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帝国

刘诗平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汇丰帝国/刘诗平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86-2035-0  Ⅰ.汇…　Ⅱ.刘…　Ⅲ. 汇丰银行—经济管理—经验　Ⅳ. F832.7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0）第069006号  汇丰帝国  HUIFENG DIGUO

著　　者：刘诗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ITIC Publishing Group）（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承 印 者：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5  插　　页：8  字　　数：381 千字  版　　次：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86-2035-0/F·1964  定　　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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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

——即便屡遭金融危机冲击，它也依然像狮子一般昂然挺立！本书为你展现了汇丰金融帝国145年跌宕起伏和波澜壮阔的历程。

目　　录

序一　汇丰是一面镜子　陈志武

序二　后危机时代的金融反思　胡怀邦

前言　探寻汇丰百年足迹

第一章　伟大企业的创业史

1　领先一步：汇丰银行诞生

2　成功根基：发起人实力超凡

3　与洋行之王的冲突

4　1886：环球金融大恐慌

5　主要发起人宝顺破产

6　与老牌银行较量

7　蒸蒸日上：汇兑·存款·印钞·放贷

8　制胜之道：“国际化”与“本地化”

9　惨淡年景：两任总经理的下台

第二章　杰克逊王朝

1　初掌帅印

2　远东金融市场巨变

3　清政府外债的主要提供者

4　与洋行之王关系的改善

5　白银汇率的“独裁者”

6　一元存款与一角储蓄

7　金融网扩展：成就远东霸业

8　侨汇：独特的汇款网络

9　1883：中国金融大恐慌

10　香港新总部大厦的落成

11　外资银行大举入华第二波

12　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诞生

13　巨头联姻：中英公司成立

14　汇丰与战争赔款

第三章　领衔国际银行团

1　史密斯：铁路贷款大赢家

2　国际银行团铁路贷款：清朝覆亡的导火索

3　善后大借款与国际银行团的嬗变

4　日本的劫夺与汇丰的抱怨

5　新国际银行团成立：汇丰继续扮演主角

6　上海新地标

7　熙礼尔之死

8　多变的军阀，不变的汇丰

9　海参崴分行的短暂春秋

10　北洋时期三大著名“金融街”

第四章　沉浮：战争与和平

1　汇丰新总部大楼横空出世

2　告别“白银时代”

3　外滩收尾之作：中银大厦崛起

4　太平洋战争前之沪港：汇丰的美好时光

5　香港沦陷与汇丰“迁都”

6　集中营与大班之死

7　重庆分行建立与复业前准备

8　香港光复与汇丰重建

9　难忘中国：从业务恢复到全线撤离

第五章　多元化：汇丰的时代转向

1　工业化：香港的新面孔

2　摩尔斯：开辟金融新“战场”

3　特纳：集团化运作的开始

4　收购恒生：桑特斯的“巨献”

5　沙雅：商人银行获多利的成立

6　买办：汇丰成功的重要元素

7　香港根基：与大财团的关系网

第六章　蜕变：环球金融帝国初具规模

1　香港华商的崛起

2　李嘉诚入主和黄

3　包玉刚并购九仓

4　汇丰特权：香港“准中央银行”

5　向北美拓展

6　向欧洲进发

7　汇丰的时代象征：新总部大厦揭幕

第七章　“迁都”伦敦，帝国还乡

1　后来居上：香港中银大厦揭幕

2　结构重组，变相迁册

3　帝国还乡战：收购米特兰

4　收购与整合：“三脚凳”战略初步实现

5　1997·亚洲·金融长镜头

6　避过金融风暴侵袭

第八章　庞约翰的汇丰版图：全球并购（上）

1　统一品牌：环球金融、地方智慧

2　闯荡美国：百亿美元购“利宝”

3　进军欧元区：吞并CCF

4　拉丁美洲：庞约翰的喜与忧

5　梅开二度：再购美国“巨无霸”

6　印度的大好“钱”景

7　遭遇恐怖袭击：中东的爱与恨

8　韩、日并购：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9　750亿美元收购摩根士丹利？

10　五年计划：从“增值管理”到“增长管理”

第九章　庞约翰的汇丰版图：中国大业（下）

1　沪上行：为汇丰大厦亮灯

2　牛刀小试：入股上海银行

3　三进“平安”府

4　恒生发力：17亿入股“兴业”

5　战上海：嵌入交通银行

6　成立合资基金公司

7　强本固元：汇丰在中国的分行建设

8　传奇郑大班：汇丰银行首位华人主席

9　庞约翰眼里的中国

10　汇丰扩张与中国金融改革

第十章　葛霖新时代

1　联袂出演：团队无穷力

2　金融外交官：人才国际化的样本

3　增长新引擎：新兴市场崛起

4　行进中的目标：锻造金融第一品牌

第十一章　金融海啸与汇丰

1　从次贷危机到金融海啸

2　全球银行业巨头兴衰

3　艰难抉择：收缩美国业务

4　世纪大供股与香港

5　战略重整：新兴市场再发力

6　明日帝国：汇丰与它的中国大业

附录一　历届汇丰大班名单

附录二　汇丰集团主要成员一览

附录三　人名、机构名译名对照表

附录四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追忆与感谢

序一　汇丰是一面镜子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陈志武

金融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赢者通吃的现实从一国之内拓展到了全球。原来再有能力的金融财团也只能控制一个或几个地区的市场。可是，今天少数几家跨国金融品牌通吃全球，一夜之间即能跨越五大洲融到数百亿美元资本，将金融产品销售到世界各个角落。对处于后来者的中国金融机构而言，这种全球新格局显然是个挑战。

汇丰1865年出生在香港和上海，尽管主要由英国人拥有并经营，但土生土长于中国，头一个世纪的发展也主要立足于中国。到今天，已经是真正引领全球的标杆金融品牌。它靠的是什么商业模式？什么金融理念？又是如何应对风云莫测的各国政治与经济环境，摸准人类世界的长久趋势？——不管从出生地，从百年老店，从企业发展战略，还是从金融全球化规律的角度看，汇丰都非常值得细究，更何况汇丰的发展史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另一面镜子。

今天，中国公司、金融机构也要跨国走出去了，我们渴望有更多关系到海外投资、海外经营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但是，看看以往的中文世界，能够得到的建设性跨国经营知识不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以前很少真正从建设性的角度去看西方跨国公司来到中国和其他国家时，如何经营管理，如何发展壮大。今天，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向海外，当他们在异国商业利益受到挑战时，该如何应对？在他乡经营时，如何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壮大？正因为以前的教科书和一般书籍很少建设性地学习了解海外贸易、海外投资逻辑，所以错失了很多向西方学习的机会，以至于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中文世界里这类建设性的知识储备是那么稀缺。所以，今天补这堂课非常迫切。

刘诗平的《汇丰帝国》一书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一课。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汇丰、了解汇丰的很好文本。诚然，汇丰是一面镜子，应该从建设性角度，以更平和的心态、更宽阔的视野面对新的全球化时代，为中国金融业进步创造不竭的动力，为全球金融业发展提供创新的源泉。

2010年5月于纽黑文

序二　后危机时代的金融反思

交通银行董事长　胡怀邦

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全球金融机构经受一次严峻的洗礼，也引发人们对金融业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审视。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这种反思和审视显得尤为必要。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刘诗平的《汇丰帝国》一书，将全球最大金融机构之一的汇丰集团近150年发展历程，放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生动演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和审视“后危机时代”金融业发展方式的全新视角。

一部汇丰发展史，就是银行业国际化和综合化经营的发展史。汇丰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洗礼下仍保持世界银行第一品牌的地位也有力地证明，即便在“后危机时代”，其发展路径仍未过时，其成功经验仍可借鉴。

汇丰的发展路径主要有二。一是全球化。汇丰控股的前身，是1865年成立于香港和上海两地的汇丰银行，成立不久就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展开业务和网络布局，并初步形成一家国际化银行的经营格局。100多年来，汇丰先在亚太地区建立基地，继以战略收购进入美国、欧洲发达市场，以及巴西、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实现海外扩张，最后通过做深做实目标市场核心业务加以巩固，其国际化发展路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终于形成遍布全球的国际化金融服务网络，确立其在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强劲竞争力和坚实地位。二是综合化。汇丰很早就认识到收入来源单一的风险，始终将综合化经营作为其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为自己的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在汇丰，既有个人金融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为个人客户和中小企业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又有公司银行、投资银行与资本市场以及私人银行，向全球客户提供多元化服务。

高度的全球化和稳健的多元化，使得汇丰的发展路径始终契合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大势，始终迎合全球金融客户不断变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当然也使得汇丰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

汇丰的发展史表明，金融业的国际化和综合化道路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也是汇丰经验之所在。我认为，汇丰经验的内核有四点，如草蛇灰线贯穿于汇丰遍布全球的庞大肌体中。

一是战略明确。卓越的战略管理以及由此形成的清晰明确、为市场高度认可的战略定位，已越来越被证明是基业长青的关键所在。

二是经营审慎。市场复杂多变，需要审时度势、灵活应变，以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但也惟其多变，就更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将资本、效益和风险综合平衡的经营理念落实到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

三是整合协同。汇丰的国际化过程始终与大规模的并购同行，而与之相伴的，无不是并购后的整合。汇丰的多元化道路也十分注重不同产品线的整合，并通过强大的交叉销售，最终实现显著的协同效应。

四是风险管控。风险管控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水平。处在金融市场的风口浪尖上，只有时刻保持发展与风险管控平衡的金融机构，才能屹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潮头。疾风知劲草。比较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汇丰之所以能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有较为出色的表现，其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体系功不可没。

对于处在“后危机时代”谋求转型发展的中国金融业，汇丰的发展历程可资镜鉴。当前，国际金融业的变革之门已悄然开启，在这场危机中整体表现出色的中国银行业正伫立在变革的门前。如何学习和借鉴汇丰等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积极参与这场全球金融变革，已成为中国金融业发展无可回避的课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银行客户经营活动的国际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国际化、银行运作规则的国际化和金融监管的国际化，使得中国银行业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逆转，中国银行业跨境经营成为重要趋势。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按照国际标准对自身发展战略、营运体系、营销机制、产品服务、信息技术等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造和升级，努力实现机构网络、业务结构和经营管理的国际化，已紧迫地摆在中国银行业的面前。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信贷增长将逐步回归常态；多层次资本市场快速发展，金融“脱媒”日益深化，尤其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长足发展，企业尤其是优质企业对传统信贷的依存度趋于下降；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低息差很可能在我国成为常态。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以存贷利差收入为主的经营思路和盈利模式必然面临深刻变革。

此外，金融危机发生后，监管部门更加重视银行业跨经济周期经营能力的培育，对资本充足水平的要求也更趋严格。监管环境的变化，也倒逼银行业优化业务结构和盈利模式，提醒我们必须改变高资本占用型经营模式。

转型时不我待。我国银行业应充分借鉴汇丰等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经验，在构建新的经营模式方面，抓住一个核心，拓宽两条路径，夯实三项基础。

抓住一个核心，就是以客户和银行的价值增长为核心。这种价值增长，要体现“绿色”增长，做到低资本消耗，实现银行业的“低碳”运营。摈弃速度和规模两大“情结”，改变过度依赖批发性信贷业务的格局，实现从以批发型业务为主向批零并举、低资本占用业务为主的模式转变；体现全面增长，围绕客户需求强化综合服务能力，突破传统银行职能的限制和业务条线分割的格局，提供包括存贷、结算、投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和租赁在内的全面金融解决方案，实现“以产品为中心”经营理念向“以客户为中心”经营理念的转变；体现可持续增长，着眼长远，与客户之间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关系。精心培育一批优质客户群体，与客户共同成长，实现“以销售为目的”的经营观向“以持续创造共同价值为目的”的经营观转变。

拓宽两条路径，就是坚定地走国际化和综合化两条道路，通过完善服务网络、丰富产品体系，提升经营水平，促进客户和银行价值的共同成长。当前走国际化道路可以采取“跟随战略”，即紧跟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完善海外机构设置和服务网络，促进境内外业务联动，加强本外币一体化经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而对综合化经营问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一些争议，但我始终认为，危机并未从根本上逆转银行业综合化经营的大趋势，恰恰是那些稳健开展综合经营并注重风险防御的全能型银行，在危机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存能力。汇丰即为其中典范。当前，中国银行业具备资金、网络、客户和品牌等多方面优势，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审慎推进综合化经营。不断完善综合经营布局，打造自身特色，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从传统“信用中介”到“综合财富管理服务提供商”的转变。

夯实三项基础，就是不断巩固风险控制、人才和信息化三大基础设施，为经营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风险控制是商业银行的永恒主题。当前重点是要推动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建立国际经营和综合经营所需的集团风险管理体系，保持经营安全和资产质量稳定。具体来说，就是要建立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在内的全程量化和全方位风险管理体系，形成统一的风险偏好、制度政策和风险文化。加强集团并表管理，强化防火墙体系建设，准确把握不同时期风险防控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人才始终是金融业竞争的一个焦点。国内银行业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应建立视野更宽广的职位体系和薪酬评估体系，以及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加快培养能够开拓财富管理业务、担当国际化和综合化经营重任的人才，加快引进战略性紧缺人才。

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是提升内部营运效率和打造面向未来的渠道体系。尤其是在交易渠道方面，要加快建立物理网点与电子银行互为补充、协同发展的渠道体系，把各项金融产品和服务纳入统一的客户营销和服务平台，同时淡化银行各类交易渠道的边界，提升需求响应的速度，让客户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得到快速、便捷的优质服务。

鉴往知来。现在看到的历史，无不是先行者当年的现实片段；今天所做的一切，也将成为后来者品读的历史素材。刘诗平多年工作在北京和香港财经金融新闻报道一线，以北大历史科班的史学素养、新华社记者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敏锐的新闻眼光，将汇丰近150年的发展史演绎成著。青灯黄卷，足见功夫。我很乐意结合汇丰的发展和当前的工作，作些思考，形成文字，以为之序。

2010年5月于上海

前言　探寻汇丰百年足迹

在所有外资银行中，排名榜首的汇丰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国际金融界，汇丰的故事其实也是最引人入胜的。这家起源于香港、发展壮大于中国、继而扩张至全球的英资金融机构，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在权力与金钱的疆域内，演绎了一个又一个跌宕起伏的不平凡故事。

从1865年汇丰银行先后在香港和上海营业，到2009年汇丰集团业绩发布，汇丰书写了金融行业的传奇历史：由当初500万港元起家，到2009年底拥有超过2.36万亿美元巨额资产；从成立10年后一年纯利不到50万港元，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9年纯利超过58亿美元；从一开始租借他人的楼宇经营，到目前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庞大的金融帝国……

汇丰曾经长期以香港为总部所在地。这家土生土长于香港的英资银行，虽然刚刚诞生便迎来了1866年的环球金融危机，但它依然像狮子一般，在金融风暴扫荡后的废墟中挺立。在此后的岁月里，汇丰逐渐扮演起香港“准中央银行”的特殊角色，与香港政府形成行政、金融紧密结合的统治力量，把握着香港金融业的命脉。

汇丰也曾经长期雄踞于中国内地。它既是第一家大规模贷款给晚清政府的外资银行，也是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成立时的模仿对象；它既长期保管着清朝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关税款项，也一度左右着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大权。即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其大班也依然曾经是蒋介石的座上宾。

然而，命运并非总是垂青于它。“二战”期间，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使汇丰在东方建立起的基业毁于一旦。香港沦陷，汇丰总部被迫迁往伦敦，其主要领导人身陷囹圄，并死于狱中；后来日本战败，当汇丰试图重建它在中国的辉煌时，历史的风云再次变幻。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汇丰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不仅此前享有的种种特权不复存在，连自身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也成了问题。1955年，汇丰仅在上海的角落里象征性地保留了一个营业机构，其他在大陆的分行全部关闭。

就在汇丰陆续关闭中国分行的大门之时，香港已开始由转口贸易港转型为制造业勃兴之地。在香港工业化浪潮的席卷下，汇丰积极参与其中并大获其利。在香港打下深厚基础的汇丰，于是积极将目光转向海外，重新建立起庞大的金融网络，并在1959年一口气收购了两家历史悠久的跨国银行——有利银行和中东英格兰银行，从而不仅让汇丰实力大增，也迈出了集团化道路的第一步。在香港本土，它则因1965年收购当地最大的华资银行恒生银行半数以上股权，成为在香港占有绝对优势的金融霸主。

汇丰作为港府的首席金融顾问、香港“准中央银行”，其在香港的地位稳固之极。而在香港即将进入历史的转折期时，汇丰敏锐地看清并把握住了时代的发展潮流，在香港及亚洲站稳脚跟的同时，进军欧美，由一家地区性银行演变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巨人。继而，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全球并购，完成了向全球数一数二金融帝国的转变。

在中国，汇丰主力撤离约半个世纪后，汇丰又一次以最大的外资银行面貌出现在中国内地。在银行、保险等逐步开放的金融领域内，汇丰均走在了其他外资银行的前面。面对中国不断推进的金融改革浪潮，汇丰再一次雄心勃勃，满怀期待。

然而，就在2007年3月汇丰创纪录的年度业绩亮相时，美国次贷危机开始浮出水面。随后全面升级为全球金融危机，进而演变为一场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美、欧多个显赫荣耀的金融王朝，在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中崩塌瓦解，呈现出或破产、或被收购、或国有化的世纪变局。

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汇丰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引人注目；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外资银行，汇丰依然谋求在中国的更大发展。正如汇丰集团主席葛霖所说：亚洲和中国是全世界的重心，也是汇丰业务的重心。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的侵袭下，在汇丰开业145周年之际，总部设在伦敦的汇丰决定，将其集团行政总裁办公室移往香港；汇丰中国总部入驻新落成的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以“狮子银行”著称的汇丰再次将一对新铸铜狮置于新总部大楼门前。

在命运的大海上，汇丰这艘巨轮常常能够破浪前行。无论是国际局势的大变迁，还是中国发生的深刻巨变，汇丰要么总是能作出正确判断抓住机会，迅速将自己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要么因形势无法逆转而遭受重创时，总能在不算长的时间内东山再起、日益壮大。

在145年的历史河流中，汇丰曾经深度参与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但是人们对其了解并不多。因此，笔者在香港工作期间，着手梳理汇丰故事。在这里，我试着讲述了一个成长的故事，一个每每与中国重大事件相连的英资银行的成长故事；同时讲述了一个成功者的故事，一个幸运地在香港土壤里发芽，在“日不落帝国”庇护下成长，在汇丰大班苦心经营下发展壮大的成功者的故事。

历史的光束可以照亮未来的路。也许，汇丰145年的成长故事，会使我们有所思、有所得。

刘诗平

2010年3月修订于北京

第一章　伟大企业的创业史

在孟买的金融崩溃和英国阿弗伦特·加奈公司的危机之后，汇丰像凤凰一般，从旧银行和泡沫公司的废墟中升起。

——景复朗（Frank H.H.King），《晚清帝国时期的汇丰银行》（The Hong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40年6月，英国为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以清政府销毁英商鸦片为导火索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战后，清政府被迫签下《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银元2100万两……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除割地赔款之外，是更多沿海、沿江城市被迫对外开放，西方对华贸易进入新的扩张期。外商所需融资金额日益增多，融资结构日趋复杂。香港的商业巨头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家本地银行，以提供及时而充足的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应付急剧膨胀的对华贸易。在此背景下，1865年，汇丰银行应运而生，并在成功与失败的交织中，度过了最初的十年。

1　领先一步：汇丰银行诞生

多年以后，当苏石兰回忆起当年在香港创办汇丰银行的场景时，内心依然充满了自豪与骄傲。那是在1909年冬天的汇丰年宴上，苏石兰首次公开披露了这家银行45年前创办时的一些细节。

1864年初，我碰巧搭乘大英轮船公司的‘马尼拉’号小轮，从香港驶往汕头、厦门和福州，它的速度无论如何是比不上现代轮船的，我估计它每小时只能航行八海里。船上陈列有好多本《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其中有一些关于银行业务的文章。我专心阅读它们，简直入了迷。我平生从未开过银行账户，只在买办那里有一个账户，而且是经常透支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机会合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据苏格兰原则在中国开设一家银行。

这个主意在我心里酝酿了几个月，也许时间还更长一些，但决定的时刻终于来到。某天，由在中国较知名的伊斯特利（Eastleigh）船长驾驶的‘渥太华’号邮船到达香港。我照例上船和船长洽谈业务，他在谈完后邀我到船长室去听取一项极为重要的密讯。他告诉我，孟买的热心人最近开设了一家‘中国皇家银行’，他们自己占有2/3或3/4的股本，马上要派遣一位特使到中国来分配余下的1/4或1/3的股本。

“我考虑后认为，既然我们在中国有许多建立在自愿合作基本原则上的繁荣兴旺的保险公司，我们也应当用同样原则努力创设一家我们自己的银行。于是，当天晚上，我写出了现在还存放在汇丰银行档案内的那份计划书。资本只有五百万港元，以今天汇丰银行的地位来看，这是一笔很不像样的数目。次日，我把这个计划书拿到我的朋友波拉德（Pollard）先生那里，他那时是香港最优秀的律师。我对他说：‘这笔生意你可以做。’他看了一下，马上看到有一万港元的手续费可得，就拿了这份计划书走遍了香港所有大商行。除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以外，那时在中国的每个有名商行都把它们的名字写了下来，成为这家五百万港元资本的银行的临时委员会成员。计划书就用临时委员会名义发出去。不到一星期，我们想要在香港分配的全部资本都募足了，而且大大地超额。两三星期后，‘中国皇家银行’所派的特使来到了，我回忆他的名字是诺尔·波特（Noel Porter）先生，他要筹集的股本连一股都没人要，也找不到一个可能担任董事的人。不用说，在极短时间内，孟买的‘中国皇家银行’就关门大吉了，只落得一个即使不是可耻、至少也是个不幸的下场。这就是我们这个伟大企业的创业史。”[1]

在孟买的银行家到来之前，苏石兰已经抢先一步，一份按照苏格兰银行标准行事的计划书出台，随之第一家以香港及中国内地为中心的香港本土银行诞生。

其实，汇丰银行的诞生，是中国政治及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化而催生的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割地赔款，与第一次非但没有区别，结果更为严重。清政府依旧腐败无能，西方列强则是肆无忌惮。就直接的商贸而言，第一次鸦片战争除了割让香港岛之外，广州、福州、厦门、上海、宁波五口岸开放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则除了割让九龙之外，进一步开放牛庄（今营口）、天津等7个沿海城市，以及镇江、南京等4个长江沿岸城市。沿海与沿长江流域大片腹地被迫开放，更多扇中国大门被打开，为外商展现了更为广阔的贸易前景。

此时的香港和上海，并不是没有银行在本地存在。像丽如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又称麦加利银行）等均已先后在香港和上海等地开展业务。然而，这些银行总部不是设在伦敦就是设在印度，经营重心并不在香港和中国内地（见表1-1）。

香港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对华贸易的基地，当时洋行所办理的银行业务，以及几家总行设在伦敦或印度的银行，已无法满足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在这里经营的洋行大班们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家本地银行，以便提供及时而充足的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应付急剧膨胀的对华贸易。

1861年，充当商界团体喉舌的香港总商会宣告成立，香港的商业更加兴旺。两年后，为适应海运和转口贸易发展的需要，湾仔建成了香港第一座可供汽船停泊的现代化码头。同年7月1日，一批航商又组建了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大英轮船公司监事苏石兰担任公司主席。与此同时，被后人称为“香港通货之父”的香港总督罗便臣（1859～1865年在任）把促进金融业发展，作为其任内的施政重心。虽然香港已经有多家总行设在伦敦和孟买的银行进驻，但如果有一家本地银行，则不仅可适应急剧扩大的贸易发展需要，而且可以照顾到香港殖民政府关于港口码头、公用事业建设的需求，为香港殖民政府出力。

而此时的上海，已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以上海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贸易融资，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需要。

汇丰发起人在写给英国殖民大臣的信中称：汇丰银行的成立，在于“满足一项绝对需要，这是由于（总行设在英国或印度的殖民地银行）在中国设立的分行不能应付本地贸易的各种需要，包括香港和中国内地、日本通商口岸之间的生意，现在带有极为广泛的性质，需要运用更特殊的方式，而不是任何银行代理处所能应付的”。[2]

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汇丰银行应运而生。

1864年8月6日，汇丰银行召开由多家洋行参加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苏石兰的提议，临时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宝顺洋行（又称“颠地洋行”）担任。也就是在这次会后，汇丰发出了银行计划书。

1865年初，汇丰完成筹备工作。3月3日，汇丰银行正式开业，总部设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租借的获多利大厦。140多年来，大楼几经重建，但地址未曾改变。

一个月后，上海分行租借位于外滩的中央饭店（后改名汇中饭店，旧址位于今和平饭店南楼处）底层正式开门营业。[3]

[1]柯立斯著，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译：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北京，1979，2～3页。

[2]Baster：International Banks， P.168. 转引自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15页。

[3]汇丰刚开始营业时，并没有设立总行，也没有设立总经理一职。上海分行由自己独立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其经理与香港分行经理一道进入董事会，前者掌握着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资源，后者则掌控中国以外的银行办事机构及资金。直至1868年，香港设立总经理一职，上海分行独立的管理委员会撤销。

2　成功根基：发起人实力超凡

打开苏石兰执笔的这份计划书，我们看到，在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的构成名单中，除苏石兰之外，是一长串以英国为代表的各国在港著名洋行（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外国企业）经理的名字：英国宝顺洋行孔莱，美国琼记洋行阿尔伯特·赫德，大英轮船公司苏石兰，英国乜洋行麦克莱恩，德国德忌利士洋行德忌利士，德国禅臣洋行尼逊，英国太平洋行莱曼，英国费礼查洋行施密特，英国沙逊洋行亚瑟·沙逊，英国公易洋行布兰特，印度广南洋行佛兰治，英国搬鸟洋行亚当森，丹麦毕记洋行海兰德，印度顺章洋行丹吉韶，以及法律顾问波拉德。[1]

有了这些实力雄厚的洋行参与发起，可以说汇丰银行已经成功了一半。

担任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主席的是宝顺洋行的孔莱。宝顺洋行是继怡和洋行之后在中国开设的“第二个私人的英国行号”。这两家最初设立于广州后移至香港的洋行，其创始人均为苏格兰人，同以贩卖鸦片发展壮大。人们也许没有忘记，林则徐于1839年在广州禁烟时，缴获宝顺洋行鸦片之多，仅列于怡和之后。不过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宝顺与更强硬、更傲慢的怡和相比有程度上的差别。在鸦片战争之前，宝顺洋行除了走私鸦片等进出口贸易之外，其业务涉及航运、银行、保险等方面。1805年，它在广州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现代保险公司——谏当保险行。在孔莱代表宝顺洋行发起组织汇丰银行之时，这家洋行的势力已经深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各通商口岸，并且还是印度一些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中国代理。正是由于愿意参与共同组建专业银行的宝顺洋行有着领先于同侪的历史，所以坐上了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主席的宝座。

位居临时委员会第二的琼记洋行，是地位和实力直追美国在华最大企业——旗昌洋行的另一美国洋行。这家于1856年将总行由广州移至香港的美国洋行，在19世纪60年代初，除了香港总行外，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汉口和澳门等地，均已设立分行。和宝顺一样，琼记洋行的经营范围极为广泛，在中国境内的航运业活动尤为活跃。琼记斥巨资购进船只航行于长江，其中“火箭号”轮船是第一艘打着美国旗帜上溯长江进入汉口的船只。1865年，它又联合一批英美洋行，成立了航行于广州、香港和澳门之间的省港澳轮船公司。此外，它在香港的许多企业中都有投资。正是由于它有着如此雄厚的实力，汇丰银行作为一个向英国政府申请设立而在香港殖民地政府注册登记的英国银行，琼记洋行的老板阿尔伯特·赫德坐上了临时委员会第二把交椅。

汇丰银行的最早发起人苏石兰，虽然排在临时委员会第三位，但宝顺和琼记洋行并没有遮住他的光芒。苏石兰的名字与英国航业巨头——大英轮船公司密不可分，它曾被认为是所有悬挂英国国旗的轮船公司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个”。当苏石兰于1852年来到中国时，他不过是这家轮船公司的普通一员，而在发起成立汇丰银行之时，他已是大英轮船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20年后（1884年）更成为该公司主席。在汇丰银行成立之前两年，他联合怡和、德忌利士等洋行组成了后来雄霸华南地区和香港造船工业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并担任主席一职。在香港，此时的他已经有一定的号召力。在汇丰银行成立过程中及其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苏石兰可谓劳苦功高。

此外的十多个成员，同样个个实力不凡、能量极大。如禅臣洋行，是德国在中国成立最早的洋行之一。1846年由西姆森创设于广州的禅臣洋行，1858年又在香港设立机构。西姆森返回汉堡后，尼逊出任禅臣洋行经理。在他的领导下，禅臣的业务迅速发展，在福州、汉口相继设立分行，在上海、香港、广州之间建立定期航线，积极参与中国的沿海转运贸易。而在香港的一些英国企业中，它也同样拥有其股份。有禅臣洋行的加入，汇丰与德国汉堡的市场也就多了一条联系的纽带。

又如临时委员会成员沙逊洋行的阿瑟·沙逊，是在印度孟买发家的沙逊洋行创始人大卫·沙逊（David Sasson）之子。1844年由孟买进军中国的沙逊洋行，由于控制着印度输往中国的鸦片源头，在鸦片贸易中异军突起，并在日后一举击败怡和、宝顺等洋行而独占鳌头。19世纪60年代以后，其分支机构遍布广州、上海、宁波、汉口、烟台、福州、天津等地，在中国内地已经进行着多方面的活动，在香港地产、仓库、码头、保险等方面均有投资，只是这时它的主要活动中心依然在印度。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新沙逊洋行成立以后，中国成了它的主要舞台，并逐渐成为汇丰银行的一个主要台柱。

再如英国搬鸟洋行，它在香港、上海、新加坡、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曼谷等地均设有机构，为汇丰银行在南洋的支柱。其他如太平洋行、费礼查洋行、公易洋行等，在参加发起汇丰之时，除了在香港有着不凡的实力外，其在中国的经营机构同样已经遍布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

除14名发起人之外，汇丰银行刚成立时，从当时香港、上海的银行中挖来了大量优秀银行家，如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第一位经理克雷梭、第一位会计师格里哥，上海分行首任经理麦克莱恩。他们在加盟汇丰之前，分别是法兰西银行香港分行的前任经理，利生银行的卸任会计师和沪上最大银行——丽如银行的署理经理。

从以上名单中我们看到，有了这些实力超凡的发起人，也就意味着汇丰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成功根基。

不仅如此，作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将总行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与香港殖民政府关系密切，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政府的关照。

[1]汇丰银行的股东包括了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和印度人（帕西商人），他们大多属于最早在广州和澳门建立洋行的商人，随后迁至香港或在香港初建。在其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除英商外的其他股东陆续退出，汇丰逐渐演变成由英国人管理的银行。

3　与洋行之王的冲突

在汇丰银行的发起人中，参与者都是当时各国在香港拥有雄厚实力的洋行。但是，在这份名单中，人们没能见到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与美国在华最大企业旗昌洋行的名字。它们与宝顺洋行一道，是当时香港最有实力的三大洋行。

汇丰筹办之初，在临时委员会名单里，其实是给怡和与旗昌保留了位置的。怡和直截了当地予以了回绝；旗昌虽然态度温和，但拒绝入股，不曾加入汇丰临时委员会。准备以全体领袖商人相号召的汇丰银行，实际上遭到了两家历史最久、实力最强的领袖洋行的抵制。

由鸦片商人渣甸（1784～1843）和马地臣（1796～1878）于1832年在广州设立的怡和洋行，其前身可推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成立的柯克斯·里德行号。香港开埠后，怡和将总部迁往香港。由上海、广州等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殖民地串联起来的中国东南沿海，是怡和鸦片趸船和飞剪船（快速帆船）驰骋的疆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怡和的主要生意经，正是通过巨额投资和大量收购印度鸦片，将之运往中国沿海销售，从而打造出了无比强大的鸦片帝国，成为当时外商在中国最大的洋行，被称为“洋行之王”。

怡和与宝顺一直恩怨不断。19世纪30年代初，这两大洋行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时，适逢加尔各答商行纷纷倒闭，怡和洋行运送鸦片的飞剪船将此消息带到广州，渣甸本人在佯装若无其事的同时暗自部署，因此怡和损失有限，但他向宝顺封锁消息，致使宝顺洋行损失惨重，双方从此结下恩怨。直至宝顺在1867年濒临倒闭而向怡和求援时，怡和依然见死未救。

同样，旗昌和琼记洋行在中国的航运业务方面竞争激烈。有历史学家认为，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旗昌洋行与琼记洋行，都是互不相容的竞争对手，尤其是怡和宝顺间的矛盾非常尖锐，所以，有宝顺参加，怡和自然不愿加入。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也不尽然。事实上，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行商人在中国以交叉投资的方式建立起企业内部的资本关系，已经相当普遍。轮船码头、船舶修造、保险等领域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外国大型企业，大多由多家洋行联合出资创办。如旗昌轮船公司，除主办者旗昌洋行外，还包括上海著名的15家美、英及欧洲大陆洋行。由苏石兰担任主席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其主要创办人也包括与船运业关系密切的怡和及大英、德忌利士两家轮船公司。

怡和与宝顺此时也并非没有一致的行动。像1863年上海至苏州的铁路计划，参加者就有宝顺、怡和等26家洋行；1865年广州至佛山的铁路计划，同样有怡和与宝顺等17家洋行参与（以上两计划最后均未成功）。

其实，逐利的本性、获利的多少、利益的得失，才是怡和与旗昌决定加入与否的关键。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一直由怡和、旗昌等大洋行兼营。战后，一批在伦敦注册并以印度为基地的英国银行，虽然先后将业务扩展到香港和上海，侵蚀着这些洋行的业务领域，但国际汇兑业务仍然把持在有实力的怡和、旗昌和宝顺等大洋行手中。19世纪50年代，由于大洋行的把持，英国在华银行的汇兑业务并不曾顺利地开展起来。那时，在香港和中国内地最有实力的丽如银行，其全部外汇生意还抵不上旗昌洋行的一个外汇柜台。怡和的实力则比旗昌更为强大。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怡和就以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大量现金开展汇兑和贷款业务。进入上海后，怡和的银行部门实际上包揽了上海大部分的国际汇兑业务，不仅包括一般的商业汇款，连英国政府的汇款也由它经手。各国领事汇到香港的公款，直到1855年还在用它的汇票，其他洋行和为数不多的外资银行没有一个能够与怡和分庭抗礼。

为了保持与中国商界和政府的密切关系，怡和洋行还曾积极贷款给中国的钱庄和地方政府。当时，据称怡和与上海70多家钱庄保持着密切联系。1863年，怡和创办“怡和钱庄”，向中国富商放款，在上海滩声名显赫。老牌的怡和洋行正是不愿放弃利润优厚的国际汇兑和贷款业务，才拒绝入股汇丰。不论是旗昌还是怡和，都不会主动放弃它们的银行业务。金融服务的大头，由大洋行转到专业银行经营，尚需经过一番博弈。

这些大洋行与专业银行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在汇丰申请营业执照的过程中更加暴露无遗。汇丰要正式成立，必须由香港总督颁布特许令，在香港完成立法，同时获得英国政府批准。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第一次有正式记录的会议，是在1864年8月6日，汇丰正式营业的时间是1865年3月3日。取得英国政府的营业执照，则到了1866年8月14日。尽管汇丰银行营业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营业执照却迟至一年多才拿到手。

出现这样的拖延，交通条件的限制是一个原因——当时轮船从伦敦驶抵香港至少需要50天，但汇丰的传记作家柯立斯认为怡和洋行从中阻挠是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个营业执照的第四条规定：汇丰银行除了在中国以外，还有权在伦敦、印度、新加坡、日本等地设立分行，经营承兑、存款和汇付的业务。数家在华外资银行的侵入，虽然使怡和等大型洋行对银行业务的掌控有所削弱，不过这些银行的总部都设在伦敦或印度，真正的威胁并不大。汇丰银行总行设于香港，对怡和获利丰厚的汇兑业务，自然是个大威胁。

因此，怡和拒绝接受配股，并使出浑身解数，在香港、伦敦两地同时展开一系列阻挠活动，特别是针对汇丰经营汇兑权力的漫无限制。但是，怡和的反对使汇丰银行获颁营业执照时间拖后，却并没能阻止其获得执照。汇丰说服英国财政部同意其根据专项汇理银行条例注册成立，在香港设立总部，并享有发钞和接受政府存款的权利。

按照“不能打败它，就加入它”的规则，旗昌洋行在汇丰取得执照当年的12月加入，它的老板福士（H.Forbes）随之加入汇丰董事会。怡和则迟至1877年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改变主意，与汇丰展开了合作。

4　1886：环球金融大恐慌

汇丰银行是乘着金融热潮的风帆，先后在香港和上海开始营业的，然而随即它就受到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的严峻考验。

在汇丰银行成立之前的五六年间，英国金融业迅速膨胀，香港和上海同样出现了一个昙花一现的银行创设高潮。

在英国本土，1860～1865年间，包括银行、贴现公司、金融信托公司在内的各种金融企业的数目和资本直线上升；英国殖民地银行也急速膨胀，1862～1865年的四年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上海，这几年新设的英资银行，同样如雨后春笋。首先是1861年汇川银行进入香港、上海，接踵而来的是1864年利华、利生和利升三家银行的开张。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在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印度的棉业出现了一个投机的热潮。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棉输出受阻，使一向惯用美棉的英国棉纺织业转而趋向印度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一时成为英国大小资本家投机的对象。而在棉花价格由每磅两便士猛升到七便士的1865年，上海商人对棉花也同样趋之若鹜。据史料记载，这一年仅从上海载运棉花到英国去的船只，就多达250艘。

棉业投机带动着金融投机。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在上海成立的英资银行，正是这样的一批银行，它们打着一两百万英镑资本的招牌，金库中却空空荡荡。像利华银行名义上虽有200万英镑的开办资本，但实际上却是由另一家投机公司的股票升水构成；利生银行名义上的资本同样是200万英镑，但实收资本只有17万英镑，连额定的1/10都不曾达到。

以上是国际背景。就中国本身而言，上海早已成为中国第一大通商口岸城市，其他更多商埠的对外开放，与上海的联系也在日益加强。而太平天国运动后期苏松一带地主豪富纷纷涌向上海，银元大量流入，房地产价格飞涨。无节制的孟买棉业热潮的影响，加上上海等对外商埠的金融升温，所有这些，已经酝酿成熟了一个投机的环境。

当1864年上海进入金融投机活动高潮时，几乎没有一家外资银行不从事汇兑投机业务，上海金融市场“没有一夜得以安宁”。汇率波动异常剧烈，利率同样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之上，从来不曾低过12%，经常是18%、24%乃至36%。

银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银行股票大幅升水，股价节节上扬。新成立的银行自不待言，如利华银行刚一开办，一张面值10英镑的股票，市价高达25英镑，升水150%。老银行的股票同样备受追捧，如有利银行的股票，每股面值25英镑，最高市价达70英镑，升水近200%。麦加利银行的股票，每股面值20英镑，最高市价达46英镑5先令，升水也在一倍以上。其他像丽如银行的股票升水70%，汇隆银行的股票升水40%……

但是，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震撼欧洲的棉业危机开始了。

伦敦首当其冲遭受沉重打击。1866年4月，伦敦贴现公司和巴奈特银行先后倒闭。5月10日，“在英格兰金融界享有最佳声誉”的阿弗伦特·加奈公司宣告破产。随后，危机以料想不到的速度和猛烈程度继续肆虐。1866年一年之内，一连倒闭了17家银行。

伦敦的阴霾迅速笼罩了东方市场。在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孟买，包括孟买银行在内、资本共计1200万英镑的12家大小银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倒闭。

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被割占或开埠20多年以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在金融狂潮中成立的汇川、利华、利生和利升四家英资银行齐齐倒闭。此前进入上海的汇隆银行，也未经受住风暴的袭击而坍塌。一年前还在扩充资本的呵加剌银行同样负债累累，其上海分行在当年7月一度停闭。以前大幅升水的银行股票，此时无不掉头向下，就连景况最好的有利银行的股票，也由70英镑猛泻至33英镑，股价蒸发过半。

经过1866年的大浪淘沙，在香港和上海能够继续维持生存的，只剩下了5家银行——3家老牌英资银行：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以及1860年成立的法兰西银行和新成立不久的汇丰银行。

汇丰是幸运的。因为其发起人实力雄厚，又有香港殖民政府的支持，以及自身没有出现重大的财务危机，因而新生的汇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的考验。

然而，汇丰并非没有遭受打击，尤其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汇丰银行重要的支柱之一宝顺洋行的坍塌，不仅在香港和上海商界产生巨大震撼，更给汇丰造成了巨大影响。

5　主要发起人宝顺破产

旷日持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60年）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64年）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长江对外轮的开放和内地对外商的开放，以及欧美与东方市场之间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历史性改变，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西方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方向。

作为汇丰银行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宝顺洋行，与其他在华大型西方企业一样，在这些年里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开始转型。它们对航运、保险、通商口岸设施以及银行业的关注，已经超过对进出口货物买卖本身的关切。因此，在鸦片贸易领域，怡和洋行在有着独特优势的沙逊洋行这一超强竞争对手出现后逐渐退出；宝顺洋行应对鸦片贸易衰退的影响，为了转型而购置了两艘大型昂贵货轮——“飞似海马号”和“气拉度号”，用来航行刚开放的长江航线；旗昌洋行则在上海发起成立旗昌轮船公司，着力经营已经开放的长江流域的船运业务。

在旗昌轮船公司崛起之时，它在长江上的最主要对手，正是宝顺洋行。1864年，宝顺洋行的“飞似海马号”和“气拉度号”轮船首先打起运费价格战。虽然怡和洋行的“罗纳号”、“梅兰吉尔号”等轮船于1866年也加入竞争行列，但旗昌视宝顺洋行的两艘轮船为眼中钉，认为其“足以形成核心力量对付旗昌轮船公司”。

不过，旗昌很快就放下心来，因为接下来的一场厄运把宝顺洋行的雄心彻底摧毁。事实上，贸易的萧条在1865年便已在宝顺洋行身上显现。这年年初，宝顺发现它的中英贸易和易货业务正在迅速下跌。对此，宝顺虽然也在思考自身的出路，但与旗昌竞争的决心并未消减。它想到的最佳出路是与其他同行合作，将船只进行联营。在1865年11月的往后几个月中，宝顺洋行就这一计划与琼记洋行协商，琼记的“江龙号”是航行于长江上的最好船只之一。如果在“飞似海马号”、“气拉度号”和“江龙号”之外，再加上一艘轮船便可组成一条完整的四轮航线，然后另筹款项，在航运业界的顾虑有所缓和、财力变得充裕、投资又有了吸引力之时，将整个船队合并为一，组成新的航运公司。

然而，宝顺和琼记洋行想在华商和英商中招股组成一个新航运公司的计划并未成功。由于贸易的不景气，宝顺洋行本身并不打算、也无能力为这一计划投入更多资金，而琼记洋行也同样捉襟见肘。

就在宝顺洋行和琼记洋行在资金上陷入困境的时候，航运业方面不但没有给宝顺带来利润，反而压住了一笔庞大的资金。与此同时，它在房地产上的投资也出现了巨额亏损。在印度孟买和上海等地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时，宝顺损失惨重。

不仅如此，为了在既受英国人欢迎又能显示实力的赛马活动中争强斗胜，生活豪奢的宝顺洋行大班约翰·颠地，不惜以万元巨款购买良驹，以期从怡和洋行合伙人罗伯特·渣甸手中赢回输掉了的“香港杯”。此外，颠地勾引怡和洋行另一合伙人大卫·渣甸的情妇，更使得这两大洋行关系差到极点。[1]

当1866年金融大恐慌发生、伦敦的奥弗伦·格尼银行破产时，大受连累的宝顺洋行一下子到了生死关口。当琼记洋行代宝顺向实力雄厚的怡和洋行求援时，怡和漠然视之。1867年，有着悠久历史的宝顺洋行宣告破产。当时琼记洋行同样摇摇欲坠，在苦撑数年后也于1875年倒闭。怡和则在顺利转型后，变得更为强大。

宝顺洋行的破产，对羽翼尚未丰满的汇丰而言，不啻为一场“地震”。而怡和在转型后变得更为强大的现实，也迫使汇丰新的领导人更积极地去考虑汇丰与怡和的关系。

[1]罗伯·布雷克著，张青译：怡和洋行，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01，151页。

6　与老牌银行较量

汇丰银行一经诞生，就经历了金融风暴的洗礼。然而，正如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汇丰传记《晚清帝国时期的汇丰银行》中所称：在孟买的金融崩溃和英国阿弗伦特·加奈公司的危机之后，汇丰像凤凰一般，从旧银行和泡沫公司的废墟中升起。

一旦汇丰的执照问题获得解决，一旦汇丰度过金融恐慌时期，汇丰立即主动出击，开始在同行之间展开搏击。

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金融风潮的席卷下，多家在华外资银行未能经受住金融风暴的袭击而倒闭。饱受投机风潮影响而幸存下来的几家银行，为了摆脱困境，对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的交易，开始采取稳健而审慎的经营方针。

当时在华最具实力的银行，是最先进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丽如银行。丽如银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42年成立于孟买的西印度银行（Bank of Western India），1845年总部迁往伦敦时，更名为Oriental Bank。名称由“西印度”改为“东方”，显示其业务范围和经营重心已超出印度而扩大至远东，特别是中国。同年，丽如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支机构。两年后又在上海成立代理处，四年后改设分行。1851年，英国政府颁发皇家特许状，丽如银行成为“特许银行”。

五六十年代的丽如业务发展颇快，它当时在远东的地位，正如报纸载文所说：“差不多像英格兰银行在英国的地位。”

1866年6月，在银行业龙头老大——丽如银行的倡议下，包括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在内的几家银行，达成协议把过去一贯习用的6个月到期的汇票，缩短为4个月。从1867年1月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4个月到期的汇票，原因是轮船的改进使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航程大为缩短，继续使用6个月到期的汇票，有可能使承兑汇票的商号利用货款到手而汇票尚未到期的空隙时间，以到手的货款进行其他商业活动。用缩短汇票付款期限的办法，银行就可以指望商人在货物尚未脱手时，根据货物所开具的汇票即已到期，因而货款的偿付必须依靠本次交易以外的资金。因此，只有资金比较雄厚的商号才能进行这种交易，而银行和它们打交道，承担损失的风险也就小得多。

这个同业间的协议，遭到了汇丰银行的抵制。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的汇票时，在雄厚实力的大股东的支持下，汇丰银行逆向操作、大量收进。不仅如此，汇丰还进一步利用其他银行只做4个月期票的机会，一方面从急需脱手6个月期票的商人那里，以低价购进；一方面高价抛出大量4个月到期的本行汇票，卖给竞争对手——丽如等银行。一买一卖之间，赚取了大量利润。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迅速上升到1300万两。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汇丰的这一招虽然被其竞争对手认为是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但却赢得了行外业界的赞许。汇丰表示：他们返还旧例，以事实证明了汇丰不参加联合行动所持的理由，因为它们的行动损害了贸易方面的共同利益。

在这场“期票战”中，新起的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而在汇兑、存款、印钞、放贷等业务方面，汇丰也同样在加速运转，蒸蒸日上。

7　蒸蒸日上：汇兑·存款·印钞·放贷

汇兑业务是这个时期所有在华外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汇丰也不例外。在它早期发行的钞票上，便称“香港上海汇理银行”。包括汇付、贴现和承兑在内的汇兑业务，头十年中汇丰银行均在迅速增长。从1865年成立时的1442.9万元开始，逐年上升，至1872年达到7450.7万元。1874年是汇丰前十年中的一个低潮年，中国对外贸易出现停滞，汇丰的汇兑业务也萎缩至4941.6万元。度过艰难时日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回升，汇丰的汇兑业务也迅速上升。而汇丰在中国外汇市场中的地位日渐上升，这正是汇丰在第一个十年中实力增强的指标性证明之一。

汇丰银行早在成立的计划书中即强调：在金融业务上，汇丰银行要突破其他外国在华银行所局限的汇兑活动，以贸易对金融的全部需要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在范围上，这种贸易包括香港及其周围的中国和日本各港口。发起书明显表明以囊括中国的贸易金融作为追求目标。因此，它的分行也紧紧围绕着中国的各开放口岸及与中国贸易密切关联的地方。在头十年里，汇丰的金融网络已初步成形，并显示了自身的特点（见表1-2）。

19世纪60年代之前，香港和中国内地为数不多的几家外资银行，并没有积极开展存款业务。汇丰成立后，一改过去外资银行只重国际汇兑而忽视存款的风气，上上下下将“抓存款”作为“首务之急”。不仅从多方面吸收存款，而且大小不拘——大宗款项固然欢迎，小额存款也不嫌弃。因此，汇丰开业后，吸收存款数额不断增加。即使在经营萧条的1874年，汇丰的资产总额显著下降，银行存款同样继续上升（见表1-3）。

在香港，印钞票虽然是一些英资银行重要的特许“营业”项目，丽如银行早在1848年秋即已在香港发行小量钞币，但是整个19世纪50年代，丽如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并不热衷于发钞业务。直到19世纪60年代，银行发行钞票的活动才开始变得积极起来。1862年12月，总行设在伦敦、已在香港开业多年的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获得发行香港钞票的权力。汇丰银行开业后，在发行钞票方面积极进取，开业不久即着手发行钞票。1868年，更准备接办香港殖民政府经营的铸币厂，使汇丰的钞票发行权由纸币扩大到硬币。只是由于条件没有谈妥，计划最后未能实现。

进入7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享受香港殖民政府的优待和庇护，发钞权进一步扩大。1872年，香港殖民政府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据史料记载，在汇丰发行小额钞票的第二年（1873年），在一次从澳门到广州的轮渡上，三百多名旅客几乎全部都是使用汇丰发行的1元钞票交付轮渡费。

1874年3月，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刊登这一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麦加利、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发行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有30年钞票发行历史的丽如银行，其钞票发行量反而不及汇丰银行的1/4。

通过吸收存款和发行纸币，汇丰银行掌握了巨额流动资金，从而在办理商业抵押贷款和商业票据贴现等业务之外，还有能力办理对清政府出于军事、政治需要的贷款。

汇丰银行对清政府提供的第一笔大额贷款，是1874年的“福建台防借款”。原本这宗借款为丽如银行和汇丰银行所共同承借，但总行在伦敦的丽如银行坚持债券在伦敦发行，而这是清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总行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则并不坚持债券必须在伦敦发行，结果这笔大宗借款由汇丰独家承担。

这笔由福建船政大臣沈葆祯所借针对台湾等处海防的款项，借银200万两，年息8厘，期限10年，以各关洋税作担保。借款第一次以英镑为计算单位，在借取时按汇兑时价，将英镑折算成银两，归还贷款时仍按英镑汇率折算银两。这样，汇丰银行既可坐收利息，又可将当时由于银价不断下跌所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借款者承担。其次，这笔借款以各关洋税作担保，必须有英国人赫德把持的税务司印押方能兑银，从而开启了举借洋债必须有税务司出面的时代，改变了过去只要清朝海关监督出具印票的先例，亦使得税务司能够借口关税担保，掌握中国债款特权。

1873年11月，汇丰以6万两银子的价格，买下位于外滩海关南面的华记洋行花园，并于第二年花巨资建造了汇丰在上海的第一栋办公楼。当时的媒体报道称，楼高三层的汇丰大楼，规模和豪华程度均超过了当时“甲于上海”的丽如银行大楼。

出道十年，汇丰银行表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在香港，汇丰银行已经成为最大的发钞银行、政府的出纳银行、同行的结业银行。在中国内地和日本，汇丰发展也相当迅速，成立仅十年已成为东亚地区赫赫有名的银行。

8　制胜之道：“国际化”与“本地化”

为什么汇丰能快速地增强自身的实力？为什么与其同时成立的银行纷纷倒闭，而汇丰却能作为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为什么它在短期内就能建立起一个极有特点的金融网络？除了外国资本对半殖民地中国有着诸多特权外，走“国际化”与“本地化”相结合的道路，以香港为总部成立本地银行，同时以上海作为经营中国的中心，正是汇丰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从初创时期的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成员构成中可以看到：汇丰银行的后台老板，几乎没有一家不在中国有过长期活动的历史，没有一家不在中国进行过多方面的活动。而临时委员会广泛的国际性，使汇丰在以中国为中心展开经营的过程中，与对华贸易密切的美国、欧洲大陆及东南亚、印度的关系也变得密切。

汇丰银行的董事构成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在股额的分配方面，也同样具有国际化与本地化的特性。汇丰银行的发起计划书中规定：“香港和上海两地的股数相等，同时还将保留若干股额给予中国和日本的其他口岸以及居住在其他地区而与中国贸易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商人。”

总行设在香港的汇丰，不但与当时香港和上海的主要大洋行保持着密切的业务往来，而且与香港殖民政府关系密切。还在成立之初，汇丰即以“设立一个在中国多数城市都有分行的、本殖民地自己的银行”为己任。汇丰银行的发起计划书宣称：“目前在中国的银行，都只是一些总行设在英国和印度的银行的分行，它们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经营这些国家与中国间的外汇业务，对于已经发展得范围广、种类多的香港本地贸易就难以应付了。汇丰银行将补救这个不足，它同这块殖民地的关系，事实上将如印度三大管区（指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银行或澳洲的银行在各该地区所承担任务一样。”

因此，汇丰银行成立之初，即在各方面得到了香港殖民政府的关照和偏护。汇丰银行在注册的过程中，香港总督出力甚多。而汇丰银行发钞权的扩大，同样是香港殖民政府给予了“通融”。事实上，早在筹办银行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汇丰银行的发起人即已表示：银行的任务之一，就是在通货改革和公共事务的财政支出方面协助香港政府。

在经营方面，总行在香港对汇丰银行资金的有效运用，无疑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商业抵押放款和商业票据的贴放，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银行资金的最大出路。对于总行远在英国或印度的殖民地银行而言，这一项最赚钱的生意经常不能有效进行，因为商业贴放市场瞬息万变，竞争激烈。和总行远隔重洋的香港或中国内地分行，在电信设施没有建立以前，遇事遵从总行的指示，难得的市场有利时机极易转瞬即逝。以下场景在这些银行中就常常出现：当分行经理根据自己的判断，市场上出现了必须放宽贴放条件的有利时机，等到向总行请示并得到同意执行时，时机早已随风而逝。不能充分有效运用银行资金，正是这些银行最大的烦恼。1870年，丽如银行的一个大股东曾抱怨道：“我们手头保有大量可供营运的资金，它虽然可以更好地使用，但实际上却成为不生产的东西。”他耿耿于怀地指出，银行资金“躺在金库里睡觉”的现象必须消失。

汇丰银行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总行接近市场，不但不会束缚住分行的手脚，而且总行管理层和分行经理的眼睛同时注视着中国市场的变化，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适应市场变化的措施。资金用不着闲置在总行的保险柜里，可以百分之百地得到有效运用。

贴近市场，捕捉并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是第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现代银行——汇丰银行战胜对手的制胜之道。

9　惨淡年景：两任总经理的下台

在汇丰创立的头十年里，有成功，也有失败。头十年中的汇丰两任总经理便均以辞职而下台。

汇丰香港分行的首任经理是克雷梭。这个与法国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瑞士人已经来到东方多年，精力充沛且大胆能干。1864年，当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投票选举产生汇丰银行经理时，虽然克雷梭不是英国人，但却获得了七成的赞成票当选为这家以英国资本为主的银行的经理，其中临时委员会中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当时东方最杰出的银行汇兑专家。多年以后，汇丰银行历史上最伟大的银行家托马斯·杰克逊（Thomas Jackson），在提起汇丰早期的一些事时说道：“克雷梭先生非常聪明，精力充沛，要找一个比他更能干的人来开创这种冒险性的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充满热情，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工作。”

汇丰成立之初，历经数次令人胆战心惊的起伏和波动。其中主要发起人宝顺洋行倒闭，汇丰遭受到第一次大的困难。英国金融风潮的蔓延则使经营环境变得恶劣。但是，在别的银行惨淡经营时，汇丰自1865年成立以后却连续四年获利，不仅顶住了一场场金融风潮的袭击，而且它的股票市价一直能维持面值，并且在1869年首次出现升水。

然而，在1869年与1870年之交，欧洲大陆爆发普法战争，中国生丝、茶叶外销受阻。中国国内则是华北数省连续遭遇洪涝旱灾，进口洋货的需求锐减，中国对外贸易一度出现停滞，普遍影响到银行业务的顺利开展。而对汇丰来说，要命的是它对一些工业企业过分集中放贷形成巨大风险，以及总经理克雷梭本人卷入了其他的旋涡之中。

克雷梭无疑是一个好的银行组织者，同时他精通汇兑业务，但是相对于苏格兰人来说，他的纪律约束力显然不够。有历史学家说他在外面的一些投资项目，更多时候像是个风险投资家的风格，而不像是一个严谨的银行家所为。

汇丰银行的业务，除了表现在贸易方面的金融周转之外，还表现在它对工业、交通和政府公债等的投资和投机活动方面。汇丰成立后不久，即已参与企业的投资活动。它对设在香港的炼糖厂和由香港转到暹罗（泰国）的安南制糖公司，以及香港码头仓库公司等均有投资。

然而，汇丰为码头仓库公司提供资金是一大败笔，因为汇丰一再为其提供贷款的这家公司，最后无力偿还所借之款。而对安南制糖公司和香港的制糖厂提供资金，也给汇丰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总经理克雷梭本人更被卷入这些放款事宜之中。此外，克雷梭还被牵涉进一个欧洲的电报项目之中。最后，汇丰银行董事会于1870年勒令克雷梭离开汇丰。

随即，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麦克莱恩被提名为汇丰总经理。但麦克莱恩认为自己来到东方已经多年，他希望能赚够50000英镑后便结婚，同时香港的酷热夏天也让他难以适应，因此麦克莱恩未就职。

1870年12月31日，年仅33岁的格雷格继任，从而成为汇丰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

1871年至1872年，汇丰银行继续获利，500万港元的额定资本，在1872年已经缴足。

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电报的应用，以及贸易方式的变革，一度使得贸易过度膨胀，中国向英国出口的红茶锐减，上海的生丝价格更是急剧下挫。1873年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出现危机的糟糕年份。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在1873年的报告中称：“任何从事对华贸易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还没有遇到过像最近12个月内在中国和英国这样的不景气。整个市场陷入停滞，像战争一样给对外贸易带来灾难，甚至比灾难还要厉害一些。”不幸的是，这样的不景气一直持续了整个1874年。

1874年，汇丰面临着它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低潮。这一年，汇丰的股票市价，由80%的升水一直倾泻至面值以下，并于8月间出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30%的贴水。年终不但没有分红，而且历年积存的100万元准备金也被吃掉。

汇丰银行的经营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事各种投机。在萧条亏损的1874年，这种投机的后果开始显现。这一年8月19日股东大会上的董事报告中称：“在日本，由于日本银元便宜，汇丰年初收进了大批银元，期望在五、六月间抛出而捞上一大笔，但是日本政府发行大量纸币，使得汇丰梦想破灭。在上海，汇丰预期这一季度汇率行情看涨，但照样没有实现。结果，在汇付以高汇率收进的汇票时，亏损巨大。更为严重的事件发生在伦敦。伦敦分行的经理瓦切尔（W.H.Vacher）没有得到总行允许，背地里从事西班牙公债和南美铁路的投机买卖，致使汇丰银行损失惨重。”

克雷梭时代一些投资活动所留下的后遗症，这时进一步被放大。糖厂成为消耗汇丰银行资金的无底洞；码头仓库公司的倒闭，给汇丰的营业带来严重影响；只有福建台防借款给了汇丰莫大的机会，成为1874年汇丰处于困难时期的安慰。如果不是这一笔投资，“汇丰银行全年就捞不到一文利润”。

1875年，情况继续恶化。汇丰银行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琼记洋行宣告破产，汇丰的日子更加艰难，总经理格雷格不断受到埋怨。1875年11月董事会的会议记录上写道：董事会在过去一段时期仔细研究了格雷格管理时期总行的损益计算表，并且充分意识到公众强烈地反对他继续留在银行职务上，一致认为格雷格应该辞职。记录显示：1870年至1875年期间在香港所得收益共计88.92万港元，同一时期总行的损失共计168.55万港元，即超过同期收益总额达79.63万港元。

1876年，汇丰银行的第二任总经理格雷格同样以辞职收场。

走过了成功与失败交织的风雨头十年，汇丰迎来了另一位年轻的领导人——36岁的杰克逊。1876年，杰克逊接替格雷格成为汇丰银行代理总经理，1877年正式成为总经理。

汇丰选择杰克逊做总舵手，也就选择了成功。是杰克逊20多年的不懈努力将汇丰打造成了一个坚固异常的金融王朝，杰克逊及其所领导的团队使汇丰长期雄踞中国，称霸东方。

第二章　杰克逊王朝

对于中国老一辈和现在的居民而言，几乎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事情比汇丰银行建立以来的历史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从其孩提时代起，它就是远东两大商埠（香港和上海）的掌上明珠……在中国，只要我们一说“这家银行”或者只说“银行”，无须进一步形容，人们立刻就会知道我们所说的是汇丰银行。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90年8月15日

在1876～1902年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汇丰银行的命运与它的总经理杰克逊密切相关。除了中间曾三度短期离开这一职位外，杰克逊用他的智慧和能力将汇丰带向了历史巅峰。在中国一步步走向衰败、列强肆意横行与欺辱中国的岁月里，作为一家在港英资银行，汇丰既为它自己的国家攫取了利益、又满足了清王朝的需要。汇丰逐渐充当起中国金融市场最有号召力的领袖银行（Presidency bank）角色。外国银行在中国所能享受到的殊荣，这时的汇丰可谓全部享有。如果从汇丰在中国的140多年历史中选出一个人物和一个时段作为代表，无疑就是杰克逊与杰克逊时代。

1　初掌帅印

1841年出生于英国阿马郡（County Armagh）的杰克逊，19岁时投身银行界。1864年，有着远大理想的杰克逊与呵加剌银行签下为期三年的协议，成为该行一员并前往香港。从此，杰克逊与东方结下不解之缘。

1866年8月初，杰克逊转而加盟汇丰银行。几个月后，杰克逊得到提升，出任上海分行的会计师。1868年，在上海分行经理麦克莱恩的全力支持下，杰克逊主理当时由上海分行管理的汉口办事处的事务。之后，奉派于1870年出任日本横滨分行经理。

当杰克逊到达横滨的时候，正是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的前期，旧政权消失，新政权开始。也就在这时，日本制订了币制改革和设立银行的规划。1866年，日本共有5家外国银行，分别是丽如银行、有利银行、申打剌银行、汇隆银行和汇丰银行。经过1866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申打剌银行和汇隆银行双双停业；有利银行也陷入困境；丽如银行在当年将银行的准备金丧失殆尽，业务陷入瘫痪状态；而当年在日本开业的汇丰银行则顶住了金融风暴的吹袭，并在日后发展成为日本政府的银行及货币事务顾问。

日本发生的深刻社会巨变，使年富力强的杰克逊有了用武之地。杰克逊凭借其杰出的才能脱颖而出。1872年，总行调派杰克逊去上海接替麦克莱恩的分行经理职务。上海分行经理是汇丰银行中仅次于香港分行经理的重要职位。但是，杰克逊认为，从汇丰银行的根本利益出发，自己留在日本对银行更有利，因此他毅然谢绝了总行的提升。

1872年初，汇丰银行大阪办事处成立，以配合从香港买进机器的造币厂开工后，与日商所进行的巨额金银交易。1866年5月正式开业的香港造币厂，由于香港殖民政府经营不善，于1868年倒闭，机器以6万港元的价格卖给了日本。日本新的造币厂于1871年正式启用。

大阪造币厂的开工以及汇丰银行与日本官商间关系的加深，使汇丰在日本获利丰厚，业务蒸蒸日上。

1874年，杰克逊离开横滨分行，赴香港出任汇丰银行副总经理。正是凭借卓越的理财能力和精明的才干，当汇丰总经理格雷格于1876年辞职后，年仅36岁的杰克逊出任代理总经理。第二年，已为汇丰服务十年的杰克逊，正式出任总经理，开始将汇丰的各项事业推向一个历史高峰。

2　远东金融市场巨变

就在杰克逊代理汇丰银行总经理的1876年，中英两国间的力量天平进一步向英国倾斜。

当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就贸易与金融而言，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中国腹地金融贸易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条约不仅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而且长江沿岸多处地方被迫允许可以停泊外轮、上下客商和起卸货物，并且英国可以派员驻寓重庆，察看四川省英商事宜。这样，列强不仅直接打开了中国腹地的货物吞吐口岸，而且“洋货运入内地，请领半税单照”，从而给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欧亚电讯业的出现，更使远东贸易方式和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变。

苏伊士运河的开航，使欧洲到中国的航程缩短了一半以上。当年杰克逊从伦敦到达上海时，绕道好望角的旧航程需时约120天，而今通过苏伊士运河时间可缩短一半，最快甚至只需6星期。上海、伦敦之间电讯业的开通，迅速改变了中国与欧洲之间迟缓的通讯状况。原来伦敦、上海间信息的传递，通常需时6～8个星期，现在则朝发夕至。即使在英国本土的商人，也能够控制交易的局面，因为只要拍个电报，便能在6星期后接到他在英国所需的订货。这样，订货贸易代替了原先自存自销的贸易。必须等到货物起岸出卖后才能收到货款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

贸易方式的改变，使贸易方面的金融周转也随之变化。由于航程缩短，汇票兑现的限期也要求随之缩短。原来6个月付现的期票，现在已不能适应新情况。4个月以内到期的汇票，逐渐成为外国银行外汇交易的主要对象。原来与丽如等老牌银行展开“期票战”、抵制缩短汇票期限的汇丰银行，也已迅速改变，跟上已经发展了的新形势。

与此同时，汇兑方式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货价的清偿一般采取汇付方式，即由购货人直接汇款给发货人，而不是由发货人开汇票让购货人照票付款。在中国进口外国货方面，或者由在中国的外国商号开汇票给他们在英国的往来商号，或者是在中国购买汇票寄给英国的发货人；在英国进口中国货方面，清偿的程序也完全一样，只是将当事人调换了个位置。这种汇兑方式，发货人只能在航程终结、货物到岸出卖以后才能从购货人那里收到货款。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电报通讯的条件下，订货预售代替了存货待售，为订货而生产代替了为存货而生产。在订货销售的条件下，出口商人在发货的同时，即可向对方直接签发汇票，同时立即在本地的外汇市场中出卖，获得周转下一次贸易的资金。

贸易方式本身的变化和贸易方面金融周转方式的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之一。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经济开始日渐深入地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19世纪70年代以前，对外贸易的市场价格，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市场价格，基本上由中国方面的因素决定。在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距离遥远而运输及通信方式又比较原始的条件下，市场上价格的季节变动，特别是出口价格的季节变动，中国市场的供需状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随着航程的缩短和信息联系的便捷，影响中国出口市场价格的因素，逐渐由中方转向对方。在商人只需拍个电报便能在几个星期后接到他在英国所需任何订货的条件下，伦敦商人很容易增加或减少实际握有的存货量。世界贸易中的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从此不再由中国方面决定。

