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昨天与今天

——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

秦晖

东方出版社

2012年10月

目录

自序

古典商品经济与古代社会

汉金新论

汉代的古典借贷关系

关于西汉五铢钱的流通数额问题

唐代柜坊为“金融机构”说质疑

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

古典粗佃制初探

郫县残碑与汉代蜀地农村社会

“市场理性"如何实现

历史与现实中农业市场的价格——供给反应

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

寓平等于自由之中

“恰亚诺夫主义”：成就与质疑

相克亦相生

经济竞争中的“规则”与“起点”

淮橘为积，出局者迷

市场、改革与公正

“原始积累”与转型期政治经济学

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

产权改革要体现社会公正

敲响公正的警钟

企业改革要民主

“证券民主化”的反思

封底

版权信息

制作信息

自序

这里选的20篇文章大致反映了我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以来的学术与心路旅程。有人曾归纳说：80年代谈“主义”,90年代谈“问题”,是改革时期人文知识界的两大阶段。80年代“文化热”、“新启蒙”、西学东渐、思潮迭起，知识界盛行标新立异，理论思维活跃。而90年代气氛骤变，知识界回到了“乾嘉时代”,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成为时尚，而且“问题”也日益高雅化，国学、“后学”与官厅经济学成为三大潮流。对此，贬之者认为是消极遁世，自甘“边缘化”；而褒之者则认为是从浮躁转向沉稳、从轻薄转向深刻。我则觉得任何一元化的价值判断都是可疑的，“先洋人之忧而忧，后古人之乐而乐”也许并无什么坏处，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关怀也并不那么可笑；与古人对话、与洋人对话和与“上头”对话都没有什么不好，伹与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缺少一种沟通也不是什么可炫耀的事。对80〜90年代的学风、士风之变化，正如对这一时期世风、政风之变化一样，要下结论怕还为时过早。

但就本人而言，则素来不是个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却有些逆潮流而动之嫌。80年代“新启蒙”之时我被许多人目为“考据派”,没有为“文化热”添过什么柴火。而90年代在一些人眼里我却成了浮躁的“激进”者，在别人从“主义”转向“问题”时我却由“问题”转向了“主义”。应当承认，我的学术与人生道路的转折的确与那场导致士风与世风大变的事件有关。但变种亦有不变在焉，虽云“四十而不惑”，五十亦未必知天命，但此耿耿一念却不是可以变来变去的！我并不善作愤世嫉俗之态，却也不是随波逐流之人。我想任何一种主流之潮即便它是合理的，也不能“一元化”，因为一元化便是万恶之源。既然如此，我甘居“非主流”，——80年代如此，90年代亦然——也是安之若素的。

出于耿耿一念，我的治学兴趣常有转移，本书所收之文便在经济社会史的大框架下触及了古今中外。时有友人劝我“由博返约”。我固不敢称博，也知当今信息爆炸、分工臻密之世不“返约”则难成学术之大器。但我不能以良知臣服于头脑。在《农民学丛书·序》中我曾说：“当今学界，有人力戒空疏之弊而大倡微观分析，有人深恶饾饤之学而力主宏观概括。其实两千年来的传统学术一直是‘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轮流称大，其流弊不在于它太微观还是太宏观，而在于它缺乏形式化的科学思维，因而难以在宏观—微观—宏观或抽象一具体—抽象的认识循环中建立实证（或证伪）机制以推动学科的发展。”我今天要补充的是：空疏之学与饾饤之学我所皆不愿为者，还因为它们都缺乏一种本真的价值关怀，因而难以在问题—主义—问题的认识循环中培育人文精神以推动社会与学术的良性互动。而呈献给读者的这些作品是否避免了空疏化与饾饤化，就有待识者批评了。

最后要感谢经济史学界前辈汪敬虞先生，他在与我尚未相识之时，于《中囯经济史研究》创刊十周年之际对我在该刊发表的五篇文章作了评价。蒙汪老惠允移为本书之代序，在此亦谨致谢忱。正如汪老所言，我的“贡献”受惠于“编者”和其他师友同仁之玉成，包括本书的编者在内，而我的疏误则是我负其责的。

本书原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初版于1998年，至今已14年，市面早已绝版。应不少朋友的要求，承蒙东方出版社予以再版，除个别出版排印错误外，不作改动。文中的一些观点十几年后我的看法或有变化，但基本的学术思路已成历史，此次出版亦维持原貌，敬待读者与方家教正。

秦晖

古典商品经济与古代社会

“汉金之多”并非黄金金属量多，而是锭块金多；汉金是西汉法律确立、社会接受的价值尺度；汉金的流通手段职能不容忽视；汉金作为我国古典经济时代的责金属通货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过欧洲16世纪水平的“金本位制”；“汉金消失”的实质是古典商品经济衰落、中古自然经济兴起所导致的黄金器饰化或曰金通货萎缩……

唐代不存在所谓“金融市场”，更没有出现什么“世界最早的”银行。这当然无损于唐文明的历史地位。没有发达的市场枢纽并不妨碍庞大的宫堡型城市崛起于专制集权的土壤上；没有有效率的工场手工业照样可以在工奴制下的官办作坊中生产出就当时工艺水平而言完全可以称得上“高精尖”的产品；没有活跃的商品流通却完全可以在超经济强制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劳务和产品的集散。

汉金新论

一、汉多锭块金

黄金在汉代（主要是西汉）的大规模使用，是我国古代经济史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难解之“谜”。西汉一朝，仅皇帝赏赐的黄金数目可查的就达90万斤之巨，约合今273.4吨。其中仅武帝一朝就有80万斤以上，而武帝时的两次规模最大的赐金就分别达50余万斤与20余万斤。两汉之交的新莽王朝灭亡时，仅集中在王莽宫廷中的黄金就达70万斤。这些数字不仅在我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亦是惊人。与此同时，西汉史籍中在各种场合下以黄金表示价值的记载也特别多。然而，这样一个“黄金时代”到东汉便突告终止，以后两千年间再未重现。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无怪乎一千多年来人们为此议论纷纷了。

人们议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西汉果有这许多黄金吗？北宋初年，宋太宗就曾问学士杜镐：“西汉赐与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许多人觉得西汉黄金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便怀疑汉时史籍中的“金”都是或至少部分是指铜。早在晋、唐之际，晋灼、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就都声称该书中“凡言黄金，真金也”，而只称“金”者则是铜钱的计量单位（一金等于万钱）。当代的郭沫若也说自战国以来“一金”就是指一两铜。还有人认为，当时的“金”或“黄金”实际上是黄铜。但是这些说法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反对。由于史籍中许多地方的“金”或“黄金”实难解释为铜，而化学史、冶金史方面的研究已证明我国规模性的黄铜冶炼是很晚的事，加之汉金实物的不断发现，近年来汉金为铜的说法已渐无人提起。而汉代“黄金很多”亦渐成公论。

但是汉代为什么会“黄金很多”呢？从史料中看，汉代一不存在大规模的外贸出超、外金输入，二不见有什么黄金生产与勘探方面的重大突破，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黄金在汉代并无比别朝尤其是比以后各朝代更多之理。

笔者认为，所谓汉代“黄金很多”的实际含义，应该是以锭块的形式存在的黄金很多。证明这一点最有力的根据便是汉代与其他各朝黄金出土状况的比较。

对21世纪以来载诸报刊的历朝贵金属出土资料进行初步的信息统计，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汉代锭块金（即非器饰的，主要以其重量与成色而不是以其工艺构成其价值的金键、金块、金饼、金铤、金元宝、马蹄金、麟祉金等，也包括金币）出土的绝对数量（发现频率）及分布广泛性在历朝中首屈一指，如下表所示：

朝代

出土报道 次数

分布地域

先秦

23

安徽（阜阳、阜南、六安、寿县）、江苏（宝应、丹阳、邳海、盱眙、吴县）、湖北（宜城、江陵、鄂王城）、河南（扶沟、信阳、固始、襄城）、湖南（长沙）、山东（费县）、浙江（安吉）、陕西（咸阳、兴平、临潼）

汉

24

陕西（西安、咸阳、兴平、临潼）、河南（洛阳、荥阳、郑州）、河北（满城、定县、邯郸）、湖南（长沙、湘乡）、北京（怀柔）、广西（合浦）、广东（德庆）、辽宁（大连、新金）、江苏（赣榆）、浙江（杭州）、山东（即墨）

魏晋南北朝

3

湖北（鄂城）、江苏（宜兴）

唐（含隋、五代）

3

陕西（西安）、山西（平鲁）

宋

2

安徽（合肥）、江苏（常州）

元

2

安徽（安庆）、江苏（苏州）

明

12

北京、云南、山西（太原）、甘肃（兰州）、江苏（南京、江宁）、江西（新建、南城）、四川（剑阁）、上海（金山）

以上所列，先秦锭块金（含金币）主要是楚国的郢爰，虽发现次数不少，但几乎都集中于楚国境内。唐宋元明不仅发现次数不多，而且其中又多是金钱（尤以明为甚）。当时的金钱已与郢爰这类流通金币不同，基本上只是吉祥、厌胜的象征物，严格地说已更多地属于器饰而不属于锭块了。只有汉代的锭块金不仅发现次数多，而且分布广达11省，远及岭南、东北。虽然以上统计可能不完善，而且考虑到考古报道中的厚远古薄近古的倾向，也许近古各朝的统计较实际发现的差距更大一些。但不管怎样汉多锭块金是无疑的。

第二，与汉多锭块金相应的现象是“汉金多锭块”。即与历朝相比，汉金相对而言少器饰；而唐宋元明则相反，金器饰的发现比金锭块的发现多得多。与24起锭块金发现报道相应地，汉代金器饰发现的报道只有1起；而唐代金锭块与金器饰发现次数之比则为3：27；宋代为2：9；明代为12：22。

第三，在锭块贵金属的发现中，汉代几乎只有金，没有银，与24起金锭块发现相对比的是只有一例“朱提银块”的发现。而同时汉代银器饰的发现则相当多。反之，后世的锭块银发现次数与分布都逐渐增多。魏晋南北朝在3例锭块金之外只有一例“银五铢”；而唐代3例锭块金之外还发现了12例锭块银；宋代这一比例为2：20，元代为2：15，明代为12：13,但12例金中绝大部分为基本上已属器饰性的金钱（厌胜钱等）。而13例银则大部分是银锭。

以上三个现象：以锭块金而论，汉代多于历代；以金而论，汉代锭块多于器饰；以锭块而论，汉代金多于银。这与史籍记载给人的印象是一致的，至于金属金总量汉代是否比历代为多，则未必然也。

二、汉金之为价值尺度

这么多的黄金以锭块的形式而不是以器饰的形式存在，除了流通的需要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但是，如果说关于“汉金非铜”的争论已渐趋结束，主张汉金为铜的言论已很少听到的话，那么汉金究竟是不是货币，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是货币，却仍是当前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

目前仍有人以史籍中少见汉金用做购物的记载为由，否认当时的黄金是货币。他们针对史籍中以黄金为“币”的提法，提出古时“币”亦可训为礼品，“上币”不过是用做礼物的贵重珍宝而已。但考诸文献，此说是绝不能成立的。《史记·平准书》明言：“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这里清楚地把黄金与铜钱都归人以重计值的一般等价物，而与包括白银在内的“器饰宝藏”相区别。显然，“币”在这里只能训为货币，不能训为礼品。作为“币”的黄金与铜钱一样是可以当礼品用于馈赠的，但重要的是“珠玉龟贝银锡之属”虽亦可用做礼品，却不能为“币”！

不过目前完全否定汉金为货币者并不多，分歧主要在于承认汉金为货币者中，他们对汉金的货币职能发达程度，汉代货币体系中黄金的地位以及汉金为币与汉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均有不同估价。

自古以来就有人把汉金的货币作用估计得很高。明人顾炎武曾经称道“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清人赵翼更认为汉时通货“专用黄金”。今人中则以傅筑夫先生为典型，他认为汉代是“事实上的金本位时代”，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货币高居支配地位”，“铜钱相形之下，亦黯然失色”，“在近代实行金本位的国家中，这种情况也是不常有的”。他甚至说这种高度发达的货币制度“人类历史上是罕见其俦的”，“各国的历史罕有匹敌的”，它显示出汉代的商品经济已经发达得使16世纪的欧洲相形见绌，而距离资本主义“不过是一步之差了！”

另一方面，彭信威先生则认为汉金并不是流通手段，“最多只在上层阶级之间流通，不能说是上下通行”。肖清认为汉金“不是普及民间上下通行的货币”。最近薛平栓更特别针对笔者以前的有关论点提出商榷，认为汉金“不能说是十足的货币”，“汉代虽然黄金很多，但……黄金盛行与汉代商品经济发展并无多大关系”。

笔者认为这两种议论都有失偏颇，尤其是后一种看法是笔者难以苟同的。这里首先要明确一点，即当我们讨论汉金的货币职能有多发达或讨论它是否“十足的货币”时，只能从相对的角度、比较的角度而言。如果用近现代货币的标准来衡量，那就不仅汉金，而且汉钱或古代历朝的任何一种通货都不能说是“十足的货币”，但如果就古代的范围来说，例如以汉代与和它齐名而更晚近的另一“盛世”——唐代相比，汉金的货币职能显然是唐金或唐银所望尘莫及的。

西汉一代，黄金作为价值尺度的地位为官方所确认、社会所接受。汉代不但沿袭了秦代以金、铜为上、下币的规定，还专门制定了《钱律》与《金布律》来确立黄金的法定价值尺度地位。此二《律》原文虽已佚，但仅就《汉书》与《晋书》之刑法志及其他文献中保留的片断佚文看来，其对黄金的评价已非寻常。如《金布律》有“罚、赎、入责（债）呈黄金为价”之条。清末法学家沈家本释之曰：“呈者程也，以法程定之也”。“据此律文，凡物之平价皆当以黄金为程矣”。仅此言之，确实给人以一种“单一金本位”的印象。

汉代的《钱律》则金、钱并称，史书屡言之。如《汉书·景帝纪》“中六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汉书·食货志》:“盗铸诸金钱罪皆死”，仅武帝时就“赦吏民之坐盗铸拿金钱死者十万人”；《盐铁论·错币》：“失铸伪金钱以（已）有法”，等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唐代法律在确认实物货币（绢帛）的本位地位的同时，却完全否认贵金属（不仅是黄金）的货币职能，并将其明确排除出货币立法的范围。如《唐律》“私铸钱”条明确规定禁止私铸的只是铜钱，“若私铸金银等钱（按唐时有铸金银为币状以作游戏、厌胜之具者）不通时用者，不坐。”反之，唐法在鼓励铸钱时，所鼓励的也只是铜钱。如元和年间为解决“钱荒”，唐廷下令封闭银矿，而令矿主转开共生的铜矿，因为“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汉金与唐金在货币立法中的地位相差如此悬殊，这难道与两朝经济状况无关吗？

在汉代史籍中，以黄金来表示价值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也常为以前的汉金研究者提及。诸如衡量家产的：“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张）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尹齐死，“家直不满五十金”，扬雄家产则“不过十金”，而王温舒、班况、宛孔氏则均有千金之产。表示物价的：梁孝王“有累樽直千金”，汉武帝“一马之饰直百金”，南越王赵佗“赐陆生橐中直千金”，陆贾有“宝剑直百金”，“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等等。汉律中则有大量以黄金计赃计罪，定罚定赎的条款，如“《律》主守而盗，直十金弃市”；“受所监”罪：夺爵，“无爵，罚金二斤，没入所受”；“斋与女交，罚金四两，曰姘”；“《会甲》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乙令》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律》：诸当占租者家长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实，家长不身自书，皆罚金二斤”；“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朝嗣侯固城，坐酎金少四两，免”；等等。

这种现象也是后世所没有的。诚然，像“千金之产”、“万金之家”这类说法后世并不鲜见，但已是与“千斯仓”、“万斯箱”之类的套语一样成了表示富裕的形容词，而失去了计值的意义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前述汉律中以金计价而定赃罪罚赎的条文不复见于后世法律，如《唐律》在《唐律疏议》中盛行的是以絹帛计赃罪罚赎，前述以金计价者或改为绢，或改为铜，或改为徒刑。后代学者清楚地看到了两者的演变。唐人颜师古在注“主守盗”罪时指出：“十金以上，当时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按即唐律）条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隋书·刑法志》说：赎罪旧（指汉律）以金，北齐代以中绢，隋《开皇律》以铜代绢，“《唐律》之用铜，”清前期的沈钦韩在比较汉《宫卫令》与唐《卫禁律》时说：“唐《卫禁律》车驾行，冲队者徒一年；冲三卫仗者徒二年。如云罚金四两，是汉律较唐律轻也。”近代的沈家本就汉唐两代法律关于“主守盗”的规定比较曰：“汉法十金即弃市，虽重，亦不为过。《唐律》三十匹绞，尚遵用汉法。”

有趣的是，当《汉律》原本已佚后，生活在黄金已非货币的时代的人们已难以理解汉律的有关内容。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对《金布律》便理解为：“《金布》者，令篇名也，以上有府库金钱布帛之事，因以篇名。”这是生活在“钱帛兼行”时代的唐人对《金布》的“想当然”。它与《金布律》的实际内容，及其“凡物之平贾皆当以黄金为程”的精神并不相符，其原因盖如沈家本所云：“唐律无此文”，而最根本的还在于唐代无此立法精神也。

总之，在法律上汉金作为价值尺度的地位，如果不是高于铜钱的话，至少也与铜钱相等，在社会上黄金被广泛用于表示价值，举凡家产地亩，各种奢侈品以至牛羊粟豆，无不可以金计其值。而赃罪高低、罚赎轻重，亦皆可以金为衡度。这是汉以后历朝所未有的。还可以补充的是：昔之论者往往以汉之若干“金”为若干万钱之例，但这如果说不足以否定汉金为流通手段（详后）的话，那么它倒是足以证明汉金的价值尺度功能的。如果汉代史籍中所有的“金”确实均指万钱而非真金的话，那么这倒确实有点像近代的所谓“虚金本位制”（只以金或金本位外汇为价值尺度而并不以之流通）了。但只怕汉代货币制度不可能发达到这一步吧！

三、汉金之为流通手段

曾经有一种有影响的看法认为：中国自古以来货币的各种职能就是分开体现在不同的物品中的，贮藏手段主要用金银而不用钱，流通手段则用钱不用金银，而价值尺度则两者皆可充之。具体说到黄金，就是到汉以后各代（例如唐代）也仍然按“秦汉以来的惯例”，黄金“只是作为价值尺度……并不作为流通手段”，“流通手段专用铜钱”。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上述所谓“秦汉以来（直至唐宋以后）的惯例”是否存在，大可怀疑。就贮藏手段而言，汉唐两代既用金也用钱，所不同者，汉人多藏金锭块，唐人多藏金器饰；汉人于藏金之外尤盛行藏钱，所谓“富贵成，泉（钱）金盈”、“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是也；而唐人于藏金银铜钱之外，尤以巨量的絹帛贮藏为特色。但无论汉唐，均无只藏金银的“惯例”。其实，贮藏手段固然是货币的职能之一，但并非其主要职能，也不是其所以为货币的特征。货币（例如纸币）不一定有贮藏手段职能，而可作贮藏手段的也不一定是货币（它可以是任何不易损的保值商品，如古人所云“器饰宝藏，不为币”）。因此如果从货币学角度研究黄金，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应是我们分析的主要方面。而在这两个方面也不存在上述的“惯例”：唐金固然不用做流通手段，但它同样也不用做价值尺度（已如前述）；而汉金固然为法定的价值尺度（亦如前述），但它同样也是重要的流通手段——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论证的。

否认汉金为流通手段的理由一是逻辑上的，即认为汉代下层人民贫困不堪，而“黄金动不动论斤，一般人民哪里用得起？”另一个是实证上的，即“汉代文献中并没有用黄金为流通手段的记载”。但这两个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以广大穷人用不起黄金来否定其为流通手段并不符合逻辑。”西汉黄金动不动论斤”只是就帝王赏赐与上层馈赠的记载而言的，在其他场合，黄金未必都是论斤使用。前面提到汉律中的罚金、赎金很多都是论两的，这些律条适用对象很多都是官僚、贵族乃至诸侯王，他们尚且有付金论两者，何以下层人民用金反而必须论斤？再证之以我们下文讲到的《九章算术》中用金之例，则不但以两计，还有以铢计者。目前考古发掘所见的汉金锭块大多重以两计，谁能断言它们必定是论斤使用？从常理而论，汉金既为价值尺度，就应有大值大度、小值小度之可能，法律既明言物品“呈黄金为价”，就必有按价付金之习。而按西汉法定的黄金一斤等于万钱的比价，金一两值钱625文，一铢值钱26文，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额款项。西汉粮价每石通常数十，布一匹数百，羊一头近千，牛一头数千。人民每年成人要交人头税120钱，更赋二千。雇工年工资数千乃至上万，“中人”（应属中上）家赀十万。与这些数字相比，少量黄金的使用并不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中下层社会使用黄金的机会肯定比上层社会要少得多。但是在任何一个实行金本位制的社会（更何况西汉这样虽以金为币但未必实现了金本位制的社会），

只要存在着阶级，存在着贫富分化，下层人民接触黄金的机会都不可能与上层相比，难道能以此否认黄金在这样的社会里是流通手段么？黄金是否成为流通手段是一回事，黄金是否因两极分化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是另一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黄金作为流通手段，并不意味着人民富裕，也不意味着他们实际上使用了多少黄金，而仅仅意味着他们在法律上有使用黄金作为交换媒介的权利。而这一点在西汉是无疑的。因为没有任何史料把黄金描绘为身份性的“特供券”。我们可以说上层阶级聚敛了大部分黄金，但不能说黄金只在上层流通，不是“上下通行”。

其次，汉代文献中“用黄金为流通手段的记载”虽然与用铜钱的记载相比要少得多，但并非绝无仅有。

《管子·立政篇》曰：“黄金者，用之量也”；《轻重甲》又曰：“黄金刀布，民之通货也”。所谓“用之量”即价值之尺度；而所谓“通货”即流通手段也。《管子》这几篇的作者对黄金作为货币的两项最主要的职能，都下了明确的定义，其用语之准确，令今人亦不免叫绝！

《管子·国蓄篇》进一步论证了《轻重甲》所肯定的黄金的“通货”职能，语云：“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夫“司命”者，生活必需品也，“通施”亦如前文之“通货”流通手段也。清末何如璋《管子析疑》：“通施，犹通移也，谓金币为百姓交易流通之用也。”

郭沫若《管子集校》：“通施、通化（货）……均流通之意。”其说是矣。在《国蓄》、《轻重》诸篇作者看来，控制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黄金刀币”，就可以操纵作为“司命”的粮食市场。姑且不论这种想法在经济学上是否可取，至少在该作者看来有两点是明确的：其一，黄金不仅用做“通施”，而且是“民之通施”换言之，它绝非“最多只在上层阶级之间流通”者。其二，作为流通手段的黄金并非只用来交换奢侈品，它也可以用之于“五谷食米”等民间必需品之交易中。关于后一点，《轻重甲》说得更清楚：“使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以持有黄金便可交换所食所衣故也。同篇又云：“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黄金币值高，粮食不值钱，反之，黄金贬值则粮价上扬。黄金若非流通手段，若不能用于谷物市场，焉能如此？同类的现象，到了唐朝人嘴里，便成了“钱轻货重”、“钱重货轻”。唐人之所以不复以金粟论轻重，其缘无他，就在于唐金不似汉金，已不复为“通施”矣。

《管子·轻重》诸篇非管仲所著，已属定论。当代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西汉作品。即使依少数人之说将其归之战国时，亦可以之说明西汉情形，因为一般都公认在“黄金盛行”这一问题上，战国与西汉相似，而且并异于后世的。

现在我们从思想家那里回到形而下的领域，看看黄金流通的原始记录。有人认为；“近代发现的汉简中，有许多关于物价的资料，但都是以钱文计算，没有一处是金银计价的，甚至连金银两个字也没有提到。”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与同一地区发现的唐代文书中大量以布帛为市的状况相比，汉简中绝大多数交易以钱为媒介确是其时代特征之一。但是汉简中并非没有黄金流通的记载，而且这种记载不但提到了黄金二字，“甚至连”流通二字也“提到”了：《居延汉简释文》（商务版）卷2第307页有简文云：“□何母穷大黄金为物遣平即价流通，不□□示铢二十五物铢之十七，直泉万，重二十斤。”

此简文由于缺字、用词俚俗并“疑有误字，不尽可通”而难于完全释解，但大致的意思还是可知的。其中“遗（贵）平即价”一语我认为即同书1卷第5页简文“粜粟四千石……贵（贾）市平价，石六钱”中之“贾市平价”之意。全简的意思就是以黄金若干铢（缺字部分可能还有两数）按市场兑价（相当于万钱）用于“流通”，以交换20斤重的什么东西。

此外，同书卷2第38页简文云：“凡五十八两，用钱七万九千七百一十四，钱不适就□，出钱四千七百一十四，赋就人表是万岁吴成三两半。”又卷2第40页简文云：“出钱千三册七，赋就人令水宜禄里兰子房一两。”又云：“右八两，用钱万七百七十六。”这三简共四组钱、两兑价，，均为每两1347钱。陈直先生认为这是指的金、钱互兑价格，而此三简反映的是当地“有时用黄金代替货币”，具体地说就是以黄金“偿还高利贷的借款”。我认为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两处“赋就人”不应解做偿还债务，而应解为支付雇工工价。换句话说就是以黄金购买劳务。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此情况下黄金除了劳务外不能购买其他东西。

正史中也有黄金为流通手段之记载。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西汉一朝盛行“伪黄金”的事实了。《汉书·景帝纪》“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条下孟康注曰：“民先时多作伪金，故其语曰：‘金可作，世可度’。费损甚多而终不成。”应劭注曰：“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故定其律也。”景帝以后，“伪黄金”这一社会问题仍然困扰当时，武帝时甚至一度发展到“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的地步，迫使当局一再重申严禁伪黄金之律。直到西汉末，还有“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之事。今日汉代考古中有与金饼类似的“鎏金铜饼”出土，笔者认为很可能就是当年的“伪黄金”实物。

然而进入东汉以后，随着“黄金时代”的消逝，“伪黄金”问题亦不复存在。而到了唐代，当局甚至不屑于为此立法矣。

为什么西汉之“民”不顾杀头的风险，“转相诳耀”，竞相制造伪金？显然并不是为了用做不能流通的、自己用的器饰。人们不会自己骗自己，纵使时人有以“伪金”自饰的爱好，国家也不必去多管闲事，悬为厉禁，恫以峻法。“伪金”也并不是为了用做贮藏手段，因为伪金与恶钱一样，是毫无贮藏价值的。显然，制造伪金是为了用做流通手段，即用以购物，其性质与私铸恶钱相似，而法律亦视同一罪。然而，伪金能够流通的前提是真金一直在流通，而且不是仅在“上层社会”，而是在“民”间流通，不是偶尔见之，而是广为流行。只有这样，才会产生“金可作，世可度”的民谣，引起为“度世”而造伪金的社会问题，使“格雷襄法则”对黄金发生作用，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造就“伪金”驱逐真金的恶果。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史籍中一些以黄金表示物价的记载，不仅仅是计值而已（如某些论者所言）,而是的确可以“现金”购买的。诸如汉初“马一匹则百金”、王莽时“黄金一斤，易粟一斛”，东汉初“黄金一斤易豆五升”等等，其价固皆非常之价，其用金则不可遽断为非常也。至于前节所引诸以“直若干金”计值的累樽、马饰、橐中装、宝剑、田亩等等，也应该确实可购之以金。另外，《九章算术》卷8第7题提到牛一头，值金1两；羊一只，值金两，这也应该是当时有以金购牛羊之实事的反映。

《九章算术》还有两则以黄金交纳关税的算题，也很值得注意：

“今有人持金十二斤出关，关税之，十分而取一。今关取金二斤，偿钱五千。问金一斤直钱几何？

答曰：六千二百五十。”

“今有人持金出五关，前关二而税一，次关三而税一，次关四而税一，次关五而税一，次关六而税一。并五关所税，适重一斤。问本持金几何？

答曰：一斤三两四铢、五分铢之四。”

这里讲的税率不必以为实，但以金纳税却应该是实际生活的反映。以金纳税，本属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之运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正式的税制并无征金之科，因此这里的黄金显然是被当做与铜钱同具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来接受的。其中前一算题“关取金二斤，偿钱五千”的记载更说明当时以黄金作大数支付而以铜币作零钱找补是很正常的现象。朝廷除规定金铜比价外，无须另作具体规定。凡使用铜钱之处，原则上均可使用黄金。

由此看来，从晋灼、颜师古直到今日的一些学者为了压低黄金在汉代的货币意义而力图证明古籍中之“金”并非真金，而是“一金与万钱也”，这种区分实在无多大意义。以金钱为整、零互兑流通的现象，恰恰是黄金之为重要流通手段的有力证明。汉律与汉代文献中常常并称“金钱”也是由此而来的。

以汉与唐相比，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对照：汉人往往提到异域或古时不流通黄金，谓有异于中土今日也；而唐人则相反，往往对周边民族之流通黄金津津乐道而以为异事。相应地，通用黄金各国的访唐者也常提到唐人不用金，并以为异闻。如汉商多以“黄金缯帛”向西域“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而他们发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钱……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西汉后期的贡禹，反对使用货币，便以“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作为话题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

另一方面，晚唐的杨於陵则特别提到“大历以前……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这里所谓中唐以前岭南用金银，其实是与丹砂、象齿一样作为以物易物残余的实物货币，而不是作为贵金属货币来流通的，但它也反映了当时中原人以流通金银为怪。相反地，当时阿拉伯旅行家写的中国游记，则专门提到中国只用铜钱，金银只作为贵重品，而不用做货币。这在当时通用金银币的阿拉伯人看来值得一记，犹如通用黄金的汉朝人认为大宛不用金也值得一记一样。

总之，汉人在学理上把黄金当做通货看待，在市场上不仅以黄金标价，而且以黄金付款并与铜币互兑找补，上层固以黄金为可易百物之奇货，下层亦以黄金为可资“度世”之妙品。国家以黄金控制物之“轻重”、掌握“民之司命”民间亦以黄金为货币之王。不惜犯法而伪造之。异域或古时不以金为通货者，汉人怪而书之。凡此种种，都说明汉金不仅是价值尺度，而且是重要的流通手段。这是汉以后历朝所未见的。

四、汉代并无金本位制——论汉金的实际历史地位

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是货币的主要职能，也是汉金研究中主要分歧之所在。这两点既明，其他的职能也就易于确定了。汉金作为贮藏手段前已述及，前人对此也最无异议，兹不再论。汉金作为支付手段，亦史有明载：汉律规定的罚金、赎金，债务偿付、前引《九章算术》中的关税、诸侯王向朝廷交纳的贡金（即汉律中所谓酎金），以及民间的贷款、雇工工资（如上节“赋就人”之例）等等，都有用黄金支付的。用黄金支付地租之例在汉代虽史无明载，但在战国时就曾有过，而汉代又确实存在着货币地租，因此在逻辑上以汉金支付地租之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汉金作为世界货币的记载也很多：早在张骞初通西域时，就带去“金币帛直数十钜万”，实际上是以互送礼品的方式进行贸易。以后在西北的陆上“丝路”以黄金易“宛马”、在西南的海上“丝路”以黄金易珠宝琉璃的贸易一直颇为活跃。今人都把当时的国际商道称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史籍所载汉的输出通常都是黄金与绢帛并列，黄金还常列在首位。在这种国际贸易中，对象国有时是把黄金与丝绸一样看做具有使用价值的物物交易品的，但汉人则把它看成支付进口的货币，并为对方视黄金为一般商品而诧异。

总之，货币的一切职能，汉金莫不具备。以往有人（如日本的加藤繁）极力渲染唐宋之金银为货币，有人则否认之。其实如前所云，这里有个货币标准的相对性问题。以严格的标准衡量，唐代的金银乃至宋代的金银很难称之为货币，而汉金则可以称之。倘若以前近代的标准衡量，则唐宋金银尤其是宋银不可谓全无货币之功能，而汉金应该可以称得上“十足的货币”了。无疑，汉金比唐金，甚至比唐宋白银都更具备货币资格。

至于汉金与汉钱（五铢）相比，则可以说各有千秋。汉金的世界货币职能是汉钱所没有的，汉金的贮藏手段职能与汉钱也许不分伯仲，或者金还稍胜一筹。在价值尺度方面情形就比较复杂了：从汉律中凡物之平价皆当以黄金为程的精神看，似乎官方是把黄金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尺度的；但在民间，从前引居延汉简中黄金流通时须在简文中注明与铜钱的兑价而铜钱流通时却不必注明与黄金的兑价的情况看，似乎铜钱才是最基本的价值尺度。至于说到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那么毫无疑问，黄金因其价值高，在零售贸易中不如铜钱用得普遍。《九章算术》总共246道算题中，有49道算题提到了铜钱，而只有5道算题提到黄金。沈家本所辑《汉律摭遗》22卷共数百条目，其中有86个条目提到铜钱，26个条目提到黄金，另有5个条目提到谷帛等实物货币（其中4条出自东汉）。在迄今已发表的汉代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发现锭块金者有24起（见前引），而发现汉钱（不含冥币、厌胜钱与钱范）的有99起。这三组数字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几种货币形态在汉代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但这里有必要指出：一种货币的重要性，甚至是一种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重要性，与它在零售交易中的重要性并不是一回事。近代金本位制国家在小额零售交易中也主要使用纸币或贱金属辅币，而在金块本位制或虚金本位制下实际市场交易中更是根本见不到黄金，但谁也不能否认黄金是这种货币制度的基础，是标准（金本位之英文原词gold standard便是“黄金标准”之意）货币。因为在这种制度下黄金不仅被法律规定为而且也被社会（通过市场）承认为最终价值标准，一切流通币都必须与之挂钩，作为一定数量黄金的价值符号而行于市，并以一定数量的黄金（在虚金本位制下则是以别国的金本位货币）的实际存在（尽管不一定见之于市面）作为保证。因此，汉金在汉代货币制度中的真实地位，主要并不取决于它在市面上出现的频率，而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最终价值尺度的地位。然而在这一关键点上，如前所述，法律与社会对汉金的承认程度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汉金在货币史上，在汉代币制中具有重要地位，不能说它不如铜钱，但是在给它冠以“本位”货币之名时则需慎重，不能把它过于“现代化”。

现代学者在谈论汉代币制时，往往要给它赋予某种“本位制”之名。有的称之为金铜平行本位制，有的称之为金铜复本位制，有的如傅筑夫先生则称之为“事实上的金本位制”,而且在有些场合还特地指明其“与近代的‘金块本位’制颇为近似”。而那些不以“本位”称汉金的学者又多是否认汉金为货币或竭力贬低其货币意义者，甚至是否认汉“金”为金者。于是无形中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汉金要么是本位货币，要么就不是货币，笔者对此殊不以为然。

以往论者把黄金或铜钱称为本位币时，主要论据就是所谓的“无限法偿”。例如有人这样论证“金铜复本位制”：“黄金和铜钱都是无限法偿，不论要表现哪一种货币职能，也不论是多大的价值支付，使用任何一种都是合法的，都是没有数量限制的”。而“金本位”则是“不但一切应表现的货币职能大都是使用黄金，而且使用的数量还庞大惊人”。由于他们把无限法偿仅仅理解为“使用数量无限制”并以之作为本位币的主要标志，因此又有了所谓黄金铜钱是“无限法偿币”的提法。

这样理解无限法偿与本位币的概念，我以为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基本词义上说，“无限法偿（英文Unlimite Legal Tender）”就是“法定的无限偿付（资格）”

之意。它首先是一种法律上的规定。怎么可以有“事实上而不是法律上的”本位币或“无限法偿币”存在呢？这不是与“非法的合法行为”之类语句一样在逻辑上不可理解吗？事实上国际金融史界在谈到法偿制度时一般也都是以某项立法为其开端的。如美国，虽然早在殖民地时代就已存在着货币制度，但法偿制度则一般都认为始于1862年联邦政府经国会授权通过的《法偿法》而有些人则认为直到1871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法偿案”（Legal Tender Cases）、宣布《法偿法》有效，才确立了法偿制度。显然，所谓“事实上的”法偿这种生造的术语只会造成概念的混乱，无助于科学地判断汉金的历史地位。

实际上，古朴的币制很少有关于“法偿”的规定。在以物易物与实物货币的时代，各种商品作为等价物都可随意进入市场，并没有什么立法限制，但我们不能因此便说这些商品取得了“无限法偿资格”，更不能随意生造出布帛、粟米、盐铁等的“本位制”来。汉代法律只区分什么“为币”，什么“不为币”并不区分，或者说还不知道区分什么币是有限偿付，什么币是无限偿付。因此我们可以说汉金（或汉钱）并非有限法偿币，却不能说它们就是“无限法偿币”，如果一定要提到法偿概念的话，我们只能说它是“无所谓法偿”币；同样的，我们可以说汉金并非辅币，却很难说它们就是“主币”或“本位币”。我们可以说汉金是“十足的货币”，反对忽视和贬低它的意义，但把汉代币制说成“金本位制”说它比16世纪欧洲币制更先进，与本世纪20年代西欧币制差不多，就离事实太远了。

构成本位币制度之前提的法偿制度，本系15世纪前后欧洲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与当时货币信用关系的发达密不可分。为了信用融资与兑付的需要，国家立法限制某些不适合用做融资手段的低值货币的兑付，从而将其置于辅币地位，而那些为社会信用体系所认可（国家立法赋予的“无限法偿资格”只是这种根植于经济条件的认可在法律关系上的反映）的资本货币便作为公认的价值尺度（最初是多元的，以后逐渐一元化，即从复本位走向单本位）而成为本位货币。显然，这其中的机制与汉金在其中运作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汉代黄金的流通固然与古典商品经济的高峰有密切关系，但却与信用关系尤其是信用融资没有什么联系，而且汉代古典商品经济相对于西方的希腊—罗马古典经济而言的一个特点便是credo型的古典信用关系不发达。汉代与汉以后历朝一样都曾由国家立法倡用某些货币，禁用某些货币，但这些立法多出于政治动机与中央财政的聚敛动机，尽管这些动机背后也有经济因素，但这些因素与15世纪前后一些欧洲国家确立法偿制度时起作用的因素全然不同，无论是汉金还是汉钱，也都没有因国家的这些立法而成为融资手段。

汉代没有在法定通货中划定偿付界限，以后的一些朝代却曾有过这种举动。如唐代就曾多次限制在大宗交易中以铜钱为支付，问时提倡以布帛为支付，并立法规定“布帛为本，钱刀是末”。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一种以布帛为“无限法偿”的“本位币”制了，然而实际上却不如说是一种残存着以物易物因素的实物货币制度。单从货币关系的角度上说，它还不如金钱并用而不知法偿为何物的汉币制。其原因就在于它非但不是建立在发达的信用兑付与信用融资的基础之上，而且恰恰反映着一种与这样的基础不能相容的自然经济的崇本抑末的倾向。

因此我们不能看到汉金没有“法偿”限制便认为它很先进了。其实作为一种古典商品经济中的“无所谓法偿”的贵金属通货，我们应该把它与西方希腊罗马尤其是罗马帝国的金通货相比较，而不是把它与16~20世纪的西方币制相比较。

在世界历史上，许多民族的经济发展都经历过一个古典时期。在这一时期，早期文明（古风时代）的氏族显贵统治已结束，而封建的宗法贵族统治尚未建立；自给自足的血缘共同体纽带已解体，而自给自足的封建依附共同体尚未形成，于是以自由民经济的开放性与非自给自足性为基础的一种早期商品经济便成为时代特征。这个时期相对发达的市场机制对交换媒介的需求，造成了贵金属货币流通的第一次高潮。在西亚，新巴比伦时代白银支配了流通领域，有人认为已产生了世界最早的银铸币；波斯大流士改革后全国币制统一，铸币权由国家垄断，中央铸造金币（“大流克”）通行全国，各省铸造银币作为次要通货。印度的孔雀帝国与贵霜帝国也大量流通金银币，孔雀帝国的银币“卡尔萨帕纳”与金币“苏瓦尔纳”之间有35：1的法定兑换价，贵霜的金币以质地精良著称；在东地中海地区，吕底亚一直被认为是最早铸造金银币的国家，早在公元前7世纪前这里已流通金银币，公元前6世纪时金币已盛行并有不少保留至今。由吕底亚发源的金银铸币文化经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希腊与希腊化文明以及拉丁文明的传播，到公元前后已经东及中亚、北印度与我国新疆，西至大西洋岸，与以汉金为代表的东方古典贵金属货币流通区连成一片。

如果以这片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横贯欧亚北非三洲两大陆的古典贵金属货币流通区内的东西两个高峰——战国、西汉黄金与希腊、罗马金银币相比，尤其是以西汉与罗马帝国相比，那么应当承认，无论从钱币学（工艺文化）角度还是从货币学（经济意义）角度看，西汉都有不小的差距，这绝非盛称汉金之“无限法偿”就可掩盖的。这里我们抛开钱币学的比较不谈，只从货币制度的角度作些分析。

作为古典货币，汉金（或广义的战国秦汉黄金）与罗马金币（或广义的地中海型金币）有许多共同点：都随古典商品经济的发达而兴起，在这之前都有实物货币与贱金属货币（罗马的早期铜币阿司与我国的刀布等）一统天下的时代，在古典时代以后又都趋于没落。（与“汉金消失之谜”类似，墨洛温王朝末期金币也在欧洲消失，“金币消失的原因是经济史家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汉金与罗马金币都无“法偿”限制，“而且使用的数量庞大惊人”。甚至连黄金保有总量，如果彭信威先生的估算可靠的话，西汉与罗马也“可以说完全相等”。此外，正如西汉存在着严重的“伪黄金”问题一样，罗马帝国也一直为私铸伪劣金币所苦恼。

但是，汉金与罗马金币之间也有明显差距：

首先，汉金在流通上的重要性远不及罗马金币。如前所述，说汉金不是流通手段显然不对，但应该说汉金在市场上出现的频率远不如铜钱，无论在史籍中还是汉简中以金计价之例，也远少于以钱计价之例。然而在罗马，自共和后期起铜币就已基本上让位于金银币，在文献与碑铭中已很少见以阿司（铜币）计价而绝大多数都是以塞斯退斯（银币）、迪那里（银、金均有）计价，实际支付以至今日考古发掘所见也是这样。帝国时期金币奥留与金迪那里又对银币占了优势。所谓“一切应表现的货币职能大都是使用黄金”之论，用在罗马帝国实比用之于汉朝确切得多。

其次，汉金在币制上也比罗马金币落后得多。汉金只是锭块而不是铸币，需要称量而行，而从吕底亚到罗马帝国，金铸币已在地中海地区流行了800年。需要指出的是，贵金属铸币在希腊与罗马都已发展成成熟的级差系列铸币：在希腊1个银德拉克马等于6个银奥波尔，在罗马1个金奥留（或金迪那里）等于25个银迪那里，1个银迪那里等于4个银塞斯退斯，1个银塞斯退斯等于4个铜阿司。这种具有固定进位制的系列铸币是今日美元/美分、英镑/便士、卢布/戈比这类现代主辅币制之原型。而汉代不仅是称量而行的金块不能与之相比，就是铜钱也基本上只有一种规格，而没有级差系列，以至于“钱”本身就成了单位，钱以上就只有串千为“缗”这种进位方式了。（至于王莽时的“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之类，以及东汉末和三国的“直百五铢”等，则都属于乱世疵政，从来没有作为正常的级差币制发挥过作用。）显然，这种方式是十分原始的。

在异质货币的换算方面情况就更明显，罗马金银都是论枚的铸币，1枚金币兑换25枚银币，十分简便，亦易于稳定。而汉代虽有一金值万钱之比价，却因汉金乃称量而行，与以枚计的铜钱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随意性，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论及。前面讲过，汉金的真实地位主要并不取决于它在市面上出现的频率，而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最终价值尺度的地位。然而由于汉代金钱比价相对于罗马金银比价而言随意性更大，因而汉金在这方面的地位显然就不如罗马金币了。

最后，在黄金对古典货币信用的作用上，汉金也颇为逊色。世界上不少民族在古典经济中以金银通货为基础产生了古代的“金融”事业。两河流域早在公元前9世纪就在银块流通的基础上产生了汇兑制度，在甲地支付汇款者可以凭泥板汇票到乙地要求兑付，有时还附加利息。印度列国时代金银币开始流通时也有发行汇票的。至于古希腊罗马的金融汇兑业就更有名了。沿用至今的“银行”一词的希腊文（Τραπεζα）与拉丁文（trapezita）原意均为桌子，得名于雅典金银兑换商的营业桌。随金银流通而兴起的古典金融业使得“这些银行数量众多而且无处不在，既设于城镇，也设于乡村……虽然银行实践没有像近代那样广泛发展，但当时已包括了下列服务：除单纯的存款与提款外，还有诸如向第三方的支付、资金向其他银行或账户的转账过户，这些转账，只需简单的书面票据即可成立。这些所谓交换银行、借贷银行与记账银行也不拒绝其他生意。如果有人要执行一项为期五年的土地租佃，他可以通过银行转账预付整个租期的租金，这种职能极像今天的贴现银行”。然而，所有这些“金融活动”在汉代都看不到。我们前面说过，法偿制度是金融汇兑与信用融资的产物。所以如果把罗马的金币称为“无限法偿币”，把罗马币制称为金本位或金银复本位，恐怕要比将这些术语用在汉代来得合适。但尽管如此，笔者所见的西方古希腊罗马经济史著作中还没有称罗马币制为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一般仅称之为金币制度（gold coinage）而已。

总之，汉金作为我国货币史上的一种古典贵金属通货，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但它在世界各主要古典文明的贵金属通货中发达程度并不算髙，与16世纪欧洲币制更有质的差距，更不用说与现代的“金块本位制”相比了。得出这个结论不应该有损于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因为民族自尊心是应该建立在正视事实的基础上的。何况如果说汉代币制就已发达到与西方21世纪初差不多，然而此后却两千年毫无进步，也未见得就有益于民族自尊心。

五、“汉金消失之谜”——一个人为的“谜”

东汉以降，史籍中称量使用黄金的现象明显减少，是何原因？至少从北宋起，人们便试图解开这个谜，一千多年来众说纷纭。北宋初年的杜镐首创“佛教耗金说”，即汉代“佛教未兴，故金价甚贱”，汉以后佛教传入，大量黄金用于塑金身、写金经，致使黄金缺乏，金价大涨。以后明人顾炎武、清人赵翼都重申其说，赵翼并补充了一个理由，即汉以后“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今人对这一理由大都持否定态度，而另寻理由来补充“佛教耗金说”。彭信威先生强调两汉外贸入超，黄金外流；王莽的黄金国有政策导致黄金流通速率下降，以及工艺器饰方面对金的需求增加等原因。傅筑夫先生则主要强调东汉商品经济大衰落使得市场“对黄金需要的急剧减少”，以及因“格雷襄法则”的作用使劣币驱逐良币，黄金被“驱逐”出市场而变成了窖藏。

此外，还有的人觉得汉金的消失不可理解，只能归之于神仙：“颇疑宝货神变不可知，复归山泽邪？”

以上种种解释，除“宝货神变”的无稽之谈外，大多有一定的道理。但正如傅筑夫先生所言：“难于解释的，是在黄金减少的突然性上。”上述理由有的（如佛教耗金）乃魏晋以后之事，有的在东汉虽已发生，但也是一个渐进过程。它们可以解释黄金的逐渐减少，但如果真是“到了东汉，形势为之一变”，“黄金突然不见了”，“与不久以前的西汉情况，简直是判若霄壤”的话，这些理由是不足以解释的。诚然，傅筑夫先生认为他提出的那两条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突然消失”之谜。但情况恐怕未必如此。因为第一，他提出的两条理由在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格雷襄法则”本是商品经济中货币运动的法则，而不是自然经济中的法则。倘若如他的第一条理由所言（笔者认为实际情况也确如所言），东汉时商品经济已为自然经济所取代，则“格雷襄法则”也就无从谈起，也无所谓劣币驱逐良币了。实际上我认为“格雷襄法则”最起作用的时候也是在西汉而不是在东汉，其表现就是上文所云的“伪黄金”问题。然而这一问题恰恰是在东汉不复成为问题的。第二，正如本文第二节对黄金出土状况的分析所云，考古资料并不能支持东汉以后黄金都成为窖藏对象之说，相反地，如果出土黄金可以作为随机抽样而看成实有黄金贮藏之函数的话，那么这一函数在东汉并不比西汉高，而魏晋以后更是大幅度下降。最后，所谓“格雷襄法则”是指在相同交换价格（面额）的条件下实际价值（币材价值）较高的货币会退出流通而被贮藏起来，只有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行于市。倘若黄金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消失，那就意味着这个时期的金价相对低贱，以至于黄金持有者不愿把它投人市场。然而从北宋以来人们恰恰都是把金价上涨视为黄金稀缺的表现而欲加以解释的。显然，在这种解释中不可能有“格雷襄法则”的地位。

那么，“汉金消失”的谜底何在呢？

笔者前已指出，就金属总量而言，汉金并无比以后各代的黄金更多之理，所谓汉多黄金，实际上是指汉多金通货，在黄金存在形式上也就是汉多锭块金，汉金多锭块，而东汉以后的“黄金消失”实际上也就是金通货消失，或者说是黄金的器饰化。所谓“佛教耗金”说穿了也就是黄金器饰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而黄金器饰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某种宗教的传入，而在于商品经济与货币关系的衰落。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傅筑夫先生的见解。当然，傅先生认为在东汉衰落下去的是比16世纪欧洲还要先进的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我则认为是与希腊罗马属同一类型的古典商品经济，这是我虽受启发于傅先生但又异于他之处。实际上，汉金的这种命运也类似于罗马帝国崩溃时的情况：随着自然经济化的进程，金通货转化为金器饰，作为价值尺度称量而行（在罗马是计枚而行）的黄金转化为作为具体商品乃至产品而失去了抽象计量形式的奢侈品。“黄金消失”的实质不过如此。

然而如前所云，这一解释难以说明东汉黄金消失的“突然性”。问题何在呢？我认为很可能就在于：这种被人为渲染了的“突然性”即使不能完全否定，至少也是要大大地打个折扣的。

目前人们所提到的“突然消失”不外乎三个表现：一、朝廷赏赐的黄金数量锐减；二、文献中黄金由论斤变为论两；三、金价上涨。对这三个表现，似有具体分析之必要。

据彭信威先生统计，史籍中记载的东汉赐金总额仅21740斤，只有西汉（890530斤）的2%多，平均每次赐金额则只有西汉的23%。称之为锐减，似不为过。然而这里有两个情况应该考虑：第一，所谓西汉一朝赐金总额，实际上91%是武帝一朝所赐，而且主要是武帝时间隔不久的三次大赏金（分别赐金50、20、10余万斤）。如果把这视为特例，则西汉一朝在为期不短于东汉的绝大部分时间内赐金总量仅9万斤左右。（即东汉为西汉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平均每次赐金量不过943斤，即东汉反多出西汉一倍有余（东汉平均每次赐金2415斤）。因此我们与其说东、西汉赐金之差“判若霄壤”，毋宁说是武帝一朝（严格地说只是武帝一朝中的数年间）赐金特多，而与两汉四百年的一般情况“判若霄壤”。而东汉与西汉相比，主要是赐金次数少，但只要赐予，单次数量一般并不少于西汉。武帝时的这三次大赐金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的确是个“谜”不过对我们的讨论而言是可以把它存疑的，至少，从这个“谜”中推论出东、西汉之差判若霄壤这另一个“谜”来，恐怕有失严谨。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考虑到东、西汉朝中央财政状况的差别。西汉在古典小农的汪洋大海之上建立了财政上的高度集权，东汉则中古庄园兴起，世家大族的“土围子”遍布全国，分割了国家财政，使东汉中央财政十分拮据，以至于往往处于“官负人责（债）数十亿万”窘境。因此东汉赐金次数少，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中央财政比西汉困乏的体现，而不能一概视为社会上黄金的剧减。当然这并非否认社会上金通货的萎缩，只是其程度上并无“赐金之差”那样严重罢了。

其次，黄金由论斤改论两究竟起于何时，似难确定。彭信威先生认为是在西晋，但清人赵翼则认为：“汉以来金银皆以斤计，南北朝时犹以斤计。侯景围城，羊侃率兵御之，诏送金五千两，银一万两赐战士。则金银以两计，起于梁时。”其实，金银由论斤改论两似是个长期的渐变过程，很难划出一个转折点。前曾述及在西汉时虽然黄金常称斤，但《汉律》中与汉简中，以及《九章算术》中亦屡有黄金称两之例。而魏晋以至梁以后，黄金仍有称斤者。如三国时刘备“得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各五百斤”；晋时葛洪曰：“古称金一斤，于今为二斤”；《晋书·隗炤传》：“金有五百斤”；《魏书·豆代田传》：“赐奴婢十五口，黄金百斤，银百斤”；《南史·梁武帝诸子传·武陵王》：“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篷”；《隋书·杨素传》：“赐黄金四十斤”；等等。这里显然看不出什么“突然性”。

另外，衡制单位“称小”化，在这一时期也不独以金银为然。如铜币，先秦之布币常称新（斤），如“安邑一新”布、“泉一新”布，等等；至秦则以“半两”为称，汉曰“五铢”，则为=0.21两，而唐以后铜钱一文则称重“一钱”（0.1两）矣。这当然不意味着铜的“消失”可见，金衡之“称小”化有衡制史方面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之于黄金的减少。

最后，金价上涨作为汉唐间一种长期趋势亦属无可怀疑，但在东汉是否有“突然”的变化，也很难说。彭信威先生曾推测《汉书·食货志》所载王莽“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一语为黄金涨价，并以《孙子算经》中有每两金合钱六千二百五十文的算题作为辅证。这显然有误。今本《孙子算经》据中算史专家考证，一般认为原著作于公元400年前后，并杂有部分唐朝的内容。事实上，《孙子算经》中的这个金价也确实与其他资料印证的唐代金价相仿，而与下文所引东汉金价资料相差极大。它绝不能反映东汉的情况。至于王莽天凤元年那次币制“改革”即使真的调整了金价，但那种反复无常的“币制改革”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更不能推演于东汉。比较而言，下引《九章算术》与何休的话反映的东汉金价要可靠得多。

笔者所见关于秦汉金价的资料，计有下列诸条：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人中井积德云：“盖秦一镒金值万钱”。不知其何所本，或即下引《揆度》篇诸语之意解也。

《管子·轻重甲》“金贾四千……十金四万”；《管子·揆度》：“金之平价万也。”

这大约反映战国至西汉前期的情况。

《汉书·食货志》记王莽居摄时定制：“黄金重一斤，直钱万。”又《汉书·王莽传》称平帝聘莽女为后，“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所谓“故事”即以往成例，可以理解为西汉后期的数字。

中算史界一般认为成书于东汉初期的《九章算术》卷6卷15题称金一斤值钱6250；卷7第5题称“金价九千八百”。这应当是东汉初的数字。《九章算术》中绝大部分价格数字与史籍及汉简中之价格相比一般偏低一些，但并非低得离谱，因此上述金价还是值得参考的。

《春秋公羊传》隐公五年“百金之鱼”条何休注：“百金，犹百万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万钱矣。”这“今”当为何休所处的东汉后期。

此外，本文第三节所引的几条居延汉简中的金钱兑价，金一斤折合钱21552文。这是目前所见汉代最贵的金价，但年代不详。

由以上情况看，从先秦直到东汉末，黄金与钱的兑价大致都在一金万钱上下，虽然波动幅度下有至四六千，上有至二万者，但并无愈来愈贵的明显趋势。东汉金价比西汉高一些是可以设想的，但也不会有“突然”的暴涨。

总之，无论是东西汉赐金之比，黄金论斤改论两还是金价的上升，在东汉都只是个渐进的过程。实际上，东汉发生的真正的变化是黄金货币职能的消失，包括以金计价之例剧减而以绢帛计价之例大增，许多原先用金的支付现在改用绢帛，法律中的赎金亦改为赎帛以及“伪黄金”问题消失等等。而这一切变化是在金价大致平稳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更表明这种变化具有长时段的、深刻的经济背景，绝非什么“突然”的偶发事件所能致者。而所谓“突然性”之“谜”，实际上不过是人为渲染所致也。

最后，我们可以以几句简短的总结结束此文：“汉金之多”并非黄金金属量多，而是锭块金多；汉金是西汉法律确立、社会接受的价值尺度；汉金的流通手段职能不容忽视；汉金作为我国古典经济时代的贵金属通货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过欧洲16世纪水平的“金本位制”；“汉金消失”的实质是古典商品经济衰落、中古自然经济兴起所导致的黄金器饰化或曰金通货萎缩，它是长时段的历史过程，是必然现象，它与“格雷襄法则”并无关系，至于所谓汉金消失的“突然性”，则是一个没有谜底也无须寻求谜底的人为之“谜”，北宋以来对此的千年困惑，今天应该结束了。

（原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有增订）

汉代的古典借贷关系

“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汉书·食货志》），这是人们常常引用的汉代高利贷史料。通常认为，这种借贷与一直延续到近代农村中的封建髙利贷没有什么不同。但笔者认为，在汉代发达的古典商品经济土壤上形成的借贷关系是与封建高利贷异质的。试申述如次。

一

首先让我们从最原始的资料——保存至今的两汉债务文书人手，对当时的借贷关系作一个归纳性的分析。

现存汉代债务文书在西北边郡出土汉简中保存的不少。其中能反映债务关系诸因素、具有统计价值的，就笔者所见共有47例。由于文繁不能一一具引，兹就其中的债务关系诸因素制表如下：

