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是我最喜爱的经济学作者。与很多经济学作者不同，他不立场先行，讲道理总是娓娓道来，既不意图迎合主流，也不意图取悦民众。他善于引用家常事例来讲解经济学知识，但浅显的语言后面又隐藏着严密的逻辑和深厚的功底。在他的作品中，观点的说服力恰恰来自子对知识的W慎，思想的自由又恰恰来自于对立场的节制。阅读郭凯让我再次确信，掌握知识可能令人变得傲慢，但掌握更多的知识总是令人变得更加谦逊。

刘瑜

王二的经济行为，就是张三、李四，还有你、我、他的经济行为。所以，关于王二的经济学，也就是关于张三、李四，还有你、我、他的经济学。

周其仁

透过王二时而平淡、时而光怪陆离的故事，郭凯把中国重大的经济问题信手拈来，把本来深奥枯涩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普通读者。郭凯具备那种洞穿池底的本事。

姚洋

郭凯是愿意与大众对话并知道如何与大众对话的经济学者。通过发生在王二身上的生活故事，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郭凯如庖丁解牛般揭开了经济现象的神秘面纱。文章风趣幽默、逻辑清晰、环环相扣，有助于门外汉了解经济学的分析逻辑和方法。

袁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 郭凯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7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11-2012-84号

ISBN 978一7 - 213 -04775-6

I.①王…II.①郭…III.①经济学一研究 iv.①P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2960号

Mr. Wang’s Tale of Economics by Quo Kai(郭飢）

Copyright © 2011 by Quo Kai

Simpified Chines©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2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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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作者 郭凯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马方方

责任校对 叶宇

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x 100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25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 -213 -04775 -6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換

不一般的大众经济学

郭凯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开始写博客，很快受到青年学生的追捧。几年下来，结集为《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出版，成为畅销书。这次他再接再厉，把在《华尔街曰报》中文网发表的专栏文章结集成书，取名《王二的经济学故事》。王二是虚构的人物，在郭凯的故事里，他一会儿是佃农，一会儿是进城的打工仔，一会儿又摇身一变成了小企业老板或写字楼里的小白领，总之，他是中国普通大众中的一员。透过王二时而平淡、时而光怪陆离的故事，郭凯把中国重大的经济问题信手拈来，把本来深奥枯涩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普通读者。

小到超市购物、大到买房置业，我们每天都在做出经济决策。艨跋中，我们都感觉到自己的决策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但究竟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比如，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人民币升值是让普通人的财富增加还是缩水？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也未必全搞得清楚，更别说给普通老百姓说明白了。郭凯却用王二的故事，轻松地说清楚了。

比如，在〈卖粮的困惑和外汇储备缩水》这个故事里，郭凯用王二卖粮的故事把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汇储备价值的影响说请楚了。过去，国家从王二那里低价收粮，一毛多钱一斤，但王二省吃俭用，也存下了25000元的现金。后来，国家照顾农民，把价钱提高到三毛钱，别人都说是好事，王二却犯疑惑：撂在过去，他的存款可以买20万斤粮食，现在才能买8万多斤，他的存款的实际价值岂不是缩水了吗？王二的存款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国家的收购价就是人民币汇率；王二对他的财富缩水的担心就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对外汇储备缩水的担心。郭凯是如何说服王二的呢？读者读了《卖粮的困惑和外汇储备缩水》这个故事就知道了。

郭凯的专业是国际金融和开放宏观经济学。记得有一年他放暑假回北京，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去十渡玩，在路上我们讨论如何向普通人说清楚汇率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对于职业经济学家来说，汇率的作用也不是全都清楚的。郭凯花了很大的篇幅，用王二的故事来讲清楚汇率是怎么回事儿，特别是固定汇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每篇故事都很精彩，我最喜欢的是《王二兑酒和操纵汇率》《集市中的“君子协定”和价格千预》《王二打酱油、固定汇率和通货膨胀》三篇。

在王二兑酒的故事里，王二是卖酒的，和他的竞争对手李四的兑酒方法略有不同。王二的方法是往水里兑酒，一桶水里兑上半桶酒，酒的味道也不错；李四的方法则是往酒里兑水，但加水没有定数，到口感合适为止。市场好的时候，两家相安无事，市场差的时候，两家就为谁造假更多吵得不可开交。可是，村里其他人都知道，两家都往酒里掺了水，半斤八两而已。郭凯告诉我们，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就是王二的兑酒法，而美国的所谓浮动汇率，就是李四的兑酒法；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对普通人来说，汇率形成机制高深莫测，郭凯却用王二和李四的兑酒法把它说清楚了。

王二赶集的故事稍微复杂一些，简单地说，王二所在的王村和隔壁的李村，一个专门种苹果，一个专门种梨，两村总想用君子协定把苹果和梨的交换比例固定下来，但因为苹果和梨的收成波动不同步，总是有像王二这样的村民乘机干投机倒把的勾当，最终让君子协定失效。郭凯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维持固定汇率的代价是高昂的。

王二打酱油的故事很简单，但道理却不简单。王二是个精明人，他发现隔壁李村的酱油比王村的便宜20%，因为李村的杂货铺积压了一批进价低的酱油，因此他总是舍近求远，跑到李村去打酱油。可是，他的小聪明很快就被其他王村人发现了，结果人人都到李村打酱油，李村杂货铺的低价酱油告罄，只好也卖高价酱油。人民币对港币通过美元基本上维持了固定汇率，内地的物价这几年涨得快，因此出现有人到香港买酱油的事情。郭凯告诉我们，不能期待香港的物价一直低于内地，香港物价一定会涨，直至以人民币计价的物价和内地的物价持平为止。用一个简单的故事，郭凯说清楚了一价定律，梢带也说明了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

郭凯供职的单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果存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肯定是这种经济学的大本营之一。但是，即使真是这样，郭凯也没有变成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在<王二的经济学故事》里，他专门用一章讨论市场和公平问题。他当然不是新左派；和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坚信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有效性。但是，他也不是那种视市场为圭臬的右翼经济学家，忘记了市场的分配功能。这在《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 > 这个故事里反映得最请楚。

王二是个善人。当地发大水，许多人家开始断炊了；王二开粮店，手里有点儿佘粮，于是决定施粥赈济。但是，人多粥少，王二犯了难：该如何分配粥呢？他儿子学过经济学，告诉他，老爸，简单得很，你把粥卖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人家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王二不愿别人说自己赚黑心钱，最终还是决定靠排队解决粥的分配问题。

郭凯告诉我们，春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面对的是和王二一样的难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车票问题“实际上是有限的火车运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问题”。春节到了，每个离家的人都想回家，对火车票的需求因此极其缺乏弹性；而另一方面，火车的运力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如何涨价、设计何种方案，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总是有人会无法回家。而这些被挤出的人可能不是随机分布的，郭凯问："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

我自己也写过春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文章，表达的想法和郭凯的基本一致，但当时写得非常艰苦，因为要把其中的道理说请楚并不容易。郭凯具备. 那种洞穿池底的本事，用王二的简单故事，道出了围绕着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各种争论的本质问题。学者有很多种，郭凯不属于书斋里的那种。这让我想起了法伊德•扎卡利亚。和郭凯同出哈佛的扎卡利亚傅士曾师从亨廷顿，不到30岁就担任《外交》杂志的执行主编。正当学界期待一位学术大师诞生的时候，扎卡利亚却决定投身新闻界，担任《新闻周刊》的国际版主编，后来又进军电视媒体，在CNN主持自己的一档国际评论节目“全球公共广场"（Global Public Square )。我想，郭凯终究是要回到中国的；在中国这个巨大的舞台上，无限多种可能性在等待着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姚洋

2011年10月8日于麦迪逊

目录

- 不一般的大众经济学

- 第1章 如何看待收入分配不均

- 导言

- 王二施粥和春运火车票的分配难题

- 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

- 一碗水端平和收入分配差距难题

- 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

- 王二的水井和中国的油价

- 附文: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走向何处去

- 第2章 该不该对月饼征税

- 导言

- 农民工、白领和三险一金

- 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

- 王二买饭票，个人收入所娜和增值税

- 王二开公司和月饼税

- 四个王二的罢工命运

- 第3章 房地产的那些事儿

- 导言

- 佃户和房奴的“一个梦”

- 王二卖菜和房地产“限价令”

- 王二的特供店和北京的限购令

- 王二盖房和房地产的支柱地位

- 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

- 王二卖粮和住房分配的难题

- 王二家的空房和空置率的解读

- 第4章 是否给汇率松松绑

- 导言

- 6毛8—斤的西瓜和人民币汇改

- 卖粮的困惑和外汇储备缩水

- 王二家的账本和外汇储备

- 王二送外卖和人民币升值的输家

- 王二打工和货币战

- 王二的凉粉店和被绑住的央行

- 超市购物券和人民币国际化

- 附文：人民币汇率制度背后的金融压抑

- 第5章 货币政策的难题

- 导言

- 王二收粮和货币政策的难题

- 王二和面、数量宽松和中国货币政策

- 王二兑酒和操纵汇率

- 王二赶集、君子协议和价格干预

- 王二打酱油、固定汇率和通货膨胀

- 王二穿衣、天气预报和应对通胀

- 王二治水、堰塞湖和池子论

- 第6章 经济政策的误解和真相

- 导言

- 王二拔鸭毛、加工贸易和贸易顺差

- 王二的自力更生和重商主义

- 王二开荒和外资流入

- 王二戒烟、机会主义和政府信用

- 王二当村长和民粹主义的危险

- 千度软件库和知识产权

- 王二一家人和中国的人口问题

- 附文：盗版软件禁绝之后

- 第7章 发展模式之争

- 导言

- 王二熬夜、GDP 至上和结构扭曲

- 王二过劳和中国经济悠着点

- 王二装修和经济转型的焦虑

- 养生秘诀、华盛顿共识和中国模式

- 王二育儿、政府主导和中国模式

- 第8章 在世界的舞台上

- 导言

- 王二的辩解和中国的宣传

- 王二当村官和中国责任论

- 王二择业、中国的尴尬和巴西的烦恼

- 王二节俭、李四挥霍和中美再平衡

- 王二减肥与欧洲债务危机

- 王二缉毒和债务赎回

- 后记 王二的前世今生

- 制作信息

第1章 如何看待收入分配不均

导言

收入分配问题，也许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收入分配的不均，正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体现其在人群中产生的张力。

比如说，每到春运时节，火车票价该不该涨就成了一个话题。对于任何一个了解经济学的人而言，供需产生矛盾的时候通过价格来调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春运期间，要回家的人多，火车运力少，要平衡这种缺口，选择车票涨价似乎是很自然的。这也是不少经济学家——很多是非常有名而且充满了善意一所支持的方式。《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就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僧多粥少，而且所有的人都在挨饿，是不是出价最高的人吃饱肚子、出不起钱的人继续挨饿就是合理的？虽然，这样来作类比很自然地会让人觉得我更倾向于不提火车票价，我真实想要表达的意思没有那么“民粹” (对了，民粹也是我极力反对的）。我只是在善意地提醒：不是简单地用价格把供需弄平衡就完事了，座位分配给谁同样重要。

《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则在一个更大的层面扩展了火车票的事情。贫富差距不是简单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也不是简单的寓人锦衣玉食，穷人小家碧玉，大家不相往来就是了。一些人甚至觉得，如果中国人能像美国人那样不“仇富”，事情就简单了。“仇富”确实没必要，这点我下面还要谈，但是贫富差距的一个结果就是，富人会挤出穷人，不是用刀用枪，不是横行霸道，而就是通过最简单的市场机制：价格。请不要误解，我完全没有反市场或者反对用价格分配资源的倾向，我只是在说，贫富差距正在用各种方式形成张力，其中就体现在价格上。这件事情的危害在于，当人们对这些张力无法容忍的时候，他们会去反对他们最直接能看到的东西：价格。这样可能会造成很多改革的倒退。我在《一碗水端平和收入分配差距难题》里就说了一个很具体的担心：我们的不少收入分配差距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市场经济。比如说，文章里提到，我们的利率是管制的，汇率也是。这些看起来对所有人都一样的政策，在无形中其实偏袒了一部分人，同时让另外一些人受损。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应该是加大政府的角色，人为地去再分配，而是应该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在这里就是利率和汇率的改革。

《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试图消除一种过于简单的看法：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都是贪官、奸商以及官商勾结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本身一定就是坏事。这种简单的看法作为茶余饭后的牢骚话可能无所谓，但如果演化成了“仇富”和反对市场，那可能就有害了。一个成功的社会必须要有成功的人，必须要给成功的人应得的回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有人成功了，有些人不那么成功，这样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自然的。但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又不是那么彻底，所以才有了贪官、奸商以及官商勾结这些事情，这也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这种拉大是不应该发生的。这篇文章想要更加强调的一点是，这两种力量可能发生在同一批人身上，换句话说，中国的成功者或者寓人，其财富里可能既有其应得的部分，也有其不应得的部分。因此，简单的“仇寓”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强力的再分配也不是，去区分好人坏人也不是，因为黑白分明的好人和坏人很少。应该消除的是不合理致富的土壤和环境，而不是富人或者收入分配差距。

《王二的水井和中国的油价》看起来讲的是油价，但和收入分配是密切相关的。社会上对油价上涨存在普遍的反感，认为这是压榨老百姓，把钱转移给已经很有钱的石油公司，因为很多人看到的只是石油公司的巨额利润。但石油公司的利润中是有不同部分和来源的，这些利润有些是合理的，更多的则是不合理的，不能混为一谈。这篇文章想要说的是，你得把不合理的利润给挤掉，但是应该保留合理的利润。成品油价随着原油价格上涨和下调，恰恰是属于合理的部分。而且，更高的油价还有利于环保。仅仅是看到石油公司利润高而反对油价上涨，虽然也许能起到降低利润的效果，但这种做法本身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而且还会让正确的改革发生倒退。

王二施粥和春运火车票的分配难题

某地发洪水了，道路被阻断。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不久，就有不少人断炊了。

王二是个开粮店的，所以手里有点粮。王二决定开始施粥行善，解决灾民一时的困难。王二面临的问题很现实也很严竣：有1000个人需要吃饭，但是王二只有100个人的粮食。

王二为此事感到很苦恼，100个人的粮食分给1000个人，给谁还是不给谁?王二的儿子学过一点入门的经济学，觉得此事很容易。他说：爸，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价格越高需求越少。最好的方式是，你不应该施粥，而是应该卖粥，卖给出价最高的那100个人。这样事情不就简单了？大家也不用排队，也不用打架，你也不用担心分给谁不分给谁，看不见的手都替你搞定了， 人家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你看，还是学点经济学有用吧？

王二觉得此事不妥，说：你这不是让我在赚黑心钱吗？而且，这样一来，最后粥不都给那些家里富裕的买去了，穷人不就只能挨饿？

儿子的回答很简单：爸，你怎么就想不明白？你不卖高价，人拿去了之后，照样能转手高价卖出去，最后还不是一样？这就叫黄牛。再说，你卖粥的价格公开透明，又没有公开歧视穷人。穷人要是真饿了，一样也会愿意出高价；不出高价，说明人还没有饿到非吃不可。你不用觉得有什么不安的。

王二还是觉得不妥，说：我还是先来先得，免费施粥吧。这样，我觉得更公平一点。

王二的儿子立刻说：爸，这一点也不公平！凭什么先来的就是最需要喝粥的？先来的都是那些时间最不值钱的。而且，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很多人都要排上一晚的队，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最后，你还是不能阻止人拿到粥之后再转手卖掉，最后粥不是还会落在愿意出高价的人手里?你想违背经济规律，最后不解决问题，还增加麻烦。

王二说：麻烦就麻烦吧。我觉得先来先得更合理，你别多说了。

每年到了春运时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就成了一个热门问题。需要看明白的是，火车票价问题实际上是有限的火车运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问题。有1000个人想坐火车回家，铁路系统只能提供800个座位，谁上车谁不上车就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事实上，给定供不应求这个基本的矛盾，火车票的分配是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的，因为无论怎么解决，最后都会有200个人不能坐火车回家。任何觉得自己有绝妙方案解决车票问题的人恐怕都得虚心承认，其实不存在绝妙的方案。

面对供不应求的情况，最经典的解决方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就是提价。物以稀为贵，火车票稀，所以贵，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那些主张提价的建议是完全有其合理的一面的。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火车票提价是有分配后果的。这里面有两层不同含义的分配后果。如果整个人群的收入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坐火车回家过年的意愿，那通过提价，可以有效地让那些最想坐火车的人最终买到票，这样的分配后果恐怕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的人群收入不完全一样：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一般有钱，有些人没什么钱。在我们很轻松地提出通过价格手段挤出200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意识到，这被挤出的200人不会是一个随机的群体。因此，第一层次的分配含义是，通过提价，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这就像王二所担心的，如果他让价高者得，会不会最后没粥吃的都是穷人。

还有就是，即便是那些可以最终买到票的人，提价之后，他们都必须得付更多的钱才能回家。因此，提价的另一个分配含义就是，乘客要给铁道部交更多的钱。和王二一样，铁道部确实得回答是不是在赚黑心钱的问题。

因此，反对火车票提价的人也是有理由的，而且他们的理由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比支持提价的人更弱。

有人会说：等等，反对提价的理由似乎适用于任何商品。难道说任何时候提价都得考虑分配后果？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这也是通货膨胀是经济面临的一个大敌的原因之一。不是所有人都在通胀的时候受损的，通胀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所以通胀往往会有严重的政治后果。但应对通胀的办法当然不应该是限制提价，而是从根源上消除通胀，比如说收紧货币。

回到春运火车票的问题，春运火车票至少有4点使得它很特殊，使得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一是春运回家的需求是一种弹性很小的需求。虽然说春运是一种刚性需求恐怕过度了，刚性需求是指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回家，但一般人大概都会同意，春节团聚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重要，因此不会因为票贵一点就不回家。这意味着，如果通过提价来抑制客流，那价格必须提得很高才可能奏效，这就加剧了前面提到的分配问题。二是春节回家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回家或者不回家。房子也是必需品，但房子贵了，你还可以选择买得小一点，住得远一点，而不是完全没有房子住。回家不一样，你不能选择回一半家，只能是回或者不回。因此，火车票提价和比如说水价提价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水价提价的结果是所有人可能都会少用一点水，最后达到节水的目的。火车票提价的结果是硬硬地用价格挤出200人，而不是说1000个人每个人少坐20%，这还是加剧了前面的分配问题。三是铁路的供给是不对价格敏感的，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o正常的商品，如果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很快供给就会上来，然后把价格拉下去，因此价格的上涨是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可以拉动供给。铁路是个垄断部门，铁路运力的增长恐怕和价格没有关系，全是按照计划来的。四是春运票价的水平并不直接影响经济效率。水价定低了，会造成水的浪费；电价定低了，会造成电的浪费；春运票价定低了，不会造成运力的浪费——没有人会因为火车票便宜就多坐几次火车的。

归根结底，春运票价的辩论不只是一个价格问题的辩论，更是一个分配问题的辩论。我在后文第三章《房地产的那些事儿》里花了很大的篇幅想要指出的一点也是：房价也有着类似的特征——不仅仅是价格问题，更是分配问题。

用非价格手段解决分配问题往往会有各种负面的影响，就像王二的儿子列出的那些理由一样，我本人在绝大多数时候也是反对这些做法的。照顾低收入群体的最好做法当然是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压低菜价、水价和电价，还有火车票价。但是给定我们的分配现实，给定我们还没有给低收入群体和民工群体发放火车票补贴，给定我们火车的运力不可能在短期发生大的改善，给定政府确实还掌握着车票的定价权，火车票不提价或者少提价可以是一个折中方案。我喜欢这个结果吗？一点儿也不。提价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吗？我觉得非常不一定。

不同的人对王二和王二儿子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认可程度，但是清楚一点很重要：他们看重的东西都不是可以轻易置之不理的。双方都应该尊重对方的观点。

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

王二是村里唯一的有钱人，蒙祖上传下来的大量家产，王二一家过着很好的生活，而村里剩下的人都穷得很。王二以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闻名乡里。村里的张屠户每次杀猪，一大半都被王家一家买去。村里其他的人穷，平时也舍不得吃肉，只有谁家来客人或者要办事才会买上一点肉，因此也没有谁介意肉大多被王二一家买走。事实上，多亏有了爱吃肉的王二，村里张屠户隔三差五就能宰杀一头猪。换在别的村子，杀猪的频率要低很多，因为杀多了就卖不动。

但到了过年，情况就会有点变化。过年，谁家都想包顿有肉馅的饺子，吃两顿带点荤腥的好饭。但王二家通常也会在过年的时候大宴宾客，每次都要买很多肉。虽然张屠户临近年关会多杀两头猪，但经常还是人多肉少。张屠户也没别的办法，卖给谁不卖给谁都不好，干脆决定价高者得。可是村里的穷人哪里出得起王家的价钱，王家有时会以平时几倍的价钱把所有的肉全部买走，留下整个村子过一个没肉的节。

村里的人很愤怒，就去找王二理论。王二觉得村民在无理取闹：我没偷你们的抢你们的，这些肉都是花钱买来的，而且出了平时几倍的价钱，我也没占谁便宜，你们找我干什么？要找你们找张屠户去啊，是他把肉卖这么贵的，他卖得便宜一点你们不就买得起了？我也嫌肉贵呢。村民们于是就去找张屠户，质问他为什么把肉卖那么贵。张屠户觉得挺无辜：我一个做生意的，卖给谁都是卖，当然谁出钱多就卖给谁。过年大家都想吃肉，肉价自然就上去了，要是没有王二一下买那么多肉，我的肉哪会卖得这么贵？要怪还得怪王家的胃口实在太大了。

村民们可以大骂王二为富不仁，大骂张屠户是奸商，但这些都改变不了全村只有王家一家过年有肉吃的现实。更何况，王二和张屠户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张屠户没有理由不把肉卖给王二，有钱挣为什么不挣？这可是光明正大地挣钱。王二有钱，就是爱吃肉，只要他买得起，买多少肉也是他的自由，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村民的愤怒是合理的，王二和张屠户的反应也是合理的，这件事如果说有错，就错在王二是这个村里唯一的富人，这是一个收入分配十分不均的村庄。

中国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给整个社会制造王二村庄所遇到的问题。这种问题还不只是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而且是机会不均，是权力和钱的交换，是垄断收益，是利益集团。这些确实都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日益加深的原因，很多人都对之深恶痛绝。但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本身的高速增长，即便在一个理想透明的社会里，也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很多敢于冒险、把握住机会、人对了行业的人富了，但也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富起来（更多讨论可以参见本章的《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我非常喜欢打一个比方，说中国就像一个用百米冲刺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还有很多人被远远落在后面。

无论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什么，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必然会造成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在那些供给相对有限而需求相对刚性的瓶颈部门。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挤出效应往往是通过价格的波动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并没有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我在这章的《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里已经讨论过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是否应该提高这个例子。春运期间，铁路的运力有限，需要出门旅行的人暴增，提高火车票价本是市场经济中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如果供小于求，那通过价格提高来平衡供求是很自然的。这件事情之所以在中国遭到如此之多的反对，一个原因就是提高票价最后挤出的很可能都是收入不高的人群，或者是增加这个人群的旅行成本。你也许可以说，穷就不要回家了。这就跟王二对村民说“穷就不要过年吃肉了”一样，这也许合理，但是绝对不合情，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再说“被高速”这件事情。本来有了便捷的高速列车，这是一件挺正面的事情。但是这里面也有挤出的问题。高速火车，一方面方便了那些在乎时间、在乎旅行的舒适度、愿意支付更高费用的人群的需求；但在另一方面，高速却挤出了那些不太在乎时间、不太在乎旅行的舒适度、希望省钱的人群的需求。不要说现在有的高铁的上座率还有限，就算高铁班班满员，“被高速”的抱怨还是会存在。

中国当下最热的民生问题大概就是房价问题了。导致房价高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少人购房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投资的。很明显，只有那些比较有钱的人群才可能买房来投资，收入低的人群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本来，买房投资是无可厚非的一个私人决定，一个市场行为，没有理由认为一家人只能有一套房子。人家如果有钱，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愿意多买几套房子，本没有什么不可以。更何况，中国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买房相对于存银行或者买股票而言是一个回报相对高、风险相对小的投资方式（参见第三章的《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但问题是有钱人买房投资会推高房价，就会让收入较低的人群购房很困难。这就跟王二吃肉一样，因为王二买了太多的肉，拉高了肉价，最后让穷人吃不上肉。整件事情虽然也许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自然的结果，但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最后会导致住房分配的高度不均，富人有很多房，而穷人则要花几十年的收入才能买下一套房。当然，穷人也可以租房住，这样就不用当房奴了，但房价问题的背后无疑仍存在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这实际上也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体现。

在一个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收入分配差距却在拉大的国度里，这种王二吃肉的故事会在各个领域发生——从火车票到住房，从教育到医疗。如果我们同意一个村子只有一家过年吃肉是不合情的，如果我们认准了市场经济，那恐怕就要在收入分配和政府服务的方面下大工夫了。

一碗水端平和收入分配差距难题

王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爱运动，小儿子爱读书。大儿子能跑能跳，爱玩各种球类，梦想就是当个球星；小儿子整日待在家里，顺著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看过去，有点能当学者的味道。

王二希望孩子们能够静一点，长大之后做个读书人，总觉得玩体育没什么前途。自己祖宗八代都没什么运动细胞，也不指望孩子能成姚明刘翔什么的，因此王二从心底更认可小儿子。只是王二心里也清楚，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厚此薄彼，因此也在有意识地想做到一碗水端平。

只是，王二是这么把水端平的。他会把两个孩子都带到书店，说，挑你们最喜欢的书，每个人都可以挑三本，爸爸来付账。还有，过年给压岁钱，很早就说清楚规矩：成绩好的孩子多拿，成绩差的孩子少拿，决不偏心。放暑假了，把两个孩子都送到了“书友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的目标就是让孩子在一个夏天读遍四书五经。

王二的大儿子始终觉得王二偏袒弟弟，终于有一天来找王二理论。王二摆出父亲的尊严：我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个孩子的，你弟弟有的你都有，哪里有更偏袒弟弟的说法？

王二按照他的标准也许是没有偏袒哪个孩子，后来的结果也是小儿子确实如他所愿成了一个读书人，而大儿子则书也没读好，体育也没玩好。王二更加觉得自己当年的直觉很正确：我早就知道我们王家的孩子没有运动细胞。幸亏小时候多带他们读书，不然哪有他们的今天！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经毫无争议的成为了中国头号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之一。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有很多，笔者在新书《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里就专门花了一些篇幅比较中美的收入分配差距，并指出，一些通常认为的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比如说腐败，并不一定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腐败情况要比中国好很多，但一样也有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

不少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下自然发生的，比如说多劳多得就必然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会比吃大锅饭的情况下大，这种拉大恐怕是值得欢迎而不是否定的。但欢迎这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如果一个市场，本身规则就是偏袒一部分人，这样由于市场经济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容易引起很多人的反感，那就完全不奇怪。王二当然可以说，他没有偏袒任何一个孩子，一碗水端得很平。可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他在偏袒小儿子──他虽然给了两个孩子同样的成长环境，但那样的环境明显是有利于一个孩子的成长的。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中国的市场环境恐怕还远没有到公平的水平。而正是这样的环境，加剧了我们收入分配差距分化的速度。

中国市场环境的问题之一就是宏观价格扭曲。一个例子就是利率偏低，其结果是老百姓补贴银行和企业。这里可以算一笔很简单的帐：中国的居民存款余额已经约为30万亿人民币。现在一年期的存款利率是2.75%，最新的通货膨胀率是5.1%，真实利率是-2.35%。换句话说，30万亿存一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实际意义上要损失7000亿人民币。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其实是相当高的，根据各种测算，一年真实的回报率在10%左右是可以保证的，因此30万亿变成贷款放出去，一年产生3万亿的真实回报没有太大问题。只是，前面已经说了，老百姓不仅没有看到3万亿，还要损失7000亿，这一里一外就是3万7000亿人民币，接近人均3000块钱一年。从这里大概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很多企业和银行效益为什么那么好了。这些企业和银行一年拿着老百姓3万7000亿的隐性补贴，这些钱中的不少最后又流进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口袋，这样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怎么可能不让人反感？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汇率偏低，其结果是中国人补贴外国人和出口商，而惩罚国内消费者。根据海关数据推算，中国在2010年1-11月，进口值大约是1万2530亿美元，出口值大约是1万4230亿美元，顺差是1700亿美元。很多人通常关注的只是那1700亿美元的顺差，而忽略了这背后高达1万多亿美元的进口和出口。尽管很多人不太用进口货，但进口产品已经无处不在了：如果你去加油，中国超过一半的原油已经依赖进口；中国人吃的猪肉和食用油的背后，很可能是从美洲进口的大豆和玉米；中国人买的家具极有可能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木材；中国从铁矿石到铜还有各种有色金属，都大量依赖进口，这些直接影响小到接线板大到汽车轮船的价格。换句话说，中国不仅是一个出口大国，也是一个进口大国，而且老百姓每天的生活都依赖于进口。机械的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0%，中国的进口帐单就会变小10%，这就会一年给中国老百姓节约7000亿人民币左右。虽然这样的测算极为粗糙，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出口强劲的另一面是老百姓不得不为很多进口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

中国市场环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仍然过于强大。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跟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往往也是“成功”的企业。靠近政府，就有土地，就有贷款，就有市场，就有各种优惠政策。这件事情的危害是多重的。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说，这件事情首先直接就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国有企业的薪酬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是一个民众关注的焦点，如果国有企业是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和所有的其它企业竞争，因为效益好从而工资高，那恐怕也不会导致那么多民怨吧？问题是，那些真正的竞争性领域里的国有企业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而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的领域，多半都是有垄断性质的。

政府的过于强大，更大的危害还在于阻碍市场的发育，阻碍普通人致富，从而造成结构性的分配问题。很多拉美国家都有“裙带资本主义”的问题，与之对应的就是极大的分配不公。有裙带的就富，没裙带的就穷，然后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分配不公成为社会顽症。中国千万要避免走拉美国家的老路，解决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问题至关重要。

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将是中国未来几年将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一些人觉得，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是因为市场太多了，政府太少了，因此主张要增加政府对经济和收入分配的干预力度。只是中国真的是市场太多，政府太少了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恐怕应该先想想：王二真的一碗水端平了吗？还是端得太偏了？

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

王二是个有钱人，很多很多钱。王家的高墙大院，既为邻里所艳羡，又被人厌恶。艳羡是因为邻里们其实也想有高墙大院，厌恶是因为只有而且偏偏是王二住在高墙大院里。

王二不是一直都很有钱的，当年他和所有人一样穷。只是王二从来都不甘于贫穷，他需要的只是致富的时机。王二发的第一笔财是靠种地种出来的。他不仅干活干得比谁都卖力，而且很有商业头脑。别人都种粮食，他种的却是蔬菜，然后可以赶上几十里地去城里卖菜。一年下来，他挣得比谁家都多。没几年，王二就有了一点积蓄。因为进城多，他发现城里什么都好卖，而且越来越觉得靠天吃饭挣钱总是有限的。于是，王二就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钱，在村里办起了一个小作坊。王二买了十几台缝纫机，找了村里十几个中年妇女，开始做点衣服、鞋子、毛衣什么的，然后拿到城里去卖，生意很是不错。王二的小作坊不久就变成了大作坊，然后生意也越做越广，钱也越挣越多。直到那时，王二在村里都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红眼的人总是有，但多数人还是觉得王二的钱是他该得的。

初尝挣钱滋味的王二这时才发现，原来他那种挣钱的方式是属于又累又慢的，还有很多不累又快的挣钱渠道。首先是土地。村里的土地全是公有的，公有的特点是这些地值多少钱给谁用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村里的干部说了算。王二很轻松地就从村里拿到了大片几乎是免费的土地，造别墅，建农家乐。这些别墅和农家乐，自然是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或者运营。王二从中赚的当然也有辛苦钱，但算来算去，最大头的钱还是来自于他的土地几乎是不要钱的。然后就是贷款。村里农业银行给的贷款利率才5－6个百分点一年，王二心里一算，这么低的利息，做点什么买卖也不可能亏啊？就算是贷款买点钢、买点铜或者买点房子囤着，一年的回报也够还利息的，这钱也太好挣了。王二去找银行贷款，银行自然是非常欢迎，一路绿灯不说，最后利率还能下浮10％。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王二贷款贷得越多，他挣得也越多，而且一点都不费劲。最后就是专营权。王二起家靠的是卖菜卖衣服，但那些市场竞争太激烈，利润越来越薄。但有些生意，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意，利润空间却一直很有保障。这样的生意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当然，恰恰就是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利润才可能这么有保障。王二花了大功夫，终于也分上了“国计民生”的一杯羹。王二自从抓住了“土地”、“贷款”和“专营权”这三个关键词之后，其财富的增长立刻变成爆炸式。但村里人对他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不少人觉得：王二发的是不义之财，他挣的钱是以牺牲村里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恐怕是中国正在面对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挑战之一。说到收入分配，笔者上个月去了一次墨西哥。下了飞机我就被同行的人告知，墨西哥有两个世界之最：这里有世界上活着的最胖的人，还有世界上活着的最富的人。当然，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听到这件事情，你就不得不好奇：世界上最富的人怎么会出在墨西哥这么一个无论按人均或者按总量都不算很大的经济里？又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比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人更富有？听到谜底之后，恐怕没有人会觉得惊讶：卡洛斯•斯利姆旗下的通信公司碰巧几乎完全垄断了墨西哥的电信市场，他拥有的公司市值占到整个墨西哥股市市值的接近2/3。之所以提起墨西哥，是因为这是一个收入分配一直很成问题的国家，而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水平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恐怕已经超过了墨西哥。

当然，中国不是墨西哥，在很多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墨西哥的经济在过去这十年里的增长率大约只有3％，中国则是超过10％。换句话说，墨西哥是在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大的分配差距，你甚至可以大胆猜测，也许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增长缓慢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中国则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伴随着高速的增长。在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微妙的权衡：中国有很多又累又慢致富的人，就像早年的王二，也有很多不累又快挣钱的人，就像后来的王二。前者贡献了中国的增长，但这两拨人同时都在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毕竟这两拨人都在富起来，只是方式很不一样就是了。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如果仅仅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收入”上，是很难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的。中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现在是45％，这个税率，对于那些早年的王二而言，恐怕是一个很高的税率了。你辛苦的挣了1块钱，4毛5就得当税交了，这还是在公共服务不是很到位的情况下。这么一个高税率，即便可以缩小分配差距，恐怕也会遏制创新、努力和增长。但45％的边际税率，对于后来的王二而言，恐怕只能说是太低了，这里的假设还是王二真的会交税。因为王二后来挣的钱，已经完全和他的努力无关了，他多挣的钱就是别人少挣的钱，他财富的增加等同于他人财富的减少，这里即便是100％的边际税率恐怕都嫌少。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效率损失的问题，价格的扭曲和垄断经营，造成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王二挣的钱要严格小于整个社会其他人的净损失，因此就算王二把全部的钱都交出来也不足以弥补损失。

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中，想把早年的王二和后来的王二分开是很难的。在中国现存的市场环境下，在不少时候只有一个王二，你可以在很多中国富人身上同时找到早年的王二和后来的王二的影子。因此，任何再分配的方式，都会面对无法区别两种王二的难题，这使得再分配不会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方式。

但收入分配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不通过再分配，如何治理呢？很难也很简单：先消灭第二种王二生活的土壤。这几乎必然意味着，要撼动中国经济中尚未真正市场化的部分，要明晰在中国仍然不够明晰的产权，要让政府从一个市场的参与者变成一个维护者。如果土地是谁的都不清楚，如果银行利率完全不反映真正的资金成本，如果竞争被人为的消除，公平从何谈起呢？这样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不管是大还是小，都很难是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分配总会有很大的人为成分。不要忘了，30年前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分配问题是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那个时候我们更不市场化，产权更不清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大。

这里并不是说只要是市场决定的，政府应该完全不去管收入分配差距。即便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产生的收入分配状况，也未必是社会选择意义上最优的分配。但如果我们分配的基础，因为人为的原因，就是不公平的，那最好还是先去修理这些基础为好。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在一个不公平的基础上，通过再分配得到一个公平社会的。

王二的水井和中国的油价

王二的村子缺水，整个村子就王二家的院子里有一口小水井。过去村里百姓生活的简单，不要说洗车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车，就是澡洗的都不是很频繁，所以那个时候一口井也够用了。井那个时候也没人管，谁家想去打水都可以，水是不要钱的。

后来，老百姓的生活开始变好，不少家里都买了车，卫生习惯也改善了，村里的水一下就开始紧张。很快，光靠那口井是不够了，村里得花钱从外面运水进来才行。不过，因为水多年以来一直是不要钱的，村里也不太好一下就开始收很高的水费，只能象征性地收一点。水价不高，大家又习惯了用水，水的用量开始爆炸式增长。

问题是，外面的水可不便宜，而且整个村子新增加的用水，每一滴都得从外面运进来。这不仅在经济上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还有一个稳定供应的问题。谁能保证每天送水车都能按时把水运进来？

村里于是有人出主意：那就提高水价吧。水价提高可以减少对水的需求，改变浪费水的习惯，最后可以缓解对村外水的依赖。王二对这个提议尤其支持，提高水价，他家的井水也能卖一样的价钱，那可不是一笔飞来横财？村里的大部分居民自然是很反感这个提议：这难道不是苦了村里的老百姓，最后让王二一家发横财？

国际油价自2010年中期以来，已经一路上扬，油价现在高于100美元一桶。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也随之上调，目前加油站里的汽油价格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峰值。每到这样的时候，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石油巨头的巨额利润、垄断地位和薪资水平就会成为众怒所指。同样的情绪在其它国家也很常见，矛头不太一样就是。美国每当油价高涨，就会有议员跳出来要求调查石油公司是否操纵价格；英国碰到了油价高涨，就会有人抗议政府燃油税过高。说实话，英国和西欧的税确实很高，北京的汽油现在7块多一升，伦敦的油价折合成人民币要超过13块一升，这中间很大一部分是税。从对燃油征税的角度，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税都比较重，包括西欧、英国和日本，甚至加拿大，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的一个例外，税相对轻，这也使得美国的油价比所有这些国家都低很多，也比中国的低。

回到中国的油价，这里面其实有三个经常被联系起来，但其实应该分开理解的问题：油价水平、油价的定价机制和石油公司的垄断和利润。

让我先谈比较简单的，也就是石油公司的垄断和利润。这个事情在我看来类似于回答下面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王二家里有村里唯一的水井，也就是垄断了水源，所以不管水价是多少，王二都应该享受全部的利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是行政赋予的，无论是在上游还是在下游。你不可以因为把大庆油田交给了中石油开采，所以开出来的油获得的利润都应该归中石油支配。你不能因为走遍全中国，绝大多数加油站碰巧不是中石化的就是中石油的，这些加油站的利润就应该全部由中石油和中石化支配。你当然更不能因为一个打字员碰巧是在中石化里打字，挣得就比一个普通的打字员高好几倍。但这是一个宏观问题。这也不只是石油公司的问题，很多别的国企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在宏观尺度。王二的村子可以一起决定，王二院子里水井的利润由全村一起分享，而不是王二一个人拿，这个决定是可以和水价具体是多少完全分割的。对石油公司的利润，或者更广义的国企的利润，中国也一样需要一个宏观的解决方案。具体的方案是什么可以很复杂，但方向应该很清楚：国企的利润应该给全国人民提供福利而不是只给国企自己提供福利。

让我再说稍微复杂一点的，也就是油价的定价机制。中国的成品油价目前仍然是由发改委说了算。2009年1月之前，成品油的调价机制几乎完全是不透明的，国际油价涨的时候成品油价未必上调，国际油价跌的时候成品油价反而可能上调。2009年1月之后，成品油定价机制进行了改革，尽管调价的机制仍然十分复杂，透明度仍然有限，但改革的方向是使成品油的定价和国际市场原油的价格联系起来。这是向正确方向迈进的一小步。让成品油价的变动反映成本的变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任何试图通过行政手段稳定成品油价的行为，最后导致的只会是成品油价和原油价格脱节，这不仅缺乏透明度，而且会带来严重的扭曲。

原油价格涨的时候成品油价不涨，最后就是通过财政来补贴烧油，烧油越多的拿的补贴也越多，这是一种非常累退的补贴方式──你希望补贴的是生活困难受到影响的人，不是开奔驰宝马的人，但最后你补贴最多的恰恰是开奔驰宝马的；原油价格跌的时候成品油价不跌，最后全部都变成了石油公司的额外利润，难道石油公司的利润还不够高吗？因此，高度透明以及和原油价格挂钩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应该是继续努力的方向。

让我最后说可能最有争议的，也就是油价的水平。中国税后的成品油价格比美国的高，这一直是一个公众关注的焦点。中国油价的绝对水平是不是太高了？对消费者而言，油价自然是越低越好，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说，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中国的油价太高了。不少人觉得，如果把过路费等各种成本考虑进来，再考虑进我们的收入水平，相对起来的开车成本中国更是太高。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我们也得从更大的图景看这个问题：节能减排、交通拥堵和能源安全都意味着，结构性的调高终端油价也许才是正确的方向。

通过提高油价的方式来减少能耗、引导节能技术的发展、缓解交通拥堵是基本的经济学ABC。这未必是一个受欢迎的选择，但恐怕却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美国的油便宜也导致了美国的生活方式“油耗”极大，一个简单的比较是人均耗油量，在2008年，美国平均每人每年用油超过22桶，日本是不足14桶，而油价相当于美国2倍多的英国，人均用油只有不到美国的一半，是10桶。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类似，基础能源的结构也比较类似，人均用油量有这么大的差别，油价的差别怕是很重要的因素。

考虑到中国的能源安全，减缓用油的增长显得更加迫切。中国已然是世界上第二大原油消费国和进口国，超过一半的原油依赖进口，这个比例将来只会持续升高，因为国内原油的产量增长已经相当缓慢。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用油量如此巨大，进口依存度如此之高，用油的增长如此迅速，然后又是一个原油市场的后来者。没错，美国仍然有比中国更高的进口依存度和原油进口量，但是美国的增长远没有中国那么快，且美国最主要的三大原油来源──加拿大、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国。美国早就建立了分散、成熟和相对稳定的原油来源。没错，日本比中国还缺油，可问题是日本的原油进口已经停滞很多年了。没错，印度用油的增长也很迅速且非常依赖进口，可印度进口油的数量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在这个意义上，让中国的经济增长变成一个“省油”的增长，不仅仅只是一件有利于环保、能耗、污染或者交通拥堵的事情，更是一件有利于国家能源安全的是事情。