英国商人对中国出口市场价格的直接控制，在中国生丝、茶叶两项出口大宗货物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19世纪70年代，中国生丝、茶叶的出口价格大幅下降。从1877年开始，中国贸易收支一直处于逆差状态，顺差岁月已经成为过去。1880年，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上，更是第一次突破了2000万两银子的巨额逆差。

中国对外贸易局面的恶化，贸易逆差的长期延续和扩大，成为外国银行掌握中国拆息行市的一个基本条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外国银行对中国钱庄形成了比较经常的拆放关系，拆息逐渐成为上海金融行市的普遍现象，而它从一开始即掌握在外国银行的手中，中国钱庄受外国银行的控制逐渐加深。

在一切变得更有利于汇丰在中国发展的情势下，杰克逊展开了一系列的经营和筹划。

3　清政府外债的主要提供者

向清政府提供贷款，是杰克逊时代汇丰银行在中国最为重要的业务之一。也许没有什么事情比得上替清政府发行借款公债，使汇丰博得过如此之高的名声了。而正是杰克逊时代，汇丰通过搏击从而取代丽如银行成为清政府外债的主要提供者。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中央政府历来以轻徭薄赋为名，财政上强调量入为出，税收上实行定额或包税制。在国家多事、财政困难之时，采取向老百姓临时捐输和商人报效之法以补财政之不足，后来有时也实行发银钞、铸大钱等通货膨胀的办法予以解决。但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清军云集长江以南，筹饷困难，地方官员遂向洋商借贷以应急需，于是外商和外国银行乘隙而入，从此清政府开始了展借外债的历史。

汇丰银行对清政府提供的第一笔贷款，是第一章提到的1874年的“福建台防借款”。而左宗棠奉命西征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和清政府为应对中法战事向汇丰所借的外债，则是杰克逊任期头十年中最为知名者。

左宗棠西征及其借款，不仅揭开了左宗棠与胡雪岩在晚清历史舞台上恢弘表演的序幕，也成就了这两位晚清风云人物各自的事业。前者的政治生涯因为有了“西征”而愈加辉煌，后者的财富人生则由于成为“国家生意”的经纪人而终成“红顶”大商人。

与此同时，西征借款除成就这对官商同盟搭档外，也推动和成就了汇丰在中国的事业。在左宗棠的西征借款中，前三次承借对象是怡和洋行与丽如银行等机构，并没有汇丰银行的身影。后三次却基本上是向汇丰银行所借，而这正是杰克逊领导的汇丰对清政府产生更大影响力的开始。

当1876年左宗棠计划举借第四次西征借款时，正值中英“马嘉理事件”交涉之际。英国方面在交涉过程中宣称，案件未了之前，不准英国商人借款给中国。急等钱用的左宗棠于是要求助其筹款的胡雪岩立即向其他各国借贷。德、俄、美和日本等国乘机活动起来，试图与清政府建立借贷关系。不过，在杰克逊及汇丰上海分行经理嘉谟伦（Ewen Cameron）的积极努力下，汇丰最终赢得了500万两的贷款项目。汇丰银行承揽的西征借款，实际上银行本身并不是贷出款项的债主，而只是债券的承销人。当汇丰从清政府手上承揽到借款后，随即到市场上进行公开配售。

1878年，左宗棠在进行第五次借款时，试图通过胡雪岩向华商议借银款300万两。当华商凑资到175万两时，汇丰银行自请以同等数目的银款“附入华款出借”，合成350万两。汇丰最终如愿以偿，左宗棠则一解燃眉之急。1881年，左宗棠再次向汇丰借款400万两白银，是为第六次西征借款。

汇丰银行承揽的三次西征借款，每一笔都有几个不同的利息，即清政府所付利息、经手人所报利息、银行贷出的利息和银行在市场上发行的利息。如在第四次借款中，汇丰所要求的利息是年息十厘（10%）；左宗棠向中央朝廷呈报时，将年息改为月息，因此年息变成了十二厘（12%）；后又以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实银”为辞，每月加息银二厘五，折合年息成了十五厘（15%）；当债券在市场上公开发行时，汇丰所付利息只是年息八厘（8%），且还是九八折。从清政府实际支付的利息，到汇丰实际发行的利息，相差如此之大，汇丰银行以及胡雪岩等所获取的好处显而易见。此外，汇价上的巨额利润，也使汇丰斩获不少。难怪连在清政府担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也说，汇丰银行的贷款“油水很大”。

对汇丰银行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杰克逊让清政府在贷款方面越来越离不开汇丰的参与。由于大借外债，清政府每年需以巨额款项偿付外债本息，并不得不以国家的关税为担保。汇丰把贷款一笔笔地借给处于日益困难和危机中的清政府，清政府则日益加深着对汇丰银行的依赖。

两年以后的1883年，中法战争既起，财政拮据的清政府只好又大借外债以应急需。1884年，两广总督为了应对法国军队从越南发出的威胁，先后向汇丰银行借款三笔：前两笔每笔总值100万两白银，用以筹建海防；第三笔为112.5万两白银，全部由汇丰银行先以其公积金垫款承购，准备在债券涨价时再按溢价售出。次年，法国对清政府的军事活动扩大到福建、台湾等地，闽浙总督再向汇丰借款100万英镑。这些借款虽然大部分由地方官员筹借，但必须经清政府批准，并以关税作担保。

据历史学家对1874～1890年清政府外债的统计，26笔外债4136万两白银中，汇丰就贷了2897万两，超过了总额的七成。

然而，相比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汇丰向清政府提供的巨额贷款，以上贷款又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4　与洋行之王关系的改善

与清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是杰克逊所致力强调的。但是要想雄踞中国，还须与最有实力的怡和洋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因为无论在香港还是在中国内地，怡和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处理好与怡和的关系，将更有助于汇丰事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当杰克逊出任汇丰大班后，迅速拉近了与怡和洋行之间的距离。

事实上，就在杰克逊设法改善与怡和的关系时，客观形势的转变让怡和也同样感到有与汇丰合作的必要。

中国进出口贸易及贸易结算的外汇业务，在19世纪60年代末以前基本上掌握在来华贸易多年的怡和、宝顺和旗昌等几家大洋行的手中。因为当时中外贸易周转时间长，贸易资金流转迟缓，必须具备数额巨大的垫支资本。但19世纪70年代以后，交通运输革命引起中西贸易方式重大变革。新的贸易方法使得外资银行以前并不着重办理的押汇贷款和票据贴现业务日益成为头等重要业务。而当银行全力开展押汇贷款和票据贴现业务后，对那些资金并不充裕的小洋行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它们在银行信贷的支持下，便能经营超过自有资金数十倍以上的外贸业务。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一向有能力垫付巨额资金的大洋行霸占外汇市场的地位。大洋行和外资银行之间争夺外汇业务的竞争日益剧烈。竞争中遇到的各种情况，迫使怡和不得不认真思考。而这时，汇丰的业务正蒸蒸日上。在权衡得失之后，怡和也终于改变了态度。

此时执掌怡和大权的是1855年来到中国的威廉·凯瑟克。

凯瑟克是怡和打开日本市场的功臣。1859年，25岁的凯瑟克被怡和派往日本探察商机。当年7月，凯瑟克载着一船中国商品，由上海抵达日本新开放的通商口岸横滨，并于同年11月采购了一船当地货物驶向上海。第二年（1860年）初，凯瑟克为怡和在横滨买下了第一号租地，开设横滨分行，为怡和在日本的业务打下坚实基础。三年后（1863年），凯瑟克参与帮助了日后成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等人前往欧洲学习。

1874年，凯瑟克出任怡和洋行总经理，直到1885年返回伦敦，是怡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1877年，香港两大英资财团——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终于走到了一起。怡和洋行大班凯瑟克加入汇丰董事局，他通过出任汇丰董事，弥合了自1865年以来存在于汇丰与怡和之间的嫌隙。三年后，威廉·凯瑟克当选为汇丰银行董事局主席。自此，两大财团开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不过，更为密切的合作则是1898年双方联合筹办了著名的中英公司（又称“中英银公司”）。

5　白银汇率的“独裁者”

进入19世纪后半期，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被一步一步地纳入西方世界的逻辑之中，资本主义成为控制这个世界的最主要的力量。中国不仅早已无法左右国际局势，而且也已经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就在这个时期，世界银价陷入前所未有的变动之中。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白银产量的增加，以及银本位国家转向金本位，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出现了长期而且是巨幅的下降。受国际市场银价影响，中国银两的汇价也随之迅速下降。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愈演愈烈。

在这种市场行情下，白银价格出现剧烈波动，要预测白银的远期价格，更需要有锐利的眼光和卓越的理财本领。汇丰银行经过市场锤炼聚集了一批英才，有着超常管理才能的杰克逊本人即是一位极其出色的金融专家。在外汇市场上，汇丰银行日益居于主宰者地位，杰克逊领导下的汇丰在中国的地位扶摇直上。

与通过借款主宰中国财政金融命脉并驾齐驱的，是汇丰垄断国际汇兑掌控着中国的对外贸易。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多由外国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国际结算自然多由外国银行办理。有历史学家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汇丰买入和卖出的外汇总值，经常占到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60%～70%。从19世纪80年代起，汇丰用于购入汇票的资金在货币资本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多数年份占到了1/3。汇丰在中国国际汇兑业务中的地位是如此的稳固，以至它有能力操纵上海的外汇市场。在中国，多年来形成的各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外汇市场，一向是以上海的外汇市场行情变化为依据，而上海则以汇丰银行的牌价为准绳。因此，汇丰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一举一动，实际上极大程度地左右着天津、武汉等城市外汇价格的变动。

汇丰银行声望的提高，还进一步表现在它与英国政府、香港殖民政府和清政府的关系上能左右逢源。英国政府与汇丰商定，由它管理所谓的财政金库。这些款项是支付给受英国政府雇用的人员的。在中国及日本驻有英国领事的港口，汇丰银行担任对英国士兵、水手付款，并按当日行市付给银元。财政金库的账户上每月有大约7.5万英镑的待付款，这笔存放在汇丰银行的款项，按每周最低余额付给四厘利息。此外，从19世纪80年代起，汇丰银行还保管着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款项，其存款包括办公用费、罚款和没收款项、船舶吨位税，以及各种手续费和其他特殊款项。

当银价大幅跌落，其他银行纷纷把资金积存为英镑而将白银库存削减到最低水平时，由于有着巨额的政府存款，汇丰银行的库房里堆满了白银。汇丰持有如此丰富的白银和筹币，因而能够对清廷及地方政府进行高利短期放款，而其利率则比付给存户（如财政金库的四厘）的利息高得多。在白银对黄金的比价持续下跌时，这种行为无疑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不过杰克逊本人即是一位能设法减少这种风险的行家里手，他不仅未因银价波动和下跌而使汇丰陷入困境，反而从竞争者手里一次又一次夺得生意。杰克逊善于把汇丰银行的资产保持充分的流动性，以应付一切付款的要求。同时，他还经常承做其他银行由于手头没有白银而放弃的合同和放款业务。可以说，有着管理白银超常才能的汇丰银行将它手中白银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从19世纪80年代起，汇丰银行“就十分确定地赢得了在中国贸易中发号施令的地位”，甚至被时人称为“白银汇率的‘独裁者’”。

在银价持续下跌的过程中，汇丰银行凭借杰克逊的坚强领导和银行上下的积极进取，利润大幅增长，并于1882年和1890年两度增加资本，由当初的500万港元增至750万港元，再增至1000万港元，从而进入实力迅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成为远东最具实力的银行。

当时间进入19世纪90年代时，汇丰银行已包揽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汇兑、存款和商业放款的绝大部分业务，包揽了外资银行在华发钞业务的绝大部分，还包揽了中国政府外债发行业务的绝大部分，并陆续获得了中国关税和盐税的存放业务。也就是说，它除了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呼风唤雨以外，又进一步涉足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

与汇丰相较，总行设在英国本土的丽如、麦加利、有利、呵加剌等银行，则多半是在经历着凄风苦雨的岁月。它们此时的命运与汇丰形成鲜明的对照。

最早进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丽如银行，在国际汇兑方面曾经是外国在华银行中最具实力者，也是最早受到银价跌落影响而产生亏损的银行。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它连年亏损，营业陷于停顿。1879年在南非的分行因亏损严重而被迫出售，使其在南非洲的根基动摇。1883年又因投资锡兰咖啡业和毛里求斯糖业双双失利，账面上出现巨额亏损，从而元气大伤。最后，这个在东方世界活跃了近40年的英国最老的殖民地银行，于1884年5月宣布停业清理。虽然在停业半年后，新丽如银行再度开业，但是经营不到几年，伦敦总行再次传来停业清理的消息。1892年，丽如银行在中国消失无踪。

呵加剌银行的命运较丽如也没好多少。这家继丽如之后倒闭的银行，在19世纪80年代的经营业绩尚可圈可点。在1884年丽如银行倒闭之前，无论是伦敦的总行还是在各地的分行，其银行业务都在持续走上坡路，上海分行的业务也不例外。而且，在1880、1885和1887年，它还先后在汉口、九江、烟台设立了代理机构。它的资本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均超过了麦加利、有利银行而紧随汇丰之后。然而，它同样未经受住银价的持续下跌和市场的激烈竞争，于1900年倒闭。

有利银行在此十年中，呈现的同样是走下坡路的局面，其在东方的业务尤其不顺。在丽如银行倒闭的1884年，有利银行上海分行一度发生挤兑风潮。三年后，伦敦总行同样经历了一次劫难。至19世纪末，有利银行已经失去了外国在华大银行的地位。

在这些岁月里，只有麦加利银行与汇丰有得一拼。19世纪80年代，它与汇丰银行一样获得迅猛发展。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它的势力得到大大扩充。在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它都领先于汇丰：在锡矿业中心的槟榔屿，1884年建立分行的汇丰虽然抢走了较它早9年建立分支机构的麦加利很大一部分银行业务，但锡矿的投资仍牢牢掌握在后者手中。汇丰银行马尼拉分行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一度遭遇挫折，是麦加利银行出手相援，才得以摆脱困境。

6　一元存款与一角储蓄

存款一向被汇丰认为是获得中国人“信任”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汇丰在投资资金方面努力开辟的一项重要来源。在汇丰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存款增加了四倍多，1874年达到1756万元。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汇丰的存款额同样增长迅猛。1880年，存款额已达2420万元。

这一年，汇丰银行总经理杰克逊宣布，香港的银行生意已有一半落入汇丰手中。占汇丰存款绝大多数的中国内地市场也在持续增长，其中上海分行吸纳存款最多。这一时期，上海分行的营业额已远远超过香港分行。

在华外资企业周转过程中的间歇资金，常常是汇丰银行存款构成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成了汇丰银行的最大客户。而汇丰银行的金融创新在存款业务中也有着充分体现。汇丰所迸发出的活力的确是多方面的。

19世纪80年代以前，汇丰银行所吸收的华人存款主要来自商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由商界向外延伸，存款触角一方面伸向缩衣节食的升斗小民，一方面伸向积玉堆金的豪绅大吏。将存款业务向中国社会的两极发展，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存款业务发展的显著特征。

向底层发展的一个手法是开办储蓄业务。1881年4月，汇丰银行上海储蓄部成立。它所接受的存款，最低从一元起存，最高一次不超过一百元。利息为“每百元每年计洋三元五角”，即3.5%。储蓄业务的开办，既让普通老百姓的储蓄欲望得到了满足，也为汇丰自己赢得了声誉，扩阔了财源。

1884年，汇丰香港总行成立储蓄银行，其所付存款利息最初也是年利3.5%，后减为2.5%。为吸收小额存款，银行还创设了“一角钱的储蓄制度”。

存款业务的拓展显示了汇丰银行非凡的创新能力。资料显示，在香港储蓄银行创办的当年，这样的存款一共只有65元，但是55年后的1938年，它已发展到了1355.3万元，相当于这一年汇丰银行资本总额的67.75%！

汇丰银行吸收存款的另一类重要客户是当时中国的官员、商人和财主。汇丰对存户的存款以“绝对保密”著称。史载清朝庆亲王奕被御史参劾以2厘低息在汇丰存了120万两银子。对此，户部奉命追查。然而，当办事人员来到汇丰后，汇丰以“任何人存款不准告人”的行规拒绝答复，更遑论查看账目。汇丰不轻易泄露存款人秘密的“良好声誉”，以及信用良好，王公贵族、封疆大吏即使低息也将大额款项存入汇丰的现象“蔚然成风”。

对此，汇丰天津分行的例子可见一斑。天津大军火买办雍剑秋之子雍鼎臣讲述其父做买办的经历时说：“满汉显贵中有些是被他（指雍剑秋，下同）行过贿的，有些见他有钱，都非常相信他，纷纷把买官鬻爵搞来的钱托他用堂名或化名存入外国银行，不计利息，甚至愿交保管费，只求保密稳当。这些人中有庆亲王奕、恭亲王傅伟、肃亲王善耆等。存入德华银行的存款全由雍剑秋经手办理，存入汇丰银行的，有时由他经手，有时由吴调卿（名懋鼎，字调卿，汇丰天津分行首任买办）转办手续。……存入汇丰银行的因系秘密存款，有些人死后，无人知其底蕴，也就白白送给了外国银行。”[1]

吴调卿之子吴焕之也曾谈及其父当年为李鸿章将钱存到汇丰银行的事。吴调卿与正在天津办洋务的李鸿章同为安徽老乡，两人关系密切。“我父遇事拜会李鸿章时，李多是在他的签押房单独接待。有时李拿出数万两的银票交给我父说：‘调卿，你给我放一放。’由于李信任我父，所以也不要什么字据。李鸿章故后，他在汇丰银行的存款，经计算本息共银一百五十万两。”当吴调卿事后准备将这150万两银子交给李鸿章之子李经芳时，后者曾不相信其父当时经吴之手在汇丰的存款是如此之少，因而双方发生争执。[2]

杰克逊执掌汇丰时期，存款迅速增长（见表2-1）。正是众多新存户的加入，汇丰银行的董事和经理们才自信地认为：“（汇丰）银行已经获得了中国人的信任。”

同样，杰克逊时代汇丰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城市发行并流通了大量钞票。与其他一些在上海等地发行过钞票的外国银行相比，汇丰发行的钞票流通得更多、更广。本应由中国中央银行行使的货币发行职能，与关税和盐税两大中央税收的存管权一样，掌握在了外国商业银行的手中。

其实，在那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代，中国主权所遭受的损害，又岂止关税存管权、外汇牌价权和货币发行权？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所在的外滩位处租界内，而租界正是一个“国中之国”。

[1]雍鼎臣：军火买办雍剑秋，《天津的洋行与买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239页。

[2]吴焕之：汇丰天津分行买办吴调卿，《天津的洋行与买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71页。吴调卿为安徽婺源人，当时婺源隶属安徽，今属江西省。

7　金融网扩展：成就远东霸业

杰克逊善于开拓的个性，在他出任汇丰总经理之前就已经在日本横滨有过展现。在上任后的十年时间里，他所领导的管理层深思熟虑地将汇丰银行的金融网络铺得更为完整，不仅在中国各主要通商口岸城市的金融网络更加细密，而且也在国外对华贸易的关键地点设立了大量网点。

就在杰克逊执掌汇丰大权的当年，汇丰银行在中英《烟台条约》的签约所在地烟台设立了代理机构。第二年（1877年），福州分行成立。两年之后（1879年），九江的代理机构成立。1880年，又在广州设立分行，同时在已开埠的北海设立代理处。第二年（1881年），在贸易地位日趋上升的北方重镇天津设立分行，同时在南面的澳门设立代理处。四年以后（1885年），汇丰的触须伸向北京。1886年又南向台湾，在通商口岸——打狗（今高雄）设立了代理处。在经历了第二个十年后，汇丰银行在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北起北京、南临北海、东到台湾、西至九江的金融网络。

汇丰银行在中国内地的金融网络中，天津分行与北京分行的先后设立，对于成就杰克逊的金融霸业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值得特别一提。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辟为通商口岸的天津，是19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开辟新的出口大宗皮毛产品的枢纽，同时也是外国商品向中国华北倾销的重镇。在贩卖鸦片领域打败怡和、宝顺洋行而壮大起来的沙逊洋行，既是这个地区皮毛产品出口贸易的垄断者，也是这个港口城市鸦片和棉织品等输入商品的主要推销人。在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成立以前，沙逊洋行在贸易的金融周转上，靠的是经常购买大量黄金来清偿贸易价款。

1881年，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成立。几年后，沙逊洋行的一个当事人回忆道：“当我们初来天津的时候，这里还没有银行。1881年6月，汇丰银行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分行。从此以后，我买金子就大大减少了。1880年，我们买了2000条金子，第二年我们只买了855条，下一年为430条，再下一年仅为100条。”

从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得到便利的，当然不只沙逊洋行。由于汇丰对天津的洋行普遍提供金融周转和融通方面的便利，使这个港口对欧洲的直接贸易，在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开始显著增加。在80年代初期以后的20年里，华北地区逐步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洋货推销和土货收购网，进出口贸易蓬勃发展，汇丰天津分行正是这一购销网的金融支柱。也正因此，汇丰天津分行牢固地掌握了天津的外汇市场，该行的外汇牌价成了当地外汇经纪人业务进退的依据。

天津分行的设立及其日后业务的蓬勃开展，不能不提到它的第一任买办吴懋鼎。他不仅是汇丰天津分行经营上的功臣，也是汇丰天津分行一些关系网得以建立的关键人物。17岁时即在汇丰上海分行学做生意的吴懋鼎，由于业余自学英文、勤练业务，逐渐得到上海分行买办席立功和分行经理的赏识。当汇丰筹办天津分行时，吴懋鼎被派往天津。

吴懋鼎之所以被看中，还因为其与正在天津办洋务的李鸿章系安徽老乡。结交权势人物、打通政府关节，是靠近京城的天津分行的一项主要任务。英文好又擅长与洋人打交道的这位小老乡受到正在办洋务的李鸿章的赏识，而吴与李的密切关系，又使得汇丰银行对吴更加倚重。吴懋鼎在天津分行买办任上，一待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直至1904年才辞去买办一职。

天津分行开张后，汇丰银行将目光投向了清政府所在地——北京。

事实上，汇丰银行设立天津分行，目的之一便是因为其“接近清帝国的首都”。汇丰银行不仅希望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更希望直接与中央政府及朝廷官员经常保持接触。汇丰银行不仅希望参与清朝地方官员的借款，更希望贷款给中国的铁路和工业建设项目，以取得丰厚利润和获取更多权益。而与清朝中央官员打交道，就应该在北京有机构常驻，这样，对信息的获取才更为迅速和便捷，对业务的开展才更为有利。但是，北京并不是通商口岸城市，并不开放给外国人居住，也几乎没有国际汇兑银行业务，因此汇丰才在天津先行建立分行。

天津分行设立后，分行经理可以偶尔访问北京，但此时任上海分行经理的嘉谟伦希望尽快在北京设立代理处。1883年，嘉谟伦选中了刚刚加入汇丰的26岁的熙礼尔。曾在剑桥大学学习中文的熙礼尔，在上海接受初步的培训后，被派往天津。

1885年6月，熙礼尔前往北京，筹备设立分行的相关事宜。日后我们看到，熟悉中国文化和礼仪习俗的熙礼尔，与其说是个银行家，不如说是个“中国通”。讲得一口流利汉语的熙礼尔，不仅熟悉金融业务本身，更善于同清廷官员打交道。

北京分行的价值和意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自19世纪90年代起，汇丰对清政府提供的巨额贷款大部分由熙礼尔经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错综复杂的列强在华争夺中，在国际银行团展开一系列尔虞我诈的活动里，熙礼尔始终是维护汇丰银行乃至英国国家利益的核心人物之一。

除中国之外，汇丰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华侨集聚的南洋和美洲设立了一系列分支机构。到19世纪90年代初，汇丰的分支机构已经遍布新加坡、曼谷、巴达维亚（雅加达）、孟买、加尔各答、神户、马尼拉、槟榔屿、西贡、仰光、科伦坡，以及里昂、汉堡、旧金山和纽约等地。

从以下择要介绍的一些分行的设置和布局中，我们可以约略窥见杰克逊时代汇丰王朝的规模。

新加坡是印度加尔各答与香港之间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也是马六甲海峡的门户。新加坡分行的开设，是汇丰在东南亚发展的重要一步。

早在1870年，汇丰银行已经在新加坡开设了分理处。在汇丰银行分支机构的开办经验中，一般说来是在一些有潜力或值得发展的地方，先设立办事处或分理处，一旦时机成熟、有扩大业务的必要或可能时，汇丰银行即将其升格为分行，进行重点经营。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航，马六甲海峡成为西方轮船来往中国的主要航道，逐渐取代以前绕道好望角、经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巽他海峡东来的航线。同时，新加坡华人汇聚，华侨商人、华侨经济及华侨汇款成为一项值得大力拓展的业务。因此，杰克逊在正式出任汇丰大班的1877年，将新加坡分理处升格为分行。日后的发展显示，新加坡分行不但是汇丰银行极为重要的分行，也是日后汇丰的盈利大户。

杰克逊的目光不仅注视着东南亚，而且远随轮船漂洋过海，落到了北美大地。

早在1865年银行成立之初，汇丰即已在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设立了代理处。十年后，汇丰将其升格为分行，因为那里的对华贸易日益呈增长态势，更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华侨汇款正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汇回香港，并转向广东与福建等地。

在东海岸的纽约，这时不仅居住着大量华侨，而且对华贸易发展快速，同样需要银行业务能迅速跟上步伐。因此，杰克逊当机立断，于1880年在纽约开设分行，从而走在了其他同行的前面。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渣打银行，直到杰克逊卸任汇丰总经理的那一年（1902年），才姗姗而来。

在欧洲大陆，汇丰同样适时地行动了起来。

苏伊士运河通航后，东方海上运输的局面随之改观。欧洲大陆到中国的航程大大缩短，中国出口生丝绝大部分直接运到里昂、马赛，里昂成为对华丝绸贸易的中心。按照1864年汇丰银行在其成立计划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该银行是为了促进中国以外地区的对华贸易而创建。因而，就在纽约分行成立的第二年（1881年），里昂分行设立了。

汇丰在欧洲大陆的第二家分行设在德国汉堡。我们看到，汇丰当年的发起行中，就有一家在东方很有影响的德国商行——禅臣洋行。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德国商人与汇丰关系密切。德国在中国除1872～1875年德意志银行在上海存在了3年之外，由于在白银贸易中蒙受巨额亏损而撤出中国市场，此后十几年中不曾再成立德国的银行。汇丰银行享受着中德贸易日益扩大的实惠。

19世纪80年代末，柏林的一些大银行开始酝酿在中国成立新的银行。在德国的德华银行正式成立前，汇丰银行立即计划在德国汉堡设立分行。1889年2月汇丰董事会的会议记录曾记载：“鉴于这家德国银行（德华银行）在中国开业，我们讨论了在汉堡开设一家特别代理处的可行性。”

汇丰汉堡分行的设立，进一步巩固了德国对华贸易的金融周转业务。而在与德华银行展开竞争的同时，它们之间也曾有过密切的合作，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这两家银行曾代表英、德两国的利益争取到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对日赔款的两笔巨额借款。

不仅如此，第一个十年中开设在印度、日本等地的分行，也在杰克逊的运筹帷幄下，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当年汇丰成立之前，孟买的银行家曾想成立“中国皇家银行”，并到香港募集股份，但被苏石兰及在港洋行先行一步，使得孟买派到香港来的代表吃了个闭门羹。因此，当汇丰成立后准备将自己的分行设到孟买时，也曾遭到当地银行家的抵制。在印度，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等在此已经营多年，汇丰虽然于1867年和1869年分别在孟买和加尔各答设立了分行，但业务发展状况并不令人满意。靠当地存款来扩展资金可谓寸步难行，倒是因为总行设在香港，从事与中国贸易有关的汇兑业务，比较起来还稍微有些优势。

为了攻占别人的老巢，汇丰派出了最得力的人马。两位当时极其出色的年轻人——日后成为汇丰银行总经理的诺贝尔，以及国际银行团中的领头人物、汇丰伦敦分行经理阿迪斯，分别掌管孟买和加尔各答分行。这两家分行除了重点经营国际汇兑业务外，还曾针对当时国际银价剧烈波动的情况，购买印度政府发行的白银和英镑债券，从而使汇丰在银价剧烈波动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在日本，当年从横滨分行任上调回总行的杰克逊，也进一步稳固了汇丰的金融地位。继杰克逊出任横滨分行经理的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和汤森（A.M.Townsend），均为汇丰历史上颇有分量的人物。前者日后曾攀上汇丰银行总经理的宝座，后者则长期坐镇纽约。

8　侨汇：独特的汇款网络

在汇丰银行的金融业务中，有一张独特的业务网络，那就是以香港为中转由成千上万名华侨通过汇丰向国内汇款而构成的侨汇网络。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华南一带的中国人移民海外成为浪潮。他们大多经香港前往旧金山、澳大利亚、东南亚一带。横贯美国的太平洋铁路的修建，美国、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与采掘，东南亚地区锡矿的开采、橡胶的生产、蔗糖的栽培等，使大量勤劳的中国人或被迫或主动地前往各地。香港不仅是移民的中转地，同样也是金融的中转地。成千上万的移民将自己的辛苦所得通过各种途径汇回自己的家乡，或以此养家糊口，或以之投资兴业。

汇丰早已密切地注视着这一切，其总行即设在金融中转地的香港，而在华侨集中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分行。

截至1883年年底，汇丰银行在香港及中国内地、日本、印度、菲律宾、马六甲、美国和法国至少已经有17处分行和办事处，遍布曼谷、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尼拉、槟榔屿、西贡、新加坡以及旧金山和纽约这些华侨居留地的中心。

广泛利用华侨商人、华侨经济及华侨汇款，是汇丰银行发展壮大的一大法宝。

香港的关键地位及其与东南亚联系的加强，大大推动了汇丰银行在东南亚各分行的发展。多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广大地区一直存在着华侨社团。华人所到之处，多成商业繁华之地，如新加坡、曼谷、爪哇、菲律宾等，都是有着大量华人居住和从事贸易的集中地。汇丰银行看准这个行情，在这些地方先后设立分行，为这些与祖国大陆有着密切联系的华侨服务。

在美国西海岸，当1875年旧金山的一家大量经营华侨汇款的当地银行破产时，汇丰银行立即将其办事处升格为分行，利用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加强汇丰在当地的经营。在这一年的股东大会上，汇丰银行董事长直白地表示：这家银行的停业“给我们进一步加强与当地华侨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因为“我们这个机构成立以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办理汇款”。随着美国对华贸易的扩展，银行业务得到迅速发展。1880年，汇丰银行在纽约设立分行，大大便利了纽约和香港、上海之间汇兑业务的开展。

19世纪8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的侨汇业务得到进一步发展。1886年，据来自中国的侨汇中心之一——厦门的通讯报道：在那里，汇丰银行的汇票深得当地绅商信任。汇丰的钞票在这一带也广为流通。“泉（州）、漳（州）、厦（门）各乡人之在外洋贸易者，每年冬季大半由吕宋、新加坡各埠汇银纸来厦，支银回乡度岁。”仅在这一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的一个月之间，“自外汇厦支银，其数约有一百二三十万，该银行（汇丰）源源接济，运用不穷。”

而在杰克逊卸任汇丰总经理职务的第二年（1903年），海关税务司的贸易报告称：“厦门海关税务司作了如下概算，在马尼拉、爪哇、海峡殖民地干活的250万厦门人，每年汇款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

对华侨汇款有着精深研究的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谈到汇丰银行中国沿海分行经营问题时指出：汇丰银行在上海和香港之间，特别在厦门开设了分行。这些分行以华侨汇款为主，经香港把来自东南亚的华侨汇款寄往福建、广东。而且，为了吸纳来自东南亚的华侨资金，汇丰银行在东南亚不断开设分行。

在美国，成千上万的华侨汇款同样源源不断地汇回香港，并转向广东与福建等地。这项业务是如此的有利可图，汇丰旧金山分行的员工常常是加班加点到深夜。

正如滨下武志所说，汇丰银行的汇款网络在遵从市场规律的条件下极巧妙地运作，它像网眼那样满布东南亚和中国华南的金融市场。而这种金融网络，正是经由成千上万的华侨的本国汇款发挥作用。

9　1883：中国金融大恐慌

19世纪80年代以后，外国银行在内地通商口岸的分支机构大大增加，上海与内地通商口岸的电讯网络也已基本建立起来。这样，上海金融市场的辐射作用增强，特别是江浙两省的银洋市价，均视上海丝茶贸易上的出入款项而定期涨跌，各处钱庄也均“探上海之行情”而安排自己的资金和行市。19世纪80年代金融风潮不断发生，上海作为商业、金融和投机的主要中心屡屡受创，而其他通商口岸也频频被波及。其中，19世纪80年代上海最大的一次金融恐慌在1883年爆发。

19世纪80年代，尽管汇丰、麦加利等外资银行日益壮大，但中国金融市场上主要承担国内资金融通和汇划业务的，依然是中国传统的金融组织——钱庄和票号。钱庄本身资本既弱，又不注意吸收小额存款业务，也不注意资本积累，只进行信用放款而不是抵押贷款。因此，外资银行利用其自身雄厚的资金和当时的金融结构，通过向钱庄贷款即“拆款”活动，逐步掌握了通商口岸城市的金融市场，进而对内地金融市场进行控制。一旦金融风潮涌起，钱庄受到的冲击自然首当其冲。

从1872年中国首家采用股份制方式成立的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始，到十年后的1882年，上海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已形成一定规模。1882年，李鸿章、唐廷枢创办的开平矿务局在上海招股100万两，更进一步鼓舞了其他矿局前来招商集资，发行股票。股市如此火爆，人们对公司盈利预期普遍乐观，当时的《申报》称：“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股票价格扶摇直上。”19世纪80年代头几年，上海迎来了股市火爆的第一次高潮。

面对热火朝天的股市行情，上海钱庄不由心动起来。这些资本并不雄厚的钱庄，“至多不过五万，少则不足二万余”，却成为当时商业机构与工矿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而其借贷业务的本钱，主要来自以钱庄的庄票为抵押向外资银行贷款和山西票号的借款。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钱庄不顾借贷来的资本随时可能被外资银行和票号要求收回，全力放款，资本不过数万，放账多者竟达数百万。如果贸易兴盛，钱庄固然可获得巨额利润；一旦市面不振，行号倒闭，钱庄便血本无归。放出的钱无法收回，外资银行和票号又抽资，钱庄便只有关门一途。如此金融业务链条，正是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上海屡屡出现金融恐慌的缘由。

当上海的股市大幅下跌时，作为钱庄债主的外资银行和票号，为了保证自己的资产不受损失，迅速停止拆借，并撤出在钱庄的资本。当时“外国资本借放钱庄的总数，平均随时都有二百万两”，山西票号放出市面之银也达“百数十万”。如此庞大的资金撤走，对钱庄的打击可想而知。

而外资银行与票号资金的退出又诱发了普遍性的资本抽逃行为，持票往钱庄取银者“不绝于途”。钱庄放出去的钱收不回来，而存户来提取大宗款项时，不得不向商号“一律催收”。而在股票投机高峰时，不少商号用向钱庄借来的银子炒股，此时股票惨跌，“倒闭纷纷，逋逃累累”。

1883年成为中国工商企业和钱庄的黑色之年。到这年年底，除极个别股票外，绝大多数股票价格出现大幅下跌。

金融风潮的侵袭同样使上海房地产市场一片狼藉。投巨资于房地产和股票的大商人、轮船招商局协办徐润，因房地产和股票被套牢，到期的250多万两借款无法清偿，史载牵累钱庄达22家。

本来就是一片愁云惨雾的金融市场，更因丝商大贾胡雪岩的倒下而雪上加霜。

19世纪80年代，中国外贸连续出现巨额逆差，对外贸易形势恶化。贸易逆差长期延续和扩大，汇丰等外资银行掌握着中国的拆息行市。江浙丝茧虽为出口大宗贸易，但生丝贸易的主动权也同样操纵在外国商人手中。中外商人之间生丝、茶叶贸易摩擦不断。1882年，江浙一带的蚕茧歉收。胡雪岩囤积大量生丝，并动员国内丝商跟进。同时，要求外商提高收购价格。但是欧洲蚕丝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并不顾及中国的歉收状况，拒绝提价收购中国生丝。胡雪岩于是继续囤积。

胡雪岩经营囤积蚕丝，金融周转所依赖的，主要是自己开设的钱庄，如上海阜康钱庄、阜康雪记银号，杭州阜康银号、泰来钱庄，宁波通裕银号，福州裕成银号，汉口乾裕银号，北京阜康福记银号等。

1883年，中国蚕丝再度减产，欧洲却再获丰收。胡雪岩为抵制外商把持生丝贸易而囤积的巨额生丝，因外商把持国际市场价格而存货山积。上海的银根一天天在紧缩，大批丝商迫不得已斩仓出局。胡雪岩最后也只得忍痛低价出售。随之而来的，是胡雪岩的上海阜康钱庄总号倒闭，各地的阜康字号纷纷倒闭。

货币恐慌引起的金融风潮，席卷上海乃至辐射全国，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仅1883年一年之中，史载上海78家钱庄就关闭了68家，南北市行号因受牵累而停业者达三四百家。恐慌的结果不仅是胡雪岩所开各地阜康各字号倒闭，而且波及许多城市的商业和金融市场。如临近上海的镇江，全市60家钱庄倒闭了45家；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到1883年年底也连续倒闭了17家钱庄。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同样受到金融风潮的冲击。在这一年年底，汉口也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商业危机，一些著名的茶行纷纷倒闭。货币恐慌的辐射，甚至波及与汉口同为长江中游茶业重镇的九江。

至于北京，其市场也同样受到了巨大冲击。当阜康钱庄倒闭的消息传来，市场一片哗然，当时的报纸形容“持银钞以兑现银者途为之塞”。《申报》报道：北京钱庄在1883年年底，倒闭了十五六家。

“红顶商人”胡雪岩与外商间的生丝贸易战、中法战争造成的人心惶惶、华北连年旱灾使市面萎缩、新式工矿企业股票狂热买卖等，都是1883年金融风潮汹涌的原因。但是，在每一次风潮的背后，人们都可以看到外资银行的身影。当市面形势不稳或银根紧张时，外资银行迅速停止向钱庄贷款并抽回所贷款项，从而造成钱庄和商号因资金周转失灵而破产。诚如怡和洋行香港经理在一封写给怡和上海分行经理的信中所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全部外国资本退出香港和上海的中国钱庄。近年外国资本借放钱庄的总数，平均随时都有二百万两。中国商人在这里（香港）投机地产，在你那里（上海）投机矿务企业失败之后，接着这一批资本撤出，这就足够解释生意的一蹶不振了。”

与汇丰银行同在左宗棠西征借款中大获其利的胡雪岩破产了，与汇丰等外资银行同为当时国内金融体系支柱之一的钱庄也在这次金融风潮中遭到了溃败，而汇丰银行在这一年却公布了理想的业绩报告。当时的一份英文报纸写道：“汇丰在1883年上半年的景况是令人满意的。这半年来贷款和票据贴现的数量，都表明银行营业状况较去年同期有所发展，而且银行所吸收的存款和发行的钞票，都较去年大为增加。”整个19世纪80年代，汇丰银行一直都保持着这个发展态势。在1884～1888年的五年中，汇丰的贷款和票据贴现增加了44.8%，存款和发钞则增加了45.2%。

就在这时，耗资巨大的汇丰银行新总部大楼也正在兴建之中。

10　香港新总部大厦的落成

长期以来，汇丰银行的总经理一直在位于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号的获多利大厦里办公。1864年10月，汇丰银行租用获多利大厦作为办公地点，后来买下银行租用的部分。1876年，杰克逊出任大班后，鉴于获多利大厦地方狭小、不敷使用，开始寻找更大的地方建造办公大楼，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1882年，汇丰银行取得有利银行占用的获多利大厦其余部分。于是，汇丰着手在原地建筑新的总部大厦。

经过四年的建设，1886年，一栋气派非凡的银行大楼在香港中环拔地而起。新总部大厦的花销原先预算为25万港元，最后完工时花费了30万港元。就一栋商用建筑而言，能有如此规模者，在当时的香港绝无仅有。新大厦以砖建造，外面是花岗岩，上端是离地百尺的雄伟八角形拱顶。银行正门是直通拱顶的银行大堂，靠海的一面则筑以阔大的拱廊。

在缺乏空调设备的当时，建筑物的游廊、阳台及窗户，均为适应香港湿热的气候而设。大楼内，银行大堂的一边用做外籍员工办公室，办理所有用英文处理的业务；另一边是买办部，办理所有用中文处理的买卖。新大厦的地库，则是由钢筋混凝土打造的保险库和厨房。

大楼内设有连接厨房及顶楼的机械电梯，浴室也备有冷热水供应。大楼还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防火设备，以及汽灯、供传达用的电铃系统等现代化设备。

汇丰新总部大厦的落成，展示了汇丰银行的雄厚实力，也显示了汇丰银行在香港银行界的突出地位。

11　外资银行大举入华第二波

杰克逊常常被看做是汇丰银行成功的一个传奇。他曾在1886～1887年、1889～1890年、1891～1893年三度离任，期间分别由沃尔特、诺贝尔和德波维斯担任汇丰银行总经理。但是，在这些时间内，要么是形势急转直下，要么是银行经营状况不佳，杰克逊被汇丰银行董事会一再地重新请出作为舵手，而汇丰每次也真能在杰克逊的手上或起死回生，或再创辉煌。

回顾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史，我们看到，从1845年丽如银行首次在华设行展业，到1865年汇丰银行高调成立，20年的时间里，十多家外资银行先后来到香港与中国内地，形成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第一次浪潮。

这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在这些银行中，除了1860年在华设立分行的法兰西银行之外，全是英资银行。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也只有德意志银行于1872～1875年在上海短暂地存在过。竞争基本上是在英资银行内部展开。

丽如银行作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行业中的领头羊。但是，随着汇丰银行成立，特别是在杰克逊领导下，汇丰的势力迅速扩张，并在19世纪80年代成功取代丽如，成为经营得最为出色的外资银行。到了90年代，汇丰是如此成功，有媒体甚至已经把它看做是“一家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的银行”了。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新的竞争时代已经来临。日本、俄国和美国的银行纷纷进入中国，作为新势力开始与汇丰展开竞争；法国和德国也各自扩充实力，在各个战场上与汇丰正面相对。竞争不再仅仅在英资银行内部展开，而是在不同国家的银行之间进行。银行也不再只关心自己盈利的多少，而是更关心自己国家在中国能攫夺到多少权益。

当政治力量越来越在银行的经营中起重大作用时，出现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第二次浪潮。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是这次浪潮中来到中国的几家深具影响的银行，也是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时各自国家的利益实现者。

与中国同时被西方打开国门的日本，经过几十年的励精图治，已经开始由一个被欺侮的小国向一个欺侮别人的大国转变。曾经被日本人千百年来师法的中国，开始成了它看不起的弱邻居。1893年，即在中日间就要展开一场大战的前一年，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正式来到中国开展业务。

1880年成立、总行设在横滨的正金银行，是当时日本“对外贸易的责任银行”，也是日本实力最强的一家银行。它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据点——上海分行一经成立，很快就成为日本在中国金融业务的主要支柱。也就是这个当初模仿汇丰设立和展开经营的银行，于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关税存储保管权上取代了汇丰银行的地位。而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随着日军的兵锋所指，它更直接接管了汇丰在香港、上海、新加坡等处的总行和分行。

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一样受到本国政府大力支持的银行，是代表俄国在华利益的金融机构——华俄道胜银行。

1895年12月成立、总部设在圣彼得堡的华俄道胜银行，在它刚刚成立不久即来到了中国，1896年分别在上海、天津、汉口建立了分支机构，此后在中国开设了20多家分行。这个促成“打开中国之门以迎俄国”的银行，在日后俄国和英国在中国领土上角逐时，最大程度地为俄国争得了利益。只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其总行和85处分行被苏维埃政府收归国有，不得已而以巴黎分行为总行，继续生存，但是实力已经受到严重削弱。1926年9月，华俄道胜银行黯然停业。这些当然是后话。

法国这个时候则将其1875年成立、总部设在巴黎的东方汇理银行的业务向中国扩展。这个起初主要经营法国亚洲殖民地——印度支那业务的银行，1894年在香港开设分行，5年后来到了上海。

早在19世纪60年代，人们就已经看到了法国银行在中国活动的身影，即60年代初进入中国的法兰西银行。在开始的一段岁月里，法兰西银行并无多大声息，只是当70年代苏伊士运河通航，海上运输状况改观，里昂作为法国丝业中心接受大量从中国运来的生丝，它才逐渐显露头角。当东方汇理银行在中国的活动大量铺开之后，它也就接替了法兰西银行的位置，后者撤出了中国。我们日后将会看到东方汇理银行比法兰西银行更为活跃的身影。

以汇丰银行为模型而成立的德华银行，是代表德国利益于这个时间段出现在中华大地的。1889年，由德意志银行等机构发起的德华银行在上海成立。随后分别于1897年、1899年在天津和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德华银行青岛分行及其在山东投资的铁路、矿山公司全部被日本接收。1917年，中国政府也对德国宣战，接管各地德华银行。20世纪20年代，当德华银行重新来华发展时，其地位已今非昔比。1945年后，各地德华银行再次由中国接收。

比主要列强金融机构晚到中国一步的，是美国花旗银行。就在杰克逊即将告别东方的时候，1902年2月，花旗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其后3年中，它在广州、香港、厦门、汉口和天津等城市建立起分支机构。花旗银行在晚清直至北洋军阀时代，其业绩与上述介绍的几大银行无法相比，更不用说比肩于汇丰银行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日后很长时间内名列全球第一的银行，在当初进入上海时，不但在规章制度上模仿汇丰，而且在人事安排上也曾试图从汇丰银行挖脚以打开局面。

12　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诞生

西方列强的银行势力纷纷来到中国，中国迫切需要自己的新式金融机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战后，中国逐渐走向一个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同时，中国的救亡运动和经济振兴也走向一个新阶段。在对外维护国家利权、对内需要发展工商业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自己的现代银行终于浮出水面。1897年5月，在很多方面借鉴汇丰银行做法的通商银行（英文名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中华民国成立后，改为Commercial Bank of China）正式成立。

1896年11月，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向朝廷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折中奏请设立银行。盛宣怀称：“各国与中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办理银行，而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如果国人自办银行，则可阻止“洋人银行专我大利”。

维护利权作为当时一个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口号，是国人兴办各种实业活动的好招牌。在盛宣怀的心中，不乏“挽外溢之利权”、振兴中国金融事业的宏图伟愿，但他创办银行的真正出发点和当务之急是为办铁路而设。作为推行洋务的重要一员，盛宣怀在办理汉阳铁厂和卢汉铁路的招股活动中，深感创立华商银行的重要性。他在致张之洞的一份电稿中说：铁路招股活动之所以常年无效，主要就在于“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散而难聚。”“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盛宣怀主张银行商办，同时他深知有权好办事，因此极力将银行的利益和政府的扶持联系在一起，但谙熟官场的盛宣怀同时又对政府的权力保持戒心，要求官府向银行借贷时须有抵押和担保。至于银行用人办事，盛宣怀声称将悉以汇丰银行的章程为准则，但银行不“委重西人”、不“取资洋款”。盛宣怀既想得到官府扶持，又怕官府鱼肉；既想从列强手中夺取利权，又要取法西方，这种现实预示着新开设银行的艰难。

朝廷就盛宣怀所上设立银行奏折进行讨论时，得到了一大批重要官员的支持。随后，军机处发布谕旨，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

1897年5月27日，通商银行正式成立，总行设在上海，实收商股250万两，拨存部款100万两。银行成立之初，中国尚无商部之设，经清政府同意，特设督办一人，“以资督察”。这样，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被理所当然地任命为银行首任督办。

汇丰银行在中国金融业向现代转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通商银行以汇丰银行章程为蓝本设立。《中国通商银行大略章程》第二条规定：“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不用委员而用董事，不刻关防而用图记，尽除官场习气，惧遵商务规矩，绝不徇情，毫无私意，总期权归总董，利归商股，中外以信相孚，生意以实为主。”与盛宣怀关系密切的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在通商银行筹办时助有一臂之力。

在业务方面，为便于同在华外资机构和外商进行业务往来，在总行设立洋账房，聘请曾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英国人美德伦为银行总大班，成立以美德伦为首的洋账房，负责总行业务。总行的账册、簿记用英文记载。为取得“外滩银行”的地位，通商银行还加入了外商银行同业公会。北京、天津、香港三个主要的分行也聘请洋大班，银行中的所有洋职员均由美德伦管理。为配合洋大班、洋账房，以及便于同钱庄、票号、海关银号打交道，同时设立华大班和华账房，聘请上海钱业董事、咸康钱庄经理陈淦（笙郊）为首任华大班。

在盛宣怀看来，汇丰银行盈利最大的秘诀，在于“用人得法，办事有方”。聘请原汇丰银行的人员经办通商银行业务，将有利于该行同外资企业、外资银行的业务往来，同时可以取得在华外资银行的承认，不致受挤压、遭排斥。同时，聘请洋大班、设立洋账房、用外国银行办法办事，还含有排除官府干扰的意图。从银行开办后的实际情况来看，洋大班和洋账房也确实起到了排除官府干扰的作用。每当遇到官府向银行借贷逾期不还，或派人前来查账，或遇到一些官僚对银行业务制造麻烦时，通商银行便常常抬出洋大班来对付。

以汇丰银行为“榜样”的中国通商银行，慢慢地变成汇丰银行的一个有力竞争对手。但是，总的说来，通商银行是在外国金融势力的排斥挤压、自身体制不顺及官僚腐败的困境中艰难经营着。曾在通商银行任职，后来出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曾深有感慨地说：“溯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应付环境，因发钞票，不得已而雇用洋员在票背签字，以期不至为外滩银行所拒受，可见创始之难。”

在国家主权没有完全实现独立的情况下，要想改革及建立一个维护本国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何其之难。中国的弱国地位决定了通商银行的艰难发展和尴尬处境。但是，随着近代中国日益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之中，作为中国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银行业的创立和发展已是时代所趋。以中国通商银行为开端，中国的新式银行逐步发展起来。

13　巨头联姻：中英公司成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海陆战场上连连败北。究其原因，除了积贫积弱之外，官吏们肆无忌惮的腐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没有一星火药的炮弹塞入一些沙土，便成了打仗用的真炮弹——这种贪污和腐败现象，恐怕是自强了三十多年的洋务派官员所无法想象的，就如同国人无法想象中国会被千年来师法自己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一样。

战争改变了整个形势。巨额的赔款在等待着清朝的统治者。

虽然战后的清政府更进一步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性，决定速修卢汉铁路（北京卢沟桥至汉口），但此时中国的国际地位骤然下降，国力更加衰弱，西方列强纷起瓜分中国之心。在这种背景下，铁路资金的筹集成为时代难题，官款无着，商办无力。此时商界纷传，湖广总督张之洞有意向外借款，利用外资从速兴建讨论已久的卢汉铁路。

这一信息让汇丰与怡和欣喜若狂，它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征兆，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对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警惕和抗拒正在逐渐消退。

虽然怡和与汇丰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改善了彼此的关系，但两个机构的合作并不十分密切。1895年，面对日本战胜中国之后的国际新形势，汇丰银行总经理杰克逊开始觉得汇丰与怡和有必要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而这也正是怡和所想的。怡和也觉得应与汇丰加强合作，以便在借款给清政府的问题上做到步步为营。杰克逊建议怡和，让怡和及汇丰成为联合代理商，然后通过总税务司赫德解决有关借款的权责问题。

就汇丰与怡和而言，当时他们所期望的一笔1600万英镑的巨额贷款最后并未实现。这笔借款在法、俄两国政府的支持下，被两国财团捷足先登。这就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给日本的赔款中所借的第一笔巨额借款。法、俄1600万英镑贷款背后的各种政治斗争，以及在此之前的钩心斗角的外交活动，使汇丰与怡和确信必须获得英国外交部更多的支持，单凭私人银行与公司很难在涉及借款活动中胜出，因为这是国与国之间的角力。而在各国不遗余力地瓜分中国的过程中，英国政府也正需要有自己得力的公司与银行的配合。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第一笔巨额借款，汇丰与怡和虽未获得成功，但它们的领导层决定，将彼此的合作关系建立在更正式的基础上。双方的董事们同意，需要与对方达成一种更为正式的安排，那就是要有紧密的合作和明确的分工，即怡和推动汇丰的金融业务，汇丰促进怡和的商业利益，使双方在中国能够获取到最大利益。

在此之前，双方合作都是基于个案，但现在显然有必要厘清各自负责的范畴，联手应对新局面。1895年秋，怡和与汇丰签订协议，双方同意在各国争夺中国市场的新阶段中，采取一种稳定但仍然不带有契约性的合作方针。三年之后，它们的共事合作关系，终于以成立中英公司而具备了法定的形式。

1898年5月，中英公司成立。公司由怡和与汇丰共同组建，主要目标是取得修筑中国铁路的一系列权益，其中怡和的代表是威廉·凯瑟克的弟弟J·J·凯瑟克，汇丰的代表是伦敦分行经理嘉谟伦。怡和的角色是承包商，负责修筑铁路、提供铁轨车辆、招募人员与工程师以及监督铁路的实际运作；汇丰则负责募集必需的资金，两者互补，强强联合，政策上则听命于英国驻华公使。

中英公司创设时资本为25万英镑。嘉谟伦在它成立之前一个月，就预言公司将成为一个“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强大辛迪加”。然而，在它开办时，实付资本不过额定的5%，即1.25万英镑，直到1907年也才付足了一半，即12.5万英镑。资本如此之小而口气如此之大，奥秘正在于它的后台是两大实力雄厚的机构，以及有英国政府的强力支持。

在1898年开始的列强争夺中国铁路修筑权的过程中，中英公司崭露头角。

1899年，中英公司以贷款形式取得京奉铁路未完成路段天津到奉天、牛庄的铁路修筑权，贷款总额为230万英镑，以已修好并开始营运的北京至山海关段铁路作担保，这是汇丰对中国铁路的第一笔贷款。汇丰因发行此次贷款债券获得2%的手续费，即4.6万英镑；怡和的主要权益，则是将修筑铁路的物资售予中国铁路总公司。

日后我们看到，在“后杰克逊时代”，中英公司将会争取到大量投资中国铁路的机会。

14　汇丰与战争赔款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出现了西方列强群起瓜分的狂潮。在华夏大地上，到处是列强划分的势力范围和强占的租借地。在列强竞相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汇丰银行作为英国在华经营最为出色的银行，参与到了更多的政治旋涡之中，其中前面提到的与怡和洋行共同组建的中英公司，就是在英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成立和得到发展的。而在清政府不得不面对中国历史上两次最大的战争赔款而大举筹借外债时，汇丰银行同样在列强的明争暗斗中分到了一杯羹。

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清朝末年一个甲子的时间里，大型战争一个接着一个。战争爆发、借钱打仗、战败赔款、继续借债，成为中国近代财政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也因为此，军费、外债和赔款成了中国近代财政的三项最大支出。有学者统计，三项费用加起来占到了国家总支出的2/3。[1]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曾自视为天朝大国。然而，在随后短短几十年中，中国国家财政主要收入，像海关税、部分常关税和厘金等的征税权一一被西方列强攫夺。甲午战败之后，本来就可怜的清政府财政更是濒临破产，连田赋和盐课都被用做了向外借债的担保。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应偿付日本军费2.3亿两。两亿两的军费规定分8次交清，3000万两则在定约三个月后一次交付。如此巨额的赔款，不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所未有过，在世界历史上也同样是空前的。

就当时中国的财力而言，就是拿整个国家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支付赔款也不够，何况时限迫切，条件苛刻，清政府遭遇到的困难之大可以想见。这种局面的出现，给西方列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英、俄、法、德、美等国竞相争夺对清政府的贷款权。通过政治性贷款给清政府，列强既可以通过输出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又可以以债权人的身份对清政府施加各种影响，左右中国的财政金融、控制海关，在财政上和政治上控制和影响中国。

汇丰银行成为这次争夺战中的最大赢家，在清政府先后于1895年、1896年和1898年三次订立的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中，汇丰银行后两次借款都作为主角出现。清政府的对日巨额赔款，一变而为长期的巨额外债。

清政府第一次大借款在1895年5月至7月间进行。经过激烈争夺，俄、法取胜。这使得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熙礼尔大为恼火，然而他们又无可奈何，因为俄、法在干涉日本“还辽”事件中“有功”而享受到了特权。

第二次大借款在1895年8月至1896年3月间进行，由翁同与户部侍郎张荫桓具体负责，一开始便已确定向英、德两国借款。汇丰参与其中。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清政府同英、德两国草签了借款合同。然而，墨迹未干，英国新任驻华公使窦纳乐（C.M.MacDonald）又提出苛刻条件，使谈判陷入僵局。法国于是趁机向清政府表示愿意再次提供贷款，并且贷款利息可以比英、德低，只是少不了附加条件。美、俄公使也表示愿意借款。这样，英、德、法、美、俄公使为了取得贷款权而不时到总署“咆哮恣意，踵相厮闹”。最后，清政府在1896年3月23日正式同英、德订立《英德洋款合同》：共借款1600万英镑（合银一亿两），年息五厘，折扣九四，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分三十六年还清。在借款未还清前，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仍由英国人担任。

直到这时，一直担心俄国独占鳌头的赫德才长舒了一口气。他在1896年3月致函汇丰银行时说：“我们经历了一段严峻的时刻。我们曾担心俄国和法国会独得这笔借款，那时它们所控制的就不仅仅是关税，而将是整个中国了。”赫德继续说，总理衙门经过一番犹豫后，终于赞成他的看法，并把1600万英镑的借款权给了汇丰，由它联合德华银行合办。赫德写道：“请把这事告知嘉谟伦，还告诉他，熙礼尔在这件事上做得漂亮果敢。如果他没有这样做，汇丰银行势必会失去这笔业务。”

经过前两次大借款，清政府明显感到不仅吃了息重折扣多的亏，而且还损失了许多主权。对日赔款还有六次，如照此办法年复一年地借下去，损失的权益将会更多。为尽早了结对日赔款，清政府决定在1898年4月之前即三年之内，一次付清剩余赔款。然而在当时，“欲开源而源不能骤开，欲节流而流亦不能骤节”，因此只得再借外债。光绪皇帝任命李鸿章会同翁同及其他大臣一起，共同负责借款活动。

前两次借款，英、俄、德、法公使为了争当债主，彼此争夺，清政府左右为难，处处吃亏。第三次借款更是争吵不休，列强们将战争恫吓、金钱贿赂、外交讹诈等手段全都用上了。英、俄、法、日公使频繁地出入总理衙门。翁同、张荫桓、李鸿章等人对英、俄等国的外交讹诈和战争恫吓穷于应付。在参与借款谈判的翁同的日记里，尽是苦闷和为难的记载。然而，对于英、俄的金钱贿赂，负责此次借款谈判的诸位要员则人人有染。

最后，汇丰银行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帮忙和贿赂，以及汇丰银行的熙礼尔、嘉谟伦和杰克逊的努力而获得借款权。1898年2月7日，赫德与熙礼尔等人来到总理衙门，提出借款条件必须以厘金和盐税作抵押。3月1日，借款合同正式签字。

以上两笔贷款，汇丰银行从中获得了丰厚回报，仅手续费一项即获利32万英镑。

就财政而言，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所借外债已接近还清，财政也渐趋稳定。但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部署海防、筹措军饷而急需巨款，战后又面对巨额赔款，因而只得更大规模地举借外债。从此，中国进一步背上巨额外债的沉重包袱。当下一次更大的赔款来临时，清政府已经离不开汇丰等外国银行了。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接着八国联军侵华。一场更大的灾难，一次更重的赔款再次压在中国老百姓的头上。根据1901年9月签订的《辛丑条约》，列强勒索巨额赔款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与1895年中日战争赔款相比，这次赔款要多出将近一倍。清政府财政已经山穷水尽。列强于是胁迫清政府将赔款改为保票（即定期公债券），交予各国，分39年偿清，年息四厘，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三项财源作担保。这项巨额赔款，实际上又变成了一笔长期的巨额外债。

汇丰银行再次成为最大的赢家。汇丰不仅经管着6700万英镑赔款中750英镑的英国份额，还被指定为保管银行。这笔由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拨来存入汇丰银行的款项，由汇丰银行负责监督它们是否按月拨到。由于赔款是延期支付的性质，并不是一次付清，所以对所赔款项还收取四厘的利息。赔款按黄金计算，但以白银支付，由汇丰银行办理金银兑换，这对杰克逊这批金融汇兑专家而言，又可以从中赚取差额。虽然在支付赔款的39年期间，国际国内形势多变，庚子赔款的执行纷乱复杂，有些安排并没有实现到底，但汇丰在负责经办这笔赔款中的英国份额时，获利极为丰厚。汇丰作为那些拨付赔款的公共税收的保管银行，更是凸显了它在中国的“老大”地位。即将退休的杰克逊将汇丰银行带向了历史的新高峰。

当杰克逊于1902年5月卸职告别香港时，他所受到的赞誉与歌颂铺天盖地而来。杰克逊交出的出色成绩单足够他载誉汇丰史册：当他接任总经理职位时，汇丰银行的资产为4300万港元，而当他在1902年离职时，资产已增加到2.8亿港元；汇丰银行的各项存款，也由1100万港元上升到1亿港元；而当初汇丰银行创办时的500万港元资本额，现在已经增加到了2500万港元。汇丰银行在杰克逊的带领下在中国首屈一指的位置无可置疑，诚如《北华捷报》刊文所说：“在中国，只要我们一说‘这家银行’，或者只说‘银行’，无须进一步形容，人们立刻就会知道我们所说的是汇丰银行。”

而作为汇丰银行长达二十多年的总经理，杰克逊也同样声名远播。香港总督卜力（Henry Blake）曾不无夸张地说：“谁不知道T.J.（杰克逊英文Thomas Jackson的缩写）？我相信，如果将信封上写着‘T.J.China’的信件从圣彼得堡、柏林、巴黎、伦敦、旧金山、圣菲，以及麦哲伦海峡的一些小邮局寄出，它们将能直接找到皇后大道的汇丰银行。”[2]

[1]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961～1910），中华书局，北京，1992，25页。

[2]King，Frank H. H with Catherine E. King and David J.S. King. The Hong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2 ：on an Even Ke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p.567.