表1-1

序号

债务方式

债务形态

债额

身份

简文出处

债权人

债务人

1

借贷

？

？

？

故居延令史

《居延汉简甲乙编》3.2

2

借贷

货币

2330钱

燧长

同上3.4

3

欠付

货币

280钱

燧长

故燧长

同上3.6

4

借贷

货币

600钱

？

燧长

同上6.17

5

借贷

货币

□778钱

？

燧长

6

借贷

货币

9500钱

侯长

里民

同上35.4

7

借贷

实物 （以货币计值）

练1匹 （价1200钱）

戍卒

令史

同上35.6

8

借贷

货币

？

同上35.12

9

借贷

货币

？

士吏

同上56.2

10

借贷

货币

800钱

（代理）侯长

燧长

同上58.11

11

借贷

？

？

“官女子”

燧长？

同上58.15A

12

赊买

货币

？

？

燧长

同上88.13

13

借贷

货币

560钱※

？

？

同上132.31

14

赊买

货币

1855 钱

里民

燧长

同上123.36

15

借贷

？

7

戍卒

同上143.8

16

欠付

货币

？

7

中使妻

同上145.1

17

欠付

货币

1500 钱

？

燧长

同上157.5A

18

借贷

货币

500钱

戍卒

弛刑士

同上157.11

19

借贷

？

里民

侯官尉史

同上158.3

20

借贷

货币※※

？

？

？

同上178.8

21

借贷

借实物还货币

150钱

燧长

？

同上178.8

22

借贷

货币

□400钱

戍卒

故尉

同上190.13

23

赊买

货币

6400 钱

？

？

同上206.28

24

借贷

货币

？

戍卒

燧长

同上214.34

25

借贷

货币

？

燧长

？

同上214.60，178.2

26

赊买

货币

360钱

戍卒

燧长

同上217.15

27

赔偿

货币

7000钱

里民

燧长

同上229.1-2

28

借贷

货币

？

戍卒

燧长

同上231.28

29

借贷

货币

？

刑徒

侯长

同上259.1

30

借贷

？

？

戍卒

里民

同上261.42

31

赊买

货币

353钱

堠史

戍卒

同上262.29

32

借贷

？

？

囚徒

侯长

同上264.16B

33

借贷

货币

？

？

？

同上279.17

34

借贷

货币※※※

？

戍卒

士史

同上279.17

35

借贷

货币

？

戍卒

？

同上282.4A、48

36

借贷

货币

300钱

？

燧长

同上282.9人、9B

37

借贷

货币

？

戍卒

燧长

同上285.12

38

借贷

货币

1300钱

小吏

小史

同上312.1、26.9A

39

借贷

货币

3500钱

小吏

小吏

同上312.1、26.9A

40

借贷

货币

115钱

戍卒

小吏

同上326.22A

41

借贷

？

？

燧长

燧长

同上405.2

42

借贷

货币

？

官府

？

同上455.14

43

借贷

？

？

侯官吏

啬夫

同上506.9A

44

赊买

货币

1450钱

戍卒

燧长

同上附22

45

赊买

实物

麦7.6石

？

戍卒

1977年出土，简号 77·J·H·S：2A

46

欠付

货币

80000钱 ※※※※

甲渠侯

客民

《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

47

借贷

？

？

官府

？

《居延汉简甲编》826

※简文为“十二月奉（俸）留责（债）钱赢五百六十”，这仅是从是月的俸钱中扣除的债款，很可能不是债务的总额。

※※简文：“勋复书……责戎。戎谓勋口不耐，子汝粟……”债务人（戎）答复债主（勋）的催讨说：“如你急着要，我可以给你粟以抵债。”显然原债务不是以实物形态成立的。

※※※简文：“出吞远士吏平四月奉（俸）……偿具丽卒陈……”这是从月俸钱中扣除债款，原债务显然是货币形态。

※※※※该例为一诉讼案卷，表列系据原告（甲渠侯粟君）所述，如依被告（客民寇恩）之申辩，则此债额不成立，而甲渠侯反欠其24600钱。

以上47例债务关系的主要特点是：第一，47例中除2例债权人为官府外，其余都是私人之间的债务关系。这与河西地区现存唐代债务文书中官高利贷与寺院高利贷所占比例达30%的情形大有区别。这47例债务的成立方式中，赊买占7例，欠付占5例，赔偿占1例，其余34例都以直接借贷方式成立。

第二，债务形态方面，除9例不详外，在可考的38例中纯货币债务达35例之多。此外尚有1例是借实物还货币、1例是借实物而以货币计值（可以想见其多半也是以货币形式偿付的）,而真正的实物债务仅有一例。换言之，货币借贷在这里占了绝对优势，甚至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借贷形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即使晚至解放前，我国农村的债务仍以实物债为主。而汉代在如此边远的地区借贷关系的货币化程度已十分惊人，其中奥妙何在？

第三，就债权人与债务人的身份等级而言，上表给人以前者低于后者的总体印象。47例中除借贷双方或其中一方身份不详而无从比较的18例外，其余29例中借贷双方身份相当的有4例，债权人身份等级高于债务人的有7例（包括私人欠官债的两例在内）,另有3例借贷双方分属军、民两系统（侯官吏—啬夫、燧长—亭长、戍卒—里民）而难以比较身份高低，其余15例即半数以上是债权人身份明显低于债务人的，如侯长欠刑徒的债、尉欠戍卒的债以及燧长欠“官女子”的债等等。上表中身份可考的所有35名债务人中只有6人即17%是没有任何职衔名分的戍卒、里民、客民、弛刑士等，而在所有34名身份可考的债权人中这类身份低下者却占了19人，即56%。这种状况是否意味着特权者仗势强“借”民钱以为勒索之法？看来不是，因为从简文看那些身份较高的债务人并非他们的

平民债主的长上，而且从这些债主往往再三催讨乃至提起诉讼看来，他们也无所惧于那些欠债的尊者。显然，这种现象与《史记·货殖列传》中描绘的那种列侯封君在“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的素封们面前“低首仰给”的现象一样，都是商品经济的竞争之潮冲毁宗法秩序的结果。

第四，从债额来看，除一例实物债与24例债额不详者外，债额可考的292例中有5例在5000钱以上，7例在1000～5000钱之间，7例在300～1000钱之间，而300钱以下的只有3例。这22笔债款的总额共125053钱，其中有争议的“粟君所责寇恩”一例就占了8万钱。由于这笔债务有争议，其成立的情况较特殊，又不是直接借贷，姑置而不计，则所余21笔债务的债额平均为2145.4钱。考虑到有的简文（如上表中第13例）中的数字并非债款的全部，这一平均值显然是偏小的。那么这种规模的债务意味着什么？从汉简中可知当时当地的物价：土地每亩值30～100钱，牛每头值2500～3000钱，小奴一人值1500钱。可见这些债务平均能买20～70亩地，或买一个小奴隶（有余）或买一头牛（不足）显然，如此水平的货币债务与封建自然经济中常见的消费性借贷，如青黄不接时为度荒而举借“升斗之债”的情况不同，它在逻辑上已包含着在经济领域中作为货币经营资本来运转的可能性。

“粟君所责寇恩事”是这批汉简中对债务关系的成立与纠纷过程叙述最详细的一例。建武三年甲渠侯粟君雇颍川昆阳籍客民寇恩运鱼到张掖郡治市场上出售，寇恩向粟君承包的鱼价为40万钱。由于行情不利，寇恩卖鱼之后又把运输用的一头牛也卖了，却总共只拿到32万钱。于是粟君认为他欠了自己8万钱。而寇恩则认为他的一些物品被扣押在粟君处，他在贩运途中还为同行的粟君妻买了粮、肉，加上他的儿子曾受雇于粟君百日，应得的工资加前述开支，已超过了承包鱼价之差额，而粟君还应倒付他余额，合24600钱。无论这粧诉讼怎样了结，这种因商务关系而产生的债务，在当时绝不会是罕见的。

最后，关于利息问题，由于这批汉简的性质多为诉讼册籍而非契约原件，故多未涉及。只有上表中第45例即1977年在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77·J·H·S：2A》号简可能是契约原文：“元平元年七月庚子，禽寇卒冯时卖橐络六枚杨卿所，约至八月十日与时小麦七石六斗，过月十五日，以日斗计。盖卿任。”这笔债务在约定支付期内是无息的，逾期不偿，则从逾期五日后每日加息。但这是赊买而不是以生息为目的的放贷，“以日斗计”的规定只是对逾期的惩罚，加上它是唯一的一例实物债，与通行的货币借贷肯定有别，所以这一“利息”并不具有典型性。看来对利率问题只能结合文献记载来考察。

以上材料都出土于西北屯戍地区，内地汉简近年来虽多有发现，但已公布的材料中尚未见有债务文书。以边郡的材料论全国，在空间上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我们只有在下文结合史籍文献的分析后才能对其性质作出判断。但在时间上上述材料却恰可成为与中古借贷关系相对照的极好范例——因为我国现存中世纪债务文书正好也都出自西北边郡（敦煌、吐鲁番）。同一地域上建立的时间坐标，最能反映出债务关系演进的历史轨迹。

二

结合史籍来看，汉代借贷关系有如下特点：

1.货币借贷占优势。

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最早的借贷关系都是实物借贷。我国在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开始兴起货币借贷，但在借贷关系中比重还不大。《管子·轻重丁》曰：“凡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钟，受息子民三万家。”这里实物借贷的价值比重远远超过货币借贷。但后者毕竟发展更为迅速，到了汉代，史籍所见的实物借贷已很少。货币借贷已在当时的借贷关系中占绝对优势。汉代的出贷者通称为“子钱家”（《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当时的贫民借债，如晁错所云贫民“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以应“赋敛”之急索。这显然是钱债，因为汉代之“赋敛”，尤其是“不时”之赋敛，一般都征收货币。这从“半贾而卖”也可看出。中等人家借债，如《后汉书·桓谭传》：“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也是钱债。富贵者借债，如《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汉书·宣元六王传》中“（张）博言负责（债）数百万”，“今遣有司为子高偿责（债）二百万”。国家借债，如《后汉书·顺冲质帝纪》载顺帝时为征羌之役“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官负人责（债）数十亿万”（又见同书《庞参传》）等等，也都是借的货币。

这种情况与封建自然经济下的髙利贷形成鲜明对比。以唐代为例，那里“子钱家”之名称已消失，借贷关系中实物成分又占了明显优势。王永兴先生所辑《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收录寺院髙利贷文书4件，其中实物借贷占3件；私高利贷文书42件，其中实物借贷占26件；唐代官高利贷以“公廨钱”为名，给人以主要出贷货币的印象，但上书收录的唐代官高利贷文书14件中却有11件贷的是实物，1件兼贷实物与货币，只有2件是纯货币贷款。唐代法律中有关借贷的规定全部以实物借贷为对象，如“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匹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计庸以当债直：谓计一日三尺之庸，累折酬其债直”（《唐律疏议》卷26），等等。在整个封建时代，这种状况并无根本变化。

2.平均利润率对利息率有严重影响，压低了利息率。

世界经济史中的大量事例表明，借贷利息率的高低，与自然经济化的程度成正比：商品货币关系越发达，货币资本的各种形态在各经济领域内自由流动的结果便使利润率平均化，而平均利润率便日益成为利息率的天然界限。而在自然经济下无所谓平均利润，债利在人身依附关系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敲诈勒索性质，因而出奇地苛重。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借贷利率远远低于它以前的父权制氏族贵族统治时期和它以后的欧洲中世纪前期，就是这个道理。

如前所述，汉代的确存在着从前古典的公社时代遗留下来的高利率，即所谓“倍称之息”。但各种资料表明它只是汉代利率构成中的次要成分。总体上看，汉代利率既低于先秦时代，又低于魏晋以降，是近代资本主义利息产生前我国历史上借贷利率的低谷时期。

《史记·货殖列传》曰：“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户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这是关于汉代商品经济中存在着平均利润率的明确表述，同时也体现了经营利润（“农工商贾”及“他杂业”的商业——产业利润）对借贷利息的制约。“子贷金钱千贯”即100万钱的借贷资本，其生息相当于年收入20万钱的“千乘之家”，年利率为20%，与农工商贾“岁万息二千”的平均利润相当。当然，司马迁的表述是理想化的，即使商品经济最发达、市场机制最健全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各行业的利润率也不可能绝对划一，何况乎汉代？但是显然，这段话足以表明汉代商品经济已发达到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的程度，否则司马迁是不可能凭空产生那样的思想的。同样，我们不能也不必拘泥于上述数字而断言汉代借贷利率一律为20%，但当时利润率平均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利息率的天然界限并使利息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则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其他一些资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周礼·地官·泉府》郑玄注曰：“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王莽时民贷以治产业者，但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这里所谓“则期出息五百”而未言为“期”多长，但据后引“岁什一”可知郑玄的意思是一年。10000钱的贷款年息500，利率5%。这段话虽是用来注《周礼》的，但西周当然不可能有这样的制度。实际上郑玄与当时的许多儒者一样是从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出发来理解经义的，他引王莽时的事为例也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5%的年利率是当时社会条件下郑玄认为合理的利息率。

郑玄说王莽时民众向官府贷款以投资于“产业”根据“产业”利润确定利息率，但最多不超过年息10%。此事又见于《汉书·食货志》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又提供了一个利息率的数据，更重要的是依据“产业”利润确定利息率的原则印证了前述司马迁关于平均利润率制约着利息率的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当然，关于王莽时期的利息率还有另一个数字：“赊贷与民，收息百月三”，即折合年息36%。著名货币史家彭信威先生认为这是消费贷款的利率，并说政府“对于消费放款与生产放款，实行差别利率，这恐怕是历史上的创举”。而这两项利率平均起来恰与司马迁说的“什二”之利相等。

汉代史籍中常有“取息过律”而获罪的记载，可见当时对民间利率有法律规定。但其数额没有流传下来。吕思勉先生认为是10%，并据此推断《史记·货殖列传》中吴楚之乱时子钱家无盐氏乘列侯封君从军之费急需贷款而同行多观望之机大举放出“千金贷”，“其息什之”，此利率并非十倍于本金，而是十倍于法定利率，即：10%×10=100%，相当于“倍称之息”。此推断虽无确据，但不无道理。当然，借贷关系一旦在市场的基础上展开，是不能指望其利率会固定在法律的死杠杠上的。从以上情况综合分析，汉代货币贷款的年息大致在司马迁所说的20%左右波动。

而魏晋以降各代的公私借贷利率则大大高于此数。吕思勉先生曾指出：“隋唐之世，官（贷）之取于民者，远过于秦汉时之什二”。的确，唐代法定的官高利贷（公廨钱）月利为40%～70%，相当于年利480%～840%！法定私高利贷月利40%～60%，而现存文契竟有髙达100%的。“五十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这样的利率真是骇人听闻！为什么汉、唐之比会有如此差异呢？显然这不能用汉代的“子钱家”比较厚道而唐代的高利贷者生性狠毒来解释，关键恐怕还在于唐代的封建自然经济中不存在古典商品经济中生息资本诸形式之间的相互调节机制，不存在作为利息率天然界限的平均利润率所致。显然，不同的系统经济运行机制赋予了借贷关系以不同性质。

3.信贷资本向经营资本转化的趋势。

封建经济中的髙利贷与近代金融资本在经济职能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是产业——商业资本流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和调节器，而前者由于其没有平均利润率这一天然界限，与经营资本间便形成了高利率的壁垒，这种利率只能盘剥那些走投无路而饮鸩止渴的破产穷人，或者躺在特权之上而毫无经济核算观念的贵族寄生虫，至于商人与企业主是绝不会借这种利息比利润还高的阎王债作资本去从事经营活动的。

但在汉代则不然，汉代借贷利率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在平均利润率界限以内，这便为贷款投资创造了条件。东汉初郑众说：“贷者，谓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费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

这里讲的是借贷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它虽出现在《周礼》注中，但绝非西周的事。与前引郑玄注一样，必是当时社会上广泛地存在这种现象，经学家们才据以解经的。而前引王莽时“民贷以治产业者但计赢所得受息”一语，更确凿地证明当时还有把信贷用于“产业”投资的趋势。众所周知，王莽时的一些制度多托言于《周礼》，但经学家们却非常清楚这二者的区别：“周时不计其赢所得多少，据本征利；王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及其后科，唯据所赢多少。假令万泉岁还，赢万钱征一千，赢五千征五百，余皆据利什征一也。”这种说法除对“什一”的理解有误外，基本上是能成立的。

上引资料涉及的是经营者向官方的贷款，私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中有没有这种趋势呢？目前还无确证。不过既然利息率与平均利润率之间存在着《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的那种关系，则“子钱家”发放资本性贷款的可能性在逻辑上是完全具备的。事实上，汉代借贷关系中盛行按年连续计息的办法（如“岁什一”、“岁万息二千”、“岁有什二之利”等说法）也透露了此种信息。相比之下，在封建自然经济时代，例如唐代，借贷主要为解消费的燃眉之急，或应付季节性消费短缺即所谓“青黄不接”，因此多为按月计息或季节性一次付息（春借秋还等）。唐代文献与现存借贷文契中充满了此类事例。吧汉唐计息方式的这种差异显然与借贷资本的运行机制不同有关。

其实，信贷资本向产业、商业资本转化的现象在秦代已开始。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提到了对“作务及贾而负责（债）者”的处理办法。“作务及贾”即手工业作坊主与商人，他们借债显然不是为解决饥寒，而是为了经营资金周转的需要。但这一趋势无疑是在汉代才更为明显了。

4.宗法贵族时代的奴役型借贷关系为古典契约型借贷关系所取代，借贷关系中的超经济强制因素削弱而纯经济因素增强。

如上所言，我国与世界一些主要文明古国一样，借贷关系是在父权制氏族贵族统治时代出现的，它最初往往是氏族贵族奴役平民的一种形式。在“工商食官”的时代，以及此后的一个时期，一般是氏族显贵（王、诸侯、卿大夫等）成为平民的债主。《管子·问篇》所谓“贫士之受债于大夫”，《左传》文公十四年所谓“贷于公、有司”，襄公二十九年“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都是例子，晋文公、郑罕氏、齐陈氏、孟尝君、乐桓子等等皆为著名的放债贵族，他们同时又是宗主、父家长、统治者，借贷双方谈不上平等的纯经济关系。而当古典商品经济打破了公社的躯壳和旧的宗法秩序时，债权人身份便向平民中的富有者转移，同时伴随着氏族显贵的没落。这样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同时又是统治一服从关系的状况便告结束。早在战国末年这种趋势已非常明显，以至于周天子也“九鼎沦没，二南堙尽，贷于百姓，无以偿之，乃上层台，以避其责（债），周人谓王所居为逃责（债）台者也”。

到了汉代，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贵族向庶民（往往还是法律所“贱”的、有“市籍”的下等公民）借钱、官府向私人告贷，是汉代很突出的现象。尽管相反的情况即贵族、国家充当庶民、私人的债主的事汉代也有，而且这两类现象在魏晋以后各代也存在，但在汉代它们的超经济因素仍明显低于魏晋以后。吴楚七国之乱中列侯封君为筹集军费而告贷于子钱家时，子钱家怕担风险，贵族们于是只能按经济原则支付极高的风险利率才从无盐氏那里得到贷款。反之，贵族向平民放债时也不能凭身份抬高利率。如西汉的旁光侯殷、陵乡侯诉都因“取息过律”而获罪。王莽时的官贷民钱与顺帝时的官负民债也基本以经济方式进行。像唐代建中年间那样“取僦柜质库法拷索之”、“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式的强借民钱，像唐之公廨、宋之青苗那样以“捉钱”、“抑配”办法强摊官贷的现象，在汉代没有出现过。

汉代以前，我国的借贷契约形式已较完善，汉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借贷均削木为券，剖以为二，双方各执其一，还债时“合券”为据。汉代民间借贷的一个特点是无抵押的纯信用借贷成为普遍形式，这本是古典借贷关系平等倾向的体现，但有的学者却以南北朝以后抵押借贷（典质制）的盛行来反证汉代信用事业的不发达。其实正如近代银行的无抵押信贷比中世纪的典当业进步一样，古典的无抵押信贷也是继父权制贵族时代抵押制之后的一种进步表现。在世界史上，氏族贵族统治下产生的原始借贷关系往往是以份地乃至以人质为抵押的，梭伦变法以前的雅典就是如此，我国先秦借贷关系中的“擅强质”现象（详下文）也是如此，这种体现对平民的人身奴役的抵押制之被消灭，恰恰是古典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进步之一。

5.人们对于借贷关系的价值评价有所提高。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髙利贷一般来说是经济生活中一种破坏性、消极性的力量，因而在社会上受到普遍谴责。只有当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借贷资本融人整个资本大循环并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后，放贷者——银行家才成为被社会承认并欢迎的角色。从氏族显贵统治的古风时代向古典商品经济繁荣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借贷资本的社会价值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预演。在古风时代的罗马，社会认为“贷款取利者是比盗贼坏得多的公民”，而到共和中期“贷款取利如果非常公道时”便被视为“很好的”行为。到了帝国初年便出现了辛尼加、小普林尼等对借贷资本的推崇。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先秦时代乃至封建自然经济时代的舆论普遍敌视或鄙视放贷牟利者，孔子“称贷以益之，非也”的评论就是一个典型。然而在汉代，却出现了推崇“子钱家”的思想倾向，司马迁表现尤为突出，他把曹邴氏、无盐氏等子钱家视为当代豪杰而为之立传。在他的笔下，这些人“不害于政，不妨于民，取与以时而息财富”；他们在竞争中“必用奇胜”、“与时俯仰，获其赢利”，比那些“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者高尚得多；他们是“当世之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等等。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从司马迁对无盐氏乘时取息“什倍”的赞赏可以看出，他并不像一些人那样把利率是否合乎“道德”当做评价他们的标准。这当然不表明司马迁推崇为发财而不择手段的贪欲，而只反映了他的一种观点：在商品经济中利息率、利润率和物价一样不是由人们的道德水平而是由某种客观规律决定的，“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因此，尽管“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而最终整个行业的获利总是在竞争中受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制约，维持“率亦岁万息二千”的水平。换言之，司马迁是从借贷资本在古典商品经济运动中的职能而不是从“子钱家”个人的道德水平出发来评价借贷业的。这在近代以前的整个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罕有其匹的思想。我们当然不能把这种思想仅仅看成太史公天才脑瓜中的发明，很明显，它首先是社会存在的产物。

三

古罗马时代的拉丁文中有两个表示借贷关系的词汇：usura（意为“勒索”、“霸占”转义为“高利贷”与credo（意为“信任”、“信用”转义为“信贷”）。古风时代与共和早期的罗马人把高利贷当做可憎的usura来反对，而共和中期到“罗马和平”时期的人们又把借贷关系当做有益的credo来接受。

与罗马类似，汉代credo式的借贷关系也是在usura式的原始高利贷衰落后发展起来的。前古典的原始高利贷是生息资本的自然形态与最早的形态，它在由古风时代向古典时代过渡时期特别活跃。因为这时商品经济的最初萌芽已刺激起氏族显贵的贪欲，使他们勇于撕下氏族关系的温情面纱而扮演债主的角色，但同时这种弱小的萌芽又无力冲破氏族组织本身以及建基于氏族纽带之上的宗法父权制压迫，因而借贷关系又不能表现为独立个体间的私法关系的形式。这就带来如下特点。（1）借贷关系具有奴役性，一般是贵族贷给平民，并非平等的契约关系。希腊罗马早期的债务奴役制、《十二表法》中债权人对债务人的生杀之权、我国先秦时代所谓“民倍贷以取庸”、“擅强质”、“居赀赎责”等制度，都体现了这一特点。（2）实物借贷比重大。《管子》所谓“贷粟米、有别券者”、“秋籴以五、春粜以束”和《左传》昭公三年所载齐国旧贵族小斗出、大斗进的事，都是如此。（3）由于没有平均利润率的制约，利息率大都远远超过生产部门的收益。早期罗马的借贷利息高达40%～50%，我国先秦时更普遍盛行的“倍贷”（利率100%）。这种利率可以占有债务人的全部剩余劳动乃至部分必要劳动，同时也阻断了借贷资本与生产过程的联系，使其具有纯消费性质。

原始高利贷是古风时代通过“经济强制”而产生阶级对立的主要因素之一，恩格斯所说的“货币与高利贷已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就是指这一阶段而言。在这种关系发达时，阶级斗争便成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结果使奴役性的原始高利贷受到打击，同时更重要的是商品经济发展后逐渐形成的一般利润率开始影响利息率，借贷投资也开始出现，这样原始高利贷便逐渐向古典信贷转化。

但在我国，这一过程与古希腊—罗马相比有很大差别。概言之，即从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希腊、罗马通过平民革命摆脱了贵族的宗法压迫与债务奴役，平民因而取得了独立人格。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改革不是表现为平民运动，而是表现为上层改良。在当时商品经济较发达而债务危机也最严重的齐国，这种改良尤为典型。《管子·问篇》的“为君应问诸事”中就有一系列关于债务的问题：“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贫士之受债于大夫者几何人？”《管子·轻重丁》：“峥丘之战，民多称贷，负子息，以给上之急，度上之求。”《管子·治国》“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齐国的债务问题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统治者把“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作为治世的标准，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管子·轻重丁》称：峥丘之战后，平民大批负债，引起了齐君不安，因为他们是齐国战斗力之所在。于是齐君决心“籍吾国之富商、蓄贾、称贷家，以利吾贫萌农夫”。他遣人“视四方称贷之间，其受息之氓几何千家”。在查清了债务状况后，他把债主们招来，声称愿以宫中“遽枝兰鼓价万钱者”为民“决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债主们当然不敢让国君破费而代民还债的，于是据说他们感动之下，遂免四方之债。又一次，齐君派人分头旌表众债主，债主不知何以受此荣誉，前来询问。齐君故作惊讶说：听说你们都舍财以赈百姓，真“民之父母也”难道不该表扬吗？于是这些人只好就梯子下楼，“称贷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书，发其积藏，出其财物，以赈贫病；分其故赀，故国中大给”。

《管子》不是史书，而是思想理论著作，以上所述未必就是桓公、管仲做过的事，然而它却反映了那个变革的时代各国处理债务危机的一般作法。史籍中诸如晋文公归国而“弃责（债）”、齐陈氏反旧贵族之所为，以大斗出、小斗进而招徕民心、冯驩代孟尝君免债于薛并焚其券，结果在政争中受平民拥戴等等，莫不如此。这与希腊一罗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希腊—罗马是平民（包括像后来的罗马骑士那样的平民债权人）发动运动来反对贵族债主，而中国却是改革派贵族以债务问题上的“髙姿态”来笼络平民去反对那些“贪婪的”债主（包括守旧的贵族债主和“富商蓄贾”等平民债主）。这样就使我国古典化以后的债务关系中保留了比古典希腊罗马多得多的宗法因素。因此，尽管繁荣时代的希腊罗马借贷关系中也有usura的残余（事实上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也不能说完全消灭）但秦汉借贷关系中这种残余要严重得多，其表现为：

1.债务奴役并未消灭。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曰：“百姓有债，勿敢擅强质；擅强质及和受质者皆赀二甲。”这是禁止债主强行扣押人质的规定。汉初普赐天下民爵一级，并规定凡有爵者皆不为奴。汉代对子钱家征税，并制定利率的法律限制，甚至在汉成帝时一度下令“禁绝息贷”（居延汉简，编号：73. E. J. F）,以及王莽时代的五均赊贷王田私属等政策，也都有遏制债务奴役的意义。但实际上这些禁令收效不大。尤其在秦代，官债奴役即所谓“居赀赎责”者曾大量增加。入汉以后“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的现象也很普遍。尤其是古典商品经济带来的两极分化造成“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的后果。因此，如果说希腊—罗马在平民革命后基本消灭了债务奴役制的话，我国的债务奴役制则在古典商品经济发展后以债务奴隶制的形式保留下来，自然，后者已在很大程度上脱去了前者那种宗法色彩，而成为以“人的商品化”为本质的古典奴隶制的一部分。

2.由于奴役性的高利贷残余较多，因而credo型的古典借贷关系也就达不到希腊—罗马那样的发达水平。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代利息率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属低水平，但仍比古典希腊、罗马要高。罗马帝国初年的借贷利率为年息6%〜8%，而汉代达20%左右。“倍称之息”的原始高利贷仍时有所见。二是借贷资本向经营资本的转化即信贷投资也远不如希腊一罗马发达，这又造成了汉代信用制度的落后。在雅典与罗马的经济生活中银行业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帝政初年的罗马，银行业遍布各个城市，除存款、贷款业务外，还从事汇兑、转账支付、期票贴现、赋税折算等等。而汉代没有出现银行业，“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之类的现金囤积便成为一时风气。三是没有形成一般生息资本的形态。在罗马繁荣时期，由于古典商品经济中利息率的平均利润率化，以至于各种投资收益都被视为生息资本的不同形态，例如地租在罗马人那里便被看做是地价的利息，地租率随利息率的波动而波动。但汉代租佃关系虽也表现出古典色彩，却绝没有达到罗马那种地步。

由于我国氏族血缘纽带并未彻底斩断，古典时代仍保留了一定的宗法色彩，所以除原始高利贷与古典信贷之外，汉代的借贷关系中还存在着同宗相济的低利乃至无利借贷。如西汉末的樊宏，“赀至巨万，而振赡亲族，恩加乡间……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债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这与因利息率受平均利润率制约而产生的古典信贷性质不同，它的低利乃至无利不是古典色彩的，而是一种前古典的氏族遗风。

但所有这些区别基本上只是发达程度与模式之别，就借贷关系由原始高利贷、古典借贷演进到中世纪高利贷的发展规律而言，我国汉代借贷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与古典西方相同的。

附：关于古典经济的平均利润率

信悉，非常感谢你们对拙稿（案指《汉代的古典借贷关系》一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信中谈到的古典经济中是否能用“平均利润率”概念的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如何估计价值规律在古典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古典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最本质的区别何在的重大理论问题，西方古希腊一罗马研究中延续已达140多年的“现代主义”和“原始主义”之争实际上正是讲这个问题。而我们的古典经济研究只盯着“奴隶制”根本没有想过这类问题。本文的目的恰在于吸引人们注意这类问题，引起争鸣、讨论。你们果然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使我很为欣慰。来信中提出区分“汉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就是指古典商品经济在一般商品经济共性之外所具有的那些特性），以免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相混淆”的问题，它要求进行对古典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功能特征、基本规律与基本矛盾的分析，这封信中对此不可能详加解释。我近来在“古典经济形态”系列研究中运用中西比较、古代与中世纪比较的方法对古典经济中的市场发育、租佃、雇佣、奴隶制、借贷关系、商业利润等现象背后的经济机制分别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拙稿在内的若干篇论文已投送各刊。我已在这些专项分析之后起草了一份综合性的分析，以勾画出“古典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轮廓。在那里，来信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庶可得到一家之言的解决。

至于仅就“平均利润率”这一概念而言，我以为它与“价值规律”一样，虽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表现最为典型（这实际上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是最典型的商品经济），但作为一种趋势，它绝非资本主义独有，而是各种商品经济中共有的范畴，在这一点上它与诸如“劳动力之为商品”这类资本主义专有的特质是不同的。因为从逻辑上说，没有市场机制就谈不上商品经济，而如果利润率完全不存在平均化趋势，也就根本谈不上市场机制。我们所说的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正是也只是通过利润率平均化机制来实现的，只是在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等级的、共同体的乃至其他性质的种种壁垒使这种平均化机制或平均化趋势不能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那样贯彻到底（因而，价值规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也就不能充分发挥）而已。其次从历史上说，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充分平均化以及平均利润率对利息率（乃至地租率、商业利润率等等）之“天然界限”的最终形成（即信中所云利息率“必须低于”平均利润率的现象）也不是突然出现的。中外史实都表明，从中世纪自然经济下一般都远高于产业赢利水平的高利贷利率，到资本主义时代远低于平均利润率的银行利率之间，有一个利率随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逐渐降低的过程，这其中必然要经历如同司马迁所云的那种产业利润率与利息率大致相等的门坎（在逻辑上，这也就是信贷资本脱离高利贷资本而萌生的起点）难道说这种现象不能以利润率平均化趋势来解释吗？在古罗马繁荣时代，利息率与地租（地价的利息率）同步浮动，而且都维持在6%左右的低水平，而当时的学者如科路美拉等人还明确提到过农庄在扣除利息与地租后的纯利润的问题，难道这里也完全不存在利润率的平均化吗？如果是这样，究竟是什么在制约着罗马的银行家（即古拉丁语所谓trapezita）与地主，使其满足于这种利率与地租率呢？至于具体说到《货殖列传》那段文字，我认为司马迁的行文中明显地表示出至少在他本人的观念中，这种现象是作为“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的市场机制客观规律而存在的，它绝不是人为的“发征期会”或“贪贾”、“廉贾”的道德因素的问题。联系拙文所列举的其他资料，我以为是完全可以作出拙文中那样的分析的。当然，也正因为考虑到它与资本主义时代成熟的平均利润率及其“天然界限”作用毕竟不能等量齐观，我才使用了“平均利润率对利息率有严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利润率平均化趋势”、“利润率平均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利息率的天然界限”等在程度上有分寸的提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古典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也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如同西方罗马学中“现代主义”流派认为的那样）但我确实认为这种不同并不表现在平均利润率的有无上。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关于西汉五铢钱的流通数额问题

西汉是我国古典货币经济发展得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本位币（标准货币）“五铢钱”被货币史家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货币”。它不仅通行于西汉一代，而且直到唐代以前，一直是我国主要的标准货币，历时达700余年之久。其在经济史上的地位是不待言的。

西汉五铢钱的发行量也十分惊人，《汉书·食货志》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文。”现在一般根据其他记载，以“元狩”为“元鼎”之误，而“亿”在当时指十万而言就是说，自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至元始年间（公元1~5年），110多年间共发行五铢钱2800亿文之多，平均每年达25亿文左右。这个数字之惊人，我们只需作个对比：唐代天宝年间铸钱最盛，每年才3.2亿文；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朝92年间铸钱共249亿多文，平均每年不过2亿多文，不及西汉1/10:有清一代只有两年（顺治十年及十三年）铸币量达到了西汉百余年的平均值。

如果五铢钱是通货膨胀的产物，倒也罢了，但事实上按史籍记载推算，五铢钱的购买力一般都高出唐代通宝数倍乃至十数倍，比清代制钱高得更多。这不能不令人惊讶。于是不少近代学者对《汉书·食货志》所记载的五铢钱发行数字表示怀疑，他们有的把“二百八十亿万余文”中的“万”字砍去，径作“二百八十亿余文”，有的则把“亿”擅改做“万”，说成“二百八十万万文”，有的照引原文，而却在叙述时把“亿万”当做万万来理解。总之，都把原文数字压缩到1/10，然而却不作任何解释与引据，大概是想当然地觉得，封建自然经济下的西汉，货币流通不应如此之多吧！但这样做实际上是不严肃的。古书所载的中国数字不同于近代统计中的阿拉伯数字，一般来说绝少“小数点错位”的可能。若说衍字倒是常有的，但“亿”、“万”二字无论假设哪个为衍，都将使余下之数小得荒谬可笑。至于说“亿万”为“万万”之笔误，当然不是绝无可能，但古书亿、万二字音、形、义相去甚远，非鲁鱼亥豕可比，没有其他根据是不好妄断其为误的。

以笔者所知，对此提出了根据的是胡寄窗先生，他认为，如果说按《汉书》所载，五铢钱发行了2800亿，则至汉末人均将拥有现金4500钱，“这个数字实在太高”。他举例说：汉元帝时的贡禹本是有田130亩的中人之家，而“家赀”（指货币）不满万钱，按哀帝时民资不满10万者免当年租赋之诏，“可见家赀不到十万系属中等以下地主”，10万之中应以实物为主，“现金一定很少”，地主尚如此，全国人均有钱4000余、户均2万余，实不可能。因为“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社会中，中小地主及自耕农所需要的货币量甚小”。按胡先生的设想，如果西汉官铸五铢总量为280“万万”，则“除去政府机关掌握的80万万现金外，流通中的现金平均每人约为340钱，每户平均约为一千六七百钱，才比较合理。因为平帝元始中雇人1月之费为300钱，这大体可以反映当时的收入水平，故每人平均现金持有额为300余钱，绝对能满足货币流通的需要”。

胡先生在这里实际上一共提了4项理由。而这4项理由涉及如何看待西汉经济性质的大问题，其意义实已超出货币数量之争的范围，很值得一辨。

笔者以为这4项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试析之如下：

第一，2800亿之数是从武帝至汉末累计铸造之数，不能用之于任一时间断面如“元帝时”等。即使不考虑私销、毁损、外流、窖藏，假定所有这些钱都一直在流通，那也只能说到西汉末才有人均4000余钱之数。这个数字是否“实在太高”当然，抱有封建自然经济的先入之见者难免有此感觉，但在我国古典时代这是完全可能的。《管子·国蓄篇》曰：“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

《国蓄篇》一般认为是战国时商品经济较发达的齐国学者的作品。在彼时彼地，货币发行量已达到人均数千钱的水平，犹不敷流通之需要。西汉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程度高于战国，这是公认的，其货币发行量最终达人均4000余钱，有什么可惊奇呢？

第二，胡先生说贡禹“家赀不满万钱”是纯指现金财产而言，但又说哀帝时“民资（按汉时赀、资多互通）不满十万”可免租赋，这“民资”绝大部分是实物，其中现金一定很少。这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国著名货币史家彭信威曾有一个分析：“当时史书中所举（家资）数字恐怕是单指货币财富，而不包括实物财富。例如贡禹……说，以前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可是接着又说他卖田百亩，以供车马。百亩田就不止万钱了……班固说到元帝时国库的充裕，说是因为当时外戚中家赀千万者还少，所以钱集中在国库。可见所谓家赀是指货币。”

彭氏谓家赀全为货币，未免过于绝对（笔者对此是怀疑的，此不具论），但他毕竟有所依据，而胡先生说家赀“绝大部分”是实物，货币“一定很少”则纯属想象了。还必须指出，胡先生把民赀10万说成“中等地主”也是没有根据的。《汉书》卷4《文帝纪》谓“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一般认为1金合万钱，即10万钱为中人一家之产。“中人”就是中等人家，绝不能曲解为“中等地主”。就胡先生所引的那段原文看，“民赀不满十万”也是被视为中下之家，才可受到免租之宽待。胡先生将其视为地主，进而又想象其“现金很少”，又进而认定“地主家庭尚且如此”，一般人就更少接触货币，以此作为否定《汉书》记载的理由，这究竟有几分说服力？

第三，胡先生设想把《汉书》所载数字缩小为1/10后，除去“政府机构”贮存的80万万现金外，剩余部分每人平均有340钱。这也是不合理的。胡先生所谓80万万现金，系指《汉书》卷86《王嘉传》中的一段话而言：“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共计83万万。但必须注意，首先，这是指汉元帝时的数字，而胡先生用以减去此数的280万万一数却是从武帝直至西汉末累计铸钱总数，可以断定在元帝时绝不会有这么多，因此假如五铢钱发行量果真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仅为《汉书》所载数的1/10，则元帝时流通中的货币绝达不到人均300钱的水平。而且上引史料还是在称道元帝“温恭少欲”的情况下说的，其他时候如何呢？“武帝之初……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钜万”即万万，这里说武帝时中央库藏货币就已上百万万了。西汉末的情况，则可用历仕哀、平二朝的桓谭的话来说：“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池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有人说“之八十三万万”系“之人十三万万”之误，这且不去管它，仅就“一岁……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这一笔，数字就极可观：一岁增加20亿，累年相积该是多少呢？

而且，西汉“政府机构”所贮存的货币实际上还不止此数。因为上述数字都只是都内（即大司农）、水衡和少府的库存，即只是中央机构或朝廷的库存，地方上的“政府机构”如郡国及诸县又存有多少钱？史无明文。但中央如此，地方财政想来不会寒酸到哪里去的。

除“政府机构”外，囤积在官僚、贵族、富豪私人手中的货币还不知有多少。我们知道与西方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相比，我国古典商品经济的特点之一是没有出现西方那种古代金融业。在雅典和罗马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银行，即经营存取款项、信贷与汇兑业务的钱庄，西汉是没有的。因此“货殖”过程中积累的巨额货币都成为庞大的库藏，贮存手段职能特别发达，成了我国古典货币的一大特点。战国以来就出现了“利有所并藏”的趋势。到西汉更有“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的风气。早在武帝时，已有“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乐”之说，到哀帝时更是“豪富吏民赀数巨万”，仅首都地区就有“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赀，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成都罗衷亦“赀至巨万”，“其余郡国富民……不可胜数”。近代出土有汉印“巨八千万”（即一亿八千万）、“富贵成，泉金盈，贾市利，日将赢”等，可见史籍所载不能仅视为形容词。至于官僚贵族更不待言，如杜周“家赀累数巨万”石显“赀巨万”而董贤家资更“凡四十三万万”之巨。如果像人们设想的那样官铸五铢钱累计只铸了2980亿文，则除去中央政府库存的至少80多亿（很可能更多）、如董贤之流的40多亿，还有地方官库、许多“累数巨万”的官僚贵族、富豪的私藏等等之后，究竟还能有几个钱用于流通呢？

即使再退一步说，假定胡先生所说的280亿五铢钱除中央库存的80多亿之外都正常流通，因而能有人均300余、户均一千六七百之数，就能“绝对满足货币流通需要”吗？我们姑且再假定西汉“自然经济”一个钱都用不着，但赋税总要交吧！而西汉赋税货币化程度之高，人所共知。其中包括，算赋：成年人每人120钱；口赋：未成年人每人23钱；更赋，成年男子每年服役一月，是为更卒，但武帝以后通常都以钱代役，谓之“顾更钱”或“更赋”其数为“月二千”；武帝以后财产税——赀算也逐渐成为正式的赋税，其数为“赀万钱，算百二十七”，10万钱的中人之产就需纳1270钱。仅此数项，一户标准的“五口之家”（一夫一妇一老二小）就需交纳120×2+23×2+2000+1270=3556钱，如果考虑到当时更卒以外的其他徭役（正卒、戍边等，乃至田租、刍稿税等）也常有折成货币征收的，而且由郡县下至乡亭的基层官吏在征收时难免层层附加以图中饱，则货币赋税的负担可能还不止此数。户均一千六七百的流通量即使不作他用，仅应付货币税的交纳就远不足！

当然有人会说，上述赋税并非一次征齐，而货币是可以周转的，少量货币多次周转不也可以满足需要吗？因此这里有必要再估计一下汉代货币的平均周转速度。如上所述，西汉后期一户中人之家仅货币税的交纳每年就需支付三四千钱，按户均一千六七百的货币拥有量计算，仅此一项每年货币就需周转两次以上。但事实上货币税当然不能脱离商品经济而存在，正如下面将提到的，西汉货币税的主流地位实际上是社会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水平决定的。设若社会商品交换所需货币数量与货币税相等（这个估计肯定是低的）则考虑社会商品流通需要之后的西汉货币年均周转次数至少要再加1倍，即每年4～5次以上。这可能不可能？我们不妨作个比较：1984年我国流通中的人民币（现金）总额为792.11亿元，同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3376.4亿元，考虑到后一数字中包含信用支付（即转账、信贷、赊销等非现金媒介为手段的支付）的成分，粗略计算该年我国货币（现金）周转速度将不会超过平均4次。西汉商品货币交换的繁荣程度自然不能与现在相比，加上没有金融事业，“富人藏钱满室”，与今天的纸币只作流通手段，没有贮藏手段职能的情况更判若天壤，西汉五铢钱的周转速度绝不会比今天的纸币快，说西汉的货币周转快同所谓西汉是“封建自然经济”之说？又怎能协调起来？显然，西汉货币周转速度应该远低于以上假定，换句话说，西汉货币流通的总量也必然远远超过上述户均一千六七百之数。仅从这一点看，西汉五铢钱总发行量不是2800亿而是仅有280亿之说，也是不合理的。

最后，胡先生用平帝时雇人1月之费为300钱的史料，推论这是“当时的收入水平”，又进而推论人均300余钱的货币量足供流通之用，这里的逻辑也令人费解。且不说1月300钱是否代表汉代雇值的一般水平，又且不说在雇佣劳动制度很不发达的社会里怎能以雇值来衡量社会的一般收入水平，即使假定当时的收入水平可以确定为1月300钱，又怎能据以证明货币发行量人均300钱“绝对能满足流通需要”？胡先生有何根据断定人均收入=人均货币社会流通量？货币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社会所需要的货币流通量是由社会商品价值总额与货币流通速度决定的，即：货币流通量=社会商品价值总额÷货币流通速度。而与人均收入水平毫不相干。换言之，货币流通状况是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而不是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富裕程度。

那么，当时社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如何？它是“封建自然经济”吗？我以为这才是问题之核心。不过这一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商品化”与“自然经济”都是个相对的概念，都有个以什么为参照系的问题。与原始社会相比，整个阶级社会都可视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代，而与资本主义相比，整个前资本主义经济又可以归结为自然经济。不过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不妨以唐代作为参照，这不仅因为唐代是公认的封建经济繁荣之典型，而且因为盛唐时代人口与西汉末年相当，金融信用事业都不发达，货币流通基本上均为现金形式，流通频率不致有太大差异。唐代铸钱数，天宝时每年为3.27亿文，开元时约2亿多文%，稍多于今人把《汉书》所记载五铢钱数缩小10倍之后所计算出的年均铸钱数。然而实际上唐代经济生活商品化程度与西汉相比如何？请看下列比较：

如前所述，西汉的赋税高度货币化，不仅口赋、算赋、更赋、赍算等均征收货币，而且田租（西汉田租并非赋税的主要成分）、更卒外，徭役等亦有折征货币的。赋税货币化也就是国家财政的货币化，到西汉后期政府与宫廷消费已是“物物仰市”。而唐代赋税则几乎完全是实物性的。在租庸调中，租是征的粮食，庸、调则是纺织品及原料，全无货币的地位。有人说其时“一钱不征”，未免过于绝对，但征钱极少是毫无问题的。即使是晚唐的两税法，虽号称“以钱、谷定税”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征收的仍是按时价折纳的实物。

西汉实行金、铜复本位制，黄金主要用做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基本上靠铜币，在西汉一朝几乎看不到有实物货币的记载。而唐代一直“钱帛兼行”，而且历来学者多认为当时“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实物货币在流通中的作用超过铜钱。唐代史籍中以絹帛作交换手段的记载比铜钱还多，行旅所带、日用所需、物价的表示与支付、劳务的报酬、罪犯计赃、罚款，都经常使用绢帛，而在西汉，这些领域都是用钱的。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汉之更赋为以钱代役之制，而唐之丁庸却是以实物代役了。

唐长安规模之大，设计之精，堪称封建城市之最，然而商业活动甚不足道，盛唐时代东西2市共仅4坊之地，与居民区108坊相比仅占3.7%。汉长安规模远不如唐，商业区却有9市之多，虽然每市面积小些，但以“凡四里为一市”计，9市共占36里，与居民区160里相比却占到22.5%，远远高出唐长安。首都以外，汉代按王符的说法是“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似乎平均每县竟有10个以上的市集。这当然是“言其多也”之形容用语，不可过于当真，但从汉《张迁碑》中有“黄巾初起，烧平□市，斯县独全”之语、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亦有某地“又（有）市邑四”之语看来，汉代县以下市集的活跃是没有疑问的。而唐代则是“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至少在盛唐时代，县以下是不存在正规市集的。

《史记·货殖列传》曰：“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户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这段话反映了汉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当时已出现了平均利润率，它影响着农、工、商乃至高利贷等各行业间的资本流向。这是唐代所绝对没有的现象，它典型地反映了汉代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这里所谓“农工商贾”之“农”，主要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的古典式种植园而言，即“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之类的经营者。但即使是当时一般小农，其经济的商品化程度也远高于隋唐。战国秦汉时人谈到发展农业的条件时，几乎都要强调市场及价格因素，所谓“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事”；“重粟之价釜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谷贾十倍，农关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休止”；所谓“二十病农，九十病末”、“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欲民务农，在于贵粟……农民有钱，粟有所渫”；等等，莫不皆然。而隋唐时人谈到的大都是轻徭赋、抑兼并、兴水利之类，没有谁主张用提高粮价、开辟市场的办法来发展农业的。晚唐行两税法时，陆贽、白居易等纷纷反对，主要理由便是农户自给自足，手中只有实物，没有货币。而汉代赋税货币化虽亦曾受到贡禹、张林等人的反对，但其理由多为使用货币会诱民“趋末”，助长“奸邪”，引起物价波动，以及采铜冶铸劳民伤财等等，从没有人提出过那种“粟可耕而得，帛可织而成，至钱非官铸不行”，“业于农者何从而得之”的可笑问题。

此外，不少学者如吕思勉先生等都曾注意到隋唐时代的借贷利率明显高于秦汉。这当然不能用道德方面的理由来解释。事实上世界经济史中的大量事例表明，高利贷利率的髙低，与自然经济化的程度成正比：商品货币关系越发达，利息率就越被限制在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下；而在自然经济下无所谓平均利润，债利的敲诈勒索性质就更明显。欧洲中世纪高利贷利率远远高于希腊罗马古典时期，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唐代利息率之高于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经济的自然经济性质。

总之，唐代经济生活的货币化程度远不及西汉，而在货币周转速度上两者并无明显区别，因此如果说西汉货币发行量少于或等于唐代，那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汉书·食货志》所载五铢钱发行数字是不能轻易否定的。西汉官铸五铢的累计发行量髙达2800亿文，有其历史的及社会经济的必然性，把这个数字缩小为1/10实无道理。这一点还可以从东汉的情况看出来。我国古典商品经济到东汉已走下坡路，张林、刘陶等人主张废除货币的观点盛行一时，贵金属的货币职能消失，铜币的大规模铸造也停止了。除东汉末灵帝时铸的“四出五铢”之外，整个东汉前、中期，只有建武十六年由第五伦主持铸过一次五铢钱。可以想见，东汉流通的五铢基本上是西汉的旧钱。而旧钱在王莽时曾被严令禁止并销毁，因为王莽迷信，认“金刀”为“刘”之象征，所以销毁相当严厉、彻底。经历这样一次劫难之后，东汉仍在流通的五铢钱必定远较西汉为少，固不言而自明。然而东汉不仅仍屡见“藏镪巨万”的大富，而且顺帝时曾因与羌人作战，财政困难，而向富商大贾借贷，为钱达“数十亿万”之多。“数十亿万”即今天所说的数百亿，东汉全国货币的保有总量当然远远超过此数。而如前所述，西汉末保有的货币又超过东汉，因此说西汉五铢总共只铸了280亿万，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有人曾怀疑，自武帝至西汉末，百余年间每年平均铸钱20亿文以上，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的确，仅用铜一项，以标准五铢钱每文重3.6克计，20多亿文就需用铜料七八千吨，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数字亦足惊人。但也并非不可能。首先，冶金史的材料及古代矿冶考古成果（如著名的湖北铜绿山古代铜矿遗址）表明，自铁器普及以后，我国古代铜业从技术与规模上并没有质的突破，秦汉去青铜文化鼎盛之时未远，其铜业生产水平不可低估，没有理由夸大它与近古时代的差距。至于铸币技术，则钱币学界久已公认西汉是一发展高峰，“在王莽时代达到了顶点”，“王莽以后中国的货币文化（按：指铸币技术）就衰落了”。我们知道，清初云南一省的矿冶业“不耕而食者约有十万余人”，当时全省铜产量曾达一年8000吨。而西汉为铸钱而采铜，也达到“一岁十万人不耕”的规模，说他们一年只产几百吨铜，也未免太少了。而且五铢钱铸造所需铜料不仅来自采冶，更来自历代所积的旧铜、废钱等。当五铢初行之时，汉武帝便“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另外西汉政府还在全国民间广行收购旧铜，1955年11月在西安汉城曾发现武帝末期至宣帝末期的铸钱用铜材原料10大块，其中有刻字曰“汝南富波宛里田戎卖”，

这表明五铢钱的原料来源是很广泛的，因此从技术角度上说，怀疑《汉书》所载数字也是没有根据的。

综上所述，西汉五铢钱流通数额达到2800亿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这个数字并非无足轻重，它背后隐含着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此发达的货币经济难道是“封建自然经济”（而且还是它的“早期”）能包容的吗？如果不能，那么它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经济？是“商品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萌芽”吗，抑或是一种前封建主义的古典商品经济呢？这种经济有怎样的运动规律？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唐代柜坊为“金融机构”说质疑

——兼论封建后期金融市场的形成机制问题

一

晚唐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史学界通常被当做封建前后期转折的标志而受到许多学者的注意。这个时期活跃在长安（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大城市）市场上的柜坊，则与飞钱、邸店、便换等作为商品经济繁荣中涌现的具有变革意义的新生事物而经常为人所称道。但说起来，近代学术界对柜坊的注意首先是从日本学者开始的。1922年，日本著名中国经济史专家加藤繁为“阐明中国银行业的来源”，从笔记小说中发现了“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受人注意”的唐代柜坊。他认为“柜坊也许就是中国银行业的开端。假如柜坊顺利地发展下去，的确可以成为银行”。此后，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日野开三郎等也相继发表了关于柜坊的论文多篇。他们对柜坊的评价又有所提高，当年加藤繁认为如果顺利地发展“也许”能演变为银行的柜坊，到70年代日野开三郎的论文中已被肯定为“唐代的金融业”了。

1933年加藤繁的《柜坊考》被译为中文在我国发表后，柜坊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1936年出版的陶希圣等著《唐代经济史》、解放初出版的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等都对柜坊做了研究。尤其是解放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成为研究热门，有关的研究著述多涉及金融市场的萌芽问题，更由于某种可以理解的感情因素，于是对柜坊的评价大有越拔越高之势。如有人说，柜坊是“世界最早的银行雏形”，比“号称世界最早”的威尼斯银行“要早五六百年”。著名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也认为，柜坊是“专营银行业务”的“纯粹的金融机构”，它比欧洲佛罗伦萨、奥格斯堡等地最早的金融业还早600～700多年，等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国一些著述对柜坊的评价之高远过于国外，但对柜坊的研究却低于国外（主要是日本）的水平。以至于除了几篇非专业作者写的简介性短文外，就笔者所知，至今国内尚未有关于柜坊的专题研究成果发表。由于评价很高而又研究甚少，有关著述在提到柜坊时对它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柜坊与僦柜、寄附铺、质库究竟是否一回事，柜坊是专存货币还是钱物兼存，柜坊有无贷款业务，柜坊向主顾索取保管费还是支付利息，柜坊起源与衰亡原因等等，多各执一说而不作论证，令人感到十分混乱。当然更谈不上对柜坊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作出科学评价了。

显然，柜坊及与之相联系的我国古代金融市场起源问题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此作一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二

首先应该考辨的是柜坊的具体情况。

自1922年加藤繁从《乾膜子》中发现第一条记载以来，经数十年间不少学者的爬梳，至今所知唐代文献中直接提到“柜坊”一词的材料不过4处，兹列举如下：

《新唐书》卷208《田令孜传》:“僖宗即位……赐伎子歌儿者曰钜万，国用耗尽。令孜……劝帝籍京师两市蕃旅华商宝货，举送内库。使者监闼柜坊茶阁，有来诉者皆杖死。”

《唐大诏令集》卷79=2僖宗乾符二年《南郊救》云：“自今以后，如有入钱买官，纳银求职，败露之后，言告之初，取与同罪，仆射无舍。其钱物等，并令没官，送御史台，以赃罚收管……其柜坊人户，明知事情，不来陈告，所有物业，并不（令之误）纳官，严加惩断。”

《太平广记》卷243引温庭筠《乾膜子》曰：“有胡人米亮，因饥寒，（窦）父见辄与钱帛，凡七年不之问……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父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父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丈，大郎速买之。’父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

曾糙《类说》卷7引《献替记》：“（李）德裕拜相数日，高品阎从约神赐含桃曰：不锁柜坊。子问所以。云：自相公入相，京师细婢良马无价，两市不锁柜也。”

这4条史料对柜坊语焉不详，从中能知道的只是晚唐长安的“两市”尤其是西市有柜坊这种设施存在，一些富商如窦父一类人常把自己“盈余”的钱锁在其中的柜里保存，用时再取出。市场的繁荣与否对柜坊影响很大，当偶然（因政治变故等）市场萧条时，即会出现无人存钱而“不锁柜坊”的现象。一些卖官鬻爵的不法交易，所用款项也往往寄存于柜坊，而且（至少朝廷这样认为）柜坊主对所存钱款的用途一般都“明知事情”。另一方面，朝廷暴敛、搜刮商民时，柜坊往往成为受害者。

此外，《太平广记》卷300《三卫》条引唐人戴君孚《广异记》说：有三卫者入京卖絹，“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锁在西市”。这里虽未出现“柜坊”一词，但从前引4条材料看，“其钱先已锁在西市”与“西市柜坊锁钱盈余”显然是一回事。

在中唐时期，史料中还提到“僦柜”。如《旧唐书》卷12《德宗纪》提到建中三年朝廷用借商、间架、除陌等法搜刮民财，“又取僦柜质库法拷索之，才及二百万”同书卷135《卢杞传》作“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计僦质与借商，才二百万贯”.《新唐书》卷52《食货志》、卷223《卢杞传》，《资治通鉴》卷227及《通鉴考异》卷18建中三年四月条中也有类似记载。胡三省注《通鉴》，把“僦柜”解为“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也就是把僦柜与质库视为一事，即典质业。我国学者彭信威、胡寄窗即据此认为僦柜“同质库的性质差不多”，是“供给抵押信用”的；而柜坊则是“收受存款或供给保管便利”的，属于另一行业。但是，加藤繁在《柜坊考》一文中已举出三条理由，证明胡注对“僦柜”的解释是错误的。他列举大量事例，认为唐宋时“僦”的意思是租赁，因而所谓僦柜就是支付租金，利用别人的柜子。应该说，这个考证几乎是无懈可击的。

