疯。我弟弟艾里死后，她一直感觉身体很差，精神很紧张。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特别不想让她知道我又被开除了。

把手提箱放进火车站的一个保管箱后，我就走进一家小小的三明治吧吃早餐。我那顿早餐吃得很多，是对我来说——橙汁、火腿、炒蛋、烤面包片和咖啡。一般情况下，我只喝点橙汁。我的饭量很小，真的，所以我他妈才瘦成了皮包骨头。照我这样子，应该多吃点含淀粉之类的垃圾，好长些分量，我却从来没那样吃过。在外面吃饭，我通常只是吃一个抹瑞士黄油的三明治和一杯麦乳精。虽说吃得不多，可是麦乳精里有很多维生素。H. V.考尔菲尔德，我的名字是霍尔顿·维生素·考尔菲尔德。

我正在吃鸡蛋时，两个修女拎着手提箱还有别的东西走进来，就在餐台边挨着我坐下。我想她们是去另外一间修道院之类的地方，在等火车。看来她们不知道究竟该怎样放手提箱，我就帮了她们一把。她们的手提箱是看样子很不值钱的货色——不是真皮之类。这没什么，我也知道，但是我讨厌看到别人用这种便宜货。这听起来很不像话，但是如果别人拎着这种便宜的手提箱，仅仅看到箱子，我甚至就会讨厌起这个人来。这种事我遇到过一次。在埃克顿岗中学时，有段时间我跟一个叫迪克·斯莱格尔的住一起。他的手提箱是那种很便宜的货色，他经常把它放到床下边，而不是搁到架子上，那样就不会有人看到他的和我的放在一起。这件事让我觉得真他妈没劲儿，老是想把我的扔掉算了，甚至跟他换也行。我的手提箱是马克·克罗斯牌的，是真正牛皮之类的玩意儿，估计值不少钱。可是说来好笑，后来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最后把我的手提箱放到我的床下边，而不是搁到架子上，这样一来，斯莱格尔这厮就不会有他妈的自卑情结了。可是他怎么做呢？就在我把手提箱在床下放了一天后，他又拖出来搁到架子上。他干吗要那样做，我是过了一阵子才琢磨出来。原来，他想让别人以为我的手提箱是他的，他真的是这个目的，在这点上，他是个很可笑的家伙。他经常就我的东西说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我的手提箱吧，他经常说太新了，太有中产阶级味了，这是他他妈最喜欢说的话。他要么在哪儿读到过，要么在哪儿听说过。我的东西全他妈有中产阶级味，连我的钢笔也是，尽管他经常向我借用，可是仍然有中产阶级味。我们在一起才住了两个月，后来我们俩都申请换房间。好玩的是，和他分开后，我还有点儿想念他呢，因为他他妈的还挺有幽默感，我们在一起有时很开心。如果说他也想念我，我才不会觉得奇怪呢。一开始，他说我的东西有中产阶级味时，只是跟我开玩笑，我他妈也不当回事——事实上，这的确好玩。然后过上一阵子就看得出，他不再是开玩笑了。问题是，如果你的手提箱比他们的好很多，就很难跟这种人做室友——如果你的是真正的好货色，而他们的并非也是。你觉得他们要是有脑子，而且很有幽默感，就会不把谁的手提箱更好当回事，但是他们在乎，他们的确在乎。这就是我跟像斯特拉雷德那样的笨杂种一起住的原因，至少他的手提箱跟我的一样好。

不扯远了，当时那两个修女就坐在我旁边，我们算是聊了起来。挨着我坐的那个修女拎着一个麦秆编的篮子，就是在圣诞节你可以看到修女以及救世军小女孩提着向人募捐的那种篮子。她们站在街角，特别在第五大道上，就是在大百货公司之类地方的门口那儿。我旁边那个修女的篮子掉在地上，我伸手帮她捡起来。我问她是不是出来搞慈善募捐的，她说不是。她说装箱时没法把篮子装进去，所以只好拎在手上。她看着我时笑得很甜。她鼻子挺大，戴着不是很好看的铁边眼镜，不过那张脸长得真漂亮。“我还以为你们是募捐的呢。”我说，“我可以少捐点儿，你们可以先保管，一直到募捐的时候。”

“噢，你真是太好了。”她说。另一个修女，也就是她的朋友，也扭头看我。那位在边喝咖啡边看一本小黑书。好像是《圣经》，不过太薄了，只是本跟《圣经》有关的书。她们要的早餐都是烤面包片和咖啡，让我感到沮丧。要是我吃的是火腿和鸡蛋什么的，而别人只是要了烤面包片和咖啡，我就会很不开心。

她们接受了我捐给她们的十块钱，还一直追问我肯不肯定能出那么多。我说我身上还有不少钱呢，她们却好像不怎么相信我的话，最后她们还是收下了，一个劲儿向我表示感谢，以至于让我感到难堪。我跟她们换了个话题，谈些一般的事，问她们是去哪儿。她们说自己是老师，从芝加哥来，要去不知位于第一百六十八还是第一百八十六街，要么是在住宅区那边更远地方的一间修道院教书。那个坐在我旁边、戴着铁边眼镜的说她教语文，她的朋友教历史和有关美国政府的课。然后我他妈的一个劲儿琢磨起坐在我旁边那位教语文的作为一个修女，在读到有些书时会怎么想。那些书倒不一定很黄，而是有些爱来爱去的内容，比如说托马斯·哈代的小说《还乡》里面的尤斯塔西娅·维尔吧，这个人物不是很淫荡，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忍不住好奇对一个修女来说，在读到有关尤斯塔西娅这妞儿的地方时，心里会怎么想。我当然什么也没说，只是说语文是我学得最好的一门课。

“噢，是吗？噢，我真高兴！”那个戴眼镜教语文的说，“你今年读了什么？我很想知道。”她真的很和气。

“这个嘛，我们学的主要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学。《贝奥武甫》，格伦德尔，还有‘兰德尔，我的儿子’，全是那种。可我们有时还得另外读些书，好多拿些学分。我读过托马斯·哈代的《还乡》，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恺撒——”

“噢，《罗密欧与朱丽叶》！太好了！你难道不觉得它特别好吗？”她的口气不怎么像是个修女。

“对，我喜欢，我很喜欢。有几个地方我不喜欢，但总的说来很感人。”

“哪些地方不喜欢？还记得吗？”

说实话，跟她讨论《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点儿让人尴尬。我是说在这出戏里，有些地方男女之情写得挺多，而她是个修女。但既然她问起来，我就跟她讨论了一会儿。“嗯，我不是很喜欢罗密欧和朱丽叶，”我说，“我是说我还算喜欢他们，可是——我说不好。他们有时候挺招人烦的，我是说茂丘西奥老兄死的时候，我感觉比看到罗密欧和朱丽叶死还要难过。问题是茂丘西奥被捅死后，我一直不太喜欢罗密欧。捅死人的是朱丽叶的堂哥，叫什么来着？”

“提尔伯特。”

“没错，是提尔伯特，”我说——我老是忘了那个家伙叫什么，“那得怨罗密欧，我是说整部戏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茂丘西奥老兄。我说不好。蒙太古还有凯普莱特家族的人都还行——特别是朱丽叶——可是茂丘西奥，他有点儿——不容易说清楚，他很聪明，而且很会逗乐。问题是我看到有人被杀，就会气得发疯——特别是一个很聪明、很会逗乐的人——该怨别人。罗密欧和朱丽叶，至少怨他们自己。”

“你在哪儿上学？”她问我，大概是不想再谈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事。

我告诉她是潘西。她说她听说过，还说那是所很好的学校，我没有反驳她。然后另外一个修女，就是那个教历史和有关美国政府的，开口说她们该走了。我把她们的账单拿过来，可是她们不让我付钱，那个戴眼镜的非要我把账单给她。

“你已经够慷慨的了，”她说，“你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她很和气，一点儿没错。她让我有点儿想起了欧内斯特·莫罗这厮的妈妈，就是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位，特别在她微笑时，简直一个样。“我们跟你聊得真愉快。”她说。

我说跟她们聊，我也觉得很愉快，这是真话。我心想，如果不是因为跟她们聊天时，我从头到尾都在担心她们会突然想了解我是不是信天主教，我还可以聊得更愉快些。天主教徒总是想知道你是不是天主教徒，这种事我遇到过很多次。我知道部分原因是我的姓是爱尔兰姓，而且爱尔兰人后裔一般都信天主教。事实上，我爸曾经是个天主教徒，但和我妈结婚后，他就放弃了天主教信仰。不过天主教徒总想弄清楚你是不是天主教徒，甚至在他们还不知道你姓什么时也是这样。在伍顿中学时，我认识一个信天主教的同学，路易斯·山尼，他是我在那儿认识的第一个同学。那是开学的第一天，我和他坐在学校的破医务室外面的头两把椅子上等待体检，我们聊起了网球。他对网球特别感兴趣，我也是。他说他每年夏天都去福里斯特希尔看全国比赛，我说我也是。我们就聊起了几位网球好手，聊了大半天。他知道很多网球的事，特别是对他那样一个小孩子而言。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在他妈聊着天时，他问了我一句：“你也许知道镇上哪儿有天主教堂？”问题是，从他问我的样子看得出，他是想了解我是不是天主教徒，他真的是这个目的。倒不是他有偏见还是怎么样，只是想知道而已。我们聊网球让他觉得挺开心，但如果知道我是个天主教徒，看得出他将会更开心。这种把戏总让我特别来气，我不是说我们就没办法继续聊下去还是怎么样——并非如此——可我肯定对聊天没他妈什么好处，这就是我对那两个修女没问我是不是天主教徒感到高兴的原因。就算她们问了，也不会让聊天没法继续下去，但很可能感觉不一样。并不是说我对天主教徒有什么不满，没有。我要是个天主教徒，很可能也会那样。说起来，这就跟我说过的手提箱的事情一样。我是说如果你想愉快地聊天，问这个绝无任何好处，我只是这个意思。

两个修女起身准备离开时，我干了件很愚蠢、很让人难堪的事。我当时正在抽烟，起身跟她们说再会时，不小心把烟喷到了她们脸上。我不是故意的，可的确那样干了。我像个疯子似的一个劲儿道歉，她们很有礼貌，并不在意，可这总是件很让人难堪的事。

她们离开后，我开始为只给她们十块钱而感到后悔，但问题是我跟萨莉·海斯这妞儿约好要看演出，得留点钞票买戏票什么的，可我还是有点儿后悔。钱这个王八蛋，到头来总他妈让人伤心不已。

十六

吃完早餐才中午十二点左右，跟萨莉那妞儿见面要等到两点，我就开始走路，走了很远。我在想着那两个修女，没办法不想。我老是想着她们提的又旧又破的草篮，教书之余，她们会提着那种篮子到处募捐。我一个劲儿想象我妈或者别人——要么是我姑妈，要么是萨莉·海斯那位疯疯癫癫的妈妈——提着个又旧又破的篮子，站在一家百货商场外头为穷人募捐。难以想象啊。想象我妈那样做还不算难，难的是对另外两个。我姑妈挺乐善好施的——她为红十字会做过很多事——可她很讲究穿着，凡是做跟慈善有关的事，她总是很讲究穿着，还抹上口红之类的破玩意儿。我想象不出来，如果她做慈善工作时只能穿黑衣服，也不能抹口红，那她还会去搞什么慈善活动。萨莉·海斯这妞儿的妈妈更离谱，要让她提个篮子到处募捐，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每个人捐款的同时也拍拍她的马屁。如果他们只是把钞票扔进篮子便走人，不跟她说一句话，对她视而不见，那她干一小时左右就会撂挑子。她会觉得厌烦，会把篮子交给别人，然后去哪个豪华地方吃午餐。这就是我喜欢那两个修女的原因，首先你看得出，她们从来不会去什么豪华地方吃午餐。我一想到这儿，就感到他妈的特别难受，就是她们从来不会去什么豪华地方吃午餐还是怎么样。我知道这不是很重要，可还是为此感到难受。

我开始往百老汇的方向走，只是他妈的觉得想那样，因为我好几年没去过那儿了。另外，我想找一家星期天开门的唱片店，想给菲比买张名叫《小小的雪莉·比恩斯》的唱片。这张唱片很难找，是关于一个小孩儿因为掉了两颗门牙嫌丢人，不肯出门的故事，我在潘西时听过。一个不跟我住同一层楼的同学有这张唱片，我想让他卖给我，因为知道菲比准会喜欢得不得了，可是他不肯。这是张很老也很棒的唱片，是个名叫埃丝特尔·弗莱彻的黑人女歌手大约二十年前录的。她唱得很有南方爵士乐和妓院的风格，可是她唱得一点儿也不腻人。换个白人女歌手来唱，准会把这首歌唱得很他妈可爱。可是埃丝特尔·弗莱彻这妞儿太他妈会唱了，这是我听过的最棒的唱片之一。我琢磨能在一家星期天开门的唱片店里买到这张唱片，然后把它带去公园。菲比星期天经常在公园里溜冰，我也知道她主要在哪儿玩。

那天不像前一天那么冷，可还是没出太阳，所以走路不是很舒服，不过眼前就有很好看的一幕。一家人正好在我前面走，看得出，他们刚从教堂出来——两个大人和一个六岁左右的小孩儿。他们看起来有点儿像是穷人。当爹的头上戴了顶珍珠灰色的帽子，穷人想穿得像模像样时，特别喜欢戴那种帽子。他和他老婆只管边走边聊，完全不管他们的小孩儿。那个小孩儿太可爱了，他不在人行道上，而是在紧挨马路牙子的马路上走。他装作在一条笔直的线条上走路，像小孩子会做的那样，还一直在哼唱。我走得离他近了些，好听到他在唱什么。他在唱一首歌：“如果有人抓到别人在穿越麦田。”他的声音很小，看得出，他唱歌只是他妈的自得其乐而已。街上汽车呼啸而过，尖厉的刹车声到处响个不停。他爹妈对他不管不问，他还是靠着马路牙子走，唱着“如果有人抓到别人在穿越麦田”。那让我感觉好了点，不是很沮丧了。

百老汇那儿人头攒动，混乱不堪。那天是星期天，而且才中午十二点左右，却依然是人头攒动。人人都赶着去看电影——就在派拉蒙或是阿斯特、滨河、首都之类的破影院。更糟糕的是，因为是星期天，所以每个人都打扮得整整齐齐。而最差劲的是，看得出他们都想看电影。看着他们，真让我受不了。我对那些没别的事情可做，所以只好去看电影的人尚能理解，但是那些确实想看电影，而且脚步飞快，好早点赶到的人，他们让我觉得他妈的没劲儿透顶。特别当我看到成千上万人在那儿排着长长的队，一直沿着街区排下去，万分耐心地等候进场时。乖乖，我真恨不得飞着离开百老汇这破地方。我运气不错，找的第一家唱片店里，就有《小小的雪莉·比恩斯》这张唱片。他们要价五块，因为这张唱片很难买到，我无所谓。乖乖，这张唱片让我一下子心花怒放，真想一步跨到公园，去看菲比这丫头在不在，好给她唱片。

从唱片店出来后，经过一家杂货店我就进去了。我琢磨也许可以给简的家里打个电话，看她放假回来了没有，就进了电话间，给她打了个电话，可唯一的麻烦是她妈妈接的电话，就只好挂掉，我可不想跟她没完没了地聊，反正我根本不想跟哪个女孩的妈妈在电话上聊。不过我至少应该问一下简回来了没有，这对我没什么，可我不是很想问她，做这种事，得有心情才行。

我还得买他妈的戏票，就去买了份报纸看有什么戏。因为是星期天，所以演出只有三场左右。我去买了两张前排的票，戏名叫《我了解我的爱》，是场慈善演出什么的。我不太想看，但我了解萨莉这妞儿，她可是虚伪至极。只要跟她说我已经买了那出戏的票，她就会两眼发直，兴奋得不得了，就因为是伦特夫妇演出。她喜欢那种情节按说很复杂而且枯燥的戏，还有伦特夫妇演出。我不喜欢看，而且说句实话，我对任何戏剧都不太喜欢。戏剧不像电影那样糟糕，可是当然也根本不值得着迷。首先是因为我讨厌演员，他们从来演得不像真实的人，还自以为演得像。有些好演员演得还稍微沾点儿边，可是也不好看。如果有哪个演员确实不错，却总是能让人看得出，他们也这样自我认为，这就坏了事。就拿劳伦斯·奥利维尔来说吧，我看过他在《哈姆雷特》里的演出，去年D. B.带我和菲比看的。去看之前，他请我们吃了顿午餐。他已经看过这出戏，午餐时把它讲得让我真他妈想看，但是到看的时候，我却不太喜欢，我就是看不出劳伦斯·奥利维尔爵士有何精彩绝伦之处，真的。他说话声音很好听，长得也帅极了，看他在舞台上走动或决斗什么的倒不赖，但是跟D. B.向我描述的哈姆雷特对不上号。他他妈太像个将军了，而不是个性格忧郁、总把事情办砸了的家伙。整出戏里，最好的一幕是当奥费利娅这妞儿的哥哥——就是最后跟哈姆雷特决斗的那位——动身时，他爹给了他诸多建议。就在他爹给他诸多建议时，奥费利娅这妞儿跟她哥有点儿胡闹起来，把他的匕首从鞘里抽出来，对他挤眉弄眼，他还得装作很有兴趣听他爹在那儿大扯特扯。这一幕不错，让我喜欢得不得了，不过这种地方难得看到多少。唯一让菲比这丫头喜欢的，是哈姆雷特用手拍狗头，她觉得既滑稽又好看，的确如此。我得去看剧本才行，麻烦的是看这种东西时，我总是只能自个儿去看。如果哪个演员把它表演出来，我几乎不怎么听，而是一直担心他会不会表演得虚伪。

买了伦特夫妇演出的戏票后，我就打了辆的士去公园。我本来可以坐地铁什么的，因为口袋里的钞票有点儿见少了，可我只是想尽快离开百老汇那个破地方。公园里不怎么样。天气不太冷，太阳还是没露面。公园里除了狗屎、老头儿吐的痰和扔的烟头，以及好像坐上去就会知道全会是湿的长椅，似乎就没有别的。这幅景象真叫人泄气。不仅如此，时不时还会没来由地走着走着，就起一身鸡皮疙瘩。这儿完全没有快到圣诞的气氛，好像什么节也不会来到，可我还是往叫“林荫道”的那边走去，因为那是菲比在公园里常去的地方，她喜欢在靠近乐队演奏台的地方溜冰。说来好玩，我还是个小孩子时，也常爱去那儿溜冰。

可我到了那地方后，附近看不到她。倒是有几个小孩儿在溜冰，还有两个男孩在拿一个棒球玩游戏，但就是没见菲比。我看到一个跟她岁数差不多的小女孩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拧紧溜冰鞋，想着她可能认识菲比，能告诉我她去哪儿了，就走过去挨着她坐下后问她：“请问你认识菲比·考尔菲尔德吗？”

“谁？”她说。她下身穿了条牛仔裤，上身穿了一二十件羊毛衫，看得出都是她妈妈手织的，因为鼓鼓囊囊的，难看至极。

“菲比·考尔菲尔德，她住在第七十一街，上四年级，在——”

“你认识菲比？”

“对，我是她哥。你知道她去哪儿了？”

“她在卡隆小姐的班上，对不对？”这个小不点儿问我。

“我不知道。对了，我想是吧。”

“她很可能在博物馆，我们上星期六去过了。”小不点儿说。

“哪座博物馆？”我问她。

她微微耸了耸肩膀。“不知道，”她说，“反正是博物馆。”

“我知道，可是是有画的那个呢，还是有印第安人的？”

“有印第安人的。”

“非常感谢。”我说着起身要走，但又忽然想到这天是星期天。“今天是星期天。”我告诉小不点儿。

她抬头看着我说：“那她不会在那儿。”

她拧紧溜冰鞋时拧得很吃力，没戴手套什么的，两手冻得通红，我就帮了她一把。乖乖，我有好多年没摸过溜冰鞋钥匙了，感觉却一点儿也不陌生。你可以再过五十年，在某个天色漆黑的时候拿一把溜冰鞋钥匙放到我手里，我还能说出是什么。帮她拧紧时，她对我说了声谢谢。她是个很可爱而且有礼貌的小孩儿。天哪，我给一个小孩儿拧紧溜冰鞋什么的，而他们显得可爱而且有礼貌时，我真是太高兴了。小孩儿多数都那样，真的是。我问她愿不愿意跟我去喝杯热巧克力什么的，可她说不行，谢谢了。她说她得跟她的朋友见面。小孩儿老是要去跟朋友见面，让我乐死了。

尽管是星期天，菲比不会跟她班上的同学一起去参观，尽管天气很潮湿，感觉很糟糕，我还是一路走着，穿过公园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我知道那个用溜冰鞋钥匙的小不点儿指的就是那座，我可以说对它了如指掌。菲比上的学校跟我以前上的是同一所，以前我们也经常去那儿。我们有位老师，艾格尔汀格小姐，几乎他妈的每星期六都带我们去。有时看动物，有时看印第安人在古代做的东西，如陶器、草篮之类。想起那些，我心里很高兴，甚至现在也是。我记得我们看完印第安人的东西后，会到大礼堂看一部名叫《哥伦布》的电影。他们老是放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电影。一开始，是哥伦布费尽老劲儿游说费迪南德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借钱给他买船，然后是水手们造哥伦布的反什么的。谁都他妈的不关心哥伦布怎么着，只是大家都带了很多糖块和口香糖什么的，所以礼堂里有股很好闻的气味，让人老是觉得外面在下雨——没下也这样觉得——而礼堂里是世界上最后一块干燥而且温暖的好地方。我真喜欢这座破博物馆。我记得去礼堂要穿过一间印第安人的屋子，那间屋子很长、很长，在里面只许小声说话。老师在前面走，一班人跟在后面，分成两排，每人有个伙伴，通常我都是跟一个名叫格特鲁德·莱文的小女孩儿一起。她老是想拉着我的手，可她的手不是黏糊糊，就是汗津津的。地面全是石头铺的，要是手里拿了些玻璃球掉到地上，它们就会跳来跳去跳个没完，响作一团。老师就会让全班停步，然后走回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艾格尔汀格小姐从来不发火。后来我们会经过一个印第安人打仗用的长长的独木舟，约有他妈的三辆凯迪拉克汽车接起来那么长，里面坐着二十个印第安人，有人划桨，有人只是站着，样子很凶，脸上都涂了颜色。独木舟后部坐了个很瘆人的家伙，戴了张面具。他是巫医，尽管让我毛骨悚然，可我还是喜欢他。还有，如果在经过时你碰了桨或者别的什么，警卫中的某一个就会说：“孩子们，什么也别碰。”不过他的语气总是很温和，不像个破警察什么的。之后会经过一个大玻璃箱，里面有个印第安人用两根木棍一起搓着取火，还有个印第安女人在织一条毛毯。她弯着身子，所以能看到她的胸脯什么的。我们经常会偷偷瞟一眼，连女孩儿也是，因为她们也只是小孩子，胸部不比我们的大到哪儿去。然后，就在要进礼堂前，我们会经过门边那个爱斯基摩人。他坐在冰湖上的洞口边，正在从洞里钓鱼，洞旁边有一两条他已经钓上来的鱼。乖乖，那座博物馆里到处是玻璃箱，楼上还有更多，里面有从水洞里饮水的鹿，还有冬天飞往南方的小鸟，能看出离你最近的鸟全是标本，用铁丝吊着。远处的只是画上去的，但看样子都好像真的在往南飞。要是低下头差不多仰视，会觉得它们好像更是急着往南方飞。不过那座博物馆最好的一点是里面无论什么，都会保持原样不变，什么都不会改变地方。你可以去那儿去上十万次，那个爱斯基摩人钓到的还是那两条鱼，小鸟还在飞向南方，鹿还在从水洞里饮水，它的角还那么漂亮，腿还那么漂亮精瘦，那个露胸脯的印第安女人还在织同样的毯子。什么都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有你，倒不是说你长大了很多还是怎么样，准确点说并非如此，你只是变样了，如此而已。你这次穿了件大衣，要么上次在队里跟你做伴的那个小孩儿得了猩红热，这样你就有了个新伙伴；要么是代课老师带队，而不是艾格尔汀格小姐；要么你听到你父母在浴室里大吵一架，要么经过街上的一个水坑，上面有层汽油闪着彩虹般的光亮。我是说你会在某种程度上不一样了，我说不清楚我究竟什么意思。就算能够，我也说不准不想解释呢。

走路时，我从口袋里取出猎帽戴上。我知道不会碰到认识我的人，而且外面太潮了。我走啊走啊，脑子里老是想着菲比丫头跟我一样，星期六去那座博物馆的事，而且每次去，她都会有点儿不同。想这种事不会让我沮丧，可是也不会让我特别开心。有些东西该保持现状，应该把它们粘在大玻璃箱子里就别动了。我知道不可能，反正我认为不这样就太糟糕了。总之，我走路时一直想着的就是那些事。

我经过一个游乐场，就停下来看两个很小的小孩儿玩跷跷板。其中一个有点儿胖，我就把手放到了那个精瘦的小孩儿这头，好平衡一下重量。可是我看得出他们不喜欢我在旁边，就让他们自己玩了。

后来就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到博物馆门口后，我突然觉得就算给我一百万，我也不想进去了——我就是不感兴趣——而我可是穿过整座破公园，一路盼望着来到这儿的呀。菲比在里面的话，我大概会进去，可是她不在，我就打了辆的士去贝尔特摩饭店。我不太想去，可是我他妈已经跟萨莉约好了。

十七

到了后还很早，我就坐在大钟旁边大堂里的一张皮沙发上看女孩儿。很多学校早就放假了，所以附近有数不清的女孩儿要么站着，要么坐着，在等她们约会的人出现。她们有的腿交叉着，有的腿没交叉，有的腿很漂亮，有的腿很难看。有的女孩儿看上去很不错，有的看上去让人觉得如果了解她，就知道她是个贱货。那样真不错，看风景，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但是说起来，那样也有点儿让人沮丧，因为我一直在琢磨她们以后到底会他妈遇到什么事，我是说在她们高中或大学毕业后。我琢磨她们很可能会跟那些蠢货结婚，那些家伙老是吹嘘自己的破车一加仑汽油能跑多少多少英里，要么会因为输了高尔夫球闷闷不乐，孩子气十足，连玩乒乓球这种破比赛时也是。还有那种很下作的家伙，从来不读书的家伙，惹人烦的家伙——不过我得小心点，我是说得小心别说有些家伙是惹人烦，我老是吃不透他们，真的。在埃克顿岗中学时，我跟一个名叫哈里斯·麦克林的同学一块儿住了两个月左右。他很聪明，可也是我遇到过的人中最烦人的一个。他说话粗声粗气，嘴巴几乎从来没有合上过，一直在说话，从不住口，而且最让人难以忍受也是最关键的，是他说的从来不是你想听的。可是他有一样很在行，我从来没见过有谁吹口哨比这个混蛋吹得还好，在铺床或者往壁橱里挂东西时——他老是在往壁橱里挂东西，真让我着急——如果不用他那副粗嗓门说话，就会一边干一边吹口哨。他竟然还会吹一点古典音乐，但通常只是爵士乐。他能把一些像《铁皮屋顶布鲁斯》那样爵士味十足的曲子吹得既好听又毫不费劲——就在他往壁橱里挂东西时——真的好听至极。当然，我从来没告诉他我觉得他口哨吹得很棒，我是说，谁也不会走到别人面前对他说：“你口哨吹得很棒。”尽管他快把我烦得疯掉了，我还是跟他同住了差不多整整两个月，就因为他口哨吹得特棒，是我听过的吹得最好的。所以说，我对惹人烦的人不了解。也许不应该因为哪个好女孩嫁给他们就很不开心，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伤害别人，也许不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口哨都吹得很棒什么的，谁他妈知道？反正我不知道。

终于，萨莉这妞儿开始走上台阶，我往下走去接她。她的样子特别漂亮，真的。她穿了件黑色的大衣，还戴了一顶好像是黑色的贝雷帽。她几乎从来不戴帽子，但那顶贝雷帽看着不错。有趣的是，第一眼看到她时，我觉得我想跟她结婚呢。我疯了，我甚至不怎么喜欢她，可是一下子觉得我爱上了她，想跟她结婚。向上帝发誓，我疯了，我承认。

“霍尔顿！”她说，“见到你真是太棒了！我们好久没见面了。”跟她在哪儿见面时，她说话嗓门很大，叫人难堪。别人倒不会介意这一点，因为她他妈太漂亮了，可她那样总是让我很反感。

“见到你真好，”我说，这也是真心实意的话，“你怎么样？”

“绝对太棒了，我来晚了吗？”

我说没有，事实上她晚了十分钟左右，我他妈无所谓。《星期六晚邮报》什么的上面会登些破漫画，画的是男的在街角等，恼火得要命的样子，就因为约好的女友来晚了——全是胡画的。如果一个女孩儿见到你时很漂亮，谁他妈还会在乎她来晚了？谁也不会。“我们最好快点儿，”我说，“戏两点四十开演。”我们开始走下台阶去打的。

“看什么戏？”她问。

“不知道，有伦特夫妇演出，我只能买到这场戏的票。”

“伦特夫妇！噢，太棒了！”

我跟你说过，她听到是伦特夫妇演的就会疯掉。

打的去剧院时，我们在车上多少胡闹了一会儿。一开始她不肯，因为她抹了口红什么的，可是我对她引诱个没完，她也没办法。有两次，这辆破的士开着开着来了个急刹车，我他妈差点儿从座位上掉下去。这些混账司机从来不看往哪儿开，我肯定他们是这样的。我再跟你说件事，让你看我疯到何等程度：我们搂了半天后终于分开时，我跟她说我爱她。这当然是谎话，但事实上，我那样说的时候，是真心真意的。我疯了，向上帝发誓，我疯了。

“噢，亲爱的，我也爱你。”她说。接着，这口气还他妈没出完呢，她又说：“你答应留长头发吧，平头开始过时了，再说你的头发很好看。”

好看个屁。

那出戏不像以前看过的有些那样差劲，可是也有点废话连篇，是关于一对老两口生活中没完没了的一段。开头时，他们都还很年轻，女孩儿的父母不想让她嫁给那个男的，可她还是嫁了，后来就是他们一年年变老。当丈夫的去打仗了，当妻子的有个酒鬼弟弟。我对这种玩意儿没法很感兴趣，我是说我不太关心那家人有谁死了还是怎么样，无非全是一帮演员而已。那对夫妻倒是不错的老两口——说话很风趣——可我就是没办法对他们很感兴趣。首先呢，他们在整出戏里从头到尾要么喝茶，要么喝别的什么破玩意儿。每次看到他们，就有位管家在他们面前倒茶，要么那个妻子在给别人倒茶。他们每个人都一直上上下下舞台——老是看他们坐下去站起来，看得人头晕眼花。阿尔弗雷德·伦特和林恩·方丹演那对老两口，他们很不错，可是我不怎么喜欢，只能说他们与众不同吧。他们演得不像生活中的人，也不像演员，这很难解释清楚。他们演起来更像他们自知身为名流什么的，我是说他们还不错，可是过于不错了。他们其中一位说了一通后，另一位会紧接着说。按说演得应该像人们说话、互相插话那样，但问题是，他们演得过于像人们说话、互相插话了。他们表演得有点儿像老厄尼那样，就是在格林威治村弹钢琴的那位。一件事如果你做得太棒了，然后一来二去，不注意的话，你就会开始有点儿炫技，这样一来，你就没那么棒了。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演出里绝无仅有的——我是说伦特夫妇——只有他们看样子还像真的有脑子，我得承认。

第一幕结束后，我们跟那么多蠢材一起出去抽根烟。真是不得了，你这辈子也不会看到那么多装模作样的家伙凑到一起。每个人都大抽特抽，还在谈论那出戏，好让别人都听到，并了解他这个人有多聪明。有个傻乎乎的电影演员在我们旁边抽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他总在战争片里演一个要攻上高地时临阵退缩的家伙。他跟一个极其漂亮的金发女郎在一起，两人都尽量装出一副不胜厌烦的表情，好像他根本不知道别人正在看他，谦逊得要命，我觉得真是好玩。除了对伦特夫妇赞不绝口，萨莉这妞儿说话不多，因为她在忙着伸长脖子东张西望，扮出一副迷人的样子。突然，她看到大堂那边有个她认识的蠢材。身穿深灰色法兰绒西装和带格子纹的背心，绝对是那种名牌学校的学生，真是不得了。他靠近墙壁站着，在猛抽香烟，显出一副烦躁透顶的样子。萨莉这妞儿一个劲儿说：“我认识那个在哪儿上学的男生。”无论带她去哪儿，总有她认识的人，要么是她自以为认识。她一个劲儿说着，直到我烦得要命，就对她说：“你认识他，干吗不过去跟他好好亲个嘴？他会高兴的。”我这么一说，她就生气了。最后，还是那个蠢材看到她，就过来跟她打招呼。你真该看看他们打招呼的样子，活像两人有二十年没见过面了，你会觉得他们小时候在同一个浴缸里洗过澡还是怎么样，老朋友长、老朋友短，叫人想吐。好玩的是，他们很可能才见过一次面而已，就在装模作样的家伙们参加的一次派对上。最后，他们肉麻半天后，萨莉这妞儿为我们做了介绍。他名叫乔治，姓什么忘了——根本想不起来——在安多弗中学上学。不得了，真是不得了。你该见识一下萨莉这妞儿问他对这出戏的观感时他那副尊容。他是那种装模作样的家伙，为了回答别人的问题，得给自己腾点地方才行。他后退一步，刚好踩到身后一位女士的脚上，很可能把她的脚趾全踩碎了。他说这出戏本身算不上大手笔，可伦特夫妇当然绝对是天使。天使，岂有此理，天使，逗死我了。然后，他和萨莉这妞儿开始谈起许多他们都认识的人，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那么虚伪的谈话。他们各逞所能，尽快想起各个地方，然后想到有什么人住在那儿，并提起他们的名字。到该回到座位上时，我真的快吐了，真的是。然后，第二幕演完后，他们接着聊，真他妈烦人。他们继续想起更多地方、更多住在那里的人。更要命的是，那个蠢材一副虚伪十足的名校学生腔调，就是那种很是懒洋洋的、自以为是的腔调，听着活像个女人，当起电灯泡来倒毫不客气，这杂种。戏结束后，我甚至有一阵子以为他他妈的会跟我们一起打的，因为他跟着我们走了有两个街区，可是他说还要跟一帮装模作样的家伙去喝鸡尾酒。我能想象到他们全坐在某间酒吧，一帮人都穿着花格子纹马甲，用他们那种懒洋洋、自以为是的腔调品评戏剧、书本和女人。那种家伙，让我恶心得要命。

在听那个上安多弗中学的装模作样的杂种扯了足足有十个小时后，等到我们坐上一辆的士时，我有点恨起萨莉这妞儿来。我已经打定主意送她回家——我真的准备好了——可是她说：“我有个棒主意！”她老是有棒主意。“哎，”她说，“你什么时候回家吃饭？我是说你不是特别急着赶回家吧？你是不是必须在几点前赶回家？”

“我？不，没定什么时间。”我说，乖乖，我这辈子还没说过比这更真实的话呢，“怎么了？”

“我们去无线广播城滑冰吧！”

她有的总是这类主意。

“去无线广播城滑冰？你是说现在？”

“只玩个把小时。你不想去吗？你要是不想去——”

“我没说我不想去，”我说，“没问题，要是你想去的话。”

“真的吗？不想去就别这么说，我是说我无所谓，去不去都行。”

她真无所谓才怪呢。

“可以去租一套可爱的小滑雪裙，”萨莉这妞儿说，“珍妮特·卡尔茨上星期穿过的那种。”

这就是她那么热衷去的原因，她想穿那种刚好遮住屁股的小裙子。

我们就去了那儿。他们给了我们冰鞋后，又给了萨莉一件兜着屁股的蓝色小裙子。我得承认，她穿上后真他妈好看，我想她自己也不会不知道。她老是走在我前面，好让我看到她的小屁股有多好看。确实很好看，我得承认。

但好笑的是，我们是整个破滑冰场上滑得最差劲的，我是说的确最差，那儿有些高手。萨莉这妞儿的脚脖子总是左弯右弯，直到最后几乎弯到冰上为止。不只难看得要命，大概也疼得够呛。我知道我的脚腕是那样，疼得要命。在别人眼里，我们俩肯定是一景。更糟糕的是那儿至少有两百个看客，根本没别的事情可干，只是站在那儿看别人摔来摔去。

“你想不想进去找张台子坐，喝杯饮料什么的？”最后我跟她说。

“这可是你今天想到的最棒的主意了。”她说。她在自戕，残忍哪，我真的同情起她来。

我们脱下破冰鞋进了酒吧，可以在那儿喝杯饮料，看那些滑冰的重蹈你的覆辙。我们一坐下，萨莉这妞儿就取下手套，我给了她一根烟，看样子她不是很开心。侍者走过来，我帮她点了可乐——她没喝——我点了威士忌和苏打水，可是那个狗娘养的不肯给我拿，所以我也点了可乐。后来我划起火柴来，我处于某种心情时，经常那样做。我让火柴棒一直燃烧，直到没法拿住才丢进烟灰缸。这是种精神紧张时的习惯。

忽然，萨莉这妞儿很突然地问我：“喂，我得搞清楚，你圣诞节来不来我家帮我修剪圣诞树？我得搞清楚。”她因为滑冰时扭了脚踝，仍然有点儿恼火。

“我写信说过我会，你问了我有二十遍了，我当然会帮你。”

“我是说我得搞清楚。”她说着开始在这间破屋子里左看右看。

我突然不划火柴了，隔着桌子靠近了她，我脑子里颇有一些话题。“嗨，萨莉。”我说。

“什么？”她说。她正在看室内那头的一个女孩儿。

“你有没有觉得受够了？”我说，“我是说你有没有害怕过除非去做点什么，否则无论什么都会糟透了？我是说你喜欢学校还有跟它有关的一切吗？”

“学校烦得要命。”

“我是问你讨不讨厌它？我知道学校烦得要命，可我问的是你讨厌它吗？”

“嗯，我不是真的讨厌它。你总得——”

“那我是讨厌它。乖乖，我真讨厌。”我说，“可是还不止如此呢，我讨厌一切，讨厌纽约的生活等等。的士，还有麦迪逊大道上的巴士，那些司机什么的，老是嚷着叫人从后门下车，还有被介绍给称伦特夫妇是天使的虚伪的家伙，还有当你只是想出去一下时，却非得坐电梯上上下下，还有布鲁克斯兄弟服装店里的伙计，一天到晚给人量裤子，还有人们老是——”

“请你别嚷嚷。”萨莉这妞儿说。这话真好笑，因为我根本没有嚷嚷。

“就拿小汽车来说吧，”我说，我的声音很平静，“多数人对小汽车可真是迷得要命，连车上划一道痕都害怕。他们老是说自己的车一加仑汽油能跑多少英里。他们如果已经有了辆崭新的汽车，就开始想换辆更新的车。我根本不喜欢汽车这玩意儿，我是说我根本没兴趣。我宁愿骑他妈一匹马，天哪，马至少还通点儿人性。有匹马还至少——”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萨莉这妞儿说，“你从一个话题跳——”

“你知道吗？”我说，“你很可能是我这会儿待在纽约还是哪儿的唯一原因。要不是有你，我很可能会去他妈很远很远的地方，到森林里或者别的什么破地方。实际上，我在这儿只是因为你。”

“你真可爱。”她说，但是看得出，她想让我他妈换个话题。

“你应该什么时候去男校见识一下，找个时候吧。”我说，“里面全是些装模作样的家伙。能做的就只有学习，这样可以学得脑子灵光，好到时候买辆破凯迪拉克汽车。你还非得装着他妈的在乎橄榄球队赢不赢球，整天聊天除了谈女孩儿、烈酒和性就没有别的。每个人都聚成他妈的一小拨一小拨，篮球队的一拨，信天主教的一拨，爱他妈学习的一拨，打桥牌的一拨，连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也聚成一拨。如果你想来点聪明——”

“喂，听着，”萨莉这妞儿说，“很多男生在学校里学到的可不止那些。”

“我同意！我同意的确是这样，但只是有些人而已！可是我学到的就这些。你明白吗？这就是我要说的，这正是我他妈要说的，”我说，“我几乎什么也没学到，我毁了，全毁了。”

“你当然是。”

这时，我突然有了个主意。

“你看，”我说，“我想这样。你想不想他妈的远远离开这儿？我想这样：我在格林威治村认识一个家伙，我们可以借他的车用两星期。他跟我上过同一所学校，还欠我十块钱。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开车去马萨诸塞州和佛蒙特州，就是那带地方，明白吗？那里他妈的漂亮得很，真的。”我越想越激动得要命。我伸手抓住萨莉这妞儿的破手，我他妈真是个傻瓜。“我不开玩笑，”我说，“我在银行里还存有大约一百八十块，可以等明天上午银行开门后取出来，然后去借那个家伙的车，我不是开玩笑。我们先待在木屋营地之类的地方，钱花完了，我可以去哪儿找个工作。我们就住在有小溪什么的地方。再往后，我们可以结婚还是怎么样，冬天烧柴都是我自己砍的。天哪，我们能过得美满无比！你说呢？快点儿！你说呢？你会不会跟我那样过？求你了！”

“你没法那样做。”萨莉这妞儿说，听起来她恼火得够呛。

“为什么没法？他妈的为什么没法？”

“别跟我大叫，求你了。”她说。真是瞎说，因为我根本没有大叫。

“因为你没办法，如此而已。第一，我们实际上都还是小孩子。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你的钱花完了，却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我们会饿死的。整个想法太异想天开了，根本——”

“这不是异想天开。我能找到工作的，这点你别担心，你根本不用担心。有什么关系呢？怎么回事？你难道不想跟我走吗？不想就直说嘛。”

“问题不在这儿，根本不在这儿。”萨莉这妞儿说。我多少讨厌起她来。“我们会有很多很多时间去做那些事的——所有那些，我是说你上了大学，另外要是我们结了婚，就会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可以去。你只是——”

“不，不会有的，根本不会有很多地方可以去，那会完全不一样。”我说着又变得泄气至极。

“什么？”她说，“我没听清。你一会儿跟我大叫，一会儿又——”

“我说不会，我们上了大学后，不会有什么好地方可去。你好好听着，那会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会不得不乘电梯下楼，拎着手提箱什么的。我们会给每个人打电话说再见，还从旅馆里给他们寄明信片等等。我会在一家公司工作，挣很多钞票，坐的士或者麦迪逊大道上的巴士上班，整天看报纸、打桥牌，还去电影院看很多烂短片、流行新片和新闻纪录片。新闻纪录片，真离谱，里边老是报道一场无聊的赛马，哪位女士在船头砸了瓶酒，还有一只穿裤子的大猩猩骑破自行车的事儿。根本不会跟现在一样了，你根本不明白我的意思。”

“也许是我不明白！也许你也不明白。”萨莉这妞儿说。到那会儿，我们互相讨厌极了。看得出，再想努力来点有点儿头脑的交谈是毫无可能的，全是由我引起的，我后悔得要命。

“好了，我们走吧。”我说，“跟你说实话，你让我觉得可恶至极。”

乖乖，那句话真的让她气翻了。我知道我不该那样说，通常情况下，我很可能也不会那样说，可是她真的让我感到沮丧至极。一般情况下，我从来不会对女孩儿说那种粗鲁话。乖乖，她可真的气翻了天。我道歉道个没完，可是她不接受我的道歉，甚至哭了起来。这可让我有点儿害怕了，因为我有点儿害怕她会回家告诉她爸爸，说我称她可恶。她爸是那种块头大、不怎么说话的混蛋，不是很喜欢我，有次他跟萨莉这妞儿说我他妈话太多。

“不开玩笑，真的对不起。”我一直跟她说。

“对不起，对不起，真好笑。”她说，她还是有点儿在哭。突然，我真的为我说了那句话而感到有点儿对不起她。

“好了，我送你回家吧，不是开玩笑。”

“我自己能回去，谢谢你。你要是以为我会让你送我回家，那你就是脑子有毛病了。我还从来没听到哪个男的敢那样对我说。”

想一想，整件事情多少有点儿滑稽。突然，我做了件根本不该做的事，我笑了起来，是那种声音很大、很愚蠢的笑声。我是说如果在看电影什么的时候，我坐在自己的后面，我会探过身叫我自己闭嘴。这样一来，萨莉这妞儿更是气疯了。

我还是在她旁边黏糊了一会儿，一个劲儿道歉，想让她原谅我，可是她不肯。她一直说让我走，别烦她，最后我真的把她丢那儿了。我进去取了我的鞋还有别的东西后，就自个儿走掉了。我不该那样，可当时我真他妈受够了。

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会开口跟她聊起那么多事儿，我是说到别的地方，去马萨诸塞州以及佛蒙特州之类的话。就算她想跟我走，我很可能也不会带她，我想一起走的怎么也不会是她。然而最要命的是，在叫她跟我走时，我是真心实意的。这最要命，向上帝发誓，我是个疯子。

十八

离开滑冰场后，我感觉有点儿饿，就走进一间店里买了块瑞士奶酪三明治和一杯麦乳精。然后我钻进一间电话亭，想着可以给简这妞儿再打个电话，看她到家没有。我是说我整晚上都没事，想给她打个电话，她在家呢，我就带她找地方跳跳舞或者去别的地方玩。认识她那么久，我从来没跟她跳过舞还是怎么样，不过有一次看过她跳舞，像是个跳舞好手。那是在一家夜总会的国庆舞会上，当时我跟她还不是很熟，觉得不应该插一腿，从跟她约会的男孩那儿把她拉过来。她在跟一个名叫艾尔·派克的很差劲的家伙约会，这人在乔特中学上学，我跟他不太熟。他老是在游泳池那儿晃悠，穿一条白色拉斯泰克斯牌游泳裤，老是玩高台跳水。他整天玩的不过是转体半周之类老掉牙的一套。他只会这一种动作，却自以为很了不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管怎么样，简那天晚上就是跟他约会。我没法理解，我发誓我真的没法理解。后来我们开始交往后，我问她怎么会跟艾尔·派克这种爱招摇的混蛋约会。简说他不是爱招摇的人，还说他有自卑情结。简看样子好像可怜他还是怎么着，她还不仅看样子是，而且是当真的。女孩儿的这点真是有趣，每次你说起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时——很卑鄙或者自负等等——你跟一个女孩儿提起这点时，她会告诉你他有自卑情结。他也许真的有，但是在我看来，这也不能说明他们不混蛋。女孩儿啊，你永远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有次我安排一个叫罗伯塔·沃尔什的女孩的室友跟我的一个朋友约会，他叫鲍勃·鲁宾逊，他真的有自卑情结。很明显，他为自己的父母感到没面子，因为他们说话很土，也不是很有钱。可他不是个混蛋什么的，而是个很不错的家伙。可是罗伯塔·沃尔什的这位室友根本不喜欢他，跟罗伯塔说他太自负了——而她觉得他自负的理由，是他碰巧提到自己是辩论队的队长。就这么一点儿小事，她居然认为他自负！女孩儿的毛病就在于要是她们喜欢上一个男生，无论此人混蛋到何种程度，她们还会说他有自卑情结；要是她们不喜欢哪个男生，不管这人有多好，或者他有多么严重的自卑情结，她们一样会说他自负，就连聪明的女孩儿也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我又给简这妞儿打了个电话，可是没人接，只好挂掉了。我就开始在通讯簿里找，看看他妈的到底能找谁晚上跟我聚一聚。可麻烦的是，我的通讯簿上只记了三个人：简，安托利尼先生——他是我在埃克顿岗中学上学时的老师，另外还有我爸爸的办公室电话。我老是忘了把别人的名字写上去，所以最后我给卡尔·卢斯这厮打了个电话，他在我离开伍顿中学后从那儿毕业，比我大三岁。说起来我并不是很喜欢他，可他是那种聪明绝顶的家伙——他曾是伍顿中学的学生中智商最高的——我想他也许愿意跟我去哪儿吃晚饭，然后来点儿稍微有水平的谈话，他有时还是很能让人开窍的，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住在六十五街，我知道他会在家。跟他通上电话后，他说没法跟我一起吃晚饭，不过可以十点钟到五十四街的威克酒吧跟我喝一杯。我想他接到我的电话很吃惊，因为我有次骂他是个肥屁股的装模作样的家伙。

当时离十点钟还挺早，可以消磨一下时间，我所做的，是去无线广播城看电影。我可能从来没有干过这么差劲的事，可是这地方很近，我也想不到别的可以干吗。

我进场时那场破演出正在演，“小火箭”舞蹈队踢腿正踢得起劲儿，就是站成一排，胳膊搂着旁边人的腰踢腿。观众疯了似的鼓掌，我后面有个家伙老是跟他老婆说：“你知道那叫什么？精确。”逗死我了。然后，“小火箭”舞蹈队下场后，一个身穿礼服、脚踩溜冰鞋的家伙上场了，开始从几张小桌子下面钻过，一边钻，还一边讲笑话。他溜得很好，我却喜欢不起来，因为我老是想象他为了能登台表演而练习溜冰时的样子。这样想似乎很蠢，我想只是我心情不好的原因吧。他表演完之后，每年圣诞节无线广播城都会有的演出就开始了。有许多天使从包厢里，还有每个角角落落的地方露头，另外还有些扛着十字架之类的家伙到处乱串。然后他们一伙——有几千个吧——疯了似的唱《来吧，信徒们!》。真是不得了。我知道它本应该是宗教性很强，而且很好看的，可是天哪，我就是看不出一伙演员在舞台上扛着十字架到处乱串，有何宗教意义或者悦目之处。他们搞完后又走出包厢时，看得出他们为了去抽根烟还是干吗简直急不可待。我前一年跟萨莉这妞儿一块儿看过，她老是说那些戏装什么的太漂亮了等等。我说如果耶稣他老人家看到这些——还有稀奇古怪的戏装什么的——他没准会吐的。萨莉说我是个亵渎宗教的无神论者。大概是吧。耶稣真的有可能喜欢的，会是乐队里那个打定音鼓的家伙。我从大约八岁起，就开始看他打鼓了。我和弟弟艾里要是跟我爸妈一块儿来看，经常会离开座位到最前面去，好去看他打鼓。他是我所看过的鼓手中最棒的。整首乐曲中，他只有一次机会打几下鼓，可他没打时，也从来没显得不耐烦过。他打鼓时，总是打得很悦耳动听，脸上有种紧张的神色。有次我们跟我爸一块儿去华盛顿，艾里给他寄了张明信片，可我敢打赌他从来没收到，当时我们不太清楚地址该怎样写。

那套圣诞节的把戏结束后，破电影就开始了。臭得要命，我倒是看得一眼不漏。是关于一个英国佬的，此人名叫亚历克，姓什么不清楚。他先是在打仗，后来又在医院里失去记忆什么的。他出院后拄了根拐杖，在伦敦到处一拐一拐地走，不知道自己到底他妈的是谁。他实际上是个公爵，但是他他妈的不知道。后来在巴士上，他遇到一个温柔可亲、真挚友好的女孩。她的破帽子被风吹跑，让他抓住了。他们就上巴士顶层坐下，聊起了查尔斯·狄更斯，那是他们都喜欢的作家。他带了本《雾都孤儿》，她也带了一本。我当时差点儿吐了。总之，他们马上相爱了，就因为他们都对查尔斯·狄更斯迷得要命。他帮她做出版生意。那个女孩儿是个出书的，生意却做得不怎么样，因为她哥是个酒鬼，把钞票全花光了。她哥也算命苦，因为打仗时，他是个医生，现在神经被震坏了而没法给人做手术，所以整天酗酒，不过他还算是个说话很风趣的人。总之，后来亚历克这厮写了一本书，那个女孩把它出版了，结果他们狠赚一笔。正当他们准备结婚时，另外一个女孩——马西娅这妞儿——出现了。马西娅是亚历克失去记忆前的未婚妻。他在书店签名售书时，她认出了他。她跟他说他的真实身份是个公爵，可他不相信，也不愿意跟她去看望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瞎得一点儿也看不见。但是另外一个女孩，就是那个温柔可亲的女孩非要他去——她很高尚——结果他就去了。可他还是回忆不起来，甚至当他那条丹麦大狗扑过来跟他亲热，他母亲用手在他脸上到处摸索，还拿来他小时候经常到处拿着玩的玩具熊时，他还是回忆不起来。但是后来有一天，几个小孩在草地上打板球，他的头被一个板球狠砸了一下。马上，他全他妈想起来了，跑去在他母亲的额头上亲个没完。他又当起了公爵，却把搞出版的温柔可亲的女孩忘了个一干二净。我可以跟你讲讲后面的故事，但是讲的话，我有可能会吐，我不是想倒你胃口还是怎么样。天哪，这玩意儿让人哪有什么胃口看。总之，电影结尾是亚历克跟那个温柔可亲的女孩结了婚，那个当哥的酒鬼的神经毛病治好了，还给亚历克的母亲动手术，让她又能看见了，后来那个当哥的酒鬼跟马西娅这妞儿配成了一对。最后一幕是大家都坐在长餐桌前，肚皮都快要笑破了，因为那条丹麦大狗领着一窝小狗进了屋。我想那是因为大家都以为那条狗是公的，要不还能为什么。我想说的是，你如果不想吐得一塌糊涂，就别去看。

让我受不了的是我旁边的一个女人。看这场破电影时，她一直在哭，越是到了虚伪得厉害的地方，越是哭得起劲。你会以为她是个心肠好得不得了的人，所以才那样，可是因为我就挨着她坐，知道她可不是。她带来的那个小孩儿根本他妈的不想看电影，想上厕所，可她就是不带他去，还老是说要他老老实实坐着。她的心肠好得跟他妈的一匹狼差不多。就拿那种看电影时看到虚伪的地方就哭得一塌糊涂的人来说，十个里头有九个都是内心卑鄙的混蛋，我不是开玩笑。

看完电影后，我就开始往威克酒吧的方向走去，我要跟卡尔·卢斯这厮在那里见面。走路时，我一直在想打仗的事，看那种关于打仗的电影，总让我想到很多打仗的事。我心想，让我去打仗，我肯定受不了，真的。把我单独挑出来枪毙倒不算太糟糕，可是我得在部队里待他妈很长一段时间，问题全在这儿。我哥D. B.在部队里待了他妈四年，也打过仗——参加了诺曼底登陆等等——可我真的认为他宁愿打仗，也不愿意在部队里待。我当时几乎还是个小孩儿，不过还记得他经常休假时回家。他几乎一直只是躺在床上，甚至几乎不进客厅。后来他出国参战，可他没有负伤还是怎么样，也没机会开枪打人，只是整天开一辆指挥车，拉着一位愣头愣脑的将军到处去。有次他告诉我和艾里，如果非让他开枪打人，他根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开。他说过部队里的混蛋简直跟纳粹部队里的混蛋一样多。我记得艾里有次问他能参战是不是件好事，因为他是个作家，让他有很多写作素材。他就让艾里把他的棒球手套拿过来，问艾里谁是最好的战争诗人，是鲁珀特·布鲁克还是艾米莉·狄金森。艾里说是艾米莉·狄金森。我对此不太清楚，因为我诗读得不多。可是有一件事我的确清楚：要是让我进了部队，一天到晚跟一帮像阿克利、斯特拉雷德及莫里斯那样的家伙一起出操什么的，我肯定会疯掉。我参加过童子军，大约有一星期时间，我就连盯住前面那个家伙的脖后根都受不了，可他们还老是叫我们盯住前面那人的脖后根。我发誓，再来场战争的话，最好他们挑我出来让行刑队把我毙掉算了，那我也不会反对。我对D. B.也不了解。他对战争恨之入骨，去年夏天却让我读一本《永别了，武器》。他说这本书特棒，这让我无法理解。书里有个叫亨利的少尉，按说是个不错的人。我不明白D. B.怎么一方面那么憎恨战争，一方面又喜欢那样一个装模作样的家伙。我是说，比如他一方面喜欢林·拉德纳的书，或是另外一本他喜欢得不得了的书——《了不起的盖茨比》——另一方面又会喜欢像《永别了，武器》这样一本虚伪的书。我这样说了后，D. B.不高兴，说我太小了，不懂欣赏，可是我不这么看。我告诉他我喜欢林·拉德纳和《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的确如此。我万分喜欢《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盖茨比，真是个堂堂正正的人物，这本书让我喜欢得要命。不管怎么样，我对发明了原子弹这件事有点儿开心。再来场战争的话，我他妈会端坐到原子弹的弹头上。我自愿报名，向上帝发誓，我会的。

十九

你如果不住在纽约，我可以告诉你威克酒吧是在一家有点儿时髦的旅馆——西顿旅馆里。以前我去那儿去得很勤，不过现在不去了，我是慢慢戒掉的。它是那种按说很有层次的地方，里面挤满了装模作样的家伙。那儿有过两个法国妞儿，蒂娜和雅尼纳，每天晚上大约出场三次弹琴唱歌，一个弹钢琴——弹得糟糕透顶，一个唱歌，多数歌曲要么是下流的，要么用法语唱。雅尼纳唱歌之前，总要对着破麦克风轻声细语地说上几句，比如她会用很蹩脚的英语说：“现在我们想为你们献上一首《你要法国妞儿吗？》，唱的是一个法国小姑娘去了大城市，正像纽约这样，然后跟一个布鲁克林的小伙子好上了。希望你们喜欢。”在这么轻声细语、装得万分可爱地说完后，她就开始唱一首烂歌，一半用法语，一半用英语，满场装模作样的家伙高兴得疯了似的。你要是在那儿待得够久，听着那帮装模作样的家伙拍巴掌还是怎么样，你会讨厌世界上所有的人，保证你会。吧台侍者也是个下流货，一个大号的势利鬼。如果你不是个厉害角色或者名流什么的，他就几乎根本不跟你说话。如果你的确是个厉害角色或者名流什么的，那他甚至更让人恶心，会堆着一脸媚笑凑到你面前，好像你认识他就会知道，他也是个很他妈了不起的角色。“哟！康涅狄格那边怎么样？”要么“佛罗里达那边怎么样？”那地方真要命，我不是开玩笑。我去那儿去得越来越少，最后根本不去了。

我到了后时间还挺早。我坐在吧台那边，酒吧里人很多。趁卢斯这厮还没到，我要了两份加苏打水的威士忌。我是站着点的，好让他们看到我有多高，别以为我他妈没成年。然后我看了一会儿那帮装模作样的家伙。我旁边有个家伙正跟他带来的一个小妞儿大侃特侃，一直说她那双手很有贵族气质，让我乐死了。吧台那头坐的全是些搞同性恋的家伙，不过外表上看不太像，我是说他们没把头发留得太长还是怎么样——可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能看出他们是同性恋。最后，卢斯这厮总算露面了。

卢斯这厮，真是个宝贝。我在伍顿上学时，他是我的学生辅导员，可他对我的辅导仅仅是聊性，是在一帮人深夜聚集到他的宿舍时。他对性知道得真不少，特别是关于性变态什么的。他老是给我们讲很多邪门之人的事，有人到处找绵羊干，还有些家伙把女人衬裤缝在帽子里头当衬里，净是这种事。还有男女同性恋的事。卢斯这厮知道全国都有谁是同性恋，你只用提个人名——不管是谁——卢斯这厮就会告诉你此人是不是同性恋。有时候难以置信，特别是当他说有些电影演员什么的是同性恋时。他说是同性恋的有几个竟然已经结了婚，真是岂有此理。有人会追着他问：“你说乔·布洛是个同性恋？乔·布洛？那个长得高大威猛、老是演匪徒还有牛仔的？”卢斯这厮会说：“那肯定。”他老是说“那肯定”，说这种事跟结没结婚无关，还说世界上有一半结了婚的男人都是同性恋，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说你要是具备了作为同性恋的所有特性什么的，就会几乎一夜之间变成同性恋，经常把我们吓得够呛。我一直想着有一天我会变成同性恋。我曾经觉得，说起来卢斯这厮的可笑之处，是他自己就有点儿同性恋。他经常在你经过走廊时对你说“试试这个大小如何”，然后猛捣你的敏感部位。他每次上厕所时，老是他妈的不关那格厕所门，在你刷牙或者干别的什么时跟你说话。这种事有点儿同性恋意思，没错。我认识好几个真正搞同性恋的，都是在学校里，他们老是搞这种玩意儿，所以我总怀疑卢斯这厮说不准也是。不过他是个脑子很灵的家伙，真的。

他跟别人见面时，从来不说“你好”什么的。坐下后，他一上来就说他只能待几分钟，说还有约会，然后要了份低糖的马提尼酒。他叫酒保拿糖度很低的，不放橄榄。

“嗨，我给你找了个搞同性恋的，”我告诉他，“就在吧台那头。现在别看，我特意留给你的。”

“很风趣啊，”他说，“还是老样子的考尔菲尔德，什么时候开始长大？”

他让我搞得很烦，没错，可是他让我开心，他是那种能让我特别开心的人。

“你的性生活如何？”我问他，他就烦别人问他这种事。

“悠着点儿，”他说，“老天，你往后靠，悠着点儿。”

“我够悠着点儿了，”我说，“哥伦比亚大学怎么样？你喜欢吗？”

“那肯定，否则我也不会去那儿上学了。”他说。他自己有时候也挺惹人烦的。

“你学什么专业？”我问他，“性变态学？”只是跟他开玩笑而已。

“你这是怎么着——说话风趣吗？”

“不是，开玩笑而已。”我说，“嗨，听我说，卢斯，你是个聪明人，我需要你的建议。我正处于很糟糕——”

他对我大声哼了一声。“听着，考尔菲尔德，你要是想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喝一杯，安安静静地聊——”

“好了，好了，”我说，“别激动。”看得出，他不想跟我讨论什么严肃的话题。这种脑袋瓜聪明的家伙就这毛病，他们从来不想讨论什么正经事，除非他们想。因此我所做的，是跟他讨论起一般的话题来。“说真的，你的性生活如何？”我问他，“还跟在伍顿时的那个小妞儿来往吗？那个特别——”

“我的天，不是那个了。”他说。

“怎么回事？她怎么了？”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既然你问起来，据我所知，她现在很可能是新罕布什尔州的头号婊子了。”

“这话可不好听，既然她一直赏脸让你跟她干，你至少不应该这么说她。”

“噢，我的天！”卢斯这厮说，“这就是典型的考尔菲尔德式聊天吗？你马上告诉我。”

“不是，”我说，“反正这样不好，如果她赏脸让你——”

“我们非得顺着这个讨厌至极的思路往下说吗？”

我什么也没说，有点儿担心我不闭嘴的话，他会一走了之，把我一个人撂这儿。所以我只是又要了份酒，想喝个一醉方休。

“你现在跟谁来往？”我问他，“可以告诉我吗？”

“你不认识。”

“是吗，那是谁？没准儿我认识。”

“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女孩，是个雕刻家，你要是非想知道的话。”

“是吗？不是开玩笑？她多大？”

“岂有此理，我又没问过她。”

“噢，那大约呢？”

“我想可能三十多，快四十吧。”卢斯这厮说。

“快四十？是吗？你喜欢这样吗？”我问他，“你喜欢那么老的？”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的确在性那方面懂得很多，我认识的人中像他这样的少有。他才十四岁时，就不是个处男了，是在楠塔基特岛时，真的。

“我喜欢成熟的女人，那肯定，如果你问的是这个。”

“真的？为什么？我不是开玩笑，就因为她们在性那方面更棒？”

“喂，咱们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今天晚上对这种考尔菲尔德式的问题拒绝回答。你他妈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长大？”

我有一阵子什么话也没说，让这聊天晾一会儿。接着卢斯这厮又要了份马提尼，并跟酒保说要糖度低得多的。

“喂，你跟她交往多久了，那个搞雕塑的妞儿？”我问他，我真的很感兴趣，“你在伍顿时认不认识她？”

“不怎么认识，她才刚来美国几个月。”

“是吗？她是哪儿人？”

“她刚好是从上海来的。”

“别开玩笑！我的天，是个中国人？”

“显而易见。”

“别开玩笑！你喜欢这样吗？喜欢她是个中国人？”

“显而易见。”

“为什么？我想知道——真的。”

“既然你问起来，我只是刚好发现东方哲学比西方哲学更让人满意。”

“你是这么认为的？你说的‘哲学’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在性还有别的方面吗？你是说在中国，这方面学问更好？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一定非得在中国，岂有此理，我说的是东方。我们非得这样没头没脑地聊下去吗？”

“哎，我可是认真问你的。”我说，“别开玩笑，为什么东方哲学比较好？”

“老天，这可说来话长。”卢斯这厮说，“他们只是刚好把性看作既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体验。你要是觉得我——”

“我也这么认为的呀！我也认为性是你刚才怎么说的——既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体验，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又取决于我他妈跟谁干。我要是跟谁干这事，我甚至不——”

“考尔菲尔德，别这么大声，岂有此理。你要是没法压低声音，干脆我们什么也别——”

“好吧，可是你听我说。”我说。我激动了，所以声音的确有点儿高，有时候我激动的时候，说话声音的确会有点儿高。“可我的意思是这样，”我说，“我知道性既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而且是艺术的。可我是说你不会跟每个人都干吧——每个搂脖子亲过的人——不能让它都往这个方向发展。对吧？”

“别说这个了，”卢斯这厮说，“你介意吗？”

“好吧，可是你听我说，就拿你跟那个中国妞儿来说吧，你们在一起哪些方面不错？”

“别说这个了，我说过。”

我问得有点儿太隐私了，我也意识到了。但这就是卢斯叫人烦的地方，我们在伍顿中学时，他会让你跟他描述一下你所经历过的最隐私的事，可是你一问他自己的事情，他就不乐意。这些脑袋瓜聪明的人根本不愿意跟你进行有水平的交谈，除非让他们全盘决定该谈什么。他们闭嘴时，老想让你也闭嘴，他们回到他们的房间时，你也得回自己的。我们在伍顿中学时，有件事让卢斯这厮很不高兴——真的能看出他不喜欢——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向我们一帮人在性的方面发表一番高论后，我们再黏一会儿，自己再侃上一阵子。我是说除了卢斯之外的其他人，包括我，就在别人的房间里侃。卢斯这厮就不高兴，他总希望在他出完风头后，大家都闭上嘴巴，各回各的房间。他害怕有人会比他说得更精彩。他真让我开心。

“我可能去中国，我的性生活没法提。”

“那当然，你的头脑还不成熟。”

“不错，真的是，我知道。”我说，“你知道我的毛病在哪里？如果跟一个我不是很喜欢的女孩儿在一起，我从来没法变得很冲动，我是说很冲动。我是说我必须很喜欢她才行，如果不是，我可以说就对她没他妈什么兴趣了。乖乖，这真的把我的性生活搞得不像样，我的性生活太差劲了。”

“天哪，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上次见你时跟你说过该怎么办。”

“你是说去看精神分析专家？”我问他。他跟我说过，我该怎么办就是指那个，他爸爸是个精神分析专家。

“去不去随你的便，岂有此理，你怎么过日子又他妈不关我的事。”

有一阵子我没开口，在思考。

“假如说我去找你爸爸，让他给我做精神分析，”我说，“他会拿我怎么样？我是说他会拿我怎么样？”

“他根本不会拿你他妈怎么样，岂有此理，他只是跟你谈话，你也跟他谈话而已。首先，他会帮助你认识你的思维模式。”

“什么来着？”

“你的思维模式。你的思维运行是按照——听着，我不想跟你上一节精神分析入门课。你要是有兴趣，给我爸打电话约个时间。没兴趣就别打。说实话，你打不打，我根本无所谓。”

我把手搭到他肩膀上。乖乖，他可真逗。“你真是个待人友好的混蛋，”我告诉他，“你知道吗？”

他看看手表。“我得撤了，”他说着站起身，“挺高兴见到你。”他叫酒保把他的账单拿过来。

“嗨，”就在他要走之前，我说，“你爸爸有没有给你精神分析过？”

“我？问这干吗？”

“不干吗，他有没有？做过吗？”

“不能真正算是。说起来，他帮助过我调整自己，全面分析倒从来没必要。你干吗问？”

“不干吗，只是好奇而已。”

“好了，悠着点。”他说着放下小费什么的就要走了。

“再喝一杯吧。”我叫他，“求你了，我孤独得要命，不是开玩笑。”

可是他说没办法，说他那时已经晚了，说完就走了。

卢斯这厮，绝对是个讨厌的家伙，不过他的词汇量的确很大，我在伍顿中学时，他的词汇量在那里的全体学生中是最大的，学校里测过一次。

二十

我继续坐在那儿越喝越醉，等着蒂娜和雅尼纳两个妞儿出场表演，可是她们没出来。有个样子像是同性恋、留着波浪式卷发的家伙出来弹钢琴，然后是个以前没见过的，叫瓦伦西亚的小妞儿出来唱歌。她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比蒂娜和雅尼纳强点儿，至少她唱的都是好歌。钢琴紧挨着我坐的吧台，瓦伦西亚这妞儿几乎就站在我旁边。我多少给她递了几次那种眼色，可她装作根本没看到。换个时候我很可能也不会那样干，可是当时我喝得醉醺醺的。她唱完后离开大厅时走得很快，我根本没机会请她跟我喝一杯，就把领班侍者叫过来，让他去问瓦伦西亚小妞儿愿不愿意跟我喝一杯。他说他去问，可是他很可能根本不会给我带话。人们向来不会给人带话。

乖乖，我就坐在那间破酒吧里，一直待到一点钟左右，醉得一塌糊涂。我几乎看不清东西，不过有一样我是做到了，我他妈小心得要命，不让自己发酒疯什么的。我不想让任何人注意到我还是怎么样，或者问我多大。可是乖乖，我几乎看不清东西。喝得很醉时，我就会玩肚子上挨了枪子的无聊把戏。这间酒吧里就我一个人肚子上挨了枪子，我一直拿手捂在夹克下面，就在肚子那儿，不让血滴得到处都是。我不想让人知道我竟然负了伤，在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是个负伤的混蛋。最后我终于想做一件事，就是给简这妞儿打个电话，看她到家没有。我就结了账，然后离开吧台到了电话那里。我一直把手放在夹克下面，免得让血滴下来。乖乖，我可真够醉的。

可是进了电话间后，我又不太有心情给简这妞儿打电话了，我想我当时太醉了。后来怎么样呢，我给萨莉·海斯这妞儿打了个电话。

我拨了有二十个号码才拨对她家的电话。乖乖，我真的是什么也看不见。

“喂？”听到有人来接他妈的电话时，我就说，有点儿像是在嚷，我太醉了。

“谁啊？”一个很是冷冰冰的女人声音问道。

“是我，霍尔顿·考尔菲尔德，请让我跟萨莉说话。”

“萨莉睡了，我是萨莉的奶奶。霍尔顿，你怎么这时候打电话？知不知道几点了？”

“知道，我想跟萨莉说话。很重要的事，叫她来听。”

“萨莉睡了，小伙子。明天打电话给她吧，晚安。”

“叫醒她！叫醒她，嗨，快去吧。”

接着电话那边换了声音。“霍尔顿，我在听呢，”是萨莉这妞儿，“你又有什么棒主意？”

“萨莉？是你吗？”

“是——别大叫了。你喝醉了吗？”

“对，你听我说，听我说，嗨。我圣诞夜去你家，好不好？我给你修剪那棵破树，好不好？好不好，嗨，萨莉？”

“好吧，你喝醉了，现在去睡觉吧。你在哪儿？跟谁在一起？”

“萨莉？我会去给你修剪树的，好不好？好不好，啊？”

“好吧，现在你去睡觉吧。你在哪儿？跟谁在一起？”

“没别人，只有我，在下，鄙人。”乖乖，我喝得太醉了！竟然还捂着肚子呢。“他们揍了我，洛基山的土匪揍了我。你知道吗？萨莉，你知道吗？”

“我听不清你说什么。你现在就去睡觉，我得挂了。明天给我打电话吧。”

“嗨，萨莉！你想不想让我给你修剪树？你想让我去吗？对不对？”

“对。晚安，回家睡觉吧。”

没等我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

“晚安，晚安，萨莉宝贝，小甜心爱人萨莉。”我说。你能不能想象我醉成了什么样？后来我也挂了电话。我琢磨她很可能刚跟人约会回来，我想象她跟伦特夫妇到某个地方去了，还有那个上安多弗中学的蠢材。他们一堆人坐成一圈，一边喝茶，一边一块儿聊些高深的东西，个个讨人喜欢、装模作样的样子。我打心底里后悔给她打电话，我喝醉时，就是个疯子。

我在那个破电话间里待了很久，差不多一直抓着电话听筒，好不让自己晕倒。说实话，我当时感觉不是很好。最后我还是出来了，像个蠢蛋似的摇摇晃晃地走进男厕所。我往一个洗手盆里接满冷水，然后把头浸进去，一直浸到耳朵。我根本懒得把脑袋弄干还是怎么样，只是让他妈往下滴水。接着我走到窗户边的暖气片那儿坐了上去，暖暖和和的。之所以让我感觉不错，只是因为我在哆嗦个没完。好玩的是，我一喝醉老是他妈的猛哆嗦。

我无事可做，就一直坐在暖气片上数地板上的小白格子。我身上快湿透了，差不多有一加仑水正顺着我脖子往下滴，领子、领带全湿透了，可是我他妈才无所谓。我太醉了，所以没法在乎。后来没多久，给瓦伦西亚弹钢琴的那个家伙进来梳他的金发卷儿。他的头发很卷，他长得像是个同性恋。他梳头时，我们聊了几句，只是他他妈的态度不够友好。

“嗨，你回酒吧会不会见到那个小妞儿瓦伦西亚？”我问他。

“大概会吧。”他说，这个会说话的混蛋，我碰到的尽是会说话的混蛋。

“喂，代我向她致意。问问她那个混账侍者有没有帮我带话，好不好？”

“你干吗不回家，老弟？你到底几岁了？”

“八十六。喂，代我向她问好，好吗？”

“你干吗不回家，老弟？”

“别说我了。乖乖，你钢琴弹得真他妈好。”我告诉他，只是恭维他而已，事实上，他弹得很臭。“你应该上电台演出。”我说，“就凭你这样的靓仔，还长了一头破金发卷儿。你需不需要经纪人？”

“回家吧，老弟，当个好人。回家睡觉吧。”

“我无家可归，不开玩笑——你需要经纪人吗？”

他没理我，只是出去了。他已经梳好头并拍打停当，所以就走人了，跟斯特拉雷德一样。这种靓仔全一个样，只要把他妈的头发梳理停当，就撇下你走掉了。

最后，我从暖气片上下来，出去走到衣帽间时，我哭了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的确在哭，我想是因为感到太他妈沮丧而且孤独吧。后来，我出去到了衣帽间时，却找不到那张破卡片了。可那个管存衣帽的女孩儿很好，还是给了我外套，还有我那张《小小的雪莉·比恩斯》——我还带着它呢。我给她一块钱，因为她太好了，她不肯要，并一直叫我回家睡觉。我多少试了试跟她约会，就在她下班后，可她不同意，说她岁数大得能当我妈。我让她看我的破白头发，还告诉她我四十二岁了——当然是胡扯而已，可她还是挺不错的。我给她看我的破红猎帽，她也喜欢，她让我出门前戴上，因为我的头发还很湿，她说得没错。

到外面后，我感觉醉得不是太厉害了，可是又变得很冷，我的牙齿他妈的上下磕碰个没完，没办法止住。我向麦迪逊大道走去，然后开始等巴士。我几乎没剩下多少钱，要开始省着用，不能再坐的士什么的。我也不想坐什么破巴士，况且根本不知道该去哪儿。后来怎么样呢，我开始往公园的方向走。我琢磨可以经过那个小湖，看看那些鸭子在他妈干吗，还在不在，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还在那儿。因为离公园不远，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甚至不知道该去哪儿睡觉——所以就去了。我也不困还是怎么样，只是心情低落得要命。

后来，就在我要走进公园时，发生了一件很要命的事。我把买给菲比丫头的唱片掉到地上，摔成了有五十片。唱片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可还是摔碎了。我他妈差点儿哭起来，那让我感觉太难受了。我所做的，只是从信封里倒出碎片放进我的外套口袋。碎片根本没什么用，但我不想扔掉了事。后来我就进了公园，乖乖，里边可真暗。

我这辈子都住在纽约，对中央公园就像对手心手背那样熟悉，因为我小时候一天到晚都在那儿溜冰、骑自行车。可是那天夜里为找到那个湖，我真是费了老劲。我知道它的准确位置——就在靠近中央公园的南边那儿——可还是找不到。我一定比我以为的还要醉。我一直走啊走啊，那儿越来越黑，越来越瘆人。我在公园里一直一个人也没碰到，这还好，万一碰到人，我很可能会被吓得跳起八丈高。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它有一半结冰，一半没有，可是附近一只鸭子也看不到。我绕着这个破湖的边上走——事实上，我他妈有次差点儿掉进去——可还是一只鸭子也看不到。我想它们也许的确在附近哪儿，可能就在水边，靠近长草的地方，睡着了还是怎么样。那就是我几乎掉下去的原因，可是我一只也找不到。

最后，我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那儿没他妈那么暗。乖乖，我还是哆嗦得一塌糊涂。就算戴着猎帽，我后脑勺的头发仍然好像全结成了一小坨一小坨的冰，我因此担心起来，觉得我很可能得肺炎死掉。我开始想象有成千上万个蠢材来参加我的葬礼。住在底特律的我的爷爷——跟他一起坐破巴士时，他会一条街一条街地叫着街名，还有我的姑妈、婶母、舅母等等——我有大约五十个，还有讨厌的表亲、堂亲等等。真是浩浩荡荡啊。艾里死后，他们全来了，整整他妈的一大帮蠢人。有个我叫姑妈的，她又蠢又有口臭的毛病，一直在说艾里躺在那儿有多安详之类的话。D. B.告诉我的，我当时不在场，还在医院——我把手弄伤后，就不得不去医院治疗。总之，我当时一直担心的就是头发上结的一小坨一小坨的冰会让我得肺炎，然后我会死掉。我为我爸妈他们真是感到万分难过。特别是我妈，直到现在，她还是没能从失去我弟弟艾里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我一直在想象她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我的衣服和体育器材什么的。唯一让我觉得不错的，是我知道她不会让菲比丫头参加我的破葬礼，因为她还只是个小孩，单单这一件事不错。然后我想到这一大群蠢人把我塞到一块破墓地里去，墓碑上写着我的名字，周围全是死人。乖乖，你死了，他们可真的给你安排得妥当啊。我有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如果我真的死了，希望有人会有点儿脑子，把我扔到河里之类的地方得了，可就是别把我塞到哪个破墓地里去。人们星期天会带来一些花放你胸口上，全是胡闹。谁死了还想要花？没有人。

天好时，我爸妈会颇为经常地去往艾里的墓上放一束花。我跟他们去过几趟，后来就不去了。第一个原因是，不用说，我不喜欢看到他待在那个破墓地，周围全是死人和墓碑什么的。出太阳时还不算太糟糕，可是有两次——两次——我们在那儿时下起雨来，真是糟透了。雨水淋到他的破墓碑上，淋到他肚子之上的草上，淋得到处都是。来上坟的人都拼命跑向他们的汽车，差点儿把我气疯。来上坟的人全都钻进他们的小汽车并打开收音机，然后去找个不错的地方吃饭——除艾里之外的每个人，我受不了这样。我知道墓里面只有他的肉体，他的灵魂在天堂之类的屁话，可我还是受不了，我只希望他没有被埋在那儿。你是不认识他啊，可是如果你认识他，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有太阳还不算太糟糕，可太阳也是想出就出，想不出就不出。

过了一会儿，只是为了不去想肺炎，我拿出我的钱，想在路灯那不济的亮光下数数还有多少。我只有三个一块、五个两角五和一个一角的硬币——乖乖，离开潘西后，我可是花了笔巨款啊。后来我所做的，是往下走到湖边，把两角五和一角的硬币往没结冰的地方打了水漂。我也不知道我干吗要那样做，但的确那样做了。我想也许当时以为那样做，能让我不想肺炎和死亡之类的事情，但是这个效果也没有达到。

我开始想我要是得了肺炎死掉，菲比的感受会是怎样。那样想有点孩子气，可是我忍不住不想。如果发生这种事，她会感觉很难受，因为她很喜欢我，我是说她很迷恋我，她真的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放不下这些想法，所以后来我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我琢磨我最好还是偷偷溜回家看她，以防万一我死掉。我有家里的钥匙，打算偷偷溜回家，悄悄地，然后跟她聊上一阵。唯一担心的是我家的前门吱吱响得很厉害。那是幢很老的公寓楼，管理员是个懒骨头的混蛋，不管什么都是吱吱嘎嘎响。我担心我爸妈可能听到我溜进家，可是我打定主意，不管怎样都要试试。

我就他妈的离开公园回家了，一路走回去的。路不太远，我不累，竟然也不醉了，只是很冷，附近一个人也看不到。

二十一

到家时，我发现通常值夜班开电梯的皮特不在，这么多年，都没有那次运气好。开电梯的家伙我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琢磨只要不碰见我爸妈，就能跟菲比丫头打个招呼便走，根本谁都不会知道我回来过。这次运气真是太好了。更好办的是，这个新来的电梯工好像不是个聪明人。我用很随便的口气叫他把电梯开到迪克斯坦先生家那层，迪克斯坦家是住在我们那层的另外一家住户。我已经取下猎帽，免得招人猜疑还是怎么样。我一副好像特别着急的样子进了电梯。

他关好电梯门正要载我上去，却又转过身说：“他们不在家，在参加十四楼办的派对。”

“没关系，”我说，“说好我等他们回来，我是他们的侄子。”

他用有点儿愚蠢和怀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伙计，你最好还是在大堂等。”他说。

“我也想啊——真的，”我说，“可是我的腿有点儿毛病，只能把它固定在一个位置，我想我最好还是坐在他们家门外的椅子上等。”

他根本不明白我他妈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只是“噢”了一声就把我载上去了。乖乖，还不错，有意思。你只用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就几乎想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会干什么。

我在我们家那层走出电梯——腿跛得很厉害——开始走向迪克斯坦家。然后，听到电梯门关上后，我扭头朝我们家走去。我做得天衣无缝，竟然丝毫没有醉意。我掏出钥匙开了门，声音极小，然后非常、非常小心地进了屋，把门关上。我真该去当小偷。

门厅那里不用说真他妈暗，不用说我也不能开灯，一盏也不行。我必须小心别碰到任何东西，以免搞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不过我当然知道已经到家了。我们家的门厅里，有种跟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的气味。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他妈什么味，不是花椰菜，也不是香水，我也不知道是他妈什么味，可我总会知道自己到了家。我开始脱下外套想把它挂进门厅处的衣橱，里面却已经挂满了衣架，打开橱门时响成一片，我就穿着外套，没往里面挂。然后我开始走向菲比丫头的房间，很慢很慢。我知道女佣听不见我的脚步声，因为她只有一个耳鼓好。小时候，她的一个哥哥拿麦秆捅进了她的耳朵，她跟我说过一次。她耳朵背得很。可是我爸妈，特别是我妈的耳朵灵得像猎犬，所以经过他们的房间时，我是很轻很轻地走过，竟然屏住了呼吸，真离谱。拿我爸来说，你就是拎把椅子砸到他脑袋上，他也不会醒，可是我妈呢，你在西伯利亚那么远的地方只用咳嗽一嗓子，她就能听到。她精神紧张得要命，有一半时间，她会整夜睡不着觉，抽烟。

走了个把小时，我终于到了菲比丫头的房间，可她不在。我是忘了，忘了D. B.去好莱坞或者别的地方时，她老是睡他的房间。她喜欢在那儿睡，因为那是家里最大的房间，还因为里面有D. B.从费城一个酗酒女人那里买下的一张书桌，大得要命，另外还有张大床，约有十英里长，十英里阔。我不知道他从哪儿买的那张床，反正菲比这丫头就喜欢趁D. B.不在家时睡他的房间，他也让她睡。你该见识一下她在那张破书桌上做家庭作业之类时的样子。那张书桌几乎跟那张床一样大，她在上边做家庭作业时，几乎看不到她，可她喜欢的就是这类东西。她不喜欢自己的房间，因为据她讲太小了。她说她喜欢伸展开，把我逗得要死。菲比这丫头有什么可伸展的？什么也没有嘛。

总之，我他妈蹑手蹑脚走进D. B.的房间，然后拧亮书桌上的灯。菲比这丫头根本没醒。拧亮灯后，我看了她一会儿。她躺在那儿睡着了，脸差不多到了枕头边，嘴巴大张着，看着真有趣。拿大人来说，他们睡着时，嘴巴张开的样子很难看，但小孩儿就不，小孩儿那样还行，即便他们的口水流了一枕头，却还是挺好看。

我蹑手蹑脚在房间里走了一圈，看了一会儿里面的东西。我变得感觉好极了，完全没想着要得肺炎什么的，只剩下好的感觉。菲比丫头的衣服放在挨着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对一个小孩儿而言，她很整洁，我是说她不像有些小孩儿那样，只是乱放东西，她绝不懒散。她把一件夹克和一件棕色套装——那是我妈在加拿大给她买的——挂在椅子靠背上，她的衬衫还有别的衣服放在座位上。鞋袜并排放在椅子正下方，我从来没见过那双鞋，是双新鞋，那种深褐色软帮鞋，有点儿像我穿的那双，跟我妈在加拿大给她买的套装搭配得好极了。我妈把她打扮得很好看，真的。我妈在有些方面的品位不得了。她买滑冰鞋什么的根本不在行，可是买起衣服来，她的选择无可挑剔。我是说菲比总有几件衣服穿起来好看得不得了。拿多数别的小孩儿而言，尽管父母有钱，可他们仍然经常穿得特别难看。我真希望你能看到菲比丫头穿上我妈在加拿大给她买的衣服时的样子，我不是开玩笑。

我坐在D. B.老兄的书桌上，看上面放的东西，多数是菲比的学习用品等等，主要是书本。最上面那本是《算术很好玩!》。我拿起来翻看第一页，菲比丫头在上面题了这样的字：

菲比·韦瑟菲尔德·考尔菲尔德

4B-1班

这让我乐死了。岂有此理，她的中间名是约瑟芬，而不是韦瑟菲尔德，可她不喜欢约瑟芬这个名字，每次我见到她，她老是给自己改一个新的中间名。

那本算术书下面是本地理书，地理书下面是个拼写簿。她的拼写很好，她每门课都很好，但最好的是拼写。拼写簿下面是一堆笔记本，她的笔记本有五千本左右，你从来没见过哪个小孩儿有这么多。我打开最上面的看第一页，上面写着：

伯尼丝，休息时跟我碰头，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第一页上就写了这些字，第二页上写着：

为什么阿拉斯加东南部有那么多罐头厂？

因为那里有很多三文鱼

为什么那里有宝贵的森林？

因为那里气候适宜

我们的政府为提高阿拉斯加州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水平做了哪些事？

明天要查一查！！！

菲比·韦瑟菲尔德·考尔菲尔德

菲比·韦瑟菲尔德·考尔菲尔德

菲比·韦瑟菲尔德·考尔菲尔德

菲比·韦·考尔菲尔德

菲比·韦瑟菲尔德·考尔菲尔德先生

请传给雪莉！！！！

雪莉，你说你是射手座

可你来我家时

你那仅有的金牛座带来了你的冰鞋

我坐在D. B.的书桌上翻完了那个笔记本，没用多久。我可以整日整夜读这种玩意儿，也就是哪个小孩儿的笔记——菲比或者别人的。小孩儿的笔记逗得要命。然后，我又点了一根烟——那是我的最后一根烟，我那天肯定抽了有三盒左右。后来，我把她叫醒了。我是说我也不能下半辈子就那样坐在书桌上，况且我害怕我爸妈会突然闯进来看到我。至少在这发生前，我要跟菲比打个招呼，就把她叫醒了。

她很容易醒，我是说你不用向她嚷还是怎么样，几乎只用坐在床边说：“醒醒，菲比。”瞧，她就醒了。

“霍尔顿！”她马上说。她搂着我的脖子，很亲昵，我是说对一个小孩儿而言是这样，她有时甚至过于亲昵了。我亲了她一下，接着她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看得出，她看到我开心得要命。

“别这么大声，就是刚才。你怎么样？”

“我很好。你有没有收到我的信？我给你写了五页——”

“收到了——别这么大声，谢谢了。”

她给我写过这么一封信，可是我没机会回。信里全是说她在学校参演的戏剧，她叫我星期五不要跟别人约会还是怎么样，好赶回来看这出戏。

“演戏的事怎么样了？”我问她，“叫什么来着？”

“《美国人的圣诞庆典》，这出戏很臭，可我演的是本内迪克特·阿诺德，我的角色几乎最重要。”她说。乖乖，她可真是精神抖擞，说起这些玩意儿时，她会变得很兴奋。“一开始我快死了，一个鬼魂在圣诞夜来问我感不感到羞耻，你也知道，就是因为背叛了国家等等。你去不去看？”她在床上坐得笔直。“我在信里就写了这些事，你去不去看？”

“我当然会去，理所当然会去。”

“爸爸没办法去，他要飞到加利福尼亚。”她说。乖乖，她可真是精神抖擞，只要等两秒钟，就会变得精神抖擞。她坐在床上——也有点儿在跪着——坐得笔直，还抓着我的破手。“咦，妈妈说你星期三回来，”她说，“她说是星期三。”

“我提前回来了。别这么大声，你会把别人都吵醒的。”

“几点了？他们很晚才会回来，妈妈说的。他们去康涅狄格州诺沃克参加一个派对。”菲比丫头说，“你猜我下午干吗了？我看了什么电影？你猜！”

“我不知道——听我说，他们有没有说几点——”

“《医生》，”菲比丫头说，“是利斯特基金会的特别放映，只放一天——就今天一天。电影全是关于肯塔基州的一个医生，他拿毛毯捂到了一个小孩儿的脸上，这个小孩儿是个残疾人，不会走路，后来他被关进了监狱。电影很棒。”

“听我说一句，他们有没有说几点——”

“他可怜那个小孩儿，我是说医生，所以拿条毯子捂到她脸上，想捂死她，后来他被判了终身监禁。可那个被他往头上捂毯子的小孩儿经常来看望医生，还感谢他为她所做的事。这位医生是个好心的杀人犯，只是他知道自己坐牢罪有应得，因为医生不应该从上帝那儿拿走任何东西。是我们班上一个女生的妈妈带我们去看的，这个女生是艾丽斯·霍尔姆堡，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是唯一在整个——”

“等一下，好不好？”我说，“我在问你，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没说，不过会是很晚。爸爸开车去的，免得担心坐不上火车。我们家的车上现在有收音机了！不过妈妈说开车时，谁也不能听。”

我有点儿放心了，我是说我终于不再担心他们会在家里逮住我。我心想，管他的，要逮就让他们逮吧。

你该看看菲比丫头的样子。她穿了件蓝色的睡衣，领子上印有红色的大象，她酷爱大象。

“这么说是部好电影了，对吗？”我说。

“棒极了，就是艾丽斯感冒了，她妈妈老是问她感觉是不是得了流感，就在放电影的时候，老是在一些关键地方，她妈妈老是歪着身子隔着我问艾丽斯感觉是不是流感，让我着急。”

接着，我告诉她那张唱片的事。“哎，我给你买了张唱片，”我告诉她，“可是在回家的路上摔碎了。”我从外套口袋里掏出碎片给她看。“我那会儿醉了。”我说。

“碎片给我，”她说，“我要保存。”她从我手里把碎片全拿过去放进床头柜的抽屉，她可爱得要命。

“D. B.圣诞节回来吗？”我问她。

“可能回也可能不回，妈妈说的，全得看情况。他可能不得不待在好莱坞，要写一部关于安纳波利斯的电影剧本。”

“安纳波利斯，我的天！”

“是个爱情故事什么的。你猜谁会在里面演出？哪个明星？你猜！”

“我不感兴趣。安纳波利斯，我的天，D. B.又了解什么安纳波利斯？我的天。那跟他写的短篇小说又有什么联系？”我说。乖乖，这种事真能气疯我，混账的好莱坞。“你胳膊怎么了？”我问她。我看到她肘部贴了很大一块橡皮膏，之所以能看到，是因为她穿的睡衣是无袖的。

“那个男孩，柯蒂斯·温特劳布，我们班上的。我在公园里正下台阶时，他推了我一下。”她说，“想不想看看？”她开始揭胳膊上那张破橡皮膏。

“别撕。他干吗把你推下台阶？”

“不知道，我想他是讨厌我吧。”菲比丫头说，“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塞尔玛·阿特伯里，把墨水什么的给他的风衣上弄得全是。”

“那样可不好，岂有此理，你像什么样——三岁小孩儿吗？”

“不是，不过每次在公园，我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他老是跟着我，让我着急。”

“他大概是喜欢你，你没理由把墨水什么的——”

“我不要他喜欢。”她说完开始表情古怪地看着我。“霍尔顿，”她说，“你干吗不是星期三回来？”

“什么？”

乖乖，你得时刻留神她，你要是以为她不聪明，那你就是疯了。

“你干吗不是星期三回来？”她问我，“你不是又被开除了吧？对不对？”

“我跟你说过，学校让我们提前走了，学校让整个——”

“你真的被开除了！真的！”菲比丫头说着就拿拳头打我的腿，她只要想，就很爱动拳头。“你真的被开除了！噢，霍尔顿！”她用手捂着嘴。她变得很激动，我向上帝发誓，她真的是。

“谁说我被开除了？谁也没说——”

“你真的被开除了，真的。”她说着又拿拳头打我，你要是以为不疼，那你就是疯了。“爸爸会干掉你的！”她说完扑通一声趴到床上，还用一个破枕头捂住头。她经常那样，有时候她可真是个疯子。

“好了，别这样。”我说，“谁也不会干掉我。谁也不会，就连——好了，菲比，把那个破玩意儿拿开。谁也不会干掉我。”

可她不肯，她不想就没法强迫她。她只是说了又说：“爸爸会干掉你的。”她用那个破枕头捂住头时，几乎根本没法听清楚她说什么。

“谁也不会干掉我，理智点吧。首先，我会离开这儿。我可能怎么做呢？我可能会到农场之类的地方找个活干一段时间。我认识有个人的爷爷在科罗拉多州有个农场，我可能去那儿找个活干。”我说，“我走的话，什么时候走，我会跟你保持联系。好了，别捂住头了。好了，嗨，菲比。求你了，求你了，好不好？”

她还是不肯拿开枕头。我想把枕头拉开，可她简直力大无穷，跟她较劲真累人。乖乖，要是她想用枕头捂住头，那就谁也拉不开。“菲比，求你了，别捂着。”我一直在说，“好了，嗨……嗨，韦瑟菲尔德，别捂着了。”

可她还是不肯露出脑袋，有时候她根本不可理喻。最后我起身去了客厅，从桌子上的烟盒里取了几根塞进口袋，我的抽光了。

二十二

我回来时，她已经把枕头从脑袋上拿开了——我知道她会的——但还是不肯看我，就算仰面躺着也不肯。我走到床边又坐下后，她把她的破脸转过去，对我排斥得要命，就像我把破击剑器材丢到地铁上后，潘西的击剑队员对待我那样。

“黑兹尔·韦瑟菲尔德丫头怎么样了？”我说，“你有没有再写她的故事？我把你寄给我的那篇放在手提箱里，在火车站。那篇写得很好。”

“爸爸会干掉你的。”

乖乖，她要是脑子里缠上什么事儿，那可真的算是缠上了。

“不，他不会，最坏的无非是臭骂我一顿而已，然后送我去上一所破军事学校。他只能这样对我。不过首先呢，我根本不会待在这儿，我要离开。我会——很可能会到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农场。”

“别逗我笑了，你连马都不会骑呢。”

“谁不会？我当然会，我理所当然会。有人教，两分钟就能学会。”我说，“别抠。”她在抠她胳膊上的橡皮膏。“谁给你理的发？”我问她，我刚好注意到不知道谁给她理的头发，很难看，太短了。

“不关你事。”她说。她有时说话语气很躁，躁得不得了。“我看你又是每门课都考砸了吧？”她说——语气很躁，说起来多少有点儿滑稽，有时候她说话像个破老师，可她还只是个小孩儿而已。

“错了，我没有。”我说，“我语文及格了。”接着，纯粹是他妈觉得好玩，我拧了她屁股一下。她侧身躺着，屁股撅得老远。她的屁股上几乎没什么肉，我拧得也不重，可她还是想打我的手，但是没打着。

接着，她突然说：“噢，你干吗要那样做？”她意思是说我怎么又被开除了，她问的语气让我有点儿不好受。

“噢，天哪，菲比，你别问我，我讨厌谁都来问这个。”我说，“原因有上百万。这所学校是我上过的学校中最差的，里面全是些装模作样的家伙，还有卑鄙的家伙，你这辈子也不会见到那么多卑鄙的家伙。比如说，要是你跟别人在一间宿舍里吹牛时有人想进来，假如这位有点儿笨，脸上又长粉刺，那谁也不会放他进来。有人想进来时，他们总是锁住门不开。还有什么破秘密联谊会，我胆子小，不得不加入。有个惹人烦、脸上还长粉刺的家伙，名叫罗伯特·阿克利，他想加入。他一直努力想加入，可是他们不让，就因为他惹人烦，脸上还长粉刺。我根本不想提这件事，这是所烂学校，相信我的话吧。”

菲比丫头什么也没说，但是在听，我能从她的脑后根看出她在听。跟她说什么事时，她老是在听着，而且有趣的是，一半时候，她明白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她真的知道。

我一直跟她说潘西的事，我有点儿想说。

“就连那一两个在潘西还算不错的老师也虚伪。”我说，“有个老头儿，斯潘塞先生，他太太老是请人喝热巧克力什么的，他们两口子确实很不错。可是你该见识一下斯潘塞先生上历史课时，校长老瑟默走进教室坐在后排时他那副样子。老瑟默老是走进教室去后排坐上半小时，他本意是不声张，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坐在那儿开始打断斯潘塞先生讲课，讲很多老掉牙的笑话。斯潘塞老先生笑得咯咯响，几乎呛死，还堆着一脸笑，就好像老瑟默是他妈亲王什么的。”

“别老是说脏话。”

“那会让你吐出来，我保证你会。”我说，“然后，在退伍军人节——学校里在退伍军人节这天，建国前后从潘西毕业的所有蠢材都会返校，带着老婆孩子什么的在校园里到处走。你该见识一下那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儿。他所做的，是走进我们宿舍，敲着门，问我们介不介意让他用厕所，可厕所是在走廊尽头——我不知道他他妈的干吗要问我们。你知道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想看看他几十年前刻在某一格厕所门上的名字缩写还在不在。他所做的，是大约九十年前把他愚不可及的破名字缩写刻在一格厕所门上，他想看看还在不在。我就和同屋的跟他去了厕所。他在一格格厕所门上找他的名字缩写时，我们只好一直站在那儿，而他一直跟我们说话。他说在潘西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还给了我们许多关于前途之类的建议。乖乖，他可真让我觉得没劲！我不是说他是个坏蛋——不是的，不一定非得是个坏蛋才能让你觉得没劲儿——好人也能让你觉得特别没劲儿。只用一边在厕所门上找自己名字的缩写，一边给别人一大堆虚伪的建议，就能把你搞得特别没劲儿了，你只用这么做就能。我说不好。要不是他连气都喘不上来，也许还没那么严重。仅仅是爬楼梯上来，就能让他累得很是上气不接下气。找他的名字缩写时，他一直在大口大口喘气，他的鼻孔让人看着很好玩，也让人难受，而他一直对我和斯特拉雷德说，在潘西要尽可能多学些东西。老天，菲比！我没法解释，我就是不喜欢潘西那儿发生的一切，我没法解释。”

菲比丫头这时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她半边嘴巴还堵在枕头上，我听不清楚她说什么。

“什么？”我说，“把你的嘴挪开，那样堵着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你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喜欢。”

她这句话让我甚至更沮丧了。

“我喜欢，喜欢的，我当然喜欢。别那么说，见鬼，你干吗要那么说？”

“因为你不喜欢，你不喜欢任何一所学校。你不喜欢的东西有上百万，你不喜欢。”

“我喜欢的！你错就错在这儿——刚好错在这儿！你干吗非得他妈的那么说？”我说。乖乖，她真让我感到沮丧。

“因为你不喜欢，”她说，“你就说一样事吧。”

“一样事？我喜欢的一样事？”我说，“好吧。”

问题是我没法很集中思想，有时候真的难以集中思想。

“你是说我很喜欢的一样事？”我问她。

可是她没理我，她斜坐在床对面跟我隔他妈很远的地方，有上千英里远。“好了，你说，”我说，“你要我说一样我很喜欢的事呢，还是一样我只是一般喜欢的？”

“你很喜欢的。”

“好吧。”我说，但问题是我没法集中思想，几乎只能想到那两个拿着破旧的草篮到处募捐的修女，尤其是戴铁边眼镜的那个，还有我在埃克顿岗中学认识的一个男生。埃克顿岗中学有这么一位男生，名叫詹姆斯·卡斯尔，他不肯收回他所说的关于一个狂妄自大、名叫菲尔·斯塔比尔的男生的话。詹姆斯·卡斯尔说他是个狂妄自大的家伙，斯塔比尔的一个混蛋朋友打了小报告，结果斯塔比尔领着六个无耻的家伙去了詹姆斯·卡斯尔的房间，进去后就锁上门，要他收回说过的话。他不肯，他们就动手了。我根本不会跟你说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太让人恶心了——可他还是不肯收回他的话，这个詹姆斯·卡斯尔。你该看看他那副样子。他瘦得皮包骨头，看上去就不壮实，小个子，手腕几乎细得像铅笔。最后他怎么样呢？他不收回他的话，而是从窗户跳了下去。我当时正在洗澡，连我都听见他摔到外面的声音，但只是以为有什么东西从窗户掉下去，收音机、书桌什么的，没想到是个学生。接着就听到大家跑过走廊、跑下楼梯的声音，我也穿上浴袍跑下去。詹姆斯·卡斯尔就躺在石阶上，死了，他的牙齿、鲜血哪儿都是，谁都不敢走近一步。他穿着我借给他的高翻领羊毛衫。学校只是把到他房间的那几个学生开除了事，他们根本没进监狱。

我想起来的差不多就是那些，就是早餐时碰到的两个修女，还有在埃克顿岗中学认识的学生詹姆斯·卡斯尔。说实话，奇怪的是，我根本不怎么认识詹姆斯·卡斯尔。他是那种很安静的人，跟我在一个班上数学课，可他远远地坐在教室的另一边。他几乎从来没站起来背过课文，或者上讲台在黑板上演算。有些人上学时，几乎从来没站起来背过课文，或者上讲台在黑板上演算还是怎么样。我记得唯一一次跟他说话，是他问我能不能借给他那件高翻领羊毛衫。他开口问我时，我他妈差点儿完蛋，真的是万分惊讶。我记得他问我时，我正在厕所刷牙，他说他表哥要来开车带他出去什么的，我根本不明白他怎么知道我有件高翻领羊毛衫。关于他，我仅仅知道点名时他的名字刚好在我前面，R.卡贝尔，W.卡贝尔，卡斯尔，考尔菲尔德——我现在还记得。实话跟你说，我差点儿没把羊毛衫借给他，就因为我跟他不是很熟。

“什么？”我问菲比丫头，她跟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你根本一件事情也想不起来。”

“我能，我能。”

“那好，你想吧。”

“我喜欢艾里，”我说，“我喜欢我这会儿干的事，跟你坐在这儿，聊天，想事儿，还有——”

“艾里死了——你老是说这个！要是谁死了，上了天堂，那就不是真的——”

“我知道他死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但是我仍然可以喜欢他，不行吗？就因为这人死了，你不可能马上不再喜欢他了，岂有此理——特别当这个人比你认识的活人要好上一千倍时。”

菲比丫头什么也没说，她要是想不出说什么话，可是一句破话都不会说。

“反正我喜欢现在，”我说，“我是说就这会儿，跟你坐这儿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吹吹牛，乐一乐——”

“这实际上不算是一件事！”

“这实际上就是一件事！当然是！他妈的怎么不是？人们从来不认为有些事实际上就是事，我他妈嫌恶心。”

“别说脏话。好吧，说一样别的事吧。说说你希望当什么，比如科学家或律师什么的。”

“我当不了科学家，我在科学上根本不行。”

“那好，律师呢？像爸爸那样的。”

“律师还行，我想是吧——可是我也没兴趣。”我说，“我是说如果律师一天到晚到处去搭救无辜人们的性命什么的，那样倒还不算坏，可是真当了律师，你就不会去做那些事了。整天所做的，就是挣很多很多钞票，打打高尔夫球还有桥牌，买名车，喝马提尼酒，让自己的样子像是个有头有面的人物。况且，就算你真的到处去搭救别人的性命，你怎么知道那是因为你真的想那样做呢，还是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你真正的想法是当个很厉害的律师，在他妈案子审完后，让那些记者什么的拍着你的背，当庭向你表示祝贺，就像那些破电影里演的？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个装模作样的家伙？问题就在这儿，你不会知道。”

我对菲比丫头到底听明白了没有我说的话，不是很有把握，我是说她还只是个小孩子，但至少她在听我说。如果至少有人听你说话，就不算太糟糕。

“爸爸会干掉你的，他会干掉你。”她说。

可我没听她说，而是在想别的事——离谱的事。“你知道我想当什么吗？”我说，“你知道我想当什么吗？我是说要是我他妈能选择的话？”

“什么？别说脏话。”

“你知道那首歌‘如果有人抓到别人在穿越麦田’吗？我想——”

“那是‘如果有人碰到别人在穿越麦田’！”菲比丫头说，“罗伯特·彭斯写的。”

“我知道是罗伯特·彭斯的诗。”

她说得没错，那一句的确是“如果有人碰到别人在穿越麦田”，可我当时不知道。

“我还以为是‘有人抓到别人’呢。”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儿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有几千个，旁边没人——我是说没有岁数大一点儿的——我是说只有我。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但这是我唯一真正想当的，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

菲比丫头很久没有说话，然后她开口时，还是那一句：“爸爸会干掉你的。”

“他真那么着，我他妈才无所谓呢。”我说着从床上站起身，因为我想站起来，想给在埃克顿岗中学教过我的语文老师打个电话，就是安托利尼先生。他现在住在纽约，辞了埃克顿岗中学的工作后，如今在纽约大学教语文。“我得打个电话，”我告诉菲比，“我马上回来，别睡着了。”我不想让她在我去客厅那会儿睡着了，我知道她不会，但我还是说了，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走向门口时，菲比丫头说：“霍尔顿！”我转过身。

她直挺挺地坐在床上，样子很漂亮。“我在跟一个叫菲莉斯·马古利斯的女孩儿学打嗝，”她说，“你听。”

我听了，还听到有点儿声音，可是也不算响。“好。”我说，然后就进了客厅，去给我以前的老师安托利尼先生打电话。

二十三

电话打得很简短，因为我害怕正在说话时，我爸妈会突然闯进来抓到我，可是他们没回来。安托利尼先生很好，他说如果我想，可以马上去他家。我想我很可能把他们两口子全吵醒了，因为过了他妈的很久，才有人接电话。他上来就问我是不是什么事搞砸了。我说没有，但说了被潘西开除的事，我想还是跟他说了吧。我告诉他时，他嘴里说着“好，好”，他的幽默感还不错。他说我想的话，可以马上去他家。

安托利尼先生可能是教过我的老师中最好的一个。他很年轻，比我哥D. B.大不了多少，你可以跟他开玩笑，却对他仍不失敬意。是他最后抱起从窗户跳了楼的男生詹姆斯·卡斯尔，我说过的。安托利尼先生试了试他的脉搏，然后脱下外套盖着詹姆斯·卡斯尔，一直把他抱到校医务室。他根本他妈的不在乎他的外套上搞的全是血。

我回到D. B.的房间时，菲比这丫头开了收音机，播放的是舞曲，她把声音拧小一些，好不让女佣听到。你真该见识一下她当时的样子：她在床中间坐得笔直，就在被子外面，盘着腿，好像在练瑜珈。她在听音乐，她让我喜欢得要命。

“来吧，”我说，“你想不想跳舞？”她还是个小孩儿时，我教过她跳舞，她跳得很好，我是说我只教了她一点点，主要还是她自己学的。你不可能教会别人怎样跳得好。

“你还穿着鞋呢。”她说。

“我把鞋脱了，来吧。”

她几乎从床上一跃而下，然后等我脱鞋。接着我跟她跳了一会儿舞，她跳得真他妈棒。我不喜欢那些跟小孩儿跳舞的人，因为多数情况下跳得很难看。我是说你去餐厅吃饭时，要是看到一些老头和他家的小孩儿在舞池里跳舞，经常会看到他们老是不小心把小孩的衣服从后面扯起来，而且那个小孩总是跳得再差不过，难看极了。我和菲比从来不在公众场合跳舞，只是在家里闹着玩。跟她跳感觉不一样，因为她真的会跳，不管你怎么跳，她都跟得上。我是说如果把她搂得很近，你的腿长得多也没关系，她都跟得上你。你可以换位，或者来几个那种很俗套的突然弯腰，甚至跳点儿吉特巴舞，她都跟得上。天哪，你甚至能跟她跳探戈。

我们跳了有四首曲子，在曲子间隙，她也好玩得要命。她保持着姿势，甚至不跟你说话还是怎么样。我们两人只是原地不动等着乐队再次开始演奏，真要逗死我了。而且你也不应该笑还是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我们跳了有四首曲子，然后我把收音机关了，菲比丫头跳上床钻进被窝。“我有进步，对不对？”她问我。

“可不是嘛。”我说。我又挨着她坐到床上。我有点儿接不上来气，烟抽他妈太多。我几乎接不上气，她却根本连气也不喘。

“摸摸我额头。”她突然说。

“干吗？”

“摸摸，就摸一次。”

我摸了，可是没什么感觉。

“有没有感到很烫？”她问我。

“没有，应该很烫吗？”

“对——我在让它发烫，你再摸摸。”

我又摸了一次，还是感觉不到什么，但是我说：“我觉得这会儿开始有点儿烫了。”我可不想让她有什么破自卑情结。

她点了点头：“我能让它高得超过温度计上的最高刻度。”

“温度计，谁说的？”

“艾丽斯·霍尔姆堡教过我怎么做。你可以盘腿闭气，想些很热很热的东西，暖气片什么的，然后你整个额头就会变热，热得能把别人的手给烫了。”

真要逗死我了，我把手从她额头那儿拿开，就好像特别危险。“多谢你告诉我。”我说。

“噢，我不会烫着你的手，我在还没太热时就停了——嘘！”这时，她迅速得要命地在床上坐起身子。

她那样做，把我他妈吓得够呛。“怎么了？”我说。

“你听前门！”尽管她是小声说，可声音也够大的了，“是他们！”

我马上跳起来，跑去关了书桌上的灯，把烟在鞋上拧灭并装进口袋，然后手在空中猛扇，好把烟赶出去——老天，我根本不该抽烟。然后我抓起鞋钻进壁橱并关上橱门。乖乖，我的心跳得咚咚响。

我听到我妈进了这个房间。

“菲比？”她说，“喂，别装了，我刚才还看见灯亮着，大小姐。”

“嗨！”我听到菲比丫头说，“我睡不着。你们玩得好吗？”

“好极了。”我听到我妈说，可是听得出她言不由衷，她出去总是尽不了兴。“我想问问你怎么还不睡？够暖和吗？”

“够暖和的了，只是我睡不着。”

“菲比，你是不是在房间里抽过烟？大小姐，请你说实话。”

“什么？”菲比丫头问。

“你听到我问什么了。”

“我只是点着有一秒钟，才抽了一口，后来就把它扔出窗外了。”

“为什么？可以问问吗？”

“我睡不着。”

“我不喜欢你那样，菲比，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你那样。”我妈说，“想再加条毛毯吗？”

“不用了，谢谢您，晚安！”菲比丫头说。听得出，她想让我妈快点儿走。

“电影怎么样？”我妈问。

“很棒，就是艾丽斯她妈妈从头到尾老是歪过身子问艾丽斯感觉是不是得了流感。我们打的回来的。”

“让我摸摸你的头。”

“我什么也没得上，艾丽斯一点儿事也没有，只是她妈妈瞎操心。”

“好吧，现在睡觉。晚饭怎么样？”

“糟糕。”菲比说。

“你爸爸跟你说过别用那个词。有什么糟糕的？你吃了很好的羊排，我可是大老远走到列克星敦大道，就为——”

“羊排还行，可是查伦每次放下东西时，老是把气哈到我身上。她把气哈到所有吃的东西上，哪儿都给她的气哈到了。”

“好了，睡觉吧，给妈妈亲一个。你做祷告了吗？”

“我在浴室里做了。晚安！”

“晚安，现在马上睡觉。我的头疼得快要裂开了。”我妈说，她经常头疼，真的。

“吃几片阿司匹林吧。”菲比丫头说，“霍尔顿星期三回来，是吗？”

“据我所知是。现在睡觉，盖好点儿。”

我听到我妈出去并关上了门。我等了两分钟才从壁橱里出来。黑灯瞎火的，我一下子撞到菲比身上，她下床正要告诉我可以出来了。“我碰疼你了吗？”我问她，那时我只能悄声说话，因为他们全在家。“我得走了。”我说着在黑暗中摸到床沿，坐下来开始穿鞋。我得承认我很紧张。

“现在别走，”菲比悄悄说，“等他们睡了以后！”

“不，就是现在，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我说，“妈妈会在浴室，爸爸会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什么的，这会儿时机最好。”我几乎绑不好鞋带，太他妈紧张了，倒不是害怕他们逮到我在家里会干掉我还是怎么样，而是如果那样的话，会很不愉快而已。“见鬼，你在哪儿？”我对菲比丫头说，这地方黑得很，看不到她。

“这儿。”她就站在我身边，我却根本没看到。

“我的破手提箱还在火车站。”我说，“喂，菲比，你有没有钱？我几乎一分钱也没有了。”

“只有过圣诞节的钱，为了买礼物什么的，我还根本没买东西呢。”

“噢。”我不想拿她的过节钱。

“你想要一点吗？”她问。

“我不想拿你过节的钱。”

“我可以借给你一点。”她说。接着，我听到她去D. B.的书桌那儿打开了无数抽屉，用手在里边摸索。屋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你要是走，就看不到我演戏了。”她说，声音听起来有点儿怪。

“不，我能看到，在那之前我不走，你以为我会错过看这场戏吗？”我说，“我会这么着，很可能会在安托利尼先生家一直待到也许星期二晚上吧，然后我会回家。有机会我给你打电话。”

“给你。”菲比丫头说，她想把钱递给我，可是找不到我的手。

“哪儿？”

她把钞票放到我手里。

“嗨，不需要这么多。”我说，“就给我两块吧，够了。不开玩笑——给你。”我想把钱还给她，可是她不肯接。

“你可以全拿着，以后再还我，看戏时带来。”

“老天，这有多少？”

“八块八毛五，不对，是六毛五，我花了一点。”

这时，我突然哭了起来，我忍不住。我哭得不让人听到，可真的是哭了。我哭起来时，菲比这丫头吓得够呛，她过来想让我别哭了，可是一旦哭起来，就他妈不可能说停就停。我哭的时候还坐在床沿，菲比搂住我的脖子，我也搂住她的，可还是过了很久才不哭，我觉得我要呛死了还是怎么样。乖乖，我真的把菲比这个可怜的丫头吓坏了。那扇破窗户开着，我能感到她在哆嗦，因为她只穿着睡衣。我想让她钻回被窝，她不肯。最后，我终于不哭了，但肯定哭了很久。然后我扣好外套什么的，跟她说我会跟她保持联系。她说我如果想，可以跟她睡一块儿。我说不必了，我最好还是走吧，安托利尼先生还等着呢。然后我把红猎帽从外套口袋里拿出来给了她，她喜欢那种古怪帽子。她不想要，我非让她收下。我敢打赌她睡觉还会戴着呢，她很喜欢那种帽子。接着我又说了遍有机会我给她打电话，然后就走了。

说起来，离家跟回家比起来太他妈容易了。首先就是我他妈不怎么在乎我爸妈逮住我，真的不在乎。我想，要逮就让他们逮吧，说起来，我还几乎希望他们会呢。

我一路走下楼梯，没坐电梯。我走的是后面的楼梯，那堆无数个垃圾桶差点让我摔断脖子，可我总算顺利出来了。电梯工甚至都没看到我，很可能还以为我在迪克斯坦家呢。

二十四

安托利尼先生和太太住在萨顿广场的一套非常豪华的公寓里，进门后到客厅还得下两级台阶，另外还有吧台什么的，我去过好几趟。我离开埃克顿岗中学后，安托利尼先生经常来我们家吃饭，来得挺多，因为他想看我过得怎么样，那时他还没结婚。后来他结婚后，我经常跟他和他太太在长岛福里斯特希尔的西区网球俱尔部打球，安托利尼太太是俱乐部的会员。她花钱大手大脚，岁数比安托利尼先生大很多，不过他们看样子过得挺不错。头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特别是安托利尼先生，不过跟他相处时，会觉得他更显得谈吐诙谐，有点儿像D. B.那样。安托利尼太太一般情况下不苟言笑，她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他们都读过D. B.的所有短篇小说——安托利尼太太也全读过——D. B.要去好莱坞时，安托利尼先生打电话要他别去，可他还是去了。安托利尼先生说不管是谁，如果能写得像D. B.那样好，就根本别去好莱坞。我差不多也是那么说的。

我本来应该走路去他们家，因为我想除非必要，就别动菲比的过节钱，可是我到了街上后，感觉有点儿不舒服，有点儿头晕，就打了辆的士。我也不想，但还是坐了。就连叫到一辆的士，我都真他妈费了老劲儿。

我按了门铃后，安托利尼先生来开门——是在电梯工终于让我上去后，那个杂种。安托利尼先生穿着浴袍和拖鞋，一只手里拿了杯高杯酒。他很老练，酒瘾也很大。“霍尔顿，好小伙子！”他说，“我的天，你又长高二十英寸了吧？见到你真好。”

“您好，安托利尼先生，安托利尼太太好吗？”

“我们都好着呢，外套脱了吧。”他为我脱下外套并挂了起来。“我还以为会看到你抱着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呢，走投无路，你的眼睫毛上沾着雪花。”他有时是个说话很风趣的人。他又转身对着厨房嚷：“莉莲！咖啡好了吗？”莉莲是安托利尼太太的名字。

“好了，”她嚷回一嗓子，“是霍尔顿吗？你好，霍尔顿！”

“您好，安托利尼太太。”

他们家老是嚷来嚷去，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同时在一个房间里，说起来也有点儿意思。

“坐下吧，霍尔顿。”安托利尼先生说。看得出，他还有点儿精神。房间里看样子好像刚刚举办过派对，到处都是杯子，还有盛着花生的盘子。“这里乱，将就一下吧，”他说，“我们招待了安托利尼太太的几个布法罗来的朋友……事实上，就是几头野牛。”

我笑了起来。安托利尼太太在厨房里对我嚷了句什么，我没听到。“她说什么？”我问安托利尼先生。

“她说进来时你别看她，她刚从被窝里出来。抽根烟吧，你现在抽烟吗？”

“谢谢。”我说着从他递给我的烟盒里抽出一根，“偶尔吧，我抽得不凶。”

“肯定如此。”他说着用桌上的一个大打火机帮我点着火。“这么说你跟潘西分道扬镳了？”他说。他老是这样说话，有时逗得我很开心，有时却不，他做得有点儿过头了。我不是说他不够风趣还是怎么样——他的确风趣——但有时你会烦别人老是跟你说“你跟潘西分道扬镳了”这种话。D. B.有时候也是，这种话说得太多。

“怎么了？”安托利尼先生说，“你的语文怎么样？你要是连语文都没及格，我可要马上送客了，你还是个作文高手呢。”

“噢，我语文过了，不过主要是文学方面。我这学期只写过两篇作文。”我说，“口头表达这门课我没及格。那儿有这门必修课，口头表达，这门我没及格。”

“为什么？”

“噢，我说不好。”我不太想谈这个，我感觉还有点儿头晕什么的，而且我他妈一下子头疼得要命，真的。可是看得出他想知道为什么，就多少跟他说了一点。“这门课是要求班上每个同学都得站起来发言，你也知道，全是自发的。要是哪个同学跑题了，别的同学都要在第一时间向他喊‘跑题！’这几乎让我气得要命。这门课我得了个F。”

“为什么？”

“噢，我说不好。喊别人跑题这种事让我来气。我也说不好，问题是我喜欢别人跑题，那样更有趣。”

“别人跟你说什么时，你不在乎他是否紧扣主题吗？”

“噢，当然！我喜欢别人紧扣主题，可是我不喜欢他们过分紧扣主题。我说不好。我想我是不喜欢别人从头到尾紧扣主题吧。口头表达这门课得了高分的，全是从头到尾紧扣主题的——我承认，可是有个叫理查德·金塞拉的，他不会太紧扣主题，他们老是向他喊‘跑题！’太可恶了。因为首先说来，他这个人很容易紧张——我是说他这个人确实容易变得很紧张——每次轮到他发言时，他嘴唇老哆嗦。你要是坐在教室里的最后一排，就几乎听不到他说什么。可是他嘴唇稍微没哆嗦得那么厉害时，比起其他人，我更喜欢听他说。可是他这门课也几乎没及格，得了个D+，因为他们老是在向他喊‘跑题！’比方说，他有次说的是他爸爸在佛蒙特州买的一个农场。他发言的那段时间里从头到尾，他们一直向他喊‘跑题！’这门课的老师文森先生给他打了F，因为他没能说明白农场上有什么动植物之类的玩意儿。这位理查德·金塞拉是怎么发言的呢？他一开始说的全是那种事——后来却突然说起他妈妈收到的一封信，他舅舅写的，还说他舅舅怎么在四十二岁时得了脊髓灰质炎，还有他不想让大家去医院看他，因为不想人看到他用撑架。他的发言跟农场没多大关系——我承认——不过那样也挺好的，像这样听别人讲起他舅舅挺好，特别是他开始时，说的是他爸爸的农场，后来突然就更想讲他舅舅。我是说如果他讲得挺好，还有点儿激动，像这样老是向他大喊‘跑题！’也太不地道了……我说不好，很难解释。”我也不想试着解释，头一个原因，就是我一下子头疼得很厉害。我求天求地，安托利尼太太赶紧把咖啡端来吧，这件事让我恼火得够呛——我是说如果谁要是嘴里说咖啡好了，而实际上并没好。

“霍尔顿……跟你提个又小又有点儿乏味、关于教学方面的问题，你难道不认为干任何事，都要分时间、场合吗？你难道不认为既然他一开始说的是他爸爸的农场，就该紧扣主题，然后回头再说他舅舅的撑架的事吗？要么，如果他觉得以他舅舅的撑架作为话题很发人深思，那他是不是应该首先选择那个作为话题——而不是农场？”

我不太想思考，也不太想回答，我头疼，感觉糟糕，而且说实话，我甚至感觉胃有点儿疼。

“是吧——我说不好。我想他是该那样，我是说我想如果他对他舅舅最感兴趣，就应该以他舅舅为话题，而不是农场。可我是说，很多情况下，除非你开始说了并非让你最感兴趣的那一样，否则不会知道什么是你最感兴趣的，我是说有时候这无法避免。我的想法是这样，如果他说的至少还有点儿意思，而且他为什么事情变得很激动，就应该让他说下去。我喜欢看到别人为什么事激动，那样挺好。你只是不认识文森先生而已，他有时候真能把你气疯，就是他再加上他妈的整班人。我是说他老是从头到尾跟你说要统一、简化，可有些事你就是没办法那样做。我是说如果只因为别人想让你这样，那你几乎从来不能把有些事简化统一。你不知道这位文森先生，我是说他是很聪明，不过你也看得出，他也不是太有脑子。”

“咖啡，先生们，终于来了。”安托利尼太太说着进来了，用托盘端着咖啡、蛋糕之类的东西，“霍尔顿，绝对不准偷看我，我一团糟。”

“您好，安托利尼太太。”我说着要起身，可是安托利尼先生拽着我的上衣又让我坐下来。安托利尼太太夹了一头卷头发用的铁夹子，没抹口红什么的，样子不太漂亮，显得很老。

“我不陪两位了，你们开喝吧。”她说着把托盘放到茶几上，把玻璃杯全推到一边，“你妈妈好吧，霍尔顿？”

“她很好，谢谢。我最近没见她，但是上回——”

“亲爱的，霍尔顿需要什么，都在放铺盖的壁橱里，最上面一格。我要睡觉了，累坏了。”安托利尼太太说，她看样子也是如此，“你们两个男的能不能自己铺好沙发？”

“都让我们自己来，你赶快溜上床吧。”安托利尼先生说完亲了安托利尼太太一下。她跟我说了再见后就进了卧室。他们总是不避人地亲来亲去。

一杯咖啡我喝了一点，又吃了半块硬得像石头的什么蛋糕。安托利尼先生只是又倒了一杯酒，闻得出，这酒他调得很有劲儿，他不留神可能会变成酒鬼。

“我几周前跟你爸爸共进过一顿午餐，”他突然说，“你知道吗？”

“不，我不知道。”

“你当然也清楚，他为你操心得不得了。”

“我知道，我知道他是这样。”我说。

“显然，在给我打电话前，他刚刚收到你上一所学校的校长所写的一封让他很痛苦的长信，里面说你一点儿也不用功。逃学，每门课都不预习。总之，是个到处——”

“我没有逃学，学校不允许。倒是有几门我偶尔缺课，例如我跟您提过的口头表达课，可是我没有逃学。”

我根本不想讨论这件事。咖啡让我的胃感觉好受了一点儿，头还是疼得厉害。

安托利尼先生又点了根烟——他烟抽得像个瘾君子，然后他说：“说实话，霍尔顿，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跟你说。”

“我知道，我很是不可理喻，我意识到了。”

“我有种感觉你正在迈向一次很危险、很危险的跌落，再这样下去，会吃很大、很大的苦头，可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样……你在听我说吗？”

“对。”

看得出，他正在努力专心思考。

“可能是这样：到了三十岁时，你坐在一间酒吧里，讨厌每个走进来的看样子像是在大学里打过橄榄球的那种人；要么你可能刚好得到了足够的教育，讨厌那些说‘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的人；要么你可能落脚在某一间商行的办公室，向坐得最近的速记员扔回形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可是你究竟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当然明白，”我说，我真的明白，“可是您对讨厌这件事说得不对，我是说讨厌那些球员什么的，您真的搞错了。我讨厌的人并不是很多，而可能是这样：我可能会讨厌他们一小阵子，就像在潘西认识的那个家伙，斯特拉雷德，还有另外一位罗伯特·阿克利。我偶尔讨厌他们——我承认——但是不太久，这就是我的意思。过上一阵子，如果看不到他们，如果他们不进我的房间，要么有几顿饭在食堂看不到他们，我就会有点儿想念他们，我是说我有点儿想念他们。”

安托利尼先生有一阵子没说话，他起身又取了一大块冰放进酒杯，接着又坐下来，看得出他在思考。可我一直希望他等到白天再接着说，而不是那时候，可他劲头十足。人们老是这样，你没精神讨论时，他们偏偏劲头十足。

“好吧，你现在听我说一会儿……我想说得能让你记住，可是不一定能。我这一两天会给你写封信，这样你就能理顺一切，不过现在还是听我说吧。”他又开始专心思考，然后又说，“我觉得你再这样下去，吃到的不是一般的苦头，是要命的苦头。吃苦头的人感觉不到，也听不到什么时候苦头就这么大了，而只是一直吃下去，吃下去。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里注定会不时去寻找一些他们自身周围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要么他们以为自身周围无法提供，所以放弃了寻找，他们甚至在还没有真正开始寻找前，就放弃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先生。”

“肯定吗？”

“对。”

他又起身往杯子里倒了些酒，然后又坐下，过了很久，他什么也没说。

“我不想吓唬你，”他说，“可是我很清楚地看到，你就为了一个极不值得的理由，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正在轰轰烈烈地死去。”他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如果我给你写下一点东西，你会不会仔细看？而且保存下去？”

“我当然会。”我说。我真的是，到现在还保留着他写给我的那张纸呢。

他走到房间那边的书桌那儿，也没坐下，就在一张纸上写了些字，然后回来坐下，手里拿着那张纸。“很奇怪，这句话不是由一位职业诗人所写，而是由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写的，他叫威廉·斯特克尔，这就是他所——你在听我说话吗？”

“对，当然，我在听。”

“这就是他所说的：‘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地活下去。’”

他侧身把那张纸递给我。我接过后马上看了一遍，向他道谢后放进口袋。难得他那么费事写下来，他真的挺好，可问题是我不太想专心听他讲。乖乖，我突然感到真他妈困。

看样子他根本不困，首先，他那会儿可以说是精神抖擞。“我觉得近期，”他说，“你一定得认识到自己想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一定要对准那个方向出发，要马上。你再也浪费不起多一秒的时间了，你浪费不起。”

我点点头，因为他正盯着我看，可是我不太肯定他话里的意思。我当时很肯定我知道，但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我太他妈累了。

“我很不愿意这样跟你说，”他说，“可我认为你一旦对自己以后何去何从有了清晰的概念，首先就会在学校里用功学习，你必须这样。你是个学生——不管这点对你来说有没有吸引力。你追求的是知识。我想你会发现，一旦你见识过太多文塞斯先生那种人，还有他们的口头——”

“是文森先生。”我说，他是指太多文森先生那种人，不是文塞斯先生，可我还是不该打岔。

“好吧——文森先生那种人。你见识过太多文森先生那种人之后，你会开始越来越接近——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寻找和等待——接近你内心会非常、非常珍视的认识，首先你会发现，你不是第一个对人类行为感到困惑、害怕乃至反感的，在这方面，绝对不是只有你。了解这一点会让你激动，你还会得到激励。许许多多人跟你现在一样，在道德和精神上同样感到困惑。幸好，有些人对自己的苦恼做了记录，你愿意的话，就能向他们学习。同样会有一天，如果你有了可以教给别人的东西，他们就能从你这儿学到，这种方式是美好的，有来有往的。这不是教育，而是历史，是诗歌。”他停下来喝了一大口高杯酒，然后又开始说了。乖乖，他可真够激动的，还好我没拦住不让他说。“我并不是想跟你说，”他说，“只有受过教育、有学识的人才能对这个世界做出重要贡献，并非如此。但我的确要说，对受过教育、有学识的人而言，如果他们首先也是才华横溢、具有创新精神的——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很少见——他们可能会比仅仅是才华横溢和有创新精神的人留下无限多更宝贵的记录，他们往往能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一般说来，他们也有顺着自己的想法坚持到底的热情。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十个里头有九个比那些没学识的思考者更谦恭。你到底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先生。”

他又是半天没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那样，坐着等别人一边想一边说，有点儿难受，真的。我一直在忍着别打哈欠，倒不是我烦了还是怎么样——我没烦——只是我他妈突然困得要命。

“学校教育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如果你接受学校教育相当长一段时间，它就开始让你对自己的心性如何有个认识，认识到什么适合自己的心性，还可能认识到什么不适合。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了解哪些想法适合你独特的心性。首先，这有可能让你节省下大量时间，而不用试来试去对你来说不合适、不相称的观念，你会开始明白自己的真实心性如何，并且相应吸收合适的想法。”

这时，我突然打了个哈欠，我真是个没礼貌的混蛋，可我愣是没忍住！

安托利尼先生只是笑了。“来吧，”他说着站起身，“我们来给你铺沙发。”

我跟着他去到壁橱那儿，想把最上面一格的几条床单、毛毯之类的东西拿下来，可他手里还拿着高杯酒，他就喝光了酒，把杯子放到地板上，然后把那些东西抱下来。我帮他抱到沙发那儿，我们一块儿铺床。他不是很在行，什么都没掖好，不过我无所谓，我太困了，站着也能睡。

“你的女孩儿都好吧？”

“都还好。”我那会儿成了个很不会交谈的人，可是我不想聊。

“萨莉呢？”他认识萨莉·海斯这妞儿，我给他介绍过。

“还好，我今天下午才约她见过面。”乖乖，那好像是二十年前的事! “我们不再有很多共同点了。”

“很漂亮的女孩儿嘛。另外一个怎么样？你跟我说过的，在缅因州？”

“噢——简·加拉格尔，她挺好吧，我大概明天会给她打个电话。”

我们已经收拾好沙发。“你就睡这儿，”安托利尼先生说，“可是我不知道你的腿究竟该怎么放。”

“没关系，我睡惯了短床。”我说，“非常感谢，先生，您和您太太今天晚上真是救了我一命啊。”

“你知道洗手间在哪儿，想找什么，尽管喊我们。我要在厨房待一会儿——开灯不会影响你吧？”

“不——根本不会，非常感谢。”

“那好。晚安，帅哥。”

“晚安，先生，非常感谢。”

他进了厨房，我去厕所脱了衣服。没办法刷牙，因为我没带牙刷。也没带睡衣，安托利尼先生忘了借给我一套，所以我只好回到客厅，拧灭了沙发边上的一盏小灯，然后只穿着短裤就躺下了。沙发对我来说太短，但我真的可以眼也不合站着睡。我只是有几秒钟没睡着，在想安托利尼先生对我说的每一句话，就是关于发现自己心性如何什么的。他真是个很聪明的人，可是我他妈连眼睛都睁不开，就睡着了。

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我根本不想讲。

我突然醒了，不知道当时几点钟，可是我醒了。我感到头上有什么东西，是一个人的手。乖乖，真他妈把我吓得要死。原来是安托利尼先生的手，他在黑暗里，坐在沙发边的地板上，要么在抚弄，要么在拍我的头。乖乖，我当时肯定是一跳而起，跳得很高。

“你他妈在干吗？”

“什么也没有！我只是坐在这儿，欣赏——”

“你他妈到底在干吗？”我又说了一遍，我不知道他妈的该说什么——我是说这太他妈让人难堪了。

“你小声点好不好？我只是坐在这儿——”

“我反正得走了。”我说——乖乖，我太紧张了！我开始摸黑穿我的破裤子，几乎穿不上，我太他妈紧张了。我在学校认识的混账变态佬比你们谁见过的都多，他们老是趁我在场时，做出一些变态举动。

“你去哪儿？”安托利尼先生说。他尽量表现得很他妈若无其事，很冷静，可是他他妈的也根本不是太冷静，你得相信我的话。

“我把手提箱什么的全放在火车站了，我想我最好去取出来，我的东西全在里边。”

“到明天早上还会在那儿，现在继续睡吧，我也要去睡。你怎么回事？”

“我没事，只是我的钱什么的全在一个手提箱里。我很快就会回来，我会很快打的回来。”我说，乖乖，我摸着黑真是跌跌撞撞，“问题是钱不是我的，是我妈的，我还——”

“别瞎说了，霍尔顿，你继续睡吧，我也要去睡了，钱到明天早晨还会好好在那儿——”

“不，我不是开玩笑，我得走了，真的。”我他妈几乎穿好了衣服，只是找不到领带，忘了放在哪儿。我穿上夹克，也不打领带了。安托利尼先生坐在离我不远的一把椅子上，在看着我。屋里黑着，我看不清楚，可是我知道他在看着我，随他便。他还在喝酒，从不离手的酒杯还在手里拿着。

“你是个非常、非常奇怪的孩子。”

“我知道。”我说。我根本没有到处找领带，所以没打领带就走了。“再见，先生，”我说，“非常感谢，我不是开玩笑。”

我去门口时，他一直跟在我后面。我按了电梯铃后，他还是待在破门道那儿。他只是又说了遍我是个“非常、非常奇怪的孩子”那种话，奇怪个屁。然后他待在门道里，一直等到破电梯来。我他妈整个这辈子也没有那次等电梯的时间长，我敢发誓。

我等电梯时，他一直站在那儿，我他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说：“我要开始读些好书，真的要。”我是说总得说点儿什么，那场面真的让人很尴尬。

“你拿了手提箱马上回来，我门不闩。”

“非常感谢，”我说，“再见！”电梯终于来了，我乘电梯下楼。乖乖，我打颤打个没完，还在冒汗。碰到这种变态事情，我会出汗出个没完。从小到大，这种事我遇到过有二十回，受不了。

二十五

到外面时，天色正在变亮，也很冷，不过因为我身上大汗淋漓，所以感觉还不错。

我他妈不知道该去哪儿，不想再去找家旅馆住，那样会把菲比的钱花光，所以最后只是走到列克星顿大道，然后坐地铁去了中央大火车站，我的手提箱还在那儿。我琢磨可以在破候车厅里睡，里面有很多长椅，我也是那么干的。那样睡上一阵子还不算太糟糕，因为里面没多少人，所以脚也能放到长椅上，可是这件事我不想多说，并非很舒服。你根本别去试，我不是开玩笑，会让你沮丧的。

我只睡到九点钟左右，因为有成千上万人开始拥进候车室，我不得不把脚放下来。因为脚放在地上，睡不好，所以坐了起来。我的头还疼，甚至更厉害了。而且，我想当时是我这辈子感觉最沮丧的时候。

我不愿意想，可还是开始想着安托利尼先生，不知道安托利尼太太看到我没在那儿睡觉时，他会怎样跟她解释。不过这点我倒不是太担心，因为我知道安托利尼先生是个很聪明的人，会编些话给她听，会说我回家了什么的，这我倒不是很担心。真正让我担心的，是我醒了发现他正在拍我的头那件事。我是说会不会也许只是我搞错了，以为他在对我有同性恋的举动。我怀疑会不会也许他只是喜欢在别人睡着后轻轻拍他的头而已，我是说这种事情你怎么能很有把握？不可能。我甚至开始琢磨也许我应该取了手提箱再去他家，就像我跟他说过的那样。我是说就算他是个同性恋，不用说他一直对我很好。我想到我那么晚给他打电话，他没有见怪，还说我想的话，可以马上去他家。他还不嫌费事地给了我关于发现自己心性如何等等的建议。另外，他是詹姆斯·卡斯尔死后唯一一个走近他的人，我跟你说过那个男生的事。我想的尽是那些，越想越沮丧。我是说我开始琢磨也许应该回他家，也许他的确只是轻轻拍我的头而已，也不他妈为什么。可是我越想越沮丧，越是为此心里乱作一团。更糟糕的是我他妈眼睛酸得要命，因为我没怎么睡觉，所以又酸又痛。不仅如此，我还有点着凉，可是我他妈根本没手帕。手提箱里倒是有几条，可我不想把手提箱从保管箱里取出来，并在大庭广众之下打开。

我旁边的长椅上有本别人留下的杂志，我就读了起来，以为至少能有一小会儿不想安托利尼先生以及别的千头万绪的事情。可我开始读的这篇破文章几乎让我感觉更糟糕了。它写的全是关于荷尔蒙的事，里面描述了如果荷尔蒙正常，你的脸和眼睛等等应该看起来怎么样，我没有一样对得上，我的外表正像文章里那个荷尔蒙大有问题的家伙，就开始担心我那不争气的荷尔蒙。接着又读到另外一篇文章，关于怎样判断自己有没有得上癌症的。里面说如果你嘴里的溃疡不能很快痊愈，那就是你很可能得了癌症的信号。我嘴里面有个地方溃疡，已经有两星期左右，所以我估计自己得了癌症。那本杂志可真能给人打气啊。我最后不读了，出去走一走。我琢磨既然我患了癌症，应该只有几个月的活头，我真的那样想，我甚至肯定自己快死了。那样想，肯定让自己感觉不太舒服。

当时好像有点儿要下雨的样子，我还是出去走了走，第一个原因是我琢磨该去吃点早餐。我根本不饿，可是琢磨至少该吃点东西，我是说至少吃点含维生素的东西。我就开始往东走，那边有很便宜的饭馆，因为我不想花很多钱。

走路时，我从两个家伙身边经过，他们正在把一棵大圣诞树卸下卡车。一个家伙老是对另一个说：“把这个狗娘养的竖起来！竖起来，我的天！”这样说一棵圣诞树当然很过瘾，尽管粗鲁点，但还算有趣，我笑了起来。这可能是我最不该干的，因为在开始笑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要吐了，真的。我甚至开始要吐，可是那种感觉又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说我没吃什么不卫生还是怎么样的东西，而且我的胃功能通常很好。不管怎么样，呕吐的感觉过去了。我琢磨我要是吃点东西，感觉就会好一些，就进了一家看样子档次很低的餐馆，要了炸饼圈和咖啡，只是没吃炸饼圈，因为我几乎无法下咽。问题是你为什么事特别沮丧的时候，就真他妈无法下咽。不过那个侍者挺好，他把炸饼圈拿回去，没收钱，我只是喝了咖啡就离开了，开始朝第五大道走去。

那天是星期一，很快就到圣诞节了，店铺全开着，所以在第五大道上走一走也不算太糟糕。圣诞气氛已经很浓，那些样子瘦不拉叽的圣诞老人站在街角摇着那种铃铛，救世军的女孩儿——没涂口红之类的女孩儿——也在摇铃铛。我到处看了看，想找到前一天吃早餐时碰到的那两个修女，可是看不到。我知道不会看到，因为她们说过她们是到纽约当老师的，可是我一直在找她们。不管怎么样，一转眼，圣诞气氛就很浓了。无数小孩儿跟着他们的妈妈来到下城，上上下下汽车，进进出出店铺。我希望菲比丫头也来了，她没那么小了，不会在玩具部死盯着玩具看，可是她喜欢到处胡闹和看人。前年圣诞节我带她去下城买东西，我们开够了心。我想那是在布鲁明代尔商店吧，在鞋类部，我们假装她——菲比丫头——想买双高帮风雪鞋，就是有无数鞋带孔的那种。我们把可怜的售货员折腾得晕头转向。菲比试了有二十双鞋，每试一双，那个可怜的家伙都要把鞋子的鞋带全穿好。那样做很捣蛋，菲比这丫头却开心得要命。我们最后买的是双软帮鞋，记账买的。售货员的态度很好，我想他也知道我们在胡闹，因为菲比丫头老是笑得咯咯响。

总之，我就顺着第五大道走啊走啊，也没打领带。突然，有件很怪异的事情发生了。每次我到了街区尽头走下破路沿时，我就有种感觉，就是我再也到不了街对面。我想我只是继续走，走，走，没人会再次见到我。乖乖，我真是吓坏了，你想象不出。我开始出汗出得一塌糊涂——整件衬衫内衣什么的全是汗。接着，我做起另外一件事：走到街区尽头时，我就装作和弟弟艾里说话。我会跟他说：“艾里，别让我消失。艾里，别让我消失。艾里，别让我消失。求你了，艾里。”我到了街对面而没有消失时，就会谢谢他。然后一到下个街角，就全部重演一遍。但我一直在走着，我想我是有点儿害怕停下来——说实话，我不记得了。我记得我一口气走到第六十几街才停下来，已经过了动物园。然后，我坐到一条长椅上。我几乎接不上来气，而且还在出汗出得一塌糊涂。我坐在那儿，我想有一小时吧，最后决定了该怎么做。我决定离开，决定再也不回家了，永远不再上另外一所学校。我决定只跟菲比丫头见一面，算是跟她道个别，把她的过节钱还给她，然后就开始搭便车向西部出发。我琢磨该怎么办呢，我会去霍兰隧道，在那里请人搭我一程，然后再搭一程，再一程，再一程，要不了几天，我就会到达西部某个地方。那里风景很好，阳光明媚，而且谁也不认识我。我会找个活干，我琢磨我能在加油站找到活干，帮人给车加油。我不在乎干什么工作，只要谁都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谁就好。我想我会怎么样呢？我会装得又聋又哑，这样就他妈不用跟谁做蠢而无用的交谈了。谁想跟我说什么，就不得不写在纸上拿给我看，这样一来二去，他们就会烦得要命，我下半辈子就不用再说什么话了。每个人都以为我只是个可怜的又聋又哑的混蛋，不再搭理我。他们让我给他们的破车加油，然后付我工资。我会用我挣的钞票盖座小木屋，余生就在那儿住。我会把木屋盖得靠近森林边上，但不是在森林中间，因为我他妈想一直有阳光高照。一日三餐全是我自己做，到后来，想结婚的话，我会去认识一个美丽的女孩儿，她也又聋又哑，我们就结婚。她会来和我一起住在木屋里，她想跟我说什么话，会像别人一样，写到一张破纸条上。我们要是有了小孩儿，会把他们藏起来，给他们买很多书本，自个儿教他们读书认字。

想着想着，我他妈变得万分激动，真的。我知道关于装扮成又聋又哑的人这个想法很离谱，可我还是喜欢那样想，我也真的决定去西部。我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跟菲比这丫头告别。所以，我突然像个疯子似的跑过马路——说实话，那差点儿让我送了命——我进了一家文具店，买了本便笺簿和一支铅笔。我琢磨可以给她写张纸条，叫她去哪儿跟我见面，好让我跟她告别，顺便把过节钱还给她。我把纸条拿去她们的学校，找校长办公室的某个人转交。但我只是把便笺簿和铅笔装到口袋里，然后开始飞快地往她们的学校走去——我在文具店时太激动，没办法写纸条。我走得快，因为我想让她在回家吃午饭前看到纸条，我的时间不太多。

我当然知道她学校的位置，因为小时候我也在那儿上的学。到了后，我感觉怪怪的。一开始，我还不能肯定自己记不记得里面的样子，可是我真的还记得，跟我上学时一模一样。里面还是那个大院子，那儿老是有点儿暗，灯全用罩子罩着，好不被球打破。地上到处还是同样的用白漆画的圈子，用来玩游戏什么的。还是旧篮球框，没球网——只有篮板和球框。

那儿一个人也看不到，很可能是因为还没到休息时间，也没到午饭时间。我只看到一个小孩，一个有色人种小孩儿，他正往厕所走，屁股口袋里插了个木制许可牌，跟我们以前用的一样。有了那个，说明他得到了允许，可以上厕所。

我还在出汗，不过没那么厉害了。我走到楼梯那儿坐在第一级上，拿出买的便笺簿和铅笔。楼梯上有股跟我以前上学时一样的气味，好像有人刚在上边撒了一泡尿，学校里的楼梯上总有类似气味。不管怎么样，我坐下写了张纸条：

亲爱的菲比：

我等不到星期三了，我很可能今天下午就开始搭便车去西部。你要是能出来，十二点一刻跟我在艺术博物馆门口附近见面，我会还你的过节钱，我没花多少。

爱你的，

霍尔顿

她上的这所学校实际上就在博物馆附近，反正她回家吃午饭也得经过那儿，所以我知道她完全能跟我见面。

后来我就走上楼梯找校长办公室，好找人把纸条送到她的班上交给她。我把纸条折了有十道，让谁也没法打开看。在他妈这种破学校，谁都靠不住，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说我是她哥，他们会把纸条交给她。

上楼梯时，我一下子又感觉想呕吐，只是没吐出来。我坐了一下，感觉好了点儿。可是在我往下坐时，看到的东西又让我气得要命。有人在墙上写了“操你”两个字，他妈的快把我气疯了。我想象菲比和别的小孩儿都会看到，就会很纳闷那到底是他妈什么意思，最后，哪个下流的小孩儿就会告诉他们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当然全是胡说八道。然后他们就会想着这件事，甚至可能好几天都会为此担心。我老是想着要干掉写那两个字的人，我琢磨会是哪个变态流浪汉深夜溜进学校撒了泡尿还是怎么样，然后在墙上写了那两个字。我老是想象我抓到他在写，我会把他的头往石阶上撞，直到他他妈的血流遍地，一命呜呼。可是我也知道，我没胆量做那种事，这我知道，所以更沮丧了。实话跟你说，我竟然几乎没胆量用手把它从墙上擦掉。我害怕哪个老师看到我在擦，会以为是我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我还是把它擦掉了，然后就走进校长办公室。

校长好像不在，有位好像有一百岁上下的老太太在打字。我告诉她我是4B——1班菲比·考尔菲尔德的哥哥，请她把纸条转交给她。我说是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告诉她我妈病了，不能给她做饭，所以她得跟我去吃便餐。那位老太太很好，她从我手上接过纸条，叫来隔壁办公室的另外一位女士，那位女士就把纸条拿去给菲比。然后我跟这位上百岁的老太太闲聊了几句，她很和气。我告诉她我当年上的也是这所学校，我哥哥、弟弟也是。她问我现在在哪儿上学，我说是潘西，她说潘西是所很好的学校。就算我想，我也没有气力更正她。再说，既然她认为潘西是所很好的学校，就让她那么认为好了，你也会很不愿意告诉一位百岁上下的老人什么新东西的，说了她也听不进去。这样过了一会儿我就走了，好笑的是，她向我嚷了句：“祝你好运！”像我离开潘西时斯潘塞老先生对我那样。天哪，我真不喜欢别人在我离开时向我嚷“祝你好运！”叫人沮丧。

下楼时，我走的是另外一道楼梯，又看到墙上写有“操你”两个字。我想把它擦掉，可这次是用小刀什么的刻在墙上，擦不掉，真是没治了。就算你有一百万年时间来擦“操你”这两个字，可是你连这世界上的一半也擦不完，不可能。

我望望课间休息处那儿的钟，才十一点四十分，到和菲比丫头见面，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消磨，可我只是向博物馆走去，也没别的地方可去。我想搭便车去西部前，也许可以在某个电话间停一下，给简·加拉格尔这妞儿打个电话，可是我没心情，头一个原因就是我甚至不能肯定她是不是已经放假到家了，所以我只是到了博物馆，在那里转悠。

在博物馆等菲比时——我就站在大门里面——两个小孩儿走到我跟前，问我知不知道木乃伊在哪儿。那个小孩儿，就是问我话的小孩儿，裤扣没扣。我跟他说了，他就边跟我说话边扣上了——他竟然懒得跑到柱子后面那种地方扣上，逗死我了。我本来要笑出来，可是我害怕会再有想呕吐的感觉，所以没笑。“木乃伊在哪儿，哥们儿？”他又问了一遍，“你知道吗？”

我跟他们瞎扯了一会儿。“木乃伊？是什么？”我问那个小孩儿。

“你知道，木乃伊——那些死人，就是埋在风墓里的。”

风墓，逗死我了，他指的是坟墓。

“你们怎么不上学？”我问。

“今天没课。”那个一直说话的小孩儿说。他在撒谎，我百分之百肯定，这个小混蛋。反正菲比还没来，我也没什么事，就帮他们找放木乃伊的地方。乖乖，我以前知道准确的位置，但是我几年没来过这座博物馆了。

“你们对木乃伊很感兴趣吗？”我说。

“对。”

“你的朋友不会说话吗？”我问他。

“他不是我朋友，是我弟弟。”

“他不会说话吗？”我看着另外那个一句话也没说过的小孩儿。“你根本不会说话吗？”我问他。

“会。”他说，“我不想说。”

到最后，我们找到放木乃伊的地方走了进去。

“你知不知道埃及人是怎样埋死人的？”我问那个小孩儿。

“不知道。”

“好吧，你应该知道，很有趣。他们把死人的脸用布裹起来，那些布用神秘的化学物质处理过，这样，死人就能在坟墓里埋上几千年，他们的脸却不会腐烂还是怎么样。除了埃及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就算现代科学也做不到。”

要到达放木乃伊的地方，就得穿过一条很窄的走廊，两边全是从法老坟墓里搞来的石头。那里很瘆人，看得出，跟我在一起的那两个棒小子不是太喜欢。他们紧紧挨着我，根本不说话的那个小孩儿几乎是一直拽着我的袖子。“咱们走吧，”他对他哥说，“我已经看过了。嗨，走吧。”他转身就跑掉了。

“他的胆量比耗子还小。”另一个说，“再见。”他也跑掉了。

那样一来，坟墓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说起来，我还有点儿喜欢那样呢。那儿很不错，很安静。你永远猜不到这时我突然在墙上看到了什么，又是“操你”这两个字，是用红粉笔或者别的什么写的，就在墙上装了玻璃部分的下面，在石头下面。

这就是全部麻烦所在，你永远找不到一个不错而且安静的地方，因为不存在。可能你以为有，但是你到了那里后，趁你不注意，有人会溜进来，在你眼皮底下写上“操你”两个字，不信你什么时候试试。我甚至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死掉，他们会把我塞进一个坟墓，还立个碑，上面刻着“霍尔顿·考尔菲尔德”，还有我哪年出生，哪年死的，然后就在下面，会有“操你”这两个字。说实话，我对这件事有把握。

从放木乃伊的地方出来后，我不得不上厕所。说实话，我有点拉肚子。拉肚子我倒不太担心，可是还发生了别的事。我从厕所出来，快到大门口时，我可以说晕倒了。但我还算幸运，我是说摔到地上可能会让我送命，但我只是侧着身子摔了下来。说来有趣，晕倒后，我感觉好了些，真的。我手臂上有点儿小伤，就是摔到的地方，不过感觉没他妈那么晕了。

那时是十二点十分左右，所以我回去站在门口等菲比丫头。我想那可能是见她的最后一面，我是说和家里人的最后一面。我琢磨我很可能还会再见到他们，但几年内不会。我琢磨我可能在三十五岁左右回家，那是假如得知家里的谁快死了，想见我最后一面，那会是让我离开小屋回家的唯一原因。我甚至开始想象我回家时，会是怎样的场面。我知道我妈会紧张得要命，会哭起来，求我待在家里，别回我的小屋，但我还是要走。我会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让她平静下来，然后到客厅的另一边掏出烟盒，点着一根烟，冷静得要命。我会让他们什么时候想的话就去看我，可是我也不坚持要他们去。我会让菲比丫头在夏天，还有圣诞节、复活节放假时过去看我。还有D. B.，要是他想在一个舒适安静的地方写作，我会让他去我那里过一阵子，不过他不能在我的小屋里写电影剧本，只能写短篇小说和书。我要定下一条规矩，就是不管谁来看我，都不许做虚伪的事，谁要做就别待。

突然，我看到存物处的钟已经一点二十五。我开始害怕学校里那个老太太有可能让另外一个女士别把我的纸条交给菲比丫头，开始害怕她叫她把纸条烧掉还是怎么样。想到这里把我他妈吓坏了，我真的想在开路前见上菲比丫头一面，我是说，我还拿着她的过节钱呢。

终于，我看到她了，是透过门的玻璃部分看到她的。之所以能看到，是因为她戴着我的破猎帽——大约十英里外都能看到她。

我走出门口，开始顺着石阶往下走去接她。我不理解的是，她带了一只大手提箱。她正在穿过第五大道，拖着只破大手提箱，几乎拖不动。走近后，我发现那是我的旧手提箱，就是在伍顿中学上学时用过的那个。我想不通她究竟干吗要带着。“嗨。”她走近时说。因为那只破手提箱，她累得几乎上气不接下气。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说，“这只手提箱里到底他妈的装了什么？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就这么走了，连放在火车站的那两只手提箱也不带。里面到底他妈的装了什么？”

她放下手提箱。“我的衣服，”她说，“我要跟你一起走，行吗？好不好？”

“什么？”我说。她那样说差点儿让我摔了个跟头，真的，我可以向上帝发誓。我有点儿头晕，我觉得我又要晕过去了还是怎么样。

“我拿着东西从后面的电梯下来的，好不让查伦看到。箱子不重，我只装了两身衣服、软帮鞋、内衣、袜子，还有些别的东西。你拎一下，不重，拎一下嘛……我不能跟你一块儿走吗？霍尔顿？不行吗？求你了。”

“不行，闭嘴。”

我觉得我快要彻底晕倒了，我是说我原意不是让她闭嘴，可是我觉得我要再次晕倒了。

“为什么不行？求你了，霍尔顿！我不会干什么的——只要跟你一块儿走，如此而已！你要是不想让我带，我甚至可以一件衣服也不带——只带——”

“你什么也不能带，因为你走不成，我一个人走，你给我闭嘴。”

“求你了，霍尔顿。请你带我走，我会非常、非常、非常——你根本不用——”

“你走不成，现在给我闭嘴！箱子给我。”我说着从她手里夺过手提箱，我差点儿要揍她。有一秒钟工夫，我觉得我想揍她，真的。

她哭了起来。

“我还以为你会在学校的戏剧里面演出呢，我以为你要在那出戏里演本内迪克特·阿诺德呢。”我说得很难听，“你想干吗？岂有此理，你不演戏了吗？”这让她哭得更凶了，我却高兴起来。突然，我想让她眼珠子哭掉才好呢。我几乎讨厌起她来，我觉得我讨厌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如果跟我一起走就演不成戏了。

“来吧。”我说着开始在博物馆的台阶上往上走。我琢磨可以这样，我去把她带来的破手提箱放到存物处，她可以在放学后三点钟时再取出来，我知道她没法把它拖回学校。“来吧，快点儿。”我说。

可她没跟我一起上台阶，她不肯。我还是上去了，把手提箱拿去寄存，然后我又下来了。她还站在人行道上，但是在我走向她时，她背过身。她会那样的，她想那么干就会把身子转过去，不对着你。“我哪儿也不去，我改变主意了。你别哭，闭嘴。”我说。好笑的是，我那样说时，她根本没在哭。“走吧，我跟你走回学校，快点儿，你要迟到了。”

她不肯理我还是怎么样。我试了下想抓住她的手，可她不让，她不断转过身背对着我。

“你吃过午饭没有？你没吃午饭吗？”

她不肯理我，只是取下了我的红猎帽——我给她的那顶——几乎正好摔到我脸上，然后她又背过身子。我快被气死了，但什么也没说，只是捡起猎帽塞进我的外套口袋。

“嗨，走吧，我跟你走回学校。”我说。

“我不回学校。”

她那样说，让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是在那儿站了几分钟。

“你必须回学校。你想在那出戏里演出，不是吗？你想演本内迪克特·阿诺德，不是吗？”

“不想。”

“你当然想，理所当然你想。走吧，我们一块儿走。”我说，“首先嘛，我哪儿也不去，跟你说过了。我要回家，你一回学校我就回家。我先去火车站取我的手提箱，然后直接——”

“我说过我不回学校，你想干吗就干吗，我不回学校。”她说，“你就闭嘴吧。”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她说让我闭嘴，太难听了。天哪，太难听了，比骂我还难听。她还是不肯看我，每次我想把手搭到她肩膀上还是哪儿，她总不让。

“喂，你想不想走一走？”我问她，“想不想去动物园走一走？要是我让你今天下午不回学校，而是去走一走，别再这么胡闹了好不好？”

她不肯回答我，所以我又说了一遍：“如果我让你下午逃课去走一会儿，你别再胡闹了好不好？明天再上学，当个好孩子，好吗？”

“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她说完径直穿过街道跑到对面，根本不看有没有车过来，她有时候可真是个疯子。

我没有跟着她，我知道她会跟着我，所以我开始沿靠近公园的这边街道往下城方向走，去动物园。她也开始在他妈街道对面往下城方向走。她根本不看我，但是我看得出，她很可能在用眼角瞄我往哪儿走。总之，我们就那样一直走到了动物园，唯一让我烦的是双层巴士开过时，因为那会儿我看不到街对面，也就看不到她。可是我们到了动物园时，我喊她：“菲比！我要进动物园了！马上过来！”她还是不肯看我，但我看得出她听到了。我开始走下台阶进动物园时，转过身看到她正在穿过街道，跟着我走来。

动物园里的人不太多，因为天气有点糟糕，可是海狮游泳池边有几个人。我走过那儿，倒是菲比丫头停下脚步，装作看喂海狮——有人扔鱼给它们吃——我就走回头，我琢磨那是个逮住她的好机会。我走过去站在她身后，把手轻轻搭在她肩上，但她屈膝让我的手滑开——她想负气还真能显得很负气的样子。别人喂海狮时，她一直站在那儿，我就站在她身后。我没再把手往她肩膀上搭还是怎么样，因为要是我搭了，她真的会撂下我走掉。小孩儿很有趣，你干什么都得留神。

我们看完海狮后，她不肯挨着我走，但也离我不远。她走人行道那边，我走这边，不太好，不过比刚才和我隔着差不多一英里走好点。我们走上一座小山看熊，看了一会儿，可是也没什么好看的。只有一头熊在外边，是头北极熊。另一头棕熊待在洞里不肯出来，只能看到它的屁股。我旁边站着一个小孩儿，头上戴的牛仔帽几乎盖住耳朵，他一个劲儿叫他爸爸：“把它弄出来，爸爸，把它弄出来。”我看着菲比丫头，可她不笑。你也知道小孩儿生你气时的样子，他们不会笑出来还是怎么样。

离开那两头熊之后，我们就离开动物园，穿过公园里的一条小街，然后又穿过一条小隧道，里面总是有股谁在里面撒了尿的气味，它通向旋转木马。菲比丫头还是不肯跟我说话，但那会儿可以说走在我身边。我抓住她外衣后面的腰带，只是他妈的觉得好玩而已，可她不让。她说：“不介意的话，请把手拿开。”她还在生我的气，只是不像以前那样生气了。总之，我们一直在走，离旋转木马越来越近，开始能听到总是在播放的那首古怪的曲子，是《噢，玛丽!》，放了五十年了，我还是个小孩儿时，他们放的也是这同一首曲子。旋转木马这点还不错，他们总是放同样的曲子。

“我还以为到冬天旋转木马就关掉了呢。”菲比丫头说。这几乎是她第一次开口说话，她大概忘了该对我生气才对。

“可能因为是圣诞期间吧。”我说。

我说完后她没说话，她大概想起来该生我的气才对。

“你想不想坐一下？”我说。我知道她很可能想。她还很小时，艾里、D. B.，还有我经常带她去公园，她对旋转木马喜欢得要命，上了那个破玩意儿，拉都拉不下来。

“我太大了。”她说。我以为她不会理我，但是她理了。

“不，你不大。去吧，我等你，去吧。”我说。我们刚好到了那儿，有几个小孩儿在坐，多数是很小的孩子，有几位当父母的在外边等，坐在长椅上等。我所做的，是去售票窗口那儿给菲比丫头买了一张票，然后把票给她。她就站在我身边。“给你，”我说，“等等——剩下的也拿着，你的。”我要把她借给我的钱剩下的还给她。

“你拿着吧，替我保管。”她说，紧接着她又说，“请你保管。”

别人对我说“请”时，真让我沮丧，我是说要是菲比或者别的什么人对我这样说，会让我他妈沮丧得要命，不过我还是把钱放进了口袋。

“你不上来吗？”她问我，她看着我的表情有点儿好玩，看得出，她不再那么生我的气了。

“下次吧，也许。我看你坐。”我说，“你拿票了吗？”

“拿了。”

“去吧，那——我就坐那把椅子上，会看着你。”我过去坐到长椅上。她走上旋转木马台子，绕着旋转木马走了一圈，我是说她绕着走了一整圈，然后她坐到一匹又旧又破的褐色大木马上。接着旋转木马开动了，我看她转了一圈又一圈。只有五六个小孩儿在骑。那会儿放的歌曲是《烟雾迷住了你的眼睛》，爵士味很浓，也很有趣。那几个小孩儿都老是想抓住金环，菲比丫头也是。我有点儿害怕她会从那匹破马上摔下来，但我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对小孩儿就该那样，他们要是想抓金环，你就让他们抓好了，别说什么。他们摔下来就摔吧，可你要是对他们说什么就不好了。

转完后，她从木马上下来走到我面前。“这次你也坐吧。”她说。

“不，我就看着你，我想我还是看吧。”我说着又给了她一点钱，还是她的钱，“拿着，再去多买几张票。”

她从我手里拿了钱。“我不生你的气了。”她说。

“我知道，快点儿——又要开始转了。”

这时，她突然亲了我一下，然后伸出手说：“下雨了，开始下雨了。”

“我知道。”

接着她所做的——让我他妈差点儿开心死了——她把手伸进我的口袋取出猎帽，并把它戴在我头上。

“你不想要了吗？”我问她。

“你可以戴一会儿。”

“好吧，快点去，你要坐不上了，你会找不到你那匹马。”

可她还是不肯走。

“你说话算不算数？真的哪儿都不去了？等会儿你真的回家？”她问我。

“对。”我说，而且说的是真话，没有撒谎，后来我真的回家了。“快点儿去，快点儿，”我说，“又要转了。”

她跑去买了票，刚好能赶上再坐。然后她绕着它走了一整圈，直到找到她的木马坐上去。她向我挥手，我也向她挥手。

乖乖，下起大雨了，向上帝发誓，雨下得瓢泼一般。那些当爹当妈的还有别的所有人全一窝蜂站到旋转木马的棚下，免得被淋得浑身湿透还是怎么样，可我继续在长椅上坐了很久。我几乎被淋透了，尤其是脖子和裤子上。说起来，我的猎帽真的起了不少保护作用，可我还是浑身湿透，我无所谓。看着菲比转了一圈又一圈，我突然感到太他妈开心了。说实话，我他妈几乎要大喊大叫，感到太他妈开心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说菲比太他妈可爱了，就是她穿着蓝色大衣，在木马上转了一圈又一圈的样子。天哪，我真希望你也在场。

二十六

我想说的就这么多。我大概也能跟你说说回家后我都做了什么事，还有我怎么生病的等等，还有我离开这儿后，下学期准备上哪所学校的事，可是我不想说了，真的。对那些事，我现在不是很有兴趣。

好多人，特别是这儿一个搞精神分析的家伙，老是问我九月份上学后会不会用功。我看这话问得真蠢，我是说在还没做一件事情之前，又怎么会知道将来怎么做呢？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我觉得我会，可是我又怎么能知道？我敢说，这话问得蠢。

D. B.不像别人那样差劲，可他也老是问我很多问题。上星期六他开车来了，带着一个英国妞儿，她要在他正在编剧的那部电影里演出。她很做作，不过很漂亮。有一次，趁她去了那边侧楼很他妈远的厕所时，D. B.问我经历过我刚刚跟你说过的那些事情后，心里怎么想，我他妈不知道该怎么说。说实话，我不知道我对此怎么想。我后悔跟这么多人说过，我所知道的，差不多就是我有点儿想念我提到过的每一个人，例如甚至斯特拉雷德和阿克利这两个家伙。我觉得我甚至想念那个混蛋莫里斯呢，有意思。千万别跟人说事儿，说了你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

版权信息

Nine Stories by J. D. Salinger

Copyright © 1948, 1949, 1950, 1951, 1953 by J. D. Salinger,

renewed 1975, 1976, 1977, 1979, 1981 by J. D. Saling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J. D. Salinger Literary Trus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542 号

书  名　九故事

作  者　【美】J.D.塞林格

译  者 丁骏

责任编辑　王珏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6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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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抓香蕉鱼最好的日子

康涅狄格州的威格利大叔

与爱斯基摩人打仗前

笑面人

在小船里

为艾斯美而写——有爱也有污秽

美丽是嘴唇而我的眼睛碧绿

德·杜米埃—史密斯的忧伤年华

泰迪

注释

献给多罗西·奥尔丁和格斯·洛布拉诺

双手击掌之声人尽知，只手击掌之声又若何？

——禅宗公案

抓香蕉鱼最好的日子

宾馆里住了九十七个来自纽约的广告商，长途电话线总被他们霸占着，五〇七房间的那个姑娘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半，她要的电话才算接通。这段时间她倒也没闲着：读了一篇登在袖珍女性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性：乐园抑或地狱”；把自己的梳子和牙刷洗了一遍；想办法去掉了米色套装裙子上的那块污渍；把她那件萨克斯衬衫上的纽扣挪了地方，然后用镊子拔掉一颗痣上刚冒出的几根汗毛。接线员打进电话的时候，她正坐在窗台上涂指甲油，左手就快涂完了。

她属于那种听到电话铃完全不动声色的女孩。那副样子就好像自从进入发育期之后，她房间里的电话铃就再也没停过。

她拿着小刷子在铃声中涂完小指，沿半月白勾了一道，然后拧上指甲油的盖子，站起身，左手——油还没干——临空甩了几下，用干的那只手拿起窗台上一只塞满烟头的烟灰缸，走到床头柜边上，那是放电话的地方。她在一张单人床上坐下，房间里有两张收拾好的单人床。她拿起电话——这时铃声已经响了第五还是第六次了。

“喂。”她说，左手的手指尽量向外跷着，以免碰到白色的丝质晨袍，她身上只有这件晨袍，和拖鞋——戒指放在浴室里。

“您的纽约长途接通了，格拉斯太太。”接线员说道。

“谢谢。”女孩一边说一边在床头柜上腾出地方放烟灰缸。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穆丽尔？是你吗？”

女孩把听筒从耳朵挪开一寸。“是的，妈。你好吗？”她说道。

“我都快担心死你了。你为什么一直不打电话？你没事吧？”

“我昨天和前天晚上都想给你打的。但是电话一直都——”

“你没事吧，穆丽尔？”

女孩加大了听筒和耳朵间的角度。“我没事。就是热。今天是佛罗里达最热的一天——”

“你为什么一直不给我电话？我担心得要——”

“妈，亲爱的，你别冲我喊。我听得清楚着呢，”女孩说，“我昨晚给你打了两次。还有一次就是——”

“我跟你爸说来着，你昨晚可能会打电话来，但是他不听，非要——你没事吧，穆丽尔？跟我说实话。”

“我没事。别再问这个了，求你了。”

“你们什么时候到那里的？”

“我不知道。星期三早晨，一大早。”

“谁开的车？”

“他开的，”女孩说，“你先别激动。他开得很好。我都没想到。”

“他开的？穆丽尔，你向我保证过的——”

“妈，”女孩打断她，“我不是说了嘛，他开得非常好。事实上，一路都没超过五十。”

“他有没有又跟路边的树过不去？”

“我说了他开得非常好，妈。求你了。我要他贴着白线开，他都听懂了，也照做了。他甚至努力不去看路边的树——我能看出来。顺便问一句，爸的车修了吗？”

“还没。他们要收四百，只不过就是——”

“妈，西摩跟爸爸说了，修理费他来付。没必要再——”

“好，再说吧。他到底怎么样——在车上，还有下车以后？”“挺好的。”女孩说。

“他还管你叫那个吗？那个吓人的——”

“没有。他有新主意了。”

“叫你什么？”

“哦，那有什么关系呢，妈？”

“穆丽尔，我想知道。你爸——”

“好吧，好吧。他叫我‘一九四八年精神流浪小姐’。”女孩咯咯笑起来。

“这一点也不好笑，穆丽尔。压根儿没什么好笑的。听着吓人。听着叫人难过，真是。我一想起——”

“妈，”女孩打断她，“我问你呀。你记得他从德国给我寄的那本书吗？就是——一些德语的诗。我把那书放哪儿了？我绞尽脑汁也——”

“这书在。”

“你确定吗？”女孩说。

“当然。在我这里。在弗莱德的房间里。你把书留在家里，我没地方放——怎么了？他要这书吗？”

“没有。只是他问起我了，我们在车上的时候。他想知道我读了没有。”

“那是本德语书！”

“是的，亲爱的。这没关系，”女孩说，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他说这书恰巧是本世纪唯一一个伟大的诗人写的。他说我应该买一本英文版的。要么学学德语，他就这么说的。”

“作孽。作孽。听着难过，真是。你爸昨晚说——”

“等等，妈。”女孩说。她走去窗台边拿她的香烟，点了一根，然后回到床边坐下。“妈？”她说，吐出一口烟。

“穆丽尔。你听着，我跟你说。”

“我听着呢。”

“你爸跟斯维特斯奇医生谈了一次。”

“怎么说？”女孩问。

“你爸跟他一五一十地说了。至少，你爸是这么告诉我的——你知道你爸的。路边的树。窗户的事。他跟奶奶讲什么她的去世计划。百慕大那些照片，多好的照片啊——一五一十全说了。”

“那又怎么样？”女孩说。

“这样的。首先，医生说军队让他离开医院完全是不负责任——我敢保证他是这么说的。他很肯定地告诉你爸有可能——很有可能，他说——西摩会完全失去自控力。我敢保证他就是这么说的。”

“这边宾馆里就有一个精神病医生。”女孩说。

“谁？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叫里泽还是什么的。据说很厉害。”

“从来没听说过。”

“反正据说他很厉害。”

“穆丽尔，你别犯傻了。我们都非常担心你。你爸想给你发电报，让你昨晚就回来，事实上——”

“我现在不回去，妈。你别那么紧张。”

“穆丽尔。我发誓，斯维特斯奇医生说西摩有可能完全失去自——”

“我刚到这里，妈。我都多少年没度假了，我是不会这就打包回家的，”女孩说道，“再说了，我现在也没法走。我晒伤了，一动也动不了。”

“你晒伤得厉害吗？我放你包里的那一罐布朗兹防晒油你没用吗？我就放在——”

“我用了，但还是晒伤了。”“真是的。你晒到哪里了？”

“全身上下，亲爱的。”

“真是的。”

“死不了。”

“我问你，你跟那个精神病医生聊了吗？”

“嗯，算聊了吧。”女孩说。

“他怎么说？你跟他聊的时候，西摩在哪里？”

“在‘大洋厅’，他在那里弹钢琴。我们在这里的两个晚上他都在弹钢琴。”

“那么，医生怎么说？”

“哦，没说什么。是他先跟我说话的。我玩宾果[1]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他问在隔壁弹钢琴的那位是不是我先生。我说是的，他就问我西摩是病了还是怎么了。所以我就说——”

“他怎么会这么问？”

“我怎么知道，妈。我猜是因为西摩的脸色吧，那么白，”女孩说，“不管怎么样，宾果结束后医生和他太太问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喝一杯。我就喝了。他那位太太真是吓人。你记得我们在邦维特橱窗里看见的那件难看得要命的晚礼服吗？就是你说除非屁股很小，很小——”

“绿色的那条？”

“她就穿在身上。只看到屁股。她不停地问我西摩跟那个苏珊娜·格拉斯是不是亲戚，就是在麦迪逊大街上有一家店的——女帽店。”

“那他到底怎么说的？那个医生。”

“哦。也没什么，真的。我是说我们都在酒吧里。吵得厉害。”

“知道了，但是——你有没有告诉他西摩跟奶奶那把椅子的事？”

“没有，妈。我没有说什么细节，”女孩说，“也许我还有机会再跟他谈一次。他整天都在酒吧里。”

“他有没有说他觉得西摩有可能——怎么说呢——胡来之类的？对你做点什么？”

“没有，”女孩说，“他得有事实依据，妈。他们得知道你的童年这一类的玩意儿。我跟你说了，我们几乎没法说话，那里太吵了。”

“好吧。你的蓝外套怎么样了？”

“挺好的。我去掉了一些衬料。”

“今年流行什么样的衣服？”

“吓人得很，不过很亮眼。连亮片都能看到——什么都有。”女孩说。

“你的房间呢？”

“还行。只能说还行。战前那样的房间是拿不到了，”女孩说，“今年这些人都很吓人。你要是看到吃饭时坐在我们旁边的都是些什么人你就知道了。我们旁边一桌的，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开着卡车来的。”

“嗨，哪儿都一样。你那双软底鞋怎么样？”

“太长了。我跟你说太长了。”

“穆丽尔，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没事吗？”

“我没事，妈，”女孩说，“我都说了九十九遍了。”

“你也不想回家？”

“不想，妈。”

“你爸昨晚说，如果你想自己去个什么地方，把事情想想清楚的话，他很乐意给你出钱。你可以坐趟游轮，那多好。我们俩都觉得——”

“不用了，谢谢，”女孩说，把架起的腿放下，“妈，这个电话贵得——”

“我一想起整个一场战争，你就一直等着这个人——我是说，你想想那些士兵的老婆一个个都——”

“妈，”女孩说，“我们该挂了。西摩随时可能回来。”

“他现在在哪里？”

“在沙滩上。”

“沙滩上？他一个人？他在沙滩上没出什么洋相吧？”

“妈，”女孩说，“你这样说他，就好像他是个疯——”

“我可没那么说，穆丽尔。”

“好吧，你听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就是躺在那里。他连浴袍都不脱。”

“他连浴袍都不脱？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猜是他太白了。”

“我的天哪，他需要晒晒太阳。你就不能逼他脱吗？”

“你知道西摩的，”女孩说，腿又架了起来，“他说他不想让一群傻瓜盯着他的文身看。”

“他哪有什么文身！他在军队里文了一个吗？”

“没有，妈。没有，亲爱的，”女孩说着站了起来，“听着，我明天再给你打，也许吧。”

“穆丽尔，你听我说。”

“听着呢，妈。”女孩说，身体斜着，重心落在一条腿上。

“他一旦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荒唐的，你马上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的意思。你听到了没有？”

“妈，我又不怕西摩。”

“穆丽尔，我要你给我保证。”

“好吧，我保证。再见，妈，”女孩说，“跟爸说我爱他。”她挂上了电话。

“西摩·格拉斯，”西比尔·卡朋特说，她和她妈妈一起住在宾馆里，“你西摩格拉斯[2]了吗？”

“咪咪宝，够了。妈咪听得都烦死了。别动，请你别动。”

卡朋特太太正给西比尔抹防晒油，沿着肩膀到后背，抹过她瘦瘦的、仿佛翅膀一样的肩胛骨。西比尔坐在一只巨大的浮水气球上，气球吹得鼓鼓的，西比尔摇摇欲坠，面对着大海。她身穿淡黄色的比基尼泳装，其实上身部分也许她要再过个九年、十年才用得着。

“那真的就是块很一般的丝手帕——你走近点就能看到，”坐在卡朋特太太旁边那张沙滩椅上的妇人说道，“我还真想知道她是怎么扎的。真是好看呢。”

“听起来就不错，”卡朋特太太附和道，“西比尔，不要动，咪咪宝。”

“你西摩格拉斯了吗？”西比尔说。

卡朋特太太叹了口气。“好吧，”她说，一边盖上防晒油瓶的盖子，“去吧，去玩吧，咪咪宝。妈咪要去宾馆里和哈布尔太太喝杯马蒂尼。我会给你拿橄榄的。”

妈妈刚一松手，西比尔就朝着开阔的海滩奔去，然后朝“渔夫帐篷”的方向径直走去。她只停下一次，一只脚踩进一座已经倒塌的浸湿的沙堡，很快她就走出了专供宾馆住客使用的沙滩区。

大约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之后，她突然斜插着往沙滩面海的方向奔去。跑到一个仰面躺在沙滩上的年轻人身边，她停了下来。

“你要去水里吗，西摩·格拉斯？”她说道。

年轻人吓了一跳，他抬起右手，握住毛巾浴袍的翻领，翻了个身，脸朝下，眼睛上卷成一股的毛巾掉了下来。他眯着眼看向西比尔。

“嗨。你好，西比尔。”

“你要去水里吗？”

“我正在等你呢，”年轻人说，“怎么样？”

“什么？”

“怎么样？有什么新节目吗？”

“我爸爸明天要坐一个飞机过来。”西比尔说，脚踢着沙子。

“别朝我的脸踢，宝贝儿。”年轻人说，伸手抓住西比尔的脚踝，“他是该来了，你爸爸。我时时刻刻地等着他呢。时时刻刻。”

“那位女士呢？”西比尔问。

“女士？”年轻人伸手理了理稀疏的头发，抖落沙子，“这很难说，西比尔。有一千个地方是她可能去的。在理发店里，把她的头发染成深褐色；或者给穷人的孩子们做洋娃娃，在她自己房间里。”他趴着，两只手捏成拳头，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下巴搁在拳头上。“问我点别的什么吧，西比尔，”他说，“你的游泳衣很好看。要说有什么东西是我喜欢的，那就是一件蓝色的游泳衣。”

西比尔盯着他，然后低头看看自己凸出的肚子。“这是件黄色的，”她说，“这是件黄色的。”

“是吗？走近点儿我看看。”

西比尔向前靠了一步。

“你一点儿没错。我真是个傻瓜。”

“你要去水里吗？”西比尔问。

“我还真有这个想法呢。我正翻来覆去地琢磨着呢，西比尔，你听了准高兴。”

西比尔戳了戳年轻人不时用来垫脑袋的橡皮筏。“这个要充气了。”她说。

“你说得对。这个需要很多气，我不承认都不行。”他放下拳头，下巴磕在沙子上。“西比尔，”他说，“你很好看。见到你真好。跟我说说你自己吧。”他伸出双手，同时握住了西比尔的两只脚踝。“我是摩羯座的，”他说，“你呢？”

“莎朗·利普舒兹说你让她跟你一起坐在钢琴前面。”西比尔说。

“莎朗·利普舒兹跟你说的？”

西比尔用力点点头。

年轻人松开了她的脚踝，收起两只手，脸靠在右臂上。“嗯，”他说，“这种事怎么发生你是知道的，西比尔。我坐在那里，正弹着琴，而你又不知去哪里了。然后莎朗·利普舒兹走了过来，在我旁边坐下。我又不能把她推开，你说是不是？”

“你能的。”

“哦，不能。不行。我不能那么做，”年轻人说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做了什么。”

“什么？”

“我假装她是你。”

西比尔突然弯下腰，在沙子上挖起洞来。“我们去水里吧。”她说。

“好啊，”年轻人说，“我想我能照办不误。”

“下一次，把她推开。”西比尔说。

“把谁推开？”

“莎朗·利普舒兹。”

“啊，莎朗·利普舒兹，”年轻人说，“又是这个名字。记忆与欲望的混杂。”他突然站起身。望向大海。“西比尔，”他说，“我有个主意。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抓一条香蕉鱼。”

“一条什么？”

“一条香蕉鱼。”他说，然后解开浴袍上的腰带。他脱下浴袍。他的肩膀白而窄，四肢发青。他把浴袍竖直对折，再前后一折三。他展开用来盖眼睛的毛巾，铺开放在沙子上，然后把折好的浴袍放在毛巾上。他弯下腰，拿起橡皮筏，夹在右胳膊下，然后，左手拉起西比尔的手。

两人向着大海走去。

“我猜你已经见过不少香蕉鱼了吧？”年轻人说。

西比尔摇摇头。

“你没见过？那你住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西比尔说。

“谁说你不知道。你肯定知道。莎朗·利普舒兹知道她住在哪里，她才三岁半。”

西比尔停住脚步，用力抽出被握着的手。她随便捡起一颗贝壳，煞有介事地盯着贝壳看。她扔了贝壳。“沃利伍德，康涅狄格州。”她说，然后继续往前走，肚子挺得老高。

“沃利伍德，康涅狄格州，”年轻人说，“是说你住的地方靠近沃利伍德，康涅狄格州吗？”

西比尔看着他。“那就是我住的地方，”她不耐烦地说，“我住在沃利伍德，康涅狄格州。”她向前跑了几步，左手握住左脚，然后跳了两三下。

“你可不知道这下我有多清楚了。”年轻人说。

西比尔放下脚。“你读过《小黑人桑布》[3]吗？”她问。

“你这个问题真好玩，”他说，“我刚好昨天晚上才读完。”他又伸手握住了西比尔的手。“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他问她。

“那些老虎都围着那棵树转了吗？”

“我觉得它们永远不会停下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老虎。”“只有六只。”西比尔说。

“只有六只！”年轻人说，“你管那叫‘只有’？”“你喜欢蜡吗？”西比尔问。

“我喜欢什么？”年轻人问。

“蜡。”

“很喜欢。你也喜欢吧？”

西比尔点点头。“你喜欢橄榄吗？”她问。

“橄榄——是的。橄榄和蜡。我到哪儿都得带着这两样。”

“你喜欢莎朗·利普舒兹吗？”西比尔问。

“是的。是的，我喜欢，”年轻人说，“我尤其喜欢她的一点是她从来不欺负宾馆大厅里的小狗。比如那个加拿大女士的小巴儿狗。你可能不相信，但有些小女孩喜欢用气球柄去戳那条小狗。莎朗不会这么做。她从来不起坏心眼儿。所以我才那么喜欢她。”

西比尔一声不吭。

“我喜欢嚼蜡烛。”她终于又开口了。

“谁不喜欢嚼蜡烛呢？”年轻人说，脚踩进水里。“哇！真冷！”他把橡皮筏扔进水里，“别，再等一会儿，西比尔。等我们再往外一点儿。”

他们继续蹚水向前，直到水没到西比尔的腰间。然后年轻人抱起西比尔，让她趴在橡皮筏上。

“你从来不戴游泳帽什么的吗？”他问道。

“别松手，”西比尔下命令道，“你抓住我，马上。”

“卡朋特小姐，别担心。我知道自己在干吗，”年轻人说，“你只管睁大眼睛看有没有香蕉鱼。今天是抓香蕉鱼的好日子。”

“我一条也没看见。”西比尔说。

“这也不奇怪。他们的习惯很特别。非常特别。”他继续推着橡皮筏。水还不到他的胸口。“他们的生活很悲惨，”他说，“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西比尔？”

她摇摇头。

“嗯，他们游进一个全是香蕉的洞里。他们游进去的时候看起来是很普通的鱼，但是一进洞，他们就变得像猪一样。你还别说，我就知道一条香蕉鱼游进一个香蕉洞里，吃了足足有七十八根香蕉。”他一点点向前推着橡皮筏和上面的女孩，离地平线又近了一英尺，“很自然，等他们变得那么胖，他们就再也出不了洞了。洞口太小了。”

“别再往前了，”西比尔说，“他们后来怎么了？”

“谁后来怎么了？”

“那些香蕉鱼。”

“哦，你是说他们吃了那么多香蕉，出不了香蕉洞会怎么样？”“是的。”西比尔说。

“嗯，我不想告诉你，西比尔。他们就死了。”

“为什么？”西比尔问。

“嗯，他们得了香蕉热。那是很可怕的一种病。”

“浪头来了。”西比尔紧张地说。

“我们别管它。我们不理它，”年轻人说，“两个‘狗不理’[4]。”他抓住西比尔的脚踝往下一按，再往前一推。橡皮筏从浪尖上划了过去。水浸湿了西比尔金色的头发，但是她的尖叫充满了欢乐。

橡皮筏平稳后，她伸手撩开搭在眼睛上的一缕湿湿的头发，然后报告说：“我刚看到了一条。”

“看到了什么，亲爱的？”

“一条香蕉鱼。”

“我的天，不会吧！”年轻人说，“他嘴里有没有衔着香蕉？”

“有的，”西比尔说，“有六根。”

年轻人突然抓起西比尔垂在橡皮筏边上的湿漉漉的脚，亲了亲她的足弓。

“嗨！”脚的主人转过身。

“嗨，你！我们回去了。你玩够了吗？”

“没有！”

“对不起。”他说，然后把橡皮筏往岸边推去，直到西比尔跳下来。然后他就一路拿着橡皮筏。

“再见。”西比尔说完，毫无遗憾地往宾馆方向奔去。

年轻人穿上浴袍，裹紧翻领，把毛巾塞进口袋里。他捡起黏湿又碍事的橡皮筏，夹在胳膊下面，一个人踩着软绵绵、热乎乎的沙子朝宾馆走去。

他在宾馆给游泳客人专用的旁厅里搭乘电梯，一个鼻子上涂着防晒软膏的女人和他一起进了电梯。

“我看到你盯着我的脚。”电梯启动的当儿他对女人说。

“抱歉你再说一遍？”女人说。

“我说我看到你盯着我的脚。”

“真抱了歉了。我只是碰巧看着地板。”女人说，脸对着电梯的门。

“如果你想看我的脚，你就直说，”年轻人说，“别他妈偷偷摸摸的。”

“请让我出去。”女人飞快地对操纵电梯的女孩说。

电梯门打开，女人走了出去，没有回头。

“我有两只正常的脚，真搞不明白他妈的为什么有人要盯着它们看，”年轻人说，“请上五楼。”他从口袋里拿出房间钥匙。

他在五楼下了电梯，沿着大厅往前走，进了五〇七房间。房间里有新小牛皮行李箱和指甲油洗甲水的味道。

他瞥了一眼睡在一张单人床上的女孩。然后他走到一只行李箱边上，打开箱子，在一堆短裤和汗衫底下拿出一把7.65口径的奥其斯自动手枪。他推开弹盒，看了看，又插上。扳起扳机。然后走到那张空着的单人床边上，坐下，看着女孩，用手枪瞄准，对着自己的右太阳穴开了一枪。

康涅狄格州的威格利大叔

玛丽珍找到埃洛伊丝家的时候差不多已经下午三点了。埃洛伊丝出来在车道上迎接她，她跟埃洛伊丝解释说本来全都好好的，她对路记得清清楚楚，直到她在梅里克大道上转了个弯。埃洛伊丝说：“宝贝儿，是梅里特大道。”然后又提醒玛丽珍她都已经来过两次了。玛丽珍突然大叫一声，不知嘀咕了一句什么，好像和她的舒洁纸巾有关，然后就朝她的敞篷车奔了过去。埃洛伊丝竖起驼毛大衣的领子，转过身背对风口等着。一分钟后玛丽珍拿着一张纸巾回来了，看上去还是不开心，甚至是一脸懊丧。埃洛伊丝若无其事地说午饭全糊了——甜面包，还有别的，全糊了。玛丽珍说她反正在路上已经吃过了。两人朝房子走去，埃洛伊丝问玛丽珍她今天怎么不用上班。玛丽珍说她不是一整天都不用上班，只不过威尹伯格先生得了疝气休息在家，她就得每个下午把他的信件送到他在拉奇芒特的家里，再带几封信回去。她问埃洛伊丝：“话又说回来了，疝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埃洛伊丝扔掉烟头，落在脚下脏兮兮的雪地上，说她也不是很清楚，但玛丽珍肯定不用担心自己会得疝气。玛丽珍说“哦”，两个姑娘就进了屋。

二十分钟后，她们俩在客厅里的第一杯高杯酒已经快喝完了，你一言我一语，一副可能只有大学室友见面时才有的腔调。她们俩还有一层更紧密的关系：谁都没有读到大学毕业。埃洛伊丝大二读了一半辍学，那是一九四二年，一个星期前她在宿舍三楼的电梯间里跟一个大兵厮混，被抓了个正着。同班的玛丽珍在同一年辍学，几乎是同一个月，她是因为结婚，对方是一个驻扎在佛罗里达杰克逊维尔市的空军学员。这场婚姻维持了三个月，其中两个月时间空军学员是在监狱度过的，因为他刺伤了一个军队警察。

“不是的，”埃洛伊丝说，“不是真的红色。”她躺在沙发上，她的腿很瘦，但也很好看，两只脚踝交叉着。

“我听说是金色的。”玛丽珍重复了一遍，她坐在蓝色的靠背椅上，“那谁叫什么来着，指天对地发誓说是金色的。”

“嗯，嗯。绝对的。”埃洛伊丝打了个哈欠，“我差不多就是在屋子里看着她染的。怎么了？那里没烟吗？”

“没事。我自己有一包，”玛丽珍说，“我带着呢。”她在自己的手提包里找烟。

“这个笨蛋女佣，”埃洛伊丝说，没有离开沙发，“我一个小时前当着她的面扔下两包还没开封的。她一会儿该进来问我要把烟放哪里了，你看着吧。该死的，我说到哪儿了？”

“西林格。”玛丽珍提醒她，点了一支她自己的烟。

“哦，是的。我记得清清楚楚。她是跟弗兰克·海克结婚的前一晚染的。你记得弗兰克吗？”

“好像有点儿印象。一个小个子的大兵？长得特别难看？”

“难看。天哪！他看着就像没卸妆的贝拉·卢戈西[5]。”

玛丽珍仰头大笑起来。“绝了。”她说，一边回到喝酒的姿势。

“把你的杯子给我，”埃洛伊丝说，两条穿着丝袜的腿甩到地上，站了起来，“说真的，这个笨蛋。我费了多大劲儿想让她今天一起过来，就差让卢跟她求爱了。现在我都后悔我——你那个东西哪里来的？”

“这个？”玛丽珍说着摸了摸喉咙口的一枚宝石领针，“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戴着，真是的。是我妈给我的。”

“天哪，”埃洛伊丝说，手里拿着两只空杯子，“我是一件戴得出去的像样点的首饰都没有。要是卢的妈哪天死了的话——哈，哈——她可能会给我留把带花押字母的碎冰锥之类的玩意儿。”

“说起来，你这段时间跟她处得怎么样？”

“别开玩笑了。”埃洛伊丝往厨房走去。

“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杯了！”玛丽珍在她后面喊。

“想得美。是谁给谁打的电话？又是谁迟到了两个小时？你就给我在这儿乖乖地待着，待到我腻味你了为止。我管你的倒霉工作呢。”

玛丽珍脑袋一仰，又大笑起来，不过埃洛伊丝已经进了厨房。

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一时不知该干点什么好，玛丽珍站起身走到窗户旁。她拉开窗帘，一个手腕靠在两片窗玻璃之间的横棱上，但感觉蹭到沙砾，于是抬起手，用另一只手抹去手腕上的沙砾，身子站直了些。外面地上脏乎乎的雪泥明显正结成冰。玛丽珍放下窗帘，踱回到蓝椅子边上，一路经过两个塞得满满的书架，她一眼都没瞟。坐下后，她打开手提包，拿出小镜子照自己的牙，随即闭住嘴唇，用舌头把上排牙舔了一遍，然后又朝镜子里看了一眼。

“外面都结冰了，”她说，转过身，“天哪，你真快。你一点儿苏打水也没放吗？”

埃洛伊丝一手拿着一杯酒，停住脚。她伸出两个食指，做手枪状，然后说：“谁也不许动。我已经把这个地方完全包围了。”

玛丽珍一边笑，一边放好镜子。

埃洛伊丝拿着酒走过来。她把玛丽珍的一杯颤巍巍地放到杯垫上，自己的那杯仍然拿在手里。她又躺回到沙发上。“你知道她在那里干吗？”她说，“她端着个大黑屁股坐在那里，在读《圣袍》。我拿冰格盘的时候掉在了地上。她抬起头，还一副很烦的样子。”

“这是我最后一杯了。我说真的，”玛丽珍说，一面拿起酒杯，“哦，听着！你知道我上周碰到谁了？在罗德泰勒百货店的店中央？”

“嗯，”埃洛伊丝说，调整了一下脑袋底下垫着的枕头，“阿吉姆·塔米若夫？”

“谁？”玛丽珍说，“那是谁？”

“阿吉姆·塔米若夫。电影里的那个。他总是说：‘你真会开玩笑——哈？’我爱他……这个屋子里他妈的就没一个我能用的枕头。你看到谁了？”

“杰克逊。她是——”

“哪一个？”

“我不知道。跟我们一起上心理学课的那个，总是——”

“那姐妹俩都跟我们一起上心理学。”

“哦。就是那个非常——”

“玛西亚·路易斯。我也遇到过她一次。她说起话来没完没了，是不是？”

“天哪，没错。不过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了吗？瓦丁医生死了。她说她收到芭芭拉·黑尔的一封信，说瓦丁去年夏天得了癌症，然后就死了。她只剩六十二磅，我是说她死的时候。吓人吧？”

“也没什么。”

“埃洛伊丝，你现在心硬得跟铁钉似的。”

“嗯。她还说了什么？”

“哦，她刚从欧洲回来。好像是她丈夫驻扎在德国，她跟他在一块儿。他们的房子有四十七个房间，她说的，就和另一对夫妻合住，大概有十个用人。她自己有匹马，他们用的那个马夫以前是希特勒的私人马术教练什么的。哦，然后她开始跟我说她怎么差点被一个黑人士兵给强奸了。就在罗德泰勒百货店的正中央，她就开始跟我说这个——你知道杰克逊这个人。她说那个士兵是她丈夫的司机，一天早上他开车送她去市场还是干吗的。她说她吓得甚至都没有——”

“等等。”埃洛伊丝抬起头，提高嗓门道，“拉蒙娜，是你吗？”

“是的。”一个小孩的声音回答道。

“进屋请把大门关上。”埃洛伊丝喊道。

“是拉蒙娜吗？哦，我可想死她了。你想想我上次见她还是她——”

“拉蒙娜，”埃洛伊丝喊道，眼睛闭着，“到厨房去，让格蕾丝把你的套鞋脱了。”

“好的，”拉蒙娜说，“快来，杰米。”

“哦，我真是想死她了，”玛丽珍说，“哦，天哪！看看我弄的。真是对不起，埃洛。”

“别管它。别管它，”埃洛伊丝说，“反正这个地毯我讨厌着呢。我给你再弄一杯。”

“别了，你看，我还有一大半呢！”玛丽珍举起酒杯。

“你确定？”埃洛伊丝说。“给我一根烟。”

玛丽珍把烟盒递给她，说：“哦，我想死她了。她现在长得像谁？”

埃洛伊丝擦亮火。“阿吉姆·塔米若夫。”

“真是的，别开玩笑了。”

“像卢。她长得像卢。他妈过来的时候，三个人看着就像三胞胎。”埃洛伊丝躺在沙发上伸手去够茶几边上的一摞烟灰缸。她成功地够到了最上面的一只，放在自己肚子上。“我应该养只可卡犬之类的，”她说，“长得像我的家伙。”

“她眼睛现在怎么样了？”玛丽珍问，“我是说，度数没有加深吧，还是怎么着？”

“天哪！我想是没有。”

“她不戴眼镜能看见吗？我是说她晚上爬起来上厕所什么的？”

“她不会跟别人说的。她神秘着呢。”

玛丽珍在椅子上转过身。“哦，嗨，拉蒙娜！”她说。“哦，多漂亮的裙子呀！”她放下酒杯，“我猜你都不记得我了吧，拉蒙娜。”

“她当然记得。这位女士是谁，拉蒙娜？”

“玛丽珍。”拉蒙娜说，一面挠起痒来。

“真棒！”玛丽珍说，“拉蒙娜，你能亲我一下下吗？”“别挠了。”埃洛伊丝对拉蒙娜说。

拉蒙娜停下挠痒的手。

“你能亲我一下下吗，拉蒙娜？”玛丽珍又问了一遍。“我不喜欢亲别人。”

埃洛伊丝哼了一声，问道：“杰米去哪里了？”

“他就在这儿。”

“谁是杰米？”玛丽珍问埃洛伊丝。

“哦，天哪！是她的小情郎。她到哪儿，杰米就跟到哪儿。她做什么，杰米就做什么。跟真的似的。”

“真的吗？”玛丽珍充满兴趣地说。她身子靠向前。“你有一个小情郎吗，拉蒙娜？”

拉蒙娜的眼睛躲在厚厚的近视镜片后面，对玛丽珍的热情没有丝毫反应。

“玛丽珍问了你一个问题，拉蒙娜。”埃洛伊丝说。

拉蒙娜一根手指伸进她小而宽的鼻孔里。

“别挖鼻子，”埃洛伊丝说，“玛丽珍问你有没有小情郎。”

“有的。”拉蒙娜说，继续忙着挖鼻子。

“拉蒙娜，”埃洛伊丝说，“马上给我住手。立刻。”

拉蒙娜放下手。

“嗯，我觉得这真棒，”玛丽珍说，“他叫什么名字？你能告诉我他的名字吗，拉蒙娜？还是说这是个大秘密呢？”

“杰米。”拉蒙娜说。

“杰米？哦，我喜欢杰米这个名字！他姓什么呢，拉蒙娜？”

“杰米·杰米米里诺。”拉蒙娜说。

“你站着别晃。”埃洛伊丝说。

“哇哦！这个姓够有意思的。杰米在哪里呢？你能告诉我吗，拉蒙娜？”

“这里。”拉蒙娜说。

玛丽珍四下看了看，然后看着拉蒙娜，满脸堆笑地问：“这里哪里呢，亲爱的？”

“这里，”拉蒙娜说，“我正拉着他的手呢。”

“我没明白。”玛丽珍对埃洛伊丝说，埃洛伊丝手里的酒快喝完了。

“看我干吗？”埃洛伊丝说。

玛丽珍又回过头去看着拉蒙娜。“哦，我明白了。杰米是你假想的一个小男孩。真棒。”玛丽珍有礼貌地靠向前，“你好呀，杰米。”她说。

“他不会理你的，”埃洛伊丝说，“拉蒙娜，跟玛丽珍说说杰米的事。”

“说说什么？”

“请你站直了……跟玛丽珍说说杰米长什么样。”

“他是绿眼睛，黑头发。”

“还有呢？”

“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

“还有呢？”

“没有雀斑。”

“还有呢？”

“有一把剑。”

“还有呢？”

“我不知道。”拉蒙娜说，又开始挠自己。

“他听起来真不错！”玛丽珍说，坐在椅子里的身子又往前靠了些，“拉蒙娜，告诉我，你们进屋的时候，杰米也把套鞋脱了吗？”

“他穿的是靴子。”拉蒙娜说。

“真棒。”玛丽珍对埃洛伊丝说。

“你说得容易。我成天听这些。杰米和她一起吃饭，一起洗澡，一起睡觉。她一个劲儿往床边上睡，就怕翻身压到杰米。”

玛丽珍看起来好像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下嘴唇往里一抿，又放开，问道：“他那个名字是哪里来的？”

“杰米·杰米米里诺？天知道。”

“也许是哪个邻居家的小男孩。”

埃洛伊丝打了个哈欠，摇摇头。“这附近没有小男孩。根本就没孩子。他们背后都叫我‘下崽能手’——”

“妈妈，”拉蒙娜说，“我能出去玩吗？”

埃洛伊丝看着她。“你刚进屋。”她说。

“杰米又想出去了。”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他把他的剑忘在外面了。”

“哦，他和他那把该死的剑，”埃洛伊丝说，“好吧，去吧。穿上你的套鞋。”

“我能拿这个吗？”拉蒙娜说，从烟灰缸里拿出一根用过的火柴。

“应该说我可以拿这个吗。是的，你可以。别到大街上去。”

“再见咯，拉蒙娜！”玛丽珍唱歌似的说。

“再见，”拉蒙娜说，“快点，杰米。”

埃洛伊丝突然一用力站了起来。“把你的杯子给我。”她说道。

“不行，真的，埃洛。我应该去拉奇芒特的。我是说威尹伯格先生人那么好，我不想——”

“打个电话就说你被杀了。松手，把酒杯给我。”

“不行，说真的，埃洛。我是说这会儿都冰成那样了。我车里几乎没有防冻剂了。我是说要是我不——”

“那就让它冻住吧。去打个电话。就说你死了，”埃洛伊丝说，“快给我。”

“嗯……电话在哪里？”

“电话在，”埃洛伊丝边说边拿着两只空酒杯朝饭厅走去，“——这边。”她走到客厅和饭厅的交界处，突然停了下来，发出一阵叮当哐啷的声响。玛丽珍咯咯笑起来。

“我是说你都说不上认识沃特，”埃洛伊丝说，还差一刻钟五点，她仰面躺在地板上，一杯酒端放在扁平的胸脯上，“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能让我笑的男孩。我是说真的笑。”她抬眼向玛丽珍望去。“你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那个疯子露易丝·何曼森，穿着她在芝加哥买的黑色胸罩冲进屋子？”

玛丽珍咯咯直笑。她人趴在沙发上，下巴磕着扶手，脸朝着埃洛伊丝。她的酒杯放在地上，伸手就能拿到。

“嗯，他就能让我那么笑，”埃洛伊丝说，“他跟我说话能让我笑，给我打电话也能让我笑，甚至写信也能让我笑。而最棒的是他根本没有故意要搞笑——他就是那么搞笑。”她头微微转向玛丽珍。“嗨，扔根烟给我行吗？”

“我够不着。”玛丽珍说。

“你得了吧。”埃洛伊丝又看向天花板。“有一次，”她说，“我摔了一跤。我那时总是在公共汽车站等他，就在PX外面，有一次他来晚了，汽车刚好启动。我们就跑着追，结果我摔了一跤，扭了脚踝。他说：‘可怜的威格利大叔。’他是说我的脚踝。[6]可怜的威格利老大叔，他这么叫的。……天哪，他真好。”

“卢难道没有幽默感吗？”玛丽珍问。

“什么？”

“卢难道没有幽默感吗？”

“哦，天哪！谁知道？有吧，我猜是有的。他对着卡通之类的玩意儿笑。”埃洛伊丝抬起头，拿起胸口的酒杯，喝了一口。

“嗯，”玛丽珍说，“也不能光看那个。我是说也不能光看那个。”

“光看哪个？”

“哦……就是，让你笑啊什么的。”

“谁说不是？”埃洛伊丝说，“听着，除非你要做尼姑什么的，你最好还是多笑笑。”

玛丽珍咯咯笑了。“你真够坏的。”她说。

“唉，天哪，他人真好，”埃洛伊丝说，“他那么搞笑，又那么好。不是那种小屁孩的好，而是一种特殊的好。你知道他有一次怎么样吗？”

“不知道。”玛丽珍说。

“我们在火车上，从特伦顿去纽约——那时候他刚刚参军。车厢里很冷，我就把我的一件大衣盖在我们俩身上。我记得我穿着乔伊丝·莫罗的毛线衣——你记得她那件可爱的蓝色毛线衣吗？”