第三章　领衔国际银行团

作为银行团的领袖，汇丰银行在伦敦金融界的信誉无与匹敌。这使汇丰银行能了解到欧洲大陆各列强（对中国）的意图和野心，并得到了（英国）历届国务大臣们的信赖。

——阿迪斯

就银行团成功地垄断中国公共借款而言，汇丰得到了利益中最大的份额……英国银行在中国业务的这个领域中，汇丰充当了卓越和极其重要的角色。

——巴克斯特

20世纪中国历史的最初篇章，是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签订。在随后的岁月里，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军阀时代，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外债本息，庞大的军政开支和各项建设费用，均需要巨额的资金来填补缺口。与此同时，西方列强正希望借助提供贷款以获取更多特权，维持并扩大在华权益。列强在华权益的激烈争夺，体现在金融活动中，便是各国在华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从而由杰克逊时代个别银行（汇丰）的垄断变成了银行团的垄断。不过，在20世纪头一二十年里，汇丰依然是所有在华外国银行的领头羊，是英、法、德、美等列强组成的国际银行团中的领袖银行。

1　史密斯：铁路贷款大赢家

当杰克逊将汇丰王国打造得固若金汤时，他的继承者史密斯所要发挥的也就不多了。这位跟随杰克逊在汇丰打拼多年的银行家，在1902年坐上汇丰的第一把交椅时，所要做的是确保汇丰基业长青。当史密斯于1910年将汇丰的接力棒传给他的下一任斯特布时，我们看到汇丰在继续向前发展。尤为耀眼的是，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合组的中英公司业务发展壮大，争取到投资中国铁路的大量机会。中国最有权势的外资公司怡和与最有地位的外资银行汇丰的结合，在列强瓜分中国与争取特殊权益的年代，最大程度地为英国在中国分到了一大块蛋糕。

清末民初，像汇丰这样举足轻重的外资银行，除了经营承、放、兑、发行纸币等传统业务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与铁路投资，为银行自身获取更多好处、为自己的国家夺得更多权益。如果说史密斯之前晚清政府对日甲午战败赔款、之后袁世凯政权善后借款而大量举借外债，使汇丰从中获取到巨额放款额，那么，史密斯担任汇丰大班的8年，则是汇丰银行及中英公司获得清政府铁路贷款权最为丰硕的年代。

汇丰取得的成功是与英国在中国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1903年，一项修筑连接上海与南京的沪宁铁路计划被提出。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中英公司因而介入铁路修筑事宜。然而，俄国也正在想方设法取得这条铁路的修筑权。于是，一条铁路线的修筑，变成了英俄之间的角力场。

英国方面认为，如果俄国取得沪宁铁路修筑权，就有可能将英国挤出原有势力范围和对华贸易最繁盛的地区。英国外相在1903年6月9日给英国驻北京公使的信中写道：“这种性质的筑路权已不再只是工商业活动，而是在长江流域对抗英国利益的政治行为。”两周后，他在另一封写给驻北京公使的信中，要求将中英公司正在争取的沪宁线列为优先考虑对象。

经济和金融业务的展开，实质是各国实力的展示。列强以夺取铁路利权为手段，竞相获取利益。清政府看在眼里却无力以强硬措施回应，只是尽可能采取牵制策略。俄国的扩张之心昭然若揭，才刚刚“租借”辽东半岛，而今又欲南伸。清政府为了均衡列强在华势力，将沪宁线交由中英公司修筑。中英公司一如以往，由汇丰银行负责集资，怡和洋行负责承包。

沪宁铁路的修建，使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得到巩固，也使汇丰获得巨大好处：既掌握着铁路贷款的资金，又掌握着偿本付息的存款，同时还可以从将白银汇到中国的汇兑业务以及资金调动中获取好处。铁路流动资金的存入，为汇丰提供了强大的外汇业务基础。此外，合同明确规定：不容许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铺设与其竞争的铁路，“把这个地区特殊地看做是英国势力范围之内”。没有了竞争，也就形成了垄断。合同还规定，铁路修成后，管理权将掌握在一个五人董事会的手中，其中三名由中英公司提名。

不过，直到这时，清政府上下对于借外债修筑铁路并没有达成共识。张之洞和盛宣怀等人希望借助外国资金和技术加快中国的铁路建设。但列强以攫取铁路利权为手段，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受损。在许多官员持反对态度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之时，全国范围内于是掀起了一场自办铁路运动。

清政府在1903年成立商部后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中其实已经注重于中资的筹集，对外资则严格限制。这种筹资政策，也鼓励了自办铁路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从1904年开始，自筹资金建设铁路成为一股时代洪流。

从1904年至1907年间，各省先后成立了18个铁路公司。各铁路公司——不论官办、官督商办还是商办，无一例外地提出“以自办为宗旨”。然而，几年下来，其效果却极其有限。究其原因，除了各省划疆而治、互不联合，办理不得其人、官绅把持，公司内部纠纷太多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资金不足。没有资金，再庞大的铁路建设计划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各省掀起自办铁路高潮时，中央政府曾积极支持。但是到了1907年以后，中央的政策又开始改变，转而支持借债筑路主张。因为这时中国利用外资的内外环境已经比以前有所改善。列强在中国的竞争出现新局面，中国被瓜分的危险性相对减小。张之洞、袁世凯等人针对各省自办铁路的困难状况，提出了“造路不如赎路”。

1907年，中英公司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得以与清政府签订借款合同，贷款给清政府150万英镑修筑九广铁路（九龙至广州）广东段。合同条款比沪宁铁路更为优惠，贷款债券按九五折扣而不是按九七折扣发售。汇丰作为这笔借款的代理人可获得2%的特别附加费，借款的还本付息均通过汇丰银行支付。

其实，早在1898年，清政府已将九广铁路的修筑权授予中英公司。同年，中英两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政府管治区扩大到深圳河以南的整个新界地区。中英公司于是与清政府协议，以深圳河为界，各自修筑九广铁路的港、粤两段。后来，香港政府收回香港段铁路修筑权，筹资200万英镑自行修筑。1906年，从九龙尖沙咀到广东罗湖的香港段铁路破土动工，1910年10月建成通车。广东段铁路在获得中英公司贷款后也着手修建，于1911年10月建成通车。

1908年，汇丰银行再为天津至浦口的津浦线集资500万英镑。这次，由汇丰银行单独参加，而不是以中英公司的名义参与。津浦线南部经过英国势力范围、北部的部分路段经过德国势力范围山东，德华银行也将参与其事，作为英国赤裸裸的争夺在华权益工具的中英公司被认为不宜介入。不过，中英公司也没有闲着，它取得了1908年慈禧太后驾崩前最后一条铁路的修筑权，即上海至宁波的苏杭甬铁路（本准备从苏州经杭州到宁波，后因沪宁铁路修筑在先，因而此路将起点改为上海），借款额为150万英镑。

汇丰银行在中国的利益随着铁路的修筑更快捷、更深入地向四面八方延伸。汇丰大量参与中国铁路融资，不仅有获利丰厚的回报，更有长远的利益追求。铁路作为中外贸易发展的助推器，其发展符合以提供贸易融资及相关服务为业务主流的汇丰的利益。

汇丰银行大量铁路贷款权的取得，与中英公司汇丰银行的首任代表、汇丰银行伦敦分行经理嘉谟伦，以及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熙礼尔等人的努力和抱负分不开。1908年，嘉谟伦去世。接任的阿迪斯多年以后在一封写给汇丰银行总经理的信中回忆道：“他（嘉谟伦）对我说，他的一贯抱负就是想在对中国提供资金方面，要为汇丰银行在伦敦市场上取得像罗斯柴尔德银行在南美方面和巴林兄弟银行在对俄方面那样优越的地位。他把这一意愿作为临终遗言赠予我。”

阿迪斯上任后与中国政府就铁路借款打交道时，正是以嘉谟伦的这一“抱负”指导自己工作的。具有4.5亿人潜在需求的中国，是留给英国资本进行投资的几乎唯一尚未开发的领域。维持列强在中国权益的相对均势、争夺因这一投资带来的好处，是嘉谟伦政策的主要目标，也是继任的阿迪斯的努力方向。

2　国际银行团铁路贷款：清朝覆亡的导火索

铁路发展的艰难与曲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先是能不能在中华大地上修铁路争论了二十多年，等到“能不能修”的问题解决后，能不能利用外资和如何利用外资筑路等“怎么修”的问题，又一直困扰着晚清帝国的执政者们。尤其是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后，利用外资修筑铁路变得更加复杂。

筑路资金缺口的填补，是大量利用外资还是主要依靠中资？清政府的铁路融资政策，在财政窘困和朝野纷争中不停地摇摆前行。然而，这种变化也为清政府自己的覆亡埋下了导火索。

1911年，清政府再次改革自1903年以来实行的开放的筑路政策。5月9日，它电告全国：“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命将以前各省公司集股商办的铁路干线，从此由国家收回；批准兴办的铁路干线各案，从此一律取消。”并声称：“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者，即照违制论！”

铁路国有政策的颁布，表明清政府筹资政策的转变。这项政策的实施，与清政府向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借款修筑粤汉铁路（广州至武汉）和川汉铁路（成都至武汉）关系密切。而四国银行团的诞生，正是列强争夺中国铁路权益达到高潮的产物。

1896年，张之洞、盛宣怀等提出修筑粤汉铁路，鉴于耗资巨大，清廷谕令“借款筑路”。在权衡利弊后，清政府最后选中了向在中国既无势力范围、又无铁路权益，同时声称保全中国的美国贷款。1898年4月，清政府与由美国铁路、轮船和银行方面几家大公司组成的华美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两年后，双方签订《粤汉铁路借款续约》。然而，合同签订后，工程进展极其缓慢，同时华美合兴公司违反合同私自将相当一部分铁路股票外售，致使民情激愤、清政府震惊。1905年秋，清政府向英国借款，以675万美元的高价赎回路权，交湖北、广东和湖南三省官绅合办。

粤汉铁路赎回路权自办后，修筑进展依旧缓慢，主要原因即资金短缺。于是，清政府重新筹划粤汉铁路的新借款，并将粤汉与川汉铁路放在一起考虑。当年张之洞从美国人手上赎回粤汉路权时，是向英国人借的款，因此英国债主被优先考虑。1908年年底，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张之洞与英国方面派出的中英公司的代表濮兰德展开谈判。濮兰德狮子大开口，不仅要求粤汉、川汉铁路的筑路权，而且要求中英公司管理聘用人员和购料用款的决定权，致使双方谈判破裂。

继而，谈判在张之洞与德华银行之间展开，德华银行表示愿以“宽优”条件提供借款。1909年春，双方签订草约。

英国方面见状，连忙改派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熙礼尔出面重开谈判。汇丰表示，愿与法国汇理银行合作借款。这样，清政府与汇丰银行、法国汇理银行和德华银行继续谈判借款事宜。

英、法、德三国在对华提供贷款方面逐渐取得一致。1909年6月，英、法、德达成妥协，决定组成一个三国银行团共同对粤汉、川汉铁路放款，并统揽日后对华借款。

对此，被排除在外的美国既不甘心，也不答应。美国方面建议组成一个新的更强有力的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对粤汉、川汉铁路提供借款。美国总统塔夫托（W.H.Taft）甚至亲自致电清朝摄政王载沣，对美资在铁路借款中被排除在外表示不安。最后，美、英、法、德银行团讨价还价，于1910年11月签署协定。

清政府自1911年5月9日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18日任命两江总督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20日，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镑，由四国均分承办，年息五厘，40年内还清，以营业收入及湖广（湖南与湖北）两省内多种盐税和厘金作抵押，并由中央政府担保。

6月13日，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合同内容被全部公开。铁路国有政策本已使民情汹汹，而今清廷借款筑路又真相大白，四川“各股东函电交驰，情形异常激愤”。6月17日，川省咨议局和川汉铁路负责人出面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明确提出“破约保路”；立宪派也发起组织川路特别股东会，以推进保路运动。

经济上的利益抗争，裹挟着政治上的权利要求，各省保路运动纷纷掀起。保路运动所反对的真正目标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反对借款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因为只要想象一下清朝末年的图景，就能知道当时的中国人是多么的压抑和失望：西方列强的战舰在长江流域和沿海一带游弋；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妄为时却不受中国法律制裁；除香港、澳门早已被割占外，中国内地到处是被列强分割成一块又一块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英国人主掌的海关税务司决定着清王朝的关税政策和经济命脉。整个社会从骨子里说，不只是受列强奴役，而是社会黑暗、纲纪废弛，清政府为时已晚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无法解决积弊太深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在天灾与人祸连连的处境下艰难度日。民众的情绪像山火一样等待点燃。

当清廷从湖北调军入川查办时，武汉地区虚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各省纷纷响应。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由向汇丰等银行组成的四国银行团借款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为结束清朝统治的开始。不过，此后一段时间内的借款行为，依然延续着银行团的借款模式，银行团开始成为列强在华金融活动的新工具。汇丰所要争取的，是在银行团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为汇丰乃至英国争取到更多利益。

3　善后大借款与国际银行团的嬗变

步入民国时代，中国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既要对外偿还一笔笔的外债本息，又需大笔款项支持行政和军队的开支，而南方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相继独立，上缴钱财无望。民国政府遭遇严重的入不敷出，只有靠借款一途。

在袁世凯由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再到中华帝国“洪宪”皇帝的途程中，更需要大量的金钱去实现他的愿望。不过，西方列强也正想借助提供贷款以获取更多特权，维持并扩大其在华权益。于是，英、法、德、美等组成的国际银行团共同为其提供巨额贷款。

善后大借款是袁世凯政权与国际银行团经过冗长谈判而达成的巨额借款。在这场一波三折的借款谈判中，袁世凯的谈判人马换了三拨，国际银行团的成员国构成也先后换了三次。而剧烈的竞争，不仅存在于多国银行团内部各国之间，也存在于每一个参加国内部各银行之间。

在了解善后大借款之前，有必要认识一下借款前的袁世凯。

在经历了八国联军在津、京的屠戮和难以承受的巨额赔款谈判之后，直隶总督李鸿章抱着病残之躯于1901年9月与列强签下了《辛丑条约》。李鸿章这个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中国当时最有声望的政治家，一生中为中国签过无数个耻辱条约，但这次签下的也许是最耻辱的一个。他在签下这个条约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尚未回京。两个月后，在另一个耻辱的中俄条约正等着他去签字时，79岁的李鸿章撒手西归。

李鸿章去世后，被认为是最佳接任人的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正式出任，以军事实力进入中央要津。此后，袁世凯还兼任着一系列的重要职务，号称“一人而兼八大臣”，位重权大，即使当年的李鸿章也无法望其项背。

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资政。面对袁世凯日益膨胀的势力，载沣毫不犹豫地在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将袁世凯开缺，剥夺其一切军政大权。袁世凯被打发到河南老家的彰德洹上村“养疾”。不过，此时的袁世凯早已“心腹满朝廷”。袁世凯在等待时机，以期重新出山。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由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成立不久的南京政府曾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紧急贷款200万两，但当时英国等国的银行对中国政局持观望态度，并不想轻率地冒险借款。正如汇丰银行伦敦分行经理阿迪斯在答复孙中山的贷款要求时所说：“在稳固的政府建立以前，不能期望得到贷款。”

事实上，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新生的民主共和政体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对孙中山也没有什么好感。他们看上的代理人，是被清廷不得已重新请出山的强势人物袁世凯。他们相信“袁世凯是挽救中国局势的唯一强有力人物”，也只有袁世凯才更有利于保持他们实实在在的在华利益。

被清廷任命为总理大臣、主管军务的袁世凯，在几个翻云覆雨的动作之后，很快摆平了北京的清廷和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13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表示接受民主共和的袁世凯被提名接替孙中山的职位。

汇丰银行也同样看好袁世凯。汇丰银行总经理斯特布在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几天后的一封信中写道，一旦袁世凯政府和西方列强建立了确定的外交关系，各国银行即准备给予其财政援助。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在就职誓词中宣称：“民国建设肇始，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

然而，宣誓“发扬共和之精神”的袁世凯，实际上却是在一步一步地朝着独裁的方向进发：破坏责任内阁、镇压国民党、强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进而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直至将1916年定为“洪宪元年”，当上中华帝国“洪宪”皇帝。

在这条通往独裁的道路上，袁世凯首先要做的就是向西方列强借款。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代表早已在待价而沽。

最先主持袁世凯“善后借款”正式谈判的，是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1912年2月27日，唐绍仪会见四国银行团代表，提出借款计划。为支持袁世凯稳定局势，2月28日，四国银行团同意由汇丰银行经手，交付200万两的垫款作为南京政权北迁和裁军的费用。2月29日，袁世凯为了迫使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在北京策划兵变。四国银行团不知内幕，以为局势不稳而未批准垫款报告。3月2日，袁世凯下令致函四国银行团，要求垫款110万两。一周后，四国银行团回复，并提出借款条件：垫款以盐税为担保，同时要求袁世凯保证除四国银行团外，不得与其他机构洽谈任何重要借款业务。

在此之前清政府的重要贷款多以海关税收为担保，海关成了外国债权人的收款代理人。如今，另一项政府最为稳固而巨大的财政收入——盐税也将被用做借款担保。

为了及早得到借款，袁世凯回函接受了银行团所开条件，并保证：“如条件与其他方面的条件同样有利，银行团有承办大规模的善后借款的选择权。”当天，银行团付给垫款110万两。袁世凯回函中的承诺成为日后银行团垄断中国借款的依据。

借款谈判仍在继续。为了争取到更多权利，也为了确保中国有还款的能力，银行团开列的条件日益苛刻，进一步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的过分要求，即开支军饷、解散军队由外国军官监督；日后使用垫款由汇丰等银行向财政部选派的外国审计员监督。

列强的操控野心和袁世凯的饮鸩止渴，引起了人们特别是革命党人的愤怒与抨击。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袁世凯随即撤换唐绍仪，由财政总长熊希龄接手谈判。

谈判的过程冗长而复杂，充满了阴谋与背叛，讹诈与要挟。在熊希龄主持“善后借款”谈判前，为扩大列强间的合作和平衡各方在华利益，英国政府接受英国银行团的主要代表、汇丰银行伦敦分行经理阿迪斯的建议，“邀请”俄、日两国加入银行团，四国银行团于是变为六国银行团。

6月24日，六国银行团与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熊希龄举行第一次会谈，正式递交了进一步垫款和“善后借款”的四项条件：一、须给予银行团经理五年债票的专利权；二、须以盐务改照海关办法；三、须延聘银行团中一人为财政部顾问；四、须聘外人为稽核处长。

尽管列强态度强硬，由于涉及国家主权，熊希龄未敢贸然答应。借款谈判再次中断。

此后，谈判时断时续。11月27日，当借款再度开议时，“办事不力”的熊希龄被调走，由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接手借款事宜。

周学熙主持借款阶段，国际银行团方面再次发生变化。1913年3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美国退出银行团和“善后借款”。威尔逊认为，借款中有些条款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内政。而美国银行家也认为，善后借款不仅对中国本身不利，而且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于是，六国银行团又变成了五国银行团。

与此同时，国际局势已经非常紧张，欧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银行团中的欧洲国家都想早日结束谈判，以从远东事务中脱身。

中国方面的事态这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革命党人在舆论方面口诛笔伐，谴责袁世凯违法借款，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一触即发。因此，袁世凯也同样急需尽早借款。

经过一年多反反复复、讨价还价的谈判和博弈，袁世凯在步步退让中和列强达成了借款协议。1913年4月22日，袁世凯命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与五国银行团草签“善后借款”合同。

从4月26日夜晚到27日凌晨，北洋政府在位于东交民巷的汇丰银行北京分行大楼内与五国银行团签署了2500万英镑、按五厘计息的善后借款合同。

“善后借款”合同签字后，获得了借款债票发行权的银行团成员，着手债票在国际市场上的发行。1913年5月21日，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布鲁塞尔五地同时发行“善后借款”债票。由于借款折让多，利息高，债票获利大，上市后的债票购买势头极好。其中汇丰银行在伦敦市场上公开募集债票441万英镑时，订购数达到6000万英镑之多，超额认购12倍。

借款的最终达成，袁世凯、列强以及汇丰等银行团成员各有收获。对列强来说，可通过贷款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国财政主权和盐政主权受列强控制，这即使在贫弱不堪的清末时期也不曾出现过。继清朝丧失关税自主权后，中国这时又失去了财政自主权和盐政自主权。

善后借款以盐税为担保，所有盐款统由中国银行收入，之后分交五国银行团中的五个主要代表——汇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和德华银行保管。

对汇丰来说，这次善后大借款谈判的主角，是北京分行经理熙礼尔和伦敦分行经理阿迪斯。前者在北京和袁世凯政权直接联系，后者在伦敦负责协调各国银行团成员之间的行动。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汇丰银行也当仁不让地起到了领袖银行的作用。

由于对中国贷款有厚利可图，在这次大借款中，出现了其他英国银行也要求参加承募部分借款的竞争，它们埋怨汇丰银行过分地垄断了远东金融。但是英国外交部向汇丰银行保证，在此项善后大借款成功发行和获得担保前，绝不让更多的银行介入。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在信中写道：“必须对汇丰银行取得的特殊地位给予适当重视，因为事实上它是第一个进入这个领域的银行，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目前的国际合作。”

这种合作可以防止在借款上自相残杀式的竞争。如果人人都能参与贷款，那么中国用来担保的东西将很快用完，国际银行团也就必然不能进一步扩大业务。在国际上由银行团垄断、在银行团内部由部分银行垄断，正是袁世凯时期借款时表现出来的突出特色。

对袁世凯而言，则不仅解了燃眉之急，而且借此对各省财政进行了整顿，统一财政体制，加强了对地方的掌控和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钱，也增加了快步走向皇帝宝座的资本。袁世凯离他的帝国梦着实地靠近了一大步。

4　日本的劫夺与汇丰的抱怨

善后大借款是国际银行团与袁世凯政权之间达成的巨额借款，不过也是这一时期内唯一的巨额借款。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就在大战爆发前两个星期，汇丰伦敦分行经理阿迪斯在给熙礼尔的信中失望地写道：“用不着写信谈中国借款的事了。由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交战，其他列强也有立即被卷入这一旋涡之势，因而发行任何公债，都将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战争不仅割断了袁世凯与伦敦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因为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东方而给了日本在中国大肆扩张的机会。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在善后大借款中，日本也分到了一杯羹。但是日本感觉到，欧战的爆发及其战争的最后结果，必定牵涉到列强日后在中国权利的重新分配。当前，德、奥与英、法、俄两个集团之间互相厮杀，无暇东顾中国。但欧战一旦结束，和平恢复之日，即是英、俄、法诸国加紧向中国内地侵进之时。现在，正是日本采取行动的大好时机。

于是，日本政府很快制定出了“二十一条”对华交涉案，并于1915年1月18日提交给袁世凯政权。

袁世凯不是不知道“二十一条”的厉害。就在日本公使递交“二十一条”的第二天早上，袁世凯在一次会上曾说：“（日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中国国事已定，隐怀疑忌，故提出这个东西，意在控制中国，不可轻视。”然而，袁世凯那早日称帝的企图需要日本的支持。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束手屈服。

正忙于欧洲战场的英国，作为日本的盟国，对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并没有感到不满。虽然汇丰对日本侵犯英国在长江流域利益的威胁表示出了极大关注，如阿迪斯曾致信熙礼尔说这是“日本狭隘沙文主义精神的逐渐发展”，但英国政府并没有理会这种言论。而其他欧洲列强也都忙于战争，无暇顾及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日本加快了向中国扩张的脚步，袁世凯则加快了迈向皇帝宝座的步伐。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预备元旦登极。北京显出一片祥和景象。但是，反对力量迅速集聚，并如山火蔓延。最终，56岁的袁世凯在做了83天“洪宪皇帝”后，在全国一片谴责声中抑郁死去。

袁世凯去世后，中国开始进入历时12年的军阀时代。虽然名义上中国继续称为共和，但是建立在军事力量上的独裁统治，才是这个阶段中国政治的实质。这个时期，在贷款方面，因中国政局动荡而使汇丰止步不前，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期进行，使英国无暇东顾，汇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一个又一个的借款合同。

从1917年1月由西原经手借给段祺瑞政府500万日元的贷款起，到1918年9月的多次贷款，均由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奔走促成，史称“西原借款”（见表3-1）。

这是继1913年国际银行团对华善后大借款以后的一次巨额借款，也是在国际银行团之外进行的唯一巨额借款。这项巨额借款所找的借口是：国际银行团包揽的贷款仅限于政治性的贷款，经济性的实业贷款则不在其包揽范围之内。

对于日本从借款中所获得的好处，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在1918年9月下台后说：“本人在任期内，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阿迪斯则在1917年10月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充满了对日本的羡恨与对中国的失望：“目前的中国政府根本无视国家的前途，一心只想弄到钱来维持他们的地位，显然正在把中国出卖给日本人。”

自从袁世凯去世后，北京政坛上权力更迭频繁。1917年11月，权力斗争使再次担任总理仅4个月的段祺瑞下台。对于此后的政治形势，熙礼尔感到，眼前似乎是一个更加不稳定的时期。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总统现正着手组织新内阁，其寿命可能比其前任还要短。据我看来，在让南方得到一定地位，同意参加内阁以前，中国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一般说来，政治前途阴暗，毫无希望。没有政府，没有合作，也没有爱国心。每个带着一群武装党羽的督军本身就是法律，看起来真像是处在欧洲黑暗时代和英国贵族统治时期的年月里。现在无法推测今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结局。我们只能坚信，我们寄以希望的中国及其国民品德的不可毁灭性终究会把这个国家拯救出来。”

汇丰在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形势，此时它所关注对中国的政治贷款，远远超出金融业务本身。因为在近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政治贷款不似一般存款，拆放、汇兑等起调节金融市场作用的具体业务，通过特定的贷款，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更可加大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但是，汇丰在这个时期的政治贷款方面，抱怨多于成果。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汇丰曾一度遇到麻烦。因为汇丰有德国资本，它的董事会里有4个德国人，汇丰的业务也与德国有密切联系。[1]这不仅受到英国政府的干预，舆论对汇丰银行也极为不利。汇丰此时的4名德籍董事为汇丰效力多年，都是极具实力的德国洋行的大班。但在两国交战的形势下，他们不得不离开汇丰，其中两位辞职，另两位请了长假。汇丰董事会从12人减至8人。汇丰大量的国际协议与德国的德华银行有关[2]，或许与4名德籍董事所在洋行的进出口业务密切相关，只占汇丰股本不到5%的德国人，在董事会中却占有33%的席位。战时不能跟德国人做生意，汇丰的业务范围不得不有所收窄。

尽管如此，汇丰在中国的存款、拆放和汇兑等具体业务方面依然收获颇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从资本额和银行实力来说，汇丰在当时国际银行界并非数一数二，但汇丰从一开始即专注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它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围绕其在中国的利益进行，因此虽然国际上一些大银行在总体规模方面超过汇丰，但经营重心并不在中国。这样，汇丰在中国存款、拆放和汇兑等具体业务方面依然占有相对优势，继续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外资银行。

汇丰银行总经理斯特布驾驶着汇丰这艘巨轮，成功地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混乱以及其他种种危机，维持着平稳的经营局面。中国局势不稳和社会动荡对汇丰来说并不全是坏事。尽管汇丰的存款利息很低，但是军阀、官僚、地主这些有钱人纷纷把钱存进了信誉良好的汇丰银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汇丰吸收的存款大幅增长，从而弥补了因缺少政府借款和与国际贸易脱节而带来的损失。

1914年是汇丰银行丰收的一年。这一年，汇丰实现纯利732.8万元，1918年与之相比只是略有减少，盈利659.72万元。由此可见，战争并没有给汇丰银行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在此后的4年里，汇丰银行的盈余更是大幅增加。1922年，汇丰银行盈利达到1293.24万元，差不多达到1914年那个好年头的一倍。

这一时期的汇丰银行，不仅经营方面没有出现大起大落，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张着地盘。1914年在青岛、1915年在哈尔滨，汇丰的分行相继开业。

[1]汇丰最早发起人中有德国的德忌利士洋行和禅臣洋行。1889年，汇丰银行在德国汉堡开设分行，是汉堡第一家外资银行。

[2]中日甲午战争后，汇丰与德华银行两度合作，夺得向中国政府提供巨额贷款权。

5　新国际银行团成立：汇丰继续扮演主角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银行团名存实亡。欧洲列强自顾不暇，银行团中只有日本对中国贷以巨款。远离战场并大发战争财的美国和日本在“一战”中乘机加强了对华经济扩张，它们在对华贸易上竞争激烈，摩擦增多。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中国拥有巨大利益的英国卷土重来。多年来一直作为同盟国而存在、共同瓜分与平衡在华利益的英、日之间也同样发生了尖锐矛盾。此外，经济实力已取代英国的美国，已经不甘心屈从于英国之下。列强在华利益格局发生着巨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使德国和俄国出局。早前退出银行团的美国重新对贷款给中国发生兴趣。1920年10月，美、英、法、日新四国银行团重新签订协定。银行团成员国同意，平均分摊日后所有对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由他们担保的公司的贷款。银行团各成员所属国政府表示，只要银行团所从事的业务符合协定的规定，它们便给予支持。

新银行团中英国方面的成员，除汇丰银行外，还包括巴林兄弟银行、国民西敏寺银行、麦加利银行、施罗德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和英国贸易公司。鉴于汇丰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和最有声誉的英国银行，因此它分得1/3的业务，和1912年旧银行团的分配比例相同。英国再次确定了汇丰在英国财团的领导地位。

在汇丰看来，新银行团如果对中国没有一个国际协调的政策，中国就会成为像日本那样的个别国家的盘中餐，同时恶性竞争将使列强在中国难有所获。正如阿迪斯所说：“如果像日本‘西原借款’那样的外国借款……被允许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出现由银行团出面迫使中国偿还借款而对中国进行干涉的局面，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国的破产和崩溃。唯一能防止发生这种轻率地走向毁灭性竞争的方法，就是用国际合作来代替国际竞争。”

阿迪斯同时承认：“参加了新银行团，汇丰银行就不得不承担某些它原先并不愿承担的政治义务。”

不过，让阿迪斯感到失望的是新银行团并没有取得什么大的实际成就。这个由汇丰银行精心经营的事业，总共只贷出几笔数额不大的款项，根本无法与袁世凯时代的善后借款相提并论。

对此，多年以后，阿迪斯在一封回顾新银行团情况的信件中说：“我认为，不要因为银行因本身没有干什么事而责备它……明显的答案是：它到底能干些什么？借款到底应该借给谁？是借给中国北方政府还是南方政府？事实上，只要中国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或者在没有马上能组成这样一个政府的希望，而且也没有适当的担保品的情况下，提出要对中国进行贷款的任何主张都是愚不可及的。”

阿迪斯指出，尽管中国人需要钱，但他们本身并不乐意被迫从一个银行团那里弄到钱。他们宁愿去和列强分别讨价还价，以为列强间的竞争将会使他们得到更优惠的条款。中国始终有着潜在的猜疑，即列强联合起来正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日本参加银行团这一事实更使中国人联想到银行团宣言也一定靠不住。

接着，阿迪斯谈到了之所以让日本加入新银行团的考虑。“由于种族上和地理上的种种原因，日本可能最终在中国取得优势地位。这将危及英国的贸易，低估或忽视这一点都将是愚蠢的。”他写道，即使银行团只代表一项理想的政策，它也必须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多少可以对日本起到制衡的作用。

失望归失望，银行团对汇丰银行来说并非一无所获，至少提高了汇丰的声誉。正如阿迪斯所说：“作为银行团的领袖，汇丰银行在伦敦金融界的信誉无与匹敌。这使汇丰银行能了解到欧洲大陆各列强（对中国）的意图和野心，并得到了（英国）历届国务大臣们的信赖。”

6　上海新地标

1923年6月23日中午时分，上海外滩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福州路和广东路之间实行交通管制，缠着大包头的锡克士兵和华人警察正忙碌着维持秩序，上海滩的头面人物，中外商界、金融界和上海政界的要员，包括当时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控制上海华界的最高军政长官何丰林，都出现在外滩。两年前就已开工的汇丰银行新大楼终于落成，一场盛大的落成剪彩仪式正在这里举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重返东方，汇丰更是积极扩张银行业务，开足马力加速前进。随着纸币发行权的扩大和发行条件的降低，汇丰银行发行纸币的总量越来越大，1912年是2480万港元，1919年12月增至3050万港元，1921年12月更增加到4400万港元。

1922年，是汇丰银行收成更大的年头，不仅盈利达到破纪录的1293万元的历史水平，而且大连、烟台分行相继开张，马尼拉分行大楼也正式启用。

不过，真正让汇丰银行达到顶峰的，是1923年上海外滩的这一幕盛况。新楼落成，更增强了汇丰在上海外滩银行界的领袖形象。

1921年，汇丰以每亩4000两白银的价格购买了外滩10号美丰洋行和11号别发洋行，连通老楼的房产重新建造新银行大楼。

1921年农历五月初五，上海汇丰大楼选择好良辰吉时奠基。汇丰总经理史蒂芬在大楼奠基时满怀豪情地宣布：“在这里建造的大楼，是表示我们对未来的信心，对中国贸易未来的发展、对这个我们希望一切国家都能长期和平地进行贸易的港口的未来，以及对汇丰银行可以一直在这里维持它的领导地位的未来都充满了信心。”

1923年6月，历时两年的大楼竣工。这幢外滩最精美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杰作，占地面积达933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3415平方米。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建筑面积，都是当时上海外滩建筑当之无愧的“老大”。耗资185万两白银建成的大楼沿外滩立面横向展开，主体五层，中部七层，地下一层，一楼四面还有夹层。大厅墙沿及暗角都装有暖气设备与冷排风系统。大厅屋顶则为巨大的玻璃天棚，五层上面铜框架结构的圆形穹顶是这幢大楼的标志。而地下一层大库房，据说能安全无虞地存放几千万两银子。

使这幢建筑扬名立万的，还有作为汇丰银行重要象征物的一对铜狮。如今无论在上海外滩老汇丰银行大楼，还是香港汇丰大厦以及伦敦汇丰大楼，人们都能看到其门前的一对狮子。在汇丰发行的纸钞上，同样能看到一头张着嘴、一头闭着嘴的一对雄狮，开口的雄狮是“史蒂芬”，其名源于1920～1924年任汇丰大班的史蒂芬，铸造铜狮正是出自他的倡议；另一头闭着嘴的称“斯蒂特”，即当时汇丰上海分行经理斯蒂特（G.H.Stitt）的名字。

上海汇丰大楼曾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一座最讲究的建筑”，是上海滩的新地标。这栋被汇丰高层刻意显示在上海金融界居统治地位的大楼，不仅显示了汇丰在当时的威风，也显示了已经开始走向没落的大英帝国在东方的实力。诚如作为贵宾的英国驻沪舰队司令在大厦落成典礼上致辞时所说：英国的海军和贸易是连在一起的，“舰队力量的存在使这里的（英国）公众有了安全感，而汇丰银行的存在，又使舰队感到安全”。

7　熙礼尔之死

北洋时代汇丰银行在中国内地两个最重要的分行是上海分行和北京分行。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分行是汇丰在中国从事商业性金融业务的大本营，汇丰在华各分行的“统辖行”。汇丰新大楼的竣工，更宣示着它的龙头老大形象。事实上，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常常就是汇丰总经理的后备人选。而北京是首都，北京分行是汇丰用来与中央高层及各种官员打交道的据点、接洽对中国政府借款事宜的津要之地。这里有老练而精干的熙礼尔长期坐镇，因而也同样维持着汇丰崇高的声望和广泛的人脉。

熙礼尔为杰克逊王朝的辉煌立下了汗马功劳。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向日本提供巨额赔款，在清政府三次订立的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中，后两次借款汇丰银行都作为主角出现。汇丰能成为各国银行贷款争夺战中的最大赢家，有赖于熙礼尔在北京宫廷内外、朝廷上下奔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列强向清政府索赔4.5亿两白银时，在赔款的经营和保管等方面，汇丰再次成为大赢家，同样有此时已双目失明的熙礼尔的努力。此后，无论汇丰银行争取到对中国铁路的大量贷款，还是汇丰在国际银行团中充当起领袖角色，熙礼尔均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鉴于为汇丰同时也为英国利益作出的杰出贡献，熙礼尔得到了英王获授爵士勋位的机会，其名字已经列入1924年的英王诞辰授勋名单之中。然而，就在熙礼尔将被授予爵士勋位的几个星期前，他却因患肺炎住进医院，并于1924年4月13日凌晨去世，永远地失去了获授勋爵的机会。

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的工作异常繁忙。仅就银行团是否向中国政府提供政治贷款而言，不仅要取得列强之间银行团内部的平衡，更要关注变幻无常的中国政经形势的发展。

4月12日早晨7点，艾伦前往医院探视已经住院的熙礼尔，之后回到家中吃早餐时，又接到通知说熙礼尔想见他。这时的熙礼尔已经感觉到自己大限已到而有必要交代后事了。随后，艾伦赶赴有美、英、法、日四国公使和四国银行团代表出席的有关会议。中午1点，艾伦再次赶到医院看望熙礼尔，熙礼尔问到会上作出了什么决定，是否研究过他提出的关于平衡中国政府预算的最后方案。艾伦在后来写信给汇丰银行总经理史蒂芬说：“这是他（熙礼尔）最后向我说的能表达得清楚的话。”

4月13日零点30分，在北京生活了将近40年的熙礼尔去世，终年67岁。4月14日，各国驻华公使与银行团的代表抬着熙礼尔的灵柩，为汇丰银行的这位风云人物举行葬礼。参加葬礼回来，艾伦提笔给史蒂芬写信，他依旧不能忘怀这位一道共事14年的老上司，一位从1898年起就逐渐失明、1907年几乎完全失明却始终没有被病魔吓倒的前辈。

艾伦在信中抑制不住情感地写道：“在很多方面，熙礼尔是服务于汇丰银行的少数几位超群人物中最出色的一位。我认为，在当前的一代人中，还找不出能完全填补这个空缺的人来。”

目睹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见识了各系军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轮番演出，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向中国贷款的策划和谈判，为英国国家利益及汇丰的利益打拼、创建并光大汇丰北京分行超过半辈子的熙礼尔，虽然不曾站在汇丰总行大班的位置上运筹帷幄、指点江山，不好与杰克逊等人作比较，但在一代又一代汇丰银行各分行经理中，即便到今天也没有一个人能有他那样的经历和声望。

8　多变的军阀，不变的汇丰

自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中国进入历时12年的各系军阀轮流坐庄的时代。在北方，皖、直、奉三系军阀依次控制着北洋政府，每系军阀得势时间约为4年；在南方，1916年7月，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在一部分海军支持和80名国会议员的相随下，于广州建立起军政府。孙中山虽被选为大元帅，但实权却时时旁落于一些军阀之手。真正开始统一全国的有效行动，是1926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方的奉系军阀“少帅”张学良宣布易帜，从而在形式上大致结束了中国混乱而分裂的局面。

面对军阀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汇丰银行的策略是支持当时存在于北方的北洋政府。

在熙礼尔去世前的1923年4月，在北京近距离观察中国政经局势约40年的熙礼尔向伦敦提交了一份有关中国财政状况的备忘录。他说，无担保债务确切地计算是7亿元，而政府的贪污、浪费和各地军阀就地非法截留，是国家财政枯竭的主要原因。

在同一个月，熙礼尔还发给了伦敦一份有关中国政治前景的分析报告。这份从一个接近吴佩孚的北京官员口中得到的情报称，吴佩孚自信将是南北一统后统治中国的人物。这位官员断定，不出一个月，吴佩孚的军队就会把孙中山赶出广州；三个月内，将统一长城以南的整个中国；然后，派兵出关，打垮盘踞东北的张作霖。到了秋天，一切就会尘埃落定。

然而事后看来，这份分析报告所反映和传达的，不过是吴佩孚的白日梦而已。

1924年，艾伦在熙礼尔去世后全面挑起汇丰北京分行的重担。同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各投入50万兵力，拉开了民国军阀作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的序幕。当吴佩孚和张作霖酣战不休时，直系军阀冯玉祥突然倒戈，急速回军，占领北京，直系军阀政府垮台。

10月27日，艾伦写信向总行汇报：“你处想已从新闻电讯中得知本月23日星期四在此处发生的政变。那天早上，当我们到银行时，发现冯玉祥将军已经突然返回，占领了北京，占据了政府机构。”

在每一个大军阀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些列强在撑腰，有的明显，有的隐晦。他们在自己所要寻找的代理人身上，不仅投资很多，也押了很多宝。就皖系军阀段祺瑞而言，除日本方面曾极力拉拢他之外，英国也作了不少扶持，只是英国方面没有日本人走得那么远；对于吴佩孚与张作霖，就日本和英国而言，则是有比较明确的支持对象，英国倾向于支持吴佩孚，日本则花更多精力培植张作霖。

艾伦对冯玉祥到底能在北京待上多久表示怀疑。他认为，吴佩孚肯定不久就会再次回到北京，重新赢得政权。然而，事实是吴佩孚并没能夺回政权。

11月15日，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软禁于其父醇亲王的宅邸中。北京出现了由冯玉祥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

面对风云莫测的政局，汇丰银行在金融业务上不得不谨慎从事，在政治路线上也得小心应对。对汇丰来说，谁是北京政府的掌权者，表面上就会支持谁，这是汇丰多年来所遵循的一条办事原则。

12月5日，临时执政的段祺瑞通知艾伦去见他。当艾伦接到这个消息后却犹豫了。他并不是很愿意去见段祺瑞，因为他认为段祺瑞之所以约见他，可能是为了要汇丰给新政府以财政援助。拒绝不去，难免要得罪段祺瑞；答应去，又不知道各国对新政权的态度究竟如何，而提供援助，目前非汇丰和银行团所愿。在当时中国政府借款支出无法控制、难以获取到更大利益的情况下，银行团是明确反对贷款给中国的。

于是，艾伦即刻去征求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北京外交使团团长罗纳德·麦克利（Ronald Macleay）爵士的意见。麦克利认为，外交使团已经默认了新政权，艾伦可以去见段祺瑞。在听取了意见后，艾伦当即前去拜会段祺瑞。

会晤在段祺瑞私邸内进行。出乎艾伦意外的是，段祺瑞纯粹是礼节性的约见，压根未提借款或垫款之事，而只是客套地表示汇丰过去曾给予中国政府巨大帮助，今后在中国必须解决的一些财政问题上，如有需要，希望汇丰提供援助。

艾伦表示，汇丰的一贯政策是对中国历届政府都竭力维护中国的信用，而且段祺瑞可以得到这样的保证，即汇丰将时刻准备在各方面给中国政府以力所能及的援助，“当然这些援助须经我国政府批准，并与我们现在已承担的责任相一致”。

会谈结束后，段祺瑞亲自将艾伦送到门口。翻译人员告诉艾伦，这是段祺瑞对他表达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敬意”。[1]

段祺瑞之所以对艾伦如此热情，关键在于不仅当时英国是中国对外贸易最主要的国家，艾伦所在的汇丰银行更是中国金融市场上举足轻重的银行。而对汇丰来说，中国的政治情势变化莫测，结局也难以预料。因此，与在位的当权者搞好关系，同样是最务实的做法。

[1]毛里斯·柯立斯著，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译：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北京，1979，103～104页。

9　海参崴分行的短暂春秋

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声称：“把商业与政治分开，奠定了自由经济的基础。”英国在香港的总督和驻华使馆的官员们曾声称：对本国私人企业在当地的经营不加干预，是大英帝国的传统。汇丰大班也一贯主张经营银行不以国际政治为考虑准绳，只会沿着业务发展本身的轨道前进，只从财务的角度决定每笔交易的取舍。直至今天，汇丰对其全世界各地的员工作出要求，必须秉承以下理念：作为商业组织，汇丰占统治地位的目标是为股东们的资本提供满意的回报。政策不偏向某个政党或政党组织，在与东道主政府及监管部门进行合作的同时，政治上应保持中立。

然而，我们看到，自从晚清陷入西方列强的瓜分狂潮以来、直至整个北洋军阀时代，汇丰银行金融政策的政治面貌已变得越来越鲜明。在这个强权的时代，汇丰虽然不似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沙俄的道胜银行那样充当本国政府的代言人，与政府的关系表现得赤裸裸，但也时常成为执行本国政策的工具，时常“用英国政府的声音讲话”。相应地，英国政府在很多方面给予汇丰直接支持。19世纪90年代的汇丰银行伦敦分行经理嘉谟伦曾被认为是英国外交部最可靠的心腹和顾问。而其继任者、国际银行团的核心人物阿迪斯更是直白地指出：“金融与政治不分家。”

汇丰银行海参崴分行的设立和撤销过程，是阿迪斯以上话语的最好注解，也是汇丰银行政治决定业务的典型个案，这段时期不仅其在中国的发展如此，在中国之外地盘上的经营亦然。

海参崴分行的设立以及汇丰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可以从日本发动的两场战争说起。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两次不宣而战，极大地改变了欧亚世界里中国与沙俄两个大国的政治命运。

一次即1894年日本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海军将清政府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彻底粉碎，随后引来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再随后革命持续不断，并于1911年爆发武昌起义，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土崩瓦解。

一次是十年后即1904年在中国东北爆发的日俄战争。日本将沙俄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打得片甲不留，随后引发1905年的沙俄国内革命，从而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十月革命作了重要彩排，最后使沙皇俄国寿终正寝。

1894年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其中，条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对此，与日本在中国东北展开争夺的俄国，纠集德、法两国一起进行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当然日本又向中国政府勒索了巨额赔偿，此即“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俄日在中国东北争夺的结果，即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此前，日本、英国为了共同对抗俄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曾于1902年1月缔结军事联盟。日俄战争的陆上战争在中国土地上残酷展开，孱弱的中国却不可思议地成为中立国。这场战争引发的俄国国内革命，成为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前奏。而日本在赢得战争胜利后，接过1898年俄国从中国攫取的在辽东半岛上的一切权利，并接收哈大铁路（哈尔滨至大连）。随即日本向汇丰银行申请400万英镑贷款，以改换俄国所修窄轨铁路以及更新整个铁路系统。事实上，由于英国已经与日本缔结军事联盟，汇丰在1904～1907年即史密斯就任汇丰大班期间，对日本政府提供了一系列巨额贷款。

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以德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与以英、法、俄、日为首的协约国，从1914年开始展开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东线，沙俄对德战争失败，使俄国国内爆发革命。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等人的领导下夺取政权。之后，俄国与德国达成停战协议，并签订和约。

面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协约国通过支持反布尔什维克的白俄，派遣了数支干涉军从四面八方侵入俄国。在西伯利亚方向，一个约7万人的曾被沙俄俘虏的捷克军团，在苏德签订和约后离开俄国，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前往海参崴，之后乘船返回欧洲。不过，当他们行至中途时并没有东返，而是加入了当时由高尔察克率领的白俄。

1917年8月，白俄在喀山获取到一笔原沙俄政府的财产，即总值8000万英镑的金条。与此同时，英、法、美、日等国军队作为干涉军中的一部分，在远东的海参崴正式登陆。

10月，汇丰应英国政府之邀，跑到海参崴开设起分行来。汇丰设立分行的一般原则是，在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城市，先设立经理处，待证明有利可图时，再升格为分行，进行重点经营。正如汇丰银行董事会所指出的：“凡是与中国贸易没有直接联系或者没有直接联系的重要性的地方，不管前景多么好，也不宜把银行的业务伸展到那里去。”

汇丰的董事会认为：“将汇丰的利益伸展到与中国贸易无关的地方去总是轻率之举。”但是，海参崴分行的设立，却丝毫不是遵从这条原则的。海参崴分行的主要任务，是对在这里登陆的几千英国军队支饷，提供每月约几百万卢布的现款。

相比于汇丰其他分行，海参崴分行的业务稀松平常。除了可以对大豆贸易融资外，倒手一笔巨额黄金尚算一段有趣的插曲。关于这个故事，柯立斯在《汇丰——香港上海银行》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过程大致如下：

1919年2月，拥有众多金条的高尔察克决定卖掉其中的一部分，以支付其军队的开支。因此，他与汇丰银行商定，将一定数量的金条运往香港，售得价款后汇回。3月2日，运送金条的火车安全抵达海参崴。在英国政府的批准下，汇丰将其运到香港出售。

8个月后，高尔察克在苏联红军追击下，乘坐装载黄金的列车败走鄂木次克。在路途中，与捷克军团发生冲突，并遭到扣押。捷克军团随后以交出高尔察克与大批黄金为筹码，向苏联红军换取安全东归。不过，最后捷克军团只是将高尔察克交出，价值几千万英镑的金条则被带到海参崴秘密地卖给了汇丰银行。

这批金条由海参崴分行经理经手，通过时任汇丰上海分行经理、后升任汇丰银行总经理的史蒂芬设法出手，最后将金条运往上海，售到了印度。

白俄遭到失败，西方的干涉也没有取得成功，最后以苏联红军的胜利告终。以政治考量为前提而不是以业务发展为目的开设的海参崴分行，此后的日子并不好过。1925年，因违反印花税有关规章，海参崴分行遭到当地政府指控，最后于当年10月黯然离开。

10　北洋时期三大著名“金融街”

在结束本章之前，让我们将目光从汇丰银行的身上移开，扫视一下20世纪20年代中国金融业的其他侧面。事实上，在20世纪的最初20多年里，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一个突出的变化是金融“三足鼎立”中“一足”的更换，即金融舞台上原有的三股势力——外国银行、钱庄和票号，换成了三个新的主角——中国新式银行、外国银行和钱庄。

曾经显赫一时的山西票号，由于其业务重心由商业汇兑向政府公款汇兑转移，当辛亥革命爆发，政府的存款、汇款停止，汇兑协饷无法承做，同时贷款不能收回，存款又被逼退，造成巨大亏损和赔累，致使票号发生集中性倒闭或清理停业，整个行业被淘汰出局。

钱庄则在清末一次次金融风潮的侵袭下生存下来，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复兴，渐成新气象。

中国现代银行也在这期间蓬勃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中国现代银行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中国市场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空隙，得以比较自由地呼吸和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工商业迅猛发展，大批“海归”金融人才开始挑起大梁。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大批能为现代金融业服务的新式人才成长起来。著名的“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成立；浙江实业银行，1910年成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成立）和“北四行”（盐业银行，1915年成立；金城银行，1917年成立；中南银行，1921年成立；大陆银行，1919年成立），是华商银行中的佼佼者。一项研究显示，1925年上海新的三种金融势力——中国新式银行、外国银行和钱庄所拥有的资金比例分别为：40.8%，36.7%和22.5%。

另一项统计显示，在1912年至1927年，中国新设银行多达313家，资本总额高达2亿多元，其中尤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年设立最多。1928年11月，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更为中国金融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与此同时，上海、天津、北京等一些城市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已经颇具规模，上海、天津和北京的“金融街”，到今天也都是让人们怀念和记忆得起来的一个时代的标记。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在中国经济史上的突出地位和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的存在，是一些现代上海人最喜欢想象的场景。在那个特殊的畸形时代，其突出地位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作为外贸中心，上海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在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中占到了80%以上，直接对外贸易总值也占到了全国50%以上；作为工业中心，上海是民族资本最集中的地方，1933年时民族工业资本占全国的40%；作为金融中心，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仅拥有外国对华银行业投资80%的份额，而且是中国几乎所有主要银行的总部所在地。金融业的机构和投资工具，在当时品种齐全，总量庞大。

上海金融中心的这个架势，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已经初具规模。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们资力雄厚的银行便先后落户上海。举其大者，有德国的德华银行（1890年）、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1896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1899年）、美国的花旗银行（1902年）、比利时的华比银行（1902年）、荷兰银行（1903年）。与汇丰银行一样，这些新成立的银行既担负着为本国政府争夺在华权益的特殊使命，也代表着这些国家在中国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金融实力。

现在，老上海形象在当代人眼里的最典型代表，无疑是上海外滩那一排以旧汇丰银行大楼（现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楼）为主的老建筑。在这条被称做“万国建筑博物馆”的金融街上，除了汇丰银行大楼（1923年落成）之外，华俄道胜银行大楼（1905年建成）、东方汇理银行大楼（1911年建成）、有利银行大楼（1916年建成）、麦加利银行大楼（1923年建成）、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楼（1924年建成）、扬子保险公司大楼（1928年落成），以及中国通商银行大楼等，这些今天所见的老建筑，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经耸立在那里。当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意图重振金融业时，也同样是想恢复这条让人含有复杂情感的“金融街”。

天津和北京的金融街，在20世纪20年代也同样显赫一时。

与上海一样，北方商埠城市天津，也是一个以租界区为主体发展起来的近代城市。自1881年汇丰银行在天津设立分行，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天津逐渐建立起一批外国银行和中国现代银行。其中，英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是租界区最早形成的街道，因集中建造了许多银行建筑而素有“银行街”之称。

如果说早期的银行建筑，与天津金融业发展水平一样还比较一般的话（如银行建筑都比较简朴，像1900年前后建造、保留到今天的华俄道胜银行大楼），那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些银行大楼，也像天津金融本身的迅速发展一样，变得坚固而耀眼。在这条中街的两侧，一些气派的银行大楼陆续建成，像美国花旗银行大楼（1921年建成）、英国汇丰银行大楼（1924年建成）、麦加利银行大楼（1925年建成）、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楼（1926年建成）、（中国）盐业银行大楼（1929年建成）。[1]时至今天，它们依然是天津市的一道独特风景。

而在北京，现在的人们也许早已忘记了西交民巷和东交民巷曾经是显赫非凡的“金融街”。

清末民初时期，西交民巷这条街上曾开设过数十家银行。其中，中国首家官办银行——户部银行，即设在西交民巷。1905年8月，户部银行在今西交民巷27号院开办。1906年11月，清政府改革官制，户部改为度支部，1908年3月，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只可惜，当年户部银行的办公大楼没能保存下来，只有在门口的两座门柱下部还残存着清代遗留的雕花石墩。不过，西交民巷依然留存着不少完整的银行建筑。其中大陆银行、北洋保商银行等银行老楼，已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西交民巷是中资银行的集聚地，而东交民巷则是北平解放前外资银行的汇集地。当时的中法工商银行、汇理银行、花旗银行、运通银行、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均设在这里。《燕都丛考》记述：“民国十年（1921年）以前，各银行竞于是谋建筑，颇有作成银行街之想，嗣以市面衰落，遂一蹶而不复振。”

《燕都丛考》所说的东、西交民巷“市面衰落，遂一蹶而不复振”，指1928年6月南京政府“二次北伐”赶走盘踞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并取消北京作为北洋军阀政府首都的地位，将北京降格为“北平特别市”。此后北洋政府各部纷纷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并，史称“政府南迁”。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也迁至南京，金融业则更进一步集中于上海。自此，东、西交民巷作为银行街渐趋冷落。

[1]这一时期在中街以外的地方建成的银行大楼，还有浙江兴业银行（1925年建成）等。

第四章　沉浮：战争与和平

这时（1942年），尽管蒋介石仍立足于重庆，但日本已席卷从菲律宾到缅甸的东南亚。汇丰银行眼看着它在远东的全部财产化为乌有。

——（英）毛里斯·柯立斯

到1952年4月，英国在华企业的大部分已经表达了要停止运营的意图。与他们竭尽全力扩展在华商贸活动的传统方式相反，英国资本现在正在尽各种努力从那个遥远而又不平静的土地上撤退。

——（以色列）谢艾伦

在汇丰的“大班”史上，没有谁比祁礼宾受到的耻辱更多。当他在1930年从海因斯手上接过汇丰的帅印时，虽然大英帝国的太阳已经偏西，但汇丰在中国内地的事业依然如日中天，在香港的业务蒸蒸日上，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展现出勃勃生机。祁礼宾不仅在香港政经界能量极大，而且曾一度是蒋介石的座上宾。然而，在他执掌汇丰逾十年后，1941年的汇丰，不仅中国内地的业务因日本侵华战争的持续而几乎全部停顿，香港及东南亚主要经营地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于日军之手，祁礼宾本人更是沦为阶下囚，随后与原先圈定的汇丰接班人相继含恨去世。

在汇丰的“大班”史上，也没有谁比摩尔斯更幸运又更失落。当汇丰一把手的位置已经指定于他人时，他却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将汇丰的帅印握在了手中。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汇丰终于重新恢复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的业务。然而，摩尔斯也同样承受着汇丰的大起大落所带来的悲欢离合。当他将总部由伦敦迁回香港，并在中国积极重建，以期重新构筑其东方金融帝国的大厦时，历史的风云再次变换。一个雄心勃勃的汇丰发展计划，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炮火中逐渐灰飞烟灭。当毛泽东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时，摩尔斯知道，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不仅此前享有的特权将不复存在，连自身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也变得不可能了。1955年，当汇丰这个“被监押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角落里仅象征性地保留一个营业机构时，其他所有在内地的分行已经全部关闭。

1　汇丰新总部大楼横空出世

靠信用和信誉生存和发展的银行业，也许最需要一种能直接感受到的力量来树立起它的权威与信任。因此，坚固、显赫的银行大楼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实体矗立于世界各地。在继帝王宫殿与陵寝、宗教教堂与庙宇之后，银行大楼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性建筑物。无论行走在纽约、香港，还是漫步于伦敦、东京，银行大楼总是作为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而醒目地闯入人们的视野。

1930年，祁礼宾接替海因斯出任汇丰银行总经理。祁礼宾上任后，汇丰的盈利继续快速增长，金库保险箱里的银元越积越多。

汇丰的目标向来是不仅要做效益最出色的银行，也要建造最气派的大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建造的上海汇丰大楼，是当时上海外滩最引人注目的建筑，那高高耸立的圆穹是上海的天际线。而在香港总部，一幢更为壮观的总行大楼也逐渐在祁礼宾的脑海中浮现。

1886年建立起来的香港总部大楼，经过约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已经略显陈旧。更重要的是，汇丰银行发展如此之快，当初设计的保险库，如今已经放不下存量越来越多用做储蓄的银币。此外，在1923年落成的上海新银行大楼的映衬下，不仅香港的总部大楼光辉顿失，而且的确已经显得有些寒酸了。

汇丰大楼旁边是获多利街和香港大会堂。要想不放弃皇后大道中1号那俯视维多利亚港的绝佳位置而在原地建造新大楼，就得有更多、更大的地盘。经过与香港政府的商讨与谈判，1933年汇丰成功获得获多利街和半个大会堂的土地。

接下来是盘点和搬运老汇丰大楼金库内的银元。银元是如此之多，盘点并重新包装的工作进行了几个月才告完成。

万事俱备。一座比上海分行大厦更为壮观的汇丰总部大楼开始动工。

就在1933年汇丰大楼开工建造之时，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而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企图占领中国的野心，也已经昭然若揭。

战争一旦爆发，对于许多人或者企业来说，他们的命运就会像琴弦或稻草般易折易断。然而，对于汇丰，中国发生的战争似乎每每是它发展的好时机。有英国参与的战争自不必说，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及其带来的影响，促使汇丰银行诞生；1900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的战争后，接近天文数字的赔款为汇丰等外国银行高息借款给清政府提供了机会。而1883～1885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汇丰同样贷给清政府大量高息借款，战后的巨额赔款也毫无例外地由汇丰等外资银行高息贷款提供。

同时，每次战乱的不安定现状与混乱局面，也都为信誉良好和财力雄厚的汇丰提供了更多存款和更多借款的机会。面对中国混乱的政局、不稳定的社会，上海租界及英殖民地香港常常充当“避难所”的角色。资金与巨富纷纷而来，汇丰这时往往又会成为统管财富的“金库”，充当安全的“保险箱”。

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汇丰早已察觉。但汇丰对正在发生的战争以及将要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奇。中国内地已有大量资金转移到上海和香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富商巨贾和熟练工人纷纷来到上海，转入租界生产；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大量资金和富豪，则陆续涌进香港，寻找安全的避风港。

1935年10月，一座比上海汇丰大厦更为壮观的总部大楼落成并投入使用。这座12层、用钢筋混凝土建成的大楼，既是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也是远东一带的最高建筑。与十多年前建成的汇丰上海大楼相比，香港总部大楼内部设有更为先进的辐射板式供热系统、中央空调和快速升降机。雄伟的外观加上内在的科技含量，汇丰借此得以更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

此外，新大楼建立了装有钢架的巨大白银库，以供存放日益增多的白银。不过，就在汇丰总部大楼落成的这一年，中国实行币制改革，告别“白银时代”，香港政府跟随南京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这些银库的设计又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

2　告别“白银时代”

在汇丰新总部大楼从建造到正式启用期间，中国金融界正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影响深远的重大金融改革——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前者使长期存在的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现象消失，后者则使中国告别了实行已久的银本位制。

银两和银元作为货币并行流通，在中国有着一段不短的历史。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但给商家和百姓带来的却是诸多不便。银两和银元本身，在全国各地成色各异，交易行市不同，计算尤为复杂。而这正是钱庄广泛存在的价值所在，因为兑换正是钱庄的拿手好戏。一个不无夸张的传言说：有个人怀里揣着一两银子，从某个大城市的银街一头开始，先把银子兑换成铜钱，再到下一个钱庄将铜钱兑换成银子，如此往复，等到他走到这条街的另一头，他就会变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早在袁世凯时期，社会上就曾多次出现废两改元——废除银两、改为银元的呼声。1914年（民国三年），北洋政府规定一个银元等于银两的七钱二分，并在币制局总裁梁启超的主持下，制定了通行银元的标准，铸造发行壹圆银元（俗称“袁大头”，上面铸有袁世凯头像）通行全国。以后的北洋政府也曾打算实行废除银两、统一发行银元，无奈军阀混战不休、市场混乱不已，加上社会上意见不一，因而并不曾落实到行动上。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系列金融改革被提上日程。当年11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其业务方针为“统一币制、统一金库、调整金融，以达到‘银行之银行’的目的”。中央银行成立的当月，原由总税务司委托汇丰银行保管的关税收入移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正式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3月10日先在上海推行，4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一切交易均以银元计算，同时规定银两、银元间的兑换率。中国长期以银两为主体的货币制度从此改变。

由于银两的关系，钱庄成为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废两改元的实行，无异于敲响了钱庄的丧钟。而当国民政府要进行这项改革时，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等也坚决反对，原因是这些外资银行白银持有量大、银两持有多，白银输出的权力又多半掌握在它们手中，一旦改革将失去货币的供给，并削弱其控制钱庄的能力，同时削弱其对国际汇兑业务的控制。

废两改元后，中国实行的仍然是银本位制。中国不是大的产银国，却是大的用银国。白银本身作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供求影响，常常随市场波动而涨落，而当时中国实行银本位制，以银元为货币，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造成银价的巨大波动。

在金本位时代，白银成为世界市场的普通商品。全球白银产量增加和白银使用率降低，使银价下跌成为一种趋势。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原来的用银国印度、越南实行金本位，日本实行金解禁，对黄金需求大增，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成为全球白银使用大国，因而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黄金则大量流出国境，一度出现金贵银贱风潮。

不过，从1933年开始，美国政府颁布《银购入法》和《白银购买法案》，大量进口白银，随即纽约和伦敦白银市场的价格持续上扬。于是，大量白银又开始急速流出中国，从而出现延续至1935年的“白银风潮”。

外资银行是运送中国白银出口的主力军。仅1934年8月21日当天，汇丰银行便交由英国邮船“拉普伦号”从上海运走白银1150万元。史料记载，上海的外资银行1934年1月共存银2.75亿元，到年底仅存银5400万元。不仅如此，更多的白银以走私的方式流出境外。白银大量快速外流，对中国极为不利，通货紧缩日甚一日。银根趋紧，银价上涨，物价下跌，国民经济受到巨大威胁，白银风潮随时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1934年9月，南京政府就美国大肆收购白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提出严正抗议，但美国未予理会。南京政府随后采取加征白银出口平衡税措施，使外售白银者获利微薄，以遏制白银外流。然而，美国银价的继续提升，大规模白银走私出口的洪流依然存在，并未能稳住国内银价。

这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开始陷入困境。当时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曾与汇丰银行有过密切接触。其中，1934年12月，宋子文曾试图通过汇丰银行从英国得到一笔2000万英镑的借款，以偿还内债及政府到期外债和稳定币值。虽然祁礼宾认为宋子文的提议值得认真考虑，但巨额贷款并没有实现。倒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亨奇曼在外汇操作上帮了国民政府的忙。为此，蒋介石曾颁发给祁礼宾和亨奇曼勋章和金表予以表彰。亨奇曼后来写道：“我倒以为，如果我们不予以支持，那就可能发生崩溃，就会使我们损失一笔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

为防止白银大量外流引发金融危机，国民政府决定放弃银本位，切断白银与外国的联系，着手实施以“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并保持物价水平平稳，促进进出口贸易”为主要目标的币制改革。1935年春夏间，币制改革方案的基本框架确定，国民政府并希望英、美对币制改革施以援手。

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下，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采取支持态度。英国派遣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来华积极推进了币制改革的设计工作。

1935年11月3日，币制改革令以财政部“法币政策实施报告”的形式公布。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国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法定货币），今后流通使用的货币仅限于法币；逐渐收回除法币以外的其他纸币；设置法币准备金管理委员会；各种银币和现银有义务兑换成法币；以往使用银元单位的契约文件折算为法币；为维持法币与外币汇率的现状，对外币实行无限制买卖。

法币改革政策宣布后，英、美、日等国政府作出了不同反应。英国在华拥有最多投资和最大商业利益，币制改革一宣布，英国驻华公使即要求在华英商和英国侨民遵从这一法令，使用法币不得再用现银。汇丰、麦加利等银行率先将库存现金及白银，交予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美国实施的白银政策正在加大对中国的影响，美国驻华大使声称公使无权命令其在华私人企业及银行遵守中国法令，但同时暗使花旗、大通银行及美孚等企业把白银交给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收兑，不再使用银洋。已经占领中国东北和继续加大在华北扩张势力的日本，则竭力抨击新币制，打击新法币。

当新币制法令生效时，国民政府收回的银元被运到香港，存放于汇丰银行金库。随后银元被装箱运往伦敦售予美国，所售得款存放于纽约和伦敦以作为中国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币制改革对稳定经济，特别是对民族工业的复苏起到了巨大作用。至于法币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蒋介石在1939年说：“如果这次抗战发生在币制改革之前，那么中国可能稍微提早败亡或者也许忍辱求和。幸亏现在有法币制度，由此形成良好的金融经济秩序，能为长期抗战打基础。”

国民政府的金融改革，使中国摆脱了白银的束缚，对汇丰在中国的影响力而言是一种削弱。不过，币制改革成功，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符合汇丰的长远利益。

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值改革数日之后，香港政府也行动起来，于11月9日宣布放弃银本位制，在12月6日颁布货币法令。新币值同样以纸币取代银币，将纸币定为法定货币，并宣布确认发钞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这样，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和有利银行的钞票遂成为唯一法定货币。

法币改革无疑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信用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成功化解了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加深而引发的白银风潮。然而，把具有保存价值的白银换成纸币，对于很多中国百姓来说却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因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家政治形势急转直下，长期失去和平的环境和健全的行政管理，导致钞票最后大幅贬值，百姓手中的纸币越来越“废纸”化了。

3　外滩收尾之作：中银大厦崛起

1935年实行的法币改革以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结束了长期依据汇丰银行挂牌作为中国实际汇率的做法，上海金融市场原来由汇丰银行主导的这种局面不复存在。

事实上，由于中国各阶层的决心和努力，这时收复国家主权的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已取得进展。从1929年到1934年，中国收复了已丧失多年的海关自主权，进口关税从4%上升至25%，从而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依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国内市场实施保护；废除了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入市税——厘金，也就相当于取消了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一项极其不平等的税收。

中国的银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从中国银行的发展可窥见一斑。此时的中国银行，是全国规模最大、业务最发达、可吸收存款和发行钞票最多的大型银行。自从1928年11月将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后被定位为“国际汇兑银行”的中国银行，开始向海外大步迈进。1929年11月，伦敦经理处开业；1930年7月，国外部正式成立；1930年11月，请英国米特兰银行（Midland Bank）的副总会计师尼科尔（E.Nicols）协助改革中国银行会计制度；1931年9月，日本大阪分行开业……

当时中国银行领导人的目标是：“总要有一天能把中国银行来替代汇丰银行的地位。”[1]此时的中国银行有理想、有责任、有操守，其向国际金融市场的拓展，开始代表着中国在国际金融界占有一席不容小视的地位。

向海外迈进的同时，中国银行的上海总部大楼建设计划也在积极酝酿中。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西方设计师设计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在城市天际线上投下的新剪影已经基本成型。然而，在这条天际线上画下最后一笔的，是中国银行董事会于1934年4月决定建造、由中国建筑设计师参与设计的中国银行大楼。

中国银行跻身于外滩的行址，原是1908年德国人兴建的德国总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清政府对德宣战，德国总会大楼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接管，继而由中国银行购入。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中国银行决定将其推倒，重新建造一幢显示其发展雄心的标志性银行大楼。

上海中银大厦的建筑过程，有着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即中国银行与新沙逊洋行大班、上海“房地产大王”维克多·沙逊间的“第一高楼”之争。

沙逊家族在东方经营的沙逊洋行和新沙逊洋行，曾经在孟买和上海滩叱咤风云。1832年，当渣甸和马地臣在广州正式成立怡和洋行时，从祖居的巴格达迁到印度的大卫·沙逊在孟买创办了沙逊洋行。这两家同样以从印度贩运鸦片到中国而闻名的洋行，曾经有过激烈的竞争。由于控制着鸦片原料产地，沙逊洋行在鸦片贸易中逐渐占得上风。1864年，大卫·沙逊去世，其在孟买的沙逊洋行总部由长子阿尔伯特·沙逊接管。次子伊莱亚斯·沙逊（Elias D.Sassoon）于1872年创立新沙逊洋行。

新沙逊洋行建立之初，主要经营鸦片买卖和纺织品等贸易。1877年10月，伊莱亚斯取得外滩今和平饭店所在地的产业后，开始涉足房地产经营。三年后，伊莱亚斯去世，由长子雅各布·沙逊（Jacob E.Sassoon）继续经营。1916年，雅各布去世后，新沙逊的实际控制权落入第三代继承人维克多·沙逊之手。因瘸了一条腿而被“老上海”们称为“跷脚沙逊”的维克多，开始将业务重点转向房地产领域。

新沙逊从1925年起开始兴建高层建筑，首先建造的正是沙逊大厦（今和平大厦）。这幢于1929年竣工的大厦，地面至顶端的高度为77米，不仅是当时上海滩的第一高楼，其5～7层作为华懋饭店的客房，还是当时上海滩最豪华的旅馆，德国式、印度式、日本式、西班牙式、美国式、法国式、意大利式、中国式、英国式客房一应俱全、各具特色。这时，新沙逊拥有50多处房地产，在土地面积、房屋面积和高层建筑幢数方面，都已位居上海房地产商之首，成为上海滩的“房地产大王”。

1934年9月，中国银行专门成立大厦管理处理事会，负责大厦建造事宜。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诒（贝聿铭之父）任理事长。上海中银大厦楼高18层，由当时一流的营造商陶桂记中标承造，外商公和洋行和中国设计师陆谦受设计，其设计建筑图早在开工之前就已经印在了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上。中银大厦远远高于77米的外滩第一高楼沙逊大厦。对此，据说维克多极为不满，他通过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向中国银行施压，官司甚至打到了伦敦。最后中国银行被迫作出让步，把原设计砍削，剩下17层，地上15层，地下2层，比沙逊大厦的“金字塔”顶足足矮了30公分。而为了争个输赢，中行大厦建成后在楼顶上竖起了一根高高的旗杆，这使它看上去仍超出了沙逊大厦的高度。[2]