但即使如此，把僦柜等同于柜坊仍嫌理由不足，因为加藤繁只证明了僦柜即租用柜子，却没有证明柜坊的利用者正是向柜坊交纳租费的。他只是推测柜坊需要有经费来维持防盗、防灾的人力财力开支，而这笔钱想必应由柜坊的主顾支付，并且其数额必定要使柜坊主扣除经营费用后还有利可赚。显然，这一推理并不严密，因为人们完全可以设想柜坊主可以用主顾的存款作为资本投入运营生利，来得到足以维持营业幵支而有余的收入，正如一般金融业中的所为。在这种情况下，柜坊主不仅无须向存款者索取保管费，而且一般还应向存款者支付利息以为招徕。加藤繁并未在逻辑上否定这种可能（而且他的全部论证的目的恰恰是要把柜坊和“银行”联系起来）只在纯粹推测的基础上认为柜坊的利用者必须交纳费用，因而就是“僦柜”，同时又反过来用他关于僦柜即租柜的考证来“确定：在柜坊中存放财物，要支付保管费”。这样他就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谬误之中而削弱了自己论点的说服力。

其实，根据现有材料，完全可以从逻辑上证明柜坊确实是向主顾索取保管费（或柜租）而不是反过来给主顾付息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按金融业的一般逻辑，在市场萧条时储蓄应该增加。因为储币待购的人们会把钱存入银行以多少取得一些利息。但前引《献替记》的材料所显示的却是相反的逻辑：市场萧条导致柜坊主顾大减乃至消失，以至于“西市不锁柜”！显然，这只能证明存钱者不仅得不到利息而且必须支付费用，在交易兴旺时，商人们愿意付出这一费用换来保管和随时存取之便，而在交易萎缩时便没有人愿意花这冤枉钱了。

第二，如果存款人与柜坊之间仅仅是一种信用关系，如银行与其储户的关系一般，则存款的来历与用途，柜坊是没有必要知道的。但唐僖宗《南郊赦》文却清楚表明柜坊“明知事情”,显然，柜坊接受了主顾的好处后，所给予的恐怕不仅是保管的便利而已。换言之，在这种场合下双方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信用关系。

第三，上述史料中，普遍把在柜坊中存钱称为“锁”：“西市柜坊锁钱盈余”、“不锁柜坊”、“西市不锁柜”、“其钱先已锁在西市”。这种用语本身就说明这些存款处于保险柜中的呆滞状态，并不是可以流转生利的信用资本。反过来说，如果存钱者与柜坊间是信用性的价值收受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只需立个信用凭据即可成立，根本不必“锁柜”。显然，锁在柜里的钱既不能生利，柜坊的收入就只能靠存钱者支付的保管费或柜租作来源了。

第四，对比建中年间与僖宗时期搜括、勒索商民的记载：建中年间是“夺尔商户僦、质”、“借商括僦、质”、“封其柜、窖”；而僖宗时是“籍京师两市蕃旅华商……监閟柜坊”。这种封柜子的做法可说如出一辙，作为这类措施的对象的“柜”也应属同一性质。

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晚唐的柜坊与中唐的僦柜业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但这二者也并非毫无区别。首先，中唐文献中往往“柜窖”并举，所保管的是“钱帛粟麦”等，并不仅仅保管货币。而晚唐关于柜坊的记载只提到“锁钱”其中，没有提到其他货物，也未提到“窖”可以认为这时保管业已专门化了：柜坊经营货币保管，而其他货物的保管则由邸店之类的货栈业经营。其次，晚唐的记载只提到柜坊而完全没有谈到“僦柜”中唐则相反，各书都只有“僦柜”而从未出现柜坊这一术语，可见“柜坊一名僦柜”的说法并不确切。从字面上说，租（僦）柜是一项业务，至于从事这种业务的机构或设施叫什么，乃至这种业务是由某种特定的设施专门经营抑或只是某些设施（如邸店）提供的种种服务之一，从中唐的记载中一无所知。一般说来，从某种活动的出现到与此种活动有关的各种事物得以固定下来并取得约定俗成的专称，是有个过程的。我国汉代已有了“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租佃现象，但业户（主户）、佃户（客户）之类术语却出现得很晚，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可以设想，中唐时期已经有了租用别人的柜子存放钱物之事，而到李德裕、温庭筠和唐僖宗的时代，则专门出租保险柜供人锁放钱款的机构“柜坊”也已存在。但根据现有材料我们不能认为中唐时已经有了柜坊，更不能毫无根据地说什么“早在魏晋六朝间就已出现了柜坊萌芽”。

从上述考辨中还可以证明柜坊这一行业本身并不经营贷款业务，至少绝不以顾客存放在其柜中的钱款用做放贷。然而一些著述却认定柜坊“是放高利贷的”，“类似后世的当铺”，“一方面吸收存款，一方面经营贷放”，甚至描绘说“客商以布帛、粮食作抵押，向柜坊借钱，利息高达40%以上，剥削是极重的”云云。这些说法并无史料依据。据笔者所知，最先作出如此论述的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该书体例是不引史料原文的，不知范先生何所据而云然。大概他是看到了胡三省《通鉴注》中以僦柜等同于质库的观点，又接受了加藤繁关于柜坊即僦柜的说法，遂有“柜坊又有僦柜、质库等名称”之说，并径以史书中所载质库的情况加之于柜坊。殊不知加藤繁之说本以否定胡注为前提，二者不能并存；如依胡三省，则柜坊必不能等同于僦柜（及质库）如依加藤繁，则质库必有异于僦柜（及柜坊）无论二说何者正确，柜坊之不能混同于质库是无可置疑的。当然，在逻辑上不能排除柜坊主作为富户，与商人、地主、官僚等其他富户一样有成为债主之可能，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柜坊业本身与放贷业仍是两码事，正如商业、土地出租或做官本身与放债是两码事一样。更何况史料中尚没有看到柜坊主放债的事例呢！

另外，从加藤繁以来，许多人提到“寄附铺”并认为是柜坊的别名，这也值得商榷。关于唐代寄附铺的记载仅有一见，即蒋防《霍小玉传》说小玉“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这里讲的寄附铺类似今日的寄售商店，是代人出售物品并赚取手续费的。没有材料说它还经营柜坊的“锁钱”业务，也没有材料说柜坊还从事这种寄售活动，把两者扯到一起是缺乏根据的。

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中唐时期出现了出租柜子供人存放钱物的业务，到晚唐已经有了专营此种业务尤其是专营货币存放业务的店铺，即柜坊。就现有材料看，它只提供保管上的方便，或者在主顾为有权势者的情况下还为其卖官鬻爵之类的非法勾当提供某些说不清的服务，而并不把存钱变为资本使之周转生利。因此它不但不能向存钱者支付利息，相反还要存钱人支付“僦值”由于“僦”兼有租、雇二义，所以这种行为既可以理解为单纯租用保险柜，也可理解为雇请店方代负保管之责。在前一情况下，存钱者只是得到了使用柜子的权利，至于使用中的风险恐怕还需自己承担。从“（窦）父……锁钱盈余”及“白马丈夫……其钱先已锁在西市”的行文看来，似乎钱是由钱主自己锁人柜中（从而，也就是自己取出）的，店方对此并不负责。这样当然也就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信托或信用。这种由存户自掌钥匙自担风险的保管业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周书》卷22《柳庆传》说太祖时“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执管钥。无何……失之……庆……召问贾人曰：‘卿钥恒置何处？’对曰：‘恒自带之。’”可见至少在南北朝已经有这种事例，在这里，店方除提供储存空间与储存设施外没有其他义务。

而在后一情况下，店方就不能把柜子的钥匙交给存户就完事，而必须对柜内钱物的安全负责，锁柜与开柜自然也由店方进行。目前所知提到柜坊或僦柜的史料都没有暗示这种情况。但我们知道唐宋代乃至更早以前的一些药店、梳行、波斯店及官库均有替人保管钱物（不仅出租保管设施）并受托负安全之责的事例。如《太平广记》卷16《张老》、卷23《张李二公》各记载了一则内容类似的故事，说是某人在药店里寄存的一笔钱，另一人受嘱往取，“持此帽为信”，店家认帽不误，遂如数付钱。同书卷197《卢李二生》则是存钱于波斯店，提款人持一拄杖为证前往取钱。同书卷146《尉迟敬德》与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8《伍生遇五通神》所载的两则神怪故事都讲到存钱于某处（官库、梳行等）,提款人持存钱者开具的“帖子”往取。“帖子”的格式为：“钱付某乙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在这几则故事中，钱主把保管的责任完全托付给店方，并由此产生了某种提款凭据：从约定的信物，到有一定格式的书面单据。而且此类凭据可以转让，店方有义务把所存钱物交给持有这种凭据的任何人。尽管没有史料可以证明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柜坊，但人们常认为它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而如果事情的确如此，在形式上不是与储户在银行提款的过程很类似吗？无怪乎人们把柜坊看成信用机构，并认定它已经运用了“支票”。

但笔者认为，即令柜坊中使用了“帖子”——这是不无疑问的——它与信用支票仍有质的区别。从一般意义上说，“信用”就是守信誉，在经济学上它的特有含义是“有借有还”信用关系实质上是借贷关系。而柜坊与在其中“锁钱”的主顾问如果不是单纯出租柜子，也只是委托保管关系，而不存在借贷关系。银行把存款用做资本，实质上是向储户借钱，所以需为之付息；而柜坊既不动用存款，只是为存户提供服务，所以不但不付息反而收取存户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柜坊使用了“帖子”，那么其性质与其说有如现在的银行支票，毋宁说有如现在车站等处的行李寄存处开具的取件凭证，它并不具有信用票据的功能。

像这样从形式上把柜坊与银行加以类比的方法在柜坊研究中十分流行。例如有人说，在某些西方国家银行业就是从寄托、保管业中萌发起来的。还有人指出，现在一些国家的信用机关名称，其原意即为柜库之类，如法文的Caisse、意大利文的Caissa与俄文的Kaeea等等。另外我们也还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柜坊是否信用机关可以存疑的话，那么像上引事例中那些存钱于某些商行并持某种凭证进行支取的场合，是否具有银行业性质？因为史料并不以“锁柜”来描述这类存款，而这些商行又与柜坊不同，本身要进行大量的商业资本周转，以存款加入这种周转应是很自然的事。换言之，在唐代经济中（不仅仅是在柜坊中）究竟有没有雏形的银行业？

笔者认为，回答这类问题不仅要从史学的角度，而且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考察，尤其是像柜坊这样史籍中只有零星的记载，而且语焉不详的现象，仅作文字上的考据是难以判断其性质的，而这正是以往研究中的最大缺陷。经济生活有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并不仅仅是一些孤立事件的总和。例如商品经济中必须有商人，但并不是商人很多就意味着商品经济很发达。像我国前一段社会上的“全民经商”现象，就恰恰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机制不能调节社会分工的结果。资本主义中存在着雇佣劳动，但并不是所有的雇佣劳动都能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如果社会上不存在资本流通与积累机制、工资不具有可变资本的性质，剩余劳动也没有取得剩余价值的形态，那么这种雇佣劳动就只不过是任何剥削社会里都不罕见的苦力而已。例如明清以来的关中农村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租佃制并不发达，但雇佣长短工却极为普遍，而这当然绝不意味着这里比具有相反特征的南方农村更富于资本主义色彩。

对信用关系的考察也是如此。自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了借贷现象，也就产生了广义的信用。但银行业务，或马克思关于信用与竞争是资本积累的“两大杠杆”这一著名论断中所指的狭义的信用事业，则是与一定的宏观经济机制相联系的。这一机制的实质在于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下形成的利润率平均化趋势，它是融资活动（即把闲散的呆滞货币转化为流转中货币资本的狭义信用活动）所得以进行的逻辑前提，是作为信用中介而从事这种活动的金融机构——银行得以存在的历史条件。道理很简单：如果货币信用不占优势，在自然形态的实物借贷中是根本不可能形成借贷资本的。而如果货币借贷不受价值规律的制约（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中没有形成平均利润率并使之成为利息率的天然界限、在其萌芽阶段至少是形成利润率平均化的最初趋势并对利息率造成严重影响），则这种借贷就只能是中世纪的高利贷而不可能成为哪怕是雏形的银行资本。因为在勒索性的高利率下信用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从而通过信用中介吸收游资而形成经营资本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唐代商品经济虽然比魏晋南北朝有明显的进步，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十分微弱，中世纪自然经济的统治仍牢不可破。反映在流通领域，就是以物易物与实物货币的盛行。唐代一直号称“钱帛兼行”，而且以“布帛为本，钱刀是末”，故历来学者多认为“唐时民间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直到晚唐时期，虽然金属通货逐渐复兴，而公私交易仍然“兼用匹段”。因此，有唐一代的借贷关系中，实物借贷始终占压倒优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所编《敦煌资料》第一辑中收录的39件借贷文书中，实物借贷占了33件，而货币借贷只有6件。唐代的官高利贷虽以“公廨钱”得名，实际上发放的也往往是实物。王永兴先生所辑《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中收录了14件唐代官高利贷文书，其中11件贷放的是絹、谷等实物，1件兼贷钱、粮，只有2件是完全贷放货币。所以不难理解，唐代法律中关于借贷关系的规定完全以实物借贷为对象，而根本不考虑货币借贷。

在自然经济体制下，唐代即使局部地（主要在大城市与工商业者及贫民间）存在着货币借贷，也不是建立在信用市场的基础上的。由于不存在市场机制下平均利润率的限制，唐代借贷利率之高，即使在中国古代也属骇人听闻。所谓“月征而倍息无已”、“五十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还属堂而皇之的官贷利率，至于私贷利率更漫无边际，法律规定月利50%〜60%，而出土债契有高达一倍者。这种利率不但远远高于西方古典时代及中世纪后期银行业萌芽时代的水平，也高于我国的秦汉时代。这种勒索性的高利壁垒完全阻断了借贷资本向经营资本（商业、产业资本）流动的通道它只能盘剥那些走投无路而饮鸩止渴的破产穷人，或者那些依仗特权根本不算经济账的贵族寄生虫，而任何“企业家”也不会借这种利息率远高于其作为经营资本可能带来的利润率的阎王债来进行投资。

欧洲中世纪早期及典型期的自然经济下同样盛行着“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再不知道有什么别的限制”的高利贷。在查理大帝时代的法兰克，利率高达100%；而1348年中欧博登湖地区的借贷利率曾高至216.7%!但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意大利一些地区，由于竞争条件下利率的趋于平均化以及它对借贷关系的影响，14～15世纪借贷利率比11～12世纪大为下降，其中如14世纪佛罗伦萨一些商号对外贷款只收取7%〜15%的利息，低于当时工商业经营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这样工商业者就有可能通过借款筹集资本。而借贷资本向经营资本的转化一旦成为可能，便形成了通过信用方式扩充借贷资本（即吸收存款并用之于贷放）的内在需要与冲动，上述佛罗伦萨的商号正是在这种机制的刺激下以5%～10%的利息率吸收存款，从而承担了汇集闲散货币使之成为运动中借贷资本的信用中介的职能，开创了欧洲中世纪晚期最初的银行业务与金融市场。

显然，这样一种经济机制在晚唐的“商品经济”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它决定了晚唐只会有高利贷资本而不可能有（狭义的）信用资本，只会有钱物保管而不可能有金融市场。且不说“西市柜坊锁钱盈余”那样在形式上也看不出信用性质的租柜业务，就是在前述那些可以凭“帖子”或某种信物支取所存钱物的药店、梳行、波斯店那里，虽然逻辑上存在着店方在日常商业往来中挪用这些钱物的可能，并且这种可能如成为现实，则与银行业中存款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具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但在实质上也完全不同。这不但因为这些店铺就其主要业务或资金的主要来源而言与一般商店并无不同，而且更因为在缺乏利润率平均化机制的条件下这种可能的挪用只能属于偶然占个小便宜的性质而不可能演变为信贷投资制度。这正如自然经济下的土财主不会因雇了个伙计就成为企业家一样。事实上，就借贷过程的形式特征而言，人们完全可以在中世纪的高利贷与近代的银行业间发现许多相似之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使（银行）生息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区别的事情，绝不是这种资本自身的本性或性质。使二者相区别的事情，不过是它依以发生机能的已经变化的条件”。唐代店铺的挪用行为（如果真有这种行为）与银行利用存款作为资本的行为之间的本质区别也正在于此。

因此，我们判断唐代柜坊中或其他店铺中是否出现了“银行业务”，固然要从史料中看它们在做什么，但更应该从宏观上研究一下它们是在一种怎样的经济机制下这样做。当经济中不存在利润率平均化机制时，银行业无由产生；而当这种机制形成时，作为信用中介的金融机构可以在若干中世纪已有的行业——兑换业、高利贷业、典质业、金银珍宝业，当然还有保管业——中萌芽。而且上述这些业务——兑换、抵押信贷、出租保险柜代管金银或其他贵重物品等也因而延续下来成为近代银行所经营的业务之一。但这些行业本身与银行业并无必然联系。有的论者提到西方某些金融机构如Caisse之类含有柜库之意，原系从保管业发展而来，因此似乎柜坊也就与金融业有了关系。然而实际上当代各类金融机构渊源颇为复杂，绝不止保管业一项，其名称的由来也各异。如希腊文“银行”一词原意为桌子，得名于古希腊金银业商人营业用的办公桌，因此银行起源于金银业。又如德文、法文的“银行”原义都是“长凳”、“工作台”得名于汇兑商的办公用具，因此银行起源于汇兑业，等等。但我们不能一看到历史上的金银买卖等，就把它与金融信用事业联系起来。

其实，无论是钱物的保管还是货币的汇兑，我国古代在世界上都远称不上发达。在古希腊，雅典的法律中已有关于财产寄存尤其是遗产寄托（代管）的规定。而罗马法更对寄托关系作了极为详细的分类与规定，它把寄托（depositum）定义为以物交付他人保管而成立的契约。罗马法规定寄托必须是无偿的，如果有偿（即寄托人向受寄者支付作为报酬的保管费）则不属于寄托而属于“劳务租赁”契约（罗马法对此也有一套规定）。但寄托人又有义务提供寄存物之寄存所需的任何费用（例如：保险柜的柜租，在罗马法看来这只是寄存本身所要求的开支，而不是受寄者所要求的报酬或利益，所以仍以无偿视之）。另一方面，受寄者有义务完好保存寄存物，而且不得加以使用（否则即不为寄托而为租赁），并随时应寄托者的要求以原物奉还，但由于罗马法把“物”视为可以用金钱度量的一定价值，而且认为“物”有产生“孳息”（fuructus）的功能，所以它又规定受寄者在归还寄存物时如有“孳息”亦应一并归还。这实际上是默认“物”在被寄存期间可以处于运动增殖状态，并且受寄者须为此付出代价。同时罗马法还承认一种特殊的寄托即“不规则寄托”（depositum irregula）,货币寄托即属此类。它不以原物而以种类物（in genere）即具有同等价值的一般物品为标的物。因此原寄存物可被使用和消费，只要在归还时付以相应的价值即可。显然，这里所涉及的关系远比唐代的寄存现象（从租柜“锁钱”直到有可能挪用所存钱物的店铺）更为丰富、发达与规范化，并且也更接近于具有信用性质。但无论中外学者似乎都没有把古罗马的这些事物看成“银行业”。

另一方面，唐代与柜坊一起常常被人提到并视为“金融市场”体现之一的雏形汇兑——飞钱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巴比伦在公元前9世纪即我国西周末期就已使用了泥板汇票，在甲地支付汇款者可凭此到乙地向指定的人要求兑付，有时还附加利息。印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也有发行汇票的，而且据说其形式与1000多年后的唐代飞钱颇相似。至于古希腊罗马汇兑业的发达就更著名了，我们后面还要提到这一点。可见无论从哪方面看，唐代经济中信用关系（广义的）发展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更谈不上什么“世界最早”了。

综上所述，无论从史料所载柜坊的具体情况看，还是从产生信用关系的宏观条件与经济机制看，柜坊都不具有金融机构或银行的功能。我国历史上广义的信用（借贷）关系在唐以前早已有悠久的历史，而柜坊不但不具有银行信用的性质，而且很可能（在单纯租柜“锁钱”的情况下）根本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信用性质。所以它在我国信用关系（更不必说世界信用关系）的历史上并无任何值得称道的地位。

我国历史上很早、可能从有了货币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贮藏（埋藏、窖藏或以某种容器封藏）货币的事。而从经济学观点看，把货币藏在地窖里与藏在租来的保险柜里（或者再外加请人看守）并没有任何质的区别。当然从技术角度看，租柜“锁钱”比埋藏之类的方式要先进，特别对于商人来说它具有随时取用的方便，因此可以说柜坊的存在是有利于商人的。但“有利于商人”的行为是否一定标志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某种进步？恐怕未必。例如由于古代商业的危险性、长途贩运性和商品的贵重奢侈品性质而兴盛起来的为商队保镖的行业，无疑是有利于商人的，但它只能意味着市场的不发达和商品经济的落后。在某种意义上柜坊也正是如此。了解这一点，就可以解开柜坊衰亡之谜了。

从加藤繁起，许多对柜坊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外学者在惋惜柜坊终于未能发展为近代金融制度的同时都难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柜坊业为什么会夭折？从史籍上看，宋代关于柜坊的记载比唐代还多一些。但宋人笔下的柜坊，已成了与赌场妓院相类的藏污纳垢之地、流氓无赖匪盗团伙寄身之所。“浩穰之区，人物盛伙，游手奸黠，实繁有徒，有所谓美人局、柜坊、赌局、水功德局，不一而足。”“宗室及有荫不肖子弟，多是酤私酒、开柜坊，遇夜将带不逞，殴打平人，夺取沿身财物。”“京城无赖辈，相聚蒱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如此等等。因而两宋政府一直把柜坊列为查禁、打击的对象。随着柜坊日暮途穷，到元代它已不再见诸记载。

过去人们一般从两个方面解释柜坊的没落，一是说柜坊主们思想保守，“自囿自限”，“没有去动孳息盘剥的脑筋”，因而不能“开创新的局面”；二是归咎于政府的打击，柜坊“受到官宪强烈的压力而被消灭掉”。这些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如果是某一店铺的没落，那当然可以归之于老板思想保守，经营无方，对于整个行业的没落怎能如此解释？何以在唐代具有“首创精神”的新生事物的代表入宋以后忽然都“自囿自限”、“自甘堕落”了？至于政府的打击固然是事实，但如果一种重要社会经济现象的兴衰可以只用当权者的好恶与强制来解释，那岂不是恩格斯所讽刺的那种“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了星期五”式的理论吗？中国古代的诸王朝历来奉行抑商政策，但凡是在具有强大内在需求的领域，商品经济仍然是扼杀不了的。而宋代尤其是商品货币关系有长足进展、政府政策也最为宽松（就中国而言）的时代，坊市制、匠役制等束缚都是在那时松弛下来的，何以柜坊独不为所容，而且一禁即止，宋以后再未有复兴呢？更何况上述史籍所载本身表明两宋政府之查禁柜坊是在它已堕落为下流场所之后而不是之前，很难把这种查禁看成是柜坊堕落的原因；而当局在查禁柜坊时也从未对它作出诸如诱民“趋末”、助长“兼并”之类在历朝“抑商”时惯用的指责，显然官方本来也仅把这种查禁看成是一种纯粹的治安措施，而从未赋予它以“崇本抑末”、抑制信用资本的经济意义。

那么，柜坊没落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柜坊在本质上非但不是顺应商品经济发展方向而形成的什么“金融制度”而且完全是自然经济闭塞氛围下的产物，具体地说就是唐代城市宗法壁垒的象征——坊市制的产物。因此，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坊市壁垒的被打破而趋于没落，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众所周知，唐代长安实行典型的坊市制，居民区与商业区完全是隔绝的。堂皇京都固然气势不凡，城内通衢大道上却没有商业活动，只有坊墙高耸，一片肃杀。作为商业区的东西二市实际上等于两个大坊，面积只占全城面积的2.2%，且交易时间也有严格限制。狭隘的时空局限给商人的活动带来了很多不便。东西二市当时只是商业营业区，商人住宅则与作为顾客的一般市民一样散居于各坊。由于所有生意都集中于市，坊区商民携货款频频往返，既烦难又不安全，所以要在市上觅寄存处。长安市上的货栈业即邸店之类因而畸形发达。货物寄存之外又兴起了货币寄存，史书中常见有积钱于市的记载。如：

僖宗诏令重修安国寺毕，亲设车辇，以设大斋，乃扣新钟十钟，舍钱一万贯，命诸大臣各取如意击。上曰：有能舍一千贯文者即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

这位富商王酒胡，就是把大量货币存放在西市的。当时不但私人有把钱“锁在西市”的风气，政府也常在市上贮钱待用。如：

元和八年，帝乃下诏，能得贼者，赏钱千万，授五品官，与贼谋及舍贼能自言者亦赏……积钱东西市，以募告者。

政府、官豪、巨商贮存在西市或东西二市的钱可能是专设钱库来保管的。但次一等的富人没那么大派头，他们寄放在市上的钱只能向店铺“僦柜”来保管，久之而到唐后期，专营此业的柜坊即应运而生。

由于当时不存在产生金融资本的经济机制，所以这种货币保管业纯粹是服务性的。唐末以迄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坊市壁垒被打破，商业得以分散于街区，“日中为市”的时间限制也不复存在，柜坊的原有职能便逐渐消失。而在封建依附关系下，柜坊早在唐代便有附托权贵，为之窝赃纳贿、蝇营狗苟之事，如唐僖宗《南郊赦》之所言者。入宋后随着原有货币保管业务的衰落，柜坊更日渐沦为“宗室及有荫不肖子弟”混迹胡闹之所、地痞无赖为非作歹之地而不免于被取缔的命运了。

可见，柜坊之发达说明坊市制造成的不便，而柜坊的衰亡完全是必然的，是商品经济由不发达走向相对发达的表现。柜坊作为落后于这一发展的过时现象，是不可能有前途的。

唐代不存在所谓“金融市场”，更没有出现什么“世界最早的”银行。这当然无损于唐文明的历史地位。唐代的灿烂文化是封建时代的鼎盛气象，而封建文明是以自然经济、人身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为基础的。在这种文明中，没有发达的市场枢纽并不妨碍庞大的宫堡型城市崛起于专制集权的土壤上；没有有效率的工场手工业照样可以在工奴制下的官办作坊中生产出就当时工艺水平而目完全可以称得上“高精尖”的产品；没有活跃的商品流通却完全可以在超经济强制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劳务和产品的集散。这是一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机制，人们无须以渲染“银行业”的活跃来证明这种经济的繁荣，正如无须以农奴制庄园的盛行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一样。

那么，中国银行业或金融市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何处呢？我们前面已指出，考察这一问题不能只看保管、兑换、金银买卖或高利贷等“前金融”行业的活跃与否，而主要应该看当时是否形成了使信用融资成为可能的经济运行机制。有了这种机制，上述行业（甚至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行业）中任何一行都可能演化出某种银行萌芽。然而如果未形成这种机制，则上述诸行业再活跃也与银行无缘。

从上述观点看，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金融业的起源应归之于清代的钱庄业。关于清代钱庄，今人已有不少论述，笔者将在另外的场合讨论这一问题。这里只想指出，我国近代金融机关的难产体现了我国历史传统的一些令人深思之处，值得进一步研究。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

汉与唐是我国古代两个创造了光辉文化的强盛王朝，古来就有“汉唐盛世”之称。从一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来，唐代显然要超过西汉。社会劳务与产品的运动与分配规模，唐也在汉之上。唐代丝绸之路的繁忙，市舶贸易的初兴，南北大运河上的物资交流等等，都是汉代所没有的。由这种种盛况加之“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从“封建早期”向“鼎盛时期”不断发展的理论逻辑，使人们对唐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一般也在汉之上。

然而一般经济发展水平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水平未必同步。社会劳务与产品的运动规模也未必等同于市场发达的程度——道理很简单，这种运动可以以等价交换的市场方式来实现，也可以在人身依附关系的基础上以超经济强制方式来实现，更可以在“自由人联合体”中通过科学的计划安排来实现。商品经济不仅意味着一定的生产力（劳动生产率达到有一定剩余产品可供交换的水平），也意味着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经济规律。而以往人们正是由于在后一种意义上先入为主地把汉唐看成同质的即同为“封建经济形态”因而对汉唐商品经济比较中的一些明显事实也就视而不见了。

汉唐货币流通方面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汉代货币流通的发达令人惊叹。西汉一代黄金大量用做“上币”，其数量之巨，竟使一些学者怀疑所谓“黄金”可能是黄铜。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为“事实上的金本位制时代”尽管这时黄金的货币职能未臻完善——它主要作为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而很少作为支付手段使用，但直到明后期大量使用白银之前，我国历史上贵金属大量进入流通领域也只有西汉一朝。东汉以降，黄金退出了流通领域，在唐代它基本上只作为“器饰宝藏”出现。只是到了晚唐，新的贵金属货币——白银才崭露头角。但终唐一代，它的流通量、价值与作用都无法与汉代的黄金相比。

在经济史上，实物货币——贱金属货币——贵金属货币——符号货币（信用货币）依次代表着更发达的货币形态并体现着市场关系的更高水平。在这里，唐比汉要差一个等级。

汉代的主要支付手段铜钱的流通规模更为惊人。西汉五铢是我国历史上铸造量最大的一种货币。据《汉书·食货志》载，从武帝至平帝的110多年中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万”，当时的“亿”为10万，上数即2800亿，平均每年发行五铢钱达亿文之多。这个数字比清朝前期100年间平均年铸钱数还高出10余倍！与此相比，唐代铸钱以开元、天宝时最多，《新唐书》卷54谓天宝时天下钱炉99座，年铸钱32.7万缗（即3.27亿文）；又卷52谓开元时钱炉70座，以天宝时之生产率计，则年铸钱当为2.3亿文，不到西汉百余年平均值的1/10。唐代其余时期铸钱更少。总的来看，汉代货币发行规模是唐代无法企及的。

西汉铸钱如此之多，然而除了战乱时期外，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因此货币史家称五铢钱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货币”。事实上，与其说汉代的钱法“最成功”不如说汉代的货币关系最发达更为恰当。西汉时，金属货币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汉文明的主要区域，终西汉一朝，史籍中几乎看不到以物易物或实物货币的记载。而唐代的货币关系比起魏晋南北朝自然大有发展，出现了开元通宝这样影响颇大的货币，但比起两汉尤其西汉，仍然十分可怜。不但贵金属很少回到流通领域，就是铜钱的地位也十分虚弱，长期不能取代实物货币与以物易物。唐代一直是“钱帛兼行”而且历来学者都认为唐代铜钱在流通中的作用不如实物货币。如黄宗羲认为“唐时民间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彭信威说唐代以絹帛为货币的事“很为普遍”，“在各种野史中，缣絹的使用，似乎比铜钱还要多”。今人李埏也主张当时绢帛在流通中比钱币更占优势。在唐代，行旅所带、日用所需、物价的表示与支付、劳务的报酬，都经常使用絹帛。《唐律疏议》规定罪犯计赃用绢，计功作庸及牛马驼骡车等计庸也用絹。学生用绢帛支付束脩。唐后期银、钱使用渐广，但直到晚唐的元和六年，政府还下令公私交易兼用匹缎。在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唐与汉形成了如下鲜明的对比：

（一）物价。汉代“元帝初元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视宣帝时京师谷石五钱，边郡谷斛八钱，丰歉大不侔矣”。类似内容在唐人那里表述为：“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絹才得一斛米……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粟十余石。”汉代鲤鱼长尺至三尺者枚直五十，肉百斤七百钱。而唐代据说“开成中物价至微，村落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绢半尺”。这类对比可以说不胜枚举。当然，这绝不是说唐代没有用钱表示物价的事，不过与汉代相比，以实物货币表示物价无疑是唐代的特色。

（二）劳务报酬。汉代的《太平经》称：“时以行客，赁作富家，为其奴使，一岁数千（钱）衣出其中。”崔宴《政论》有“客庸一月千”的记载。居延汉简记西汉时河西屯田上的官吏与劳动者都领取“月奉（俸）钱”，吏士每月600〜2000文，令史400余，田卒、戍卒300余，徒、弛刑士280余。可见那时从内地到边陲，从自由的“行客”（雇佣劳动者）、农奴身份的田卒到身份近似奴隶的刑徒、弛刑士，都以货币形式取得生活资料。而唐代雇佣劳动的报酬形式却多为实物，即“以升斗给役于市”。《唐律疏议》卷4规定唐代工价的法定标准：“平功庸者，计一人一日为绢三尺，牛马驼骡驴车亦同”，也以实物计算。这方面最鲜明的对比是赋役制度中的代役规定：汉代的更赋是以钱抵役，而唐代的丁庸则是以绢抵役。

（三）地租。我国直至解放前，实物地租仍占绝对优势，因此汉代存在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实物租并不奇怪。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也存在着定额货币地租，如《九章算术》卷6第24题：“今有假田，初假之年三亩一钱，明年四亩一钱，后年五亩一钱，凡三岁得钱一百，问田几何？”这里的数字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姑且不论，但汉人能提出这种类型的算题，足证货币地租绝非罕见。

而隋唐时代史籍中看不到有关货币地租的任何痕迹，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唐代沙州租佃关系也是纯粹的实物租。至于吐鲁番文书中有若干麴氏高昌及唐初西州“夏田”文书系用银钱作“夏价”者，则与当时当地的特殊条件、主要是对外贸易及西域经济之影响有关（铸币用银而非铜，即为西亚传统而非中国钱制）学者公认为是一种例外。

（四）借贷关系。战国时代，我国的货币借贷已兴起，《管子·轻重丁》：“凡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钟，受息子民三万家。”到了两汉，借贷关系中的货币成分已占绝对优势，以至于高利贷者在汉代被通称为“子钱家”。汉代史籍中所见的借贷关系绝大多数是货币借贷：从贫民为“赋敛不时”而“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到“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从“负债数百万”的私人到“官负人债数十亿万”的国家，不一而足。最明显的是河西地区出土汉简中有关债务的文书，就笔者所知共47例，其中除9例不详外，在债务形态可考的38例中纯货币债务达35例之多。此外尚有一例借实物而还货币，一例借实物而以货币计值（可以想见多半也是以货币偿付的）而真正的实物债务仅有一例。换言之，货币借贷几乎成了唯一的借贷形态！

而到唐代，“子钱家”之名消失，借贷关系中实物成分又占明显优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共收录借贷文书39件，其中借钱契只有6件，其余33件均为借贷麦、粟、豆、生絹、绁、褐等实物。这与同属河西地区的汉代简牍中货币借贷几乎一统天下的状况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唐代官高利贷号为“公廨钱”，给人以主要出贷货币的印象，但实际上王永兴先生所辑《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收录的唐代“官高利贷文书”却提供了相反的佐证；14件这类文书中就有11件是实物，1件兼贷实物与钱，只有2件是完全的货币贷款。如果说现存文书统计还带有一定的随机性的话，唐代法律中有关借贷的规定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这些规定计有：

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匹加一等，罪止枚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

计庸以当债直：谓计一日三尺之庸，累折酬其债直。（以上见《唐律疏议》卷26。）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收利，不得过六分。……其放财物为粟麦者，亦不得回利为本。

诸以粟麦出举，还为粟麦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

诸家长在，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辄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以上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杂令第33。）

这里讲的显然都是实物借贷，现存唐代律令中完全没有货币借贷的规定。这与汉律中关于子钱家“取息过律”的条文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此外，汉代多用金钱表示财产多寡，诸如“贫民，赀不满千钱者”，“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豪富吏民赀数巨万”等等。囤积货币成为积累财富的主要方式，“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富贵成，泉金盈”®成为风气。而唐代则以絹帛的多少论贫富，富人多以巨量的絹帛囤积而自炫。唐高宗时有巨富邹凤炽，“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絹未竭”；玄宗时又有富人王元宝，“请以一缣系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汉代官场贿赂多用金钱，唐代则多用絹帛；汉律多以黄金计罚款，唐律多以絹帛计赃值。诸如此类的现象，都说明唐代货币关系的发展水平远在汉代之下。

三

汉唐货币关系发展水平的差异最明显地体现在国家财政上。

汉代赋税的货币化程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主要有：

人头税：包括算赋——成年人每人120钱，口赋——未成年人每人23钱。

代役税，成年男子每年服役一月，是为更卒，武帝以后通常都以钱代役，谓之“顾更钱”或“更赋”其数额向有2000钱与300钱二说，现多数人据如淳、张晏所言，主张为2000钱。其中如淳并举二数，谓2000钱为代更卒之役，300钱为代戍边之役。果如此，则汉代的代役税实际上要超过成年男子每人每年2000之数。

财产税，即赀算，在武帝以后也逐渐成为正式的赋税，其数为“赀万钱，算百二十七”。10万钱的中人之产就需纳1270钱。

汉代赋役的非货币部分主要为田租，其税率在汉代大部分时期仅“三十税一”，是非常轻的。按“五口百亩之家”年产谷150石，石价30钱计，这项负担价值约150钱。

综合以上数项，一户标准的“五口百亩之家”按一夫一妇一老二小的人口构成和“中人之产”计，就需交纳120×2+23×2+2000+1270+150=3706钱的价值量，其中只有150钱是实物，其余3556钱即总量的95%以上是货币。这当然不准确，实际上当时还有更卒以外的其他徭役（正卒、戍边等）、田租以外的刍稿税及献费之类的杂敛。其中献费是货币，正卒、戍边乃至田租、刍稿税也时有折成货币征收。所以总的来说，汉代赋役绝大部分是货币税，应无问题。

而唐代前期的赋役主要是租庸调，其中田租所征“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户调所征是绢、绫、布、绵、麻等，丁庸则是以絹抵役。总之，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物税制。有人说其时“一钱不征”，未免过于绝对，但征钱很少是无疑的。唐后期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改行两税法，“以钱、谷定税”货币的地位有了提高。但实际上征钱只实行了不到30年，在两税法颁行的大部分时期，货币只是计算赋额的单位之一，实际征收的仍是按时价折纳的实物。换言之，唐后期赋税的实物税性质并未有实质性改变。也许一直到明后期行一条鞭法时，赋税货币化程度才再次达到汉代的水平。

财政收入是如此，支出呢？我国历代财政支出之大者，不外军费、官俸与营造三项。汉代军事所花费的货币为数惊人。武帝的军功在常规货币税外，又大兴“算缗钱”及盐钱之利才得以维持。东汉顺帝时对羌人用兵，致使国家对私人欠债“数十亿万”钱。而唐代的军费却常常用绢帛来支付。如安史之乱爆发时，朝廷仓猝扩军，“乃开左藏库，出锦帛召募”。宪宗时对藩镇用兵，又“出内库缯绢五十万匹供军”。汉代官僚以若干“石”定品级，但实际上领取的主要是或全部是货币支付的月俸。到东汉时商品经济衰落，官俸才改为半钱半米。汉代的封君从食邑上征收的租税也以货币为主。而唐代早期官俸主要是禄米与职分田上的收益，到永徽年间才有了定额的俸钱，然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用“防阁、庶仆”等劳务支付。开元以后，才全部付给钱币，但到唐末又改发实物。最后，汉代营建费用一般也以货币开支，而唐代则常常用絹帛充任此项支付。如开成元年“左仆射令狐楚请以罢修曲江亭子絹一万三千七百匹，回修尚书省”。

财政收支的状况决定了预算和国库的状况。桓谭《新论》谓西汉时“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池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这里的国库收支与贮存都用货币结算。但唐代的国家财政，前期是用实物计算，后期则兼用钱、物。因而唐国库的内容也与汉截然有别。当开、天盛世，“杨国忠征夫丁租地税，皆变为布帛，用实京库，屡奏帑藏充韧，有逾汉制……又贱贸天下义仓，易以布帛，于左藏库别造数百间屋，以示羡余。”汉之宣、元与唐之开、天，史家并称为盛世，皆以府库充盈著称，但其经济内涵不同至如此。事实上，唐以后即使在商品经济相当活跃的宋代，国家财政也是以“贯石匹斤两”这样的复合单位结算，直到清代才又恢复了用单一货币结算。

三

货币关系方面的差异，使汉、唐的城市经济面貌也存在着某种区别。自然，这并不排斥它们也具有中国古代城市的共同的传统特征。

唐代在发达的封建文明基础上出现了许多繁华的大城市，包括当时堪称世界之最的长安城。它们的规模之大，设计之精，远在汉代城市之上。有人往往从某种思维定势出发，依据一些描述性史料对当时的城市商业繁荣作出各种渲染。其实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城市大小与商品经济繁荣与否并非直接相关。简单的定量分析就可看出唐代城市带有比汉代更浓厚的宗法色彩，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经济职能很不发达，商品经济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远比汉代低下。面积广达84平方公里的唐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大街两旁坊墙高耸，几乎没有商业活动，作为商业区的东西二市各仅二坊之地，与居民区108坊相比仅为后者的3.7%。如按考古发掘实测，则东西二市总面积不过1.88平方公里，仅占全城面积的2.2%。唐洛阳城的市更只在全城126坊之中据有二坊之地，仅为居民区的1.6%，比隋洛阳的市还小。

相比之下，汉长安面积约35平方公里，仅为唐长安的41.7%，商业区却有九市之多。虽然每市面积较小，但以“凡四里为一市”计，九市共占36里，与居民区160里相比，商业区占到居民区的22.5%，远远高出唐代两京。

汉代城市的闾（里）市之别似乎也没有唐代城市的坊市之别那样严格。从班固《西都赋》中“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的描写看来，汉长安大街上似乎是有商业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唐长安二市东西对称，形制雷同，是官方严格规划的产物，而汉长安九市格局不一，名称杂乱，“六市在道东，三市在道西”，甚至有的在城外，如“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五里”，令人想起宋明城市的关厢。可见两种市的风格不同。唐市虽然也反映了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活跃，但主要还是官府行政权力的体现；而汉市虽然也受官府管理，但主要却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形成的。

长安而外，汉代还有不少商业城市，如“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燧百重，罗肆巨千……百室离房，机抒相和”的成都，“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的吴以及临淄、邯郸等等。由于缺少定量性资料，难以把它们与唐代同类城市相比。但值得一提的是汉代按王符的说法，“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似乎平均每县竟有10个以上的市集。这当然是“言其多也”之形容用语，未必实有其数。但汉《张迁碑》中有“黄巾初起，烧平□市，斯县独全”之语，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亦有某地“又（有）市邑四”之说，联系王符所言，看来汉代县以下市集的活跃是没有疑问的，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相比之下，唐代则是“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至少在盛唐时代，县以下是不存在正规市集的。

综上所述，从一国之都到乡间市邑，汉代的市场网络显然比唐代要发达。当然这是指“市场”网络而不是超经济强制下运行的物资集散网络，就后者而言，汉代当然比不上有着更大型城市和更完备的运河等交通系统的唐朝。

在都市商业活动的深度方面，汉与唐相比也有许多值得研究之点。在“封建前期向鼎盛期发展”的思维模式下，过去人们对唐代尤其晚唐城市商业中出现的一些“新生事物”如柜坊、飞钱、邸店等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柜坊，日本学者加藤繁首先予以注意时，说它如果顺利发展下去可能会成为银行业的开端。此后的学者们把它越拔越高，竟至于把它说成是“专营银行业务”的“纯粹的金融机构”比欧洲佛罗伦萨或奥格斯堡的金融业要早600～700年等等。其实就史载而言，柜坊经营的是“僦（出租）柜”业务，即提供保险柜供人租用以锁放钱物。这些“锁在西市”柜坊中的钱物既不能周转生利，柜坊主也不用向钱主付息，相反钱主还要付保管费。与窖存、埋藏相比这种方法只是取用较方便而已。它虽然为商人提供了服务，而且近代银行往往也有这项业务，但仅凭这种业务它是不能变成银行的，因为它与金融市场中信用机构的基本职能——变死钱为活钱，使分散的或呆滞的资金作为借贷资本而周转起来——并无必然联系，正如藏钱满室的富翁与银行家并无必然联系一样。

事实上，银行业或金融信用事业产生的基础是商品经济发达后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一般（平均）利润率，并使之成为借贷利率的天然界限。因为只有这样，以借贷资本从事经营才会有利可图，才能产生吸收游资、形成借贷资本并使其向经营资本转化的内在动力和要求。而这在唐代是无从谈起的。如下文所言，唐代自然经济下并无能够约束借贷利率的一般利润率可言，因而高利贷利率之高骇人听闻，这种利率只能盘剥那些走投无路而饮鸩止渴的破产穷人，或者躺在特权之上而毫无“经济核算”观念的贵族寄生虫，谁会借这种阎王债作资本去从事经营活动呢？

但在汉代则不然，下面将要谈到西汉商品经济的发达已初步形成了一般利润率，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借贷利率。因而出现了“民贷以治产业”的现象。这在逻辑上必然产生促使“子钱家”吸收游资、扩大借贷资本并使自己演变成原始银行家的可能性。古希腊一罗马十分发达的金融业就是这样产生的，在汉代史籍中虽尚无此种事例发现，但在逻辑上至少可以说，汉代那些颇得司马迁好评的“率亦岁万息二千”的“子钱家”，比唐代的柜坊主更接近于银行家——自然是古典商品经济中的而不是资本主义诞生时的“银行家”。

四

商品经济的基础并不是商业，而是商品生产，因此对汉唐商品经济的研究自然不能只限于流通领域。

汉代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达是人所共知的。就连对唐代商品经济评价极高、认为是由古代向近代的转折的傅筑夫先生也承认，唐代手工业商品生产总的来看，“没有达到第一次高潮（指战国秦汉时期）曾经达到过的水平”。但他认为在农产品的商品化方面唐代已超过汉代。的确，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国，考察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只盯着城市，只盯着工商业。而这往往正是以往研究的弊病所在。因此这里我们着重比较一下汉唐商品性农业的情况。

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汉书》中的《货殖（列）传》是仅见的绝唱。”货殖”者，货币增殖也，它不仅包括商业与信贷业，也包括面向市场，以“货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业。在太史公笔下，古典时代的“企业家”们大显身手，“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在各个领域里，“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从事激烈的竞争。他们“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那些显赫的列侯封君、军功贵族在他们面前也“低首仰给”。这在我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像《货殖列传》这样的著作只能见之于汉而不能见之于唐修诸史，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然而更重要的也是迄今人们往往忽略了的一点是：《货殖列传》有关生产领域的叙述中，农业占了极突出的地位。与今日一些人一谈起古代商品生产首先想到手工业不同，司马迁列举那些“岁万息二千”的生产部门时提到的全属农（林、牧、渔）业部门：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奉，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候等，然是富给之资也。

在论及“富者必用奇胜”一节中，他提到的第一个也是生产领域唯一一个例子是“田农拙业，而秦阳以盖一州”。这里所谓“田农”显然属于上述各种商品性种植园业，而绝非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实际上整篇《货殖列传》所描绘的农业，就是一幅类似古罗马“加图式”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规模经营的图景。而在隋唐时期的任何文献中是绝对看不到这种图景的。

当然我们绝不至迂腐到把这幅图景看成汉代农业的全貌。与唐代一样，汉代农民绝大多数无疑是个体小农而不是种植园主。但即使汉代的一般小农，其经济的商品化程度也远高于隋唐。《汉书·食货志》中有一笔常为人引用的小农收支账：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佘百三十五石。食：入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

这里说的是入不敷出的小农而不是“求富益货”的种植业主，生产的是粮食而不是经济作物，但其生产的商品率仍达到45÷150=30%，而如按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的消费量计，则为（1350+450）÷（150×30+450）=36.4%。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只需记住：时至1978年，我国农业中粮食生产的商品率也只有20%！

有人可能会说班固描绘的这种卖出粮食买衣穿的农民不典型。也许如此。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战国秦汉时人谈到发展农业的条件时，几乎都要强调市场及价格因素，所谓“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事”；“重粟之价，釜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谷贾十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休止”；所谓“二十病农，九十病末”；“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欲民务农，在于贵粟……农民有钱，粟有所渫”；等等，不一而足。

而隋唐时人在类似场合谈到的大都是轻徭赋、行均田、抑兼并、兴水利之类，没有谁主张用提高粮价、开辟市场的办法来发展农业。晚唐行两税法时，由于钱重物轻，农民受害甚烈。一时议论纷起。但这些人都不是要求“重粟之价”，而是要求取消货币税！陆贽说：“粟可耕而得，帛可织而成，至钱非官铸不行，是贵民之所无，不如用粟帛为便。”白居易说：“钱者，桑地不坐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而得之？” “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春夏税，岁岁输铜钱？”总之，他们所看到的当时的农民，都处于“树之谷，艺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那样一种纯自然经济状态。像白居易那样以体察民情著称的现实主义者，他的这种看法当然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也许有人说这些人是反对两税法的保守派，有偏见。可能如此。但是我们不禁要问：汉代长期实行货币税制，也曾有贡禹、张林等人的反对，但他们只是说货币税会诱民“趋末”，助长“奸邪”，干扰物价，以及采铜冶铸劳民伤财等等，从没有人提出过那种要钱只能自铸，“业于农者何从而得之”的指责，这是为什么？显然，结论只能是汉代农民经济的商品化水平远高于唐代农民，对汉人来说，像陆贽、白居易那样提问题未免太可笑了！

五

商品经济最本质的特征不在于“商人吃香”，也不在于生产者可以拿出多少东西进人市场，而在于它是受价值规律或市场法则支配、调节的经济。我国近年来“全民经商”、“倒爷”横行的状况绝不说明商品经济发达。相反，它只说明商品经济不发达，“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苏联斯大林时代用行政命令迫使农民义务地按某种“价格”提供了比集体化前多得多的“商品粮”，但这与“商品经济”自然也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考察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否，关键是看市场机制是否健全，价值规律能否正常调节生产并维持社会分工。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利润率的平均化来体现的，在理想的市场机制下，各种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某一部门的产品如因供不应求而价格上涨，导致超常利润，各种生产要素就会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向该部门集中，导致供过于求、价格回落到使利润率降至正常值。因此，整个经济在动态平衡中形成平均利润率并借以维持社会分工不致失常。那么，这种机制在古代经济中是否存在呢？

《史记·货殖列传》曰：“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户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司马迁已经发现，商品经济中：“农工商贾”各业，乃至放贷的子钱家和其他“杂业，”都存在着一个平均利润率：无论搞哪一行，投资万钱总能获岁利两千，投资百万则岁盈20万，即年利润率20%或曰“什二”之利。人为地抬价坑骗（“贪贾”）或压价招徕（“廉贾”）并不能改变这一比率。

为什么会这样？司马迁指出：“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商品价格围绕某一水平周期性地上下波动，这就如“水之趋下”那样是客观规律，并非人之“廉”“贪”所能左右。司马迁自然不可能发现价值规律这一范畴，但他对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由这一规律决定的商品经济中利润率平均化趋势有着相当深刻的感性认识。在中国古代史上，有这种认识的人他是第一个，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个！

相比之下，唐人是怎样看这些问题呢？被一些学者誉为唐代最优秀的货币理论家的刘秩有如下一番高论：“先王以（货币）守财物……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在他看来，商品价格“一高一下”是由君主决定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常”即客观规律。这种看法比司马迁的见解糊涂多了。著名经济思想家胡寄窗先生认为唐代商品经济比汉代发达，照理货币理论会有进步，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货币理论却既贫乏又保守，他觉得很难理解。其实，如果他能怀疑唐代商品经济是否真比汉代发达，大概对此就不难理解了。

思想家的思想归根结底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之反映。如果汉代不存在古典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调节下的利润率平均化趋势，司马迁天赋再高也想不出“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的话。而事实上当时不仅司马迁，其他人也看到了20%的平均利润率的存在。《史记·苏秦传》、《汉书·贡禹传》与《盐铁论》都有“什二之利”或“逐什二以为务”的提法。而在唐代并没有谁提到过一般的或平均的利润率，相反地在封建经济中可以有神通广大的商人，却没有起调节作用的市场机制，商业的偶然性、欺诈性与投机性使得利润率没什么标准可言。唐代江西商人贩木材到扬州，“利则数倍”；河南人从江南贩来江湖之货，一年“获利可倍”。如此等等。

当然，所谓平均利润率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且只能以动态平衡方式体现。利润率的完全平均化只存在于“完全竞争”的“理想市场”之中，任何现实的商品经济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各国都不可能达到这一理论上的典型状态，更遑论古代的商品经济了。所以司马迁一面讲“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一面又声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尽管如此，一个经济系统的性质毕竟是由支配该系统并决定着系统内各元素间特定的联系方式与相互作用机制的运动规律所决定，并表现为一种特有的自组织、自调节机制。许多经济现象如雇佣、租佃、奴隶制、借贷、承包、股份制、商业利润等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经济系统中，但在不同的经济规律制约下便具有不同的性质。在汉、唐经济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例如，汉、唐社会都有许多奴隶，过去在古史分期讨论中，人们对汉代奴隶多少的问题争论不休，其实汉、唐奴隶究竟孰多孰少，是很难断定的。然而汉代的奴隶自有其特定的性质，用汉人的话说：“奴婢，职在理财货”，“奴婢致财，与财货相似……可通往来，故理财货也”。奴隶是一种“与财货相似”、“可通往来”即可以流通的商品，而且还是一种使用于商品经济（“职在理财货”并在使用中可以“致财”即产生价值增殖的特殊商品。这样一种古典商品经济中的奴隶概念，在唐代的封建自然经济中是不存在的。在那里，奴隶制只是自然经济下宗法式人身依附状态的最极端形式而已。

又如，汉、唐社会中都有高利贷者，但汉代的借贷资本作为古典生息资本的一种形式，受古典商品经济中平均利润率的一定程度的限制，而唐代的高利贷则完全是自然经济下弱肉强食式的勒索。《货殖列传》中的子钱家与农工商贾一样“岁万息二千”，郑玄在《周礼》注中认为合理的利息率是5%，王莽时的五均赊贷，利息为年率10%～36%，而且明确规定“民欲贷以治产业者”，“计所得受息”，直接以产业利润率来限制借贷利息率。而唐代的利息率与汉代相比高得惊人，法定官高利贷（公廨钱）月利40%～70%，相当于年利480%～840%!法定私高利贷月利40%～60%，而现存文契竟有高达100%的。“五十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这样的利率真是骇人听闻。吕思勉先生也注意到隋唐借贷利率明显高于秦汉，但这是为什么呢？显然不能说汉代的子钱家比较仁慈而唐代的高利贷者生性狠毒。关键恐怕还在于唐代经济中不存在古典商品经济中平均利润率的调节机制。在欧洲，中世纪前期高利贷利率远远高于希腊罗马古典时期，就是这个道理。不言而喻，这两种借贷关系也具有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所赋予的不同性质。

类似地，汉、唐的租佃、雇佣等现象也可以放在不同的动态经济系统中去比较，限于篇幅，本文从略。

六

综上所述，从货币制度、国家财政、城市职能、生产领域、经济运行机制与运动规律等方面考察，唐代商品经济的水平都比汉代相差很远。但唐代社会的发展阶段与文明程度当然不能说比汉代还落后，这显然会引出传统史学理论框架所难以容纳的一系列问题。

当然，可能有人会指出这里所谓“汉唐比较”太笼统，因为汉与唐都是各有数百年历程的漫长阶段，各自内部经历的经济变化也很大，例如谁能说，东汉末期的商品经济要比两税法以后的晚唐更发达呢？

但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这里。我们看到，汉唐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的兴衰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是截然相反的：汉初社会进步最快、文明最有生气的时代是以“文景之治”为中心的“汉兴七十余年之间”。这个时期正是古典商品经济在“无为之治”的自由放任政策下几乎不受限制地大发展的时期。武、昭、宣、元四代达到了社会繁荣和文明昌盛的顶点，而商品货币关系也发展到顶峰并开始在武帝中后期及王莽时代的一系列打击下趋于停滞。东汉以后古典商品经济逐渐衰败，自然经济化进程已经开始，“闭门成市”的庄园与《四民月令》式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发展起来，黄金退出流通，货币停止铸造。而灿烂的汉文明随之黯然失色，社会日趋萧条破败。董卓乱后，三国两晋，自然经济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秦汉古典文明也就被一个分裂、混乱的黑暗时代取代。

而唐代的发展恰恰相反。唐初“贞观之治”虎虎生气，文明如日中天，而此时是均田制、租庸调，交易用粟帛，官禄赖职分，自然经济高度发达。开、天之际商品货币关系逐渐发展，而社会文明也盛极而危。至安史之乱后商品经济日盛一日，定州何明远式的工商业巨富出现了，“如见钱流地上”的局面形成了，赋税货币化的进程开始了，草市、飞钱等新生事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纷纷出台。然而在这商品经济长足发展的时代，气势恢宏的唐代文明却已成风中残烛。

这就是说，秦汉文明是以古典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文明，随着古典商品经济的衰落与自然经济化，这个文明衰落了。隋唐文明是以中古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文明，随着自然经济的日近黄昏与商品经济的复兴，这个文明也逐渐失去了生气。

如此看来，中国的社会文明果真是“三十年一贯制”的吗？汉唐间的历史进程仅仅是“封建前期向封建中期”的演变吗？答案有俟时日，本文的目的只在于提出问题。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古典粗佃制初探