玛丽珍点点头，不过埃洛伊丝并没有转头去看她。

“他的手半搭在我肚子上。就那样。反正，他突然说我的肚子太美了，他希望能有一个军官走过来命令他把他的另一只手伸到车窗外面去。他说他觉得那样才算公平。然后他把手抽走了，对售票员说把胸挺起来。他说如果有什么是他不能忍受的，那就是一个男人穿着制服却不引以为荣。售票员让他赶紧接着睡。”埃洛伊丝沉思片刻，然后说，“也不总是因为他说了些什么，而是他说话时候的样子。你知道的。”

“你跟卢说起过他吗——我是说，提没提过？”

“哦，”埃洛伊丝说，“有一次，我想提来着。不过他上来就打听沃特是什么军衔。”

“他是什么军衔？”

“哈！”埃洛伊丝说。

“不是啦，我只是说——”

埃洛伊丝突然笑起来，从胸腔里发出笑声。“你知道他有一次怎么说吗？他说他感觉他在军队里往上升，不过是跟所有人都相反的方向。他说到他第一次晋升的时候，他不会肩上多几条杠杠，而是会被扯掉袖子。他说等他当上将军，他就该一丝不挂了。他浑身上下只会在肚脐眼上别一个步兵扣。”埃洛伊丝看向玛丽珍，玛丽珍正在笑。“你难道不觉得好玩吗？”

“挺好玩的。只是，你为什么不找个时间跟卢说说他呢？”

“为什么？因为卢他妈的什么都不懂，这就是为什么，”埃洛伊丝说，“而且，听着，职业少女，你要是再结一次婚，什么都别跟你丈夫说。你听见我说的了？”

“为什么？”玛丽珍问。

“因为我就这么说的，就因为这个，”埃洛伊丝说，“他们只想知道你这一辈子只要一有男的靠近你，你就会吐酸水。我还真没开玩笑。哦，你也可以说点什么，但是千万别说实话。我的意思是永远别说实话。你要是告诉他们你以前认识一个长得很帅的男孩，你得马上再加一句，就是‘太帅了点儿’。你要是告诉他们你认识一个聪明的男孩，你还得告诉他们，他是个聪明的混蛋，或者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你要是不这么说，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拿这个可怜的男孩来开涮。”埃洛伊丝停下来，喝了一口酒，若有所思。“哦，”她说，“他们听的时候一副成熟的样子。他们甚至还可能看上去懂得要命的样子。别被他们骗了。相信我。你要是真以为他们懂，那你就有的苦吃了。就这么回事，我跟你说。”

玛丽珍看上去有些难过，她的下巴从沙发扶手上抬了起来。然后换了个姿势，下巴靠在前臂上。她在考虑埃洛伊丝的建议。“你不能说卢什么都不懂。”她大声地说。

“谁不能？”

“我是说，他难道不够聪明吗？”玛丽珍天真地说。

“哦，”埃洛伊丝说，“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别说这个了。我只会让你难过。快让我闭嘴。”

“嗯，那你干吗要和他结婚呢？”玛丽珍说。

“哦，天哪！我不知道。他告诉我他喜欢简·奥斯汀。他告诉我奥斯汀的书对他来说很重要。那是他的原话。我们结婚后我发现他连一本奥斯汀的书都没读过。你知道他最喜欢的作者是谁吗？”

玛丽珍摇摇头。

“L.曼宁·瓦因斯。听说过吗？”

“没有。”

“我也没有。谁都没听说过。他写了本关于四个男人在阿拉斯加饿死的故事。卢不记得书名了，不过那是他读过的写得最美的书。耶稣啊！他甚至都不肯直接承认他喜欢这本书就是因为里面讲了四个家伙在雪洞里活活饿死的事。他非得说这书写得美。”

“你太刻薄了。”玛丽珍说，“我是说，你太刻薄了。也许它确实是好——”

“就这么回事，我跟你说，那书好不了。”埃洛伊丝说。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补充道：“至少，你还有份工作。我是说至少——”

“但是，听我说，”玛丽珍说，“你觉得你有一天会告诉他沃特死了吗？我是说，他不会嫉妒的，不是吗？如果他知道沃特——你知道。他死了。”

“哦，亲爱的！你这个可怜的、天真的职业少女，”埃洛伊丝说，“那样就更糟了。他就要成盗墓的了。听着。他只知道我跟一个叫沃特的好过——一个爱说俏皮话的大兵。我决不会告诉他沃特死了。决不会。而且就算我会——其实我是不会的——但是，万一我要告诉他，我也会说沃特是战死的。”

玛丽珍靠在手臂上的下巴往前挪了半寸。

“埃洛伊……”她说。

“嗯？”

“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我发誓我跟谁都不会说的。真的。求你了。”

“不行。”

“求你了。真的。我跟谁都不会说。”

埃洛伊丝一饮而尽，又把空杯子放到胸前。“你会告诉阿吉姆·塔米若夫的。”她说。

“不，我不会！我是说我不会——”

“哦，”埃洛伊丝说，“他的部队在某个地方休息。好像是两场战役之间，他那个朋友写信告诉我的。沃特和另一个男孩正把一个日式小火炉打包。一个上校要把火炉寄回家。也可能是他们正把火炉拿出来，要重新包装——我不太清楚。反正里面全是汽油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火炉当场就爆炸了。那个男孩只是炸瞎了一只眼睛。”埃洛伊丝哭了起来。她伸手握住胸口的酒杯，不让它掉下来。

玛丽珍从沙发上滑下来，两腿跪着向前挪了三步，轻轻摸埃洛伊丝的额头。“别哭呀，埃洛。别哭了。”

“谁哭了？”埃洛伊丝说。

“我知道，反正别哭。我是说不值得再这样哭。”

前门开了。

“是拉蒙娜回来了，”埃洛伊丝带着鼻音说，“帮我个忙。到厨房去，告诉那谁今天早点给她弄晚饭。行吗？”

“好，不过，你得保证你不哭了。”

“我保证。去吧。我这会儿不想去那个该死的厨房。”

玛丽珍站了起来，摇晃了几下，站稳，然后走出房间。

她不到两分钟就回来了，拉蒙娜跑在她前头。拉蒙娜两只脚使劲跺地板，想让套鞋发出最大的声响。

“她不肯让我脱掉她的套鞋。”玛丽珍说。

埃洛伊丝仍然仰面躺在地板上，正在用手绢。她对着手绢说话，是说给拉蒙娜听的。“出去让格蕾丝脱掉你的套鞋。你知道你不可以进屋还——”

“她在厕所里。”拉蒙娜说。

埃洛伊丝收起手绢，支撑着坐了起来。“把你的脚给我，”她说，“坐下，首先，拜托了……不是那里——这里。天哪！”

玛丽珍跪着，在桌子底下边找她的香烟边说：“嗨。你猜杰米怎么了？”

“不知道。另一只脚。另一只脚。”

“他被车撞了，”玛丽珍说，“惨不惨？”

“我看到‘跳跳’叼着一根骨头。”拉蒙娜告诉埃洛伊丝。

“杰米怎么了？”埃洛伊丝对她说。

“他被车撞了，然后死了。我看到‘跳跳’叼着根骨头，他不肯——”

“让我摸摸你的额头。”埃洛伊丝说。她伸手摸了摸拉蒙娜的额头。“你有点儿发烧。去告诉格蕾丝你要在楼上吃晚饭。然后你就直接上床睡觉。我晚点儿上来。去吧，求你了。拿上这个。”

拉蒙娜慢吞吞地迈着巨人的步子走出房间。

“扔给我一根，”埃洛伊丝对玛丽珍说，“我们再来一杯。”

玛丽珍递了一根烟给埃洛伊丝。“她够厉害吧？关于那个杰米的事？想象力太强了！”

“嗯。你去倒酒，嗯？把酒瓶拿进来……我不想去那里。那个该死的地方全是橙汁味儿。”

七点过五分，电话铃响了。埃洛伊丝从窗边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在黑暗中摸索她的鞋。她没找到。她就穿着袜子朝电话走去，走得很平稳，几乎有些懒洋洋的。铃声没有弄醒玛丽珍，她睡在沙发上，脸朝下。

“喂，”埃洛伊丝对着电话说，没有开灯，“你看，我没法去接你。玛丽珍在这里。她的车就停在我的前面，可她又找不到钥匙了。我出不去。我们找了得有二十分钟，在那个叫什么来着——在雪地里。也许你可以搭迪克和米尔德丽德的车。”她听着。“哦。好吧，这有点儿难办，伙计。你们这些大小伙子干吗不组个连队然后行军回家呢？你们可以喊‘一——二——三——四——’。那你就出风头了。”她又听。“我不搞笑，”她说，“真的。我没啥搞笑的。也就我的脸搞笑。”她挂上电话。

她走回到客厅，有些摇晃。走到窗边的椅子旁，她把瓶里剩下的一点儿苏格兰威士忌倒进自己的杯子。大概有一指高。她一口喝了下去，浑身颤抖了一下，然后坐下。

格蕾丝打开客厅里的灯，埃洛伊丝吓了一跳。她没有起身，对格蕾丝说：“你最好八点再弄饭，格蕾丝。威戈勒先生会晚点到家。”

格蕾丝站在灯底下，但是没有往前走。“那个女士走了？”她问。

“她在休息。”

“哦，”格蕾丝说，“威戈勒太太，我想问问如果我丈夫在这里过一个晚上行不行。我房间里有地方，他只要明天早上到纽约就行了，外面天气太坏了。”

“你丈夫？他在哪里？”

“嗯，这会儿，”格蕾丝说，“他就在厨房里。”

“嗯，我想他不能在这里过夜，格蕾丝。”

“太太？”

“我说了我想他不能在这里过夜。我又不是开旅馆的。”

格蕾丝站了一会儿，然后说“是，太太”，转身走去厨房。

埃洛伊丝走出客厅，爬上楼梯，客厅里的灯光隐隐照着楼梯。拉蒙娜的一只套鞋躺在两段楼梯的转接处。埃洛伊丝捡起套鞋，用尽全力扔过楼梯扶手，套鞋重重地落在楼下的地板上。

她啪的一声打开拉蒙娜房间的灯，手握着开关，好像是怕自己摔倒。她站在原地，盯着拉蒙娜看了片刻。然后松开手，飞快地走到床边。

“拉蒙娜。起来。起来。”

拉蒙娜远远地躺在床的一边，右半只屁股在床外面。她的眼镜放在一只唐老鸭床头柜上，折得很齐整，眼镜脚朝桌面放着。

“拉蒙娜！”

孩子惊醒过来，深吸一口气。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是几乎马上又眯了起来。“妈妈？”

“你不是告诉我杰米·杰米米里诺被车撞死了吗？”

“什么？”

“你听到我说了什么，”埃洛伊丝说，“你干吗睡得这么靠边上？”

“因为——”拉蒙娜说。

“因为什么？拉蒙娜，我不想——”

“因为我不想伤到米奇。”

“谁？”

“米奇，”拉蒙娜揉了揉鼻子说，“米奇·米奇拉拉诺。”

埃洛伊丝几乎尖叫起来。“你给我睡到床中间去。快去。”

拉蒙娜吓坏了，她只是看着埃洛伊丝。

“好吧，”埃洛伊丝抓住拉蒙娜的脚踝，半抬半拉地把她拽到床中央。拉蒙娜既没有挣扎也没有哭喊，她任由自己被拖着，但事实上完全没有妥协。

“现在给我睡觉，”埃洛伊丝喘着粗气说，“闭上眼睛……听见没有，闭上眼睛。”

拉蒙娜闭上眼睛。

埃洛伊丝走到开关边上，关上灯，但她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然后，她突然向前冲，在黑暗中奔到床头柜边上，嗵的一声跪倒在地板上，分明是想感受撞击的疼痛。她拿起拉蒙娜的眼镜，两只手把眼镜按在自己的脸颊上。眼泪落下来，湿了镜片。“可怜的威格利大叔。”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最后，她把眼镜放回到床头柜上，镜片朝下。

她身子向前靠，摇晃着，给拉蒙娜掖被子。拉蒙娜醒着。她在哭，她一直都在哭。埃洛伊丝亲了亲她湿湿的嘴角，撩开遮在她眼睛上的头发，然后离开了房间。

“怎么了？是谁？嗯？”玛丽珍说，直直地坐在沙发上。

“玛丽珍，听我说。求你了，”埃洛伊丝抽泣着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大一那年，我穿着那件褐色加黄色的裙子，在博伊西买的，米利亚姆·鲍尔告诉我，在纽约没人会穿这种裙子，我哭了一个晚上，记得吗？”埃洛伊丝摇着玛丽珍的胳膊。“我是个好姑娘，”她恳求道，“我是个好姑娘，不是吗？”

与爱斯基摩人打仗前

一连五个星期六早晨，吉妮·曼诺克斯都和塞雷娜·格拉夫一起在城东网球场打网球，塞雷娜是吉妮在贝斯霍尔小姐学校里的同班同学。吉妮明摆着认为塞雷娜是那所学校里最大的讨厌鬼——这个学校一眼看去全都是大号的讨厌鬼。但与此同时，除了塞雷娜，她还真没遇到过哪个人会那样拿来一筒接一筒的新网球。难不成塞雷娜的爸爸是生产网球的？（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为了提升曼诺克斯全家人的素质，吉妮描绘了一幅格拉夫家晚餐时的景象，说有一位挑不出一点毛病的仆人，他走到每位就餐者的左手边，端上的不是一杯番茄汁，而是一筒网球。）但是打完网球先把塞雷娜送到家门口，然后由吉妮出全部的出租车费——回回都这样——这让吉妮越来越受不了了。本来从网球场出来坐出租车而不是公共汽车回家也是塞雷娜的主意。到了第五个星期六，出租车在约克大街上往北开的时候，吉妮突然说话了。

“嗨，塞雷娜……”

“怎么了？”塞雷娜问，她正忙着在车子地板上摸来摸去。“我找不到我的网球拍套子了！”她抱怨道。

尽管五月的天气已经很暖和，两个女孩都是短球裤，但上身还是披了一件薄大衣。

“你把它放你口袋里了，”吉妮说，“嗨，听着——”

“哦，天哪！你救了我的命！”

“听着。”吉妮说，对塞雷娜的感恩一点儿也不稀罕。

“什么事？”

吉妮决定开门见山。出租车已经快到塞雷娜住的那条街了。“我今天不想再一个人出全部的车费了，”她说，“我又不是百万富翁，你也知道的。”

塞雷娜先是显得很震惊，继而好像受到了伤害。“我不是一直出一半车费的吗？”她问道，一脸无辜的样子。

“没有，”吉妮不客气地说，“你就第一个星期六付了一半，那是上个月月头的事了，之后一次都没有。我不是要计较，但我一星期就靠那四十五块钱过活。那笔钱里我得——”

“球一直是我拿来的，不是吗？”塞雷娜不高兴地问道。

有时候吉妮真想把塞雷娜宰了。“那球是你爸自己做的吧，还是怎么回事，”她说，“反正你一个子儿都不用花的。而我得出钱为每个小——”

“行了，行了。”塞雷娜很大声地说，一副“别再废话的”模样，以示自己占了上风。她很不耐烦地把大衣口袋摸了个遍。“我只有三十五美分，”她冷冷地说，“够了吧？”

“不够。不好意思，你欠我一美元六十五美分。我每一次都记着——”

“我得上楼去问我妈拿。就不能等到星期一吗？我可以把钱带去体育馆，要是那样能让你高兴的话。”

塞雷娜的态度令宽宏大量成为了不可能。

“不行，”吉妮说，“我今晚必须看电影。我得用钱。”

两个姑娘在充满敌意的沉默中各自盯着自己一方的窗外，直到出租车在塞雷娜所住的公寓前停下。靠街道一边坐着的塞雷娜立马下了车。她只给出租车门留了一道缝，接着便轻快地、若无其事地走进了大楼，就好像去拜访好莱坞显贵似的。吉妮气得脸都红了。她付了车费，然后收拾起自己的网球家什——球拍、手巾、太阳帽——跟着塞雷娜进了大楼。十五岁的吉妮穿着9-B号网球鞋，身高大约五英尺九英寸，她走进门厅的时候浑身别扭，橡胶鞋跟尤其不自在，散发着业余运动员的危险气质。这让塞雷娜宁愿看着电梯门上头的指示灯。

“你现在欠我一美元九十美分了。”吉妮说道，大步往电梯里走。

塞雷娜转过身。“没准你会感兴趣，”她说道，“我妈正病得厉害。”

“她怎么了？”

“她得的是肺炎，你要是觉得我会高兴为钱的事去打扰她……”塞雷娜以最大可能的沉着说出这半句话。

听了这消息，吉妮还真有点想打退堂鼓了，且不管消息本身的真实性有多少，她还不至于感情用事。“又不是我传染给她的。”她说道，一面跟着塞雷娜进了电梯。

塞雷娜按响自家的门铃，两个姑娘随即被让进了屋——或者说门被朝里略一拉开就没人管了——开门的是个黑人女佣，看起来塞雷娜平时压根儿不和她说话。吉妮把她的网球家什扔在门厅的一把椅子上，继续跟着塞雷娜。走进客厅后，塞雷娜转过身说道：“你介意在这里等等吗？我可能得把我妈叫醒之类的。”

“好的。”吉妮说着扑通一声坐进沙发里。

“我真是没想到你会为点什么事就这么小气。”塞雷娜说，她气得用了“小气”这个词，但是胆子没大到在这个词上加重语气。

“现在你知道了吧。”吉妮边说边打开一本《时尚》杂志挡在自己的脸前面。她就这样举着杂志直到塞雷娜离开房间，然后把杂志放回到收音机顶上。她四下打量了一遍房间，在自己脑子里把家具重新做了安排：那几盏台灯要扔掉，那些假花得拿走。在她看来，这个房间整体奇丑无比——花了不少钱却俗不可耐。

突然，公寓的另一头响起一个男人的喊声：“艾里克？是你吗？”

吉妮猜想那是塞雷娜的哥哥，她以前从没见过。她叉起两条修长的腿，把大衣下摆拉过膝盖，等着。

一个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睡衣，光着脚箭步冲进房间，嘴巴张开着。“哦，我以为是艾里克，看在老天的分上。”他说道。他没停脚，继续穿过房间，姿势特别不像样，窄窄的胸前不知紧搂着一个什么东西。他在沙发空着的那头坐下。“我刚把我倒霉的手指给割破了。”他挺激动地说。他看着吉妮的样子就好像早就知道她会在那里坐着。“你割破过手指吗？一直割到骨头什么的？”他问道。他吵吵嚷嚷的声音带着一种真正的恳求，仿佛只要吉妮一回答，他便不再是独自冲锋一人受罪了。

吉妮盯着他。“嗯，没到骨头那么深，”她说，“但是我也割破过的。”她从没见过模样这么搞笑的男孩，或者男人——很难说清楚他到底是男孩还是男人。他的头发睡得乱蓬蓬的。稀稀拉拉的黄胡子有几天没刮了。他看上去——怎么说呢，愣头愣脑的。“你是怎么割伤的？”

他正低头盯着自己受伤的手指，松弛的嘴巴还张开着。

“你是怎么割伤的？”

“他妈的我要知道就好了，”他说，他的语气就好像这个问题难得无可救药，“我正在那个他妈的废纸篓里找什么东西，里面全是刮胡子刀片。”

“你是塞雷娜的哥哥吗？”吉妮问道。

“是的。天哪，我要失血而死了。你可别走开。我说不定要他妈输血呢。”

“你在伤口上用什么药了吗？”

塞雷娜的哥哥把手从胸前微微向前伸，松开伤口给吉妮看。“就裹了点手纸，”他说，“止血。就像刮胡子刮破脸时那样。”他又朝吉妮看看。“你是谁？”他问道，“那个蠢丫头的朋友？”

“我们是一个班的。”

“是吗？你叫什么名字？”

“弗吉妮亚·曼诺克斯。”

“你就是吉妮？”他问道，透过他的镜片斜睨着她，“你是吉妮·曼诺克斯？”

“是的。”吉妮说，一边放下两条交叉的腿。

塞雷娜的哥哥又去看自己的手指了，显然这才是这个房间里他真正的、唯一的关注点。“我认识你姐姐，”他不冷不热地说，“他妈的势利鬼一个。”

吉妮弓起背。“你说谁势利鬼？”

“你听得清清楚楚。”

“她不是个势利鬼！”

“她不是才怪呢。”塞雷娜的哥哥说。

“她不是的！”

“她不是才怪呢。她是大王。他妈的势利鬼中的势利鬼大王。”吉妮看着他举起手指，往厚厚的手纸底下窥视伤口。

“你甚至都不认识我姐姐。”

“不认识才怪。”

“她的姓名呢？她叫什么名字？”吉妮质问道。

“琼……势利鬼琼。”

吉妮不吭声了。“那她长什么模样？”她突然问道。

没有回答。

“如果她有自己以为的一半那么好看，她就是他妈的走了运了。”塞雷娜的哥哥说道。

吉妮暗自觉得这倒还算个有意思的回答。“我可从没听她说起过你。”她说。

“这下我要担心了。我真是担心得快不行了。”

“反正她已经订婚了，”吉妮盯着他说，“她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跟谁？”他问，抬起头来。

吉妮充分利用他的抬头。“不是你认识的人。”

他又继续埋头忙活自己的一线救援工作。“我可怜那个家伙。”他说道。

吉妮嗤之以鼻。

“还在拼命流血。你觉得我该用点什么药吗？用什么好呢？红药水行吗？”

“碘酒更好些。”吉妮说，然后又觉得这个回答在目前的情况下有点太礼节化了，于是便补充道，“这样的伤口用红药水根本没用。”

“为什么没用？红药水有啥问题？”

“反正对这样的伤一点没用，就这么回事。你得用碘酒。”

他看着吉妮。“可是用碘酒可疼了，不是吗？”他问道，“疼得不得了吧？”

“疼是疼，”吉妮说，“但是也不会要你的命什么的。”

塞雷娜的哥哥看上去对吉妮的语气毫不在意。“我不喜欢疼。”他说。

“没人喜欢。”

他点头表示同意。“是呀。”他说。

吉妮盯着他看了一分钟。“别再去碰了。”她突然说。

塞雷娜的哥哥一把缩回没受伤的那只手，就像挨了电击似的。他身体坐直了一点——或者说是疲沓得稍好了点。他望向屋子另一头的什么东西。他邋遢的五官之上出现了一种几乎是梦幻般的表情。他那没有受伤的食指的指甲嵌进门牙缝里，剔出一粒食屑，然后转向吉妮。“吃啦？”他问道。

“什么？”

“你吃过午饭没有？”

吉妮摇摇头。“我回家再吃，”她说，“我到家我妈总是把午饭准备好了。”

“我房间里有半块鸡肉三明治。你要吃吗？我一口也没碰过。”

“我不要，谢谢。真的。”

“你刚打完网球，看在老天的分上。你难道不饿？”

“不是这样的，”吉妮说，又叉起双腿，“只是我到家我妈总是准备好午饭的。我是说，要是我不饿她就该发神经了。”

塞雷娜的哥哥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至少他点了点头，看向了别处。但是他突然又转过身来。“来杯牛奶怎么样？”他说道。

“不用了，谢谢……不管怎么样，谢谢你。”

他心不在焉地弯下腰去挠光着的脚踝。“她要嫁的那家伙叫什么来着？”

“你是说琼？”吉妮说，“他叫蒂克·海夫纳。”

塞雷娜的哥哥继续挠他的脚踝。

“他是一名海军上校。”吉妮说。

“了不得了。”

吉妮咯咯地笑了。她看着他挠他的脚踝挠到皮肤发红，当他开始用指甲把小腿肚子上一小片凸起的皮肤剥下来的时候，她不再看了。

“你是在哪里认识琼的？”她问道，“我从没在家里还是哪儿见过你。”

“从来没去过你们那个该死的家。”

吉妮等着，但是这句话之后就没下文了。“那么，你是在哪里遇到她的呢？”她问道。

“舞会上。”他说。

“舞会上？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四二年的圣诞节吧。”他用两根手指从睡衣胸前的口袋里夹出一根烟，看上去像是被睡扁了。“把那些火柴扔给我怎么样？”他说。吉妮把她身边桌上的一盒火柴递给他。他点燃香烟，都没把烟捋直，又把用过的火柴放回盒子里。他头略往后仰，慢慢从嘴里吐出一大口烟，然后又把烟吸进鼻孔里。他继续以此“法式吸入法”抽烟。这很可能不是为了炫耀而上演的沙发杂耍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年轻人隐秘成就的展露，他很可能什么时候试过用左手刮胡子。

“琼为什么是个势利鬼呢？”吉妮问道。

“为什么？因为她就是呗。我他妈怎么知道为什么？”

“好吧，但我是说你为什么叫她势利鬼？”

他有气无力地转身对着她。“听着。我给她写了他妈的八封信。八封哪。她一封也没回。”

吉妮犹豫了一下。“那么，可能她很忙。”

“是呀。忙。忙得像只他妈的小海狸。”

“你说话非得带那么多脏字吗？”

“他妈的我就是这样。”

吉妮咯咯笑了。“那你认识她到底有多久啦？”她问道。

“够久了。”

“嗯，我是说你给她打过电话什么的吗？我是说你难道没给她打过电话吗？”

“没有。”

“我的天。如果你从来没给她打过电话或是——”

“我没法打，看在老天的分上！”

“为什么没法打？”

“我人不在纽约。”

“哦？那你在哪儿呢？”

“我吗？在俄亥俄。”“哦，你在上大学吗？”

“不是。退学了。”

“哦，你在部队里？”

“不是。”塞雷娜的哥哥用他拿烟的手拍了拍自己的左胸。“怦怦。”他说道。

“你是说你的心脏？”吉妮说，“你心脏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他妈的是什么问题。我小时候得过风湿热。他妈的疼在——”

“那你不是不该抽烟吗？我是说你是不是压根儿就不能碰香烟啥的？医生告诉我的——”

“啊哈，他们告诉你的多了去了。”

吉妮暂时忍住没说话。只是很短的时间。“你在俄亥俄干吗？”她问道。

“我吗？在一家该死的飞机工厂干活。”

“是吗？”吉妮说，“你喜欢那活儿吗？”

“‘你喜欢那活儿吗？’”他模仿她说话，“我别提多喜欢了。我可真是喜欢飞机啊。它们太可爱了。”

吉妮此刻已经太投入了，一点没有被冒犯的感觉。“你在那里干了多久？在那个飞机工厂。”

“我怎么知道，看在老天的分上。三十七个月吧。”他站起身走到窗户边。他看着楼下的街道，一面用大拇指刮蹭自己的脊梁骨。“瞧这些人，”他说道，“他妈的一群傻瓜。”

“谁？”吉妮说。

“我怎么知道。随便谁。”

“你要是让那个手指那样往下垂着，它又要流血了。”吉妮说道。

他听到她说的话了。他抬起左脚踩在窗座上，把受伤的手搁在横着的大腿上。他继续看着下面的街道。“全他妈是往那个征兵局去的，”他说，“我们接下来该和爱斯基摩人打仗了。知道不？”

“和谁？”吉妮问。

“和爱斯基摩人……你耳朵竖着点儿，看在老天的分上。”

“为什么是爱斯基摩人？”

“我哪知道为什么。我他妈为什么该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所有的老家伙都得去打。六十上下的家伙。除了六十上下的，别的人都去不了。”他说，“不就是让他们少活些日子嘛。……真是笔大买卖。”

“反正你总归是不用去的。”吉妮说，她说这句话只是表述一个事实，没有任何其他用意，但是话没说完她就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我知道。”他说得很快，一面把脚从窗座上拿了下来。他轻轻推起窗户，把烟朝街上一弹。接着，他转过身——窗边的活动结束了。“嗨，帮我个忙。等那家伙到了，告诉他我一会儿就好，行吗？我就是还要再刮刮脸。好吗？”

吉妮点点头。

“你要我催催塞雷娜还是怎么样？她知道你在这儿吧？”

“哦，她知道我在这里，”吉妮说，“我不着急。谢谢你。”

塞雷娜的哥哥点点头。然后他又最后朝他那根受伤的手指注视了良久，就好像要看看手指的情况是否允许他返回自己的房间。

“你干吗不贴张创可贴呢？你有创可贴之类的东西吗？”

“没有，”他说，“得了，放松点。”他晃晃悠悠地出了房间。

没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带着那半块三明治。

“吃了吧，”他说，“味道不错。”

“说真的，我一点儿也不——”

“拿着，看在老天的分上。我又没下毒啥的。”

吉妮接过这半块三明治。“嗯，太谢谢你了。”她说。

“是鸡肉的，”他站在她身边看着她说，“昨天晚上在一个该死的熟食店里买的。”

“看上去非常不错。”

“是呀，那就咬一口吧。”

吉妮咬了一口。

“不错吧，嗯？”

吉妮费劲地咽了下去。“非常不错。”她说。

塞雷娜的哥哥点点头。他心不在焉地四下打量房间，一面挠着心窝的凹陷处。“好吧，我猜我该穿衣服了……天哪！门铃响了。放松点儿，行啦！”他出去了。

剩下吉妮一个人了，她四下环顾，也没有起身，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把三明治扔了或者藏起来。她听到有人穿过门厅走了进来。她把三明治塞进外衣口袋里。

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走进房间，个头不高不矮。他平常的五官和剪得短短的头发、他西服的式样，以及他那个薄软绸领结的花纹都没给人任何真正确定的信息。他有可能是某个新闻杂志社的员工，或者正想谋一份这样的职业；他可能刚在费城演完一出戏；他可能是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供职。

“你好。”他彬彬有礼地对吉妮说。

“你好。”

“看见弗兰克林了吗？”他问道。

“他在刮胡子。他让我叫你等等他。他一会儿就出来。”

“刮胡子？好老天啊。”年轻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接着他在一张大红缎面的椅子上坐下来，跷起腿，两只手捂住脸。他伸长手指，用指尖轻揉闭着的眼睛，仿佛他一直很疲倦，又或者刚刚用了很长时间的眼睛。“这是我这辈子最最倒霉的一个早上。”他说道，手从脸上挪开。他说话只从喉部发声，就好像真是累得连动一动膈膜的力气都没了。

“出什么事了？”吉妮问道，看着他。

“哦……这可说来话长了。我是从来不拿自己的事去烦别人的，除非是我认识了至少一千年的人。”他眼神迷离，很是失落地盯着窗户的方向，“不过，我是再也不会觉得我对人性有任何一丁点儿的判断力了。我这话你可以随便引用。”

“出什么事了？”吉妮重复了一遍。

“哦，天哪。这个人，这个跟我在一个公寓里住了那么多个月，那么多个月，那么多个月的人——我真是提都不想提起他……这个作家。”他得意地加上一句，可能是记起了海明威某部小说里一个他最喜欢的反面人物。

“他干什么了？”

“说实话，我宁愿不去说那些细节。”年轻人说道。他从自己的烟盒里拿出一根烟，没去理会桌子上的一只透明保湿烟罐，他用自己的打火机点上烟。他的手很大，看上去既不强壮有力，也不灵巧敏感，然而他用这双手的时候就好像两只手自己有着某种难以驾驭的美学冲动。“我已经打定主意连想都不要去想了。可是我真是太气愤了，”他说道，“我是说这个可怕的小人，从宾夕法尼亚的阿尔图纳——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地方来的。摆明了都快要饿死了。我是够好心，够高尚——我活脱脱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好人[7]哪——让他住进我的公寓，这绝对算得上是个微型公寓，我自己一个人在里面都转不过身来。我把他介绍给我所有的朋友；由着他把他那些可怕的手稿、香烟屁股、萝卜头，还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把整个公寓塞得满满的；介绍他认识纽约戏剧界的每一个制片人；把他那些脏衣服来来回回地往洗衣房送了取取了送。这些都还不算——”年轻人打住了话头，“我这么好心这么高尚的结果就是今天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他不辞而别了——连个字条也没留下——凡是他那双下流的脏手能拿的全拿走了。”他停下话头，吸了一口烟，从嘴里吐出一缕细细的烟丝，咝咝作响。“我不想再说这事了。我真不想说了。我可不要为这事浪费口舌，叫他知道了更幸灾乐祸。我真的不要。”他看向吉妮。“我喜欢你的大衣。”他说，已经从椅子里站起来了。他走过来，用手指捏住吉妮薄大衣的翻领。“真舒服。这是自打仗以来我第一次见到真正一等一的驼绒。我能问问你是在哪儿买的吗？”

“是我妈从拿骚带回来的。”

年轻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退回到他的椅子那里。“那是为数不多能买到真正一等一的驼绒的地方。”他坐下来，“她在那里时间长吗？”

“什么？”

“你妈妈在那里待的时间长吗？我这样问是因为我妈十二月份的时候在那里。还有一月上旬。我一般会跟她一起去，但今年事情太烦了，我实在抽不开身。”

“她是二月份去的。”吉妮说。

“真棒。她住在哪里？你知道吗？”

“她住我阿姨家。”

他点点头。“我能问问你的名字吗？我猜，你是弗兰克林的妹妹的朋友吧？”

“我们是一个班的。”吉妮说，只回答了他的第二个问题。

“你该不是塞雷娜挂在嘴边的那个大名鼎鼎的玛克辛吧？”

“不是的。”吉妮说。

那年轻人突然开始用掌心去拂拭他裤脚的翻边。“我从头到脚都是狗毛，”他说，“我妈周末去华盛顿，就把她的那只小野兽趴我公寓里了。可爱倒是蛮可爱的，但是习惯太差劲了。你有狗吗？”

“没有。”

“事实上，我觉得把狗放在城市里养是很残忍的。”他停下拂拭的手，坐直身子，看了看他的手表，“我就从没见这孩子准时过。我们要去看科克托的《美女与野兽》，这部电影你是真应该准时进场。我是说如果去晚了，它整个的魅力就都没了。你看过没有？”

“没有。”

“哦，你可一定得看！我都看了八遍了。绝对是纯天才之作，”他说道，“我这几个月一直在动员弗兰克林去看。”他绝望地摇摇头。“他的品位哦。战争期间，我们俩在同一个鬼地方干活，那个孩子会硬拖着我去看这世上最最无可救药的电影。我们看了警匪片、西部片、音乐片——”

“你也在那个飞机工厂干过活儿？”吉妮问道。

“老天，是的。干了一年一年又一年。咱们不谈这个了，行吗？”

“你也有心脏问题吗？”

“苍天哪，没什么不好的。敲木头。”他在椅子扶手上叩击了两下，“我这体格那真是——”

塞雷娜一走进房间，吉妮就飞快地站起身迎了上去。塞雷娜已经把短裤换成了一条裙子，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事会让吉妮很不愉快。

“我很抱歉让你久等了，”塞雷娜言不由衷地说，“但是我得等我妈醒过来……你好，艾里克。”

“你好，你好！”

“我反正也不要那钱了。”吉妮说道，把声音压低，以便只让塞雷娜听见。

“什么？”

“我想过了。我是说，网球都是你拿来的，每次都是。我把这茬儿给忘了。”

“但是你说因为我不是花钱买——”

“陪我到门口吧。”吉妮说，自己先往前走了，没有对艾里克说再见。

“但是我以为你说了你今晚要去看电影，你需要这钱什么的嘛！”塞雷娜在门厅里说道。

“我太累了。”吉妮说。她弯腰捡起她的网球家什。“听着。我吃过晚饭后给你电话。你今晚有什么特别的事吗？也许我能上你这儿来。”

塞雷娜瞪大眼睛，说了句：“好吧。”

吉妮打开前门，朝电梯走去。她按了电梯铃。“我见到你哥哥了。”她说。

“是吗？他可是够怪的吧？”

“他是干吗的？”吉妮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他在工作还是干吗？”

“他刚辞职。爸爸想让他重新读大学，但是他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

“我哪知道。他说他太老了什么的。”

“他多大了？”

“我也说不清。二十四吧。”

电梯门开了。“我回头给你电话！”吉妮说。

出了楼，她开始往西走，到列克星敦街去坐公共汽车。走到第三大道和列克星敦街之间的时候，她伸手到大衣口袋里掏钱包，摸到了那半个三明治。她拿出三明治，垂下手臂，想扔在大街上，但她还是放进了口袋里。几年前，她在自己那只废纸篓底部的木屑上发现一只复活节小鸡，已经死了，她花了三天时间才把这小鸡处理掉。

笑面人

一九二八年，我九岁，是一个名为“科曼切人”的团队的成员，满腔集体主义精神。除了周末，每天下午三点，我们的头领会在一六五公立学校的男生出口处接我们二十五个科曼切人，学校位于一〇九大街，靠近阿姆斯特丹大道。我们推推搡搡地挤进头领那辆经过改装的商用客车，然后他开车把我们带到中央公园（按照他和我们父母达成的费用安排）。天气好的话，我们就玩橄榄球，或者足球，或者棒球，看季节决定（也很随便）。如果下雨，头领就毫无例外地带我们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或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每个星期六以及大多数国定假日，头领会一大早开着他那辆看起来特寒碜的破客车到各家门口来接我们，然后一路驶出曼哈顿，到比较开阔的范科特兰公园或者帕利塞兹丘陵。如果我们一门心思光想运动，就会去范科特兰，那里的场地都是标准尺寸，对手的队伍里也不会出现婴儿车或者拄着拐杖的气呼呼的老太太。如果我们科曼切人一心向往露营，就去帕利塞兹风餐露宿一番。（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六我走失了，在利尼特指示牌和乔治·华盛顿桥西头之间，那个路段比较复杂。不过我挺镇定。我挨着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坐下，尽管眼泪汪汪，可还是打开午餐盒，照吃不误，我心里多少有个信念，我觉得头领一定能找到我。头领总能找到我们。）

头领不和科曼切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名字叫约翰·盖苏德斯基，家住斯塔滕岛。他是一个极其害羞、温文尔雅的年轻人，大概二十二三岁，在纽约大学法律系读书，总之是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我不想在这里汇总他的诸多成就和美德。顺便说一句，他是鹰级童子军，差点就成了一九二六年全美橄榄球职业联盟赛的阻截手，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曾被纽约巨人棒球队力邀参加试打。我们每一场乱哄哄的比赛都由他做裁判，他是个公正、冷静的裁判员，既擅长鼓动士气，又懂得如何平息战火。我们这群顽童，无论最小的还是最大的，全都衷心地热爱敬重他。

头领一九二八年时的相貌我仍然记得很清楚。如果愿望能换算成英寸，我们全体科曼切人都会迫不及待地把他想象成一个巨人。不过现实是，他身高五点三四英尺，敦敦实实——肯定最多那么高。他的头发是蓝黑色的，发际线特别低，一个肉鼓鼓的大鼻子，上身几乎跟腿一样长。他穿一件防风夹克衫，肩膀显得很有力，但是又窄又斜溜。不过，那个时候，头领在我眼里简直是将巴克·琼斯、肯·梅纳德和汤姆·米克斯所有最出众的五官特点融洽地集于一身。

每个下午天快黑下来的时候，眼看要输的那一方便有借口说看不清场内的小腾空球或者球门区传球，这时我们这些自私的科曼切人就会迫切地想起头领说故事的天才。在那个点儿，我们通常已经满头大汗，非常烦躁，会为了坐到离头领最近的位子而打起来——不是用拳头就是用尖叫。（车厢一左一右各一排藤椅，左边那排多出三个位子——是整辆车上最好的位子——一直延伸到驾驶座边上。）头领总是等我们全都坐定了以后才爬进车头。然后他跨坐在司机座上，面朝我们，开始讲“笑面人”的连载故事。头领的声音很尖，但是抑扬顿挫，仿佛男高音。他的故事一旦开讲，我们就会从头至尾兴致盎然。“笑面人”恰恰是最对科曼切人胃口的故事。它甚至也许颇有经典作品的深度。这个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会弥漫延伸直至充满整个空间，但其精华部分始终可以打包带走。你可以把它带回家，也许一面坐在浴缸里等着水流尽，一面还琢磨着“笑面人”的故事。

笑面人是一对富有的传教士的独子，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被一群中国土匪劫走了。这对富有的传教士拒绝支付赎金（出于某个宗教信条），土匪们一怒之下把小家伙的头放进一个木匠的虎钳里，然后把手柄向右拧了好几圈。有了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没有头发，脑袋的形状像只山核桃，脸上鼻子底下本来该长嘴的地方却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大洞；所谓鼻子也就是两个塞满肉的鼻孔。于是笑面人呼吸的时候，他鼻子底下那个丑陋、悲哀的裂口便会一张一缩，就像一个怪异的液泡（我自己这样觉得）。（对于笑面人呼吸的样子，头领不是描述，而是学给我们看的。）陌生人看到笑面人这张可怕的脸都会顿时昏死过去；知道他的人会躲得远远的。说来也奇怪，那些土匪倒不忌讳他，任凭他随意进出他们的匪巢——只要他用一块罂粟花瓣做的淡红色纱罩蒙住自己的脸。这块面纱不仅让土匪们不用看见他们这个养子的脸，而且也能随时知道他人在哪里；戴着面纱，他总会散发出鸦片味儿。

笑面人非常非常孤单，每天早上，他一个人偷偷溜进（他身轻如燕）土匪藏身处附近一个茂密的森林里。在那里他和数也数不清的动物成了朋友：狗、白鼠、老鹰、狮子、蟒蛇、狼。而且，他还会摘下面纱，用温柔悦耳的声音和动物们用它们的语言说话。动物们可没觉得他丑。

（头领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故事讲到这里。从那以后，他的评书连载越来越离奇，让科曼切人一个个听得那叫一个心满意足。）

笑面人是会把耳朵贴到地上的那种人，没过多久，他就掌握了土匪们最宝贵的黑道机密。不过他没觉得这些土匪的路子有多了不起，于是迅即建立起他自己的一个更有效的体系。一开始规模很小，只是在中国的田野乡间做个独行侠，或偷或劫，除非迫不得已，一般不轻易出手杀人。很快，高超的犯罪手法，加上绝对奉行公平法则，笑面人竟然博得了不错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奇怪的是，最后听说他业绩的倒是那帮收养他的土匪们（正是他们最初把他的脑袋强拧上了这条不归路）。得知笑面人声名远播后，他们嫉妒得简直要发疯。一天晚上，土匪们自以为已经成功地诱他熟睡，一个接着一个走过他的床边，用他们的大砍刀一人给了他一刀，结果发现被杀死的是土匪头子的老娘——一个唠里唠叨招人厌的老太婆。这下土匪们更是要找笑面人报仇雪恨，最后他不得不把这些土匪都锁在一个地下陵墓里，深是深了一点儿，但装修很考究。他们好几次逃了出来，给笑面人添了不少麻烦，但他始终不愿意要他们的命。（笑面人身上那点儿侠骨柔肠的劲儿真能把我急死。）

很快，笑面人开始定期穿越中国边境，到法国巴黎去，他热衷于跟马塞尔·杜法吉周旋斗智，在这个以机智闻名世界的肺结核侦探面前炫耀他自己高超而有节制的天才。杜法吉和他的女儿（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孩，不过多少有点儿异装癖）成了笑面人的死对头。他们给笑面人布下一个又一个圈套。笑面人则多半出于陪他们玩玩的心思故意一只脚踏进他们的圈套，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他是怎么逃脱的，则半点儿蛛丝马迹都不会留下。他会时不时在巴黎的城市下水道里留一张冷嘲热讽的字条作为告别，字条总能及时被送到杜法吉的脚边。杜法吉父女俩没少在巴黎下水道里稀里哗啦蹚着水瞎忙活。

很快，笑面人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他把大部分财产匿名捐给了一座当地隐修院的修士——一群谦卑的遁世修道者，主要的精力用在喂养德国警犬。笑面人把剩下的财产换成钻石，放进镶满祖母绿的藏宝箱，然后若无其事地沉入黑海海底。他个人的日常所需极少。他只吃米饭和鹰血，住在位于西藏边远地区的一间小茅屋里，那地方常年刮着暴风雪，屋子底下有一个健身房和打靶场。他和四个誓死效忠于他的盟友住在一起：一头名叫“黑翼”的油嘴滑舌的狼，可爱的侏儒欧木巴，蒙古巨人洪——他的舌头被白人烧掉了，还有一个迷人的欧亚混血女孩，这个女孩苦苦单恋着笑面人，又因为非常担心笑面人的安危，有时候她为非作歹起来还真有股子黏糊劲儿。笑面人总是在一面黑色的丝屏风后面向他的队友们发号施令。就连欧木巴，那个可爱的侏儒，都见不到他的脸。

我可以花上几个小时护送我的读者——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强制护送——往返于巴黎和中国的边境，但我没说我真要那么干。这个笑面人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的某个超级杰出的祖先——某个像李将军那样的人物，其卓越的品质深藏不露。这个幻想跟我一九二八年时的信念比起来算是很有节制的，当时我不仅认为自己是笑面人的直系后裔，而且还是他唯一一个幸存的合法子嗣。一九二八年的我甚至都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子，而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冒牌货，就等着他们几时一个疏忽，我好趁机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最好是不用武力，但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性。为了防止我的假母伤心欲绝，我已经计划在凭借自己某种尚无法定义的，然而又是庄严恰当的能力闯荡黑社会的时候也把她一起带上。不过一九二八年的我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处处留神提防。这场戏还得接着演。该刷牙刷牙，该梳头梳头，无论如何都得压抑住我那发自肺腑的狞笑。

事实上，我并不是笑面人唯一的合法后裔。我们的团队里有二十五个科曼切人，或者说二十五个笑面人的合法后裔。我们在城市里四处游荡，一个个满腹心事、隐姓埋名，我们仔细打量电梯工，把他们当作潜在的最大敌人，我们撇着嘴熟练地朝哈巴狗的耳朵里悄悄传递命令，我们用食指瞄准数学老师的额头。我们总是在等待，等待下一个恰当的时机，让近在咫尺的任何一颗平庸的心在瞬间因我们而充满恐惧和崇拜。

二月的一个下午，科曼切人的棒球季刚开始不久，我注意到头领的车子里多了一个新装置。在后视镜上方的挡风玻璃上挂了一张镶框的小照片，照片上是个头戴学士帽，身穿学士袍的姑娘。我觉得一张姑娘的照片跟这辆车子里一贯的纯爷们氛围很不协调，于是就直截了当地问头领这个人是谁。他先是支支吾吾，然后承认这是个姑娘。我问他她叫什么名字。他直截了当地说“玛丽·哈德逊”。我问他这个姑娘是不是个演电影的之类的。他说不是，她以前在卫斯理学院念书。半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补充说卫斯理学院是所一流的大学。我问他，那么把她的照片挂在车里算什么名堂。他略微耸了耸肩，我觉得那意思是说，这张照片多少有点儿像是被硬栽到他身上来的。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不管这张照片是如何被强制或意外地栽到头领身上的——它反正就在车上待着了。并没有跟露丝宝宝糖的包装纸和掉在地上的甘草棒棒糖一起被清理出去。不过我们科曼切人对这照片也就习以为常了，它逐渐和车上的里程表一样不再引人注目。

但是有一天，我们在去公园的路上，头领把车停在第五大道的人行道边，在六十几街口，离我们的棒球场足有半英里远。大约二十几个后座副驾驶员齐声要求头领做出解释，但他毫不理睬。他只是换了个讲故事的坐姿，面朝我们，然后急匆匆地开讲一段新的“笑面人”。然而，他故事的头还没怎么开呢，就有人敲起了车门。那一天头领身体的反射机能格外灵活。他几乎在椅子上呼啦转了一百八十度，使劲一把扭开车门把手，一个穿着海狸皮大衣的姑娘钻进了车里。

我这辈子一共只见过三个姑娘确实是第一眼就让人感到奇美无比，那种美是无法归类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记起来。第一位是个瘦瘦的穿黑色泳衣的姑娘，在琼斯海滩上很费劲地要撑开一把橘黄色的伞，大约是一九三六年前后。第二位是一九三九年在一艘加勒比海的游艇上看到的，她把自己的打火机朝一只鼠海豚扔过去。而第三位就是头领的姑娘，玛丽·哈德逊。

“我是不是迟到很久了？”她笑吟吟地问头领。

她还不如干脆问一句她是不是长得很丑。

“没有！”头领说。他有点儿神情激动地看看坐在他边上的几个科曼切人，示意他们让个位子出来。玛丽·哈德逊在我和另一个男孩中间坐下，那男孩叫埃德加什么的，他叔叔有个铁哥们是贩卖私酒的。我们把能让给她的地方全让给她了。然后车子发动起来，跟往常不一样的是，车身竟然很业余地往前猛冲了一下。我们全体科曼切人鸦雀无声。

在开往平日停车点的路上，玛丽·哈德逊身子往前倾，兴致勃勃地向头领细数她错过了哪班哪班火车，又赶上了这班那班火车。她住在长岛的道格拉斯顿。头领非常紧张。他不仅压根儿没说上一句话，而且几乎听不进她说的话。换挡杆的圆把手竟然掉了下来，这我还记得。

我们下了车，玛丽·哈德逊还照样跟着我们。我敢肯定等我们走到棒球场的时候，每个科曼切人的脸上都会挂着“有些姑娘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回家”的表情。而事态真正变得不可收拾，是在我和另一个科曼切人丢硬币看哪个队先攻球时，玛丽·哈德逊竟然表示她也想参加比赛，一副满心渴慕的样子。此种要求招来的反应再鲜明不过。之前对于身为异性的她，我们科曼切人还不过是瞪眼瞧瞧，这会儿我们可就怒目而视了。她冲着我们微笑，这倒有点儿让人不知所措了。这时头领接手了，结果却是暴露出他天生的不称职，之前还隐藏得挺好的。他把玛丽·哈德逊拽到一边，好让我们科曼切人听不到他说什么，看起来像是很严肃、很一本正经地在跟她讲道理。最后，玛丽·哈德逊打断了他，她的声音我们科曼切人听得一清二楚。“但我确实想，”她说，“我也想，玩球！”头领点点头，然后试图再跟她说理。他指指内场，湿漉漉，又坑坑洼洼的。他拿起一根标准球棒，让她看看有多重。“我不在乎，”玛丽·哈德逊一字一句地说，“我大老远地跑来纽约——看牙医，又这又那的——我要玩！”头领点点头，但这次他让步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回到本垒板，“勇士队”和“武士队”这两个科曼切球队正等在那里，他看着我。我是“武士队”的队长。他提起我们队中外场手的名字，那个男孩生病在家，他建议玛丽·哈德逊补中外场手的缺。我说我不需要一个中外场手。头领问我不需要中外场手是他妈的什么意思，我呆住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头领说脏话。更糟糕的是，我能感觉到玛丽·哈德逊正冲着我微笑。出于面子，我捡起一块石头，朝一棵大树扔了过去。

我们队先攻球。第一局中外场没什么事。我在第一垒的位置上，不时回过头去看一眼。每次我回头看，玛丽·哈德逊都会乐呵呵地朝我挥挥手。她非要戴一只接球手的手套，看着吓人。

玛丽·哈德逊在“武士队”里列位第九个击球手。我把这个安排告诉她，她做了个小小的鬼脸，说：“好吧，那就赶紧上吧。”事实上，我们看起来是在赶紧上了。她第一局就轮上击球。为此她脱掉海狸皮大衣——还有她的接球手手套——穿着深褐色的裙子走到本垒板。我把球棒给她，她问我怎么那么重。头领本来站在投球手后面裁判的位置上，这时他着急地跑了过来。他告诉玛丽·哈德逊要把球棒的末端搁在她的右肩膀上。“我搁着呢。”她说。他告诉她握棒的手别太紧了。“我没有啊。”她说。他告诉她眼睛要盯着球。“我会的呀。”她说。“别挡道了。”她重重地一挥球棒，正中第一个投向她的球，一直打得飞过左外场手的脑袋。一般的二垒打就挺好了，玛丽·哈德逊打到三垒——叫人肃然起敬。

我先是从震惊到佩服，又从佩服到高兴，最后我回头去看头领。他看上去更像是在投球手头上飘着，而不是在他身后站着。头领成了一个彻底幸福的人。玛丽·哈德逊在第三垒上向我挥手。我也向她挥挥手。即便我不想挥，也很难让自己停下手。先不说她的击球功夫，她碰巧是个知道应该怎么在第三垒上向别人挥手的姑娘。

后来的比赛中，她每次击球都能跑到垒。不知怎么回事，她好像讨厌第一垒，不可能把她留在那里。至少有三次她都偷跑到了第二垒。

她的防守糟糕透顶，但我们跑垒赢了那么多分，也就不在乎了。我觉得她在追高飞球的时候，如果不戴那个接球手手套，随便戴点别的什么东西，都可能好得多。可是，她就是不肯脱下来。她说那个手套很可爱。

之后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她每周都会和科曼切人打几次棒球（显然是在她要看牙医的时候）。有几个下午她准时搭我们的车，也有几次她会迟到。有时候她在车上会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有时候她就是坐着抽她的赫伯特·塔雷顿牌香烟（带过滤嘴的）。坐在她身边，你会闻到一股很棒的香水味儿。

四月里寒冷的一天，头领像往常一样下午三点在一〇九大街和阿姆斯特丹大道的交接处接了我们，然后开着装满人的车子在一一〇大街上向东一拐，照例沿着第五大道慢慢向前。但是他的头发梳得油亮亮的，穿着件大衣，而不是那件挡风夹克，我便自然地推测玛丽·哈德逊今天会加入我们。经过我们常走的那个公园入口时车子没有停，嗖地过去了，我就更肯定了。头领没把车停在别处，就是在六十几街的拐角。然后为了让科曼切人不至于等得心焦，他转身跨坐在椅子上，给我们讲了一段新的“笑面人”。那个段子的每个细节我都记得，而且我非得把它大致地讲一遍不可。

接二连三的变故使得笑面人最好的朋友，野狼黑翼，落入了杜法吉父女武力、脑力双管齐下的圈套。杜法吉父女深知笑面人重情重义，便提出让他用自己的自由来换黑翼的自由。笑面人同意了这笔交易，丝毫没有起疑。（以笑面人的旷世奇才，他身上却总有些小零小件会莫名其妙地暂时失灵。）商定的安排是笑面人于半夜时分到巴黎城外密林深处的某个地点与杜法吉父女会面，黑翼将在朗朗月色之下重获自由。然而，杜法吉父女根本无意释放令他们又怕又恨的黑翼。在交易当晚，他们牵了一头替身狼假冒黑翼，事先把它的左后蹄染成雪白，跟黑翼的一样。

但是杜法吉父女有两处失算：一是笑面人素来多愁善感，二是他会讲狼语。笑面人听凭杜法吉的女儿用带刺的铁丝把他绑到树上，刚刚绑好，他便感觉到一股冲动，要用他那美妙动人的嗓音对他心里以为的老友说几句告别的话。月光下几尺地之外的替身狼没想到这个陌生人竟然会说狼语，便很礼貌地听了一阵子笑面人有关他生活和事业的最后忠告。不过，这替身狼终于不耐烦起来，身子重心从这个爪子挪到那个爪子，然后他突然很不客气地打断了笑面人，告诉他说，首先，他的名字不是什么黑翼、白翼、灰毛腿之类的，他大名阿曼德；其次，他这辈子从来没去过中国，也压根儿没有去那里的打算。

笑面人这下自然是怒从心头起，用舌头扯掉自己的面纱，在月光下以真面目与杜法吉父女针锋相对。杜法吉小姐当场昏了过去。她父亲运气好一点儿。那一刻他刚巧一阵咳嗽上来，错过了致命的真相大白。等杜法吉的咳嗽劲儿过了，发现自己的女儿四仰八叉躺在月光底下，他立马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于是他一只手遮着自己的眼睛，另一只手握住自动手枪，朝着笑面人发出咝咝粗气声的地方把满膛子弹射了个精光。

这一段故事就在这里停下了。

头领从上衣表袋里掏出他的英格索尔牌一元怀表，看了一眼，然后猛地转过身，发动汽车。我看了看我自己的表。四点三十分。车子往前走的时候，我问头领难道不等玛丽·哈德逊了吗？他没有回答，我还没来得及再问一遍，他侧过头对大家说：“这车里该他妈安静点儿了行不行。”不管这个命令是不是还可能有什么别的含义，它基本上是没道理的——车里一直都安静得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惦记着笑面人被撂下的那个地方。我们早就不会替笑面人担心了——我们太相信他的本事了——但只要遇到他最危险的时刻，我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

我们那天下午的棒球赛打到第三还是第四场的时候，我站在第一垒上瞥见了玛丽·哈德逊。她正坐在一张长凳上，在我左面大约一百码的地方，夹在两个保姆和她们的婴儿车之间。她穿着那件海狸皮大衣，正抽着烟，看上去她像是面朝着我们比赛的方向。我因为自己的这个发现兴奋不已，朝着站在投手身后的头领大喊着通报了这一讯息。头领急匆匆地赶到我身旁，但没有跑。“在哪里？”他问我。我又指了指。他朝着那个方向瞪了一会儿，然后说他马上回来，便离开了球场。他走得很慢，解开外衣的扣子，两只手插进裤子口袋里。我在一垒上坐下，看着。等到头领走到玛丽·哈德逊身边的时候，他外衣的扣子又全部扣上了，两只手则耷拉在身子的两侧。

他在她旁边俯身站了几分钟，显然是在跟她说话。然后玛丽·哈德逊站了起来，他们俩朝棒球场走过来。一路上没有说话，也没有互相看一眼。等他们走到球场，头领又站到了投手身后。我朝他喊：“她难道不玩吗？”头领让我守好自己的垒。我守好自己的垒，一面看着玛丽·哈德逊。她在本垒后面慢慢地踱步，手插在海狸皮大衣的口袋里，最后她在一张错放在第三垒后面的球员长凳上坐了下来。她又点了根烟，跷起二郎腿。

轮到“武士队”击球的时候，我走到她坐的长凳边上，问她想不想打左外野，她摇摇头。我问她是不是感冒了，她又摇摇头。我告诉她我这边没有人打左外野。我说我这边一个家伙打了中外野还得打左外野。对于这一消息她毫无反应。我把我那副一垒手用的手套往上一扔，想让手套落到我头上，但是却落在了一个小泥滩里。我在裤子上擦掉手套上的泥，问玛丽·哈德逊想不想哪天上我家去吃顿饭。我告诉她头领经常来我家吃饭。“别烦我了，”她说，“求求你别烦我了。”我瞪眼看着她，然后朝“武士队”的长凳走去，从口袋里拿出一只橘子，抛向空中。我沿着第三垒的边线往前走，大约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转过身开始倒着走，一面看着玛丽·哈德逊，一面握着我的橘子。我完全不知道头领和玛丽·哈德逊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即便是现在也不知道，除了隐隐能凭直觉猜到一些），但不管怎样，玛丽·哈德逊已经永远退出科曼切人的行列了，对此我再肯定不过了。尽管毫无事实根据，我的这一肯定如此完全彻底，以至于倒着走变得格外危险，我啪叽撞在了一辆童车上。

又打了一局之后，光线太暗，没法防守了。比赛结束，我们开始收拾装备。我看到玛丽·哈德逊的最后一眼是她在第三垒附近抽泣。头领抓着她海狸皮大衣的袖子，但是她挣脱了。她跑着离开了球场，跑到水泥地上，继续往前奔，直到我再也看不见她。头领没有追她，他只是站着目送她消失。然后他转过身，走到本垒，捡起我们的两根球棒——我们总是让他拿球棒。我走过去问他，是不是他和玛丽·哈德逊吵架了。他让我把衬衫掖进裤子里。

和往常一样，我们这些科曼切人争先恐后地奔向几百英尺之外的停车处，一路大呼小叫，你推我搡，互相卡脖子掐喉咙，但我们每个人最关注的无非是又到了听“笑面人”故事的时候了。奔过第五大道的时候，有人把他多余的也可能是不要了的汗衫掉在地上，我被汗衫绊到脚，摔了个四脚朝天。我总算冲到车边上，但那时最好的位子都已经被占了，我只能坐在车子中间。这一结果让我气恼得很，于是就用胳膊肘往我右边男孩的肋骨上捅了一把，然后转过脸，看着头领穿过第五大道。天还没有全黑，但已经有了五点十五分的那种昏暗。头领穿过街道，大衣领竖着，左胳膊下夹着球棒，全心关注的只是眼前的街道。他黑色的头发曾在那天早晨梳得油亮，此刻已经干了，被风吹着。我记得自己心想，头领要是有手套就好了。

当他爬上车的时候，车里一如往常的安静——至少跟剧院里灯光渐暗时的情形相称。相互的交谈都以一句匆匆忙忙的耳语结束，或者干脆一把刹住。不过头领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还是“行了，要么别出声，要么就没故事听”。刹那间，车子里一片无条件的寂静，头领当即别无选择，只能以讲故事的姿态坐下。他坐下后，拿出一块手帕，开始有条不紊地擤鼻涕，擤完一个鼻孔，再擤另一个。我们耐心地看着他，甚至带着观看者的兴趣。他用完手帕后又仔细地叠了四折，再放回到口袋里。然后他给我们讲了一段新的“笑面人”。从开始到结尾，一共没用五分钟。

杜法吉发出的子弹共有四颗击中笑面人，其中两颗穿透心脏。杜法吉当时仍然遮着眼睛以免看见笑面人的脸，当他听到自己射击的对象发出古怪而充满痛苦的呼声，他顿时欣喜若狂。他那颗邪恶的心怦怦直跳，冲到昏迷的女儿身边，把她弄醒。这俩人一时喜不自禁，带着属于懦夫的勇气，此刻竟也敢直接去看笑面人了。只见他低垂着头，仿佛死了一般，下巴耷拉在鲜血淋漓的胸口。父女俩一步一步地贪婪地向前挨近，想去细细察看他们的猎物。一个巨大的意外正等着他们。笑面人才没那么容易死呢，他正偷偷地用力收缩腹肌。一等杜法吉父女靠近，他便突然抬起头，发出一声可怕的大笑，接着干净利落地、几乎是一丝不苟地把四颗子弹一股脑儿地反喷了出来。这一招实在太厉害了，把杜法吉父女俩震了个肝胆俱裂，当场倒地，死在笑面人脚下。（既然最后那个版本一样也是那么短，蛮可以讲到这里就结束的；对科曼切人来说，杜法吉父女的猝死还是能琢磨过来的。但是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日复一日，笑面人就这样被带刺的铁丝捆在树上站在那里，杜法吉父女的尸体在他脚下慢慢腐烂。笑面人流了那么多血，又得不到鹰血补给，死亡对他来说从未如此近在咫尺。然而，有一天，他用他那嘶哑却依然雄浑的声音恳请森林里的动物们帮他一个忙。他让它们去把可爱的侏儒欧木巴找来。动物们把欧木巴带来了。但是往返穿越巴黎—中国的边界毕竟路途遥远，等到欧木巴带着药箱和新鲜的鹰血赶到笑面人身边时，他已经陷入了昏迷。欧木巴做的第一件仁慈的事就是为他的主人找回面纱，这面纱已经给风刮到杜法吉小姐长满蛆的尸体上。欧木巴恭恭敬敬地用面纱遮住那狰狞的五官，然后开始处理伤口。

笑面人的那双小眼睛终于睁开了，欧木巴迫不及待地把鹰血凑到面纱边，但是笑面人没有喝。他用微弱的声音念着心爱的黑翼的名字。欧木巴低下他自己那个也多少有些走形的脑袋，告诉他的主人黑翼已经被杜法吉父女杀害了。笑面人发出最后一声古怪的、撕心裂肺的悲鸣。他虚弱地伸出手握住鹰血瓶，捏得粉碎。他体内所剩无几的血沿着手腕滴滴答答地流下。他命令欧木巴转过脸去，欧木巴抽泣着服从了。笑面人最后的一个动作是扯下自己的面纱，随后他的脸便朝着沾满鲜血的地面倒去。

故事当然就这样结束了。（再也没有重新提起。）头领发动汽车。坐在过道我对面的比利·沃什是所有科曼切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谁也没有叫他闭上嘴。至于我自己，我记得我的膝盖一直在发抖。

几分钟后，我从头领的车里下来，刚巧一眼看见一张红色的纸巾，正贴着路灯的底座在风中沙沙直颤，看上去就像某个人的罂粟花瓣面纱。我走进家门，牙齿一个劲儿地打战，被告知立即上床睡觉——赶紧，马上。

在小船里

那是深秋季节一个小阳春的午后，四点刚过。女佣桑德拉从厨房临湖的窗子边走开，嘴巴抿得紧紧的，自中午以来，她已经这样来回地走了不下十五二十次了。这一次，她一边走着，一边心不在焉地把围裙的带子解开又系上，在她那肥大腰身允许的范围内把围裙系带收到了最紧。接着她走回到珐琅桌边上，把自己那穿着一身新制服的身子塞进了斯内尔太太对面的椅子里。斯内尔太太已经做完清洁和熨烫，正照例在走去公共汽车站之前喝一杯茶。斯内尔太太戴着帽子，就是她一直戴的那顶挺有意思的黑色毡帽，不光戴了这一整夏，而且戴了过去整整三个夏天——经历过创历史纪录的高温天，经历过生活的变迁，俯瞰过无数的熨衣板，还有一个又一个的吸尘器。“卡内基”的标签还贴在帽子里，已经旧了（也许可以这么说），但依然坚守阵地。

“我不会再去犯愁了，”桑德拉宣布道，她这样说已经是第五还是第六次了，半是对斯内尔太太说，半是自言自语，“我下了决心，我不会再去犯愁了。有什么用呢？”

“这就对了，”斯内尔太太说，“换了我也不会。我真的不会。把我的包递给我，亲爱的。”

餐具架上放着一只真皮手提包，已经很旧了，但是包里的标签就跟斯内尔太太帽子里的标签一样大名鼎鼎。桑德拉不用起身就拿到了包。她把包递给桌对面的斯内尔太太。斯内尔太太打开包，拿出一盒薄荷烟和一盒斯托克俱乐部的火柴。

斯内尔太太点了一支烟，把茶杯递到唇边，但立即又放回到杯碟里。“这茶要是再不赶紧给我凉了，我就要错过那班公车了。”她望向桑德拉，那一位正愁眉苦脸地瞪着墙上挂着的一排平底铜锅发呆。“别再犯愁了，”斯内尔太太命令道，“犯愁又有啥用呢？要么他会跟他妈讲，要么他不会。就这么回事。犯愁有啥用呢？”

“我不是为这个犯愁，”桑德拉回应道，“我犯什么我也不犯这愁。可话又说回来了，那孩子就这么满屋子悄没声息地跑，真是能把人活活逼疯了。你根本啥也听不见，明白不？我是说没人能听见他的动静，明白不？就那天吧，我正剥着豆子呢——就在这张桌子这儿——我差点儿一脚踩在他手上。他就能那么在桌子底下坐着。”

“嗯。我是不会去犯愁的。”

“我是说在他跟前，你随便说个什么字都得掂量好了，”桑德拉说，“真是把人逼疯了。”

“这茶我还是没法喝，”斯内尔太太说，“……这倒是挺吓人的。随便说个字都得掂量掂量。”

“真是把人逼疯了！我是说真的。我也差不多已经半疯了。”桑德拉习惯性地掸了掸膝盖，仿佛上面落了面包屑似的，一面哼着鼻子说，“才四岁大的孩子！”

“这孩子长得不错，”斯内尔太太说，“那两只咖啡色的大眼睛，还有那什么的。”

桑德拉又哼了一声。“他那鼻子也一准会跟他爸的一个模样。”她拿起杯子，没事儿似的喝了一口。“我真不明白他们整个十月份待在这儿为点啥，”她一百个不乐意地说，一面放下茶杯，“我是说这会儿他们全都半步不往水边去了。女的不下水，男的不下水，小的也不下水。这会儿没人下水。他们甚至连那条倒霉船都不拉出去了。我不明白他们花那么多钱在这上头是为点啥。”

“我就不懂了，你怎么能喝得上那茶。我连一口都没法喝。”

桑德拉苦大仇深地盯着对面的墙。“要是能回城里该多好。我没开玩笑。我真恨这个倒霉地方。”她满是敌意地看了斯内尔太太一眼，“你倒是挺好的，你是全年住在这里。你的熟人也都在这附近。你不在乎。”

“就算烫死我也得喝了。”斯内尔太太说道，眼睛看着电子炉上面的钟。

“如果你遇到这事，你会怎么做？”桑德拉突然问道，“我是说你会怎么办？你说实话。”

这恰恰是斯内尔太太会一把接上的问题，就跟套上一件白鼬皮大衣一样顺溜。她立即放下茶杯。“这个嘛，首先，”她说道，“我是不会去犯愁的。要是我的话，我会另找一份——”

“我没有犯愁。”桑德拉打断她。

“我知道，不过要是我的话，我就会给自己——”

餐厅的转门被推开了，房子的女主人波波·坦纳鲍姆走进厨房。她矮矮的个头，几乎看不见臀部的曲线，二十五岁，硬硬的头发说不上是什么式样或颜色，夹在两只耳朵后面，耳朵倒是极大的。她穿一条齐膝长的牛仔裤，一件黑色高领套头毛衣，脚上穿着袜子和一双平跟船形鞋。波波这个名字有些滑稽，她的人从头到尾也只能说相貌平平，可是——有一些面孔让人恒久难忘，透着超乎寻常的感受力，一小块一小块分开很耐看——在此意义上，她是个绝色女子，独一无二。她径直走到冰箱边上，打开冰箱门。她双腿叉开，两手撑在膝盖上朝里张望，一面透过牙缝不成调地吹着口哨，臀部则配合着有些放肆地左右摆动。桑德拉和斯内尔太太都不作声了。斯内尔太太掐灭香烟，不慌不忙地。

“桑德拉……”

“什么事，太太？”桑德拉警觉地看过去，目光越过斯内尔太太的帽子。

“泡菜都没了吗？我想带一块给他。”

“都给他吃了，”桑德拉精明地回答道，“他昨晚上床前吃掉的。那时就剩两块了。”

“哦。好吧，我去车站的时候再买点。我是想也许能把他从那条船里哄出来。”波波关上冰箱门，走到临湖的窗口向外望去。“我们还要什么东西吗？”她在窗子边问道。

“就是面包。”

“我把你的工钱放在门厅桌上了，斯内尔太太。谢谢你。”

“好的，”斯内尔太太说，“我听说莱昂内尔这算是出走了。”她短促讨好地笑了一声。

“看起来还真是这样。”波波说，双手滑进后裤兜里。

“至少他不是跑到太远的地方。”斯内尔太太说，又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

波波在窗边稍稍侧过身，这样她就不是完全背对着桌边的两个女人了。“是的。”她说，把几根头发捋到耳朵后面。她纯粹提供信息似的又接着说道：“他从两岁起就经常往外跑，但从来没有太离谱。他跑得最远的一次——至少在城里是这样——是中央公园里的林荫道。离家也就几个街区。他走得最不远的——最近的——是我们家楼房的前门。他在那儿转悠着不走，是要跟他爸爸说声再见。”

桌子边的两个女人都笑了。

“那条林荫道是纽约人去溜冰的地方，”桑德拉周全地告诉斯内尔太太，“小孩大人都去。”

“哦！”斯内尔太太说。

“他只有三岁。就是去年。”波波说道，从牛仔裤的侧兜里拿出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她点了根烟，两个女人都兴致勃勃地看着她，“别提多热闹了。所有的警力都出动去找他。”

“他们找到他啦？”斯内尔太太问道。

“当然找到他了！”桑德拉不屑地说，“你以为呢？”

“那天晚上十一点一刻找到他的，是——我的天，二月中旬吧，我想。公园里一个孩子都没有。只有抢劫犯吧，我猜，还有各色各样的流浪汉。他正坐在乐队演出台的地板上，沿着一道裂缝来回滚一颗弹珠。人冻得半死，看起来——”

“真要命了！”斯内尔太太说，“他干吗要那样呢？我是说他干吗要跑啊？”

波波对着一块窗玻璃吐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烟圈。“那天下午公园里有个孩子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假情报，跑到他跟前说：‘你这个家伙真臭。’至少我们觉得他是因为这个才跑的。我不知道，斯内尔太太。我也是有点儿稀里糊涂的。”

“他这样干有多久了？”斯内尔太太问道，“我是说他这样干有多久了？”

“嗯，两岁半的时候，”波波像在报履历，“他躲在我们公寓地下室的水池底下。在洗衣房里。一个叫内奥米还是什么的——他的一个好朋友——跟他说她的热水瓶里有一条虫子。反正我们能从他那里问出来的就是这些。”波波叹了口气，从窗边走开，香烟上的灰积得长长的。她朝纱门走去。“我要再试一次。”她说，算是跟两个女人道别。

她俩都笑了。

“米尔德里德，”桑德拉对斯内尔太太说，一面仍在笑着，“你要是再不走可就赶不上你的车了。”

波波随手关上了纱门。

她站在房前草坪的小坡上，背上披着傍晚晃眼的斜阳。在她前面大约两百码处，她的儿子莱昂内尔正坐在他父亲那条小船的船尾座上。船是拴着的，主帆和艏三角帆都卸掉了，此刻漂在水上，与码头延伸入水的尽头刚好成一个直角。大约五十英里开外，一块谁丢了或者不要了的滑水板底朝天地浮在水面上，但是湖上看不到一艘游乐船，只有那艘正往利奇码头驶去的县里汽艇的尾部隐约可见。波波发现自己没法把视线固定在莱昂内尔身上，简直难得有些离奇。太阳尽管不是特别热，却格外耀眼，以至于任何稍远些的图像——一个男孩，一条船——看起来几乎都像一根插在水里的木棍，摇曳飘忽，折影的效果。几分钟后，波波放弃了。她以大兵的架势把香烟往地上一扔，然后就朝码头走去。

此时是十月，她的脸已经不会被码头木板反射的热气击中。她一边走一边透过牙缝吹着《肯塔基宝贝》的调子。走到码头尽头，她在右边蹲了下来，膝关节咯咯作响。她低头看着莱昂内尔。他离她不到一支木桨的距离。他没有抬头。

“啊嗬，”波波说，“朋友。海盗。臭狗狗。我回来啦。”

莱昂内尔还是没有抬头，但他看起来像是突然受到召唤，要显示一下他的航海本领。他把那个不起作用的舵柄一把推到右面，然后又立即猛地拉回到自己身边，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船的甲板。

“是我，”波波说，“舰队副司令坦纳鲍姆。娘家本姓格拉斯。我来视察后舵手啦。”

这次有反应了。

“你不是一个舰队副司令。你是个太太。”莱昂内尔说。他说出的句子通常至少有一处不恰当的呼吸停顿，因此他想强调的词的发音常常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对他的声音，波波不仅是倾听着，她似乎也是在观察着。

“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我不是舰队司令的？”

莱昂内尔答了一声，但是轻得听不见。

“谁？”波波说。

“爸爸。”

波波仍然保持蹲着的姿势，这时伸出左手穿过两腿间的V形空当，撑在码头地板上以保持平衡。“你爸爸是个好人，”她说，“但他可能是我认识的最大的旱鸭子了。进港以后我是位太太，这一点儿也没错——是这样的，但是我真正的天职最初、最终，也永远都是——”

“你不是一个舰队司令。”莱昂内尔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不是一个舰队司令。你一直都是个太太。”

一阵短暂的沉默。莱昂内尔趁机改变船的航向——他现在是两个胳膊一起抱着舵柄。他穿着卡其色的短裤和一件干净的白色T恤，胸前是一幅印染画，鸵鸟杰罗姆在拉小提琴。他皮肤晒得很黑，他头顶的头发被晒得有些褪色了，头发的颜色和质地则几乎和他母亲的一模一样。

“很多人以为我不是舰队司令，”波波注视着他说，“只不过是因为我没到处去说。”她一面保持平衡，一面从牛仔裤的边兜里掏出一支香烟和火柴。“我几乎从来没想跟别人去讨论我的军衔，尤其是那些跟我说话时连看都不看我的小男孩。我干得那么好，要是到处去说会被开除的。”她没有点烟，却突然霍地一下站了起来，立得笔直，几乎直过了头，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弯成一个椭圆形，放到嘴边，然后发出了一声像是军号的声音——样子像在吹玩具笛。莱昂内尔立即抬起了头。很可能他也清楚这个号声是假的，但无论如何他看上去是极大地被振奋了，他的嘴巴都张开了。波波将这号声——是“熄灯号”和“起床号”的奇特混合——吹了三遍，没有任何停顿。接着，她郑重其事地向着对岸行了个军礼。当她终于重新在码头的边角蹲下来时，她看上去满怀着极大的遗憾，就仿佛她被海军传统中的某种威仪深深地感动了，而这些传统是老百姓和小男孩们无从知晓的。她朝着湖面不起眼的水平线凝视了片刻，接着似乎记起来她不完全是一个人。她向下——很是庄重地——望向莱昂内尔，他的嘴巴仍然张着。“这是一种秘密的军号，只有舰队司令才可以听。”她点燃香烟，吹灭火柴，火柴头飘出一缕细得夸张的长长的烟丝，“要是被谁知道我让你听了这个号声——”她摇了摇头。她又把她那六分仪似的眼睛对准了水平线。

“再来一次。”

“不可能。”

“为什么？”

波波耸耸肩。“头一条，这附近低级军官太多了。”她改变了姿势，采取两腿交叉的印度式蹲法。她把袜子拉拉高。“不过，我告诉你我会做什么，”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跑走，我就把我知道的所有秘密军号都吹给你听，怎么样？”

莱昂内尔立即低头又看向甲板。“不要。”他说。

“为什么不要？”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莱昂内尔说，一面用力推了一下舵柄算是强调。

波波挡住右边的脸，太阳很刺眼。“你跟我说过你不会再跑了，”她说，“我们谈过的，你跟我说好不再跑了。你答应我的。”

莱昂内尔回答了一句，但是轻得听不见。

“什么？”波波说。

“我没答应过。”

“啊，答应的，你答应的。你肯定答应过的。”

莱昂内尔又开始操纵小船的舵柄。“如果你是舰队司令，”他说道，“那你的舰队呢？”

“我的舰队。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个问题。”波波说，一面开始想下到小船里去。

“走开！”莱昂内尔命令道，但是并没有到尖叫的地步，而且眼睛一直朝下看着，“谁都不能进来。”

“谁都不能吗？”波波的脚已经碰到船头的一侧了。她又顺从地把脚缩回到码头的高度。

“一个都不行？”她又回到印度式的盘坐姿势，“为什么不行呢？”

莱昂内尔回答了一句整话，但还是不够大声。

“什么？”波波说。

“因为不允许他们进来。”

波波整整一分钟没有说话，眼睛定定地看着这个男孩。

“要这么说的话，我有些难过，”她终于开口了，“我真是想下到你的船里去呢。没有你，我可孤单了。我太想你了。一整天我都是一个人在家，都没有个说话的人。”

莱昂内尔没有转动舵柄。他在细看把手上的木纹。“你可以和桑德拉说话。”他说。

“桑德拉忙得很，”波波说，“再说我也不想和桑德拉说话，我想和你说话。我想下到你的船里和你说话。”

“你蹲在那边也能说。”

“什么？”

“你蹲在那边也能说。”

“不行，我不能。距离太远了。我必须得靠近些。”

莱昂内尔推了一把舵柄。“谁也不能进来。”他说。

“什么？”

“谁也不能进来。”

“好吧，那你能在船里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跑走吗？”波波问道，“你都已经答应我再也不跑了。”

小船的甲板上放着一副潜水护目镜，靠近后座。作为对波波问话的回答，莱昂内尔用右脚的大脚趾和二脚趾夹住护目镜的带子，然后腿灵活迅速地一踢，就把护目镜甩到船外去了。护目镜立即沉入水中。

“这下倒好。这下干得漂亮了，”波波说，“这副眼镜是你韦布伯伯的。哦，他这下可要开心了。”她吸了一口烟。“这眼镜最早是你西摩伯伯的呢。”

“我才不管呢。”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不在乎。”波波说。夹在她手指间的香烟与她手指的角度很奇特，眼看就要烧到指关节的一道凹纹了。她突然感觉到了热度，便松开烟头，烟头落到了湖面上。随后她从侧兜里掏出一样什么东西。是一个小包，纸牌大小，包在白纸里，用绿色的绸带扎着。“这是一个钥匙链，”她说，感觉到男孩的眼睛抬起来看她了，“就跟爸爸的那个一样，但是比爸爸的那个多好多钥匙在上面。这个有十把钥匙呢。”

莱昂内尔松开舵柄，身子在座位上往前靠。他伸出手，做出准备接住的姿势。“扔过来吧？”他说道，“可以吗？”

“咱们先都坐好了别动，宝贝儿。我还要再想一想。我应该把这个钥匙链扔进湖里。”

莱昂内尔抬头瞪着她，张着嘴巴。他合上嘴巴。“这是我的。”他说话的语气减弱了，感觉到理亏了。

波波低头看着他，耸耸肩。“我才不管呢。”

莱昂内尔身子往后靠，看着他的母亲，一面手往后去够舵柄。他的眼里流露出纯粹的领悟，正如他母亲预料到的。

“接着。”波波把那个小包朝他扔了过去，正好落在他的大腿上。

他看着腿上的小包，拿起来，捏在手中看了看，然后啪嗒——手臂往侧一摆——落进湖里。然后他突然抬头看向波波，他的眼睛里满含着的不是挑衅，而是泪水。紧接着，他的嘴歪扭成一个横着的“8”字，他已在放声大哭了。

波波小心翼翼地站起身，就像是在剧院里坐麻了腿的人那样，然后让自己下到了小船里。不一会儿，她已经坐在了后座上，那位舵手坐在她怀里，她一面摇着他，一面亲吻他的后颈，还在给他一些指导：“水手不哭，宝宝。水手从来都不哭，只有当他们的船快沉了的时候，或者遇到海难，在救生筏上什么的，什么喝的都没有了，除了——”

“桑德拉——跟斯内尔太太说——爸爸是个——邋遢的——大犹太佬[8]。”

波波略一抽缩，几乎难以觉察到，她把男孩从膝盖上抱了起来，让他站在自己身前，又把他前额的头发往后捋了捋。“她这样说了，嗯？”她说。

莱昂内尔脑袋上下晃动，很用力。他又靠近些，还在哭着，站在母亲两腿之间。

“这个嘛，也没那么糟糕，”波波说，用双臂和两腿紧紧拢住孩子，“这不是世上最坏的事情。”她轻轻咬着男孩的耳廓。“你知道什么是‘犹太佬’吗，宝宝？”

莱昂内尔没有立即回答，要么是他不想说，要么是他说不出来。反正他一直等到哭泣带来的抽噎稍微平缓一些之后。他是对着波波温暖的脖颈回答的，声音被捂住了，但是听得很清楚。“就是那种会飞到天上的东西，”他说道，“拴在线上拿着的。”

为了更好地看着他，波波把儿子稍稍推开些，然后她一只手动作很大地伸进他裤子的后裆。男孩吓了一大跳，但是她立刻又把手抽了回来，一本正经地把他的衬衫掖进裤子里。“告诉你咱们接下来干什么，”她说，“咱们开车去镇上，买点泡菜，还有面包，然后我们就在车里把泡菜吃了。然后我们去车站接爸爸，然后我们把爸爸带回家，让他带我们去坐船。你得帮爸爸把船帆扛过来。好不好？”

“好的。”莱昂内尔说。

他们不是走回家的，他们来了一次赛跑。莱昂内尔赢了。

为艾斯美而写

——有爱也有污秽

不久前我收到一封航空信，邀请我参加将于四月十八日在英国举行的一场婚礼。这碰巧是一场我心甘情愿付出些代价去参加的婚礼。请柬刚到的时候，我以为也许还真能出国一趟，坐飞机去，费用先管他娘的。不过我后来跟我妻子就这件事深入讨论了几番，她是个头脑超级冷静的姑娘，我们决定还是不去了——一方面我岳母正盼着四月下旬来跟我们住两个星期，我把这茬儿给忘了个干干净净。我跟格兰切大妈还真不是隔三岔五就能见一面的，再说了，岁月不饶人。她五十八岁。（她会抢先承认的。）

虽然如此，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自己反正不是那种眼看着一场婚礼要平淡收场也不伸伸手指头的人。于是乎，我便动手草草写了几笔，把我大约六年前认识这位新娘的事公开出来，如果我这几笔能让那位我没见过的新郎有几分钟的不自在，倒是更好。本来我也没想去讨好谁。更多的其实是为了启迪，为了教化。

一九四四年四月，六十名美国现役军人在英国德文郡参加一个进攻前的专门培训班，由英国情报局主办，我是六十人中的一员。我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我们这六十个人还挺特别的，这么一大伙人竟然一个合群的都没有。我们基本上都是那种爱写信的人，互相说个话但凡不是跟工作有关，一般就是在问某人有没有多余的墨水。如果既没写信，也不上课，我们就各干各的。天气好的时候，我经常到乡下风景不错的各处去转转。下雨天则一般找个干的地方看看书，常常是紧挨着一张乒乓桌。

训练班持续了三个星期，结束那天是个星期六，下着大雨。这最后一天的晚上七点，我们全体人员要按计划坐火车去伦敦，有传言说我们在那里会被分插进为D日[9]登陆而集结的步兵师和空降师。下午三点，我已经把我所有的东西装进了行军包，包括一只放防毒面具的帆布袋，里面装满了我从大洋另一头带来的书。（防毒面具则已在几个星期前被我从马里塔尼亚号的舷窗里溜下去了，我非常清楚敌人一旦真的使用毒气，我是肯定来不及把这劳什子玩意儿戴上的。）我记得我在我们那座匡西特活动营房的末端窗口站了很久，看着斜斜的千篇一律的雨丝，食指痒痒似乎想扣动扳机，但即便真是如此也几乎微弱得难以察觉。我能听到身后很多支水笔在很多张“胜利信笺”上疾走的沙沙声，毫无同志情谊可言的声响。突然，我从窗边走开，脑子里没什么特别的念头，我披上雨衣，系上开司米围巾，穿上套鞋，戴上羊毛手套和船形军帽（到今天还有人对我说，我戴军帽的角度与众不同——微微往下拉，盖住两只耳朵）。接着，我把自己的表跟厕所里的钟对了一下，便沿着长长湿湿的鹅卵石山路往下走，来到了镇上。四周电闪雷鸣，我毫不在意。会不会被雷劈到也是天注定的事。

在小镇的中心——这儿有可能是全镇最湿的地方，我在一座教堂前停下，读那里的告示栏，多半是因为黑色背景上的白色数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但部分也是因为在军队待了三年之后，我已经对读布告栏上瘾了。栏里有个通告，三点一刻儿童唱诗班将进行排练。我看了看手表，又看向通告。一张用图钉钉着的纸上列着要来参加排练的孩子们的名单。我站在雨中，把所有的名字念了一遍，然后走进教堂。

长椅上坐着十几个成年人，有几个膝头放着小号套鞋，底朝天。我往前走，在第一排坐下。讲台上摆着三排紧挨着的礼堂椅，上面坐着大约二十个孩子，大多是女孩，年龄在七岁到十三岁。孩子们的教练——一个穿粗呢衣服的粗壮女人正在叮嘱他们唱歌的时候要把嘴巴张得大大的。有谁听说过吗？她问道，有哪只小小鸟儿想唱好好听的歌儿，却敢不把他的小小嘴儿先张得大大，大大，大大的呢？显然没人听说过。回答她的是千篇一律的木然表情。她又接着说，她所有的孩子都要领会所唱的歌词，而不是像傻头傻脑的鹦鹉那样光是张嘴唱。然后她吹了一声定音笛，孩子们便像未成年的举重运动员似的双手托举起他们的赞美诗集。

他们的演唱没有乐器伴奏——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干扰。他们的嗓音柔美和悦，毫不造作，但凡换一个比我多点儿宗教派性的人，也许毫不费力地就体验一把灵魂升华了。几个年龄最小的孩子有点儿拖拍，但也只有作曲家的妈才可能找这碴儿。我从没听过这首赞美诗，可我却不停希望这首诗至少有一打或者更多的句子。我一边听，一边把所有孩子的脸都打量了一遍，看得尤其仔细的是离我最近、坐在第一排最边上的那个孩子。她大约十三岁，齐耳的金灰色直发、精致的额头，倦怠的眼睛很可能已经数过观众人数了，我想。她的嗓音与众不同，和其他孩子的声音区别清晰，绝不仅仅因为她离我最近。她是最好的高音部，甜美至极，自信笃定，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主领的音。这位年轻的姑娘却好像对自己的演唱本领有些厌倦，也许只是对此时此地感到厌倦；有两次，我看到她在演唱的间歇打哈欠。她像个有教养的小姐那样打哈欠，嘴是闭着的，但你肯定还是能看出来——她的鼻翼出卖了她。

赞美诗刚一唱完，合唱团教练便喋喋不休地数落起那些在牧师布道的时候两只脚停不下来，嘴巴也闭不上的人。看样子排练中唱诗的部分已经结束了，眼看教练的聒噪声就要把孩子们的歌声所撒下的魔力破坏殆尽，我站起身，走出了教堂。

雨下得更大了。我沿着街道往前走，在红十字会的游艺室外，我透过窗户向里张望，士兵们三三两两站在屋子深处的咖啡吧台前，即使隔着窗玻璃我也能听到另一间屋子里传来的乒乓球的蹦跶声。我走到街对面，进了一家私人开的茶室，里面没有顾客，只有一个中年女服务员，看上去她好像更希望进来的是一位雨衣不会滴水的客人。我尽量小心翼翼地把雨衣挂在一个衣帽架上，然后找了张桌子坐下，点了一份茶和肉桂吐司。这是一天里我第一次跟人说话。接着我把所有的口袋搜了一遍，包括雨衣的口袋，终于找到了几封旧信。我打算再读一遍信，一封是我妻子写来的，告诉我八十八大街上的施拉夫特店的服务变差了，另一封是我岳母的，问如果我能出“营盘”，可不可以一有机会就给她寄些开司米毛线回去。

我的第一杯茶还没喝完，那位我仔细打量过、听过她唱歌的唱诗班的年轻小姐便走进了茶室。她的头发被雨淋透了，露出两只耳朵的耳廓。和她一起的还有一个小男孩，是她弟弟无疑，她用两根手指夹起男孩的帽子，仿佛那是实验室的一个什么标本。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看起来很干练的女人，戴一顶软塌塌的毛毡帽——多半是他们的家庭教师。唱诗班队员边走边脱下外套，选了一张桌子——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就在我正前方，离我只有八到十英尺远。她和家庭教师都坐了下来。那个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还不准备坐下。他把夹克从身上滑溜下来，随手一甩；接着他开始故意惹家庭教师生气，一副天生捣蛋鬼的假装严肃的表情，把椅子拖出来推进去反复好几次，一面还看着老师的脸。女老师压低嗓门说了他两三次，命令他坐下，意思就是别再猴皮了。但是直到他姐姐发话，他才停下来，把他的小屁股整个儿按到椅子上。他又立即拿起餐巾顶在头上。他的姐姐把餐巾拿下来，展开，平铺在他的膝盖上。

他们的茶端上来的时候，唱诗班队员发现我正在打量他们这一桌人。她也盯着我看，用她那对清点观众数目的眼睛，接着，她突然对我微微地、得体地一笑。这一笑出人意料的灿烂，浅浅而得体的笑容有时候就会那么灿烂。我也回报一笑，远没有她的灿烂，我尽量抿着上嘴唇，以便遮住两颗门牙之间那个乌黑的临时填充物——这是美国大兵的专用品。下一分钟，小女孩已经仪态万方地站在了我的桌子边上。她穿一条格子呢连身裙——坎贝尔式的格子呢，我想。我觉得这样一条裙子，穿在这样年轻的一个女孩身上，在这样大雨滂沱的一个日子，真是太美了。“我以为美国人都不屑喝茶。”她说道。

她这话不是自作聪明，而是想弄明白真相，或者为了统计数据。我回答说，有些美国人除了茶什么都不喝。我问她想不想跟我坐一会儿。

“谢谢，”她说，“也许只能稍坐片刻。”

我站起身替她拉出椅子，我对面那一把，她在椅子四分之一前沿的地方坐下，脊背自然而然挺得笔直，线条优美。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满心想开始这场对话。等坐下之后，我却想不出该说些什么好。我又笑了笑，仍然不让乌黑的牙齿填充物露出来。我终于说了一句：这真不是出门的天。

“是的，一点没错。”我的客人说道。她口齿清晰，且毫无疑问是个不喜欢闲聊的人。她伸长手指，掌心向上放在桌沿上，就像在参加一个降神会，接着，几乎是立即握成了拳头——她的指甲都啃到肉里了。她戴着一只腕表，外形像是军用表，很像领海员用的计时秒表。表面对她纤细的手腕来说实在太大了些。“你刚才听唱诗班排练了，”她一本正经地说道，“我看见你了。”

我说我当然听了，而且我还在所有人的合唱里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她的声音。我说我觉得她有一副好嗓子。

她点点头。“我知道。我以后要做个专业的歌手。”

“真的吗？唱歌剧吗？”

“天哪，不是歌剧。我要在电台唱爵士，赚很多钱。然后，等我三十岁了，我就退休，在俄亥俄的一个大牧场住下。”她用手掌碰了碰湿透的头顶。“你知道俄亥俄吗？”她问道。

我说我曾坐火车经过几次，但是并不熟悉那个地方。我请她来一片肉桂吐司。“不用了，谢谢你，”她说，“我是真的食量极小。”

我自己咬了一口吐司，然后说俄亥俄州有一些地方非常荒凉。“我知道。我遇到的一个美国人告诉过我。你是我遇到的第十一个美国人。”

她的家庭教师这会儿正着急地招呼她快点儿回到自己那桌去——她的意思是别再打扰人家了。然而我的客人却不慌不忙地把椅子挪了一两英寸，这样她就背对着自己那桌，不可能再有任何交流了。“你是山上那个秘密情报学校的，对不对？”她很酷地问道。

和所有人一样，我也知道保密这回事，我回答我是因为健康原因来德文郡的。

“真的吗？”她说道，“我说，我又不是昨天才生下来。”

我说要那样说的话，我打赌她不是。我喝了几口茶。我有点儿在意起自己的姿势了，在位子上坐得更直了些。

“作为一个美国人，你算是相当聪明的。”我的客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告诉她，要是仔细想想，这句话说得非常势利，我希望她不像是会说这种话的人。

她脸红了——立即让我意识到自己所缺乏的社交风度。“怎么说呢，我见过的大多数美国人举止就像动物。他们总在互相动拳头，见人就骂，还有——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做了什么吗？”

我摇摇头。

“有一个美国人把一只空威士忌酒瓶从我姑妈的窗户扔了进来。幸运的是，窗是开着的。但是你说这样的事情做得聪明吗？”

当然算不上聪明，但是我没有这么说。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当兵的都是背井离乡，能有几个是真正生活如意的。我说我以为大多数人能自己想到这些。

“可能吧。”我的客人说道，不是很信服。她又抬起手去摸湿漉漉的脑袋，动了动几绺湿软的金发，想把露出来的耳廓遮住。“我的头发都湿透了，”她说道，“我像个丑八怪。”她看向我。“我头发干的时候是带波浪的。”

“我能看出来，我看得出来是那样。”

“不是真的鬈发，但是是波浪形的。”她说，“你结婚了吗？”

我说是的。

她点点头。“你深深地爱着你的妻子吗？还是说我这个问题太私人了？”

我说如果觉得问题太私人了，我会告诉她的。

她把放在桌面上的手和手腕又向前伸了伸，我记得自己想对她戴的那只表面大得出奇的腕表做点表示——也许想建议她把表戴在腰上。

“一般情况下，我并非是交际型的人。”她边说边朝我看，看我懂不懂她所用词汇的意思。但是我完全不动声色。“我走过来纯粹是因为我觉得你看上去孤单极了。你有一张极其敏感的脸。”

我说她是对的，我刚才确实感觉孤单，我非常高兴她能过来。

“我在训练自己更有同情心。我姑妈说我这个人冷冰冰的。”她说道，又摸了摸头，“我跟我姑妈住。她是个极其善良的人。我母亲去世后，她竭尽全力想让我和查尔斯适应起来。”

“这真好。”

“母亲是个极其聪明的人。相当感性，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她看着我，目光里有了新的锋芒，“你觉得我这个人冷冰冰的吗？”

我说完全没觉得——事实上，恰恰相反。我告诉她我的名字，然后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犹豫了一会儿。“我叫艾斯美。我想我暂时就不告诉你我的姓了。我的姓带着封号，你可能会光对封号念念不忘。美国人就是这样的，你知道的。”

我说我不会那样，不过既然如此，先不透露那个封号也许是个好主意。

正在这时，我感觉到脖后根一阵呼吸的热气。我转过头，差点跟艾斯美的弟弟鼻子撞鼻子。他对我毫不理会，用刺耳的尖嗓门对他姐姐说：“梅格丽小姐说你必须回去把茶喝完！”他的口信捎到了，便在我和他姐姐中间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在我的右边。我特别好奇地打量着他。他看上去非常神气，棕色的设得兰羊毛短裤，一件藏青色的运动套衫，白衬衫加条纹领带。他回瞪着我，一双绿眼睛大得出奇。“电影里的人亲嘴为什么都歪着脸？”他提问道。

“歪着脸？”我说。这个问题也曾在我童年时困扰过我。我说我猜是因为演员们的鼻子太大了，跟谁都没法迎面亲嘴。

“他叫查尔斯，”艾斯美说，“以他的年龄来看，算是极聪明的。”

“他的眼睛肯定是绿色的。是不是，查尔斯？”

查尔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这个问题也只配这样的反应，接着他开始在椅子上向前向下扭动身体，直到整个身体都钻到桌子底下，只露出一个脑袋，再像摔跤运动员似的撅起肚子把身子弯成弓形，脑袋搭在椅子上。“我的眼睛是橘黄色的。”他对着天花板说，声音很不自然。他掀起桌布的一角，盖在自己那张漂亮的、故作冷面滑稽的脸上。

“他有时候挺聪明，有时候就不行。”艾斯美说道，“查尔斯，你给我坐好！”

查尔斯原地不动。他看着像是在屏气。

“他非常想我们的父亲。他在北非被sh-āh-ài了。”

我告诉她我很难过。

艾斯美点点头。“父亲很喜欢他。”她若有所思地咬着大拇指的指甲盖。“他长得很像我母亲——我是说查尔斯。我长得跟我父亲一模一样。”她继续咬指甲盖。“我母亲是个感情奔放的女人。她是外向型的。父亲是内向型。他们倒是般配的一对，不过，只是表面上的般配。坦白说吧，父亲真的需要一位比母亲更知性的伴侣。他是一个禀赋极高的天才。”

我默默地等着，想听到更多的情况，但是她不再说了。我低头去看查尔斯，他这会儿正把半边脸贴在椅子上。当他看到我在注视他时，闭上了眼睛，做出瞌睡的样子，像个天使一样，接着他伸出舌头——一个长得惊人的器官——发出一声尖叫，这在我的国家非常适合奉送给一位眼神不好的棒球裁判。这尖叫声简直震动了整个茶室。

“别叫了。”艾斯美说，丝毫不为所动，“一次排队买炸鱼排加薯条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美国人这样喊来着，现在他只要一无聊就这样喊。快别叫了，立刻停下，不然我马上把你送到梅格丽小姐那里去。”

查尔斯睁开一双超大的眼睛，表示已经听到姐姐的威胁，除此之外也没显得特别在意。他又闭上眼睛，继续把半边脸搁在椅子上。

我提议也许他可以留着这一手——即他的怪叫——留到他开始正式使用封号的时候——我是说，如果他也有个封号的话。

艾斯美看了我好一会儿，有点儿像在做临床诊断。“你有点儿冷幽默，是不是？”她说道——语气带着怀念，“父亲说我丝毫没有幽默感。他说我还没有足够的装备来迎接生活，因为我没有幽默感。”

我看着她，燃起一根烟，然后说我觉得真正的紧要关头，幽默感派不上任何用场。

“父亲说有用。”

这句话出于一份信仰，而不是要反驳，于是我赶紧转换话题。我点点头说，她的父亲可能是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而我则是从近处来看（我可不管这样说到底什么意思）。

“查尔斯格外地想念他，”沉默片刻后艾斯美说，“父亲是个分外可爱的人。他也极其英俊。倒不是说人的相貌有多重要，但父亲确实英俊。他的眼神具有骇人的洞穿力，而他又偏偏是‘冰性’[10]如此宽厚之人。”

我点点头。我说我想她父亲的词汇量一定大得非同一般。

“哦，是的，是这样，”艾斯美说，“他是个档案管理家——当然咯，只是业余爱好。”

这时，我感到胳膊上被谁烦人地拍了一下，几乎是一拳头，从查尔斯的方向过来的。我转向他。他这会儿正儿八经地坐在椅子上，只是一只膝盖压在屁股底下。“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他尖声问道，“这是个谜语！”

我朝着天花板的方向转了转眼珠，做沉思状，大声重复了一遍谜语。然后我用一副被难倒了的表情看着查尔斯说，我认输了。

“咱俩墙角见！”谜底以最高音揭晓。

最得意的还是查尔斯本人。他简直乐不可支。事实上，艾斯美不得不走过来捶他的背，就好像他咳嗽不止似的。“行了，别笑了，”她说着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他不管遇到谁都要说一遍这个谜语，而且每回都要这样笑个没完。一般他一笑就会口水直流。好了，别笑了，拜托了。”

“不过，这倒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谜语之一。”我说道，一面注视着查尔斯，他正慢慢地缓过劲儿来。听到这句夸奖，他的身子在椅子上更起劲儿地往下滑，而且又用桌布的一角蒙住脸，一直拉到眼睛下面。然后他用露出的眼睛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正慢慢退去的欢乐和骄傲，他可是知道一两个真正精彩谜语的人。

“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在入伍前从事什么职业？”艾斯美问我。

我说我根本没有职业，我刚大学毕业一年，我喜欢把自己看作一个专业的短篇小说作家。

她礼貌地点点头。“发表过吗？”她问道。

这个问题我不陌生，但总是感觉棘手，而且我从来不会一、二、三那样干脆地回答。我开始解释美国的编辑如何大都是一伙——

“我父亲一手字写得极漂亮，”艾斯美打断我，“我在保存他的一些书信，为了子孙后代。”

我说这主意听着非常不错。我刚好又看着她那只表面巨大、像是计秒表的腕表。我问这表是不是本来是她父亲的。

她低头肃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腕。“是的，原来是他的，”她说道，“这是他在我和查尔斯疏散前不久给我的。”她感觉有些不自然，把手从桌上拿了下来，一边说：“当然，纯粹就是做个纪念。”她把话题移去别处。“如果你什么时候能专门为我写一个故事，我将感到不胜荣幸。我酷爱读书。”

我告诉她如果写得出，我一定会为她写的。我说我不是特别多产。

“为什么非要特别多产呢！只要别孩子气，别那么傻就行了。”她想了想，“我喜欢写污秽的故事。”

“写什么？”我问，身子向前倾。

“污秽。我对污秽极其感兴趣。”

我正想让她说得具体点，但是感觉到查尔斯在掐我，重重地掐我的胳膊。我转向他，略微皱了皱眉头。他就站在我边上。“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他问道，跟我像是挺熟的样子。

“你刚才问过他了，”艾斯美说，“行了，别闹了。”

查尔斯不理他姐姐，向前一步踩在我的一只脚上，又重复了一遍那个关键问题。我发现他的领带结位置偏了，便帮他弄正。然后，我凝视他的眼睛，假装猜道：“咱们墙角见？”

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查尔斯的嘴巴张得大大的。我简直觉得是我把他嘴巴给撬开的。他从我的脚上退下来，怒不可遏又神色凛然地走回到自己的桌边，头也没回。

“他气坏了，”艾斯美说，“他脾气暴躁。我母亲总是要宠他。我父亲是唯一不宠他的人。”

我继续看着查尔斯，他已经坐了下来，开始喝茶，两只手抱着杯子。我希望他能转过身，但是他没有。

艾斯美站起身。“我也该走了，”[11]她叹了口气说，“你懂法语吗？”

我从椅子上站起身，心里既怅然若失又茫然不已。我和艾斯美握了握手。她的手，正如我想的那样，是一双神经质的手，掌心湿湿的。我告诉她（用的是英语），她的陪伴让我愉快至极。

她点点头。“我料想你会的，”她说，“以我的年纪，我算是很善于交流的。”她又试探性地摸了摸她的头发。“我的头发这个样子，真是万分抱歉，”她说道，“我可能看上去很吓人。”

“完全没有！事实上，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已经出现波浪了。”

她又飞快地碰了碰头发。“你最近还会再来这里吗？”她问道，“我们每个周六都来这里，练完合唱以后。”

我回答说我太喜欢再来这里了，不幸的是，我知道自己是没法再来了。

“换句话说，你不能透露部队的行踪。”艾斯美说。她没有要离开桌子的表示。事实上，她把一只脚架到另一只脚上，眼睛向下看，把两只鞋子的尖头对齐。这个小动作很好看，因为她穿着白袜子，她的脚踝和脚都很可爱。她突然抬起头看着我。“你愿不愿意让我给你写信？”她问道，脸上稍稍有些泛红，“我写信非常流畅，以我这样的——”

“那太好了。”我拿出铅笔和纸，写下我的名字、军阶、编号和陆军军邮号码。

“我会先给你写信的，”她说着接过纸条，“这样免得你感觉有失面子之类的。”她把地址放进裙子的一个口袋里。“再见。”她说，随后便走回到自己的桌子去了。

我又点了一壶茶，看着他们俩，直到他们还有那位备受折磨的梅格丽小姐起身准备离去。查尔斯走在最前面，瘸着腿，一副悲惨样，像是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了几英寸似的。他没有朝我看。梅格丽小姐走在第二个，然后是艾斯美，她朝我挥了挥手。我也挥手作答，从椅子上半欠起身子。这是一个让我莫名感伤的时刻。

还不到一分钟，艾斯美又回到茶室，身后跟着查尔斯，她拽着查尔斯的厚呢短夹克的袖子。“查尔斯想吻你一下告别。”她说道。

我立即放下茶杯，说这太好了，但是她确定吗？

“是的。”她有点儿严厉地说。她放开查尔斯的袖子，把他往我这边用力推了一把。他走过来，铁着脸，在我右耳朵下面很响地吧唧一口，湿漉漉的。这苦差事一结束，他就笔直朝门口奔去，要告别这种感伤多情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一把抓住他夹克背后的半根腰带，拽着不放，然后问他：“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

他的脸一下子亮起来。“咱俩墙角见！”他尖叫道，一溜烟跑出了屋子，可能又歇斯底里了。

艾斯美又双脚交搭站着。“你确定你不会忘记要给我写个故事吧？”她问道，“不一定只为我一个人写。可以是——”

我说我绝对不可能忘记。我告诉她我还没有为任何人写过故事，但是看来现在正是最适合的时机。

她点点头。“要写得极其污秽，极其感人，”她建议道，“你对污秽到底有没有一点儿了解？”

我说不敢说真的有多了解，但是眼下我正不断接触它这样那样的表现形式，正越来越了解，而且我会努力满足她具体的要求。我们握了握手。

“我们没能在不这么身不由己的情形下相遇，这是个遗憾，不是吗？”

我说是的，我说这当然是个遗憾。

“再见，”艾斯美说，“我希望你能完好无缺地从战场上回来。”

我向她表示感谢，又说了几句别的什么话，然后看着她走出茶室。她走得很慢，思索着什么，一面摸了摸发梢，看看干了没有。

下面便是这个故事中污秽，或者说感人的部分。场景变了，人物也变了。我仍然在故事里，但是从现在起，因为某些我不能随意公开的原因，我已把自己巧妙地伪装起来，即便是最聪明的读者也认不出来。

胜利日几个星期之后的某天晚上，大约十点三十分，巴伐利亚的高弗尔特城。参谋军士X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位于一处民宅的二楼，停战前他就和另外九个美国士兵一起驻扎在这幢房子里。他坐在一把折叠木椅上，对着一张看起来很乱的小小的写字台，面前摊着一本海外版的平装小说，他很费力地读着小说。问题在他，不在小说。尽管军中特别服务部每月送来的书都是让住在一楼的人先下手，但是挑剩下的往往就是X自己想看的。可他不是一个经历了战争之后身心完好无缺的年轻人，已经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总要把一个段落读上三遍，这会儿他又开始反复重读句子了。他突然合上书，读到哪里也没做记录。他用一只手遮住眼睛，抵挡桌上那个光秃秃的灯泡发出的刺目白光。

他从桌上的一包香烟里抽出一根，点烟的手指不停轻微地震颤，互相磕碰。他在椅子上略微往后靠了靠，浑不知味地抽起烟来。几个星期以来他都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只要舌尖轻轻一顶，他的牙龈就会出血，而他几乎没法停下这个实验。这是他做的一个小游戏，有时候一做就是几个小时。他就这样坐着一面抽烟，一面做这个实验。可是突然，一种熟悉的感觉照例毫无预示地袭来，他的脑袋好像自动卸下，就像放在高处架子上的一件没系牢的行李一样摇摇欲坠。他赶紧采取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急救措施：双手紧紧按住太阳穴。他那样牢牢地按了一会儿。他的头发该剪了，而且很脏。他在梅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医院住过两个星期，在那里洗了三四次头，但是坐吉普车回高弗尔特城，一路上时间长，尘土飞扬，他的头发又脏了。去医院接他的下士Z开吉普车仍然是战时风格，挡风玻璃全部摇下来，管他停战不停战呢。德国有成千上万新开进来的部队。把挡风玻璃放下来，像战时那样开吉普车，下士Z就有希望显示他不是新来的，再怎么乱猜也别想把他跟那些欧洲战区的新王八羔子们混为一谈。

松开太阳穴之后，X开始盯着写字台的桌面看，那里乱得像个杂货铺，至少有二十多封没拆过的信和至少五六个没打开的包裹，全都是寄给他的。他伸手越过这堆遗骸，拣出一本靠墙放着的书。这是一本戈培尔的书，书名是“史无前例的时代”。这书的主人是这户人家那位三十八岁还没结婚的女儿，他们几个星期前还住在这个房子里。她是纳粹党的一名下级官员，但是按照军中规定，她的官衔刚好落入就地逮捕的一类。逮捕她的正是X本人。此刻，是他自出院回来那天起第三次打开这个女人的这本书，去读扉页上的一行简短的题词。题词是用墨水写的德语，字很小，诚恳得无可救药，写的是“亲爱的上帝，生活是地狱”。既没上文，也没下文。在屋子近乎病态的寂静中，书页上这几个孤零零的字仿佛有着无可争议的，甚至是经典的控诉意味。X盯着书页看了几分钟，努力不让自己陷进去，尽管艰难至极。接着，带着几个星期以来做任何事都未曾有过的热情，他拿起一截铅笔头，在这段题词下面用英语写道：“各位神父，各位老师，我思考：‘地狱是什么？’我认为地狱就是失去爱的能力之折磨。”他正要在这话后面加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却发现自己写的东西完全无法辨认——恐惧顿时穿透他整个人。他啪地合上了书。

他飞快地从桌子上拿起一样别的东西，是他在奥尔巴尼的哥哥写来的一封信。在他进医院前这封信就已经放在他桌上了。他打开信封，勉强下决心要把信读完，但还是只读了第一页的上半段。读到下面这些话他就停下了：“现在这场该死的战争算是结束了，你在那边也许时间很多，要不给孩子们寄几把刺刀，或者万字章也行……”他把信撕了，低头看着废纸篓里的碎片。他发现自己没注意到信里还夹了一张快照。他能辨认出某人的一双脚站在某处的草坪上。

他把两只手臂放在桌子上，头枕在上面。他从头到脚浑身都在疼，似乎所有的痛区都是互相依存的。他很像一棵圣诞树，上面的彩灯是串联起来的，只要一个灯泡坏了，其余的都会一起灭掉。

门敲都没敲就砰的一声被撞开了。X抬起头，转过身去，看见下士Z站在门口。下士Z和X合开一辆吉普车，从D日登陆之后连着五次战役都和他并肩作战。他住在一楼，一般有了什么小道消息或者牢骚要发泄，他就会上楼来找X。他身材魁梧，很上相，今年二十四岁。战争期间，有一家全国性的杂志曾经给他在叙尔特根森林拍过一张照：他一手提一只感恩节火鸡，很配合地摆了个姿势。“你在写信吗？”他问X，“这儿怎么这么吓人，我的老天啊。”他走进一间房间总喜欢里面开着顶灯。

X在椅子里转过身，请他进屋，让他当心别踩到狗。

“踩到什么？”

“阿尔文。它就在你脚底下呢，克莱。把那该死的灯打开怎么样？”

克莱找到顶灯的开关，啪地打开，然后穿过这间用人房模样的狭小房间，在床边坐下，面朝房间的主人。他砖红色的头发刚刚梳过，正滴着水，要梳洗到让自己满意的程度他总得用一定量的水。和往常一样，他黄绿色衬衫的右面口袋鼓鼓的，插着一把带水笔卡子的梳子。左面口袋上别着一个步兵战斗团徽章（严格来说，他是没有资格戴的），一条欧洲战区勋带，上面有五颗铜星（而不是一颗银星，相当于五颗铜星），以及“珍珠港事件前服役”勋带。他重重叹了口气，说：“万能的救世主啊。”这话并不意味着什么，军队里都这样。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包烟，磕出一根，又把那包烟放回去，重新扣好口袋帽。他一边抽烟，一边表情空洞呆滞地把房间扫视了一遍。他的目光最后落在收音机上。“嗨，”他说道，“过几分钟收音机里有个超级棒的节目。鲍勃·霍普，明星都在那儿。”

X打开一包新的烟，说自己刚刚把收音机关掉。

克莱丝毫不以为意，他看着X努力想把烟点着。“耶稣啊，”他说道，带着围观者的热情，“你该看看你自己这两只该死的手。天哪，你这叫一个哆嗦啊。你自己知道不？”

X把烟点上了，点点头，然后说克莱你眼睛还真尖。

“没开玩笑，嗨。我在医院看到你的时候我他妈差点没晕过去。你看着就他妈像一具死尸。你掉了多少肉？得有多少磅？你自己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的信都怎么弄的？你收到罗丽塔的信了吗？”

罗丽塔是克莱的女朋友。一旦条件许可，他们打算马上结婚。她给他写信很勤，她身处的乐园里充满了三重惊叹号和谬误百出的言论。整个战争期间，凡是罗丽塔的来信克莱全都念给X听，不管有多亲密——事实上越是亲密克莱就越来劲儿。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读完信就让X帮他策划或者扩充回信，或者加进几个能唬人的法语词或者德语词。

“是呀，我昨天刚收到她的一封信。在我楼下房间里。晚点儿我给你看。”克莱没精打采地说道。他在床沿上坐直了身子，屏住呼吸，又响又长地打了一个大饱嗝。他似乎对这一成就还算满意，又放松了下来。“她那个他妈的哥哥要从海军退伍了，就因为他那个屁股，”他说道，“他的那个屁股，这个杂种。”他又坐直身子，试图再打一个嗝，但这次成绩差了点儿。他的脸上显出一丝警觉。“嗨，趁我还没忘记。明天早上我们得五点起床，然后开车去汉堡还是哪里的。去给整个分队领艾森豪威尔式夹克。”

X看他的目光带着敌意，说自己不想要什么艾森豪威尔式夹克。

克莱显得很吃惊，几乎有点儿受伤。“哦，夹克很不错呢！看上去不错。干吗不要？”

“没什么原因。我们为什么五点就得起床？战争已经结束了，看在上帝的分上。”

“我不知道——我们必须在中饭前回来。他们有些新的表格，我们必须在中饭前填好……我问了布林为什么我们不能今天晚上填完——那些他妈的表格就堆在他桌子上。他还不想拆信封，这个狗娘养的。”

两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生着布林的气。

克莱突然怀着新的——更高的——兴趣盯住X看。“嗨，”他说，“你知不知道你那该死的半边脸正满世界哆嗦呢？”

X说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伸手捂住了抽搐的半边脸。

克莱瞪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像是带着什么天大的好消息似的绘声绘色地说道：“我给罗丽塔写信告诉她你精神崩溃了。”

“哦？”

“是呀。她对这些玩意儿来劲儿得要命。她正在念心理学。”克莱摊手摊脚地倒在床上，也没脱鞋，“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说没有人会打个仗什么的就精神崩溃的。她说你可能是，就好比说这一辈子一直都是精神不稳定的。”

X伸手挡在眼前——床上方的灯光好像要把他照瞎了——然后说罗丽塔对事物的洞察力总是让人欣喜。

克莱瞥向他。“听着，你这个杂种，”他说道，“她对心理学知道的还就是比你他妈的洞察得多。”

“能不能把你的臭脚从我床上挪开？”

克莱的脚原地不动几秒钟，以示“别告诉我该把我的脚放哪里”，然后一摆腿，双脚着地，人跟着坐了起来。“反正我也要下楼了。沃克房间里的收音机开着。”但是，他并没有站起身，“嗨。我刚才在楼下还在跟那个新来的狗娘养的伯恩斯坦说呢。你记不记得那次我和你开到瓦隆涅，咱们被炮弹轰了他妈的得有两个小时，然后我们躺在洞里的时候，一只该死的猫跳到吉普车的车篷上，被我给打死了？记不记得？”

“是的——别再提那只猫的事了，克莱，去他妈的。我不想再听你提起了。”

“不是的，我就是想说我写信告诉罗丽塔这事了。她和心理学班上所有的人一起讨论过了。在课堂上啥的。还有那个该死的教授，全都参加了。”

“那挺好。我不想听这事了，克莱。”

“不是的，你知道罗丽塔说我为什么要随手给那猫来一枪吗？她说我是暂时性精神失常。没开玩笑。是因为被炮弹连轰什么的。”

X把手指插进自己的脏头发，往后梳理了一下，再次挡住眼睛。“你没有精神失常。你只是在尽忠职守，在那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像你一样英勇地干掉那只小猫咪。”

克莱狐疑地看着他。“你他妈的说的什么话？”

“那只猫是个间谍。你不得不随手给它一枪。它是个非常聪明的德国侏儒，披了件便宜的毛大衣。所以压根儿半点也谈不上野蛮、残忍、肮脏，甚至——”

“去他妈的！”克莱说道，嘴唇都绷紧了，“你就不能说句正经话吗？”

X突然感觉恶心，他在椅子里猛地转身，抓起废纸篓——刚刚来得及。

等他直起身再次转向他的客人时，发现克莱正尴尬地站在从床铺到房门的半路上。X想道歉，但是又改变了主意，伸手去拿香烟。

“下楼来听霍普的电台节目吧，嗨，”克莱说道，虽然继续保持距离，但还是想显得友好，“这对你有好处。我是说真的。”

“你快去吧，克莱……我要看我的集邮本。”

“是吗？你还有个集邮本？我都不知道——”

“我是开玩笑的。”

克莱慢腾腾地朝门口走了几步。“我过会儿可能要开车去艾斯塔尔德，”他说道，“他们有个舞会。可能要一直开到早上两点。想去吗？”

“不想去，谢谢……我也许会在房间里练几步。”

“好吧。晚安！悠着点儿，看在老天的分上。”门砰地关上了，然后又立即打开。“嗨，我把给罗丽塔的一封信塞你门底下行吗？我在里面加了点儿德文。你能帮我改改吗？”

“好的。现在你让我一个人清静会儿吧，真他妈的。”

“没问题，”克莱说，“你知道我妈妈写信怎么说吗？她信里说她很高兴我和你在一起，而且是整个战争都在一起。同一辆吉普车啥的。她说自从咱俩在一块儿之后，我写的信比以前通顺得多得多了。”

X抬起头看向他，然后用了很大的劲儿说：“谢谢。替我谢谢她。”

“我会的。晚安！”门砰地关上了，这次是真的关上了。

X坐在那里，盯着门看了很久，然后把椅子转向写字台，从地板上拿起他的便携式打字机。他在乱七八糟的桌面上清理出一块地方放打字机，把那一堆乱糟糟的没拆的信和包裹推到边上。他心想如果他给纽约的一个老朋友写封信也许是对自己比较快速的治疗法，不管成效多么微小。但是他没法把纸好好地塞进打字机辊筒里，这会儿他的手指颤抖得太厉害了。他把手垂在身体两侧，等了一会儿，又试了一次，但最后还是把纸揉作了一团。

他意识到应该把废纸篓拿出房间，但是他却一动也没动，而是把手臂放到打字机上，头又伏了上去，闭上了眼睛。

脑袋嗡嗡震颤几分钟之后，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斜睨着一只用绿纸包着的没打开的小小的包裹。可能是他在给打字机清理地方时从那一堆东西里掉出来的。他看到这个小包裹已经被转寄了好几次。在包裹的一侧，他就看到至少三个他以前的陆军军邮号码。

他毫无兴趣地打开包裹，甚至都没去看寄件人的地址。他点了根火柴把包裹绳烧断了。他更感兴趣的是看着绳子一路烧毁，而不是打开包裹，但他终于还是打开了。

盒子里面有一个用纱纸包着的小物件，上面放着一封墨水写的短信。他拿起信纸，念了起来。

——路十七号

德文郡，——，

一九四四年六月七日

亲爱的X中士：

希望你能原谅我一直过了三十八天才开始我们的通信，但是我一直非常忙，因为我的姨妈喉咙感染链球菌，几乎丧命，我便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接二连三的重任。然而，我时常想起你，还有那个我们相伴度过的极其愉快的午后，即一九四四年四月三十日三点四十五分至四点十五分，这是怕你万一已经记不太清了。

我们都为D日感到无比激动，也难免骇畏，但求这能加快促成战争的结束，以及这种至少也算是荒谬的生存方式的结束。我和查尔斯都很挂念你；我们希望你不属于第一批进攻敦廷半岛的部队。你不是吧？请你尽快回信。代向你夫人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您忠诚的，

艾斯美

又及：我冒昧地随信寄去我的手表，战斗期间你可以戴着它。我们短暂的会面中我没有注意你是否戴着表，但是这只表绝对防水，防震，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功用，比如可以测知步行速度。我深信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这只表对你肯定远比对我更有用，而且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件幸运的护身符收下。

我目前正在教查尔斯读书写字，我发现他是个极其聪慧的初学者，他也想在信上写几个字。请你一有时间和心情就回信吧。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爱你 吻你 查尔斯

过了不知有多久，X才把信纸放下，又不知过了多久，他才从盒子里取出艾斯美父亲的那块腕表。等到他终于把表拿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表的水晶面已经在邮寄过程中震碎了。他不知道表的其他部分是不是还完好，但他竟没有勇气拧拧发条做个检查。他只是握着表又坐了很久很久。然后，突然间，他几乎是狂喜般地发现，他感到了睡意。

一个人只要还能真正感到睡意，艾斯美，那他就总有希望再次成为一个——一个完——好——无——缺——的人。

美丽是嘴唇而我的眼睛碧绿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灰白头发的男人问那女孩，还颇带了点儿小小的恭顺，她会不会觉得他还是不接这个电话的好。女孩仿佛是从远处听到他的问话，把脸转向他，一只眼睛——对着灯光的那一只——闭得紧紧的，她睁着的那只眼睛非常大——且不管有多么大的欺骗性，而且那么的蓝，几乎呈现紫色。灰白头发的男人催她快点儿，于是她用右手臂支起身体，慢悠悠地，仅仅是不至于看起来太敷衍了事。她用左手把额前的头发往后掠了掠，说道：“上帝啊，我怎么知道。我是说你看呢？”灰白头发的男人说，接不接的他觉得也没什么天大的差别，一面把他的左手滑到女孩支撑身体的手臂底下，手指慢慢向上蠕动，在她的胳膊和胸壁的温暖表面上游走。他伸出右手去接电话。为了不用摸索就拿到话筒，他只能让自己的身子抬起来些，结果他的后脑勺跟灯罩擦了一下。在那一瞬间，他那一头白了大半的灰发在灯光下显得尤其好看，虽然有些晃眼。这会儿头发乱蓬蓬的，但显然刚刚理过——或者不如说是新打理过。后颈和鬓角剃得很短，是传统式样，两侧和头顶的头发却留得不是一般的长，事实上几乎有点儿看起来“出类拔萃”的意思。“喂？”他声音洪亮地对着话筒说道。女孩的那双眼睛仅仅是睁着而已，根本谈不上警觉或者关注，显示的不过是眼睛本身的大小和颜色罢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如石头般死硬，然而也有些粗鲁，语速一时快得几乎让人反胃——从电话线那头传来：“李？我吵醒你了吗？”

灰白头发的男人很快地朝他左边的女孩看了一眼。“是哪位？”他问道，“是阿瑟吗？”

“是的——我把你吵醒了吧？”

“没有，没有。我在床上，在看书呢。出什么事了吗？”

“你肯定我没吵醒你？你对天发誓？”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灰白头发的男人说，“事实上，我平均也就睡四个小时——”

“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李，你有没有碰巧注意到琼安妮是什么时候走的？你有没有碰巧注意到她是不是和艾伦伯根夫妻俩一起走的，有没有？”

灰白头发的男人又朝左边看了一眼，但这次目光投向高处，没有看女孩，她这会儿正像一个年轻的蓝眼睛的爱尔兰警察一样注视着他。“没有，阿瑟，我没注意到，”他说道，他的目光停留在房间远处幽暗的角落，墙壁与天花板连接的地方，“她难道不是和你一起走的吗？”

“不是。老天啊，不是的。这么说，你根本没看到她离开？”

“嗯，没有，事实上，我没看到，阿瑟，”灰白头发的男人说道，“说实话，事实上，我整个晚上什么也没看见。我刚一进门，就给缠住了，跟那个法国小丑，还是维也纳小丑，聊了个没完没了——谁知道他他妈的是什么人。每个这样的该死的外国佬都睁大了眼睛想捞点儿免费的法律咨询。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琼安妮不见了吗？”

“哦，天哪。谁知道呢？我也不知道。你知道的呀，她要是灌了一肚子酒然后非要走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她可能就是——”

“你给艾伦伯根他们打电话了？”灰白头发的男人问道。

“是的。他们还没到家。我也不知道。天哪，我甚至都不能肯定她是跟他们走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他妈就知道一件事。我受够了这样绞尽脑汁。我是说真的。这次我是说真的。我受够了。五年了。老天爷。”

“好啦，尽量放宽心，我说，阿瑟，”灰白头发的男人说，“首先，我要是没看错艾伦伯根夫妻俩的话，他们很可能是一起跳上辆出租车，又到格林尼治村去混上几个小时了。他们三个人可能会一起闯进——”

“我心里觉得她是到厨房里去跟哪个杂种干上了。我就是这么觉得。她总是一灌饱酒就在厨房里随便跟一个杂种搂脖子亲嘴。我是受够了。我对天发誓我这次是说真的。他妈的五个年头——”

“你现在在哪里，阿瑟？”灰白头发的男人问道，“在家吗？”

“是的。在家。家，我甜蜜的家。老天。”

“好吧，尽量放宽心——你是怎么——你喝醉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他妈的怎么知道？”

“行啊，听我说。放松。什么也别想，就是放松，”灰白头发的男人说，“你也清楚艾伦伯根两口子是怎么回事，看在老天的分上。很可能是这样，可能他们错过了最后一班火车。他们仨可能下一分钟就一起闯进你家大门了，说说笑笑，浑身夜总会的——”

“他们开车来的。”

“你怎么知道？”

“他们孩子的保姆。我们俩有过电光火石的对话。我们亲密得跟什么似的。我们像他妈一个豆荚里的两个豆子。”

“行了，行了。那又怎么样？你坐坐好，放松一下，行不行？”灰白头发的男人说，“他们仨可能下一分钟就翩然驾到了。听我的话没错。你也了解莱昂娜的。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一到纽约就都染上了这种康涅狄格州的热闹病。你也知道的呀。”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还是不知道。”

“你当然知道。用用你的想象力。那俩人可能生拉硬拽，硬是把琼安妮给——”

“听着。谁也不需要把琼安妮生拉硬拽到哪里去。别跟我来生拉硬拽那一套。”

“谁也没想给你来生拉硬拽那一套，阿瑟。”灰白头发的男人静静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原谅我。老天啊，我真是昏头了。说真的，你确定我没把你吵醒？”

“如果你把我吵醒了，我会告诉你的，阿瑟。”灰白头发的男人说。他下意识地把手从女孩的胳膊和胸壁之间抽了出来。“听着，阿瑟。你想要我的建议吗？”他问道，把紧连着话筒的电话线缠在手指间，“我是认真的，我说。你想要点建议吗？”

“是的。我不知道。老天啊，我害你睡不了觉。我干吗不干脆切了我的——”

“就听我说一分钟，”灰白头发的男人说，“首先——我是说真的——赶快上床，放松。给自己来一大杯美美的睡前酒，然后钻到——”

“睡前酒！你在开玩笑吗？老天啊，刚才两个小时里我已经消灭了大概一个夸脱了。睡前酒！我现在是一塌糊涂，我连动——”

“好吧。好吧。那就赶快上床吧，”灰白头发的男人说，“而且要放松——你听到我说的了吗？你倒说句实话，你这样坐着干着急有什么用吗？”

“是的，我知道。我根本连担心都不担心，看在老天的分上，但是你没法相信她！我对天发誓。我对天发誓你不能相信她。你能相信她的程度就跟你扔出去一个——我也不知道是扔出去什么。唉，有什么用呢？我他妈的快疯了。”

“好吧。这会儿别再想了。别再想了，我说。你就算帮我个忙行不行，使劲儿把这事抛到脑后去吧？”灰白头发的男人说，“要知道，你这是在——我确确实实觉得你这是在搞一个天大的——”

“你知道我在干吗？你知道我在干吗？我都没脸告诉你，但是你知道我差不多他妈的每天晚上都在干吗？我到家的时候？你想知道吗？”

“阿瑟，听着，这不是——”

“等等——我跟你说了吧，去他妈的。我是真的必须强压着自己不把公寓里每个该死的柜子门都开一遍——我对天发誓。每天晚上回到家里，我总觉得说不定屋子什么地方就能找到三五个杂种。开电梯的小子、送外卖的小子、警察——”

“好了。好了。咱们还是尽量放松点儿吧，阿瑟。”灰白头发的男人说。他突然朝右边看了一眼，那里有一根晚上早些时候点上的香烟，搁在烟灰缸上。不过显然已经灭了，他也没有拿起来。“首先，”他对着话筒说，“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很多次了，阿瑟，那恰恰是你最大的错误所在。你知道你在干吗？你想让我告诉你你在干吗吗？你是自找麻烦——我是说真的——你确确实实是自找麻烦折磨你自己。事实上，你这是在驱使琼安妮——”他打住了。“你是他妈的福气，她真是个不错的孩子。我是说真的。那个孩子品位高雅——有头脑[12]，这些你怎么一点儿都不说呢，看在老天的分上。”

“头脑！你在开玩笑吗？她有他妈的什么头脑！她就是个动物。”

灰白头发的男人似乎深吸了一口气，鼻孔翕动着。“我们都是动物，”他说，“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都是动物。”

“我们他妈的才不是动物呢。我不是什么该死的动物。我可能是一个愚蠢的、糊涂的二十世纪的狗娘养的，但我不是动物。别给我来这套。我不是动物——”

“听着，阿瑟。我们说这些没有——”

“头脑。耶稣啊，你知道这有多可笑吗？她还以为自己他妈的是个学问人呢。可笑就可笑在这里，真是笑死人了。她读读报纸上的戏剧版，然后看电视看到眼睛快瞎了——这就叫学问人。你知道我娶的是什么人吗？你想知道我娶的是什么人吗？我娶的可是当今最伟大的尚未发展的有待发现的女演员、小说家、心理分析师，是纽约一位他妈的没被欣赏的全能名人兼天才。这个你不知道了吧，是不是？老天啊，太可笑了，我都想把自己的喉咙给切了。念哥伦比亚大学夜校部的包法利夫人。包法利——”

“谁？”灰白头发的男人问道，声音有点儿愠怒。

“包法利夫人选修电视欣赏课。上帝，你要是知道——”

“好了，好了。你也知道这样说下去不解决任何问题。”灰白头发的男人说道。他转身向女孩做了个手势，两根手指放在嘴边，意思他想来根香烟。“首先，”他对着话筒说，“像你这样一个也算聪明绝顶的人，怎么做事简直毫无策略到了人类极限呢。”他直起身子，以便女孩能从他身后伸手去拿烟。“我是说真的。这表现在你的私生活上，也表现在你的——”

“头脑。哦，上帝，真要了我的命了！全能的基督啊！你听过她形容别人吗——某个男人，我是说？等你什么时候没事做了，帮我个忙，让她给你形容一下某个男人。她形容每个她见到的男人都是‘魅力十足’。哪怕是个最老、最邋遢、最油腻腻的——”

“好了，阿瑟，”灰白头发的男人断然说道，“这些话一点儿用都没有。毫无用处。”他从女孩那里接过一根点燃的烟。她点了两根。“顺便问一句，”他说，烟从鼻孔里喷出来，“你今天的事儿怎么样了？”

“什么？”

“你今天的事儿怎么样了？”灰白头发的男人重复了一遍，“那个案件结果怎么样？”

“哦，老天！我不知道。糟透了。我一切就绪，再过两分钟就要做总结陈词了，结果原告的律师，里斯伯格，传进那个疯疯癫癫的清洁女工，拿着一堆床单做证据——上面全是臭虫印。老天啊！”

“那么后来怎么样了？你输了？”灰白头发的男人问道，又吸了一口烟。

“你知道法官席上坐的是谁？维多利奥大娘。我死也搞不懂那个家伙跟我到底有什么过不去的。我嘴还没张他就给我劈头盖脸来一顿。跟那样的家伙你没法说理。不可能。”

灰白头发的男人转过头去看那个女孩在干吗。她已经拿起烟灰缸，放在他们俩中间了。“那你输了，还是怎么说？”他对着话筒说道。

“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输了？”

“是的。我本来要告诉你的。派对上太闹了，我没机会说。你觉得二老板会大发雷霆吗？倒不是说我他妈在乎他会怎么样，不过你觉得呢？你觉得他会吗？”

灰白头发的男人用左手在烟灰缸边缘蹭了蹭香烟灰。“我不认为他非大发雷霆不可，阿瑟，”他平静地说道，“不过，他因此而欢天喜地的可能性恐怕也是不大的。你知道我们代理这三家该死的旅馆有多久了吗？斯坦利老头亲自开创了整个——”

“我知道，我知道。二老板告诉我至少五十遍了。这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最美妙的故事之一。是啊，我是输了那场倒霉官司。可这压根儿不是我的错。首先，那个疯子维多利奥整个审判过程都在给我下套。还有那个白痴清洁女工干脆开始展示全是臭虫印的床单——”

“没人说是你的错，阿瑟，”灰白头发的男人说道，“你问我二老板会不会大发雷霆。我不过就是给你一个坦白的——”

“我知道——我知道那……我也不知道。管他呢。反正我也可能要回军队了。我跟你说这事了吗？”

灰白头发的男人再次把头转向女孩，也许是想让她看看，自己此刻的表情是如何克制忍耐，甚至有点苦行僧的味道了。可是女孩错过了没看到。她的膝盖刚把烟灰缸给碰翻了，她正赶紧用手指把散落的烟灰撮成一个小堆。她抬眼看他时刚好慢了一秒钟。“没有，你没说过，阿瑟。”他对着话筒说。

“是啊。我可能会的。我还不知道。我自然不是巴不得要去，能不去我也就不去了。不过我说不定只能去。我还不知道。至少，那是一种解脱。如果他们还我那顶小头盔、我那张又宽又大的写字桌，还有我那顶可爱的大蚊帐，也许就不会——”

“我真想往你那脑袋瓜里塞点理智进去，小伙子，我真想那么干来着，”灰白头发的男人说道，“照说你他妈的——你也算是一个聪明人哪，怎么说话完全像个孩子。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你让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滚雪球似的越搞越大，以至于把你的脑子他妈的全撑满了，搞得你完全不能胜任随便——”

“我早就该离开她的。你知道吗？去年夏天我就该做个了断了，当时我这个雪球是真滚得厉害——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没有？”

“阿瑟，看在上帝的分上。说这些一点儿用都没有。”

“等一等。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我可以告诉你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替她感到难过。真相就这么简单。我替她感到难过。”

“这个嘛，我不知道。我是说我无权发表意见，”灰白头发的男人说道，“不过在我看来，有件事你似乎忘了，那就是琼安妮是个成年女人。我不知道，不过在我看来——”

“成年女人！你疯了吗？她是个成年的孩子，看在老天的分上！你听我说，我正要刮胡子——听我说呀——我正要刮胡子，突然之间她从公寓最远的一头喊我。我就得去看看什么事——就是胡子刮到一半的时候，我那张倒霉的脸上全是泡沫。你知道她是要什么？她是要问我，我是不是觉得她有个聪明的脑袋。我对天发誓。她是不可救药了，我告诉你吧。她睡着的时候我会看着她，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相信我。”

“嗯，这事儿你应该了解得比——我是说我无权发表意见，”灰白头发的男人说，“问题是，他妈的，你根本没做任何有建设性的事来——”

“我们俩的结合是个错误，就这么回事。说穿了就这么回事。我们的结合是错到家了。你知道她需要什么吗？她需要一个话不多的大个子，隔一阵就过来把她一拳揍晕过去——然后回去继续把报纸看完。她需要的就是这个。我对她来说他妈的太软弱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点了——我对天发誓是这样。我是说，数你聪明，你从来没结过婚，不过人们结婚前，脑子里偶尔会闪过一些念头，预见到婚后的情景。我忽略了这一点。我把我那么多他妈的念头全都忽略了。我太软弱了。整个事情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

“你不是软弱。你只是不动脑子。”灰白头发的男人说道，从女孩手里接过一根新点的烟。

“我当然是软弱！我当然是软弱！他妈的，我是不是软弱我自己清楚！如果不是我软弱，你以为我还会让所有的事都弄到——啊，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当然是软弱。上帝啊，我让你一整夜没法睡觉了。你干吗他妈的不摔我电话呢？我是说真的。你就把我的电话挂上得了。”

“我不会挂你电话的，阿瑟。我想帮你，只要我的能力允许，”灰白头发的男人说，“事实上，你是你自己最大的——”

“她不尊重我。她甚至都不爱我，看在上帝的分上。基本上——说到底——我也不再爱她了。我也不知道。我爱，也不爱。总在变。总在摇摆。老天啊！每次我下定决心要采取行动了，然后我们出去吃饭，因为一件什么事，我们约好在什么地方见面，她戴着那副该死的白手套，还是别的什么的，走进来。我也不知道。或者我想起我们第一次开车去纽黑文看那场普林斯顿球赛。刚开下林荫大道，一只车胎就瘪了，天气冷得见鬼，然后她打着手电，我就修那该死的轮胎——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也不知道。或者我就开始想——老天啊，真是丢人——我就开始想我们刚开始交往时我寄给她的那首该死的诗：‘玫瑰是我的肤色又如白玉，美丽是嘴唇而我的眼睛碧绿。’老天啊，真是丢人——这诗以前总让我想起她。她的眼睛不是绿色的——她那双眼睛就像他妈的海贝壳，看在老天的分上——可是这诗还是让我想起她……我也不知道。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快疯了。把我电话挂了吧，你干吗不挂？我是说真的。”

灰白头发的男人清了清嗓子，说道：“我完全没想挂你的电话，阿瑟。只有一件——”

“她有一回给我买了一套西装。用她自己的钱。我跟你说过吗？”

“没有，我——”

“她径直走进特里普勒时装店，我想是那家，买了下来。我甚至都没跟她一起去。我是说，她还是有一些他妈的好的地方。可笑的是，这衣服还真合身呢。我只需要臀围那里收小一点——我说是裤子——还有长短。我是说她还是有些他妈的好的地方的。”

灰白头发的男人又听了一会儿。然后，他突然转向那女孩。他对她看了一眼，虽然只是那么一瞥，但已经充分告诉她电话那一头突然发生了什么。“我说，阿瑟。听着。这样没有任何好处，”他对着话筒说，“这样没有任何好处。我是说真的。喂，听着。我这么说可是诚心诚意的。你脱掉衣服，然后上床睡觉，像个男人样，好不好？放松一下？琼安妮说不定过两分钟就到家了。你也不想她瞧见你这副样子吧，是不是？该死的艾伦伯根两口子没准会跟她一起闯进来。你总不想让那么多人看到你这副样子吧，是不是？”他侧耳听着。“阿瑟？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上帝啊，我害你一夜没睡。我不管做什么事，我总是——”

“你没有害我一夜没睡，”灰白头发的男人说道，“快别这么想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嘛，我每晚平均也就睡四个小时。我想做的是，话说回来，就是帮帮你，只要我的能力允许，小伙子。”他侧耳听着，“阿瑟？你在那儿吗？”

“是的。我在。我听着。反正我已经害得你一夜不睡了。我能上你那儿去喝上一杯吗？你看行吗？”

灰白头发的男人把身子坐坐直，没拿电话的那只手心按在头顶上，说：“现在吗？你的意思是？”

“是啊。我是说如果你可以的话。我只待一分钟。我只是想在什么地方坐上一坐——我也不知道。这样行吗？”

“行啊，不过问题是我觉得你不应该那样，阿瑟，”灰白头发的男人说，同时把按在头顶上的手放下来，“我的意思是你来我再欢迎不过，可我确实觉得你应该坐坐好，放松自己，等着琼安妮飘进家门。我真是这样觉得。你要做的就是，在她飘进来的时候你人在家等着。我说得对不对？”

“是啊。我也不知道。我对天发誓，我不知道。”

“那么，我是知道的，我确实知道，”灰白头发的男人说，“听着。你干吗不现在就跳上床去，放松一下，过一会儿，如果你想的话，就给我打个电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跟人说话的话。还有千万别着急。这是最重要的。听到我的话吗？现在你能这么做吗？”

“好吧。”

灰白头发的男人把话筒在耳朵边继续放了一会儿，然后放回到机子上。

“他说什么来着？”女孩等不及地问他。

他把他那根烟从烟灰缸里拣出来——也就是说，从一堆吸过和吸了一半的烟头中挑出来，长长地吸了一口，说：“他要过来喝一杯。”

“天哪！你是怎么说的？”女孩说道。

“你不是听到我的话了嘛，”灰白头发的男人说，眼睛看着她，“你听得见我说话。不是吗？”他把烟掐灭了。

“你刚才真是厉害。绝对了不起，”女孩说，盯着他看，“天哪，我感觉跟条狗似的！”

“嗯，”灰白头发的男人说道，“这局面是挺棘手。我倒没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

“你是了不起。你真是厉害，”女孩说，“我都瘫了。我绝对是瘫了。你瞧瞧我！”

灰白头发的男人看着她。“嗯，说实话，这局面没法弄，”他说道，“我是说整个事情太离奇了，甚至都不是——”

“亲爱的——对不起，”女孩飞快地说，一面身子往前倾，“我觉得你是着火了。”她用几根手指在他手背上很快地干脆地拂了一下。“哦，没有。只是一点烟灰。”她身子靠了回去。“不是的，你刚才真了不起，”她说，“上帝啊，我绝对是感觉跟条狗似的！”

“嗯，局面确实是非常非常棘手。那家伙明显是在经受一场绝对的——”

电话铃突然响了。

灰白头发的男人说了声“老天啊”，但不等铃响第二次他就拿起了话筒。“喂？”他对着话筒说。

“是李吗？你睡着了吗？”

“不，没有。”

“听着，我只是寻思你会愿意知道。琼安妮已经闯进门了。”

“什么？”灰白头发的男人说，左手搭在眼睛上方，虽然灯是在他的身后。

“是啊。她刚刚闯了进来。我跟你通话后不到十秒钟。我只是觉得趁她上厕所该给你去个电话。听着，真是万分感谢，李。我是说真的——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你还没睡着吧，啊？”

“没，没有。我正要——没有，没有。”灰白头发的男人说道，手仍然搭在眼睛上方。他清了清嗓子。

“是的。事情明显是这样的，莱昂娜喝得烂醉，然后便他妈的大哭了一场，鲍勃就叫琼安妮跟他们一起出去上哪儿喝一杯，定定神。我是不知道。你知道的。乱成一团。反正，她也回家了。真是瞎胡闹。说实在的，我想都是因为这该死的纽约。我想，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没准会在康涅狄格州给自己找一块小地方。倒不一定非得特别远，只要远得让我们能他妈的过正常生活就行了。我是说她非常喜欢花花草草什么的。要是她能有一个自己的他妈的花园什么的她没准儿会乐疯的。知道我的意思吗？我是说——除了你——我们在纽约认识的不都是一群疯子吗？就算是正常人也迟早会给毁了的。知道我的意思吧？”

灰白头发的男人没有回答。挡在手掌后面的一双眼睛闭着。

“反正我准备今天晚上跟她谈谈这事儿。或者，也许明天。她还有些醉。我是说她根本上还是个非常不错的孩子，如果我们有机会把我们之间的事情理理顺，那么至少该试一试，否则我们岂不是他妈的太蠢了。既然这样了，我也打算把那件倒霉的臭虫案子理理顺。我一直在考虑。我刚才在想，李，你觉得怎么样，如果我亲自进去跟二老板谈一谈，我可能——”

“阿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很想——”

“我是说我不想让你觉得我重新打电话给你什么的是因为我担心我那份该死的工作什么的。我不是的。我是说基本上来说，看在老天的分上，我是真的不在乎。我只是想，要是我不费什么心思就能把二老板的事摆平，那我要是不去做岂不是他妈的傻到——”

“听着，阿瑟，”灰白头发的男人打断了他，一面把手从脸上移开，“我突然觉得头疼得要命。我也不知道这该死的头疼是怎么来的。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好不好？明天早上咱们再谈——行吗？”他又听了片刻，然后挂上电话。

女孩又等不及地跟他说话，可是他没有回答。他从烟灰缸里捡起一根点燃的香烟——是那女孩的——开始往嘴边送，但香烟从他手指间滑了下来。女孩想帮他拾起来，别烧到什么，但他却告诉她坐着别动，看在老天的分上。女孩抽回了自己的手。

德·杜米埃—史密斯的忧伤年华

假如这样做确实有任何意义——眼下还一点儿都想不出来——我觉得自己也许想用这篇故事，且不管它有多少价值，尤其有些部分是否还有一丁点儿的粗鄙——来纪念我那位已故的继父，粗鄙的罗伯特·阿加德加聂尔——大家都管他叫小鲍比，连我也是这么叫他——他一九四七年死于脑血栓，当然不能说毫无遗憾，但确实没一句抱怨的话。鲍比爱冒险，充满魅力，为人慷慨。（这么多年我一直强忍着不把这些美好的字眼儿用在他身上，这会儿觉得天塌下来也得一股脑儿地用上。）

我的父母一九二八年冬天离婚，那时我八岁，母亲这一年暮春嫁给鲍比·阿加德加聂尔。一年后，华尔街金融危机，鲍比和母亲顷刻间一无所有，不过到底还有一番柳暗花明。反正这么说吧，鲍比几乎一夜间从一个完了蛋的证券经纪人，一个武功全废的锦衣玉食者变成了美国独立艺术展馆及美术馆协会的经纪人兼鉴定师，虽然未必够格，但已然干劲十足。几个星期之后，一九三〇年初，我们这个三人组合从纽约搬到巴黎，更有利于鲍比在他的新行当大显身手。我当时十岁，即便算不上心冷如铁，至少也够酷，我自己觉得，那么大的一个转变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心理创伤。倒是九年之后重回纽约那一次，那是在我母亲去世三个月之后，我被击倒了，是重重的一击。

鲍比和我刚到纽约后的第一还是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我站在一辆挤得满满的公共汽车上，沿着列克星敦大街行驶。我抓着司机座边上的一根珐琅杆，跟我后面一个家伙屁股贴着屁股。连着好几站，司机对我们这些挤在前面的乘客重复一个简短的命令：“往车厢里面走。”有几个人试着挪了几步，也有一些没理他。最后，正好一个红灯，这个烦躁的家伙在椅子上一转身，抬头看着我，我正站在他身后。十九岁的我不戴帽子，黑头发，剃个欧洲大陆式样的平头，说不上有多干净，脑门凸起足有一英寸。司机压低声音，几乎是小心翼翼地跟我说话。“行了，伙计，”他说，“把你那屁股挪一下吧。”我想问题主要出在“伙计”这个词上。我甚至懒得稍微弯一下腰——我是说我懒得像他那样做出给人留面子和品位高雅的姿态——我用法语告诉他，他是一个粗俗、愚蠢、专横的白痴，别提让我多恶心了。然后，我几乎是扬扬自得地向车厢后面走去。

情况越来越糟糕。一天下午，大约是一周以后，我从利兹宾馆里出来，鲍比和我正无限期地住在那里，一时间我感觉好像纽约所有公共汽车上的座位都被卸下来，排在大街上，一场巨型的抢椅子游戏正在全力进行中。要是曼哈顿的教会给我发一道特许令，保证在我坐下前其他所有人都会有礼貌地站着，那么我也许还真会愿意参加这个游戏。但是很显然，不会有这样的特许令，于是我只能自己直接行动。我祈祷这个城市变得空无一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一——个——人：全纽约就属这个祈祷几乎从来不会被弄丢或是耽搁，顷刻间只要我碰到的东西一律变成结结实实的孤独。每天上午到下午三四点之前，我去四十八大道和列克星敦大街上的美术学校上课——是亲自去。我讨厌这个学校。（我和鲍比离开巴黎的前一个礼拜，我在由弗莱堡美术中心举办的全国少年美术展上得了三个一等奖。来美国的船上，我在特等客舱里照镜子，越看越觉得自己长得跟艾尔·格列柯[13]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每周有三个下午，放学后我就得去看牙医，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拔了八颗牙，三颗是门牙。另外两个下午我在美术馆里转悠，大都在五十七大道上，我就差没大声嘘那些美国作品了。傍晚一般是用来看书。我买了全套的“哈佛经典名著”系列——主要是因为鲍比说我们的套间里没地方放这些书——我有点变态地把五十本名著读了个遍。晚上我几乎雷打不动地在我和鲍比合用的卧室里竖起我的画架，在两张单人床之间，然后画画。我一九三九年的日记里写着，我在一个月里画了十八幅油画。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十七幅是我的自画像。不过，有时候可能是我的缪斯在捣乱，我也会收起颜料，画些卡通漫画。有一幅我现在还留着。上面是一个男人张开的洞穴般的大嘴，他正在看牙医。他的舌头干脆就是一张一百美元，一旁的牙医用法语忧伤地说：“臼齿可以保住，但是舌头恐怕只能拿掉了。”这幅画我那时喜欢得不得了。

作为同屋，我和鲍比的关系就像，怎么说呢，一个哈佛的老生和一个剑桥的报童，老生别提有多宽容，报童则别扭得不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逐渐发现我们俩一起爱着一个已经不在了的女人，但这同样无济于事。事实上，这个发现让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阿方索式的“您先请”[14]的关系，别扭得很。在浴室门口撞上的时候，我们开始彼此交换起活泼的笑容。

一九三九年五月的某个星期，大概是我和鲍比住进利兹宾馆后的第十个月，我在一份魁北克的报纸上（我一口气订了十六种法语报纸和杂志，这是其中之一）看到一个占了四分之一栏的招聘广告，是蒙特利尔一所美术函授学院的校长登的。广告建议所有符合要求者立即申请这个教员职位——事实上，广告的原话是“怀着十二万分的热情诚邀合格者应聘”——这是一所加拿大最新、最前卫的美术函授学院。广告申明应聘者得熟练掌握法语和英语，而且只有生活节制、品行端正者方可应聘。“古典大师之友”[15]夏季课程将于六月正式开学。应聘者要附上自己的代表作品，必须包括学院风格和商业风格两类，寄给校长I.尤申拓先生，前东京皇家美术学院院长。

我觉得自己实在太合格了，立马从鲍比的床底下拿出他的赫尔墨斯小型打字机，给尤申拓先生洋洋洒洒写了一封长信，用的是法语——为此把列克星敦大街美术学校上午的课都翘了。第一段就写了得有三页纸，简直一气呵成。我说自己今年二十九岁，是奥诺勒·杜米埃[16]的侄孙。我说我妻子不久前去世，我便离开法国南部的庄园，搬来美国——临时的，这要说清楚——和一个体弱多病的亲戚住在一起。我说自己一直都在画画，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了，但是，因为听了毕加索的建议，我从来没有办过画展，毕加索是我父母的故交挚友之一。不过，我有好几幅油画和水彩画现在就挂在巴黎最有身份的几户人家里，当然不是暴发户[17]。这些画已经获得眼下说话最有分量的一些评论家的相当关注。我接着说，随着我妻子患溃疡性癌症不幸早逝，我还真考虑过从此不再握笔作画了。但是最近的一些经济问题迫使我改变初衷。我说我会第一时间给巴黎的经济人写信，让他们把我的一些作品寄过来，一旦收到，我会立即寄往“古典大师之友”，并对此深感荣幸。落款是“后辈小生，让·德·杜米埃—史密斯”。

我选这个假名花的时间，几乎跟写这封信差不多。

信写在包装用的纱纸上，但我把信装在利兹宾馆的信封里。我在信封上贴了一张快递邮票，是在鲍比的顶格抽屉里找到的，然后拿下楼，投在大厅的总信箱里。半路上我跟负责收发信件的宾馆职员（这人毫无疑问非常讨厌我）打了个招呼，让他留心寄给杜米埃—史密斯的信。接着，大约两点半的时候，我溜进四十八大道美术学院里的解剖课，一点四十五开始的。我头一次觉得班上的同学看着还算挺有人样的。

接下来的四天，我用所有的课余时间，加上本来不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时间，画了大概不止一打的样画，按我自己觉得典型的美国商业画风格。大多数是淡水彩，但偶尔为了露一手，我也来点儿素描：我画穿着晚装的人从高级轿车里钻出来，出席首映式——苗条、挺拔、超级时髦的一对对男女，显然一辈子从来不曾因为忽视腋下清洁而给别人带来痛苦——事实上，这些男女也许根本就没有腋窝；我画皮肤晒成棕色、身材魁梧的年轻人，穿着白色的晚礼服，坐在白色的餐桌边，身旁就是松绿色的游泳池，他们正兴高采烈地互相祝酒，举着高杯酒，是正流行的黑麦威士忌，虽然价格便宜；我画脸蛋红扑扑、天生该上广告牌的小孩，快乐健康得不能自已，高举着空碗，好声好气地要求再来份早饭；我画嬉笑着的大胸脯姑娘，玩着滑水板，什么烦恼都没有，盖因她们受到充足的保护，诸如牙龈流血、脸上长粉刺、头发难看、人寿保险有问题或者保得还不够这一类的全民性烦恼，统统落不到这些姑娘头上；我还画家庭主妇，除非搞到称心的肥皂，否则她们会任由自己蓬头垢面，仪态尽失，孩子不听话，丈夫没感情，两只手皮肤粗糙（虽然手指挺细），厨房乱七八糟（大倒是大）。

这些样画完成之后，我立即把它们寄给尤申拓先生，还有大概半打左右非商业风格的作品，是我从法国带过来的。我还夹了一张纸条，尽量用漫不经心的口吻，只是给一个极其感人的小故事开了个头，讲述我是如何独自一人，历尽各种磨难，最终到达白雪皑皑、高处不胜寒的事业顶峰，走的完全是最纯正的浪漫主义传统道路。

接下来的几天我简直坐立不安，不过没出一个星期，尤申拓先生来了一封信，接受我为“古典大师之友”的教员。信是用英语写的，尽管我的信用的是法语。（我后来得知尤申拓先生只会说法语，不会英语，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回信的事派给了尤申拓太太，她会一些基本的英语。）尤申拓先生说夏季班可能是全年最忙的，六月二十四日开课。他指出，这样的话我有大概五个星期的时间，可以用来处理完自己的事务。对于我最近情感和经济上的挫折，他则表达了无限的同情。他希望我能安排自己在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天，到“古典大师之友”报到，以便熟悉我的工作，并与其他教员们结为“挚友”（我后来才知道，所谓其他教员一共有两个，就是尤申拓先生和尤申拓太太）。学校的政策不允许预支交通费，对此他深表遗憾。起薪为二十八美元一周——这数目算不上大，尤申拓先生说他明白这一点，但考虑到学校提供住宿和营养丰富的膳食，加上他在我身上感觉到一股真正的职业精神，他希望我不至于因为起薪微薄而沮丧。他热切期待我发去正式接受此职位的电报，并愉快地期待我的到来，落款是我真诚的新朋友、新雇主，I.尤申拓，前东京皇家美术学院院长。

我正式接受此职位的电报五分钟之后发出。奇怪的是，我一时激动，或者也很可能是因为用鲍比的电话发电报有点儿罪恶感，我竟然刻意约束自己的文风，电报一共只写了十个字。

那天傍晚七点，我像往常一样跟鲍比在椭圆餐厅里碰头吃晚饭。我看到他带了个客人，心里不由烦得慌。我最近的这些课外动作跟他一个字也没提过，连暗示都没有，我正急不可待地要向他宣布这个已经敲定了的惊人消息——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那位客人是个长相出众的年轻女人，刚离婚几个月，鲍比最近常跟她见面，我也在好几个场合见过她。她整体来说不乏魅力，还努力对我表示友好，试图温柔地卸下我的武装——或者至少是我的头盔——我把她的这些表示一概理解为邀请我第一时间跟她上床的某种暗示——就是只要鲍比稍有不备的时候，毕竟鲍比对她来说年纪太大了。整个晚饭期间我都充满戒备，很少说话。最终，在喝咖啡的时候，我三言两语把这个夏天的计划讲了一下。等我说完，鲍比提了几个正中要害的问题。我冷冷地做了回答，超级简短，一副嫡传皇太子无可指摘的模样。

“哦，听起来真有意思！”鲍比的客人说，放荡地等着我从桌子底下把自己在蒙特利尔的地址塞给她。

“我以为你要跟我一起去罗得岛。”鲍比说。

“哦，亲爱的，你别这么扫人家的兴嘛。”X夫人对他说。

“没有，我只是想再多了解一点儿情况。”鲍比说。但我自以为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已经在琢磨怎么把已经预订的去罗得岛的火车包厢改成下铺票了。

“我倒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好玩、最了不得的事呢。”X夫人热情地对我说。她的眼睛闪着堕落的邪光。

那个星期天，我踏上蒙特利尔温莎车站的站台，穿一件双排扣的米色华达呢西服（我对这件衣服是真他妈情有独钟），里面一件藏青色的法兰绒衬衫，系一根鲜黄色的棉领带，棕白相间的皮鞋，头戴巴拿马帽（是鲍比的帽子，我戴着嫌小），加上一撇红棕色的小胡子，蓄了有三个礼拜。尤申拓先生在车站等我。他个头很小，不到五英尺高，穿一件脏兮兮的亚麻西服，黑皮鞋，戴一顶毡帽，一圈帽檐往上翘着。我们握手的时候，我记得他既没笑，也没说话。他的表情可谓高深莫测——我用的这个词直接来自萨克斯·洛莫的傅满洲[18]系列的法语版。我自己却是不由自主地把嘴巴咧得老大，想笑小点儿都不行，更别说绷着不笑了。

从温莎车站到学校，坐公共汽车大约走了几英里的路。尤申拓先生一路上说了也不知有没有五个字。尽管如此，我的嘴巴就没停过，也可能是因为他的沉默我才说个没完，一只脚的脚脖子架在另一只的膝盖上，手心一冒汗就往袜子上抹。我迫不及待地把之前那些谎言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包括我跟杜米埃的亲戚关系，我的亡妻，我在法国南部的小庄园——而且还好一顿添油加醋。最后，为了让我自己别再纠结于这些痛苦的回忆（还真开始有那么点儿痛苦了），我把话题转移到我父母最要好的老朋友——毕加索身上。我管他叫“可怜的毕加索”[19]。（我之所以选毕加索，是因为我觉得他是美国最出名的法国画家。我根本就是把加拿大算作了美国的一部分。）我回忆起自己曾多少次对毕加索说：“毕加索先生，您要去哪里？”[20]而这位大师，每次听到这个穿透力十足的问题，都会慢慢地、步履沉重地走到他工作室的另一头，去看他那幅《杂技演员》的小型复制品，曾经的辉煌如今焉在？我刻意渲染自己对这位昔日巨擘的满腔同情，也是要让尤申拓先生长点儿见识。我们下车的时候，我跟尤申拓先生说，毕加索的问题在于，他从来不听别人在说什么——哪怕是他最亲密的朋友。

一九三九年的“古典大师之友”位于凡尔登，蒙特利尔最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在一幢毫无特色的三层小楼的二楼——实际是幢公寓楼。学校楼下是一家矫形器材店。“古典大师之友”包括一个大房间和一个没有插销的狭小厕所。不过话说回来，我一进屋还是觉得整个地方看起来相当对胃口。这里面是有原因的。“教员室”的墙壁上挂了很多镶框画——全是水彩画——作者即尤申拓先生本人。直到现在，我还时不时在梦里看到一只白雁飞过淡蓝色的天空，大雁的羽毛映射出淡蓝的天光，也可能是天之蓝的神韵——那是我见过的最大胆、最精湛的画匠手艺之一。那幅画就挂在尤申拓太太的桌子后面。就是这幅画成就了这个房间——还有另外一两幅跟它质量相当的画。

我和尤申拓先生走进教员室的时候，尤申拓太太正拿着一把短柄扫帚在扫地，她穿一件漂亮的黑樱桃色的丝质和服。她头发花白，比她丈夫高了有一个头，五官更像马来人，而不是日本人。她停下手里的扫把，迎了上来，尤申拓先生简单地给我们做了介绍。我觉得她看上去就跟尤申拓先生一样高深莫测，几乎还要更胜一筹。接着，尤申拓先生提出带我去看我的房间，他解释（用法语）那是他儿子的房间，最近刚腾出来，因为他儿子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农场干活。（他在汽车上那样半天不吭声，这会儿能听到他说几句连贯话，我满心感激，一副听得兴高采烈的样子。）他开始为他儿子的房间里没有椅子向我道歉——只有放在地板上的垫子——但我立马要他放一百个心，还说没有椅子我才求之不得呢。（事实上，我想我的原话是我对椅子深恶痛绝。我太紧张了，如果他当时跟我说他儿子的房间白天黑夜都浸着一英尺深的水，我没准儿也会高兴地“啊”一声。没准儿我还会说我有一种特殊的脚病，需要每天在水里泡上八小时呢。）接着，他带我爬上一架嘎吱作响的木梯子，来到我的房间。半途中我毫不含糊地告诉他，我是个佛门弟子。后来我发现，他和尤申拓太太都是基督教长老会的信徒。

那天晚上半夜，我醒着躺在床上，尤申拓太太的日本—马来亚晚饭还盘在我的胸口，一大坨忽上忽下，跟坐电梯似的。这时我听到也不知是男的还是女的尤申拓，开始在梦里呻吟起来，就隔着一堵墙。呻吟声尖而细，时断时续，听起来不像是成年人发出的，更像一个发育不太正常的可怜的婴儿，或者一只畸形的不知什么小动物。（这呻吟成了每晚必演的节目。我始终没能搞清楚是尤申拓夫妇中的哪一位，更别说为什么了。）躺着听这声音变得无法忍受，我爬下床，穿上拖鞋，摸黑走到垫子边，在其中一个垫子上坐了下来。我盘腿坐了几个小时，一个劲儿地抽烟，在拖鞋面上掐灭烟头，再放进我睡衣胸前的口袋里。（尤申拓夫妇不抽烟，合同里也没提到过烟灰缸。）我大概早晨五点左右才睡着。

六点半，尤申拓先生敲我的门，告知六点四十五分吃早饭。隔着门，他问我晚上睡得怎么样，我回答：“好！”[21]然后我开始穿衣服——套上我的蓝西服，我觉得开学第一天教员穿西服会比较得体，系一条红色的苏尔卡领带，是我妈给我的——也没洗漱，就冲下楼，进了尤申拓夫妇的厨房。尤申拓太太站在炉前，正在做鱼。尤申拓先生穿着BVD内衣和长裤，坐在饭桌前，看一份日本报纸。他冲我点点头，不置可否的样子。他们俩看上去都高深莫测到了极点。很快，一盘不知什么鱼被端到我的面前，盘子边上依稀可见一丝凝结住的番茄酱。尤申拓太太用英语问我——她的口音出人意料的悦耳——我是不是更想要个鸡蛋，但是我说：“别，别，夫人——谢谢！”[22]我说我从来不吃鸡蛋。尤申拓先生把报纸靠在我的水杯上，我们三个在一片寂静中吃着早饭——应该说，他们在一片寂静中吃着早饭，我则是在一片寂静中做着机械的吞咽活动。

早饭后，尤申拓先生就在厨房里套上一件没有领子的衬衫，尤申拓太太解下围裙，然后我们三个多少有些尴尬地排着队下了楼梯，走进教员室。尤申拓先生宽大的写字台上乱七八糟地摞着一打多的马尼拉纸信封，很大，鼓鼓囊囊的，全都没打开。在我眼里，它们看上去就像一群头发梳得油亮齐整的新生。尤申拓先生领我到我的桌子前，在房间的另一头，孤零零的一角，让我坐下。随后，他打开几只信封，尤申拓太太站在他边上。他和尤申拓太太俩人似乎很有条理地在给这些信分类，不时互相商量几句，是用日语。而我则坐在房间的另一头，蓝西装加红领带，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既机灵又耐心，而且，多少还得显得是这个组织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从里面夹克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绘图铅笔，是我从纽约带来的，然后把它们一支支放在桌上，弄出很大的声响。尤申拓先生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朝我看了一眼，我赶紧冲他绽放一个灿烂的笑容。然后，他们俩突然在各自的桌子前坐了下来，开始工作，既没对我说一句话，也没朝我看一眼。那时大概是七点半。

九点左右的时候，尤申拓先生拿下眼镜，起身轻轻地走到我桌子边上，手里拿着一摞纸。我大约有一个半小时什么也没干，专注于努力让自己的肚子别叫得太响。见他走近，我立即站了起来，稍稍弓着腰，怕自己高太多，显得不尊重。他把手里的一摞纸递给我，问我是否可以把他写的法语评语翻译成英语。我说：“是，先生！”[23]他微微一鞠躬，又轻轻地走回到自己的桌子边。我把我的一把绘图铅笔推到桌子边上，拿出水笔，开始埋头——几近心碎地——工作。

像许多真正优秀的艺术家一样，尤申拓先生教绘画一点儿也不比一个一般的艺术家好到哪里去，只要那个一般的艺术家有点儿教书的天分就行。他实事求是的修改——就是在学生的画作上蒙一张透明纸，然后在透明纸上修改学生的画——加上他在画作背后写的文字评论——他确实可以教一个多少有点儿绘画天分的学生怎么画一头一眼就能认出来的猪，关在一个一眼就能认出来的猪圈里，或者甚至是一头生动别致的猪，关在一个生动别致的猪圈里。但是，他再也别想教任何人怎么画一头美丽的猪，关在一个美丽的猪圈里（而他那些程度稍好些的学生打开回信时，最渴望领受的赐教无非就是这个小小的技巧）。不过我得补充一句，他并非有意或者无意地吝啬于分享他的才能，或者故意处处留一手，而是他压根儿就不会教人画画。对我来说，这个无情的事实本身一点儿也不出人意料，所以并不至于让我乱了方寸，但确实起到某种叠加效果（考虑到我坐在什么地方），越接近午饭时间，我就越发加倍小心，不然手掌根的汗水真会把我做的翻译都给化了。偏偏尤申拓先生的字迹几乎难以辨认，就好像这一切还不够糟糕透顶似的。总之，午饭时间一到，我拒绝了尤申拓夫妇一起用餐的邀请。我说我得去趟邮局。然后我几乎是奔下楼梯，一头冲到大街上，快步疾走，完全不顾方向，穿过一条条陌生而破败的街道，仿佛是走在一个迷宫里。路过一家午餐酒吧，我径直走进去，一口气吞下四根科尼红肠热狗、三杯浑浊的咖啡。

回“古典大师之友”的路上，我心里犯起嘀咕，一开始只不过是有点儿灰心丧气，这种感觉不陌生，凭经验我多多少少也知道怎么应付，但是随后我想到尤申拓先生整个早上就让我做翻译，这其中是不是有点儿针对我的意思。难道这个老傅满洲打一开始就看穿了我那些障眼法和小动作，就知道我是个嘴上长毛的十九岁的臭小子？一想到有这种可能性，我简直就受不了。而且我心里也慢慢地有些愤愤不平。我这样一个人——获过三次一等奖，又是毕加索的密友（我当时还真开始觉得自己就是毕加索的密友了）——竟然被当作翻译来用。就算我有罪，也罪不至此。就说我的胡子吧，再稀稀拉拉，那也确实是我自己的胡子，又不是用胶水粘上去的。我一面匆匆往学校赶，一面摩挲我的胡子，多少感到些安慰。但是我想得越多，就走得越快，最后简直是一路小跑，就好像随时有可能会有石头从四面八方朝我扔过来。

虽然我吃中饭不过花了四十分钟的时间，但是我回去的时候，尤申拓夫妻俩都已经坐在桌子前开始工作了。他们既没有抬头，也没有任何听到我进屋的表示。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走到自己的桌子前，坐了下来。我直挺挺、一动不动地坐了十五到二十分钟，脑子里闪过各种关于毕加索的最新的逸闻趣事，以防尤申拓先生突然站起来，然后走过来揭穿我。接着，他真的突然站起来，走了过来。我也站了起来——有必要的话，我会当头给他来一段儿最新的毕加索趣闻，但要命的是，他走到跟前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还没想好情节。于是我灵机一动，开始盛赞尤申拓太太身后挂着的那幅飞雁图。我长篇大论地夸了半天。我说我在巴黎认识一个人——是个很有钱的瘫子，我这么说的——这幅画要他出多少钱他都会愿意。然而幸运的是，尤申拓先生说这幅画的主人是他的一个表亲，那人眼下正在日本探亲。接着，我还没来得及表达我的遗憾，他就问我——称我为杜米埃—史密斯先生——是否愿意批改几幅画作。他走回自己的桌子跟前，抱起三个巨大的、鼓鼓囊囊的信封，过来放在我的桌子上。我愣愣地站在原地，一面不停地点头，一只手摸索夹克，找我已经放回去的画图铅笔。尤申拓先生向我解释了学校的授课方法（或者不如说是没有方法的方法）。他走回到自己的桌子边，我又花了几分钟才回过神来。

派给我的三个学生都是说英语的。第一个是位二十三岁的多伦多家庭主妇，自称笔名为班比·克莱莫尔，她让学校给她寄信的时候也用这个名字。所有“古典大师之友”的新生都要填写问卷表，并附上个人照片。克莱莫尔小姐寄的照片是用有光纸打印的，8英寸×10英寸，照片上的她戴着一根脚链，穿一件无带泳衣，头上扣一顶白色的帆布水手帽。在她的问卷表上，她说自己最喜欢的画家是伦布朗和迪斯尼。她说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赶上这两位画家的水平。她的习作跟照片别在一起，更像是照片的附属品。每一张作品都很抓人，其中有一张尤其让人过目难忘。这张过目难忘的是用鲜艳的水彩画的，标题是“宽恕他们的逾越吧”。画面上一个看起来怪模怪样的水塘，三个男孩正在钓鱼，旁边一块告示牌上写着：“严禁钓鱼！”其中一个男孩的夹克搭在告示牌上。画面前方的一个男孩个子最高，看起来一只脚有佝偻病，另一只脚则像有象皮病——之所以会是这个效果，很明显是因为克莱莫尔小姐刻意想把男孩的站姿表现为两只脚微微叉开着。

我的第二个学生是个五十六岁的“协会摄影师”，来自安大略省温莎市，名叫霍华德·里奇菲尔德。他说他老婆这么多年一直紧赶着他向绘画这一行发展。他最喜欢的画家是伦布朗、萨金特和“提坦”[24]，但他又颇为深思熟虑地补充了一句，他本人无意按那些画家的风格来创作。他说他对绘画的兴趣主要是在于其讽刺的一面，而非附庸风雅的一面。作为对这一信条的说明，他交了不少原创的素描和油画。他有一幅画作——我觉得算是他的代表作吧——这么多年了，仍然让我印象深刻，就好比，这么说吧，类似《甜蜜的苏》或者《叫你一声心肝》之类的流行歌曲的歌词。这幅画要讽刺的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日常悲剧：一位贞洁的年轻女子，金发披肩，双乳高耸，正遭受她的牧师的凌辱，且就在教堂里，在圣坛的阴影之下。两个人物衣衫不整的模样可谓栩栩如生。事实上，这幅画里的讽刺意味倒没怎么震撼到我，真正让我惊叹的是作者的画技。要不是我知道我这两个学生的住处隔了好几百英里，我很可能会发誓里奇菲尔德的画是从班比·克莱莫尔那里获得了某些纯技术上的支持。

我时年十九岁，除非是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一旦遇到什么危机，我体内的幽默感会比其他任何功能都更早地遭受局部或整体瘫痪。里奇菲尔德和克莱莫尔小姐令我百感交集，唯独没能让我感到有意思。我在批改他们作品的过程中，有那么三四次，真想站起来，然后向尤申拓先生发出正式的抗议，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的抗议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想我是害怕自己有可能走到他的桌子边，结果只是尖着嗓子报告：“我母亲死了，我不得不跟她的好好丈夫一起住，纽约又没有一个会说法语的人，而且你儿子的房间里连把椅子都没有。你怎么能指望我教这两个疯子画画呢？”最后，由于常年以来训练自己要坐着承受绝望，我没有起身，还挺容易做到的。我打开了第三个学生的信封。

我的第三个学生是圣约瑟夫姐妹修道院的一名修女，名叫艾尔玛嬷嬷。她在多伦多郊外的一所修道院附属小学里教“烹饪和美术”。至于她信封里的内容，我还是完全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不如先提一句，艾尔玛嬷嬷没有附她自己的照片，而是夹了一张她的修道院的全景快照，也没有一句解释的话。我还记得问卷表的学生年龄一栏她也是空着没填。除此之外，她的问卷填得，这么说吧，这个世上就没有哪份问卷配得上她那样的填写。她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出生长大，她的父亲是“福特汽车检验员”。她的教育程度是高中一年级。她没有正式学习过绘画。她说她教美术的唯一原因是某某嬷嬷过世了，然后齐默尔曼神父（这个名字给我感觉特别扎眼，因为那个拔了我八颗牙的牙医也姓齐默尔曼）——齐默尔曼神父就选了她来顶缺。她说：“我的烹饪班上有三十四个小朋友，我的美术班上有十八个小朋友。”她的兴趣是热爱她的主耶稣以及主耶稣的圣言，另外“收集落叶，只是当它们躺在地上的时候”。她最喜欢的画家是道格拉斯·邦亭。（我不妨说一句，有很多年时间我一直在到处搜寻这个画家，但始终没有结果）。她说她的那些小朋友总是喜欢“画正在跑动中的人物，那是我最不会画的”。她说她会努力学习画得更好，并希望我们别对她失去耐心。

信封里一共只有六幅她的习作。（她所有的作品都没有签名——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在当时我的学生里属于少数派，很让人耳目一新。班比·克莱莫尔和里奇菲尔德的画每一张都签了名，或者是签他们名字的字母缩写——后者往往更让人心烦。）时隔十三年，这六幅艾尔玛嬷嬷的习作我不仅全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其中四幅我有时候觉得记得未免有点儿太清楚了，以至于会影响自己内心的平静。她最好的一幅是水彩画，画在褐纸上。（褐纸，尤其是包装纸，用来画画是很好很舒服的。许多有经验的画家都用过褐纸，只要不是准备画大手笔的巨著。）这幅画，尽管尺寸很小（大约10英寸×12英寸），但极其细致入微，画面描述基督正被抬往他的墓穴，位于亚利马太的约瑟的花园里。右前方两个男子吃力地抬着耶稣的尸体，看样子像是约瑟的仆人。（亚利马太的）约瑟本人就跟在他们身后——在当时的情景下，身板也许挺得有点儿太直了。约瑟的后面是加利利的女人们，和他隔着相当一段距离以示尊重，她们混在参差不齐、挤挤攘攘的人群中，有哭丧的，有看热闹的；有小孩儿，还有不下三条活蹦乱跳、毫无虔敬之意的野狗。对我来说，这幅画的主角是左前方的一个女人，正对着观画的人。她高举右手，拼命在向谁招手——也许是她的孩子，也许是丈夫，也许就是观画的人——示意快扔掉手头的活儿，赶紧过来。人群的前头有两个女人，头顶着光环。我手边没有《圣经》，所以只能大概猜想她们的身份。但是我立即认出了抹大拉的马利亚[25]。总之，我能肯定我认出了她。她位于画面正中，显然刻意与人群保持距离，手臂垂在身子两边。她并没有把悲伤写在脸上，这么说吧——虽然她与新亡者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但她周身没有流露丝毫的痕迹。她的脸，跟画面中所有的脸一样，用的是便宜的、现成的肉色颜料。艾尔玛嬷嬷本人明显对这个颜色不满意到了极点，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试图让人物脸色更柔和一些。除此之外，这幅画没有什么别的大毛病。也就是说，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毛病，除非要吹毛求疵。从任何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一幅艺术家的作品，饱含极高的、井井有条的天赋，以及天知道多少小时的艰苦创作。

我最初的反应之一自然又是夹着艾尔玛嬷嬷的信封冲过去找尤申拓先生。不过我还是再次端坐着没动。艾尔玛嬷嬷有可能被夺走，我可不想冒这个险。最后，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整理好她的信封，放在桌子的一角，兴奋地计划着当天晚上用自己的时间好好修改她的画。接着，我把那天下午的时间都用在修改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的（无性器官）男女裸体，作者画得既彬彬有礼又下流无耻，而我则改得很耐心，我没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耐心，甚至几乎是怀着善意。

到晚饭时间，我解开衬衫的三颗纽扣，把艾尔玛嬷嬷的信封藏进去，这样无论是小偷还是尤申拓夫妇都不可能掏了走，到底安全第一。

“古典大师之友”的晚饭程序无须费舌，雷打不动。五点三十分整，尤申拓太太从桌子边站起身，上楼准备晚饭，六点整，我和尤申拓先生——还是一前一后——上楼。绝不会节外生枝做点别的什么，无论多么重要还是出于卫生考虑。不过，那天傍晚，我的胸口被艾尔玛嬷嬷的信封温暖着，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事实上，整个晚饭期间，我出奇的活泼友爱。我即兴来了一段格外精彩的毕加索逸事，本来应该留着下雨天再说的。尤申拓先生几乎没有放下过手里的日语报纸，但是尤申拓太太看起来有点儿反应，至少不能说毫无反应。反正我讲完后，她跟我说话了，那是她自打那天早上问了我要不要来个鸡蛋之后第一次跟我说话。她问我是不是真的不想在房间里加把椅子。我赶紧说：“别，别——谢谢，夫人。”[26]我说地板上的垫子靠墙放着，那样正好让我有机会练习挺直背部。我站起来让她看看我的背有多弯。

晚饭后，我礼貌地告辞，尤申拓夫妇正在讨论什么话题，用的是日语，也许话题比较敏感。尤申拓先生看着我，就好像他有点儿奇怪我怎么会出现在他的厨房里，然后他点了点头，我便迅速下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我打开顶灯，关上门，从口袋里拿出绘图铅笔，然后脱掉夹克，解开衬衫纽扣，在一个垫子上坐下来，手里拿着艾尔玛嬷嬷的信封。我把要用的东西一字摊开，便开始着手满足艾尔玛嬷嬷在艺术上的迫切需求，就这样一直忙到凌晨四点多。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画了十一二张铅笔素描。我没有到楼下教员室去拿画图纸，而是画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正反两面。画完之后，我写了一封长信，几乎是没完没了的一封信。

我一辈子爱积攒，就跟一只特别神经质的喜鹊似的，这封于一九三九年六月某晚写给艾尔玛嬷嬷的信的最后第二份草稿还保留着。我可以在这里一字不落地抄录下来，但是没有这个必要。信的主体部分（我是说主体）是向她指出她作品中的小问题，问题出在哪里，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色彩方面。我列举了她不能缺少的一些画家的必备工具，也附上了大概的价格。我问她谁是道格拉斯·邦亭。我问她在哪里可以看到邦亭的作品。我问她（我也知道问得离谱）有没有看过安托内罗·达·梅西纳作品的复制品。我恳请她告诉我她多大了，并且花了大量笔墨向她保证我决不会向第二个人透露这一信息。我说问她年龄的唯一原因是这将有助于我更有效地指导她。紧接着的下面一句，我就问她修道院是否允许她会客。

我想，最后那几行字（一立方英尺的篇章）应该抄在这里——句法、标点，一股脑儿地抄下来。

……顺便说一句，如果你会说法语，希望你能告诉我，因为我的法语表达十分流利，青少年时期一大半主要是在法国巴黎度过的。

既然你尤为关注如何画正在跑动中的人物，以便把这一技巧教授给修道院里的学生，我在信里附了几幅本人亲手绘制的草图，仅供参考。你不难发现草图系仓促成就，委实谈不上完美，几乎可谓不值一哂，但我觉得尚能示范一些你感兴趣的基本要领。不幸的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恐怕没有什么成体系的教学方法。你的水平已经相当之高，这是我深感欣慰的，但我不知道校长期待我能为其他的学生做点什么，依我之见，那些学生颇为弱智，实属蠢徒朽木。

不幸的是，本人是不可知论者；然而，我对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怀有一定程度的钦佩，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人们即将用一根通红灼热的烙铁烫他（阿西西的圣方济各[27]）的一个眼球时，他说的那句话不知你是否也谙熟于胸？他是这样说的：“火兄，上帝造你为美丽、强大而有用；我祈祷你能对我以礼相待。”依我之见，你绘画的风格与他这番话略有相似之处，可谓异曲同工。对了，我能否冒昧问一句，前景处的那位蓝衣少妇是否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当然我说的是刚跟你讨论过的那幅画。如果她不是，那我就是可悲地自欺了一场。不过，这也时常发生。

希望你能明白，只要你一天是“古典大师之友”的学生，我便一天随时待命。坦诚地说，我认为你天赋极高，你若不出几年便成长为一位天才人物，我也丝毫不会惊讶。我断不会在这件事上虚言吹捧。我向你询问前景处的蓝衣少妇是否是抹大拉的马利亚，也正缘于此。因为我觉得，如果确实如此，则你对自己新现天分的运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你的宗教情怀。不过，依我之见，这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衷心祝福你享有充分、完美的健康。

心怀十二万分敬意的，

（签名）

让·德·杜米埃——史密斯

“古典大师之友”教员

又及：我差点忘了我们要求学生每两周交一次作业，星期一寄到学校。你的第一次作业能不能画一些室外写生？尽量自由发挥，不要过分紧张。当然，我不清楚你在修道院里能有多少时间用来单独画画，希望你能让我知道。我尚要恳请你务必置办我推荐的那些绘图用品，盖因我希望你能尽快开始尝试油画。请恕我直言，我深信以你蕴藏的激情，是不能无限期地只画水彩，不用油彩的。我这样说是从一种完全客观的角度出发，而非存心惹人生厌；事实上，这是一种赞赏。此外，请把你手头所有过去的习作都寄给我，我非常想看一下。不用说，在收到来自你的下一个信封之前，我将会度日如年。

再问一个希望不至于冒犯你的问题，如能回答，我将不胜感激：你对自己的修女生活十分满意吗？当然是指精神层面。坦白说，研究各种宗教是我的一种爱好，这是自从读了“哈佛经典系列”的第三十六、四十四、四十五本之后开始的，你也许也熟悉这些文本。我尤其欣赏马丁·路德，当然他是新教教徒。请不要因此而不悦。我不偏向于任何教义，只因生性如此。最后说一句，请别忘了告诉我你的会客时间，据我所知，周末我一般都可以休息，也许哪个星期六我会碰巧去离你不远的地方。如果你略通法语，也请别忘了告诉我，因为实际上我用英语表达的时候几乎是词不达意，这跟我从小所受的芜杂粗糙的教养有关。

大约凌晨三点半的时候，我走到大街上，把给艾尔玛嬷嬷的信和画作寄了出去，随后，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我用发麻的手指脱掉衣服，一头栽到床上。

就在快要入睡前，尤申拓夫妇卧室里的呻吟声又隔着墙板传了过来。我想象一大早，尤申拓先生和他的夫人一起来找我，要求我、恳请我倾听他们的秘密，包括最小、最可怕的细节。我眼前浮现出整个场景。我们坐在厨房里，我被他们一边一个夹着，听他们说话。我双手抱头，听啊，听啊，听啊——直到我再也无法忍受，我就把手伸进尤申拓太太的喉咙里，拿出她的心，握在手中温暖它，就像温暖一只小鸟。然后，等到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会把艾尔玛嬷嬷的画给他们俩看，他们便会一起分享我的喜悦。

真相大白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但幸福与喜悦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幸福是固体，而喜悦则是液体。那天一早，当尤申拓先生走到我桌子边，放下两个新学生的信封，我的喜悦已经开始从容器里往外漏了。我当时正在修改班比·克莱莫尔的画，挺心平气和，一面惦记着给艾尔玛嬷嬷的那封信，知道它此刻正安全地躺在邮包里。但是这世上竟然还有比班比和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更没有绘画天分的学生，对这样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我实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感觉自己要抓狂了，便点了一根烟，这是我加入这个教师队伍之后第一次在教员室里抽烟。香烟似乎有点儿帮助，于是我继续修改班比的画。我吸了还没有三四口，就感觉到尤申拓先生在看我，虽然我根本没有抬头。接着，我听到他的椅子往后挪的声音，肯定了自己的感觉。像往常一样，我站起身迎接他的到来。他向我解释说，他本人对抽烟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啊呀，这个学校的政策是反对在教员室抽烟的，他还是他妈的压低嗓门跟我说的，真是烦透了。我赶紧不停地道歉，他则非常大度地一挥手，打断了我，然后走回到他和尤申拓太太的那一角。艾尔玛嬷嬷的下一个信封要等十三天以后的那个星期一才到，我怎么才能熬过这十三天而不至于发疯呢，我是真的慌神了。

那天是星期二早上。这个工作日剩余的时间以及接下来两天的工作时间我全都埋头苦干。我把班比·克莱莫尔和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的画一一拆开，然后重新组装，彻底改头换面。我为他们俩各自设计了几十幅不太正常的练习图，颇带侮辱的性质，但很有指导意义。我给他们写了长长的信。我几乎是在哀求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暂且把他的讽刺搁到一边，先过段时间看看。我竭力委婉地请求班比，能不能暂时别再画任何标题类似“宽恕他们的逾越吧”这样的画。到星期四下午，我感觉还不错，有点儿神经质，然后我开始着手处理另外两个学生。先拿起来的一个是美国人，来自缅因州的班戈市，他在问卷里洋洋洒洒、十二分真诚地说他最喜欢的画家就是他自己。他称自己是写实主义的抽象派。

至于下班时间，星期二晚上我坐公共汽车去了蒙特利尔的市中心，走进一家三流剧院，看了一场动画片，是个为期一周的动画节的节目。我所做的基本上就是目睹老鼠黑帮用香槟瓶塞轰炸一群前赴后继的猫。星期三晚上，我把房间里的垫子放到一起，把其中三个摞起来，试着靠记忆复制艾尔玛嬷嬷画的基督的葬礼。

我忍不住想说星期四晚上很特别，或者也许可以说是恐怖，不过事实上，我没有任何恰当的形容词可以用来描述星期四晚上。吃过晚饭，我离开学校，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也许是看了场电影，也许只是走了很久，我不记得了。一九三九年那年的日记就只有这一天让我失望了，因为我寻找的那一页是完全的空白。

然而，我知道为什么那一页是空白的。不管那天晚上我去了哪里，回来的路上——我确实记得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在学校外面的人行道上停下脚步，那家矫形器材店的橱窗里亮着灯，我探头去看。这时，发生了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我被一个念头强行击中了：也许有一天我终于学会如何生活，但是无论我学得有多酷、多明智、多优雅，我至多只是一个参观者，而我参观的只是一个放满了搪瓷尿壶和便盆的院子，一旁立着个木头人体模型的偶像，身上拴一根打折疝带，对这个念头我当然只能忍受几秒钟。我记得自己飞奔上楼，逃进房间，然后脱掉衣服钻上床，日记本都没翻开，更别说记什么东西了。

我醒着躺了几个小时，浑身发抖。我听着隔壁房间里的呻吟声，强迫自己去想我最棒的学生。我努力想象去修道院跟她见面的一天。我看见她朝我走来——我站在一道高高的铁丝围栏后面——一个害羞、美丽的十八岁的姑娘，她还没有最后宣誓，所以还有还俗的自由，可以跟随她自己选择的彼得·阿伯拉尔[28]类型的男子。我看到我们俩慢慢地、一言不发地朝远处修道院的一方绿地走去，在那里，我突然伸手毫无邪念地搂住她的腰。这个场面太让我心醉神迷，以至于无法定格，最后，我放弃了，沉入睡眠。

星期五早上和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努力工作，在透明纸上修改那个缅因州班戈市的学生的画，他在昂贵的亚麻布纸上画了一片森林，故意把树弄成象征阴茎的样子，我则试图把它们改成可供辨认的树。快到四点半的时候，无论是我的大脑、灵魂，还是身体，全都感觉迟钝麻木，当尤申拓先生走到我桌子边的时候，我也只是半欠着身子表示站起来。他递给我一件东西——他一副完全置身事外的样子，就跟服务员递菜单一样。这是艾尔玛嬷嬷所在修道院的女院长写来的一封信，信中通知尤申拓先生，齐默尔曼神父鉴于事态之无法控制，不得不收回允许艾尔玛嬷嬷在“古典大师之友”学习的决定。信的作者说，这一计划改变若给学校造成任何不便或困惑，她深表遗憾。并诚恳地希望学校将第一笔十四元学费退还给教区。

多年来我一直深信，那只老鼠离开火烧摩天轮的现场，一瘸一拐往家走的时候，肯定已经有了一个怎么把猫干掉的万无一失的新计划。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那封修道院女院长的来信，然后直勾勾地盯着信不知过了多久，直到我突然摆脱了它，径直开始给我另外那四个学生写信，我劝他们趁早打消当画家的念头。我向他们一个个地说明：你们完全没有任何值得培养的才能，这完全是在浪费你们自己和校方的宝贵时间。四封信我都是用法语写的。写完后，我立即上街把信发了出去。这样做带来的快感是短暂的，但就是那短暂的瞬间感觉确实很爽。

到该列队上厨房吃饭的时候，我说抱歉我不吃了，我说我身体不舒服。（一九三九年那会儿，我说实话不如我撒谎的时候来得自信——所以我敢肯定在我说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尤申拓先生看我的眼神是带着怀疑的。）然后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在一个垫子上坐下来。我坐了一定有一个钟头的时间，盯着百叶窗上一个漏进阳光的洞，既没抽烟，也没脱掉外套或者把领带拉松。接着，我突然站了起来，拿出一大沓子我自己的活页纸，给艾尔玛嬷嬷写了第二封信，把地板当作桌子。

这封信我根本没有寄出。下面是直接按底稿抄录的原文。

蒙特利尔，加拿大

六月二十八日，一九三九年

亲爱的艾尔玛嬷嬷：

是不是我在上封信里说了什么令你厌恶或者让你感觉风马牛不相及的话，以至于引起了齐默尔曼神父的注意，并陷你于某种尴尬的境地？如果是这样，我恳求你至少给我一个机会，收回我的冒昧之言，这些都是源于我满腔热诚地希望在跟你保持师生关系的同时也能成为朋友。这个要求过分吗？我觉得应该不算过分吧。

事实再简单不过：如果你不继续学习一点儿绘画的基本功，则你这一生只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画家，却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在我看来，这非常糟糕。你意识到这有多严重吗？

有可能齐默尔曼神父迫使你退学，因为他认为这会影响你做一个称职的修女。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不得不说，从各个方面来讲他都过于草率。这不会影响你做修女。我自己就活得像一个心怀不轨的修士。做艺术家最坏的一点也不过就是你会时常感觉不快乐。然而，依我之见，这不是什么悲剧。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很多年前，当我十七岁的时候。我走在去跟母亲碰头吃午饭的路上，这是她病了很久之后第一次上街。我几乎是欢天喜地地走在路上，突然间，就在我走到雨果大道上的时候，那是巴黎的一条大街，我撞上了一个没有鼻子的路人。我请你琢磨一下这个细节，事实上我是在恳求你。这个细节是极其意味深长的。

也可能齐默尔曼神父让你终止绘画学习是因为你的修道院没有足够的经费支付你的学费。我真希望事实如此，不仅因为这样我可以松一口气，而且也是出于实际考虑。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只要你说一声，我自然会愿意无限期地免费提供教学服务。我们能就此事深入讨论一下吗？我能不能再问一下你们修道院的会客日期？我可不可以下周六下午，六月六日，去修道院拜访你？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具体要看蒙特利尔到多伦多的火车班次。我迫切期待你的回复。

怀着敬意与仰慕，

你忠实的，

（签名）

让·德·杜米埃—史密斯

“古典大师之友”教员

又及：在上封信里我曾随意问起，你那幅宗教画前景处的蓝衣少妇是不是罪人抹大拉的马利亚。如果你还没给我回信，那就请你对这个问题继续保持沉默吧。有可能我错了，而我也不想在我生命的这个时刻执拗于让自己经历没有必要的幻灭。我宁愿置身于无知的黑暗之中。

直到今天，就是这会儿，只要一想起我曾带了件晚礼服去那个美术函授学校，我还是会忍不住一哆嗦。但我确实是那么干了，而且写完给艾尔玛嬷嬷的信，我就把那件晚礼服给穿上了。整个事态似乎要我一醉方休才是，而我那个年纪还从来没喝醉过（因为害怕过度饮酒会让那双得过三个一等奖的手发抖），我觉得面对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刻，不得不穿得正式一点儿。

尤申拓夫妇还在厨房里，我溜下楼，给温莎酒店打了个电话——鲍比的朋友，X妇人在我离开纽约前曾经向我推荐过这个酒店。我订了一个晚上八点的一人座。

大约七点半的时候，我穿戴整齐，把脑袋从门边探出去，看看会不会有哪一位尤申拓正在巡逻。反正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穿着晚礼服。见他们都不在，我就赶紧下楼走到大街上，准备叫出租车。给艾尔玛嬷嬷的信放在礼服的内袋里。我打算吃晚饭的时候再读一遍，最好是能就着烛光读。

我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口，连出租车的影子都没有，更别说空车了。这一路走得很不是滋味。蒙特利尔的凡尔登完全不是一个讲究衣着的地带，我敢肯定每个路过的人都会盯着看我一秒钟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审查的目光。最后我走到那家午餐酒吧，就是星期一的时候我进去大吃科尼红肠热狗的地方，我决定让温莎酒店的订座见鬼去吧。我走进酒吧，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子前，左手按着我的黑色领带点了汤、肉卷，还有咖啡。我希望其他的顾客会把我当作正要去赶工的餐厅服务员。

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我拿出那封还未寄出的给艾尔玛嬷嬷的信，又读了一遍。内容感觉有点儿单薄，于是我决定赶回学校再把它夯实一下。我也考虑了一下拜访艾尔玛嬷嬷的计划，心想要不要那天傍晚就去把火车票订了。我揣着这两个念头离开了酒吧，快速往学校走去——这两个念头都没能让我真正打起精神。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发生了。我知道以下这段陈述会让人感觉极其不舒服，就像某个刻意的铺垫。但事实恰恰相反。我即将描述一段特殊的经历，我仍然觉得那是非常超验的一段经历，如果可能的话，我不想给人留下正宗神秘主义的印象，哪怕只是接近所谓神秘主义。（不这样的话，我觉得，就等于暗示或者干脆说：圣方济各与某个喜欢在星期天亲吻麻风病人的神经紧张者，这俩人在精神之旅的方向[29]上的差别仅仅是纵向的差别。）

夜晚九点的暮光中，我穿过马路，向对面的学校走去，矫形器材店里亮着一盏灯。我很惊讶地发现橱窗后面有个活人，一位大约三十岁左右的体格壮实的姑娘，穿着一条绿黄紫相间的雪纺绸裙子。她正在换一个木头人体模型上的疝带。我走近橱窗的时候，她显然刚把旧的疝带拆下来，夹在她的左胳膊底下（她右半边脸对着我），一面给模型绑上新的疝带。我站在原地看她，着了迷，直到突然间，她感觉到有人在看她，然后她发现了我。我赶紧对她微笑——向她表示这是一个毫无敌意的穿着燕尾服的人，站在玻璃那一头的暮色中——但是无济于事。这个姑娘完全乱了方寸。她满脸通红，换下来的疝带掉在地上，她向后退了一步，正踩上一堆医疗冲洗器具——她的脚打滑了。我立即伸出手，指尖撞在玻璃上。她重重地一屁股摔在地上，像溜冰滑倒似的。她马上站了起来，没有抬眼看我。她的脸仍然通红，一只手把头发往后捋，然后继续给模型绑疝带。就是在这一刻，奇迹发生了。突然间（我相信我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太阳出来了，以一秒钟九千三百万英里的速度瞬间升上我的鼻梁。我眼前一片白光，非常害怕——不得不伸手按住玻璃橱窗，以免跌倒。这一经历只持续了几秒钟的时间。等我恢复视力，那个姑娘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堆闪闪发亮的、精致而又无比神圣的搪瓷之花。

我倒退几步离开玻璃橱窗，然后在这条街上走了两个来回，直到膝盖不再发软。接着，我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在床上躺下，路上经过橱窗时不敢再朝里看一眼。几分钟，也许是几个小时之后，我在日记里用法语写下短短的一行：“我还艾尔玛嬷嬷以自由，她要按她自己的命运向前。世人皆修女。”（Tout le monde est une none.）

那天晚上睡觉前，我给我那四个刚被开除的学生各写了一封信，恢复他们的学籍。我说是行政部门出了差错。这几封信一蹴而就，几乎都不用动脑。可能跟我在写信前到楼下搬了张椅子上来有关系。

“古典大师之友”不到一周之后就关门了，提这个可能有点儿扫兴，原因是注册手续不合规范（事实上是根本就没注册过）。我打点行李，去了罗得岛投奔我的继父鲍比，在那里大概过了六到八个星期，直到美术学院重新开学。我在罗得岛上的时间主要用在研究夏季出没的动物中最有趣的一种：穿短裤的美国姑娘。

对也罢，错也罢，我再没有跟艾尔玛嬷嬷联系过。

不过，我偶尔还会收到班比·克莱莫尔的信。最后一次收到她的信，听说她转攻设计原创圣诞卡。要是她还保持原有风格的话，这些卡片倒是值得一看的。

泰迪

“你要是还不赶紧从那只包上下来，伙计，我就给你点儿姣好的天气尝尝[30]。我说到做到。”麦卡德尔先生说。他是在靠里面的那张单人床——离舷窗较远的那张床上说这话的。他哼了一声，与其说是叹气不如说是一种怨恨，一面恶狠狠地用脚把盖在脚踝上的被单蹬掉，仿佛突然之间，任何覆盖物对于他那个晒得黝黑、看起来病恹恹的身体都变得难以承受。他仰卧着，只穿着睡裤，右手捏着一根点燃的香烟。他的脑袋略微支起，刚好可以很不舒服地靠在床头板的底端，几乎有点儿自虐倾向。他的枕头和烟灰缸都在地板上，在他和麦卡德尔太太的两张床之间。他没有抬起身子，伸出一只光溜溜的、像是烧红的右胳膊，朝大致是床头柜的方向弹了弹烟灰。“这也是十月份啊，看在老天的分上，”他说道，“这要是也算十月，还不如给我个八月呢。”他又一次把头转向右边，冲着泰迪，存心要找点碴儿。“快点儿，”他说，“你以为我他妈的在说什么？说我的健康吗？快从那上面爬下来，拜托你了。”

泰迪正站在一只看上去挺新的牛皮手提旅行包的宽面上，为了更好地从他父母房间里开着的舷窗往外眺望。他穿着一双脏极了的白色低帮球鞋，没穿袜子，穿一条泡泡纱短裤，这裤子对他来说不仅太长，而且臀部那里至少大了一号；上身是一件洗了又洗的T恤，在肩膀那里有个硬币大小的窟窿，还扎了一根漂亮得很不协调的黑色鳄鱼皮皮带。他该理发了——特别是后脖颈那儿——是非理不可了，只有脑袋几乎发育完全而脖颈却细得像芦苇的小男孩会需要这样一次理发。

“泰迪，你听到我说的话了没有？”

泰迪把身子探出开着的舷窗，但并不是像一般小男孩那样探得过远，或是摇摇晃晃——事实上，他两只脚都稳稳地踩在旅行包上——他也并不只是保守地稳稳踮起脚尖；他的脸大部分是伸在窗外的。不过，他还是完全可以听见他父亲的声音——实际上他父亲的声音，他听得尤其清楚。麦卡德尔先生在纽约时至少在三部白天播出的广播连续剧里担任主要角色，他拥有也许可称为三等男主角的嗓音：自我陶醉式的深沉和浑厚，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压倒同一房间里的任何其他男性，必要时甚至连一个小男孩都不放过。当他的嗓子不用忙于专业的苦差而暂时放假时，一般就毫无例外地交替迷恋于纯粹地放大音量或是标准戏剧性的平静沉稳。这会儿正是放大音量的时候。

“泰迪。该死的——你听到我说的话了没有？”

泰迪转动上半身，并没有改变双脚站在皮包上的警觉姿势，向他父亲投去一个完全而纯粹的询问的目光。他的眼睛是浅棕色的，一点儿不算大，还稍稍有点儿斜视——左边那只比右边更厉害些，但是并没有斜到畸形的程度，不会让人第一眼就必然注意到。那双眼睛仅仅斜到会让人提上一句的程度，而且也只是在以下的情形：那人已经认真地考虑了好一阵子，然后才心想，但愿这双眼睛能长得更直一些，或者更凹一些，眼睛的棕色能更深一些，或者双眼分得更开一些。其实，这男孩的脸恰恰给人以震撼，不管这震撼多么含蓄且来得多么缓慢，那是真正的美才会带来的震撼。

“我要你从那只包上下来，立刻。你得让我说多少遍才行？”麦卡德尔先生说。

“就在那儿待着，宝贝儿。”麦卡德尔太太说道，她的鼻窦明显又在一大早就跟她过不去了。她眼睛睁着，但也就是睁开一条缝儿。“你一寸一步都别动。”她向右侧躺着，枕头上的脸转向左边，朝着泰迪和舷窗，背对着她的丈夫。她的第二层被单紧紧裹着她那很可能是一丝不挂的身子，从头到脚，还有胳膊，一直到下巴底下。“上下蹦跶吧，”她说，一面闭上眼睛，“把爸爸的包踩个稀巴烂吧。”

“这话说得漂亮得没治了，”麦卡德尔先生对着他妻子的后脑勺平静沉稳地说道，“我花二十二镑买一个包，然后我礼貌地请孩子别踩在上面，然后你叫他只管在包上蹦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好玩吗？”

“要是这个包连一个十岁的孩子都承受不了，而且这孩子按他的年龄比正常的体重还轻了十三磅，那我也不想要这种货色在我的舱房里。”麦卡德尔太太说，眼皮都没睁开。

“你知道我想干吗吗？”麦卡德尔先生说，“我真想把你那该死的脑袋踢成两半儿。”

“干吗不踢呢？”

麦卡德尔先生突然噌的一下用一只胳膊肘撑起身子，在床头柜玻璃板上掐灭了他的烟蒂。“总有一天——”他阴沉沉地开口道。

“总有一天，你会心脏病发作的，悲剧啊悲剧。”麦卡德尔太太有气无力地说。她没有伸出胳膊，就让被单在身子周围和底下更紧地裹住自己。“会有一场小规模的优雅的葬礼，每个人都会问，坐第一排的那个迷人的红衣女子是谁呀，她在跟那个风琴手调情，做出圣洁的——”

“你他妈好笑到一点儿都不好笑了。”麦卡德尔先生说，一面又懒洋洋地躺了回去。

这场小小的对话进行期间，泰迪又转过身去，重新看着舷窗外。“今天凌晨三点三十二分我们和‘玛丽女王号’擦肩而过，它朝相反的方向开去，如果有人会感兴趣的话，”他慢腾腾地说道，“我想大概没人会。”他的声音有点沙哑，既奇特又好听，有些小男孩的声音就是这样的。他的每个分句都像是一座古老的小岛，淹没在一片微型的威士忌海洋中。“布波讨厌的那个甲板服务员把这件事写在了黑板上。”