回到王二的村子，在我看来，那个村子应该做的是结构性的提高水价，同时让村里的水价随着外面的水价而浮动，最后把王二那口井的卖水收入集中到村里统一使用，花在全村百姓的头上。中国的油价问题如果也能照此办理，也就是逐步结构性的调高成品油价，保持成品油价随着原油价格浮动，石油公司的垄断利润上缴财政，这样大概才能解决我们围绕油价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当然，提高油价老百姓不可能高兴，保持价格浮动等于削弱了发改委的定价权，利润上缴必然得罪中石油中石化，因此在政治上这恐怕属于愚蠢至极的方案。但这不是说明这个想法本身是错的，而恰恰说明了改革需要远见和勇气。不得罪人，没有远见，就很难有真正的改革。

附文: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走向何处去

中国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问题是一个让我很担心的问题。担心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本身，尽管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说，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我的担心更在于人们对于此事的接受程度、认同程度和对其背后原因的认识。同样的分配差距，在有的国家穷人和富人可以相安无事，换了另一个国家，则有可能会激发社会动荡。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客观的分配不均程度，而取决于人们心理上能够接受的分配不均程度和导致分配不均的原因。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提法，对平均分配的认可也许可以算是深入中国传统的东西。只是，农耕社会的不均和现代工业社会的不均有着十分不同的意味。农耕社会的生产力极度低下，即便生产力稍有增长使得农业产出增加，最后也会转化为人口的增长，并导致在人均的意义上并没有变化，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这一陷阱的结果是，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也好，西欧也罢，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温饱

的边缘。在那样的情形下，不均的分配直接意味着有些人会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这是一个生存问题。追求平均分配，与其说是为了更理想的社会，不如说是一种生存法则。而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终于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时代。生产力以几何速度提高，而人口出生率则显著下降，人类社会终于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量的剩余。分配不均在多数情况下已不再涉及生存问题。相反，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行平均主义年代的中国，经济远没有后来市场经济年代有活力，吃大锅饭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也远没有后来按劳取酬的劳动者积极性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分配不均几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产物，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能者多得、适者生存的地方。

我感觉很多人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状况和成因在认识上存在偏差，有的人可能过于简单地把分配不均归于官僚、腐败和制度因素。诚然，这些都是存在的，但恐怕并不是分配不均问题背后唯一的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我不是研究收入分配或者财富分配的学者，因此我个人的认识很可能也存在偏差，不过我觉得，有些简单的事实还是比较值得注意的。特别声明一下，我下面要说的“事实”未必是真正的事实，因为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数据极难获得，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因此这些“事实”或许都存在商榷的余地。有的人可能觉得这里的“事实”和他个人的主观感受完全不一样，这很自然。不过我想说，主观的感觉并不比数据更靠谱，特别是那些经过严肃的研究人员仔细整理过的数据。

在摆事实之前还得说一下，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收入分配是针对收入这样一个流量概念而言的。收入，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在给定的时间里能挣多少钱，这里面包含工资、红利和其他各种现金流入。财富分配则是针对财富这样一个存量概念而言的。财富，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在某个时点有多少财产，这里面包含现金、股票、房产和其他各种资产。通常，收入高的人财富可能也多，但这不是必然的，一个挥金如土的投资银行家可能有很高的收入却没有什么财富；同样，一个守财但无所事事的富家子弟，可以有很多的财富但却没有收入。

然后，我这里还选了一个参考国.•美国。美国和中国很不一样，比如官僚体系相对清明，权钱交易受到比较大的约束；有真正的工会，各种劳工保护、环境保护和最低工资使得“赤裸裸的原始积累”不那么严重；没有太多国有企业；存在比较严格的反垄断法等。前面说的这些东西，被不少人当做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和美国比较，可以让人有个大致的概念，即便没有这些，也并不意味着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就一定会大。

下面的这两幅图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维尔•马丁在顶尖的英文经济学杂志《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论文。这位马丁教授，除了是个经济学教授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恐怕还是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经济委员会的主席。

图1 - 1显示的是中美两国在1980年时的收入分配情况，横轴是收入水平，纵轴是人数。这里的收入是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也就是剔除了价格差异后的收入水平，这样可以使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具有可比性。图中左边的是中国，右边的是美国。很明显，19S0年的中国比那时的美国穷很多，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比美国最穷的人还要穷，这体现为左边的部分几乎和右边没有交集。那时，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要比美国小很多，这体现为左边的分布比右边的分布“瘦”不少。图1-2是两国在2000年时的收入分配情况，从图中不难看出，中美的收入差距下降了很多。中国富裕人群的收入已经大致相当于美国中产阶层的水平。而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拉大了很多，这表现为中国的分布变“肥”了不少。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是，中国分布的“肥”的程度和美国分布的“肥”的程度是大致相当的， 也就是说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和美国是大致相当的。当然，这样用眼睛看的结果可能很不准确，不过，更精确的、用基尼系数衡量的中美收入分配差距也支持这一结论。

图1-1 1980年的收入分配

图1-2 2000年的收入分配

对这两幅图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我只想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高度平均的收入分配，很难说是一种常态的分配模式。事实上，那种分配方式很可能是畸形的。而随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即便消除了很多令人垢病的问题，比如说腐败、缺少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还有垄断等，也没有消除得很彻底D有些现在看来不是可以完全消除的，甚至是完全不能消除的。没有那些问题，中国的收入分配可能会更公正、更反映一个人的贡献和能力，但未必会更平均。和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国情的美国，虽然不能算一个理想社会，但在不存在中国的那些问题的情况下，却仍然有着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恰恰说明了驱动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要远复杂于那些表面的东西。

无论收入分配的差距有多大，比起财富分配的差距，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在中国，财富分配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恐怕远多于收入分配。比如说，在对房价的激烈讨论中，很大的张力就来自对财富分配不均的不满， 这里的财富指的是房产。有些人可以拥有好多房子，还可以通过房子来赚钱，有些人却连一套房子都没有。但这也不完全是中国特色，美国的财富分配差距恐怕更触目惊心。美国的一个消费金融普查里面提供了关于财富的数据，图〗-3就是我根据相应的数据做出的。基本的结论是：财富分配极度不平等。

2004年，美国最富的1%的家庭拥有这个国家34. 3%的财富，最富的5%的家庭合计拥有59%的财富，而最穷的40%的家庭则只拥有0. 2%的财富。有一个所谓的20/80法则，这里就是一个实例：美国最富的20%的人拥有超过80%的财富，而剩下的80%的人只拥有不到20%的财富。要知道，美国的富人很多都是白手起家，最知名的那几个富豪，从盖茨、巴菲特到纽约市长彭博，各个都是如此。因此，这种财富分配的差距，恐怕不完全是分配制度的缺陷导致，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

图1-3美国的财富分配（2004年)

数据来源：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

对中国的财富分配状况，还没有很好的数据来反映。几年前我见到了对中国收入分配很有研究的李实教授，他告诉我中国的财富分配相对来说还算平均。但如果美国的数据透露了什么预言的话，那就是中国的财富分配极有可能会越来越不平均。即使没有巧取豪夺，没有权钱交易，也没有奸商恶霸，这种高度的分配不均也仍有可能出现。

因此，当我们讨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时候，更要关注的是消灭不合理、不合法的分配不均，而不是分配不均本身。而在分配不均难以避免时，出台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了。

第2章 该不该对月饼征税

导言

英语里有这么一句谚语：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定的，除了死亡和缴税。当代中国人，在延续了对死亡挺重视这一数千年的传统的同时，最近似乎也开始关注缴税这件事情。

没有人喜欢缴税，对中国税收频繁的抱怨也就不足为奇。从一般性的抱怨说中国的税太重，到关注具体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再到声讨闻所未闻的“月饼税”，一波接着一波，这还殃及了在技术上甚至不能算税的三险一金。这一章的几篇文章就是从技术的角度，而不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最近这两年国人对税的抱怨和其背后的经济学。

三险一金在技术上不能算税，是因为在缴三险一金的时候，个人是获得了国家承诺的（未来的）福利，税一般是没有这个性质的。但这还不是《农民工、白领和三险一金》说的要点。这篇文章是在假设三险一金就是税的前提下，去说明一个不复杂但也不显然的道理：真正的税收负担由谁承担和法律上规定谁缴税，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因为税收负担可以被转移。在三险一金这个具体的事情上，究竟是雇主还是雇工承担，就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事实上，不同人群承担的三险一金的比重极有可能是不同的。我试图论证的是农民工承担的要少，而白领承担的要多。我这样论证是不是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识到不同人群在三险一金这件事情上的利益并不完全一样，甚至非常不一样。因此，在一些人非常激烈地要求降低或者取消三险一金的时候， 这对他们也许是有利的，但无意中却很可能伤害了别人的利益。与这件事情在经济学上相通的，就是工人的待遇问题。最近两年，中国国内爆发了好些引人注目的罢工事件，焦点主要是工资。《4个王二的罢工命运》描述了4种不同的情形：在一些情形下，罢工是可以为工人获得利益的；在另外一些情形下，罢工是无效的；而在一定的情形下，迫使企业加薪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伤害工人的利益。而具体哪种情形更可能出现，则完全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简单地认为“罢工争取高工资就是保障了工人的利益”的看法则不总是成立的。

还是回到税的问题上，中国的税负究竟重不重? 《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从几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一是税负重不重必须和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联系起来一起看，单纯地说税重不重意义不大；二是税重不重还取决于政府最优的规模是什么，高税高福利和低税低福利是非常不同的模式；三是税重不重也要取决于税收使用的效率。这篇文章想要反驳的是那种过于简单化看待税负的看法，情绪性地去说中国税太重或者随意地作点国际比较说中国的税不重都不是正确的方式。

写《王二买饭票，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还是因为对中国税重的抱怨，不过这个抱怨更具体：我们不仅要缴所得税，而且在买东西的时候还要间接缴增值税，这是双重征税，而且很重。税重不重的问题我已经在《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中分析了，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解释这两种税的逻辑。我的希望是，读了这篇文章后，那些觉得既征所得税又收增值税不合理的人，也许可以稍微改变一点想法。

而《王二开公司和月饼税》则是在反驳_种很流行的看法：过节发的月饼不应该缴个人收入所得税。对实物福利征税，其实是一个公平的税收体系的应有之义，月饼在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发现金绝税而发实物不缴税会引起很多问题，而且最能从中钻空子的人极有可能是那些最应该缴税的人：富人。

农民工、白领和三险一金

王二是个小工厂主，每年他都要雇不少工人来进—行生产。

过去，雇工对王二而言从来都不是一件难事。每年过完春节，到火车站，1000元一个月一口价，想雇多少就能雇多少，因为到处都是过完年出来找工作的农民工。

后来，国家开始要求任何有正式合同关系的雇佣关系，都必须按比例缴纳三险一金，总共加在一起接近于工资的40%，名义上规定工人出10%，雇主出30%。王二心想，这么多工人找工作，我还怕找不到工人？我可不会多花那30%的冤枉钱，这钱得让工人出。于是， 这年过完年，王二跑到火车站，还是开出了1000元的工资，但跟工人说得很明白，40%的三险一金要从工资里面扣，换句话说，工人拿到手的只有700多元一个月 (700多元的工资加上200多元的三险一金）。别的工厂主也都是打着一样的主意。

工人们觉得不合理，抗争道：国家不是规定你们要

交30%的吗？为什么最后40%都要从我们头上扣？王二说，让我交30% 也可以啊，那你们一个月的工资就是700来元，由我来交30%的三险一金，这有区别吗？就是一个做账的事情。事情的实质是，这三险一金最后是你们来出，而不是我王二出。

工人们既然已经跑了这么远的路进了城，觉得不接受这份工作，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于是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王二的条件。但是不久，情况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很多农民工觉得，过去一个月挣1000元，出来打工还算可以。现在凭空一个月少挣200多元，还不如在家干点别的或者找点别的机会，于是不少工人开始有了离开的念头。慢慢地工人真的开始陆陆续续走了，而且不止王二一家工厂出现这样的情况，周围所有工厂的情形都差不多。对很多农民工而言，1000元一个月的现金收入是他们出来打工的底线。现在底线被打破了，回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就成了自然的选择。于是，王二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选择：提工资或者停止生产。不久，到处叫嚷“民工荒”的王二不得不向工人开出了下面的条件：每个月1100元的工资。工人缴10%的三险一金，拿到手还是1000元现金。剩下的30%三险一金由王二来缴。他这么一做，总算稳定住了不断流失的工人。

同样的好事却没有发生在王二工厂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白领头上。这些白领也要求保持“税后”工资不变，王二对他们很明白地说：你们不想干可以走人，市场上还有不少愿意接受更低工资干你们现在干的活的人。你们的工资巳经不低了，40%也不是一个小数，大家都得承担一点。

中国的三险一金，其占工资的比例之高，和因此带来的工薪阶层收入的“减少”，一直都是一个热门的问题。减少之所以加一个引号，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三险一金和税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主要体现在三险一金的缴纳都伴随着相应的福利——买养老保险对应的是未来的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在买房的时候意味着便宜一点的贷款。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希望被强制参与这样的福利，但事实是，缴的三险一金并不是就永远被拿走了，有很大一部分（甚至加上利息）在未来是可以被拿回来的。当然， 如果政府食言那就另当别论了。

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即使三险一金就是税，并不意味着所有打工的人收入都会因此而下降。事实上，不同的人群很可能面临很不同的情形。这里又有两层含义：

一是法律规定的税率并不等同于实际的税率。从前面王二雇工的例子就不难看出，不是说法律规定工人缴10% ，雇主缴30%，最后就真的是这样。这里面最大的原因是工资是可以变动的。事实上，工资的变动可以让任何法律规定的税率都变得毫无意义。这里的意思是指，实际承担税负的和法律规定的税负如何分担可以毫不相干。上面王二的故事讲了两个很极端的情况，刚开始是工人承担了全部的负担，而之后是王二承担了全部的负担。真实世界的情形当然很可能不是那么极端的，但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税收的负担由谁承担，在不同的状况下，情况会是很不同的。

二是对工资征税的负担究竟由雇主还是雇员来承担，非常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中国的农民工市场，其特点是，如果你愿意支付市场的工资水平或者略高一点，你可以雇到很多很多的工人。但市场的工资水平整体上就是农民工可以接受的底线，因此，如果你稍微降一点工资，立刻就会招来“民工荒”。对于这样一个市场，用术语说就是供给弹性很大，将税收转嫁给工人是很难的。因为，工资稍微低一点，农民工就不干了，他们可以回家或者去别的地方，没必要接受低于底线的工资。请注意，这里税收负担很难转移给农民工，不是因为农民工的地位高，谈判能力强，而是因为他们地位太低，谈判能力太弱，所有能够榨的油水已经被榨走了，因此，增加新的税，也不能再增到他们头上。

但对于收入相对较好的白领阶层则不是如此。这个阶层的收入是存在空间的，不是说收入高一点低一点就会影响他们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工作的决定。而且，白领换起工作来也更困难一点。对这样一个人群，用术语说就是供给弹性较小，税收的负担反而会相对多地由他们承担。毕竟，如果真实收入下降10%〜20%，这些白领也未必会走人，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又不能选择不工作，那在和雇主的博弈过程中，这些白领很可能会处于弱势，因此税收的负担反而会更多地落在这些人头上。最惨的就是那些非有这份工作不可的人，即使所有的税收都让他们来承担，估计也只能忍气吞声地认了。

所以，非常可以理解的是，对三险一金抱怨最多的就是都市里的白领，收入越高的可能怨言越大——他们可能需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费用，而三险一金所带来的额外福利又相对有限。可是，不应忘记的是，数量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则可能是三险一金的受益者——他们承担的成本可能会相对较小，而三险一金带来的福利，虽然仍然很有限，对这个人群而言可能是很显著的。

理解三险一金对不同人群的负担和福利很可能不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网上发言。不说话的，有时候也许是受害者。但在三险一金的事情上，不说话的也许正是受益者。

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

王二有个包子铺，而且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家包子 ^铺。村里人要是想吃包子，只能到王二家来买。王二卖包子很独特，是一笼一笼地卖，而不是按个卖。—笼6个包子，10元钱，一口价。

村里人对王二的包子有不少抱怨，最大的抱怨是价格太高、一笼包子的数量太少和馅太小。王二于是去别的村逛了逛，看看别处的包子是怎么卖的，回来之后很高兴地跟村民解释：你们的抱怨其实是没有事实基础的。首先，我这个包子一点都不贵。别处15元、20元一笼的包子都有，我这10元钱一笼的包子，在所有的村子里算是相对便宜的。你们觉得贵，是因为你们没去过那些更贵的村子。我一笼包子的数量确实不多，有的村子一笼包子能有12个，但问题是，人家包子多，价格卖得也高。你们要是真想增加包子的数量也行，那就得出更高的价钱，可10元钱一笼你们已经抱怨贵了。至于馅太小，嗯，那得看跟什么比。直接跟别人比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的包子不一样大。

那王二的包子究竟是不是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这件事情一下就变得非常难以说清。难处就在于，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家和王二的包子一模一样的包子。不一样，就让比较变得不那么黑白分明。

最近两年，中国老百姓关于中国税负水平的抱怨越来越多，简单的总结就是抱怨税重、福利差和收上去的税都没有花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把中国的税负问题想象成王二的包子，那对中国税负的抱怨基本上也就是村里人对王二包子的抱怨：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

对于税重，中国官方的回应一直是；中国的整体税负水平和国际水平相比属于比较低的。这里的证据是，中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20%多一点，不到30%，其中税收收入占比还要更低，比起很多发达国家40%甚至更高的税收占比，中国的税负实在谈不上很重。这里的数据是没有太多疑问的，中国税收占比低于很多发达国家是事实。换句话说，论缴税，很多发达国家确实要缴更高的税。

但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比较。这就跟王二说自己一笼包子10元不算贵一样，因为别处的包子可以是15元甚至20元一笼。问题是，此一笼非彼一笼。讨论税负高不高，一个很关键的变量是政府通过收税所提供的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质量及数量如何。在这个意义上，6个一笼的小包子可能卖10元钱都贵了，而12个一笼的大包子可能卖20元都不算贵。因此，直接比较中国和国外的税收占比，不论中国的有多低，或者国外的有多高，都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因为这种比较完全没有考虑缴税后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在美国，很多好的学区，不仅房价高，而且物业税也高，但很多人还是愿意选择在那里居住，缴更高的税，原因很简单：他们知道自己缴的税最后会花在学校上面，因此自己的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这些地方的税负高吗？看比例也许高，看性价比，对很多人而言一点都不算高的。

这就立刻涉及了第二个抱怨，中国的公共产品恰恰属于那种“6个一笼的小包子”，而不少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则属于“12个一笼的大包子”。在发达国家居住过的人都会发现，很多国家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和教育，不仅低收费甚至完全免费，而且服务的质量也很好。因此，这些人开始抱怨中国的公共服务差，觉得中国也应该朝西欧那个方向走。

可是，请问“6个一笼的小包子”和“12个一笼的大包子”哪个更好？这一样是两个无法比较的东西。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成本问题，如前面所说，12个一笼的包子可以性价比很好，而6个一笼的包子可以性价比很差，因此提供公共产品的代价——税收负担必须一起考虑。请记住，所有的公共产品都不是免费的。所谓的免费只是不直接对用户收费而已，政府总是要通过收税的方式来为公共产品买单的。在不比较成本之前，单纯地觉得包子越多越好本身就是错误的。

这里面还有第二层更深刻的问题，即便没有成本上的考虑，即便12个一笼的包子单价更低，12个一笼的包子也未必总比6个一笼的包子好。这就好像，因为肯德基的家庭套餐单价更低，就得出每个人去肯德基都应该点家庭套餐的结论一样是荒谬的。这涉及一个政府规模和什么样的产品与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的问题。教育、医疗和养老，在很多国家都是公共支出的大头。政府是不是应该包办这些？是应该更多地参与还是应该积极地退出？这几乎在每个发达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不同的国家作出的选择也是很不一样的。西欧正在经历的债务危机，就是对福利国家模式，也就是高税率和高福利模式的一个巨大挑战。那些国家，主动或者被动作出的选择都是削减支出，特别是福利支出。而中国，在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和避免重复福利国家的错误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取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产品的提供恐怕是太少了。但现在要避免的则是矫枉过正，承诺过多的福利，为将来埋下巨大的财政包袱。

最后，中国老百姓抱怨的“馅太小”则恐怕是一个没有太多争议的事情：中国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还太低。效率低的因素很多，从腐败、垄断、不透明、缺乏问责到决策过程缺乏足够监督等，这些都导致了公共服务的花费大，而里面真实的部分却相对小。这里想要指出的一点是，公共部门的效率低下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原因未必一样。比如说，在不少国家公共部门中，工会的力量非常强大，美国和墨西哥的公立学校的教师工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花了很多的钱，不少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却上不去。因此，解决公共部门效率低的最有效办法，未必是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虽然这是应该做的），而是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让市场和私人部门来提供那些不是非公共部门提供不可的产品和服务。换句话说，如果10元钱6个包子的馅太小，最有效的不是让王二上6个大焰包子，而是让王二以后上3个包子就行，然后少收钱。

所以，王二的包子究竟是不是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我的答案会是有可能、未必和没错。但最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是一个人的看法或者某一个机构的看法，而应该是一个社会选择。因为，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公共财政体系，而需要服务的却是10多亿状况非常不同的老百姓。

王二买饭票，个人收入所娜和增值税

王二加入了一个新公司，跑到公司的食堂去买饭票。卖饭票的人说，公司的饭票是这么卖的: 面值再加上10%的手续费。换句话说，100元的饭票，你得缴110元。不过，手续费可以用两种方式支付。一种方式是在买的时候支付，这样拿到手的饭票上面就会盖着一个章：手续费已缴。第二种方式是，如果你现在不想缴，可以在用饭票的时候再支付，也就是，如果王二拿着一张没有盖过章的饭票去买饭，那还得在买饭的时候另缴10%的费用。

王二问：这怎么听上去没什么区别啊？卖饭票的说：大的区别是没什么。先缴的好处是今后你就不用麻烦了，问题是，如果你花不掉这些饭票或者丢了，那你就得损失。后缴的好处是，你花多少缴多少手续费，问题就是麻烦。

王二一听，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改进，说：你规定食堂在收饭票的时候，如果是没有盖章的饭票，多收10%的饭菜价格不就行了，哪有什么麻烦的？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你根本不用在卖饭票的时候收10%的手续费，把菜价按照基准价格统一提高10%，不就完事了？这样大家都方便。

这件事情反映到了食堂领导那里，领导觉得是个好主意，于是就开始采纳。不过，整件事情还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公司的许多职工觉得这是变相涨价：菜价无缘无故地涨了10%。

自己缴了多少税，是越来越多国人开始关注的问题。很多人似乎突然意识到，原来老百姓缴的税不仅包括直接出自自己腰包的，比如说个人收入所得税，也包括那些根本不经过老百姓的，而是体现在商品价格里的税，特别是增值税。关于中国的税负是不是太重，本章的《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一文已经讨论过了，这里想要讨论的主要是怎么来看增值税和个人收入所得税。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增值税和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区别，那就是它们很不相同但是又实质相似。不相同就不用多说了，相似是因为它们最终都是对收入收税，只是交的时间和环节不一样而E。

个人收入所得税，就好像是王二买饭票的时候就缴手续费，在拿到收入的同时就把税缴了——简单、直接、明了。而且，税率在理论上和在不少国家的实践中还可以量身定做，收入水平、家庭状况、支出结构等因素都可以作为税率调整的依据。当然，这种调整本身也是有利有弊的，因为调整越多，整个个税体系也会越复杂，运行起来难度也会更大，成本更高。中国现在的个税就属于很简单的，有可能是太简单的：只对劳动报酬收税，而且税率基本上只考虑收入水平，而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但收入所得税的最大弊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言，就是收入本身很难衡量。只对劳动报酬，特别是工资征税，使得个税覆盖的人群非常狭窄，基本上就是打工一族。对于高收入阶层，比如说企业主，这些人的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不是工资，而是投资回报，他们的那些收入反而不用缴税。对于那些灰色收入、实物福利和隐性补贴，个税也都很难征收。这些都使得中国的个税看起来是用来调节收入分配的，但最后缴税的主力其实都是普通的中产者。

另一种对收入征税的方式是，不在发钱的时候征，而是在用钱的时候征。这就像王二缴手续费的第二种方式，不是在买饭票的时候缴，而是在用饭票的时候缴。这种征税法也有复杂和简单的两种方式，复杂的方式就是在每一笔交易发生的时候都额外收税，这就是销售税。这样的好处也是直接明了，但坏处是想要逃税也非常简单。简单的方式就是不在销售环节征税，而是在生产环节征税，这就是增值税。税最后转移到消费者头上的方式是价格上升，就像王二公司的食堂一次性提价10%那样。

增值税最大的优点是征收的效率非常高，毕竟现在征税的对象变成了企业，而不是零星的消费者。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些国家，用别的方式很可能收不上税来，政府最后只能提高税率。但税率越高，逃税现象就越严重，就更加收不上税来。增值税的另一点好处是，只要人花钱消费，不管钱是来自工资还是投资回报，不管钱的来路是不是干净，也不管这些钱有没有记录，都无法逃税，因为税已经包含在商品的价格里了。这就解决了收入本身难衡量的问题。

增值税当然不是没有缺点，其中一个就是其再分配的功能弱。因为不管穷人富人，最后面对的都是一样的商品价格，因此支付的也是一样的税率。在这个意义上，增值税的税率对所有收入的人都是水平的，而不是累进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税负也越重。但是，这个理论上的弱点，对于中国可能却完全不成问题。原因很简单，中国的高收入人群可能反而不缴所得税，因为他们的收入不用体现为工资。这意味着中国法定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率虽然是累进的，但实际执行的税率极有可能是先累进后累退的，从中产到高收入阶层，实际税率很有可能是越来越低。与这种情况相比，增值税的税率虽然是水平的，但增值税反而是一个更有效的再分配税种。毕竟高收入人群的花费也大，花费越多，缴的税也越多，这比起收入越高的人反而越不用缴个税是一个进步。

最后，还有一个抱怨就是双重征税。在既有个税又有增值税的情形下，一个人的收入其实会被收两次税，一次是拿到收入时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一次是买东西时缴的隐性的增值税。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种双重征税是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的情形。在欧洲和在中国一样，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都要缴；在美国，虽然没有增值税，但在大部分州都有销售税，因此也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和销售税双重征税。美国的资本回报也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公司分红之前先得缴公司所得税，个人拿到分红之后，还得缴个人收入所得税。因此，同样一份利润，在公司和个人的层面都被征了税。双重征税不是经济学家喜欢的税收体系，但从绝大多数国家的做法看，政治还有经济的因素阻止了这些国家采用更简单税收体系的可能性。

当然，中国税收体系更大的问题不是个税还是增值税，或者双重征税的问题。如果抱怨这些就抱怨错地方了，更大的问题是税率是否合理、分配是否合理以及税收的用途是否合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是：未必，未必，未必了。

王二开公司和月饼税

王二开了一个公司，雇了几十号人。王二是个好 ^老板，公司挣钱的时候就给员工发奖金，过年过节也要额外发过节费。当然，王二自己是老板，因此最大的红包总是留给他自己的。王二还是一个很守法的老板，一直按时纳税，因此那些奖金、过节费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一分钱也不曾落下。王二的员工的收入不算很高，因此缴的税还不算太多。但王二就不一样了，他是老板，一年收入不菲，因此个人收入所得税也一直缴得很多，一般都是最高税率：45%。

王二的做法虽然合法合理，但是却成了老板圈里的笑柄，因为没有别的老板像王二这么做，谁会心甘情愿把自己45%的收入直接缴给国家呢？更不要说给职工发的那些钱也要缴税。虽说名义上是职工缴，但最后这钱还不是从老板发给职工的钱里扣的？

这里更关键的是，老板们都很清楚怎么避税，他们把自己的秘诀传授给了王二。首先，坚决不给自己发工资，但是全家的开支都从公司支取，一支笔、一卷卫生纸都从公司走账，车也是用公司的钱买，拿公司的钱养。反正公司是自己的，花公司的就是花自己的。但这样做的好处是，没有工资自然就不用缴收入所得税，而且，自己一家的开销可以做成公司成本，从而降低公司的利润，最后公司缴的税也会变少，可谓一举两得。至于职工的过节费什么的，能发东西的也尽量发东西，或者带职工出去旅游，或者发购物卡，总之就是不发现金。不发现金，会计上就容易处理，可以不体现为工资收入，最后既可以逃所得税，还可以增加公司成本，做低利润，公司一样可以少缴税。

王二知道这些之后，很快也就做起了一样的事情。这样的结果是，虽然王二的职工看起来也受了益，但是最大头的好处还是给王二拿走了。王二现在不仅不用缴收入所得税，甚至连公司原来缴的税都下降了，换句话说，王二的实际税率由原来的45%—下变成了负的。王二和其职工的收入差距也一下拉得更大了。

2011年中秋节前，一场关于“月饼税”的争论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所谓月饼税，其实是指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中秋节各单位所发的月饼也要和其他工资收入一样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税。这本不是什么新闻，但一经贯上“月饼税”的名字，不禁让人想起了苛捐杂税，让人觉得国家连月饼都不放过，税实在太重了。还有一些人认为，月饼里面本身巳经收过增值税等其他税了，现在还要缴所得税，等于是双重征税，让这件事情更加不合理。双重征税和中国的税负重不重的问题，本章的《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和《王二买饭票，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两文已经讨论过，这里想要问的是：对过节发的月饼收个人收入所得税，究竟合理不合理？

月饼其实是小事，真正的问题是究竟应该不应该对实物福利，或者说非货币福利征个人收入所得税？这里的答案是：应该征。

这里面至少有两点原因，都是从公平的角度来说。

第一点原因是，不对实物福利征税是对按章纳税的公司和个人的不公平。王二之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成为笑柄，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钻别人都钻的空子。不对实物福利征税的结果是，任何用现金发福利的公司都会比发实物福利的公司面临更高的税收负担，这其实是在惩罚依法缴税的人。这样下去更坏的结果是，很多企业都选择钻空子，这样国家的税就收不上来。请注意，国家收不上税不会就听之任之。很多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最后选择的就是增加那些按章缴税的企业和个人的税率。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是，税率高得吓人，企业如果缴税就竞争不过别人，最后是所有人都逃税。结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就陷入一种很畸形的状况：正规的公司很少，因为税率太高；而非正式部门和灰色经济则非常大，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避税。

第二点原因是，不对实物福利征税，很可能会使得收入分配状况更加恶化。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税率喜累进的，也就是收入越高税率也越高，这样可以起到一点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中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调节收入分配，因为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说，个税带来的收入并不是财政收入中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如果不对实物福利收税，最后得益最多的极有可能是高收入的阶层。这个阶层中的很多人都是企业主，他们对于自己的收入用何种方式实现，有很大的决定权以及腾挪的空间。不要说这些人已经有很大的空间可以不用缴税（事实上，各国的富人都有很多方式来合法地避税或者不合法地逃税）。如果实物福利再不用缴税，那等于是给这些人开了一个合法避税的口子。对普通工薪阶层可能只是月饼的问题，对这些人，就可能是房子、车、奢侈品等等。不对实物福利征税，结果可能是帮工薪阶层省下几十元上百元钱，但到了高收入阶层那边，能够因此合法避掉的税则可能是数万数十万元。

有人可能觉得，月饼是个很小很明白的东西，明确规定月饼不用收税又不会影响什么，对别的实物福利照样收税就是了。的确，月饼是个小东西，收不收税无关大局。但如果月饼免税，那春节发烟酒要不要免税？端午节发粽子要不要免税？夏天发冷饮要不要免税？一个国家的税收体系如果这样，就会变得繁杂无比，操作起来也会变得很困难。如果需要给民让利，有更简单的方式：把免征额提高一点或者税率降低一点，完全不需要在月饼要不要缴税的问题上做文章。

所以，和很多人的看法不同，对月饼收税才合理，不对月饼收税才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不是月饼的问题，而是涉及一个税收体系是否公平合理的问题。

抱怨税重，可以。抱怨月饼税不合理，没道理。

四个王二的罢工命运

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有很多叫王二的人。有这样四个王二，不仅名字一样，其它的背景也很类似。他们出生在中国农村，家里的那一亩二分地，一年到头流尽了汗，就算遇到风调雨顺，打下的粮食也卖不了几个钱。去掉化肥、种子、农药和各种成本，剩下的收入就更是低得可怜。后来，村里出去打工的人每年过年都能穿着光鲜的衣服回来，出手“阔绰”，骄傲的描述外面的世界，让王二坐不住了。终于有一年过完年，王二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点点钱，跟着老乡一起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打工给王二带来从来没有见过的“高收入”，但是也给王二带来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开销，什么都越来越贵；孤独，没有亲人和朋友陪伴；辛苦，工厂里的活相比下地干活一点都不轻松；空虚，生活很无聊且看不到未来在哪里。在很大程度上，王二并不后悔离家打工的决定，只是现实远比王二想象的更困难。

终于，所有的希望和失望，都正确地或者错误地集中到了一个焦点上──工资。尽管更高的工资解决不了王二全部的问题，但更高的工资似乎是最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于是，王二们决定去罢工，去争取更高的工资。在这个时候，四个王二的命运发生了分化。

第一个王二供职于一个生产汽车的企业，这个企业在很多国家都有生产线。虽然在全球各地都生产类似的汽车，这个企业在全球的生产线却差异很大。在美国，生产线上能用机器的地方肯定不会用人；而在中国，生产线上能用人的地方肯定不会用机器。所以，即便下线的汽车看不出什么差别，中国生产出的汽车要比美国生产出的汽车劳动密集得多。对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最小化成本的选择，什么要素相对便宜，就多用什么要素。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做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这一妥协，也改变了厂方的成本方程。原先使用那么多的人工，那么少的机器在大幅加薪之后显得不再划算。厂方随即从总部调来了人，开始一个工位一个工位的重新研究什么地方该用人，什么地方该用机器。事情的结果是，没过多久，很多新的机器开始运到厂里。又没过多久，很多工友没有再能和厂方续约。王二很幸运地留了下来，在那个显得格外空旷的职工宿舍里。

第二个王二供职于一个巨大无比的企业。这个企业是当地最主要的雇主，十个民工有九个都在这家企业工作。多年以来，企业的老板都在很小心地控制工人工资的涨幅。原因很简单，给一个人涨工资，就得给全部工人涨工资。这样即使只涨一点点工资，算下来对企业而言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企业的生产规模日渐扩大，但企业招工的时候还是异常小心，怕招的太多，把当地整个民工的工资水平拉得太高，这样会反逼着企业给现有的员工加工资，这种成本的增加是企业不想承担的。换句话说，这家企业利用自己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控制招工的数量，来减少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做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工资提高了之后，厂方意识到，原先通过少雇人来压低工资的想法已经被打破了，工资上涨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提高工资之后，愿意到厂里来工作的人一下多了起来，厂方干脆来者不拒，都招进了厂里，不再有以前的顾虑。王二有了更高的工资，而且有了更多的工友。这件事情一点可以忍受的负面影响是：食堂、澡堂和厂门口的网吧都一下变得更拥挤了。

第三个王二就职于一个简单的装配企业。工作是最简单的，最枯燥的重复劳动，不需要什么技能。很多民工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这样的企业开始的。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也让厂方做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厂方很明白，这么高的工资，企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企业，一没有技术，二没有资本，三没有渠道，靠得就是成本优势。如果连成本优势都没有了，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加薪后的第二天，企业的老板就飞往华中腹地，发现那里的工资水平还相对低，当地政府也打出“产业转移的最佳承接地”的口号。不多久，王二和工友们就接到通知，企业要整体搬迁，愿意跟着走的需要重新签合同，工资水平比照迁入地的水平，基本上相当于对半砍。不愿意走的，拿一个月的工资，自寻出路。王二对两个选择都不喜欢，跟着企业走，工资水平比罢工之前还要更低，虽然生活费用也低不少。不跟企业走，也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王二后来在当地一家类似的企业找到了一份类似的工作，工资和罢工前一样。老板很坦诚地对王二说：你要是想要更高的工资，那还是找别的公司吧。

第四个王二在一家精密的电子企业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工资是企业开的。王二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企业招工的人一句“市面上都是这个价”就把王二打发了。王二琢磨着，继续找工作还要花时间，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就找到更好的工作，于是就答应了。后来和工友们聊天，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想法，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是找工作的过程中单个的人根本没有跟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又担心风险，所以干脆就接受了。从企业的角度，厂方也清楚地知道，即便给工人更高的工资，企业还是能够很轻松的保持盈利的，而且真的想在市面上重新找到那么多合适的工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并会耽误生产。换句话说，企业会愿意出更高的工资把这些工人留下来。好在这些工人并没有统一的声音。偶尔个别工人有牢骚，直接让他走人就行了，换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终于，王二和工友们决定罢工了。工人和企业都有各自的底线，但是很明显，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过分的要求则会伤害双方的利益。经过几番你来我往，最后双方都选择了妥协，王二和工友们拿到了更高的工资，企业维持了正常的生产。

这四个王二罢工的故事，有的结局是皆大欢喜，有的是保持原样，有的则是一些人得益，另一些人受损。最近这一段时间发生在各地的罢工事件，多半最终以厂方提工资成为结局。只是那些获得加薪的工人最终会成为四个王二中的哪一个，则不那么显然。无论是支持罢工，还是反对罢工的人，恐怕都必须意识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四个王二的命运，甚至更多王二的命运，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第3章 房地产的那些事儿

导言

对任何一个关注中国经济的人而言，这几年房地产都不是一个能绕得过去的话题。所以，我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不停地在写关于房地产的文章。有时是在反复说自己坚信的东西，有时是在反思自己曾经相信的观点，有时是在反对看似合情但未必合理的政策，有时是在反驳流行但未必正确的说法。这—章里就收录了7篇这样的文章。

我反复说的是，中国这么多人买房用于投资，其实是对中国投资渠道缺乏和利率管制的一个理性、自然、正常的反应。如果存粮越存越少，那把粮食换成地，即使地价很高也不会划不来，所以王二选择了买地；如果钱越存越少，利息还赶不上通货膨胀，即使房价很高，那买房作为投资也不算亏，所以很多人选择了买房。这就是《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一文的基本观点。

我反思的是，即便房价高是在市场经济下正常的现象，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就一定是合理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在乎住房的分配，特别是如果我们可以承认一个简单的现实：所有人都需要有房子住。在《佃户和房奴的“一个梦”》一文里，我构造了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抽象掉了任何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腐败、垄断、官商勾结和各种丑恶。但这个完美市场经济的唯一缺陷就是土地分配的高度不均。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想要突出的就是，市场即便是完美的，其分配的结果却未必是完美的，特别是对于土地这样一种没有人能创造，但是所有人都有需求的资产。与这个相联系的就是《王二卖粮和住房分配的难题》一文。这篇文章突出的是下面这个观点：房价问题看似是个价格问题，其中包含的更多的还是一个分配问题。完全通过价格来实现住房分配，未必能得到理想的分配结果。但更重要的是，如果通过扭曲价格来实现住房分配，分配的结果可能会更差。这些结论都自然地指向了一点：过度关注房价，而不关注分配的调控政策可能会得到与初衷不符的结果。

这些就自然引向了我反对的一些政策：限购和限价。说反对也许太过了一点，至少我对这些政策最终给老百姓带来的真实福利，而不只是表面的价格，是存在很大怀疑的。限购令是一种高度歧视性的政策。它在保护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并加强了一个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东西的含金量一户口。《王二的特供店和北京的限购令》就是在论述这样的厚此薄彼并不合适。价格管制，古往今来，国内国外，在无数的场合被采用过。从效果上看，很少有非常成功的。原因就是价格是供需的反映。不改变供需，单去动价格，这是没法真正解决问题的。《保证不涨的菜价和房地产“限价令”》就举出了几种可以让限价令无效的可能性。

我反驳的是，有不少人觉得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过度，房地产不应该成为经济的支柱。在大多数国家，买房或者租房的开支可能都是一个家庭最大头的支出，如果一个家庭把最大笔的支出用于房子，房地产在宏观上不可避免地将会非常重要。中国就更特殊了，这么多人在更新住房，这么多人在进城需要地方住，房地产怎么可能不是经济的支柱？《王二盖房和房地产的支柱地位》一文就是想把房价问题和房地产对经济的支柱地位区别开。房地产的支柱地位，无论房价是高是低，都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现实。我还反驳了简单地通过看有多少房子没亮灯，简单地看空置率，而得出中国的房子太多了的结论。《王二家的空房和空置率的解读》构造了几个简单的例子，不是为了证明中国的空置率高或者不高，房子过剩还是不过剩，而只是想说明，即便是一样的空置率，在不同的情形下，其含义也是完全不同的。有时，空置率高反而可能是好事，是正常的。而在其他情形下，空置率高则是让人担心的。

佃户和房奴的“一个梦”

有个人叫王二，生活在500年前。王二出生在一个穷人家庭，有一身力气，但是家里穷，半亩地也没有。500年前那会儿，世界也很简单，大家都种地。王二的父亲种地，王二父亲的父亲也种地。家里祖祖辈辈，因为没地，只能找村里的地主黄世仁租地种。其实村里就黄世仁一家是地主，整个村子全是他家的佃户。

黄世仁虽是一个地主，但不是一个恶霸，找他租地，每年的租子就是按市价走的，绝对没有任何欺负乡亲的做法。黄世仁自己也下地干活，干得和其他佃户一样努力，绝对不是好吃懒做的那种地主。村里的佃户，每年交完黄世仁的租子，剩下的粮食都是自己的，因此也没有激励问题。哪家都是起早贪黑地干，不存在什么平均主义大锅饭磨洋工这种事情。这么说吧，这个村子是一个模范村子，唯一的一点问题是，全村子只有黄世仁一家有地。

但就这一点点的小问题，让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大问题。不管村里的佃户怎么起早贪黑地干，他们总是富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如果收成上去了，土地的租子也会上去。这还不是黄世仁心狠加价，黄世仁其实从来不主动加价，而是市价就是这样。地租这东西，一直都是水涨船高，收成上去了，地租也会上升。事实上，很多时候恰恰是佃户们自己把地租给推上去的。收成好了，就有佃户想多租点地种，提高收入。可是，地主黄世仁凭什么多给这些人地呢，这对别的佃户不是不公平吗？于是这些佃户就提高了地租，想以此来多拿地，但别的佃户也会加价。最后的结果是，均衡的地租上升了，但谁也没能多拿到地。所以，世世代代，村子里的佃户们一年辛苦到头，交完租子，一般的年份就只剩下点口粮了，好点的年头最多也就能多喝一两壶，差的年头可能还要挨饿。而整个村子绝大部分的剩余，最后都是在黄世仁手里。

这样的一个村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优的：产权清晰，激励明确，市场的原则得到尊重，没有强买强卖，所有人都在勤奋工作，粮食的产量一点都不低。宏观地看，这简直可以算是一个样板村。但再仔细一看，这样一个村子也可能会是危机重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高度不均，绝大多数辛苦劳作的佃户，一年到头大部分的收入都得用来交租，而这些佃户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梦想却屡屡被高涨的地价给打破。事情的悖谬是，这些佃户干的越辛苦，打的粮食越多，地价也越高。