——汉代与罗马租佃制度比较研究

一

“租佃”是史学中极常用的概念。长期以来人们都说：“奴隶社会”是奴隶劳动，封建社会是租佃制。而“古史分期”的全部工作便是寻找奴隶制为租佃制所取代的标志。然而，究竟什么叫“租佃制”？看来对这一“符号”所要表达的“语义”在今日还远不是一致的，于是关于它的研究便有成为一场没有规则的“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语）的危险。

笔者认为所谓租佃制应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租佃制指独立经营者向别人交纳剩余产品或劳务，不论这种交纳是基于土地所有权、人身权利、政治特权还是宗教特权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租佃制是与剥削者组织生产而向劳动者交付必要产品的制度（雇佣制或奴隶制）相对而言。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给工人工资，而中世纪农民给地主地租；资本主义制下无酬劳动似乎也成了有酬劳动，奴隶制下有酬劳动似乎也成了无酬劳动。而租佃制则是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分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吃自己饭的”劳动者向剥削者交纳产品或劳务的任何形式，包括我国三代的贡助彻、斯巴达的希洛制、古罗斯的“索贡巡行”制等等，都可以称之为“地租”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中世纪的农奴支付着“劳役地租”。因为很明显，在中世纪共同体等级占有制条件下我们很难绝对地说领主是“土地私有者”而农民则对土地没有任何权利。事实上，这种劳役的基础并不是“无地的”农民耕种了“土地私有者”领主的土地，而是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的人身依附关系，统治与服从关系。

而狭义的租佃制则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其实质是土地所有权或土地资本的有息借贷，也可以理解为土地定期使用权的买卖。罗马法把租佃视为一种债权关系，并定义说：“它很类似买卖，并受同一法律规范的调整。”马克思说：“土地的价格不外乎是资本化的地租，什么叫资本化的地租呢？这就是说，我把地租看做是投在购买土地上的资本的利息。”显然，这个意义上的地租只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前提是土地之为商品，土地之为货币等价物，土地之为生息资本，而租佃关系的当事人必须是自由人。这种作为自由人的佃户以等价交换方式租赁作为自由财产的土地（亦即购买土地一定时期内的使用权）的制度，只有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时代，存在着自由人与自由私有财产的时代才能存在，也就是在古典时代与近代才能存在。而在封建社会，它只有作为农奴化以前的古典私有制遗存，或作为人身依附制度瓦解后的近代自由私有制的历史前提而存在。

可见，广义的租佃制与封建制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封建制发达的国家未必有发达的租佃制，而租佃制发达的国家未必就是封建国家；而狭义的租佃制即自由租佃制更与封建制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我们说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不是因为有租佃关系，而是因为自然经济、人身依附与宗法共同体——私有制关系上的宗法与特权羁绊，因此租佃制也是不自由的。换言之，不是租佃制决定了当时社会的封建性质，而是社会的封建性质决定了那种租佃关系的性质。

由于狭义租佃关系条件下地租不过是生息资本利息的一种形式。地租率与借贷利息率一样受到支配商品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的制约，必然地要低于资本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因此这种租佃关系不会妨碍其他形式的资本（例如近代产业资本）的积累。过去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说什么中国资本主义所以难产，就是因为土地“自由私有”、自由买卖与租佃，因此地主、工商业者、高利贷三位一体，积累都投资于购买土地剥削地租，因而资本原始积累搞不起来。而西方则是领主制加村社，土地不能买卖与自由租佃，故工商业积累只能变成产业资本云云。其实历史的事实是：在西方农奴制与地产“僵化”的时代，还根本没有什么资本原始积累，而原始积累的开始正是在农奴制瓦解、租佃制盛行、土地可以买卖的16世纪以后。当时西方并不是没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工商业利润购买土地的现象，但它并不妨碍原始积累，因为自由租佃制本身具有的使地租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的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而自行阻止了工商业者大规模进行土地投资的趋势。而在封建中国“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下，恰恰不存在自由租佃制。晋唐之间那种贵族等级占田制下的农奴制自不待言，就是宋元以后，在“土地买卖”的表象背后也根本不是商品交换关系，而是统治与服从关系，土地不是按资分配的，而是按权分配的。最有资格的土地所有者始终是权贵而非富商。“投献”、“优免”、“飞洒”风气之盛，表明对权贵来说固然“‘福’字从田”，而对非特权者来说却是“‘累’字从田”，平民地主的不稳定性远甚于封建性的特许商、专利商。靠纯经济手段购买土地当平民地主来“用本守之”，是根本“守”不住的。由此造成自然经济与人身依附条件下地租率极高而地价相对极低，根本不受平均利润率的限制。地租与其说是地价的利息，毋宁说是“特权即例外权的类存在”。由这种高额地租吸引而发生的“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与其说是工商业资本通过等价交换方式转为土地资本，毋宁说是工商业资本投靠宗法特权，是以工商业（往往是垄断性、特权性的专利商、特许商）致富，通过权力关系（而非等价交换关系）转化为权贵地主及其附庸以“守之”。显然，在这里阻碍资本原始积累的，与其说是自由租佃，毋宁说是宗法特权。

然而在前封建的古典时代，“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这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名言却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我们知道，前古典时代由氏族异化而产生的早期文明在氏族团体封闭性的基础上往往形成种姓制。我国西周时代就是“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在古风时代的希腊诸邦如底比斯、克里特诸城，工商业者不能享有公民权（这在当时的实际意义即不能占有份地、不能为农民），“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是对这种传统的否定。所谓用本守之，从《货殖列传》的行文看，主要是指古典商品经济中的农业经营资本即经营“千亩漆”、“千亩桑麻”、“千树粟”、“千树枣”、“带郭千亩亩钟之田”、“千亩卮茜、千畦姜韭”之类商品种植园的生产资本，但毫无疑问，土地生息资本也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兴起。

古典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罗马与汉代都造成了文明史上货币关系发达的第一个高峰。从汉武帝至平帝的一百余年间，发行五铢钱共达2800亿文之多，年均发行量达到唐代最高年份的七倍以上、清代前期平均数的十倍以上，赋税、工资、俸禄、利息、罚款等都高度货币化了。“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户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这反映了当时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已形成资本的社会平均利率。它调节着农、工、商、高利贷乃至其他 “杂业”等各行业间的资本流向，这是后来封建时代从未有过的现象。至于古罗马，则古典商品经济与货币关系的发达又高于两汉，不仅贵金属铸币（塞斯退斯、德拉克马、迪那里等）已取代了贱金属货币（阿司），而且已经广泛出现了具有存款、贷款、汇兑、转账、贴现等功能的金融信用业（古典式的“银行”）。罗马物权法中所谓“物”（res）被定义为可以转换为金钱价值的权利客体，并且指出了“物”具有产生“孳息”的功能。在这里“物”实际上已被抽象为生息资本。它也必然使罗马人产生关于社会平均利率的认识。在罗马经济学家如科路美拉等人的论述中，常把等量资金作为生产资本所能产生的利润、作为借贷资本所能产生的利息、作为土地资本所能产生的地租进行比较，并以此作为择优投资的根据，同样是一种“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的思维方式。

古典商品经济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现在不少人认为汉代奴隶没有罗马那么多，因而得出结论说，商品经济在罗马导致了奴隶制，而在汉代导致了租佃制。这是否合乎事实姑且不论，起码他们没有看到：汉代与罗马哪个奴隶更多，固然并非无足轻重，但这都是什么性质的奴隶，在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制约下的奴隶，在一种怎样的动态经济系统中充当元素的奴隶，这却是更重要的问题。罗马法认为：奴隶是mancipia，即可买卖物，“奴隶劳动体现在其产品之中，而……产品被理解为扣除（奴隶）必要消费后的余额”。汉代人说得更透彻：“奴婢，职在理财货”，“奴婢致财，与财货相似……可通往来，故理财货也”。奴隶是“与财货相似”，“可通往来”即可以流通的商品，而且还是一种本身可以“致财”即产生价值增殖的特殊商品！古典商品经济撕掉了早期文明时代掩盖着人身奴役的氏族家长制宗法外衣，以商品所有者和商品的形式赤裸裸地展示了自由人与奴隶的对立，这就是作为历史必要性的古典奴隶制。至于这种必然性所引起的社会现象已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个问题。

然而古典商品经济并不仅仅造成了古典奴隶制，它还把人与财产都从异化了的氏族共同体束缚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文明史上第一个“自由人”与“自由私有财产”的时代。作为“自由私有财产”主要成分的土地也卷人了商品经济的自由流通之中。中国自秦以后，罗马自布匿战争以后，土地关系已从“份地永占”发展到自由私有制，西汉田地“人卖买由己，是专地也。”罗马的西塞罗则认为当时的地权已是“不受任何官方或私方干扰的、对不动产的所有权”。在商品经济洪流中，土地流通频率异常高。汉代“商人并兼农人”，形成了“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的局面。罗马地产的流通频率更令人叹为观止。共和晚期，米塞努姆地方一个庄园在最多25年内先后属于马略、科尼利亚、卢库路斯和老库里奥4人。西塞罗在图斯库拉努姆的地产在他购买它之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也已经过了苏拉、卡图卢斯和一个自由富人维提乌斯之手，而西塞罗流亡归来后又卖了它，但很快又改变主意，把它赎回。同一地区另一个庄园从自由人索特里库斯_马修斯手中转到L·克拉苏手中，此后的约50年间又至少换了5个所有主。这种状况从逻辑上说必然伴随着两个现象。第一，土地所有权的流通自由必然伴随着土地使用权的流通自由。不少罗马农民就是在出卖土地所有权后“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佃户的。第二，地主们既然占有的是活动性很大的地产，就需要剥削可适应其地产消长变化的劳动力，而不能也不必占有固定的人身依附者，否则一旦买进新的地产，靠谁耕种？如果卖出地产，又怎么养活原有的依附者？换言之，“自由地产”需要“自由”的劳动力。这种“自由”可以是主体意义上的，即自由雇工、自由佃农，也可以是客体意义上的，即“与财货相似，可通往来”的自由流通的商品——奴隶，但绝不能是处于宗法纽带之中，累世依附，数目固定的农奴、部曲、私属等等。

因此，古典时代租佃制的发达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广义的“租佃制”虽在罗马发生极早，王政时代的被保护民就耕种着从主人那里得到的土地，并承担“资助”主人的义务。但狭义的即真正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租佃制则是公元前3世纪后兴起的。加图的《论农业》中就多次谈到租佃制，出租的种类包括种植谷物和豆类的土地、葡萄园、牧场等，收取至的实物分成租。公元前2世纪为罗马征服的希腊地区古典商品经济兴起更早，租佃制发达也更早，如提洛岛及其附近的20多个属于阿波罗神庙的地产都是出租的，其中包括橄榄园、无花果树园等等。佃户交纳货币地租，租佃契约为期10年，但这种契约通常都可续订，铭文表明这里的租佃关系自公元前313年直至前170年一直延续。这种短期、定额、货币租的形式很快也在意大利流行。5年租期是契约的标准形式，而地租即使实际上以产品支付，也往往是按固定的货币价格来结算的。在定额租制下，遇荒年佃户可以减纳，但地主保留在次年丰收后追回所减数额的权利。到了公元1世纪的“罗马和平”时代，罗马社会的繁荣、古典商品经济的发达都达到顶峰，租佃制同样发展到极点。这个时期的租佃形式也日趋多种多样，除了定额货币租外，还有分成制、实物租。租约有长期的和永佃制的，还广泛存在着转租（一田二主）、包租现象。犹如借债往往需有抵押一样，租佃关系中也盛行押租制，《法学汇纂》中关于押租与租佃保险有一系列的规定。在租地的使用方面，既有使用奴隶劳动的“货殖”型租地农业家，也有大批租进、小批租出、转租牟利的包租人，当然也有大批小佃农，其中既有外来的求佃者，也有失去土地后保留佃种权的原来的小农。在诸行省，小佃农无疑占绝对优势，即使在意大利，也没有什么根据足以证明租地奴隶主居多数。整个地看，这一时期租佃制的特点是：

（1）租佃关系的相对普遍性。国有地几乎全部租给私人，私有地的租佃也很活跃。据小普林尼在公元98年的一封书信说，他一般每年可从佃户那里得到40万塞斯退斯的租金。从其他信中可知这时他的全部收入为每年100万塞斯退斯，其中包含相当一部分商业与债利收入。不难推断，地租收入在他的农业收入中大概已占一半以上。

（2）自由租佃。地权流通率高，活动性大，反映在租佃关系上便是短期租佃占优势，即使实际上租佃关系持续好几代人，也往往采取不断续签短期租约的方式进行，如前述提洛岛的情况。显然这样是难以形成固定的依附关系的。反映这一时期的租佃法有两条原则。其一，佃户“在我们的法律中不属于从属地位”。直到隶农制盛行以后，224年的一个法令仍然说：“如非所愿，无论佃户或其子孙在租契期满后都不应被羁留”，并补充说：“以往法令中常常有此规定。”显然，3世纪的法令如是言，反映了“以往”自由租佃制的遗风，尽管实际情况早已面目全非。与佃户退佃自由相应的是地主的划佃自由，不但租佃期满后地主有权收回土地而辞退佃户，甚至在租期内如果地主将土地卖给他人（按罗马法的绝对所有权观念，他原则上是有此权利的）新地主也可以把佃户赶走，因为他并非原租佃契约的一方，不受它的约束（相应地佃户也可不受约束而提前退佃）。这就是第二个原则“出卖终止租佃”。在此情况下佃户如受损失，可对原地主提起诉讼要求赔偿，但无权反对新地主的划佃行为。

（3）租金利息化。正如下文还要提到的，罗马地产普遍不论面积而论价值，地租率不是按产量，也不是按地亩，而是按地价计算的，并且在理论上须以货币支付。这样，商品经济条件下地租是地价的利息这一特点便表现得相当明显。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地租率也确实与当时的借贷利息率基本相等，并都被限制于某一水平（实际上就是社会平均利率）以下。相对于封建社会（无论是我国魏晋至明清还是欧洲典型封建时代）而言，这种地租的租率相当低。这当然不是因为当时的地主比中世纪的地主善良，更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地租只是奴隶制的补充”而对此无所谓，而主要是古典商品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所决定的。正是在这种租率的基础上才能存在相当数量的古典式“租地农业家”。

（4）这种租佃制上承早期文明中异化了的氏族社会里的被保护民制，下接古代末期自然经济化以后的人身依附制（隶农制、农奴制等等）◦它作为土地商品化的产物，与人身商品化的产物——古典奴隶制同受古典商品经济运动规律的调节，同兴同衰，并没有“租佃制取代奴隶制”一说。至于谁是谁的“补充”也很难讲，无论如何，现在学者们日益倾向于认为“罗马社会中典型的劳动者是农民，而不是奴隶”。看来，我们应该用系统论中一定规律下诸元素相互作用的观点取代以往那种A支配B、B服从（补充）A的机械论观点。社会形态的演变应该是系统结构与运动方式的改变，而不仅仅是某个“支配因素”的替代。

二

从上述观点看，汉代租佃制有许多与罗马租佃制相似之处：

（1）汉代租佃关系也是古典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汉代与罗马一样，盛行着土地作为货币等价物的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汉代记产文书，无论是官立的四川郫县出土赀计残碑，居延户籍简中的记产内容（如著名的公乘礼忠等简）还是私立的记产碑如《隶释》中的《金广延母徐氏记产碑》等，都是把土地与奴隶等折合成为货币价值载入的。这与我国封建时代的地产记录文书（如敦煌、吐鲁番唐宋文书与明清鱼鳞图册、地籍文书等）形成鲜明对比，而与《拉丁铭文集成》（CIL）、《拉丁铭文选辑》（ILS）中收录的绝大部分3世纪以前的罗马记产碑类似。显然，这种形态的地产在租佃关系中已具有土地资本的性质。

（2）上述经济条件下，汉代也出现了一个自由租佃制相对活跃的局面。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可见这些佃农是国家编户齐民，是向国家承担公民义务（赋役）的，而不是依附于私人的。在原则上他们可以当兵（正卒、屯戍）还可以当官，如东汉的杨震、郑玄都曾为佃：杨震“少孤贫，与母居，假地种植，以给供养”；郑玄“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至于国有地的租佃，即“假民公田”，在汉代租佃关系中比重尤大，其承租者有平民中之贫者，有平民中之富者，如武帝时通西南夷，“募豪民田南夷，人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甚至更多的还有官吏贵族，如《盐铁论·园池》中论述的“公家有障假之名而利归权家”的“公田转假”制，史籍中酷吏宁成等就曾干过这种事。可见，这种租佃制只能是自由租佃制，由于佃户并不是特殊身份，也不被视为一种特殊职业，因此佃户没有特殊称呼，亦谓之“民”而已。租地经营方式也多种多样，有自耕者（“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有转租者（“公田转假”还有商品化农业经营者，如宁成在“贳贷陂田”上“役使数千家”杨震在“假地”上“种蓝”等等。

两汉地租支付手段与罗马一样可以以劳务、产品与货币支付。前者如宁成“贳货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中者如“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后者如《九章算术》卷6第24题：“今有假田，初假之年三亩一钱，明年四亩一钱，后年五亩一钱，凡三岁得一百，问田几何？”但无论支付形式如何，都是以交换的形式实现的经济地租。过去有一种理论，把地租支付形式与人身依附关系强弱简单挂钩。凡以劳务支付的便称之为“劳役地租”，认为最原始、依附性最强，次为“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依附性依次递减。其实地租规律并不按此顺序演进，而只有经济性地租与依附性地租两种，前者可以劳务支付（如俄国之工役制，宁成一例即可称为古典工役制），后者亦可以实物或货币支付（如我国安徽佃仆制便是交纳定额租的）。问题不在于地租支付形式，而在于租佃关系成立的基础：是商品交换性质的自由经济契约呢？还是自然经济下的人身依附？

（3）汉与罗马的这种古典租佃关系，都是随着古风时代依附制度[我国的井田制“劳役地租”，希腊的“六一农”债奴制地租以及罗马被保护民的“封建租佃制”（维科语）]瓦解后兴起的，后来又随着中世纪人身依附关系的盛行而衰落。这种以土地使用权商品化为本质的古典租佃关系和以人身商品化为本质的古典奴隶制是随着古典经济的兴衰而平行起落的，正如资本主义性质的地租（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与雇佣劳动（劳动力商品化）平行兴起一样，不存在着一个取代另一个的问题。

我国租佃制兴起于何时？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西周封建论”者认为井田制就是一种“劳役地租”制度。这从广义租佃制说可以成立，虽然，它并不是封建地租。而最没有根据的是“战国封建论”者的主张了。他们立论的基点是把“地主”、“租佃制”与封建制画等号，因此在汉代以前寻找租佃制达到了捕风捉影的程度。例如郭老从《吕氏春秋·审分》关于“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一语中得出结论说“秦前的地主们已经充分懂得”“奴隶制集体耕作”不如“封建制的”“分佃的办法”。其实，上述语句不过是说明集体劳动不如个体劳动而已，哪里有什么“分佃”的影子？他又从《韩非子·诡使篇》中“士卒之逃事状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一语中断言，韩非时代已出现了“万数”的（即“不计其数”的、“极多”的、“普遍”的）佃农。其实，“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与“租佃制”并无必然联系。孙达人同志在50年代已举出大量证据证明这些避役的人只是不事生产的“食客”，而绝非农民更不是佃农。事实上，整个战国时代仍然在实行国家授田、份地永占的制度。

我国的古典租佃制与罗马一样，是在从“份地永占”向土地私有过渡的时代（这一时代同时也是商品化私有奴隶制和奴隶市场活跃的时代）发展起来的。汉时租佃称为“假田”。“假”训为借，即自由农民向地主（国家或私人）“借用”土地，“假”又通贾、价，是用货币、产品或劳务为代价交换来的土地使用权。同罗马一样，这种关系最初是在国有土地上形成，在“份地永占”制下，国家除按一定标准向公民授田外，也可以以一定条件向公民出借土地。罗马在共和中期就是这样的，到革拉古改革前后私有土地变成了自由财产，租佃关系也随之在其中活跃起来。在我国，《史记》中只有假公田的记载，到两汉书中才出现私田租佃的材料。可见租佃制也是从公田发展到私田的。到东汉以后，古典商品经济衰落，边疆地区的“北假”田制为军事农奴制的屯田所取代，内地的“假民公田”自安帝以后不复再见，至三国时亦为屯田所取代。至于私田租佃，则在“奴的客化、客的奴化”的趋势下演变为自给自足庄园中的徒附、私属、部曲制，“假田”之名也消失了。

租佃关系从国有地扩展到私有地，从公法性质变为纯私法性质。希腊罗马的公有地出租与汉代之假民公田原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公民身份的体现，不完全是经济关系，后来受土地买卖的影响，成为纯经济的土地使用权买卖关系了。而到古代末期自然经济化时又从纯经济关系变成了超经济强制的依附关系。罗马帝国前期，小普林尼与科洛美拉均提到佃户耕作很糟糕，应该慎用。如果要使用租佃制，则主人应勤于监督，并改定额货币租金为实物分成租。这些话与其如过去有人所说的那样体现了奴隶制向租佃制的转变，毋宁说体现了古代自由租佃制向中古依附关系演变的端倪。这时的自由租佃制已是一种走向没落的关系而不是新生的东西了。

三

但是，秦汉与罗马租佃制也各有其特点。

首先，应该说汉代租佃制远不如罗马发达。

前面说过，汉代自由租佃制比起先秦及魏晋南北朝来说要发达，但若与希腊罗马世界相比，则我们应承认还是不甚发达的。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也只是说“或”然有之而已。《史记》一书根本未提到私有土地的租佃制，公田租佃亦仅二见，而提到奴婢与雇佣劳动之处却很多。从西汉中期至东汉陆续写成的汉代大部头文献之一《太平经》的现存部分也频频出现“奴婢”与“流客”（雇工）却一次也没有涉及租佃制。另外两部古典时代的经济巨著《管子》（部分篇章写成于西汉）与《盐铁论》也绝口不提私田租佃（后者只提到公田转假）而这两部书对奴婢、雇佣、高利贷等现象均有记述。《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致富门路上百项，其中有各种商品化农业经营者、农产品贩子，也有“出租”资本的“子钱家”唯独没有提到土地出租者。晁错说农民破产后的处境是借高利贷，“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等等，也没有提到沦为佃农的出路。可见汉代虽然毫无疑问有租佃关系，但发达程度甚为可疑，把汉代农村描绘成地主与佃农的世界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货殖列传》所描写的那种商品化农业、代田法、区种法所显示的那种规模经营与集约化农业，郫县残碑中反映的土地关系，都与租佃制格格不入。

前面已说过，关于先秦租佃制的说法大都是曲解史料，而汉代虽然确有租佃制，但过去为了夸大其作用以证明“封建制占主导地位”也往往牵强附会地解释史料。例如，把所有的“假民公田”都说成是国有土地租佃制，其实正如高敏同志论证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家授田制而非租佃制。又如，据陈汤所说，成帝时“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有人以此证明“富人普遍采用”租佃制，有人甚至进一步引申出“役使”一词当时就是指租佃制。其实，这句话只是说富人霸占大片土地使贫民为之干活，并没有说他们是以什么方式实现这一点。“役使”一词就字面意义来说是“使之服役”，更不能理解为交纳地租。《战国策》注：“规，犹谋也。”《康熙字典》谓“《汉书》凡谋皆作规。”又《礼记·王制》有“规田”之制，其说为“九夫为规，四规而当一井”，是一种井田制式的集体耕作制。所以从字面上讲“多规良田”带有谋划、经营之意，并非坐收地租而不问其他的租佃制。

还有一些史料，我们虽然不能说它绝不是指租佃制，但至少把它解释为租佃制仍是可疑的。如王莽指责“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今人多从颜师古说，把“分田劫假”与“什税五”等为一事，认为这是豪民向佃户收什五之租。其实从原文看来“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一语的主语显然是“汉氏”而非“豪民”。“分田劫假”一语较为费解，“分田”当时一般作“依分占田”解，所谓“分田无限”就是这个意思，而“假”即“假民公田”正如高敏同志曾指出的，两汉后期的“假民公田”已由租佃型为主变为授田型为主，因此所谓“豪民侵陵，分田劫假”似应解释为：豪民侵凌百姓，霸占土地，把国家授予的假田也劫夺去了。如汉成帝时，“帝舅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这类事情当时屡见不鲜，故王莽有是言。由于小民的土地，多为豪强所占，而税如故，因此名曰三十税一，实际上等于是什伍而税了。

此外，荀悦的话，“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也是今人论及租佃制时几乎人人必引的史料。但要把“太半之赋”解释为私人地租也有可疑之处，因为这里“输太半之赋”的主语似乎是“豪强”这就不好理解了。因此后来杜佑在《通典》中把它改为“浮客输太半之赋”，“人输豪强太半之赋”。我们现在的理解便是从杜佑而来。但杜佑这种改动是否合适，值得研究。事实上说秦汉之时以“赋”称私人地租，且租率高达三分之二，并无其他材料可为佐证。我们也可以作另一种理解，即荀悦这里说的是土地集中程度之高，并不是说地租率的高低（下文紧接着谈论应该实行限田制与井田制，可以为证），由于豪强富人占田逾侈，以至提供田赋总数三分之二的土地都集中于他们之手，而这些田赋也为其所吞。所以说这是一种“适足以资富强”的制度，需要以井田制或至少是限田制来纠正之。

总之，两汉虽有租佃制，但并不像过去所渲染的那样发达。

如前所述，汉代史料中很少谈到租佃制，而罗马繁荣时代的作家如加图、西塞罗、维吉尔、贺拉西、科路美拉与小普林尼等人的著作中都多次谈论租佃制。我们现在所知的秦汉法律，包括睡虎地、张家山出土的秦汉律简、正史刑法志及沈家本《汉律摭遗》一书所搜集的丰富材料在内，都未见有关于租佃制的条文，而罗马法中关于租佃制的规定之详明却令人叹为观止，整个《法学汇纂》的第19卷第2章和《查士丁尼法典》的第4卷第65章以及其他章节的部分条款都是租佃法，其中许多原则至今还在指导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租佃关系。自然，罗马法中关于租佃的部分内容是帝国后期隶农制即“束缚性佃户”制时代的东西，但诸如《法学汇纂》第19卷第2章中作为债权关系一部分的租佃法则完全建立在自由契约（locatio conductio）原则上，其渊源可上溯至希腊，而在罗马至少在加图时代它已是“正常的行为”。

我们知道，秦汉时代并没有形成任何关于租佃关系的特有术语，“佃户”、“地租”之类的概念都是隋唐以后才有的，秦汉时代只有“贫民”“假”了土地而交“税”这类泛泛的说法。而罗马时代已经发展了一套关于租佃的专门术语，如llocatio conductio（自由契约）、Colonus（佃农）、vectigal（承租者）、Conductor（包租人）、Partiarius Colonus（分成农）、emphyteusis（永佃权）、adscripaticii（编人佃农）等等。

秦汉考古材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原始的商业、借贷、财产登记、赋税交纳等方面的文契籍账，然而至今并未发现任何一件有关租佃制的原始文件，而这种文件在希腊与罗马的铭文中和纸草文书中却是大量存在的。所以今天人们可以对罗马租佃制进行个案的微观分析，而对汉代租佃制则没有这种条件。

罗马的租佃制形态中已经具有了许多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租佃制高度成熟后才具有的，甚至在那时都尚未具有的现象，如货币地租、定额租、不在地主、一田二主、田骨田皮、包佃制、押租制、永佃制、租佃保险等等，而秦汉的租佃制绝无如此成熟。过去在古史分期讨论中曾有人批评魏晋封建论说：“与其说两汉像罗马，不如说两汉更像宋元明清。”其实仅就租佃制而言，罗马倒似乎比两汉“更像”明清，当然确切地说，应该是比起典型封建制来，前封建的古典时代“更像”封建晚期商品经济复兴时代，这是合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

如前所述，在古典时代国有土地的租佃制是具有代表性的。罗马与汉代的国有地产租佃制都比私有租佃制产生早、发达程度高，但两相比较，罗马国有租地的发展水平显然又远在汉代之上。我们知道古典私有制高度发达的罗马很少有“国营经济”，“国有地如果开发了，一般都是在国家的私人佃户手中”。而汉代的国有地则除了“假”予私人外，还有大量被用于国家经营，如武帝时在“杨可告缗”中被没收的大批田地、奴隶，就是转交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部门设立田官来经营的。此外，非自由的军屯土地也占了很大比重，东汉尤其如此。因此汉代国有租佃制的发展是不能与罗马相比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逻辑分析入手比较一下罗马与汉代租佃关系的发展水平。

我们知道租佃关系得以发展的历史前提是地权与经营相分离，或者地权集中而经营分散或者地权分散而经营集中。罗马与汉代都存在着古典商品经济自由分化条件下的土地集中问题。汉代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说。罗马也有“大地产毁灭了意大利”，“六个地主占有阿非利加全省土地的一半”之说，单凭这些泛泛之词似难以作定量的比较，但在逻辑上，由于罗马古典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远在汉代之上，自由民的竞争、分化也比汉代剧烈，因“民得卖买”、“田无常主、民无常居”、“信兼并之法，逐进取之业”而造成的土地集中趋势也应比汉代强烈。从实例来看，如果把西汉郑里廪簿、东汉郫县残碑与罗马帝国的若干类似的铭文用现代统计方法加以处理，可得下表:

东汉郫县残碑

西汉郑里廪簿

罗马*

Ligure-Baebiani 101年

Veleia 110年

Volcei 307年

Lamasba 220年

Magnesia ≈310年

Hermopolrs ≈330年

样本包含的单位数

16

25

57

46

36

78

67

198

基尼系数

0.505

0.223

0.435

0.526

0.394

0.447

0.679

0.856

离散系数

0.920

0.409

1.4142

2.003

1.198

1.808

2.992

4.642

*M·芬利主编：《罗马财产研究》第21、26～33页，剑桥1979年。

基尼系数与离散系数是显示土地集中程度的两个统计指标。显然这两个指标罗马一般较汉代为高。因此从逻辑推理到抽样分析的结果都告诉我们，两极分化、土地集中的现象在罗马比在汉代更明显（而在这两个社会内部，后期又比前期更明显）而土地经营方面呢？以往中国学者往往被灌输以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奴隶制生产就是一种“十千维耦”，拥有“上万奴隶”的特大农场，这完全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实际上，古典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典型种植园如加图、瓦罗、科洛美拉所描绘的，是一种中小型种植园。加图描绘的橄榄园标准模式是240犹格（800多亩），葡萄园为100犹格（378亩）而科路美拉所描绘的葡萄园仅7犹格（26亩）。当代不少西方研究者也认为兴盛时代的罗马富豪与其说拥有一个庞大而连片的地产，不如说最常见的是拥有一系列散在各处的小农庄。而西汉的古典商品化农业，从《史记_货殖列传》中“千亩桑麻，千亩亩钟之田，千亩卮茜、千畦姜韭”和赵过代田法“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的标准模式看，也在500～1000亩规模上下，亦即典型的罗马种植园不大于、很可能还小于两汉的同类经济。显然，地权更集中而经营规模并不大的罗马古典农业更需要租佃制。

另一方面，罗马的商品经济发达，在土地兼并与自由分化中破产的自由民队伍也应该比汉代更庞大（当然汉代破产小农的处境可能比罗马更悲惨）他们出路何在？从理论上说不外五种可能：（1）成为寄生性的“无产者”；（2）成为被雇佣者；（3）成为半自由的依附者；（4）沦为奴隶；（5）成为自由佃农。

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罗马平民破产后都成了靠社会养活的“无产者”，这实在是个绝大的谬误！按现代一般估计，罗马帝国自由人口约6000万至1亿，意大利人口700万。而“无产者”有多少？我们仅知道在罗马有10万至30万而已，除了罗马城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以外，我们未见到其他意大利城市、更不用说行省城市对“无产者”实行一包到底的大规模供养制的例子。少量的“粮食津贴”（alimenta）绝不可能使大群穷人过上“寄生”生活。至于广大农村地区，更是从来不存在什么社会养活“无产者”的制度。可见，寄生性“无产者”绝不是罗马穷人的主要出路。那么出路何在？罗马法禁止公民为奴，虽然未必能禁得住，但与汉代相比显然不是大的出路。雇工虽然有，但在当时奴隶劳动发达条件下也不可能有很大市场。至于依附民，在罗马帝国中晚期诚然是穷人的主要出路，但在古典时代公民自由的观念下也不会多。因此，当佃农便成为逻辑上最大的出路。

而秦汉时代并未废除债权制，自由民沦为奴隶的路是敞开的；由于没有大量外族奴隶竞争，当雇工的路子也较宽；同时又因没有经过雅典、罗马那样的“平民革命”前古典时代的父权制依附传统仍然残存，自由人权观念较淡，封建依附关系也产生较早，在东汉逐渐成为大潮之前早已有涓涓之流，所以自由贫民破产后沦为自由佃农的可能性是不会比罗马更大的。这样，汉代租佃制发达水平不如罗马便是合乎逻辑的事了。

四

汉代租佃关系不仅在数量上与罗马有一定距离，在租佃关系的古典化性质方面也较罗马逊色。

如前所述，在古典商品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典自由租佃制是土地资本的生息形式，地租是地价的利息，而且在“看不见的手”作用下受到古典生息资本各种形式的社会平均利率的制约。在古典时代的罗马，地产皆以货币价值表示。邓肯一琼斯的《罗马帝国经济》一书附“意大利地价”一表，搜罗罗马意大利地产材料117条，有面积记载者仅3条。既然土地被视为货币等价物，人们并不关心一块地产有多少面积，而只关心它值多少钱，则土地租佃便相当于资本借贷，地租自然便成了这笔钱的利息。因此虽然分成制租佃的渊源在罗马可以上溯至加图的时代，甚至更早，但是罗马典型的地租计算方法不是以亩数为依据，也不是以产量为依据（分成制）而是以地价为依据的，并采取不问产量如何的定额货币租的形式。当时罗马法规定的借贷利率为年息6%，因此法定地租率也为地价的6%。从共和到帝制时代的罗马作家西塞罗、科路美拉、老普林尼和小普林尼在自己的著作中都证实了此租率。现存的罗马租佃铭文也表明这种租率是确实实行了的：

铭文出处

年代

地点

租金（塞斯退斯）

与地价的百分比（％）

ILS 6468

138〜161年

彼提利亚城

100000

6

ILS 6469

138〜161年

彼提利亚城

100000

6

ILS 6271

1世纪

费伦提努姆

4200

6

ILS 6466

？

科罗托Ⅲ

600

6

AE, 1954.168

172年

卡皮那

300

6

年租率为地价的6%意味着占收成的多大比例？这可以从ILS5946铭文看出。这个公元前117年立于格努瓦城的铭文称，如果佃户交不出每年1200塞斯退斯的租金，则应强令其偿以谷物收成的加上葡萄收成的。因为这种实物征收是作为对欠交租金的惩罚而定的，所以它应该高于原货币租额。这就是说，在古典条件下，地租率通常并不高。因此如果按科路美拉的算法，在租地上从事商品化农业经营是可以获利的。但是这种低地租率并非因为法律上有强制性规定，相反，古典时代的租佃关系是自由的，它往往只受“租地竞争”与“招佃竞争”所左右。罗马国有地更常常使用定期开标招佃的办法，出租给愿付出最高佃价的投标者。显然，在这里主要的限制因素只能是“看不见的手”——生息资本的社会平均利率。

相形之下，汉代地租作为地价利息并受限于社会平均利率的性质便不很明显。如前所述，汉代公私记产碑体现了与罗马类似的以地产为货币等价物的倾向，而根据前引《九章算术》的材料，汉代毫无疑问也是存在着租率较低的定额货币地租的。有人认为“假税”的租率应为收成的40%～50%，而《九章算术》所云“假税数额过低”因此不可信。此说似可商榷。所谓40%～50%之说的根据是居延汉简中“田六十五亩，租二十六石”的材料。然而这种材料所说的并非“假税”而是军事屯田上的田租，屯田并非自由租佃制，而如上所述田卒们还领取“月奉钱”。事实上“假税”的数额通常的确很低。《盐铁论》所谓“假税殊名，其实一也”，即是说假地的地租与地税额差不多，均为三十税一。只有这样，“转假”和像宁成那样在假田上从事农业经营才会有利可图。《九章算术》中诚然有少量脱离实际的、仅仅为了练习算术而设定的价格数字，但大部分算题还是以实际情况为基础的，其数字固然“一般偏低”，但并非低得离谱，一般仍属当时实际价格范围内的较低水平。

实际上，早在古典商品经济初兴的战国时期就有这样的记载：周臣向魏王请温囿以与周，谓“尝闻温囿之利，岁八十金，周君得温，其以事王者岁百二十金，是……赢四十金”。这里王家园囿向国王的贡纳虽然不同于租佃关系基础上的租金，但也是以货币形式上交土地产品。战国如此，古典商品经济全盛时代的西汉出现货币地租当然是合乎情理的。

总之，从《九章算术》和其他史料来考察，汉代无疑是存在着其地租率处于生息资本社会平均利率这一界限以下的定额货币地租的。当然，其数额是否一定为“初假之年三亩一钱，明年四亩一钱”云云，似不可过于拘泥。但是，与罗马相比，汉代的这种古典型地租并不是很典型的。首先，汉代的人们并不像罗马人那样有关于地租就是地价（土地资本）的利息这样一种明确观念，更没有以租佃立法的形式把这种观念明确表达出来。司马迁发表“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等一大套理论的时候，他所讲的“农”是指农业经营资本而不是土地资本，也根本没有提到租佃关系。汉代人观念中的地租或者与收成相联系（“见税什伍”、“与田户中分”），或者与土地面积相联系（“三亩一钱”，“以顷亩出税”），但尚未见有与地价相联系者。当然没有此种观念不等于没有此种事实。实际上汉代低额货币租的流行与罗马一样不能以道德的及其他的理由来解释，只能是古典商品经济客观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结果。但是除了低额货币定额租之外，汉代租佃关系中还始终存在着不受社会平均利率法则制约的实物分成制成分。如董仲舒所说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以及东汉马援“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并且在东汉从这种分成制租佃中进一步产生了新的人身依附制度，如马援就曾“役属数百家”，“宾客多归附”，开中古荫客制度之先河。诚然如前所述，罗马的租佃关系中也一直存在着实物分成制，但在古典商品经济繁荣时代它只是租佃关系中的很次要的成分。而在汉代它的比重则似乎要大得多，尤其是在私人租佃关系中。当然，说它就是“主要的”成分也缺少证据，毕竟到目前为止能确信为分成制的史料也就是上面那两条。

总之，汉代的租佃关系在性质与发展的总趋势上与罗马租佃制是一致的，但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归根结底也就是汉代古典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不如罗马的结果。

过去，人们往往从奴隶制=奴隶社会、租佃制=封建社会，奴隶制为租佃制所取代的先验框框出发，看到汉代奴隶劳动不如罗马发达，便认为汉代理所当然应该是租佃关系发达的“封建社会”了。他们没有想到，汉代奴隶劳动固然没有发展到罗马的水平（严格地说，应该是没有发展到罗马意大利的水平），然而租佃制更没有发展到罗马的水平。如果说，汉代没有罗马那么多奴隶，便成了“封建社会”，那么汉代没有罗马那么多的佃农，岂不又该是“奴隶社会”了吗？

还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奴隶社会是难以划分的，因为奴隶社会奴隶不一定多，封建社会奴隶不一定少。确实，如果以奴隶多少来区分奴隶社会，诚然困难。但难道以租佃制的盛衰来区分封建社会就更容易吗？列宁曾问道：“农业中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什么？”他回答道：“到处都有发达的租佃制。”罗马租佃制比典型中世纪要发达更是不争之事实。可见，封建社会租佃制不一定盛，资本主义社会或古代社会租佃制不一定衰，但难道这可以成为取消封建社会这一历史阶段的理由吗？

可见，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划分社会形态，而在于我们过去借以划分社会形态的方法论值得反思。奴隶制、租佃制与雇佣制、债利剥削……作为元素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我们应该把注意力从元素的分析转移到系统整体结构及其运动规律、功能特征上来，这似乎应该是从本文的分析中得出的启示。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郫县残碑与汉代蜀地农村社会

1966年，四川成都西北郊的郫县犀浦地区一座东汉（？）砖室残墓中出土了一块残碑，它的上、左、右三侧都已被截去，并在其上重刻了一个人像，改制成该墓的左墓门。但从残存字迹中仍可辨出它原是东汉时一块记载田舍、奴婢、耕畜等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石碑。它于1974年公之于世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反响。我国学者蒙默、张勋燎、刘磐石与日本学者好并隆司、狩野直祯等先后发表了研究专文，近年来一些秦汉经济史方面的著述也屡见引征。但由于此碑残缺过甚，人们对它的性质多有歧议，本文用现代统计手段对之作微观分析，探究它对于两汉社会研究的价值。

一

首先要辨明的是该碑的性质。为研究方便，把全碑残文照录如下:

谢雁翔、蒙默、好并隆司诸君认为此碑之性质是汉代为征收赀算（财产税）而编造的户籍财产登记册（所谓“簿书”或“资簿”；而张勋燎、刘磐石等则认为簿书常有修造，无勒石以示永久之理，此碑当为同一大地主家庭中分家析产的“分书”。这两种说法实际上关系到该地社会经济的整个面貌（是一个庞大的地主庄园呢，还是许多小农与中小地主的海洋呢）因此必须辨明。

我认为谢雁翔等同志的看法是正确的。除了前述诸君已论证过的理由外，还可举出一条最明显的证据：该碑残文中有4个奴隶的名字两两重复（第6行及第10行之“奴鼠”与第6行及第8行之“奴田”）。按常理，一个主人不可能给同属他家的两个奴隶起相同的名字，更不可能把一个奴隶分给两家人。显然，这几个奴隶原来就分属各家，因此各人主人所起的名字才偶有雷同，正如今日农村中也常见阿三阿四之类名字一样。至于簿书定期重修，何必勒石志永？则我们知道两汉虽已有纸，毕竟尚未普及，而勒石于碑较之削简以书，韦编成册，其手续之繁简差异是远不像用纸以后的勒石与簿书那样悬殊的。为了公之于众的方便，将簿书刻石立碑，明示通衢，并没有什么可奇怪。张勋燎等同志把此碑说成是一个地主家族内部的分家析产碑，但又碍于碑文中的户主如苏伯翔、何广周、扬汉、王奉坚等姓氏各异，于是否认他们为户主，而认为是“徒附”或“二地主”这就更讲不通了。两汉时代私人地产上有明清时代那种“一田二主”的情况吗？至少在文献与其他考古材料中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至于“徒附”则与“客”、“部曲”相类，其地位与其说近于主人，不如说近于奴婢，“奴客”并称、“徒附”与“奴婢”并举，在东汉文献中是很常见的。像张勋燎等同志所说“徒附”可以成为田舍、耕畜、奴婢的二等主子的主张，并没有任何文献根据。

因此，此碑之为户籍性质的财产登记册，似无可怀疑。同类册籍此前在居延汉简中，此后在江陵凤凰山汉墓中（《郑里廪簿》均有发现，但前者仅有一二家，而且都是戍边燧长，并非一般编户，后者只有土地、户口方面的记录。相比之下，犀浦残碑这样反映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剖面上的相当数量民户土地、奴婢、耕畜、房舍等占有状况的原始文献，在目前已公布的考古材料中是独一无二的。人们记得，在五六十年代关于汉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中，一条仅涉及一户的赀计简（居延汉简中“公乘礼忠”一简）曾引起多少人的兴趣，围绕它进行了多少争论！但比起内容丰富得多的郫县残碑来，它就算不了什么了。

二

但是，由于此碑残缺过甚，直接进行统计分析精确性不高。本文试图用逻辑推理方法尽量复原一些残缺字句，增加一些可以利用的数据与信息。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随机性，不过用一块碑来进行分析本身就具有随机抽样的性质，所以它是可以允许的。推理的依据是残存碑文的下列特点（以下简称理由a、b、c……）：

a. 碑文按户列举4项财产及其价值，其顺序为奴婢、牛、田、舍。个别（两户）把田提到首位，其他各项则不变。

b. 碑中所列奴价（每人4万钱）与牛价（每头15000钱）是固定的。田价则在每亩500钱至2000钱之间波动，而且田地面积大的，其单价似乎也较高（第7、9、5行），田地面积小的，单价似乎也较低（第1、9、12行）房舍的价格差异则幅度更大。

c. 碑中奴婢均列举名字，田、牛各并为一项，不再分列地段。房舍按类分列，同类（如第2行）则并为一项。

d. 所有价格均至千位而止，千以下舍去。

据此对照上下文，可以推出：

1. 第2行“牛一头□□□千”中三个缺字为“直万五”（据理由d并对照第4、8、10行）。

2. 第5行“……五亩贾□十五万”中之缺字至少为“五”字（因为碑文中十、廿、卅、册均为单字）。由于田亩个位为五而总价为整万，又据理由b，可知其单价应为2000钱/亩。由此可推出：此户至少有土地=275亩，高于残碑中明载亩数的各户。有的著述把此户当做仅有5亩地的贫户，这是错误的。

3. 第4行末“田□顷”一段，可参考第10行假定为2顷左右，因为这二户拥有的牛与奴隶数相等，土地占有的差距多半也不会太大。

4. 第6行“田□□直□□万五千”一段，田数必定为整顷数（因为如系整亩数，则价值必不多至x x万之数）而价值必在11万至19万或不少于50万这两个区间之内（理由见推论2）。又，由田价尾数“五千”可推知每亩单价的尾数应为50，且总面积之整顷数应为奇数（1、3、5等）。考虑第10行及推论3，所残缺之田数为“三顷”的概率是很高的。

5. 第9行“田八□□质八万”一段所缺二字可以肯定为“十亩”，因为其他可能性（十顷、百顷）均违反理由b。换言之，即此户有田80亩，亩值1000钱。

6. 第7行“长彦长”至“田顷五十亩”之间所缺6字，据理由a应为奴隶或牛的记载；而根据理由c，有关奴隶之记载至少应有7字[“奴x（并）一人直x万”]，可见此所缺6字记载耕牛的概率较高——据理由b，牛的头数可能为1（“牛一头万五千”或24、6（“牛x头直x万”），对照第2、4、8、10行，有牛1头的可能性较大）。

7. 第10行“□鼠”为奴隶名，性别未详。而第6行有“奴鼠”，则此为男性名字的可能性较大。

8. 残存碑文以下缺损部分头6字必为：“七人直廿八万”（据理由b、c）。

最后，残存碑文一共涉及多少户？谢雁翔同志说是“二十几户”，蒙默同志说是“不到二十户”，今据理由a、c，可以看出残文实际上共涉及18户，包括已知户名与未知户名者。现根据碑中所载及以上推理所及，将此18户列表：（其中[ ]内为肯定推理数，[？]为或然推理、假定数，表示存疑）

序 号

户名

田地

房舍

奴婢

耕牛

田数

价值

区数

价值

人数

价值

头数

价值

1

？

8

4000

？

？

？

？

？

？

2

王岑鞠

？（有）

？

？

？

？

？

？

？

3

？

59

？

6

443000

？

？

1

15000

4

叔长？

30

60000

？

？

？

？

？

？

5

（故）□□？

［200？］

？

？

？

5

200000

1

15000

6

？

［≥275］

≥550000

？

？

？

？

？

？

7

康眇

0

0

1

5000

0

0

0

0

8

王奉坚

［0］

〔0］

？（有）

？

［0］

［0］

［0］

［0］

9

王岑

［300？］

？

？

？

5

［200000］

？

？

10

长彦长？

150

300000

［0］

［0］

［0？］

〔0？〕

［1？］

〔15000〕

11

何广周

80

？

？

？

？

？

？

？

12

？

？（有）

？

？

？

？

200000

1

15000

13

元始？

［80］

80000

0

0

0

0

0

0

14

（故）王汶

190

310000

0

0

0

0

0

0

15

（故）扬汉？

260

？

？

？

5

200000

1

15000

16

？

130

？

1

40000

？

？

？

？

17

苏伯翔

0

0

1

170000

0

0

0

0

18

张王

38

30000

？

？

7

［280000］

？

？

三

把上表作为随机抽样，我们看到东汉蜀地农村社会呈现出如下图景：

（一）土地关系：表列18户中，有3户没有土地。其中康眇是个丧失劳动能力的瞽者，家资仅值5000，按当局规定，是急需救济的赤贫户；而苏伯翔则是开“谒舍”（旅店）的老板，家资17万，属中上人家；这两人似非一般农民。另一人王奉坚则情况不详。据此，当时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民是很少的。然而土地兼并与集中的现象仍相当严重：18户中有3户占有土地在250亩以上，有7户却不到60亩。为了避免“列举法”的局限性并在摈除不可比因素、非实质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本文引进计量史学中的基尼系数与统计学中的离散系数作为两个指标。18户中除去2号与12号两户田数无从估计外，余16户统计得基尼系数0.505，离散系数0.920。把它与西汉前期江陵县的情况以及同一时期罗马帝国境内的几个不同数据相比，是很有趣的：

东汉郫县残碑

西汉郑里廪簿

罗马*

Ligure-Baebiani 101年

Veleia 110年

Volcei 307年

Lamasba 220年

Magnesia ≈310年

Henmpolrs
≈330年

样本包含的单位数

16

25

57

46

36

78

67

198

基尼系数

0.505

0.223

0.435

0.526

0.394

0.447

0.679

0.856

离散系数

0.920

0.409

1.414

2.003

1.198

1.808

1.992

4.642

*M·芬利主编：《罗马财产研究》第21、26～33页，剑桥1979年。

虽然与罗马的几个样本相比，两汉的两个样本包含的单位（农户）较少，但大的趋势还是可以看到的，这就是土地兼并的发展与古典小农所有制的衰落。东汉郫县地区的土地集中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汉前期的江陵地区。但比起同一时期的罗马来，则有很大差距。由于罗马古典商品经济发达、土地流通率高，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犀浦残碑所反映的东汉社会面貌与郑里廪簿所反映的西汉情况已有很大不同。郑里廪簿中所列25户大概已包括了全里居民，其中既无无田户，也无大的地主或奴隶主，而基本上都是占田二三十亩上下的小农，并且，找不到非农业经营者存在的痕迹。而犀浦残碑中不但有了无田户，有了大地产主与奴隶主，还显然有了非农业经营者……开谒舍的苏伯翔与仅有田30余亩却蓄奴达7人的张王。可见当时的社会分化已大大加剧了。

比较这两个材料，还会使我们对两汉耕地分布的地域性差异有深刻的印象。郑里廪簿所载25户总共有地617亩，每户平均仅24.7亩，而犀浦残碑中16户至少有地1800亩，每户平均112.5亩（其中明确记载的13户有地1025亩，户均78.9亩）前者低于全国平均每户占有土地数（60亩左右）后者则反之。过去有人以郑里廪簿为据否定汉初“未有并兼之害”说，认为郑里农民占地不多是由于兼并厉害。现在看来，应该说主要还是由于地域的差异，江陵大约是当时的“狭乡”。

长期以来，许多人把两汉描述为地主经济与租佃制很发达的时代，犀浦残碑看来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如前所述，犀浦残碑中土地兼并现象相当严重，但碑中明载的3个无地户中，有2户——旅店老板苏伯翔与盲人康眇——很难视为佃农；而在有地40亩以下的3个少地户中，又有1户蓄奴达7人，显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封建佃农。当然这绝不是说这里不可能有租佃制，如王汶一户，有田190亩，并且无奴无牛，有可能是个土地出租者，但这种租佃的性质如何却很难说。例如前述蓄奴7人而占田很少的那户，如果租人土地的话，倒很像是罗马共和后期富裕户科洛尼那样的使用奴隶劳动的租地农场主。

（二）奴隶制：从碑中看，当时蜀地农村的奴隶制相当可观。残碑涉及的18户中，有5户是明确的蓄奴户，而明确的无奴户只有4户，另有2户可能无奴，其余7户无从估计。残碑中明载的奴婢有27人，这就是说18户人平均每户有奴隶至少1.5人，如碑文完整则很可能不止此数。（如果把有奴与否无从估计的7户除去，仅就已知的奴婢和已知、推知的有奴、无奴户而言，则每户平均摊到奴隶达2.5人。）按一般公认的标准每户以5口人计，则奴隶人口至少达到自由人口的30%。过去关于汉代奴隶数量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看来此碑至少在微观上为主张奴隶较多者提供了一个证据。现代国外学者一般认为罗马全盛时代意大利人口中的30%～35%是奴隶，亦即奴隶人口大致为自由人口的半数不到一些。犀浦残碑显示的比例如果说没有那么大，小得也是有限的。

这些奴隶是干什么的？碑文中没有直接答案，但线索还是有的：首先，残碑中奴隶的性别构成明显以男性为主。在已知性别及可以推知性别的18名奴隶中有12奴、6婢，男比女多一倍。而世界各古代文明的范例表明，用做家内服侍的奴隶以女性为主，残碑中的奴隶看来不是这种类型。

其次，残碑中奴隶与土地、耕牛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已知和推知无奴的5户中，就有全部3户无地户，其中包括家境不坏的旅店老板在内。而已知5个有奴户中，3户占田均在2顷以上，是所涉及的户中最大的地主（占地2顷以上的4户中只有1户不知是否有奴），另有1户有地而不详其面积，最后1户有奴7人，最多，而地仅38亩，这似乎与上面说的趋势相矛盾，但这1户拥有的奴隶恰恰是唯一以女奴为主的（4婢、3奴），而其余几户绝大部分为男奴。另外，从碑中看该地区牛耕似不如北方普及，18户中仅4户已知有牛（各1头），1户可能有牛，5户已知无牛，余8户有牛与否不详。而4家已知有牛户中至少有3家蓄奴，5家已知蓄奴户中至少有3家有牛；已知5家无牛户中包括了全部4家已知无奴户，余下1家也推知无奴。纵览残碑，可以看出拥有2～3顷土地、1头牛与5名奴隶（主要是男奴）这样一种农户，在当地是极富代表性的经济类型。这与罗马的维拉型经济十分类似。

最后，残碑中明载的财产价值共208.7万钱，其中地产78.4万，占37.6%；奴婢60万，占28.7%；田舍合计44.3万，占21.2%；房舍21.5万，占10.3%；牛4.5万，占2.2%。如果把已残缺但可以推知的部分也计入，则财产共值264.7万。其中田地8934万，占3915%；奴婢18万，占408%；田舍合计4943万，占1967%；房舍21.5万，占8.1%；牛7.5万，占2.8%。可见土地、奴婢二者构成了当时财产的基本形态，二者比重不相上下。这一点也可以从碑中统计项目的排列顺序看出来。汉代文献常以“田、僮”代表财富，以限田限奴并举来限制财富，实有深意焉。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把古典时代的财产形态称为纯粹的、自由的私有制。相对于前古典时代与中世纪而言，古典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自由私有权基本上抛弃了共同体的、行政权力的或其他超经济因素的外观，表现为赤裸裸的私有财产；而中世纪的自然经济法则以田园诗式的共同体的束缚代替了崇尚自由私有权的罗马法精神。郫县出土的这块残碑是古典私有财产的一个明证，它与居延汉简中的户籍简（“公乘礼忠”、“公乘徐宗”等）一样，都把土地与奴隶、牛马、屋舍、舟车等并列为私有财产，并公然折算成“不承认任何权威”的货币财富。这是中世纪盛世的唐代户籍所绝对没有的现象。均田制下的唐前期不必说了，就是两税法实行以后的晚唐乃至宋初的户籍，都是把田产作为国家颁授的份地来记载的，中世纪法权的束缚历历可见。

同时，从碑中还可以看到，前古典时代的血缘共同体已瓦解，而中世纪的百室合户、千丁共籍、宗党纠连、聚族而居的宗法关系尚未形成。残碑中所见的人户显然居住于同一地域，但能辨出姓名的11个户主中至少有六七个姓，彼此间看不出什么宗法上的联系。这与文献中记载的秦汉社会盛行短丧、父母在堂而兄弟分居、法律中的地域连环责任制乃至“借父耰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的社会风气相适应，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浓厚的古典色彩。

四

总之，郫县出土的这块残碑，对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具有很大的价值。它虽残缺已甚，但只要我们进行细心的、科学的逻辑分析与统计分析，它仍可以向我们透露我国古典文明极盛时代的汉代社会的很多信息。

重视实物史料（档案、籍账、碑刻及其他文物）的开发是当代史学发展的突出特点之一。而我国虽然号称文献之邦，有无与伦比的系统的历史记载和出自文人之手的浩如烟海的史籍，但由于某种原因，在白常琐务中产生的非文献性的实物史料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保存得并不算丰富。以两汉而论，它留下的可供微观分析之用的样本远不如同时代的罗马帝国丰富。因此郫县残碑之吉光片羽，就更可贵了。

最后有一点需补充的：尽人皆知，古代册籍文书为统治者所编造，不实之处甚多，如郫县残碑所属的汉代赀簿，就常出现“贫民衣履釜鬲为赀，而豪右得饶其利”的情况。利用它们作史料是有些风险的。但正是在这一点上，郫县残碑较之其他同类史料如郑里廪簿、居延赀计简等而言，可信程度要高一些。因为它毕竟是刻石立碑、明示通衢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然不像刀笔吏案头橱中的册籍文书那样容易暗中作伪。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1. 据彭信威先生统计，见所著《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94年版，第70〜71页。

2. 《汉书•王莽传》。

3. 《宋史》卷296，《杜镐传》。

4. 《汉书•惠帝纪》晋灼、颜师古注。

5. 郭沫若：《十批判书》，第49页。

6. 潘朝业：《汉“金”存疑》，《文史哲》1956年第9期；陈让：《汉金非铜辩》刊处同上；胡珠生：《论汉金非铜及其减退原因》，《文史哲》1957年第12期；劳干：《汉代黄金及铜钱的使用问题》，台湾《史语所集刊》1979年第42期；傅筑夫:《由春秋战国到秦汉大量流通的黄金究竟是金还是铜？》，《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等等。