“你再不立刻从包上下来，我就给你点儿‘玛丽女王号’尝尝，伙计。”他的父亲说。他把脑袋转向泰迪。“从那儿下来，快点。去给你自己理个发什么的吧。”他又转过去看他妻子的后脑勺，“他看起来真是少年老成啊，看在上帝的分上。”

“我一分钱都没有。”泰迪说。他把双手更加稳妥地放在舷窗的窗框上，把下巴搁在手指背上。“妈妈。你知道在餐厅里紧挨着我们坐的那个人吗？不是特别瘦的那个，是另外一个，他们俩坐一张桌子。就是我们的服务员放托盘的地方，旁边那张桌子。”

“呣——呣，”麦卡德尔太太说，“泰迪。宝贝儿。让妈妈再睡五分钟，做个乖宝宝哦。”

“就再要一秒钟。这事可有趣了。”泰迪说，没有将下巴从搁着的地方抬起来，目光也没有离开海洋。“这人刚才在健身房里，斯温给我称体重的时候。他走过来开始跟我说话。他听过我最后录的那盘带子。不是四月份录的那盘，是五月份的那盘。他在去欧洲前不久在波士顿参加了一个晚会，晚会上有个人认识莱德克检测委员会里的一个什么人——他没说是谁——于是他们借来我最后录的那盘带子在晚会上放了。他好像对那很感兴趣，他是巴布科克教授的一个朋友。他自己显然也是个老师。他说他一整个夏天都在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

“是吗？”麦卡德尔太太说，“他们在一次晚会上放了那个录音？”她躺着，睡眼惺忪地看着泰迪的腿肚子。

“我想是的，”泰迪说，“他跟斯温说了不少关于我的事，而我就正站在那儿呢。让人挺尴尬的。”

“干吗要尴尬呢？”

泰迪犹豫了一会儿。“我是说‘挺’尴尬。我是加了修饰词的。”

“我先要修饰修饰你，伙计，要是你他妈还不从那只包上下来的话，”麦卡德尔先生说，他刚又点了一根烟，“我数三下。一，该死的……二……”

“几点钟啦？”麦卡德尔太太突然对着泰迪的腿肚子问道，“你和布波不是十点三十分有一堂游泳课吗？”

“还早着呢，”泰迪说，“——嗨哟！”他突然把整个脑袋都伸出了舷窗，在那里停了几秒钟，然后缩回来一小会儿报告了一声：“刚才有人把一个装满橘子皮的垃圾桶扔出了窗外。”

“扔出窗外。扔出窗外，”麦卡德尔先生挖苦地说道，一面弹了弹烟灰，“是扔出舷窗，伙计，扔出舷窗。”他朝他妻子扫了一眼。“打电话给波士顿。快，让莱德克检测小组听电话呀。”

“哦，你怎么这么聪明，”麦卡德尔太太说，“你这又是何苦呢？”

泰迪把大半个脑袋缩了回来。“它们漂得很好看，”他说，身子没有转过来，“这真有意思。”

“泰迪，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数三下，然后我就——”

“我不是说它们漂着所以有意思。”泰迪说，“有意思的是，我知道它们在那里漂着。如果我没看见它们，那么我就不会知道它们在那儿，如果我不知道它们在那儿，那么我甚至都不能说它们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完美的例子，用来说明——”

“泰迪，”麦卡德尔太太打断了他，看不出被单下面的她有任何动作，“帮我去把布波找来。她在哪儿？我不希望她今天又在大太阳底下到处瞎逛，她身上还有晒伤呢。”

“她遮盖适度。我让她穿上她的工装裤了。”泰迪说，“它们有一些开始往下沉了。再过几分钟，它们就只会在我的脑海里漂浮了。这非常有意思，因为，如果你从一个特定角度看的话，那正是它们最初开始漂浮的地方。如果我压根儿没在这里站过，或者某个人走过来，然后把我的脑袋砍下来，正当我在——”

“她这会儿在哪儿呢？”麦卡德尔太太问，“你看看妈妈，就一分钟，泰迪。”

泰迪转过身来，看看他的母亲。“什么事？”他问。

“布波这会儿在哪儿？我不想她又在甲板躺椅堆里到处乱转，打扰别人。要是那个讨厌的男人——”

“她不会有事的。我把照相机给她了。”

麦卡德尔先生用一只胳膊霍地撑起身子。“你把照相机给了她啦！”他说，“这算他妈的怎么回事？我那该死的徕卡相机啊！我可不想让一个六岁的孩子四处游逛，拿着——”

“我教给她怎么拿好机子，不会摔了它，”泰迪说，“而且，我自然也把胶卷拿出来了。”

“我要那架照相机，泰迪。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要你马上从那只包上下来，我还要那架照相机在五分钟之内回这个房间——不然的话，就有一个小天才要上失踪名单了。你听清楚了吗？”

泰迪在旅行包上转过脚，跨了下来。他弯下身，系紧左脚球鞋的鞋带，他的父亲仍然一只胳膊支着上身，像个监工似的盯着他看。

“告诉布波我要她回来，”麦卡德尔太太说，“还有，过来亲妈一下。”

系完鞋带后，泰迪草草地在妈妈脸颊上亲了一下。她也把左手从床单下伸出来，像是要去搂泰迪的腰，不过等到她把手伸出来的时候，泰迪已经跑开了。他跑到另一边，走进两张床中间的地方。他弯下腰，再站起来时，左手胳膊下夹着他父亲的枕头，右手拿着原该放在床头柜上的那只烟灰缸。他把烟灰缸换到左手，一面走到床头柜前，用右手的边侧把父亲的烟头、烟灰拂进烟灰缸。接着，在把烟灰缸放回原处前，他用手臂的内侧把玻璃台面上那层薄薄的烟灰印擦干净。他在泡泡纱短裤上擦了擦他的手臂。这以后，他才把烟灰缸放到玻璃台面上，小心翼翼到了极致，仿佛他相信一只烟灰缸就应该放在床头柜的正中央，要不就干脆别放。他的父亲一直在盯着他看，这时他突然放弃不看了。“你难道不要枕头吗？”泰迪问他。

“我要那架照相机，小子。”

“你那个姿势躺着不会很舒服的。那是不可能的，”泰迪说，“我就把枕头放在这儿了。”他把枕头放在床脚他父亲踢不到的地方。他开始往舱外走去。

“泰迪，”他母亲说，没有转过身，“告诉布波我要在她上游泳课之前见到她。”

“你为什么就不能对那孩子少管一点儿呢？”麦卡德尔先生说，“她稍微有几分钟的自由你好像心里就会不舒服。你知道你是怎么对她的吗？我告诉你你究竟是怎么对她的。你对她就跟她是个十二分的罪犯似的。”

“还‘十二分’呢！哟，还真俏皮呢！你是越来越英国范儿了，亲爱的。”

泰迪在门口停留了片刻，若有所思地试着门把手，慢慢地左右转动。“等我走出这扇门之后，我可能就只存在于我所有熟人的脑海里了，”他说道，“我也许就是一片橘子皮。”

“说什么呢，宝贝儿？”麦卡德尔太太从船舱的那一头问道，她仍然向右侧躺着。

“快点动起来吧，伙计。把那架徕卡给我拿下来。”

“过来亲妈妈一下。好好地亲一大口。”

“现在不行，”泰迪心不在焉地说，“我累了。”他随手关上了门。

船上的当天小报就放在门槛外。就是一张光滑的纸，只印了一面。泰迪捡起报纸，一边开始看一边慢慢地沿着长长的走廊往船尾走去。走廊的那一头，一位高大的金发女郎正朝他走来，她穿一身浆挺的白色制服，捧着一只装了长柄红玫瑰的花瓶。她从泰迪身边经过时，伸出左手在他头顶上撸了撸，说：“有人该理发咯！”泰迪被动地从报纸上抬起眼，但那女人已经走了过去，他没有扭过头去看。他继续看报。来到走廊尽头的楼梯口，在一幅画了圣乔治与龙的巨大壁画的前面，他把船上的报纸一折四，塞进了左边的后裤兜。然后他爬上那宽而浅的铺着地毯的楼梯，来到上面一层的主甲板。他一次跨两级，但走得很慢，手扶着栏杆，整个身子都压在上面，仿佛爬一层楼梯对他来说，就跟对许多孩子一样，其本身就是一种小小的乐趣。从主甲板的楼梯口，他径直走到客轮事务长的办公桌前。一位穿海军服的漂亮姑娘在当班，她正用订书机把一些油印好的纸订在一起。

“请问你能告诉我今天的游戏什么时候开始吗？”泰迪问她。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能告诉我今天的游戏什么时候开始吗？”

姑娘给了他一个满是口红的笑容。“什么游戏啊，宝贝儿？”她问道。

“你知道的。就是昨天和前天他们玩的那个字谜游戏，你得说出缺的是什么词儿。基本上你都得按上下文来。”

姑娘正往订书机空当里塞三张纸，这会儿停下手来。“哦，”她说，“总要下午晚些时候吧，我想。我想大概是四点左右。这对你来说不会太难了点儿吗，亲爱的？”

“不，不会……谢谢你。”泰迪说，准备离开。

“等一等，宝贝儿！你叫什么名字啊？”

“西奥多·麦卡德尔，”泰迪说，“你呢？”

“我的名字吗？”姑娘说，微笑着，“我的名字是海军少尉马修森。”

泰迪看着她把订书机往下按。“我知道你是个海军少尉，”他说，“我也拿不准，但我认为当别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时你应该说出你的全名。简·马修森，或者菲莉斯·马修森，或者反正就看你的名字是什么吧。”

“哦，真的吗？”

“我说了，我是这样认为，”泰迪说，“不过我也拿不准。也许你穿了制服就不一样了。不管怎么样，谢谢你告诉我的信息。再见！”他转过身，爬上通往上层甲板的楼梯，还是一次跨两级，不过这次好像很匆忙。

他在高高的运动甲板上全方位搜寻了一会儿，才找到布波。她在太阳直射下的一处空地上——几乎是白晃晃的一片——在两个没人用的甲板网球场之间。她蹲在那里，太阳晒在她背上，微风拂动着她丝质的金发，她正忙着把十二或十四个圆盘摞成两个相切的圆柱，一个是黑圆盘柱，一个是红圆盘柱。一个年纪非常小的男孩，穿了套棉布太阳装，站在边上，在她的右边，纯粹只有当旁观者的资格。“快看！”布波对朝她走来的哥哥用命令的口气说道。她往前爬了爬，用双臂护住那两个摞起来的圆盘柱，以炫耀她的成就，不让船上任何东西碰到它。“迈伦，”她满是敌意地对她的玩伴说，“你把亮光挡住了，我哥哥都看不见了。把你的臭身体挪开。”她闭上眼睛等着，一副老大不耐烦的怪相，直到迈伦挪步。

泰迪站在两摞圆盘的上方，赞赏地看着它们。“非常棒，”他说，“非常对称。”

“这个小子，”布波说，指的是迈伦，“甚至连十五子游戏都没听说过。他们家连一套十五子游戏都没有。”

泰迪很快地客观地扫了迈伦一眼。“听着，”他对布波说，“照相机呢？爸爸马上就要照相机。”

“他甚至不住在纽约，”布波告诉泰迪，“而且他爸爸死了。在朝鲜给打死的。”她转向迈伦。“没错吧？”她问道，但是并不想要对方回答。“现在要是他妈妈也死了，他就是个孤儿了。他甚至连这个都不知道。”她瞅着迈伦，“你是不知道吧？”

迈伦交叉起双臂，不置可否的样子。

“你是我见到过的最傻的人，”布波对他说，“你是这片大海上最傻的人。你知道吗？”

“他不是的。”泰迪说，“你不是的，迈伦。”他又对他妹妹说，“你听我说一句话。照相机在哪儿？我现在就要拿到它。在哪里？”

“在那边呢。”布波说，却不指明任何方向。她把两摞圆盘往自己身边拢得更紧了一些。“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两个巨人，”她说，“他们会玩十五子游戏一直玩到他们累了，然后他们就会爬上那个大烟囱，把这些圆盘扔到每个人头上把他们都砸死。”她看着迈伦。“他们会杀死你的爸爸妈妈，”她很在行地对他说，“要是那样你爸爸妈妈也没死，你知道你可以怎么做吗？你可以往他们的棉花糖里放些毒药，让他们吃下去。”

那架徕卡在大约十英尺之外，就在围绕运动甲板的白色栏杆旁边。相机侧躺在排水沟里。泰迪走过去拎起相机的皮带，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他又立刻把它拿了下来。他把相机拿过去交给布波。“布波，帮我一个忙。你把相机拿下去吧，”他说，“现在十点钟了。我必须写日记了。”

“我忙着哪。”

“反正妈妈也要立刻见到你。”泰迪说。

“你撒谎。”

“我没撒谎。她是这么说的，”泰迪说，“请你去时把这个带上……走吧，布波。”

“她找我干吗？”布波问道，“我可不想见她。”她突然把迈伦的手打开，迈伦正伸手去碰红色圆柱最顶上的一片。“住手。”她说。

泰迪把徕卡的皮带挂在她脖子上。“我是认真的，听着。马上把这个拿去给爸爸，待会儿我在游泳池那儿找你，”他说，“我十点半在游泳池跟你碰头。或者就在你换衣服那地方的外面。要准时，好吧。是在E区甲板那儿，可别忘了，给自己多留点时间。”他转过身，走开去了。

“我恨你！我恨这大海上的每一个人！”布波在他身后喊道。

在运动甲板的下层，日光浴甲板后端的开阔处，完全是露天的，放着七十五把甚或更多甲板躺椅，排成七八排之深，间隔的空间刚够甲板侍者通过而不至于一脚踩上日光浴乘客的配套装备——编织袋、带护封的小说、防晒油瓶子、照相机。泰迪到的时候这里人已经很多了。他从最后一排开始，一排一排按顺序朝前走，在每把椅子前都会停下来，不管有人还是空着，都看看扶手上的姓名牌。只有一两个仰躺着的人跟他搭话——也就是几句寻常的逗趣话，有时候成年人看到一个十岁的男孩一门心思地找着属于他的椅子，他们会倾向于说那样的话。这孩子年纪小，一门心思，这些都显而易见，不过也许他整个儿的态度压根儿没有或者是太缺乏那种可爱的严肃劲儿，而很多成年人都是冲着这股可爱的严肃劲儿随时俯身或者抬头说上几句的。他的衣服也许也有点关系。他T恤肩膀上的那个窟窿不是一个可爱的窟窿。他那泡泡纱短裤屁股那儿有多余的料子，裤子本身的长度也多余，这些都不是可爱的多余。

麦卡德尔家的四把甲板躺椅上放着垫子，准备就绪，位于前面往后数第二排的中间。泰迪在其中一把上坐下来，他的选择——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使得他两边都不会挨着别人。他把光溜溜的、没晒黑的双腿和脚一起伸了出去，搁在脚凳上，几乎同时又从右屁股兜里掏出一个一毛钱的记事本。接着，以立即直击要害的专注，仿佛存在的只有他和本子——没有阳光，没有旅客，没有船——他开始翻本子。

除了极少数用铅笔做的记录，这本子里的条目明显都是用圆珠笔写的。字是手写体，时下美国学校里教的那种写法，而不是旧时的帕尔默体。字迹工整，并不花哨漂亮。字迹最突出的地方笔顺流畅。一点儿也看不出——至少，从技巧的角度——这些词和句子是一个孩子写的。

泰迪花了不少时间看一段文字，像是他最近一次记的。大约有三页多的篇幅：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日记

为西奥多·麦卡德尔所有

A区甲板四一二室

拾此物者若迅速交还西奥多·麦卡德尔本人将获适当酬谢。

看看能不能找到爸爸的那些部队狗牌，只要可以就戴上。你自己死不了而且他会高兴。

若有时间和耐心，就给曼德尔教授写封回信。请他再也别给我寄诗集了。反正我有的已经够念一年了。而且我对诗也腻味了。一个人走在海滩上不幸被一只椰子击中头部。他的脑袋不幸裂成两半。接着他妻子沿着海滩走来，嘴里唱着歌儿，她看见那两半认了出来，捡了起来。她自然非常伤心于是哭到心碎。我厌烦诗歌就厌烦在这里。没准儿那位夫人就是捡起那两半然后愤怒地对着它们喊：“别来这一套！”不过回信时可别提这些。这是极具争议的，何况曼德尔太太是一位诗人。

要斯温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的地址。见见他的太太，还有他的狗林迪会挺有趣。不过，我自己不想要条狗。

给沃卡瓦拉医生写信，问候他的肾炎。跟妈妈要他的新地址。

明天早餐前试试到运动甲板去做默想，不过可别失去意识。如果那个服务员又把那只大汤勺掉到地上也别在餐厅里失去意识。爸爸上次非常生气。

明天去图书馆还书时要查的词和词组——

肾炎

无以计数

赠予之马[31]

刁钻促狭

三头政治

对图书管理员态度好一些。他要逗我玩的时候就跟他讨论些一般性的问题。

泰迪突然从短裤的边袋里取出一支子弹形的小圆珠笔，摘下笔帽，开始写了起来。他把右边大腿当作书桌，没有用躺椅的扶手。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

此物拾得者可用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所写的同一地址并获同样的酬谢。

今天早晨做过默想后给下面这些人写了信。

沃卡瓦拉医生

曼德尔教授

皮特教授

小伯吉斯·海克

罗伯塔·海克

桑福德·海克

格雷厄姆先生

沃尔顿教授

我本来可以问母亲我爸的那些狗牌放在哪里，不过她可能会叫我不要挂。我知道爸爸带着这些牌子，因为我见到他把它们打进行李了。

在我看来生命是一匹赠予之马。

我认为沃尔顿教授批评我父母是非常没有品位的表现。他希望世人都是某种特定的样子。

事情要么发生在今天，要么就是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我满十六岁的那天。这事一提就可笑了。

记完这最后一条之后，泰迪继续全神贯注于纸页，他的圆珠笔仍然斜握着，好像还有要写的东西。

他显然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人一直在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他。第一排甲板躺椅向前大约十五英尺，往上十八到二十英尺，太阳亮得晃眼的地方，有个年轻人倚着运动甲板的栏杆始终注视着他。这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分钟。这年轻人显然刚做出某个决定，因为他突然把搁在栏杆上的一只脚放了下来。他站定片刻，仍然朝泰迪的方向看着，然后走开了，没了踪影。然而没过一分钟，他又出现了，在一排排甲板躺椅之间高得很惹眼。他大约三十岁，或许还没到三十。他开始径直沿着躺椅间的通道向着泰迪的椅子走来，往别人正念着的小说上投去让人分心的小小阴影，一面有些无所顾忌地踩过（考虑到四周只有他一个人是站着走动着的）编织袋和其他的私人物件。

泰迪对于有个人就站在他的椅子跟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有人将身影投在他的本子上——似乎完全无知无觉。他后面一两排的人倒是更容易受干扰。他们抬起头看着那个年轻人，也许只有坐在甲板躺椅里的人才会以这样的目光仰望别人。但那年轻人却泰然自若，看起来像是可以无限期地如此站下去，只有一个小小的条件，那就是至少有一只手插在兜里。“嗨，那边的！”他对泰迪说道。

泰迪抬起头来。“嗨。”他说。他稍稍合上笔记本，本子也就自己合上了。

“我坐一会儿你介意吗？”年轻人问道，礼貌周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椅子有人吗？”

“嗯，这四把椅子是我们家的，”泰迪说，“不过我父母都还没起床。”

“没起床？在这样好的天气里。”年轻人说。他已经在往泰迪右面的椅子上坐下去了。椅子都靠得很近，扶手挨着扶手。“那可是亵渎啊，”他说，“绝对是亵渎。”他伸直两条腿，大腿根部粗得非同一般，几乎就像人的身体。他身上穿的大部分是东海岸的军服：头发理得像片草皮，脚上一双很旧的生牛皮皮鞋，这之间是混杂的制服——暗黄色的羊毛袜，煤灰色的裤子，领尖有纽扣的衬衫，没打领带，还穿了件人字呢外套，看着像是在耶鲁、哈佛或是普林斯顿那些比较吃香的研究生班上穿过好一阵子了。“哦，上帝啊，天气多好呀，”他赞赏地说，眯起眼抬头看了太阳一眼，“在天气问题上，我绝对是一只小卒子。”他那两条粗壮的腿在脚踝处交叉起来。“事实上，别人都知道，我把挺正常的下雨天看作是对我个人的一种侮辱。所以这样的天气对我来说就是绝对的吗哪[32]了。”虽然听他说话的声音就一般意义来说，算是有教养的，但是音量有些过火，仿佛他与自己达成了某种默契，无论从他嘴里说出什么来，都是没问题的——聪明、有文化，甚至讨人喜欢或是让人兴奋——无论是对占据有利位置的泰迪，还是对后面一排的人来说，如果他们在听的话。他斜眼看着泰迪，微笑着。“你和你的天气怎么样？”他问。他的笑容也不是不够亲切，但是具有社交性或者会话性，而且总是连着他的自我，无论多么间接。“天气会不会搅得你失去理智的平衡？”他笑眯眯地问道。

“我不太把天气跟自己联系起来，如果你指的是这一点的话。”泰迪说。

年轻人大笑起来，头往后仰。“太棒了，”他说，“顺便说一下，我的名字是鲍勃·尼克尔森。我不知道我们在健身房有没有提到名字。当然，我是知道你名字的。”

泰迪将身体重心移到一侧的屁股上，悄悄把他的笔记本塞进了短裤的侧袋。

“我一直在看着你写东西——从那上头，”尼克尔森煞有介事地说，手指了指，“老天呀。你用功得像个小特洛伊人呢。”

泰迪看着他。“我在笔记本上写点东西。”

尼克尔森点点头，微笑着。“欧洲怎么样？”他亲切地说，“你喜欢吗？”

“是的，非常喜欢，谢谢你。”

“你都去了哪些地方？”

泰迪突然身子前倾，挠了挠小腿肚子。“噢，把所有的地方都说一遍太费时间了，因为我们是开车，走了很多很多路。”他又坐直了，“我母亲和我主要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和英格兰的牛津。我想在健身房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得去那两个地方接受采访。主要是在爱丁堡大学。”

“不，我想你没跟我讲过，”尼克尔森说，“我还在想不知你有没有被采访过呢。怎么样？他们拷问你来着？”

“对不起，你说什么？”泰迪说。

“怎么样？有趣吗？”

“有时候，还行；有时候，不太有趣，”泰迪说，“我们待的时间有点儿太长了。我父亲想早点儿回纽约，他不想坐这班船的。可是有人要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来看我，因此我们只能等着。”

“事情总是这样。”

泰迪第一次正面看着他。“你是诗人吗？”他问道。

“诗人？”尼克尔森说，“天哪，不是的。可惜啊，不是的。你干吗这么问？”

“我不知道。诗人们总把天气也当成私事。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情感贴到本来没有情感的东西上。”

尼克尔森伸手到上衣口袋里去摸香烟和火柴，微笑着。“我倒认为那是他们的职业特点，”他说，“诗人首先关注的不就是情感吗？”

泰迪显然没听见他的话，或者是没在听。他心不在焉地望着运动甲板上的那对烟囱，或是烟囱后的更远处。

尼克尔森好不容易点着烟，因为正有一阵微风从北面吹来。他人往后靠，说道：“据我所知，你走后那群人都心烦意乱的——”

“‘蝉的鸣叫不会透露它即将死去，’”泰迪突然说，“‘路上空无一人，这个秋日的傍晚。’”

“这是什么？”尼克尔森微笑着问道，“再说一遍。”

“那是两首日本诗。它们并没有多少情感之类的东西。”泰迪说。他突然往前坐，头向右歪，用手轻轻拍了拍右耳。“我耳朵里还有昨天上游泳课进的水。”他说。他又拍了几下耳朵，然后往后靠去，双臂放在两只扶手上。这当然是张普通的成人甲板椅，他坐在里面显得尤其小，可是同时，他又显得极其放松，甚至是安详。

“据我所知，你离开波士顿后，那群老学究很是心烦意乱了一番，”尼克尔森说，一边观察着他，“是最后那场小小的争论之后。整个莱德克检测组，或多或少都有点儿吧，据我了解。我想我告诉过你六月份我跟艾尔·巴布科克长谈过一次。事实上，就在同一个晚上，我把你的录音带从头到尾听了一遍。”

“是的，你说了。你告诉我了。”

“据我所知，他们一群人都很心烦意乱，”尼克尔森继续说道，“听艾尔说，你们有一天闲谈到后半夜，很要命的一次——就是你灌录音带的那个晚上，我想。”他深深地吸了口烟。“据我了解，你做了些小小的预言，让那帮小子心烦意乱得没完没了。是这样的吧？”

“我希望我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感情丰富很重要，”泰迪说，“我的父母觉得，一个人除非他认为许多事情都非常悲惨或者非常烦人或者非常——非常不公正，诸如此类吧，除非他这么觉得，否则他就不是个人。我父亲甚至读着报纸就能大动感情。他觉得我没有人味儿。”

尼克尔森往一边弹了弹烟灰。“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有情感？”他说。

泰迪回答之前想了想。“即使我有，我也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动过感情了，”他说，“感情有什么好处，我看不出来。”

“你爱上帝，没错吧？”尼克尔森问，有点故作冷静的样子，“那难道不是你的特长吗？从我从你的录音带里听到的，还有艾尔·巴布科克所说的——”

“是的，当然，我爱上帝。但是我并不感情用事地爱上帝。他从没说过谁必须感情用事地爱他，”泰迪说，“如果我是上帝，我肯定不会要大家感情用事地爱我。那太不可靠了。”

“你爱你的父母，对吧？”

“是的，我爱——非常爱，”泰迪说，“但你是想让我用这个词来表示你想让它表示的那个意思——我看得出来。”

“好。那么你想用这个词来表示什么意思呢？”

泰迪认真地想了想。“你知道‘亲密’这个词的意思吧？”他问，把脸转向尼克尔森。

“我大概知道。”尼克尔森生硬地说。

“我对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亲密感。他们是我的父母，我是说，我们都是彼此和谐的一部分，一切的一切，”泰迪说，“他们活着的时候我希望他们过得开心，因为他们喜欢过得开心……但是他们并不以这种方式爱我和布波——那是我的妹妹。我是说他们似乎无法爱我们原本的样子。他们似乎无法爱我们，除非他们能不断地让我们稍稍有所改变。他们爱我们，也几乎同样地爱着他们之所以会爱我们的理由，更多的时候他们更爱后者。那不太好，那种爱的方式。”他再次转向尼克尔森，稍稍往前坐了些。“请问你知道时间吗？”他问，“我十点三十分有一堂游泳课。”

“你来得及。”尼克尔森说，并没有先看看自己的表。他把衣袖往上推了推。“现在才十点过十分。”他说。

“谢谢你，”泰迪说，又往后靠去，“我们可以再愉快地谈上十分钟。”

尼克尔森一条腿从甲板椅边上伸出去，身子往前靠，踩在他的烟头上。“据我所知，”他说，往后坐去，“你对吠檀多的轮回转世说坚信不疑。”

“那不是一种理论。那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部分——”

“好了。”尼克尔森急匆匆地说。他微笑着，轻轻抬起双掌，反讽式的祈福动作。“我们暂且不在这一点上做争论。先让我把话说完。”他再次把伸得远远的粗腿交叉在一起，“我听说，你通过冥想获知某些信息，令你深信自己前世是一位印度的圣人，但多少是辜负了天恩——”

“我不是个圣人，”泰迪说，“我只是一个颇有些灵修成就的人。”

“好吧——不管是什么吧，”尼克尔森说，“但关键是你感觉在你的前世，你在最后的顿悟之前多少辜负了天恩。是这样吗？还是我——”

“是的，”泰迪说，“我遇到了一位女士，我可以说是停止了冥想。”他把胳膊从扶手上放下来，把手塞到大腿底下，仿佛是想取暖，“不管怎么样，我终究是要再次转世为人，回到世上来的——我是说我的灵修程度还没有高级到如果不遇见那位女士就可以死去，然后直接去见梵天，再不必重返世间。不过如果我没有遇见那位女士，我倒是不必非得投胎成美国人。我是说在美国做冥想，过精神性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那样做，别人会觉得你不正常。我父亲就多少觉得我不正常。而我的母亲——嗯，她觉得我无时无刻不想着上帝对我不好。她觉得这有损我的健康。”

尼克尔森盯着他看，审视着他。“我记得你在最后那盘带子上说你第一次有神秘经验是六岁时。是这样的吗？”

“六岁时我意识到一切都是上帝，我的头发都立起来了，诸如此类，”泰迪说，“那是一个星期天，我记得。我妹妹那时还是一个小婴儿，她正在喝她的奶，突然之间我看到她就是上帝，而牛奶也是上帝。我是说，她正在做的事就是把上帝倾倒进上帝里面去，不知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尼克尔森什么也没说。

“不过我四岁时就能经常从有限的维度里走出来，”泰迪说，像是事后想起似的，“倒不是连续不断还是怎么样，但是比较经常。”

尼克尔森点点头。“你当时那样？”他说，“你当时能那样？”

“是的，”泰迪说，“那盘录音带上有……也可能是在我四月份录的那一盘上。我记不清了。”

尼克尔森又掏出香烟来了，但他并没有把眼睛从泰迪身上移开。“一个人怎么从有限的维度里走出来呢？”他问，短促地笑了一声，“我是说，就从最基本的说起吧，一块木头就是一块木头，比方说。它有长度、宽度——”

“它没有。你错就错在这里，”泰迪说，“谁都以为事物在某处停滞不前。事物并非如此。这就是我那时试图告诉皮特教授的。”他在椅子上稍稍转动，拿出一块很碍眼的手帕——揉成一团的灰色实体——擤了擤鼻子。“事物像是在某处停滞不前，那是因为大多数人只知道这样看待事物，”他说，“可是这不等于说事物就是这样的。”他收起手帕，看着尼克尔森。“请你把胳膊举起来一会儿，可以吗？”

“我的胳膊？为什么？”

“就照着做吧。只要一小会儿。”

尼克尔森把他的前臂举得比扶手高出一两英寸。“这一只吗？”他问。

泰迪点点头。“你管那叫什么？”他问。

“你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的胳膊。是一只胳膊。”

“你怎么知道它是呢？”泰迪问，“你知道它叫作一只胳膊，可是你怎么知道它就是呢？你有什么证据说明这就是一只胳膊？”

尼克尔森从他的烟盒里取出一根香烟，点燃了。“坦率地说，我觉得这有点儿最拙劣的诡辩术的味道，”他说，吐出一口烟，“它是一只胳膊，看在老天的分上，因为它是一只胳膊。首先，它必须有个名称，以便与其他事物相区分。我是说你不能仅仅——”

“你只不过是在讲逻辑罢了。”泰迪无动于衷地对他说。

“我只不过是在什么？”尼克尔森问，彬彬有礼得有点儿过了头。

“讲逻辑。你只不过是给了我一个符合常规的聪明回答，”泰迪说，“我刚才是想帮助你。你问我，我怎么从有限的维度里想走出来就走出来。我用的当然不是逻辑。逻辑是你首先必须摆脱的一样东西。”

尼克尔森用手指把舌头上的一丝烟草捡走。

“你知道亚当吧？”泰迪问他。

“我知道谁？”

“亚当。《圣经》里的。”

尼克尔森笑了。“没什么个人来往。”他生硬地说。

泰迪迟疑了一下。“别生我的气，”他说，“你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正——”

“我没有生你的气，看在老天的分上。”

“好吧，”泰迪说，他身子靠在椅背上，但脸转向尼克尔森，“你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吃的那只苹果吧，《圣经》里提到的？”他问。“你知道那只苹果里有什么吗？逻辑。逻辑和智力之类的东西。苹果里全是这些东西。因此——这就是我的看法——如果你想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你就得把它全吐出来。我是说如果你把它吐出来了，你要认识木头和别的东西就不会再有麻烦了。你就不会看到事物任何时候都停滞不前了。而且你会知道你的胳膊其实是什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懂得我的意思吗？你跟得上我的思路吗？”

“我跟得上。”尼克尔森说，毫不含糊。

“问题在于，”泰迪说，“大多数人不想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他们甚至都不想停止一再出生然后死亡。他们就是不停地想要新的身体，而不想停下来和上帝在一起，那里才是真正美妙的。”他思考了一会儿。“我从没见过这么一群爱吃苹果的家伙。”他说。他摇了摇头。

就在此时，一个在附近巡行的身穿白色制服的甲板侍者在泰迪和尼克尔森身前停了下来，问他们要不要早餐肉汤。尼克尔森根本没理他。泰迪说：“不用了，谢谢你。”于是那甲板侍者走开去了。

“如果你不想讨论下面这件事，不必勉强。”尼克尔森突然说，很是生硬。他弹了弹烟灰。“不过，这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呢，你告诉整个莱德克检测小组——沃尔顿、皮特、拉森、塞缪尔斯，所有那群人——他们最终将在何时、何处以及如何死去？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不想讨论的话可以不说，不过波士顿的谣言可是——”

“不，那不是真的，”泰迪加重语气说，“我告诉了他们在什么地方，以及什么时候，他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我还告诉了他们一些事情，一些也许他们不妨做做的事情……可是我并没有说过任何那样的话。我并没有说任何事是无可避免的，在那个意义上。”他又摸出手帕来用。尼克尔森看着他，等着。“我压根儿没跟皮特教授说过任何那样的话，首先，他不是那伙人里的一个，他们乱开玩笑，问了我一大堆问题。我是说，我只是告诉皮特教授过了一月份他就别再教书了——我告诉他的就这些。”泰迪往后靠去，沉默了一会儿，“别的那些教授，他们实际上是硬逼我告诉他们那些事儿的。那是我们采访结束以后，录完音以后，时间很晚了，他们全都继续坐着抽烟，变得嬉皮笑脸的。”

“不过你就没有告诉沃尔顿，或者拉森，比方说，何时或者何地或者以何种方式死亡会最终来到？”尼克尔森追问道。

“没有。我没有说过，”泰迪斩钉截铁地说，“我原本不会告诉他们任何那样的事，可是他们没完没了地聊这种事。是沃尔顿教授开的头吧。他说他真的希望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因为这样他就知道什么工作该干什么工作不该干，以及怎样最有效地利用他的时间，等等等等。接着他们就全都这么说……所以我才跟他们说了一点点。”

尼克尔森什么也没有说。

“不过，我没告诉他们他们什么时候真的会死。那完全是谣言，”泰迪说，“我本来也可以说的，但是我知道他们内心并不真的想知道。我是说我知道虽然他们教宗教、哲学什么的，但是他们仍然非常害怕死。”泰迪坐着，或者不如说斜靠着，有一分钟什么都没说。“这太傻了，”他说，“死无非就是从你的身体里挣脱出来。我的天哪，这件事每个人都做了成千上万遍了。他们只是不记得了，这不代表他们就没做过。太傻了。”

“那也可能，那也可能。”尼克尔森说，“但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仍然是不管多么聪明地——”

“这太傻了，”泰迪又说，“比方说，再过大约五分钟我有一堂游泳课。我会下楼到游泳池那儿去，那里也许一点儿水都没有。说不定正好是他们换水的日子之类的。那么，可能发生什么呢，我也许会走到池子边，只是想看一看池底，比方说吧，而我的妹妹说不定会走过来就那样把我推下去。我可能脑壳破裂当场死去。”泰迪看着尼克尔森。“那完全可能会发生，”他说，“我妹妹只有六岁，她不是一个有过许多次前世的人，而且她也不太喜欢我。那很可能发生，好吧。那么，这里面又有多少悲剧成分呢？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是说？我只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仅此而已，难道不是吗？”

尼克尔森轻轻地哼了一声。“从你的观点看也许不是什么悲剧，但是对于你的母亲和父亲，那肯定是一件挺惨的事，”他说，“这你考虑过吗？”

“是的，我当然想过，”泰迪说，“不过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于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个叫法，而且爱动感情。”他又把两只手掖到大腿底下去了。这会儿他把手抽出来，胳膊放在扶手上，看着尼克尔森。“你认识斯温吧？就是管理健身房的那人？”他问道。他等着，直到尼克尔森点了点头。“那么，要是斯温今天晚上梦见他的狗死了，他会一个晚上都睡不好觉，因为他非常喜欢那条狗。可是等他早上醒过来，一切都没事了。他会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梦。”

尼克尔森点点头。“那又到底说明什么呢？”

“说明如果他的狗真的死了，那也完全是同一回事儿。只不过他不知道罢了。我是说，在他自己死去之前他是不会醒过来的。”

尼克尔森看上去无动于衷的样子，他正用右手慢悠悠地多情地按摩着自己的后脖颈。他搁在扶手上的左手一动不动，指间夹着根新的没点燃的香烟，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得出奇的苍白，仿佛没有生命似的。

泰迪突然站起身来。“我恐怕真的该走了。”他说。他又试探性地在延伸出来的椅子腿上坐下来，面对着尼克尔森，一边把T恤掖进裤子里。“我猜我大概只有一分半钟走去上游泳课，”他说，“一直要走到E区甲板呢。”

“我能不能问一句，你为什么告诉皮特教授他应该在一年的第一个月后就别再教书了？”尼克尔森问，有些直言不讳，“我认识鲍勃·皮特。所以我才问的。”

泰迪紧了紧他的鳄鱼皮带。“只是因为他是个比较注重灵修的人，如果他想在灵修方面有真正的进展，那他现在教的许多东西对他没有太大好处。对他刺激太大。是时候把所有东西从脑子里拿出去了，而不是往里装更多。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在这一世就把这只苹果的大部分摆脱掉。他很会冥想。”泰迪站起身，“我还是走吧。我不想迟到太久。”

尼克尔森抬头看他，眼光停住不动——想再留他一会儿。“如果你能改变教育制度的话，你会做些什么？”他模棱两可地问道，“对这问题你考虑过吗？”

“我真的得走了。”泰迪说。

“就回答这一个问题，”尼克尔森说，“教育是我的挚爱，事实上——我就是教这个的。所以我才问。”

“嗯……我会怎么做我不太清楚，”泰迪说，“我知道我肯定不会按学校一般开始的那一套去开头。”他双臂交叉，沉思了片刻。“我想我会先把所有的孩子聚集起来，教他们如何冥想。我会试着教他们如何发现他们是谁，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名字叫什么这一类的事儿……我想，在这之前，我还得先让他们把他们的父母以及所有别的人告诉过他们的一切都清空。我是说即使他们的父母仅仅告诉过他们大象很大，我也会让他们把这点点清空。一头大象只有跟别的什么东西在一起——一条狗或一位女士，比方说——那它才是大的。”泰迪又想了一会儿，“我甚至都不会告诉他们大象有一个象鼻。我也许会向他们展示一头大象，如果我手边正好有一头的话，我只会让他们走到大象跟前，脑子里对象一无所知，正如象对他们一无所知。对于草以及别的东西也都是这样。我甚至都不会告诉他们草是绿的。颜色不过就是名称。我是说如果你告诉他们草是绿的，那就会让他们开始期待草看上去是某种样子的——你说的那种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没准别的样子也挺好，说不定还更好些呢……我不知道。我会让他们把他们父母和所有人让他们咬了一口的苹果一五一十统统吐个干净。”

“你这样做，有没有培养出浑噩无知的一代人的危险呢？”

“为什么？他们不会比一头大象更浑噩无知，或者一只鸟，或者一棵树，”泰迪说，“不能仅仅因为某种事物是某个样子，而不是表现为某个样子，就说它是浑噩无知。”

“不是吗？”

“不是！”泰迪说，“何况，如果他们想学所有那些别的东西——名称、颜色、事物——他们尽可以学，只要他们想学，就是说后来等他们长大些之后。但我是要他们从看待事物的一切真正的方式开始，而不是别的所有吃苹果的人看待事物的方式——我是这个意思。”他靠近尼克尔森，向他伸出手。“我现在得走了。真的。我很高兴能和——”

“再等一秒钟——就再坐一分钟，”尼克尔森说，“有没有想过长大后从事什么研究工作？医学研究，或是这一类的工作？依我看，以你的头脑，也许你最后能——”

泰迪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是没有坐下来。“我倒考虑过一回，几年之前吧，”他说，“我跟几个医生谈过。”他摇了摇头。“我对那样的工作不太有兴趣。医生太紧贴事物的表面。他们总在谈细胞啊什么的。”

“哦？你不认为细胞结构有什么重要的？”

“有，我当然认为有。不过，医生们谈细胞就好像它们自身具有多么无限的重要性。就好像它们并不真的属于拥有它们的那个人似的。”泰迪一只手把前额上的头发往后捋了捋。“我生长我自己的身体，”他说，“没有任何人代替我做这件事。那么，既然我生长了它，我必然知道如何长成它。至少，是无意识地知道。在最近千百年里，我可能已经在某个时候丢失了如何生长它的有意识的知识，但是这知识仍然在那里，因为——显然——我用过这知识……需要依靠大量的冥想和清空，才能把整个东西找回来——我是说有意识的知识——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你足够开放自我的话。”他突然伸出手握住尼克尔森放在扶手上的手。他只彬彬有礼地握了一下，然后说：“再见。我必须走了。”这一回，尼克尔森没能留住他，他急匆匆地从过道之间穿了过去。

他走后，尼克尔森一动不动地坐了几分钟，他双手放在椅子扶手上，那根未点燃的烟仍然夹在左手手指间。最后，他抬起右手，摸了摸，仿佛是要检查他的领口是否仍然敞着。接着他点燃香烟，又坐着不动了。

他把烟一直抽到快燃完，然后突然把一只脚从椅子边上伸出去，踩在烟上，站起身，然后快步朝过道外走去。

他沿着船头的楼梯，挺轻快地下到散步甲板。他没在那儿停下来，继续往下走，而且走得很快，来到主甲板。接着到A区。然后是B区。然后是C区。然后是D区。

D区甲板是船头楼梯的尽头，尼克尔森站住片刻，显然不知再往哪儿走。不过，他看到一个像是能给他指方向的人。在通道的半路上，一位女乘务员坐在厨房通道的一张椅子上，边看杂志边抽着烟。尼克尔森走到她跟前，简短地问了几句，谢过她，继续往船头方向走了几步，推开一扇沉重的金属门，门上写着：通往游泳池。门后是一道狭窄的没铺地毯的扶梯。

他刚走了一半多的楼梯，这时听见一声极为刺耳的长长的尖叫声——分明是一个小女孩发出的。音响效果极好，仿佛是在四堵围墙之内回响似的。

注释

[1]宾果：一种无须技巧的多人赌博游戏。

[2]西摩全名西摩· 格拉斯，英文为“Seymour Glass”，其发音同“see more glass”，意为“看见更多玻璃”。小女孩西比尔显然觉得这名字的谐音很有趣，紧接着的问句直译为中文是：“你看见更多的玻璃了吗？”

[3]《小黑人桑布》：苏格兰儿童文学作家海伦·班纳曼（1862—1946）的处女作，1899年出版后即成畅销儿童书。在班纳曼的这则寓言童话中，穿上了戏服的老虎和桑布与同样纵情欢乐的香蕉鱼在主题与象征意义上有确凿的相似性。有可能塞林格只是喜欢这个问题中富有童趣的随意性，也有可能是他在敏锐地暗示，西比尔能发现西摩的故事与《小黑人桑布》之间的关联——即使是无意的，说明她十分早熟。

[4]两个“狗不理”：这里西摩随口给西比尔的脚踝起了个绰号，原文是“two snobs”（两个势利鬼），和前文的“snub it”（不理它）为双关。

[5]贝拉·卢戈西（1882—1956）：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匈牙利籍演员，出演了很多恐怖片，尤以饰演吸血鬼闻名。

[6]“脚踝”在英语里是“ankle”，与“uncle”（叔叔）发音接近。威格利大叔，美国作家霍华德·加利斯（1873—1962）在1910—1940年间创作的儿童故事中的一位主角，是一只拄拐杖的老兔子。

[7]撒玛利亚好人：《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里耶稣在解释谁是我们应该去爱的“邻居”时，讲述一个犹太人遭抢劫之后，帮助他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而不是他自己的族人。在英语中，“撒玛利亚好人”泛指热心帮助陌生人的善良之辈。

[8]原文“kike”是针对犹太人的极具侮辱性的美国俚语，意为“犹太佬”，其拼写发音与“kite”（风筝）非常接近，莱昂内尔显然听到了“kike”这个词，却并没有听懂，而误以为是“kite”。

[9]D日：即1944年6月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大败德军的日子。

[10]原文是“intransically”，英文中并没有这个词，但是有“intrinsically”（固有地，本质地）。艾斯美是个早熟的年轻女孩，喜欢用大词、难词——尽管有时候用得也不是很对。她这里显然是把“intrinsically”误念作“intransically”，而“我”是能听出来的。所以翻译设计让艾斯美把“秉性”误念作“冰性”，以求尽量符合原作文本的精神。

[11]这句话原文是用法语说的，“Il faut que je parte aussi”。说法语是艾斯美另一项早熟的特质——一项相当优雅的特质。

[12]这里原著故事叙述者故意用了法语“de bon goût”，是“有教养、有品位”的意思。

[13]艾尔·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画家。

[14]“您先请，阿方索”出自《阿方索和加斯顿》，二十世纪初一个著名的美国漫画系列，作者是弗里德里克·欧珀。主要人物阿方索和加斯顿是两个礼貌成癖的法国人，总是互相重复“您先请”，以至于最后什么事都做不成。

[15]原著中这个美术函授班的名称用的是法语“Les Amis Des Vieux Maîtres”。

[16]奥诺勒·杜米埃（1808—1879）：法国画家。

[17]“暴发户”原文用的是法语“nouveau riche”，描述这封信时作者直接用的法语词还包括：“gagné”（获得）、“ulcération cancéreuse”（由溃疡所致的癌症）、“résolution”（决定）、“très pressé”（非常紧急，第一时间），以及信的落款“Jean de Daumier-Smith”。

[18]傅满洲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洛莫（1883—1959）创作的侦探故事集中的一个中国恶棍形象，以狡诈奸猾著称。

[19]原文用的是法语“Le pauvre Picasso”。

[20]原文用的是法语“M. Picasso, où allez vous?”。

[21]原文用的是法语“Oui!”。

[22]原文用的是法语“Non, non, madame—merci!”。

[23]原文用的是法语“Qui, monsieur!”。

[24]“提坦”（Titan）是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提香（Titian）的误拼。提坦原意为巨人神，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这一贻笑大方的误拼足见这位学生人文修养的程度之低。

[25]抹大拉的马利亚被公认是《圣经·新约》里提到的耶稣最重要的一位女门徒。“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均明确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是耶稣复活的第一位目击人。西方某些文学作品把她描述成曾经做过妓女后忏悔皈依；在天主教的传统中，她也是堕落者虔诚悔改的形象。这是将抹大拉的马利亚同“路加福音”中提到的无名的“有罪女子”混为一体，并非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

[26]原文用的是法语“Non, non—merci, madame.”。

[27]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2—1226）：意大利罗马天主教修士，方济各会及方济各女修会的创始人，以宣讲“清贫福音”著称。

[28]彼得·阿伯拉尔（1079—1142）：法国经院哲学家、逻辑学家及神学家。他与法国女隐修院院长埃洛伊兹（1098—1164）在年轻时有过一段传奇的悲剧恋情。

[29]原文用的是法语“sorties”。

[30]此句原文是“I'll exquisite day you”，将名词短语“exquisite day”（姣好的天气）活用作动词是个很特别的表达，一种假设是泰迪刚刚说了一句评价天气的话，使用了这个短语；而他父亲原本就已经很恼怒，这时候儿子形容好天气的诡异措辞更激怒了他，便活用此短语来威胁儿子。直译有很大难度，便基于这一假设而译作“给你点儿姣好的天气尝尝”。

[31]“赠予之马”译自“gift horse”，出自英语俗语“Don't look a gift horse in the mouth”（不要去检查一匹作为礼物赠予的马的嘴巴），其含义是检查赠予之马的嘴巴不外乎要看看马的年龄，而这样做显然是不礼貌的。

[32]根据《圣经·旧约》记载，吗哪是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所得的天赐食物。

版权信息

Franny and Zooey by J. D. Salinger

Copyright © 1955, 1957, 1961 by J. D. Salinger,

renewed 1983, 1985, 1989 by J. D. Saling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J. D. Salinger Literary Trus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545号

书  名　弗兰妮与祖伊

作  者　【美】J.D.塞林格

译  者 丁骏

责任编辑　吴莹莹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66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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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弗兰妮

祖伊

注释

一岁的马修·塞林格曾经鼓动一起吃午饭的小朋友接受一颗冻青豆；我则尽力秉承马修的这种精神，鼓动我的编辑、我的导师、我最亲密的朋友（老天保佑他）威廉·肖恩收下这本不起眼的小书。肖恩是《纽约客》的守护神，是酷爱放手一搏的冒险家，是低产作家的庇护者，是浮夸炫耀到无可救药者的辩护手，也是天生伟大的艺术家编辑中谦虚得最没道理的一位。

弗兰妮

星期六的早晨晴空万里，却还是得穿大衣的天气；一个礼拜以来都是穿一件外套就够了，人人盼着周末也能这么暖和——这个周末耶鲁有比赛。车站里有二十来个年轻人，都是来接女朋友的，十点五十二分那班火车。顶着严寒等在露天站台上的不超过六七个，其余的站在有暖气的候车室里聊天，三三两两扎成堆，脱了帽子，个个吞云吐雾。这群年轻小伙一开口都是清一色大学生知识分子的腔调，不管轮到哪个说话，没一个不拔尖了嗓子，一通慷慨陈词，就好像是在一劳永逸地解决某个极端有争议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让大学外面的那个世界一筹莫展，已经瞎忙活了几个世纪。

等在露天站台上的六七个男孩里就有赖恩·康特尔，他穿一件带有羊毛衬里的巴宝莉防雨大衣。说康特尔是这群人中的一员，感觉又不太像。他背对着基督教科学会的免费取阅读物架，没戴手套，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有十几分钟他都故意站在其他男孩的谈话圈之外。他的脖子上随意地围着一条褐紫色的羊绒围巾，几乎挡不了什么寒气。突然，康特尔的右手从外套口袋里抽了出来，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围巾，但是才弄了一半又改变了主意。他用同一只手伸进外套，从夹克内袋里取出一封信，随即读了起来，嘴巴微微张着。

信写在——用打字机打在——淡蓝色的信纸上。看上去已几经折腾，有点旧，像是被人从信封里掏出又塞进，读过好几遍了。

我想是星期二吧

最最亲爱的赖恩：

不知你是否能看明白这封信，今晚寝室里吵得不行，我几乎没法集中思想。所以如果我拼错单词，请行行好别太在意。顺便说一句，我已经接受了你的建议，最近常常会查词典，所以如果没了我的风格就都怪你。管他呢，反正我刚收到你的美妙来信，我爱死你了，我疯了，我等不及到周末了。住不进克洛福特楼太没劲了，但其实我也不在乎到底住哪里，只要暖和，没虫子，而且又能常常见到你就行了，我是说，每分钟都能见到你。我最近已经——我是说，我快发疯了。我太喜欢你的信了，尤其是关于艾略特的那部分。我觉得自己除了萨福之外越来越看不上任何别的诗人。我读萨福读得发疯，求你别笑话我。我甚至可能期末论文就写她了，如果我毕业时想拿荣誉的话，而且得他们指定给我的那个白痴导师点头同意。“温柔的阿杜尼丝正在死去，西塞瑞，我们该怎么办？捶胸吧，姑娘们，撕裂你们的衣裙吧。”棒极了吧？萨福自己就是那么干的。你爱我吗？你那封可怕的信里一次都没提你爱我。我真烦你有时候一副超级男人、缄默不语（没写错吧？）的样子，真是无药可救了。我不是真的恨你，但是我天生讨厌强悍沉默的男人。不是说你不强悍，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房间里太吵了，我几乎没法集中思想。管他呢，反正我爱你，要是我能在这个疯人院里找到一张邮票我就寄特快，这样你就有足够的时间看信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到底知不知道这十一个月以来我一共才和你跳了两次舞？在凡戈达那次你太一本正经了不能算。下次见面我可能会不自然得要命。顺便说一句，要是这玩意儿也有个正式的接待仪式我就杀了你。星期六见，我的小花！！

爱你

弗兰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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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爸爸在医院拍的X光片子拿到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肿瘤还在变大，所幸不是恶性的。昨晚我跟妈妈通了电话。顺便说一句，她向你问好，所以你不用担心星期五那晚的事了。我觉得他们甚至都没有听到我们进门。

又又及：我给你写信的时候总是显得这么没水平，这么傻乎乎的。为什么呢？我允许你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让我们努力过一个特棒的周末吧。我是说如果可能，这回咱们说什么也别拼命分析这分析那了，尤其别分析我了。我爱你。

弗兰西丝（她的花押）

赖恩这一遍读得格外仔细，读到快一半的时候，他被雷·索莱森打断了——对赖恩而言这是被侵犯、被侵略——长相剽悍的索莱森问赖恩知不知道里尔克这个混蛋到底想说什么。赖恩和索莱森都选了现代欧洲文学课（课程代码251，只面向大四学生和研究生），这次的作业是读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之四）》，星期一要交差。赖恩和索莱森不是很熟，但是他对索莱森的脸和腔调有种隐隐的没得商量的反感。赖恩收起信，回答说他也不知道，但是他觉得大部分都读懂了。“你很走运，”索莱森道，“你是个幸运儿。”他的声音无精打采，好像他走过来跟赖恩说话完全是因为无聊或者焦躁，从没想过是为了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上帝，可真冷。”他说道，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赖恩注意到索莱森驼绒大衣的翻领上有一个已经褪色的口红印，可仍然很扎眼。看上去口红印像是已经留在上面几个星期了，也许是几个月，但是赖恩跟索莱森没有熟到提口红印的程度，当然他也根本不在乎。更何况火车已经快到了。两个男孩都微微向左转过身去，面向正在开来的火车。几乎是在他们转身的一刹那，候车室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在里面取暖的男孩们开始走出来迎接火车，其中大多数都让人感觉仿佛每只手里至少拿着三支点燃的烟。

赖恩自己也在火车进站的时候点了一支烟。随后，他努力收起脸上所有的表情，这些表情可能会轻易地暴露，甚至可以说是美妙地暴露他对所接之人的真实情感。像赖恩这样接站的人太多了，也许只应该给他们发一张见习接站证。

弗兰妮是最先下车的几个女孩之一，她的车厢离得挺远，在站台的最北端。赖恩一眼就认出了她。不管他的脸上做着什么样的表情，他那只伸向半空的手臂还是说明了一切。弗兰妮看到了他的手，看到了他，便使劲地挥舞起自己的手臂。她穿着一件短毛浣熊皮大衣。赖恩快步向她走去，脸上依然不动声色，他压抑着激动之情，自顾自地理论着自己是整个站台上唯一真正认得弗兰妮这件大衣的人。他记得那次在一辆借来的车里，亲了弗兰妮大约半小时之后，又亲了她的大衣翻领，仿佛那也是大衣主人令人神往的有机延伸部分。

“赖恩！”弗兰妮开心地跟他打招呼——她不是个会抹掉自己表情的人。她伸手拥抱他，吻他。这是一个车站站台之吻——开始很自然，但是接下来就有些畏手畏脚，多少带点碰碰额头的意思。“你收到我的信了吗？”她问道，然后几乎是不换气地又道，“你看上去冻坏了，小可怜。你干吗不在里面等呢？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哪封信？”赖恩说，一边拎起她的手提箱。箱子是藏青色的，带白色皮镶边，跟其他刚刚被拎下火车的箱子一个模样。

“你没收到吗？我是星期三寄的。哦，天哪！我甚至把它拿到邮电——”

“哦，你是说那封信。收到了。你就这一个箱子？什么书？”

弗兰妮低头看向自己的左手，她正拿着一本豆绿色布面的小书。“这个？哦，没什么。”她答道。她打开手提包把书塞了进去，跟着赖恩沿着长长的站台往出租车等候处走去。弗兰妮挽着赖恩的手臂，基本上都是她在说话。先是关于她包里的一条裙子，必须要熨烫一下。她说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熨斗，看起来像是玩过家家用的，可是忘了带过来。她说整个车上她认识的女孩不超过三个——玛莎·法拉、蒂比·提贝特，还有一个叫艾林娜什么的，忘了姓的那个，是她很多年前在寄宿学校的时候认识的，在埃克塞特，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车上其他人，弗兰妮说，看上去都是那种史密斯学院的女孩，除了有两个绝对是瓦萨学院出来的样子，还有一个绝对是本宁顿艺术学院或者萨拉·劳伦斯学院[1]的。那个本宁顿—萨拉·劳伦斯样的看起来就像一路上都躲在火车厕所里搞雕塑或者美术创作，要么就是她的裙子下面穿了一条紧身裤。赖恩走得有点快，他说自己很抱歉没能让她住进克洛福特楼——当然要住那里本来就是痴心妄想——但是他帮她弄到的那个住处非常不错，很舒服。房间不大，但是干净，等等。你会喜欢的，赖恩说，弗兰妮眼前马上浮现出一幢带白色护墙板的房子。三个互不相识的女孩住在一个房间里。谁最先到就把那个“高低不平”的单人床占为己有，另两个就得挤一个“床垫一流”的双人床。“好呀。”她带着刻意的热情答道。弗兰妮觉得有时候面对男性普遍的笨拙，还要掩饰自己的不耐烦，这种感觉真是糟糕透了，尤其是赖恩的笨拙。她回忆起在纽约时一个下雨的晚上，从剧院出来，赖恩硬是让一个西装革履、面目可憎的男人把出租车抢走了，这种过分的街边谦让简直到了可疑的程度。倒不是说她有多么在意——上帝，做男人然后还要在下雨天打到出租车真是可怕——但是她记得赖恩回头跟她打招呼时的眼神真的很吓人，充满了敌意。这会儿弗兰妮又为自己想起这些事情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的内疚，于是她佯装亲密地轻轻抓紧赖恩的手臂。两人进了一辆出租车。带白皮镶边的藏青色手提箱被司机放在前排座位上。

“先把你的包和东西放到你的住处——就先扔在房间里——然后我们去吃中饭，”赖恩说，“我饿坏了。”他靠向前把地址递给司机。

“哦，见到你真好！”车子启动后弗兰妮说，“我想你。”话音刚落她就意识到这话根本不是真心的。她再次感到内疚，于是拉起赖恩的手，紧紧地，温柔地，跟他的手指交叉在一起。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两人来到市中心一家名为“稀客来”的饭店，选了一张相对比较安静的桌子坐了下来。这家饭店颇受本地学生中专心学习的一拨人的青睐——耶鲁或者哈佛的学生们通常会漫不经心地把他们的女朋友带到这里，而不是“默里”或者“克鲁尼”饭店。据说这一带的饭店中只有“稀客来”的牛排不是“那么厚”——拇指和食指之间约一英寸的厚度。“稀客来”是吃蜗牛的地方。在“稀客来”，大学生和女朋友通常会各点一份色拉，或者很多时候两人谁都不点色拉，因为色拉酱里有大蒜。弗兰妮和赖恩都在喝马蒂尼酒。酒大约是十到十五分钟之前上的，赖恩尝了一口，然后往椅背上一靠，很快把房间扫视了一圈，明显有些沾沾自喜，因为他正在一个品位无可挑剔的地方和一位相貌无可挑剔的女孩约会——这个女孩不仅容貌极其出众，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好看得一点儿都不落俗套，不是那种羊绒毛衣和法兰绒短裙的千篇一律的好看。赖恩瞬间的心理暴露没有逃过弗兰妮的眼睛，她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沾沾自喜。但是出于某种古老而顽固的心理模式，弗兰妮选择为自己的这种洞察感到内疚，作为惩罚，她强迫自己格外投入地倾听赖恩接下来的长篇大论。

如果一个人独霸话语权超过一刻钟，并且相信自己已经进入一个只要开口就不会出错的状态，那么他说话的样子就会和现在的赖恩一模一样。“我的意思是，说白了，”他说，“他唯一缺少的东西其实就是睾丸气。你明白吗？”赖恩向他的倾听者弗兰妮靠过去，极其夸张地耷拉着肩膀，两个前臂分别放在他的马蒂尼酒杯的两侧。

“缺少什么？”弗兰妮说。她说话前不由自主地清了清嗓子，因为她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说话了。

赖恩犹豫了一下。“阳刚之气。”他说。

“你刚才说的我听到了。”

“不管怎么样吧，可以说，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母题——我本想尽力委婉地说明的，”赖恩说，紧抓自己刚才的话题不放，“我是说，上帝啊。我是真的以为这篇文章会像他妈的扔出去的铅球一样，可是文章拿到手，我一看，一个他妈的斗大的‘A’，我发誓我差点晕过去。”

弗兰妮又清了清喉咙。显然她判自己做一个纯粹听众的徒刑已经服满了。“为什么？”她问道。

赖恩看上去似乎略微有点儿被打断的意思。“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这篇文章的下场会像一只铅球？”

“我刚跟你说了。我刚刚说完。这个布鲁曼是个大大的福楼拜迷。至少我这么觉得。”

“哦。”弗兰妮答道。她微笑了一下，啜了一口她的马蒂尼。“这酒真棒，”她说，眼睛看着玻璃杯，“它不是二十比一的浓度，太好了。我不喜欢一杯都是杜松子酒。”

赖恩点点头。“反正我想那篇鬼文章就在我房间里。如果我们这个周末有机会，我就读给你听一下。”

“棒极了。我很想听。”

赖恩又点了点头。“我是说我也没说什么惊世骇俗之类的东西。”他换了个坐姿，“但是——我不知道——我想我对于作者为什么近乎神经质地执着于字眼推敲的强调还是有点道理的。我是说从我们今天所知的一切角度来看。不光是精神分析那一套废话，但是当然也有一定联系。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可不是弗洛伊德的门徒，但是有些东西你不能光给它们贴个弗洛伊德的标签就算完了。我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完全是正确的，我指出所有那些真正厉害的家伙——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们没一个是咬文嚼字的。他们就是在写。知道我的意思吗？”赖恩多少带些期待地看着弗兰妮。他觉得弗兰妮一直都是格外认真地在听他说话。

“你的橄榄，你还吃不吃了？”

赖恩很快地扫了一眼自己的马蒂尼酒杯，然后又看看弗兰妮。“不吃了，”他冷冷地说，“你要吃吗？”

“如果你不吃的话——”弗兰妮说道。她从赖恩的表情知道自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她突然不想吃橄榄了，而且奇怪自己干吗会提出要这颗橄榄。然而赖恩把他的马蒂尼递过来的时候，她只能接受橄榄，然后假装津津有味地吃下去。桌上放着赖恩的一包烟，弗兰妮抽出一支来，赖恩帮她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支。

谈话被橄榄打断之后，有一段短暂的沉默。赖恩再次开口了，但只是因为他不是那种能憋住一句俏皮话的人。“这个布鲁曼觉得我应该找个地方发表这篇文章，”他突然说，“可是，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好像突然累坏了一样——或者说像是被榨干了一样，既然整个世界都在贪婪地攫取他的智慧果实——他开始用手掌心揉自己一边的脸颊，下意识地不太文雅地从一只眼睛里抹去一粒眼屎。“我是说，关于福楼拜这些家伙的评论文章，实在太他妈多了。”他若有所思地停下来，看起来有一丝忧郁。“事实上，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真正有见地的——”

“你说话的样子就像一个代课的。是真的。”

“你说什么？”赖恩故作镇静地问。

“你说话完全就像一个代课的。我很抱歉，但这是事实。你真是这样的。”

“是吗？那么请问一个代课的是怎么说话的？”

弗兰妮意识到赖恩火了，而且也知道他火到了什么程度，但此时她的心里，自责和恶毒的成分各占一半，她感到自己想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们这边代课的是怎么说话的，但在我们那地方，教授不在的时候，或者精神出问题或者去看牙医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代课的过来。通常是个研究生之类的。总之，如果是堂——比方说，俄罗斯文学课吧，他就会走进来，衬衣纽扣个个扣紧，还打条领带，然后就会把屠格涅夫骂上半个小时。接着，等到他说完了，也就是等他把屠格涅夫糟蹋尽了，他就开始讲司汤达或者他在硕士论文里写的其他什么作家。我上的那个大学的英文系大约有十个这样的代课的，他们跑来跑去，尽糟蹋东西。他们聪明到什么程度，他们几乎不开口——请原谅我的自相矛盾。我是说你要是跟他们起了什么争执，他们唯一做的就是露出那副笑眯眯的表情——”

“你今天吃错药了吧——你知道吗？你他妈到底怎么了？”

弗兰妮飞快地弹了弹烟灰，然后把桌上的烟灰缸朝自己这边挪了一寸。“对不起。我糟透了，”她说道，“一个礼拜以来我都感觉充满了破坏力。太糟糕了。我真可怕。”

“你那封信可他妈没这么有破坏力。”

弗兰妮郑重地点点头。她的眼睛看着落在桌布上的一小方温暖的阳光，有一张扑克牌的大小。“我写的时候不得不强迫自己。”她说。

赖恩正想开口接话，一个收拾空酒杯的侍应生突然出现在桌旁。“再来一杯吗？”赖恩问弗兰妮。

没有回答。弗兰妮正聚精会神地盯着那一小方太阳光，仿佛她正考虑着要不要躺进去。

“弗兰妮，”赖恩耐心地叫了一声，是叫给侍应生听的，“再来一杯马蒂尼，要不要？”

弗兰妮抬起头来。“对不起。”她看着侍应生手中的空酒杯，“不要。要。我不知道。”

赖恩干笑了一声，眼睛看着侍应生。“要还是不要？”他问。

“要，劳驾了。”弗兰妮似乎警觉到了什么。

侍应生这才离开。赖恩目送他出去后回头看着弗兰妮。她正在侍应生新换的烟灰缸里弹烟灰，嘴巴没有完全合上。赖恩看了她一会儿，心里越来越烦躁。很有可能他是讨厌而且害怕在自己认真交往的女朋友身上看到任何疏远的痕迹。不管怎样，他肯定担心这个吃错药的弗兰妮也许整个周末都会这样闹别扭。他突然向前靠过去，把手臂放在桌上，一副要把这件事摆平的样子，上帝可以作证。但是弗兰妮比他先开口。“我今天不行，”她说，“我今天真是没救了。”她发现自己看着赖恩，好像他是个陌生人，或者是地铁车厢里一幅宣传某油毡牌子的张贴广告。她再次隐隐地感到不忠和内疚，这一整天似乎注定要这样了，她条件反射地伸手握住赖恩的手。但她几乎即刻又抽回了手，从烟灰缸里捡起她的烟。“我马上就会好的，”她说，“我保证。”她对赖恩微微一笑——可以说是真诚地一笑——这一刻如果赖恩也能回报以一笑的话，接下来发生的事也许至少不会糟糕得那么彻底，但是赖恩正忙着摆出他的招牌式疏远姿态，他选择了保持严肃。弗兰妮吸了一口烟。“要不是现在说这个太迟了，”她说道，“要不是我傻瓜似的决定拿个优秀学生奖，我想我早就不读英语专业了。”她弹了弹烟灰。“我受够了这些老学究和自以为是的毁人精，我简直要喊救命。”她看着赖恩。“对不起。我不说了。我向你保证……我要是真有种，今年就根本不会去大学报到。我不知道。我是说这真是场最不可思议的闹剧。”

“妙，真是妙啊。”

弗兰妮觉得自己被赖恩讽刺也是活该。“对不起。”她说。

“别再说对不起了——行吗？我想你大概从没意识到你实在太以偏概全了。如果所有英文系的人都是这样的毁人精的话，那么整个就会完全不同——”

弗兰妮打断了他，但几乎听不见她说了什么。她的眼睛越过赖恩炭黑色的法兰绒大衣的肩头，望向饭店大厅的某处。

“怎么了？”赖恩问道。

“我是说我知道了。你是对的。我就是不对劲就是了。别管我。”

但是一旦赖恩跟谁起了争执就非得占上风，否则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是说，妈的，”他说道，“生活中各行各业里都有没用的人。我是说这是基本道理。我们先别谈该死的代课的了。”他看着弗兰妮。“你在听我说话吗，还是又怎么了？”

“是的。”

“你们学校的英文系有两个全美国最棒的家伙。一个曼留斯。一个艾斯波斯特。天哪，我真希望这两人能在我们这儿。至少他们算是诗人，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们不是诗人，”弗兰妮说，“这是糟糕的部分原因。我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的诗人。他们不过是写诗的人，然后可以到处发表出版诗集罢了，但是他们不是诗人。”她停下来，意识到了什么，把烟灭了。她的脸色好像越来越差，有好几分钟了。突然，甚至她的口红都显得淡了几分，就像刚用餐巾纸抹了一下。“我们别说了。”她说，几乎有些坐立不安，她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捻碎了。“我实在不行了。我会把整个周末毁了的。也许我凳子下面有个暗门，那我就可以消失了。”

侍应生动作很快地给他们每人又上了一杯马蒂尼。赖恩的手指搭在眼镜边上——他的手指细而长，总在人眼前晃动。“你没有毁掉任何东西，”他平静地说道，“我很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说一个人非得要么是个该死的波西米亚人，要么他妈是个死人，才成得了真正的诗人吗？你要什么——一个波浪头的混蛋吗？”

“不是。我们就不能别说了吗？求你了。我感觉糟糕透了，而且我现在——”

“我很乐意不谈这个了——我求之不得。但是你得告诉我一个真正的诗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会很感激。我是说真的。”

弗兰妮的额角隐隐闪着汗珠。也许只是因为房间太暖和，或者她的胃不舒服，或者马蒂尼的后劲太大；无论如何，赖恩好像没注意到弗兰妮在出汗。

“我不知道一个真正的诗人是什么样的。我希望你别再说了，赖恩。我是认真的。我感觉很怪，很不正常，而且我不能——”

“好吧，好吧——没问题。放松，”赖恩说，“我只是想——”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弗兰妮说，“如果你是个诗人，你会创作出美的东西。我是说你写完之后人们期待你能留下一点美的东西。你提到的那些人连一丁点美的东西都没有留下。也许这些稍微强点的人所做的不过就是走进你脑袋里，然后在那里留下一点什么，但是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这么做了，仅仅因为他们知道怎么留下一点东西，就说他们留下的一定是诗，看在老天的分上。也许不过就是一些五光十色的句粪——请原谅我的表达方式。比如曼留斯和艾斯波斯特那些可怜虫。”

赖恩点了一支烟，半晌，他开口道：“我以为你喜欢曼留斯。事实上，大约一个月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说他很可爱，而且你——”

“我是喜欢他。我烦透了光是喜欢人。我向上帝祈祷但愿我能遇上一个让我尊敬的人……不好意思我离开一会儿。”弗兰妮突然站了起来，手里握着她的提包，脸色苍白。

赖恩也欠身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了一点，他的嘴巴微张着。“怎么了？”他问道，“你没事吧？出什么事了？怎么了？”

“我马上就回来。”

弗兰妮没问方向就出去了，就像她以前来过“稀客来”，所以知道该怎么走似的。

赖恩一个人坐下来，他一面抽烟一面留意慢慢地喝他的马蒂尼，他不想在弗兰妮回来前把酒都喝光。半小时前他还因为身得其所，因为身边的女孩是他想要的，或者说有他想要的长相而沾沾自喜，但是现在这种良好感觉显然已经彻底消失了。弗兰妮那件短毛浣熊皮大衣斜搭在她的空椅子上——在车站时这件大衣在他心里激起了独特的亲昵感，让他激动不已——现在他看着同一件衣服，心里别扭到了极点。丝绸衬里上的褶皱不知怎么搞的也让他很不舒服。他不再看大衣了，开始盯着面前马蒂尼酒杯的柄脚。他看上去很不安，仿佛有人在密谋对他不利的事。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周末绝对是他妈的开始得够特别的。这时他一抬头，刚巧看到大厅的另一端有一个他认识的人——一个同班同学，跟他的女朋友在一起。赖恩略微坐直了身子，稍作调整之后，他脸上原本耿耿于怀的表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女友去了厕所的男人的正常表情，也就是暂时无所事事，只能抽抽烟，做出一副无聊的表情——最好还是那种很帅的无聊表情。

“稀客来”的女盥洗室几乎跟饭店大厅一样大，从某种特殊意义上来说，盥洗室感觉比大厅更宽敞些。弗兰妮进去的时候，里面没有保洁人员，也没有别的客人。她站了一会儿——仿佛那是一个幽会的时刻——就在瓷砖地面的正中间。她的脑门上有豆大的汗珠，嘴巴无力地张着，脸色比在大厅时更苍白了。

突然，她快步走进了最远、最不起眼的一个小间，一共有七八个这样的小间——还算走运的是，这个小间不需要投币就能使用——她关上门，费了一番劲才把门销插上。也不管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她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她把两个膝盖紧紧地并在一起，仿佛想让自己整个地缩拢、变小。然后她两只手垂直地放在眼睛上，用手掌根部重重地按下去，好像要让视觉神经瘫痪，以便把所有的影像都淹没在一片空洞般的黑色中。她伸长的手指尽管颤抖着，或者说恰恰因为颤抖着，有种奇怪的优雅和美。她保持这种紧张的几乎是胎儿的姿势过了不知多久——然后终于崩溃了。她哭了整整五分钟。她毫无顾忌地放声痛哭，任悲伤和困惑尽情地流淌。她的嗓子因抽搐而发出异声，就像小孩子歇斯底里大发作时一口气卡在半闭的会厌里上不来的那种声音。然而当她最终要停下来的时候，她却说停就停了，根本听不到那种通常伴随号啕之后的痛苦的、刀割似的呼吸声。

她的脸上泪痕斑驳，却毫无表情，几乎是空白的；她从地上拾起手提包，打开，取出那本豆绿色的布面小书。她把书放在大腿上——应该是膝盖上——低头看着它，凝视着它，仿佛她的膝盖是一本豆绿色布面小书可以待的最好的地方。片刻之后，她拿起书，捧到胸前，压在胸口上——紧紧地，但没有压太久。然后她把书放回手提包，站了起来，走出了厕所间。她用冷水洗了把脸，从上边的架子上取了条毛巾，擦干脸，涂上口红，梳理好头发，然后离开了盥洗室。

弗兰妮穿过大厅走向桌子的时候竟然神采照人，完全是一个要过大学周末的女孩该有的样子。她微笑着轻快地走到自己的椅子边上，赖恩慢吞吞地站起来，左手拿着一张餐巾纸。

“天哪，真对不起。”弗兰妮说，“你以为我死了吧？”

“我没以为你死了。”赖恩道。他帮弗兰妮拉开椅子。“我不知道他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走回自己的椅子。“真见鬼，我们时间本来就不多，该死的，你知道的。”他坐下来。“你还好吗？你的眼睛有一点充血。”他仔细地看了看她，“你没事吧，还是怎么说？”

弗兰妮点了一支烟。“我这会儿感觉好极了。我还从来没这么头晕目眩过。你点菜了吗？”

“我在等你，”赖恩说，仍然盯着她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你的胃吗？”

“不。可能吧。我也搞不清。”弗兰妮说。她低头看自己盘子里的菜单，翻了一下，没有拿起来。“我就要一个鸡肉三明治。或者再要一杯牛奶……你只管点你要吃的。我是说，点蜗牛和章鱼什么的。章鱼们。我真的一点都不饿。”

赖恩看着她，然后对着面前的盘子呼出一口烟，细细的，意味深长。“这个周末真是有的瞧了，”他说，“一个鸡肉三明治，看在上帝的分上。”

弗兰妮有些恼了。“我不饿，赖恩——我很抱歉。天哪。求你了。你点你要吃的，有什么不行的呢？你吃的时候我也会吃。可是，不是你想让我胃口好，我的胃口就能好起来的。”

“行，行，行。”赖恩伸长脖子招呼侍应生。一分钟后，他给弗兰妮点了鸡肉三明治和牛奶，自己点了蜗牛、青蛙腿和色拉。侍应生离开后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顺便说一句，我们一点一刻或一点半的样子要到坦布里奇，不能迟到。我跟威里说了我们会到他那里喝一杯，然后可能一起坐他的车去体育馆。你觉得行吗？你喜欢威里的。”

“我连威里是谁都不知道。”

“你见过他得有二十次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威里·坎普贝尔。天哪。如果你只见过他一次，可你见过他——”

“哦。我记起来了……听着，不要因为我不能马上记起某个人就恨我。尤其是如果这个人长得跟所有人都一个样，说话、穿衣服也都跟所有人一个样。”

弗兰妮突然打住了。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吹毛求疵、惹人生厌，心里漫过一阵对自己的憎恶，这种憎恶竟然让她的额头又开始出汗了。但是她却听到自己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又响了起来。“我不是说他有什么可怕的地方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只是整整四年了，不管我走到哪里总能遇到一堆威里·坎普贝尔。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献殷勤；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开始告诉你关于某个住在你寝室的女孩的八卦新闻；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问我暑假干了什么；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拉一把椅子，跨在上面，然后就开始胡吹海侃，声音平静得吓死人——或者就炫耀认识某某名人，用那种平静的、随意得吓死人的声音。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某些特定社会或经济背景的人可以想怎么炫耀自己认识的名人就怎么炫耀，只要一说到那人的名字就赶紧来一通诋毁——说这个家伙是个杂种，是个慕男狂，要么就是瘾君子，或者其他什么可怕的东西。”她又打住了。她安静了一会儿，用手指摆弄着烟灰缸，刻意不抬头，以免看见赖恩的表情。“对不起，”她说，“我不是针对威里·坎普贝尔。你提到了他，所以我就挑他的刺了。也因为他看起来像某个在意大利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过暑假的人。”

“他去年暑假在法国，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赖恩煞有介事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他很快补充了一句，“但是你他妈有点不——”

“好吧，”弗兰妮疲倦地说，“法国。”她又从桌上的烟盒里掏出一支烟。“不光是威里。也可以是个女孩，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是说如果他是个女的——比如跟我同寝室的一个什么人——他就可能整个暑假都在某个证券公司里画风景画，或者骑车横穿威尔士。或者在纽约找个公寓为某家杂志社或者广告公司打工。每个人，我是说。每个人做的每件事都是这么——我不知道——不一定就有什么错的，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或者愚蠢的。但就是这么微不足道，这么毫无意义，还有——叫人伤心。最糟糕的是，如果你走波西米亚风，或者做其他什么疯狂的事，你也还是跟所有人都一样，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她停住了。她很快地摇摇头，脸色惨白，迅速用手摸了摸额头——与其说她是想看自己有没有出汗，倒不如说她更像是学自己父母的样儿，看看自己有没有发烧。“我感觉太奇怪了，”她说，“我想我快疯了。也许我已经疯了。”

赖恩这会儿是真的很担心地看着她——担心多过好奇。“你脸白得不行了。你脸色真的差极了——你知道吗？”他问道。

弗兰妮摇摇头。“我很好。我马上就会好的。”她抬头望着正在上菜的侍应生。“哦，你的蜗牛看上去真不错。”烟刚送到嘴唇边上就灭了。“你那些火柴呢？”她问道。

侍应生离开后赖恩帮她点上烟。“你抽得太厉害了。”他说。他拿起放在盛蜗牛的盘子边上的小叉子，但是动手前他又看看弗兰妮。“我很担心你。我是认真的。过去几个礼拜发生什么事了吗？”

弗兰妮看着他，然后一耸肩，一面摇了摇头。“没有。什么都没发生，”她说，“吃吧。吃你的蜗牛吧。如果冷了就可难吃了。”

“你吃。”

弗兰妮点点头，低头看着她的鸡肉三明治。她隐约感到一阵恶心，立即抬头吸了一口烟。

“那个话剧怎么样？”赖恩问道，一面吃着他的蜗牛。

“我不知道。我没演。我退出了。”

“你退出了？”赖恩抬起头，“我以为你很喜欢那个角色呢。怎么回事？他们把这个角色给别人了吗？”

“没有。都是我的问题。一塌糊涂。哦，一塌糊涂。”

“是吗，怎么回事？你该没退系吧？”

弗兰妮点点头，喝了一口牛奶。

赖恩咀嚼吞咽一番之后说道：“为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以为你热爱戏剧。这是我唯一听你说过的——”

“我就是退出了，就这么简单，”弗兰妮说，“这戏开始让我感到尴尬了。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个可怕的小自恋狂。”她若有所思道，“我不知道。想演戏这事本身看起来就有点俗。我是说，都是那么自我的一件事。以前我演戏的时候，演出结束回到后台我就会恨我自己。所有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跑来跑去感觉良好。亲这个吻那个，不卸妆就到处跑，然后朋友到后台来看他们就拼命做出自然友好的样子。我就是恨我自己……最糟糕的是我总是因为演了戏而感到羞愧。尤其是那些暑期里演的保留剧目。”她看着赖恩。“我的角色都不差，所以别那么看着我。不是你想的那样。只是如果任何我尊敬的人——比如我的哥哥们——来看戏然后听到我念某些我不得不说的台词，我就会感到羞愧。我过去常写信给一些人，叫他们别来看我演戏。”她又陷入沉思。“除了去年夏天《花花公子》[2]里佩吉那个角色。我是说本来可以真的很好的，只是那个演花花公子的傻瓜把一切都搞砸了。他可真是声情并茂——真他妈是声情并茂啊！”

赖恩已经吃完了他的蜗牛，刻意不动声色地坐着。“对他表演的评论反响很不错，”他说，“是你把评论文章寄给我的，记得吧。”

弗兰妮叹了口气。“好的。是的，赖恩。”

“我是说你已经说了半个小时了，就好像你他妈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理智有批评能力的人。我是说如果一些最优秀的评论家认为这个家伙演得好，也许他的确是演得好，也许是你错了。你这样想过吗？要知道，你还没有达到真正成熟、老练——”

“对于一个还算有点天分的人来说，他演得不错了。如果你想把《花花公子》演好，你得是个天才。必须是天才，就这么简单——我无能为力。”弗兰妮说。她略微弯了弯腰，嘴巴略微张着，把手放到了头顶上。“我头晕极了，感觉很奇怪。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你觉得你是个天才？”

弗兰妮把手从头上拿了下来。“噢，赖恩。求你了。别这样对我。”

“我什么也没做——”

“我只知道我快疯了，”弗兰妮说，“我受够了自我，自我，自我。我的自我和所有人的自我。我受够了所有想去某个地方的人，想做出点成就的人，想讨人喜欢的人。真恶心——就是恶心，就是。我不管别人说什么。”

听到这里赖恩的眉毛扬了扬，他往后一靠，以便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你肯定你不是害怕竞争吗？”他带着审慎的冷静问道，“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打赌，一个好的心理医生——我是说一个真的有本事的心理医生——可能会认为这句话——”

“我不怕竞争。恰恰相反。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我是怕我会去竞争——这是让我害怕的东西。这是我放弃戏剧专业的原因。我习惯于接受别人的价值观，我喜欢掌声，喜欢看到别人为我疯狂，但这不说明演戏就是正确的选择。我感到羞耻。我厌倦了。我厌倦于自己没有勇气做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我厌倦了自己和所有想惊天动地一番的人。”她顿住了，然后突然拿起牛奶放到唇边。“我知道的，”她说，把杯子放下来，“我从没有过这种感觉。我的牙齿好奇怪。它们在聊天。前天我差点咬了一个玻璃杯。也许我正一丝不挂，两眼发直，可我自己却不知道。”侍应生过来上赖恩的蛙腿肉和色拉。弗兰妮抬头看他。侍应生也低头看弗兰妮没动过的鸡肉三明治。他问这位年轻的女士是否想换个别的东西。弗兰妮说不用，谢谢他。“我就是吃得慢。”她道。侍应生年纪已经不轻了，他似乎盯着弗兰妮青灰色的、湿漉漉的脑门看了一眼，然后鞠躬离开了。

“你还用这个吗？”赖恩突然问，手里拿着一块折好的白色手帕。他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关切，很温柔，尽管有点怪，因为他努力想说得一本正经。

“为什么？我需要手帕吗？”

“你在流汗。不是流汗，我是说你的额头有点出汗。”

“是吗？太可怕了！对不起……”弗兰妮把包拿起来，打开，开始在里面找东西。“我好像有纸巾的。”

“用我的手帕吧，老天啊。有什么关系呢？”

“不是的——我喜欢那块手帕，不想把它弄得都是汗。”弗兰妮说。她的手提包里东西很多。为了看得清楚些，她开始把一些东西拿出来放在桌布上，在她那个没动过的鸡肉三明治的左边。“找到了。”她道。她用一张纸巾对着一面小镜子飞快而轻轻地擦了擦脑门。“天哪。我看上去像个鬼。你怎么能忍受我呢？”

“那是本什么书？”赖恩问道。

弗兰妮整个人几乎跳了起来。她低头看着桌上手提包里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书？”她说，“你是说这个？”她拣起那本布面的小书，把它放回包里。“我带了火车上随便看看的。”

“给我看一眼吧。什么书？”

弗兰妮好像没听到他说的话。她又打开化妆盒很快地看了镜子一眼。“上帝啊。”她说。然后她把所有东西都收进了手提包——化妆盒、票夹、干洗票据、牙刷、一瓶阿司匹林，以及一根镀金的搅酒棒。“我不知道我干吗带着这根要命的搅酒金棒，”她说道，“我大二时一个很土的男孩给我的，生日礼物。他觉得这是个无与伦比的有创意的礼物，我打开包装的时候他始终盯着我的脸。我一直想把它扔掉，但就是做不到。我可能会带着它进坟墓的。”她若有所思地说，“他不停地对我傻笑，还告诉我如果我一直带着这根搅酒棒就会有好运。”

赖恩开始吃他的蛙腿肉了。“那到底是本什么书？还他妈的是个什么秘密不成？”

“我包里的这本小书吗？”弗兰妮说。她看着赖恩肢解一对青蛙的大腿，然后从桌上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自己点上。“哦，我不知道。”她说，“书名是《朝圣者之路》。”她看着赖恩吃了一会儿。“我从图书馆借的。这学期教宗教研究还是什么的那个男的提到了这本书。”她吸了口烟，“我已经借了好几个礼拜了。我一直忘了还。”

“谁写的？”

“我不知道，”弗兰妮不经意地回答，“一个俄国农民吧。”她继续看赖恩吃他的青蛙腿。“他没有署名。整个故事说下来都没提到名字。他就告诉你他是个农民，三十三岁，有一只手臂萎缩了。还有他的妻子已经死了。都是十八世纪的事。”

赖恩把注意力从青蛙腿转移到了色拉上。“这本书好吗？”他问，“讲什么的？”

“我不知道。很特别的一本书。我是说它主要是本宗教书。我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书非常宗教狂，但是从另一层面上看它又不是。我是说书的开头，这个农民——这个朝圣者——想弄明白《圣经》里说你应该不住地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永远不停下来。在《帖撒罗尼迦书》还是哪里有这句话。所以他就开始周游俄罗斯，寻找一个人可以告诉他怎样不住地祷告。如果这样祷告的话又该说些什么。”弗兰妮看上去好像对赖恩如何肢解他的青蛙腿特别感兴趣。她说话的时候两只眼睛一直盯着他的盘子。“他带的全部东西就是一个背包，里面装满了面包和盐。然后他遇到了一个人，一位长老——造诣超高的宗教人士——这个长老跟他说了一本叫作《慕善集》的书。这书是一群道行特别高的僧侣写的，他们算是这种祷告方式的倡导者。”

“老实点，别动。”赖恩对着一对青蛙腿说。

“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朝圣者就开始按照这些僧侣指导的非常神秘的方式祷告——我是说他就一直坚持直到他最终完善了这种方式。然后他继续周游俄罗斯，遇到各式各样极好玩的人物，然后告诉他们如何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进行祷告。我是说这本书就讲了这些。”

“我不得不说一句，我会有大蒜味。”赖恩道。

“在某次旅途中，他遇到一对夫妇，在我这辈子读到过的人物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对夫妇，”弗兰妮说，“他正走在乡间的一条马路上，背上背着他的包，两个小孩跟在他后头一面跑，一面喊：‘亲爱的小乞丐！亲爱的小乞丐！你得去我家看看我妈妈。她喜欢乞丐。’就这样他跟着孩子们回了家。孩子们的母亲，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从房子里急急忙忙地走出来，坚持帮他脱掉他的脏靴子，又给他沏了一杯茶。然后孩子们的父亲回来了，显然他也喜欢乞丐和朝圣者，然后他们就一起坐下来吃晚饭。吃饭的时候朝圣者问他们那些围着桌子坐下的女士是谁。丈夫就告诉他那些都是仆人，但是一直跟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吃饭，因为她们都是基督里的姐妹。”弗兰妮突然下意识地稍稍坐直了身子。“我是说我喜欢这个部分，朝圣者想知道这些女士都是谁的部分。”她看着赖恩往一片面包上涂黄油。“不管怎么样，朝圣者留下来过夜，他和这家的丈夫坐到很晚，一直在讨论不间断的祷告的方式。朝圣者告诉男子该怎么祷告。早晨他起身告别，再次踏上征程。他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我是说这就是整本书的内容，真的——他告诉所有人该如何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祷告。”

赖恩点点头。他用叉子去叉色拉。“上帝保佑这个周末能有时间，好让你看一眼我跟你讲的那篇该死的文章，”他说道，“我不知道。也许我也不会拿这文章怎么样——我是说拿去发表什么的——但是我就是希望你在这里的时候能够看一眼。”

“我很想看。”弗兰妮说。她看着赖恩又往一片面包上涂黄油。“你也许会喜欢这本书，”她突然说，“非常简单的书，我是说。”

“听起来很有趣。你的黄油不要了吧？”

“不要了，你拿去吧。我不能借给你，因为已经过期了，不过，也许你可以在这里的图书馆借到。我想你能借到的。”

“你根本没动你那该死的三明治，”赖恩突然说，“你知道吗？”

弗兰妮低头看她的盘子，就好像是刚放到她面前的一样。“一会儿就吃。”她说。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左手拿着烟，但是没有抽，右手紧紧地握着牛奶杯的底部。“你想知道那个长老告诉他的特殊的祈祷方式吗？”她问道，“真的蛮有趣的，多多少少吧。”

赖恩切开他的最后一对青蛙腿。他点点头。“当然，”他说，“当然。”

“嗯，就像我说的，这个朝圣者——这个纯朴的农民——他踏上朝圣的路，就是为了弄明白《圣经》里说你应当不住地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遇到了那个长老——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宗教造诣很高的人，他研究那本《慕善集》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弗兰妮突然停下来，想了一会儿，整理了一下思路。“嗯，这个长老首先告诉他什么是‘耶稣的祷告词’。‘我主耶稣基督，请怜悯我。’我是说这就是祷告的内容。然后长老就跟朝圣者解释这些字放在一起就是最好的祷告词。尤其是‘怜悯’这个词，因为它的意义太广泛了，可以指很多东西。我是说它不一定就只是怜悯的意思。”弗兰妮再次停下来想了想。她不再看赖恩的盘子，眼光落在他身后的某处。“无论如何，”她继续说，“长老告诉这个朝圣者如果你不停地念这句祷告词——一开始只要用嘴念就行了——然后这个祷告就会自动地进行下去。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事情发生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是会有事情发生，这些祷告词会跟你心跳的节奏合上拍，这样你就是真的在不住地祷告了。这对你的世界观会产生一种巨大的神秘主义的影响。我是说这或多或少就是这个祷告的全部意义所在。我是说这样祷告是为了净化自己的世界观，然后对一切事物都形成一种崭新的概念。”

赖恩已经吃完了。等弗兰妮再次停下来之后，赖恩坐直身子点了一支烟，看着她的脸。她仍然神情恍惚地看着前方，看着赖恩的身后，几乎没有感觉到赖恩的存在。

“但是关键是，最有意思的是，当你开始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甚至都不必对此怀抱信仰。我是说即便你感到这样做很不好意思，也完全没问题。我是说你这样做的时候又没有侮辱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换句话说，当你开始这样祷告的时候，并没有人要你相信任何东西。你甚至都不用去思考你在说些什么，那个长老是这么说的。一开始你需要的就是量的积累。然后，慢慢地，量变就会自然而然地达到质变。通过祷告内部的力量。他说不管上帝被叫成什么——叫什么都行——他都拥有这种特别的、自发的力量。一旦你把这种力量启动，它就会开始产生作用。”

赖恩有些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里，抽着烟，眯起眼睛，用心地看着弗兰妮的脸。她的脸仍然很苍白，但是他俩到“稀客来”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她的脸色有过更苍白的时候。

“事实上，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弗兰妮道，“因为佛教中有一支念佛宗，人们会一直不停地说‘南无阿弥陀佛’——意思是‘歌颂佛祖’之类的吧——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完全同样的——”

“别急。先别急。”赖恩打断了她，“首先，你的手指马上就要被烧到了。”

弗兰妮漫不经心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把还燃着的烟头扔进了烟灰缸。“《不知之云》也说到了这个。就是‘上帝’这个词。我是说，只要不停地说‘上帝’这个词。”几分钟以来弗兰妮第一次直视着赖恩。“我是说关键是你这辈子还听过比这更神奇的事情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说硬要把一切说成是巧合，然后就丢开不管真是太难了——对我而言就神奇在这里。至少就是如此——”她停了下来。赖恩在椅子里不耐烦地动来动去，而且他脸上的表情——主要是扬起的眉毛——是弗兰妮非常熟悉的。“怎么了？”她问道。

“你是真的相信这些玩意儿，还是怎么着？”

弗兰妮伸手拿起烟盒，抽出一支烟。“我没说我相信还是不相信，”她说，眼睛在桌上寻找火柴盒，“我是说这很神奇。”她从赖恩那里接过火。“我就是觉得这种巧合非常特别，”她说，吐出一口烟，“就是你一再遇到这样的忠告——我是说所有这些真正有修为的绝对不作假的宗教人士总是告诉你，如果你不住地重复上帝的名字，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甚至在印度。在印度他们让你对奥姆神做冥想，其实是一回事，结果也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是说你不能光从理性的角度把它完全否定，至少应该先——”

“到底是什么结果？”赖恩不耐烦地问道。

“什么？”

“我是说人们期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什么跟心脏同步，还有咒语之类的神神叨叨的东西。难道会得心脏病？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对自己，有些人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

“你可以见到上帝。在心脏的完全非物质的某个部分会发生一些事情——印度人说的灵魂所在的地方，如果你上过任何宗教课的话——然后你会见到上帝，就这些。”她不自然地弹了弹烟灰，刚好落在了烟灰缸外面。她用手指捻起烟灰，然后放进烟灰缸。“别问我上帝是谁或者是什么。我是说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存在。小时候我常常想——”她停住了。侍应生过来收拾盘子，又递上菜单。

“你要甜点，还是咖啡？”赖恩问道。

“我想我就喝了这杯牛奶吧。不过你点吧。”弗兰妮道。侍应生刚把她没动过的鸡肉三明治拿走了。弗兰妮都不敢抬头看他。

赖恩看了看表。“上帝。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们能准时到达比赛现场就是运气了。”他抬头看侍应生，“请给我一杯咖啡。”他目送侍应生离开，然后身子靠向前，手臂搭在桌子上，完全放松的样子，肚子鼓鼓的，咖啡马上就要送来，他说：“嗯，多少是挺有趣的。所有这些玩意儿……我觉得你没有给最基本的心理学留下一点思考的余地。我是说，我觉得所有这些宗教体验很明显都有一个心理学的背景——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不过还是很有趣的。我是说你无法否认这一点。”他看着弗兰妮微笑了一下，“无论如何。我爱你，我是怕万一忘了说。今天我还没说过吧？”

“赖恩，抱歉，我离开一会儿好吗？”弗兰妮说。她话没说完就已经站起来了。

赖恩也站了起来，慢吞吞地，眼睛看着她。“你没事吧？”他问道，“你又不舒服了，还是怎么了？”

“就是感觉怪怪的。我很快回来。”

她轻快地穿过大厅，跟上次一样的路线。但是走到大厅末端的小吧台那里，她突然停了下来。一个吧台侍应生正擦着一只雪利酒杯，眼睛看着弗兰妮。弗兰妮右手放到吧台上，然后低下头——是垂下头——然后左手伸向额头，只是用指尖碰碰它。她轻轻摇晃了一下，整个人晕了过去，倒在地板上。

大约五分钟后弗兰妮才完全醒过来。她躺在饭店经理办公室的沙发上，赖恩坐在她身边。他的脸俯在弗兰妮的脸上方，这会儿也是煞白的脸色。

“你还好吧？”他问，是一种病房里的声音，“你感觉好点没有？”

弗兰妮点点头。她的眼睛因为天花板上的灯照着而略微闭了闭，然后又睁开了。“我是不是该说‘我在哪儿’？”她说，“我在哪儿？”

赖恩笑了。“你在经理的办公室里。他们都在到处找阿摩尼亚药水和医生呢，想把你弄醒。他们的阿摩尼亚刚用完。你感觉怎么样？我没开玩笑。”

“很好。很蠢，但是很好。我真的晕了吗？”

“你是怎么晕的。你真的就昏过去了。”赖恩道，他抓住弗兰妮的手。“你觉得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是说你听起来——你知道——上个礼拜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好像完全没问题。你是没吃早饭还是怎么？”

弗兰妮耸耸肩。她的眼睛环视了一下房间。“真丢人，”她道，“是不是有人抬我进来的？”

“吧台生和我抬的。我们把你扛进来的。你真的把我吓坏了。我没开玩笑。”

弗兰妮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天花板，思考着什么，一只手被赖恩握着。然后她侧过身用另一只手做了个手势，好像是要把赖恩的袖口捋上去。“几点了？”她问道。

“别管几点了，”赖恩道，“我们不着急。”

“你想去那个鸡尾酒会。”

“都别管了。”

“看比赛也太迟了吗？”弗兰妮问道。

“听着，我说了都别管了。你得回你的房间，叫什么来着——‘蓝百叶窗’——休息一会儿，这是最重要的。”赖恩说。他坐得离她更近些，朝房门看了看，然后又回头看弗兰妮。“今天下午你就好好休息，别的什么都别干了。”他抚摩了一会儿她的手臂，“然后过一会儿，如果你休息得好，我可以想办法到你楼上去。我想后面应该有个该死的楼梯间。我能找到。”

弗兰妮什么也没说。她看着天花板。

“你知道隔了多久了吗？”赖恩问道，“那个星期五晚上都多久以前了？是上个月头的事了，对吧？”他摇摇头。“真不爽。说得难听点，喝这两口酒也隔得太他妈久了。”他低头更近地看着弗兰妮，“你真的感觉好点了吗？”

她点点头。她把头转向他。“我就是非常渴。你觉得我能喝点水吗？会不会太麻烦？”

“怎么会呢！我走开一会儿你不会有问题吧？你知道我接下来想怎么样吗？”

弗兰妮对他的第二个问题摇了摇头。

“我会找人给你弄点水。然后我去告诉领班让他别找阿摩尼亚了——还有，顺便把账给结了。然后我去叫好出租车，这样我们就不用满大街找车了。也许会要几分钟，因为大多数出租车都在兜揽要去看比赛的人。”他放下弗兰妮的手，站了起来。“这样行吗？”他问。

“好的。”

“好吧。我很快回来。待着别动。”他离开了房间。

弗兰妮一个人静静地躺着，看着天花板。她的嘴唇开始嚅动，无声地念着什么，她的嘴唇就这样嚅动着。

祖伊

我手头的事实也许本身足以说明问题，虽说在我看来，兴许比寻常的事实稍微粗俗一些。于是，作为弥补，我们还是从屡试屡新且激动人心的老一套入手：作者的正式介绍。我正酝酿着的这篇人物介绍既啰嗦又恳切，即便是我最离奇的梦境也不过如此，而且绝对属于一级隐私。如果运气刚刚好，写了出来，则堪比一次轮机舱的强制陪同参观，我便是导游，穿着一件连体式的贾森牌泳衣走在前面带路。

丑话说前头，我即将献给各位的根本不是什么短篇小说，而是有点像家庭录像带一样的东西，几个看过录像片段的人，一致强烈建议我千万不要制订什么具体的影片发行计划。这几个反对的人恰恰就是该片的三位主演，两女一男，泄此机密是我的特权，也让我头痛。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女主角，我相信她会乐意接受如下的简约描述：一位慵懒而成熟的女子。她觉得如果我能把其中一个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长的片段处理一下，她在其中擤了几次鼻涕，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也就是把这段给咔嚓掉，我想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她说看人连续擤鼻涕是很恶心的事。剧组的另一位成员，一位上了年纪但风韵犹存的女配角，她提出抗议，说我不该让她在镜头前穿那件旧家居外套。至于我拍这个片子，背后有怎样自私的用心，这两位小可爱（她们俩曾暗示喜欢这个称谓）倒没有作出任何激烈的反对。说真的，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尽管说起这个原因我多少有点脸红：她们俩凭以往的经验知道，我这人听不得一句重话，动不动就泪眼汪汪。不料男主角却发表了好一通雄辩的演说，义正词严地请我取消整个制作。他觉得故事情节围绕着神秘主义，或者说围绕晦涩的宗教题材——无论如何，他一字一顿地告诉我，我的事业正分分秒秒地走向毁灭，而如果某种姑且算作超验主义的元素在我的作品中显得太扎眼，他担心这会加速、推进我事业的毁灭。人们早就在对我摇头了，如果我再擅自在作品里使用“上帝”这个词，除非是用作人人熟悉、无伤大雅的美国式语气助词，不然就会被认为是——或者不如说被认定是——最拙劣的附会名人，我彻底完蛋也就指日可待了。任何一个心肠不够硬的人，尤其是耍笔杆子的人，碰到这样的质疑当然都会犹豫。的确如此。但只是犹豫而已。因为一个反对的观点，无论有多雄辩，只有本身立得住脚，才可能被接受。事实上，我从十五岁开始就不时地制作几部叙事型家庭影片。《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这么一处（我十二岁时看的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不是《汤姆·索亚历险记》），年轻的叙述者指出，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至少拥有一项最基本的美德，他接着说，他觉得自己最基本的美德就是诚实，愿上帝保佑他的心灵。而我的最基本的美德，我觉得就是，我知道一个神秘主义的故事和一个爱的故事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要我说，我手头的故事根本不是一个神秘主义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晦涩的宗教题材的故事。要我说，它是一个复合型的，抑或多面性的爱的故事，纯洁而复杂的爱的故事。

最后说一句，本书的情节线索本身大部分也是合谋而成，算不上光明正大。下文几乎所有的事实（即将缓缓地、平静地展开的事实）最早都是那三位演员自己提供给我的。他们恶意地分好几次叙述，而且都是以私下交谈的形式，多少有些折磨人。说到简化细节，或者浓缩事件的能力，反正我再多一句嘴也无妨，这方面三人中没有一个表现出丝毫可圈可点的天分。恐怕最终制成的版本也难免给人感觉拖沓了。很遗憾我无法为此缺点开脱，但我还是得坚持作一些解释。我们四个人是血亲，我们说的话只有家庭成员才听得懂，姑且称之为语义几何学吧，其中两点间最短的距离是一个傻乎乎的圆。

最后一句忠告：我们家姓格拉斯。一分钟后您将看到格拉斯家最小的男孩在读一封奇长无比的信（这信会全文附上，我向您保证），是他尚在人世的最年长的哥哥巴蒂·格拉斯寄给他的。有人告诉我说，这封信的风格跟本文叙述者的风格，或者说文笔，不是一般相似，而是极其相似。可想而知，普通读者会匆匆作出这样的结论，即信的作者跟我是同一个人。如此草率倒也无妨，而且恐怕也草率得有理。然而自始至终我们都会把这个巴蒂·格拉斯作为第三人称来处理。至少我没觉得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让他走出第三人称。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的某个早晨，十点三十分，祖伊·格拉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坐在水满满的浴缸里，读着一封四年前的旧信。这封信看起来几乎没完没了，用打字机打的，打在几页没有抬头的泛黄的信笺上。祖伊两个尚未弄湿的膝盖正艰难地顶着信纸。一支看上去湿乎乎的香烟搁在他右面嵌壁式的搪瓷肥皂盒里，香烟显然是燃着的，因为他会不时捡起来吸上一两口，拿烟的时候几乎头也不抬。烟灰全都落在浴缸的水里，有些是直接落进去的，有些是沿着信纸滑下去的。看上去他似乎对这样的混乱状态一无所觉。不过水的热度正逐渐让他的身体有脱水的感觉，这个他倒像是意识到了，也许是刚刚意识到。坐着读信的时间越长——其实是反复重读——他用手背去擦额头和上嘴唇的次数就越多，擦得也越用力。

祖伊身上的一切都是复杂、重叠、分裂的，这早就无可置疑。这里至少应该插入两段类似个人档案的段落。首先，祖伊是个小个子的年轻人，体型非常之小。从背后看——尤其是露出脊梁骨的地方——他可以冒充城里的穷孩子，就是那些每年夏天被送进慈善夏令营的孩子，在那里改善伙食，晒晒太阳。近距离观察，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祖伊的脸都异常英俊，甚至可以说是奇迹般英俊。祖伊的大姐（她谦虚地表示希望在书里被称为某弗吉尼亚主妇）让我如是描述他的长相：就像“那个犹太爱尔兰血统的蓝眼睛的莫西干武士，在蒙特卡洛的赌桌边上，在你的怀里死去”。另一种更笼统、偏见肯定也更少的说法是，祖伊的脸简直就是极品，差一点就英俊过头了，所幸他的一只耳朵要比另一只更突出一些。我本人的观点和以上这些大相径庭。我承认祖伊的这张脸近乎美到极致。正因如此，他的脸和任何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一样，容易招致那一类油腔滑调、大言不惭，而且往往是华而不实的评论。我要再补充一句，在上百种最普通的日常威胁中，是否任何一种——一场车祸，脑袋着凉，早饭前的一个谎言——都有可能在一天或者一秒钟里扭曲他那丰润的容颜，或者使之变粗，变俗。但是在祖伊的整张脸上笼罩着一股真实的生气，这股生气是永远无法被削弱的，而且正如我早已明白暗示过的，这是一种永恒的欢快的气息——尤其是在他的眼睛里，这股子生气总像一张丑角的面具一样吸引人，有时候比面具更神秘莫测。

祖伊的职业是演员，多演主角，电视演员，干这一行已经有三年多了。事实上，作为一个年轻的电视演员，不是好莱坞或百老汇那些已经成名的演员，祖伊已经算非常“吃香”了（而且，据他家里人获得的来路不明的二手消息称，他的收入也算极高的）。两说中的任何一说，若不加解释，都有可能导致界限过分分明的猜想。事实是，祖伊七岁时第一次正式登台亮相。本来他家一共有七个兄弟姐妹[3]——他排行倒数第二，他们年龄间隔比较平均，童年时期都曾先后上过一个电台节目，一个名为《智慧之童》的儿童智力节目。格拉斯家的长子西摩和最小的弗兰妮之间相差近十八岁，因而这家的孩子，在《智慧之童》节目的麦克风前面接二连三、前仆后继，坐了有十六年之久——从一九二七到一九四三年，正是连接查尔斯顿舞时代和B—17轰炸机时代的十六年。（所有这些数据我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必要交代的。）孩子们在节目中达到各自的高峰期时的年龄也各不相同，但是可以说，七个孩子全都在电波里回答了无数要么极端深奥，要么极端可爱的问题（除了极少数并不重要的例外情况）——这些问题由听众寄给电台——孩子们表现出的机智和沉着被认为在商业电台节目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孩子在大众中引起的反响始终很热烈，从来没有降过温。一般来说，听众分成两大阵营，互相寸步不让：其中一派认为格拉斯家的孩子是一群叫人难以忍受的“自我感觉优越的”小杂种，应该在他们出生时就把他们淹死或者用毒气熏死；另一派则坚持认为他们是正宗的低龄智者及学者，即便不值得羡慕，也毕竟是与众不同的一群。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一九五七年），仍然有一些当年的听众还记得这七个孩子很多各自不同的表现，而且他们的记忆确切得惊人。这些听众的数量在逐渐减少，但仍是一个奇怪的高度团结的小团体，他们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即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做节目的老大西摩是七个格拉斯孩子中最“棒”、最让人“回味无穷”的一个。最小的男孩祖伊一般被列在排行榜的第二位，紧跟西摩之后。既然我们在这里是对祖伊情有独钟，也许应该补充一点，作为《智慧之童》节目曾经的一员，同他的哥哥、姐妹们比起来，他有一段尤其不同寻常的经历。在他们的电波生涯期间，七个孩子都曾时不时地成为儿童心理学家或专业教育家之流的捕猎对象，这些家伙对于超早熟儿童有着特殊的兴趣。而在所有格拉斯家的孩子中，祖伊绝对是受到了最猛烈的检查、盘问和骚扰。据我所知，作为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新闻心理学等各个花样百出的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对象，祖伊的经历无一例外地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些对他做检查的地方，简直都像是高度传染性心理疾病或者一般老式病菌的温床。比如一九四二年，祖伊接受波士顿一个研究小组的实验，分五次进行（尽管当时他的两个在军队服役的大哥始终都竭力反对）。这五次实验基本都是在祖伊十二岁时进行的，而且有可能他觉得坐火车——一共十次——对他是个诱惑，至少一开始是这样。我印象中这五次实验的主要目的是，如果可能的话，分析出祖伊智力和想象力如此早熟的原因并加以研究。第五次实验结束后，他们把实验对象送回纽约，给了他一个烫印的信封，里面装了三四片阿司匹林，因为祖伊一直在大喘气，后来转成了支气管肺炎。六个星期之后，半夜十一点半从波士顿打来一个长途电话，电话那头不时听到有人在往投币电话机里塞硬币，一个身份不明的声音——这人听起来是个一本正经的学者，说的内容却像开玩笑，但他应该不是故意的——通知格拉斯先生和夫人，他们十二岁的儿子祖伊，其词汇量同玛丽·贝克·艾娣[4]在一个水平线上，如果强迫他使用的话。

言归正传：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祖伊带着一封信进了浴缸。很显然，这封四年前收到的在打字机上完成的长信，在这四年里已经被无数次抽出信封，打开，然后又收起来，所以这信现在的样子整个让人倒胃口，而且好几处都破了，主要是折起来的地方。这信的作者，前面已经提到过，就是巴蒂，是祖伊尚在人世的最大的哥哥。这封信长得像没有结尾，且言过其实，说教，重复，自以为是，屈尊俯就，叫人尴尬——而且充满了，是充溢着，深情厚谊。一句话，这样的一封信，不管谁收到，也不管收到的人心里想不想，他都会放进自己的裤兜，揣上一段时间。这样的一封信也是某一类专业作家喜欢一字不漏地抄下来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

亲爱的祖伊：

今天早晨我刚啃完母亲的一封长信，说的都是你，还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微笑，以及据《每日新闻》报道掉进电梯井的小男孩们，还有就是问我什么时候把我纽约的那部电话停掉，然后在这边乡下再装一部新的，说是在乡下我才真的用得着电话。她可的确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用隐形斜体字写信的女人。这个亲爱的贝茜。我每三个月必定会收到她五百字的一封信，总是关于同一个主题：我那部可怜的私人电话，没有人用那部电话，却还要每个月付那么多钱，这有多傻。这真是弥天大谎。我去城里的时候，回回都要跟我的老朋友坐下来聊上几个小时，跟我的老朋友死亡之神阎魔聊天，没有一部私人电话怎么行。无论如何，请转告她，我还没有改变主意。我爱那部老电话，充满激情地爱着。它是西摩和我在贝茜的农庄中唯一拥有的一件真正的私人财产。而且，能每年都看见西摩的名字还被列在该死的电话本上，对维持我内心的和谐至关重要。我喜欢充满信心地浏览G开头的名单。听话，帮我把这些话转告给贝茜。不是真的一字不差地传达，而是好好地转告。对贝茜好点，祖伊，在你可以对她好的时候对她好点。我的意思不是说因为她是我们的母亲所以要对她好，对她好一些是因为她很疲惫。等你过了三十岁你自然会对她好的，到那个年龄谁都会放慢些节奏（即便你也不例外，也许），但是现在你还得更努力才行。像一个跳阿帕希舞的男人对他的舞伴那样对待贝茜，态度粗野，充满溺爱，那是不够的——顺便说一句，你这样对她的话，她也是理解的，不管你是否同意。你忘了她是越煽情越来劲的吗？比莱斯好不到哪儿去。

撇开我的电话问题不谈，贝茜的这封信真正是写给祖伊的。她要我在信里跟你说你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如果你不先拿一个博士学位就冒冒失失地去当演员，那简直就是犯罪。她没说她希望你做什么博士，但是我猜应该是数学，不是希腊文，你这个脏兮兮的小书呆子。不管怎么说，我想她大概就是怕万一你的演艺事业不成功，那么你总还能有个退路。也许这个想法很有道理，可能也真是如此，但是我不想直截了当地就这么对你说。总有那么几天不管是看家里人，还是看我自己，我都像是拿反了望远镜在看一样，今天碰巧是这样的一天。事实上，今天早晨我站在邮箱边上，看到信封上贝茜的名字和地址，费了很大的劲我才想起她是谁。我倒是有个很好的借口，高级写作课24—A上收了三十八份短篇小说作业，我几乎是泪眼婆娑地把它们拖回家的，这个周末全要批改出来。其中三十七份肯定都是讲一个害羞的荷兰女同性恋独自隐居在宾夕法尼亚州，她想写作。整个故事由一个受雇的色情作家用第一人称来写。而且是用方言。

这些年来我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大学，活脱脱一个文学娼妓，身后一间斗室，我以为这些你都知道。我仍然连一个本科文凭都没有。我想最初我不拿学位，主要有两个原因，虽然感觉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乖乖的，坐着别动。这可是我这几年里第一次给你写信。）其一，我在大学里是个彻底自命不凡的家伙，一个上过《智慧之童》节目，以后一辈子都要搞英语专业的家伙。如果所有那些我认识的没读过几本书的文化人、电台节目主持人以及白痴教育家全能混到学位，那么我实在什么学位都不想拿了。其二，西摩在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刚刚高中毕业时就已经拿了博士学位，既然我要想在这方面超过他已经来不及了，那么我干脆什么学位都不要了。当然，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认定自己是绝不会出于任何原因去教书的，如果我的缪斯不再给我灵感，那么我宁愿找个地方去磨眼镜片，就像布克·华盛顿[5]那样。然而无论从哪方面来考虑，我都觉得放弃学术方向对我来说没有丝毫可遗憾的。在一些心情特别糟糕的日子里，我有时候会跟自己说，如果那时候我捞足了学位，那么也许现在就不用上“高级写作”这种无可救药的大学课程了。但这也许都是废话。所有的牌都被做了手脚，以审美为生计的人是没有赢数的（我想这安排倒也不无道理），毫无疑问我们或早或晚都会经历这样晦涩而冗长的学术死亡。

我真的觉得你的情况跟我的大不相同。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不是完全站在贝茜一边。如果你想要的就是一份保障，或者那是贝茜所希望的，那么你的硕士学位至少能保证你通过这个国家任何一所无聊的男子预科学校以及大多数大学的对数表测试。另一方面，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只看官衔和学士帽的世界里，除非你有一个博士学位，否则你的希腊文再漂亮，你还是进不了任何一所有一定规模的好学校。（当然你还是可以随时搬去雅典的。阳光灿烂的老雅典。）但是我越往下想，就越想说去他妈的什么学位。事实是，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我和西摩没在你小时候塞给你那么多课外阅读，什么《奥义书》、《金刚经》、埃克哈特以及我们以前喜欢的各种各样的书，那么你做起演员来应该可以得心应手得多。按理说，演员就该轻装上阵。小时候我和西摩有一次和约翰·巴里摩尔共进午餐，真是一次心旷神怡的经历。他聪明绝顶，一肚子学问，但压根没有背上一点正规教育的包袱。我提到这事是因为上周末我和一个架势很大的东方学专家聊天，对话一度停滞不前，充满了形而上的凝重感，于是我告诉他我有个弟弟，一次他为了忘记一段不愉快的恋爱经历，开始尝试把《剃发奥义书》翻译成古希腊文。（专家捧腹大笑——你知道研究东方学的专家笑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我向上帝祈祷，希望自己能预测你做一个演员到底有没有前途。当然，你是个天生的演员。这一点即便是我们的贝茜也知道。而且你和弗兰妮是我们家里仅有的两个美人。但是你要去哪里表演呢？这一点你考虑过吗？是演电影吗？如果是的话，我可就要担心万一你体重增加，那你就会成为又一个献身于老牌好莱坞汞合金式电影的年轻演员，要么就是职业拳击手加神秘主义者，要么职业杀手加苦大仇深的少年，要么西部牛仔加人类的良心，反正就是这一套。这种票房大片的水准你会甘于接受吗？还是说你梦想着一些稍微大气一点的东西——比如，在彩色故事片版的《战争与和平》里饰演皮埃尔或者安德烈，有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而人物刻画方面的精微之处自是荡然无存（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小说能表现，电影则无能为力），由大无畏的安娜·麦兰妮出演娜塔莎（为了让作品保持经典及诚实），美妙的插曲由德米奇·波普金制作，所有的主要男演员都间或抽动一下下颌的肌肉，以便表现出内心强烈的情感冲突；本片的全球首映要在冬宫举行，名人们在泛光灯下进入剧场，分别由莫洛托夫、米尔顿·伯利和杜威州长作主持介绍。（我说的名人当然是指铁杆托尔斯泰迷——德克森议员、莎莎·嘉宝、加洛德·豪森、乔治亚·杰塞尔、丽兹的查尔斯。）这听起来怎么样？如果你选择的是演话剧，你也会有同样的错觉吗？你见过一部真正美丽的话剧吗？你想说《樱桃园》吗？别告诉我你真的见过。从没有人见过真正美丽的表演。你也许见过“有灵感”的表演，或者“有实力”的表演，但是美丽的表演？不可能。没有一个在舞台上表演契诃夫作品的人能跟契诃夫的天才媲美，微妙的细节，独特的风格，不可能。你可真是让我担心啊，祖伊。即便你不能原谅我的夸张，请至少原谅我的悲观。可问题是我偏偏知道你对事物的要求有多高，你这个小混蛋啊。我有过跟你一起坐在剧院里的地狱般的经历。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你对表演艺术有多么高的期待，但是它并不拥有你所期待的东西。看在老天爷的分上，三思啊。

今天就算是我给自己放假吧。今天是西摩自杀三周年，我神经质般地数着每一天。我跟你说过我去佛罗里达领他尸体时的经历吗？我像个傻子一样在飞机上痛哭了整整五个小时。我一次次小心地遮住自己的脸，不想让过道那边的人看到——感谢上帝我旁边没有坐人。飞机着陆前大约五分钟我注意到坐在我后面的两个人在说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肯定住在波士顿后海湾区，也多半是哈佛广场的常客，她说：“……然后第二天早晨，我跟你说，他们从她那可爱年轻的身体里抽出了一品脱的脓。”我就记得这些，几分钟后我下了飞机，那位痛苦的寡妇穿一身在古德曼买的丧服朝我走过来，这时我脸上的表情却不对劲了。我在咧着嘴笑。我今天也恰恰是同样的感觉，没有任何理由。虽然我的理智不认同，但是我的感觉十分肯定：就在我的附近，什么地方——也许就是路边的第一所房子里——一位诗人正在死去，但是同样也在这附近，有人正从她年轻可爱的身体里抽出一品脱可笑的脓，而我，我不可能永远在悲喜之间疲于奔命。

上个月，系主任希特（每次我一提他的名字就会想起弗兰妮）找我谈话，脸上挂着亲切的笑容，手里却挥舞着皮鞭，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五都要给系里的教职工、他们的老婆以及几个超深沉的本科生开讲座，专讲禅和摩诃衍那佛教。这样的壮举最终将为我在地狱里赢得一个东方哲学的教授职位，对此我坚信不疑。关键是，我以前每周得去学校四天，现在却要去五天，加上晚上和周末干自己的事情，我几乎没时间进行任何自由的思考了。只要一有空我就会想到你和弗兰妮，是真的担心，但可悲的是，我找不到足够的时间来担心你们。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今天埋在烟灰里给你写信其实跟贝茜的来信没有什么关系。她每个礼拜都会向我发出一些有关你和弗兰妮的最新消息，而我从来没有什么反应，所以说跟她的信并没有关系。促使我坐下来写信的是今天我在一家超市里的经历。（不会另起一段了，我饶了你。）我站在肉制品柜台前排队，想买点羊排。队伍里还站着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小女儿。那个小女孩大概四岁，为了打发时间，她背靠在玻璃柜台上，仰头盯着我没有刮胡子的脸看。我告诉她，她是我今天见到的最漂亮的小姑娘。她听懂了我的话；她点了点头。我说我打赌她有很多男朋友。她又点了点头。我问她有几个男朋友。她竖起了两个手指。“两个！”我说：“你的男朋友可真是不少啊。宝贝，他们叫什么名字？”她尖声回答道：“鲍比和多萝茜。”我抓过我的羊排转身就跑。但那就是我写这信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贝茜坚持要我跟你讲博士学位和演戏的事。因为这个，还因为一首俳句，是我在西摩开枪自杀的那个宾馆房间里找到的。用铅笔写在旅馆记事本上：“飞机上的小女孩/她把洋娃娃的头转过来/让它看着我。”我开车从超市往家里走的时候，脑子里就装着这两件事，于是我想我终于可以给你写信了，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我和S.那么早就接管了你和弗兰妮，为什么我们要用那么高压的方式教育你们。我们从来没有亲口告诉过你们原因，我想现在是时候了，我们中的一个该开口了。但是现在我却不知道我是否还说得出来。那个肉制品柜台旁的女孩已经消失了，而飞机上那只洋娃娃的有礼貌的脸我也看不太清了。加之身为专业作家的职业恐惧，以及这种恐惧带来的文字的腐臭味，这一切都开始让我坐不住了。然而，我得努力试一下，这至关重要。

我们的问题似乎总是因为我们之间悬殊的年龄而节外生枝。我、西摩、两个双胞胎，还有波波之间倒还不是很严重，主要是你和弗兰妮同我和西摩之间。我们俩都是成年人——你和弗兰妮刚开始识字的时候，西摩甚至都已经大学毕业很久了。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感到那种要把自己最喜爱的经典著作塞给你们的冲动——反正已经不像教双胞胎和波波时那样激情澎湃了。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生来是学者，那么他迟早会开化的，而且有太多的少年老成和万宝全书式的孩子，长大后成了大学休息室里的学术权威，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们打心底里感到不安，甚至是恐惧。然而关键的关键在于，西摩当时已经开始相信（而我也在我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内认同他的观点）教育这个东西，如果根本不以追求知识为起点，而是像禅宗里所说的，以追求无知识为起点，那么不管叫什么名字，教育都会芬芳依旧，也许是更为甘甜。铃木博士在哪里说过，处于纯意识的状态——satori［开悟］——意味着在上帝说“要有光”之前便同上帝在一起。我和西摩觉得暂时把这光藏起来，不让你和弗兰妮见到（至少能藏多久算多久）也许是一件好事，一并藏起来的还包括所有那些因为这光才成为可能的更低等、更流行的东西——艺术、科学、古典著作、语言——等到你们俩都能达到一种状态，至少心灵能明白所有光的来源时，到那时候再让你们认识光也不迟。我们感觉真正会让你们受益的做法是，至少先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那些人的情况都告诉你们——有关那些圣人、阿罗汉、菩提萨埵、吉范木卡达的一切——这些人对于这种存在状态或略知一二，或了如指掌。换言之，我们希望你们先对耶稣、乔达摩、老子、商羯罗查尔雅、六祖慧能和罗摩克里希纳这些人有所了解，至于荷马或者莎士比亚，甚至布莱克或者惠特曼这些人，都应该在这之后再去接触或者细读，更不要说华盛顿和他的樱桃树的故事，或者半岛的定义，或者如何分析句子成分之类。反正，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宏大意图。此外我还想说的恐怕是，那些年我和西摩定期给你们开的家庭讲座你们肯定恨之入骨，尤其是关于形而上学的那部分。我真想有一天——最好是我们俩都醉倒的时候——我和你能够再聊聊那些日子。（与此同时，我只能说当时我和西摩都从没想到，你有朝一日会当个演员。我们本应该想到的，毫无疑问，但是我们没有。如果我们当时料想到你会当演员的话，我敢肯定S.一定会为你作些有益的准备。我想S.准能上哪儿找到一个关于涅槃和东方知识的预备课程，还是专门面向演员开设的。）这一段该结束了，可是我絮絮叨叨地刹不住。接下来的内容会让你皱眉头，但是我却非说不可。S.死后我真的会不时地想回去看看你和弗兰妮是否还好。你当时已经十八岁了，我倒不是太担心你。虽然我的确曾在某个班里听到一个爱说闲话的小丫头提到你，说你在大学宿舍里很出名，因为你会一个人走出去静坐，一坐就是十个小时，我为此也伤了一番脑筋。可那时候弗兰妮只有十三岁。然而我还是没有回去。我害怕回家。也许你们俩会站在房间的那头朝我开火，把马克斯·缪勒的《东方圣书》一本接一本朝我扔过来，一面流着眼泪，可我不是怕这个。（也许对我而言这反而会带来某种自虐的快感。）我害怕的是你们俩都有可能会问我的问题（这远比责难更让我害怕）。我记得很清楚，葬礼过后整整一年我才第一次回纽约。那以后就简单多了，逢你们生日或者节假日我就回去，然后基本上可以肯定你们会问的问题不外乎我的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来，或者最近我有没有滑雪，等等等等。过去几年里你们甚至曾经来我这里过过好几个周末，然而尽管我们总在聊天聊天聊天，但是我们默认我们将一个字都不提起。今天是我第一次想开口提起这一切。我越往下写这该死的信，就越没有信心，越提不起勇气。但是今天下午，就在那个孩子告诉我，她男朋友的名字叫鲍比和多萝茜的那一刻，我向你发誓，我感觉我对真理有了微妙的把握，真理对我而言成了完全可以被言说和传递的东西（用切割羊排的方法）。西摩有一次告诉我——在一辆穿越市区的公共汽车上，在哪里不好非要在公交车上——任何正宗的宗教研究必须引向对“不同”的扬弃，虚幻的不同，男孩和女孩的不同，动物和石头的不同，日与夜的不同，冷与热的不同。这是我站在肉制品柜台旁边突然想到的，于是以七十英里的时速驱车回家立即给你写信，这在我简直成了生死攸关的事情。哦，上帝，真希望当时我在超市里就随便拿支笔写了，可我以为那段路程不至于影响我的思路。不过也可能都一样。有几次我觉得你比我们中任何一个都更彻底地原谅了西摩。维克有一次就这个话题对我说过一段很有趣的话——事实上，我只是在重复他的原话。他说你是我们中唯一一个对西摩的自杀表现出愤愤不平的人，却也是唯一一个真正原谅了西摩的人。而我们其余这些人都是表面上淡然处之，内心深处却始终耿耿于怀。维克的话也许对得不能再对了。我又怎么知道？我清楚知道的是，我确实以为我有一些令人高兴和激动的话要告诉你——只要一页纸，还是双倍行距——我也知道我到家的时候这些话就已经基本消失了，或者完全消失了，能做的就只剩下走个过场了。跟你讲一通关于博士学位和演员人生的道理。多混乱，多可笑，而西摩他肯定会微笑，微笑——然后可能会安慰我，还有我们所有人，什么都不用担心。

够了。行动吧，撒迦利亚·马丁·格拉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你想行动，因为你觉得你必须行动，但是要全力以赴。不管你在舞台上做什么，只要是美丽的，是无可命名的，是赏心悦目的，是超越戏剧天才的感召的，那么我和西摩都会穿戴上租来的燕尾服和莱茵石帽，然后庄重地走到舞台边门，手里拿着花束和一捧金鱼草。只要你需要，无论相隔多远，我都会给你我的爱和支持，虽然微不足道。

巴蒂

这一次我玩的全知全能的把戏还是一如既往地可笑，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应该对我体内自作聪明的那一部分表示尊敬，那就是你。几年前，在我还是个准作家的最初也最混乱的日子里，有一次我给S.和波波念了一篇我刚写好的短篇小说。等我念完了，波波不动声色地说（但她的眼睛看着对面的西摩），这个故事“太聪明了”。S.摇摇头，远远地冲着我乐，他说聪明是我永远的痛，聪明是我的假肢，让大家意识到我的聪明是最大煞风景的事。祖伊老兄，我这个老瘸子敬告你这个小瘸子一句，我们应该惺惺相惜才是啊。

爱你

B.

这封四年前的信最后一页上染了些旧马臀革的颜色，有两处折缝的地方已经破了。祖伊读完之后，挺小心地把信按顺序整理好。他把信纸在他没有弄湿的膝盖上摞整齐。他皱起了眉头。然后，出人意料地，他像塞刨花纸一样把信飞快地塞进了信封，就好像永远不会再读第二遍了。他把厚厚的信封放在浴缸沿上，然后开始跟它玩起了小游戏。他用一个手指轻轻地敲击鼓鼓囊囊的信封，让它在浴缸沿上前后移动，显然，他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让信封这样保持移动又不至于掉进水里去。这样玩了足足有五分钟后，他故意重重地敲了一记，然后赶紧伸手接住信封。游戏到此结束。祖伊的手里捏着抢救回来的信，整个人更深地埋进水里，膝盖也沉了下去。他心不在焉地盯着浴缸那头的瓷砖墙壁看了一两分钟，然后转头看向肥皂盒里的香烟，他拿起了烟，试着抽了几口，但烟已经灭了。突然，他又坐了起来，激起很大的水声，他那只尚未沾湿的左手搭在浴缸边上。一个剧本正仰面躺在浴室地垫上。他捡起剧本，拿到跟前，盯着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把那封四年前的旧信夹在剧本的中间，剧本手稿的中间部分是装订得最紧的。他把剧本搁在已经弄湿了的膝盖上，离开水面大约一英尺左右，随手翻看起来。翻到第九页，他把剧本像杂志一样折起来，开始细读，或者说是研究。

“瑞克”这个角色的台词都用一支淡铅芯的铅笔重重地画了出来。

蒂娜（忧郁地）：哦，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对你一点儿用都没有，不是吗？

瑞克：别这样说。永远别这样说，你听到了吗？

蒂娜：然而我没有说错。我是个扫把星。我是个可怕的扫把星。要不是因为我，斯科特·金凯德早就让你进布宜诺斯艾利斯办事处了。我毁了一切。（走到窗边）我就是个专门糟蹋葡萄的狐狸崽。我感觉就像正在一出非常老成的戏里扮演一个角色。可滑稽的是，我不是一个老成的人。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我。（转身）哦，瑞克，瑞克，我害怕。我们是怎么了？我好像已经找不到我们了。我伸手，再伸手，可是我们压根不在那里。我吓坏了。我是个被吓坏的小孩。（看向窗外）我恨这雨。有时候我会看见自己在雨中死去。

瑞克（平静地）：我亲爱的，那不是《永别了，武器》中的一句台词吗？

蒂娜（转身，愤怒地）：从这里滚出去！滚出去！要不然我就从这扇窗户跳下去。你听见了吗？

瑞克（抓住她）：现在你听我说。你这个美丽的小白痴。你这个可爱的、孩子气的、爱演戏的——

祖伊的阅读突然被他母亲的声音打断了——急切的、煞有介事的声音——从浴室门外传进来：“祖伊？你还在浴缸里吗？”

“是的，我还在浴缸里。怎么了？”

“我想进去一下，就一小会儿。我有东西要给你。”

“我正在浴缸里，看在上帝的分上，妈妈。”

“我只要一分钟，看在老天的分上。把浴帘拉上嘛。”

祖伊最后看了一眼他正在读的那页稿子，然后合上剧本，扔在浴缸外面。“全能的耶稣基督啊，”他说，“有时候我会看见自己在雨中死去。”一条尼龙浴帘挤在浴缸的那一头，大红色，上面的花纹是些鲜黄色的升半音、降半音和谱音符号，用塑料环吊在头顶的一根铬棒上。祖伊坐了起来，伸手够到浴帘，拉开来，挡住了自己。“好吧。上帝。要进来就进来吧。”他说。他的声音没有一点儿明显的演员腔，但是却共鸣得厉害；当他无心加以控制的时候，他的声音“传播”之远绝对没商量。很多年前，他还在做《智慧之童》的节目时，总有人不停地建议他要跟话筒保持距离。

门开了，格拉斯太太，一位略微发福、戴着发网的妇人，侧身进了浴室。她的年龄，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极难判断，要是戴上发网就难上加难了。她进房间时通常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我搞不懂，你怎么能这样待在浴缸里。”她随手飞快地关上门，那架势是一个常年为子孙后裔免受“浴后冷风”袭击而战斗不息的人才有的。“这样甚至有害健康，”她说，“你知道自己在浴缸里待了多久了吗？不多不少四十五——”

“别告诉我！贝茜，千万别告诉我。”

“你什么意思，别告诉你？”

“就那意思。别彻底破坏我该死的幻觉，还是让我以为你不是真的在外面数着分钟——”

“没有人数什么分钟，年轻人。”格拉斯太太道。她已经忙活开了。她进浴室时带了一只椭圆形的小袋子，用白纸裹着，外面扎着金丝线。从里面装的东西的大小来看，像是“蓝色希望”[6]，要么就是灌溉装置的零件。格拉斯夫人眯起眼睛看着手里的袋子，一面想解开金丝线。用手解不开，她就用牙去咬。

她穿着那身专门在家时穿的衣服——被她儿子巴蒂（巴蒂是个作家，因此按卡夫卡的话来说，不是什么好人）称作她的死亡预报制服。这身衣服主要就是一件年代久远的深蓝色日本和服。她几乎一整天都在家里穿着它。这件衣服上有很多神秘的折叠口袋，对于烟瘾和家务都很重的格拉斯太太来说，可以装很多随身物品，非常之方便；屁股那里加了两只超大的口袋，通常装着两到三包香烟、几只火柴盒、一把螺丝刀、一只锤子、一把她的某个儿子曾经用过的童子军匕首、一两个搪瓷的水龙头开关，外加一全套螺丝、钉子、铰链、小脚轮——格拉斯太太在她宽敞的公寓里挪动时，所有这些东西就会隐隐约约地发出哐啷叮当的碰撞声。大约有十几年的时间里，她的两个女儿曾几次三番合谋，试图把这件老和服扔出去，但都没有成功。（已经嫁为人妇的波波有一次暗示说，也许要用一把钝器对这件衣服来个致命的一击，然后才能把它扔进废纸篓里去。）这件外套最初的设计当然东方味十足，然而格拉斯太太给某一类旁观者所留下的有冲击力的家庭主妇的单一印象，却完全不会因为这件衣服受到丝毫影响。格拉斯一家住在东七十几号大街的一座公寓里，虽然是老房子，但绝对不失时髦。这一带的女房客大约三分之二都有毛皮大衣。某个阳光明媚的工作日的早晨，她们离开自己的寓所，可以想见，大约半小时之后，她们至少会出现在最时髦的一些百货公司的电梯口，非进即出。在这个充满曼哈顿风味的住宅区，格拉斯太太是道相当另类的风景（从某个无可置疑的顽皮的视角来看）。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她似乎从来都不会离开家门半步，但是如果她迈出家门，那应该就会裹一件黑色的披肩，然后大约是往奥康内尔大街的方向走，到那里去领她某个儿子的尸体。她的儿子们都是半爱尔兰半犹太血统，由于某个公务程序上的差错，他刚刚被黑棕部队开枪打死了。

祖伊的声音突然满是狐疑地响了起来：“母亲？您到底在那儿忙活些什么呢？”

格拉斯太太已经打开了纸包，这会儿她正站着读一盒牙膏背面印的小字。“你行个好扣上你那张嘴吧。”她心不在焉地说，一面走到药柜边。药柜安在脸盆上方，靠着墙。她打开装着镜子的柜门，里面的隔板上放满了东西，她以一双尽职的药箱园丁的眼睛审视着里面的一切——或者说是以主人的姿态斜乜着双眼。她眼前的药箱隔板上琳琅满目地陈列着一大堆宝贵的药用品，外加一些看不出是什么名堂的舶来品。有碘酒、红药水、维他命丸、牙线、阿司匹林、安诺星去痛片、百服宁、阿吉洛尔消毒药膏、芥末油、特效泻药、氧化镁乳剂、肝病泻盐、口香糖剂、两把吉列剃须刀、一把舒适牌喷射刮胡刀、两盒剃须膏、一张皱巴巴的有点破了的快照，上面是一只趴在走廊栏杆上睡觉的黑白相间的胖猫；三把梳子、两把毛刷、一瓶植物发油、一瓶脱涂剂、一瓶没贴牌子的甘油栓剂、维克斯滴鼻剂、维克斯达姆膏、六块橄榄皂、三张一九四六年的音乐喜剧票根（《叫我先生》）、一管脱毛膏、一盒餐巾纸、两个海贝壳、一套像是用过的指甲砂锉、两瓶洗面奶、三把剪刀、一把指甲锉刀、一颗没有花纹的蓝色弹子（至少二十年代时的弹子玩家们会称之为“纯品”）、毛孔收缩霜、一副镊子、一个没了表带的女式金表的表盘、一只碳酸苏打水的瓶子、一枚女子寄宿学校的戒指（上缀一颗刻字的玛瑙石）、一瓶除臭剂——信不信由你，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格拉斯太太轻快地伸手在最下面一层拿起一件东西，砰的一声丢进了废纸篓，声音闷而轻。“我在这里给你放了一管新的牙膏，他们都说这牙膏好得不得了。”她头也不回地宣布道，一面把牙膏放了进去。“不许再用什么牙膏粉了。你牙齿上可爱的珐琅质都会掉光的。你的牙齿多可爱呀。你至少可以采取正确——”

“谁说的？”浴帘后面传来了拍击浴缸水的声音，“谁他妈说我牙齿上可爱的珐琅质都会因为牙膏粉掉光的？”

“我说的。”格拉斯太太最后挑剔地看了她的花园一眼。她伸出镘刀似的手指把一瓶没有打开的肝病泻盐往里面推了一点，让它跟其他常绿植物站成一排，然后关上了柜门。她转而面向冷水龙头。“我倒想知道是谁洗了手又不清洗水盆，”她闷闷不乐地说，“这也算是一个成年人的家庭。”她加大水压，用一只手很快地彻底地把水盆清洗了一遍。“我猜你还没跟你妹妹谈过吧。”她说，转身看向浴帘。

“没有，我还没有跟我妹妹谈过。现在他妈的先出去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还没谈？”格拉斯太太追问道，“我觉得这样很不好，祖伊。我觉得这样一点儿都不好。我特意请求你去看看你是否能做点什么——”

“首先，贝茜，我一个小时前刚起床。其次，我昨晚跟她谈了整整两个小时，我想她今天不会再他妈想跟我们中任何一个谈了。第三，如果你再不离开这间浴室，我就要放火烧这该死的丑帘子了。贝茜，我是说真的。”

格拉斯太太没等他说完三点陈述，就已经走神了，她坐了下来。“有时候我真想杀了巴蒂，他就是不肯装部电话，”她说，“真是太没必要了。一个成年人怎么能那样生活呢——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没人想要侵犯他的隐私，如果他想要的就是隐私权的话，可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像个隐士似的生活。”她换了个姿势，跷起二郎腿，动作有点不耐烦。“甚至都不安全，看在老天的分上！万一他跌断了腿怎么办。一个人在那么远的林子里。我一直都在担心。”

“你担心是吧？你担心什么呢？是担心他会跌断腿，还是担心你想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却没有电话机？”

“我两样都担心，年轻人，告诉你吧。”

“嗯……那就别担心。别浪费你的时间。你真笨，贝茜。你为什么这么笨呢？你知道巴蒂的，看在上帝的分上。即便他在二十英里外的丛林里，两条腿都断了，一支该死的箭从前胸穿透后背，他照样能爬回他的山洞，因为他要看看有没有人偷偷地溜进去试穿他的套鞋。”帘子后面传来一阵短暂愉快的，多少也有点诡异的捧腹大笑。“相信我的话。他太在乎他那点该死的隐私了，所以他是不会死在任何丛林里的。”

“谁也没说什么死不死的话。”格拉斯太太道。她轻轻地，几乎是多余地整理了一下头上的发网。“我一早上都在想办法打电话给那些住在他那个山脚的路边上的人。他们连电话都不接。没法联系到他真是气人。我苦苦求了他多少次了，让他把那部装在他跟西摩的老房间里的电话移出来。叫我说这甚至都不正常了。真要是发生了什么事，他又需要别人——真是气人。我昨晚试了两次，今天早晨又试了四次——”

“到底有什么好‘气’的？首先，住在路边的那些陌生人凭什么就得听我们使唤呢？”

“谁说我们要使唤谁了，祖伊。你别太过分了。告诉你吧，我非常担心那个孩子。而且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事都告诉巴蒂。告诉你吧，我觉得如果在这种时刻我不跟他联系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

“好吧，行了！那你干吗非要打扰他的邻居而不打电话给学校呢？他这个时间本来也不会待在他的洞里——你知道的。”

“拜托你把声音放低一点吧，求你了，年轻人。谁也不是聋子。告诉你吧，我已经给学校打过电话了。我从以往的教训中明白这样做一点用都没有。他们就是在他桌上给他留个条。可我觉得他根本都不会靠近他的办公室。”格拉斯太太突然身体往前倾，但她并没有站起来，而是伸手在放满脏衣服的篮子的最上面捡起了一样什么东西。“你里边有洗澡布吗？”她问道。

“应该是‘浴巾’，不是‘洗澡布’。我唯一想要的，该死的，贝茜，就是让我一个人待在浴室里。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如果我想看到每一朵路过的爱尔兰胖玫瑰都挤进浴室里来，那我早就告诉你了。现在，快点。快出去吧。”

“祖伊，”格拉斯太太耐心地说，“我手里正拿着一块干净的洗澡布。你到底要还是不要？就请你回答，要还是不要。”

“哦，我的上帝！要。要。要。我要它胜过世界上的一切。扔过来吧。”

“我不会扔过去的。我会递给你。这个家里，什么都是扔来扔去的。”格拉斯太太站起来，朝浴帘走了三步，等着后面伸出一只手来接浴巾。

“万分感谢。现在请从这里消失。我已经掉了有十磅肉了。”

“一点都不奇怪！你坐在那个浴缸里，坐到真的是脸都发青了，然后你——这是什么？”格拉斯太太弯下腰，兴趣十足地捡起那个祖伊在她进来前念的剧本。“这是勒萨日先生给你的新剧本吗？”她问道，“就搁地板上？”没有人回答她。就好像夏娃问该隐，外面大雨中躺在地上的东西不就是他那把可爱的新锄头吗。“这可真是个放剧本的好地方，要我说。”她把剧本带到窗边，小心翼翼地放在暖气片上。她低头看剧本，好像是在检查有多湿。百叶窗是拉下来的——祖伊坐在浴缸里读信时借的光来自天花板上的顶灯，一共有三个灯泡——一小方晨光从百叶窗下面慢慢地挪进来，照在剧本的封面上。格拉斯太太把头侧向一边，想更好地看清楚剧本的标题，一面从她和服的口袋里拿出一包特大号的香烟。“《心灵是秋天的流浪者》，”她饶有兴味地读出声来，“不寻常的标题啊。”

浴帘后面的反应有点慢，但是听起来颇有兴致。“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标题？”

格拉斯太太早有防备。她直起身来，重新坐下，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烟。“不寻常，我说了。我没说它美丽什么的，所以你——”

“啊，老天。你得每天起个大早才不会错过那些好东西，贝茜小姑娘。你知道你的心灵是什么吗，贝茜？你想知道你的心灵是什么吗？你的心灵，贝茜，是秋天的停车库。这样的标题时髦吗，嗯？上帝，很多人——很多不知情的人——以为这个家里只有西摩和巴蒂是文人。要是我开始思考，要是我坐下来一分钟，想想诗情画意，想想停车库，我就会白白浪费我人生的每——”

“行了，行了，年轻人。”格拉斯太太说。不管她对电视剧名字的品位如何，也不管她一般的审美能力怎么样，反正她的眼睛一亮——仅仅是一亮，但的确是一亮——这是对她的小儿子，也是唯一一个英俊的儿子欺负她的风格的一种欣赏，一种类似行家般的，虽然多少也有点变态的欣赏。有那么一秒钟的时间，这道亮光取代了她眼中一直以来的疲惫，以及她踏进浴室后就一直挂在脸上的那份实实在在的担忧。然而她几乎是立刻就开始自卫了：“那个标题怎么了？它就是很不寻常嘛。你！你从不觉得任何东西是不寻常的或者是美的！我从没听你说过——”

“什么？谁没觉得？我到底是觉得什么东西不美了？”浴帘后面传来一阵小规模的水啸声，仿佛有一只调皮的鼠海豚突然开始玩游戏了。“听着，我不在乎你对我的种族、信条或者宗教信仰作何评价，胖子，但是别告诉我，我对美的东西不敏感。美是我的致命弱点，你给我记住了。对我来说，所有东西都是美的。看一眼粉红色的落日，我就融化了，上帝。任何东西。《彼得·潘》。《彼得·潘》上演时还没起幕，我就已经热泪盈眶了。而你却胆敢跟我说什么我是——”

“哦，闭嘴。”格拉斯太太心不在焉地说。她重重地叹了口气，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一脸的严肃，她从鼻孔里把烟吐了出来，说道——其实是吼道——“哦，我真希望我能知道该拿那个孩子怎么办！”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我真是黔驴技穷了。”她看了浴帘一眼，简直就像是X光扫射。“你们没一个派得上用场的。一个都没有！你父亲甚至都不愿意开口说几句话。你也知道的！他也担心的，这是自然的事——他脸上的那个表情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就是不愿意面对任何事情。”格拉斯太太绷紧了双唇。“我认识他这么久，他从来没有面对过任何事情。他以为只要打开收音机，只要里面的某个小傻子张嘴开唱，那么任何特别的或者不愉快的事情就都会走开了。”

处于隔绝状态的祖伊大声笑起来。跟他的捧腹大笑几乎很难区分，但还是不一样的。

“他就是那样的！”格拉斯太太坚持道，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她往前坐了坐。“你不想知道我真实的想法吗？”她追问道，“你不想吗？”

“贝茜。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反正是要告诉我的，那么我想不想听又有什么——”

“我真的觉得——我这会儿是认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一直想再听到你们这些孩子都上电台做节目。我这会儿没开玩笑。”格拉斯太太又深吸了一口气。“每一次你父亲打开收音机，我都真的感觉他是想调到《智慧之童》，然后听到你们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回答问题。”她抿起嘴唇，停了下来，在无意识中给自己的话添了几分分量。“我是说包括你们每一个人，”她说，突然又稍稍挺直了一下身体，“也包括西摩和沃特。”她很快地吸了一口烟，但是吸得很大口。“他完全活在过去。完完全全。他甚至几乎从来不看电视，除非是你的节目。别笑，祖伊。这没什么好笑的。”

“到底谁在笑了？”

“反正是真的！他完全没觉得弗兰妮有什么真的不对劲的地方。一点都没有！昨晚十一点新闻过后，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弗兰妮会不会想吃个橘子。你哪怕就跟那孩子嘘一声，她也会躺上几个小时，把眼睛都哭出来，还跟自个儿一刻不停地念叨着天知道是什么东西，而你的父亲却想也许她想来个橘子。我杀他的心都有了。下一次他——”格拉斯太太打住了。她盯着浴帘。“什么这么好笑？”她质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我喜欢那个橘子。好吧，还有谁也帮不了你呢？我。莱斯。巴蒂。还有谁？贝茜，向我敞开胸怀吧。不要沉默不语。这是这一家子最大的毛病——我们心里藏的话都太多了。”

“你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小伙子。”格拉斯太太道。她慢吞吞地把一小绺掉出来的头发塞进发网的橡皮筋里去。“哦，我希望我哪怕能跟巴蒂在电话上聊个几分钟也好啊。他可是唯一一个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人。”她若有所思地说，话里带着明显的怨恨。“真正是祸不单行。”她拢起左手，把烟灰弹进手心。“波波要到十号才能回来。维克我都不敢告诉他，就算我知道怎么找到他。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一家子。我是说真的。按理说你们这些孩子都算是非常聪明的，每一个都是的，可是到了关键时候，你们却没一个有用的。一个都没有。我真是有点受不了——”

“什么关键，看在上帝的分上？什么样的关键时候？你想要我们做什么呢，贝茜？走进弗兰妮的房间，然后替她生活吗？”

“别再说这种话了！谁也没说要谁来代替弗兰妮过她的生活。我只是想有个人能走进那间客厅，然后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是我想要的。我想知道那孩子打算什么时候回学校去，然后上完这学年的课。我想知道她什么时候打算往她的肚子里送一些多少有点营养的东西。她星期六晚上到家以后就几乎再没吃任何东西——什么都没吃！我试过了——不到半个小时之前——想让她喝碗鸡汤。她就尝了两口，就两口。昨天我让她吃的那点东西她全给吐出来了，一点没夸张。”格拉斯太太的声音停顿片刻，就是咽了口唾沫。“她说她过会儿吃个干酪汉堡。这干酪汉堡算是怎么回事呢？我看她一个学期以来就只吃干酪汉堡加可乐。现如今这大学里就给小姑娘们吃这些玩意儿吗？我知道一件事。要是哪个小姑娘虚弱到像这个孩子一样，我绝对不会再让她吃甚至都——”

“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要么鸡汤，要么啥也没有。您老人家能做到如此这般可不容易。如果她铁了心要精神崩溃，我们至少可以起起哄，添添乱。”

“年轻人，你也别太没规矩了——哎，你这张嘴啊！告诉你吧，我觉得那孩子平时吃什么东西跟她现在这个样子有很大的关系，这完全有可能。这孩子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要她吃蔬菜或者随便什么对她有好处的东西都是不逼不行的。你不能没完没了地折磨自己的身子骨啊，年复一年——不管你脑子里想什么也好。”

“你说什么都对。你说什么都对。你他妈真一针见血，真是叫人目瞪口呆。我浑身都是鸡皮疙瘩了……上帝，你给了我灵感。你让我燃烧，贝茜。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你意识到你刚做了什么吗？你刚刚给了这整个该死的事件一个新鲜的、崭新的、《圣经》意义上的诠释。我在大学里写了四篇关于耶稣受难的文章——是五篇——每篇都让我烦得快疯了，因为我总觉得缺了一点什么。现在我知道缺什么了。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他不健康的狂热主义；他粗鲁地对待那些善良、正常、保守且自觉纳税的法利赛人。哦，太让人激动了！贝茜，你以你简单的、直接的、固执的方式一语道出了整部《新约》一直缺少的主旨。不健康的饮食。耶稣是吃干酪汉堡和可乐的。就我们所知，他可能喂那些——”

“给我住嘴吧，马上。”格拉斯太太打断了他。她的声音很平静，但充满威胁。“哦，我真想在你那张嘴上盖上一块尿布。”

“好吧，大惊小怪的。我只是想进行一场有礼貌的浴室谈话而已。”

“你可真好笑。哦，你可真好笑！年轻人，事实碰巧是这样的，我考虑你小妹妹时的角度，跟我考虑主耶稣时的角度不是一模一样的。我也许是有点特别，但我现在碰巧不特别。我碰巧没看出那样一个大学小女生，一个虚弱的、累坏了的、读太多宗教书的女生，跟主之间有什么好比较的！你当然跟我一样了解你妹妹——或者说应该跟我一样了解她。她特别容易受影响，她一直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得很清楚！”

浴室里安静了一分钟，感觉很怪异。

“妈？你在外面坐着吗？我有种可怕的感觉，你是不是坐在那里同时抽着五支烟？是吗？”他等着回答。格拉斯太太却选择了沉默。“我不想你坐那儿不动，贝茜。我想离开这个该死的浴缸……贝茜？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格拉斯太太说。一阵新的担忧掠过她的脸庞。她不安地挺直了身子。“她跟那只布卢姆伯格一起躺在沙发上，”她说，“多不卫生。”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她的左手拢起来托着烟灰已经有几分钟了。这会儿她探身把烟灰倒进废纸篓里，人并没有站起来。“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她宣布，“我就是不知道，就这么回事。这个家是彻底乱套了。油漆工基本已经漆完她的房间，他们吃过午饭就要进客厅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叫醒她，还是该怎么办。她几乎都没睡过觉。你知道我等了多久才抽出空来让油漆工们过来吗？都快二十——”

“油漆工！啊！总算又见天日了。我把油漆工给忘了。听着，你干吗不让他们到这儿来呢？这里可宽敞了。要是我不让他们进浴室，他们该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主人了，而我——”

“安静一分钟，年轻人。我在想问题呢。”

祖伊好像很听话的样子，突然开始用他的浴巾了。有那么一小会儿，隐隐约约的泼水声是整间浴室里唯一的声音。格拉斯太太坐在离浴帘八到十英尺远的地方，眼睛越过瓷砖地面盯着浴缸边上的地垫。她的香烟已经烧到屁股了。她用右手的两个手指夹着香烟。格拉斯太太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强烈：她的肩头仿佛总是披着一块隐形的都柏林主妇的披肩（这种印象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她拿香烟的姿势却把这种第一印象完全击碎了。她的手指不仅非常细长匀称——打个比方，一般来说，你不会想到这是一个中等发福的女人的手指——而且带着一种贵族气息的微微颤动；一位被废黜的巴尔干皇后或者一位曾经的绝代名妓的手指也许也会有如此优雅的颤动。但这不是唯一一个同“都柏林黑色披肩”这一母题相矛盾的地方。还有贝茜·格拉斯的腿，那是一双让人刮目相看的腿，一双不论以什么标准衡量都绝对标致的腿。它们的主人曾经是一个方圆几百里内公认的大美人，一位杂技演员，舞蹈演员，身轻如燕的舞蹈演员。这会儿腿的主人正坐着，眼睛盯着地垫，左腿架在右腿上，那只白色的旧毛线拖鞋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从跷起的那只脚上掉下来。她的脚异常小，脚踝仍然很细，最绝的也许是她的小腿，仍然绷得很紧，而且显然一直都很光滑。

格拉斯太太突然发出一声长叹，比起她习惯性的叹息，这一声尤其沉重——仿佛是生命力量本身的一部分。她站了起来，拿着香烟走到水槽边，打开冷水冲烟头，把熄灭的烟头扔进了废纸篓，然后又坐了下来。她让自己陷入沉思的魔咒并没有就此打破，仿佛她根本没有离开过座位。

“我三秒钟以后就要出来了，贝茜！我已经敬告你啦。做人可不能太不识趣咯，伙计。”

格拉斯太太又在盯着蓝色的地垫了，听到儿子的“敬告”，她只是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那一刻，如果祖伊能看到他母亲的脸，尤其是她的眼睛（这一点非说不可），那么他也许会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动（不管是否稍纵即逝），回忆一遍他们之间刚刚进行的那场对话，以另一种方式，以另一种语气——给这场对话注入一点温柔与和谐。话说回来，他也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冲动。时值一九五五年，再要想从格拉斯太太的脸上，尤其是从她蓝色的眼睛里读出什么真实可靠的信息，已经很难了。几年前，单是她的眼睛就能道出所有的故事（对人也好，对地垫也好），她的两个儿子死了，一个是自杀（她最喜欢的一个，她最完美、最善良的儿子），一个死于二战（她唯一的真正开朗的儿子）——曾经，贝茜的眼睛可以畅所欲言，对细节充满热情，可以述说所有这些事实，无论是她的丈夫还是她所有活着的成年孩子，都没有勇气直视她的眼睛；如今，一九五五年，她会站在大门边上，同一双可怕的凯尔特眼睛，报告的却是这样的消息：新的快递员还没把晚饭要烧的羊腿送来，或者某个好莱坞小明星的婚姻触礁了。

她突然又点上一支超大号的香烟，吸了一口，然后站起身，吐出烟。“我一会儿就回来。”她说。这话听起来像是一个天真的许愿。“你出来的时候请踩在地垫上，”她加了一句，“地垫放在那儿就是用来踩干脚的。”她出去了，随手关紧了门。

仿佛“玛丽王后号”突然来到瓦尔登湖，在临时为它搭建的湿坞停靠几天之后，忽地又拔锚起航了，真是来也突兀，去也兀突。祖伊在浴帘后面闭了一会儿眼睛，送走王后号之后，他自己的小船正在湖里颤颤巍巍地摇摆着。然后他拉开浴帘，眼睛盯着紧闭的浴室门看了一会儿。这一眼很有些分量，而解脱的感觉其实并不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从祖伊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珍视自己隐私的人，一旦隐私被侵犯，而这个侵犯者却又转身一走了之，一、二、三，就那样，他的眼中便会出现这种难以释怀的眼神。

不到五分钟之后，祖伊赤脚站在水槽前，湿头发已经梳理过，穿着一条没有皮带的深灰色斜纹呢宽松裤，赤裸的胳膊上搭着一块毛巾。剃须前的仪式已在进行中。百叶窗拉起一半；浴室门半开着散发蒸汽，好让镜子变清晰；他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放在镜面药柜下面的毛玻璃架上，伸手可及。此时祖伊已经把泡沫剃须膏挤到了修面刷上。他把剃须膏随手扔到身后的什么地方，省得碍事，盖子也没拧上。他用手掌来回擦拭镜面，抹掉了大部分雾气，发出了“吱呀”的声响。接着他就开始把剃须膏涂到脸上。他涂抹的技巧非同寻常，虽然同他剃须的技巧一脉相承。也就是说，尽管他在涂抹的时候是看着镜子，但是他的眼睛并没有跟着刷子走，而是直直地盯着他自己的眼睛，仿佛他的眼睛是一块中立国的领土，是一场私人战争中的无人之地，而他要打败的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迷恋，这场战争从他七八岁时就已经开始了。如今，对二十五岁的他来说，曾经的小战术也许已经多少成了条件反射，就像一个老棒球运动员在本垒板的时候，不管是否需要总会用球棒去拍他的钉鞋。无论如何，几分钟前，祖伊梳头的时候，把照镜子的次数减到了最少。在这之前，在他擦干身子的时候，他也做到了站在一块全身镜之前却根本没怎么看镜子。

他刚刚涂完剃须膏，他的母亲就突然出现在了镜子里。她站在门口，在他身后几英尺的地方，一只手放在门把手上——装出犹豫着是否要进来的样子。

“啊！多么愉快的意外啊，我简直受宠若惊！”祖伊对着镜子说，“请进，请进！”他笑道，是他惯常的捧腹大笑，然后打开药柜取出他的剃须刀。

格拉斯太太向前迈了几步，一副沉思着什么的样子。“祖伊……”她说，“我一直在想。”她通常会坐的地方在祖伊的左面。她弯腰坐下来。

“别坐下！让我先对你欣赏一番。”祖伊道。离开浴缸，穿上裤子，梳好头发，他的兴致显然提高了很多。“寒舍难得有贵客临门，既已大驾光临，我们定当尽心竭力，让客人如——”

“你给我安静个一分钟。”格拉斯太太严肃地说道，一面坐了下来。她又架起一条腿。“我一直在想，你觉得找维克会不会有用呢？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用，但是你怎么想呢？我是说我觉得那孩子需要的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不是什么神父，但是我也可能想错了。”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错。我还从来没见你错过，贝茜。你提供的事实要么是假的，要么是夸大其词，但是你从来没有错过——没有，没有。”祖伊兴致勃勃地把剃须刀打湿，然后开始刮胡子。

“祖伊，我在问你呢——请你这回别再开玩笑了。你认为我到底该不该联系维克？我可以打电话给那个叫品乔特还是什么的主教，他可能至少可以告诉我往哪里发电报，如果维克还在什么要命的船上的话。”格拉斯太太伸手把废纸篓向自己这边挪了一点，用来弹烟灰，她进来的时候在抽烟。“我问了弗兰妮要不要跟维克通电话，”她说，“要是我能找到维克的话。”

祖伊很快地冲洗了一下剃须刀。“她怎么说？”他问。

格拉斯太太不易察觉地向右转了一点，调整了一下坐姿。“她说她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啊。我们总比她聪明些，对吧？我们可不会因为她这么说了就随她去了，对吧？”

“告诉你吧，年轻人，今天不管这孩子说什么我都不会听她的了。”格拉斯太太说着，打起了精神。她对着祖伊涂满泡沫的脸说：“如果你有个小女儿躺在房间里，自言自语了四十八个小时，你就不会去问她该怎么办了。”

祖伊继续刮他的胡子，没有接话。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我该不该试着联系维克呢？我挺怕联系他的。他太情绪化了——神父也罢，不是神父也罢。只要你跟维克说一句好像下雨了，他就会当场掉眼泪。”

祖伊同镜子里自己的眼睛分享了这句话带给他的乐趣。“贝茜，你还是有希望的。”

“嗯，如果我没法打通巴蒂的电话，而你也不会帮我，我总是要做点什么的。”格拉斯太太说。她愁肠百结地坐着抽了好一会儿烟，然后说：“如果完全是天主教的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我也许可以自己帮她。我还没把所有的东西都忘光。但是你们这些孩子都没有从小信天主教，我真的不明白——”

祖伊打断了她。“你离谱了，”他说，转过满是泡沫的脸，“你离谱了。你太离谱了。我昨晚就告诉你了。弗兰妮的问题完全不是宗教派别的问题。”他沾了沾剃须刀，继续刮胡子。“请你相信我的话。”

格拉斯太太目光殷切地盯着祖伊的侧脸，仿佛他会继续说下去，但是他没有。过了一会儿，她叹了一口气，说：“要是我能先把那只要命的布卢姆伯格从她的沙发上赶下去，我也就能暂时安心一会儿了。太不卫生了。”她吸了一口烟，“我也不知道该拿那些油漆工怎么办。这会儿他们恐怕已经漆完她的房间了，他们就要急不可耐地去客厅了。”

“要知道，我是这个家里唯一一个没有问题的人，”祖伊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只要一感觉忧郁，或者感到困惑，我怎么办呢，我就会邀请一些人到浴室里来拜访我，然后——嗯，我们就一起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就这么回事。”

格拉斯太太看样子像是被祖伊解决问题的方法逗乐了，但今天她偏偏铁了心拒绝任何娱乐。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她的眼睛里慢慢浮现出一种新的神情——聪明、狡猾，还有一点点的绝望。“要知道，我不像你可能以为的那么笨，年轻人，”她说，“你们全都神神叨叨的，你们这些孩子个个都是。碰巧怎么样呢，我还是告诉你吧，碰巧就是说，我对于这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比你想象的要知道得多得多。”她紧闭着嘴唇，一手在膝盖上拂了一下，其实和服上并没有烟灰，她做了一个掸烟灰的动作是为了强调自己说的话。“如果你想知道，我碰巧知道，她昨天在屋里不肯放下的那本小书就是所有问题的症结。”

祖伊转身看着她，脸上挂着笑容。“你是怎么发现的？”他问。

“你永远别管我是怎么发现的，”格拉斯太太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赖恩打了几次电话来。他非常担心弗兰妮。”

祖伊在洗他的剃须刀。“这个赖恩到底他妈谁啊？”他问道。毫无疑问，这仍是一个年轻人会问的问题，他还是会时不时地拒绝承认他确实知道某些人的名字。

“你非常清楚他是谁，年轻人，”格拉斯太太一字一顿地说，“赖恩·康特尔。他做弗兰妮的男朋友整整一年了。你碰见他的次数，光我知道的就不下五六次，所以别再假装你不认识他了。”

祖伊开怀大笑起来，好像他真心喜欢看到任何做作的人被戳穿，也包括他自己。他继续刮胡子，还是乐颠颠的。“叫我说应该是弗兰妮的‘小伙子’，”他说，“不是她的‘男朋友’。贝茜，你怎么那么落伍呢？为什么呢？嗯？”

“你别管我为什么这么落伍。我告诉你弗兰妮到家后他都打来五次还是六次电话了——今天早晨你起来前他已经打了两次。他真的很好，而且他非常关心、非常担心弗兰妮。”

“跟我们某些人就是不一样，是吧？好吧，虽然我不想让你失望，但是我曾经和他一起坐过几个小时，他一点都不好。他就是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全是装出来的。顺便说一句，这里有人用了我的剃须刀，不是刮了他们的腋窝就是该死的大腿。要么就是把剃须刀摔过了。刀头完全——”

“没人碰过你的剃须刀，年轻人。为什么他要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我能问问吗？”

“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就这么简单。可能因为有利可图吧。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打赌他担心弗兰妮，原因再烂不过了。他之所以担心可能是因为橄榄球比赛没看完就得离开，他很不爽——他流露出了不爽，而他又知道弗兰妮很聪明，肯定被她发现了，所以他才担心。我能想象这个小杂种把弗兰妮塞进出租车，再把她弄上火车，一面心里就在琢磨比赛半场结束前能不能赶回去。”

“哦，真是没法跟你说话！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真奇怪我干吗还要来找你说。你跟巴蒂一个样。你们觉得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出于某个特殊的原因。你们觉得任何人给别人打电话都是出于什么肮脏的、自私的原因。”

“一点没错——十之八九都是这样。这个讨厌的赖恩就不例外，你不用怀疑。听着，有一次弗兰妮跟他外出前在屋里打扮，我就陪他聊了整整二十分钟，要我说他就是一无是处。”他若有所思地说，刮胡子的手停在半空，“他到底他妈的跟我说什么了？相当迷人的话题。是什么来着？……哦，对了。对了。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每个礼拜都会听我和弗兰妮的节目——你知道这个小杂种是怎么回事吗？他不惜贬低弗兰妮来吹捧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讨好别人，再就是炫耀他那点常春藤名校的智商。”祖伊吐出舌头，做了个喝倒彩的鬼脸，声音略有节制。“呸，”他说，继续推他的刮胡刀，“呸，要我说，所有这些穿白球鞋、编辑校园文学杂志的大学男生。我宁愿跟一个诚实的骗子打交道。”

格拉斯太太盯着他的侧脸看了很久，带着一种奇怪的了解的眼神。“他是个大学还没毕业的男孩子。而你呢，就会让人紧张，年轻人。”她说——算是很心平气和了，“你要么就很喜欢一个人，要么就很讨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会自己一个人说起来没完，谁也别想插一句话。要是你不喜欢谁——大多数时候——你就会坐在那里，跟死了一个样，然后就让那个人把地板说出个洞来。我见过你那个样子。”

祖伊转过身来，看着他的母亲。这一刻，他这样转过身来看着她，就像他所有的哥哥姐姐妹妹（尤其是他的哥哥们）在某年某月也曾经这样转过身来看着他们的母亲，不仅仅带着惊奇，因为在母亲日常的一大堆看似杂乱无章的偏见、老生常谈和废话之中突然冒出了一句真知灼见，无论是否只是片鳞半爪。带着敬意，带着情感，至少也带着感激。而且，说奇怪也不奇怪的是，每次当这样的“礼遇”出现时，格拉斯太太都会以一种迷人的姿态欣然接受。她会带着优雅和谦逊看着献给她这样一个眼神的儿子或者女儿。这会儿她正把这种优雅谦逊的神情展现给祖伊。“你就是这样的，”她说，声音里并没有责备，“你和巴蒂都不知道怎么跟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她又想了一下，“其实该说是不爱的人。”她纠正道。祖伊继续站着盯着她看，刮胡子的手也停了下来。“这是不对的，”她说——声音严肃而难过，“你越来越像巴蒂在你这个年纪时候的样子了。连你们的父亲都注意到了。如果你们不能在两分钟里喜欢上某个人，那么你们就永远不会喜欢他了。”格拉斯太太眼睛越过瓷砖地板看向蓝色的地垫，有点心不在焉。“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带着这么强烈的喜和恶。”格拉斯太太对着地垫说，然后又转向祖伊，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眼神中几乎没有带任何说教的意味。“不管你怎么想，年轻人。”她说。

祖伊怔怔地看着她，然后微笑了一下，转身去看镜子里的胡子。格拉斯太太看着他叹了口气。她弯下腰，在金属废纸篓的内壁上掐灭了烟。她几乎马上又点了一支，然后以尽可能尖锐的语气说：“无论如何，你妹妹说他是个棒小伙。那个赖恩。”

“那是被性冲昏了头，伙计，”祖伊说，“我认得出这样的声音。哦，我是真认得出！”他刮掉了脸上和脖子上的最后一点泡沫。他一只手挑剔地摸着脖子，然后拿起修面刷，又开始往脸上的关键部位涂剃须膏。“好吧，赖恩在电话里说什么了？”他问，“据赖恩观察，弗兰妮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呢？”

格拉斯太太略微往前坐了坐，热心地说：“嗯，赖恩说都是跟——这整件事情——跟那本她一直带在身上的书有关。你知道的。昨天她一直在读的那本书，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

“我知道那本小书。接着说。”

“嗯，他说，赖恩说，那是本彻底的宗教书——宗教狂热之类的——她是从大学图书馆里借到的，现在她觉得可能她自己是——”格拉斯太太突然打住了。祖伊转过身来看着她，凶巴巴的一脸警觉。“怎么回事？”她问道。

“赖恩说她是从哪儿拿到的书？”

“图书馆里。大学的图书馆。怎么了？”

祖伊摇了摇头，又转身面向水槽。他放下修面刷，打开药柜。

“怎么回事？”格拉斯太太追问，“那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样一副表情，年轻人？”

祖伊没有回答，他打开了一包新的剃须刀片。然后，他一边拆剃须刀，一边说：“你真笨，贝茜。”他从剃须刀里卸下了刀片。

“我怎么笨了？顺便说一句，你昨天刚换上新刀片。”

祖伊面无表情地把新刀片装进了他的剃须刀，然后开始刮第二轮胡子。

“我问了你一个问题，年轻人。我怎么笨了？难道她不是从大学图书馆里借到那本书的吗，还是怎么说？”

“是的，她不是从图书馆借的，贝茜。”祖伊道，一面刮着胡子。“那本小书名叫《朝圣者继续前行》，是另一本名叫《朝圣者之路》的小书的续集。后一本她也是一天到晚捧在手里，两本都是她从西摩和巴蒂原来住的房间里找到的。我记得这两本书这些年来一直都放在西摩的书桌上。全能的耶稣上帝啊。”

“那你也不用骂人啊！我以为她是从大学图书馆里借了带出来的，这有那么可怕吗——”

“是的！很可怕。两本书都在西摩该死的书桌上躺了这么多年了，这很可怕。很让人沮丧。”

出人意料地，格拉斯太太的声音变得毫无斗志。“那间屋子，我一般能不进去就不进去，你也知道的，”她道，“我不去看西摩的旧的——他的东西。”

祖伊立即说：“好啦，我很抱歉。”他没有看她，伸手从肩膀上拉下毛巾，一下擦掉了脸上所有剩余的泡沫，尽管他的第二轮修面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暂时先不说这个了吧。”他道，一面把毛巾扔向暖气片；毛巾落在瑞克—蒂娜剧本的封面上。他卸开剃须刀，放到冷水龙头下面。

祖伊的道歉是真心的，格拉斯太太心里很清楚，但是很明显她忍不住要利用这个机会，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你不厚道，”她说道，看着他清洗剃须刀，“你一点都不厚道，祖伊。你也不小了，就算自己心里不舒坦，也至少该努力表现出一点厚道。巴蒂，他至少，当他——”祖伊把剃须刀跟新换上的刀片一起砰的一声扔进了金属废纸篓里。格拉斯太太吓了一大跳，不由倒吸了一口气。

很可能祖伊并没有故意要把他的剃须刀扔进废纸篓，只是他的左手在向下一甩的时候太突然、太用力了，以至于剃须刀被甩了出去。无论如何，他肯定没有故意要让自己的手腕打在水槽边上。“巴蒂，巴蒂，巴蒂，”他说，“西摩，西摩，西摩。”他转过身面对着他的母亲。她倒并没有被剃须刀的动静吓到，只是感到惊奇和警觉。“我快被他们的名字烦死了，我都想割自己的喉管了。”他脸色苍白，但几乎面无表情。“这座该死的房子散发着鬼魂的腐臭味。一个真的死鬼缠着我也就算了，一个半死的鬼也要缠着我，我他妈真是受够了。但愿巴蒂早点下决心。西摩所做的其他的一切他都做了——至少他试着去做。那他妈的他干吗不杀了自己，一了百了？”

格拉斯太太眨了一下眼睛，就一下。祖伊立即就把视线从她脸上移开了。他弯下腰，伸手在废纸篓里找他的剃须刀。“我们是怪胎，我们俩，我和弗兰妮。”他宣布道，一面站了起来。“我是个二十五岁的怪胎，她是个二十岁的怪胎，而这都是那两个混蛋的责任。”他把剃须刀放在水槽边上，但剃须刀立即就滑进了水槽，发出很大的声响。他马上捡了起来，用力紧紧握在手里。“弗兰妮出现症状的年龄比我稍晚些，不过她也是个怪胎，这点你记住了。我向你发誓，我可以眼皮不眨一下就把他们俩都结果了。伟大的导师们。伟大的解放者们。我的上帝。我甚至连坐下来跟谁吃顿饭，像模像样地聊个天都不行了。我要么就是无聊透顶，要么就是没完没了地说教，那个狗娘养的但凡还算是个正常人就会拿他的椅子砸我脑袋。”他突然打开了药柜。他呆呆地盯着里面看了几秒钟，就好像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开药柜，然后把那把还没擦干的剃须刀放在了某格它原来的位置上。

格拉斯太太一动不动地坐着，两个手指间的烟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她看着祖伊盖上修面膏的盖子。他一时对不准盖口。

“我知道没人对这个感兴趣，反正直到今天我还是这个样子，我没法坐下来跟别人吃顿饭，除非我先默念一遍‘四大誓言’。而且弗兰妮肯定也一样，你跟我打什么赌都行。他们俩给我们俩灌输了那么些该死的——”

“四大什么？”格拉斯太太小心翼翼地插嘴道。

祖伊两只手放在水槽的两边，胸口略微向前倾，眼睛看着眼前的搪瓷盆。尽管他身材瘦小，但是那一刻他看上去是要把水槽按到地板里去，而且也似乎完全有这个能力。“‘四大誓言’，”他道，然后带着憎恶闭上眼睛，“‘众生芸芸，我誓必救之；欲念熊熊，我誓必灭之；达磨至深，我誓必知之；佛理至极，我誓必得之。’没错，就这些。我知道我能行。算我一个，教练。”他的眼睛始终闭着。“我的上帝，自从十岁起我就每日三餐这样念叨一遍，日日如此。只有念完我才吃得下饭。有一次我跟勒萨日吃中饭时想不念一次试试。结果我被一个该死的樱桃核噎到了。”他睁开眼睛，皱了皱眉，但是仍然保持着那个特殊的姿势。“现在出去一下怎么样，贝茜？”他道，“我是说真的。请你让我一个人完成我的洗礼。”他再次闭上眼睛，看上去他又作好了准备，要把水槽按到地板里去。尽管他的头只是微微低着，但他的脸颊还是充血得厉害。

“你要是结了婚该多好啊。”格拉斯太太突然怅怅地说。

格拉斯家的人——尤其是祖伊——对于格拉斯太太的这种前言不搭后语都再熟悉不过了。尤其是像刚才那样的突发状况，往往进行到一半就会被她文不对题地打断，且每次都让人叫绝。然而这次祖伊还是大吃了一惊。他不由从鼻子里发出一声怪响，也不知是笑还是哭。格拉斯太太立即担心地向前探身，弄明白了是笑，或多或少吧，她才放心地坐回去。“嗯，我可是说真的。”她不依不饶地说，“你干吗不结婚呢？”

祖伊的身体放松了下来，他从后面裤袋里掏出一块折起来的棉手帕，甩开，然后用来擤鼻子，一次，两次，三次。他收起手帕，说：“我太喜欢坐火车了。结了婚你就再没有机会坐靠窗的位置了。”

“这算什么理由！”

“这是个充分的理由。贝茜，快出去。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待会儿。你干吗不去坐一次电梯玩玩呢？顺便说一句，你要是再不把这该死的烟掐了，就要烧到手了。”

格拉斯太太又在废纸篓的内壁上掐灭了烟。然后她安静地坐了一小会儿，没有再摸香烟和火柴。她看着祖伊拿过一把梳子重新分头发。“你可以去理个发了，年轻人，”她说道，“你看起来越来越像那些匈牙利疯子了，或者刚从游泳池里出来的什么东西。”

祖伊不动声色地笑了一下，又梳了一会儿头发，然后突然一转身。他对着他的母亲晃了晃梳子。“还有一件事。我一会儿该忘了。贝茜，现在，听我说。”他说，“昨晚你说什么要给菲利·拜恩斯的该死的心理医生打电话，叫他来看弗兰妮，如果你再这么想，我就拜托你一件事——就一件事。你想想西摩做的那些心理分析吧。”他顿了顿，以示强调，“听到了吗？行吗？”

格拉斯太太立即下意识地理了理发网，然后拿出香烟和火柴，但她只是拿在手里。“我告诉你吧，”她说，“我没说过要给菲利·拜恩斯的心理医生打电话，我说的是我有这么一个想法。首先，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医生。他碰巧是一个相当虔诚的天主教心理医生，而且我觉得这可能比坐在这儿，眼看着那孩子——”

“贝茜，我郑重警告你，他妈的。哪怕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兽医我也不在乎。如果你打电话给什么——”

“你没必要这么挖苦人，年轻人。菲利·拜恩斯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你父亲和我同他父母演一张节目单演了有年头了。我还知道那孩子看了心理医生后完全变了个样，现在非常可爱。我聊天来着，和他的——”

祖伊把梳子扔进了药柜，然后不耐烦地把门拍上。“哦，你太笨了，贝茜，”他道，“菲利·拜恩斯。菲利·拜恩斯是个四十多岁、一身臭汗、可怜的阳痿男人，他长年累月枕着一串念珠和一本《综艺》杂志睡觉。我们说的是两回事，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现在，听我说，贝茜。”祖伊转过身，正对着他母亲，一只手的手掌撑着搪瓷水槽，好像怕自己摔着。“你在听我说吗？”

格拉斯太太先点了一支烟，这才打起精神。然后，她吐出一口烟，做了个拂拭大腿上的烟丝的动作，这才闷闷不乐地说：“我在听呢。”

“好吧。我现在是很严肃的。如果你——听我说。如果你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去想想西摩，那你就直接打电话随便叫一个傻瓜心理医生吧。去叫就是了。叫个有经验的心理医生，知道怎么让病人喜欢上电视节目，订阅每个礼拜三的《生活》杂志，去欧洲旅行，关心氢弹，关心总统选举，关心《泰晤士报》的头版，关心西湾及蚝湾镇家长老师协会的职责，还有上帝知道所有那些美妙正常的事情——你打电话就是了，而我呢，我可以发誓，不用一年弗兰妮要么进疯人院，要么就在某个该死的沙漠里游荡，手里握着燃烧的十字架。”

格拉斯太太又做了个掸烟丝的动作。“好吧，好吧——别这么别扭，”她说道，“看在老天的分上。谁也没打电话给谁。”

祖伊猛地拉开药柜门，盯着里面看了一会儿，然后拿出一把指甲锉，又关上门。他拿起放在毛玻璃架上的香烟，吸了一口，但是烟已经灭了。他的母亲说“给你”，一面递给他自己那只超大号烟盒和火柴盒。

祖伊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衔在嘴里，擦了一根火柴，但是由于太过心事重重，香烟怎么也点不着。于是他吹灭了火柴，把香烟从嘴里拿了出来。他轻轻地、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说，“我想总有个什么地方肯定藏着一个会对弗兰妮有用的心理医生——我昨晚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轻轻做了个鬼脸。“但是我碰巧一个也不认识。一个对弗兰妮有用的心理医生非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不可。我不知道。首先他就一定得相信，他是因为上帝的仁慈才获得学习心理分析的灵感。他得相信，是因为上帝的仁慈，他才没在获得营业执照之前被一辆该死的卡车轧死。他得相信，是因为上帝的仁慈，他才天生拥有可以帮助他该死的病人的智力。会这样想的好心理医生我一个都不认识。但这是唯一一种有可能对弗兰妮有点帮助的心理医生。如果她遇到一个特别弗洛伊德的，或者特别兼收并蓄的，或者就是特别普通的家伙——甚至对自己拥有的洞见力和智力丝毫也不心存感激——那么她做完心理分析之后结果会比西摩更糟糕。想到这些，我就担心得要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别再说这件事了。”他慢悠悠地点上了烟。然后，他一面吐出一口烟，一面把香烟放在毛玻璃架上，在那支已经灭了的香烟旁边，身体的姿势也随之稍微放松了一点。他开始用指甲锉清洁指甲——他的指甲已经非常干净了。“如果你不烦我的话，”他稍顿片刻后说，“我可以告诉你弗兰妮身上的那两本书是讲什么的。你有兴趣吗，还是没有？如果你没兴趣，我不觉得——”

“是的，我有兴趣的！我当然有兴趣！你以为我怎么——”

“好吧，那么你暂时先别烦我。”祖伊说，一面把腰靠在水槽边上。他继续用指甲锉。“两本书都是讲一个俄国农民，时间是大约世纪初的时候。”他说，他的声音向来都不带感情，这会儿已经很有点讲故事的架子了。“他是个非常简单、非常善良的小个子，一只手臂萎缩了。当然，对弗兰妮来说这样的一个人就非常自然，弗兰妮的心是豆腐做的。”祖伊原地转过身去，从毛玻璃架上拿起香烟，吸了一口，又接着锉他的指甲。“一开始，这个小农民告诉你，他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农场。但是他有个疯子弟弟，一把火把农场给烧了——后来，我想，他的妻子死了。不管怎么样吧，反正他就开始了他的朝圣之旅。然后他就碰到了一个问题。他一辈子一直在读《圣经》，他就想知道《帖撒罗尼迦书》里说的‘不住祷告’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始终困扰着他。”祖伊又拿起烟吸了一口，然后说：“《提摩太书》里也有一句，意思相近——‘我愿人随处祷告’。事实上耶稣本人是这样说的，‘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祖伊一言不发地锉了一会儿指甲，脸上一副阴郁的表情。“反正他就开始了寻找导师的朝圣之旅，”他说，“这个导师要能教给他如何不住祷告以及为什么要不住祷告。他走啊，走啊，走啊，从一个教堂到另一个神殿，跟这个神父谈完再和那个神父谈。直到最后他遇到了一个老僧，显然这个老僧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告诉农民，上帝接受以及‘想望’的祷告词是耶稣祷告词——‘我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事实上，完整的祷告词是‘我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一个可怜的罪人’。不过这两本朝圣者的书里出现的宗教人士——感谢上帝——倒没有一个强调‘可怜的罪人’。反正这个老僧就向他解释如果不停地念这句祷告词会怎么样。老僧还带着他练习了几次，然后就送他回家了。然后——长话短说吧——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朝圣者已经念得非常熟练了。他完全掌握了祷告词。对于自己新的精神生活，他非常满意，然后他开始徒步穿越俄罗斯——穿过重重森林，踏遍村落小镇，等等——边走边念他的祷告词，并且告诉遇到的每个人该怎么念这句祷告词。”祖伊抬头看着他母亲，态度有些粗暴。“你在听吗？你这个又胖又老的德鲁伊[7]？”他问道，“你光会盯着我的大脸看是吧？”

格拉斯太太气咻咻地说：“我当然在听！”

“好吧——我可不想要一个大煞风景的听众。”祖伊捧腹大笑了一阵，又吸了一口烟。他两个手指夹着香烟继续锉指甲。“两本小书中的第一本《朝圣者之路》，”他说道，“主要是讲这个朝圣者一路上的经历。他遇到了什么人，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又对他说了些什么——顺便说一句，他遇到了一些极好的人。续集《朝圣者继续前行》是一部对话录，主要在讨论这段耶稣祷告词的来龙去脉。朝圣的人，一个教授、一个僧人，还有一个隐士一类的人物，都聚在一起说个没完。其实就是这么回事，真的。”祖伊抬头很快地看了母亲一眼，然后把指甲锉换到左手。“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这两本小书的目的，”他说，“都是所谓要唤醒每一个人，让他们意识到不停地念耶稣祷告词的需要以及益处。先是在一个导师的指导之下——有点像基督教的古鲁——接着，等到这个人掌握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就得独自继续祷告下去。关键是并非只有那些虔诚的混蛋，或者捶胸顿足的家伙才适合念这个祷告。你可能在忙着抢劫济贫募捐箱，但是你也要一边抢一边祷告。顿悟会随着祷告出现，而不是在祷告之前出现。”祖伊皱起了眉头，一副学究的模样。“祷告词总有一天会自动地从嘴唇和脑袋转移到心灵深处，变成人本身的一部分，完全同心跳合拍，就是这样，真的。接着，一段时间之后，一旦祷告可以随着心脏的跳动自动进行，这个人就会进入所谓的事物的真实状态。这两本书倒没有提到，不过用东方人的话来说，身体里有七个最敏感的中心，叫作七轮，与心脏最近的那个中心叫作心轮，据说极其敏感，极其强大，心轮一旦被启动，它就会启动另一个中心，在眉毛之间，叫作眉间轮，就是松果体，真的，也可能是围绕松果体的一种气——接着，嘿，神秘主义者们称之为‘第三只眼’的东西就打开了。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是说，这种祷告方式不是从那个小朝圣者和他身边的人们开始的。在印度人们一直称之为亚帕姆，天知道已经流传多久了。亚帕姆就是重复上帝在人间的任何一个名字。或者他的肉身的名字——他的化身，确切地说。如果你一直呼唤这个名字，从心底不停地呼唤，那么你迟早会得到一个回答，就是这么回事。也不能说是回答。是回应。”祖伊突然一转身，打开药柜，把指甲锉放回去，又拿起一把看起来异常粗壮的橙木棒。“有谁在吃我的橙木棒吗？”他问。他用手腕飞快地抹去上嘴唇上的汗珠，然后开始用橙木棒剔指甲根部的角质层。

格拉斯太太深吸了一口烟，看着祖伊，然后架起一条腿，询问：“那么弗兰妮也是在做这些事喽？我是说这就是她一直在忙活的事情吗？”

“我猜是吧。别问我，问她去。”

没有回应，一阵令人狐疑的安静。然后，格拉斯太太突然鼓起勇气发问道：“要这样祷告多久才行？”

祖伊乐得整个脸都亮了。他转过身去。“多久？”他说，“哦，不用多久。祷告到油漆工去你房间前就行了。然后就会看到圣人和菩萨排着长队走进来，手里都捧着盛满鸡汤的大碗。约翰堂唱诗班会在你背后开唱，然后镜头推向一个缠着腰布的慈眉善目的老绅士，他身后是高山蓝天，白云朵朵，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出平和的神气——”

“得了，别胡扯了。”格拉斯太太说。

“哦，上帝。我不过就是想帮你忙。发发慈悲吧。我不想你到时候觉得宗教信仰会有什么——你知道——任何的不方便。我是说很多人有宗教信仰不是因为信了之后要做这个做那个，坚持到底——你知道我的意思。”很显然，演说者志得意满，即将进入演讲的高潮部分。他严肃地向母亲晃了晃手中的橙木棒。“我们出了这个教堂之后，我要给你一本我一直颇为仰慕的小书，希望你能接受。我认为这本书恰恰触及了我们今天早晨谈论的一些话题。《上帝是我的爱好》，作者霍默·文森特·克劳德·皮尔森博士。在这本书里我想你会读到，皮尔森博士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如何从二十一岁开始每天挤出一点时间——早晨两分钟，晚上两分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年末，就是因为这些对上帝的非正式拜访，他的年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四。这书我多出一本，如果你真的可以——”

“哦，你真是无可救药。”格拉斯太太道。不过语气有点淡淡的。她的眼睛又在追寻她的老朋友，房间那头的那块蓝色的地垫。她坐在那里，眼睛盯着地垫，与此同时，祖伊——一面微笑，一面上嘴唇不停地出汗——继续使用他的橙木棒。过了一会儿，格拉斯太太又以她独特的方式重重叹了一口气，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儿子身上，此时祖伊已经原地半转过身，对着早晨的阳光，一面还在剔指甲根部的角质层。他没穿衣服，后背比一般人宽，线条分明，注视着儿子的后背，格拉斯太太的目光渐渐不那么游离不定了。事实上，几秒钟的时间里，她的眼睛看上去已经抛弃了所有阴暗和沉重的东西，露出影迷俱乐部成员才会有的欣赏的神情。“你现在后背多宽、多可爱呀，”她大声道，一面伸手去摸祖伊的腰，“我还担心你那样发疯似的练杠铃会——”

“别这样，行吗？”祖伊尖声道，人往后缩。

“别怎么样？”

祖伊拉开药柜门，把橙木棒放回原位。“就是别这样。别欣赏我该死的后背。”他说道，关上了柜门。他拿起挂在毛巾架上的一双黑色丝袜子，走到暖气片边上。他坐在暖气片上，也不管上面很热——或者恰恰是因为它很热——然后开始穿袜子。

格拉斯太太半晌才哼了一声。“别欣赏你的后背——说得可真好！”她说。但是她受了侮辱，而且有一点伤心。她看着祖伊穿袜子，表情混合着受伤和不由自主的好奇，毕竟多少年来袜子洗干净之后，她总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磨破的地方。接着，她蓦地发出一声响亮的长叹，一面站起身来，出于尽忠职守的考虑，她闷闷不乐地走到祖伊刚刚腾出来的水槽区。她的第一项自我牺牲的苦差事是打开冷水龙头。“我真希望你能学会用完东西就把盖子盖上去。”她故意用吹毛求疵的语气说。

祖伊正坐在暖气片上给袜子绑上橡皮筋，他抬头望着格拉斯太太。“我真希望你能学会晚会结束就他妈的走人，”他说，“我这会儿是说真的，贝茜。我想一个人待在这里，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尽管这听起来可能很没礼貌。首先，我有急事。我两点半要赶到勒萨日的办公室，我还想先在市区办点别的事。我们出去吧，现在——你介意吗？”

格拉斯太太放下手里的活儿，转身看着祖伊，然后问了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她总能用这一类问题让她的每个孩子顿时感到心烦意乱：“你走前会吃点中饭，对吗？”

“我会在市区吃一口的……我他妈的另一只鞋呢？”

格拉斯太太意味深长地瞪着他。“你走前到底会不会跟你妹妹说两句话？”她追问道。

“我不知道，贝茜，”祖伊犹豫片刻后答道，“请你别再问我这个问题了。如果今天早晨我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话跟她非讲不可，我自然会去找她。别再问我了。”他穿着一只鞋，系好了鞋带，另一只还没找到。突然，他双手和膝盖着地，一只手在暖气片下面来回地摸索。“哈，在这儿呢，你这个小混蛋。”他说。暖气片旁边有一个浴室用的磅秤，他一屁股坐了上去，手里拿着那只失踪的鞋子。

格拉斯太太看着祖伊穿上鞋。不过她没有等到他系完鞋带。她走出了房间。但是走得很慢。她的步子带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沉重感——其实是拖着步子——祖伊感觉到了。他抬头看着她，神情很专注。“你们这些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格拉斯太太淡淡地说，没有回头。她在一根毛巾架旁边停下来，把一块毛巾拉拉直。“以前，你们上电台的那些日子，你们都还小，那时候你们都那么——又聪明又开心——真是可爱啊。早晨，中午，晚上。”她弯腰在瓷砖地板上捡起了什么，看上去像是一根长头发，泛着神秘的棕色。她捏着头发绕了个小圈走到水槽边上，说：“我不知道懂那么多、聪明得跟什么似的却一点都不快乐，到底有什么好。”她背对着祖伊往门口走去。“至少，”她说，“你们以前互相那么要好，看着也开心呀。”她打开门，摇着头。“就是开心。”她肯定地说，走出去，关上了门。

祖伊看着关上的门，深深吸了口气，又慢慢吐出来。“瞧你这退场白，伙计！”他在她背后叫道——只是他能肯定，这时格拉斯太太已经走到门廊，肯定听不到他说什么了。

格拉斯家的客厅完全不像一间正准备上油漆的房间。弗兰妮·格拉斯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盖着一条阿富汗毛毯；沿墙铺的地毯还没收起来，四个边都没卷过；还有家具——看上去客厅倒像个堆家具的小仓库——都在老位置，安放得错落有致。即使以曼哈顿公寓房的标准来看，这个房间也不算很大，但是不断添置的家具如果放在瓦尔哈拉殿堂[8]的宴会大厅里，倒是可以为之平添几分舒适的感觉。有一架斯坦威牌大钢琴（琴盖永远都是打开的），三台收音机（一台一九二七年新生牌，一台一九三二年斯乔姆卡尔森牌，一台一九四一年RCA牌），一台二十一寸的电视机，四台桌式留声机（包括一台一九二〇年的维克多牌唱机，扬声器还完好无缺地立在机身上），数不清的各式茶几，一张标准尺寸的乒乓桌（还好已经折叠起来，堆在钢琴后面），四把舒适的椅子，一个十二加仑的热带鱼缸（按最大容量装满水，亮着两个四十瓦的灯泡），一把双人坐椅，那张躺着弗兰妮的沙发，两个空鸟笼，一张樱桃木的书桌，还有各种各样的落地灯、台灯以及像漆树一样的“桥”灯，布满拥挤的房间。靠三面墙摆着三个连在一起的及腰高的书橱，架子上塞满了书，因为太重，木板都被压弯了——少儿书、教科书、二手书、书友俱乐部的书，还有更多种类繁多的书，都是从这套公寓非公用的“附属地带”搬出来的。（《吸血鬼》边上是《巴利语入门》，《索姆河畔的童子军》边上放着《韵律之击》，《圣甲虫谋杀》和《白痴》在一起，《神探南希》在《恐惧与战栗》的上面。）即便有一组勇气超人的油漆工排除万难克服了书橱这个大难题，书橱背后的墙壁也足以让任何一个还有点自尊心的油漆工上交自己的工会会员证。从书橱到离天花板不到一英尺的墙面上——从露出的部分可以看到墙面凹凸不平，颜色是韦奇伍德陶瓷蓝——几乎挂满了各式大概都可以称作“悬饰”的东西，一堆配着镜框的相片、私人或者官方的已经发黄的信件、铜质和银质的奖章，还有横七竖八、林林总总的奖状以及形状大小各异的纪念奖杯，所有这些东西几乎都是在证明这样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事实：从一九二七到一九四三年年底之前，一个名为《智慧之童》的广播节目，几乎每次播出都至少会邀请一个格拉斯家的孩子（很多时候是两个）做嘉宾。（三十六岁的巴蒂·格拉斯是这个节目健在的最年长的前嘉宾，他时不时地会提起他父母客厅里的墙壁，称之为献给美国商业化童年及早熟青春期的一曲赞歌。他常常表示自己住在乡下，回家的次数有限，对此深感遗憾，并意味深长地指出，他的弟弟妹妹们大多仍然住在纽约附近是多么幸运。）墙壁的装饰事实上是孩子们的父亲，莱斯·格拉斯先生一手设计和布置的（格拉斯太太给予了精神上的全面支持，但从未作出正式的许可），他曾经是一位世界级的杂耍演员，而且毫无疑问打心底里欣赏留恋纽约萨迪戏剧饭店的墙面装饰。格拉斯先生作为一个装饰设计师，最有灵感的成功作品位于沙发后面的墙壁上，就是小弗兰妮正睡在上面的那张沙发。七大本报刊杂志剪贴簿被直接钉在墙上，彼此紧紧地一个挨着一个。年复一年，七本剪贴簿随时准备着供人仔细研读，从亲朋好友到一般的访客，也许还包括那个古怪的临时清洁女工。

刚好值得提一句的是，这天一大早格拉斯太太已经替即将到来的油漆工们做了两件事，算是表了个态。客厅有两扇门，一扇通向门廊，一扇通向饭厅，两个入口处都装了镶玻璃的双扇门。吃过早饭后，格拉斯太太把门上的丝绸布帘拆了下来。之后在弗兰妮假装喝鸡汤的时候，格拉斯太太瞅准时机，像只老山羊一样灵活地爬上窗台，把三扇框格窗上厚重的大马士革窗帘全都拆了下来。

房间只有朝南的一排窗户。窗外的街对面是一所四层楼高的私立女子学校——这幢楼外形结实，普普通通，一般都很安静，但一到下午三点半就会热闹起来，那时位于第三和第二大道上的公共学校的孩子放学了，都跑来大楼的石头阶梯上玩抛石子和街头棒球。格拉斯家住在五楼，比学校大楼高一层，此时阳光洒满学校的屋顶，也透过格拉斯家没有窗帘的窗户洒进房间。房间里的旧家具记载着回忆和留恋，早已满目疮痍，而房间本身也曾经是无数次棒球和橄榄球比赛（攻守兼备）的赛场。没有一件家具能找到一条完好无损的腿。有些家具在一人高的位置也伤痕累累，都是空中飞行物造成的——豆子袋、棒球、弹子、钢钥匙、皂制橡皮，甚至有一次是一个无头的瓷娃娃，家里人都清楚记得那是一九三〇年代早期发生的事。太阳光对地毯的照射是最无情的。地毯的颜色最早是波尔多葡萄酒的红色——在灯光下看也还依稀可辨——但现在地毯上到处是胰腺形状的斑块，几乎都是家里的各种宠物留下的最不浪漫的纪念。此时，太阳正直射进房间，一直晒到电视机上，无情地照着这只独眼怪物一眨不眨的大眼睛。

格拉斯太太站在放日用织品的大橱前，灵感突现，在沙发上铺上粉红色的细棉被单，给她最小的孩子当床睡，再给她盖上一条淡蓝色的阿富汗羊绒毛毯。这会儿弗兰妮脸朝着沙发的靠背和墙壁，向左侧睡着，身边放着几个抱枕，下巴搁在一个抱枕上。她的右手伸在外面，放在毯子上，但不是轻轻合着，而是攥成拳头；手指紧紧并拢，握住大拇指——就好像二十岁的她又回到了婴儿时代那种无声的、用拳头保护自己的方式。还要说一句的是，太阳对房间其余的部分都那么无情，唯独在沙发这一块儿表现出无限柔情。阳光浸润了弗兰妮乌黑的头发，发型剪得很漂亮，常常一天要洗三次。事实上，阿富汗毛毯整个浸润在阳光里，温暖的光线织进淡蓝色的羊毛，真是幅迷人的画面。

祖伊几乎是从浴室直接走到沙发边上的，他嘴里叼着一支点燃的雪茄，先是忙着把衬衫下摆塞进裤子里，接着系袖口上的纽扣，然后就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边抽雪茄边皱着眉头，仿佛眼前耀目的光线效果是某位舞台导演“设计”出来的，而对这位导演的品位他多少有些怀疑。以祖伊的年龄、身材和精致的五官——穿上衣服的他完全可以冒充年轻纤瘦的舞蹈演员——他抽雪茄倒也没让人感觉突兀。原因之一是他的鼻子不算太短。此外，祖伊抽雪茄跟一般年轻人的装模作样是两回事。从十六岁起他就抽雪茄，十八岁开始他每天要抽一打雪茄——多数是昂贵的古巴帕纳蒂拉斯雪茄。

紧挨着沙发摆着一张很长的长方形茶几，是佛蒙特大理石做的。祖伊突然走到茶几边上。他把一只烟灰缸、一个银质烟盒和一本《时尚芭莎》杂志挪到一边，然后直接坐在窄窄的大理石桌面上。他脸冲着弗兰妮的脑袋和肩膀，几乎就要贴上去了。他飞快地看了一眼那只放在蓝色阿富汗毛毯上的紧握着的手，然后，非常温柔地握住了弗兰妮的肩膀，一只手还拿着雪茄。“弗兰妮，”他说，“弗兰西丝。我们出去吧，伙计。别在这儿浪费一天中最好的光阴。……我们出去吧，伙计。”

弗兰妮猛地惊醒过来——她整个人跳了起来，就好像沙发给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她用一只手臂撑起身子，说：“嗬呦。”早晨的阳光让她眯起眼睛。“怎么太阳这么晒？”她没有完全意识到祖伊就在身边。“怎么太阳这么晒？”她又说了一遍。

祖伊在仔细地观察她。“我走到哪里就把阳光洒向哪里，伙计。”他说。

弗兰妮盯住他看，眼睛仍然眯着。“你干吗叫醒我？”她问道。她还睡眼惺忪，声音听起来不是真的烦躁，但是她显然觉得多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嗯……是这样的。我和安塞莫修士刚被任命到一个新的教区。在拉布拉多，你看。我们不知道在离开前能否得到您给我们的祝福……”

“嗬呦！”弗兰妮又说，把手放到头顶上。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很时髦，睡觉起来倒也没乱。发型是中分，对旁人来说是最养眼的分法。“哦，我从没做过这么可怕的梦。”她说道。她稍稍坐了起来，一只手扣住睡袍的翻领。这是一件定做的领带绸睡袍，米色，上面带有好看的小碎花，是粉色香水月季。

“说下去，”祖伊说，抽了一口雪茄，“我来给你解梦。”

她浑身一阵战栗。“太可怕了。太多蜘蛛了。我一辈子也没做过有这么多蜘蛛的梦。”

“蜘蛛，嗯？很有趣。意味深长啊。几年前我在苏黎世碰到一件有趣的事——有个年轻人就像你一样，事实上——”

“先别说话，不然我会忘记的。”弗兰妮说。她两眼发光，所有回忆噩梦的人都一个样。她有黑眼圈，还有各种迹象透露出她是个深陷烦恼的年轻女孩，尽管如此，还是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个一等一的美人胚子。她皮肤细腻，五官柔和，感觉与众不同。她眼睛的颜色也蓝得让人窒息，几乎跟祖伊一模一样，但是两个眼睛分得更开些，妹妹的眼睛毫无疑问就该这样——而且它不像祖伊的眼睛那样深不见底，要花一天的工夫才能真正看进去。大概四年前，弗兰妮站在毕业典礼的讲台上，冲着坐在底下的哥哥巴蒂咧嘴一笑，当时巴蒂很变态地对自己预言，弗兰妮十有八九会嫁给一个不停咳嗽的男人。也就是说，这样的预言就写在她的脸上。“哦，上帝，我记起来了！”她说，“真是毛骨悚然。我在一个游泳池里，一大堆人不停地要我潜水，去找池底的一听意大利咖啡。每次我一上来，他们就要我再下去。我哭了，我不停地跟每个人说：‘你们也穿着游泳衣。你们为什么不自己也潜潜看呢？’但是他们都笑起来，说着一些恶毒的话，而我呢，又下去了。”她又浑身一阵战栗。“我寝室里的两个女生也在那里。史蒂芬妮·罗根，还有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女孩——事实上是一个我一直很同情的女孩，因为她的名字太难听了。沙芒·舍蒙。她们两人都拿着一支大桨，每次我一浮出水面就要把我打下去。”弗兰妮飞快地伸手捂了一下眼睛。“嗬呦！”她摇了摇头。她想了一会儿。“这个梦里唯一说得通的一个人是图普教授。我是说他是唯一一个我知道的确实厌恶我的人。”

“厌恶你，嗯？非常有趣。”祖伊嘴里衔着雪茄。他捏住雪茄把它慢慢地转了一圈，就像一个解梦的人还没有获得全部的信息。他看上去非常志得意满。“他为什么厌恶你？”他问道，“你要明白，如果你不能对我开诚布公的话，那我也束手——”

“他厌恶我是因为我选了他的宗教讨论课，在他魅力四射、牛津味十足的时候，我总是没法让自己也冲着他微笑。他好像是从牛津借调过来的吧，谁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他就是个自以为是的、可怜的老骗子，一头羊毛似的乱七八糟的白头发。我觉得他是在上课前去厕所故意把头发弄乱的——我真是这样想的。他对于自己研究的课题根本没有热情。自我，他有。热情，他没有。本来这也没什么——我是说这不是什么有多奇怪的事情——但是他总像个白痴一样不停地暗示他自己是一个实现了自我的人，我们这些美国孩子能遇到他可真是幸福。”弗兰妮做了个鬼脸，“除了吹牛，唯一一件他做起来兴致勃勃的事，就是每当有人说这是梵语，他就纠正人家说这是巴利语。他知道我受不了他！他看不见我的时候我就做鬼脸，你要是看到就好了。”

“他在游泳池边上干吗？”

“问题就在这里！什么也没干！绝对什么也没干！他就是站在那里微笑，看热闹。他是一群人中最糟糕的一个。”

祖伊透过雪茄的烟幕看着她，不动声色地说：“你看起来糟透了。你知道吗？”

弗兰妮盯着他。“你本可以一早上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说的。”她说。她又刻意地加了一句，“别再这么一大早地又冲我来了，祖伊，拜托你了。我是说真的。”

“没人要冲你来，伙计，”祖伊说，还是不动声色，“你碰巧看起来糟透了，如此而已。你干吗不吃点东西？贝茜说她做了点鸡汤，她——”

“要是再有人跟我提鸡汤——”