那个生活在500年前的王二，如果被月光宝盒送到今天的中国，他大概会遇到一个似曾相识，但又完全不同的问题。让他觉得恍恍惚惚，像是做了一个大梦，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500年前那个鸡犬相闻的小村子，还是500年后纷繁喧嚣的都市。

王二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从小认真读书，上班后也很努力工作。但是父母不算有钱，所以没能给王二准备一套房子。王二的一个梦想就是，勤奋工作，省吃俭用，攒下钱来，能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一个小问题是，整个城里最大的地主──市政府，坚持按照用市价出让土地和住房。政府既不多要，也不少要，只要是出价高者，就能拿到地，买到房。假设这个市政府清正廉明，中间也没有什么开发商添乱，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腐败之类的情况在王二生活的城市也不存在。换句话说，王二生活在一个模范城市里。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问题，让王二或者说王二们遇到了大问题。不管他们怎么努力，却发现总是攒不够买房的钱。原因很简单，如果收入上去了，房子的价格也会上去。这还不是市政府心狠加价，这是一个模范城市，市政府其实从来不主动加价的，而是市价就是这样。房子这东西，一直都是水涨船高，王二们的收入上去了，房价也会上升。事实上，有时候还是王二们自己把房价给推上去的。收入高了，大家都想住得好点、大点，结果最后均衡的结果是，房价上去了，但也没多少人能真的住得大点、好点，倒是政府手里的土地收入不断上涨。

这样一种分配住房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优的：产权清晰，激励明确，市场的原则得到尊重，没有强买强卖，所有人都在勤奋工作，房地产业还迅猛发展。宏观地看，这确实是一个样板城市。但再仔细一看，这样一个城市也可能会是危机重重：绝大多数辛苦工作的王二们，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梦想却屡屡被高涨的地价房价给打破。事情的悖谬是，王二们干的越辛苦，挣的越多，房价也越高，而最后得益的反而是政府。

中国的房价问题，要远比这里描述的情况复杂多了，这里要说的完全涵盖不了高房价背后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但骨子里，房价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十分基本的问题：500年前，每个人都要种地，但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地的；500年后，每个人都要有房住，但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下来没有房子或地，就等于一生下来就背了一笔债，欠那些有房子有地的人的债，而且这笔债还是随着收入水平水涨船高的。因此房价问题，不仅是一个价格问题（前面的例子里，价格都是市场决定的，因此不能说是不合理的），更是一个分配问题。500年前，这个分配问题，是在王二和黄世仁之间的；而500年后，这个分配问题，在我上面的例子里，则是在王二们和政府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房价就像是一个累退税：收入越低的人，面临的平均税率反而越高。这件事情未必影响效率，但是恐怕很难符合一般人心目中的公正和公平。

因此，以后在出台任何住房政策的时候恐怕都应该注意，房价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分配问题，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问题。

王二卖菜和房地产“限价令”

王二是个小区里卖菜的。他每天早上从批发市场进货，然后拉到小区里面卖。虽然卖得比大菜市场贵点，但小区里的人图方便，王二的生意一直不错。有一段时间，菜价涨得厉害，王二卖菜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小区里的人不免开始抱怨。有些人更激动，骂王二赚黑心钱，王二压力很大。后来王二一咬牙，贴出一个告示：未来一个月，保证菜价不涨。

告示贴出后第一个星期，王二去上货，发现批发市场新来了一批山东的蔬菜，价格比上星期还低一点。王二兴高采烈地上了货，拉回了小区。进货的价格低了，王二自然也不用加价。小区里的居民都点头称是，王二也就笑纳了，虽然这和他贴出的告示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其实他挣得更多。

第二个星期，王二再去上货的时候，发现这回菜价涨上去了。王二照样进了货，按照承诺，他没有涨价。小区里的居民很高兴，王二的心头在流血。他现在是每卖一斤菜都要倒贴钱，这哪里受得了？贴了一个星期之后，王二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到了第三个星期，王二学聪明了，不涨价可以，我不卖不就行了。王二于是象征性地进了一点菜，价格还是老样子，每当有人进来买菜，王二都很客气的说：您今儿是来晚了，菜都卖完了，明儿再来吧。不过这样的花样玩了一个礼拜，王二也知道必须得换换，不能总是这样。

到了第四个星期，王二干脆进了一批不太新鲜的菜，还是按老价格卖。这样价格是没涨，可是东西变差了，一样等于涨价，小区的居民只能吃哑巴亏。不过王二总算把这一个月给熬过去了。

最近，各地纷纷出台所谓的楼市“限价令”。最引起争论的部分，是绝大多数城市设置的价格目标不是下降而是上涨不超过某一幅度，这一幅度通常是当地 GDP 或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很多人觉得这是地方政府没有调控的诚意。

想让地方政府有调控的诚意当然很难，土地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改变土地财政的现状意味着需要重新审视整个中国的财政体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关系。但把目标设成增长不超过0％就比增长不超过10％更有诚意，则难讲得很，因为把整个调控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用价格增长多少去衡量本身就是很有问题的。

限价的缺点之一是限价不解决问题的根源。从各地出台的细则看，限价令的背后其实就是限购令，而所有的限购令里都有针对外地人的歧视性条款。这件事情本身就挺让人好奇的：如果全中国所有城市的房价都是外地人推上去的，那外地人是从哪里来的？全国所有城市之外的地方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农村。中国的农民一下变得这么有购买力对我还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如果这是事实，那意味着中国的房价还有得涨──中国还有很多农民没在城里买房呢。

如果你再仔细看看各地的限购令，通常还区分一套房和二套房，这里面的逻辑不难理解：一套房自住，二套房就可能是在投资（投机）。请注意，能买起第二套房的家庭不需要是亿万富翁，不需要是这个煤老板那个炒房团的，在中国恐怕有数以百万计，甚至千万计的家庭能够有实力买第二套住房，很多这样的家庭都是相对普通的家庭。我相信这篇文章读者中的绝大多数人或者认识的朋友能买得起两套房子，或者已经有两套房子。请注意，如果这么多普通的微观主体，在房价已然这么高的情况下，仍然有继续购房的冲动，因此需要限购，我们得问的问题就是：这些人为什么要买房？你可以说这些人不理性，太冲动，发神经，但真的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相信，这些在首付比例很大的情况下愿意花几十万到上百万购买不动产的人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低息政策和缺乏好的投资渠道，是使得房产成为如此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品的巨大原因。股市仍然接近于赌场，银行的钱是越存越少，又不能投资海外，有了点钱买房就成了很多人自然的选择。一些人买房投资，不仅导致房价偏高，而且导致资源闲置和需要房的人买不起房，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和配置错误。但这恰恰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和低息政策造成的问题，中国的资源浪费和配置错误可不仅仅是在房地产一个市场里。因此，如果不去修理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去改变利率过低的现状，靠限购来抑制房价上涨，即便有用，也只会是暂时的。

限价的缺点之二是，房价只是一个很不全面的指标，只是实现房价达标，很可能不是高质量的调控。现在有不少人在抱怨，如果房价本身涨不了那么多，政府设置了一个过高的目标，反而可能导致房价在达标的同时，老百姓其实更吃亏。这就像第一个星期里王二的所作所为，菜价本来应该是降的，但是他却没有降。这样的价格达标，不仅没有任何政府的功劳，反而可能是政府导致的。因此，老百姓抱怨房价目标设置过高是有道理的。

但房价目标设置偏低也有问题，因为有很多创造性的方法来实现价格达标，但最后老百姓未必能从中受益。一种方式是，政府通过降低土地出让价的方式来降低房价，也就是政府补贴房价，这和王二在第二个星期里做的很类似。首先，政府恐怕很难有动力这么做，毕竟这意味着政府收入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这种补贴最后未必能到老百姓口袋里。经济适用房就是这么一种尝试，最后住在经济适用房里的很多都是关系户。另一种方式是少量供应低价房来拉低平均价格，类似于王二在第三个星期里做的。最后的结果是，你会发现一个城市的房价平均起来没有涨多少，但那些拉低均价的房子你永远也买不到。当然，最容易的方式也许就是，政府在供应土地的时候特意供应远郊土地，这就像王二在第四个星期里做的。这样可以让房价看起来没有涨，但没涨的原因是地段导致的，而不是实际房价没有涨。当然，一定还有更多具有创造性的方法来实现房价达标，但在不解决房价上涨的根源之前，这些达标恐怕至多只能是在已有扭曲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层新的扭曲。总有办法让房价看起来合适的，中国过去房子还基本上不要钱呢，但那也没有让需要房子的老百姓都有房子住。

总而言之，不去触动房价走高的根源，让在本质上没有动力调低房价的地方政府去执行，最后还是采用行政手段，这些都很难让人对此轮房价调控的效果感到乐观。

王二的特供店和北京的限购令

那是一个商品紧俏的年代。商品紧俏其实是一个人造现象，如果允许价格反映商品的供需差距，紧俏的情况很难会出现，取而代之的会是有些东西贵，有些东西便宜。紧俏，是因为人为的扭曲价格造成的。米面油，在那个年代都不贵，问题是你得凭票去买。一个人一个月三十斤粮半斤油外加半打豆腐票，没有粮票粮本豆腐票，有钱在粮店也买不到粮。要不然你可以去“自由市场”，也就是黑市，那里的粮油价格就不是那么便宜了，但好处是，你只要有钱，想买多少随便。紧俏的东西一碰到自由市场，就不紧俏了。

王二就生活在那个年代。他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一个特供店的负责人。特供店里什么都有，从茅台酒到中华香烟到波斯地毯到比利时巧克力，不仅价格不算贵，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市面上看不到的。当然，这店要是向所有人开放，那店里的东西半天估计就要给卖空了。所以，能进店里买东西的人，都要有“特供证”。有特供证的人多数都是高干，至于为什么高干就能享受特供，不是高干就不能享受特供，理由并不是很清楚。这里说理由不清楚，并不是说没有理由。事实上，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少，好东西更少，你如果希望保证一部分人能够享受高质量的生活，这部分人不出意料的就是位高权重的高干，你能做的就是划个圈子，给这些人不成比例的提供好东西，名曰“特供”。“特供”的结果是，有些东西本来就少的，市面上更少了。更多的情况甚至是，市面上根本就没有。最后“特供”本身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能抽上内部烟，喝上内部酒，成了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说理由不清楚，是因为王二就没法跟他的孩子王小二解释清楚：为什么部长楼里李小四他爸李四就能去特供店里花5毛钱给李小四买巧克力，而王二却不能花5毛钱给他也买块巧克力？大家都在一个大院里，挣的都是人民币，为什么李小四家的5毛钱就比咱家的5毛钱更值钱？

王二没法解释清楚的原因之一是，那些价格啊，工资啊，钱啊，其实都没有太多意义，符号而已，都是人为定的。各种票据、本子、证件，其实才是真正分配物资的东西。而正是那些本子、证件和票据，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从而起到了利益分配的作用。高干看起来工资也没高到哪里去，但就像王小二观察到的，王二的5毛钱和李四的5毛钱，购买力是完全不同的。

在2011年，中国各地出台了不少住房限购令，比较吸引眼球的是北京的限购令──它主要区别了本地人和外地人，一套房和二套房。别的很多城市也出台了类似的限购令。

这些政策的用意是遏制房价。但直接的结果其实更简单，比如说北京的限购政策，就是要把北京户口变成一个新的住房“特供证”，把北京的住房市场变成一个特供市场。有户口的可以在北京买房，没有户口的交五年税才能买。

在对于这些政策激烈的辩论背后，一个往往没有被足够重视的事情是：这些政策是在大范围的重新分配利益，不去讨论不同的群体如何会受到影响，而只是简单的关注房价，这在笔者看来是完全错过了最应该辩论的地方。说的极端一点，想让北京的房价跌很容易，你出台一个禁令禁止所有人买卖房屋，然后你可以看着北京的房价做自由落体运动。当然，这样疯狂的政策不可能出台，因为这样的房价跌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会损害几乎所有人的利益。

从最简单的说起，有北京户口尚未买房且准备买房的人群，会是北京限购令的受益者。他们就是特供商店要特供的对象，特供的商品就是十分紧俏的北京住房。同样，没有北京户口但想要在北京买房的人群，则会是这项政策的受害者。你可能会觉得，一个没有北京户口，但要在北京买房的人，买房的目的一定是投资炒作。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有2000多万，而北京的户籍人口才不足1400万，这中间至少有600-700万人口的差距。而且真实的差距只会大，不会小，因为户籍人口是可以精确统计的，有户口就算，没户口就不算，而常住人口则很可能存在统计上无法覆盖的人群。除此之外，北京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概念现在可不是社会盲流，笔者就有很多朋友，常年奔波于北京、上海和深圳之间，他们或许完全不会进入统计数字，即便进入了，恐怕也只能算“流动人口”。总而言之，中国早就不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了。除去想要投机炒作之外，因为各种原因想在北京买房但又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群，数量恐怕早已不可忽略。

再复杂一点的说，限购令对要卖房的人是坏消息，对要租房住的人也是坏消息，但对有房出租的人则是好消息。北京的房地产商很明显的对限购令不太高兴，他们是卖房子的，限购令等于是限制他们潜在的客户，利益攸关，不高兴是自然的。但卖房子的，可不都是房地产商，要不然哪里会有二手房市场？卖房的原因有很多，可以纯粹是投资获利的，也可以是要换房子的，或者是工作地点变动的，或者干脆就是急着要钱的，不可以假设卖房的都是炒房的，但这些人都会受到限购令的影响。而且，如果外地人不让买房，他们就只能租房，如果可供租赁的房屋在短期内无法增加的话，所有租房的人都会看着租金上涨，这可不管你有没有北京户口。当然，如果你碰巧有房出租，那自然则是获利的一方。

更复杂一点的说，我们过去利用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把人拴在户籍所在地。历史上，北京上海的户口金贵得很，二三线城市的户口就差很多，但也比农业户口强。为什么户口还有好户口和差户口之分？因为户口背后的东西是机会的不均等、福利的不均等和环境的不均等。户口本身就是一个特供证。不说别的，有北京户口的学生上北大清华的几率就要比没有北京户口的高得多，我上大学那会儿如此，现在恐怕还是如此吧？现在各地的限购令，把买房子的权利也和户口挂钩了，这看起来优惠了“本地人”，但在更大的背景下则是在加剧中国户籍制度背后巨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本来因为这些年户口作用的逐步淡化，已经消除了不少，但现在又被人为的加强了。

有人认为，限购就好像是资本管制，如果温州的资本流入北京的房市，造成了房价的大起大落，进行适当的管制是十分自然的。首先，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全中国的房价都是温州人和山西人炒上去的。北京人都是好人，一家只买一套房；温州人钱多得没处花，炒高了全国的房价；山西人卖煤发了财，所以每天都有人扛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钱在北京买楼。这种以地域来区别资金来源的做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资金可以用各种方式进入北京的楼市，全国的资金市场早就是一个市场了，市场里的流动性是没有户口的。更重要的是，完全存在不用通过区别本地人外地人的方式遏制投资性的购房需求：加息、提高房贷首付比例、征收物业税、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提高住房贷款的风险记提、增加房屋短期买卖的交易费用。这些政策，都可以增加炒房的成本，降低炒房的回报，且不具有任何地域上的歧视性。

有点悖论的是，北京的房子所以对很多人那么有吸引力，一部分的原因怕就是因为北京的“特供”比外地多。人家买的不只是房子，还有地段，只不过是在一个全国的尺度上而已。而任何把北京变得更特殊的政策，包括限购令，在短期也许能缓解一点房价上涨的压力，但在长期，怕是反而会让房价的上涨压力更大。

王二盖房和房地产的支柱地位

王二一家刚搬到一个新村子。村里人好心，给了王二一家几间破草房，让这一家暂时有个地方能对付着住。王二还有三个儿子，都和王二生活在一起，说话也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

开春时节，村里别的人家都在忙着养猪种地，为一年能有个好收成做准备，王二一家却在忙着盖房子。王二心里的算盘挺清楚，今年把自己的房子给盖好，在新房里过年。来年再给大儿子盖房，有了房，才能娶媳妇。后年再张罗二儿子的房子，小儿子的房子怕是要等到三年后才能轮上了。

王二一家刚搬进村的时候，别人家都很羡慕王二一家：这么多男劳力，又没有什么光吃饭不干活的人口，埋头干上一年，打的粮食、养的猪怕是要比村里任何一家都要多。可是过了一两年，王二家的房子是盖了一些，吃的穿的用的哪一点都不比村里的邻居好。村里的邻居就跑来跟王二嘀咕：你看你这一家子，四个男劳力这几年功夫全花房子上，整个一被房子“绑架”的家庭。这房子，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穿，多花点功夫种地是正理。

王二解释说：我这情况不是特殊嘛？村里人就说：你看这整个村子，没哪一家像你王二家这样花这么多劳力在房子上。谁家没有个这事那事的，总不能就你王二一家与众不同吧？你这样像过日子的样子吗？

关于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的说法很多。同是“绑架”一词，含义其实大不相同。有的绑架是指中国的国民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也就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有的绑架是指居民生活被房地产绑架，也就是高房价让很多家庭背上了几十年沉重的债务；有的绑架是指公共财政被房地产绑架，也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十分依赖房地产行业，俗称“土地财政”，从而使得政府行为大受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有的绑架则是指金融体系被房地产绑架，也就是金融体系在房地产行业有巨大的潜在风险，一旦房价下挫，金融体系很可能也随之陷入困境。

因此，讨论中国经济是否被房地产绑架，必须弄清楚讨论的究竟是哪个绑架。在这个专栏的其他文章里，我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写过两次有关房地产的文章《佃户和房奴的“一个梦”》和《王二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这两篇文章或多或少都涉及了第二个绑架：高房价。那里的基本观点是，高房价绑架居民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分配不均的折射，高房价是一个症状而已。而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是上面提到的第一个绑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过度依赖房地产？

中国房地产投资最近这些年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能够达到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中国投资占 GDP 的比重接近50％。这么简单的一换算，房地产投资能够占到 GDP 的10％多，15％不到，这里面还不包括房地产对从钢铁水泥到汽车家电等上游下游产业的拉动。而发达国家长期平均下来只有大约中国一半甚至更少的 GDP 用于房地产投资，那些老龄化严重和经济增长乏力的国家比例更低。相反，倒是一些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的国家，房地产投资的比例会一下子上去。比如说，房地产泡沫破裂前的西班牙，其房地产投资在 GDP 里的比重就超过了10％。众所周知的是，西班牙经济在泡沫破裂后异常困难，20％的失业率和天文数字的债务就是明证。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还不到中国当前的水平。

因此，担心中国经济是否过度依赖房地产完全合理。可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和王二一家是不是花了太多的时间盖房的答案是一样的。如果把王二一家的经济活动想象成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那这个经济中这几年里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毫无疑问就是盖房子，也就是发展房地产。按比重算，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会非常高。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经济结构究竟合理不合理？从王二的角度说，这几年集中盖房是生活所需，没什么不合理。他们一家刚搬到一个新村子，总不能永远住在草房里，所以需要盖房。几个儿子，很快都要结婚，给他们盖房结婚也很正常，别的人家也会这么做。如果说王二家有点不同，就是这些事情发生得很密集，使得王二一家好几年主要的精力都要花在盖房上，让王二家的经济结构看起来很畸形。特别是如果把王二一家和普通村民相比，这种畸形尤为明显。可问题是，普通的村民家里也不像王二家里那样有三个要娶媳妇的儿子。可以说，王二家的密集盖房只是一个阶段的产物。几年后，等房子都盖好了，王二一家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盖房子上。

我倾向于相信，仅从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看，中国和普通国家相比确实很高；但给定中国的发展阶段，这种高比重又是合理的，而且会在很长的时间里继续如此。中国房地产业的起点是：四五亿城市人口挤在非常狭小的公房里，而七八亿农村人口在城里没有一间房。商品房的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而真正的建房高峰，也就是最近5－10年的事情。中国在未来20年，保守的估计，还要有3－4亿农民离开农村。虽然中国的老龄化正在加剧，人口结构存在问题，但中国的人口根据估算至少还有15－20年的正增长期。如果计划生育政策出现调整，这个正增长期可能还会延长。也就是说，中国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还需要造很多的房子来满足增长的人口、进城的农民和越来越富裕的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房地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是中国所处的城市化进程和发展阶段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说，也仅仅只是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经济不是过度依赖于房地产，而是中国就处于一个造房盖楼的时代，就像王二一家那样。

必须指出的是，其它对于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的担心，比如说从财政收入、政府行为、收入分配以及金融稳定的角度，都是合理的，这里远没有想要忽视那些担心的意思。只是，那些觉得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应该这么大，中国经济增长不应该太依赖房地产业的看法似乎是有点过度操心了。房地产业在哪个国家都很重要，更何况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还需要大量新建住房的国家。

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

王二生活在一个小山村里。他是个种粮好手，每年打的粮食都比村里别的人家多。到了秋收时节，王二家的谷仓总是堆得满满的。在那个“以粮为纲”的世界里，王二就是村里最“富”的人。但王二也有自己的烦心事，除了口粮以外剩下的那么多粮食怎么办？虽然听每个月来村里卖酒的小贩说，山外面的酒坊很需要粮食，要是粮食能运出去，能卖很不错的价钱。只是这个村子太闭塞，粮食根本拉不到外面去。村里也没人会酿酒，要不然这些粮食也能派上用场。王二能做的，只能是把粮食堆在谷仓里。往往是一个冬天过去，春天下几场雨，谷仓里的很多粮食都要发霉坏掉。不发霉的粮食，味道也不是那么好。放了一年以上的粮食，最后的命运多半只能是扔掉。对于王二而言，粮食打得再多，但苦于没有好的用处，最后只能烂在谷仓里。

后来就有人给王二出主意。村里有的人家地多粮少，还有的人家因为这事那事缺粮，不如你拿粮食去跟这些人家换地。粮食会烂，但是地不会烂，这样你也不用为粮食的事情那么发愁。王二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就这么干了。第一年，王二用所有的余粮换回了一小块土地。虽然这块地很小，十几年的收成才够王二付出的粮食，但是王二还是很高兴。毕竟，就像村里人说的，存粮会烂，但是地不会烂。即便十几年才能把本钱赚回来，但怎么也比粮食烂在谷仓里强。

但事情的发展还是有点出乎王二的意料。王二现在的地多了，结果每年的余粮更多。而村里的地并不算宽裕，没有多少人家愿意卖地，所以王二只能不断的提高价钱才能买回一点点土地。到后来，王二买一块地出的粮食能顶那块地80年甚至100年的收成，贵得已经有点离谱。村里也有人在悄悄嘀咕，觉得王二有点失去理智。但王二仔细想想，还是觉得买地划算。手上拿着粮食，过几年就什么都不剩了。拿着地，地永远在那里，以后至少还可以传给孩子。王二的做法，当然还不小心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就是让村里那些真正缺地的家庭再也买不起地。那些人心里都在骂王二，觉得是王二“炒高”了地价。

导致中国房价高的原因有很多，一些原因共识比较多，另一些原因则争议比较大。其中一个比较有共识的原因是很多人买房是用来“投资”的，不是用来“居住”的，投资性购房推高了房价。从温州炒房团、山西煤老板到外资热钱，各种关于有闲钱的群体炒高了房价的故事层出不穷。这也让区别对待首套、二套、三套或者 N 套房，成了抑制房价政策的一个重点。因为首套房被认为是自住的，而超过二套的则有投资的嫌疑。

但这里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买房“投资”？特别是在不少城市的房价已经涨了如此之多的情况下。这里面的答案可能也有很多，从官商勾结到分配不均，再到“钱多人傻速来”各种解释都有。这篇文章想要强调另外一个原因：房地产也许是中国人保存财富最不差的手段之一。

大概每个有点积蓄的中国人，都会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把钱放在哪里？虽然这几年的选择多了不少，但大的选择无非几种：一是放在银行里，虽然安全但是几乎没有回报，碰到通货膨胀钱还会越存越少；二是把钱投到不比房地产风险更小的股市里；三是买房，房子不怕通货膨胀，长期看即使不升值，保值绝对没问题，有房还能有安全感和稳定感。

如果和前面王二的故事类比，把钱存银行就像是存粮。虽然没有存粮那么极端，但存银行的回报率接近于零甚至时常为负（比如，去年8月到今年8月的实际存款利率就极有可能是负的），就像是存粮会越存越少；而买房跟买地一样，买的是一块真实的资产，握在手里放心，长期还有升值的潜力。因此，在买房和存钱之间，很多个人都会主动选择买房。即便这些人买房的目的未必是炒房，就像王二买地最初的用意也不是炒高地价一样，但这种行为的结果仍然会是推高房价。至于买房和买股之间的取舍，买房对很多人而言恐怕也是更好的选择──一样要承担风险，买房心里可要踏实多了。归根结底，中国投资渠道的缺乏，让很多中国家庭在金融意义上就像是生活在小山村里的王二。中国有很多人没有钱，但也有很多人有钱。而那部分有闲钱的人，当他们只能在不好的投资（买房）和更不好的投资（存银行或者买股票）之间做选择时，很多人选择了买房。这样做不仅导致了房价高涨、住房空置和很多普通人购房发生困难，这样做更是对资源的错误配置──如果有好的金融体系和投资渠道，这些钱原本可以投到更能够创造价值的地方。

事实上，当一个经济中最好的投资方式竟然是买房的时候，这也恰恰说明了这个经济的金融体系可能存在缺陷。就像在上面王二的村子里，买地卖地并不真正创造任何价值，只是财富在一个村子里流转，而这件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王二的村子没有更有价值的地方投资。中国还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钱投到很多领域都能产生可观的回报，很多中小企业得用百分之十几甚至几十的年利率通过民间金融借贷就是一个明证。如果金融体系运转良好，那资本自然应该是流到最需要钱的地方，这个过程也应该会为投资者创造不错的回报。只是，这个过程没有在中国发生。一方是需要钱的地方没有钱，另一方是有钱的人没处投资，最后把钱投向房地产。

从这个角度说，只要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中国金融体系一日得不到根本改善，房地产作为有吸引力的投资品的状况很可能也无法改变，想要缓解高房价的政策最终也可能无功而返。如果要改变王二村子里的高地价，最一劳永逸的做法也许就是修通出山的道路，让王二能有别的方式处理他的粮食。房价也是一样，只有真正存在更好的其它投资渠道，投资性购房推高房价的压力恐怕才能有效释放。

王二卖粮和住房分配的难题

王二是个开粮店的，方圆几里的人都到王二的粮店买粮。

有一年发洪水，道路被大水阻断。周围百十户，只有王二的粮店里有粮。粮食不够这么多人吃是肯定的，只是如果比较平均的分配，也不至于饿死人。王二没怎么想这件事，还是开门做他的生意。因为人多粮少，粮价一下就上去了。这个时候粮食就是命，老百姓再贵也咬牙买了。只是粮价贵得实在太离谱，也没有谁家舍得多买。事情的结果是，最后基本上每家都买到了一点口粮。洪水过去之后，村里没有饿死人，而王二发了一笔横财。王二从此成了村里的“公敌”，周围的人对他这样的做法非常愤慨，都骂他是奸商，乘人之危，发不义之财。王二有点委屈，觉得如果不是自己店里的那点粮食，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他是发了一笔财，但是他的粮食也救了人命。不过，村里人的怒气还是让王二决定，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坚决不能提价。

说来也怪，王二住的地方很快又遇到了所谓百年一遇的洪水，道路又被冲断，几年前的事情又重新上演。这一次王二学乖了，大清早一开门，就把“决不涨价”的牌子挂在了粮店门口。让王二出乎意料的是，因为发大水，谁家都想买粮放着。因为粮价没有涨，结果开门还没一会儿，店里的粮食就被人买光了。后来，村里很快就出现了有的人家粮食充裕、有的人家却断了炊的情况。一些断炊的人家最后只能出高价从有粮的人家买一些粮食。但到后来粮食还是不够，因为那些有粮的人家不愿意饿肚子，吃掉了太多。洪水过去，村里饿死了一些人，也有一些人家发了一笔小财。王二则又一次成了一部分人的敌人。那些人觉得王二之前好歹也就赚点黑心钱，但这一次偏偏把粮食只卖给一部分人。本来粮食平均分配是能不死人的，但就是因为王二的做法，村里死了人，王二要担责任。这一次，王二更委屈了。他没有发黑心财，粮食不涨价是接受了上次的教训才这么做的，可到头来还是里外不是人。不过他下定决心，如果还有下一次，他不仅坚决不涨价，而且要限量供应。

可是，百年一遇的洪水成了常客。没过几年，王二住的地方第三次被大水围困，前两次洪水遇到的缺粮情形又一次出现。这一次，王二汲取了教训，打出了“决不涨价！每户成人每人限购3斤，小孩每人限购1斤”的牌子。不过，很快王二就遇到了新的问题：他怎么能保证买粮的人不撒谎？他又怎么能保证一家人不轮流派人来买粮？最后他只能请求政府来帮忙。政府能做的就是挨家挨户敲门，按着人头给每家发“粮票”，这些人最后再凭票到王二这里买粮。虽然，政府中间也出了不少差错，有的人家因为政府里面有熟人也多弄了几张票，不过最后村里基本上每家都有了能够保命的粮食。洪水退去，这一次又没有饿死人。

王二在三次洪水中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如何把一种稀缺的资源──粮食，分配给周围的人。不管他怎么做，粮食是稀缺的这件事情都无法改变。如果我们同意中国城市里的住房也属于一种（短期）相对稀缺的资源，那中国的住房分配也面临着同王二卖粮一样的问题。

完全靠市场方式来进行分配，也就是谁有钱谁就有房子住，其实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也其实是一种相对“公正”的做法，就像是王二第一次遇到洪水时那样。虽然中国原本就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参见《王二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和强劲的投资性购房需求（参见《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会导致住房分配的高度不均，但这种住房分配不均只是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一种体现，用市场方式分配住房本身并没有增加新的不均。

如果我们缓解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住房分配的问题也会得到相应的缓解。不过，这样做也存在缺陷，就是拥有土地和房产的人，最后会在整个过程中发“不义之财”（参见《佃户和房奴的“一个梦”》）。在中国，有土地和房产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和开发商。完全靠市场来分配住房，老百姓即使有了房子，也还是会有很大怨言，因为买房的过程就是向政府和开发商转移财富的过程。

另一个选择当然就是完全靠政府来进行分配，限价限量，就像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凭票供应那样，也就是王二第三次遇到洪水时的做法。这种做法虽然费时耗力，但保证住房相对平均的分配还是可以实现的。当然，在政府介入之前，有一些问题是必须回答的，比如说：政府能不能做到公正透明？如果政府不公正透明，只会用一种分配不均代替另一种分配不均。政府能不能够取代市场提供足够的住房？如果不能，那政府介入只会加大住房的稀缺性从而带来更大的问题。还有就是政府介入是不是用一部分民意压迫了另一部分民意。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相对平均的分配，一些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受益，另一些人则会受损，因此政府介入之前必须有充分的广泛参与的酝酿过程。政府介入应该是一个社会选择，而不是一个政府选择。

但也许最需要避免的，就是假装市场规律不存在。因为很多人抱怨房价高，政策的重点就变成打压房价，以房价是否变低作为政策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可是，仅仅只是房价走低，并不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房价低对买房自住的人是好消息，对买房投资的人更是好消息；对穷人是好消息，对富人也是好消息。就像王二在第二次遇到洪水时，降粮价反而导致了粮食分配的严重不均，出现了严重的后果一样，压低房价本身并不能解决住房的分配问题，甚至可能加剧住房分配的不均。

最终，王二面对的最致命的问题还是粮食不够。中国的房价问题背后，也或多或少还是存在供给问题，毕竟一年还是要有上千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毕竟城里的居民还想住更大更好的房子，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城里人其实原来也有地方住，但还是有那么多人要买房。因此，不管我们最后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分配住房，持续增加住房的供给是无论如何不可以放松的。

王二家的空房和空置率的解读

王二有3个儿子，一大家子都住在一个屋檐下，很是热闹，也很受村里人羡慕。转眼，儿子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也都有了对象。老大准备明年结婚，老二老三选了后年。要结婚就得有房，王二决定一家人这就忙起来，今年先把老大结婚的房盖了，明年再盖老二和老三的。

经过挥汗如雨的几个月后，老大的新房终于盖好了，就在王二房子的边上。因为婚事要等到明年，老大还是继续和父母兄弟住在一起，新房则空在那里。到了晚上，路过王家，一边的房子灯火通明，另一边却黑灯瞎火。年底，村里的干部来登记，王二实话实说，新房已经盖好，但是还没住人。干部二话没说，在空置率一栏写下了50%。

到了第二年，老大如期举行了婚礼并住进了新房。这一年，王家又盖了两幢房子，一幢给老二，一幢给老三。和大哥一样，老二老三在结婚之前还是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结果到了晚上，王家的4幢房子里，总是两幢亮灯，两幢没亮灯。到了年末一登记，王家房子的空置率继续是50%。

到了第三年，王二决定和儿子们住在一起。大儿子那时已经带着全家去外地打工了，王二就在老二和老三家轮流住着，王二的老房和老大的房子则空在那里。到了晚上，王家的房子还是两幢亮灯，两幢没亮灯。到了一年一度空置率统计的时候，王二家的空置率连续第三年保持50%。

进入第四年，王二觉得家里空着那么多房子挺浪费的。说来也巧，经常有外村人来问房子卖不卖。那些人看起来都挺有钱的，口气也挺大：你开个价吧，只要你愿意卖就成。王二后来觉得价钱合适，就把自己的老房和老大的房子卖给外村人了。卖了之后，也没见那些外村人来住过。一到晚上，王家继续是半边亮着灯，那半边已经卖出去的黑着灯。这一年统计空置率的时候，王家的空置率变成了0，因为王家已经没有空房了。不过问题是，真实的空置率并没有变化——王家原来的4幢房子里，继续还是一半有人住，一半没人住。

如果一个外人，不知道王二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而只是从远处数黑灯的房子，那得到的印象会是王家的空置率连续多年都是50%。性急的人也许会立刻下结论：王家的房子严重过剩。只是，同样的统计数字背后的故事却是不一样的。

这几年，各种关于严肃调查住房空置率的呼声越来越响，国家统计局也表示要利用人口普查的机会进行空置率的调查，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事情，早就应该做了。只是无论最后调查出来的空置率是多少，在解读空置率是高是低的时候，都必须谨慎再谨慎，正如前面王二的例子，同样的空置率，背后的原因却极不相同。

在一个处于相对稳态，买房（还有租房）的主要目的就是用来居住的社会里，空置率可以大致反映住房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多少。取决于人口流动性和其他制度性因素（比如说是否存在价格管制，交易成本是否合理），供给和需求相对平衡所对应的空置率也不会是0，一个经济里的房子总要有一些冗余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空置率高于正常的冗余度，那反映的也许就是住房在当前的价格下存在过度供给。王家的房子在第三年的空置率就有点类似这种情形：王家其实只需要两幢房子，但是王家却有4幢房子。这时50%的空置率反映的就是住房的过剩。

当买房不只是为当前居住的需要，同时还有投资用途的时候，空置率和住房供给是否过剩的边界就开始变得模糊。从住房资源有效分配的角度说，投资购房造成的空置率上升是对资源很大的浪费，并反映了分配的问题——有人住不起房子，有人买了房子空着。但从严格的供给需求的角度看，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来认定：买房自住是需求，而买房投资就不是需求。没错，买房自住也许是一种更稳定的需求，从宏观稳定的角度说，也许是一种蕴含风险更小的需求；而投资购房可能存在巨大的波动，并会通过推高房价对普通老百姓造成负面的影响，也可能蕴藏更大的金融风险。因此，从政策的角度说，抑制投资性购房的需求存在合理性。但这些都并没有否认投资性需求也是需求。这种情况就像王二家的房子在第四年的情况。从住人的角度说，确实空着两幢房，存在浪费，这和第三年的时候一样。但如果立刻就从这里跳到住房供大于求这样一个结论，恐怕就有点太快了。给定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投资性的购房需求可能会在很长时间里都相当强劲（参见本章的《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只是这样的“投资”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很缺乏效率的投资。

而对于仍然处于转型过程中，城市化进程正在快速发生的中国，空置率更应该放在一个动态的视角下观察才合理。一个卖车的，如果在卖车的黄金季节之前大量进车，造成了库存率上升，这样的库存率上升是自然的，因为很快就会被消化掉。而如果过了卖车的黄金季节，库存率仍然很高，那恐怕就要开始睡不着觉了。王二家的房子，头两年的空置率也是50%，但应该没有人会觉得那样的空置率需要担心，因为这些空置的房子是为未来的需求准备的。给定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远未结束，从宏观角度看，城市住房空置率偏高和没有结构性过剩的现象有在中国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其正常的空置率会高于那些成熟经济体的空置率。这就像北京的环路，四环路在2001年全线修通的时候，整个路上空荡荡的。但如果在那时就下结论说四环路修得太超前，那眼光怕是太静态了。

中国空置住房的背后，恐怕上面几种成分都包含，还有不少这里没有谈到的情况，比如说中国的人口结构和人口的空间分布。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也会随着时间变化，而且可能会变化得很快。这就要求对空置率的解读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数字上，更应该仔细分析背后的原因。

王二家里的房子，光靠数黑灯，每年的空置率都是50%，但背后的原因却大不一样。不去注意这些细节，简单说50%的空置率不高或者过高都是错误的。同样的道理，任何对空置率简单化的解读，都有可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远，而不是更近。

第4章 是否给汇率松松绑

导言

人民币汇率问题，可以说是这四五年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因为汇率问题的高度政治化，使得心平气和的讨论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不过，这一章还是试图只从经济的角度来谈汇率。

《6毛8一斤的西瓜和人民币汇改》讲了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如果你是一个卖瓜的，你不会傻到永远都按一个价格卖瓜。你当然要根据市场的条件来随时调整价格。汇率，也是一种价格，是两种货币之间的比价，为什么不应该灵活调整？特别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汇率。这篇文章想要驳斥的是那种认为汇率稳定就有利于经济稳定的看法。错了，汇率稳定导致的结果可能恰恰是经济更不稳定。这篇文章，并没有讨论人民币是不是应该升值，而只是在说，更有灵活性的汇率对中国恐怕是好亊而不是坏亊。

提到升值，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中国有这么多外汇储备，人民币一升值，外汇储备兑换成人民币就要缩水，造成损失。因此，人民币不应该升值。更有甚者，甚至觉得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就是一个阴谋，期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赖掉债务。《卖粮的困惑和外汇储备缩水》讨论了这种观点合理的部分，但这篇文章的要点还是，这种观点整体上是荒谬的，用眼花缭乱的会计恒等式把自己搞得眼花缭乱了。

还有一种观点，觉得解决中国外汇储备多的办法很简单，藏汇于民不就行了。这种看法在很多地方是有道理的。但《王二家的账本和外汇储备》想要提醒的一点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背后的原因还是中国庞大的对外顺差。在这些顺差发生之后，至于它们是放在外管局的账上被称为“储备”还是放在老百姓的账上被“藏汇于民”并不改变中国持有越来越多海外资产的现实。这在我看来才是更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无法通过简单的藏汇于民来改变的。

当然，中国现在的现实是，外汇的盈余绝大部分都变成了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这件事情本身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因为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而受到影响。想要把整件事情用简单的语言说清并不容易，《王二的凉粉店和被绑住的央行》从一个很小的侧面试图说明，为什么汇率政策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

从国内转到国际，要求人民币升值最强烈的国家应该就是美国了。美国有其国内的政治过程和选民，政客的行为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未必是简单的经济计算。《王二送外卖和人民币升值的输家》想要论证的一点是，人民币升值的输家中，美国极有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很简单，让人民币升值和让中国涨价是一个道理。作为消费者，而又不和中国有很多直接竞争的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受损并不是一个不能想象的可能性。

当然，抱怨人民币汇率的国家不止美国一个。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有抱怨，有的比较直接，有的不明说，有的也许还背后捅刀子。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的好处我已经在前面的文章中讨论了很多了，不能因为别人抱怨我们就硬挺着不动，这根本不利于我们自己。只是这种广泛的抱怨背后，在我看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王二打工和货币战》就是在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不高兴中国，汇率也许只是表面的现象。

最后，一个比较新的情况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开始迅猛发生，人民币开始向变成一种国际货币走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超市购物券和人民币国际化》指出了一个其实很显然的亊情：如果我们想要有一种国际货币，开放资本项目是一个必需的前提。如果没有开放的资本项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很难走得很远。

6毛8—斤的西瓜和人民币汇改

王二是个种西瓜的，家里有好几亩旱涝保收的好地，加上王二又肯在地里花功夫，每年种出的西瓜都是又大又甜。

每年夏天，瓜熟蒂落之后，王二就会进城卖瓜。王二卖瓜和别的人不太一样，他在自己的瓜摊前打出一个横幅：天变地变瓜价不变！王二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不管别人的瓜卖什么价钱，他的瓜一直都是6毛8分一斤，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有人问王二：别人家的瓜价每年都变，随着季节也变，刚上市的时候卖得贵，过了立秋就赶快打折，为什么你的瓜价就是一直不动？

王二说了自己的故事。王二刚开始种瓜的时候，也是随行就市的卖瓜。那时候，王二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最后打下的瓜能卖多少钱。瓜价每年、每月、每星期甚至一天之内都在变动。种瓜王二是一把好手，没人能比。可是卖瓜却愁坏了王二，这价格老是在动，让王二觉得心里特别不踏实。后来王二想了一个主意：管他别人的瓜卖什么价钱，我自己只卖一个价钱不就行了。于是，王二自己定了个6毛8分一斤，图个又顺又发的吉利意思。从此，王二再也不用为瓜价发愁了，用王二自己的话说：这样做让我和我的顾客都觉得特别稳定。

不过，王二的价格稳定不是没有代价的，越来越让王二有难言的苦闷。只是“瓜价不变”的名气已经出去了，王二也不好一下就真的不继续这么做。王二的第一个苦闷是天气不归他管。天气热了，吃瓜的人多还好。但去年夏天，天天下雨，天气比往年凉快很多，因此瓜很不好卖。别的卖瓜的一看情况不好，5毛，3毛甚至1毛5一斤都卖了，王二的瓜再好，6毛8一斤也不怎么卖得动。王二只能看着那些泡在水里的瓜发愁，但既然说过瓜价不变了，王二也只能咬牙坚持。结果是，去年所有卖瓜的都赔钱，但谁都没有王二赔得多。王二的几千斤瓜，最后因为价格太高，一半都没卖出去。

王二第二个的苦闷是赚了吆喝不赚钱。去年那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多数时候，夏天吃瓜的人不少，瓜也很好卖。市面上的瓜价动辄能卖到1块，甚至1块5一斤，所以王二根本不愁自己的瓜卖不出去，经常是一上市很快就卖完了。但问题是，王二的瓜卖得是快，但赚得却远没有别人多，别人卖一个瓜能顶王二卖两三个瓜。王二表面上很风光，但随着农药、化肥、种子和柴油的涨价，这些年卖瓜挣得反而越来越少。王二也不是不知道这件事，一亩地能收6000斤西瓜，一斤6毛8，一斤不剩全都卖了也就4000块钱进项。进项是固定的，成本却在不停的上涨，可不是只能越挣越少？