7. 同上。

8. 以下的统计系根据下列资料索引除去重复后作出：（1）江西省钱币学会编：《中国货币金融史论著索引，1900〜1986》，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2）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经济史组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齐鲁书社1988年版；（3）《〈考古〉200期总目索引》；（4）《（文物）3950期总目索引》；（5）张传玺等编：《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6）武汉大学图书馆编：《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三册，1982年版；（7）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魏晋隋唐史室编：《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8）杭州大学宋史室、古籍所编：《宋辽夏金史研究论著索引》甲乙编，1986年版；（9）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室编：《明史论著目录》考古、文物报告从篇名难知内容者均曾查对原文。

9. 表中所列不包括在中国发现的外国金币。

10. 前引诸索引为线索统计，并参考桑山正进：《1956年以来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及其编年》（《史林》第60卷第6期，1977年）等文。此统计不包括胎质非金的鎏金、错金、镶金制品。

11. 汪宁生：《云南考古》图64，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12. 《江宁县黄家营第五号六朝墓清理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

13.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11，《黄金》条。

14.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汉多黄金》。

15.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9、515~516页。

16.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7、72～73页。

17. 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 薛平栓：《论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

19. 近年来张家山《汉律》竹简出土，其中或许有此二《律》内容，但学界翘首至今，尚未见公布。

20. 《晋书•刑法志》。

21. 沈家本：《汉律摭遗》，中华书局1985年《历代刑志》本，第1378，1685页。

22. 《唐律疏议》卷26，《私铸钱》条，《丛书集成初编》本。

23. 《旧唐书•食货志》。

24. 《汉书•文帝纪》。

25. 《汉书•张汤传》。

26. 《汉书•酷吏传》。

27. 《汉书•扬雄传》。

28. 《史记•梁孝王世家》。

29. 刘钦：《西京杂记》卷上。

30.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31. 《汉书•东方朔传》。

32. 《汉书•陈咸传》如淳注。

33. 《汉书•景帝纪》。

34. 《说文解字》女部，“姘”王筠注引《广韵》。

35. 《汉书•哀帝纪》如淳注。

36. 《汉书•张释之传》如淳注。

37. 同上。

38. 《汉书•昭帝纪》如淳注。

39. 《汉书•淮南王安传》。

40. 《汉书•王子侯表》。

41. 《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因于隋也。

42. 《隋书•刑法志》又见沈家本：《汉律摭遗》前引版，第1685页。

43. 沈钦韩：《西汉书疏证》转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张释之传注》。

44. 沈家本：《汉律摭遗》前引版，第1398页。

45. 《汉书•肖望之传》颜师古注。

46. 沈家本经过辑佚考证，将其内容归为“毁伤亡失县官财物”、“罚赎人责呈黄金为价”、“平庸”、“坐赃”四款，其中并不涉及帛。见《汉律摭遗》卷17。按汉时所言“金布”即“黄金刀布”（《管子•轻重甲》）之省略，亦即汉律中往往并称之“金钱”也。《金布律》之名乃承秦代律名，而内容则与秦异，至少与战国时之秦律有异。盖战国时秦经济尚不甚发达，其币制犹如所谓古制九府圜法，金钱布帛并用也。故云梦睡虎地出土之战国秦简所载之《金布律》有钱布比价及布之广袤如式之文。始皇统一货币，定金铜二等之制后，旧制遂废不行。汉之《金布》乃此后新订者也。

47. 沈家本：《汉律捩遗》前引版，第1378页。

48.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序言，第8~9页；正文，第182、57页。

49. 陈直：《汉书新证》第16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0. 《汉书•食货志》。

5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2页。

52. 《汉书·食货志》。

53. 旧本“使吾”原作“使夷吾”，从郭沫若《管子集校》改。

54. 《新唐书•齐抗传》及同书《食货志》引贞元年间齐抗语。晚唐行两税法时，关于钱货轻重的议论甚多，但无一涉及黄金者。

55. 其中，王国维、叶世昌泛指西汉，郭沫若认为是文景时所作，赵守正认为是吴楚七国之乱以后，罗根泽认为是武、昭时期。我国一批农学家从农学角度定之为武帝时（《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而马非白《管子轻重篇新诠》乃至定之于新莽时。以上诸人中如叶世昌等原持战国说，经研究后亦改主西汉矣。笔者持武帝初年说。

56.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2页，后人持此论者尚多，不一一列举。

57.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8.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9. “就人”即“僦人”。《汉书•旧延年传》:“初，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颜师古注：……僦，谓赁之，与顾直也）……延年上簿诈增僦直……”《九章算术》卷6第三题：“输粟一万斛，一车载二十五斛，与僦直，一里一钱。”汉简僦字皆作就，如“故霸胡亭长宁就（僦）舍钱二千三百三十四……”（《居延汉简释文》卷3第76页）.如此之例尚多。

60. 《汉书•食货志》。

61. 《汉书•刘向传》。

62. 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63. 《史记•平准书》。

64. 《后汉书•光武帝纪》。

65. 《后汉书•冯异传》。

66. 以此二价折为铜钱，与居延汉简中之牛羊价相较，大致吻合（参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79~28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可见其并非纯属假设也。

67. 《九章算术》卷6，第15、28题。

68. 《汉书•惠帝纪》颜师古注，今人之贬汉金者多引之。

69. 《汉书•地理志》及《史记•大宛列传》。

70. 《汉书•贡禹传》。

71. 《新唐书•食货志》。

72. 《9世纪两个到过印度与中国的穆斯林旅行家所写的古代游记》，伦敦1773年版，第20页。转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82~183页。

73. 《后汉书•礼仪志》“八月饮酎”补注：“丁手《汉仪》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令诸侯动祭贡金。汉律《金布令》曰：……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酎，少府受”。

74. 《史记•货殖列传:“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

75. 《战国策》卷2《西周策》：周臣向魏王请温囿以与周，谓：“臣尝闻温囿之利，岁八十金。周君得温，其以事王者岁百二十金，是上党每患而赢四十金：（注：温囿贡于魏王八十金耳，周君得之则贡百二十金，故曰：是赢四十金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温囿于周君。”

76. 参见本书：《古典租佃制初探——汉代与罗马租佃制度之比较研究》。

77. 《汉书•张骞传》。

78. 《史记•大宛传》。

79. 《汉书•地理志》“黄支国”条。

80. 《汉书•张骞传》曰：“赍金币帛”；《汉书•地理志》曰：“赍黄金杂缯而往”；《盐铁论•力耕篇》曰：“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羌胡之宝也。”
此皆先金而后_之例。

81. 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944年版。

82. 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

83. 见拙文：《再论汉唐商品经济之比较》。

84. 据《中国货币金融史论著索引，1990〜1986》及《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统计而得（不含重复及综述性报道）。

85. 应该说是现代的，因为金块本位制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西欧的币制。

86.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第474页。

87. 同上，第472页。

88. 同上，第479页。

89. 同上，第490页。

90. 参见本书：《汉代的古典借贷关系》。

91. 《唐会要》卷89，开元二十二年十月敕。

92. 希罗多德：《历史》第4卷，第166页。

93. R•C•马宗达等：《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0、149页。

94. 这是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看法，现在有人认为在吕底亚之前两河流域已有雏形的银币，但金铸币则显然仍以吕底亚为最古。

95. 参见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页。

96. R•邓肯一琼斯：《罗马帝国经济：计量研究》，剑桥1974年版。该书搜罗罗马价格资料极富，开卷可见。

97. J•W•罗伯特：《苏格拉底之城：古典雅典导论》，伦敦1984年，第17页。

98. N•刘易斯：《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生活》，牛津1983年，第147~148页。

99. 参见本书：《汉代的古典借贷关系》。

100. T•弗兰克主编：《古罗马经济概览》卷5，第79页。

101. 《宋史•杜镐传》。

102. 顾炎武：《日知录》卷11，《黄金》。

103.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汉多黄金》。

104.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3~77页。

105.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卷2，第518~521页，又见傅筑夫：《由春秋战国至秦汉大量流行的黄金究竞是金还是铜》，《文史集林》第一辑。

106. 《文献通考》卷18《坑冶》引苏轼：《仇池笔记》。

107.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3页。

108.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卷2，第520、517页。

109.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1页。

110. 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1、79〜80页所列数据折算。

111. 《后汉书•庞参传》。

112.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26页。

113. 赵翼：《陔余丛考》卷30，《金银以两计》。

114. 顾炎武：《日知录》卷11,《黄金》。

115. 葛洪：《抱朴子》卷4，《金丹》。

116. 钱宝琮：《孙子算经提要》，见钱枚《算经十书》，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75页。

117. 《太平广记》卷118:“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得黄金数千，明日赍诣都市……酬缯数十万。”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开成三年十月条谓卖金于市，“称定一大两七钱，七钱准当大二分半，价九贯四百文”。赵磷：《因话录》卷3:开成年间“持金鬻于扬州，时遇金贵，两获八千”。事实上彭信威先生自己也在以《孙子算经》中上述算题说明东汉金价之后，又在下文引同一算题来说明唐代金价。（见《中国货币史》第103、184、187页。）

118. 转引自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3页。

119. 钱宝琮：《九章算术提要》，《算经十书》第83页。

120. 参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79~282页。

121. 古典商品经济是历史上商品经济在前封建时代出现的第一次高潮，它形成于前古典的公社自然经济解体之后，最终又为封建自然经济所取代。在欧洲，它是古希腊一罗马时代的主要经济形态。

122. 这些汉简中，有的在简文解读与理解上存在着多种意见，限于篇幅，本文不能一一辨析，只能直接列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参考了简牍学界的通行见解，尤其是参考了连劭名《汉简中的债务文书及“贳卖名籍”一文（载《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第77~83页）。

123. 不是指“二十等爵”那样形式上的等级，而是就职衔、职权、特权等现实中的身份高下而言。

124. 例如在燧长、侯长欠戍卒、刑徒钱时，该戍卒或刑徒通常都是其他燧、侯的成员而并非其债务人的属下。如“吞远煖卒夏收自言责代胡媛长赦之”（《甲乙编》217.15），“驩喜遂卒郑柳等责木中遂长董忠”等。（《甲乙编》214.34），余不赘举。

125.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页。

126. 《文物》1978年第1期，第30～31页。

127. 一些著述中把江陵凤凰山出土的《郑里廪簿》视为借贷文书，不确。

128. 据笔者所见只有一例，即《汉书》卷15《王子侯表》：“陵乡侯……贷谷息过律，免。”汉代史籍中有大量政府在灾乱之年向贫民和流民“贷种食”、“假与粮种”的记载，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郑里廪簿》所栽的发放种子账也属此类。这是救济性质，不仅不取息，往往连本都予赦免（例见《汉书•元帝纪》等）。显然这不能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借贷关系。

129. 事实上从晁错的行文“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中也可看出这一点。“半贾而卖”自然绝非正常的商业价格。“倍称之息”也应当不属正常的借贷利率。二者皆为“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所造成的非常后果。

130. 《汉书•王莽传》

131. 《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115页。

132.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6～1157页。

133. 同上。

134. 王永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813、899页。

135. 《册府元龟》卷506,《邦计部•侔禄二》。

136. 《周礼•地官泉府》郑玄注引“郑司农曰”。

137. 《周礼郑注》贾公彦疏。

138. 所谓“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是指依贷款投入经营后的利润计息，但最多不超过本金的1/10，而不是利润的1/10。否则如按司马迁指出的平均利润年率20%计，则借贷利率将最多只有2%，这也未免太低了。

139. 参见王永兴辑：《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811~932页。

140. 《晋书•食货志》引王赧云。

141. 《汉书•王子侯表》。

142. 《旧唐书》卷12、卷135。

143. 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16页。另一些人为了证明汉代信用事业的发达则多方证明汉代有典质业存在，但其证据正如彭先生所说，是难以成立的。

144. 加图：《农业志》。

145. 《史记•货殖列传》。

1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1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8卷，第438页。

148. 《管子•揆度》。

149. 《国语•晋语》。

150. 《左传》昭公三年。

151. 《汉书•刑法志》。

152. 《汉书•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坐贷子钱不占租、取息过律免。”。

153. 《秦律十八种•司空》。

154. 《后汉书•桓谭传》。

155. 《汉书•食货志》。

156. 《后汉书•樊宏传》。

157. 此文是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来信对汉代是否存在平均利润率问题提出质疑的复信。

158.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0页。

159. 《新唐书》卷54《食货志》。

160. 据《清实录》历年累计。

161. 如[日]加滕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5页；《中国财政简史》财经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162. 如吴慧：《中国商业史》第2卷，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秦汉史》“五铢钱”条等。

163. 如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引《汉书•食货志》原文后径曰：百余年间“平均每年铸钱两亿三千万枚”。

164. “二百八十亿”按古时1亿为10万计，仅为2800万，汉代许多民间富人一家之藏就不止此数，至于“二百八十万”更不用提。

165.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卷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8页。

166.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04页。

167. 《汉书》卷24《食货志》。

168. 《太平御览》卷627引桓谭《新论》，按《新论》原书已佚，王应鱗《困学纪闻》卷12亦引上文，但“八十三万万”前无“之”字。

169. 《汉书》卷24《食货志》

170. 《汉书》卷24《食货志》索隐曰：“巨万，犹万万也。”

171. 《汉书》卷91《货殖传》。

172. 参见陈直：《汉书新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173.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汉书》卷92。

174. 汉代更赋之数，向有2000钱与300钱二说，现多数人据如淳、张晏所言，主张为2000钱。余以为然。汉人言论常以更赋为不堪之重负，如仅300钱，则竞不如一户之口、算之赋矣。如淳并举二数，谓2000钱为代更卒之役，300钱为代戍边之役（《汉书•昭帝纪》注）比较可信。

175. 《汉书》卷5《景帝纪》服虔注。

176. 参见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7、141、146页。

177. 《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464页。

178. 《新唐书》卷54谓天宝时天下钱炉99座，年铸钱32.7万缗。又卷52谓开元时钱炉70座，以天宝时之生产率计，则年铸钱当为20余万缗。

179. 《汉书》卷99《王莽传》。

180. 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1页。

181. 汉代史籍中偶有赏赐绢帛的记载，傅筑夫先生认为这反映了绢帛仍有实物货币之功能，不过他也认为这种情况已很少见（见傅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第507～508页）。至于以实物作交换手段及价值尺度（如唐代那样）的明确记载，在西汉是没有的。

182. 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今人李埏、彭信威亦有同样论述。

183. 《三辅黄图》卷2引《庙记》。

184. 《后汉书》卷49《王符传》。

185. 《唐会要》卷86。

186. 《管子•侈靡》。

187. 《管子•轻重乙》。

188. 《管子•山至数》。

189. 《史记•货殖列传》。

190. 《汉书》卷24《食货志》。

191. 同上。

192. 《旧唐书》卷319《陆贽传》；白居易：《白氏长庆集•策》。

193.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7页。

194. 《后汉书•顺冲质帝纪》。

195.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7页。

196. 倪蜕：《论厂务书》，见《滇系•艺文系》。

197. 集体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8页。

198. 《汉书》卷24《食货志》。

199.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页。

200. [曰]加藤繁：《柜坊考》载《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95～412页。

201. 王桐龄译，载《师大月刊》1933年第2期。

202. 唐润一：《长安柜坊续考》，《陕西金融》1984年第6期。

203.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4页。此类说法不仅对柜坊的评价值得商榷，关于欧洲金融业起源的议论也非常可疑。

204.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228～232页；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卷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3页。

205. [曰]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404页。

206. 其中如前引《新唐书•田令孜传》中的材料是加藤繁所未注意到的。

207. 《新唐书》卷52《食货志》。

208. 《资治通鉴考异》卷18，建中三年四月。

209. 《陕西金融》1984年第6期，第31页。

210.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34页。

211.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卷，第394页。

212. 《财务与会计》1982年第6期，第5页。

213. 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的一段佚文提到宋亦有寄附铺，但也语焉不详。见[曰]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407页。

214. 在劳动力尚未成为商品的时代，所谓雇佣并不意味着购买劳动力，而只意味着租用劳动者。因此租、雇在意义上并没有什么界限。古拉丁语中的conquctum、英语中之hire，均为这种广义的“租赁”之意。我国汉代把受雇称为“赁作”、“赁佣”也是类似之例。唐宋时之“僦”亦然，方以智《通雅》卷27解释唐书中的“僦”字说：“凡以钱雇佣作，或赁屋定租，皆谓之僦。”有时“僦”还兼指租用某设施连带雇用操作者。如朱或《萍洲可谈》卷1有“僦客舟东归”语，其意兼有租其船而雇其船夫之义。因此所谓“僦柜”自然也可能包含租其柜并请其看管之意。

215. 《唐会要》卷89，开元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敕。

216.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

217. 《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引元和六年制。

218. 王永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54～862页。

219. 见《唐律疏议》卷26《杂律》上和[日]仁井田陲《唐令拾遗·杂令》第33的有关内容。

220.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47《策林》3，《议百司食利钱》。

221. 《册府元龟》卷506《邦计部•俸禄二》。

222. 王永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99～932页。

22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76～7777页。

224. C•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50页。

22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780页。

226. D•M•马克多维尔：《古典雅典法》，康奈尔大学1978年版，第140～145页。

227. R•W•李基：《罗马私法》，伦敦1924年版，第31~41页。

228. A•R•伯恩斯：《早期货币与货币政策》第284~285页；L•C•贾因：《印度的传统银行业务》伦敦1933年。均转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215页。

229. 当然，它是否只有利于商人或主要有利于商人还值得研究，至少从唐僖宗《南郊赦》一文看，柜坊好像更有利于那些贪赃纳贿、卖官鬻爵的权贵们。

230. 周密：《武林旧事》卷6。

231. 《宋会要辑稿•刑法》卷2下《禁约》，绍兴三年七月二十日。

23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

233. 《陕西金融》1984年第6期，第32页。

234. [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399页。

235. 《太平广记》卷499《杂录》7引尉迟倨《中朝故事》。

236. 《新唐书》卷12《李绛传》。

237. 潘朝业：《汉“金”存疑》，《文史哲》1956年第9期。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许多学者对此已有辨析。由于化学史、冶金史方面的研究已证明我国黄铜冶炼是很晚的事，考古、文物界又不时有汉代金币、金饼、金锭的实物发现，近年来上述怀疑已无人提及。

238. 有人以此否认当时的黄金是货币。参见本书《汉金新论》第二部分“汉金之为价值尺度”。考古发掘所见的汉金也多为金币、金饼、金锭而少为器饰，这与当时的银多为器饰而少见锭块适成对比。显然，黄金当时主要是作为货币使用的。

239. 参见本书：《关于西汉五铢钱的流通数额问题》。

240.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60页。

241. 汉代史籍中偶有赏赐绢帛之记载，傅筑夫先生认为这反映了绢帛仍有实物货币之功能，不过他也认为这种情况很少见。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7～508页。至于以实物作支付手段及价值尺度（如唐那样）的明确记载，在西汉是没有的。

242.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24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87页。

244. 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

245. 《汉书补注》卷79引周寿昌曰。

246. 《旧唐书•马周传》，《梁崇义传》。

247.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9～281页。

248. 冯贽：《云仙散录》《稽古堂丛刻》本。

249.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18页。

250.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10～16页。

251. 《旧唐书•马周传》，《梁崇义传》。

252. 《汉书•食货志》。

253. 《史记•货殖列传》

254. 《汉书•宣元六王传》、《后汉书•庞参传》等。

255. 参见本书：《汉代的古典借贷关系》。

256. 见该书第1编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53～862页。

257. 《汉书•元帝纪》，《文帝纪》。

258. 《汉书•元帝纪》，《文帝纪》。

259. 《汉书•食货志》。

260. 同上。

261.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262. 《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中华书局1981年版。

263. 李元：《独异志》，《丛书集成初编》本。

264. 《汉书•昭帝纪》注，《景帝纪》服虔注。

265. 《汉书•昭帝纪》注，《景帝纪》服虔注。

266. 参见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7、141、146页。

267. 李埏：《从钱_兼行到钱楮并用》，《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1页。

268. 《文苑英华》卷426长庆元年敕：“天下州县应征科两税榷酒钱内……任百姓随所有段匹及斛斗，依当时价送纳，不得邀索见钱。”

269. 《旧唐书•安禄山传》，《宪宗纪下》。

270. 同上。

271. 《汉书•贡禹传》：“诛大夫秩八百石（钱），奉钱月九千二百……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

272. 《史记•货殖列传》：“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钱），千户之君则二十万。”

27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75页。

274. 《册府元龟》卷44，卷510。

275. 《册府元龟》卷484，卷510。

276. 例如有人说：唐代“商业的发达，也不是汉代所能比得上，这从两代都市的规模上可以看出来。汉朝最大的长安……哪里能同唐代的都市比？”（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227页。）有人甚至认为唐朝的都市商业已发达到产生了质的飞跃，“处于由古代型商业向近代型商业转变的过渡阶段”。（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卷，第407页。

277. 《白孔六帖》卷83，影印《四库全书》本。

278. 《三辅黄图》卷2引《庙记》，影印《四库全书》本。

279. 《三辅黄图》卷2引《庙记》。

280. 左思：《蜀都赋》，《吴都赋》，《文选》卷4，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81. 同上。

282. 《后汉书•王符传》。

283. 《唐会要》卷86，《丛书集成初编》本。

284. [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12页

285. 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卷，第394页。

286. 《太平广记》卷300《三卫》。

287.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卷，第331页。

288. 这段话托言于李悝，但正如陈直先生所云：其中物价是汉时情况，显然出于汉人之手。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74页。

289. 《管子•侈靡》、《轻重乙》、《山至数》等，《四部备要》本。

290. 《史记•货殖列传》。

291. 《汉书•食货志》。

292. 《旧唐书•陆贽传》。

293. 《白氏长庆集·策林二》，《赠友诗》，影印《四库全书》本。

294. 同上。

295. 《柳河东集》卷24，中华书局1983年版。

296. 《旧唐书•食货志上》。

297.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卷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7页。

298. 《太平广记》卷331《杨溥》，卷125《崔无隐》。

299. 王明：《太平经合校》第88～89页。

300. 当然不是绝对的，汉代仍存在“倍称之息”这种勒索性的高利贷。

301. 《汉书·王莽传》，《食货志》。

302. 王永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13页、第899页。

303. 《册府元龟》卷506。

304.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7页。

305. 《法学阶梯》，3•24•1。

30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第358页。

307. 谢肇淛：《五杂俎》卷2。

3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1页。

309. 《国语•齐语》。

310. F•德•古朗日著，李玄伯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71页。

311. 参见本书：《关于西汉五铢钱的流通数额问题》。

312.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313. 科路美拉：《论农业》，3•3•8-10。

3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

315. 《法学汇纂》7•7•4。

316. 《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8～89页。

317. 荀悦：《申鉴》卷2《时事》。

318. 西塞罗：《论土地法》3•2•7。

319.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320. 《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321. E•巴迪安：《“马略”庄院奴隶和无赖的证明》，《罗马研究杂志》1973年第63期第122页。（E. Badian, “Marius” Villas: the Testimony of the Slave and Knave. Jounal of Rmoman Study LXIII(1973)P122.）

322. E•劳森：《西塞罗派贵族及其财产》，见M•芬利主编：《罗马财产研究》第86页，剑桥1976年。（M. I. Finley, 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 . Cambridge 1976. P86.）

323. M•芬利：《戴克里先以前意大利私有农庄的租佃》，《罗马财产研究》第113页。

324. 加图：《论农业》，第136、137、149页。

325. H•肯特：《提洛岛、吕尼亚与穆科诺的神庙地产》，《西方》杂志第17辑（1948年）第243～338页。（H. Kent, The Temple Estates of Delas, Rheneia and Mykonos. Hesperia XVII(1948) P243-338.）

326. M•芬利：《戴克里先以前意大利私有农庄的租佃》,《罗马财产研究》第106页。

327. 《法学汇纂》19•2•15•3—5。

328. 见《法学汇纂》32•7•20•3；《查士丁尼法典》4•65•5；8•14•3等处也保留了那时传下来的这类规定。

329. A•H•M•琼斯：《罗马佃农》，见M•芬利主编：《古代社会研究》，伦敦1974年。（M. I. Finley(ed.)，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 .London 1994）第8章。

330. 小普林尼：《书信集》10•8•5。

331. 盖约：《法学阶梯》4•153。

332. 《查士丁尼法典》4•65•11。

333. 参见P•加尔恩塞主编：《希腊罗马古代的非奴隶劳动》（论文集），剑桥1980年版（P. Gansey(ed)，Non- slave Labour in Graeco – Roman Antiquty Cambridge 1980.）

334. 《汉书》卷24《食货志上》。

335. 《后汉书》卷54《杨震传》。

336. 《后汉书》卷35《郑玄传》。

337. 如地节三年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初元元年诏：“江湖陂泽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见《汉书》宣帝纪、元帝纪。）显然，这些贫民、流民都是正常情况下需要交纳租赋的自由民，而非国家农奴。在边境地区，赵充国推行屯田制以前也只是实行“募民实边”基础上的自由假田，如今内蒙地区的“北假田官”（《汉书》元帝纪引李斐注：“主假贷官田与民，收其假税也。”）它与东汉以后盛行的国家军事农奴制屯田显然不同。

338. 《汉书》卷24《食货志下》。

339. 《汉书》卷90《酷吏•宁成传》，按《史记•宁成传》谓战“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比汉书多一“买”字，语意不通，应为衍字。

340. 驷铁（孙达人）：《秦汉时期租佃关系的发生与发展》，1959年第12期，第46～48页。

341. 《史记》中假公田材料凡二见，一即上引宁成贷公田以假贫民，二即卷110《匈奴列传》之“北假”，《集解》：“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人，故云北假。”另卷126褚先生补云，武帝乳母请假田，则明曰：“以赐乳母”非租与之也。

342. 《太平经》中几次出现“佃家谨力子”一词，但“佃”当时通“田”，并无租佃之意，“佃家”即田家，犹言“农民”而已，从经文来看主要指自耕农，尤其是“佃作、商贾皆有利”之类的说法可能还指“货殖”型农血经营家。

343. 见本书：《郫县残碑与汉代蜀地农村社会》。

344. 高敏：《试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求索》1984年第1期。

345. 《汉书》卷11《哀帝纪》。

346. 见《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第54页。

347. 《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348. 《汉书》卷77《孙宝传》.

349. 这种解释与吕苏生同志的观点较接近。参见吕苏生：《“分田韧假”析》，《人文杂志》1981年第2期。

350. 《通典》卷1、卷7。

351. 相反，关于借贷利息与奴隶的条文却很多，最近出土的张家山律简中甚至还有《奴婢律》的律名。见《文物》1985年第1期，第9页。

352. M•芬利：《戴克里先以前意大利私有农庄的租佃》，《罗马财产研究》第107页。

353. 例如：ILS6468；6271；6466；6469；5946；AE1954、168等等，都是公元前2世纪到2世纪间意大利租佃制契约铭文。参见邓肯一琼斯：《罗马帝国经济：计量研究》（R. Duncan- Jones,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quantitrae studies），第174～180、210、336页等，剑桥1974年。

354. 邓肯一琼斯：《罗马帝国土地占有制的若干结构》，见《罗马财产研究》第7页。

355. 见本书：《郫县残碑与汉代萄地农村社会》。

356. P•A•布伦特：《公元前225年～公元14年意大利的人力》（P•A•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B. C. ～A. D. 14），第124～126页。牛津1977年。

357. 参见邓肯-琼斯：《罗马帝国经济》第3章的详细分析。

358. 邓肯一琼斯：《罗马帝国经济》第201页。

359. 《罗马财产研究》第106页。所谓定额是根据地价而言而不是针对面积而言，同一块土地如地价在土地交易中浮动，则地租也会浮动。

360. 《法学汇纂》22.1•17•6；50•10•5。

361. 《小普林尼书信集》7、18；科路美拉：《论农业》3•3•9～10；老普林尼：《自然史》14•56；西塞罗：《书信集•致友人》5•6•2。

362. 邓肯一琼斯：《罗马帝国经济》第174～180页。

363. 邓肯一琼斯：《罗马帝国经济》第210、236页。

364. 莱文斯：《罗马统治下埃及的生活》（N. Lewis, Life in Egypt udner Rmoman Rule），牛津1983年版，第72～74页。

365.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70～280页对此做了大量比较，可参看。

366. 《战国策·西周策》。

367. 这里说的是“明确”观念，朦胧的认识还是有的。如宁成“贯贷陂田千余顷”语，显然含有把租地看成是贷入生息资本的意思。

368. 《水经注》卷2《河水》注记。

369. 《后汉书》卷24《马援传》。

370. 《列宁全集》第10卷，第310页。

371. 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该碑现存四川省博物馆。

372. 好并隆司：《漫谈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汉代财产税的探讨》，日本《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狩野直祯：《四川省郫县犀浦出土汉代残碑》，日本《史衡》1975年第3期。张勋燎、刘磐石：《四川郫县东汉残碑的性质与年传》，蒙默:《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是泐石“资簿”说》，以上二文均见《文物》1980年第4期。

373. 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第244页。

374. 西汉后期规定，民赀不满3万者免租赋（《汉书•成帝纪》）。又武帝时曾以“官奴婢及天下贫民赀不满五千徙置苑中养鹿”。

375. 《汉书•文帝纪》:“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一金万钱。一家十金，十万钱也。按这类标准均为西汉时的，东汉物价有所上升，标准亦当相应高一些。

376. 用以定量描述任何分配（如土地分配、收入分配等）性质的指标。由洛伦茨坐标三角的面积除洛伦茨曲线以上部分面积而得，在平均分配（倒如每人占有等量土地）条件下，该系数为0，在极端不平均条件下（例如全部土地均归一人所有）该系数为1。该系数越大，表示不均程度（兼并程度）越高。具体论证及计算方法详见R•弗罗德：《计量经济史文集》第17页，牛津1974年。

377. 为标准差与平均值之比。在平均分配条件下，离散系数为0，分配越不均，此系数越大。与基尼系数不同之处在于它主要反映样本中各数据对平均值的离散程度，而且其数值可超过1。

378. 见[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中华书局版，第65、73页。

379. P·A·布鲁特：《意大利的人力》，牛津1971年版，第124～126页。

380. I•门德尔逊：《古代近东奴隶制》第50～55页，纽约1949年。

381. 此类户籍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发现甚多，参见《中国古代籍账研究》录文，第501、572、583、652、663诸页。

“市场理性"如何实现

一个世纪以来，“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之谜一直吸引着许多研究者。有人把它归之于统治者的镇压，然而麦卡锡式的镇压能有梯也尔、斯托雷平乃至希特勒厉害吗？有人把它归之于对殖民地的海外掠夺能相对减轻国内矛盾，然而美囯历史上曾经拥有的殖民地能与西、葡、荷、英、法等西方主要殖民国家相比吗？有人把它归之于文化传统，归之于“英美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对保守与激进的不同作用，然而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有何不同于欧洲的“传统”可言？同在“英美经验主义”背景下，英国工党与美国社会党的不同命运又怎么解释？有人强调新大陆机会多，劳动者到处有出路，然而拉丁美洲也是新大陆，左派运动不也强大得很？还有人强调罗斯福式的改良对社会主义倾向的消解与替代，然而罗斯福的福利主义能与欧洲“社会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吗？更何况罗斯福以前“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早已存在？

历史与现实中农业市场的价格——供给反应

——关于“农民理性”的经济史考察

供给反应问题是当代农业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不仅具有经验意义而且具有形而上意义，因此应当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层面上得到研究。事实上，20世纪初宗教社会史领域提出的劳动伦理问题、30年代国外经济学界提出的“蛛网循环”问题、70年代经济史与农民学领域的“道德经济”之争都与此有关，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又被当做一个文化人类学问题。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农场主）的根本区别是“文化”之别还是制度之别？这是很值得一辨的。

一、关于“农民非理性”和“反常”的供应曲线

马克斯·韦伯曾提到这么一件事：19世纪的一些德国农场主在农忙时为了加快收获，不误农时，采取提高计件工资的办法试图刺激农业工人增加作业量。然而他们都常常遇到一个奇特的困难，其发生频率之高往往令人惊讶：“农工对工价提高的反应不是增多而是减少其工作量。”例如平时每收割1英亩付工资1马克、农工每天可收割2.5英亩。现在把工价提高到1.25马克1英亩，农工将如何反应呢？在雇主看来，他将受激励而每天多干20%（即收割3英亩）以挣到多于原工资50%的报酬（3.75马克）。然而实际上，农工反而比原来少干了20%，每天只收割2英亩，以挣到与原工资一样的钱——2.5马克。因为对他来说，“挣钱更多并不比干得更少来得诱人。”他并不问：如果我尽力干活，将能挣到多少钱？而是问：我要干多少活，才能挣到我已习惯得到的钱来满足习惯的生活需求？韦伯把这种心态称为“传统主义”，它的特点是：并不追求得到最多，只追求为得到够用的而付出最少，或者用经济学家的话说，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只追求代价最小化。韦伯认为这是“前资本主义劳动”的主要特征，并说这是阻碍产生资本主义的最大心理因素，只有在“新教伦理”作为荣耀上帝而拼命积累的“天职”观念冲破了这种“传统”的心理障碍后，资本主义才成为可能。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评价能否成立姑且不论，他对上述农工心理的分析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劳动价格的增加有时却会带来劳动供给的减少。事实上，这种现象并不只见于劳动的供给，劳务市场上的这种现象同样可能发生在其他商品市场上。西方农民研究中荷兰学派的代表Ｊ·H·波耶克在对荷属爪哇（今印度尼西亚）农村进行了30年研究后写成的《二元社会经济学与经济政策》一书把当时的爪哇看成是由殖民城市中西方式的市民社会与乡村中村社农民的传统社会构成的“二元社会”。他认为在市民社会中存在着“正常的”供应曲线：价格刺激生产增长，工资刺激劳动供给。而“农民社会”中却不然，由于人们缺乏求利欲望与积累动机，只以“够用”为满足，因而在农民生活达到某一水平后，就会出现反常的（即“转向后方”的）供应曲线：农产品价格上涨反而导致生产萎缩。（如图所示）例如在农民认为出售1吨稻米已经可以满足他们所习惯的生活需求时，倘若米价上涨一倍，他便会认为只生产半吨就够了。

类似的观点在农民研究中一度非常盛行。于是产生了所谓农民“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学说。农民经济被称为“道德经济”、“爱与怕的经济”等等。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定被认为不适用于农民，建立在这一假定基础之上的全部经济学也被认为对农民是无效的，因此便兴起了研究这些据说是不想发财而只关心“爱与怕”的人们的经济心理与经济行为的“经济人类学”。在这类学问中农民被看成“由宁愿贫困的人组成的亚文化群”，他们的贫困“意味着拒绝成为富人的心理代价（Psychologi-cal Cost）”。

不少学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于是便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S·塔克斯发表《便士资本主义：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经济》一书，运用田野考察的资料证明危地马拉的蒙西皮奥和帕那哈切尔等部族的印第安农民是有“经济理性”的，他们对价格信息的反应与现代市民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心理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尽管其“资本”小得也许只有几便士。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T·舒尔茨更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论证了农民像其他人一样是有理性的，对价格和其他市场刺激有灵敏的“正常”反应。他以非洲为例指出：当可可、棉花、咖啡、花生或油棕果的出口价格变得有利可图时，农民的供给反应是有高度弹性的。因此，传统的小农经济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不讲效率。以农民经济心理的“非理性”为由违背其意愿而强行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的企图都造成了比农民经济更无效率的结果，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认为，把农民看做“宁愿选择闲暇而不愿做额外工作以增加生产的游手好闲者”，看做不愿为增加投资而储蓄的“挥霍者”，看做无效率地使用其所支配之资源的落后与保守分子，这都是对农民的“诽谤”。70年代末，美国学者S·波普金又发表专著反驳J·C·斯科特关于亚洲农民“道德经济”的论点，即《理性的农民》。

总之，这场延续几十年的关于“农民理性”的大讨论，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如何看待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尤其是体现了这种反应的供应曲线。“转向后方的供应曲线”被认为体现了农民的“非理性”，这一点似乎是争论双方的共识。因此农民“非理性”说、“道德经济”说与“爱与怕的经济”说者都力图证明农民确有上述供给反应，而“理性的农民”说和“便士资本家”说者则极力否认这种供给反应的存在。

然而“转向后方的供应曲线”果真只是农民“非理性”的体现吗？果真只具有“传统主义”性质而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格格不入吗？从传统时代到现代，农民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的心理机制究竟有怎样的变化？至少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笔者认为上述两派在争论中体现的共识其实是很成问题的。

二、传统农民的“正常”反应与当代农民的“反常”反应

从中国的情况看，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与从韦伯到波普金的众多学者的断言相反，在自然经济成分很大的“传统”时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是颇为“正常”的；而当他们越来越走向现代化并置身于市场经济中时，“反常”的心理反应却日益频繁地发生了。

早在先秦时代，有关我国农民对市场信号产生“正常”反应的记载便史不绝书。《管子》一书就是一例，该书几乎把价格刺激视为增加农业供给的基本手段而在几个篇章中多次强调：“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事。”用现代白话说就是：市场是一种激励，而振兴农业（所谓“本”业）就要靠这种激励。如何激励呢？显然是通过农民对价格的“正常”反应实现的。在《管子》作者看来，“黍粟之价，釜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谷贾十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休止。”显然，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农夫”的心理反应有什么“反常”之处。

到了秦汉时代，这种“正常”反应已成为国家制定农业政策的依据。所谓“二十病农，九十病末”；“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欲民务农，在于贵粟……农民有钱，粟有所泄”；等等，不一而足。

或许有人会说这种“正常”反应是在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求之前，而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农民就会转而追求“代价最小化”并使供应曲线“转向后方”了。然而史籍中并无记载可证明这一点。相反地，有迹象表明当时已经出了一批在市场刺激下崛起的“大农”，如司马迁所提到的：“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这些人在市场刺激下“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在他们所经营的领域里“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从事激烈的竞争。他们“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田农，拙业，而秦阳以盖一州” 。显然，他们并不缺乏那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心理机制。这些人的数量自然不会很多，但却反映了一种时代精神，以至于司马迁号召向他们学习。

以上是在商品市场方面，在劳务市场上同样如此。《荀子》有云：“求赏蹈利之兵，佣徒鬻卖之道”，杨注：“求赏蹈利之兵，与佣徒之人鬻卖其力作无异” 。《韩非子》则讲得更清楚：“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主人给的“钱布”越多，农工越能“致力”；工价越“易”挣，就越能刺激庸客“疾耘耕”。这与前引韦伯所讲那种19世纪德国农场上的情形全然不同。仿佛是针对韦伯的论述而言似的，司马迁明确指出了那时的“农业家”们的心理状态是“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他们是绝不会为享受闲暇而放弃积累机会的。

汉魏之际以迄隋唐，我国出现了自然经济繁荣、市场机制成分萎缩的趋势，战国秦汉间那种“不余力而让财”的情景、那种高粮价刺激农民“夜寝早起，不待见使”、高工价刺激庸客“致力而疾耘耕”的现象较少见于记载，整个社会的竞争心态也似较战国秦汉时为逊。但在市场成分存在的领域内，农民仍然没有表现出什么“反常”心理，也看不到供应曲线转向后方的迹象。相反，当时政府仍持有“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 的观点，采取过“于时价每斗加十文，所冀民知劝农” 的措施。虽然这并未导致如西汉时那样在价格刺激下兴起的“货殖”型农业，但至少说明价格的“反向”刺激机制和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反常”心理反应也是不存在的。因此，当时有人评论说：“人之蚩蚩趋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农桑苟有利也，虽日禁之，亦人归矣……游惰苟无利也，虽日劝之，亦不为矣。”

只有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即生产者纯粹“为出售而生产”，完全没有替代性产品，而出售的目的又纯粹是为糊口时，“反常的心理反应”才可能产生，在隋唐时期这就是“卖炭翁”式的“商品生产”。正如白居易的名诗所云：“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现在要问：倘若不幸而天暖炭贱，卖炭翁会如何反应？他会因“价格刺激”减弱而减少生产吗？不会。如果“衣食”之价不变，则他“卖炭得钱”就不能少于某个常数。在无替代性生产门路的情况下，炭越贱，他反而要更辛劳地生产更多的炭，以挣得购买衣食所需的钱，而这些钱在炭贵时他本来不需生产那么多便可挣到。在这种情况下，便可能出现“向后转的供应曲线”。但第一，这种状况与“追求闲暇”无关。事实上在炭贱迫使卖炭翁增加“供应”的情况下，他是在被迫进行边际报酬为零（甚至为负数）的过度劳动；在炭价正常时他可以免去这种过劳，但谈不上“闲暇”；而在炭价高涨时他会怎样？他会在挣得现时的“衣食”所需之后便“余力而让财”、追求起“闲暇”来吗？书斋中的人们可能乐于把那“向后转的供应曲线”按逻辑推断划到底，但在现实中更可能的是：鉴于炭价起伏无常，一个时常为“衣食”无着而困扰的卖炭翁在炭价高涨时绝不会仅以挣得现时“衣食”之资便罢手，他多半会抓住价格有利之机尽力增加供应（白诗中的那位卖炭翁在“夜来城外一尺雪”的恶劣条件下加紧工作到“牛困人饥”、筋疲力尽，就是明证。因为这种气候下炭价通常是看好的），以期在满足当日“衣食”后还能多挣些余钱应付预期的衣食——他知道炭价不会总是看好的。于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理性的”（即“转向前方的”）供应曲线（如前图所示）。

第二，更重要的是“卖炭翁”型经济的前述三个特征（完全为出售而生产，无替代性产品，出售仅为糊口）如果说具有“传统”性的话，那主要是对“传统手工业者”而不是对传统农民而言。因为传统农民极少专为出售而生产（而在产品大部分自己消费，且消费又有一定弹性的情况下，“愈贱愈多”的供给反应是不会发生的），并且农民改换一种作物所遇到的技术障碍也不像工匠更新技艺改产其他那样大。因此即便“传统市场”上确有“反常”的心理反应，那反应者一般也非农民。在某种农产品价贱时，农民一般不会被迫增加该产品的供应（除非外力强制下）而会改种其他，甚至于在农业生产不利时还会弃农改业。晚唐姚合《庄居野行》诗就生动地描绘了此种情景：“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

宋元明清以迄近代同样找不到什么“传统主义”心理反应在农民中普遍存在的迹象。直到改革前，我国在计划经济旧体制下用了几十年时间与农民接受市场剌激的心理作斗争，结果证明也是失败的。事实上，即使在那种体制下，农民对十分微弱的“市场信号”仍具有极为敏感的心理反应，而且这种反应都是“正常”的。当时一旦计划价格接近于自由市场价格的程度稍有提高，便会很快引起正相关的供给反应。如1962年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之举，就对恢复“大跃进”中被破坏的农业生产力起了明显作用。1979年农产品收购价大幅度提高对农产品生产的刺激更是众所周知的事例。可以说直到1985年以前，中国农民并没有对市场信号表现出“反常”心理，其供应曲线不仅一般都保持正的斜率，甚至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线性或准线性关系。

但1985年以后情况便有所变化，虽然农户仍然能对价格信号作出调整自身生产和消费的灵敏反应，然而：

第一，多数农户对投入品市场的反应比对产出品市场的反应更敏感，只有少数较具规模性的专业农户表现相反。换句话说，对多数农户而言，他们的供给弹性较前明显降低，对产品价格的反应似乎相对“迟钝”，供应曲线如果说尚未“转向后方”的话，却也近乎竖直而很少前伸了。

第二，市场信号在农户中引起的心理反应开始“个性化”，过去那种“同上同下”、“大上大下”的特征开始淡化。一般地说，至少在同一地区市场信号总是一元的，而它在农户中引起多元的心理反应，就意味着供应曲线的多样化，意味着出现了“转向后方”的成分。

第三，在某些时空范围内，“转向后方”的供应曲线已经不是少数农户的行为模式，而开始影响市场的宏观供求关系。换句话说，在这些情况下不少农户已经开始实现对市场的“逆风向调节”。

总而言之，情况似乎是：在古代的传统经济与过去的计划经济中农民对市场信号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反常”的心理反应，也没有出现什么“向后转”的反常供应曲线。相反地，那时的农民似乎是高度“理性”的，至少往往比官府更为“理性”。而改革后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与农村总体经济水平的提升，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反而日趋复杂化，“反常”的反应变得更为常见。难道说“传统农民”是“理性”的，而现在的农民反而日益“非理性”化了吗？

三、蛛网循环与“农民理性”

对这个问题，按“农民理性”讨论中的思路可以有一个方便的解释：由于“文化传统”的惯性，当然农民在进入市场经济后仍然保留了传统的“非理性”，因而会产生对市场信号的“反常”心理反应。那么为何以往的农民没有这么“反常”？那是因为以前的农民太穷，基本生活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供应曲线尚未走到“转向后方”的临界点，农民需要更多的收益去维持生活，顾不得追求“闲暇”。而现在农民的基本需求满足了，反常的心理反应开始表现为反常的供应曲线了。

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似乎说得通，但并不符合事实。笔者曾在组织清华大学1995年暑期学生农村调查期间对浙江、广西作了两个问卷调查，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一个问卷调查系对广西田林与浙江永康两县的117个农民作出。问题：假如某种农产品价格今年特别高，而你又有生产它的能力，那么你多半将：

A．扩大该产品的种植，指望明年卖上好价钱。

B．减少该产品的种植，因为以往“追市场”多失败，今年紧缺的东西明年多半会过剩，价格会大跌。

C．行情看不准，别人种啥我种啥得了。

D．别人种啥我偏不种啥，大家都种肯定卖不出去。

E．不管什么市场信息，还按以往习惯的规模种植。

F．听从政府的安排。

G．设法打听专家对明年市场的预测再作决定。

H．其他（自拟答案）。

结果是：选择答案A－21.4%，B－24.8%，C－33.3%，D－17.1%，E－15.4%，F－7.7%，G－1.7%，H－4.3%。

案：因考虑到农民精确判断的困难，规定在选择题中可以打两个√，以便能从“模糊思维”中获取信息。因此各项回答率总和大于100%，但这些数字彼此间仍然是可比的。若要取得散总相符的百分率，将以上数字除以其总和即可。

第二个问卷调查是对在北京的57名农民工作出的。问题是：假如按工作量发给工资，而你可以自由决定干多少工作量，现在老板把每单位工作量的工资提高一倍（注：不在春节期间）则你将：

A．干得比原来更多，以挣得尽量多的钱。

B．干得比原来更少，以便在保持原收入的同时多享受些闲暇。

C．仍与以前干同样多的活。

D．随大流，同伴怎么干我也怎么干。

E．先尽量多干多挣，挣够了就可以悠闲着点了。

F．其他（自拟答案）。

结果是：选择答案A－15.4%，B－8.8%，C－5.1%，D－6%，E－8.8%，F－1.8%。

根据这两个结果，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农民对农产品价格信号的心理反应是多元的，而且“反常”反应所占比重颇大。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这种“反常”反应多来自农民中文化层次较高或者说是理性思维能力较强的那一部分。与此相反，农民工对劳务价格信号的心理反应却相当一致，而且比较“正常”。这表明那种“反常”心理反应并不是“传统主义”心态在基本需求满足后表现出来的结果。因为“传统主义”应当是在商品市场与劳务市场都有表现的，而我国当前农民工对劳务价格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于韦伯笔下的“传统主义”农工。不能设想，人们在同一市场中对一种价格信号作出传统主义的或“非理性”的反应，而对另一种价格信号却作出现代主义的或理性的反应。

从上述问卷回答中可以看出，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农产品市场本身具有一些劳务市场所没有的特点：劳务本身无所谓生产周期问题，它进入市场是连续的。而农产品则不同，它的生产周期长。假如某种农作物是一年生植物，那么农民在受到现时价格刺激后并不能马上增加市场投放量，他必须现在扩大种植，以期扩大明年的上市量。然而现时价格能否维持到明年？显然，这种风险是劳务市场上所没有的。

下面这份访谈记录典型地反映了农民在这样的风险市场中的状况：

这两年不好搞了。行情搞不准，有些政策也不稳，搞什么都赶不上趟，你碾上这头，那头塌下去了。碾上那头，这头又塌下去了。就说这两年，我先是种了2亩洋葱，第一年卖8分钱一斤，第二年卖，每斤只有4.5分了。我又改种薄荷，第一年种了2亩，每斤14.5元，第二年琢磨着多搞点，一下种了17亩，炼了260多斤薄荷油，还花280元买了口新锅炼油，可到卖的时候跟外贸部门订的合同也不管用了，每斤薄荷油只卖到9元钱，就这一项，我就少收入1400多元。

再说养鸭养鹅。去年我养了400只鸭，卖了2000多元。今年我又养了600只鸭，400只鵝，光粮食就吃掉了3000斤。去年鸭子1元钱1斤，今年春看好，涨到一元三四了；可鹅的价钱跌了，去年1元7角，今年到我卖时只有1元2角了。我把鸭和鹅都卖了，才得到近3000元钱。去年粮食多，叫我们转化，我多喂了鸭、鹅，今年又要我一定要完成9000斤的粮食定购，我只有6000斤可卖，那3000斤，只好用卖鸭鹅的钱补上。

最可气的是今年夏天，乡里教我们拔活鹅毛，我学会了，回来拔了活鵝毛，拿到凤阳去卖，找了半天也没人收，白拔了鹅毛，活受罪。

我现在的经验就是，什么你都要搞，不能只搞一样，但是，什么你也不要多搞，一点一点地摸，想吃大的，那不行。

图ａ　收敛型蛛网循环

这里所反映的政策不稳属于体制问题，此不具论。而生产周期长所带来的市场波动却是农产品市场的普遍性问题。这也就是3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引起广泛讨论的“蛛网循环”问题。所谓蛛网循环是指这样一类产品在市场上的周期性波动：这类产品生产周期长，其决策依据现时销售价格刺激下产生的预期，而实际市场价格却取决于前一周期的生产规模。于是便产生了如图a所示的演变：初始供应量Q1导致了价格P1，而这一高价将刺激生产，使第二周期供应量提高到Q2，而这又导致供过于求，把价格压至P2，这一低价又会抑制生产，使第三周期供应量跌至Q3，从而引起了高价P3，P3导致高产Q4……如此循环不已。联结每一周期在供、需二曲线上的对应点D1、S2、D2、S3，D3、S4……便得到一形如蛛网的图形，此即所谓“蛛网循环”。

这种循环使市场均衡难以建立。在图a的情形下，市场要在过剩与短缺二者之间反复震荡，经过许多个生产周期（假定每个周期为1年，则要经过许多年）后才能臻于均衡，从而完成一次市场调节。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

图b 恒定型蛛网循环

图a中的“蜘蛛”毕竟是在循环中趋近于“网心”（均衡点）的。而这就需要供应曲线S的斜率大于需求曲线D的斜率，或者说，需求弹性大于供应弹性。在社会心理学上，就是消费者对价格的心理反应必须比生产者更敏感。倘若不具备这一条件，那么在消费者与生产者对价格同样敏感时便会出现图b中的情况：S、D两曲线斜率绝对值相等，“蜘蛛”的行程变为一闭合的矩形，不再向“网心”趋近。这种“恒定蛛网”将使市场均衡永远无法实现。

而如果生产者对价格的敏感更甚于消费者，那就会出现更糟糕的“发散型蛛网”如图c所示。

图c 发散型蛛网循环

这时，“蜘蛛”的行程不是越来越趋近于“网心”，也不是等距于网心，而是越来越远离网心。它意味着“市场调节”的结果不仅不是趋向于均衡，而且是在破坏均衡，使每个周期的震荡不断加剧，从而给经济造成损害。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或用另一种术语说即“习俗——指令经济”）时代，虽说农民对价格信号的反应未必是“反常”的，但那时影响供给的其他因素尤其是经济外因素甚多且强，供给与价格间的函数关系呈不确定状态，因而蛛网震荡难以发生。农民对价格信号的“正常”心理反应也不易受到冲击。然而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供给与价格逐渐确定函数关系，这种心理反应受挫的概率便会增加。这是因为不少农产品作为生活必需品，其市场恰恰具有需要弹性小而供应弹性大的特点。例如人们吃粮的标准大致是稳定的，即使粮价从每斤2分变动为2元，粮食需求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然而这种价格变化对生产者的影响却大得多：2分钱的价格足以使他完全放弃商品粮生产，而2元的价格则可能使他完全放弃其他生产并全力种粮。这样一来便恰恰使三种“蛛网”中最具破坏性的“发散型蛛网”最有发生的可能。

然而，“幸运并且有点奇怪的是：农产品的市场通常都是稳定的。” “发散型蛛网”很少被实际观察到。这曾成为国外学术界关于蛛网理论的争论焦点。但笔者认为，恰恰是农民心理反应的变化在阻止蛛网的发散。关于这一点，50～60年代泰国商业性水稻生产可为例证。下图给出了这一时期泰国4个府稻米生产波动的情况。

从图中可见，在泰国稻米市场发展过程中约7～9年期间内曾发生过明显的蛛网震荡，尤其在1950〜1958年的武里南与马哈沙拉堪两府震荡具有较强的发散性，峰谷差在武里南府甚至发展到4倍以上。农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但随着农民心理预期的调整，到50年代末以后农民供给反应发生变化，供应弹性明显降低，蛛网震荡遂趋于收敛乃至消失。在这一过程中，“同上同下”导致的“大上大下”肯定给农民以教训并导致了农民对市场信号心理反应的多元化，相当一部分农民会以“竖直的”乃至“转向后方的”供应曲线调整自己的生产行为。但这显然体现了“农民理性”的增强而不是削弱。

我国主要农产品如粮棉等至今未完全放开市场，不可能观察到像泰国那样的过程。但农民心理的类似变化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实上，在那些国家不加调节的农产品市场上蛛网震荡已经使农民吃了不少苦头。1984～1988年间陕西黑米市场曾有连续数年价格交替大幅度升降，波幅低至每斤4角多，高至2元，产生严重的市场误导。1990年亚运会时内蒙河套地区风传北京要大量采购瓜果，临河一带农民种瓜成风。结果北京不要，满地瓜烂无人收。次年瓜田剧减，瓜价大贵，种者复多，至今当地逢双瓜贱、逢单瓜贵已持续多年。1995年瓜贵，瓜田面积据说比上年又有50%～60%之差。除瓜之外，当地的商品性作物如紫皮大蒜、酱用番茄等也是如此，拿后者来说，1997年成车批发地头价每斤达0.19～0.2元，而前年零售价才7～9分。一些多年生作物因生产周期更长，“蛛网震荡”更明显。前几年京郊、河北一些地区从大种山楂到大砍山楂的折腾就是一例。更突出的例子是所谓“麻疯病”：1988年国内苎麻紧俏，价格峰值高至1.6万元/吨，导致农民种麻成“疯”。但这种多年生作物到1990年大量上市后，价格便暴跌到每吨仅1600元，仅及峰值1/10，麻农大赔本，只得挥泪斩麻，产量剧降，到去年麻价又涨至高峰，传媒惊呼“麻疯病”又将复发。苎麻之外，一年生麻类如黄、红麻生产近年来也发生过周期性大起大落，但没有多年生麻那样“疯”得厉害，充分显示了“蛛网”的特点。

泰国商业性稻米生产的波动

除种植业外，蛛网循环也对我国的养殖业产生作用。如生猪供求关系的起落，据郭书田先生研究，就属于周期性震荡，而并非如某些政府部门所断言的那样因饲料问题而致。

蛛网震荡的一再发生，对我国农民的心理预期同样产生了明显影响，这与泰国的稻农是相似的。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农民“追市场”的盲目性确实有改变。这两年山楂价复升，而农民种山楂之热并未再起，传媒惊呼的“麻疯病”复发也远无上次那么严重。笔者1998年在临河等地也了解到许多农民对多年来瓜价的涨落规律已有所总结，并开始出现反向调节。前面提到过的那个问卷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已有近1/4倾向于“向后转的供应曲线”，1/6强出现了不从众的“逆反心理”，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在降低供给弹性，或者寻求现时价格之外的其他信息来反馈于生产。所谓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反常”心理反应，就是这么一回事。

四、“农民理性”及其反面

从上面的叙述可见，农民进入市场经济后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出现多元化，乃至出现某种“反常”是有其合理性的。它是农产品市场本身所固有的、异于一般市场的特点所造成的。农民对这些特点的适应，不仅不能说是“非理性”，而且恰恰应当说是农民理性的提升，是农民在市场之海的遨游中，心理渐趋成熟、盲目性逐渐弱化的体现。自然，这里也包含着对市场的不可捉摸性的无奈，但这与其说是农民的非理性，勿宁说是市场本身的“非理性”，即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尤其是它在农业领域中特有的局限性。事实上，农民在这种或那种农产品市场上出现“转向后方”的供应曲线，仍然属于追求利益极大化的心理范围，因为他们“反常”地缩减这种产品的生产后并未使要素闲置，而是改而生产他们预期能有更好收益的其他产品。因此这种“反常”既不是为了追求闲暇，也不是出于道德、情感动机，它仍是服务于全部生产总收益极大化这一追求的。