然而祖伊已经转移了注意力。他正低头看着弗兰妮的小腿和脚踝的位置，全都裹在浸润了阳光的阿富汗毛毯里。“那是谁？”他说，“布卢姆伯格吗？”他伸出一个手指轻轻地戳了戳毛毯下面一个看起来像是活动的大疙瘩的东西。“布卢姆伯格？是你吗？”

疙瘩动了一下。弗兰妮也朝它看去。“我没法把他弄走，”她说，“他突然疯狂地恋上我了。”

在祖伊手指的试探性刺激下，布卢姆伯格突然伸长了身子，然后开始慢慢地沿着弗兰妮的大腿往上挪动。他那个不起眼的脑袋刚一探出毛毯，出现在阳光里，弗兰妮就托着他的肩膀下面把他抱了起来，跟他亲密地打起招呼。“早上好，布卢姆伯格亲亲！”她说，对着他的眼睛中间就是一通热吻。猫不耐烦地眨着眼睛。“早上好，大臭猫猫。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她吻了又吻，但是猫却丝毫没有表示亲昵的回应。他笨拙又粗鲁地想跨过弗兰妮的锁骨。他是一只相当大的灰色的花猫，已经被阉过的雄猫。“他跟我多亲呀！”弗兰妮啧啧道，“我还从没见过他这么亲呢。”她看着祖伊，可能是想从他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但是雪茄后面祖伊的表情完全是置身事外。“摸摸他，祖伊！他看起来多可爱呀。摸他吧。”

祖伊伸出一只手摸了摸布卢姆伯格弓起的背，一下，两下，然后不摸了。他从茶几上站起来，在房间里兜了个圈，走到钢琴旁边。巨大的黑色斯坦威牌钢琴侧对着沙发，琴盖大开，琴凳几乎就在弗兰妮边上。祖伊试探性地坐到琴凳上，然后饶有兴致地看着琴架上的乐谱。

“他浑身虱子，真不是闹着玩的。”弗兰妮道。她利索地抓住布卢姆伯格不放，想哄他乖乖地坐到自己的大腿上。“昨晚我在他身上捉到了十四只虱子。还只是他身体的一侧。”她重重地向下推了一把布卢姆伯格的屁股，然后回头去看祖伊。“你的剧本怎么样了？”她问道，“昨晚到底拿到了吗，还是怎么说的？”

祖伊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的上帝，”他说，仍然看着琴架上的乐谱，“这是谁拿出来的？”乐谱上的歌曲名字是《宝贝，你何必这么坏》。大概是四十年前的老歌。封面上复印了一张格拉斯夫妇俩的照片，黑乎乎的。格拉斯先生戴着大礼帽，身穿燕尾服，格拉斯太太也是一样的装扮。他们冲着镜头笑得很灿烂，两人都靠在晚会用的手杖上，两只脚分得很开。

“是什么？”弗兰妮问，“我看不见。”

“贝茜和莱斯。《宝贝，你何必这么坏》。”

“哦。”弗兰妮咯咯笑起来，“莱斯昨晚在怀旧。他是为了我。他以为我肚子疼。他把琴凳里的乐谱全都拿出来了。”

“我很想知道我们到底是怎么从《宝贝，你何必这么坏》一路走来，最后在这个该死的地方安营扎寨的。你倒给我说说看。”

“我说不出。我也试过的。”弗兰妮说，“剧本怎么样了？拿到了吗？你说那个谁——勒萨日先生，管他叫什么呢——会把剧本放在门房那边——”

“拿到了，拿到了，”祖伊说，“我不想说剧本的事。”他把雪茄含进嘴里，右手从高音部开始弹，是一首名叫《蜜熊》的流行歌，高八度音。众所周知，这首歌早在他出生前就不再流行了。“不仅拿到了剧本，”他说，“而且迪克·海斯昨晚大概一点的时候打电话来——就是咱俩小吵了一架之后——他让我去跟他喝一杯，这个混蛋。还是在圣瑞莫。他正在发现格林尼治村。万能的上帝！”

“别敲琴键，”弗兰妮说，眼睛看着他，“如果你要坐在那里，我就得当你的指导。这是我给你上的第一课。别敲琴键。”

“首先，他知道我不喝酒。其次，他知道我出生在纽约，如果有一件事是我不能忍受的，那就是氛围。第三，他知道我住的地方离格林尼治村隔了他妈的七十个街区。第四，我跟他说了三次我已经穿着睡衣和拖鞋了。”

“别敲琴键。”弗兰妮命令道，一面摸着布卢姆伯格。

“但是不行，他等不了了。他必须立刻见到我。非常重要。不是开玩笑的，就是现在。这辈子你就做这一次好人吧，叫辆出租车，这就过来。”

“你去了吗？也别砰的一声合上琴盖。那是我给你上的第二——”

“是的，我当然去了！我他妈意志力不够！”祖伊说。他合上琴盖，很不耐烦，但是没有砰的一声。“我的问题是，住在纽约的乡下人我一个都不相信。我不管他们在这儿已经住了多久了。他们忙着在第二大道上找一家亚美尼亚小饭店的时候，我总是担心他们会被车撞，或者被暴打一顿。或者其他什么倒霉事。”他阴郁地吐出一口长长的烟，烟从《宝贝，你何必这么坏》的乐谱上方飘过。“反正我还是到那儿去了，”他说，“老迪克就坐在那儿。无比阴沉，无比忧郁，一肚子没法等到今天下午宣布的重要消息。他坐在一张桌子前，穿着蓝牛仔裤和一件吓人的运动夹克。移居纽约的得梅因人。我真想掐死他，我发誓。这一晚上过的。我在那儿坐了两个小时，就听他讲我是个多么自以为了不起的混蛋，全家都是精神病人和变态神童。然后，他把我分析了一通之后——还分析了巴蒂，还分析了西摩，这两人他都从来没见过——然后他的脑袋短路了，不知道当晚剩下的时间该表现得像劲头十足的柯莱特，还是像脾气暴躁的托马斯·沃尔夫。突然，他从桌子底下抽出一只印着他名字的押花字母的公文包，然后就把一个一小时长的新剧本塞到了我胳膊底下。”祖伊一只手临空挥了一下，好像不想再谈下去了。但是他从琴凳上站起来的时候那么焦躁，不可能是真的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他嘴里含着雪茄，两只手插在屁股兜里。“这么些年我一直都在听巴蒂对演员说三道四，”他说，“我的上帝，我要是说起那些我知道的作家，也能让他听个够。”他心不在焉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停在一九二〇年的留声机前面，直直地盯着机器看，然后对着喇叭筒自娱自乐地喊了几嗓子。弗兰妮看着他咯咯地乐。但是他皱了皱眉头，又继续走来走去。他走到热带鱼缸前突然停了下来，鱼缸放在一九二七年新生牌收音机上面。他把雪茄从嘴巴里拿了出来，兴趣十足地朝鱼缸里瞅。“我的黑玛丽都要死光了。”他说，一面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拿鱼缸边上的鱼食。

“贝茜今天早晨喂过它们了。”弗兰妮警告他。她还在抚摸布卢姆伯格，强迫他留在温暖的毛毯之外的这个微妙而险峻的世界里。

“它们看上去饿坏了。”祖伊道，但是伸向鱼食的手缩了回来。“这家伙看上去蔫蔫的。”他用指甲轻轻地敲鱼缸，“你应该来一点鸡汤，伙计。”

“祖伊，”弗兰妮说，想吸引他的注意力，“现在到底怎么样？你有两个新剧本。勒萨日在出租车里给你的是个什么剧本？”

祖伊继续盯着鱼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显然是出于一阵按捺不住的冲动，他突然四脚朝天躺到了地毯上。“勒萨日给我的那个剧本，”他一只脚架在另一只上，说，“让我在里面演一个瑞克·查蒙斯，我向上帝发誓，这就是一个一九二八年的室内情景喜剧，《弗伦奇戏剧索引》里肯定查得到。唯一不同的就是作者加了很多心理学的术语，剧本因而显得很时髦，什么情结、压抑机制、净化作用之类的，多半是作者从自己的心理医生那里听来的。”

弗兰妮看着祖伊，虽然从她坐的地方只能看到他的脚底和脚跟。“嗯，那么迪克的那个剧本呢？”她问道，“你读过了吗？”

“在迪克的剧本里，我可以演本尼，一个敏感、年轻的地铁保安，是你他妈的能读到的最生猛、最新奇的电视剧剧本。”

“你是说真的吗？真的很好吗？”

“我没说好，我说生猛。我们用词得精确，伙计。这部片子一旦完成，第二天早晨办公楼里所有的人都会四处走动，互相拍肩膀道贺，就跟狂欢节一样。勒萨日，海斯，庞姆洛，赞助商们。一群勇猛的家伙。就算现在还没开始，今天下午也该开始了。海斯会走进勒萨日的办公室，对他说：‘勒萨日先生，头儿，我这边有一个新剧本，是关于一个敏感、年轻的地铁保安的，一打开剧本，勇气和正直的臭味就扑鼻而来。而且我知道，头儿，你喜欢充满勇气和正直的剧本，仅次于充满柔情和尖锐矛盾的剧本。这个剧本，头儿，正如我所言，二者皆备。是大熔炉，特别煽情。该暴力的地方有暴力。而且就在这个敏感的保安历尽艰辛，快顶不住了，就快对人类和这个渺小的民族失去信念的时候，他的一个九岁的侄女下课回到家，给他讲了564公主学校里代代流传的一些恰到好处的爱国主义哲学，还是安德鲁·杰克逊的乡下老婆传下来的。这个剧本不会错的，头儿！这个剧本有内容，简单，不真实，连我们那些贪婪、神经质的文盲赞助商都会喜欢的，因为这个剧本够亲昵，够无聊。’”祖伊突然坐了起来，“我刚泡了个澡，现在却像猪一样出汗。”他站了起来，一面飞快地看了弗兰妮一眼，就好像本来不该去看的一样。他刚想转头看别处，却又停了下来，反而更仔细地看起了弗兰妮。她正低着头，眼睛盯着大腿上的布卢姆伯格，还在一个劲儿地摸他。但是她整个人已经起了变化。“啊，”祖伊说，他走到沙发边上，一副存心找碴的样子，“夫人的嘴唇在嚅动。祈祷要开始了。”弗兰妮没有抬头。“你他妈的到底在干吗？”他问道，“受不了我对待流行艺术的非基督徒态度，要寻求庇护吗？”

弗兰妮抬起头来，又摇了摇头，眨着眼睛。她对着祖伊微笑。她的嘴唇刚才的确是在动，现在也正动着。

“别对我笑，拜托了。”祖伊说，语气很平淡，一面走到一边，“西摩总是那样对着我笑。这座该死的房子里微笑成灾。”他在一个书柜前用大拇指轻轻把一本摆放不齐的书推回原位，然后继续往前走。他走到房间里一扇位于正中的窗户前，那里有一把靠窗的椅子，前面摆了一张樱桃木的桌子，格拉斯太太总是坐在那里付账单，写信。他站着看向窗外，背对着弗兰妮，两只手又放进了屁股兜里，嘴里叼着雪茄。“你知道我这个夏天可能去法国拍片子吗？”他问道，有些烦躁，“我跟你说了吗？”

弗兰妮很感兴趣地看着他的背影。“没有，你没说！”她说，“你是说真的吗？什么片子？”

祖伊看着街对面铺着碎石的学校屋顶，说：“哦，说来话长。有个法国佬过来了，他听了我和菲利浦一起灌的音带。几个星期前我跟他吃了顿中饭。一个真正的二流子，但还挺可爱的。而且显然他眼下在法国那边很吃香。”他把一只脚架到靠窗的椅子上。“都还没说定呢——跟这些家伙没有说得定的事——不过那家伙被我哄得挺想把雷诺芒德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就是我寄给你的那一本。”

“真棒！哦，这太让人激动了，祖伊。如果你去的话，会是什么时候呢？”

“没什么可激动的。问题就在这儿。我会做得很开心，没错。上帝，没错。但是我太讨厌离开纽约了。我还是告诉你吧，我讨厌任何一种所谓的富有创造性的人，他们不管什么船都会上。我才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出生在这里。我在这里上学。我在这里被车撞——两次，还是在同一条该死的街上。我在欧洲表演算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

弗兰妮若有所思地盯着祖伊白色细平布的后背。然而她的嘴唇仍然在默默地嚅动着。“那你为什么要去呢？”她问道，“既然你那么不想去。”

“我为什么要去？”祖伊说道，没有回头，“我去是因为我实在厌倦了早晨怒气冲冲地起床，晚上又怒气冲冲地上床。我去是因为我总是在评判每一个我认识的长了溃疡的、可怜的混蛋。这事本身倒也没什么好烦恼的。至少我评判的时候都是从冒号开始的，而且我也知道对于我作出的每一个评判我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迟早的事，什么样的方式都可能。关于这一点我倒不担心。但是还有些事情——上帝啊——那些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我总是打击他们的士气，我自己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也说不上来我具体都干了些什么。我就是让每个人都觉得他不是真的想做好任何工作，他就是想把工作干完，然后让所有他认识的人都觉得他干得很好——包括评论家、赞助商、公众，甚至他孩子学校的老师。这就是我干的好事。这是我干的最坏的事。”他冲着学校屋顶的方向皱起了眉头；然后，他用手指尖在额头上揿去了一些汗水。突然，他转过身来面向弗兰妮，他听到弗兰妮说了什么。“什么？”他问，“我听不见。”

“没什么。我说‘哦，上帝’。”

“为什么‘哦，上帝’？”祖伊问道，声音很不耐烦。

“没——事。别冲我来，拜托了。我只是在想自己的事，没别的。我就是想你要是看到我星期六时的样子就好了。你还说什么破坏别人的士气！我绝对是把赖恩的一天搞得一塌糊涂。我不仅每一个小时就昏死过去一趟，而且还特意千里迢迢跑过去，就是为了一场温馨的、友好的、正常的、带鸡尾酒会的、应该是开开心心的橄榄球比赛，可是不管他说什么，我要么冲他发火，要么跟他拧着来，要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被我给毁了。”弗兰妮摇摇头。她仍然在抚摸布卢姆伯格，但是有些心不在焉。她注意力的中心好像在钢琴上。“我就是一个想法都藏不住，”她说道，“真是可怕。几乎从我在车站见到他的第二秒钟开始，我就不停地找碴儿，找碴儿，找碴儿，他的观点，他的价值观，还有——一切的一切。真的是一切的一切。他写了一篇关于福楼拜的绝对无伤大雅的试验性质的论文，他自己很骄傲，也很想让我读一读，可是我偏偏觉得听起来特别英文系，又傲慢又学究气，于是我就——”她说不下去了。她又摇了摇头，祖伊仍然半转着身子朝着她的方向，这时他眯起眼睛看着弗兰妮。她看上去比刚醒来时更苍白了，更像是刚从手术间出来的。“他没开枪打死我真是个奇迹，”她道，“如果他真那么做了，我肯定会祝贺他的。”

“这些你昨晚已经跟我说过了。我不想今天早晨再来一点隔夜饭，伙计。”祖伊说道，然后继续看向窗外，“首先，你怨事怨人却不怨自己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俩都一样。我刚才说电视的时候也是一个德行。但这是错的。问题在我们。我一直是这么跟你说的。你他妈怎么总是不开窍呢？”

“我他妈没不开窍，但你总是——”

“问题在我们，”祖伊重复道，把弗兰妮的声音压了下去，“我们是怪胎，就这么回事。那两个混蛋一早就把我们毁了，用怪胎的标准把我们全变成了怪胎，就这么回事。我们是带刺青的女人[9]，下半辈子不可能有一分钟的安宁了，除非其他人也都刺上刺青。”他恨恨地伸手把雪茄放进嘴里，吸了一口，但是雪茄已经灭了。“更主要的是，”他立即道，“我们有《智慧之童》的情结。我们从来没有真的走出电波。一个都没有。我们从不说话，我们只发言。我们从不交谈，我们只阐述。至少我是这样的。我只要一跟谁在哪里坐下来，只要对方是长着两只耳朵的人类，我就要么变成一个该死的预言家，要么变成一枚人体别针。‘讨厌鬼之王’。比如，昨天晚上。在圣瑞莫酒吧。我不停地祈祷海斯不会告诉我他新剧本的情节。我他妈知道他有一个新剧本。我他妈知道我不可能空手回家的，肯定得拿着剧本。但我仍然不停地祈祷他别给我先来一个口头预演。他又不笨。他知道我是不可能闭嘴的。”祖伊突然猛地一转身，从他母亲的写字桌上一把抓起一只火柴盒，他的脚并没有从椅子上拿下来。他转身又对着窗子和学校的屋顶，一面把雪茄放进嘴里——但是又立即拿了出来。“去他妈的，管他呢，”他说，“他真是笨得让人心都要碎了。他跟所有电视上的人都一样。好莱坞，百老汇，都一样。他认为所有感伤的东西都是温柔的，所有野蛮的东西都多少是现实主义的，所有跟暴力有关的东西都是正当的戏剧高潮，这甚至跟一些——”

“这些你都告诉他了吗？”

“我当然都告诉他了！我不是刚跟你说了吗，我就是闭不了嘴。我当然都告诉他了！我弄得他坐在那里就想死了算了。或者是我们中有一个死了算了——我还真希望死的那个是我。反正这就是真正的圣瑞莫之死。”祖伊把脚从椅子上放了下来。他转过身，看上去很紧张，带着愠怒，他拉出他母亲写字桌前的一把靠背椅，坐了上去。他重新点上雪茄，然后身子往前靠，两只手臂都放在樱桃木的桌面上，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墨水池边上放着一个用作镇纸的小玩意儿，是他母亲的：一个搁在黑色塑料底座上的小玻璃球，里面有一个戴着烟囱帽的雪人。祖伊拿起玻璃球，摇了一下，然后就坐着看球里的雪片打转。

弗兰妮看着他，一只手遮在眼睛上面。祖伊正坐在房间里阳光最亮的一块地方。本来弗兰妮如果想继续看着祖伊的话，可以在沙发上换个位置，但是那样可能会打扰她大腿上的布卢姆伯格，猫咪看上去睡着了。“你真的有溃疡吗？”她突然问道，“妈说你长了一处溃疡。”

“是的，我长了一处溃疡，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现在是末法时期[10]，伙计，是铁器时代。十六岁以上的人只要没长溃疡的就都他妈是间谍。”他又摇了一下雪人，比上次摇得更猛些。“有趣的是，”他说，“我喜欢海斯。至少在他不强迫我接受他贫乏的艺术观的时候我喜欢他。至少在那个特别保守、特别正统、谁都战战兢兢的疯人院里，海斯照样打可怕的领结，穿可笑的带垫肩的西服。而且我也喜欢他的自大。他自大到了谦卑的程度，这个疯子。我是说他显然认为以他的假勇假谋，以他‘不俗’的天资，只有干电视这一行才不算屈就——这是一种疯狂的谦卑，你要是真愿意仔细想想的话。”他盯着玻璃球，直到暴风雪慢慢平息下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有点喜欢勒萨日。他的每样东西都是最好的——他的外套，他那辆两厢的小汽车，他儿子在哈佛的成绩，他的电动剃须刀，一切的一切。他有一次带我回去吃晚饭，在车道上停下来问我记不记得‘已经去世的卡萝尔·朗巴德，电影里的那个’。他警告我说我见到他的老婆会大吃一惊的，因为她简直跟卡萝尔·朗巴德长得一模一样。我想我大概会因为这件事到死都喜欢他的。我看到他老婆了，金发女人，憔悴，胸部发达，看上去像个波斯人。”祖伊蓦地回过头去看着弗兰妮，后者嘀咕了一句。“什么？”他问道。

“这就对了！”弗兰妮重复道——脸色苍白，但是满脸笑容，显然也是注定到死都会喜欢勒萨日先生。

祖伊默默地吸了一会儿雪茄烟。“迪克·海斯最让我难受的是，”他说道，“让我这么伤心，这么愤怒，这么——管他妈到底是什么感觉呢。反正海斯为勒萨日写的第一个剧本是不错的。几乎是不错的，事实上。这是我们拍摄的第一个剧本——我想你没看过，你还在念书吧。我在片子里演一个年轻的农夫，跟他父亲住在一起。这男孩有个想法就是他恨种地，他跟他父亲为了维持生计吃尽了苦头，所以父亲死了之后他就把牛都卖了，制订了宏伟的计划，准备去大城市讨生活。”祖伊又拿起雪人，但是没有摇它——只是在底座上转了一圈。“有几个地方写得相当不错，”他说，“我把这些奶牛都卖了之后，还总是跑去牧场找它们。我出发去大城市前跟我的女孩告别，一起走了一段路，我总是把她往空荡荡的牧场的方向带。我到了城里之后也有了份工作，业余时间都在牲畜饲养场附近转悠。最后在大城市的主干道上，在拥挤的交通中，有一辆车向左一转，变成了一头牛。我跟在它后面跑，交通灯正好跳了，我被撞了——碾得粉碎。”他摇了一下雪人。“这可能是剪脚指甲的时候能看的片子，但是至少我没有每次排演结束后就想偷偷溜回家去。这剧本够新鲜，而且至少是他的原创作品，而不是赶剧本潮流的老一套。我真希望他能回家去待会儿，充实一下自己。我真希望每个人都能回家去待会儿。我是所有人生活中的负担，我真是烦死了。上帝，你应该看到海斯和勒萨日聊一部新戏时候的样子。或者任何新的东西。他们跟猪一样开心，只要我不出现。我感觉自己就像西摩喜欢的庄子警告大家要躲着点的那些阴郁的王八蛋。‘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他端坐着，看雪花飞舞。“有时候我想躺下来死了算了，那样也挺幸福的。”他说。

弗兰妮正盯着钢琴旁地毯上一小块已经褪色的地方，此时正晒在阳光里，她嘴唇很明显地嚅动着。“这可真是好玩，你想也想不到。”她说，她的声音里隐约有些微的颤动，祖伊朝她看去。弗兰妮没有涂口红，因而整个人更显苍白。“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想起星期六我想跟赖恩说的每一句话，就是他开始挖苦我的时候。就是马蒂尼酒、蜗牛，吃喝正欢的时候。我不是说让我们烦躁的东西完全一模一样，但的确是同一类东西，我想，原因是一样的。至少听起来是这样。”布卢姆伯格站在她怀里，样子更像一只狗，而不是猫。他开始绕圈走，想找一个更舒适的睡觉姿势。弗兰妮像个引导者一样把双手轻轻放在他背上，虽然有些心不在焉，她继续开口说话。“事实上有一刻我真的对自己说，而且是大声地说，像个疯子一样，弗兰妮·格拉斯，如果我再听到你说一个挑剔的、吹毛求疵的、毫无建设性的字，我和你就彻底玩完——就是完了。于是有一段时间我还可以。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不管谁什么时候说了任何听起来装腔作势的话，或者自我膨胀得不行的话，我都至少可以保持沉默。我去看电影，或者在图书馆一待几个小时，或者像疯了一样写关于复辟时期喜剧之类的论文——但是至少我不用听到自己的声音，这让我很开心。”她摇了摇头。“然后，一天早晨——嘭，嘭，我旧病复发了。不知怎么的我一晚上都睡不着，八点钟又有一堂法国文学课，所以最后我干脆起床，穿上衣服，喝了点咖啡，然后就绕着校园走。我本来是想好好骑骑我的自行车，但是我又怕到车棚取车时的动静把所有人都弄醒——每次都会掉点什么东西的——所以我就去了文科楼，然后就坐着。我坐呀，坐呀，最后我站起来，开始在黑板上写埃皮克提图的东西。我写了整整一黑板——我甚至自己都不知道我竟然记得那么多埃皮克提图的东西。我又擦了——感谢上帝！——在别人进来前。但反正这件事很小儿科——埃皮克提图要是知道我这样做肯定会恨我的——但是……”弗兰妮犹豫了一下，“我不知道。我想我就是想看到黑板上有一些好人的名字。反正，我就这样旧病复发了。一整天我都在挑剔别人。我挑剔弗伦教授。我在电话里挑剔赖恩。我挑剔图普教授。越来越糟糕。我甚至开始挑剔我的同屋。哦，上帝，可怜的贝儿！我甚至开始注意到她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好像她希望我能决定搬出去，给某个算得上友好正常的人腾个位子，她也好清静些。真是可怕！最糟糕的是，我知道我自己有多讨厌，我知道我让别人沮丧，甚至是在伤害他们的感情——但是我就是停不下来！我就是没法停止挑剔。”她看上去十分心神不宁，停下来捋了一把布卢姆伯格的后腿，又接着说，“这是最糟糕的。实际上，我脑子里有这样一个念头——我没法甩掉这个念头——我觉得大学是这个世界上又一个愚蠢、空洞的地方，就是为了给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什么的[11]。我是说，财宝就是财宝，看在老天的分上。至于到底是钱，还是财产，甚至文化，或者就是普通的知识，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以前就觉得这些全都没有区别，只要去掉包装——我现在也是这么觉得！有时候我觉得知识——为知识而知识的时候——是最最糟糕的。也必定是最不可原谅的。”弗兰妮有些紧张地用一只手向后捋了捋头发，虽然完全没有必要。“我觉得但凡我偶尔——偶尔就够了——能得到一丁点礼貌的敷衍的暗示，暗示我知识应该引向智慧，如果不这样，那么知识就是浪费时间，叫人恶心！但凡如此，我也不至于这么消沉了。但是从来没有过！你甚至从来没有在校园里听到过任何人暗示说知识的目的应该是智慧。你甚至都很少听到有人提起‘智慧’这个词！你想听点好笑的事吗？你想听点真正好笑的事吗？我在大学将近四年了——我可句句是真话——我在大学将近四年了，我记得唯一一次听到‘智者’这个词汇是在我大一的时候，在政治学课上！你知道怎么会说到这个词的吗？是说到一个傻瓜老政客在证券市场赚了一笔，然后去华盛顿当了罗斯福的顾问。说真的，都什么时候了！大学四年，差不多了！我也不是说谁都会那样，但是我就是会难过得要命，想想就不想活了。”她打住了，像是又开始专心致志于满足布卢姆伯格的需要。她的嘴唇这会儿比她的脸色多不了多少血色，而且隐隐有些皲裂。

祖伊的眼睛看着她，跟刚才一样。“我想问你点事，弗兰妮。”他突然说。他又转过身面对着写字桌，皱起眉头，推了雪人一下。“你觉得你的耶稣祷告词是怎么回事？”他问道，“我昨晚就想弄明白的。在你让我走开，别捣乱之前。你说到堆积财宝——钱、财产、文化、知识，等等等等。通过念耶稣祷告词——请让我先说完——通过念耶稣祷告词，你不也是在囤积某种财宝吗？这不是跟所有别的那些更物质的东西他妈的一样存疑吗？还是说因为这是祷告词所以就可以另当别论？我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对你来说，如果有人要囤积他的财宝，那么他囤积的位置——是这边还是那边，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吗？比如是不是一个小偷能进去的地方，等等？这就是区别所在吗？等一等，就一会儿——等我先说完，拜托了。”他坐了几秒钟，看着玻璃球里的小风暴，然后说道：“你做这个祷告的方式有些地方让我心惊肉跳，如果你想听真话的话。你觉得我是要阻止你继续念这个祷告词。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那样——这个该死的话题有得说了——但是我希望你能说清楚你他妈的念这个祷告词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犹豫了片刻，但是没有给弗兰妮插话打断他的机会。“有一点简单的逻辑，我还想得明白，就是说一个贪婪于物质财富的人——甚至是知识财富——跟一个贪婪于精神财富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正如你所说，财富就是财富，去他妈的，在我看来历史上百分之九十愤世嫉俗的圣人基本上就跟我们其余的人一样贪得无厌，一样面目可憎。”

弗兰妮声音微微发颤，尽力使语气冷淡，说：“我现在可以打断了吗，祖伊？”

祖伊放下雪人，又拿起一支铅笔玩起来。“可以，可以。打断吧。”他说。

“你说的我都知道。你说的没有一句我自己没想过的。你说我想从耶稣祷告词里获得什么——那么我也就是贪得无厌，用你的话来说，真的，就和一个想要一件貂皮大衣，或者想出名，或者想到处享受特权的人没什么两样。这些我都知道！天哪，你把我当成一个什么样的白痴了？”她的声音抖得几乎说不下去了。

“好吧，放松些，放松些。”

“我没法放松！你真让我发疯！你以为我在这个该死的房间里干吗——疯了一样地掉肉，让贝茜和莱斯担心得要命，让整个家不得安宁，是吗？你难道认为我傻到连祈祷的动机都不去考虑吗？这恰恰是困扰我的症结所在。我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的确很挑剔——这一次我想要的是启迪，或者心灵的宁静，而不是钱、特权、名利或者其他这类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寻找自我，我跟所有人都一样。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需要撒迦利亚·格拉斯来告诉我这一切！”声音戛然而止，然后她又开始专注于服侍布卢姆伯格了。即便尚未泪花盈盈，那也是迟早的事了。

在写字桌那一边，祖伊正紧握铅笔涂抹着一个小记事本上的广告词里的字母“O”。他这样忙活了一会儿，然后把铅笔轻轻抛进墨水瓶。他拿起雪茄，刚才被他搁在铜烟灰缸的口上。雪茄只有两英寸长了，但还在燃着。他深深吸了一口，仿佛这是一个无氧世界里的某个呼吸机。接着，他几乎是强迫自己又向弗兰妮看去。“你希望我今晚帮你接通巴蒂的电话吗？”他问道，“我觉得你应该跟人聊聊——我这方面不在行。”他紧紧地盯着她，等着回答。“弗兰妮。怎么样？”

弗兰妮的头低着。她看起来像是在布卢姆伯格身上找虱子，她的手指正忙着把一丛丛毛翻来捋去。事实上她正在哭，只是以非常私密的方式；有泪水，没有声音。祖伊看着她足足有一分钟，然后说：“弗兰妮。怎么样？要我给巴蒂打电话吗？”不能说他很温柔，但也没有胡搅蛮缠的意思。

她摇摇头，没有抬头。她继续找虱子。然后，过了一会儿，她还是回答了祖伊的问题，虽然声音几乎听不见。

“什么？”祖伊问道。

弗兰妮又说了一遍。“我想跟西摩说话。”她道。

祖伊继续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他的脸上完全没有表情——除了他那非常像爱尔兰人的长长的上嘴唇上那一行细细的汗珠。接着，他蓦地转过身去，又开始涂抹字母“O”。但是他几乎马上就放下了笔。他从写字桌边站了起来——很慢地，对他而言——然后，握着他的雪茄屁股，他又回到一只脚架在椅子上的姿势。比他个子高些、腿长些的人——比如他的任何一个哥哥——都可能更轻易地把脚伸直架起来。但是祖伊的脚一旦架起来，就会给人在做舞蹈动作的印象。

从五楼的窗口看出去，街的对面，正上演着精彩绝伦的一幕，不受作家、导演和制片人干扰的一幕。祖伊的注意力先是一点点地，然后是直勾勾地被吸引了过去。私立女子学校的门前有一棵枫树，不高也不矮——街道那一边是幸运的，这样的树有四五棵——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是女孩，正躲在这棵树后面。她围一条海军蓝的长围巾，戴一顶红色的苏格兰帽子，这红色跟梵·高在埃勒斯的房间里的那床毯子几乎是一个颜色。从祖伊的有利位置看过去，她的帽子看起来的确像是一抹油画的色彩。离这孩子大概十五英尺的地方，她的狗——一只小腊肠犬，戴一根绿色的皮质颈圈加链条——正嗅着鼻子找小女孩，链条拖在身后头。分离的焦灼几乎让小狗无法忍受了，当他最后找到小主人的气味时，已经是急不可耐。面对重逢，女孩和小狗一样欣喜若狂。腊肠犬轻轻吠了一声，然后身子朝前缩作一团，因为狂喜而微微颤抖着。他的小主人对他喊了一句什么，然后就飞快地踏过绕着枫树一圈的保护绳缆，一下子抱起了小狗。她说了一堆夸奖小狗的话，用的是他们俩做游戏时的暗语，然后把他放下来，拾起链条，他们开开心心地朝第五大道和公园的方向走去，走出了祖伊的视线。祖伊条件反射般地把手放到玻璃之间的横格上，就好像他要拉起窗探出身去目送他们离开。但碰巧是拿着雪茄的那只手，他稍犹豫了一下，已经错过时机了。他又吸了一口雪茄。“他妈的，”他说，“这世界上还是有美妙的东西——我是说美妙的东西。我们都是白痴，才会这样钻牛角尖。不管是什么狗屁事，我们总是，总是，总是忘不了我们那点叫人作呕的、微不足道的自我。”弗兰妮在他身后破罐子破摔地擤起了鼻涕；人们不太会期待一个这样精致美妙的器官发出如此大的动静。祖伊转身，稍带点嫌弃地看着她。

弗兰妮忙活着收拾一大堆纸巾，一面看着祖伊。“好吧，我很抱歉，”她说，“擤擤鼻涕都不行吗？”

“你擤完了吗？”

“是的，我擤完了！我的天哪，什么样的一家子嘛。擤擤鼻涕都会有生命危险。”

祖伊又转身面向窗户。他飞快地吸了一口烟，视线跟着学校大楼上一块一块的混凝土墙面。“几年前，巴蒂跟我说过一些还算有道理的话，”他道，“如果我还记得起来的话。”他犹豫了一会儿。弗兰妮虽然还在忙着收拾纸巾，眼睛却已看向祖伊。当祖伊表现出努力回忆什么的时候，他的犹豫总让他的哥哥姐姐妹妹们兴致盎然，甚至使他们感觉很有趣味。他的犹豫几乎总是伪装的。大多数时候无疑是他幼年时做《智慧之童》节目留下的后遗症，那时候他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随时引用任何他曾经读到过的东西，甚至只是听到过的东西，但他从不炫耀这种强到近乎荒唐的记忆力，相反，他培养了一种皱眉头的习惯，看起来像是在拖延时间，就跟做节目的其他孩子一样。这会儿他就这样皱着眉头，但是他说话的速度比一般情况下要快些，就好像他察觉到老搭档弗兰妮已经看穿了他的小把戏。“他说一个人躺在山脚，喉咙被割开，慢慢流血等死，这时如果有个迷人的女孩或者老妇人走过，头顶上稳稳地顶着一只美丽的水罐，那么这个人就应该用一只手把自己撑起来，目送水罐安全地越过山顶。”他又暗自琢磨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哼了一声。“我倒想看他那么做，这个混蛋。”他吸了一口雪茄。“这家人个个都有他自己的该死的一套宗教信仰。”他评论道，语气却格外平静。“沃特是个积极分子。沃特和波波是这个家里最热衷于宗教哲学的两个。”他说得自己想乐，但又不想这时候发乐，于是吸了一口雪茄。“沃特有一次跟维克说，这个家里的每个人肯定都他妈在前几世里积下了无数的业数。他有一个理论，我是说沃特，他说虔信者的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痛苦，都是上帝在反击那些有胆量指责他创造了一个丑陋的世界的人。”

沙发那边传来听众的窃笑。“这些话我从没听到过呢，”弗兰妮说，“波波的宗教哲学是什么？我觉得她没有什么宗教哲学。”

祖伊没有说话，片刻之后他说：“波波吗？她相信是亚什先生创造了世界。她是从基尔瓦特的‘日志’知道的。有人问基尔瓦特教区的孩子们是谁创造了世界，其中一个孩子回答：‘是亚什先生。’”

弗兰妮乐了，还乐出很大的动静。祖伊转身看向她，而且——真是个难以捉摸的年轻人——脸拉得老长，就好像他突然闪身避开了所有形式的轻浮调侃。他把脚从椅子上放了下来，把雪茄屁股放在写字桌上的烟灰缸里，然后从窗边走开。他慢慢地穿过房间，双手插在屁股兜里，但是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方向。“我他妈该走了。我约了人吃中饭。”他说，然后突然蹲下身以主人的姿态很随意地检查了一下鱼缸的内部。他用指甲不耐烦地敲着鱼缸。“我走开五分钟，所有人就都由着我的黑玛丽一条条死掉。我本该带它们去学校的。我就知道会这样。”

“哦，祖伊。你都这么说了五年了。你干吗不去买几条新的来呢？”

他继续敲鱼缸。“你们这些小不点大学生都一个样。心硬得像钉子。这些可不是什么一般的黑玛丽，伙计。我跟它们要好得很。”一边说着，他一边又躺到了地毯上，他瘦小的身躯刚好卡在一九三二年的斯乔姆卡尔森牌台式收音机和一个堆得满满的槭木做的书报架中间。弗兰妮又只能看见他鞋子的底和后跟了。然而他刚一躺下就又直挺挺地坐了起来，他的脑袋和肩膀突然露了出来，简直像一具尸体突然从衣橱里掉出来，有点惊悚喜剧的效果。“还在祈祷吧，嗯？”他说。然后他又掉下去不见了。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他用浓得几乎很难听懂的梅费尔口音[12]道：“蒙您不弃，我尚有一言相告，格拉斯小姐。”沙发那边没有任何反应，一片不祥的静寂。“如果你想念祷告词那就念吧，或者继续跟布卢姆伯格玩，或者使劲抽烟，但是让我说五分钟，别打断我，伙计。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别掉一滴眼泪。好吗？你听到了吗？”

弗兰妮没有直接回答。她把毛毯下的两条腿抱到胸前，又把正在睡觉的布卢姆伯格跟自己挨得更近些。“我听到了。”她说，把腿抱得更紧了，如同城堡在围城开始之前收起吊桥。她犹豫了片刻，然后又说道：“你想说什么都行，只要你别骂人。我今天早上就是不想再经受什么考验了。我是说真的。”

“没有考验，没有考验，伙计。还有，如果有一件事是我从来不做的，那就是骂人。”演说者的双手友好地合在胸前。“哦，有时候稍微有点尖刻，是的，当情况允许的时候。骂人，从来不会。我个人以为你抓到的苍蝇都比——”

“我是说真的，祖伊。”弗兰妮说，好像是在对着他的鞋子说话。“而且顺便说一句，我希望你能坐起来。我觉得很搞笑的是，好像每次家里出什么大乱子了，起因总是在你现在躺着的那个地方，而你也总是在那里的那个人。快点。拜托你坐起来。”

祖伊闭上了眼睛。“幸运的是，我知道你不是认真的。内心深处不是这个意思。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俩都知道，这座闹鬼的该死的房子里唯一一片圣洁的土地就在这里。这里碰巧是我以前养兔子的地方。我的兔子们是圣人，它们俩都是。事实上，它们是唯一两只立誓不结婚的兔子——”

“哦，闭嘴！”弗兰妮不安地说，“开始吧，如果你想说的话。我全部的要求就是你至少能试着圆通一些，我这会儿就是这个感觉——就这么简单。你毫无疑问是我这辈子认识的最不圆通的人。”

“不圆通！从不。直率，是的。百折不挠，是的。精神抖擞。乐观，可能有点过头了。但是从来没有人——”

“我说的是不圆通！”弗兰妮的声音压倒了他。她火药味十足，但也在努力克制自己不笑出来。“什么时候你生趟病，然后去探望一下自己，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多么不圆通！谁要是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最不该见到的人就是你，你是我这辈子认识的最不可救药的人。甚至，如果有人只是感冒了，你知道你会怎么样吗？你每次看见他们都会恶狠狠地瞪一眼。你绝对是我认识的最没有同情心的人。就是你！”

“好吧，好吧，好吧。”祖伊道，他的眼睛仍然闭着。“人无完人，伙计。”接着他开始学他们母亲的腔调给弗兰妮几句忠告，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让自己的声音变柔、变尖细，而不需要换成不自然的假声。弗兰妮觉得他总能学得惟妙惟肖：“小姑娘，我们在气头上的时候会说很多话，不是当真的，第二天我们就会后悔了。”接着，他突然皱起眉头，张开眼睛，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首先，”他说道，“我觉得，你觉得我有让你停止祈祷的企图。我没有。我没有这样的企图。依我所见，你大可以下半辈子就躺在那张沙发上背诵宪法序言，但是我想说明的是——”

“真是美丽的开场白。美极了。”

“什么？”

“哦，闭嘴。继续，继续。”

“我已经说了，我对于这样的祈祷毫无意见。不管你怎么想。你不是第一个想这样说的人，你知道。我曾经跑遍纽约的体育用品店，就想买一个合适的香客用的背包。我想在里面装点面包，然后他妈的开始周游全国。做祷告。传播道义。诸如此类。”祖伊犹豫片刻，“我提起这些，不是为了告诉你我曾经是个多么‘感情用事的年轻人’，就‘和你一样’。”

“那么你干吗要提呢？”

“我干吗要提？我提起这事是因为我有好些事要对你说，但是很有可能我没有资格对你说这些事。理由是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祷告的强烈愿望，但是我没有实践。就我所知，我可能是对你的尝试有点嫉妒。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首先，我是个糟糕的演员。很有可能我非常讨厌别人来演马利亚[13]，而我却要去演马大。谁又他妈知道呢？”

弗兰妮选择了沉默。但是她把布卢姆伯格拉进怀里，给了他一个奇怪的模棱两可的小拥抱。然后她往她哥哥的方向看去，说：“你像个小棕仙，你自己知道吗？”

“还是先别夸我了——你可能要后悔的。我还要跟你说，你这样祷告有哪些让我看不惯的地方。不管我够不够资格说。”说完这话祖伊目光空洞地盯着石灰天花板看了足有十秒钟，然后他又闭上了眼睛。“首先，”他说道，“我不喜欢你例行公事的方式。先别打断我。我知道你正处在精神危机中，等等等等。我没觉得你是在作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没觉得这是你潜意识中寻求同情的表现。或类似的说法。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不喜欢。这让贝茜很难过，让莱斯很难过——而且可能你自己还不知道，你已经开始给人善男信女的感觉了。妈的，这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的任何形式的祷告词都不能为善男信女开脱。我不是说你就是善男信女——所以你给我坐着别动——可是我要说，你这歇斯底里的一套实在太他妈难看了。”

“你说完了吗？”弗兰妮说，身子明显地向前倾着。她的声音又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行了，弗兰妮。别这样。你说过要听我说完的。最坏的话都已经说了，我想。我只是想告诉你——不是想，是正在告诉你——这对贝茜和莱斯不公平。对他们来说很可怕——而且你是知道的。你知道吗，他妈的，昨晚莱斯上床前老想着要拿个橘子给你。我的上帝。连贝茜都受不了这种橘子的故事。上帝知道我是受不了的。如果你要把你的精神危机继续下去，但愿你能回学校危机去。在那里你好歹就不是大家的宝贝了。而且在那里，上帝知道，谁也不会有给你拿橘子的冲动。而且你也不会把你那该死的踢踏舞鞋放在衣柜里。”

弗兰妮听到这句话时茫然若失地伸出手去拿大理石茶几上的纸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祖伊此时正心不在焉地盯着石灰天花板上一个很久以前的汽水印，那是他自己十九二十年前用喷水枪喷上去的。“第二件我非说不可的事，”他说道，“也不是什么好话。但是我就快说完了，所以尽量再忍耐一秒钟。让我非常反感的是你在大学里过的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把自己当成殉道士一样——你自以为领导着一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十字军，跟所有人为敌。我想说的意思不是你想象的意思，所以请先别打断我。我感觉你主要是在对高等教育系统开火。先别跳起来——对你的大部分想法我是赞同的。但是我讨厌你的地毯式轰炸。关于这个问题我同意你百分之九十八的看法。但是那另外的百分之二把我吓了个半死。我大学时有一个教授——就一个，这我得告诉你，但是他真的是个大教授——你说的那些话没有一句能用在他身上。他不是埃皮克提图。但是他也不是什么自大狂，不是什么翩翩君子。他是个伟大的谦虚的学者。更主要的是，我觉得我听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无论课堂内外，都包含着一点真正的智慧——有时候是很多的智慧。你开始你的革命时他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我都不忍心去想——我们别说这个该死的话题了。你高声念叨的其他那些家伙就是另一回事了。那个图普教授。还有昨晚你跟我说起的那两个傻瓜——曼留斯和另外一个家伙。这类人我也碰到过好几打，谁又没碰到过呢？而且我同意他们不是无害的。事实上，他们甚至是极端致命的。万能的上帝。凡是他们碰过的东西，都变得极其学术又毫无用处。甚或更糟糕——变成邪教。每年六月份由一大批痴男傻女组成的无知暴民手持毕业文凭在这个国家横冲直撞，我以为应该负起主要责任的就是他们这些人。”说到这里祖伊一面仍然看着天花板，一面边摇头边做了个怪脸。“但是我不喜欢的是——事实上我想西摩或者巴蒂也都不会喜欢的是——你说到这些人时的腔调。我是说你不仅仅鄙视这些人所代表的东西——你也鄙视这些人本身。这就是人身攻击了，弗兰妮。我是说真的。比如你说起这个图普的时候，你真的会有点目露凶光。比如说他进教室之前先去男厕所把自己的头发弄乱。所有这些。他可能是会那样做——这跟你告诉我的他的其他那些事情很合拍。我没说他不会那样做。但是他拿自己的头发怎么样，这不关你的事，伙计。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你觉得他的做作有点可笑，那倒没什么。或者你觉得他那么没自信，非要他妈的给自己倒饬一下，你有点同情他。但是当你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不是开玩笑——你说的样子就他妈好像你跟他的头发有什么深仇大恨。这就有什么了——而且你也知道的。如果你要向这个体系宣战，那也该像个体面、聪明的女孩那样去开火——开火是因为敌人就在那边，而不是因为你不喜欢他的发型或者他那条该死的领带。”

半晌没有人开口说话，最后是弗兰妮擤鼻子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不管不顾的，带着拖音，鼻子塞住了，听得出这个病人感冒有四天了。

“这就跟我该死的溃疡一样。你知道我是怎么得溃疡的吗？或者说至少十分之九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当我不用脑子的时候，我就会冲着电视和其他一些东西来劲。跟你简直一模一样，可是我年纪比你大，本应该更懂事些。”祖伊停了下来。他的眼睛盯着汽水印，打鼻孔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十指仍然交错着扣在胸前。“我最后要说的一点，”他突然说道，“可能会让你炸起来。但是我忍不住一定要说。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看上去像是请教了一下石灰天花板，然后闭上眼睛。“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但我是记得的，伙计，有一回你在这里宣布你叛弃《新约》，几英里之外都能听到你的声音。那时候其他人都在部队参军，只有我听得耳朵都起了茧。不过你还记得吗？你到底还记不记得这件事？”

“我那时才十岁！”弗兰妮说——鼻音很重，火药味也很重。

“我知道你当时多大。我很清楚你多大。行了，我提起这件事又不是为了奚落你——我的上帝。我是有很好的理由的。我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你小时候并不理解耶稣，而且我觉得你现在也还是不理解耶稣。我觉得你的脑子里是把耶稣跟其他十七八个宗教人物搞混了，除非你先弄明白谁是谁，哪儿跟哪儿，否则我不明白你怎么可以继续你的耶稣祷告。你记不记得那次小小的叛弃是因何而起的？……弗兰妮？你是记得，还是不记得？”

没有回答。只有一个被擤得很粗暴的鼻子发出的声音。

“好吧，我是记得的，我碰巧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我记得一清二楚，伙计。我正在我房间里往我该死的曲棍球球棒上贴绝缘胶布，然后你就砰的一声撞进来了——大呼小叫的，手里是本敞开的《圣经》。你不喜欢耶稣了，你问能不能给部队里打电话，找西摩，告诉他。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耶稣了吗？因为，其一，你不喜欢他闯进犹太教堂，掀翻桌子，推倒神像，大闹天宫。这太野蛮，太‘多此一举’。你说所罗门或是谁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另外你反感的是——你打开《圣经》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里面有这样几句话：‘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这些话没问题。很可爱。你没意见。但是，耶稣还没说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啊，就是这句话让小弗兰妮不乐意了。小弗兰妮就是因为这句话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圣经》，直奔佛祖，佛祖可不会歧视空中那些可爱的飞禽。所有那些我们过去养在河上的可爱的小鸡小鹅们。别再告诉我你只有十岁。你的年龄跟我说的东西毫无关系。十岁和二十岁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这件事上，十岁和八十岁也都一样。你仍然没法像你自己希望的那样去爱耶稣，因为这个耶稣做过也说过这样一些事情，或者至少据说他是这样说了或者做了——这个你也知道。你的天性决定你不可能爱任何漫天扔桌子的上帝的儿子，也不可能理解他。上帝的儿子声称某个人，任何人——甚至一个图普教授——对上帝来说比任何一只弱小、无助的复活节的小鸡更珍贵，你的天性决定你不可能爱说这种话的人，不可能理解说这种话的人。”

弗兰妮这会儿身子挺得笔直，脸正对着祖伊声音的方向，一只手里紧攥着一团纸巾。布卢姆伯格已经不在她腿上了。“我猜你可以。”她说，声音尖厉。

“我可不可以无关要紧。不过，是的，事实上，我是可以。我不想多说什么，不过至少我从来没尝试把耶稣变成圣方济各，好让耶稣显得更‘可爱’些，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百分之九十八的基督徒一直都在坚持这么做。不是说这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只是我碰巧没觉得圣方济各这类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你觉得有。而且我认为，这正是你会爆发目前这种小规模精神崩溃的原因之一。尤其是你选择在家里精神崩溃的原因。这地方就是听你差遣的。服务不错，有很多冷血、热血的跑堂鬼。还有比这更方便的吗？你可以在这里做你的祷告，把耶稣跟圣方济各、西摩，还有海蒂的爷爷全都捏成一团。”祖伊的声音顿了一下。“你难道没意识到吗？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你看待事物的方式有多混乱、多马虎吗？我的上帝，你身上丝毫没有劣等人的痕迹，然而你现在却深陷在这种三流的思想之中。不仅是你做祷告的方式属于三流的，而且，不管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的精神崩溃也属于三流的。我见过一些真正的精神崩溃，那些人不会费时间选择地点——”

“别说了，祖伊！别说了！”弗兰妮抽泣着说。

“我会停的，再给我一分钟，就一分钟。顺便问一句，你到底为什么会精神崩溃？我是说既然你有足够的精力让自己崩溃，为什么你就不能把这些精力投入到让自己健康起来的忙碌中呢？好吧，算我胡扯。我是在胡扯。但是，我的上帝，我生来就不够有耐心，你还非要考验我的耐心！你在大学校园里转了一圈，然后环顾了一下这个世界，还有政治，还有夏季轮演的剧目，再听一群笨蛋大学生扯了一通，然后你就得出一个结论，一切都是关于自我、自我、自我，作为一个女孩，唯一的明智之举就是躺下来，剃光脑袋，然后念耶稣祷告词，然后祈求上帝给你一点神秘经验，让你心神愉悦。”

弗兰妮尖叫起来：“你闭嘴行吗，求你了？”

“还有一秒钟，就一秒钟。你总在说自我。我的上帝，什么是自我，什么不是自我，这得由基督他老人家自己才决定得了。这是上帝的宇宙，伙计，不是你的，到底什么是自我，由他说了算。你心爱的埃皮克提图怎么办？还有你心爱的艾米莉·狄金森怎么办？每次你的狄金森有了写诗的冲动，你都要她坐下来做祷告，直到她那点让人恶心的自我的冲动全部消失？不会的，你当然不会那样！但是你却想剥夺你的老朋友图普教授的自我。这是两回事。也许的确是两回事。也许的确是。但是别到处随便叫嚷自我自我。我以为，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这个世界上一半恶心事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些没有使用自己真正的自我的人。以你的图普教授为例吧。照你说的来看，我敢打赌你所谓的他的自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其他一些什么更肮脏的官能，不是自我这么基本的东西。我的上帝，你在学校都这么久了，也该知道真相了吧。摸摸哪个不称职的教师的底——或者就是大学教授吧——你多半会发现，他本来能做个一流的汽车机修工或者一流的石匠。拿勒萨日来说吧——我的朋友，我的老板，我麦迪逊大道的玫瑰。你以为是他的自我让他进入电视界的？那才见鬼呢！他早没有自我了——就算他以前有过。他把自己的自我粉碎成了很多嗜好。就我所知，他至少有三个嗜好——而且每一个都和位于他家地下室里的一个价值一万美元的工作室有关，一屋子的权力工具和龌龊交易，上帝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真正在用自我的人，用真正的自我的人，是不会有时间培养任何嗜好的。”祖伊突然打住了。他仍然闭着眼睛躺着，手指紧紧交错着放在胸口，衬衫外面。但是这会儿他的脸正扭曲成痛苦钻心的表情——显然他是在责备自己。“嗜好，”他说，“我怎么说起嗜好来了？”

他一声不响地躺了一会儿。

弗兰妮用缎子枕头尽量压住自己的抽泣声，那也是房间里唯一的动静。布卢姆伯格此刻坐在钢琴下面，在一圈太阳光的中间，正动作优雅地洗着脸。

“总是避轻就重，”祖伊有点一本正经地说道，“不管我说什么，听起来总像是要破坏你的耶稣祷告。可我没有，该死的。我反对的只是你为什么要祷告，怎么祷告，以及在哪里祷告。你若能说服我，我会很乐意——我会很乐意——希望你能说服我你不是在用祷告作借口，逃避你人生的该死的责任，或者干脆就是逃避日常的责任。然而更糟糕的是，我搞不明白——我向上帝发誓我搞不明白——你怎么能向一个你甚至都不能理解的耶稣祷告呢。而真正不可饶恕的是，要知道你被灌输的宗教哲学一点不比我少——可你却没有努力去理解耶稣，这是真正不可饶恕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和那个朝圣者一样，或者你是个该死的绝望的人，那还情有可原——但是你一点都不简单，伙计，而且你也没有绝望到那样的程度。”说到这里，祖伊自闭着眼睛躺下来之后，第一次抿起了嘴唇，顺便指出一下，就是他母亲习惯性抿嘴唇的那种风格。“万能的上帝，弗兰妮，”他道，“如果你要继续念耶稣祷告词，至少对着耶稣念，别对着圣方济各、西摩还有海蒂的爷爷一股脑地念。在你念的时候心里就想着耶稣，只有他，而且是他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你希望的他的样子。你不肯面对现实。不肯面对现实的态度，就是让你的脑子变成现在这样一锅粥的罪魁祸首，这样的态度也不可能帮你摆脱你的一锅粥。”

祖伊突然伸手盖住此时已经汗津津的脸，那样放了一会儿才挪开。然后再次双手交叉。他的声音重新响起来，语调流畅得几乎完美。“让我不解的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耶稣的模样、声音跟《新约》里描述的不一样，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出入，我搞不明白怎么还会有人——除非他是个孩子，或者天使，或者像那个朝圣者一样的幸运儿——愿意向他祷告。我的上帝！耶稣可是《圣经》里最聪明的人，就这么简单！他比谁不是绰绰有余？谁能跟他比？《新约》、《旧约》里全都是圣贤、预言家、信徒、天之骄子、所罗门、以赛亚、大卫、保罗——但是，我的上帝，除了耶稣有谁真的知道结局是怎么回事？没有人。摩西也不能。别跟我提摩西。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他跟他的上帝保持美好的联系，诸如此类——但是问题恰恰在这里。摩西必须得跟上帝保持联系。而耶稣则意识到上帝从来没有跟我们分开过。”说到这里祖伊拍了一下手——就一下，也很轻，而且很有可能本来不想拍的。几乎还没有拍完，他的手便再次交叉合在胸前。“哦，我的上帝，他的脑袋太厉害了！”他说，“彼拉多要耶稣作出解释，耶稣却一句话也没说，除了他还有谁做得到呢？所罗门做不到。所罗门不行。所罗门会来上几句精彩陈词。不知道苏格拉底做不做得到一言不发。克里托[14]或者别的什么人肯定会把苏格拉底拉到一边，录下几句金玉良言。但是最重要的是，总而言之，《圣经》中除了耶稣还有谁知道——天堂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心中，我们他妈的又笨又多愁善感又这么没有想象力，所以才看不到天堂——还有谁知道呢？你得是上帝的儿子才能知道这些。你为什么不想想这些事情呢？我说真的，弗兰妮，我是认真的。如果你没有看清耶稣真正的面目，那么你也没有把握住耶稣祷告词的真正意义。如果你不理解耶稣，你也不可能理解他的祷告词——你根本没有获得祷告的真义，你念的就只是套话空话。耶稣是一个超级高手，他担负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命。他不像圣方济各那样有空编几首赞美诗，向小鸟布布道，诸如此类温柔之事，把弗兰妮·格拉斯的心融化了。我是认真的，他妈的。你怎么可能自己没意识到呢？如果上帝想要像圣方济各一样的好好先生来担负《新约》中的使命，那么上帝自然会选他。但是，上帝选择的人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最聪明的，最有爱心的，最不矫揉造作的，最不屑于模仿的。如果你没看到这一点，我发誓，你就根本没明白耶稣的祷告词是怎么回事。耶稣祷告词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念耶稣祷告词的人拥有‘耶稣意识’。而不是帮你找一个舒适的、比你神圣的幽会地点，再找到一个黏糊可爱的神灵，一把抱住你，解除你所有的责任，让你的‘厌世情绪’跟你的图普教授们一起消失，再也别回来。上帝，如果你有足够的智商理解这些道理的话——你的确有——然而你却拒绝去理解，那么你就是在滥用祷告，你是在利用祷告祈求一个只有洋娃娃和圣人，而没有图普教授的世界。”他突然坐了起来，倏地向前一探身，望着弗兰妮，动作带着健美操运动员的灵活。他的衬衫，用大家的话来说，湿得能绞出水来。“如果耶稣希望他的祷告词被用来——”

祖伊打住了。他看到弗兰妮扑在沙发上，脸冲下。他这才听到她正发出痛苦的呜咽声，虽然她在竭力地闷住自己的脸。刹那间祖伊的脸变得煞白——弗兰妮的状态让他心焦，大概因为房间里突然充盈着挫败感带来的那种让人反胃的气息。然而他的苍白是一种纯粹的白——不黄也不绿，有罪恶感或者追悔莫及时脸色通常会呈现黄绿色。祖伊的脸色是标准的没有血色，打个比方吧，有一个小男孩，他爱所有的动物，爱到发疯。他最喜欢的妹妹喜爱小兔子。有一次他抓到一条小眼镜蛇，他在小蛇的脖子上弯弯扭扭地系了一根红丝带，当作生日礼物送给妹妹。可是当他看到妹妹打开礼物时的表情——他的脸立即变得毫无血色，这就是祖伊现在的脸色。

他盯着弗兰妮足足看了一分钟，然后站起来，略微有点趔趄，这不太像他。他慢慢地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停在母亲的写字桌边上。很显然他到了那里才意识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过来。他看上去像是觉得桌面上的东西都很陌生——记事本上的字母“O”都被他填满了，烟灰缸里还有他的雪茄烟蒂——他又转身看向弗兰妮。弗兰妮的抽泣缓下来了，或者看上去是这样，但她的身体依然是那个可怜的脸朝下的伏卧姿势。她的一只手臂弯着，压在身体下面，就算谈不上痛苦，也肯定特别不舒服。祖伊把视线从她身上挪开，然后又挪到她身上，几乎说得上是勇敢之举。他用手心飞快地抹掉额头上的汗水，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擦干，然后说：“对不起，弗兰妮。我非常抱歉。”但是听到他的正式道歉，弗兰妮反而哭得更凶、更响了。祖伊又愣愣地看了她十五、二十秒钟。然后他离开了房间，穿过门廊，关上了门。

客厅外面新油漆的味道挺重。门廊还没有漆过，但是硬木地板上铺满了报纸，祖伊迈出的第一步——迟疑不定、近乎诧异的一步——在某体育版的一张斯坦·姆希尔的照片上留下了他的橡胶鞋跟的印记，这位棒球明星正擎着一条十四英寸的鲑鱼。在他迈出第五、第六步的时候，差点就跟他母亲撞了个满怀，她正从自己的卧室里出来。“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她说道。她正捧着两套洗干净、折叠好的床单。“我以为我听到前面——”她停了下来，仔细注意祖伊的样子。“怎么回事？是汗吗？”她问道。没等祖伊回答，她就一把抓住祖伊的胳膊，把他拉到亮的地方，是从她那间新漆的卧室里射出来的光线——几乎是把他甩过去的，就好像他轻得像根扫把一样。“就是汗。”她的语气充满震惊和埋怨，仿佛祖伊的毛孔这会儿往外冒的是石油而不是汗。“你究竟在干吗呀？你刚洗了澡。你在干吗呀？”

“我要迟到了，胖子。行了。一边去。”祖伊道。一个费城产的高脚五斗橱被搬在门廊里，加上格拉斯太太本人，一起拦住了祖伊的去路。“谁把这个怪物放在这儿的？”他说，瞟了一眼大橱。

“你怎么出汗出成这样？”格拉斯太太质问道，先是盯着他的衬衫，然后盯着他的人。“你跟弗兰妮谈过了吗？你刚才在哪儿呢？客厅里吗？”

“是的，是的，客厅里。顺带一提，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进去看一眼。她正在哭。反正我走的时候她是在哭。”他拍了拍母亲的肩，“行了。我说的是真的。别拦着——”

“她在哭？又哭了？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藏起了她的《小熊维尼》。得了，贝茜，站一边去，拜托了。我有急事。”

格拉斯太太侧身让开，眼睛仍然盯着他。随后，她立即往客厅走去，走得太急了，来不及回头，只喊了一声：“把衬衫换了，年轻人！”

就算祖伊听见了，他也没有任何表示。门廊的末端是他跟他的两个双胞胎哥哥曾经合住过的卧室，一九五五年的今天，已经是他一个人的了。他走了进去。但是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待了不到两分钟。他出来的时候，还是穿着同一件衬衫。然而他看上去已经不一样了，虽然是很小的变化，却很明显。他拿了一支雪茄，点上了。也不知怎么，他的头上搭着一块白色的手绢，也许是遮雨，也许是遮冰雹，或者硫黄。

他径直穿过门廊，进了他两位大哥原来的房间。

这几乎是过去七年里祖伊第一次，借用戏剧性的老说法，“踏足”西摩和巴蒂的老房间。除了一次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意外事件，那是几年前，他跑遍了整座房子找他的网球球拍夹，不知道放在哪里了，也可能是被“偷”了。

他关上门，关严了，看到锁孔里没有钥匙，他流露出些许不满。进屋之后他几乎都没有正眼看一下房间。反而转过身去，刻意地对着一张牢牢钉在门背后的一度雪白的纤维木板。这张木板是个大家伙，几乎跟门一般大小。可以想见，这块雪白、光滑和宽阔的木板曾哀怨地呼唤墨汁和印刷体字母。如果是这样，它肯定没有白费劲。木板上几乎每一寸空间都写满了字，一共有四大栏名句引言，摘自各种世界名著，让人咋舌。字写得很小，但用的是乌黑的墨水，而且写得极其工整，只是标点有点花哨，没有墨水迹，也没有涂抹的痕迹。即便是木板的最下面，靠近门槛的地方，写字功夫也一样到家，这两个书法家显然是轮流趴在地上写的。没有人花功夫按引言的内容或者作者分门别类。所以从头到尾一栏一栏地念下去，感觉就像是在穿越洪水灾区的急救站，比如帕斯卡[15]被安排跟艾米莉·狄金森合睡一张病床，也没人觉得有伤风化；坎普滕的托马斯[16]和波德莱尔的牙刷肩并肩挂在一起。

祖伊紧挨着木板站着，从左手一栏最上面开始往下读。从他的表情，或者说从他的没有表情来看，他就像是站在火车站台上，为了消磨时间读着索尔博士的航天器支架广告。

你有工作的权利，但只是就工作本身而言。你无权获得工作的成果。绝不能把对获得工作成果的渴望作为你工作的动机。也绝不能偷懒。

无论做何事都要一心念着至高无上的主。唾弃对果实的依恋。宠辱不惊［书法家之一在这句下面画了线］；盖因瑜伽便旨在不惊。

带着期待成果的焦灼而完成的工作，远远比不上在投入自我的宁静中完成的工作。在婆罗贺摩那里寻找庇护。为了结果而自私地工作的人是可悲的。

——《福者之歌》[17]

顺其自然。

——马克·奥勒留[18]

哦，蜗牛，爬上富士山去吧，

不过要慢慢来，慢慢来。

——小林一茶[19]

关于神，有一些人完全否认神性的存在；还有一些人说神性存在，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为之振奋，抑或为之忧心，抑或有任何先见之明。第三类人赋予神性存在以先见之明，但仅限于伟大以及神圣的事物，而与人间的万事万物无关。第四类人承认神圣的事物，也承认人间的事物，但只是泛泛而谈，而且也不尊重个体。第五类人，其中有尤利西斯和苏格拉底，这些人喊道：

“没有您的旨意，我哪里也去不了！”

——埃皮克提图

在一列向东开的回程列车上，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两个陌生人，当他们开始说话的时候，相互爱慕就开始了，高潮也即将出现。

“嗯，”克鲁特太太先开口了，“你觉得大峡谷怎么样？”

“一个山洞而已。”她的护花使者答道。

“这样说太好玩了！”克鲁特太太答道，“现在玩个什么游戏给我看看吧。”

——林·拉德纳[20]（《短篇小说创作指南》）

上帝指导心灵，不是通过概念，而是通过痛苦和矛盾。

——高萨德神父[21]

“爸爸！”吉蒂尖声喊道，一面用双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嗯，我不会……”他道，“我非常，非常高兴……噢，我真是个傻瓜……”

他拥抱吉蒂，吻她的脸、她的手，又再次吻她的脸，然后在她胸前画了个十字。

列文看着吉蒂慢慢地温柔地亲吻她父亲强有力的手，他心里不由涌起一股对这个男人的新的爱意，在这之前列文对他所知太少了。

——《安娜·卡列尼娜》

“先生，我们应该教导民众，敬拜寺庙中的神像和画像都是错误的。”

罗摩克里希纳：“你们加尔哥达人就是这样：你们喜欢教导和布道。你们自己是乞丐却还想成千上万地施舍……你们以为上帝不知道人们是在敬拜他的形象和画像吗？如果敬拜者犯了错误，你们以为上帝会不知道此人的意图吗？”

——《罗摩克里希纳福音》[22]

不久前，一天半夜我一个人在一家几乎已经没人了的咖啡馆，遇见了一个熟人，他问我：“你难道不想跟我们一起吗？”“不，我不想。”我说道。

——卡夫卡

与人在一起的幸福。

——卡夫卡

塞尔斯的圣弗朗西斯的祷告：“是的，天父！是的，且永远，是的！”

瑞岩彦和尚，每日自唤：“主人公！”

复自应：“诺！”

乃云：“惺惺着！”

“诺！”

“他时异日，莫受人瞒！”

“诺！诺！”

——《无门关》[23]

木板上的字极小，祖伊读到的最后一条不过是在这一栏上面五分之一的地方，他可以继续读上五分钟都不需要弯曲膝盖。他没有继续读下去。他蓦地转过身，走到他哥哥西摩的桌边，坐了下来——他拉出小靠背椅，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他把雪茄放在桌子右手边上，烟头冲外，他身子往前，胳膊支在桌子上，然后用双手遮住了脸。

在他身后和左边是两扇装有窗帘的窗子，百叶窗拉了一半，外面是块空地——石头和水泥垒成的没有风景的地带，清洁女工和杂货店的伙计一整天风尘仆仆地来来往往。房间本身也许可以称作是这套公寓中的第三大主卧室，以传统的曼哈顿住房标准来看，采光不好，而且也不大。格拉斯家最大的两个男孩西摩和巴蒂一九二九年搬进去，当时分别是十二岁和十岁，等到一个二十三、一个二十一的时候从这里搬了出去。大多数家具是槭木的：两张沙发床，一个床头柜，两张会撞膝盖的小孩用的写字桌，两个五斗橱，两把还算舒服的椅子。地板上有三块东方式的小地毯，已经破旧不堪。其余的，就都是书了，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等着被捡起来的书，已被永久性淘汰的书，还不知该作何处理的书。就是书，书，书。房间的三面墙摆着三个高高的书架，放的书都已经超负荷。书架上放不下的书就成堆地放在地板上。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更没有踱步的可能。如果一个擅长在鸡尾酒会上绘声绘色地讲故事的人第一次进这房间，也许会说一眼看去，这里像是租给了两个奋发图强的十二岁的律师或者研究员。事实上，除非来人对现存的阅读资料作一个相当深入的调查，否则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两位前房客已经达到选举年龄，房间的三维散发着的主要还是未成年人的气息。有一部电话机，这没错——就是那部颇受争议的私人电话——在巴蒂的书桌上。两张书桌上也都有被香烟烧焦的痕迹。但是其他更明显的成年人的东西——衬衫饰纽盒、装饰画、乱七八糟堆在五斗橱顶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杂物——两个年轻人一九四〇年自己租了套公寓，“独立”出去时把这些东西一股脑都搬走了。

祖伊的脸埋在手里，头盔似的手绢耷拉在额头上，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在西摩的旧桌子前，并没有睡着，却足足坐了二十分钟。随后，他一下子同时撤走了支撑着脸的两只手，拿起雪茄，塞进嘴里，打开左手边最底下的一个抽屉，然后两只手一起，拿出一沓七八英寸厚的看上去像是——或者曾经是——硬质卡片的东西。他把卡片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翻看起来，一次翻两三张。他的手只停了一次，而且很快又往下翻了。

他停下来读的那张卡片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写的。蓝色铅笔的笔迹是他哥哥西摩的：

我的二十一岁生日。礼物，礼物，礼物。祖伊和小宝宝，跟平常一样，去下百老汇买东西。他们给了我一袋很好的止痒粉和一盒臭弹，共三发。我打算等个好时机把它们扔在哥伦比亚的电梯里。

今晚有为我献上的各种节目。莱斯和贝茜在沙子上跳了一段精彩的踢踏舞，沙子是波波从剧院大堂的大瓮里偷来的。他们终于跳完之后，B.和波波模仿他们的样子，很滑稽。莱斯都快哭了。宝宝唱了首《阿卜杜，阿卜杜，埃米尔》。莱斯教Z.表演维尔·迈哈尼式的退场，结果他不偏不倚撞在书架上，气坏了。双胞胎模仿我跟B.以前演过的《巴克和巴巴斯》。简直绝了。棒极了。演到一半的时候，门房打电话进来，问是不是有人在跳舞。四楼一个塞里曼先生——

祖伊停了下来。他把卡片在桌子上结结实实地摞了两下，就像打牌时常做的那样，然后把它们放回到最下面的抽屉里，关上了抽屉。

他再次支起胳膊肘，把脸埋在手里。这一次他一动不动地坐了几乎有半个小时。

等他再动起来的时候，感觉他就像个牵线木偶被谁使劲地拉了一下。他的第一个动作是迅速地拿起雪茄，然后那些吊在他身上的看不见的钢丝线又猛地把他拽到了另一张书桌前——巴蒂的书桌——上面有部电话机。

在这个新的位置上，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衬衫下摆从裤子里拉出来。他解开了衬衫上所有的纽扣，仿佛刚才跨出的三步把他带进了一个奇怪的热带区域。接着，他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交到左手，就那样拿在手里。右手把手绢从脑袋上拿下来，搁在电话机旁边，摆放的样子显然是要让手绢“随时待命”。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拨了一个本地号码。非常本地的一个号码。拨完号码，他从桌上拿起手绢，把它松松地盖在话筒上，拉得很高。他深吸一口气，静候在话筒边上。也许他本来可以把灭了的雪茄再点上的，但是他没有。

大约一分半钟之前，弗兰妮刚用颤抖的声音拒绝她母亲拿一碗“又热又鲜的鸡汤”进来，这是格拉斯太太在十五分钟内第四次提出鸡汤请求。这一次她是站着问的——实际上她人都已经出了客厅，在往厨房的方向走，看上去既忧心忡忡，又不失乐观。但是一听到弗兰妮的声音又开始发颤，她赶紧回到了椅子上。

格拉斯太太的椅子当然就在弗兰妮的边上。是个高度警惕的位置。大约十五分钟之前，弗兰妮感觉好了些，她坐起来左右环顾找她的梳子，格拉斯太太就把写字桌前的那把靠背椅搬了过来，靠着茶几放下。这是一个观察弗兰妮的最佳位置，而且观察者也可以轻易地拿到大理石茶几上的烟灰缸。

重新坐下后，格拉斯太太叹了口气，每每她的鸡汤被拒绝时，她通常都会这样叹上一口气。但是她，怎么说呢，她在“喂养孩子的运河”里开着巡逻艇来来回回这么多年了，这样的一声叹息根本不表示她认输了。她几乎立即就开口了：“如果你一点有营养的东西都不吃的话，我看你根本没法再有力气做什么事。对不起，但是我觉得不行。你的确是——”

“妈——求你了。我都说了二十次了。请你别再跟我提鸡汤了，行吗？我一听就恶心——”弗兰妮打住了，她支起耳朵。“是电话在响吗？”她问道。

格拉斯太太早就从椅子里站起来了。她的嘴唇稍抿了一下。电话铃声，不管在哪里，是谁的电话，都会让格拉斯太太稍稍抿起嘴唇。“我就回来。”她说道，转身出了房间。她移动时发出的声音比往日更响些，就好像她和服口袋里的一盒家用钉子散开来了。

她走了大概有五分钟。回来的时候，她脸上带着一种特殊的表情，这种表情据她的长女波波描述，只可能代表以下这两种意思中的某一种：她跟某一个儿子通了电话，或者是她刚获悉一份报告，据最高权威称，世界上每个人的大便都在体内蠕动一周时间，其清洁程度和规律性接近完美。“巴蒂打来的。”她走进房间宣布道。她抑制住声音中有可能透露出来的欣喜，这是她最近几年的习惯。

弗兰妮对这则消息的反应明显不够热情。事实上，她看上去有点紧张。“他从哪里打来的？”她问道。

“我都没问呢。他听起来像是感冒得厉害。”格拉斯太太没有坐下来，一副伺机行动的样子。“快点，小姐。他要跟你说话。”

“是他自己说的吗？”

“当然是他说的！快点吧……穿上拖鞋。”

弗兰妮掀起粉红色的被单和淡蓝色的阿富汗毛毯。她坐在沙发边上，脸色苍白，抬头看着她母亲，显然是故意在拖延时间。她的脚在地上拌来拌去，找她的拖鞋。“你跟他说什么了？”她不安地问。

“请你乖乖地去接电话吧，小姐。”格拉斯太太模棱两可地说，“稍微快一点，真是的。”

“我猜你跟他讲我离死不远了。”弗兰妮说。没人理她。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不像刚动过手术在恢复期的病人那么虚弱，只是带着一丝胆怯和小心翼翼，好像她自己生怕，甚至是希望，会觉得有点头晕。她把拖鞋穿好，从茶几后面闷闷不乐地走出来，一面解开睡衣的腰带，再系好。大约一年前，在一封写给她哥哥巴蒂的信里，有一整段都是莫名其妙的自我贬低。她说自己的身材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式”。格拉斯太太刚好是年轻女孩身材和走路姿势的评判专家，她看着弗兰妮不由自主就想微笑，结果还是忍住了，只是抿了抿嘴唇。不过弗兰妮刚一走出她的视线，她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沙发上。很显然，从她的表情来看，这个世界上比一个用来睡觉的鸭绒沙发更让她讨厌的东西也不多了。她走到茶几和沙发中间的空当，开始挨个使劲拍打所有的靠垫。

弗兰妮经过大厅里的电话机，却没有停下来。她更喜欢多走一段路，到她父母的卧室里去接电话，那是这座房子里比较受欢迎的一部电话机。尽管她在穿过门廊的时候步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她既没有磨蹭也没有很赶——然而随着她一步步往前走，她也一步步地变了一个人。好像她每走一步，就更年轻了一点。可能长长的门廊，加上新油漆的味道，加上脚下的报纸——可能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对她来说就跟一个新的洋娃娃的马车一样。不管怎么样吧，等她走到父母卧室门口的时候，她那件定做的优雅的领带绸睡衣——也许是所有寝室时尚和诱惑的象征——看起来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件小孩的羊毛浴袍。

格拉斯夫妇的卧室里有一股刺鼻的新漆墙壁的味道，强烈得几乎刺痛鼻腔。家具都堆在房间中央，盖着油布——油布已经很旧，上面都是油漆斑点，看上去像是有生命的。两张床也从墙边挪开，但是上面盖着格拉斯太太提供的棉布床单。电话正放在格拉斯先生睡的床的枕头上。很明显，格拉斯太太自己也更喜欢用这部电话而不是门廊里那部不那么私密的电话。话筒搁在话机旁边，正等着弗兰妮。看上去简直像个人一样在等着别人承认他存在的价值。为了到它的身边，去拯救它，弗兰妮不得不跋涉过铺满报纸的地板，跨过一只空的油漆桶。真到了话筒边上，弗兰妮却没有立即把它拿起来，而是在床上坐了下来，看了一会儿话筒，又看向别处，然后把头发甩到身后。床头柜平时摆在床的旁边，这会儿挪得更近了，弗兰妮不用站起来就能够到。她把手伸到盖在床头柜上的一张特别脏兮兮的油纸下面，摸索了一会儿，找到了她要的东西——一个瓷的烟盒和一盒放在铜架子上的火柴。她点上一支烟，然后又良久看着电话，眼神充满了忧虑。需要指出一点，除了大哥西摩，她其余几个哥哥在电话里的声音都有共鸣，洪亮就更不消说了。此刻，很可能弗兰妮没有勇气听到任何一个哥哥在电话里的声音，那样的音质，更别说他们有可能会说些什么话了。然而她不安地吐了几口烟之后，还是勇敢地拿起了话筒。“喂，是巴蒂吗？”她说道。

“喂，甜心。你好吗——你还好吧？”

“我很好。你好吗？你听起来好像感冒了。”没有听到直接的回答，她便接着说，“我想贝茜跟你说了半天我的情况了吧。”

“嗯——算是吧。又是，又不是。你知道的。你还好吧，甜心？”

“我很好。不过你听起来很怪。要么你感冒得厉害，要么就是线路太不好了。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哪儿？我就在我自己这儿，小家伙。我在路边一座闹鬼的小房子里。别管我在哪儿了。我们聊聊。”

弗兰妮不安地跷起二郎腿。“我不知道你到底要聊什么，”她说道，“我是说，贝茜都跟你说什么了？”

电话那头是非常典型的巴蒂式的沉默。就是这种沉默——随着年龄增长，沉默的内涵也在加深——在弗兰妮和电话那头那个表演大师小的时候，巴蒂的这种沉默曾经让他们俩忍无可忍。“嗯，我不太肯定她都跟我说了什么，甜心。过了某个点之后，贝茜在电话上说的话就不能听了，否则就是没礼貌。我听说你只吃干酪汉堡，这是肯定的。当然，还有那些朝圣者的书。然后我就坐着，电话放在耳朵边上，但是没有真的在听。你知道的。”

“哦。”弗兰妮说。她把烟递到拿话筒的手里，那只腾空的手又伸到油布下面的床头柜上，找出一只很小的陶瓷烟灰缸，就放在床上自己的身边。“你听起来很怪，”她说，“你感冒了吗，还是怎么了？”

“我感觉很棒，甜心。我正坐着跟你打电话，而且感觉很棒。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开心。我无法描述。”

弗兰妮又用一只手把头发捋到身后。她没有说话。

“小东西？你能告诉我一些贝茜没说的事吗？你想跟我聊聊吗？”

弗兰妮用手指稍稍摆弄了一下身边的小烟灰缸。“嗯，我有点聊得倒胃口了。跟你说实话吧，”她说，“祖伊一早上都在跟我聊。”

“祖伊？他好吗？”

“他好吗？他很好。他好得呱呱叫。好得我能杀了他，就这么简单。”

“杀了他？为什么？为什么，甜心？你干吗要杀祖伊？”

“为什么？因为我做得到，就这么简单！他充满了破坏力。我一辈子都没遇过这么有破坏力的人！实在太莫名其妙！他一会儿拼命攻击耶稣祷告词——我碰巧正对这个感兴趣——让你觉得如果你对耶稣祷告词感兴趣，那简直就是个神经质的傻瓜。两分钟之后他又对着你胡言乱语，说什么耶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尊敬的人——非凡的头脑，诸如此类的。他真让人捉摸不透。我是说他总在兜圈子，兜可怕的圈子。”

“说说看。说说都是些什么可怕的圈子。”

弗兰妮不耐烦了，但她不该这时不耐烦的，因为她刚吸了一口烟，她咳嗽起来。“说说看！那我得说上一整天，就这么简单！”她一只手放到喉咙上，等着那股难受劲儿过去。“他就是个怪物，”她说，“他是怪物！不是真的怪物，但是——我不知道。他太苛刻了。他对宗教苛刻。对电视苛刻。对你和西摩苛刻——他总说是你们俩把我们俩变成了怪胎。我不知道。他从一个话题跳到——”

“为什么是怪胎？我知道他有那样的想法。或者说他认为自己有那样的想法。但是他有没有说为什么？他对怪胎的定义是什么？他说了吗，甜心？”

弗兰妮显然对这么幼稚的问题感到绝望，她伸手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她可能有五六年没做过这个动作了——上一次做这个动作是看完电影回家，莱辛顿大街的巴士已经开了一半，她才发现围巾忘在电影院了。“他的定义是什么？”她说，“他大概对所有的东西都有四十个定义！如果我听起来稍微有点不正常，那他就有理由了。有时候——像昨天晚上——他说我们是怪胎，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只学了一套标准。十分钟后他又说他是个怪胎，因为他从不想跟别人出去喝一杯。唯一一次——”

“他从不想干吗？”

“跟谁出去喝一杯。哦，他昨晚被逼出去见一个写电视剧的作家，在市区的酒吧，格林尼治村什么的。就是那样说起来的。他说他唯一愿意见、愿意跟他们出去喝一杯的人要么死了，要么没空。他说他甚至从来不想跟任何人出去吃午饭，除非他见的这个人很有可能是耶稣本人——或者佛祖，或者六祖慧能，或者商羯罗，或者之类的。你知道的。”弗兰妮突然把香烟放到烟灰缸里摁灭了——有点狼狈，因为腾不出另一只手去平衡烟灰缸。“你知道他还对我说了什么吗？”她说，“你知道他反反复复跟我说了什么吗？他昨天晚上告诉我他八岁的时候在厨房里跟耶稣喝了一杯姜汁啤酒。你在听吗？”

“我在听，我在听……甜心。”

“他说他正——他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正坐在厨房的桌子前，一个人，喝着姜汁啤酒，吃着咸饼干，读着《董贝父子》，突然，耶稣坐在另一把椅子里，问他能不能也给他一小杯姜汁啤酒。一小杯，你听到没有——他真是那么说的。我是说他就是会说那样的东西，可是他却认为他完全有资格来教训我，教我怎么做！那才是我生气的原因！我都能啐他一口！我真做得出！就像你自己在疯人院里，然后另一个病人穿成医生的样子过来给你搭搭脉什么的……真是可怕。他说啊说啊说啊。他不说话的时候，就抽雪茄，弄得满屋子味道。我闻了雪茄的烟味就难受，简直翻个身就要死了。”

“雪茄就像是用来压舱的，甜心。真没别的。如果他手里不拿根雪茄，他的脚就要飘起来了。我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们的祖伊了。”

格拉斯家里有几个经验丰富的口腔体操能手，但是刚才最后的那句话可能只有祖伊才有本事不动声色地在电话里说出来。或者这是本叙述者的想法。弗兰妮可能也有同感。无论如何，她突然感觉到电话那头是祖伊。她从床边站了起来。“行了，祖伊，”她说，“行了。”

对方有些迟疑地说道：“你说什么？”

“我说，行了，祖伊。”

“祖伊？怎么回事？……弗兰妮？你在听吗？”

“我在听。拜托你别搞了。我知道是你。”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甜心？怎么回事？你说的祖伊是谁？”

“祖伊·格拉斯，”弗兰妮说，“拜托你别搞了。你这样一点也不好玩。我刚开始有点觉得——”

“你说格拉斯？祖伊·格拉斯？挪威人？个头挺敦实的那个，金发，运动——”

“行了，祖伊。拜托你别说了。够了就是够了。这一点都不好玩……我告诉你吧，我感觉糟糕透了。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跟我说，就请你快点说出来，然后就别烦我了。”最后三个被加重的字听起来有点走调，就好像是一不小心才说得那么强调的。

电话那头的沉默很奇特。弗兰妮也不由得感觉有些奇特。这种沉默让她不安。她又坐回到她父亲的床沿上。“我不会挂断你的电话的，”她说，“但是我——我不知道——我累了，祖伊。老实说，我感觉筋疲力尽。”她支起耳朵。但是没有回应。她跷起二郎腿。“你可以一整天都这样下去，但是我不行，”她说，“我一直都是洗耳恭听的那个人。你知道，这不是什么特别好玩的事。你以为别人都是铁打的。”她支起耳朵。她正想再开口时传来已经清理过的嗓音。

“我没以为别人都是铁打的，伙计。”

如此干脆的回答比起沉默不语来，反而让弗兰妮更加不安。她飞快地伸手从瓷烟盒里取出一支烟，但是并没有点上的意思。“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就是那样以为的。”她说。她支起耳朵。她等着。“我是说，你打电话来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她突然问，“我是说，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伙计，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弗兰妮等着。半晌，那头又开口说话了。

“我想我打电话多多少少是想告诉你如果你愿意就继续念你的耶稣祷告词。我是说那是你的事。那是你的事。这个该死的祷告词真的不错，别听别人跟你说什么废话。”

“我知道。”弗兰妮说。她伸手去拿火柴，动作非常紧张。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真的想要阻止你念那个祷告词。至少我觉得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他妈到底在想些什么。不过有一件事我的确是知道的。我像个先知一样地高谈阔论，我根本没有资格那么做。我们这家子已经有太多的先知了。这一点真是烦人。这一点让我有点害怕。”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会儿，弗兰妮利用这个小小的停顿略微挺直了背，就好像由于某种原因，舒服的姿势，或者更舒服些的姿势可能随时都能派上用场。

“这让我有点害怕，但是并没有把我吓傻。这得说清楚。我还不至于被吓傻。因为你忘了一件事，伙计。当你感到这种祷告的冲动，这种内心的召唤，你并没有马上跋山涉水，四处去寻找一位导师。你回到了家里。你不仅回到了家里，而且还他妈的精神崩溃了。所以如果从某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只能获得我们能在家里提供给你的低层次的心理咨询，再要别的可就没有了。至少你清楚我们这个疯人院里没有什么该死的别有用心的人。不管我们是什么吧，我们总归是可靠的，伙计。”

弗兰妮突然想用一只手把烟点上。她成功地推开了火柴盒，但是划火柴的动作过猛，整盒火柴都掉到了地板上。她飞快地弯腰捡起了火柴盒，散在地上的火柴就没去管了。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弗兰妮。一件我知道的事。而且你听了别难过。不是什么坏事。如果你向往的是宗教生活，那么你应该知道你错过了这座房子里正在进行的所有的宗教活动。鸡汤都端到你面前了，你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一碗神圣的鸡汤，应该把它喝下去——这是贝茜在这个疯人院里给大伙做的唯一一种鸡汤。你倒说说看，跟我说说看，伙计。即便你真的走出去，踏遍整个世界寻找一个导师——精神领袖，圣人——请他告诉你该如何正确地念你的耶稣祷告词，即便如此，又有什么用呢？一碗神圣的鸡汤端在你鼻子底下你都不知道，即使你见到了一个圣人，你他妈又怎么可能认得出他呢？你倒跟我说说看？”

弗兰妮此时背已经挺得笔直笔直。

“我只是想问问你。我不是想让你难受。我让你难受了吗？”

弗兰妮答了一句什么，但是显然对方没有听见。

“什么？我没听见。”

“我说没有。你是从哪儿打过来的？你现在在哪儿？”

“哦，我在哪儿他妈的有什么关系？皮埃尔，南达科他州，看在上帝的分上。听我说，弗兰妮——对不起，别生气。听我说。我再说一两件很小的事，我保证说完就好了。不过顺便问一句，你知不知道去年夏天我和巴蒂开车去看你演戏了？你知道不知道有一天晚上我们看了你演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那晚热得要命，我跟你说。不过你知道我们去了吗？”

他应该是在等一个答复。弗兰妮站了起来，然后又立即坐下了。她把烟灰缸稍稍挪远一些，好像它很碍事似的。“不，我不知道，”她说，“没有人说过一句——不，我不知道。”

“嗯，反正我们去了。我们去了。而且我要告诉你，伙计。你演得棒极了。我说棒，我的意思就是棒。是你救了这出戏。连观众席里那些晒得黝黑的大蠢货们都知道。可是现在我却听你说你永远不会再进剧场了——我听你说这个，说那个。我记得那一季演出结束后，你回家说的那些夸张的话。哦，你那叫一个烦人呀，弗兰妮！对不起，但的确如此。你他妈有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大发现，演戏这一行充斥着唯利是图的家伙，还有屠夫。我记得你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就因为剧场里的引座员没一个是天才。你是怎么了，伙计？你用不用脑子呢？就算你接受的是怪胎式教育，至少也得让它派用场呀，派用场。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念耶稣祷告词，念到末日审判那一天，但是如果你意识不到超脱才是宗教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那么我想你连一寸都前进不了。超脱，伙计，只有超脱。无欲。‘停止一切欲念’。实话跟你讲吧，恰恰就是这种欲望让演员成为演员的。你干吗要逼我告诉你你早就知道的东西呢？在你的生命进程中——在这一世或者那一世，也可以这么说——你不仅有做演员，做女演员的欲念，而且你想做个好演员。你已经被牵绊住了。对于你欲念的结果，你不可能说抛弃就抛弃。因和果，伙计，因和果。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你唯一能做的一件宗教性的事，就是演戏。为上帝而演，如果你想的话——做上帝的女演员，如果你想的话。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的？至少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你想的话——试一试没什么错。”他顿了顿，“你最好让自己忙起来，伙计。只要你转身，该死的沙子就会落到你身上。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在这个现象的世界里，你能找到时间打喷嚏就是运气好了。”他又稍微顿了顿，“我过去老是担心这个。我现在已经不担心了。至少我仍然爱约利克的骷髅[24]。至少我总有时间去爱约利克的骷髅。等我死了我想有一副值得尊敬的该死的骷髅，伙计。我觊觎一副值得尊敬的该死的骷髅，就像约利克的一样。你也一样，弗兰妮·格拉斯。你也一样，你也一样……啊，上帝，说话又有什么用？你从小跟我受的是一模一样的变态教育。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死的时候想要一副什么样的骷髅，不知道要怎么做才配获得这样的骷髅——我是说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应该表演，因为你是个女演员，那么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弗兰妮此刻一只手的手掌托着一边的脸颊，就像一个正牙痛得厉害的人。

“还有一件事。我保证是最后一件了。我要说的是，你上次回家的时候怨声连天，说受不了观众的愚蠢。从第五排传来的该死的‘傻笑’。没错，没错——上帝知道这有多让人沮丧。我不是说这样的傻笑不讨厌。但是这跟你没有关系，真的。这不关你的事，弗兰妮。一个艺术家唯一关心的是追求某种完美，按他自己的标准，而不是别人的标准。你没有权利去想那些事情，我发誓。反正不能当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沉默。两人同时耐心而又自然地陷入了沉默。弗兰妮看上去仍然像是一边牙痛得厉害，手继续托着脸颊，但是她的表情明显毫无怨意。

电话那一头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我记得大概是我第五次上《智慧之童》节目的时候。沃特要演戏，我就代替了他几次——记得他那次演的戏吗？反正有一晚直播前我就开始闹别扭。我正要跟着维克出门，西摩让我擦擦皮鞋。我很生气。录音棚里的观众都是白痴，主持人是白痴，赞助商是白痴，我他妈的才不要为了他们擦皮鞋呢，我跟西摩说。我说我们坐在那里，反正他们也看不见我的皮鞋。他说不管怎么样擦擦皮鞋吧。他说为了那个‘胖女士’，擦擦皮鞋吧。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但是他脸上是那个非常西摩的表情，所以我还是擦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那个‘胖女士’到底是谁，但那之后我每次上节目前都会为那个‘胖女士’擦皮鞋——你跟我一起上节目的那些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想我也就漏了几次吧。我脑子里有了一幅特别特别清晰的那个‘胖女士’的画面。我看到她一整天都坐在门口，拍着苍蝇，从早到晚收音机开得震天响。我想象中天非常热，她可能有癌症，而且——我不知道。反正西摩为什么要我在直播前擦皮鞋，我已经一清二楚了。他说得有道理。”

弗兰妮站着。她已经不再托着脸颊，而是两只手一起握着话筒。“他跟我也讲过，”她对着话筒道，“有一次，他对我说，为了那个‘胖女士’，来点好玩的东西。”她一只手放开话筒，放到头顶，又很快地收回去，再度两只手握着话筒。“我从没想象过她在门口，但是她有非常——你知道——非常粗的腿，上面有很多青筋。我想象她坐在一把很破的藤椅里面。不过她也有癌症，也整天把收音机开得震天响！我的‘胖女士’也是那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好吧。现在我告诉你一件事，伙计……你在听吗？”

弗兰妮点点头，看上去异常紧张。

“我不在乎一个演员在哪里表演。可以是夏季轮演，可以是在收音机上，可以是在电视上，可以是在该死的百老汇剧场，下面是你能想象的最时髦、最脑满肠肥、晒得很黑的一群观众。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可怕的秘密——你在听我说吗？他们中没有一个不是西摩的‘胖女士’。也包括你的图普教授，伙计。还有他成打成打的表兄妹。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他们都是西摩的‘胖女士’。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难道还不知道这个该死的秘密吗？你难道不知道——听我说——你难道不知道那个胖女士是谁吗？……啊，伙计。啊，伙计。那是基督他本人。基督他本人，伙计。”

此刻弗兰妮表达欣喜的唯一方式显然就是双手握紧话筒。

大概足足半分钟时间没有一句话，没有更多的语言。然后：“我没法再说下去了，伙计。”接着传来了话筒重新搁到电话机上的声音。

弗兰妮轻轻吸了一口气，但是继续把话筒贴在耳朵边上。当然，里面只有电话断了之后的拨号音。她看上去像是觉得这拨号音格外动听，仿佛这是可以取代最初的沉默的最好的声音。但是她看上去也知道该什么时候停止倾听，就好像不管这个世界上的智慧是多是少，现在突然都成了她的了。挂上电话之后，看上去她也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她清理掉床上的烟灰缸、香烟、烟盒，然后拉开床罩，脱掉拖鞋，钻进了被子。她静静地躺着，对着天花板微笑，几分钟后便沉沉睡去，一个梦都没有做。

注释

[1]萨拉·劳伦斯学院以及前文提到的史密斯学院、瓦萨学院及本宁顿学院都是美国的私立文理学院，在小说出版的一九五〇年都为女校。其学生大多给人印象为时髦聪明，来自富裕家庭。萨拉·劳伦斯学院的女生尤其有艺术家气质。

[2]《花花公子》：这里是指爱尔兰作家辛格（1871—1909）的喜剧《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

[3]页脚注是美学大忌，但在这里似乎十分必要。这七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那两个会在下文直接登场。其余五个，他们的哥哥姐姐，将会以相当高的频率穿梭于情节之中，就如班柯的鬼魂一样。既然如此，读者诸君或许对以下这些信息也会颇感兴趣：到一九五五年为止，格拉斯家这些小孩的大哥西摩死了已有七年。他在佛罗里达跟妻子一起度假时自杀了。如果活着的话，一九五五年他应该是三十八岁。二哥巴蒂的名字在一所纽约州北部女子大专的学校介绍册里被注明为“驻校作家”。他一个人生活，住在一所没有过冬设备，也没有通电的房子里，离一条人气颇旺的滑雪道大约一英里远。老三波波已婚，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她正同丈夫和三个孩子一起在欧洲旅行。按年龄来排，波波后面是一对双胞胎，沃特和维克。沃特死了刚好十年整。他随占领军驻扎在日本时死于一次诡异的爆炸。比他晚十二分钟出生的维克是个罗马天主教神甫，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他正在厄瓜多尔参加某个耶稣会大会。

[4]玛丽·贝克·艾娣（1821—1910）：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基督教科学会”的创始人，强调宗教的医治作用；其教会及阅览室在美国（尤其东北部）及其他地区仍然存在。

[5]布克·华盛顿（1856—1915）：著名美国黑人教育家。

[6]“蓝色希望”（Hope Blue）：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蓝色钻石。

[7]德鲁伊：古代凯尔特人的祭师。格拉斯太太是爱尔兰人，属于凯尔特人。

[8]瓦尔哈拉殿堂：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

[9]带刺青的女人：此处祖伊是引用《莉迪亚，带刺青的女人》，一首一九三九年的流行歌曲，由E. Y.哈伯格（1896—1981）作曲，歌词描写一位叫莉迪亚的女人身上带各种典故的纹身图案。

[10]末法时期：在印度教思想中，人类历史有四个时期，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没落。末法时期是当下也是最后一个时期，特点是寿数减短、健康变差，更多暴力和堕落。与此相对，第一个时期为圆满时代，特点是精神富足、寿数绵长、没有痛苦，人们坚守道义。

[11]积攒财宝：这里是指《圣经》中《马太福音》第6章19—21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12]梅费尔口音：指伦敦某住宅区的口音，后成为上流社会的口音标志。

[13]马利亚：这里指“伯大尼的马利亚”，马大是她的姐姐。《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38—42节，记录耶稣去了一个村庄，一个叫马大的女人不停地忙着各种琐事伺候耶稣和听道的人，而她的妹妹马利亚什么都不干，只是坐在耶稣身边听他讲道。马大于是向耶稣抱怨她的妹妹，而耶稣却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个故事强调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基督身上，而不是被世俗琐事牵绊。

[14]克里托：苏格拉底的朋友，曾提出资助他越狱，被拒绝。

[15]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16]坎普滕的托马斯（1380—1471）：荷兰修士，可能是灵修著作《师主篇》（《效法基督》）的作者。

[17]《福者之歌》：印度教经典《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

[18]马克·奥勒留（121—180）：罗马皇帝（161—180）。

[19]小林一茶（1763—1827）：日本著名俳句诗人。

[20]林·拉德纳（1885—1933）：美国体育记者，著名幽默作家。

[21]高萨德神父（1675—1751）：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他的言行录《父！随你安排》流传很广。

[22]《罗摩克里希纳福音》：罗摩克里希纳（1836—1886）是印度教神秘主义者，宗教哲学家。

[23]《无门关》：中国南宋时期的禅宗著作。

[24]约利克的骷髅：指《哈姆雷特》中宫廷弄臣约利克的骷髅，他曾是哈姆雷特的朋友，哈姆雷特对着这个骷髅有过几段著名独白。

版权信息

Raise High the Roof Beam, Carpenters and Seymour: an Introduction by J. D. Salinger

Copyright © 1955, 1959 by J. D. Salinger,

renewed 1983, 1987 by J. D. Saling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J. D. Salinger Literary Trus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544号

书  名　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

作  者　【美】J. D. 塞林格

译  者　丁骏

责任编辑　金薇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6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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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抬高房梁，木匠们

西摩：小传

注释

若这世上尚有一位闲来读书之人——

抑或任何亦读亦跑之人——

本作者谨将此书一分为四，献给此人，

还有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感激之情，匪言可宣。

抬高房梁，木匠们

大约二十多年前，我们一大家子饱受流行性腮腺炎的折磨，某天晚上，我最小的妹妹弗兰妮被连人带床搬进了我那间貌似无菌的房间，那是我跟我大哥西摩合住的房间。当时我十五岁，西摩十七岁。凌晨两点左右，我被这位新室友的哭声吵醒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听她号啕大哭，几分钟后，我听到，或许是感觉到，我旁边床上的西摩有了动静。那些日子里，在我们两张床之间的案几上一直放着一把手电筒，以备不时之需，不过我记得还从没用过。西摩打开手电筒，下了床。“奶瓶在炉子上，妈嘱咐过。”我对他说。“我刚刚喂过她，”西摩说，“她不是饿了。”他在黑暗中走到书橱边，将手电筒沿着书架慢慢地来回扫着。我从床上坐了起来。“你要干吗？”我说。“我在想或许我该给她念点什么。”西摩说，一边取下一本书。“老天，她才十个月大。”我说。“我知道，”西摩说，“婴儿有耳朵，他们听得见。”

那晚西摩打着手电筒给弗兰妮念了一个故事，那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道家的故事。直到今天，弗兰妮还发誓说她记得西摩曾经给她念过这个故事：

秦穆公对伯乐说：“你如今上了年纪。你家中是否有人能替你给寡人相马呢？”伯乐答：“一匹好马可凭其体态外形来挑选，但一匹绝尘弥辙的上乘骏马却稍纵即逝，缥缈如轻烟。我的儿子们才能平庸；他们见到一匹好马固然能够识别，却识别不了上乘的骏马。然则我尚有一友，名九方皋，是个卖劈柴和蔬菜的，但凡有关马的事情，其眼力绝不在我之下。恳请陛下召见他。”

穆公遂召见九方皋，旋即派他前去寻找一匹坐骑。三个月之后，九方皋回来禀报已找到一匹。“如今马在沙丘。”他又道。“此马何等模样？”穆公问道。答曰：“呃，为一褐色母马。”待得打发人去取马，却发现是匹乌黑的公马！穆公大为不悦，召见伯乐。“你那位朋友，”穆公道，“领我之命去寻马，弄得一团糟。你道怎的，他连马的毛色性别都分焉不清！关于马他究竟懂些什么呢？”伯乐满意地叹了口气。“他当真已到此等地步了吗？”他高声叹道，“哎，那他的价值不啻于一万个我了。我实不能与他相提并论。皋放眼所见乃精神之机制。了然精华所在，故抛平常细节于脑后；既着眼于内在本质，外在特征则可视而不见。其所见即为其所欲见，而非其所不欲见。他只看他应看之物，至于不必看者一概不屑之。善相马如皋者，确乎有本领相尤比马更贵重之物也。”

待马来到，果然是匹上乘的骏马。[1]

我在这里重述这个故事，不仅是因为我总不厌其烦地给十个月大的孩子的父母或哥哥们推荐一篇好文章来充当安慰奶嘴，而且另有一个原因。此后紧接的是关于1942年一次婚礼的记述。在我看来，这段记述独立成章，有开始有结尾，以及必死的命运，独具一格。不过由于我是一个当局者，我觉得有必要提一句，1955年的今天，那位新郎已不在人世。他于1948年自杀了，当时他正和妻子在佛罗里达度假……不过毫无疑问，我真正想说的是：自从新郎永远地退居幕后，我终究也没能想出我可以派谁代替他去寻马了。

1942年5月下旬，潘塔奇斯马戏团的退休杂耍演员莱斯·格拉斯和贝茜·盖勒格的子女们——一共七个——夸张点说，遍布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四面八方。我是这家的老二，当时正躺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部队医院里，害的是肋膜炎——十三个星期步兵基本训练留给我的小小纪念品。双胞胎沃特和维克一年前就被拆散了。维克在马里兰州一个拒服兵役者的拘留营里，而沃特随着一支野战炮兵部队正待在太平洋上的某个地方——也许还在路上。（我们始终没能完全搞清楚，在那段特殊时期，沃特究竟在哪里。他从来不怎么爱写信，等他死后我们也没了解到多少关于他个人的情况——几乎可以说是零。1945年深秋，他在日本死于一场荒唐得难以形容的美国大兵事故。）我的大妹妹，波波，按出生年月算排在我和双胞胎之间，她是海军女子预备队的少尉，断断续续地驻在布鲁克林的一个海军基地。那年春夏，波波一直用着我大哥西摩和我在纽约的那套小公寓，我们俩入伍后，那套公寓实际上就是空关着了。家里最小的两个孩子，祖伊（男）和弗兰妮（女），跟我们父母一起住在洛杉矶，我父亲正在那里为一家电影公司当星探。那时祖伊十三岁，弗兰妮八岁。他们俩每星期都参加一档电台的儿童智力问答节目，名为《智慧之童》，这名字中的刻薄讽刺倒是很典型，随着电波传遍东西海岸。我还是索性在这儿提一笔吧，我家所有的孩子，都有一阵子——或者说，在某一年——是这档每周一次的《智慧之童》节目聘用的“嘉宾”。西摩和我于1927年最早参加《智慧之童》，当时我们一个十岁，一个八岁，节目是从那家老旅馆默里山饭店里的一间会议厅里“放送”出来的。我们七个，从西摩到弗兰妮，都用化名参加过这个节目。这听起来也许着实反常，我们都是杂耍演员的孩子，这个人群通常对公开扬名不抱反感，可是我母亲有一回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职业儿童都不得不背负精神上的小十字架——正常意义上的社交圈往往令人向往，而他们却与之格格不入——因此母亲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不屈的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到底该不该把大多数，或者所有的“职业”儿童当作扰乱治安者，并相应地予以惩处、怜悯，抑或毫不留情地诉诸法律，这会儿根本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眼下，我只想作如下声明：我们从《智慧之童》这个节目所得的收入支持我们中的六人念完了大学，如今正把第七个送进大学。）

我的长兄西摩——此时此地我几乎就是一门心思地要写他——1942年时是一名下士，所属部队当时仍叫空军。他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B-17轰炸机基地。我相信，他在那里是做连队代理秘书。我不妨加一句，这不是括号性质的补充说明，西摩是我家写信最少的一个。我这辈子收到他的信也不到五封。

不知是5月22日还是23日早晨（我家的人都从来不在信上写日期），我那张本宁堡部队医院里的病床脚边搁着一封我妹妹波波的来信，当时他们正在我腰部横膈膜处贴橡皮膏（这是对肋膜炎病人常规的医疗措施，据说能保证病人不会因为咳嗽而浑身散架）。贴膏药的磨难结束之后，我开始读波波的信。信还在，逐字逐句抄录如下：

亲爱的巴蒂：

我正紧赶着打包，所以这封信会很短，但也会很犀利。“拧臀”海军上将做了个决定，他必须飞往一些不知道叫什么的地区，说是出于战争的需要，他还决定带他的秘书随行，只要我这个秘书肯听话。我真是受够了。先不说西摩，我的随行意味着我得在冻得死人的空军基地蹲白铁皮活动房，咱们的战士会对我孩子气地动手动脚，还有飞机上那些供你呕吐用的可怕的纸质玩意儿。问题是，西摩要结婚了——是的，结婚，所以请你好好听着。我没法到场了。这一趟我会去哪里都没个准，总得六个星期到两个月的时间吧。我见过那姑娘。我觉得她是个绣花枕头，但长相着实不赖。我也不是肯定她就是个绣花枕头。我是说我见到她的那晚，她说了没两个字。只是坐在那儿微笑，抽烟，所以说什么也都不公平。我对他们的浪漫史压根一无所知，只晓得他们俩明摆着是去年冬天西摩驻在蒙默思堡时认识的。女孩她妈可真是太绝了——只要是艺术她都能插上一指头，每星期两次去见一位地道的荣格派心理学家（那晚我见她时，她问了我两次，有没有接受过精神分析）。她告诉我她真是希望西摩能和更多的人打交道。话音未落又说她真是很爱他的，诸如此类的话，还说在他上电台广播的那几年里，她一直近乎虔诚地收听他的节目。我知道的就这些，只是你必须去参加婚礼。如果你不去，我这辈子饶不了你。我可是说真的。母亲跟老爸没法从西海岸赶到这儿来。弗兰妮得了麻疹，此其一。顺便说一句，你听了她上星期做的节目吗？她津津有味地讲了一大段，说她四岁时经常等家里没人的当儿，如何在房间里飞来飞去。那个新的播音员比格兰特差劲——甚至可能比早先的沙利文还差劲。他说她当然只是梦见自己会飞咯。小妞儿活脱脱一个小天使，坚持自己的说法，寸步不让。她说她肯定自己会飞，因为她回到地面时，手指上总有在电灯泡上抹到的灰尘。我真想见到她。还有你。不管怎么样，你必须去参加婚礼。不得已的话，就开个小差去，反正求你去吧。6月4号，下午三点。压根没什么宗教仪式，就在63号街女方祖母的房子里举行。某法官大人会来做主婚人。我不知道房子的门牌号，不过就在离当初卡尔和爱米那个豪宅两扇大门的地方吧。我打算拍电报给沃特，不过依我看他已经上船出发了。拜托你去一趟吧，巴蒂。西摩瘦得跟只猫儿一样了，脸上一副心醉神迷的表情，就是让你没法和他说话的那个表情。也许一切都会好的，不过我恨1942年。我想我到死都会恨1942年的，只是总体而言。爱你，等我回来再见吧。

波波

收到这信后三天，我被准许出院，可以这么说，被移交给围绕我肋骨的约莫三码长的橡皮膏来监护了。之后为了获准参加婚礼，我非常艰苦地奔走了一个星期。终于大功告成，全靠我煞费苦心地讨好我那位连长，他自称是个读书人，而且算我运气好，他最喜爱的作家正巧跟我的一样——L.曼宁·瓦因斯。也可能叫海因斯。尽管我们俩有此精神上的纽带，我从他那里充其量也就骗到了三天假期，这些时间顶多让我来得及搭火车到纽约，参加婚礼，在某个地方匆匆搞定一顿晚饭，然后就灰头土脸地赶回佐治亚州。

我记得1942年列车上所有的普通客车车厢都只是名义上有通风设备，车上挤满了大兵，而且满是橘子水、牛奶和黑麦威士忌的味儿。那一夜，我不停地咳嗽，有个好心人借给我一期《王牌连环画报》。火车开进纽约的时候——是婚礼当天下午两点十分——我已经咳得没力气了，筋疲力尽，浑身冒汗，一副衣冠不整的样子，身上的橡皮膏又让我痒得要命。纽约市本身就热得难以形容。我来不及先去我自己的那个公寓，所以就把行李，也就是一只看来叫人难受的小帆布拉链包，寄存在宾夕法尼亚车站的一只铁箱里。更叫人恼火的是，我当时在都是卖衣服的那一带到处转悠想找一辆空的出租车，一个通信兵部队的少尉穿过第七大道迎面走来，我显然一时疏忽，没有对他敬礼，他便唰地抽出一支水笔，记下了我的名字、军号和通讯地址，一伙老百姓在旁边饶有趣味地看热闹。

等我终于钻进一辆出租车时，已经浑身没劲了。我跟司机比画了一阵，他至少可以把我带到“卡尔和爱米”的老房子那里。等我们开到那个街区，倒是发现一切都很容易，只消跟着人群走就行了。竟然还有个帆布搭的天棚呢。没一会儿，我走进一座庞大的褐砂石老房子，有位颇有几分姿色、头发泛着淡紫色的妇人迎了上来，她问我是新郎还是新娘的朋友。我说是新郎一方的。“哦，”她说，“哎呀，我们反正把男女双方的客人都混在一块儿啦。”她笑得花枝乱颤，然后把我领进一个挤满人的特大号房间，那里有最后一把空着的折叠椅。关于那间房里所有具体的细节，十三年来，我脑中始终是一片空白。室内挤得水泄不通，而且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除此之外，我只记得两桩事：一架风琴几乎贴着我的后背在演奏，还有，坐在我右边椅子上的一位妇人朝我转过身来，热情得犹如演话剧般向我耳语道：“我是海伦·希尔斯本！”根据我们座位的地点来看，我估计她不是新娘的母亲，但为了稳妥起见，我报以微笑，并亲切地点点头，正要开口说我是什么人，她却仪态万方地把一根手指按到自己的嘴唇上，我们俩便都朝前望去。那时是三点左右。我闭上眼睛，多少有点提防地等着风琴手什么时候从即兴的伴奏突然跳到《罗恩格林》[2]。

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接下来的那一个小时又一刻钟是怎么度过的，除了一个重大事实，即压根就没有响起什么《罗恩格林》。我记得有一小撮分散在室内各处的陌生面孔时不时偷偷地扭过来看看是谁在咳嗽。我还记得我右边的那位妇人又带着同样的激情对我耳语了一回。“准是遇到什么耽搁的事儿了，”她说，“你见过兰克尔法官吗？那可真是一张圣人的脸。”我还记得那架风琴有一度竟然从巴赫滑到了罗杰斯和哈特的早期作品，着实稀奇，也透露出演奏者的绝望。不过总的来说，我这段时间不得不硬忍住一阵阵咳嗽，心里则想象着一次次探望自己这个病人，聊以自慰。待在这屋里的每一分钟我都在担惊受怕，很没出息地觉得自己随时都要大出血，或者至少折断一根肋骨，尽管穿着一件橡皮膏的紧身胸衣。

等到四点二十分——或者说得更加不客气点，等到所有合乎情理的猜想都成泡影之后一小时又二十分钟——那位没有结成婚的新娘子，低着头，由父母亲一边一个搀扶着走出那幢房子，颤颤巍巍地迈下一大段石阶，来到人行道上。随后，她几乎是被手把手地安置进路边的第一辆轿车里，那里停着两排租来的豪华黑色轿车。这是充满浓烈的戏剧色彩的一刻——是能够上娱乐杂志的一刻——因而跟一般能上娱乐杂志的时刻一样，拥有全班目击人马，参加婚礼的宾客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已经开始一群群地从房子里往外拥，一个个不管表现得多么彬彬有礼，其实都高度警觉，更别提眼睛瞪得有多大了。这个场面实在叫人痛苦，多亏了当时的天气，这种痛苦的程度才略有减轻。六月的阳光真是又热又晃眼，简直有千百万盏闪光灯的效果，以至于这位新娘迈着近乎半身不遂的步态走下那些石阶时，她的整体形象中最需要模糊的地方真的就模糊起来了。

新娘乘坐的小车从现场刚一消失，人行道上的紧张气氛——尤其是位于路沿的帆布棚的出口那一带，我本人也在那里磨蹭着——便立即退化成一派混乱的状态，如果这房子是座礼拜堂，这一天又是礼拜天的话，肯定会被当作一次刚刚解散的普通的礼拜堂会。跟着，突然又有重要的话被传达下来——据说是新娘的叔叔艾尔宣布的——参加婚礼的宾客们可以使用停在路边的那些汽车；换言之，不管喜宴有没有举行，不管原计划有没有改变，车子照用不误。如果我左邻右里的反应可供参考的话，大家普遍认为这一举动不失风度。然而，不言而喻的是，要等一长串叫人望而生畏的人群——所谓新娘的“直系亲属”——先搭乘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交通工具离场之后，这些车子才能被“使用”。于是，大家伙像进入瓶颈期一样莫名其妙地耽搁了一阵子（说也奇怪，这段时间里我定在原处一动不动），然后这帮“直系亲属”总算真的开始退场了，一辆车多则六七人，少则三四人。据我观察，人数的多少根据先占住车厢者的年龄、风度以及屁股的大小来决定。

不知哪一位临走时来了个提议（显然提得干脆利落），我便突然发现自己已经驻守在马路边开始小心翼翼地扶人上车了，就在那个帆布棚的出口处。

我如何会被百里挑一来担当这个职务，这一点值得略加推敲。就我所知，那位选我来干这活的身份不明的中年人根本不知道我是新郎的弟弟。所以，合乎逻辑的看法是，我被选中是出于其他远无诗意可言的原因。那是1942年。我二十三岁，刚刚应征入伍。依我看，纯然是我的年龄、我的军服，以及草绿色军服赋予我的那个显而易见的公仆光圈，赋予了我充当门卫的资格。

我不但年龄二十三岁，而且是个颇为扎眼的二十三岁的弱智。我记得当时我胡乱地把人塞进汽车，什么技巧都说不上。恰恰相反，我干得有点儿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军校学员般一心一意恪尽职守的神气来。实际上，干了几分钟后，我便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专门服务年龄偏大、个头偏矮、身材偏胖的那一代人，而我那套揪住人的胳膊再关上车门的表演竟然也越发带上了十足的虚伪劲儿。我开始表现得像个手脚异常敏捷、全心讨人欢喜的青年才俊了，再不时地咳上两声。

可是那天下午的天气，说得不夸张一点也是让人透不过气来，而我这份差事能够给我的补偿在我当时看来肯定是越来越没有眉目了。于是尽管那帮“直系亲属”的人数看起来根本没有减少的苗头，我还是趁一辆刚装满人的车子从路边启动的当儿，猛地一头扎了进去。这一扎，我的脑袋咚地撞在车顶上，非常响亮（说不定就是现世报）。盘踞车厢的人中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朝我耳语的新交海伦·希尔斯本，她马上开始对我大表同情。这咚的一声明摆着响彻了整个车厢。不过像我这种二十三岁的青年，若在公共场合伤到了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除非是脑颅破裂，总不外发出一声空洞的、不太正常的笑声而已。

车子朝西开，简直是一头扎进了那大敞着的傍晚之空的火炉。它一直朝西驶过两条马路，开到麦迪逊大街，往右来了个急转弯，再向北开去。我感觉多亏了这位无名司机的超凡机敏与过人身手，我们一伙人才幸免于难，没有被卷进太阳那可怕的火焰管里去。

在麦迪逊大街上朝北驶过最初四五条横马路时，车里的谈话主要限于“我没有挤着您吧？”和“我一辈子都没这么热过”这一类。我刚才在人行道边上的时候曾偷听到不少话，所以知道这个一辈子都没这么热过的人正是新娘子的伴娘。她是个结实的姑娘，约莫二十四五岁，穿一件粉红色的软缎礼服，头发里插着个假的勿忘我小花环。她身上有股鲜明的运动员气质，给人感觉大概一两年前她还在大学里主修体育。她的膝盖上是一捧栀子花，她抱花的样子就好像抱的是个瘪了气的排球。这姑娘坐在车厢后座，屁股挨屁股地挤在她丈夫和一位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的小个子老头之间，此人正手握一支没点燃的正宗哈瓦那雪茄。希尔斯本太太和我占着中排的折叠座，我们俩朝里的两个膝盖紧挨在一起，倒没有一点儿猥亵的感觉。有两回，我扭过头去看了那小老头一眼，纯然出于激赏之情，毫无任何其他理由。我当初往车里装人、开着车门让这个小老头上车的时候，曾经一时冲动，想一把把他整个儿抱起来，轻轻地从开着的车窗塞进去。他就是小不点儿的化身，身高一定不会超过四英尺九或十，但既算不上侏儒也算不上小矮人。他在车里坐着，只是一味严肃地朝前瞪着眼睛。我第二次扭头看他时，留意到他燕尾服的翻领上有块污渍，非常像肉汤的陈迹。我还留意到他那顶大礼帽离车厢天花板足足有四五英寸之多……不过总的来说，上车后的头几分钟里，我主要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健康状况。除了害着肋膜炎，且脑袋乌青以外，我还犯了疑心病，怀疑自己得了脓毒性咽喉炎。我坐在那里，偷偷摸摸地把舌头朝后卷，去探查那块我怀疑得了病的地方。我记得，当时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面司机的颈背，上面满是疖疤，像幅地形图。突然，我那位折叠座伙伴对我说话了：“刚才在屋里我没机会问你。你那位可爱的母亲近况如何？你不就是小迪克·布里刚扎吗？”

她提问的当儿，我的舌头正摸索着向后卷，已经舔到软腭了。我收回舌头，咽了口口水，转身面向她。她五十岁光景，穿着时髦大方。脸上涂着一层厚厚的面饼一样的脂粉。我回答说不是——我不是。

她冲着我微微眯起眼睛，说我长得活脱是西莉娅·布里刚扎的儿子。看这嘴角吧。我做了个表情，企图表示谁都可能认错人。随后我继续瞪着司机的颈背看。车里一片寂静。我朝窗外望去，想换点风景。

“你觉得陆军怎么样？”希尔斯本太太问道。很突兀，很没话找话。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咳嗽发作了，时间不长。等咳嗽一停，我尽量麻利地朝她转过身去，说我结交了一大帮弟兄。我腰际横膈膜处绑着橡皮膏，要朝她的方向侧转身体，对我来说有点儿难度。

她点点头。“我看你们全都是好样的，”她说，有点模棱两可，“你是新娘还是新郎的朋友？”她又问道，轻轻巧巧地触及实质问题了。

“哦，实际上，我确实不好说是哪一方的朋友——”

“你最好别说你是新郎的朋友，”那位伴娘从车子后面打断了我的话，“我恨不得两只手卡住那个新郎，卡他个两分钟光景。只消两分钟，就行了。”

希尔斯本太太转过身去对着说话的人笑了笑，时间很短，但是转足了一百八十度。然后她又面朝前了。事实上我们俩都来回转了一下，几乎行动一致。考虑到希尔斯本太太只朝后转了短短一刹那，她赐予伴娘的这一笑算得上是折叠座上的佳作了。这生动的一笑足以表达出与普天之下所有年轻人之间的无限的战友之情，但最主要还是针对这位生龙活虎、口无遮拦的本地青年代表；希尔斯本太太就算认识她，也至多只是由人马马虎虎地介绍过一下。

“多狠心的娘们儿。”一个男人咯咯笑道。于是希尔斯本太太和我又转过身去。说这话的是伴娘的丈夫。他就坐在我背后，在他老婆的左边。他跟我交换了短短的一瞥，在这暴殄天物的1942年，这种毫无表情、非同志式的瞥视，可能只有在军官和小兵之间才能交换。他是通信兵部队的中尉，戴一顶非常有趣的空军部队飞行员的帽子——有帽舌，但帽顶里面的金属垫圈给拿掉了，这样做通常是为了让戴帽子的人显出某种神勇的气概。不过，这位的帽子看情形可没起到该起的作用。它唯一的视觉效果似乎就是，让我感到自己那顶超大号的大盖帽活脱脱是顶小丑戴的帽子，就像有人刚从垃圾焚化炉里性急忙慌地捡出来的。这人脸色灰黄，且由内而外地透着一股怯懦。他正在冒汗，汗量之大有点令人匪夷所思——前额、上唇，甚至鼻子尖都在冒——简直有必要服用一片盐片。“我娶了方圆百里最最狠心的一个娘们儿。”他对希尔斯本太太说，又温柔地笑出声来。出于对他的军衔条件反射似的遵从，我差点儿就跟着笑起来——这是一种简短无聊的陌生人兼应征入伍者的笑，它可以清楚地表明我拥护他以及车内所有其他的人，表明我不反对任何人。

“我是说真的，”伴娘说，“只消两分钟——这就够了，哥们。嗬，只要我能腾出我的两只小手——”

“行了，喂，别激动，别激动，”她丈夫说，仍旧一副好好先生的神气，看样子是要好到底了，“只要别激动就好了。你也好多活几年呀。”

希尔斯本太太又朝后座转过身去，对伴娘报以一笑，这一笑简直是要把对方封作圣徒。“有谁在婚礼上见到他有什么亲戚吗？”她温柔地问道，只是把“他”这个人称代词稍微念得重了一点儿——重得丝毫也不过分。

伴娘用足以致命的音量回答：“没有。他们全都在西海岸还是什么别的地方。我巴不得见到他们哪。”

她丈夫又咯咯地笑起来。“你见到了又会咋样呢，宝贝儿？”他问——且不嫌弃地冲我眨眨眼睛。

“哦，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会干点儿什么的。”伴娘答道。从她左边传出的咯咯声又高了八度。“哦，我肯定会干的！”她不依不饶起来，“我会对他们说点什么的，我是说。我的老天爷。”她越讲越自信，就好像认定我们这些听得到她说话的人受了她丈夫的暗示，也在她的正义感之中发现了某些迷人的率直——叫人为之一振的东西，无论她的这种正义感有多幼稚或者不切实际。“我也不晓得我会跟他们说什么。很可能就是唠叨一通白痴的话。可是我的老天爷。说真的！我就是没法眼看着杀人犯逍遥法外。这会让我热血沸腾的。”她暂时没了动静，直到希尔斯本太太假装为之动容地看了她一眼，捧了个场。我和希尔斯本太太这时都已经在我们的折叠座位上超级友善地转了一百八十度。“我是说真的，”伴娘道，“做人哪能就是横冲直撞，随心所欲地伤害别人的感情呢。”

“我恐怕对那个年轻人了解得很少，”希尔斯本太太说，语调温柔，“事实上，我甚至都没见过他。我最初听说穆丽尔订婚了——”

“没人见过他，”伴娘脱口而出，“连我都没见过他。我们彩排了两次，每次穆丽尔那可怜的老爸都得代替新郎的位置，就是因为他那架混账飞机没法起飞。他本应该搭一架陆军的混账飞机，上星期二晚上就到这里的，但又是下雪啦，又是科罗拉多，还是亚利桑那，还是什么别的鬼地方有什么鬼名堂啦，一直搞到凌晨一点才到的，昨天晚上。跟着——就在那个鬼时间——他从长岛还是什么地方打电话给穆丽尔，要她去一家鬼旅馆的大堂里见他，他们好谈一谈。”伴娘意味深长地打了个冷战。“你们是知道穆丽尔的呀。她就是好心肠，阿猫阿狗都能欺负她。这一点最叫我恼火了。到头来吃苦头的总是这种老好人……反正，她就穿好了衣服，钻进一辆出租车，然后就坐在某个鬼大堂里跟他谈，一直谈到凌晨五点差一刻。”伴娘一时放开了栀子花，两个紧握的拳头从膝盖上举起来。“哦哦哦，真是气死我了！”她说。

“是哪家旅馆？”我问伴娘，“你知道吗？”我尽量用随意的口气，那感觉就像我父亲可能是搞旅馆生意的，我出于孝心，对于有人来纽约住在哪里感兴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实际上，我提这个问题几乎毫无用意。我多多少少是有点儿在自说自话。我哥哥让他的未婚妻去一家旅馆的大堂里跟他见面，而不是在现成的公寓里，这一点让我很感兴趣。这一邀请背后的道德感倒并非跟他的性情不合拍，尽管如此，我还是隐隐觉得有趣。

“我不知道是哪家旅馆，”伴娘着恼地说，“就是家旅馆。”她瞪着我。“怎么了？”她质问道，“你是他的朋友不成？”

她的瞪视分明带着几分恫吓。我眼前仿佛是个由一名女子组成的暴民团，只是因为时间和机缘，她才没有手拿织毛衣的袋子，也没能看到精彩的断头台场面。我这辈子就是怕暴民，任何种类的暴民。“我们小时候在一起。”我答道，几乎听不清楚。

“哼，你好福气！”

“行了，行了。”她的丈夫说。

“哦，对不起，”伴娘冲着她丈夫说，不过是说给我们听的，“可你没有在屋里，没有眼睁睁看着那个可怜的妞儿哭了整整一个小时，眼珠都要掉出来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你别忘了这一点。我也听说过有新郎临阵畏缩这码子事。但你不该最后关头来这么一下呀。我是说你不该这样，弄得很多好好的人尴尬得半死，而且差点要了一个小妞儿的命，诸如此类的事！如果他改主意了，他干吗不写信给她，看在上帝的分上，至少像个绅士一样跟她分手呢？不要等到都不可收拾了。”

“行了，别激动，你别激动呀。”她丈夫说。他还在咯咯地笑，但听起来有点勉强了。

“哦，我是说真的！他为什么不能写信给她，然后像个男人那样告诉她，这出悲剧还有所有的这一切不就都可以避免了？”她冷不丁地突然望向我。“你有没有可能知道他在哪里？”她质问道，声音中带着金属味儿，“如果你们打小就是朋友，你应该有点儿——”

“我两个钟头前才到纽约。”我不安地回答。不光是那个伴娘，这会儿她的丈夫和希尔斯本太太也都瞪着我了。“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机会挨到电话的边儿。”说到这里，我记得，我又咳嗽了一阵。是真的咳嗽发作，不过我基本上没有想办法忍住不咳，也没试图缩短咳嗽的时间。

“你的咳嗽看医生了吧，大兵？”等我这一阵咳过之后，中尉问我。

这当口，我又是一阵乱咳——可真怪，这次也完全是真的发作。我当时在折叠座上仍然保持着半边到四分之一朝右坐的状态，但出于卫生的考虑，我咳嗽时就把身体朝着车的前方扭过去。

我觉得有必要现在插进一个段落，来回答几个难题，虽然这样做看起来有点不合规矩。首先，为什么我要一直坐在那车里？撇开一切偶然因素不谈，据说这辆车的使命是把乘客们送到新娘父母的寓所里。不管我能从那个筋疲力尽、没有结成婚的新娘或者她那心烦意乱（而且很有可能是怒火中烧）的双亲那里获得多少一手、二手的消息，都不足以抵消我在他们寓所里现身所能引起的尴尬。那么，为什么我要继续坐在那车里？为什么我不趁，比方说，红灯的时候就跳车走人呢？还有，更明摆着的是，为什么我当初要上这车呢？……我觉得，对于这些问题至少能有一打答案，而且不管有多牵强，全都是讲得通的。然而，我想我可以完全弃它们于不顾，而只重复一点：那年是1942年，我二十三岁，新近才入的伍，新近才听人告诫跟组织靠拢是不会错的——而最主要的是，我很孤单。你就是会跳进一辆装满人的车子，坐好了就不下来了，我这样觉得。

言归正传，我记得那三个人——伴娘、她的丈夫、希尔斯本太太——结成联合阵线瞪着眼看我咳嗽，我则朝后排的小老头瞥了一眼。他仍然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我注意到他的两只脚几乎碰不着地，这简直让我心生感激。这双脚就像我的一位弥足珍贵的老朋友。

“这个男人到底是干吗的？”

等我从第二阵咳嗽中缓过劲来后，伴娘对我说。

“你是说西摩吗？”我说。起先，从她的语气明显能感到她是想到了什么极端不光彩的事。跟着，我突然想——而且完全是出于直觉——她很可能掌握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关于西摩的个人资料；换言之，是那些低级的、夸张得叫人摇头的，并且（在我看来）基本上属于误导性质的资料。不外乎说他就是比利·布莱克，小时候有六年时间是全国广播界的“名人”。要么就是他十五岁就进了哥伦比亚大学，诸如此类的。

“对，西摩，”伴娘说，“他参军前都干些什么呢？”

我的直觉再次如灵光一现般提醒我，她对西摩知道得不少，但出于某种原因，她不愿意稍作透露。她似乎至少清楚地知道西摩在入伍前教过英语——知道他曾经是个教授。教授。事实上，我那时看着她，心里产生了一个很不舒服的念头，我觉得她甚至可能知道我就是西摩的弟弟。我也不想跟这个想法多纠缠，相反，我目光躲闪不定地看着她的眼睛，道：“他以前是个手足病医生。”说罢我陡地掉过头去，望向窗外。车子静止不动已经有几分钟了，我这才听到远方有军乐队的鼓声，是从列克星敦大街还是第三大道的方向传过来的。

“是在游行！”希尔斯本太太说。她也转过身来了。

我们这时是在八十五到八十九街之间。有位警察在麦迪逊大街的街心值勤，正在让所有南北向的车辆停下来。我看下来的感觉，他只是在让车辆停止前进；就是说，并没有指挥车辆朝东还是朝西开。有三四辆小车和一辆公共汽车等着往南开，而朝城北开的车碰巧只有我们这一辆。在最近的街角，还有我看得到的通往第五大道的小街道的前面一段，有两三排的行人正站在街沿和人行道上，显然是在等着看一队士兵从他们位于列克星敦大街或第三大道上的集合点出发经过这里，也可能是一队护士，一队童子军，或者一队随便什么人吧。

“哦，天哪。这谁料得到呀？”伴娘说。

我转过身去，脑袋差点跟她的撞在一起。她正探出身子，差一点儿就嵌在我跟希尔斯本太太中间了。希尔斯本太太也向她转过了身，脸上带着很是痛苦的表情，算是对伴娘的回应。“我们怕要在这儿待上几个星期了，”伴娘说，一边朝前伸长了脖子，从司机座前的挡风玻璃望出去，“我这会儿就该到那里了。我跟穆丽尔和她母亲说了，我会搭头几辆车子，五分钟左右就能到他们家了。哦，天哪！我们难道一点儿辙都没有吗？”

“我也应该在那里的。”希尔斯本太太飞快地接口道。

“是呀，我可是郑重地答应过她的。房间里该挤满了各种各样吓人的七大姑八大姨，还有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我就跟她说我会拿上十把刺刀给她站岗，确保她能一个人待会儿，而且——”她打住了话头，“哦，天哪。太糟糕了。”

希尔斯本太太微微干笑了一声。“恐怕我就是那些吓人的七大姑中的一个咯。”她说。她明显是被冒犯了。

伴娘望着她。“哦——对不起。我不是说你。”她往自己的座位背上一靠，“我只是说他们的房子那么小，如果大伙儿都成打地往里拥——你知道我的意思。”

希尔斯本太太没作声，我也没有朝她看，不知道伴娘那句话到底把她冒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不过我倒是记得，我对于伴娘道歉时的语气不知为什么印象很深，就是她为一时失口说了“吓人的七大姑八大姨”而道的歉。这个道歉是真诚的，但是并没有尴尬的成分，更妙的是，也一点没有巴结的意味。我一时觉得，尽管她的义愤填膺和慷慨激昂都像是作秀，但她身上确乎有某种刺刀般的品质，倒也叫人有点儿肃然起敬。（我要立马澄清一下，我在这件事上的看法可供参考的价值微乎其微。对于道歉有分寸的人，我常常抱有过分的好感。）然而，关键的一点在于，就在那个当口，对于那位失踪的新郎，我心里第一次感到一股小小的反感的波浪翻滚而过，依稀可辨的波峰上的白色泡沫正是对他的无端缺席的不满。

“让我们看看能不能采取一点行动。”伴娘的丈夫说。这是一个在炮火下依然镇定自若的男人的声音。我感觉他在我的背后作了一番部署，然后，突然，他的脑袋探进了我和希尔斯本太太之间那点儿有限的空间。“司机！”他厉声道，然后等着对方的回答。回应很及时，中尉的声音也就变得柔和了一点儿，更富民主精神：“你看我们要在这里困多久啊？”

司机转过身来，说：“你算是问倒我了，老兄。”随即又转身朝前。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十字路口发生的事。几分钟之前，一个小男孩拿着一只半瘪的红气球跑进已经清空的街心禁区。他的老爹刚刚抓住他，正把他往街道边上拽，还半捏着拳头在男孩的肩胛骨之间来了两拳。富有正义感的人群立即对这一行为起了一下哄。

“你们看到那个男人对那孩子干的好事啦？”希尔斯本太太问大家。没人理她。

“不如去问问那个警察吧，看我们还要在这里耽搁多久。”伴娘的丈夫跟司机说。他仍然向前探着身子。他的第一个问题得到一个凝练的回答，而他显然对此很不满意。“要知道，我们都有急事。你看能不能过去问问他我们还要在这儿耽搁多久？”

司机头也没回，大大咧咧地耸了耸肩。但他还是熄了引擎，爬出车子，砰地摔上大轿车笨重的车门。他是个邋遢的、壮得像公牛的家伙，身上的司机制服没有穿全——一件黑色的哔叽上衣，但是没戴帽子。

他走路的样子就算说不上傲慢，也的确够自在的，几步到了十字路口，那个叽里呱啦的警察正在那里指挥调度。这两人便站着聊了起来，也不知过了有多久。（我听见伴娘在我身后发出一声呻吟。）跟着，两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就好像他们根本不是在交谈，而是交换了几段下流笑话。跟着，我们的司机对警察友好地挥挥手，一边还自顾自地乐着，慢慢悠悠地踱步回到车子边上。他上了车，砰地关上车门，从放在仪表板上方横格上的一包香烟中取出一支，把烟夹在耳朵后面，这才转过身来向我们汇报。“他不晓得，”他说，“我们得等游行队伍经过这里。”他漫不经心地最后扫了我们一眼。“队伍一过，我们就能大步前进啦。”他转身向前，把烟从耳朵上拿下来，点着了。

车子的后座上传来伴娘的一阵音量十足的悲叹，充满懊恼和愤闷。接着就安静无声了。我扭头去看那个手拿没有点着的雪茄烟的小老头，这是那几分钟里我第一次去看他。他对这样的耽搁似乎无动于衷。他有一套坐在车子后座的行为标准——无论是行进中的车子，停着不动的车子，还是，你禁不住要想，正从桥上往河里冲的车子——这套标准是固定不变的。真是简单得登峰造极。你只消直挺挺地坐着，在你的大礼帽和车顶之间保持四五英寸的距离，眼睛气势汹汹地盯着前面的挡风玻璃。如果死神——死神一直都在那里，可能就坐在车头上——如果死神奇迹般地穿过玻璃走进车来找你，那十之八九你就会站起身，跟着他走了，气势汹汹地，但也是无声无息地。很可能你还能带上你的雪茄，如果是支正宗的哈瓦那的话。

“我们怎么办？就坐在这里吗？”伴娘说，“我快热死了。”我和希尔斯本太太转过身去，刚好看见她望着她丈夫，这是他们上车以后她第一次直视她的丈夫。“你就不能挪过去一点儿吗？”她对他说，“我给挤得呀都快透不过气来了。”

中尉意味深长地摊开双手，一边咯咯地笑。“我简直就是坐在挡泥板上啦，小兔子。”他说。

伴娘于是乎又向她的另一个同座看去，表情混杂着好奇和不满，而这一位似乎无意间下定了决心要博我开心，竟然占据着远远超过他所需要的空间。在他的右臀和靠窗的扶手之间足足有两英寸的距离。伴娘无疑也注意到了，但是尽管她是个铁娘子，要跟这样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物理论，她却还没那个胆。她又扭头冲着她丈夫。“你能拿一下你的烟吗？”她烦躁地说，“我们这样挤得什么似的，我根本没法掏出我的烟。”说到“挤得什么似的”，她转过脑袋，飞快地不言自明地向那个小不点罪犯瞪了一眼，谁让他占了她认为应该是属于她的空间呢？小不点仍然一副超然物外的姿态。他继续瞪视着前方，朝着司机的挡风板。伴娘望向希尔斯本太太，意味深长地抬了抬眉毛。希尔斯本太太脸上堆起充满理解和同情的表情。这时，中尉把他的体重移到左臀，也就是靠窗的那半边屁股，从他淡褐色军裤右边的裤兜里掏出一包香烟和一个火柴盒。他的老婆抽出一支烟，等着火，擦亮的火柴立即凑了上去。我和希尔斯本太太盯着点烟的全过程，仿佛这是什么诱人的新鲜事儿。

“啊，请原谅。”中尉突然说，一边把他的那包烟递给希尔斯本太太。

“不用，谢谢。我不抽烟。”希尔斯本太太马上说——几乎带着遗憾。

“大兵？”中尉说，他略一迟疑，很难察觉到，然后还是把烟递给我了。说实话，我一时有点喜欢他，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客气的举动，一般的礼貌还是战胜了等级观念，但我还是谢绝了香烟。

“我能看看你的火柴吗？”希尔斯本太太说，声音几乎怯生生的，像个小姑娘一样。

“这个吗？”中尉说。他爽快地把那盒火柴递给了希尔斯本太太。

我兴味十足地注视着这一幕，希尔斯本太太则仔细地观察起火柴盒来。在外壳上，红色的背景上面印着几个金色字样：“此火柴窃自鲍勃和艾迪·波维柯家。”“多可爱呀，”希尔斯本太太说，一边摇晃着脑袋，“真是可爱呀。”我试图用表情示意我不戴眼镜也许看不清写的是什么字；我不置可否地乜斜着眼睛。希尔斯本太太看起来老大不愿意地把火柴盒还给了它的主人。等她放开手，中尉把火柴盒放进上衣的胸袋里，她又说：“我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火柴盒。”她这时已经几乎在折叠座上往后转了一百八十度，坐在那里相当亲热地凝视着中尉的胸袋。

“我们去年订制了一堆这样的火柴盒，”中尉说，“这玩意儿着实稀奇，保管你不会再缺火柴。”

伴娘转向他——或者不如说是针对他。“我们可不是为了这个去订制的呀，”她说。她看了希尔斯本太太一眼，那意思是说“你知道男人是怎么回事的啦”，然后对她说：“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挺逗的。俗是俗，多少有点儿逗。你知道的。”

“很可爱的。我从来也没有——”

“说实话，这根本不是什么别出心裁的玩意儿。现在都人手一个了，”伴娘说，“实际上，我最初是从穆丽尔的爹妈那里学来的。他们屋里放得到处都是。”她深吸了一口烟，继续往下说，说一个字吐出一点儿烟来。“天，他们可都是大好人。今天这事，就是这一点我实在想不通。我是说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发生在世上所有的混蛋身上呢，为什么倒霉的偏偏是好人？我就是这点想不明白。”她望着希尔斯本太太，等着她的回答。

希尔斯本太太微微一笑，这一笑既老于世故，又无可奈何，而且神秘莫测——这一笑，在我的记忆中，是某种汽车折叠座上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我常自纳闷呢。”她若有所思地柔声说。接着她模棱两可地提了一句：“穆丽尔的母亲是我已故丈夫的妹妹，要知道。”

“哦！”伴娘很感兴趣地说，“嗯，那么，你是知道的咯。”她伸出长得出奇的左臂，把烟灰弹在她丈夫边上车窗旁的烟灰缸里。“我是真觉得她是我这辈子遇到的少数几个真正了不起的人。我是说，她差不多把出版过的书都读了个遍了。我的天，这位女士读过的书，其中她已经忘了的那些书，我哪怕就读过里面的十分之一，我也心满意足了。我是说，她教过书，她在报馆工作过，她设计自己的衣服，她家大大小小每桩家务她都亲自动手。她的烹饪技术举世无双。天哪！我是真觉得她是最了不——”

“她同意这桩婚事了吗？”希尔斯本太太打断了她，“我是说，我这样问也是事出有因，我在底特律待了好几个礼拜。我的嫂子突然过世了，我已经——”

“她人太好了，她不会说什么的。”伴娘直截了当地说。她摇了摇头。“我是说她太——谨慎了，之类的。”她想了想。“事实上，今天早晨是我第一次听她就这件事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这也无非是因为可怜的穆丽尔让她看着太伤心了。”她伸出手臂，又弹了弹烟灰。

“今天早晨她说什么了？”希尔斯本太太贪婪地问。

伴娘似乎沉思了片刻。“嗯，也没什么，真的，”她说，“我是说，没有什么小心眼儿或者真的损人的话，或者诸如此类的吧。她也就是说这个西摩是个潜在的同性恋，他基本上就是害怕婚姻，就这些。我是说她没有说什么恶毒的话，没有的。她说的话——你知道的——很有水平的。我是说她自己接受精神分析也已经有年头了。”伴娘看着希尔斯本太太。“这也不算什么秘密。我是说菲德尔太太自己也会跟你说的，所以我也没泄露机密什么的。”

“这我知道，”希尔斯本太太急忙说，“她这个人呀，是全世界最不——”

“我要说的是，”伴娘说，“她不是那种说这样的话不经大脑的人，她要是说了这样的话，那她知道自己是有根有据的。而且要不是可怜的穆丽尔那么——你知道的——那么要死要活的，她压根就不会说这话的。”她一本正经地摇摇头。“天，你要是看到那可怜的妞儿就明白了。”

毫无疑问，我应该在这里打断故事，描述一下我对伴娘这些话中的主要内容有什么样大致的反应。然而，眼下我宁愿先把它搁一搁，如果读者能有耐心的话。

“她还说了些什么？”希尔斯本太太问，“我是说蕾娅，她还说了什么吗？”我没去看希尔斯本太太——我的眼睛没法离开伴娘的脸——但我一时间有一个荒唐的念头，觉得希尔斯本太太几乎是坐在那位主讲者的大腿上了。

“没有，没什么了。几乎没再说什么了。”伴娘摇摇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是说，就像我说的，她本来是什么都不会说的——那么多人围在一旁呢——要不是穆丽尔这么难过的话。”她再次弹掉烟灰。“她另外就只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西摩真的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而且如果你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对穆丽尔反而是件好事。这样说我觉得有道理。但是我不知道穆丽尔会不会也这样看。他把她哄弄得团团转，她根本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这就是我最——”

她讲到这里，被人打断了。是被我。我记得，我当时声音有点发颤，当我特别心烦意乱的时候就会那样。

“菲德尔太太凭哪一点得出结论说，西摩是个潜在的同性恋加精神分裂症患者呢？”

所有的眼睛——简直是所有的探照灯——伴娘的眼睛、希尔斯本太太的眼睛，甚至那个中尉的眼睛，都齐刷刷地集中到了我身上。“什么？”伴娘对我说，声音刺耳，略带着敌意。又有一个刺人的想法在我脑中一闪而过：她知道我是西摩的弟弟。

“菲德尔太太凭什么觉得西摩是个潜在的同性恋加精神分裂症患者呢？”

伴娘瞪着我，跟着意味深长地从鼻子里出了口气。她转而对着希尔斯本太太说，语气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耍出今天这样一个花招的人，你难道还能说他是正常的吗？”她眉毛一扬，等着对方的回答。“你会吗？”她故意慢条斯理地问，“说实话。我不过是问一声。因为这位先生不明白。”

希尔斯本太太的回答那才叫一个心平气和、一个合理公正。“不会，我当然不会。”她说。我突然有一阵强烈的冲动，就想跳出车子，拔腿飞奔，管他东南西北呢。然而，我记得，我当时仍然坐在我的折叠座上，伴娘则又对着我开口了。“听着，”她说，声音装得很有耐心，就像老师对待一个不仅智商有问题而且总是讨人厌地流着鼻涕的小孩，“我不知道你对人了解多少。但是哪个神志健全的人会在婚礼的前一个晚上整整一夜不让他的未婚妻睡觉，喋喋不休地向她唠叨自己感觉太幸福了，没法结婚，因而她必须推迟婚礼，等他情绪稳定些再说，否则他就没法出席婚礼？之后，他的未婚妻像对一个孩子一样对他解释说，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啦，都一切就绪啦，她父亲已经花了不知多少钱，费了不知多少劲儿来准备喜筵以及一切的一切，而且她的亲朋好友正从全国各地赶过来——之后，等她把该说的都说了，这个男人对她说他非常抱歉，但是他没法结婚，要等到他的幸福感不那么强烈了，诸如这样的疯话！你给我好好想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听起来像是正常的人吗？这听起来像是心智健全的人吗？”她的声音这会儿已是尖厉刺耳。“这听起来难道不像是应该被关进疯人院的人吗？”她横眉立目地看着我，见我既没有立即声辩也没有举手投降，她在座位上重重地往后一靠，对她丈夫说，“请再给我支烟。快烧我手指了。”她把还燃着的烟蒂递给丈夫，他替她弄灭了。然后他又掏出那包香烟。“你把它点上，”她说，“我没力气了。”

希尔斯本太太清了清喉咙。“我听上去，”她说，“没准倒是件好事，这个样子——”

“我问你，”伴娘冲她道，又一轮新劲头上来了，一边从她丈夫手里接过新点上的烟，“那听起来像是个正常人——像个正常的男人吗——你觉得？还是听起来像个要么根本没长大的人，要么就是不折不扣的胡言乱语的疯子？”

“老天，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我就是觉得倒像是塞翁失马，这样——”

伴娘忽然坐直了身子，精神抖擞，鼻孔里喷出烟来。“得了，别管了，别提这个了——我心里清楚。”她说。她对着希尔斯本太太说，但实际上，可以说她是通过希尔斯本太太的脸在对我说。“你见过××吗，电影里的那个？”她问道。

她提起的名字是当时一位相当著名的——如今，1955年，已经是大大有名的——女演员兼歌手。

“见过。”希尔斯本太太立即饶有兴味地说道，等着下文。

伴娘点点头。“那好，”她说，“你有没有碰巧注意到，她的笑容有点儿歪？就是脸的一边，有那么一点儿？很容易注意到，如果你——”

“有——有，我注意到的！”希尔斯本太太说。

伴娘深吸一口烟，对我瞥了一眼——几乎难以察觉。“哦，那是某种局部麻痹症。”她说，说一个字吐一口烟，“你知道她是怎么弄成这样的吗？就是这位名叫西摩的正常人打了她，结果她脸上给缝了九针。”她伸出手（可能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舞台指示）又弹了弹烟灰。

“我可以问问你是从哪里听说的吗？”我说。我的上下嘴唇轻轻地打战，像两个傻瓜。

“可以啊，”她说，没看我，看着希尔斯本太太，“两个小时以前穆丽尔的母亲碰巧提起的，那时穆丽尔正哭得死去活来的。”她看着我，“你的问题得到解答了吗？”她突然把她那束栀子花从右手换到了左手。这是我见到她做的最接近表现内心紧张的一个常规动作。“顺便说一句，供你参考而已，”她看着我说，“你知道我认为你是谁吗？我认为你就是这个西摩的弟弟。”她打住了，就一小会儿，见我不吭声，就又说，“看他那张劳什子的照片，你看着就像他，而且我碰巧知道西摩的弟弟要来参加婚礼的。是他妹妹还是谁告诉穆丽尔的。”她目光牢牢地锁住我的脸。“你是他弟弟？”她单刀直入地问。

我回答的时候声音肯定有点儿嘶哑。“是的。”我说。我的脸在发烧。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反而不那么别扭了，自从那天早些时候下了火车之后，我心里就一直别扭着。

“我早就知道你是的，”伴娘说，“我又不笨，你要知道。你一上车我就知道你是谁。”她扭头冲着她丈夫，“他一上车我不就说他是他弟弟？我是不是那么说来着？”

中尉稍微改变了一下坐姿。“哦，你说他可能——是的，你说过的。”他说，“你说过的。是的。”

不用扭头去看，就知道希尔斯本太太是多么全神贯注地留意着这一事件的最新动态。我的目光越过她，偷偷瞥向她身后的那第五位乘客——那个小老头——看看他那份与世隔绝的姿态是否仍然保持得完好无缺。正是如此。从来没有哪个人的冷漠给过我如此大的安慰。

伴娘又冲我来了。“再供你参考一下，我也知道你的哥哥不是什么手足病医生。所以别来这套噱头了。我刚好知道他就是《智慧之童》这个节目里的比利·布莱克，播了能有五十年吧。”

希尔斯本太太突然踊跃地加入了这场对话。“那个广播节目吗？”她询问道，我感觉到她看我的目光里有了新的、更强烈的兴趣。

伴娘没有回答她。“你是哪一个？”她对我说，“乔吉·布莱克吗？”她的声音中掺杂了粗鲁和好奇，倒是挺有趣的，虽然还不至于让人消气。

“乔吉·布莱克是我弟弟沃特。”我说，只回答了她的第二个问题。

她转身面向希尔斯本太太。“说是要把这当个什么秘密之类的，不过这个家伙跟他的哥哥西摩都用假名什么的参加过这个广播节目。布莱克家的孩子们。”

“别激动，宝贝儿，别激动。”中尉不安地提醒道。

他的老婆转身对着他。“我没法不激动。”她说——对她的这种金属作风（不管是否货真价实），我突然又是一阵小小的敬佩，虽然完全违背我的意识。“他的哥哥据说是聪明得不行，真是天晓得，”她说，“十四岁就进大学啦，诸如此类的。如果他今天对那妞儿干的事也算聪明的话，那我就是圣雄甘地！我才不管呢。真是叫我恶心！”

就在这时，我又觉得哪里多出了一点儿不舒服。有人正在非常仔细地打量我左侧的面孔，我比较虚弱的那一侧。是希尔斯本太太。我陡地转向她，她略微吓了一跳。“可以请问您就是巴蒂·布莱克吗？”她说，声音中某种恭敬的语气让我有那么一刹那禁不住以为她就要递给我一支钢笔和一本摩洛哥皮面的小本子，让我签个名呢。这个短暂的念头让我着实感到不安——只要想想这时是1942年，离我之前的事业巅峰期已有九年还是十年了。“我会这么问是因为，”她说，“我丈夫以前一直收听这个节目，从不间断，每个——”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伴娘打断了她，看着我说，“这个广播节目恰恰是我一向深恶痛绝的。早熟的孩子让我深恶痛绝。要是我有一个这样的孩子——”

她的下半句我们都没听到。毫不留情地突然打断她的是一阵我所听到过的最刺耳、最震耳欲聋、音色最不纯的E调军号声。我肯定，车里的每个人都真的跳起来了。这时候，只见一支鼓号队行军经过，由一百来个看来完全五音不全的海军童子军组成。这帮孩子刚开始吹打《星条旗永不落》，那气焰跟少年犯一样肆无忌惮。希尔斯本太太很明智地用两只手捂住了耳朵。

感觉有那么永无止境的几秒钟，这噪声大得让人难以置信。只有伴娘的嗓音才可能压过它——或者说，只有她才敢试一试。她开口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为她是从很远的地方扯足了嗓门在跟我们说话，也许是在扬基运动场的露天看台那一带。

“我受不了啦！”她说，“我们出去吧，找个地方打电话！我必须给穆丽尔打个电话，说我们给耽搁了！她该急疯了！”

外面开始大闹天宫的时候，我跟希尔斯本太太都转身朝前去看个分明。这时候，我们又在折叠座上转过身去对着这位领袖。很可能，她就是我们的大救星。

“七十九街上有家施拉夫特糖果店！”她冲着希尔斯本太太吼，“我们去喝瓶汽水，我可以在那里打电话！那里至少会有空调！”

希尔斯本太太起劲地点点头，嘴巴无声地说了一句：“行！”

“你一起来！”伴娘对我大喊一声。

我记得，我当时大声地来了一句很夸张的“好！”，自然得非常奇怪。（直到今天，要解释伴娘为什么在弃船登岸的时候把我也邀请在内，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也许只是出于一个天生的领袖的秩序感。她可能有某种模糊但是不能克制的冲动，登岸时必须要全体人马齐备……至于我自己何以如此爽快地接受邀请，我倒觉得容易解释得多。我倾向于认为，这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冲动。在某些禅宗寺庙里，有一条规定，即便算不上唯一一条强制执行的戒律，也是一条最基本的规定，即当一名和尚向另一名和尚高叫一声“嗨！”，后者必须不假思索地回应一声“嗨！”。）

伴娘接着转身第一次直接对她身边的小老头发话了。小老头竟依然瞪视着前方，就好像他自己眼前的那一道风景丝毫都没变过，这一幕令我至死都会感到心满意足。他那支没有点燃的正宗哈瓦那雪茄还是紧紧地夹在两根手指之间。见小老头对于身边这支鼓号队正在制造的可怕噪声全然无动于衷，也可能是鉴于那条“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不是完全聋了就是听觉相当糟糕”的铁律，伴娘把嘴巴凑到了离他左耳朵一二英寸的地方。“我们要下车啦！”她冲他喊——几乎是冲他的大脑，“我们打算找个地方打电话，可能喝点什么！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吗？”

老头反应极快，精彩得简直没话说。他先看看伴娘，再看看我们大家，然后咧嘴一笑。这一笑完全莫名其妙，却并不因此就减少几分光彩。他的一口假牙假得不能再假，美轮美奂，有超验主义色彩，同样不会让他的笑容减色。他带着疑问对伴娘看了短短一刹那，那笑容保持得完好无缺。或者还不如说，他是带着期待看向她——就仿佛，我觉得，他以为伴娘，或者我们中的哪一位，正满心欢喜地要把一只野餐篮子递过去给他。

“我看他没听清你的话，亲爱的！”中尉喊了一声。

伴娘点点头，再次把她那扩音器般的嘴凑到了老头的耳朵上。她用着实值得称赞的音量又向老头发出了一遍撤离汽车的邀请。从表面看来，老头再一次显得对这世上任何建议都会百依百顺——哪怕是叫他一路小跑然后跳进东河里去泡一泡。不过，他同样再一次让人不安地感觉他对别人跟他说的话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的一个冷不丁的动作证明了这种感觉是正确的。他的嘴咧得老大，对着我们全体一笑，一边举起拿着雪茄的那只手，用一根手指意味深长地先碰碰自己的嘴巴，然后碰碰耳朵。他做这个手势时的样子，就好像一心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什么地道的一流笑话，而这手势正是跟这个笑话有关的。

这时，我身旁的希尔斯本太太做了一个恍然大悟的小动作，很明显——几乎是身子蹦了一下。她碰碰伴娘裹在粉红色软缎里的胳膊，叫道：“我想起来他是谁了！他又聋又哑——他是个聋哑人！他是穆丽尔父亲的大伯！”

伴娘的嘴唇发出一个无声的“哦！”，她霍地在座位上一转身，朝向她的丈夫。“你有纸和笔吗？”她冲他吼道。

我碰碰她的胳膊，喊了一声我有。我急吼吼地从上衣的内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截铅笔头——好像我们就快没时间了似的，也不知为什么——那是我才从本宁堡连队值班室的一只写字台抽屉里搞到的。

我的字迹大得有点过头，纸上写道：“我们被游行队伍拦住了，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我们要去找个地方打电话，喝点冰的饮料。你想一起去吗？”我把纸一折二，递给伴娘，她打开看了一遍，然后递给那个小老头儿。他看了，咧嘴笑笑，然后看着我，脑袋重重地上下点了好几次。我一度以为他的回答这样就很完整，很说明问题了，哪知他突然又对我做了个手势，我看出他是要我把本子和笔递给他。我照办了——没去看伴娘，烦躁的巨浪正从她那里汹涌而起。老头万分小心地把本子和笔在膝盖上放好，然后举着笔坐了一会儿，显然是在集中精神思考，脸上的笑容只略微收起了一点儿。然后铅笔动了起来，颤颤巍巍地。最后加完ｉ上的那个点儿，这才把纸笔还给我，脑袋又额外地点了一下，亲切至极。他只写了三个字，“很荣幸”，有几个字母没成形。伴娘从我肩后探头看到了，发出很像打鼾一样的声音，但是我立即回头去看这位伟大的作家，试图用我的表情示意我们车内每一位都是识货的人，知道这是一首好诗，并因此心存感激。

于是，一个接一个，我们从两边车门下了车——是下船，弃船于麦迪逊大街的街心，于一片火热的、黏糊糊的碎石之洋。中尉逗留了片刻，告知司机我们已集体哗变。我记得很清楚，鼓号队仍在没完没了地行进中，噪声也丝毫没有减轻一分。

伴娘和希尔斯本太太带路往施拉夫特糖果店走去。她们肩并着肩——简直像是先头兵——沿着麦迪逊大街的东侧往南走。中尉跟司机简单说完之后，也赶上了她们。或者说几乎赶上了她们。他落在她们身后一点儿，为的是悄悄掏出皮夹子，显然要看看自己带了多少钱。

新娘父亲的大伯跟我两个人殿后。不管老头是直觉意识到我是他的朋友，还是仅仅因为我是本子和铅笔的主人，反正他跟我并肩走是一个健步窜上来的，而不是自然而然跟上来的。他那顶迷人的丝质礼帽的顶部还不及我的肩高。为了照顾他腿的长度，我把我们的步子定在一个相对比较慢的速度。大概过了一条马路之后，我们跟前面的人已经拉开很长一段距离了。我觉得我们俩谁也没为此担心。我记得，我们这样一路走的时候，偶尔会很有礼貌地互相打量一下，交换几个傻乎乎的、不胜荣幸的快乐眼神。

等我和我的旅伴赶到施拉夫特糖果店位于七十九号街的旋转大门前时，伴娘、她的丈夫和希尔斯本太太已经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了。我那时感觉，他们就像一个叫人生畏的三人纵队，在那里严阵以待。他们本来正在说话，但是我们这两个杂牌军过来，他们就住口了。仅仅几分钟前，在车里，当那支鼓号队呼啸着经过时，一种大家都感觉到的不适，几乎可以说是痛苦，曾经让我们这个小团体有一种类似同盟军的感觉——就像库克旅行社组织的游客们在庞贝古城遇到特大暴风雨时会暂时出现的情况。等我跟小老头儿到达施拉夫特糖果店的旋转门前时，这场暴风雨已经过去了，这再清楚不过了。伴娘同我交换的眼神只是说明我们互相认得，而不是互相致意。“这里装修关门了。”她冷冷地说，眼睛盯着我。她毫无疑问又把我当成外人了，虽然是非正式的，于是就在那一刻，原因不值得细究，我感到孤立无援，深深的寂寞，远胜于这一整天所感受到的落寞。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咳嗽也同时自动发作了。我从后裤袋里掏出我的手绢儿。伴娘转向希尔斯本太太和她的丈夫。“这一带什么地方有家朗香餐厅，”她说，“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希尔斯本太太说。她看上去都快哭出来了。在她的前额和嘴唇上，汗珠甚至透过面饼一样厚的脂粉渗了出来。她的左胳膊下面夹了一只黑色漆皮手提包。她抱着包的样子就像是抱了一个心爱的洋娃娃，而她本人则是个离家出走的非常不快乐的小孩，脸被当成试验品涂脂抹粉。

“出租车是说什么也别想叫到了。”中尉悲观地说。他因疲惫看上去也更狼狈了。他那顶“帅哥飞行员”帽扣在那张苍白、汗淋淋的毫无勇猛气概可言的脸上，不协调得近乎残忍。我记得当时有种冲动，想唰地一把拍掉他的帽子，或者至少把它戴戴正，调整到一个不那么歪的角度——这种冲动，就一般动机而言，在小孩的游戏聚会上可能你也会感觉到，在那样的场合总会有一个特别其貌不扬的小孩，戴顶大纸帽，耳朵被压住了一只，或者两只都给压住了。

“哦，上帝，多倒霉的一天啊！”伴娘代表我们大家说。她自己浑身湿透了，那个假花环也歪了，不过，在我看来，她周身唯一真正脆弱易损的东西是跟她最不相干的一个附件——那束栀子花。她仍然把花握在手里，尽管全然心不在焉。栀子花显然经不起如此的折磨。“我们怎么办？”她问，这口气在她算是很抓狂了，“我们不可能走过去。他们可是住在里弗代尔。谁有什么好主意吗？”她先看看希尔斯本太太，然后看看她丈夫——然后，可能是真的没辙了，看了看我。

“我在附近有套公寓，”我突然神经紧张地说，“就在过去一条横马路的地方。”我有种感觉，我透露这一信息时声音有点儿太大了。我甚至可能是喊着说的也未可知。“是我哥哥和我的。我们入伍后，我妹妹住在那里，不过她现在不在。她在海军女子预备队，去外地了。”我看着伴娘，或者说，是看着她头顶的某个地方。“如果你去的话，至少可以在那里打电话，”我说，“而且那公寓有空调。我们可以凉快一会儿，喘口气。”

等我这邀请带给他们的最初的震荡期过去之后，伴娘、希尔斯本太太和中尉开始进入协商期，仅仅是通过眼睛，不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即将做出任何决断。伴娘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她刚才盯着另两位看，想让他们表个态，但结果是白搭。她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刚才说你家有电话？”

“是的。除非我妹妹出于什么原因把它切断了，但是我想她没理由这么做。”

“我们怎么知道你哥哥不会在那里？”伴娘说。

我过热的头脑刚才没有考虑到这个小问题。“我觉得他不会在那里，”我说，“他可能会在——那也是他的公寓——但是我觉得他不在。我真这么觉得。”

伴娘毫不掩饰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并不粗鲁，感觉不一样，除非孩子盯着你看也算是粗鲁。然后她转向她的丈夫和希尔斯本太太，说：“我们还是去吧。至少我们可以打个电话。”他们点头同意。希尔斯本太太，说实在的，竟然还没忘记她的礼节条文中有一条是如何在施拉夫特糖果店门前接受邀请。透过那层被太阳烤熟了的面饼脂粉，她对我露出了一个类似艾米丽·波斯特式的笑容[3]。我记得，这个笑容很亲切。“走吧，那么就，我们快别再待在这大日头底下了。”我们的首领说。“这个怎么办？”她没有等谁给她一句回话。她径直走到人行道边上，一点也不伤感地跟她那束枯萎的栀子花分手了。“行啦，带路吧，麦克德夫[4]，”她对我说，“我们跟着你。我只有一句话要说，我们到的时候，他最好别在那里，否则我会宰了那个杂种。”她看看希尔斯本太太。“原谅我说的粗话——但我是说真的。”

我领命带路，几乎是乐滋滋的。刚一转眼，一顶大礼帽在我身边的空气中出现了，位置相当低，在我左边，我的这位只是尚未正式任命的特别随从抬头对我咧嘴一笑——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他就快要伸出手跟我手拉手了。

我的三位客人和一位朋友等在门道里，我则把公寓匆匆勘探了一遍。

窗子都关着，两台空调处于“关闭”状态，进门后吸的第一口气的味道，就像是凑到谁的旧浣熊皮大衣口袋里做了次深呼吸。整套公寓里唯一的声音是我和西摩弄到的那台二手老冰箱发出的有点颤巍巍的轰隆声。我妹妹波波没有把冰箱关掉，这是女孩儿加海军的作风。事实上，这套公寓里里外外，乱糟糟的小迹象随处可见，表明这儿曾经被一位出海的姑娘接管过。一件帅气的小号海军上尉的藏青色上装被扔在沙发上，衬里翻在外面。一盒路易·谢里牌糖果——吃掉了一半，没吃的那些糖都多少被试探性地捏过——开着盖儿，放在茶几上，在沙发前面。写字台上有一张装在镜框里的照片，是个我从未见过的一脸刚毅的年轻人。所有一眼能看到的烟灰缸都装满了揉成团的面巾纸和沾着口红印的香烟头。我没有走进厨房、寝室和浴室，只是打开门，匆匆瞥一眼，看看西摩是不是直挺挺地站在什么地方。一个原因是，我感觉乏力，犯懒。另一个原因是，我正忙着拉起百叶窗、打开空调、倒掉满满的烟灰缸。再说，我们这队人马中的其他成员几乎立即就闯进来了，直冲我而来。“这里比大街上还热。”伴娘一边大步流星地走进来，一边说，算是打招呼。

“我一会儿就过去招呼你们，”我说，“我好像没法让空调发动起来。”实际上，那个“开”的按钮好像卡住了，我正忙着摆弄它。

我在摆弄空调开关的当儿——我记得，头上还戴着帽子——其他几位在屋子里疑神疑鬼地转悠起来。我用一只眼睛的余光观察着他们。中尉走到写字台前，站着抬头看桌子上方那三四平方英尺的墙壁，我和我哥哥曾经一度反叛而冲动，在这墙上钉了好些8英寸×10英寸的光面照片。希尔斯本太太在房中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感觉那是迟早的事——我那条已故的波士顿哈巴狗以前喜欢睡在这把椅子上；椅子的把手包着脏兮兮的灯芯绒布，经历过无数次噩梦中流淌出的口水，无数次噩梦中的嚼咬。新娘的父亲的大伯——我的好友——似乎完全失踪了。伴娘也似乎突然不知去向。“我一会儿就给你们大家都弄点喝的来。”我不安地说，一边仍然使劲地按着空调按钮。

“我可以来点冰的东西，”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说。我朝后转了一百八十度，看到伴娘已经在沙发上直挺挺地躺下来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从刚才的视角看不到她。“我马上就会用你的电话，”她通知我说，“现在这个样子，我根本没法张嘴打电话，我都干裂了。我的舌头干得不行了。”

空调突然嗡嗡地开动起来了，我就走到屋子中央，在沙发和希尔斯本太太坐的椅子的中间。“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喝的东西，”我说，“我还没看冰箱，不过我想——”

“随便什么拿来就行，”终身女发言人从沙发上打岔道，“是液体就行。而且要冰的。”她皮鞋的后跟搁在我妹妹上衣的袖子上。她的双手交叉在胸前。脑袋下面垫了个枕头。“如果有冰块的话，放点进去。”她说罢就闭上了眼睛。我低头看了她一眼，时间很短，但是眼神足以致命，然后弯下身子，尽量讲究策略地把波波的上衣从她脚下抽了出来。我准备离开房间去尽主人的本分，但刚走了一步，中尉在写字台那边开口了。

“你这些照片是哪里来的？”他问。

我径直朝他走过去。我还戴着那顶有帽舌的超大号军帽。我还没想到要摘下来。我站在他边上，在桌子前面，稍稍在他后面一点儿，抬头去看墙上的照片。我说这些大都是当年我和西摩参加《智慧之童》期间的老照片，上面的孩子都上过这档节目。

中尉转向我。“什么节目？”他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是那种儿童问答类的比赛节目吗？提问和回答，这一类的？”毫无疑问，一丁点儿军队的等级观念已经伺机悄然滑进了他的嗓音。而且他似乎正在看着我的帽子。

我脱掉帽子，说：“不，不完全是。”一股卑微的家族荣誉感突然被唤醒了。“我哥哥西摩参加前是那样的。而且等他退出节目之后，多少又恢复了老样子。不过他的确改变了整个节目的式样。他把这个节目变成了一种孩子的圆桌会议讨论。”

中尉看着我，我感觉他饶有兴趣的样子有点过头了。“你也参加了吗？”他问。

“是的。”

伴娘从房间的另一头，从视线之外的灰扑扑的沙发深处开口了。“我倒想看看我自己的孩子上一档这种发疯的节目，”她说，“或者表演也行。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事儿吧。事实上，我情愿死，也不会让我的哪个孩子变成一个抛头露面的小表现狂。这会害他们一辈子的。不说别的，出名本身就够糟了——随便问哪个心理医生吧。我是说你怎么还能有一个正常的童年之类的呢？”她的脑袋，突然露了出来，顶着一个歪斜的花环。这脑袋就好像跟身体分了家，杵在沙发靠背的上面，朝着我和中尉。“这可能就是你那个哥哥的问题所在，”那个脑袋说，“我是说小时候过的是那种绝对变态的生活，那么你们自然是始终学不会长大了。你们始终无法学会跟正常人相处之类的。几个小时前菲德尔太太在那间鸡飞狗跳的卧室里就是这么说的。一字不差。你的哥哥始终没学会跟任何人相处。他明摆着只会到处转悠，给人家弄个一脸的针脚。他绝对不适宜结婚或者干其他任何近乎正常的事情，看在老天的分上。事实上，菲德尔太太就是那么说的。”那脑袋略作转动，角度刚好瞪着中尉。“我说的对吧，鲍勃？你说实话。”

接着响起的不是中尉的声音，而是我的。我嘴巴很干，腹股沟感觉湿漉漉的。我说菲德尔太太关于西摩有什么可说的，我他妈的在乎才怪呢。也包括任何半吊子的专家，任何信口雌黄的婆娘。我说自从西摩十岁起，全国所有以最优成绩毕业的思想家和男厕所里的知识分子服务员就开始评论他了。我说如果西摩只是一个智商超常的、爱卖弄的小子，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说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表现狂。他每个星期三晚上去播节目，都像是去参加他自己的葬礼。一路上在公共汽车或者地铁里，看在上帝的分上，他甚至跟你一句话都不说。我说所有那些居高临下的、末流的评论家和专栏作家，其中从没有一个该死的家伙认识到他真实的面目。他是个诗人啊，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是说一个诗人。即使他从没写过一行诗，如果他愿意，他还是可以用他的耳朵背向你闪现他要对你说的话。

感谢上帝，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打住了。我的心脏怦怦跳得厉害，而且，正像大多数的疑心病患者那样，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这样的发言正是心脏病发作的原材料。对于我的这番发作，对于我向他们发泄的这一小串恶毒的攻击，我的客人们究竟作何反应，对此，时至今日，我仍毫无概念。我意识到的来自外界的第一个具体的动静是一阵全世界都熟悉的抽水马桶的声音。它是从公寓的另一头发出的。我突然四面环视了一圈，目光在我客人的那几张近在咫尺的脸之间扫荡，并且透过它们，直望到后面。“那个老头哪去了？”我问，“那个小老头呢？”即使放一块黄油在我嘴里，也会冻住。

稀奇的是，回答我的是中尉，而不是伴娘。“我看他在浴室里。”他说。这句话说得特别直截了当，昭示着发言者是个绝不讳言日常卫生问题的人。

“哦。”我说。我又心不在焉地四下环顾了一圈。我有没有刻意回避接触伴娘可怕的目光，我不记得了，或者说也不想去回忆。我发现新娘父亲的大伯的那顶丝绸礼帽搁在房间另一头一把直背椅子上。我感到一阵冲动，想对着帽子说声你好，是大声地说。“我去弄点冰饮料来，”我说，“一会儿就来。”

“我能用你的电话吗？”我经过沙发的时候，伴娘突然对我说。她一下把腿甩到地上。

“可以，可以——当然。”我说。我看着希尔斯本太太和中尉。“我想调几杯克林斯酒，如果有柠檬或者酸橙的话。这样行吗？”

中尉的回答带着一股突如其来的欢快劲儿，让我吃了一惊。“端上来吧。”他说，一边搓了搓手，就像个存心要来上几杯的人。

希尔斯本太太一直在仔细地研究那些写字台上方的照片，这时她停了下来，向我提议道：“如果你要调克林斯酒的话——请在我那杯里只消加一丁点儿，一丁点儿的杜松子酒。如果太麻烦的话，就干脆不要加了。”她开始看起来有点恢复元气了，即便我们也刚进屋没多久。可能就是因为她站在离我刚开动的空调几英尺的地方，有点儿冷风吹得到她。我说我会调好她的酒，然后就丢下她跟那些30年代初和20年代末的广播小“明星们”在一起，还有很多我跟西摩童年时的陈旧的小脸蛋儿。中尉看起来等我走开时也很会自己打发时间；他背着两只手，已经开始像个独行其是的鉴赏家一样朝书架走过去了。伴娘跟着我走出房间，一边打着哈欠——嘴巴犹如洞穴，发出很大的声音，她既没忍一忍，也没伸手遮一遮。

伴娘跟着我一路朝卧室走的时候，新娘父亲的大伯从过道另一头朝我们走来。他脸上还是那副极度安然恬静的表情，刚才在车里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让这个表情给蒙了，但是当他在过道里向我们走近的时候，这副面具却翻了个个儿；他像演哑剧一样向我们拼命地又是致意又是问候，而我则发现自己也在咧嘴大笑，头点得跟拨浪鼓一样地作为回应。他稀疏的白发看上去刚刚梳过——几乎像是刚刚洗过，就好像他可能在这公寓的另一头发现了一家窝藏着的理发店。等他走过我们身边，我感到非得回头再看一眼不可，等我真的回过头去，他对我挥了挥手，热情洋溢地——是那种表示“一路顺风，早点回来”的大幅度的手势。这让我大大地振作起来。“他怎么回事？疯了吗？”伴娘说。我说但愿如此，一边打开了卧室的门。

屋里有两张大小一样的床，她一屁股在其中一张上面坐了下来——正是西摩的那张。电话在床头柜上，伸手可及。我说我马上给她拿杯喝的过来。“别麻烦了——我马上就出去的，”她说，“关上门就行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没什么别的意思，不过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是关着门的。”我告诉她，我也是那样的，然后就要出去。但是就在我转身要从两张床中间走出去的时候，我注意到窗台座上有一只小型的折叠式帆布包。乍看之下，我以为是我自己的那只，奇迹般地从宾夕法尼亚车站一路靠自己的蒸汽动力来到这间公寓。再一想，觉得肯定是波波的包。我走了过去。包的拉链没有拉，里面装满东西，一眼看到最上面的几件，我便知道谁是真正的主人了。再定睛一看，只见两件洗干净的陆军防晒衬衫上面搁着一个东西，这东西我想是不该留在那里跟伴娘待在一起的。我把它从包里拿了出来，塞到一只胳膊底下，对伴娘友好地挥挥手，她已经把一个手指头塞进拨号盘上她要拨的号码的第一个孔里，正等着我消失，于是我随手带上了房门。

我在卧室外面站了一小会儿，过道里的静谧让人惬意，我纳闷该拿西摩的日记怎么办；我应该赶紧说一句，这正是我从帆布包的最上层拿出来的那个东西。我的第一个建设性的想法是把它藏起来，等客人们走了再说。把它拿进浴室，撂进放脏衣服的大篮子里，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然而，再想了想，经过一系列复杂得多的考虑之后，我决定把它带进浴室，读一读其中的一些部分，然后再撂进脏衣服篮里。

这一天，上帝知道，不仅充满了符号和象征，而且还到处是通过书面文字进行的交流。你要是跳进一辆挤满人的车子，命运之神便拐弯抹角费尽心机地让你在跳之前带上一个本子和铅笔，以防同车的人里有一个是聋哑人。你要是溜进浴室，抬头看看有没有什么简短的留言准没错儿，可能略微带点启示性，也可能有别的意味，就贴在洗脸水盆的上方。

有很多年，在我们这个有七个孩子、一个浴室的家庭里，有一个也许已经让人倒胃口，但是仍然行之有效的习惯：在药品柜的镜子上用一片蘸湿的肥皂给彼此留言。我们的留言，主题基本上就是极度强硬的训诫，或者，也有不少时候是不加掩饰的威胁。“波波，浴巾用完了捡起来。别把它留在地板上。爱你，西摩。”“沃特，轮到你带Z和F去公园了。昨天是我带的。你猜是谁写的。”“星期三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播音结束后别去看电影，别在电台晃悠，不然要罚你款。这话也是对你说的，巴蒂。”“母亲说祖伊差点儿把洗涤剂也吃了。别在洗涤槽边上放有一点儿毒性的东西，免得他拿来吃了。”这些，当然是我们童年时的留言样本，但是几年之后，我跟西摩以独立等等的名义，从家里搬了出去，自己弄了套公寓，我和他也只是在名义上抛弃了这个家族老习惯。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干脆把过去的肥皂片儿都扔掉。

我胳膊下面夹着西摩的日记躲进浴室里，小心地随手把门关紧，差不多立即就看到了一条留言。然而，不是西摩的笔迹，肯定是我妹妹波波写的。不管用不用肥皂，她的字迹总是小得难以辨认，因而她很容易地把下面这条留言全写在了镜子上：“‘抬高房梁，木匠们。新郎如阿瑞斯般走来，身量盖过大高个儿。’爱你，曾签约极乐世界电影公司的欧文·萨福[5]。与你美丽的穆丽尔在一起，请你生活得幸福幸福幸福。这是一道命令。这一带谁的头衔也没我高。”上文引用的那个签约作家，我不妨提一句，一向是我们家小孩最喜爱的——各人喜爱的时期会适当地交替——主要是西摩在诗歌方面的品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我把这段引文念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我在浴缸边上坐下来，翻开西摩的日记。

我把我坐在浴缸边上所读的那几页西摩日记一字不差地照抄如下。我没有录下每一段的日期，这在我看来是完全顺理成章的。我觉得这样说就够了：这些日记片段写于1941年末到1942年初，确定婚期前的几个月，是西摩驻扎在蒙默斯堡时写的。

今天傍晚降旗检阅仪式的时候天冷得刺骨，但我们排还是有六个人在没完没了的《星条旗永不落》的演奏中晕倒了。我看一个人如果血液循环正常，就不可能受得了这种非自然的军队立正姿势。尤其还要拿着铅质的来复枪举枪敬礼。我没有血液循环，没有脉搏。纹丝不动就是我。《星条旗永不落》的音速和我无比默契。对我而言，它的节奏是一支浪漫的华尔兹。

检阅结束后，我们获准外出，午夜前归队。我七点在比尔特摩宾馆跟穆丽尔碰头。喝了两杯酒，吃了两份小店里的金枪鱼三明治，然后是一部她要看的电影，格丽尔·嘉逊演的什么片子。我在黑暗中看了穆丽尔几次，格丽尔·嘉逊的儿子驾驶的飞机在执行任务时失踪了。她的嘴巴张着。全神贯注，担心极了。米高梅的悲剧获得了完美的认同。我感到敬畏与幸福。我多么需要、多么爱她那颗一视同仁的心。当片中的孩子们把小猫带进来给母亲看时，她扭头看看我。穆丽尔爱这只小猫，也要我爱它。即便在黑暗中，我也能感觉到她和往常一样，当我并不自动地爱上她所爱的事物时，就会觉得跟我有了隔阂。后来，我们在车站喝东西时，她问我是否觉得那只小猫“挺好的”。她不再用“可爱”这个词了。我什么时候把她吓得都不敢用她一贯的词汇了？我真是个讨厌鬼，竟当场提起R. H.布莱斯[6]关于感情用事的定义：当我们对某一事物倾注的温柔胜过上帝所赋予它的程度，那我们就是在感情用事。我说（说教似的？），上帝无疑爱小猫，但是上帝多半不会让它们的爪子套上彩色的毛线鞋。这种有创意的点子他都留给电影编剧们了。穆丽尔仔细想了想，看样子是同意我的说法，但是这种“学问”不怎么受她的欢迎。她坐在那里搅自己的饮料，感觉没法跟我亲近。她担心自己对我的爱时来时去，忽隐忽现。她怀疑这份爱的真实性，只因为它不像那只小猫那么始终令人愉快。这真可悲，上帝知道。人的声音密谋要把世上的一切亵渎个遍。

今晚在菲德尔家吃晚饭。非常好。小牛肉，土豆泥，白扁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油醋蔬菜色拉。甜点是穆丽尔亲手做的：一种冷冻的奶油乳酪类的东西，上面加了黑莓。这让我的眼睛都湿了。（西行[7]说：“是什么我不知道/可是心怀着感激/我的眼泪落下来。”）桌上放着一瓶番茄沙司，就在我手边。显然是穆丽尔跟菲德尔太太说了我吃什么都要加番茄沙司。如果能亲眼看到穆丽尔为我说话，告诉她母亲我连吃菜豆也要加番茄沙司，我宁愿付出一切代价。我的难得的好姑娘。

晚饭后，菲德尔太太提议大家收听那档节目。她对这节目的热情和怀念，尤其是早先有我跟巴蒂参加的那些日子，这股子劲儿让我不自在。今晚，这节目偏偏是从圣地亚哥附近某个海军航空兵基地播出的。尽是些学究气的提问与回答，太多了。弗兰妮听起来像是得了感冒。祖伊处于白日梦的巅峰状态。主持人要他们谈谈住房建设的问题，那个伯克家的小女孩说她讨厌看起来一个样的房子——指那种一长列一模一样的“计划”公房。祖伊说这样的房子“挺好”。他说回了家，却在别人的房子里，多好啊。跟别人一起吃饭，睡在别人的床上，早上跟所有的人吻别，以为他们都是你的家人。他说他甚至希望世上人人都长得一模一样。他说你会老以为你碰到的人就是你的妻子或者你的母亲或者父亲，而人们不管走到哪里都会互相拥抱，这看起来会“非常好”。

整个傍晚，我感到幸福得无法忍受。我们一起坐在客厅的时候，穆丽尔和她母亲间的亲密让我感觉很美。她们俩知道彼此的弱点，尤其是同人交谈时的弱点，便用眼神互相挑剔。菲德尔太太的眼睛留意着穆丽尔谈“文学”时的品位，而穆丽尔的眼睛则留意着她母亲喋喋不休的老毛病。她们若争执起来，也不会有产生某种永久分歧的危险，因为她们是母亲和女儿。可怕而又美丽的一幕。然而我痴迷地坐在那里，有时候也会希望菲德尔先生在对话方面能更积极些。有时候我感觉我需要他。有时候，说实话，我从前门进屋时，感觉就像走进了一个杂乱的、由两个女人组成的俗家修道院。有时候，当我离开时，我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穆丽尔跟她的母亲在我的一只只口袋里塞满了瓶瓶罐罐，有口红、胭脂、发网、除臭剂，等等等等。我对她们不胜感激，可是我不知道该拿这些隐形的礼物怎么办。

今天傍晚降旗检阅之后我们都不准离开营地，因为来访的英国将军视察时有人把来复枪掉在了地上。我错过了五点五十二分那班车，跟穆丽尔约会迟到了一个小时。晚饭在第五十八号街伦华饭店吃的。整个晚饭期间，穆丽尔心情烦躁，泪汪汪的，是真的不开心，心事重重。她母亲认为我有精神分裂的人格。显然她跟她的心理分析师谈到我了，他也同意她的看法。菲德尔太太让穆丽尔小心地打听一下我家是否有精神病史。我猜是穆丽尔太天真了，告诉了她妈妈我手腕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这个可怜可爱的小妞啊。然而，听穆丽尔说，这一点还远不及其他几桩事情更让她母亲担心。是三桩事情。第一，我回避他人，无法跟别人交往。第二，我明摆着有什么“毛病”，因为我至今尚未勾引穆丽尔。第三，有一天吃晚饭时菲德尔太太听我说了我希望做一只死猫那句话，显然她好几天都想不开。上星期吃晚饭时她问我，退役后我打算干什么。我打算在原来那所大学继续执教吗？我到底想不想再教书？我会考虑重回广播电台，也许当个什么“评论员”吗？我回答说依我看战争也许会永远打下去，我只对一件事有把握，就是如果恢复和平的话，我想做一只死猫。菲德尔太太认为我是在开什么玩笑。一个老于世故的玩笑。据穆丽尔说，她母亲认为我很老于世故。她认为我那句绝对严肃的话是在开玩笑，应该报之以轻松、悦耳的一笑。给她这一笑，我想我有点儿分神，就忘了跟她解释一下。今晚我告诉穆丽尔，佛教禅宗里有一位大师，一次有人问他世上什么东西最宝贵，大师回答，一只死猫最宝贵，因为谁也没法给它定价。穆丽尔松了一口气，但是我能看出她有些迫不及待想回家让她母亲安心，我那句话原来毫无恶意。她跟我一起坐出租车到火车站。她多么可爱，兴致也高了很多。她想教我怎么微笑，用她的手指撑开我嘴角的肌肉。看她哈哈大笑，真是赏心悦目。哦，上帝，我跟她在一起太开心了。但愿她能比我更开心。我有时候能逗她乐，她看来喜欢我的脸、手和后脑勺，而且每当她告诉她的朋友们她跟那个参加《智慧之童》很多年的比利·布莱克订婚了，都能获得莫大的满足。我觉得她对我，大体上是感到一种母性和情欲交织在一起的冲动。但是，总的来说，我并不使她真正感到幸福。哦，上帝，帮帮我。我唯一的莫大的安慰是我的爱人对婚姻制度本身怀着一种始终不渝的、基本是坚定不移的热爱。她有一种原始的冲动，要把过家家这个游戏永远地玩下去。她的婚姻目标如此荒诞又让人感动。她想把皮肤晒得黑黑的，然后走到某家豪华饭店的前台，问服务生她的丈夫是不是已经来拿过邮件了。她想逛街选购窗帘。她想选购孕妇装。她想离开她母亲的屋子，不管她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不管她对她母亲的感情有多深。她想要孩子——长相好看的孩子，像她，不像我。我还有一个感觉，她想每年从盒子里拿出她自己的圣诞树装饰品，而不是她母亲的。

今天巴蒂寄来一封非常有趣的信，是他刚干完炊事执勤后写的。我此刻写着穆丽尔想起了他。我刚才写的那些穆丽尔的结婚动机，他看了会鄙视她的。但是这些动机当真可鄙吗？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是的，但是它们在我看来如此富有人情味，如此美好，即便我现在写到这里，想起它们也仍然会深深地、深深地感动。巴蒂也不会赞同穆丽尔的母亲。她是个让人心烦的、固执己见的女人，巴蒂受不了这种类型的人。我觉得巴蒂没有看到她真正的面目。她这个人，终其一生，也丝毫无法理解或体味贯穿在事物、所有事物中的那股诗意的主流。她可能还是死去的好，然而她继续活着，去熟食铺，看她的精神分析师，每晚看掉一本小说，穿上她的紧身褡，谋划穆丽尔的健康和飞黄腾达。我爱她。我发现她勇敢得难以想象。

今晚整个连队都被禁止离开驻地。用文娱室里的电话，排了整整一小时的队。得知我今晚出不去，穆丽尔听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这让我感觉有趣又好玩。换了别的女孩，即使真心巴望有一个晚上可以不用跟她的未婚夫在一起，也总会在电话里述说一通遗憾之类的话。穆丽尔听了我的话，只是说了一声“哦”。我多么崇拜她的简单，她那可怕的诚实。我多么依赖她的简单诚实。

凌晨三点三十分。我来到值班室。我睡不着。我在睡衣外披上大衣，来到这里。艾尔·埃斯帕西值班。他在地板上睡着了。如果我替他接电话就可以待在这里。这一晚过的。菲德尔太太的心理分析师也来吃晚饭，断断续续地盘问我，一直折腾到十一点半。偶尔问得挺有技巧和水平。有那么一两回，我对他不禁起了好感。显然他曾经是我和巴蒂的老粉丝。他好像对于我为什么十六岁那年被那个节目扫地出门很感兴趣，既出于专业的考虑同时也纯粹是个人兴趣。他确实听了那次关于林肯的节目，但是他记得我在电波里说《葛底斯堡演说》“对孩子们有害”。我告诉他，我当时是说，我认为这不是一篇适合孩子们在学校里背诵的演说词。他还记得我说过这是一篇不诚实的演说。我告诉他，我当时是说，在葛底斯堡的伤亡人数有五万一千一百一十二人，如果必须有人在这个战役的纪念日发表讲话的话，他应该只是走上前，朝听众挥一挥拳头，然后就走下台——这是说，如果这个演讲者是个绝对诚实的人的话。他并不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他好像认为我有某种“完美主义”情结。关于过不完美的生活的好处，以及接受自己和别人的弱点的好处，他讲了不少东西，而且挺有水平的。我同意他的话，但只是在理论上。我坚决拥护一视同仁，直到世界末日，理由是一视同仁可以带来健康，以及一种非常真实的、令人羡慕的幸福感。如果心无杂念地这样去做，那便是“道”之道，而且毫无疑问是最高境界之道。但是对于一个带着区别的目光看世界的人来说，这将意味着他不得不抛弃诗，越过诗。我是说他不可能学会或者迫使自己喜欢抽象意义上的坏诗，更别说把坏诗跟好诗等同起来了。他将不得不把诗彻底丢开。我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希姆斯博士说我把话说得太绝了——他说，只有一个完美主义者才会这么说。对此我能否定吗？

菲德尔太太明摆着已经很不安地把夏洛蒂缝了九针那件事告诉希姆斯博士了。我想我对穆丽尔提起这件陈年往事是太冒失了。她不管听到什么一转身就会告诉她母亲。我应该表示抗议，没错，但是我做不到。穆丽尔只有在她母亲也在听我说话的时候才会听得进我说的话，可怜的小妞。不过我没打算跟希姆斯讨论夏洛蒂的针脚。只喝了一杯酒是不可能谈那件事的。

我今晚在车站多少算是答应了穆丽尔改天去看一趟心理医生。希姆斯告诉我他们那边有一个人挺不错的。显然他跟菲德尔太太就这个问题私下密谈过一两次。为什么这事并不让我着恼呢？真是这样。我觉得很好玩。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温暖。即使对连环画报上那些老套的丈母娘形象我也隐隐带着好感。反正，看看心理分析师我想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我趁在部队的时候去看，还是免费的。穆丽尔爱我，但是在我稍作整修之前，她永远不会觉得跟我真正亲近，真的亲密无间，甚至可以打情骂俏。

如果或者说我真的动身去看一个心理分析师，上帝啊，但愿这位分析师有这样的先见，会让一位皮肤科大夫一起来会诊。一位看手的专家。我的手会因为触摸某些人而留下伤疤的。有一次，在公园里，那时弗兰妮还坐在童车里，我把手放在她毛茸茸的天灵盖上，放的时间太长了一点儿。另一回，跟祖伊在七十二号街的卢氏电影院看一部恐怖片。他当时大概六七岁，不敢看一个吓人的场面，钻到椅子下面去了。我把手放在他的脑袋上。某些脑袋，头发的某些颜色和质地，会在我手上留下永远的印记。另外有些东西也会。有一回，在播音室外面，夏洛蒂从我身边跑开去，我一把抓住她的裙子，不让她走，想让她留在我身边。那是一件黄色的棉布裙子，我喜欢因为她穿着太长了。我右手的掌心至今还有一个柠檬黄的印记。哦，上帝，如果有一个什么临床病名适合我的话，我就是个颠倒的偏执狂。我怀疑人们在密谋策划要让我幸福。

我记得看到“幸福”这个词的时候，我合上了日记——实际上是“啪”的一声摔上的。之后，我把日记本夹在胳膊下面，坐了几分钟，直到因为在浴缸边上坐得时间太长了开始意识到某种不舒服的感觉。站起身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汗流浃背，比这一整天出的汗都更多，就好像刚才不是在浴缸边上坐着，而是刚从浴缸里爬出来似的。我走到放脏衣服的篮子跟前，揭开盖子，手腕几乎狠狠地一用力，把西摩的日记本扔在了篮里的一堆床单和枕套上面。接着，为了想出一个更好的、更有建设性的主意，我走回去，又在浴缸边上坐了下来。我盯着药品柜镜子上波波的留言看了一两分钟，然后走出浴室，使足了劲关上门，仿佛凭借蛮力是可以将这个地方永远锁起来似的。

我的第二站是厨房。幸运的是，厨房门就开在过道上，我不需要穿过客厅，面对我的客人们。一进去，弹簧门在我身后自动关上，我就脱掉上衣——我的紧身军服——扔在搪瓷面的桌子上。感觉光是脱掉上衣就要用尽我全身的力气，我穿着汗衫站了一会儿，似乎只是为了缓口气，这才着手进行调酒的艰巨任务。我猛地打开橱柜和冰箱的门，寻找调制克林斯酒的原料，仿佛有人正通过墙上的窥视孔在无形中监视着我。原料齐备，除了没有酸橙，只能用柠檬代替，几分钟后，我调好了一大罐放了很多糖的克林斯酒。我拿出五只酒杯，然后想找个托盘。橱门开了关，关了开，过了好一会儿，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托盘，那当儿，我已经开始低声咕哝，听见自己的抱怨了。

正当我穿好上衣，手持放着酒罐和酒杯的托盘要往厨房外走的时候，一只想象中的灯泡在我的头顶扭亮了——漫画里若是某个角色突然有了一个聪明的主意，脑袋旁就会有个灯泡一亮。我把托盘放到地板上。我回到放酒的隔板前，拿出一瓶半满的五分之一加仑容量的苏格兰威士忌。我把我的酒杯拿过来，给自己倒了至少有四指高的威士忌——多少是倒的时候有点儿没控制好。我对酒杯打量了短短的一刹那，然后，像西部片中那个久经沙场的真汉子一样，面无表情地一口喝了下去。我不妨提一句，我这会儿回忆起来，还感觉不寒而栗。就算我当时是二十三岁吧，这是任何血气方刚的二十三岁傻瓜在同样情况下都可能干出来的事。我不是想说事情就那么简单。我是说我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酒鬼。一般只要一盎司的威士忌下肚，我不是吐得天翻地覆，就是开始扫视屋内，看有没有不相信我能喝酒的人。要是两盎司下去，我曾经干脆不省人事。

然而，这一天——说句再低调不过的话——不是平常的某一天，我记得等我拿起托盘拔脚离开厨房的时候，我竟然一点没有感觉到平常几乎立即会出现的生理变化。我的胃里似乎正产生一股力道空前的热量，但仅此而已。

我端着满满的托盘走进客厅的时候，客人们的举手投足并没有发生什么鼓舞人心的变化，只是那位新娘父亲的大伯已经加入大部队，屋内倒是平添几分生气。他将自己安置在我那条已故的波士顿公狗过去睡觉的椅子里。他架起两条小短腿，头发梳得很齐整，那摊肉汤渍还是那么显眼，而且——快看呀——他的雪茄已经点上了。我们互相更为热烈激动地打了个招呼，仿佛这样一次次相见又分别，突然让彼此都感觉没有必要，拖延太久，再也难以忍受了。

中尉仍然站在书架边上。他正翻看着一本他取下来的书，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我始终没搞清楚是本什么书。）希尔斯本太太此刻坐在沙发上，离新娘父亲的大伯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她看上去明显振作多了，甚至可说精神焕发，我想是重新施了一层面饼脂粉的缘故。她正翻着一本杂志。“哦，太好了！”她说，看见了我放在茶几上的托盘，口气像是在社交晚宴上。她抬头一派喜庆地对着我微笑。

“我在里头只放了一点点杜松子酒。”我撒了个谎，一边开始搅酒。

“这里现在真是又舒服又凉快，”希尔斯本太太说，“想起来了，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说着，她放下杂志，站了起来，绕过沙发走到写字台边上。她伸手把一个手指头按在墙上的某一张照片上。“这个漂亮的孩子是谁啊？”她问我。空调平稳持续地运转，且又有时间重施脂粉，希尔斯本太太已经不再是那个毒日头底下站在七十九号街施拉夫特糖果店门外的萎靡不振、抖抖索索的小孩了。她此刻跟我说话又是一副干脆利落、四平八稳的架势，跟当初我在新娘的外祖母家门口钻进车子后她问我是不是小迪克·布里刚扎时一个样儿。

我正搅着克林斯酒，这时便停了手，绕过去走到她身边。她把一个像喷过漆一样的指甲按在一张1929年《智慧之童》全班人马的集体照上面，特别点着其中的一个小孩。我们一共是七个人，围坐着一张圆桌，每个孩子跟前有一个话筒。“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最最漂亮的小孩，”希尔斯本太太说，“你知道她长得有点像谁吗？眼睛和嘴角那一块儿？”

大概就在那一刻，一部分的威士忌——要我说，大概是一指高那么多的威士忌——开始起作用了，我差一点儿就回答说：“小迪克·布里刚扎。”但是某种小心的本能仍然占了上风。我点点头，说出了那个电影演员的名字，那天下午早些时候伴娘曾提起过她，连带外科缝的那九针。

希尔斯本太太盯着我。“她也参加过《智慧之童》节目？”她问。

“大约有两年时间，是的。上帝，是的。当然，用的是她的真名。夏洛蒂·梅休。”

中尉这时候已经站在我身后，在我的右侧，抬头看着照片。听我提到夏洛蒂的艺名时，他便离开书架，也凑过来看。

“我不知道她小时候也上过电台！”希尔斯本太太说，“这我可不知道！她小时候那么聪明吗？”

“不是，她大部分时间就是很吵，真的。不过她当初唱歌就跟现在一样好。而且她很能鼓舞士气。她常有意安排，在播音的时候好坐在我哥哥西摩边上，每次他在节目里说了什么让她开心的话，她就踩他一脚。类似用手拧一把，只不过她是用脚。”我发表这一小段说教的时候，把两只手放在写字台前那把直背椅子靠背最高的一段横档上。突然，我的手就滑了下来——就像人的胳膊撑在桌子或者吧台上的时候会突然“滑倒”那样。不过我几乎在失去平衡的同时立即又恢复了平衡，希尔斯本太太和中尉似乎都没有察觉到。我抱起胳膊。“有些晚上西摩表现超常，回家的时候就会有点一瘸一拐的。这都是真的。夏洛蒂不光是踩他的脚，她还使劲跺呢。西摩不在乎。他爱那些踩他脚的人。他爱吵吵闹闹的女孩子。”

“呵，这多有趣呀！”希尔斯本太太说，“我真是从来不知道她还上过电台这码子事。”

“其实是西摩让她上的，”我说，“她是一位骨科医生的女儿，跟我们同住河滨大道的一幢大楼里。”我重又把手放到直背椅子的椅背横档上，然后把全身的重量都压了上去，一半是靠它支撑，一半是装出一副趴在后院栅栏上缅怀往事的样子。这会儿，我感觉光是自己的声音就悦耳动听。“我们那时候玩街头棒球——你们两位究竟有兴趣听这些吗？”

“有啊！”希尔斯本太太说。

“有天放学后，我和西摩，我们在大楼的一边玩街头棒球，有人从十二楼朝我们身上扔玻璃弹子，就是夏洛蒂。我们就那样认识了。认识的那个礼拜，我们就拉她参加了节目。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她会唱歌。我们要她参加只是因为她有一口非常动听的纽约口音。她有一口迪克曼街的口音。”

希尔斯本太太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对于一个敏感的往事追述者而言，这样的笑声当然足以致命，不管他是绝对清醒的状态还是其他什么状态。她明显是在盼着我早点讲完，好让她向中尉提出那个她一门心思想问的问题。“你觉得她长得像谁？”她迫不及待地对他说，“尤其是眼睛和嘴角那一块儿。她让你想起什么人没有？”

中尉看看希尔斯本太太，然后抬头看看照片。“你是说她在这张照片中的模样，小时候的模样？”他说，“还是说现在的模样，她在电影里的模样？你指的是哪一种？”

“都包括，说真的，我觉得噢。但是尤其是这张照片。”

中尉细细打量照片——着实严肃，我觉得，就好像他对于希尔斯本太太让他细看照片的要求相当不赞同，毕竟她是个女人，且还是个平民百姓。“穆丽尔，”他干脆地说，“这张照片上像穆丽尔。头发什么的都挺像。”

“一点没错！”希尔斯本太太说。她转向我。“一点没错，”她又说了一遍，“你见过穆丽尔吗？我是说你见过她把头发扎成一个可爱的大——”

“我没见过穆丽尔，今天是第一次。”我说。

“哦，没关系，听我的话没错。”希尔斯本太太意味深长地用她的食指弹了弹照片，“这孩子可以当穆丽尔小时候的替身。分毫不差。”

威士忌的劲道正稳步上升，我无法完整地消化这段信息，更别说考虑它可以引申出去的种种含义了。我走回到茶几边上——差不多走的是直线，我觉得——继续搅动罐里的克林斯酒。新娘父亲的大伯在我经过他附近的时候，想引起我的注意，欢迎我重新露面，但是我被穆丽尔长得像夏洛蒂这回事搞得心神不宁，没有回应他的招呼。而且我感到有点儿头晕。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坐在地板上搅酒，但我没有放纵这一冲动。

一两分钟后，我正要开始倒酒，希尔斯本太太向我提了个问题。这个问题像歌声般穿过房间，飘到我的耳际，旋律款款动人。“如果我打听一下伯威克太太之前偶然提起的那个意外事故，不会太冒昧吧？我是说她讲起的缝了九针的事儿。我是说，你哥哥是不小心推了她一下之类的吗？”

我放下那只似乎出奇笨重的酒罐，朝她那边望去。说也奇怪，尽管我正隐隐感到头晕，但是远处的形象一点儿也还没开始变得模糊。屋子另一端的希尔斯本太太作为我目视的焦点，看着反而显得格外清晰。“谁是伯威克太太？”我说。

“我太太。”中尉回答道，略微有点儿生硬。他也正看着我，也许只是作为一人委员会的成员在调查什么原因使我调酒花了这么长时间。

“哦。她当然是咯。”我说。

“那是场意外吗？”希尔斯本太太穷追不舍，“他不是故意那么干的吧，是吗？”

“哦，上帝啊，希尔斯本太太。”

“请原谅，您说什么？”她冷冷地道。

“对不起。别把我的话当真。我有点儿醉了。五分钟前我在厨房自己喝了一大杯——”我突然打住了，猛地一回身。我听到没有铺地毯的过道里传来一阵熟悉的沉重的脚步声。声音冲我们而来——直逼我们而来——速度极快，一转眼，伴娘已经卷进了房间。

她没有对任何人看一眼。“我终于打通电话了。”她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出奇的平淡，连重音符的影儿都不见了。“打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她神态紧张，脸热得似乎要爆炸了。“那是冰的吗？”她问，不等人回答，已一步不停地走到茶几边上。她拿起我一两分钟前倒了一半的一只酒杯，一仰脖喝了个干净。“那是我一辈子待过的最热的一个房间，”她说——不是特意说给任何人听的——然后放下空酒杯。她提起酒罐，又倒了半杯，罐里的冰块叮叮当当直响。

希尔斯本太太早已经来到茶几附近了。“他们说什么了？”她急不可耐地问，“你跟蕾娅说话了吗？”

伴娘先把酒喝了。“我跟每个人都说了一圈。”她说，一边放下酒杯，“每个人”这三个字念得挺严肃，但是就她而言，这样的强调语气算是格外平淡了。她先看看希尔斯本太太，然后看看我，然后看看中尉。“你们都可以松口气了，”她说，“什么事都没了，呱呱叫。”

“你这是什么意思？发生了什么事？”希尔斯本太太尖声说。

“我已经说了。新郎不再因为幸福感而不舒服了。”伴娘的声音中重新出现了那种熟悉的腔调。

“怎么会呢？你跟谁说话了？”中尉对她说，“你跟菲德尔太太说话了吗？”

“我说了，我跟每个人都说了一圈。每个人，除了那个害羞的新娘。她已经跟新郎私奔了。”她转向我。“你究竟在这酒里放了多少糖啊？”她烦躁地问，“这味道完全像——”

“私奔了？”希尔斯本太太说，一边伸手按住自己的喉咙。

伴娘看着她。“行了，别紧张，”她建议道，“你可以多活两年。”

希尔斯本太太呆呆地坐到沙发上——事实上，就坐到了我边上。我正抬头盯着伴娘看，我肯定希尔斯本太太也立即学我的样了。

“明摆着的是，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人就在公寓里。那么穆丽尔立即就打点行装，然后两个人走了，就那样。”伴娘煞有介事地耸耸肩。她又拿起酒杯，喝干了酒。“反正，我们都被邀请去参加结婚宴席。新郎新娘都走了，不知道该叫什么好了。据我了解，已经有一堆人在那边了。电话里听起来大家都乐得不行。”