王二最大的苦恼还是遭很多人的白眼。在卖瓜的人中间，王二是最孤立的一个，因为王二的价格总是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别人低的时候，王二就显得是在抢别人生意，压低了市场价格，别的卖瓜的能不恨王二吗？比别人高的时候，王二的瓜卖不动，也没有人同情王二，觉得他是活该。但问题是，连王二瓜摊边上影碟店的梅老板还有书店的欧老板也不喜欢王二。过去到了夏天，梅欧两位也经常会进点西瓜放在店门口卖，但现在有了王二，他们的卖瓜副业也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他们经常从王二那里买瓜，照顾王二的生意，但王二却很少从他们这里买碟买书，照顾他们的生意。

王二还能理解一点为什么其他卖瓜的不喜欢他，同行是冤家嘛。可是梅欧两位老板，卖的东西和自己不沾边，也不喜欢自己，就让王二觉得很委屈，更何况梅欧两位没有少从王二这里买瓜吃。王二心想：你们不也是图便宜才到我这里买瓜，干嘛得了便宜还卖乖？王二也想着多从梅欧两位那里多买点书和碟，只是王二卖瓜挣得太少，书和碟又都有盗版的，梅欧两位的正版店王二不是特别消费得起。

王二经常在想，要是我也跟别的卖瓜的一样，随行就市的卖，也许就没这么多头疼的事情了。去年不会因为瓜卖不掉亏这么多，瓜价高的时候我还能多挣好多钱。我的瓜好，跟别人一样的价钱一样能卖得动。要是我多挣了钱，买点正版的书和碟又算什么大事？也省得梅欧两位一天到晚给白眼。现在这样，价格是稳定了，可是收入一点都不稳定。唉，这个世界要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价格不变那就好了，少多少苦恼啊！

中国当然不是王二，人民币的汇率也不是西瓜的价钱，美欧显然也不是梅欧两位老板，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印尼这些国家自然也不是卖西瓜的，这些国家可能也不会真的就在20国峰会上让中国下不来台。但，这个世界上有些基本的经济学道理是相通的。

中国完全有权利选择把人民币汇率定在6块8毛2换1美元，但中美汇率只是一个相对价格，中美汇率稳定了，别的东西就很难稳定，包括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全球危机的时候，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唯有人民币很辛苦地跟着美元升值，让中国的出口雪上加霜。经济复苏了，大宗商品涨价了，人民币又开始跟着美元贬值，让大宗商品的涨价百分之百的传导到国内的原材料以至于最终消费品的价格，增加通胀的压力。欧洲出现了债务危机，人民币又开始跟着美元一起看欧元坐过山车。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无法预见无法控制的东西。在这样的世界里，死死地盯住一个价格不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带来的未必是稳定，反而可能会是放大各种冲击。浮动汇率并不是弗里德曼心目中那样的万灵药，但缺乏足够灵活性的汇率恐怕更不是稳定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人民银行罕见的在6月19日发表中英文的“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声明，不仅是一个在20国峰会前十分聪明的政治姿态，更是一件对中国自己也有利的事情。

卖粮的困惑和外汇储备缩水

王二是个种粮大户。每年夏秋两季，王二家里的粮仓都是远近最满的。除去留下足够的口粮，王二的粮食一直都是卖给公家。早年间，公家收购粮食的价格定得很低，一斤稻才一毛来钱。王二一年卖给公家几万斤的粮食，拿到手不过千把块钱。王二这个远近闻名的种粮好手，这么多年也没靠卖粮就一下子殷实起来。不过王二也是个省吃俭用的人，除了一年拿出四分之一的收入孝敬老爷子，还有拿出将近一半的收入投入到地里，王二自己是能省则省，不会多花一分钱。所以这些年下来，还是攒下了一点钱，存折上大概已经有接近两万五千块。王二心里合计：两万五千块，一毛多一斤稻，那可是20万斤稻的价钱，顶我七八年的收成，不是一笔小数了。

后来有一天，公家也意识到粮食收购价太低，阻碍了种粮人的收入增长，于是宣布粮食收购价提价，由原来的一毛多一斤，一下涨到三毛一斤。新的价钱也不算高，但好歹比原来的价格涨了一倍多。村里的人把这个消息告诉王二，以为王二会很高兴，却发现王二有点愁眉苦脸。别人就问王二：这不是好事吗？怎么反而不高兴了呢？

王二的道理是这样的。王二的存折上有两万五千块，粮价没提之前，这笔钱能买20万斤稻。现在粮价一下翻了一倍多，这笔钱只能买八万多斤稻。王二心想，这么多年的辛苦和省吃俭用积累下的这点积蓄，一夜之间就被公家抹掉了一半还多，这怎么能不让人心里发愁？

王二说的看似不无道理，但这道理似乎又全然扭着。要是顺着王二的思路，那难道不是说粮价定得越低越好？要是粮食价格一分钱一斤，王二可不是要发了。可是哪有种粮的人希望粮价低的道理呢？

村里的人就劝王二：你存折上的钱一分也没少啊。除了粮食，你想买别的东西，从化肥种子到衣服袜子，还不是跟原来一样买？你一个种粮食卖粮食的人，从来都是你卖粮给别人，而不是从别人那里买粮，粮价调高对你当然是好事。从今以后，你一年挣的能顶过去两年还多，干嘛愁眉苦脸的。

王二听了，心里好受了不少，但还是觉得有点疑惑，因为换算成粮食，王二存折上的钱确实就是不值钱了，王二的道理也没错啊。不过，很快王二自己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过去粮价定的是太低了，原本三毛一斤的粮食硬是给公家定在一毛多一斤，每卖一斤粮食给公家，等于王二给公家贴一毛多钱。要是没有这些贴公家的钱，王二的存折上就不应该是两万五千块了，而至少应该是六万块才对。粮价没涨之前，这些贴给公家的钱都是隐性的，至少王二自己没仔细想过这件事情。现在粮价涨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了，看起来是王二的存折换算成粮食会缩水，但实际上只是把那两万五千块和六万块的差距变成了显性而已。王二在这些年里，因为粮价定得过低，光在储蓄这一项上，就补贴了公家三万五千块。这件事情，不管公家调不调粮价都已经发生了，和粮价调不调没有关系。没调粮价之前，王二懵懵懂懂，不明其事。调了粮价之后，这些年的损失才如此明显地显现出来。王二确实应该觉得有点不高兴，但最终还是村里人说的对，对一个卖粮的人而言，粮价上调应该是好事，不是坏事。

人民币汇率相对美元的升值导致用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外汇储备的缩水，与王二卖粮的事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现在有两万五千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6.8人民币/1美元，这些外汇储备合人民币就是17万亿，基本上相当于2009年中国全年 GDP 的一半。假想一下，并不是说真的会发生，如果人民币升值到4人民币/1美元，那中国的外汇储备折合为人民币就会“缩水”到10万亿，一下“蒸发”掉七万亿。因此，人民币的升值直接对应的就是会计意义上用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储备减少。这被一些人当作是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理由，甚至被有些人当作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个策略，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赖掉对中国的债务。

问题是，和王二的情形一样，粮价上调不会减少存折上的钱，人民币升值也不会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升值前是两万五千亿美元，升值后还是两万五千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可不是用来换成人民币，人民币是中国自己印的，用不着花外汇储备来换自己能印的东西。中国的外汇储备最终是要用来进口东西的，从原材料，到制成品，到各种技术，人民币升值本身丝毫不会减少中国手上外汇储备对这些东西的购买力。升值前，这些储备能买一万架波音747飞机或者360亿桶原油；升值后，虽然折合人民币变少了，但这些储备还是能买一万架波音747飞机或者360亿桶原油。当然，原油和飞机的美元价格也会发生变化，但这和人民币升值不升值并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

可是，如果真的帐面消失了七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这难道不是损失吗？没错，和王二的情形一样，这些也是损失，但是这些是已经发生过的损失了，只是由隐性变为显性而已。如果人民银行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主要是因为人民币的汇率低估，那这些“损失”就是过去这些年中国补贴国外消费者的一个度量。不少到过美国的朋友都有感觉，一样中国制造，一样的质量和品牌，美国的中国货比在中国的还便宜。这种价格差异背后的原因很多（比如说税收，配送网络的效率等等），但中国对出口其实最终是对国外消费者的补贴，恐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民币不升值，这些补贴都是隐性的，一升值这些补贴就直接显示为人民银行的帐面损失。至于人民银行最终怎么消化这些由于汇率升值引起的帐面损失，则就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笔者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背后的金融压抑” 一文）。总之，对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很多正常合理的担心，非常自然也十分必要。但升值引发外汇储备缩水这件事情，不能算是一个理由。

王二家的账本和外汇储备

王二有个大家庭，他和他的四个孩子，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孩子们后来都工作挣钱了，有了自己的收入。只是，这一大家子还是在一个灶里吃饭，退休的王二负责买菜烧饭。到了月底，孩子们把一个月的饭钱交给王二。

后来孩子们工作都忙了，钱来钱去的不方便。他们都很信任父亲王二，干脆就把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王二，让王二代管。饭钱从里面扣，账单让王二帮着付，需要花钱从王二那里支，剩下的钱让王二帮着存在银行里。总之孩子们都不再操心理财的事情，全都由王二一个人包办。王二有个小本，一笔一笔进出记录得清清楚楚，每个孩子剩多少钱也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然后王二把四个孩子的钱都存在了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没有分开存，觉得反正本子上已经记清楚了，不用麻烦多开四个账户。

王二的几个孩子都不是爱花费的人，挣得不算多，但花得也不多。几年下来，王二的银行存折上已经有了十几万块，这可是四个挣工资的人数年的储蓄累计在一起的钱，还有王二自己的钱。一天晚上吃饭，王二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件事情，说自己的那个存折上已经有了十几万块。

四个孩子一听，表情都有点怪，他们的心思都是一样的：这个家里工作挣钱的人是我们，怎么到头来父亲的存折上有这么多钱？我们平时也没有少孝敬他，可是钱都跑到他的存折里去，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于是孩子们就对王二说：您年纪也不小了，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干脆把钱平均分给我们吧，我们也能改善一下生活。王二一听就懵了：这本来就是你们的钱，我怎么把你们的钱再分给你们啊？再说，就是分也得按我那个本上记的分，要是平均分，工作时间长的孩子不就亏了。

后来，孩子们把这件事情想明白了，但还是觉得把钱都存在王二一个人的银行账户不好，容易让人觉得家里的钱都是王二一个人的。王二说，这件事情简单，去银行给你们每人开一个账户不就行了，账户上面用你们的名字，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于是，王二家里的那点事情就这么解决了，虽然本质上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

王二家里的这点小事，看起来十分无聊，但却与两个时常听到的应对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建议很有关系：分外汇储备给老百姓和藏汇于民。

中国有约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目前还在以每个月接近300-4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外汇储备增长的来源主要包括对外贸易结余、外商直接投资结余、对外投资回报，还有越来越引人注目，但数额不详的热钱流入。中国这些庞大的外汇储备，最后都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进行管理。从绝对数额上讲，外管局手头的钱比财政部一年经手的钱要多一倍都不止，可谓中国最有钱的政府部门。但是，外管局不出口一针一线，不吸引任何国外投资，即使是热钱流入，流入的目的地也不是外管局，而是那些有投资回报的地方。外管局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王二家里的那个王二，手里有很多钱，但钱归根结底都不是自己的。相反，这些钱最终是属于企业和个人的，还有属于热钱的最终所有者。虽然外汇从企业和个人最终转到外管局手里，要经过让普通人看起来觉得眼花缭乱的操作，其中包括人民币的投放、回购和央行票据的发行等等，但这些操作并不改变事情的实质，就是这些外汇最终不是外管局的钱。外管局当然可以把手头的外汇分给全国老百姓，从技术上讲，这没有任何问题。王二也可以把存折上的钱分给四个孩子，这都是可以轻松做到的。只是这样的后果并不是让老百姓变得更有钱了，外管局没有自己的钱，不存在能让老百姓变得更有钱的可能。这样做至多只会造成一种再分配而已。只是，想要通过分外汇储备来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似乎很难说是一个好主意，这样做不透明也不直观，谁受益谁受损一点都不清楚。

既然分外汇储备不是一个好主意，那就藏汇于民吧，干嘛要让外管局手里有这么多外汇。藏汇于民，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好的想法。让一个官方机构，手里掌握如此巨额的外汇并进行投资，在保证安全性、流动性的同时现在还越来越强调回报率，这基本上是在要求国家外管局的官员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基金经理，有点不太现实。藏汇于民，可以把投资决策分散化，风险也分散化，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有好处的。但藏汇于民解决不了中国外汇过多的这件事情。王二可以把原来的一个银行账户变成五个银行账户，这样王二自己那个账户里的钱就不会增长过快了。王二的四个孩子可以决定他们账户里的钱怎么投资，是定期、活期、买理财产品还是入股市。但王二这一大家子的钱，并不会因为由一个账户变成五个账户而变少。同样道理，藏汇于民，虽然可以使得官方的外汇储备降低，但并不会减少中国总的外汇存量。即便中国官方不用去承担主要货币汇率贬值、工业化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波动巨大的大宗商品价格这些风险，中国的民间要面对的是一样的风险。藏汇于民，归根到底，不改变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主要亮点，但中国却拥有对很多经济前景不如中国的国家巨额净债权这件事情，无论债权的主体是中国官方还是民间。

中国外汇储备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不平衡经济结构的结果，是中国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不平衡的体现。因此，任何试图只拿外汇储备开刀的想法，或者是不可行的，比如说分外汇储备，或者是治表不治里的，比如说藏汇于民。不少人认为这些都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但中国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资本仍然稀缺的国家，竟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否则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多对外顺差和外汇储备），这可不是一句“发展阶段”就能轻松解释的。

王二送外卖和人民币升值的输家

王二是个送外卖的。由于味道好、卫生和价格便宜，王二的外卖生意越做越好。市中心写字楼里的很多公司，都成批成批从王二那里订餐。这些公司看起来财大气粗，订餐的量又大，王二也特别愿意做这种生意。比起站在街边做零售生意，这样卖盒饭赚钱的速度快多了。虽然有很多同行不太喜欢王二，觉得王二抢了他们的饭碗，单王二自顾自赚钱，也管不着别人的闲言碎语。

后来经济不太好，写字楼里的那些公司日子都不太好过，一些过去趾高气扬的白领金领什么的，已经走人回家了。只是饭还是要吃的。刚开始，王二送外卖的量虽然比过去少了一点，但并没有受太多的影响。不久，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控制成本，王二的外卖因为有价格上的竞争力，生意反而反超过去。

有一天，一家名叫山姆公司的财务经理突然打电话来，请王二过去谈一谈。王二去了之后，双方寒暄了一番，对方就直入主题：公司现在业务不好，成本又过大，其中一大块就是花在餐费上的，而王二拿走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作为解决方案，山姆公司要求王二提高外卖的价格。

王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你不是觉得餐费太高吗？让我提价，你难道不会花得更多？

对方笑着说：恰恰相反。你提价会有几个作用。首先，我们公司的员工会因为价格变贵就少吃，这样就能节约一些费用（王二心想：你们公司那些脑满肠肥的家伙能少吃？鬼才相信）；其次，我们的一些员工会因为公司的盒饭价格太高，从而转为自带午饭，这样又能节约不少钱（王二心想：你们公司那些娇生惯养的家伙能自己带饭？鬼才相信）；最后，盒饭价格高了，你的公司不用像过去那么忙，一样还能继续挣钱。有了时间又有了钱，你们也会购买一些我们山姆公司的产品，这样我们的业绩也会更好（王二心想：你们公司一不养猪，二不种菜，我一个卖盒饭的，从你们这里能买什么？）。

王二回应道：我只知道价格公道，没有无缘无故涨价的道理。我一涨价，我的生意不好做，最后反而会让我的竞争对手得益。你们公司的餐费，我看只会更多不会更少，你的那些绕来绕去的道理我听不懂。最后奉劝一句：要想节约成本，少吃一点比什么都强。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一部分走民粹主义路线的美国政客开始再次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上周的两件事情尤其值得注意：一是美国众议员筹款委员会通过涉及人民币汇率的议案。这一议案如果最终在参众两院通过，并得到奥巴马总统的签字，那美国将可以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报复性关税。这一法案几乎等同于一场贸易战的宣战，因此最终成为法律的概率极低，但其象征性意义还是十分显著的。另一件事就是温家宝总理和奥巴马总统的纽约会见。白宫的工作人员非常明确地向媒体透露了一个细节：两个小时的“坦诚”会见中，一个半小时都是在讨论汇率问题。这一姿态当然有对中国施压的部分，但更多的恐怕是向美国民众做秀，说明总统很重视这件事情。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是利是弊，存在很大的分歧。争论至今的基本结论似乎是：长期看，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国官方，都同意人民币会升值。但短期看，在升值的幅度和速度以及升值对中国有利还是有弊的问题上，存在巨大的争议。甚至中国的官方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和美国官方所有关于汇率的问题都由财政部统一定调子不同，中国的发改委、财政部、外交部、商务部还有人民银行都对汇率公开发表看法，而这些机构的口径并不总是相同。

但一个更少被谈及的话题是：美国真的能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吗？特别是在短期内受益。一个通常的假设也许是，既然美国总是逼着中国升值，人民币升值一定是对美国人有利的。可是，这件事情一点也不显然。除了美国口径一致的政客们还有著名的克鲁格曼先生坚定地相信人民币升值能够增加美国的就业以外，对此事持怀疑态度的似乎更多。

一个例子就是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就举例说：如果油价跌了，美国国内的石油公司会受损，但美国广大消费者会受益，从中国进口便宜的衬衫和电视也是一个道理……在美国债台高筑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不要得罪我们最大的债主……

把中国和美国比喻成送外卖的和坐办公室的也许有点让人觉得不舒服，但这不能算是一个离谱的比方：美国2009的联邦贫困线是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22050美元，人均合5512.5美元，2009年中国的人均 GDP 约为3700美元，这就是中美的收入差距。从就业上说，美国只有不到10％的非农业人口就业于制造业，而有70％左右的人就业于服务业，还有另外超过15％的人供职于政府，剩下5％的人是伐木挖矿盖房子的。而中国则仍然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在中国的非农业就业中，将近40％的人就业于第二产业，其中主要是制造业。算起人数，中国制造业有洋洋2亿1千多万人，基本上是美国整个非农就业人口的两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20倍。如果说“美国制造”已经快沦为一个历史名词，那“中国制造”还仍然是一个动词。

说这么多是想指出，中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处于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截然不同的位置。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让中国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和贸易赤字问题，跟山姆公司让王二涨价来解决他们的成本问题和业绩问题没有本质区别。短期看，人民币升值因此可能引发的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升高，导致的只会是美国消费者必须面对更高的价格，购买更少的东西。这对中国的生产商未必是好消息，但对美国的消费者肯定是坏消息。至于美国能因此创造的就业，只有非凡想象力的人大概才会相信，中国失业民工丢掉的1美元1小时的工作能够回流到美国。

美国人不是一直怪中国人压低了汇率，过度储蓄，压低了利率最终造成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吗？顺着这个逻辑，反过来就是人民币升值，过度储蓄减少和拉升利率。不知道如果这种情形真的出现，美国人会作何感想？利率每涨一个百分点，美国每年就要多付给中国100多亿美元的利息，这还是小事。大事是美国的房奴车奴会发现他们的房贷车贷利率上升，因此不敢消费；公司发现投资成本增大，因此不敢投资。就算美国制造的钢铁在人民币升值之后变得更有竞争力了，没人买车买房和投资，钢生产出来卖给谁呢？卖到中国吗？那就祝您好运，中国钢铁的过剩产能都比美国的钢产量大。

中国货和墨西哥非法移民，如果根据美国一些政客的说法，这就是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唯一的不同是，民主党人爱怪中国货，而共和党人爱怪非法移民。找替罪羊是政客最爱干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没法投票的人。

不过好在经济规律是不会按照选票而改变的。人民币升值如果真有输家，美国怕也会是其中之一。

王二打工和货币战

王二是个很上进的人。他工作勤奋，爱动脑筋，不会的东西也愿意下功夫学，而且干起活来没日没夜。不过王二是个苦出生，刚开始工作，只能从一个公司里打水扫地送报纸看门这些最简单的活开始干起。

很快，王二就学会了操作和维护复印机。每次公司有大量东西要复印，或者复印机出了故障，王二都比专门负责复印机的老李干起活来更利索。公司消减开支，就让老李走人了。王二的肩上从此多了一份职责，工资也涨了一点。后来王二又学会了打字，打起字来，速度又快，出错又少，完全顶得上一个专职打字员。于是不多久，公司的专职打字员小张也被炒了鱿鱼，王二则又多了一份责任，挣得又更多了一点。再后来，王二学会了做设计和做幻灯片，公司里的各种演示需要，王二都能满足。专职做设计的赵姐，没等公司领导发话，很自觉的就主动辞职走人了。走的时候，丢给王二一句话：这个公司，没你的时候挺好。你这一来，还没半年，已经三个人没了饭碗，你一个人把整个公司搞得鸡犬不宁。赵姐的话其实让很多同事非常感同身受，王二威胁的下一个饭碗，说不定就是自己的那个。

王二对整个公司而言，毫无疑问是笔巨大的财富。一个人干四个人的活，但只拿比一个入门级员工高不了多少的工资，公司里如果人人都像王二这样，那公司的业绩不知道会好到哪里去。可问题是，王二的同事里却没有几个人喜欢王二。虽然王二能让公司的业绩增加，但业绩增加分到每个人的头上并不显著；而王二对他们的威胁却是显然易见的，王二干的活越多，就有越多的人要丢饭碗。

最近一段时间(2010)，国际经济舞台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货币战”。如果这真是一场战争，那也是一场混战：美国人抱怨中国操纵汇率；中国抱怨美国乱印票子；巴西智利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人则各打五十大板，认为中国应该升值人民币，美国应该控制“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则开始出手干预汇率，被美国和拉美称作“竞争性不升值”。所有这一切唇枪舌剑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状况之下，每个国家都害怕失去出口的市场，也担心自己的市场被外国人占领。所有的国家都希望在一个变小的馅饼里，分得更大的份额，从而保证本国的增长。

中国在整件事情中成为一个焦点，绝对不是偶然的。公开指责中国的国家已经数量不少，腹诽的则更加多。汇率只是表象，这后面直接的事实更加简单：中国是一个在出口市场极度具有竞争力的国家，使得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一直在用惊人的速度占领着世界出口市场。一些人把这种竞争力完全归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这种想法不仅缺乏经济学支持，甚至连基本的常识都不符合：如果单靠压低汇率就能获得数十年不断增强的出口竞争力，就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那中国的经济奇迹也太容易复制了——压低汇率不就行了？

在2008金融危机前，因为世界经济增长强劲，贸易增速迅猛，且因为中国的绝对出口量仍然相对较小，中国对很多国家的冲击表现并不明显，因此对中国的抱怨还相对较少。当危机发生之后，世界贸易急剧萎缩，而中国在这期间已经悄悄的成了世界第一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出口量的巨大，加上危机后中国加速增加的市场份额，还有中国在几乎整个产品线上，和从低收入国家如孟加拉国和越南，到中高收入国家如韩国和墨西哥都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这使得中国在危机后出口的恢复和增长对众多国家都发生冲击。这些国家对中国心存不满，从这个角度看，是不难理解的。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之于这个世界就如王二之于他的公司。中国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和随之增加的市场份额对整个世界而言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因为这意味着世界上的资源被配置到了更合理的地方，在用更有效的方式被生产成产品。这就跟能干的王二慢慢地干了越来越多人的活一样，这样让整个公司的盈利能够增加。但这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好事？当然不是。那些和中国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国家，企业和人，都可能成为中国崛起的受损者。这就像老李，小张和赵姐因为王二失去了工作一样。

让整件事情更复杂的是中国崛起的迅速，中国的巨大和发展不均。中国崛起的迅速，意味着中国的竞争对手只有更少的时间调整。几年前，不少欧洲国家还觉得中国只是生产低端产品，对他们的冲击不会很大。但短短几年之后，这些欧洲国家已经要面临整个行业被中国取代的危险。中国的巨大，意味着中国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韩国也是一个在出口行业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国家。但韩国人口不到5000万，经济总量不到中国的20％，因此即便韩国出口的国际市场分额也在不断增加，其形成的影响却要比中国小很多。中国的发展不均，使得中国的产业甚少溢出。低端产业在沿海地区没有成本优势，其选择是移向内地，而沿海地区则慢慢进行产业升级，开始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这就导致了前面提到的，中国在几乎整个产品线和很多经济发展阶段完全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日本在崛起的过程中，就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尽管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总量已经很大，出口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但日本的低端产业早已开始大量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换句话说，日本虽然在扩张过程中也“树敌”，但并没有像中国“树敌”这么多。

中国的崛起，存在对一些国家和行业的“间接伤害”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即便没有汇率问题，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不满也不会轻易消失，因为问题的最终根源并不只是汇率。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拉动国内需求的重要性：有了内需，中国就不需要出口那么多，可以出口转内销，同时也能更多的进口，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经济摩擦的风险。货币战，只是这种摩擦的一种体现而已。

王二的凉粉店和被绑住的央行

王二有个凉粉店，卖的是陕西凉粉。因为用料精心、味道正宗、干净卫生，王二的店在好凉粉那一口的人群中已经颇有名气。王二的凉粉店还有一点特殊之处，就是从凉粉到配料，都是在店里制作的，因此王二的凉粉从劲道到味道都和别家的不同。由于担心那点儿手艺会外传，王二凉粉店的厨房里用的都是自己家里人。

王二的凉粉虽然味道好，但销售也受季节影响，夏天从开门到关门，食客骆绎不绝，是一年里生意最好的时候，王二一家人经常是忙都忙不过来。到了冬天，食客就要稀疏多了，吃火锅的季节，凉粉就没那么好卖了。因为夏天店里的成本会高一点（主要是因为开空调和多雇了几个跑堂的人），王二也会把凉粉卖得稍贵一点，到了冬天又会把价格再调回来。

后来王二凉粉店的名气越来越大，夏天的时候越来越忙不过来，跑堂的人可以加，但是后堂里做凉粉的还是家里的那几个人。夏天按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但是王二家里的人反倒害怕夏天的到来，因为实在太累了。

于是就有人给王二出主意：你夏天的时候把价格再调高一点，你卖得贵了，来吃的人就会少一些，你们一家也不用那么忙了。再说，这样也不少挣钱。王二不相信这个理，他的理由挺简单：我卖了这么多年凉粉了，我涨价的时候来吃的人最多，我降价的时候来吃的人最少。别跟我来那一套大道理，涨价根本不会让我闲一点，这我可比你明白多了。你要知道，我这里情况特殊，凉粉不是别的东西，季节性强，你不卖凉粉是不可能明白的。那些供给、需求、价格什么的，在别的地方可能有用，在我这儿不适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二是有道理的。王二凉粉店面对的最主要问题是他的后堂只能用自己家里的人，还有凉粉这东西季节性太强。如果王二愿意招外面的人在后堂帮忙，或者凉粉没有什么季节性，那王二不会面对前面的这些问题。可是王二对于价格和忙碌程度的观察恐怕是错的。夏天的时候价格高了反而卖得更多，不是因为价格对需求没有影响，或者价格提高了需求反而会上升。事情是反过来的，是夏天的需求上升了，而价格的提高并不足以抵消需求的增加，才有了价格高反而卖得更多的结果。

卖凉粉，也许看上去比较清楚直观，但到了宏观上的汇率和进出口，也许就不那么直观了。

中国的结构性顺差并不是单纯由于人民币汇率导致的，解决结构性顺差的方式，也绝对不是简单的让汇率升值就完事的，不少政客和媒体简单地把所有的问题都和人民币汇率挂钩，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大概自己也明白，如果汇率真的那么包治百病，那消除美国的结构性逆差也很简单，美元贬值20％就行了，还要提那么多痛苦的改革干什么？

只是，在关于汇率问题的辩论中，还有另外一种很有意思的声音，就是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顺差没有关系。一种有代表性的论断是这样的：你看，从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多，但是在这几年里，中国的对外顺差还在继续扩大。从2008年到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真实有效汇率先升后贬，最终是贬了，但是中国的对外顺差反而缩小了。所以，汇率和顺差没什么关系，升值并不一定会减少顺差。中国的国情特殊，“西方经济学”那一套用在西方还是可以的，用在中国很可能水土不服。

可问题是，这个论断和王二关于凉粉的价格不影响凉粉的销量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从2005年到2008年，是一个全球经济的膨胀期，事后看其实是一个泡沫时期。全球的需求十分强劲，因此中国的出口也异常强劲，即便是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到了雷曼兄弟倒闭之后，全球进入了衰退，全球的需求发生大幅下挫，中国的出口也因此受到巨大打击，即便人民币跟随着美元经历了一个先升后贬的过程。2005－2008年之于中国的出口，就像是夏天之于王二的凉粉店，而雷曼的倒闭则意味着冬天的到来。人民币汇率，就像凉粉的价格，不可能改变季节性或者周期性，可是说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的出口和顺差没有影响，就像王二说凉粉的价格对凉粉的需求没有影响一样，是很难站住脚跟的。

事后看，2005－2008年我们是可以允许人民币更多的升值的。那几年，中国的经济以加速度的姿态冲向过热，沿海的出口地区就像王二凉粉店的后堂一样，忙都忙不过来，屡屡出现民工荒。那时，如果允许更多的升值，不仅不会打击出口，经济过热、高通货膨胀和民工荒的现象还可以得到缓解。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在周边国家和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发生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允许人民币适当的贬值，这样出口的下滑也能得到适当的抵消。汇率当然不是万能药，可是具有灵活性的汇率，显然能给中国的宏观调控增加一个可用的工具。

近两周，中国央行的胡晓炼副行长数度撰文论证更有灵活度的汇率为什么是有利于中国的，是既定的改革方向，是一直以来改革的方向，是要坚持的改革方向。春江水暖鸭先知，苦口婆心的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国的货币政策面对的挑战。中国的宏观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面对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资本的流动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但人民银行既不能自由调整利率，也不能自由调整汇率，而且这两件事情是相互联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把双手绑起来，然后还要保持一辆高速前进的重型卡车不偏离方向一样。

有人说，人民币汇率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没错，这的确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该给我们自己松绑的时候了。

超市购物券和人民币国际化

王二是个老板，他手下有个很大的连锁超市，分店遍布全国。因为王二超市里的东西，质量不错，价格又不贵，所以生意越做越大。

王二的超市里有一种内部流通的购货券，最初是发给内部员工的，通常是作为奖励用的。员工用这样的购货券，可以在王二的超市里随便买东西。在王二的超市里，购货券和钱没什么区别，只是出了超市，购货券就就没法用了，而钱大家都认。后来随着王二超市越做越大，这样的购货券也越发越多，不仅内部职工有，社会上的人也能弄到一些。市面上也有一个小小的黑市，可以把王二超市的购货券换成钱，或者把钱换成购货券。

随着购货券越来越广泛地被使用，王二就想，别人拿着购货券就能在我的超市里买东西，但是我进货还得用钱，结果我手里攒着一大堆对我没有任何用处的购货券，进货的钱却一分也不会少花。我干脆跟供货商商量一下，如果对方也愿意，以后我们也可以用超市的购货券来进货，这不就是叫“用购货券结算”嘛。王二把这个想法跟供货商们说了，供货商问了一个问题：要是我们收了购货券，然后想到你这里换成钱，你给换吗？王二说：这还不行。不过，你要是真想换成钱，我也知道有个黑市，你在那里换就是，反正我也管不着。再说，如果你喜欢我们付钱进货，我们付钱也没有问题的，你愿意收购货券那当然更加欢迎。

从王二推出“用购货券结算”的想法之后，还真是有一些供货商开始收购货券。但这些供货商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过去也需要在王二的超市里大量的采购东西。对这些供货商而言，收钱和收券差不多。既然王二那么希望用购货券结算，那就投王二所好，用购货券结算。至于那些只对王二供货，很少从王二那里买东西的供货商，还都是无一例外的愿意收钱，他们很明白，拿到购货券，除了到王二那里买东西没别的用，到黑市上换不仅未必换得好价钱，而且黑市未必能有那么大的胃口吃得下大量的购货券，还是收钱实在和方便。

最让王二苦恼的还是一件事情，他原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花”掉一部分手上的购货券，或者说，把购货券撒到社会上去，但他的这个想法根本很难实现。虽然有时候超市周边的小店也收购货券，因此在很小的范围内购货券确实在流通，但大部分人拿到购货券还是很快就跑到王二的超市里换成东西，因此撒出去的那点购货券，不久就都又回来了。很多人都在解释：要是你王二超市可以保证我们拿着购货券到你店里就能换成钱，那估计更多的人会认你的购货券。问题是，现在购货券只能到你店里换东西，那点黑市又小的可怜，购货券留在手上确实没什么大用。

人民币，在很大程度上，就有点像王二超市的购物券。人民币已经在经常项下实现可兑换，但还没有实现在资本项下的可兑换。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是做实物贸易，人民币已经可以自由兑换。但是，你要是没有实物贸易背景，你是不能在国家外汇管制规定的额度之外把人民币和其它货币自由兑换的。你可以从美国打任意数额的美元到伦敦或者香港，换成英镑或者港元，然后想干嘛干嘛，然后也可以反向操作，但这件事情在中国目前还是没法做的。没错，去过香港的人都知道那里满地都是换人民币的，也收入民币，在越南和蒙古还有一些周边国家，人民币也是被当作准硬通货，只是这些都是民间的小额交易。你换个几万几十万可能没什么问题，你要是想换个几亿几十亿，你就知道这个市场有多浅了。

人民币的不能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拦路虎。在人民银行扩大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试点范围之后，这件事情就会显得更加突出。原因很简单，我们的贸易伙伴并没有太强的动机持有人民币：持有人民币除了是想赌人民币升值（而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发生，那用人民币结算就是在给外国人送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不完美），那只能是用来从中国进口东西，不可以自由在中国投资，也不可以自由兑换成其他货币。对大多数贸易伙伴而言，人民币目前就只是中国这个巨大“超市”的购物券，你总不能让那些每年和中国发生几十亿上百亿美元贸易的国家或者机构，在收了人民币之后，最终全都花在中国的出口上吧？或者如果花不掉，去香港的地摊上把人民币兑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吧？或者用皮箱运进中国，然后借护照去银行两万美元两万美元的兑换吧？这么说吧，一日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一日人民币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

而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则是一个十分复杂、充满风险的过程。我们的汇率制度还没有准备好，目前的准固定汇率制度意味着如果人民币现在实现自由兑换，那人民银行将几乎必然失去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控制，这是简单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就会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还没有准备好，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意味着跨境资本流动可能会发生爆炸式的增长，而我们的金融体系还从来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过；我们的货币政策框架也没有准备好，一个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意味着目前这种以控制总量操作货币政策的方式将变得十分无效，因为人民币的需求将是瞬间万变的，不仅取决于国内的条件，也取决于国外的条件，这就必然意味着我们需要过渡到一个以价格手段，也就是调整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框架。

人民币越来越有潜质成为一个强势的国际货币，人民银行近年来通过贸易结算和货币互换等方式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十分有益的动作。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必然要求对我们的货币金融体系深刻而复杂的转变，否则这些动作都只是表面文章。我们刚刚迈出了很小的一步，值得高兴，但不应忘记，更难更惊险的过程还在前方。

附文：人民币汇率制度背后的金融压抑

这篇文章不是想谈论人民币汇率是低估，还是处于合理均衡水平的。这个国际“公案”几乎已经处于任何一方都有足够理由证明对方是错的地步，而且已经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没有太多必要再去多说。

这篇文章也不是想谈，人民银行为了维持目前汇率，不得不大量买进美元，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大量投放人民币，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压力。事实上，过去这些年，人民银行的对冲操作做得还是很成功的，高通胀并没有真的就出现，2007－2008年的高通胀，高粮价、肉价和大宗商品价格怕是更重要的因素，而不是人民银行的货币投放。

这篇文章更不是想说，人民银行目前这样的对冲操作，也就是一边买进美元投放人民币，一边发行央票回收入民币的做法是不可能无限期做下去的。对冲操作是有成本，但因为国内的利率和美元利率的利差很小，所以，人民银行所承受的对冲成本是很小的，即便不是无限期，人民银行大概也能在可以看到的未来继续这么做。

这篇文章想说的是，人民银行的低对冲成本和成功维持目前的固定汇率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的金融压抑。这话从何说起？难道不是所有的操作都是在公开市场上进行的，哪里有压抑了？但问题就在于，人民银行的对冲成本凭什么这么低？有人会说，因为国内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本身就低，因此人民银行可以在银行间市场轻松地用很低的利率发行央票，从而回笼货币。而且，这些人会着重指出，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是没有任何管制的。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虽然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是完全放开的，但银行最重要的资金源──存款的利率却是由人民银行定的。从月度平均的存款利率和七天回购利率（这是银行间市场交易最活跃的利率之一）的比较就不难看出（见图一），银行间的利率是高度受存款利率影响的，人民银行加息，银行间利率就会相应上升；人民银行降息，银行间利率就会下降。

图4-1银行间利率和存款利率

但这也许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一年期存款利率是人民银行的政策利率之一，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传导，本就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一个手段，美联储不也是通过调控联邦基准利率来影响整个市场的收益率曲线的？但这里的问题是，中国一年期的名义利率在最近这十年都被定在2％－3％这个区间，而真实利率因为通胀的原因，则会时高时低，但多年的平均也就是位于2％－3％之间（见图二）。

图4-2一年期名义利率和真实利率

2%－3％的真实利率，对于一个在多数年份都以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对于一个资本平均边际回报率超过10％的国家（参见清华大学白重恩和钱颍一等的研究或者北京大学卢峰和宋国青等的研究），不能不说是太低了。如果中国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有发达的金融中介，有充分的竞争，老百姓在处置自己储蓄的时候有更多的途径，这么低的利率不是太可能吸收到太多的储蓄的。事实上，浙江等地民间的存贷款利率，已经远远高于官方的利率水平。

但上面的那些“如果”都没有在中国发生。银行仍然是投资的最主要渠道，股市、债市和信托等等投资方式，虽有长足进步，但比例仍然很低。因为对利率存在的管制，也就是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银行之间不可能通过竞争性的定价来吸引储户。于是，中国和真实资本回报率如此脱节的低利率水平才有可能长期被维持。

然后，就有了人民银行的低对冲成本。看起来市场化的操作，但背后其实还是被人为压低的利率水平。而人为压低利率这件事情，和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就是金融压抑的鲜明体现。

人民银行的累计对冲操作，应该比中国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少，但也许大致应该是一个量级的。每压低利率一个百分点，人民银行一年就可以节省上千亿人民币。但人民银行节省的成本，并不是凭空而来的。除去一个受到压抑的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造成的严重扭曲，利率每被压低一个百分点，中国老百姓一年损失的利息收入就会高达数千亿人民币。

当然，中国的金融压抑，不是因为汇率导致的。但一个担心是，如果我们试图维持目前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如果央行还要每年对冲数千亿美元的外汇流入，那继续维持这种金融压抑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这是会对中国长远的发展造成很不利影响的。

第5章 货币政策的难题

导言

货帀政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尤其在中国。这不仅是因为货币政策本身的技术性，更是因为中国执行货币政策的方式和受到的局限。

《王二收粮和货币政策的难题》在论证一个似乎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一在一个曰益复杂的经济里，不调整利率，而只是通过控制货币数量来调控货币政策的方式将会变得越来越无效。中国的货币政策恰恰就属于这一种。利率一旦定好了，整个市场都是面对一样的利率。但数量则不一定，你定好了一个数量，企业、银行和个人未必就会真的按照那个数量走。而且，基于控制货币总量的货币政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总量应该是多少？货币的需求变化很大，因此最优的数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而且，你是没法在事前知道最优的数量是多少的，即使知道，货币发出去了，下一分钟最优的数量可能又变了。《王二和面、数量宽松和货币政策》一文就是在举例说明为什么控制货币总量的货币政策很难把货币政策调到正好，美联储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执行的41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的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王二穿衣和应对通胀》则是对一个现象的讨论: 中国的货币政策好像老是侵半拍。慢半拍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似乎总是只对眼前的通货膨胀进行反应。如果货币政策的效果是瞬时就能发生的，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可问题是，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滞后的。这种不合拍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后果，很可能是非但不能有效地稳定通货膨胀，反而可能增加通货膨胀波动的幅度。

在通货膨胀发生、货币政策似乎又没法立刻兑现的时候，价格干预就成了政府的一个选择。这种政策的思维很简单，通货膨胀就是涨价，不让涨价不就行了？但这样的政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亊实，价格管制不能改变“过多货币追逐少量商品”的现实。《集市中的“君子协议”和价格千预》就是在论述价格干预很难成为有效应对通货膨胀的手段。

货币政策其实和汇率政策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严格说，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体的，不能把货币和汇率分开谈。《王二打酱油、固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灵感来自一段时间不少人去香港采购生活日用品的事情，因为那边的东西似乎更便宜。但也恰恰是内地人去香港购物这件事情，很可能会导致香港的东西变贵，也就是发生通货膨胀。这篇文章想要说明的就是固定汇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取舍关系，而联系两者的则是著名的“一价定律”一同样的东西，在刨除运输和其他成本之后，在不同地方的价格应该不会总是存在很大差距。《王二兑酒和操纵汇率》说的则是，货帀政策和汇率政策其实是完全不可分割的，汇率政策会决定货帀，货币政策反过来也会影响汇率。中美之间互相批评对方“搡纵汇率”，双方都有合理的地方：中国确实直接绑住了汇率，而美国则是通过货币政策间接地影响汇率水平。《王二治水、堰塞湖和池子论》从另一个角度说了汇率政策一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众所周知的是， 中国的货币政策很受热钱流入的影响，而对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则是驱动热钱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虽然可以通过政策来消除热钱流入的一些影响，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的“池子论”一用池子把热钱圈住，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流入是暂时的、短期的还是常年的。如果是常年的，光靠池子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积累的水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形下， 消除热钱流入的根源，也就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就很关键了。而消除预期的一种方式，就是调整我们的汇率政策。

王二收粮和货币政策的难题

王二是个粮库的负责人，他的工作职责很简单但却很重要：完成国家交给的粮食收购任务。王二在这个粮库已经工作多年。早些年的时候，从农民手里收粮食相当简单。那个时候没有自由市场，没有私人粮贩，也没有什么使用粮食的副业，简单地说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粮食市场。每到收粮食的季节，王二只需要让手下的人把磅秤往粮库门口一架，农民就会很“踊跃”地把粮食卖给国家——不卖给国家农民只能把粮食堆在家里。那个时候想要知道哪里有粮食也比较简单，不在国家手里，就在农民手里。如果有时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出现了困难，王二只要让工作人员去农民家里坐坐，动员一下，粮食也就收上来了。