退一步说，即便农民有追求闲暇的心理动机，也很难把它称为“农民的非理性”。这里有一个逻辑的误区：既然古典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把所谓“经济人”的理性假定为对“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取得尽可能大的利益”的追求，那就在实际上承认了追求代价最小化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同一的，都是“经济理性”的体现。当然，这种同一性的假定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从韦伯所举的那个事例看，追求代价最小化（为此不在乎利益是否极大）和追求利益极大化（为此不在乎代价是否极小）在大多数场合是两种选择而不是一种。与为“闲暇”而放弃工资“极大化”的那种选择相反，马克思曾经指出过那种为了追求300%的利润不怕上绞架（即不怕付出大的代价）的积累冲动。应当说这两种追求都只实践了“经济人”假定的一半。那么有什么逻辑上的根据说前者是非理性而后者才是经济理性的呢？

总之，笔者认为可以对“农民理性”之争中的双方作出质疑。如前所述，争论双方实际上在下列公式上形成了共识：

“传统主义”＝“反常”的心理反应或“向后转”的供应曲线＝追求闲暇＝经济非理性

笔者认为这一公式的每一步都是可以商榷的：“传统农民”未必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常的”心理反应并产生“向后转”的供应曲线，而“现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也未必都是“正常”的并因而使供应曲线保持前伸。“反常”心理与“向后转”的供应曲线也未必是为了“追求闲暇”。最后，“追求闲暇”也未必就意味着“经济非理性”，哪怕是按照关于“经济人”的假定来使用这一概念。

与许多人的说法相反，至少在中国，当代农民似乎比传统农民更易于对市场产生“反常”心理反应。但无论当代还是传统的中国农民，就其个人经济动机而论，都很难说是“非理性”的。

那么“农民非理性”岂不是根本不存在了么？当然不是。无论中国或是外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非理性现象可谓不胜枚举。仅就经济生活而言，并且仅在“代价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这一意义上使用“理性”这个概念，我们也可信手拈来如下事实：

经济决策非理性——专制王朝滥用民力、劳民伤财的徭役调拨和欧洲村社制度下的强迫种植姑且不论，仅农民耕作决策中的不合理干扰就很多，如北魏至隋唐均田制下对“桑田”、“麻田”的硬性规定，明初实征桑麻丝絹之制下的抑配式生产等等，都人为地损害了耕作效益，降低了投入产出比率。

资源配置非理性——欧洲村社制下插花式散布的条田、中国遗产均分制下的农地的“畸零散漫，不成片段”，以及中外传统社会中对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流动的行政性或宗法性干预，都阻碍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社会分配非理性——前近代社会中的分配不公是人所共知的，但这种分配不仅不公平，而且也无效率。浓厚的按权分配、按身份分配成分和由此而来的等级壁垒，与同等级人群中的平均主义，是宗法共同体（专制国家、村社与宗族公社）在分配关系上二位一体的主要特点，它扼杀合理的竞争机制与改善经济绩效的心理激励，因而不仅具有价值非理性或道德非理性，也具有工具非理性或经济非理性。

如此等等。反映在社会心理层面，就是宗法共同体中主客体互渗的集体表象对人们的心理控制。这种心理机制抑制着个体思维的独立性，阻止个性与理性成长，并使共同体成员处于神秘的共同参与之中。农业社会中常见的群众性歇斯底里、政治上大鸣大轰与文化上的巫术迷信都与这种集体表象支配下的非理性冲动有关。

总之，传统农民社会心理的非理性特征，根源在于宗法共同体对个性的压抑。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在这里“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显然，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农民作为个人是否具有“经济非理性”动机。相反地，正是由于传统农民社会中以共同体为本位，个人只是共同体的附属物，因而传统农民经济是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即便那时的农民作为个人确如“便士资本家”一般，或者说确有“经济人”的全部“理性”但正是由于他并无个人权利（或者说这种权利不充分），这种“理性”不能成为宏观经济运作的基础，所以尽管单个农户的经营就其能够配置的资源而言是理性的，但整个经济仍然表现出严重的“非理性”。就农民个人而言，他的心理是健全而理智的，但整个社会心理却在压抑这种理智并积淀着歇斯底里的因素。只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作为交换行为的主体摆脱了对共同体的依附，他们的理性才能摆脱集体表象的压抑而健全起来。

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

——“桑巴特问题”引发的讨论

以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和20世纪末的临近为契机，近年来国际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又趋活跃。面对着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这一人类历史上惊人的大起大落，无论从“社会主义复兴”还是从“社会主义反思”的角度，人们都对中俄两国关注最多：俄国社会主义何以兴衰相继？中国社会主义何去何从？然而人们也没有忘了第三个大国美国，这个经典上所称的社会主义土壤——现代工业文明、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最发达而20世纪又似乎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最绝缘的国家。当“现实社会主义”在全球高潮澎湃之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美国例外论”命题曾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讨论，而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现实时，有人却提出了“为什么美国有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新的“美国例外”命题。正如著名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其一本书中所说：“美国例外主义”成了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砍向社会主义的普遍论，也可以砍向反社会主义的普遍论。而在20世纪末，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说法如果离开了美国的经验（正如离开俄国、中国的经验一样）都将缺乏解释力。

一、“社会主义者爱美国”与“美国不爱社会主义”

曾记得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共运中出了所谓“白劳德修正主义”：当时的美共领袖白劳德提出“美国特殊论”，认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在美国的条件下很难尖锐化，因而通常意义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在美国也难有前途。为此他解散了美共，并认为美国左派只有走劳资合作、妥协改良的道路。白劳德的此种看法导致了当时还是斯大林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共运”阵营的齐声斥责，并以他被美共开除而告终。然而事实终归是无情的：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美共并没有因为清除了白劳德这个“绊脚石”而时来运转，反而日薄西山，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把它当成一回事了。

仅仅美共如此倒也罢了，美国历史与现实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不仅苏联模式的“共运”在美国从来不成气候，其他模式的诸种“社会主义”乃至反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各色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也都难以生根，起码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是如此。社会民主派、民粹派、无政府工团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等运动在美国也从未形成声势，而它们在欧洲、在堪称美国文化之母的英国、在与美国同属新大陆的南美地区都曾各领风骚。

社会党国际的美国成员——美国社会党及其衍生党在1912年高峰时也仅有党员11.8万（而此时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都已众逾百万）此后每况愈下，20年代末党员不到7万，到80年代后期它的两个后续党（民主社会主义者共和人民党与社会民主党）总共只有8000左右成员，实际已名存实亡。显然，美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仅难望北欧同仁之后尘，也绝无可能与密特朗、勃兰特等西欧同志相比肩。我们后面将提到的美国社会党领袖哈林顿是社会党国际主要理论家，位居社会党国际名誉主席，然而他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却远比他在“国际”论坛上的影响要逊色得多。

美国历史上的人民党人（the Populists）曾被一些论者视为俄国民粹派的同类。但事实上他们不仅声势、影响不及，而且在性质上也相去甚远。俄国民粹派崇尚公社和“人民专制”，是所谓“农业社会主义”者，而美国人民党人——我姑且把他们称为“农业自由主义”者——对这两样东西是绝不感兴趣的。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基本上不存在。

至于美国的工会，它不仅是劳资妥协的专家，而且在捍卫所谓“美国人的价值观”方面历来比颇讲实用主义的政府与商界要极端得多。在美国，工人比资本家更“反共”，工会比商会更“冷战化”，这是众所周知的。

仅仅列举以上这一切倒还不足为奇——人们可以说，例如像沙特阿拉伯这类地方也是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都吃不开的。然而美国案例的另一面恰恰在于：很久以来，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者”都对美国怀有远胜于他们祖国的好感，乐于在美国寻找其价值理性的经验依托，当他们在祖国碰了钉子时，往往便寄望于美国，企图在那里实现其人文关怀与社会理想。当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人欧文在本国未遂其志，便跑到美国去建立他的“新协和村”理想国。法国人卡贝在本国发表了他的乌托邦设想后，也来到美国去实践他的“伊加利亚之旅”，而且据说“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俄国的一批民粹派志士在“民意党密谋”失败后在祖国无处容身，便跑到美国建立了著名的堪萨斯州“雪松谷公社”，维持了十余年的“大同”实验。这些理想主义者看好美国可以说绝非是仅仅看中了新大陆的空旷可居，这一点在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式道路”的善恶二元对立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个后来成为美国头号对手的超级大国的缔造者在1917年以前的十余年间经常把俄国现代化道路的一切光明面都归结为“美国式道路”，而阴暗面则归结为“普鲁士式道路”，并屡屡发誓要为使俄国走上“美国式道路”而奋斗。其语调之热烈几乎可与1949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人“走俄国人的道路”的热情相仿佛。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中在野的社会主义派别更其然。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孟什维克派与布尔什维克派分手后成了对头，但1917年以前两派都倡导“美国式道路”。1917年后孟什维克被掌了权的布尔什维克镇压，仍不改此愿，孟什维克首领唐恩直到1947年在国外去世前还希望“实现俄国社会主义形式的‘美国化’”。无独有偶，十多年后被斯大林逐出国门的托洛茨基在对苏联失望后也曾把“第四国际”的事业寄厚望于美国。他不仅授意由美国托派代表主持“国际”成立大会，晚年联络重点也转向美洲，甚至还把自己身后全部档案文牍都转让于美国的大学，虽说直接目的是卖钱，但也不乏更深远的希冀。孟什维克与托派，一个比苏联当局更“右”，一个比苏联当局更“左”，但两者都在美国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某种希望，这是颇有意思的。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者看好的美国”与“在美国碰壁的社会主义”都其来甚久。一方面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在美国都难以立足，另一方面美国以外的各国种种“社会主义”者又多向往美国（而且绝不是仅仅向往它的物质方面），这种奇特的反差确实耐人寻味。

于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便成了近一个世纪来人们议论的话题。为此产生了种种解释，然而有说服力的似乎不多。

当然，最难让人信服的是一些美共人士的说法：统治者的镇压与白劳德、洛夫斯通之类的“内奸”阻碍了美国社会主义的兴起。无疑，把美国的“自由”理想化是不足取的，我们都知道有个麦卡锡时代。但相对而言，应当说在历史上美国的政治自由空间一般比欧陆还是大得多，如果这点镇压就足以扼杀社会主义，那也太小瞧这种人类理想的生命力了。而经历了从科伦审判到“斯托雷平反动时代”种种磨难的欧陆社会主义又怎么会曾有如此气候呢？

文化决定论者喜欢谈论传统的作用。然而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有何不同于欧洲的文化传统可言？近年来“英美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两分法颇为流行，似乎“经验主义”要比“理性主义”更不利于激进思潮的成长。然而同在“英美经验主义”背景下，英国工党与美国社会党的不同命运又怎么解释呢？

有人强调新大陆机会多，劳动者不易感到生存压力而滋长反抗情绪。然而同为新大陆，拉丁美洲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又为何如此活跃？

更常见的一种解释是说美国工人生活富裕，因而没有穷则思变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所谓“关于美国社会主义失败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然而正如下文将引的哈斯班兹和哈林顿等所言，20世纪初德国工人吃到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并不比美国工人少，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却在那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可见美国人不“思变”未见得就是因为不穷。

还有些论者很强调罗斯福新政的改良作用对美国社会主义潜势的消解，甚至认为罗斯福新政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主义”。这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问题在于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思考早在“新政”之前很久就产生了，因此用“新政”作为它的答案至少是很不够的。这也就是我们要研究早于“新政”20余年问世的桑巴特著作的原因之一。

二、物质替代还是价值替代：桑巴特的解释与美国社会主义者的评价

人们对W·桑巴特不会陌生，这个20世纪初驰名世界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生思想倾向多变，早期接近马克思主义，后转为极端保守主义，到晚年又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并对纳粹表示同情。但任何时候他都不认同自由经济思想，因此他写《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绝不是为了要替“美国主义”辩护。此书以德文出版于1906年，当时桑巴特还是个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此书发表后几十年内译本众多，法、西、英、日等文译本均有，而若干译本前还附有评价此书的论文式长序，作序者往往也是知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这些序文连同桑巴特的原书一起，勾画出了几十年间欧美两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探索过程。其中，1976年英文版的序文由美国社会民主主义最卓越的活动家M·哈林顿（Harrington，1989年去世时为社会党国际名誉主席，作序时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委员会全国主席）所作。研究性论文的作者则是英译者之一、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社会学讲师C·T·哈斯班兹（Husbands），他曾多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治学并任教，是研究美国社会党史的知名学者。这样，在70年的时间跨度里，由旧大陆社会主义思想家、美国本国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者和这一运动的新一代研究者3人共同提供的这一文本，便比桑巴特一人之作更具研究价值。

作为一个德国人，桑巴特是在美欧（主要是美德）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言的，他认为美国工人与欧陆相比有如下特点：

（1）美国工人更“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的善意态度”。这首先是因为它成功地供给了他们的物质需求，其次也因为他们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经济整合”方式。这一整合方式受到在许多企业中使用的计件工资的有利制度和各种奖金与利润分享制的推动。这个说法在桑巴特之后又为许多人所发展，如熊彼特指出：美国社会主义的难产是因为“普通有资格和受尊敬的工人都是或自认为是企业人（businessman），他成功地使自己适应于利用他的个人机会……他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其雇主的思维方式”。

（2）美国工人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持善意态度，他的“公民整合”（civic integration）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尤其是建基于启蒙原则之上的普选制与宪政民主更集中地促进了这种整合。桑巴特的这一看法后来也有许多支持者，他们指出：统治精英通过民主程序把工人阶级结合到政治进程中的成功尝试对工人阶级及激进主义起到了最大的阻抑效果。有人还推而广之，认为工人阶级激进倾向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以及战后联邦德国的衰落，主要也是这个原因。而19世纪德国工人比较激进，则是由于没有这种整合机制。我们可以把这种解释模式简化为“民主消除激进（或曰民主使人保守）”的公式。

（3）成功运作中的两党制下产生一个新政党的困难，也是美国社会主义者无所作为的原因。据说美国社会党与此前的人民党都是“第三党困境”的牺牲品而在两党游戏中被淘汰的。

（4）美国工人阶级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因被美国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物质报酬收买而消亡。这就是所谓“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桑巴特认为美国工人所处的“超级物质环境”已预防了反对派及社会民主倾向在美国无产阶级中的发展。桑巴特在书中用了最大的篇幅旁征博引地调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主要是德国工人）更富有。他说，尽管美国“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与实际的中产阶级间富裕程度的差别”仍然存在，甚至可能还在扩大，尽管社会财富的总分配可能正变得更加不平均，但由于美国工人发现他们比欧洲工人过得更好，于是便心满意足了。这一所谓工人生活“资产阶级化”问题是桑巴特解释中引起非议最多的内容。

（5）美国较好地实现了“机会均等”工人阶级（与欧洲相比）有更大的机会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地位，实现社会地位的流动性。桑巴特认为这是“在考虑（美国）无产阶级心理如何发展时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来，美国工人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的“顶层或近乎顶层”，他们比欧洲工人更有可能成为小资产阶级企业主。

（6）一个开放的边疆地区的存在起着减少美国工人好斗性的效果。在这方面桑巴特可能受特纳（Turner）的“新边疆史观”的影响。他认为美国广阔的西部“新边疆”的存在为美国工人提供了“逃入自由”的机会，如果劳动条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变得太压抑的话。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大量“穷愁潦倒”的工人从东部移居西部而成了独立农场主，从而使边疆成了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和“美国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障碍。

对桑巴特的这些说法，70年后的美国社会主义实践家和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异国研究者是怎样看的呢？

哈林顿与哈斯班兹都对桑巴特的美国工人生活“资产阶级化”之说即“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表示了集中的批评。哈林顿指出：绝不能假定贫困使人激进而富裕使人保守，因为相反的情形经常是存在的。典型的例子是：60年代在美国一度影响很大的新左派运动就不是以穷人而是以那些交上好运的青年们为基础的。而在德国，从《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时间正是工人阶级在经济收人上的“幸运年代”，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工人运动恰恰是在这个时代获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成长”哈林顿与哈斯班兹都对桑巴特所谓美国工人比德国工人富裕的统计学依据提出了质疑。哈林顿引证德国学者斯腾塔尔（Sturmnthal）的研究，指出桑巴特关于美欧生活水平的统计只考虑“一次分配”而忽略了俾斯麦的（在英国是劳合·乔治的）社会保障纲领的作用。由于当时欧洲（主要是德、英）社会福利性质的二次分配远比美国发达，欧洲工人生活未必糟于美国，哈斯班兹更认为桑巴特给出的“美国工人普遍富裕的图景是十分牵强附会的，它无视移民出身与本土出身的美国工人阶级人口的实体部分存在着严重贫困”。即使从统计学上，桑巴特也不能证明美国工人比同一时期的德国工人更富有，而美国工人内部的经济分化更远甚于同时代的德国工人。哈斯班兹还指出，桑巴特不是这种解释的头一人，19世纪就有人以富裕化解释19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人中社会主义倾向衰退的问题，事实表明这种解释并不成功。

实际上，70年代以来对桑巴特上述统计的批评性考证者不乏其人。看来，“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的作用至少没有桑巴特说的那么重要，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哈斯班兹还对桑巴特“新边疆”对社会主义的阻抑作用之说进行了批评，他问道：如果像桑巴特所言，美国工人“爱资本主义”并“为它奉献全部身心”，人们就不能不奇怪为何他还想从这一乐园里“逃人”到寒冷的边疆去。这样的反诘当然有些简单化，不过笔者可以补充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西部的空旷和移民潜力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如果它对社会主义有碍，其作用也应递减。然而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却没有因此而高涨，而是自20世纪头十年以来日益衰落的。“新边疆”说显然不能解释这个事实。

在批评桑巴特的同时，哈林顿等也对他的另一些说法加以肯定乃至发展。哈林顿认为桑巴特提到的“公民整合”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比桑巴特已强调的更加重要”。哈斯班兹也有类似看法。这样，20世纪70年代后的人们在否认了“富裕使人保守”的理论的同时，却对“民主使人保守”之说表示了认同。

哈林顿指出，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其说是围绕经济问题，毋宁说是围绕公民权问题开始的：工人在政治进程中受到的排斥或系统性的歧视一开始就是抗议的对象。“在几乎一切情况下，反资产阶级斗争的心理与情绪基础都是对资产阶级平等（bourgois　equality，或可译为‘市民平等’——笔者按）的要求。甚至在有些例外的英国，最早的有组织工人政治运动即宪章运动也是如此的。”

在美国，几乎从一开始就有了普选权。这导致萨姆松（Leon　Samson）在30年代最先概括的现象：“‘美国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所谓“美国主义”在这里并不是指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是指美国式民主包含的自由、平等之类观念。在萨姆松看来，这类观念与社会主义实质上相通，所以他说：“美国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即它传播平等主义，否定等级社会的现实，这与英、法等欧洲国家不一样。哈林顿同意萨姆松的看法，他认为这里包含着“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主要答案，即：“美国工人可以用优势意识形态（按即自由主义）的语言，而不是用该形态的反对派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平等要求。”

这里必须指出，萨姆松讲的“美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都是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它显然不是指常被人称为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政，不是指那种以国家干预限制竞争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结果平等”（或限制结果不平等）的意义上的公平，而是古典自由主义“公平竞争”意义上的公正。作为社会党人拥护社会福利政策的哈林顿，对美国的税收——福利政策不像欧洲“社会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照顾穷人”是深表不满的。他愤然写道：“在美国，最具返还性的税也就是最普及的税，社会保障费用的征收不允许（对穷人）减免或考虑家庭规模，这是对富人的荒谬的照顾。他们公开地以比其他人更便宜的代价获得受津贴的退休保险。”然而哈林顿又看到，这种（与欧洲相比）更缺少“抑强扶弱”色彩的政策因其符合“自由竞争的公正”，居然比欧洲式的福利主义更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对持有美国主义、个人主义与自助意识形态的公众来说，他们对高返还性的税制是很热衷的。”当然哈林顿也指出，美国的税收——福利制度也不是一点“抑强扶弱”的二次分配成分都没有，“事实上社会保险体制中有大量的福利成分，但这事实仅为统计学者与专家所知”。公众并不是对这种“抑强扶弱”感兴趣才认同这一体制的。相反，由于自由主义的公正观接受那种自己出钱保障自己的观念，使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维持着作为一个保险纲领神话，即它给领受者提供了福利”。

哈斯班兹则从另一个角度即移民的态度涉及了“美国主义”替代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指出，桑巴特忽视了美国工人阶级内部在那个时代存在着比德国工人更大的经济不平等。主要原因在于土生的美国工人（他们其实也是早期移民）把外来廉价劳动力的涌入看成对自己的威胁，因此19～20世纪之交的大多数美国工会是排外主义的和有行会倾向的，并且对新的移民工人群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但这一点本身未必谈得上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有利还是有弊，因为工人的分裂与工会的行会倾向固然不利于社会主义运动，但移民群体如果长期处在受排斥的低下地位，这本身就会促使社会主义或“某种激进主义”在移民群体中蔓延，在欧洲大陆，移民与犹太人中的社会主义倾向远比本地民族活跃，就是这个道理。而事实上19世纪后期的美国社会主义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一些有激进倾向的移民从欧洲带来的。（反过来说，正如笔者前已指出，从欧文、卡贝到列宁、托洛茨基的几代欧洲社会主义者也都特别看好美国，而且不仅19世纪后期为然。这或许也增加了当时移民美国的欧洲人中社会主义者的比例——笔者按）以至于产生如下说法：“那些在美国传播社会主义的人是一些无人追随的潦倒的德国佬。”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社会党的前身）甚至往往到德国召开它的会议。

然而恰恰是美国式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体制，使本土工人对移民工人的行会式排斥只是起到了有限的作用。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资本家对本土工人与移民工人“一视同仁”地予以“剥削”，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相对于欧洲而言更为公平的竞争机制，大大加速了移民工人的“经济整合”进程。在桑巴特时代，移民抵美一代人之后便一般可与土生工人具有同样“经济特征”。P·罗伯茨引1911年工资数据证明：“当移民本人处境还十分糟时，他的儿女的工资结构便已与土生工人基本持平了。”

正是这一机制，使美国移民中的“社会主义平等观”很快为“自由主义平等观”所取代，从而消解了“移民社会主义”，甚至使移民工人从母国人口中较多社会主义偏好者变成了“对社会主义杆菌的免疫者”。进入20世纪后，美国社会党在移民工人中已比在土生工人中更难得到支持。这绝不是说移民工人更加逆来顺受地任人“剥削”，相反地，移民工人在与雇主的斗争中往往比土生工人更有战斗力，但这却是一种“反对资本家而非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正如罗伯茨描绘的美国斯拉夫移民工人的状况：“斯拉夫人参加工会并为更髙的工资与更好的条件而战斗……他们会以宗教般的献身精神追随一个劳工领袖，他们在战斗中有耐力，能吃苦。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经济动机而做的。斯拉夫人爱美元，并在冲突结束时要保有它，让人们试图领导他走社会主义道路吧，他是不会走的。”

三、“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与“美国例外论的双刃剑”

综上所述，70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否定了桑巴特解释中的物质替代（“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而肯定并发挥了这一解释中的价值替代（“美国主义”替代社会主义）理论，这除了学理上与历史上的依据外，也是以60～7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为背景的。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许多人都感到，对于作为一种价值的社会公正而言，美国人其实比欧洲人更敏感，但美国人更多地在竞争过程中（即竞争的起点与规则中）发现这一价值并以此取代了那种否定竞争的（在桑巴特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如此）价值理想。而美欧间的这种区别，原因首先在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比欧洲更早、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公民整合”，即有更多的民主，更少受到封建特权、传统等级与身份壁垒的影响，因而也就有了更为公平的竞争。于是美国人可以要求公平而不反对竞争，而欧洲人由于受封建遗产影响，多数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过公正的竞争机会，因此他们的公平要求是与反对竞争的主张相联系的。

至于说到“物质替代”，看来不仅桑巴特时代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就是当代的汽车与洋房也未见得能够消解人类的崇高理想、对社会主义进行“替代”。因为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渴求从本质上说，是不能用物欲来简单替换的。如果说蒸汽机时代的人们在公平诉求方面并不比石器时代的人们更麻木，那么电脑时代的人们在这方面怎么会比蒸汽机时代更逊色呢？

到80〜90年代，关于“桑巴特问题”的讨论又得到了新的推动，这次不是来自哈林顿式的社会主义者，而是来自一批自由主义思想家，但讨论的总趋势却是70年代的继续，1974年在“桑巴特问题”的讨论中由W·伯纳姆提出的命题：“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 ，在80～90年代，由S·M·李普塞特发展为“美国例外论”的主流解释模式。

强调封建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联系的说法在80年代改革时期的东方国家（包括我国）也常常听到，但在这些国家，这一说法主要是认为那里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受到封建残余的影响，因而似乎不那么“纯粹”。而李普塞特等人的“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则完全是对桑巴特一哈林顿解释的一种发挥，其含义并不是说现实社会主义中有多少“封建残余”，而是把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看做是封建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面（而非继承者）。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对立关系以及共产党国家中的某些民主派强调社会主义对封建主义的继承关系不同，李普塞特等人把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看做是封建遗产基础上不公正“竞争”所激起的一种反竞争的“公正”诉求。“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尽管产生于欧洲，但与其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前工业的封建社会（它是按照一成不变的，几乎是世袭的社会等级关系直接构成的）产物。工人阶级的出现是对这一条件下的政治世界的反映。”或者用90年代该学派另一学者的话说：“在英国与欧陆，社会主义是作为对专制王权、土地贵族与货币权力的联合势力的否定而出现在19世纪的。”而在没有这种对立面的“纯粹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自然难以存在，即使这两种条件具有同样的“文化”背景。

应当说这种论述的逻辑是不难理解的：“反竞争的公正”不可能作为“公正竞争”的对立面而存在。这不仅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不同，尤其与把一切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归因于不同的“民族性”或“文化基因”的文化决定论观点相冲突。文化决定论者往往假定似乎有那么两种先天地具有不同“文化基因”的人群：一种人生来就好竞争、爱冒险，由此决定了他们适宜于发展自由制度；而另一种人则天然地倾向于“和谐”的生活，由此决定了他们需要有个大家长来保护他们，而自由竞争则与他们的“文化”格格不入。这样的假定实在是过于武断，且不说它的历史学依据能否成立，起码它是有违于生活中的常识的：公平的体育比赛能为当今各民族的人们所接受而无理犯规则受谴责，这并不以“文化”不同为转移。我国农民能够主动冲破公社的束缚，发展相对自由的个体农场经济，国企工人却不愿在“穷庙富方丈”的状态下两手空空地脱离“大锅饭”而“下岗”这也不是因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文化”与“民族性”上有什么不同，更不是说“农民文化”比“市民文化”更富于自由竞争精神。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土地的平均分配作为家庭农场市场竞争的起点，而是开张就宣布全村土地转为队长或书记的私人庄园，你想农民能接受这样的“市场改革”么？

当然，文化传统的因素并非不起作用，但它不应使我们无视更重要的常识：通常人们之所以厌恶竞争，主要并不是因为这种竞争太“自由”以致为某种“文化”所不容，而是因为“竞争”的起点就不公平也不讲规则。因此尽管美国的“文化”本来就源自欧洲（尤其是源自前宗主国英国），然而美、欧的人民大众对“竞争”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用李普塞特的话说，在那些“从封建主义那里继承下来一种泾渭分明的地位界限并存在着流动障碍”的地方（欧洲）便特别容易出现激进的反竞争运动，那些“天生现代化”并且没有封建和贵族历史的国家（美国）“其成员共享一个相同的市场”，便不大可能产生这种运动。而“阶级意识”这种东西，与其说是“自由竞争”之后“分化”出来的，毋宁说是封建时代“等级意识”的延续：“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发展需要有一种智力上的想象力，而在欧洲，等级体制把工人们置身于一个共同的阶级之中。”

与桑巴特、哈林顿一样，李普塞特也强调了美国民主的早熟时公平竞争观念的影响，他引述列宁、考茨基等人的话说：欧洲许多工人阶级政党是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形成的，而美国就缺乏这一因素，在那里，工人们从“投票权的免费馈赠”中获益。欧洲19世纪的市场竞争基本上在专制政治下进行，如恩格斯所说：整个19世纪的欧洲“政治秩序仍然是封建主义的”。而熊彼特则指出，在许多欧洲国家，贵族仍然“作为统治阶级行使职能”，“直到自由资本主义末期，贵族才不再当家作主”。而这时早已没有什么“机会”留给平民大众了，他们凭什么喜欢“竞争”？

民主滞后导致“起点”不公平，“机会”被垄断，因而产生了反竞争运动。李普塞特认为这不仅可以解释美、欧之别，也可以解释欧洲范围内国与国的不同。例如德国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首屈一指就与当时封建容克贵族的机会垄断有关，而瑞士与丹麦的社会党在欧洲一直是最温和的，这是因为这两国在前工业时代就是小农国家，少有封建特权遗产，因此产生了“与美国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丹麦没有社会主义？”

总而言之，与关于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或自由竞争的固有弊病的假定相反，“规范化的”资本主义关系中几乎不可能生长出社会主义运动。而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越“保守”保留的封建遗产越多，其所产生的运动就越“激进”。在这里，“保守主义”非但不是“激进主义”的克星，反而正是培育后者的温床。另一方面，“政治保守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联系绝不是无条件的：它必须以经济竞争的“自由”应当有个公平的起点为前提。

不公正的“竞争”导致了反竞争的“公正”。然而正如机会垄断下的“竞争”实际上只是“伪竞争”一样，那种否定个人自由发展权利而由大家长所赐予的“公平”实际上只是“伪公平”，因为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总是以共同体的人格化体现者（大家长）与其保护（束缚）下的共同体成员间的极端不平等为依归。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成为“狭隘人群的附属物”，总是与“以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相联系的，它必然要产生普列汉诺夫形容的那种“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者的个人”。这也就是李普塞特讲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中的不平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阶级’”。有趣的是：与封建时代一样，这种不平等比公平竞争更能促进“阶级意识”的成长。于是，正当“发达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因政治上的相对消极而导致人们对其丧失信心”之时，东欧工人却表现了强烈的阶级意识与政治积极性：从1953年东德的“起义”到80年代波兰的工潮。尤其在这种社会再次转向市场竞争之时，权钱结合导致高度的机会垄断，有可能重现不公正的“伪竞争”、激起反竞争的“伪公正”的一幕，造成“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专制”的“怪圈”式循环。

“桑巴特问题”在80～90年代重新引起关注正是基于此一背景。与70年代“哈林顿讨论”起因于当时的新左派运动高潮相反，80～90年代的讨论是在全球“向右转”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似乎有些奇怪：本来这一背景似乎应当使桑巴特问题失去意义的，因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美国例外论”命题的弦外之音本来是：社会主义是全球性的大趋势，而美国何以“例外”地落后于潮流才成为问题。而今天，用韦伦兹（SeanWilentz）的话说，这样的提法“似乎已显得滑稽”，“美国，远非例外地，现在显得很前卫，而社会主义现在倒像是个临时的历史阶段，许多国家在达到向资本主义民主的大转变之前曾经历过这一阶段，而对这种转变的最大挑战已经不是来自社会主义，而是来自种族和民族的特性”。在这种背景下还有必要讨论“美国例外”吗？

然而这一讨论的确又热闹起来，不仅李普塞特1995年出版的新著《美国例外主义：一把双刃剑》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且桑巴特的那本书作为“经典之作”（李普塞特语）再次引起关注，90年代又出了新译本。其中1992年法译本（Pierre Weiss与Gabrieller Kezdonn合译）上距1998年巴黎版（Jean Heffer与Jeanine Rovet合译）仅4年，与当年哈林顿、哈斯班兹一样，这两个法国版本也附有编者、译者的研究性导言。

为什么90年代的人们仍然热衷于讨论“美国例外”？原因之一显然在于这个问题的“双刃剑”性质。如上所述，公平竞争的主张一方面是针对“反竞争的公正（伪公正）”，另一方面也针对“反公正的竞争（伪竞争）”。如果说80年代以前的讨论中人们心中的主要背景是前者，那么80～90年代随着“前计划经济国家”大规模地“转向市场”，一场空前快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席卷而来，“反竞争的公正”固然在退潮，“反公正的竞争”却再度成为严重问题。尤其是在国库看守者没有受到正常监督的情况下，“权贵私有化”的机会垄断现象远远超过19世纪的欧洲。而严重的不公正又使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潜流在积聚，它是否又将导致一场“反公正的竞争”和引发“反竞争的公正”的循环？在这种背景下，“桑巴特问题”再度引起关注，就毫不奇怪了。

更重要的是，在“反竞争的公正”退潮之后，社会主义在世纪之交还有复兴的前景吗？这不仅是狭义的社会主义者或“前共产党人”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每个关心人类前途、社会正义的理想主义者所不能忘怀的。而“美国例外论的双刃剑”在这方面也能给人以启示。这就是1995年韦伦兹这个版本除桑巴特原书外还编入了其他人的评论。

等人提出“为什么美国有社会丰义？”这样的“新美国例外论”的由来。这与当年唐恩所谓“社会主义形式的美国化”、萨姆松所谓“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是一脉相承的，韦伦兹甚至认为美国是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的发祥地。

于是也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全球性退潮的时代，美国会“例外”地成为社会主义的未来所寄吗？

四、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

从桑巴特到哈林顿，再到李普塞特与韦伦兹，这些社会主义者与非社会主义者最后都趋向于价值替代。应当承认，这一趋势至少有相当的道理。的确，如果美国只是所谓物欲的海洋与价值的荒漠，那怎么理解一代代的欧洲社会主义者都想在那里实现在其祖国无从实现的理想，甚至舍祖国而投奔之？

于是“社会主义与美国”的奇特关系似乎可以解释为：欧洲社会主义者看好美国，是因为美国比其祖国更接近于他们的价值理性，而正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在美国不像在欧洲那样严重，因而社会主义也就兴不起来。或者更通俗地讲：美国存在着相对而言的“干净资本主义”它因其“干净”而为社会主义者看好，但也因其“干净”而“用不着”社会主义了。

这样讲肯定会引起强烈批评，批评者将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人们会列举从过去的奴隶贸易到今日的吸毒现象等等“铜臭”熏天的事实来证明美国绝不“干净”；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列举罗斯福新政、高福利政策等事实来证明美国绝不是只搞“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等等，它的“社会主义”的东西也不少。

这当然都是事实。不过我们还是要突出“相对而言”四字。从绝对意义上说，现实中并不存在“纯粹资本主义”或“完全自由竞争”这种东西，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相对的意义上谈论“美国的极端自由主义”和“德国的有序化自由主义”、“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之别，不妨碍人们指出“北美模式强调机会均等，偏重发挥个人的才能，而很少考虑收入的平均分配。莱茵模式强调通过国家提供众多集体福利，确保收入与消费方面达到较高程度的平等” 。的确，无论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产权明确、机会均等，还是法治国家、三权分立、代议民主、多党政治、言论自由、宗教宽容、文化开放等等人们在逻辑上认为“资本主义”应该有的特征，美国都堪称典型。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在美国却相对缓和。据说，如果从产权分配的角度看，美国可能是世界上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然而如果从与个人效用消费关系更为密切的收入分配角度看，美国的“贫富分化”却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更不用说比发展中国家）要缓和。以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计，美国在1969年仅为0.34，不仅低于英国（1964年0.38）、德国（1964年0.45)、法国（1962年0.50）、意大利（1948年0.40）、日本（1962年0.39）等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也低于号称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模式”诸国，如瑞典（1963年0.39）、丹麦（1963年0.37）、挪威（1963年0.35)、芬兰（1962年0.46），至于按库兹涅茨理论分化程度一般大于发达国家的那些发展中社会就更不用提了，在这组统计中，只有澳大利亚（1967年为0.30）与以色列（1967年为0.30）的“分化”程度低于美国，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国与美国有个共同点，即都是移民国家。

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反不如“社会市场经济”乃至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那么严重呢？这显然不能归因于罗斯福新政这类“反自由主义”措施，因为“社会市场经济”国家这类措施的实行力度绝不在美国之下。但这显然也不能归因于自由竞争本身，因为倘若“自由竞争”本身就能维护平等，那美国也不会有罗斯福新政这回事了。

从澳大利亚、以色列在这方面与美国并列的情况看，也许答案与“移民国家”有关，在一片新土地上建立的移民社会，有可能相对具有较多的“起点平等”。而旧大陆的近代社会则更多地继承了前近代传统社会中既有的不平等遗产。因此尽管竞争过程在欧洲远没有在北美那么“自由”，“竞争结果的不平等”却是欧洲远甚于美国。这就犹如一场比赛，若大家都在一条线上起跑，到后来纵有快慢，差距不会太远。然而若一开始就允许有人站在终点跟前，那么即使在赛跑过程中再“抑强扶弱”，结果还是会相差悬殊的。

当然，移民社会并不是出现起点相对平等的充分必要条件，同为移民社会的拉丁美洲就与北美截然不同。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言，拉美本来的条件远比北美优越得多。北美不产贵金属，拉美则是个“金银大陆”，其金银的涌流曾导致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全球性“货币一价格革命”，连明清之际相对闭塞的中国都到处流通拉美白银。拉美盛产欧洲没有的高附加值热带农产品（咖啡等），而北美（尤其是美国立国之基的北美东北部）则只产粮食等低值作物，因此在殖民时代南美已兴起赢利性庄园的同时北美的农业却是基本还是自给性的。拉美印第安人在前殖民时代的三大古代土著文明（玛雅、阿兹特克与印加）中已习惯于统治—服从关系，殖民后很快变成了供征服者残酷奴役的劳动力资源，而北美印第安人都是自由的史前部落，白人可以侵占其土地（其过程之残暴不仁也是无可讳言的）却难以奴役其人。

然而条件优越的拉美后来沦为相对不发达地区，而北美却从贫瘠、寒冷的东北部崛起，超过欧洲而成为发达世界之首，这其间自然充满了种种恶行，然而这种鲜明对比却远非以恶行可以解释的，理由很简单：南美的恶行并不比北美少。而南北美移民社会的初始状况起的作用则不可忽视。南美早期移民的主体是追逐金银而来的海盗冒险家，他们的首领持有拉丁国家专制君主的特许状，群体内部有着军营式的等级制，唯利是图的价值观盛行而平等竞争的风气却很淡漠。而北美东北部的移民却以在欧洲受迫害的清教徒农民为主体，著名的《五月花公约》体现了这类移民社区的创建原则：

我们这些签名者，为上帝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和我们君主与国家之荣誉，已决心远航弗吉尼亚北部，去开垦第一个殖民地，兹由在场者在上帝面前、在彼此面前庄严地互订契约，把我们自己联合为一个公民团体，以便更好地实施、维护和推进上述计划；并根据公认为最适于、最有利于殖民地普遍福利的原则，随时随地出于至诚地制定、设立和构造出如此正义与公平的法律、条例、措施、组织与机构。我们约定：所有的人都应当服从与遵守这一切，作为证人，我们签名于下。

这份公约以社会契约的形式为未来的殖民地社会确立了公民团体的“起点平等”原则——尽管那时只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只有作为教会成员的殖民者男性家长才适用这一原则。但这毕竟使这种社区与南美的那种追逐金银的海盗社区大有区别。

今日批评美国式“私有制”的人们往往忽略的是：早期的北美殖民者也经历过一个“打破大锅饭”的过程。最初的清教徒殖民地，如“五月花号”船民建立的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州前身）等，在创立时为应付严峻的生存挑战，都组织成“共产”的殖民者公社，不仅生产活动，而且连炊事、缝纫之类的家务劳动都是“集体化”的。然而生存危机渡过之后，公社便面临解体：“已婚女子发牢骚，因为她们要为指派到她们家庭来的单身汉做饭、缝补；单身汉也埋怨，他们与女人们的丈夫一样辛苦劳动，但所得却更少（在‘按需分配’下有家口的男人要比单身汉多分得一些）。”所有人都不满于“大锅饭”，于是他们便通过会议表决，分田到户“单干”了。然而“五月花精神”使这一过程没有发生“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现象。公社成员在“分家”后不仅享有基本权利的平等，而且得到的公社遗产也大致平均，这就为他们此后的各自发展提供了基本均等的机会。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公平竞争精神正是以此为“起点”而发展起来的，而竞争中的规则公平也正是由这种“起点平等”所奠定的。可以设想，倘若这一“分家”采用首领独霸“家产”并奴役众人的方式实现，那么对首领而言自然不会有兴趣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而对众人而言则问题恐怕在于如何夺回“家产”，而不是怎样公平竞争了。

过去的某种传统理论喜欢谈论“资产阶级革命的生产力基础”然而在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之一的美国独立战争时，北美殖民地移民的生产条件仍十分原始，当时不仅没有近代化机器，连“牛耕马运”也不多，殖民地农场的主要工具是锄头、斧子等。直到1769年，对弗吉尼亚10个种植园仓库进行的调查，只发现有4张犁，一个弗吉尼亚人说，1753年他步行了140英里，没有看见一张犁或一架马车。那时的耕作还普遍实行撂荒制，即近乎刀耕火种，施肥与轮作都是罕见的事。无论与当时的旧大陆还是与南美相比，这样的“生产力”都绝无“先进”可言。另一方面，当时的北美农村人口占到95%以上，而且从形式上看也很难说有多少“货币经济”色彩。当时北美不仅没有我们现在视之为转向市场经济之特征的“全民经商”热，而且由于北美不产金银，外贸又多是逆差，通货出多进少，货币长期奇缺，烟草、木板、肉类、谷物都被用做交换媒介，信用、赋税、工资乃至哈佛大学的学费都是用实物支付的。与那时拜金如狂、钱能通神的南美拉丁移民社会相比，北美简直“落后”得太远。

然而北美那种相对的起点平等、规则公平的自由竞争气氛却是南美所没有的。在这一气氛下，尽管真正能成为富翁的人是少数，但多数人仍然相信机会均等，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勤俭敬业、对事业执著认真，就能够有所成就。因此北美被视为“机遇之乡”，虽然物资贫乏，却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独立战争前的一个作家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之一”。正是这种社会价值，使北美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后来居上，而且在市场竞争的规则建设上也跃居首席。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陷入不公平竞争（“权贵资本主义”）与反竞争的“公平”（“社会主义”反馈震荡不已的困境，北美却幸而得以避免。我想这恐怕才是“社会主义者看好的美国”与“在美国碰壁的社会主义”两种现象存在的基本原因。

五、限制竞争，还是争取起点平等——“起点”状态下的路径选择

“不患寡而患不公（不公平竞争），不患不均（公平竞争后的结果差别）而患不自由”，这就是同为移民社会的南、北美发展道路给人的启示。尽管绝对的公平、自由竞争并不存在，但应当说，近代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规则”运行得最为顺当，犯规现象最少（当然两者都是相对而言）的无疑应推美国。在立国以来的200多年中它既没有经历过德、俄、日等国所经历的各种统制经济的变局，也没有出现过无规则的“黑经济”或经济无序化的严重态势。这表明起点平等与公正规则的建立之间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当然，我们没有忘记这种“平等”实际上是很狭隘的，仅对白人而言的，并且经数百年发展后，如今的美国早已远离“起点”状态，它在形式平等之下发展出的实质不平等，或者说在规则平等之下发展出的结果不平等，已经使人们完全有权批判“美国病”。然而如果说患病之后的美国社会仍能保持相当活力，如果说它的病毕竟比“俄国病”为轻，那么这显然是与它起点平等的精神有关的。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对我们有何启示呢？我以为至少有两点值得一提：

第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一种经典性的批判，说是它的“形式平等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于是“形式平等”便有了“虚伪”之名，甚至为了消除“实质的不平等”，便要限制以至取消“虚伪的”形式平等（即竞争的公平）。即使在因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影响下降的今天，为减少不平等而限制竞争的思路（以及表面上与此相反而实际上遵循类似逻辑的思路：为了鼓励竞争就应当放纵不平等）仍然很流行。的确，从最简单的逻辑来说，“公平竞争”是会导致“结果不平等”的。然而问题在于现实中的竞争多少总有不公平的成分，“自由市场”建立前的原有利益格局（即所谓竞争的“起点”）也未必是平等的，于是有必要问：现在的严重不平等究竟是“竞争过度”所致，还是实行竞争之前的传统等级制带来的?“实质不平等”太多，是证明“形式平等”本身不可取（它的“虚伪”），还是表明“形式平等”还很不够？“结果不平等”的恶化，是因为竞争的起点不对、规则不公，还是证明了起点平等、规则公平的竞争原则本身是错的？

在这一点上，从桑巴特到哈林顿的美欧比较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这类民主移民国家的分配不平等确实低于旧大陆国家（包括社会党执政的欧洲国家），那么这可能表明，在起点平等基础上公平的自由竞争所能产生的“结果不平等”程度将是相对有限的。这当然不意味着竞争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否则美国的新政与以、澳等国工党执政时的做法便不好理解，但是，为竞争寻求更公平的起点、更公正的规则可能更为重要。换句话说，相对“平等”可以通过追求“自由”来实现。萨姆松所谓“美国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哈林顿所谓“美国工人用自由主义的语言，而不是用反自由主义的语言表达他的平等要求”，都是这个意思。

第二，如果上述结论对于今天的发达国家已经只具有理论意义（不管原来的“起点”是否平等，如今它们反正已经远离“起点”状态了）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这类正在迈入市场竞争时代的国家来说这可能就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还处于竞争的“起点”状态，类似于北美当年殖民者公社面临解体时的局面。这一“公社”是按《五月花公约》式的精神公平地解体呢，还是按“家长”独霸“家产”而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去的办法解体？是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以便在自由的发展中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还是陷于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的恶性循环之中，经受“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专制”的反复折腾？是“北美式的”发展，还是“南美式的”发展？这是国人不能不深思的。

寓平等于自由之中

——评李普塞特《美国例外论》

一、“美国例外”老话何以重提？

“美国例外”是美欧政治学界、社会学界乃至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中争论了近一个世纪的话题。鉴于从欧文、卡贝以来的一代代欧洲社会主义者都向往美国，而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却绝无欧洲那样的势头。无论是美共、社会党式的“左派”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式的“右派”社会主义，都没有成过气候；这种“社会主义者爱美国，美国不爱社会主义”的奇特反差，引起了大西洋两岸学者的广泛兴趣。

1906年，著名德国国民经济学家与社会主义思想家W·桑巴特发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正式发起了这场讨论。当年，美国费边主义者H·G·维尔斯发表《美国的未来》一书，提出了“为什么美国没有保守主义”的问题。但是在社会主义思潮在全世界高涨之时，“维尔斯问题”远不如“桑巴特问题”更引人注目。直到90年代前，“美国例外论”一直是围绕“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讨论展开的。而桑巴特的那本书则被看做这场讨论中的“经典之作”。

桑巴特对“美国例外”的解释包括“价值替代”与“物质替代”这两个方面，但他主要强调的是后一方面。他认为美国左派积弱不振的主要原因是：繁荣的美国经济为工人提供了“所有社会主义乌托邦都未能提供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 。这就是关于富裕使人保守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

“桑巴特问题”引发了持久的讨论，其中主要有两个高潮。其一是在60～70年代，当时美国出现了兴盛一时的新左派运动，围绕反越战、黑人民权与女权等问题，美国人表现了很髙的热情。亲历其景的人都感到，对于作为一种价值的社会公正而言，美国人其实比欧洲人更敏感。他们于是对桑巴特的解释（主要是其中的物质替代理论）难以认同。一批左派学者与活动家便成了这次讨论高潮的主要推动者。其在大洋两岸的代表主要有美国社会党领袖哈林顿和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社会学家、美国工人运动史研究者哈斯班兹。1972年，哈林顿出版《社会主义》一书，激烈批评桑巴特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但对他的“价值替代”之说则表示赞同并加以发展，将其与30年代初美国左派思想家萨姆松所谓“‘美国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 之说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美国社会主义隐含于自由主义之中”的理论。1976年，美国国际艺术与科学出版社与麦克米兰公司在英、美同时推出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的英译本，哈林顿与哈斯班兹都为此译本写了论文式长序，分别从美欧工人状况、民主制度、移民问题、福利与税收等方面系统地驳斥了“贫困使人激进而富裕使人保守”之说，并提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是“美国工人可以用优势意识形态（按：即自由主义）的语言，而不是用该形态的反对派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平等要求”。美国工人或许比欧洲工人还好斗，但他们只反雇主，不反公平竞争，即“反资本家而不反资本主义”。而这一切都与美国民主的早熟有关。

在这轮讨论中，美国右派及主流思想界也发了言。1994年，本汉（W．D．Burnham）提出“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美欧异同论。1977年，本文所评书的作者李普塞特发表与桑巴特之书同名的论文《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对“本汉命题”大加发挥。进人80年代后，新左派运动逐渐沉寂，左派思想家讨论桑巴特问题的论著也显著减少，而右派与主流思想界成为讨论的主角。左派的退潮似乎使“美国例外”更为突出，桑巴特问题于是也扩展为“为什么美国没有激进运动？”

“为什么美国自由主义最强大？”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讨论的又一高潮。其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李普塞特。

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在当代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界可以说是泰斗级的人物。他1922年生于纽约，1949年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后任教于哥大。1956年起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1962~1966年兼任该校国际研究学院主任。以后又陆续担任过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国际事务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与社会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在学界堪称著作等身，迄今已出版了27部专著与难以计数的论文，还与人合编了10本文集。其名著有：《农业社会主义》（1950年）、《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动员》（1959年）、《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1960年）、《第一个新国家：历史与比较背景中的美国》（1963年）、《一致与冲突》（1985年）、《独特的文化：加拿大与美国》（1991年）和我们面前这本近著《美国例外论：一把双刃剑》（1996年）等。早在50年代，李普塞特就与丹尼尔·贝尔、爱德华·希尔斯、雷蒙·阿隆等有国际影响的思想家一同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口号，在美国国内外都引起巨大反响和激烈争议。1962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授予他麦基佛奖。1980～1982年间他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他在哥伦比亚、加州伯克利、哈佛与斯坦福等名校都培养了一批学术精英，这使他的学派更显得势力强大，影响远超出了美国本土。

在美国学界与思想界，李普塞特最引人注目之处有三点：

其一，他是自由主义尤其是美国式自由主义或曰“美国主义”的热烈弘扬者。他对美国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前景所持的乐观态度是十分突出的，并经常反驳有关“美国衰落”、“美国危机”的种种说法。就在本书中，他也用相当篇幅对所传美国危机的各种表现：经济衰退、道德沦丧、犯罪率上升、吸毒增加、家庭解体、性紊乱与过分喜讼等等都作了分辩，指出“美国信条”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正面与负面效应是同步发展的，而且正面的高调道德恰恰是夸张“道德危机”的内在动力。因此他在指出美国人应当“自我反省”的同时也强烈批评那种“号召根本变革国民价值以停止道德堕落”的呼声。这与美国知识界的社会批判潮流尤其是左派形成鲜明对比，就此而言称其为“右派”是完全可以的。

其二，李普塞特的知识渊博与兼容并蓄也很突出。他虽是“右派”，但正面称引并肯定马克思、恩格斯、葛兰西，乃至哈林顿等“美国社会主义者”思想的频率却比许多美国左派论著还高。他还持有一种独特的趋同论见解，认为从表面看，马克思主义与从孔德、涂尔干到帕森斯的主流社会学以及从马克斯·韦伯到曼海姆这样的新左派虽然表面上尖锐对立，实际上却多有趋同、融合与相互为证之处，其间的共识多于分歧。尤其在苏东剧变后写的这本《美国例外论》中，他对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正面引述更引人注目。李普塞特的“美国式自由主义”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他的论述确有高屋建瓴之势，不仅超越了“英美自由主义”与“欧陆自由主义”的畛域，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打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学理资源。

其三，李普塞特长于比较研究。自桑巴特以来的“美国例外论”都建立在美欧比较尤其是美德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而李普塞特不仅将眼光扩大到美英比较、美日比较等领域，还开展了欧陆内部各国比较与北美洲内的美国与加拿大之比较。尤其是美、加比较，由于李普塞特早年博士论文《农业社会主义》就是以加拿大农民合作社运动为研究对象，对加拿大的关注长达半个世纪，其美、加比较研究具有极为深厚的实证经验基础。

在“美国例外论”研究中，桑巴特时代的美、德比较往往容易被套入“欧陆传统”与“英美传统”两分法的理论，而70年代的美、英比较在所谓经验主义传统的“英美”一支内进行，便已昭示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绝不能仅用“唯理论传统的缺乏”来解释。而李普塞特的美、加比较，又把强调新、旧大陆，甚至新大陆内南、北美或“拉丁传统”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别的解释模式打破了。”学者们已注意到我们北面邻居——加拿大有比美国强大得多的社会主义与工会运动。由于加拿大比欧洲更类似于其南部邻居，问题便扩展为：为什么加拿大与美国不同？”这便使问题更具挑战性。

李普塞特的学术视野广阔，论述题材多样，但对“桑巴特问题”的兴趣可以说是贯穿其学术生涯之始终。早在40年代末写博士论文时，他就探讨过“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此后他在60年代的《第一个新国家》一书中、在70年代的《美国例外主义》、《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等文和《一个梦的失败？美国社会主义史论文集》中，都一再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探索过这个课题。而80年代的名作《一致与冲突》更被视为“美国例外论”讨论第三波高潮中的代表作。可以说他是美国国内、也是世界上就此问题发表论著最多的一人。但在他学术生涯半个世纪后，他又于1996年推出这本《美国例外论：一把双刃剑》时，却有些人不理解他何以“老话重提”？

这种疑问是很自然的：与70年代“哈林顿讨论”起因于当时的新左派运动髙潮相反，90年代的苏东剧变后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向右转”的大背景。这一背景本来似乎应当使“桑巴特问题”变得毫无意义的：因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美国例外论”命题的弦外之音本来是，社会主义是全球性的大趋势，于是美国何以“例外”地落后于潮流才成为问题。而今天，用韦伦兹的话说：这样的提法“似乎已显得滑稽”，“美国，远非例外地，现在显得很前卫，而社会主义现在倒像是个临时的历史阶段，许多国家在达到向资本主义民主的大转变之前曾经历过这一阶段，而对这种转变的最大挑战已经不是来自社会主义，而是来自种族和民族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还有必要讨论什么“美国例外”吗？

然而这一讨论的确又热闹起来。在欧洲，1992年桑巴特著作又出了新的法译本。这个本子上距1988年巴黎版仅4年，这么短时间内连出两个同文译本极不寻常，显然与东欧剧变后的“反思”有关。与当年的哈林顿、哈斯班兹一样，该版的法译者Pierre Weiss与Gabrielle Krezdom也写了研究性导言。

在美国，沃斯（Kim Voss）也于1993年出版了《美国例外论的产生》，而李普塞特的《美国例外论》更是尚未问世，已经被一些著作预先列入参考书目，出版后更引起了很大反响。

为什么在“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包括苏联、东欧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现实时，美国仍使人感到“例外”？原因之一是：当“保守主义”成为如今的世界大潮，甚至席卷了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时，人们突然记起了当年与桑巴特同时出现的“维尔斯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保守主义？”于是人们发现了新的“美国例外”随着“东方乌托邦”的理想破灭，正义、平等、“社会主义”这些概念在东方已变得滑稽无比、原始积累的贪欲之潮已经席卷了一切道德激情、“反竞争的伪公平”已经为“反公平的伪竞争”所取代的今天，却还有一个地方把平等主义的“政治正确”奉为国民价值！于是人们提出了一个与当年桑巴特截然相反的，但却同样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有社会主义？”

如前所述，历史上在美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本来就有“社会主义者爱美国”与“美国不爱社会主义”这两个方面。如果说在社会主义成为全球大潮的时代后一方面使美国显得“例外”，那么在社会主义处于全球性退潮的时代前一方面使得美国仍然显得“例外”。人们甚至发现美国是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的发祥地：“早在‘社会主义’一词进入公共英语词汇之前，（北美殖民地）宗教的契约思想、美国革命关于反抗压迫性权威是（人的）自然权利的宣言、早期州宪法中关于共同财富的超验的认同、建设无阶级国家的思想——所有使得新的共和国的主导政治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余部分的激进思想、以平等为中心的思想”都可以归入社会主义之列。人们还指出了美国与社会主义的两大悖论：（1）“社会主义在美国表面上的失败部分地应归因于它的某些关键内容被广泛接受”；（2）“尽管社会主义（在美）难以实行，但美国由于它的民主特征，使它成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实验场。这个社会主义之家很可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实践社会主义方案。移民们（其中很多是从专制压迫下出走的受迫害者）带来五花八门的马克思主义、拉萨尔主义、共产无政府主义与宗教社团主义。而在移民未进入的地方，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则试图建立各种舶来的、美国化的社会主义，并产生出一系列的杂交品种：从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式傅立叶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式毛主义。而其他的美国人，土生的世俗派与宗教传统论者，则建立了几百个社会主义营地与社区：乌托邦宗教社会、劳动合作社、自由性爱社区以及政治叛逆社团。从某个角度看，美国可以看成最少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从另一角度看，它又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实验温室。”

由此人们不难看到这新的一轮“美国例外论”讨论的意义：它从探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转向也探讨“为什么美国没有保守主义”，并从而引出了欧洲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股貌似截然相反的潮流背后的共同本质。这对于前“社会主义”地区弥漫起来的一股原始积累热中的“保守主义”声浪而言，的确有着尖锐的批判意义。另一方面它也探讨了极端（指现实中走得最远者，并非纯理念意义上的“极端”）自由主义与激进的公平理想之间的可相容性问题。这里所谓的“自由主义”确指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通常所说的“英美自由主义”（而不是那种实际上成为“走向奴役之路”的“集体自由主义”）。然而，在李普塞特笔下，这种自由主义却不像一些人讲的那么“经验”化，而是极具强烈的理念色彩。这就使李普塞特的研究具有一种更深的理论价值，而不仅是在个案性地回答一个似乎已经过时的“桑巴特问题”了。