“你说你跟菲德尔太太说话了。她说什么了？”中尉问。

伴娘摇摇头，相当神秘莫测。“她真了不起。我的上帝，多了不起的女人。她听起来完全正常。据我了解——我是说根据她所说的——这个西摩答应去看心理分析师，把自己矫正过来。”她又耸了耸肩。“谁知道呢？也许一切都会妙不可言呢。我太累了，没法再想什么了。”她看着她丈夫。“我们走吧。你那顶小帽子呢？”

等我回过神来，伴娘、中尉和希尔斯本太太已经排着队朝大门走去了，我，作为他们的主人，也跟在他们后面。此时我已经明显开始摇摇晃晃了，但是由于没人回头看，我想我这状况也没有人注意到。

我听到希尔斯本太太对伴娘说：“你会过去那边，还是怎么着？”

“我不知道，”对方答道，“我们就算去，最多也就待个一分钟。”

中尉按了电梯铃，三个人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电梯的指示灯。似乎谁也不想再讲话了。我站在公寓的门道里，离他们几英尺，两眼模糊地看着。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说了声再见，很大声，他们的三个脑袋齐刷刷地转向我。“哦，再见。”他们对我喊道，就在电梯门要关上时，我听到伴娘喊了一声：“谢谢你的酒！”

我回到屋里，摇摇晃晃的，一边想把上衣的纽扣解开，或者不如说是使劲地扯开。

尚有一位客人留下没走，他热烈地欢迎我回到客厅——我都已经把他给忘了。我一进屋，他便向我举起一只斟得满满的酒杯。事实上，他是真的向我挥舞着酒杯，脑袋上下直点，咧嘴笑着，仿佛这是一个我们双方都已经盼望良久的时刻，这一盛况空前的欢庆时刻终于到来了。我发现这一次的重逢，在咧嘴大笑上我没法跟他旗鼓相当了。不过我记得自己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我走过去重重地坐在沙发上，正对着他，总算把上衣扯开了。“你难道无家可归吗？”我问他，“谁照看你呢？公园里的鸽子吗？”面对这些挑衅的问题，我的客人更加兴致勃勃地向我敬酒，对我挥舞着他的克林斯酒，好像那是一大杯啤酒。我闭上眼睛，在沙发上躺下来，把脚搁上来，然后摊手摊脚地躺着。但是这样一来我感到屋子在转。我坐起来，把脚一下子甩到地板上——动作做得太突然了，而且非常不协调，以至于我不得不把手撑在茶几上保持平衡。我身子往前，佝偻着坐了一两分钟，眼睛闭着。接着，我坐着伸手拿过酒罐，给自己倒了一杯克林斯，酒和冰块倒得桌子和地板上到处都是。我手里拿着倒满的酒杯，又坐了几分钟，没有喝，然后我把酒杯放在茶几上的一摊酒水中。“你想知道夏洛蒂是怎么会缝了那九针的吗？”我突然问道，声音在我自己听起来完全正常。“我们当时在北部的安大略湖。西摩给夏洛蒂写了封信，邀请她来我们家做客，她母亲最后同意了。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早上，她坐在我家车道正中的地上摸波波的小猫，西摩向她扔了块石头。他那时十二岁。这就是全部的经过。他向她扔了块石头因为她跟波波的猫坐在车道正中的地上，看上去太美了。所有的人都知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夏洛蒂、波波、维克、沃特，全家都知道。”我盯着茶几上锡质的烟灰缸。“关于这件事，夏洛蒂跟西摩从来没提过一句话。一句也没提。”我抬头看着我的客人，有点期待他质疑我，期待他说我是在骗人。我当然是在骗人啦。夏洛蒂从来也没弄明白西摩为什么要向她扔那块石头。然而，我的客人没有质疑我。恰恰相反。他冲我充满鼓励地笑着，仿佛就这个主题不管我还会说什么，他都会当作绝对的真理来接受。然而，我站起身，离开了房间。我记得，走到房间正中的时候，曾想过要回去捡起地上的两个冰块，但是感觉这个任务实在太艰巨了，我便继续一路来到走道里。经过厨房门的时候，我脱下上衣——是剥下来——然后扔在了地板上。当时感觉那就是我一向放衣服的地方。

走进浴室，我在放脏衣服的篮子前站了几分钟，犹豫着该不该拿出西摩的日记再看看。我不记得自己想出了多少该看还是不该看的理由，但是我最后还是打开篮子，取出了日记本。我拿着它又在浴缸边上坐了下来，飞快地翻动书页，直到翻到西摩写的最后一段：

有个士兵刚给机场的停机坪打了电话。如果云层继续散开的话，我们显然不等天亮就可以起飞了。我打电话告诉穆丽尔。感觉很奇怪。她接了电话，但是一个劲儿地说喂。我说什么她都听不到。她差一点儿就挂断了。我要能冷静点就好了。奥本海姆想在停机坪给我们打来电话前再睡一会儿。我也该睡一会儿，但是我太兴奋了。我打电话给她是想让她，请求她，跟我走，然后结婚。我太兴奋了，不能跟很多人在一起。我感觉仿佛自己即将出世。神圣、神圣的一天。电话线路太糟糕了，大部分时候根本说不了什么话。当你说我爱你的时候，电话那头的人却在喊“什么？”这有多么可怕。我整天都在读一本叫《奥义书》的杂选集。婚姻的双方将彼此服侍。彼此提携、帮助、教导、鼓舞，但最重要的是服侍。抚养孩子要带着尊严、慈爱以及超然的态度。孩子是家中的客人，应该获得爱与尊重——绝对不能被占有，因为孩子是属于上帝的。说得多棒，多么有道理，多么难以做到，但是如此美丽，因而也是真理。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担当起责任的喜悦。奥本海姆已经上床睡了。我也该睡了，但是我睡不着。得有人陪我这个幸福的人坐坐。

我把这段日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合上日记本，带进了卧室。我把它扔进窗台座上的西摩的帆布包里。接着，我多少有点故意地倒在了比较近的那张床上。我还没碰到床就睡着了——或者，可能是晕过去了——或许感觉如此。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我醒过来，头痛欲裂，唇干舌燥。屋里几乎漆黑一片。我记得自己在床沿上坐了很久。然后，由于渴得厉害，我站起身慢吞吞地朝客厅走去，指望茶几上的酒罐里还剩着一点儿清凉的液体。

我那最后一位客人显然已经自行离开公寓了。唯有他那只空酒杯和锡质烟灰缸里的雪茄烟蒂说明他曾经存在过。我仍然觉得当时应该把他的雪茄烟蒂捎给西摩，可以作为一般的结婚礼物。装在一只小小的、精致的盒子里，只是这根雪茄。也许再附上一张白纸，权作解释。

西摩：小传

让我恐惧的是，只要笔下人物一登场，我就深感关于他们我所写的一切大都是虚妄的。虚妄，因为我写他们时总是一往情深（甚至这一刻，当我写下“一往情深”，这份深情便也随之成为虚妄），同时我的创作力却又变幻不定，这一创作力无法直击真实人物的要害，反而在我的一往情深中迷失了自己。这份深情使我永远无法满足于自己的创作力，并因此阻止创作力的发挥，还以为是出于对人物的保护。

这就（打个比方）好比作家的下一笔会是个笔误，好比这个文秘性质的错误已经意识到自己是怎么回事。或许这不是什么错误，相反，从更深的意义上来看，它却是整个作品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就好比这个文秘性质的错误要跟作者造反，出于对作者的厌恨，它不允许作者纠正自己，要对他说：“住手，不许将我抹去，我的存在足以证明你是个何其拙劣的作家。”

有时候，老实讲，我觉得这是鸡蛋里挑骨头，不过对于时年四十的我来说，普通读者，我只能同甘不可共苦的朋友，就是我最后的真正同时代的心腹密友。早在我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一位我这辈子所认识的最有趣，同时最不狂妄自大的民间艺术家曾苦口婆心地劝过我，让我尽量持久冷静地观察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哪些愉悦，不管这关系本身有多特别或者可怕；他觉得我和读者的关系是属于前者。问题是，作家连普通读者是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又怎么去观察这样一种关系所带来的愉悦呢？读者知道作者是什么人的情况自然司空见惯，不过究竟什么时候会有人问某个故事的作者，他觉得自己的读者会是何方人士？值得庆幸的是，为了激励自己，为了在此一抒胸臆——我觉得再这样没完没了地铺垫下去，这份胸臆就该胎死腹中了——很多年以前，关于我的普通读者我便已经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了；也就是说，关于你。恐怕你会全盘否定，但是我真的没法以你的话为准。你绝对是个喜爱鸟的人。很像约翰·巴肯的短篇小说《斯库尔·斯凯瑞》里的那个人，这本书是我在没有什么好导师的自习时代迫于小阿诺德·L.舒格曼的压力读的。你是这样一种人，你当初喜欢上鸟就是因为鸟激发了你的想象力；鸟让你着迷，因为“在所有的生灵中鸟似乎是最接近纯粹的灵魂的——这些正常体温125度的小生灵”。可能就像这个约翰·巴肯笔下的人物，你也有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此类想法；你会这样提醒自己，对此我深信不疑：“肚子大小不如一粒豆子的戴菊可以飞越北海！弯嘴滨鹬的繁殖地在最北面，只有三个民族的人见过它们的鸟巢，可是它们会飞到塔斯马尼亚去度假！”当然如果我期望自己的普通读者属于那三个亲眼见过弯嘴滨鹬的鸟巢的民族之一，未免有点痴心妄想，但是，我感觉，至少我跟他——我是说跟你——已经熟悉到可以猜出此刻何种善意的姿态方可博得你的欢心。既然你我心照不宣，那么，我的老知己，在我们加入他者之前，加入那些铺天盖地无所不在的人们之前，这些人里我相信包括中年快车一族，他们一心要把我们飙上月球，包括达摩流浪汉们，包括为思想者生产香烟过滤嘴的人，还包括垮掉的一代、懒散的一代、任性的一代，包括被选中的信徒们，所有高尚的专家（我们对自己那些可怜的小小的性器官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些专家全都了如指掌），还有所有那些骄傲的、留着胡子、不学无术的年轻人、技术三流的吉他手、禅宗杀手，以及公司里唯美主义的泰迪仔们[8]，在这个基尔罗伊[9]、耶稣和莎士比亚都曾停留过的壮观的星球上，这些泰迪仔只会盯着自己那个彻底蒙昧无知的鼻子（请别让我住嘴）——在我们加入这些别的人之前，我私底下对你说，老朋友（恐怕真的是冲着你说），请收下我送给你的这一束刚刚绽放的、毫无扭捏之态的括号之花：（（（（））））。我想，其实这束非花之花原本是代表我此刻写作时的青蛙腿——罗圈腿——的精神和体态。说句内行话，我要么不开口，开口就只喜欢说内行话（而且，再说得不客气点儿，我能一口气说九国话，其中四种都是早已没人说的语言）——说句内行话，我再重申一遍，我是个幸福到癫狂的人。我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哦，有过一次，也许吧，我十四岁的时候，写了一个故事，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有几道在海德堡决斗后留下的伤疤——男主角、坏蛋、女主角、女主角的奶奶、所有的马和狗。当时是正常的幸福，可以这么说，不到癫狂的地步，不像这一次。言归正传：我碰巧知道，可能也就知道这些，身边有一个幸福到癫狂的写东西的人会让人精疲力竭。当然，目前为止，处于这种状态的诗人是最“难弄的”，但即便是作家，如果同样的幸福感发作，一样会在体面人跟前大失常态；不管发作的是什么，总归就是发作。尽管我认为一个幸福到癫狂的作家能在纸上做不少好事——最好的事，我真心祈望——尽管如此，我还是怀疑他没法做到适度、节制或者简洁，这一点千真万确，而且更是不言自明；他所有短小精悍的段落全都不翼而飞了。他没法置身事外——或者说极少有松弛的时候，即使偶尔如此也总是将信将疑。在经历了如此巨大而耗费精气的幸福感之后，他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另一种愉悦，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常常是相当微妙的一种愉悦，他已经不可能再以那副坐在围栏上的气定神闲的样子出现在书里了。最糟糕的是，我觉得，他已经不可能再去顾及读者最迫切的需求，即想看到作者赶紧把故事说下去的需求。这也是我在前文献上象征性括号的部分原因所在吧。我心里清楚，相当多的绝顶聪明人士在听故事的时候无法忍受加在括号里的评论。（我们会收到此类忠告信件——多数是正在准备论文的人发给我们的，他们出于非常自然的、燕麦片似的冲动，会在学习之外的时间偷偷给我们写信。但是我们会读，而且通常我们读到什么就会相信什么；好的，坏的，或者无动于衷的东西，只要是成串的英语，就会让我们全神贯注，就好像出自普洛斯波洛[10]之口。）我就地声明，从现在开始我不仅会随时自言自语（我不敢保证就不会出现一两处脚注），而且如果我看到哪些脱离情节线索的内容让人激动或者很有意思，值得发展下去的话，我就会时不时地亲自跳到读者背上去。速度，此时此地，上帝救救我的美国臀部，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然而，总是有些读者真的需要最有节制的、最经典的，而且可能是最灵活的写作方式才能抓住他们的注意力，那么我的建议是——这一建议带着作为一个作者对这类事能表现的最大诚意——这样的读者不妨立即走为上策，我能想象走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件好事，而且轻而易举。随着文章的推进，我可能会继续指点一些出口，但是我不能肯定我还会装出像现在这么真心诚意的样子。

本文第一、第二段都是引用的，我的借题发挥这就开始了。“让我恐惧的是，只要笔下人物一登场……”是引自卡夫卡。第二段——“这就（打个比方）好比作家的下一笔会是个笔误……”——引自克尔凯郭尔（一想到克尔凯郭尔的这段文字有可能让一些存在主义者或者著作超等身的法国学界名流们以及他们的——反正，就是让这些家伙小吃一惊吧，我的两只手就几乎忍不住要很不雅观地互相磨搓起来）。[1*]引用自己喜爱的作家的作品就非得有一个无懈可击的理由，对此我倒真的并非有多么坚信不疑，但是如果能有这样一个理由的话，我告诉你，那总归是件好事。我觉得我引用的这两段，尤其是这样紧挨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代表了四位已故者的精髓，不仅仅是卡夫卡和克尔凯郭尔，而是那四位臭名迥异的病人，或曰适应力偏差的单身汉（四人中或许只有梵高才有理由不在这里友情现身），当我需要任何关于现代艺术进程的可靠信息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求教于他们四位——有时候是真的痛苦不堪。我即将在此组装一大堆素材，而我本人与这些素材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这一点我基本上就是通过重现以上那两段引用文字来表明的——若在别处，我会毫无顾忌地把这种关联说清楚，作家在这一点上再怎么直接，或者再怎么开门见山，都不足为怪。尽管可能对于相对新生代的文学评论家来说，这两段短小的引文显然能够为他们撰写评论带来某种便利，这种考虑，或者说这种想入非非，让我感到些许安慰——这些为数不少的民工（士兵，我想这样称呼也未尝不可）长时间在我们那些业务繁忙的“新弗洛伊德艺术文学诊所”里工作，往往怀揣着出人头地的渺茫梦想。尤其是，或许吧，那些仍然非常年轻的学生和乳臭未干的临床医师们，他们自己绝对没有心理问题，他们自己（不可否认，我想）没有任何天生的变态的“趋美情结”，他们计划日后要专攻审美病理学。（十一岁那年我曾眼睁睁看着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一位艺术家病人，当时他还穿着七分裤，被一群知名的弗洛伊德专家检查了六小时四十五分钟，自那以后，坦白说，只要提起审美病理学，我的心就会硬如火石。这些专家差一点就要给他做脑切片了，我的观点当然不完全可靠，连着好几年我都相信他们之所以最后没有下手只不过是因为时间有点晚了——凌晨两点。我此时此地的态度便是：硬如火石，但并非冥顽不灵。虽然我也清楚我正走在一条细绳或者一块窄板上，但是我想再多走一分钟；不管有没有做好准备，我等了这么多年，累积了这么多情感，是我一吐为快的时候了。）关于一位有着非凡卓越、惊世骇俗的创造力的艺术家，人们当然说什么的都有——我在此处暗示的都是画家、诗人和真正的文学大师[11]。这些传闻之一——对我而言，绝对可说是其中最振奋人心的一则——说他即便在心理分析出现前的黑暗时代，也从来不曾对他的职业批评家们怀抱深深的敬意，反倒是以他那种总体上不甚健全的社会观，常把他们同真正的书商和画商，还有其他那些也许富得令人艳羡的坎普派艺术追随者们，混为一谈；偶有报道称，他承认这些坎普派艺术追随者宁可尽力搜罗不同种类而且可能更干净一些的作品。不过至少在当下，关于一个虽缠绵病榻却仍有丰富创造力的诗人或者画家，会有哪些颠来倒去的传言呢，在我看来，不外乎说此人是一个超大号的精神病，但也是千真万确的“经典”精神病，一个畸形人，偶尔才会心生弃暗投明的念头，但从来不会是真心的；或者，按英语中的说法，一个“病人”，他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就好像他真的一心要放弃他的艺术和灵魂，只是为了体验其他人的所谓健康身心，虽然据说他总是像个孩子一样否认这一切；然而（流言在继续）每当有人闯进他那个看起来病恹恹的小房间——真正爱着他的人会经常闯进去——对他的病痛关切地问长问短时，他就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好像不知道该怎么从建设性的临床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即便是大诗人、大画家，一般在早晨的时候也会比别的时间兴致更高些，可是他一大早看上去反而比任何时刻都更反常，更铁了心地由着自己尽情发病，仿佛借着又一个光天化日，又一个要工作的日子，他想起了所有的人最后都是一死，包括那些健康的人，死时往往优雅尽丧，但是他，幸运的人，至少造成他身心俱疲的是最让他兴奋的东西，是不是病都无所谓。如果还有人通过理性的推导得出结论，说最后这条传言没有确凿的事实根据，我实在难以理解，尽管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有点大逆不道，因为毕竟这位已死的艺术家是我的至亲，在这篇类似檄文的东西里，从头到尾我所暗示的人一直都是他。当我这位非同寻常的亲人尚在人世的时候，我像只老鹰般注视着他——几乎是目不转睛地，有时候我这样觉得。以任何符合逻辑的方式来定义他，他都是一个非健康的样品，最糟糕的时候，晚上和傍晚的时候他的确不仅会痛苦地呻吟，而且还会大声呼救，而当所谓援助之手伸向他的时候，他也的确拒绝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语言说出自己到底是哪里在痛。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公开对这方面的所谓专家们吹毛求疵一番——那些学者、传记作家，尤其还有那些曾经在这所或者那所公立心理分析学校受过教育的当前的学术权威们——特别是下面这一点，我绝对咬住他们不放：这些专家虽然上门来了，却不懂得如何倾听痛苦的呻吟。当然，他们是没这个本事。他们是长着锡耳的贵族。凭着这么糟糕的设备，这样的一副耳朵，任何人都不可能仅仅通过呻吟的音量和音质，找到痛苦的源头。凭着这种下三烂的听力设备，我想，最多也就是发现，或者诊断一些跑调的、细若游丝的弦外之音——连对位音都算不上——起因要么就是不幸的童年，要么就是混乱的力比多。但是真正的痛苦，这样满满一救护车的痛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必然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位真正的诗人或者画家难道不是一位先知吗？事实上，他难道不是我们地球上唯一的先知吗？先知显然不是科学家，先知也肯定不是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学家中唯一的一位伟大诗人就是弗洛伊德本人；他的耳朵也有点小毛病，毫无疑问，但是有谁会在心智正常的情况下否认弗洛伊德是一位史诗诗人呢？）原谅我；我马上就要说完了。在一位先知身上，到底哪一部分器官必然会遭受最可怕的蹂躏呢？当然是，眼睛。亲爱的读者，请您出于最后的宽宏大量（如果您还在这里的话），再读一遍我一开始引用的卡夫卡和克尔凯郭尔的那两个小段落。难道还不一目了然吗？这些呻吟难道不是直接来自眼睛吗？不管验尸官报告上说的是否大相径庭——不管他宣布的死因是肺病，还是孤独，还是自杀——真正的先知艺术家是怎么死的难道还不清楚吗？要我说（而下文所说的一切，在我的存在之上或挺立或匍匐的一切，至少也都是近乎正确的吧）——要我说，真正的先知艺术家，这位能够也确实创造了美的崇高的傻瓜，他死于自己良心的强光，他拥有神圣的人类的良心，这一良心的形状和颜色足以让人失明。

我的信条已悉数罗列。我往后一靠。我叹了口气——恐怕是幸福地叹了口气。我点上一支穆拉牌香烟，然后继续，上帝保佑，我要做的事情。

关于这个副标题，“小传”，在书的最最上边那块儿，我有几句话要说——我会尽量言简意赅。我间或也有神志清醒的时刻，便能坐下来，稍稍安静一会儿，至少在这些时刻我笔下的主人公将是我已故的大哥，西摩·格拉斯，1948年，时年三十一岁的他（我想使用类似讣闻的一个长句）在佛罗里达与妻子一起度假时自杀身亡。西摩活着的时候，对很多很多人来说，他都具有很多很多的意义，而对于他那一大家子的兄弟姐妹来说，他则意味着一切。对我们来说，他是真实的一切：他是我们蓝条纹的独角兽，我们燃烧着的双透镜镜片，我们的天才咨询师，抑或便携式良心，我们的压舱人，我们唯一的大诗人。此外，不可避免的是，我想，一则他从来不属于沉默是金型的人物，二则他小时候有将近七年时间一直上一个电台的儿童智力节目，是东海岸的小明星——于是不可避免地，他也是我们中臭名远播的“神秘主义者”，我们中“精神不稳定的那一位”。既然我一开场就要来个竹筒倒豆子，我干脆再声明一下——如果可以扯着嗓子声明的话——西摩的脑袋里一直在策划自杀也好，从没策划过自杀也好，他都是唯一的那个人，与我形影不离、一起东闯西荡的唯一的那个人，大多数时候，在我眼中，他的身上都烙印着属于穆科塔（解脱的人）的经典标记，一个傻呵呵的蒙受神启的人，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无论如何，他的个性不是我所知道的任何叙述手法可以描述的，我也无法想象任何人，尤其我自己，试图一次性地描绘西摩，或者在相当简单的一系列场景中描绘他，无论是按月还是按年进行。言归正传：我最初的计划是要写一个关于西摩的短篇故事，起名为“西摩之一”，“之一”嵌在题目里与其说是方便读者，不如说是方便巴蒂·格拉斯，也就是我自己——这样的题目一目了然，势必会有别的故事接二连三地跟上（西摩之二、之三，还可能有之四）。这些计划早已不复存在。又或者，如果这些计划仍然存在——而且我怀疑事实更可能如此——那么它们也早已转入地下，并且可能已达成共识，即我一旦准备实施计划，就会隔着地面敲三下。但是眼下只要谈及我的大哥，我就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了。我觉得我就是一本词汇书，每句话都在介绍我的大哥，我做不到置身事外。我相信我的本质由始至终都没有变过——我一直都是一个叙述者，但我是一个有着极端迫切的个人需求的叙述者。我想介绍，我想描述，我想散发回忆录和护身符，我想打开我的钱包把里面的快照传个遍，我想跟着感觉走。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我根本不敢接近短篇小说这种写作形式。像我这样无法置身事外的小胖作家是会被短篇小说生吞活剥的。

可是我有很多很多听起来很没分寸的话要跟你说。比如关于我的大哥，我已经急不可耐地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你肯定已经注意到了。你还可能注意到——我知道我自己也并非毫不知情——目前为止我所说的关于西摩的一切（以及他大致的血型，也可以这么说）都是一派眉飞色舞的颂扬之词。我只得稍作停顿，这样也好。我此番并非葬兄，而是掘墓，是大唱赞歌，尽管如此，恐怕天下头脑冷静、不偏不倚的叙述者的名声多少是要毁在我的手里了。难道西摩什么缺点、什么毛病、什么坏心眼一概没有吗，哪怕只是一笔带过呢？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是位圣人不成？

谢天谢地，我没有义务回答这个问题。（哦，幸运的一天！）干脆这么说吧，西摩的个性特点之多颇可媲美亨氏公司的食品种类，一旦他处于定期发作的敏感期或者害羞期，家里所有的小孩就会陷入恋上杯中物的危险。首先，有一种人总是在你能想象到的最奇怪的地方寻找上帝，而且他们显然很成功——比如，在电台主持人身上，在报纸里，在计价器被动了手脚的出租车上，其实也就是所有地方——在这些人身上肯定存在着某一个尤为可怕的标记。（郑重声明，我的大哥在他大部分的成年期一直有一个让人心烦的习惯，就是用他的食指在装得满满的烟灰缸里做实地调查，把所有的烟头都推到烟灰缸的各个角落里——一边这样忙活一边咧着嘴直乐——就好像他正盼着看到耶稣本人像个小天使般蜷缩在烟灰缸的正中间，而且看上去西摩从来没有失望过。）高级别信教者、高级别无宗教派别者，或者任何此类的高级别者（“高级别信教者”一词固然臭名昭著，但是我殷切地把伟大的维韦卡南达所描述的基督徒都算在“高级别信教者”之内；他曾说过“亲见耶稣，即为基督徒；余者皆空言”）——这类人身上最普遍的标记就是他常常表现得像个傻瓜，甚至像个白痴。家里有个大人物，却不能指望他常常表现得像个大人物，这对这家人也是个考验。我的悉数罗列即将告一段落，但这之前我必须先描述一下西摩最考验人的一个性格特征。这跟他的说话习惯有关——或许应该说是跟他说话习惯中反常的那部分有关。一旦开口，他要么简练得像特拉普派隐修院的看门人——有时候一连几天、几个礼拜都如此——要么就说起来没个完。只要给他上足发条（确切地说，几乎每个人都在一刻不停地给他上发条，然后，当然啦，赶紧找个近的地方坐下来，以便更好地窃取他的大脑内容）——只要上足了发条，他会一连说上几个小时都跟没事人一样，有时候屋子里一两个人也好，十个人也罢，他一概无知无觉。他是个富有灵感的喋喋不休者，且容我郑重声明，但是，即便是最登峰造极的喋喋不休者也不会一直受欢迎，这已经是说得非常客气了。我还必须补充一点，我这样说倒不是出于要给我无形的读者一个“公平”交代的冲动，不管此类冲动多么冠冕堂皇——我想我的理由可能要比这糟糕得多——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相信这位喋喋不休者对什么样的坏话都会照单全收。从我嘴里说出的坏话当然更没商量了。我的身份得天独厚，可以张口就管我的大哥叫喋喋不休者——无论管谁叫喋喋不休者，都是够恶毒的，我想——与此同时我还可以身子往后一靠，简直就像一个王牌在手的人，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记起了很多可以给自己减轻罪名的因素（“减轻罪名”几乎有点词不达意）。我可以把这些因素全部压缩成一个：西摩在青春期的中期——十六到十七岁的样子——他不仅已经可以掌控自己的母语语汇，以及他的许许多多纽约次精英分子的说话腔调，而且他自己真正的诗人的词汇，他的靶心，也已经形成了。他的喋喋不休，他的独白，他的近乎鸿篇大论的训话，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让听众从头到尾如沐春风了——反正对我们家的很多人来说都是这样——打个比方，西摩此时说的话就像贝多芬不再受自己的听力干扰之后创作出的主要作品，确切来说我想到的是升B大调和降C小调四重奏，尽管这样说似乎有点矫情。可毕竟，最初，我们一家一共有七个孩子。而且，碰巧其中没有一个是舌头会打结的。六个天生的语言大师加阐释专家在一间屋子里遇到一个战无不胜的金牌铁嘴，这个问题就严重得有点离谱了。西摩从未争过这个冠军宝座，这没错。而且他是满腔热情地渴望看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能在某次对话中击败他，或者仅仅是在时间上比他撑得更长些。就是这点小事，尽管他当然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在独孤求败——跟所有人一样，西摩也有他的盲点——我们中的某几位正是为此才尤其浑身不自在。事实是，武林盟主的称号永远属于西摩，而且我觉得只要能退位让贤，叫他放弃什么他都会乐意——诚然，这也是最要命的一个问题，而且也将是未来几年里我仍无力深究的一个问题——尽管如此，他始终也没找到一条潇洒归隐的途径。

以前我也写过我大哥，这会儿提起这个感觉亲切，但远不止这个原因。何况只要有人稍微甜言蜜语一把，我完全就可能满口承认我几乎很少有不写他的时候，如果有人拿枪指着我，逼我明天坐下来写一个关于恐龙的故事，我也会身不由己地给这个大家伙添上几笔西摩的举止特征，对此我毫不怀疑——满怀柔情地从杉树顶上咬下一口叶子来，要么这样：满怀柔情地摇晃着他那条三十英尺的尾巴。有些人——不是亲密的朋友——这样问我，我唯一一本出版的长篇小说里的主人公身上是不是没有多少西摩的影子。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这样问我；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发现，要想驳斥这种说法，我就会发一身荨麻疹，但是我不得不说，从来没有一个认识我大哥的人问过我或跟我说过任何类似的话——对此，我心存感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一般的深。我笔下的很多主要人物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曼哈顿英语，都爱冲到连最傻的傻瓜也害怕踏足的地方，在这方面他们都多少有点天赋，而且也同样都被某一种“存在”所纠缠，我倾向于粗略地把这种“存在”等同于“山中的老者”。但是有一点我要宣布，也应该宣布，我曾写过两篇短篇小说，也都出版了，这两个故事全是直接围绕西摩展开的。其中比较新的一个，1955年出版的，详尽描述西摩1942年结婚当天的情景。细节完整到了极点，要说还缺什么，可能就差没有给出席婚礼的每个客人取一个脚印，然后按这些脚印做成雪糕模子让读者带回家留作纪念了。只是西摩本人——这道主菜——从头到尾都没有亲自现身。另一方面，早在四十年代末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更小的短篇，西摩在其中不仅有鼻子有眼，而且他走路、他说话、他下海泡了泡，然后最后一段里他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我的几个直系亲属，虽然大家天南海北，对于我出版的文字他们总会定期挑一些技术性的错误，这一次他们却婉转地向我指出（有点该死的太婉转了，以往他们对我的态度都跟语法学家一个样），这位年轻人，所谓的“西摩”，在我早期的那个故事里又走又说还开枪的人，其实他根本不是西摩，相反，奇怪得很，他倒是像极了另一个人——哎哟，你还别说——就是我本人。说得没错，我想，至少让我这个手艺人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败。虽然对这一类的败笔找不到什么好的借口，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提一句，这个故事是我在西摩去世几个月后写的，而且那时的我就和故事里的“西摩”以及“现实生活”中的西摩一样，刚从“欧洲战场”回来。那时我用的是一架德国打字机，就算不说不正常，至少修理后的结果也是差强人意。

哦，这份幸福感是真强劲。它有神奇的解放作用。我觉得，我自由了，而这恰恰一定是你此刻最渴望听到的话。如我所知，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最爱是那些正常体温为125度的纯灵魂的小生命，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你的次最爱自然就是这个人——这个要么爱“上帝”要么恨“上帝”的人（显然他绝不会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这个或至圣至贤或放浪形骸的人，这个道学家或者彻底的反道学家——这个人可以写出一首的确是诗的诗。他是生活在人类之中的一只白腰勺鹬，关于他我自以为略知一二，便急不可耐地要向你和盘托出，关于他的飞行，关于他的体温，关于他那颗不可思议的心。

自1948年初起，我就一直坐在一本活页笔记本上——我的家人真是这样想的——这本本子里有一百八十四首短诗，是我大哥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写的，有些是他在部队时写的，有些写于复员之后，但是大多数都写于部队。我想着不用多久——也就是几天或者几个礼拜的时间吧，我是这样跟自己说的——我会把大约一百五十首诗拱手让给第一个有兴趣的出版商，让这位穿一件熨烫齐整的西装、戴一副相当干净的灰色手套的先生把它们直接拎进他阴暗的印刷所，在那里这些诗很可能被套上一张双色调的护封，后面的勒口上印着几段分明是在诅咒的褒奖之词，通常是从那些“有名”的诗人或者作家处怂恿而来的，这类人可以大言不惭地对自己同辈艺术家的作品作公开的品头论足（他们也习惯于将更为半心半意的颂扬之词留给自己的朋友、貌似不如自己的人、外国人、一夜成名的怪人，以及别种行业里的劳动模范们），接着这些诗就会进入报纸周日文学评论版，如果版面还有地方的话，如果对新出炉的格罗夫·克利夫兰[12]的正宗大传记的评论不是太长的话，会有人言简意赅地把这些诗介绍给热爱诗歌的大众，写手不外乎一小伙固定撰稿人，薪水不高不低的老学究，或者靠写书评赚点外快的人，这些家伙评论起新诗集来倒不一定有多高明或者多热情，但绝对够言简意赅。（我想我不会再这么酸溜溜地来一下了。不过如果还有第二次的话，我也会一样只说大实话。）我选择起身，从这些诗上面站起来，如果对此我可以给出两个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说得过去的，毕竟我已经在它们身上坐了不止十年了——至少也算是新鲜正常而非变态的举动。而且我要把这两个理由都放在一个段落里，就像塞进行李袋一样，一部分原因是我想让这两个理由彼此挨得紧紧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有一个可能很冲动的想法，我觉得在这次航行中我不再需要它们了。

首先是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这无疑也属正常情况，虽然我个人的接受能力差一些。要知道我有四个还活着的弟弟妹妹，个个学富五车，个个伶牙俐齿到难以自控，都是半犹太、半爱尔兰人，且明显也有部分弥诺陶洛斯[13]的血统——两个男孩，一个叫维克，曾经是加尔都西会的一名四处游走的记者修士，如今已经入寺，另一个叫祖伊，是名演员，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却一样深受神的感召，一样是被神选中的一员，两人分别是三十六岁和二十九岁；两个女孩，一个是崭露头角的年轻女演员，叫弗兰妮，另一个叫波波，是位生机勃勃、有偿付能力的威切斯特郡主妇，两人分别是二十五岁和三十八岁。自从1949年起，我时不时地收到这四位显贵的来信，有寄自神学院和寄宿学校的，有发自妇科医院的产房和“伊丽莎白女王号”上位于船身吃水线之下的交换生教室的，在考试、彩排、晨祷和下午两点喂奶之余，他们不约而同地向我发出一系列黑色的最后通牒，暗示有可能会发生到我头上的事情，除非我赶紧对西摩的诗做点什么。有一点也许应该立即说明一下，我既是一个耍笔杆子的人，同时也是纽约州北部一所女子大学英语系的兼职教员，离加拿大边境不太远。我一个人住（但没养猫，这一点我必须声明），在一所即便不算寒酸也绝对是普普通通的房子里，位于丛林深处，在一座山上，而且是比较难攀登的那一边山坡。不算学生、同事以及中年女招待的话，我工作日很少见到别人，或者说是常年不大见人。一句话，我属于自闭文人一族，通过邮件就可以成功地胁迫或者欺负我这样的人，对此我毫不怀疑。可谁都有个饱和点不是吗，现在每每开邮箱的时候，我都会胆战心惊，想到在那些农具广告和银行账单中间总会夹着一张来自我某个弟妹的明信片，写得密密麻麻，啰里啰唆，就是在威胁我，尤其值得补充的是，他们中的两位只用圆珠笔。我放手让这些诗歌发表的第二个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更多是生理而非心理的因素，说真的。（而且，我可以像孔雀一样骄傲地说，这个原因直接指向修辞的沼泽地。）放射性粒子对人体的影响是1959年的热门话题，对老诗歌爱好者来说可不是什么新鲜事。运用得当的话，一段一流的诗是绝佳的热疗方子，而且通常见效很快。有一次，在军队里的时候，我得了一种也许可以叫非临床胸膜炎的病，拖了三个月都不止，我第一次感到真的有了好转都靠我在自己衬衫口袋里塞进了一首貌似非常天真的布莱克的诗，把它当膏药一样贴了一两天。然而，一旦走极端通常就危险了，所谓过犹不及，有一类比我们一般熟悉的一流诗歌更优秀的诗歌，你一旦跟这样的诗接触时间过长，后果将不堪设想。不管怎样，如果能看到我大哥的诗从我这块小小的地盘上撤走，至少暂时如此，我也会如释重负。我的皮肤微微有些烧灼感，但是面积已经不小了，而且原因是明摆着的：西摩青春期的大部分时间以及整个成年期，最打动他的是中国诗歌，其次是日本诗歌，后者同样令他一往情深，这世界上其他任何诗都不曾这样打动过他。[2*]当然，我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获知我亲爱的大众读者，纵然是上当受骗的读者，他们对中国诗或者日本诗到底熟悉抑或不熟悉到什么程度。然而，考虑到对此即便只是略作讨论也可能对我大哥的个性有所揭示，我深感此刻不是我保持沉默和克制的时候。我相信，中国和日本的古典诗词在其最打动人处，往往就是简单明了的倾诉，足以令受邀的窃听者愉悦、豁然、顿悟到九死一生的地步。这些诗可能尤为悦耳，而且通常如此，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一个中国诗人或者日本诗人不擅欣赏柿子之美、螃蟹之肥、玉臂上的蚊子包之妙，那么在“神秘的东方”，无论此人如何才学满腹，他的诗作一旦吟唱如何魅人心魄，就算还有人称他是诗人，也不会是当真的。我内心深处的雀跃感一刻都未停止过，我反复地称之为幸福感，我想并没有叫错，我也清楚这种幸福感随时有可能使整篇东西变成一段傻瓜的独白。尽管如此，对于中日诗人为什么如此神奇而令人欣喜，即便是我也不敢说三道四。然而，我碰巧还是想起了一些事情。（难道你不想知道？）（我不敢说这就是我在寻找的原因，但是我也不能就把它随便丢开不管。）很久以前，有一次，西摩八岁，我六岁，我们的父母举办了一个大约有六十人参加的晚会，就在纽约一家名为阿拉姆卡的老旅馆，我们住的三间半房间里。晚会是因为我父母要正式退出杂技圈而举行的，气氛很感人，也很热闹。大概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哥俩被允许从床上爬起来，去晚会上看一眼。我们不止看了一眼。大家要求我们唱歌、跳舞，我们欣然接受，先是一个人来，然后是两人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小孩都会这样。但我们主要还是站在一边看。快凌晨两点的时候，客人开始陆续离开，西摩求贝茜——我们的母亲——让他给客人拿外套，小小的公寓里外套堆得到处都是，有的挂着，有的随手搭在或者扔在什么地方，连我们的小妹妹睡着的床脚都有。客人中有一打左右是我跟西摩都很熟悉的，有十来个我们或见过，或听说过，剩下的就基本不认识或者完全不认识。我还应该补充一句，客人来的时候我们俩都在床上。然而，通过对这些客人观察了近三个小时，通过对着他们微笑，通过爱他们，西摩——什么问题都没有问——就把每个客人的外套交到了他手中，一次一件或者两件，几乎没有出任何差错，还包括男士们的帽子。（女士们的帽子他没有全部弄对。）我倒不是硬要说此类本事就是中国诗人或者日本诗人所特有的，我更加不是在暗示这是他之所以为诗人的原因。但是我的确觉得一个写诗的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如果不是一眼就能分辨哪件外套是哪个人的，他的诗艺成熟的可能性一定微乎其微。而且我猜掌握这个小本事的年龄极限应该差不多就是八岁。

（不行，不行，我不能这会儿停下来。依我看，以我目前的“状态”，我早已不仅仅是在维护我大哥的诗人地位；我觉得我是在拔掉炸弹的雷管，这个该死的世上的所有炸弹，至少拔个一两分钟——这纯属微不足道的临时的友情奉献，毫无疑问，就是我一个人的。）一般认为中国诗人或者日本诗人最喜欢简单的主题，我若试图驳斥这一观点，自己都会感觉不是一般的蠢呆，可“简单”碰巧是我个人恨之入骨的一个词，因为——无论如何，在我生活的地方——“简单”一词被习惯性地用来形容短得厚颜无耻的东西、节省时间的东西、鸡毛蒜皮的东西、淡如开水的东西以及任何经删节的东西。我个人的恐惧症暂且搁一边，我仍然不相信在任何语言中——感谢上帝——能够找到一个词，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或日本诗人所选择的素材。我不信有谁能为以下这一幕找到一个形容词：一位志得意满、煞有介事的朝臣在自家内院散步，回味着当天早晨他在皇帝面前气势磅礴的慷慨陈词，这时他一脚踩到一幅水墨画，不知是谁丢失抑或遗弃在那里的，大臣一阵懊悔。（哀哉，鄙人究竟是个写小说的；这位东方诗人才不会用黑体，我却没得选择。）伟大的小林一茶会乐呵呵地告诉我们花园里有一朵肥嘟嘟的牡丹。（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我们会不会自己去瞧一眼他那朵肥嘟嘟的牡丹，那是另一回事；跟某些作家和西方的冒牌诗人不一样，具体是谁我也不便指名道姓，小林一茶是不会对我们指手画脚的。）只要一提小林一茶的名字，我就深信这位真正的诗人对于素材根本没得选择。是素材选择诗人，而不是诗人选择素材。一朵肥嘟嘟的牡丹只会让小林一茶看见，而不是其他人——不是与谢芜村，不是正冈子规，甚至也不是松尾芭蕉。这一规则稍事改动同样适用于那位志得意满、煞有介事的大臣。要不是伟大的平民、私生子、诗人刘惕高[14]刚好出现在那时那地，大臣是不敢带着神圣而真挚的懊悔踩上一张画纸的。中国和日本诗歌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两位纯粹的诗人，他们的声音既如出一辙，同时又有着霄壤之别。唐礼九十三岁的时候，有人当面恭维他的智慧与博爱，唐礼偷偷告诉对方，最近自己的痔疮痛得不行了。还有一位，郭晃，也是我要举的最后一个例子，他说起自己已经去世的主上吃相难看极了，禁不住泪流满面。（不过若对西方太过苛刻，那也未免太挑剔了，总有例外的。卡夫卡的日记里就有这样一行字——是他很多日记中的某一本，千真万确——完全可以用来迎接中国旧历新年：“年轻的女孩一路走来，安静地左顾右盼，只因为跟心爱的人手挽着手。”）至于我的哥哥西摩——啊，是呀，我的哥哥西摩。至于这位闪米特凯尔特血统的东方人，我势必要另起一个崭新的段落。

西摩活着的三十一年里，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私底下常常谈论中国诗和日本诗，自己也会动笔写。但是要我说，他正式开始作诗是在他十一岁那年的一个早晨，在百老汇上街区一所公共图书馆底层的阅览室里，就在我家附近。那是个星期天，不用上学，我们就等着中午开饭，一边很随意地游弋于藏书架之间，到处踩踩水，偶尔稍微认真地钓几个新作家；突然，西摩做手势示意我过去，他有东西要给我看。他逮着了一堆翻成英文的庞蕴[15]的诗，一位11世纪的奇人。不过我们都知道，垂钓这回事，不管是在图书馆还是别的任何地方，都难说得很，从来拿不准到底是谁钓到谁。（垂钓中普遍的危险也是西摩喜欢的一个主题。我们的弟弟沃特小时候最擅长用弯钩钓鱼，他九岁还是十岁生日的时候，收到西摩送给他的一首诗——我知道那是沃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诗中讲一个有钱人家的小男孩在哈得逊河里捉到一条拉裴德鱼，在他收钓丝把鱼拉起来的时候，自己的下嘴唇感到一阵剧痛，过后也就把这事给忘了。可是等他回到家，把那条还活着的鱼放进装满水的浴缸里，这才发现，这鱼戴着一顶蓝色的哔叽帽，帽舌上有一个校徽，就跟男孩自己帽子上的一模一样；男孩还发现，这顶湿漉漉的小帽子里面缝着一个标有他名字的布条。）从那个早晨起，西摩就被永远地钓住了。等他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家总有一两个人会定期翻他的夹克和风衣，找几句好玩意儿，在健身中心慢慢消磨时光的时候，或者看牙医排长队的时候，西摩都有可能写点什么。（离我写下上文最后一个句子已经隔了一天，这期间我从自己的工作场所给我妹妹波波打了个长途电话，她住在弗吉尼亚州，我问波波有没有哪一首西摩小时候写的诗是她特别希望我在这篇文章里提一笔的。她说她会再给我打电话。她最终的选择就我眼下的写作目的来说，并不太合我的心意，因此有点儿让我着恼，不过我想我不会太往心里去的。波波选的这首诗，我碰巧知道是诗人十岁时写的：“约翰·济慈/约翰·济慈/约翰/请戴上你的围巾。”）西摩二十二岁的时候，写了一札特别的诗，挺长的，在我看来，写得非常、非常好，我催着他投稿找地方发表，都有点儿气急败坏了；我自己呢，哪怕就写了一行字，只要不是速记，就会立即想象它们变成铅字的样子，一辈子从来如此。不成，他觉得他做不到。暂时还不行；可能永远都不行。这些诗太非西方了，太充满莲花味儿了。他说他感觉这些诗隐隐带点冒犯。他还不确定到底冒犯在哪里，但是他有时候感觉这些诗读起来仿佛出自一个不肖子孙之手，这个人多少是在背叛——至少实际感觉是这样——自己的家园以及家园中那些他所亲近的人们。他说他吃的是从我们的大冰箱里拿的东西，开的是我们八汽缸的美国轿车，生病时不假思索吞下去的是我们的药片，跟希特勒的德国打起来了，靠的也是美利坚的部队来保护他的父母姐妹，而这些现实在他的诗里根本得不到任何反应，一丝一毫都没有。这实在是不对劲。他说他写完一首诗，常常都会想到欧文曼小姐。应该说一句，欧文曼小姐是我们小时候在纽约第一家经常去的公共图书馆的一位图书管理员。他说他感到自己欠欧文曼小姐的，他本应该为了她努力、持久地寻找一种诗歌的形式，既符合他自己的独特标准，同时也不会跟欧文曼小姐的品位完全格格不入，哪怕是一眼看去。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冷静、耐心地向他指出——也就是说，当然啦，用我该死的最高的嗓门——欧文曼小姐作为诗歌的评判，或者哪怕只是读者，在我看来会有哪些缺点。他随即提醒我，他到公共图书馆的第一天（六岁时只身前往），欧文曼小姐（且不管她是不是想做诗歌的评判）打开一本书，翻到达·芬奇画的一门弩炮，兴高采烈地放到他面前；写完一首诗，心里知道欧文曼小姐若读了，很难感到愉悦或者产生任何共鸣，他也就高兴不起来了，欧文曼小姐很可能刚刚读完她钟爱的布朗宁先生，或者同样亲切、同样直白的华兹华斯先生。争论——在我是争论，在他是讨论——到此画上句号。某些人相信，或者满怀激情地怀疑，诗人要做的不是写他必须写的东西，而是假设他的生命系于他对所写的东西负起责任，且必须以一种尽最大可能让更多的老图书管理员能够欣赏的创作形式，这种情况下他该写什么就写什么，跟这样的人你没什么好争的。

对于虔诚的人，耐心的人，有着赤子之心的人，这个世上所有重要的东西——不是生或死，也许，那仅仅是两个字，而是重要的东西——结局都是美好的。西摩生命完结前，大约有三年时间，他肯定是获得了作为一个老牌艺术家所能获得的最深刻的满足感。他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恰恰适合他的诗体，这种诗体符合他一直以来对诗歌的一般要求，而且我相信，如果欧文曼小姐还活着的话，也很可能会觉得这种诗体颇震撼人心，甚至也许看起来很得体，且绝对“引人共鸣”，前提是她在欣赏这些诗歌的时候就跟欣赏她的旧情郎布朗宁和华兹华斯一样毫无保留地全身心投入。西摩为他自己所找到的，西摩为他自己所发掘的，到底是什么，着实难以形容。[3*]从以下这个事实出发，可能会有点帮助，西摩热爱三行十七音节的经典日本俳句可能胜过其余任何形式的诗歌，而且他本人也写——一字一血般苦吟——俳句（几乎都是用英语写的，但是有时候，也用日文、德文或者意大利文，我不得不这样提一句，但愿各位能体谅我的无奈）。不妨说一句，总是要说的，西摩后期的诗作给人感觉非常像是翻译成英文的某种双重俳句，如果说双重俳句存在的话，对此我想我不会模棱两可。但是想到某个20世纪70年代英语系的教员，虽身心憔悴，却仍乐此不疲地搞笑——不排除我自己的可能性，救救我，上帝——想到这个人非常有可能以此为素材开个一流的玩笑，说西摩的诗跟俳句比起来就像是双份马蒂尼跟普通马蒂尼的区别，想到这个我就会犯恶心。而且就算明知事实并非如此，只要这位老学究感到班级气氛正合适，就等一个笑话了，他是不会闭嘴不说的。无论如何，我这会儿感觉对头，那就容我细说端详吧：西摩后期的诗都是六行体，没有什么特别的音韵，通常多为抑扬格，他有意把诗压缩在三十四个音节，也就是两倍于经典俳句的音节，这一半是出于对已故日本大师的热爱，一半是出于他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天性，他只在吸引人的有限领域中创作。除此之外，这一百八十四首现居于我檐下的诗中，没有一处不存在西摩自己的影子。至少，甚至，音质效果，是西摩所独有的。也就是说，没有一首诗有洪亮的音效，全都静悄悄的，正是西摩认为诗歌应有的安静感觉，但是间或也会有几阵短暂强劲的谐音（这个字眼很吓人，可是别无选择），对我个人有如下的效果：仿佛有人——当然不是一个完全处于清醒状态的人——推开我的门，对着屋里在一支小号上吹了三、四或五个音符，有多甜美有多专业不在话下，接着他便消失了。（我之前从未遇到哪个诗人写的诗读到一半会让人产生有谁在吹小号的感觉，更别说吹得如此优美了，对此我不会再多说一句。事实上，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以为，西摩的诗恰恰就该是这样的六行结构，就该由这些奇奇怪怪的泛音组成。显然，一百八十四首诗中，大部分作品充盈着无穷的勇气而非欢悦，而且任谁都能读，也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甚至可以在一所仍在改建中的孤儿院里，在暴风雨的夜晚大声地朗诵。不过那最后的三十到三十五首，我不会毫无保留地推荐给随便哪个活着的灵魂，除非这个灵魂在他的有生之年至少已经死过两次，最好还是缓缓死去的。如果问我我最喜欢哪几首，那当然是有的，就是诗集中最后的两首。我想简单描述一下这两首诗的大概内容，这总不至于会踩到谁的脚趾吧。倒数第二首是讲一个年轻的已婚女子，已为人母，她显然正在经历一场——按老黄历的说法是——婚外恋。西摩没有描写她，但是她进入诗中的时候，正是西摩的小号吹得格外动人的时候，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女孩面貌美得惊人，聪明适度，忧伤过头，而且住的地方很可能就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两条马路。某一天晚上，她幽会到很晚才回家——在我脑海中她睡眼惺忪，口红抹了一嘴——在她自己的床单上发现了一个气球。有人就那样把气球留在了那里。诗人没有说，但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吹足气的玩具气球，可能是绿色的，就像春天的中央公园。另一首，诗集中的最后一首，是关于一个住在郊区的年轻鳏夫，一天晚上，他坐在自家的草坪上，隐约感觉是穿着睡衣裤，披了件睡袍，在那里看天上的一轮满月。一只无聊的白猫，显然是他家的一员，而且几乎肯定曾经一度是他家的主要人物，走到他身边，打了个滚，他一边看着月亮，一边伸出左手让母猫咬。这最后一首诗，事实上，完全可能让我的一般读者感到特殊的兴趣，是就两个特别的问题而言。我很想展开讨论一下这两个问题。

西摩的诗一概朴实无华，毫无例外素面朝天，大多数诗本该如此，若明显有中国及日本的“影响”，那更是非如此不可。然而，大约六个月之前，我的小妹弗兰妮周末来我这里，随意翻我的抽屉，碰巧看到了那首鳏夫的诗，我上段中刚把情节叙述了一遍（罪该万死）；当时我想把这首诗重新打一遍，就从诗集里抽出来了。由于某些眼下完全没必要说明的原因，弗兰妮以前从未见过这首诗，所以，她很自然地就当场读了起来。后来，她跟我聊起这首诗，她说她不明白为什么西摩说这个年轻的鳏夫让那只白猫咬的是自己的左手。这让她心神不定。她说，这听起来更像我，而不是西摩，她是说这种“左还是右”的作风。当然，我对细节的专业热情与日俱增，除了这一诋毁性的批评之外，我想她的意思是“左”这个形容词让她感觉突兀、露骨、缺乏诗意。我把她驳倒了，而且，老实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也准备把你驳倒。我心中肯定的是西摩认为说清楚是左手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位年轻的鳏夫让白猫将它尖利的牙齿插入他的左手，次好的那只手，这样就可以把右手腾出来做猛拍胸口或者额头之用——也许很多读者对这一分析的反应都是，实在太、太烦人了。也可能真是这样。但是我知道我哥哥对人的手有怎样的感受。此外，这件事尚有另一面，绝不容忽视。关于这一点若再做文章，也许给人感觉有点没品位——简直就像在电话里对着一个陌生人坚持要把《爱尔兰之花》[16]的剧本从头到尾念一遍——但是西摩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对于这个主题我的发言不可能有伟大的卡夫卡的绝对权威，然则以我四十不惑之年的眼光来看，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如果他的血管中流着这许多闪米特人的血，他同他的两只手便会相处得异常亲密，几乎是惺惺相惜的关系，而且尽管他可能年复一年地把双手插在他的口袋里，无论事实如此，还是在比喻的层面上（恐怕大多数时候就像两个爱出风头的老朋友或者老亲戚，他宁愿他们别去抛头露面），我想，他还是会使用他的手，紧要关头说出手就出手，常常还会有大手笔，比如在一首诗的中间，非常没有诗意地提起那只猫咬的是只左手——诗歌，当然是紧要关头，是唯一可采取行动的紧要关头，是属于我们的紧要关头。（我为以上的冗赘道歉。不幸的是，下面还有。）我之所以认为那首诗也许会让我的一般读者感到特殊的——而且，我希望，是真正的——兴趣，第二个理由在于我注入诗中的一股怪异的个人力量。我从没读到过类似这首诗的东西，我不妨不识相地提一句，从童年时代一直到三十岁之后，很少有哪一天我读书少于二十万字，而且经常是接近四十万字。到了四十岁，我承认，我几乎都没有饥饿的感觉了，在我不需要批改年轻女学生写的英语作文或者修改我自己写的文章的时候，我很少读东西，除了来自亲戚们措辞严厉的明信片、野生鸟类观察员的报告（各种各样的），以及我的老读者们寄来的“祝早日康复”的短笺，他们不知从哪里得来的小道消息说我一年有六个月待在一个佛门寺院里，另外六个月待在精神病院里。然而，我很清楚，一个不读书者的骄傲——或者，不如说一个书籍消耗量骤减者的骄傲——要比某些猛读书者的骄傲更让人难以忍受，正因为此，我努力地（我这话是认真的）保持了一些我最早的文学青年的自负。其中最过分的一条是，我总能分辨出一个诗人或者作家笔下是他一手、二手，还是第十手的经历，还是在向我们兜售他自认为纯原创的东西。然而我第一次读到那首年轻鳏夫与白猫的诗，那是1948年的事了——或者不如说听到它被念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要相信西摩没有背着我们全家埋过至少一个老婆真是件很难的事。当然，他的确没有。没有（如果这会儿有谁先脸红的话，是读者，不是我）——这一世，无论如何没有。而且就我对这个男人天罗地网、精如蛇蝎般的了解而言，他也从未跟年轻鳏夫们有过任何亲密接触。最后说一句十分欠妥当的话：作为一位美国男性，西摩本人当时成为鳏夫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而且虽然每个已婚男子在某些说不准的时候，许是煎熬、许是兴奋的时刻，都有可能——也包括西摩在内，刚刚能想象而已，纯粹就是这么一说——做过这样的考虑：如果那个小女人不在了，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此处的言下之意是：一个一流的诗人有可能经过此类的胡思乱想就写出一篇上乘的挽诗来），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不过是给心理学家们大做文章的素材，跟我要说的全不是一回事。我要说的是——我尽量不详细展开，尽管一般来说很难做到——西摩的诗越是显得私密，或者越是私密，则越反映不出他每天实际生活的内容，他在这个西方世界中为人所知的生活细节。事实上，我的弟弟维克表示（但愿这话别走漏风声传到他修道院的院长那里）西摩很多最打动人的诗似乎都基于他前几世的沧桑起伏，那些日子于他历历在目，贝纳勒斯的远郊，封建时期的日本，还有亚特兰蒂斯的古城。我且打住，当然是为了给读者一个挥手表示不屑的机会，或者，更可能是跟我们这批家伙彻底划清界限。反正都一样，我可以想象我们家活着的这些孩子都会高声附和维克，尽管有一两个，可能会稍微带点保留意见。比如，西摩自杀的那个下午，他在宾馆写字台的记事簿上写了一首直白的古典俳句。我并不喜欢自己做的字面翻译——西摩是用日语写的——在诗中他简短地讲了一个飞机上的小女孩，她的座位上并排坐了个洋娃娃，她把洋娃娃的脑袋转过去看着诗人。这首诗写成之前一个星期左右，西摩的确乘坐过某架客机，我的妹妹波波暗示说可能是有一个带着洋娃娃的小姑娘在他那架飞机上，这种说法不怎么可靠。我个人表示怀疑。不一定全盘否定，但是我表示怀疑。而且就算真有个女孩——我是一分钟都不信的——我也打赌这个孩子从没想过要把她朋友的注意力引向西摩。

关于我大哥的诗我是否说得太多了？我是不是太饶舌？是的。是的。关于我大哥的诗我说得太多了。我是太饶舌了。而且我自己也是在意的。但是随着行文的推进，我不想罢手的原因像老鼠一样成倍繁殖。更何况，尽管我是一个幸福的作家，正如我早已大张旗鼓地宣扬过的，我却可以发誓我不是，从来都不是，一个快乐的作家；上苍慈悲，我也有属于专业作家的不快乐思想的配额。比如，以下这个想法我不是这一刻才有的：一旦我重新开始记述我所知道的西摩本人，我就不会再提及他的诗了，我不可能再给自己空间，抑或所需要的脉搏，抑或那种渴望，在一个宽泛然而真实的意义上来说。此时此刻，叫人骇异的是，我这样扼腕检讨自己的饶舌，很可能我正在失去一生唯一的一次机会——我想是我最后的机会，真的——用我喑哑的声音最后做一次会招来一片反对的广而告之：我的哥哥是一位美国诗人。我决不能任此机会流失。以下是我要说的：我们美国有过半打或者稍微再多一点的有原创性的诗人，有过无数有才华有个性的诗人，有过——尤其在现代——很多有天分的离经叛道的文体，我回顾这些诗人，重新倾听他们的作品，就会有种类似肯定的感觉，我肯定只有三到四个诗人的确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我认为西摩最终会加入这几个人的行列。不会是一夜之间的事，这可以理解。哎哟！你能怎么着？最初一批评论者会说这些诗“有趣”或者“很有趣”，算是委婉的否定，之后或三缄其口，或干脆词不达意，尤为恶毒地宣布：这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次声学的东西，上不了现代西方的台面，诗中嵌入了大洋彼岸的墩座，配上念经台、高脚杯、装着冰镇海水的酒壶，也算齐全了——这些是我的猜测，也许是我臭名昭著的未雨绸缪。然而我注意到，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是什么都打不倒的。（连赞扬也打不倒他，我不无欢喜地怀疑。）而且我也因此想起我们小时候，有一次西摩把我从熟睡中叫醒，他十分兴奋，黄色的睡衣在黑暗中飞舞。他脸上是我弟弟沃特过去常说他的那种“我发现了！”的表情，他是想告诉我他觉得他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耶稣说不要管任何人叫傻子。（当时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他一个礼拜，因为我相信他觉得这话听起来更像是一条来自艾米莉·波斯特的建议，而不是来自一个忙于天父的事务之人。）耶稣这样说了，西摩觉得这是我想知道的，耶稣这样说了是因为世上本没有傻子。傻×，有——傻子，没有。在西摩看来这值得把我叫醒，但是如果我承认是这么回事（我的确承认，毫无保留地承认），我就不得不退一步也承认，就算是诗歌评论家，如果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也会证明自己并不傻。说老实话，这一想法对我来说来之不易，我对于得以进入不同的话题也心怀感激。我终于好不容易抵达了关于我哥哥诗歌的专题讨论的真正源头，这一讨论不但是强迫症性质的，而且恐怕还时不时有脓包突起。最开始我就预见到了这一刻。我多么希望读者能先对我说些难听的话。（哦，你们这些旁观的人——让人羡慕的沉默是金。）

我有一种反复出现的不祥预感，时值1959年几乎已成病态，我预见西摩的诗被广泛正式地认可为一流的诗（堆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进入现代诗歌课程大纲），等到那一天，我吱呀一声推开前门，新入学的青年男女们便会齐刷刷地甩出笔记本，有一本的，有两本的，万事俱备。（很遗憾还是把这话说出来了，不过这会儿再假装胸无城府已经太晚了，更别说假装优雅了，而且我下面这话非说不可：我写的东西以用心良苦闻名，已经使我荣幸地成为自法芮斯·L.莫纳汉姆之后最受欢迎的、出过书的假文人，相当一部分英语系的年轻人早就知道我住在哪里，何处乃我的藏身之地：他们在我的玫瑰花圃里留下的轮胎印足以为证。）有些学生，逮着一个文学圈里的家伙，管他是谁，巴不得直接探进那人嘴里去看个明白，他们也真做得出来；大体上，我眼都不用眨就可以告诉你，此等年轻人分三类。第一类是这样的，这个小伙子抑或大姑娘，对于任何严肃的文学作品都热爱、尊敬得几欲发狂，可要是他或她没法见到雪莱真身，那么能找到别的什么高产作家也无所谓，这些作家的书质量差些，销量一样很高。我很了解这些男生女生，或者我自以为了解。他们天真烂漫，他们热情似火，他们通常有点儿不靠谱，我觉得他们也一直都是世界各地文学圈的希望，这些圈子里的人都是老于世故的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十二年里我每教两到三个班就会遇到一个这样的魅力女生或魅力男生，他们活力四射，自以为是，让人不胜其烦，且好为人师。我的运气真是好得自己都不相信。）第二类年轻人真的会为了捕捉文学数据而去按门铃，他们得了一种学术溃疡，为此还有点儿沾沾自喜，这病是从某个现代英语教授或者研究生讲师那里传染到的，自从大一那年起他遇到过不下一打的教授和讲师。如果这个年轻人本人已经在教书或者正要开始教书，那么通常这个病就拖得时间太长了，你会怀疑还有没有可能遏制病情的进一步恶化，哪怕有人全副武装地想试一试。比如，就在去年，一个年轻人来找我，因为我几年前写过一个东西，其中谈得很多的是安德森[17]。他过来的时候我正拿着一把烧汽油的链锯在切割过冬用的柴火——这把链锯我用了八年，但每次用还是让我胆战心惊。正是融雪时节，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说实话，我刚找到一点儿梭罗的感觉（这在我实在是难得，因为在乡下住了十三年，我却仍然是一个按照纽约街区长度来测定田园距离的人）。长话短说，那个下午本来感觉很不错，还带点儿文学味儿；我记得我让那个年轻人试试我的链锯，心里满怀期待，就像拎着一桶石灰水的汤姆·索亚[18]一样。他看起来即便说不上魁梧，也总算很健康。然而，他那富有欺骗性的外表差点让我没了左腿。我就安德森温婉中见劲道的文风作了一番简短而乐在其中的颂扬，等我一结束，这位年轻人在链锯左飞右舞、嗡嗡大作的间隙，问了我一个问题——提问之前他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会儿，让我满心期待，真是残忍——他问我，我是否认为存在一种特有的美国的时代精神。（可怜的年轻人。即便他再细心地照料自己，在校园里的风光日子至多也就五十年吧。）第三类人需要为他或她另起一段，一旦西摩的诗被全部开箱、贴上标签，我相信他们就会经常光顾我的住所了。

诗歌对大多数年轻人的吸引力远不如某个诗人生活中或多或少的细节对他们的吸引力来得大，这些生活细节可以被笼统地、常规性地定义为“耸人听闻”，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然而我倒并不介意哪一天拿这种匪夷所思的观点好好做点学术文章。无论如何我对以下这件事深信不疑：如果我让我两个“如何发表作文”培训班上的六十几个女生——大多数是三年级学生，全都是英语专业的——引用“奥西旻提斯”[19]中的一句话，随便哪一句，或者就跟我大概说一下这首诗是讲什么的，我怀疑有没有十个人能答上来，但是我可以拿我那些还没抽枝的郁金香打赌，她们中准有五十几个能告诉我雪莱是提倡自由恋爱的，他有一个老婆写过《弗兰肯斯坦》，还有一个老婆跳河自杀了。[4*]请注意，对此我既不感到震惊，也谈不上出离愤怒。我觉得我甚至连抱怨的意思都没有。因为如果说谁都不傻，那么我也不傻，不管我们上一个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散发出的热气已经多么接近鼓风炉散发的热气，也不管我们可能在智力、道德、精神上到达多么崇高的高度，对于耸人听闻，或者半耸人听闻的流言（当然，低级和高级的流言都包括在内）我们总会热情百倍，也许这是我们身为血肉之躯的所有欲望之中最难以餍足抑或最难以被有效遏制的一种。（可是，我的上帝，我干吗要这么没完没了呢？我们的诗人对此自有形象的描绘，我干吗不直接找他呢？西摩的一百八十四首诗中有一首——震惊只是这首诗留给你的第一层冲击；第二层冲击则如我读过的赞歌一样鼓舞人心——讲一位行将就木的著名苦行僧，他的床边围着念经的长老和信徒，院子里有一个洗衣妇正在说僧人邻居家的衣服如何如何，僧人躺在那里竖起耳朵使劲想听清那个洗衣妇的话。西摩的意思很清楚，这位老绅士隐隐地巴望长老们能够把声音压低一点儿。）然而，我意识到我正遇到一点小小的麻烦，这也很寻常，因为我想让一个信手拈来的普遍原理老老实实地待着听我指挥，用来证明一个不着边际的具体的假设。我想对这个问题我必须运用常识，虽然心里老大不乐意。在我看来，以下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对于因或伟大或优秀的艺术作品而出名的艺术家及诗人，若其为人有何鲜明的“不妥”之处，这大千世界中的很多人，无论年龄大小、文化异同、天资高低，都会感到一种特别的鼓舞，有时候甚至是冲动：严重的性格缺陷，不良公民记录，可资构想的伤心情事抑或浪漫嗜好——极度的自我中心，婚外恋，全聋，全盲，某种可怕的饥渴，极其糟糕的咳嗽，看到妓女就拐不动道儿，偏好大规模的通奸或乱伦行为，证实或尚未证实的鸦片瘾或鸡奸瘾，等等等等。上帝可怜可怜那些孤独的杂种吧。有创造力的人拥有种种身不由己的弱点，如果说自杀不是这一长串弱点中排第一位的，我们还是不难发现自杀的诗人或者艺术家总是获得大量热烈的关注，几乎很少不是出于感伤主义的情怀，就好像这个自杀的人（说得尤其过分一点，实属情非得已）是一窝猪崽中耷拉着耳朵的最小的那一只。这个想法让我度过很多个不眠之夜，可能以后还会如此，无论如何，总算一吐为快了。

（记下以上这一切之后，我怎么还能感觉幸福呢？可我就是感觉幸福。打骨子里不快乐，不开心，可我获神启的灵感似有金枪护体。一心只系着我此生认识的那一个人。）对于紧接下来的篇幅，我搓着两只手，计划之宏伟你恐难想象。不过，这些计划感觉放在我那只废纸篓里才显得近乎完美。按我的打算，最后那两段半夜写的东西就放这里了，几句阳光的连珠妙语，一串相得益彰的笑话，是那种听了就会拍大腿的，想来这样的笑话经常会让我讲故事的同行们嫉妒或者恶心得脸发绿。我还打算这就告诉读者们，要是真有年轻人上我家来询问关于西摩的生生死死的问题，那时候，我本人的一种奇特的隐痛，呜呼哀哉，会让眼前的这群听众彻底不知所措。我计划了要提一下——只是顺便提一下，盖因后文还会对此大书特书，但愿如此——我和西摩，小的时候，大概有七年时间一起在一个电台的智力节目里回答各种问题；自从我们正式告别电台生涯之后，我对于他人的感觉，哪怕只是向我问一下现在几点的人，几乎就跟贝特茜·乔特伍德[20]对驴子的感觉一样。其次，我打算透露一下：在做了十二年大学讲师之后，此刻的我，1959年的我，常常会发作一种病，我的同事们称之为格拉斯综合征，我想这是他们看得起在下——用大白话来讲，是一种腰部和下腹部的病理性痉挛，一位刚下课的讲师若在教室里看到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朝他走来，他就会发病，痛得弓起身子，赶紧穿过马路，或者蜷缩到大件的家具后面去。然而这两段俏皮话此处全不管用。其中不乏有悖常理的实情，但是远远不够。因为我刚刚在几段之间意识到一个可怕的并非不可全信的事实：关于那位已逝者，我渴望述说，渴望被询问，渴望被审讯。我刚刚明白过来，除了很多其他的动机——不是那么不光彩的动机，上帝保佑——我身上还有一种甩也甩不掉的自以为是，那通常是属于幸存者的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还活着的曾与死者熟识的人。哦，让他们来吧——乳臭未干的、热情似火的、学院派的、打探派的、高的矮的还有无所不知的人们！让他们一车一车地来吧，让他们张开降落伞、挂着徕卡相机来吧。鄙人脑袋里蜂拥进亲切的欢迎词。一只手已经伸出去拿洗洁精，另一只抓起没洗过的茶杯茶碟。布满血丝的眼睛练习着如何焕发神采。陈年旧月的红地毯铺起来了。

接下来所要陈述的，相当微妙。诚然，有那么一丁点儿粗陋，但是很微妙，相当微妙。

我们家所有的孩子都曾是，一直是，一个历史长得吓人的、十八般武艺俱全的、专业卖艺世家的后代；考虑到关于这方面的陈述也许后文不会再如此面面俱到，我觉得这会儿就该跟读者们说明白，而且最好他们能就此牢记于心。从基因角度来说，或者咕哝一句，大多数时候，我们唱歌、跳舞，还有（你不会怀疑吧？）讲“好玩的笑话”。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尤其重要，需要牢记于心——西摩也这么看，从小就是——我们中还有一伙很杂的马戏团演员，或者这样说吧，马戏团边缘演员。我的某一位曾祖父（也是西摩的曾祖父），就是为人津津乐道的例子，他曾是著名的波兰犹太裔嘉年华小丑，艺名“揍揍”，先曾祖父有一生猛偏好——喜欢从半空中往一小桶水里扎猛子。我和西摩的曾外祖父，一个名为麦克马洪的爱尔兰人（谁也没本事引诱我母亲把他叫作一个“大好人”，这对我母亲来说着实不易），他是一个单干户，一度常常在草地上摆出一溜十三又二分之一加仑的威士忌空酒瓶，等到愿意付几个子儿的人群围拢过来，他就会踩着瓶子跳舞，据说相当有韵律。（看来我们家族里颇有几个脑袋不开窍的人物，当然你们对此不会有什么怀疑。）我们自己的父母，莱斯·格拉斯和贝茜·格拉斯在杂耍剧团和音乐厅里做相当传统的但也是（我们相信）精彩绝伦的载歌载舞的踢踏表演，在澳大利亚的时候爬升至接近演员表头牌的位置（我和西摩在澳大利亚度过大约两年的幼儿期，那时我们父母的演出总是预订一空），后来他们在美国本土的老潘特吉斯剧团和欧菲姆剧团巡回演出，可谓名噪一时。为数不少的人认为，他们搭档做杂耍演员的时间本来还可以更长一些。然而，贝茜有她自己的想法。贝茜不仅一直多少有点儿未卜先知的天分——一天两次杂耍表演，这早在1925年就几乎没什么出路了，而且作为一个母亲以及舞者，贝茜对于在越来越多的又做电影院又做杂耍剧场的地方一天表演四次感到极度反感——不过，更主要的是，贝茜小时候在都柏林，她的双胞胎妹妹在后台死于重度营养不良，从此之后，任何形式的安全感对于贝茜来说都有致命的吸引力。无论如何，时值1929年春天，五个孩子因德国麻疹卧病在床，挤在曼哈顿老阿拉姆卡旅馆的三间半很不体面的房间里，贝茜得知自己再度怀孕（后来证明是误诊；家里的两个宝宝，祖伊和弗兰妮，分别要到1930年和1935年才出世），于是在一场在布鲁克林埃尔比剧院的反响平平的表演之后，贝茜突然求助于一个“有来头的”铁杆粉丝，我父亲便有了一份工作，之后年复一年，他总是声称自己的工作为电台商业化画上了一个宗教式的句号，面对家里四起的反对声，他从来都面无惧色；至此“盖勒格与格拉斯”的巡回演出也正式结束。不过我在这里主要还是试图找到一种最踏实的表述方式，用以说明我们家的七个孩子无一不具备这种舞台脚灯加大马戏团的奇特遗传基因，是我们所有人生活中一个无所不在的重要部分。两个最小的，我早已提过，干的就是专业演员。但是不是专业演员根本不足以供划分清晰界限之用。我两个妹妹中大的那个，从表面来看，是个不折不扣的郊区居民，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塞下两辆车子的车库的主人之一，可是只要碰到尤其开心的时候，她就会玩命似的跳舞，一点儿都不夸张；我曾亲眼见她抱着我才五天大的外甥女突然跳起一套踢踏舞，从头到尾一个动作也没漏（类似鲁尼夫妻档常跳的那种舞，又经过耐德·威伯恩的改编），把我吓坏了。我已故的弟弟沃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他死于发生在日本的一次事故（这一轮里关于沃特我尽量不展开，不然我就别想停了），这也是个爱跳舞的，与我妹妹波波比起来，他可能没那么多即兴的冲动，但是技巧方面专业多了。他的双胞胎兄弟——我们的兄弟维克，我们的僧人，我们的加尔都西会修士——他小时候自说自话地把W.C.菲尔兹册封为圣人，那是有灵气、特闹腾的一个人，但还是挺神圣的；维克常常会学那一位的样儿，练习耍香烟盒，还有很多别的把戏，一耍就是几个小时，直到熟能生巧为止。（家庭内部谣言称维克最初离开修道院——即被解除他在亚士多利亚的俗家牧师职责——是因为他在给教区居民分发圣餐华夫饼干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往后退几尺，然后瞄准居民的嘴巴把饼干扔过去，用右手在左肩上方扔出一个可爱的弧度。）至于我本人——我想把西摩留到最后——毫无疑问我也爱跳点儿舞，对此我深信不疑。当然，是有人要求我跳的时候。除此之外，我不妨提一句，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的曾祖父“揍揍”总在看着我，虽然多少有点怪；我感觉我在树林里散步或者走进教室的时候，都是亏了他的神秘看护，我才没有踩到自己身上那条无形的小丑大灯笼裤，才没有摔个大跟头；坐在打字机前，可能也多亏他负责，我的小丑鼻才隔三岔五地指向东面。

最后，我们的西摩，生也好，死也罢，其受“家庭背景”影响的程度跟我们几个比起来，一分也不少。我先前早已提到过，在我看来西摩的诗极度私密，将他本人彻底暴露，然而尽管如此，西摩写任何一首诗的时候，哪怕极乐缪斯就坐在他的肩头，他也不会留下丝毫真正有关他个人现实生活的痕迹。对此，我的评价是：高度文学性的杂耍表演，尽管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欣赏——传统的第一个节目，一位平衡文字、情感的男演员，下巴上顶着一支金色的小号，而不是更常见的手杖、桌子，或者装满水的香槟酒杯。但是我有远比这更详细、更重要的故事要告诉你。这一刻我盼望已久：1922年，西摩和我分别是五岁和三岁，那一年莱斯与贝茜在布里斯班跟乔·杰克森同台表演了几个礼拜——乔·杰克森多厉害呀，他那辆镀镍自行车光芒万丈，在剧院最后一排也看得清清楚楚，感觉比铂金还亮。很多很多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没多久，我和西摩刚刚搬进一套纽约的我们俩自己的公寓，某天傍晚，我们的父亲——莱斯，下文都将作此称呼——回家路过我们这里拐了进来，他刚打完牌，皮纳克尔牌。很明显他整个下午拿到的都是一手臭牌。不管怎么说吧，他走了进来，事先铁了心绝不脱大衣。他把我的手掌翻过来检查我的手指上有多少香烟印子，然后问西摩一天抽几根烟。他觉得他在自己的高杯酒里发现了一只苍蝇。如此这般，对话直奔地狱而去——至少是在我看来——这时莱斯突然站了起来，走过去看新近贴到墙上的他和贝茜的照片。他沉着脸足足看了一分钟不止，然后转过身，带着一种家里每个成员都再熟悉不过的生硬腔调，问西摩是否还记得那一次乔·杰克森让他，就是西摩，坐在他自行车的车把上，绕着舞台转了一圈又一圈。西摩坐在一把灯芯绒包布的老靠背椅里，在房间的那一头，抽着烟，身上一件蓝色衬衫，灰色的宽松长裤，一双软帮鞋，后跟脱了，我能看到他一边脸颊上有一道剃须时留下的刮伤；他严肃而迅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他回答莱斯的提问时常用的特殊语气——就好像，这些问题是他这辈子最希望被问到的，胜过所有其他的问题。他说他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压根没有从乔·杰克森那辆美丽的自行车上下来过。这个回答，除了对于我父亲本人而言有无穷宝贵的情感价值之外，在很多方面，它都是真的，真的，真的。

离写完上文最后一段刚好过去两个半月，弹指一挥。发表这个小小声明的时候，我有点儿龇牙咧嘴，很是勉为其难，自己又读了一遍，感觉好像紧接着我有多少悄悄话要说似的：譬如我工作的时候总是坐在椅子上，构思的时候要一口气喝掉三十杯黑咖啡，业余时间就给自己打家具；总之，这句话的口气就像一位作家在跟某个报纸周日图书版派来的采访官对谈，很不情愿地讨论他的写作习惯、兴趣爱好，以及某些无伤大雅的性格缺陷之类。我眼下实在没有心情说这样的悄悄话。（事实上，我眼下正密切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在我看来，这篇东西写到目前为止，就属此时此刻陷入亲密口吻的危险最大，是那种内衣性质的亲密。）我之所以宣布段落之间存在长时间的拖延，旨在告知读者我因患急性肝炎卧床九个星期，刚刚恢复。（这下你知道我说的内衣性质是什么意思了。我那句读者告白活像从明斯基滑稽歌舞剧中搬来的台词，几乎原封不动。二号香蕉：“我在床上躺了九个礼拜，与急性肝炎为伴。”头号香蕉：“你这个走运的家伙，你是说哪一个？炎家的两个妞都极性感。”[21]如果这就是我即将获得的健康证书，我还不如找一条捷径，赶紧回“病谷”去吧。）我从病床上爬起来四处走动已有近一个礼拜了，两颊跟下巴也完全恢复了血色，我现在这样直言不讳，当然也理应如此，只是不知读者是否会误解我的坦率？——我觉得，主要有两种误解的可能性。其一，他是否会认为我是在嗔怪他不该忘了往我的病房大捧大捧地送茶花？（没错，我的幽默感正随着秒针递减，这么一说大家都能松口气。）其二，他，读者君，是否会这样想，以这一病情报告来看，我个人的幸福感——于本文开篇大肆兜揽的幸福感——也许根本不是什么幸福感，也许不过是胆汁分泌失调？这第二种误解的可能性是我尤其严肃关注的。写这篇小传记是一件真正让我感到幸福的事，这一点是肯定的。我在整个肝炎期间都奇迹般地以我独特的仰卧方式保持着幸福感（本来单是“肝”“感”的头尾韵就能要了我的命了[22]）。此时此刻我也有狂喜般的幸福感，我很幸福地告诉大家。这不是要否认（我之所以拿我那只可怜的老肝这样作秀，真正的原因总算要揭晓了）——我再重复一遍，这不是要否认我生的病给我留下了某种可怕的后遗症。我对于动不动就另起一行深恶痛绝，但是要说明这个问题恐怕我需要来一个新段落。

就是上个礼拜的某个晚上，我终于有了精神头，感觉有力气可以继续这篇小传的写作，我描写西摩的灵感充沛依旧，可是我却发现我已经失去了描写西摩所需要的手法。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他长得也太快了。这几乎不可思议。我生病前他是个尚能对付的巨人，短短的九个礼拜，他噌噌地蹿成我生命中最熟悉的那个人，这个人从来不是任何一张普通的打字机上的纸所能容下的——反正我的打字机上的纸不行。说白了，我就是慌了神，那一晚之后接连五个晚上我都六神无主。然而，我寻思话说到这里可以打住了。因为到底还是出现了一线绚烂的生机。我这就一口气告诉你，我今晚到底做了件什么事，以至于感觉明天晚上我就可以再次拿起笔，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大、更显摆、更叫人难以忍受。很简单，大约两个小时前，我读了一封私信——更确切地说，是一份详细的备忘录——是1940年的某个早晨有人在我的早餐桌上留下的。确切地说是压在半个柚子下面。我打算再过一两分钟后把这封私信全文录下，对此我感到难以言说的（“荣幸”不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难以言说的空白。（哦，让人幸福的肝炎！我所经历过的疾病——也可以说悲伤抑或灾难——最终无一不绽放为一朵鲜花，或者一份精彩的备忘录。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不停地寻找。西摩十一岁的时候，有一次在电波里说，整部《圣经》，他最喜欢的一个词是“看”！）不过在我切入主题之前，还有几件事要顺便提一下，这在我是义不容辞，从头到脚都是。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每写一些新的短篇小说，只要切实可行，很多时候哪怕不可行，我都会拿西摩做实验，这已经是我的习惯、我的强迫症，这一点我之前没提过，似乎是个严重的疏漏。做实验的意思是，我会把我的故事大声地念给西摩听。我念起来抑扬顿挫、声嘶力竭，那意思很明显，一等我念完，所有的人都会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期”。这是为了说明何以我的声音停止之后，西摩不会立即发表任何评论。他通常会看着天花板，大约持续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只要我念故事，他无一例外都会呈大字形躺在地板上——然后站起身，（有时候）一只脚麻了，他就会轻轻地跺一跺，随后转身出门。再之后——通常是几个小时之后，但是有那么一两次是几天之后——他会在一张纸条上写下几行字，或者写在衬衣里的卡纸板上，然后留在我的床上，或者饭桌上，我坐的那一面，或者（这种情况最少）通过美国邮政寄给我。下面就是他的几则短小的评论。（老实说，这只是热热身。我没必要否认这一点，虽然也许我应该否认。）

骇人，但是公正。一颗诚实的美杜莎的头颅。

但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女人没什么问题，但是画家好像无法摆脱你朋友的阴影，就是那个在意大利给安娜·卡列尼娜画肖像画的人。一流的阴影，最好的，不过你自己身后也有一群坏脾气的画家。

巴蒂，我觉得应该重写。医生太棒了，但是我觉得你喜欢他喜欢得太迟了。整个前半部分，他完全被冷落，等着你去喜欢他，他可是你的主角。你把他跟那个护士的你一言我一语当作一组对话。这本来应该是个虔诚的故事，但现在是清教徒式的。他每说一句“去他妈的上帝”我都能感觉到你的不满。这让我不舒服。医生也好，莱斯也好，任何人说“去他妈的上帝”不也都是一种低级形式的祷告吗？我不相信在上帝眼中会存在任何形式的亵渎。亵渎这个字眼是大惊小怪的神职人员发明的。

这个故事我只能说抱歉。我听的时候走神了。我真的很抱歉。第一个句子就把我甩出了十万八千里。“何肖早晨醒来，头痛欲裂。”我就指望着靠你把小说中的骗子何肖们一劳永逸地结果掉。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何肖。你能把故事再给我念一遍吗？

求你跟你的聪明和解吧。巴蒂，你是不可能摆脱它的。你自作主张地扔掉你的聪明，这样做既不明智也不自然，就好比B教授让你不要用形容词跟副词，你就真的不再用了。B教授知道什么？你对你自己的聪明又真的知道什么？

我已经坐在这儿撕了好几张字条了。每次我第一句都是“这个故事结构非常好”，“卡车后车厢里的那个女人很有趣”，还有“两个警察间的对话棒极了”。所以我是在顾左右而言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刚一念，我就开始感觉有点儿紧张。这个开头听起来像是你的头号敌人鲍勃·B.称之为呱呱叫的故事。你难道不觉得他会说这个开头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吗？这不让你担心吗？甚至那个卡车后车厢里的女人，她身上有趣的东西对你自己而言也不像是真的有趣。听起来更像是在你看来被普遍认为是有趣的东西。我感觉上当了。你听了生气吗？你可以说我们的血缘关系毁了我的判断力。这个问题没让我少操心。但是我同样也只是个读者。你是个作家还是个只写呱呱叫的故事的作家？你给我一个呱呱叫的故事，我心里不是个滋味。我要的是你的真货色。

我脑子里都是这个新故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知道如果陷入感伤主义会有什么样的危险。你越过了危险地带，很高明。可能太高明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看到你哪怕打个趔趄。我能为你写个小故事吗？从前有一个伟大的音乐评论家，是莫扎特音乐的杰出权威。他的小女儿上的是P.S.9[23]，在学校里参加了合唱队。有一天小姑娘回到家，跟另一个孩子一起排练一堆杂七杂八的歌，作者是欧文·柏林，哈罗德·阿莱，杰瑞米·凯恩，诸如此类的那些人。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唱这些“垃圾歌”呢，为什么不让他们唱唱舒伯特的简单的抒情曲呢？于是他去找学校校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对这样一位著名人士的宏论，校长很当回事，他答应要给音乐赏析课的老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洗洗脑子。这位伟大的音乐爱好者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很是兴高采烈。回家的路上，他又回顾了一遍在校长办公室所作的那番精彩发言，他越发感觉欢欣鼓舞。他心潮澎湃。他加快了脚步。他开始吹口哨。他吹的是一支小曲：《凯—凯—凯—凯蒂》。

言归正传，备忘录。带着骄傲与坚忍向您呈上。骄傲，是因为——好吧，这个我就不说了。坚忍，是因为我的同事同志们可能正竖着耳朵——个个都是办公室里的恶作剧老手——我有种感觉，这份附加的东西迟早会被冠以这样一个大名：“一份十九年前的处方，为迷路且无法继续前行的作家兼兄弟兼肝炎康复者所开”。（啊，好吧。也只有一个恶作剧老手才认得那样一个人。此外，奇怪得很，我这会儿颇有点蠢蠢欲动的感觉。）

首先，我想这是西摩关于我所有的文学尝试作过的最详细的一篇评论——而且，可以说这可能是他一辈子向我作过的最长的一份非口头公报。（我们很少通信，即便战争期间也不例外。）这份评论是用铅笔写的，写在几张便笺纸上，是我们的母亲几年前在芝加哥的比斯马克旅馆里顺手牵羊拿回来的。他的反馈是针对我到那时为止最雄心勃勃的一篇东西。那一年是1940年，我们俩都还住在我们父母那套位于东大街七十几号的挤得满满的公寓里。我当时二十一岁，了无牵挂，也只有一个年轻的、从未发表过任何东西的、脸色发绿的作家才可能无牵无挂到我那样的程度。西摩自己二十三岁，刚开始他在纽约一所大学教英语的第五个年头。全文如下。（对于带着区别目光看待世界的读者，我能想象他们会感觉到的一些尴尬，但是我想，最糟糕的部分也就是抬头的称呼语。我寻思着既然这个称呼没让我感到什么特别的尴尬，我倒也想不出它有什么理由让其他任何活着的灵魂感到尴尬。）

爱的睡老虎伙计：

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读者多不多：我在翻看一份手稿，而它的作者就在同一个房间里打着呼噜。这份稿子我想自己读一遍。你这次朗读时候的声音几乎有点叫人受不了。我觉得你的字里行间正成为你笔下人物所能坚守的全部战线。我想告诉你的话太多了，以至于不知从何说起。

今天下午我写了一封我自认为是完整的信给英文系的头，大伙儿的头，这信念起来感觉很像你写的。这让我非常开心，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这是一封优美的信。这信的感觉就像去年春天的那个星期六下午，我跟卡尔、艾米还有他们给我介绍的那个奇怪的女孩一起去看《魔笛》，我戴了你那条绿色的万人迷。我没告诉你我戴了你的领带这件事。［他说的是我之前买的四条很贵的领带。我严令禁止我所有的兄弟——尤其是西摩，他最容易下手——靠近我放这四条领带的抽屉。我把它们都用玻璃纸包起来，这样做只有一半是出于开玩笑。］我戴着它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感到惭愧，倒是担心得要命，就怕你突然走上舞台，看到我坐在黑暗中戴着你的领带。我有一个想法，如果事情倒一倒，假设你写了一封信感觉像是我写的，你是会感到不安的。我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放在心上。除了世界本身，这个世上让我每天都感到难过的事情已经所剩不多，其中之一就是我意识到如果波波或者沃特告诉你你的口气像我，你就会不开心。你多多少少把这当成是一种版权被侵犯的控诉，是对你的自我的当头掌掴。我们有时候口气彼此相像，这真的就那么糟糕吗？你我之间隔着的那层细胞膜实在太薄了。随时留意哪些是属于哪一个的，这对于我们俩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两年前，我在外漂泊了很久的那一次，我的收获就是证实了你、Z.[24]，还有我，我们三个做兄弟已经不少于四世，可能四世都不止。这难道不美吗？对我们而言，只有在承认我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承认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互相借用彼此的笑话、天赋、蠢话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才开始形成，难道不是吗？注意我没把借用领带包括进去。我认为巴蒂的领带就是巴蒂的领带，但是不经允许就借来戴是一大乐趣。

我脑子里除了你的故事还想着领带之类的东西，你肯定心里不是滋味吧。我没有想着别的东西。我只是在四下搜罗我的思绪。我想这件琐事也许能帮我安安神。自你睡下后我一直坐在这里，这会儿天色已经显出鱼肚白。做你的第一个读者真是天赐之福。要不是我觉得你把我的想法看得比你自己的更重，那么这福分就真是圆满了。你太在意我对你的故事怎么看了，我真的觉得这样不对劲。我是说，你。之所以会这样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对此我坚信不疑，你可以换个时候再把我驳倒。倒不是说我这会儿有多么罪过深重的感觉，但罪过就是罪过。罪过不会自己拔脚走人。罪过不可能被斩草除根。罪过甚至不可能被完全理解，我肯定——这份罪过深深扎根在个体日积月累的羯磨之中。我感觉罪过的时候，唯一的安慰就是罪过也是知识的一种不完美的形式。某种知识不完美不代表这种知识就不能被利用。难就难在要在它反过来让你浑身瘫痪之前就让它派上实际的用途。所以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把我对你的故事的看法写下来。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如果我抓紧的话，我的罪过就能在这里派上最好、最真的用途。我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若拿出冲刺的速度，我也许能够向你说出可能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对你说的话。

你肯定自己也知道，这个故事充满了跳跃。鱼跃。你刚上床睡觉的时候，我一度在想我应该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叫醒，然后为我们神奇的跳高兄弟开个晚会。我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没有把所有的人都叫醒？但愿我知道。至多也就是个忧心忡忡的人。那些我的眼睛能够测量的大跳跃让我担心。我觉得我梦见你竟敢一下子就跳出了我的视线。请原谅。我这会儿正写得飞快。我觉得这个故事正是你盼望良久的。在我，也是一样，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知道，让我到现在还没睡的主要是骄傲。我想那就是我的第一大担心。别让我为你骄傲，这是为你自己好。我想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但愿你再也不会让我因为骄傲而彻夜不眠了。给我一个故事，一个只会让我没来由地全神贯注的故事。让我坐到凌晨五点，但只是因为你已全神贯注，再没有别的原因。请原谅我着重强调这句话，但我是第一次说这样的话，在你所有让我看了连连点头的故事中，只有关于这一个我说了这样的话。请别再让我说任何别的话了。我觉得，在你请求一位作者全神贯注之后，今晚无论再对他说什么，都只会是文学性的建议了。我肯定今晚所有“好的”文学性建议充其量只是路易斯·布耶和麦克西姆·杜坎普[25]对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祝福。这两人品位一流，福楼拜的杰作全靠了这对左膀右臂才大功告成，就算是这样吧。可他们同时也剥夺了作者用心写作的机会。福楼拜死时俨然一位大名人，而他实在不是一个名人。他的那些信让人抓狂，他实在不应该写得这么好，读他信的感觉就是浪费、浪费、浪费。他的信让我心碎。今晚我不敢对你说话，亲爱的巴蒂，除了一堆老调重弹。请你跟着你的心走，无论是输是赢。我们在登记处的时候你跟我生了那么大的气。［一个星期前，我和他，还有几百万美国青年跑去最近的中学登记入伍。他看着我的登记表格在笑，被我发现了。回家的一路上，他就是不肯告诉我表格上写了什么东西让他觉得那么好笑。什么时候他若感觉到有什么好兆头，他就会三缄其口，绝不妥协，这一点我们家的人全都能做证。］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你在职业那一栏填了作家。在我感觉，这像是我听到过的最可爱的委婉语。写作什么时候成了你的职业了？写作一直都是你的宗教。一直都是。我这会儿有点儿亢奋了。既然写作就是你的宗教，你知道你死的时候，放在你面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吗？不过还是让我先告诉你，哪些是不会放在你面前的问题。你死的时候，不会有人问你，你是否在写什么了不起的、感人的东西。不会有人问你，你写的东西是长是短，是催人泪下还是叫人捧腹，发表了还是没发表。不会有人问你，你写这东西的时候状态是好是差。甚至不会有人问你，如果你知道大作完成之时也是自己的大限降临之际，那你还会不会想写这篇东西。——我想这个问题只有可怜的舍仁·K.[26]会被问到。你会被问到的问题只有两个，对此我确信无疑。你写时全神贯注了吗？你写到呕心沥血了吗？对你而言，对这两个问题说“是”都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但愿你能知道。但愿你再次提笔之前，会记得远在你成为一个作家之前，你一直都是一个读者。你要做的很简单，把这个事实记在脑袋里，然后一动不动地坐着问你自己，作为一个读者，如果巴蒂可以按照自己心灵的意愿做选择，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他最想读的东西是什么。接下来要走的一步很可怕，但是太简单了，以至于我一边写一边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你就坐下来，然后就没完没了地把你自己想读的东西写出来。我甚至都没加着重号。太重要了，不能加着重号。哦，巴蒂，冲啊！相信你的心。你是个有本事的手艺人。你的心永远不会背叛你。晚安。我现在太亢奋了，有一丁点儿夸张的感觉，但是我想我愿意不计这世上任何的代价，只要能看到你真的真的跟着你的心写作，写什么都行，一个故事，一首诗，一棵树。塔利亚剧院在演《银行妙探》。明晚我们一起去看个够吧。爱你，S.[27]。

巴蒂·格拉斯又回来了。（当然，巴蒂·格拉斯只是我的笔名。我的真名是虎头蛇尾将军乔治·菲尔丁。）我自己也有亢奋和一丁点儿夸张的感觉，此时此刻我每一下偾张的脉搏都是献给读者的星光闪烁的文学承诺，明晚我们再相会时不会让你们失望。可是如果我聪明的话，我想，我就该去刷牙，然后一骨碌爬上床。要是说我大哥的长篇备忘录读起来很累，那么我忍不住要加一句，像我这样为了朋友把它输进打字机更是一桩让人精疲力竭的事情。他献给我一片苍穹，作为祝我肝炎早日康复早日勇猛如初的礼物，此刻我正把他的这份礼物围在我的膝盖上。

话说回来，我若是告诉读者明天晚上起我打算干什么会不会太鲁莽了？十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有人会向我提这样一个问题：“你大哥长什么样？”而且不会特意说明希望我给出简单、干脆的回答，就像回答非常直接的问题那样。简而言之，如我的上级权威所言，在这个世界上，我本人最想捧在怀里的一篇东西，“什么都行”的东西，就是一篇关于西摩的白描，它的作者并没有心急火燎地要把胸中关于西摩的一切都倒出来——这个作者，容我厚颜无耻一回，就是我自己。

理发店里他的头发欢蹦乱跳。此刻是明天晚上，我正襟危坐，不用说，穿着我的燕尾服。理发店里他的头发欢蹦乱跳。上帝耶稣，这就是我的开场白吗？慢慢地，慢慢地，这个房间里是不是就要堆满玉米松饼和苹果派了？有可能。我不愿意相信，但是有可能。如果我硬要咬文嚼字，那么我会又一次没等动笔就先停手了。这个人，我既弄不清状况，也没法和他共事。我希望多多少少总能写出一点还算理智的东西，但是别让我他妈的每个句子都审查一遍，一辈子就这一次，要不然我又该完结了。理发店里他欢蹦乱跳的头发，这绝对是最先钻进我脑子的画面。我们一般每做两次广播节目理一次发，或者是两个星期一次，一放学就去。理发店在第一〇八大街和百老汇那里，碧绿青翠地（打住，打住）夹在一家中国饭店和犹太熟食店之间。要是我们俩忘了吃中饭，或者更多情况下是不知把中饭丢在哪儿了，有时候我们就会买大约一角五分钱的切成块的意大利香肠，再加一些小茴香泡菜，然后就坐在理发椅上吃，至少吃到头发开始往下掉为止。两个理发师分别叫马里奥和维克多。可能去世了，因为这么多年吃了太多大蒜，纽约的理发师最终都会走上这条不归路。（得了，住嘴吧。求你想办法把这些胡话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的椅子是连着的，每次马里奥给我剃完头，想揭下剃头布甩干净，我的剃头布上的头发多数总是西摩的，而不是我自己的，从来如此。这一辈子，无论以前还是之后，很少有比这更让我恼火的事了。就有那么一次，我对此提出抗议，结果后悔莫及。我的声音像老鼠叫一样，很有特色，我说他的“该死的头发”总是往我身上跳，弄得到处都是。话音刚落我就后悔了，但是话已经说出了口。西摩什么也没说，但是他立即开始为此忧心忡忡。我们往家走的路上情况更糟了，过马路的时候一声不吭；他显然是在苦思冥想，在理发店里怎么样才能不让自己的头发往弟弟身上跳。从百老汇到我们家那幢楼之间最后隔了一大片住宅区，一一〇号，连着里弗塞德街，经过那里的时候是最糟糕的。我们家没有谁能像西摩那样如此忧心忡忡地走完这一段路，前提是西摩有正经事要考虑。

今晚写这些够了。我已精疲力竭。

就还有一件事。我到底想从一篇关于西摩的白描里获得（黑体都是我故意用的）什么？再者，我想让这篇东西做什么？我想让它找到一份杂志，是的；我想让它发表。但又不是这么回事——我一直都想发表东西。更主要的是我想如何把它投递给某个杂志。事实上，这就是全部的关键所在。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非常清楚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要它到达目的地，但是既不用邮票也不用马尼拉纸信封。如果这是一篇真实的白描，我应该可以就给它买一张火车票的钱，然后要么再为它准备一个三明治，以及一点热乎的东西，装在保温瓶里，就这些。车厢里其他的乘客必须坐得离它稍微远一点儿，仿佛它有点儿激动。哦，绝妙的想法！让他从白描中走出来，有点儿激动。但是哪种类型的激动呢？这种激动，我想，就像你爱的某个人正沿着门廊走来，咧着嘴笑啊，笑啊，刚打完三场网球，无往不胜的网球，他走过来问你，看见他最后打的那个球了没有。看见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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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晚上。记住，写出来的东西是给人读的。告诉读者你人在哪里。态度要友好——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那是当然啦。我在贮藏室里，刚摇铃要了一瓶葡萄酒，老家丁随时会端上来，这位老家丁乃一硕鼠，聪颖过人，皮毛油光锃亮，除了试卷，家里什么东西他都吃。

我要再回到S.的头发，既然头发两字已经跃然纸上。大约十九岁起，他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这之前他有一头钢丝般的黑发。几乎可以用拳曲来形容他的头发，但还不完全是；如果真是拳曲的话，我想我不会犹豫不决的。他的头发看着让人特别想上去拉一把，也的确没少被人拉；家里的小孩总是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扯他的头发，甚至揪到自己鼻子前来闻一闻，天晓得，闻起来也属一流。不过还是说完一桩再说另一桩吧。西摩毛发很重，无论是成年、青年，还是少年期。家里其他的孩子，尤其是男孩们，我们家里似乎总有一堆青春期之前的男孩，他们个个都对西摩的手腕和两只手十分着迷。我弟弟沃特，大约十一岁的时候，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瞅瞅西摩的手腕，然后央求他脱掉汗衫。“把汗衫脱了吧，嗨，西摩。快脱吧，嗨。这里很暖和。”S.会冲着他乐，一脸的阳光灿烂。随便哪个孩子这样跟他闹着玩他都喜欢。我也喜欢，但只限于某些时候。西摩却是无一例外地喜欢。家里的小孩无论说什么针对他的话，无论这些话多么不经大脑、口没遮拦，他照例兴致勃勃、愈发神采飞扬。说真的，1959年的今天，每当我听说我的小弟和小妹又做了什么叫人气不打一处来的事，我总会想想如果是S.，他能从中获取多少快乐。我记得弗兰妮大约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坐在西摩大腿上，面朝着他，极其崇拜地说：“西摩，你的牙齿真棒、真黄呀！”西摩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我跟前，问我有没有听到她说的那句话。

上一段有一句话让我提笔不前。为什么对于孩子们的闹着玩，我只是有时候才喜欢？这毫无疑问是因为针对我的玩笑有时候相当不怀好意。倒不是说我罪有应得的可能性很小。我的问题是，读者对于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了解多少呢？更重要的是，听我讲这个话题，他能有多少忍耐力呢？可至少以下这些话是非说不可的：如果你是某个大家庭里的长兄（尤其是兄弟姐妹间年龄相差不下十八岁的，就像西摩和弗兰妮），你几乎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指导员式的人物，这一师长或者导师的角色要么是你自己给自己派的，要么就是不经意间别人派给你的。但即便是指导员，也是高矮胖瘦，什么样的货色都有。举个例子，如果西摩让两个双胞胎里的一个进屋的时候把套鞋脱掉，也可能是叫祖伊或者弗兰妮，甚至是波波女士（她只比我小两岁，常常一副淑女模样），他们中的每一个都知道他的意思主要是如果他们不脱鞋的话，地板上会留下脚印，那么贝茜就又得拿拖把出来了。如果是我叫他们脱掉套鞋，他们知道我的意思主要是谁不脱鞋谁就是混账。于是乎，他们对我俩分别开玩笑或恶作剧的时候，其方式方法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也就顺理成章了。一段忏悔，听得我喉咙发痒，忏悔的声音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诚实与谄媚，让人疑窦丛生。对此我如何是好？难不成每次我的声音里出现老实巴交的腔调我就得停下全部的写作工作？我若非肯定自己在这座房子里不是一般的招人厌，我才不会这么贬低自己呢——像这样强调我自己的领导能力有多差——难道我就不能指望读者对此心领神会吗？再跟你说一遍我的年纪不知道有没有用？写这篇东西的我是一个头发灰白、臀部下垂、小腹隆起的四十岁男子，而且基本上不会再把银推柄往地上摔了，哪怕我没能入选篮球队或者因为敬礼的姿势不够漂亮而没能上军官预备学校。再说了，从古至今，可能没有哪段忏悔的文字闻不出一点儿骄傲的味道，因抛弃骄傲而骄傲。听一个公开忏悔的人说话，关键要听哪些是他所没有忏悔的，无一例外。在人生的某个时期（不幸的是，往往是成功期），有人也许会突然觉得自己强大到可以坦白他曾经在大学期末考试的时候作过弊，他甚至可能还会透露二十二到二十四岁之间曾一度阳痿，但是光凭这些英勇的忏悔，我们无从探知此人是否某次被自己养的小仓鼠惹恼了，便一脚把它的脑袋踩烂。很抱歉我这样说个没完，但是在我看来我此刻的担忧天经地义。我文章的主人公，以我自己的标准来看，是我所认识的一位真正高大的人；我认识一些像他一样确实称得上大气的人，我或多或少总会怀疑这些人是不是偷偷藏了一箱子见不得人的、无聊的虚荣，而他是其中唯一一个我一刻也未怀疑过的人。我是不是偶尔想在本书里把他比下去？这个想法真是可怕——简直是邪恶——我却没法不这样担心。也许您会原谅我说这样的话，但并非所有的读者都会读书。（西摩二十一岁的时候，差不多是英语正牌教授了，而且已经教了两年书，我问他，教书有什么是让他受不了的。他说他觉得教书没有什么真会让他受不了的事，但是他觉得，有一件事让他感到害怕：在大学图书馆里读到用铅笔写在页边上的读书笔记。）我就快说完了。并非所有的读者都会读书，我重申一遍，而且有人告诉我——评论家跟我们无话不说，且都是丑话说在前头——作为一个作家我有很多花边魅力。我真害怕会有这样一类读者，他们也许认为光是我活到四十岁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也就是说，我不像本书里的另一个人，我没有“自私”到选择自杀，留下我亲爱的家人们伤心欲绝。（我说过我就快说完了，不过我究竟还是说不完。并非因为我不够男子汉，而是因为要把这些话说完，我就不得不触及——我的上帝，触及——他自杀的种种细节，以我现在前进的节奏，我觉得就是再过几年对此我也未必能准备充分。）

不过，在我上床前我还要再告诉你一件事，对我来说关系重大的一件事。读者诸君若能尽自己所能不把我的话认作典型的马后炮，我将不胜感激。以四十之龄从事目前的写作，于我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刀，这背后的原因颇可深究。西摩死时三十一岁。即便这个年龄怎么算也算不上高龄，然而以我的挡速，等我写到三十一岁的西摩还得过好几个月，也可能好几年。眼下，呈现在你面前的西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孩西摩、少年西摩（上帝保佑，但愿永远不会是男生西摩）。若我跟他一起出现在文中，那也将是男孩或者少年的我。但是，操纵这场演出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这一点我始终都很清楚，而且我相信，读者也有同样的意识，即便会少一些偏执。我觉得，这一想法跟大多数生和死的真相比起来，让人忧伤的程度即便不会更深，到底也不会更浅。目前为止，你只是听到我的一面之词，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如果我和西摩的位置倒一倒，如果这会儿坐在我的座位上的人是西摩，对于自己身为叙述者、身为发号施令的那个人而拥有的十足的优越性，他一定会深感不安——事实上，他会一蹶不振——以至于会放弃整个写作计划，对此我确信不疑。当然，我不会再喋喋不休下去，不过我很高兴这话还是说了出来。这是事实。请不要只用你的眼睛；用你的心。

我到底还是没睡觉。有人已将睡眠谋杀。干得不坏。

一个尖厉的、很不客气的声音（不是我的读者中的任何一位）：你自己说的你要跟我们讲讲你哥长什么样。我们不要这些该死的分析，这些糨糊玩意儿。

但是我要。这些糨糊玩意儿，一点一滴，我全要。我可以少来一点分析，没问题，但是这些糨糊玩意儿我全都要。我若祈祷不再离题，那么就只能靠这些糨糊玩意儿。

我觉得我可以描述他的脸、他的身形、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切的一切——无论他处于生命中的哪个时期（他在国外那几年除外），八九不离十吧。请不要含糊其词。我是说惟妙惟肖。（我们家有几位成员，西摩，祖伊，还有我自己，我们记忆超群，拥有回忆的超能力，关于这一点我在文章哪一部分告诉读者才比较合适呢？如果我要继续描写西摩，那就非提一笔不可，不能无休止地拖下去，可是这些话印成铅字该多难看呀？）如果哪个好人能给我发一封电报，详细说明他希望我描写的是哪一个西摩，那可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如果仅仅是让我描写西摩，随便哪一个西摩，我眼前一样会浮现一幅生动的画面，只是这幅画面中的西摩同时是八岁、十八岁，还有二十八岁的西摩，顶着一脑袋的头发，同时秃得厉害，穿一条夏令营队员的红条子沙滩裤，上身一件皱巴巴的土黄色军装，戴着下等中士的军阶横杠，盘腿成莲花式，坐在R.K.O.大街86号的阳台上。我觉得一旦下笔，就有描绘出这一类画面的危险，我不想这样。一方面，我想这会让西摩不安。若你笔下的人物就是你至亲的导师，就会比较麻烦。不过他不至于过分不安，我想，前提是我充分依靠本能，然后选择某种文学立体主义来呈现他的脸。就此而言，如果我下文全部采用小写字母，他也根本不会在意——只要我的本能如是说。我不介意在这里来一点儿立体主义，但是我所有的本能都在告诉我要维持下层中产阶级的立场，与立体主义斗争到底。要不我还是先枕着立体主义睡一觉再说吧。晚安。晚安，葫芦夫人[28]。晚安，该死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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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在课堂上（恐怕是我盯着福德玛尔小姐那条紧得不能再紧的紧身裤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既然我自己一时半会儿不知从何说起，那么真正谦恭有礼的做法莫过于让我的双亲之一先来说几句。还有什么比从母亲大人开始更合适的呢？不过，这样做会冒极大的风险。有些人就算不会真的因为感情用事而信口开河，他们天生可怖的记忆也几乎肯定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就拿贝茜来说吧，对她而言，关于西摩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他的大高个。在她眼里，西摩活像得克萨斯来的小伙子，四肢不是一般的修长，进屋的时候永远低着脑袋。事实上，西摩身高五英尺十点五英寸——以现代的多维他命摄入标准来看，属于高个中的矮个。他自己觉得正合适。他对身高从来没什么热情。我家双胞胎长到超过六英尺的时候，我一度怀疑西摩是不是会给他们寄两张慰问卡片。我觉得如果他今天还活着的话，看到做演员的祖伊个子那么小，一定会乐不可支的。他，S.，坚信真正的演员身体重心应该是很低的。

不该说“乐不可支”的。我已经没法不让他笑了。如果哪个古道热肠的作家能代我写这一段我会非常高兴。我从事写作最初所发的誓言之一就是控制笔下人物的微笑和咧嘴。杰奎琳咧嘴一笑。又胖又懒的布鲁斯·布朗宁怪笑一声。米特格森船长调皮地一笑，一张老脸瞬间亮了起来。但是眼下我无路可退。先把最糟糕的说完：我觉得以西摩那一口介于马马虎虎和不怎么样之间的牙齿而言，他的微笑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写起来丝毫不费力的不外乎微笑的机械构成。一屋子的人要么面无表情，要么闷闷不乐，这种时候，西摩的微笑常常会忽隐忽现。即便在自己家里，他的微笑分布器也并不标准。小孩过生日，吹灭蛋糕上的蜡烛时，他脸上的表情会很严肃，甚至是肃穆。可要是哪个小孩在木筏下面游泳剐伤了肩膀，给他看自己的伤口，他倒会显得兴致勃勃。从技术层面来说，我认为西摩不会任何社交微笑，然而要说他的脸上从来不缺少真正恰如其分的表情，这话似乎也没错（也许稍微有一点儿夸张）。举个例子，他那个面向剐伤肩膀的笑容常叫人气不打一处来，如果被剐伤的是你的肩膀的话，但是这样的笑容也的确能起到转移注意力的作用。他在生日派对、惊喜派对上的严肃也不会扫大家的兴——或者说一点也不比他应邀出席第一次圣餐仪式或者犹太男孩成人仪式时的傻笑更让人扫兴。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弟弟偏袒哥哥而说的话。那些根本不认识他的人，或者对他略知一二的人，只知道他是那个儿童广播明星，或者已经过气的广播童星，即便是这些人，他们有时候确实会因为西摩脸上出现某个特定的表情——或者缺少某个特定的表情——而感到不安，但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我觉得。而且在这种场合，受害者们往往会有某种愉快的类似好奇的感觉——从来没有人真会心生厌恶或是怒不可遏，反正我不记得有过。原因之一——当然是最简单的一个原因——他的每一个表情都是真诚的。长大成人之后（说这话的是他的亲弟弟），我觉得他的那张脸是整个大纽约区最后一张绝对不设防的脸。要说他脸上也会露出不真诚的、造作的表情，我唯一能记起来的就是当他在家里刻意迎合某些亲戚的时候。然而这也不是天天都发生的事。总体上我想说，西摩的幽默带着一种节制，这是我们家所有其余成员都做不到的。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家老小只有他不拿幽默当主食，而是说，他一般只得到，或者说只给自己拿量最小的那一份。如果父亲不在跟前的话，成为“家庭笑柄”的那一个几乎总是西摩，而他通常会很优雅地把玩笑收起来。我想下面这个例子应该完全可以说明我的意思，每次我向他大声朗读我的新故事，他总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在我某句对话读了一半的时候把我打断，然后问我知不知道我对“口语的节奏和抑扬顿挫”把握得特别准。他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显出一副智者的样子，这会让他自己很开心。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耳朵。事实上，关于那对耳朵我有一部小电影——一部单盘影片，画面上滚动着条纹，我的妹妹波波，大概十一岁，只见她一时调皮兴起，噔噔噔从饭桌边上跑开，一分钟后又冲进房间，拿着从活页本上拆下来的一对圆环，就往西摩的耳朵上挂。她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西摩整个傍晚都戴着这对圆环。一直戴到耳朵扯破流血也不是不可能。但这对耳环并不适合西摩。他的耳朵恐怕不是海盗型的，而是某个古代玄学家或者佛陀的耳朵。耳垂极长极厚。我记得维克神父几年前身裹黑衫经过这里，我当时正在做《纽约时报》上的填字游戏，他问我，有没有觉得S.的耳朵是唐朝的耳朵。至于我自己，我会说比唐朝还更早些。

我要上床了。也许跟安斯图瑟上校在图书馆里先来一杯，然后再上床。为什么我如此精疲力竭？手在出汗，肚子里翻江倒海。那个身心完备的人不在家。

我禁不住想把他脸上其余的部分都跳过算了，眼睛除外，也许还有鼻子（注意是也许），让有始有终见鬼去吧。背一个不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的罪名，这个我可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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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睛跟我的、莱斯的，还有波波的眼睛比较像，像在哪里两三句话就可以说完，（a）这一拨人的眼睛颜色跟墨黑的牛尾巴一样，或者也可以说是忧伤的犹太褐色，如此形容都有些扭捏作态。（b）我们也都有黑眼圈，而且，其中有几个人干脆就是眼袋。家族可比性到此为止。若要投票选举家里最“棒”的两双眼睛，我的两票会投给西摩和祖伊，虽然这样做似乎对族群中的女性有点大不敬。可这两双眼睛彼此又是如此的天差地别，颜色的不同只是最小的区别。几年前，我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让人极度心神不宁，铁定过目难忘，且颇多负面争议，实乃彻底的失败之作，故事讲一个“天赋异禀”的小男孩，在一艘横渡大西洋的班轮上，其中某处有一段对这个男孩的眼睛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凑巧得很，我这会儿手头刚好有一份这个故事的拷贝，用大头针优雅地别在我一件浴袍的翻领上。引用如下：“他的眼睛是浅棕色的，一点儿不算大，还稍稍有点儿斜视——左边那只比右边更厉害些。但是并没有斜到畸形的程度，不会让人第一眼就必然注意到。那双眼睛仅仅斜到会让人提上一句，而且也只是在以下的情形：那人已经认真地考虑了好一阵子，然后才心想，但愿这双眼睛能长得更直一些，或者更凹一些，眼睛的棕色能更深一些，或者双眼分得更开一些。”（也许我们最好停一下，歇口气。）其实（真的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这根本不是西摩的眼睛。西摩的眼睛是黑色的，非常大，间隔距离绰绰有余，而且，丝毫没有斜视的迹象。然而我家至少有两位成员知道我的这段描写是奔着西摩的眼睛去的，他们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甚至觉得，从某个特殊的角度来看，我干得不算太坏。在现实生活中，西摩的眼睛里有一层时隐时现、超薄如蛛丝般的色调——只是它又不是什么色调，我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另一位作家——叔本华——跟我一样喜欢找乐子，他写的东西真叫绝了，其中某处描写一双类似的眼睛，而且也搞得一团糟，跟我有得一比，真让我开心。

行了。该鼻子了。我跟自己说再坚持一分钟就好了。

假设你于1919年到1948年之间的某天走进一个挤满了人的房间，我跟西摩也在其中，要判断我和他是兄弟可能只有一个办法，不过这个办法就算傻瓜也能照试不误。那就是看我们的鼻子和下巴。下巴嘛，我当然可以一笔带过，既然我们几乎根本没长下巴。然而，鼻子我们绝对是长了，且几近一模一样：两个硕大无朋、肉乎乎、扁塌塌，像水风筒一样的玩意儿，跟家里所有人的鼻子都不一样，除了一个例外，就是亲爱的老曾祖父“揍揍”，他的那个鼻子在一张早年用达盖尔银版法拍的照片上鼓得像个气球，小时候常把我看得目瞪口呆。（现在想起来，西摩有一次说他怀疑我们的鼻子——他自己、我，还有曾祖父的鼻子——是不是像某些胡子那样让主人睡觉时陷入两难的境地，意思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到底该把鼻子放在被子里面还是外面。西摩这话让我很吃惊，怎么说呢，有关解剖学的玩笑他可是从来没开过的。）然而这样说也有风险，可能听了让人感觉太不着调。我想澄清一点——哪怕会得罪人——我们的鼻子绝不是浪漫的塞瑞诺[29]式的隆起物。（在这样一个言必心理分析的美丽新世界里，我觉得无论如何鼻子都是一个危险的话题，至于塞瑞诺的鼻子和他的俏皮话到底哪个因哪个果，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人都一清二楚，对于那些长了大鼻子却无疑舌头会打结的家伙们，全世界人民都会临床性地捂住自己的嘴。）我觉得我们俩的鼻子就宽度、长度、线条而言，值得一提的不同之处只有一个，就是西摩的鼻梁明显有点儿弯，我有义务说明一下，是朝右边斜了一点儿。西摩常常怀疑这么一来，我的鼻子相比之下就成贵族了。这个“弯度”是有一次某个家庭成员拿着网球拍白日做梦般大展手脚的时候造成的，地点是我们位于河滨大道那栋老公寓的大厅里。那次不幸的事故之后，他的鼻子再没有复位。

万岁。鼻子说完了。我要上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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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敢回过头去看看我目前为止所写的东西；时钟走向半夜十二点的时候，心中会涌起古老的职业恐惧：生怕自己变成一根用过的皇家牌打字机色带，今晚这种恐惧非常强烈。不过，我很清楚我不是在画一幅风流小生的肖像画。这合情合理，求神保佑。我他妈的是不能胜任描写他的这份差事的，加之意气用事，但谁也不该由此得出结论说S.是一个有魅力的“丑男”，套用一个老掉牙的术语。（这个术语非常可疑，随处可见，用得最多的是某些女同胞，无论现实生活中的还是虚构的，她们用这个词组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单单要被那些甜言蜜语、声嘶力竭的恶魔男人所吸引，或者是被家教很差的凤凰男所吸引，后者没那么典型。）我们是两个再明显不过的“相貌平平”的孩子，程度略有出入而已，这一点我必须说清楚，即便我不得不反复强调——我知道我其实已经反复强调过了。我的上帝，我们那真叫一个相貌平平。也许可以这么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的脸蛋“逐渐长开”，我们的相貌“变好看了不少”，尽管如此，我认为我必须声明再声明：很多真正心思周密的人看到男孩、少年，以及青少年时期的我们，第一眼的时候毫无疑问都会心头一凛。我说的当然是大人，不是其他的孩子。大多数孩子没那么容易心头犯凛——反正不是那么个凛法。另一方面，大多数孩子的心胸也都谈不上宽广。小孩们聚到一起的时候，往往其中某一个的母亲巴不得大伙儿知道她有多么心胸开阔，她会建议我们玩“转瓶子”或者“邮局”的游戏[30]，整个童年时代，格拉斯家的老大和老二收到过一袋又一袋没寄出去的信（这话有点不合逻辑，但甚合我的心意），当然，除非扮演邮递员的是那个名叫小泼妇夏洛蒂的小姑娘，她本来就有点儿疯疯癫癫的。我们为此烦恼过吗？我们为此感到过痛苦吗？想仔细点儿，拜托了，作家同志。以下是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的回答：几乎从来没有过。就我自己来说，信手拈来就有三个理由。首先，整个童年时代，除了动摇过那么一两次之外，我从头至尾都相信——很大程度上感谢西摩的坚持，但绝不全是他的功劳——我就是一个魅力四射、才华横溢、称得上鹤立鸡群的家伙，若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那全不在话下，只足见此人之品位罢了。其次（如果你还能再忍受的话，我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五岁之前，我有一个花好月圆般的信念：长大后我一定会成为一个顶级作家。第三，除了极少一些例外的情况，我一直偷偷以自己哪个部位长得像西摩为荣，内心深处从来如此。至于西摩，情况照例有所不同。他对于自己的滑稽长相，有时候很在意，有时候又全不当回事。他之所以会在意是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这会儿我尤其想到的是我们的妹妹波波。西摩宠她宠得不行。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他对家里每个人都宠得不行，对大多数的外人也宠得不行。但是，波波跟我所认识的所有年轻女孩一样，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必须加一句，波波的这个阶段没有持续太久，相当不容易——每天她都会因为大人们的失言、失态而“气死”过去至少两次。在这一阶段的高峰期，如果一位她最喜欢的历史老师中饭后走进教室，脸颊上粘着一小颗奶油布丁渣，这便足以让波波在课桌后枯萎夭折。然而，她也经常因为某些没这么琐碎的原因而像个活死人般回到家里，这种时候西摩就会担心。在一些聚会之类的场合，若有大人走到我们跟前（我和西摩跟前），然后告诉我们今晚你们俩看上去多帅呀，这时候他就会尤其替波波担心。就算不完全是那样的情景，反正类似的事没少发生，而且每次波波好像都近在咫尺，眼睁睁地等死。

我有可能太过执迷于他的脸这一主题，他实实在在的那张脸，对于这种可能性也许我本该给予更多的关注。我的描写方法缺乏某种全面的完美性，这一点我毫不讳言。也许整个描写都过头了。先不说别的，我注意到他脸上几乎每个器官我都做了讨论，可是却仍然还没怎么触及这张脸本身的生命力。这个想法本身——出乎我的意料——足以让我沮丧得无所适从。然而即便我有了这个想法，即便我被它拖下了水，有一个信念始终保持不变，这是我从一开始便产生的信念——它仍然鲜活如初。其实也不能说是“信念”。更像是作为惩罚而颁给最贪吃的人的一份大奖，或者一张意志力证明书。我觉得我知道一件事情，我拥有一种属于主笔者的洞察力，是过去十一年里我试图描绘他的一切文字失败的积累，我知道：想写他，低调陈述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自1948年起，我写过不下一打关于他的故事或者小品，然后又戏剧化地统统付之一炬——其中有几篇还是挺像样子的，很可以读一读，这话不该我自己说的。但是统统不是西摩。低调处理一篇关于西摩的作品，结果就会变成，就会成长为，一个谎言。一个艺术的谎言，也许吧，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回味无穷的谎言，但终归是个谎言。

我觉得我应该过个一小时左右再睡。得！这个家伙愣不睡觉。

尚有些丝毫谈不上奇形怪状的部分。比如，他的手就很好。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说美丽，因为我不想用“美丽的双手”，这个表达叫人彻底倒胃口。他的掌心很宽，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肌肉颇发达、“健壮”得出人意料（引号没有必要——看在上帝的分上，放松），然而手指却又长又细，尤胜贝茜；两根中指看上去像是要拿裁缝的皮尺来量才行。

我在想上面这段文字。我想的是其中包含的个人仰慕的成分。我不知道一个人对其兄长的双手可以仰慕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引起世人的扬眉侧目？我年轻时候参加的学习小组经常拿威廉神父和我的异性恋倾向（除了为数不多的，怎么说呢，往往是身不由己的独身期）作为闲聊的谈资。然而此刻我发现自己正清晰地回想起索菲娅·托尔斯泰说过的一些话，也许有点儿太清晰了；索菲娅常常跟丈夫怄气，也完全可以理解，某次怄气之后，她指控自己十三个孩子的父亲有同性恋倾向，就是这个一把年纪却仍然每天晚上要同她行房事的男人。我觉得，总的来说，索菲娅·托尔斯泰这个女人，脑子不是一般的不灵光——更主要的是，我体内细胞的组成模式决定了我天生相信起烟的地方很少真的有火，往往多的是草莓果冻——但是我确确实实相信，任何一个从不妥协的作家，甚至只是即将成为这样一个作家的人，在他们体内都存在着大量雌雄同体的激素。我觉得如果这个人看到另一个穿了隐形裙子的男作家就痴痴傻笑，那么最终倒大霉的就是他自己。关于这个话题我到此为止。这种自白，恰恰属于最容易被添油加醋、歪曲事实的那一类。我们本来就是一群懦夫，作品中的我们竟然不比现实中的我们更懦弱，这真是一个奇迹。

至于西摩说话的声音，他那无与伦比的喉咙，我无法在这里展开。我没有足够的篇幅先好好做点儿铺垫。眼下我就以我自己那毫无魅力的神秘嗓音简单说一句：他说话的声音是我听过最棒的乐器，不完美的乐器，我可以整小时地听。不过，我重申一遍，眼下我不会对西摩的嗓音做进一步完整的描述。

他皮肤很黑，或者说至少肯定是偏暗的，而且出奇的干净。他整个青春期就没长过一颗粉刺，这让我既困惑又懊恼，因为他吃的地摊小吃——或者用我们母亲的话来说，“连手都不洗的、脏兮兮的家伙们做的不卫生食品”——一点儿也不比我少，喝的瓶装汽水饮料至少跟我一样多，而且绝对不会比我洗澡洗得更勤快。事实上，他洗澡次数比我少多了。他总是忙着监督我们一伙人——尤其是两个双胞胎——按时洗澡，以至于该他自己洗的时候，他倒常常会错过。这样我又可以重提理发店的话头，虽然有点牵强。一天下午，我们一起去理发，走到阿姆斯特丹大街正中间的时候，他突然停下脚步，然后很冷静地问我，如果我让你自己一个人去理发你会不会很不乐意，这时候马路两边的汽车、卡车正从我们身边来回地呼啸而过。我把他拉到人行道上（我很想每次拉他到人行道上就收五个美分，从小到大），然后说我当然会不乐意。他有个想法，觉得自己的脖子不够干净。他不想难为理发师维克多，害他看自己的脏脖子。他的脖子是脏，确切地说。他用一根手指伸进自己衬衣的后领口撑开，让我看一眼，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通常，那个领域的卫生防范还是过得去的，但是过不去的时候那是确实过不去。

我真的必须要上床了。“妇女主任”——人非常好——天亮的时候要来吸尘打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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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装这一可怕的主题也该在此地某处登场了。要是作家对于笔下人物的着装可以一件一件、一个褶缝一个褶缝地描写，那该有多便利啊。是什么让我们畏首畏尾？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有将素未谋面的读者当作弱势群体的倾向——前提是我们认为读者关于人和道德所知不如我们；抑或任他们随便猜疑——前提是我们宁愿相信他手头不可能有我们所掌握的那些琐碎、翔实的资料。举个例子来说，我在看脚病医生的时候，翻到《匹克博》杂志上的一张照片，是某个崭露头角的美国公众人物——某个电影明星、政客，或者新上任的大学校长——他在自己家里，脚边是条小猎犬，墙上挂了幅毕加索的画，他自己穿了件诺福克外套，要是我来描写的话，我一般不会亏待这条狗，对毕加索也会尽量礼数周到，可一旦轮到对美国公众人物的诺福克外套作总结陈词，我准会叫人忍无可忍。我是说，如果我本来就不怎么喜欢那个美国公众人物，他的外套就是雪上加霜。我会从这件外套上得出如下结论：此人的视野他妈的开阔得忒快了点儿，不对我的胃口。

说点别的吧。大一点之后，我和S.穿衣服就很难看了，且各有各的难看法。我们穿衣服曾经那么难看，这略微有些奇怪（并非真有多奇怪），因为小时候我们都打扮得挺像样的，虽然算不上出类拔萃，我想。刚开始上电台节目那会儿，贝茜常常带我们去第五大道上的德皮纳服装店给我们买衣服。她是怎么发现那个庄重、高雅的服装店的，这谁也说不上来。我弟弟沃特活着的时候是个很斯文的小伙子，他一度认为贝茜就是走过去问了一个警察。这个猜测也不是没道理，因为我们小时候，贝茜一遇到最棘手的难题，就会去找全纽约最容易找到的德鲁特伊神庙——爱尔兰交通警。贝茜能发现德皮纳没准是跟爱尔兰人出名的好运气有点关系，这种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接受。但样样都靠这个，那是不可能的。比如（这有点儿跑题，但挺有意思），我的母亲从来不是个爱读书的人，不管你把“读书”的尺度放到多么宽。然而我曾见她走进某家位于第五大道上的富丽堂皇的书城，给我的一个侄子买生日礼物，出来时，现身时，手里拿着一本凯·尼尔森画插图的《太阳以东月亮以西》，如果你认识她的话你会肯定，那天她对四处走动的、热情的营业员们一定是敬而远之的。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继续说说我们俩年轻时的着装。十岁刚出头，我们就开始自己买衣服了，不再有贝茜什么事，而且我俩互不干涉。西摩长我几岁，他自然最先独立行动，不过时机一成熟，我便迎头赶上。我记得刚满十四岁我就再不去第五大道了，就像丢开一个凉了的土豆一样，转身直奔百老汇而去——具体讲，是百老汇的一家店铺，那里的营业员以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来看不是一般的不客气，不过至少他们一眼就能认出一个天生知道怎么穿衣服的人。我跟S.一起做电台节目的最后一年——1933年——每次晚上播音，我都穿一件淡灰色的双排扣外套，高高的垫肩，里面一件暗蓝色的衬衫，领子是好莱坞式的“摇滚”翻领，外加两条一模一样的橘黄色领带中比较干净的一条，一般正式场合我才戴。老实说，自那以后我还从来没穿过比这自我感觉更好的行头。（在我看来，以写作为生的人永远不可能跟他橘黄色的旧领带一刀两断。我觉得，这些领带迟早会在他的文章里冒出来，对此他还真是他妈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西摩给自己挑的衣服一概中规中矩。关键问题出在，他买的衣服——尤其是外套，还有大衣——没有一件是合身的。一定是这么回事：店家负责改衣服尺寸的人一走近他，他拔腿就跑，可能衣服只穿了一半，没人来得及用粉笔在衣服上画尺寸是肯定的。他的夹克不是往上缩，就是往下耷拉。他的袖子要么拖到大拇指的第一个关节，要么在腕关节那里就拉不下来了。裤子臀部的地方几乎总是最糟糕的。有时候叫人瞠目结舌，就好像一个正常的36码的屁股像颗豆子一样被扔进了一条42码的裤子里。不过更吓人的还在后头。任何一件衣服，一旦上了西摩的身，其物质的存在就会被他彻底抛到脑后——除了一点，也许，即对于自己不再一丝不挂这一点，他尚存一丝模糊的机械性意识。这体现了某种对于我们这个圈子里所谓会穿衣服这一概念的本能的、抑或后天培养出来的反感，但是，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有过那么一两次，他买衣服的时候我就跟在旁边，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买衣服时带着某种骄傲感，在我看来，只是些微的骄傲，但足以令他自得其乐——仿佛一个年轻的婆罗门教的禁欲修行者，抑或印度教新入门的信徒，在挑选自己的第一块腰布。哦，这可真是怪事呀。每当西摩真的开始穿衣服，那些穿衣服的时刻，也常常会出岔子。他通常可以在一个打开的衣橱前站上足足三四分钟，对我们放领带的那一格中属于他的那部分反复检阅，但是你知道（如果你傻到愿意坐在那里一直看着他的话）一旦他真的做出选择，那条被选中的领带绝对没有好下场。要么打出来的结注定不肯安安分分地待在衬衣领的V字部位——大多数情况下，领结会停在离最上面一粒纽扣约四分之一英寸的地方——要是这个结打得确实不偏不倚，那么他脖子后面的领口下面注定会伸出一小块领带绸，看上去就像挂了一个旅游小望远镜。不过这个话题又大又难，我想就说到这里为止吧。一句话，他的着装常常让全家人感到筋疲力尽，心生类似绝望的情绪。说真的，我的描述也只是蜻蜓点水。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要么再举一个例子，然后就不说了，想象一下夏日的某一天，比尔特摩庄园里的鸡尾酒会人潮涌动，你站在一棵盆栽棕榈树的边上，这时只见你的领主一路蹦蹦跳跳上了楼梯，看到你他高兴得什么似的，活蹦乱跳刹不住车，这样的经历确实叫人如坐针毡。

我想就蹦楼梯这回事再扯开去说一会儿——也就是，先扯开了再说，至于会扯到哪里就管他娘了。所有的楼梯，他一概都是蹦着上去的。他是冲上去的。我几乎没见过他以其他任何形式上过楼梯。这便助我上升到有关活力、生命力以及蓬勃生机的主题——这样的过渡合情合理，我可以这么想吧。现如今，我无法想象任何人（现如今，我无法轻易想象任何人）——除了以下这些人可能是例外：极端没有安全感的码头工人、若干陆军及海军的离休军官，以及相当数量为自己二头肌的大小发愁的小男孩们——还会相信诗人就该是一副蔫了吧唧的样子，这是老掉牙的人尽皆知的诽谤。我一早想指出（尤其考虑到有这么多军人、户外型的铮铮男儿将我列入最受欢迎的故事大王之一）：要完成一首一流的诗的最后一稿，光有精神力量或者铁打的意志是不够的，还要有相当大的纯粹的体力耐力。只不过可悲的是，一个好的诗人往往不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但是我相信通常一开始诗人都有一副相当不错的体格。我的哥哥就是我所认识的最不知疲倦为何物的人。（我突然想知道时间。还没到半夜，而我却想着要不要骨碌到地板上，以仰卧的姿式继续目前的写作。）我刚想起来我从没见过西摩打哈欠。他肯定打过哈欠，但是我从没见过。当然不会是出于任何礼貌的考虑；我们家还没挑剔到禁止打哈欠。我打哈欠很正常，这我知道——而且我睡觉比他多。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俩睡眠时间都很短，即便小时候也是这样。尤其是我们做电台节目的中间几年——那些年里，我们各自的屁股兜里揣了至少三张图书证，每张都像历经沧桑的老护照——没有几个晚上，上学的晚上，我们卧室的灯会在凌晨两三点之前熄掉，只有当第一中士贝茜巡逻的时候是例外，在她敲门后关键的一小段时间里灯也会熄掉。从大约十二岁开始，每当西摩热衷于某个东西，做某项调查，他就可以连着两三个晚上通宵达旦，而且经常这样，可他看上去或者听上去却没有什么明显疲惫的迹象。睡眠不足看来只会影响他的血液循环；他的手脚会变冷。如果连续三天熬夜，大概第三个晚上，不管他在做什么，他总会抬起头问我，至少一次，问我有没有感觉到屋里漏风很厉害。（我们家的人，包括西摩，从来只感觉到厉害的漏风，一般的漏风是感觉不到的。）要么他会从椅子或者地板上站起来——任何他正在读书或者写作或者沉思的地方——然后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人没关好浴室的窗。除了我之外，贝茜是这所公寓里唯一一个能感觉出西摩是否在熬夜的人。她靠西摩穿了多少双袜子来判断。自从西摩告别短裤，只穿长裤之后，贝茜就总在拎他的裤脚管，看看他是不是穿了两双袜子来防风。

今晚我是我自己的睡魔。晚安！晚安，你们这些缄默得叫我抓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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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很多人，他们跟我一个年纪，一样的收入水平，也在以迷人的半日记形式描写自己死去的兄弟，这些人从来不屑于向我们说明日期，或者告诉我们他们身在何处。毫无合作诚意。我发过誓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今天是星期四，我又回到了我那把可怕的椅子上。

凌晨一点差一刻，我从十点起就坐在这里，笔下的西摩仍然鲜活，我便想趁机介绍他运动员的一面，他对各种比赛的热爱，可我又不想在讨厌运动和比赛的人群中引起过度反感。除非先致歉，否则便无法下笔，这一发现令我沮丧，心里不是滋味，说真的。原因之一，我所属的那个英文系里碰巧至少有两位眼看就要成为德隆望尊的正牌当代诗人，还有一位是东海岸学术圈内风头正健的文学评论家，梅尔维尔研究专家中的权威人物。这三位老兄（他们对我都客气得很，这一点您也许可以想见）每逢职业棒球联赛，便齐刷刷冲到电视机边上，外加一瓶冰镇啤酒，给我的感觉多少有点儿太咋呼。我又扔了一块布满青苔的小石头，不幸的是，破坏力不够大，因为这一次我是在一所实心玻璃屋里往外扔石头的。我自己一直都是一个棒球迷，我毫不怀疑在我的脑壳里一定有一块地方看起来活像一只鸟笼的底座，上面垫满了撕碎的运动版的旧报纸，事实上（这将是最后一次作者与读者亲密无间型的对话），我小时候之所以上那个电台节目连续六年多不间断，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我可以告诉听众朋友们，威纳兄弟[31]这一个礼拜又干啥了，或者来个更绝的，我两岁那年，1921年，考伯一共偷了几次第三垒。我还在为此耿耿于怀吗？少年时代，很多个下午，我会乘上第三大道地铁逃离现实，跑去马球球场的第三垒，属于我的小小天地，对此我难道仍然无法释怀吗？我感到难以置信。也许一部分是因为我四十岁了，是时候了，所有的老男生作家们，你们该从球场和斗牛场上下来了。不是这么回事。这位唯美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运动员，对此我却迟迟不愿着墨，到底为什么？我是知道原因的——我的上帝，我知道。这么多年了，我从不去想这个问题，但是答案就在这里：我和S.上电台节目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极其聪明、极其可爱的男孩——他叫科蒂斯·考费尔德，后来参加太平洋战争，某次登陆战时被打死了。一天下午，我和西摩带着他，蹦蹦跳跳去中央公园玩，在那里我才发现他扔起球来就好像长了两只左手——概括地说，就是扔起球来像个小姑娘——我当场哈哈大笑，笑得像匹小公马，那一刻西摩脸上露出的表情，直到今天，仍然在我眼前晃动。（对这一类的深层分析我该怎么辩解才好呢？莫非我已经到过天国了？我是否该挂牌营业了？）

还是一吐为快吧。S.热爱运动和比赛，无论室内还是室外的体育项目，而他自己通常要么就是特别擅长某个项目，要么就是一点儿都不会——很少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几年前，我妹妹弗兰妮向我透露她最早的记忆中有这么一幕，她躺在“摇篮”里（犹如一位公主，我猜），看着西摩在客厅里跟人打乒乓球。我是这么想的，她脑子里的摇篮在现实中就是那只破旧不堪的安了四个小轮子的童床，波波那时候总是推着小床上的弗兰妮满屋子跑，颠过一个又一个门槛，直到抵达客厅这一活动中心地带。不过她在婴儿时期见过西摩打乒乓球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那位没有被她记住的、明显很苍白的对手完全可能就是我自己。我跟西摩打乒乓球一般都会被震撼到脸色惨白。感觉仿佛球网那一头站的是迦梨女神本人，群手飞舞，龇牙咧嘴，对于分数则丝毫不放在心上。他又是猛击，又是狠砍，总在杀球，就好像所有的球都是挑起来的高球，无论是否只打了一个还是两个来回。西摩每打五个球，大约就有三个要么打在网上，要么离开乒乓球桌十万八千里，所以跟西摩打乒乓球基本上没有回合可言。不过，由于他本人注意力毫不分散，他几乎从来没意识到这一点，而他的对手则总在满屋子追着乒乓球跑，椅子下面，沙发背后，钢琴底下，还有放满书的书架后头那些犄角旮旯的地方，等到对手终于忍不住愤愤然地高声抱怨，西摩总是会很吃惊，一副非常抱歉的可怜样。

打网球他也是一样无可救药，惨不忍睹。我们经常打网球。尤其是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纽约。他当时已经在同一所大学里教书了，有不少日子，尤其是春天，我一见阳光灿烂就害怕，因为我知道又会有某个年轻人如游吟少年[32]般倒在我的脚下，身上带着西摩的条子，上写：“多么好的天气啊，待会儿打场网球吧。”我拒绝跟他在大学的球场上打，我怕在那里打的话，我的朋友或者他的朋友——尤其他有几个靠不住的同事——可能会在他打球的时候认出他来，所以我们通常去九十六街上的利普网球场打，那是我们经常碰头的老地方。我设计过的最帅的策略之一是故意把我的网球拍和球鞋放在家里，而不是学校的衣柜里。这样做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好处，我在家里换衣服准备去球场赴约的时候，常常会获得些许怜悯，我弟妹中的某一个总会同情地跟在我身后，一直走到前门，陪我一起等电梯。

不管玩什么纸牌游戏，无一例外——钓鱼、扑克、卡西诺、打红星、抽乌龟、竞叫或定约桥牌、拍杰克、二十一点——他都是绝对得叫人忍无可忍。尽管如此，钓鱼纸牌尚可一观。双胞胎小时候，他常跟他们一起打牌，他总是不停地暗示两个小家伙，让他们问他有没有四或者杰克，要么他就故意咳嗽，把牌亮给他们看。玩扑克他也一样星光四射。我快二十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日子，为期很短，我试图变成一个合群的人，这个半公开的游戏很难玩，而且以失败告终。那段时间里我常常带人回来玩扑克，西摩也常常会加入牌局。他要是拿了一手A，别人想猜不出来还真是件难事，因为他会坐在那里咧着嘴乐，用我妹妹的话来说，就像一只捧了满满一篮子鸡蛋的复活节兔子。更糟糕的是，比如牌桌对面的人出了一对十，他要是喜欢这个人，那么就算这时候他手里有顺子或者同花顺，或者更好的牌，他也绝不会下赌注，甚至都不会叫牌，这就是他打牌的习惯。

户外运动十有八九他都没戏。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住在第一一〇大街和河滨大道附近，每到下午总有很多小孩一起玩游戏，要么在小路上（棍球、旱冰曲棍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草坪上，遛狗的大场地，科苏特雕像附近，河滨大道上（橄榄球或者足球）。西摩踢足球或者打曲棍球有他自己的一套路数，让他的队友们牙痒痒，他会带球冲到前场——经常干得很漂亮——然后就停下来，给对方守门员足够的时间找到一个牢不可破的位置。他很少玩橄榄球，几乎是从来不玩，除非这个队或者那个队刚好缺一个人。我常常玩橄榄球。我并不讨厌暴力，我大多数情况下是吓得半死，所以只能硬着头皮玩下去；我甚至还组织过该死的橄榄球比赛。S.偶尔加入我们的比赛，这种时候事先根本猜不出对于他的队友来说他到底是宝还是废。比赛分组的时候，西摩往往是最先被选中的，因为他绝对是水蛇腰，天生会带球过人。当他带球到中场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突然选择把心交给迎面而来的阻截队员，那么对他那一方来说，他绝对是个宝。然而，正如我所言，他对于整个比赛究竟会起到推动还是阻碍的作用，实在难以预期。有一次，我自己的队友们总算同意让我带球跑到边锋的位子，虽然他们一个个满腹牢骚，这对我来说不啻为千载难逢的机会。西摩属于对手方，当我带着球朝他的方向冲去时，只见他欣喜若狂地看着我，就好像这是一个意外相逢的天赐良机，我一下子就被搞得心神不宁。于是我几乎急刹车般停了下来，不用说，自然立马被人扳倒了，用后来大家传言的话来说，摔了个稀里哗啦。

这个话题我说得太多了，我知道，但是我真的就是停不下来。我已经说过，有些游戏他可以玩得出奇的好。事实上，简直好得不可原谅。我这话的意思是说，在游戏或者运动项目中，有那么一种层次的优秀，如果某个不懂经的对手达到了这种优秀的层次，我们就会尤其气不打一处来，这类对手也是绝对的某种类型的“混蛋”——一个无形的混蛋，一个卖弄的混蛋，或者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分之百的美国混蛋，这伙人里包括运动装备全是便宜货或者次品，却还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的人，这样一路算下来，也包括长了一张过分幸福与和善的脸的选手，只要他是赢的那个人。西摩游戏玩得特别好的时候，他的种种罪名之中只有一项属于无形之罪，但也是主要的一项。我特别想到的有三个游戏：街头棒球，打弹子，还有口袋台球。（台球我得下次再说。对我们而言，台球不仅是一个游戏，它几乎具有新教改革的意义。少年时代，每逢重大危机时刻，我们都会打台球，不是危机前，就是危机后。）街头棒球，我给乡下的读者们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玩起来需要有一段褐砂石的阶梯，或者公寓楼的前门也行。我们玩的时候，是拿一个橡皮球，朝着某个花岗岩的奇形怪状的建筑物扔过去——曼哈顿流行的半希腊人像半罗马克林斯大柱子造型的东西——沿着我们公寓的外墙有那么一排，高度及腰。如果对方一伙没有人在半空接住球，球落到大街上，或者对面的人行道上，那么就算是内场安打，就跟棒球一样；如果球被接住了——这种情况更多见——扔球的人就得出局。只有当球弹得够高够狠，没有被接住，而且弹到了街对面房子的墙上，这样才算本垒打得分。我们那时候，不少球能弹到对面的墙上，但是很少弹得够快、够低、够水准，以至于不会半路被接住。可是只要轮到西摩扔球，几乎每一次他都可以弄一个本垒打。我们那个街区里的其他男孩，不管谁得了分一般都被认为是意外——你乐不乐意是另一回事，取决于你跟他是不是一伙的——可是轮到西摩，如果他没有拿下本垒打，那看起来才像是意外。更特别的是，跟本文更切题的是，西摩扔球的方式在方圆几里都是独树一帜。我们其他人，但凡跟他一样不是左撇子，面对波纹状的建筑表面，都会站得稍微偏左一点，然后手臂用力斜斜地把球扔出去。西摩则正脸对着那个关键部位，然后就把球直直地往下扔过去——非常像他打乒乓球或者网球时上手扣球的动作，只是后者既有碍观瞻，且总以惨败告终——他身子略微往下一蹲，球随即咻地从他脑袋上方擦过，直奔看台观众而去。你要是想照他的样子来（不管是一个人偷偷地试，还是在他热情洋溢的亲自指导之下），结果不是球弹不起来，就是（他妈的）直接迎面敲在你脸上。有一度我们这个街区没有人再愿意跟西摩一起玩街头棒球——包括我自己。于是乎，他要么就去跟两个妹妹中的一个解释这个游戏的奥妙所在，要么干脆把它变成一个自得其乐的单人游戏，球从对面建筑物弹回来，他都不用挪动一步就可以接到球（没错，没错，我他妈太小题大做了，但是在将近三十年之后，这个话题还是让我无法拒绝）。西摩打弹子也是一样所向披靡。玩弹子游戏都是在没有停车的后街，第一个人把弹子顺着街道边沿滚出去，或者弹出去，一般距离为二十到二十五英尺，尽量让弹子靠近街沿。第二个人站在同样的起点设法用他的弹子打中那个滚出去的弹子。很少有人能打中，毕竟让一颗弹子偏离目标的因素无所不在：凹凸不平的街面，在街沿上弹了一下，一坨嚼过的口香糖，典型的纽约后街上一百多摊鸟屎中的任何一摊——更别说瞄得不准这种最平常的情况了。如果第二个人没打中，他的弹子通常会停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等到第一个人打第二轮，很容易就能打中。玩这个游戏，西摩无论是第一个打，还是最后一个打，一百次里有八十到九十次他都是所向无敌。若是远距离射击，他会弹出一个很大的弧度，击中你的弹子，就像是远远站在限制线的右边扔一个保龄球。同样，他的姿势，他的态势，照例毫无规律可循，叫人抓狂。这一街区所有别的小孩在远距离瞄准时，都是手垂得很低然后把弹子打出去，只有他是侧着胳膊——应该说斜着手腕——把他的弹子发配出去，有那么一点儿像用石片打水漂。同样，模仿的后果不堪设想。照他的样子来，就等于对弹子失去一切有效控制。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我一直在恬不知耻地打主意为下面这个片段做铺垫。这么多年了，我从没想起过这个片段。

某天傍晚，我跟一个名叫伊拉·扬卡瓦的男孩在一条小街上打弹子，街对面就是我们家公寓楼外头的一个大檐篷，那是纽约一天中的迷蒙时刻，华灯初上，车灯也才刚陆续打开——有些开了，有些还没有。我那时八岁。我在用西摩打弹子的技巧，或者说我试图用西摩打弹子的技巧——他的侧弹法，他的大弧度高空射弹法——我一直在输。输是一直输，可我并没有当回事。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纽约城里的男孩跟俄亥俄蒂芬市的男孩没有什么两样，远方传来火车的鸣笛声，最后一头奶牛要入棚了。在这样一个有魔力的时刻，输了弹子，输的就只是弹子而已。我想伊拉也一样，悬在时间中了，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能赢的也就只是弹子而已。四下一片静谧，这时我听到西摩叫我，他的声音如此和谐地融入这份静谧。原来宇宙间还有第三个人存在，这让我既惊且喜，此人是西摩，这更在情理之中。我转过身去，一百八十度，我怀疑伊拉肯定也和我一样。我家檐篷下的灯刚刚点亮，是一只昏暗的小灯泡。西摩站在街沿，面向我们，背对着檐篷，两只脚交叉站着，双手插在他那件羊皮夹克的口袋里。身后的檐篷灯在他脸上投下阴影，整个脸都很模糊。他那时十岁。从他两脚交叉站在街沿的样子，他手插口袋的姿势，还有——还有未知数X本身，我知道他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一时刻所拥有的魔力，我那时候就知道。“你能不能试试瞄准的时候别那么使劲？”他问我，还是站在那里。“如果你瞄准之后打中，那就只是运气。”他在说话，在交流，然而并没有破坏这一刻的魔力。是我破坏了魔力。我完全是故意的。“如果我瞄准的话，怎么可能是运气呢？”我反唇相讥道，声音不大（尽管我加重了语气），但是听起来很烦躁，虽然我心里一点儿也不烦。他有好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站在街沿上，看着我，我隐约能感到他目光中的爱。“因为就是会这样，”他说，“如果你打中他的弹子你会感到高兴——伊拉的弹子——不是吗？你难道不会高兴吗？如果你为打中别人的弹子而感到高兴，那么你会偷偷地不怎么希望自己会打中。所以要打中就得多少靠运气了，就有不少的偶然因素在其中了。”他跨步走下街沿，他的手仍然插在衣袋里，朝我们走了过来。但是想着心事的西摩不会飞快地跨过一条暮光中的街道，或者肯定看起来不像是那么回事。在那样的光线中，他更像是一条帆船在向我们驶来。与此相反，骄傲是这个世上移动速度最快的东西之一，不等他走到离我们五英尺的地方，我已经急急忙忙地对伊拉说：“反正天也黑了。”我终止了游戏。

因为上文的这段闪回，不管叫什么吧，我开始出汗，而且真的是从头汗到脚。我想抽根烟，但是我的烟盒空了，可我又不想起身离开这把椅子。哦，上帝，这是多么崇高的一份职业。我对读者到底知道多少？我可以向他倾诉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让我们彼此任何一方感到难堪？我可以这样对他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在等着我们。我心里的那块地方，我这一辈子一共见过四次。那是一分钟以前的事，现在是第五次了。我要去地板上躺个半小时左右。我恳请您稍候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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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下面的东西写得像演出海报，但是经过上面那么戏剧化的一段，我感到自己是自作自受。现在是三小时以后。我在地板上睡着了。（我完全恢复了，亲爱的男爵夫人。我的天哪，您都想到哪里去了？我恳请您允许我传唤下人，送一小瓶颇有趣味的葡萄酒上来。那是我自家小葡萄园里出产的，我想您可能只是……）我要宣布一下——尽量言简意赅——无论三小时前是什么原因使我笔下的文字如此骚动不安，我并没有，现在也没有，从来都没有，被我自己滴水不漏的记忆力的魔力（我那小小的魔力，亲爱的男爵夫人）所迷醉。在我变得彻底无可救药的那一刻，严格来说，我并没有多么在乎西摩说的话——或者不如说，我并没有怎么在意西摩本人。我之所以感到震撼，之所以浑身无力，我想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西摩就是我的达维加自行车。我一生的大多数时间一直在等待那一刻，渴望送掉一辆达维加自行车的一刻，哪怕只是最难以察觉的渴望，更别说真正送出手时需要经历的一切了。当然，我这就解释是怎么回事：

西摩十五岁、我十三岁那年，有一天晚上，我们俩走出自己的房间，想去听司图南戈尔和巴德的广播节目，走进客厅，发现那里气氛十分凝重压抑，出了什么大事。在场的只有三个人——父亲、母亲、我们的弟弟维克——但是我有种感觉，还有其他占据某些有利地位的小人正竖着耳朵在偷听。莱斯的脸涨得通红，贝茜死死地抿着嘴，几乎看不到她的嘴唇，而我们的弟弟维克——按我的数据，那个时刻他差不多刚好九岁零十四个小时大——站在钢琴边上，穿着睡衣，赤着脚，眼泪簌簌地沿着脸颊往下淌。在这种家庭场合下，我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扭头逃到山上去，但是西摩看上去一点没有要撤的样子，我也就暂时按兵不动了。莱斯半按捺住怒气，即刻向西摩呈报案情，提起公诉。那天早晨，维克和沃特各自收到一份一模一样的漂亮的生日礼物，大大超过家庭开支，这个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两辆红白条纹、双杠二十六寸的自行车，八十六大街上的达维加运动城橱窗里展出的就是这一款自行车，位于列克星敦大街和第三大道之间，他们两人对这辆车倾慕已久，这大半年里一直念念不忘。大约十分钟之前，莱斯发现只有沃特的车停在我家的地下室里，维克的却不见了。当天下午，在中央公园里，维克把他的车送人了。一个不认识的男孩（“一个他以前从没见过的呆瓜，一辈子没见过的”）走过来跟维克要他的车，维克就把车交给他了。莱斯和贝茜当然不是不晓得维克“用意非常好，非常大方”，但是他们俩看待这桩交易的细节用的是他们自己的不可妥协的逻辑。换言之，他们觉得维克应该这样做——莱斯对西摩重复了一遍，情绪激动——他可以让那个男孩骑一下他的自行车，时间长一点也无所谓。这时候维克插了一句，一边还在抽泣。那个男孩不是要骑一下自行车，他是要那辆自行车。他从来没有过自行车，那个男孩子；他一直都想要一辆。我看着西摩。他正越来越激动。他脸上正呈现一种满怀诚意却毫无信心来仲裁这样一个困难局面的表情——我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我们的客厅即将恢复和平，无论有多么不可思议。（“圣人踌躇以兴事，以每成功。”——《庄子·外物》ⅩⅩⅥ[33]）我不会具体描述（就这一次）西摩是如何跌跌撞撞然而无往不利地攻入围城的中心——肯定有比这更好的表达法，但是我不会——几分钟后，这三位交战国成员真的就互相亲吻和解了。我写这一段分明只是为了我自己，而且我想我也早就交代过了。

1927年那个在街边玩弹子的傍晚，西摩对着我喊的那些话——或者不如说他指点我的那些话——对我来说意义深远而重大，我觉得我必须略做些讨论。尽管说出来有点让人吃惊，此刻在我眼中最深远而重大的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西摩那位患有胃气胀的四十岁的弟弟，终于获得了一辆属于他自己的达维加自行车，可以送给第一个向他张口要车的人。我发现自己在疑惑，在苦苦地思考，从一个伪形而上的观点转入另一个伪形而上的观点，这样做是否正确，哪怕前一个观点琐细而主观，后一个观点鲜活而客观。换言之，不再流连、逡巡于我习以为常的喋喋不休的写作风格。无论如何，我要说的是：他站在街对面的街沿石上，指点我不要瞄准伊拉·扬卡瓦的弹子——请记住，当时他十岁——我相信，他的直觉所指向的精神要旨非常接近一位日本剑术大师不准年轻任性的学生瞄准靶子时的用意；换言之，这位剑术大师想要的是，不瞄准的瞄准。不过这篇论文只有鸽子蛋大小，我不想对禅宗剑术以及禅本身多做赘述了——毫无疑问，一部分也是因为对尚且做不到一视同仁的人来说，禅正迅速变成一个相当猥琐、带有邪教意味的词，而且这也无可厚非，虽然理由流于肤浅。（我用了肤浅这个词，因为纯正的禅当然会比它的西方捍卫者们更长寿，这些推崇禅宗的西方人基本上是把禅宗洁身自好的基本要旨同心灵冷漠，甚至是麻木不仁混为一谈——这些人显然还不等自己的拳头变成金拳，就会毫不犹豫地一拳把菩萨打倒在地。我需要再补充一句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是要吧——就算我这样的势利鬼都已与世长辞，纯正的禅仍然会常驻人间。）然而，总的来说，我并不想把西摩的弹子经同禅宗剑术相提并论，原因很简单，我既不是禅宗剑术师，也不是禅宗佛教徒，更不是禅学家。（我和西摩的东方哲学的根——容我姑且称之为“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植于《新约》和《旧约》、吠檀多不二论，以及道教，不知道说这些是否不合时宜？我倾向于把我自己认作一个四流的羯磨瑜伽行者，也算有一个迷人的东方名字了，或许再加入一点儿智瑜伽味道更浓些。我深深迷恋经典的禅宗文献，且斗胆每星期在大学教一个晚上的禅宗以及大乘佛教选读，但是很难想象我自己的生活可以比现在更加缺乏禅意，我所能领会的——领会这个动词是我小心挑选的——那一点点禅学要义，是我追随我个人的非禅之路的附带结果。主要是因为西摩亲口恳求我这样做，而我从来没见他在这些事情上出过什么错。）令我高兴的是，我觉得没什么必要非扯到禅上去，这个大家听了可能都会高兴。西摩出于纯粹的直觉向我推荐的打弹子法，要我说，同往房间另一头的小废纸篓里扔香烟屁股的技巧倒是有得一比。我相信，大多数吸烟男子都能娴熟地掌握这一技巧，但只有当他们根本不在乎烟屁股是否能扔进纸篓里去的时候，或者当房间里没有目击者的时候，也包括这个扔烟屁股的人本人。对这一幕我尽量不再大书特书，尽管我感觉意犹未尽，不过我觉得不妨补充一句——暂时回到街沿弹子的话题——西摩弹出一颗弹子之后，如果听到玻璃相撞发出的声音，他便会笑容满面，但是他似乎从来不清楚那一声对谁而言是胜利之声。而且每每总是别人把他赢的弹子捡起来，然后递到他手里。

感谢上帝总算完了。我向你保证这不是我钦点的。

我想——我知道——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段“亲身”批注。让它多少有趣些吧。我希望上床前能与读者冰释前嫌。

这是一段趣闻，要命了，不过我会三下五除二：大约九岁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沾沾自喜的想法，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孩。我想补充一句，这类想法属于某种挺奇怪的、基本上是课外活动型的自负，而且顽固得很，即便是现年四十岁的今天，几乎每天坐着不动，我还是会想象自己穿着休闲服，从一群奥林匹克一英里赛跑选手的身边飞驰而过，这些都是著名的运动员，不过个个气喘如牛，我会友好地向他们挥挥手，全然一副平易近人的神态。话说那是一个美丽的春天的傍晚，我们还住在河滨大道，贝茜让我去药店买几品脱的冰淇淋，我走出公寓大楼，又是那个充满魔力的时刻，就跟之前一段里描述的一样。这段趣闻不可缺少的细节之一是，我穿着运动鞋——运动鞋之于那位碰巧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孩的意义，就跟红舞鞋之于安徒生笔下那个小女孩的意义是一样的。一出大楼，我就成了墨丘利，上了通向百老汇的那条长长的大街，我开始全速冲刺。在百老汇拐角处我只用一个脚转了过去，继续飞奔，一边尝试着不可能的事：加速。卖路易斯舍利牌冰淇淋的药店要再往北过三个街区，在第一一三大街，贝茜只认这一个牌子。大约一半路程的地方是一家文具店，我们常在那里买报纸杂志，我头也不回地奔过去，根本没注意附近有没有亲戚熟人之类。接着，大约又跑了一个街区之后，我听到身后有人追我的声音，也是用脚在跑。我的第一反应是警察在追我，这可能是典型的纽约人的反应——可以想见的指控是打破非校园区的跑速纪录。我用力想再加快一点速度，但是没有用。就在本该竖着胜利队伍荣誉年号的地方，我感觉到一只手伸过来抓我，揪住了我汗衫的一角，我吓坏了，一下子没了速度，就像一只信天翁停下来时的样子，很狼狈。追我的人当然就是西摩，他看上去也吓得半死。“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他心急如焚地问我。一只手还揪着我的汗衫。我一把从他手里挣脱出去，然后告诉他，什么事也没出，没怎么回事，我就是在跑步，拜托你好不好。我当时用的是当地的脏话俚语，这里就不逐一复述了。他大大地松了口气。“天哪，你可吓坏我了！”他说道。“哇哦，你那叫一个跑！我差点就追不上你了！”之后我们便一起步行往药店走去。也许很奇怪，也许一点儿都不奇怪，这个现在是世界上跑得第二快的男孩并没有表现出士气大受打击的样子。其一，跑过我的人是他，不是别人。此外，我正一个劲忙着注意他大喘气的样子。很奇怪，看他气喘吁吁是件非常好玩的事。

我说完了。或者倒不如说，我没得可说了。基本上，一到结尾处，无论什么类型的结尾，我的大脑就会罢工。从孩童时代起，我撕了多少个故事，仅仅因为它们发出那种古老的折磨契诃夫的噪声，毛姆称之为开头部分、中间部分以及结尾部分？有三十五个？五十个？大约二十岁左右，我不再去剧院，这背后有一千个理由，其中之一就是我痛恨从剧院鱼贯而出，仅仅因为剧作家总在砰砰地放下幕布。（那个烦人的大个子福丁布拉[34]到底怎么样了？最后是谁修好了他的战车？）无论如何，我说完了。还有一两句零散的话我想说，也属于“亲身”型的话。但是我能强烈感觉到我的大限已到。而且，现在是七点差二十分，我九点有课。剩下的时间只够打半小时的盹，刮个胡子，然后也许可以泡个提神醒脑的冷水澡。我感到一股冲动——更像是城里人惯有的条件反射而不是冲动，感谢上帝——想说几句关于那二十四位年轻女士的略有些含讥带讽的话，她们刚从剑桥或者汉诺威或者纽黑文度完周末回来，将在307房间里坐着等我，但是我要想结束对西摩的描写——即便写得很糟糕，即便到处都充溢着我的自我，充溢着我总想跟他分享头牌的欲望——我就不可能不去感受善与真。以下这句话宏大到无法言说（所以合该我来说），但做我哥哥的弟弟不是白做的，我知道——我并非一直知道，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没有比走进那间可怕的307房间更重要的事了。房间里所有的女孩，包括恐怖的扎贝尔小姐，她们都是我的姐妹，都和波波还有弗兰妮一样。也许她们身上散发着时代的错误信息，但是她们确实在发光。此时此刻，除了307房间，我哪里都不想去——这个想法还是把我镇住了。西摩曾经说过，终此一生，我们所做的事情无非从一个小小的圣地走向下一个小小的圣地。他难道从来都不会错吗？

现在，上床去吧。快着点儿。快着点儿，也慢着点儿。

注释

[1] 见《淮南子》卷十二《道应训》。原文为：“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对曰：‘良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马者，若灭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马者，绝尘弭辙。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马。臣有所与供儋缠采薪者九方堙，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之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牡而黄。’使人往取之，牝而骊。穆公不悦。召伯乐而问之曰：‘败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伯乐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马至而果千里之马。”九方皋又名九方堙，英译本跟原文有出入，小说里的中文是对英译本的翻译。

[2] 《罗恩格林》是瓦格纳的歌剧，其中的《婚礼进行曲》在西方常被用作婚礼仪式的前奏曲。

[3] 艾米丽·波斯特（1873—1960）是美国通俗女作家，于1922年发表《礼节》一书，畅销一时，成为当时社交礼节的权威著作。

[4] “Lead on, Macduff”引自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原句为“Lay on, Macduff”，是麦克白同麦克德夫决斗前所说的话，意为“来吧，麦克德夫”。但后来常被误引作“你领先先行吧”之意。有幽默嘲讽之意。

[5] 此句引自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是其残存诗篇中的第111篇。萨福以描写女性之间的爱情而闻名。

[6] R. H.布莱斯（1898—1964）：英国学者，长期在日本居住，翻译过大量日本俳句。被认为是最杰出的俳句翻译家。

[7] 西行（1118—1190）：日本著名俳句诗人。

[8] 泰迪仔：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西方时髦青年的称谓，特征是穿着风格受英王爱德华时代（1901—1910）的流行款式的影响。

[9] 基尔罗伊：出自美国二战期间的俚语“基尔罗伊在此”，常出现在涂鸦文化中，类似“某某到此一游”。

[10] 普洛斯波洛：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会魔法的公爵。

[11] “文学大师”在原文中用的是德文Dichter。

[12] 格罗夫·克利夫兰（1837—1908）：美国第二十二和第二十四任总统。

[13] 弥诺陶洛斯：希腊神话中的牛头人身怪物。

[14] 此处的刘惕高（Lao Ti-kao）及下文的唐礼（Tang-li）、郭晃（Ko-huang）均为音译。本书中译本首版前（2009年），译者曾通过塞林格经纪人致信塞林格，询问这几位中国诗人与典故出处。作者答复因写作时间久远，已不记得资料来源。

[15] 庞蕴（740？—808）：中唐时代的禅门居士，又称庞居士。

[16] 《爱尔兰之花》：美国1930年代百老汇的卖座喜剧，讲一个爱尔兰天主教背景的女孩与一个犹太青年相爱，不顾双方家庭的反对，最后喜结良缘。

[17] 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美国小说家。

[18] 马克·吐温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有一段写汤姆油漆篱笆，心里老大不乐意，但是故意装出乐在其中的样子，迷惑路过的男孩们，诱使他们主动要求油漆篱笆。

[19] “奥西旻提斯”是雪莱写于1817年的一首十四行诗，描写公元前13世纪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陵墓前的巨石像。

[20] 贝特茜·乔特伍德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主人公大卫的姨婆，她脾气古怪，生平最厌恶的事情就是有人赶着驴从她屋前的田野里走过。

[21] 此段原文为：Second Banana: “I have been in bed for nine weeks with acute hepatitis.” Top Banana: “Which one, you lucky dog? They're both cute, those Hepatitis girls.” “acute hepatitis”读音同“a cute Hepatitis”，头号香蕉将“acute”（急性）曲解为两个字“a cute”（一个可爱的），将“hepatitis”（肝炎）曲解为一个姓氏。

[22] 英语中“happiness”与“hepatitis”押头韵，译者只能拿“幸福感”的“感”与“肝炎”的“肝”来勉强凑一个头尾韵。

[23] P.S.9：指第九公立小学，美国一所以音乐教育闻名的小学，位于纽约上西区第84西街。

[24] Z.指他们的幺弟祖伊。

[25] 路易斯·布耶和麦克西姆·杜坎普都是福楼拜的挚友；前者是诗人及剧作家，后者是作家及摄影家。

[26] 舍仁·K.：指舍仁·克尔凯郭尔。

[27] S.指西摩。

[28] 20世纪30年代时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电台节目主持人杜拉特，他每次节目结束时都会说一句“晚安，葫芦夫人”，但没有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29] 塞瑞诺（1619—1655）：17世纪法国剧作家，因爱德蒙·罗斯唐将他的生平改编成剧作《大鼻子情圣》（1897）而闻名。

[30] “转瓶子”和“邮局”都是美国少儿之中流行的“接吻游戏”。

[31] 威纳兄弟：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棒球明星。

[32] 游吟少年：与托马斯·摩尔的爱尔兰爱国主义诗歌《游吟少年》相关。

[33] 作者原文引用的是马克斯·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中对《庄子》的英语翻译，转译中文如下：“圣人行事，忧心忡忡，左右为难，因而无往不胜。”

[34] 福丁布拉：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挪威王子，是一个只有短短过场戏的配角。

[1*] 我这般指桑骂槐绝对应该受到谴责，不过伟大的克尔凯郭尔从来不是一个克尔凯郭尔派学者，这一事实足以让一个二流知识分子欢欣雀跃，这一事实也总能让一个二流知识分子对一种宇宙的诗意的正义重拾信仰，即便不是对宇宙圣诞老人的信仰。——本书带*号注释均为作者原注

[2*] 既然我笔下的东西是某种形式的记录，我理应在这儿嘟哝一句，大多数时候西摩读的都是原版的中国诗和日本诗。下次找个机会我还得好好说说另一件事，可能会啰唆得叫人厌烦——反正我感觉是这样——我们家这七个小孩某种程度上都有一个奇怪的与生俱来的特点，其中三人尤为明显，即我们学起外语来全都不费吹灰之力。但是这个脚注主要是为年轻读者而做的。要是碰巧有几位年轻人被我逗引出了对中国诗和日本诗的兴趣，对我来说可真是好消息，我也算功德圆满了。不论怎样，年轻人听好了，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相当一部分一流的中国诗已经由几位名家翻译成了英文，颇为忠实，也不失原诗神韵；信手可拈的不外乎威特·宾纳和莱昂内尔·贾尔斯（翟林奈）。最优秀的日本短诗——尤其是俳句，还有川柳——若出自R. H.布莱斯的译笔，则必定脍炙人口。布莱斯有时候让人心惊肉跳，这也难怪，他本人就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古诗般的人物，但他又是崇高的——又有谁会去诗中寻找安全感呢？（我再重申一下，这最后一小段说教是针对给作家写信的年轻人的，那些作家畜生从来都不回信。我多少也是在替本故事的主角说话，这个混蛋也是个老师。）

[3*] 眼下最符合常情与理智的做法是，就在读者面前撂下一两首诗，或者干脆一百八十四首诗一起撂下，让他们自己读去就是了。可我没法这么做。我甚至连自己有没有权利来讨论这件事都不能肯定。我被允许坐在这些诗上面，编辑这些诗，照看这些诗，最后为这些诗找一家愿意出精装版的出版社，但是，这位诗人的遗孀，诗歌的合法拥有者，出于极其私人的原因，禁止我在此引用这些诗的任何部分。

[4*] 为了说明一个观点，我很可能让我的学生难堪了，有点多此一举。小学老师以前都是这么干的。或许也可能是我选错了诗。如果真像我幸灾乐祸地讲的那样，即我的学生们对“奥西旻提斯”半点印象都没有，那可能很大一部分责任可以归咎于这首诗本身。可能“疯雪莱”还是疯得不到家。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雪莱的疯不是心灵之疯。我的姑娘们毫无疑问都知道彭斯是个花天酒地的家伙，而且有可能她们以此为乐，但是我同样确定她们也都知道彭斯犁地时犁出的那只了不起的老鼠。（我在想，那站在沙漠中的“两条巨大的、没有躯干的石腿”有没有可能是珀西自己的呢？你能想象珀西的生活比他最优秀的诗歌流传得更久远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原因是否是——好吧，我还是打住吧。但是年轻的诗人们注意了，如果你想我们记住你最好的那些诗，至少像我们津津乐道于你那刺激而绚烂的生活那样，你最好给我们来一只上好的大田鼠，小胸脯红通通的，每一节诗里都得来一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田里的守望者 /【美】J.D.塞林格(J. D. Salinger) 著；孙仲旭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8.10

书名原文：The Catcher in the Rye

ISBN　9787544773010

Ⅰ. ①麦… Ⅱ. ①J… ②孙… Ⅲ.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037431号

The Catcher in the Rye by J. D. Salinger

Copyright © 1945, 1946, 1951 by J. D. Salinger,

renewed 1973, 1974, 1979 by J. D. Saling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J. D. Salinger Literary Trus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Bilingual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547号

麦田里的守望者［美国］J.D.塞林格 / 著　孙仲旭 / 译

责任编辑　张远帆　於　梅

装帧设计　韦 枫

校　　对　季林巧

责任印制　董 虎

原文出版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301-0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25-83658316

目录

CONTENTS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XIII

XIV

XV

XVI

XVII

XVIII

XIX

XX

XXI

XXII

XXIII

XXIV

XXV

XXVI

献给

我的母亲

一

你要是真的想听我聊，首先想知道的，大概就是我在哪儿出生，我糟糕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我爸妈在我出生前是干吗的，还有什么大卫·科波菲尔故事式的屁话，可是说实话，那些我都不想说。首先我嫌烦，其次，如果我提到我爸妈什么很私人的事，他们准会气得吐血。他们对这种事总是很敏感，特别是我爸。他们人都挺好的——这个先不提——可又都是敏感得要命；再说，我他妈又不打算口述整个一部自传还是怎么样。我只跟你说说去年圣诞节前后我经历的几件荒唐事吧，在那之后，我整个人就垮掉了，不得不到这儿放松一下。我是说我也是这么告诉D. B.的，他是我哥，在好莱坞，离这个破地方不太远，他几乎每个周末都来看我。我可能下个月回家，他还会开车送我。他刚买了一辆捷豹牌汽车，是那种能开到时速两百英里左右的英国造小型车，花了他将近四千块。他现在有的是钱，以前可不是。他在家那阵子，还不过是个一般的作家呢。如果你从来没听说过他，我可以告诉你他写过一本特棒的短篇小说集——《秘密金鱼》。书里最好的一篇就是《秘密金鱼》，写的是有个小孩儿养金鱼，谁也不给看，因为是他自个儿花钱买的，这篇让我喜欢得要命。他现在去了好莱坞，这个D. B.，当了婊子。要说有什么让我讨厌，那就得数电影了，你根本别跟我提。

我还是从离开潘西中学那天说起吧。潘西中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埃吉斯镇，你很可能听说过，不管怎么样，你很可能看到过它的广告。他们在上千种杂志上做广告，上面总有个棒小伙子在骑马跨越障碍，好像在潘西除了打马球，别的什么都不干似的，可是我在那儿附近从来一匹马也没见过。骑马小伙的下方总是印着一行字：“一八八八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把男孩培育成出类拔萃、善于思考的年轻人。”纯属蒙人，跟别的学校比起来，他们在潘西做的培育工作他妈的强不到哪儿去。我在那儿根本没见识过一个出类拔萃、善于思考的家伙，可能有两个吧，就那么多，不过很可能在他们来潘西之前，就已经是那样了。

总之，那天是星期六，是跟萨克森豪尔中学比赛橄榄球的日子。在潘西，跟萨克森豪尔的比赛被当作是件天大的事。这是年末的最后一场比赛，潘西赢不了的话，大家就该自杀什么的。我记得当时是下午三点钟左右，我他妈正高高地站在汤姆逊小山顶上，就在革命战争还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一尊破大炮旁边。从那儿看得到两支球队在四下里死掐。看台那边看不太清楚，不过能听见潘西这边看台上一片大呼小叫，喧声震天，因为今天学校里除了我，几乎全体都在那儿。但是萨克森豪尔那边看台上人数寥寥、不成气候，因为随客队来的几乎一向都没有多少人。

橄榄球比赛从来没几个女孩儿到场，只有毕业班的学生才可以带女孩儿去看。这所学校怎么看怎么糟糕透顶。我想待的地方，就是至少在那儿偶尔能看到几个女孩儿，即便她们只是一个劲儿搔手臂或者擤鼻子，甚至只会傻笑还是怎么样。塞尔玛·瑟默这妞儿——她是校长的闺女——倒是经常去球场上露露脸，但是说起来她算不上那种能让你想入非非的女孩儿，不过她还算挺不错。有次在从埃吉斯镇开出的大巴上，我跟她坐一起，我们多少聊了几句，我喜欢她。她鼻子长得不小，手指甲全是啃短的，好像还在流血。她戴着那种垫高了的破胸罩，绷得鼓鼓的，你会有点儿同情她。我喜欢她，因为她没多说她爹如何如何了不起之类的屁话，大概她也知道她爹是个卑鄙虚伪的货色。

我之所以高高地站在汤姆逊小山顶上，而不是在下边看比赛，是因为我刚刚跟击剑队一块儿从纽约回来。我是击剑队的破领队，够牛吧。那天上午我们去纽约跟麦克伯尼中学比赛，只不过没赛成，我把剑还有别的装备什么的全给忘在破地铁上了。也不能全怪我，我老是得起身看地图，好知道在哪儿下车。所以我们两点半就回到了潘西，而不是在晚饭时候。坐火车回来的一路上，整队人都不理我，这件事说起来挺滑稽的。

我没在下边看比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要去跟斯潘塞老先生告别，他是我的历史老师，得了流感，我琢磨圣诞节放假前很可能见不到他。他给我留了张纸条，说在我回家前想见见我，他知道我不会再回潘西了。

忘了跟你说，我被开除了。过完圣诞节假，我不回来了，因为我有四门课不及格，而且根本没用功，他们一再警告我得开始用功——特别在期中时，我爸妈来校时跟老瑟默校长见了面——可我还是没有，所以被开除了。潘西经常开除人，它的教学水平排名很靠前，确实不假。

当时已经是十二月，天气冷得邪门，特别在那个破山顶上。我只穿了一件两面穿的外套，没戴手套什么的。一个星期前，有人进我房间偷了我的骆驼毛大衣。我的毛里子手套就放在大衣口袋里，也给偷走了。潘西到处有小偷，这儿颇有些家里很有钱的家伙，但照样到处有小偷。越是收费高的学校，里面的小偷就越多——我不是开玩笑。总之，我就一直站在那尊破炮旁边看下边的比赛，屁股都快给冻掉了。只是我没有很投入地看比赛，那么闲待着，实际上是想感受一下离别的滋味。我是说，以前我也离开过一些学校还有地方，当时根本没感觉正在离开那儿，我不喜欢那样。不管那种离别是伤感的还是糟糕的，但是在离开一个地方时，我希望我明白我正在离开它。如果不明白，我甚至会更加难受。

我还算幸运——突然，我想起一件事，让我知道我他妈是要滚蛋了。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还是在十月份吧，我、罗伯特·蒂奇纳还有保罗·坎贝尔在教学楼前扔橄榄球玩。这两个家伙都不错，特别是蒂奇纳。那是在晚饭前，天色越来越黑，我们还是把球扔来扔去玩。天色越来越黑，球都几乎看不到了，可我们还是不想停下来。到最后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教我们生物的老师——赞贝西先生——从教学楼上探出头，叫我们回宿舍准备吃晚饭。能想起那种事，我就能在需要时找到离别的感觉——至少大多数时候都能。一找到这种感觉，我马上转过身，顺着另一边山坡朝斯潘塞老先生家的方向跑下小山。他不住在校园，而是住在安东尼·韦恩街上。

我一直跑到大门口，然后歇了一阵子来喘口气。说实话，我的气很短，首先是因为我烟抽得很凶——可那是以前的事，他们让我戒了烟；另外，我去年长高了六英寸半。这样一来我差点儿得了肺结核，所以要来这儿做这些破检查什么的，不过我还算挺健康。

一缓上气，我就跑过二零四道。地面全他妈结了冰，差点儿让我他妈的摔了一跤。我根本不知道干吗要跑——我想我只是喜欢那样吧。穿过马路后，我感觉自己有点儿像是要消失了。那天下午很不对劲儿，冷得要命，又没出太阳。每次过马路，我都感觉自己像是要消失。

乖乖，我一到斯潘塞先生家就按门铃，我真的冻僵了，耳朵疼，手指也几乎动弹不得。“快点儿，快点儿，”我几乎马上就喊起来，“快开门。”终于，斯潘塞老太太开了门。他们没请用人什么的，总是自己来开门。他们不是很有钱。

“霍尔顿！”斯潘塞老太太说，“见到你真好！亲爱的，快进来！冻得不轻吧？”我想她是高兴见到我的，她喜欢我，至少我想她是。

乖乖，我进门的动作可真够快的。“您好，斯潘塞太太！”我说，“斯潘塞先生怎么样？”

“把外套给我，亲爱的。”她说。她没听到我问斯潘塞先生怎么样，她有点儿耳背。

她把我的外套挂进门厅的壁橱。我用手往后拨拉了一下头发，我一般都是理平头，所以根本不用怎么梳。“您好吗，斯潘塞太太？”我又问了一遍，只不过声音大了点，好让她听到。

“我很好，霍尔顿，”她关上壁橱，“你怎么样？”从她问我的语气，我马上知道斯潘塞老先生告诉过她我被开除了。

“还好。”我说，“斯潘塞先生怎么样？感冒好了吗？”

“好了！霍尔顿，他现在看样子一点儿事也没有——我不知道怎么……他在自个儿的房间，亲爱的，快进去吧。”

二

他们分房住，岁数都在七十岁上下，要么还要老一点。他们过得自得其乐，不过当然是以傻里傻气的方式。我知道这样说可能有点儿损，可我不是有意说损话，只是说以前我老琢磨斯潘塞老先生，你要是对他琢磨得太多，就会纳闷他那样活着还有什么破劲儿。我是说，他的背已经全驼，体态很难看。上课时，他在黑板上写字时，每次一弄掉粉笔，前排哪个学生就老是得起身捡起来递到他手上，在我看来，这真是目不忍睹。可是你如果对他琢磨得刚好够多，但又不太过分，就会觉得他那样活着对他自个儿还不算太赖。比如有个星期天，我和几个同学去他家喝热巧克力时，他让我们看一条纳瓦霍人织的毛毯，破破烂烂的，是他和斯潘塞太太在黄石公园从一个印第安人手里买的。看得出，斯潘塞老先生从买这样东西中享受到了极大的乐趣。我就是这个意思，拿像斯潘塞老先生一样老得不中用的人来说，他们能从买毛毯这种事中享受到极大的乐趣。

他的房门开着，礼貌起见，我还是敲了敲。我看到他就在那儿，坐在一张大皮椅上，全身裹着我刚才提到的毛毯。我敲门时，他抬头看到了我。“是谁？”他嚷着问，“考尔菲尔德吗？进来吧，孩子。”课堂之外，他老是嚷着说话，有时候招人烦。

我一进门，就有点儿后悔不该来。他正在读《大西洋月刊》，房间里到处是药丸、药水，什么东西都有股维克斯滴鼻水味，很让人沮丧。我不太想见到病人，可是还有更让人沮丧的呢：斯潘塞先生穿了件破旧不堪的浴袍，大概他生下来穿的就是这件吧。我不是很想看老头儿穿睡衣加浴袍的样子，老是露出坑坑洼洼的胸膛。还有腿，在沙滩上还有别的地方见到，老头儿的腿上总是白白的，不长汗毛。“您好，先生，”我说，“您的纸条我收到了，非常感谢。”他给我留过一张纸条，要我放假前来他这儿坐一下，告个别，因为我不会再回来了。“您没必要留纸条，反正我肯定会来跟您道别的。”

“坐下吧，孩子。”斯潘塞老先生说，他是说让我坐床上。

我坐了下来。“先生，您的感冒怎么样了？”

“孩子，我要是感觉再好点儿，就又该看医生了。”斯潘塞老先生说。这句话让他得意得不行，疯子似的笑了起来。最后他总算平静下来，问我：“你怎么不去看比赛？我还以为今天是大赛的日子呢。”

“是今天，刚才我还在看。只不过我刚刚跟击剑队一块儿从纽约回来。”我说。乖乖，他的床硬得像石头。

接着他就变得严肃得要命，我知道他会。“这么说你要走了，是吗？”他问。

“是的，先生，我想是吧。”

他开始了点头那老一套，你这辈子也不会见过有谁像他那样爱点头。你永远搞不清楚他这样特别爱点头是在想事儿呢，还是仅仅因为他是个不错的老头儿而已，一个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的老头。

“瑟默博士怎么跟你说的，孩子？我知道你们谈了一阵子。”

“对，我们谈过了，确实。我在他的办公室待了有两小时吧，我猜的。”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噢……关于人生是场比赛什么的，还有人人都应当遵守比赛规则。他挺和气，我是说他没有大发脾气还是怎么样，只是一再说人生是场比赛什么的，您也知道。”

“人生的确是场比赛，孩子。人生的确是场比赛，你得遵守比赛规则。”

“是的，先生。我知道的确是，我知道。”

比赛，屁话。好一场比赛。如果你参加的那方全是些厉害的角色，就是场比赛，没错——我承认。可如果你参加的是另一方，里面一个厉害角色也没有，还谈何比赛？什么也不是，比什么赛。“瑟默博士给你父母写信了吗？”斯潘塞老先生问我。

“他说星期一会写。”

“你跟他们联系了吗？”

“没有，先生，我还没有跟他们联系，因为大概星期三晚上就能回家见到他们了。”

“你觉得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后会有什么反应？”

“嗯……他们会很生气，”我说，“真的会，这已经差不多是我上的第四所学校了。”我摇了摇头，我挺爱摇头。“乖乖！”我说。我也挺爱说“乖乖！”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词汇量很糟糕；另一方面，有时候我表现得比我的实际年龄小。我那时十六岁，现在十七岁了，不过有时候我还像十三岁左右的样子。这实在有点儿讽刺，因为我身高六英尺两英寸半，有白头发，真的，我右侧的头发一片花白，从小就那样。可我有时候的举止还像十二岁左右，谁都这么说，特别是我爸。这话有点儿谱，但也不是完全对，人们总以为有些事完全对，我他妈无所谓，不过在别人要我有点儿长大的样子时，有时候我会觉得烦。有时候我表现得比我的年龄大很多，真的，可别人从来对此视而不见，他们总是视而不见。

斯潘塞老先生又点起头，还抠起了鼻孔。他装作好像只是捏捏鼻子，其实他那根大拇指早伸进去了。我想他是觉得那样做无所谓，因为屋里除了他，只有我。我不介意他那样做，就是觉得看别人抠鼻孔太让人恶心了一点。

接着他又说：“我有幸跟你父母见过面，那是他们来跟瑟默博士小坐的时候。他们人都极好。”

“对，他们是这样，很不错。”

极好，这词儿我最烦。真虚伪，每次听到这个词我就想吐。

突然，斯潘塞老先生像是有什么特别精彩、一针见血的话要说给我听。他在椅子上坐直了一些，扭了扭身子。不过那是个假警报，他只是把《大西洋月刊》从大腿上拿起来，想把它扔到床上，扔到我旁边，却没扔到。虽然才隔两英寸，他还是没扔到。我起身把它捡起来放到床上。突然，我他妈想赶快离开这儿，我觉得有一套高明得不得了的教导就要出来了。我对听教导倒不是很反感，可不想就这么一边被教导，一边闻着维克斯滴鼻水的味道，还看着斯潘塞老先生穿着睡衣加浴袍的样子，真的不想。

开始了，随便吧。“孩子，你是怎么回事？”斯潘塞老先生问我。他这样问，也显得很严厉。“你这学期学了几门课？”

“五门，先生。”

“五门。几门不及格？”

“四门。”我在床上挪了挪屁股，我从来没坐过那么硬的床。“我语文过了，”我说，“因为《贝奥武甫》和‘兰德尔，我的儿子’什么的，我在伍顿中学全学过，我是说我学语文不需要太用功，除了时不时要写篇作文。”

我说话他根本没听，你说什么时，他几乎从来不听。

“我给你的历史打了不及格，因为你绝对是一无所知。”

“我知道，先生。乖乖，我知道，您也没办法。”

“绝对是一无所知。”他又说了一遍。这种事真让我来气：他第一遍说，你都已经承认了，偏偏他还要重复一遍，接着他又说了第三遍。“绝对是一无所知，我很怀疑你一学期下来，课本一次都没翻过。有没有？跟我说实话，孩子。”

“嗯，我可以说浏览过两三遍吧。”我告诉他。我不想伤他的感情，他对历史可是迷恋之至。

“你浏览过两三遍，呃？”他说——挖苦味十足，“啊，你的考卷就在衣柜上边，最上边那张，麻烦你拿过来。”

这真是个十足下作的伎俩，可我还是过去取下来拿给他——我也别无选择。我又坐到他那张硬如水泥板的床上。乖乖，你想象不到我心里有多后悔来跟他道别。

他把试卷递给我，那动作就好像它是堆臭大粪什么的。“我们是从十一月四日到十二月二日上关于埃及人的课的，”他说，“你在可选问答题中选择写他们，想不想听听你写了什么？”

“不，先生，不太想。”我说。

可他还是照念不误。当老师的想做一件事时，你拦都拦不住，他们就是照做不误。

埃及人就是居住在北非某地区的古代高加索人种，如我们所知，非洲是东半球最大的大陆。

我只得坐着听那些屁话，真是个下作的伎俩。

我们现在对埃及人很感兴趣，原因有多方面。现代科学仍无法揭示埃及人把死人包裹起来，让他们的脸部经过无数个世纪不腐烂所采用的药物配方。这个有趣的谜对二十世纪的科学而言，仍然相当难解。

他放下我的试卷不念了，我开始有点儿恨他。“你的答案，怎么说呢，到此为止。”他还是用那种很挖苦人的口气说，你根本想不到一个老头儿说话会这么带刺儿。“不过，你倒是在这页试卷上给我写了一小段话。”他说。

“我知道我写了。”我说。我话接得很快，因为想在他开始大声念那段话之前让他打住，不过是没办法让他打住的，他那时兴奋得像是个马上要炸响的炮仗。

亲爱的斯潘塞先生（他大声念道）：我所知道的关于埃及人的事就这么多了。尽管您的课讲得很有意思，可我好像还是对他们提不起太大兴趣。您不给我及格也没关系，因为我反正除了语文，别的全都会不及格。

敬重您的，霍尔顿·考尔菲尔德

他念完后，放下我那张破试卷看着我，就好像刚刚跟我打了一局乒乓球还是怎么样，把我他妈收拾得片甲不留似的。他那样大声念出那段废话，我想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他。如果反过来是他写的那段话，我就不会念给他听——真的不会。首先，我之所以写下那段破话，只是不想让他因为没给我及格而觉得太难受。

“孩子，我没给你及格，你是不是为这埋怨我？”他说。

“不，先生！我当然不。”我说，我他妈真希望他别老是叫我“孩子”了。

试卷这档事完了后，他想把它扔到床上，只不过毫不奇怪又没扔到地方，我又得起身捡起，把它放到那本《大西洋月刊》上面。每隔两分钟就得这么做一次，够烦人的。

“换了你是我，你会怎么办？”他说，“跟我说实话，孩子。”

唉，看得出，他为没让我及格真的感觉很糟糕，所以我不得不胡扯一通，说我是个真正的笨蛋等等。换了是我，我会跟他做得一模一样，还有大多数人不理解当老师的苦衷。就是那种话，老生常谈而已。

不过有趣的是，我正胡扯呢，脑子里可以说琢磨起了另外一件事。我家在纽约，我在琢磨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我琢磨等我到家时，它会不会全结了冰，结了冰的话，那些鸭子又会去哪儿。我想知道鸭子在结冰冻实在后去了哪儿，会不会让人用卡车送去动物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要么它们只是飞走了事。

我还算幸运，我是说我能一边跟斯潘塞老先生扯些不痛不痒的套话，一边还能想着那些鸭子。有趣哦，跟老师说话时不用太动脑子。突然，他在我瞎扯时打断我的话，他老是这样。

“你对这一切感觉怎么样，孩子？我很想知道，很想。”

“您是说我考试不及格被潘西开除？”我问他。我有点儿想让他遮住那个坑坑洼洼的胸膛，没什么可观之处嘛。

“如果没弄错，我相信你以前在伍顿还有埃克顿岗中学也有点儿不顺。”他这么说话，不止带刺儿，还有点儿让人恶心。

“在埃克顿岗不算很不顺，”我告诉他，“我在那儿倒不是因为不及格被开除，算是退学吧。”

“能不能说说为什么？”

“为什么？咳，先生，说来话长，我是说够复杂的。”我不太想跟他从头说起，反正他也理解不了，根本不是他那路人所能理解的。我之所以离开埃克顿岗中学，最主要的，是因为我在那儿被装模作样的家伙所包围，如此而已。那儿装模作样的家伙他妈的车载斗量。就说校长哈斯先生吧，他是我这辈子所见过的最虚伪的杂种，比这儿的老瑟默还要坏上十倍。例如每逢星期天，他四处去和每一个开车来看孩子的家长握手，一副真他妈魅力无穷的样子，但对几位有点儿上了年纪、模样又滑稽的学生家长则不是这样。你该见识一下他怎样对待我室友的父母。我是说如果哪位学生的妈妈有点儿胖、俗气什么的，或者谁的爸爸穿了那种肩很宽的套装，还脚蹬俗里俗气的黑白两色皮鞋，老哈斯就会只是和他们握握手，送上一副虚伪的笑容，然后就去和另外两位家长聊上可能有半小时。我受不了那一套，能让我发疯。我一开始觉得很没劲儿，后来就气得发疯，我恨那所破埃克顿岗中学。

斯潘塞老先生问了我什么话，我没听到，在想着老哈斯。“什么，先生？”我问。

“你对离开潘西有没有感到特别难受？”

“噢，我是有点儿难受，是的，当然……还不算很难受吧，反正还没到那个程度，我想我还没有真正感觉到这件事的打击吧。有些事情要过一阵子，才能感受到它的打击。我现在想的就是星期三回家。我是个笨蛋。”

“孩子，你一点儿也不操心你的将来吗？”

“噢，我操心的，没错。当然，当然，我操心的。”我想了有一分钟，“但可能想得不太多，不太多，我想是这样吧。”

“你会的，”斯潘塞老先生说，“你会的，孩子，等到为时已晚，你会的。”

我不乐意听他那么说，听着好像我死掉了还是怎么样，让人很泄气。“我想我会的。”我说。

“我想教给你一些道理，孩子。我在尽力帮助你，我在尽力帮助你，尽我所能。”

他确实在帮我，这看得出，只是我们之间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如此而已。“我知道您在帮助我，先生。”我说，“太感谢您了，我不是开玩笑。我感激您，真的。”我从床上站起身。乖乖，就算再坐十分钟就能救我的命，我也做不到。“不过问题是这会儿我得走了，我有不少器材放在健身房，得带回家，必须去取，真的。”他抬头看着我，又点起了头，一脸特别严肃的样子。突然，我他妈对他万分同情。可是想想我们之间十万八千里的差距，他往床上扔什么都往地上掉的样子，他那露着胸膛的寒碜的旧浴袍，还有让人想到感冒的满屋子维克斯滴鼻水气味，我一分钟也没法多待。“这么着吧，先生，别为我担心。”我说，“真的，我不会有事的。我正在经历一个阶段，谁都会经过某些阶段，不是吗？”

“我说不上来，孩子，我说不上来。”

我讨厌听别人这么答话。“当然，当然，谁都会。”我说，“我是说真的，先生。请别为我担心。”我把手轻搭在他肩上。“好不好？”我说。

“喝点热巧克力再走好吗？斯潘塞太太会——”

“我也想，真的，不过问题是这会儿我得走了，得直接去健身房。还是谢谢了，十分感谢，先生。”

我们握了握手，说了通废话，只不过让我感觉真他妈难受。

“我会给您写信的，先生。小心您的感冒，就这样了。”

“再见，孩子。”

我给他关上门然后往客厅走时，他对我嚷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我很肯定他向我嚷的是“祝你好运！”我希望不是，我真他妈希望不是这句。我从来不会对别人嚷“祝你好运！”想想就会觉得，那样嚷听起来很恐怖。

三

你这辈子也不会见过像我这么厉害的假话精。不得了。甚至比如说我要去店里买本杂志，如果有谁问我去哪儿，我可能告诉他我正赶着去看歌剧呢，真是没治了。所以我跟斯潘塞老先生说要去健身房拿器材什么的，完全是瞎说的，我根本不把我的破器材往健身房放。

在潘西，我住在奥森伯格纪念侧楼的新宿舍，那儿只住三、四年级的学生。我上三年级，跟我同屋的上四年级。这幢楼以一个名叫奥森伯格的家伙的名字命名，他在潘西上过学，从潘西毕业后，靠殡葬生意赚了不少钞票。一开始，他在全国各地设立营业点，你只用每回花上五块钱左右，就能把你的家里人埋掉。你该见识一下奥森伯格这厮。他很可能只是把人塞进袋子扔到河里完事。总之，他给了潘西一堆钞票，所以这幢楼以他的名字命名。年度首场橄榄球赛时，他开他妈一辆大凯迪拉克来学校，我们还非得都在大看台上起身给他来一个“火车头”——那是种欢呼方式。第二天上午，他在礼拜堂讲了话，大概讲了十个钟头。他一开始讲了有五十个听烂了的笑话，以此表示他这个人多么平易近人。真了不起。然后他说他每次遇到挫折什么的，总是马上跪下向上帝祈祷，从来不觉得难为情。他说我们应该时时向上帝祈祷——跟上帝说话什么的——不管身在何处。他还说我们要把耶稣当成自己的好朋友等等。他说他经常跟耶稣说话，甚至在开车时，他真的让我乐死了。我完全能想象出这个虚伪到家的杂种开着车一边换到一挡，一边请耶稣再送他几具尸体。他讲话里唯一好玩的，是他讲到半截，正在说他如何如何了不起、有头有面时，突然，就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家伙——埃德加·毛尔绍洛——放了个头号响屁。在礼拜堂之类的地方放屁很失礼，但是很好玩，毛尔绍洛这厮，差点儿没他妈把房顶给崩掉。大家都憋着没大笑，奥森伯格装作根本没听到。可是校长老瑟默就挨着他坐在讲台上，看得出他听到了。乖乖，他真是恼透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但第二天晚上让我们去教学楼上的必修课大教室集合，他上去训了一通话，说前一天在礼拜堂捣乱的那个学生不配在潘西上学。我们想让毛尔绍洛这厮在老瑟默啰嗦时再放一个，可他当时没心情。总之在潘西，我就住那儿——奥森伯格纪念侧楼的新宿舍。

离开斯潘塞老先生家回到宿舍房间倒是很不错，因为大家都去看比赛了，房间里开着暖气，换换感觉，这里有点儿暖和，也舒服。我脱了外套，取下领带，解开衬衫领子，然后就戴上那天上午在纽约买的帽子。那是顶红色的猎帽，帽檐很长，是那天上午出地铁后我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的橱窗里看到的，也就是刚刚想起来把破剑全忘在地铁上之后。买这顶帽子只花了一块钱。我戴的时候，是把帽檐转到后边——很俗气，我承认的确是，可我就喜欢那样戴，挺好看。我拿起一本那阵子在看的书坐到椅子上。每个房间里都有两把椅子，我一把，我的同屋沃德·斯特拉雷德一把。椅子扶手全都破破烂烂的，因为大家老是坐到扶手上，不过椅子坐着还算挺舒服。

我正在看的那本书是从图书馆借错的，他们给我拿错了书，我回到宿舍才发现。他们给我的是《走出非洲》，作者是伊萨克·迪内森。一开始我以为这本书很差劲，然而并非如此，实际上很不错。我识字很少，但是读的书挺多。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我哥D.B.，其次是林·拉德纳。我哥送了我一本林·拉德纳的书做生日礼物，就在我去潘西上学之前，里面有几个很有趣、很精彩的剧本，不过书中又有这么一个短篇，说的是一个交通警察爱上了一个很可爱，但是很喜欢开飞车的女孩儿，只是那个警察已经结婚，没法娶她。后来那个女孩儿死掉了，就是因为经常开飞车。这一篇让我喜欢得要命。我最喜欢的书，就是起码时不时能让人感到好玩的书。我也看过很多古典名著，如《还乡》之类，挺喜欢。我还看过不少关于战争的书，还有些侦探小说，但是都不能让我喜欢到骨子里。真正让我喜欢到骨子里的书，是那种你读了后，希望它的作者是你最好的朋友，随便你什么时候想，都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但这种情况不多。我倒想给伊萨克·迪内森打个电话。还有林·拉德纳，不过据D. B.所言，这位作家已经死了。就拿萨默塞特·毛姆的《人性枷锁》来说，这本书我去年夏天读过，确实是本很好的书，但是我不会想给毛姆打个电话。我说不上来，只不过他不是我想给他打电话的那种人，如此而已。我倒宁愿给托马斯·哈代打个电话，我喜欢他书里那位尤斯塔西娅·维尔。

总之，我就那样，戴着新帽子坐下来开始读《走出非洲》。我已经看过一遍，不过有几个地方还想再看一遍。可是刚看了三页左右，就听见有人掀浴室帘子进来，根本不用抬头，我就知道是谁。罗伯特·阿克利，住我隔壁的家伙。我们这幢侧楼里，每两个房间之间有个淋浴房，阿克利一天要往我这儿串上八九十次。整幢宿舍楼里，他可能是除了我，唯一一个没去看比赛的，他几乎哪儿都不去。这家伙很古怪，是四年级学生，在潘西的整整四年里，除了“阿克利”，大家从来没叫过他别的名字。连他的室友赫布·盖尔也没叫过他“鲍勃”或者“阿克”。他哪一天结了婚，他老婆很可能也叫他“阿克利”。他是那种个头很高很高、肩膀浑圆的家伙，大约有六英尺四英寸高，长了一口难看的牙齿。自从他住在隔壁以来，我从来没见过他刷牙。他的牙齿看上去总好像上面长了苔藓，恐怖至极。如果你在食堂里看到他满嘴土豆泥再加上青豆之类，简直他妈的让你恶心得要吐。另外，他还长了很多粉刺，不像一般人那样只是前额或者下巴上有，他长得满脸都是。不单这个，他为人也很差劲，可以说是个招人厌的家伙。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

我能感觉到他正站在我椅子后面的淋浴台上，在张望斯特拉雷德在不在。他对斯特拉雷德恨之入骨，只要他在，就从不过来。他他妈几乎对每个人都恨之入骨。

他从淋浴台上下来进到我的房间。“嗨。”他说。他一开口经常那样，好像心烦到极点或者累到极点似的。他不想让别人觉得是他来串门还是什么的，而是想让你觉得他是走错路到了这儿，真是岂有此理。

“嗨。”我应了一声，却仍然埋头看书。对阿克利这种人，你从书本上一抬头就完蛋。不过有他在，你早晚都会完蛋，但是只要不马上抬头，至少完蛋得没那么快。

他在房间里踱起了步，很慢，一贯如此，从桌子上和壁橱里抄起私人物品看。乖乖，他有时候真让人着急。“击剑击得怎么样？”他问。他只是不想让我读书、不让我自得其乐罢了，他对击剑是他妈毫不关心。“我们赢了，是吧？”他又问。

“谁也没赢。”我头也没抬地说。

“什么？”他又问，他老是让你什么话都说两遍。

“谁也没赢。”我说着瞟了他一眼，看他在我的壁橱里翻什么。那会儿，他拿起以前我在纽约时经常一块儿玩的女孩萨莉·海斯的照片。自从我把那张破照片放那儿以来，他最少拿起来看过五千回，看完后，还老是不放回原处。看得出他是故意的，没错。

“谁也没赢？”他说，“怎么搞的？”

“我把他妈剑什么的全忘地铁上了。”我还是没有抬头看他。

“地铁上？我的天！你是说给你搞丢了？”

“我们坐错了地铁，我得不停起身看车厢上的破地图。”

他走过来，刚好挡住光。“嗨，”我说，“你进来后我这一句看了有二十遍了。”

换了谁都听得出他妈的话音，就阿克利不能。“会让你赔吗？”他问。

“不知道，管他妈的。要不你坐下来还是怎么着，阿克利小孩儿？你他妈正好挡住光。”叫他“阿克利小孩儿”，他不乐意。他经常说我是个小屁孩儿，因为我十六，他十八，我叫他“阿克利小孩儿”，让他气得要命。

他还是站在那儿，他绝对是那种你叫他闪开，他偏偏就是不挪窝的家伙。他最后还是会的，可是你让他挪，他反而会磨蹭得更厉害。“你他妈在读什么？”他问。

“破书。”

他用手掀起书本看书名。“好看吗？”他问。

“我正在读的这一句特棒。”情绪对头时，我说话很能带刺儿，可他还是没听出来。他又在房间里踱开了步，把我的还有斯特拉雷德的个人物品拿来拣去。最后，我把书扔在地上，有阿克利这么一个家伙在旁边晃悠，没法看书，不可能。

我他妈窝在椅子上，看阿克利这厮把这儿全当成是自个儿的地方。这趟从纽约回来，我感觉有点儿累了，打起哈欠，接着就稍微逗起乐来。有时候我只是不想让自己烦着，就会很起劲儿地逗乐。我所做的，是把猎帽的帽檐转过来拉下盖住眼睛，那样就他妈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觉得我眼睛快瞎了。”我用很嘶哑的声音说，“亲爱的妈妈，这儿一切变得这么暗。”