建成后的中银大厦，外形带有典型的中国民族特色：楼顶为平缓的四方攒尖顶，四角微微翘起，上盖蓝色琉璃瓦，象征着蓝天；大楼东立面从高到低为变形的中国钱币形镂空窗框；门前的九级台阶寓意九九归一；天花板两侧八仙过海的图案取意神通广大；加上楼顶用的平缓的四方攒尖，给人以四平八稳、福禄无边之感。在外滩一字排开的高层“洋建筑”中，中银大厦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气派”。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与杨廷宝、童、李惠伯并称为中国建筑界“四大名旦”的陆谦受，与建筑设计中国银行大楼的关系，也许只有参与设计了香港中银大厦和中国银行新北京总部大厦的贝聿铭可与之比拟。陆谦受设计的中国银行建筑，包括上海中国银行总行、上海中国银行西区分行、南京珠宝廊中国银行、青岛中国银行、苏州中国银行，以及1953年落成的香港中银大厦等。

就在成立中银大厦管理处到正式开工期间，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国银行的控制。1935年，国民政府改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商股占了80%以上的中国银行被追加官股1500万元，总资本增加到4000万元。这样，官商各半，控制权落入了政府手中，并由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6年10月10日，宋子文主持中银大厦的奠基典礼。当天出版的上海《申报》报道称：“闻新厦外表，将于简单之中，寓壮严之意，下层周围墙壁，均用苏州之花岗石，正面计十八层，高二百二十七英尺，于适合现代建筑需要之中兼采中国固有之矩范，尤为特点。……地下层面积辽阔，库房及保险箱之设备均极精巧坚固，保险箱总数达一万具之多。……内部装有最新式及特快电梯十余具，其载人者可以完全自动，速率每分钟可达五百英尺，全部银行办公厅将装制冷气及调节空气机、热气管、水管及防火设备等项。”

这幢大厦原本想打造成外滩的新地标，但被认为由于沙逊的阻挠没能实现，而中国的复兴更因为日本的侵略而备受挫折。

对于汇丰银行来说，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他们职员的日子并不像当时的中国人民那样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用不着体验艰难时世。事实上，一直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汇丰银行在中国的日子都堪称美好。

[1]《张公权先生访问记》，载《金融知识》1942年1月创刊号。姚崧龄在《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一书的结论中，曾记述在中行工作了23年、于1935年3月离开中行总经理职位的张嘉（字公权）时代的中国银行。“张氏在行，常以三大道德纪律期励同人：一曰行员在行服务，不仅以保护股东、存户、持券人之利益为满足，必须进而为社会谋福利，为国家求富强；二曰职位不拘高低，必须人人操守廉洁，摈除恶习，更须公而忘私；三曰任事不能仅以但求无过为尽职，必须不避艰险，不畏强御，战胜难关。以上三原则，张氏当归纳于‘高’‘洁’‘坚’三字，以为每一行员坐右箴铭。此种熏陶，为时既久，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风气，使每一行员于待人接物之顷，不期然而然，表现无遗，博得众人之信任。”

[2]关于中银大厦的高度是由于沙逊出面干涉变矮的说法，有人提出疑问：尚在大厦开工前，中国银行已经作出了减少层数的决定。当时报载：“鉴于社会百业萧条，经济衰落，费资千万，建造高厦，尚非当急之务，故以酌量减低层数，以求撙节云。”

4　太平洋战争前之沪港：汇丰的美好时光

1933年，乔治·斯图尔特在伦敦通过汇丰银行的外派面试后，踏上了远航上海的旅程。4年前，20岁的斯图尔特跨入汇丰银行大门。在那个时代的伦敦，进银行工作就像进伊顿公学一样难、一样有面子。在汇丰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了4年之后，斯图尔特被汇丰派往上海分行。

面试时，银行方面强调要把银行工作视为“事业”，而不是一般的“职业”。斯图尔特曾说：“他们希望人们进来后，就一直待在那里。”

汇丰强调忠诚和“专一”，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它已成为汇丰的一种文化传统。一批在英国伦敦受过良好培训的职员，往往被派到各个分行执行各种工作和担任各项职务。他们循着这个途径向前发展，借鉴以往不同的工作环境和经验，随着不断的晋升而带到更高层的管理之中。

当上海外滩映入眼帘时，眼前的情景让斯图尔特豁然一亮。举目望去，鳞次栉比的西洋建筑高耸入云。上海总会大楼、有利银行大楼、汇丰银行大楼、海关大楼、麦加利银行大楼、沙逊大厦，呈一字排开。

斯图尔特发现上海的生活比他想象的还要好。英国人在这里的地位非同一般，既拥有最大的银行和商行，也掌管着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

斯图尔特在上海外滩最气派的银行大楼里上班后，开始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上海是个娱乐和享受的“理想王国”，仅英国人在这里的大型俱乐部就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其中离他上班的汇丰大楼不远的上海总会，是上海滩远近闻名的销金窟，那里34米长的吧台世界闻名。而这些在英国受雇的年轻人一旦被派到中国工作，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跻身这个长长的吧台，舒适地坐在那里边饮酒边发号施令。

不过斯图尔特也感到，在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上班，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银行规定，星期六上午也要上班，除了每隔4年有6个月的长假，平时一般没有假休。午饭和午休时间倒是充裕，有两个小时，可以睡睡午觉或玩玩球。斯图尔特后来曾为自己当时的精力充沛而惊讶不已：“工作十分辛苦，夜生活忙得不亦乐乎，可次日一早我就起来出去骑马。我不明白当时怎么能做到这一切。不知道是气候因素，还是因为年轻。”[1]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上海居住，生活费仅是伦敦的一半，收入却比在英国多出一倍。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可以逛遍上海最好的地方，尽情享受。职位可以得到提升。各种娱乐需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上海也唾手可得。这的确算得上是个“黄金时代”。

然而，就在大上海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国民党华北战局失利，平津沦陷，日军兵锋南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日军占领上海，接着入侵南京，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之后国民党部队与日军相继展开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蒋介石政府且战且退，最后以重庆为陪都，继续抗日。

战前已经是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被日军占领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漂浮在日本占领区中的“孤岛”。其中，公共租界由工部局管理，与汇丰银行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怡和洋行大班担任工部局总董。与租界之外华界居住区的凋零和屈辱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租界，日本人并不干涉租界的行政管理，这里的人们依然生活在灯红酒绿中。

由于大批难民的涌入，租界内的市场需求骤然扩大；由于大量寻求庇护的资金涌入，银行资金更显充裕。1938年至1939年间，租界内呈现出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景象。不过，日本人毕竟已经成为上海的统治力量。尽管这里的白种人继续生活在纸醉金迷中，尽管租界内的霓虹灯依然闪烁迷离，但这一切并不能让他们忘却租界的脆弱性。1939年9月，欧战爆发。英国、法国的注意力为希特勒所吸引，对上海租界的控制愈加软弱，日本把英国人逐出其久占租界管理权的时机已日渐成熟。

与上海“孤岛”时期相比，具有特殊地位的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直处在不同寻常的金融繁荣中。战争在中国内地爆发，大量人口与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香港，工商业发展突飞猛进，进出口贸易倍增，外汇买卖频繁。中国一些资力较大的银行也都加强和扩大了香港分行的业务和地位，有的在香港新设机构，有的则把总管理处从上海迁来。1937年11月，中国银行“总驻港处”成立，就设在离汇丰银行大楼不远的德辅道中6号广东银行大厦二楼。董事长宋子文、总经理宋汉章、副总经理贝祖诒等人，及总行大部分处、室，均移驻此地办公，成为中行的实际指挥中心。[2]在这里，发达的交通和通信条件，既可与沦陷区的分支行相联系，又可与国统区的分支机构相呼应，与上海、重庆形成战时“金融三角”。同时，也利于吸收南洋和欧美各地的侨汇及配合进口作战物资，以增强抗日实力。

置身于中日战争之外、又与国民政府关系不浅的汇丰银行，在中国积极抵抗外侮之时，也曾替中国的银行机构接运大量钞券和金银。

中国银行的钞券，当时多由英国德纳罗公司和美国钞票公司承印。钞券印好后，由公司直接运往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的钞券内运任务改由香港以及海外分行承担。当上海需要钞券时，即由香港中国银行请汇丰银行协助运送，香港中国银行先将箱面上的中国银行名义涂销，交由汇丰银行委托运送英国水兵的轮船运往上海汇丰银行仓库，再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到汇丰处陆续提取。

接运金银是项更为复杂的工作。在战时状态下，1938年11月，广州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曾通知中国银行广州分行驻港办事处，将代为保管的1.1万两黄金交中央银行汇总，委托汇丰银行运英转美。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广州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集中到香港的白银，绝大部分在1937年至1939年间委托汇丰银行分批运往伦敦。这批外运的白银（包括银元、银锭、银块、银条等，均按含银量折合银元计算）总值达4.46亿元。[3]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汇丰获取了蒋介石政府的信任，参与到政府的一些金融核心事务中。此前的币制改革中，汇丰银行在操控汇价方面虽然遭到削弱，但是汇丰大班祁礼宾的心情并未抑郁。币制改革成功，中国的稳定和发展符合汇丰的利益。这样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汇丰，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赚取更多利润。因此，除了对新纸币的发行给予帮助外，汇丰银行还为蒋介石政府筹集了一些铁路和工业建设项目的款项，只是后来这些项目中的大部分都被侵华日军毁坏或占有。战时对国民政府的帮助与协作，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各大银行的总行不停搬迁，银行工作人员颠沛流离。但是，坐在香港新建成的汇丰总部大楼里的祁礼宾则异常沉着，汇丰连续几年的业绩也在平稳中继续向前迈进（表4-1）。

然而，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同时，未发警告即对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发动了袭击，也未发警告而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英国人在上海和香港的美好时光结束了。

[1]哈瑞特·萨金特著，张和声译：上海的英国人，载熊月之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39页。

[2]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1995，405页。

[3]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1995，564～568页。

5　香港沦陷与汇丰“迁都”

在远东局势里，中国的危局有可能导致香港沦陷。对此，汇丰银行总经理祁礼宾考虑，如果汇丰总行不得不从香港迁往伦敦，那么伦敦分行的领导班子就应该提前加强，因此他派了能干的摩尔斯在1940年6月抵达伦敦，与即将退休的巴恩斯及戴维斯联合担任伦敦分行经理之职，以便在后两人离职时接任。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摩尔斯已经在伦敦单独扛起了重担。

但祁礼宾没有想到香港会直接遭到袭击，而且是如此之快。1941年12月4日，当祁礼宾获悉日本在香港新界边境集结军队时，他意识到香港的防卫部队根本不堪一击，因此迅速作出迁行的准备。祁礼宾决定将总行迁往新加坡，并迅速行动起来，使这一转移合法化。

汇丰银行此时的新加坡分行，是除上海分行以外最重要的分行。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为美国及其他国家贮存锡和橡胶物资以应付世界局势中日益增加的危机，而使这里一度格外繁荣。同时，英国在此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故此战略上极其重要。祁礼宾认为，新加坡是个安全的地方。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4天后日军就开始袭击香港，将银行总部迁往新加坡为时已晚。最终他连价值1.19亿港元没有签字的汇丰纸币也没来得及带走，更没有时间来把它们销毁。好在他原先为以防万一而将摩尔斯放在伦敦的计划，日后起到了拯救汇丰的作用。

12月13日，日军已经占领香港的新界和九龙，下一步是渡海进攻香港岛。这一天，摩尔斯收到英国殖民部发来的一封信函，信中转述了从祁礼宾那里接到的来电：“祁礼宾明确地要求准备一项枢密院命令，宣布将汇丰银行总行迁到伦敦，并委托你代理正经理，这两件事都系临时措施。祁礼宾希望只在香港沦入敌军之手时才颁发此项命令。”

祁礼宾要求只是当香港沦陷于敌军之手时才将管理权暂移伦敦，但汇丰伦敦方面认为，让管理权留存香港直至沦陷太过危险，因为这样将会使汇丰银行遭到冻结，特别是在美国。因此，祁礼宾的来电内容并没有被执行，英国殖民部召开会议决定，授权摩尔斯立即接管汇丰管理权。同时，颁发枢密院命令一事也被搁置，而是以殖民部颁发的授权书为准，枢密院命令留待以后方便时颁发。

12月16日，摩尔斯电告所有分支行：汇丰总行现在伦敦，“非经此间批准，不得再接受香港的任何指示”。

12月18日，摩尔斯写信给祁礼宾告知实情，并解释延迟至香港真正沦陷后才采取行动毫不安全。

12月25日，圣诞节。香港沦陷。

在香港沦陷三天前，摩尔斯撰写备忘录，再次解释了自己接管汇丰银行大权时的有关情况。“英格兰银行总裁亟盼我能迅速采取行动，以免我们在美国有被冻结的危险。就是这些简单直率的事实导致了我谮越接管大权。”

就这样，汇丰总行迁至伦敦。摩尔斯在伦敦成为汇丰银行总经理，同时首次担任汇丰银行主席。

此时，日本人已侵夺了汇丰银行的绝大部分业务。在固若金汤的汇丰银行上海大楼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人员在自由出入；在巍峨高耸的香港总行大厦里，同样是日本太阳旗高悬，同样是日本人在看管。汇丰银行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地30多个分行的大量财产化为乌有，只剩下在整个汇丰架构中不起核心作用的加尔各答、孟买、科伦坡、纽约、旧金山等分行各自在经营着。不过，中国在继续抗战，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也还有机会。况且，汇丰银行有着庞大的准备金，依然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6　集中营与大班之死

香港沦陷后不久，日本当局命令对汇丰银行展开清理，并勒令其职员协助。接收清理的是横滨正金银行，他们要求汇丰职员交出全部账目清单。祁礼宾和较高级的职员被日本方面安排在一家名为“升华旅馆”的客栈里。清理工作一直进行到1943年。在他们住在这家旅馆的18个月中，其余职员则被关在5英里外港岛南面的赤柱集中营内。

清理开始后，日本人在汇丰银行金库中发现一批约值1.19亿港元尚未发行的钞票。祁礼宾等被胁迫在这些未经签字的钞票上签字画押。一个多亿港元的钞票一经签字，日本人立即将它们发行。这批“迫签纸币”后来成为汇丰银行战后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祁礼宾和他的高级助手们被迫帮助日本人一道清理有关的银行事务。然而，他们并不都甘于忍受，两名高级职员芬尼克和莫里逊，便在1942年10月中旬设法逃出。

莫里逊在后来撰写的一篇历险记中，详细叙述了他们出逃的经过：1942年10月18日晚6点半，他们设法避开警卫，走出升华旅馆，乘电车到达北角。在那里，一艘正在等候的船带他们到达对岸的九龙，在一个罗姓中国军人的引导下，启程前往蒋介石政府所辖地区。在中国游击队的协助下，他们通过日占区，直至进入桂林。在那里，他们收到了已获悉他们出逃消息的摩尔斯的贺电。之后，他们从桂林飞往重庆，再从那里飞越驼峰到达印度。4个月后，即1943年2月18日，摩尔斯写信说，从香港逃出的芬尼克和莫里逊到达伦敦，并已告诉他有关被拘留的香港职工的一切情况。

在升华旅馆的汇丰银行高级职员们还设法弄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因为大部分职员及其家属被拘留在赤柱集中营内，无法与外界接触。这笔钱正好可以帮助他们补充生活必需品。时任汇丰香港出纳主任的爱德华（S.W.P.Perry-Aldworth）后来回忆说：“一部分相当可观的钱是从我们的中国朋友们那里募来的。我相信总数约有港币200万元。”

如何偷偷把钱送进赤柱集中营是一个问题，因为要送达的东西必须向日本人申报。不过，他们总会想到办法。就这样，祁礼宾和他的助手们时时接济被关押在赤柱集中营内的汇丰职员及其家属。

不幸的是，1943年2月，日本人终于发现了这些情况。几天后，当祁礼宾得知日本人已就他们如何弄到这笔钱正对汇丰职员塔尔博特医生展开侦询时，作为一行之长，他想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去找外事部的头目小田解释。

2月23日，在另一职员史去非（E.P.Streatfield）的陪同下，祁礼宾见到了小田。他对小田说，一些中国的同情者和几个美国人给了他这笔钱，于是他请塔尔博特医生去将钱分给汇丰银行的被拘留者。史去非事后写道：小田在训了我们一顿之后说，这是一个严重事件。

3月17日，祁礼宾和史去非被带到宪兵司令部接受盘问，直至3月24日。之后，他们被关进牢房。20天后，被拉到与赤柱集中营邻近的赤柱监狱，等候审判。史去非写道：1943年6月30日，我们“（早晨）八时从囚监中提出，给吃了一碗米饭，用手铐铐在一起，由日本和印度卫兵押送，用一辆装盖小卡车载到香港的最高法院”。

判决书下来了，他们被判处3个月徒刑，并被派去做花匠。从来没有干过粗活、过着如此食不果腹的生活，更不用说心灵所遭受的折磨，62岁的祁礼宾终于支撑不住，于8月21日因病去世。一年后，汇丰银行候任继位人、在狱中的汇丰银行第二把手艾文逊也因营养不良死去。

7　重庆分行建立与复业前准备

正义终将胜利。在香港沦陷半年后，即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受到美军重创；1943年年中，被吹嘘为不可战胜的驻新几内亚的日本陆军也被悉数歼灭。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败象已经显而易见。

中国军队在中国主战场上也开始进入大规模反攻阶段。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下，残暴的日军锐气尽失，等待他们的是失败和被历史审判的命运。

在伦敦，摩尔斯时时关注着中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通过英国驻重庆大使馆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在中国的众多分行关门歇业后，摩尔斯着手考虑在“陪都”重庆开设分行的问题。他与汇丰银行的政治顾问、英国驻重庆大使馆财务顾问卡瑟斯一直保持着通信。还在1942年5月，卡瑟斯就在一封给摩尔斯的信中写道：“应该作出计划，保证在战争结束时汇丰银行能毫不迟延地大踏步前进，超越同业。看来汇丰银行未来的责任将大大地落在你的肩上。很多从集中营出来的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会有多大用处，年老的则不想再干了。所以，即使在战后，很可能管理的责任仍将落在你的身上。”

1943年初，摩尔斯已经作出在重庆开设分行的决定，并派穆瑞前去筹备。不久之后，由葛雷接替。一年后的1944年2月，葛雷在信中向摩尔斯汇报了重庆分行一年来的营业状况。其业务主要是给英国政府军事代表和文官代表们开立账户，存款共800万元；其他如外汇业务则是空白。

重庆分行的业务虽然无甚可称道之处，但它对汇丰银行仍然具有特别的意义，摩尔斯着眼的是战后重返中国，全面恢复营业。

1944年6月8日，摩尔斯在伦敦召开的全体股东年会上，作了汇丰银行在战争时期有关情况的回顾性报告。自战争开始以来，共有19名英国职员丧生，25名落入敌手，137名在皇家军队服役。银行盈利21.6万英镑，虽然比战前大幅减少，但也还差强人意。摩尔斯说：“我的首要责任是把我们控制下的流动资产保持无缺，它的数字是颇为庞大的。”此外，“把我们的机构保持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即一旦情况允许在远东恢复贸易时，我们将处于尽快可以复业的地位。”为此，他建议把全部盈利转到准备金中去，不付股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摩尔斯立即派1942年从香港逃出的芬尼克返回香港，就有关情况写出报告。9月9日，芬尼克到达香港。16日，他给上司写信报告了香港的最新情况：“职员们的健康情况比预料的好，但他们不具备担任艰辛工作的条件，必须在一两个月内予以接替。葡萄牙籍职员101人，战争期间大多留住澳门，像188个中国籍职员一样，立刻回来工作。汇丰银行的情况超出一切预料，把银行重建成原样，我看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档案账目实际上是完整的，大厦建筑丝毫无损，职工们为了使办公室能够重新使用，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当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事情整顿出来。”

芬尼克接着说，他将向被军方抓起来的日本清理官中的两人调查有关受胁迫而发行的钞票一事。“情况处处比我们任何人预料的都好。我们在国内听到的那种关于遭到破坏的传说，是被大大地夸大了。”

第二年，摩尔斯将汇丰总行迁回香港。

8　香港光复与汇丰重建

1946年，汇丰银行重新回到东方。然而，世界格局已经改变：德国、日本沦为被管制的国家，英国、法国也已失去往昔的辉煌。东方格局也已经改变：日本在亚洲的霸权地位被美国取而代之，英国的一系列殖民地走向独立。中国时局也已经改变：国民政府重新回到首都南京，但是中国共产党深入民心，其民望与势力急速扩大。

不过，香港依然由英国占领，虽然蒋介石决定乘此机会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英国早作谋划，抢先一步重新占领了香港并恢复港英政府。

1946年6月，汇丰银行在香港召开了选举董事的股东大会。大会追认摩尔斯为总经理，同时选举其为董事，董事会又重选他任董事长。

1942年在日本胁迫下签字发行的纸币，成为汇丰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摩尔斯离开伦敦前，曾与英国殖民部谈过这笔约1.19亿港元（约750万英镑）的“迫签纸币”，汇丰银行决定承付全部非法纸币。汇丰认为，拒绝支付这些钞票将有损银行信誉。

汇丰银行这一举动赢得了人们的好感。这与另一家在上海起家的跨国金融企业——美国国际集团处理上海旧保单事件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

1995年，一位“老上海”从箱底拿出新中国成立前投保上海友邦的寿险保单，要求友邦赔付。而友邦基于法律原因不予理赔。虽然友邦现在的广告词说自己是“世界保险巨擘，源自中国”，但它此时则宣称：现在的友邦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友邦没有法律上的承继关系。金融保险业是经营信用与风险的企业。这个事件一经上海滩的媒体报道出来，不管法理如何，在人情事理上，人们已经认定友邦不负责任。友邦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为挽回其在上海的信誉损失及重建信誉至少用了两年时间。两年之内，原本在上海的业务与市场占有率颇高的友邦保险，一下被同行超越。

汇丰银行这笔约1.19亿港元“迫签纸币”，汇丰在法理上或许同样可以不予承担，但它负起责任予以承付，从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1]

摩尔斯回到香港重整山河。汇丰积极放款给香港的公用事业公司，使它们能尽快正常运转。同时，放款给那些机器、仓库、货物被毁或被盗的一般性行业。摩尔斯宣称：即使缺少担保，汇丰也应给一切享有盛誉的商行以条件宽松的放款，使它们重整旗鼓，同时对新的行业给予一定程度的贷款倾斜。据香港金融学家饶余庆研究：汇丰在战后对香港工业发展融资中，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从而助飞了香港的工业化，也发展壮大了自己。[2]

1946年3月，汇丰恢复发行钞票。在汇丰、渣打和有利三大发钞行中，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在此后十几年中一直占到了总发钞量的90%。

在战后几年里，香港迅速恢复了它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的地位，汇丰在香港的业务也一天天壮大起来。然而，中国时局的发展在汇丰看来，则似乎越来越前景暗淡。

[1]总额约1.19亿港元的“迫签纸币”中，约4700万港元原是汇丰的欠债，真正的“迫签纸币”总额为7200万港元左右。

[2]Y.C.Jao：“Financing Hongkong's Early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The Role of the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King， Frank H. H. Eastern Banking：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Cambridge ：The Athlone Press， 1983，p.545～574.

9　难忘中国：从业务恢复到全线撤离

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满怀希望，希望从此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初生的大国的气象已经开始显现：不仅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摆脱了众多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且成为联合国的发起者之一，与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一样，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振兴的日子似乎就要来临了。

然而，外敌一旦消失，国共两党间的关系又剑拔弩张起来。虽然战后双方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但是私下却都在作着战争的准备。就在1946年汇丰银行重新回到东方之时，国共之间的谈判彻底破裂，中国的内战再次爆发。

对于汇丰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重返上海就像重返香港一样自然，虽然香港依然回到了英国的手中，而上海的一切主权已经由国民政府收回，外国人也不再拥有任何特殊的地位。因为中国毕竟是汇丰最主要的经营地。摩尔斯一边积极恢复汇丰在中国各地的营业机构，一边不无忧虑地注视着中国局势的发展。

1947年8月28日，摩尔斯在股东年会上汇报了汇丰的整体经营状况。他宣布，汇丰银行的资产已经从1940年的7700万英镑上升到了1.27亿英镑；自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将首次付给股息，每股3英镑；在中国自长城以南的所有分行，除个别外已全部复业；虽然在日本还没有重新设立分行，但已经在马来亚设立了一家新的分行，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设立了3家分行。总的说来，汇丰银行的网络基本恢复起来，正在营业的分支行（包括经理处）已经达到了39处。

整体业绩令人鼓舞，但中国的时局不容乐观。摩尔斯接着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担忧地注视着过去3年中那里的发展趋势。”但是摩尔斯依然满怀希望：“我特别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已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在中国首都南京新设立一家分行。在那里，我们可以更紧密地接触到那个国家的一切发展，并在机会到来时提供我们的服务。我相信，当中国目前的内部骚乱过去之后，那是会到来的。”

1947年对中国局势还表现出些许乐观的汇丰银行，在1948年到来时已经转为悲观。在1948年8月5日举行的汇丰股东年会上，摩尔斯喜忧参半。汇丰银行的经营继续向好，盈利达到1650万港元（较上一年增加700万港元），每股股息也从3英镑增加到了5英镑；营业机构增加到了46个。除婆罗洲和马来亚新开的分行之外，日本横滨与神户分行重新开业，大阪分行也首次营业；香港的工业化正在奋进，几家新棉纺织厂正在兴建，到该年年底时将有5万纱锭装置就绪。然而，中国内战的战火已经从东北和华北蔓延到了长江三角洲。在摩尔斯看来，中国前途暗淡。

当1949年3月摩尔斯再次向股东致辞时，他已经看清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资本家开始纷纷移居香港，国民党高官则举家迁往台湾，南京和上海已经危如累卵。

摩尔斯说：“对目前的局势进行掩饰是愚蠢的。诚然，从远至人们记忆所及的时候起，中国一直为内部骚乱困扰，但其国际贸易始终没有停止，进出口市场虽有波动，却并非无利可图，那些精明能干的商人也一直有获利的可能。可是现在笼罩着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烈火，对外国商人来说，可能比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建业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存在着更为不祥之兆。我的看法是：一切在中国经营对外贸易的人，都应在未来的岁月中准备面临一个崭新的局面，并应在没有指导性先例的情况下调整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以适应这种局势。”

摩尔斯的看法没错。1949年，中国共产党摧枯拉朽，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千里长江发动渡江战役；5月，共产党进入上海；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虽然上海滩上的一些企业家们给中国共产党打分时曾嘲讽地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可以得100分，政治上可以得60分，经济管理上则是个零蛋。但是，话语权已经不再掌握在他们手里，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上。

中国的确已经改天换地。上海滩的赌场、妓院、烟馆、舞厅的霓虹灯不再闪烁，外国人的急剧减少也改变着这座大城市的面貌，俭朴的社会风气开始形成，豪奢的沙逊大厦已经入不敷出，因为即使有钱的资本家和富商也没有人愿意再来这里作冒险的享受了。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经济和社会机制正在改变一切。

1950年3月，当摩尔斯再一次向股东致辞时说道：“汇丰银行盈利比上年大得多，同额股息将照旧发放。灾难性的变化尚未发生，大陆处于骚乱中这一事实促使更多的贸易转到香港，很多原由上海经营的生意已到这里来了。可是当共产党政权开始走上轨道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摩尔斯表示，只要中国内地还存在着某种做生意的可能性，汇丰就不会从中国撤销机构。

但是，在新中国的新体制下，上海、天津等此前作为南北金融中心的功能急剧减退。它们既直接听命于中央的各种安排，又很少与周边省份作金融、商贸及人口的交流。同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封锁，致使许多在华外国公司生意萧条，外资银行也因对外贸易萧条金融业务量大为减少，英资企业开始陆续撤离中国。

当1953年摩尔斯卸任时，汇丰在中国的营业前景已经越来越暗淡。1953年2月，中国政府规定，将国民党时期以来的个人存款按照核定比率重新定值，使每个存户按一定比例提取存款。

3月1日，特纳接替摩尔斯担任汇丰银行总经理。此时，汇丰在中国的一些分行已经先后停业。只有上海、天津、北京和汕头等分行还开着，但业务实际上也已陷于停顿。为了维持这几个分行，汇丰银行每年得给它们汇去约250万港元。只出不进，这不是汇丰打的算盘。对资金的不断消耗，必须予以制止。这正是新上任的特纳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特纳提出：交出汇丰在华的全部资产，以换取勾销一切应付之款，包括让英籍职员离境和资遣当地职工。特纳与中国政府的讨价还价，从1954年汕头与天津两分行关闭时起，一直进行到1955年北京分行停业才告结束。

1955年4月，汇丰银行与中国政府最终达成协议，汇丰银行在中国的财产，包括它在上海的那栋大楼，交给中国政府，以抵历史拖欠的税款等项。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租用别的房屋继续营业，从事一些小额汇款和出口押汇等常规业务活动，英籍职员在有人前来接替的情况下，可领取离境签证。[1]

在与中国方面就转让进行谈判前，汇丰上海大班姚克绍来到汇丰银行大楼前，徘徊良久。后来他谈及当时的心情时说：“当我注视着我们的银行大楼，回忆起昔日的声势时，一想到明天将与中方进行的会见，不禁黯然神伤。”

同年，上海市人委机关（1955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改称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迁入，这栋大楼于是一变而成为人民政府权力的象征。

相较于其他在香港起家并依托中国内地发展壮大的英资财团，汇丰银行是最后办完离开中国内地手续的。太平洋战争使英资财团在香港和中国内地逾百年的苦心经营惨遭打击。当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怡和、太古等英资大财团与汇丰一道重返香港，并迅速恢复它们在中国的业务。然而，这一时期，上海租界已被中国政府收回，英资企业与银行再难重现往日的辉煌。而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和中国共产党的取胜，时局剧变，这些“帝国主义企业”重整山河的企望更是化为泡影，无可奈何之下纷纷部署撤退到香港。1953年，太古集团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结束了在中国的全部业务；1954年，英国在华最大洋行怡和关闭了它在内地的全部办事处；1955年，汇丰永久地搬出了外滩12号大楼，仅象征性地在上海留有一家营业机构，其他所有在内地的分行全部关闭。[2]

[1]King ，Frank H H with Catherine E. King and David J.S. King. The Hongkong bank in the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ism ，1941 ～198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73～411.

[2]汇丰没有完全撤离大陆。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汇丰曾有过撤离中国的打算。“文革”开始后，汇丰在上海的业务受到影响、利润非常少。1968年7月，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向上海市工商局提出停业申请，但给出的停业原因和理由不很明确，最后不了了之。1971年3月，汇丰总行再次提出上海分行歇业，而且通过外交途径在伦敦和北京提请中国外交部注意。歇业理由是业务量太小，且其上海外籍员工在生活待遇方面不如法国和巴基斯坦等国航空公司的员工，比如不能像法国和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员工那样可以去友谊商店购物。因此，汇丰的停业问题成为两国外交交涉的事件。中国方面调查后发现，汇丰上海分行的业务确实明显萎缩、利润很少，因此在允许的范围内放宽其业务，利润有所提高，并允许其纳税后纯利汇出。同时，其外籍人员也可以享受法航和巴航驻上海人员的待遇。这样，汇丰再未要求撤离。

第五章　多元化：汇丰的时代转向

如果说摩尔斯使汇丰银行适应了战后亚洲新的需要，那么特纳任总经理期间在发展摩尔斯所开创的事业方面的工作也是出色的……在汇丰进行扩张和审慎铺开的银行活动中，特纳的最大成就是合并了有利银行和中东英格兰银行。

——毛里斯·柯立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返香港的汇丰，没有想到在未来的发展中，香港会由一个转口贸易港转型为一个制造业勃兴的工业城市，就像今天的人们，不会想到现在金融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85%以上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由制造业曾经占国内生产总值30%以上的工业化城市转型而来一样。

在香港工业化浪潮的席卷下，汇丰积极参与其中并大获其利。在中国内地的业务步步萎缩、中国分行的大门陆续关闭，同时在香港打下深厚基础的汇丰，积极将目光转向海外，重新建立起庞大的金融网络，并在1959年一口气收购了两家历史悠久的跨国银行——有利银行和中东英格兰银行，从而不仅使汇丰实力大增，也迈出了汇丰集团化道路的第一步。而在香港，汇丰则因1965年收购当地最大的华资银行——恒生银行半数以上股权，而成为当地占有绝对优势的金融王国。

1　工业化：香港的新面孔

从英国占据香港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00年间，主导香港经济的最主要力量是怡和、太古等大洋行的金融贸易利益。那些与港口贸易相关的包括航运、造船、装卸和保险等业务在内的一整套经济活动，是那样的生机勃勃。由多家实力雄厚的洋行发起成立的汇丰银行曾因此深受其益，而其本身更成为主宰香港经济和金融的一股重要力量。

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香港沦陷让一切面目全非。当时，银行遭到清算，工业日益凋敝，金融、贸易、运输等行业均为日资财团所垄断。大量香港居民为了避开日军的铁蹄纷纷回到了内地。香港人口由1941年的160万锐减至1945年的60万。

抗战结束后，逃避战乱的港人陆续返回。接着，中国内战的爆发以及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又使得一批又一批的人持续不断地涌入香港。一项统计显示，在1945年9月至1949年12月期间，约有128.5万名内地居民涌入香港。其中，上海与广东的两支移民队伍尤为引人注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上海，不仅是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著名的制造业中心。丰富的资源供应、大型制造业工厂所需的机器设备、原材料、零部件、劳动力及工业服务，样样齐备，从而使上海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

然而，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国共内战，大批企业家和熟练工人离开上海，在1948～1949年达到高潮。容易入境、政局稳定和政府对经济生活较少干预的香港，成了主要避难地。据当时的香港媒体报道：1946年年底，在告罗士打酒店、香港大酒店及其他旅馆的酒廊里面，“下午茶”时间里挤满了来自上海的逃难商人。到1948年年末，每天从上海抵达香港的客机不少于8架。[1]一时间，无论在渡海轮船上，还是在街头巷尾，随处都能听到上海话。上海的企业家尤其是一批纺织工业巨头相继来到香港。

还在抗日战争期间，上海的企业家们即想着战后能重整山河。因此，抗战一结束，他们便从英、美订购各种新设备，着手工厂的现代化改造。然而，当一些新的设备尚在运输途中时，国共内战已激烈进行，人民解放军开始逼近上海，一些企业家于是改变正在海上航行的船只方向，将机器设备直接送到了香港。据估计，这一时期流入香港的资本，为香港的初期工业化提供了大约2/3的所需资金，而相当数量的资本正是以这些工厂新设备的形式前来，结果创建了“香港乃至整个亚洲都从未见过的一些最现代化的纺纱厂”。

与此同时，廉价的劳动力源源而来。从罗湖口岸进入香港的人流络绎不绝。事实上，即使在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接管广东省之后，省港之间的边界也没有立即关闭。并且，中国当时也没有收回香港的打算。还在1949年2月，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来华了解新中国的内外政策，当时毛泽东便对米高扬说：“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因此，当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后，继续南下深圳时没有跨过深圳河。

就这样，一架架飞机和一艘艘轮船载着资本家与工人从上海来到香港；在罗湖口岸，一批批携带巨款的企业家和众多廉价的劳动力涌入香港。资金、技术、资本家、工人，制造业的一切要素源源而来，为香港的第一次工业化浪潮提供了强大动力。

急速涌入的人流对香港的基础设施、住房、社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形成巨大压力。香港政府为避免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和社会动乱，也为了更好地接纳这批新到的移民企业家以增加政府新财源，开始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制定出比过去更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新政策之一是降低工业用地租金，将其降到市场利率以下。土地政策的改变逐渐发展为一种更为积极的做法，即通过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来促进工业发展。负责处理工业问题的政府行政部门也被适时扩充。1949年，进出口部改组为工商署，并设立了新的职位——副署长（工业），他将“把所有时间投入鼓励新工业设立和已存在企业的扩展”，并“向有潜力的工业家建议工厂的位置和类似问题”。[2]

不过，这一阶段，香港经济结构仍然同战前一样以转口贸易为主，工业只是起步而已。正如当时的香港总督葛量洪（Alexander W.George）在给立法局的施政报告中所说：“贸易是殖民地的血液……香港工业的前景仍很模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香港迅速恢复了它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的地位。1947年，香港对外贸易总额达27.67亿港元，比战前最高年份1931年的12.8亿港元大幅增长了116%。到1951年，香港的对外贸易总额增加到93.03亿港元，比1947年大幅增长2.4倍。其中，对中国内地贸易激增，是香港贸易迅速恢复的最重要原因。

然而，好景不长。朝鲜战争爆发与1951年6月由美国及其盟国把持下的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使作为贸易转口港的香港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一夜之间，香港失去了它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商业转口港和货物转运中心的地位。一些驻港的外国记者纷纷预言：这个殖民地即将面临崩溃。[3]

香港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好在这一时期香港已经孕育了工业化的全部基础。从上海来的企业家和从广东流入的大量劳动力，本地银行对新建工业企业的扶持，以及香港政府逐渐制定出一整套公共政策，都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氛围。香港的工业迅速发展，成为香港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到1959年，港制产品出口值达22.8亿港元，第一次超过转口贸易值19.95亿港元，标志着香港已经正式走上工业化道路。[4]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美等国家实行配额限制。然而这非但没有限制住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是个利好。因为配额的水平和数量按过去的表现厘定。香港是世界上最早出口成衣的地区之一，又是一些种类的纺织品的全球最大供应者。因此，香港拥有的配额比其他地区要高得多。

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工业化浪潮持续，香港的纺织、制衣业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塑胶、玩具、钟表、金属制品及电子工业也相继发展，并带动香港的贸易、航运、金融及房地产业向前发展。工业化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一道新的洪流。汇丰一旦加入这个洪流之中，参与也就是享有，于是汇丰与香港一同迅速起飞。

[1]黄绍伦：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14页。

[2]香港立法局会议记录（1949）第73页，转引自：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1页。

[3]亚历山大·葛量洪：葛量洪回忆录，广角镜出版社，香港，1984，212页。

[4]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形成大量内地移民涌向香港的又一个高峰，而这恰好满足了香港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使香港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

2　摩尔斯：开辟金融新“战场”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朝鲜战争期间，汇丰银行经历了十年的艰难时期。为了顺应时局剧变，汇丰银行的发展战略重心从中国内地逐渐转移到以香港为重心的亚太地区。这种转移不仅是汇丰的巨大转变，也是怡和、太古等其他大型英资财团的一次战略大调整。

对汇丰而言，香港与上海是它的两个支柱。如今，上海那一根支柱坍塌，中国内地的业务颗粒无收，香港因此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时刻关注着形势发展的汇丰，马上意识到了大批上海企业家到达香港的意义，也看到了广东移民涌入香港背后的时代变化。从这种历史的转变中，汇丰看到了香港经济的一种新的前景，以及它对于汇丰重建的深远意义。企业家创建工业需要借款，以购买土地、建立厂房、购买原料，而正在千方百计寻求盈利机会的汇丰，正好能够提供这种便利。于是，汇丰积极置身其中。1948年，汇丰首次对香港纺织业提供贷款。1950年，摩尔斯更是打破多年来的传统惯例，直接与来自上海的企业家打交道，向他们提供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

到1953年年底，香港已有三千多家工厂。除了最主要的纺织工业外，胶鞋、塑胶、灯泡等工业也开始稳步增长。汇丰在这一时期对香港进出口贸易融资中所获取的利润，已经抵消并超过了它丧失对中国内地贸易的全部损失。汇丰银行的资产也从1946年的9400万英镑迅速上升到1953年的2.2亿英镑。

摩尔斯不仅踏着香港工业化的步伐向前迈进，而且逐渐为汇丰找到了发展的新方向。摩尔斯开始将目光转向东南亚等地区。他在任内最后一次股东大会上向股东们致辞时说道：现在，“我们银行在中国的业务仅限于清理和撤退外籍职员……很自然，我们的注意力应主要集中到其他地区去”。

摩尔斯所指的“其他地区”，主要即是东南亚地区。对此，摩尔斯说：“确实，我们看到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中有着扩展对外贸易的巨大潜力。这个地区拥有差不多五亿人口……因此，这里有适当的活动空间，我们可以把精力和资源转移到这个地区去。”

就这样，汇丰银行逐渐在香港及亚太地区恢复和发展了它的银行网络。

从1946年摩尔斯回到香港，到1953年卸任总经理一职，摩尔斯获得了英国政府的肯定和香港政府的认同。1949年，作为香港政府行政会议成员的摩尔斯获授爵士勋。

摩尔斯的一生是辉煌的，战争让他幸运地出现在汇丰总经理的位置上。虽然中国内地不曾纳入他的金融版图，但香港的转型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他率领汇丰及时参与其中而获得重振提供了机会。当告别香港返回伦敦的那天，站在离开香港的轮船甲板上回望香港岛的摩尔斯，也许香港总督葛量洪十天前说的一句话，更增添了他衣锦还乡的成就感。那是在殖民地议会的立法会议上，总督葛量洪说：“下星期将离开这个殖民地的那位退休的人（摩尔斯），他可能是自（香港）光复以来对香港做的工作比任何个人都多的人。”

3　特纳：集团化运作的开始

1953年3月，特纳继摩尔斯出任汇丰总经理。如果说摩尔斯使汇丰银行适应了战后香港和亚洲的新需要，那么特纳更是一位将汇丰业务铺展开来的汇丰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特纳在1953～1962年出任汇丰大班。精力充沛的特纳，不仅投入大量精力改革了汇丰银行内部的行政后勤工作，而且轮流巡视着这个有着130多个分支行的金融王朝。作为香港行政会中的一名非官方成员，特纳与他的前任摩尔斯一样，曾被封为爵士。

在特纳任职期间，汇丰银行逐渐在香港建立起庞大而细密的银行网络。1946年，汇丰在香港的总分支机构仅有皇后大道中的总行和九龙分行；1948年旺角分行设立；1956年，北角分行开业。其后，汇丰银行相继在湾仔、西营盘、坚尼地城、香港仔、深水、荃湾、元朗、大埔、上水等地开设分行。到1961年，汇丰在香港开设的分行已经达到19家。

与此同时，汇丰银行在亚太地区的业务也顺利拓展。到1962年，汇丰已先后在十个国家设立了43家分行和办事处，包括东京、神户、大阪、横滨、西贡、金边、曼谷、仰光、加尔各答、科伦坡、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文莱、沙捞越、伦敦、汉堡、巴黎、纽约等城市。鉴于美国加州业务潜力巨大，特纳还于1955年在当地注册成立了一家全资附属公司——加州汇丰银行，总行设在旧金山，并在洛杉矶设有分行。在今天看来，设立全资子公司实在稀松平常，但在那时，却是汇丰历史上的头一回。

不仅如此，特纳在汇丰历史上的真正大手笔，是他在1959年一口气完成了对两家历史悠久的跨国银行——有利银行和中东英格兰银行的收购，从而不仅使汇丰声势大震、实力大增，也开启了汇丰银行集团化运作的新时代。

1853年成立于印度孟买的有利银行，比汇丰银行的历史还要长，在亚洲银行业中享有盛名。从它的英文名字“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 China”可以看出，中国是它的主要经营重点地区之一。早在19世纪50年代，有利银行就已经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分支机构，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之一。1857年，有利银行与亚洲特许银行（Chartered Bank of Asia）合并，成为英国皇家特许银行。1862年，它获准在香港发行钞票，从而成为一家在香港银行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银行。

1892年，有利银行改组为公众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放弃发钞特许，英文名称改为“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td.”。10年后的1912年，有利银行恢复发钞业务。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最后撤出上海的3家英国银行中，就有有利银行（另两家为汇丰和麦加利银行），上海外滩4号至今还留存着过去的“有利大楼”。

1959年，当这个有着超过一个世纪历史的“老字号”被汇丰吞并时，有利银行已有35家分行，在印度次大陆及马来亚等国家的业务基础尤其雄厚。

如果说汇丰收购有利银行，是消除了一个竞争对手，并进一步壮大了自己在香港、印度和东南亚一带业务的话，那么，它收购中东英格兰银行，则完全是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地区。汇丰借着收购中东英格兰银行之机，开始涉足中东金融市场。

1889年9月在伦敦创立的中东英格兰银行（现已改名为“中东汇丰银行”），同样有着辉煌的历史。它原称波斯帝国银行，最初是波斯帝国政府的往来银行。其创办人即世界著名通讯社——路透社的创始人路透。1899年，路透获得波斯国王授予的60年的银行经营权，可以发钞及担任波斯帝国的国家银行。这年年底，银行正式在德黑兰开业。到20世纪20年代，其分行已扩至26家。波斯改国号为伊朗后，波斯帝国银行于1935年改称伊朗帝国银行。20世纪40年代，为配合银行业在促进中东石油业发展方面的重要角色，该行在波斯湾地区遍设分行，包括科威特（1942年）、巴林（1944年）、杜拜（1946年）及马斯喀特（1948年），其后更扩展至贝鲁特（1946年）、大马士革（1947年）及安曼（1949年）。

1949年，伊朗帝国银行易名为伊朗及中东英格兰银行。此后因其业务退出伊朗，又在1952年将银行改名为中东英格兰银行。

1959年，中东英格兰银行被汇丰收购时，在沙特阿拉伯、亚丁、利比亚、沙迦、卡塔尔、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布扎比等地增设办事处，并于同一年重返伊朗。

特纳不仅完成了两次大手笔的收购，巩固住了汇丰在亚洲的版图，并为其日后的并购和集团化运作积累了经验，同时汇丰银行的资产大幅增加，银行继续大幅盈利，股东也获得不俗的分红。

只要对比一下收购前后汇丰银行的两组数字，就可以看出汇丰的发展有多么迅速。1958年12月，汇丰银行的全部资产为2.27亿英镑，完成收购后，汇丰的资产几乎翻了一倍，1960年12月合并完成后达4.45亿英镑。1958年支付股息120万英镑，1961年为237万英镑。对此，特纳颇为自豪地说：“在我任职时期内，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总数升至4.79亿英镑（特纳接任的第二年，即1954年为2.23亿英镑）。股息也几乎增加了一倍。股东在1952年12月31日领得的股息为20英镑，在1961年则是37英镑10先令。”

1962年，将汇丰推上一个新的高峰的特纳退休，随后返回伦敦。

4　收购恒生：桑特斯的“巨献”

作为驾驭汇丰这艘金融巨舰的“舰长”，它的每一任大班都非平凡之辈。特纳的接任者是获得过优异服务勋章和军事十字勋章的桑特斯（A.H.Saunders）。在桑特斯手中，汇丰银行迎来了它的100周年。桑特斯为它献上的厚礼，不只是汇丰的各项业务继续攀升，而且把香港迅速崛起的最大华资银行——恒生银行抓在了自己的手中，从而稳固了汇丰在香港的霸主地位。

作为华人银行的骄傲，恒生银行迅速崛起的历史曾经被人们津津乐道。

与汇丰成立时显赫的身世不同，恒生成立之初不过是汇集于港岛永乐街众多旧式银号中并不显眼的一家。其走过的道路也与汇丰迥然有别——恒生走的是一条旧式中国银号服务社会底层之路。

1933年3月3日，林炳炎、何善衡等11人挤在银号钱庄林立的永乐街一幢旧式建筑的一个小房间里，开始了恒生银行创业之旅，当时的实收资本不过区区10万港元。林炳炎、何善衡、梁植伟和盛春霖是这家银号的创始人，银号董事长由林出任，经理和副经理由何、梁分别担任。初期的业务主要是黄金买卖、汇兑及找换，走的是地道的中国传统路线，譬如仍然沿用算盘结算账目，账项仍然用毛笔书写在账簿上，并盖上银号的朱砂大印。

恒生银号创办不久，就以香港为基地将业务扩展至广州、上海等内地大城市。数年间，恒生稳步发展，业务渐上轨道。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内地各大城市殷商富户纷纷南下，有的急于把银元兑换成港币，上海、广州、汉口和香港之间的汇兑业务量因而急剧增加，早已在各地建立起业务网络的恒生银号因而生意兴隆。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恒生银号与其他同行一样，被迫暂停营业。林炳炎、何善衡等将资金调往澳门，并在那里与员工一道避居。

1945年，香港光复。林、何等人随即返回香港重整旗鼓，扩大店面规模，同时日后在恒生担任重要角色的利国伟加盟，负责处理海外黄金买卖。在战后香港经济迅速复苏、南北物资交流和汇兑等业务蓬勃发展下，恒生银号及时把握时机，再度在黄金买卖、汇兑和找换市场中大显身手。1946年，中国内战烽火再起，国民政府在内战期间大量发行金圆券、银圆券，货币大幅贬值。江浙及华南地区的殷商富户于是纷纷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外币、黄金。在这股抛售本国货币以求保值的汹涌浪潮中，香港金融业蓬勃发展。恒生银号有黄金及商品期货买卖高手何善衡在操盘，业务更是蒸蒸日上。

1949年2月，林炳炎去世，恒生银号改由何善衡任董事长，组成新的领导班子。1952年12月5日，恒生注册为私人有限公司，全面开展商业银行业务。

在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中，恒生银号的经营可谓独树一帜。它以服务民众为宗旨，面向香港的中小型工业企业和商行，面向市民。如果说汇丰银行走的是大客户的路线，那么恒生银号的目标客户则是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何善衡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自始至终本着顾客第一的精神，并时刻提醒员工，不论是草根阶层，还是劳苦大众，只要他们一踏进恒生银行，便成为我们的上宾。”

当时，香港一般市民及中小厂商仍觉得汇丰等大银行高不可攀，难以接近。恒生通过一系列富有中国人情味的周到服务，拉近了银行与社会大众间的距离，在众多银行同业中确立了独特的形象，赢得了顾客，赢得了市场。

恒生的新顾客多为广东籍制衣、玩具、塑胶、五金及电子业厂商，他们希望得到银行的信贷，但他们既无公司资产负债表，也无足够的抵押品支持所申请的贷款，可是恒生对此并不介意。不少早期得到恒生资助的小公司，后来都逐渐崛起为大公司、大财团，成为香港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骨干企业，恒生的业务也因而与它们一同成长。事情就这样相辅而相成。

1960年2月17日，恒生银号正式改组为银行。同年，先后在九龙油麻地和旺角等商业繁华区开设分行。其后，恒生积极在港九各区拓展分行网络。1962年，恒生银行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总资产达3.55亿港元，存款达2.96亿港元，银行员工达400多人。恒生不仅成为香港规模最大的华资银行，而且开始挑战汇丰在香港本地零售银行业务市场的垄断地位，成为其强劲的竞争对手。

然而，世事难料。仅仅三年之后，恒生银行即被汇丰取得控制性股权。

随着香港经济起飞，地产市道形成第一次热潮，带动银行业迅速发展，尤其华资银行日渐壮大。然而，一些华资银行经营策略冒进，不但大量贷款给房地产业，而且积极参与投机，造成流动资金严重不足。而当时香港并未建立起有效的银行监管制度，因而银行危机迅速酝酿并蔓延。恒生银行的溃败，根源正在于华资银行过快的膨胀与扩张。

1965年，是香港华资银行危机四伏的一年。[1]这年2月，一家深度卷入房地产交易的小银行——明德银号因流动现金短缺且无还债能力而被迫暂停营业，接着冒进有余、稳健不足的广东商业信托银行成为挤提风潮的第二个目标，其香港仔分行在2月6日突然发生大规模挤提。一时间，有关当地银行资金困难的谣言四起。惊恐万状的存户开始大量提取存款，挤提风潮迅速波及广安、道亨、远东、永隆等华资银行。发钞行汇丰和渣打银行分别宣布“无限量”支持恒生、永隆、远东、广安以及道亨等银行，港英政府宣布紧急规例并付诸实施，才使危机在10天后告一段落。

然而，3月中旬，挤提风潮再起。这次首当其冲的正是财务状况健全、服务忠诚并口碑载道、在存款和资产方面位居华资银行之首的恒生银行。等候提款的市民从中环的恒生银行总行，一直排到靠近天星小轮码头的干诺道海边。仅4月5日一天，恒生银行被提取的存款即达8000万港元之多。几天内，流失的存款超过2亿港元。面对危局，恒生银行董事局决定了三个解决办法：第一，结束恒生银行业务，进行清盘；第二，接受美国大通银行收购恒生的建议；第三，加入汇丰银行为该集团的成员。[2]时任恒生银行副总经理的利国伟获授权与香港财政司及汇丰银行主席讨论收购事宜。

事后，利国伟回忆说：“1965年4月9日，我获得董事会的授权，到皇后大道中的汇丰银行总行去，在那里花了大半天时间。他们希望购买百分之七十六的恒生股权，而我们则只愿意卖百分之五十一。他们对恒生的估价是六千七百万港元，我们的估价则是一亿港元。我坚守自己的立场，结果按我们的条件成交，不过那时是午夜了。”[3]一天后，汇丰以5100万港元的价格收购了恒生银行51%的股权。

苦心经营逾30年的恒生银行控制权就此断送，成为何善衡等恒生创办人毕生的憾事，何善衡为此痛哭了两个晚上。不过，他在出售当天仍亲自主持会议，并不断向员工解释，借此稳定军心。[4]

1965年发生在香港的金融恐慌，与1866年环球金融大恐慌时的香港相比，倒闭和受影响的银行此时并不比100年前严重，但是受影响的人群和厂商之多已非同日而语。大批银行持续数月的挤兑，万千存户辛苦积攒起的储蓄丧失，以及随着清偿力混乱而导致数百家厂商破产。而一波高过一波的挤兑风潮，几乎使形势失控，整个银行系统均受到威胁。

这场金融风暴中最大的赢家自然是汇丰银行，它不仅以极低廉的价格购入最宝贵的资产和业务，而且一举消除了香港银行业中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从而奠定了汇丰在香港银行零售业中的垄断地位。[5]

对于汇丰来说，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的确是其激情澎湃的年代。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汇丰收购了两家历史悠久的跨国银行——有利银行和中东英格兰银行，以及香港本地最具实力的华资银行——恒生银行。恒生银行控制性股权的获得，对扎根香港的汇丰来说，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多年以后，汇丰集团高层庞约翰和郑海泉在向笔者回顾汇丰一百多年的历史时，均认为汇丰发展最关键的正是这个时代。

[1]饶余庆：香港的银行与货币，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201～205页。

[2]缪炽宏：四十载政经生涯今回首——利国伟细说香港当年今日事，载：信报财经月刊，总167期，1991.2。

[3]利国伟爵士：银行与银行家，载白莎莉，胡德品：说吧，香港，170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

[4]冯邦彦：香港金融业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2年7月，117页。

[5]恒生银行归于汇丰旗下后，依然保持独立经营，业务继续快速发展，1972年在香港上市。1973年，恒生盈利达7100万港元，至1981年更增至5.75亿港元，8年增长了8倍，成为香港仅次于汇丰的最大商业银行。恒生的名字，更因其在1969年编制的“恒生指数”而深入民心、家喻户晓。

5　沙雅：商人银行获多利的成立

接任桑德斯成为汇丰大班的，是沙雅。在他担任大班的几年时间内，汇丰的业务保持原有惯性继续发展，盈利持续增长（见表5-1）。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股市红火的大背景下，汇丰的商人银行——获多利的诞生。

在沙雅于1972年接任汇丰大班一职时，香港股票市场正在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高潮。国际大的形势方面，年初尼克松访华，多年来磕磕绊绊的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国际格局为之一变；香港本地方面，港岛通向九龙的红磡海底隧道正式通车，港岛与隔海相望的九龙连为一体，经济实力迅速增强。香港内外，利好消息频传，股市热火朝天。大批企业乘机上市，更使气氛炽烈。诚如《星岛日报》于1972年11月18日刊登的一篇名为《最佳“掘金”工具》的文章所说：“最近香港股市的狂热，当真已发展到令人震惊的地步了。”

事实上，股市的升浪，早在1968年下半年即已初露端倪，1969年股市开始热浪滚滚，股价节节攀升。股票市场迎来“百家争鸣”的新时代：除原由英资或英国人把持的香港证券交易所之外，用粤语进行交易的远东证券交易所于1969年12月17日开业。随着股市的继续畅旺，1971年3月15日，金银证券交易所正式投入服务。证券交易所“三足鼎立”还不到一年，1972年1月5日，九龙证券交易所又宣布开业。

“四龙戏珠”局面的形成，加上股市涨势如潮，上市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股票市场的开放与成长，使商人银行获得大好的发展良机。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如企业上市、资产对冲、基金管理、并购融资、债券发行及股票报销业务的金融机构——商人银行（merchant bank）开始大行其道。

1970年，英国商人银行富林明公司（Robert Fleming ＆Co.，Ltd.）与怡和集团合资，创办了香港市场上的第一家商人银行——怡富有限公司。怡富创办后业务发展迅速，在收购合并领域异常活跃。1972年协助置地公司吞并牛奶公司，上演了一出置地公司收购牛奶公司的“置牛大战”，更是香港证券史上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

1971年，英国商人银行施罗德与渣打银行、嘉道理家族合资创办宝源投资有限公司。它在1972年1月设立的宝源信托基金，成为第一家在香港管理而投资全球各地的基金。

就像当年在香港成立零售银行展开经营的是一批总行在外地的银行一样，最先在香港成立的合资商人银行，其背后也总是有一家总部在香港之外的英国公司。

1972年，汇丰银行创办的获多利有限公司开始崭露头角。一年多以后，获多利迁往当时香港乃至亚洲最高的建筑物——康乐大厦（即现在的怡和大厦），正式作为汇丰银行的一家全资附属公司独立运作，主要经营证券包销、企业顾问、企业管理及收购合并、金融投资，以及中长期贷款等业务。[1]

与怡富在股市并购业务方面大放光芒不同，获多利的表现一开始并不活跃，更没有直接与怡富展开竞争，但作为一家本地色彩浓厚的商人银行，正像汇丰本身一样，除了与英资财团关系密切之外，与部分新崛起的华资财团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在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包玉刚和李嘉诚收购九仓与和记黄埔等著名商战中显露锋芒。

[1]1973年，汇丰购入伦敦历史悠久的商人银行Antony Gibbs的部分股份。沈弼接任汇丰大班后，于1980年取得该商人银行全部股权。

6　买办：汇丰成功的重要元素

在汇丰银行开业100周年的1965年，有一个“汇丰人”的退休，宣告了汇丰经营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就是汇丰银行的最后一任买办——李纯华。

昔日外资银行或企业在华经营展业，不可或缺的人物便是买办。在汇丰100年的成功经营中，买办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当外国洋行和银行初来中国时，由于言语不通，经商手法迥异，必须有熟悉外语和知晓商事的中国人助其扩展业务。一般说来，主要靠制度办事的西方，与除了法规之外更多靠人际关系运转的中国有别，因此买办一职不仅参与洋行或银行的内部业务操作，更要具备广泛的人脉和熟悉当地行情。当上外国洋行或银行买办的人，多半是知晓外语和熟悉中外商业运作以及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中介人物。这些被称为“中西之间的桥梁”的买办，是外国洋行和银行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元素。

有历史学家认为，一个理想的买办所应具备的条件：（一）他应该是那些既熟悉外语和中外商业惯例，又拥有丰厚资产、在华人圈内有广泛业务和社会联系者。（二）必须具有廉正的名声，能够提供安全可靠的保证人。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他直接管辖大笔钱财，能够给他所担保的生意提供极大的方便。

（三）最重要的是，买办对中国商界要有完全的了解，对各种商号的财政实力、市场状况、对当地办事处和它们海外分支机构及与它们有商务关系的公司，对贸易商行里合伙人的个人财政状况等，也知道得一清二楚。[1]

汇丰银行的买办，虽然不都是“理想的买办”，但却都是些极有能耐的“神通广大者”。

汇丰在香港的第一任买办，是来自有着长期经商传统的广州黄埔的罗伯常（1865～1877年在任）。关于他在香港的地位根基和经营实况，人们所知不多，只知道在汇丰银行成立时，罗伯常入有股份，同时通过一份罗伯常在1877年2月5日去世前两天立下的遗嘱，知道他经济实力雄厚，持有钱庄、金铺、数家保险公司以及香港《循环日报》的股票。罗伯常去世后，其子罗鹤朋继任（1877～1892年在任）。父死子继或亲戚接任在买办职业中司空见惯，因此在晚清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买办世家”。

第三任买办刘渭川（1892～1906年在任）和第四任买办刘泮樵（1906～1912年在任），则来自买办名家辈出的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由于香山靠近澳门，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与葡萄牙人有接触，因此这里被称为“买办的故乡”，著名的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均出自这里。有着亲戚关系的刘氏两买办，在香港有着庞大的家族联系，在汇丰的买办部门里，也有相当数量的亲朋好友。因为买办部门里的跑街、货币鉴定员、出纳、会计和文书等员工，由买办自行聘用或解聘，买办须对买办间的华籍员工负责——既付工资给他们，也承担由他们造成的损失。因此，职工队伍大部分由个人推荐或由私人相识而招来，许多雇员间也多有亲戚关系。

第五任买办何世荣（1912～1946年在任），来自香港最显赫的家族——何东家族。何东当年进入怡和洋行买办部门任助理时，年仅18岁，几年后便成为怡和洋行首席买办。接着，其弟何福、何甘棠继任。何世荣为何福所生、何东领养。原先在沙逊洋行担任买办的何世荣，由其养父何东提供30万元担保金后，当上了汇丰银行买办。

来自欧亚混血家庭的何世荣，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在香港有着传统的庞大家族联系，其家族关系网络建立在香港的欧亚混血儿家庭之间，因而各个主要洋行或银行都有何家的人出现。何家在香港的第一代在怡和洋行担任买办，第二代则扩展至其他公司。除了何世荣在汇丰银行担任买办外，其兄弟分别在不同的洋行或银行任职，如何世耀是有利银行买办，何世光继何世荣当上沙逊洋行买办，何亮在怡和洋行任买办，何世基为利安洋行买办。

在日本占领香港期间，何世荣备尝艰辛，并一度身陷囹圄，饱受日本人虐待，最后在香港光复后的1946年，拖着病残之躯去世。汇丰银行第二买办唐宗保接任，成为首席买办。1953年，唐宗保去世后，买办之职由李纯华担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易时移，买办制度日渐过时。战前用毛笔誊写的分类账目，在战后改用钢笔和墨水；战前在计算时使用的算盘，战后换成了计算器。买办制度成立的一个最主要理由——语言障碍也开始消失，会说英语的职工不断增加，致使买办在特别部门里的需要日渐减少。汇丰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已经撤离，在香港和海外，华人和西方人做生意的方式、方法也日渐趋同。

在香港，“买办”这一称呼于1960年被“华人经理”一词取代，华人业务和其他业务之间已没有多大区别。因此，李纯华既是汇丰第一个“华人经理”，也是汇丰最后一个“买办”。五年后，李纯华退休，买办制度彻底退出汇丰银行。

在汇丰撤离中国内地前，内地曾经是其最主要的经营区和利润来源地。在这里，中国特色更浓、与政府和方方面面的关系更加复杂，买办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这从汇丰在内地的最大分行——上海分行的买办可见一斑。

汇丰银行上海的首任买办是来自绍兴的王槐山。为人重情讲义的王槐山在钱庄跑街多年，在成为汇丰首席买办之后，为汇丰银行的业务拓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也借此赚得大把银子，并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在为汇丰银行向清政府提供的“福建台防借款”中，因为解了清廷燃眉之急，他和跑街席正甫一道获赐四品顶戴，赏戴花翎，一跃成为“买办大人”。在当了多年汇丰买办后，王槐山见好就收。汇丰买办一职于是由苏州洞庭东山人氏席正甫担任。

与王槐山不同，席正甫担任汇丰买办32年，不但成就了一个庞大的“买办世家”，也成为上海乃至全中国财政金融界的显赫人物。

从江苏东山来到上海租界闯荡世界的席正甫，在加入汇丰前，曾在其舅沈二园开办的钱庄里做事。此时，他的哥哥席嘏卿已经在麦加利银行做会计。当席正甫在钱庄积累了一定经验后，加入汇丰买办间当跑楼。办事干练、善于与人打交道，以及在汇丰向清政府提供贷款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席正甫赢得了汇丰的好评，从而在王槐山离开后接任买办一职，开始了一家三代与汇丰半个多世纪的合作。

席正甫事业的高峰，出现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解决对日巨额赔款而向外资银行借款时期。汇丰银行与德华银行联合与清政府谈成了“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席正甫居间出了大力，既为朝廷解决了难题，也为汇丰银行赚得了巨额利润。席正甫的表现既让汇丰银行满意，也让清廷赏识，因而被清廷赐二品顶戴，并赏穿黄马褂，成了“红顶买办”。

席正甫受汇丰赏识，原因之一是他在官场的人脉，既与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封疆大吏过从甚密，也与盛宣怀关系密切，与1901年出任上海道台的袁树勋甚至还是结拜的把兄弟。

席正甫担任汇丰买办后，与许多钱庄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投资关系，并在1887年与同乡合办了著名的协昇钱庄。同时，席正甫也将一些钱庄的做法运用到了汇丰银行中。席正甫之子席立功多次与他人合开钱庄；席正甫之孙席季明于民国时期在上海当钱庄经理，并一度出任上海钱业同业公会主席。

在新式银行方面，席正甫曾在盛宣怀筹办中国通商银行时助过一臂之力，对筹建清朝的国家银行——户部银行也曾出谋划策。在他去世的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席正甫的几个儿子要么先后入股，如长子席立功陆续开办过几个股户；要么担任职务，如做过宝信银行买办的席正甫第三子席裕光担任户部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席裕光的弟弟席聚星和哥哥席裕昆也分别担任过户部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和大清银行营口分行经理。席裕光的两个儿子席德懋、席德柄则是民国时期上海金融界的显赫人物，前者1928年担任新成立的中央银行发行局副局长，及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经理等要职，与宋子文关系密切；后者则担任过中央造币厂厂长。不仅如此，20世纪20年代后，席氏子弟还开办过惠丰储蓄银行、上海纱业银行、中国商业银行等新式银行。

席正甫担任买办的时期，既是在华外资银行买办的全盛时期，也是汇丰银行在华的全盛时期。就像何东家族在香港编织了一张买办“关系网”一样，席正甫在长期的买办生涯中，也编织起了一张上海金融界的“关系网”：[2]其三弟席缙华是有利银行买办，胞侄席锡藩是华俄道胜银行买办，麦加利银行的买办王宪臣是其侄婿，花旗银行买办王俊臣又是王宪臣的胞弟，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买办叶明斋则是席缙华的女婿，华比银行和日本三菱银行的买办也都是席家的亲戚……

此前上海银钱业基本由来自浙江绍兴的“绍兴帮”把持，这时则多了个实力和能量都不容忽视的“洞庭帮”。因此当时上海金融界甚至有句流行语：“‘绍兴帮’再狠，碰到‘山上帮’（山上指苏州洞庭山）也要忍一忍。”

席正甫去世后，汇丰买办由其长子席立功于1905年继任。席立功聘用有利银行跑楼龚子渔任汇丰跑楼。这对拍档所经历的时期，是从清朝末年至北伐战争胜利之前。汇丰银行对当时中国的财政和金融仍有相当的影响，他们在汇丰借款给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过程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有外国人评论席立功担任汇丰买办期间“益使汇丰事业发达”。