二、“美国主义”“左”与“右”的共同价值基础

许多人（包括美国人自己）常常把美国社会说成一个“保守主义社会”。如前所述，李普塞特是这一社会之价值的热烈弘扬者，或者说是个“右派”。然而本书给人的一个强烈印象是：这个“美国右派”与“美国左派”的距离比他与“欧洲右派”的距离小得多，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后者的距离还大于与“欧洲左派”的距离！

关于美国人说的保守主义即欧洲人说的自由主义而非欧洲人的保守主义，这是不少人都讲过的。但像李普塞特那样把“美国主义”与欧洲保守主义（托利主义）的对立极度强调，在欧美政治思想史界却少见。不仅如此，李普塞特尤其把美英视为对立的两极：托利党的英国“仍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多地保持了后封建因素（The postfeudal elements）” ，而美国则是“最典型的”“天生现代化”的自由国家。换言之，美英之别甚至大于美国与欧陆之别，这是与那种“英美”、“欧陆”对举的西方传统两分法截然不同的。

在李普塞特看来，以托利党为代表的“在美国之外被定义的那种保守主义”“产生于教会与政府的历史联盟，它是与福利国家的兴起相联系的。与它最紧密地相联系的两个名字是俾斯麦与迪斯累利，二人都是各自国家保守党（托利党）领袖，他们代表农村与贵族要素，是排斥资本主义、厌恶资产阶级、拒绝物质主义价值的因素，他们的政治反映了权贵层的价值”。与这种保守主义或托利主义相比，李普塞特对“社会主义”的定义较为含糊。他有时把它说成近似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即无特权的公民平等），在这个意义上他常认为它与美国相近（详下文）；有时又把它说成是国家主义（statism），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把它与托利党相联系，即所谓“托利党的‘父权制社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托利社会主义（mercantilist' Tory-Socialism）”。

而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就是因为它以一场革命扫除了那种“英国的”价值，“这些价值与托利党意识密切联系”。在李普塞特看来，“美国是在一次革命中诞生的，这次革命显著地削弱了根植于等级制的欧洲旧世界的群体价值，明显强化了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价值”。“在革命中诞生的美国是一个围绕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可以用五个词表达：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与国家不干涉。成为美国信念的革命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在其18~19世纪意义上它是与保守的托利主义、国家主义的社团主义（communi tarianism），以及君主制、国家—教会中的权贵统治相区别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与暗示人性可以完美化的清教信仰之结合，在国民中锻造了一种持续不断的乌托邦追求。”据李普塞特说，甚至当代美国社会危机的说法也是追求尽善尽美的美国人苛求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关于美国道德堕落的认知来自我们文化中一种持久不衰的价值紧张，它导致美国人根据纯粹的理想来评价他们的国家与社会，没有任何国家曾经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及宗教标准。”

李普塞特甚至认为，意识形态是美国国民身份的唯一标准，而且它是世界上唯一如此定义其国民的国家。他借丘吉尔的话说：美国是世上仅有的这样的国家：她“由意识形态定义的国家认同”，不同于其他国家那种“根植于共同历史的国家认同”，“在欧洲，民族被联系于共同体，因此（生于英、瑞的）一个人不能成为非英国人或非瑞典人。然而作为一个美国人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认同，而不是个出生地问题。因此，那些拒绝美国价值的人就不是美国人。”

总之，李普塞特笔下的美国简直比苏联式国家还要意识形态化，不同的只是苏联强调国家权力，而美国则强调“道德个人主义”；据说，“理想化的个人主义比任何理想化的集体主义更吸引人，更不强人所难”。照这种描述，倒真有点像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国家消亡后，“每个人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了。

无怪乎李普塞特对“美国左派”远比对“欧洲右派”客气。这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同样解释过“美国例外论”的哈林顿等人的态度上。

E·M·哈林顿，1928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早年由一个天主教社会工作者转为社会主义者，“是一名致力于穷人和被压迫者事业的热情的工人阶级理想主义者和鼓动家”。早在朝鲜战争时，他就不顾当时的“麦卡锡阴云”，持严正的反战立场。1953年他加入社会党，同时成为工人保卫联盟的组织干事与左派学生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的校园活动家，逐渐成为除美共以外的美国左派及工人运动的头号人物，并于1968年当选美国社会党主席。但面对60～70年代那种雅皮士色彩的“新左派”运动，本质上属于老派理想主义者的哈林顿并不适应。于是“人们很快把他同令人恐惧的老左派等同起来”。而他也对新左派感到失望，并转向更为激进的立场。到1972年他因持激进的反越战立场而与不那么激进的社会党决裂，并辞去主席之职，创建了更左的组织——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委员会。1982年该委员会与左翼知识界“新美国运动”合并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共和人民党，哈林顿任全国主席。该党是社会党国际最重要的美国成员党，哈林顿因而也是社会党国际的著名活动家，参与起草国际“十八大”的《原则宣言》。他在1989年逝世前已是国际的名誉主席。哈林顿不仅是美国左派运动的头号活动家，也是美国理论界最重要的左派思想家。他著有《另一个美国：合众国的贫困》（1962年）、《走向民主左翼：新多数人的激进纲领》（1969年）、《社会主义》（1972年）、《资本主义的黄昏》（1976年）、《决定性的十年》（1980年）等一系列名著，其中《合众国的贫困》一书更是轰动一时，当时曾迫使约翰逊政府宣布发动著名的“向贫困开战”运动。该书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被并称为当代美国民权运动两大文献。

李普塞特与哈林顿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在思想上可谓南辕北辙，但两人对“美国例外”的解释却惊人地相似：都反对“物质替代”说而赞成“价值替代”说，都认为美国民主制的早熟是该国缺少激进工人运动的主要原因，都强调欧洲“后封建因素”即特权与等级对市场竞争的扭曲是造成欧洲下层人民反对竞争并倾向社会主义的缘由，而美国人则由于起点平等，得以跑出那种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构成的怪圈。哈林顿认为美国工人可以用自由主义的语言来表达其平等要求，李普塞特则借用他的话说：“‘每个人都能成为资本家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社会主义将首先出现在这个国家，只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伪装下”；“这个国家本身包含有那么多的社会主义成分，以致人们不必去发动另一场运动来反对这种状态以求满足社会主义情感”。

李普塞特对英国保守主义贬斥备至，甚至借克里斯托尔的话抨击英国人晚至80年代仍“为一些非常空虚，但又固执的贵族抱负所扭曲……他们拒绝机会并压制平等精神”，这种状况带来了许多挫折，使“英国人生活……得那么不幸，那么充满怨恨” 。但他在本书（乃至其他一些著作）中从未指责哈林顿，他频频引用哈林顿以及萨姆松、胡克、迪格勒等美国左派及“社会主义者”的话，都是用做正面论述的。不仅如此，由于李普塞特一直用“社会主义者爱美国”来解释“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还肯定了许多欧洲左派与社会主义者的美国观，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葛兰西等。尤其对葛兰西称道“美国主义”的言论（“它是纯理性主义的，没有为源自封建主义的僵化社会阶级传统价值所累……这是个特别的意识形态，一为被美国工人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在意大利能够转向社会主义之前，它必须在社会上与经济上都美国化” ）更是反复引证。“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解释这些预言（按：即美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失败时都强调，从社会学与政治学的观点看，美国太进步、太平等、太开放与太民主了，以至于无法推行可与欧洲相比之规模的群众性激进运动或革命运动”，“美国的社会主义诉求很微弱，是因为美国主义的社会内涵已经类似于欧洲左派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提供的东西”。

总之，李普塞特认为，美国的特殊之处首先在于它没有保守主义（而这又是“革命”之功），其次才是它因而没有社会主义（指国家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机会均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李普塞特则认为美国不仅有，而且全球最多。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例外论”应该表述为“为什么美国有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无疑是他70～80年代的“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论之发展。

于是从表述形式看，李普塞特与“欧洲右派”的对立不仅似乎甚于与“美国左派”，而且似乎甚于与“欧洲左派”。尽管在实质上李普塞特不仅是“右派”，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以计划经济为“左”的话）还是“极右派”：他认同里根的自由放任，而反对罗斯福新政；崇尚哈耶克、弗里德曼而反对凯恩斯。但他与美欧左派在强调“平等”这一点上似乎很类似，然而这两种“平等”显然根本不同：李普塞特的“平等”意味着过程公正，而欧洲左派（实际上美国左派亦然，如哈林顿就是赞扬罗斯福而反里根的）的“平等”意味着结果平等。然而在以美国革命为象征的“起点”上，这种根本差异却在以下三个方面被淡化了：

首先，这两种“平等”都反对过程不公正、机会不均等，即都与李普塞特所谓的“托利主义”相对立。

其次，过程公正所达到的结果虽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却比过程不公正导致的结果不平等在道义上更合法，因而与后者相比较能为“结果平等派”容忍，而“结果平等派”也较难取得对它的道义优势。

再次，人们往往忽略的是：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过程公正导致的结果不平等通常也比过程不公正导致的结果不平等在程度上更小，即使在后一过程中施加“抑强扶弱”的干预。笔者曾在另文中以“鲍克特数据”论证过这一点。实际上这也是人们日常经验所易于理解的：只要有起码的身体健康，在一场起点平等、规则公正的赛跑中到终点的先后之差不会太惊人，但若一开始就有人占住了终点线，那么即使赛跑过程中再“抑强扶弱”也是无用的。这就是为什么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保守主义”尽管开福利国家之先河，社会主义反对派运动仍然比在美国要强大的原因。

三、“否定的自由”与低调社会民主

李普塞特的这本著作对美国政治学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目前还难判断，但对于正在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它所能提供的一些启示却是李普塞特本人未必预期的。

第一，转折点上的“事件”与“选择”往往比“文化决定论”者看重的“传统”更重要。李普塞特本人未必同意这一点，他是以“比较政治文化”见长而且十分强调传统的，但他的具体论证却使我们得到这一启示。如果说“美国例外”于亚非，可以归之于“东西方传统的不同”，“美国例外”于欧陆，可以归诸“欧陆理性”与“英美经验”的两歧，“美国例外”于英国，可以归诸新、旧大陆在地理人文环境等长时段因素上的不同，那么“美国例外”于加拿大又是缘何呢？从李普塞特的论述看，似乎是因为在那个历史的时刻美国人作出了以“革命”结束“托利主义”的选择，为现代化进程建立了一个公正的起点，从而跳出了“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反复震荡的不良循环，走上了寓平等于自由之中的规范竞争的市场经济之路。而“既无托利党，也无工党”的“辉格美洲”也因此与辉格——自由党日益式微的不列颠形成鲜明对比，与权贵资本主义和“人民专制”轮番折腾的欧陆相去日遥，也与选择“托利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同文同种同宗主同大陆之北邻加拿大有了很不相同的面貌。美国之成为“最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其缘在此。

西方经济学中最近流行的“路径依赖”理论与“锁定”说近来在我国颇有影响，然而我们的论者往往要从文化决定论的角度诠释“路径依赖”，似乎“儒家传统”就把我们“锁定”在“东亚型现代化”的“路径”里了。这恐怕很成问题。实际上真正会导致“路径依赖”的可能倒是建立经济—政治新体制的关键选择，美国与加拿大后期发展的不同“路径”，不是这两者共有的“西方文化”传统，而是两者在1776年所作的不同选择的结果。

第二，李普塞特所讲的美国自由传统，显然与以往一些论著中所讲的英美“经验主义自由”颇有区别。它的高度理念化，它的发源于“革命”，它的强烈价值理性色彩，它的“自由”与“平等”并重、“个人主义”与“民粹主义”齐驱，甚至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互蕴，都颇有点以往论著中所说的“欧陆”色彩。然而在美国实现的又确实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自由！按通常的“经验论自由观”，“平等”理念会导致“公意”压迫自由，“民粹主义”取向会引起整体化倾向侵犯个人权利。然而李普塞特向我们描述的美国“经验”则似乎并不如此。在这方面，李普塞特提到的一件事是饶有趣味的：“经验论自由”在当代的首席理论家、美国模式的弘扬者和李普塞特本人十分敬重的哈耶克。1949年曾在自由主义思想重镇芝加哥大学宣称：他历游美国诸大学，发现教授倶乐部里谈话的主调是“社会主义的”，同时他在美国各地交流过的学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最像是社会主义的”。但在李普塞特看来这很容易理解：

这正是寓平等于自由之中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典型文化景观。

笔者（李普塞特想必也是如此）并不怀疑“经验论自由”（或曰“否定的自由”）的重大历史意义。这一理论雄辩地证明了自由之可欲，教会了我们不能做某些事情，以免损害了我们的自由。但是（这只能另文详述）应当说，这一理论也有局限：它并不能证明自由之可得，也没有教给我们应当做某些事情，以得到我们本来没有的自由。因此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否定的自由”与“肯定的自由”（或曰经验论自由与唯理论自由）实际上是表面互悖而实质互补的。如果说在美国这种互补直接表现为二者在李普塞特所谓“可欲且可行的理想化的个人主义”中的融合，那么在西欧它可能表现为：“唯理论自由”功在破旧，它赋予人们冲破专制藩篱的理念动力；而“经验论自由”功在维新，它教会人们认识事情的限度，防止以暴易暴。

过去我国因“五四”以来多倡“民主与科学”而对自由的认识不足，80年代“否定的自由”观之引进适当其时，我们由此而知自由之可欲，之不可缺。而对西方来说，这种理论也解决了西方人已得之自由在“后现代”条件下是否仍然可欲的问题。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尤其对于知其可欲又尚未可得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如此。因此李普塞特这本书就更其可观，因为它给出了一幅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融合“否定的自由”与“肯定的自由”的可能图景。由此可能导出一种“低调社会民主”理论，它因其“平等”的理念而具有社会民主色彩，但它是低调的，它并不自认为提出了一种比“个人主义自由”更可欲也更“髙级”的理想，更不想由此否定个人自由，它只是想为可欲之自由寻找可得之路。无疑，李普塞特也好，其他西方思想家也好，都不能给我们提供这种完全的现成理论，但我们是应当能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启示的。

（原载香港《中国书评》1998年2月号）

“恰亚诺夫主义”：成就与质疑

——评A·B·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

一、恰亚诺夫：“农民的新马克思”？

恰亚诺夫（A．B．ЧаяHOB）（1888~1939）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形成的“组织与生产学派”的头号代表、新民粹主义思想家、农业经济学家。他少年成名，25岁时作为俄国农学研究中心彼得罗夫—拉祖莫夫科学院的副教授已发表了13本专著，42岁被捕入狱时已有专著60多种，单篇论文更多得难以统计。早在20年代，他的思想就已在国际上产生相当影响，尤其在德、日等国，不仅翻译出版了他的许多著作，还由此引发了一场农民问题论战。在俄国国内，他的思想先遭到自由派学者［布鲁茨古斯（Б．Д．Бpyчkуc）、立托欣科（Л．H．Лиющенко）、普罗柯波维奇（C．H．Прокрпович）等］和德国农经学派（曾任帝俄农业－农民问题顾问的一批德国学者及其俄国弟子们发展的思潮）的强烈批评，后又受到革命后居于“官学”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土地学家”［克里茨曼（Л．Кричман）等］的猛烈抨击，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恰亚诺夫及其学派的影响，莫斯科在20年代上半期一度成为“国际上农民研究的麦加（圣地）” ，而恰亚诺夫本人则以“一般性的、古典的小农理论家”闻名于世。

恰亚诺夫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1861年“农民改革”后，俄国农民在形式上成了独立的家庭经济主体，“小农”问题顿时突出起来，作为俄国现代化之路的关键问题受到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俄国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当时大举输入俄国的西方近代实证科学方法是使这种关注迅速升华的两大动力。前者造成了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医生、教师、经济学家与统计学者纷纷抛弃城市生活而试图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后者形成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著名的“地方自治局农业工作者”群体，开始了有史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系统性的科学化实证化的农村统计与调研工作，40年间仅出版专著就达4000多种，其中数据信息比重极大，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研究资料库与最活跃的农民研究学派群。

而恰亚诺夫的活动则是这两大动力的合流。作为“地方自治局农业工作者”学风的传人，他集当时著名的“预算研究”、“动态研究”等学派之大成，在严谨的实证基础上对自治局学者40年的成就进行了理论总结。而作为新民粹主义思想家，他又对自己理想中的“农民乌托邦国”充满热情并积极投身于现实社会变革进程。他认为俄国首先需要的不是技术意义上的农学，而是“社会农学”。这门学问一方面是一个认知性的“社会测量体系”，另一方面又是个“创造新的人类文化、新的人类自觉”的运动。恰亚诺夫抨击工业社会的弊病，认为“都市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那种“新的人类文化”与“新的人类自觉”是以农民文化的“复兴”为基础的，为此他强调“社会农学”家必须是“农学家－组织者”（arpoоном－opгaниэзатор），即既是学者，又是农民社会的组织活动家，学术研究与参与社会改革的实际操作并重。这与民粹派“到民间去”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恰亚诺夫对此身体力行，他作为“全俄地方自治局联合会与合作社联合会”的主要活动家积极参与革命前俄国的改革进程，1917年革命中又创立了农村研究者超党派的大联合组织“农业改革联盟”。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重视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因而当局一度颇为倚重恰亚诺夫。然而当“全盘集体化”开始后，“小农理论家”恰亚诺夫的厄运便来临了。1930年苏联宣布破获“劳动农民党”恰氏与组织——生产学派的所有主要成员均被指为这个虚构的“党”的头头而被镇压，恰亚诺夫本人于1939年惨死在劳改营，他的思想一时似乎被遗忘了。

然而随着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凸显，随着典型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这两种“工业社会”积弊日重，探寻“第三条道路”的呼声日高，随着西方文明自我批判与反思进程的发展与后现代主义、绿党思潮的崛起，恰亚诺夫被“重新发现”，并从20世纪60年代起出现了“恰亚诺夫热”。20多年来这股“热”从英语世界而欧陆诸国而第三世界及俄罗斯，从农业经济学而蔓延至其他学科领域，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恰亚诺夫著作（及多卷本著作集）的各语种译本也在各国纷纷出现，其中一些重要著作甚至在同一国、同一语种有多个译本。1987年苏联正式为恰亚诺夫及其同仁们平反并称许他为“合作制的大理论家”后，“恰亚诺夫热”又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兴起了。

恰亚诺夫在世纪初的“先见之明”无疑是当代人们对他感兴趣的最初原因。尤其是经历了农村改革“奇迹”的中国人，对他的诸多“预言”一定十分惊讶：关于农民家庭农场生命力、稳定性和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相对“优越性”的见解，关于未来农业的主体仍将是小农农场而不是“农业工厂”、农业资本主义化主要靠“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横向的“农民分化”的论点，关于“非资本主义”的未来新农村应走产前产后服务社会化与乡村工业化之路的预言，等等。尤其是他在《农民乌托邦》中描绘的“1884年俄罗斯”，从“小城镇主义”、“离土不离乡”到乡镇企业、从合作制到家族温情与传统社会关系及现代理性化决策程序的结合、从每户均分份地上的家庭耕作到非农产业中的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体制，都为今人似曾相识。而恰亚诺夫本人及其学派的思想与经历，也令人想起中国的“乡村建设”派。

然而恰氏在今日的魅力当然不仅在于这些表层“预言”的应验与否，甚至也不仅在于他为此作出的理论证明（虽然这些证明在农业经济学上的价值是今人公认的）。实际上“恰亚诺夫热”的影响今天已远远超出了农业经济领域。恰氏的思想被一些评论者称为“经济人类学”、“后马克思”或“农民的新马克思”理论、“启蒙与当代发展理论”、“新民粹主义”、“农民主义（Peasantism）”等等。“恰亚诺夫主义（Chayanovism）”与“恰亚诺夫的（Chayanovan）”等词汇也出现了。正如本书第二个英译版T·谢恩（T．Shain）作序指出的“本书为不同信仰、不同国家和不同学术门派的分析所广泛使用。它引起的误解和它的启蒙作用在效果上常常同样有意义”；“左派、右派、中派都引证此书……恰亚诺夫被欢呼为农民的新马克思、创立激进的新政治经济学的英雄，而旧的思想统治则以同样程度的仇恨来攻击他”。本书“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吸引了各方的注意，不但为学界提供了定义、分析模式、语言符号，还常常成为国家和国际间组织的政治纲领的基础”。

那么恰亚诺夫到底作出了什么贡献？我以为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恰亚诺夫的“社会农学”是当代农民学研究的“源头活水”之一，他的一系列见解是如此有生命力，以至于今天他仍被认为是当代农民学三大派之一的“实体主义”（经济学中制度学派与农民研究中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传统的综合物）的头号代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农民学（至少在西方）正是从60年代的“恰亚诺夫热”中奠定的。

第二，由于恰亚诺夫及其所代表的俄国自治局农业工作者首先跳出了以“经济人”的逻辑预设为前提的经济学古典传统，转而从农民本来的心理状态出发去分析其经济行为，同时首创大规模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与微观研究，因而从理论与方法两方面都为经济人类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因此恰亚诺夫如果不是“经济人类学的奠基者”的话，至少也是“对当代人类学思想有很大影响”的人。

第三，在社会－政治思想史上，“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的定义问题与恰亚诺夫是否算得上这些“主义”者的问题一样，是极为复杂与界定不明的。但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定义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恰亚诺夫是那些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苏联式社会主义，而立志要寻找一条从农民社会传统到现代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人们中的佼佼者。在这一点上，他与中国的乡村建设派可有一比，而且客观地说，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社会改革实践方面，在学派延续时间与在国际上的影响方面，前者都远远超过后者。

然而对一个思想家来说，最大的“贡献”往往也易于引起最多的争议。对所有以上三点，人们对恰亚诺夫都是见仁见智的。例如就他的“宏观理论”即经济人类学思想而言，恰亚诺夫明确拒绝了当时势力甚大的两种倾向：德国历史学派否认对经济生活可以进行理论概括的倾向，与古典学派企图以一般理论（实际上即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概括所有经济现象的倾向。恰亚诺夫认为每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概括出它自己的理论，也只能概括出它自己的理论。建立“农民经济”乃至其他“非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是可能的，但这种理论必须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理论的、自己的基本范围与逻辑体系，而这正是当代经济人类学赖以建立的方法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曾经热极一时的传统经济学中研究不发达经济的分支即发展经济学陷入了危机；它基本上沿用古典与新古典学派的分析方法，多数范畴出自“资本主义中人”的先验假定，因而“如果认真地反思，它没有什么东西是站得住脚的”。这导致经济学的人类学化，即理论上摒弃唯古典主义而趋于多元化，方法上改变纯文献的与“客位”的角度而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主位研究”原则，力图搞出不发达社会“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而不仅仅是向发达国家靠拢和“发展”的理论。60年代对恰亚诺夫的“重新发现”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趋势，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被看做当代经济人类学中一系列非资本主义社会“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著作中的滥觞之作。这些著作有：波耶克的《二元社会经济学与经济政策》、达尔顿的《部落与农民的经济学》、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的经济学》、鲍尔丁的《爱与怕的经济》、斯科特的《农民道德经济》、弗里德曼的《食物的政治经济学》等等。

然而，经济人类学在矫“发展经济学”之失的同时，是否也走向了另一个谬误的极端呢？假如一切经济学原理都只具有相对性质，所谓“发达”与“不发达”也就失去了客观尺度而变得无意义，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在这里便变成了“经济相对主义”。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济学（而不仅是有自己的经济发展实践），那还谈得上什么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谈得上什么“市场经济”以及趋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许多经济人类学家把农民经济称为“道德经济”、“爱与怕的经济”等等，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定不适用于农民，建立在此假定基础之上的全部经济学也被认为对农民无效。而在研究这些据说是不想发财而只关心“爱与怕”的人们的经济心理与经济行为的学问中，农民被看成“由宁愿贫困的人组成的亚文化群”，他们的贫困“意味着拒绝成为富人的心理代价”。这样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已经受到当代一些农业经济学家（如T·W·舒尔茨等）的批评，而且也无法解释诸如中国农村改革这样的经验事实。

二、“微观理论”与劳动——消费均衡说

与恰亚诺夫的“宏观理论”即其经济人类学思想相比，他的“微观理论”即对单个农民农场（“家庭农场”或“劳动农场”）运行机制的静态分析更为精致，影响更大，引起的争议也更多。展开这一理论的《农民经济组织》（Организачия крестъянскогохозяйства．М．1925）一书因而也被公认为恰氏最重要的著作。本书1923年以《农民经济理论》为名在柏林先出了德文版，两年后经增订补充以现名在苏联出了俄文版，此后译本众多，有日、英、法、荷、西诸文，其中日文、英文都出了两个版本。

恰亚诺夫在本书中指出：农民家庭是农民农场经济活动的基础，而家庭经济（他在此抽掉了产业界定，即并不仅指农民家庭经济为然）以劳动的供给与消费的满足为决定因素，当劳动投入增加到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达到均衡时，农场的经济活动量便得以规定。而由于生物学规律，家庭规模与人口构成中的劳动/消费比率呈周期性变化，因而农场经济活动量也随之变化。这种“人口分化”（而非“经济分化”）正是形成农户间差别的主因。农场经济活动中各种均衡关系的实现依赖于土地、劳动与资本这三个要素，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制约着农场活动的适度规模的实现与偏离。在农民农场中，这三个要素的“组织”方式迥异于资本主义农场，因而两者的运行机制与规律也完全不同。作为国民经济中一分子的农民农场正是以这种独特性质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可以从对经济地租、土地价格、资本利息、农产品市场、劳动供给等几个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中清楚看到。了解了农民农场的这些特性，就可以正确评价其发展前景——这前景不是“大生产”消灭家庭农场，而是通过合作—服务的“纵向一体化”把无数小农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社会化经济的有机细胞。

这一整个分析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其一是来源于边际主义的劳动—消费均衡论，其二是来源于“生物学规律”的家庭周期说。而前者又更为关键。可以说，“劳动—消费均衡论”对于这个“农民的新马克思”的重要性，犹如劳动价值论对马克思的重要性。当年批判恰亚诺夫的苏联官方学者正是抓住这个关键，以劳动—消费均衡论的基础是边际主义为由，指责恰亚诺夫是“反动的”奥地利学派的门徒。今天看来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太不足取，恰亚诺夫对此的反驳是可以成立的。的确，正如人们已指出的：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边际分析与分析者所持的社会政治立场是两回事，即便要否定奥地利学派本身，也不能仅以它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为由。而对于恰亚诺夫，我们首先要弄清其独创性究竟何在，然后才能评论这种独创是否可取。

关于恰亚诺夫上述理论的渊源可以指出两点。其一，关于农民家庭经济自有其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逻辑的论点，恰亚诺夫以前的俄国学者尤其是民粹派学者早已说过。如先于他40年的П·A·索科洛夫斯基就曾指出：“支配小经济的规律完全不同于大经济……农民所追求的目标不同于大土地所有者。对后者来说生产利润是首要的，而对农民来说它仅具有次要的意义。……哪怕毫无收人，只要能提供养活家人和牲畜的资料，他就要干。从农民的观点看，可以经营的农业地块的最低限度，并不取决于他的家庭及其牲畜的工作能力，而是取决于其家庭和牲畜的最低限度之需求。……那种不能取得任何纯收入，不能充分利用全家劳力和畜力的独立农民经济之所以可能，原因就在于此。”但显然，这种表述远不如恰亚诺夫的表述更有逻辑性。

其二，尽管恰亚诺夫自己也承认他的分析得益于奥地利学派，但笔者认为劳动—消费均衡论的更加公理化的描述实际上早在该学派之前许久就由戈森提出过。而且戈森的表述比恰亚诺夫更严密更富于逻辑美。恰亚诺夫没有提到戈森关于“劳动的反效用规律及其在最大化享受方面的应用”的学说，但我们知道这一学说当时在俄国学界颇受推崇。因此笔者不能苟同那种把劳动—消费均衡理论的“发明权”归于恰亚诺夫的流行评论。然而，戈森是把劳动—消费均衡论视为普遍规律的，而今人多批评这一法则“不适用于分析雇佣劳动”。在这一点上恰亚诺夫则有先见之明：他明确把这一规律视为家庭劳动经济所专有，并以此区别于雇佣劳动经济。所以说，恰亚诺夫虽未发明劳动—消费均衡论，但他首先指出了此论对于农民经济的专适性，并因此把前人关于“小经济的独特规律”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其独创性盖在于此。

然而这种独创是否成功？这就涉及人们对“微观理论”更为要害的一种批评：由于劳动—消费均衡论假定农场的“经济活动量”只受劳动供给的制约而不受其他要素（如土地、资本等）供给的制约，而这一假定很少得到满足，那么这种学说有多少可信性？如果我们姑且认为在“传统农业”范围内资本的作用不大，那么土地呢？当代一些质疑者甚至走得更远，如美国的“半恰亚诺夫主义者”M·萨林斯在其颇有影响的《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中以他对美拉尼西亚等地部落经济的人类学调查为据，力图表明即使在土地供应弹性较大的原始经济中，边际主义分析也是无效的。他因此只承认“微观理论”两个基础中的一个：承认家庭周期的生物学宿命论而否认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而更彻底的质疑来自当代最热心的恰亚诺夫宣传者之一T·沙宁，他连生物学宿命论的作用也表示怀疑：生物学的家庭周期太长，与社会变动的趋势相比其作用太缓慢，因而难以说明农户经济的变化。

应该如何对待这些质疑？其实就连恰亚诺夫自己也有些含糊其辞。他一方面强调“微观理论”在地广人稀条件下比地狭人稠条件下更起作用，在村社制下比在土地私有制下更起作用，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印度、中国及日本等等；不仅适用于份地制，而且适用于土地租佃与私有制，只有资本主义农场例外（见《农民经济组织》英译本，第82~84页）。他还一般性地相信，这种分析是农民研究的“有效工具”（同上，第29页）。今天我们怎样评价他的这种自信？无疑，他的分析适用于俄国，尤其是1917年废除土地私有成分后、1930年集体化以前的苏俄村社农民。这是本书以大量统计分析证明了的。特别是他从“动态研究”学派的成果中引用的长达30年的农户跟踪调查具有相当雄辩性。他据此以“人口分化”说来否定当时官方学派的“阶级分化”说，这一否定已被证明是有道理的。不仅地广人稀的村社俄国是如此，笔者认为在一切存在着某种地权平均机制或地权不均限制的传统农村中，“人口分化”都是一个重要因素。至于地广人稀还是地狭人稠，在这里并非关键。因为从恰亚诺夫的论证看，他所谓由劳动—消费均衡所决定的农户“经济活动量”主要是个相关性概念而不是个绝对值概念，即是说“活动量”随C/W比率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说这“活动量”是否足够大。例如说，土改后至合作化前中国农村中被大加渲染的“老少组”与“好汉组”之间的差异，用“人口分化”来解释就远比用阶级差异、“两极分化”来解释更为合理。中国农村改革恢复家庭经营后在市场关系尚不发达的地区，乃至历史上中国的名田、占田、均田制时代，“微观理论”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人口分化”的因素也是存在的。甚至在地权已经相当“硬化”的传统农业时代，如中国均田制崩溃后的宋明诸朝，由于人身依附与超经济强制因素的羁绊，“经济因素”的作用仍受很大限制，因而“人口因素”在农民经济的“多样性”中仍起着相当作用。明清时形容贫富变迁，常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宋人有云：“余自识事以来四十年矣，见乡闾之间，曩之富者贫，今之富者，曩之贫者也。”像传统理论讲的那种“阶级分化”是难以解释这种循环现象的。而恰亚诺夫从统计学上归纳出的C/W比率循环周期（在其统计样本中为37年）却接近于上述年限，这恐怕不能仅视为一种巧合。因此笔者认为，恰亚诺夫的“微观理论”至少对于传统农村而言是有价值的。当然它不能解释一切，同时作为一种理论抽象，也不能或不必要求它与感性资料完全吻合。

不过今天应当指出这一理论的重大缺陷。根据“微观理论”恰亚诺夫认为导致农民分化（用他的话说是农民经济的“多样性”）的有“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后者指“市场条件、价格水平、土地稀缺”等，而“人口因素起着主导性作用”这一论断会遇到两种危机。第一，正如前引许多质疑者指出的，在市场关系浸润日深的情况下，“经济因素”作用渐增，因此“人口分化”为主流的时代如果说曾经有过，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多半是永远过去了”。但这个危机对恰亚诺夫理论来说还不是致命的，因为他在提出其理论模式时已经讲到现实的复杂性和“经济因素”随市场化进程而增长的可能。但作为对传统农民经济的一种理论模型，他是有理由把市场因素抽象掉的。第二，倘若在传统条件下市场关系不发达，这一理论可免除“经济因素”的挑战，然而“超经济因素”呢？这正是问题之所在。恰亚诺夫理论的致命缺陷，在我看来，就在于他的模式中影响农户经济变迁的只有“人口因素”与“经济因素”，然而传统农民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却是这二者之外的第三因素：身份、权势、等级壁垒、人身依附等超经济力量。而且市场的作用越小。“经济因素”越不活跃，共同体对个性的压抑越强烈，“习俗—指令经济”的色彩越浓，这第三因素的作用也越大。而恰亚诺夫的模式却完全无视它的存在。如果说恰亚诺夫在分析单个家庭农场经济行为内在动因时不提这种因素尚有可说，那么他在论述“单个农场如何形成社会的一部分”、“单个农场通过怎样的社会纽带而结成一定的社会整体”时，在论证“农民农场作为社会构成部分的组织形态学特征”时，不提这一因素就很成问题了。

如前所述，恰亚诺夫反对夸大俄国农民村社中的“两极分化”是有道理的。然而他避而不提的是：这些“无分化”（只有“人口因素”导致的“多样性”）的村社在传统上只是普遍贫穷的灰色背景，而权贵们的穷奢极欲正是以这一背景为条件的。个人（或“家庭”）性质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缺乏，在这种条件下常常意味着“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者的个人相对立” 。就在本书俄文版问世时，苏联政府首脑李可夫曾感慨地说：我国的农民倒没怎么“分化”，可是他们穷到这种地步，以至于比利时的贫农按我们的标准就得划为地主! 事实上，在由“习俗—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影响农民经济活动的首要因素与其说是从“人口因素”渐变为“经济因素”，不如说是从超经济因素渐变为经济因素更确切。竞争性“阶级分化”不发达常常意味着等级、身份壁垒的严峻，同等级人群中的平均主义往往与等级间的境遇悬殊并存。“朱门”之外有平均，“冻死骨”中无分化，以“经济因素”为基础的分配不仅同“劳动—消费均衡”相对立，而且也“同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恰亚诺夫只谈前一方面显然有片面之虞。

在当时鼓吹竞争汰劣的古典经济学与倡导大生产优越性的苏联官方经济学都一致对小农作出“末日审判”的情况下，恰亚诺夫及其学派独持小农生命力与稳定性之说。70多年过去，事实证明了恰亚诺夫的预见力，这是“恰亚诺夫主义”为世所重的原因之一。然而恰亚诺夫对这一事实的解释仍是可商榷的。第一，恰亚诺夫不是从农业的产业特性而是从“家庭劳动经济”的形态学特性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在笔者看来，产业特性的作用应当是主要的。因为农业中（不同于工业）“兼并”过程受到的自然限制不仅存在于“家庭农场”经济中，也同样存在于使用雇工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中。第二，具体就传统农业而论，由于恰亚诺夫关于劳动—消费均衡关系决定农户经济活动量的公式实际上有赖于土地（及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供给弹性化这一前提（在俄国则具体化为有赖于村社份地分配制这一前提）因而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直接用这一前提解释恰亚诺夫所说的那些现象，即：传统共同体对个人权利及以这种权利为基础的产权弹性化的压抑是自由竞争与“经济分化”难以出现的原因，不是更合乎逻辑吗？换句话说，真正的界限究竟何在——是在恰亚诺夫所说的“家庭劳动”经济与“雇佣劳动”经济之间，还是在农业与工商业的产业畛域之间，或是以传统共同体为基础的制度和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制度之间。这恐怕是恰氏理论所遇到的最大挑战。

恰亚诺夫极为强调“家庭劳动”与“雇佣劳动”的区别，甚至不仅在经济学，而且在人类学的意义上也把它们看成是异质的。在《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中，他明确地把自然经济中的与市场经济中的家庭经营、自由竞争中的与依附状态下的个体经济都一锅煮地归纳为“家庭经济”，并把它与“资本主义”截然分开，这就潜伏了许多逻辑混乱。例如，恰亚诺夫认为“家庭劳动”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产生总报酬概念与“均衡”的目标，而“雇佣劳动”则产生净利润概念及使之最大化的追求。然而，如果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经营者出于比较利益的考虑认为大规模生产的赢利率不如小规模生产，并因而缩减雇佣劳动，乃至完全使用家庭劳动（无疑，这种“如果”并不是纯粹的假定，而是实际生活中不乏其例的），那么这里的“经济行为逻辑”究竟发生了什么本质改变？假如一个农场主出于纯利润最大化的考虑而把5个雇工减至3个是可能的，那么他基于同样考虑把雇工数减少到零又为什么不可能？而一旦他这样做了，能说他就会变成只求“均衡”而不知净利润为何物的另一“范畴”中人了吗？

总之，恰亚诺夫留下的思想遗产，无论在人文精神还是在实证的社会科学方面都是丰富的，但他留下的疑团和有待商榷之处亦不少。恰亚诺夫实际上是从农民问题研究人手来探索人类的前途问题，同时又把其民粹主义理想落实到“家庭农场组织”这样一个极为经验性的领域，这是他不同于一般产业经济学家，也不同于一般乌托邦思想家之处。我们可以不是“恰亚诺夫主义者”，但我们不可不谈恰亚诺夫的书。

（原载香港《中国书评》1996年5月号）

相克亦相生

——关于“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

近年来关于中西的比较研究再兴高潮。与过去的“文化热”多在价值观上做文章不同，如今的比较多在制度上做文章。这种比较的两个尺度，“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作为学理（而不是作为人性的一种朴素要求）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然而许多人却从这些学理出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有人认为改革前几十年的旧体制拥有比西方更多的“经济民主”，而西方则有自由过分之弊，因此应当用毛泽东的“经济民主”纠正西方的经济自由。有人则相反，认为鸦片战争前几千年的老传统拥有比西方更多的“经济自由”，而西方则有民主过分之弊，因此应当用孔夫子的“经济自由”纠正西方的经济民主。这两种看法虽然彼此对立，却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认为我们的制度（改革前的或鸦片战争前的）比人家的强，并且可以矫人之失；二是认为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似乎彼此“相克”，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互为矛盾。

有些论者在行文上不这么提，而是采取给“自由”、“民主”赋予特殊定义的办法，如宣布“彻底的自由主义”将置“公意”于个人自由之上、将意味着限制个人产权等等。但这与通常理解的经济自由主义，即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所代表的那一传统相去甚远。本文不认为这种把自由主义过分广义化的做法是妥当的，至少在经济方面是如此。

对此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从实证上看，所谓改革前旧体制中的“经济民主”与鸦片战争前的“经济自由”究竟能否成立，尤其是能否在论者设定的比较意义内成立？强调这“尤其”是很重要的，因为抽象地谈论“自由”与否很少有意义，任何概念都是在特定的比较系统内成立的。如果说在“四人帮”看来，连刘少奇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而在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如米塞斯看来，甚至连哈耶克也有某种“社会主义”倾向的话（参见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那么与例如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体制相比，我国改革前旧体制或许也可以算是“经济民主”的，但是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呢？同样，与我国古代法家的统制经济传统相比，与50年代后的计划经济相比，甚至与中世纪欧洲相比，谈论我国古代儒家的“经济自由”思想也是可以的。而与西方近现代市场经济相比，强调儒家思想的“后现代”意义或“去除自由主义之弊”的意义者更不乏其人。然而作相反之论，说儒家比近代西方更“经济自由”就值得商榷，更何况把儒家的言论径直视同经济现实恐怕也是有问题的。但本文不打算在此详论。本文想探讨的是上述争论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是相克，还是相生？如果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是相生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相克，那么我们目前面临的是哪种情况？“经济民主”的缺乏是由于“经济自由”过剩（产权过于“绝对化”和竞争过于自由等）吗？它是否也有可能因“经济自由”的缺乏而引起？反过来说，“经济自由”的缺乏是由于“经济民主”过剩（工会力量太大、百姓利益过于本位化等）吗？它是否也有可能因“经济民主”的缺乏所致？

显然，第二个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它是可以与如何评价改革前以及鸦片战争前体制的历史问题分开，单独予以讨论的。

纯就理论而言，“经济自由”强调个人权利，“经济民主”强调多数决定，两者确有可能形成矛盾。一个典型而又通俗的表述是：如果5个人能以“多数决定”剥夺第6个人的财产（乃至剥夺他的生命），那么“经济自由”（乃至一切领域中的自由）当然会荡然无存。反过来说，个人产权绝对化导致侵犯多数或公众权利的简单例子要难找一些。（某些学者乐于引用的“查尔斯河建桥案”之类例子是不能成立的。在这一案例中，某人在并非其私人所有的河流上建了一座桥，便要禁止别人再建另外的桥。这纯属丛林中的霸道逻辑，而与任何自由主义所定义的个人权利绝非一回事。按此逻辑，某人煮了一锅饭，便可以禁止天下的人再煮饭了，哪一个“私有制社会”能在这样的逻辑下存在？这位学者以此反对产权自由，但赞成言论自由。然而按这样的逻辑，言论自由便意味着我说了话就不许别人说话，这种“言论自由”能够赞成么？显然该学者的错误在于把个人产权不受侵犯与个人私欲不受侵犯混为一谈了。而自由主义的“产权绝对化”恰恰意味着个人在其产权范围之外为一己私欲而侵犯他人权利是不许可的，这种霸道行径恰恰在那种“权力捉弄财产”的时代才易于发生。当然产权绝对化也有其弊病，但绝不是该学者讲的这种。）但在逻辑上也可以设想一种“竞争产生垄断、垄断产生专制”的状况：如果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大鱼吃小鱼”式的无限集中，那么在最后一头“巨鲸”吞并了所有的“鱼”之后便会出现经济上的“大一统”专制格局。

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也是相辅相生，互为条件的。难道市场中的“自由竞争”在本质上不就是消费者——公众通过选购决策对某种产品（以及生产它的企业）能否立足进行的一种“民主表决”吗？反过来说，如果“经济民主”意味着对多数人利益的尊重，那么它与自由竞争的关系正如米塞斯所说：富人并不希望出现充分的自由竞争局面，尤其是那些并非创业者而只是继承了财富的人最希望凝固现状、制止竞争。因而自由竞争是有损于世袭财富寡头而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经济民主”的基础。

事实上不仅“经济”上的民主与自由是如此，一般意义上的民主与自由也是既相生又相克的。然而应当说相生的一面还是主要的。这是因为至少在现代意义上“自由”与“民主”都有个共同的基础，即公民的个人权利。曾经有种流行说法：过去的专制是以神或个人的名义实行的专制，而现代的专制则是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的专制。实际上这一区别十分模糊，因为无论古今，真正只以个人名义、完全靠武力威吓公众来维持的专制即使有也罕见，实际存在的专制大都是“共同体本位”的制度，即否认个人权利、强调个人服从共同体、从而共同体的一个个成员都服从共同体的人格化身。因而顺民、顺德、顺天都归结为“顺我”。明末哲人黄宗羲把这样的机制概括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明夷待访录》）确是一语中的。

“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前提，是不允许每一个臣民有“小私”存在。即便事实上存在，那也是出自“我”的特许与恩典，而不是你的固有权利。可见，是否尊重个人权利，不仅是自由与不自由，而且也是民主与专制的根本区别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民主定义为：在尊重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多数决定，或者说是以多数决定来防止共同体的人格化身为所欲为，从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机制。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是如此，“经济民主”同样如此。一些论者把“经济民主”只理解为工人参加管理、社会福利和“抑兼并”等等，这不对。如果只讲这些，那当年德意法西斯的“组合国家主义”是最合乎“经济民主”的了。法西斯党党章中就有“工人参加工厂企业的管理”之规定，而且在当时的“民族社会主义”体制中“按照行会模式把工人、技术人员和业主都组织到工会里，建立统一领导机构”，三方与党的代表“平起平坐”，共同“协调和更好地组织生产”。这种所谓“组合国家民主”或“日耳曼民主”充满着极权国家对公民个人权利的蔑视，因而只是独裁者运动群众的一种形式，与真正的民主是背道而驰的。

正因为现代民主与现代自由主义都以公民个人权利为基础。像米塞斯这样被视为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人同时也自认是激进的民主派。他反对“把自由主义和民主作为矛盾来理解”的流行说法，也反对关于自由派只想君主立宪、民主派才是共和派的说法。他坚持认为自由主义者是为议会民主而不是为君主立宪奋斗的。

事实上，经过几百年的探索，现代民主与自由原则的协调已增强，而两者的矛盾在淡化。一般地说，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协调，在私权利与公权力领域划分的条件下不难实现。即一方面承认公民的财产权与其他公民基本权利一样属于公理性的或“天赋”的权利，它既不是君主也不是“多数”赐与的，因此不能由“多数决定”来剥夺。另一方面在私权利之外的公共领域则奉行多数决定的原则，不允许私人产权侵入公共领域而形成权钱交易。至于政治自由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了。

而“经济民主”，根据前述的定义它应当指企业不是听命于官府，而是（通过市场）听命于消费者——公众。企业“讨好”消费者与政治家“讨好”选民是一个道理，消费者的“市场投票”取代长官意志，犹如选民的“多数决定”取代皇上恩宠。这个意义上的“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实际上是一回事。当然，企业听命于市场犹如政客邀宠于选民一样也有其弊，但这属于“民主”本身之弊，而不是“没有民主”的问题了。

总之，夸大“民主”与“自由”的矛盾，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不可取。当然，由于现实生活中“群己权界”或曰私权利与公权力领域的划分难以精确，民主与自由的扞格之处还是有的。但是民主与命令经济、专制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无疑要大得多。

（原载《公共论丛》1997年第三辑）

经济竞争中的“规则”与“起点”

一、“夹攻中的诺齐克”与“自由或者平等”的伪问题

目前一些论者所说的“经济民主”实际上是“平等”，包括限制大资本的产生（“抑兼并”），非股东的劳动者参加企业管理，以及通过“二次分配”、福利政策来使公民收入差距缩小等等。平等固然是人类重要的价值追求，但把平等与民主相等同是不合适的。因为“平等”（平均）这一概念里不包含公民个人权利问题，而不讲这个问题就谈不上专制与民主的区别。而从古代印加帝国的“国有制”，现代法西斯的“组合国家主义”直到“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的许多从常识上讲与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做法，都有可能因此鱼目混珠于“经济民主”之中。

在笔者看来，民主与自由，包括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是可以协调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平等”与自由却会构成矛盾。由于“竞争出效率”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推论，而现今的“经济民主论”者所关心的实际上又是平等问题，因此目前的所谓“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之争”实质上是困扰世人已久的“效率与公平之争”的另一种符号形式。笔者曾经指出：“效率与公平之争”在我国是个“舶来之争”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家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问题”。“自由与平等之争”也是如此。

一般地说，如果我们承认效率来源于竞争，也就承认了效率来源于自由，因为捆住手脚是谈不上竞争的。另一方面，竞争必然有胜有负，无胜负之分的“结果平等”无异于取消竞争。因此自由与平等是有矛盾的。

同时，真正的自由竞争又必须是公正的竞争，即竞争者应处于同一起跑线，遵守同一比赛规则；裁判应不偏不倚，更不得加入竞争，否则这就不是“自由”竞争而成了受操纵的“竞争”闹剧。亦即：无自由竞争则无效率，无公正则无自由竞争。在这里公正不仅与效率无矛盾，而且与“自由”也是一致的。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这第二层意思并非争论的重点。对他们而言，规则的公平久已是既成事实，至少在理论上已不是什么需要争取的东西；起点的公平则因那里的竞争早已越过了起点状态而难于追溯。另一方面，由于在那里契约关系久已取代依附关系，形式上的公民权利平等久已取代等级、身份壁垒，因而那种“非竞争性的结果不平等”至少在理论上久已消失。现存的“结果不平等”基本上只为自由竞争所造成，这样，结果平等与竞争自由的矛盾便十分突出。正是这一层意思成了“效率与公平”之争、“自由与平等”之争（亦即近来以“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名目出现的争论）的主要内容。

然而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与平等”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们的”问题。在中国，许多问题的症结与其说是“结果不平等”，不如说是起点不公正、过程不公正。中国的市场竞争处于幼稚状态，规则不公、裁判不轨之弊严重。中国的市场竞争又处于起点阶段，起点不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追溯性”的，而是现实性的。同时，市场竞争中的起点不公又由“前市场”体制下非竞争性的结果不平等所造成，因而许多表面上看似乎是“竞争结果”的“不平等”，其实本质上仍是非竞争性的。更何况以等级身份制、官本位、权力调拨和命令经济为内容的旧体制并未完全消解，即使在表面上也属非竞争性的“结果不平等”仍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那种意义上的“自由与平等”之争实在无须如此张扬，而公正问题才是“自由”与“平等”两方面的共同核心。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如弗里德曼、诺齐克等用过程的公正性证明结果的公正性。他们认为，一个富可敌国的人，只要他的最初财产来路清白（按即“起点”清白），且后来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按即规则公正），那么他的富有便无可非议。这种说法在西方遭到“经济民主”论者的强烈批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有趣的是一位中国的“经济民主”派在抨击了这段话后却问道：“西方的自由思想家在证明自由优先的同时顺带证明了效率优先，不知中国的效率优先论者是否愿意在接受不平等方面走得与他们一样远。” 这位学者难道真不知道：有些既非“自由思想家”也不是“效率优先论者”的人在“接受不平等方面”早已走得比“他们”远得多：不仅承认财富的不平等，而且承认种姓的不平等——延续至今的城乡世袭身份制和那曾经猖獗一时、至今也不能说全无影响了的“血统论”，难道不是这样吗？

诺齐克的公正观在“他们”那里显然是十分“低调”的，因此受到众多批评。然而在我们这里，如果人们都“最初财产来路清白，且后来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则“贫富悬殊”的程度绝不至于如今日之甚，“在接受不平等方面”也不至于走得如今日之远。如果我们这里像弗里德曼所主张的，收入应按贡献（劳务贡献加资本贡献）分配，而不是按权力、身份、“关系”、“背景”分配，那么我们不但会有更高的效率，恐怕也会有更多的公平。

而另一方面，我们这里的一些“效率优先论者”似乎也不那么重视诺齐克的公正观（当然更不要说罗尔斯）。他们更倾向于把哈耶克的自然主义（“自然形成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作黑格尔式的理解：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或者把马克思的原始积累论倒过来用（马克思通过谴责原始积累来否定资本主义，他们则通过肯定资本主义来认可原始积累）。于是“最初财产积累”是否清白、“后来的财富积累”是否通过自由交易实现便似乎无关紧要。这样一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句在西方本来具有自由主义性质（效率优先即竞争自由优先）的口号也发生了淮橘为枳之变，成了反自由主义（“公平”置后被理解为形式公正置后）的口号了。从80年代“官僚资本是第一级火箭”之论，到否定起点平等、主张“腐败也有积极意义”直到近来的“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产权明晰化就是好猫”、“权贵私有化比民主私有化成本低”等等说法，恐怕都会让诺齐克吃惊。

于是在西方处于一个极端位置的诺齐克式公正观，在我们这里却似乎十分“中庸”（而在他们那里，显得中庸的是罗尔斯）：有人嫌“过程的公正性”太庸俗，要求强化“国家能力”以便对“最初财产来路清白，且后来财富的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人实行压制；有人却认为“过程的公正性”是乌托邦，觉得“最初财产来路清白，且后来财富的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是过分的苛求。然而这样的两种声音之争恐怕已经不能算是“自由与平等”之争了——真正的“自由与平等”之争应当是诺齐克与罗尔斯之间的那种争论（更确切地说，应当是诺齐克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罗尔斯尚居二者之中）。而无论是诺齐克，还是弗里德曼、哈耶克乃至米塞斯，恐怕都不会主张“掌勺者私占大饭锅”是一种“经济自由”行为；同样，无论罗尔斯还是社会民主党人，也都不会认为那种“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承担控制后果”的体制是一种“经济民主”或“平等”。

然而有趣的是：国人又往往从诺齐克式公正观在西方话语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出发，把这种在中国明明很中庸的观点视为极端：一些“中国式的经济民主”论者把它视为“极右”，而一些“中国式的经济自由”论者又认为它有倾向“革命”之嫌。更有趣的是，一些论者在明明是两个极端的论点间却显得游走自如，丝毫不觉得大跳跃之难：昨天还在讲“官僚资本是商品经济的第一级火箭”的人，今天却谈起市场经济的不公平和“国有企业的功能”来了。仿佛“官僚资本”能使市场经济更加“公平”，或者能使“国有企业的功能”更完善似的！

如此看来，在我们这里讨论“自由还是平等”是否有些不着边际呢？

二、起点平等与“经济民主”：桑巴特的启示

前面说过，自由竞争与“结果平等”是矛盾的，但绝不是只有自由竞争才与“结果平等”相矛盾。如果现实社会中出现了严重不平等，那么它是自由竞争之罪，还是竞争以前的等级制之过？由此引起了关于自由竞争的限度问题：为了更多的公平，究竟应当限制竞争（亦即鼓励共同体的干预以至垄断）呢，还是应当为竞争寻求一个更公平的起点？

关于这一点，最近读了W·桑巴特著《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1976年英译本，颇有感想。美国这个国家的确很怪：一方面，从历史上到如今，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都未能立足。不仅苏联模式的美共不成气候，社会民主主义者如美国社会党、民粹主义者如美国人民党，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等各种在欧洲风行过的反市民社会思潮也都未能形成有规模的运动。而另一方面，美国却又长期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各种流派“社会主义”者所看好，视其为实现他们理想的最佳土壤。多少人在本国碰壁后都跑到美国求发展。英国人欧文跑到北美建立他的“新协和村”理想国；法国人卡贝来到美国去实践他的“伊加利亚之旅”；俄国民粹派本是一群敌视“西方资本主义瘟疫”的俄国传统公社崇拜者，但他们在厌恶西欧的同时却“向往美国”。“民意党密谋”失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跑到美国创办了“雪松谷公社”、“进步公社”、“联盟公社”等乌托邦社区。列宁在1917年前曾长期主张“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式（或‘英国式’）道路”的善恶二元对立，并发誓要为在俄国实现“美国式道路”而奋斗。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孟什维克则直到1917年以后仍向往“美国式道路”，其首领唐恩1947年在国外去世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还要求“实现俄国社会主义形式的‘美国化’”。甚至托洛茨基在被斯大林逐出国门后也曾将“第四国际”的事业寄厚望于美国，并授意由美国托派代表主持“国际”成立大会。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虽然世界上并没有“完全的自由竞争”，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讲国家干预，但相对而言，“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美国的极端自由主义”与“德国的有序化自由主义”以及所谓强调个人权利与竞争自由的“北美模式”和强调社会保障的“莱茵模式”等提法仍然是世人公认的。的确，无论是个人自由、市场竞争、产权明晰、“经济人”逻辑，还是三权分立、代议民主、政党政治等等人们认为“市场一民主”制度应该有的特征，美国都堪称典型。然而，人们一般认为这种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在美国却相对缓和。以“分配的不平等”为例，按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计，美国在1969年仅为0.34，不仅低于英国（1964年0.38）、德国（1964年0.45）、法国（1962年0.50）、意大利（1948年0.40）、日本（1962年0.39）等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也低于号称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模式”诸国，如瑞典（1963年0.39）、丹麦（1963年 0.37）、挪威（1963年0.35）与芬兰（1962年0.46）。在这组统计中，只有澳大利亚（1967年为0.30）与以色列（1957年为0.30）的“分化”程度低于美国。

“社会主义者向往的美国”与“在美国碰壁的社会主义”构成的奇特反差、相对而言最典型的“自由竞争”与相对而言最缓和的“分配不平等”的共存，以及前述的三个低“分化”国家美、澳、以的共同特点——它们都是移民国家，这几个事实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一个世纪以来，“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之谜一直吸引着许多研究者。有人把它归之于统治者的镇压，然而麦卡锡式的镇压能有梯也尔、斯托雷平乃至希特勒厉害吗？有人把它归之于对殖民地的海外掠夺能相对减轻国内矛盾，然而美国历史上曾经拥有的殖民地能与西、葡、荷、英、法等西方主要殖民国家相比吗？有人把它归之于文化传统，归之于“英美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对保守与激进的不同作用，然而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有何不同于欧洲的“传统”可言？同在“英美经验主义”背景下，英国工党与美国社会党的不同命运又怎么解释呢？有人强调新大陆机会多，劳动者到处有出路，然而拉丁美洲也是新大陆，左派运动不也强大得很？还有人强调罗斯福式的改良对社会主义倾向的消解与替代，然而罗斯福的福利主义能与欧洲“社会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吗？更何况罗斯福以前“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早已存在？

桑巴特早于1906年以德文发表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就是罗斯福新政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代表性研究。他从对社会主义的物质替代与价值替代两个角度分析了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形不成规模的原因。所谓物质替代指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收入与生活水平高，这种“超级物质环境”消解了工人的反对派倾向并使他们“资产阶级化”。于是社会主义便被“烤牛肉与苹果馅饼”替代了。所谓价值替代，则是指美国经济中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造成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使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更有可能上升为小资产阶级企业主（股东），这是美国价值观对工人的“经济整合”。同时美国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建基于启蒙原则之上的普选制与宪政民主也成功地实现了对工人的“公民整合”。于是美国工人中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便排挤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使他们更倾向于追求“自由主义平等”而不是“社会主义平等”。

桑巴特还谈了其他一些原因，如两党制下的“第三党困境”和西部自由土地提供的机会等。但无疑，物质替代与价值替代是他这一解释体系的核心。他的这些看法引起了激烈而长期的讨论，尤其在美国社会主义者中，对这种来自欧洲的解释更有自己的看法。桑巴特之后的几十年历程使他们更为痛切地感到自己的运动在北美面临的严峻现实：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美国人民党已经消失，美国社会党人从10万下降至数千，美共更曾一度由其总书记白劳德宣布解散，虽然后来又重建，但在美国社会中一直没什么影响。这不能不令人思考。然而美国社会主义者从自己的实践中又不能完全同意桑巴特的解释，于是在桑巴特著作1976年英译本中，著名美国社会主义活动家哈林顿（当时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委员会全国主席，1989年去世时为社会党国际名誉主席）和美国社会党史专家哈斯班兹（时为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讲师）都写了研究性的序文与导言，表达了70年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哈林顿与哈斯班兹都对桑巴特的物质替代论持否定意见。他们引证美、欧许多学者的研究，指出桑巴特所谓美国工人生活水平髙于欧洲（特别是德国）工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哈林顿并认为，绝不能假定贫困使人激进、富裕使人保守，因为事实往往相反。例如60年代在美国一度势头很大的新左派运动，就不是以穷人而是以“幸运的青年”们为基础的。而在德国，19～20世纪之交正是工人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的“幸运年代”，他们吃到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并不比美国工人少，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工人运动恰恰是在这个时代获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成长”!