“我向上帝发誓，你疯了。”阿克利说。

“亲爱的妈妈，伸手过来，你怎么不伸手过来？”

“岂有此理，别小孩子气了。”

我开始像个瞎子似的拿手在面前摸索，也没站起来还是怎么样。我一直在说：“亲爱的妈妈，你怎么不伸手过来？”当然只是逗乐而已，有时候干这种事让我觉得其乐无穷，我也知道能把阿克利这厮气得要命。他老是能激发出我虐待狂的一面，我经常这样折磨他。不过最后我还是打住了，把帽檐拨拉到脑后，歇一歇。

“谁的？”阿克利问我，手里拿着我同屋的护膝给我看。阿克利这家伙什么都要抄起来看，就连打球用的下体护具之类，也会抄起来看。我说那是斯特拉雷德的，他就把它扔到他的床上。他是从壁橱里拿出来的，所以要往床上扔。

他走过来坐在斯特拉雷德那把椅子的扶手上，他从来不坐到椅子上，老是坐扶手。“你他妈哪儿搞的帽子？”他问。

“纽约。”

“多少钱？”

“一块。”

“上当了你。”他开始用火柴头剔指甲，他老是在剔指甲，这多少有点儿滑稽。他的牙齿看上去总好像上面长了苔藓，耳朵也总他妈脏得要命，倒是经常剔指甲，我想是他觉得那样做，就会让自己变成一个很干净的人。他剔着剔着，又看了一眼我的帽子。“我老家的人猎鹿时就戴那种帽子，岂有此理。”他说，“那是顶猎鹿帽嘛。”

“要是才他妈怪呢。”我取下帽子打量着。我眯上一只眼睛，好像正在瞄准它。“这是顶杀人帽，”我说，“我戴这顶帽子杀人。”

“你家里人知不知道你被开除了？”

“不知道。”

“哎，斯特拉雷德去他妈哪儿了？”

“看比赛，约了女朋友。”我打了个哈欠。我那会儿哈欠连天，首先是因为房间里太他妈热了，让人昏昏欲睡。在潘西，要么把人冻死，要么把人热死。

“了不起的斯特拉雷德。”阿克利说，“嗨，你的剪刀借我用一下好不好？好拿吗？”

“不好拿，已经装起来了，在壁橱最上面。”

“拿来用一下，好不好？”阿克利说，“我想把这个指甲刺剪掉。”

他才不管你装起来了没有，而且已经放在壁橱最上面什么的，所以我还是给他拿了。拿的时候，我差点儿丢了老命。一打开壁橱门，斯特拉雷德装在木盒子里的网球拍正好砸到我的脑门上，的一大声，疼得要命。阿克利这厮差点儿没他妈笑死，他用那种尖得不得了的假嗓子大笑特笑。从我开始把手提箱拿下来到从里边取出剪刀，他一直在那儿大笑。这种事，比如说别人给石头砸了脑袋还是怎么样，能让阿克利笑断肠子。“你他妈幽默感真强，阿克利小孩儿。”我告诉他，“你知道吗？”我把剪刀递给他，“我给你当经纪人，我他妈让你上电台。”我又坐到椅子上，他剪起他那牛角状的大个儿指甲。“剪到桌子什么的上面好不好？”我说，“剪到桌子上好吗？我可不想晚上光着脚踩到你的破指甲。”可他照样继续把指甲剪到地板上。真没教养，没错。

“斯特拉雷德跟谁约会？”他问。他老是特别关心斯特拉雷德跟谁约会，尽管他对斯特拉雷德恨之入骨。

“不知道，怎么了？”

“没什么，乖乖，我受不了那个狗娘养的，那个狗娘养的真让我受不了。”

“他对你可是迷得不得了呢，他跟我说起过你他妈是个大好人。”我说。我在逗乐时经常说“大好人”这个词，以此解闷。

“他老是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阿克利说，“我就是受不了那个狗娘养的，你会觉得他——”

“嗨，指甲剪到桌子上好不好？”我说，“我跟你说了有五十——”

“他老是他妈的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阿克利说，“可我根本不觉得这个狗娘养的脑子好使，他觉着他是，他觉着他可能是最——”

“阿克利！岂有此理，请你把破指甲剪到桌子上好不好？我跟你说了有五十遍了。”

他总算开始把指甲剪到桌子上去，想让他干什么事，只能吼他才行。

我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你之所以讨厌斯特拉雷德，是因为他说过你偶尔也该刷刷牙这种话。他不是存心侮辱你，岂有此理。他说话方式不对，不过倒也不是存心侮辱你还是怎么样，只是说如果你稍微刷刷牙，会看起来帅一点，自个儿感觉也好。”

“我刷的，少来这一套。”

“不，你没有。我见识过了，你不刷牙。”我说，可我不是存心说难听话，我还有点儿同情他呢，我是说如果别人说你从来不刷牙，这算什么事儿。“斯特拉雷德还行，坏不到哪儿去。”我说，“你不了解他，问题就在这儿。”

“我还是要说他是个狗娘养的，他是个自高自大的狗娘养的。”

“他是自高自大，可在有些方面又很大方，他真的是。”我说，“打个比方吧，假如你他妈很喜欢斯特拉雷德打的领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打个比方而已，你知道他会怎么做？他很可能取下来就送给你了，他真的会。要么——你知道他会怎么做？他会把它放到你的床上还是怎么样。他他妈真的会把领带送给你，多数人很可能只是——”

“扯淡，”阿克利说，“我要是有他那么多钞票，我也会。”

“不，你不会。”我摇摇头，“不，你不会，阿克利小孩儿。你要是有他那么多钞票，你会是天下第一号——”

“别叫我‘阿克利小孩儿’，他妈的，我岁数大得能当你的破老爸了。”

“不，你甭想。”乖乖，他有时候真让人来气，他从来不漏过机会告诉你他十八你十六。“头一条，我他妈才不要跟你一家呢。”我说。

“好，那就别叫我——”

突然门开了，斯特拉雷德这厮急匆匆地闯了进来。他向来急匆匆的，总是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他走到我面前，很他妈开玩笑地拍了拍我的两边脸颊——有时候我觉得那样很烦人。“听着，”他说，“你今天晚上有事出去吗？”

“说不上来，可能会吧。外面他妈的怎么回事——在下雪？”他的大衣上落了一层雪。

“对。喂，你今天晚上要是不去哪儿，能不能把你那件花格纹夹克借给我穿？”

“比赛谁赢了？”我问他。

“才赛了一半。我们要出去。”斯特拉雷德说，“不开玩笑，你今天晚上穿不穿那件花格纹夹克？我那件灰色法兰绒的上面溅上了些东西，到处都是。”

“我不穿，但是也不想让你的破肩膀给撑大了。”我说。我们几乎一样高，不过他的体重是我的两倍左右，他的肩膀很宽。

“撑不大的。”他急匆匆地走到壁橱前。“阿克利老兄，你好吗？”他对阿克利说。斯特拉雷德这个人至少还算挺友好，尽管他的友好有点儿虚伪，但至少总跟阿克利打招呼。

阿克利在他说“老兄，你好吗”时，只是咕哝了一两声。他不会跟斯特拉雷德答话，可是不敢连咕哝也不咕哝。接着他对我说：“我该走了，回头见。”

“好吧。”我说。他能回自己的房间，我才真的是求之不得呢。

斯特拉雷德这厮开始脱下大衣，还把领带什么的全解开脱下。“我不如快点儿刮一下脸。”他说。他的胡须长得很旺盛，真的是。

“跟你约会的人呢？”我问他。

“在附楼那边等。”他拿着他的盥洗家什，胳膊下边夹着毛巾离开了房间，没穿衬衫什么的。他老是光着身子走来走去，因为他自以为体形还他妈不错，不过他体形确实不错，我得承认。

四

我没什么事，就也去了厕所那边，在他刮胡子时跟他扯扯闲话。厕所里只有我们俩，别人都还在看比赛。那儿真他妈热，窗户上全凝结了一层水汽。里面有十个洗手盆，都紧贴着墙，斯特拉雷德用的是中间那个。我坐在他旁边的洗手盆上，把出冷水的水龙头开了又关——这是我紧张时的习惯动作。斯特拉雷德边刮胡子边吹口哨，吹的是《印度之歌》。他的口哨声音很尖，几乎每次都跑调。他老是挑《印度之歌》或者《第十大道大屠杀》之类难的曲子吹，连口哨行家也难吹好。他真的能把一首曲子糟蹋得不成样子。

你记不记得我刚才说过，在个人习惯上，阿克利可以说是个邋遢货？斯特拉雷德也是，但他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更应该说，他是那种没有多少人了解的邋遢货。他看上去总是挺不错，可是你该见识一下比如说他的剃须刀吧，总是锈得一塌糊涂，沾满泡沫、胡楂和别的脏东西，他从来不清洗。把自己收拾完之后，他看上去还挺像模像样的。总之，他是个没有多少人了解的邋遢货，如果你像我这样了解他，就会知道。他把自己外表收拾得很好，是因为他自恋到了疯狂的程度，自以为是西半球最帅的家伙。他确实够帅，我承认，但顶多就是那种照片贴到班级年册上，让你的父母一看就会问“这孩子是谁？”的帅气家伙。我是说，他顶多就是那种在年册照片上看着够帅的家伙。我在潘西认识很多人我觉得都比斯特拉雷德帅得多，可是他们的照片贴在年册上就不会让人觉得帅。从照片上看，他们要么鼻头太大，要么长了对招风耳。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不管怎么样，我当时就坐在斯特拉雷德旁边的洗手盆上，斯特拉雷德在刮胡子，我把水龙头开了又关。我还戴着我的红色猎帽，帽檐朝后。对这顶帽子，我真的是爱不释手。

“嗨，”斯特拉雷德说，“想不想帮我个大忙？”

“什么？”我问，并不是很热心。他总在请人帮他个大忙。拿这种超级靓仔或者自我感觉是个厉害角色的家伙来说吧，他们经常请你帮个大忙，只因为他们有种疯狂的自恋劲儿，觉得你也对他们神魂颠倒，巴不得帮他们一个忙。说起来，这也有点儿滑稽。

“你今天晚上出去吗？”他问我。

“可能，也可能不，说不准，怎么了？”

“我为星期一的历史课还得读一百页左右的书，”他说，“给我写篇语文课作文好不好？要是星期一交不出这篇破玩意儿，我就死定了，所以得请你帮忙，好不好？”

真是够讽刺的，没错。

“我被这个破地方开除了，你还叫我写什么破作文呢。”我说。

“唉，我知道，可问题是交不上作文我就死定了。帮哥们儿一回忙，哥们儿，好不好？”

我没有马上搭理他。对斯特拉雷德这种杂种，就得拖他一下。

“写什么？”我问他。

“什么都行，只要是描述性的。一个房间或者一座房子，或者你住过的地方什么的——你也知道，只要他妈的有描述性就行。”他说着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碰到这种事儿，真他妈让我烦得要命，我是说如果碰到别人一边要你帮他妈的一个大忙，一边还在那儿打哈欠。“只是别写得太好就行。”他说，“那个狗娘养的哈策尔觉得你语文很厉害，他知道我跟你同住。我是说你别把逗号什么的全用对了。”

这又是一件让我烦得要命的事，我是说既然你写作文不错，却还是会有人来跟你说起逗号的事。斯特拉雷德老是这样，他想让你觉得他作文写得糟糕的唯一原因，是他把逗号全标错了地方，在这方面，他有点儿像阿克利。有次我跟阿克利一起看篮球赛，我们这边球队里有个很厉害的家伙，名叫豪伊·科伊尔，他从中场就能投中，连篮板都不碰。阿克利在他妈整场比赛里，一直说科伊尔身体条件极佳，是块打球的料。天哪，我真烦听那种破话。

过了一会儿，我在洗手盆上坐烦了，就后退几步跳起了踢踏舞，只是他妈的找点乐子。我其实并不怎么会跳踢踏舞，但厕所地板是石头的，倒是个练踢踏舞的好地方。我模仿起电影里的家伙，就是哪部歌舞片里的。尽管我对电影像对毒药一样避之则吉，模仿起来可是其乐无穷。斯特拉雷德这厮一边刮胡子，一边从镜子里看着我。要的就是有人看，我是个人来疯。“我是破州长的儿子。”我说。我极其陶醉，跳来跳去。“他不想让我当踢踏舞演员，想让我念牛津，可是在我他妈的血液里，流的就是踢踏舞。”斯特拉雷德这厮笑起来，他的幽默感还不算太糟糕。“现在是《齐格飞歌舞团》首演之夜，”我有点儿接不上来气，我的气太短了，“主演上不了场。他醉得像一摊烂泥，他们找谁来救场？我，正是我，老破州长的小儿子。”

“帽子哪儿来的？”斯特拉雷德问我。他指的是我的红色猎帽，这还是他头一次注意到。

我反正接不上来气，就不再逗乐了。我取下帽子，大约第九十遍打量它。“今天上午在纽约买的，一块钱，喜欢吗？”

斯特拉雷德点点头。“挺好。”他说。他只是在说好听话，因为他马上就说：“喂，你到底帮不帮我写作文？我得知道。”

“有时间就帮，没时间就不。”我说着又过去坐在他旁边的洗手盆上。“你跟谁约会？”我问他，“菲茨杰拉德？”

“见鬼，不是！跟你说过，我跟那母猪完了。”

“是吗？老兄，让给我吧。不开玩笑，她对我脾气。”

“拿去吧……对你来说她太大了。”

突然——也不为什么，真的，只是我可以说刚好在兴头上，想取取乐而已——我想跳下洗手盆，给斯特拉雷德来个半纳尔逊式。那是种摔跤动作——你要是不知道的话——把对方脖子箍住，如果你想，能把他憋死。我就那么干了，像他妈一头豹子似的扑到斯特拉雷德身上。

“住手，霍尔顿，岂有此理！”斯特拉雷德说，他不太想逗乐，因为他正在刮胡子。“你想让我怎么着——把我他妈的头给割掉？”

可是我没有松开，我这个半纳尔逊动作做得很到位。“我这样箍着你，挣开就行。”我告诉他。

“太过分了。”他放下剃须刀，手臂往上猛地一发力，就挣脱了我。他是个力气特大的家伙，我则不堪一击。“喂，别胡闹了。”他说完又开始刮第二遍。他总是刮两遍，好看上去光彩照人，用的就是那个破剃须刀。

“跟你约会的不是菲茨杰拉德，那是谁？”我问他，又坐到他旁边的洗手盆上，“是菲莉斯·史密斯那小妞儿吗？”

“不是，本来跟她，可是计划全乱套了。我现在跟巴德·陶女朋友的室友约会……嗨，差点忘了，她认识你。”

“谁认识我？”

“我约会的那位。”

“是吗？”我说，“她叫什么？”我挺感兴趣。

“我在想呢……呃，叫琼·加拉格尔。”

乖乖，听到他说那个名字，我差点儿伸腿完蛋。

“是简·加拉格尔。”听到他说那个名字，我甚至从洗手盆上站起身，差点儿他妈的伸腿完蛋。“你他妈说得没错，我认识她。她事实上正好跟我做过邻居，前年暑假的事。她养了他妈一条大个儿道伯曼良种狗，我就是那么认识她的。她的狗经常到我们这边——”

“你刚好挡住亮了，霍尔顿，岂有此理。”斯特拉雷德说，“你非得站那儿？”

乖乖，我很激动，真的。

“她在哪儿？”我问他，“我得下去跟她打个招呼什么的。她在哪儿？附楼那儿吗？”

“对。”

“她怎么会提到我？她在B. M.中学上学吗？她说过可能去那儿，也可能去西普利中学。我猜她去了西普利中学。她怎么会提到我？”我很激动，真的。

“我不知道，岂有此理。起来好不好？你坐到我毛巾上了。”斯特拉雷德说。我坐在他的破毛巾上。

“简·加拉格尔，”我说，还是缓不过劲儿，“我的天哪！”

斯特拉雷德正在把护发膏往头上抹，我的护发膏。

“她会跳舞，”我说，“芭蕾舞什么的。她当时经常每天跳两小时，天气最热那会儿也是。她担心会让她的腿长得难看——很粗还是怎么样。我那会儿一天到晚跟她下跳棋。”

“你经常一天到晚跟她下什么？”

“跳棋。”

“跳棋，我的天！”

“对。她那些王棋一个也不动，任何一个子变成王棋后，她就不再动了，只是把王棋放在后排，一溜摆开，然后从来不用。她只是喜欢把它们全放在后排时的样子。”

斯特拉雷德没说什么，多数人对这种事都不会感兴趣。

“她妈跟我们在同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我说，“我那时偶尔去当球童赚点钞票花。有两次我给她妈当球童，她九个洞要打一百七十杆左右。”

斯特拉雷德几乎没听我说，而是在梳理他漂亮的头发。

“我至少该下去跟她打个招呼。”我说。

“你干吗不去？”

“我会的，等会儿就去。”

他又开始重新把头发往两边梳，他梳头得花个把小时。

“她爸妈离婚了，她妈又嫁了一个酒鬼。”我说，“那人长得精瘦，腿上毛烘烘的，我还记得他，一天到晚穿短裤。简说他按说是个编剧还是什么破玩意儿，可是我见到的他一天到晚都在喝酒。还有，只要收音机里播，他就一个不漏地听那些破神秘故事，还光着身子绕房子跑圈儿，简在场他也那样。”

“是吗？”斯特拉雷德说，这真让他来劲了，就是那个酒鬼光着身子绕房子跑圈儿，简也在场的事。斯特拉雷德是个急色色的杂种。

“她的童年过得很糟糕，我不是开玩笑。”

这句倒没让他来劲儿，只有特别黄色的东西才能。

“简·加拉格尔，我的天。”我脑子里对她可是挥之不去，真的。“我至少该下去跟她打个招呼。”

“你他妈干吗光说不去？”斯特拉雷德说。

我走到窗前，可是往外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厕所里温度高，窗户上凝结了很多水汽。“我这会儿没心情。”我说。我真的没，那种事得有心情才会去干。“我以为她去了西普利上学，本来还以为她绝对去了那儿。”我在厕所里又来回走了一会儿，我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做。“她喜欢看比赛吗？”我问。

“我想是吧，不知道。”

“她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们以前经常玩跳棋？要么说了别的？”

“不知道。岂有此理，我也是刚认识她。”斯特拉雷德说。他终于把他漂亮的破头发梳停当，正在收拾他那堆破盥洗家什。

“喂，代我向她问好，好吗？”

“好吧。”斯特拉雷德答应了，可是我知道他大概不会，永远别指望他这种家伙会代人问好。

他回房间了，我在厕所多待了一会儿，想着简这妞儿，然后我也回了房间。

我回到房间后，斯特拉雷德正站在镜子前打领带，他这辈子把他妈一半时间都花在照镜子上了。我坐在椅子上瞄了他一阵子。

“嗨，”我说，“别跟她说我给开除了，好吗？”

“好。”

这也是斯特拉雷德的好处之一，不像跟阿克利那样，你不用每一件屁大的事儿都跟他解释。之所以如此，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他并不是很关心，这才是真正的原因。阿克利不一样，他是个特别爱打听的杂种。

他穿上了我那件花格纹夹克。

“老天，听着，你别把哪儿都撑大了。”我说。那件衣服我大概只穿过两次。

“不会。我的烟他妈的哪儿去了？”

“书桌上，”他总是不知道自己把东西放哪儿了，“你的围巾下面。”他把烟装进外套口袋——我的外套口袋。

我猛地把帽檐转到前面，变变样。一下子，我有点儿紧张起来，我这人常紧张。“哎，你准备跟她去哪儿约会？”我问，“还没想好？”

“不知道，有时间就去纽约。她外出只签到九点半，岂有此理。”

我不喜欢他说话的口气，就说：“她这样做，很可能只是不知道你这杂种英俊潇洒、魅力无穷。她早知道的话，很可能会签到明天上午九点半。”

“你他妈说对了。”斯特拉雷德说，惹他生气倒不是很容易，他太自负了。“不开玩笑，给我写那篇作文噢。”他说着穿好外套准备走了，“别写得太好，只要他妈的是描述性的就行，好吗？”

我没理他，不想理他，只说了句：“你问问她下跳棋时，是不是还把王棋全放在后排。”

“好的。”斯特拉雷德说，可是我知道他不会问。“喂，悠着点儿。”他就他妈扑通扑通跑出了房间。

他走后，我又坐了半小时之久，我是说，我只是坐在椅子上，无所事事。我一直想着简，想着斯特拉雷德跟她约会的事。这让我不安得快疯掉了。我前面说过，斯特拉雷德是个急色色的杂种。

突然，阿克利又照例从他妈浴室帘子外蹿了进来。我别别扭扭地过了一辈子，这回总算打心底里高兴见到他，他让我把心思拉了回来。

他赖着不走，一直待到差不多晚饭时间，跟我聊在潘西所有他恨之入骨的人，还挤着下巴上的大粉刺，根本不用手帕。说实话，我甚至觉得这杂种根本就没有手帕，反正从来没见他用过。

五

在潘西，我们每星期六晚上都吃同样的饭菜，按说这是件了不起的事，就因为有牛排。可是我敢赌一千块，他们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有一大帮家伙的父母星期天会来学校，老瑟默很可能算计每个当妈的都会问她们的宝贝儿子昨天晚上吃了什么，儿子就会告诉她：“牛排。”骗人骗到了家。你该见识一下那些牛排，又硬又干的小块块，想切开都难。晚饭时跟牛排一起来的，是里面有很多小块块的土豆泥，甜点是谁都不吃的苹果布丁，不过初中部那些小孩儿可能会吃，他们根本不开窍——还有像阿克利那种家伙会吃，他们什么都吃。

不过从食堂出来还算不错。外面已经下了有三英寸厚的雪，而且还在没头没脑地下，看上去真他妈漂亮。我们就四下里玩起来了，扔雪球，逗乐子，很小孩子气，不过大家都挺开心的。

我没有约会什么的，就跟一个叫马尔·布罗萨德的朋友——他是摔跤队的——商量好坐巴士去埃吉斯镇吃汉堡包，也许再看场破电影。我们都不想整晚傻坐着。我问马尔介不介意叫上阿克利一块儿去。我这样问他，是因为阿克利星期六晚上除了待在房间里挤粉刺，向来无事可做。马尔说他不介意，但对这主意也不是很感冒——他不太喜欢阿克利。这么着，我们就回到房间准备出发。穿胶套鞋什么的时候，我吆喝着问阿克利想不想去看电影。他隔着浴室帘子听得一清二楚，可是没有马上搭腔，他这种家伙，老是不愿意马上搭腔。最后他还是从破帘子那边过来了，站在淋浴台上问还有谁去——他总是要问问都有谁去。我敢发誓，要是这家伙去哪儿坐船失事，在你救他上他妈的小艇之前，他还要问问是谁划桨的呢。我说还有马尔·布罗萨德，他说：“那个杂种……好吧，等会儿。”你会觉得他赏了你一个大面子。

他这一去准备了有五个小时才好。等他时，我走到窗户前并把它打开，赤手捏了个雪球。雪很好捏，不过我没有往哪儿扔。一开始想往路对面一辆汽车上扔，但看到那辆汽车白乎乎的挺好看，就没扔。后来又想往消防栓上扔，也白乎乎的，挺好看，就也没扔。到最后我哪儿也没扔，只是关上窗户，手拿雪球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把它捏得越来越瓷实。过了一阵子，我和布罗萨德、阿克利一块儿上巴士时，手里还捏着雪球。巴士司机把车门打开，要我扔掉它。我告诉他我不会砸谁，可是他不相信。人们从来不相信你的话。

布罗萨德和阿克利都看过正在放的电影，我们只是买了几个汉堡包吃，还玩了一会儿弹球机，然后就坐巴士回潘西。没看成电影我根本无所谓。电影应该是部喜剧片，加里·格兰特主演，全是那种垃圾。再说，我以前也跟布罗萨德和阿克利一块儿看过电影，他们俩看到根本不可笑的地方，就会笑得跟野狗似的，我根本不喜欢跟他们坐在一起看电影。

回到宿舍后才九点差一刻。布罗萨德这厮是个桥牌瘾君子，开始到处找人凑局。阿克利这厮又黏到我的房间里，算是换个地方待。只是他没有坐在斯特拉雷德那把椅子的扶手上，而是趴在我床上，脸就搁在我的枕头上。他开始一边声音很单调地说话，一边挤粉刺。我跟他暗示了上千遍想让他走，他就是赖着不走，只是声音很单调地聊着去年夏天一个据说跟他干了那事的小妞儿。他跟我说了上百遍，每遍说的都不一样。一会儿说是在他表哥的别克汽车里干的，一会儿又说是在哪儿的海滩木板路下面，自然全是一派胡言。要让我说有谁是处男，那就得数他了，我怀疑他碰都没碰过女人。最后我不得不跟他明说我得给斯特拉雷德写一篇作文，他得滚蛋，好让我能集中思想。最后他还是走了，但照例拖了半天才走。他走后，我穿上睡衣和浴袍，戴上猎帽，开始写作文。

但问题是，我想不起来有什么房间或房屋，让我可以像斯特拉雷德说他必须要的那样来描述，反正我对描述房间或者房屋也不是很感兴趣。后来我写的是我弟弟艾里的棒球手套，很值得一写，真的。我弟弟艾里有个左撇子用的外场接球手套——他是个左撇子。但这个棒球手套值得描述的原因，是他在上面写满了诗歌，手指、手掌哪儿全是，用的是绿色墨水。他在上面写字，是因为他想当他站在外场，但没人击球时可以读一下。他死了，得的是白血病，死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当时我们在缅因州住。你也会喜欢上他的。他比我小两岁，但比我聪明五十倍，聪明绝顶。他的老师老是写信给我妈，说班上有艾里这样的学生真令人欣慰。这可不是瞎吹捧，他们说的是真心话。他不单是我们家最聪明的，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也最讨人喜欢。他从来不跟别人发火，按说长着红头发的人极易动怒，但艾里从来不，而且他的头发颜色很红。我跟你说他的头发红到什么程度吧：我从十岁起就开始学打高尔夫球，记得有一次，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正准备开球，我觉得我要是突然转身，就会看到艾里。我那么做了，一点儿没错，他就在围栏那边，坐在自行车上——就是高尔夫球场的围栏，他坐在那儿，在我后面有一百五十码远看我开球。他的头发就是红成了那样。天哪，他可真是个好孩子。他经常在饭桌上想起什么事，笑得几乎从椅子上出溜下来。我十三岁时，家里人要把我送去做心理分析什么的，因为我把车库的车窗全砸碎了。我不怪他们，真的。他死的那天晚上，我睡在车库里，用拳头把他妈的窗户全砸碎了，只是为了他妈的发泄而已。我甚至还想把我们那年夏天用的旅行车的车窗全砸了，只是当时我的手已经全破了，没法砸。我得承认这件事干得很蠢，可当时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那样做。可惜你是不认识艾里啊。到现在每逢下雨还是怎么样，我的手还时不时感到疼，也没办法攥紧拳头——攥不瓷实——但除此之外我不太担心，我是说，反正我也不会去当个破外科医生还是小提琴手什么的。

这么着，我给斯特拉雷德写的作文就是关于这个，艾里的棒球手套。刚好它也在我手边，就在我的手提箱里，我就取出来抄了几首诗。我只是把艾里的名字换了，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写的是我弟弟的，而不是斯特拉雷德的。我也不是特别想写它，只是想不到别的什么可以描述，而且我好像还有点儿喜欢写它。这花了我一个小时左右，因为我不得不使用斯特拉雷德的破打字机，它老是卡住。我没用我的打字机，因为我把它借给了楼下的一个家伙。

写完时，我估计有十点半了，可我还是不困，就往窗外看了一会儿。外面雪已经停了，不时还能听到哪儿的汽车发动不起来的声音，也能听到阿克利这厮在打呼噜，从浴室的破帘子那边传过来，清晰可闻。他的鼻窦有毛病，睡觉时呼吸不是很顺畅。这家伙毛病几乎占全了：鼻窦炎，粉刺，脏牙，口臭，脏指甲。这种狗娘养的家伙，你肯定多少会有点同情他。

六

有些事情不容易回想起来，这会儿，我脑子里在想斯特拉雷德那天晚上跟简约会后几点才回来，我是说我记不清走廊上传来他他妈的脚步声时，我正在干吗，大概正在往窗外看，但我发誓我实在记不清了。我他妈担心得很，原因正在于此。我要是真的为什么事担起心来，不仅是游手好闲而已，担心起来甚至不得不上厕所，只是我不会去，因为我太担心而去不了，也不想上厕所而中断担心。你了解斯特拉雷德的话，你也会担心。我有两回跟这杂种一块儿约会过女孩，我可不是瞎说，他是个肆无忌惮的家伙，真的是。

我们宿舍走廊的地板上铺的全是油地毡，能听到他他妈的脚步声自远而近。我甚至不记得他进房间时，我是在哪儿坐着——在窗户边呢，还是坐在我的或者他的椅子上，实在想不起来。

他进了房间，一边抱怨着外头有多冷，接着他问：“人都他妈的到底去哪儿了？这儿像他妈的太平间。”我懒得搭理他，要是他他妈笨得想不到这是星期六晚上，人们要不是出去就是睡了，要么回家过周末，我才懒得告诉他呢。他开始脱衣服，他妈的一个字儿也不提简，一个字儿也不提。我也不提，只是看着他。他只是谢谢我借给他花格纹夹克，他用衣架把它撑好放进壁橱。

接着，他在解领带时，问我有没有帮他写那篇破作文。我说就放在他的破床上。他走过去，边解衬衫扣边看作文。他站在那儿看作文，手还在他的光胸脯和肚子上摸来摸去，脸上的表情极蠢。他经常抚摸自己的肚子或胸脯，自恋得要命。

突然他说：“岂有此理，霍尔顿，这写的是一只破棒球手套。”

“那又怎么了？”我说，口气冷淡得要命。

“什么叫怎么了？我跟你说过，必须是写他妈一个房间或者房子什么的。”

“你说过必须是描述性的，写棒球手套有他妈什么不一样？”

“他妈的，”他真的是恼透了，也气极了，“你老是什么都反着来，”他看着我，“怪不得你他妈的给开除了。”他说，“你他妈干任何一件事，都不按照别人交代的干，我就这个意思，他妈的任何一件事。”

“那好，你还给我吧。”我说着走过去，从他手里扯过来撕碎了。

“你他妈干吗撕了？”他问我。

我根本没理他，只是把碎纸扔进了垃圾篓，然后躺在床上。很久，我们都一句话也不说。他脱得只剩下短裤，我躺在床上点了根烟。学校禁止在宿舍抽烟，除非在半夜三更大家全睡着了或者不在时，没人能闻到烟味就好。另外，我抽烟只是为了惹火斯特拉雷德，干任何一件违纪事情都能把他气得够呛。他从来不在宿舍抽烟，只有我抽。

他还是一个字儿也没提简，最后我说：“要是她外出只签到九点半，你回来可他妈够晚的。你有没有让她签到晚了？”

我问他时，他正坐在床边剪他的破脚指甲。“晚了几分钟，”他说，“谁他妈周末出去会签到九点半？”天哪，我真恨他。

“你们去纽约了吗？”我问。

“你疯了？她才签到九点半，他妈的怎么去？”

“够呛。”

他抬头看着我。“喂，”他说，“你想在房间里抽烟，去厕所抽怎么样？你可能是他妈要滚蛋了，我还得在这儿一直待到毕业呢。”

我拿他的话当耳旁风，真的。我继续大抽特抽，只是稍稍换成侧躺，看他剪他的破脚指甲。什么学校啊，老是能看到别人剪破脚指甲或者挤粉刺什么的。

“你有没有代我向她问好？”我问他。

“说了。”

说个屁，就凭这杂种。

“她怎么说？”我问，“你有没有问她是不是还把王棋全放在后排？”

“没有，我没问她。岂有此理，你他妈以为我们一晚上干吗了，下跳棋？”

我根本没理他。天哪，我真恨他。

“你没有跟她去纽约，那又是去哪儿了？”过了一会儿我问他。我几乎控制不住让自己的声音别颤得厉害。乖乖，我真是越来越紧张。我就是有种感觉，什么不对劲儿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剪完他的破脚指甲，从床上起来，只穿着破短裤，就他妈的捣起乱来。他走到我的床前俯身向着我，玩笑十足地拿拳头捣我的肩膀。“别闹了。”我说，“你没有跟她去纽约，那是去哪儿了？”

“哪儿也没去，我们就坐在破汽车里。”他开玩笑地又轻轻捣了我肩膀一拳。

“别闹了！”我说，“谁的车？”

“埃德·班基的车。”

埃德·班基是潘西的篮球队教练，斯特拉雷德这厮是他跟前的红人，因为他是队里的灵魂人物，只要他想用，埃德·班基总会把车借给他。学校规定不准学生向教职工借车，可是那些搞体育的杂种全都抱成团。我上过的每所学校里，搞体育的杂种全都抱成团。

斯特拉雷德老是在我肩膀上比画。他手里本来拿着牙刷，那会儿噙在嘴里。“你干吗了？”我问他，“在埃德·班基的破车里就跟她干上了？”我的声音颤得很厉害。

“说什么呢？是不是想让我拿肥皂洗你的嘴巴？”

“你有没有？”

“哥们儿，这可是职业秘密哟。”

接下来的事我记得不太清楚，只知道我从床上起身，像是要去厕所还是哪儿，然后我用尽全力打了他一拳，正对着他的牙刷打，好戳穿他的破喉咙，只是我打偏了，没打中，只打到他的头部一侧，大概让他有点儿疼，可是也没达到我希望的那种程度。本来很可能让他疼得要命，但我是用右手打的，那只手攥不紧拳头，都是因为受过的伤，我跟你说过。

不管怎么样，之后我记得的，就是我他妈倒在地板上，他跪在我的胸口上，满脸通红。他用他的破膝盖顶住我胸口，而他有一吨重。他也抓住了我的手腕，所以我没办法再打他。我那一拳打死他就好了。

“你他妈怎么回事？”他一直在问，那张蠢脸越来越红。

“把你的破膝盖从我胸口上挪开，”我对他说，我几乎在吼，真的，“快点，别压着我，你这个破杂种。”

可他还是不起来，一直抓着我的手腕，而我一直骂他是狗娘养的等等，这样过了有十个钟头。我几乎想不起来我都对他说了什么。我说他自以为想跟谁干就能跟谁干，根本不关心那个女孩儿是不是把王棋全放在后排，他之所以不关心，是因为他是他妈的大蠢蛋。叫他蠢蛋他很不乐意，凡是蠢蛋都不乐意别人叫他们蠢蛋。

“给我闭嘴，霍尔顿，”他满脸通红地说，“你马上给我闭嘴。”

“你根本不知道她叫简还是琼，你他妈是个蠢蛋！”

“马上给我闭嘴，霍尔顿，真他妈的——我警告你，”他说——我真把他气坏了，“再不闭嘴，我就揍你了。”

“把你这蠢蛋的破膝盖给我挪开。”

“我放开你，你闭不闭嘴？”

我根本没理他。

他又说了一遍：“霍尔顿，我让你起来，你闭不闭嘴？”

“好吧。”

他放开我，我也站了起来。我的胸口被他的破膝盖顶得真他妈疼。“你是个又下流又傻、狗娘养的蠢蛋。”我告诉他。

他可真的是火冒三丈，把他那大破手指伸到我脸前晃着，嘴里还说：“霍尔顿，他妈的，我现在警告你，最后一次，再不闭上你的鸟嘴，我要——”

“我干吗要？”我说——几乎在大叫，“你们这些蠢蛋全这德性，从来不想讨论什么事，从这点就能看出来谁是蠢蛋，蠢蛋从来不聊些聪明——”

他就真的给我来了一下，我所记得的，就是我他妈又倒在地板上，不记得他有没有把我揍晕过去，不过我想不会，把人揍晕过去还真不容易，除非在那些破电影里，我倒是鼻血流得一塌糊涂。抬头时，看到斯特拉雷德这厮几乎就站在我跟前，胳膊下面夹着破盥洗家什。“我叫你闭嘴，你他妈干吗不闭嘴？”他说，听上去他很紧张。他大概害怕我摔到地板上时，把头还是哪儿摔坏了，很可惜，没有。“是你自找，真他妈的。”他说。乖乖，看样子他可真担心。

我根本不想费力站起来，只是在那儿躺了一阵子，然后又不停地叫他是蠢蛋加狗娘养的。我气极了，几乎在咆哮。

“听着，去洗洗脸，”斯特拉雷德说，“听到没？”

我叫他去洗洗他自己的破脸——这话很孩子气，但我当时气极败坏。我叫他在去厕所的路上顺便把施密特太太也干了。施密特太太是看门人的老婆，六十五岁左右。

我一直坐在地板上，直到斯特拉雷德这厮关上门，顺走廊去了厕所后，我才站起身来。我的破猎帽到处找不到，最后还是找到了，就在床下面。我戴上帽子，帽檐朝后，像我喜欢的那样。然后去照镜子看自己的尊容。你这辈子也不会看到那么多血。我满嘴、满下巴全是血，连睡衣和浴袍上也有。看到成了那样，我一半是害怕，一半又很入迷，血呀什么的，让我看起来有点儿横。我这辈子就打过两次架，全打输了。我并非特横，说实话，我更喜欢息事宁人。

我觉得这番闹腾阿克利这厮很可能全听到了，而且当时还没睡，就掀起浴室帘子进了他那边，只是去看看他他妈的在干吗。我几乎从来没进过他的房间，那儿老是有股怪味，全是因为他那要命的个人习惯。

七

这儿只有一点点光亮，全是从我们房间透过浴室帘子照过来的。我能看到阿克利正躺在床上，我他妈太清楚了，他肯定是万分清醒。“阿克利？”我叫他，“你醒着吧？”

“对。”

里面很黑，我踩到地板上不知道是谁的鞋上，差点儿他妈的摔了个跟头。阿克利在床上坐起来，撑着胳膊。他脸上抹了很多白乎乎的东西，治粉刺的，黑暗里有几分可怕。“你他妈在干吗？”我问他。

“什么他妈的我在干吗？我正想睡觉呢，你们这两个家伙搞出那么大动静。他妈的到底为什么打架？”

“灯呢？”我找不到开关，手在墙上摸来摸去。

“干吗开灯？……就在你手边。”

我终于找到开关把灯打开，阿克利这厮抬手遮光，免得刺眼。

“天哪！”他叫了一声，“你他妈到底怎么了？”他是说我流了那么多血。

“跟他妈斯特拉雷德比画了两下。”我说着坐到了地板上。他们的房间里从来没有椅子，也不知道把他妈的椅子都弄哪儿去了。“喂，”我说，“我们玩会儿扑克怎么样？”他可是个扑克迷。

“你还在流血呢，岂有此理。你最好上点儿东西。”

“会止住的。喂，你到底想不想玩会儿扑克？”

“扑克，岂有此理，你脑子里有没有一点儿谱，这会儿几点了？”

“不晚，才十一点左右，十一点半吧。”

“才！”阿克利说，“喂，我明天上午还要去做弥撒，岂有此理。已经他妈的半夜了，你们又吵又打——到底他妈的为什么？”

“说来话长，阿克利，我也不想烦你，是为你好。”我告诉他。我从来不跟他说我自己的事，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比斯特拉雷德还蠢，跟阿克利比起来，斯特拉雷德可以说是他妈的天才了。“嗨，”我说，“我今天晚上睡埃利的床行不行？他明天晚上才回来，对不对？”我他妈知道得一清二楚，埃利几乎他妈的每个周末都回家。

“我不知道他他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阿克利说。

乖乖，那可真让我来气。“你他妈什么意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他从来不到星期日晚上不回来，不是吗？”

“对，可是岂有此理，我也不能就这么跟别人说，想睡就可以睡到他的破床上。”

他这样把我气死了。我坐在地板上伸手拍拍他的破肩膀。“你是个大好人，阿克利小孩儿，”我说，“你知道吗？”

“不，我是说实话——我不能跟别人说他可以睡到——”

“你是个真正的大好人，是个绅士，还是个文化人呢，小孩儿。”我说，他真的是。“你有没有烟？你要说没有，我可要立马断气了。”

“我没有，这是实话。喂，到底他妈的为什么打架？”

我没理他，只是起身走过去往窗外看。突然，我感到很孤独，几乎希望自己死掉算了。

“到底他妈的为什么打架？”阿克利问，他已经问了有五十遍，纠缠这个真让人腻烦。

“跟你有关。”我说。

“岂有此理，跟我有关？”

“对，我是为了保护你的破名誉。斯拉特雷德说你为人很差，说这话我可跟他没完。”

这句话让他精神了。“他真的说过？不是开玩笑吧？他真的说过？”

我告诉他我只是开玩笑，然后走过去躺倒在埃利的床上。乖乖，我感觉真是糟透了，感到他妈的孤独至极。

“这个房间里有臭味，”我说，“我从这儿就能闻到你的臭袜子，你从来不洗吗？”

“你不乐意的话，知道自己可以怎么着。”阿克利说，他可真会说话啊，“把他妈灯关掉好不好？”

可我没有马上把灯关掉，只是躺在埃利的床上，脑子里想着简，还有别的事。想起她和斯特拉雷德在肥屁股埃德·班基的车里待着，能把我逼得彻底疯掉。每次一想起这件事，我就想从窗口跳下去。首先，你不了解斯特拉雷德，我可是了解他。在潘西，多数人只是一天到晚嘴里念叨跟女孩儿性交——就像阿克利那样——可斯特拉雷德是动真格的，我自己就跟至少两个和他干过的女孩儿熟，这是事实。

“给我说说你精彩纷呈的这辈子里有什么故事吧，阿克利小孩儿。”我说。

“把他妈灯关了好不好？明天上午我还得去做弥撒呢。”

我起身把灯关了，只要能让他开心，然后又躺到埃利的床上。

“你准备怎么着——睡埃利的床？”阿克利问我。乖乖，他可真会招待人。

“可能，也可能不，别担心。”

“我不是担心，只是很他妈的不想看到埃利突然回来，让他看到别人——”

“放心吧，我不睡这儿，我不会辜负你他妈的盛情款待。”

几分钟后，他就呼噜打得震天响了。总之，我继续躺在那儿，就在黑暗中，努力不去想简这妞儿和斯特拉雷德待在混蛋埃德·班基的汽车里，但几乎不可能。问题是，我知道斯特拉雷德的招数，这可真是添乱。我们一块跟女孩儿约会过，就在埃德·班基的汽车里，他和女朋友坐后排，我们坐前排。这家伙真有两招。他一开始是很低声地、用一本正经的腔调跟他女朋友说话——就好像他不仅是个靓仔，还是个讨人喜欢、一本正经的家伙。我听他说话差点儿没他妈吐出来。他的女朋友一直在说：“别——请你别这样。请别。请你别这样。”可是斯特拉雷德这厮还是用林肯总统般一本正经的腔调跟她说话。到后来，车后座那儿静得出奇，真是太让人难堪了。我想他那天晚上没能跟那个女孩儿干成事儿，不过也他妈差不离，他妈的差不离。

我正躺在那儿努力什么也不想时，听到斯特拉雷德这厮从厕所回到我们的房间里。我能听到他放下他的破盥洗用具什么的，还打开了窗户，他是个新鲜空气狂。后来很快他就关灯了，根本没找一下我去了哪儿。

就连外面的街道也让人沮丧，根本再也听不到什么汽车声。我感觉很孤独，很糟糕，甚至想把阿克利叫醒。

“嗨，阿克利。”我叫他，有点儿压着嗓子，免得让斯特拉雷德隔着浴室帘子听见。

可是阿克利没听到。

“嗨，阿克利！”

他还是没听到，睡得像块石头。

“嗨，阿克利！”

好，这下他听见了。

“你他妈的怎么回事？”他说，“我睡着了，岂有此理。”

“喂，进修道院得办什么手续？”我问他，我多少在琢磨这个念头，“是不是非得是天主教徒什么的才可以？”

“当然非得是天主教徒。你这个杂种，把我弄醒就为问这个蠢问题——”

“啊，你继续睡觉吧，反正我也不打算进。我这人倒霉就倒霉在很可能会进了一间修道院，里面的教士却跟我不是同一类人，全是些蠢杂种，要么只是杂种。”

我说完后，阿克利这厮他妈的直挺挺地坐了起来。“听着，”他说，“你说我什么我都无所谓，可是你他妈敢拿我的信仰开玩笑，岂有此理——”

“放心，”我说，“没人拿你他妈的信仰开玩笑。”我从埃利的床上下来往门口走去，我不想在这个破环境里再待下去了。我停了一下抓起阿克利的手，跟他假惺惺地大握特握。他把我的手甩开。“什么意思？”他问。

“没什么意思，看到你他妈真是个大好人，只是想谢谢你，如此而已。”我说，用的是一本正经的口气。“你出类拔萃，阿克利小孩儿，”我说，“知道吗？”

“小聪明，总有一天有人会把你揍——”

我根本懒得听他说完，关上破门就到了走廊上。

人们全睡了或者出去了，要么回家度周末，走廊上很静很静，令人沮丧。莱希和霍夫曼的房门外，有个考利诺斯牌子的牙膏盒，向楼梯走去时，我用脚上的羊皮边的拖鞋一路踢着它。我在想该干吗，想到也许可以下去看看马尔·布罗萨德那厮在干吗。我突然改了主意，一下子，我又想好了真的该干吗，我他妈要离开潘西——就在当天夜里，我是说我不等到星期三还是怎么样，我只是不想再逗留了，这儿让我感觉难过万分，寂寞万分。我决定去纽约的旅馆租个房间——很廉价的那种——然后优哉游哉地过到星期三。到了星期三，我便会休息充分、容光焕发地回家。我估计我爸妈在星期二或星期三之前，很可能不会收到老瑟默的信，那封信会告诉他们我被开除了。我不想在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并将其充分消化前到家，我不想在他们一得知这一消息时，就在他们跟前出现。我妈会变得歇斯底里，但是当她充分消化了一件事后，就不会太糟糕。更何况，我也多少需要小小地休个假，我的精神太紧张了，真的。

总之，那就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回到房间打开灯，开始收拾行李，我已经打点好不少东西。斯特拉雷德这厮根本没醒。我点了一支烟，穿好衣服，然后把两只格拉斯顿牌手提箱收拾好，总共只花了两分钟左右。在收拾东西方面，我算是个快手。

但在收拾东西时，有件事让我有点沮丧：我得把我妈事实上就在没几天前寄给我的新滑冰鞋装进去，那让我感到沮丧。我想象得出我妈走进斯伯丁商店，向售货员问了无数个傻乎乎的问题——可现在我又被学校开除了，这让我挺难受的。她给我买的型号不对——我想要速滑比赛用的，她却给我买了玩冰球的那种——但同样让我难受。几乎每次别人送我礼物，到头来都让我觉得难受。

收拾完以后，我随便点了一下我有多少钞票，不记得确切是多少，可也不算少。大约一星期前，我奶奶刚给过我一沓钱。我这个奶奶在钞票上很大方。她的记性全没了——她老得要命——每年总要给我寄四次左右的钱，算是生日礼物。虽然我的钞票不少，但我觉得多点儿钱总会用得着，谁也说不准。我就走下楼，叫醒了弗雷德里克·伍德拉夫，我的打字机就是借给了这个家伙。我问他愿意出多少钱买我的打字机。他是个有钱佬，可他说不知道，不太想买。最后他还是买了。这台打字机我买时花了约九十块钱，卖给他只卖了二十块。因为被我叫醒，他还不高兴呢。

收拾完东西准备走时，我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最后看了一眼这条破走廊。我有点儿在哭，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戴上我的红色猎帽，就像我喜欢的那样，把帽檐拉到后面，然后用他妈最大的嗓门喊了一声：“好好睡吧，你们这帮蠢蛋！”我敢说，这层楼上的混蛋全让我吵醒了，然后我他妈就走了。不知道哪个笨蛋往楼梯上扔了些花生壳，差点儿没他妈让我摔断我的破脖子。

八

那时已经太晚，打不到的士什么的，我就一路走到了火车站。路不算太远，不过他妈的冷得要命，积雪让我难以行走，两只手提箱也他妈不断碰撞我的腿。可我有点儿喜欢这空气，问题只是冷空气让我的鼻子疼，疼的还有我的上嘴唇的里面，斯特拉雷德这厮在那儿来了一下，正好嘴唇垫到牙齿，疼得很。我耳朵倒是暖暖和和的，我买的帽子有护耳，就把它拉了下来——我他妈才不在乎我什么模样呢。反正附近看不到什么人，人们都在被窝里呢。

在火车站我的运气还算好，等十分钟左右火车就来了。等车时，我用手抓些雪洗了洗脸，我脸上还有不少血。

一般说来，我喜欢坐火车，特别是夜里。车灯全亮着，窗外很暗，有人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卖咖啡、三明治，还有杂志。我一般是买个火腿三明治和四本左右杂志。如果坐的是夜班火车，一般说来，我甚至能忍住不吐，读上一篇杂志里那种弱智的短篇小说。你也知道，就是那种短篇，里头有很多性格虚伪、下巴瘦削的名叫大卫的家伙，还有同样虚伪、名叫琳达或是马西娅的女孩，她们老是给那些混蛋大卫们点烟斗。通常，我坐夜班火车时甚至能读一篇这种恶心人的短篇小说，但这次不一样，我不想看，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只是把猎帽取下放进口袋。

突然，这位女士在特伦顿上车并坐到我旁边。因为已经很晚，整节车厢几乎是空的，可她就是过来坐到我旁边，而不去坐空位子，原因是她带了个大包，而我正好坐在第一排座位上。她把包放在过道正中，那样放，无论是售票员还是别人，都会被绊个跟头。她戴了几朵兰花，好像她刚参加完一个大型派对。我想她大概四十到四十五岁，模样倒挺好。女人真让我着迷，真的。我不是说我特别好色还是怎么样——虽然我的确很好色，但我是说我仅仅喜欢她们而已。她们老是把自己的破包放到过道中间。

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在那儿坐着。突然她对我说：“对不起，请问那不是潘西中学的条签吗？”她抬头看我放在行李架上的手提箱问我。

“对，是的。”我说。她说对了，我的一只格拉斯顿牌手提箱上的确贴着潘西的条签，我承认那很俗气。

“噢，你在潘西上学吗？”她问我。她说话声音很好听，几乎是你在电话里会听到的那种好听的声音，她该随身带他妈一部电话。

“是的，我在那儿上学。”我说。

“噢，太好了！那么也许你认识我的儿子欧内斯特·莫罗？他也在潘西上学。”

“对，我认识，他跟我一个班。”

她的儿子无疑是潘西有史以来最混蛋的学生，他老是在洗澡后，拎一条吸了水的毛巾沿走廊一路走一路抽别人的屁股，一点没错，就是那种货色。

“噢，太好了！”这位女士说，但并不显得俗气，只是很和气的样子。“我们这次见面我一定要告诉欧内斯特。”她说，“亲爱的，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吗？”

“鲁道夫·施密特。”我告诉她。我可不想把自己这辈子的事全向她抖出来，鲁道夫·施密特是宿舍的看门人。

“你喜欢潘西吗？”她问我。

“潘西？还不算太糟糕吧。这儿称不上天堂什么的，可是也跟别的大多数学校一样好，有些教职工挺敬业。”

“欧内斯特很喜欢。”

“我知道他是这样，”我说着开始有点儿胡诌起来，“他的适应能力很强，真的，我是说他真的知道怎样调整自己。”

“你是这么认为的？”她问我，听上去她极感兴趣。

“欧内斯特？当然。”我说，然后看着她脱掉手套。乖乖，她戴了一手珠宝。

“我刚才下的士时弄断了一片指甲。”她说着抬头看我，面带一丝微笑。她的笑容亲切得要命，真的。多数人几乎不怎么微笑，要么笑得很难看。“欧内斯特他爸和我有时候担心他，”她说，“我们有时候觉得他不是很擅长交往。”

“您是说——？”

“唉，他是个很敏感的孩子，真的，他从来不是很擅长跟别的孩子交往，可能是他处理事情有点太认真吧，跟他的年龄不相称。”

敏感，这个词把我乐死了。说莫罗这家伙敏感，就跟说他妈马桶座敏感差不多。

我好好看了她一眼，她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傻，好像他妈的一清二楚她儿子是个什么样的混蛋，但这种事情向来说不准——我是说不管拿谁的妈来说，都有点轻度神经不正常。但我还是喜欢莫罗的妈，她不错。“抽根烟好吗？”我问她。

她往四周看了看。“我看这儿不是可以抽烟的车厢，鲁道夫。”她说。鲁道夫，把我乐死了。

“没关系，我们可以抽到他们来吵为止。”我说。她从我这儿拿了根烟，我给她点着。

她抽烟的模样优雅，嘴里抽进烟，但并不猛咽，她这个年纪的女人多数会那样。她魅力非凡，你要是真的想知道，她也很性感。

她有点儿怪怪地看着我。“可能是我弄错了，不过我看你的鼻子在流血，亲爱的。”她突然说。

我点点头，拿出了手帕。“挨了雪球，”我说，“里头裹了很多冰的那种。”我也许该原原本本告诉她是怎么回事，但是太费时间。我还是喜欢她的，开始有点儿后悔告诉她我的名字是鲁道夫·施密特。“厄尼这家伙，”我说，“他在潘西可是属于最受欢迎的，您知道吗？”

“不知道。”

我点点头说：“确实，大家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了解他。他有意思，很多方面都怪怪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就说我头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吧。头一次见他时，我觉得他是那种很势利的人，我原来就是那样想的。可他不是，他只是个性很突出而已，人们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了解他。”

莫罗太太一句话也没说。乖乖，你真该看看她那副样子，我把她固定到座位上了。当妈的想听别人说的，全是她们的儿子如何如何卓尔不群那种话。

后来我就真的扯得天花乱坠起来。“您有没有听说过竞选的事？”我说，“班上的竞选？”

她摇摇头。我已经把她哄得迷迷糊糊的了，真的。

“是这样的，班上我们有几个人想选厄尼这家伙当班长，我是说没别人了，这份工作只有他才能干好。”我说——乖乖，我心里乐得不行，“可当选的是另一个，哈里·芬瑟，他之所以当选，原因既简单又明显，是因为厄尼不让我们提他的名。他不仅太腼腆，而且谦虚得要命，他拒绝了……乖乖，他可真够腼腆的，您该让他努力克服这一点。”我看着她，“他没跟你们说过吗？”

“没有，他没有。”

我点点头。“这就是厄尼，他不会说。这就是他的缺点之一——太腼腆、太谦虚了。您真的该教教他，有时候不要那么拘谨。”

就在那时，售票员来查莫罗太太的车票，借此机会我的胡诌告一段落，但我也为胡诌了半天而感到开心。像莫罗这种老是拿毛巾抽别人屁股的家伙——他是真的想抽疼别人——他们不止小时候混蛋，而且一辈子都这样。但是我可以跟你打赌，在我那番胡诌之后，莫罗太太会一直认为他是个很腼腆、很谦虚的人，不让我们提名他当班长。她可能会，这说不准，在这种事情上，当妈的都没那么精明。

“您想不想喝杯鸡尾酒？”我问她，我觉得自己想来一杯，“我们可以去餐车，好不好？”

“亲爱的，你能要酒喝了吗？”她问我，口气倒不算难听。她太迷人了，所以这样说也不显得难听。

“唉，不，严格说来还不能，可是凭我的个子，一般都能买到。”我说，“而且我的白头发也不少。”我侧过身子给她看我的白头发，让她乐得要命。“来吧，一块儿去，干吗不呢？”我说，我喜欢跟她在一起。

“我真的还是觉得我不喝为妙。太谢谢你了，亲爱的。”她说，“不过，餐车很可能关门了。现在已经很晚了，你也知道。”她说得没错，我完全忘了当时已经几点钟了。

然后她看着我，问起我害怕她会问的问题。“欧内斯特写信说他星期三到家，圣诞节假期从星期三开始，”她说，“我希望你不是因为家里人有病，被突然叫回去的。”她看样子真的有点儿担忧，看得出，她并非仅仅出于爱管闲事。

“没有，家里人都挺好，”我说，“是我有事，我要动个手术。”

“噢，我太难过了。”她说，她真的是。我马上就后悔那样说，可是太晚了。

“不算太严重。我脑子上有个小肿瘤。”

“噢，不是吧？”她用手捂住了嘴巴。

“噢，根本没事！刚好长在靠外边的地方，而且很小，他们两分钟左右就能把它取出来。”

然后我就开始读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时刻表，只是为了不再胡诌下去。一旦开了头，我只要喜欢，能胡诌上几小时。不骗你，几小时。

在那之后，我们就没谈多少话，她开始读她带的一本《风华》杂志，我往车窗外看了一会儿。她在纽瓦克下车，关于我要做的手术，她说了很多祝我好运的话，一直叫我鲁道夫，还邀请我夏天去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找厄尼玩，说她家房子就在海滩边，还有个网球场，但我只是向她表示了谢意，说我到时要和奶奶一起去南美洲，纯粹是骗她而已，因为我奶奶几乎从来足不出户，除非可能去看破日场电影什么的。就算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会找那个混蛋莫罗，就算走投无路我也不会。

九

在潘恩火车站下车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钻进电话间，想着给谁打个电话。我把两只手提箱放在电话间外面，好看得见，可是一进里面，又不知道该打给谁。我哥D. B.在好莱坞，小妹妹菲比一般九点钟就上床睡觉——不能打给她。打了她也不会介意，但问题是她不会接，而会是我爸或我妈接，就算了。接着我想给简·加拉格尔的妈妈打个电话，问问简什么时候开始放假，但我不太想，再说那时打也未免太晚了。后来我想到以前经常在一起玩的女孩儿萨莉·海斯，因为我知道她已经放假——她给我写过一封虚情假意的长信，邀请我圣诞夜去帮她修剪圣诞树什么的——可我担心会是她妈接电话。她妈认识我妈，我能想象她会急得要命地要打个电话给我妈，说我在纽约。再者，我可不是很想跟海斯太太通电话。她有次跟萨莉这妞儿说我没规矩。她说我没规矩，而且缺少生活目标。后来我又想到伍顿中学的一个校友卡尔·卢斯，可是我不太喜欢他。结果我一个电话也没打，只是在电话间里待了有二十分钟，然后出来拎着手提箱走到有的士的隧道那儿，打了一辆车。

我太他妈心不在焉了，给了司机我家的地址，习惯而已，我是说我完全忘了要找间旅馆待两天，直到假期开始后再回家。穿过公园一半时，我才想起这茬事儿，就跟司机说：“嗨，能掉头时掉个头好不好？我给你的地址错了，我想再回下城。”

这位司机算是个聪明的家伙。“这儿不行，老弟，是条单行道，我得一直开到第九十街才能掉头。”

我不想跟他争执。“好吧。”我说着忽然想起什么事，“嗨，听我说，”我说，“你知不知道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里的鸭子？就是那个小湖？也许你知道那些鸭子在湖水结冰后去哪儿了？你也许知道？”我也意识到，他知道的机会可能只有百万分之一。

他扭头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伙计，你搞什么名堂？”他问，“跟我开玩笑？”

“不是——我只是想知道而已。”

他没再说什么，我也没有。直到我们开出公园，到了第九十街时他问我：“好吧，伙计，去哪儿？”

“唉，是这样，我不想住东区的旅馆，怕碰到熟人，我在隐姓埋名旅行。”我说。我实在不想说什么“隐姓埋名旅行”之类的陈言滥调，可是跟这种俗套的人说话，我也总是显得俗套。“你也许知道现在在‘塔夫脱’或者‘纽约客’这两个地方演出的乐队是谁带的？”

“不知道，老弟。”

“嗯——那就把我送到埃德蒙特旅馆吧。”我说，“你想不想半路停一下我们去喝杯鸡尾酒？我请客，我兜里有钱。”

“我不行，老弟，对不起。”跟他在一起真不错，性格特好嘛。

到埃德蒙特旅馆后，我登记入住。还在车上时，我就戴上了猎帽，纯粹是他妈觉得好玩而已，但在登记前，我取下了帽子，不想让人看着像个傻蛋还是怎么样。这有点儿讽刺，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这家旅馆里尽是些变态佬和蠢蛋，怪人到处都有。

他们给我的房间很差劲，窗外除了旅馆另一边，别的什么也看不到。我倒无所谓，当时也实在沮丧，根本无所谓风景好不好。带我去房间的服务员是个很老的家伙，六十五岁上下，跟这个房间比起来，他的样子更让人沮丧。他是那种秃了顶，却还要把全部头发从边上梳上去遮住秃顶的家伙，我宁愿秃顶也不愿意那样。不管怎么样，这种工作对六十五岁上下的人来说还真不赖，帮人拎箱，等着拿小费。我觉得他脑子不是太灵光，不管怎么样，这真是要命。

他走后，我往窗外看了一会儿，外套也没脱下来，我无事可做。我要是跟你说说旅馆那边能看到什么，你准会吃惊，他们竟然懒得拉上窗帘。我看到一个灰头发、看上去很是一表人才的家伙身上只穿一条短裤，正在干什么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他先把手提箱放在床上，拿出来的全是女人衣服，然后就往身上穿。真的是女人衣服——丝袜、高跟鞋、胸罩，还有件耷拉着两根带子的紧身内衣什么的。接着，他穿上一件很紧的晚礼服。向上帝发誓，真的是这样。后来，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小碎步，像女人那样。他还抽着烟，照镜子。他也是一个人，除非还有人在浴室里——我看不到那么多。后来，几乎就在这间房的正上方，我从窗户看到一男一女在用嘴巴互相喷水，很可能是高杯酒，不是水，可我看不到他们的杯子里盛的是什么。反正是男的先喝一口，然后全吐到女的身上，她也对男的如法炮制——一轮一下，真离谱。你该看看他们的样子，他们一直歇斯底里的，好像那是自古以来最好玩的。我不是开玩笑，那家旅馆里尽住着这种变态佬。我很可能是整个这儿唯一正常的混蛋——这话说得不算过分。我他妈差点儿要去给斯特拉雷德这厮发个电报，要他马上坐火车来纽约，他在这家旅馆能拿第一呢。

问题是，这种破事看上去也有几分引人入胜，尽管你根本没指望会这样。比如说那个被喷得满脸是水的女孩儿吧，她长得很漂亮。我是说这就是我的大毛病，就我内心而言，你可能从来没见过我这样的色情狂。有时候，我能想到些要是有机会就不介意去干的很下流的事。我甚至想象如果两个人都喝得有几分醉，用嘴往女的脸上喷水那种事也许很好玩，只是有几分下流。问题是我不喜欢这样，琢磨一下就会觉得这主意很馊。我觉得如果你并非真的喜欢一个女孩儿，就不该跟她瞎胡闹。真的喜欢她，就应该喜欢她的脸。如果你喜欢她的脸，就不该对她的脸做出这种下流事，比方说往她脸上喷水。有时候下流事做过头会很好玩，这可真是太糟糕了。当你不想太下流，不想破坏什么美好的东西时，女孩儿也不怎么济事。两年前我认识一个女孩儿，比我还下流，乖乖，她可真够下流的！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虽然有阵子玩得有点儿下流。对于性，我永远不太清楚，从来不知道自己他妈的到了哪一阶段。我老是在性这方面给自己定些条条框框，可是一回头全打破了。去年我曾给自己约法，不再跟我很看不上的女孩儿胡闹，但是在同一个星期，我就又破戒了——其实就在同一天晚上，我从头到尾都在跟一个极其虚伪、名叫安妮·路易丝·舍曼的女孩儿搂脖子亲热。我对性这件事就是不明白，向上帝发誓，我真的不明白。

我一直站着，在琢磨是不是给简这妞儿打个电话——我是说往她上的B. M.中学打个长途电话，而不是打电话给她妈问她什么时候到家。按说这么晚不该打电话找学生，可是我想好不管是谁接的电话，我都会告诉对方我是简的舅舅，说她舅妈刚刚因为车祸死了，我必须马上跟简通话，这样应该行得通。我没打电话的唯一原因，是我没心情，没心情的话，这种事情也做不像。

过了一会儿，我坐在椅子上抽了两根烟，我得承认我很是情欲亢奋。突然，我想到一个主意。我拿出钱包，找到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是一个在普林斯顿上学的家伙写给我的，去年夏天我跟他在一个派对上认识。后来我还是找到了地址，尽管在钱包里放得有点儿变了色，但是还能看出。在那个地址住的女孩儿准确点说，不算是妓女什么的，不过偶尔也愿意客串一下，上普林斯顿的那个家伙告诉我的。他有次带她去了在普林斯顿举办的一场舞会，差点为此被学校开除。她当过杂耍剧团的脱衣舞演员什么的。不管怎么样，我拿过电话机给她打了个电话。她的名字叫费丝·卡文迪什，住在第六十五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口的斯坦福·阿姆斯旅馆——没说的，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一开始，我以为她没在家还是怎么样，没人接电话。最后终于有人接了电话。

“喂？”我说。我把声音装得低沉，好不让她怀疑我的岁数。我总算还有副低沉的嗓音。

“喂？”是个女的声音，语气根本不是很友好。

“费丝·卡文迪什小姐吗？”

“你是谁？”她说，“谁他妈这么晚打电话给我？”

这句话可以说让我有点儿吃惊。“唉，我知道这会儿够晚的了，”我说，用的是很成熟的声音，“希望你能原谅我，我只是迫切想跟你联系上。”我把话说得很他妈亲切动人，真的。

“你是谁？”她问我。

“噢，你不认识我，我是埃迪·伯赛尔的朋友。他建议我要是来纽约，可以跟你聚一聚喝杯酒还是怎么样。”

“谁？你是谁的朋友？”乖乖，她在电话里真像是只母老虎，几乎他妈的跟我嚷着说话。

“埃德蒙·伯赛尔，也叫埃迪·伯赛尔。”我说，我也不记得他的名字叫埃德蒙还是埃德华。我跟他只有一面之交，就是在那次破派对上。

“我不认识谁叫那个名字，老兄。要是你觉得我喜欢半夜三更被吵醒——”

“埃迪·伯赛尔，上普林斯顿的，记得吗？”我说。

可以想象，她正在脑子里检索这个名字。

“伯赛尔，伯赛尔……上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大学？”

“没错。”我说。

“你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吗？”

“嗯，差不多吧。”

“噢……埃迪怎么样？”她说，“不过你这会儿给人打电话也真是的，天哪。”

“他还好，他让我向你问好。”

“嗯，谢谢。也请你代我向他问好，”她说，“他这人极好，现在在干吗？”突然，她显得很他妈友好。

“噢，你知道，老样子。”我说。我他妈怎么知道他在干吗？我跟他不过是点头之交，根本不知道他当时还在不在普林斯顿。“这么说吧，”我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哪儿喝杯鸡尾酒？”

“你究竟知不知道这会儿几点了？”她说，“对了，你叫什么？可以告诉我吗？”她突然带上了一点儿英国口音，“听着好像你岁数不大嘛。”

我笑了。“谢谢，这话我爱听。”我说——口气很他妈亲切，“我叫霍尔顿·考尔菲尔德。”我应该给她报个假名，但当时没想到。

“好，你瞧，考弗尔先生，我不习惯半夜三更跟人定约会。我是个上班族呢。”

“明天是星期天。”我告诉她。

“嗯，反正呢，我得睡个美容觉，你也明白这个理。”

“我想我们也许可以只喝一杯吧，现在又不算太晚。”

“嗯，你很可爱哦。”她说，“你从哪儿打的电话？现在到底在哪儿？”

“我？我在电话间。”

“噢，”她说，接着有半天没说话，“嗯，我也特想什么时候跟你见见面，考弗尔先生。你的声音听着很有魅力，听着你也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可是现在的确太晚了。”

“我可以去你那儿。”

“嗯，要在平时呢，我会说这样极好。我是说我会很希望你能过来喝一杯，可是我室友刚好病了，她整晚躺在那儿一眼没睡，我是说她这会儿刚睡着。”

“噢，真不巧。”

“你住哪儿？也许明天我们可以一块儿喝两杯。”

“明天不行，”我说，“只有今天晚上才行。”我真蠢，不该那样说的。

“噢，这样啊，那我可就太抱歉了。”

“我会替你向埃迪问好。”

“真的吗？我希望你在纽约过得愉快，这地方极好。”

“我知道，谢谢，晚安。”我说完挂了电话。

乖乖，我真的把事情全搞砸了，至少应该能跟她喝一两杯什么的。

十

当时还挺早，说不准几点钟，但也不会太晚。我不喜欢根本不困就躺到床上，就打开手提箱取出一件干净的衬衫，进浴室洗了一下后换上。我该干吗呢？我想到可以下楼去看看“薰衣草厅”里有他妈什么好玩的。这家旅馆里有间夜总会，名叫“薰衣草厅”。

换衬衫时，我他妈差点要给我的小妹妹菲比打个电话。我真想跟她通电话，跟她这么一个懂事的人。可我不能冒这个险，因为她还只是个小孩子，根本不会起床接电话，更别说到电话机旁边了。我想我可以在听到是我爸或我妈接电话时就挂断，不过那也不行，他们会知道是我打的。我妈不管怎么样都会知道是我打的，她能未卜先知。不过没说的，我真想跟菲比这丫头聊聊天。

你应该见见她，你这辈子都不会见到哪个小孩儿像她这样，又漂亮又聪明。她真的很聪明，我是说上学以来，她得的全是A。事实上，我在我们家最笨。我哥D. B.是个作家，我弟弟艾里——就是死去的那个，我跟你说过——是个奇才。比较起来，我是唯一一个实打实的笨蛋。你真该见见菲比这丫头。她的头发颜色偏红，有点像艾里的，夏天时剪得很短，那时候她会把头发拢在耳后。她的耳朵长得小巧玲珑。不过到了冬天，她就把头发留得很长。我妈有时给她扎辫子，有时不扎，那样也很好看。她才十岁，长得很瘦，像我一样，可是她瘦得好看，是溜冰女孩的那种瘦。有次我隔着窗户看她穿过第五大道去公园，她就那副样子，像溜冰女孩那样苗条。你会喜欢她的，我是说如果你跟菲比丫头说什么事，她总是能准确理解你的意思。我是说你甚至可以带她去任何地方。比如说，如果你带她去看的是一部糟糕的电影，她能看出它糟糕。如果你带她去看的电影很好，她也会知道电影很不错。D. B.和我带她去看过一部法国电影——《面包师的妻子》，雷米主演，她喜欢得要命。可她最喜欢的，还是《三十九级台阶》，罗伯特·多纳特主演。她对这部破电影记得滚瓜烂熟，因为我带她去看过十遍左右。比如说，当多纳特从警察那儿逃脱，进入一间苏格兰农舍后，菲比会大声跟着电影说话，就是里面那个苏格兰人说“你能把鲱鱼吃完吗？”时。她记住了电影里的每一句对白。当里面的教授——实际上是个德国间谍——向多纳特举起他那根中间关节少了一块的小指时，菲比已经比他抢先伸出手指——她在黑暗中向我举起她的小指，就在我面前。她很不错，你也会喜欢她的。不过她唯一的毛病，是偶尔过分热情，对一个小孩儿来说，感情太丰富了，真的。她还会做别的事，一有空就写书，只是都没写完，全是关于一个名叫黑兹尔·韦瑟菲尔德的小孩儿，菲比却拼写成哈兹·韦瑟菲尔德。此人是个女侦探，按说是个孤儿，不过她爸经常出现，总是“一位高大英俊的绅士，二十岁上下”，让我乐死了。菲比这丫头，我向上帝发誓，你会喜欢她的。她甚至一丁点儿大时，就已经很聪明了。我和艾里以前经常带她去公园玩，特别是在星期天。艾里有艘帆船模型，经常星期天带到公园玩，我们就经常也带菲比丫头去。她戴着白手套，走在我们俩中间，大小姐似的。我和艾里随便聊起什么时，菲比这丫头一直在听。有时我们会感觉不到她在旁边，因为她太小了，但是她会让你知道她在旁边。她老是打断我们的话，把我或是艾里推一下问：“谁？谁说的？是鲍比还是那个小姐？”我们就会告诉她是谁说的，她会“噢”一声，然后继续听我们聊天。艾里让她给迷死了，我是说艾里也很喜欢她。她现在十岁了，不再是个丁点儿小孩儿。可她还是让谁都喜欢得要命——反正有点脑子的都会。

总之，她是那种你总想跟她在电话里聊天的人，可我很担心是我爸或者我妈接的电话，那样他们就会发现我在纽约，而且被潘西开除了等等。所以我只是穿上衬衫，收拾好后就坐电梯下到大堂看看。

除了几个像是拉皮条的家伙和婊子样的金发姑娘，大堂里几乎别无他人，但是听得到“薰衣草厅”里有乐队在奏乐，我就进去了。里面人不是很多，但他们还是给我找了个糟糕的位子——在最后边。我应该拿一块钱在领位侍者的鼻子下面晃晃。在纽约，乖乖，钱真能通神——这可不是开玩笑。

乐队很臭，是巴迪·辛格的乐队，铜管乐味道很重，但不是好的铜管乐——而是过时的那种。里面很少有我这样岁数的人，事实上我这样的一个也没有，主要是那些带着女朋友、一副人前炫耀模样的老头儿，只有邻桌那里坐着三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她们都长得很丑，戴的帽子让人一看就知道她们不是真正的纽约人，其中一个倒不算太差，金发的那个。她有点儿可爱的样子，就是金发那个，我就暗暗用眼神撩她。但就在那时，侍者过来问我点什么。我点了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并跟他说别混起来。我说得很利索，因为如果你哼哼唧唧地点，他会觉得你不足二十一岁，不卖给你可以晕乎一下的烈酒。可我在他那儿还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对不起，先生，”他说，“您有没有能证明年龄的证件？也许您带了驾驶执照？”

我冷冷地瞪着他，就好像他他妈极度侮辱了我。我问他：“我看着像不到二十一岁吗？”

“对不起，先生，但是我们有我们的——”

“好了，好了，”我说，我琢磨那就他妈算了，“给我拿杯可乐吧。”他转身要走，我又把他叫回来。“你就不能往里面少掺点儿朗姆酒什么的？”我问他，语气很亲切，“我不能坐在这种俗气地方不让自己晕乎一下，你就不能往里面掺点儿朗姆酒什么的？”

“很抱歉，先生……”他说着撂下我走掉了，我没跟他争执。他要是被抓到卖酒给不到年龄的年轻人，就会丢饭碗，而我他妈就是这样的年轻人。

我又开始跟邻桌三个巫婆样的女人递眼神，就是长着金色头发的那个，对另外两个那样，完全是饥不择食的缘故。但我表现得还不算很下流，只是冷冷地瞟她们三个人而已。她们怎么样呢？我那样看她们时，她们只是蠢蛋似的咯咯傻笑，大概觉得我太小了，不该跟人瞄来瞄去，我真他妈气坏了——本来别人还会觉得我想娶她们还是怎么样呢。她们那样取笑过我之后，按说我应该摆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可麻烦的是当时我想跳舞。有时候我很想跳舞，那会儿就是。这么着，我突然侧过去一点说：“你们哪位想跳舞吗？”我说得并不粗鲁，事实上彬彬有礼的，可是真他妈的，她们觉得我那样说是紧张过度，咯咯笑得更厉害了。我不是开玩笑，她们真的是三个蠢蛋。“来吧，”我说，“我跟你们一个一个跳，好吗？怎么样？来吧！”我当时真的想跳舞。

最后，还是那位金发女郎站起来跟我跳舞，因为都看得出我其实只是邀请她。于是我们两人就走到舞池那儿，另外两个丑八怪简直要笑出毛病。当时我肯定对她们冷冰冰的，才懒得搭理她们呢。

不过还算值得，那位金发女郎算是个跳舞好手。在跟我跳过舞的女孩儿里头，她算是跳得最棒的之一。我不是开玩笑，有些蠢不可及的女孩儿跳起舞来真能让你目瞪口呆。要是跟一个聪明的女孩儿跳舞，有一半的可能，她会领着你在舞池里跳来跳去，要么跳得很糟糕，那最好还是跟她坐着一起喝醉算了。

“你跳得真好，”我告诉这位金发女郎，“你应该专门干这行，我不是开玩笑。我有次跟职业跳舞的一起跳，她跳得只有你一半好。你有没有听说过马尔科和米兰达？”

“什么？”她问我。她根本没听我说话，眼睛只是扫来扫去。

“我问你有没有听说过马尔科和米兰达？”

“我说不上来，没有，我说不上来。”

“唔，他们是跳舞的。就说那个女的吧，她不太红。虽然她该会跳的全会，可还是不怎么红。你知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儿是真正的跳舞高手？”

“你说什么？”她问我。她根本没听我说话，不知道她的心思正在这间舞厅的哪儿转悠呢。

“我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儿是跳舞高手？”

“嗯——嗯。”

“哎，就像我这样，把手放在她背上，如果我感觉不到手下面有屁股、腿、脚，什么也没有的话——那她就是个跳舞高手。”

可她没听，我也半天没跟她说话，我们只是跳舞。天哪，这个糊涂蛋女孩舞跳得可真好。巴迪·辛格跟他的烂乐队在演奏《就是那种事》，这首曲子尽管让他们糟蹋得不轻，可是毕竟还剩了点儿味道，这是首很棒的曲子。跳舞时，我没玩什么花样——我最讨厌那种在舞池里卖弄万般花样的人——可我带着她跳舞移动的范围也不小，她一步都没落下。好笑的是，我以为她也喜欢，直到她突然迸出一句：“我跟朋友昨天晚上看见彼得·洛尔了。”她说：“就是那个电影演员，他本人。他当时在买报纸，挺可爱的。”

“你们运气不错，”我告诉她，“你们真的是，知道吗？”她真是个蠢蛋，可是舞也跳得真好。我实在忍不住，就在她的笨脑袋顶上轻轻亲了一下——你也知道——就在主管愚蠢的那块上，可是那样做让她生气了。

“嗨！你什么意思嘛？”

“没什么，没什么意思。你舞跳得真好。”我说，“我有个小妹妹，上他妈四年级。你跳得跟她不相上下，她可以说是古往今来跳得最好的。”

“说话注意点儿，好不好？”

乖乖，遇到淑女了。天哪，她是个女王。

“你们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可她没答话，我想她正忙着眼睛扫来扫去，看彼得·洛尔老兄来了没有。

“你们从哪儿来的？”我又问她。

“什么？”她说。

“你们从哪儿来的？不想说算了，我也不想让你紧张。”

“华盛顿州西雅图。”她说。她能告诉我，算是给了我很大一个面子。

“你真够健谈的，”我告诉她，“你知道吗？”

“什么？”

我就此打住，反正她也理解不了。“他们来支快曲子的话，我们跳点儿吉特巴好不好？不是那种过时的，不用蹦起来还是怎么样——而是优雅轻松的。如果是快曲子，那些老头儿和胖子都会坐下，够地方，好不好？”

“我无所谓，”她说，“嗨——你究竟多大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来气了。“天哪，你就别扫兴了。”我说，“我十二岁，岂有此理，我长得老成点儿。”

“听着，我跟你说过，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她说，“你再这样跟我说话，我就去跟我的朋友们坐一块儿，你也知道。”

我一道歉就道个没完，因为那时乐队奏起一支快曲子。她跟我跳起了吉特巴——不过特别优雅轻松，不显得俗气。她真的很棒，只需要搭着她就行了。转圈时，她小巧的屁股扭来扭去，好看至极。说真的，她完全迷住了我。到我们坐下时，我快爱上她了。女孩儿就这样，每次她们做出什么漂亮事，虽然她们长得未必很顺眼，要么甚至有点儿蠢，可你还是几乎要爱上她们，从来是他妈找不着北的感觉。女孩，天哪，她们能让你疯掉，真的。

她们没邀请我坐到她们那张桌去——主要是因为她们太无知了——不过我还是去她们那边坐下了。跟我共舞的金发女郎叫伯尼斯什么的——姓克莱布斯或是克雷布斯，另外两个样子丑的名叫马蒂和拉弗内。我告诉她们我叫吉姆·斯蒂尔，只是他妈的觉得好玩。后来我就试着跟她们进行稍微有点儿层次的聊天，但实际上不可能，除非强迫她们。我简直分不出她们三个里头谁最蠢。她们三个人的眼睛都在这间破厅里扫来扫去，好像在盼着随时会进来一大帮破电影明星。她们很可能以为那些电影明星到纽约后，只在“薰衣草厅”晃悠，而不是去斯托克夜总会或者“摩洛哥”那种地方。不管怎么样，我花了半个小时左右，才打听清楚她们在西雅图是干吗的。她们都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我问她们是不是喜欢自己的工作，可是你又能指望这三个糊涂蛋能有什么像样的回答？我以为丑的两个——马蒂和拉弗内是姐妹，可是我问起时，她们觉得很受侮辱。看得出，她们谁也不乐意长得像对方，也不能怪她们，这事儿反正很好玩。

我跟她们都跳了舞——所有三个——轮流跳。那个长相难看的拉弗内跳得还不算太差，但是另一个，马蒂，差得简直令人忍无可忍，跟她跳，就好像拽着自由女神像跳舞。跟她拽来拽去跳舞，想得到一点儿乐趣，就只能找点儿乐子。我告诉她我刚才看见电影明星加里·库珀了，就在舞池那边。

“哪儿？”她问我——激动得要命，“哪儿？”

“噢，你刚好错过了，他刚出去。我说的时候你干吗不看？”

她几乎停下来不跳了，目光开始越过众人的头顶到处看来看去，想找到他。“噢，真糟糕！”她说。我几乎伤透了她的心——真的。我因为跟她开这种玩笑，真他妈后悔得不得了，跟有些人开不得玩笑，即便是他们活该。

可是还有很滑稽的事儿呢。我们回到座位上后，马蒂这妞儿跟另外两位说加里·库珀刚走出去。乖乖，拉弗内和伯尼斯这俩妞儿听了几乎要自杀。她们全都兴奋起来，问马蒂有没有看到他。马蒂这妞儿说她只是瞥到了一眼，她让我乐死了。

酒吧那天夜里就要打烊了，我赶在打烊前，给她们每人买了两份酒，自己也又要了两份可乐。那张破桌子上放满了玻璃杯，一片狼藉。那个丑样的拉弗内一直跟我开玩笑，因为我只喝可乐，而她还挺有幽默感。她和马蒂喝的是杜松子果汁酒——在十二月中旬，真是岂有此理，她们根本不懂。金发女郎伯尼斯要的是波旁白兰地加冰，还真的干掉了。她们三个一直在用眼睛搜索电影明星，很少说话——彼此间也是。马蒂这妞儿说的话比另两位要多，但她总说着俗里俗气、令人生厌的话，就像称呼厕所为“小姑娘的房间”那种话，还觉得巴迪·辛格的乐队里那个又老又不中用的单簧管手很棒，在他站起来不冷不热地来段独奏时。她称他的单簧管为“甘草棍”，真够俗气的。另一位长相难看的拉弗内自以为说话很风趣，一直催着让我给我爸打电话，看他那天晚上在干吗。她还一直追问我爸有没有女朋友，问了四遍之多——没错，够风趣的。伯尼斯这妞儿，就是金发那个，几乎从不说话，每次问她什么话，她总要来一句：“什么？”这样过上一阵子，就会让人来气。

她们喝完酒后，突然三个人一起在我面前站起来，说是该睡觉了，第二天要一大早去看无线广播城综艺剧场的首场演出。我劝她们多待一会儿，可是她们不肯，我只好跟她们说再见。我说如果去西雅图，我会找时间去看她们，但我怀疑不会，我是说去看望她们。

包括香烟什么的，账单上的数额大概是十三块。我觉得她们至少应该表示一下嘛，要为我和她们坐到一起前她们喝的酒付账——当然我也不会让她们出，可是她们至少应该提一下。我无所谓，只是她们太无知，戴的帽子又那么难看，花里胡哨，还有什么要起早去无线广播城综艺剧场看首场演出的事，让我觉得没劲。如果有谁，比如说哪个女孩子戴着难看的帽子，一路来到纽约——天哪，是从华盛顿州西雅图来的——就为起早去看无线广播城综艺剧场的首场演出，这种事没劲儿得让我受不了。要是她们没告诉我那个，给她们三个买一百份酒我也愿意。

她们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薰衣草厅”，反正快打烊了，乐队已经收场好久。首先呢，这种地方差劲得要命，让人待不下去，除非跟一个舞跳得特别好的人在一起，要么侍者让你点真正喝的，而不是可乐而已。除非能买点烈酒来喝醉，或者跟一个让你神魂颠倒的女孩儿在一起，否则世界上没有一家夜总会能让人久待。

十一

去大堂的半路上，我突然又想起了简·加拉格尔这妞儿，想起来就放不下。我坐在大堂里那把让人看一眼就会呕吐的椅子上，想着她和斯特拉雷德坐在混蛋埃德·班基的汽车里的情形。虽然我他妈很肯定斯特拉雷德没跟她干——我太了解简这妞儿了——心里却还是放不下。我太了解她了，真的。我是说包括跳棋，凡是运动她都挺感兴趣。我认识她之后的那年整个夏天，我们几乎每天上午都打网球，下午打高尔夫球。我真的特别了解她，我指的不是身体方面什么的——不是那方面——可我们见面特别频繁。了解一个女孩儿，并不一定自己得很好色。

我怎么会认识她呢？是这样的，她家养的道伯曼良种狗经常跑到我们家草地上拉屎拉尿，我妈很恼火，打电话给简的妈妈大吵了一通——我妈碰到这种事情会大吵大闹。之后过了两天，我看到简趴在俱乐部的游泳池边，就跟她打招呼。我知道她和我们是邻居，但之前我们从来没说过话还是怎么样。我跟她打招呼时，她冷冰冰的。我费了他妈的大半天劲儿才让她相信，我他妈才根本不在乎她的狗在哪儿拉屎拉尿呢，叫我说，它就是拉到我家客厅里也行。不管怎么样，反正后来我和简成了朋友。当天下午，我们就在一起打了高尔夫球。她打丢了八个球，我还记得，八个啊。我花了很多时间教她至少在挥棒击球时别闭眼。在我的帮助下，她的球艺总算有了长足的进步。我打高尔夫球特在行，如果我告诉你我多少杆就能打完一场，你大概不会相信。我有次差点儿上了一部电影短片，但最后关头改了主意。我琢磨像我这么一个对电影深恶痛绝的人，如果让他们拍进电影短片，那我就是个虚伪的人。

简这妞儿，是个有趣的女孩儿。我并不想把她形容得很漂亮，可是我完全被她迷住了。她有点儿饶舌，我是说在说到一件让她激动的什么事时，她的嘴巴会上下翻飞，包括嘴唇什么的都是，逗死我了。她的嘴巴从来没有合严实过，总是张开一点点，特别在她打高尔夫做击球动作时，另外在看书时也是那样。她总是在看书，而且看的是很好的书，还看很多诗。除了我的家里人，我只给她看过艾里的手套，就是上面写满诗的那只。她从来没见过艾里，因为那是她在缅因州过的第一个夏天——之前那个夏天，她去的是科德角——我跟她说过很多关于艾里的事，她喜欢听。

我妈不是很喜欢她，我是说在简和她妈没跟她打招呼时，我妈老觉得那是怠慢她。我妈经常在村子里遇到她们，因为简经常和她妈开她们家那辆拉萨雷尔牌敞篷汽车去市场。我妈根本不觉得简漂亮，可是我觉得她漂亮，我就是喜欢她的样子，这就够了。

我记得有天下午，那是我和简这妞儿接近搂脖子亲热的唯一一次。那天是星期六，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在她们家的走廊上——她们家有条用玻璃跟外面隔开的宽走廊。我们在玩跳棋。我喜欢时不时跟她开个玩笑，因为她把王棋全放在后排不动。可是我没有跟她过分开玩笑，谁也不会跟简这样的小女孩儿过分开玩笑。我觉得只要有机会，我很喜欢跟女孩儿开玩笑，把她们搞得狼狈不堪，好玩。我最喜欢的女孩，是那种我从来不太想跟她们开玩笑的女孩，有时候我觉得她们也喜欢你跟她们开开玩笑——实际上，我知道她们喜欢——但是如果你已经认识她们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从来没跟她们开过玩笑，这个头就难开。好了，我还是跟你说说我那天下午是怎样跟简接近搂脖子亲热的吧。当时雨下得特别大，我和她待在她家的走廊上，她妈嫁的那个醉鬼突然走到走廊这边问简家里有没有烟。我跟他不熟，但他看上去是那种除非为了从你这儿得到什么，否则就不会跟你多说话的人，他的为人很差。在他问知不知道家里哪儿有烟时，简这妞儿没搭理他。他又问了一遍，简还是没理，根本没抬头。最后那个家伙又进屋了。他走了后，我问简到底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她连我也不搭理。她装作好像在专心思考下步棋该怎么走。接着突然，一滴眼泪啪的一下砸到棋盘上，就在红色那格里——乖乖，现在我好像还能看到。她只是用手指把那滴眼泪抹得渗进了棋盘。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心里不安得要命。我怎么做的呢？我过去让她在沙发椅上挪挪好让我坐下——我几乎坐到了她的大腿上。后来她就真的哭了起来。接下来我所记得的，是到处亲她——哪儿都亲——眼睛、鼻子、前额、眉毛……还有耳朵——除了嘴巴以外的整张脸，她好像不让我亲到她的嘴。总之，那就是我们最接近搂脖子亲热的一次了。过了一会儿，她起身进屋换了一件红白色羊毛衫，我觉得漂亮极了。我们就去看了场破电影。在路上，我问她卡达希先生——是那个酒鬼的名字——有没有对她不轨。她年龄很小，可是身材极好，换了我，根本就不会走过卡达希那个杂种的面前让他看见。可她说没有，我从来没弄清楚究竟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对有些女孩儿，你简直永远他妈的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不想就因为她从来不跟我搂脖子亲热或者胡闹，而给你一种印象她是那种冷冰冰的人还是怎么样，不是的。比如说，我经常跟她手拉手，我也知道那听起来算不上什么，可是跟她拉手的感觉真的是美妙无比。大多数女孩儿你要是拉住她们的手，她们的手在你手里就他妈死掉了一样，要么她们觉得手非得不停地动来动去，好像害怕让你感到厌烦还是怎么样。简跟她们不一样。我们会在开始看一场破电影或者干吗时，很快就拉起手，直到电影放完，一直没动，也不大做文章。跟简在一起，根本不用担心我的手出不出汗，知道的就是自己快乐，真的。

我刚好还想起另外一件事。有次在看电影时，简做了件让我激动不已的事。当时正在放新闻片什么的，我突然感觉脖根处搁了一只手，是简的手。这件事很有意思，我是说简还很小，你如果看到一个女的把手放在别人的脖子上或背上，她们会有二十五到三十岁左右，而且通常是对她们的丈夫或者小孩子那样——我偶尔跟我妹妹菲比这样。可是如果这个女孩儿的岁数很小还是怎么样，她这么做，就太舒服了，让你几乎开心得要命。

总之，这就是我坐在那把样子让人恶心欲吐的椅子上想起来的事。这个简啊，每次想到她跟斯特拉雷德一起坐在混蛋埃德·班基的汽车里，就几乎能让我发狂。我知道她根本不会让斯特拉雷德占到什么便宜，却还是能让我发狂。说实话，我根本不想谈这个。

大堂里几乎没人，连那几个婊子样的金发女郎也看不到了。我突然想他妈离开这个破地方，这儿太让人沮丧了。我也不犯困还是怎么样，就回房间穿上了我的外套。我还往窗外看了一眼，看那些变态佬是不是还在行动，可那边灯全关了。我又坐电梯下去，打了辆的士，跟司机说我要去厄尼夜总会。厄尼夜总会是位于格林威治村的一家夜总会，我哥D. B.没去好莱坞卖身前，去那儿去得挺勤，偶尔还带我一块儿去。厄尼是个弹钢琴的黑人大胖子，极其势利。除非你要么是个厉害角色，要么是个名流什么的，否则他根本不会搭理你，不过他的钢琴弹得确实好，事实上好得甚至有点儿俗气。我也说不好我这话具体指的是什么，可是我还是要这么说。我当然喜欢听他弹琴，可有时候真想上去掀了他的钢琴。我觉得原因是他弹琴时，有时听上去好像他就是那种人，除非你是个厉害角色，否则就不会搭理你。

十二

我搭的这辆的士可真够旧的，有股气味，好像有人刚刚吐在里面。很晚时，不管去哪儿，我打到的的士上总会有这种恶心人的气味。更糟糕的是外面很静、很荒凉，就连星期六夜里也是这样。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只是偶尔能看到一男一女在过马路，互相搂着腰还是怎么样。要么有一群流氓模样的家伙跟他们的女朋友在一起，为了根本不算有趣的事，全都笑得跟野狼似的。半夜还有人在大街上大笑，这纽约也太恐怖了。几英里外都听得见，让人感觉很孤单，很沮丧。我一直想着能回家跟菲比丫头吹会儿牛多好。后来，在车上坐了一会儿后，我跟的士司机聊上了。他叫霍维茨，比上一个的士司机要好得多。不管怎么样，我想他也许知道那些鸭子的事。

“嗨，霍维茨，”我说，“你有没有路过中央公园的湖那儿？中央公园最南边？”

“什么地方？”

“湖。就是那个小湖，那儿有些鸭子，你知道。”

“对，怎么了？”

“那你是知道在那儿游来游去的鸭子了？春天还有别的时候会有的？也许你知道它们冬天去哪儿了？”

“谁去哪儿了？”

“鸭子。也许你知道？我是说会不会有人用卡车什么的把它们运走了？要么它们自己飞走了——去南方或者别的地方？”

霍维茨老兄把身子完全扭过来看着我，他是那种很没耐心的人，又不算坏人。“我他妈怎么知道？”他说，“我他妈怎么会知道这种破事儿？”

“哎，别来气嘛。”我说，他是有点儿来气了。

“谁来气了？谁也没有来气。”

我不跟他说话了，谁叫他他妈的这么敏感。可是他自己又先开口，再次完全扭过来说：“鱼哪儿也不去，就留在老地方，那些鱼，就待在破湖里边。”

“鱼——那不一样。鱼另当别论，我说的是鸭子。”我说。

“有什么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霍维茨说。不管说什么，他的口气听上去都像是为什么事来气。“跟鸭子比起来，对鱼来说冬天是更难过点儿。岂有此理，你动动脑子吧，岂有此理。”

我沉默了有一分钟，然后说：“好吧，可是当湖里全结了冰，人们能在上面滑冰时，那些鱼呀什么的怎么过？”

霍维茨老兄再次转过身子。“他妈的什么叫怎么过？”他对我嚷着，“原来在哪儿还在哪儿，岂有此理。”

“它们不能对冰只是视而不见，不能只是视而不见啊。”

“谁视而不见了？谁也没有视而不见！”霍维茨说，他变得很他妈激动，我担心他会把车一家伙撞上路灯柱什么的。“它们就活在他妈的冰里面，那是天性，天哪。它们整个冬天就冻在一个地方。”

“是吗？那它们吃什么？我是说如果它们冻得硬邦邦的，没办法游来游去找吃的还是怎么样。”

“它们的身体呀，岂有此理——你是怎么回事？它们的身体会吸收进营养什么的，就是直接从他妈海草什么的玩意儿那里。它们身上的孔一直开着，这就是天性，岂有此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再次他妈的完全扭过来看着我。

“噢。”我说。我不再多说，担心他会把这辆破的士报销还是怎么样。再说，他这人敏感成这样，跟他讨论什么事情绝对不愉快。“你有没有兴趣停下来跟我去哪儿喝一杯？”我说。

可是他没搭理我。我想他还在琢磨，就又问了他一遍。他是个挺不错的家伙，挺让人开心。

“我没时间喝酒，伙计。”他说，“你他妈才多大岁数？干吗不回家睡觉？”

“我不困。”

我在厄尼夜总会门口下车并付过车费后，霍维茨老兄又提起了鱼，他肯定也是念念不忘。“听着，”他说，“如果你是一条鱼，大自然母亲当然会照顾你，对不对？你不会以为那些鱼到冬天就死掉吧？”

“不会，可是——”

“你他妈说对了，死不了。”霍维茨说完就开着车一溜烟跑掉了。他可能是我遇到的最敏感的家伙，不管说什么，都让他来气。

尽管已经很晚，厄尼夜总会这地方还是人挤人。多数是上中学和大学的蠢材。世界上几乎每所破学校都比我上的那所学校圣诞节放假早。人很多，几乎没法寄存外套。不过那儿挺安静，因为厄尼正在弹钢琴。他坐在那张琴凳上时，好像那按说是件神圣的事，天啊，他弹起琴来无人可比。另外还有大约三对人跟我一样在等位子，都一直又推又挤、踮着脚尖，只为看一眼老厄尼弹琴时的样子。有他妈一面大镜子放在钢琴前，还有大聚光灯对着他，好让大家看得见他弹琴时的脸。看不到他弹琴的手指，只能看到一张又大又老的脸。真是不得了。我不太清楚我进去时他弹的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他算是彻底改变糟蹋了这首曲子。高音地方，他总是要加上一些愚蠢的、卖弄性的颤音，另外还加上许多花里胡哨的玩意儿，让我很厌恶。你该听听那群人在他弹完一曲后的反应，让人想吐。他们为之疯狂，跟那种看电影时看到并不怎么好玩的地方就笑得跟野狼似的蠢蛋没什么两样。我向上帝发誓，如果我是个弹钢琴的或者演员什么的，而那些笨蛋认为我很厉害，我是不会喜欢的。我根本不希望他们为我鼓掌。人们老是为不该鼓掌的鼓掌。我要是个弹钢琴的，会躲在他妈的柜子里弹。不管怎么样，他一曲弹完，每个人都拍烂了巴掌。老厄尼在凳子上扭过身子，鞠了个很虚伪、很谦卑的躬，好像他除了是个厉害的钢琴家，还是个很他妈谦卑的家伙，很虚伪——我是说对他这样一个很势利的人来说。虽然说起来有点儿可笑，可是他弹完后，我还真的有点儿为他感到可惜，甚至认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弹对。这也不能全怪他，我认为部分责任应该归于那些拍烂巴掌的笨蛋——只要给他们机会，谁都能让他们毁掉。反正那些事又让我感到沮丧而且恶心，我他妈差点儿取回我的外套回旅馆，可那时还是太早了，我不太想自个儿待着。

后来，他们终于带我到一张很差劲的桌子那儿，背靠着墙，前面有根破柱子挡着，坐在那儿什么也看不到。那张桌子很小，要是邻桌不肯起身让路——他们从来不肯，那些混蛋——你简直得爬到你的椅子那边。我要了威士忌和苏打水，那是除了冰冻代奎里斯酒之外，我最喜欢喝的。你只要有六岁左右，就能在厄尼夜总会里要到烈酒。这儿灯光很暗，况且没人管你几岁。你甚至可以是个吸毒的瘾君子，没人管你。

我被一群蠢材所包围，不是开玩笑。挨着我左侧的另外一张小桌那儿——几乎就在我头顶上——坐着一个长相滑稽的家伙和一个长得同样滑稽的女孩。他们跟我岁数差不多，也可能大上一点儿。真好笑。看得出，他们小心翼翼，不敢把一丁点儿酒很快喝完。因为我也没别的事情可做，就听了一会儿他们的谈话。那个男的在跟女的说那天下午他看的一场职业橄榄球赛，把整场比赛说得巨细无遗——我不是开玩笑，我从来没听过谁说话像他那样无聊。听得出，他的女伴对这场破比赛根本没兴趣，可是她长得比他还滑稽呢，所以我估计她还非听不可。长相实在难看的女孩日子不好过啊，有时候我很同情她们。有时候我根本没法瞧她们一眼，特别在她们跟那些笨蛋在一起时，还得听他喋喋不休地谈论一场破橄榄球赛。我右边人们的谈话更差劲。我右边这位长得很像那些上耶鲁大学的家伙，穿了套灰色法兰绒西装，还有件样子有点儿同性恋味道的塔特苏料子的背心，在名牌大学上学的混蛋全那副模样。我爸想让我上耶鲁或是普林斯顿什么的，可是我发誓就算我要死了，那种名牌大学我还是一所都不会去上，要命。那个耶鲁生模样的家伙跟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在一起。乖乖，她长得真好看，可是你该听听他们聊的是什么。首先呢，他们都有点儿醉意。男的在干吗呢？他一边在桌子下面对她摸摸索索，一边说他们宿舍有个家伙吞了一整瓶阿司匹林，差点儿自杀的事。他的女友一直在说：“太可怕了……别，亲爱的，请别那样，别在这儿。”想想看吧，一边对人家摸摸索索，一边又跟她说谁谁自杀的事！这两位，把我乐死了。

我一个人坐在那儿，不用说感到百无聊赖，除了抽烟、喝酒，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不过我让那个侍者问老厄尼愿不愿意过来跟我喝一杯，我让他告诉厄尼我是D. B.的弟弟，可是我想他根本没帮我带话，那种混蛋，从来不会帮你带话。

突然，有个女孩儿走过来说：“霍尔顿·考尔菲尔德！”她叫莉莲·西蒙斯，我哥有阵子跟她来往过，她有对大胸脯。

“嗨。”我说。我当然得试着站起来，可是在我坐的地方，起身不大容易。她跟一个海军军官在一起，腰杆笔直，好像脊梁上别了根拨火棒似的。

“见到你太棒了！”莉莲·西蒙斯那妞儿说，虚伪到了十分，“你哥怎么样？”她真正想知道的只是这个。

“他很好，在好莱坞。”

“在好莱坞？太棒了！他在干吗？”

“不知道，写东西吧。”我说。我不想多谈这件事，看得出，她觉得他去了好莱坞很了不起，几乎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可是大多数人从来没看过他的小说，想到这里真让我生气。

“太让人高兴了。”莉莲那妞儿说，然后就给我介绍那个当海军的家伙，叫布洛普中校什么的。他那种家伙自以为跟人握手时，要用劲大得能把别人的手指根根捏碎，方能避免被人当成同性恋。天哪，我真烦那一套。“你自个儿吗，小家伙？”莉莲那妞儿问我。她他妈把过道上来来去去的人几乎全挡住了，看得出她还挺喜欢那样。有个侍者在等她让开道，可是她根本没注意到，真有趣。看得出侍者不太喜欢她，就连那个海军军官也不太喜欢她，尽管他是在跟她约会。我不太喜欢她，没人会。让人不由得有点儿同情她。“小家伙，你没个女孩儿陪吗？”她问我。我一直站着，她根本没让我坐下来。她是那种能让人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的人。“他够帅吧？”她对那个海军军官说，“霍尔顿，你真是每时每刻都在越长越帅。”海军军官让她让开路，说她把过道挡严实了。“霍尔顿，跟我们一块儿坐吧，”莉莲那妞儿说，“带上你的酒。”

“我正要走呢，”我告诉她，“我得跟别人见个面。”看得出，她只是想笼络我，好让我向D. B.提起她。

“好吧，你这个小东西，随便你。见你哥跟他说我讨厌他。”

然后她就走了，那个海军的家伙跟我互相说了声“很高兴见到你”之类的话。这种事总让我特别恼火，我老是跟我一点儿也不高兴见到的人说“很高兴见到你”之类的话。可是如果你想混下去，这种话还非说不可。

在跟她说我要和别人见面后，除了开路，我他妈别无选择。我甚至没法多待一会儿听老厄尼弹些不高不雅的东西，但我当然绝对不想跟莉莲·西蒙斯这妞儿还有那个海军的家伙待一块儿，来把自己给烦死。所以我走了，但是在取外套时，这件事让我心里很窝火。总是有人来扫你的兴啊。

十三

我一路走回旅馆，整整四十一个街区。这样做不是因为想走路还是怎么样，更大程度上，是我不想再钻进钻出另外一辆的士了。就像有时厌倦了坐电梯，你会突然决定走路，不管多远或者多高。我还是个小孩子时，经常走上我们家的公寓，在十二楼。

不知道的话，根本看不出外面下过雪，人行道上几乎一点也没有，就是冷得要命。我从口袋里取出红猎帽戴上——我他妈才不管我模样如何呢，我连帽耳朵也拉了下来。我真想知道在潘西，是谁偷了我的手套，因为我的手很冻。倒不是说我知道是谁干的，就会如何如何，我是那种胆子很小的人，尽量不表现出来，可我真的胆小。比方说，要是在潘西发现是谁偷了我的手套，我很可能会走进那个小偷的房间说：“好吧，把手套交出来怎么样？”小偷很可能会用很无辜的语气说：“什么手套？”我会怎么做呢？我很可能会走到他的壁橱那儿，从比如说他的破胶套鞋里还是哪儿找到藏着的手套，会把手套拿到他面前问：“我想这他妈是你的？”小偷很可能会装出一副很虚伪、很无辜的样子说：“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双手套，是你的拿去好了，我才不想要这种破玩意儿呢。”然后我很可能只是在那儿站五分钟左右，戴好我的破手套。可我想做的，是应该照他下巴上来一拳还是怎么样——把他的破下巴打碎，问题只是我没胆量那样做。我会只是站在那儿，装出一副凶样子。我可能会怎么做呢？我可能会说些很尖锐、很难听的话来惹火他——而不是照他下巴上来一拳。不管怎么样，要是我说了什么尖刻难听的话，他很可能会站起来走到我跟前说：“喂，考尔菲尔德，你是不是说我是小偷？”然后呢，像“你他妈说对了，你是个偷东西的无耻杂种！”那种话我说不出来，而很可能会说：“我他妈反正知道我的手套到了你的破套鞋里。”这个家伙马上就拿准了我不会揍他，很可能会说：“听着，讲清楚，你是不是说我是小偷？”我很可能会说：“谁也没说谁是小偷，我知道的，就是我的手套到了你的破套鞋里。”这样一来一往，可能搞上几小时。可是到最后，我会离开他的房间，根本没给他来一拳。我很可能会去厕所里偷偷吸根烟，看镜子里的自己变得越来越凶。总之，这就是我一路走回旅馆时脑子里想的事。当个胆量小的人不好玩，也可能我并非完全没胆量，说不上来。我觉得部分原因可能是我胆子小，部分是因为我是那种丢了手套根本不会太上心的人。我有个毛病，就是对丢东西这种事从来不是很上心——我还是小孩子时，这一点经常把我妈气得要命。有些家伙能花几天时间找丢了的东西，但好像从来没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丢了就会很在意。这可能就是我所说的，只有部分原因是胆小吧，可这不是什么理由，真的。做人应该无所畏惧，如果你觉得该给别人下巴上来一拳，而且你也可以说想那么干，那就应该干，我只是不擅于此。我宁愿把他推下窗口，或者拿斧头把他的脑袋剁下来，也不愿意在他下巴上来一拳。我讨厌比拳头。我倒不是很介意挨打——虽说我当然也根本不想那样——可是比拳头时，我最害怕的是对方的脸。看着别人的脸让我受不了，这是我遇到的麻烦，如果两个人都蒙着眼还是怎么样倒不算太坏。琢磨一下的话，你会觉得这是种好笑的胆小，可毕竟是，胆小就胆小吧，我不拿自己开玩笑。

我越想我的手套和自己胆小，就越是沮丧。走着走着，我决定在哪儿停一下喝点儿酒。在厄尼夜总会那边，我只要了三份酒，最后一份甚至没喝完。我有个特点就是酒量特大，情绪对头时，能喝上一整夜，还一点都显不出。有次在伍顿中学，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雷蒙德·戈德法布一起买了一品脱苏格兰威士忌，并在礼拜堂里没人时干掉了。他喝得浑身酒臭，而我根本没显出喝了酒，头脑很清醒，不晕。睡觉前我吐了，不是非吐不可——是我强迫自己吐的。

没到旅馆前，我正要走进一家样子邋遢的酒吧，两个喝得烂醉的家伙刚好出来，跟我打听怎么搭地铁。其中一个长得很像古巴人，给他们指路时，他一直往我脸上喷酒气。结果，我根本没进那家破酒吧，只是回到了旅馆。

整个大堂里空无一人，那里有股好像几百万个熄掉的雪茄烟头的气味，真的。我不困，但感觉有点儿糟糕，很沮丧，我几乎希望自己死掉算了。

后来，我一下子就惹上了大麻烦。

我走进电梯，开电梯的家伙上来就问我：“伙计，想不想开心一下？要么你觉得太晚了？”

“什么意思？”我问他，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想不想那个一下？”

“我？”我问道。那样回答很蠢，可是被别人当面问这种话真叫人难堪。

“你几岁了，老大？”这个电梯工问我。

“怎么了？”我说，“二十二。”

“嗯，好吧，要不这么着？你有没兴趣？五块一回，十五块一晚。”他看了看手表，“一直到中午。五块一回，十五块一直到中午。”

“好吧。”我说。这有违我的原则，但是我心里太沮丧了，根本没考虑。麻烦全在这儿，感觉很沮丧时，根本没办法思考。

“什么好吧？来一回还是一直到中午？你得告诉我。”

“来一回吧。”

“好吧，你住哪间房？”

我看我的钥匙上带着的红色东西，上面有我的房间号。“一二二零。”我说。我已经开始后悔让这一切开了头，但是已经晚了。

“好吧，我一刻钟内叫个女孩儿上去。”他打开电梯门，我出来了。

“嗨，她长得好不好？”我问他，“我可不想要个老太婆。”

“根本不会。放心吧，老大。”

“钱给谁？”

“给她。”他说，“去吧，老大。”他几乎贴着我的鼻子关上了电梯门。

我回到房间，往头发上抹了些水，我这种平头没法梳得好。然后我试了试嘴里臭不臭，因为抽了不少烟，还有在厄尼夜总会喝了威士忌和苏打水。我只用把手放嘴前面往上面呼气，鼻子就能闻得到，好像还不算臭。可我还是刷了牙，又换上一件干净衬衫。我知道不必为一个妓女什么的打扮得光光鲜鲜还是怎么样，不过那样也算有事可做。我有点儿紧张，欲望越来越强，但还是有点儿紧张。说实话，我还是个处男呢，真的。我以前倒真的颇有几次机会破身，可总是没过那道坎，总会遇到点什么事。比方说，如果是在那个女孩儿的家里，她父母经常回来得不是时候——要么是担心他们会回来。或者在别人的汽车后座上，前排总坐有别人的相好——我是说某个女孩儿——她老是想知道整辆破车里都在发生什么事，我是说前排那个女孩儿老是扭过头，看后面座位上有他妈什么好事。反正总会有什么事情。倒是有一两次我差点干上了，我记得特别有那么一次，可还是出了点岔子——我根本记不清是什么。问题是多数情况下，我几乎跟一个女孩儿干上时——我是说不是妓女什么的——她老是叫你停下来，我的毛病是我真的停下来，多数人才不会呢，可是我没法不停。我永远搞不明白她们是真想让你停呢，还是她们只是吓得要死，要么是她们尽管嘴上一直叫你停，目的却是等你真的干完后就归罪于你，而不是她们。总之，我每次都停下来。麻烦还在于，我会可怜起她们，我是说多数女孩儿总是又蠢又傻，在跟她们搂脖子亲热半天后，你能看着她们变得越来越没脑子。拿一个变得热情洋溢的女孩儿来说，真的会一点儿脑子都没了。我说不上来。她们叫我停我就停，老是在送她们回家后，我才后悔当初不停就好了，可还是每次都停下来。

不管怎么样，我在换上一件干净衬衫时，可以说想到某种意义上说，这会是我的大好机会。我想到既然她是个妓女，我可以在她身上先练练，以便结婚还是什么时候能用上。我有时会为那种事担心。在伍顿中学时，我读过一本书，里面有个很有深度、文雅而且好色的家伙，我还记得他叫布兰查德先生。那是本很糟糕的书，可是这位叫布兰查德的家伙很有能耐。他在欧洲的里维埃拉那儿有座大城堡，一有空就去搞女人。他是个真正的浪荡公子，倒是让女人迷恋不已。书里有一段，他说女人的身体就像小提琴什么的，只有很高明的音乐家才能拉好。那本书很俗气——我当时就感觉到了——可我还是对小提琴这个比喻念念不忘，说起来，这也算是我有点儿想练练的原因，以备某天结婚之需。《考尔菲尔德和他的魔琴》，乖乖，俗了，我意识到了，但是还不算太俗。我倒不介意在这方面棒一些。你真想知道，我就说句实话吧，有一半时间，我跟女孩儿瞎闹时，为找到想找的地方真他妈困难重重，太离谱了，你该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就说我那次差点儿跟她办成事的女孩儿吧，我跟你说过的。我花了几乎有一个小时，才把她的破胸罩扒下来，等到终于扒掉时，她就差往我脸上吐口水了。

就那么着，等妓女上门时，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一直希望她长得漂亮，可我也不是很在乎，有点儿只想干过了算。终于有人敲门，我去开门时，刚好被放在走道上的手提箱绊了一跤，差点让我他妈摔破了膝盖。我摔跤的时机总是绝佳，不是绊上手提箱就是绊上别的什么东西。

打开门后，那个妓女就站在那儿。她穿了件绒呢轻便大衣，没戴帽子。她可以说是个金发女郎，不过看得出她染过头发，倒是根本不老也不丑。“你好。”我说。乖乖，口气文雅得要命。

“你就是莫里斯说的人？”她说，语气好像他妈的不太友好。

“那个开电梯的？”

“对。”她说。

“对，没错。进来好吗？”我说。我有点儿变得越来越没那么冲动了，真的。

她进房间后，马上把外套脱掉，可以说是扔到了床上。她里面的衣服是绿色的。接着她在房间里跟桌子配套的椅子上侧着身子坐下来，开始上下晃动她的脚。她跷起二郎腿，一只脚开始上下晃动。作为一个妓女，她很紧张，真的。我想是因为她的岁数太他妈小了，跟我差不多。我坐在她旁边的一把大椅子上，请她抽烟。“我不抽。”她说，她声音很细，几乎听不见她在说什么。请她抽烟还是怎么样时，她一次也没说谢谢，根本不懂事。

“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吉姆·斯蒂尔。”我说。

“你有手表吗？”她说。她他妈才根本不关心我叫什么呢，这不用说。“嗨，你几岁了？”

“我？二十二。”

“有才怪呢。”

这话说得很有趣，好像她真的是个小孩儿。一般能想象妓女什么的会说“瞎说”或者“少来”，而不是“有才怪呢”。

“你多大了？”我问她。

“大得不会跟人说这个。”她说，真是会说话啊。“你有手表吗？”她又问了我一遍，然后站起身把衣服全拉过头顶脱下。

她那样做时，我自然感觉怪怪的，我是说她是突然那样做的。我也知道，如果有人在你面前站起身往上拉掉衣服，你的反应按说是很冲动，可是我没有。性冲动在我当时的感觉中，差不多最不明显，我那时心里的沮丧感远远超过了性冲动。

“嗨，你有手表吗？”

“没，没，我没有。”我说。乖乖，我感觉可真不自然。“你叫什么？”我问她。她现在身上穿的就剩一条粉色套裙，让人感觉很窘，真的。

“桑妮。”她说，“嗨，开始吧。”

“你不想聊会儿吗？”我问她。这话问得很孩子气，可是我当时感觉太他妈不自然了。“你很着急赶时间吗？”

她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神经病。“你他妈想聊什么？”她说。

“我说不上来，随便吧，我只是觉得你也许想聊会儿。”

她又坐到桌边那把椅子上，看得出她不太愿意。她又开始把脚晃来晃去——乖乖，她是个情绪紧张的女孩儿。

“抽根烟好吗？”我问她，忘了她不抽烟。

“我不抽烟。听着，你想聊就聊，我还有事呢。”

可我想不到聊什么，想问问她是怎么做了妓女等等，却不敢问，反正大概她也不会讲。

“你不是纽约人，对吧？”我最后说，想到的就这一句。

“好莱坞。”她说着起身走到她放外套的床那边，“你有没有衣服架？我不想把衣服全搞皱了，刚买的呢。”

“当然有。”我马上说，正巴不得起身干点什么呢，就把她的外套拿到衣橱那儿帮她挂好。说来有趣，帮她挂衣服时，我心里有种不舒服的感觉。我想到她走进一家店里买衣服，那儿谁也不知道她是个妓女什么的。买衣服时，售货员很可能以为她只是个普通女孩儿而已。太让我难过了——究竟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我又坐下来，想继续聊天，跟她聊天真是没劲儿。“你每天晚上都工作吗？”我问她——问了后才觉得这样问有点儿蠢。

“对。”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从桌子上拿起菜单看。

“你白天干吗？”

她微微耸了耸肩膀，她长得很瘦。“睡觉，看电影。”她放下菜单看着我，“嗨，开始吧，我没多少——”

“你看，”我说，“我今天晚上感觉不太好，说实话，我今天晚上很难受。我会给你钱的，你不介意我们不干那个吧？你很介意吗？”问题是，我真的不想干了。说实话，我心里的沮丧感超过了性冲动。她让我沮丧，她那件绿色外套也是。再说，我想我永远也不会跟一个整天看破电影的人干那个，真的觉得不能。

她走到我面前，脸上表情诡异，像是不相信我的话。“你怎么了？”她问我。

“也没什么。”乖乖，我越来越紧张，“是这样，我没几天前刚做了个手术。”

“是吗？在哪儿？”

“在叫‘勺骨’的什么地方。”

“是吗？那是他妈哪儿？”

“勺骨？”我说，“对了，其实是在脊椎管里，我是说在脊椎管里很深的地方。”

“是吗？”她说，“那可够呛。”说着就坐到我他妈的大腿上。“你很可爱喔。”

她让我很紧张，我继续扯谎扯得没边没沿。“我还在恢复期。”我告诉她。

“你长得像电影里的一个家伙，你知道是谁，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叫他妈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我说。她就是不肯从我他妈的大腿上下来。

“你肯定知道。那个跟梅尔文·道格拉斯在一块儿，演投球手的？梅尔文·道格拉斯的小弟弟？从小船上摔下来的那个？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不，我不知道，电影我能不看就不看。”

接着她就开始逗弄我，很下流。

“请你别弄了好不好？”我说，“我没心情，跟你说了，我刚动过手术。”

她还是没从我的大腿上下来，而是狠狠瞪了我一眼。“听着，”她说，“那个疯子莫里斯叫醒我的时候，我还在睡觉呢，你要是以为我——”

“我说过既然你来一趟，我会给你钱，真的会，我有不少钱，只是实际上，我正处于大手术的恢复期——”

“那你他妈干吗跟那个疯子莫里斯说你想找个女孩？要是你他妈刚刚在他妈哪儿动了手术，干吗还叫我来？嗯？”

“我本来以为感觉会好很多，估计得有点儿太乐观了。不开玩笑，对不起，你要是肯起来一会儿，我去把钱包拿过来，真的。”

她恼火得要命，可还是从我他妈的大腿上站了起来，好让我从抽屉里拿钱包。我抽出一张五块的递给她。“太谢谢你了，”我告诉她，“感激不尽。”

“这是张五块的，你得掏十块。”

看得出，她耍起花样了。我害怕的就是遇到这种事——真的怕。

“莫里斯说是五块，”我告诉她，“他说十五块一直到中午，一回只要五块。”

“十块一回。”

“他说是五块，对不起——真的——我只能出这么多。”

跟刚才一样，她稍微耸了耸肩，然后冷冰冰地说：“把我的外套拿过来好不好？要么太麻烦您了？”她真是个很可怕的小孩子，她的声音尽管才一点点大，还是能让你多少有点儿心惊胆战。如果她是个岁数大的妓女，脸上再化一副浓妆，给人的感觉就根本没这么可怕了。

我过去给她取出外套，她穿上后把床上的大衣捡了起来。“再见，废物。”她说。

“再见。”我说，没说谢谢什么的，没说挺好。

十四

桑妮这妞儿走后，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抽了两根烟。外面天色越来越亮。乖乖，我感觉太糟糕了，你想象不到我有多沮丧。我开始说话，好像是在大声说出来，说给艾里听，我很沮丧时，往往就会那么做。我一再说让他回家骑上自行车，然后在博比·法伦家门口跟我会合。在缅因州时，博比·法伦跟我家住得很近——那是几年前的事了，经过是这样：有一天，我和博比要骑自行车去西得比高湖，带着午饭什么的，还带了气枪——我们都还是小孩子，想着可以打什么东西玩。不管怎么样，艾里听到我们商量，也想去。我不让他去，说他还是个小孩儿。就这样，现在我偶尔感觉很沮丧时，会一再说给他听：“好吧，你回家骑上自行车，然后在博比家门口跟我会合。快点儿。”倒不是我以前去哪儿都不带他，我带的，只是那天没有。他没有不高兴——他从来不会为什么事不高兴——可是在我变得很沮丧时，仍会不停想着这件事。

不过最后我还是脱衣服睡觉了。躺上床后，我觉得应该做个祈祷什么的，可是没法做，我想做时常常没法做。首先呢，我算是个无神论者。我喜欢耶稣，但不是很喜欢《圣经》里别的绝大部分。就说十二门徒吧，说实话，我对他们烦得要命。耶稣死后他们还不错，可是耶稣在世时，他们对他不仅没用，反而碍事，所作所为总是让他失望。除了十二门徒，我几乎喜欢《圣经》里的所有人。说实话，除了耶稣，《圣经》里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疯子，就是住在坟墓里，老是用石块割伤自己的家伙。我喜欢他甚于喜欢十二门徒十倍，那个可怜的家伙。在伍顿中学上学时，我经常就此事跟别人争论，那是住在走廊尽头的一个家伙，名叫阿瑟·蔡尔兹。蔡尔兹这厮是个贵格派教友，老是在读《圣经》。他这个人很不错，我喜欢他，但是对《圣经》里的许多东西，我们就是意见不同，特别对于十二门徒。他总是说，如果我不喜欢十二门徒，就只能说明我根本不喜欢耶稣。他说因为十二门徒是耶稣挑选的，所以应该喜欢他们。我说我知道的确是耶稣挑选了他们，可他只是随意挑选了他们，他没时间到处去仔细鉴别每个人。我说我不是说错在耶稣还是怎么样，他没时间那样做并不怪他。我记得我问过蔡尔兹这厮他认为犹大——就是出卖耶稣那位——自杀后会不会下地狱。蔡尔兹说理所当然，我刚好在这点上跟他看法不一致。我说我可以跟他赌一千块，犹大从来没被耶稣打下地狱。如果我现在有一千块，这个赌我也照打不误。我想某位门徒可能这么干——而且是马上——可耶稣没这么干，我赌多少钱都行。蔡尔兹这厮说我的毛病就是不上教堂什么的。说起来，这句话说得没错，我的确不去。首先呢，我爸妈的信仰不同，我们家到我这一代全是无神论者。说实话，我根本受不了那些牧师。我上过的几所学校里，牧师开始布道时，全是一副慷慨激昂的架势。天哪，我真讨厌那样子。我就是不明白他们干吗不他妈自自然然地说话，他们开口时，听起来很虚伪。

总之，我躺在床上时，根本他妈的没法祷告。每次一开始，我就想起桑妮叫我废物时的情形。后来，我干脆在床上坐起来，又抽了根烟，味道很差。离开潘西后，我肯定抽了有两包。

突然，就在我躺着抽烟时，有人敲门。我一个劲儿希望敲的不是我的房门，但是我他妈知道得太清楚是我的。我说不好我怎么知道，可我就是知道，还知道是谁敲的呢，我能未卜先知。

“谁？”我问。我很害怕，碰到这种事我很胆小。

没说话，只是又敲起来，声音大了一点。

最后我只穿着睡衣下床去开门。我根本不用开灯，因为天已经亮了。站在那儿的，是桑妮和拉皮条的电梯工莫里斯。

“怎么了？你们想干吗？”我问他们。乖乖，我的声音颤抖得要命。

“没什么，”莫里斯这厮说，“只是要五块钱。”只有他说话，桑妮那妞儿只是站在他旁边，张着嘴巴。

“我给过她钱了，给了五块，问她吧。”我说。乖乖，我的声音颤抖得真厉害。

“老大，该是十块，我跟你说过的。十块一回，十五块一直到中午，我跟你说过的。”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一回是五块，十五块一直到中午，对吧？我清清楚楚听到你——”

“把门开大点，老大。”

“干吗？”我说。乖乖，我的心脏几乎他妈的要跳出嗓子眼。我真希望至少我是穿好了衣服，碰到这种事，只穿着睡衣太不像样了。

“快点儿，老大。”莫里斯这厮说着用他的脏手猛推了我一下，我他妈差点儿一屁股坐到地上——他是个五大三粗、狗娘养的家伙。后来我所记得的，就是他和桑妮都进了房间，看那架势，好像这个破地方是他们自己的。桑妮那妞儿坐到窗台上，莫里斯这厮坐在那把大椅子上，解开领子——他身穿电梯工的制服。乖乖，我真紧张。

“好了，老大，拿来吧，我还要回去干活呢。”

“我跟你说过有十遍了，我一分钱也不欠你们的。我已经给了她五——”

“少废话，拿来吧。”

“凭什么我得再给她五块？”我说，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你们想敲诈我。”

莫里斯这厮把制服上的扣子全解开了。他里面只穿了个衬衫假领，根本没穿衬衫什么的。他的肚子又大又肥，毛烘烘的。“谁也没有敲诈谁。”他说，“拿来吧，老大。”

“我不给。”

我说了后，他从椅子上起身向我走来，看上去就好像他很累很累，要么很烦很烦。天哪，我真的吓坏了。我记得我大概是抱着胳膊，我觉得如果我他妈不是只穿着睡衣，情况还没那么糟糕。

“拿来吧，老大。”他一直走到我跟前，我在那儿站着。他只会说这一句：“拿来吧，老大。”真是个蠢蛋。

“我不给。”

“老大，这可是你让我不得不对你动点儿粗了，我也不想，不过看来非得这么着。”他说，“你欠我们五块。”

“我不欠你们五块，”我说，“你敢动粗，我就会大叫，把旅馆里的每个人都吵醒，还有警察什么的。”我的声音颤抖得一塌糊涂。

“叫吧，把他妈嗓子叫破都行，没问题。”莫里斯这厮说，“你想让你爹妈知道你跟个婊子过了一晚上吗？就你这种大家公子？”他说话可真厉害，很难听，真的是。

“别烦我了。如果你当初说的是十块，那另当别论，可是你分明——”

“到底给不给？”他把我顶在那扇破门上，居高临下地对着我，他那毛烘烘的烂肚子就挡在那儿。

“别烦我了，快滚出去。”我说。我的胳膊还在抱着，天哪，我可真是个笨蛋。

这时桑妮头一次开了口。“嗨，莫里斯，想不想让我去拿他的钱包？”她说，“就放在那个什么的里面。”

“好吧，去拿。”

“别动我的钱包！”

“拿到了。”桑妮说，手里对我晃着五块钱，“看见了吗？我拿的只是你欠我的钱，我可不是小偷。”

突然，我哭了起来。我后悔得不得了，干吗要哭呢，可我真的哭了。“对，你不是个小偷，”我说，“你只是偷了五——”

“闭嘴。”莫里斯这厮说着推了我一下。

“嗨，甭理他了。”桑妮说，“快点儿，嗨，他欠我们的已经拿到了，走吧。嗨，快点儿。”

“我就来。”莫里斯这厮答应着，但是没动地方。

“我是说真的，莫里斯，甭理他了。”

“是谁出口伤人？”他说，一副他妈的清白无辜的样子，接着用手指狠弹了一下我的睡衣。我不告诉你他弹了哪儿，可是让我疼得要命，我说他是个混账下流的蠢蛋。“说什么？”他说着把手放在耳朵背后，好像是个聋子，“说什么？我是什么？”

我可以说还在哭着，我他妈简直气疯了，而且很紧张。“你是个下流的蠢蛋，”我说，“你是个敲诈人的蠢蛋，再过两年，你就会变成那种在街上向人讨一毛钱，好去喝口咖啡的穷光蛋。你那身脏外套上沾的全是鼻涕，你还会——”

这时他揍了我一拳，我根本没有试着躲开，感到的只是肚子上挨了要命的一下。

可我也没被打昏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还记得我倒在地板上，抬头看他们走出去，还把门给带上了。后来我在地板上躺了很久，跟那次和斯特拉雷德打完架后一样，只是这次我觉得我快死了，真的。我有种要被淹死还是怎么样的感觉，问题是我几乎无法呼吸。最后，我起来去厕所时，只能弯着腰，手捂着肚子。

我疯了，向上帝发誓，我真的是。去厕所走到半路时，我开始有点儿装作我的肚子上挨了颗子弹，莫里斯这厮打的。我这是正要去厕所喝一大杯波旁酒什么的稳稳情绪，准备好真正开始行动。我想象自己从他妈厕所出来，穿着整齐，口袋里揣了把自动手枪，脚步有点儿趔趄。然后我会走楼梯，不坐电梯。我会紧紧扶着栏杆，嘴边不时淌下一点儿血。我会怎么样呢？我会走下几层楼——捂着肚子，血流得到处都是——然后按电梯铃，莫里斯这厮一开门，就会看到我手里握了一把手枪。他会大叫，声音很尖，是吓破胆的声音。他向我求饶，可我不管，照样拿枪打他，把六颗子弹全打进他毛烘烘的肚子里。然后，我会把手枪扔进电梯门——在我抹掉上面的指纹后。之后我会一路爬回房间，给简打个电话，叫她过来给我包扎肚子。我还想象在我流血时，她点了根烟拿着让我抽。

全是他妈的破电影，能毁了你，我不是开玩笑。

我在厕所里待了有一个钟头，洗个澡而已。然后我又回到床上，过了很久才睡着——我根本不困——后来真的睡着了。可我真正想干的是自杀，我觉得我想从窗户跳下去。要是能先搞清楚在我落地后，肯定有人马上盖住我，我大概真的会。我可不想让一群蠢货伸长脖子，看我那副血淋淋的样子。

十五

我没睡太久，因为醒来时，我想才有十点钟左右。抽完一根烟后，我马上觉得肚子很饿。之前最后一次吃东西，还是跟布罗萨德和阿克利去埃吉斯镇看电影时吃的那两个汉堡包，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感觉好像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电话机就在我旁边，我开始拨电话下去，叫他们给我送早餐，可又有点儿担心是由莫里斯这厮送上来。你要是以为我很想再次见到莫里斯，那你可是疯掉了。所以我只是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又抽了一根烟。我想到可以给简这妞儿打个电话，看她有没有到家，可是我没心情。

我所做的，是给萨莉·海斯这妞儿打了个电话。她上的是玛丽·A.伍德拉夫中学，我知道她已经到家，因为几星期前她给我写过一封信。我不是很迷她，不过说来认识她也有好几年了。我这样的蠢人一直觉得她很聪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知道很多戏剧以及文学之类的玩意儿。如果有谁知道很多这类东西，要想发现这人是不是真蠢，就需要过上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可以。以萨莉这妞儿为例，我是过了好几年才发现这点的。我觉得要不是我们老是他妈的黏在一起，我可能很早就会发现这一点。可我有个大毛病，就是不管是谁，只要跟我一起黏糊过，我都会觉得她是个脑瓜很聪明的人。这两者之间是他妈毫无联系，可我仍然老是这样认为。

不管怎么样，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先是她们家女佣接的电话，然后是她爸爸，最后才是她来听电话。“萨莉吗？”我问。

“我是——你是谁呀？”她问。她可真是有点儿虚伪，我已经跟她爸爸说过我是谁了。

“霍尔顿·考尔菲尔德。你好吗？”

“霍尔顿！我很好！你呢？”

“非常好。喂，你怎么样？我是说学校里怎么样？”

“还可以，”她说，“我是说——你也知道的了。”

“太好了。听我说，不知道你今天忙不忙。虽然今天是星期天，可星期天总会有一两场日场戏，也就是慈善演出什么的。想不想去看？”

“我很想去，极好啊。”

极好，要说有哪个词儿最让我讨厌，就得数它了，真虚伪。我脑子里一闪念，想告诉她忘了什么日场戏的事，可我们还是闲聊了半天，应该说是她闲聊了半天，我没法插话。一开始，她说的是某个哈佛大学学生的事——很可能是个大一的，她当然没说——他对她穷追不舍，白天黑夜都给她打电话，白天黑夜——逗死我了。接着她又说还有一个家伙，是西点军校在校生，为了她也是要死去活来。真是不得了。我让她两点钟在贝尔特摩饭店的大钟下等我，别去晚，因为演出大概两点半开始，而她一贯爱迟到。然后我就挂掉了电话。她真叫我头疼，不过长得倒挺好。

跟萨莉这妞儿约好后，我起床穿好衣服，收拾好行李。离开房间前，我又往窗外看了一眼，想看看那些变态佬在干吗，可是他们的窗帘全拉上了。一到第二天早晨，这些家伙全都变成本分十足的人。我于是乘电梯下楼结账，没看到莫里斯这厮，不过我当然也懒得找他，那个杂种。

我在旅馆外打了辆的士，可是对于去哪儿没他妈一点儿概念。我无处可去，那天才是星期天，我要到星期三才能回家——要么最早也只能在星期二，当然我也不想再去另外一家旅馆被狠揍一顿。我就让司机送我去中央大火车站，就在贝尔特摩饭店附近，迟一点我会跟萨莉在那儿见面。我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我要先把手提箱寄存到那里的保管箱，他们给了我钥匙后我去吃早餐，我有点儿饿了。还在的士上时，我把钱包掏出来随便数了数钱。我记不清到底剩多少，可是根本没多少了。过去两周左右，我花钱如流水，真的。从本质上说，我是他妈大手大脚的人，花不完就会丢掉。两次会有一次，我可以说甚至会在餐馆或夜总会之类的地方忘了拿找回的钱。我爸妈为此气得要命，也不能怪他们。不过我爸很有钱，我不知道他挣多少——这种事他从来不跟我说——我想会是很多。他是个公司的律师，干那种活真的能大把搂钱。还有一点让我知道他有钱，他一再投资百老汇演出，却老是亏本。他这样投资，把我妈气得发疯。我弟弟艾里死后，她一直感觉身体很差，精神很紧张。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特别不想让她知道我又被开除了。

把手提箱放进火车站的一个保管箱后，我就走进一家小小的三明治吧吃早餐。我那顿早餐吃得很多，是对我来说——橙汁、火腿、炒蛋、烤面包片和咖啡。一般情况下，我只喝点橙汁。我的饭量很小，真的，所以我他妈才瘦成了皮包骨头。照我这样子，应该多吃点含淀粉之类的垃圾，好长些分量，我却从来没那样吃过。在外面吃饭，我通常只是吃一个抹瑞士黄油的三明治和一杯麦乳精。虽说吃得不多，可是麦乳精里有很多维生素。H. V.考尔菲尔德，我的名字是霍尔顿·维生素·考尔菲尔德。

我正在吃鸡蛋时，两个修女拎着手提箱还有别的东西走进来，就在餐台边挨着我坐下。我想她们是去另外一间修道院之类的地方，在等火车。看来她们不知道究竟该怎样放手提箱，我就帮了她们一把。她们的手提箱是看样子很不值钱的货色——不是真皮之类。这没什么，我也知道，但是我讨厌看到别人用这种便宜货。这听起来很不像话，但是如果别人拎着这种便宜的手提箱，仅仅看到箱子，我甚至就会讨厌起这个人来。这种事我遇到过一次。在埃克顿岗中学时，有段时间我跟一个叫迪克·斯莱格尔的住一起。他的手提箱是那种很便宜的货色，他经常把它放到床下边，而不是搁到架子上，那样就不会有人看到他的和我的放在一起。这件事让我觉得真他妈没劲儿，老是想把我的扔掉算了，甚至跟他换也行。我的手提箱是马克·克罗斯牌的，是真正牛皮之类的玩意儿，估计值不少钱。可是说来好笑，后来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最后把我的手提箱放到我的床下边，而不是搁到架子上，这样一来，斯莱格尔这厮就不会有他妈的自卑情结了。可是他怎么做呢？就在我把手提箱在床下放了一天后，他又拖出来搁到架子上。他干吗要那样做，我是过了一阵子才琢磨出来。原来，他想让别人以为我的手提箱是他的，他真的是这个目的，在这点上，他是个很可笑的家伙。他经常就我的东西说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我的手提箱吧，他经常说太新了，太有中产阶级味了，这是他他妈最喜欢说的话。他要么在哪儿读到过，要么在哪儿听说过。我的东西全他妈有中产阶级味，连我的钢笔也是，尽管他经常向我借用，可是仍然有中产阶级味。我们在一起才住了两个月，后来我们俩都申请换房间。好玩的是，和他分开后，我还有点儿想念他呢，因为他他妈的还挺有幽默感，我们在一起有时很开心。如果说他也想念我，我才不会觉得奇怪呢。一开始，他说我的东西有中产阶级味时，只是跟我开玩笑，我他妈也不当回事——事实上，这的确好玩。然后过上一阵子就看得出，他不再是开玩笑了。问题是，如果你的手提箱比他们的好很多，就很难跟这种人做室友——如果你的是真正的好货色，而他们的并非也是。你觉得他们要是有脑子，而且很有幽默感，就会不把谁的手提箱更好当回事，但是他们在乎，他们的确在乎。这就是我跟像斯特拉雷德那样的笨杂种一起住的原因，至少他的手提箱跟我的一样好。

不扯远了，当时那两个修女就坐在我旁边，我们算是聊了起来。挨着我坐的那个修女拎着一个麦秆编的篮子，就是在圣诞节你可以看到修女以及救世军小女孩提着向人募捐的那种篮子。她们站在街角，特别在第五大道上，就是在大百货公司之类地方的门口那儿。我旁边那个修女的篮子掉在地上，我伸手帮她捡起来。我问她是不是出来搞慈善募捐的，她说不是。她说装箱时没法把篮子装进去，所以只好拎在手上。她看着我时笑得很甜。她鼻子挺大，戴着不是很好看的铁边眼镜，不过那张脸长得真漂亮。“我还以为你们是募捐的呢。”我说，“我可以少捐点儿，你们可以先保管，一直到募捐的时候。”

“噢，你真是太好了。”她说。另一个修女，也就是她的朋友，也扭头看我。那位在边喝咖啡边看一本小黑书。好像是《圣经》，不过太薄了，只是本跟《圣经》有关的书。她们要的早餐都是烤面包片和咖啡，让我感到沮丧。要是我吃的是火腿和鸡蛋什么的，而别人只是要了烤面包片和咖啡，我就会很不开心。

她们接受了我捐给她们的十块钱，还一直追问我肯不肯定能出那么多。我说我身上还有不少钱呢，她们却好像不怎么相信我的话，最后她们还是收下了，一个劲儿向我表示感谢，以至于让我感到难堪。我跟她们换了个话题，谈些一般的事，问她们是去哪儿。她们说自己是老师，从芝加哥来，要去不知位于第一百六十八还是第一百八十六街，要么是在住宅区那边更远地方的一间修道院教书。那个坐在我旁边、戴着铁边眼镜的说她教语文，她的朋友教历史和有关美国政府的课。然后我他妈的一个劲儿琢磨起坐在我旁边那位教语文的作为一个修女，在读到有些书时会怎么想。那些书倒不一定很黄，而是有些爱来爱去的内容，比如说托马斯·哈代的小说《还乡》里面的尤斯塔西娅·维尔吧，这个人物不是很淫荡，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忍不住好奇对一个修女来说，在读到有关尤斯塔西娅这妞儿的地方时，心里会怎么想。我当然什么也没说，只是说语文是我学得最好的一门课。

“噢，是吗？噢，我真高兴！”那个戴眼镜教语文的说，“你今年读了什么？我很想知道。”她真的很和气。

“这个嘛，我们学的主要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学。《贝奥武甫》，格伦德尔，还有‘兰德尔，我的儿子’，全是那种。可我们有时还得另外读些书，好多拿些学分。我读过托马斯·哈代的《还乡》，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恺撒——”

“噢，《罗密欧与朱丽叶》！太好了！你难道不觉得它特别好吗？”她的口气不怎么像是个修女。

“对，我喜欢，我很喜欢。有几个地方我不喜欢，但总的说来很感人。”

“哪些地方不喜欢？还记得吗？”

说实话，跟她讨论《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点儿让人尴尬。我是说在这出戏里，有些地方男女之情写得挺多，而她是个修女。但既然她问起来，我就跟她讨论了一会儿。“嗯，我不是很喜欢罗密欧和朱丽叶，”我说，“我是说我还算喜欢他们，可是——我说不好。他们有时候挺招人烦的，我是说茂丘西奥老兄死的时候，我感觉比看到罗密欧和朱丽叶死还要难过。问题是茂丘西奥被捅死后，我一直不太喜欢罗密欧。捅死人的是朱丽叶的堂哥，叫什么来着？”

“提尔伯特。”

“没错，是提尔伯特，”我说——我老是忘了那个家伙叫什么，“那得怨罗密欧，我是说整部戏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茂丘西奥老兄。我说不好。蒙太古还有凯普莱特家族的人都还行——特别是朱丽叶——可是茂丘西奥，他有点儿——不容易说清楚，他很聪明，而且很会逗乐。问题是我看到有人被杀，就会气得发疯——特别是一个很聪明、很会逗乐的人——该怨别人。罗密欧和朱丽叶，至少怨他们自己。”

“你在哪儿上学？”她问我，大概是不想再谈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事。

我告诉她是潘西。她说她听说过，还说那是所很好的学校，我没有反驳她。然后另外一个修女，就是那个教历史和有关美国政府的，开口说她们该走了。我把她们的账单拿过来，可是她们不让我付钱，那个戴眼镜的非要我把账单给她。

“你已经够慷慨的了，”她说，“你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她很和气，一点儿没错。她让我有点儿想起了欧内斯特·莫罗这厮的妈妈，就是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位，特别在她微笑时，简直一个样。“我们跟你聊得真愉快。”她说。

我说跟她们聊，我也觉得很愉快，这是真话。我心想，如果不是因为跟她们聊天时，我从头到尾都在担心她们会突然想了解我是不是信天主教，我还可以聊得更愉快些。天主教徒总是想知道你是不是天主教徒，这种事我遇到过很多次。我知道部分原因是我的姓是爱尔兰姓，而且爱尔兰人后裔一般都信天主教。事实上，我爸曾经是个天主教徒，但和我妈结婚后，他就放弃了天主教信仰。不过天主教徒总想弄清楚你是不是天主教徒，甚至在他们还不知道你姓什么时也是这样。在伍顿中学时，我认识一个信天主教的同学，路易斯·山尼，他是我在那儿认识的第一个同学。那是开学的第一天，我和他坐在学校的破医务室外面的头两把椅子上等待体检，我们聊起了网球。他对网球特别感兴趣，我也是。他说他每年夏天都去福里斯特希尔看全国比赛，我说我也是。我们就聊起了几位网球好手，聊了大半天。他知道很多网球的事，特别是对他那样一个小孩子而言。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在他妈聊着天时，他问了我一句：“你也许知道镇上哪儿有天主教堂？”问题是，从他问我的样子看得出，他是想了解我是不是天主教徒，他真的是这个目的。倒不是他有偏见还是怎么样，只是想知道而已。我们聊网球让他觉得挺开心，但如果知道我是个天主教徒，看得出他将会更开心。这种把戏总让我特别来气，我不是说我们就没办法继续聊下去还是怎么样——并非如此——可我肯定对聊天没他妈什么好处，这就是我对那两个修女没问我是不是天主教徒感到高兴的原因。就算她们问了，也不会让聊天没法继续下去，但很可能感觉不一样。并不是说我对天主教徒有什么不满，没有。我要是个天主教徒，很可能也会那样。说起来，这就跟我说过的手提箱的事情一样。我是说如果你想愉快地聊天，问这个绝无任何好处，我只是这个意思。

两个修女起身准备离开时，我干了件很愚蠢、很让人难堪的事。我当时正在抽烟，起身跟她们说再会时，不小心把烟喷到了她们脸上。我不是故意的，可的确那样干了。我像个疯子似的一个劲儿道歉，她们很有礼貌，并不在意，可这总是件很让人难堪的事。

她们离开后，我开始为只给她们十块钱而感到后悔，但问题是我跟萨莉·海斯这妞儿约好要看演出，得留点钞票买戏票什么的，可我还是有点儿后悔。钱这个王八蛋，到头来总他妈让人伤心不已。

十六

吃完早餐才中午十二点左右，跟萨莉那妞儿见面要等到两点，我就开始走路，走了很远。我在想着那两个修女，没办法不想。我老是想着她们提的又旧又破的草篮，教书之余，她们会提着那种篮子到处募捐。我一个劲儿想象我妈或者别人——要么是我姑妈，要么是萨莉·海斯那位疯疯癫癫的妈妈——提着个又旧又破的篮子，站在一家百货商场外头为穷人募捐。难以想象啊。想象我妈那样做还不算难，难的是对另外两个。我姑妈挺乐善好施的——她为红十字会做过很多事——可她很讲究穿着，凡是做跟慈善有关的事，她总是很讲究穿着，还抹上口红之类的破玩意儿。我想象不出来，如果她做慈善工作时只能穿黑衣服，也不能抹口红，那她还会去搞什么慈善活动。萨莉·海斯这妞儿的妈妈更离谱，要让她提个篮子到处募捐，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每个人捐款的同时也拍拍她的马屁。如果他们只是把钞票扔进篮子便走人，不跟她说一句话，对她视而不见，那她干一小时左右就会撂挑子。她会觉得厌烦，会把篮子交给别人，然后去哪个豪华地方吃午餐。这就是我喜欢那两个修女的原因，首先你看得出，她们从来不会去什么豪华地方吃午餐。我一想到这儿，就感到他妈的特别难受，就是她们从来不会去什么豪华地方吃午餐还是怎么样。我知道这不是很重要，可还是为此感到难受。

我开始往百老汇的方向走，只是他妈的觉得想那样，因为我好几年没去过那儿了。另外，我想找一家星期天开门的唱片店，想给菲比买张名叫《小小的雪莉·比恩斯》的唱片。这张唱片很难找，是关于一个小孩儿因为掉了两颗门牙嫌丢人，不肯出门的故事，我在潘西时听过。一个不跟我住同一层楼的同学有这张唱片，我想让他卖给我，因为知道菲比准会喜欢得不得了，可是他不肯。这是张很老也很棒的唱片，是个名叫埃丝特尔·弗莱彻的黑人女歌手大约二十年前录的。她唱得很有南方爵士乐和妓院的风格，可是她唱得一点儿也不腻人。换个白人女歌手来唱，准会把这首歌唱得很他妈可爱。可是埃丝特尔·弗莱彻这妞儿太他妈会唱了，这是我听过的最棒的唱片之一。我琢磨能在一家星期天开门的唱片店里买到这张唱片，然后把它带去公园。菲比星期天经常在公园里溜冰，我也知道她主要在哪儿玩。

那天不像前一天那么冷，可还是没出太阳，所以走路不是很舒服，不过眼前就有很好看的一幕。一家人正好在我前面走，看得出，他们刚从教堂出来——两个大人和一个六岁左右的小孩儿。他们看起来有点儿像是穷人。当爹的头上戴了顶珍珠灰色的帽子，穷人想穿得像模像样时，特别喜欢戴那种帽子。他和他老婆只管边走边聊，完全不管他们的小孩儿。那个小孩儿太可爱了，他不在人行道上，而是在紧挨马路牙子的马路上走。他装作在一条笔直的线条上走路，像小孩子会做的那样，还一直在哼唱。我走得离他近了些，好听到他在唱什么。他在唱一首歌：“如果有人抓到别人在穿越麦田。”他的声音很小，看得出，他唱歌只是他妈的自得其乐而已。街上汽车呼啸而过，尖厉的刹车声到处响个不停。他爹妈对他不管不问，他还是靠着马路牙子走，唱着“如果有人抓到别人在穿越麦田”。那让我感觉好了点，不是很沮丧了。

百老汇那儿人头攒动，混乱不堪。那天是星期天，而且才中午十二点左右，却依然是人头攒动。人人都赶着去看电影——就在派拉蒙或是阿斯特、滨河、首都之类的破影院。更糟糕的是，因为是星期天，所以每个人都打扮得整整齐齐。而最差劲的是，看得出他们都想看电影。看着他们，真让我受不了。我对那些没别的事情可做，所以只好去看电影的人尚能理解，但是那些确实想看电影，而且脚步飞快，好早点赶到的人，他们让我觉得他妈的没劲儿透顶。特别当我看到成千上万人在那儿排着长长的队，一直沿着街区排下去，万分耐心地等候进场时。乖乖，我真恨不得飞着离开百老汇这破地方。我运气不错，找的第一家唱片店里，就有《小小的雪莉·比恩斯》这张唱片。他们要价五块，因为这张唱片很难买到，我无所谓。乖乖，这张唱片让我一下子心花怒放，真想一步跨到公园，去看菲比这丫头在不在，好给她唱片。

从唱片店出来后，经过一家杂货店我就进去了。我琢磨也许可以给简的家里打个电话，看她放假回来了没有，就进了电话间，给她打了个电话，可唯一的麻烦是她妈妈接的电话，就只好挂掉，我可不想跟她没完没了地聊，反正我根本不想跟哪个女孩的妈妈在电话上聊。不过我至少应该问一下简回来了没有，这对我没什么，可我不是很想问她，做这种事，得有心情才行。

我还得买他妈的戏票，就去买了份报纸看有什么戏。因为是星期天，所以演出只有三场左右。我去买了两张前排的票，戏名叫《我了解我的爱》，是场慈善演出什么的。我不太想看，但我了解萨莉这妞儿，她可是虚伪至极。只要跟她说我已经买了那出戏的票，她就会两眼发直，兴奋得不得了，就因为是伦特夫妇演出。她喜欢那种情节按说很复杂而且枯燥的戏，还有伦特夫妇演出。我不喜欢看，而且说句实话，我对任何戏剧都不太喜欢。戏剧不像电影那样糟糕，可是当然也根本不值得着迷。首先是因为我讨厌演员，他们从来演得不像真实的人，还自以为演得像。有些好演员演得还稍微沾点儿边，可是也不好看。如果有哪个演员确实不错，却总是能让人看得出，他们也这样自我认为，这就坏了事。就拿劳伦斯·奥利维尔来说吧，我看过他在《哈姆雷特》里的演出，去年D. B.带我和菲比看的。去看之前，他请我们吃了顿午餐。他已经看过这出戏，午餐时把它讲得让我真他妈想看，但是到看的时候，我却不太喜欢，我就是看不出劳伦斯·奥利维尔爵士有何精彩绝伦之处，真的。他说话声音很好听，长得也帅极了，看他在舞台上走动或决斗什么的倒不赖，但是跟D. B.向我描述的哈姆雷特对不上号。他他妈太像个将军了，而不是个性格忧郁、总把事情办砸了的家伙。整出戏里，最好的一幕是当奥费利娅这妞儿的哥哥——就是最后跟哈姆雷特决斗的那位——动身时，他爹给了他诸多建议。就在他爹给他诸多建议时，奥费利娅这妞儿跟她哥有点儿胡闹起来，把他的匕首从鞘里抽出来，对他挤眉弄眼，他还得装作很有兴趣听他爹在那儿大扯特扯。这一幕不错，让我喜欢得不得了，不过这种地方难得看到多少。唯一让菲比这丫头喜欢的，是哈姆雷特用手拍狗头，她觉得既滑稽又好看，的确如此。我得去看剧本才行，麻烦的是看这种东西时，我总是只能自个儿去看。如果哪个演员把它表演出来，我几乎不怎么听，而是一直担心他会不会表演得虚伪。

买了伦特夫妇演出的戏票后，我就打了辆的士去公园。我本来可以坐地铁什么的，因为口袋里的钞票有点儿见少了，可我只是想尽快离开百老汇那个破地方。公园里不怎么样。天气不太冷，太阳还是没露面。公园里除了狗屎、老头儿吐的痰和扔的烟头，以及好像坐上去就会知道全会是湿的长椅，似乎就没有别的。这幅景象真叫人泄气。不仅如此，时不时还会没来由地走着走着，就起一身鸡皮疙瘩。这儿完全没有快到圣诞的气氛，好像什么节也不会来到，可我还是往叫“林荫道”的那边走去，因为那是菲比在公园里常去的地方，她喜欢在靠近乐队演奏台的地方溜冰。说来好玩，我还是个小孩子时，也常爱去那儿溜冰。

可我到了那地方后，附近看不到她。倒是有几个小孩儿在溜冰，还有两个男孩在拿一个棒球玩游戏，但就是没见菲比。我看到一个跟她岁数差不多的小女孩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拧紧溜冰鞋，想着她可能认识菲比，能告诉我她去哪儿了，就走过去挨着她坐下后问她：“请问你认识菲比·考尔菲尔德吗？”

“谁？”她说。她下身穿了条牛仔裤，上身穿了一二十件羊毛衫，看得出都是她妈妈手织的，因为鼓鼓囊囊的，难看至极。

“菲比·考尔菲尔德，她住在第七十一街，上四年级，在——”

“你认识菲比？”

“对，我是她哥。你知道她去哪儿了？”

“她在卡隆小姐的班上，对不对？”这个小不点儿问我。“我不知道。对了，我想是吧。”

“她很可能在博物馆，我们上星期六去过了。”小不点儿说。“哪座博物馆？”我问她。

她微微耸了耸肩膀。“不知道，”她说，“反正是博物馆。”

“我知道，可是是有画的那个呢，还是有印第安人的？”

“有印第安人的。”

“非常感谢。”我说着起身要走，但又忽然想到这天是星期天。“今天是星期天。”我告诉小不点儿。

她抬头看着我说：“那她不会在那儿。”

她拧紧溜冰鞋时拧得很吃力，没戴手套什么的，两手冻得通红，我就帮了她一把。乖乖，我有好多年没摸过溜冰鞋钥匙了，感觉却一点儿也不陌生。你可以再过五十年，在某个天色漆黑的时候拿一把溜冰鞋钥匙放到我手里，我还能说出是什么。帮她拧紧时，她对我说了声谢谢。她是个很可爱而且有礼貌的小孩儿。天哪，我给一个小孩儿拧紧溜冰鞋什么的，而他们显得可爱而且有礼貌时，我真是太高兴了。小孩儿多数都那样，真的是。我问她愿不愿意跟我去喝杯热巧克力什么的，可她说不行，谢谢了。她说她得跟她的朋友见面。小孩儿老是要去跟朋友见面，让我乐死了。

尽管是星期天，菲比不会跟她班上的同学一起去参观，尽管天气很潮湿，感觉很糟糕，我还是一路走着，穿过公园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我知道那个用溜冰鞋钥匙的小不点儿指的就是那座，我可以说对它了如指掌。菲比上的学校跟我以前上的是同一所，以前我们也经常去那儿。我们有位老师，艾格尔汀格小姐，几乎他妈的每星期六都带我们去。有时看动物，有时看印第安人在古代做的东西，如陶器、草篮之类。想起那些，我心里很高兴，甚至现在也是。我记得我们看完印第安人的东西后，会到大礼堂看一部名叫《哥伦布》的电影。他们老是放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电影。一开始，是哥伦布费尽老劲儿游说费迪南德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借钱给他买船，然后是水手们造哥伦布的反什么的。谁都他妈的不关心哥伦布怎么着，只是大家都带了很多糖块和口香糖什么的，所以礼堂里有股很好闻的气味，让人老是觉得外面在下雨——没下也这样觉得——而礼堂里是世界上最后一块干燥而且温暖的好地方。我真喜欢这座破博物馆。我记得去礼堂要穿过一间印第安人的屋子，那间屋子很长、很长，在里面只许小声说话。老师在前面走，一班人跟在后面，分成两排，每人有个伙伴，通常我都是跟一个名叫格特鲁德·莱文的小女孩儿一起。她老是想拉着我的手，可她的手不是黏糊糊，就是汗津津的。地面全是石头铺的，要是手里拿了些玻璃球掉到地上，它们就会跳来跳去跳个没完，响作一团。老师就会让全班停步，然后走回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艾格尔汀格小姐从来不发火。后来我们会经过一个印第安人打仗用的长长的独木舟，约有他妈的三辆凯迪拉克汽车接起来那么长，里面坐着二十个印第安人，有人划桨，有人只是站着，样子很凶，脸上都涂了颜色。独木舟后部坐了个很瘆人的家伙，戴了张面具。他是巫医，尽管让我毛骨悚然，可我还是喜欢他。还有，如果在经过时你碰了桨或者别的什么，警卫中的某一个就会说：“孩子们，什么也别碰。”不过他的语气总是很温和，不像个破警察什么的。之后会经过一个大玻璃箱，里面有个印第安人用两根木棍一起搓着取火，还有个印第安女人在织一条毛毯。她弯着身子，所以能看到她的胸脯什么的。我们经常会偷偷瞟一眼，连女孩儿也是，因为她们也只是小孩子，胸部不比我们的大到哪儿去。然后，就在要进礼堂前，我们会经过门边那个爱斯基摩人。他坐在冰湖上的洞口边，正在从洞里钓鱼，洞旁边有一两条他已经钓上来的鱼。乖乖，那座博物馆里到处是玻璃箱，楼上还有更多，里面有从水洞里饮水的鹿，还有冬天飞往南方的小鸟，能看出离你最近的鸟全是标本，用铁丝吊着。远处的只是画上去的，但看样子都好像真的在往南飞。要是低下头差不多仰视，会觉得它们好像更是急着往南方飞。不过那座博物馆最好的一点是里面无论什么，都会保持原样不变，什么都不会改变地方。你可以去那儿去上十万次，那个爱斯基摩人钓到的还是那两条鱼，小鸟还在飞向南方，鹿还在从水洞里饮水，它的角还那么漂亮，腿还那么漂亮精瘦，那个露胸脯的印第安女人还在织同样的毯子。什么都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有你，倒不是说你长大了很多还是怎么样，准确点说并非如此，你只是变样了，如此而已。你这次穿了件大衣，要么上次在队里跟你做伴的那个小孩儿得了猩红热，这样你就有了个新伙伴；要么是代课老师带队，而不是艾格尔汀格小姐；要么你听到你父母在浴室里大吵一架，要么经过街上的一个水坑，上面有层汽油闪着彩虹般的光亮。我是说你会在某种程度上不一样了，我说不清楚我究竟什么意思。就算能够，我也说不准不想解释呢。

走路时，我从口袋里取出猎帽戴上。我知道不会碰到认识我的人，而且外面太潮了。我走啊走啊，脑子里老是想着菲比丫头跟我一样，星期六去那座博物馆的事，而且每次去，她都会有点儿不同。想这种事不会让我沮丧，可是也不会让我特别开心。有些东西该保持现状，应该把它们粘在大玻璃箱子里就别动了。我知道不可能，反正我认为不这样就太糟糕了。总之，我走路时一直想着的就是那些事。

我经过一个游乐场，就停下来看两个很小的小孩儿玩跷跷板。其中一个有点儿胖，我就把手放到了那个精瘦的小孩儿这头，好平衡一下重量。可是我看得出他们不喜欢我在旁边，就让他们自己玩了。

后来就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到博物馆门口后，我突然觉得就算给我一百万，我也不想进去了——我就是不感兴趣——而我可是穿过整座破公园，一路盼望着来到这儿的呀。菲比在里面的话，我大概会进去，可是她不在，我就打了辆的士去贝尔特摩饭店。我不太想去，可是我他妈已经跟萨莉约好了。

十七

到了后还很早，我就坐在大钟旁边大堂里的一张皮沙发上看女孩儿。很多学校早就放假了，所以附近有数不清的女孩儿要么站着，要么坐着，在等她们约会的人出现。她们有的腿交叉着，有的腿没交叉，有的腿很漂亮，有的腿很难看。有的女孩儿看上去很不错，有的看上去让人觉得如果了解她，就知道她是个贱货。那样真不错，看风景，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但是说起来，那样也有点儿让人沮丧，因为我一直在琢磨她们以后到底会他妈遇到什么事，我是说在她们高中或大学毕业后。我琢磨她们很可能会跟那些蠢货结婚，那些家伙老是吹嘘自己的破车一加仑汽油能跑多少多少英里，要么会因为输了高尔夫球闷闷不乐，孩子气十足，连玩乒乓球这种破比赛时也是。还有那种很下作的家伙，从来不读书的家伙，惹人烦的家伙——不过我得小心点，我是说得小心别说有些家伙是惹人烦，我老是吃不透他们，真的。在埃克顿岗中学时，我跟一个名叫哈里斯·麦克林的同学一块儿住了两个月左右。他很聪明，可也是我遇到过的人中最烦人的一个。他说话粗声粗气，嘴巴几乎从来没有合上过，一直在说话，从不住口，而且最让人难以忍受也是最关键的，是他说的从来不是你想听的。可是他有一样很在行，我从来没见过有谁吹口哨比这个混蛋吹得还好，在铺床或者往壁橱里挂东西时——他老是在往壁橱里挂东西，真让我着急——如果不用他那副粗嗓门说话，就会一边干一边吹口哨。他竟然还会吹一点古典音乐，但通常只是爵士乐。他能把一些像《铁皮屋顶布鲁斯》那样爵士味十足的曲子吹得既好听又毫不费劲——就在他往壁橱里挂东西时——真的好听至极。当然，我从来没告诉他我觉得他口哨吹得很棒，我是说，谁也不会走到别人面前对他说：“你口哨吹得很棒。”尽管他快把我烦得疯掉了，我还是跟他同住了差不多整整两个月，就因为他口哨吹得特棒，是我听过的吹得最好的。所以说，我对惹人烦的人不了解。也许不应该因为哪个好女孩嫁给他们就很不开心，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伤害别人，也许不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口哨都吹得很棒什么的，谁他妈知道？反正我不知道。

终于，萨莉这妞儿开始走上台阶，我往下走去接她。她的样子特别漂亮，真的。她穿了件黑色的大衣，还戴了一顶好像是黑色的贝雷帽。她几乎从来不戴帽子，但那顶贝雷帽看着不错。有趣的是，第一眼看到她时，我觉得我想跟她结婚呢。我疯了，我甚至不怎么喜欢她，可是一下子觉得我爱上了她，想跟她结婚。向上帝发誓，我疯了，我承认。

“霍尔顿！”她说，“见到你真是太棒了！我们好久没见面了。”跟她在哪儿见面时，她说话嗓门很大，叫人难堪。别人倒不会介意这一点，因为她他妈太漂亮了，可她那样总是让我很反感。

“见到你真好，”我说，这也是真心实意的话，“你怎么样？”

“绝对太棒了，我来晚了吗？”

我说没有，事实上她晚了十分钟左右，我他妈无所谓。《星期六晚邮报》什么的上面会登些破漫画，画的是男的在街角等，恼火得要命的样子，就因为约好的女友来晚了——全是胡画的。如果一个女孩儿见到你时很漂亮，谁他妈还会在乎她来晚了？谁也不会。“我们最好快点儿，”我说，“戏两点四十开演。”我们开始走下台阶去打的。

“看什么戏？”她问。

“不知道，有伦特夫妇演出，我只能买到这场戏的票。”

“伦特夫妇！噢，太棒了！”

我跟你说过，她听到是伦特夫妇演的就会疯掉。

打的去剧院时，我们在车上多少胡闹了一会儿。一开始她不肯，因为她抹了口红什么的，可是我对她引诱个没完，她也没办法。有两次，这辆破的士开着开着来了个急刹车，我他妈差点儿从座位上掉下去。这些混账司机从来不看往哪儿开，我肯定他们是这样的。我再跟你说件事，让你看我疯到何等程度：我们搂了半天后终于分开时，我跟她说我爱她。这当然是谎话，但事实上，我那样说的时候，是真心真意的。我疯了，向上帝发誓，我疯了。

“噢，亲爱的，我也爱你。”她说。接着，这口气还他妈没出完呢，她又说：“你答应留长头发吧，平头开始过时了，再说你的头发很好看。”

好看个屁。

那出戏不像以前看过的有些那样差劲，可是也有点废话连篇，是关于一对老两口生活中没完没了的一段。开头时，他们都还很年轻，女孩儿的父母不想让她嫁给那个男的，可她还是嫁了，后来就是他们一年年变老。当丈夫的去打仗了，当妻子的有个酒鬼弟弟。我对这种玩意儿没法很感兴趣，我是说我不太关心那家人有谁死了还是怎么样，无非全是一帮演员而已。那对夫妻倒是不错的老两口——说话很风趣——可我就是没办法对他们很感兴趣。首先呢，他们在整出戏里从头到尾要么喝茶，要么喝别的什么破玩意儿。每次看到他们，就有位管家在他们面前倒茶，要么那个妻子在给别人倒茶。他们每个人都一直上上下下舞台——老是看他们坐下去站起来，看得人头晕眼花。阿尔弗雷德·伦特和林恩·方丹演那对老两口，他们很不错，可是我不怎么喜欢，只能说他们与众不同吧。他们演得不像生活中的人，也不像演员，这很难解释清楚。他们演起来更像他们自知身为名流什么的，我是说他们还不错，可是过于不错了。他们其中一位说了一通后，另一位会紧接着说。按说演得应该像人们说话、互相插话那样，但问题是，他们演得过于像人们说话、互相插话了。他们表演得有点儿像老厄尼那样，就是在格林威治村弹钢琴的那位。一件事如果你做得太棒了，然后一来二去，不注意的话，你就会开始有点儿炫技，这样一来，你就没那么棒了。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演出里绝无仅有的——我是说伦特夫妇——只有他们看样子还像真的有脑子，我得承认。

第一幕结束后，我们跟那么多蠢材一起出去抽根烟。真是不得了，你这辈子也不会看到那么多装模作样的家伙凑到一起。每个人都大抽特抽，还在谈论那出戏，好让别人都听到，并了解他这个人有多聪明。有个傻乎乎的电影演员在我们旁边抽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他总在战争片里演一个要攻上高地时临阵退缩的家伙。他跟一个极其漂亮的金发女郎在一起，两人都尽量装出一副不胜厌烦的表情，好像他根本不知道别人正在看他，谦逊得要命，我觉得真是好玩。除了对伦特夫妇赞不绝口，萨莉这妞儿说话不多，因为她在忙着伸长脖子东张西望，扮出一副迷人的样子。突然，她看到大堂那边有个她认识的蠢材。身穿深灰色法兰绒西装和带格子纹的背心，绝对是那种名牌学校的学生，真是不得了。他靠近墙壁站着，在猛抽香烟，显出一副烦躁透顶的样子。萨莉这妞儿一个劲儿说：“我认识那个在哪儿上学的男生。”无论带她去哪儿，总有她认识的人，要么是她自以为认识。她一个劲儿说着，直到我烦得要命，就对她说：“你认识他，干吗不过去跟他好好亲个嘴？他会高兴的。”我这么一说，她就生气了。最后，还是那个蠢材看到她，就过来跟她打招呼。你真该看看他们打招呼的样子，活像两人有二十年没见过面了，你会觉得他们小时候在同一个浴缸里洗过澡还是怎么样，老朋友长、老朋友短，叫人想吐。好玩的是，他们很可能才见过一次面而已，就在装模作样的家伙们参加的一次派对上。最后，他们肉麻半天后，萨莉这妞儿为我们做了介绍。他名叫乔治，姓什么忘了——根本想不起来——在安多弗中学上学。不得了，真是不得了。你该见识一下萨莉这妞儿问他对这出戏的观感时他那副尊容。他是那种装模作样的家伙，为了回答别人的问题，得给自己腾点地方才行。他后退一步，刚好踩到身后一位女士的脚上，很可能把她的脚趾全踩碎了。他说这出戏本身算不上大手笔，可伦特夫妇当然绝对是天使。天使，岂有此理，天使，逗死我了。然后，他和萨莉这妞儿开始谈起许多他们都认识的人，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那么虚伪的谈话。他们各逞所能，尽快想起各个地方，然后想到有什么人住在那儿，并提起他们的名字。到该回到座位上时，我真的快吐了，真的是。然后，第二幕演完后，他们接着聊，真他妈烦人。他们继续想起更多地方、更多住在那里的人。更要命的是，那个蠢材一副虚伪十足的名校学生腔调，就是那种很是懒洋洋的、自以为是的腔调，听着活像个女人，当起电灯泡来倒毫不客气，这杂种。戏结束后，我甚至有一阵子以为他他妈的会跟我们一起打的，因为他跟着我们走了有两个街区，可是他说还要跟一帮装模作样的家伙去喝鸡尾酒。我能想象到他们全坐在某间酒吧，一帮人都穿着花格子纹马甲，用他们那种懒洋洋、自以为是的腔调品评戏剧、书本和女人。那种家伙，让我恶心得要命。

在听那个上安多弗中学的装模作样的杂种扯了足足有十个小时后，等到我们坐上一辆的士时，我有点恨起萨莉这妞儿来。我已经打定主意送她回家——我真的准备好了——可是她说：“我有个棒主意！”她老是有棒主意。“哎，”她说，“你什么时候回家吃饭？我是说你不是特别急着赶回家吧？你是不是必须在几点前赶回家？”

“我？不，没定什么时间。”我说，乖乖，我这辈子还没说过比这更真实的话呢，“怎么了？”

“我们去无线广播城滑冰吧！”

她有的总是这类主意。

“去无线广播城滑冰？你是说现在？”

“只玩个把小时。你不想去吗？你要是不想去——”

“我没说我不想去，”我说，“没问题，要是你想去的话。”

“真的吗？不想去就别这么说，我是说我无所谓，去不去都行。”

她真无所谓才怪呢。

“可以去租一套可爱的小滑雪裙，”萨莉这妞儿说，“珍妮特·卡尔茨上星期穿过的那种。”

这就是她那么热衷去的原因，她想穿那种刚好遮住屁股的小裙子。

我们就去了那儿。他们给了我们冰鞋后，又给了萨莉一件兜着屁股的蓝色小裙子。我得承认，她穿上后真他妈好看，我想她自己也不会不知道。她老是走在我前面，好让我看到她的小屁股有多好看。确实很好看，我得承认。

但好笑的是，我们是整个破滑冰场上滑得最差劲的，我是说的确最差，那儿有些高手。萨莉这妞儿的脚脖子总是左弯右弯，直到最后几乎弯到冰上为止。不只难看得要命，大概也疼得够呛。我知道我的脚腕是那样，疼得要命。在别人眼里，我们俩肯定是一景。更糟糕的是那儿至少有两百个看客，根本没别的事情可干，只是站在那儿看别人摔来摔去。

“你想不想进去找张台子坐，喝杯饮料什么的？”最后我跟她说。

“这可是你今天想到的最棒的主意了。”她说。她在自戕，残忍哪，我真的同情起她来。

我们脱下破冰鞋进了酒吧，可以在那儿喝杯饮料，看那些滑冰的重蹈你的覆辙。我们一坐下，萨莉这妞儿就取下手套，我给了她一根烟，看样子她不是很开心。侍者走过来，我帮她点了可乐——她没喝——我点了威士忌和苏打水，可是那个狗娘养的不肯给我拿，所以我也点了可乐。后来我划起火柴来，我处于某种心情时，经常那样做。我让火柴棒一直燃烧，直到没法拿住才丢进烟灰缸。这是种精神紧张时的习惯。

忽然，萨莉这妞儿很突然地问我：“喂，我得搞清楚，你圣诞节来不来我家帮我修剪圣诞树？我得搞清楚。”她因为滑冰时扭了脚踝，仍然有点儿恼火。

“我写信说过我会，你问了我有二十遍了，我当然会帮你。”

“我是说我得搞清楚。”她说着开始在这间破屋子里左看右看。

我突然不划火柴了，隔着桌子靠近了她，我脑子里颇有一些话题。“嗨，萨莉。”我说。

“什么？”她说。她正在看室内那头的一个女孩儿。

“你有没有觉得受够了？”我说，“我是说你有没有害怕过除非去做点什么，否则无论什么都会糟透了？我是说你喜欢学校还有跟它有关的一切吗？”

“学校烦得要命。”

“我是问你讨不讨厌它？我知道学校烦得要命，可我问的是你讨厌它吗？”

“嗯，我不是真的讨厌它。你总得——”

“那我是讨厌它。乖乖，我真讨厌。”我说，“可是还不止如此呢，我讨厌一切，讨厌纽约的生活等等。的士，还有麦迪逊大道上的巴士，那些司机什么的，老是嚷着叫人从后门下车，还有被介绍给称伦特夫妇是天使的虚伪的家伙，还有当你只是想出去一下时，却非得坐电梯上上下下，还有布鲁克斯兄弟服装店里的伙计，一天到晚给人量裤子，还有人们老是——”

“请你别嚷嚷。”萨莉这妞儿说。这话真好笑，因为我根本没有嚷嚷。

“就拿小汽车来说吧，”我说，我的声音很平静，“多数人对小汽车可真是迷得要命，连车上划一道痕都害怕。他们老是说自己的车一加仑汽油能跑多少英里。他们如果已经有了辆崭新的汽车，就开始想换辆更新的车。我根本不喜欢汽车这玩意儿，我是说我根本没兴趣。我宁愿骑他妈一匹马，天哪，马至少还通点儿人性。有匹马还至少——”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萨莉这妞儿说，“你从一个话题跳——”

“你知道吗？”我说，“你很可能是我这会儿待在纽约还是哪儿的唯一原因。要不是有你，我很可能会去他妈很远很远的地方，到森林里或者别的什么破地方。实际上，我在这儿只是因为你。”

“你真可爱。”她说，但是看得出，她想让我他妈换个话题。

“你应该什么时候去男校见识一下，找个时候吧。”我说，“里面全是些装模作样的家伙。能做的就只有学习，这样可以学得脑子灵光，好到时候买辆破凯迪拉克汽车。你还非得装着他妈的在乎橄榄球队赢不赢球，整天聊天除了谈女孩儿、烈酒和性就没有别的。每个人都聚成他妈的一小拨一小拨，篮球队的一拨，信天主教的一拨，爱他妈学习的一拨，打桥牌的一拨，连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也聚成一拨。如果你想来点聪明——”

“喂，听着，”萨莉这妞儿说，“很多男生在学校里学到的可不止那些。”

“我同意！我同意的确是这样，但只是有些人而已！可是我学到的就这些。你明白吗？这就是我要说的，这正是我他妈要说的，”我说，“我几乎什么也没学到，我毁了，全毁了。”

“你当然是。”

这时，我突然有了个主意。

“你看，”我说，“我想这样。你想不想他妈的远远离开这儿？我想这样：我在格林威治村认识一个家伙，我们可以借他的车用两星期。他跟我上过同一所学校，还欠我十块钱。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开车去马萨诸塞州和佛蒙特州，就是那带地方，明白吗？那里他妈的漂亮得很，真的。”我越想越激动得要命。我伸手抓住萨莉这妞儿的破手，我他妈真是个傻瓜。“我不开玩笑，”我说，“我在银行里还存有大约一百八十块，可以等明天上午银行开门后取出来，然后去借那个家伙的车，我不是开玩笑。我们先待在木屋营地之类的地方，钱花完了，我可以去哪儿找个工作。我们就住在有小溪什么的地方。再往后，我们可以结婚还是怎么样，冬天烧柴都是我自己砍的。天哪，我们能过得美满无比！你说呢？快点儿！你说呢？你会不会跟我那样过？求你了！”

“你没法那样做。”萨莉这妞儿说，听起来她恼火得够呛。

“为什么没法？他妈的为什么没法？”

“别跟我大叫，求你了。”她说。真是瞎说，因为我根本没有大叫。

“因为你没办法，如此而已。第一，我们实际上都还是小孩子。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你的钱花完了，却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我们会饿死的。整个想法太异想天开了，根本——”

“这不是异想天开。我能找到工作的，这点你别担心，你根本不用担心。有什么关系呢？怎么回事？你难道不想跟我走吗？不想就直说嘛。”

“问题不在这儿，根本不在这儿。”萨莉这妞儿说。我多少讨厌起她来。“我们会有很多很多时间去做那些事的——所有那些，我是说你上了大学，另外要是我们结了婚，就会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可以去。你只是——”

“不，不会有的，根本不会有很多地方可以去，那会完全不一样。”我说着又变得泄气至极。

“什么？”她说，“我没听清。你一会儿跟我大叫，一会儿又——”

“我说不会，我们上了大学后，不会有什么好地方可去。你好好听着，那会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会不得不乘电梯下楼，拎着手提箱什么的。我们会给每个人打电话说再见，还从旅馆里给他们寄明信片等等。我会在一家公司工作，挣很多钞票，坐的士或者麦迪逊大道上的巴士上班，整天看报纸、打桥牌，还去电影院看很多烂短片、流行新片和新闻纪录片。新闻纪录片，真离谱，里边老是报道一场无聊的赛马，哪位女士在船头砸了瓶酒，还有一只穿裤子的大猩猩骑破自行车的事儿。根本不会跟现在一样了，你根本不明白我的意思。”

“也许是我不明白！也许你也不明白。”萨莉这妞儿说。到那会儿，我们互相讨厌极了。看得出，再想努力来点有点儿头脑的交谈是毫无可能的，全是由我引起的，我后悔得要命。

“好了，我们走吧。”我说，“跟你说实话，你让我觉得可恶至极。”

乖乖，那句话真的让她气翻了。我知道我不该那样说，通常情况下，我很可能也不会那样说，可是她真的让我感到沮丧至极。一般情况下，我从来不会对女孩儿说那种粗鲁话。乖乖，她可真的气翻了天。我道歉道个没完，可是她不接受我的道歉，甚至哭了起来。这可让我有点儿害怕了，因为我有点儿害怕她会回家告诉她爸爸，说我称她可恶。她爸是那种块头大、不怎么说话的混蛋，不是很喜欢我，有次他跟萨莉这妞儿说我他妈话太多。

“不开玩笑，真的对不起。”我一直跟她说。

“对不起，对不起，真好笑。”她说，她还是有点儿在哭。突然，我真的为我说了那句话而感到有点儿对不起她。

“好了，我送你回家吧，不是开玩笑。”

“我自己能回去，谢谢你。你要是以为我会让你送我回家，那你就是脑子有毛病了。我还从来没听到哪个男的敢那样对我说。”

想一想，整件事情多少有点儿滑稽。突然，我做了件根本不该做的事，我笑了起来，是那种声音很大、很愚蠢的笑声。我是说如果在看电影什么的时候，我坐在自己的后面，我会探过身叫我自己闭嘴。这样一来，萨莉这妞儿更是气疯了。

我还是在她旁边黏糊了一会儿，一个劲儿道歉，想让她原谅我，可是她不肯。她一直说让我走，别烦她，最后我真的把她丢那儿了。我进去取了我的鞋还有别的东西后，就自个儿走掉了。我不该那样，可当时我真他妈受够了。

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会开口跟她聊起那么多事儿，我是说到别的地方，去马萨诸塞州以及佛蒙特州之类的话。就算她想跟我走，我很可能也不会带她，我想一起走的怎么也不会是她。然而最要命的是，在叫她跟我走时，我是真心实意的。这最要命，向上帝发誓，我是个疯子。

十八

离开滑冰场后，我感觉有点儿饿，就走进一间店里买了块瑞士奶酪三明治和一杯麦乳精。然后我钻进一间电话亭，想着可以给简这妞儿再打个电话，看她到家没有。我是说我整晚上都没事，想给她打个电话，她在家呢，我就带她找地方跳跳舞或者去别的地方玩。认识她那么久，我从来没跟她跳过舞还是怎么样，不过有一次看过她跳舞，像是个跳舞好手。那是在一家夜总会的国庆舞会上，当时我跟她还不是很熟，觉得不应该插一腿，从跟她约会的男孩那儿把她拉过来。她在跟一个名叫艾尔·派克的很差劲的家伙约会，这人在乔特中学上学，我跟他不太熟。他老是在游泳池那儿晃悠，穿一条白色拉斯泰克斯牌游泳裤，老是玩高台跳水。他整天玩的不过是转体半周之类老掉牙的一套。他只会这一种动作，却自以为很了不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管怎么样，简那天晚上就是跟他约会。我没法理解，我发誓我真的没法理解。后来我们开始交往后，我问她怎么会跟艾尔·派克这种爱招摇的混蛋约会。简说他不是爱招摇的人，还说他有自卑情结。简看样子好像可怜他还是怎么着，她还不仅看样子是，而且是当真的。女孩儿的这点真是有趣，每次你说起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时——很卑鄙或者自负等等——你跟一个女孩儿提起这点时，她会告诉你他有自卑情结。他也许真的有，但是在我看来，这也不能说明他们不混蛋。女孩儿啊，你永远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有次我安排一个叫罗伯塔·沃尔什的女孩的室友跟我的一个朋友约会，他叫鲍勃·鲁宾逊，他真的有自卑情结。很明显，他为自己的父母感到没面子，因为他们说话很土，也不是很有钱。可他不是个混蛋什么的，而是个很不错的家伙。可是罗伯塔·沃尔什的这位室友根本不喜欢他，跟罗伯塔说他太自负了——而她觉得他自负的理由，是他碰巧提到自己是辩论队的队长。就这么一点儿小事，她居然认为他自负！女孩儿的毛病就在于要是她们喜欢上一个男生，无论此人混蛋到何种程度，她们还会说他有自卑情结；要是她们不喜欢哪个男生，不管这人有多好，或者他有多么严重的自卑情结，她们一样会说他自负，就连聪明的女孩儿也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我又给简这妞儿打了个电话，可是没人接，只好挂掉了。我就开始在通讯簿里找，看看他妈的到底能找谁晚上跟我聚一聚。可麻烦的是，我的通讯簿上只记了三个人：简，安托利尼先生——他是我在埃克顿岗中学上学时的老师，另外还有我爸爸的办公室电话。我老是忘了把别人的名字写上去，所以最后我给卡尔·卢斯这厮打了个电话，他在我离开伍顿中学后从那儿毕业，比我大三岁。说起来我并不是很喜欢他，可他是那种聪明绝顶的家伙——他曾是伍顿中学的学生中智商最高的——我想他也许愿意跟我去哪儿吃晚饭，然后来点儿稍微有水平的谈话，他有时还是很能让人开窍的，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住在六十五街，我知道他会在家。跟他通上电话后，他说没法跟我一起吃晚饭，不过可以十点钟到五十四街的威克酒吧跟我喝一杯。我想他接到我的电话很吃惊，因为我有次骂他是个肥屁股的装模作样的家伙。

当时离十点钟还挺早，可以消磨一下时间，我所做的，是去无线广播城看电影。我可能从来没有干过这么差劲的事，可是这地方很近，我也想不到别的可以干吗。

我进场时那场破演出正在演，“小火箭”舞蹈队踢腿正踢得起劲儿，就是站成一排，胳膊搂着旁边人的腰踢腿。观众疯了似的鼓掌，我后面有个家伙老是跟他老婆说：“你知道那叫什么？精确。”逗死我了。然后，“小火箭”舞蹈队下场后，一个身穿礼服、脚踩溜冰鞋的家伙上场了，开始从几张小桌子下面钻过，一边钻，还一边讲笑话。他溜得很好，我却喜欢不起来，因为我老是想象他为了能登台表演而练习溜冰时的样子。这样想似乎很蠢，我想只是我心情不好的原因吧。他表演完之后，每年圣诞节无线广播城都会有的演出就开始了。有许多天使从包厢里，还有每个角角落落的地方露头，另外还有些扛着十字架之类的家伙到处乱串。然后他们一伙——有几千个吧——疯了似的唱《来吧，信徒们！》。真是不得了。我知道它本应该是宗教性很强，而且很好看的，可是天哪，我就是看不出一伙演员在舞台上扛着十字架到处乱串，有何宗教意义或者悦目之处。他们搞完后又走出包厢时，看得出他们为了去抽根烟还是干吗简直急不可待。我前一年跟萨莉这妞儿一块儿看过，她老是说那些戏装什么的太漂亮了等等。我说如果耶稣他老人家看到这些——还有稀奇古怪的戏装什么的——他没准会吐的。萨莉说我是个亵渎宗教的无神论者。大概是吧。耶稣真的有可能喜欢的，会是乐队里那个打定音鼓的家伙。我从大约八岁起，就开始看他打鼓了。我和弟弟艾里要是跟我爸妈一块儿来看，经常会离开座位到最前面去，好去看他打鼓。他是我所看过的鼓手中最棒的。整首乐曲中，他只有一次机会打几下鼓，可他没打时，也从来没显得不耐烦过。他打鼓时，总是打得很悦耳动听，脸上有种紧张的神色。有次我们跟我爸一块儿去华盛顿，艾里给他寄了张明信片，可我敢打赌他从来没收到，当时我们不太清楚地址该怎样写。

那套圣诞节的把戏结束后，破电影就开始了。臭得要命，我倒是看得一眼不漏。是关于一个英国佬的，此人名叫亚历克，姓什么不清楚。他先是在打仗，后来又在医院里失去记忆什么的。他出院后拄了根拐杖，在伦敦到处一拐一拐地走，不知道自己到底他妈的是谁。他实际上是个公爵，但是他他妈的不知道。后来在巴士上，他遇到一个温柔可亲、真挚友好的女孩。她的破帽子被风吹跑，让他抓住了。他们就上巴士顶层坐下，聊起了查尔斯·狄更斯，那是他们都喜欢的作家。他带了本《雾都孤儿》，她也带了一本。我当时差点儿吐了。总之，他们马上相爱了，就因为他们都对查尔斯·狄更斯迷得要命。他帮她做出版生意。那个女孩儿是个出书的，生意却做得不怎么样，因为她哥是个酒鬼，把钞票全花光了。她哥也算命苦，因为打仗时，他是个医生，现在神经被震坏了而没法给人做手术，所以整天酗酒，不过他还算是个说话很风趣的人。总之，后来亚历克这厮写了一本书，那个女孩把它出版了，结果他们狠赚一笔。正当他们准备结婚时，另外一个女孩——马西娅这妞儿——出现了。马西娅是亚历克失去记忆前的未婚妻。他在书店签名售书时，她认出了他。她跟他说他的真实身份是个公爵，可他不相信，也不愿意跟她去看望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瞎得一点儿也看不见。但是另外一个女孩，就是那个温柔可亲的女孩非要他去——她很高尚——结果他就去了。可他还是回忆不起来，甚至当他那条丹麦大狗扑过来跟他亲热，他母亲用手在他脸上到处摸索，还拿来他小时候经常到处拿着玩的玩具熊时，他还是回忆不起来。但是后来有一天，几个小孩在草地上打板球，他的头被一个板球狠砸了一下。马上，他全他妈想起来了，跑去在他母亲的额头上亲个没完。他又当起了公爵，却把搞出版的温柔可亲的女孩忘了个一干二净。我可以跟你讲讲后面的故事，但是讲的话，我有可能会吐，我不是想倒你胃口还是怎么样。天哪，这玩意儿让人哪有什么胃口看。总之，电影结尾是亚历克跟那个温柔可亲的女孩结了婚，那个当哥的酒鬼的神经毛病治好了，还给亚历克的母亲动手术，让她又能看见了，后来那个当哥的酒鬼跟马西娅这妞儿配成了一对。最后一幕是大家都坐在长餐桌前，肚皮都快要笑破了，因为那条丹麦大狗领着一窝小狗进了屋。我想那是因为大家都以为那条狗是公的，要不还能为什么。我想说的是，你如果不想吐得一塌糊涂，就别去看。

让我受不了的是我旁边的一个女人。看这场破电影时，她一直在哭，越是到了虚伪得厉害的地方，越是哭得起劲。你会以为她是个心肠好得不得了的人，所以才那样，可是因为我就挨着她坐，知道她可不是。她带来的那个小孩儿根本他妈的不想看电影，想上厕所，可她就是不带他去，还老是说要他老老实实坐着。她的心肠好得跟他妈的一匹狼差不多。就拿那种看电影时看到虚伪的地方就哭得一塌糊涂的人来说，十个里头有九个都是内心卑鄙的混蛋，我不是开玩笑。

看完电影后，我就开始往威克酒吧的方向走去，我要跟卡尔·卢斯这厮在那里见面。走路时，我一直在想打仗的事，看那种关于打仗的电影，总让我想到很多打仗的事。我心想，让我去打仗，我肯定受不了，真的。把我单独挑出来枪毙倒不算太糟糕，可是我得在部队里待他妈很长一段时间，问题全在这儿。我哥D. B.在部队里待了他妈四年，也打过仗——参加了诺曼底登陆等等——可我真的认为他宁愿打仗，也不愿意在部队里待。我当时几乎还是个小孩儿，不过还记得他经常休假时回家。他几乎一直只是躺在床上，甚至几乎不进客厅。后来他出国参战，可他没有负伤还是怎么样，也没机会开枪打人，只是整天开一辆指挥车，拉着一位愣头愣脑的将军到处去。有次他告诉我和艾里，如果非让他开枪打人，他根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开。他说过部队里的混蛋简直跟纳粹部队里的混蛋一样多。我记得艾里有次问他能参战是不是件好事，因为他是个作家，让他有很多写作素材。他就让艾里把他的棒球手套拿过来，问艾里谁是最好的战争诗人，是鲁珀特·布鲁克还是艾米莉·狄金森。艾里说是艾米莉·狄金森。我对此不太清楚，因为我诗读得不多。可是有一件事我的确清楚：要是让我进了部队，一天到晚跟一帮像阿克利、斯特拉雷德及莫里斯那样的家伙一起出操什么的，我肯定会疯掉。我参加过童子军，大约有一星期时间，我就连盯住前面那个家伙的脖后根都受不了，可他们还老是叫我们盯住前面那人的脖后根。我发誓，再来场战争的话，最好他们挑我出来让行刑队把我毙掉算了，那我也不会反对。我对D. B.也不了解。他对战争恨之入骨，去年夏天却让我读一本《永别了，武器》。他说这本书特棒，这让我无法理解。书里有个叫亨利的少尉，按说是个不错的人。我不明白D. B.怎么一方面那么憎恨战争，一方面又喜欢那样一个装模作样的家伙。我是说，比如他一方面喜欢林·拉德纳的书，或是另外一本他喜欢得不得了的书——《了不起的盖茨比》——另一方面又会喜欢像《永别了，武器》这样一本虚伪的书。我这样说了后，D. B.不高兴，说我太小了，不懂欣赏，可是我不这么看。我告诉他我喜欢林·拉德纳和《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的确如此。我万分喜欢《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盖茨比，真是个堂堂正正的人物，这本书让我喜欢得要命。不管怎么样，我对发明了原子弹这件事有点儿开心。再来场战争的话，我他妈会端坐到原子弹的弹头上。我自愿报名，向上帝发誓，我会的。

十九

你如果不住在纽约，我可以告诉你威克酒吧是在一家有点儿时髦的旅馆——西顿旅馆里。以前我去那儿去得很勤，不过现在不去了，我是慢慢戒掉的。它是那种按说很有层次的地方，里面挤满了装模作样的家伙。那儿有过两个法国妞儿，蒂娜和雅尼纳，每天晚上大约出场三次弹琴唱歌，一个弹钢琴——弹得糟糕透顶，一个唱歌，多数歌曲要么是下流的，要么用法语唱。雅尼纳唱歌之前，总要对着破麦克风轻声细语地说上几句，比如她会用很蹩脚的英语说：“现在我们想为你们献上一首《你要法国妞儿吗？》，唱的是一个法国小姑娘去了大城市，正像纽约这样，然后跟一个布鲁克林的小伙子好上了。希望你们喜欢。”在这么轻声细语、装得万分可爱地说完后，她就开始唱一首烂歌，一半用法语，一半用英语，满场装模作样的家伙高兴得疯了似的。你要是在那儿待得够久，听着那帮装模作样的家伙拍巴掌还是怎么样，你会讨厌世界上所有的人，保证你会。吧台侍者也是个下流货，一个大号的势利鬼。如果你不是个厉害角色或者名流什么的，他就几乎根本不跟你说话。如果你的确是个厉害角色或者名流什么的，那他甚至更让人恶心，会堆着一脸媚笑凑到你面前，好像你认识他就会知道，他也是个很他妈了不起的角色。“哟！康涅狄格那边怎么样？”要么“佛罗里达那边怎么样？”那地方真要命，我不是开玩笑。我去那儿去得越来越少，最后根本不去了。

我到了后时间还挺早。我坐在吧台那边，酒吧里人很多。趁卢斯这厮还没到，我要了两份加苏打水的威士忌。我是站着点的，好让他们看到我有多高，别以为我他妈没成年。然后我看了一会儿那帮装模作样的家伙。我旁边有个家伙正跟他带来的一个小妞儿大侃特侃，一直说她那双手很有贵族气质，让我乐死了。吧台那头坐的全是些搞同性恋的家伙，不过外表上看不太像，我是说他们没把头发留得太长还是怎么样——可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能看出他们是同性恋。最后，卢斯这厮总算露面了。

卢斯这厮，真是个宝贝。我在伍顿上学时，他是我的学生辅导员，可他对我的辅导仅仅是聊性，是在一帮人深夜聚集到他的宿舍时。他对性知道得真不少，特别是关于性变态什么的。他老是给我们讲很多邪门之人的事，有人到处找绵羊干，还有些家伙把女人衬裤缝在帽子里头当衬里，净是这种事。还有男女同性恋的事。卢斯这厮知道全国都有谁是同性恋，你只用提个人名——不管是谁——卢斯这厮就会告诉你此人是不是同性恋。有时候难以置信，特别是当他说有些电影演员什么的是同性恋时。他说是同性恋的有几个竟然已经结了婚，真是岂有此理。有人会追着他问：“你说乔·布洛是个同性恋？乔·布洛？那个长得高大威猛、老是演匪徒还有牛仔的？”卢斯这厮会说：“那肯定。”他老是说“那肯定”，说这种事跟结没结婚无关，还说世界上有一半结了婚的男人都是同性恋，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说你要是具备了作为同性恋的所有特性什么的，就会几乎一夜之间变成同性恋，经常把我们吓得够呛。我一直想着有一天我会变成同性恋。我曾经觉得，说起来卢斯这厮的可笑之处，是他自己就有点儿同性恋。他经常在你经过走廊时对你说“试试这个大小如何”，然后猛捣你的敏感部位。他每次上厕所时，老是他妈的不关那格厕所门，在你刷牙或者干别的什么时跟你说话。这种事有点儿同性恋意思，没错。我认识好几个真正搞同性恋的，都是在学校里，他们老是搞这种玩意儿，所以我总怀疑卢斯这厮说不准也是。不过他是个脑子很灵的家伙，真的。

他跟别人见面时，从来不说“你好”什么的。坐下后，他一上来就说他只能待几分钟，说还有约会，然后要了份低糖的马提尼酒。他叫酒保拿糖度很低的，不放橄榄。

“嗨，我给你找了个搞同性恋的，”我告诉他，“就在吧台那头。现在别看，我特意留给你的。”

“很风趣啊，”他说，“还是老样子的考尔菲尔德，什么时候开始长大？”

他让我搞得很烦，没错，可是他让我开心，他是那种能让我特别开心的人。

“你的性生活如何？”我问他，他就烦别人问他这种事。

“悠着点儿，”他说，“老天，你往后靠，悠着点儿。”

“我够悠着点儿了，”我说，“哥伦比亚大学怎么样？你喜欢吗？”

“那肯定，否则我也不会去那儿上学了。”他说。他自己有时候也挺惹人烦的。

“你学什么专业？”我问他，“性变态学？”只是跟他开玩笑而已。

“你这是怎么着——说话风趣吗？”

“不是，开玩笑而已。”我说，“嗨，听我说，卢斯，你是个聪明人，我需要你的建议。我正处于很糟糕——”

他对我大声哼了一声。“听着，考尔菲尔德，你要是想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喝一杯，安安静静地聊——”

“好了，好了，”我说，“别激动。”看得出，他不想跟我讨论什么严肃的话题。这种脑袋瓜聪明的家伙就这毛病，他们从来不想讨论什么正经事，除非他们想。因此我所做的，是跟他讨论起一般的话题来。“说真的，你的性生活如何？”我问他，“还跟在伍顿时的那个小妞儿来往吗？那个特别——”

“我的天，不是那个了。”他说。

“怎么回事？她怎么了？”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既然你问起来，据我所知，她现在很可能是新罕布什尔州的头号婊子了。”

“这话可不好听，既然她一直赏脸让你跟她干，你至少不应该这么说她。”

“噢，我的天！”卢斯这厮说，“这就是典型的考尔菲尔德式聊天吗？你马上告诉我。”

“不是，”我说，“反正这样不好，如果她赏脸让你——”

“我们非得顺着这个讨厌至极的思路往下说吗？”

我什么也没说，有点儿担心我不闭嘴的话，他会一走了之，把我一个人撂这儿。所以我只是又要了份酒，想喝个一醉方休。

“你现在跟谁来往？”我问他，“可以告诉我吗？”

“你不认识。”

“是吗，那是谁？没准儿我认识。”

“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女孩，是个雕刻家，你要是非想知道的话。”

“是吗？不是开玩笑？她多大？”

“岂有此理，我又没问过她。”

“噢，那大约呢？”

“我想可能三十多，快四十吧。”卢斯这厮说。

“快四十？是吗？你喜欢这样吗？”我问他，“你喜欢那么老的？”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的确在性那方面懂得很多，我认识的人中像他这样的少有。他才十四岁时，就不是个处男了，是在楠塔基特岛时，真的。

“我喜欢成熟的女人，那肯定，如果你问的是这个。”

“真的？为什么？我不是开玩笑，就因为她们在性那方面更棒？”

“喂，咱们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今天晚上对这种考尔菲尔德式的问题拒绝回答。你他妈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长大？”

我有一阵子什么话也没说，让这聊天晾一会儿。接着卢斯这厮又要了份马提尼，并跟酒保说要糖度低得多的。

“喂，你跟她交往多久了，那个搞雕塑的妞儿？”我问他，我真的很感兴趣，“你在伍顿时认不认识她？”

“不怎么认识，她才刚来美国几个月。”“是吗？她是哪儿人？”

“她刚好是从上海来的。”

“别开玩笑！我的天，是个中国人？”

“显而易见。”

“别开玩笑！你喜欢这样吗？喜欢她是个中国人？”

“显而易见。”

“为什么？我想知道——真的。”

“既然你问起来，我只是刚好发现东方哲学比西方哲学更让人满意。”

“你是这么认为的？你说的‘哲学’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在性还有别的方面吗？你是说在中国，这方面学问更好？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一定非得在中国，岂有此理，我说的是东方。我们非得这样没头没脑地聊下去吗？”

“哎，我可是认真问你的。”我说，“别开玩笑，为什么东方哲学比较好？”

“老天，这可说来话长。”卢斯这厮说，“他们只是刚好把性看作既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体验。你要是觉得我——”

“我也这么认为的呀！我也认为性是你刚才怎么说的——既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体验，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又取决于我他妈跟谁干。我要是跟谁干这事，我甚至不——”

“考尔菲尔德，别这么大声，岂有此理。你要是没法压低声音，干脆我们什么也别——”

“好吧，可是你听我说。”我说。我激动了，所以声音的确有点儿高，有时候我激动的时候，说话声音的确会有点儿高。“可我的意思是这样，”我说，“我知道性既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而且是艺术的。可我是说你不会跟每个人都干吧——每个搂脖子亲过的人——不能让它都往这个方向发展。对吧？”

“别说这个了，”卢斯这厮说，“你介意吗？”

“好吧，可是你听我说，就拿你跟那个中国妞儿来说吧，你们在一起哪些方面不错？”

“别说这个了，我说过。”

我问得有点儿太隐私了，我也意识到了。但这就是卢斯叫人烦的地方，我们在伍顿中学时，他会让你跟他描述一下你所经历过的最隐私的事，可是你一问他自己的事情，他就不乐意。这些脑袋瓜聪明的人根本不愿意跟你进行有水平的交谈，除非让他们全盘决定该谈什么。他们闭嘴时，老想让你也闭嘴，他们回到他们的房间时，你也得回自己的。我们在伍顿中学时，有件事让卢斯这厮很不高兴——真的能看出他不喜欢——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向我们一帮人在性的方面发表一番高论后，我们再黏一会儿，自己再侃上一阵子。我是说除了卢斯之外的其他人，包括我，就在别人的房间里侃。卢斯这厮就不高兴，他总希望在他出完风头后，大家都闭上嘴巴，各回各的房间。他害怕有人会比他说得更精彩。他真让我开心。

“我可能去中国，我的性生活没法提。”

“那当然，你的头脑还不成熟。”

“不错，真的是，我知道。”我说，“你知道我的毛病在哪里？如果跟一个我不是很喜欢的女孩儿在一起，我从来没法变得很冲动，我是说很冲动。我是说我必须很喜欢她才行，如果不是，我可以说就对她没他妈什么兴趣了。乖乖，这真的把我的性生活搞得不像样，我的性生活太差劲了。”

“天哪，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上次见你时跟你说过该怎么办。”

“你是说去看精神分析专家？”我问他。他跟我说过，我该怎么办就是指那个，他爸爸是个精神分析专家。

“去不去随你的便，岂有此理，你怎么过日子又他妈不关我的事。”

有一阵子我没开口，在思考。

“假如说我去找你爸爸，让他给我做精神分析，”我说，“他会拿我怎么样？我是说他会拿我怎么样？”

“他根本不会拿你他妈怎么样，岂有此理，他只是跟你谈话，你也跟他谈话而已。首先，他会帮助你认识你的思维模式。”

“什么来着？”

“你的思维模式。你的思维运行是按照——听着，我不想跟你上一节精神分析入门课。你要是有兴趣，给我爸打电话约个时间。没兴趣就别打。说实话，你打不打，我根本无所谓。”

我把手搭到他肩膀上。乖乖，他可真逗。“你真是个待人友好的混蛋，”我告诉他，“你知道吗？”

他看看手表。“我得撤了，”他说着站起身，“挺高兴见到你。”他叫酒保把他的账单拿过来。

“嗨，”就在他要走之前，我说，“你爸爸有没有给你精神分析过？”

“我？问这干吗？”

“不干吗，他有没有？做过吗？”

“不能真正算是。说起来，他帮助过我调整自己，全面分析倒从来没必要。你干吗问？”

“不干吗，只是好奇而已。”

“好了，悠着点。”他说着放下小费什么的就要走了。

“再喝一杯吧。”我叫他，“求你了，我孤独得要命，不是开玩笑。”

可是他说没办法，说他那时已经晚了，说完就走了。

卢斯这厮，绝对是个讨厌的家伙，不过他的词汇量的确很大，我在伍顿中学时，他的词汇量在那里的全体学生中是最大的，学校里测过一次。

二十

我继续坐在那儿越喝越醉，等着蒂娜和雅尼纳两个妞儿出场表演，可是她们没出来。有个样子像是同性恋、留着波浪式卷发的家伙出来弹钢琴，然后是个以前没见过的，叫瓦伦西亚的小妞儿出来唱歌。她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比蒂娜和雅尼纳强点儿，至少她唱的都是好歌。钢琴紧挨着我坐的吧台，瓦伦西亚这妞儿几乎就站在我旁边。我多少给她递了几次那种眼色，可她装作根本没看到。换个时候我很可能也不会那样干，可是当时我喝得醉醺醺的。她唱完后离开大厅时走得很快，我根本没机会请她跟我喝一杯，就把领班侍者叫过来，让他去问瓦伦西亚小妞儿愿不愿意跟我喝一杯。他说他去问，可是他很可能根本不会给我带话。人们向来不会给人带话。

乖乖，我就坐在那间破酒吧里，一直待到一点钟左右，醉得一塌糊涂。我几乎看不清东西，不过有一样我是做到了，我他妈小心得要命，不让自己发酒疯什么的。我不想让任何人注意到我还是怎么样，或者问我多大。可是乖乖，我几乎看不清东西。喝得很醉时，我就会玩肚子上挨了枪子的无聊把戏。这间酒吧里就我一个人肚子上挨了枪子，我一直拿手捂在夹克下面，就在肚子那儿，不让血滴得到处都是。我不想让人知道我竟然负了伤，在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是个负伤的混蛋。最后我终于想做一件事，就是给简这妞儿打个电话，看她到家没有。我就结了账，然后离开吧台到了电话那里。我一直把手放在夹克下面，免得让血滴下来。乖乖，我可真够醉的。

可是进了电话间后，我又不太有心情给简这妞儿打电话了，我想我当时太醉了。后来怎么样呢，我给萨莉·海斯这妞儿打了个电话。

我拨了有二十个号码才拨对她家的电话。乖乖，我真的是什么也看不见。

“喂？”听到有人来接他妈的电话时，我就说，有点儿像是在嚷，我太醉了。

“谁啊？”一个很是冷冰冰的女人声音问道。

“是我，霍尔顿·考尔菲尔德，请让我跟萨莉说话。”