1922年，席立功将买办一职传给长子席鹿笙，是为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第四任买办。当席鹿笙接任汇丰买办一职时，席家已经积攒了巨额财富。席鹿笙在上海滩作为花花公子的名声远胜于他的买办职业。喜好声色犬马的席鹿笙生活奢侈，并与人合伙开过跑马厅。在担任汇丰买办7年后，因争风吃醋而被仇家暗杀，从而结束了席家出任汇丰买办的历史。年逾古稀的龚子渔就任汇丰上海分行第五任买办。几年后，龚子渔病故，其子龚星五继任第六任买办。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汇丰被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接管，英籍职员大多被扣、华籍职员转为正金银行所用，龚星五遂成为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买办。抗战胜利后，他恢复汇丰买办职务。1949年年初，龚星五远去南美洲，买办一职由其侄龚振方代理，这便是汇丰上海分行的最后一任买办。随着汇丰撤离大陆（内地），龚振方也来到了香港。[3]

[1]施其乐著，宋鸿耀译：历史的觉醒：香港社会史论，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第79～104页。

[2]席氏家族不仅编织了一张外资银行买办网络，在钱庄和中国现代银行中也同样不乏其人，从而打通了外资银行、钱庄和中资银行三种金融机构的经脉，展现了上海金融界的新图谱。

[3]树棻：权倾朝野的银行买办，信报财经月刊，总229期，1996年4月；郭太风：汇丰银行在上海，淘金旧梦：在华洋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2001，148～160页；马学强：江南席家，商务印书馆，北京，2007。

7　香港根基：与大财团的关系网

随着香港由转口港转型为工业化城市，靠转口贸易而繁荣发展的洋行，也开始了优胜劣汰与整合。在激烈的收购兼并战中，数家实力雄厚的英资洋行崛起，逐渐发展成垄断香港经济命脉的综合性集团公司。其中最知名者，便是号称“英资四大行”的怡和洋行、和记黄埔、太古洋行和会德丰。

汇丰银行不仅跟上了香港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步伐，而且作为这批英资财团的金融后盾，与之密切结合，形成了垄断香港经济的强大势力。

汇丰与怡和的关系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它们在竞争中继续保持着合作。此时，怡和洋行在香港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香港股市从1968年由弱转强并持续攀升至1973年年初，经历了一个长达5年的“牛市”期。1968年年初恒生指数仅为66.92点，到1973年3月9日（星期五）升至1774.96点历史高位。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即3月12日（星期一）股市滑落，长长的“牛市”宣告结束。至圣诞节前一天（12月24日），恒生指数跌至400点。股市崩溃，满目疮痍。

怡和很好地顺应了这轮股市涨跌潮。在1972年的股市升浪中，怡和旗下的置地公司吞并牛奶公司一战，成为当年最著名的并购案。1973年股灾过后市场一片沉寂之时，实力雄厚而谙熟股市运作的怡和大班，已经在乘市道低迷而不动声色地趁低吸纳，为收购合并铺路。在随后的几年里，怡和在香港展开了一系列的收购活动：1974年通过九仓收购天星小轮公司、香港电车公司，1975年由怡和收购香港实力雄厚的建筑及土木工程公司——金门（香港）有限公司，同年再以换股方式及现金收购经营汽车销售的仁孚行。置地公司甚至在筹划收购另一英资大行会德丰，只是最后双方未达成协议而作罢。

在地产业方面，最繁盛的维多利亚港两岸——港岛中环和九龙尖沙咀最引人注目的地盘，分属怡和的两家联营公司——置地和九仓。1970年，置地以2.58亿港元创历史纪录的高价投得中区一幅新填海地段，3年后建成当时香港及亚洲最高的建筑——50层的康乐大厦。1974年，置地又宣布斥资6亿港元，展开为期十年的雄心勃勃的中区重建计划。这时的置地，俨然就是香港地产“皇冠上的明珠”。与此同时，怡和另一家联营公司九仓则在维多利亚海港对岸的尖沙咀地区进行同样的地产扩张。其中，被誉为“亚洲最庞大及成功的综合商业中心”海港城，拥有海洋中心商场、海运大厦商场和海港城商场3个相连的商场，内设香港酒店、马可孛罗酒店和太子酒店等3家一流酒店，以及酒楼舞厅和一批高级写字楼及住宅物业。九仓成为尖沙咀地区赫赫有名的“地王”，与港岛中区的置地并驾齐驱，分列维多利亚海港两岸，遥相辉映。

在金融业方面，怡和的实力和影响也在不断增强。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香港的金融业差不多全由经营零售银行业务的商业银行组成。进入70年代，随着地产、股市的兴旺，香港金融业趋向多元化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包括商人银行、财务公司、证券经纪行纷纷成立，香港逐渐演进为亚太金融中心。因应经济形势的转变，怡和加强了其在金融业方面的发展。1970年，怡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伦敦著名商人银行富林明公司合资兴办怡富有限公司，开创了怡和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投资银行业务。1972年以换股方式将它在远东投资公司所占的股份增加到42%，并改名为怡和证券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证券买卖及投资。同时组建怡和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加强在香港的保险业务。

20世纪70年代以后，怡和集团旗下拥有附属及联营公司近400家，经营业务遍及进出口贸易、金融保险、零售业、房地产、码头仓储、航运、航空、旅游、酒店及公用事业，被称为“规模宏大，无远弗届”。

面对如此呼风唤雨的怡和，汇丰与之进行了多项合作。1974年，怡和与汇丰换股，汇丰持有怡和5%的股权，怡和则持有汇丰3%的股权。与此同时，汇丰与“英资四大行”中的其他三大洋行也都关系密切。如1969年，汇丰与会德丰、和记合作，共同投资兴建贯通港岛至九龙的海底隧道。1971年，汇丰收购太古旗下国泰航空25%的股权，与太古一道成为国泰航空的两大股东。

在与华商关系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后，汇丰根据香港华商势力崛起的形势调整了策略。在继续加强与英资大财团密切联系的同时，积极扶助精明进取的华商在纺织、航运和地产等行业的发展，希望形成一批扎根香港的华资大企业，维持香港的稳定发展，并建立汇丰在华商中的基础及巩固汇丰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著名船王包玉刚的崛起，便与汇丰银行建立的密切关系相关。

在中国内地有着10年银行经历、并担任过上海银行副总经理的包玉刚，1949年移居香港。6年后的1955年，包玉刚看好当时世界航运业前景，创办环球航运有限公司，并斥巨资购入一艘28年船龄的燃煤旧货轮，改名“金安号”，迈出了创办环球航运集团的第一步。

在对“金安号”经过一番整修后，包玉刚将其租予日本山光汽船公司。当时航运业的传统做法是“计程租”，即根据货主需要将货物运到某地，然后根据这一航次结算运费，但包玉刚第一次租船便是“长租”，即把船在一定时间内租予某一固定客户。当时，一些同行对其将船以较当时计程租低的租价长期租出颇不以为然，但包玉刚自有其算盘：把船租给信誉卓著、财政可靠的租户，凭借长租以获得稳定的租金，继而由租户银行开出信用证，从而取得银行贷款，再增购船只、扩充船队。投资巨大的航运业，如果没有银行做靠山，仅凭自己赚来的钱发展谈何容易，但在当时要找银行贷款买船又谈何容易。选择长租办法，并注意租约保障，正是为取得银行贷款增购船只而开创的“一个租船的新趋势”（包玉刚语）。

早期，环球航运公司的船只大部分以“长租”的方式租予日本的航运公司，日本经济的勃兴使包玉刚的船队迅速扩大。包玉刚用所谓“三张合约”的策略，即用租船合约去取得银行贷款合约，再以银行贷款合约去签订造船合约，迅速扩大航运业务。在贷款方面，包玉刚成功说服当时担任汇丰银行会计部主任的桑特斯，打破了汇丰当时因风险过大“不可借贷给轮船公司”的戒条而取得贷款。多年以后，包玉刚回忆道：“那时香港这位银行家朋友（桑特斯），对我的成功深为佩服，他的银行不但根据船价加上租赁价值贷款给我，而且开始跟我建立合作关系，后来更扩大到若干成功的合作事业，我也成了该银行的第一位华董。”

20世纪60年代初，桑特斯出任汇丰银行主席后，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到共同投资。从1964年起，汇丰开始大规模投资于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先后与环球航运组成环球巴哈马航运有限公司（初期占33.3%的股权，后增加到50%）、环球航运投资有限公司（占45%的股权）及环球国际财务有限公司（占37.5%的股权），汇丰成为环球航运集团的主要股东。在汇丰的支持下，环球航运集团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级的航运集团。1971年，包玉刚应邀加入汇丰董事局，成为首位华人董事。

据估算，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汇丰在环球航运集团的投资约占近半数股权，由此可见双方关系之密切程度。而此时，包玉刚也已成为香港华商首富。1976年，美国《新闻周刊》以包玉刚为封面人物，称其为“海上之王”。

除了来自上海的包玉刚之外，汇丰还在鉴别新的华人英雄。汇丰已经注意到，迅速成长的房地产市场正在成为香港商界的主战场。这时，来自广东的李嘉诚跃入了它的眼帘。

1928年出生在广东潮安的李嘉诚，11岁时因日军侵华而随父母南迁香港。14岁父亲病逝后，他辍学外出谋生，从塑胶产品推销员到自己创办塑胶厂，再到成为远近闻名的“塑胶花大王”，靠着不懈的努力和打拼，李嘉诚在香港商界崭露头角。

三十而立之年（1958年），李嘉诚看好香港地产业前景，开始涉足其间。不过，李嘉诚大力出击房地产市场，则是在10年之后的1967年。当时，香港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发生暴动，港英政府实施戒严，一时之间，风声鹤唳。一些财团因不看好香港经济的前景而纷纷将资金移出，贱卖手中的物业和地皮，致使地价、楼价和股市纷纷掉头向下。

成功正是来自于对大势的准确判断。李嘉诚认为，混乱的政局并不会长久，香港的将来依旧光明。于是李趁香港地产陷入低潮，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人弃我取，大量收购价格低廉的地皮物业，从而奠下日后在地产界大展宏图的基础。1971年6月，李嘉诚创办长江地产有限公司，全力发展香港的房地产业。1972年8月，公司改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在香港上市。趁着地价低迷之时，长江实业集团在1973年先后五次发行股票，集资三千多万港元，购入多处优质地皮。

1977年，长江实业与当时的地产“巨无霸”——置地公司争夺地铁中环及金钟站上盖物业发展权，并一举击败包括置地在内的三十多家地产发展商，更使李嘉诚名声大噪。事实上，这一结果已经显示出香港的华资财团不断抬头，英资势力日渐式微。当日后新兴华资财团与老牌英资大行之间展开激烈的角力时，汇丰银行的立场开始出现微妙变化，根据利益的分化组合，汇丰的天平有时向华人倾斜。

第六章　蜕变：环球金融帝国初具规模

沈弼费尽心思，一方面维持香港的事业，另一方面力求在世界各地分散。

——《信报财经月刊》第7卷第1期

1977年9月，在汇丰一步一个脚印地干了28年的沈弼，接替沙雅成为汇丰银行主席。在强调整体利益大于个人价值的汇丰历史上，沈弼是其中少数极富个性的大班之一。

1927年5月出生的沈弼，18岁时前往印度服役。1948年，退役后的沈弼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了在汇丰的职业生涯。之后，沈弼先后被调派到日本和新加坡分行任职，1967年返回香港总行长驻，此后逐级晋升，直至主席。

为人严肃而略为保守的沙雅，在其被人们称为“不思进取”的5年任期（1972～1977年）内，使汇丰渡过了它的巩固期。等到冲劲十足的沈弼上台，汇丰立即“扩军备战”，部署其亚洲、美洲和欧洲业务各占其一的所谓“三脚凳”（three legged stool）战略。

沈弼所做的轰动国际金融界的事件，屈指算去，一是把汇丰手中拥有的“英资四大行”之一——和记黄埔1/4的股权售予李嘉诚，使后者成为华商“入主英资大行第一人”；二是在“洋行之王”怡和与“世界船王”包玉刚争夺九仓控制权一役中，借款15亿港元助战包玉刚；三是向美国拓展，着手收购美国第十三大银行——海丰银行；四是向欧洲进发，出大价钱企图吞并苏格兰皇家银行。

事实上，沈弼作为香港行政局、立法局议员，汇丰作为港府的首席金融顾问、香港的“准中央银行”，汇丰在香港的地位稳固之极。而在香港即将进入历史的转折期时，沈弼敏锐地看清并把握住了时代的发展潮流。在香港及亚洲站稳脚跟的同时，进军欧美，使汇丰开始由一家地区性银行蜕变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帝国。

1　香港华商的崛起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不可一世的英资洋行根基松动，华商势力乘势兴起。香港的脉搏总是随着中国内地的命运而跳动，无论是它当初的被割离，还是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发展。长达十年的“文革”的结束，一路坎坷走来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发展。70年代末，中国在毗邻香港和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等地设置经济特区，香港与内地中断二十多年的经贸联系迅速恢复。中国内地种种政治、经济举措无疑直接或间接影响着香港原有势力的平衡。中国发展的强劲脉搏，备受压抑的香港华人、华商最容易感受得到。

受此鼓舞，日渐坐大、雄心勃勃的新兴华资财团，开始向信心不足的老牌英资财团发起正面挑战。就这样，香港金融史上数场惊心动魄的收购战拉开帷幕。

从1977～1986年的十年间，一百多年来英资财团在香港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势，遭到了正在崛起的新兴华资财团的挑战。青洲英坭、九仓、香港电灯等赫赫有名的老牌英资上市公司先后被华资财团收入囊中，声名显赫的英资“四行”中的两家——和记黄埔和会德丰也同样被华商折翼收编，剩下的两家，“洋行之王”怡和旗下的九仓被夺、置地被围，仅剩作风保守的太古在风雨中飘摇。英资财团不可战胜的神话随风而逝，香港经济开始进入新的拐点，这是一个华商崛兴的时代。

华资财团在香港从受压制、被支配到逐步崛起，英资财团从称雄香港到从巅峰滑落，正是时代转变的缩影和大国兴衰变化中的一个细节。

随着香港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华商积极投身于各个制造行业，从纺织扩展到制衣、塑胶、电子、玩具、钟表等行业，华商在香港经济最重要的行业——制造业中取得统治地位。地产业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华资地产商通过将公司上市、发行新股筹集庞大资金，积极进取、生机勃勃。以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合和实业、恒隆集团等“地产五虎将”为首的新兴华资地产商群雄四起、光芒四射，令置地等老牌英资公司相形失色。航运业方面，“世界船王”包玉刚旗下的船舶往来停靠于各大洲的港湾。另一航运巨子董浩云旗下的“海上巨人号”，则作为全球最大的超级油轮航行在世界各地。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环球航运、东方海外、华光航业、万邦航运为主力的华人航运公司，已远远超过香港英资财团的航运力量。

这段时期，有过从中国内地撤离经历的英资财团，对香港这个“借来的时空”心存戒备，担心香港迟早会归还中国，因而在投资上采取“分散风险”策略，如英资“四大洋行”中，怡和抽调庞大资金收购英国、美国、南非、中东的公司，将鸡蛋分放在各大洲的不同篮子里；会德丰则全力发展航运，把“资产漂浮在公海上”，以策万全；太古也全力发展航空，把资金变成“会飞的资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怡和与李嘉诚等华商在地产业方面的进退形成鲜明对比。怡和集团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面临新一轮增长周期时，却大举投资海外，结果不仅泥足深陷，而且处处触礁，导致元气大伤。到了80年代初期，香港地产出现泡沫、面临大幅调整时，怡和旗下的置地却又一反常态大肆扩张，结果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而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等华资地产商则把住了香港地产业循环盛衰的命门，在地产低潮时大举购入土地储备，再在地产繁荣期陆续推出楼花或楼宇，一买一卖之间赚取到巨额利润。

会德丰的约翰·马登与环球航运的包玉刚，对世界航运业及香港地产业循环周期的判断也同样别有意味。著名地产商会德丰旗下的地产公司拥有港岛中区贵重物业和大批土地储备，然而其掌舵人马登看淡香港经济的前景，在地产高潮时大量抛售物业，套取资金去发展即将面临严重衰退的航运业，结果在世界航运低潮的袭击下无法自拔。而号称“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却在表面繁荣的航运景观中毅然“弃舟登陆”，结果不但成为避过世界航运业大灾难的幸运者，而且成功建立起庞大的陆上王国。一进一出之间，结果同样有天壤之别。[1]

这些在香港地产业及世界航运业里盛衰成败的案例，看似是单纯的对市场把握和判断的问题，实际上是对英、中两国大势变化的研判和对香港前途有无信心的具体表现，从而直接影响着他们各自对香港经济周期的把握。

1980年12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载文分析这种转变时写道：“对香港的非华人来说，过去一年并不好过，他们既不能像华人企业家一样感受到北京政治和经济动向的改变，也不能像华人一样对香港的产业具有信心，这种信心需要一种安全感和快速牟取利润的机会主义同时支持……金钱、信心和民族主义在过去两年所起的作用，已根本地改变了香港向来的势力均衡。”

香港“九七”回归问题浮现后，英资财团的安全感及信心更显脆弱。华资财团对老牌英资上市公司的收购战，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揭开了序幕。而在这番刀光剑影的争夺中，汇丰银行的立场引人注目、耐人寻味。

[1]冯邦彦：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283～284页。

2　李嘉诚入主和黄

沈弼出任汇丰银行主席的十年（1977～1986年），正是中国内地发生巨变的十年。

1977年，当沈弼升任汇丰银行主席时，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在经过五年的高速成长后羽翼渐丰，尤其是在香港中区最繁华地段的地铁中环站和金钟站上盖物业发展权招标竞投中，在众多财团中突围而出，击败老牌地产公司置地，一时被誉为“华资地产界的光辉”。

李嘉诚的确称得上目标远大、目光如炬。这时，香港地产市道已升至高位，而同期内股市却显疲弱，九仓、青洲英坭、和记黄埔等一批优质英资上市公司市值普遍低于其资产账面净值，并且拥有庞大的土地储备，潜质优厚，加上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不稳，因而早已被李嘉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也就在1977年，李嘉诚牛刀小试，以2.3亿港元收购了拥有中环著名的希尔顿酒店（现在的长江实业总部大楼所在地）的美资永高公司，开创了香港华资公司吞并外资企业的先河。

初试锋芒之后，李嘉诚将矛头指向了怡和旗下的九仓。

20世纪70年代以后，九仓先后收购天星小轮、香港电车以及海港企业51%的股权，并在寸土寸金的尖沙咀海旁，九仓拥有极具发展潜质的大片土地，其时陆续兴建了海运大厦、海洋中心及海港城等贵重综合物业，成为尖沙咀赫赫有名的地王。但是，九仓为筹集发展海洋中心及海港城的庞大资金，曾先后多次发行新股及送红股，致使股价偏低，股票大量流入散户手中。而九仓兴建的商厦主要以出租为主，现金回流慢，盈利增长低，与大幅飙升的香港地价形成强烈反差，与地处繁华商业区、寸土寸金的尖沙咀的反差尤其强烈。

于是，李嘉诚不露声色地大量购入九仓股票，从每股十多港元一直买到每股三十多港元，共吸纳了约2000万股，几占九仓已发行股份的20%。这时，市场上开始流传李嘉诚有意收购九仓。

当怡和集团惊觉李嘉诚的行动后，开始部署反收购战。无奈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大规模投资海外，导致盈利不佳，资金短缺。为了使九仓不落入华资之手，怡和虽然在股票市场上以高价增购九仓股票，但不断攀升的股价让怡和不堪重负。而就在这时，市场上又传出更具声望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有意于九仓。

无奈之下，怡和转向同是英资的汇丰银行求助。1978年7月，汇丰银行应怡和要求，找李嘉诚商谈，沈弼正式出面请李放弃收购。

拿下九仓当然会使李嘉诚如虎添翼，但汇丰银行的加入，包玉刚的有意，九仓股票已升至高位，如果急流勇退，并顺水推舟，则既可使自己与汇丰以及包玉刚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又可在股票的买卖中获取巨资以再作他想。在权衡利弊之后，7月26日，李嘉诚毅然将所持九仓股票转售给包玉刚，长江实业收购九仓计划就此鸣金收兵。

随后，李嘉诚转手不露声色地吸纳另一家老牌英资公司——青洲英坭的股票。1979年，李嘉诚持有青洲英坭43.6%的股权，顺利出任青洲英坭董事局主席。

1978年10月1日，李嘉诚受邓小平邀请，出现在天安门的国庆典礼上。1979年，李嘉诚当选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董事，显示其在中国中央政府心目中的地位正迅速上升。信心十足的李嘉诚开始将其下一个目标对准了英资四大行之一的和记黄埔。

和记黄埔的前身，是1860年创办的和记洋行与1863年创办的黄埔船坞。此前不显山不露水的和记洋行，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崛起。在1968～1972年的大牛市中出尽风头。1969年，和记国际收购了著名的黄埔船坞30%的股权。1970年和1971年，和记国际又相继成立了和实有限公司与和记地产有限公司，并将它们上市，进一步壮大了和记集团的声势。和实有限公司成为和记集团内业务范围最为广泛的上市公司。上市后发展迅速的和实，更在1973年股市高潮之际成为光芒四射的新星。同年3月，和记国际的市值高达72.43亿港元，其经济实力超过沉雄稳健的太古洋行，在英资四大行中仅次于怡和，名列第二。

然而，1973年股市跌落时，和记国际却依旧未停止扩张步伐，仍然大量借贷作投资活动，尤其是借入瑞士法郎，从而埋下日后危机的导火索。

1974年12月10日，恒生指数跌至150点低位。和记国际受到系内各上市公司股价大幅贬值和瑞士法郎大幅升值的双重打击，财政困难迅速表面化。1974年年底，和记股价从高峰期的每股44港元跌至1.18港元，整个公司市值跌至3.4亿港元，仅相当于1973年3月全盛时期的4.7%，和记国际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之中。

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975年9月，和记国际召开股东大会，董事局要求股东供股1.75亿港元，以缓解公司的财务危机，然而这被汇丰银行所代表的股东否决。这时，和记国际的债主正遵循法律途径要求其清盘。别无选择，董事局被迫听从汇丰的建议，由汇丰协助注资1.51亿港元收购和记国际33.65%的股权，以解燃眉之急。

和记国际的控制性股权落入汇丰之手，其董事局重组。这是汇丰继1965年“救援”恒生获半数以上股权后，又一次因救援而获得1/3股权的丰硕成果，但因《公司法》和《银行法》规定银行不得从事非金融业务，汇丰不可以长期控制和记，因此当时汇丰承诺，一旦和记国际恢复赢利，它将出售和记国际，这便为日后李嘉诚入主和记埋下了伏笔。

1975年11月，汇丰邀请有“公司医生”之称的韦理（W.R.Wyllie）出任和记国际董事局副主席兼行政总裁。韦理不负众望，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止住了亏损。1976年，和记获得超过一亿港元的综合溢利，并恢复向股东派息。

1978年1月3日，在汇丰的策划下，和记国际与黄埔船坞合并，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取代和记国际的上市地位。这时，和黄集团共辖有和记黄埔、屈臣氏、均益仓等8家上市公司，经营业务遍及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船坞、货仓和交通运输、地产、建造业以及投资业务。

持有和黄股权的汇丰，一直在物色能接收其出让和黄股权的合适人选。对此，李嘉诚适时而动。就在和黄经历了大起大落并缓慢恢复元气之时，李嘉诚与汇丰主席沈弼及汇丰首位华人董事包玉刚频繁接触，与汇丰就收购和黄股份事宜洽商。

1979年9月25日下午4时，在沈弼主持下，汇丰银行董事局召开会议，商讨将和黄股份出售给李嘉诚的事宜。两小时后，会议结束。董事局同意沈弼提出的将和黄普通股出售给长江实业的建议。随后，李嘉诚和汇丰正式签订收购合约。[1]

当晚11时30分，李嘉诚在长实集团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长实与汇丰已达成协议，以每股7.1港元的价格，收购汇丰银行手上9000万股和黄普通股，约占和黄全部已发行股份的22.4%，成为和黄大股东。根据协议，长江实业立即支付总售价6.39亿港元的20%，余额的一半在1981年3月24日前支付，其他可延迟支付，不超过两年。就这样，首家英资大行落入华人之手。

消息一出，第二天香港沸腾，舆论连篇累牍刊登这一事件并发表评论。李嘉诚“超人”称号不胫而走，大批投资者入市抢购和黄、长实和汇丰股票。当天收市时，和黄股价由上个交易日每股5.85港元升至6.85港元，升幅达7.1%。长实和汇丰的股价分别升了8.1%和5.5%。

汇丰银行事后没有解释为何向李嘉诚开出如此慷慨和优惠的条件。事实上，就是长江实业向汇丰银行即时支付的收购和黄总售价20%的首期，也是在一天前由汇丰银行主席沈弼亲自批准贷予李嘉诚本人的。当时，香港的外资洋行，如怡和、太古以及其他一些英、美大公司均对和黄虎视眈眈，垂涎三尺。汇丰不但选择李嘉诚为买家，而且开出了每股7.1港元的价格，同时延期支付八成款项。对此，李嘉诚表示：“这次买卖纯粹是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商业贸易。”汇丰当年购入9000万股和黄股票时，每股1港元，如今以每股7.1港元售出，也可多赚五亿多港元。因此与李嘉诚打交道已不止一次的沈弼，愿意将汇丰手中的和黄股票转让给讲信用、有大气象的出类拔萃者——李嘉诚。

与香港同发展的汇丰选择李嘉诚，无疑是从自身的根本利益着眼的。正如沈弼回应记者时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但外界众说纷纭。一名银行投资家认为：“汇丰估计在今后十年内李嘉诚会是全港最重要的人物，胜利者当然是首选。”有分析家则认为，从李嘉诚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来看，汇丰也可能借售出和黄股份来赢取中国好感。也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指出，沈弼对大局了如指掌，他知道香港的权力已逐渐落入华人之手。[2]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正式出任和记黄埔主席，成为“入主英资大行第一人”。

[1]冯邦彦：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香港三联书店，1996，232～244页。

[2]洪一峰，沈弼与包约翰：香港银行界的一对最佳配搭，载《信报财经月刊》，第４卷，第５期。

3　包玉刚并购九仓

继李嘉诚之后，接手争夺九仓的是享誉国际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当1976年美国《新闻周刊》封面上的“世界船王”肖像油墨未干时，包玉刚已经开始琢磨“弃舟登陆”，将家族的投资作重大战略转移。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性石油危机，已经使敏锐的包玉刚觉察到世界航运业可能出现的大衰退。1978年，环球航运的大客户之一——日本轮船公司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汇丰主席沈弼已明显减低对环球航运的兴趣，他甚至要求包玉刚对其船队租约的可靠性作出书面保证。同年11月，包玉刚在其姨表兄、时任国家经贸部部长卢绪章的安排下，在北京见到了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从而增强了包玉刚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于是，包玉刚决定让浮在海上的财产扎根于香港大地。[1]

包玉刚开始着手实施“弃舟登陆”策略的第一步：“弃舟”。包将庞大的船队果断出售。正是凭着敏锐的观察、果断的决定，包玉刚成为20世纪80年代航运大萧条中，少数能够幸免遭受沉重打击的船东，并积聚实力向香港地产业进军。而其他主要的航运集团，包括董浩云的东方海外、赵从衍的华光航业等均泥足深陷，被迫实行债务重组。

1978年夏，包玉刚开始实施“弃舟登陆”策略的第二步：“登陆”。这次，他的目标正是怡和旗下的九仓。

早在李嘉诚不动声色地在市场上吸纳九仓股票时，包玉刚也已经盯上了九仓。

从李嘉诚手上购入九仓股票之后，1978年9月5日，包玉刚公开向媒体宣布他本人及其家族已持有15%～20%的九仓股票，为九仓最大股东。他同时表示，自己无意购入更多九仓股票。在此项宣布后数日，九仓董事局邀请包玉刚及其二女婿吴光正加入董事局。

当时人们相信，九仓事件已经暂时告一段落。期间，香港股市大幅回落，九仓股票也从最高价的每股49港元跌至每股22港元，九仓事件似乎渐渐沉寂。

然而，九仓争夺战其实才刚刚开始，双方从明争转为暗斗。包玉刚和置地公司开始各自不动声色地吸纳九仓股票。从1979年3月起，九仓股票再度持续攀升。

1979年年底，双方对九仓的争夺渐趋表面化。12月7日，置地公司宣布收购怡和证券手上的九仓股票，使置地所持九仓股权增至20%，相当于包玉刚在1978年9月5日公布所持有的九仓股权。与此同时，怡和将所持怡仁置业公司股权全部出售，置地则将金门大厦出售。1980年4月9日，置地宣布供股。这一连串的措施显示置地正在筹集资金，加强对九仓的控制权，与包玉刚决一胜负。

包玉刚这时也在为最后到来的决战作相应部署。1980年4月25日，包玉刚通过旗下一家毫不起眼的上市公司——隆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作“蛇吞象”式收购，发行新股、发行递延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以每股55港元价格，向包玉刚家族购入2850万股九仓股份。

包玉刚通过隆丰国际收购家族持有的九仓股票，得到了汇丰银行和李嘉诚的支持。汇丰银行认购了隆丰国际部分新股，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则包销隆丰国际20%的新股。这样，包玉刚通过隆丰国际持有九仓的股权已增加到30%，继续保持九仓最大股东的地位。

此时，置地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置地虽以九牛二虎之力增持九仓，但包玉刚并不让步，仍然保持大股东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包玉刚极有可能再增持九仓。如果置地要争持到底，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这种困境之下，希望打破僵局的怡和主席纽璧坚（D.K.Newbigging），主动约见包玉刚。随后，双方各派代表展开谈判，但交换条件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谈判不欢而散。

和平解决九仓争夺之门已被封堵，局势渐渐发展到双方公开摊牌阶段。

1980年6月20日（星期五），置地趁包玉刚远赴欧洲参加国际独立油轮船东会议之机，抢先发难。当天下午3点，置地高层会见新闻界，宣布置地增购九仓股份的建议，将以“两股置地新股加76.6港元周息10厘的债券”合共以每股价值100港元的价格，购入九仓股票，预算增购3100万股，使置地持有九仓的股权增至49%（《收购及合并条例》规定超过五成便必须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2]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增购”行动。置地选择星期五宣布这项计划时，包玉刚正在欧洲参加会议，并准备在下周一会见墨西哥总统，期间周六、周日为公众假期，筹资难度巨大。置地将包玉刚可能有的反应都已计算在内，可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这更是一次周密部署的“增购”行动。抢先发难的置地以股票和债券的形式增持，并将增购价格提高到每股100港元，迫使包玉刚只能以每股最少100港元现金的价格提出增购九仓。当初置地握有九仓股票时，每股仅10港元左右，其后增购每股也只有40～50港元。这样，即使增购行动失败，置地也可退而求其次，抛售手中股票套利。

九仓董事之一吴光正当天早上得知置地增购的消息后，立即与远在伦敦的包玉刚取得联系。包玉刚随即展开一连串紧急应变活动。

6月21日（星期六）清晨，包玉刚约见当时也在伦敦开会的汇丰银行正、副主席沈弼和包约翰。包玉刚表示，他个人目前约有5亿港元现金，如果他提出反增购建议，希望汇丰银行能即时借贷约15亿港元现金支持。在获得沈弼的口头贷款承诺后，包玉刚随即电告在香港的吴光正，立即组织律师和财务顾问商讨反增购对策。

6月22日（星期日），包玉刚取消了星期一与墨西哥总统的会晤，从伦敦乘飞机到法兰克福然后返回香港，以避开怡和耳目，随后在中环希尔顿酒店租下会议厅作为临时办公室，与隆丰国际的财务顾问、汇丰银行旗下的获多利公司要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3]在探讨了各种可能性之后，包玉刚开出了最保险的价码，毅然以每股105港元现金提出增购。

当晚7时30分，包玉刚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表示，为了保障个人及家族本身的利益，将以个人及家族的名义，出价每股105港元现金，增购3000万股九仓股份，期限为星期一和星期二两天，有关增购手续将委托获多利公司办理。

6月23日（星期一），香港股市开盘后，大批九仓股东潮水般涌向获多利公司总部争相求售九仓股份。上午11时30分，获多利宣布完成增购目标，新鸿基证券公司则继续接受登记，直至下午2时30分。包玉刚在数小时内动用现金约21亿港元，使他对九仓的控制权从30%增至49%，顺利完成预定目标。

6月24日（星期二）傍晚，置地公司发表声明，取消日前提出增购九仓股份的建议。置地同时表示，目前约持有330万股九仓股票。这与置地建议增购九仓时持有的1340万股九仓股票相比，约少了1010万股——置地已在星期一清早想办法将上述九仓股票在第一时间售给了获多利公司。市场估计，包玉刚购入的九仓股票中，约有一半是由置地供应的，这批股票每股平均价格约为37.5港元，置地售出后约赚得7.12亿港元的非经常性盈利。

6月25日（星期三），九仓在香港股市恢复挂牌，当天以每股74.5港元收市，比停牌前下跌2.5港元，比包玉刚的收购价则低30.5港元。

包玉刚付出了巨额钞票，置地公司则在一夜之间赚了个盆满钵满，但是包玉刚赢得了气势、赢回了信心。这是华资企业与怡和正面交锋胜负的重大转折，也是怡和近150年来在香港的重大转折。而对包玉刚来说，一个重要的转折则是，他已将整个重心转移至陆地，告别“海上船王”生涯，开始了陆地王国的创建。[4]

事后，有报道称汇丰银行在此次增购事件中可能触犯了银行条例，原因是根据银行条例，银行向某一董事及其亲属贷出的无抵押贷款，不能超过25万港元或该银行已缴足股本及储蓄的1%。对此，汇丰银行副主席包约翰向媒体表示，汇丰银行贷款给包玉刚，是银行与客户的关系，并无抵触银行法例。

对于香港所发生的一切，长期扎根于此的汇丰银行看得真切，并能应付自如。与怡和此后不断遭到华资大亨觊觎与狙击、并不时告急的命运不同，汇丰在七八十年代的灵活转身，可谓与时俱进。曾出任香港联合交易所行政总裁的袁天凡在谈及汇丰七八十年代市场策略的转变时所说：“汇丰银行的发展和香港华资有密切关系……汇丰银行支持李嘉诚收购英资的和记黄埔，又支持包玉刚收购九仓。从香港华资成长的过程中，汇丰银行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脱离了英国，与香港一起发展。”[5]

[1]从上海来到香港的包玉刚当年看好航运业，原因之一即由于时局变幻，他对香港前途无十足信心。正如包在1974年10月所作“香港、日本与航运自由”的演讲中说：“自古以来，航运业的一大有利条件，是可以自由遨游四海，随遇而安，轮船绝对用不着一定困住在任何一个地方。”

[2]冯邦彦：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香港三联书店，1996，251～260页。

[3]包玉刚的女儿包陪庆在《我的父亲包玉刚爵士》（载白莎莉、胡德品编《说吧，香港》170页）一文中回忆说：“他（包玉刚）安排了搭当天最后一班飞机飞法兰克福转飞香港……父亲从迂回的路径秘密地回到香港。一到香港，他就直接往希尔顿酒店游泳，然后去开董事局会议，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4]1985年，包玉刚完成收购英资“四大行”之一的会德丰。同一年，李嘉诚收购置地旗下的香港电灯34.6%的股份。包、李两人完成了当时时称的香港四大收购战。

[5]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Oral History，1997。转引自郑宏泰、黄绍伦著：香港股史（1841～1997），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07，373页。

4　汇丰特权：香港“准中央银行”

汇丰不仅能与时俱进，而且在这一时期稳固地占据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绝对份额，汇丰及恒生银行在香港的市场占有率达六成以上。此外，汇丰更扮演着香港“准中央银行”的特殊角色，高居香港金融体系之金字塔顶。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香港金融体系逐渐完善。但是，在这个金融体系中，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央银行，除了金融政策制定、金融机构监管等由香港政府的有关部门处理外，汇丰银行以私营商业银行的身份担任着多种中央银行的职能。它与港英政府关系密切，形成行政、金融紧密结合的统治力量。

长期以来，汇丰一直是香港的主要发钞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主要职能之一的钞票发行，香港政府授权由商业银行负责。1865年汇丰创办不久，即加入丽如银行（东藩汇理银行）、有利银行和麦加利银行（渣打银行）的发钞行列。20年后，香港第一家发钞银行——丽如银行破产，有利银行则于1959年被汇丰收购（1978年被取消发钞权）。在1994年中国银行加入发钞银行行列之前，香港的发钞业务一直由汇丰和渣打银行掌控。其中，汇丰经常发行70%以上的法定货币和80%以上的银行钞票。发钞行为本身虽不能给发钞银行带来直接的财政利益，但通过享有发钞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信誉（可谓享受着“免费广告”），则能够为发钞银行在业务竞争上尤其是吸收存款方面提供极大的优势。

由于汇丰与港府关系密切，汇丰长期以来还是港府的主要往来银行。香港政府的外汇和财政储备的管理及政府的现金收支，主要由外汇基金和库务署分别承担，再由这两个机构与有关银行往来。据估计，港府存于各银行的款项中，汇丰占一半以上。作为港府的主要往来银行，汇丰有着稳固的存款基础。[1]

香港银行公会票据交换所（银行结算中心）的管理权也为汇丰所有。其余银行分为两类：包括汇丰在内的10家结算银行和统称为次结算银行的所有其他银行。结算银行均须在汇丰开立账户，次结算银行须在结算银行开账户，汇丰则不需在任何银行开户。对结算银行账户上的贷方余额，汇丰无需付息，但是如果账户因票据交换逆差而出现借方余额，汇丰则征收利息。汇丰向会员银行的借差征收利息，而票据交换所的费用，则由全体会员银行负担。在这种安排下，汇丰可以从银行系统中的结余获得可观的独占利润。不仅如此，管理银行对其他银行的现金流动状况一目了然。而原则上，这是只有政府监管部门才有权获知的机密资料。

香港政府在1980年通过香港银行公会条例，规定公会主席由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每隔两年轮流担任。由于汇丰同时兼任票据交换所管理银行、港府银行咨询委员会委员、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其他银行因此大多不敢正面反对汇丰，香港银行公会实际上大多由汇丰银行控制。

20世纪60年代以来，汇丰银行还受港府委托，在发生银行风潮或危机时，担任最后贷款者（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最后贷款者”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能之一，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有责任向受不利谣言困扰的银行提供流动资金援助，或有需要时以注资方式拯救问题银行；其二是向资金紧张的银行体系注入资金，以及对当日同业市场收市后缺乏头寸的银行提供隔夜信贷。在香港的金融体系中，“最后贷款者”的职能由港府的外汇基金与汇丰、渣打两家发钞银行共同承担。1965年汇丰收购恒生银行，便是行使这种职能的结果。只是在1983年至1986年的危机中，由于港府直接干预之故，汇丰才采取了相对的低姿态。

此外，汇丰大班一直享有行政局席位的传统。通过拥有此等席位，汇丰不但事先知道政府的重大决策（包括金融方面的决策），而且还参与决策本身的制订。

就这样，汇丰作为香港的“准中央银行”，高居香港金融体系金字塔的顶端，直接或间接地掌握着香港金融事务及金融市场的话语权，把握着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命脉。正如一位非英资银行的银行家所说：“在香港，你要照汇丰的规则玩游戏，否则便无从玩起，他们供应球、球场、球证——以及对方队伍。”[2]

但是，私营牟利商业银行拥有准中央银行职权而引起的利益冲突和偏袒不公，这种现象迟早会得到改变。

[1]冯邦彦：香港金融业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2，371页。

[2]洪一峰，沈弼与包约翰：香港银行界的一对最佳配搭，载《信报财经月刊》第4卷，第5期。

5　向北美拓展

牢牢在香港站稳脚跟的汇丰，准确地看清了时代的潮流。沈弼一坐上汇丰大班的位置，便费尽心机地两手并举，一手稳固香港这个根据地，同时小心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一手加快海外投资步伐，力求在全球各地分散，实现业务国际化。从而正式将眼光投向欧美，真正走出亚洲。

早在19世纪后半期，汇丰银行的分行网络已经横跨亚、欧、美三大洲。不过，汇丰的业务重心一直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其他地方的业务，或者是因为华人华侨的原因而跟进，或者是围绕着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主体业务而展开。1955年撤离中国内地后，汇丰开始以较大的动作向亚洲其他地方拓展。1959年，汇丰首次作大规模的并购性扩张，先后收购有利银行和中东英格兰银行，使南亚次大陆和中东地区的业务得到扩展和壮大。不过此时的汇丰，仍然是一家地区性银行。

对汇丰而言，1977年无疑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沈弼出任汇丰银行主席后，即着手筹划及部署集团国际化战略，以香港为基地，向东南亚、欧洲、中东、美国、加拿大和澳洲谋求发展，力图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网络。一则此时汇丰及其持有的恒生银行，在香港银行业市场已占有约六成的份额，发展余地有限；二则香港新界1997年租约届满的问题开始困扰英国及香港政府，汇丰作为香港政府的首席银行家，自然深知内情，政治因素和20世纪50年代撤离内地的经验，迫使汇丰及早作出打算，将投资分散至世界各地；三则当时国际银行界扩张兼并已经蔚为风潮，进军美国开始成为欧洲和日本银行界的时尚，也许是“得美国者，得天下”。

沈弼上任后首选地也是美国市场。他选中了美国第十三大银行——海丰银行开始其涉足美国的新历程：一则由于他认识该行主席，熟悉其背景；二则海丰银行多年来一直陷于财政困难中，也欢迎外来资金注入。汇丰银行对附属机构不加干预、让其独立经营的作风（譬如取得恒生银行大部分股权后，未改变其经营风格），也让海丰银行相对放心。

1978年4月，汇丰与海丰银行达成协议，规定汇丰最终可持有海丰银行51%的股权。

然而，接下来的进展并不顺利，收购过程拖了一年有余，其间可谓波折频生。一开始汇丰董事局对此收购计划意见并不一致，对收购这样一个财务有问题的银行后是否会发生财务困难存有疑虑；接着是美国纽约州银行业监理专员阻挠，迫使海丰银行转领国民银行牌照；纽约州政府又一再追查汇丰银行的内部储备，因为美国人传统上看重资料的公开，而香港则允许银行不公布其内部储备，汇丰的财务报告并不详细透露其在香港的真实情况。对此，沈弼强调，汇丰银行从来没有调取内部储备做账，事实上这也逃不过核数师的耳目。

经过近两年的周折之后，1980年3月，汇丰终于根据协议先行收购海丰银行41%的股权，同年10月再收购10%的股权，总投资达3.14亿美元。

这是汇丰在美国进行收购迈出的坚实一步。总部设于纽约州水牛城的海丰银行，其历史可追溯至1850年，比汇丰银行还早15年。

20世纪初，海丰银行在兰德家族的领导下，业务扩展至整个纽约州，而且是除纽约市以外最大的州内银行机构。1929年10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扩展步伐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丰银行的商业及零售银行业务继续扩展，并作进一步收购，其后将业务重组成纽约10家联属银行；1976年，当纽约州议会取消百年来对银行扩展分行的限制时，这些联属银行合并为一家银行，统称为海丰银行，资产总值达105亿美元，成为美国同类银行集团中规模最大者。

汇丰获得海丰银行的控股权后，无疑是在北美洲建立了一个进一步扩张的桥头堡。1986年初，海丰银行与美国东北部的第一宾夕法尼亚公司签署协议，议定海丰银行可在1991年收购后者旗下的宾夕法尼亚银行，因此汇丰银行可通过海丰银行进一步向美国东北部扩张。

沈弼在进军美国的同时，继续向加拿大拓展。1981年，汇丰在加拿大温哥华创办加拿大汇丰银行。一开始它只不过是加拿大57家外资银行之一，仅有职员数名、资产1.75亿加元的加拿大汇丰银行默默无闻，且经营状况极不稳定。然而，接下来的年头其业务发展神速。1986年，加拿大汇丰银行以6350万加元的价格收购英属哥伦比亚银行，后者在艾伯塔和英属哥伦比亚这两个加拿大最西部的省份拥有41家分行。此次收购使汇丰银行在加拿大有了一个稳固的零售基础。

沈弼成功收购海丰银行展开了汇丰涉足美国的新旅程。但是，海丰银行剩下49%的股权，以及将海丰银行在加拿大的业务整合进加拿大汇丰银行，则要等到1986年接替沈弼的汇丰大班浦伟士在1987年来完成。

6　向欧洲进发

就在汇丰着手收购海丰银行的同时，沈弼已经将视线投向欧洲，尤其是英国。他要在这里建立起一个主要的基地，以便成为一家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居于领导地位的大银行，而苏格兰皇家银行一开始便成为汇丰银行主要猎取的目标。

但是，沈弼没有想到海丰银行的收购出现那么多波折，收购过程比预计的时间要长那么多。当1980年汇丰终于收购海丰银行51%的股权时，它已经没有力量再立即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的收购行动了。

为了防止资本和存款的比率继续下降，汇丰决定在1981年3月10日宣布近60年来的第一次供股，融资20亿港元。

然而，6天后，即3月16日，渣打银行突然宣布，拟以1股面值1英镑渣打普通股票加现金50便士，换取苏格兰皇家银行面值25便士普通股5股的条件，与苏格兰皇家银行合并。

沈弼闻讯后大吃一惊，立即排兵布阵，加入收购战行列。

4月7日，沈弼从香港飞抵英国，第二天在伦敦宣布了使国际金融界震动的消息——汇丰拟全面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希望，苏格兰皇家银行“将来扩张成为汇丰银行在欧洲的旗舰”。具体的收购建议是：以每股2.5港元的8股汇丰股份，换取苏格兰皇家银行普通股5股。根据当时的股价，汇丰的建议是以每股203便士的价格进行收购，比渣打提出的收购价高出45%。据分析，汇丰如果成功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的股份将有40%由海外人士持有，汇丰将成功把将近一半的资产转移到海外地区。以存款额计，汇丰银行则可跻身世界银行“十强”之列。

争夺战在两个根植亚洲的英国银行间拉开帷幕。渣打银行随即在4月23日作出反应，将收购建议提高至每5股苏格兰皇家银行普通股可换取渣打普通股1股，加上1股面值25便士浮动息率债券及现金220便士，即将收购价提高到每股213便士，每股高出汇丰银行10便士。第二天，渣打银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董事局发表声明，表示苏格兰皇家银行董事局同意渣打的新收购条件，并建议股东接纳。

双方争相提出高价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之后，5月初，英国贸易大臣在伦敦宣布，有关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建议，已根据公平交易法呈交英国垄断及合并委员会进行调查，并禁止双方在此期间提出新的收购条件。

英国垄断及合并委员会最后以五比一的票数，反对汇丰和渣打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认为双方的收购建议对苏格兰的就业前景、商业及英国的公众利益将构成不良影响。随后，英国贸易部正式宣布政府接受垄断及合并委员会的大多数决定，拒绝汇丰和渣打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

对于英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而言，国内的主要结算银行应该操持在本土银行手上，因为它们是英国银行业的命脉，不允许落在像汇丰这样在香港注册的海外公司手中。而对于苏格兰人而言，也不愿意看到苏格兰皇家银行的管理权离开苏格兰。

其实，早在总部设在伦敦的渣打银行提出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建议之时，民族意识强烈的苏格兰人已经表示不满。等到在香港注册的汇丰加入收购，反对声浪更高。苏格兰的各个党派团体，包括部分工党、工会联会和金融界人士，以及苏格兰基督教会均先后公开表示反对，个别地方议会甚至威胁将取消存款户口。

苏格兰皇家银行位居苏格兰结算银行之首，是全英第五大结算银行，苏格兰人显然不愿意他们最大银行的控制权转移到伦敦，更不要说转移到主要由苏格兰人开拓的殖民地香港。[1]

尽管有英国的银行家嘲讽，这与在苏格兰这片土地上产生了亚当·斯密及其推崇的自由贸易及自由竞争的精神不符，英国垄断及合并委员会过分强调保护苏格兰人的利益，只会令人感到，英国人只是托儿所里的小孩，仍然需要有人来看护。尽管汇丰银行为平息苏格兰人的不满，而一再强调自己的苏格兰“血统”（汇丰银行的创办宗旨是“以苏格兰人的传统在亚洲经营一家银行”），同时表示愿意让苏格兰机构控制部分股权，然而同样于事无补。这种因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因素作祟而阻挡商业行为的收购案例，到今天为止依然在世界各地上演。结果，沈弼在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一役中功亏一篑。

汇丰进军欧洲之途荆棘满布，然而它并没有停下脚步。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放宽对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管制后，汇丰银行及时把握时机，于1984年收购了以伦敦为基地、创办于18世纪70年代的詹金宝公司39.9%的股权；1986年，收购了詹金宝公司余下股权（以后它被纳入汇丰的投资银行业务）。

期间，沈弼曾经仔细研究了大约30家欧洲银行的收购可能性。遗憾的是，在汇丰看来，这些银行不是收购代价过大，就是业务基础过窄。真正在英国打开局面，收购了英国四大结算银行之一——米特兰银行，同样要等到接替沈弼的汇丰大班浦伟士在1987年来实现。

尽管如此，汇丰的沈弼时代可谓光芒四射。在美洲和欧洲之外，沈弼还继续致力于在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寻求多元化的发展机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汇丰开始进入以往无缘涉足的金融市场。澳大利亚开放银行业之后，沈弼抓住机会，使汇丰在1985年取得当地的银行牌照，并于1986年成立了澳大利亚汇丰银行。

[1]当年极力主张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怡和洋行创始人渣甸和马地臣，以及鸦片战争的指挥官义律和懿律、璞鼎查等都是苏格兰人。汇丰银行的发起人苏石兰和颠地等，也是苏格兰人。

7　汇丰的时代象征：新总部大厦揭幕

在现在的香港，汇丰作为当地首屈一指的银行，在市场上仍然有一定的号召力，但是它的地位与作用毕竟有限。而在沈弼时代的汇丰，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怡和一样，它几乎就是香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

美国《财富》杂志曾刊文宣称，统治香港的权力是马会、怡和、汇丰和香港总督。对于汇丰大班沈弼来说，他既是马会主席，也是香港行政局、立法局议员；汇丰作为港英政府的首席金融顾问，可以说参与了港府几乎所有重要的金融决策。至于怡和，旗下多家公司被已经崛起的香港华商觊觎，已经失去了往日雄风。

20世纪80年代，当关涉香港前途的中英谈判遭遇阴霾时，沈弼小心而有效地处理了汇丰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对香港的前景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信心。汇丰不仅在80年代初依旧提供长达20年的抵押贷款（已跨越1997年），更在1979年拍板耗资逾50亿港元，建造当时被称为“可能是全球最昂贵的独立建筑物”的新汇丰总部大厦。

1979年11月19日，汇丰银行宣布将汇丰的第三座总部大厦拆掉重建。沈弼在宣布此项决定时表示，全面重建总行大厦的决定，不仅显示了汇丰对香港应尽的责任，同时显示了汇丰对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信心。

1985年7月30日，楼高178.8米的汇丰新总部大厦正式启用。当天上午8时，汇丰大楼前面的公众广场全部亮灯，接着沈弼为巨狮点睛，之后主持剪彩仪式。在汇丰新大厦的开幕典礼上，沈弼表示，有关香港在1997年以后的前途，一直有人提出疑问，而眼前这座新的建筑物，其设计即使到了21世纪也依然适用。相信这座新的大厦，足以表明汇丰银行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这座气派非凡、设计独具匠心的钢铁结构大厦，屹立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原址之上，傲视着整个维多利亚海港。其最特别之处，是它本身是一座大量采用预造配件的大厦，而配件分别在世界各地制造完成：结构用钢件在英国制造，玻璃、铝制外壳及地板在美国制造，服务设施组件在日本制造，所有配件在原址上装嵌。大厦最显著的特色则是由地基耸起直透整座大厦的八组主柱，各由四条外罩铝壳的钢柱组成，以及牢扣于八大主柱的五层三角形垂悬桁梁。

只是不出几年，这座被英国《泰晤士报》列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世界十大建筑物之一的大厦，就被另一栋更令世界瞩目的银行大厦所超越，那就是日后崛起的中银大厦。这两栋大楼之间的风水故事，同样影射出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兴替。

第七章　“迁都”伦敦，帝国还乡

对资本游戏一直玩得出神入化的老牌英资如汇丰，说他们将淡出香港的经营地位，这真是低估他们的智慧……如果说汇丰买米特兰，并不意味有资产转移英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其进可攻退可守的巧妙就在于此。

——香港《经济日报》，1992年3月19日

接替沈弼担任汇丰大班的浦伟士，没有停止汇丰既定的国际化战略。在香港回归中国的“过渡期”内，面对即将到来的历史性转变，浦伟士与怡和大班一样，在考虑和规划着特权消失之后公司的前程和命运。如果说怡和高姿态地以迁册海外带动其结构重组，并让香港产生巨大震荡；那么，汇丰则相对低调地以结构重组完成了迁册海外，使自身能够“进退自如”。不仅如此，浦伟士还一举鲸吞了英国四大结算银行之一的米特兰银行，从而在英伦老家站稳脚跟，汇丰在亚洲、美洲和欧洲平衡布局的国际化战略也基本得以实现。

1　后来居上：香港中银大厦揭幕

无论是在香港的太平山顶俯视山下的高楼大厦，还是在九龙尖沙咀隔海相望中环的港岛风景，中银大厦无疑都是今日香港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之一。

1985年，就在汇丰银行大厦举行落成庆典、设计这座建筑的著名建筑师福斯特（Norman Foster）广受世界赞誉之时，由另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大厦，开始在距离汇丰银行大厦不远处破土动工。

早在三年前，贝聿铭就已经接受了设计这幢带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作品的使命。

1917年9月，当贝聿铭还不到一岁时，他的父亲贝祖诒负责创设中银香港分行。1997年，香港将回到中国政府手中。接手设计这样一幢大厦，给了贝聿铭一个缅怀历史和展示未来的绝好机会。

福斯特当初接受设计汇丰银行大厦时，汇丰银行大厦所处位置显要，雄居维港，且有庞大的10亿美元预算做后盾。贝聿铭所遇到的挑战则要大得多。他只有1.3亿美元的资金，而且大厦所在地理面积狭小，高架公路从三面把这里限制住，周围则高楼林立，要想引人注目，就得往更高里建（此时香港对建筑高度的控制已经放松）。同时新的大厦必须象征香港美好的未来前景，显示中国政府领导下的香港将继续繁荣昌盛。对此，贝聿铭表示，设计中银大厦是其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不仅是一座建筑物，更是中国在国际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因此大厦应该展现“中国人民的抱负”，同时“银行大厦的西洋派头将不比任何其他建筑物逊色。香港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它有技术也有办法建筑一幢现代大楼”。

为贝聿铭撰写传记的迈克尔·坎内尔这样描述道：“贝聿铭所运用的是香港能够理解的象征手法。他让他那幢闪闪发光的方形尖塔坐落在三层楼高的花岗岩地基上，那笨重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基座与上面轻巧的塔楼十分笨拙地联结在一起，但它达到了表现尊贵与实力的目的。贝聿铭的父亲曾经告诉他：‘银行必须显得很安全。’……由于他的框架系统非常有效，贝聿铭得以按照比较拮据的预算在纽约和芝加哥之外的地方建造了世界最高建筑之一。即使算上附加的台风加固设备，银行大厦也比传统的高层建筑少用40%的钢材和25%的电焊接缝。中国银行大厦在1985年年中破土动工，以每4天盖一层楼的速度拔地而起。整座超级建筑结构在16个月内完成。”

1988年8月8日，标志着大楼空中进程完工的封顶典礼正式举行。200名来宾戴着安全帽，乘坐施工用电梯，来到70层高楼的顶部。当人们用缠有红带的铲子掀起一铲铲具有象征意义的水泥时，无数只彩色气球放飞。一座新的标志性建筑物出现在香港的天空下。

在香港，1988年8月8日，据说是20世纪最吉利的日子，因为在粤语中，“8”与发财的“发”字谐音。而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这座银光闪闪的摩天大楼，其外形正如贝聿铭所形容，像是雨后春笋——中国传统文化中希望和进步的象征。

然而，社会上也出现了另一种解读：被贝聿铭比喻成充满希望的类似春笋的大楼，是一柄带有三角形尖刃的寒光四射的尖刀。据说，大楼有些尖角直指半山腰的总督府邸，而有些尖角则朝向汇丰银行大厦。于是港督栽种柳树以柔克刚，汇丰则架起枪炮以避其锋锐。

对此，贝聿铭在接受采访时曾多次谈到自己的看法。其中，在接受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采访时，杨澜曾问：您在香港设计的中银大厦，被很多香港人认为是不吉利的建筑风水，他们说这座大厦像个三棱的刀。旁边的居民都装反光镜，说要把这个刀光挡回去。还有汇丰银行上面，好像架了个水泥的机关枪。最有意思的是：因为有一个锋面是对着港督府的，港督府一开始种柳树来挡，后来柳树也死了一次，然后再种上柳树。您对这一切觉得很好笑吗？贝聿铭回答：当时不是笑话，报纸还攻击我……但是我对当时的港督卫奕信和他的夫人说，谁叫你们把香港的地价抬得那么高？我只有这么一小块地，当然只有往高处建。

至于汇丰银行楼顶架起枪炮以避锋利，贝聿铭在另一个场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汇丰银行（大楼）比我们早五六年。它早就有了，这个‘机关枪’并不是对我们。旁边的人说这句话我不信，它是因为洗窗的关系，有东西吊，我根本不理它。很多舆论认为它对我们打，我们打回它，没有这个事。”

一个建筑学上的风水问题，不仅仅被风水先生所议论，更在当时的报刊上引起广泛的议论。这背后既隐含着政治和权力的角力，也透露着话语权的争夺。然而，在香港的天空下毕竟出现了新的“中”字号标志性建筑物，香港的历史也不可避免地要实现历史性的跨越。

自从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经历了140多年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正式步入九七回归的过渡时期，香港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变。中英之间时常出现一些不和谐的争辩，在香港社会上也不时弥漫着对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之后能否继续繁荣稳定的怀疑。因此，“走资潮”、“迁册风”作为一股潮流开始在香港兴起。

1988年3月，汇丰主席浦伟士访问北京。他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见，并被告知：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汇丰银行仍然享有发行钞票的权利。但是，汇丰的迁册部署依然迈开了脚步。浦伟士的想法是，加紧部署汇丰的国际化战略，以便使汇丰能够“进退自如”的同时，加快转型为一家真正的跨国银行。

2　结构重组，变相迁册

1990年12月17日，正当中英双方就香港新机场的建设问题出现争执之际，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香港和伦敦这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传开。汇丰宣布结构重组：第一，将汇丰银行属下一家设在伦敦的公司，升格为集团的控股公司——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控股”、“汇控”、“汇丰”），持有汇丰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的全部资产，汇丰控股在英国注册，总部设于香港；第二，汇丰银行现有已发行股份转移至汇丰控股名下，汇丰银行股东将成为汇丰控股股东，汇丰控股发行新股，每4股汇丰银行股份换1股汇丰控股股份，将原有股数削减3/4以利海外上市；第三，汇丰控股将取代汇丰银行在香港及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以香港为第一上市地；第四，汇丰银行成为汇丰控股的全资附属公司，仍维持在香港注册，负责香港地区的业务。

根据汇丰的声明，汇丰进行结构重组的原因，一是集团国际化的需要。对此，浦伟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进一步解释说：“很多像汇丰这种规模的银行，都会成立控股公司，把附属公司纳于一统，由于现时汇丰向来仍未有成立控股公司，海外的银行监管机构和外国法律界人士都感到混乱。这个问题在与英国米特兰银行商谈合并以及在美国进行投资时均曾造成困难。目前汇丰的公司组织架构是国际化发展的一种障碍。”

另一个原因是香港面临九七转变。浦伟士的解释是：“我有信心一国两制可行，但这是建基于两个假如：一、假如双方能建立彼此谅解的关系；二、假如双方能理智地处事。愈接近九七，假如双方互不谅解，别人会开始怀疑汇丰的未来实力；当汇丰无法在国际金融界顺利运作，业务呈现衰弱，甚至资金外流，港元备受压力，若耽误至离九七前一两年才急急进行改组，我认为那便太迟了，因此我们有理由早作安排。”[1]

汇丰的结构重组实质上是变相迁册。将控股公司和注册地迁到伦敦，低调处理了迁册问题。

事实上，在此之前，汇丰逐步淡出香港“准中央银行”的一些步骤，已经在为迁册伦敦而铺路。

1988年7月15日，港英政府金融事务科宣布，已与汇丰银行达成“新会计安排”协议，汇丰迈出了淡出香港“准中央银行”的第一步。根据协议，汇丰银行须在港府的外汇基金内开设1港元户口，并在此户口保持一定余额，其数量不得少于银行体系所有其他银行结算户口总净额；户口内的贷方余额不计利息，若余额降至结算净额以下，汇丰须就此差额向外汇基金付息；外汇基金可酌情使用该户口，与汇丰及其他持牌银行结算基金的港元交易。

“新会计安排”实际上将汇丰两方面的“准中央银行”职能，转移到了港府的外汇基金：一是由外汇基金取代了汇丰银行控制及支配银行体系的结算余额，从而强化了外汇基金控制银行同业市场的能力，令汇丰淡出了作为香港银行体系“最后贷款者”的角色；二是汇丰过去凭借管理结算而获取的垄断利润转移到外汇基金，汇丰失去免息使用其他银行贷方余额的特权。汇丰开始淡出“准中央银行”角色，可以说是发出了迁册的初始信号。

1989年8月22日，汇丰银行公布其中期业绩的同时，宣布两项重要改革措施：一是修订已实行120多年的汇丰银行条例，二是根据香港公司法重新注册。汇丰的解释是：汇丰银行的组织章程自1865年以来，大致没有改变，汇丰银行是香港上市公司中唯一依照其本身条例而非公司条例注册成立的，而公司条例的规定除极少数外，均不适用于汇丰银行。由于这种不同之处，汇丰银行往往被视为享有特权，而这种特殊性质使汇丰在海外地区发展业务时遇到不少麻烦。因此，汇丰决定对汇丰银行条例作出若干修订，使之更加现代化，令香港公司法适用于汇丰，从而进一步摆脱类似香港的准中央银行的形象，为汇丰的海外业务发展带来方便。

汇丰的“修章行动”可谓淡出香港“准中央银行”角色的又一重要步骤。诚如当时的香港舆论所说，此举显示汇丰可能是为未来与港府商讨撤销汇丰银行条例铺路，甚至为日后的改组和迁册作准备。因为根据汇丰银行条例，汇丰的总部必须设在香港，若要进行任何重大改组，很多都需要得到立法局批准，这对汇丰甚为不便。汇丰可能为日后的改组打算，包括日后与英国米特兰银行换股，为保护公司海外资产而在海外成立控股公司等，所以才有按公司法注册这一着棋。[2]

香港“准中央银行”——汇丰变相迁册伦敦时，正值中英双方就新机场问题、外汇基金等问题发生争执之时。汇丰的宣布立即得到港英政府的支持，政府财政司官员在一项声明中表示，香港政府“支持其重组建议”。有论者当时即指出，这种带有积极性鼓励意义的表态，对于香港的稳定及中国方面的反应实无帮助。英国外交部声称，香港不但经济要实现国际化，经济机构也需要国际化，原因是要避过风头及风险。对此，中国方面回应相对冷静与理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相信，像汇丰银行这样重要的香港金融和商业机构，每采取一项新的措施时，都会注意如何使其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香港的繁荣与稳定。[3]

[1]汇丰董事长细说：政治形势促成的商业决定，载香港《信报》，1990年12月12日。

[2]汇丰修章获港府默许，具弹性应付香港转变，载香港《经济日报》，1989年8月24日。

[3]1992年6月，港府设立流动资金调节机制，汇丰的“最后贷款者”职能全部转交予外汇基金。1993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成立，标志着汇丰基本淡出香港“准中央银行”地位。

3　帝国还乡战：收购米特兰

沈弼在任时为汇丰制定的所谓“三脚凳”战略，在其十年任期内并没有完全实现。汇丰银行的年报统计显示，1987年汇丰银行集团资产总额为1000亿美元（不包括对销账项），按地区分布：亚太地区450亿美元（45%），北美300亿美元（30%），中东50亿美元（5%），欧洲200亿美元（20%）。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愿望成为泡影后，新上任的浦伟士盯上了英国四大结算银行之一的米特兰银行。

创办于1836年的米特兰银行，比汇丰存在的年头还要长，是一家在英格兰中部工业区起家的银行，总部设在伯明翰。19世纪后期，米特兰银行业务发展迅速，迁总部至伦敦。1891年米特兰收购伦敦的中部银行（Central Bank）后，成为英国银行中的佼佼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更是长期执英国银行业之牛耳。1918年在爱德华·贺顿（Edward Holden）的带领下更成为全球最大银行，享受着处于行业巅峰时的荣耀。但是，随着大英帝国的日渐衰落，米特兰银行也每况愈下。20世纪60年代末，僵硬的管理体制已使米特兰不敌国民西敏寺银行、克莱银行和莱斯银行，垫底英国四大结算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和其他西方大银行一样，米特兰银行向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贷款，结果出现大笔坏账，损失高达24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中期，米特兰银行进军美国，收购加利福尼亚州克罗克银行，结果受地产拖累，亏损又达36亿美元，被迫撤离美国。米特兰银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由辉煌走向暗淡，直至坐等救援之手伸来。

不过，在汇丰看来，总部设在伦敦的米特兰银行，毕竟是英国四大结算行之一，在英国拥有超过2100家分行，在德国、法国、瑞士等欧洲国家也拥有庞大的业务网络。如果汇丰能够收购米特兰，无疑将会大大增强汇丰在欧洲的基础，完成汇丰业务“三分天下”的战略棋局。

历史就这样再次给予汇丰一个进军欧洲的良机。当时，英国政府对外资收购英国银行的态度正出现松动迹象。1987年12月，汇丰斥资3.83亿英镑（56亿港元）成功购入米特兰银行14.9%的股权，并委派两名董事加入米特兰董事局，在收购米特兰银行的征途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双方同时达成协议，3年内汇丰不得改变其持有米特兰银行的股权。

在其后的3年里，汇丰和米特兰开始了密切的合作。1990年12月，双方协议的3年期届满，当外界正预测其可能合并之际，汇丰宣布合并计划暂时搁置。

浦伟士坦言，合并遇到了困难。当时，汇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业务均出现严重亏损，而米特兰银行面对的困难更加严重，英国经济正步入衰退期，米特兰银行在国内贷款业务上遭受巨额亏损。此外，汇丰的结构也被英国当局作为问题提出。因此，汇丰在声明合并计划暂时搁置的同时，宣布结构重组，为日后的收购创造条件。

一年多以后，汇丰全面收购米特兰银行的时机成熟。因为汇丰迁册完成，本身的结构问题已经解决。与此同时，汇丰1991年盈利获得佳绩，米特兰银行在1991年虽然税后亏损3300万英镑，但较1990年已大幅减少了81%，1992年更可望恢复盈利。因此，对汇丰而言，在1992年年初提出收购可谓最佳时机，因为一旦米特兰银行恢复盈利之后，收购价格势必会大幅提升。

1992年4月14日，汇丰宣布两行合并建议，即以1股汇丰股份及1英镑汇丰10年期债券换取1股米特兰股份。按当时的股价计算，实际上，汇丰以每股米特兰股份作价387便士向米特兰提出全面收购。