后来情况就不一样了。先是有了自由市场，后来又出现了私人粮贩和各种使用粮食的副业。从此，农民不一定要把粮食都卖给国家，方便的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懒得费力气的可以直接卖给上门的粮贩，有时候打下的粮食可能直接就给附近的食品厂收走，王二的工作变得困难起来。

因为粮食收购价是国家统一定的，王二在价格上没有任何决定权。没法在价格上灵活，为了保证完成收购，王二和粮库的工作人员，只能每年在粮食收购季节开始之前就往农民家里跑，做农民工作，希望能够说服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这些工作不能说是完全徒劳的，只是最终收粮的结果总体上还是取决于国家定的粮食收购价。如果收购价定的和当年的市价差不多或者稍高，王二完成任务就不那么费劲。但如果定的低了，粮食就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流转到民间而不会到国家手里。粮食收不上来的时候，王二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再到农民家里找粮食，农民手里的粮食可能早就卖给别人了。

这不只是王二一个粮库的问题，各地的粮库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有人出主意，主要是因为有“别人”在买粮，所以国家的粮库收不到粮食，把这些“别人”给禁了不就行了，特别是私人粮贩。于是一个又一个规定开始出现，开始打击私人粮贩。只是市场已经在那里，阻止市场的交易谈何容易？抓几个“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秩序”的人容易，改变市场的自发规律是很难的。王二心里也明白，收不上粮食不是粮贩导致的，而是价格没定对，如果价格定对了，他的工作根本不会那么困难。

制定货币政策当然比收购粮食复杂多了，把货币政策和收购粮食做类比显然是不合适的。但中国基于数量而非价格的货币调控方式，正在中国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遭受和王二收粮类似的困难。

中国过去的金融体系很简单，几家国有银行基本上就是整个金融体系。这些银行提供的服务也不复杂，就是存款和贷款。人民银行想要进行货币调控也十分容易，设定一个贷款增长的目标，然后让商业银行执行就可以了。贷款投放的快了或者慢了，人民银行稍微窗口指导一下也就可以进行调整。

后来银行多了，提供的金融产品也多了，还出现了各种合法的、灰色的和不合法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当铺和地下钱庄，还有最近突然引起监管机构高度重视的信托公司。市场结构也变得丰富了，不仅银行在吸收和配置储蓄，股市、债市和很多民间的渠道都在吸收和配置储蓄，一些高调曝光的非法集资案当然存在欺诈的问题，但不少民间的“非法集资”不过是不通过正规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人民银行以货币数量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手段，正在并将越来越面对两个艰难的问题：一是钱在哪里？二是怎么有效控制货币政策？

过去，钱在哪里是很容易确定的，就像过去的王二知道粮食不在农民手里就在国家手里一样。以前，就那么几家银行，就存款和贷款那么几款简单的金融产品，把几家银行的账本一加，再框算一下流通中的现金，货币总量就出来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这样了，而且会越来越不这样。不去说很难统计的民间金融的规模（这些民间金融在从事不少银行的业务，因此也在影响着市场里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总量，但却不完全反映在统计数字里），就连正规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最近被叫停的“银信合作”中的不少业务就属于表外业务），也不能完全反映在货币总量的统计里面。人民银行当然可以加强统计力量，及时追踪各种变化，但传统的货币总量越来越不能反映市场里实际的货币条件，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只能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如果说不知道钱在哪里只是一个小问题，那以数量方式调控货币政策的方式将会越来越受到挑战则是一个大问题。王二过去到农民家里坐坐，就能把未完成的收购任务完成，人民银行也是一样，给几个银行打个电话，就能把货币供应给提上去或者压下来。现在，已经不完全是这样了，而且会越来越不这样。现在的货币创造不完全是通过银行存款和贷款的方式出现的，你可以让银行控制贷款，银行也会照办，但是银行的表外业务会在一夜之间膨胀起来。你可以叫停表外业务，但是债市可能会因此变得火爆，因为一些企业也可以从那里融资。

你可以挤压债市的规模，提高发债的条件，最后不受你控制的民间金融，风投、私募就开始膨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各种规避管制的“金融创新”，会让直接调控数量的手法变得越来越困难。你控制住了东边的数量，西边的数量又上来了，东西两边你都摁住了，北边可能又会出事。你要是控制得太死了，最后就全部转到民间去了。

通过调整价格，也就是通过利率调节来控制货币政策，则不会遭受类似的问题。利率一旦提高，所有的市场，无论是合法的、灰色的还是非法的都会受到影响。就像王二，不管市场上有多少粮贩子，合法的或者非法的，只要王二把粮食的收购价格提到合理的水平，他就能收到粮食。如果人民银行把利率升到一个合适的水平，那就能有效的收紧货币，不管这种供应是通过银行的贷款、表外业务还是通过其他渠道发生的。

最后必须得说，从数量控制到价格调节的货币政策，中国还有不少的路要走，不是说一夜之间加息，就能实现理想的结果。中国还没有成熟的银行间市场和利率结构，中国的金融体系里还存在结构性的流动性过剩，中国还远没有实现利率和其它金融产品定价的市场化，这些都让调整利率不会一下成为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但现实是清楚的，数量控制会越来越困难，价格调节会越来越必要，早一点为从数量到价格的过渡做好心理、制度和技术上的准备，是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王二和面、数量宽松和中国货币政策

王二一直爱吃面食。从小，他就跟着父母在厨房里转悠，慢慢的自己也成了一个做面食的好把式。但凡做面食，都得从和面开始。和面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讲究的就是水和面的比例得适量。即使像王二这样做面食的好手，也并不总能一次就找对比例的，最后还是得靠“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这一和面的不二法门一点点试着来。

有一天，王二家里来了客人，还是赶着饭点来的。王二心想，包顿饺子吧，又简单又好吃。碰巧的是，家里的面快用完了。王二急着张罗饭，干脆一下把全部的面都倒进了面盆。接下来的和面可把王二弄头大了。开始加水怕加多，只能一点点加，结果面怎么都揉不起来。后来弄烦了，又有人等着吃饭，王二就凭着感觉一次加了一大碗水。这下可好，面一下就稀了。要是在平时，可以加点面解决问题，可这会儿碰巧就是没面了。事情的结果是，本来应该是一顿饺子的，最后只能做成了肉丸面疙瘩汤。王二的客人也觉得挺奇怪：王二有肉有面不包饺子，做什么面疙瘩汤，这也太奇怪了。

货币政策与和面是很难有任何共性的，但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面对的问题却和王二和面时碰到的问题非常类似：面没有了，只能加水。水加少了面就和不起来，还有几百万失业人口等着吃饭；水加多了，一顿饺子就可能变成面疙瘩汤。这件事情，翻译成更精确一点的语言就是，美联储最经常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短期利率（联邦基准利率），已经调节到了极点，也就是零。现在美联储能做的，就是所谓的数量宽松，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印票子的方式来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刺激疲软的美国经济。但数量宽松，是一种非常粗糙的调控货币政策方法。注入的数量少了，杯水车薪，不解决问题；注入数量大了，通胀和资产泡沫就来了。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里，这种政策更是会有全球性后果。美联储注入的流动性未必最后能流到它所希望的地方，最后反而变成了热钱流向其它国家。这就好像，王二看着自己手里面盆的面粉觉得水不够，但最后却把水加到了另一个已经变成面汤的面盆里。总而言之，数量宽松面对的现实难题是：美联储并不知道该印多少票子才合适同时并不能保证印的票子不大量流向国外。

作为一点背景，数量宽松这个名词也许是美联储的创新，但这个政策本身并不是什么创新。相反，这是相当传统的货币政策。在整个货币史上的绝大多数时候货币政策都是通过调节数量来进行的。从调节数量到调节价格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被当作是一种进步，原因之一恰恰就是因为价格调节比起数量调节而言更精确。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全球化，货币数量已经越来越变成一种没法精确预测，没法精确控制，从而没法作为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的东西。

美联储选择数量宽松，从其自身的角度说是万般无奈之举，因为降息已经降到无处可降。但从全球很多中央银行家和金融人士对数量宽松不算正面的反应也可以看出，这即使是正确的药方，也是一个副作用可能很大的药方，而且承受副作用的国家极有可能不是美国。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官方对美联储新一轮数量宽松政策做出的负面评价完全合理。但这也提醒我们自己一点：中国多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工具，恰恰就是货币数量，我们在批判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货币政策工具？

当中国希望刺激经济的时候，中国货币政策的第一选择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正在批判的数量宽松。这种数量宽松在2009年的天量信贷增长上就体现的淋漓尽致，但如果稍微有点记忆的人，中国数量宽松的历史可以一直回溯到至少上世纪80年代。和美联储一样，中国的数量宽松一样面临着两个问题：发行多少货币才算合适和怎样才能保证钱流到需要的地方而不流到不需要的地方。第一个问题恐怕永远都不会有正确的答案，而且越来越不会有正确的答案，原因就是因为合适的货币数量在一个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货币需求越来越没有稳定性的世界里，是几乎不可能预测的。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各种针对具体行业，具体地区，具体银行和具体时点的微观行政调控。新能源行业，鼓励，可以贷款；钢铁厂，不鼓励，不可以贷款；第一套房，自住，可以贷款；第二套房，投机，不可以贷款；西部，要开发，可以贷款；东部，过热，不可以贷款；三月，还有信贷配额，可以贷款；十一月，年度配额已经用完，不可以贷款；A 银行，投放贷款稳健，可以继续贷款；B 银行，上半年投放贷款过度，不可以继续贷款。不少人把所有这些解读成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政府必须进行干预的理由。但实质上，这应该更是政府不得不对货币数量这种越来越显粗糙的货币政策做出的不得已补救。到了货币政策开始收紧的周期，新的矛盾又会出现：究竟切断谁的贷款？如果允许利率合理的收紧，这一问题本应该是通过市场来回答的。但在当前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下，这件事情最后恐怕还是要由政府机构来回答，而那些不必要的一刀切恐怕很难避免。虽然在宏观尺度，这种做法造成的损失可能并不显然，但在微观尺度造成的浪费则会相当惊人。

一些人会说，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是给全球带来问题，而中国的数量宽松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因此完全不是一码事。没错，但这种差别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数量宽松就比联储的数量宽松更好，而只是因为美元是一个国际货币而人民币目前还不是。两种数量宽松造成的问题是类似的，只是影响的范围不同而已。

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把通过货币数量来调控货币政策的缺陷，放大到了全球尺度，从而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审视中国自己货币政策可能存在的问题。当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不是一夜就能实现的事情，需要很多制度和技术上的准备。只是，当我们在抱怨别人的数量宽松给我们造成的负面影响时，也许也是时候为摆脱我们自己的数量宽松做准备了。

王二兑酒和操纵汇率

王二是个卖酒的，他的邻居李四也是，王家的店和李家的店属于直接竞争关系，两家的关系因此也不算很好。

王二和李四兑酒的方法略有不同。王二的方法是往水里兑酒。一桶水里兑上半桶酒，是王二一直使用的比例，这样兑的比例在不影响口感的基础上用的酒也最少。王二的酒一直卖得不错，而且成本也低。李四的方法更传统一点，他是往酒里兑水，加水一直加到口感合适为止。因此，李四从来不知道自己水和酒的比例，口感好就行。而且，李四也发现，因为每次酿出的原酒浓度都不完全相同，因此兑水的多少其实变化也挺大，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说不准需要加多少水。李四的酒味道也不错，因此卖得也不差。

日子久了，两家如何酿酒其实也都是公开的秘密，但因为生意都还过得去，双方也没觉得对方做得有什么不妥。只是到了最近，酒的生意突然难做起来，王家和李家为了抢顾客，开始了唇枪舌剑。李家对王家的指责是：王家卖的是水还是酒？其焦点是王家卖的酒里酒和水的比例太低，只有1：2。王二对李家的指责完全一样：李家卖的是水还是酒？但其焦点是李家兑酒的时候是往酒里掺水，而且掺多少没有准数，都凭所谓的口感，其实是随心所欲。双方你来我往，变成了一场“你掺水”和“你才掺水”的口水战。

有人问王家，那你难道没有掺水？王二的解释是，这样一个比例是多年才试验出来的黄金比例，我至少不像李家那样随心所欲的掺水。有人又问李家，那你是不是随心所欲的掺水？李四的解释是，原酒的浓度不一样，掺的水当然不能一样多，否则口感就不对了。最近掺水比较多，是因为原酒比较浓。

作为顾客，很多人都被这样的争吵弄得莫名奇妙。王家和李家虽然兑酒的方式很不一样，但都往酒里掺水是事实。而且，不管是把酒往水里掺，还是把水往酒里掺，水多酒少味道就会淡，这和怎么兑酒没有本质关系。两家吵得这么上劲，都好像自己有理一样，但其实谁都没有占更多的理。

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已经有好几年了，中国最近也开始指责美联储的数量宽松其实就是在操纵汇率，双方都好像揪住了对方的小辫，可问题是：真的有一方比另一方更有道理吗？

中国和美国有截然不同的货币政策体系。多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支柱之一是固定汇率制度，换句话说，不管人民银行怎样调整货币政策，其都必须保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固定汇率和操作汇率有必然联系。要是固定汇率就意味着操纵汇率，那是不是所有执行固定汇率的国家都在操纵汇率？那欧元区的单一货币，这种终极的固定汇率，是不是也算操纵汇率？事情的关键在于，中国选择固定汇率最直接的代价是，人民银行不得不在任何时点都按照固定汇率买进（或者卖出）美元，就像王二一直按照1：2的酒水比例兑酒一样。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维持汇率，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也是更多的人民币通过这个过程被投放到了经济中。换句话说，人民银行也在一直掺水，才能保证汇率的稳定。要说数量宽松，人民银行一直都在数量宽松。人民银行可以说，我们这样发行货币并不是有意的，是因为有了太多的美元，所以才需要有更多的人民币。是因为美元超发了，才导致了人民币超发。可是，这就像王二说，我必须按照1：2的酒水比例兑酒，酒变淡了是因为原酒变稀了，不是因为水兑多了。可问题是，1：2的酒水比例不是完全不能变的。

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货币政策体系。美联储几乎是不关心美元汇率的，美国官方关于汇率问题的讨论都是不掌管货币政策的财政部在主持。美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一直都很明确：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这就意味着，一般经济走弱的时候，美联储会放松货币政策，经济走强的时候，美联储会收紧货币政策。收紧和放松货币政策如何进行？通常就是通过纽约联储的操盘手在市场上买入或者卖出短期的政府债券，从而放出或者收回货币，直到短期利率到达美联储希望的水平。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对美元汇率会不会产生影响？当然会。但是任何一个拥有浮动汇率的国家调整货币政策，都有可能会对汇率产生影响，但这恐怕不能称作操纵汇率吧。事实上，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已经告诉我们，美国这样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水平的固定只能是二选一：如果要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那就必须允许汇率随着货币政策变动而变动。也就是说，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不关心汇率水平的，只要能够实现美国国内的价格稳定和就业充分就行，但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会对汇率水平产生影响。这就像李四兑酒，水和酒的比例（汇率）李四并不关心，只要酒的味道（价格和就业）对就可以。危机后的美国，经济非常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这就像非常浓的原酒，美联储不得不大量的掺水，包括使用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才能让这酒变得可以入口。美联储掺水的目的是操纵美元汇率吗？完全不是，和往常一样，美联储还是为了美国国内的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美联储掺水的结果会是美元贬值吗？很可能会。只不过，动机和结果不能混为一谈。

所以，中美两国没有谁更在“操纵”汇率，双方只是有着完全不同的货币政策体系和相应的汇率决定机制。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王二式的掺水，固定比例，不管原酒是浓是淡。美国的货币政策是李四式的掺水，不管水和酒的比例，只要兑出的酒味道对就行。

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中美作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别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美国的货币政策是完全只关注国内的经济状况，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也是完全服务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做无可厚非。只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原酒的浓淡直接取决于美国的货币政策，而美国原酒的浓淡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双方如果都各扫门前雪，或者更糟糕地互相指责以至于互相对抗，那最终的结果恐怕是双方兑出的酒都会变味。

王二赶集、君子协议和价格干预

王二住的王村都是种苹果的，旁边的李村都是种梨的。每年到了果子成熟的季节，两个村子的村民就会拿着自家的果子到集市去交换。因为苹果和梨的亩产量基本相当，所以一般就是1斤苹果换1斤梨，很多年都是如此。两个村子这样也都能有两种水果吃，比只吃一种水果强。

但有那么一年出了一点状况。那一年，李村的梨大丰收，收下的梨有往年的两倍，王村的苹果却还是老收成。这一年，王二拿着自家的苹果到了集上，还是按照老规矩1斤苹果1斤梨和李村的人交换。可是没换多少，王二就发现情况不对，集上明显是梨多苹果少。不少王村的村民已经早早的把手上的苹果换完了，可是很多李村的村民手上还全是梨。王二就多了一个心眼，没有着急换梨。没过多久，随着集上有苹果的王村人越来越少，还没换到苹果的李村人开始着急了。家里的梨本来就太多，不换点苹果搭配吃不行。于是就有李村的人找到王二，愿意2斤梨换1斤苹果，后来还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剩下的王村村民，看到王二这么做，也都跟着涨价。结果，多了点心眼的王二，带回家了比往年多得多的梨，而李村的村民则用比往年多得多的梨，换回了和往年差不多的苹果。

这件事情过后，李村的村民有点不太高兴，特别是那些后来出了高价才换到苹果的村民。事情最后弄大了，两个村子的村长只能坐在一起协商，签下君子协议：下不为例。以后两村交换，一律按照1斤苹果1斤梨，谁也不许乱涨价。

君子协议签下不久，王村的苹果就遇到了虫害，苹果产量锐减，只有往年的一半左右。所幸的是，李村梨的收成还和平常相当。这一年赶集，王二和其他村民一样，带了只有往年一半的苹果去赶集，而李村的村民还是带了和往年一样多的梨。既然有了君子协议，虽然集上还是梨多苹果少，王村的居民只能老老实实按照1斤苹果1斤梨交换，也没有太多好抱怨的。问题是，李村那边出了大问题，因为只有一半的人换到了苹果，还有一半人手里还全是梨。这一次，李村的村长面对的又是一群非常不高兴的村民。村长能做的，只能是动员一些有苹果的村民让出一些苹果来。但这件工作并不容易，而且得罪了更多的人。

中国的通货膨胀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和以往的历次通胀一样，食品价格高涨又是通胀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这意味着，通胀对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格外大。为此，央行不仅连续提高准备金率，国务院也准备必要时出台价格干预措施，试图控制物价的过快上涨。

从意图上说，这些政策均无可厚非，但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价格干预真的能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吗？答案恐怕是：很难。

通胀的原因有很多，在当前全球的经济环境下，从美国的数量宽松、中国的固定汇率到中国在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还有中国结构性的开始从粮食自给自足走向进口，恐怕都是原因。但不管原因是什么，事情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钱多东西少。

涨价，在一个市场环境下，是钱多东西少的自然结果。因为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价格会反映两种东西的相对稀缺程度。钱多了，就会不值钱；东西少了，就会更值钱，所以就涨价了，没有太多的高深道理。看到价格涨了，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不让价格涨不就行了？所以就有了价格干预。这在实行计划经济多年、一些重要价格仍然被管制着的中国，是一个容易被接受的政策选择。而且，任何一个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一定都有奸商囤积居奇、寡妇没米下锅的故事，让价格干预似乎也有了道义基础。可问题是，如果通胀的原因是因为钱多东西少，干预价格是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的，因此不会解决真正的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价格干预几乎必然要伴随着短缺和分配问题。前面王二赶集的故事里，第一年出现梨多苹果少的情况时，没有人出来干预价格，最后李村的人就不得不面对“通货膨胀”，用更多的梨才能换到和往年一样多的苹果。老百姓为此不高兴是自然的，觉得王二是个坏人哄抬物价也是自然的，但市场最后还是能够自发的把苹果和梨相对平均的给分配了。但当第二次出现梨多苹果少的情况时，“君子协定”虽然排除了“通货膨胀”，但却没有改变梨多苹果少的事实。而且，在人为干预的价格下，所有有梨的人都想用1：1的比例换苹果，但问题是不存在那么多苹果。如果没人出来管，那结果就是先来的人能买到苹果，后来的人买不到苹果，就会出现“苹果荒”。如果有人出来管，那就得管好一个人一次能买多少。可问题是，这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谁能知道一家到底需要多少苹果呢？

在一个通胀的环境里进行价格干预，面临的会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只管价格不管量，结果必然是这荒那荒，一旦出现，只会加剧通胀的恐慌。管住了价格又管量，政府就得干预具体的分配。这么想吧，如果说管房价的时候，认定一家人只能买一套房还存在一些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在一个大量生活必需品涨价的环境里，去管理千百万老百姓买了多少，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当然，最可能出现的结果还是，既没有短缺，也没有出现政府干预分配的情况。这并不意味着价格干预的成功，而更可能意味着价格干预最后是无效的──不管怎么干预，最后市价还是不听话的向上涨。

说这么多，不是说政府在通胀面前束手无策。历史上应对通胀成功的案例几乎只有一个模式──收紧货币政策。中国收紧货币政策了吗？既是也不是。从数量手段上说，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用前所未有的力度收紧。但从价格手段上说，利率几乎还没有动，汇率也几乎没有动。这样一种政策组合的结果是，人民银行几乎必然面临着调控不足或者调控过度的双重风险，这是数量手段的基本局限（具体原因可以参见王二的凉粉店和被绑住的央行，王二收粮和货币政策的难题和王二和面、数量宽松和中国货币政策）。从财政手段上说，保护低收入群体，应该通过直接的收入补贴，这样最具有针对性，钱也能花在刀刃上。如果通过财政补贴来平抑物价，大量的补贴会流向不需要补贴的人群，这会造成很大量的浪费，还有腐败。

无论如何，在通胀面前，不需要恐慌，更不能太心急。通胀不是一夜之间就出现的，也不会在一纸令下就消失，不能犯下病急乱投医的错误。

王二打酱油、固定汇率和通货膨胀

王二是个很懂得持家的人，买什么都精打细算，凡事都货比三家，总之绝对不会花冤枉钱。

有一段时间，王二发现了一个小秘密，虽然自己村里的酱油涨价了，边上李村杂货铺的酱油还没有涨，原因是那里的杂货铺还有一批早先进的便宜酱油，算起来一瓶酱油能省20%左右。于是，王二再也不在自己村里打酱油了，没事就拎个酱油瓶去李村打酱油。王二的这一举动，很快就被村里别的人注意到了，李村酱油便宜的消息也就不胫而走。没过多久，不仅王二村子里的人去李村打酱油，周围几个村子的村民都去李村打酱油。面对骤然增加的需求，李村的杂货铺很快就挺不住了，原来库存的便宜酱油被销售一空，再进货的时候也只能进到和其它杂货铺一样价格的酱油，因此也就不得不开始提价。李村的人为此很生气，都是那些外村人，导致了自己村里发生了“通货膨胀”。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不少大陆的居民去香港打酱油、买尿不湿、采购洗发水，原因是香港的东西便宜，这被不少人当作是大陆发生通货膨胀的佐证。只是，要看大陆的通货膨胀，远不用费劲跑到香港去找证据。倒是大陆人跑到香港打酱油这件事情，是一堂很好的经济课，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货膨胀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是如何传染的。

事实上，香港远不是一个低通货膨胀的典范。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也就是港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加上开放的资本项，使得香港完全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点，香港都是被动地在进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果香港的通胀低，那不能算是香港金管局的功劳，如果香港的通胀高，那也不是香港金管局的错误，因为金管局几乎没有调控通胀的工具。而且，如果说香港的消费价格指数还没有出现大幅上涨，任何了解香港经济的人大概都会同意，香港房价飙升的速度足以让这个世界绝大多数城市感到逊色，而且我们知道，香港在这轮房价上涨之前，早就是这个世界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之一。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出意外，香港的消费价格指数也会很快上升。这不仅仅是因为大陆的价格上涨最终也会影响香港的物价水平，也不仅仅是因为香港目前正在进口过于宽松的美国货币政策，还是因为那些去香港打酱油的内地居民。“去香港打酱油”这件事情正在用最原始的方式呈现最重要的经济学定律之一──“一价定律”。香港的酱油不可能永远比内地便宜那么多，因为越来越多去香港打酱油的人迟早会把这种价格差距拉平，这就像李四村里的杂货铺最后不得不涨价一样。终有一天，香港的居民醒来后会发现，通货膨胀也到了香港，而且那一天不会太遥远。

是不是说一价定律和开放的资本项就意味着香港必须要进口美国货币政策，被打酱油的大陆游客把通货膨胀也带进香港？完全不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英国，这些国家都有开放的资本项，但这些国家仍然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如果一价定律意味着一个经济的通胀也会被传染到另一个经济，那这个世界应该所有的国家通胀率都类似才对，但很显然，我们不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这里的关键，就是汇率制度。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香港的利率水平就很难和美国的利率水平有任何差距，否则，微小的利差就会吸引大量的热钱，这也是香港一直进口美国货币政策的原因。而浮动汇率则可以部分避免这个问题，毕竟汇率的变动有可能会冲销利差带来的回报，增加热钱面临的投资风险，从而不会引发过量热钱的流动，使得较大的利差也能得到维持。这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些资本项开放的国家仍然拥有独立货币政策的原因。毫无例外，这些国家都采用浮动汇率。

一价定律也是一样。固定汇率制度下，如果内地的酱油价格是给定的，要使香港的酱油和内地的酱油价格拉近，只能是香港酱油涨价，于是内地的通胀也会传染到香港。但在浮动汇率制度下，香港的酱油不一定需要涨价，港币升值一样可以使得内地和香港的酱油价格拉近。很明显，汇率的变动和通胀在这里是相互替代的，升值越多意味着通胀也越低。

说这么多，不是说香港应该改用浮动汇率，毕竟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的经济金融体系的基石之一，不能轻言改动。这里只是想指出，采用固定汇率也是有其代价的。香港面临的问题，尤其值得大陆借鉴，因为当大陆居民去香港打酱油的时候，中国大陆也是全世界人民打酱油的目的地。

从技术上说，内地居民在香港打的酱油就是香港的出口。内地居民打得越多，香港的出口也越多。前面已经说了，内地居民打得越多，在汇率不动的情况下，香港通胀的压力也越大。换句话说，出口和通胀，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存在正相关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其实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打酱油”目的地。世界人民到中国当然不止是打酱油，而是买一切中国制造的东西，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酱油”比他们的“酱油”便宜。这种海量的购买，最终是要使得一价定律发生作用的，也就是中国的价格水平和外国的价格水平变得接近。如果我们维持汇率水平的相对固定，那一价定律只能通过价格水平，也就是通货膨胀来实现。

中国虽然没有开放资本项，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毫无疑问受到了虎视眈眈中国的热钱的影响。人民银行在动用价格手段，也就是利息，来调控货币政策的问题上，始终显得犹豫不决，力度不够。担心吸引过多的热钱流入，无疑是人民银行在加息问题上如此慎重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是，前面已经说了，在一个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加息的空间要大得多。热钱不是人民银行不能加息的唯一原因，热钱加上固定汇率才是。

说这么多，也不是说人民币就应该立刻变成浮动汇率。只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固定汇率是有代价的，来打酱油的人太多，也是有代价的。卷土重来的通胀，是对这种代价的一个很好提醒。

王二穿衣、天气预报和应对通胀

王二是个有意思的人，他特别不相信天气预报。每天出门，王二都是自己凭感觉穿衣。要是太阳挺好，温度不低，王二就会少穿点衣服，也不会带伞。要是乌云密布，凉风飕飕，王二就会多穿点衣服，然后还会带把伞。总之，王二总是按照自己出门时的天气，决定自己应该如何穿戴。

王二的这点习惯，一直也都挺有用，没让王二遇到过什么麻烦。毕竟，天气很少在一天的时间里发生剧变，有时候有点雨雪，天气预报也未必能预报得准。后来，王二换了工作，经常出差，而且一出就是一个月。只是，王二还是按照他的老习惯，出门时什么天气，就带什么衣服。这下王二可就开始吃苦了，特别是在天气转换的季节。有一次，王二带着一身秋装出差，不到一个星期就来了冷空气。王二忍了几天，最后只能临时跑去买衣服。花了不少冤枉钱不说，人也冻感冒了。还有一次，春夏之交，因为出门时还有点凉，王二就一点夏装都没带。最后，满街都短袖短裤的时候，王二还捂在他的春装里。

王二的麻烦，是相对容易避免的。只要他带衣服的时候稍微有点“前瞻性”，而不是只看眼前的天气，那带错衣服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应对通货膨胀当然要比带衣服复杂多了，只是如果在应对通胀的时候，我们的政策也能稍微有点“前瞻性”，那我们宏观调控的效果恐怕也会好很多。

刚刚公布的中国11月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5.1%，很多老百姓主观感受到的通胀率恐怕要比这个还要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然后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很多人把现在的通胀归咎于2009年天量的货币扩张。这样的观点虽然有道理，但是太粗糙了。不应该忘记的是，中国经济在2008年四季度开始，和全球经济一起，进入了自由落体的状态。执行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那时那刻是合理的。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领先了欧美国家至少有一个季度，无疑和中国强力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是分不开的。不可以因为今天的通货膨胀，而去否认2009年上半年宽松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

值得商榷的是2009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那个时候面临的情形是，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强劲的复苏，而通货膨胀还处于负数，信贷扩张的水平虽然较上半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高位。虽然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但中国的货币政策确实在2009年的后半段，错过了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退出的最好时机。当时的低通胀水平，显然让不少人觉得退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未必那么紧急。但这个错误，和王二犯的错误是一模一样的──穿衣不能只看出门时的天气，货币政策也不能只看眼前的通货膨胀率。直到2010年的两会，中国货币政策基调仍然是“适度宽松”，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在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两位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再加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组合更能引发通货膨胀？中国的货币政策，事后看不仅错过了最佳的退出时机，退出的方式也很难说是完美的。过度的依赖数量手段，而几乎没有价格调整（利率和汇率），基本上等于是让人民银行把自己的手绑着来控制货币，关于这样调节货币政策的弊端，笔者在这个专栏里已经写过多次，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让我们快进到今年的四季度。当10月份的通胀率达到4.4%后，一系列应对通胀的措施开始密集出台。光11月以来，央行就三次上调准备金率。当前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超过2008年6月时的高点。中国现在大概有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诡异的货币政策组合：最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和最低的真实利率。这意味，人民银行恐怕不得不大量动用“窗口指导”，才能真正的收紧货币。当然，这仍然是如何收紧货币的问题，不是这篇文章要讨论的重点。更大的问题是，现在收紧货币政策，已经不可能改变短期的通货膨胀走势。

如果不出意外，中国的通胀水平会在未来几个月持续保持高位。现在的关键是，我们的货币政策不可以再犯王二的错误，也就是只看眼前的通胀率。居高不下的通胀率，会不断带来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特别是在春节两会临近的时候，但收紧的结果要至少有半年的时间才能体现。这就让我们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在通胀真正出现下降苗头之前有收缩过度的风险。而后果是，我们的经济可能在2011年三四季度后出现疲软，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周期。

抛开眼前的货币政策合理不合理不说，上面的这些讨论有着更大的含义：我们的货币框架中并没有任何东西阻止我们的货币政策犯王二的错误，也就是只关注眼下的通胀水平。而很多别的国家的央行，比如说新西兰或者英国，很早就意识到了货币政策不能简单被一时的通胀水平牵着鼻子走，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冲击且货币政策有着巨大滞后效应，因此货币政策必须保持充分的前瞻性。这些国家的央行具体的做法是，将货币政策和中期的通胀水平相挂钩，也就是未来1-2年的通胀水平。在这些国家，货币政策要做到的不是让眼下，或者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水平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因为货币政策根本不可能做到那么及时有效。

说这些国家的例子，并不是说我们要照搬这些国家的模式。说这些例子，只是想指出，即便在一个成熟稳健的发达经济体中，在货币政策的效果已经相对被很好理解的环境里，这些国家都没有雄心勃勃到通过货币政策来控制未来几个月的通胀率。这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把货币政策仅仅盯住未来几个月的通胀率，无论是在通胀低的时候，比如说2009年的四季度，或者是在通胀高的时候，比如说2010年的四季度，最终我们实现的未必是一个平稳的通胀过程，反而可能是一个被放大了的经济周期。最好的意图换回的未必是最好的结果。

就像换了工作的王二需要重新思考穿衣的方式，中国经济这些年经历的深刻变化，也让重新审视我们整个货币政策框架变得愈发必要。我们不再是一个计划经济，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市场的手段有前瞻性的调节货币政策。

王二治水、堰塞湖和池子论

王二是个治水专家，特长是应对突发的大洪水。这种洪水的特点是来的快退的也快且不是经常发生。应对这样洪水的方法一般就是三板斧：加高堤坝、分洪和蓄洪。但这件事情最大的要求是做决定要果断──何处需要堤坝加高、加高多少、什么时候必须分洪、在什么地方筑池子蓄洪，都需要在很快的时间里做出决定。洪水总是无情的，也很难避免，但如果决策做得对了，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因为王二熟悉水情，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做出正确决定，因此王二在治水界的名气很大。后来，王二被请去处置一个大的堰塞湖。堰塞湖和王二熟悉的洪水情况完全不同。堰塞湖的成因是因为河道堵塞，处置的关键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寻找到最稳妥的疏通方案。而王二所熟悉的加高堤坝、分洪和筑池子蓄洪，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可能帮不上忙，有时候还会帮倒忙。

总而言之，堰塞湖的问题不是一点点临时措施就能解决的，必须要有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案，这同平时季节性的洪水截然不同。只有临时性的处置，而不去解决河道堵塞，堰塞湖永远都会是威胁。事实上，如果坝筑得越高，池子筑得越多，堰塞湖崩塌的风险反而会越大。也就是说，临时性的措施，虽然可以缓解一时的危险，但也增加了总体的风险。

中国的货币当局，面临的问题要比堰塞湖和大洪水都更复杂，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大洪水遇见堰塞湖。

大洪水就是汹涌的热钱。热钱不再是中国一个国家正在面临的难题，从拉美的巴西，到亚洲的印尼，再到北非的埃及，这个世界上基本面稍好且利率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在面临资本流入、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不少人认为，这和主要发达国家的零利率和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分不开的。

堰塞湖也是汹涌的热钱。2004年，中国面临热钱流入问题；2005年，中国仍然面临热钱流入问题；2006年，还是热钱；2007年，又是热钱；2008年，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直都是热钱；2009年，金融危机稍微平息之后，继续是热钱；最后到了2010年，仍旧是热钱。如果不出意外，2011年还会是热钱。不少人也许会觉得，这就是热钱的本性，中国只是不幸多年都是热钱的目标，不管中国做什么都无法避免。不过，如果一个地方连续七年都有洪水威胁，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也许不光是水太大了，而是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堰塞湖上。

此言何出？下面这段《中国改革》杂志执行总编辑胡舒立对央行副行长和国家外管局局长易纲的采访恐怕能透露出一点信息。

胡舒立：对于货币升值，我们都知道外部压力比较明显，而中国经济自身对此也有需求。综合而言，人民币迄今不能浮动的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呢？

易纲：一种货币，其汇率浮动真正起作用的是实际有效汇率。实际上，只有两个渠道可使实际有效汇率发生变化。一个渠道就是名义汇率的调整。还有一个渠道是通过国内价格上升：有升值压力，但可以不调名义汇率，通货膨胀也可以起到调整实际有效汇率的作用。

实际上，过去这十多年，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这两个渠道中国都用了。我们既用了名义汇率的调整，同时，中国通过价格渠道做出的调整也很大。想想看，这些年房价涨了多少？

胡舒立：现在，经过几轮汇改，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不是已经减弱了？还需要继续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调吗？

易纲：应当说压力已经减弱了很多，十年来，北京、上海的房价涨了多少？一般物价上涨了多少？这些涨价其实都是对汇率不均衡的调整。如果十年前拿美元换成人民币并在中国买房，能赚多少？现在看来能赚的不多了。其他的资产也调得差不多了。这说明现在人民币汇率其实离均衡水平，比十年以前已经近了很多。

对这段话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下面这种看法──只要人民币不升值，且保持低利率，热钱就无利可图，因此热钱流入的动力就会降低──是完全错误的。汇率固定的代价是我们失去了对资产价格和物价的完全控制，热钱不能在汇率上赚钱，可以通过资产价格的上涨赚钱。更重要的是，资产价格的上涨不是一个随机的事件，而是“这些涨价其实都是对汇率不均衡的调整”。因此，只要汇率一日不在均衡水平，价格的调整就不会结束，热钱流入就仍然会有利可图，热钱就会继续成为威胁。

如果我们同意上面这种观点（我个人是同意的），那中国总是面临热钱流入的威胁就不只是因为国际上热钱太多了，而是中国的汇率尚未调整到均衡水平。那中国面临的境地就是堰塞湖的境地──不管你如何加强对资本流入的控制（这相当于筑坝），不管你如何鼓励企业对外投资（这相当于分洪），不管你如何用各种池子圈住流入的热钱（这就是周小川行长最近的提法），不解决汇率水平的不均衡问题，热钱的威胁就不会消失，我们就会一年又一年地面对热钱这件事。

请注意，如何实现汇率走向均衡水平，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升值是实现这种调整的一种方式，资产价格和物价的上涨是另一种方式，通过其他的结构调整从而缓解价格调整的压力也是一种方式，这些方式都各有优劣，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只是，不应该忘记的是，我们面对的情形很可能是大洪水遇见堰塞湖。没有洪水的时候我们就有压力，现在来了洪水，我们的压力更大。问题的关键是，那些应对短期洪水的措施，虽然有利于缓解短期的压力，但却未必利于长期压力的释放。事实上，任何抵制短期价格调整的做法，都可能会让长期的调整压力更大。我们当然可以筑更多的堤坝，我们也可以筑更多的池子。可这只是暂时让这些水不流进堰塞湖里，但堰塞湖还在那里。

今年的外汇储备增长不出意料又会在3000亿美元以上，甚至接近或超过4000亿美元也有可能。现在最应该避免的错误是：只看到洪水，而看不到底下的那个堰塞湖。

第6章 经济政策的误解和真相

导言

好的经济政策必须建立在认清和承认现实的基础之上。当我们回避或者曲解现实的时候，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也极有可能是错误的。

中国的贸易顺差经常被人解释为是由于中国的加工贸易比重很大导致的。加工贸易，顾名思义，就是进口原料，经过加工然后再出口，我们只收一个加工费。这种贸易，出口一定是大于进口的，因此一定会有顺差。这似乎是对中国贸易顺差很不错的解释。如果现实真是如此，那意味着中国的顺差在短时间里也不大可能降下去。《王二拔鸭毛、加工贸易和贸易顺差》就是指出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里的政策含义是，顺差的存在还有别的原因，不是因为加工贸易这个在短期不可能变化的东西。

和贸易顺差相关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不少政府和个人都觉得，进口是花钱，出口是挣钱。因此，进口是不好的，出口是好的；逆差是不好的，顺差是好的。这也是中国的顺差在很多国家引起那么大反弹的一个原因。中国自己其实也差不多，我们对出口的重视要远远超过进口。《自力更生和重商主义》就是在说明这种喜欢出口、不喜欢进口，喜欢赚别人钱、不想别人赚我们钱的想法其实有很大的问题。自由贸易，在本质上是互利的。因此，任何试图多赚别人钱、不让别人赚钱的政策，也就是重商主义的政策，都不可取。道理相近的还有对外开放投资，很多人觉得为什么钱要给外国人赚?