“萨莉睡了，我是萨莉的奶奶。霍尔顿，你怎么这时候打电话？知不知道几点了？”

“知道，我想跟萨莉说话。很重要的事，叫她来听。”

“萨莉睡了，小伙子。明天打电话给她吧，晚安。”

“叫醒她！叫醒她，嗨，快去吧。”

接着电话那边换了声音。“霍尔顿，我在听呢，”是萨莉这妞儿，“你又有什么棒主意？”

“萨莉？是你吗？”

“是——别大叫了。你喝醉了吗？”

“对，你听我说，听我说，嗨。我圣诞夜去你家，好不好？我给你修剪那棵破树，好不好？好不好，嗨，萨莉？”

“好吧，你喝醉了，现在去睡觉吧。你在哪儿？跟谁在一起？”

“萨莉？我会去给你修剪树的，好不好？好不好，啊？”

“好吧，现在你去睡觉吧。你在哪儿？跟谁在一起？”

“没别人，只有我，在下，鄙人。”乖乖，我喝得太醉了！竟然还捂着肚子呢。“他们揍了我，洛基山的土匪揍了我。你知道吗？萨莉，你知道吗？”

“我听不清你说什么。你现在就去睡觉，我得挂了。明天给我打电话吧。”

“嗨，萨莉！你想不想让我给你修剪树？你想让我去吗？对不对？”

“对。晚安，回家睡觉吧。”

没等我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

“晚安，晚安，萨莉宝贝，小甜心爱人萨莉。”我说。你能不能想象我醉成了什么样？后来我也挂了电话。我琢磨她很可能刚跟人约会回来，我想象她跟伦特夫妇到某个地方去了，还有那个上安多弗中学的蠢材。他们一堆人坐成一圈，一边喝茶，一边一块儿聊些高深的东西，个个讨人喜欢、装模作样的样子。我打心底里后悔给她打电话，我喝醉时，就是个疯子。

我在那个破电话间里待了很久，差不多一直抓着电话听筒，好不让自己晕倒。说实话，我当时感觉不是很好。最后我还是出来了，像个蠢蛋似的摇摇晃晃地走进男厕所。我往一个洗手盆里接满冷水，然后把头浸进去，一直浸到耳朵。我根本懒得把脑袋弄干还是怎么样，只是让他妈往下滴水。接着我走到窗户边的暖气片那儿坐了上去，暖暖和和的。之所以让我感觉不错，只是因为我在哆嗦个没完。好玩的是，我一喝醉老是他妈的猛哆嗦。

我无事可做，就一直坐在暖气片上数地板上的小白格子。我身上快湿透了，差不多有一加仑水正顺着我脖子往下滴，领子、领带全湿透了，可是我他妈才无所谓。我太醉了，所以没法在乎。后来没多久，给瓦伦西亚弹钢琴的那个家伙进来梳他的金发卷儿。他的头发很卷，他长得像是个同性恋。他梳头时，我们聊了几句，只是他他妈的态度不够友好。

“嗨，你回酒吧会不会见到那个小妞儿瓦伦西亚？”我问他。

“大概会吧。”他说，这个会说话的混蛋，我碰到的尽是会说话的混蛋。

“喂，代我向她致意。问问她那个混账侍者有没有帮我带话，好不好？”

“你干吗不回家，老弟？你到底几岁了？”

“八十六。喂，代我向她问好，好吗？”

“你干吗不回家，老弟？”

“别说我了。乖乖，你钢琴弹得真他妈好。”我告诉他，只是恭维他而已，事实上，他弹得很臭。“你应该上电台演出。”我说，“就凭你这样的靓仔，还长了一头破金发卷儿。你需不需要经纪人？”

“回家吧，老弟，当个好人。回家睡觉吧。”

“我无家可归，不开玩笑——你需要经纪人吗？”

他没理我，只是出去了。他已经梳好头并拍打停当，所以就走人了，跟斯特拉雷德一样。这种靓仔全一个样，只要把他妈的头发梳理停当，就撇下你走掉了。

最后，我从暖气片上下来，出去走到衣帽间时，我哭了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的确在哭，我想是因为感到太他妈沮丧而且孤独吧。后来，我出去到了衣帽间时，却找不到那张破卡片了。可那个管存衣帽的女孩儿很好，还是给了我外套，还有我那张《小小的雪莉·比恩斯》——我还带着它呢。我给她一块钱，因为她太好了，她不肯要，并一直叫我回家睡觉。我多少试了试跟她约会，就在她下班后，可她不同意，说她岁数大得能当我妈。我让她看我的破白头发，还告诉她我四十二岁了——当然是胡扯而已，可她还是挺不错的。我给她看我的破红猎帽，她也喜欢，她让我出门前戴上，因为我的头发还很湿，她说得没错。

到外面后，我感觉醉得不是太厉害了，可是又变得很冷，我的牙齿他妈的上下磕碰个没完，没办法止住。我向麦迪逊大道走去，然后开始等巴士。我几乎没剩下多少钱，要开始省着用，不能再坐的士什么的。我也不想坐什么破巴士，况且根本不知道该去哪儿。后来怎么样呢，我开始往公园的方向走。我琢磨可以经过那个小湖，看看那些鸭子在他妈干吗，还在不在，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还在那儿。因为离公园不远，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甚至不知道该去哪儿睡觉——所以就去了。我也不困还是怎么样，只是心情低落得要命。

后来，就在我要走进公园时，发生了一件很要命的事。我把买给菲比丫头的唱片掉到地上，摔成了有五十片。唱片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可还是摔碎了。我他妈差点儿哭起来，那让我感觉太难受了。我所做的，只是从信封里倒出碎片放进我的外套口袋。碎片根本没什么用，但我不想扔掉了事。后来我就进了公园，乖乖，里边可真暗。

我这辈子都住在纽约，对中央公园就像对手心手背那样熟悉，因为我小时候一天到晚都在那儿溜冰、骑自行车。可是那天夜里为找到那个湖，我真是费了老劲。我知道它的准确位置——就在靠近中央公园的南边那儿——可还是找不到。我一定比我以为的还要醉。我一直走啊走啊，那儿越来越黑，越来越瘆人。我在公园里一直一个人也没碰到，这还好，万一碰到人，我很可能会被吓得跳起八丈高。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它有一半结冰，一半没有，可是附近一只鸭子也看不到。我绕着这个破湖的边上走——事实上，我他妈有次差点儿掉进去——可还是一只鸭子也看不到。我想它们也许的确在附近哪儿，可能就在水边，靠近长草的地方，睡着了还是怎么样。那就是我几乎掉下去的原因，可是我一只也找不到。

最后，我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那儿没他妈那么暗。乖乖，我还是哆嗦得一塌糊涂。就算戴着猎帽，我后脑勺的头发仍然好像全结成了一小坨一小坨的冰，我因此担心起来，觉得我很可能得肺炎死掉。我开始想象有成千上万个蠢材来参加我的葬礼。住在底特律的我的爷爷——跟他一起坐破巴士时，他会一条街一条街地叫着街名，还有我的姑妈、婶母、舅母等等——我有大约五十个，还有讨厌的表亲、堂亲等等。真是浩浩荡荡啊。艾里死后，他们全来了，整整他妈的一大帮蠢人。有个我叫姑妈的，她又蠢又有口臭的毛病，一直在说艾里躺在那儿有多安详之类的话。D. B.告诉我的，我当时不在场，还在医院——我把手弄伤后，就不得不去医院治疗。总之，我当时一直担心的就是头发上结的一小坨一小坨的冰会让我得肺炎，然后我会死掉。我为我爸妈他们真是感到万分难过。特别是我妈，直到现在，她还是没能从失去我弟弟艾里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我一直在想象她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我的衣服和体育器材什么的。唯一让我觉得不错的，是我知道她不会让菲比丫头参加我的破葬礼，因为她还只是个小孩，单单这一件事不错。然后我想到这一大群蠢人把我塞到一块破墓地里去，墓碑上写着我的名字，周围全是死人。乖乖，你死了，他们可真的给你安排得妥当啊。我有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如果我真的死了，希望有人会有点儿脑子，把我扔到河里之类的地方得了，可就是别把我塞到哪个破墓地里去。人们星期天会带来一些花放你胸口上，全是胡闹。谁死了还想要花？没有人。

天好时，我爸妈会颇为经常地去往艾里的墓上放一束花。我跟他们去过几趟，后来就不去了。第一个原因是，不用说，我不喜欢看到他待在那个破墓地，周围全是死人和墓碑什么的。出太阳时还不算太糟糕，可是有两次——两次——我们在那儿时下起雨来，真是糟透了。雨水淋到他的破墓碑上，淋到他肚子之上的草上，淋得到处都是。来上坟的人都拼命跑向他们的汽车，差点儿把我气疯。来上坟的人全都钻进他们的小汽车并打开收音机，然后去找个不错的地方吃饭——除艾里之外的每个人，我受不了这样。我知道墓里面只有他的肉体，他的灵魂在天堂之类的屁话，可我还是受不了，我只希望他没有被埋在那儿。你是不认识他啊，可是如果你认识他，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有太阳还不算太糟糕，可太阳也是想出就出，想不出就不出。

过了一会儿，只是为了不去想肺炎，我拿出我的钱，想在路灯那不济的亮光下数数还有多少。我只有三个一块、五个两角五和一个一角的硬币——乖乖，离开潘西后，我可是花了笔巨款啊。后来我所做的，是往下走到湖边，把两角五和一角的硬币往没结冰的地方打了水漂。我也不知道我干吗要那样做，但的确那样做了。我想也许当时以为那样做，能让我不想肺炎和死亡之类的事情，但是这个效果也没有达到。

我开始想我要是得了肺炎死掉，菲比的感受会是怎样。那样想有点孩子气，可是我忍不住不想。如果发生这种事，她会感觉很难受，因为她很喜欢我，我是说她很迷恋我，她真的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放不下这些想法，所以后来我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我琢磨我最好还是偷偷溜回家看她，以防万一我死掉。我有家里的钥匙，打算偷偷溜回家，悄悄地，然后跟她聊上一阵。唯一担心的是我家的前门吱吱响得很厉害。那是幢很老的公寓楼，管理员是个懒骨头的混蛋，不管什么都是吱吱嘎嘎响。我担心我爸妈可能听到我溜进家，可是我打定主意，不管怎样都要试试。

我就他妈的离开公园回家了，一路走回去的。路不太远，我不累，竟然也不醉了，只是很冷，附近一个人也看不到。

二十一

到家时，我发现通常值夜班开电梯的皮特不在，这么多年，都没有那次运气好。开电梯的家伙我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琢磨只要不碰见我爸妈，就能跟菲比丫头打个招呼便走，根本谁都不会知道我回来过。这次运气真是太好了。更好办的是，这个新来的电梯工好像不是个聪明人。我用很随便的口气叫他把电梯开到迪克斯坦先生家那层，迪克斯坦家是住在我们那层的另外一家住户。我已经取下猎帽，免得招人猜疑还是怎么样。我一副好像特别着急的样子进了电梯。

他关好电梯门正要载我上去，却又转过身说：“他们不在家，在参加十四楼办的派对。”

“没关系，”我说，“说好我等他们回来，我是他们的侄子。”

他用有点儿愚蠢和怀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伙计，你最好还是在大堂等。”他说。

“我也想啊——真的，”我说，“可是我的腿有点儿毛病，只能把它固定在一个位置，我想我最好还是坐在他们家门外的椅子上等。”

他根本不明白我他妈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只是“噢”了一声就把我载上去了。乖乖，还不错，有意思。你只用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就几乎想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会干什么。

我在我们家那层走出电梯——腿跛得很厉害——开始走向迪克斯坦家。然后，听到电梯门关上后，我扭头朝我们家走去。我做得天衣无缝，竟然丝毫没有醉意。我掏出钥匙开了门，声音极小，然后非常、非常小心地进了屋，把门关上。我真该去当小偷。

门厅那里不用说真他妈暗，不用说我也不能开灯，一盏也不行。我必须小心别碰到任何东西，以免搞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不过我当然知道已经到家了。我们家的门厅里，有种跟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的气味。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他妈什么味，不是花椰菜，也不是香水，我也不知道是他妈什么味，可我总会知道自己到了家。我开始脱下外套想把它挂进门厅处的衣橱，里面却已经挂满了衣架，打开橱门时响成一片，我就穿着外套，没往里面挂。然后我开始走向菲比丫头的房间，很慢很慢。我知道女佣听不见我的脚步声，因为她只有一个耳鼓好。小时候，她的一个哥哥拿麦秆捅进了她的耳朵，她跟我说过一次。她耳朵背得很。可是我爸妈，特别是我妈的耳朵灵得像猎犬，所以经过他们的房间时，我是很轻很轻地走过，竟然屏住了呼吸，真离谱。拿我爸来说，你就是拎把椅子砸到他脑袋上，他也不会醒，可是我妈呢，你在西伯利亚那么远的地方只用咳嗽一嗓子，她就能听到。她精神紧张得要命，有一半时间，她会整夜睡不着觉，抽烟。

走了个把小时，我终于到了菲比丫头的房间，可她不在。我是忘了，忘了D. B.去好莱坞或者别的地方时，她老是睡他的房间。她喜欢在那儿睡，因为那是家里最大的房间，还因为里面有D. B.从费城一个酗酒女人那里买下的一张书桌，大得要命，另外还有张大床，约有十英里长，十英里阔。我不知道他从哪儿买的那张床，反正菲比这丫头就喜欢趁D. B.不在家时睡他的房间，他也让她睡。你该见识一下她在那张破书桌上做家庭作业之类时的样子。那张书桌几乎跟那张床一样大，她在上边做家庭作业时，几乎看不到她，可她喜欢的就是这类东西。她不喜欢自己的房间，因为据她讲太小了。她说她喜欢伸展开，把我逗得要死。菲比这丫头有什么可伸展的？什么也没有嘛。

总之，我他妈蹑手蹑脚走进D. B.的房间，然后拧亮书桌上的灯。菲比这丫头根本没醒。拧亮灯后，我看了她一会儿。她躺在那儿睡着了，脸差不多到了枕头边，嘴巴大张着，看着真有趣。拿大人来说，他们睡着时，嘴巴张开的样子很难看，但小孩儿就不，小孩儿那样还行，即便他们的口水流了一枕头，却还是挺好看。

我蹑手蹑脚在房间里走了一圈，看了一会儿里面的东西。我变得感觉好极了，完全没想着要得肺炎什么的，只剩下好的感觉。菲比丫头的衣服放在挨着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对一个小孩儿而言，她很整洁，我是说她不像有些小孩儿那样，只是乱放东西，她绝不懒散。她把一件夹克和一件棕色套装——那是我妈在加拿大给她买的——挂在椅子靠背上，她的衬衫还有别的衣服放在座位上。鞋袜并排放在椅子正下方，我从来没见过那双鞋，是双新鞋，那种深褐色软帮鞋，有点儿像我穿的那双，跟我妈在加拿大给她买的套装搭配得好极了。我妈把她打扮得很好看，真的。我妈在有些方面的品位不得了。她买滑冰鞋什么的根本不在行，可是买起衣服来，她的选择无可挑剔。我是说菲比总有几件衣服穿起来好看得不得了。拿多数别的小孩儿而言，尽管父母有钱，可他们仍然经常穿得特别难看。我真希望你能看到菲比丫头穿上我妈在加拿大给她买的衣服时的样子，我不是开玩笑。

我坐在D. B.老兄的书桌上，看上面放的东西，多数是菲比的学习用品等等，主要是书本。最上面那本是《算术很好玩！》。我拿起来翻看第一页，菲比丫头在上面题了这样的字：

菲比·韦瑟菲尔德·考尔菲尔德

4B——1班

这让我乐死了。岂有此理，她的中间名是约瑟芬，而不是韦瑟菲尔德，可她不喜欢约瑟芬这个名字，每次我见到她，她老是给自己改一个新的中间名。

那本算术书下面是本地理书，地理书下面是个拼写簿。她的拼写很好，她每门课都很好，但最好的是拼写。拼写簿下面是一堆笔记本，她的笔记本有五千本左右，你从来没见过哪个小孩儿有这么多。我打开最上面的看第一页，上面写着：

伯尼丝，休息时跟我碰头，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第一页上就写了这些字，第二页上写着：

为什么阿拉斯加东南部有那么多罐头厂？

因为那里有很多三文鱼

为什么那里有宝贵的森林？

因为那里气候适宜

我们的政府为提高阿拉斯加州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水平做了哪些事？

明天要查一查！！！

菲比·韦瑟菲尔德·考尔菲尔德

菲比·韦瑟菲尔德·考尔菲尔德

菲比·韦瑟菲尔德·考尔菲尔德

菲比·韦·考尔菲尔德

菲比·韦瑟菲尔德·考尔菲尔德先生

请传给雪莉！！！！

雪莉，你说你是射手座

可你来我家时

你那仅有的金牛座带来了你的冰鞋

我坐在D. B.的书桌上翻完了那个笔记本，没用多久。我可以整日整夜读这种玩意儿，也就是哪个小孩儿的笔记——菲比或者别人的。小孩儿的笔记逗得要命。然后，我又点了一根烟——那是我的最后一根烟，我那天肯定抽了有三盒左右。后来，我把她叫醒了。我是说我也不能下半辈子就那样坐在书桌上，况且我害怕我爸妈会突然闯进来看到我。至少在这发生前，我要跟菲比打个招呼，就把她叫醒了。

她很容易醒，我是说你不用向她嚷还是怎么样，几乎只用坐在床边说：“醒醒，菲比。”瞧，她就醒了。

“霍尔顿！”她马上说。她搂着我的脖子，很亲昵，我是说对一个小孩儿而言是这样，她有时甚至过于亲昵了。我亲了她一下，接着她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看得出，她看到我开心得要命。

“别这么大声，就是刚才。你怎么样？”

“我很好。你有没有收到我的信？我给你写了五页——”

“收到了——别这么大声，谢谢了。”

她给我写过这么一封信，可是我没机会回。信里全是说她在学校参演的戏剧，她叫我星期五不要跟别人约会还是怎么样，好赶回来看这出戏。

“演戏的事怎么样了？”我问她，“叫什么来着？”

“《美国人的圣诞庆典》，这出戏很臭，可我演的是本内迪克特·阿诺德，我的角色几乎最重要。”她说。乖乖，她可真是精神抖擞，说起这些玩意儿时，她会变得很兴奋。“一开始我快死了，一个鬼魂在圣诞夜来问我感不感到羞耻，你也知道，就是因为背叛了国家等等。你去不去看？”她在床上坐得笔直。“我在信里就写了这些事，你去不去看？”

“我当然会去，理所当然会去。”

“爸爸没办法去，他要飞到加利福尼亚。”她说。乖乖，她可真是精神抖擞，只要等两秒钟，就会变得精神抖擞。她坐在床上——也有点儿在跪着——坐得笔直，还抓着我的破手。“咦，妈妈说你星期三回来，”她说，“她说是星期三。”

“我提前回来了。别这么大声，你会把别人都吵醒的。”

“几点了？他们很晚才会回来，妈妈说的。他们去康涅狄格州诺沃克参加一个派对。”菲比丫头说，“你猜我下午干吗了？我看了什么电影？你猜！”

“我不知道——听我说，他们有没有说几点——”

“《医生》，”菲比丫头说，“是利斯特基金会的特别放映，只放一天——就今天一天。电影全是关于肯塔基州的一个医生，他拿毛毯捂到了一个小孩儿的脸上，这个小孩儿是个残疾人，不会走路，后来他被关进了监狱。电影很棒。”

“听我说一句，他们有没有说几点——”

“他可怜那个小孩儿，我是说医生，所以拿条毯子捂到她脸上，想捂死她，后来他被判了终身监禁。可那个被他往头上捂毯子的小孩儿经常来看望医生，还感谢他为她所做的事。这位医生是个好心的杀人犯，只是他知道自己坐牢罪有应得，因为医生不应该从上帝那儿拿走任何东西。是我们班上一个女生的妈妈带我们去看的，这个女生是艾丽斯·霍尔姆堡，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是唯一在整个——”

“等一下，好不好？”我说，“我在问你，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没说，不过会是很晚。爸爸开车去的，免得担心坐不上火车。我们家的车上现在有收音机了！不过妈妈说开车时，谁也不能听。”

我有点儿放心了，我是说我终于不再担心他们会在家里逮住我。我心想，管他的，要逮就让他们逮吧。

你该看看菲比丫头的样子。她穿了件蓝色的睡衣，领子上印有红色的大象，她酷爱大象。

“这么说是部好电影了，对吗？”我说。

“棒极了，就是艾丽斯感冒了，她妈妈老是问她感觉是不是得了流感，就在放电影的时候，老是在一些关键地方，她妈妈老是歪着身子隔着我问艾丽斯感觉是不是流感，让我着急。”

接着，我告诉她那张唱片的事。“哎，我给你买了张唱片，”我告诉她，“可是在回家的路上摔碎了。”我从外套口袋里掏出碎片给她看。“我那会儿醉了。”我说。

“碎片给我，”她说，“我要保存。”她从我手里把碎片全拿过去放进床头柜的抽屉，她可爱得要命。

“D. B.圣诞节回来吗？”我问她。

“可能回也可能不回，妈妈说的，全得看情况。他可能不得不待在好莱坞，要写一部关于安纳波利斯的电影剧本。”

“安纳波利斯，我的天！”

“是个爱情故事什么的。你猜谁会在里面演出？哪个明星？你猜！”

“我不感兴趣。安纳波利斯，我的天，D. B.又了解什么安纳波利斯？我的天。那跟他写的短篇小说又有什么联系？”我说。乖乖，这种事真能气疯我，混账的好莱坞。“你胳膊怎么了？”我问她。我看到她肘部贴了很大一块橡皮膏，之所以能看到，是因为她穿的睡衣是无袖的。

“那个男孩，柯蒂斯·温特劳布，我们班上的。我在公园里正下台阶时，他推了我一下。”她说，“想不想看看？”她开始揭胳膊上那张破橡皮膏。

“别撕。他干吗把你推下台阶？”

“不知道，我想他是讨厌我吧。”菲比丫头说，“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塞尔玛·阿特伯里，把墨水什么的给他的风衣上弄得全是。”

“那样可不好，岂有此理，你像什么样——三岁小孩儿吗？”

“不是，不过每次在公园，我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他老是跟着我，让我着急。”

“他大概是喜欢你，你没理由把墨水什么的——”

“我不要他喜欢。”她说完开始表情古怪地看着我。“霍尔顿，”她说，“你干吗不是星期三回来？”

“什么？”

乖乖，你得时刻留神她，你要是以为她不聪明，那你就是疯了。

“你干吗不是星期三回来？”她问我，“你不是又被开除了吧？对不对？”

“我跟你说过，学校让我们提前走了，学校让整个——”

“你真的被开除了！真的！”菲比丫头说着就拿拳头打我的腿，她只要想，就很爱动拳头。“你真的被开除了！噢，霍尔顿！”她用手捂着嘴。她变得很激动，我向上帝发誓，她真的是。

“谁说我被开除了？谁也没说——”

“你真的被开除了，真的。”她说着又拿拳头打我，你要是以为不疼，那你就是疯了。“爸爸会干掉你的！”她说完扑通一声趴到床上，还用一个破枕头捂住头。她经常那样，有时候她可真是个疯子。

“好了，别这样。”我说，“谁也不会干掉我。谁也不会，就连——好了，菲比，把那个破玩意儿拿开。谁也不会干掉我。”

可她不肯，她不想就没法强迫她。她只是说了又说：“爸爸会干掉你的。”她用那个破枕头捂住头时，几乎根本没法听清楚她说什么。

“谁也不会干掉我，理智点吧。首先，我会离开这儿。我可能怎么做呢？我可能会到农场之类的地方找个活干一段时间。我认识有个人的爷爷在科罗拉多州有个农场，我可能去那儿找个活干。”我说，“我走的话，什么时候走，我会跟你保持联系。好了，别捂住头了。好了，嗨，菲比。求你了，求你了，好不好？”

她还是不肯拿开枕头。我想把枕头拉开，可她简直力大无穷，跟她较劲真累人。乖乖，要是她想用枕头捂住头，那就谁也拉不开。“菲比，求你了，别捂着。”我一直在说，“好了，嗨……嗨，韦瑟菲尔德，别捂着了。”

可她还是不肯露出脑袋，有时候她根本不可理喻。最后我起身去了客厅，从桌子上的烟盒里取了几根塞进口袋，我的抽光了。

二十二

我回来时，她已经把枕头从脑袋上拿开了——我知道她会的——但还是不肯看我，就算仰面躺着也不肯。我走到床边又坐下后，她把她的破脸转过去，对我排斥得要命，就像我把破击剑器材丢到地铁上后，潘西的击剑队员对待我那样。

“黑兹尔·韦瑟菲尔德丫头怎么样了？”我说，“你有没有再写她的故事？我把你寄给我的那篇放在手提箱里，在火车站。那篇写得很好。”

“爸爸会干掉你的。”

乖乖，她要是脑子里缠上什么事儿，那可真的算是缠上了。

“不，他不会，最坏的无非是臭骂我一顿而已，然后送我去上一所破军事学校。他只能这样对我。不过首先呢，我根本不会待在这儿，我要离开。我会——很可能会到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农场。”

“别逗我笑了，你连马都不会骑呢。”

“谁不会？我当然会，我理所当然会。有人教，两分钟就能学会。”我说，“别抠。”她在抠她胳膊上的橡皮膏。“谁给你理的发？”我问她，我刚好注意到不知道谁给她理的头发，很难看，太短了。

“不关你事。”她说。她有时说话语气很躁，躁得不得了。“我看你又是每门课都考砸了吧？”她说——语气很躁，说起来多少有点儿滑稽，有时候她说话像个破老师，可她还只是个小孩儿而已。

“错了，我没有。”我说，“我语文及格了。”接着，纯粹是他妈觉得好玩，我拧了她屁股一下。她侧身躺着，屁股撅得老远。她的屁股上几乎没什么肉，我拧得也不重，可她还是想打我的手，但是没打着。

接着，她突然说：“噢，你干吗要那样做？”她意思是说我怎么又被开除了，她问的语气让我有点儿不好受。

“噢，天哪，菲比，你别问我，我讨厌谁都来问这个。”我说，“原因有上百万。这所学校是我上过的学校中最差的，里面全是些装模作样的家伙，还有卑鄙的家伙，你这辈子也不会见到那么多卑鄙的家伙。比如说，要是你跟别人在一间宿舍里吹牛时有人想进来，假如这位有点儿笨，脸上又长粉刺，那谁也不会放他进来。有人想进来时，他们总是锁住门不开。还有什么破秘密联谊会，我胆子小，不得不加入。有个惹人烦、脸上还长粉刺的家伙，名叫罗伯特·阿克利，他想加入。他一直努力想加入，可是他们不让，就因为他惹人烦，脸上还长粉刺。我根本不想提这件事，这是所烂学校，相信我的话吧。”

菲比丫头什么也没说，但是在听，我能从她的脑后根看出她在听。跟她说什么事时，她老是在听着，而且有趣的是，一半时候，她明白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她真的知道。

我一直跟她说潘西的事，我有点儿想说。

“就连那一两个在潘西还算不错的老师也虚伪。”我说，“有个老头儿，斯潘塞先生，他太太老是请人喝热巧克力什么的，他们两口子确实很不错。可是你该见识一下斯潘塞先生上历史课时，校长老瑟默走进教室坐在后排时他那副样子。老瑟默老是走进教室去后排坐上半小时，他本意是不声张，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坐在那儿开始打断斯潘塞先生讲课，讲很多老掉牙的笑话。斯潘塞老先生笑得咯咯响，几乎呛死，还堆着一脸笑，就好像老瑟默是他妈亲王什么的。”

“别老是说脏话。”

“那会让你吐出来，我保证你会。”我说，“然后，在退伍军人节——学校里在退伍军人节这天，建国前后从潘西毕业的所有蠢材都会返校，带着老婆孩子什么的在校园里到处走。你该见识一下那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儿。他所做的，是走进我们宿舍，敲着门，问我们介不介意让他用厕所，可厕所是在走廊尽头——我不知道他他妈的干吗要问我们。你知道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想看看他几十年前刻在某一格厕所门上的名字缩写还在不在。他所做的，是大约九十年前把他愚不可及的破名字缩写刻在一格厕所门上，他想看看还在不在。我就和同屋的跟他去了厕所。他在一格格厕所门上找他的名字缩写时，我们只好一直站在那儿，而他一直跟我们说话。他说在潘西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还给了我们许多关于前途之类的建议。乖乖，他可真让我觉得没劲！我不是说他是个坏蛋——不是的，不一定非得是个坏蛋才能让你觉得没劲儿——好人也能让你觉得特别没劲儿。只用一边在厕所门上找自己名字的缩写，一边给别人一大堆虚伪的建议，就能把你搞得特别没劲儿了，你只用这么做就能。我说不好。要不是他连气都喘不上来，也许还没那么严重。仅仅是爬楼梯上来，就能让他累得很是上气不接下气。找他的名字缩写时，他一直在大口大口喘气，他的鼻孔让人看着很好玩，也让人难受，而他一直对我和斯特拉雷德说，在潘西要尽可能多学些东西。老天，菲比！我没法解释，我就是不喜欢潘西那儿发生的一切，我没法解释。”

菲比丫头这时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她半边嘴巴还堵在枕头上，我听不清楚她说什么。

“什么？”我说，“把你的嘴挪开，那样堵着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你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喜欢。”

她这句话让我甚至更沮丧了。

“我喜欢，喜欢的，我当然喜欢。别那么说，见鬼，你干吗要那么说？”

“因为你不喜欢，你不喜欢任何一所学校。你不喜欢的东西有上百万，你不喜欢。”

“我喜欢的！你错就错在这儿——刚好错在这儿！你干吗非得他妈的那么说？”我说。乖乖，她真让我感到沮丧。

“因为你不喜欢，”她说，“你就说一样事吧。”

“一样事？我喜欢的一样事？”我说，“好吧。”

问题是我没法很集中思想，有时候真的难以集中思想。

“你是说我很喜欢的一样事？”我问她。

可是她没理我，她斜坐在床对面跟我隔他妈很远的地方，有上千英里远。“好了，你说，”我说，“你要我说一样我很喜欢的事呢，还是一样我只是一般喜欢的？”

“你很喜欢的。”

“好吧。”我说，但问题是我没法集中思想，几乎只能想到那两个拿着破旧的草篮到处募捐的修女，尤其是戴铁边眼镜的那个，还有我在埃克顿岗中学认识的一个男生。埃克顿岗中学有这么一位男生，名叫詹姆斯·卡斯尔，他不肯收回他所说的关于一个狂妄自大、名叫菲尔·斯塔比尔的男生的话。詹姆斯·卡斯尔说他是个狂妄自大的家伙，斯塔比尔的一个混蛋朋友打了小报告，结果斯塔比尔领着六个无耻的家伙去了詹姆斯·卡斯尔的房间，进去后就锁上门，要他收回说过的话。他不肯，他们就动手了。我根本不会跟你说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太让人恶心了——可他还是不肯收回他的话，这个詹姆斯·卡斯尔。你该看看他那副样子。他瘦得皮包骨头，看上去就不壮实，小个子，手腕几乎细得像铅笔。最后他怎么样呢？他不收回他的话，而是从窗户跳了下去。我当时正在洗澡，连我都听见他摔到外面的声音，但只是以为有什么东西从窗户掉下去，收音机、书桌什么的，没想到是个学生。接着就听到大家跑过走廊、跑下楼梯的声音，我也穿上浴袍跑下去。詹姆斯·卡斯尔就躺在石阶上，死了，他的牙齿、鲜血哪儿都是，谁都不敢走近一步。他穿着我借给他的高翻领羊毛衫。学校只是把到他房间的那几个学生开除了事，他们根本没进监狱。

我想起来的差不多就是那些，就是早餐时碰到的两个修女，还有在埃克顿岗中学认识的学生詹姆斯·卡斯尔。说实话，奇怪的是，我根本不怎么认识詹姆斯·卡斯尔。他是那种很安静的人，跟我在一个班上数学课，可他远远地坐在教室的另一边。他几乎从来没站起来背过课文，或者上讲台在黑板上演算。有些人上学时，几乎从来没站起来背过课文，或者上讲台在黑板上演算还是怎么样。我记得唯一一次跟他说话，是他问我能不能借给他那件高翻领羊毛衫。他开口问我时，我他妈差点儿完蛋，真的是万分惊讶。我记得他问我时，我正在厕所刷牙，他说他表哥要来开车带他出去什么的，我根本不明白他怎么知道我有件高翻领羊毛衫。关于他，我仅仅知道点名时他的名字刚好在我前面，R.卡贝尔，W.卡贝尔，卡斯尔，考尔菲尔德——我现在还记得。实话跟你说，我差点儿没把羊毛衫借给他，就因为我跟他不是很熟。

“什么？”我问菲比丫头，她跟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你根本一件事情也想不起来。”

“我能，我能。”

“那好，你想吧。”

“我喜欢艾里，”我说，“我喜欢我这会儿干的事，跟你坐在这儿，聊天，想事儿，还有——”

“艾里死了——你老是说这个！要是谁死了，上了天堂，那就不是真的——”

“我知道他死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但是我仍然可以喜欢他，不行吗？就因为这人死了，你不可能马上不再喜欢他了，岂有此理——特别当这个人比你认识的活人要好上一千倍时。”

菲比丫头什么也没说，她要是想不出说什么话，可是一句破话都不会说。

“反正我喜欢现在，”我说，“我是说就这会儿，跟你坐这儿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吹吹牛，乐一乐——”

“这实际上不算是一件事！”

“这实际上就是一件事！当然是！他妈的怎么不是？人们从来不认为有些事实际上就是事，我他妈嫌恶心。”

“别说脏话。好吧，说一样别的事吧。说说你希望当什么，比如科学家或律师什么的。”

“我当不了科学家，我在科学上根本不行。”

“那好，律师呢？像爸爸那样的。”

“律师还行，我想是吧——可是我也没兴趣。”我说，“我是说如果律师一天到晚到处去搭救无辜人们的性命什么的，那样倒还不算坏，可是真当了律师，你就不会去做那些事了。整天所做的，就是挣很多很多钞票，打打高尔夫球还有桥牌，买名车，喝马提尼酒，让自己的样子像是个有头有面的人物。况且，就算你真的到处去搭救别人的性命，你怎么知道那是因为你真的想那样做呢，还是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你真正的想法是当个很厉害的律师，在他妈案子审完后，让那些记者什么的拍着你的背，当庭向你表示祝贺，就像那些破电影里演的？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个装模作样的家伙？问题就在这儿，你不会知道。”

我对菲比丫头到底听明白了没有我说的话，不是很有把握，我是说她还只是个小孩子，但至少她在听我说。如果至少有人听你说话，就不算太糟糕。

“爸爸会干掉你的，他会干掉你。”她说。

可我没听她说，而是在想别的事——离谱的事。“你知道我想当什么吗？”我说，“你知道我想当什么吗？我是说要是我他妈能选择的话？”

“什么？别说脏话。”

“你知道那首歌‘如果有人抓到别人在穿越麦田’吗？我想——”

“那是‘如果有人碰到别人在穿越麦田’！”菲比丫头说，“罗伯特·彭斯写的。”

“我知道是罗伯特·彭斯的诗。”

她说得没错，那一句的确是“如果有人碰到别人在穿越麦田”，可我当时不知道。

“我还以为是‘有人抓到别人’呢。”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儿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有几千个，旁边没人——我是说没有岁数大一点儿的——我是说只有我。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但这是我唯一真正想当的，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

菲比丫头很久没有说话，然后她开口时，还是那一句：“爸爸会干掉你的。”

“他真那么着，我他妈才无所谓呢。”我说着从床上站起身，因为我想站起来，想给在埃克顿岗中学教过我的语文老师打个电话，就是安托利尼先生。他现在住在纽约，辞了埃克顿岗中学的工作后，如今在纽约大学教语文。“我得打个电话，”我告诉菲比，“我马上回来，别睡着了。”我不想让她在我去客厅那会儿睡着了，我知道她不会，但我还是说了，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走向门口时，菲比丫头说：“霍尔顿！”我转过身。

她直挺挺地坐在床上，样子很漂亮。“我在跟一个叫菲莉斯·马古利斯的女孩儿学打嗝，”她说，“你听。”

我听了，还听到有点儿声音，可是也不算响。“好。”我说，然后就进了客厅，去给我以前的老师安托利尼先生打电话。

二十三

电话打得很简短，因为我害怕正在说话时，我爸妈会突然闯进来抓到我，可是他们没回来。安托利尼先生很好，他说如果我想，可以马上去他家。我想我很可能把他们两口子全吵醒了，因为过了他妈的很久，才有人接电话。他上来就问我是不是什么事搞砸了。我说没有，但说了被潘西开除的事，我想还是跟他说了吧。我告诉他时，他嘴里说着“好，好”，他的幽默感还不错。他说我想的话，可以马上去他家。

安托利尼先生可能是教过我的老师中最好的一个。他很年轻，比我哥D. B.大不了多少，你可以跟他开玩笑，却对他仍不失敬意。是他最后抱起从窗户跳了楼的男生詹姆斯·卡斯尔，我说过的。安托利尼先生试了试他的脉搏，然后脱下外套盖着詹姆斯·卡斯尔，一直把他抱到校医务室。他根本他妈的不在乎他的外套上搞的全是血。

我回到D. B.的房间时，菲比这丫头开了收音机，播放的是舞曲，她把声音拧小一些，好不让女佣听到。你真该见识一下她当时的样子：她在床中间坐得笔直，就在被子外面，盘着腿，好像在练瑜伽。她在听音乐，她让我喜欢得要命。

“来吧，”我说，“你想不想跳舞？”她还是个小孩儿时，我教过她跳舞，她跳得很好，我是说我只教了她一点点，主要还是她自己学的。你不可能教会别人怎样跳得好。

“你还穿着鞋呢。”她说。

“我把鞋脱了，来吧。”

她几乎从床上一跃而下，然后等我脱鞋。接着我跟她跳了一会儿舞，她跳得真他妈棒。我不喜欢那些跟小孩儿跳舞的人，因为多数情况下跳得很难看。我是说你去餐厅吃饭时，要是看到一些老头和他家的小孩儿在舞池里跳舞，经常会看到他们老是不小心把小孩的衣服从后面扯起来，而且那个小孩总是跳得再差不过，难看极了。我和菲比从来不在公众场合跳舞，只是在家里闹着玩。跟她跳感觉不一样，因为她真的会跳，不管你怎么跳，她都跟得上。我是说如果把她搂得很近，你的腿长得多也没关系，她都跟得上你。你可以换位，或者来几个那种很俗套的突然弯腰，甚至跳点儿吉特巴舞，她都跟得上。天哪，你甚至能跟她跳探戈。

我们跳了有四首曲子，在曲子间隙，她也好玩得要命。她保持着姿势，甚至不跟你说话还是怎么样。我们两人只是原地不动等着乐队再次开始演奏，真要逗死我了。而且你也不应该笑还是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我们跳了有四首曲子，然后我把收音机关了，菲比丫头跳上床钻进被窝。“我有进步，对不对？”她问我。

“可不是嘛。”我说。我又挨着她坐到床上。我有点儿接不上来气，烟抽他妈太多。我几乎接不上气，她却根本连气也不喘。

“摸摸我额头。”她突然说。

“干吗？”

“摸摸，就摸一次。”

我摸了，可是没什么感觉。

“有没有感到很烫？”她问我。

“没有，应该很烫吗？”

“对——我在让它发烫，你再摸摸。”

我又摸了一次，还是感觉不到什么，但是我说：“我觉得这会儿开始有点儿烫了。”我可不想让她有什么破自卑情结。

她点了点头：“我能让它高得超过温度计上的最高刻度。”

“温度计，谁说的？”

“艾丽斯·霍尔姆堡教过我怎么做。你可以盘腿闭气，想些很热很热的东西，暖气片什么的，然后你整个额头就会变热，热得能把别人的手给烫了。”

真要逗死我了，我把手从她额头那儿拿开，就好像特别危险。“多谢你告诉我。”我说。

“噢，我不会烫着你的手，我在还没太热时就停了——嘘！”这时，她迅速得要命地在床上坐起身子。

她那样做，把我他妈吓得够呛。“怎么了？”我说。

“你听前门！”尽管她是小声说，可声音也够大的了，“是他们！”

我马上跳起来，跑去关了书桌上的灯，把烟在鞋上拧灭并装进口袋，然后手在空中猛扇，好把烟赶出去——老天，我根本不该抽烟。然后我抓起鞋钻进壁橱并关上橱门。乖乖，我的心跳得咚咚响。

我听到我妈进了这个房间。

“菲比？”她说，“喂，别装了，我刚才还看见灯亮着，大小姐。”

“嗨！”我听到菲比丫头说，“我睡不着。你们玩得好吗？”

“好极了。”我听到我妈说，可是听得出她言不由衷，她出去总是尽不了兴。“我想问问你怎么还不睡？够暖和吗？”

“够暖和的了，只是我睡不着。”

“菲比，你是不是在房间里抽过烟？大小姐，请你说实话。”

“什么？”菲比丫头问。

“你听到我问什么了。”

“我只是点着有一秒钟，才抽了一口，后来就把它扔出窗外了。”

“为什么？可以问问吗？”

“我睡不着。”

“我不喜欢你那样，菲比，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你那样。”我妈说，“想再加条毛毯吗？”

“不用了，谢谢您，晚安！”菲比丫头说。听得出，她想让我妈快点儿走。

“电影怎么样？”我妈问。

“很棒，就是艾丽斯她妈妈从头到尾老是歪过身子问艾丽斯感觉是不是得了流感。我们打的回来的。”

“让我摸摸你的头。”

“我什么也没得上，艾丽斯一点儿事也没有，只是她妈妈瞎操心。”

“好吧，现在睡觉。晚饭怎么样？”

“糟糕。”菲比说。

“你爸爸跟你说过别用那个词。有什么糟糕的？你吃了很好的羊排，我可是大老远走到列克星敦大道，就为——”

“羊排还行，可是查伦每次放下东西时，老是把气哈到我身上。她把气哈到所有吃的东西上，哪儿都给她的气哈到了。”

“好了，睡觉吧，给妈妈亲一个。你做祷告了吗？”

“我在浴室里做了。晚安！”

“晚安，现在马上睡觉。我的头疼得快要裂开了。”我妈说，她经常头疼，真的。

“吃几片阿司匹林吧。”菲比丫头说，“霍尔顿星期三回来，是吗？”

“据我所知是。现在睡觉，盖好点儿。”

我听到我妈出去并关上了门。我等了两分钟才从壁橱里出来。黑灯瞎火的，我一下子撞到菲比身上，她下床正要告诉我可以出来了。“我碰疼你了吗？”我问她，那时我只能悄声说话，因为他们全在家。“我得走了。”我说着在黑暗中摸到床沿，坐下来开始穿鞋。我得承认我很紧张。

“现在别走，”菲比悄悄说，“等他们睡了以后！”

“不，就是现在，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我说，“妈妈会在浴室，爸爸会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什么的，这会儿时机最好。”我几乎绑不好鞋带，太他妈紧张了，倒不是害怕他们逮到我在家里会干掉我还是怎么样，而是如果那样的话，会很不愉快而已。“见鬼，你在哪儿？”我对菲比丫头说，这地方黑得很，看不到她。

“这儿。”她就站在我身边，我却根本没看到。

“我的破手提箱还在火车站。”我说，“喂，菲比，你有没有钱？我几乎一分钱也没有了。”

“只有过圣诞节的钱，为了买礼物什么的，我还根本没买东西呢。”

“噢。”我不想拿她的过节钱。

“你想要一点吗？”她问。

“我不想拿你过节的钱。”

“我可以借给你一点。”她说。接着，我听到她去D. B.的书桌那儿打开了无数抽屉，用手在里边摸索。屋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你要是走，就看不到我演戏了。”她说，声音听起来有点儿怪。

“不，我能看到，在那之前我不走，你以为我会错过看这场戏吗？”我说，“我会这么着，很可能会在安托利尼先生家一直待到也许星期二晚上吧，然后我会回家。有机会我给你打电话。”

“给你。”菲比丫头说，她想把钱递给我，可是找不到我的手。

“哪儿？”

她把钞票放到我手里。

“嗨，不需要这么多。”我说，“就给我两块吧，够了。不开玩笑——给你。”我想把钱还给她，可是她不肯接。

“你可以全拿着，以后再还我，看戏时带来。”

“老天，这有多少？”

“八块八毛五，不对，是六毛五，我花了一点。”

这时，我突然哭了起来，我忍不住。我哭得不让人听到，可真的是哭了。我哭起来时，菲比这丫头吓得够呛，她过来想让我别哭了，可是一旦哭起来，就他妈不可能说停就停。我哭的时候还坐在床沿，菲比搂住我的脖子，我也搂住她的，可还是过了很久才不哭，我觉得我要呛死了还是怎么样。乖乖，我真的把菲比这个可怜的丫头吓坏了。那扇破窗户开着，我能感到她在哆嗦，因为她只穿着睡衣。我想让她钻回被窝，她不肯。最后，我终于不哭了，但肯定哭了很久。然后我扣好外套什么的，跟她说我会跟她保持联系。她说我如果想，可以跟她睡一块儿。我说不必了，我最好还是走吧，安托利尼先生还等着呢。然后我把红猎帽从外套口袋里拿出来给了她，她喜欢那种古怪帽子。她不想要，我非让她收下。我敢打赌她睡觉还会戴着呢，她很喜欢那种帽子。接着我又说了遍有机会我给她打电话，然后就走了。

说起来，离家跟回家比起来太他妈容易了。首先就是我他妈不怎么在乎我爸妈逮住我，真的不在乎。我想，要逮就让他们逮吧，说起来，我还几乎希望他们会呢。

我一路走下楼梯，没坐电梯。我走的是后面的楼梯，那堆无数个垃圾桶差点让我摔断脖子，可我总算顺利出来了。电梯工甚至都没看到我，很可能还以为我在迪克斯坦家呢。

二十四

安托利尼先生和太太住在萨顿广场的一套非常豪华的公寓里，进门后到客厅还得下两级台阶，另外还有吧台什么的，我去过好几趟。我离开埃克顿岗中学后，安托利尼先生经常来我们家吃饭，来得挺多，因为他想看我过得怎么样，那时他还没结婚。后来他结婚后，我经常跟他和他太太在长岛福里斯特希尔的西区网球俱尔部打球，安托利尼太太是俱乐部的会员。她花钱大手大脚，岁数比安托利尼先生大很多，不过他们看样子过得挺不错。头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特别是安托利尼先生，不过跟他相处时，会觉得他更显得谈吐诙谐，有点儿像D. B.那样。安托利尼太太一般情况下不苟言笑，她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他们都读过D. B.的所有短篇小说——安托利尼太太也全读过——D. B.要去好莱坞时，安托利尼先生打电话要他别去，可他还是去了。安托利尼先生说不管是谁，如果能写得像D. B.那样好，就根本别去好莱坞。我差不多也是那么说的。

我本来应该走路去他们家，因为我想除非必要，就别动菲比的过节钱，可是我到了街上后，感觉有点儿不舒服，有点儿头晕，就打了辆的士。我也不想，但还是坐了。就连叫到一辆的士，我都真他妈费了老劲儿。

我按了门铃后，安托利尼先生来开门——是在电梯工终于让我上去后，那个杂种。安托利尼先生穿着浴袍和拖鞋，一只手里拿了杯高杯酒。他很老练，酒瘾也很大。“霍尔顿，好小伙子！”他说，“我的天，你又长高二十英寸了吧？见到你真好。”

“您好，安托利尼先生，安托利尼太太好吗？”

“我们都好着呢，外套脱了吧。”他为我脱下外套并挂了起来。“我还以为会看到你抱着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呢，走投无路，你的眼睫毛上沾着雪花。”他有时是个说话很风趣的人。他又转身对着厨房嚷：“莉莲！咖啡好了吗？”莉莲是安托利尼太太的名字。

“好了，”她嚷回一嗓子，“是霍尔顿吗？你好，霍尔顿！”

“您好，安托利尼太太。”

他们家老是嚷来嚷去，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同时在一个房间里，说起来也有点儿意思。

“坐下吧，霍尔顿。”安托利尼先生说。看得出，他还有点儿精神。房间里看样子好像刚刚举办过派对，到处都是杯子，还有盛着花生的盘子。“这里乱，将就一下吧，”他说，“我们招待了安托利尼太太的几个布法罗来的朋友……事实上，就是几头野牛。”

我笑了起来。安托利尼太太在厨房里对我嚷了句什么，我没听到。“她说什么？”我问安托利尼先生。

“她说进来时你别看她，她刚从被窝里出来。抽根烟吧，你现在抽烟吗？”

“谢谢。”我说着从他递给我的烟盒里抽出一根，“偶尔吧，我抽得不凶。”

“肯定如此。”他说着用桌上的一个大打火机帮我点着火。“这么说你跟潘西分道扬镳了？”他说。他老是这样说话，有时逗得我很开心，有时却不，他做得有点儿过头了。我不是说他不够风趣还是怎么样——他的确风趣——但有时你会烦别人老是跟你说“你跟潘西分道扬镳了”这种话。D. B.有时候也是，这种话说得太多。

“怎么了？”安托利尼先生说，“你的语文怎么样？你要是连语文都没及格，我可要马上送客了，你还是个作文高手呢。”

“噢，我语文过了，不过主要是文学方面。我这学期只写过两篇作文。”我说，“口头表达这门课我没及格。那儿有这门必修课，口头表达，这门我没及格。”

“为什么？”

“噢，我说不好。”我不太想谈这个，我感觉还有点儿头晕什么的，而且我他妈一下子头疼得要命，真的。可是看得出他想知道为什么，就多少跟他说了一点。“这门课是要求班上每个同学都得站起来发言，你也知道，全是自发的。要是哪个同学跑题了，别的同学都要在第一时间向他喊‘跑题！’这几乎让我气得要命。这门课我得了个F。”

“为什么？”

“噢，我说不好。喊别人跑题这种事让我来气。我也说不好，问题是我喜欢别人跑题，那样更有趣。”

“别人跟你说什么时，你不在乎他是否紧扣主题吗？”

“噢，当然！我喜欢别人紧扣主题，可是我不喜欢他们过分紧扣主题。我说不好。我想我是不喜欢别人从头到尾紧扣主题吧。口头表达这门课得了高分的，全是从头到尾紧扣主题的——我承认，可是有个叫理查德·金塞拉的，他不会太紧扣主题，他们老是向他喊‘跑题！’太可恶了。因为首先说来，他这个人很容易紧张——我是说他这个人确实容易变得很紧张——每次轮到他发言时，他嘴唇老哆嗦。你要是坐在教室里的最后一排，就几乎听不到他说什么。可是他嘴唇稍微没哆嗦得那么厉害时，比起其他人，我更喜欢听他说。可是他这门课也几乎没及格，得了个D+，因为他们老是在向他喊‘跑题！’比方说，他有次说的是他爸爸在佛蒙特州买的一个农场。他发言的那段时间里从头到尾，他们一直向他喊‘跑题！’这门课的老师文森先生给他打了F，因为他没能说明白农场上有什么动植物之类的玩意儿。这位理查德·金塞拉是怎么发言的呢？他一开始说的全是那种事——后来却突然说起他妈妈收到的一封信，他舅舅写的，还说他舅舅怎么在四十二岁时得了脊髓灰质炎，还有他不想让大家去医院看他，因为不想人看到他用撑架。他的发言跟农场没多大关系——我承认——不过那样也挺好的，像这样听别人讲起他舅舅挺好，特别是他开始时，说的是他爸爸的农场，后来突然就更想讲他舅舅。我是说如果他讲得挺好，还有点儿激动，像这样老是向他大喊‘跑题！’也太不地道了……我说不好，很难解释。”我也不想试着解释，头一个原因，就是我一下子头疼得很厉害。我求天求地，安托利尼太太赶紧把咖啡端来吧，这件事让我恼火得够呛——我是说如果谁要是嘴里说咖啡好了，而实际上并没好。

“霍尔顿……跟你提个又小又有点儿乏味、关于教学方面的问题，你难道不认为干任何事，都要分时间、场合吗？你难道不认为既然他一开始说的是他爸爸的农场，就该紧扣主题，然后回头再说他舅舅的撑架的事吗？要么，如果他觉得以他舅舅的撑架作为话题很发人深思，那他是不是应该首先选择那个作为话题——而不是农场？”

我不太想思考，也不太想回答，我头疼，感觉糟糕，而且说实话，我甚至感觉胃有点儿疼。

“是吧——我说不好。我想他是该那样，我是说我想如果他对他舅舅最感兴趣，就应该以他舅舅为话题，而不是农场。可我是说，很多情况下，除非你开始说了并非让你最感兴趣的那一样，否则不会知道什么是你最感兴趣的，我是说有时候这无法避免。我的想法是这样，如果他说的至少还有点儿意思，而且他为什么事情变得很激动，就应该让他说下去。我喜欢看到别人为什么事激动，那样挺好。你只是不认识文森先生而已，他有时候真能把你气疯，就是他再加上他妈的整班人。我是说他老是从头到尾跟你说要统一、简化，可有些事你就是没办法那样做。我是说如果只因为别人想让你这样，那你几乎从来不能把有些事简化统一。你不知道这位文森先生，我是说他是很聪明，不过你也看得出，他也不是太有脑子。”

“咖啡，先生们，终于来了。”安托利尼太太说着进来了，用托盘端着咖啡、蛋糕之类的东西，“霍尔顿，绝对不准偷看我，我一团糟。”

“您好，安托利尼太太。”我说着要起身，可是安托利尼先生拽着我的上衣又让我坐下来。安托利尼太太夹了一头卷头发用的铁夹子，没抹口红什么的，样子不太漂亮，显得很老。

“我不陪两位了，你们开喝吧。”她说着把托盘放到茶几上，把玻璃杯全推到一边，“你妈妈好吧，霍尔顿？”

“她很好，谢谢。我最近没见她，但是上回——”

“亲爱的，霍尔顿需要什么，都在放铺盖的壁橱里，最上面一格。我要睡觉了，累坏了。”安托利尼太太说，她看样子也是如此，“你们两个男的能不能自己铺好沙发？”

“都让我们自己来，你赶快溜上床吧。”安托利尼先生说完亲了安托利尼太太一下。她跟我说了再见后就进了卧室。他们总是不避人地亲来亲去。

一杯咖啡我喝了一点，又吃了半块硬得像石头的什么蛋糕。安托利尼先生只是又倒了一杯酒，闻得出，这酒他调得很有劲儿，他不留神可能会变成酒鬼。

“我几周前跟你爸爸共进过一顿午餐，”他突然说，“你知道吗？”

“不，我不知道。”

“你当然也清楚，他为你操心得不得了。”

“我知道，我知道他是这样。”我说。

“显然，在给我打电话前，他刚刚收到你上一所学校的校长所写的一封让他很痛苦的长信，里面说你一点儿也不用功。逃学，每门课都不预习。总之，是个到处——”

“我没有逃学，学校不允许。倒是有几门我偶尔缺课，例如我跟您提过的口头表达课，可是我没有逃学。”

我根本不想讨论这件事。咖啡让我的胃感觉好受了一点儿，头还是疼得厉害。

安托利尼先生又点了根烟——他烟抽得像个瘾君子，然后他说：“说实话，霍尔顿，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跟你说。”

“我知道，我很是不可理喻，我意识到了。”

“我有种感觉你正在迈向一次很危险、很危险的跌落，再这样下去，会吃很大、很大的苦头，可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样……你在听我说吗？”

“对。”

看得出，他正在努力专心思考。

“可能是这样：到了三十岁时，你坐在一间酒吧里，讨厌每个走进来的看样子像是在大学里打过橄榄球的那种人；要么你可能刚好得到了足够的教育，讨厌那些说‘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的人；要么你可能落脚在某一间商行的办公室，向坐得最近的速记员扔回形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可是你究竟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当然明白，”我说，我真的明白，“可是您对讨厌这件事说得不对，我是说讨厌那些球员什么的，您真的搞错了。我讨厌的人并不是很多，而可能是这样：我可能会讨厌他们一小阵子，就像在潘西认识的那个家伙，斯特拉雷德，还有另外一位罗伯特·阿克利。我偶尔讨厌他们——我承认——但是不太久，这就是我的意思。过上一阵子，如果看不到他们，如果他们不进我的房间，要么有几顿饭在食堂看不到他们，我就会有点儿想念他们，我是说我有点儿想念他们。”

安托利尼先生有一阵子没说话，他起身又取了一大块冰放进酒杯，接着又坐下来，看得出他在思考。可我一直希望他等到白天再接着说，而不是那时候，可他劲头十足。人们老是这样，你没精神讨论时，他们偏偏劲头十足。

“好吧，你现在听我说一会儿……我想说得能让你记住，可是不一定能。我这一两天会给你写封信，这样你就能理顺一切，不过现在还是听我说吧。”他又开始专心思考，然后又说，“我觉得你再这样下去，吃到的不是一般的苦头，是要命的苦头。吃苦头的人感觉不到，也听不到什么时候苦头就这么大了，而只是一直吃下去，吃下去。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里注定会不时去寻找一些他们自身周围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要么他们以为自身周围无法提供，所以放弃了寻找，他们甚至在还没有真正开始寻找前，就放弃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先生。”

“肯定吗？”

“对。”

他又起身往杯子里倒了些酒，然后又坐下，过了很久，他什么也没说。

“我不想吓唬你，”他说，“可是我很清楚地看到，你就为了一个极不值得的理由，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正在轰轰烈烈地死去。”他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如果我给你写下一点东西，你会不会仔细看？而且保存下去？”

“我当然会。”我说。我真的是，到现在还保留着他写给我的那张纸呢。

他走到房间那边的书桌那儿，也没坐下，就在一张纸上写了些字，然后回来坐下，手里拿着那张纸。“很奇怪，这句话不是由一位职业诗人所写，而是由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写的，他叫威廉·斯特克尔，这就是他所——你在听我说话吗？”

“对，当然，我在听。”

“这就是他所说的：‘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地活下去。’”

他侧身把那张纸递给我。我接过后马上看了一遍，向他道谢后放进口袋。难得他那么费事写下来，他真的挺好，可问题是我不太想专心听他讲。乖乖，我突然感到真他妈困。

看样子他根本不困，首先，他那会儿可以说是精神抖擞。“我觉得近期，”他说，“你一定得认识到自己想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一定要对准那个方向出发，要马上。你再也浪费不起多一秒的时间了，你浪费不起。”

我点点头，因为他正盯着我看，可是我不太肯定他话里的意思。我当时很肯定我知道，但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我太他妈累了。

“我很不愿意这样跟你说，”他说，“可我认为你一旦对自己以后何去何从有了清晰的概念，首先就会在学校里用功学习，你必须这样。你是个学生——不管这点对你来说有没有吸引力。你追求的是知识。我想你会发现，一旦你见识过太多文塞斯先生那种人，还有他们的口头——”

“是文森先生。”我说，他是指太多文森先生那种人，不是文塞斯先生，可我还是不该打岔。

“好吧——文森先生那种人。你见识过太多文森先生那种人之后，你会开始越来越接近——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寻找和等待——接近你内心会非常、非常珍视的认识，首先你会发现，你不是第一个对人类行为感到困惑、害怕乃至反感的，在这方面，绝对不是只有你。了解这一点会让你激动，你还会得到激励。许许多多人跟你现在一样，在道德和精神上同样感到困惑。幸好，有些人对自己的苦恼做了记录，你愿意的话，就能向他们学习。同样会有一天，如果你有了可以教给别人的东西，他们就能从你这儿学到，这种方式是美好的，有来有往的。这不是教育，而是历史，是诗歌。”他停下来喝了一大口高杯酒，然后又开始说了。乖乖，他可真够激动的，还好我没拦住不让他说。“我并不是想跟你说，”他说，“只有受过教育、有学识的人才能对这个世界做出重要贡献，并非如此。但我的确要说，对受过教育、有学识的人而言，如果他们首先也是才华横溢、具有创新精神的——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很少见——他们可能会比仅仅是才华横溢和有创新精神的人留下无限多更宝贵的记录，他们往往能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一般说来，他们也有顺着自己的想法坚持到底的热情。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十个里头有九个比那些没学识的思考者更谦恭。你到底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先生。”

他又是半天没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那样，坐着等别人一边想一边说，有点儿难受，真的。我一直在忍着别打哈欠，倒不是我烦了还是怎么样——我没烦——只是我他妈突然困得要命。

“学校教育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如果你接受学校教育相当长一段时间，它就开始让你对自己的心性如何有个认识，认识到什么适合自己的心性，还可能认识到什么不适合。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了解哪些想法适合你独特的心性。首先，这有可能让你节省下大量时间，而不用试来试去对你来说不合适、不相称的观念，你会开始明白自己的真实心性如何，并且相应吸收合适的想法。”

这时，我突然打了个哈欠，我真是个没礼貌的混蛋，可我愣是没忍住！

安托利尼先生只是笑了。“来吧，”他说着站起身，“我们来给你铺沙发。”

我跟着他去到壁橱那儿，想把最上面一格的几条床单、毛毯之类的东西拿下来，可他手里还拿着高杯酒，他就喝光了酒，把杯子放到地板上，然后把那些东西抱下来。我帮他抱到沙发那儿，我们一块儿铺床。他不是很在行，什么都没掖好，不过我无所谓，我太困了，站着也能睡。

“你的女孩儿都好吧？”

“都还好。”我那会儿成了个很不会交谈的人，可是我不想聊。

“萨莉呢？”他认识萨莉·海斯这妞儿，我给他介绍过。

“还好，我今天下午才约她见过面。”乖乖，那好像是二十年前的事！“我们不再有很多共同点了。”

“很漂亮的女孩儿嘛。另外一个怎么样？你跟我说过的，在缅因州？”

“噢——简·加拉格尔，她挺好吧，我大概明天会给她打个电话。”

我们已经收拾好沙发。“你就睡这儿，”安托利尼先生说，“可是我不知道你的腿究竟该怎么放。”

“没关系，我睡惯了短床。”我说，“非常感谢，先生，您和您太太今天晚上真是救了我一命啊。”

“你知道洗手间在哪儿，想找什么，尽管喊我们。我要在厨房待一会儿——开灯不会影响你吧？”

“不——根本不会，非常感谢。”

“那好。晚安，帅哥。”

“晚安，先生，非常感谢。”

他进了厨房，我去厕所脱了衣服。没办法刷牙，因为我没带牙刷。也没带睡衣，安托利尼先生忘了借给我一套，所以我只好回到客厅，拧灭了沙发边上的一盏小灯，然后只穿着短裤就躺下了。沙发对我来说太短，但我真的可以眼也不合站着睡。我只是有几秒钟没睡着，在想安托利尼先生对我说的每一句话，就是关于发现自己心性如何什么的。他真是个很聪明的人，可是我他妈连眼睛都睁不开，就睡着了。

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我根本不想讲。

我突然醒了，不知道当时几点钟，可是我醒了。我感到头上有什么东西，是一个人的手。乖乖，真他妈把我吓得要死。原来是安托利尼先生的手，他在黑暗里，坐在沙发边的地板上，要么在抚弄，要么在拍我的头。乖乖，我当时肯定是一跳而起，跳得很高。

“你他妈在干吗？”

“什么也没有！我只是坐在这儿，欣赏——”

“你他妈到底在干吗？”我又说了一遍，我不知道他妈的该说什么——我是说这太他妈让人难堪了。

“你小声点好不好？我只是坐在这儿——”

“我反正得走了。”我说——乖乖，我太紧张了！我开始摸黑穿我的破裤子，几乎穿不上，我太他妈紧张了。我在学校认识的混账变态佬比你们谁见过的都多，他们老是趁我在场时，做出一些变态举动。

“你去哪儿？”安托利尼先生说。他尽量表现得很他妈若无其事，很冷静，可是他他妈的也根本不是太冷静，你得相信我的话。

“我把手提箱什么的全放在火车站了，我想我最好去取出来，我的东西全在里边。”

“到明天早上还会在那儿，现在继续睡吧，我也要去睡。你怎么回事？”

“我没事，只是我的钱什么的全在一个手提箱里。我很快就会回来，我会很快打的回来。”我说，乖乖，我摸着黑真是跌跌撞撞，“问题是钱不是我的，是我妈的，我还——”

“别瞎说了，霍尔顿，你继续睡吧，我也要去睡了，钱到明天早晨还会好好在那儿——”

“不，我不是开玩笑，我得走了，真的。”我他妈几乎穿好了衣服，只是找不到领带，忘了放在哪儿。我穿上夹克，也不打领带了。安托利尼先生坐在离我不远的一把椅子上，在看着我。屋里黑着，我看不清楚，可是我知道他在看着我，随他便。他还在喝酒，从不离手的酒杯还在手里拿着。

“你是个非常、非常奇怪的孩子。”

“我知道。”我说。我根本没有到处找领带，所以没打领带就走了。“再见，先生，”我说，“非常感谢，我不是开玩笑。”

我去门口时，他一直跟在我后面。我按了电梯铃后，他还是待在破门道那儿。他只是又说了遍我是个“非常、非常奇怪的孩子”那种话，奇怪个屁。然后他待在门道里，一直等到破电梯来。我他妈整个这辈子也没有那次等电梯的时间长，我敢发誓。

我等电梯时，他一直站在那儿，我他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说：“我要开始读些好书，真的要。”我是说总得说点儿什么，那场面真的让人很尴尬。

“你拿了手提箱马上回来，我门不闩。”

“非常感谢，”我说，“再见！”电梯终于来了，我乘电梯下楼。乖乖，我打颤打个没完，还在冒汗。碰到这种变态事情，我会出汗出个没完。从小到大，这种事我遇到过有二十回，受不了。

二十五

到外面时，天色正在变亮，也很冷，不过因为我身上大汗淋漓，所以感觉还不错。

我他妈不知道该去哪儿，不想再去找家旅馆住，那样会把菲比的钱花光，所以最后只是走到列克星顿大道，然后坐地铁去了中央大火车站，我的手提箱还在那儿。我琢磨可以在破候车厅里睡，里面有很多长椅，我也是那么干的。那样睡上一阵子还不算太糟糕，因为里面没多少人，所以脚也能放到长椅上，可是这件事我不想多说，并非很舒服。你根本别去试，我不是开玩笑，会让你沮丧的。

我只睡到九点钟左右，因为有成千上万人开始拥进候车室，我不得不把脚放下来。因为脚放在地上，睡不好，所以坐了起来。我的头还疼，甚至更厉害了。而且，我想当时是我这辈子感觉最沮丧的时候。

我不愿意想，可还是开始想着安托利尼先生，不知道安托利尼太太看到我没在那儿睡觉时，他会怎样跟她解释。不过这点我倒不是太担心，因为我知道安托利尼先生是个很聪明的人，会编些话给她听，会说我回家了什么的，这我倒不是很担心。真正让我担心的，是我醒了发现他正在拍我的头那件事。我是说会不会也许只是我搞错了，以为他在对我有同性恋的举动。我怀疑会不会也许他只是喜欢在别人睡着后轻轻拍他的头而已，我是说这种事情你怎么能很有把握？不可能。我甚至开始琢磨也许我应该取了手提箱再去他家，就像我跟他说过的那样。我是说就算他是个同性恋，不用说他一直对我很好。我想到我那么晚给他打电话，他没有见怪，还说我想的话，可以马上去他家。他还不嫌费事地给了我关于发现自己心性如何等等的建议。另外，他是詹姆斯·卡斯尔死后唯一一个走近他的人，我跟你说过那个男生的事。我想的尽是那些，越想越沮丧。我是说我开始琢磨也许应该回他家，也许他的确只是轻轻拍我的头而已，也不他妈为什么。可是我越想越沮丧，越是为此心里乱作一团。更糟糕的是我他妈眼睛酸得要命，因为我没怎么睡觉，所以又酸又痛。不仅如此，我还有点着凉，可是我他妈根本没手帕。手提箱里倒是有几条，可我不想把手提箱从保管箱里取出来，并在大庭广众之下打开。

我旁边的长椅上有本别人留下的杂志，我就读了起来，以为至少能有一小会儿不想安托利尼先生以及别的千头万绪的事情。可我开始读的这篇破文章几乎让我感觉更糟糕了。它写的全是关于荷尔蒙的事，里面描述了如果荷尔蒙正常，你的脸和眼睛等等应该看起来怎么样，我没有一样对得上，我的外表正像文章里那个荷尔蒙大有问题的家伙，就开始担心我那不争气的荷尔蒙。接着又读到另外一篇文章，关于怎样判断自己有没有得上癌症的。里面说如果你嘴里的溃疡不能很快痊愈，那就是你很可能得了癌症的信号。我嘴里面有个地方溃疡，已经有两星期左右，所以我估计自己得了癌症。那本杂志可真能给人打气啊。我最后不读了，出去走一走。我琢磨既然我患了癌症，应该只有几个月的活头，我真的那样想，我甚至肯定自己快死了。那样想，肯定让自己感觉不太舒服。

当时好像有点儿要下雨的样子，我还是出去走了走，第一个原因是我琢磨该去吃点早餐。我根本不饿，可是琢磨至少该吃点东西，我是说至少吃点含维生素的东西。我就开始往东走，那边有很便宜的饭馆，因为我不想花很多钱。

走路时，我从两个家伙身边经过，他们正在把一棵大圣诞树卸下卡车。一个家伙老是对另一个说：“把这个狗娘养的竖起来！竖起来，我的天！”这样说一棵圣诞树当然很过瘾，尽管粗鲁点，但还算有趣，我笑了起来。这可能是我最不该干的，因为在开始笑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要吐了，真的。我甚至开始要吐，可是那种感觉又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说我没吃什么不卫生还是怎么样的东西，而且我的胃功能通常很好。不管怎么样，呕吐的感觉过去了。我琢磨我要是吃点东西，感觉就会好一些，就进了一家看样子档次很低的餐馆，要了炸饼圈和咖啡，只是没吃炸饼圈，因为我几乎无法下咽。问题是你为什么事特别沮丧的时候，就真他妈无法下咽。不过那个侍者挺好，他把炸饼圈拿回去，没收钱，我只是喝了咖啡就离开了，开始朝第五大道走去。

那天是星期一，很快就到圣诞节了，店铺全开着，所以在第五大道上走一走也不算太糟糕。圣诞气氛已经很浓，那些样子瘦不拉叽的圣诞老人站在街角摇着那种铃铛，救世军的女孩儿——没涂口红之类的女孩儿——也在摇铃铛。我到处看了看，想找到前一天吃早餐时碰到的那两个修女，可是看不到。我知道不会看到，因为她们说过她们是到纽约当老师的，可是我一直在找她们。不管怎么样，一转眼，圣诞气氛就很浓了。无数小孩儿跟着他们的妈妈来到下城，上上下下汽车，进进出出店铺。我希望菲比丫头也来了，她没那么小了，不会在玩具部死盯着玩具看，可是她喜欢到处胡闹和看人。前年圣诞节我带她去下城买东西，我们开够了心。我想那是在布鲁明代尔商店吧，在鞋类部，我们假装她——菲比丫头——想买双高帮风雪鞋，就是有无数鞋带孔的那种。我们把可怜的售货员折腾得晕头转向。菲比试了有二十双鞋，每试一双，那个可怜的家伙都要把鞋子的鞋带全穿好。那样做很捣蛋，菲比这丫头却开心得要命。我们最后买的是双软帮鞋，记账买的。售货员的态度很好，我想他也知道我们在胡闹，因为菲比丫头老是笑得咯咯响。

总之，我就顺着第五大道走啊走啊，也没打领带。突然，有件很怪异的事情发生了。每次我到了街区尽头走下破路沿时，我就有种感觉，就是我再也到不了街对面。我想我只是继续走，走，走，没人会再次见到我。乖乖，我真是吓坏了，你想象不出。我开始出汗出得一塌糊涂——整件衬衫内衣什么的全是汗。接着，我做起另外一件事：走到街区尽头时，我就装作和弟弟艾里说话。我会跟他说：“艾里，别让我消失。艾里，别让我消失。艾里，别让我消失。求你了，艾里。”我到了街对面而没有消失时，就会谢谢他。然后一到下个街角，就全部重演一遍。但我一直在走着，我想我是有点儿害怕停下来——说实话，我不记得了。我记得我一口气走到第六十几街才停下来，已经过了动物园。然后，我坐到一条长椅上。我几乎接不上来气，而且还在出汗出得一塌糊涂。我坐在那儿，我想有一小时吧，最后决定了该怎么做。我决定离开，决定再也不回家了，永远不再上另外一所学校。我决定只跟菲比丫头见一面，算是跟她道个别，把她的过节钱还给她，然后就开始搭便车向西部出发。我琢磨该怎么办呢，我会去霍兰隧道，在那里请人搭我一程，然后再搭一程，再一程，再一程，要不了几天，我就会到达西部某个地方。那里风景很好，阳光明媚，而且谁也不认识我。我会找个活干，我琢磨我能在加油站找到活干，帮人给车加油。我不在乎干什么工作，只要谁都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谁就好。我想我会怎么样呢？我会装得又聋又哑，这样就他妈不用跟谁做蠢而无用的交谈了。谁想跟我说什么，就不得不写在纸上拿给我看，这样一来二去，他们就会烦得要命，我下半辈子就不用再说什么话了。每个人都以为我只是个可怜的又聋又哑的混蛋，不再搭理我。他们让我给他们的破车加油，然后付我工资。我会用我挣的钞票盖座小木屋，余生就在那儿住。我会把木屋盖得靠近森林边上，但不是在森林中间，因为我他妈想一直有阳光高照。一日三餐全是我自己做，到后来，想结婚的话，我会去认识一个美丽的女孩儿，她也又聋又哑，我们就结婚。她会来和我一起住在木屋里，她想跟我说什么话，会像别人一样，写到一张破纸条上。我们要是有了小孩儿，会把他们藏起来，给他们买很多书本，自个儿教他们读书认字。

想着想着，我他妈变得万分激动，真的。我知道关于装扮成又聋又哑的人这个想法很离谱，可我还是喜欢那样想，我也真的决定去西部。我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跟菲比这丫头告别。所以，我突然像个疯子似的跑过马路——说实话，那差点儿让我送了命——我进了一家文具店，买了本便笺簿和一支铅笔。我琢磨可以给她写张纸条，叫她去哪儿跟我见面，好让我跟她告别，顺便把过节钱还给她。我把纸条拿去她们的学校，找校长办公室的某个人转交。但我只是把便笺簿和铅笔装到口袋里，然后开始飞快地往她们的学校走去——我在文具店时太激动，没办法写纸条。我走得快，因为我想让她在回家吃午饭前看到纸条，我的时间不太多。

我当然知道她学校的位置，因为小时候我也在那儿上的学。到了后，我感觉怪怪的。一开始，我还不能肯定自己记不记得里面的样子，可是我真的还记得，跟我上学时一模一样。里面还是那个大院子，那儿老是有点儿暗，灯全用罩子罩着，好不被球打破。地上到处还是同样的用白漆画的圈子，用来玩游戏什么的。还是旧篮球筐，没球网——只有篮板和球筐。

那儿一个人也看不到，很可能是因为还没到休息时间，也没到午饭时间。我只看到一个小孩，一个有色人种小孩儿，他正往厕所走，屁股口袋里插了个木制许可牌，跟我们以前用的一样。有了那个，说明他得到了允许，可以上厕所。

我还在出汗，不过没那么厉害了。我走到楼梯那儿坐在第一级上，拿出买的便笺簿和铅笔。楼梯上有股跟我以前上学时一样的气味，好像有人刚在上边撒了一泡尿，学校里的楼梯上总有类似气味。不管怎么样，我坐下写了张纸条：

亲爱的菲比：

我等不到星期三了，我很可能今天下午就开始搭便车去西部。你要是能出来，十二点一刻跟我在艺术博物馆门口附近见面，我会还你的过节钱，我没花多少。

爱你的，

霍尔顿

她上的这所学校实际上就在博物馆附近，反正她回家吃午饭也得经过那儿，所以我知道她完全能跟我见面。

后来我就走上楼梯找校长办公室，好找人把纸条送到她的班上交给她。我把纸条折了有十道，让谁也没法打开看。在他妈这种破学校，谁都靠不住，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说我是她哥，他们会把纸条交给她。

上楼梯时，我一下子又感觉想呕吐，只是没吐出来。我坐了一下，感觉好了点儿。可是在我往下坐时，看到的东西又让我气得要命。有人在墙上写了“操你”两个字，他妈的快把我气疯了。我想象菲比和别的小孩儿都会看到，就会很纳闷那到底是他妈什么意思，最后，哪个下流的小孩儿就会告诉他们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当然全是胡说八道。然后他们就会想着这件事，甚至可能好几天都会为此担心。我老是想着要干掉写那两个字的人，我琢磨会是哪个变态流浪汉深夜溜进学校撒了泡尿还是怎么样，然后在墙上写了那两个字。我老是想象我抓到他在写，我会把他的头往石阶上撞，直到他他妈的血流遍地，一命呜呼。可是我也知道，我没胆量做那种事，这我知道，所以更沮丧了。实话跟你说，我竟然几乎没胆量用手把它从墙上擦掉。我害怕哪个老师看到我在擦，会以为是我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我还是把它擦掉了，然后就走进校长办公室。

校长好像不在，有位好像有一百岁上下的老太太在打字。我告诉她我是4B—1班菲比·考尔菲尔德的哥哥，请她把纸条转交给她。我说是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告诉她我妈病了，不能给她做饭，所以她得跟我去吃便餐。那位老太太很好，她从我手上接过纸条，叫来隔壁办公室的另外一位女士，那位女士就把纸条拿去给菲比。然后我跟这位上百岁的老太太闲聊了几句，她很和气。我告诉她我当年上的也是这所学校，我哥哥、弟弟也是。她问我现在在哪儿上学，我说是潘西，她说潘西是所很好的学校。就算我想，我也没有气力更正她。再说，既然她认为潘西是所很好的学校，就让她那么认为好了，你也会很不愿意告诉一位百岁上下的老人什么新东西的，说了她也听不进去。这样过了一会儿我就走了，好笑的是，她向我嚷了句：“祝你好运！”像我离开潘西时斯潘塞老先生对我那样。天哪，我真不喜欢别人在我离开时向我嚷“祝你好运！”叫人沮丧。

下楼时，我走的是另外一道楼梯，又看到墙上写有“操你”两个字。我想把它擦掉，可这次是用小刀什么的刻在墙上，擦不掉，真是没治了。就算你有一百万年时间来擦“操你”这两个字，可是你连这世界上的一半也擦不完，不可能。

我望望课间休息处那儿的钟，才十一点四十分，到和菲比丫头见面，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消磨，可我只是向博物馆走去，也没别的地方可去。我想搭便车去西部前，也许可以在某个电话间停一下，给简·加拉格尔这妞儿打个电话，可是我没心情，头一个原因就是我甚至不能肯定她是不是已经放假到家了，所以我只是到了博物馆，在那里转悠。

在博物馆等菲比时——我就站在大门里面——两个小孩儿走到我跟前，问我知不知道木乃伊在哪儿。那个小孩儿，就是问我话的小孩儿，裤扣没扣。我跟他说了，他就边跟我说话边扣上了——他竟然懒得跑到柱子后面那种地方扣上，逗死我了。我本来要笑出来，可是我害怕会再有想呕吐的感觉，所以没笑。“木乃伊在哪儿，哥们儿？”他又问了一遍，“你知道吗？”

我跟他们瞎扯了一会儿。“木乃伊？是什么？”我问那个小孩儿。

“你知道，木乃伊——那些死人，就是埋在风墓里的。”

风墓，逗死我了，他指的是坟墓。

“你们怎么不上学？”我问。

“今天没课。”那个一直说话的小孩儿说。他在撒谎，我百分之百肯定，这个小混蛋。反正菲比还没来，我也没什么事，就帮他们找放木乃伊的地方。乖乖，我以前知道准确的位置，但是我几年没来过这座博物馆了。

“你们对木乃伊很感兴趣吗？”我说。

“对。”

“你的朋友不会说话吗？”我问他。

“他不是我朋友，是我弟弟。”

“他不会说话吗？”我看着另外那个一句话也没说过的小孩儿。“你根本不会说话吗？”我问他。

“会。”他说，“我不想说。”

到最后，我们找到放木乃伊的地方走了进去。

“你知不知道埃及人是怎样埋死人的？”我问那个小孩儿。

“不知道。”

“好吧，你应该知道，很有趣。他们把死人的脸用布裹起来，那些布用神秘的化学物质处理过，这样，死人就能在坟墓里埋上几千年，他们的脸却不会腐烂还是怎么样。除了埃及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就算现代科学也做不到。”

要到达放木乃伊的地方，就得穿过一条很窄的走廊，两边全是从法老坟墓里搞来的石头。那里很瘆人，看得出，跟我在一起的那两个棒小子不是太喜欢。他们紧紧挨着我，根本不说话的那个小孩儿几乎是一直拽着我的袖子。“咱们走吧，”他对他哥说，“我已经看过了。嗨，走吧。”他转身就跑掉了。

“他的胆量比耗子还小。”另一个说，“再见。”他也跑掉了。

那样一来，坟墓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说起来，我还有点儿喜欢那样呢。那儿很不错，很安静。你永远猜不到这时我突然在墙上看到了什么，又是“操你”这两个字，是用红粉笔或者别的什么写的，就在墙上装了玻璃部分的下面，在石头下面。

这就是全部麻烦所在，你永远找不到一个不错而且安静的地方，因为不存在。可能你以为有，但是你到了那里后，趁你不注意，有人会溜进来，在你眼皮底下写上“操你”两个字，不信你什么时候试试。我甚至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死掉，他们会把我塞进一个坟墓，还立个碑，上面刻着“霍尔顿·考尔菲尔德”，还有我哪年出生，哪年死的，然后就在下面，会有“操你”这两个字。说实话，我对这件事有把握。

从放木乃伊的地方出来后，我不得不上厕所。说实话，我有点拉肚子。拉肚子我倒不太担心，可是还发生了别的事。我从厕所出来，快到大门口时，我可以说晕倒了。但我还算幸运，我是说摔到地上可能会让我送命，但我只是侧着身子摔了下来。说来有趣，晕倒后，我感觉好了些，真的。我手臂上有点儿小伤，就是摔到的地方，不过感觉没他妈那么晕了。

那时是十二点十分左右，所以我回去站在门口等菲比丫头。我想那可能是见她的最后一面，我是说和家里人的最后一面。我琢磨我很可能还会再见到他们，但几年内不会。我琢磨我可能在三十五岁左右回家，那是假如得知家里的谁快死了，想见我最后一面，那会是让我离开小屋回家的唯一原因。我甚至开始想象我回家时，会是怎样的场面。我知道我妈会紧张得要命，会哭起来，求我待在家里，别回我的小屋，但我还是要走。我会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让她平静下来，然后到客厅的另一边掏出烟盒，点着一根烟，冷静得要命。我会让他们什么时候想的话就去看我，可是我也不坚持要他们去。我会让菲比丫头在夏天，还有圣诞节、复活节放假时过去看我。还有D. B.，要是他想在一个舒适安静的地方写作，我会让他去我那里过一阵子，不过他不能在我的小屋里写电影剧本，只能写短篇小说和书。我要定下一条规矩，就是不管谁来看我，都不许做虚伪的事，谁要做就别待。

突然，我看到存物处的钟已经一点二十五。我开始害怕学校里那个老太太有可能让另外一个女士别把我的纸条交给菲比丫头，开始害怕她叫她把纸条烧掉还是怎么样。想到这里把我他妈吓坏了，我真的想在开路前见上菲比丫头一面，我是说，我还拿着她的过节钱呢。

终于，我看到她了，是透过门的玻璃部分看到她的。之所以能看到，是因为她戴着我的破猎帽——大约十英里外都能看到她。

我走出门口，开始顺着石阶往下走去接她。我不理解的是，她带了一只大手提箱。她正在穿过第五大道，拖着只破大手提箱，几乎拖不动。走近后，我发现那是我的旧手提箱，就是在伍顿中学上学时用过的那个。我想不通她究竟干吗要带着。“嗨。”她走近时说。因为那只破手提箱，她累得几乎上气不接下气。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说，“这只手提箱里到底他妈的装了什么？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就这么走了，连放在火车站的那两只手提箱也不带。里面到底他妈的装了什么？”

她放下手提箱。“我的衣服，”她说，“我要跟你一起走，行吗？好不好？”

“什么？”我说。她那样说差点儿让我摔了个跟头，真的，我可以向上帝发誓。我有点儿头晕，我觉得我又要晕过去了还是怎么样。

“我拿着东西从后面的电梯下来的，好不让查伦看到。箱子不重，我只装了两身衣服、软帮鞋、内衣、袜子，还有些别的东西。你拎一下，不重，拎一下嘛……我不能跟你一块儿走吗？霍尔顿？不行吗？求你了。”

“不行，闭嘴。”

我觉得我快要彻底晕倒了，我是说我原意不是让她闭嘴，可是我觉得我要再次晕倒了。

“为什么不行？求你了，霍尔顿！我不会干什么的——只要跟你一块儿走，如此而已！你要是不想让我带，我甚至可以一件衣服也不带——只带——”

“你什么也不能带，因为你走不成，我一个人走，你给我闭嘴。”

“求你了，霍尔顿。请你带我走，我会非常、非常、非常——你根本不用——”

“你走不成，现在给我闭嘴！箱子给我。”我说着从她手里夺过手提箱，我差点儿要揍她。有一秒钟工夫，我觉得我想揍她，真的。

她哭了起来。

“我还以为你会在学校的戏剧里面演出呢，我以为你要在那出戏里演本内迪克特·阿诺德呢。”我说得很难听，“你想干吗？岂有此理，你不演戏了吗？”这让她哭得更凶了，我却高兴起来。突然，我想让她眼珠子哭掉才好呢。我几乎讨厌起她来，我觉得我讨厌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如果跟我一起走就演不成戏了。

“来吧。”我说着开始在博物馆的台阶上往上走。我琢磨可以这样，我去把她带来的破手提箱放到存物处，她可以在放学后三点钟时再取出来，我知道她没法把它拖回学校。“来吧，快点儿。”我说。

可她没跟我一起上台阶，她不肯。我还是上去了，把手提箱拿去寄存，然后我又下来了。她还站在人行道上，但是在我走向她时，她背过身。她会那样的，她想那么干就会把身子转过去，不对着你。“我哪儿也不去，我改变主意了。你别哭，闭嘴。”我说。好笑的是，我那样说时，她根本没在哭。“走吧，我跟你走回学校，快点儿，你要迟到了。”

她不肯理我还是怎么样。我试了下想抓住她的手，可她不让，她不断转过身背对着我。

“你吃过午饭没有？你没吃午饭吗？”

她不肯理我，只是取下了我的红猎帽——我给她的那顶——几乎正好摔到我脸上，然后她又背过身子。我快被气死了，但什么也没说，只是捡起猎帽塞进我的外套口袋。

“嗨，走吧，我跟你走回学校。”我说。

“我不回学校。”

她那样说，让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是在那儿站了几分钟。

“你必须回学校。你想在那出戏里演出，不是吗？你想演本内迪克特·阿诺德，不是吗？”

“不想。”

“你当然想，理所当然你想。走吧，我们一块儿走。”我说，“首先嘛，我哪儿也不去，跟你说过了。我要回家，你一回学校我就回家。我先去火车站取我的手提箱，然后直接——”

“我说过我不回学校，你想干吗就干吗，我不回学校。”她说，“你就闭嘴吧。”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她说让我闭嘴，太难听了。天哪，太难听了，比骂我还难听。她还是不肯看我，每次我想把手搭到她肩膀上还是哪儿，她总不让。

“喂，你想不想走一走？”我问她，“想不想去动物园走一走？要是我让你今天下午不回学校，而是去走一走，别再这么胡闹了好不好？”

她不肯回答我，所以我又说了一遍：“如果我让你下午逃课去走一会儿，你别再胡闹了好不好？明天再上学，当个好孩子，好吗？”

“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她说完径直穿过街道跑到对面，根本不看有没有车过来，她有时候可真是个疯子。

我没有跟着她，我知道她会跟着我，所以我开始沿靠近公园的这边街道往下城方向走，去动物园。她也开始在他妈街道对面往下城方向走。她根本不看我，但是我看得出，她很可能在用眼角瞄我往哪儿走。总之，我们就那样一直走到了动物园，唯一让我烦的是双层巴士开过时，因为那会儿我看不到街对面，也就看不到她。可是我们到了动物园时，我喊她：“菲比！我要进动物园了！马上过来！”她还是不肯看我，但我看得出她听到了。我开始走下台阶进动物园时，转过身看到她正在穿过街道，跟着我走来。

动物园里的人不太多，因为天气有点糟糕，可是海狮游泳池边有几个人。我走过那儿，倒是菲比丫头停下脚步，装作看喂海狮——有人扔鱼给它们吃——我就走回头，我琢磨那是个逮住她的好机会。我走过去站在她身后，把手轻轻搭在她肩上，但她屈膝让我的手滑开——她想负气还真能显得很负气的样子。别人喂海狮时，她一直站在那儿，我就站在她身后。我没再把手往她肩膀上搭还是怎么样，因为要是我搭了，她真的会撂下我走掉。小孩儿很有趣，你干什么都得留神。

我们看完海狮后，她不肯挨着我走，但也离我不远。她走人行道那边，我走这边，不太好，不过比刚才和我隔着差不多一英里走好点。我们走上一座小山看熊，看了一会儿，可是也没什么好看的。只有一头熊在外边，是头北极熊。另一头棕熊待在洞里不肯出来，只能看到它的屁股。我旁边站着一个小孩儿，头上戴的牛仔帽几乎盖住耳朵，他一个劲儿叫他爸爸：“把它弄出来，爸爸，把它弄出来。”我看着菲比丫头，可她不笑。你也知道小孩儿生你气时的样子，他们不会笑出来还是怎么样。

离开那两头熊之后，我们就离开动物园，穿过公园里的一条小街，然后又穿过一条小隧道，里面总是有股谁在里面撒了尿的气味，它通向旋转木马。菲比丫头还是不肯跟我说话，但那会儿可以说走在我身边。我抓住她外衣后面的腰带，只是他妈的觉得好玩而已，可她不让。她说：“不介意的话，请把手拿开。”她还在生我的气，只是不像以前那样生气了。总之，我们一直在走，离旋转木马越来越近，开始能听到总是在播放的那首古怪的曲子，是《噢，玛丽！》，放了五十年了，我还是个小孩儿时，他们放的也是这同一首曲子。旋转木马这点还不错，他们总是放同样的曲子。

“我还以为到冬天旋转木马就关掉了呢。”菲比丫头说。这几乎是她第一次开口说话，她大概忘了该对我生气才对。

“可能因为是圣诞期间吧。”我说。

我说完后她没说话，她大概想起来该生我的气才对。

“你想不想坐一下？”我说。我知道她很可能想。她还很小时，艾里、D. B.，还有我经常带她去公园，她对旋转木马喜欢得要命，上了那个破玩意儿，拉都拉不下来。

“我太大了。”她说。我以为她不会理我，但是她理了。

“不，你不大。去吧，我等你，去吧。”我说。我们刚好到了那儿，有几个小孩儿在坐，多数是很小的孩子，有几位当父母的在外边等，坐在长椅上等。我所做的，是去售票窗口那儿给菲比丫头买了一张票，然后把票给她。她就站在我身边。“给你，”我说，“等等——剩下的也拿着，你的。”我要把她借给我的钱剩下的还给她。

“你拿着吧，替我保管。”她说，紧接着她又说，“请你保管。”

别人对我说“请”时，真让我沮丧，我是说要是菲比或者别的什么人对我这样说，会让我他妈沮丧得要命，不过我还是把钱放进了口袋。

“你不上来吗？”她问我，她看着我的表情有点儿好玩，看得出，她不再那么生我的气了。

“下次吧，也许。我看你坐。”我说，“你拿票了吗？”

“拿了。”

“去吧，那——我就坐那把椅子上，会看着你。”我过去坐到长椅上。她走上旋转木马台子，绕着旋转木马走了一圈，我是说她绕着走了一整圈，然后她坐到一匹又旧又破的褐色大木马上。接着旋转木马开动了，我看她转了一圈又一圈。只有五六个小孩儿在骑。那会儿放的歌曲是《烟雾迷住了你的眼睛》，爵士味很浓，也很有趣。那几个小孩儿都老是想抓住金环，菲比丫头也是。我有点儿害怕她会从那匹破马上摔下来，但我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对小孩儿就该那样，他们要是想抓金环，你就让他们抓好了，别说什么。他们摔下来就摔吧，可你要是对他们说什么就不好了。

转完后，她从木马上下来走到我面前。“这次你也坐吧。”她说。

“不，我就看着你，我想我还是看吧。”我说着又给了她一点钱，还是她的钱，“拿着，再去多买几张票。”

她从我手里拿了钱。“我不生你的气了。”她说。

“我知道，快点儿——又要开始转了。”

这时，她突然亲了我一下，然后伸出手说：“下雨了，开始下雨了。”

“我知道。”

接着她所做的——让我他妈差点儿开心死了——她把手伸进我的口袋取出猎帽，并把它戴在我头上。

“你不想要了吗？”我问她。

“你可以戴一会儿。”

“好吧，快点去，你要坐不上了，你会找不到你那匹马。”

可她还是不肯走。

“你说话算不算数？真的哪儿都不去了？等会儿你真的回家？”她问我。

“对。”我说，而且说的是真话，没有撒谎，后来我真的回家了。“快点儿去，快点儿，”我说，“又要转了。”

她跑去买了票，刚好能赶上再坐。然后她绕着它走了一整圈，直到找到她的木马坐上去。她向我挥手，我也向她挥手。

乖乖，下起大雨了，向上帝发誓，雨下得瓢泼一般。那些当爹当妈的还有别的所有人全一窝蜂站到旋转木马的棚下，免得被淋得浑身湿透还是怎么样，可我继续在长椅上坐了很久。我几乎被淋透了，尤其是脖子和裤子上。说起来，我的猎帽真的起了不少保护作用，可我还是浑身湿透，我无所谓。看着菲比转了一圈又一圈，我突然感到太他妈开心了。说实话，我他妈几乎要大喊大叫，感到太他妈开心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说菲比太他妈可爱了，就是她穿着蓝色大衣，在木马上转了一圈又一圈的样子。天哪，我真希望你也在场。

二十六

我想说的就这么多。我大概也能跟你说说回家后我都做了什么事，还有我怎么生病的等等，还有我离开这儿后，下学期准备上哪所学校的事，可是我不想说了，真的。对那些事，我现在不是很有兴趣。

好多人，特别是这儿一个搞精神分析的家伙，老是问我九月份上学后会不会用功。我看这话问得真蠢，我是说在还没做一件事情之前，又怎么会知道将来怎么做呢？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我觉得我会，可是我又怎么能知道？我敢说，这话问得蠢。

D. B.不像别人那样差劲，可他也老是问我很多问题。上星期六他开车来了，带着一个英国妞儿，她要在他正在编剧的那部电影里演出。她很做作，不过很漂亮。有一次，趁她去了那边侧楼很他妈远的厕所时，D. B.问我经历过我刚刚跟你说过的那些事情后，心里怎么想，我他妈不知道该怎么说。说实话，我不知道我对此怎么想。我后悔跟这么多人说过，我所知道的，差不多就是我有点儿想念我提到过的每一个人，例如甚至斯特拉雷德和阿克利这两个家伙。我觉得我甚至想念那个混蛋莫里斯呢，有意思。千万别跟人说事儿，说了你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

To My Mother

I

If you really want to hear about it, the first thing you'll probably want to know is where I was born, and what my lousy childhood was like, and how my parents were occupied and all before they had me, and all that David Copperfield kind of crap, but I don't feel like going into it,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stuff bores me,and in the second place, my parents would have about two hemorrhages apiece if I told anything pretty personal about them. They're quite touchy about anything like that, especially my father. They're nice and all—I'm not saying that—but they're also touchy as hell. Besides,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my whole goddam autobiography or anything.I'll just tell you about this madman stuff that happened to me around last Christmas just before I got pretty run-down and had to come out here and take it easy. I mean that's all I told D.B. about, and he's my brother and all. He's in Hollywood. That isn't too far from this crumby place, and he comes over and visits me practically every week end. He's going to drive me home when I go home next month maybe. He just got a Jaguar. One of those little English jobs that can do around two hundred miles an hour. It cost him damn near four thousand bucks.He's got a lot of dough, now. He didn't use to. He used to be just a regular writer, when he was home. He wrote this terrific book of short stories, The Secret Goldfish, in case you never heard of him. The best one in it was “The Secret Goldfish.” It was about this little kid that wouldn't let anybody look at his goldfish because he'd bought it with his own money. It killed me. Now he's out in Hollywood, D.B., being a prostitute. If there's one thing I hate, it's the movies. Don't even mention them to me.

Where I want to start telling is the day I left Pencey Prep. Pencey Prep is this school that's in Agerstown, Pennsylvania. You probably heard of it. You've probably seen the ads, anyway. They advertise in about a thousand magazines, always showing some hot-shot guy on a horse jumping over a fence. Like as if all you ever did at Pencey was play polo all the time. I never even once saw a horse anywhere near the place. And underneath the guy on the horse's picture, it always says:“Since 1888 we have been molding boys into splendid, clear-thinking young men.” Strictly for the birds. They don't do any damn more molding at Pencey than they do at any other school. And I didn't know anybody there that was splendid and clear-thinking and all. Maybe two guys. If that many. And they probably came to Pencey that way.

Anyway, it was the Saturday of the football game with Saxon Hall.The game with Saxon Hall was supposed to be a very big deal around Pencey. It was the last game of the year, and you were supposed to commit suicide or something if old Pencey didn't win. I remember around three o'clock that afternoon I was standing way the hell up on top of Thomsen Hill, right next to this crazy cannon that was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all. You could see the whole field from there,and you could see the two teams bashing each other all over the place.You couldn't see the grandstand too hot, but you could hear them all yelling, deep and terrific on the Pencey side, because practically the whole school except me was there, and scrawny and faggy on the Saxon Hall side, because the visiting team hardly ever brought many people with them.

There were never many girls at all at the football games. Only seniors were allowed to bring girls with them. It was a terrible school,no matter how you looked at it. I like to be somewhere at least where you can see a few girls around once in a while, even if they're only scratching their arms or blowing their noses or even just giggling or something. Old Selma Thurmer—she was the headmaster's daughter—showed up at the games quite often, but she wasn't exactly the type that drove you mad with desire. She was a pretty nice girl, though. I sat next to her once in the bus from Agerstown and we sort of struck up a conversation. I liked her. She had a big nose and her nails were all bitten down and bleedy-looking and she had on those damn falsies that point all over the place, but you felt sort of sorry for her. What I liked about her, she didn't give you a lot of horse manure about what a great guy her father was. She probably knew what a phony slob he was.

The reason I was standing way up on Thomsen Hill, instead of down at the game, was because I'd just got back from New York with the fencing team. I was the goddam manager of the fencing team. Very big deal. We'd gone in to New York that morning for this fencing meet with McBurney School. Only, we didn't have the meet. I left all the foils and equipment and stuff on the goddam subway. It wasn't all my fault.I had to keep getting up to look at this map, so we'd know where to get off. So we got back to Pencey around two-thirty instead of around dinnertime. The whole team ostracized me the whole way back on the train. It was pretty funny, in a way.

The other reason I wasn't down at the game was because I was on my way to say good-by to old Spencer, my history teacher. He had the grippe, and I figured I probably wouldn't see him again till Christmas vacation started. He wrote me this note saying he wanted to see me before I went home. He knew I wasn't coming back to Pencey.

I forgot to tell you about that. They kicked me out. I wasn't supposed to come back after Christmas vacation, on account of I was flunking four subjects and not applying myself and all. They gave me frequent warning to start applying myself—especially around midterms, when my parents came up for a conference with old Thurmer—but I didn't do it. So I got the ax. They give guys the ax quite frequently at Pencey. It has a very good academic rating, Pencey. It really does.

Anyway, it was December and all, and it was cold as a witch's teat,especially on top of that stupid hill. I only had on my reversible and no gloves or anything. The week before that, somebody'd stolen my camel's-hair coat right out of my room, with my fur-lined gloves right in the pocket and all. Pencey was full of crooks. Quite a few guys came from these very wealthy families, but it was full of crooks anyway. The more expensive a school is, the more crooks it has—I'm not kidding.Anyway, I kept standing next to that crazy cannon, looking down at the game and freezing my ass off. Only, I wasn't watching the game too much. What I was really hanging around for, I was trying to feel some kind of a good-by. I mean I've left schools and places I didn't even know I was leaving them. I hate that. I don't care if it's a sad good-by or a bad good-by, but when I leave a place I like to know I'm leaving it. If you don't, you feel even worse.

I was lucky. All of a sudden I thought of something that helped make me know I was getting the hell out. I suddenly remembered this time, in around October, that I and Robert Tichener and Paul Campbell were chucking a football around, in front of the academic building. They were nice guys, especially Tichener. It was just before dinner and it was getting pretty dark out, but we kept chucking the ball around anyway.It kept getting darker and darker, and we could hardly see the ball any more, but we didn't want to stop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Finally we had to. This teacher that taught biology, Mr. Zambesi, stuck his head out of this window in the academic building and told us to go back to the dorm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If I get a chance to remember that kind of stuff, I can get a good-by when I need one—at least, most of the time I can. As soon as I got it, I turned around and started running dow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toward old Spencer's house. He didn't live on the campus. He lived on Anthony Wayne Avenue.

I ran all the way to the main gate, and then I waited a second till I got my breath. I have no wind,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m quite a heavy smoker, for one thing—that is, I used to be. They made me cut it out. Another thing, I grew six and a half inches last year. That's also how I practically got t.b. and came out here for all these goddam checkups and stuff. I'm pretty healthy, though.

Anyway, as soon as I got my breath back I ran across Route 204. It was icy as hell and I damn near fell down. I don't even know what I was running for—I guess I just felt like it. After I got across the road, I felt like I was sort of disappearing. It was that kind of a crazy afternoon,terrifically cold, and no sun out or anything, and you felt like you were disappearing every time you crossed a road.

Boy, I rang that doorbell fast when I got to old Spencer's house. I was really frozen. My ears were hurting and I could hardly move my fingers at all. “C'mon, c'mon,” I said right out loud, almost, “somebody open the door.” Finally old Mrs. Spencer opened it. They didn't have a maid or anything, and they always opened the door themselves. They didn't have too much dough.

“Holden!” Mrs. Spencer said. “How lovely to see you! Come in,dear! Are you frozen to death?” I think she was glad to see me. She liked me. At least, I think she did.

Boy, did I get in that house fast. “How are you, Mrs. Spencer?” I said. “How's Mr. Spencer?”

“Let me take your coat, dear,” she said. She didn't hear me ask her how Mr. Spencer was. She was sort of deaf.

She hung up my coat in the hall closet, and I sort of brushed my hair back with my hand. I wear a crew cut quite frequently and I never have to comb it much. “How've you been, Mrs. Spencer?” I said again,only louder, so she'd hear me.

“I've been just fine, Holden.” She closed the closet door. “How have you been?” The way she asked me, I knew right away old Spencer'd told her I'd been kicked out.

“Fine,” I said. “How's Mr. Spencer? He over his grippe yet?”

“Over it! Holden, he's behaving like a perfect—I don't know what ...He's in his room, dear. Go right in.”

II

They each had their own room and all. They were both around seventy years old, or even more than that. They got a bang out of things, though—in a half-assed way, of course. I know that sounds mean to say, but I don't mean it mean. I just mean that I used to think about old Spencer quite a lot, and if you thought about him too much,you wondered what the heck he was still living for. I mean he was all stooped over, and he had very terrible posture, and in class, whenever he dropped a piece of chalk at the blackboard, some guy in the first row always had to get up and pick it up and hand it to him. That's awful,in my opinion. But if you thought about him just enough and not too much, you could figure it out that he wasn't doing too bad for himself.For instance, one Sunday when some other guys and I were over there for hot chocolate, he showed us this old beat-up Navajo blanket that he and Mrs. Spencer'd bought off some Indian in Yellowstone Park. You could tell old Spencer'd got a big bang out of buying it. That's what I mean. You take somebody old as hell, like old Spencer, and they can get a big bang out of buying a blanket.

His door was open, but I sort of knocked on it anyway, just to be polite and all. I could see where he was sitting. He was sitting in a big leather chair, all wrapped up in that blanket I just told you about. He looked over at me when I knocked. “Who's that?” he yelled. “Caulfield?Come in, boy.” He was always yelling, outside class. It got on your nerves sometimes.

The minute I went in, I was sort of sorry I'd come. He was reading the Atlantic Monthly, and there were pills and medicine all over the place, and everything smelled like Vicks Nose Drops. It was pretty depressing. I'm not too crazy about sick people, anyway. What made it even more depressing, old Spencer had on this very sad, ratty old bathrobe that he was probably born in or something. I don't much like to see old guys in their pajamas and bathrobes anyway. Their bumpy old chests are always showing. And their legs. Old guys' legs, at beaches and places, always look so white and unhairy. “Hello, sir,” I said. “I got your note. Thanks a lot.” He'd written me this note asking me to stop by and say good-by before vacation started, on account of I wasn't coming back. “You didn't have to do all that. I'd have come over to say good-by anyway.”

“Have a seat there, boy,” old Spencer said. He meant the bed.

I sat down on it. “How's your grippe, sir?”

“M'boy, if I felt any better I'd have to send for the doctor,” old Spencer said. That knocked him out. He started chuckling like a madman. Then he finally straightened himself out and said, “Why aren't you down at the game? I thought this was the day of the big game.”

“It is. I was. Only, I just got back from New York with the fencing team,” I said. Boy, his bed was like a rock.

He started getting serious as hell. I knew he would. “So you're leaving us, eh?” he said.

“Yes, sir. I guess I am.”

He started going into this nodding routine. You never saw anybody nod as much in your life as old Spencer did. You never knew if he was nodding a lot because he was thinking and all, or just because he was a nice old guy that didn't know his ass from his elbow.

“What did Dr. Thurmer say to you, boy? I understand you had quite a little chat.”

“Yes, we did. We really did. I was in his office for around two hours,I guess.”

“What'd he say to you?”

“Oh ... well, about Life being a game and all. And how you should play it according to the rules. He was pretty nice about it. I mean he didn't hit the ceiling or anything. He just kept talking about Life being a game and all. You know.”

“Life is a game, boy. Life is a game that one play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Yes, sir. I know it is. I know it.”

Game, my ass. Some game. If you get on the side where all the hotshots are, then it's a game, all right—I'll admit that. But if you get on the other side, where there aren't any hot-shots, then what's a game about it? Nothing. No game. “Has Dr. Thurmer written to your parents yet?” old Spencer asked me.

“He said he was going to write them Monday.”

“Have you yourself communicated with them?”

“No, sir, I haven't communicated with them, because I'll probably see them Wednesday night when I get home.”

“And how do you think they'll take the news?”

“Well... they'll be pretty irritated about it,” I said. “They really will. This is about the fourth school I've gone to.” I shook my head. I shake my head quite a lot. “Boy!” I said. I also say “Boy!” quite a lot. Partly because I have a lousy vocabulary and partly because I act quite young for my age sometimes. I was sixteen then, and I'm seventeen now, and sometimes I act like I'm about thirteen. It's really ironical, because I'm six foot two and a half and I have gray hair. I really do. The one side of my head—the right side—is full of millions of gray hairs. I've had them ever since I was a kid. And yet I still act sometimes like I was only about twelve. Everybody says that, especially my father. It's partly true, too, but it isn't all true. People always think something's all true.I don't give a damn, except that I get bored sometimes when people tell me to act my age. Sometimes I act a lot older than I am—I really do—but people never notice it. People never notice anything.

Old Spencer started nodding again. He also started picking his nose. He made out like he was only pinching it, but he was really getting the old thumb right in there. I guess he thought it was all right to do because it was only me that was in the room. I didn't care, except that it's pretty disgusting to watch somebody pick their nose.

Then he said, “I had the privilege of meeting your mother and dad when they had their little chat with Dr. Thurmer some weeks ago.They're grand people.”

“Yes, they are. They're very nice.”

Grand. There's a word I really hate. It's a phony. I could puke every time I hear it.

Then all of a sudden old Spencer looked like he had something very good, something sharp as a tack, to say to me. He sat up more in his chair and sort of moved around. It was a false alarm, though. All he did was lift the Atlantic Monthly off his lap and try to chuck it on the bed, next to me.He missed. It was only about two inches away, but he missed anyway. I got up and picked it up and put it down on the bed. All of a sudden then, I wanted to get the hell out of the room. I could feel a terrific lecture coming on. I didn't mind the idea so much, but I didn't feel like being lectured to and smell Vicks Nose Drops and look at old Spencer in his pajamas and bathrobe all at the same time. I really didn't.

It started, all right.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boy?” old Spencer said. He said it pretty tough, too, for him. “How many subjects did you carry this term?”

“Five, sir.”

“Five. And how many are you failing in?”

“Four.” I moved my ass a little bit on the bed. It was the hardest bed I ever sat on. “I passed English all right,” I said, “because I had all that Beowulf and Lord Randal My Son stuff when I was at the Whooton School. I mean I didn't have to do any work in English at all hardly,except write compositions once in a while.”

He wasn't even listening. He hardly ever listened to you when you said something.

“I flunked you in history because you knew absolutely nothing.”

“I know that, sir. Boy, I know it. You couldn't help it.”

“Absolutely nothing,” he said over again. That's something that drives me crazy. When people say something twice that way, after you admit it the first time. Then he said it three times. “But absolutely nothing. I doubt very much if you opened your textbook even once the whole term. Did you? Tell the truth, boy.”

“Well, I sort of glanced through it a couple of times,” I told him. I didn't want to hurt his feelings. He was mad about history.

“You glanced through it, eh?” he said—very sarcastic. “Your, ah,exam paper is over there on top of my chiffonier. On top of the pile.Bring it here, please.”

It was a very dirty trick, but I went over and brought it over to him—I didn't have any alternative or anything. Then I sat down on his cement bed again. Boy, you can't imagine how sorry I was getting that I'd stopped by to say good-by to him.

He started handling my exam paper like it was a turd or something.“We studied the Egyptians from November 4th to December 2nd,” he said. “You chose to write about them for the optional essay question.Would you care to hear what you had to say?”

“No, sir, not very much,” I said.

He read it anyway, though. You can't stop a teacher when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They just do it.

The Egyptians were an ancient race of Caucasians residing in one of the northern sections of Africa. The latter as we all know is the largest continent in the Eastern Hemisphere.

I had to sit there and listen to that crap. It certainly was a dirty trick.

The Egyptians are extremely interesting to us today for various reasons. Modern science would still like to know what the secret ingredients were that the Egyptians used when they wrapped up dead people so that their faces would not rot for innumerable centuries. This interesting riddle is still quite a challenge to modern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 stopped reading and put my paper down. I was beginning to sort of hate him. “Your essay, shall we say, ends there,” he said in this very sarcastic voice. You wouldn't think such an old guy would be so sarcastic and all. “However, you dropped me a little note,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he said.

“I know I did,” I said. I said it very fast because I wanted to stop him before he started reading that out loud. But you couldn't stop him.He was hot as a firecracker.

Dear Mr. Spencer [he read out loud]. That is all I know about the Egyptians. I can't seem to get very interested in them although your lectures are very interesting. It is all right with me if you flunk me though as I am flunking everything else except English anyway.Respectfully yours, Holden Caulfield.

He put my goddam paper down then and looked at me like he'd just beaten hell out of me in ping-pong or something. I don't think I'll ever forgive him for reading me that crap out loud. I wouldn't've read it out loud to him if he'd written it—I really wouldn't. In the first place,I'd only written that damn note so that he wouldn't feel too bad about flunking me.

“Do you blame me for flunking you, boy?” he said.

“No, sir! I certainly don't,” I said. I wished to hell he'd stop calling me “boy” all the time.

He tried chucking my exam paper on the bed when he was through with it. Only, he missed again, naturally. I had to get up again and pick it up and put it on top of the Atlantic Monthly. It's boring to do that every two minutes.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in my place?” he said. “Tell the truth,boy.”

Well, you could see he really felt pretty lousy about flunking me. So I shot the bull for a while. I told him I was a real moron, and all that stuff. I told him how I would've done exactly the same thing if I'd been in his place, and how most people didn't appreciate how tough it is being a teacher. That kind of stuff. The old bull.

The funny thing is, though, I was sort of thinking of something else while I shot the bull. I live in New York, and I was thinking about the lagoon in Central Park, down near Central Park South. I was wondering if it would be frozen over when I got home, and if it was, where did the ducks go. I was wondering where the ducks went when the lagoon got all icy and frozen over. I wondered if some guy came in a truck and took them away to a zoo or something. Or if they just flew away.

I'm lucky, though. I mean I could shoot the old bull to old Spencer and think about those ducks at the same time. It's funny. You don't have to think too hard when you talk to a teacher. All of a sudden,though, he interrupted me while I was shooting the bull. He was always interrupting you.

“How do you feel about all this, boy? I'd be very interested to know.Very interested.”

“You mean about my flunking out of Pencey and all?” I said. I sort of wished he'd cover up his bumpy chest. It wasn't such a beautiful view.

“If I'm not mistaken, I believe you also had some difficulty at the Whooton School and at Elkton Hills.” He didn't say it just sarcastic,but sort of nasty, too.

“I didn't have too much difficulty at Elkton Hills,” I told him. “I didn't exactly flunk out or anything. I just quit, sort of.”

“Why, may I ask?”

“Why? Oh, well it's a long story, sir. I mean it's pretty complicated.”I didn't feel like going into the whole thing with him. He wouldn't have understood it anyway. It wasn't up his alley at all. One of the biggest reasons I left Elkton Hills was because I was surrounded by phonies.That's all. They were coming in the goddam window. For instance,they had this headmaster, Mr. Haas, that was the phoniest bastard I ever met in my life. Ten times worse than old Thurmer. On Sundays,for instance, old Haas went around shaking hands with everybody's parents when they drove up to school. He'd be charming as hell and all.Except if some boy had little old funny-looking parents. You should've seen the way he did with my roommate's parents. I mean if a boy's mother was sort of fat or corny-looking or something, and if somebody's father was one of those guys that wear those suits with very big shoulders and corny black-and-white shoes, then old Haas would just shake hands with them and give them a phony smile and then he'd go talk, for maybe a half an hour, with somebody else's parents. I can't stand that stuff. It drives me crazy. It makes me so depressed I go crazy.I hated that goddam Elkton Hills.

Old Spencer asked me something then, but I didn't hear him. I was thinking about old Haas. “What, sir?” I said.

“Do you have any particular qualms about leaving Pencey?”

“Oh, I have a few qualms, all right. Sure ... but not too many.Not yet, anyway. I guess it hasn't really hit me yet. It takes things a while to hit me. All I'm doing right now is thinking about going home Wednesday. I'm a moron.”

“Do you feel absolutely no concern for your future, boy?”

“Oh, I feel some concern for my future, all right. Sure. Sure, I do.”I thought about it for a minute. “But not too much, I guess. Not too much, I guess.”

“You will,” old Spencer said. “You will, boy. You will when it's too late.”

I didn't like hearing him say that. It made me sound dead or something. It was very depressing. “I guess I will,” I said.

“I'd like to put some sense in that head of yours, boy. I'm trying to help you. I'm trying to help you, if I can.”

He really was, too. You could see that. But it was just that we were too much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pole, that's all. “I know you are,sir,” I said. “Thanks a lot. No kidding. I appreciate it. I really do.” I got up from the bed then. Boy, I couldn't've sat there another ten minutes to save my life. “The thing is, though, I have to get going now. I have quite a bit of equipment at the gym I have to get to take home with me. I really do.” He looked up at me and started nodding again, with this very serious look on his face. I felt sorry as hell for him, all of a sudden. But I just couldn't hang around there any longer, the way we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pole, and the way he kept missing the bed whenever he chucked something at it, and his sad old bathrobe with his chest showing, and that grippy smell of Vicks Nose Drops all over the place. “Look, sir. Don't worry about me,” I said. “I mean it. I'll be all right. I'm just going through a phase right now. Everybody goes through phases and all, don't they?”

“I don't know, boy. I don't know.”

I hate it when somebody answers that way. “Sure. Sure, they do,”I said. “I mean it, sir. Please don't worry about me.” I sort of put my hand on his shoulder. “Okay?” I said.

“Wouldn't you like a cup of hot chocolate before you go? Mrs.Spencer would be—”

“I would, I really would, but the thing is, I have to get going. I have to go right to the gym. Thanks, though. Thanks a lot, sir.”

Then we shook hands. And all that crap. It made me feel sad as hell, though.

“I'll drop you a line, sir. Take care of your grippe, now.”

“Good-by, boy.”

After I shut the door and started back to the living room, he yelled something at me, but I couldn't exactly hear him. I'm pretty sure he yelled “Good luck!” at me, I hope not. I hope to hell not. I'd never yell“Good luck!” at anybody. It sounds terrible,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III

I'm the most terrific liar you ever saw in your life. It's awful. If I'm on my way to the store to buy a magazine, even, and somebody asks me where I'm going, I'm liable to say I'm going to the opera. It's terrible.So when I told old Spencer I had to go to the gym to get my equipment and stuff, that was a sheer lie. I don't even keep my goddam equipment in the gym.

Where I lived at Pencey, I lived in the Ossenburger Memorial Wing of the new dorms. It was only for juniors and seniors. I was a junior.My roommate was a senior. It was named after this guy Ossenburger that went to Pencey. He made a pot of dough in the undertaking business after he got out of Pencey. What he did, he started these undertaking parlors all over the country that you could get members of your family buried for about five bucks apiece. You should see old Ossenburger. He probably just shoves them in a sack and dumps them in the river. Anyway, he gave Pencey a pile of dough, and they named our wing after him. The first football game of the year, he came up to school in this big goddam Cadillac, and we all had to stand up in the grandstand and give him a locomotive—that's a cheer. Then, the next morning, in chapel, he made a speech that lasted about ten hours. He started off with about fifty corny jokes, just to show us what a regular guy he was. Very big deal. Then he started telling us how he was never ashamed, when he was in some kind of trouble or something, to get right down on his knees and pray to God. He told us we should always pray to God—talk to Him and all—wherever we were. He told us we ought to think of Jesus as our buddy and all. He said he talked to Jesus all the time. Even when he was driving his car. That killed me. I can just see the big phony bastard shifting into first gear and asking Jesus to send him a few more stiffs. The only good part of his speech wa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it. He was telling us all about what a swell guy he was, what a hot-shot and all, then all of a sudden this guy sitting in the row in front of me, Edgar Marsalla, laid this terrific fart. It was a very crude thing to do, in chapel and all, but it was also quite amusing. Old Marsalla. He damn near blew the roof off. Hardly anybody laughed out loud, and old Ossenburger made out like he didn't even hear it, but old Thurmer, the headmaster, was sitting right next to him on the rostrum and all, and you could tell he heard it. Boy, was he sore. He didn't say anything then, but the next night he made us have compulsory study hall in the academic building and he came up and made a speech. He said that the boy that had created the disturbance in chapel wasn't fit to go to Pencey. We tried to get old Marsalla to rip off another one,right while old Thurmer was making his speech, but he wasn't in the right mood. Anyway, that's where I lived at Pencey. Old Ossenburger Memorial Wing, in the new dorms.

It was pretty nice to get back to my room, after I left old Spencer,because everybody was down at the game, and the heat was on in our room, for a change. It felt sort of cosy. I took off my coat and my tie and unbuttoned my shirt collar, and then I put on this hat that I'd bought in New York that morning. It was this red hunting hat, with one of those very, very long peaks. I saw it in the window of this sports store when we got out of the subway, just after I noticed I'd lost all the goddam foils. It only cost me a buck. The way I wore it, I swung the old peak way around to the back—very corny, I'll admit, but I liked it that way.I looked good in it that way. Then I got this book I was reading and sat down in my chair. There were two chairs in every room. I had one and my roommate, Ward Stradlater, had one. The arms were in sad shape,because everybody was always sitting on them, but they were pretty comfortable chairs.

The book I was reading was this book I took out of the library by mistake. They gave me the wrong book, and I didn't notice it till I got back to my room. They gave me Out of Africa, by Isak Dinesen. I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stink, but it didn't. It was a very good book.I'm quite illiterate, but I read a lot. My favorite author is my brother D.B., and my next favorite is Ring Lardner. My brother gave me a book by Ring Lardner for my birthday, just before I went to Pencey.It had these very funny, crazy plays in it, and then it had this one story about a traffic cop that falls in love with this very cute girl that's always speeding. Only, he's married, the cop, so be can't marry her or anything. Then this girl gets killed, because she's always speeding.That story just about killed me. What I like best is a book that's at least funny once in a while. I read a lot of classical books, like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and all, and I like them, and I read a lot of war books and mysteries and all, but they don't knock me out too much. What really knocks me out is a book that, when you're all done reading it, you wish the author that wrote it was a terrific friend of yours and you could call him up on the phone whenever you felt like it. That doesn't happen much, though. I wouldn't mind calling this Isak Dinesen up. And Ring Lardner, except that D.B. told me he's dead. You take that book Of Human Bondage, by Somerset Maugham, though. I read it last summer.It's a pretty good book and all, but I wouldn't want to call Somerset Maugham up. I don't know. He just isn't the kind of a guy I'd want to call up, that's all. I'd rather call old Thomas Hardy up. I like that Eustacia Vye.

Anyway, I put on my new hat and sat down and started reading that book Out of Africa. I'd read it already, but I wanted to read certain parts over again. I'd only read about three pages, though, when I heard somebody coming through the shower curtains. Even without looking up, I knew right away who it was. It was Robert Ackley, this guy that roomed right next to me. There was a shower right between every two rooms in our wing, and about eighty-five times a day old Ackley barged in on me. He was probably the only guy in the whole dorm, besides me,that wasn't down at the game. He hardly ever went anywhere. He was a very peculiar guy. He was a senior, and he'd been at Pencey the whole four years and all, but nobody ever called him anything except “Ackley.”Not even Herb Gale, his own roommate, ever called him “Bob” or even“Ack.” If he ever gets married, his own wife'll probably call him “Ackley.”He was one of these very, very tall, round-shouldered guys—he was about six four—with lousy teeth. The whole time he roomed next to me, I never even once saw him brush his teeth. They always looked mossy and awful, and he damn near made you sick if you saw him in the dining room with his mouth full of mashed potatoes and peas or something. Besides that, he had a lot of pimples. Not just on his forehead or his chin, like most guys, but all over his whole face. And not only that, he had a terrible personality. He was also sort of a nasty guy. I wasn't too crazy about him,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could feel him standing on the shower ledge, right behind my chair, taking a look to see if Stradlater was around. He hated Stradlater's guts and he never came in the room if Stradlater was around. He hated everybody's guts, damn near.

He came down off the shower ledge and came in the room. “Hi,” he said. He always said it like he was terrifically bored or terrifically tired.He didn't want you to think he was visiting you or anything. He wanted you to think he'd come in by mistake, for God's sake.

“Hi,” I said, but I didn't look up from my book. With a guy like Ackley, if you looked up from your book you were a goner. You were a goner anyway, but not as quick if you didn't look up right away.

He started walking around the room, very slow and all, the way he always did, picking up your personal stuff off your desk and chiffonier.He always picked up your personal stuff and looked at it. Boy, could he get on your nerves sometimes. “How was the fencing?” he said. He just wanted me to quit reading and enjoying myself. He didn't give a damn about the fencing. “We win, or what?” he said.

“Nobody won,” I said. Without looking up, though.

“What?” he said. He always made you say everything twice.

“Nobody won,” I said. I sneaked a look to see what he was fiddling around with on my chiffonier. He was looking at this picture of this girl I used to go around with in New York, Sally Hayes. He must've picked up that goddam picture and looked at it at least five thousand times since I got it. He always put it back in the wrong place, too, when he was finished. He did it on purpose. You could tell.

“Nobody won,” he said. “How come?”

“I left the goddam foils and stuff on the subway.” I still didn't look up at him.

“On the subway, for Chrissake! Ya lost them, ya mean?”

“We got on the wrong subway. I had to keep getting up to look at a goddam map on the wall.”

He came over and stood right in my light. “Hey,” I said. “I've read this same sentence about twenty times since you came in.”

Anybody else except Ackley would've taken the goddam hint. Not him, though. “Think they'll make you pay for 'em?” he said.

“I don't know, and I don't give a damn. How 'bout sitting down or something, Ackley kid? You're right in my goddam light.” He didn't like it when you called him “Ackley kid.” He was always telling me I was a goddam kid, because I was sixteen and he was eighteen. It drove him mad when I called him “Ackley kid.”

He kept standing there. He was exactly the kind of a guy that wouldn't get out of your light when you asked him to. He'd do it,finally, but it took him a lot longer if you asked him to. “What the hellya reading?” he said.

“Goddam book.”

He shoved my book back with his hand so that he could see the name of it. “Any good?” he said.

“This sentence I'm reading is terrific.” I can be quite sarcastic when I'm in the mood. He didn't get it, though. He started walking around the room again, picking up all my personal stuff, and Stradlater's.Finally, I put my book down on the floor. You couldn't read anything with a guy like Ackley around. It was impossible.

I slid way the hell down in my chair and watched old Ackley making himself at home. I was feeling sort of tired from the trip to New York and all, and I started yawning. Then I started horsing around a little bit. Sometimes I horse around quite a lot, just to keep from getting bored. What I did was, I pulled the old peak of my hunting hat around to the front, then pulled it way down over my eyes. That way, I couldn't see a goddam thing. “I think I'm going blind,” I said in this very hoarse voice. “Mother darling, everything's getting so dark in here.”

“You're nuts. I swear to God,” Ackley said.

“Mother darling, give me your hand. Why won't you give me your hand?”

“For Chrissake, grow up.”

I started groping around in front of me, like a blind guy, but without getting up or anything. I kept saying, “Mother darling, why won't you give me your hand?” I was only horsing around, naturally. That stuff gives me a bang sometimes. Besides, I know it annoyed hell out of old Ackley. He always brought out the old sadist in me. I was pretty sadistic with him quite often. Finally, I quit, though. I pulled the peak around to the back again, and relaxed.

“Who belongsa this?” Ackley said. He was holding my roommate's knee supporter up to show me. That guy Ackley'd pick up anything.He'd even pick up your jock strap or something. I told him it was Stradlater's. So he chucked it on Stradlater's bed. He got it off Stradlater's chiffonier, so he chucked it on the bed.

He came over and sat down on the arm of Stradlater's chair. He never sat down in a chair. Just always on the arm. “Where the hellja get that hat?” he said.

“New York.”

“How much?”

“A buck.”

“You got robbed.” He started cleaning his goddam fingernails with the end of a match. He was always cleaning his fingernails. It was funny, in a way. His teeth were always mossy-looking, and his ears were always dirty as hell, but he was always cleaning his fingernails. I guess he thought that made him a very neat guy. He took another look at my hat while he was cleaning them. “Up home we wear a hat like that to shoot deer in, for Chrissake,” he said. “That's a deer shooting hat.”

“Like hell it is.” I took it off and looked at it. I sort of closed one eye, like I was taking aim at it. “This is a people shooting hat,” I said. “I shoot people in this hat.”

“Your folks know you got kicked out yet?”

“Nope.”

“Where the hell's Stradlater at, anyway?”

“Down at the game. He's got a date.” I yawned. I was yawning all over the place. For one thing, the room was too damn hot. It made you sleepy. At Pencey, you either froze to death or died of the heat.

“The great Stradlater,” Ackley said. “—Hey. Lend me your scissors a second, willya? Ya got 'em handy?”

“No. I packed them already. They're way in the top of the closet.”

“Get 'em a second, willya?” Ackley said. “I got this hangnail I want to cut off.”

He didn't care if you'd packed something or not and had it way in the top of the closet. I got them for him though. I nearly got killed doing it, too. The second I opened the closet door, Stradlater's tennis racket—in its wooden press and all—fell right on my head. It made a big clunk,and it hurt like hell. It damn near killed old Ackley, though. He started laughing in this very high falsetto voice. He kept laughing the whole time I was taking down my suitcase and getting the scissors out for him. Something like that—a guy getting hit on the head with a rock or something—tickled the pants off Ackley. “You have a damn good sense of humor, Ackley kid,” I told him. “You know that?” I handed him the scissors. “Lemme be your manager. I'll get you on the goddam radio.” I sat down in my chair again, and he started cutting his big horny-looking nails. “How 'bout using the table or something?” I said. “Cut 'em over the table, willya? I don't feel like walking on your crumby nails in my bare feet tonight.” He kept right on cutting them over the floor, though.What lousy manners. I mean it.

“Who's Stradlater's date?” he said. He was always keeping tabs on who Stradlater was dating, even though he hated Stradlater's guts.

“I don't know. Why?”

“No reason. Boy, I can't stand that sonuvabitch. He's one sonuvabitch I really can't stand.”

“He's crazy about you. He told me he thinks you're a goddam prince,” I said. I call people a “prince” quite often when I'm horsing around. It keeps me from getting bored or something.

“He's got this superior attitude all the time,” Ackley said. “I just can't stand the sonuvabitch. You'd think he—”

“Do you mind cutting your nails over the table, hey?” I said. “I've asked you about fifty—”

“He's got this goddam superior attitude all the time,” Ackley said. “I don't even think the sonuvabitch is intelligent. He thinks he is. He thinks he's about the most—”

“Ackley! For Chrissake. Willya please cut your crumby nails over the table? I've asked you fifty times.”

He started cutting his nails over the table, for a change. The only way he ever did anything was if you yelled at him.

I watched him for a while. Then I said, “The reason you're sore at Stradlater is because he said that stuff about brushing your teeth once in a while. He didn't mean to insult you, for cryin' out loud. He didn't say it right or anything, but he didn't mean anything insulting. All he meant was you'd look better and feel better if you sort of brushed your teeth once in a while.”

“I brush my teeth. Don't gimme that.”

“No, you don't. I've seen you, and you don't,” I said. I didn't say it nasty, though. I felt sort of sorry for him, in a way. I mean it isn't too nice, naturally, if somebody tells you you don't brush your teeth.“Stradlater's all right. He's not too bad,” I said. “You don't know him,that's the trouble.”

“I still say he's a sonuvabitch. He's a conceited sonuvabitch.”

“He's conceited, but he's very generous in some things. He really is,” I said. “Look. Suppose, for instance, Stradlater was wearing a tie or something that you liked. Say he had a tie on that you liked a helluva lot—I'm just giving you an example, now. You know what he'd do? He'd probably take it off and give it to you. He really would. Or—you know what he'd do? He'd leave it on your bed or something. But he'd give you the goddam tie. Most guys would probably just—”

“Hell,” Ackley said. “If I had his dough, I would, too.”

“No, you wouldn't.” I shook my head. “No, you wouldn't, Ackley kid. If you had his dough, you'd be one of the biggest—”

“Stop calling me ‘Ackley kid,’ God damn it. I'm old enough to be your lousy father.”

“No, you're not.” Boy, he could really be aggravating sometimes.He never missed a chance to let you know you were sixteen and he was eighteen. “In the first place, I wouldn't let you in my goddam family,” I said.

“Well, just cut out calling me—”

All of a sudden the door opened, and old Stradlater barged in, in a big hurry. He was always in a big hurry. Everything was a very big deal.He came over to me and gave me these two playful as hell slaps on both cheeks—which is something that can be very annoying. “Listen,” he said. “You going out anywheres special tonight?”

“I don't know. I might. What the hell's it doing out—snowing?” He had snow all over his coat.

“Yeah. Listen. If you're not going out anyplace special, how 'bout lending me your hound's-tooth jacket?”

“Who won the game?” I said.

“It's only the half. We're leaving,” Stradlater said. “No kidding, you gonna use your hound's-tooth tonight or not? I spilled some crap all over my gray flannel.”

“No, but I don't want you stretching it with your goddam shoulders and all,” I said. We were practically the same heighth, but he weighed about twice as much as I did. He had these very broad shoulders.

“I won't stretch it.” He went over to the closet in a big hurry.“How's a boy, Ackley?” he said to Ackley. He was at least a pretty friendly guy, Stradlater. It was partly a phony kind of friendly, but at least he always said hello to Ackley and all.

Ackley just sort of grunted when he said “How's a boy?” He wouldn't answer him, but he didn't have guts enough not to at least grunt. Then he said to me, “I think I'll get going. See ya later.”

“Okay,” I said. He never exactly broke your heart when he went back to his own room.

Old Stradlater started taking off his coat and tie and all. “I think maybe I'll take a fast shave,” he said. He had a pretty heavy beard. He really did.

“Where's your date?” I asked him.

“She's waiting in the Annex.” He went out of the room with his toilet kit and towel under his arm. No shirt on or anything. He always walked around in his bare torso because he thought he had a damn good build. He did, too. I have to admit it.

IV

I didn't have anything special to do, so I went down to the can and chewed the rag with him while he was shaving. We were the only ones in the can, because everybody was still down at the game. It was hot as hell and the windows were all steamy. There were about ten washbowls,all right against the wall. Stradlater had the middle one. I sat down on the one right next to him and started turning the cold water on and off—this nervous habit I have. Stradlater kept whistling “Song of India”while he shaved. He had one of those very piercing whistles that are practically never in tune, and he always picked out some song that's hard to whistle even if you're a good whistler, like “Song of India” or“Slaughter on Tenth Avenue.” He could really mess a song up.

You remember I said before that Ackley was a slob in his personal habits? Well, so was Stradlater, but in a different way. Stradlater was more of a secret slob. He always looked all right, Stradlater, but for instance, you should've seen the razor he shaved himself with. It was always rusty as hell and full of lather and hairs and crap. He never cleaned it or anything. He always looked good when he was finished fixing himself up, but he was a secret slob anyway, if you knew him the way I did. The reason he fixed himself up to look good was because he was madly in love with himself. He thought he was the handsomest gu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He was pretty handsome, too—I'll admit it. But he was mostly the kind of a handsome guy that if your parents saw his picture in your Year Book, they'd right away say, “Who's this boy?” I mean he was mostly a Year Book kind of handsome guy. I knew a lot of guys at Pencey I thought were a lot handsomer than Stradlater,but they wouldn't look handsome if you saw their pictures in the Year Book. They'd look like they had big noses or their ears stuck out. I've had that experience frequently.

Anyway, I was sitting on the washbowl next to where Stradlater was shaving, sort of turning the water on and off. I still had my red hunting hat on, with the peak around to the back and all. I really got a bang out of that hat.

“Hey,” Stradlater said. “Wanna do me a big favor?”

“What?” I said. Not too enthusiastic. He was always asking you to do him a big favor. You take a very handsome guy, or a guy that thinks he's a real hot-shot, and they're always asking you to do them a big favor. Just because they're crazy about themself, they think you're crazy about them, too, and that you're just dying to do them a favor. It's sort of funny, in a way.

“You goin' out tonight?” he said.

“I might. I might not. I don't know. Why?”

“I got about a hundred pages to read for history for Monday,” he said. “How 'bout writing a composition for me, for English? I'll be up the creek if I don't get the goddam thing in by Monday, the reason I ask. How 'bout it?”

It was very ironical. It really was.

“I'm the one that's flunking out of the goddam place, and you're asking me to write you a goddam composition,” I said.

“Yeah, I know. The thing is, though, I'll be up the creek if I don't get it in. Be a buddy. Be a buddyroo. Okay?”

I didn't answer him right away. Suspense is good for some bastards like Stradlater.

“What on?” I said.

“Anything. Anything descriptive. A room. Or a house. Or something you once lived in or something—you know. Just as long as it's descriptive as hell.” He gave out a big yawn while he said that.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gives me a royal pain in the ass. I mean if somebody yawns right while they're asking you to do them a goddam favor. “Just don't do it too good, is all,” he said. “That sonuvabitch Hartzell thinks you're a hot-shot in English, and he knows you're my roommate. So I mean don't stick all the commas and stuff in the right place.”

That's something else that gives me a royal pain. I mean if you're good at writing compositions and somebody starts talking about commas. Stradlater was always doing that. He wanted you to think that the only reason he was lousy at writing compositions was because he stuck all the commas in the wrong place. He was a little bit like Ackley,that way. I once sat next to Ackley at this basketball game. We had a terrific guy on the team, Howie Coyle, that could sink them from the middle of the floor, without even touching the backboard or anything.Ackley kept saying, the whole goddam game, that Coyle had a perfect build for basketball. God, how I hate that stuff.

I got bored sitting on that washbowl after a while, so I backed up a few feet and started doing this tap dance, just for the hell of it.I was just amusing myself. I can't really tap-dance or anything, but it was a stone floor in the can, and it was good for tap-dancing. I started imitating one of those guys in the movies. In one of those musicals.I hate the movies like poison, but I get a bang imitating them. Old Stradlater watched me in the mirror while he was shaving. All I need's an audience. I'm an exhibitionist. “I'm the goddam Governor's son,”I said. I was knocking myself out. Tap-dancing all over the place. “He doesn't want me to be a tap dancer. He wants me to go to Oxford. But it's in my goddam blood, tap-dancing.” Old Stradlater laughed. He didn't have too bad a sense of humor. “It's the opening night of the Ziegfeld Follies.” I was getting out of breath. I have hardly any wind at all. “The leading man can't go on. He's drunk as a bastard. So who do they get to take his place? Me, that's who. The little ole goddam Governor's son.”

“Where'dja get that hat?” Stradlater said. He meant my hunting hat.He'd never seen it before.

I was out of breath anyway, so I quit horsing around. I took off my hat and looked at it for about the ninetieth time. “I got it in New York this morning. For a buck. Ya like it?”

Stradlater nodded. “Sharp,” he said. He was only flattering me,though, because right away he said, “Listen. Are ya gonna write that composition for me? I have to know.”

“If I get the time, I will. If I don't, I won't,” I said. I went over and sat down on the washbowl next to him again. “Who's your date?” I asked him. “Fitzgerald?”

“Hell, no! I told ya, I'm through with that pig.”

“Yeah? Give her to me, boy. No kidding. She's my type.”

“Take her ... She's too old for you.”

All of a sudden—for no good reason, really, except that I was sort of in the mood for horsing around—I felt like jumping off the washbowl and getting old Stradlater in a half nelson. That's a wrestling hold, in case you don't know, where you get the other guy around the neck and choke him to death, if you feel like it. So I did it. I landed on him like a goddam panther.

“Cut it out, Holden, for Chrissake!” Stradlater said. He didn't feel like horsing around. He was shaving and all. “Wuddaya wanna make me do—cut my goddam head off?”

I didn't let go, though. I had a pretty good half nelson on him.“Liberate yourself from my viselike grip.” I said.

“Je-sus Christ.” He put down his razor, and all of a sudden jerked his arms up and sort of broke my hold on him. He was a very strong guy. I'm a very weak guy. “Now, cut out the crap,” he said. He started shaving himself all over again. He always shaved himself twice, to look gorgeous. With his crumby old razor.

“Who is your date if it isn't Fitzgerald?” I asked him. I sat down on the washbowl next to him again. “That Phyllis Smith babe?”

“No. It was supposed to be, but the arrangements got all screwed up. I got Bud Thaw's girl's roommate now ... Hey. I almost forgot. She knows you.”

“Who does?” I said.

“My date.”

“Yeah?” I said. “What's her name?” I was pretty interested.

“I'm thinking ... Uh. Jean Gallagher.”

Boy, I nearly dropped dead when he said that.

“Jane Gallagher,” I said. I even got up from the washbowl when he said that. I damn near dropped dead. “You're damn right I know her.She practically lived right next door to me, the summer before last. She had this big damn Doberman pinscher. That's how I met her. Her dog used to keep coming over in our—”

“You're right in my light, Holden, for Chrissake,” Stradlater said. “Ya have to stand right there?”

Boy, was I excited, though. I really was.

“Where is she?” I asked him. “I oughta go down and say hello to her or something. Where is she? In the Annex?”

“Yeah.”

“How'd she happen to mention me? Does she go to B.M. now? She said she might go there. She said she might go to Shipley, too. I thought she went to Shipley. How'd she happen to mention me?” I was pretty excited. I really was.

“I don't know, for Chrissake. Lift up, willya? You're on my towel,”Stradlater said. I was sitting on his stupid towel.

“Jane Gallagher,” I said. I couldn't get over it. “Jesus H. Christ.”

Old Stradlater was putting Vitalis on his hair. My Vitalis.

“She's a dancer,” I said. “Ballet and all. She used to practice about two hours every day,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hottest weather and all.She was worried that it might make her legs lousy—all thick and all. I used to play checkers with her all the time.”

“You used to play what with her all the time?”

“Checkers.”

“Checkers, for Chrissake!”

“Yeah. She wouldn't move any of her kings. What she'd do, when she'd get a king, she wouldn't move it. She'd just leave it in the back row. She'd get them all lined up in the back row. Then she'd never use them. She just liked the way they looked when they were all in the back row.”

Stradlater didn't say anything. That kind of stuff doesn't interest most people.

“Her mother belonged to the same club we did,” I said. “I used to caddy once in a while, just to make some dough. I caddy'd for her mother a couple of times. She went around in about a hundred and seventy, for nine holes.”

Stradlater wasn't hardly listening. He was combing his gorgeous locks.

“I oughta go down and at least say hello to her,” I said.

“Why don'tcha?”

“I will, in a minute.”

He started parting his hair all over again. It took him about an hour to comb his hair.

“Her mother and father were divorced. Her mother was married again to some booze hound,” I said. “Skinny guy with hairy legs. I remember him. He wore shorts all the time. Jane said he was supposed to be a playwright or some goddam thing, but all I ever saw him do was booze all the time and listen to every single goddam mystery program on the radio. And run around the goddam house, naked. With Jane around, and all.”

“Yeah?” Stradlater said. That really interested him. About the booze hound running around the house naked, with Jane around. Stradlater was a very sexy bastard.

“She had a lousy childhood. I'm not kidding.”

That didn't interest Stradlater, though. Only very sexy stuff interested him.

“Jane Gallagher. Jesus.” I couldn't get her off my mind. I really couldn't. “I oughta go down and say hello to her, at least.”

“Why the hell don'tcha, instead of keep saying it?” Stradlater said.

I walked over to the window, but you couldn't see out of it, it was so steamy from all the heat in the can. “I'm not in the mood right now,”I said. I wasn't, either. You have to be in the mood for those things. “I thought she went to Shipley. I could've sworn she went to Shipley.” I walked around the can for a little while. I didn't have anything else to do. “Did she enjoy the game?” I said.

“Yeah, I guess so. I don't know.”

“Did she tell you we used to play checkers all the time, or anything?”

“I don't know. For Chrissake, I only just met her,” Stradlater said.He was finished combing his goddam gorgeous hair. He was putting away all his crumby toilet articles.

“Listen. Give her my regards, willya?”

“Okay,” Stradlater said, but I knew he probably wouldn't. You take a guy like Stradlater, they never give your regards to people.

He went back to the room, but I stuck around in the can for a while,thinking about old Jane. Then I went back to the room, too.

Stradlater was putting on his tie, in front of the mirror, when I got there. He spent around half his goddam life in front of the mirror. I sat down in my chair and sort of watched him for a while.

“Hey,” I said. “Don't tell her I got kicked out, willya?”

“Okay.”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bout Stradlater. You didn't have to explain every goddam little thing with him, the way you had to do with Ackley. Mostly, I guess, because he wasn't too interested. That's really why. Ackley, it was different. Ackley was a very nosy bastard.

He put on my hound's-tooth jacket.

“Jesus, now, try not to stretch it all over the place,” I said. I'd only worn it about twice.

“I won't. Where the hell's my cigarettes?”

“On the desk.” He never knew where he left anything. “Under your muffler.” He put them in his coat pocket—my coat pocket.

I pulled the peak of my hunting hat around to the front all of a sudden, for a change. I was getting sort of nervous, all of a sudden. I'm quite a nervous guy. “Listen, where ya going on your date with her?” I asked him. “Ya know yet?”

“I don't know. New York, if we have time. She only signed out for nine-thirty, for Chrissake.”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said it, so I said, “The reason she did that,she probably just didn't know what a handsome, charming bastard you are. If she'd known, she probably would've signed out for nine-thirty in the morning.”

“Goddam right,” Stradlater said. You couldn't rile him too easily.He was too conceited. “No kidding, now. Do that composition for me,”he said. He had his coat on, and he was all ready to go. “Don't knock yourself out or anything, but just make it descriptive as hell. Okay?”

I didn't answer him. I didn't feel like it. All I said was, “Ask her if she still keeps all her kings in the back row.”

“Okay,” Stradlater said, but I knew he wouldn't. “Take it easy, now.” He banged the hell out of the room.

I sat there for about a half hour after he left. I mean I just sat in my chair, not doing anything. I kept thinking about Jane, and about Stradlater having a date with her and all. It made me so nervous I nearly went crazy. I already told you what a sexy bastard Stradlater was.

All of a sudden, Ackley barged back in again, through the damn shower curtains, as usual. For once in my stupid life, I was really glad to see him. He took my mind off the other stuff.

He stuck around till around dinnertime, talking about all the guys at Pencey that he hated their guts, and squeezing this big pimple on his chin. He didn't even use his handkerchief. I don't even think the bastard had a handkerchief,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 never saw him use one, anyway.

V

We always had the same meal on Saturday nights at Pencey. It was supposed to be a big deal, because they gave you steak. I'll bet a thousand bucks the reason they did that was because a lot of guys'parents came up to school on Sunday, and old Thurmer probably figured everybody's mother would ask their darling boy what he had for dinner last night, and he'd say, “Steak.” What a racket. You should've seen the steaks. They were these little hard, dry jobs that you could hardly even cut. You always got these very lumpy mashed potatoes on steak night, and for dessert you got Brown Betty, which nobody ate,except maybe the little kids in the lower school that didn't know any better—and guys like Ackley that ate everything.

It was nice, though, when we got out of the dining room. There were about three inches of snow on the ground, and it was still coming down like a madman. It looked pretty as hell, and we all started throwing snowballs and horsing around all over the place. It was very childish, but everybody was really enjoying themselves.

I didn't have a date or anything, so I and this friend of mine, Mal Brossard, that was on the wrestling team, decided we'd take a bus into Agerstown and have a hamburger and maybe see a lousy movie. Neither of us felt like sitting around on our ass all night. I asked Mal if he minded if Ackley came along with us. The reason I asked was because Ackley never did anything on Saturday night, except stay in his room and squeeze his pimples or something. Mal said he didn't mind but that he wasn't too crazy about the idea. He didn't like Ackley much. Anyway,we both went to our rooms to get ready and all, and while I was putting on my galoshes and crap, I yelled over and asked old Ackley if he wanted to go to the movies. He could hear me all right through the shower curtains, but he didn't answer me right away. He was the kind of a guy that hates to answer you right away. Finally he came over,through the goddam curtains, and stood on the shower ledge and asked who was going besides me. He always had to know who was going. I swear, if that guy was shipwrecked somewhere, and you rescued him in a goddam boat, he'd want to know who the guy was that was rowing it before he'd even get in. I told him Mal Brossard was going. He said,“That bastard ... All right. Wait a second.” You'd think he was doing you a big favor.

It took him about five hours to get ready. While he was doing it,I went over to my window and opened it and packed a snowball with my bare hands. The snow was very good for packing. I didn't throw it at anything, though. I started to throw it. At a car that was parked across the street. But I changed my mind. The car looked so nice and white. Then I started to throw it at a hydrant, but that looked too nice and white, too. Finally I didn't throw it at anything. All I did was close the window and walk around the room with the snowball, packing it harder. A little while later, I still had it with me when I and Brossard and Ackley got on the bus. The bus driver opened the doors and made me throw it out. I told him I wasn't going to chuck it at anybody, but he wouldn't believe me. People never believe you.

Brossard and Ackley both had seen the picture that was playing,so all we did, we just had a couple of hamburgers and played the pinball machine for a little while, then took the bus back to Pencey. I didn't care about not seeing the movie, any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a comedy, with Cary Grant in it, and all that crap. Besides, I'd been to the movies with Brossard and Ackley before. They both laughed like hyenas at stuff that wasn't even funny. I didn't even enjoy sitting next to them in the movies.

It was only about a quarter to nine when we got back to the dorm.Old Brossard was a bridge fiend, and he started looking around the dorm for a game. Old Ackley parked himself in my room, just for a change. Only, instead of sitting on the arm of Stradlater's chair, he laid down on my bed, with his face right on my pillow and all. He started talking in this very monotonous voice, and picking at all his pimples.I dropped about a thousand hints, but I couldn't get rid of him. All he did was keep talking in this very monotonous voice about some babe he was supposed to have had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the summer before.He'd already told me about it about a hundred times. Every time he told it, it was different. One minute he'd be giving it to her in his cousin's Buick, the next minute he'd be giving it to her under some boardwalk.It was all a lot of crap, naturally. He was a virgin if ever I saw one. I doubt if he ever even gave anybody a feel. Anyway, finally I had to come right out and tell him that I had to write a composition for Stradlater,and that he had to clear the hell out, so I could concentrate. He finally did, but he took his time about it, as usual. After he left, I put on my pajamas and bathrobe and my old hunting hat, and started writing the composition.

The thing was, I couldn't think of a room or a house or anything to describe the way Stradlater said he had to have. I'm not too crazy about describing rooms and houses anyway. So what I did, I wrote about my brother Allie's baseball mitt. It was a very descriptive subject. It really was. My brother Allie had this left-handed fielder's mitt. He was lefthanded. The thing that was descriptive about it, though, was that he had poems written all over the fingers and the pocket and everywhere.In green ink. He wrote them on it so that he'd have something to read when he was in the field and nobody was up at bat. He's dead now. He got leukemia and died when we were up in Maine, on July 18, 1946.You'd have liked him. He was two years younger than I was, but he was about fifty times as intelligent. He was terrifically intelligent. His teachers were always writing letters to my mother, telling her what a pleasure it was having a boy like Allie in their class. And they weren't just shooting the crap. They really meant it. But it wasn't just that he was the most intelligent member in the family. He was also the nicest,in lots of ways. He never got mad at anybody. People with red hair are supposed to get mad very easily, but Allie never did, and he had very red hair. I'll tell you what kind of red hair he had. I started playing golf when I was only ten years old. I remember once, the summer I was around twelve, teeing off and all, and having a hunch that if I turned around all of a sudden, I'd see Allie. So I did, and sure enough, he was sitting on his bike outside the fence—there was this fence that went all around the course—and he was sitting there, about a hundred and fifty yards behind me, watching me tee off. That's the kind of red hair he had. God, he was a nice kid, though. He used to laugh so hard at something he thought of at the dinner table that he just about fell off his chair. I was only thirteen, and they were going to have me psychoanalyzed and all, because I broke all the windows in the garage. I don't blame them. I really don't. I slept in the garage the night he died,and I broke all the goddam windows with my fist, just for the hell of it.I even tried to break all the windows on the station wagon we had that summer, but my hand was already broken and everything by that time,and I couldn't do it. It was a very stupid thing to do, I'll admit, but I hardly didn't even know I was doing it, and you didn't know Allie. My hand still hurts me once in a while when it rains and all, and I can't make a real fist any more—not a tight one, I mean—but outside of that I don't care much. I mean I'm not going to be a goddam surgeon or a violinist or anything anyway.

Anyway, that's what I wrote Stadlater's composition about. Old Allie's baseball mitt. I happened to have it with me, in my suitcase,so I got it out and copied down the poems that were written on it. All I had to do was change Allie's name so that nobody would know it was my brother and not Stradlater's. I wasn't too crazy about doing it, but I couldn't think of anything else descriptive. Besides, I sort of liked writing about it. It took me about an hour, because I had to use Stradlater's lousy typewriter, and it kept jamming on me. The reason I didn't use my own was because I'd lent it to a guy down the hall.

It was around ten-thirty, I guess, when I finished it. I wasn't tired,though, so I looked out the window for a while. It wasn't snowing out any more, but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could hear a car somewhere not being able to get started. You could also hear old Ackley snoring.Right through the goddam shower curtains you could hear him. He had sinus trouble and he couldn't breathe too hot when he was asleep.That guy had just about everything. Sinus trouble, pimples, lousy teeth,halitosis, crumby fingernails. You had to feel a little sorry for the crazy sonuvabitch.

VI

Some things are hard to remember. I'm thinking now of when Stradlater got back from his date with Jane. I mean I can't remember exactly what I was doing when I heard his goddam stupid footsteps coming down the corridor. I probably was still looking out the window,but I swear I can't remember. I was so damn worried, that's why. When I really worry about something, I don't just fool around. I even have to go to the bathroom when I worry about something. Only, I don't go. I'm too worried to go. I don't want to interrupt my worrying to go. If you knew Stradlater, you'd have been worried, too. I'd double-dated with that bastard a couple of times, and I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He was unscrupulous. He really was.

Anyway, the corridor was all linoleum and all, and you could hear his goddam footsteps coming right towards the room. I don't even remember where I was sitting when he came in—at the window, or in my chair or his. I swear I can't remember.

He came in griping about how cold it was out. Then he said, “Where the hell is everybody? It's like a goddam morgue around here.” I didn't even bother to answer him. If he was so goddam stupid not to realize it was Saturday night and everybody was out or asleep or home for the week end, I wasn't going to break my neck telling him. He started getting undressed. He didn't say one goddam word about Jane. Not one. Neither did I. I just watched him. All he did was thank me for letting him wear my hound's-tooth. He hung it up on a hanger and put it in the closet.

Then, when he was taking off his tie, he asked me if I'd written his goddam composition for him. I told him it was over on his goddam bed. He walked over and read it while he was unbuttoning his shirt. He stood there, reading it, and sort of stroking his bare chest and stomach,with this very stupid expression on his face. He was always stroking his stomach or his chest. He was mad about himself.

All of a sudden, he said, “For Chrissake, Holden. This is about a goddam baseball glove.”

“So what?” I said. Cold as hell.

“Wuddaya mean so what? I told ya it had to be about a goddam room or a house or something.”

“You said it had to be descriptive. What the hell's the difference if it's about a baseball glove?”

“God damn it.” He was sore as hell. He was really furious. “You always do everything backasswards.” He looked at me. “No wonder you're flunking the hell out of here,” he said. “You don't do one damn thing the way you're supposed to. I mean it. Not one damn thing.”

“All right, give it back to me, then,” I said. I went over and pulled it right out of his goddam hand. Then I tore it up.

“What the hellja do that for?” he said.

I didn't even answer him. I just threw the pieces in the wastebasket.Then I lay down on my bed, and we both didn't say anything for a long time. He got all undressed, down to his shorts, and I lay on my bed and lit a cigarette. You weren't allowed to smoke in the dorm, but you could do it late at night when everybody was asleep or out and nobody could smell the smoke. Besides, I did it to annoy Stradlater. It drove him crazy when you broke any rules. He never smoked in the dorm. It was only me.

He still didn't say one single solitary word about Jane. So finally I said, “You're back pretty goddam late if she only signed out for ninethirty. Did you make her be late signing in?”

He was sitting on the edge of his bed, cutting his goddam toenails,when I asked him that. “Coupla minutes,” he said. “Who the hell signs out for nine-thirty on a Saturday night?” God, how I hated him.

“Did you go to New York?” I said.

“Ya crazy? How the hell could we go to New York if she only signed out for nine-thirty?”

“That's tough.”

He looked up at me. “Listen,” he said, “if you're gonna smoke in the room, how 'bout going down to the can and do it? You may be getting the hell out of here, but I have to stick around long enough to graduate.”

I ignored him. I really did. I went right on smoking like a madman.All I did was sort of turn over on my side and watched him cut his damn toenails. What a school. You were always watching somebody cut their damn toenails or squeeze their pimples or something.

“Did you give her my regards?” I asked him.

“Yeah.”

The hell he did, the bastard.

“What'd she say?” I said. “Did you ask her if she still keeps all her kings in the back row?”

“No, I didn't ask her. What the hell ya think we did all night—play checkers, for Chrissake?”

I didn't even answer him. God, how I hated him.

“If you didn't go to New York, where'd ya go with her?” I asked him,after a little while. I could hardly keep my voice from shaking all over the place. Boy, was I getting nervous. I just had a feeling something had gone funny.

He was finished cutting his damn toenails. So he got up from the bed, in just his damn shorts and all, and started getting very damn playful. He came over to my bed and started leaning over me and taking these playful as hell socks at my shoulder. “Cut it out,” I said. “Where'd you go with her if you didn't go to New York?”

“Nowhere. We just sat in the goddam car.” He gave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playful stupid little socks on the shoulder.

“Cut it out,” I said. “Whose car?”

“Ed Banky's.”

Ed Banky was the basketball coach at Pencey. Old Stradlater was one of his pets, because he was the center on the team, and Ed Banky always let him borrow his car when he wanted it. It wasn't allowed for students to borrow faculty guys' cars, but all the athletic bastards stuck together. In every school I've gone to, all the athletic bastards stick together.

Stradlater kept taking these shadow punches down at my shoulder.He had his toothbrush in his hand, and he put it in his mouth. “What'd you do?” I said. “Give her the time in Ed Banky's goddam car?” My voice was shaking something awful.

“What a thing to say. Want me to wash your mouth out with soap?”

“Did you?”

“That's a professional secret, buddy.”

This next part I don't remember so hot. All I know is I got up from the bed, like I was going down to the can or something, and then I tried to sock him, with all my might, right smack in the toothbrush, so it would split his goddam throat open. Only, I missed. I didn't connect.All I did was sort of get him on the side of the head or something. It probably hurt him a little bit, but not as much as I wanted. It probably would've hurt him a lot, but I did it with my right hand, and I can't make a good fist with that hand. On account of that injury I told you about.

Anyway, the next thing I knew, I was on the goddam floor and he was sitting on my chest, with his face all red. That is, he had his goddam knees on my chest, and he weighed about a ton. He had hold of my wrists, too, so I couldn't take another sock at him. I'd've killed him.

“What the hell's the matter with you?” he kept saying, and his stupid face kept getting redder and redder.

“Get your lousy knees off my chest,” I told him. I was almost bawling. I really was. “Go on, get offa me, ya crumby bastard.”

He wouldn't do it, though. He kept holding onto my wrists and I kept calling him a sonuvabitch and all, for around ten hours. I can hardly even remember what all I said to him. I told him he thought he could give the time to anybody he felt like. I told him he didn't even care if a girl kept all her kings in the back row or not, and the reason he didn't care was because he was a goddam stupid moron. He hated it when you called him a moron. All morons hate it when you call them a moron.

“Shut up, now, Holden,” he said with his big stupid red face. “just shut up, now.”

“You don't even know if her first name is Jane or Jean, ya goddam moron!”

“Now, shut up, Holden, God damn it—I'm warning ya,” he said—I really had him going. “If you don't shut up, I'm gonna slam ya one.”

“Get your dirty stinking moron knees off my chest.”

“If I letcha up, will you keep your mouth shut?”

I didn't even answer him.

He said it over again. “Holden. If I letcha up, willya keep your mouth shut?”

“Yes.”

He got up off me, and I got up, too. My chest hurt like hell from his dirty knees. “You're a dirty stupid sonuvabitch of a moron,” I told him.

That got him really mad. He shook his big stupid finger in my face.“Holden, God damn it, I'm warning you, now. For the last time. If you don't keep your yap shut, I'm gonna—”

“Why should I?” I said—I was practically yelling. “That's just the trouble with all you morons. You never want to discuss anything.That's the way you can always tell a moron. They never want to discuss anything intellig—”

Then he really let one go at me, and the next thing I knew I was on the goddam floor again. I don't remember if he knocked me out or not,but I don't think so. It's pretty hard to knock a guy out, except in the goddam movies. But my nose was bleeding all over the place. When I looked up, old Stradlater was standing practically right on top of me.He had his goddam toilet kit under his arm. “Why the hell don'tcha shut up when I tellya to?” he said. He sounded pretty nervous. He probably was scared he'd fractured my skull or something when I hit the floor. It's too bad I didn't. “You asked for it, God damn it,” he said.Boy, did he look worried.

I didn't even bother to get up. I just lay there on the floor for a while, and kept calling him a moron sonuvabitch. I was so mad, I was practically bawling.

“Listen. Go wash your face,” Stradlater said. “Ya hear me?”

I told him to go wash his own moron face—which was a pretty childish thing to say, but I was mad as hell. I told him to stop off on the way to the can and give Mrs. Schmidt the time. Mrs. Schmidt was the janitor's wife. She was around sixty-five.

I kept sitting there on the floor till I heard old Stradlater close the door and go down the corridor to the can. Then I got up. I couldn't find my goddam hunting hat anywhere. Finally I found it.It was under the bed. I put it on, and turned the old peak around to the back, the way I liked it, and then I went over and took a look at my stupid face in the mirror. You never saw such gore in your life. I had blood all over my mouth and chin and even on my pajamas and bathrobe. It partly scared me and it partly fascinated me. All that blood and all sort of made me look tough. I'd only been in about two fights in my life, and I lost both of them. I'm not too tough. I'm a pacifist,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 had a feeling old Ackley'd probably heard all the racket and was awake. So I went through the shower curtains into his room, just to see what the hell he was doing. I hardly ever went over to his room.It always had a funny stink in it, because he was so crumby in his personal habits.

VII

Atiny bit of light came through the shower curtains and all from our room, and I could see him lying in bed. I knew damn well he was wide awake. “Ackley?” I said. “Y'awake?”

“Yeah.”

It was pretty dark, and I stepped on somebody's shoe on the floor and damn near fell on my head. Ackley sort of sat up in bed and leaned on his arm. He had a lot of white stuff on his face, for his pimples. He looked sort of spooky in the dark. “What the hellya doing, anyway?” I said.

“Wuddaya mean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I was tryna sleep before you guys started making all that noise. What the hell was the fight about, anyhow?”

“Where's the light?” I couldn't find the light. I was sliding my hand all over the wall.

“Wuddaya want the light for? ... Right next to your hand.”

I finally found the switch and turned It on. Old Ackley put his hand up so that the light wouldn't hurt his eyes.

“Jesus!” he said. “What the hell happened to you?” He meant all the blood and all.

“I had a little goddam tiff with Stradlater,” I said. Then I sat down on the floor. They never had any chairs in their room.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they did with their chairs. “Listen,” I said, “do you feel like playing a little Canasta?” He was a Canasta fiend.

“You're still bleeding, for Chrissake. You better put something on it.”

“It'll stop. Listen. Ya wanna play a little Canasta or don'tcha?”

“Canasta, for Chrissake. Do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by any chance?”

“It isn't late. It's only around eleven, eleven-thirty.”

“Only around!” Ackley said. “Listen. I gotta get up and go to Mass in the morning, for Chrissake. You guys start hollering and fight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goddam—What the hell was the fight about, anyhow?”

“It's a long story. I don't wanna bore ya, Ackley. I'm thinking of your welfare,” I told him. I never discussed my personal life with him.In the first place, he was even more stupid than Stradlater. Stradlater was a goddam genius next to Ackley. “Hey,” I said, “is it okay if I sleep in Ely's bed tonight? He won't be back till tomorrow night, will he?”I knew damn well he wouldn't. Ely went home damn near every week end.

“I don't know when the hell he's coming back,” Ackley said.

Boy, did that annoy me. “What the hell do you mean you don't know when he's coming back? He never comes back till Sunday night, does he?”

“No, but for Chrissake, I can't just tell somebody they can sleep in his goddam bed if they want to.”

That killed me. I reached up from where I was sitting on the floor and patted him on the goddam shoulder. “You're a prince, Ackley kid,”I said. “You know that?”

“No, I mean it—I can't just tell somebody they can sleep in—”

“You're a real prince. You're a gentleman and a scholar, kid,” I said. He really was, too. “Do you happen to have any cigarettes, by any chance?—Say ‘no’ or I'll drop dead.”

“No, I don't, as a matter of fact. Listen, what the hell was the fight about?”

I didn't answer him. All I did was, I got up and went over and looked out the window. I felt so lonesome, all of a sudden. I almost wished I was dead.

“What the hell was the fight about, anyhow?” Ackley said, for about the fiftieth time. He certainly was a bore about that.

“About you,” I said.

“About me, for Chrissake?”

“Yeah. I was defending your goddam honor. Stradlater said you had a lousy personality. I couldn't let him get away with that stuff.”

That got him excited. “He did? No kidding? He did?”

I told him I was only kidding, and then I went over and laid down on Ely's bed. Boy, did I feel rotten. I felt so damn lonesome.

“This room stinks,” I said. “I can smell your socks from way over here. Don'tcha ever send them to the laundry?”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know what you can do,” Ackley said. What a witty guy. “How 'bout turning off the goddam light?”

I didn't turn it off right away, though. I just kept laying there on Ely's bed, thinking about Jane and all. It just drove me stark staring mad when I thought about her and Stradlater parked somewhere in that fat-assed Ed Banky's car. Every time I thought about it, I felt like jumping out the window. The thing is, you didn't know Stradlater.I knew him. Most guys at Pencey just talked about having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girls all the time—like Ackley, for instance—but old Stradlater really did it. I was personally acquainted with at least two girls he gave the time to. That's the truth.

“Tell me the story of your fascinating life, Ackley kid,” I said.

“How 'bout turning off the goddam light? I gotta get up for Mass in the morning.”

I got up and turned it off, if it made him happy. Then I laid down on Ely's bed again.

“What're ya gonna do—sleep in Ely's bed?” Ackley said. He was the perfect host, boy.

“I may. I may not. Don't worry about it.”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Only, I'd hate like hell if Ely came in all of a sudden and found some guy—”

“Relax. I'm not gonna sleep here. I wouldn't abuse your goddam hospitality.”

A couple of minutes later, he was snoring like mad. I kept laying there in the dark anyway, though,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old Jane and Stradlater in that goddam Ed Banky's car. But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The trouble was, I knew that guy Stradlater's technique. That made it even worse. We once double-dated, in Ed Banky's car, and Stradlater was in the back, with his date, and I was in the front with mine. What a technique that guy had. What he'd do was, he'd start snowing his date in this very quiet, sincere voice—like as if he wasn't only a very handsome guy but a nice, sincere guy, too. I damn near puked, listening to him. His date kept saying, “No—please. Please, don't. Please.” But old Stradlater kept snowing her in this Abraham Lincoln, sincere voice,and finally there'd be this terrific silence in the back of the car. It was really embarrassing. I don't think he gave that girl the time that night—but damn near. Damn near.

While I was laying there trying not to think, I heard old Stradlater come back from the can and go in our room. You could hear him putting away his crumby toilet articles and all, and opening the window. He was a fresh-air fiend. Then, a little while later, he turned off the light.He didn't even look around to see where I was at.

It was even depressing out in the street. You couldn't even hear any cars any more. I got feeling so lonesome and rotten, I even felt like waking Ackley up.

“Hey, Ackley,” I said, in sort of a whisper, so Stradlater couldn't hear me through the shower curtain.

Ackley didn't hear me, though.

“Hey, Ackley!”

He still didn't hear me. He slept like a rock.

“Hey, Ackley!”

He heard that, all right.

“What the hell's the matter with you?” he said. “I was asleep, for Chrissake.”

“Listen. What's the routine on joining a monastery?” I asked him.I was sort of toying with the idea of joining one. “Do you have to be a Catholic and all?”

“Certainly you have to be a Catholic. You bastard, did you wake me just to ask me a dumb ques—”

“Aah, go back to sleep. I'm not gonna join one anyway. The kind of luck I have, I'd probably join one with all the wrong kind of monks in it. All stupid bastards. Or just bastards.”

When I said that, old Ackley sat way the hell up in bed. “Listen,” he said, “I don't care what you say about me or anything, but if you start making cracks about my goddam religion, for Chrissake—”

“Relax,” I said. “Nobody's making any cracks about your goddam religion.” I got up off Ely's bed, and started towards the door. I didn't want to hang around in that stupid atmosphere any more. I stopped on the way, though, and picked up Ackley's hand, and gave him a big,phony handshake. He pulled it away from me. “What's the idea?” he said.

“No idea.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such a goddam prince,that's all,” I said. I said it in this very sincere voice. “You're aces,Ackley kid,” I said. “You know that?”

“Wise guy. Someday somebody's gonna bash your—”

I didn't even bother to listen to him. I shut the damn door and went out in the corridor.

Everybody was asleep or out or home for the week end, and it was very, very quiet and depressing in the corridor. There was this empty box of Kolynos toothpaste outside Leahy and Hoffman's door, and while I walked down towards the stairs, I kept giving it a boot with this sheep-lined slipper I had on. What I thought I'd do, I thought I might go down and see what old Mal Brossard was doing. But all of a sudden,I changed my mind. All of a sudden, I decided what I'd really do, I'd get the hell out of Pencey—right that same night and all. I mean not wait till Wednesday or anything. I just didn't want to hang around any more.It made me too sad and lonesome. So what I decided to do, I decided I'd take a room in a hotel in New York—some very inexpensive hotel and all—and just take it easy till Wednesday. Then, on Wednesday, I'd go home all rested up and feeling swell. I figured my parents probably wouldn't get old Thurmer's letter saying I'd been given the ax till maybe Tuesday or Wednesday. I didn't want to go home or anything till they got it and thoroughly digested it and all. I didn't want to be around when they first got it. My mother gets very hysterical. She's not too bad after she gets something thoroughly digested, though. Besides, I sort of needed a little vacation. My nerves were shot. They really were.

Anyway, that's what I decided I'd do. So I went back to the room and turned on the light, to start packing and all. I already had quite a few things packed. Old Stradlater didn't even wake up. I lit a cigarette and got all dressed and then I packed these two Gladstones I have. It only took me about two minutes. I'm a very rapid packer.

One thing about packing depressed me a little. I had to pack these brand-new ice skates my mother had practically just sent me a couple of days before. That depressed me. I could see my mother going in Spaulding's and asking the salesman a million dopy questions—and here I was getting the ax again. It made me feel pretty sad. She bought me the wrong kind of skates—I wanted racing skates and she bought hockey—but it made me sad anyway. Almost every time somebody gives me a present, it ends up making me sad.

After I got all packed, I sort of counted my dough. I don't remember exactly how much I had, but I was pretty loaded. My grandmother'd just sent me a wad about a week before. I have this grandmother that's quite lavish with her dough. She doesn't have all her marbles any more—she's old as hell—and she keeps sending me money for my birthday about four times a year. Anyway, even though I was pretty loaded, I figured I could always use a few extra bucks. You never know. So what I did was, I went down the hail and woke up Frederick Woodruff, this guy I'd lent my typewriter to. I asked him how much he'd give me for it.He was a pretty wealthy guy. He said he didn't know. He said he didn't much want to buy it. Finally he bought it, though. It cost about ninety bucks, and all he bought it for was twenty. He was sore because I'd woke him up.

When I was all set to go, when I had my bags and all, I stood for a while next to the stairs and took a last look down the goddam corridor.I was sort of crying. I don't know why. I put my red hunting hat on,and turned the peak around to the back, the way I liked it, and then I yelled at the top of my goddam voice, “Sleep tight, ya morons!” I'll bet I woke up every bastard on the whole floor. Then I got the hell out. Some stupid guy had thrown peanut shells all over the stairs, and I damn near broke my crazy neck.

VIII

It was too late to call up for a cab or anything, so I walked the whole way to the station. It wasn't too far, but it was cold as hell, and the snow made it hard for walking, and my Gladstones kept banging hell out of my legs. I sort of enjoyed the air and all, though. The only trouble was, the cold made my nose hurt, and right under my upper lip,where old Stradlater'd laid one on me. He'd smacked my lip right on my teeth, and it was pretty sore. My ears were nice and warm, though.That hat I bought had earlaps in it, and I put them on—I didn't give a damn how I looked. Nobody was around anyway. Everybody was in the sack.

I was quite lucky when I got to the station, because I only had to wait about ten minutes for a train. While I waited, I got some snow in my hand and washed my face with it. I still had quite a bit of blood on.

Usually I like riding on trains, especially at night, with the lights on and the windows so black, and one of those guys coming up the aisle selling coffee and sandwiches and magazines. I usually buy a ham sandwich and about four magazines. If I'm on a train at night, I can usually even read one of those dumb stories in a magazine without puking. You know. One of those stories with a lot of phony, lean-jawed guys named David in it, and a lot of phony girls named Linda or Marcia that are always lighting all the goddam Davids' pipes for them. I can even read one of those lousy stories on a train at night, usually. But this time, it was different. I just didn't feel like it. I just sort of sat and not did anything. All I did was take off my hunting hat and put it in my pocket.

All of a sudden, this lady got on at Trenton and sat down next to me. Practically the whole car was empty, because it was pretty late and all, but she sat down next to me, instead of an empty seat, because she had this big bag with her and I was sitting in the front seat. She stuck the bag right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aisle, where the conductor and everybody could trip over it. She had these orchids on, like she'd just been to a big party or something. She was around forty or forty-five, I guess, but she was very good-looking. Women kill me. They really do.I don't mean I'm oversexed or anything like that—although I am quite sexy. I just like them, I mean. They're always leaving their goddam bags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aisle.

Anyway, we were sitting there, and all of a sudden she said to me,“Excuse me, but isn't that a Pencey Prep sticker?” She was looking up at my suitcases, up on the rack.

“Yes, it is,” I said. She was right. I did have a goddam Pencey sticker on one of my Gladstones. Very corny, I'll admit.

“Oh, do you go to Pencey?” she said. She had a nice voice. A nice telephone voice, mostly. She should've carried a goddam telephone around with her.

“Yes, I do,” I said.

“Oh, how lovely! Perhaps you know my son, then, Ernest Morrow?He goes to Pencey.”

“Yes, I do. He's in my class.”

Her son was doubtless the biggest bastard that ever went to Pencey,in the whole crumby history of the school. He was always going down the corridor, after he'd had a shower, snapping his soggy old wet towel at people's asses. That's exactly the kind of a guy he was.

“Oh, how nice!” the lady said. But not corny. She was just nice and all. “I must tell Ernest we met,” she said. “May I ask your name, dear?”

“Rudolf Schmidt,” I told her. I didn't feel like giving her my whole life history. Rudolf Schmidt was the name of the janitor of our dorm.

“Do you like Pencey?” she asked me.

“Pencey? It's not too bad. It's not paradise or anything, but it's as good as most schools. Some of the faculty are pretty conscientious.”

“Ernest just adores it.”

“I know he does,” I said. Then I started shooting the old crap around a little bit. “He adapts himself very well to things. He really does. I mean he really knows how to adapt himself.”

“Do you think so?” she asked me. She sounded interested as hell.

“Ernest? Sure,” I said. Then I watched her take off her gloves. Boy,was she lousy with rocks.

“I just broke a nail, getting out of a cab,” she said. She looked up at me and sort of smiled. She had a terrifically nice smile. She really did. Most people have hardly any smile at all, or a lousy one. “Ernest's father and I sometimes worry about him,” she said. “We sometimes feel he's not a terribly good mixer.”

“How do you mean?”

“Well. He's a very sensitive boy. He's really never been a terribly good mixer with other boys. Perhaps he takes things a little more seriously than he should at his age.”

Sensitive. That killed me. That guy Morrow was about as sensitive as a goddam toilet seat.

I gave her a good look. She didn't look like any dope to me. She looked like she might have a pretty damn good idea what a bastard she was the mother of. But you can't always tell—with somebody's mother,I mean. Mothers are all slightly insane. The thing is, though, I liked old Morrow's mother. She was all right. “Would you care for a cigarette?” I asked her.

She looked all around. “I don't believe this is a smoker, Rudolf,”she said. Rudolf. That killed me.

“That's all right. We can smoke till they start screaming at us,” I said. She took a cigarette off me, and I gave her a light.

She looked nice, smoking. She inhaled and all, but she didn't wolf the smoke down, the way most women around her age do. She had a lot of charm. She had quite a lot of sex appeal, too, if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She was looking at me sort of funny. “I may be wrong, but I believe your nose is bleeding, dear,” she said, all of a sudden.

I nodded and took out my handkerchief. “I got hit with a snowball,”I said. “One of those very icy ones.” I probably would've told her what really happened, but it would've taken too long. I liked her, though. I was beginning to feel sort of sorry I'd told her my name was Rudolf Schmidt. “Old Ernie,” I said. “He'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oys at Pencey. Did you know that?”

“No, I didn't.”

I nodded. “It really took everybody quite a long time to get to know him. He's a funny guy. A strange guy, in lots of ways—know what I mean? Like when I first met him. When I first met him, I thought he was kind of a snobbish person. That's what I thought. But he isn't.He's just got this very original personality that takes you a little while to get to know him.”

Old Mrs. Morrow didn't say anything, but boy, you should've seen her. I had her glued to her seat. You take somebody's mother, all they want to hear about is what a hot-shot their son is.

Then I really started chucking the old crap around. “Did he tell you about the elections?” I asked her. “The class elections?”

She shook her head. I had her in a trance, like. I really did.

“Well, a bunch of us wanted old Ernie to be president of the class.I mean he was the unanimous choice. I mean he was the only boy that could really handle the job,” I said—boy, was I chucking it. “But this other boy—Harry Fencer—was elected. And the reason he was elected, the simple and obvious reason, was because Ernie wouldn't let us nominate him. Because he's so darn shy and modest and all. He refused ... Boy, he's really shy. You oughta make him try to get over that.” I looked at her. “Didn't he tell you about it?”

“No, he didn't.”

I nodded. “That's Ernie. He wouldn't. That's the one fault with him—he's too shy and modest. You really oughta get him to try to relax occasionally.”

Right that minute, the conductor came around for old Mrs.Morrow's ticket, and it gave me a chance to quit shooting it. I'm glad I shot it for a while, though. You take a guy like Morrow that's always snapping their towel at people's asses—really trying to hurt somebody with it—they don't just stay a rat while they're a kid. They stay a rat their whole life. But I'll bet, after all the crap I shot, Mrs. Morrow'll keep thinking of him now as this very shy, modest guy that wouldn't let us nominate him for president. She might. You can't tell. Mothers aren't too sharp about that stuff.

“Would you care for a cocktail?” I asked her. I was feeling in the mood for one myself. “We can go in the club car. All right?”

“Dear, are you allowed to order drinks?” she asked me. Not snotty,though. She was too charming and all to be snotty.

“Well, no, not exactly, but I can usually get them on account of my heighth,” I said. “And I have quite a bit of gray hair.” I turned sideways and showed her my gray hair. It fascinated hell out of her. “C'mon, join me, why don't you?” I said. I'd've enjoyed having her.

“I really don't think I'd better. Thank you so much, though, dear,”she said. “Anyway, the club car's most likely closed. It's quite late, you know.” She was right. I'd forgotten all about what time it was.

Then she looked at me and asked me what I was afraid she was going to ask me. “Ernest wrote that he'd be home on Wednesday, that Christmas vacation would start on Wednesday,” she said. “I hope you weren't called home suddenly because of illness in the family.” She really looked worried about it. She wasn't just being nosy, you could tell.

“No, everybody's fine at home,” I said. “It's me. I have to have this operation.”

“Oh! I'm so sorry,” she said. She really was, too. I was right away sorry I'd said it, but it was too late.

“It isn't very serious. I have this tiny little tumor on the brain.”

“Oh, no!” She put her hand up to her mouth and all.

“Oh, I'll be all right and everything! It's right near the outside. And it's a very tiny one. They can take it out in about two minutes.”

Then I started reading this timetable I had in my pocket. Just to stop lying. Once I get started, I can go on for hours if I feel like it. No kidding. Hours.

We didn't talk too much after that. She started reading this Vogue she had with her, and I looked out the window for a while. She got off at Newark. She wished me a lot of luck with the operation and all. She kept calling me Rudolf. Then she invited me to visit Ernie during the summer, at Gloucester, Massachusetts. She said their house was right on the beach, and they had a tennis court and all, but I just thanked her and told her I was going to South America with my grandmother. Which was really a hot one, because my grandmother hardly ever even goes out of the house, except maybe to go to a goddam matinee or something.But I wouldn't visit that sonuvabitch Morrow for all the dough in the world, even if I was desperate.

IX

The first thing I did when I got off at Penn Station, I went into this phone booth. I felt like giving somebody a buzz. I left my bags right outside the booth so that I could watch them, but as soon as I was inside, I couldn't think of anybody to call up. My brother D.B. was in Hollywood. My kid sister Phoebe goes to bed around nine o'clock—so I couldn't call her up. She wouldn't've cared if I'd woke her up,but the trouble was, she wouldn't've been the one that answered the phone. My parents would be the ones. So that was out. Then I thought of giving Jane Gallagher's mother a buzz, and find out when Jane's vacation started, but I didn't feel like it. Besides, it was pretty late to call up. Then I thought of calling this girl I used to go around with quite frequently, Sally Hayes, because I knew her Christmas vacation had started already—she'd written me this long, phony letter, inviting me over to help her trim the Christmas tree Christmas Eve and all—but I was afraid her mother'd answer the phone. Her mother knew my mother, and I could picture her breaking a goddam leg to get to the phone and tell my mother I was in New York. Besides, I wasn't crazy about talking to old Mrs. Hayes on the phone. She once told Sally I was wild. She said I was wild and that I had no direction in life. Then I thought of calling up this guy that went to the Whooton School when I was there, Carl Luce, but I didn't like him much. So I ended up not calling anybody. I came out of the booth, after about twenty minutes or so, and got my bags and walked over to that tunnel where the cabs are and got a cab.

I'm so damn absent-minded, I gave the driver my regular address,just out of habit and all—I mean I completely forgot I was going to shack up in a hotel for a couple of days and not go home till vacation started. I didn't think of it till we were halfway through the park. Then I said, “Hey, do you mind turning around when you get a chance? I gave you the wrong address. I want to go back downtown.”

The driver was sort of a wise guy. “I can't turn around here, Mac.This here's a one-way. I'll have to go all the way to Ninedieth Street now.”

I didn't want to start an argument. “Okay,” I said. Then I thought of something, all of a sudden. “Hey, listen,” I said. “You know those ducks in that lagoon right near Central Park South? That little lake? By any chance, do you happen to know where they go, the ducks, when it gets all frozen over? Do you happen to know, by any chance?” I realized it was only one chance in a million.

He turned around and looked at me like I was a madman. “What're ya tryna do, bud?” he said. “Kid me?”

“No—I was just interested, that's all.”

He didn't say anything more, so I didn't either. Until we came out of the park at Ninetieth Street. Then he said, “All right, buddy. Where to?”

“Well, the thing is, I don't want to stay at any hotels on the East Side where I might run into some acquaintances of mine. I'm traveling incognito,” I said. I hate saying corny things like “traveling incognito.”But when I'm with somebody that's corny, I always act corny too. “Do you happen to know whose band's at the Taft or the New Yorker, by any chance?”

“No idear, Mac.”

“Well—take me to the Edmont, then,” I said. “Would you care to stop on the way and join me for a cocktail? On me. I'm loaded.”

“Can't do it, Mac. Sorry.” He certainly was good company. Terrific personality.

We got to the Edmont Hotel, and I checked in. I'd put on my red hunting cap when I was in the cab, just for the hell of it, but I took it off before I checked in. I didn't want to look like a screwball or something.Which is really ironic. I didn't know then that the goddam hotel was full of perverts and morons. Screwballs all over the place.

They gave me this very crumby room, with nothing to look out of the window at excep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otel. I didn't care much.I was too depressed to care whether I had a good view or not. The bellboy that showed me to the room was this very old guy around sixtyfive. He was even more depressing than the room was. He was one of those bald guys that comb all their hair over from the side to cover up the baldness. I'd rather be bald than do that. Anyway, what a gorgeous job for a guy around sixty-five years old. Carrying people's suitcases and waiting around for a tip. I suppose he wasn't too intelligent or anything, but it was terrible anyway.

After he left, I looked out the window for a while, with my coat on and all. I didn't have anything else to do. You'd be surprised what was going o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otel. They didn't even bother to pull their shades down. I saw one guy, a gray-haired, very distinguishedlooking guy with only his shorts on, do something you wouldn't believe me if I told you. First he put his suitcase on the bed. Then he took out all these women's clothes, and put them on. Real women's clothes—silk stockings, high-heeled shoes, brassièe, and one of those corsets with the straps hanging down and all. Then he put on this very tight black evening dress. I swear to God. Then he started walking up and down the room, taking these very small steps, the way a woman does,and smoking a cigarette and looking at himself in the mirror. He was all alone, too. Unless somebody was in the bathroom—I couldn't see that much. Then, in the window almost right over his, I saw a man and a woman squirting water out of their mouths at each other. It probably was highballs, not water, but I couldn't see what they had in their glasses. Anyway, first he'd take a swallow and squirt it all over her,then she did it to him—they took turns, for God's sake. You should've seen them. They were in hysterics the whole time, like it was the funni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I'm not kidding, that hotel was lousy with perverts. I was probably the only normal bastard in the whole place—and that isn't saying much. I damn near sent a telegram to old Stradlater telling him to take the first train to New York. He'd have been the king of the hotel.

The trouble was, that kind of junk is sort of fascinating to watch,even if you don't want it to be. For instance, that girl that was getting water squirted all over her face, she was pretty good-looking. I mean that's my big trouble. In my mind, I'm probably the biggest sex maniac you ever saw. Sometimes I can think of very crumby stuff I wouldn't mind doing if the opportunity came up. I can even see how it might be quite a lot of fun, in a crumby way, and if you were both sort of drunk and all, to get a girl and squirt water or something all over each other's face. The thing is, though, I don't like the idea. It stinks, if you analyze it. I think if you don't really like a girl, you shouldn't horse around with her at all, and if you do like her, then you're supposed to like her face,and if you like her face, you ought to be careful about doing crumby stuff to it, like squirting water all over it. It's really too bad that so much crumby stuff is a lot of fun sometimes. Girls aren't too much help, either, when you start trying not to get too crumby, when you start trying not to spoil anything really good. I knew this one girl, a couple of years ago, that was even crumbier than I was. Boy, was she crumby! We had a lot of fun, though, for a while, in a crumby way. Sex is something I really don't understand too hot. You never know where the hell you are. I keep making up these sex rules for myself, and then I break them right away. Last year I made a rule that I was going to quit horsing around with girls that, deep down, gave me a pain in the ass. I broke it, though, the same week I made it—the same night, as a matter of fact. I spent the whole night necking with a terrible phony named Anne Louise Sherman. Sex is something I just don't understand. I swear to God I don't.

I started toying with the idea, while I kept standing there, of giving old Jane a buzz—I mean calling her long distance at B.M., where she went, instead of calling up her mother to find out when she was coming home. You weren't supposed to call students up late at night, but I had it all figured out. I was going to tell whoever answered the phone that I was her uncle. I was going to say her aunt had just got killed in a car accident and I had to speak to her immediately. It would've worked, too. The only reason I didn't do it was because I wasn't in the mood. If you're not in the mood, you can't do that stuff right.

After a while I sat down in a chair and smoked a couple of cigarettes. I was feeling pretty horny. I have to admit it. Then, all of a sudden, I got this idea. I took out my wallet and started looking for this address a guy I met at a party last summer, that went to Princeton,gave me. Finally I found it. It was all a funny color from my wallet, but you could still read it. It was the address of this girl that wasn't exactly a whore or anything but that didn't mind doing it once in a while, this Princeton guy told me. He brought her to a dance at Princeton once,and they nearly kicked him out for bringing her. She used to be a burlesque stripper or something. Anyway, I went over to the phone and gave her a buzz. Her name was Faith Cavendish, and she lived at the Stanford Arms Hotel on Sixty-fifth and Broadway. A dump, no doubt.

For a while, I didn't think she was home or something. Nobody kept answering. Then, finally, somebody picked up the phone.

“Hello?” I said. I made my voice quite deep so that she wouldn't suspect my age or anything. I have a pretty deep voice anyway.

“Hello,” this woman's voice said. None too friendly, either.

“Is this Miss Faith Cavendish?”

“Who's this?” she said. “Who's calling me up at this crazy goddam hour?”

That sort of scared me a little bit. “Well, I know it's quite late,” I said, in this very mature voice and all. “I hope you'll forgive me, but I was very anxious to get in touch with you.” I said it suave as hell. I really did.

“Who is this?” she said.

“Well, you don't know me, but I'm a friend of Eddie Birdsell's. He suggested that if I were in town sometime, we ought to get together for a cocktail or two.”

“Who? You're a friend of who?” Boy, she was a real tigress over the phone. She was damn near yelling at me.

“Edmund Birdsell. Eddie Birdsell,” I said. I couldn't remember if his name was Edmund or Edward. I only met him once, at a goddam stupid party.

“I don't know anybody by that name, Jack. And if you think I enjoy bein' woke up in the middle—”

“Eddie Birdsell? From Princeton?” I said.

You could tell she was running the name over in her mind and all.

“Birdsell, Birdsell ... from Princeton ... Princeton College?”

“That's right,” I said.

“You from Princeton College?”

“Well, approximately.”

“Oh ... How is Eddie?” she said. “This is certainly a peculiar time to call a person up, though. Jesus Christ.”

“He's fine. He asked to be remembered to you.”

“Well, thank you. Remember me to him,” she said. “He's a grand person. What's he doing now?” She was getting friendly as hell, all of a sudden.

“Oh, you know. Same old stuff,” I said. How the hell did I know what he was doing? I hardly knew the guy. I didn't even know if he was still at Princeton. “Look,” I said.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meeting me for a cocktail somewhere?”

“By any chance do you have any idea what time it is?” she said. “What's your name, anyhow, may I ask?” She was getting an English accent, all of a sudden. “You sound a little on the young side.”

I laughed. “Thank you for the compliment,” I said—suave as hell.“Holden Caulfield's my name.” I should've given her a phony name, but I didn't think of it.

“Well, look, Mr. Cawffle. I'm not in the habit of making engagement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m a working gal.”

“Tomorrow's Sunday,” I told her.

“Well, anyway. I gotta get my beauty sleep. You know how it is.”

“I thought we might have just one cocktail together. It isn't too late.”

“Well. You're very sweet,” she said. “Where ya callin' from? Where ya at now, anyways?”

“Me? I'm in a phone booth.”

“Oh,” she said. Then there was this very long pause. “Well, I'd like awfully to get together with you sometime, Mr. Cawffle. You sound very attractive. You sound like a very attractive person. But it is late.”

“I could come up to your place.”

“Well, ordinary, I'd say grand. I mean I'd love to have you drop up for a cocktail, but my roommate happens to be ill. She's been laying here all night without a wink of sleep. She just this minute closed her eyes and all. I mean.”

“Oh. That's too bad.”

“Where ya stopping at? Perhaps we could get together for cocktails tomorrow.”

“I can't make it tomorrow,” I said. “Tonight's the only time I can make it.” What a dope I was. I shouldn't've said that.

“Oh. Well, I'm awfully sorry.”

“I'll say hello to Eddie for you.”

“Willya do that? I hope you enjoy your stay in New York. It's a grand place.”

“I know it is. Thanks. Good night,” I said. Then I hung up.

Boy, I really fouled that up. I should've at least made it for cocktails or something.

X

It was still pretty early. I'm not sure what time it was, but it wasn't too late. The one thing I hate to do is go to bed when I'm not even tired.So I opened my suitcases and took out a clean shirt, and then I went in the bathroom and washed and changed my shirt. What I thought I'd do,I thought I'd go downstairs and see what the hell was going on in the Lavender Room. They had this night club, the Lavender Room, in the hotel.

While I was changing my shirt, I damn near gave my kid sister Phoebe a buzz, though. I certainly felt like talking to her on the phone.Somebody with sense and all. But I couldn't take a chance on giving her a buzz, because she was only a little kid and she wouldn't have been up, let alone anywhere near the phone. I thought of maybe hanging up if my parents answered, but that wouldn't've worked, either. They'd know it was me. My mother always knows it's me. She's psychic. But I certainly wouldn't have minded shooting the crap with old Phoebe for a while.

You should see her. You never saw a little kid so pretty and smart in your whole life. She's really smart. I mean she's had all A's ever since she started school. As a matter of fact, I'm the only dumb one in the family. My brother D.B.'s a writer and all, and my brother Allie, the one that died, that I told you about, was a wizard. I'm the only really dumb one. But you ought to see old Phoebe. She has this sort of red hair, a little bit like Allie's was, that's very short in the summertime. In the summertime, she sticks it behind her ears. She has nice, pretty little ears. In the wintertime, it's pretty long, though. Sometimes my mother braids it and sometimes she doesn't. It's really nice, though. She's only ten. She's quite skinny, like me, but nice skinny. Roller-skate skinny.I watched her once from the window when she was crossing over Fifth Avenue to go to the park, and that's what she is, roller-skate skinny.You'd like her. I mean if you tell old Phoebe something, she knows exactly what the hell you're talking about. I mean you can even take her anywhere with you. If you take her to a lousy movie, for instance, she knows it's a lousy movie. If you take her to a pretty good movie, she knows it's a pretty good movie. D.B. and I took her to see this French movie, The Baker's Wife, with Raimu in it. It killed her. Her favorite is The 39 Steps, though, with Robert Donat. She knows the whole goddam movie by heart, because I've taken her to see it about ten times. When old Donat comes up to this Scotch farmhouse, for instance, when he's running away from the cops and all, Phoebe'll say right out loud in the movie—right when the Scotch guy in the picture says it—“Can you eat the herring?” She knows all the talk by heart. And when this professor in the picture, that's really a German spy, sticks up his little finger with part of the middle joint missing, to show Robert Donat, old Phoebe beats him to it—she holds up her little finger at me in the dark, right in front of my face. She's all right. You'd like her. The only trouble is,she's a little too affectionate sometimes. She's very emotional, for a child. She really is. Something else she does, she writes books all the time. Only, she doesn't finish them. They're all about some kid named Hazel Weatherfield—only old Phoebe spells it “Hazle.” Old Hazle Weatherfield is a girl detective. She's supposed to be an orphan, but her old man keeps showing up. Her old man's always a “tall attractive gentleman about 20 years of age.” That kills me. Old Phoebe. I swear to God you'd like her. She was smart even when she was a very tiny little kid. When she was a very tiny little kid, I and Allie used to take her to the park with us, especially on Sundays. Allie had this sailboat he used to like to fool around with on Sundays, and we used to take old Phoebe with us. She'd wear white gloves and walk right between us,like a lady and all. And when Allie and I were having some conversation about things in general, old Phoebe'd be listening. Sometimes you'd forget she was around, because she was such a little kid, but she'd let you know. She'd interrupt you all the time. She'd give Allie or I a push or something, and say, “Who? Who said that? Bobby or the lady?” And we'd tell her who said it, and she'd say, “Oh,” and go right on listening and all. She killed Allie, too. I mean he liked her, too. She's ten now,and not such a tiny little kid any more, but she still kills everybody—everybody with any sense, anyway.

Anyway, she was somebody you always felt like talking to on the phone. But I was too afraid my parents would answer, and then they'd find out I was in New York and kicked out of Pencey and all. So I just finished putting on my shirt. Then I got all ready and went down in the elevator to the lobby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Except for a few pimpy-looking guys, and a few whory-looking blondes, the lobby was pretty empty. But you could hear the band playing in the Lavender Room, and so I went in there. It wasn't very crowded, but they gave me a lousy table anyway—way in the back. I should've waved a buck under the head-waiter's nose. In New York,boy, money really talks—I'm not kidding.

The band was putrid. Buddy Singer. Very brassy, but not good brassy—corny brassy. Also, there were very few people around my age in the place. In fact, nobody was around my age. They were mostly old,show-offy-looking guys with their dates. Except at the table right next to me. At the table right next to me, there were these three girls around thirty or so. The whole three of them were pretty ugly, and they all had on the kind of hats that you knew they didn't really live in New York,but one of them, the blonde one, wasn't too bad. She was sort of cute,the blonde one, and I started giving her the old eye a little bit, but just then the waiter came up for my order. I ordered a Scotch and soda,and told him not to mix it—I said it fast as hell, because if you hem and haw, they think you're under twenty-one and won't sell you any intoxicating liquor. I had trouble with him anyway, though. “I'm sorry,sir,” he said, “but do you have some verification of your age? Your driver's license, perhaps?”

I gave him this very cold stare, like he'd insulted the hell out of me,and asked him, “Do I look like I'm under twenty-one?”

“I'm sorry, sir, but we have our—”

“Okay, okay,” I said. I figured the hell with it. “Bring me a Coke.”He started to go away, but I called him back. “Can'tcha stick a little rum in it or something?” I asked him. I asked him very nicely and all. “I can't sit in a corny place like this cold sober. Can'tcha stick a little rum in it or something?”

“I'm very sorry, sir ...” he said, and beat it on me. I didn't hold it against him, though. They lose their jobs if they get caught selling to a minor. I'm a goddam minor.

I started giving the three witches at the next table the eye again.That is, the blonde one. The other two were strictly from hunger. I didn't do it crudely, though. I just gave all three of them this very cool glance and all. What they did, though, the three of them, when I did it, they started giggling like morons. They probably thought I was too young to give anybody the once-over. That annoyed hell out of me—you'd've thought I wanted to marry them or something. I should've given them the freeze, after they did that, but the trouble was, I really felt like dancing. I'm very fond of dancing, sometimes, and that was one of the times. So all of a sudden, I sort of leaned over and said, “Would any of you girls care to dance?” I didn't ask them crudely or anything.Very suave, in fact. But God damn it, they thought that was a panic,too. They started giggling some more. I'm not kidding, they were three real morons. “C'mon,” I said. “I'll dance with you one at a time. All right? How 'bout it? C'mon!” I really felt like dancing.

Finally, the blonde one got up to dance with me, because you could tell I was really talking to her, and we walked out to the dance floor.The other two grools nearly had hysterics when we did. I certainly must've been very hard up to even bother with any of them.

But it was worth it. The blonde was some dancer. She was one of the best dancers I ever danced with. I'm not kidding, some of these very stupid girls can really knock you out on a dance floor. You take a really smart girl, and half the time she's trying to lead you around the dance floor, or else she's such a lousy dancer,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stay at the table and just get drunk with her.

“You really can dance,” I told the blonde one. “You oughta be a pro.I mean it. I danced with a pro once, and you're twice as good as she was. Did you ever hear of Marco and Miranda?”

“What?” she said. She wasn't even listening to me. She was looking all around the place.

“I said did you ever hear of Marco and Miranda?”

“I don't know. No. I don't know.”

“Well, they're dancers, she's a dancer. She's not too hot, though.She does everything she's supposed to, but she's not so hot anyway.You know when a girl's really a terrific dancer?”

“Wudga say?” she said. She wasn't listening to me, even. Her mind was wandering all over the place.

“I said do you know when a girl's really a terrific dancer?”

“Uh-uh.”

“Well—where I have my hand on your back. If I think there isn't anything underneath my hand—no can, no legs, no feet, no anything—then the girl's really a terrific dancer.”

She wasn't listening, though. So I ignored her for a while. We just danced. God, could that dopey girl dance. Buddy Singer and his stinking band was playing “Just One of Those Things” and even they couldn't ruin it entirely. It's a swell song. I didn't try any trick stuff while we danced—I hate a guy that does a lot of show-off tricky stuff on the dance floor—but I was moving her around plenty, and she stayed right with me. The funny thing is, I thought she was enjoying it, too,till all of a sudden she came out with this very dumb remark. “I and my girl friends saw Peter Lorre last night,” she said. “The movie actor. In person. He was buyin' a newspaper. He's cute.”

“You're lucky,” I told her. “You're really lucky. You know that?” She was really a moron. But what a dancer. I could hardly stop myself from sort of giving her a kiss on the top of her dopey head—you know—right where the part is, and all. She got sore when I did it.

“Hey! What's the idea?”

“Nothing. No idea. You really can dance,” I said. “I have a kid sister that's only in the goddam fourth grade. You're about as good as she is,and she can dance better than anybody living or dead.”

“Watch your language, if you don't mind.”

What a lady, boy. A queen, for Chrissake.

“Where you girls from?” I asked her.

She didn't answer me, though. She was busy looking around for old Peter Lorre to show up, I guess.

“Where you girls from?” I asked her again.

“What?” she said.

“Where you girls from? Don't answer if you don't feel like it. I don't want you to strain yourself.”

“Seattle, Washington,” she said. She was doing me a big favor to tell me.

“You're a very good conversationalist,” I told her. “You know that?”

“What?”

I let it drop. It was over her head, anyway. “Do you feel like jitterbugging a little bit, if they play a fast one? Not corny jitterbug, not jump or anything—just nice and easy. Everybody'll all sit down when they play a fast one, except the old guys and the fat guys, and we'll have plenty of room. Okay?”

“It's immaterial to me,” she said. “Hey—how old are you, anyhow?”

That annoyed me, for some reason. “Oh, Christ. Don't spoil it,” I said. “I'm twelve, for Chrissake. I'm big for my age.”

“Listen. I toleja about that. I don't like that type language,” she said. “If you're gonna use that type language, I can go sit down with my girl friends, you know.”

I apologized like a madman, because the band was starting a fast one. She started jitterbugging with me—but just very nice and easy,not corny. She was really good. All you had to do was touch her. And when she turned around, her pretty little butt twitched so nice and all.She knocked me out. I mean it. I was about half in love with her by the time we sat down. That's the thing about girls. Every time they do something pretty, even if they're not much to look at, or even if they're sort of stupid, you fall half in love with them, and then you never know where the hell you are. Girls. Jesus Christ. They can drive you crazy.They really can.

They didn't invite me to sit down at their table—mostly because they were too ignorant—but I sat down anyway. The blonde I'd been dancing with's name was Bernice something—Crabs or Krebs. The two ugly ones' names were Marty and Laverne. I told them my name was Jim Steele, just for the hell of it. Then I tried to get them in a little intelligent conversation, but it was practically impossible. You had to twist their arms. You could hardly tell which was the stupidest of the three of them. And the whole three of them kept looking all around the goddam room, like as if they expected a flock of goddam movie stars to come in any minute. They probably thought movie stars always hung out in the Lavender Room when they came to New York, instead of the Stork Club or El Morocco and all. Anyway, it took me about a half hour to find out where they all worked and all in Seattle. They all worked in the same insurance office. I asked them if they liked it, but do you think you could get an intelligent answer out of those three dopes? I thought the two ugly ones, Marty and Laverne, were sisters, but they got very insulted when I asked them. You could tell neither one of them wanted to look like the other one, and you couldn't blame them, but it was very amusing anyway.

I danced with them all—the whole three of them—one at a time.The one ugly one, Laverne, wasn't too bad a dancer, but the other one, old Marty, was murder. Old Marty was like dragging the Statue of Liberty around the floor. The only way I could even half enjoy myself dragging her around was if I amused myself a little. So I told her I just saw Gary Cooper, the movie sta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loor.

“Where?” she asked me—excited as hell. “Where?”

“Aw, you just missed him. He just went out. Why didn't you look when I told you?”

She practically stopped dancing, and started looking over everybody's heads to see if she could see him. “Oh, shoot!” she said. I'd just about broken her heart—I really had. I was sorry as hell I'd kidded her. Some people you shouldn't kid, even if they deserve it.

Here's what was very funny, though. When we got back to the table,old Marty told the other two that Gary Cooper had just gone out. Boy,old Laverne and Bernice nearly committed suicide when they heard that. They got all excited and asked Marty if she'd seen him and all.Old Mart said she'd only caught a glimpse of him. That killed me.

The bar was closing up for the night, so I bought them all two drinks apiece quick before it closed, and I ordered two more Cokes for myself. The goddam table was lousy with glasses. The one ugly one, Laverne, kept kidding me because I was only drinking Cokes. She had a sterling sense of humor. She and old Marty were drinking Tom Collinses—in the middle of December, for God's sake. They didn't know any better. The blonde one, old Bernice, was drinking bourbon and water. She was really putting it away, too. The whole three of them kept looking for movie stars the whole time. They hardly talked—even to each other. Old Marty talked more than the other two. She kept saying these very corny, boring things, like calling the can the “little girls' room,” and she thought Buddy Singer's poor old beat-up clarinet player was really terrific when he stood up and took a couple of ice-cold hot licks. She called his clarinet a “licorice stick.” Was she corny. The other ugly one, Laverne, thought she was a very witty type. She kept asking me to call up my father and ask him what he was doing tonight.She kept asking me if my father had a date or not. Four times she asked me that—she was certainly witty. Old Bernice, the blonde one, didn't say hardly anything at all. Every time I'd ask her something, she said“What?” That can get on your nerves after a while.

All of a sudden, when they finished their drink, all three of them stood up on me and said they had to get to bed.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get up early to see the first show at Radio City Music Hall. I tried to get them to stick around for a while, but they wouldn't. So we said good-by and all. I told them I'd look them up in Seattle sometime,if I ever got there, but I doubt if I ever will. Look them up, I mean.