对于汇丰收购米特兰，浦伟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其一，九七政治转变的考虑。浦伟士说：“这项建议对汇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几年会存在一些不明朗的因素，我们作为国际性银行，在各大重要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当我们进入带有不明朗因素的过渡时期，尤其是1995年，届时立法局会进行直接选举，若香港最大的银行被人冠以问号，对香港将会造成严重损害。我就是希望借此消除这个可能的大问题。”[1]

其二，商业利益驱动。合并米特兰之后的汇丰，将一改原来在欧洲只是外来银行的角色，取代米特兰银行在全欧洲的经营地位，成为通行无阻的欧洲银行。对此，浦伟士说：“我们过去10年一直尝试打入欧洲市场，而且更是英国米特兰银行的最大股东，透过既有的投资打入欧洲市场，对我们是难得的机会。”[2]

其三，保证汇丰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汇丰董事局手中。对此，浦伟士直言不讳：“在1980年代，银行之间互相收购成风，我可以绝对肯定，那时若我们不向外发展，汇丰必然被一家美国或日本的银行收购。那时汇丰的经营权可能落入一些对香港没有兴趣的人手里。这次我们提出与米特兰银行合并，用意就是要控制自己的命运。”

然而，就在这时，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英国另一家结算银行——莱斯银行宣布介入收购战。其实，在过去的一年里，包括莱斯银行在内的十几家国际性银行都曾有意收购米特兰。

1992年4月28日，莱斯银行宣布，建议以1股莱斯股票加30便士现金换取1股米特兰股份，每股米特兰作价457便士，比汇丰的收购价高出20.9%。同时，附带两项条件：必须获取汇丰从米特兰得到的商业秘密和无须提交英国垄断及合并委员会审议，否则汇丰的方案也必须一并交由该委员会审议。

与早年米特兰银行一样根植于英国传统工业重镇伯明翰的莱斯银行，早已有意收购米特兰。1991年年初，莱斯银行便已着手研究收购米特兰的可行性，只不过一直在“暗恋”之中，未向外界透露而已。

当时的一些分析家认为，在莱斯银行宣布以37亿英镑的价格参与收购战后，汇丰可能会被迫退出争夺米特兰银行的竞争。

面对“强敌”，汇丰没有退缩。浦伟士亲赴伦敦推介其收购方案，并直斥莱斯银行的反收购行动是恶意收购。同时，米特兰董事局也拒绝向莱斯提供资料，米特兰主席彼得·沃尔特斯并在股东大会上呼吁股东支持汇丰的收购方案。

5月8日，汇丰正式向米特兰股东发出收购文件。由于汇丰股价上升，汇丰的收购价实际上已提高到每股米特兰420便士，与莱斯的出价差距缩小。然而，一周之后，英国有关方面裁定米特兰银行需向莱斯银行提供商业资料，汇丰的收购计划似乎又要掀起波澜。

但是，从5月下旬起，汇丰的收购转而变得异常顺利，英格兰银行和欧洲共同体相继批准其收购建议，英国工贸部也表示不反对汇丰的收购计划，无须交由英国垄断及合并委员会审议，并裁定莱斯银行的收购计划须转呈英国垄断及合并委员会裁定。这意味着汇丰实际上已经获得欧洲及英国所有监管当局的批准，情况与1981年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时已经截然不同。

6月2日，汇丰为保证最后击退莱斯，避免其十年进军欧洲的大计功败垂成而提出最后收购建议，以每120股汇丰加面值65英镑新汇丰债券或65英镑现金换取100股米特兰，即将收购价提高到每股米特兰471便士，收购总值也从原来的31亿英镑提高到39亿英镑，增幅达25.8%。

6月5日，面对汇丰的反击，迟迟未获英国垄断及合并委员会批准的莱斯银行宣布放弃收购计划，汇丰取得最后胜利。

汇丰收购米特兰银行一役是汇丰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被媒体认为是汇丰的“帝国还乡战”。

米特兰银行除了在英国零售业务上实力雄厚外，在欧洲大陆的贸易和批发贷款业务上也根深叶茂，业务网络发达。在亚太和北美地区业务力量较强的汇丰，在欧洲地区相对薄弱。因此，双方的合并还具有地理上的互补优势。

在成功收购米特兰银行的同时，汇丰控股与香港联合交易所及伦敦证券交易所达成协议，获准汇丰控股在香港和伦敦两地同时作第一上市，接受两家交易所监管。汇丰控股取代米特兰的上市地位，成为英国金融时报指数成份股。稍后，汇丰控股董事局重组，并与汇丰银行董事局分离，迁往伦敦。

从诞生到成长、壮大，香港一直是汇丰的家，一直是汇丰高层发号施令的总部所在地。从此以后，汇丰集团重心西移，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只是专门负责汇丰集团亚太地区的业务发展。这种局面一直要到十几年后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有所改变。

[1]冯成章，徐丽施：浦伟士详析汇丰米特兰合并行动，载香港《明报》，1992年3月20日。

[2]冯聘：汇丰帝国还乡战，载香港《经济日报》，1992年3月19日。

4　收购与整合：“三脚凳”战略初步实现

1991年，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控股股份在伦敦和香港上市，已显示汇丰集团视欧洲尤其是伦敦市场为其未来发展的重心。收购米特兰全数股权后，汇丰在伦敦站稳了脚跟。

米特兰的纳入麾下，使汇丰成功晋身世界十大银行之列。其资产总值由1991年的860亿英镑增至1992年的1700亿英镑，共有3300家分行及办事处分布在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收购，使汇丰从一家亚洲领先银行摇身一变而为知名的国际银行。自此，汇丰蜕变为一家以英国为基地的跨国银行集团，注册地、控股公司及其董事局均在伦敦，第一上市地实际上也主要在伦敦。

汇丰收购米特兰后，开始致力整合与巩固旗下的各项业务，尤其是整合各主要附属公司。浦伟士首先将伦敦、纽约与东京的财资业务合而为一，并采用统一的技术标准。1992～1994年间，进一步合并旗下的商人银行、证券及资产管理业务，并加强私人银行和证券托管业务，使各项业务的发展和配合更为紧密，业绩也更为明显。1991年，汇丰集团的股东应占利润仅为5.86亿英镑，1994年已增至20多亿英镑。

值得一提的是，被收购的米特兰银行在浦伟士时代，其开创的电话理财新概念银行——First Direct开始显露光芒。成立于1989年的First Direct，是英国本土第一家专业化的为个人提供金融服务的电话银行。随着1992年汇丰对米特兰银行的全面收购，First Direct也归入汇丰旗下。此后，借助汇丰的品牌效应与优势互补，First Direct不断发展壮大，从单纯的电话银行逐渐发展为电话网络银行，所有的金融服务均通过电话与网络进行，提供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的全天候个人理财服务。银行员工不与客户见面，所需文件、资料通过信件或网络传递。在浦伟士时代，由于没有或只有弱小的竞争者，First Direct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客户与业务量每年以40%以上的增长率快速成长，占领着电话银行巨大的市场份额。

在美国，海丰银行1987年成为汇丰全资附属公司后，在浦伟士时代后期进行了一连串的收购活动：1996年，海丰银行收购了East River Savings Bank的业务；1997年，完成对Federal Savings and Loans Association of Rochester的收购。通过以上收购行动，海丰银行的个人及商业银行业务市场占有率得以扩大，实力得到增强。

在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收购后，浦伟士开始将汇丰集团内同一区域不同机构间的业务加以整合：1995—1996年，恒生银行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在纽约市的所有分行、米特兰银行的工商银行部以及康和租赁全部划归海丰银行；与此同时，海丰银行积极在信用卡服务、按揭融资、学生贷款及商业融资等方面加强竞争力；借助于汇丰集团较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产品和技术，海丰银行对企业客户的服务能力得到加强。

1981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在加拿大成立的全资附属银行——加拿大汇丰银行在通过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开始以对外收购的策略拓展业务。继沈弼时代的1986年收购Bank of British Columbia后，浦伟士1990年收购了Lloyds Bank Canada，1993年收购ANZ Bank of Canada，1996年收购Barclays Bank of Canada。与此同时，浦伟士将汇丰集团在这一区域内的业务加以整合：1988年将加拿大米特兰银行的业务拨入加拿大汇丰银行，1996年将美国海丰银行在西雅图与波特兰的分行纳入加拿大汇丰银行的网络之中。

在南美洲，浦伟士也同样进行了一系列的收购与整合。1987年，米特兰银行曾购入阿根廷Banco Roberts S.A.部分股权。米特兰银行被汇丰收购后，购入的股权被拨入汇丰集团，之后通过增持股份，最后于1997年8月全资拥有这家银行，并易名为HSBC Banco Roberts S.A.（现称阿根廷汇丰银行）。

1997年3月，浦伟士设立汇丰巴马兰特银行，以接管有着近1300家分行，并有庞大的保险、租赁及证券业务的银行——Banco Bamerindus do Brasil S.A.的资产、负债及其附属公司，成为汇丰在南美洲最大型的业务（1999年易名为巴西汇丰银行），从而不仅加强了汇丰在南美洲的发展实力，也使得汇丰在本地的业务更加多元化。

浦伟士将其前任沈弼为汇丰伸向欧洲和美洲的地盘进一步拓宽，业务进一步多元化。沈弼时代开始部署的汇丰在亚洲、美洲和欧洲各占其一的所谓“三脚凳”战略，在浦伟士执掌汇丰时已基本实现。

5　1997·亚洲·金融长镜头

香港回归祖国之前，众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政权交接前后，是否会发生资金从香港市场大规模外逃，继而引起汇率不稳，甚至金融危机。结果，在政权交接前夕和回归当天，无论汇市或金融体系都风平浪静，一切如常。

香港回归祖国之前，众所谈论的话题之一，是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东盟国家和地区多年来一派欣欣向荣，与此同时，西方经济体萎靡不振，亚洲世纪似乎已经来到，“亚洲辉煌”、“亚洲奇迹”、“亚洲价值”充斥着全球报刊版面。但是在香港回归祖国后的第二天，一场猛烈的金融风暴却从泰国袭来，迅速蔓延，横扫亚洲。

以下是一组1997年亚洲金融方面的长镜头。

香港：

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翻开历史上新的一页。在回归祖国庆典的浓烈气氛中，香港股市一路走高。8月初，港股突破16000点重要关口。8月7日，恒生指数创下16673点的历史最高收市纪录，成交金额创出460亿港元的天量。股市红红火火，股民如痴如醉。

然而，好景不长，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已经强劲袭来。至8月底，恒生指数以14135点收盘，较8月7日的历史高位相比，跌了2538点，跌幅达15.2%。9月1日，港股再次在投资者的疯狂抛售下重挫709点。港元则一连急跌三天。9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向国际金融大鳄宣战。港元银行间拆款利率随即一飞冲天，特区政府成功守住港元联系汇率，但当天的港股却惨不忍睹，恒生指数收盘时狂泻1211点，跌幅达10.3%，港股市值一天蒸发了2285亿港元。

踏入10月，香港金融市场的情况更加恶劣，国际炒家上下其手，一方面狂沽港股，一方面狂售港元，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备受挑战。21日、22日，恒生指数连续大幅下挫，累积跌幅近1200点；23日，恒生指数收报10426.3点，重挫1211.5点；24日，恒生指数再次下跌5.8%。

特区政府为捍卫港元联系汇率与对冲基金等国际金融大鳄的反复搏击，港股从上半年的一路飘红到下半年的一泻千里，让香港股民经历了惊心动魄而难以忘怀的一年。至当年12月31日，港股以10722点报收，较上一年大跌33.5%，港股跌势之猛、厮杀之烈，举世关注。

东南亚：

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取代泰铢对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泰国金融市场随即崩溃：泰铢迅速在国际市场上重挫近20%，一夜之间失去了1/5的国际购买力。由于事发突然，泰国商业银行陷入一片混乱。

泰铢大幅贬值后，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等东南亚货币也相继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狙击对象，跌势迅速蔓延。东南亚国家的中央银行纷纷介入市场。然而，为捍卫本国货币而实行的高息政策，不但未能止住货币跌势，反而加快了这些国家股市的沽售压力，很快形成“汇市拖股市，股市拖汇市”的恶性循环局面。

8月28日，东南亚汇市与股市出现联动暴跌情形。菲律宾比索再度暴跌，股市重挫212点，跌幅达9.28%，股市市值一天蒸发50亿美元，几占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的7%；印尼盾同样遭受重挫，跌幅达3.4%，股市更暴跌4.52%，创下本国股市开市以来的最低收盘纪录；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1.1%，股市重挫，再创4年来新低。此时，任何措施似乎都已经不能阻住“跌跌不休”的局面，东南亚股市以及汇市在这次风暴中无一幸免。

日本、韩国：

香港股市10月24日（星期五）的继续大幅下挫，引起美国投资者惶恐不安。27日（星期一），美国股市跟着一泻千里，道琼斯工业指数重挫554点，为十年来单日最大跌幅。华尔街股市的表现，又引发第二天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各地股市的连锁反应。其中，东京日经指数大跌725点，收盘16312点，跌幅4.3%，跌至1995年7月以来的谷底；韩国股市大跌6.6%，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也跌至新低。

股市要跌到何时？日本市场上一片哀叹之声。新一轮股市暴跌从香港开始，不会轻易收场，因为在房地产股占七成的香港股市，房地产泡沫随股市大跌必将产生连锁反应。与此同时，在“过渡期”内，随着英资银行及商业机构的大举迁册和走资，日资、美资公司在香港的投资大大加强。此时，香港金融资产有四成以上为日本金融机构所拥有，百货公司营业额也同样有四成来自日资百货公司。因此，香港市场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日本股市便即刻风声鹤唳。10月下旬，日本股市一跌再跌，日本政府一筹莫展。

11月17日，在经济加速恶化且韩元汇价一路走低的情况下，韩国中央银行宣布弃守韩元。韩元跌势加速。11月20日，韩国货币汇率开盘后更是再度跌停，重挫10%，盘中暂停交易半小时。韩元从当年的7月2日兑换美元汇价为887韩元兑1美元，到11月20日已贬至1139韩元兑1美元，跌幅达22%。

货币贬值远未结束，股市下挫更未到底。12月22日，日本和韩国的股市再次被愁云笼罩。在东京股市，投资者生怕1997年以来第一大破产案——日本东食商社破产事件是另一波企业倒闭风潮的开始，争相抛售手中股票，导致日经指数跌至1995年7月以来的新低。日元汇价也跌破1美元兑130日元；23日，日本股市再跌3.4%，并丢失15000点重要心理关口。同一天，韩国股市重挫29.7点，以366点报收，单日下挫7.5%，创下韩股单日最大跌幅；而韩元兑美元则一度跌破2000关卡。

以上只是1997年的一些片段，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仍在继续，有时更为猛烈。风暴所过之处，一片狼藉：汇率应声下跌，币值屡创新低，资金大量外撤；股市巨幅波动，股价暴跌狂泻；财富急速蒸发，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社会动荡不安。

这一段日子里，亚洲的一些银行或在亚洲有业务的大型跨国金融企业处在痛苦的处境中。一些跨国银行纷纷作出巨额现金拨备，以抵偿其在亚洲的亏损。一些本地银行的日子也极其难熬。在这场危机中，汇丰控股的表现如何？它能否安然度过？

6　避过金融风暴侵袭

1998年3月27日，当金融风暴依旧在亚洲肆虐之时，汇丰控股旗下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施德伦及行政总裁艾尔敦公布了该行1997年的业绩：取得纯利197.97亿港元，比1996年的192.54亿港元增长3%；总资产增加14%，达到14750亿港元。施德伦和艾尔敦异口同声地表示：“在如此艰巨的环境下，汇丰银行九七年的业绩仍然稳健。”[1]

当我们打开汇丰控股集团的年报可以看到，1997年汇丰控股共盈利425.5亿港元，汇丰银行占到集团总盈利的47%；汇丰控股总资产达36546亿港元，汇丰银行占集团总资产的40%。

在亚洲一片凄风苦雨的处境下，汇丰控股旗下负责亚太地区21个国家和地区业务的汇丰银行，能交出一份盈利和总资产增加的成绩单，着实令股民感到有些惊讶与兴奋。

在1997年的汇丰银行年报中，汇丰银行对1998年的亚太地区经济作出展望，认为由于金融市场在短期内可能持续波动，因此1998年将会是“艰难的一年”。尽管如此，汇丰银行对其业务及盈利占主要部分的香港经济增长预期，仍然认为可以达到3%左右。

但是困难显然远远超出汇丰银行的预计。一年以后，当1998年的汇丰年报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已经升任汇丰银行主席的艾尔敦却是满面愁云：“1998年，国际金融及经济风暴几乎席卷本行所有经营地区，使我们度过艰辛的一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但在过去一年，香港的经济不仅无复1997年的5.3%的增长，反呈现5.1%收缩。”

汇丰银行的业绩显示，1998年盈利107亿港元，与1997年相较，减少了90亿港元，下降幅度达46%；总资产一年来则几乎没有任何增加。

再打开汇丰控股的年报，1998年汇丰控股共盈利334.47亿港元，比1997年只减少了81亿港元；总资产达37423亿港元，比1997年增加了877亿港元。

这些略显枯燥的数字表明，尽管汇丰银行在亚洲遇到困难，但此时遍布全球79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万名职员的汇丰集团，安然度过了亚洲金融风暴。其中，经过汇丰改造、已经脱胎换骨的英国米特兰银行为汇丰带来了16亿美元的利润，成为集团当年最大的盈利来源；美国海丰银行也因为当地经济持续发展，盈利增长了13%。当汇丰集团在亚洲的业务遭遇危机之时，它在全球其他地方的业务可以平衡这种损失；而当它在亚洲的业务开始恢复之时，其在英国和美国的业务继续保持着赢利的势头。

正是汇丰多年来的国际化战略，沈弼、浦伟士精心策划的大量兼并与收购，把汇丰的经营业务拓展至世界各地，从而最大限度地分散了亚洲金融风暴及香港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影响，并分享到了美、欧经济稳定增长的成果。

[1]汇丰银行1997年业绩报告。

第八章　庞约翰的汇丰版图：全球并购（上）

我们经常会遇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购机会。我们采用非常严谨的标准决定是否适宜进行某项收购：我们寻求在策略上能配合现有业务，并能创造长远价值的收购项目。

——汇丰集团主席庞约翰

沈弼通过制订“三脚凳”战略，收购美国海丰银行，将汇丰带进全球银行二十强之列；浦伟士则在“帝国还乡战”一役中并购英国米特兰银行，进一步使汇丰挺身进入前十强；1998年接替浦伟士担任汇丰大班的庞约翰，要在前两任的成就下扩大战果并非易事，然而他再上一层，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并购，短时间内将汇丰送上了全球第二大金融帝国的宝座。这位看上去严谨含蓄的英国银行家，最令世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他那纵横捭阖的并购扩张以及并购完成后的整合消化。

1　统一品牌：环球金融、地方智慧

当浦伟士于1998年夏季将汇丰主席的宝座让予庞约翰时，展现在庞约翰面前的，是一个庞大而略显杂乱的金融帝国：通过自然增长和收购兼并而来的1200家金融服务附属机构、5500多个办事处，遍布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79个国家和地区，大大小小，名称各异，品牌众多。

当汇丰还是一家地区性银行时，它的形象是鲜明、统一的，那就是它在上海外滩和香港中环建起的声名显赫的银行大楼以及那对不可一世的铜狮。“狮子银行”声名远播。

20世纪80年代，当汇丰开始向世界各地大规模扩张时，汇丰银行本身的品牌建设也在推进。1983年，汇丰开始采用红白六角形徽号，并在香港总部建造当时全球最昂贵的银行大厦，力图继续给人以稳固而雄霸的形象。但是，汇丰对于收购过来的众多金融机构，依旧保留其原有名称，继续以不同的机构名称在世界各地经营。20世纪50年代收购的中东英格兰银行如此，80年代兼并的米特兰银行亦然。汇丰银行本身的中文名称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英文名称为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 Corporation，简称Hong Kong Bank。

随着汇丰向全球拓展，集团内许多服务和产品需要作全球推广，同时个人客户金融服务加强，发展一个更有力的统一品牌、统一集团各公司名称及标识、凝聚汇丰力量的任务，急切地摆在了庞约翰的面前：汇丰必须尽快统一品牌，以应对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带来的变化，彰显其国际金融集团的地位。

庞约翰于1998年接过汇丰帅印时，汇丰集团虽然已是一个全球金融机构，但却是一个在欧美默默无闻的“金融巨人”。对此，庞约翰感到沮丧。他说：“我们的加拿大客户到访纽约，却不知道我们在那里有着巨大的零售机构；一个新加坡的客户到了伦敦，也不知道米特兰银行是汇丰集团的一部分。坦率地说，我知道我得迅速采取行动了。”[1]

走马上任几个月后，庞约翰宣布将汇丰集团的全球名称简化并统一为“HSBC”（汇丰）加上集团的红白六角形标志，作为各机构的一般名称，以减低地域性形象，用简单明了的名称更有效地统一全球品牌。汇丰集团属下各机构及银行分行的招牌、内部标志、银行支票簿、信用卡、各类表格、公文和信笺、广告宣传品等，均统一采用该品牌标识，以建立并加强它的知名度。

当一个行业进入充分竞争的时候，当一个公司想要称雄世界的时候，品牌的重要性也就体现出来了。“可口可乐”“IBM”、“麦当劳”这些家喻户晓的品牌，不仅仅代表各自的公司，同时也让人们联想到它们在相关行业的翘楚地位。汇丰统一品牌的努力适时地反映了它的狮子雄心。

汇丰品牌的统一，同时也意味着长期以来汇丰对所兼并机构实行名称不变、经营管理保持最大程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修正。统一品牌的同时，庞约翰更加强调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之间、各分支机构与其总部之间的协作与配合。

2002年，汇丰进一步推出“环球金融，地方智慧”（The World's Local Bank），作为HSBC品牌的口号而在全球通用。“环球金融”试图告诉人们，汇丰是一家国际银行，强调汇丰的全球能力，无论是投资还是服务，汇丰都具有全球经验，可以提供更迅速和更有效的服务。而“地方智慧”则在于拉近客户与银行间的距离，体现汇丰对客户的重视。HSBC把个性化的服务和舒适感重新交给客户。“环球金融”的实力加上“地方智慧”的参与，正是汇丰银行的着力宣传点。

汇丰曾做过这样一个电视广告片：在一家中国餐馆内，几个中国人正宴请一位英国客人吃饭，吃的是英国人不太喜欢、但在中国颇受欢迎的鳝鱼。画面中，客人为了表达对主人的尊重，很快把鳝鱼吃完了。主人非常开心：你既然这么喜欢吃，那么再来一份。电视镜头中不断端上鳝鱼，英国客人有苦难言。电视旁白大意是：对英国人来说，吃完碗里的食物是对主人的尊重，但对中国人而言，却可能代表主人招待得不够热情。寓意汇丰在与环球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打交道时，因为有“地方智慧”，所以能把“环球金融”的好处带到各地。

在这方面，经常会出现汇丰管理层的现身说法。在汇丰银行工作了36年的前行政总裁麦雅文，见证了汇丰由一家“本地银行”变成“环球银行”的历程。他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年他在中东跟客户谈生意时，主人摆上一只“烤全羊”，二话没说，直接将羊眼睛放在了他的碟子里。“当我把碟子里的东西吃完，主人又立即撕下一大块羊肉，放到我的碟子里。我才吃完，主人又添加。”后来他才知道：在这个地区，羊眼是用来款待尊贵的客人的，而客人吃东西时也千万不要吃得太快。“这也反映了各地文化的差异。”麦雅文笑笑说。

汇丰保险（亚太）副总经理陈嘉丽同样用一个她在北京观察到的现象来推介汇丰。她说：北京人最理想新房子方向的结构是南北通透，我听了以后笑得要命，因为在香港，这种南北通透是风水不好的，表示你的钱财从前面进来后面就流掉了，是万万不行的。后面不可以有洞，要堵住，把钱财聚在你的房子里。你不可以不尊重、不考虑到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一定要注意到地方的智慧，不可以把外面的一套全盘照搬。这就是汇丰的口号——环球金融，地方智慧。

[1]Assif Shameen. Hold on Tight embark， Asiaweek， January 26， 2001。

2　闯荡美国：百亿美元购“利宝”

庞约翰在统一汇丰品牌的同时，没有停下全球扩张的脚步。要想称雄世界，就须逐鹿美国。庞约翰的目光投向了北美大陆。

庞约翰虽然出生在苏格兰，但他对美国并不陌生。还在18岁那年，庞约翰就离开故乡、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之后又从加利福尼亚前往香港，来到还是英国殖民地的这个东方之珠寻找机会。1961年，20岁的庞约翰加入汇丰的行列。此后，庞约翰曾被汇丰派到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多个亚洲国家工作。

在加入汇丰30年后，庞约翰再次来到美国，这次他是前来拯救正陷入困境的海丰银行的不良局面。汇丰银行于1987年收购美国海丰银行后，接连几年海丰受呆坏账困扰而陷入亏损状态。1991年，庞约翰临危受命，收拾起行囊前往美国。结果庞约翰快刀斩乱麻，大力压缩成本，使海丰银行在1992年上半年即获得4300万英镑的利润。在美国4年，庞约翰让海丰银行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就在庞约翰出任汇丰主席将近一周年之际，即1999年5月，庞约翰宣布了一项令美国金融界震动的消息：汇丰以103亿美元的巨额款项，收购纽约市第三大接受存款银行和主要私人银行——利宝集团（RNYC）及著名私人银行——施弗拉控股公司（SRH）。前者的主要附属公司是利宝银行，后者则是一家银行控股公司，旗下银行分布在瑞士、法国、卢森堡、摩洛哥等地。收购融资以多种方法筹集：1/3通过配售汇丰普通股计划，筹集约30亿美元净现金；1/3通过发行特别用途优先股计划及发行第二级债项支付；1/3利用汇丰现有资源以现金支付。

在当年第四季度最后完成的这笔交易，是当时汇丰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收购，也是外资收购美国金融机构的最大宗交易。庞约翰表示，汇丰的策略是通过选择性的收购，以补足集团本身的业务增长。此次收购可使汇丰和利宝互相补足私人银行业务，使汇丰在美国市场内增加200万名客户，从而大大巩固了汇丰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事后我们看到，汇丰除了在地域版图上大肆扩张之外，在业务版图上也在大力拓展。以私人银行业务为例：汇丰在1999年收购利宝集团和施弗拉控股之前一年，将1992年成为汇丰集团成员的以苏黎世为基地的私人银行Guyerzeller Banker股权增至96%；2002年，汇丰收购了安达信属下的私人税收顾问业务（Arthur Andersen tax advisory business）；2003年，它又以13亿美元收购了百慕大银行。之后，庞约翰将收购的私人银行业务与汇丰本身在香港、欧洲的私人银行业务整合，使汇丰集团的私人银行面貌一新，成为汇丰四大业务板块中耀眼的一个。

庞约翰漂亮地做成了他任内的第一宗巨额收购。以当时的价格估算，美国利宝集团资产总值约为汇丰总资产的一成。完成收购后，汇丰在美洲的资产可提升至集团总资产的24%，将亚洲区原占四成的收入比重降至三成左右。

同一年，汇丰在美国挂牌上市。从此，汇丰股票在香港、伦敦和纽约三地，几乎24小时不间断地交易。

出任汇丰集团主席一年多的庞约翰，笑称这一年“颇佳”（fine year），虽然头上的白发多了一些。而更为他增添荣誉感的，是当年自己因为在银行界的杰出贡献，在英国女王寿辰日被册封为爵士，并多次成为《银行家》、《商业周刊》等世界著名商业杂志的封面人物。

2000年，利宝银行的纽约州分行与美国汇丰银行的分行合并，并换上“HSBC”新标志。汇丰集团拥有了纽约州最大的银行业务网络，汇丰更为美国48个州的3000多家经纪行提供全国按揭贷款服务。汇丰品牌及六角形标志开始广泛进入当地人的视野。

3　进军欧元区：吞并CCF

庞约翰每年要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他的金融帝国“版图”内巡视。同时，他的目光也在不时注视着帝国疆域之外。这次，近在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是庞约翰要着力开辟的“战场”。欧元区的大量业务就要在他的面前展开。

这是一个银行家不知疲倦的扩张年代，全世界都笼罩在一种追求“大而美”的扩张主义思潮中。在汇丰以巨资收购利宝集团不到一年，即2000年4月初，庞约翰又宣布了另一个震撼欧洲银行界的消息：汇丰将斥资110亿欧元收购法国规模最大的银行——法国商业银行（CCF）。

汇丰并购法国商业银行，事前并没有走漏一点儿风声。正如法国《费加罗报》于2000年4月3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所称：“一切都进行得悄然而迅速。”

2000年3月初，双方才抓紧时间真正展开谈判，一个月后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法国商业银行股东可按每股150欧元的价格出售其股票换取现金，也可按一股换13股的标准将所持股票换成汇丰股份，即每股价值160欧元。照此计算，与上一个交易日每股130欧元的价格相比，法国商业银行股票的现金价格等于增值15%。

7月，收购完成。同月，汇丰控股在巴黎证券交易所挂牌。汇丰银行以相当于法国商业银行自有资产3.8倍的价格公开收购这家法国银行，创下了汇丰收购价格的最高纪录。虽然当时投资者认为汇丰的收购代价过高，但是汇丰管理层认为，此属扩张的必要之举。

就这样，汇丰完成了欧洲最大的一笔跨境交易。这也是汇丰继1992年购入米特兰银行、开创欧洲业务发展新局面以来的又一大动作。同时，也意味着汇丰已名正言顺地进入欧元区。庞约翰事后不无得意地表示：“这次收购，是我们策略上一个完美的配搭，能够配合集团的财富管理、工商及金融机构业务，以及资产管理等服务。”

汇丰通过发行6.78亿新股，动用5.575亿欧元现金收购了法国商业银行。完成收购后，汇丰进一步成为以市值计算的全球第二大银行集团，其收入来源也大幅扩展至欧洲的欧元区。

总部位于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法国商业银行有着不平凡的历史。当年，它也正是通过不断地并购而迅速扩张业务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它已成为法国第六大银行。1982年，在国有化浪潮中，法国商业银行被法国政府国有化。5年后，它又再度被私有化。

法国商业银行在法国本土设有682家分行，连同附属公司，为超过百万名客户提供全面的个人理财服务。汇丰收购法国商业银行后，与原来设在巴黎的分支机构加以整合。法国商业银行负责管理汇丰集团当时在欧元区的多家分行，汇丰的巴黎分行因此也一道并入法国商业银行网络之内。

汇丰集团在2000年的发展令人鼓舞，自然增长业绩可观，收购公司的业务整合也在顺利进行。按现金基准计算，当年扣除呆坏账准备前的营业利润增长了13%，达到110亿美元。在这种成绩的鼓舞下，庞约翰作为集团主席在汇丰控股2000年度业绩回顾时，特别谈起了汇丰的收购案。当年除了对收购泰国第八大银行——曼谷京华银行功亏一篑而有所失望外，庞约翰对自己在全球的并购感到满意。对于汇丰的收购方略，庞约翰说道：“我们经常会遇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购机会。我们采用非常严谨的标准决定是否适宜进行某项收购：我们寻求在策略上能配合现有业务，并能创造长远价值的收购项目。然而，收购项目所能取得的股东资本回报，甚少能超越我们对本身业务的投资。因此，我们拒绝了大部分的收购机会。但是，即使收购的业务具有增值潜力，收购条件亦需完全符合我们的甄选标准，这样我们才会完成交易。”

4　拉丁美洲：庞约翰的喜与忧

在沈弼和浦伟士时代，汇丰实现了亚洲、欧洲和美洲“三分天下”的地域均衡策略。庞约翰时代的平衡战略又多了一个提法，即“维持经合组织国家与新兴市场所贡献的盈利大致平衡”。庞约翰表示：“展望未来25年，我们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域，包括以美国为首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中国、印度及两国人民的外侨社区，以及美洲的西班牙裔族群。我们根据这个观点订立发展方针。”

汇丰控股除了在成熟市场大手收购外，一直注意在新兴市场物色收购目标。1999年，庞约翰已先后在亚洲的韩国、南美洲的阿根廷以及欧洲的马耳他收购合适的目标。2000年，庞约翰成功收购了美国大通银行巴拿马分行和菲律宾PCIB Savings Bank，并将以前持有埃及英国银行40%的股权增至90%（埃及英国银行后改名为埃及汇丰银行），使汇丰在新兴市场的据点进一步加强。

虽然如此，汇丰在1999年收购美国利宝银行和2000年收购法国商业银行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平衡发展的策略依然有所打破。对此，庞约翰在汇丰控股2000年的业绩发布会上表示：“要维持此种平衡，某种程度须视市场的现实情况而定。”

在庞约翰看来，墨西哥和巴西这两个新兴市场国家，属于拉丁美洲最具潜力的发展区域。庞约翰一直想提高汇丰在拉丁美洲的业务比重。[1]

2001年，机会在墨西哥市场降临。这年11月，汇丰控股正式提出收购Bital金融集团（简称GF Bital）。作为墨西哥第五大银行，GF Bital总资产达220亿美元，拥有1400家分行和4000部自动柜员机，服务近550万名个人客户。一年后的2002年11月26日，汇丰宣布收购完成。收购并重新注资共花费19亿美元。

GF Bital在2003年的发展让庞约翰欣喜不已。其成功并入汇丰这个大家庭的进度也超出了汇丰高层的预期，“比原定的业务计划提前取得协同效益和整体成绩”。这一年的汇丰集团年度报告浓墨重彩地描绘了GF Bital的业绩：“年内（2003年），新业务的合并带来了效益，其中最突出的是墨西哥的GF Bital，其主要附属公司于2004年1月正式命名为墨西哥汇丰银行。GF Bital个人理财业务在加入集团首年，即带来3.5亿美元的除税前利润（不包括商誉摊销），超越我们的业绩目标。当地业务录得存款增长18%、消费贷款增长逾20%，以及双位数字的费用和佣金增长率。经清理贷款组合后，不履约贷款减少61%，投入资金的现金回报率达20%。这些成果为我们日后在墨西哥的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础。”

墨西哥业务带来的欣喜，冲淡了汇丰高层对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忧虑，因为2002年在阿根廷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不仅没让汇丰赚着钱，而且几乎要了阿根廷汇丰银行高层人士的性命。

“我中了枪……但不是最坏的一天。”[2]2005年6月，时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行政总裁的邵铭高回忆自己3年前在阿根廷的经历时说道。

2003年11月来香港就职前，邵铭高于1997年至2002年获派驻阿根廷，担任阿根廷汇丰银行行政总裁。当全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还在视阿根廷为“经济改革”的榜样时，几年之后的2001年年底至2002年年初，它呈现给世人的面貌却是银行及金融体系崩溃以及在银行外等候取款的“长龙”取不到钱的场景。金融危机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从2001年12月20日费尔南多·德拉鲁阿（Fernando De La Rua）总统向国会提交辞呈，阿根廷创造了在此后半个月内更换5位总统的历史。当时外资银行被认为是造成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汇丰作为当地最大的外资银行之一自然成为众矢之的，邵铭高甚至被激进者列入暗杀名单。他说，有一次，自己曾在公路上遭遇数名枪手袭击，幸而仅大腿中枪。另一次，大批愤怒的人群包围阿根廷汇丰银行大楼，一些汇丰员工被困。趁警察与人群在前门交涉之机，他安排员工从后门分乘多辆防弹汽车逃离。

还在浦伟士时代的1997年，汇丰集团根据对拉丁美洲经济前景的分析作出了两项策略性投资。一项投资在巴西，另一项投资即在阿根廷。米特兰银行自1988年起已持有阿根廷Banco Roberts Group 29.9%的股权，汇丰鉴于其在拉丁美洲的发展日益重要，于1997年8月购入其余70.1%的股权，组成阿根廷汇丰银行，邵铭高等人进驻打理。

“阿根廷在年内为集团带来重大困扰。”庞约翰在2001年汇丰年报的“主席报告”中忧虑地说，“在阿根廷，汇丰在扩大业务方面虽已取得重大进展，但业绩至今仍极不理想。”

在2001年的汇丰股东大会上，庞约翰没有了在2000年大会上的意气风发。汇丰的盈利不仅没有比上一年增长，反而大幅下降。这一年，汇丰虽然作出了38项收购及投资，但并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大型收购，而且在世界各地的业务屡受挑战，其中最严峻的挑战即发生在阿根廷。

汇丰集团在2001年的盈利较上一年大幅减少12亿美元，仅在阿根廷的贷款提拨特殊准备即达11.2亿美元。好在汇丰在阿根廷的业务仅占集团总资产的0.5%，对庞大的汇丰金融帝国整体而言，不曾受到特别的影响。

“然而，阿根廷情况仍然未见稳定，实在令人忧虑。目睹众多客户和员工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我们深感难过。”庞约翰在2002年5月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说。2002年，汇丰再注资4.46亿美元于阿根廷业务。

阿根廷汇丰银行的困局和巨额亏损让庞约翰大为苦恼。“我当时甚至想辞职。”几年过去了，庞约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但我不能以失败者的姿态退出。”

汇丰在阿根廷外资银行中的命运其实并不算最惨的。自从阿根廷陷入金融危机后，多家外资银行已停止对当地分行注资，或者干脆在大幅亏损后关门大吉。

令庞约翰庆幸的是，阿根廷出现的这种状况没有波及另一个他看好的南美大国——巴西。巴西经济状况稳定，相对于阿根廷经济的崩溃，这个南美大国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庞约翰再一次感受到经营范畴与地域多元化给汇丰带来的好处。

1997年3月，汇丰集团在巴西设立汇丰巴马兰特银行，以接管Banco Bamerindus do Brasil S.A.的资产、负债及附属公司，一举成为汇丰在南美洲最大型的业务中心。创立于1952年的Banco Bamerindus do Brasil S.A.，被汇丰收购时分行接近1300家，并有庞大的保险、租赁和证券业务。1999年，汇丰巴马兰特银行在庞约翰统一品牌的行动中，改名巴西汇丰银行。

2003年12月，汇丰再度以8.15亿美元的价格，向英国莱斯银行购入其旗下巴西最大的消费信贷机构Losango Promotora de Vendas Ltda以及其他位于巴西的资产。

此外，汇丰还通过其他多项收购，加强拓展南美洲市场，使集团在拉丁美洲的业务进一步多元化。

[1]在汇丰的市场结构中，墨西哥属于北美洲地区的业务网络。至2006年，墨西哥与同属北美地区业绩的巴拿马一道，重新归入拉丁美洲地区。

[2]“I was shot… but that was not the worst day。”2005年6月8日，邵铭高接受香港媒体采访，回忆当时在阿根廷的情景时这样说道。

5　梅开二度：再购美国“巨无霸”

对汇丰来说，一起起巨额收购案不断地修改着它的历史，昨天创下的纪录，明天可能就会被超越。

2002年8月5日，汇丰高层在香港宣布集团过去一年的业绩。也许是成绩振奋人心，庞约翰情绪高涨，并在业绩发布会上罕见地谈及汇丰收购情况的最新进展和并购意向。他透露，汇丰集团收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收购项目建议书，不过能达到收购要求的却很少，预期未来会收到更多建议书。至于在美国，目前有10～15家美国公司入选名单，从中可能会找到有兴趣的对象，目前正在留意中。

庞约翰有点闪烁其词。事实上，他已经大致有了目标。汇丰历史上最大的收购案即将展开。这一次，汇丰瞄准的是美国消费金融领域的“巨无霸”——美国家庭消费信贷公司（HI，后改名为美国汇丰融资）。

正如庞约翰所说，美国经济占全球生产总值1/3，而消费开支则占美国本地生产总值近七成。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美国消费市场是汇丰的必争之地。

创立于1878年的美国家庭消费信贷公司（HI），在欧美拥有5000多万名客户，管理资产总值约8080亿港元，业务遍及消费信贷、信用卡、汽车贷款、信贷保险、物业按揭等方面，在美国消费信贷、信用卡及信贷保险等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不过，这家机构的贷款素质远逊于美国的大银行。其资金来源要在同业中拆入（向银行借入），受经济环境影响极大。2000年美国科网股泡沫破灭后，加上“9·11”恐怖袭击事件，令美国经济逆转，HI的坏账率上升，因此借入资金的成本上涨。恶性循环由此形成——坏账上升，溢利下降，资金成本上涨，迫使溢利再下降。为了维持溢利，于是HI对贷款素质要求下降，希望谈成更多生意，这样一来坏账更多，需要大量融资才能扭转，同时也需要作出大量坏账拨备。

此时的汇丰集团在环球业务上正出现资金过剩，更想借势进一步打入美国市场。在庞约翰看来，HI在美国四十多个州拥有1300多家分行，若成功收购HI，汇丰便可以在北美洲建立起一个更为强大的金融网络。

11月14日，汇丰集团宣布，以2.675股汇控股份换取一股HI股份，即以每股30.04美元的代价进行收购，较HI停牌前溢价35%，同时是HI账面值的1.7倍。完成收购后，HI将成为汇丰全资拥有公司，这宗涉及148亿美元的收购预计在第二年3月完成。

汇丰控股当时大举进入美国消费金融领域，并没有被市场普遍看好。但是，庞约翰认为两者合并是“天作之合”，虽然HI债务缠身，但美国经济前景乐观，特别是楼宇按揭业务方面。在随后举行的伦敦记者会上，庞约翰语气坚定地说：“收购HI的计划约于三个月前进行，并购撮合了全球最成功的存款机构之一与全球最大的资产创造者之一的结盟，也达到了汇丰增加消费融资资产的既定目标，建立起全球最大信用卡机构之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让汇控一下子获得5000万名新客户。”

2003年3月，汇丰完成收购。随即对HI进行一系列“手术”，并对双方的资源进行整合。HI转用汇丰在印度的处理中心，以降低其消费贷款与汽车融资业务的处理成本；整合汇丰与HI两家公司的采购、人力资源与设施管理等多个职能，以提高效率、节省成本；为推广HI在消费融资业务方面的专业技巧，HI与墨西哥等国的汇丰人员合作，全面发掘美国与墨西哥两国之间每年上百亿美元双边汇款的巨大商机。

2004年8月，庞约翰在汇丰集团2004年上半年的业绩公告中表示，HI和汇丰的整合已大体完成。

庞约翰不断地创造着金融界的并购神话。这项涉及约1100亿港元对HI的大胆收购，无疑提升了汇丰在美国消费借贷、按揭融资、信用卡和信贷保险等市场的覆盖面，但是消费融资深受经济周期影响，作为汇丰集团十多年来最大转变的一项收购行动，HI的发展也许不会一帆风顺，还要经受考验。

事实上，几年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彻底击碎了汇丰的美好愿望，并为汇丰埋下了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

6　印度的大好“钱”景

完成收购HI后，汇丰在亚洲及中东的业务约占集团资产的30%，美洲的业务比重增加到30%，欧洲业务占40%，集团业务大致达到了独特的三足鼎立式地域性平衡。但在发达国家的比重大幅提高，与汇丰定下的“一半收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原则有着相当的距离。庞约翰在2003年、2004年年报的集团主席报告中一再强调，未来1/4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域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及南美洲新兴市场。汇丰集团行政总裁葛霖也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集团的方向没有改变，汇丰控股会继续本着一半收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原则，继续在发展中国家寻找合适的收购机会。

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和巴西是汇丰最看好并不断开拓的地区。而在亚洲，具有相当潜力且在不断加大市场开放度的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则是区域内的主要目标。

其实，不只是汇丰控股，几乎所有西方的大型金融机构都看好这些新兴市场。2003年10月，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发表名为“与BRIC寻梦：迈向2050之路”的研究报告。其中，BRIC即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报告预期，到2015年，上述“金砖四国”的中产阶级将达到10亿，超越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总和。四国将成为“明日之星”，投资价值当然不容忽视和错过。

印度是全球第七大国，按人口则排名第二。印度政府近年来积极改善对外关系，致力于发展经济，大力吸引外资，推动各项制度与国际接轨。因经济改革卓有成效，1993至2003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6.8%，2004年达8.2%，2005年更高达9%。印度已成为全球最大且成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高盛集团的评估，在未来20年内，印度有机会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1]

就在高盛集团的这份报告出炉两个月后，2003年12月3日，汇丰银行宣布，以30.6亿印度卢布（约6642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印度零售银行UTI Bank14.62%的股权。

1994年成立的UTI银行，是印度第二大私营零售银行，分行和特约柜台超过250个，并在全国设有1000部自动柜员机，提供全面的企业银行、零售贷款和存款服务以及网上银行服务，客户达100万名。

汇丰在印度通过设立分行实现自然扩张的同时，开始迈开收购兼并的步伐。时任汇丰集团亚太地区主席的艾尔敦表示，相对于欧洲、北美洲以及政治上比较欠稳定的南美洲，亚太地区是增长潜力最大的市场，而中国和印度的增长空间尤其明显。同时，其金融市场的开放也在进一步加强。像汇丰宣布参股的印度UTI银行，“两三年前是无法想象可以进行的投资”。

艾尔敦满怀期待地说：“汇丰在印度已有超过150年的长远历史，我们借着这次新投资，可望在这个进展一日千里的地区内，扩大经营规模。”

2004年6月10日，汇丰宣布，已获得印度储备银行批准，完成收购UTI银行14.62%的股权。[2]

进入2005年后，汇丰在印度的动作更加频繁。年初，汇丰集团行政总裁葛霖在孟买表示，随着印度经济增长的加快，对商业银行服务的需求增加，汇丰在当地的业务将加速扩展步伐。3月，汇丰银行宣布，向印度业务注资2.43亿美元，发展当地零售与商业银行业务。当时的汇丰银行主席艾尔敦表示，如果印度对外资银行更加开放，让外资银行持有更高的股权，汇丰将会认真考虑当地出现的并购机会。7月，郑海泉接替艾尔敦成为汇丰银行主席仅一个多月即前往印度考察。他表示，印度市场拥有充裕的劳动力，加上当地高等教育制度日趋完善、拥有新闻自由，以及良好的法制，汇丰对印度市场充满兴趣。当年，汇丰加强了在印度的各项环球资源调配措施，如扩充旗下最大规模的信息科技开发中心，同时成立了针对印度市场的全球最大型股本投资基金。

由于印度金融市场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条件颇多，汇丰暂时无法大举投资建立分支机构，也难以通过并购迅速增长。虽然汇丰已经堪称印度外资银行的翘楚，但它此时依然只在印度25个城市设立了46家分行。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日渐开放，汇丰蓄势已久的能量势必会在印度得到更多释放。

[1]2003年，高盛集团发表的“与BRIC寻梦：迈向2050之路”研究报告预测，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32年之前超越日本，30年后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经济体。

[2]后来印度规定外资银行持当地银行股权的上限为5%，2006年2月26日，汇丰宣布，已出售印度私人银行UTI Bank7.19%的股份，作价63.8亿印度卢比（相当于1.42亿美元。目前，汇丰持有UTI Bank4.99%的股权。

7　遭遇恐怖袭击：中东的爱与恨

2005年5月，艾尔敦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在37年的汇丰生涯里，从中东到马来西亚到香港，艾尔敦亲历了汇丰在亚洲发展的风雨历程。当他最后一次以汇丰银行主席的身份与香港媒体话别时，回顾走过的人生，这位银行家说最难忘怀的是三十多年前在中东的“换钞”经历。

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中东，阿曼政府决定将流通货币由印度卢布改为阿曼货币，并委任汇丰旗下的中东英格兰银行负责兑换，当时正在中东英格兰银行工作的艾尔敦参与其中。“那时，我和一组军队，一个军官，押运着三大货车的现金，另带着六名文书职员，开着五辆吉普车，穿越沙漠，穿行于不同村落之间，为居民更换货币。”那两个星期的旅程，艰辛而难忘。

自从汇丰大班特纳在1959年收购中东英格兰银行后，汇丰开始借此涉足中东金融市场，并在沙特阿拉伯、亚丁、利比亚、卡塔尔、突尼斯、摩洛哥及阿布扎比等地增设办事处。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东地区银行业的国有化趋势方兴未艾，中东英格兰银行在叙利亚、伊拉克、亚丁和利比亚的业务被迫结束。而在盛产石油的波斯湾国家，中东英格兰银行加强扩展分行网络，或积极与当地银行建立合作关系。1978年，汇丰大班沈弼将该行沙特阿拉伯的业务划归当年成立的汇丰集团占40%股权的沙特英国银行；与此同时，汇丰持有埃及银行40%的股权。待庞约翰接手汇丰大班后，在统一品牌的行动中，中东英格兰银行于1999年易名为中东汇丰银行。2001年，庞约翰将中东汇丰银行拥有40%股权的附属埃及银行增持至90%，并将其易名为埃及汇丰银行。汇丰在中东的业务获得有序发展。

用汇丰高层的话来说，中东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多元化而又瞬息万变的市场之一”，这也是有着三十多年银行生涯的艾尔敦之所以记忆深刻的原因。但是汇丰凭借其自身良好的适应能力和强大实力，在中东站稳脚跟并居于中东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的领先地位。与同样是环球金融帝国的花旗银行相比，花旗银行的业务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汇丰作为一家全球性银行的独特个性再一次得到凸显。

2001年9月20日，汇丰集团旗下的英国汇丰银行宣布，已与土耳其储蓄存款保险基金签订买卖协议，以3.5亿美元现金收购Demirbank TAS。Demirbank在2000年12月被土耳其政府接管之前，是土耳其第五大私营银行，有200家分行和办事处分布于全国38个城市，通过互联网、自动柜员机、电话理财中心及信用卡向客户提供全面的理财服务。

10月30日，汇丰完成对Demirbank的收购。在得到监管当局批准后，Demirbank与汇丰在土耳其的原有分支机构合并，并在当年内完成整个合并工作。

汇丰进行的这宗收购案，正值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对此，当时兼任Demirbank主席的汇丰控股行政总裁韦志诚曾表示，汇丰对在土耳其的发展采取中长期策略。经历过各种政治与经济起落的汇丰，不会因一两个事件而受到影响，汇丰对土耳其的长远前景具有信心。

汇丰也许没有想到，有一天炸弹会在汇丰土耳其的分行爆炸。正如庞约翰所说：“有些风险并非只限于经济损失，而是与性命攸关。”

血肉模糊的尸体，惊惶逃散的人群，玻璃碎片和瓦砾满地，救护车和消防车的尖叫声此起彼伏……这是2003年11月20日发生在汇丰集团土耳其总部的一幕场景。

“窗户被炸碎了，一切都被炸碎了。”一名汇丰集团土耳其总部的职员如是说。当天上午11时许，随着一声巨响，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汇丰土耳其总部18层高的大楼被炸得七零八落，造成3人死亡，43人受伤。

5分钟后，英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门前再次发生爆炸。围墙被整个掀翻，总领事馆被削掉一半，英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罗杰·肖特也不幸葬身其中。

当天，汇丰在土耳其的160处分行曾全部紧急关闭。但第二天，即全部重新开张，并启用一幢备用大楼作为汇丰在伊斯坦布尔的总部。4天后，庞约翰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必须以最大勇气来面对这宗惨剧。”

汇丰一再强调本身并非恐怖袭击的对象。庞约翰曾经表示，汇丰作为一家国际性的银行，跟哪个国家做生意就会满足哪个国家的利益；汇丰作为一个私人企业，是非政治化的。不过，与花旗、高盛集团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被视为美国金融业的代表一样，汇丰在一些地方也被视为英国的象征之一。

事发当天，美国总统布什正在英国访问，以寻求支持其伊拉克重建方案。恐怖组织选择此时机，显然欲直接打击美国及其最亲密盟友英国。土耳其是美国少有的伊斯兰盟友，也是伊斯兰国家中唯一的北约组织成员。汇丰在中东一带一直较为进取，在土耳其各大城市均设有分行。同时，美军控制伊拉克后，汇丰曾积极部署进入伊拉克市场，是最先取得在伊拉克开业资格的外国银行之一，虽然由于伊拉克局势过于混乱使汇丰转而采取观望态度，但此举已令极端分子不满，他们认为汇丰是西方“入侵”伊斯兰世界的获益者。

大约半年后，即2004年5月16日，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土耳其前夕，伊斯坦布尔的两家汇丰分行门外，又几乎在同一时间响起爆炸声，银行窗玻璃被震碎。约半小时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两家汇丰分行外再次发生爆炸，玻璃碎片撒满一地，所幸未有人员伤亡。

尽管连番遇袭，但汇丰控股强调不会影响其在土耳其的投资和经营。汇丰不会轻言放弃。对汇丰来说，土耳其属于发展中的重要市场，汇丰看好的正是它的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

2005年8月，庞约翰在公布汇丰2005年中期业绩时表示，汇丰收购该行后，土耳其业务计入该行全年业绩之首个年度利润（按固定汇率计算）为8400万美元，到2005年上半年已升至1.33亿美元。汇丰宣称，这一成绩来自汇丰在那里的个人理财业务、工商业务和财资业务的扩张，以及加强运用汇丰集团的客户关系和各项服务专长。

8　韩、日并购：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对庞约翰而言，被他看准的并购项目，只要他一出手，就八九不离十，但在韩国和日本，庞约翰时常空手而回。

2005年1月10日，渣打集团在汉城举行大型新闻发布会。渣打韩国总裁神采飞扬地宣布：“韩国第一银行在过去的5年里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用一辆汽车作比喻的话，第一银行这辆车，不仅更换了所有配件，而且最重要的是更换了发动机。现在，我们作为新司机，加上油，它就可以飞驰了。”

与此同时，汇丰控股主席庞约翰和汇丰银行主席艾尔敦则多少有点神色黯然。在竞购韩国第一银行的过程中，起了个大早的汇丰，却赶了个晚集。汇丰一直试图通过并购而不仅仅靠分支机构的自然壮大，以更快地进入韩国这个亚太区第三大金融市场。但是，几次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汇丰就曾尝试收购韩国第一银行，但最终未能成功。

2003年11月，汇丰有意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消息又开始见诸报端。经过一年多的起起伏伏，在众多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竞购者中，汇丰似乎已经胜券在握。韩国第一银行多数员工也认为汇丰获胜的可能性最大。汇丰一旦竞购成功，这家总部设在伦敦的全球银行业巨头，与其当时正在亚洲大举扩张的老对手花旗集团相抗衡的力量也将加强。

然而，就在这时，本来无意参与并购的渣打银行一改初衷，加入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行列中来。就在不久前，参与并购中国第五大商业银行——交通银行股权的汇丰和渣打在竞争中，渣打怏怏退出。

总部设在汉城的韩国第一银行，虽然名曰“第一”，但并不是韩国最大的银行，而是排名第八。不过，以其第八的位置，资产总额达440亿美元，在韩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有394家之多。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韩国第一银行陷入困境，债台高筑。1999年年末，以并购闻名于世的美国新桥资本，以5000亿韩元的价格购得第一银行51%的股权。后来在韩国政府执行认股权证后，新桥资本的持股比例降至48.56%，依然保持控股权。

2004年12月21日，韩国媒体报道称，汇丰控股已提议以25亿美元收购韩国第一银行。但是，20天后，即2005年1月10日，渣打银行宣布，以33亿美元并购韩国第一银行，对渣打历史上最大的这一并购案志在必得。

已有150多年历史的渣打银行（麦加利银行），其注册地在英国伦敦，但是其业务却起源于亚洲，因此一向对自己在亚洲“扎根深远，历史悠久”而深感自豪。对于渣打来说，发展香港及其以外地区的亚洲市场，是它的发展战略目标，目前其亚洲版图已经从中东延伸到了韩国。

渣打为此项收购付出33亿美元，刷新了韩国历史上最大宗外资银行投资交易纪录。此前的纪录，是花旗集团在2004年上半年以27亿美元的价格买下韩国第六大商业银行——韩美银行37%的股权，当时曾参与对韩美银行并购的渣打银行在竞争中败北。

花旗当时的收购对渣打和汇丰来说都是一个刺激。就汇丰而言，作为世界银行业内的“老二”，花旗是它直接的竞争对手，也是它追赶和超越的目标；而对于渣打来说，在花旗收购之前，渣打便在2003年拿出1.54亿美元收购了韩美银行9.76%的股权，有意扩大在韩国业务的渣打，本来应该是进一步收购韩美银行的合适人选。

花旗的这一重大收购行为，使渣打与汇丰这对在亚洲极有势力的英国银行眼睁睁地看着竞争对手拥有了以下优势：花旗由此在亚洲最大零售银行市场之一的韩国取得稳固立足点，在韩国的分支网络从12家迅速增加到234家；信用卡用户从60万猛增至400万；按总收入排名，它也将跃身为韩国第五大金融机构。

渣打、汇丰与花旗都希望在韩国金融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此时，渣打终于和花旗一样如愿以偿。对渣打来说，虽然韩国第一银行比韩美银行稍有逊色，但是以在韩国国内排名第八的位置，它同样是一张进入韩国市场分享其经济发展的不错的门票。只有汇丰还在等待适合自己的机会。

让汇丰不太开心的，还有在韩国保险业领域的竞购也同样以失败告终。2004年10月1日，参与竞购韩国SK人寿保险的汇丰高层，听到了韩国SK集团发表的令他们失望的一份声明。SK集团宣布：已选择美国第二大人寿保险公司——美国大都会人寿作为SK人寿保险的买家。

SK人寿保险在当地市场的占有率约为2.5%，因为重组需要，母公司SK集团决定将其出售。由于外资进入当地保险市场困难重重，因此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吸引了八九家全球规模最大的保险业巨擘参与竞投。汇丰虽成功进入最后一轮甄选程序，但仍然败在了美国大都会人寿的手上。之后，汇丰高层不得不对媒体表示，会继续留意收购机会，但会先以通过自然增长的方式扩大韩国市场业务。

2005年2月底，汇丰控股行政总裁葛霖表示，2005年汇丰将以补充人员使银行自身增长的形式取代并购，继续扩张亚洲业务，其中韩国是主要目标。葛霖说：“韩国金融市场正在迅速增长，在亚洲市场地位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融入其中。并购并非唯一途径，相信当地业务可透过自然增长达至目标。”

汇丰在韩国并购史上也有稍微开心的事，一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9年2月，汇丰集团以9亿美元收购汉城银行70%的股权；另一件是2003年8月，汇丰集团旗下的汇丰亚太控股宣布，以1262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管理245亿美元资产的韩国AM TeK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Technology Korea）82.19%的股权。

庞约翰在韩国的并购行动时时受挫，其在日本市场的并购也同样斩获不多。虽然汇丰早在1866年即已进入日本市场，但就此时而言，相对于竞争对手花旗来说，汇丰在日本市场扩张的脚步缓慢。花旗在日本拥有的商业银行资产远较汇丰为多。

2004年7月12日，市场上传出汇丰控股准备在日本展开并购的消息，打算收购日本消费金融公司——大阪的Aplus公司的股权。Aplus是为当地提供信用卡、消费贷款及信用担保的财务机构，拥有470万名信用卡用户。在着力于消费金融领域拓展的庞约翰看来，日本消费金融领域发展前景看好，在银行业务中也相对安全。因此，进军日本消费金融领域好过整体购买一家大银行。

然而，在激烈的收购战中，汇丰最终不敌另一家日本银行——新生银行。随后，汇丰表示它不打算在日本进行收购，只希望扩展现有业务。汇丰集团行政总裁葛霖说：“我们在日本的业务将飞速增长，但我们不认为需要收购。”

9　750亿美元收购摩根士丹利？

汇丰控股经过多年的四出收购，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之一。不过，汇丰由当年以中国业务为中心发展到今天在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经营机构，仍然是以传统的零售银行业务为主，投资银行业务在集团中所占比重相对不大。虽然汇丰在欧洲和亚洲拥有不少大企业客户，但多半限于传统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市场则由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投资大行瓜分。因此，在庞约翰的汇丰版图上，投资银行业务势必应该有其应有的位置。

汇丰控股打算收购大型投资银行的传闻，在庞约翰担任大班的头几年一直连续不断。早在2000年时，市场就已传出汇丰与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合并的传闻。当时，汇丰控股与美林证券宣布拿出10亿美元合作推出网上银行及投资服务，因而令市场揣测汇丰与美林会有进一步合作、甚至合并，而网上银行及投资服务可能就是进一步合作、合并的试点。

那时，正是庞约翰在全球物色兼并对象、汇丰满世界撒钱的时候。由于汇丰收购频频，一直到2001年，市场依然相信汇丰有合并美林的企图。虽然庞约翰当时曾予以否认，但一些市场人士并不相信，原因是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花旗集团的投资银行业务超强，汇丰控股的业务结构本身需要补上强大的投资银行业务。

就在庞约翰登上汇丰宝座的1998年，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宣布合并，组成新的“花旗集团”，其并购总额达700多亿美元，从而组成了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企业。而在1997年，以经营工业债券经纪为主的所罗门兄弟和旅行者集团旗下以经营股票经纪为主的美邦合并为所罗门美邦。旅行者集团与花旗集团合并后，花旗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划归所罗门美邦。从此，以一把“小红伞”为标志的花旗集团，组成了全资控股下属三大子公司——花旗银行有限公司、所罗门美邦控股国际有限公司、旅行者保险集团国际有限公司的内部结构。花旗集团总资产近7000亿美元，在全球上百个国家为约一亿客户提供全面的零售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信用卡、保险等金融服务。花旗集团拥有了华尔街的主要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公司，因此把在投资银行领域本来就不太强的汇丰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以汇丰集团当时的财力完全有条件仿效花旗集团，借收购美林等顶级投资银行来快速壮大。不过事后的结果显示，汇丰压根就没能与美林走到一起去，联营的公司也进行得不怎么样，汇丰还因此承担了9100万美元的营运损失，从而被庞约翰认为是几年来工作中的一个败笔。[1]

2002年年初，市场又传出汇丰集团有意收购华尔街顶级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大摩）的消息。对此，庞约翰予以否认，并指出暂无收购投资银行的计划。他说，汇丰宁可通过自然增长求得发展。“集团有意将企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融合发展，希望能发挥最佳的效果。”

庞约翰没有实施收购摩根士丹利的动作，而是从摩根士丹利挖来了著名的投资银行家司徒绍基（John Studzinski），委以招兵买马、建立汇丰集团投资银行部门的重责大任。

庞约翰决定亲手打造汇丰的投资银行，并制订了为期五年的投资银行扩张计划。

司徒绍基从摩根士丹利出走，是此前与当时众多摩根士丹利精英人才流失的一个构成部分。而这正是长于为别人并购牵线搭桥的摩根士丹利，不得不为自身的失败并购付出的代价。

1997年，大摩宣布并购市值是其3倍的添惠。作为这宗轰动一时的并购案的附加条件，新任首席执行官裴熙亮统领董事会，而一手促成二者合并的大摩总裁麦晋桁退居次席。一家是投资银行，一家是经纪公司，两家企业在公司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而裴熙亮与大摩员工在工作方式上又格格不入，因此合并后的摩根士丹利其业务和人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整合，“摩根派”与“添惠派”阵营摩擦不断，并在2001年一度达到高潮：作为华尔街最富传奇色彩的投资银行家之一的麦晋桁被迫离开服务了28年之久的大摩，投身于另一投资大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

2003年4月16日，汇丰对外宣布，为不断拓展旗下的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CIBM）业务，将委任汇丰老将欧智华与47岁的司徒绍基为汇丰集团的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环球联席主管，自2003年6月2日起生效。当时新上任的汇丰集团行政总裁葛霖在谈到这项委任决定时表示：“汇丰集团不断拓展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业务，表明这是我们集团的策略目标。”

为进军投资银行业务领域，一向较少从外部聘请高层管理人士的汇丰，不惜重金礼聘投资银行家，建立新的并购顾问部门，由此也可见汇丰所下决心之大。这对汇丰来说，是其策略的重大改变。曾经是摩根士丹利在欧洲企业并购顾问业务“拓荒牛”的司徒绍基，更将其在摩根士丹利的旧团队一同“过档”汇丰。司徒绍基负责企业与投资银行业务，欧智华负责设立证券与交易部门。两人前后雇用700名投资银行家，花费逾4亿美元，终于把汇丰的投资银行部门建立起来。

然而，此时的汇丰控股，其投资银行部门在美、亚、欧三地承接的并购咨询业务，与花旗集团以及高盛、美林等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语。而汇丰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则使成本猛增。与此同时，摩根士丹利由于管理层的权力斗争持续不断，致使公司业绩跌落、股票大幅下滑。因此，汇丰控股收购摩根士丹利的消息又在市场上不断传出。

事实上，从大摩与添惠合并开始，被裴熙亮“整”走的摩根派高层远不止原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麦晋桁。在过去8年里，裴熙亮曾经逼走了两名董事长、两名总裁以及为数众多的摩根派主管。如今，新一轮争斗又激烈展开，这一回是摩根士丹利的“元老”们强烈要求更换裴熙亮。

2005年3月3日，一封由前摩根董事长吉伯特等8人署名的公开信送到了摩根董事会。这8人均为前摩根高层主管，信的内容是呼吁董事会撤换裴熙亮，原因是其经营业绩不佳，导致股价重挫，人才严重流失。然而，在3月15日董事会召开时，裴熙亮依然稳坐首席执行官宝座。吉伯特等人于是买下3月31日《华尔街日报》整版广告刊登那封公开信，同时呼吁摩根士丹利的股东和员工发起一人一信，要求董事会撤换裴熙亮。然而，裴熙亮几乎已经完全掌控了董事会，这也许正是每次大摩高管离职，裴熙亮却能得到董事会强力支持的原因。

以热衷于推动收购交易闻名于世的摩根士丹利，在内部高层人事震荡再次出现之后，有关摩根士丹利可能被他人收购的传言再次满天飞扬。

英国有媒体报道，汇丰集团正考虑以400亿英镑（750亿美元）收购正处在困境中的摩根士丹利。报道称，汇丰高层认为，这是一次“不可错过的良机”。汇丰控股的一些人士认为，摩根士丹利的零售经纪业务部门与汇丰控股的相关部门正可互补。

对于并购传言，有消息指出对大摩有所期望的还有美国银行等美国本土金融大鳄。市场认为，汇丰控股和美国银行收购摩根士丹利的可能性和希望最大。和美林相类似，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摩根士丹利一直在美国本土受到像花旗集团这样的全能型银行的压迫。另一方面，如果汇丰收购摩根士丹利，将大大拓展其在投资银行领域的业务优势，可与花旗一比高下。

汇丰是否会斥巨资收购华尔街投资银行巨无霸——摩根士丹利？对此，时任汇丰控股主席的庞约翰在2005年6月曾明确否认：目前没有收购投资银行的计划。[2]

摩根士丹利的风波是如此具有戏剧性，2005年7月初，4年前在与裴熙亮权力之争中败北而选择离开的首席执行官麦晋桁突然“王者归来”。这次是裴熙亮选择了离开，麦晋桁接替裴熙亮成为摩根士丹利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终于给几个月来白热化了的内斗与外界的种种猜测画上了句号。

另一个现实是，汇丰经过几年的刻意经营，其跻身于全球顶级投资银行的努力并未即刻如愿，而汇丰当初的雄心壮志似乎也在逐渐消退。司徒绍基以及经他聘用的一些投资银行家先后离职，与摩根士丹利、美林和高盛等顶级投资银行进军“金砖四国”等利润丰厚市场的夺人气势相比，汇丰的投资银行业务显得徘徊不前。[3]

与传统的零售银行风格截然不同的投资银行，是庞约翰大手笔收购中不曾出现的一个领域。以稳健和保守著称的汇丰，由于近年来的一系列收购，使其保守和稳健的作风受到人们的质疑，尤其是超千亿港元收购HI。但从汇丰是收购投资银行还是自身发展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汇丰依然不失保守和稳健的风格，作为与商业银行性格差异极大的投资银行，汇丰没有采取直接收购的做法，而是企图依靠自己的大投入而发展壮大。

汇丰集团宣称，2006年上半年，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业务已由构建阶段进入全面执行阶段。在欧智华的执掌下，已重新划分为四大服务范畴，即环球资本市场、环球企业及投资银行业务、集团投资业务及环球交易银行业务。汇丰建立起的投资银行发展战略依然没有改变，并已经作好准备，蓄势待发。[4]

[1]2005年6月，笔者曾问及庞约翰在多年的汇丰生涯中有哪些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他回答说，人生中有一些失败的经历，有很多困境的时候。“正如你所看到，阿根廷是个败笔，与美林证券的合资公司也不了了之。”

[2]2005年6月中旬，庞约翰在回答笔者“HSBC有否打算收购摩根士丹利”的提问时说：“我们目前没有收购投资银行的计划。”（We have no plans to acquire investment bank at present.）

[3]Carrick Mollenkamp.HSBC Stumbles in Bid to Become Global Deal Maker（汇丰跻身全球顶级投资银行的努力受挫），The Wall Street Journal，6 October，2006.