《王二开荒和外资流入》想要提醒的一点是，别人的投资也让我们更快地富裕，也让我们做了原本不能做的事情。简单地说，我们也是受益者。不能因为外商投资赚钱了，我们就眼红，更不能因此而限制别人的投资。

中国社会在很多时候非常缺乏信用和信任，从对个人、对企业到对政府都是如此。建立信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二戒烟、机会主义和政府信用》想要说的是，政府制定政策千万不要有机会主义的想法，只满足一时一事的需要，而不管事前的承诺。这样在短期也许看起来是有利的，能为政府加分，但是在长期来看却会导致政府信用的缺失。而一个政府，一旦无法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再做任何事情都会很困难。与机会主义同时存在的就是民粹主义，也就是老百姓想要什么我就承诺什么。政府当然应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但资源是有限的，无限满足愿望就是无法满足愿望。《王二当村长和民粹主义的危险》一文指出了民粹主义的危险，而且强调的一点是，政府也要学会诚实地说“不”，否则民粹主义最后伤害的恰恰是政府承诺要造福的百姓。

知识产权被践踏在网络世界比较严重。《千度软件库和知识产权》一文想要阐述的是，尽管复制知识产权的成本极低，但知识产权的创造是有成本的，是需要创造力的，因此也是需要有回报的。不保护知识产权的结果就是最后没有人愿意去创造和创新。对一个国家而言，不保护知识产权，短期也许可以帮助省钱，但在长期来看，这几乎一定伤害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对于强调创新的中国政府而言，真正主动地去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人口一直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过去几十年，我们担最多的是人口太多，理由是人口多对就业、资源的压力都会很大，因此中国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了3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老龄化的到来，中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的问题，还面临人口结构的问题。《王二一家人和中国的人口问题> 就是想说明目前的人口结构和其所意味着的人口负利对中国经济的含义，并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想法。那些政策合理不合理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我们得对中国的人口问题现实起来，正视人口结构恶化的事实，这样我们的人口政策才能更加合理。如果永远生活在中国人口太多的心态下，我们很可能要在不远的将来面临很严重的后果。

王二拔鸭毛、加工贸易和贸易顺差

王二是菜市场里拔鸭毛的。顾客买了鸭子，送到王二这里，给一块钱，王二花几分种时间就能把一只鸭子身上的毛收拾得干干净净。拔鸭毛不算什么高科技，但普通老百姓如果要是自己拔，那可费劲了。又是热水，又是盆，弄的一家臭烘烘的，还要搭上不少时间，而且也未必真的能把一只鸭子收拾得像王二那样干净。所以，王二的生意不错，而且没有什么风险。人家卖鸭子的还担心鸭子会死，鸭子卖不出价钱，或者赶上禽流感之类的东西导致鸭子都砸在手里。王二不用操那个心，卖鸭子的人赔也好赚也好，他就是一只鸭子一块钱，永远不存在赔钱的问题。当然，鸭子卖得好时，王二收入也会更好，鸭子卖得不好时，王二收入也会差点。

这些年来，王二存下了不少钱。整个菜市场里，已经没有谁比王二的存折更大的了。有时候王二也被周围的人挤兑。周围的人会说，王二，你存那么多钱干什么？你看你的孩子穿的破破烂烂的，别省那个钱了，给孩子买身好点的衣服去。王二每次听到这话都特别生气，然后就会反驳：我钱存得多是因为我是一个拔鸭毛的，我只赚不赔。这个菜市场，一天能卖200只鸭子，150只都是在我这里拔毛，我每天都能净赚150块，我当然能存下钱来。我钱存得多和我孩子穿得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和我省不省有什么关系？真是胡说八道。

明眼人都能清楚，王二的辩驳不能成立。一个人能存下多少钱，和他赚钱的方式没有什么关系，而和这个人（相对于自己的收入）有多节省有关系，赚没有风险的钱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存下很多钱。

上面的这个故事虽然看起来也许很清楚，但一旦放到更大的尺度，就不再那么清楚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几年来，一直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因为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加工贸易，因此，中国的顺差是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决定的。比如说，最近商务部的一位副部长就重申了这个观点：

蒋耀平分析称，加工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从中美双边经贸来看，加工贸易也是对美造成顺差的大头，占了70%到80%。而且从企业构成情况来看，加工贸易顺差主要是外资企业顺差。而且从2000年开始到2009年，外资企业占顺差比重从64%提升到84%，顺差里面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占顺差的大部分。

容我在这里稍微做点解释。加工贸易的意思就是，中国进口配件或者材料，在中国进行加工或者组装，加工好的产品用于出口，中国收取的只是加工那部分的费用。从贸易的统计上看，加工贸易确实一定会是出口价值高于进口价值，这部分差价其实就是中国收取的加工费。如果出口大于进口，那就是贸易顺差，因此，中国在加工贸易项下总是顺差是一件非常正常、非常自然的事情。

加工贸易，和王二拔毛，在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你可以把王二拔毛这件事情这么看，王二会“进口”一只带毛的鸭子，然后“加工”，最后再把没毛的鸭子“出口”给顾客，王二从中能赚取一块钱的加工费。王二在拔毛这件事情上，永远是只赚不赔的，永远有“顺差”。事实上，因为拔毛是王二唯一的收入来源，因此拔毛，这种典型的“加工贸易”，能够解释王二全部的对外“顺差”。

但问题是，事情并不终结于此。王二能存下多少钱，和他通过“加工贸易”能挣多少钱，没有直接关系。并不是说他加工的越多，他存下的钱也会越多。他要买吃买喝，因此他会对粮店超市有“逆差”；他要给孩子买书买衣服，因此他会对书店服装店有“逆差”。王二最终能够存下的钱，是他通过“加工贸易”得到的“顺差”除去所有这些其它开支带来的“逆差”。他越节省，其它开支带来的“逆差”就会越小，他最后存下的钱才会越多。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把自己通过加工贸易挣来的“顺差”，一分不剩的都花出去，最后银行帐户上一分钱都没有。

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其实就是中国的净储蓄，是全部的顺差减去全部的逆差，对应成王二就是王二存折上的钱。说中国在加工贸易上有顺差，因此中国最后总的对外贸易就一定有顺差和说王二因为是拔鸭毛的，所以最后必然存款多一样，是没有任何理论基础的。

这件事情也没有事实基础。说点事实吧：美国南边有个国家，叫作墨西哥。这个国家的经济很依赖美国，在美墨边境的墨西哥一方，有很多出口加工区，这些加工区做的不是别的事情，就是“加工贸易”。美国的几大汽车公司还有欧洲的一些汽车公司，因为墨西哥的成本便宜，离美国又近，也把汽车制造厂开到了墨西哥。这些企业做的不是别的事情，就是加工，组装汽车然后出口到美国。墨西哥还有不少石油，这些油开采出来之后，墨西哥也用不掉，最后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出口到美国。美国境内还有大量墨西哥移民，每年都往墨西哥汇大量的钱。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墨西哥应该肯定是美元多得花不掉才对了吧？完全不是。墨西哥非但没有顺差，反而是一个逆差国，每年还得借钱才能付清全部的进口帐单。

这里要说的并不是顺差好还是逆差好，中国好还是墨西哥好。而是，只看到中国的加工贸易有顺差，就得出中国会是一个顺差国是片面的。通过加工贸易挣来的美元，一样可以花在进口别的东西上，最终一样可以实现相对平衡的贸易，但问题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把中国的贸易顺差简单地归于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仍然将是中国贸易的很重要的部分，这等于是在论证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会一直持续下去。顺差本身未必是坏事，但是错误地解读顺差产生的原因，就有可能忽略了顺差背后可能存在的结构扭曲、价格扭曲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如果要在宏观尺度上想这件事情，中国作为一个仍然相当不算富裕的国度，一个仍然需要大量资金的国度，竟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输出国，每年输出达到3000－4000亿美元之巨。这中间的绝大部分是通过贸易顺差的形式，而且很大一部分又都借给了美国人，最后体现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增加。换句话说，中国其实是在出口自己也很缺的东西，这背后的原因恐怕远不是加工贸易那么简单，而是有很深的结构性扭曲。

关于中国的顺差问题和外汇储备问题，我们经常在寻找各种理由来辩护和解释。从外交的角度说，有时候这种做法也许是有效的。比如说在我的新书《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中就讨论了中国外汇储备的种种问题是不是由于美元是储备货币导致的。我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只是这种的讨论本身，在外交上为中国赢得了一点空间，因为这种讨论把矛头指向了美国。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外交辞令，当作是真理箴言，而去回避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只能我们自己解决；解决不好，最后的代价也只会由我们自己来承担。

所以，不要再把顺差的责任都推给加工贸易了。

王二的自力更生和重商主义

王二是个普通老百姓，最普通最普通的那种。每天早晨出门，王二在家门口的早点铺买一杯豆浆，三个包子；中午在单位的食堂里一菜一汤加上点主食；晚上王二下班路过菜场会买点肉啊、菜啊、鱼啊，回家做晚饭。周末王二会和一家人去逛逛街，有时候在外边下顿馆子，时不时还会买点书啊碟啊回家看。王二最大的开销可能还是在孩子身上，从学费到各种课外兴趣班，哪里都要花钱，哪里都不便宜。一个月下来，王二一家的收入，除去各种开销，剩下的已经不多，生活虽然不能算拮据，但也不算特别宽裕。

王二就在那里琢磨，怎么才能让自己宽裕一点。事情对王二而言似乎是显然易见的：钱都被别人给赚走了，自己当然宽裕不起来。家门口的早点铺，每个月都要从自己头上赚走一百多块钱；单位的食堂，虽然不算贵，每个月也要从自己头上赚走几百块；中移动一个月要收一百多块的手机费；连小区门口那个卖盗版碟的，一个月也能做我几十块钱生意。还有孩子的那些老师，教游泳的、教画画的、教钢琴的，每个收费都收得吓人。还有现在的米啊、肉啊、菜啊，什么都挺贵的。

既然认准了自己的不宽裕是因为钱被别人挣走了，王二决定：要自力更生，不让别人赚冤枉钱。从此，王二开始自己在家里磨豆浆，自己发面拌馅包包子，每天带着头天晚上的剩饭到单位当午饭，手机能不用就不用，馆子也不下了，本来还爱看点碟什么的现在也尽量不看了，反正电视里那点相亲节目，捏着鼻子也能看，再说现在也没过去那么有时间了，因为什么都得自己忙活。至于孩子身上的那些钱，王二想了想，还是咬着牙坚持花了。虽然心里觉得那些老师收费太高，但是自己什么都不会，孩子的教育还是不能省钱。

就这么又过了几个月，王二每个月剩下的钱是多了一点，可是王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自己做的豆浆和包子，怎么做味道都没有人家店里做得好；天天吃头天晚上的剩饭，让王二想着午饭就没胃口；相亲节目不是太低俗，就是太不低俗，反正好像没有那些大片好看；最关键的是，王二生活的乐趣没有了，每天从早忙到晚，生活得更辛苦，生活的质量大大不如以前了。

王二又开始思索，这是为什么？王二终于又想通了，挣钱就是要花的，挣来的钱要是永远都不花，那挣钱干什么？挣钱是手段，花钱才是目的。但只要花钱，就是要被人赚钱的。不愿意被人赚钱，那就只能像过去几个月那样辛苦而毫无乐趣的生活。

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重商主义开始有了更强的声音，贸易保护主义只是重商主义思维的一个体现而已——我要赚你的钱，但是你别来赚我的钱。重商主义，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宏观尺度上，它不像前面王二的故事那样显而易见。而且，重商主义针对的不是你的邻居，不是你的朋友，而是远在千里万里之外，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在经济走弱的环境下，一句我们的钱被外国人赚走了，是如此直观又具有煽动力。但一个简单的事实却很容易被忘却：经济走弱不是外国人赚钱导致的。

重商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把贸易看成了是一个零和博弈，有人赚钱就必然有人亏钱。王二从早点铺买早点的时候是被人赚钱了，但是他也省了时间，省了麻烦，更重要的是即便有时间不怕麻烦，他大概也做不出别人的味道。与重商主义者零和博弈的世界相反，绝大多数贸易，就像王二买包子一样，是一个买卖双方都从中得益的过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付出的超过得到的，这样的交换是不会发生的。

重商主义者的错误更在于，把挣钱当作目的，而把让别人赚钱当作是损失。但重商主义者忘记了，挣钱的过程也是自己在为别人提供服务的过程，而别人赚自己钱的时候才是自己在享受服务的过程。一个只会赚钱不会花钱的人，很可能会像王二那样生活的辛苦而缺乏质量，一个只愿意赚别人钱但是却不愿意让别人赚钱的国家，最终的结果就是辛苦替全世界打工却不要回报，你不买别人东西，最终要那么多钱又是为什么呢？

重商主义最大的危险在于，以重商主义对重商主义。古典重商主义盛行之时，用枪用炮都要逼着别人用金条换自己的商品，因为他们错误的觉得金条比商品更值钱。100美元的金子比100美元的油或者鞋子更值钱吗？一点也不。现在当然不至于真的动刀动枪了，但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还击，往往也是贸易保护主义。这个世界，如果所有的人都变成王二，那结果会是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差，而不是更好。人类是从自给自足的世界走来的，那是一个贫穷脆弱的时代。是贸易，从一个村子到一个地区，再到一个国家，最终到整个地球，让分工成为可能，让比较优势得到发挥，让竞争得以发生，让生产力得到释放，所以我们才有了今日相对富足的生活。

王二后来意识到，要想生活好，不是靠自己动手做一切事情，省钱省出来的，必须得加强专业，让自己在劳动市场上变得更有竞争力，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工作，才有更多的钱花。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一样。一个国家是没法靠保护自己的市场，不从国外进口走出衰退或者富裕起来的。要富裕，就要加强自己的竞争力，提高自己产品的技术和质量。更多出口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多的进口，毕竟，进口才是供我们自己享用的，而出口则是在为别人打工。

王二开荒和外资流入

王二家有一大片未开垦的荒地。这片地虽然土质肥沃，可是地里到处都是石头，长满了各种杂草和灌木，地势也是起起伏伏的，不平整。而且因为远离水源，还需要从远处引水才能在这块地上种粮食。总之，这是一块很有潜质成为良田的荒地，只是从荒地变成良田还需要不少的投入。因为工程量巨大，凭王二一己之力，即使干上一辈子，恐怕也未必能把整块地开发出来。

后来，有个外地人来了，跟王二商量：他愿意出钱出机器，把这块地开发了，条件是开发后王二每年分一半收成给他。王二想了想，现在地是荒着的，几十年也未必开发的出来，一颗粮食也收不上来。这个人虽然今后要拿走我一半的收成，但是我也可以拿一半的粮食，比现在强。于是，王二就答应了。

很快，推土机，挖掘机，各种车辆就来了。不出两个月，王二家的整片荒地就被开垦了出来，水渠也修通了。来年，这片地上种上了粮食。到了秋收，收成不出意料的十分不错。王二没有爽约，分给了外地人一半的粮食。即便如此，当王二把剩下的粮食卖了，他的收入也要比往年多出很多很多，王二一下就富了起来。

可是年复一年，王二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有点不太情愿给别人一半的收成。王二心想：这地本就是我的，也是我种的，为什么我的收成要凭白无辜的分给别人一半？

时下，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资金越来越充足，很多人对外资的看法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一种看法越来越流行：外资是到中国来赚钱的，因此要限制外资进入，不让外资赚我们的钱。事实上，相同的看法也发生在贸易的领域，笔者已经在“王二的自力更生和重商主义”一文里给出了回应。

外资是到中国来赚钱的，这个说法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外资，和任何资金一样，不是来中国做慈善事业，来中国投资就是想赚得“盆满钵溢”的回去。可问题是，是不是外资要赚我们的钱，所以我们就最好不让外资进来赚我们的钱？

如果这个世界上钱的总数是不变的，别人多赚就意味着我们少赚，那不让外资来赚我们的钱也许还有道理。可问题是，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零和博弈的世界，别人赚钱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赚钱。光看到外资赚中国的人钱，而忽略了外资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不仅是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也是忽略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让我们回到王二开荒的例子。在那个例子里，正确的比较不应该是没有外资，王二可以保留全部的粮食和有了外资，王二只能保留一半的粮食，因为前一种情况根本就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情形。正确的比较应该是，如果没有外资，地就不会那么快的开发出来，王二就不会有粮食和有了外资，王二虽然只能拿多出的粮食中的一半，但还是比以前更富。中国的现状是，尽管充满了增长的潜质，但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中国都缺乏资本，技术和市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王二家的那块荒地，如果没有外部资金进入，和随之而来的技术和市场，中国快速增长的潜质不会那么容易实现。不能只看到外资拿走的回报，而忽略我们从中获得的收益。

有人会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投机性资金流入中国，这些资金纯粹是为了炒作，不会对中国经济有任何正面的影响。没错，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尽管投资和投机的界限并不容易区分。但这不只是外资的问题，这是一切资金的问题。中国房价的高涨，虽然也许有外资的因素，但恐怕主要是内地资金流入楼市导致的吧？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恐怕也是受内地资金的驱动吧？中国今年年初的绿豆大蒜价格波动，如果是因为有人炒作，恐怕也不是外资而是内资吧？资金追逐短期收益的特点，提出的更多的是对监管，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挑战，而不是因为外资是外国人所有，就格外邪恶。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在逐步开放资本项的时候需要格外审慎，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波动。不过，如果因为外资具有投机性就拒绝外资，这不仅不会消除投机，而且会发生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情况。

有人会说，外资在中国的回报率太高了，超过了它们应得的回报，是暴利。如果外资的高回报是因为外资受到了格外的优待，那确实不合理，应该取消。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确实给了外资“超国民待遇”。因此，消除这种暴利的方式不是拒绝外资，而是取消我们对外资的补贴，给外资的超额待遇。但如果外资的暴利是因为外资更善于发现投资机会，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或者是因为外资除了带来资金以外，还有市场，技术和管理，那么这些回报就不是暴利，而是应得的回报。

有人会说，中国现在钱这么多，干什么还要外资，钱留给自己人赚不是更好吗？这确实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悖谬。一方面中国有大量的资金投在极度低回报的国外资产，另一方面国外资金在中国能赚取相当可观的回报。但这个问题的关键恐怕不是为什么外资能在中国赚钱——中国这么强劲的经济，赚钱并不奇怪。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自己的钱为什么最终沦落到了必须要投在海外，而视国内的大好投资机会而不见？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恐怕要归咎于中国金融体系自身的问题。如果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法有效地把中国自己的资金投向最需要钱的地方，从而获得最高的回报，我们没有理由抱怨外国人能够发现更好的投资机会。外资能比中资更赚钱，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的金融体系还非常的缺乏效率。

全球金融危机，中美汇率的口水战还有热钱的流入，让很多人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产生了怀疑，让一些人产生了向回走的想法。有这些想法很自然，毕竟这些事情暴露了一个全球化世界的另一面。只是不应该忘记的是，我们也是对外资开放的巨大收益者。外资，从来不是天使，但也从来都不是魔鬼。

王二戒烟、机会主义和政府信用

王二爱抽烟，有时候一天一包都不够。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抽烟的坏处越发显现，王二开始下决心要戒烟。王二于是对老婆孩子说：从明天开始，我就要戒烟了，你们都要好好监督我，帮助我戒烟，看见我抽的时候一定要阻止我。老婆孩子都将信将疑：我们说话，你能听吗？王二信誓旦旦地说：明天，明天一定开始戒。

第二天，王二跑到单位，跟单位同事也说了，让同事们也监督他。不过，办工室里抽烟的人多，很快王二就经不住诱惑，跟着抽上了。这时就有同事说：老王，您不是说要戒烟吗？王二说：明天，明天一定开始戒。

第三天，王二真的开始憋着不抽烟。过了午饭，隔壁的老李跑来串门，随手就扔给了王二一根烟，王二接过来立刻就点上了。王二的老婆看了王二一眼，王二挥了挥手，示意老婆别多话。老李走后，王二的老婆过来问王二：你怎么又抽上了？王二说：这不是老李发的烟嘛，不能不给人面子啊？明天，明天保证不抽烟。

第四天，王二早上要去上茅房，习惯性地就点上一支烟去了。孩子这下说话了：爸，别抽烟！王二说：知道啦。茅房味大，我这不是想抽烟，就是去去味。明天，明天保证不抽烟。你怎么还不去上学啊？

第五天，王二在单位写材料，写着写着就把烟点上了。边上的人立刻提醒：老王，怎么又抽上啦？王二说：这不是需要打开思路嘛。今天这份材料很重要，没有思路写不好。今天情况特殊。明天，明天保证不抽。

很快到了周末了，王二在家看球，边看就边把烟给点上了。老婆这下看不下去了，说：王二，别抽了。王二说：这不是周末在家休息嘛，反正闲着也没事，放松一下。明天，明天保证不抽了。

如此又过了几日，再也没人提醒王二别抽烟了。王二挺纳闷地问自己的老婆孩子：我真心诚意的在戒烟，你们怎么都不帮我啊？老婆说：等你真心诚意的想戒烟了，我们再帮你吧。王二说：我这次就是真心诚意的。孩子在边上嘟囔了一句：我还真没看出来。

政府的信用对公共政策的成败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政策的效果直接取决于老百姓对这个政策的信心和信任。我在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听一位教授讲过一个故事，这已经是十年前了，他说：一个地方多山，但没人开发，政府也没钱开发。当地政府于是想，干脆把山承包给农民，一下承包30年，这样农民就会有动力开发。可是山承包出去的第二天，承包了山头的农民就上山砍树。很快山都被砍秃了。农民砍树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压根就不相信当地政府会把山头给他们承包30年，政策说变就会变。所以，他们决定趁着山还归自己的时候尽量多挣快钱，砍树卖木材是来的最快的。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当地政府看到农民把山砍秃了，立刻叫停了承包，政策很快就变了。砍了树的农民都无比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这个故事清楚地显示了，信用对于那些需要时间才能见效果的政策，对于那些需要改变预期才能成功的政策，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要性。

事实上，经济学理论自理性预期革命以来，一直强调的都是预期对于经济政策的作用。这点在货币政策上尤其明显。研究表明，这个世界上，那些独立、少受政治影响、有信用的央行，多半有着较好的应对通胀的记录。这是因为老百姓信任他们的央行，因此对通胀也有稳定的预期。预期稳定了，价格也会相应的稳定：如果所有的厂商都相信通胀不会高，这些厂商也就不会随意提价；如果所有的老百姓都相信价格不会过度上涨，他们就不会有去商店抢购的冲动。这也是自新西兰央行起，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央行开始采取“通货膨胀盯住”的货币政策体系的原因。“通货膨胀盯住”把通胀作为央行的唯一目标，看似是捆住了央行的手脚，但换回的却是央行的信用。

建立信用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政府时时刻刻都在面对所谓的“动态不一致”的问题。王二戒烟就是动态不一致的典型反映，永远都是：今天情况特殊，明天一定戒烟。到了明天，结果还是，今天情况特殊，明天一定戒烟。

动态不一致的后果恰恰是，在每个时点你做的决策似乎都是合乎当时的“情况”的，都是信誓旦旦看似合理的，但最终你丧失的却是信用，使得没人相信你。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就会成为一个很坏的均衡：如果政府机会主义，老百姓就不会相信政策的长期性，所以也会机会主义，行为短期化。一旦老百姓的行为短期化，“情况”就总是会变化，迫使一直看“情况”改变政策的政府重新调整政策，也就是更加机会主义。这最终导致的就是，政策和民间的行为像是猫捉耗子，老鹰捉小鸡，然后彼此都觉得对方是问题的根源。政府觉得很委屈：出台的政策原本是好意，结果被民间机会主义的行为给破坏了，最后只能被逼得不停调整政策；民间则很怒很困惑：政策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让人无所适从。因此，做长远打算是最傻的事情，什么来钱快做什么才正确。

想要建立信用，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要想得长远，明确地想清楚政策制定的假设和政策期望实现的目标，政策一旦制定，如果基本的假设不出现重大的变化，就不要轻易改变政策。最重要的是，短期的情形和走势未必就和想象的一样，这时一定要坚决抵制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改变政策的想法，因为这样增加的不是灵活性，而是让人彻底不相信你的政策。从很大意义上说，信用恰恰是在那些看起来改变政策对政府最有利，但政府却坚持不改变政策的时候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建立信用是要有代价的。信用，就是用短期的代价换取长期的回报。为什么以前做生意的都讲究童叟无欺？因为放弃一时的小利换回的会是一块金字招牌。

看看最近抱怨很多的几件事：房价，国 N 条已经出了 N 次，这件事情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这就跟王二说“我戒烟很有决心，因为我已经戒了 N 次”一样。成品油价，说成品油价和原油价格挂钩，结果原油价格跌的时候成品油价不跌，原油价涨的时候成品油价有时候也不涨，每一次一个理由，即使这些理由有道理，普通老百姓也已经很难相信这些理由了。通货膨胀，采用行政手段不让企业涨价，可是限制涨价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是很难奏效的。结果就是，你限制了，然后人家涨价，最后让人觉得政府无能为力，反而会助长通胀预期。这些关系到老百姓日常衣食住行的事情，会极大增加老百姓对政策的不信任感，这样会让今后的政策更难奏效，让别的不相关的政策更难奏效。

这些都是牺牲信用而选择了短期便利的深刻教训，为这些教训付出代价的，不只是政府自身，还有亿万会受政策影响的老百姓。为了建立信用，政策今后千万不能再像王二戒烟，而应该是，觉得戒不了烟就不说要戒，一旦承诺了不抽，有特殊情况也不抽。

王二当村长和民粹主义的危险

王二当村长了，是村里的老百姓投票把他选上的。王二在就任的第一天就激情洋溢地向村民表态：我要全心全意为你们服务，你们的要求就是我工作的方向。底下的村民给了王二热烈的掌声。

王二说到做到。村里的百姓觉得村办企业给的工资太低，怨言很大，于是向王二抱怨。王二说：没话说，你们的要求就是我工作的方向。王二给村办企业的负责人打电话，勒令给工人大幅加工资。企业的经理非常反对，觉得这样会增加企业成本，这样就无法和别村的企业竞争。王二大声呵斥：全村老百姓的利益，和你一个企业的利润，究竟哪个更重要？你是加也得加，不加我撤了你，换个经理也要加。经理没办法，只能给工人加了工资。

过了一段时间，企业的经理跑来找王二，说企业已经开始亏损，建议王二同意给工人降点工资，否则企业将真的难以为继，这样会影响全村很多老百姓的生计。王二完全不同意，问经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经理说：我们生产的东西和邻村李村的村办企业直接存在竞争关系，要是不让李村的企业在我们村子卖他们的产品，这样竞争就会减少很多，效益也就可能有保障。王二很高兴：就是嘛，肥水不流外人田，哪有钱送给李村人赚的道理？从今以后，凡是李村的产品在我们村卖，加收100％的管理费。除此以外，所有的村干部和村机关都要以身作则，凡是我们村能生产的产品，一律使用本村的产品。王二的决定一执行，李村的产品很快就在王二的村子销声匿迹了。王村的村办企业也乘机提了价，开始重新盈利。虽然利润上很好看，但因为产品在村里卖不愁销路，企业在创新、质量和管理上都开始松懈。

很快，村民又开始抱怨，村办企业的产品质次价高。王二心想：不就是觉得贵吗？我统一定一个低一点的价格不就行了。于是王二命令企业降价。但企业一降价就开始亏损，王二为了维持企业，只能给企业发所谓的“价格补贴”。要发钱，总得有钱才行啊。王二先是悄悄把村里要修图书馆的钱给用上了，之后把村里小学新教学楼的建设也推后了，反正做这些事情不太容易引起抱怨，毕竟这么多年，没有图书馆，小学教学楼一直很破旧，大家也都过来了。

王二此后又搞了几个“政绩”。他先是给全村的老人都发养老金，让全村的小孩都免费上学，然后村里的食堂低价供应伙食，所有的这些都不从村民头上收一分钱。王二从哪弄的钱呢？都是从村里信用社以村委会名义借的，抵押的就是村里的土地。等到王二卸任的时候，很多村里的老百姓都觉得王二是个好村长。很少有人会注意到，那个本来应该存在但却没有存在的图书馆，那个早就应该建造但从来都没有建造的教学楼，那个其实毫无竞争力的村办企业还有村里欠的一大笔债务。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好政府必然是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政府所以存在，就是要为老百姓提供服务，天经地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满足了大部分老百姓大部分愿望的政府就是一个好政府。不切实际的愿望是不应该满足的。政府和百姓的关系，当然绝对不应该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但是就像一个好父母不应该无条件满足子女的要求，因为那样最后只会造成孩子的娇生惯养，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勇气告诉老百姓真相，直面困难的选择，而不是努力去满足那些不切实际的愿望。

芝加哥大学教授 Raghuram Rajan 在他广受好评的《断层线》(Fault Lines)一书里，就描述了一个看似帮助穷人的政策最终却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理论。这个故事简单的总结就是：面临不断增加的贫富差距，美国政府选择的不是真正减缓贫富差距的拉大，因为这是一件耗时费力的事情，而是鼓励、引导和创造条件让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买房，从而来消除这些人对收入增长缓慢的不满。如果让这些人买得起房？宽松的信贷环境、政府担保和税收优惠。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少人用借来的钱“买下”了自己根本买不起的房子。在危机爆发之前，次贷曾被很多人当作是一种金融创新，使穷人可以买下原来买不起的房子，绝大多数人都很高兴。事后，这些看起来让绝大多数人都高兴的政策被证明最终让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高兴。

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成因相当复杂，如今从美国，到英国，到欧洲大陆都面临的债务和赤字问题则相对简单。除了少数极端的供给派经济学家以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例如这封十位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联名写的公开信），要在这些国家削减赤字和债务，可供的选择不多：增加财政收入或者削减开支。而且，增加财政收入不可能通过只对少数人增税来实现；削减开支则是要削减老百姓最喜欢的政府开支──社会福利，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医疗和养老，不对这些东西动刀，开支根本裁不下来。这里唯一的问题是，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希望自己多交税，或者自己的福利被裁减。因此，这意味着，不管这些国家的政府选择做什么，都必将遭到民间的强烈反弹。这些国家，当然也可以选择走民粹主义的路线，也就是不去得罪所有的人，因此，也就不去真正解决赤字和债务的问题，这也是一些国家政客的实际选择。但积累过度债务不是没有后果的，希腊，爱尔兰到最近的葡萄牙，都是债务过度以致于借不到钱，最终只能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的例子。

民粹主义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取向，但又是一种对政治家充满了诱惑的政策取向。危险，是因为这些政策用一时、局部或者不可持续的利益来换取民众的支持，最终伤害的却是同样一批人长远的利益。充满诱惑，则是因为这样的政策往往很有市场，让政客总有动力告诉百姓他们想听的，而悄悄隐藏那些困难的选择。

在中国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人群分化愈发严重的今天，民粹主义的市场也变得越来越大。原因和 Raghuram Rajan 描述的美国的情形有点类似：既然短期改变不了人群分化的现状，那就采取一些短期的政策让人少抱怨一点。抱怨房价，我就去打压房价；抱怨菜价，我就去巡查菜价；抱怨油价，我就补贴炼油厂然后少提价；很多人抱怨工资涨得慢，我就把工资涨幅写进计划里；有车的抱怨堵车，我就让没车的别买车；城里人觉得拥挤，我就想办法控制外地人进城。这些政策，有些也许是必要的，但更多的则只是引进新的扭曲，不少是牺牲一部分沉默的人而让另一部分抱怨得响的人得益。

这些很有民粹主义味道的政策，也许可以算是对过去政策的反思，但却很难说是一种本质上的改进。中国需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个世界上因为民粹主义而失败的经济政策决不比因为裙带主义而失败的经济政策更罕见。

千度软件库和知识产权

王二有个软件公司。公司刚开始是做外包的，也就是美国人或者德国人下个单子，王二找百十个年轻的程序员，马不停蹄地忙上几个月，写上几百万行代码，还要调试很长时间，最后交货收钱。这样挣钱挣得干脆干净，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利润太薄。经验少一点的程序员还未必能挣到民工的钱，也基本上是被当民工使。王二也没办法，他虽是老板，也还是替人打工。这个行当拼得就是价钱和速度，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成本稍微上去一点就立刻没有竞争力。当然，那些欧美的客户把软件拿去，不管是用在手机、电脑还是别的地方上，都是能挣大钱的。

王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软件我能编，我为什么就不能像欧美公司那样挣大钱？中国市场这么大，肯定有机会的。于是，王二一直等着机会向市场推出自己的软件。在砸进去数百万的前期成本和大量的人力之后，王二的公司终于推出一款国内需求很大，但市场上又一直没有的软件。

这款软件的流行是预料之中的，绝大多数电脑的桌面上很快都多出了一个“王二”的小图标。可问题是，王二公司的销售收入和软件的流行完全不成比例。因为，除去少数的机关和公司，绝大多数人都是从网上一个叫“千度软件库”的地方“免费”下载软件。王二推出了一个成功的软件，但是却做了一个错误的商业决定，他为一款流行的软件赔了很多钱。

王二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觉得，只要软件成功，还是有一些公司客户愿意出钱买正版的。既然不能阻止普通用户“免费”使用软件，那就把正版的软件价格调得高一点，这样网上损失的利润可以从公司客户那里补回来。于是，当王二的公司推出下一款软件的时候，他特意选择了把正版软件的价格定得很高，期望这样可以回收成本并盈利。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王二的公司激怒了网民。很多人骂王二的公司追求暴利，一张光盘的成本不过几块钱，一套软件竟然要卖上千块，完全是抢钱。于是，这些网民有了更强的理由去千度软件库享受他们的“免费”软件。另一个结果是，正版软件的高价减少了软件的销售，王二并没有如愿回收他的成本。

如此试了几次，王二的钱也赔够了，终于有一天他幡然省悟，觉得还是继续给欧美当民工挣钱靠谱。有个朋友对王二说过几句箴言“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并有区分两者的智慧”。王二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大智慧：只要千度软件库这样的东西存在，当民工的命是不能改变的，既然不能改变，那就接受吧。

很多拥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都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特点：创造的过程往往艰难漫长，耗费巨大且有很多不确定性，而一旦产品成功，复制这些产品的成本极低。从软件、文学作品、音乐和电影到药品、配方和工业流程都是如此。互联网的出现，则是将大范围的复制和传播很多产品的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但是请记住，从印刷机到复印机，到软盘光盘，再到互联网，这些技术虽然改变了知识产权的物理载体和物理传播方式，但是它们都没有改变知识产权的归属。写软件的，写书的，写音乐的，拍电影的，这些人卖的不是光盘、纸张、油墨或者胶片，他们卖的这些东西里包含的知识产权，属于他们的知识产权，他们劳动创造出来的知识产权。不可以因为换了一种传播方式或者载体，就改变这种基本的产权归属关系。如果因为网上银行取代了纸质存折，导致所有人都可以随意动用你的银行存款，你会乐意吗？

但恰恰是因为知识产权创造成本高/复制成本低，且通常不具有排它性的特点，使得知识产权的创造和传播是存在张力的。如果你有一个房子，别人也想要这个房子，那只能有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偷一个软件的知识产权没有这种问题，复制一下两个人都能用。如果你想造一个山寨的 IPAD，你的成本不会很低，复制出来产品的质量也未必可比。搞一个山寨软件要简单多了，复制一下就行，几乎没有成本且跟原版的一模一样。所以，如果没有人保护知识产权，靠所谓的自由市场、充分竞争和互联网精神，那样的结果几乎一定是对知识产权的随意践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都有很强的专利法和知识产权法，并花很大力气执法的原因。这不光是一两个公司是否有道德的问题，更是一个国家政府是否失职的问题。比如说，美国政府就根据法院的命令于去年11月底关闭了82个网站，这里面的一些网站只不过是提供了“平台”供网民自由“分享”音乐和软件，和千度软件库干的事情一模一样。

有人也许会说，作为一个消费者，免费就是好的，我是千度软件库的受益者，为什么我要支持打击千度软件库？是的，作为一个消费者，确实免费就是好的。只是，这意味着很多原本你应该能够看到的国产书籍永远都不会被写出来，你应该能够使用的国产软件永远都不会存在，你应该能够看到的国产电影永远都没人投资拍摄，你应该能够听到的国产音乐永远都不会被创造。这意味着，当你在抱怨为什么钱都给外国人挣了，而我们只能给外国人打工的同时，你本人其实就是背后的一部分原因，因为你的行为就根本没有给那些本土创新的企业太多机会；这更意味着，当你在抱怨找不到高薪的好工作的时候，你本人就是让高薪工作少的一个因素，因为只有给知识产权高回报，人力资本才值钱，你受的教育才会值钱。微观地看，你是在免费享受别人的劳动，宏观地看就是所有人在免费享受一部分人的创造性劳动。如果你自己在贱买知识，又凭什么来抱怨别人贱买你的劳动呢？王二公司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个国家的失败，是政府的失职。

有人也许会说，正版的东西太贵了，不可能消费起。我在《一沙一世界》里的“盗版软件禁绝之后”一文里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基本的结论是，如果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护，大家都使用正版，那正版的价格会大幅度下降。王二把软件价格定高是出于无奈，因为定低了大部分人还是不会愿意出钱买，最后干脆去宰那些愿意出钱的人。如果大家都使用正版，软件公司就不会选择那种自杀性的高价，因为这样既卖不动又会把市场拱手让人。

有人也许会说，互联网上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而且并不存在侵权的问题，很多软件源代码都是开放的，难道免费和共享不就是互联网发展的方向吗？是的，这正是互联网的神奇之处。但是，请注意，免费是知识产权所有者自愿选择免费，而不是“被免费”。你看这篇文章可能是一分钱不花的，那是《华尔街日报》选择了免费提供这些内容，因为《华尔街日报》有别的收入流。换句话说，有别人在出钱支持这些免费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就是免费提供产品，但通过别的方式来实现回报。只是，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基于清楚的知识产权界定和与之对应的回报分配，免费并不意味着没有知识产权。

写到此处，笔者忍不住好奇地去某文库搜了一下自己的新书，发现赫然在那里，还是一个不完整的粗制滥造版。不告而取还这么没有专业精神，难怪那么多作家如此出离愤怒。

王二一家人和中国的人口问题

王二兄弟六个，他排行老二。家里孩子太多，从父母到邻里都按排行喊孩子，最后王二的大名没几个人能记住，说王二倒是谁都知道。

王二的父母生那么多孩子的原因挺简单，觉得多生点孩子，地里的劳动力就多，家里儿子多在村里也有地位。问题是，在那个地里找食靠天吃饭的年代，王二家里的那点收成根本填不满兄弟几个的肚子。王家结果在村里是有名的穷，兄弟几个都穿得破破烂烂，吃不饱，上不起学，一家人过得惨巴巴的。

人多，吃饭的嘴也多，最后成了王二父母最大的教训。王二兄弟几个也看在眼里，成年以后都没有多要孩子，一家一个，正好。

不过，峰回路转的是，王家几兄弟因为实在忍受不住贫穷，凭着一身力气，就到城里去闯荡。刚开始扛大包，蹬三轮，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钱也慢慢挣了起来。之后几兄弟凑钱，买了辆货车，开始跑运输。兄弟几个，人停车不停，收入开始快速增加。没多久，过去在村里数一数二穷的王家，就变成村里最富裕的家庭之一。王家几兄弟生活的很潇洒，上面只有两个老人需要孝敬，下面孩子又少，挣的钱又多。于是，王家兄弟开始置地盖房，让两个老人享清福，把孩子都送到城里很好的学校读书，希望他们出息。村里人都挺羡慕王家，私下里嘀咕：老王当年生六个孩子还是对的。刚开始是苦点，现在熬出来了，这不是开始享福了？

又过了十几年，老王老两口已经八十多了，身体都还硬朗。王二兄弟几个也都六十岁左右，干不动了，准备休息，想让自己的孩子把家里的那点产业接过去，并且赡养自己。可问题是，王家的第三代人丁有点单薄，又要继续产业，又要赡养王家六兄弟，还有上面老王老两口，再加上底下的第四代，实在有点力不从心。王二兄弟几个商量了一下，那就把家里的产业和房子卖点出去吧，换点钱养老。可真要卖的时候，问题又来了。王二的那一代和王家都很类似，遇到的问题也类似，现在大家都想卖产业和卖房子，可是谁来买呢？于是，原来看似值钱的房子和产业，现在根本卖不出什么价钱。想想也是，谁家的第三代人丁都不多，那么多房子和产业，这么少的人，既住不过来，也打理不过来。

刚刚公布的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再一次证实了两个其实早就广为人知的事实：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很低以及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很快。老龄化是中国人均寿命增加的体现，是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提高的结果，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件好事。人口出生率低是中国主动的政策选择，计划生育的目的就是降低人口出生率，最终减少总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利弊放在一边不说，从数字上看，这个政策应该说达到了其控制人口目的。

可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当老龄化遭遇计划生育，这件事情是对宏观经济有长期影响的。

老龄化的结果是，一个国家里会有很多只消费但不再劳动的人口，而且这些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有个名词叫“抚养比”，就是不工作人口和工作人口之间的比例，不工作人口里包含老人和小孩。一个经济的抚养比越高，和一个家庭老人孩子多是一样的，那就是挣钱的那些人压力会很大。当然，压力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家庭里压力大的反映会是家庭矛盾，一个国家的“压力”大可能反映为财政赤字和债务增加，高税和增长缓慢。欧美很多国家现在都面临福利支出过大，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养老和医疗开支，然后财政赤字拉大，债务增加。最后为了平衡预算，不少国家最后恐怕都要增税。什么人交税？不会是老人孩子，最后只能是那些工作的人。本来干活的人就少了，现在税又高，这会严重影响工作的积极性，最后的结果就是增长缓慢。

老龄化本来就挺头疼了，而计划生育则把这种头疼加倍。要减少人口，必然意味著有一天出生的人要少于死亡的人。这意味着必需要人为的制造一个类似倒金子塔形的人口结构──老人很多很多，年轻人很少很少。换言之，老龄化本身会导致抚养比增加，而计划生育则是要人为的制造（暂时的）抚养比增加。

如果这两股力量同时发生在一个经济上，这对一个经济产生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现在看来，中国在不太远的未来就会是这样一个经济。给定我们剩下的时间并不算多，现在开始为这些挑战做准备已经不算很早了。

一种想法当然就是放松计划生育。这会是一个有争议的想法，尽管笔者本人倾向于放松计划生育，不仅从经济的角度，更从人道的角度，但我也充分理解反对放松计划生育的人是有理由的。比如说，一个事实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困难最大的地方是在农村。因此可以预期，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如果会带来生育率的上升，那上升最快的地方很可能也是在农村。这样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例如，让一些农村家庭重新陷入贫困陷阱。

一个争议应该比较小的做法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如果我们没法增加工作人口的数量，那能做的就是提高这个人群的质量，使得抚养比的增加可以部分被人口质量的提高所缓冲。中国的教育投入仍然严重不足，而且结构不合理：偏高等教育而轻基础教育，偏城市而轻农村，偏盖楼而轻师资。更何况，教育的费用也上升很快，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高质量的教育仍然是稀缺品。

一个尤其需要小心的事情是中国的社保体系。中国的社保体系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覆盖全民，如何异地转移，如何保持整个体系的高效透明。但十年二十年后，这个社保体系就将要经受高抚养比的考验。到时，很多人要养老，很多人要看病，但是只有相对少的人在交钱。如果整个体系在现在不能实现结余，如果个人帐户迟迟不能做实，如果投资的回报率还是那么低，那十年二十年后，中国的财政上就会出一个大窟窿。如果到时再去增税或者消减福利，都是会有严重社会后果的。

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不顾所有人的警告，仍然生活在“中国人口太多”的心态里，错过了为“人口负利”时代到来做好准备的最后机会。

附文：盗版软件禁绝之后

我是一个喜欢写东西的人。我写的东西，不管质量好坏，观点正确与否，还是花了不少时间和脑力的，而且背后还包含着我几十年受的教育。我写的大部分公开的东西都以博客的形式出现，因此是免费的，因此复制我的博客更是不用费吹灰之力，鼠标点几下或者键盘敲几下就行了。

我也是一个职业的经济学家。因此，我谋生的手段最终主要就靠写东西。写工作上的东西，花费的时间和脑力更多，有时候可能还涉及挺重要的问题，而且最终的产品从价格上说并不算便宜，因为我是拿着不错的薪水在写。但是要复制我的那些东西，也不费吹灰之力，和复制我的博客没有本质的区别。

从这小小的一隅，就不难看出，很多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有着十分类似的特征：早期的固定投入大，但复制起来成本极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销售的价格和其后期的制作成本极有可能脱节得十分严重。制作一张DVD的成本可能只要一两元钱，但你不可能要求《阿凡达》的正版DVD就按这个价格卖，你还得考虑人家前期投入的数亿美元制作成本，中间投人的以亿计的宣传成本，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各种软件和芯片，这些东西后期制作的成本很低，但开发成本却很高。不能因为这些有知识产权的东西售价远远高于其后期制作的成本价，就认定有暴利。总之，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即使后期生产的成本极低，价格也未必应该是低的。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我过去一直是一个盗版使用者。我用盗版软件，看盗版光碟，甚至还在地摊上买过印刷质量粗劣的盗版书。我和大部分购买盗版的人，心理可能都是一样的——那样可以省钱。当然，我也在三种情况下购买正版：一是没有盗版又非用不可的，二是正版比盗版贵不到哪里去，三是正版和盗版的质量相差太大。

我不想为自己使用盗版的行为进行过多的辩解，但在盗版随手可得的情况下，要求消费者靠自觉不去使用盗版完全不切实际。从根本上说，消除盗版需要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上花费力气。毕竟，知识产权不是自家的院子，砌上围墙自己就能保护。前面已经说了，含有知识产权的东西，生产的时候非常困难，复制的时候却异常容易，让知识产权的拥有者来保护自己的权利非常困难。

但我们国家究竟需不需要花力气来保护知识产权？这对消费者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乍看起来，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中国还不是一个主要的知识产权生产国，盗版带来的损失主要不由中国人承担，天天喊疼的明明是美国人。在表面上看，中国是这场盗版游戏的受益者，美国人花钱搭台，中国人免费看戏，何乐而不为？

我不想在这里重复那些老调，比如说保护知识产权虽然在短期有损失，但从长期看是有利的，因为那样可以培养我们本土的创新能力，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对过于遥远的东西看得并不清楚。我最关心的是如果没有了盗版，明天我会不会必须花几千元钱来买正版的Office软件？我仔细想了想后，得到的答案竟然是：不会。相反，正版软件很可能会大幅度降价。