With cigarettes and all, the check came to about thirteen bucks.I think they should've at least offered to pay for the drinks they had before I joined them—I wouldn't've let them, naturally, but they should've at least offered. I didn't care much, though. They were so ignorant, and they had those sad, fancy hats on and all. And that business about getting up early to see the first show at Radio City Music Hall depressed me. If somebody, some girl in an awful-looking hat, for instance, comes all the way to New York—from Seattle,Washington, for God's sake—and ends up getting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see the goddam first show at Radio City Music Hall, it makes me so depressed I can't stand it. I'd've bought the whole three of them a hundred drinks if only they hadn't told me that.

I left the Lavender Room pretty soon after they did. They were closing it up anyway, and the band had quit a long time ago.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one of those places that are very terrible to be in unless you have somebody good to dance with, or unless the waiter lets you buy real drinks instead of just Cokes. There isn't any night club in the world you can sit in for a long time unless you can at least buy some liquor and get drunk. Or unless you're with some girl that really knocks you out.

XI

All of a sudden, on my way out to the lobby, I got old Jane Gallagher on the brain again. I got her on, and I couldn't get her off. I sat down in this vomity-looking chair in the lobby and thought about her and Stradlater sitting in that goddam Ed Banky's car, and though I was pretty damn sure old Stradlater hadn't given her the time—I know old Jane like a book—I still couldn't get her off my brain. I knew her like a book. I really did. I mean, besides checkers, she was quite fond of all athletic sports, and after I got to know her, the whole summer long we played tennis together almost every morning and golf almost every afternoon. I really got to know her quite intimately. I don't mean it was anything physical or anything—it wasn't—but we saw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You don't always have to get too sexy to get to know a girl.

The way I met her, this Doberman pinscher she had used to come over and relieve himself on our lawn, and my mother got very irritated about it. She called up Jane's mother and made a big stink about it. My mother can make a very big stink about that kind of stuff. Then what happened, a couple of days later I saw Jane laying on her stomach next to the swimming pool, at the club, and I said hello to her. I knew she lived in the house next to ours, but I'd never conversed with her before or anything. She gave me the big freeze when I said hello that day, though. I had a helluva time convincing her that I didn't give a good goddam where her dog relieved himself. He could do it in the living room, for all I cared. Anyway, after that, Jane and I got to be friends and all. I played golf with her that same afternoon. She lost eight balls,I remember. Eight. I had a terrible time getting her to at least open her eyes when she took a swing at the ball. I improved her game immensely,though. I'm a very good golfer. If I told you what I go around in, you probably wouldn't believe me. I almost was once in a movie short, but I changed my mind at the last minute. I figured that anybody that hates the movies as much as I do, I'd be a phony if I let them stick me in a movie short.

She was a funny girl, old Jane. I wouldn't exactly describe her as strictly beautiful. She knocked me out, though. She was sort of mucklemouthed. I mean when she was talking and she got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her mouth sort of went in about fifty directions, her lips and all. That killed me. And she never really closed it all the way, her mouth. It was always just a little bit open, especially when she got in her golf stance, or when she was reading a book. She was always reading, and she read very good books. She read a lot of poetry and all. She was the only one, outside my family, that I ever showed Allie's baseball mitt to, with all the poems written on it. She'd never met Allie or anything, because that was her first summer in Maine—before that,she went to Cape Cod—but I told her quite a lot about him. She was interested in that kind of stuff.

My mother didn't like her too much. I mean my mother always thought Jane and her mother were sort of snubbing her or something when they didn't say hello. My mother saw them in the village a lot, because Jane used to drive to market with her mother in this LaSalle convertible they had. My mother didn't think Jane was pretty, even. I did, though. I just liked the way she looked, that's all.

I remember this one afternoon. It was the only time old Jane and I ever got close to necking, even. It was a Saturday and it was raining like a bastard out, and I was over at her house, on the porch—they had this big screened-in porch. We were playing checkers. I used to kid her once in a while because she wouldn't take her kings out of the back row. But I didn't kid her much, though. You never wanted to kid Jane too much. I think I really like it best when you can kid the pants off a girl when the opportunity arises, but it's a funny thing. The girls I like best are the ones I never feel much like kidding. Sometimes I think they'd like it if you kidded them—in fact, I know they would—but it's hard to get started, once you've known them a pretty long time and never kidded them. Anyway,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that afternoon Jane and I came close to necking. It was raining like hell and we were out on her porch, and all of a sudden this booze hound her mother was married to came out on the porch and asked Jane if there were any cigarettes in the house. I didn't know him too well or anything, but he looked like the kind of a guy that wouldn't talk to you much unless he wanted something off you. He had a lousy personality. Anyway, old Jane wouldn't answer him when he asked her if she knew where there was any cigarettes. So the guy asked her again, but she still wouldn't answer him. She didn't even look up from the game. Finally the guy went inside the house. When he did, I asked Jane what the hell was going on. She wouldn't even answer me, then. She made out like she was concentrating on her next move in the game and all. Then all of a sudden, this tear plopped down on the checkerboard. On one of the red squares—boy, I can still see it. She just rubbed it into the board with her finger. I don't know why, but it bothered hell out of me. So what I did was, I went over and made her move over on the glider so that I could sit down next to her—I practically sat down in her lap, as a matter of fact. Then she really started to cry, and the next thing I knew,I was kissing her all over—anywhere—her eyes, her nose, her forehead,her eyebrows and all, her ears—her whole face except her mouth and all. She sort of wouldn't let me get to her mouth. Anyway, it was the closest we ever got to necking. After a while, she got up and went in and put on this red and white sweater she had, that knocked me out, and we went to a goddam movie. I asked her, on the way, if Mr. Cudahy—that was the booze hound's name—had ever tried to get wise with her.She was pretty young, but she had this terrific figure, and I wouldn't've put it past that Cudahy bastard. She said no, though. I never did find out what the hell was the matter. Some girls you practically never find out what's the matter.

I don't want you to get the idea she was a goddam icicle or something, just because we never necked or horsed around much. She wasn't. I held hands with her all the time, for instance. That doesn't sound like much, I realize, but she was terrific to hold hands with.Most girls if you hold hands with them, their goddam hand dies on you,or else they think they have to keep moving their hand all the time, as if they were afraid they'd bore you or something. Jane was different.We'd get into a goddam movie or something, and right away we'd start holding hands, and we wouldn't quit till the movie was over. And without changing the position or making a big deal out of it. You never even worried, with Jane, whether your hand was sweaty or not. All you knew was, you were happy. You really were.

One other thing I just thought of. One time, in this movie, Jane did something that just about knocked me out. The newsreel was on or something, and all of a sudden I felt this hand on the back of my neck,and it was Jane's. It was a funny thing to do. I mean she was quite young and all, and most girls if you see them putting their hand on the back of somebody's neck, they're around twenty-five or thirty and usually they're doing it to their husband or their little kid—I do it to my kid sister Phoebe once in a while, for instance. But if a girl's quite young and all and she does it, it's so pretty it just about kills you.

Anyway, that's what I was thinking about while I sat in that vomitylooking chair in the lobby. Old Jane. Every time I got to the part about her out with Stradlater in that damn Ed Banky's car, it almost drove me crazy. I knew she wouldn't let him get to first base with her, but it drove me crazy anyway. I don't even like to talk about it,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There was hardly anybody in the lobby any more. Even all the whory-looking blondes weren't around any more, and all of a sudden I felt like getting the hell out of the place. It was too depressing. And I wasn't tired or anything. So I went up to my room and put on my coat. I also took a look out the window to see if all the perverts were still in action, but the lights and all were out now. I went down in the elevator again and got a cab and told the driver to take me down to Ernie's. Ernie's is this night club in Greenwich Village that my brother D.B. used to go to quite frequently before he went out to Hollywood and prostituted himself. He used to take me with him once in a while. Ernie's a big fat colored guy that plays the piano. He's a terrific snob and he won't hardly even talk to you unless you're a big shot or a celebrity or something, but he can really play the piano. He's so good he's almost corny, in fact. I don't exactly know what I mean by that, but I mean it. I certainly like to hear him play, but sometimes you feel like turning his goddam piano over. I think it's because sometimes when he plays, he sounds like the kind of a guy that won't talk to you unless you're a big shot.

XII

The cab I had was a real old one that smelled like someone'd just tossed his cookies in it. I always get those vomity kind of cabs if I go anywhere late at night. What made it worse, it was so quiet and lonesome out, even though it was Saturday night. I didn't see hardly anybody on the street. Now and then you just saw a man and a girl crossing a street, with their arms around each other's waists and all, or a bunch of hoodlumy-looking guys and their dates, all of them laughing like hyenas at something you could bet wasn't funny. New York's terrible when somebody laughs on the street very late at night. You can hear it for miles. It makes you feel so lonesome and depressed. I kept wishing I could go home and shoot the bull for a while with old Phoebe.But finally, after I was riding a while, the cab driver and I sort of struck up a conversation. His name was Horwitz. He was a much better guy than the other driver I'd had. Anyway, I thought maybe he might know about the ducks.

“Hey, Horwitz,” I said. “You ever pass by the lagoon in Central Park? Down by Central Park South?”

“The what?”

“The lagoon. That little lake, like, there. Where the ducks are. You know.”

“Yeah, what about it?”

“Well, you know the ducks that swim around in it? In the springtime and all? Do you happen to know where they go in the wintertime, by any chance?”

“Where who goes?”

“The ducks. Do you know, by any chance? I mean does somebody come around in a truck or something and take them away, or do they fly away by themselves—go south or something?”

Old Horwitz turned all the way around and looked at me. He was a very impatient-type guy. He wasn't a bad guy, though. “How the hell should I know?” he said. “How the hell should I know a stupid thing like that?”

“Well, don't get sore about it,” I said. He was sore about it or something.

“Who's sore? Nobody's sore.”

I stopped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him, if he was going to get so damn touchy about it. But he started it up again himself. He turned all the way around again, and said, “The fish don't go no place. They stay right where they are, the fish. Right in the goddam lake.”

“The fish—that's different. The fish is different. I'm talking about the ducks,” I said.

“What's different about it? Nothin's different about it,” Horwitz said. Everything he said, he sounded sore about something. “It's tougher for the fish, the winter and all, than it is for the ducks, for Chrissake. Use your head, for Chrissake.”

I didn't say anything for about a minute. Then I said, “All right.What do they do, the fish and all, when that whole little lake's a solid block of ice, people skating on it and all?”

Old Horwitz turned around again. “What the hellaya mean what do they do?” he yelled at me. “They stay right where they are, for Chrissake.”

“They can't just ignore the ice. They can't just ignore it.”

“Who's ignoring it? Nobody's ignoring it!” Horwitz said. He got so damn excited and all, I was afraid he was going to drive the cab right into a lamppost or something. “They live right in the goddam ice. It's their nature, for Chrissake. They get frozen right in one position for the whole winter.”

“Yeah? What do they eat, then? I mean if they're frozen solid, they can't swim around looking for food and all.”

“Their bodies, for Chrissake—what's a matter with ya? Their bodies take in nutrition and all, right through the goddam seaweed and crap that's in the ice. They got their pores open the whole time. That's their nature, for Chrissake. See what I mean?” He turned way the hell around again to look at me.

“Oh,” I said. I let it drop. I was afraid he was going to crack the damn taxi up or something. Besides, he was such a touchy guy, it wasn't any pleasure discussing anything with him. “Would you care to stop off and have a drink with me somewhere?” I said.

He didn't answer me, though. I guess he was still thinking. I asked him again, though. He was a pretty good guy. Quite amusing and all.

“I ain't got no time for no liquor, bud,” he said. “How the hell old are you, anyways? Why ain'tcha home in bed?”

“I'm not tired.”

When I got out in front of Ernie's and paid the fare, old Horwitz brought up the fish again. He certainly had it on his mind. “Listen,”he said. “If you was a fish, Mother Nature'd take care of you, wouldn't she? Right? You don't think them fish just die when it gets to be winter,do ya?”

“No, but—”

“You're goddam right they don't,” Horwitz said, and drove off like a bat out of hell. He was about the touchiest guy I ever met. Everything you said made him sore.

Even though it was so late, old Ernie's was jam-packed. Mostly with prep school jerks and college jerks. Almost every damn school in the world gets out earlier for Christmas vacation than the schools I go to. You could hardly check your coat, it was so crowded. It was pretty quiet, though, because Ernie was playing the piano. It was supposed to be something holy, for God's sake, when he sat down at the piano.Nobody's that good. About three couples, besides me, were waiting for tables, and they were all shoving and standing on tiptoes to get a look at old Ernie while he played. He had a big damn mirror in front of the piano, with this big spotlight on him, so that everybody could watch his face while he played. You couldn't see his fingers while he played—just his big old face. Big deal. I'm not too sure what the name of the song was that he was playing when I came in, but whatever it was, he was really stinking it up. He was putting all these dumb, show-offy ripples in the high notes, and a lot of other very tricky stuff that gives me a pain in the ass. You should've heard the crowd, though, when he was finished. You would've puked. They went mad. They were exactly the same morons that laugh like hyenas in the movies at stuff that isn't funny. I swear to God, if I were a piano player or an actor or something and all those dopes thought I was terrific, I'd hate it. I wouldn't even want them to clap for me. People always clap for the wrong things. If I were a piano player, I'd play it in the goddam closet. Anyway, when he was finished, and everybody was clapping their heads off, old Ernie turned around on his stool and gave this very phony, humble bow. Like as if he was a helluva humble guy, besides being a terrific piano player.It was very phony—I mean him being such a big snob and all. In a funny way, though, I felt sort of sorry for him when he was finished. I don't even think he knows any more when he's playing right or not. It isn't all his fault. I partly blame all those dopes that clap their heads off—they'd foul up anybody, if you gave them a chance. Anyway, it made me feel depressed and lousy again, and I damn near got my coat back and went back to the hotel, but it was too early and I didn't feel much like being all alone.

They finally got me this stinking table, right up against a wall and behind a goddam post, where you couldn't see anything. It was one of those tiny little tables that if the people at the next table don't get up to let you by—and they never do, the bastards—you practically have to climb into your chair. I ordered a Scotch and soda, which is my favorite drink, next to frozen Daiquiris. If you were only around six years old,you could get liquor at Ernie's, the place was so dark and all, and besides, nobody cared how old you were. You could even be a dope fiend and nobody'd care.

I was surrounded by jerks. I'm not kidding. At this other tiny table,right to my left, practically on top of me, there was this funny-looking guy and this funny-looking girl. They were around my age, or maybe just a little older. It was funny. You could see they were being careful as hell not to drink up the minimum too fast. I listened to their conversation for a while, because I didn't have anything else to do. He was telling her about some pro football game he'd seen that afternoon. He gave her every single goddam play in the whole game—I'm not kidding. He was the most boring guy I ever listened to. And you could tell his date wasn't even interested in the goddam game, but she was even funnierlooking than he was, so I guess she had to listen. Real ugly girls have it tough. I feel so sorry for them sometimes. Sometimes I can't even look at them, especially if they're with some dopey guy that's telling them all about a goddam football game. On my right, the conversation was even worse, though. On my right there was this very Joe Yale-looking guy,in a gray flannel suit and one of those flitty-looking Tattersall vests.All those Ivy League bastards look alike. My father wants me to go to Yale, or maybe Princeton, but I swear, I wouldn't go to one of those Ivy League colleges if I was dying, for God's sake. Anyway, this Joe Yalelooking guy had a terrific-looking girl with him. Boy, she was goodlooking. But you should've heard the conversation they were having.In the first place, they were both slightly crocked. What he was doing,he was giving her a feel under the table, and at the same time telling her all about some guy in his dorm that had eaten a whole bottle of aspirin and nearly committed suicide. His date kept saying to him, “How horrible ... Don't, darling. Please, don't. Not here.” Imagine giving somebody a feel and telling them about a guy committing suicide at the same time! They killed me.

I certainly began to feel like a prize horse's ass, though, sitting there all by myself. There wasn't anything to do except smoke and drink. What I did do, though, I told the waiter to ask old Ernie if he'd care to join me for a drink. I told him to tell him I was D.B.'s brother. I don't think he ever even gave him my message, though. Those bastards never give your message to anybody.

All of a sudden, this girl came up to me and said, “Holden Caulfield!” Her name was Lillian Simmons. My brother D.B. used to go around with her for a while. She had very big knockers.

“Hi,” I said. I tried to get up, naturally, but it was some job getting up, in a place like that. She had some Navy officer with her that looked like he had a poker up his ass.

“How marvelous to see you!” old Lillian Simmons said. Strictly a phony. “How's your big brother?” That's all she really wanted to know.

“He's fine. He's in Hollywood.”

“In Hollywood! How marvelous! What's he doing?”

“I don't know. Writing,” I said. I didn't feel like discussing it. You could tell she thought it was a big deal, his being in Hollywood. Almost everybody does. Mostly people who've never read any of his stories. It drives me crazy, though.

“How exciting,” old Lillian said. Then she introduced me to the Navy guy. His name was Commander Blop or something. He was one of those guys that think they're being a pansy if they don't break around forty of your fingers when they shake hands with you. God, I hate that stuff. “Are you all alone, baby?” old Lillian asked me. She was blocking up the whole goddam traffic in the aisle. You could tell she liked to block up a lot of traffic. This waiter was waiting for her to move out of the way, but she didn't even notice him. It was funny. You could tell the waiter didn't like her much, you could tell even the Navy guy didn't like her much, even though he was dating her. And I didn't like her much. Nobody did. You had to feel sort of sorry for her, in a way.“Don't you have a date, baby?” she asked me. I was standing up now,and she didn't even tell me to sit down. She was the type that keeps you standing up for hours. “Isn't he handsome?” she said to the Navy guy. “Holden, you're getting handsomer by the minute.” The Navy guy told her to come on. He told her they were blocking up the whole aisle.“Holden, come join us,” old Lillian said. “Bring your drink.”

“I was just leaving,” I told her. “I have to meet somebody.” You could tell she was just trying to get in good with me. So that I'd tell old D.B. about it.

“Well, you little so-and-so. All right for you. Tell your big brother I hate him, when you see him.”

Then she left. The Navy guy and I told each other we were glad to've met each other. Which always kills me. I'm always saying “Glad to've met you” to somebody I'm not at all glad I met. If you want to stay alive, you have to say that stuff, though.

After I'd told her I had to meet somebody, I didn't have any goddam choice except to leave. I couldn't even stick around to hear old Ernie play something halfway decent. But I certainly wasn't going to sit down at a table with old Lillian Simmons and that Navy guy and be bored to death. So I left. It made me mad, though, when I was getting my coat.People are always ruining things for you.

XIII

I walked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hotel. Forty-one gorgeous blocks. I didn't do it because I felt like walking or anything. It was more because I didn't feel like getting in and out of another taxicab. Sometimes you get tired of riding in taxicabs the same way you get tired riding in elevators. All of a sudden, you have to walk, no matter how far or how high up. When I was a kid, I used to walk all the way up to our apartment very frequently. Twelve stories.

You wouldn't even have known it had snowed at all. There was hardly any snow on the sidewalks. But it was freezing cold, and I took my red hunting hat out of my pocket and put it on—I didn't give a damn how I looked. I even put the earlaps down. I wished I knew who'd swiped my gloves at Pencey, because my hands were freezing. Not that I'd have done much about it even if I had known. I'm one of these very yellow guys. I try not to show it, but I am. For instance, if I'd found out at Pencey who'd stolen my gloves, I probably would've gone down to the crook's room and said, “Okay. How 'bout handing over those gloves?”Then the crook that had stolen them probably would've said, his voice very innocent and all, “What gloves?” Then what I probably would've done, I'd have gone in his closet and found the gloves somewhere.Hidden in his goddam galoshes or something, for instance. I'd have taken them out and showed them to the guy and said, “I suppose these are your goddam gloves?” Then the crook probably would've given me this very phony, innocent look, and said, “I never saw those gloves before in my life. If they're yours, take 'em. I don't want the goddam things.” Then I probably would've just stood there for about five minutes. I'd have the damn gloves right in my hand and all, but I'd feel I ought to sock the guy in the jaw or something—break his goddam jaw. Only, I wouldn't have the guts to do it. I'd just stand there, trying to look tough. What I might do, I might say something very cutting and snotty, to rile him up—instead of socking him in the jaw. Anyway,if I did say something very cutting and snotty, he'd probably get up and come over to me and say, “Listen, Caulfield. Are you calling me a crook?” Then, instead of saying, “You're goddam right I am, you dirty crooked bastard!” all I probably would've said would be, “All I know is my goddam gloves were in your goddam galoshes.” Right away then,the guy would know for sure that I wasn't going to take a sock at him,and he probably would've said, “Listen. Let's get this straight. Are you calling me a thief ?” Then I probably would've said, “Nobody's calling anybody a thief. All I know is my gloves were in your goddam galoshes.”It could go on like that for hours. Finally, though, I'd leave his room without even taking a sock at him. I'd probably go down to the can and sneak a cigarette and watch myself getting tough in the mirror. Anyway,that's what I thought about the whole way back to the hotel. It's no fun to be yellow. Maybe I'm not all yellow. I don't know. I think maybe I'm just partly yellow and partly the type that doesn't give much of a damn if they lose their gloves. One of my troubles is, I never care too much when I lose something—it used to drive my mother crazy when I was a kid. Some guys spend days looking for something they lost. I never seem to have anything that if I lost it I'd care too much. Maybe that's why I'm partly yellow. It's no excuse, though. It really isn't. What you should be is not yellow at all. If you're supposed to sock somebody in the jaw, and you sort of feel like doing it, you should do it. I'm just no good at it, though. I'd rather push a guy out the window or chop his head off with an ax than sock him in the jaw. I hate fist fights. I don't mind getting hit so much—although I'm not crazy about it, naturally—but what scares me most in a fist fight is the guy's face. I can't stand looking at the other guy's face, is my trouble. It wouldn't be so bad if you could both be blindfolded or something. It's a funny kind of yellowness, when you come to think of it, but it's yellowness, all right.I'm not kidding myself.

The more I thought about my gloves and my yellowness, the more depressed I got, and I decided, while I was walking and all, to stop off and have a drink somewhere. I'd only had three drinks at Ernie's, and I didn't even finish the last one. One thing I have, it's a terrific capacity.I can drink all night and not even show it, if I'm in the mood. Once, at the Whooton School, this other boy, Raymond Goldfarb, and I bought a pint of Scotch and drank it in the chapel one Saturday night, where nobody'd see us. He got stinking, but I hardly didn't even show it. I just got very cool and nonchalant. I puked before I went to bed, but I didn't really have to—I forced myself.

Anyway, before I got to the hotel, I started to go in this dumpylooking bar, but two guys came out, drunk as hell, and wanted to know where the subway was. One of them was this very Cuban-looking guy,and he kept breathing his stinking breath in my face while I gave him directions. I ended up not even going in the damn bar. I just went back to the hotel.

The whole lobby was empty. It smelled like fifty million dead cigars.It really did. I wasn't sleepy or anything, but I was feeling sort of lousy.Depressed and all. I almost wished I was dead.

Then, all of a sudden, I got in this big mess.

The first thing when I got in the elevator, the elevator guy said to me, “Innarested in having a good time, fella? Or is it too late for you?”

“How do you mean?” I said. I didn't know what he was driving at or anything.

“Innarested in a little tail t'night?”

“Me?” I said. Which was a very dumb answer, but it's quite embarrassing when somebody comes right up and asks you a question like that.

“How old are you, chief ?” the elevator guy said.

“Why?” I said. “Twenty-two.”

“Uh huh. Well, how 'bout it? Y'innarested? Five bucks a throw.Fifteen bucks the whole night.” He looked at his wrist watch. “Till noon. Five bucks a throw, fifteen bucks till noon.”

“Okay,” I said. It was against my principles and all, but I was feeling so depressed I didn't even think. That's the whole trouble.When you're feeling very depressed, you can't even think.

“Okay what? A throw, or till noon? I gotta know.”

“Just a throw.”

“Okay, what room ya in?”

I looked at the red thing with my number on it, on my key. “Twelve twenty-two,” I said. I was already sort of sorry I'd let the thing start rolling, but it was too late now.

“Okay. I'll send a girl up in about fifteen minutes.” He opened the doors and I got out.

“Hey, is she good-looking?” I asked him. “I don't want any old bag.”

“No old bag. Don't worry about it, chief.”

“Who do I pay?”

“Her,” he said. “Let's go, chief.” He shut the doors, practically right in my face.

I went to my room and put some water on my hair, but you can't really comb a crew cut or anything. Then I tested to see if my breath stank from so many cigarettes and the Scotch and sodas I drank at Ernie's. All you do is hold your hand under your mouth and blow your breath up toward the old nostrils. It didn't seem to stink much, but I brushed my teeth anyway. Then I put on another clean shirt. I knew I didn't have to get all dolled up for a prostitute or anything, but it sort of gave me something to do. I was a little nervous. I was starting to feel pretty sexy and all, but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nyway.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m a virgin. I really am. I've had quite a few opportunities to lose my virginity and all, but I've never got around to it yet. Something always happens. For instance, if you're at a girl's house,her parents always come home at the wrong time—or you're afraid they will. Or if you're in the back seat of somebody's car, there's always somebody's date in the front seat—some girl, I mean—that always wants to know what's going on all over the whole goddam car. I mean some girl in front keeps turning around to see what the hell's going on.Anyway, something always happens. I came quite close to doing it a couple of times, though. One time in particular, I remember. Something went wrong, though —I don't even remember what any more. The thing is, most of the time when you're coming pretty close to doing it with a girl—a girl that isn't a prostitute or anything, I mean—she keeps telling you to stop. The trouble with me is, I stop. Most guys don't. I can't help it. You never know whether they really want you to stop, or whether they're just scared as hell, or whether they're just telling you to stop so that if you do go through with it, the blame'll be on you, not them. Anyway, I keep stopping. The trouble is, I get to feeling sorry for them. I mean most girls are so dumb and all. After you neck them for a while, you can really watch them losing their brains. You take a girl when she really gets passionate, she just hasn't any brains. I don't know. They tell me to stop, so I stop. I always wish I hadn't, after I take them home, but I keep doing it anyway.

Anyway, while I was putting on another clean shirt, I sort of figured this was my big chance, in a way. I figured if she was a prostitute and all, I could get in some practice on her, in case I ever get married or anything. I worry about that stuff sometimes. I read this book once, at the Whooton School, that had this very sophisticated, suave, sexy guy in it. Monsieur Blanchard was his name, I can still remember. It was a lousy book, but this Blanchard guy was pretty good. He had this big château and all on the Riviera, in Europe, and all he did in his spare time was beat women off with a club. He was a real rake and all, but he knocked women out. He said, in this one part, that a woman's body is like a violin and all, and that it takes a terrific musician to play it right.It was a very corny book—I realize that—but I couldn't get that violin stuff out of my mind anyway. In a way, that's why I sort of wanted to get some practice in, in case I ever get married. Caulfield and his Magic Violin, boy. It's corny, I realize, but it isn't too corny. I wouldn't mind being pretty good at that stuff. Half the time, if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the truth, when I'm horsing around with a girl, I have a helluva lot of trouble just finding what I'm looking for, for God's sake,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Take this girl that I just missed having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that I told you about. It took me about an hour to just get her goddam brassière off. By the time I did get it off, she was about ready to spit in my eye.

Anyway, I kept walking around the room, waiting for this prostitute to show up. I kept hoping she'd be good-looking. I didn't care too much, though. I sort of just wanted to get it over with. Finally,somebody knocked on the door, and when I went to open it, I had my suitcase right in the way and I fell over it and damn near broke my knee. I always pick a gorgeous time to fall over a suitcase or something.

When I opened the door, this prostitute was standing there. She had a polo coat on, and no hat. She was sort of a blonde, but you could tell she dyed her hair. She wasn't any old bag, though. “How do you do,” I said. Suave as hell, boy.

“You the guy Maurice said?” she asked me. She didn't seem too goddam friendly.

“Is he the elevator boy?”

“Yeah,” she said.

“Yes, I am. Come in, won't you?” I said. I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nonchalant as it went along. I really was.

She came in and took her coat off right away and sort of chucked it on the bed. She had on a green dress underneath. Then she sort of sat down sideways on the chair that went with the desk in the room and started jiggling her foot up and down. She crossed her legs and started jiggling this one foot up and down. She was very nervous, for a prostitute. She really was. I think it was because she was young as hell.She was around my age. I sat down in the big chair, next to her, and offered her a cigarette. “I don't smoke,” she said. She had a tiny little wheeny-whiny voice. You could hardly hear her. She never said thank you, either, when you offered her something. She just didn't know any better.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self. My name is Jim Steele,” I said.

“Ya got a watch on ya?” she said. She didn't care what the hell my name was, naturally. “Hey, how old are you, anyways?”

“Me? Twenty-two.”

“Like fun you are.”

It was a funny thing to say. It sounded like a real kid. You'd think a prostitute and all would say “Like hell you are” or “Cut the crap”instead of “Like fun you are.”

“How old are you?” I asked her.

“Old enough to know better,” she said. She was really witty. “Ya got a watch on ya?” she asked me again, and then she stood up and pulled her dress over her head.

I certainly felt peculiar when she did that. I mean she did it so sudden and all. I know you're supposed to feel pretty sexy when somebody gets up and pulls their dress over their head, but I didn't.Sexy was about the last thing I was feeling. I felt much more depressed than sexy.

“Ya got a watch on ya, hey?”

“No. No, I don't,” I said. Boy, was I feeling peculiar. “What's your name?” I asked her. All she had on was this pink slip. It was really quite embarrassing. It really was.

“Sunny,” she said. “Let's go, hey.”

“Don't you feel like talking for a while?” I asked her. It was a childish thing to say, but I was feeling so damn peculiar. “Are you in a very big hurry?”

She looked at me like I was a madman. “What the heck ya wanna talk about?” she said.

“I don't know. Nothing special. I just thought perhaps you might care to chat for a while.”

She sat down in the chair next to the desk again. She didn't like it,though, you could tell. She started jiggling her foot again—boy, she was a nervous girl.

“Would you care for a cigarette now?” I said. I forgot she didn't smoke.

“I don't smoke. Listen, if you're gonna talk, do it. I got things to do.”

I couldn't think of anything to talk about, though. I thought of asking her how she got to be a prostitute and all, but I was scared to ask her. She probably wouldn't've told me anyway.

“You don't come from New York, do you?” I said finally. That's all I could think of.

“Hollywood,” she said. Then she got up and went over to where she'd put her dress down, on the bed. “Ya got a hanger? I don't want to get my dress all wrinkly. It's brand-clean.”

“Sure,” I said right away. I was only too glad to get up and do something. I took her dress over to the closet and hung it up for her. It was funny. It made me feel sort of sad when I hung it up. I thought of her going in a store and buying it, and nobody in the store knowing she was a prostitute and all. The salesman probably just thought she was a regular girl when she bought it. It made me feel sad as hell—I don't know why exactly.

I sat down again and tried to keep the old conversation going. She was a lousy conversationalist. “Do you work every night?” I asked her—it sounded sort of awful, after I'd said it.

“Yeah.” She was walking all around the room. She picked up the menu off the desk and read it.

“What do you do during the day?”

She sort of shrugged her shoulders. She was pretty skinny. “Sleep.Go to the show.” She put down the menu and looked at me. “Let's go,hey. I haven't got all—”

“Look,” I said. “I don't feel very much like myself tonight. I've had a rough night. Honest to God. I'll pay you and all, but do you mind very much if we don't do it? Do you mind very much?” The trouble was, I just didn't want to do it. I felt more depressed than sexy,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She was depressing. Her green dress hanging in the closet and all. And besides, I don't think I could ever do it with somebody that sits in a stupid movie all day long. I really don't think I could.

She came over to me, with this funny look on her face, like as if she didn't believe me. “What's a matter?” she said.

“Nothing's the matter.” Boy, was I getting nervous. “The thing is, I had an operation very recently.”

“Yeah? Where?”

“On my wuddayacallit—my clavichord.”

“Yeah? Where the hell's that?”

“The clavichord?” I said. “Well, actually, it's in the spinal canal. I mean it's quite a ways down in the spinal canal.”

“Yeah?” she said. “That's tough.” Then she sat down on my goddam lap. “You're cute.”

She made me so nervous, I just kept on lying my head off. “I'm still recuperating,” I told her.

“You look like a guy in the movies. You know. Whosis. You know who I mean. What the heck's his name?”

“I don't know,” I said. She wouldn't get off my goddam lap.

“Sure you know. He was in that pitcher with Mel-vine Douglas? The one that was Mel-vine Douglas's kid brother? That falls off this boat?You know who I mean.”

“No, I don't. I go to the movies as seldom as I can.”

Then she started getting funny. Crude and all.

“Do you mind cutting it out?” I said. “I'm not in the mood, I just told you. I just had an operation.”

She didn't get up from my lap or anything, but she gave me this terrifically dirty look. “Listen,” she said. “I was sleepin' when that crazy Maurice woke me up. If you think I'm—”

“I said I'd pay you for coming and all. I really will. I have plenty of dough. It's just that I'm practically just recovering from a very serious—”

“What the heck did you tell that crazy Maurice you wanted a girl for, then? If you just had a goddam operation on your goddam wuddayacallit. Huh?”

“I thought I'd be feeling a lot better than I do. I was a little premature in my calculations. No kidding. I'm sorry. If you'll just get up a second, I'll get my wallet. I mean it.”

She was sore as hell, but she got up off my goddam lap so that I could go over and get my wallet off the chiffonier. I took out a five-dollar bill and handed it to her. “Thanks a lot,” I told her. “Thanks a million.”

“This is a five. It costs ten.”

She was getting funny, you could tell. I was afraid something like that would happen—I really was.

“Maurice said five,” I told her. “He said fifteen till noon and only five for a throw.”

“Ten for a throw.”

“He said five. I'm sorry—I really am—but that's all I'm gonna shell out.”

She sort of shrugged her shoulders, the way she did before, and then she said, very cold, “Do you mind getting me my frock? Or would it be too much trouble?” She was a pretty spooky kid. Even with that little bitty voice she had, she could sort of scare you a little bit. If she'd been a big old prostitute, with a lot of makeup on her face and all, she wouldn't have been half as spooky.

I went and got her dress for her. She put it on and all, and then she picked up her polo coat off the bed. “So long, crumb-bum,” she said.

“So long,” I said. I didn't thank her or anything. I'm glad I didn't.

XIV

After Old Sunny was gone, I sat in the chair for a while and smoked a couple of cigarettes. It was getting daylight outside. Boy, I felt miserable. I felt so depressed, you can't imagine. What I did, I started talking, sort of out loud, to Allie. I do that sometimes when I get very depressed. I keep telling him to go home and get his bike and meet me in front of Bobby Fallon's house. Bobby Fallon used to live quite near us in Maine—this is, years ago. Anyway, what happened was, one day Bobby and I were going over to Lake Sedebego on our bikes. We were going to take our lunches and all, and our BB guns—we were kids and all, and we thought we could shoot something with our BB guns.Anyway, Allie heard us talking about it, and he wanted to go, and I wouldn't let him. I told him he was a child. So once in a while, now,when I get very depressed, I keep saying to him, “Okay. Go home and get your bike and meet me in front of Bobby's house. Hurry up.” It wasn't that I didn't use to take him with me when I went somewhere. I did. But that one day, I didn't. He didn't get sore about it—he never got sore about anything—but I keep thinking about it anyway, when I get very depressed.

Finally, though, I got undressed and got in bed. I felt like praying or something, when I was in bed, but I couldn't do it. I can't always pray when I feel like it. In the first place, I'm sort of an atheist. I like Jesus and all, but I don't care too much for most of the other stuff in the Bible. Take the Disciples, for instance. They annoy the hell out of me,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They were all right after Jesus was dead and all, but while He was alive, they were about as much use to Him as a hole in the head. All they did was keep letting Him down. I like almost anybody in the Bible better than the Disciples.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the guy I like best in the Bible, next to Jesus, was that lunatic and all, that lived in the tombs and kept cutting himself with stones. I like him ten times as much as the Disciples, that poor bastard. I used to get in quite a few arguments about it, when I was at the Whooton School, with this boy that lived down the corridor,Arthur Childs. Old Childs was a Quaker and all, and he read the Bible all the time. He was a very nice kid, and I liked him, but I could never see eye to eye with him on a lot of stuff in the Bible, especially the Disciples. He kept telling me if I didn't like the Disciples, then I didn't like Jesus and all. He said that because Jesus picked the Disciples,you were supposed to like them. I said I knew He picked them, but that He picked them at random. I said He didn't have time to go around analyzing everybody. I said I wasn't blaming Jesus or anything. It wasn't His fault that He didn't have any time. I remember I asked old Childs if he thought Judas, the one that betrayed Jesus and all, went to Hell after he committed suicide. Childs said certainly. That's exactly where I disagreed with him. I said I'd bet a thousand bucks that Jesus never sent old Judas to Hell. I still would, too, if I had a thousand bucks. I think any one of the Disciples would've sent him to Hell and all—and fast, too—but I'll bet anything Jesus didn't do it. Old Childs said the trouble with me was that I didn't go to church or anything. He was right about that, in a way. I don't. In the first place, my parents are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all the children in our family are atheists.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 can't even stand ministers. The ones they've had at every school I've gone to, they all have these Holy Joe voices when they start giving their sermons. God, I hate that. I don't see why the hell they can't talk in their natural voice. They sound so phony when they talk.

Anyway, when I was in bed, I couldn't pray worth a damn. Every time I got started, I kept picturing old Sunny calling me a crumb-bum.Finally, I sat up in bed and smoked another cigarette. It tasted lousy. I must've smoked around two packs since I left Pencey.

All of a sudden, while I was laying there smoking, somebody knocked on the door. I kept hoping it wasn't my door they were knocking on, but I knew damn well it was. I don't know how I knew,but I knew. I knew who it was, too. I'm psychic.

“Who's there?” I said. I was pretty scared. I'm very yellow about those things.

They just knocked again, though. Louder.

Finally I got out of bed, with just my pajamas on, and opened the door. I didn't even have to turn the light on in the room, because it was already daylight. Old Sunny and Maurice, the pimpy elevator guy, were standing there.

“What's the matter? Wuddaya want?” I said. Boy, my voice was shaking like hell.

“Nothin' much,” old Maurice said. “Just five bucks.” He did all the talking for the two of them. Old Sunny just stood there next to him, with her mouth open and all.

“I paid her already. I gave her five bucks. Ask her,” I said. Boy, was my voice shaking.

“It's ten bucks, chief. I tole ya that. Ten bucks for a throw, fifteen bucks till noon. I tole ya that.”

“You did not tell me that. You said five bucks a throw. You said fifteen bucks till noon, all right, but I distinctly heard you—”

“Open up, chief.”

“What for?” I said. God, my old heart was damn near beating me out of the room. I wished I was dressed at least. It's terrible to be just in your pajamas when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Let's go, chief,” old Maurice said. Then he gave me a big shove with his crumby hand. I damn near fell over on my can—he was a huge sonuvabitch. The next thing I knew, he and old Sunny were both in the room. They acted like they owned the damn place. Old Sunny sat down on the window sill. Old Maurice sat down in the big chair and loosened his collar and all—he wearing this elevator operator's uniform. Boy,was I nervous.

“All right, chief, let's have it. I gotta get back to work.”

“I told you about ten times, I don't owe you a cent. I already gave her the five—”

“Cut the crap, now. Let's have it.”

“Why should I give her another five bucks?” I said. My voice was cracking all over the place. “You're trying to chisel me.”

Old Maurice unbuttoned his whole uniform coat. All he had on underneath was a phony shirt collar, but no shirt or anything. He had a big fat hairy stomach. “Nobody's tryna chisel nobody,” he said. “Let's have it, chief.”

“No.”

When I said that, he got up from his chair and started walking towards me and all. He looked like he was very, very tired or very, very bored. God, was I scared. I sort of had my arms folded, I remember.It wouldn't have been so bad, I don't think, if I hadn't had just my goddam pajamas on.

“Let's have it, chief.” He came right up to where I was standing.That's all he could say. “Let's have it, chief.” He was a real moron.

“No.”

“Chief, you're gonna force me inna roughin' ya up a little bit. I don't wanna do it, but that's the way it looks,” he said. “You owe us five bucks.”

“I don't owe you five bucks,” I said. “If you rough me up, I'll yell like hell. I'll wake up everybody in the hotel. The police and all.” My voice was shaking like a bastard.

“Go ahead. Yell your goddam head off. Fine,” old Maurice said.“Want your parents to know you spent the night with a whore? Highclass kid like you?” He was pretty sharp, in his crumby way. He really was.

“Leave me alone. If you'd said ten, it'd be different. But you distinctly—”

“Are ya gonna let us have it?” He had me right up against the damn door. He was almost standing on top of me, his crumby old hairy stomach and all.

“Leave me alone. Get the hell out of my room,” I said. I still had my arms folded and all. God, what a jerk I was.

Then Sunny said something for the first time. “Hey, Maurice. Want me to get his wallet?” she said. “It's right on the wutchamacallit.”

“Yeah, get it.”

“Leave my wallet alone!”

“I awreddy got it,” Sunny said. She waved five bucks at me. “See?All I'm takin' is the five you owe me. I'm no crook.”

All of a sudden I started to cry. I'd give anything if I hadn't, but I did. “No, you're no crooks,” I said. “You're just stealing five—”

“Shut up,” old Maurice said, and gave me a shove.

“Leave him alone, hey,” Sunny said. “C'mon, hey. We got the dough he owes us. Let's go. C'mon, hey.”

“I'm comin',” old Maurice said. But he didn't.

“I mean it, Maurice, hey. Leave him alone.”

“Who's hurtin' anybody?” he said, innocent as hell. Then what he did, he snapped his finger very hard on my pajamas. I won't tell you where he snapped it, but it hurt like hell. I told him he was a goddam dirty moron. “What's that?” he said. He put his hand behind his ear,like a deaf guy. “What's that? What am I?”

I was still sort of crying. I was so damn mad and nervous and all.“You're a dirty moron,” I said. “You're a stupid chiseling moron, and in about two years you'll be one of those scraggy guys that come up to you on the street and ask for a dime for coffee. You'll have snot all over your dirty filthy overcoat, and you'll be—”

Then he smacked me. I didn't even try to get out of the way or duck or anything. All I felt was this terrific punch in my stomach.

I wasn't knocked out or anything, though, because I remember looking up from the floor and seeing them both go out the door and shut it. Then I stayed on the floor a fairly long time, sort of the way I did with Stradlater. Only, this time I thought I was dying. I really did. I thought I was drowning or something. The trouble was, I could hardly breathe. When I did finally get up, I had to walk to the bathroom all doubled up and holding onto my stomach and all.

But I'm crazy. I swear to God I am. About halfway to the bathroom,I sort of started pretending I had a bullet in my guts. Old Maurice had plugged me. Now I was on the way to the bathroom to get a good shot of bourbon or something to steady my nerves and help me really go into action. I pictured myself coming out of the goddam bathroom, dressed and all, with my automatic in my pocket, and staggering around a little bit. Then I'd walk downstairs, instead of using the elevator. I'd hold onto the banister and all, with this blood trickling out of the side of my mouth a little at a time. What I'd do, I'd walk down a few floors—holding onto my guts, blood leaking all over the place—and then I'd ring the elevator bell. As soon as old Maurice opened the doors, he'd see me with the automatic in my hand and he'd start screaming at me,in this very high-pitched, yellow-belly voice, to leave him alone. But I'd plug him anyway. Six shots right through his fat hairy belly. Then I'd throw my automatic down the elevator shaft—after I'd wiped off all the finger prints and all. Then I'd crawl back to my room and call up Jane and have her come over and bandage up my guts. I pictured her holding a cigarette for me to smoke while I was bleeding and all.

The goddam movies. They can ruin you. I'm not kidding.

I stayed in the bathroom for about an hour, taking a bath and all. Then I got back in bed. It took me quite a while to get to sleep—I wasn't even tired—but finally I did. What I really felt like, though, was committing suicide. I felt like jumping out the window. I probably would've done it, too, if I'd been sure somebody'd cover me up as soon as I landed. I didn't want a bunch of stupid rubbernecks looking at me when I was all gory.

XV

I didn't sleep too long, because I think it was only around ten o'clock when I woke up. I felt pretty hungry as soon as I had a cigarette. The last time I'd eaten was those two hamburgers I had with Brossard and Ackley when we went in to Agerstown to the movies.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It seemed like fifty years ago. The phone was right next to me,and I started to call down and have them send up some breakfast, but I was sort of afraid they might send it up with old Maurice. If you think I was dying to see him again, you're crazy. So I just laid around in bed for a while and smoked another cigarette. I thought of giving old Jane a buzz, to see if she was home yet and all, but I wasn't in the mood.

What I did do, I gave old Sally Hayes a buzz. She went to Mary A.Woodruff, and I knew she was home because I'd had this letter from her a couple of weeks ago. I wasn't too crazy about her, but I'd known her for years. I used to think she was quite intelligent, in my stupidity.The reason I did was because she knew quite a lot about the theater and plays and literature and all that stuff. If somebody knows quite a lot about those things, it takes you quite a while to find out whether they're really stupid or not. It took me years to find it out, in old Sally's case. I think I'd have found it out a lot sooner if we hadn't necked so damn much. My big trouble is, I always sort of think whoever I'm necking is a pretty intelligent person. It hasn't got a goddam thing to do with it, but I keep thinking it anyway.

Anyway, I gave her a buzz. First the maid answered. Then her father. Then she got on. “Sally?” I said.

“Yes—who is this?” she said. She was quite a little phony. I'd already told her father who it was.

“Holden Caulfield. How are ya?”

“Holden! I'm fine! How are you?”

“Swell. Listen. How are ya, anyway? I mean how's school?”

“Fine,” she said. “I mean—you know.”

“Swell. Well, listen. I was wondering if you were busy today. It's Sunday, but there's always one or two matinees going on Sunday.Benefits and that stuff. Would you care to go?”

“I'd love to. Grand.”

Grand. If there's one word I hate, it's grand. It's so phony. For a second, I was tempted to tell her to forget about the matinee. But we chewed the fat for a while. That is, she chewed it. You couldn't get a word in edgewise. First she told me about some Harvard guy—it probably was a freshman, but she didn't say, naturally—that was rushing hell out of her. Calling her up night and day. Night and day—that killed me. Then she told me about some other guy, some West Point cadet, that was cutting his throat over her too. Big deal. I told her to meet me under the clock at the Biltmore at two o'clock, and not to be late, because the show probably started at two-thirty. She was always late. Then I hung up. She gave me a pain in the ass, but she was very good-looking.

After I made the date with old Sally, I got out of bed and got dressed and packed my bag. I took a look out the window before I left the room,though, to see how all the perverts were doing, but they all had their shades down. They were the heighth of modesty in the morning. Then I went down in the elevator and checked out. I didn't see old Maurice around anywhere. I didn't break my neck looking for him, naturally, the bastard.

I got a cab outside the hotel, but I didn't have the faintest damn idea where I was going. I had no place to go. It was only Sunday, and I couldn't go home till Wednesday—or Tuesday the soonest. And I certainly didn't feel like going to another hotel and getting my brains beat out. So what I did, I told the driver to take me to Grand Central Station. It was right near the Biltmore, where I was meeting Sally later,and I figured what I'd do, I'd check my bags in one of those strong boxes that they give you a key to, then get some breakfast. I was sort of hungry. While I was in the cab, I took out my wallet and sort of counted my money. I don't remember exactly what I had left, but it was no fortune or anything. I'd spent a king's ransom in about two lousy weeks. I really had. I'm a goddam spendthrift at heart. What I don't spend, I lose. Half the time I sort of even forget to pick up my change,at restaurants and night clubs and all. It drives my parents crazy. You can't blame them. My father's quite wealthy, though. I don't know how much he makes—he's never discussed that stuff with me—but I imagine quite a lot. He's a corporation lawyer. Those boys really haul it in. Another reason I know he's quite well off, he's always investing money in shows on Broadway. They always flop, though, and it drives my mother crazy when he does it. She hasn't felt too healthy since my brother Allie died. She's very nervous. That's another reason why I hated like hell for her to know I got the ax again.

After I put my bags in one of those strong boxes at the station,I went into this little sandwich bar and had breakfast. I had quite a large breakfast, for me—orange juice, bacon and eggs, toast and coffee.Usually I just drink some orange juice. I'm a very light eater. I really am. That's why I'm so damn skinny. I was supposed to be on this diet where you eat a lot of starches and crap, to gain weight and all, but I didn't ever do it. When I'm out somewhere, I generally just eat a Swiss cheese sandwich and a malted milk. It isn't much, but you get quite a lot of vitamins in the malted milk. H. V. Caulfield. Holden Vitamin Caulfield.

While I was eating my eggs, these two nuns with suitcases and all—I guessed they were moving to another convent or something and were waiting for a train—came in and sat down next to me at the counter.They didn't seem to know what the hell to do with their suitcases,so I gave them a hand. They were these very inexpensive-looking suitcases—the ones that aren't genuine leather or anything. It isn't important, I know, but I hate it when somebody has cheap suitcases.It sounds terrible to say it, but I can even get to hate somebody, just looking at them, if they have cheap suitcases with them. Something happened once. For a while when I was at Elkton Hills, I roomed with this boy, Dick Slagle, that had these very inexpensive suitcases.He used to keep them under the bed, instead of on the rack, so that nobody'd see them standing next to mine. It depressed holy hell out of me, and I kept wanting to throw mine out or something, or even trade with him. Mine came from Mark Cross, and they were genuine cowhide and all that crap, and I guess they cost quite a pretty penny. But it was a funny thing. Here's what happened. What I did, I finally put my suitcases under my bed, instead of on the rack, so that old Slagle wouldn't get a goddam inferiority complex about it. But here's what he did. The day after I put mine under my bed, he took them out and put them back on the rack. The reason he did it, it took me a while to find out, was because he wanted people to think my bags were his. He really did. He was a very funny guy, that way. He was always saying snotty things about them, my suitcases, for instance. He kept saying they were too new and bourgeois. That was his favorite goddam word. He read it somewhere or heard it somewhere. Everything I had was bourgeois as hell. Even my fountain pen was bourgeois. He borrowed it off me all the time, but it was bourgeois anyway. We only roomed together about two months. Then we both asked to be moved. And the funny thing was, I sort of missed him after we moved, because he had a helluva good sense of humor and we had a lot of fun sometimes.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he missed me, too. At first he only used to be kidding when he called my stuff bourgeois, and I didn't give a damn—it was sort of funny, in fact. Then, after a while, you could tell he wasn't kidding any more. The thing is, it's really hard to be roommates with people if your suitcases are much better than theirs—if yours are really good ones and theirs aren't. You think if they're intelligent and all, the other person, and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 that they don't give a damn whose suitcases are better, but they do. They really do.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roomed with a stupid bastard like Stradlater. At least his suitcases were as good as mine.

Anyway, these two nuns were sitting next to me, and we sort of struck up a conversation. The one right next to me had one of those straw baskets that you see nuns and Salvation Army babes collecting dough with around Christmas time. You see them standing on corners,especially on Fifth Avenue, in front of the big department stores and all. Anyway, the one next to me dropped hers on the floor and I reached down and picked it up for her. I asked her if she was out collecting money for charity and all. She said no. She said she couldn't get it in her suitcase when she was packing it and she was just carrying it. She had a pretty nice smile when she looked at you. She had a big nose,and she had on those glasses with sort of iron rims that aren't too attractive, but she had a helluva kind face. “I thought if you were taking up a collection,” I told her, “I could make a small contribution. You could keep the money for when you do take up a collection.”

“Oh, how very kind of you,” she said, and the other one, her friend,looked over at me. The other one was reading a little black book while she drank her coffee. It looked like a Bible, but it was too skinny. It was a Bible-type book, though. All the two of them were eating for breakfast was toast and coffee. That depressed me. I hate it if I'm eating bacon and eggs or something and somebody else is only eating toast and coffee.

They let me give them ten bucks as a contribution. They kept asking me if I was sure I could afford it and all. I told them I had quite a bit of money with me, but they didn't seem to believe me. They took it, though, finally. The both of them kept thanking me so much it was embarrassing. I swung the conversation around to general topics and asked them where they were going. They said they were schoolteachers and that they'd just come from Chicago an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start teaching at some convent on 168th Street or 186th Street or one of those streets way the hell uptown. The one next to me, with the iron glasses, said she taught English and her friend taught history and American government. Then I started wondering like a bastard what the one sitting next to me, that taught English, thought about, being a nun and all, when she read certain books for English. Books not necessarily with a lot of sexy stuff in them, but books with lovers and all in them.Take old Eustacia Vye,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by Thomas Hardy.She wasn't too sexy or anything, but even so you can't help wondering what a nun maybe thinks about when she reads about old Eustacia. I didn't say anything, though, naturally. All I said was English was my best subject.

“Oh, really? Oh, I'm so glad!” the one with the glasses, that taught English, said. “What have you read this year? I'd be very interested to know.” She was really nice.

“Well, most of the time we were on the Anglo-Saxons. Beowulf, and old Grendel, and Lord Randal My Son, and all those things. But we had to read outside books for extra credit once in a while. I read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by Thomas Hardy, and Romeo and Juliet and Julius—”

“Oh, Romeo and Juliet! Lovely! Didn't you just love it?” She certainly didn't sound much like a nun.

“Yes. I did. I liked it a lot. There were a few things I didn't like about it, but it was quite moving, on the whole.”

“What didn't you like about it? Can you remember?”

To tell you the truth, it was sort of embarrassing, in a way, to be talking about Romeo and Juliet with her. I mean that play gets pretty sexy in some parts, and she was a nun and all, but she asked me, so I discussed it with her for a while. “Well, I'm not too crazy about Romeo and Juliet,” I said. “I mean I like them, but—I don't know. They get pretty annoying sometimes. I mean I felt much sorrier when old Mercutio got killed than when Romeo and Juliet did. The thing is, I never liked Romeo too much after Mercutio gets stabbed by that other man— Juliet's cousin—what's his name?”

“Tybalt.”

“That's right. Tybalt,” I said—I always forget that guy's name.“It was Romeo's fault. I mean I liked him the best in the play, old Mercutio. I don't know. All those Montagues and Capulets, they're all right—especially Juliet—but Mercutio, he was—it's hard to explain.He was very smart and entertaining and all. The thing is, it drives me crazy if somebody gets killed—especially somebody very smart and entertaining and all—and it's somebody else's fault. Romeo and Juliet,at least it was their own fault.”

“What school do you go to?” she asked me. She probably wanted to get off the subject of Romeo and Juliet.

I told her Pencey, and she'd heard of it. She said it was a very good school. I let it pass, though. Then the other one, the one that taught history and government, said they'd better be running along. I took their check off them, but they wouldn't let me pay it. The one with the glasses made me give it back to her.

“You've been more than generous,” she said. “You're a very sweet boy.” She certainly was nice. She reminded me a little bit of old Ernest Morrow's mother, the one I met on the train. When she smiled, mostly.“We've enjoyed talking to you so much,” she said.

I said I'd enjoyed talking to them a lot, too. I meant it, too. I'd have enjoyed it even more though, I think, if I hadn't been sort of afraid, the whole time I was talking to them, that they'd all of a sudden try to find out if I was a Catholic. Catholics are always trying to find out if you're a Catholic. It happens to me a lot, I know, partly because my last name is Irish, and most people of Irish descent are Catholics. As a matter of fact, my father was a Catholic once. He quit, though, when he married my mother. But Catholics are always trying to find out if you're a Catholic even if they don't know your last name. I knew this one Catholic boy, Louis Shaney, when I was at the Whooton School. He was the first boy I ever met there. He and I were sitting in the first two chairs outside the goddam infirmary, the day school opened, waiting for our physicals, and we sort of struck up this conversation about tennis.He was quite interested in tennis, and so was I. He told me he went to the Nationals at Forest Hills every summer, and I told him I did too,and then we talked about certain hot-shot tennis players for quite a while. He knew quite a lot about tennis, for a kid his age. He really did.Then, after a whil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goddam conversation,he asked me, “Did you happen to notice where the Catholic church is in town, by any chance?” The thing was, you could tell by the way he asked me that he was trying to find out if I was a Catholic. He really was. Not that he was prejudiced or anything, but he just wanted to know. He was enjoying the conversation about tennis and all, but you could tell he would've enjoyed it more if I was a Catholic and all. That kind of stuff drives me crazy. I'm not saying it ruined our conversation or anything—it didn't—but it sure as hell didn't do it any good. That's why I was glad those two nuns didn't ask me if I was a Catholic. It wouldn't have spoiled the conversation if they had, but it would've been different, probably. I'm not saying I blame Catholics. I don't. I'd be the same way, probably, if I was a Catholic. It's just like those suitcases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in a way. All I'm saying is that it's no good for a nice conversation. That's all I'm saying.

When they got up to go, the two nuns, I did something very stupid and embarrassing. I was smoking a cigarette, and when I stood up to say good-by to them, by mistake I blew some smoke in their face. I didn't mean to, but I did it. I apologized like a madman, and they were very polite and nice about it, but it was very embarrassing anyway.

After they left, I started getting sorry that I'd only given them ten bucks for their collection. But the thing was, I'd made that date to go to a matinee with old Sally Hayes, and I needed to keep some dough for the tickets and stuff. I was sorry anyway, though. Goddam money. It always ends up making you blue as hell.

XVI

After I had my breakfast, it was only around noon, and I wasn't meeting old Sally till two o'clock, so I started taking this long walk. I couldn't stop thinking about those two nuns. I kept thinking about that beat-up old straw basket they went around collecting money with when they weren't teaching school. I kept trying to picture my mother or somebody, or my aunt, or Sally Hayes's crazy mother, standing outside some department store and collecting dough for poor people in a beatup old straw basket. It was hard to picture. Not so much my mother,but those other two. My aunt's pretty charitable—she does a lot of Red Cross work and all—but she's very well-dressed and all, and when she does anything charitable she's always very well-dressed and has lipstick on and all that crap. I couldn't picture her doing anything for charity if she had to wear black clothes and no lipstick while she was doing it.And old Sally Hayes's mother. Jesus Christ. The only way she could go around with a basket collecting dough would be if everybody kissed her ass for her when they made a contribution. If they just dropped their dough in her basket, then walked away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to her,ignoring her and all, she'd quit in about an hour. She'd get bored. She'd hand in her basket and then go someplace swanky for lunch. That's what I liked about those nuns. You could tell, for one thing, that they never went anywhere swanky for lunch. It made me so damn sad when I thought about it, their never going anywhere swanky for lunch or anything. I knew it wasn't too important, but it made me sad anyway.

I started walking over toward Broadway, just for the hell of it,because I hadn't been over there in years. Besides, I wanted to find a record store that was open on Sunday. There was this record I wanted to get for Phoebe, called “Little Shirley Beans.” It was a very hard record to get. It was about a little kid that wouldn't go out of the house because two of her front teeth were out and she was ashamed to. I heard it at Pencey. A boy that lived on the next floor had it, and I tried to buy it off him because I knew it would knock old Phoebe out, but he wouldn't sell it. It was a very old, terrific record that this colored girl singer, Estelle Fletcher, made about twenty years ago. She sings it very Dixieland and whorehouse, and it doesn't sound at all mushy. If a white girl was singing it, she'd make it sound cute as hell, but old Estelle Fletcher knew what the hell she was doing, and it was one of the best records I ever heard. I figured I'd buy it in some store that was open on Sunday and then I'd take it up to the park with me. It was Sunday and Phoebe goes roller-skating in the park on Sundays quite frequently. I knew where she hung out mostly.

It wasn't as cold as it was the day before, but the sun still wasn't out, and it wasn't too nice for walking. But there was one nice thing.This family that you could tell just came out of some church were walking right in front of me—a father, a mother, and a little kid about six years old. They looked sort of poor. The father had on one of those pearl-gray hats that poor guys wear a lot when they want to look sharp. He and his wife were just walking along, talking, not paying any attention to their kid. The kid was swell. He was walking in the street,instead of on the sidewalk, but right next to the curb. He was making out like he was walking a very straight line, the way kids do, and the whole time he kept singing and humming. I got up closer so I could hear what he was singing. He was singing that song, “If a body catch a body coming through the rye.” He had a pretty little voice, too. He was just singing for the hell of it, you could tell. The cars zoomed by, brakes screeched all over the place, his parents paid no attention to him, and he kept on walking next to the curb and singing “If a body catch a body coming through the rye.” It made me feel better. It made me feel not so depressed any more.

Broadway was mobbed and messy. It was Sunday, and only about twelve o'clock, but it was mobbed anyway. Everybody was on their way to the movies—the Paramount or the Astor or the Strand or the Capitol or one of those crazy places. Everybody was all dressed up, because it was Sunday, and that made it worse. But the worst part was that you could tell they all wanted to go to the movies. I couldn't stand looking at them. I can understand somebody going to the movies becaus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do, but when somebody really wants to go, and even walks fast so as to get there quicker, then it depresses hell out of me. Especially if I see millions of people standing in one of those long, terrible lines, all the way down the block, waiting with this terrific patience for seats and all. Boy, I couldn't get off that goddam Broadway fast enough. I was lucky. The first record store I went into had a copy of “Little Shirley Beans.” They charged me five bucks for it, because it was so hard to get, but I didn't care. Boy, it made me so happy all of a sudden. I could hardly wait to get to the park to see if old Phoebe was around so that I could give it to her.

When I came out of the record store, I passed this drugstore, and I went in. I figured maybe I'd give old Jane a buzz and see if she was home for vacation yet. So I went in a phone booth and called her up.The only trouble was, her mother answered the phone, so I had to hang up. I didn't feel like getting involved in a long conversation and all with her. I'm not crazy about talking to girls' mothers on the phone anyway.I should've at least asked her if Jane was home yet, though. It wouldn't have killed me. But I didn't feel like it. You really have to be in the mood for that stuff.

I still had to get those damn theater tickets, so I bought a paper and looked up to see what shows were playing. On account of it was Sunday, there were only about three shows playing. So what I did was,I went over and bought two orchestra seats for I Know My Love. It was a benefit performance or something. I didn't much want to see it, but I knew old Sally, the queen of the phonies, would start drooling all over the place when I told her I had tickets for that, because the Lunts were in it and all. She liked shows that are supposed to be very sophisticated and dry and all, with the Lunts and all. I don't. I don't like any shows very much,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They're not as bad as movies,but they're certainly nothing to rave about. In the first place, I hate actors. They never act like people. They just think they do. Some of the good ones do, in a very slight way, but not in a way that's fun to watch.And if any actor's really good, you can always tell he knows he's good,and that spoils it. You take Sir Laurence Olivier, for example. I saw him in Hamlet. D.B. took Phoebe and I to see it last year. He treated us to lunch first, and then he took us. He'd already seen it, and the way he talked about it at lunch, I was anxious as hell to see it, too. But I didn't enjoy it much. I just don't see what's so marvelous about Sir Laurence Olivier, that's all. He has a terrific voice, and he's a helluva handsome guy, and he's very nice to watch when he's walking or dueling or something, but he wasn't at all the way D.B. said Hamlet was. He was too much like a goddam general, instead of a sad, screwed-up type guy.The best part in the whole picture was when old Ophelia's brother—the one that gets in the duel with Hamlet at the very end—was going away and his father was giving him a lot of advice. While the father kept giving him a lot of advice, old Ophelia was sort of horsing around with her brother, taking his dagger out of the holster, and teasing him and all while he was trying to look interested in the bull his father was shooting. That was nice. I got a big bang out of that. But you don't see that kind of stuff much. The only thing old Phoebe liked was when Hamlet patted this dog on the head. She thought that was funny and nice, and it was. What I'll have to do is, I'll have to read that play. The trouble with me is, I always have to read that stuff by myself. If an actor acts it out, I hardly listen. I keep worrying about whether he's going to do something phony every minute.

After I got the tickets to the Lunts' show, I took a cab up to the park. I should've taken a subway or something, because I was getting slightly low on dough, but I wanted to get off that damn Broadway as fast as I could.

It was lousy in the park. It wasn't too cold, but the sun still wasn't out, and there didn't look like there was anything in the park except dog crap and globs of spit and cigar butts from old men, and the benches all looked like they'd be wet if you sat down on them. It made you depressed, and every once in a while, for no reason, you got goose flesh while you walked. It didn't seem at all like Christmas was coming soon.It didn't seem like anything was coming. But I kept walking over to the Mall anyway, because that's where Phoebe usually goes when she's in the park. She likes to skate near the bandstand. It's funny. That's the same place I used to like to skate when I was a kid.

When I got there, though, I didn't see her around anywhere. There were a few kids around, skating and all, and two boys were playing Flys Up with a soft ball, but no Phoebe. I saw one kid about her age, though,sitting on a bench all by herself, tightening her skate. I thought maybe she might know Phoebe and could tell me where she was or something,so I went over and sat down next to her and asked her, “Do you know Phoebe Caulfield, by any chance?”

“Who?” she said. All she had on was jeans and about twenty sweaters. You could tell her mother made them for her, because they were lumpy as hell.

“Phoebe Caulfield. She lives on Seventy-first Street. She's in the fourth grade, over at—”

“You know Phoebe?”

“Yeah, I'm her brother. You know where she is?”

“She's in Miss Callon's class, isn't she?” the kid said.

“I don't know. Yes, I think she is.”

“She's prob'ly in the museum, then. We went last Saturday,” the kid said.

“Which museum?” I asked her.

She shrugged her shoulders, sort of. “I don't know,” she said. “The museum.”

“I know, but the one where the pictures are, or the one where the Indians are?”

“The one where the Indians.”

“Thanks a lot,” I said. I got up and started to go, but then I suddenly remembered it was Sunday. “This is Sunday,” I told the kid.

She looked up at me. “Oh. Then she isn't.”

She was having a helluva time tightening her skate. She didn't have any gloves on or anything and her hands were all red and cold. I gave her a hand with it. Boy, I hadn't had a skate key in my hand for years.It didn't feel funny, though. You could put a skate key in my hand fifty years from now, in pitch dark, and I'd still know what it is. She thanked me and all when I had it tightened for her. She was a very nice, polite little kid. God, I love it when a kid's nice and polite when you tighten their skate for them or something. Most kids are. They really are. I asked her if she'd care to have a hot chocolate or something with me,but she said no, thank you. She said she had to meet her friend. Kids always have to meet their friend. That kills me.

Even though it was Sunday and Phoebe wouldn't be there with her class or anything, and even though it was so damp and lousy out, I walked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park over to 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 knew that was the museum the kid with the skate key meant. I knew that whole museum routine like a book. Phoebe went to the same school I went to when I was a kid, and we used to go there all the time. We had this teacher, Miss Aigletinger, that took us there damn near every Saturday. Sometimes we looked at the animals and sometimes we looked at the stuff the Indians had made in ancient times. Pottery and straw baskets and all stuff like that. I get very happy when I think about it. Even now. I remember after we looked at all the Indian stuff, usually we went to see some movie in this big auditorium. Columbus. They were always showing Columbus discovering America, having one helluva time getting old Ferdinand and Isabella to lend him the dough to buy ships with, and then the sailors mutinying on him and all. Nobody gave too much of a damn about old Columbus, but you always had a lot of candy and gum and stuff with you, and the inside of that auditorium had such a nice smell. It always smelled like it was raining outside, even if it wasn't,and you were in the only nice, dry, cosy place in the world. I loved that damn museum. I remember you had to go through the Indian Room to get to the auditorium. It was a long, long room, and you were only supposed to whisper. The teacher would go first, then the class. You'd be two rows of kids, and you'd have a partner. Most of the time my partner was this girl named Gertrude Levine. She always wanted to hold your hand, and her hand was always sticky or sweaty or something. The floor was all stone, and if you had some marbles in your hand and you dropped them, they bounced like madmen all over the floor and made a helluva racket, and the teacher would hold up the class and go back and see what the hell was going on. She never got sore, though, Miss Aigletinger. Then you'd pass by this long, long Indian war canoe, about as long as three goddam Cadillacs in a row,with about twenty Indians in it, some of them paddling, some of them just standing around looking tough, and they all had war paint all over their faces. There was one very spooky guy in the back of the canoe,with a mask on. He was the witch doctor. He gave me the creeps, but I liked him anyway. Another thing, if you touched one of the paddles or anything while you were passing, one of the guards would say to you,“Don't touch anything, children,” but he always said it in a nice voice,not like a goddam cop or anything. Then you'd pass by this big glass case, with Indians inside it rubbing sticks together to make a fire, and a squaw weaving a blanket. The squaw that was weaving the blanket was sort of bending over, and you could see her bosom and all. We all used to sneak a good look at it, even the girls, because they were only little kids and they didn't have any more bosom than we did. Then,just before you went inside the auditorium, right near the doors, you passed this Eskimo. He was sitting over a hole in this icy lake, and he was fishing through it. He had about two fish right next to the hole,that he'd already caught. Boy, that museum was full of glass cases.There were even more upstairs, with deer inside them drinking at water holes, and birds flying south for the winter. The birds nearest you were all stuffed and hung up on wires, and the ones in back were just painted on the wall, but they all looked like they were really flying south, and if you bent your head down and sort of looked at them upside down, they looked in an even bigger hurry to fly south. The best thing, though, in that museum was that everything always stayed right where it was. Nobody'd move. You could go there a hundred thousand times, and that Eskimo would still be just finished catching those two fish, the birds would still be on their way south, the deers would still be drinking out of that water hole, with their pretty antlers and their pretty, skinny legs, and that squaw with the naked bosom would still be weaving that same blanket. Nobody'd be different. The only thing that would be different would be you. Not that you'd be so much older or anything. It wouldn't be that, exactly. You'd just be different, that's all. You'd have an overcoat on this time. Or the kid that was your partner in line the last time had got scarlet fever and you'd have a new partner. Or you'd have a substitute taking the class,instead of Miss Aigletinger. Or you'd heard your mother and father having a terrific fight in the bathroom. Or you'd just passed by one of those puddles in the street with gasoline rainbows in them. I mean you'd be different in some way—I can't explain what I mean. And even if I could, I'm not sure I'd feel like it.

I took my old hunting hat out of my pocket while I walked, and put it on. I knew I wouldn't meet anybody that knew me, and it was pretty damp out. I kept walking and walking, and I kept thinking about old Phoebe going to that museum on Saturdays the way I used to. I thought how she'd see the same stuff I used to see, and how she'd be different every time she saw it. It didn't exactly depress me to think about it,but it didn't make me feel gay as hell, either. Certain things they should stay the way they are. You ought to be able to stick them in one of those big glass cases and just leave them alone. I know that's impossible,but it's too bad anyway. Anyway, I kept thinking about all that while I walked.

I passed by this playground and stopped and watched a couple of very tiny kids on a seesaw. One of them was sort of fat, and I put my hand on the skinny kid's end, to sort of even up the weight, but you could tell they didn't want me around, so I let them alone.

Then a funny thing happened. When I got to the museum, all of a sudden I wouldn't have gone inside for a million bucks. It just didn't appeal to me—and here I'd walked through the whole goddam park and looked forward to it and all. If Phoebe'd been there, I probably would have, but she wasn't. So all I did, in front of the museum, was get a cab and go down to the Biltmore. I didn't feel much like going. I'd made that damn date with Sally, though.

XVII

I was way early when I got there, so I just sat down on one of those leather couches right near the clock in the lobby and watched the girls.A lot of schools were home for vacation already, and there were about a million girls sitting and standing around waiting for their dates to show up. Girls with their legs crossed, girls with their legs not crossed,girls with terrific legs, girls with lousy legs, girls that looked like swell girls, girls that looked like they'd be bitches if you knew them. It was really nice sightseeing,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In a way, it was sort of depressing, too, because you kept wondering what the hell would happen to all of them. When they got out of school and college, I mean.You figured most of them would probably marry dopey guys. Guys that always talk about how many miles they get to a gallon in their goddam cars. Guys that get sore and childish as hell if you beat them at golf, or even just some stupid game like ping-pong. Guys that are very mean.Guys that never read books. Guys that are very boring—But I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that. I mean about calling certain guys bores. I don't understand boring guys. I really don't. When I was at Elkton Hills, I roomed for about two months with this boy, Harris Macklim. He was very intelligent and all, but he was one of the biggest bores I ever met.He had one of these very raspy voices, and he never stopped talking, practically. He never stopped talking, and what was awful was, he never said anything you wanted to hear in the first place. But he could do one thing. The sonuvabitch could whistle better than anybody I ever heard. He'd be making his bed, or hanging up stuff in the closet—he was always hanging up stuff in the closet—it drove me crazy—and he'd be whistling while he did it, if he wasn't talking in this raspy voice. He could even whistle classical stuff, but most of the time he just whistled jazz. He could take something very jazzy, like “Tin Roof Blues,” and whistle it so nice and easy—right while he was hanging stuff up in the closet—that it could kill you. Naturally, I never told him I thought he was a terrific whistler. I mean you don't just go up to somebody and say, “You're a terrific whistler.” But I roomed with him for about two whole months, even though he bored me till I was half crazy, just because he was such a terrific whistler, the best I ever heard. So I don't know about bores. Maybe you shouldn't feel too sorry if you see some swell girl getting married to them. They don't hurt anybody, most of them, and maybe they're secretly all terrific whistlers or something.Who the hell knows? Not me.

Finally, old Sally started coming up the stairs, and I started down to meet her. She looked terrific. She really did. She had on this black coat and sort of a black beret. She hardly ever wore a hat, but that beret looked nice. The funny part is, I felt like marrying her the minute I saw her. I'm crazy. I didn't even like her much, and yet all of a sudden I felt like I was in love with her and wanted to marry her. I swear to God I'm crazy. I admit it.

“Holden!” she said. “It's marvelous to see you! It's been ages.”She had one of these very loud, embarrassing voices when you met her somewhere. She got away with it because she was so damn goodlooking, but it always gave me a pain in the ass.

“Swell to see you,” I said. I meant it, too. “How are ya, anyway?”

“Absolutely marvelous. Am I late?”

I told her no, but she was around ten minutes late, as a matter of fact. I didn't give a damn, though. All that crap they have in cartoons in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and all, showing guys on street corners looking sore as hell because their dates are late—that's bunk. If a girl looks swell when she meets you, who gives a damn if she's late?Nobody. “We better hurry,” I said. “The show starts at two-forty.” We started going down the stairs to where the taxis are.

“What are we going to see?” she said.

“I don't know. The Lunts. It's all I could get tickets for.”

“The Lunts! Oh, marvelous!”

I told you she'd go mad when she heard it was for the Lunts.

We horsed around a little bit in the cab on the way over to the theater. At first she didn't want to, because she had her lipstick on and all, but I was being seductive as hell and she didn't have any alternative.Twice, when the goddam cab stopped short in traffic, I damn near fell off the seat. Those damn drivers never even look where they're going, I swear they don't. Then, just to show you how crazy I am, when we were coming out of this big clinch, I told her I loved her and all. It was a lie,of course, but the thing is, I meant it when I said it. I'm crazy. I swear to God I am.

“Oh, darling, I love you too,” she said. Then, right in the same damn breath, she said, “Promise me you'll let your hair grow. Crew cuts are getting corny. And your hair's so lovely.”

Lovely my ass.

The show wasn't as bad as some I've seen. It was on the crappy side, though. It was about five hundred thousand years in the life of this one old couple. It starts out when they're young and all, and the girl's parents don't want her to marry the boy, but she marries him anyway. Then they keep getting older and older. The husband goes to war, and the wife has this brother that's a drunkard. I couldn't get very interested. I mean I didn't care too much when anybody in the family died or anything. They were all just a bunch of actors. The husband and wife were a pretty nice old couple—very witty and all—but I couldn't get too interested in them. For one thing, they kept drinking tea or some goddam thing all through the play. Every time you saw them, some butler was shoving some tea in front of them, or the wife was pouring it for somebody. And everybody kept coming in and going out all the time—you got dizzy watching people sit down and stand up.Alfred Lunt and Lynn Fontanne were the old couple, and they were very good, but I didn't like them much. They were different, though, I'll say that. They didn't act like people and they didn't act like actors. It's hard to explain. They acted more like they knew they were celebrities and all. I mean they were good, but they were too good. When one of them got finished making a speech, the other one said something very fast right after it. It was supposed to be like people really talking and interrupting each other and all. The trouble was, it was too much like people talking and interrupting each other. They acted a little bit the way old Ernie, down in the Village, plays the piano. If you do something too good, then, after a while, if you don't watch it, you start showing off. And then you're not as good any more. But anywa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in the show—the Lunts, I mean—that looked like they had any real brains. I have to admit it.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act we went out with all the other jerks for a cigarette. What a deal that was. You never saw so many phonies in all your life, everybody smoking their ears off and talking about the play so that everybody could hear and know how sharp they were. Some dopey movie actor was standing near us, having a cigarette. I don't know his name, but he always plays the part of a guy in a war movie that gets yellow before it's time to go over the top. He was with some gorgeous blonde, and the two of them were trying to be very blas and all, like as if he didn't even know people were looking at him. Modest as hell. I got a big bang out of it. Old Sally didn't talk much, except to rave about the Lunts, because she was busy rubbering and being charming. Then all of a sudden, she saw some jerk she knew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lobby.Some guy in one of those very dark gray flannel suits and one of those checkered vests. Strictly Ivy League. Big deal. He was standing next to the wall, smoking himself to death and looking bored as hell. Old Sally kept saying, “I know that boy from somewhere.” She always knew somebody, any place you took her, or thought she did. She kept saying that till I got bored as hell, and I said to her, “Why don't you go on over and give him a big soul kiss, if you know him? He'll enjoy it.” She got sore when I said that. Finally, though, the jerk noticed her and came over and said hello. You should've seen the way they said hello. You'd have thought they hadn't seen each other in twenty years. You'd have thought they'd taken baths in the same bathtub or something when they were little kids. Old buddyroos. It was nauseating. The funny part was,they probably met each other just once, at some phony party. Finally, when they were all done slobbering around, old Sally introduced us.His name was George something—I don't even remember—and he went to Andover. Big, big deal. You should've seen him when old Sally asked him how he liked the play. He was the kind of a phony that have to give themselves room when they answer somebody's question. He stepped back, and stepped right on the lady's foot behind him. He probably broke every toe in her body. He said the play itself was no masterpiece,but that the Lunts, of course, were absolute angels. Angels. For Chrissake. Angels. That killed me. Then he and old Sally started talking about a lot of people they both knew. It was the phoniest conversation you ever heard in your life. They both kept thinking of places as fast as they could, then they'd think of somebody that lived there and mention their name. I was all set to puke when it was time to go sit down again.I really was. And then, when the next act was over, they continued their goddam boring conversation. They kept thinking of more places and more names of people that lived there. The worst part was, the jerk had one of those very phony, Ivy League voices, one of those very tired,snobby voices. He sounded just like a girl. He didn't hesitate to horn in on my date, the bastard. I even thought for a minute that he was going to get in the goddam cab with us when the show was over, because he walked about two blocks with us, but he had to meet a bunch of phonies for cocktails, he said. I could see them all sitting around in some bar, with their goddam checkered vests, criticizing shows and books and women in those tired, snobby voices. They kill me, those guys.

I sort of hated old Sally by the time we got in the cab, after listening to that phony Andover bastard for about ten hours. I was all set to take her home and all—I really was—but she said, “I have a marvelous idea!” She was always having a marvelous idea. “Listen,” she said.“What time do you have to be home for dinner? I mean are you in a terrible hurry or anything? Do you have to be home any special time?”

“Me? No. No special time,” I said. Truer word was never spoken,boy. “Why?”

“Let's go ice-skating at Radio City!”

That's the kind of ideas she always had.

“Ice-skating at Radio City? You mean right now?”

“Just for an hour or so. Don't you want to? If you don't want to—”

“I didn't say I didn't want to,” I said. “Sure. If you want to.”

“Do you mean it? Don't just say it if you don't mean it. I mean I don't give a darn, one way or the other.”

Not much she didn't.

“You can rent those darling little skating skirts,” old Sally said.“Jeannette Cultz did it last week.”

That's why she was so hot to go. She wanted to see herself in one of those little skirts that just come down over their butt and all.

So we went, and after they gave us our skates, they gave Sally this little blue butt-twitcher of a dress to wear. She really did look damn good in it, though. I have to admit it. And don't think she didn't know it. She kept walking ahead of me, so that I'd see how cute her little ass looked. It did look pretty cute, too. I have to admit it.

The funny part was, though, we were the worst skaters on the whole goddam rink. I mean the worst. And there were some lulus,too. Old Sally's ankles kept bending in till they were practically on the ice. They not only looked stupid as hell, but they probably hurt like hell, too. I know mine did. Mine were killing me. We must've looked gorgeous. And what made it worse, there were at least a couple of hundred rubbernecks that didn't have anything better to do than stand around and watch everybody falling all over themselves.

“Do you want to get a table inside and have a drink or something?”I said to her finally.

“That's the most marvelous idea you've had all day,” she said. She was killing herself. It was brutal. I really felt sorry for her.

We took off our goddam skates and went inside this bar where you can get drinks and watch the skaters in just your stocking feet. As soon as we sat down, old Sally took off her gloves, and I gave her a cigarette.She wasn't looking too happy. The waiter came up, and I ordered a Coke for her—she didn't drink—and a Scotch and soda for myself, but the sonuvabitch wouldn't bring me one, so I had a Coke, too. Then I sort of started lighting matches. I do that quite a lot when I'm in a certain mood. I sort of let them burn down till I can't hold them any more, then I drop them in the ashtray. It's a nervous habit.

Then all of a sudden, out of a clear blue sky, old Sally said, “Look.I have to know. Are you or aren't you coming over to help me trim the tree Christmas Eve? I have to know.” She was still being snotty on account of her ankles when she was skating.

“I wrote you I would. You've asked me that about twenty times.Sure, I am.”

“I mean I have to know,” she said. She started looking all around the goddam room.

All of a sudden I quit lighting matches, and sort of leaned nearer to her over the table. I had quite a few topics on my mind. “Hey, Sally,” I said.

“What?” she said. She was looking at some girl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Did you ever get fed up?” I said. “I mean did you ever get scared that everything was going to go lousy unless you did something? I mean do you like school, and all that stuff?”

“It's a terrific bore.”

“I mean do you hate it? I know it's a terrific bore, but do you hate it, is what I mean.”

“Well, I don't exactly hate it. You always have to—”

“Well, I hate it. Boy, do I hate it,” I said. “But it isn't just that. It's everything. I hate living in New York and all. Taxicabs, and Madison Avenue buses, with the drivers and all always yelling at you to get out at the rear door, and being introduced to phony guys that call the Lunts angels, and going up and down in elevators when you just want to go outside, and guys fitting your pants all the time at Brooks, and people always—”

“Don't shout, please,” old Sally said. Which was very funny,because I wasn't even shouting.

“Take cars,” I said. I said it in this very quiet voice. “Take most people, they're crazy about cars. They worry if they get a little scratch on them, and they're always talking about how many miles they get to a gallon, and if they get a brand-new car already they start thinking about trading it in for one that's even newer. I don't even like old cars. I mean they don't even interest me. I'd rather have a goddam horse. A horse is at least human, for God's sake. A horse you can at least—”

“I don't know what you're even talking about,” old Sally said. “You jump from one—”

“You know something?” I said. “You're probably the only reason I'm in New York right now, or anywhere. If you weren't around, I'd probably be someplace way the hell off. In the woods or some goddam place.You're the only reason I'm around, practically.”

“You're sweet,” she said. But you could tell she wanted me to change the damn subject.

“You ought to go to a boys' school sometime. Try it sometime,” I said. “It's full of phonies, and all you do is study so that you can learn enough to be smart enough to be able to buy a goddam Cadillac some day, and you have to keep making believe you give a damn if the football team loses, and all you do is talk about girls and liquor and sex all day,and everybody sticks together in these dirty little goddam cliques. The guys that are on the basketball team stick together, the Catholics stick together, the goddam intellectuals stick together, the guys that play bridge stick together. Even the guys that belong to the goddam Book-ofthe-Month Club stick together. If you try to have a little intelligent—”

“Now, listen,” old Sally said. “Lots of boys get more out of school than that.”

“I agree! I agree they do, some of them! But that's all I get out of it.See? That's my point. That's exactly my goddam point,” I said. “I don't get hardly anything out of anything. I'm in bad shape. I'm in lousy shape.”

“You certainly are.”

Then, all of a sudden, I got this idea.

“Look,” I said. “Here's my idea. How would you like to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Here's my idea. I know this guy down in Greenwich Village that we can borrow his car for a couple of weeks. He used to go to the same school I did and he still owes me ten bucks. What we could do is,tomorrow morning we could drive up to Massachusetts and Vermont,and all around there, see. It's beautiful as hell up there, It really is.” I was getting excited as hell, the more I thought about it, and I sort of reached over and took old Sally's goddam hand. What a goddam fool I was. “No kidding,” I said. “I have about a hundred and eighty bucks in the bank. I can take it out when it opens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I could go down and get this guy's car. No kidding. We'll stay in these cabin camps and stuff like that till the dough runs out. Then, when the dough runs out, I could get a job somewhere and we could live somewhere with a brook and all and, later on, we could get married or something. I could chop all our own wood in the wintertime and all.Honest to God, we could have a terrific time! Wuddaya say? C'mon! Wuddaya say? Will you do it with me? Please!”

“You can't just do something like that,” old Sally said. She sounded sore as hell.

“Why not? Why the hell not?”

“Stop screaming at me, please,” she said. Which was crap, because I wasn't even screaming at her.

“Why can'tcha? Why not?”

“Because you can't, that's all. In the first place, we're both practically children. And did you ever stop to think what you'd do if you didn't get a job when your money ran out? We'd starve to death. The whole thing's so fantastic, it isn't even—”

“It isn't fantastic. I'd get a job. Don't worry about that.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What's the matter? Don't you want to go with me? Say so, if you don't.”

“It isn't that. It isn't that at all,” old Sally said. I was beginning to hate her, in a way. “We'll have oodles of time to do those things—all those things. I mean after you go to college and all, and if we should get married and all. There'll be oodles of marvelous places to go to. You're just—”

“No, there wouldn't be. There wouldn't be oodles of places to go to at all. It'd be entirely different,” I said. I was getting depressed as hell again.

“What?” she said. “I can't hear you. One minute you scream at me,and the next you—”

“I said no, there wouldn't be marvelous places to go to after I went to college and all. Open your ears. It'd be entirely different. We'd have to go downstairs in elevators with suitcases and stuff. We'd have to phone up everybody and tell 'em good-by and send 'em postcards from hotels and all. And I'd be working in some office, making a lot of dough,and riding to work in cabs and Madison Avenue buses, and reading newspapers, and playing bridge all the time, and going to the movies and seeing a lot of stupid shorts and coming attractions and newsreels.Newsreels. Christ almighty. There's always a dumb horse race, and some dame breaking a bottle over a ship, and some chimpanzee riding a goddam bicycle with pants on. It wouldn't be the same at all. You don't see what I mean at all.”

“Maybe I don't! Maybe you don't, either,” old Sally said. We both hated each other's guts by that time. You could see there wasn't any sense trying to have an intelligent conversation. I was sorry as hell I'd started it.

“C'mon, let's get outa here,” I said. “You give me a royal pain in the ass,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Boy, did she hit the ceiling when I said that. I know I shouldn't've said it, and I probably wouldn't've ordinarily, but she was depressing the hell out of me. Usually I never say crude things like that to girls.Boy, did she hit the ceiling. I apologized like a madman, but she wouldn't accept my apology. She was even crying. Which scared me a little bit, because I was a little afraid she'd go home and tell her father I called her a pain in the ass. Her father was one of those big silent bastards, and he wasn't too crazy about me anyhow. He once told old Sally I was too goddam noisy.

“No kidding. I'm sorry,” I kept telling her.

“You're sorry. You're sorry. That's very funny,” she said. She was still sort of crying, and all of a sudden I did feel sort of sorry I'd said it.

“C'mon, I'll take ya home. No kidding.”

“I can go home by myself, thank you. If you think I'd let you take me home, you're mad. No boy ever said that to me in my entire life.”

The whole thing was sort of funny, in a way, if you thought about it,and all of a sudden I did something I shouldn't have. I laughed. And I have one of these very loud, stupid laughs. I mean if I ever sat behind myself in a movie or something, I'd probably lean over and tell myself to please shut up. It made old Sally madder than ever.

I stuck around for a while, apologizing and trying to get her to excuse me, but she wouldn't. She kept telling me to go away and leave her alone. So finally I did it. I went inside and got my shoes and stuff,and left without her. I shouldn't've, but I was pretty goddam fed up by that time.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 don't even know why I started all that stuff with her. I mean about going away somewhere, to Massachusetts and Vermont and all. I probably wouldn't've taken her even if she'd wanted to go with me. She wouldn't have been anybody to go with. The terrible part, though, is that I meant it when I asked her.That's the terrible part. I swear to God I'm a madman.

XVIII

When I left the skating rink I felt sort of hungry, so I went in this drugstore and had a Swiss cheese sandwich and a malted, and then I went in a phone booth. I thought maybe I might give old Jane another buzz and see if she was home yet. I mean I had the whole evening free,and I thought I'd give her a buzz and, if she was home yet, take her dancing or something somewhere. I never danced with her or anything the whole time I knew her. I saw her dancing once, though. She looked like a very good dancer. It was at this Fourth of July dance at the club.I didn't know her too well then, and I didn't think I ought to cut in on her date. She was dating this terrible guy, Al Pike, that went to Choate.I didn't know him too well, but he was always hanging around the swimming pool. He wore those white Lastex kind of swimming trunks,and he was always going off the high dive. He did the same lousy old half gainer all day long. It was the only dive he could do, but he thought he was very hot stuff. All muscles and no brains. Anyway, that's who Jane dated that night. I couldn't understand it. I swear I couldn't. After we started going around together, I asked her how come she could date a show-off bastard like Al Pike. Jane said he wasn't a show-off.She said he had an inferiority complex. She acted like she felt sorry for him or something, and she wasn't just putting it on. She meant it. It's a funny thing about girls. Every time you mention some guy that's strictly a bastard—very mean, or very conceited and all—and when you mention it to the girl, she'll tell you he has an inferiority complex.Maybe he has, but that still doesn't keep him from being a bastard, in my opinion. Girls. You never know what they're going to think. I once got this girl Roberta Walsh's roommate a date with a friend of mine.His name was Bob Robinson and he really had an inferiority complex.You could tell he was very ashamed of his parents and all, because they said “he don't” and “she don't”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they weren't very wealthy. But he wasn't a bastard or anything. He was a very nice guy. But this Roberta Walsh's roommate didn't like him at all. She told Roberta he was too conceited—and the reason she thought he was conceited was because he happened to mention to her that he was captain of the debating team. A little thing like that, and she thought he was conceited! The trouble with girls is, if they like a boy, no matter how big a bastard he is, they'll say he has an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if they don't like him, no matter how nice a guy he is, or how big an inferiority complex he has, they'll say he's conceited. Even smart girls do it.

Anyway, I gave old Jane a buzz again, but her phone didn't answer,so I had to hang up. Then I had to look through my address book to see who the hell might be available for the evening. The trouble was,though, my address book only has about three people in it. Jane, and this man, Mr. Antolini, that was my teacher at Elkton Hills, and my father's office number. I keep forgetting to put people's names in. So what I did finally, I gave old Carl Luce a buzz. He graduated from the Whooton School after I left. He was about three years older than I was, and I didn't like him too much, but he was one of these very intellectual guys—he had the highest I.Q. of any boy at Whooton—and I thought he might want to have dinner with me somewhere and have a slightly intellectual conversation. He was very enlightening sometimes. So I gave him a buzz. He went to Columbia now, but he lived on 65th Street and all, and I knew he'd be home. When I got him on the phone, he said he couldn't make it for dinner but that he'd meet me for a drink at ten o'clock at the Wicker Bar, on 54th. I think he was pretty surprised to hear from me. I once called him a fat-assed phony.

I had quite a bit of time to kill till ten o'clock, so what I did, I went to the movies at Radio City. It was probably the worst thing I could've done, but it was near, and I couldn't think of anything else.

I came in when the goddam stage show was on. The Rockettes were kicking their heads off, the way they do when they're all in line with their arms around each other's waist. The audience applauded like mad, and some guy behind me kept saying to his wife, “You know what that is? That's precision.” He killed me. Then, after the Rockettes,a guy came out in a tuxedo and roller skates on, and started skating under a bunch of little tables, and telling jokes while he did it. He was a very good skater and all, but I couldn't enjoy it much because I kept picturing him practicing to be a guy that roller-skates on the stage. It seemed so stupid. I guess I just wasn't in the right mood. Then, after him, they had this Christmas thing they have at Radio City every year.All these angels start coming out of the boxes and everywhere, guys carrying crucifixes and stuff all over the place, and the whole bunch of them—thousands of them—singing “Come All Ye Faithful!” like mad.Big deal. It's supposed to be religious as hell, I know, and very pretty and all, but I can't see anything religious or pretty, for God's sake,about a bunch of actors carrying crucifixes all over the stage. When they were all finished and started going out the boxes again, you could tell they could hardly wait to get a cigarette or something. I saw it with old Sally Hayes the year before, and she kept saying how beautiful it was, the costumes and all. I said old Jesus probably would've puked if He could see it—all those fancy costumes and all. Sally said I was a sacrilegious atheist. I probably am. The thing Jesus really would've liked would be the guy that plays the kettle drums in the orchestra.I've watched that guy since I was about eight years old. My brother Allie and I, if we were with our parents and all, we used to move our seats and go way down so we could watch him. He's the best drummer I ever saw. He only gets a chance to bang them a couple of times during a whole piece, but he never looks bored when he isn't doing it.Then when he does bang them, he does it so nice and sweet, with this nervous expression on his face. One time when we went to Washington with my father, Allie sent him a postcard, but I'll bet he never got it. We weren't too sure how to address it.

After the Christmas thing was over, the goddam picture started. It was so putrid I couldn't take my eyes off it. It was about this English guy, Alec something, that was in the war and loses his memory in the hospital and all. He comes out of the hospital carrying a cane and limping all over the place, all over London, not knowing who the hell he is. He's really a duke, but he doesn't know it. Then he meets this nice, homey, sincere girl getting on a bus. Her goddam hat blows off and he catches it, and then they go upstairs and sit down and start talking about Charles Dickens. He's both their favorite author and all. He's carrying this copy of Oliver Twist and so's she. I could've puked.Anyway, they fall in love right away, on account of they're both so nuts about Charles Dickens and all, and he helps her run her publishing business. She's a publisher, the girl. Only, she's not doing so hot,because her brother's a drunkard and he spends all their dough. He's a very bitter guy, the brother, because he was a doctor in the war and now he can't operate any more because his nerves are shot, so he boozes all the time, but he's pretty witty and all. Anyway, old Alec writes a book, and this girl publishes it, and they both make a hatful of dough on it. They're all set to get married when this other girl, old Marcia,shows up. Marcia was Alec's fiancée before he lost his memory, and she recognizes him when he's in this store autographing books. She tells old Alec he's really a duke and all, but he doesn't believe her and doesn't want to go with her to visit his mother and all. His mother's blind as a bat. But the other girl, the homey one, makes him go. She's very noble and all. So he goes. But he still doesn't get his memory back,even when his great Dane jumps all over him and his mother sticks her fingers all over his face and brings him this teddy bear he used to slobber around with when he was a kid. But then, one day, some kids are playing cricket on the lawn and he gets smacked in the head with a cricket ball. Then right away he gets his goddam memory back and he goes in and kisses his mother on the forehead and all. Then he starts being a regular duke again, and he forgets all about the homey babe that has the publishing business. I'd tell you the rest of the story, but I might puke if I did. It isn't that I'd spoil it for you or anything. There isn't anything to spoil, for Chrissake. Anyway, it ends up with Alec and the homey babe getting married, and the brother that's a drunkard gets his nerves back and operates on Alec's mother so she can see again,and then the drunken brother and old Marcia go for each other. It ends up with everybody at this long dinner table laughing their asses off because the great Dane comes in with a bunch of puppies. Everybody thought it was a male, I suppose, or some goddam thing. All I can say is, don't see it if you don't want to puke all over yourself.

The part that got me was, there was a lady sitting next to me that cried all through the goddam picture. The phonier it got, the more she cried. You'd have thought she did it because she was kindhearted as hell, but I was sitting right next to her, and she wasn't. She had this little kid with her that was bored as hell and had to go to the bathroom,but she wouldn't take him. She kept telling him to sit still and behave himself. She was about as kindhearted as a goddam wolf. You take somebody that cries their goddam eyes out over phony stuff in the movies, and nine times out of ten they're mean bastards at heart. I'm not kidding.

After the movie was over, I started walking down to the Wicker Bar, where I was supposed to meet old Carl Luce, and while I walked I sort of thought about war and all. Those war movies always do that to me. I don't think I could stand it if I had to go to war. I really couldn't.It wouldn't be too bad if they'd just take you out and shoot you or something, but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Army so goddam long. That's the whole trouble. My brother D.B. was in the Army for four goddam years. He was in the war, too—he landed on D-Day and all—but I really think he hated the Army worse than the war. I was practically a child at the time, but I remember when he used to come home on furlough and all, all he did was lie on his bed, practically. He hardly ever even came in the living room. Later, when he went overseas and was in the war and all, he didn't get wounded or anything and he didn't have to shoot anybody. All he had to do was drive some cowboy general around all day in a command car. He once told Allie and I that if he'd had to shoot anybody, he wouldn't've known which direction to shoot in. He said the Army was practically as full of bastards as the Nazis were. I remember Allie once asked him wasn't it sort of good that he was in the war because he was a writer and it gave him a lot to write about and all. He made Allie go get his baseball mitt and then he asked him who was the best war poet, Rupert Brooke or Emily Dickinson. Allie said Emily Dickinson. I don't know too much about it myself, because I don't read much poetry, but I do know it'd drive me crazy if I had to be in the Army and be with a bunch of guys like Ackley and Stradlater and old Maurice all the time, marching with them and all. I was in the Boy Scouts once, for about a week, and I couldn't even stand looking at the back of the guy's neck in front of me. They kept telling you to look at the back of the guy's neck in front of you. I swear if there's ever another war, they better just take me out and stick me in front of a firing squad.I wouldn't object. What gets me about D.B., though, he hated the war so much, and yet he got me to read this book A Farewell to Arms last summer. He said it was so terrific. That's what I can't understand. It had this guy in it named Lieutenant Henry t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nice guy and all. I don't see how D.B. could hate the Army and war and all so much and still like a phony like that. I mean, for instance,I don't see how he could like a phony book like that and still like that one by Ring Lardner, or that other one he's so crazy about, The Great Gatsby. D.B. got sore when I said that, and said I was too young and all to appreciate it, but I don't think so. I told him I liked Ring Lardner and The Great Gatsby and all. I did, too. I was crazy about The Great Gatsby. Old Gatsby. Old sport. That killed me. Anyway, I'm sort of glad they've got the atomic bomb invented. If there's ever another war, I'm going to sit right the hell on top of it. I'll volunteer for it, I swear to God I will.

XIX

In case you don't live in New York, the Wicker Bar is in this sort of swanky hotel, the Seton Hotel. I used to go there quite a lot, but I don't any more. I gradually cut it out.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that are supposed to be very sophisticated and all, and the phonies are coming in the window. They used to have these two French babes, Tina and Janine, come out and play the piano and sing about three times every night. One of them played the piano—strictly lousy—and the other one sang, and most of the songs were either pretty dirty or in French.The one that sang, old Janine, was always whispering into the goddam microphone before she sang. She'd say, “And now we like to geeve you our impression of Vooly Voo Fransay. Eet ees the story of a leetle Fransh girl who comes to a beeg ceety, just like New York, and falls een love wees a leetle boy from Brookleen. We hope you like eet.” Then,when she was all done whispering and being cute as hell, she'd sing some dopey song, half in English and half in French, and drive all the phonies in the place mad with joy. If you sat around there long enough and heard all the phonies applauding and all, you got to hate everybody in the world, I swear you did. The bartender was a louse, too. He was a big snob. He didn't talk to you at all hardly unless you were a big shot or a celebrity or something. If you were a big shot or a celebrity or something, then he was even more nauseating. He'd go up to you and say, with this big charming smile, like he was a helluva swell guy if you knew him, “Well! How's Connecticut?” or “How's Florida?” It was a terrible place, I'm not kidding. I cut out going there entirely, gradually.

It was pretty early when I got there. I sat down at the bar—it was pretty crowded—and had a couple of Scotch and sodas before old Luce even showed up. I stood up when I ordered them so they could see how tall I was and all and not think I was a goddam minor. Then I watched the phonies for a while. Some guy next to me was snowing hell out of the babe he was with. He kept telling her she had aristocratic hands. That killed me. The other end of the bar was full of flits. They weren't too flitty-looking—I mean they didn't have their hair too long or anything—but you could tell they were flits anyway. Finally old Luce showed up.

Old Luce. What a guy. He was supposed to be my Student Adviser when I was at Whooton. The only thing he ever did, though, was give these sex talks and all, late at night when there was a bunch of guys in his room. He knew quite a bit about sex, especially perverts and all. He was always telling us about a lot of creepy guys that go around having affairs with sheep, and guys that go around with girls' pants sewed in the lining of their hats and all. And flits and Lesbians. Old Luce knew who every flit and Lesbia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All you had to do was mention somebody— anybody—and old Luce'd tell you if he was a flit or not. Sometimes it was hard to believe, the people he said were flits and Lesbians and all, movie actors and like that. Some of the ones he said were flits were even married, for God's sake. You'd keep saying to him, “You mean Joe Blow's a flit? Joe Blow? That big, tough guy that plays gangsters and cowboys all the time?” Old Luce'd say, “Certainly.” He was always saying “Certainly.” He said it didn't matter if a guy was married or not. He said half the married guys in the world were flits and didn't even know it. He said you could turn into one practically overnight, if you had all the traits and all. He used to scare the hell out of us. I kept waiting to turn into a flit or something.The funny thing about old Luce, I used to think he was sort of flitty himself, in a way. He was always saying, “Try this for size,” and then he'd goose the hell out of you while you were going down the corridor.And whenever he went to the can, he always left the goddam door open and talked to you while you were brushing your teeth or something.That stuff's sort of flitty. It really is. I've known quite a few real flits, at schools and all, and they're always doing stuff like that, and that's why I always had my doubts about old Luce. He was a pretty intelligent guy,though. He really was.

He never said hello or anything when he met you. The first thing he said when he sat down was that he could only stay a couple of minutes.He said he had a date. Then he ordered a dry Martini. He told the bartender to make it very dry, and no olive.

“Hey, I got a flit for you,” I told him. “At the end of the bar. Don't look now. I been saving him for ya.”

“Very funny,” he said. “Same old Caulfield. When are you going to grow up?”

I bored him a lot. I really did. He amused me, though. He was one of those guys that sort of amuse me a lot.

“How's your sex life?” I asked him. He hated you to ask him stuff like that.

“Relax,” he said. “Just sit back and relax, for Chrissake.”

“I'm relaxed,” I said. “How's Columbia? Ya like it?”

“Certainly I like it. If I didn't like it I wouldn't have gone there,” he said. He could be pretty boring himself sometimes.

“What're you majoring in?” I asked him. “Perverts?” I was only horsing around.

“What're you trying to be—funny?”

“No. I'm only kidding,” I said. “Listen, hey, Luce. You're one of these intellectual guys. I need your advice. I'm in a terrific—”

He let out this big groan on me. “Listen, Caulfield. If you want to sit here and have a quiet, peaceful drink and a quiet, peaceful conver—”

“All right, all right,” I said. “Relax.” You could tell he didn't feel like discussing anything serious with me. That's the trouble with these intellectual guys. They never want to discuss anything serious unless they feel like it. So all I did was, I started discussing topics in general with him. “No kidding, how's your sex life?” I asked him. “You still going around with that same babe you used to at Whooton? The one with the terrffic—”

“Good God, no,” he said.

“How come? What happened to her?”

“I haven't the faintest idea. For all I know, since you ask, she's probably the Whore of New Hampshire by this time.”

“That isn't nice. If she was decent enough to let you get sexy with her all the time, you at least shouldn't talk about her that way.”

“Oh, God!” old Luce said. “Is this going to be a typical Caulfield conversation? I want to know right now.”

“No,” I said, “but it isn't nice anyway. If she was decent and nice enough to let you—”

“Must we pursue this horrible trend of thought?”

I didn't say anything. I was sort of afraid he'd get up and leave on me if I didn't shut up. So all I did was, I ordered another drink. I felt like getting stinking drunk.

“Who're you going around with now?” I asked him. “You feel like telling me?”

“Nobody you know.”

“Yeah, but who? I might know her.”

“Girl lives in the Village. Sculptress. If you must know.”

“Yeah? No kidding? How old is she?”

“I've never asked her, for God's sake.”

“Well, around how old?”

“I should imagine she's in her late thirties,” old Luce said.

“In her late thirties? Yeah? You like that?” I asked him. “You like'em that old?” The reason I was asking was because he really knew quite a bit about sex and all. He was one of the few guys I knew that did. He lost his virginity when he was only fourteen, in Nantucket. He really did.

“I like a mature person, if that's what you mean. Certainly.”

“You do? Why? No kidding, they better for sex and all?”

“Listen. Let's get one thing straight. I refuse to answer any typical Caulfield questions tonight. When in hell are you going to grow up?”

I didn't say anything for a while. I let it drop for a while. Then old Luce ordered another Martini and told the bartender to make it a lot dryer.

“Listen. How long you been going around with her, this sculpture babe?” I asked him. I was really interested. “Did you know her when you were at Whooton?”

“Hardly. She just arrived in this country a few months ago.”

“She did? Where's she from?”

“She happens to be from Shanghai.”

“No kidding! She Chinese, for Chrissake?”

“Obviously.”

“No kidding! Do you like that? Her being Chinese?”

“Obviously.”

“Why? I'd be interested to know—I really would.”

“I simply happen to find Eastern philosophy more satisfactory than Western. Since you ask.”

“You do? Wuddaya mean ‘philosophy’? Ya mean sex and all? You mean it's better in China? That what you mean?”

“Not necessarily in China, for God's sake. The East I said. Must we go on with this inane conversation?”

“Listen, I'm serious,” I said. “No kidding. Why's it better in the East?”

“It's too involved to go into, for God's sake,” old Luce said.“They simply happen to regard sex as both a physical and a spiritual experience. If you think I'm—”

“So do I! So do I regard it as a wuddayacallit—a physical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 and all. I really do. But it depends on who the hell I'm doing it with. If I'm doing it with somebody I don't even—”

“Not so loud, for God's sake, Caulfield. If you can't manage to keep your voice down, let's drop the whole—”

“All right, but listen,” I said. I was getting excited and I was talking a little too loud. Sometimes I talk a little loud when I get excited. “This is what I mean, though,” I said. “I know it's supposed to b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and artistic and all. But what I mean is, you can't do it with everybody—every girl you neck with and all—and make it come out that way. Can you?”

“Let's drop it,” old Luce said. “Do you mind?”

“All right, but listen. Take you and this Chinese babe. What's so good about you two?”

“Drop it, I said.”

I was getting a little too personal. I realize that. But that was one of the annoying things about Luce. When we were at Whooton, he'd make you describe the most personal stuff that happened to you, but if you started asking him questions about himself, he got sore. These intellectual guys don't like to have an intellectual conversation with you unless they're running the whole thing. They always want you to shut up when they shut up, and go back to your room when they go back to their room. When I was at Whooton old Luce used to hate it—you really could tell he did—when after he was finished giving this sex talk to a bunch of us in his room we stuck around and chewed the fat by ourselves for a while. I mean the other guys and myself. In somebody else's room. Old Luce hated that. He always wanted everybody to go back to their own room and shut up when he was finished being the big shot. The thing he was afraid of, he was afraid somebody'd say something smarter than he had. He really amused me.

“Maybe I'll go to China. My sex life is lousy,” I said.

“Naturally. Your mind is immature.”

“It is. It really is. I know it,” I said. “You know what the trouble with me is? I can never get really sexy—I mean really sexy—with a girl I don't like a lot. I mean I have to like her a lot. If I don't, I sort of lose my goddam desire for her and all. Boy, it really screws up my sex life something awful. My sex life stinks.”

“Naturally it does, for God's sake. I told you the last time I saw you what you need.”

“You mean to go to a psychoanalyst and all?” I said. That's what he'd told me I ought to do. His father was a psychoanalyst and all.

“It's up to you, for God's sake. It's none of my goddam business what you do with your life.”

I didn't say anything for a while. I was thinking.

“Supposing I went to your father and had him psychoanalyze me and all,” I said. “What would he do to me? I mean what would he do to me?”

“He wouldn't do a goddam thing to you. He'd simply talk to you,and you'd talk to him, for God's sake. For one thing, he'd help you to recognize the patterns of your mind.”

“That what?”

“The patterns of your mind. Your mind runs in—Listen. I'm not giving an elementary course in psychoanalysis. If you're interested, call him up and make an appointment. If you're not, don't. I couldn't care less, frankly.”

I put my hand on his shoulder. Boy, he amused me. “You're a real friendly bastard,” I told him. “You know that?”

He was looking at his wrist watch. “I have to tear,” he said, and stood up. “Nice seeing you.” He got the bartender and told him to bring him his check.

“Hey,” I said, just before he beat it. “Did your father ever psychoanalyze you?”

“Me? Why do you ask?”

“No reason. Did he, though? Has he?”

“Not exactly. He's helped me to adjust myself to a certain extent,but an extensive analysis hasn't been necessary. Why do you ask?”

“No reason. I was just wondering.”

“Well. Take it easy,” he said. He was leaving his tip and all and he was starting to go.

“Have just one more drink,” I told him. “Please. I'm lonesome as hell. No kidding.”

He said he couldn't do it, though. He said he was late now, and then he left.

Old Luce. He was strictly a pain in the ass, but he certainly had a good vocabulary. He had the largest vocabulary of any boy at Whooton when I was there. They gave us a test.

XX

I kept sitting there getting drunk and waiting for old Tina and Janine to come out and do their stuff, but they weren't there. A flittylooking guy with wavy hair came out and played the piano, and then this new babe, Valencia, came out and sang. She wasn't any good, but she was better than old Tina and Janine, and at least she sang good songs. The piano was right next to the bar where I was sitting and all,and old Valencia was standing practically right next to me. I sort of gave her the old eye, but she pretended she didn't even see me. I probably wouldn't have done it, but I was getting drunk as hell. When she was finished, she beat it out of the room so fast I didn't even get a chance to invite her to join me for a drink, so I called the headwaiter over. I told him to ask old Valencia if she'd care to join me for a drink. He said he would, but he probably didn't even give her my message. People never give your message to anybody.

Boy, I sat at that goddam bar till around one o'clock or so, getting drunk as a bastard. I could hardly see straight. The one thing I did,though, I was careful as hell not to get boisterous or anything. I didn't want anybody to notice me or anything or ask how old I was. But, boy, I could hardly see straight. When I was really drunk, I started that stupid business with the bullet in my guts again. I was the only guy at the bar with a bullet in their guts. I kept putting my hand under my jacket, on my stomach and all, to keep the blood from dripping all over the place.I didn't want anybody to know I was even wounded. I was concealing the fact that I was a wounded sonuvabitch. Finally what I felt like, I felt like giving old Jane a buzz and see if she was home yet. So I paid my check and all. Then I left the bar and went out where the telephones were. I kept keeping my hand under my jacket to keep the blood from dripping. Boy, was I drunk.

But when I got inside this phone booth, I wasn't much in the mood any more to give old Jane a buzz. I was too drunk, I guess. So what I did, I gave old Sally Hayes a buzz.

I had to dial about twenty numbers before I got the right one. Boy,was I blind.

“Hello,” I said when somebody answered the goddam phone. I sort of yelled it, I was so drunk.

“Who is this?” this very cold lady's voice said.

“This is me. Holden Caulfield. Lemme speaka Sally, please.”

“Sally's asleep. This is Sally's grandmother. Why are you calling at this hour, Holden? Do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Yeah. Wanna talka Sally. Very important. Put her on.”

“Sally's asleep, young man. Call her tomorrow. Good night.”

“Wake 'er up! Wake 'er up, hey. Attaboy.”

Then there was a different voice. “Holden, this is me.” It was old Sally. “What's the big idea?”

“Sally? That you?”

“Yes—stop screaming. Are you drunk?”

“Yeah. Listen. Listen, hey. I'll come over Christmas Eve. Okay? Trimma goddam tree for ya. Okay? Okay, hey, Sally?”

“Yes. You're drunk. Go to bed now. Where are you? Who's with you?”

“Sally? I'll come over and trimma tree for ya, okay? Okay, hey?”

“Yes. Go to bed now. Where are you? Who's with you?”

“Nobody. Me, myself and I.” Boy was I drunk! I was even still holding onto my guts. “They got me. Rocky's mob got me. You know that? Sally, you know that?”

“I can't hear you. Go to bed now. I have to go. Call me tomorrow.”

“Hey, Sally! You want me trimma tree for ya? Ya want me to? Huh?”

“Yes. Good night. Go home and go to bed.”

She hung up on me.

“G'night. G'night, Sally baby. Sally sweetheart darling,” I said.Can you imagine how drunk I was? I hung up too, then. I figured she probably just came home from a date. I pictured her out with the Lunts and all somewhere, and that Andover jerk. All of them swimming around in a goddam pot of tea and saying sophisticated stuff to each other and being charming and phony. I wished to God I hadn't even phoned her. When I'm drunk, I'm a madman.

I stayed in the damn phone booth for quite a while. I kept holding onto the phone, sort of, so I wouldn't pass out. I wasn't feeling too marvelous, to tell you the truth. Finally, though, I came out and went in the men's room, staggering around like a moron, and filled one of the washbowls with cold water. Then I dunked my head in it, right up to the ears. I didn't even bother to dry it or anything. I just let the sonuvabitch drip. Then I walked over to this radiator by the window and sat down on it. It was nice and warm. It felt good because I was shivering like a bastard. It's a funny thing, I always shiver like hell when I'm drunk.

I didn't have anything else to do, so I kept sitting on the radiator and counting these little white squares on the floor. I was getting soaked. About a gallon of water was dripping down my neck, getting all over my collar and tie and all, but I didn't give a damn. I was too drunk to give a damn. Then, pretty soon, the guy that played the piano for old Valencia, this very wavy-haired, flitty-looking guy, came in to comb his golden locks. We sort of struck up a conversation while he was combing it, except that he wasn't too goddam friendly.

“Hey. You gonna see that Valencia babe when you go back in the bar?” I asked him.

“It's highly probable,” he said. Witty bastard. All I ever meet is witty bastards.

“Listen. Give her my compliments. Ask her if that goddam waiter gave her my message, willya?”

“Why don't you go home, Mac? How old are you, anyway?”

“Eighty-six. Listen. Give her my compliments. Okay?”

“Why don't you go home, Mac?”

“Not me. Boy, you can play that goddam piano.” I told him. I was just flattering him. He played the piano stinking,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You oughta go on the radio,” I said. “Handsome chap like you. All those goddam golden locks. Ya need a manager?”

“Go home, Mac, like a good guy. Go home and hit the sack.”

“No home to go to. No kidding—you need a manager?”

He didn't answer me. He just went out. He was all through combing his hair and patting it and all, so he left. Like Stradlater. All these handsome guys are the same. When they're done combing their goddam hair, they beat it on you.

When I finally got down off the radiator and went out to the hatcheck room, I was crying and all. I don't know why, but I was. I guess it was because I was feeling so damn depressed and lonesome. Then,when I went out to the checkroom, I couldn't find my goddam check.The hat-check girl was very nice about it, though. She gave me my coat anyway. And my “Little Shirley Beans” record—I still had it with me and all. I gave her a buck for being so nice, but she wouldn't take it.She kept telling me to go home and go to bed. I sort of tried to make a date with her for when she got through working, but she wouldn't do it. She said she was old enough to be my mother and all. I showed her my goddam gray hair and told her I was forty-two—I was only horsing around, naturally. She was nice, though. I showed her my goddam red hunting hat, and she liked it. She made me put it on before I went out,because my hair was still pretty wet. She was all right.

I didn't feel too drunk any more when I went outside, but it was getting very cold out again, and my teeth started chattering like hell. I couldn't make them stop. I walked over to Madison Avenue and started to wait around for a bus because I didn't have hardly any money left and I had to start economizing on cabs and all. But I didn't feel like getting on a damn bus. And besides, I didn't even know where I was supposed to go. So what I did, I started walking over to the park. I figured I'd go by that little lake and see what the hell the ducks were doing, see if they were around or not, I still didn't know if they were around or not.It wasn't far over to the park, and I didn't have anyplace else special to go to—I didn't even know where I was going to sleep yet—so I went. I wasn't tired or anything. I just felt blue as hell.

Then something terrible happened just as I got in the park. I dropped old Phoebe's record. It broke into about fifty pieces. It was in a big envelope and all, but it broke anyway. I damn near cried, it made me feel so terrible, but all I did was, I took the pieces out of the envelope and put them in my coat pocket. They weren't any good for anything,but I didn't feel like just throwing them away. Then I went in the park.Boy, was it dark.

I've lived in New York all my life, and I know Central Park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because I used to roller-skate there all the time and ride my bike when I was a kid, but I had the most terrific trouble finding that lagoon that night. I knew right where it was—it was right near Central Park South and all—but I still couldn't find it. I must've been drunker than I thought. I kept walking and walking, and it kept getting darker and darker and spookier and spookier. I didn't see one person the whole time I was in the park. I'm just as glad. I probably would've jumped about a mile if I had. Then, finally, I found it. What it was, it was partly frozen and partly not frozen. But I didn't see any ducks around. I walked all around the whole damn lake—I damn near fell in once, in fact—but I didn't see a single duck. I thought maybe if there were any around, they might be asleep or something near the edge of the water, near the grass and all. That's how I nearly fell in. But I couldn't find any.

Finally I sat down on this bench, where it wasn't so goddam dark.Boy, I was still shivering like a bastard, and the back of my hair, even though I had my hunting hat on, was sort of full of little hunks of ice. That worried me. I thought probably I'd get pneumonia and die. I started picturing millions of jerks coming to my funeral and all. My grandfather from Detroit, that keeps calling out the numbers of the streets when you ride on a goddam bus with him, and my aunts—I have about fifty aunts—and all my lousy cousins. What a mob'd be there. They all came when Allie died, the whole goddam stupid bunch of them. I have this one stupid aunt with halitosis that kept saying how peaceful he looked lying there, D.B. told me. I wasn't there. I was still in the hospital. I had to go to the hospital and all after I hurt my hand.Anyway, I kept worrying that I was getting pneumonia, with all those hunks of ice in my hair, and that I was going to die. I felt sorry as hell for my mother and father. Especially my mother, because she still isn't over my brother Allie yet. I kept picturing her not knowing what to do with all my suits and athletic equipment and all. The only good thing, I knew she wouldn't let old Phoebe come to my goddam funeral because she was only a little kid. That was the only good part. Then I thought about the whole bunch of them sticking me in a goddam cemetery and all, with my name on this tombstone and all. Surrounded by dead guys.Boy, when you're dead, they really fix you up. I hope to hell when I do die somebody has sense enough to just dump me in the river or something. Anything except sticking me in a goddam cemetery. People coming and putting a bunch of flowers on your stomach on Sunday, and all that crap. Who wants flowers when you're dead? Nobody.

When the weather's nice, my parents go out quite frequently and stick a bunch of flowers on old Allie's grave. I went with them a couple of times, but I cut it out. In the first place, I certainly don't enjoy seeing him in that crazy cemetery. Surrounded by dead guys and tombstones and all. It wasn't too bad when the sun was out, but twice—twice—we were there when it started to rain. It was awful. It rained on his lousy tombstone, and it rained on the grass on his stomach. It rained all over the place. All the visitors that were visiting the cemetery started running like hell over to their cars. That's what nearly drove me crazy.All the visitors could get in their cars and turn on their radios and all and then go someplace nice for dinner—everybody except Allie.I couldn't stand it. I know it's only his body and all that's in the cemetery, and his soul's in Heaven and all that crap, but I couldn't stand it anyway. I just wish he wasn't there. You didn't know him. If you'd known him, you'd know what I mean. It's not too bad when the sun's out, but the sun only comes out when it feels like coming out.

After a while, just to get my mind off getting pneumonia and all,I took out my dough and tried to count it in the lousy light from the street lamp. All I had was three singles and five quarters and a nickel left—boy, I spent a fortune since I left Pencey. Then what I did, I went down near the lagoon and I sort of skipped the quarters and the nickel across it, where it wasn't frozen. I don't know why I did it, but I did it.I guess I thought it'd take my mind off getting pneumonia and dying. It didn't, though.

I started thinking how old Phoebe would feel if I got pneumonia and died. It was a childish way to think, but I couldn't stop myself.She'd feel pretty bad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ed. She likes me a lot. I mean she's quite fond of me. She really is. Anyway, I couldn't get that off my mind, so finally what I figured I'd do, I figured I'd better sneak home and see her, in case I died and all. I had my door key with me and all, and I figured what I'd do, I'd sneak in the apartment, very quiet and all, and just sort of chew the fat with her for a while. The only thing that worried me was our front door. It creaks like a bastard. It's a pretty old apartment house, and the superintendent's a lazy bastard,and everything creaks and squeaks. I was afraid my parents might hear me sneaking in. But I decided I'd try it anyhow.

So I got the hell out of the park, and went home. I walked all the way. It wasn't too far, and I wasn't tired or even drunk any more. It was just very cold and nobody around anywhere.

XXI

The best break I had in years, when I got home the regular night elevator boy, Pete, wasn't on the car. Some new guy I'd never seen was on the car, so I figured that if I didn't bump smack into my parents and all I'd be able to say hello to old Phoebe and then beat it and nobody'd even know I'd been around. It was really a terrific break. What made it even better, the new elevator boy was sort of on the stupid side. I told him, in this very casual voice, to take me up to the Dicksteins'. The Dicksteins were these people that had the other apartment on our floor.I'd already taken off my hunting hat, so as not to look suspicious or anything. I went in the elevator like I was in a terrific hurry.

He had the elevator doors all shut and all, and was all set to take me up, and then he turned around and said, “They ain't in. They're at a party on the fourteenth floor.”

“That's all right,” I said. “I'm supposed to wait for them. I'm their nephew.”

He gave me this sort of stupid, suspicious look. “You better wait in the lobby, fella,” he said.

“I'd like to—I really would,” I said. “But I have a bad leg. I have to hold it in a certain position. I think I'd better sit down in the chair outside their door.”

He didn't know what the hell I was talking about, so all he said was“Oh” and took me up. Not bad, boy. It's funny. All you have to do is say something nobody understands and they'll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you want them to.

I got off at our floor—limping like a bastard—and started walking over toward the Dicksteins' side. Then, when I heard the elevator doors shut, I turned around and went over to our side. I was doing all right.I didn't even feel drunk anymore. Then I took out my door key and opened our door, quiet as hell. Then, very, very carefully and all, I went inside and closed the door. I really should've been a crook.

It was dark as hell in the foyer, naturally, and naturally I couldn't turn on any lights. I had to be careful not to bump into anything and make a racket. I certainly knew I was home, though. Our foyer has a funny smell that doesn't smell like anyplace else.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it is. It isn't cauliflower and it isn't perfume—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it is—but you always know you're home. I started to take off my coat and hang it up in the foyer closet, but that closet's full of hangers that rattle like madmen when you open the door, so I left it on. Then I started walking very, very slowly back toward old Phoebe's room. I knew the maid wouldn't hear me because she had only one eardrum. She had this brother that stuck a straw down her ear when she was a kid, she once told me. She was pretty deaf and all. But my parents, especially my mother, she has ears like a goddam bloodhound.So I took it very, very easy when I went past their door. I even held my breath, for God's sake. You can hit my father over the head with a chair and he won't wake up, but my mother, all you have to do to my mother is cough somewhere in Siberia and she'll hear you. She's nervous as hell. Half the time she's up all night smoking cigarettes.

Finally, after about an hour, I got to old Phoebe's room. She wasn't there, though. I forgot about that. I forgot she always sleeps in D.B.'s room when he's away in Hollywood or some place. She likes it because it's the biggest room in the house. Also because it has this big old madman desk in it that D.B. bought off some lady alcoholic in Philadelphia, and this big, gigantic bed that's about ten miles wide and ten miles long. I don't know where he bought that bed. Anyway, old Phoebe likes to sleep in D.B.'s room when he's away, and he lets her.You ought to see her doing her homework or something at that crazy desk. It's almost as big as the bed. You can hardly see her when she's doing her homework. That's the kind of stuff she likes, though. She doesn't like her own room because it's too little, she says. She says she likes to spread out. That kills me. What's old Phoebe got to spread out?Nothing.

Anyway, I went into D.B.'s room quiet as hell, and turned on the lamp on the desk. Old Phoebe didn't even wake up. When the light was on and all, I sort of looked at her for a while. She was laying there asleep, with her face sort of on the side of the pillow. She had her mouth way open. It's funny. You take adults, they look lousy when they're asleep and they have their mouths way open, but kids don't.Kids look all right. They can even have spit all over the pillow and they still look all right.

I went around the room, very quiet and all, looking at stuff for a while. I felt swell, for a change. I didn't even feel like I was getting pneumonia or anything any more. I just felt good, for a change. Old Phoebe's clothes were on this chair right next to the bed. She's very neat, for a child. I mean she doesn't just throw her stuff around, like some kids. She's no slob. She had the jacket to this tan suit my mother bought her in Canada hung up on the back of the chair. Then her blouse and stuff were on the seat. Her shoes and socks were on the floor, right underneath the chair, right next to each other. I never saw the shoes before. They were new. They were these dark brown loafers, sort of like this pair I have, and they went swell with that suit my mother bought her in Canada. My mother dresses her nice. She really does. My mother has terrific taste in some things. She's no good at buying ice skates or anything like that, but clothes, she's perfect. I mean Phoebe always has some dress on that can kill you. You take most little kids, even if their parents are wealthy and all, they usually have some terrible dress on.I wish you could see old Phoebe in that suit my mother bought her in Canada. I'm not kidding.

I sat down on old D.B.'s desk and looked at the stuff on it. It was mostly Phoebe's stuff, from school and all. Mostly books. The one on top was called Arithmetic Is Fun! I sort of opened the first page and took a look at it. This is what old Phoebe had on it:

Phoebe Weatherfield Caulfield

4B—1

That killed me. Her middle name is Josephine, for God's sake, not Weatherfield. She doesn't like it, though. Every time I see her she's got a new middle name for herself.

The book underneath the arithmetic was a geography, and the book under the geography was a speller. She's very good in spelling. She's very good in all her subjects, but she's best in spelling. Then, under the speller, there were a bunch of notebooks. She has about five thousand notebooks. You never saw a kid with so many notebooks. I opened the one on top and looked at the first page. It had on it:

Bernice meet me at recess I have something

very very important to tell you.

That was all there was on that page. The next one had on it:

Why has south eastern Alaska so many caning factories?

Because theres so much salmon

Why has it valuable forests?

because it has the right climate.

What has our government done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the alaskan eskimos?

look it up for tomorrow!!!

Phoebe Weatherfield Caulfield

Phoebe Weatherfield Caulfield

Phoebe Weatherfield Caulfield

Phoebe W. Caulfield

Phoebe Weatherfield Caulfield, Esq.

Please pass to Shirley!!!!

Shirley you said you were sagitarius but your only taurus bring your skates when you come over to my house

I sat there on D.B.'s desk and read the whole notebook. It didn't take me long, and I can read that kind of stuff, some kid's notebook,Phoebe's or anybody's, all day and all night long. Kids' notebooks kill me. Then I lit another cigarette—it was my last one. I must've smoked about three cartons that day. Then, finally, I woke her up. I mean I couldn't sit there on that desk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besides, I was afraid my parents might barge in on me all of a sudden and I wanted to at least say hello to her before they did. So I woke her up.

She wakes up very easily. I mean you don't have to yell at her or anything. All you have to do, practically, is sit down on the bed and say,“Wake up, Phoeb,” and bingo, she's awake.

“Holden!” she said right away. She put her arms around my neck and all. She's very affectionate. I mean she's quite affectionate, for a child. Sometimes she's even too affectionate. I sort of gave her a kiss,and she said, “Whenja get home?” She was glad as hell to see me. You could tell.

“Not so loud. Just now. How are ya anyway?”

“I'm fine. Did you get my letter? I wrote you a five-page—”

“Yeah—not so loud. Thanks.”

She wrote me this letter. I didn't get a chance to answer it, though.It was all about this play she was in in school. She told me not to make any dates or anything for Friday so that I could come see it.

“How's the play?” I asked her. “What'd you say the name of it was?”

“‘A Christmas Pageant for Americans.’ It stinks, but I'm Benedict Arnold. I have practically the biggest part,” she said. Boy, was she wideawake. She gets very excited when she tells you that stuff. “It starts out when I'm dying. This ghost comes in on Christmas Eve and asks me if I'm ashamed and everything. You know. For betraying my country and everything. Are you coming to it?” She was sitting way the hell up in the bed and all. “That's what I wrote you about. Are you?”

“Sure I'm coming. Certainly I'm coming.”

“Daddy can't come. He has to fly to California,” she said. Boy, was she wide-awake. It only takes her about two seconds to get wide-awake.She was sitting—sort of kneeling—way up in bed, and she was holding my goddam hand. “Listen. Mother said you'd be home Wednesday,” she said. “She said Wednesday.”

“I got out early. Not so loud. You'll wake everybody up.”

“What time is it? They won't be home till very late, Mother said.They went to a party in Norwalk, Connecticut,” old Phoebe said. “Guess what I did this afternoon! What movie I saw. Guess!”

“I don't know—Listen. Didn't they say what time they'd—”

“The Doctor,” old Phoebe said. “It's a special movie they had at the Lister Foundation. Just this one day they had it—today was the only day. It was all about this doctor in Kentucky and everything that sticks a blanket over this child's face that's a cripple and can't walk. Then they send him to jail and everything. It was excellent.”

“Listen a second. Didn't they say what time they'd—”

“He feels sorry for it, the doctor. That's why he sticks this blanket over her face and everything and makes her suffocate. Then they make him go to jail for life imprisonment, but this child that he stuck the blanket over its head comes to visit him all the time and thanks him for what he did. He was a mercy killer. Only, he knows he deserves to go to jail because a doctor isn't supposed to take things away from God. This girl in my class's mother took us. Alice Holmborg. She's my best friend. She's the only girl in the whole—”

“Wait a second, willya?” I said. “I'm asking you a question. Did they say what time they'd be back, or didn't they?”

“No, but not till very late. Daddy took the car and everything so they wouldn't have to worry about trains. We have a radio in it now!Except that Mother said nobody can play it when the car's in traffic.”

I began to relax, sort of. I mean I finally quit worrying about whether they'd catch me home or not. I figured the hell with it. If they did, they did.

You should've seen old Phoebe. She had on these blue pajamas with red elephants on the collars. Elephants knock her out.

“So it was a good picture, huh?” I said.

“Swell, except Alice had a cold, and her mother kept asking her all the time if she felt grippy.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picture. Always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mportant, her mother'd lean all over me and everything and ask Alice if she felt grippy. It got on my nerves.”

Then I told her about the record. “Listen, I bought you a record,” I told her. “Only I broke it on the way home.” I took the pieces out of my coat pocket and showed her. “I was plastered,” I said.

“Gimme the pieces,” she said. “I'm saving them.” She took them right out of my hand and then she put them in the drawer of the night table. She kills me.

“D.B. coming home for Christmas?” I asked her.

“He may and he may not, Mother said. It all depends. He may have to stay in Hollywood and write a picture about Annapolis.”

“Annapolis, for God's sake!”

“It's a love story and everything. Guess who's going to be in it!What movie star. Guess!”

“I'm not interested. Annapolis, for God's sake. What's D.B. know about Annapolis, for God's sake? What's that got to do with the kind of stories he writes?” I said. Boy, that stuff drives me crazy. That goddam Hollywood. “What'd you do to your arm?” I asked her. I noticed she had this big hunk of adhesive tape on her elbow. The reason I noticed it, her pajamas didn't have any sleeves.

“This boy, Curtis Weintraub, that's in my class, pushed me while I was going down the stairs in the park,” she said. “Wanna see?” She started taking the crazy adhesive tape off her arm.

“Leave it alone. Why'd he push you down the stairs?”

“I don't know. I think he hates me,” old Phoebe said. “This other girl and me, Selma Atterbury, put ink and stuff all over his windbreaker.”

“That isn't nice. What are you—a child, for God's sake?”

“No, but every time I'm in the park, he follows me everywhere.He's always following me. He gets on my nerves.”

“He probably likes you. That's no reason to put ink all—”

“I don't want him to like me,” she said. Then she started looking at me funny. “Holden,” she said, “how come you're not home Wednesday?”

“What?”

Boy, you have to watch her every minute. If you don't think she's smart, you're mad.

“How come you're not home Wednesday?” she asked me. “You didn't get kicked out or anything, did you?”

“I told you. They let us out early. They let the whole—”

“You did get kicked out! You did!” old Phoebe said. Then she hit me on the leg with her fist. She gets very fisty when she feels like it. “You did! Oh, Holden!” She had her hand on her mouth and all. She gets very emotional, I swear to God.

“Who said I got kicked out? Nobody said I—”

“You did. You did,” she said. Then she smacked me again with her fist. If you don't think that hurts, you're crazy. “Daddy'll kill you!” she said. Then she flopped on her stomach on the bed and put the goddam pillow over her head. She does that quite frequently. She's a true madman sometimes.

“Cut it out, now,” I said. “Nobody's gonna kill me. Nobody's gonna even—C'mon, Phoeb, take that goddam thing off your head. Nobody's gonna kill me.”

She wouldn't take it off, though. You can't make her do something if she doesn't want to. All she kept saying was, “Daddy's gonna kill you.”You could hardly understand her with that goddam pillow over her head.

“Nobody's gonna kill me. Use your head. In the first place, I'm going away. What I may do, I may get a job on a ranch or something for a while. I know this guy whose grandfather's got a ranch in Colorado.I may get a job out there,” I said. “I'll keep in touch with you and all when I'm gone, if I go. C'mon. Take that off your head. C'mon, hey,Phoeb. Please. Please, willya?”

She wouldn't take it off, though I tried pulling it off, but she's strong as hell. You get tired fighting with her. Boy, if she wants to keep a pillow over her head, she keeps it. “Phoebe, please. C'mon outa there,” I kept saying. “C'mon, hey ... Hey, Weatherfield. C'mon out.”

She wouldn't come out, though. You can't even reason with her sometimes. Finally, I got up and went out in the living room and got some cigarettes out of the box on the table and stuck some in my pocket. I was all out.

XXII

When I came back, she had the pillow off her head all right—I knew she would—but she still wouldn't look at me, even though she was laying on her back and all. When I came around the side of the bed and sat down again, she turned her crazy face the other way. She was ostracizing the hell out of me. Just like the fencing team at Pencey when I left all the goddam foils on the subway.

“How's old Hazel Weatherfield?” I said. “You write any new stories about her? I got that one you sent me right in my suitcase. It's down at the station. It's very good.”

“Daddy'll kill you.”

Boy, she really gets something on her mind when she gets something on her mind.

“No, he won't. The worst he'll do, he'll give me hell again, and then he'll send me to that goddam military school. That's all he'll do to me.And in the first place, I won't even be around. I'll be away. I'll be—I'll probably be in Colorado on this ranch.”

“Don't make me laugh. You can't even ride a horse.”

“Who can't? Sure I can. Certainly I can. They can teach you in about two minutes,” I said. “Stop picking at that.” She was picking at that adhesive tape on her arm. “Who gave you that haircut?” I asked her. I just noticed what a stupid haircut somebody gave her. It was way too short.

“None of your business,” she said. She can be very snotty sometimes. She can be quite snotty. “I suppose you failed in every single subject again,” she said—very snotty. It was sort of funny, too, in a way. She sounds like a goddam schoolteacher sometimes, and she's only a little child.

“No, I didn't,” I said. “I passed English.” Then, just for the hell of it, I gave her a pinch on the behind. It was sticking way out in the breeze, the way she was laying on her side. She has hardly any behind.I didn't do it hard, but she tried to hit my hand anyway, but she missed.

Then all of a sudden, she said, “Oh, why did you do it?” She meant why did I get the ax again. It made me sort of sad, the way she said it.

“Oh, God, Phoebe, don't ask me. I'm sick of everybody asking me that,” I said. “A million reasons why. It was one of the worst schools I ever went to. It was full of phonies. And mean guys. You never saw so many mean guys in your life. For instance, if you were having a bull session in somebody's room, and somebody wanted to come in,nobody'd let them in if they were some dopey, pimply guy. Everybody was always locking their door when somebody wanted to come in. And they had this goddam secret fraternity that I was too yellow not to join.There was this one pimply, boring guy, Robert Ackley, that wanted to get in. He kept trying to join, and they wouldn't let him. Just because he was boring and pimply. I don't even feel like talking about it. It was a stinking school. Take my word.”

Old Phoebe didn't say anything, but she was listening. I could tell by the back of her neck that she was listening. She always listens when you tell her something. And the funny part is she knows, half the time,what the hell you're talking about. She really does.

I kept talking about old Pencey. I sort of felt like it.

“Even the couple of nice teachers on the faculty, they were phonies,too,” I said. “There was this one old guy, Mr. Spencer. His wife was always giving you hot chocolate and all that stuff, and they were really pretty nice. But you should've seen him when the headmaster, old Thurmer, came in the history class and sat down in the back of the room. He was always coming in and sitting down in the back of the room for about a half an hour. He was supposed to be incognito or something. After a while, he'd be sitting back there and then he'd start interrupting what old Spencer was saying to crack a lot of corny jokes.Old Spencer'd practically kill himself chuckling and smiling and all, like as if Thurmer was a goddam prince or something.”

“Don't swear so much.”

“It would've made you puke, I swear it would,” I said. “Then, on Veterans' Day. They have this day, Veterans' Day, that all the jerks that graduated from Pencey around 1776 come back and walk all over the place, with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and everybody. You should've seen this one old guy that was about fifty. What he did was, he came in our room and knocked on the door and asked us if we'd mind if he used the bathroom. The bathroom was at the end of the corridor—I don't know why the hell he asked us. You know what he said? He said he wanted to see if his initials were still in one of the can doors. What he did, he carved his goddam stupid sad old initials in one of the can doors about ninety years ago, and he wanted to see if they were still there. So my roommate and I walked him down to the bathroom and all, and we had to stand there while he looked for his initials in all the can doors. He kept talking to us the whole time, telling us how when he was at Pencey they were the happiest days of his life, and giving us a lot of advice for the future and all. Boy, did he depress me! I don't mean he was a bad guy—he wasn't. But you don't have to be a bad guy to depress somebody—you can be a good guy and do it. All you have to do to depress somebody is give them a lot of phony advice while you're looking for your initials in some can door—that's all you have to do. I don't know. Maybe it wouldn't have been so bad if he hadn't been all out of breath. He was all out of breath from just climbing up the stairs,and the whole time he was looking for his initials he kept breathing hard, with his nostrils all funny and sad, while he kept telling Stradlater and I to get all we could out of Pencey. God, Phoebe! I can't explain. I just didn't like anything that was happening at Pencey. I can't explain.”

Old Phoebe said something then, but I couldn't hear her. She had the side of her mouth right smack on the pillow, and I couldn't hear her.

“What?” I said. “Take your mouth away. I can't hear you with your mouth that way.”

“You don't like anything that's happening.”

It made me even more depressed when she said that.

“Yes I do. Yes I do. Sure I do. Don't say that. Why the hell do you say that?”

“Because you don't. You don't like any schools. You don't like a million things. You don't.”

“I do! That's where you're wrong—that's exactly where you're wrong! Why the hell do you have to say that?” I said. Boy, was she depressing me.

“Because you don't,” she said. “Name one thing.”

“One thing? One thing I like?” I said. “Okay.”

The trouble was, I couldn't concentrate too hot. Sometimes it's hard to concentrate.

“One thing I like a lot you mean?” I asked her.

She didn't answer me, though. She was in a cockeyed position way the hell over the other side of the bed. She was about a thousand miles away. “C'mon, answer me,” I said. “One thing I like a lot, or one thing I just like?”

“You like a lot.”

“All right,” I said. But the trouble was, I couldn't concentrate.About all I could think of were those two nuns that went around collecting dough in those beat-up old straw baskets. Especially the one with the glasses with those iron rims. And this boy I knew at Elkton Hills. There was this one boy at Elkton Hills, named James Castle, that wouldn't take back something he said about this very conceited boy,Phil Stabile. James Castle called him a very conceited guy, and one of Stabile's lousy friends went and squealed on him to Stabile. So Stabile,with about six other dirty bastards, went down to James Castle's room and went in and locked the goddam door and tried to make him take back what he said, but he wouldn't do it. So they started in on him. I won't even tell you what they did to him—it's too repulsive—but he still wouldn't take it back, old James Castle. And you should've seen him. He was a skinny little weak-looking guy, with wrists about as big as pencils. Finally, what he did, instead of taking back what he said,he jumped out the window. I was in the shower and all, and even I could hear him land outside. But I just thought something fell out the window, a radio or a desk or something, not a boy or anything. Then I heard everybody running through the corridor and down the stairs,so I put on my bathrobe and I ran downstairs too, and there was old James Castle laying right on the stone steps and all. He was dead, and his teeth, and blood, were all over the place, and nobody would even go near him. He had on this turtleneck sweater I'd lent him. All they did with the guys that were in the room with him was expel them. They didn't even go to jail.

That was about all I could think of, though. Those two nuns I saw at breakfast and this boy James Castle I knew at Elkton Hills. The funny part is, I hardly even know James Castle,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He was one of these very quiet guys. He was in my math class, but he was way ov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and he hardly ever got up to recite or go to the blackboard or anything. Some guys in school hardly ever get up to recite or go to the blackboard. I think the only time I ever even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him was that time he asked me if he could borrow this turtleneck sweater I had. I damn near dropped dead when he asked me, I was so surprised and all. I remember I was brushing my teeth, in the can, when he asked me. He said his cousin was coming up to take him for a drive and all. I didn't even know he knew I had a turtleneck sweater. All I knew about him was that his name was always right ahead of me at roll call. Cabel, R.,Cabel, W., Castle, Caulfield—I can still remember it.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 almost didn't lend him my sweater. Just because I didn't know him too well.

“What?” I said to old Phoebe. She said something to me, but I didn't hear her.

“You can't even think of one thing.”

“Yes, I can. Yes, I can.”

“Well, do it, then.”

“I like Allie,” I said. “And I like doing what I'm doing right now.Sitting here with you, and talking, and thinking about stuff, and—”

“Allie's dead—You always say that! If somebody's dead and everything, and in Heaven, then it isn't really—”

“I know he's dead! Don't you think I know that? I can still like him,though, can't I? Just because somebody's dead, you don't just stop liking them, for God's sake—especially if they were about a thousand times nicer than the people you know that're alive and all.”

Old Phoebe didn't say anything. When she can't think of anything to say, she doesn't say a goddam word.

“Anyway, I like it now,” I said. “I mean right now. Sitting here with you and just chewing the fat and horsing—”

“That isn't anything really!”

“It is so something really! Certainly it is! Why the hell isn't it?People never think anything is anything really. I'm getting goddam sick of it.”

“Stop swearing. All right, name something else. Name something you'd like to be. Like a scientist. Or a lawyer or something.”

“I couldn't be a scientist. I'm no good in science.”

“Well, a lawyer—like Daddy and all.”

“Lawyers are all right, I guess—but it doesn't appeal to me,” I said. “I mean they're all right if they go around saving innocent guys' lives all the time, and like that, but you don't do that kind of stuff if you're a lawyer. All you do is make a lot of dough and play golf and play bridge and buy cars and drink Martinis and look like a hot-shot.And besides. Even if you did go around saving guys' lives and all,how would you know if you did it because you really wanted to save guys' lives, or because you did it because what you really wanted to do was be a terrific lawyer, with everybody slapping you on the back and congratulating you in court when the goddam trial was over, the reporters and everybody, the way it is in the dirty movies? How would you know you weren't being a phony? The trouble is, you wouldn't.”

I'm not too sure old Phoebe knew what the hell I was talking about.I mean she's only a little child and all. But she was listening, at least. If somebody at least listens, it's not too bad.

“Daddy's going to kill you. He's going to kill you,” she said.

I wasn't listening, though. I was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else—something crazy. “You know what I'd like to be?” I said. “You know what I'd like to be? I mean if I had my goddam choice?”

“What? Stop swearing.”

“You know that song ‘If a body catch a body comin’ through the rye'? I'd like—”

“It's ‘If a body meet a body coming through the rye’!” old Phoebe said. “It's a poem. By Robert Burns.”

“I know it's a poem by Robert Burns.”

She was right, though. It is “If a body meet a body coming through the rye.”“ I didn't know it then, though.”

“I thought it was ‘If a body catch a body,’” I said. “Anyway, I keep picturing all these little kids playing some game in this big field of rye and all. Thousands of little kids, and nobody's around—nobody big,I mean—except me. And I'm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some crazy cliff. What I have to do, I have to catch everybody if they start to go over the cliff—I mean if they're running and they don't look where they're going I have to come out from somewhere and catch them. That's all I'd do all day. I'd just be the catcher in the rye and all. I know it's crazy, but that's the only thing I'd really like to be. I know it's crazy.”

Old Phoebe didn't say anything for a long time. Then, when she said something, all she said was, “Daddy's going to kill you.”

“I don't give a damn if he does,” I said. I got up from the bed then,because what I wanted to do, I wanted to phone up this guy that was my English teacher at Elkton Hills, Mr. Antolini. He lived in New York now. He quit Elkton Hills. He took this job teaching English at N.Y.U. “I have to make a phone call,” I told Phoebe. “I'll be right back. Don't go to sleep.” I didn't want her to go to sleep while I was in the living room.I knew she wouldn't, but I said it anyway, just to make sure.

While I was walking toward the door, old Phoebe said, “Holden!”and I turned around.

She was sitting way up in bed. She looked so pretty. “I'm taking belching lessons from this girl, Phyllis Margulies,” she said. “Listen.”

I listened, and I heard something, but it wasn't much. “Good,” I said. Then I went out in the living room and called up this teacher I had, Mr. Antolini.

XXIII

I made it very snappy on the phone because I was afraid my parents would barge in on m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it. They didn't, though.Mr. Antolini was very nice. He said I could come right over if I wanted to. I think I probably woke he and his wife up, because it took them a helluva long time to answer the phone. The first thing he asked me was if anything was wrong, and I said no. I said I'd flunked out of Pencey,though. I thought I might as well tell him. He said “Good God,” when I said that. He had a good sense of humor and all. He told me to come right over if I felt like it.

He was about the best teacher I ever had, Mr. Antolini. He was a pretty young guy, not much older than my brother D.B., and you could kid around with him without losing your respect for him. He was the one that finally picked up that boy that jumped out the window I told you about, James Castle. Old Mr. Antolini felt his pulse and all, and then he took off his coat and put it over James Castle and carried him all the way over to the infirmary. He didn't even give a damn if his coat got all bloody.

When I got back to D.B.'s room, old Phoebe'd turned the radio on. This dance music was coming out. She'd turned it on low, though,so the maid wouldn't hear it. You should've seen her. She was sitting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 bed, outside the covers, with her legs folded like one of those Yogi guys. She was listening to the music. She kills me.

“C'mon,” I said. “You feel like dancing?” I taught her how to dance and all when she was a tiny little kid. She's a very good dancer. I mean I just taught her a few things. She learned it mostly by herself. You can't teach somebody how to really dance.

“You have shoes on,” she said.

“I'll take 'em off. C'mon.”

She practically jumped off the bed, and then she waited while I took my shoes off, and then I danced with her for a while. She's really damn good. I don't like people that dance with little kids, because most of the time it looks terrible. I mean if you're out at a restaurant somewhere and you see some old guy take his little kid out on the dance floor.Usually they keep yanking the kid's dress up in the back by mistake,and the kid can't dance worth a damn anyway, and it looks terrible,but I don't do it out in public with Phoebe or anything. We just horse around in the house. It's different with her anyway, because she can dance. She can follow anything you do. I mean if you hold her in close as hell so that it doesn't matter that your legs are so much longer. She stays right with you. You can cross over, or do some corny dips, or even jitterbug a little, and she stays right with you. You can even tango, for God's sake.

We danced about four numbers. In between numbers she's funny as hell. She stays right in position. She won't even talk or anything. You both have to stay right in position and wait for the orchestra to start playing again. That kills me. You're not supposed to laugh or anything, either.

Anyway, we danced about four numbers, and then I turned off the radio. Old Phoebe jumped back in bed and got under the covers. “I'm improving, aren't I?” she asked me.

“And how,” I said. I sat down next to her on the bed again. I was sort of out of breath. I was smoking so damn much, I had hardly any wind. She wasn't even out of breath.

“Feel my forehead,” she said all of a sudden.

“Why?”

“Feel it. Just feel it once.”

I felt it. I didn't feel anything, though.

“Does it feel very feverish?” she said.

“No. Is it supposed to?”

“Yes—I'm making it. Feel it again.”

I felt it again, and I still didn't feel anything, but I said, “I think it's starting to, now.” I didn't want her to get a goddam inferiority complex.

She nodded. “I can make it go up to over the thermoneter.”

“Thermometer. Who said so?”

“Alice Holmborg showed me how. You cross your legs and hold your breath and think of something very, very hot. A radiator or something.Then your whole forehead gets so hot you can burn somebody's hand.”

That killed me. I pulled my hand away from her forehead, like I was in terrific danger. “Thanks for telling me,” I said.

“Oh, I wouldn't've burned your hand. I'd've stopped before it got too—Shhh!” Then, quick as hell, she sat way the hell up in bed.

She scared hell out of me when she did that. “What's the matter?” I said.

“The front door!” she said in this loud whisper. “It's them!”

I quick jumped up and ran over and turned off the light over the desk. Then I jammed out my cigarette on my shoe and put it in my pocket. Then I fanned hell out of the air, to get the smoke out—I shouldn't even have been smoking, for God's sake. Then I grabbed my shoes and got in the closet and shut the door. Boy, my heart was beating like a bastard.

I heard my mother come in the room.

“Phoebe?” she said. “Now, stop that. I saw the light, young lady.”

“Hello!” I heard old Phoebe say. “I couldn't sleep.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Marvelous,” my mother said, but you could tell she didn't mean it. She doesn't enjoy herself much when she goes out. “Why are you awake, may I ask? Were you warm enough?”

“I was warm enough, I just couldn't sleep.”

“Phoebe, have you been smoking a cigarette in here? Tell me the truth, please, young lady.”

“What?” old Phoebe said.

“You heard me.”

“I just lit one for one second. I just took one puff. Then I threw it out the window.”

“Why, may I ask?”

“I couldn't sleep.”

“I don't like that, Phoebe. I don't like that at all,” my mother said.“Do you want another blanket?”

“No, thanks. G'night!” old Phoebe said. S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her, you could tell.

“How was the movie?” my mother said.

“Excellent. Except Alice's mother. She kept leaning over and asking her if she felt grippy during the whole entire movie. We took a taxi home.”

“Let me feel your forehead.”

“I didn't catch anything. She didn't have anything. It was just her mother.”

“Well. Go to sleep now. How was your dinner?”

“Lousy,” Phoebe said.

“You heard what your father said about using that word. What was lousy about it? You had a lovely lamb chop. I walked all over Lexington Avenue just to—”

“The lamb chop was all right, but Charlene always breathes on me whenever she puts something down. She breathes all over the food and everything. She breathes on everything.”

“Well. Go to sleep. Give Mother a kiss. Did you say your prayers?”

“I said them in the bathroom. G'night!”

“Good night. Go right to sleep now. I have a splitting headache,” my mother said. She gets headaches quite frequently. She really does.

“Take a few aspirins,” old Phoebe said. “Holden'll be home on Wednesday, won't he?”

“So far as I know. Get under there, now. Way down.”

I heard my mother go out and close the door. I waited a couple of minutes. Then I came out of the closet. I bumped smack into old Phoebe when I did it, because it was so dark and she was out of bed and coming to tell me. “I hurt you?” I said. You had to whisper now,because they were both home. “I gotta get a move on,” I said. I found the edge of the bed in the dark and sat down on it and started putting on my shoes. I was pretty nervous. I admit it.

“Don't go now,” Phoebe whispered. “Wait'll they're asleep!”

“No. Now. Now's the best time,” I said. “She'll be in the bathroom and Daddy'll turn on the news or something. Now's the best time.”I could hardly tie my shoelaces, I was so damn nervous. Not that they would've killed me or anything if they'd caught me home, but it would've been very unpleasant and all. “Where the hell are ya?” I said to old Phoebe. It was so dark I couldn't see her.

“Here.” She was standing right next to me. I didn't even see her.

“I got my damn bags at the station,” I said. “Listen. You got any dough, Phoeb? I'm practically broke.”

“Just my Christmas dough. For presents and all. I haven't done any shopping at all yet.”

“Oh.” I didn't want to take her Christmas dough.

“You want some?” she said.

“I don't want to take your Christmas dough.”

“I can lend you some,” she said. Then I heard her over at D.B.'s desk, opening a million drawers and feeling around with her hand. It was pitch-black, it was so dark in the room. “If you go away, you won't see me in the play,” she said. Her voice sounded funny when she said it.

“Yes, I will. I won't go way before that. You think I wanna miss the play?” I said. “What I'll do, I'll probably stay at Mr. Antolini's house till maybe Tuesday night. Then I'll come home. If I get a chance, I'll phone ya.”

“Here,” old Phoebe said. She was trying to give me the dough, but she couldn't find my hand.

“Where?”

She put the dough in my hand.

“Hey, I don't need all this,” I said. “Just give me two bucks, is all.No kidding—Here.” I tried to give it back to her, but she wouldn't take it.

“You can take it all. You can pay me back. Bring it to the play.”

“How much is it, for God's sake?”

“Eight dollars and eighty-five cents. Sixty-five cents. I spent some.”

Then, all of a sudden, I started to cry. I couldn't help it. I did it so nobody could hear me, but I did it. It scared hell out of old Phoebe when I started doing it, and she came over and tried to make me stop,but once you get started, you can't just stop on a goddam dime. I was still sitting on the edge of the bed when I did it, and she put her old arm around my neck, and I put my arm around her, too, but I still couldn't stop for a long time.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choke to death or something. Boy, I scared hell out of poor old Phoebe. The damn window was open and everything, and I could feel her shivering and all,because all she had on was her pajamas. I tried to make her get back in bed, but she wouldn't go. Finally I stopped. But it certainly took me a long, long time. Then I finished buttoning my coat and all. I told her I'd keep in touch with her. She told me I could sleep with her if I wanted to, but I said no, that I'd better beat it, that Mr. Antolini was waiting for me and all. Then I took my hunting hat out of my coat pocket and gave it to her. She likes those kind of crazy hats. She didn't want to take it,but I made her. I'll bet she slept with it on. She really likes those kind of hats. Then I told her again I'd give her a buzz if I got a chance, and then I left.

It was a helluva lot easier getting out of the house than it was getting in, for some reason. For one thing, I didn't give much of a damn any more if they caught me. I really didn't. I figured if they caught me,they caught me. I almost wished they did, in a way.

I walked all the way downstairs, instead of taking the elevator. I went down the back stairs. I nearly broke my neck on about ten million garbage pails, but I got out all right. The elevator boy didn't even see me. He probably still thinks I'm up at the Dicksteins'.

XXIV

Mr. and Mrs. Antolini had this very swanky apartment over on Sutton Place, with two steps that you go down to get in the living room, and a bar and all. I'd been there quite a few times, because after I left Elkton Hills Mr. Antoilni came up to our house for dinner quite frequently to find out how I was getting along. He wasn't married then.Then when he got married, I used to play tennis with he and Mrs.Antolini quite frequently, out at the West Side Tennis Club, in Forest Hills, Long Island. Mrs. Antolini belonged there. She was lousy with dough. She was about sixty years older than Mr. Antolini, but they seemed to get along quite well. For one thing, they were both very intellectual, especially Mr. Antolini, except that he was more witty than intellectual when you were with him, sort of like D.B. Mrs. Antolini was mostly serious. She had asthma pretty bad. They both read all D.B.'s stories—Mrs. Antolini, too—and when D.B. went to Hollywood,Mr. Antolini phoned him up and told him not to go. He went anyway,though. Mr. Antolini said that anybody that could write like D.B.had no business going out to Hollywood. That's exactly what I said,practically.

I would have walked down to their house,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spend any of Phoebe's Christmas dough that I didn't have to, but I felt funny when I got outside. Sort of dizzy. So I took a cab. I didn't want to,but I did. I had a helluva time even finding a cab.

Old Mr. Antolini answered the door when I rang the bell—after the elevator boy finally let me up, the bastard. He had on his bathrobe and slippers, and he had a highball in one hand. He was a pretty sophisticated guy, and he was a pretty heavy drinker. “Holden, m'boy!”he said. “My God, he's grown another twenty inches. Fine to see you.”

“How are you, Mr. Antolini? How's Mrs. Antolini?”

“We're both just dandy. Let's have that coat.” He took my coat off me and hung it up. “I expected to see a day-old infant in your arms.Nowhere to turn. Snowflakes in your eyelashes.” He's a very witty guy sometimes. He turned around and yelled out to the kitchen, “Lillian!How's the coffee coming?” Lillian was Mrs. Antolini's first name.

“It's all ready,” she yelled back. “Is that Holden? Hello, Holden!”

“Hello, Mrs. Antolini!”

You were always yelling when you were there. That's because the both of them were never in the same room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sort of funny.

“Sit down, Holden,” Mr. Antolini said. You could tell he was a little oiled up. The room looked like they'd just had a party. Glasses were all over the place, and dishes with peanuts in them. “Excus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lace,” he said. “We've been entertaining some Buffalo friends of Mrs. Antolini's ... Some buffaloes, as a matter of fact.”

I laughed, and Mrs. Antolini yelled something in to me from the kitchen, but I couldn't hear her. “What'd she say?” I asked Mr. Antolini.

“She said not to look at her when she comes in. She just arose from the sack. Have a cigarette. Are you smoking now?”

“Thanks,” I said. I took a cigarette from the box he offered me. “Just once in a while. I'm a moderate smoker.”

“I'll bet you are,” he said. He gave me a light from this big lighter off the table. “So. You and Pencey are no longer one,” he said. He always said things that way. Sometimes it amused me a lot and sometimes it didn't. He sort of did it a little bit too much. I don't mean he wasn't witty or anything—he was—but sometimes it gets on your nerves when somebody's always saying things like “So you and Pencey are no longer one.” D.B. does it too much sometimes, too.

“What was the trouble?” Mr. Antolini asked me. “How'd you do in English? I'll show you the door in short order if you flunked English,you little ace composition writer.”

“Oh, I passed English all right. It was mostly literature, though. I only wrote about two compositions the whole term,” I said. “I flunked Oral Expression, though. They had this course you had to take, Oral Expression. That I flunked.”

“Why?”

“Oh, I don't know.” I didn't feel much like going into It. I was still feeling sort of dizzy or something, and I had a helluva headache all of a sudden. I really did. But you could tell he was interested, so I told him a little bit about it. “It's this course where each boy in class has to get up in class and make a speech. You know. Spontaneous and all. And if the boy digresses at all, you're supposed to yell ‘Digression!’ at him as fast as you can. It just about drove me crazy. I got an F in it.”

“Why?”

“Oh, I don't know. That digression business got on my nerves. I don't know. The trouble with me is, I like it when somebody digresses.It's more interesting and all.”

“You don't care to have somebody stick to the point when he tells you something?”

“Oh, sure! I like somebody to stick to the point and all. But I don't like them to stick too much to the point. I don't know. I guess I don't like it when somebody sticks to the point all the time. The boys that got the best marks in Oral Expression were the ones that stuck to the point all the time—I admit it. But there was this one boy, Richard Kinsella. He didn't stick to the point too much, and they were always yelling ‘Digression!’ at him. It was terrible, because in the first place,he was a very nervous guy—I mean he was a very nervous guy—and his lips were always shaking whenever it was his time to make a speech,and you could hardly hear him if you were sitting way in the back of the room. When his lips sort of quit shaking a little bit, though, I liked his speeches better than anybody else's. He practically flunked the course,though, too. He got a D plus because they kept yelling ‘Digression!’ at him all the time. For instance, he made this speech about this farm his father bought in Vermont. They kept yelling ‘Digression!’ at him the whole time he was making it, and this teacher, Mr. Vinson, gave him an F on it because he hadn't told what kind of animals and vegetables and stuff grew on the farm and all. What he did was, Richard Kinsella, he'd start telling you all about that stuff—then all of a sudden he'd start telling you about this letter his mother got from his uncle, and how his uncle got polio and all when he was forty-two years old, and how he wouldn't let anybody come to see him in the hospital because he didn't want anybody to see him with a brace on. It didn't have much to do with the farm—I admit it—but it was nice. It's nice when somebody tells you about their uncle. Especially when they start out telling you about their father's farm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get more interested in their uncle. I mean it's dirty to keep yelling ‘Digression!’ at him when he's all nice and excited ... I don't know. It's hard to explain.” I didn't feel too much like trying, either. For one thing, I had this terrific headache all of a sudden. I wished to God old Mrs. Antolini would come in with the coffee. That's something that annoys hell out of me—I mean if somebody says the coffee's all ready and it isn't.

“Holden ... One short, faintly stuffy, pedagogical question. Don't you think there's a time and place for everything? Don't you think if someone starts out to tell you about his father's farm, he should stick to his guns, then get around to telling you about his uncle's brace? Or,if his uncle's brace is such a provocative subject, shouldn't he have selected it in the first place as his subject—not the farm?”

I didn't feel much like thinking and answering and all. I had a headache and I felt lousy. I even had sort of a stomach-ache,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Yes—I don't know. I guess he should. I mean I guess he should've picked his uncle as a subject, instead of the farm, if that interested him most. But what I mean is, lots of time you don't know what interests you most till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doesn't interest you most. I mean you can't help it sometimes. What I think is, you're supposed to leave somebody alone if he's at least being interesting and he's getting all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I like it when somebody gets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It's nice. You just didn't know this teacher,Mr. Vinson. He could drive you crazy sometimes, him and the goddam class. I mean he'd keep telling you to unify and simplify all the time.Some things you just can't do that to. I mean you can't hardly ever simplify and unify something just because somebody wants you to. You didn't know this guy, Mr. Vinson. I mean he was very intelligent and all,but you could tell he didn't have too much brains.”

“Coffee, gentlemen, finally,” Mrs. Antolini said. She came in carrying this tray with coffee and cakes and stuff on it. “Holden, don't you even peek at me. I'm a mess.”

“Hello, Mrs. Antolini,” I said. I started to get up and all, but Mr.Antolini got hold of my jacket and pulled me back down. Old Mrs.Antolini's hair was full of those iron curler jobs, and she didn't have any lipstick or anything on. She didn't look too gorgeous. She looked pretty old and all.

“I'll leave this right here. Just dive in, you two,” she said. She put the tray down on the cigarette table, pushing all these glasses out of the way. “How's your mother, Holden?”

“She's fine, thanks. I haven't seen her too recently, but the last I—”

“Darling, if Holden needs anything, everything's in the linen closet.The top shelf. I'm going to bed. I'm exhausted,” Mrs. Antolini said. She looked it, too. “Can you boys make up the couch by yourselves?”

“We'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You run along to bed,” Mr. Antolini said. He gave Mrs. Antolini a kiss and she said good-by to me and went in the bedroom. They were always kissing each other a lot in public.

I had part of a cup of coffee and about half of some cake that was as hard as a rock. All old Mr. Antolini had was another highball, though.He makes them very strong, too, you could tell. He may get to be an alcoholic if he doesn't watch his step.

“I had lunch with your dad a couple of weeks ago,” he said all of a sudden. “Did you know that?”

“No, I didn't.”

“You're aware, of course, that he's terribly concerned about you.”

“I know it. I know he is,” I said.

“Apparently before he phoned me he'd just had a long, rather harrowing letter from your latest headmaster, to the effect that you were making absolutely no effort at all. Cutting classes. Coming unprepared to all your classes. In general, being an all-around—”

“I didn't cut any classes. You weren't allowed to cut any. There were a couple of them I didn't attend once in a while, like that Oral Expression I told you about, but I didn't cut any.”

I didn't feel at all like discussing it. The coffee made my stomach feel a little better, but I still had this awful headache.

Mr. Antolini lit another cigarette. He smoked like a fiend. Then he said, “Frankly,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to say to you, Holden.”

“I know. I'm very hard to talk to. I realize that.”

“I have a feeling that you're riding for some kind of a terrible,terrible fall. But I don't honestly know what kind ... Are you listening to me?”

“Yes.”

You could tell he was trying to concentrate and all.

“It may be the kind where, at the age of thirty, you sit in some bar hating everybody who comes in looking as if he might have played football in college. Then again, you may pick up just enough education to hate people who say, ‘It's a secret between he and I.’ Or you may end up in some business office, throwing paper clips at the nearest stenographer. I just don't know. But do you know what I'm driving at,at all?”

“Yes. Sure,” I said. I did, too. “But you're wrong about that hating business. I mean about hating football players and all. You really are.I don't hate too many guys. What I may do, I may hate them for a little while, like this guy Stradlater I knew at Pencey, and this other boy,Robert Ackley. I hated them once in a while—I admit it—but it doesn't last too long, is what I mean. After a while, if I didn't see them, if they didn't come in the room, or if I didn't see them in the dining room for a couple of meals, I sort of missed them. I mean I sort of missed them.”

Mr. Antolini didn't say anything for a while. He got up and got another hunk of ice and put it in his drink, then he sat down again. You could tell he was thinking. I kept wishing, though, that he'd continue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morning, instead of now, but he was hot. People are mostly hot to have a discussion when you're not.

“All right. Listen to me a minute now ... I may not word this as memorably as I'd like to, but I'll write you a letter about it in a day or two. Then you can get it all straight. But listen now, anyway.” He started concentrating again. Then he said, “This fall I think you're riding for—it's a special kind of fall, a horrible kind. The man falling isn't permitted to feel or hear himself hit bottom. He just keeps falling and falling. The whole arrangement's designed for men who, at some time or other in their lives, we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their own environment couldn't supply them with. Or they thought their own environment couldn't supply them with. So they gave up looking. They gave it up before they ever really even got started. You follow me?”

“Yes, sir.”

“Sure?”

“Yes.”

He got up and poured some more booze in his glass. Then he sat down again. He didn't say anything for quite a long time.

“I don't want to scare you,” he said, “but I can very clearly see you dying nobly, one way or another, for some highly unworthy cause.” He gave me a funny look. “If I write something down for you, will you read it carefully? And keep it?”

“Yes. Sure,” I said. I did, too. I still have the paper he gave me.

He went over to this desk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and without sitting down wrote something on a piece of paper. Then he came back and sat down with the paper in his hand. “Oddly enough, this wasn't written by a practicing poet. It was written by a psychoanalyst named Wilhelm Stekel. Here's what he—Are you still with me?”

“Yes, sure I am.”

“Here's what he said: ‘The mark of the im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die nobly for a cause, while the mark of the 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live humbly for one.’”

He leaned over and handed it to me. I read it right when he gave it to me, and then I thanked him and all and put it in my pocket. It was nice of him to go to all that trouble. It really was. The thing was,though, I didn't feel much like concentrating. Boy, I felt so damn tired all of a sudden.

You could tell he wasn't tired at all, though. He was pretty oiled up,for one thing. “I think that one of these days,” he said, “you're going to have to find out where you want to go. And then you've got to start going there. But immediately. You can't afford to lose a minute. Not you.”

I nodded, because he was looking right at me and all, but I wasn't too sure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I was pretty sure I knew, but I wasn't too positive at the time. I was too damn tired.

“And I hate to tell you,” he said, “but I think that once you have a fair idea where you want to go, your first move will be to apply yourself in school. You'll have to. You're a student—whether the idea appeals to you or not. You're in love with knowledge. And I think you'll find, once you get past all the Mr. Vineses and their Oral Comp—”

“Mr. Vinsons,” I said. He meant all the Mr. Vinsons, not all the Mr.Vineses. I shouldn't have interrupted him, though.

“All right—the Mr. Vinsons. Once you get past all the Mr. Vinsons,you're going to start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that is, if you want to,and if you look for it and wait for it—to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that will be very, very dear to your heart. Among other things, you'll find that you're not the first person who was ever confused and frightened and even sickened by human behavior. You're by no means alone on that score, you'll be excited and stimulated to know. Many, many men have been just as troubled morally and spiritually as you are right now.Happily, some of them kept records of their troubles. You'll learn from them—if you want to. Just as someday, if you have something to offer,someone will learn something from you. It's a beautiful reciprocal arrangement. And it isn't education. It's history. It's poetry.” He stopped and took a big drink out of his highball. Then he started again.Boy, he was really hot. I was glad I didn't try to stop him or anything.“I'm not trying to tell you,” he said, “that only educated and scholarly men are able to contribute something valuable to the world. It's not so.But I do say that educated and scholarly men, if they're brilliant and creative to begin with—which, unfortunately, is rarely the case—tend to leave infinitely more valuable records behind them than men do who are merely brilliant and creative. They tend to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clearly, and they usually have a passion for following their thoughts through to the end. And—most important—nine times out of ten they have more humility than the unscholarly thinker. Do you follow me at all?”

“Yes, sir.”

He didn't say anything again for quite a while. I don't know if you've ever done it, but it's sort of hard to sit around waiting for somebody to say something when they're thinking and all. It really is. I kept trying not to yawn. It wasn't that I was bored or anything—I wasn't—but I was so damn sleepy all of a sudden.

“Something else an academic education will do for you. If you go along with it any considerable distance, it'll begin to give you an idea what size mind you have. What it'll fit and, maybe, what it won't. After a while, you'll have an idea what kind of thoughts your particular size mind should be wearing. For one thing, it may save you an extraordinary amount of time trying on ideas that don't suit you, aren't becoming to you. You'll begin to know your true measurements and dress your mind accordingly.”

Then, all of a sudden, I yawned. What a rude bastard, but I couldn't help it!

Mr. Antolini just laughed, though. “C'mon,” he said, and got up.“We'll fix up the couch for you.”

I followed him and he went over to this closet and tried to take down some sheets and blankets and stuff that was on the top shelf, but he couldn't do it with this highball glass in his hand. So he drank it and then put the glass down on the floor and then he took the stuff down. I helped him bring it over to the couch. We both made the bed together.He wasn't too hot at it. He didn't tuck anything in very tight. I didn't care, though. I could've slept standing up I was so tired.

“How're all your women?”

“They're okay.” I was being a lousy conversationalist, but I didn't feel like it.

“How's Sally?” He knew old Sally Hayes. I introduced him once.

“She's all right. I had a date with her this afternoon.” Boy, it seemed like twenty years ago! “We don't have too much in common any more.”

“Helluva pretty girl. What about that other girl? The one you told me about, in Maine?”

“Oh— Jane Gallagher. She's all right. I'm probably gonna give her a buzz tomorrow.”

We were all done making up the couch then. “It's all yours,” Mr.Antolini said.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you're going to do with those legs of yours.”

“That's all right. I'm used to short beds,” I said. “Thanks a lot, sir.You and Mrs. Antolini really saved my life tonight.”

“You know where the bathroom is. If there's anything you want,just holler. I'll be in the kitchen for a while—will the light bother you?”

“No—heck, no. Thanks a lot.”

“All right. Good night, handsome.”

“G'night, sir. Thanks a lot.”

He went out in the kitchen and I went in the bathroom and got undressed and all. I couldn't brush my teeth because I didn't have any toothbrush with me. I didn't have any pajamas either and Mr. Antolini forgot to lend me some. So I just went back in the living room and turned off this little lamp next to the couch, and then I got in bed with just my shorts on. It was way too short for me, the couch, but I really could've slept standing up without batting an eyelash. I laid awake for just a couple of seconds thinking about all that stuff Mr. Antolini'd told me. About finding out the size of your mind and all. He was really a pretty smart guy. But I couldn't keep my goddam eyes open, and I fell asleep.

Then something happened. I don't even like to talk about it.

I woke up all of a sudden. I don't know what time it was or anything, but I woke up. I felt something on my head, some guy's hand.Boy, it really scared hell out of me. What it was, it was Mr. Antolini's hand. What he was doing was, he was sitting on the floor right next to the couch, in the dark and all, and he was sort of petting me or patting me on the goddam head. Boy, I'll bet I jumped about a thousand feet.

“What the hellya doing?” I said.

“Nothing! I'm simply sitting here, admiring—”

“What're ya doing, anyway?” I said over again. I didn't know what the hell to say—I mean I was embarrassed as hell.

“How 'bout keeping your voice down? I'm simply sitting here—”

“I have to go, anyway,” I said—boy, was I nervous! I started putting on my damn pants in the dark. I could hardly get them on I was so damn nervous. I know more damn perverts, at schools and all, than anybody you ever met, and they're always being perverty when I'm around.

“You have to go where?” Mr. Antolini said. He was trying to act very goddam casual and cool and all, but he wasn't any too goddam cool.Take my word.

“I left my bags and all at the station. I think maybe I'd better go down and get them. I have all my stuff in them.”

“They'll be there in the morning. Now, go back to bed. I'm going to bed myself.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Nothing's the matter, it's just that all my money and stuff's in one of my bags. I'll be right back. I'll get a cab and be right back,” I said. Boy, I was falling all over myself in the dark. “The thing is, it isn't mine, the money. It's my mother's, and I—”

“Don't be ridiculous, Holden. Get back in that bed. I'm going to bed myself. The money will be there safe and sound in the morn—”

“No, no kidding. I gotta get going. I really do.” I was damn near all dressed already, except that I couldn't find my tie. I couldn't remember where I'd put my tie. I put on my jacket and all without it. Old Mr.Antolini was sitting now in the big chair a little ways away from me,watching me. It was dark and all and I couldn't see him so hot, but I knew he was watching me, all right. He was still boozing, too. I could see his trusty highball glass in his hand.

“You're a very, very strange boy.”

“I know it,” I said. I didn't even look around much for my tie. So I went without it. “Good-by, sir,” I said, “Thanks a lot. No kidding.”

He kept walking right behind me when I went to the front door, and when I rang the elevator bell he stayed in the damn doorway. All he said was that business about my being a “very, very strange boy” again.Strange, my ass. Then he waited in the doorway and all till the goddam elevator came. I never waited so long for an elevator in my whole goddam life. I swear.

I didn't know what the hell to talk about while I was waiting for the elevator, and he kept standing there, so I said, “I'm gonna start reading some good books. I really am.” I mean you had to say something. It was very embarrassing.

“You grab your bags and scoot right on back here again. I'll leave the door unlatched.”

“Thanks a lot,” I said. “G'by!” The elevator was finally there. I got in and went down. Boy, I was shaking like a madman. I was sweating,too. When something perverty like that happens, I start sweating like a bastard. That kind of stuff's happened to me about twenty times since I was a kid. I can't stand it.

XXV

When I got outside, it was just getting light out. It was pretty cold,too, but it felt good because I was sweating so much.

I didn't know where the hell to go. I didn't want to go to another hotel and spend all Phoebe's dough. So finally all I did was I walked over to Lexington and took the subway down to Grand Central. My bags were there and all, and I figured I'd sleep in that crazy waiting room where all the benches are. So that's what I did. It wasn't too bad for a while because there weren't many people around and I could stick my feet up. But I don't feel much like discussing it. It wasn't too nice.Don't ever try it. I mean it. It'll depress you.

I only slept till around nine o'clock because a million people started coming in the waiting room and I had to take my feet down. I can't sleep so hot if I have to keep my feet on the floor. So I sat up. I still had that headache. It was even worse. And I think I was more depressed than I ever was in my whole life.

I didn't want to, but I started thinking about old Mr. Antolini and I wondered what he'd tell Mrs. Antolini when she saw I hadn't slept there or anything. That part didn't worry me too much, though,because I knew Mr. Antolini was very smart and that he could make up something to tell her. He could tell her I'd gone home or something. That part didn't worry me much. But what did worry me was the part about how I'd woke up and found him patting me on the head and all.I mean I wondered if just maybe I was wrong about thinking he was making a flitty pass at me. I wondered if maybe he just liked to pat guys on the head when they're asleep. I mean how can you tell about that stuff for sure? You can't. I even started wondering if maybe I should've got my bags and gone back to his house, the way I'd said I would. I mean I started thinking that even if he was a flit he certainly'd been very nice to me. I thought how he hadn't minded it when I'd called him up so late, and how he'd told me to come right over if I felt like it. And how he went to all that trouble giving me that advice about finding out the size of your mind and all, and how he was the only guy that'd even gone near that boy James Castle I told you about when he was dead. I thought about all that stuff. And the more I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depressed I got. I mean I started thinking maybe I should've gone back to his house. Maybe he was only patting my head just for the hell of it.The more I thought about it, though, the more depressed and screwed up about it I got. What made it even worse, my eyes were sore as hell.They felt all sore and burny from not getting too much sleep. Besides that, I was getting sort of a cold, and I didn't even have a goddam handkerchief with me. I had some in my suitcase, but I didn't feel like taking it out of that strong box and opening it up right in public and all.

There was this magazine that somebody'd left on the bench next to me, so I started reading it, thinking it'd make me stop thinking about Mr. Antolini and a million other things for at least a little while. But this damn article I started reading made me feel almost worse. It was all about hormones. It described how you should look, your face and eyes and all, if your hormones were in good shape, and I didn't look that way at all. I looked exactly like the guy in the article with lousy hormones.So I started getting worried about my hormones. Then I read this other article about how you can tell if you have cancer or not. It said if you had any sores in your mouth that didn't heal pretty quickly, it was a sign that you probably had cancer. I'd had this sore on the inside of my lip for about two weeks. So figured I was getting cancer. That magazine was some little cheerer upper. I finally quit reading it and went outside for a walk. I figured I'd be dead in a couple of months because I had cancer. I really did. I was even positive I would be. It certainly didn't make me feel too gorgeous.

It sort of looked like it was going to rain, but I went for this walk anyway. For one thing, I figured I ought to get some breakfast. I wasn't at all hungry, but I figured I ought to at least eat something. I mean at least get something with some vitamins in it. So I started walking way over east, where the pretty cheap restaurants are,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spend a lot of dough.

While I was walking, I passed these two guys that were unloading this big Christmas tree off a truck. One guy kept saying to the other guy, “Hold the sonuvabitch up! Hold it up, for Chrissake!” It certainly was a gorgeous way to talk about a Christmas tree. It was sort of funny,though, in an awful way, and I started to sort of laugh. It was about the worst thing I could've done, because the minute I started to laugh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vomit. I really did. I even started to, but it went away. I don't know why. I mean I hadn't eaten anything unsanitary or like that and usually I have quite a strong stomach. Anyway, I got over it, and I figured I'd feel better if I had something to eat. So I went in this very cheap-looking restaurant and had doughnuts and coffee.Only, I didn't eat the doughnuts. I couldn't swallow them too well. The thing is, if you get very depressed about something, it's hard as hell to swallow. The waiter was very nice, though. He took them back without charging me. I just drank the coffee. Then I left and started walking over toward Fifth Avenue.

It was Monday and all, and pretty near Christmas, and all the stores were open. So it wasn't too bad walking on Fifth Avenue. It was fairly Christmasy. All those scraggy-looking Santa Clauses were standing on corners ringing those bells, and the Salvation Army girls, the ones that don't wear any lipstick or anything, were ringing bells too. I sort of kept looking around for those two nuns I'd met at breakfast the day before,but I didn't see them. I knew I wouldn't, because they'd told me they'd come to New York to be schoolteachers, but I kept looking for them anyway. Anyway, it was pretty Christmasy all of a sudden. A million little kids were downtown with their mothers, getting on and off buses and coming in and out of stores. I wished old Phoebe was around.She's not little enough any more to go stark staring mad in the toy department, but she enjoys horsing around and looking at the people.The Christmas before last I took her downtown shopping with me. We had a helluva time. I think it was in Bloomingdale's. We went in the shoe department and we pretended she— old Phoebe—wanted to get a pair of those very high storm shoes, the kind that have about a million holes to lace up. We had the poor salesman guy going crazy. Old Phoebe tried on about twenty pairs, and each time the poor guy had to lace one shoe all the way up. It was a dirty trick, but it killed old Phoebe. We finally bought a pair of moccasins and charged them. The salesman was very nice about it. I think he knew we were horsing around, because old Phoebe always starts giggling.

Anyway, I kept walking and walking up Fifth Avenue, without any tie on or anything. Then all of a sudden, something very spooky started happening. Every time I came to the end of a block and stepped off the goddam curb, I had this feeling that I'd never get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eet. I thought I'd just go down, down, down, and nobody'd ever see me again. Boy, did it scare me. You can't imagine. I started sweating like a bastard—my whole shirt and underwear and everything. Then I started doing something else. Every time I'd get to the end of a block I'd make believe I was talking to my brother Allie. I'd say to him, “Allie,don't let me disappear. Allie, don't let me disappear. Allie, don't let me disappear. Please, Allie.” And then when I'd reach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eet without disappearing, I'd thank him. Then it would start all over again as soon as I got to the next corner. But I kept going and all. I was sort of afraid to stop, I think—I don't remember, to tell you the truth.I know I didn't stop till I was way up in the Sixties, past the zoo and all. Then I sat down on this bench. I could hardly get my breath, and I was still sweating like a bastard. I sat there, I guess, for about an hour.Finally, what I decided I'd do, I decided I'd go away. I decided I'd never go home again and I'd never go away to another school again. I decided I'd just see old Phoebe and sort of say good-by to her and all, and give her back her Christmas dough, and then I'd start hitchhiking my way out West. What I'd do, I figured, I'd go down to the Holland Tunnel and bum a ride, and then I'd bum another one, and another one, and another one, and in a few days I'd be somewhere out West where it was very pretty and sunny and where nobody'd know me and I'd get a job. I figured I could get a job at a filling station somewhere, putting gas and oil in people's cars. I didn't care what kind of a job it was, though. Just so people didn't know me and I didn't know anybody. I thought what I'd do was, I'd pretend I was one of those deaf-mutes. That way I wouldn't have to have any goddam stupid useless conversations with anybody. If anybody wanted to tell me something, they'd have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shove it over to me. They'd get bored as hell doing that after a while, and then I'd be through with having conversations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Everybody'd think I was just a poor deaf-mute bastard and they'd leave me alone. They'd let me put gas and oil in their stupid cars, and they'd pay me a salary and all for it, and I'd build me a little cabin somewhere with the dough I made and live ther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d build it right near the woods, but not right in them, because I'd want it to be sunny as hell all the time. I'd cook all my own food,and later on, if I wanted to get married or something, I'd meet this beautiful girl that was also a deaf-mute and we'd get married. She'd come and live in my cabin with me, and if she wanted to say anything to me, she'd have to write it on a goddam piece of paper, like everybody else. If we had any children, we'd hide them somewhere. We could buy them a lot of books and teach them how to read and write by ourselves.

I got excited as hell thinking about it. I really did. I knew the part about pretending I was a deaf-mute was crazy, but I liked thinking about it anyway. But I really decided to go out West and all. All I wanted to do first was say good-by to old Phoebe. So all of a sudden, I ran like a madman across the street—I damn near got killed doing it,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and went in this stationery store and bought a pad and pencil. I figured I'd write her a note telling her where to meet me so I could say good-by to her and give her back her Christmas dough,and then I'd take the note up to her school and get somebody in the principal's office to give it to her. But I just put the pad and pencil in my pocket and started walking fast as hell up to her school—I was too excited to write the note right in the stationery store. I walked fast because I wanted her to get the note before she went home for lunch,and I didn't have any too much time.

I knew where her school was, naturally, because I went there myself when I was a kid. When I got there, it felt funny. I wasn't sure I'd remember what it was like inside, but I did. It was exactly the same as it was when I went there. They had that same big yard inside, that was always sort of dark, with those cages around the light bulbs so they wouldn't break if they got hit with a ball. They had those same white circles painted all over the floor, for games and stuff. And those same old basketball rings without any nets—just the backboards and the rings.

Nobody was around at all, probably because it wasn't recess period,and it wasn't lunchtime yet. All I saw was one little kid, a colored kid, on his way to the bathroom. He had one of those wooden passes sticking out of his hip pocket, the same way we used to have, to show he had permission and all to go to the bathroom.

I was still sweating, but not so bad any more. I went over to the stairs and sat down on the first step and took out the pad and pencil I'd bought. The stairs had the same smell they used to have when I went there. Like somebody'd just taken a leak on them. School stairs always smell like that. Anyway, I sat there and wrote this note:

Dear Phoebe,

I can't wait around till Wednesday any more so I will probably hitch hike out west this afternoon. Meet me at the Museum of art near the door at quarter past 12 if you can and I will give you your Christmas dough back. I didn't spend much.

Love,

Holden

Her school was practically right near the museum, and she had to pass it on her way home for lunch anyway, so I knew she could meet me all right.

Then I started walking up the stairs to the principal's office so I could give the note to somebody that would bring it to her in her classroom. I folded it about ten times so nobody'd open it. You can't trust anybody in a goddam school. But I knew they'd give it to her if I was her brother and all.

While I was walking up the stairs, though, all of a sudden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puke again. Only, I didn't. I sat down for a second, and then I felt better. But while I was sitting down, I saw something that drove me crazy. Somebody'd written “Fuck you” on the wall. It drove me damn near crazy. I thought how Phoebe and all the other little kids would see it, and how they'd wonder what the hell it meant, and then finally some dirty kid would tell them—all cockeyed, naturally—what it meant, and how they'd all think about it and maybe even worry about it for a couple of days. I kept wanting to kill whoever'd written it. I figured it was some perverty bum that'd sneaked in the school late at night to take a leak or something and then wrote it on the wall. I kept picturing myself catching him at it, and how I'd smash his head on the stone steps till he was good and goddam dead and bloody. But I knew, too, I wouldn't have the guts to do it. I knew that. That made me even more depressed. I hardly even had the guts to rub it off the wall with my hand,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 was afraid some teacher would catch me rubbing it off and would think I'd written it. But I rubbed it out anyway, finally. Then I went on up to the principal's office.

The principal didn't seem to be around, but some old lady around a hundred years old was sitting at a typewriter. I told her I was Phoebe Caulfield's brother, in 4B—1, and I asked her to please give Phoebe the note. I said it wa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my mother was sick and wouldn't have lunch ready for Phoebe and that she'd have to meet me and have lunch in a drugstore. She was very nice about it, the old lady. She took the note off me and called some other lady, from the next office, and the other lady went to give it to Phoebe. Then the old lady that was around a hundred years old and I shot the breeze for a while. She was pretty nice, and I told her how I'd gone there to school,too, and my brothers. She asked me where I went to school now, and I told her Pencey, and she said Pencey was a very good school. Even if I'd wanted to, I wouldn't have had the strength to straighten her out.Besides, if she thought Pencey was a very good school, let her think it. You hate to tell new stuff to somebody around a hundred years old.They don't like to hear it. Then, after a while, I left. It was funny. She yelled “Good luck!” at me the same way old Spencer did when I left Pencey. God, how I hate it when somebody yells “Good luck!” at me when I'm leaving somewhere. It's depressing.

I went down by a different staircase, and I saw another “Fuck you”on the wall. I tried to rub it off with my hand again, but this one was scratched on, with a knife or something. It wouldn't come off. It's hopeless, anyway. If you had a million years to do it in, you couldn't rub out even half the “Fuck you” signs in the world. It's impossible.

I looked at the clock in the recess yard, and it was only twenty to twelve, so I had quite a lot of time to kill before I met old Phoebe. But I just walked over to the museum anyway. There wasn't anyplace else to go. I thought maybe I might stop in a phone booth and give old Jane Gallagher a buzz before I started bumming my way west, but I wasn't in the mood. For one thing, I wasn't even sure she was home for vacation yet. So I just went over to the museum, and hung around.

While I was waiting around for Phoebe in the museum, right inside the doors and all, these two little kids came up to me and asked me if I knew where the mummies were. The one little kid, the one that asked me, had his pants open. I told him about it. So he buttoned them up right where he was standing talking to me—he didn't even bother to go behind a post or anything. He killed me. I would've laughed, but I was afraid I'd feel like vomiting again, so I didn't. “Where're the mummies,fella?” the kid said again. “Ya know?”

I horsed around with the two of them a little bit. “The mummies?What're they?” I asked the one kid.

“You know. The mummies—them dead guys. That get buried in them toons and all.”

Toons. That killed me. He meant tombs.

“How come you two guys aren't in school?” I said.

“No school t'day,” the kid that did all the talking said. He was lying, sure as I'm alive, the little bastard. I didn't have anything to do, though, till old Phoebe showed up, so I helped them find the place where the mummies were. Boy, I used to know exactly where they were,but I hadn't been in that museum in years.

“You two guys so interested in mummies?” I said.

“Yeah.”

“Can't your friend talk?” I said.

“He ain't my friend. He's my brudda.”

“Can't he talk?” I looked at the one that wasn't doing any talking.“Can't you talk at all?” I asked him.

“Yeah,” he said. “I don't feel like it.”

Finally we found the place where the mummies were, and we went in.

“You know how the Egyptians buried their dead?” I asked the one kid.

“Naa.”

“Well, you should. It's very interesting. They wrapped their faces up in these cloths that were treated with some secret chemical. That way they could be buried in their tomb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eir faces wouldn't rot or anything. Nobody knows how to do it except the Egyptians. Even modern science.”

To get to where the mummies were, you had to go down this very narrow sort of hall with stones on the side that they'd taken right out of this Pharaoh's tomb and all. It was pretty spooky, and you could tell the two hot-shots I was with weren't enjoying it too much. They stuck close as hell to me, and the one that didn't talk at all practically was holding onto my sleeve. “Let's go,” he said to his brother. “I seen 'em awreddy. C'mon, hey.” He turned around and beat it.

“He's got a yella streak a mile wide,” the other one said. “So long!”He beat it too.

I was the only one left in the tomb then. I sort of liked it, in a way.It was so nice and peaceful.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d never guess what I saw on the wall. Another “Fuck you.” It was written with a red crayon or something, right under the glass part of the wall, under the stones.

That's the whole trouble. You can't ever find a place that's nice and peaceful, because there isn't any. You may think there is, but once you get there, when you're not looking, somebody'll sneak up and write“Fuck you” right under your nose. Try it sometime. I think, even, if I ever die, and they stick me in a cemetery, and I have a tombstone and all, it'll say “Holden Caulfield” on it, and then what year I was born and what year I died, and then right under that it'll say “Fuck you.” I'm positive, in fact.

After I came out of the place where the mummies were, I had to go to the bathroom. I sort of had diarrhea,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 didn't mind the diarrhea part too much, but something else happened.When I was coming out of the can, right before I got to the door, I sort of passed out. I was lucky, though. I mean I could've killed myself when I hit the floor, but all I did was sort of land on my side. it was a funny thing, though. I felt better after I passed out. I really did. My arm sort of hurt, from where I fell, but I didn't feel so damn dizzy any more.

It was about ten after twelve or so then, and so I went back and stood by the door and waited for old Phoebe. I thought how it might be the last time I'd ever see her again. Any of my relatives, I mean. I figured I'd probably see them again, but not for years. I might come home when I was about thirty-five, I figured, in case somebody got sick and wanted to see me before they died, but that would be the only reason I'd leave my cabin and come back. I even started picturing how it would be when I came back. I knew my mother'd get nervous as hell and start to cry and beg me to stay home and not go back to my cabin,but I'd go anyway. I'd be casual as hell. I'd make her calm down, and then I'd go over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living room and take out this cigarette case and light a cigarette, cool as all hell. I'd ask them all to visit me sometime if they wanted to, but I wouldn't insist or anything. What I'd do, I'd let old Phoebe come out and visit me in the summertime and on Christmas vacation and Easter vacation. And I'd let D.B. come out and visit me for a while if he wanted a nice, quiet place for his writing,but he couldn't write any movies in my cabin, only stories and books. I'd have this rule that nobody could do anything phony when they visited me. If any body tried to do anything phony, they couldn't stay.

All of a sudden I looked at the clock in the checkroom and it was twenty-five of one. I began to get scared that maybe that old lady in the school had told that other lady not to give old Phoebe my message. I began to get scared that maybe she'd told her to burn it or something.It really scared hell out of me. I really wanted to see old Phoebe before I hit the road. I mean I had her Christmas dough and all.

Finally, I saw her. I saw her through the glass part of the door. The reason I saw her, she had my crazy hunting hat on—you could see that hat about ten miles away.

I went out the doors and started down these stone stairs to meet her. The thing I couldn't understand, she had this big suitcase with her.She was just coming across Fifth Avenue, and she was dragging this goddam big suitcase with her. She could hardly drag it. When I got up closer, I saw it was my old suitcase, the one I used to use when I was at Whooton. I couldn't figure out what the hell she was doing with it.“Hi,” she said when she got up close. She was all out of breath from that crazy suitcase.

“I thought maybe you weren't coming,” I said. “What the hell's in that bag? I don't need anything. I'm just going the way I am. I'm not even taking the bags I got at the station. What the hellya got in there?”

She put the suitcase down. “My clothes,” she said. “I'm going with you. Can I? Okay?”

“What?” I said. I almost fell over when she said that. I swear to God I did. I got sort of dizzy and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pass out or something again.

“I took them down the back elevator so Charlene wouldn't see me.It isn't heavy. All I have in it is two dresses and my moccasins and my underwear and socks and some other things. Feel it. It isn't heavy. Feel it once ... Can't I go with you? Holden? Can't I? Please.”

“No. Shut up.”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pass out cold. I mean I didn't mean to tell her to shut up and all, but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pass out again.

“Why can't I? Please, Holden! I won't do anything—I'll just go with you, that's all! I won't even take my clothes with me if you don't want me to—I'll just take my—”

“You can't take anything. Because you're not going. I'm going alone.So shut up.”

“Please, Holden. Please let me go. I'll be very, very, very—You won't even—”

“You're not going. Now, shut up! Gimme that bag,” I said. I took the bag off her. I was almost all set to hit her.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smack her for a second. I really did.

She started to cry.

“I thought you were supposed to be in a play at school and all.I thought you were supposed to be Benedict Arnold in that play and all,” I said. I said it very nasty. “Wuddaya want to do? Not be in the play, for God's sake?” That made her cry even harder. I was glad. All of a sudden I wanted her to cry till her eyes practically dropped out. I almost hated her. I think I hated her most because she wouldn't be in that play any more if she went away with me.

“Come on,” I said. I started up the steps to the museum again. I figured what I'd do was, I'd check the crazy suitcase she'd brought in the checkroom, and then she could get it again at three o'clock, after school. I knew she couldn't take it back to school with her. “Come on,now,” I said.

She didn't go up the steps with me, though. She wouldn't come with me. I went up anyway, though, and brought the bag in the checkroom and checked it, and then I came down again. She was still standing there on the sidewalk, but she turned her back on me when I came up to her. She can do that. She can turn her back on you when she feels like it. “I'm not going away anywhere. I changed my mind. So stop crying and shut up,” I said. The funny part was, she wasn't even crying when I said that. I said it anyway, though. “C'mon, now. I'll walk you back to school. C'mon, now. You'll be late.”

She wouldn't answer me or anything. I sort of tried to get hold of her old hand, but she wouldn't let me. She kept turning around on me.

“Didja have your lunch? Ya had your lunch yet?” I asked her.

She wouldn't answer me. All she did was, she took off my red hunting hat—the one I gave her—and practically chucked it right in my face. Then she turned her back on me again. It nearly killed me, but I didn't say anything. I just picked it up and stuck it in my coat pocket.

“Come on, hey. I'll walk you back to school,” I said.

“I'm not going back to school.”

I didn't know what to say when she said that. I just stood there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You have to go back to school. You want to be in that play, don't you? You want to be Benedict Arnold, don't you?”

“No.”

“Sure you do. Certainly you do. C'mon, now, let's go,” I said. “In the first place, I'm not going away anywhere, I told you. I'm going home. I'm going home as soon as you go back to school. First I'm gonna go down to the station and get my bags, and then I'm gonna go straight—”

“I said I'm not going back to school.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to do, but I'm not going back to school,” she said. “So shut up.” It was the first time she ever told me to shut up. It sounded terrible. God, it sounded terrible. It sounded worse than swearing. She still wouldn't look at me either, and every time I sort of put my hand on her shoulder or something, she wouldn't let me.

“Listen, do you want to go for a walk?” I asked her. “Do you want to take a walk down to the zoo? If I let you not go back to school this afternoon and go for a walk, will you cut out this crazy stuff?”

She wouldn't answer me, so I said it over again. “If I let you skip school this afternoon and go for a little walk, will you cut out the crazy stuff? Will you go back to school tomorrow like a good girl?”

“I may and I may not,” she said. Then she ran right the hell across the street, without even looking to see if any cars were coming. She's a madman sometimes.

I didn't follow her, though. I knew she'd follow me, so I started walking downtown toward the zoo, on the park side of the street, and she started walking downtown on the other goddam side of the street.She wouldn't look over at me at all, but I could tell she was probably watching me out of the corner of her crazy eye to see where I was going and all. Anyway, we kept walking that way all the way to the zoo. The only thing that bothered me was when a double-decker bus came along because then I couldn't see across the street and I couldn't see where the hell she was. But when we got to the zoo, I yelled over to her,“Phoebe! I'm going in the zoo! C'mon, now!” She wouldn't look at me,but I could tell she heard me, and when I started down the steps to the zoo I turned around and saw she was crossing the street and following me and all.

There weren't too many people in the zoo because it was sort of a lousy day, but there were a few around the sea lions' swimming pool and all. I started to go by it, but old Phoebe stopped and made out she was watching the sea lions getting fed—a guy was throwing fish at them—so I went back. I figured it was a good chance to catch up with her and all. I went up and sort of stood behind her and sort of put my hands on her shoulders, but she bent her knees and slid out from me—she can certainly be very snotty when she wants to. She kept standing there while the sea lions were getting fed and I stood right behind her. I didn't put my hands on her shoulders again or anything because if I had she really would've beat it on me. Kids are funny. You have to watch what you're doing.

She wouldn't walk right next to me when we left the sea lions,but she didn't walk too far away. She sort of walked on one side of the sidewalk and I walked on the other side. It wasn't too gorgeous,but it was better than having her walk about a mile away from me,like before. We went up and watched the bears, on that little hill, for a while, but there wasn't much to watch. Only one of the bears was out,the polar bear. The other one, the brown one, was in his goddam cave and wouldn't come out. All you could see was his rear end. There was a little kid standing next to me, with a cowboy hat on practically over his ears, and he kept telling his father, “Make him come out, Daddy. Make him come out.” I looked at old Phoebe, but she wouldn't laugh. You know kids when they're sore at you. They won't laugh or anything.

After we left the bears, we left the zoo and crossed over this little street in the park, and then we went through one of those little tunnels that always smell from somebody's taking a leak. It was on the way to the carrousel. Old Phoebe still wouldn't talk to me or anything, but she was sort of walking next to me now. I took a hold of the belt at the back of her coat, just for the hell of it, but she wouldn't let me. She said,“Keep your hands to yourself, if you don't mind.” She was still sore at me. But not as sore as she was before. Anyway, we kept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carrousel and you could start to hear that nutty music it always plays. It was playing “Oh, Marie!” It played that same song about fifty years ago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That's one nice thing about carrousels, they always play the same songs.

“I thought the carrousel was closed in the wintertime,” old Phoebe said. It was the first time she practically said anything. She probably forgot she was supposed to be sore at me.

“Maybe because it's around Christmas,” I said.

She didn't say anything when I said that. She probably remembered she was supposed to be sore at me.

“Do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on it?” I said. I knew she probably did. When she was a tiny little kid, and Allie and D.B. and I used to go to the park with her, she was mad about the carrousel. You couldn't get her off the goddam thing.

“I'm too big,” she said. I thought she wasn't going to answer me,but she did.

“No, you're not. Go on. I'll wait for ya. Go on,” I said. We were right there then. There were a few kids riding on it, mostly very little kids,and a few parents were waiting around outside, sitting on the benches and all. What I did was, I went up to the window where they sell the tickets and bought old Phoebe a ticket. Then I gave it to her. She was standing right next to me. “Here,” I said. “Wait a second—take the rest of your dough, too.” I started giving her the rest of the dough she'd lent me.

“You keep it. Keep it for me,” she said. Then she said right afterward—“Please.”

That's depressing, when somebody says “please” to you. I mean if it's Phoebe or somebody. That depressed the hell out of me. But I put the dough back in my pocket.

“Aren't you gonna ride, too?” she asked me. She was looking at me sort of funny. You could tell she wasn't too sore at me any more.

“Maybe I will the next time. I'll watch ya,” I said. “Got your ticket?”

“Yes.”

“Go ahead, then—I'll be on this bench right over here. I'll watch ya.” I went over and sat down on this bench, and she went and got on the carrousel. She walked all around it. I mean she walked once all the way around it. Then she sat down on this big, brown, beat-up-looking old horse. Then the carrousel started, and I watched her go around and around. There were only about five or six other kids on the ride, and the song the carrousel was playing was “Smoke Gets in Your Eyes.”It was playing it very jazzy and funny. All the kids kept trying to grab for the gold ring, and so was old Phoebe, and I was sort of afraid she'd fall off the goddam horse, but I didn't say anything or do anything. The thing with kids is, if they want to grab for the gold ring, you have to let them do it, and not say anything. If they fall off, they fall off, but it's bad if you say anything to them.

When the ride was over she got off her horse and came over to me.“You ride once, too, this time,” she said.

“No, I'll just watch ya. I think I'll just watch,” I said. I gave her some more of her dough. “Here. Get some more tickets.”

She took the dough off me. “I'm not mad at you any more,” she said.

“I know. Hurry up—the thing's gonna start again.”

Then all of a sudden she gave me a kiss. Then she held her hand out, and said, “It's raining. It's starting to rain.”

“I know.”

Then what she did—it damn near killed me—she reached in my coat pocket and took out my red hunting hat and put it on my head.

“Don't you want it?” I said.

“You can wear it a while.”

“Okay. Hurry up, though, now. You're gonna miss your ride. You won't get your own horse or anything.”

She kept hanging around, though.

“Did you mean it what you said? You really aren't going away anywhere? Are you really going home afterwards?” she asked me.

“Yeah,” I said. I meant it, too. I wasn't lying to her. I really did go home afterwards. “Hurry up, now,” I said. “The thing's starting.”

She ran and bought her ticket and got back on the goddam carrousel just in time. Then she walked all the way around it till she got her own horse back. Then she got on it. She waved to me and I waved back.

Boy, it began to rain like a bastard. In buckets, I swear to God. All the parents and mothers and everybody went over and stood right under the roof of the carrousel, so they wouldn't get soaked to the skin or anything, but I stuck around on the bench for quite a while. I got pretty soaking wet, especially my neck and my pants. My hunting hat really gave me quite a lot of protection, in a way, but I got soaked anyway. I didn't care, though. I felt so damn happy all of a sudden, the way old Phoebe kept going around and around. I was damn near bawling, I felt so damn happy,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 don't know why. It was just that she looked so damn nice, the way she kept going around and around, in her blue coat and all. God, I wish you could've been there.

XXVI

That's all I'm going to tell about. I could probably tell you what I did after I went home, and how I got sick and all, and what school I'm supposed to go to next fall, after I get out of here, but I don't feel like it. I really don't. That stuff doesn't interest me too much right now.

A lot of people, especially this one psychoanalyst guy they have here,keeps asking me if I'm going apply myself when I go back to school next September. It's such a stupid question, in my opinion. I mean how do you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do till you do it? The answer is, you don't. I think I am, but how do I know? I swear it's a stupid question.

D.B. isn't as bad as the rest of them, but he keeps asking me a lot of questions, too. He drove over last Saturday with this English babe that's in this new picture he's writing. She was pretty affected, but very good-looking. Anyway, one time when she went to the ladies' room way the hell down in the other wing, D.B. asked me what I thought about all this stuff I just finished telling you about. I didn't know what the hell to say.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I don't know what I think about it. I'm sorry I told so many people about it. About all I know is,I sort of miss everybody I told about. Even old Stradlater and Ackley,for instance. I think I even miss that goddam Maurice. It's funny. Don't ever tell anybody anything. If you do, you start missing everyb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