[4]2010年5月28日，汇丰集团行政总裁纪勤在汇丰股东周年大会上表示：“五年前，有人说汇丰并未认真地经营投资银行，并且认为只有收购一间投资大行，才可令汇丰实现必要的经营规模。他们错了——因为人们初时不明白汇丰的策略。我们的路线与其他投资银行不同，是建立本身的模式而不假外求。我们现已成为世界的顶尖批发银行之一，是靠本身实力发展而成的。”

10　五年计划：从“增值管理”到“增长管理”

汇丰大班的交接相对说来是比较没有趣味的，因为它每次总是留给人们的悬念不多。除了汇丰头十年两任总经理的辞职以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使得摩尔斯在伦敦临时接掌汇丰大印给人印象深刻之外，其余大班多是在汇丰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之后、按部就班地升任到最高宝座的。

因此，当1998年庞约翰刚出任汇丰集团主席、人们拿他与其前任浦伟士比较时，庞约翰回答说：“汇丰不是注重个性的机构，汇丰有今天的成就，全赖有全球金融服务行业内最佳的一队管理人员。我的工作只是从浦伟士手上接过权杖，在适当时候再交棒给其他人，以及带领汇丰在迈向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金融机构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然而，虽然大班人选供人猜测的空间较少，但每一位大班上任后，却都能有使人耳目一新的表现。远者不说，仅庞约翰的前两任——沈弼和浦伟士，一个带领汇丰真正走出亚洲、跨向美国和欧洲，一个带领汇丰进入“前十强”，两人在其十多年的任期内，都能够有一番不俗的业绩。庞约翰在台上短短的几年时间，更是出手几百亿美元，在全球进行了大大小小上百项收购，让汇丰成功地迈向了“世界数一数二的金融机构”。

1998年，庞约翰从浦伟士手中接过汇丰大印、成为这个金融巨头的新掌门人时，金融危机刚刚肆虐过亚洲，盈利下降、成长空间缩小；汇丰本身的主要利润来源是香港和英国两个较为成熟的市场，它当时既不像花旗银行那样有着广为人知的品牌，也不像花旗那样雄霸美国、跨越全球。就在这一年，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组成了金融王国的“巨无霸”。汇丰与之相比，差距不可谓不小。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8年12月，庞约翰推出了一个名为“增值管理”（managing for Value）的汇丰“五年计划”，并大胆提出五年内股东总回报（按股价衡量，并假设全部股息作再投资）“翻番”，同时在盈利能力和股本回报率上超越包括花旗在内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当时看来的确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为人严谨含蓄而崇尚节俭的庞约翰，在其接下来的几年任职中，不仅让汇丰已有成员都按照一个脚本在统一的“HSBC（汇丰）加红白六角形”的舞台上演出，而且更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与业务的自然增长相结合，在整合、互补、均衡发展中，使汇丰成为一家与花旗展开强有力竞争的真正跨国银行集团。汇丰的环球业务已涵盖个人理财业务，商业银行业务，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私人银行业务及其他业务领域。

五年里，从协调、合并集团各成员旗下的企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到集中在特定市场推出个人理财服务；从采用经调整风险的资金成本计算法（即所谓“经济盈利”）、使资源调配取得最好效益，到HSBC（汇丰）加六角形品牌的广为人知，汇丰不仅实现了扩张全球的愿望，更在互联网时代提供了一个全球性零售网络——从向新兴市场的巴西和印度人提供抵押贷款，到帮助最有钱的沙特富商和美国富人进行投资等一切业务。用庞约翰的话说，就是“我们做我们客户的所有业务”。

与此同时，汇丰从2003年开始在各业务范畴中改为按客户群划分，积极投入客户服务。使得客户无论身在银行分行、家中、办公室或者在旅途中，都能享受快捷便利的服务。

2003年年末，庞约翰极为自豪地宣布，汇丰在1998年年底制订的五年计划已经圆满实现并超额完成，集团市值由当初的700亿美元增加到1720亿美元；资产总值由当初的4830亿美元到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340亿美元；股东资金由当初的274亿美元增加到745亿美元；客户由当初的2500万名增至超过1.1亿名。

这是一个让汇丰股东欢欣鼓舞的时代，也是汇丰员工感到欣慰的年代。庞约翰告诉他们：“今天，我们已实现这两项目标（五年内股东总回报升一倍和超越其他主要竞争对手），股价表现比同级金融机构同业优胜。在此过程中，我们更发展成为全球第十大企业。”

他用数字进一步形象地展示：“如果你在该策略计划推行之初以100英镑买入汇丰股份，到五年期结束时，你的股份已增值至211英镑。然而，如果你以100英镑购入同级金融机构的股份，这些股份只会增值至126英镑。汇丰股份的表现也优于（英国）富时100指数（87英镑）、（香港）恒生指数（133英镑）和（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90英镑）。”

不过，就在汇丰的“增值管理”策略取得成效，让投资者和竞争对手刮目相看时，汇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出台，这个名为“增长管理”（Managing for Growth）的五年计划与上一个五年计划风格截然不同，意味着汇丰大规模并购的年代暂时告一段落。

庞约翰指出，未来五年汇丰会通过收购达到整体增长的目标，而收购目标必须符合汇控的业务策略。他强调，收购项目必须在首年达到增加每股盈利，以及在3～4年内，超越集团所动用的资金成本。同时，收购项目也要为集团带来客户群或产品扩展的机会，并希望集团可在整合新收购业务的同时，能带来额外的附加值。

这也是面对市场上猜测汇丰是否会收购顶级投资银行“巨无霸”摩根士丹利时，庞约翰屡屡表示“目前没有收购的想法”的原因。处在消化、整合以前的“猎物”与寻找新的增长区域的汇丰集团，又开始了新的战略转变。

在2004年汇丰股东大会上，庞约翰说：“我们现已展开新的五年期策略计划，名为‘增长管理’。汇丰的所有策略思维均坚持一个重点，就是找出我们相信具有最大潜力的经济地区，参与这些地区的发展，并从中争取最有价值的客户。”

在2005年汇丰股东大会上，庞约翰说：“2004年是我们推行全新‘增长管理’策略计划的第一年。实践上述策略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评估未来25年内影响金融服务需求的主要趋势。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最高的地区，将会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以及亚洲和南美洲的新兴市场……对汇丰来说，中国的地位更显重要。”

的确，在中国内地，汇丰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和业务扩张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第九章　庞约翰的汇丰版图：中国大业（下）

我们将努力寻找在中国内地的一切投资机会，我相信几年后我们在内地的业务会扩展很多。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郑海泉

2005年春天，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庞约翰在开幕式上致辞时，发表了他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看法：过去25年，中国经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未来25年中，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将会比今天的影响更大。

这种观点最近几年经常挂在汇丰控股主席庞约翰的嘴边。在这位英国银行家的眼里，中国充满机会。因此，汇丰不仅在中国投下了巨额资金，而且已经制订了一个长期的中国战略计划。

1　沪上行：为汇丰大厦亮灯

2000年，当一个新的世纪展现在庞约翰面前时，他信心满怀。在有着规避风险传统的苏格兰人当中，庞约翰是个精明的大胆冒险者，他用103亿美元巨款收购的利宝银行，已经与美国汇丰银行的分行合并，同时换上了“HSBC”新品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斥资110亿欧元并购的法国规模最大的银行——法国商业银行，也在当年7月完成收购，并在巴黎证券交易所挂牌买卖。

欧美大业稍稍安顿，步履匆忙的庞约翰便于这年的初冬时节来到了上海。他此番的使命是为上海“汇丰大厦”正式亮灯并命名。几个月前，汇丰集团已经将其中国业务总部正式从香港迁到了上海。

走在上海外滩，庞约翰被眼前的一排古典建筑所吸引。在这排身世不凡的建筑中，其中有气势恢弘的老汇丰大楼。从存留的建筑里，依然能够想象得出汇丰当年的辉煌，不过现如今已经物是人非，大楼上镶嵌的大字已换成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1]

上海浦东发展之快，让庞约翰惊叹不已。十年前的1990年，浦东才正式开发，中国政府宣布在这里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当年，上海人流传的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而今，短短的十年时间，这里已经是中国最耀眼的金融中心。中外金融机构汇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云集。庞约翰要亮灯并命名的上海“汇丰大厦”，也正处在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里。

望着黄浦江对面的浦东，庞约翰有些兴奋。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开放的步伐势必加快，中国金融业改革势必加深，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对于长期关注世界经济走势和变化的庞约翰来说，一幅汇丰在中国发展的战略蓝图已经在脑海中构思好了。

11月20日，汇丰高层汇聚浦东，正式为上海“汇丰大厦”亮灯并命名。其实，“汇丰大厦”并非汇丰所建，建筑物原名“森茂国际大厦”。1999年12月，汇丰斥资3300万美元买下大厦4.8万平方米的楼面及冠名权。这是第一家外资银行在上海获准购买大厦命名权，上海汇丰大厦正式成为汇丰中国业务总部所在。

为什么将中国业务管理总部从香港迁至上海？庞约翰的回答非常简单。因为上海已经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而汇丰135年前的中国业务总部曾经就是上海，汇丰看好中国的巨大发展潜力。

在宣布上海汇丰大厦正式亮灯命名的新闻发布会上，庞约翰表达了对中国的信心，“汇丰的中国策略重在长期投资”。他同时表示，自己对汇丰的中国业务感到满意，尤其看好其前景。汇丰银行主席艾尔敦则说：“汇丰大厦具体象征了我们对中国的承诺，是汇丰在内地的一项重大投资，我们期望进一步发展汇丰的内地业务。”

此时，汇丰已在中国内地开设9家分行、一家支行和两家代表处。分行设于北京、大连、广州、青岛、上海、深圳、天津、武汉和厦门，支行设于上海浦西，代表处则设于成都和重庆。虽然这已经是所有外资银行中的领先者，但相对于汇丰的“胃口”而言，这些业务显然才刚刚开始。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金融业改革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汇丰全面进入中国的战略计划开始有步骤地实施。几年后，一个面貌焕然一新的汇丰将呈现在人们面前。

[1]1955年4月，汇丰将大楼交给上海市政府。同年，上海市人委机关（1955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改称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进驻大楼办公，40年后的1995年7月，上海市政府搬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通过置换购得大楼并在装修一新后迁入使用。

2　牛刀小试：入股上海银行

在当下各种眼花缭乱的并购狂潮中，在汇丰一宗又一宗大型并购交易的映衬下，汇丰在2001年12月花6260万美元购买的上海银行8%的股权，实在算不了什么。然而，这却是汇丰在中国内地业务的历史性跨越。在整个汇丰全球战略上，中国显然已经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上海汇丰大厦亮灯之后，庞约翰及汇丰银行高管们正在积极寻求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对于汇丰入股上海银行，市面上流传的一种说法是由一个“偶然”的机会促成的。据说，2001年时，庞约翰出席上海市一场晚宴，当时的上海市政府领导向其推介上海银行，并建议他去看看这家银行。结果，不久汇丰就决定以6260万美元（5.18亿元人民币）购买了上海银行8%的股权，作为了解内地银行运作的试金石。

这个未经证实的故事，显示了汇丰对中国国情的熟识和了解。其实，汇丰银行扎根上海的想法根深蒂固，任何可能的机会都不会轻易放过。何况在中国银行业“第三梯队”中的上百个城市商业银行中，上海银行是最现代化的银行之一。由上海多家城市信用社在1995年合并而成的上海银行，其大股东是上海市政府，在上海经营着196家分行，截至2000年年底时资产总值为116亿美元。

上海银行吸收外资金融机构参股的具体情况是：2001年12月29日，上海银行同汇丰银行等外资金融机构正式签订协议。上海银行吸收汇丰银行、世界银行投资管理下的国际金融公司和香港的上海商业银行参股，参股比例分别为8%、7%和3%。上海银行外资参股比重达到18%，这是当时中国商业银行外资持股比重的最高纪录，也是对中国金融机构吸收单一外资机构投资模式的突破。与此同时，汇丰银行与上海银行签署了五年的技术支持协议。

事后，有记者问汇丰银行主席艾尔敦，收购上海银行8%的股份、持有如此少的股权对汇丰意义何在时，艾尔敦说：“这是一项纯粹的金融投资，当然，我们也与上海银行签订了技术协助协议。此举对我们很有意义，因为可以借此更多了解中国的银行业市场。”

对于进军中国市场，汇丰一直都在关注。正如艾尔敦所说：“中国有很好的机会，我们想在中国做更多的生意，由于有些业务还受到管制，我们还没法做。一旦管制放松，我希望汇丰立即抓住机会，做更多的业务。这里是我们在中国的发祥地！……我们的根在中国，我们1865年诞生于中国，先后在香港和上海开张营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外资银行撤离中国，但汇丰没有离开。”

新中国成立后，汇丰银行、东亚银行、华侨银行和渣打银行4家外资银行被保留继续在上海营业。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加快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至2001年，银行业对外开放地域从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扩展到全国范围，外资银行可以在中国所有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同时，向外资银行开放了对外资企业及境外居民的人民币业务。对中国金融市场显得有些陌生的外资银行在这一时期陆续进入中国。

入股上海银行，可谓汇丰的一次投石问路。就在汇丰收购上海银行8%股权的同一个月，即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对于经过15年的艰难谈判得来的成果，中国当然感到高兴。但对庞约翰和汇丰来说，也同样欣喜不已。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正式发布了取消对外资银行限制的“时间表”。根据世贸组织有关协议，中国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具体情况是：

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外资银行可以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开办外汇业务。

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分5年逐步推进：加入时，开放深圳、上海、大连、天津；加入后1年内，开放广州、青岛、南京、武汉；加入后2年内，开放济南、福州、成都、重庆；加入后3年内，开放昆明、珠海、北京、厦门；加入后4年内，开放汕头、宁波、沈阳、西安；加入后5年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

取消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限制分两个阶段推进：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

加入后5年内，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包括对分支机构和许可证发放进行限制的非审慎性措施。

允许设立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汽车消费信贷业务，享受中资同类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外资银行可在加入后5年内向中国居民个人提供汽车信贷业务；允许外资金融租赁公司与中国公司在相同的时间提供金融租赁服务。

随着中国金融业的逐步开放，国内各金融机构也都在寻求海外合作伙伴互补长短，以提高竞争力。外国银行则急切地希望更快地立足仅个人存款额即超过一万亿美元的中国市场。

收购上海银行8%的股权，是汇丰在中国稳打稳扎地建设分行之后，第一次购入中国内地的银行股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这个时间点上，汇丰争取到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对汇丰而言可谓别具意义。随着时间的推进，将会有更多机会呈现出来。在抢滩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首战中，汇丰显然已经抛下其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花旗银行。据说，花旗银行此时正在同交通银行进行接触，准备购入交通银行15%的股份。但这个阶段，与开花结果还相差甚远，交通银行花落谁家尚为未知数。

3　三进“平安”府

一进“平安”府

2002年10月，汇丰集团旗下的汇丰保险以6亿美元（49.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得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0%的股权，成为当时中国金融业最大的一笔外资投入。这个价格以国际会计准则计算，每股市盈率超过17倍，在当时的情况下显得价格不菲，但汇丰认为物有所值，庞约翰更是喜出言表。

中国平安保险是中国第二大保险公司，其前身平安保险有限公司于1988年在深圳成立时，只是一家区域性保险公司，注册资本仅人民币、港币各5000万元。其中，招商局蛇口社会保险公司占总股本的51%，中国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占49%。值得一提的是，招商局正是与汇丰银行同一年（1865年）诞生的中国著名的品牌企业，当年曾经与旗昌、怡和、宝顺等洋行在长江航运上一较高下。

中国平安在2002年的此次增资扩股后，净资产达到120亿元人民币。而这，已是中国平安历史上的第三次资本扩张。

中国平安的第一次资本扩张，是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两大美国银行的入股。1994年6月，高盛、大摩各自以3500万美元参股，使平安保险成为中国第一家有外资参股的保险公司。随后，平安保险在全国范围内以每股6元的价格募股，于是股东数量激增至70多家。1995年10月，中国平安保险设立平安证券，同时开始向信托等金融领域拓展。

1997年年初，平安保险开始新一轮的股份制改造，由中国工商银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5家发起，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制保险公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通过增资扩股，股份各增至7.63%。这是中国平安保险的第二次资本扩张。

汇丰入股平安，正值平安两次资本扩张、股权结构相对分散之际。随着汇丰的进入以及中国工商银行、招商局等发起人的退出，中国平安的股权更加分散。除深圳市政府名下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持有16%的股权外，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不超过10%，汇丰保险以拥有10%的股权位列平安保险第二大单一股东。

二进“平安”府

在汇丰入股平安的协议中，双方约定，汇丰可在平安公开发售股票时享有优先买入权及价格优惠，汇丰则承诺在平安上市三年内不出售股份。

汇丰一进“平安”府，感觉不错，是个很好的投资，因此它还会再来，而“平安”府同样欢迎这个经验丰富的股东。对于平安，在合作之初，汇丰扮演的是“不是顾问、胜似顾问”的角色，平安的管理层“处处学汇丰”、“时时讲汇丰”，以汇丰为榜样勾画平安的战略蓝图。汇丰看中的则是平安拥有庞大的高端客户资源，当时双方协议共享客户资料，这可以为汇丰迅速打开中国高端市场奠定基础。汇丰入股平安，承诺向平安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同时除了委派两人加入董事会外，不参与公司的日常运作。

2003年年初，平安保险完成分业重组，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股平安寿险（控股99%）、平安产险（控股99%）、平安信托（控股99.3%）和平安海外（控股100%）；平安信托又控制平安银行（控股73%）和平安证券（控股75%），形成金融控股集团的架构。

汇丰与平安的战略合作渐次展开。2003年12月29日，汇丰动用不超过2000万美元，收购了福建亚洲银行50%的股权；平安信托则收购了余下的50%的股权。之后，根据交易协议，平安信托再注资2300万美元，使其实缴资本扩大至5000万美元，汇丰所持的股权摊薄至双方同意的27%。[1]

2004年6月24日，借助汇丰控股这一香港大蓝筹的概念以及顶级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外资股东，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成功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上市后，除汇丰外，平安前九大股东的股权均相应摊薄。具有深圳市政府背景的两家股东——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和深业投资管理公司的持股比例因上市售股降至10%以下。汇丰在中国平安上市时，斥资12亿港元以招股价10.33港元按比例认购，维持持股比例在9.99%（后摊薄至9.91%），从而成为平安保险上市后第一大单一股东。

三进“平安”府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外资对中国保险公司的持股上限为25%，单一外资企业入股中资保险公司的股权比例上限为20%。汇丰持股量仍有上升空间，它开始依时而进、择时而取。

2005年5月9日（星期一）一早，汇丰控股旗下的汇丰保险宣布，已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签订协议，待有关条件达成后，以81.04亿港元的代价，增持平安保险已发行股本的9.91%。汇丰保险增持股份购自中国平安另两家外资战略投资者——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收购价为每股13.2港元，较平安股票上一交易日（5月6日，星期五）的收市价格溢价9%。

8月31日，收购正式完成。在协议条款的许可下，汇丰保险将收购平安保险股份的权利转让给汇丰银行。由汇丰银行按每股13.2港元的价格，向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共购入6.1亿股平安保险股份。

这是汇丰对平安的第三次投资。加上前两次，汇丰对平安的投资总额达144亿港元。汇丰控股所持中国平安保险股权已达19.9%。对此，汇丰集团主席庞约翰说：“此次计划扩大在平安保险的投资，表明我们对中国长远前景深具信心。我们对中国内地保险业的长远发展十分乐观，并相信平安凭借所具备的优势，将能从保险业的发展中得益。我们期望与平安进一步拓展伙伴关系，日后有更紧密的合作。”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则在此次交易声明中特别表示，期望与汇丰继续加深合作。平安需要学习汇丰的标准和效率。

在发展迅速的中国保险市场中，平安稳坐第二把交椅。从1992年友邦保险进入中国开始，觊觎中国保险市场已久的国际保险巨头纷纷进入。到2004年6月，中国内地的61家保险公司中，有37家是独资或中外合资保险公司。2004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年“保护期”结束，这些外资保险公司不再面临经营地域和业务品种的限制，因而接连发力，纷纷成立新的分公司和推出新业务，使人寿保险市场的竞争迅速升温。但汇丰并没有单纯靠组建合资保险公司发展，而是展开并购财技快速打入了中国市场。

通过三次投资平安，汇丰集团一跃成为中国内地的外资保险龙头。数据显示，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平安的寿险市场份额占有率达16.9%，居全国第二位。汇丰集团通过平安保险间接享受到中国内地寿险市场份额的3.36%，远远高于外资在华最大保险公司友邦保险1.5%的份额。

汇丰在平安的投资收益，除股价增值和承销收入外，还分享着平安保险每年的利润。平安保险2005年中期的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净利润达22.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3%。其中，核心业务寿险实现净利润18.68亿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35.2%，寿险净利润占集团整体净利润的83%。

在短短3年的时间内，汇丰连续三次收购或增持平安股权，创造了外资在中国金融界罕见的“汇丰速度”。

有评论者认为，汇丰对中国的抱负有可能使多年来谋划“大金融”梦想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有一天变成汇丰的一颗棋子。对汇丰来说，并购财技的熟练运用是其全球扩张的一大法宝，而且多半是全面收购。对美国利宝银行和法国商业银行一次性“鲸吞”不论，美国海丰银行和英国米特兰银行都是经过多年“蚕食”而来。

不过，更多的人相信，得出这个结论显然为时过早，它取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与平安保险在“大金融”的道路上究竟能走多远、能做多大。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保险业和持续发展的中国经济，平安集团同样在为打造“百年老店”而雄心勃勃。[2]

汇丰集团在中国保险市场志向远大，近年来表现尤其活跃。对善于利用并购进行扩张、同时有极强整合能力的汇丰来说，其本身业务的持续扩大，[3]加上适时收购，在日益开放和潜力巨大的中国保险市场上，汇丰怀抱的大志或许才刚开始显露。

[1]2004年2月19日，由福建亚洲银行更名的平安银行正式成立。2005年7月5日，平安银行总部由福州迁至上海。2007年2月16日，汇丰宣布，已签协议将所持平安银行27%的股权售予深圳市商业银行。深商行89.36%的股权由平安集团持有。

[2]2007年2月28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公司在香港交易所发布公告称，中国平安拥有89.36%权益的深圳市商业银行完成对平安银行100%股权的收购。3月1日，中国平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在香港上市近3年后成功回归A股，中国平安发行11.5亿股，发行价为33.8元／股，创下全球最大保险公司IPO纪录。同一天，中国平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获香港证监会颁发的资产管理牌照。2010年5月，中国平安完成以换股方式收购新桥所持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17%股权的交易，持有深发展股权升至21.4%。此外，中国平安还计划进一步增持深发展9%的股权。平安由保险而银行、资产管理等，目前正加速前进，全力将自己打造成实力强大的金融航母。

[3]由汇丰与国民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各占50%股权合资成立的汇丰人寿保险于2009年8月在上海成立。

4　恒生发力：17亿入股“兴业”

2003年12月，中国内地最大银行并购纪录再度刷新。汇丰持有62.5%股权的香港恒生银行，正是并购的主角之一。

12月17日，恒生银行宣布，以每股2.7元购入总部设在福州的兴业银行6.39亿股新股，共17.26亿元入股兴业银行15.98%的股权，从而成为当时单一外资银行持有内地银行股权最多的银行。

除恒生银行之外，兴业银行引入的另两名外资股东——国际金融公司（IFC）和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公司（GIC），分别购入1.59亿股和1.99亿股，占扩大后股本的4%和5%。根据协议，外方投资者入股兴业后，将在信用卡和消费信贷等业务方面展开合作，并在将来有关法规许可及获得批准时，成立合资公司。

1988年成立的兴业银行，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在全国有超过240个营业机构。福建省政府作为银行的最大股东，持有该行34%的股份。截至2002年年底，兴业银行根据国际会计标准计算，总资产为1896.6亿元，全年纯利8.9亿元。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市场逐步对外资开放。与汇丰一样，恒生银行采取了收购股权和加快自身发展的“双面策略”，进入这个快速发展的市场。此次入股兴业，正如时任恒生银行行政总裁的郑海泉所说：“让恒生更能掌握内地金融市场开放的商机，是恒生致力拓展内地市场迈出的重要一步。”[1]

在此之前，恒生银行已在中国内地深耕细作近20年。1985年，恒生银行在毗邻香港的深圳开设了内地首家代表处，为拓展内地市场建立起第一个据点。随后，除了在北京设立机构外，恒生投入巨资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福建沿海一带的发达城市展开经营。至2006年5月庞约翰结束汇丰大班的任期时，汇丰控股旗下的恒生已在中国内地设立了6个分行、5个支行和两个办事处。当时，恒生表示，会加快扩展内地网络，未来3年计划投资超过十亿港元，将内地的业务据点增加至30个以上。随后，恒生银行在内地的发展步伐加快。

2007年2月27日，恒生银行发布筹建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公告。这家由恒生独资设立的法人银行，在上海注册，由其在中国内地的分行改制而成。5月28日，恒生银行（中国）正式开业。至此，恒生银行在中国内地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恒生银行在内地的分行还处在投资期，其在内地的盈利目前主要来自兴业银行。2007年2月5日，兴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首日以22.18元收盘。按当日收盘价计算，恒生银行所持兴业银行股份市值达141.73亿元，较入股成本约增加124亿元，3年间演绎了一个百亿财富的增值神话。

5　战上海：嵌入交通银行

在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的征途中，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先后提出了自己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计划，并一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在通往上市的跑道上，交通银行顺利地拔得头筹，虽然它比预定的上市时间表推后了不少。2005年6月，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时，正值招股募集资金低潮，当其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极不如人意时，交通银行的IPO却广受欢迎、热涌香江……

这一切多少与汇丰银行的参与有关。

2004年8月6日，人民大会堂，汇丰银行与交通银行的战略合作协议正式签署，中国银行史上新的最大并购案在高调中完成。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喜形于色，专门从伦敦赶来北京的庞约翰同样笑容绽放。

根据协议，汇丰银行入股当时中国最大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入股比例达19.9%，持有77.75亿股，投入资金17.47亿美元（人民币144.61亿元），成为仅次于财政部的交通银行第二大股东。当天，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中南海接见庞约翰一行时表示：两家银行的战略合作，既有利于交通银行的整体改革和长远发展，为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提供示范效应，又有利于汇丰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是一项“双赢”的合作。

直到这时，主持具体谈判工作的汇丰银行主席艾尔敦才长长地舒了口气。他心里清楚，获得交通银行股权的过程是多么不容易。当2005年6月艾尔敦退休前夕回顾自己37年的汇丰生涯时，他甚至认为入股交通银行的谈判是其一生中遇到的最艰辛的事情之一，当然也是最欣慰的事情之一。

交通银行在对外“招亲”的过程中，很早就接触了一些重量级的跨国银行。国际金融巨头钟情于交通银行、并与交通银行谈判入股的新闻不时传出。还在2001年汇丰收购上海银行8%的股权时，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花旗银行就在同交通银行进行初步谈判，准备购入交通银行15%的股份。但是，2003年年初，花旗银行宣布获得中国政府批准，收购拥有上海外滩老汇丰银行大楼的浦东发展银行4.62%的股权，成为这家银行的第四大股东，同时花旗有权在2006～2008年增持浦发银行股权至24.9%。

到2003年下半年，进入正式谈判阶段之时，坐在交通银行对面的是两家英资银行——汇丰与渣打。这年12月，中国银监会宣布，单个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比例由原来规定的15%提高至20%。无疑，这对想快速进入中国市场的汇丰等外资银行来说是个好消息。

始建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是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银行之一。当初银行设立的宗旨是协助路、电、邮、航四大要政的资金调度。到民国初期，它奉命与中国银行共同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责，掌管国库收支及发行兑换券等。1949年中国政权更替后，交通银行由国家接管，除香港分行继续营业外，内地业务分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和在交通银行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展开，作为金融改革试点，1986年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1987年正式对外营业，从而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渣打银行从2003年秋天开始，与交通银行进行正式谈判。此前，双方只是一些礼节性的接触。此后，渣打曾对交通银行进行尽职调查，并对七八家分支机构进行了贷款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渣打的退出，特别是对交通银行尚未到期的新增贷款进行审核后，渣打对其潜在风险的估计并不乐观。渣打发现，相对于当时正在与韩国的韩美银行谈判并购事宜时，韩国银行在数据收集和披露方面的情况远比交通银行的情况要好，交通银行无论是个人业务的客户数据库，还是企业贷款的客户数据、风险评估数据都很缺乏。加上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汇丰在虎视眈眈，渣打退缩了。[1]

汇丰在完成对交通银行的尽职调查后，对结果却感到满意。虽然存在国情不同、银行管理模式不同、价格有待商定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汇丰与交通银行的谈判并不轻松，但是汇丰有耐心也极为了解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交通银行和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不良资产率较低；在规模上仅次于四大国有银行，而大大超过其他股份制银行，同时交通银行在全国大中城市设有2700个分支机构，有一个覆盖全中国的分销网络，是极具长线投资价值的“潜力股”。而汇丰对于中国市场有着长远的打算。况且在谈判中也可以设置一些详细的保护性条款以消化风险。因此，在2004年四五月时，汇丰已经委托相关机构在制作起草收购交通银行股权的合同以及相关法律文书，双方的接触也日益紧密并进入实质性阶段。

8月6日，汇丰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战略合作协议正式签署。

艾尔敦深知这一收购对于汇丰的意义：它为汇丰提供了一个覆盖中国内地的业务网络。入股交通银行为汇丰创造了一个大张旗鼓地重返中国内地市场的机会。艾尔敦同时颇具深意地说：“入股交通银行可能是汇丰得到的一次历史性机遇。”

庞约翰则表示，签约为中外资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树立了标准。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汇丰将以自身的经验，在多个领域，比如公司治理、国际最佳银行操守以及创造股东价值等方面协助交通银行。同时，汇丰将受益于交通银行广泛的地域分布和客户网络。“对建立汇丰在中国内地的业务而言，这项投资是重要的一步。”

2004年10月25日，作为两家银行实施战略合作后启动的首个实质性项目，融入汇丰先进技术与管理的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中心宣布成立。半年多以后，一张卡面同时印有交通银行和汇丰银行标志的新版太平洋双币信用卡诞生，新版信用卡提供网上银行、境外适用本币还款、失卡保护等特色服务。2005年5月13日，新版太平洋双币信用卡在上海举行首发仪式。这张小小的卡被视为两家银行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05年6月23日，交通银行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交易，成为内地第一只在海外上市的银行股。

汇丰在交通银行的投资收益，除股价增值和承销收入外，还分享着交通银行增长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在2005年中期的业绩公布中，汇丰上半年来自入股交通银行的盈利贡献达7亿元。

在交通银行19.9%的持股比例，并非汇丰所希望的最后增持上限。[2]2004年，汇丰控股收购交通银行19.9%的股权时，双方曾协定，如果监管环境发生变化，汇丰可以在2008年之后将持股比例扩大一倍。[3]

[1]张继伟，曹海丽：重组交通银行，载《财经》，2004年6月。

[2]交通银行在A股市场上市后，汇丰目前所持交通银行19.15%的股权，汇丰称有意将持股比例提至19.9%。

[3]2007年4月，交通银行在中国银监会的监管序列中被纳入“大型国有银行”，而不是“股份制银行”。五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约占中国银行市场的52%，它们的任何金融风险无疑都会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稳定和国家金融安全造成重大影响。

6　成立合资基金公司

2004年，汇丰在中国频频得手。即使把2004年称做“汇丰的中国年”也并不过分：4月，汇丰集团的主要成员恒生银行收购兴业银行15.98%的股权，成为当时外资投资中国金融业资金最大、股权最多的收购案例；6月，汇丰保险斥资12亿港元增持平安保险股权，成为平安保险第一大股东；8月，汇丰银行签订协议以144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交通银行19.9%的股份，刷新了不久前由恒生创下的纪录；10月，汇丰银行在内地的第十家分行——苏州分行正式开业……

在银行和保险业领域大规模突进之后，汇丰接下来的一个目标是进入中国的基金业。

2004年9月22日，汇丰集团旗下的汇丰投资管理（欧洲）有限公司与山西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宣布成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新合资公司的资本总额为2亿元人民币，是中国当时注册资本总额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汇丰持有新公司33%的股权。鉴于此持股比例已达到中国监管部门规定的最高上限，汇丰拟等监管条例准许外资控股达49%时，再提升其在合资公司的股权。

在签约仪式上，汇丰投资管理亚太区行政总裁裴布雷除了自撰中文演讲稿，并用普通话发言外，更不失时机地大谈晋商文化：“曾几何时山西是金融中心，最早期的银行也在此成立，昔日名为‘票号’……当地人常挂口边的，是以‘诚信为本’，此乃缘自古代的晋商文化……”可谓汇丰“环球金融，地方智慧”的一个小小的实践。合作事项完成，只待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批准。

汇丰投资管理是汇丰集团旗下专责环球基金管理的机构。1994年，汇丰集团鉴于全球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有必要建立环球投资管理机构以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方案，遂将全球各地的投资管理业务合而为一，创立了汇丰投资管理公司。截至2004年7月31日，它代管的资产总值超过1920亿美元，在亚洲的中国香港和台湾、印度、新加坡、日本和澳大利亚设立专门的投资团队，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投资管理服务提供者。由山西省政府于1985年设立的山西信托，则是中国内地最早成立的信托公司之一，也是山西省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截至2004年年底，其总资产为75亿元人民币。

其实，汇丰早就试图打入中国的基金市场。只是由于内地基金市场的法规不断修订以及市场不断变化，使得汇丰在中国的基金大业一波三折。譬如汇丰曾打算通过刚收购19.9%股权的交通银行的庞大分行网络，协助基金销售。但遗憾的是，它遭到了另一金融巨头施罗德的狙击，后者横刀夺爱，与交通银行合组基金公司（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丰于是与规模较为逊色的山西信托合组基金公司，以分享快速发展的中国基金市场。

2005年11月，汇丰投资管理公司宣布，与山西信托成立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新成立的公司将取名为“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上海为总部，注册资本2亿元。汇丰投资管理如愿以偿地将参股比例由33%提高到49%。第二年2月20日，汇丰晋信正式开张。

在曾经创造过中国金融业辉煌而今金融市场较为薄弱的山西，汇丰的脚步没有停留在合组基金公司上。就在2004年9月汇丰投资管理与山西信托签订协议、宣布成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三个月后，汇丰再度与山西“联姻”，这次合作是在银行、保险、基金之外的投资银行业务。

2005年1月28日，汇丰银行与山西证券在太原签署投资银行业务合作协议，计划在5年内每年为山西融资100亿元人民币。这是近年山西资本市场方面最大的合作项目。汇丰银行与山西证券合作后，将参与山西省调整经济结构、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围绕山西省重点扶持的能源和金属材料、装备制造业、化学和医药产业、新型材料、农畜产品加工、旅游服务和现代服务业提供金融服务。在此基础上，双方合作还将扩展到全国各地，为内地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与汇丰银行合作的山西证券名气并不大，不过综合实力尚可，注册资本近11亿元，是具有保荐资格的综合类券商，其业务广泛，遍及全国。从另一方面来说，汇丰在山西的布局多少更新了其在中国的业务版图。[1]

[1]2009年12月，汇丰中国太原分行开业，汇丰成为首家入驻山西的外资银行。

7　强本固元：汇丰在中国的分行建设

在中国市场上，汇丰的策略是以固有业务和兼并收购两条腿走路。在兼并收购大规模进行的同时，汇丰银行的分行建设和业务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始终走在其他外资银行的前面。

汇丰在内地的分行建设和自身业务范围的加速扩张，同样出现在2000年以后。[1]这年5月，汇丰银行宣布，正式成立“汇丰驻中国总代表处”，统筹内地业务发展和实施对分支机构的管理，中国业务总部从香港迁至上海浦东。此时的汇丰，除了斥资3300万美元购下“汇丰大厦”4.8万平方米楼面及冠名权之外，还斥资逾8000万美元在北京、大连、广州、天津和厦门购置了分行行址。在以上6个城市和青岛、深圳、武汉建立了9家分行，另在上海成立一家支行，在成都和重庆设有代表处。

2002年是汇丰银行内地业务大发展的一年。这年6月17日，拥有200多名员工的上海数据处理中心开始全面运营，为汇丰集团在全球的业务进行数据处理。这是继广州之后汇丰集团在中国内地设立的又一数据处理中心；8月8日，汇丰银行在中国内地的首家卓越理财中心也在上海开业；12月30日，汇丰正式在中国内地向当地居民和国际客户提供网上银行服务。当年汇丰在中国内地的分行净利润为1.56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年增长31%；总资产为191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年增长6%。

2003年继续有好消息公布：1月14日，汇丰银行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向中国内地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2]提供证券托管服务，汇丰成为内地首批获得此项批准的外资银行之一。通过此次新批出的牌照，汇丰可以由B股结算托管服务扩展到更广阔的A股市场。8月6日，汇丰银行获中国证监会批准，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执照。当年，汇丰在中国内地的分行全年净利润较上年再翻一番，达到3.24亿元，汇丰的整体推进策略开始初步显露出规模效应。

2004年，汇丰在中国内地的收购行动大放异彩，分行建设和业务发展也同样在稳步推进。2月，汇丰成为第一家向本地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的外资银行；5月，汇丰扩大上海网络，开设了第二家支行。10月，汇丰在中国内地的第十家分行——苏州分行开张营业，使汇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服务网点进一步扩大。12月，汇丰宣布其北京分行获批开展人民币业务，同时获批扩大网络，在北京开设一家支行。

2005年5月，汇丰成为首批外汇交易做市商，参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8个外汇货币品种的交易。7月，汇丰银行在中国的分行网络进一步扩展至西部地区，最新的两家分行——重庆和成都分行同时开张营业。8月和9月，汇丰银行先后在上海和广州成立卓越理财支行。由三年前的卓越理财中心转为卓越理财支行，表明汇丰在内地的个人金融服务方面又前进了一步。12月29日，汇丰银行成为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首批人民币做市商，在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与外币交易中履行做市义务。

中国过去几年的每一步金融业开放进程，对汇丰来说都是一次发展的机会。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汇丰深谋远虑地做了一个外资银行所能做的几乎所有的投资。

还在2003年汇丰集团新的“增长管理”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时，庞约翰即表示：“汇丰将继续在中国执行自身的发展策略，并且将利用每个机会扩大分行网络和服务范围。未来5年，我们准备抓住相关的机会，使汇丰集团各方面的业务在中国展开。”

2006年，汇丰在中国内地分行的利润（不包括联营公司）已达9.98亿港元，升幅达34.6%。包括恒生银行在内，内地服务网点已超过50个。以网络规模、服务范围和盈利能力而言，汇丰所持自身发展与战略投资的“双面策略”，使其稳居中国最大外资银行的地位。

[1]2000年之前汇丰在内地的发展具体为：1980年，汇丰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成为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在京开设代表处的外资银行，1995年北京代表处升格为分行；1982年，在深圳设立代表处，1985年升格为分行；1983年成立厦门代表处，1986年升格为分行；1986年设立天津代表处，1993年成立分行；1987年开设大连代表处，1997年升格为分行；1990年年底，上海分行获准重新注册，扩大营业范围；1992年青岛代表处设立，1993年升格为分行；1983年广州代表处成立，2000年升格为分行；1985年在武汉设代表处，1998年成立分行；1996年成立成都、重庆代表处。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指已得到中国监管当局批准，可以对深圳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买卖的A股及国库债券进行投资的海外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其他资产管理机构。中国的A股市场当时市值约为5000亿美元。

8　传奇郑大班：汇丰银行首位华人主席

2005年5月25日，郑海泉正式接替艾尔敦，成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这是汇丰银行成立140年来主席职位首次由华人出任。对于来自草根阶层的郑海泉个人而言，从幼年患小儿麻痹症到长大成为杰出的银行家，他的成功史无疑是一个人生励志的经典案例；而对于汇丰集团来说，则既是“环球金融、地方智慧”的具体体现，也是汇丰意图稳固香港市场并进一步向中国市场拓展的信号。

1948年出生在贫寒家庭的郑海泉，从小患上小儿麻痹症。在其父母全力以赴精心为他治病的过程中，郑海泉懂得了珍惜，学会了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也学会了要做个有“准备”的人。

郑海泉相信，只要努力去做，人生就可能改变。当上帝把一扇门关闭的时候，他一定会打开一扇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你准备了，机会是一定会有的；机会是大是小不重要，因为小的机会也可以变大。”因此，郑海泉在一次电台节目中深有感触地说：“年轻人不要经常想着做人要有好彩数，而是要有准备。可能准备了将来未必有回报，但如果你不去准备，就永远不会有回报。”

正是这种自强不放弃的信念，乐观而坚定地生活，使郑海泉一路走到了汇丰银行主席的要职。

20世纪70年代，学习相当刻苦的郑海泉，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经济系，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大学时代的郑海泉，既活跃于各项学运及社会活动中，成为当时典型的热血青年；也沉潜于图书馆，发奋攻读，借知识改变命运。大学毕业后，郑海泉怀揣“为人民服务”的想法在盲人辅导会里做社工。一年多以后，他远赴新西兰继续研读经济学。

1978年，学成返港的郑海泉加入汇丰银行财务部，从此便再没有离开汇丰。凭借不懈的努力、专业的素养和严格的操守，郑海泉在汇丰脱颖而出：1982年任职策划部，1986年成为首席经济研究员，1989年借调至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组任港督顾问，1992年返回汇丰后升任经济及业务策略研究部经理，1995年任总经理，1998年获任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2005年出任汇丰银行主席。

郑海泉在汇丰心无旁骛，一干就是27年，这种职场上的“从一而终”，也正谙合着汇丰所欣赏的“忠诚”与“专一”的企业文化传统。

1998年担任汇丰控股大班的庞约翰，带领汇丰走出亚洲金融风暴的侵袭，使汇丰再上台阶。同样，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临危受命执掌恒生银行的郑海泉，7年之内也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

郑海泉执掌恒生银行之初，香港金融业在亚洲金融风暴侵袭后低迷不振，恒生银行的主打业务则是在走下坡路的按揭贷款。郑接手后，率领恒生开始了一条转型之路。

7年下来，恒生成功转型：从一个高度依赖按揭贷款业务的香港银行，转型为一个以非利息收入为主，以个人理财、贸易融资和企业贷款为核心业务的亚洲银行；实现了由规模扩张转为以盈利能力增长，从1999年推行“增值管理”策略到2003年年底，股东总回报率达106.3%，远高于同期恒生指数成份股之平均回报率（46.2%）；同时使恒生大踏步走出香港，把金融战场扩大至亚洲。通过分支机构的设置与适时果断的并购，恒生更迎来了中国内地业务的高峰，成为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内地经济中的活跃分子（见本章第4节）。

郑海泉与恒生银行一起度过了亚洲金融风暴后最为艰难的时日。凭借个人的出色表现和恒生的出色业绩，2005年5月25日郑海泉出任汇丰银行主席。

“作为第一个坐上这个位置的中国人，我感到十分荣幸。”郑海泉说，汇丰的政策一直是以最理想人选担当最适当职务，而不论其国籍和种族。况且汇丰银行主席的职权范围并不止中国内地一处，还有澳洲、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印尼、新西兰、越南……从今年开始，非洲也在管辖范围之内。

普通话相当流利的这位香港银行家认为，获得任命与自己的华人身份无关。但他认可，由华人担任主席有助于汇丰在内地发展业务，更多地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在汇丰系统服务了27年的郑海泉，熟悉亚洲，更了解内地。

尽管汇丰银行否认此次高层变动与开拓中国内地市场有关，但事实上，汇丰控股着手培养和启用高水平的华人主管，悉心处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早在香港回归中国的“过渡期”就已经开始。当时，汇丰一方面考虑将总部迁往伦敦，一方面着手培养华人主管。在当时汇丰大班浦伟士的推荐下，当年在中文大学读书时选修过中国经济课程、同时爱国心较强、经济洞察力深刻（在浦伟士出任汇丰大班不久，郑海泉及其同事所提交的研究报告准确预测了1987年香港股灾）的郑海泉，进入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组出任智囊团，从而为其事业带来关键性影响。两年借调期满后返回汇丰的郑海泉，从此一路向上。

2005年5月24日，就在郑海泉接替艾尔敦成为汇丰银行主席的新闻发布会上，汇丰集团行政总裁葛霖表示：汇丰目前在中国内地的业务正处于“令人兴奋的阶段”。未来全球市场增长重点在亚洲与北美洲自由贸易区，而对汇丰来说，中国的地位尤其重要。相信未来10年至20年，内地金融业会高速增长，汇丰参与其中，可带来良好的盈利贡献及回报。

汇丰集团重返中国之心已很显然，再配以人事调动，委任郑海泉出任亚太区主席，并邀请前渣打银行大中华区行政总裁、著名华人银行家王冬胜加盟，出任汇丰银行执行董事，主理大中华业务，无疑更使汇丰进军内地市场如虎添翼。

9　庞约翰眼里的中国

在庞约翰的眼里，中国充满机会。因此，他不仅在短短的几年里为汇丰在中国投下巨资，而且宣称汇丰已经在中国制订了一个长达25年的战略计划。

也许不到25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放眼世界，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中国90%的时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同时，我们看到，从1978年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到现在，中国领导人展示了高超的驾驭经济的能力，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也极为成功。

我们相信成功的经济必然催生（breed）成功的银行。银行的表现与宏观经济密不可分。正如人们所看到，花旗银行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因为现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的银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腾飞而表现出色，后来则随着经济衰退而衰退。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中国必将诞生成功的银行。

“中国银行当务之急，是要建立‘风险文化’。我们看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95%的资产都存在风险，因此建立完善的风险分析体系、独立的风险评估系统，以及多元化的贷款组合，这些都是中国内地银行急需去做的。中国的银行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主要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会优先考虑就业、拉动当地投资，而相对忽视利润和资金投放的有效性。这个转型的过程目前还在继续，银行在向国有企业贷款时，依然有不以盈利为优先考虑的现象。当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2005年6月的一个下午，在汇丰银行总部大厦35层的办公室内，庞约翰在笔者及同事面前侃侃而谈。这个在亚洲生活了1/4世纪的银行家，称自己在全球有近1/4的同事是中国人，他们给了他无限的智慧和力量，也使他有更大的信心在中国进行投资。也许是有意“讨好”像笔者这样的中国记者，庞约翰处处强调中国文化对汇丰的影响。就汇丰为何会赢得全世界“最节俭银行”的称号时，他说：“我们最早期的公司章程指出，汇丰是一家奉行苏格兰人理财原则的本地银行。这也许是汇丰以节俭持家见称的原因，但我认为汇丰的理财哲学，其实是源自中国人克勤克俭的美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变则通、不变则亡”等这些千百年来积攒了中国人智慧的格言，经常被庞约翰记在心里并运用到对汇丰的管理中。

的确，无论是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还是在不同场合发表演讲，庞约翰在谈到中国时，总是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住在北京传统的四合院里，庞约翰想象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站在上海奔流的黄浦江边，庞约翰惊讶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庞约翰喜欢中国文化，同时也渴望汇丰在中国发挥更大影响力。

其实，汇丰的领导人不应该忘记，汇丰起源与发展于香港及中国内地，不应该忘记一个成功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一个行业的全球领导者所应有的胸怀，因此在赚取大量金钱的同时，也许应该对中国作出更多贡献，把汇丰带向更高境界。

10　汇丰扩张与中国金融改革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作为汇丰集团在亚太区的旗舰，其历史上的首位华人主席郑海泉在2005年5月走马上任后，首次出巡即选择了颇具象征意义的上海和北京。用郑海泉的话说：“因为中国内地是汇丰在全球最重要的市场。”

郑海泉在上海出席汇丰140周年庆典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内地对于汇丰今天的成就具有深远影响。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会继续深远地影响汇丰，中国将是汇丰未来策略的“重心所在”。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郑海泉侃侃谈及汇丰在中国内地业务的发展与规划：我们在内地的规划很简单，继续寻找合作伙伴，寻找一切可能的投资机会。同时把我们的业务做好，多建一些分行。汇丰一直以来在内地的策略都是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能做多少做多少。

未来一段时间，汇丰银行会将投资重点转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内地证券业，汇丰一直在积极关注，等相关方面条件成熟后，汇丰不排除进入内地证券业。汇丰希望将国际银行业最佳的操守和公司管治带进内地金融市场，为内地市场服务，同时吸纳更多的本地经验。

最近几年，相比于其他外资金融机构，汇丰银行在内地的投资可能是最大的一家，但放到全球市场看，汇丰在内地的业务规模还比较小，也就是30多个亿嘛。汇丰银行现在在内地的业务还属于投资期，还没有到收获期，我们不期望投资能够马上得到理想的回报。但对于内地的业务我们还是很乐观的，我们对利润的看法是着眼于未来，看长期，我们注重的是内地市场的长远利益。

“我们还需要时间建立网络，培养客户，积累本地经验。汇丰银行在内地发展也不只是为了赚钱，我们也希望帮助中国内地银行发展，共同发展，而不是非要把内地银行吃掉。”[1]

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正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庞约翰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极其乐观地说：中国在过去25年中向国外敞开了大门，在未来25年中将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因此，汇丰对中国内地有一个长达1/4世纪的战略计划。

汇丰再次高调地来到了中国这个财富宝藏的门前，期待在金融业的各个领域施展拳脚。

事实上，不仅汇丰集团，其他一些外国金融机构也已纷纷来到中国，上演着一个个追逐财富的故事。外资金融巨头掀起的投资中国银行业的热潮，便是这些财富故事中最引人注目者：美国银行出资25亿美元入股中国建设银行（2005年6月17日达成协议）；苏格兰皇家银行投资团出资31亿美元购入中国银行10%的股权（中国银行于2005年8月18日正式对外宣布）；高盛投资团斥资38亿美元购得中国工商银行8.89%的股权（2006年1月27日签署协议，4月28日完成资金交割）；渣打则选择了新成立的第一家在发起设立阶段即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渤海银行（2006年2月16日在天津开业，渣打拥有19.99%的股权）；花旗除了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有所斩获（花旗首期获浦发银行5%的股份，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2008年前花旗将增持至14.9%，最终不超过24.9%）外，更全力鏖战广东发展银行（当初花旗曾提出独占60%甚至更高的比例，2006年11月16日尘埃落定，花旗持股20%）……总之，外资金融机构已经在中国的各类银行“招引”下全面出击。截至2005年10月，已有19家境外机构投资者入股16家中资银行，外资投资金额已超过165亿美元，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15%。[2]

中国的金融业改革向纵深迈进，外资金融巨头参股中国国有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如火如荼，一场关于“是否贱卖国有银行”以及“外资入股是否危及国家金融安全”的争论由此展开。

“贱卖”争论初始于交通银行引资上市。2005年6月，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其战略投资者汇丰所持股份大幅增值，“贱卖”论的声音隐隐出现。此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中小银行也纷纷引入外资。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争论浮出水面。人们发现建行公开交易的股价为账面价值的2倍，远远高于出售给美国银行和淡马锡的价格（1.2倍）。因而指责建行被“贱卖”的言论迅速涌现[3]，继而争论被进一步引向纵深：外资入股是否会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郑海泉于2005年11月在上海出席“2005年香港-上海CEO论坛”后接受媒体采访，讲述汇丰在中国内地的发展战略，正是这场争论在内地广泛引起注意之时。

“汇丰银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通银行大厦说，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德邦证券总裁余云辉说，悄悄地控股平安保险，平稳地笑纳交通银行的控股权，再择机控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完成在中国设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布局，这就是汇丰等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战略。

国外资本（外资）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终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从而瓜分中国的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

余云辉同时勾画了一个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攻城略地的路线图：第一步，小比例参股，进入董事会，了解被投资企业的情况，同时了解和掌握所在行业趋势和市场状况；第二步，通过增资或收购等途径把持股比例提高到离控股国内金融企业仅有一步之遥的某个临界点（或直接控股）；第三步，通过外资所在国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借助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使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中国金融企业股权）升值；第四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出口逐步下降，而国内需求因财富外流却难以提高，最后导致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恶化；第五步，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逐步走向恶化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高位。此时，外资机构通过政府组织和其他手段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第六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一路持有的股权不仅分红丰厚、而且得到股份增值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收益，他们通过金融企业上市减持股份，并把投资和利润兑换成为外汇撤离中国；第七步，当这种撤离行动变成一种一致行动时，人民币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国内金融危机爆发；第八步，利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贬值之际，境外机构把外汇回流回来再兑换成人民币，并进一步增持或收购中国金融机构股份，达到控股目的，完成对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控制。经过一系列的有序进攻，大部分中资金融企业变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分支机构。

这样一来，中国经济的最后图景将会是：外资金融机构像血管一样深入到中国各个产业的肌体之中，利用金融资本统治国内产业资本，并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转移，同时，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之中，从而达到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的最终目的：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掌控经济命脉，影响政治。[4]

面对外界的质疑和议论，走在改革前列的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纷纷高调回应，央行和银监会高层也公开澄清。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银监会充分认识到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重要性，外资金融机构不仅为金融业带来了良性的竞争，促进了产品多元化和服务效益的提高改进，也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重组。银监会积极鼓励吸引合格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参加中国银行业改革，并通过发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管理办法》，为外资参股创造有力的监管环境。

刘明康认为，中外资银行合作影响巨大，外资参股使得年年动用国内资源去帮助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财务重组真正成了最后的晚餐。外资参股尤其有助于促进中国良好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能力的建立。

与此同时，中国也订立了商业银行改革的基本原则。2006年3月1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提问时指出，在把握商业银行改革的过程中，将坚持两条原则：第一，国家绝对控股，从而保持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防范金融风险。第二，加强对改革全过程的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和监管体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外资银行对当下中国金融业最主要的影响，是激活了缺乏活力的中国银行界，开阔了中国银行家们的视野。而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推进，则为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提供了机会。

中国银行业改革与对外开放相连。1980年以来，它经历了从局部地区到全国范围、从外币业务到本币业务、从外国居民到本国居民的发展历程。根据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中国自2006年12月11日起取消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范围和服务对象范围的限制，取消对外资银行的所有非审慎性限制。

对此，汇丰表示，2006年12月11日是中国入世五周年并全面履行承诺开放金融市场的日子，也是汇丰在中国的新起点。

2007年4月2日，在上海注册成立的汇丰银行（中国）正式开业。汇丰集团开始了在中国的又一个新的时代。

[1]张昌辉：汇丰银行主席：寻找内地一切可能的机会投资，《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11月3日。此外，郑海泉于2005年5月30日与上海媒体茶叙时表示，在中国内地，汇丰的投资策略是在政策允许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就亚太地区而言，中国是最重要的市场，香港则是重中之重。2005年上半年香港税前利润为24.19亿美元，占比22.7%，香港之外的亚太其他地区税前利润为12.80亿美元，占比12%。

[2]截至2006年12月底，有29家境外机构投资入股21家中资银行，入股金额达190亿美元。见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报告（2007年3月）。

[3]德邦证券总裁余云辉所说下面一段话最有代表性：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谈判曲线”，即国有银行卖给所谓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资产溢价越来越低。资料显示，交通银行引进汇丰银行时获得了86%的资产溢价；建行股权转让仅获得17%的净资产溢价；中行获得的溢价更低，只有10%。而对工行的股权转让也只有15%的溢价预期。与交通银行相比，其他银行出卖股权的价格可谓“一年不如一年”。

[4]尚晓阳：外资金融攻略暗藏玄机，《中国证券报》，2005年9月23日。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有：余云辉、骆德明：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上海证券报》，2005年10月25日；丛亚平：中国金融版图告急！《董事会》，2005年第11期。

第十章　葛霖新时代

我们能否继续成功经营，已愈来愈倚重我们的品牌作用……我们矢志成为金融服务业的第一品牌。

——汇丰集团主席葛霖

2006年5月，在汇丰工作了45年的庞约翰作别汇丰。在担任汇丰主席8年期内，庞约翰赢得了巨大名声，汇丰成了一个耀眼的国际金融集团。告别庞约翰的汇丰，迎来了葛霖新时代。

与其前任浦伟士和庞约翰只有中学学历，一开始从汇丰底层打拼、最后执位最高层不同，从牛津大学毕业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的葛霖，于1982年加入汇丰银行时，负责企业策划，3年后即负责发展汇丰的环球财资业务，2003年6月升任集团行政总裁。浦伟士和庞约翰在汇丰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葛霖会为汇丰留下什么？

1　联袂出演：团队无穷力

“圣诞钟，买汇丰。”往常每当圣诞的钟声响起，就该是购买汇丰股票的时候了。因为财雄势大的汇丰，其股价在年尾常常会攀升。而在葛霖接任大班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来临之时，汇丰股票却让股民去留两彷徨。这头在一些股票分析员看来经常能推动大市的“大象”，已全无当年之勇。股票表现不佳，英国传媒与基金界对汇丰管理层的批评更是不绝于耳，有人甚至指葛霖是在“打瞌睡”（he was asleep on the job）。

上任半年来，葛霖即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在香港市场，汇丰控股跑输大市。2006年恒生指数上涨34%，汇丰涨幅仅为14.6%，其竞争对手渣打同期上涨30%。在伦敦，当渣打的股价上涨12.7%、巴克莱银行上涨21.3%时，汇丰控股涨幅仅为1.2%，从而被讥为“2006年表现最差的英国银行股”。对此，汇丰股东满腹牢骚，市场非议随之而起。有人甚至对葛霖的领导能力提出质疑。庞约翰已经离去，新任主席葛霖和行政总裁纪勤成为众矢之的。

不仅如此。美国按揭贷款业务的亏损，已经在深深地困扰着汇丰集团。

2007年2月初，汇丰罕有地发出百年来的首次盈利预警。美国汇丰融资的按揭贷款业务撇账大增，将在即将公布的2006年业绩中为美国按揭坏账拨备106亿美元，较上年增27亿美元。

在接二连三的负面消息出现后，汇丰控股开始对美国汇丰融资大动手术。集团陆续将汇丰融资的主要高管全部换血，以示改革决心。同时，加强风险控制与处理程序，以期重整美国个人理财业务江山。

面对来自集团内外的压力，葛霖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宣布了一个管制汇丰的新模式。与庞约翰所青睐的“亲力亲为”（hands-on）方式不同，葛霖决定与新任行政总裁纪勤“联袂演出”（double act）。[1]葛霖负责汇丰的战略和公司治理，并在全球范围内代表这家银行；纪勤则领导汇丰的管理团队实施战略。葛霖表示：“这种重要的‘联袂演出’，可以使董事长有时间专注于董事长负责的事情，让首席执行官与管理团队专注于公司的表现。这不是一场独角戏，也不可能是。”

葛霖强调，自己会担任全职工作，而不是外界所认为的“非执行董事长”。

曾被庞约翰称为“有分析力、具备绅士风度”的葛霖，出身于投资银行，深谋远虑而温文儒雅，同时也是圣公会教区的“周日牧师”（Sunday Pastor），与积极进取、雷厉风行的纪勤配对，倒也确实显得刚柔相济。1973年加入汇丰的纪勤，曾在汇丰几大洲的机构任职，2004年出任英国汇丰银行行政总裁，随即对英国汇丰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受到葛霖青睐。

汇丰的不佳表现，使葛霖的领导能力受到质疑。人们怀念还没有走远的庞约翰，并将葛霖与之比较。其实，1998年庞约翰在亚洲金融风暴后接任汇丰大班时，人们也将他与前任浦伟士比较。对此，庞约翰表示，汇丰不是注重个性的机构，汇丰有今天的成就全赖有全球金融服务行业内最佳的一队管理人员。庞约翰卸任汇丰大班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强调了汇丰的这一特性：汇丰素来强调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集团的成功不靠个人，葛霖会继续带领汇丰前进。

葛霖于1982年加入汇丰，纪勤于1973年投身汇丰，两人在汇丰工作的年限加起来有59年。以庞约翰的说法，“汇丰最高层的50人在这里已有1000年了。我们彼此格外了解，这使团队合作成为可能。”

2007年新年伊始，葛霖表示与新任行政总裁纪勤联袂演出。事实上，汇丰这个“百年老店”已经建立起的团队合作精神，蕴涵着无限的力量，而其经历过无数风险的掌门人也绝非等闲之辈。

[1]Peter Thal Larsen. HSBC unveils double act'at helm， Financial Times，January 7，2007。

2　金融外交官：人才国际化的样本

葛霖所执掌的汇丰集团，是一个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近万个据点的金融帝国，[1]它为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5亿名客户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全球化在强有力地主导着这个世界，汇丰人才的国际化优势便成为顺应这一变化的法宝，成为汇丰“环球金融、地方智慧”的具体实践者。而堪称“金融外交官”的国际经理（International Management），则可谓汇丰国际化人才的标本。

在汇丰全球化扩张的舞台上，这支数百人的“特种部队”，是汇丰高级管理人员的摇篮，更是汇丰文化的传播者。[2]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看到，汇丰最希望网罗的人才是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与汇丰一起成长、一同进步的员工，而汇丰提供的一整套培训制度正可以为其员工提供成长的空间。[3]汇丰对国际经理的挑选、培养和管理尤为严格。

从历史上看，与学历相比，汇丰更重视国际经理忠诚、坚韧、团结和严谨的品质特性，当年转战东西的庞约翰、艾尔敦等，作为国际经理人的典型代表，并无高学历。不过如今已今非昔比，他们一般均有大学学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行政总裁邵铭高，1978年从伦敦城市大学毕业后加入汇丰，先后在中国香港、英国、中东和南美洲担任多个职务，包括工商、金融机构及投资银行业务，以及策划、业务营运等。[4]汇丰银行（中国）行长翁富泽，1989年从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毕业后加入汇丰，此后在中国香港、美国、印度尼西亚、中国上海等地工作，每地工作的时间均为2～3年。对新鲜事物有着强烈兴趣的翁富泽并不讳言，当初投身汇丰，正是看中了国际经理这个职位，他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担任过不同的工作，汇丰正好提供了这样的空间。

更年轻的一代同样是一些纵横四海的时代骄子。如中学在台湾接受教育、2005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张家华，即是其中一员。能熟练运用英文、中文和西班牙文的张家华，在经过履历甄试、线上测验、评鉴中心等重重关卡后，与其他十几位全球精英一道，顺利成为汇丰的国际经理。在伦敦受训后，即接到外派墨西哥的指示，随即前往拉丁美洲。

一般而言，在被录取为国际经理后，若一直待在汇丰集团服务，这些国际经理大致每3年左右会轮调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像张家华被指派的第一个国家是墨西哥，未来他可能去英国、美国和中国内地。[5]

汇丰对国际经理的培养，使其不仅全面了解金融业务知识、工作流程，成为金融通才，而且愿意接受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工作的挑战，愿意学习东道国的文化、语言及风俗习惯，提升对异域文化的融合能力，从而使他们深谙汇丰文化的精髓，拥有相同的企业文化价值观，使未来合作、快速沟通变得更直接有效。

这支“特种部队”的作用更能在关键时刻，使汇丰的战略得到充分有效地执行。汇丰在世界各地频繁收购，每每在收购行动完成后，使这支“特种部队”派上用场。这些金融通才的国际化经历和特质，使得以并购为利器在全球扩张的汇丰，较少给人以“入侵者”的形象。在一项收购完成后，他们空降到被收购对象中施以手术，使汇丰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资源整合，并将收购转变为盈利。

不只是这批国际经理在世界各地显露锋芒。在汇丰，还拥有大批跨国“作战”人才，他们成就着汇丰与众不同的文化与品质。还在2005年初夏，时任汇丰控股行政总裁的葛霖曾向全集团发出通告，鼓励所有员工参加跨国调职计划。

汇丰认为，集团任用本地人出任不同地区行政总裁的比例仍然较小，集团希望优秀员工经过一轮调职工作以后，再重返本地待未来晋升为行政总裁或业务主管。

[1]截至2007年3月，汇丰在全球81个国家和地区分布着9500多个办事处。

[2]汇丰银行（中国）行长翁富泽2009年7月接受笔者采访时称，目前汇丰约有350名国际经理。

[3]关于汇丰培训人才，可参考杨丽玉：汇丰的员工培训发展计划，《金融时报》，2006年6月5日。

[4]邵铭高于2007年6月离开汇丰，任职于澳大利亚第三大银行的澳新银行。

[5]孙中英：金融全球经理人，台湾《联合报》，2006年1月19日。

3　增长新引擎：新兴市场崛起

20年前，当沈弼带领汇丰大踏步迈向国际之时，沈弼理想中的汇丰面貌是能够在亚洲、欧洲和美洲各占其一，如此“三脚凳”坐着，安稳踏实。其后，浦伟士苦心经营，在欧洲收购米特兰银行，在美洲兼并海丰银行剩余股权，终于在地域上大致实现了汇丰当初三足鼎立的构想。接着，庞约翰进一步在全球并购，在欧洲收购法国商业银行，在美洲收购利宝银行、Household International。从庞约翰卸任大班前的汇丰2005年度业绩表上，我们看到在汇丰209.66亿美元的税前利润中，欧洲占30.3%，香港及其他亚太地区合占33.8%，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合占35.9%，在经营及利润来源上基本实现了地域的平衡。（见表10-1）

汇丰集团的五年战略规划，通常是展望全球未来25年的发展前景，在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并作出预测后制订。当汇丰2004年开始实施新的“增长管理”五年策略计划时，庞约翰曾表示，实践这个策略的关键，在于对未来25年内影响金融服务需求主要趋势的评估。汇丰认为，经济增长最高的地区，将会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以及亚洲和南美洲的新兴市场。