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让我从星巴克咖啡和哈根达斯冰激凌说起。哈根达斯在中国的昂贵众所周知，国内的星巴克也不便宜。而我刚到美国时最惊奇的发现之一就是，这里的哈根达斯是放在超市里几乎论斤称的，这里的星巴克是大家早晨起来睡眼惺忪地冲进去抓起一杯咖啡就走的地方。虽然美国绝大多数东西都比中国贵，但这两样东西却比中国便宜不少。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傻或者美国人坏，这就是他们的定价策略。

哈根达斯要是跟蒙牛冰激凌一个价，那跨越太平洋往中国运冰激凌肯定要赔死了。所以哈根达斯干脆选择了放弃低端消费者，直奔那些对价格最不敏感的高消费人群，比如说年轻的恋人。于是哈根达斯在美国薄利多销的模式到了中国就成了“宰一个是一个”的模式，一样挣钱。星巴克也一样，因为即使把一杯卡布奇诺从25元降到2.5元，喝惯了绿茶的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不会改喝咖啡。愿意走进星巴克的人多半需要喝咖啡、喜欢喝咖啡或者喜欢喝咖啡的那种感觉，碰上了这几种人还不用高价宰他？

回到软件这件事情上，如果在盗版如此盛行的情况下微软把Office卖200元一套，那就是犯傻。因为在一个10元钱就能买到盗版Office的国家还坚持使用正版的使用者，一定对软件的价格不太敏感，比如说政府机构或者外企。对于这样的使用者，当然要漫天要价。这些用户和哈根达斯与星巴克要抓住的客户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如果等到盗版彻底杜绝了，微软就面临着下面的选择：是降价多卖一些还是继续只卖给原来那些高端客户？在一个已经有几亿人在使用计算机的国家里，我相信微软是不会希望90%的机器都装上正版WPS的。

如果这么看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也有理由支持政府打击盗版了。正版的高价不是盗版的原因，其实是盗版的结果。当然，正版永远会比盗版卖得贵，但我相信，比起正版的质量和服务，那高出来的部分很多人都是愿意支付的。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因为盗版的泛滥，使得正版只能龟缩于高端的一隅，让一个有心买正版的人也只能“望价兴叹”。

第7章 发展模式之争

导言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从来都不是没有争议的。争议的问题也很多：中国究竟特殊不特殊？中国的增长究竟能不能持续下去？中国增长的经验究竟是什么？存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

我本人一直是一个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的人，乐观不是因为觉得中国经济没有问题。相反，我觉得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非常多。只是，我对中国通过改革来克服这些问题的前景一直比较乐观。

《王二熬夜、GDP至上和结构扭曲》讲述的是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人为地对一些价格进行扭曲，比如说利率、汇率和污染的成本。这样可以在短期拉动经济，但问题是这样的拉动同时也扭曲了经济的结构。结果为了保证增长，只能不断维持和加深这些扭曲，而修正扭曲则会和已经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合。这样反复下来，最后经济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种恶性循环的，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经济增长得这么快，这么成功，不存在这么危言耸听的问题。《王二过劳和中国经济悠着点》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单纯用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不能回答中国的增长能否持续、中国增长的质量是不是高这些问题了。而且，越追求高速，越可能导致不可持续，因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会越来越深。

解决这些问题，自然需要很有勇气的改革。《王二装修和经济转型的焦虑》正是要指出，现在的改革已经不可能是无痛的了。改变增长模式，实现经济转型，必然是要砸烂一些现有的东西。要非常避免的是，因为害怕承担成本而无限期地推迟改革。改革的成本不会因为推迟改革而消失。事实上，改革得越晚，难度会越大，成本也会越高。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发达国家经济深陷泥沼，而中国强力的刺激政策则让中国经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危机，并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于是就重新开始有了中国模式的提法。《养生秘诀、华盛顿共识和中国模式》想要说的是，无论存不存在中国模式，都不能认为中国模式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我们真的尊重历史，中国所执行的不少经济政策和改革其实都是“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那种简单地认为中国模式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的看法，并不存在很强的依据。

当然，中国也并不是完全按照“华盛顿共识n走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的政府在经济中有很强势的地位。有人觉得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恰恰是中国的优势之_。《王二育儿、政府主导和中国模式》并没有否认这种看法，但这篇文章也想提醒所有觉得政府主导是优点的人一件事情：过多的政府主导未必有利于一个国家的创新。中国迟早要依靠创新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即便政府主导在过去很成功，这完全不意味着在未来其不会成为增长的阻力。

王二熬夜、GDP 至上和结构扭曲

王二原本是个很健康的人。他吃得好，睡得香，经常锻炼，生活规律，因此一直精力充沛，很少生病。

后来，王二学会了熬夜。一开始熬夜，王二白天的精神就不太好，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总是觉得很疲劳。于是，没过多久，王二因为觉得累，就不再坚持锻炼。刚开始不锻炼，让王二觉得如释重负，人也舒服了一些。毕竟，晚上不睡觉，白天再锻炼，身体上吃不消，不锻炼对身体的压力要小很多。但舒服了没有多少时间，不锻炼的副作用就显现出来。王二开始变得没有胃口，经常不想吃饭。王二没有强迫自己，不想吃就不吃，等饿的时候随便抓点零嘴吃，或者泡一包方便面。这样一开始的时候也挺好，只是吃得不好睡得也不够的王二，很快精神开始越来越差。王二听说喝含咖啡因的东西能提神，于是就开始喝可乐。先是一天一罐，后来变成一天好几罐。后来可乐已经没效果了，王二就开始喝咖啡。再后来，咖啡也不够了，王二听说抽烟也能提神，于是就开始抽烟。开始是困的时候抽一根，慢慢的变成没事的时候抽一根，再后来，变成了有事没事都抽一根，最后干脆是醒着的时候就抽着烟。

事情很明显，再这样下去，王二的身体迟早要垮掉。王二心里也明白，自己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自己总是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偷懒”，总是在困难和简单之间选择了简单，总是在长期的解决和短期的修补之间选择了短期的修补，于是渐行渐远，到了现在的状况。

中国现在有很多能够激发社会矛盾的经济问题，比如，房价、通货膨胀、大学生就业、环境恶化还有收入分配。这些问题虽然还不足以改变中国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活力经济的现实，但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妥善解决，是会危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中国政府显然也十分清楚这些问题的严重，因此，在最近几年来连续出台各种政策来应对。只是，必须要看清楚的是，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相反，它们也许就是我们自己的政策导致的，而且不是一个政策，是一连串的政策。

就从 GDP 至上说起吧。在消费、投资和出口这拉动 GDP 的三架马车里，投资是最容易在短期内被政策影响的。低价土地、税收减免、排污耗电耗水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还要加上便宜的贷款，这些都对拉动投资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也会反映在 GDP 上。但是，这里的每一项优惠政策都意味着对关键价格的扭曲。

投资就会形成产能，就要寻找市场。在更困难的培育开发国内市场和更简单的低价给国外企业代工之间，企业选择了后者。而我们的政策也支持了这一选择，那就是将汇率维持在了一个固定的水平，一个让做代工企业比开发国内市场更有利可图的水平。于是，我们的出口开始大量增长。

低利率和低汇率，对中国的投资和出口都是好消息，对 GDP 也是好消息，但这背后也隐含着对投资和出口的巨大补贴。这些补贴，不是来自于别的地方，最终都来自于中国的老百姓。中国居民储蓄的低回报，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而企业的利润却增长迅速，都是这种老百姓补贴投资和出口直接或者间接的体现。老板们都有钱了，做出口的都赚钱了，老百姓却没有钱，可不就是收入分配持续拉大。

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缓慢，当然就没有购买力，内需就不可能太强劲。但 GDP 还要继续增长，那就只能继续促进投资，促进出口，所以利率和汇率就只能继续保持在低位。任何要加息或者升值的想法，都会遭到很多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的强烈反对。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这些企业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接受了隐性的补贴，它们当然会反对任何取消这种补贴的行为。

持续的低利率、低汇率，再加上低排放和低能源成本，彻底扭曲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这种扭曲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极度的资本密集、能源密集、污染密集，却不创造足够的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中国的能源、钢铁、水泥和电力的消费增长，这些年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但中国的就业增长却徘徊在1-2%左右，大学生的就业更是形势严峻。把中国的经济总结为“能耗过度，人耗不足”一点都不过分。可不是？如果一个经济中最需要的劳动力是泥瓦匠，一年600万大学生毕业确实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

低利率和低汇率，还是对两个最关键的宏观价格的扭曲。这种扭曲的直接结果是中国金融体系里流动性系统性的过剩。流动性过剩就给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带来很大的上涨压力。过去这些年，房价和物价，不管如何治理，总是一轮又一轮的上涨，按住了这个那个又起来了，这和我们货币条件的结构性偏松是直接相关的。有人当然可以把温州炒房团和外资热钱当作替罪羊，但这些资本的流动恰恰是对扭曲市场条件的一种反应。

把整个事情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扭曲的价格导致扭曲的经济结构，扭曲的经济结构又要求价格继续扭曲，否则就难以为继，这就跟王二一步一步走向越来越不健康的生活模式一样。一个例子是，不少企业号称，人民币升值3%企业就要关门，就会造成大量的失业，所以人民币千万不能升值。这些企业也许是对的，可问题是，如果一个经济中真的有大量这样的企业存在，连3%的币值变动都承受不了，那就不是单个企业的问题了，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个经济中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这样的企业？同样道理适用于那些哭着喊着要求不能加息，不能提电价、水价、油价和地价的企业。如果我们知道中国的污染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知道中国的水资源已经严重不足，然后我们同时又担心提高能源、水和污染的价格会对大量企业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增长和就业，那就不是这些企业的问题了，而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对水、能源和污染这么依赖的企业，为什么我们增长和就业这么依赖于这些企业？

中国的增长模式缺乏可持续性，早就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都反复表示过，中国的增长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但事情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像就业、收入分配、通货膨胀和高耗能高污染，这些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多联系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对不可持续性的反映，都是对同样宏观价格扭曲的反映。割裂地看待这些问题，试图一个一个解决这些问题，试图回避最关键的扭曲而通过行政手段校正问题，最后带来的不会是问题的解决，而只是将问题加深。当王二停止锻炼的时候，他看似解决了疲劳的问题，但很快他就陷入了胃口问题；当他解决了胃口问题，他又陷入了精神问题；当他解决了精神问题，他咖啡因上瘾了；最后当他解决了咖啡因上瘾，他犯上了更麻烦的烟瘾。因为，从头至尾，王二都没有正视他不良生活习惯的根源──熬夜，而只是在修补一时的问题。

一个人改掉坏习惯比养成坏习惯要难多了。王二如果要重新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必须经历很多难熬的日子，戒烟、戒咖啡、按时吃饭和睡觉、坚持锻炼，没有哪一个是可以轻松实现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要重新走上可持续的路径，必然也不可能是轻轻松松，皆大欢喜的。但这恰恰就是关键。一些企业关门和人员失业，会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代价，会是宏观价格调整的必然结果。今天我们不去面对这些成本，三年以后、五年以后，我们还会一样要面对，而且那时的成本会变得更大，转型也会更痛。

王二过劳和中国经济悠着点

王二是个干起活来不要命的人。一个任务分配下来，王二能连续几个月都耗在上面。有时候连续好几天不睡觉，实在太累了，倒头靠一会儿又起来继续干。吃饭是越简单越省时间越好，胡乱吃几口就对付了。正因为如此，王二总是能比别人更早、更好的完成任务，也自然而然成为了同辈中的佼佼者。

对于这样一个刻苦的人，是没有太多理由谴责他的成功的。事实上，王二的成功恐怕是很多人都觉得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普通人，大概都不会羡慕王二的成功，因为这样的成功来得实在太苦了。

辛苦还只是次要的，一个人愿意付出辛苦而获得成功，无可非议。但关键的问题是，王二这样的玩命工作，不可逆转地损害了王二的健康。王二的工作方式，是不可能让他健康工作几十年的。现在拼的是年轻，过不了几年就会是一身病，到那时，不要说拼命，就连一般的工作恐怕也不能从事了。

不少人，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相信，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证明了中国的增长模式是正确的。他们会指出：别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一片狼藉，中国2009年的增长率是9.2%，最新公布的2010年的增长率为10.3%，可不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通胀是有点高，能耗是有点下不来，收入分配差距是有点大，内需还是有点弱，环境是有点恶化，但是瑕不掩瑜，中国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在整体上还是成功的。

让我把话说得明白些：中国的经济成功确实是不容质疑的。其实中国已经不用去证明自己经济上的成功，全世界都承认。中国在后危机时代面临的最大命题是：中国过去的成功能不能在未来被复制，能不能持续下去？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30多年了，让问上面问题的人不得不担心，这是不是杞人忧天？但是，这30年来的增长源泉并不总是一样的。开始是来自于农村的改革，然后是乡镇企业的兴起、价格的放开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最近这些年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的进程，通俗地讲就是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因此，如果仔细看，中国前20年的增长和最近10年的增长是有区别的：前20年的主要源泉是来自于自身的改革，而最近5－10年则来自于一个更大的全球舞台。这不是说最近10年没有改革，比如说，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是在这10年里做成的，很不容易。但总的来说，最近这些年，中国的增长是在一个既定模式下的不断做大。很多人的态度也变了：之前是改革才是出路，改革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是，增长才是出路，增长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正是这些微妙的变化，才让前面的问题变得格外重要。当我们觉得改革才是出路的时候，增长的可持续性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改革就能释放生产力和创造力，就能让增长继续下去。但当增长本身是靠外部需求拉动的时候，靠的是把现有的模式成倍放大的时候，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外部的需求可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增长，从而支持中国的增长？这是个重要的命题但不是本文关心的；另一层含义是中国这种只在乎增长的速度，但是忽略了增长基础的模式，从制度，到环境，再到人，是不是可以持续的？而且，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明年，或者后年的，而是关于未来10年、20年的。这个问题至为关键的原因是，我们今日用来证明我们成功的理由，也许恰恰显示了我们的远期风险。

举个例子吧。2010年的增长数据，漂亮极了，10.3％。但是，这背后5.6%是来自于投资。这如果没让你觉得有什么不妥的话，我们可以回到2009年，那年的增长是9.2%，而8.8%是来自于投资。知道信贷数据的人，大概不会对这些数据感到惊讶，2009年新增贷款是9万6千亿人民币，2010年是7万9千多亿，这还不包括数量难以统计的银行表外业务。换句话说，这两年我们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投资，而且拉动投资的动力是信贷投放。

这样的增长也许可以让很多人觉得挺好。可问题是，靠信贷拉动投资、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不但不解决经济中的真正矛盾，而且把现有的矛盾在更大的尺度上放大。你不可能通过贷款和浇灌混凝土就把经济里的问题解决，相反，我们通过在现有的模式上走得更远，把问题的解决也推得更远，解决起来也会变得更困难。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人告诉王二，你这样玩命，肯定不行的。王二不服，由过去每晚睡三个小时，变成每晚睡一个小时，然后更加提前完成任务。然后反问道：谁说我不行，我现在比过去更高产了。可是王二完全搞错了。他的问题不是他不够高产，他早就不用证明他的高产了，他的问题是他能坚持多久。他的问题不是当前的问题，而是未来的问题。

中国经济面临的可持续性问题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我们的环境已经脆弱到极点；比如说，我们在消耗这个世界上将近一半的钢、一半的煤、60％的水泥，而且需求还在快速增长。有些可持续性问题则更加深层次一点：为什么高增长同时伴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为什么高增长不伴随着很多人收入的高增长？为什么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为什么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始终存在？为什么幸福感在下降？这些问题，我在《王二熬夜、GDP 至上和结构扭曲》给出了一个我的解读，那就是我们存在巨大的结构扭曲和价格扭曲，而且彼此互相加强，上面的现象只是不同的症状而已。我的解读是不是正确不重要，但这些现象至少提醒我们，现在的这种增长模式是让很多人感到不满意的，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增长模式很难说是可以持续的。

对于王二，他需要做的，恐怕是得稍微悠着点，然后好好想想自己要的是什么？如果短期的成功不是王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目的，那他就需要重新调整工作和健康的关系、工作和家庭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王二的工作表现也许会稍微有点下降，也许不会像之前那么高产，但30年后、50年后，有谁会在意一年两年的表现呢？

中国的经济也是，需要悠着点。如果我们的增长，变成了一个更平衡的增长、分配更合理的增长、更创造就业的增长、更保护环境的增长、最终更有幸福感的增长，那谁会在乎我们的增速是6-7%，而不是9-10%呢？

实现这种转变并不容易，要担风险，要得罪利益集团，要离开我们熟悉的拉动经济的模式。这些本就是转变的应有之义，我们在过去的哪一次改革不是如此？但请记住，不实现这种转变不是一个选择。王二可以假装自己可以无限期的玩命下去，可惜，事实是，他不可能无限期的玩命下去。

王二装修和经济转型的焦虑

王二住在一个挺舒服但是有点老旧的房子里，墙饰、灯具、家具、卫浴设备、水管和电线等都是十来年前的水平，虽然现在都能用，但是已经开始过时。再过几年，这些东西可能就彻底跟不上时代了。王二想了想，决定花点钱，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赶上潮流。王二找人来看了看房子，做好了设计方案，效果图看上去很满意。于是，请好了包工队，这就准备开始干活了。

这天，工人们到了王二家。工人按着图纸，抡起大锤，就向一面墙砸去。只砸了一下，王二就给喊住了：你这么砸，不就把这一面好好的墙给砸坏了吗？工人说：是啊，按照新的设计，这面墙就得砸掉啊。王二说：好好一面墙，砸了怪可惜的。你先别动这面墙了，先干别的地方吧。

于是工人就开始撬地板，还没撬，王二就说：等等，好好的地板，你这是干什么？工人说：您不是要换实木地板吗？这复合地板当然得先撬了。王二说：先别撬了，这地板好好的，撬了太可惜。你们就先去搞卫生间吧。

工人到了卫生间，抡着大锤就砸瓷砖，王二很愤怒地跑过去制止：会不会干活啊？你们到我这里到底是装修的，还是搞破坏来了？怎么见什么都砸啊？工人很无奈地看着王二：王先生，这不把旧的东西砸了，我们怎么装修啊？您要是看您原来的东西挺好，那就别装修了，继续住着不就行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焦虑的年代，生活在一个令人焦虑的国度。这里说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褒义词。过去几千年，技术和社会都是在用蜗牛般的速度发展，让一个人可以从容的面对这种发展和变动，因为在多数情况下，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技术并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相对稳定。这一历史常态，最终被工业革命所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终于快于了个人的寿命，让所有的人几乎都可以预期，自己的第二代或者自己的第三代将会和自己生活得很不一样。而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同时发生的信息革命，则更是将这种用一两代人完成的过程浓缩在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完成。快速的变化才是这个国度的常态，变化在带来机会的同时，也让人感到焦虑。

焦虑是因为变化不是无痛的。变化既是进步，又往往是破坏性的。回想一下中国改革的过程，打破铁饭碗，乡镇企业兴起又衰落，国有企业全面亏损后抓大放小的进行改制，数百万千万的国企职工下岗，之后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挣钱，留下身后妻儿老小承担家庭的重担。这些过程，从痛苦程度说，经历过的人恐怕只能说“苦不堪言”，整件事情一点都不美好浪漫。但这些痛苦转变留下的是一个充满了活力和竞争力的中国经济。你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能找到中国制造，就是这种竞争力的一种明证。

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那时从政策界，到学界到普通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一旦加入世贸，国外企业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然后把本土企业杀得片甲不留。但事实上发生的，几乎是完全反过来，中国不但没有被外国企业征服，反而是中国制造开始在全球攻城略地。笔者走过好几个国家，那里的制造业，往往是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被中国完全“扫荡”。我有时候会跟那些国家的人介绍中国的改革过程。我只是想提醒他们，中国的竞争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曾经有一大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如果没有被抓大放小，没有被改制，那今天的命运也许会是反过来的。中国的竞争力，是通过付出痛苦的代价才换回来的。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整整十周年之际，中国今天的经济就有点像王二家的房子。上一次装修，也就是重大改革和转型，已经是十几年前。如今这个经济增长的势头仍然良好，但越来越明显的是，十几年前形成的增长格局，也就是低端出口的扩张性增长，已经不可能无限期的成为拉动经济的源泉。中国的出口受到两方面的夹击：一是扩张越来越困难，因为在很多行业中国已经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二是挣钱越来越困难，因为附加值低且又有竞争。

这些事情必然意味着，和先前不少国家经历过的一样，中国的出口行业需要产业升级，然后大量从事低端加工业的劳动力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需要寻找新的工作，这个工作未必会在制造业，而是会在服务业。请不要觉得这是坏事，不向更能赚钱的行业走，是不可能变得更富裕的，对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但是，如果历史能有任何启示，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型过程不会是无痛的。不会是一个衬衫厂的老板一觉醒来，觉得造数控机床更有前途，于是开个会，第二天这个工厂就开始生产数控机床了。更可能的过程是，这个衬衫厂的老板挣得越来越少，最后开始亏损，然后企业倒闭关门，企业的雇员被抛向社会自寻生路。然后这些人发现做衬衫的工作越来越难找，最后只能去学做别的东西。换句话说，转型不是在电脑上看效果图，是要真的动大锤，砸烂旧的东西，新的东西才能出来的。像王二那样舍不得旧的东西，无论因为什么理由，结果很可能都是裹足不前。

意识到转型就是要有企业倒闭，要有人失业，对中国当前的政策讨论非常重要。害怕失业，保护那些已经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结果就是阻碍转型。政府更应该做的，是给受到转型冲击的人以保护，帮助这些人过渡，给他们提供培训，帮他们寻找机会。中国的财力比起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时候好很多，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好才是。

一个经济，如果老子干什么，儿子还继续干什么，这个经济不会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一个人，如果二十岁干什么，到了五十岁还是干什么，那这个人有可能属于进步慢的。如果我们期待中国会继续快速增长下去，那我们就得现实的预期：我们的孩子很可能不会干和我们一样的事情。我们五十岁的时候，很可能会在干二十岁时想都没想过的事情，很多时候，这种选择可能是被动的。

中国还要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焦虑地一次又一次重新发现自己，这是一个快速发展国家的应有之义。怀旧的，喜欢温暖窝的人，请做好一次又一次被大锤声惊醒的准备。

养生秘诀、华盛顿共识和中国模式

王二是村里有名的寿星。90多岁的人了，牙齿一颗都没掉，眼睛也不花，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很多人都想知道王二长寿的法门，于是纷纷到王二家上门讨教。王二说，自己吃的比较素淡，早睡早起，一年到头风雨无阻下地劳动，还有就是一直心情开朗。但听了这些之后，来访的人都觉得平淡无奇，很多人都能做到这些，王二如此与众不同应该还有别的原因，于是这些人央求王二道出实情。王二想了想，自己确实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是：酷爱吃生大蒜头和每晚喝点老白干。

王二透露了自己的“养生秘诀”后不久，市面上就开始流行一本书《王二养生法──颠覆传统的养生理念》。这本书的大意是：吃的素淡、早睡早起、保持运动和心情开朗，这些来自于西方的养生理念，完全都是胡扯。千百万人都遵循这些，但最后还是没能长寿。书中罗列了一大堆耸人听闻的例子──一些“教条”遵循这些生活法则的人，如何死得很难看。书中最后浓墨重彩地写了王二的例子，反复分析了为什么生大蒜头和喝老白干是一对黄金组合、是王二长寿的不二法门。此书一出，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那些爱大鱼大肉、爱熬夜、不运动和心事重重的人尤其喜欢这本书。原来，他们的那些坏习惯根本就没关系，只要保持吃生大蒜头、喝老白干，一样可以活得很长。

中国自1978年以来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这么大的人群，用这么高的速度，维持了这么多年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的势头丝毫没有要停止的样子。更何况，中国几乎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几场大的地区和全球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和拉美金融危机、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和随后发生的美国公司丑闻以及阿根廷债务危机，当然还有就是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海啸以及最近的欧洲债务危机。这些危机，在让很多国家陷入深渊的同时，却似乎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因此“中国模式”提法的出现也是合理的。虽然什么是“中国模式”仍然需要定义，笔者也会在未来的专栏里详细讨论，但不应该否认的是：中国一定做对了很多事情，中国的经验值得总结。但在总结中国经验的时候，一个需要避免的倾向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成功，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对的，所以别人说的都是错的。

就从“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说起吧。“北京共识”还有“中国模式”经常被当作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回应：北京是对的，华盛顿是错的。可是，如果真的仔细看一下华盛顿共识，然后再放眼看一下整个世界，中国恐怕是发展中国家中，为数不多地真正做到了华盛顿共识里所说的十条中大多数的国家。

华盛顿共识第一条：财政纪律。简而言之就是不要有大的财政赤字。中国在过去三十年，财政赤字的极值点是1979年，赤字占 GDP 的比重为3.3%。除去那一年，中国自1979年以来，赤字从未超过 GDP 的3%。而华盛顿共识诞生地的美国，上一个财年的联邦赤字达到 GDP的10%，自1978/79财年以来，有15年的赤字超过 GDP 的3%。中国也许并没有刻意去遵循华盛顿共识，但中国行为的结果，却和华盛顿共识相吻合。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现在不是美国人在教育中国人要保持“财政纪律”，每次中美战略对话，都是中国人在教育美国人要保持“财政纪律”。这恐怕是华盛顿共识“出口转内销”吧。

华盛顿共识第二条和第三条：重新对公共支出的优先项进行排序和税收改革。简单说，就是公共支出要注重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以及实现一个宽税基、低（边际）税率的税收体系。中国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举世闻名，最近几年也开始加大对医疗和教育的投入。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说有缺憾，那也是没能更早地重视教育和医疗投入。至于宽税基和低（边际）税率，不仅更有效，而且更公平，这应该是国内外公共财政专家都同意的。

华盛顿共识第四条：利率自由化。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做到的一点。但中国过去十数年的改革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从增大存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到取消存款利率的下限和贷款利率的上限，到培育银行间市场和完全放开银行间的利率，每一步都是朝着最终的利率自由化努力。

华盛顿共识第五条：一个有竞争力的汇率。现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很多，焦点是人民币是不是太有竞争力了，或者说，人民币币值是不是被人为低估了。但是，稍微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是从70年代末的1.5人民币换1美元，这一被人为高估的汇率，逐步贬值到1985年的3.2:1、1993年的5.8:1。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汇率又一下贬值到8.45:1，然后逐步升值并稳定于8.28:1，这一汇率维持了将近十年，直到2005年。从2005年7月21日到2008年6月，汇率逐步升到6.83:1，并稳定在那个位置两年。直到2010年6月重起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汇率开始重新小幅波动并略微升值，目前人民币的汇率是6:75:1左右。抛开当前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不说，从大尺度上讲，有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汇率，显然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做的。

华盛顿共识第六条和第七条：贸易自由化和向外商直接投资开放。从一个基本封闭的经济，变成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中国显然是贸易自由化和向外商直接投资开放的典范。

华盛顿共识第八条：私有化。私有化是一个在中国有点禁忌的词汇。但从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到1992年山东诸城的国有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到1998年前后提出的“抓大放小”，以及后来各地如火如荼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实际上都是把企业从国有和集体所有，变成“非公有”。这个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引发了很多争论，比如说国有资产流失，但非公有经济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活力是不容置疑的。

华盛顿共识第九条和第十条：解除管制和产权。曾几何时，中国的工商局是油水最多的政府部门之一；曾几何时，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公家的，私人有点东西都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如果一定要对中国的改革进程进行宏大叙事，还有什么能比解除管制和产权更精炼的描述？

中国经济的成功，显然不只是因为中国做了上面这些。教条的遵守华盛顿共识，而不尊重一个国家的自身条件，不慎重对待改革的步骤，不重视改革中发生的矛盾，恰恰是“华盛顿共识”如此“臭名昭著”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只看到中国的特殊性，因此否定别人总结的经验，比如说“华盛顿共识”，则显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像王二的养生之道，不能因为王二爱吃生蒜和爱喝老白干，就一下得出王二那些健康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必要。

我们的正确，是不需要以证明别人是错误的为前提的。“中国模式”即使存在，也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

王二育儿、政府主导和中国模式

王二有个儿子。孩子生出来之后没有好好照看，长到五六岁的时候，面黄肌瘦，发育不良。这时候王二才重视起来，开始舍得在孩子的营养上花钱。另外，王二对孩子的一举一动都看管得很严——夏天不让下河游泳，冬天不让上山玩雪，怕孩子出危险，受风寒。总之，一切王二觉得对孩子不好的事情，王二就肯定不会让孩子做。

就这样没过几年，王二的孩子个子长高了很多，也壮了不少，成绩也不错。孩子由原来班上最矮最瘦不太引人瞩目的人，一下变成了班里的几个大个子之一，而且品学兼优。很多家长都向王二取经，希望传授育儿经验，特别是怎么把一个体弱的孩子在不长的时间里养得这么好。

王二想了想，觉得自己育儿的成功经验总结起来至少有两条：一是要舍得在孩子的身体上花钱；二是要严格管教，帮孩子做正确的选择。有的家长觉得第一条还比较好理解，但是第二条就不那么显然了：做家长的，未必一定知道什么样的选择对孩子是最好吧？是不是还是应该适当让孩子做点自己的选择？更何况，孩子总要长大独立的。王二对此不是很同意：我自己的孩子我最了解，当然知道什么样的选择对孩子最好。此话说过没多久，学校里就有两个孩子下河游泳差点出事。王二这下更加觉得自己的正确：我们家的孩子，一直不让下河游泳，所以从来不会出这样的危险，这当然是对孩子好。

中国经济的成功，已经早就不是新闻了。一个例子是，林毅夫、蔡口和李周合着的《中国的奇迹》1994年就已经出版。这本书最近又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原因就是“中国模式”这个名词变得十分流行。许多“中国模式”的支持者在为其寻找理论根源的时候，找到了《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必须得说的是，《中国的奇迹》是本好书，我读过好几遍，家里的书架上中英文的版本都有。只是“中国模式”提法的流行和一本16年前就出版的书并没有任何关系。最直接的原因是，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地位相对增强和美国的经济地位相对变弱，以及这背后看似极不相同的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模式：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笔者已经在《王二养生秘诀、华盛顿共识和中国模式》一文中讨论过，中国的经济改革所遵循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和华盛顿共识并不矛盾，中国的成功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中国和美国，究竟哪个国家的经济更接近于“自由放任”也是值得讨论的——在劳动力市场，在产品安全，在消费者保护这些领域，中国可要比美国自由放任多了。但必须得承认的是，中国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直接控制和影响确实要大大超过美国政府。中国一直有着积极的产业政策；政府和国有企业还控制着大量的资源，垄断着核心的行业；中国政府在放开一些重要市场和价格的时候还非常谨慎，比如说金融市场，利率、汇率和能源价格。这些特点，简单说就是政府主导，在这场危机中似乎都成为了中国的优势。正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开放，因此中国在危机中受到的直接损失微乎其微；正因为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大量资源，主要银行都是国有，中国政府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动用最多的资源来应对这场危机；正因为中国有着直接的产业政策，才让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在近两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一个新兴行业里有了一席之地。这些难道不都证明了“中国模式”确实存在优势吗？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中国的成绩。但一个危险是，把一个在具体情况下成功的经验过于一般化。

如果只看王二孩子成长经历的后半段，你也许可以得出王二是个好家长的结论。但是如果从出生就看起，事情就不那么一目了然了。中国的经济也是如此。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有产业政策，也没有开放金融市场，政府也控制着大量资源，为什么经济就一点都没有成功？而到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却如此成功？《中国的奇迹》一书，恰恰就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解释：政府主导一把双刃剑。如果政府选择了错误的发展战略，违背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那带来的不会是繁荣而是各种扭曲；而如果政府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战略，遵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那才可能带来经济的成功。因此，同样一种“模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这里面的关键是政府的政策是不是顺应市场的力量。政府不是用来否认和替代市场的，而是用来弥补和支持市场的。

当然，历史是历史，现在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未来。我们真的有把握说，王二的孩子今后一定能成才吗？孩子小的时候，家长多管也许是应该的。可是孩子越来越大，家长继续那么管，恐怕就会阻碍孩子发展。如果什么都不让孩子尝试，什么风险都不让孩子担当，什么都按照家长说的做，这样至多只能培养一个好学生吧？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孩子的成长一样，也是有阶段的。如果说政府主导在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这完全不意味着同样的成功在未来10年、20年可以被复制。 Microsoft 不是靠政府支持发展起来的，Google 没有拿一分钱政府投资，Facebook 是从哈佛大学的宿舍里起家的。中国在不远的未来，必然需要由依赖投资出口拉动增长，转型为依靠科技创新拉动增长。那样一种增长模式，要求一个自由公平的市场环境，要求一个灵活的资本市场，要求允许很多很多的失败。这些不是政府主导所能提供的，这些也不是有了产业政策就能发展起来的。

2006年的时候，宏观经济学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用来形容格林斯潘时期的低通胀、高增长和低波动。不少经济学家欢呼雀跃，认为终于找到了缓解经济周期和抑制通货膨胀的法宝。当然，随后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而大稳健的背后则是一个大泡沫。很显然，那些宣布胜利的经济学家高兴得太早了。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政府主导作为“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就不能只把政府主导和一时一事的成败联系起来，因为一时的成功就宣布胜利，犯上面那些经济学家的错误。我们要历史的看，要面向未来的看，要看自己，更要看别人。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些，也许我们会稍微谦虚一点：政府主导，也不是万灵药。

第8章 在世界的舞台上

导言

尽管我花了大量的篇幅写国内的事情，自2008年以来，我更多的时间还是花在关注国际经济事务上。这一方面是我个人工作性质使然，另—方面也是因为这场危机的重灾区并不是中国。危机的一个后果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骤然上升。这是好事，也是挑战。

一个挑战就是中国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场合成为一个靶子，中国的汇率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汇率政策究竟合理不合理放在一边不说，《王二的辩解和中国的宣传》强调的是另外一个一样重要的事情：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中国一言一行的时候，中国的官方立场必须具有一致性。只有具有一致性了，才能够更好地为我们的政策辩护。否则，即便我们有理，如果我们的立场缺乏一致性，也会让我们显得理亏。中国被误解的地方已经很多，不应该再自己给自己添乱了。

另一个挑战就是中国责任论。一直以来，我们的策略似乎是，示弱然后否定那些责任。《王二当村官和中国责任论》一文则认为，不论我们乐意不乐意，我们已经不太可能再去回避那些“责任”了。如果我们始终不去面对这个现实，责任很难逃掉，但规则又不是我们制定，这样反而会非常不利。正确的方式是，我们应该在承担责任的时候同时要求更大的发言权，并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这样比起总是抱怨现有国际秩序对我们不公要有更好的效果。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后果是，中国开始对其他国家，甚至有些远隔万里的国家，产生很深远的影响。《王二择业、中国的尴尬和巴西的烦恼》写于我的第一次巴西之旅之后。在那里的印象是，尽管巴西经济从中国的增长中得益巨大，但是不少巴西人似乎又对中国很有意见。这篇文章主要是描述我听到、看到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巴西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中国的影响下发生很大变化的国家，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我们必须要能理解这一点，不能因为别人的经济得益于我们而忽略可能的负面影响和其引发的政治后果。

中美已经毫无疑问是20国集团中最为主要的两个国家。这不仅因为它们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也因为这两个经济体是全球失衡中的两大主角。《王二的节俭、李四的挥霍和中美再平衡》解释了什么是全球失衡和全球再平衡，分析了20国集团决议对中美的含义。我个人的看法是最后的决议其实对中国更有利，但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失衡中所处的位置要比美国优越一点：我们是放债的，美国是借债的。文章最后想要强调的是，在看清了全球失衡的实质之后，实现全球再平衡其实是一件对中国更有利的事情。

自2010年春天以来，原本似乎已经结束的全球危机，因为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又重新开始威胁全球。《王二减肥与欧洲债务危机》写于2010年的5月，那个时候希腊成为欧元区第一个需要向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的欧元区国家。那篇文章很悲观地指出了希腊所面临的困境：持续地削减开支是十分困难的。当然，这只是希腊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后来，希腊的情况越来越恶化。到此书成稿之时，希腊的债务危机何去何从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加深，各种新颖的拯救方案也开始不断被人提出。《王二缉毒和债务赎回》就是针对其中的“债务赎回”方案。债务赎回是一个听起来有道理，似乎可以事半功倍的方案。但这篇文章想要论证的是，这样的方案并不可行。这里面其实还蕴涵着一个更大的主题：想要人为地去扭转市场的结果，这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非常困难的。

王二的辩解和中国的宣传

王二是个爱辩论的人。他有个特点，就是对所有的事情他都试图反驳别人的观点并给出自己的解释，但却不太在意自己给的解释是不是自相矛盾，于是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王二长胖了，有人就问王二：你长胖了是不是因为吃得太多导致的？王二不是很喜欢这个问题，觉得影射自己吃得多，于是回答说：这两件事情未必有必然联系。人的胖瘦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有先天的，有环境的，饮食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有人吃得多未必胖，有人不怎么吃一样很胖。我本人18岁那会，每天能吃下一头牛，照样瘦得跟竹竿一样。所以，包括我本人的亲身经历，众多的事实证明，我长胖和吃得太多未必是有必然联系的。

然后立刻就有人问了另外一个问题：那请问如果你每天都饿肚子会有什么结果？王二还是不喜欢这个问题，觉得还是影射自己吃得多，于是回答道：饿肚子是一种很不建康的生活模式，会导致营养不良，身体虚弱，体重骤减，这种生活方式我非常不推荐。那人立刻追问道：所以，少吃还是可以减肥的？王二立刻反驳：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人的胖瘦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有先天的，有环境的，饮食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你还要我怎么清楚才可以？

还有一次，村里的人很不厚道地讥笑王二太节省，对这样的讥笑本来一笑了之就行，王二硬要说个所以然来：我们家情况和你们的很不一样，我家里有三个孩子，今后上学都要花钱，现在不存钱不行。不要说现在，在孩子上学之前，我一直都要存钱。后来有一天，有人看见王二在去银行取钱，觉得很好奇：你怎么变成取钱不存钱了？这件事情本来也挺简单，就是月头手上的钱不够了，取点钱等月尾发工资就又存上了。王二偏偏觉得要找回场子：事实证明，你们过去说我爱存钱，根本就没有很强的根据。我一直是有存有取。所以，以后不要老是说我爱存钱。

王二，因为这些特点，导致了最后无论他说什么，别人都不是特别重视。

上周，我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会议。到会的大部分都是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还有一些游说团体以及政府官员。其中一位专家的发言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对这件事情的描述用的是下面这些语言……，而去年他在描述同样的问题时用的是这样的语言……。他具体讨论的问题并不重要，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吸引眼球的问题，重要的是这个细节：在大洋对岸，是有人在一字一句读《政府工作报告》的，而且还在关注语言的变化。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细节有趣？这件事情的背景是，最近这些年，外界对中国的关注在呈几何级数的增长。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纽约时报》一个星期能有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就不错了，现在一天没有都很奇怪。对中国的关注，也由过去相对集中于政治领域，开始越来越多的包括经济领域和经济政策。这些媒体报道的方式一般是，他们会了解基本的事实，然后采访专家来解读这些事实，最后他们会把事实和观点组织成一个故事。那些会一字一句读《政府工作报告》的美国专家们，显然是这些解读的重要来源。请不要小看这些媒体和专家。在中国国内，它们也许还没有一张地方报纸的影响力大，绝大多数国人也许都不会去读英文的报道；但是在全球范围内，靠读《中国日报》来了解中国的人则是极少数，这些主流的英文媒体是他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

给定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关注，给定会有人一字一句地读中国官方的任何表态，给定这些主流英文媒体几乎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之外的人对中国最重要的信息来源，然后再给定这些媒体绝对不会你说什么它就报道什么（看看他们报道自己总统的方式就可见一斑），你就得意识到，任何的官方观点、解释和理由都会被放在放大镜下反复推敲。这必然意味着，如果中国官方要对一件事情给出观点，做出解释，那就必须经得起推敲。但在一些时候，中国还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就拿在国际场合中国最受“挤兑”的两件事情为例：汇率和顺差。中国对汇率升值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担心无疑是十分合理的：升值会影响出口，从而影响就业和增长。这个理由并不意味着别人就真的会被说服，别人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捍卫，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合理且说的过去的理由。但为了试图摆脱汇率这个不可能被摆脱的议题，中国给出了更强的观点：1、国际收支平衡受到很多因素决定，汇率升值未必能减少顺差。中国在2005-2008年之间升值了不少，最后顺差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就是明证；2、升值会导致中国出口遭遇严重影响，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这两个理由单独地看也许都还有合理的地方，但放在一起就变得很奇怪。观点1基本是在说，汇率不重要，别的东西更重要；观点2则是在说，汇率非常重要，极度重要。请注意，一个国家的政府捍卫一个国家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它们的职责之一，所有人都能理解。但是，如果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给出了可能会自相矛盾的理由，那是自己帮自己倒忙。

关于顺差的问题也是一样。中国经常强调中国的顺差是因为结构性原因导致的，比如说中国的贸易中有很多加工贸易，比如说国际产业分工中国恰巧就分在了制造业，因此在这些结构性原因消除之前，中国的顺差会一直存在。这些理由，存在商量的余地，但也有合理的成分。但如果真的相信这个理由，那就千万不要在短期的顺差减少甚至逆转上做太多文章。

毕竟，我们自己说了，中国的顺差是结构性原因导致的，结构性的东西不是一两年就能变过来的。但是，我们又没忍住而一次又一次宣布：中国的顺差持续降低，而且还会继续减少，毕竟这两年的顺差数字看起来不错。但是，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在宣布顺差能被降低的时候，就已经弱化了“结构性”顺差的理论。如果顺差出现反弹，这看起来不能算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就彻底让我们所有的理由看起来都变得站不住脚。当我们弱化了自己的理由时，那就是给别人帮忙，别人会说：你看，你过去说的都不对，汇率低估才是真正的理由。

中国已经在事实上被动地在接受国际媒体的舆论监督，这些监督会转化为在各种国际场合对中国的压力，有时候这些压力是好事，有时候则未必。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希望真正地捍卫中国的利益，那就需要格外小心捍卫利益的方式。保持具有一致性的解释，避免自相矛盾怕是最基本的。