然而，葛霖就任汇丰大班后的第一个全年业绩报告，预示了全球市场的某些新变化和汇丰发展的新趋势、新走向。

2007年3月5日，葛霖发布其任期以来的首个汇丰全年业绩报告（2006年）：纯利创历史新高，达157.89亿美元（1231.5亿港元），较上年升4.7%。

不过，受美国按揭贷款业务亏损的困扰，北美成为汇丰唯一盈利倒退的主要市场，贷款减值准备更增至67.96亿美元，占整体105.73亿美元贷款减值准备的64.3%。美国个人理财业务的除税前利润下跌了7.25亿美元。

汇丰2006年在美国饱尝苦涩，但在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及其他新兴市场，则尝到了迅速发展的甜头——集团利润总额接近一半来自这里：墨西哥、中东除税前利润均首次超过10亿美元，印度的除税前利润激增86%，来自中国内地的盈利则实现翻番。

从这份成绩单上，葛霖看到了汇丰增长的新引擎，那就是亚洲、中东、拉美等地的新兴市场正在崛起。

事实上，葛霖在2006年7月发布汇丰半年业绩报告时，即已强调亚洲市场增长较快，中国、印度等地区发展迅速，未来亚洲业务对汇丰控股整体盈利贡献比重预计会持续上升。亚洲新兴市场业务的增长将高于欧洲地区，香港业务就增长而言，不及印度、越南等新兴地区，日后占集团盈利比重势必也将下降。但由于香港是进军中国内地市场的重要门户，而且因本地良好的法制基础、自由的资讯流通等优势，会继续成为汇丰亚洲区业务的核心和重要支柱。

“未来10年，即使亚洲业务为集团提供盈利贡献比重升至45%，我也不会感到惊讶。”葛霖说。[1]

交出了出色成绩单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郑海泉在业绩报告中的话语，为汇丰的这一趋势增添了注脚：展望未来，我们会继续投资于亚太区内具有增长潜力的市场，并以此地区作为汇丰集团的重要增长动力来源。在继续加强并开发各类产品及服务的同时，将不断注视可能出现的策略性及别具潜力的收购机会。汇丰近年显著增加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投资，取得良好进展，我们已准备就绪，抓住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机遇，及时捕捉机会拓展金融服务。

而这也就意味着：自沈弼以来所追求的欧洲、亚洲（主要市场在香港）、美洲（主要市场在美国）业务三分天下的“三脚凳”策略将被修正。

平衡，也许从来就是在不平衡中求得的。

葛霖明确表示，2006年来自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的税前利润，占集团利润总额近50%。“我们拟在未来5年继续提升来自这些市场的贡献。这些经济体系的增长速度均超越已发展市场，因此，我们将通过自然发展和收购活动，集中投资于这些市场。”

事实上，从庞约翰的大收购时代开始，汇丰已在新兴市场投下了大量的金钱，有的地方（土耳其、阿根廷）甚至发生流血事件也没有撤退。尽管欧洲和美国的巨额收购更引人注目，但汇丰依然平衡着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业务发展。在葛霖就任汇丰大班后发布的首个全年业绩报告中，新兴市场已经显露风光。当年直接表现出来的利润令人满意，强劲的发展势头更在持续进行中：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汇丰作为中国最大的外资银行，2006年在中国内地以一个月新开一个办事处的速度前进，一年新增设了13个办事处，并首次在西北的西安、西南的成都和重庆开设分行，加上东北的大连分行早已营业，沈阳分行已获批即将开业，汇丰在全中国范围内将分行的骨架搭起。当年汇丰在中国内地的税前利润达7.08亿美元，是汇丰集团亚太地区（不包括香港）贡献盈利最多的单一营业地区。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个人理财和工商业务布局上同样取得重大进展：印度新增消费融资办事处25个，印度尼西亚增加28个；土耳其增设38家分行，马来西亚也增设了3家；墨西哥新增了2000个职位，同时增设了372台自动柜员机……

2006年，汇丰在拉丁美洲和亚洲还作出了两项重大调整，即以单一管理架构统筹集团在拉丁美洲的各项业务，将墨西哥业务与中美洲一道并入南美洲业务，并改称拉丁美洲业务，为这个重要的新兴市场提供清晰一致的指引；同时将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业务按综合基础管理，以应对两地业务日益紧密融合的现实。

2007年4月2日，注册资本为80亿元人民币的汇丰银行（中国）正式开业，更是开始了汇丰在中国142年历史的新篇章。[2]

葛霖上任后实施的首个大型收购项目，也同样发生在新兴市场。2006年11月，汇丰斥资17.7亿美元（约138亿港元）完成了对中美洲具有市场领导地位的银行集团Grupo Banistmo S.A.的全部股权收购，从而在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及尼加拉瓜增加诸多营业网点，加上集团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及巴拉圭的据点，使汇丰成为拉丁美洲处于领先地位的外资银行。

不仅如此。葛霖在越南也小有所成，只待越南政府放宽外资持股上限后，汇丰即可增购越南第三大股份制银行——越南科技及商业股份银行（Techcom bank）10%的股份，从而将持股量增至20%。

[1]这是葛霖没有想到的，不到两年，亚洲业务对汇丰集团的盈利贡献比重即远远超过了50%。

[2]在中国内地，汇丰在上海注册成立的法人银行于2007年3月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为首批获准成立内地法人银行的外资银行。4月2日，注册资本为80亿元、员工达到3000多人的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汇丰银行（中国）董事长郑海泉于开业当天宣布：“今天我们开始了汇丰在中国的新时代。本地注册展示了汇丰对中国的远大承诺和坚定信心，并使我们能更好地实施我们的双面中国策略，在全面发展自身业务的同时，更广泛地与我们的战略伙伴开展合作。”

4　行进中的目标：锻造金融第一品牌

2006年7月的最后一天，葛霖发表其担任汇丰主席职位以来的首份半年业绩报告。作为汇丰集团的新舵手，一向内敛沉稳的葛霖显得有些踌躇满志。在对未来展望时，葛霖誓言汇丰“矢志成为金融服务业的第一品牌”。

葛霖强调达此目标之路径：“要达到此目标，客户的体验乃一大关键，因此我们将致力提升客户体验的质素。在迈向此目标的过程中，科技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然而，银行服务仍须由人来提供，故人才始终是我们成功的最重要基石。”

其实，葛霖心里清楚，虽然汇丰按市值和资产计算，均已进入全球银行前三甲，但汇丰在国际市场上的名声，并不如它的资产和市值那样雄厚和广为人知。在最发达国家——美国和在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多数普通消费者并不熟悉汇丰的名字，对汇丰的品牌也同样所知不多。即使在与英国毗邻的欧洲大陆，其品牌也并不比本地银行更知名。

不过，葛霖接收的汇丰遗产已经为其雄心壮志和未来之路奠下了深厚根基。

庞约翰在告别汇丰前，曾谈及汇丰之所以成功的三大“秘诀”——国际化、无安全感、有点运气（internationalism， insecurity and a healthy dose of luck）。

的确，汇丰从创办人、董事会成员、员工构成、经营地域及业务，相对于别的大银行更显出国际化特色。[1]庞约翰曾自豪地说：“我们20多万名员工分布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客户来自200来个国家和地区，比联合国成员国家还多，只是刚巧（集团）总部设在英国。”

庞约翰坦言，汇丰建立和成长的环境不似在伦敦或美国，而是一直处在一个相对不安定的环境中。“我的前辈曾经历过战争、内战、暴乱、革命、经济剧变。个人而言，我亦经历军事独裁、民主制度、君主政治或是殖民政府。”没有安全的“危机感”，正是避免企业满足现状、自我陶醉的最佳良药，亦促使企业以审慎的态度经营业务，甚至成为未来发展的原动力。

庞约翰颇为感性的总结，可以使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和体味汇丰金融帝国的成功之道。如果再理性地看汇丰的日常运作，则可以看到，分布于80多个国家的数十万名汇丰员工能够步调一致地前进，是因为有一套独特的文化植根于汇丰的员工脑海里，有一套成功的管理体系规范着汇丰员工的每一个工作细节和流程。葛霖所倡导的围绕客户建立品牌的战略，并非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从1865年汇丰设立之初，以中国为中心展开业务，到目前在亚洲、中东、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等82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近万个办事处，服务200多个国家和地区1.25亿名客户（截至2007年4月数字）；从当初主要以贸易融资及存贷款为主，一步步壮大到以个人理财，工商业务，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私人银行等业务为主的全能银行（见表10-2）；既有广泛的网络和多元化的业务，更有雄厚的资本，同时分别在伦敦、香港、纽约、巴黎和百慕大股票交易所上市。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达20年的连续并购使汇丰增添了众多不同地域、经营不同业务的附属金融机构，从而成为一台极其庞杂的金融机器。然而，汇丰以客户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一整套组织管理架构，使这台复杂的金融机器有效地运转着。

根据客户类别及其需求，汇丰以四大策略业务为中心、五大地域协调配合的运作模式，构成了核心的业务部门。汇丰的四大策略业务分别是：个人理财业务，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业务，工商业务，私人银行业务。以业务为主线，欧洲、香港、亚太其他地区（包括中东和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等五大地区，负责配合各业务线战略，完成本区域内各地的业务目标。

同时，为重要产品开发实行全球统筹，并提供覆盖全球的协调服务方案。在集团总部建立集团投资业务、集团卡业务、汇丰Amanah金融（伊斯兰金融）、集团保险业务、全球结算服务等产品线，统揽这些产品的设计及供应，并在全球范围内统一调配专业人员为业务线和地区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在世界各地建立一系列操作和服务中心，对电话银行服务、软件开发、数据处理、信用证和结算操作、特定贷款审批等实行全球集中处理。

葛霖宣称：全球化的趋势正在促使其思考汇丰应该怎样掌握机遇，在瞬息万变的经济流向中赢得先机。传统上以国界划分的经济模式，现已逐渐变得不合时宜。随着营商方式趋向全球化，更多客户会认为金融机构必须有能力提供跨境服务。对此，汇丰已作出多方面的业务扩展，以响应此一趋势。

汇丰每年的科技开支接近40亿美元。它所拥有的环球电讯网络，支援着汇丰在世界各地业务的运作。对于善用科技投资带来世界级的产品与服务，汇丰常常引以自傲：墨西哥一宗简单的信用卡申请，客户只需轻触按键，不足两秒就能知悉批核结果；国际商务客户只要在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设有汇丰银行户口，即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上网取阅全部四个户口的实时资料、在户口之间调拨资金，甚至外币交易。[2]

作为综合经营的全能银行，汇丰能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并可根据需求量身定做。如汇丰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开设的卓越理财中心，集个人财富管理、理财产品销售、工商银行服务、自助银行服务及24小时电话理财和网上银行服务于一身，全方位地为客户提供国际化的银行服务。正如葛霖所说：市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殷切，对于能够跨越国界的金融服务需求尤甚，此乃汇丰大展实力之所在。

更根本的是，汇丰这家“百年老店”创造了一种可以安身立命、可持续发展的文化。

汇丰《集团标准手册》（Group Standards Manual）“前言”重要位置列出的五条“核心经营原则”和十二个“关键商业价值观”，可谓汇丰文化的集中宣示。

五条核心经营原则：出色的客户服务，高效率的运作，强劲的资本与流动性，审慎的借贷政策，严格的开支纪律。

十二个关键商业价值观：所有层次的个人都要保持最高程度的诚信；恪守真实与公平交易；强化所有层次的管理；公开尊重高素质的能人；最少的官僚作风；快速决策与贯彻执行；团队利益先于个人利益；可靠而适当的授权；公平而客观的雇主；通过择优录用选拔支持多样性团队；坚持合规经营，在任何地方从事商业经营活动，遵守一切法律法规条文及精神；通过具体的借贷和投资行为，促进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增进所在社区的发展和福利，履行公司的社会责任。[3]

这些经营原则和商业价值观，是汇丰每个分支机构和员工的行为准则，更是汇丰成长壮大的不二法门。

正是靠着汇丰的传统和成功经验，葛霖有了重新出发的可能。“有时甚至很难回想到，我们是在1998年推出全球品牌计划，距今不足10年，但已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榜上排名30位之内，而在这30间机构中，金融机构是少之又少的。”葛霖在2006年针对一份新出炉的品牌排行榜这样说。

在国际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 Group发布的2006年全球100大品牌年度排行榜中，汇丰名列第28，排在花旗银行（11名）、美国运通银行（14名）和美林（21名）之后。[4]葛霖知道，建立起汇丰的超级品牌，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对我来说，未来数年最重要的挑战之一，便是发展我们的品牌。如何利用我们的品牌，达到最大的增长率。”

“我们能否继续成功经营，已愈来愈倚重我们的品牌作用。由2007年起，我们会进一步投入更多资源，积极支持及加强为客户提供的服务，以丰富的经验为汇丰这个品牌注入更大的动力……”“我们矢志成为金融服务业的第一品牌。”

汇丰历史上的第二十位大班葛霖，没有掩饰他要率领汇丰夺取全球金融服务业第一品牌的勇气和决心。

然而，对葛霖来说，未来数年最重要的挑战，并非发展品牌争取第一那么简单，因为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正在铺天盖地袭来。

[1]庞约翰于2005年6月接受笔者采访时，曾强调汇丰与花旗之不同：我们的资产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不会超过30%，而花旗在美国超过60%。我们的董事会有着广泛的国际化特性，你去看看花旗，不可同日而语。

[2]汇丰科技对客户、股东和社群的贡献，载汇丰控股有限公司2004年度回顾，23～27页。

[3]1923年投入使用的上海汇丰大楼，其门厅下半部由八个圆拱形门洞构成，圆拱拱肩上镶嵌有16个古希腊风格的人物造像，下面有拉丁文名词，分别代表了作为银行家必须具备的16种品质和素养：IVSTITIA（公正）、TEMPERANTIA（镇静）、AEQVITAS（平衡）、PHILOSOPHIA（哲理）、SVBTILITAS（精明）、LABOR（劳作）、FIDES（忠实）、VERITAS（真理）、HISTORIA（历史）、SAPIENTIA（智慧）、EXPERIENTIA（经验）、FORTITVDO（坚韧）、PROBITAS（正直）、PRVDENTIA（谨慎）、SCIENTIA（知识）、ORDINATIO（秩序）。

[4]汇丰品牌价值116.22亿美元，所获评语：“环球金融，地方智慧”在金融服务中正在迅速显神威（the world's local bank is fast becoming a major force in financial services）。在2005年全球100大品牌年度排行榜中，汇丰名列第29。

第十一章　金融海啸与汇丰

（汇丰）这只狮子依然健康。

——汇丰集团主席葛霖

未来全球经济重心将继续向东及向南移，而金融服务的增长机遇也会同样转移。

——汇丰集团行政总裁纪勤

2007年3月5日，汇丰创纪录的2006年度业绩在伦敦和香港两地发布。与此同时，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次贷）危机开始在美国浮出水面。3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濒临破产。4月初，这家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贷领域在这个春天里崩塌，20多家次贷供应商或宣布破产，或遭受巨额损失，或寻求被收购。由此，美国次贷危机广为世人瞩目。

让汇丰等所有跨国金融机构没有料到的是，美国次贷危机随后一波又一波地向前推进，在第二年秋天全面升级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同一天，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宣布收购；17日，美国政府提供850亿美元贷款给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以挽救其濒于倒闭的命运；21日，美联储宣布批准已是危机四伏的美国第一、第二大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25日，美国监管机构接手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并将其部分业务售予摩根大通银行……

十天之内，这些当今世界最耀眼的金融机构已经面目全非，被视为全球金融灯塔的华尔街顿时暗淡无光。

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迅速从美国向其他地区蔓延，从发达国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至实体经济。波及范围之广，无一国能独善其身；影响程度之深，不仅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受到沉重打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组织、经济发展模式同样需要作出根本性改革。

欧美银行业经历着时代之变，汇丰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变。2009年3月2日，汇丰在其2008年度业绩发布会上，除了公布大幅缩水的业绩外，同时宣布供股125亿英镑（约合1380亿港元），以增强其资本实力和摆脱其面临的困境。

随着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经历过无数次危机的汇丰，又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它将如何走出北美业务形成的泥沼和危机深化所导致的困境？它能否依然像狮子一般，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扫荡过的废墟中昂首挺立？

1　从次贷危机到金融海啸

过度繁荣的背后，往往掩藏着危机的种子。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便是源自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过度繁荣。从2001年到2005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泡沫不断膨胀，房贷金融机构针对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人群设计的次级抵押贷款迅速增长。房市的虚假繁荣，遮蔽了政府、金融机构和个人的风险视线，为住房泡沫破灭和危机爆发埋下了伏笔。2006年以后，房价停止上涨势头，房市开始降温。与此同时，美联储为抑制通货膨胀开始持续加息。利率不断上升，次贷借款人成本骤增。大批次贷购房者无力按期偿还贷款，次贷危机由此触发。

2007年夏天，次贷冲击波开始向持有次级抵押贷款的各类投资者蔓延。由于资产证券化的广为推行，持有次贷的投资者众多，个人向银行等放贷机构申请住房抵押贷款，放贷机构将住房抵押贷款作为一种资产售予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以此为基础发行大量次级抵押贷款证券。与此同时，抵押贷款公司积极参与其中，在放松风险评估的情况下，大量购买次级抵押贷款，并将其证券化出售。标准普尔等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证券给出偏高的信用等级评定，各种保险和担保机构也积极参与其间。投资者根据评级标准大量购买次贷债券，使之流动性增高，债券发行更加便利，次级抵押贷款因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从花旗银行到德意志银行，从汇丰集团到瑞银集团，均多少不等地持有次级抵押贷款证券。

2007年8月，次贷危机全面爆发。8月6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8月9日，法国最大银行——巴黎银行卷入危机，宣布暂停旗下3只涉足美国房贷业务的基金交易。8月16日，美国第一大商业抵押贷款供应商——全国金融公司濒临破产，美国次贷危机全面恶化。

为应对金融动荡，美联储和欧洲一些央行开始联手行动。8月11日，一些国家的央行在48小时内注资超过3200亿美元救市。美联储一天三次向银行注资380亿美元以稳定市场。8月31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承诺政府将采取一揽子计划应对次贷危机。

随后，几乎每个月都有坏消息传出，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央行频频采取行动，全球金融市场在动荡不安中走过了2007年。

2008年春天，美国次贷危机又开始了新的冲击波。2月18日，英国决定将诺森罗克银行（Northern Rock，又译“北岩银行”）收归国有；2月20日，德国宣布州立银行陷入次贷危机。冲击波以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3月16日被摩根大通银行收购而达到高潮。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坏消息依然不断，如4月16日，美联储褐皮书指出，各个地区的贷款标准、贷款需求都在下降；4月17日，美林公司第一季度亏损19.6亿美元，大大高于此前预期；4月21日，苏格兰皇家银行计划筹集120亿英镑，以应付不断增大的压力；4月25日，美国4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26年来新低。不过，次贷危机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已有所减轻。花旗集团、高盛和德意志银行甚至表示，美国次贷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

然而，这不过是这些金融巨头们的一厢情愿而已。进入2008年夏天，又一波打击骤然而至，并且由此演变为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2008年夏天的次贷危机，围绕着有美国政府担保背景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展开。7月13日，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联手推出拯救“两房”计划，包括向“两房”直接提供贷款和买入股份；7月18日，房地美计划通过发行最多100亿美元的新股筹资；7月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房地产市场救助议案，准予向“两房”提供紧急融资；7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签署房市救助法案，使之成为法律。

但是，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这两大巨头依然摇摇欲坠。在过去一年中，“两房”亏损高达140亿美元，股价暴跌约九成。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政府及金融机构持有“两房”债券，它们一旦坍塌，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此情况下，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出资2000亿美元接管“两房”。

然而，就在美国政府和美欧金融界刚松一口气时，一个星期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演变成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9月15日至25日，短短十天，美国最大投资银行、最大保险公司和最大储蓄银行或破产、或转型、或被收购和被救助。

在这场风暴中，华尔街五大投行无一幸免。人们印象中的华尔街格局已经成为历史。

从华尔街掀起的惊涛骇浪，迅即冲向世界各地，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初级产品市场的价格发生剧烈波动。美欧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此后两个月内报出的损失即超过7000亿美元。

不仅如此，这场金融危机还显著地影响着全球实体经济。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全部陷入衰退的困境。金融风暴的持续升级，同样使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风险凸现。如今，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所塑造的新的世界金融格局依然在演化之中。

2　全球银行业巨头兴衰

在这场金融海啸中，美欧金融机构受到的打击首当其冲。一夜之间，有着158年辉煌历史的雷曼兄弟宣告破产，华尔街顶级投行美林慌不择路地急速将自身变卖，保险业巨擘AIG则“幸运地”被美国政府接管。与此同时，银行业呈现破产、并购、国有化的世纪变局，银行机构本身呈现巨额亏损、市值蒸发、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下课”、大量裁员的不堪场面，一些显赫的银行业巨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全球金融格局在重新洗牌后发生重大变化。

多年来汇丰在全球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一直处于领袖地位的金融“巨人”花旗集团。由于在抵押贷款市场和其他信贷市场投资巨大，花旗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输家之一。2007年第四季度，花旗17年来首次出现亏损，并且是巨亏近百亿美元；股价一落千丈，从高峰一度跌去近九成；首席执行官黯然离职，新上任者急切地飞往世界各地募集资金。

2008年4月初，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2008全球上市企业排行榜”，花旗从连续四年位居福布斯2000“世界最大规模企业”榜首，急速滑落至第二十四位。

不仅如此，人们对花旗破产的担忧开始加剧。2008年11月，美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作出拯救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向花旗注资200亿美元，并为花旗巨额资产担保，以防这个金融“巨无霸”坍塌。

2009年1月16日，花旗集团发布季报业绩，2008年第四季度巨亏82.9亿美元，连续第五个季度出现巨额亏损。为减轻压力，花旗宣布将旗下业务一分为二，并有意最终将部分非核心业务剥离。

花旗一站式“金融超市”模式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走向解体。根据声明，花旗集团将拆分为“花旗银行”和“花旗控股”。前者将保留集团在100多个国家的传统银行业务，后者则将纳入一些“非核心”的资产管理、消费金融和经纪业务。而在此前不久，花旗刚与摩根士丹利达成协议，将旗下开展投行、证券业务的“王冠上的宝石”——所罗门美邦公司的控股权转让。截至当时，美国政府已向花旗注资450亿美元。

2009年2月27日，美国政府与花旗集团达成股权转换协议：美国政府将其持有优先股以每股3.25美元的价格转换为普通股，转换上限为250亿美元。如股权转换协议顺利实施，美国政府在花旗中的股权比例将升至36%，成为花旗最大股东。这意味着作为美国资产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金融机构之一，花旗被部分国有化。[1]

美国银行在此次风暴发生时一度成为耀眼的明星。它不仅在危机中顽强地存活下来，而且还使美国最大的商业抵押贷款机构——全国金融公司和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避免了破产的命运。2008年1月，美国银行宣布，以40亿美元收购全国金融公司，而一年前它的市值高达240亿美元。9月15日，美国银行宣布以5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林公司，一年前这笔交易的估值为1000亿美元。

不过，这些收购并非“省油的灯”。美林孱弱的资产负债表，迫使美国银行最终向政府寻求纾困。2008年9月，美国政府向美国银行注资250亿美元。2009年1月，美国银行公布2008年第四季度出现18年来首次季度亏损，亏损金额达17.9亿美元。当天，美国政府宣布向美国银行再注资200亿美元，并为其价值1180亿美元的资产提供担保。

真正在此次危机中闪烁着光芒的美国银行业巨擘，似乎是近年来通过大肆收购而壮大的摩根大通银行。在2000年收购大通曼哈顿（Chase Manhattan）、2004年收购美一银行（Bank One）后，摩根大通不仅抵御了这场风暴的侵袭，而且拯救了贝尔斯登和华盛顿互惠银行。

通过并购，摩根大通成了表现出色的美国银行业巨头。而同样靠大肆收购在十年内成为欧洲第二大银行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则是另一种命运——被英国政府接管，市值蒸发至不到200亿英镑，一手将这家地区性银行变身为全球规模最大金融机构之一的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古德温爵士黯然“下课”。

在金融危机发生不到一个月，10月12日，参与对荷兰银行敌意收购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因出现巨额亏损，被迫接受英国政府200亿英镑的注资。接替弗雷德的史蒂芬·赫斯特宣布：收缩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战线，缩减资产规模，出售其亚洲零售和商业银行资产，[2]英国业务将作为其未来的核心业务。11月底，英国政府以150亿英镑的价格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58%的股份。

2009年2月，苏格兰皇家银行公布2008年税前亏损241亿英镑，创下英国企业史上的最大亏损纪录。这家深陷困境的银行宣布将再次接受英国政府255亿英镑的注资，并将3250亿英镑“有毒”资产交予政府担保。

十年前排名全球第四大银行的英国莱斯银行，因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收购竞争对手哈利法克斯银行（HBOS）导致其持有大量“有毒资产”而受到拖累。10月12日，英国财政部宣布，政府对苏格兰皇家银行、HBOS和莱斯银行等注入总额370亿英镑的资本金。

在全球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之际，汇丰集团尽管因美国次贷业务而最早发布盈利预警，但一直到2009年3月初汇丰集团2008年业绩发布之前，仍堪称欧美银行业巨头中的表现不俗者。

2008年4月初，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2008全球上市企业排行榜”，当花旗集团从“世界最大规模企业”榜首急速滑落至第24位时，汇丰取而代之，并成为增长、股东回报及发展前景傲视同侪的“环球优秀表现企业”（Global High Performer）；英国《银行家》杂志按照第一级资本总额，也选出汇丰为2008年“世界1000大银行”之首。

2008年10月，英国政府宣布提供流动性以及向英国银行系统注资的计划。对此，汇丰表示当前没有运用英国政府注资方案的计划。2009年1月19日，汇丰再次发表声明：“汇丰并无向英国政府寻求注资，亦无预见任何情况需作此举，本集团亦无发现任何理由需作上述行动。汇丰一直是世界资本最雄厚的银行之一，亦决心维持此地位。汇丰集团将会如期在2009年3月2日公布2008年全年业绩。”

[1]2009年12月23日，花旗集团表示，已全部偿还政府救助资金，从而成为最后一家归还救助资金的大型银行。目前美国财政部仍持有花旗集团普通股权证和77亿股普通股。

[2]2009年8月，苏格兰皇家银行将其在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尼和中国香港的理财和商业银行业务，以及中国台湾、菲律宾和越南的机构银行业务售予澳大利亚的澳新银行。目前，汇丰正在参与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中国、印度及马来西亚零售及商业银行资产。

3　艰难抉择：收缩美国业务

“管理层一直努力解决收购该项美国业务所带来的问题，并已考虑一切可行的办法……我们作出艰难的决定，除信用卡业务外，不再以HFC及Beneficial品牌经营消费融资业务，并且结束其大多数分行。”

2009年3月2日，葛霖在汇丰集团2008年业绩发布会上，除了公布其全年纯利锐减七成外，同时宣布了上述决定。2008年，汇丰在北美洲亏损达到155亿美元，包括个人理财业务的商誉减损准备106亿美元。葛霖坦承：“作为事后检讨，我们的结论是：但愿不曾进行这项收购。”

葛霖所称“但愿不曾进行”的这项收购，指汇丰于2003年3月完成、涉及148亿美元（约合1100亿港元）收购的美国家庭消费信贷公司HI（现名美国汇丰融资有限公司）。

当时以汇丰集团主席庞约翰为首的董事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通过“全面考虑未来25年内对金融服务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发展趋势，认为全球经济力量将会重新分配，而在新秩序下世界经济增长最高的地区，将会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国家，以及亚洲和南美洲的新兴市场”。

汇丰认为，美国经济占全球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而消费开支则占美国本地生产总值近七成。因此，当时的汇丰除大力拓展新兴市场之外，便是大步进军美国市场，汇丰购入HI正是执行这项战略的重要步骤。[1]当时的庞约翰曾形容两者合并是“天作之合”，虽然HI债务缠身，但美国经济前景依然乐观，特别是住房按揭业务方面。

2003年年底，汇丰推出“增长管理”战略计划，作为汇丰未来五年发展的蓝图和指针。汇丰的新策略以客户群为主导，并为每个客户群实施专门设计的方案。其中，消费融资业务与个人理财业务，工商业务，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业务，私人银行业务一样，成为“增长管理”战略的策略目标之一。

实行新的以客户群为主导的汇丰认为，这突显了个人理财业务内一个独特客户群（消费融资）对加强汇丰现有业务的重要性。汇丰预期随着收购HI的各项潜在裨益浮现，以及美国经济灵活适应各种变化和美元币值下降的影响之后，美国业务会为汇丰带来更多贡献。

2004年8月，庞约翰宣称，HI和汇丰的整合大体完成。[2]

2005年下半年及2006年上半年，汇丰集团继续在市场上大举购入次贷产品。

时间是成败得失的检验大师。作为汇丰集团十多年来最大转变的这项收购行动，汇丰收购HI虽然没有成为一项灭顶之灾的并购，但足以令作为金融服务业“百年老店”的汇丰蒙羞。

面对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虽然新的领导层对汇丰发展战略重新检讨，并确定将资金加强投向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以期调整不同地区所占盈利比重，同时在已发展市场集中开拓汇丰具有优势的环球业务专长。但是，汇丰决策层在形势发生逆转后表现出的判断力和决断力依然稍显不足。

2007年2月初，美国汇丰融资公司因次贷业务撇账大增，汇丰集团发出百年来首次盈利预警。不过，在当年5月25日汇丰集团举行的股东周年大会上，当葛霖和集团行政总裁纪勤等新管理团队首次向股东作报告时，他们依然认为北美业务（包括消费融资业务）的表现符合预期。纪勤在谈到北美洲的按揭业务时说道：“有部分评论人士会问：‘汇丰应不应该加入这个市场呢？’让我提供一些数字给大家参考一下：汇丰在2003年出资148亿美元买入了这个业务，而它已经为集团提供了超过90亿美元的利润，我认为它是一门好的生意。”

纪勤承认，在北美洲，汇丰的按揭业务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展望未来，汇丰打算将美国消费融资业务与拉丁美洲业务整合。纪勤不无自信地说：“总括来说，今年我们在美国虽然遇到一些挑战，但美国市场亦为我们带来机遇，当全面掌握机遇后，便可证明这项收购是明智之举。”[3]

在完成这项收购6年后，2009年3月汇丰公布最新的年度业绩时，其在北美洲的业务已经遍体鳞伤。葛霖在委婉地承认这是一项失败交易的同时，声称：“我们早在2006年已意识到次贷市场恐会面临崩解，在2007年，当其他同业仍不断扩展业务之时，我们已经大幅缩减次优质贷款业务，亦投放大量资源协助客户解决资金困难。事实上，当时无人预计到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后来恶化的程度。”

纪勤接过葛霖的话题表示“将停止以HFC及Beneficial品牌在美国承办新的消费融资业务，并会集中全力缩减有抵押及无抵押房地产组合，所涉及的未偿还结欠额为620亿美元”。

纪勤宣布，汇丰将会关闭美国HFC及Beneficial品牌分行网络内的大部分营业点，并须因此而削减6100个职位。由于美国失业率攀升及住宅物业市场继续下滑的风险明显存在，预期汇丰2009年及2010年的信贷准备仍会增加，营业亏损将会继续。

鉴于美国次按融资市场前景暗淡，汇丰不再视次按融资业务为其核心业务。但葛霖强调：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系，汇丰仍会致力在当地发展业务，并仍视美国为核心市场。同时，美国汇丰银行不受此项重整影响，短期内汇丰会凭借环球网络优势，着重拓展以此为基础的业务和客户，包括企业及工商业务，以及私人银行和卓越理财。

[1]另一个原因则如《汇丰集团简史（2008年）》所称：“自1992年起，汇丰虽已通过向外收购与内部扩展，使其国际金融业务的地域分布状况较为均衡，但北美洲的业务尚未能达到欧洲和亚洲的规模”，汇丰购入HI也是为实现这一“三地均衡发展”模式而采取的业务扩张。由汇丰集团撰写并刊登在汇丰网站上的简史认为：“收购活动对汇丰在该地区（指北美洲——引者）的发展作用颇大，继2003年收购了Household International，Inc. 之后，汇丰在美国的业务规模与形象均大为提升。Household为汇丰带来超过1300间分行，以及5300万名消费融资客户。”

[2]2007年2月初，美国汇丰融资公司的抵押贷款业务出现问题，导致汇丰集团发出收益预警。对此，出任汇丰集团主席已经8个多月的葛霖在接受采访时承认，美国汇丰融资公司的风险管理和其他管控措施没有达到标准。汇丰在收购HI后，未能对其进行适当整合。

[3]葛霖在2009年3月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事后诸葛亮是一件神奇的事。若我们在两年前已下此决定（结束汇融），情况一定会比现在好！”

4　世纪大供股与香港

汇丰在公布2008年纯利润较上一年减低七成、北美业务亏损155亿美元的同时，宣布了20多年来的首次供股（按相同比例向现有股东出售新股。如现有股东不愿供股，可转让供股权，获取市价与供股价之间的差价），以每12股获配发5股的基准进行供股，共发行50.60亿股新股，占扩大后股本的29.4%，供股价约为28港元，相当于市价的一半，筹集资金约125亿英镑（约合1378亿港元），是英国和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股行动。

在雷曼兄弟倒闭近半年后，股价缩水接近一半的汇丰，同样踏上了其他西方大型银行早就展开的融资之路。

汇丰集团虽然已经是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英国金融企业，但其诞生和成长于香港这片土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不仅是香港最大的商业银行和发钞银行，汇丰股份也是香港恒生指数的第一权重股。多数港人不仅拥有汇丰的存折、银行卡和寿险产品，持有其发行的钞票，更持有其发行的股票，部分股民甚至将汇丰股票代代相传。即使未持有汇丰股票的香港市民，其公积金、强积金等投资组合中也多有汇丰。因此，汇丰盛衰与香港息息相关，与港人密切相连。《明报》社评（2009年3月4日）甚至指出：“汇丰是本港最重要的银行，它有什么风吹草动，对本港都会有重大影响。”

2008年10月，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莱斯银行等接受英国政府注资，实现部分国有化，逃过金融风暴所引发的破产危机。当时的汇丰表示自身实力健全，无运用英国政府注资方案的计划。两个多月后的2009年1月，汇丰再次发表声明：“汇丰并无向英国政府寻求注资，亦无预见任何情况需作此举，本集团亦无发现任何理由需作上述行动。汇丰一直是世界资本最雄厚的银行之一，亦决心维持此地位。”

汇丰不接受英国政府注资拯救的举措，客观上给人以其财务健全的印象，港人对汇丰的信心增加，对汇丰的寄托加深。在汇丰股价跌至逢5、逢10等关键价位时，小投资者便相继购入，组成“血肉长城”。

然而，形势比人强。欧美愈来愈多大型银行接受政府注资，汇丰坚决拒绝政府注资而遭到市场愈来愈多的恶意沽售，全球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即使香港小股民一再筑起“血肉长城”，仍挡不住汇丰股价接连崩溃，不断寻底。

既不愿因政府注资而影响自身经营的独立性，又要力挽不公平竞争之劣势，汇丰只能奋力自救，于是它走上了供股集资、提高资本比率之路。

汇丰在供股文件中称：供股将强化汇丰的能力，以处理不明朗经济环境影响及应付不可预见的事件，有助汇丰以超卓的财务优势，掌握未来各种机遇。供股将使汇丰的核心资本充足率由2008年年底的8.5%提升至9.8%。

就在汇丰公布最新业绩的第二天（3月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汇丰控股何时触底尚不明朗》一文；3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评论《汇丰前路依然坎坷》。

在香港，有关汇丰的各种新闻更是充斥报纸版面。还在汇丰发布业绩的当天（3月2日），香港《经济日报》即发布《汇丰汲取教训，莫再落后形势》的社评，指出“市场认为此是迟来的集资，被市场迫至不得不为，亦因此已失先机，在较低股价集资，令小股东利益蒙受损失”。

汇丰公布的配股价格，较其前一交易日在伦敦每股收盘价4.91英镑大幅折让近五成。深度折价配股引发的负面联想和投机，让市场为之震动。在汇丰宣布配股方案后的3月3日和4日，两天累计跌去两成二；自汇丰宣布配股后的五个交易日内，累计下跌达四成二。

汇丰股价大跌，全城议论纷纷。一时间，虽然汇丰声称“门外的狮子仍有能力大声吼叫”，但汇丰这个伴随港人多年的神话是否能够持续，汇丰收购美国家庭消费信贷公司的责与过，汇丰的配股建议是否可取，汇丰是否还有机会东山再起，等等，成为城中议论的话题。

3月9日，汇丰股价狂泻24%，更在尾市竞价时段出现了最后三秒钟急挫4港元的惊人异动，最终收报每股33港元，不仅刷新汇丰13年来股价新低，更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纪录。面对如此跌势，正在节目录制中的电视财经评论员胡孟青甚至因一时感触而泪洒直播间。

几十年来，谨慎的投资者逢低买入汇丰股票，在香港几乎是个常识。但现在汇丰股价如此暴跌，撼动了汇丰大厦的根基。一个支撑香港人自信的稳固基石开始出现裂痕，一个香港人视为不曾动摇的价值开始在眼前模糊。

香港《信报》著名专栏作家林行止以《股民有情，汇丰无义》为题评论道：汇丰不发盈警、任分销商尽得先机，将大失人心，加上银行业今后发展前路多艰，相信会令不少“死忠”死心！林行止略带伤感而愤懑地写道：“明知势头不妙的汇丰管理层较早前未能当机立断，失去有利时机集资之余，复未能及时发出盈警，哪有保护爱惜股东之心。”

以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汇丰控股每股120港元左右的股价计算，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汇丰股票已跌去七成二，这家传统上在当地具有特殊地位的银行的财富缩水，令港人深感痛苦而不堪面对。汇丰这个发迹于此、被称为“香港人的银行”（已经以伦敦为总部，并且已成为一家业务遍及全球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股价急剧滑落，更使几十年来长情所寄的大众小户，无不伤感落寞。港人对汇丰之钟情，可谓“爱之深、责之切”。

香港《苹果日报》刊登一个香港中生代的来信表达对汇丰爱恨交缠的感情时说：“最初认识你，源于大家都说‘圣诞钟，买汇丰’，我问原因，人家就说‘不要问，只要信’。动摇的时候，大家又说‘有买贵，没买错’，因此一直对你不离不弃。工作纵然疲累，但勤勤恳恳，三数月储一手，像盼一个美好的将来，仍叫人苦中有乐。然而，你公布成绩：盈利大倒退、减派息、供股。三大泻因，从此成为个人资产的‘三聚氰胺’，一旦吸纳，将直接导致荷包‘干硬化’，后悔已晚。”

汇丰股价暴泻，股民心碎，汇丰“稳如泰山”的神话开始退色。

面对此情此景，汇丰第二天（3月10日）紧急召开记者会。汇丰集团亚太区行政总裁霍嘉治强调，周一（3月9日）股价在竞价时段内大跌是出于技术原因，更可能有市场庄家及对冲基金“从中作梗”，并非恐慌性抛售。因此，即使正股跌穿供股价28港元，供股计划仍将继续。同时他透露，已获足额包销。

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等多位香港华商力挺汇丰，明确表示将以私人名义担任分包销商。

“门外的两只狮子仍在那里、仍很健康，只是突然间不懂得跳莲步舞，并带点举步维艰。”霍嘉治重申，汇丰仍是一家赚钱及派息的银行，比起全球很多大型银行近月接二连三要政府救亡，汇丰并无此需要，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汇丰将成为全球资本实力最雄厚的银行。汇丰有信心安然走过这场金融风暴，并可能以最有实力的跨国银行在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

“不止三十年来，就算是出世以来都未听过汇丰（股东）咁闹法、（股份）咁卖法。身为局内人当然认为是过了火位，但我又是投资者，股份好似其他投资一齐跌，大家都不想，这个风暴什么都给卷起。”面对记者，身为汇丰集团总经理的梁高美懿深有感触地说。

为打消投资者疑虑，汇丰集团财务总监范智廉及美国汇丰的财务总监抵达香港，会见机构投资者。汇丰集团主席葛霖也在纽约与主要投资者见面，希望投资者支持供股计划。

对汇丰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受超跌反弹等因素影响，汇丰股价从3月10日开始逐渐回升，至18日已实现“七连升”，七个交易日累计升幅达29.39%。

3月19日晚，汇控供股方案尘埃落定，在伦敦特别股东大会上以超过99%的赞成票获得股东通过。在香港，除了以李嘉诚为首的数位华商公开表态支持，各大金融机构亦几乎全部参与了供股计划。葛霖在特别股东大会上表白：汇丰正经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全球经济下滑，全球七大工业国的经济正步入衰退，预期今年（2009年）全球经济将继续收缩，而集团亦无法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免疫；加上竞争对手纷纷获政府注资或在市场集资，故集团有需要维持更高资本充足比率要求，以巩固强健的资本实力，应对目前不明朗的经济及金融环境。

葛霖指出，汇丰在经营困难的环境下，仍处于有利位置，集团业务遍及新兴市场，是亚洲、中东及香港亦是中国内地最大的国际银行，相信竞争优势正在改善，而其他金融机构面对资本短缺及集资压力，大部分正着力发展其本地市场。

其实，无论是汇丰集团行政总裁纪勤，还是汇丰集团执行董事兼亚太区主席郑海泉，都在多个场合强调，集资所得并非为持续亏损的北美业务“填凼”，而是为了维持汇丰拥有强劲的资本实力，为了汇丰未来的发展。集团正物色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印度及印尼等新兴市场的收购机会。

4月5日，汇丰177亿美元（净额）供股获得大力支持，96.6%新股获认购，香港支持率更达98%。

4月6日，汇丰宣布，供股及配售余下3.4%的股份完满结束。

汇丰千亿港元大供股最终平安落幕，汇丰股价也开始收复失地。但是，香港市民如何从汇丰的历史与现实中找回自己，以及汇丰会如何回报这片成长于斯的土地和不离不弃的港人，依然值得港人和汇丰深思。

5　战略重整：新兴市场再发力

面对在美国和欧洲市场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汇丰集团主席葛霖及新领导层不得不重新检讨汇丰的发展战略。已是新兴市场最大跨国银行的汇丰，确定将资金加强投向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调整不同地区所占盈利比重，新的“新兴市场战略”就此产生。

汇丰认为影响其考虑战略发展的要素，在于影响全球的三大重要长远趋势：新兴市场的发展速度会继续超越已发展市场；随着世界各地联系的加强，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将高于全球经济增幅；世人日益长寿，会有数以十亿计的人更加关注理财需要。因此，汇丰确定着眼将资金投入具备优厚增长潜力的领域，即新兴市场、退休与保险业务。

在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大逆转后，汇丰决意加快调整其出发的方向和前进的步伐，在新的战略部署下继续向前发展。事实上，2006年汇丰集团来自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的税前利润，便已经将近占到集团利润总额的一半。

汇丰决定继续提升来自这些新兴市场的贡献。亚洲既是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也是汇丰的发源地和当前的业务核心所在。从汇丰集团近两三年来在亚洲采取的一些重大举措，可见其对于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投入的兵力之大：

中国香港

长期根植于香港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是目前香港最大的注册银行，也是汇丰亚洲区的旗舰。而汇丰在香港的策略，正如汇丰集团行政总裁纪勤所说：“继续发挥汇丰作为龙头银行的优势，巩固汇丰作为最大银行保险机构的地位。”

中国内地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是中国最大的外资银行。2007年4月，汇丰宣布在上海成立本地注册银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同年12月，曾都汇丰村镇银行在湖北随州开业，成为首家进入中国广袤农村市场的外资银行。

汇丰拓展中国内地市场，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目前，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在中国内地拥有8家全资子公司——总部位于上海的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和分别位于湖北随州、重庆大足、福建永安、北京密云、广东恩平、重庆丰都和大连普兰店的7家村镇银行。

2009年8月，汇丰保险（亚洲）有限公司与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各持有50%股权的合资保险公司——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开业。

中国台湾

“我们今天在台湾正式营运汇丰人寿，而较早前则在印度成立合资寿险公司。此外，我们两星期前已宣布收购越南最大保险公司——越南保险10%股权，成为该公司唯一外资策略伙伴。今天，我们同时宣布获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与北京的策略伙伴国民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筹建合资保险公司。”

2007年1月，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保险业务主管汤德信（David Fried）在台湾正式营运汇丰人寿（国际）有限公司时，一口气说出了汇丰集团一个月内在亚洲市场的四项保险业务。

全速在亚洲拓展保险版图的汇丰，此时来自亚洲市场的利润贡献占汇丰集团保险利润的33%，是最大的利润贡献来源地。汤德信宣称：“我们致力在亚洲发展，务求实现保险业务对集团的利润贡献倍增，成为全球前10大保险集团的目标已指日可待。”

除了在台湾提供全方位的保险产品之外，2007年1月，汇丰集团收购台湾的国际应收账款承购业务领导者之一的迪和股份有限公司，扩展贸易融资业务。2008年3月，汇丰完成对资产总值超过30亿美元的台湾中华商业银行的收购。这是汇丰继1965年收购香港恒生银行之后，首次在亚洲区收购规模较大的银行。随后，汇丰在台湾的分行由8家增至44家，营运版图扩大至台湾各主要城市。

2009年11月，汇丰宣布已获准在台湾设立子银行，子银行将加强汇丰在台湾的业务据点，支持汇丰集团在大中华区的重要发展策略。2010年5月，汇丰（台湾）商业银行正式营运。

印度

汇丰同样在重要的新兴市场——印度抢得先机。截至2008年5月，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已在印度26个城市设有47家分行，专责银行服务、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资产管理、保险经纪，并设有两个环球信息科技发展中心和六个环球服务中心。

同年6月，汇丰保险集团（亚太）有限公司[1]宣布，其印度寿险合营公司——Canara HSBC Oriental Bank of Commerc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正式开业，总部设在印度哈里亚纳邦的古尔冈，资本金为32.5亿印度卢比（约8100万美元）。由印度的国营银行——Canara Bank和Oriental Bank of Commerce（OBC）与汇丰保险合营，其中汇丰持有26%的股权。

与此同时，汇丰逐步将经营范围由银行、保险扩展至证券领域。2008年，汇丰通过旗下的HSBC Securities and Capital Markets （India） Private Limited和HSBC Violet Investments （Mauritius） Limited，以139.63亿印度卢比收购印度最大的零售证券经纪商之一——IL＆FS Investsmart Limited（简称Investsmart）93.86%的股权。2009年6月16日，汇丰向Investsmart少数股东收购余下股权。随后，将其冠以汇丰品牌，更名为HSBC InvestDirect。

经过连番拓展，汇丰集团在印度的业务已具备相当规模。除税前利润由2004年的3300万美元跃升至2008年的6.66亿美元。在印度雇用员工超过3.7万人，占汇丰全球员工总数的11%以上。

2009年4月，汇丰集团宣布扩大印度高层，委任集团总经理兼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印度行政总裁祁慧为新设集团总经理兼印度汇丰全国业务主管。待相关法例许可后，祁慧将成为汇丰集团印度业务的主席；现任澳大利亚汇丰银行行政总裁戴伟世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印度行政总裁。此两项任命显示，印度在汇丰的环球增长策略中所占分量正在不断提升。

越南

2009年新年伊始，汇丰在越南本地注册的银行——越南汇丰银行正式投入服务，成为首家在越南注册的外资银行。总部设于胡志明市的越南汇丰银行，注册资本3万亿越南盾（约1.77亿美元）。

身为越南最大外资银行之一的汇丰，不仅在当地成立了注册行，而且已收购越南第三大股份制银行——越南科技及商业股份银行20%的股权。

此外，汇丰还在大举进军越南保险市场。2007年9月，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宣布，斥资2.54亿美元收购国有的越南最大保险及金融服务集团——越南保险公司10%的股份。2009年10月，汇丰斥资约1.05亿美元进一步将越南保险公司的股权由10%增持至18%。

印尼

2008年10月，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宣布，通过其全资附属机构HSBC Asia Pacific Holdings （UK） Limited签订协议，作价6.075亿美元，收购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工商银行之一——PT Bank Ekonomi Raharja Tbk 88.89%的股权。

2009年5月，汇丰完成收购Bank Ekonomi 88.89%的股权；8月，汇丰再次宣布购入Bank Ekonomi10.08%的股份，持股量达到98.97%。至此，汇丰在世界第五大人口国——印尼的服务网络翻番，达到208个网点，覆盖27个城市，成为印尼最大外资银行之一。

马来西亚

从1994年起就在马来西亚提供伊斯兰金融服务的汇丰集团，一直有以马来西亚作为其在亚太地区内的伊斯兰金融中心的计划。1998年起，汇丰集团正式设立“HSBC Amanah”环球服务品牌，旗下逾300名专业人员为全球客户提供伊斯兰银行服务，从而奠定了汇丰在全球各地提供符合伊斯兰教义的银行服务的领先地位。

2007年11月，汇丰获马来西亚央行批准成立伊斯兰附属银行。2008年8月，马来西亚汇丰银行的附属公司HSBC Amanah Malaysia Berhard正式开业，根据1983年伊斯兰银行法取得牌照，经营伊斯兰银行业务。

韩国

韩国一直是汇丰想扩大收入份额的金融市场。2007年9月，汇丰集团宣布，同意通过间接全资附属公司HSBC Asia Pacific Holdings （UK） Limited收购韩国第六大银行——韩国外换银行已发行股本的51.02%，总收购价约63.17亿美元，以现金支付，并假设收购事项将于2008年1月31日或之前完成。

然而，经过一年的反复商谈后，2008年9月18日，汇丰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不久后宣布，经考虑包括当前环球金融市场资产价值等所有相关因素后，汇丰行使权利终止收购协议。

汇丰收购韩国外换银行股份无果而终，不过在保险方面却有所斩获。2007年11月，汇丰保险集团（亚太）有限公司宣布，已与韩国的Hana Financial Group签订协议，以530亿韩元（约584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Hana Financial的全资附属公司Ha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50%的股权减一股。韩国保险市场名列亚洲第二，合资保险公司可使汇丰将其着力发展的保险业务延伸至韩国。

汇丰集团常务总监（保险业务）白乐达说：“这项投资完全配合我们争取在亚太区扩展网络，并且实现作为全球十大保险商的目标。我们专注发展寿险和退休金产品，务使保险有关利润上升，长远可达集团利润总额的20%。”

……

从以上所列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汇丰在亚洲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可见其全力开拓新兴市场全豹之一斑。[2]

新兴市场战略的制定与强力推动，意味着汇丰开始了新的历史性转变。事实上，通过汇丰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其全球发展战略的制定与推进，正是引领汇丰成为国际银行业巨头的关键因素，也是汇丰在历史转变关头的应对之策。

当1977年9月沈弼出任汇丰银行主席时，汇丰开始部署其在亚洲、美洲和欧洲业务各占其一的国际化战略——即人们俗称的“三脚凳”战略，大举进军北美洲和欧洲等汇丰尚未建立起雄厚业务的市场。1986年浦伟士接替沈弼担任汇丰主席后，继续执行这一既定的国际化战略。在1992年收购英国四大结算银行之一的米特兰银行之后，汇丰十几年来部署的亚洲、美洲和欧洲平衡布局的国际化战略初步实现。

在经过一番并购与整合之后，汇丰安然度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三脚凳”战略最大限度地分散了当初亚洲金融风暴及香港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并分享到了美、欧经济稳定增长的成果。

1998年庞约翰继任后，汇丰正式推出一个为期五年的全新战略——“增值管理”战略。汇丰宣布，要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和新兴市场赚取同样丰厚的利润，即一半利润来自经济稳定的发达国家，一半利润来自快速增长但反复波动的新兴市场。以自然发展为主，同时进行大量以增值为目标的收购，使汇丰成为一家全球领先、真正国际化的金融服务机构。

在“增值管理”战略取得成功后，2003年年底，汇丰推出“增长管理”战略新五年计划。汇丰相信全球经济力量将会重新分配，而在新秩序下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将会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国家以及亚洲和南美洲等新兴市场。

然而，就在“增长管理”五年计划刚进行到一半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增长管理”战略中途夭折。汇丰集团主席葛霖及新领导层重新检讨，确定将资金和力量加强投向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从而催生出汇丰新的“新兴市场战略”。

正如葛霖在次贷危机爆发后撰写的反思之作《金融的王道》（Good Value）一书中所说：“始于2007年的危机已经成为自1929年以来最深刻、最广泛，也最危险的金融危机。它甚至可以位列当代世界史上最为重大的转折点之一——这一时期将会产生划时代的后果。”[3]汇丰“新新兴市场战略”的加速推进，能否拯救陷入北美业务泥沼的汇丰？汇丰能否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扫荡过的废墟中升起？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正在深刻改变着当前的全球金融格局。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仍然处在惊魂未定之中，汇丰这艘金融巨轮依然在险恶的时间之河中颠簸前行。作为一家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金融机构，汇丰既享受过世界各地快速发展的成果，也品尝着不同地区经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苦果。十多年前，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蔓延时，当时的世界经济形势可谓“东方不亮西方亮”，汇丰在亚洲遭受的损失，从在欧美获得的利润中得到了弥补；如今的世界经济大势和未来的全球经济潮流，如果借用“西方不亮东方亮”来描述的话，汇丰的新兴市场战略，或许同样会为其迎来先机。[4]

[1]汇丰保险集团（ 亚太） 有限公司旗下有四家承保公司——汇丰保险（ 亚洲）、汇丰人寿保险（ 国际）、汇丰保险（ 新加坡） 和HSBC Amanah Takaful （Malaysia） （ 持有49 %股权）。汇丰保险集团（ 亚太） 同时持有以下公司的股权：韩国Hana HSBC Life Insurance 50%股权减一股，印度Canara HSBCOriental Bank of Commerce Life Insurance 26%股权，以及越南Bao Viet Holdings 18%股权。此外，汇丰集团持有平安保险16.13%的股权，并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有保险业务代办处。

[2]通过自身分支机构建设和收购策略并举，汇丰在新兴市场的机构及业务与收益呈现快速扩张趋势（见表11-1）；而近年来汇丰着力经营的美国市场，由于次贷危机全面演变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汇丰业务与利润首当其冲受到巨大影响（表11-2）。

[3]Stephen Green：Good Value：Reflections on Money， Morality and an Uncertain World， AllenLane the Penguin Press，2009（葛霖著，段娟、史文韬译：金融的王道：拯救世界的哲学，1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

[4]业务模式的多元化也使汇丰大受其益。如2006年个人理财业务对汇丰集团利润贡献最大，2007年和2008年则是工商业务为汇丰贡献了最大利润，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则成为2009年汇丰的最大利润贡献者。

6　明日帝国：汇丰与它的中国大业

2009年9月25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前夕，汇丰宣布：行政总裁纪勤的主要办公室将从2010年2月1日起由伦敦迁往香港。与此同时，行政总裁将负责制定集团的发展策略。

为配合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汇丰着手实施了一系列的高管人员的调换和任命，自行政总裁常驻香港当天生效：

行政总裁纪勤接替郑海泉兼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已到退休年龄的郑海泉继续出任汇丰控股董事、汇丰银行（中国）董事长和汇丰台湾区主席，专注推动其极为谙熟的中国内地及台湾地区业务。

执行董事霍嘉治将担任集团个人理财及工商业务主席，常驻香港，负责主理汇丰全球的个人理财和工商业务、汇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业务、集团科技、服务与营运，以及人力资源、市务推广和法律事务等大部分集团职能。

执行董事欧智华将出任集团欧洲及中东区主席，常驻伦敦，负责主理汇丰在欧洲及中东的所有业务，继续管理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资产管理、集团私人银行和保险等业务范畴。同时，将出任英国汇丰银行主席和中东汇丰银行主席。

财务董事范智廉的职权则由当时的信贷与风险管理及财务，扩大至集团的审核事务，常驻伦敦，职衔改为集团财务总监兼风险与监管事务执行董事。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执行董事、华人银行家王冬胜将接替霍嘉治，出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行政总裁，同时成为集团常务总监，以及集团管理委员会成员。

以上所有新任命的集团高管，均将向常驻香港的行政总裁汇报。

尽管伦敦依然是汇丰集团的常驻地和监管当局的所在地[1]，也尽管汇丰集团主席葛霖依然常驻伦敦，但从香港回归中国前夕的20世纪90年代初，汇丰将公司总部由香港迁往伦敦，到此次将运营总部迁回香港，正是金融危机加速改变全球金融格局的结果。正如葛霖所说，这一举动是汇丰在全球经济重心逐渐由西向东转移过程中采取的重要一步，亚洲和中国是全世界的重心，也是汇丰业务的重心。

在香港举行的记者会上，纪勤宣称：“今天公布的措施，反映汇丰业务的方向，以及汇丰植根于亚洲和香港的深厚渊源。这是汇丰在全球经济重心逐渐由西向东移过程中的另一部署，重点是香港——它是通往中国的门户，也是亚洲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中心。”

事实上，就在记者会上，简体字“汇丰银行”布满了会场的背景板。汇丰高层宣称，希望登陆上海A股市场。[2]发布时间的选择（中国国庆前夕）、醒目的简体字（而非繁体字和英文）、配以在上海上市的愿望表达，无不显示了中国对于汇丰的重要性。

2010年1月17日，纪勤开始在香港上班，汇丰行政总裁正式长驻香港，揭开了汇丰回归香港、经营重心东移的序幕。

3月1日，汇丰发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首个完整年度（2009年）业绩报告。虽然业绩表现不如往年，但是除北美洲之外，汇丰在其他所有地区均录得利润，其中香港和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亚洲地区，则是汇丰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地。

纪勤宣布，在中国内地，汇丰将进一步扩展网络，至2009年年底已在22个城市设有98个以汇丰为品牌的网点。作为首家进入中国农村市场的外资银行，汇丰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村镇银行已经达到7家。与此同时，与交通银行、中国平安和上海银行等策略伙伴发展关系，同样是汇丰增长策略的主要支柱。此外，汇丰成为首家发行境外人民币债券的国际银行，也是首家为跨境贸易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的国际银行。

葛霖在宣称“最恶劣的时刻显然已经过去”的同时，对汇丰在整个金融危机中一直由股东独立自主地拥有，并保持盈利能力和稳健的财务实力而欣慰。葛霖同时声称：2009年是充满演变的一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实质经济萎缩最为严重的一年。年内，全球宏观经济加快了由西向东转移的步伐。新兴市场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已逐渐取代已发展市场的主导地位。未来全球经济重心将继续向东及向南转移，而金融服务的增长机遇也会同样转移。

“在今后很多年，人们还将继续分析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和教训，但这场危机不会逆转20多年以来全球经济的根本趋势：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向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转移，重点在中国。”葛霖说。

与汇丰2009年十月以来宣布出售欧美三幢重要办公大楼——伦敦金丝雀码头的汇丰集团总部大楼、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汇丰法国总部大楼和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办公大楼不同，位于浦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汇丰中国新总部办公大楼，于2010年年中正式启用，以“狮子银行”著称的汇丰再次将一对新铸铜狮置于大楼门前。[3]

目前，汇丰在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在快速向前推进。作为快速发展的全球最大新兴市场，中国的机会与潜力巨大。持续增长的经济和庞大的市场规模，为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强大基础。与此同时，中国正雄心勃勃地要在2020年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在汇丰银行大楼所在的浦东陆家嘴，一个新的金融区已经拔地而起。虽然与黄浦江对岸租界时期的外滩金融街不同，这是一个由中国自己主宰和建设的金融区，但是汇丰依然信心百倍。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机构，汇丰正致力于继续巩固其领先的国际银行地位和在新兴市场的领导地位。起源于香港与上海的汇丰，凭借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深刻理解，在中国无疑有着广阔的施展空间。

从1865年到2010年，汇丰走过了145年的历史。在这段激荡奔流的历史之河中，汇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单纯作为一个金融企业而言，汇丰无疑是世界金融史上的成功范例。从当年的地区性小银行起步，跃升为当今覆盖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帝国。对此，汇丰总结道：

长年的岁月洗礼，熔铸了汇丰的企业特质。无数的经验历练，塑造出集团坚毅不屈、灵活应变、勇于创新的过人优势。

历史证明，集团重视巩固资本实力、厉行节流措施，以及与客户建立长远的关系，绝非无因。多年来，集团历经时代变幻，包括革命洪流、经济危机、技术创新等，但均因应变有道而能安然渡过。

“集团不断扩展业务壮大规模，并透过策略性收购推动增长。这些业务的融入，使集团实力益增、文化面貌更添姿采，由此凝聚而成的企业特质，令集团得以从容面对当前与今后金融业的挑战。”

从1865年到2010年，中国走过了一条从被动开放、改革，到主动改革、开放的探索奋斗之路。如今，多数国人已经告别了仇视、抗拒和悲情心态，抛弃了时而自卑、时而狂妄的浮躁心理，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更加宽广的视野迎接新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历史正在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金融改革也在继续向纵深迈进。汇丰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无疑将对中国的金融管理者、银行家以及民众带来深刻启示。

[1]汇丰的法定注册地和税基依然留在英国，过去5年，汇丰为英国经济贡献了50亿英镑的税款。

[2]目前，汇丰正寻求成为首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金融企业。当天葛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否认将行政总裁办公室搬到香港与汇丰在中国内地的上市计划有关，但强调汇丰非常希望在中国内地上市。

[3]截至2010年6月，汇丰中国共有100家网点开业。此外，汇丰集团在中国设有7家村镇银行，并持有交通银行19.01%、平安保险16.13%、上海银行8%、汇丰人寿保险50%、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49%的股权。同时，通过恒生银行（汇丰占62%股权）持有兴业银行12.8%和烟台银行20%的股权。

附录一　历届汇丰大班名单

[1]维克多·克雷梭于汇丰银行1865年成立时被任命为汇丰香港分行经理，汇丰总经理职衔于1868年才设立。

[2]Jackson，中国内地一般译为杰克逊，香港译为昃臣。今天香港中环有“昃臣路”，汇丰银行大厦前有昃臣铜像。

附录二　汇丰集团主要成员一览（截至2010年5月）

附录三　人名、机构名译名对照表

附录四　主要参考书目

（1）Blake，Robert：Jardine Matheson：Traders of the Far East.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9.（布雷克著、张青译：怡和洋行，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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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滨下武志著，高淑娟等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

（4）滨下武志著，朱荫贵等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

（5）陈曾年：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0月。

（6）Collis，Maurice：Wayfoong：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a Study of East Asia's Transformation， Politic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During the Last Hundred Years.London：Faber and Faber Ltd， 1965.（莫里斯·柯立斯著、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译：汇丰——香港上海银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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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冯邦彦：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

（10）冯邦彦：香港金融业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2年7月。

（11）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9月。

（12）洪葭管：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3月。

（13）洪葭管：20世纪的上海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

（14）黄绍伦著，张秀莉译：移民企业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15）汇丰集团简史（2008年），见http：//www.hsbc.com.hk.

（16）汇丰控股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相关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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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King ，Frank H.H.with Catherine E.King and David J.S.King.The Hongkong bank in the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ism ，1941～1984 ：from regional bank to multinational group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ume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2）King， Frank H.H with Catherine E.King and David J.S.King.The Hong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2 ：on an Even Keel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ume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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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9月。

后记　追忆与感谢

从十年前到新华社国内部做财经记者时起，每一次踏足上海，外滩那片“万国建筑群”总是吸引我匆忙的目光。汇丰、怡和等当年留下的醒目建筑，以及散落在这些建筑背后的故事，记录着许多鲜为人知的上海往事。

2003年，在另一个金融中心城市香港工作后，更多地听到汇丰在这里的“风云”岁月。与上海外滩一样，香港中环是各种故事的集中生发地。汇丰、怡和、李嘉诚、中国银行……这些香港历史与现实生活的重要塑造者，在这里上演了无数令人意想不到的故事。与此同时，中国内地的金融改革正在快步推进，汇丰作为中国最大的外资银行，人们理应对其有更多了解。于是，工作之余，在中国方正出版社康弘君邀约下，我开始了对汇丰的探寻，并于2005年出版了《汇丰金融帝国》一书。

在港工作期间，每次坐在尖沙咀海旁，望着港岛林立的大厦和璀璨的灯火，想着这个海岛的荣辱兴衰，心里每每生出感慨。从2003年非典肆虐、七一游行到2005年经济复苏、生机重现……仅仅是这两年多的时间，便让人感受到这个城市变化之剧烈，人世间悲喜之无常。那是一段让人欷歔与怀想的岁月。

2006年9月，在世界经济持续繁荣和汇丰创纪录的业绩频现之时，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有意将此书修订后在香港出版。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陈翠玲女士和资深编辑姚沙沙女士给予了热情帮助。记得姚沙沙女士电话打来时，我当时正从甘肃、新疆丝绸之路采访回京，紧接着又要上青藏高原，参加为期40天的可可西里腹地科考与探险。之后，又是一连串的离京采访，根本无暇顾及。但在她的不停催促和帮助下，《金融帝国——汇丰》一书得以在2007年3月修订出版。

从2007年3月至今，又是三年过去。三年里，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到全面演化为世界金融危机，全球金融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金融巨擘位处旋涡中心而深受影响，汇丰同样没能幸免。

随着危机的蔓延和深化，汇丰是如何应对的？它会走向何方？这既是读者所关心的，也是作者所关注的。因此，借本书再版之机，补上汇丰的最新发展情况（2009年5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新增修订版），尽可能为读者呈现汇丰发展全貌。期待人们透过这家金融巨头的历史与现状、借以感知金融潮流的脉动，也期待诞生于东方的汇丰能为中国以及这个动荡的世界作出更多贡献。

感谢在撰写和出版本书时提供过帮助的以下机构和个人：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冯平山图书馆、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香港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汇丰（香港、上海、北京）公共事务部及其工作人员。除作者本人拍摄的照片之外，还有许多机构和人士为本书提供了便利，尤其感谢郑宝鸿、王成云、陶明、吕小炜、庞兴雷、陈俊侠、宋立东、侯俊、曾毅、罗晓光、叶新、黄庭钧等先生。

感谢在各种记者会上或专访时接触到的汇丰管理层人士，他们的风度与能力总是令人印象深刻。

感谢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百忙之中赐序！汇丰是交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交通银行董事长胡怀邦博士惠赐鸿文，深致谢忱。同样，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项俊波、中信集团总经理常振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执主任胡祖六等先生的鼓励。

感谢新华社相处过的所有同事，尤其感谢由总社、国内分社聚集在一起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同事，特别感谢张雅诗、周桂莲、苏晓、吕小炜等香港籍同事。至今每当回想起当年在香港街头为工作和生活而奔忙的场景时，内心依然充满温暖。

感谢中信出版社王冬军先生和丁秀丽女士，中国方正出版社康弘先生和刘彦彩女士，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陈翠玲女士和姚沙沙女士，他（她）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劳动。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吸收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本书附录只列出了主要参考书目，另有许多著作和文章让笔者受益过，如汇丰网站为本书重要资料来源之一，香港经济日报、信报财经月刊、信报财经新闻、明报、星岛日报、文汇报、大公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等香港报刊，以及大量内地报纸及学术刊物上的文章，都是本书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感谢在采访中接触到的各方人士。

最后，感谢父母、妻子及其他亲友的鼓励与支持。世事纷繁，亲友的关爱，是自己积极人生的动力之所在。

刘诗平

2010年3月修订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