王二当村官和中国责任论

王家是村里最大的人家，整个村子五分之一的人都姓王，王二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王家虽然人多，但过去并不太热衷参与村里的事务。以前王家穷，一家人忙活一年，能把肚子填饱就不错了，没有太多功夫关心村里其它的事情。村里的事情一直是大户梅家和欧家主持，什么调解邻里纠纷，修订村规民约之类的事情，都是这两家拿主意，村里要办什么大事，也主要是这两家主持。虽说梅家和欧家有时拉偏架，制定的规则又经常向着自己，但王家自顾自种地，大多时候井水不犯河水，也就这么对付着过去了。也有好几次，邻里们鼓励王家出头，王家也这么做了。怎奈王家好几代都没出过村官，玩不转官场那一套，根本不知道怎么跟梅家和欧家周旋。有时候搞得脸红脖子粗，拍桌子掀茶几，效果也并不见好。而且，梅家和欧家表面客气，心里其实还是没把王家当回事，时常是看似王家也坐在台面上，最后事情还是梅家和欧家说了算。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王家这些年富了不少，成了村里名副其实的大户。王家出一趟门，能堵塞半个村子的交通；王家包一次饺子，能买光村里菜市上的大白菜、肉和面，而且王家现在是隔三差五就包一次饺子；王家的大灶生一次火，半个村子都呛着烟。王家虽然还是秉承着把自己的事情管好的原则，但王家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可避免地对整个村子产生影响。梅家和欧家也意识到，不可能再撇开王家。于是就劝王二出山当个村官，因为王家有责任和梅家和欧家一起把村里的事情管起来。

王二有点心存疑虑。过去的经历不算愉快，现在让他出来当村官，说的好听是一起管理村里事务，但重点似乎是在责任二字上。万一村里什么事情都让王家出钱出力，当村官岂不成了当冤大头？还是不要出头为好。

王二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王二面对的真正问题不光是谁来担负责任，更是谁来制定规则。最终，责任的大小是根据规则来定的。如果王二不参与规则的制定，那随着王家越来越大，王家的责任会有不成比例放大的风险。如果王二现在还不当村官，继续让梅家和欧家来定规矩，王家也许只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因此，王二希望通过不当村官来回避的想法是有问题的，避的过初一，避不过十五。

中国的崛起，是人类社会在过去数百年未曾经历过的一件事情：一个无论从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开放程度还是制度环境说，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度，却因为总量的巨大，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成为在很多国际领域都无法忽视的力量。一直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持有的态度始终是同时强调这两件事情──讲权利的时候，强调我们的总量巨大；讲义务的时候，强调我们的人均很小。这是一种谨慎的方式，但却未必是对中国最有利的方式。当中国已经在生产世界上一半的钢，消耗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煤，已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手上握有的天量外汇储备已经足以让任何一个金融市场都不得不关注，中国的大手笔投资遍及从非洲沙漠到亚马逊雨林再到太平洋岛国的每一个角落，中国还想要躲在“发展中国家”的名分之后，而不去面对中国已经无法回避的全球影响力和必然与之相对应的“责任”是不现实的。

“责任”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这是需要被定义的。在这件事情上，中国的发言权还有限，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还没有真正参与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这里面一些是历史决定的，一些是能力和心态问题，一些则是有意回避，回避的原因恰恰是怕担责任。但如果规则是别人定的，那权利和责任的范围也就是别人来定。不难理解，别人定的游戏规则很少会为中国的情况着想。中国可以抗议“不公正”和“不合理”，中国可以为“不被理解”和“缺乏沟通”感到委屈，中国甚至可以怀疑别人“居心不良”，但在没有替代规则出现之前，中国所做的也仅能如此。

时常存在的一种误解是，中国拥有否决权，所以让别人来制定规则也无妨，不同意的时候中国否决就行了。没错，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法定的否决权，在一些多边问题上有隐含的否决权，而且中国现在否决多边议程的能力越来越大。但仅仅只是否决同建设性地参与规则的制定是完全不同的。否决，能否决掉对中国不利的东西，但却几乎永远否决不出一个对中国有利的结果，否决也不会为中国赢得多少朋友。最后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有多成功的不是这个国家否决了多少提案，而是这个国家推动了多少提案。中国确实可以说“不”，但中国不能只会说“不”。另外一种误解是，我们对那些不喜欢的东西不去理睬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别人制定什么规则，怎么说我们。对不起，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一样，已经不可能孤立的发展。恰恰相反，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去理睬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只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所有不利于中国的言论、看法和规则，如果持续下去，迟早会变成不利于中国的行动。

需要意识到的是，承担责任是获取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代价。说全球失衡中国有责任，可以，但中国就应该有权利指出全球最大的失衡国不是中国，解决全球失衡，最大的失衡国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说全球变暖中国有责任，可以，但中国就应该有权利一起决定怎么分配排放份额才公正合理；说中国在开发资源的过程中有责任保持非洲的可持续增长，可以，但中国就有权利指出之前非洲的贫穷和内战不是中国造成的，因此，已有的开发非洲的模式也走不通，大家必须一起探索新的模式。对刚刚在国际舞台真正崭露头角的中国而言，承担责任和获得权利是同一个过程。没有国家会大公无私到把权利让渡给中国，却不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如果积极参与这个过程，才有机会争取到最有利的结果。中国如果被动地参与甚至回避这个过程，那最后责任还是别人说了算，该有的权利也未必能享受得到。

给定中国会越长越大，各种中国责任论只会越来越多。中国不能总像一个外人那样，站在边缘抱怨。是中国坐到台面上，争取自己的权利，参与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同时承担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的时候了。

王二择业、中国的尴尬和巴西的烦恼

王二家祖祖辈辈都是铁匠，这是一个辛苦且没有太高社会地位的职业。从小，王二的父亲就跟王二说：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书，做医生、做白领、做工程师，总之要选择一个好点的职业，千万别再靠打铁营生。因此，不做铁匠，一直是王二的理想。

只是世事变化很快。旁边钟家村这两年富了起来，村里家家户户都在盖房、装修，对各种铁制品需求特别大。作为方圆几十里手艺最好的铁匠铺，王家的生意好得不行。即便价格一直在涨，王家的铁匠铺也从来没有缺过顾客。王家很快就成了村里最富的家庭，王二的想法也开始有点动摇。王二觉得，村里那些出去做白领的，最后好像很辛苦却也挣不了什么大钱。如果当铁匠，挣钱挣得很容易，而且从小一直耳濡目染，上手肯定不会很难。这么一想，似乎是当铁匠更好。可是，铁匠确实不能算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且打铁这份手艺今后也难免被机器取代。现在靠打铁挣钱确实好挣，但很难说这口饭能吃一辈子。

这一正一反的两种想法，让王二觉得很煎熬。他当然很享受现在富裕起来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其实是钟家村的功劳。但是他又觉得，是钟家村的需求让自己原本清晰的职业选择变得模糊，自己难道真的要沦为王家历史上又一个铁匠？他开始不知道是该喜欢，还是该讨厌那些钟家村的顾客。

笔者在国内农历新年期间，去了一趟拉丁美洲，第一站就是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拉美最大国家的巴西。这是一个仍然不算非常发达，但是很明显正欣欣向荣的国度。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那种拥挤、繁忙、略微的凌乱和嘈杂，以及交通拥堵和大气污染，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国内的大型城市。

到达圣保罗的当天，美国的财长盖特纳也在城里。盖特纳访问巴西的目的是“增进两国的经济联系”并为计划中的奥巴马总统的巴西之行打前站。只是，从各种公开的报道和讲话看，在美巴经济会谈的会议室里，分明有一个不在场但又无处不在的国度──中国。

同在美洲，美国原本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就在这两年，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了巴西最大的出口国。便宜的中国货在悄然取代越来越贵的国产货，大量出现在巴西商店的货架上。巴西是个吃牛肉为主的国度，但是这里不少人都知道中国人爱吃猪肉，因为他们知道从这里一船一船运往中国的大豆，最终的用途是作为猪饲料。他们当然更知道中国的街道和他们的一样拥堵，知道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因为正是大洋另一边对钢铁的巨大需求，才让大洋这一边淡水河谷的巨大矿山昼夜不停地开采。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对巴西经济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个相对近的邻居。但问题是，中国的到来并不对所有人都是好消息。

巴西，作为一个资源异常丰富的国家（除了铁矿石和大豆，这个国家刚刚发现了可以让其变成第二个沙特的巨大海底油田），但也不得不面对不少资源丰富国家都曾经遇到过的难题──荷兰病。荷兰病因荷兰而得名。荷兰在上世纪发现北海天然气田后，造成出口剧增、汇率升值、工资上升、通货膨胀，最终导致制造业的竞争力下降，从而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现象。

出口剧增、汇率升值、工资上升、通货膨胀，正是巴西现在面对的问题。中国对巴西自然资源的大量购买，虽然不是这些现象背后的唯一原因，但很难否认它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这个过程中，巴西的制造业则受到了不少的冲击。汇率的升值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不少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去工业化”已经成为了巴西的一个流行词汇。如果事情仅仅停留于此，那还简单。问题是，取代巴西已经丧失了竞争力的制造业的国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别的国家，恰恰也是中国。从中国一直擅长的衣服鞋子，到更为高端一点的机器设备，中国产品在这两年开始迅速进入巴西市场。巴西本地制造业企业对中国的抵触情绪，也很自然地与日俱增。从中国和巴西两国的双边贸易结构就不难看出这种抵触情绪的根源：虽然中国从巴西的进口比其它国家都要多，但是中国几乎只进口两样东西──大豆和铁矿石；而中国出口到巴西的产品则几乎完全是制造业产品。巴西的一些更为激进的声音甚至在说：中国正在把巴西变成一个初级产品出口国，巴西正在被中国“去工业化”。

从纯粹经济的角度说，这种变化也许是自然的。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从事更多的自然资源开采和更少的制造业，是经济规律使然。开矿是这个国家最能挣钱的行业，自然就成为这个国家成长最快的行业。矿的价格上去了，就会拉高工资、地价和各种非贸易品的价格，这些都会造成制造业的成本上升，使得制造业出现萎缩。这就像在高涨的需求面前，王二发现选择继续打铁似乎比去当白领更能挣钱一样，完全是经济力量在起作用。

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少人觉得初级产品出口国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经济模式。欧洲殖民美洲，最初就是把美洲当成一个初级产品输出地，处于美洲的巴西对这件事情的敏感，十分可以理解。这就像王二一直有一个白领梦一样，觉得靠打铁致富不算真的富，只有当白领了，那才算出息。而在这件事情上，中国的角色就变得有点尴尬。中国一方面帮着巴西更快地富裕起来，另一方面则似乎让巴西人的制造业大国梦变得遥远了一些。这也是巴西人对中国的态度开始变得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是既依赖又反感。依赖和反感，对于一个同样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在短时间内造成的政治上的压力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远离中国。

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将继续下去，我们必须习惯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事情已经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是会牵扯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是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度之一──巴西。因此，中国必须意识到各种政策的份量，要有国际视野，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反感。

王二节俭、李四挥霍和中美再平衡

王家和李家是村里最著名的两家。王二干得多，吃得少；李四正好反过来，干得少，吃得多。事情的结果是，王二家每年粮食都多，李四家每年粮食都不够。没粮的找有粮的借粮，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给定王家是全村余粮最多的，李家每年都要找王家借很多的粮。刚开始，两家处得还挺好，王家看重存下的钱，李家看重生活质量，各得其所。

经过好几年，王二变得挺“富有”，全都是对李家放的债。李四的体重有点失控，身体也变得不算很健康。这时，王家和李家开始互相指责对方。王家警告李家：你欠我的粮，算上利息，一粒都不能少，将来都得还给我，想赖可不行。李家警告王家：没我这些年来这么吃，你能富起来吗？你王家能富，靠的全是我。但我现在这么胖，你是有责任的。我现在要减肥，你得配合，别剩那么多粮食了。

王二觉得挺纳闷：你李四吃多了，跟我剩粮食有什么关系？李四正言到：关系极大！你王家剩的粮食多，你就得卖吧？你怎么才能卖掉？压低价格。你一压低价格，像我这样爱吃的就忍不住多吃，结果我就吃得太多了。这才是我这些年借你这么多粮食的原因，你以为我天生爱吃啊？

王二觉得这个道理挺扭的：我怎么觉得不是这样呢？明明是你李四挥霍无度，挣一个子，要花两个，最后只能四处借钱。幸亏我这里粮食多，才能让你用这么低的利息借到钱。要不然，你哪有现在的生活质量？

王二和李四自然是争执不下，最后村里的人都来拉架。拉架的方式无非是各打五十大板：王二剩的粮食太多，把粮价压得太低，王二应该减少余粮；李四吃的太多，借的债太多，李四应该少吃少借债。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君子协议，但对王二和李四的含义却不完全是一样的。王二是要由节俭变得不再那么节俭，而李四则是要由挥霍变得不再那么挥霍。如果平常人的生活经验能有任何启示的话，那李四的任务恐怕要比王二的任务更艰巨，谁不知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上周末刚刚结束了他们在法国的会议。除去媒体向来习惯性的选择性报道“热点”问题外，这场会议真正的成果其实是那短短四页纸的公报。在这份公报的第三自然段，有着下面这样语言：

……将评估下列指标 (i) 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及私人储蓄和私人债务 (ii)由贸易帐户、投资净收益和转移支付构成的对外失衡，并充分考虑汇率、财政、货币和其它政策。

这么生涩的语言，是很难让一个普通人明白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尽管完全不知道行长部长们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商量公报的语言，我敢大胆预言，这段话一定是他们讨论的焦点之一。

因为所有这里提到的指标，日后必将成为二十国集团相互评估各国对解决全球失衡问题进展的基本指标。哪个指标进入，哪个指标不进入，对于今后哪个国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其含义不言而喻。熟悉一点二十国集团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就在半年前，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了只有一个指标的评价体系，那个指标就是经常项目占 GDP 的比例。他建议的区间是盈余或者逆差都不超过 GDP 的4％。不算巧合的是，美国这两年的逆差在3％左右，而中国的顺差要超过4％。如果盖特纳的提议被采纳，那最后调整的责任恐怕都会落在中国还有日本和德国的头上，而美国则会安然地处于4％之内。

这一次提出的这一组指标，显然要比盖特纳的提议要更广泛。给定全球失衡已经基本上成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顺差国和最大的逆差国，中美两国之间也有着全球最大的贸易失衡，中国又碰巧是美国最大的国外官方债主，如果硬要简单地画条线，那么第一组指标，也就是“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及私人储蓄和私人债务”显然对美国更有约束力。中国的公共债务，不管怎么算，都很难超过30-40%，美国的这个数字已经向100％挺进了。美国的财政赤字还在10％附近，中国想要平衡预算只要年底少突击花点钱就行了。中国私人的债务更是低，事实上中国公认的问题是私人储蓄太多了；而美国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没法还起房贷、信用卡和教育贷款，如果他们还得起，也就不会有危机了。而第二组指标，也就是“由贸易帐户、投资净收益和转移支付构成的对外失衡，并充分考虑汇率、财政、货币和其它政策”，恐怕会对中国的约束力更大。不管你相信何种关于中国顺差的理论──从发展阶段，到全球分工，到收入分配，到融资条件，到预防性储蓄，到金融压抑，甚至到男女性别失衡，这些理论中哪怕只要有一个是对的，那都意味着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将有巨额顺差，因为这些理论中所勾画的条件在未来几年都很难发生质的变化。当然，一个例外是，除非你相信的理论是中国的顺差是因为操纵汇率。我不想在这里重新讨论汇率问题，在这个专栏里我已经谈过很多次了，但我只想说一个事实，支持操纵汇率理论的政客要比经济学家多多了。

还是回到前面这两组指标，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来归纳，那就是：王二应该减少余粮，李四应该少吃少借债。然后二十国集团要用余粮（由贸易帐户、投资净收益和转移支付构成的对外失衡）和债务（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及私人储蓄和私人债务）来衡量进展（虽然公报里明确说了，这些指标不具有约束力）。

给定中美两国所处的截然不同的位置，在我看来，这样一组指标最终对中国是更有利的。控制顺差和控制债务都不容易，但是两者相比起来，恐怕多数时候还是控制顺差更容易一点。控制债务需要的是减少支出，勒紧裤腰带，这意味着要过更苦的日子，这可不是一个美国选民会很喜欢的事情。可不是？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现在正在为是否裁减600亿美元的支出打得不可开交，可是这在1万多亿美元的赤字里，连个零头都算不上。控制顺差需要的则是增加支出，或者通常说的加强内需。没错，虽然很多措施至多只能算是一时的便宜之策，但中国确实有很多可以在短期做的事情：减点税，多增加点转移支付，提高一点退休金和医保的标准，给农民工和子女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例如教育和医疗，多提供点保障房，多储备些物资，让国企真正的分些红。这些事情，有些直接就能增加需求，有些可以通过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或者提供激励来增加需求。把话说到底，多花钱比少花钱相对要容易，而中国被要求做的是多花钱，而美国需要做的则是少花钱。

总的说来，全球失衡是一件中国向美国输出福利的事情──中国人劳动，美国人消费。因此，没有理由觉得消灭全球失衡会是一件对中国不利的事情。相反，做的好了，中国会是全球再平衡的最大赢家。

王二减肥与欧洲债务危机

王二出生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父母都很健康，也没什么遗传病。王二从小身体一直很好，是个健康的孩子。也就是说，后来发生在王二身上的健康问题都是他自己导致的，而不是遗传的。

不知从何时起，王二开始喜欢迷恋垃圾食品，爱看电视和上网，但是不爱运动。每天除了一日三餐，王二始终零嘴不断。而且那些高热量的垃圾食品价格还特别便宜，因此父母给的那点零花钱还是够花的。吃得多动得少，没有多久，王二开始长胖了。变胖的王二，胃口越来越大，总是容易饿，不吃就不舒服，父母给的那点钱也开始有点不够花了。不过好在家门口的超市还让赊账，左邻右舍的，王二不还钱，还可以找他父母要。体重的增加，让王二运动起来也更加困难，一动就喘。于是王二的运动也就越来越少，上学放学都要父母开车接送，上楼下楼都靠电梯。总之，能不动的时候王二绝对不会动。

王二的胖是大家都能看见的，但他也没怎么在意，因为身体没觉得不舒服。终于有一天，学校的年度体检显示，王二的血糖偏高，血压偏高，血脂也偏高。小小的年纪就这么多指标偏高，王二自己有点急了。父母更急，于是带着王二去看医生。医生给的建议很简单：少吃，吃得健康一点，然后要开始运动。医生最后鼓励说：没关系的，王二还年轻，只要做到上面这些，身体会变好的。

心情大好的王二和父母回到了家，王二习惯性地往沙发上一坐，打开电视，然后伸手去拿薯片，并大声喊他妈妈给他倒上一杯可乐。他父母耐心地说，医生不是说要少吃多运动吗？别坐在那里看电视，吃薯片，喝可乐了。王二想想也是，于是忍住了。不过只忍住了一会儿，没多久，王二的馋劲就上来了，开始大口嚼起薯片，嘴里还嚷着：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王二的父母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想着：他想吃就给他吃吧。后来，王二的父亲带王二去运动，没动两下，王二就嚷嚷着难受，说身体受不了，要回家去。父亲看着气喘吁吁的王二，没舍得坚持，心想这才刚开始，可以慢点来。

事情的结果是，没多久，王二就回到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照样还从门口的超市赊账，体重继续增加。无奈的父母，心里着急，但又舍不得太强迫孩子，最后还悄悄替王二还账。

这也许是一个很寻常的减肥失败的故事，但这也是一个完全可能在欧洲，特别是希腊，或者任何一个在这场危机中暴露出需要进行深刻改革的国家发生的事情。自从加入欧元区以后，希腊的胃口开始变大──升工资、提高福利和增加政府支出；运动变少──工作时间缩短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在门口的超市赊账──主要是从德国，还有法国；直到有一天经济指标开始预警──赤字、债务、借贷成本还有很有争议的评级。虽然如何让希腊“减肥”存在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希腊是否需要重组债务以及退出欧元，换句话说是否要动更大的手术，但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希腊需要减少饭量并增加运动。事实上，这也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高达1100亿欧元救援贷款的主要附加条件。这两个机构同时认为，如果希腊如果真的能够坚持下去，恢复健康是有希望的。

但问题是，和前面的王二一样，希腊胃口已经变大。减少饭量，也就是降工资、减福利和消减支出，注定会是一件让身体不舒服的事情。增加运动，也就是引入竞争、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出口注定会让懒散惯了的一些人觉得气喘吁吁。这对任何人或者任何国家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极强的自制力才能够坚持下去。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拍胸脯希腊能一直坚持下去。这件事情即便对于希腊政府而言也是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就算政府下定了决心，老百姓未必能吃那个苦。中国有句老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波又一波的罢工就是老百姓抵触的体现，最后实在不行了，老百姓可是既可以用脚更可以用手投票的。更何况，一切才刚刚开始，希腊的“减肥”不是一个月的事情，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一段要持续多年的艰难历程。

让事情更为不确定的是，希腊会不会也像王二那样有十分宽容的父母，这里主要是欧盟，毕竟欧盟出了1100亿欧元贷款里的800亿。希腊很自然的在未来可能会有“意志薄弱”的时刻，虽然希腊的事情最终应该希腊自己来决定，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愿意出来做“坏人”，那一时的松懈难免前功尽弃。历史上看，欧盟在监督执行《增长和稳定条约》的时候，最后被证明过于宽容，否则希腊也许根本不至于落入现在的地步。欧盟能否在未来更坚持原则，大概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

前面王二减肥的故事是可以有一个减肥成功的结局的，不管是他自觉做到的，还是在父母的高压下实现的，甚至是去减肥医院减的，他在整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都是要不断忍住饥饿的感觉，要咬着牙运动而且必须持之以恒的坚持和忍受。总而言之，减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这种痛苦不是任何人施加的，而是减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如此。希腊，欧洲，还有所有需要收紧裤腰带的国家面对的是一样的问题。除了希腊以外，他们要做的决定大概只能是现在就开始减肥还是再爽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减肥。他们当然可以继续明日复明日，但希腊的事情应该给所有的这些国家提了一个醒，总有一天这个选择题会变成：是现在就开始自己减肥还是再爽最后一天，明天被市场强制减肥。

王二缉毒和债务赎回

王二是个缉毒警，常年身处缉毒的第一线。王二—的工作虽然危险，但他却始终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每缴获1克毒品，市面上就会少1克毒品，不仅减少了危害，还会削弱毒贩的力量，因为这样做至少断了他们的一些财路。

但一个不太方便的事实是，王二干缉毒这一行已经20多年了。这20年里，毒是越缉越多。毒贩不仅没有因为他的努力变得更少，更没有力量，相反，毒贩的钱越赚越多。王二对此看得很开：我已经尽力了，而且，如果没有我和我同事的努力，情况会更差。当然，如果国家在缉毒上能投入更大，效果也许会更好。

王二也许是对的。毒品虽然是非法的，但毒品的买卖仍然是按照市场规律来的。打击毒品其实还相对容易，对抗市场规律则要困难得多。王二其实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每当他缉获一大批毒品，对于那一个具体的贩毒团伙当然是造成很大的打击。只是，一个副作用往往是，市面上毒品的价格也会大涨，让其他手里仍然有

毒品的人大大沾光。而且更麻烦的是，如果市面毒品价格上涨，铤而走险贩毒的人反而会更多，结果是，市面上的毒品供应很快就回来了。

王二对此十分了解，他干这行足够长的时间，也明白了任何的胜利都是暂时的这一道理，他的回应是：作为一个缉毒警，缉毒就是我的职责，即便是付出的努力可能会被市场规律给抵消。

欧洲债务危机已经从2010年的希腊一国蓃延到了爱尔兰和葡萄牙，而且西班牙和意大利看起来也岌岌可危。其中最危险的是希腊，市场对其债务违约的预期已经十分强烈，导致其国债的市价基本上已经是面值的一半。换句话说，到期偿付100元的国债，市面上50元就能买下。打这么大的折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市场上很多人认为希腊到期不可能偿付100元，相反，如果违约真的发生，结果可能是颗粒无收。当然，如果不违约，那持有这样国债的回报率就会高达100%。对于这样高风险的投资，没有高回报，谁还会愿意持有？

但对于正在努力应对危机的欧洲官员们，他们似乎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一些希望，一个债务赎回的方案也应运而生。这个方案的构思很简单：希腊的问题是债务负担太重，如果所有的偾务都按时偿还，希腊很可能没有这个能力。但现在有一个绝妙的机会，可以一下就让希腊的债务减半，而且不发生违约，这就是把这些债务从市场上按市价赎回，也就是说让希腊政府出50元把那些到期要偿付100元的债务赎回来，这样就等于是用50元“偿还”了100元的债务。事实上，按照现在的市面价格，只用花一半的钱就能把希腊欠的全部债务都买下。当然，希腊自己是没有这个钱，但是希腊可以找其他欧洲国家和国际组织借新债来买旧债。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希腊的债务可以轻松地变成只有原来的一半。

但是，这个看似聪明的计划很有可能是不可行的。就像王二打击毒品的结果不是毒品变少了一样，赎回债务本身很可能是不会减轻债务负担的，因为市场很可能会抵消全部的努力。

这里面简单的原因是，一旦官方介入债券市场，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就会发生改变。如果打对折是在原供需条件下的债券价格，那官方一开始赎回，债券的需求就会上升，而供给则会降低（因为被官方持有的部分将会退出市场），这一做法的本身很可能就会造成债券价格的上扬，因此， 最终的赎回成本极有可能会高于最初设想的50%。

这里面还有深一层的原因，就是希腊违约的风险是和其债务负担成正比的。债务越少，违约风险也越小。因此，赎回偾务的过程也是不断降低违约风险的过程。而一旦违约风险降低，债券的价格就不会继续那么低了，而是会随之上扬。可以想象，赎回到最后的时候，希腊的违约风险很可能已经下降到可以忽略不计，这时债券的价格就应该会回到面值附近。这就使得债券持有人存在一个先卖还是后卖的选择。可以想象，如果赎回计划是真实可信的，债券持有人都会有动机后卖，因为这样价格会更好。如果大家都要等到价格好的时候才卖，那希望便宜赎回的计划也就泡汤了。

这里面最深层次的原因是，一旦欧洲的其他国家同意借自己的钱去赎回希腊的债务，也就是用新债换旧债，希腊的违约风险在实质上就消除了。这其实是欧洲用自己的钱来承担希腊全部的风险。如果没有违约的风险，那希腊的债券就不存在打折的问题，这样赎回也就不可能省钱了。

因为上面种种原因，债务赎回的方案很可能是无法成功的。这里面其实体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必须是解决问题的根源。毒品的屡禁不绝，最终是因为需求在那里。不解决需求问题，光靠缉毒是很难把毒禁绝的。希腊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债务问题，也不是简单地通过一点金融运作就能解决的。如果债务危机这么容易解决，那根本就不会有债务危机了。希腊和欧洲的其他高债国家需要做的就是，在真正意义上削减债务。这件事情的发生，必然意味着或者希腊违约，也就是把债给赖了；或者欧洲其他国家必须真金白银地为希腊承担债务，也就是其他国家替希腊把债给还了。市场之所以能够抵消很多人为希望改变结果的行为， 比如说缉毒或者债务赎回，终极原因还是因为这些行为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所以，不用因此而责怪市场，因为不是市场造成的这些问题，没有市场，这些问题也会用别的方式体现。

债务和毒品的一点相似性是，两者都很难戒。因此，希腊和其他所有欧洲高债国家恐怕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只有抓住债务问题的根本来加以解决，才能彻底从债务危机的阴影下走出来。

后记 王二的前世今生

王二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笔下的一个名字。像我们这群70年代出生，90年代读大学的人，很多人都喜欢王小波的作品。因此，当我想为专栏的主人公起一个名字的时候，王二是一跃到眼前的最自然的选择。我的王二是一个没有脸谱的人物，至少我没有把王二脸谱化过。我最粗犷的想象过王二的样子是这样的：一个毫无特色的中年男人，头发也许开始有点变单薄，衣服毫不鲜明，身体微微发福……总之，一个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印象的人。

你可能会好奇，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写经济学？

首先，这就是当代经济学理解和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理论总是需要对现实进行抽象的。一个和现实一样复杂、无所不包、充满细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了，而是写实。在经济学里，王二这样的一个人用术语说就是“代表性主体”，整个经济就是由无穷多像王二这样的“代表性主体”组成的。如果你拿起一本入门级的经济学书，而这本书碰巧又是一个美国人写的，那在书里你很可能也会找到美国版的"王二”一王二的英文名通常会是罗宾逊•克鲁索。故事一般会这样开始：罗宾逊•克鲁索生活在一个荒岛上，罗宾逊的那一半是一个企业，他会雇克鲁索的那一半生产椰子果。生产出了椰子果之后，罗宾逊的那一半就会把椰子果拿到市场上去卖，然后给克鲁索的那一半发工资。克鲁索的那一半拿到工资之后，就跑到市场上买椰子果……

这恐怕是一个会让你觉得一头雾水的故事，是罗宾逊•克鲁索人格分裂吗？或者，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只有椰子果，生产点别的不好吗，人不能只吃椰子过日子啊？但是，这就是经济学理解世界的方式。或者说，这是通过理论理解世界的方式：把所有不关心的东西全部抽象掉，把复杂的世界简化到一个模型里。罗宾逊•克鲁索的孤岛世界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宏观经济，只有一个人：罗宾逊•克鲁索，只有一种商品一椰子果。但就是这样一个如此简单的世界，却包含了丰富的含义：工资和就业，生产和分配，厂商和消费者。这么说吧，在很多更为复杂的经济学模型里，浓缩到最后，你还是能找到罗宾逊•克鲁索的影子。

用“王二”写文章，就是我把经济学模型文字化的一个尝试。这个尝试是否成功，估计读者会更有发言权。主人公之所以叫王二，而不叫罗宾逊•克鲁索，也意味着我主要谈论的还是中国的问题。在这本书收录的“王二”里，谈到了很多问题，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中国模式、房价、收入分配和公平，等等，都是这两年在中国谈论得比较多的经济问题。王二虽然换了几十副脸孔，但文章的模式却是千篇一律一前半段是王二的故事，后半段是讨论具体的经济问题，在多数时候，王二的故亊和后面的经济问题是——对应的。

其次，这样写作和我写文章的目的是紧密相关的。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到美国访问的拥有博士头衔的财经官员在华盛顿吃饭。席间，我们聊到了很多国内的经济问题。那位官员对很多问题见解很深刻，情况也很了解，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当谈到外汇储备时，他对整个外汇储备理解之错误、观点之外行，让我感到无限惊异。无独有偶的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也在差不多的时候发表言论，他认为解决外汇储备过多的方式是把外汇储备分了一这是一个非常外行但听起来又似乎很合理的方案。

这些小亊，再次证明了我的一个观察：在跳出了自己熟悉的领域之后，很多人都可能说很外行的话。这话当然同样适用于我本人。但是，中国和美国有一点非常不同。美国是个专业非常细分的社会，具体的问题都会有真正的专家出来解读，记者也会做足功课，保证报道里不会犯低级错误。我本人就接到过一些美国记者的电话，这些电话不是采访，只是求证某一具体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是不是合理或者帮助记者理解某一个经济现象，这样他可以顺藤摸瓜去找证据。因此，在美国具有误导性的言论是相对难出现在比较主流的媒体的。中国则不同。著名经济学家必然是要无所不知的，一些记者对制造标题的投入时间常超过花在文章内容上的时间。所以，无知记者遇见外行专家的情况时有出现。

对于这样一种情况，写个上万字的八股文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清楚在我看来是没有效果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读，读完之后可能更疑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最简单明了、直观的方式，一针见血、一剑封喉地把道理说清楚。讲一个谁都能听慊的故事，突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就是我选择的一种方式。我是不是成功了，我无从知道。不过这是我的一个尝试。

通过讲故亊的方式来讲道理，不算什么写作上的创新，但对我个人而言，则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事还要回到外汇储备的亊情上。几年来，我写了不少关于外汇储备的文章，从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只有1万亿美元出头的时候就在写，写到现在3万多亿美元了还在写。老是写的原因是，看似简单的外汇储备，有时候能把一些经济学家都绕进去，而外汇储备的问题则随着储备的增多变得越来越重要。有一天，也许是有点无奈了，因为不管怎么写，我发现很多即使是愿意相信我的读者也实在想不清楚外汇储备，我于是写下了下面这篇《王二的粮食》（这里的版本略有删节，使得文章形式和本书形式一致）：

王二生活在一个荒岛上，自己开荒种地。每年打下粮食，一些留作种子来年用，一些自己吃。开始每年打的粮食都不多，根本不存在剩佘的问题。但后来有一年风调雨顺，多收了三五斗，除了放开肚子吃和留下足够的种子之外，还剩下不少余粮。很快夏天来了，剩下的粮食眼看就要坏掉，吃也吃不下，也没有多余的地可以播种了，请问王二该怎么办？

大概没什么办法，只能看着粮食烂掉。还能怎么办？也许可以酿酒、磨面或者做米饼，可惜王二都不会。

接下来，我们可以假设王二不是一个人生活在荒岛上，还有一个邻居罗宾逊。如果罗宾逊那里有块空地，王二可以把自己多余的粮食借给罗宾逊。罗宾逊把那些粮食当种子种下，等到秋天收了粮食，除了能把当初借的粮食还给王二之外，可能还多给一点，算是利息。这样王二和罗宾逊都划算，王二多余的粮食有了去处，罗宾逊的空地有了种子。到了秋天，王二和罗宾逊都能有更多的粮食可以消费。

这是一个没有货币的二人世界，这个世界里的硬通货就是粮食，王二在把粮食借给罗宾逊的那一刻，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王二有了自己的 (外汇）储备。罗宾逊就有了自己的外债。储备也好，外债也好，都是用粮食计价的，货真价实，不存在“贬值”的问题。

但现在想象这样一种情形：罗宾逊那里其实根本没有空地，借给罗宾逊的粮食，他自己吃了也好，烂了也好，扔在海里也好，或者证券化了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粮食从来没有被种下去。所以等到秋天收获粮食的时候，这个岛上的粮食并没有增加。罗宾逊也没有多余的粮食来还给王二。这个时候王二去找罗宾逊收账，罗宾逊能干什么？有三种可能：一、勒紧裤腰带还了；二、赖了；三、还一部分，赖一部分。

如果仔细想想中国的外汇储备，无论用什么货币储备，最本廣的东西还是：中国人打下了“粮食”，借给了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这些国家没把那些“粮食”种了，而是吃了、烂了、证券化了，或者说“消费了”而没有进行“投资”。如果中国去要账，这些国家的选择和罗宾逊的一模一样：一、勒1紧裤腰带还了；二、赖了；三、还一部分，赖一部分。

因此，如果这些国家采取的政策不是使得最后的结果是“勒紧裤腰带还了”，那中国面对的结果只能是“赖了”或者“还一部分，赖一部分”，这和用什么货币进行储备没有直接的本质关系。美国迄今为止采取的政策，还让人看不到勒紧裤腰带的特征，全部都赖了当然也不太可能，所以“还一部分，赖一部分”大概是必然的结果。

罗宾逊在借粮食的时候可以给王二打各种白条，叫它美元也好，叫它特别提款权也好，只要罗宾逊没拿出真金白银的粮食，最后这些白条都是不值钱的。但如果真的需要罗宾逊能拿出粮食，那就必须得保证罗宾逊是把借来的粮食种了，而不是吃了、烂了或者证券化了。

话再说回来，假设罗宾逊执迷不悟，于是王二决定不再把粮食借给罗宾逊。但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对付多余的粮食，那粮食最后还是会烂掉，王二还是要浪费粮食，只不过是烂在自己手上而不是烂在罗宾逊手上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浪费粮食的最终根源还是来自王二，因为他生产的能力超过了自己的消费能力，也就是经常提到的“内需不足”。

因此，如果不想再浪费粮食，看来王二真的是要学习酿酒、磨面、做米饼了光会种地是不行的o

此文发出来之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篇文章说的东西没有争议或者是这一篇文章就把外汇储备的亊情说清楚了，但这篇文章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原来文章也是可以这么写的。

后来《华尔街曰报》邀我每周在其中文网络上写一篇文章。刚开始我写了几篇文章，感觉不是太好，原因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我不是记者，因此没法写新闻式的东西；我不在国内，因此不可能写得很贴近国内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不是“著名经济学家”，因此不适合高屋建瓴地指点政策；我也不想装“假洋鬼子”，因此不愿意写那种简单的中美比较。而我又对浪费读者时间有一种天然的愧疚感。写点什么呢？用什么笔法写呢? 这两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个星期。在一个周末开始动笔前，我想起了上面《王二的粮食》，我本能地觉得那可能会是一种可行的模式：针对国内的热点问题，用讲故亊的方式，或是表述一个观点，或是澄清一种误解，或是提供一个思维的角度。于是就有了后来在《华尔街曰报》中文网上将近一年每周一篇的“王二”专栏。这本书，主要就是由《华尔街曰报》上已经发表的“王二”系列文章构成。当然，这本书里还有五篇从未发表过的“王二”，以及每个章节之前相对细致的导读。

话说回来，用王二讲故事不是没有弱点的，其实这里面问题多多。

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说的故事你觉得不对劲， 因为我没有考虑A、B、C。我想说：你的感受是完全正确的。我不想假装我知道真理，事实是，我在多数时候并不知道。不要说面对如此复杂的中国，我自己的工作性质允许我到过世界上很多个国家，一些国家还没有中国的_个县大，人口还没有中国三五个小区加在一起的多。即便如此，有多少次，我还是会发现我所知道的理论和当地的实际有多不符合。“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此话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脑子里。我希望自己说的是对的，但说错的时候，我也很坦然。觉得自己从来不会错的人， 多半不是无知就是自大狂。

为了把一个道理变成一个故事，我有时不得不作的一个妥协就是，或者讲一个有点怪的故事，或者讲一个稍微有点扭的道理，否则故亊和道理就对不上。这也许是因为我本人生活经验的贫乏，也有可能是没有花足时间，有时也是因为要说的道理比较复杂。总之，并不是每一个王二的故亊都让我满意。只是，从我个人阅读的经验看，这样的妥协是很多作者都不

得不面对的，这个世界有很多道理都是通过不恰当的比方来传授的。不要说社会科学，精确的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我读过一些介绍黑洞、弦论等高深物理的书。我在想，如果作者不会打比方，哪怕不恰当的比方，而只会写方程，那这样的书外行肯定是没法读的。

当然，讲故亊的最大问题就是会给人这样一种误解：你可以随意编一个故亊，来证明一个歪理。事实上，我也注意到一些有心的读者，模仿我的笔法，写了有趣的文字，但是讲了完全不同的道理。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有点恶心但非常著名的讽刺经济学家的笑话，这里是其中的一个版本：

两个经济学家甲和乙在路上散步。突然，他们发现前面有一堆狗屎。经济学家甲突发奇想，指着那堆狗屎对乙说：你要是能把这堆狗屎吃掉， 我口袋里的50万就归你。经济学家乙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鼓起勇气把狗屎吃掉了，得到了甲的50万。他们走了不一会儿，又发现了另一堆狗屎。这时乙对甲说：你把它吃了，这50万还你。甲毫不犹豫地把那堆狗尿吃了，得到了本属于自己的50万。在回家的路上，乙若有所思地对甲说：刚才我们一共吃了两堆狗屎，可是我们谁也没得到什么。甲想了一下说：错了，我们创造了100万的GDP。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故事，可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故亊。这个故亊试图在说GDP是一个很具误导性的指标。在很大意义上，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只是，这个例子本身并没法证明这个观点，因为这个故亊的两个主人公都属子变态：他们愿意支付50万来看别人痛舍。这个故事是首先有了两个荒谬的人，才有了后面荒谬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荒谬的结果是荒谬的人造成的。我们则最在用正常人的思维来看整件亊情。如果我们的思维也像主人公那么奇怪，我们甚至未必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

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说，并不是随意编一个故事就能说明一个道理的，哪怕结论是正确的都不行。故事，也得有前提、假设、逻辑和结论。我说的王二的故亊，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有很清晰的经济学理论在背后支撑，这受益于我多年的经济学教育和从事经济学工作的积累。我不能肯定我说的都是正确的，因为即便正确的理论用在了错误的地方也会成为笑话，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自己绝大多数的故事都是有理论支撑的。这么说吧，如果真的要像写学术论文那样给这本书加一个文献索引，这本书的文献索引会很长很长。

中国层出不穷的经济问题几乎可以让我把“王二”的故事无限期地写下去。我的这点自信是来自我写博客的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博文，不是我的创造力无穷，而是中国可写的事情太多了，而写的人又太少。但是，写“王二"也是有成本的。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都变成了我的“写作文”时间。无论工作有多忙， 在出差还是在家里，每周写一篇自己觉得能拿得出手、敢给人看的“作文”是雷打不动的任务。这也意味着，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过完整的周末，有时候碰上出差，通常还要赔上半夜睡眠。随着工作生活变得愈加忙碌，特别是孩子方华的诞生，这种定期的写作开始由一种享受变成了〜种负担。勉强维持不是一种尊重读者的态度，当然更会有愧于《华尔街曰报》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媒体。所以，我决定在王二这个专栏一周年之际停止这个专栏。

将“王二”的文章结集出版，这是我写作过程中一直有的一个念头。因为有了一次出书的经历，我已经深刻地明白任何一本书的背后都包含了除了作者以外很多人的努力和心血，这本书自然也毫不例外。

我和《华尔街曰报》的崔宇早在他供职于《新京报》时就认识，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财经作者，整个“王二”的专栏一直是他在背后默默地策划和协调，我文章的初稿一般也都经由他修改再发表出来。《华尔街曰报》的袁莉女士很有创造性地开创了“博客圈"的栏目，让专栏以博客的形式出现，既有灵活性，也给了像我这样的作者一个发表见解的平台。《华尔街曰报》的王莹女士和乔祆先生的细致工作让整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和我的第一本书《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一样，軍子洋女士和黄犀先生全程为我这个身在海外的人在国内出书打理了一切细节，从构思，到合同，到书稿的整理，从前到后事无巨细。

负责这本书出版的磨铁图书，不愧为国内民营书业之翘楚，为这本书的策划、发行投入了巨大的专业力量。张庆丽女士细致入微地策划和协调了全书，刘杰辉、魏玲、段然、姚迪蕾、宋美艳以及他们的团队，为整本书的发行和市场营销进行了扎实和寓有成效的工作。

众多的师友也一直关注和鼓励着我的写作和事业发展。我的老师姚洋教授欣然为这本书作序，周其仁教授、刘瑜老师、袁莉女士读了书的初稿，并很慷慨地为这本书写了推荐语。

我的父母对我的关心和无条件的爱，始终是我前进的动力，让我没有后顾之忧，让我无所畏惧。过去一年，最改变我人生的时刻是儿子方华的出世。孩子的第一声啼哭，第一个笑容，第一颗牙齿，第一声含糊不清的“妈妈”、“爸爸”，都让初为人母人父的谷主和我无比地幸福。我们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个幼小的生命，期望他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在过去一年里，谷主和我度过了数不清的不眠之夜，而我还要把有限的空闲时间花在写文章上，谷主的辛苦和支持岂止言语能够表达。

所有的谢意，只能用这本书来还了。

郭凯

2011年10月12日于波托马克河畔家中

制作信息

书名：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作者：郭凯

类别：经济

软件：Sigil

制作：xopher

版本：V1.00（2013.06.18）初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