然而哈林顿与哈斯班兹都对桑巴特的价值替代论表示认同，而且认为桑巴特讲得还不够。哈林顿指出：桑巴特提到的“公民整合”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比桑巴特已强调的更加重要”。哈林顿指出：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其说是因经济问题，毋宁说是因公民权问题开始的——那时的经济不平等主要并不是自由竞争，而是公民权利不平等造成的——因此“在几乎一切情况下，反资产阶级斗争的心理与情绪基础都是对资产阶级平等（bourgois equality，或可译“市民平等”——笔者按）的要求”。而在美国，几乎从一开始，就有了普选权。这导致萨姆松在30年代初最先概括的现象：“‘美国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所谓“美国主义”在这里并不是指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是指美国式民主包含的自由、平等之类观念。在萨姆松看来，这类观念与社会主义实质上相通，所以他说：“美国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即它传播平等主义，否定等级社会的现实，与英、法等欧洲国家不一样 。哈林顿对此说深以为然，他认为这正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主要答案：

“美国工人可以用优势意识形态（按即自由主义）的语言，而不是用该形态的反对派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平等要求。”

这里要指出：萨姆松讲的“美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都是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它显然不是指常被人称为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政，即不是指国家干预主义意义上的公平，而是指古典自由主义“公平竞争”意义上的公正。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萨姆松或哈林顿是反对新政的，恰恰相反，他们都支持新政。但显然“美国主义”与“欧洲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前者比后者更多一些国家干预，而在于它更多一些竞争的公平。哈斯班兹从移民的角度提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19世纪末来自欧洲的移民工人本来具有较多的社会主义倾向，但由于美国本土工人（其实也是早期移民）把外来廉价劳动力的涌入视为对自己的威胁，因此这一时期大多数美国工会是排外主义的，并对新移民工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然而恰恰是美国式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体制，使本土工人对移民工人的这种排斥只起到了有限的作用。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资本家对本土工人与移民工人“一视同仁”地予以剥削，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相对欧洲而言更为公平的竞争机制，大大加速了移民工人的“经济整合”进程。正是这一机制，使移民中的“社会主义平等观”很快为“自由主义平等观”所取代，结果，移民工人从更多社会主义倾向者变成了“社会主义杆菌的免疫者”，以致进入20世纪后，美国社会党在移民工人中已比在土生工人中更难得到支持。这绝不是说移民工人更加逆来顺受地任人“剥削”，相反地，移民工人在与雇主的斗争中往往比土生工人更有战斗力。但是，这已经是一种“反对资本家，而非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了。

事实上，相对欧洲而言更多的“自由主义平等”既是“社会主义者向往美国”的原因，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难以形成的原因。相对而言更“自由”的竞争与相对而言更缓和的“分配不平等”在美国的共存，并不能证明自由竞争没有弊病（否则也就不会有罗斯福新政这类事情了），但它却可能证明：当自由竞争有个相对公平的起点并在公正的规则下进行时，它所造成的弊病常常会比不那么自由，但起点也不那么公平的竞争要小得多。即使只从分配结果不平等的角度谈“弊病”也是如此：使竞争结果令人难以接受的，并不是竞争过程的过分“自由”，而是竞争起点的过于不公，尤其是这种不公又由不公平的规则所放大时，问题就更严重了。

与“自由”、“专制”之类概念一样，“起点平等”在现实中的存在自然也只能是相对而言。世间没有绝对的“起点平等”，“一切人生而平等”的格言主要是一种信念而不是历史事实。但另一方面，任何竞争赖以发生的基础毕竟有相对而言的公正与否之分。移民国家美国、澳大利亚与以色列均属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分配不平等程度较低者，这显然与这类移民社会较少承袭封建等级制的传统遗产有关。但移民国家并不都是如此，中南美的拉丁移民社会早期是追逐金银而来的海盗冒险家建立的，其首领持有西、葡专制君主的特许状，群体内部有着军营式的等级制，唯利是图的价值观盛行而平等竞争的风气却很淡漠。而北美东北部的移民却以在欧洲受迫害的清教徒农民为主体，著名的《五月花公约》体现了这类移民社区的创建原则。今天批评美国式“私有制”的人们往往忽略的是：早期的北美移民也经历过一个“打破大锅饭”的过程。最初的清教徒殖民地，如“五月花号”船民建立的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州前身）等，在创立时为应付严峻的生存挑战，都组织成“共产”的移民公社，不仅生产活动，而且连炊事、缝纫等家务劳动都是“集体化”的。然而生存危机渡过之后，公社便面临解体：“已婚女子发牢骚，因为她们要为指派到她们家庭来的单身汉做饭、缝补；单身汉也埋怨，他们与女人们的丈夫一样辛苦劳动，但所得却更少（在‘按需分配’下有家口的男人要比单身汉多分得一些）。”所有人都不满于“大锅饭”于是他们便通过会议表决，分田到户“单干”了。然而“五月花精神”使这一过程没有发生“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现象。公社成员在“分家”后不仅享有基本权利的平等，而且得到的公社遗产也大致平均，这就为他们此后的各自发展提供了基本均等的机会。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公平竞争精神正是以此为“起点”而发展起来的。而竞争中的规则公平也正是由这种“起点平等”所奠定的。可以设想，倘若这一“分家”采用首领独霸“家产”并奴役众人的方式实现，那么对首领而言自然不会有兴趣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而对众人来说则问题恐怕在于如何夺回“家产”，而不是怎样公平竞争了。

如前所述，竞争自由与结果平等是矛盾的，但它与起点平等并不矛盾。同时起点平等不仅无碍于，而且正是公民个人权利的最佳生长点。如果说公民个人权利是现代民主、包括“经济民主”在内的基础，而“经济民主”又常被视为“平等”的同义词，则这两个命题可以在、也只有在起点平等问题上统一起来。“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之争”、“自由与平等之争”、“效率与公平之争”、“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以至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争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

然而在我们这里，起点平等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有争议，而且在现实中成为一个尖锐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迈入市场经济的我们还处在竞争的“起点”状态，类似于北美当年殖民者公社面临解体时的局面。如果说“获得的正义”在诺齐克那里只是个逻辑概念，而且因其过于低调而遭到理想主义者的轻蔑，那么在我们这里它则是个生活中的焦点，为捍卫它倒正是需要一点真正的理想主义精神的。如果说“矫正的正义”在诺齐克那里是一笔无法“追溯”的历史糊涂账，那么在我们这里它可能正因为无须追溯（要矫正的对象就在现实中）而被人回避。如果说“分配的正义”在罗尔斯那里是一种比诺齐克更高的理想，那么在我们这里真诚的罗尔斯主义者首先必须为诺齐克的“正义”而奋斗。而在“获得非正义”的条件下谈论“分配的正义”则是过分轻松了。

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不能混淆的命题

从桑巴特到哈林顿的探讨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进入市场经济”的历史时刻，“竞争的限度”问题常常没有“竞争的起点”问题重要。由此引出的另一个结论是：混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可能是不合适的。

从逻辑上说，自由主义，尤其是以自由竞争与尊重产权为标志的“经济自由主义”，其对立面是左、右两翼的国家干预主义，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国家干预，其干预强度都可以有强弱之分：从间接的引导直至全面的国家垄断与统制经济。经济自由主义与这种种国家干预思潮争的是经济运行规则问题：是让“看不见的手”自行其是，还是靠“看得见的手”纵横捭阖？如果两手都用，这个“度”如何把握？显然，这种规则之争并不涉及“起点”问题，即它并未说明对原有利益格局持什么态度。而对后一问题，存在的是保守与变革的对立（所谓变革也可以有温和与激进的不同层次，为简单化起见姑且取其两极，视之为保守与激进之争）：前者要求维护原有利益格局，后者则要改变它。

显然，规则问题上的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和起点问题上的保守与激进之争是可以交叉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主张在维护原有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发展自由竞争，“激进的”（按：这里指的是起点问题而非规则问题上的“激进”，它未必意味着在“竞争限度”问题上主张彻底的自由放任，对“保守的”一词亦应如此理解）自由主义主张在改变原有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发展自由竞争。同样，“保守的”国家主义主张在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实行国家统制或干预，而“激进的”国家主义则主张在改变这一格局的基础上实行国家统制或干预。

然而，如今人们似乎很少这样看问题，而是直接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混为一谈。人们还有这样的印象，即“经济自由主义”者一般都是反对激烈变革的“政治保守主义”者，而“政治自由主义者”则在经济问题上持有某种国家干预倾向或曰“激进”倾向。这种印象当然有其历史原因：一者从伯克到哈耶克的若干最著名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确实具有崇尚“自然”而反对“人为”的“保守”倾向，而“自然的”又往往被解释为“现存的”。再者20世纪30年代一些国家发生了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转向”之变化，一些传统的自由党（如美国民主党）在大萧条的刺激下开始放弃传统的自由经济主张而变得比保守党（如美国共和党）更倾向于国家干预。

全面分析这些历史原因并评价西方“保守主义”并非本文的任务，但对前述的那种印象至少可以指出几点。其一，并非一切经济自由主义者都自认“保守”，像弗里德曼就是坚决否认别人加之于他的“新保守主义”帽子的。其二，以“存在即合理”的黑格尔式思维解释“自然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有问题，而且许多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是明确否认“存在即合理”的。如诺齐克便否定“正义的即时原则”而主张“正义的历史原则”，即认为正义可以追溯。从过去的非正义中产生的既得利益即便目前遵循了“转移的正义”规则，也仍然不能被承认，而需要面对“矫正的正义”的审判（例如，他认为美国黑人有权为历史上所受的不公正要求赔偿）。其三，最重要的是，无论伯克还是哈耶克都是在传统私有制基础上走向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表述他们的“自然”主义的，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把“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行为也看做“自然的”过程。

实际上，从伯克到哈耶克的“保守主义”是十分形而上的，他们要“保”要“守”的归根结底就是公民的个人尊严、个人权利与在此基础上的公民自由，而不是随便什么别的东西。从这种形而上的信念中推出关于变革过程的一种操作设计，显然是过于大胆。而这种作为操作设计的“保守主义”不仅不能从伯克等人那里得到形而上的证明，恐怕也很难从历史上得到经验上的证明，正如过去的“激进崇拜”没有得到这种证明一样。米兰·昆德拉曾说：1618年的捷克人“激进”地把两名奥匈帝国官员掷出窗外，结果导致了“三十年战争”的浩劫；1938年的捷克人“保守”地向慕尼黑阴谋低头，结果导致了纳粹征服与屠杀的浩劫。那么，当捷克人再一次面临选择时，他们应当从历史经验中学会保守一些呢，还是学会激进一些？显然，经验不可能提供这种答案，因为“只有一次，等于没有”（Einmal ist Keinmal）。历史经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它不可重复，因而在纯逻辑意义上也就不可比较、不可选择。我们不能测定历史上的选择孰好孰坏，因为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人们只能作一个决定，而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更多的机会来试验其他选择并比较其好坏。

捷克人如此，中国人又何异哉？在操作设计上，“保守崇拜”与“激进崇拜”同样是不可证明的。至于形而上的保守主义，人们首先要问它究竟“保”什么、“守”什么？如果要“保”住人的尊严、“守”住公民的权利，那么在迈入市场经济的时代，起点平等与规则公平就是我们首先要“保守”的原则，离开这一点来讲自由与平等、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之争，就有点以伪问题代替真问题之嫌了。

（原载《公共论丛》1997年第三辑）。

淮橘为积，出局者迷

——中国式的“新左派”理论及辨析

一、“有中国特色的”新左派？

近年来，随着苏东欧剧变之初的“右翼浪漫主义”的消退，全球政治钟摆回荡，“左派复兴”成为明显趋势。它的主流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在东欧（独联体当别论），对关心民主的人来说，这一趋势意味着对反共歇斯底里与极右专政的担心可以放下。右翼教权主义、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的退潮和左翼民主派——社会党人（而不是正统斯大林主义者）的兴起，使东欧更趋近于现代民主社会的典型格局：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的二元政治。而对关心人类未来的资本主义批判者来说，这一趋势更意味着“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与人们重新开始探寻“后资本主义”理想社会。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种左派复兴都是好事，至少绝非坏事。

欧美学院里的“西马”与“新马”尽管书卷气浓，与那些政坛上混油了的、意识形态相当淡化了的社会党政客往往话不投机，但在大尺度上看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批判资本主义，但绝不会认为“古拉格”式的苏联社会比西方更好；他们批判赫鲁晓夫，但绝不会以为斯大林比赫氏更善，更不会因赫氏“发展了”斯大林的东西而对他大加恭维。事实上，“西马”当初正是东欧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精神资源之一。而在前苏东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厌恶资本主义的人更绝不在少数，包括许多并不自认是“西马”或新左派的人：要求俄国人远离欧洲跑到西伯利亚去复兴东正教精神的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evich Solzhenitsyn）和抨击“西方的经理与东方的官僚”为一丘之貉的哈维尔（Vaclav Havel）等等。他们可能在西方听众面前大骂资本主义，但绝不会对自己的同胞宣称：源自斯大林的“返祖现象”原来不仅是拯救你们，而且也是拯救人类的灵丹妙药！

然而“左派复兴”到了中国，就好比“橘越淮而为枳”，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了。正如过去多年来我们这里出过“荆轲刺孔子”式的“激进主义”、出过“子路战荆轲”式的“保守主义”一样，如今我们又看到了“有中国特色的”若干“新左派”理论。如果说不久前许多“保守主义”者强调的是变革的速度问题，基调是主张渐进而反对剧变的话，那么“新左派”强调的似乎是方向问题，它不但反对东欧式剧变，而且反对东欧路线的“渐进主义版本”，尤其反对把今日中国的许多现状视为“过渡的现象”。“保守主义”教人学慈禧新政而勿学康梁维新（当然更勿学孙黄革命），而“新左派”则教人勿学东欧、勿学西方，甚至勿学亚洲“小龙”，而专学……毛泽东！而且学毛泽东还不是学他较“温和”的时期（比方说50年代初），而是集中在“大跃进”、“学大寨”、“文革”等最为今人垢病之处去寻找“合理因素”，并力促其“在新的条件下重组而再现”！

在经验常识的层面上与这种言论进行争辩其实再容易不过：如果仅以成败论是非的话，那么恐怕对东欧转轨结果最悲观的估计也不会比饿殍盈野的“大跃进”与遍地狼烟、冤魂塞路的“文革”更糟，凭什么断言后者充满“合理因素”而前者只堪“为鉴”？更何况前者究竟是成是败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仅以这几年的经验论成败尚可商榷呢。而按照论者寻找“合理因素”的那种方式，我们又何难在纳粹体制或其他更为不堪的体制中找到诸多“合理因素”呢?至于说日本、西德的企业管理是学中国的《鞍钢宪法》、“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是“村民民主自治”、我国官场上的“文山会海”体现了“议事民主”等等惊人之论，就真是不必煞有介事地逐一辩驳了吧。

二、中国比东欧更像美国？

真正有趣的在于：我们的“新左派”生活在美国，他们虽号称“新马”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很少提到马克思。他们的文章通篇征引美国学者的议论，而自己的话语系统也是十分美国化的，这与目前正在东欧复兴的左派全然不同。这些文章的论述模式一般是：称引中国改革中的若干现状，说明其源盖出自毛泽东，然后指出美国社会中的若干优秀事物与之如何契合，同时斥责东欧国家把一切都搞坏了。读完这些文章，你会得到个滑稽的印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东欧毫无相似之处，却比如今已被西方“演变”过去的任何东欧国家都更像美国！据说：“在美国，市场主要不是由价格来调节的”，中国当然也是如此，而东欧如今则完全相反！美国的产权已经“被分解给不同的持权人”；中国也一样，早在改革前的“所谓‘国营企业’事实上是处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企业职工的多重所有权之下”;而东欧呢？不幸得很，她的产权让资本家完全垄断了！美国的ESOP（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雇员股权计划”）企业“越来越多”，它与中国乡镇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是一回事，而乡镇企业又是毛泽东在1998年首创的；与此相反，东欧人则绝不让劳动者得到任何股权！中国的经济管理“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也“和今日美国商学院中所谓‘矩阵管理’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很不同于苏式中央计划”和现在东欧人搞的那一套。毛泽东的“政社合一体制”为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奠定了重要基础”，日本与德国也“受到《鞍钢宪法》的启发”而推进了这两项“民主”，美国则在工人阶级推动下于1935年“通过允许自由组织工会的《瓦格纳法案》”而扩大了民主（中国工人也有这项“自由”吗）；“相比之下，今日俄国和东欧却没有群众民主运动去抑制大规模的‘自发私有化’，可见那里的……‘民主’是多么微弱了”。

如此等等。这里我们且把对中、美、东欧现实的价值判断放下不谈，只就最简单的事实判断而言：说毛的中国比剧变后的东欧更像美国，恐怕毛泽东泉下有知，也未必同意吧？！

其实即使我们认同“新左派”价值观，这个事实也是明摆着的：崔之元先生所津津乐道的那些美国优秀事物，如果说在今日东欧尚未凸显，在中国就更谈不上；如果说在中国已有萌芽，则在今日东欧更显而易见。相反地，崔先生所痛恨的美国罪孽，在今日中国却往往不仅甚于东欧，甚或超乎美国。当然这倒不是说中国事事皆非，你甚至也可以说中国远胜于东欧以至美国，并以上述事实为根据。只不过这时你就要换一种价值观，别以“新左派”自诩了！

三、“产权分解”与“婆婆多”

以产权“分解”而论，它本是公民社会中契约关系深度发展、权利——义务关系进一步解析化的结果。在这一发展中，所有者权利（right）从整体让渡的对象与契约标的，深化为可以多层次让渡、每一层次都能分别成为契约标的复合权利。这的确是一种消解“寡头产权”之弊、增进社会文明的进步，说它向“资本社会化”迈进、体现了社会主义成分的萌芽也是可以的。事实上东欧的转轨也正是以这样一种现代的复合产权为目标，否则我们何以理解在“大众私有化”进行得最为“激进”的捷克，失业率竟为全欧最低之一，又何以理解东欧的许多产权转移往往只收取象征性价格（如1马克），但却要求买主对职工就业权利作出承诺，如此等等。你可以说东欧的转轨不顺利，说它的操作考虑不周，甚至过于浪漫，但却很难说这一转轨的“方向”与所谓的“批判法学”有什么了不得的牴牾之处。

相反地，由于公民社会中契约关系的深化必须首先以公民社会取代臣民社会、契约关系战胜人身依附关系为前提，利的“分解”必须首先以权力（power）垄断的消除为前提，而目前的（更不用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还远不具备这样的前提，又谈何美国式的或批判法学式的“产权分解”？应当指出，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权力”与“权利”常常被混为一谈，人们很难理解不掌握“权力”的人会有什么“权利”可言。令人惊诧的是：久居美国并以传西学（“新马”）于中土为己任的崔先生在似乎对中国的现实相当隔膜的同时，典型的中国传统思维却完全支配着他的“权利”观，以至于他仿佛根本不知power与right是两个概念，也不明白作为一种自由人权利的“所有权”是什么意思。于是在行文中他一会儿是“财产权利”，一会儿是“财产权力束”。而他把我国企业“婆婆多”这样一种人所共知的积弊当做重大发现并将其宣布为西方最“新潮”的“产权分解”，也就不奇怪了。然而无须详加解释：即使在古代的某一地盘上，皇帝、诸侯与其他诸种豪强的权势皆能染指其间，这与现代企业中董事会、经理、持股人代表与劳工代表间的权利平衡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国营企业”事实上是处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条条块块上的各路神仙的“多重”掣肘之下，这恰恰是“国企”沉疴难愈的大咎之一！马克思在谈到中世纪时指出：那是个“权力统治着财产”，“通过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办法来捉弄财产”的时代。实际上，那也就是个“权力”捉弄“权利”的时代。不幸的是，这个时代似乎并没有完全过去。权利的主体不存，何谈权利的“分解”？权力的一元化不破，何谈权利的多元化！我们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难道竟一无所感吗？

四、“后市场机制”与“前市场机制”

说到“在美国，市场主要不是由价格来调节的”，这在一定范围内确是事实。笔者曾撰文指出：尤其在农产品这样一类长周期离散性供给，而且需求弹性往往小于供给弹性的市场中，单靠价格信号不仅无法实现均衡，而且往往会破坏均衡。因此美国的PSP（“价格支持计划”）对美国的现代化农业实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不管什么样的“非市场机制”都混为一谈并奉为妙药。相对于以“即时修错”为准则的市场机制而言，“预先修错”的“后市场机制”只能建立在契约型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上，而与建立在依附型社会的权力经济或命令经济基础上、“拖延修错”或“拒绝修错”的“前市场机制”是对立的。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中压倒一切的（如今也并未消失的），恰恰是后者而非前者。以PSP机制与我国农业中的“国家调节”为例，虽然都是“非市场”的，但运作方式却截然相反：前者以农民利益为本位，在农产品过剩时进行干预以维持有利于农民的价格，同时防止下一生产周期发生蛛网循环式的供给不足。而后者以“人格化的国家”利益为本位，在供给过剩时对“卖粮难”无所作为，在供给不足时压价统购、强制种植。如目前棉花生产中的三个“决不放开”对棉农伤害至深，据说一些“老区”棉农甚至声言“要像当年保护红军那样保护（私）棉贩”。而河南的棉农出于“对‘公家’的满腹愤恨”，已经出现了弃田不种、外出谋生的趋势。显然，今天的农民在无须找“市长”的场合，“市长”却非找他们不可，而在需要“市长”之时，“市长”却往往拂袖不管，还振振有词地要人们“不找市长找市场”！这与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性干预全然相反。因此，绝不是任何形式的两种“非市场机制”都“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而“前市场机制”与“后市场机制”之间的距离，实比所谓纯粹市场机制与后者的距离大得多。

东欧目前的宏观经济调节机制的确问题不少，国家调控乏力也是其一。然而这有复杂的原因，并不都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崇拜”造成的。右派执政时“并没有采纳‘大爆炸’方案”的匈牙利，在左派“复出”执政后反而搞起了“休克补课”，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些国家目前的调节机制自然有异于美国的PSP，但若说毛泽东式的“调节”比他们更接近于美国，那就真叫人不知所云了。

五、谁实现了“雇员股权计划”

我们的“新左派”对美国的ESOP模式评价极高，却对东欧的“大众私有化”抨击甚厉，这又是一个令人莫名其妙之处。须知：“大众私有化”的思想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直接受西方ESOP实践的启示而来。波兰团结工会政府早期关于私有化的文章，就是言必称ESOP的。当时在关于私有化方式的争论中，议会中的团结工会人士希望实行“以ESOP为基础的私有化”，而政府则希望采用“英国式”的私有化原则，这也就是后来私有化方式上的无偿（证券分配式）与有偿（拍卖式）两大基本类型的由来。匈牙利安托尔政府则表示：私有化应通过三个渠道进行，即股份交易、ESOP与信贷。罗马尼亚1991年私有化立法中则出现过全球最“激进”的ESOP式主张：该国阿尔法工会主张全部（100%）的国有资产都应折股无偿平分给全体公民。实际上，我国公众关于“伊索普方式”的较早知识也正是通过转轨中的东欧传来的。

在东欧私有化的实际操作中，狭义的ESOP方式在各国都占有一定比重：各国都曾把拟改造的国有企业的一定比例的股份用于在本企业员工中分配（或优惠购买），这就是所谓“内部私有化”。但它的比重不可能很大，其道理显而易见：西方的企业是私人的，其资本靠本企业员工的劳动积累起来，因而在本企业职工中分配股权是合理的。然而东欧国有企业是全民的积累，其产权只在本企业职工中分配就不公平了。“企业资产归企业员工所有”的ESOP原则用到国有资产上，就应当是全民资产归所有公民分享。因此东欧转轨中出现的“证券私有化”实际上可视为广义化的ESOP。当然，这种办法的操作难度很大，就实际效果而言它在捷克搞得很成功，在俄罗斯则产生了不少问题。对此，评论者尽可见仁见智。然而若说东欧根本没搞ESOP，而中国（甚至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反而搞了，那就如同说西方没搞多党制而斯大林反而搞了一般地滑稽了。须知即使在目前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中，中国政策研究部门关注的也根本不是职工股权问题而是“社会保障”基金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之后可以把工人一脚踢出去了事呢，还是应当给点退休金和失业救济？至于目前一些地方强制工人掏钱“人股”，不掏钱就解雇，这就更近于强迫集资，与存量分配性质的ESOP相去更远了。

六、“证券社会主义”与“证券私有化”

西方国家ESOP现在只是一种微观经济现象，倘若普及于全社会将形成一种怎样的宏观格局？局部可行之制普及后是否仍有可行性？对此，国外的“新马”是做了研究的。其代表就是崔之元先生称引其言最多的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大家罗默（John E. Roemer）。罗默批评东欧改革的言论是我们的“新左派”乐于称引的，然而在我看来罗默关于社会主义设计的最重要的创意——“证券社会主义”（Coupon Socialism），不知为何他们却吝于介绍。罗默于1994年在《社会主义之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一书中提出这一模式后引起热烈讨论，他经过修改后又于1995年在《社会主义再思考》（Rethinking of Socialism）一书中再申其说。其要义为：

在经济中设立两种货币：商品货币与证券货币。前者就是可用以购买消费品的一般货币，后者则只能用在股市上购买企业股票。两种货币不能互兑。国家把全部社会资产扣除公益性资产后，将全部生产性资产的价值以证券货币形式无偿地平均分发给每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公民可以用它购买企业股票，并因此获得股东的权益，包括企业利润分红权、对董事会某些成员的选举权等。股票只能用证券货币购买，不能用商品货币购买；股票与证券货币不能转让，也不能馈赠，股票只能以市场上的证券价出售；股票与证券货币也不能继承，持有者死后将上交国家重新分配。持有者可以用他的证券货币直接投资于股票，即在股市上买卖，也可以通过互助基金会进行信托投资以减少风险。在股市交易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盈亏，造成股票所有权方面的不平等和股权相对集中的趋势。但由于股权只一代有效而不能继承，这种不平等的程度也就会受到很大限制。此外，按罗默的设计，证券社会主义允许小私有企业（小饭店、小商店与小制造业等）继续存在，不对它们实行折股均分。

罗默认为，这样的体制保留了相对自由运行的市场机制，又实现了公平的产权分配，消灭了资本家阶级。由于禁止股权继承与证券货币在两代人之间的代际转让，个人积累资本财富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证券社会主义可以视为“人民资本主义”或曰“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把这种真正“新”左派（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的老“左派”）的“证券社会主义”设计与东欧转轨中的“证券私有化”设计相比较，其基本点的相似是一望可知的：它们都是一种“人民资本主义”模式，都强调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而容忍一定程度的结果不平等；都以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公民无偿平分股权认购资本（不是直接平分股票）的思路作为设计的主线；都允许证券资本之外仍保留若干其他私有成分；都设计了证券货币、股市和投资中介（基金会）等一系列运作环节；都承认股市中的盈亏、竞争、风险与公民最后得到的股票价值不相等，等等。毫无疑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构想肯定包含了来自东欧转轨实践的启示。

当然这两者之间也有许多区别，使罗默等人仍可以对东欧的证券私有化进行批评：

第一，“证券社会主义”设想的证券资本覆盖面比“证券私有化”更大，它虽也允许保留小私有企业而不纳入证券平分范围内，但对社会资本的主体是要囊括无余的。换句话说，在这点上它与东欧最“激进”的“纯粹证券私有化”主张（如前述罗马尼亚工会的“100%平均分配”方案与苏联解体前夕皮亚舍娃等提出的“雪崩式私有化”）相似，不承认社会资本主体中保留有不以证券方式进行平分的成分。而东欧各国实施的“证券私有化”则只是诸种私有化手段之一，即它只把社会资本（在转轨之前实际上即国有资本）中的一部分（其比例各国不同）拿出来以证券方式平分给全体公民，其他部分则以拍卖、折抵债务、狭义的ESOP方式（“企业内部私有化”）或退赔等办法来私有化。而这部分资产在社会上的分配自然是不会平均的。换言之，罗默方案与东欧方案有“全部平分”与“部分平分”之别。

不过这里要指出几点：首先，罗默的“全部平分”也是相对的，因为如前所述，他也允许小私有成分存在；其次，“全部平分”在技术上是否可行实堪质疑，考虑到目前东欧从效率角度对证券私有化结果提出的批评，这样的平分很可能不现实；再者，证券私有化虽然绝非如某些论者所言是什么只有“右派”才欢迎的反共性质的方案，但在某些东欧国家如罗马尼亚，主张“全部平分”或大部平分国有资产的的确是右翼政党，因而缩小平分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恰恰是左派——社会民主派的胜利。

第二，罗默方案要求割断商品货币与证券货币间的联系，不允许两者互兑，以免一部分人为换取现金把自己的证券卖给另一部分人，从而破坏证券分配的平均。而东欧方案没有做到这一点。

然而实际上，东欧各国的方案也是力图阻止私有化证券买卖的。如捷克的证券采用记名支票形式，而且不以货币单位而用“投资点”计值；俄罗斯私有化证券虽采用货币单位计值，但也是记名使用的。问题在于：既然“证券货币”是货币并具有价值，在市场条件下就很难以行政手段“禁止”其交换，正如中国过去的外汇黑市与粮票交易也难以禁止一样。实际上真正能减少证券易手的并非一纸禁令，而是持有者对证券的信心。俄罗斯的证券易手率比捷克高许多，主要原因还不在于它以卢布计值，而在于俄国政治、经济形势不稳，政策多变，因而影响了人们的持券信心，刺激起投机心理。不过，即使按罗默方案，证券不能兑钱，却可以兑成股票后上市流通，因而“证券平等”也只具有起点意义而无法维持不变。所以这个区别实际上也是很相对的。

第三，罗默方案规定证券货币完全是无偿分发的。东欧各国的方案则不一样：俄罗斯是无偿分发，捷克人则需支付一笔登记费后才能领到证券。不过登记费仅为证券价值的几十分之一，纯属象征性，并不影响证券的“分配”性质，对国家财政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事实证明这一设计要比罗默的无偿分发方案更合理，因为收取少量费用一方面可以淘汰那些对持券完全无兴趣的公民（他们通常很快把证券廉价卖掉，从而引起不正常的投机），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公民的投资意识，提醒他们把它看做一次参与竞争的平等机会，而不是把它看做社会福利性分配。捷克的证券私有化效果要比俄罗斯好，与此不无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一些东欧国家才效法捷克对无偿分配制作了改动。如波兰是最早制定无偿分配私有化证券的国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付诸实施。后经多次修改，于1993年确定按全国职工平均月薪的1/10收取领证手续费。保加利亚则于1994年规定按证券价值的1/50收取。

第四，两种方案中真正本质性的区别在于：为了维护“结果平等”，罗默方案规定公民分得证券货币兑成的股票可终身持有，但不能传给子孙，即它并非完全的私有财产。而东欧各国的证券私有化目的只在于从起点平等出发、在规则平等的条件下实行竞争，竞争结果的不平均是得到承认的。因此公民分得的股票即为完全的私有财产，可以继承。正如捷克总理克劳斯所说：证券私有化是要以起点平等产生出“最初的所有者”，然后以竞争中的规则平等产生出“最终的所有者”。然而，这一区别虽然在理论上很重要，实际的差异却要在一代人之后才能看出来。

总之，“证券社会主义”虽然不同于“证券私有化”，并且“证券社会主义者”也因此而批判证券私有化，但两者的区别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而中国呢？在引述了“证券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后，我们很想听听中国的“新马”们是怎样证明“中国模式”与这种新“社会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七、“自发私有化”发生在哪里？

我们的“新左派”在大谈一通《鞍钢宪法》“就是经济民主”之后接着说：民主正是“保证公有资产不被少数人‘自发私有化’的必要条件”。中国如此民主，自然绝无“自发私有化”之虞。而美国也有“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来“制止”“自发私有化”。相比之下，今日俄国和东欧却没有群众民主运动去抑制大规模的“自发私有化”，“可见”那里连“资本主义民主”也“多么微弱”呀！总之，美国和毛泽东以来的中国都是民主国家，而东欧则不是！当然，在斯大林时代或许曾经是的？

我看不必在此讨论什么“民主”定义问题了。仅就逻辑而言，此文中的道理就难得“可见”：为什么只有反“私有化”的“群众运动”才意味着民主？反对“官有化”、“命令经济”与权贵垄断经济的“群众运动”就不叫民主，甚至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呢？当年那反抗“铁路国有化”的清末保路运动，不是连教科书都列之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吗？

然而更重要的是，今天“没有群众民主运动去抑制大规模‘自发私有化’”的地方究竟在哪里？我们知道所谓“自发私有化”在东欧与西方都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概念，特指在无规范竞争条件下由权贵倚仗权势化公为私的“秘密私有化”、“权贵资本主义”与“掌勺者私占大饭锅”一类行为。应当指出的是，苏联东欧地区在旧体制末期已经在名为“市场社会主义”、实为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在波兰，1985年的梅斯内尔政府已提出要搞双轨制，而1988年的最后一届旧政府——拉科夫斯基政府则“超越了梅斯内尔的双轨制概念，要求将大量公共企业转变为其他所有制形式”。匈牙利的内梅特政府、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政府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当时的波兰已经有了“私有化”的提法，《经理任期实验法》允许国企经理“为本厂利益在主要生产活动之外从事任何形式的经济活动”。而匈牙利这一时期的有关法律则允许经理拥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出现了所谓“拉科夫斯基私有化”与“政治资本主义”（指资本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由掌握权力的多少来确定）的态势。为了搞活经济，同时也为了使党任命的经理获得工厂老板的地位以“取消（团结工会的）工人委员会在1981年取得的权利”，当局空前地扩大了企业（经理）自主权，“许多企业经理可以利用其政治关系为自己和家人获得有关企业最优厚的‘部分’”。通过压低报价后的“自购自”和借“企业办企业”来转移资金，“官僚私有”企业在蚕食国有成分的基础上纷纷涌现。

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东欧变革的“群众民主运动”就不仅具有新、旧体制冲突的性质，而且还具有两种转轨方式，即“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资本主义”冲突的性质。打个比方说，就好像一个宗法式大家族在末期不仅发生了“要不要分家”之争，而且更发生了“如何分家”，即争夺“家产”之争。“抑制大规模‘自发私有化’的群众民主运动”因此便成为导致东欧变革的强大动力。以包括ESOP方式在内的“民主私有化”反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权贵私有化”，曾是团结工会中的主流观点。值得指出的是，波兰剧变后第一届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决定并不是放开物价、出售国企之类，而是禁止建立“化公为私的官僚企业”，并废除了变革前的《经理任期实验法》。此后两年内波兰一直存在着“反‘经理私有化’运动”，并对旧体制下出现的约40个官倒型的联合股份公司进行了清理。尽管由于政府采取向前看的态度而不想让清査运动过于激进影响社会安定，因此“在取缔官办企业的实际行动中小心谨慎”，上述公司中最后被解散的只有三四家，但变革前官僚资本的发展势头被遏制了。而“公平的”私有化由于设计、立法与操作都十分复杂，在民主制下要协调各方利益，以至筑室道谋，久议不决。因此便出现了具有讽剌意味的现象：“第一届非共产党政府执政时期，波兰国营企业私有化进程与其说是加快了还不如说是放慢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出现的政治家认为‘自发’私有化或企业经理享有任免权，这在政治上以及道德上是无法接受的，必须停下来。”

事实上，许多东欧国家的转轨进程之所以比预计的拖得更长也更困难，除了转轨本身的艰巨性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民主与公众监督下的转轨不能不兼顾公平与效率这两个目标。”权贵私有化”被禁止，“人民私有化”难操作，以至于中道彷徨，旧已破而新难立，反不如铁腕之下“掌勺者私占大饭锅”来得干脆！因此，倘若崔之元先生改从“保守主义”角度批评东欧，认为那里“抑制大规模‘自发私有化’的群众民主运动”过于浪漫与激进，倒还离事实更近一些。

至于说到中国，则恰恰是托了改革前留下的体制的福，谁敢妄想以“群众民主运动去抑制大规模‘自发私有化’”？如今中国并不允许有“民主私有化”或全民分配股权（无论是按罗默方案还是东欧方案）之类的议论。公开场合能见到的最“进步”的言论也不过是替工人争取社会保障基金（而不是争取资本金——股权）。至于被“新左派”捧为人类希望的乡镇企业，据说其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根本无须考虑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有份地。让你出来做工是对你的恩赐，不需要你了撵你回去种地就是，哪有什么失业救济一说?

然而中国的“自发私有化”规模却恐怕是全世界最大的。按通行的说法，自1982年以来，国有资产已流失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500多亿，每天流失1.4亿元。近来国内流传的一份未正式发表的“左派”文章，甚至估计国有资产年流失额达千亿之巨，即每天3亿元！又据最近统计，国有资产存量为46000亿元，内负债率为75%，只有25%即约10000亿元是实存量。而由于我国劳动者几十年来以低工资形式为国家创造的积累中除生产性资本外实际上还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其比率约25%，即相当于目前国有资产扣除债务后的实存量！换句话说，我国国有资产中真正的资本部分实际上已然流失完毕，目前貌似庞大的国有经济实际上是靠挪用劳动者历史上存放于国有资产中的退休金和银行中的居民储蓄存款维持运行的。

这些数字意味着“保守主义”者所谓中国搞的是“渐进改革”之说是令人怀疑的。实际上中国的“私有化”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以至于国有资产（就资本部分而言）几乎已100%地完成了“私有化”。目前仍在进行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本质上已经不是少数人在瓜分“国有资本”，而是在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瓜分工人群众的养老金和居民存款！目前有人预计，这样一种性质的“国有资产”也将在大约4～5年之内全部流失完毕。到时不要说国有生产性资本中劳动者应得的股份被盗窃净尽，他们作为消费保障的养老金与存款也被偷走。一旦泡沫破灭，他们不但无法成为ESOP中的“工人股东”，连生存也成问题。那时如果发生“民主私有化”的话，就非得对“少数人”实行总清算不可了（否则人们能“平分”的将只有债务）。

笔者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动荡发生，这就是笔者虽非所谓“革命崇拜者”但也难以苟同“保守主义”的理由。但这是另话。对于“新左派”而言，我想说的是：哪怕上述估计者有所夸大，中国的“自发私有化”也实在触目惊心，这是国人凭感性经验也可有所知的。须知号称发生了“激进”改革的东欧，除民主德国已完成私有化进程外，走得最快的捷克也只实现了70%国有资本的私有化！可见，中国与东欧之别既不是前者走新式社会主义、后者走资本主义，也不是前者“渐进”而后者“激进”，而是前者以“自发私有化（权贵私有化）”为主，而后者以法理型私有化为主。 “没有群众民主运动去抑制大规模‘自发私有化’”的地方在哪里，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八、中国“新左派”是乌托邦？

曾有人批评我们的“新左派”为乌托邦。我倒觉得，如果它仅是个“乌托邦”的话倒没什么不好。“乌托邦”本意为“无法实现”，但“无法实现”不等于没有意义，更不等于“灾难”。“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人类总是在追求尽善尽美之中走向较善较美的。如果有人刻意求“尽”而不能自拔，那么他或许会以身殉教而完成个人的悲剧，但不至于给别人与社会造成悲剧。如果号称“追求尽善尽美”而竟造成尽恶尽丑之局，则其原因必不在于尽善尽美本身。从这点上讲，我并不赞成那种把旧体制下的种种灾难都归咎于“乌托邦”的流行看法。

因此，对于当前世界上出现的新左派（如果是“真左派”即真理想主义者，而不是假“理想”之名而另有形而下考虑者的话）笔者是心怀敬意的，即使笔者并不认为他们的设计可行。

就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论，他们身处资本主义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对此文明之弊有深切体会（而对我们的体制之弊当然不能要求他们有同样体会）。当东欧剧变、举世“向右转”之际，他们不信“历史终结”的邪，坚持思考人类未来，并从欧洲“西马”的哲学——美学象牙塔中走下来，进行更为实际的经济、政治、社会研究。在一个崇尚思想自由的社会里，他们的探索应当受到尊敬。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乌托邦”（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中，也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如前所述，他们的“证券社会主义”设计对前命令经济国家的改革是富有启发性的（反过来说也如此，尽管罗默并未明说他受到了东欧启发）。他们从“新马”的角度对斯大林体制的批判也很有特色。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政治剥削”的见解，罗默关于“无劳动市场条件下的剥削”理论以及“地位剥削”的概念，赖曼（Jeffrey Reiman）的“平等主权观”，埃尔斯特（Jon Elster）的“权力阶级”说，赖特（Erik Wright）的“组织的不平等”、“等级制计划”与“国家官僚社会主义”理论等等，都对所谓公有制下传统体制的剥削、阶级、非正义、非伦理性质作出了相当深刻的分析。而埃尔斯特与罗默倡导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则有助于在否定整体主义极权制度的基础上把自由主义价值与社会主义价值相结合而建立新的人类理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谴责自己所在的社会，也批评东欧人效法这种社会的企图，但他们从未向别人推荐过向斯大林学习的“返祖现象”。

正在东欧复兴的“左派”也是如此，他们以及（应当说更为典型的是）非“左”的乌托邦思想家如索尔仁尼琴等在美国骂资本主义，在国内是反对派，而绝不会一方面言必称美国人如何说，一方面文必论本国的体制如何好，只把抨击指向别人进行的艰巨探索，指向本国遭受压制的（而不是剧变后牛起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但我国的“新左派”则有些令人费解。他们或许有些乌托邦，这应受尊敬，但怪的是：

对美国“社会主义萌芽”的推崇可能有些乌托邦，但如果真推崇它，怎么会对那连当局有时也称为“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体制比对“资本主义”更有好感呢？

对“产权分解”的解释似乎有些乌托邦，但如果真信这解释，怎么会对“权力捉弄财产”持有比契约性产权更佳的印象呢？

对“后市场机制”的倾心也许有些乌托邦，但若真倾心于它，怎么会对“前市场机制”比对经典市场机制更为看好呢？

ESOP普及论也许是一种乌托邦，但若真想普及它，怎么会认为“大众股权制”反不如国家垄断财产？

“乡土重建”论也许有些乌托邦，但若真为“乡亲们”着想，怎么会主张把他们束缚于身份制中而不给他们“离乡”的权利？

绝对消除“自发私有化”也许也是乌托邦，但若真为消除它，怎么会连“自发私有化”膨胀于何处也不知道呢？……

最近，哈佛教授、东欧自由主义改革最有名的理论顾问萨克斯与捷克总理、东欧自由主义改革最有名的实践者克劳斯有过一场有趣的争论：萨克斯建议克劳斯学习“亚洲虎”，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并以国家资本主义促使经济起飞。而克劳斯则断然拒绝这种“亚洲思想”，声称对那种想用“大规模国家干预追求超常的经济成就”的企图他只能说“不”！他还认为社会党式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体现了“欧洲文明”，改变这种社会政策并使之“降低到那些亚洲国家的水平”是不能允许的。

这场争论表明：常被批评为过分偏激的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其实相当“中庸”，它似乎并不绝对排斥其左边的欧洲式民主社会主义与其右边的“亚洲虎”式的专制资本主义。倒是民主社会主义和专制资本主义构成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极端。然而滑稽的是：如今“亚洲虎”与“欧美左派”却常常互相认同，或都自命为“渐进”者而一起抨击中庸派的“激进”错误，或者自命为不同于中庸派的“另一条道路”。这一现象洋人中有，而国人中则更为极盛。

因此，说“新左派”在中国有淮橘为枳之势并非无据。语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的“新左派”既已不是当局者（他们于国情已无切肤之感），却也不是如同美国左派那样的旁观者（他们仍需凸显自己与中国的联系以证明自己在西方学界的价值，并充当西学东渐、东学西渐的使者），但是，他们会不会更“迷”呢？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号）

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2页。

2. J．H．Boeke，Economics and Economics Polity of Dual Societies as Exemplified by lndone-sia．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3．

3. J．C．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1976．

4. K．E．Boulding，The Economyf Love and Fear．Belmont，Calif．1973．

5. K．E．Boulding，Reflections on Poverty，The social Welfare Forum，New York，1961．P51

6. T．W．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Yal University，1964．P14～64

7. T．W．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Yal University，1964．P14～64

8. S．Popkin，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Berkeley，1979．

9. 《管子•侈靡》。

10. 《管子•轻重乙》。

11. 《管子•山至数》。

12. 《史记•货殖列传》。

13. 《汉书•食货志》。

14. 《史记•货殖列传》。

15. “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命后世得以观择焉。”（《史记•货殖列传》）。

16. 《荀子•议兵篇》。

17.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8. 《史记•货殖列传》。

19. 白居易：《策林二》，《全唐文》卷670。

20. 《唐会要》卷90，《和籴》。

21. 白居易：《策林二》，《全唐文》卷670。

22. 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改革面临制度创新——“后包产到户”阶段的深层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页。

23. 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改革面临制度创新——“后包产到户”阶段的深层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89~892页。

24. S•加塔克、K•英格森特：《农业与经济发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

25. M．Nerlove，Adaptive　xpectations　and　Cobweb　phenome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2，（May，1958）P227～240．

26. 据J．R．Behrman，Supply　Responsen　in Underdeveloped　Agriculture，A　Case　Study　of　Four　Major　Annual　Crops in Thailand，1937～1963．Amsterdam，1968．P146～147所给的资料。

27. 本文在此略去了非市场因素，实际上政府的干预对这一过程也有影响，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制约着农民的行为。

28. 见卞悟：《中国农业发展的困境》第10页，《二十一世纪》总第23期，1994年6月。

29. 郭书田：《怎样认识畜牧业的形势？》，1995年当代农民问题研讨会（临河）论文。

30. 参见方行：《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经营独立性》，第8～12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31. 关于集体表象，参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列维—布留尔对以“集体表象”的原逻辑性、非客观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论证颇精，但书中有以这种思维方式为“非欧民族”思维特征的偏见。实际上，正如批评他的阿列埃（Raoul Alier)和其他学者所指出，这种思维也是前近代欧洲人的思维特点。

32. 见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第十一章，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1页。

34. S．Wilentz：“socialim”．In　R．W．Fox　and　J．T．Kloppenberg（ed），A　Companion　to　American Thought．Oxford．1995．P．637．

35. S．M．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The　Double-Edged　Sword．New　York，Norton，1995．

36. 邓正来等译：《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37. 除“雪松谷”外，俄国民粹主义者还在美国办过“进步公社”、“联盟公社”等乌托邦社区。有趣的是民粹派本是一种敌视“西方资本主义瘟疫”的俄国传统公社复兴论者，但他们却“向往美国，迷恋美国人的生活，热衷于美国的自由制度”见苏联科学院：《近代和现代史》1981年第4期，第145～151页。

38. 列宁的此类言论不胜枚举，诸如：“目前在俄国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普鲁士容克式的缓慢而痛苦的资产阶级演进，或者是美国式的迅速而自由的演进。其佘一切都不过是幻影而已。”（《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7页。而美国式演进意味着“生产力能最迅速地发展，居民群众能有最好的劳动条件”。“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一般可能的最好的境况下最迅速而自由地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革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同上，第13卷第23页；第3卷第13页。）这类用“最”美好的言辞形容“美国式道路”的言论，至少持续了10年。

39. T．Dan，The Orgins of Bolshevism．London，1964．P．2．

40. W．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trans　by　P．M．Hocking　and　C．T．Husbands，ed　．and　with　foreword　by　M．Harrington．New　York．1976．下引哈林顿及哈斯班兹的评论均出自该英文版导言及序，不另注。

41. W．Sombart，Warum　gibt e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Keinen Sozialismus ？Tubingen，1906．此前一年书中内容曾以系列论文形式在德国《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丛》杂志(Archir　fur　Sozialwisseenschaft　and Sozialpolitik，xxi，（1905．）)刊出。

42. J．A．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3rd　ed．New　York，1962，P．331．

43. T．H．Marshall，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s；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　1950．P．185．R．Bendix，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New　York，1964．P．55~104．

44. G．Roth，The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 A　Study in working-class Isol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Totowa，1963．R．Mckensie and A．Silrer， Angels　in Marble： Working－Class　Conservatives　in Urban England．London，1968．

45. 参见J．H．M．Lipset（ed），Failure　of a Drea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Garden　City，1974．P．509~552， P．610~611，所收S．Thernstrom，S．M．Lipset，A．Sturmthal等人的论证。

46. L．Samson，Toward　a United Front：A　Philosophy　for American Workers．New　York，1993．

47. J．Weinstein，,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in America，1912～1925，New　York，1969．P．173～176．

48. P．Roberts，The　New Immigration：A　study of the Industrial and Social Life of Southeastern Europeans in America，New　York，1912．P．372．

49. W．D．Burnham，The　United　States：The　Politics of Heterogeneity，in　R．Rose（ed），Electoral　Behavior．New　York，1974．P．178．

50. S．M．Lipset，Consensus　and Conflict，Essay　in　Political Socialogy．New 　Brunswick，1985．P．190．

51. R．W．Fox　and J．T．Klopponberg　（ed），A　Companion to American Thought．Oxford，1995．P．637．

52. S．M．Lipset，Consensus and Conflict，Essay in Political Socialogy．New Brunswick，1985．P．220～221．

53. S．M．Lipset，Consensus and Conflict,Essay in Political Socialogy．New Brunswick，1985．P．191．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105页。

55. 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3页。

56. S．M．Lipset，Consensus and Conflict,Essay in Political Socialogy．New Brunswick，1985．P．187．

57. S．Wilentz，‘Socialism’，in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Thought．Oxford，1995，P．637～639．

58. Werner Sombart，Pourquoi　Le Socialismens’s exist－t－il　Pas aux Etats－Unis？Paris，Presses　V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2．

59. Why is there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Pourquoin’ ya－t－il　Pas　de Socialisme aux Etats －Vnis？Edite　Par Jean Heffet Jeanine Rovet，Editions　de L’Ecole des Hautes Edudes en Science Sociales，Paris，1988．

60. 哈林顿本人就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本身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美国存在着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它采取了隐蔽而伪装的外衣”并被组织在民主党阵营内。关于美国经济中国家调控的一面，笔者过去也有论述（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6月号，第7～13页）。

61. 参见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10期引埃米尔•普拉的文章。

62. 同上刊，1995年第5期引博瓦耶的文章。

63. “效用消费”是笔者自设的一个概念，指每个人能够“得到”并“享用”的总效用。在原则上一切享受都可以以货币度量，市场化社会里效用消费分配基本上可视同于货币收入分配（但不同于产权分配）但非市场化社会则不然，由于效用消•费更多地与权力、身份等因素而不是与货币相联系，在货币收入分配并不悬殊的情况下效用消费分配可能是极悬殊的。

64. F．Paukert，Incom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s：A Survey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Aug—Sept，1973，Vol．108．又，笔者根据美国商务部调查司编Historical Statistics o tfhe United State，Colonial Time to 1957（Washington，1961）．P163．165所载的两组数据分别推算得1957年美国按户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值应为0.336或0.372。根据一般规律，按人分配的这一系数还应更小些。

65. J．R．Conlin，The　American　Past：A Survey of American History，H．B．Jinc，san　Diego．1984．P．35～36、34。

66. 同上。

67. G•菲特、J•里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

68. G•菲特、J•里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56页。

69. 同上。

70. 这里指的不仅是俄式“社会主义”的病态，而且也指1917年前沙俄“权贵资本主义”之病态。两者是有因果关系的，参见金雁、秦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71. 关于这一讨论的发展与意义，参见本书：《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桑巴特问题”引发的讨论》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公——关于“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讨论》，《开放时代》1998年第1期。

72. W．Sombar，Warum　gibt e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Keinen Sozialismus？Tübingen，1996．

73. H．G．Wells，The Future of America，New York，Haper&Brothers，1906．

74. S．M．Lipset，Consensus and Confict，Essay in Political Sociology．New Brunswick，1985，P．190．

75. W．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1976．P．106．

76. L．Samson，Toward　United Fronts：A Philosophy for American Workers．New York，1933，P．90．

77. S．M．Lipset．Consensus and Conflict，Essay in Political Sociology．New Brunswick，1985．P．190．

78. W．D．Burnham，“The United States：The Politics of Heterogeneity”，in R．Roes，ed．，Electora Blehavior．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4．P718～719．

79. S．m．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Norton 1996．P．267．

80. S．m．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Norton 1996．P．78．

81. 他对此问题早期探讨之回顾，参见S．m．Lipset，Consensus and Conflict．P．219.

82. S．Wilentz，“Socialism”．In R．W．Fox and J．T．Kloppenberg（ed）．A　　Companion to American Thought．Oxford，1995，P637～639．

83. W．Sombart，Pourquoi le Socialismen' exist－t－il pas aux Etats－Unis？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2．

84. W．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Pourquoi n’ yat－il pas de Socialisme aux Etats－Unis？Edité par Jean Heffer et Jeanine Rovet，Editions de l’Ecoledes Hautes Ed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Paris．1988．

85. Kim Voss，The　Making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86. 同上，P639．

87. S．Wilentz，“Socialism”．In R．W．Fox and J．T．Kloppenberg（ed）．A　　Companion to American Thought．Oxford，1995，P637～639．

88. S．M．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New York，Norton，1996．P．288．

89. S．M．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New York，Norton，1996．P．35．

90. S．M．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New York，Norton，1996．P．153~154．

91. S．M．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New York，Norton，1996．P．268、31、268．

92. S．M．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New York，Norton，1996．P．31．

93. 同上书，P．275~276．

94. S．M．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New York，Norton，1996．P．87~88.

95. 同上书，P．36．

96. 同上书，P．87、297．按：这些话均出自葛兰西的《狱中札记》。

97. 同上书，P．77~78，81．

98. 见本书：《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桑巴特问题”引发的讨论》。

99. S．M．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New York，Norton，1996．P．180．

100. D．Thorner，B．Kerblay and R．E．F．Smith（ed.），A．V．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Homewood，1966．P279~296．

101. 这一时期在德、日两国译介并引起讨论的恰亚诺夫著作除本文所评介的《农民经济组织》外，尚有《俄国农业经济学的最近动向》（1922年）、《小农经济原理》(1923年）、《社会农学的基本思想与工作方法》（1924年）、《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1924年）、《家庭经济在国民经济整体结构中的意义问题》（1925年）等书。有趣的是英语世界这时对恰亚诺夫思想的反应是冷淡的。这与60年代后“恰亚诺夫热”首先在英语国家兴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02. 小岛修一：《口シア农业思想史の研究》京都シネルゥア书房1987年，第174~202页。

103. 如所周知，源出俄语的“知识分子”（иителигеиция）一词本意是指那种未必具有高深专业知识、但却坚持思想信念并怀有救世情结的人群，参见H．A．ъердяев，искисмъюё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муниэма．москва，1990．стр．17~30。

104. Oeuvres Choisies ds A．V．Cajanov．The Hague，1967．Vol．4，P．13～21．

105. И．Кремнев（А．В．чаянов）Путешесгвие　Моего　Ърата　Алексея　Ъ　Сграну　Кресгъянской　утопии．М．1920．стр．4．

106. 如《社会农学的基本思想与工作方法》一书，在日本就有：矶道秀俊、杉野忠夫译：《小农经济の原理》，刁江书院1930年（据德文版译）；同译者：《农业经济の理论シ方法》，共同出版社1947年（据俄、德文版改译）《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在日本也有：东浦庄治译：《非资本家的经济组织の一理论に关すゐ问题》，《帝国农会报》15卷5、17、18号连载，1925年；高本正道译：《非资本主义的经济システムの理论の问题汇よセユ》，《法经研究》34卷1号，1985年。本文所介绍的《农民经济组织》也有两个日译版与两个英译版，详后。

107. 参见：P．Durrenberg（ed．），Chayanov，Peasants and Economic Anthropology，Academic Press，1984；D．Thorner，A Post－Marxian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The School of A．V．Chayanov，in Economic Weekly，No．17，（1965）P．227～236；D．Thorner，Unetheorie neo－populiste de L’economie paysanne：L＇Ecote de A．V．Cajanov，in Annales： 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21：6（1966）P．1232～1244；T．Shanin，Defining Peasants．Oxford，1990．E．J．Hobsbawm and the others（ed），Peasants in History．Oxford 1980.等。

108. T．Shanin，Chayanov’s Message:Illuminations，Miscomprehensions and the Contemporary‘Development Theoy’，in A．V．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Wisconsin University 1986．

109. 见前引P．Durrenberg一书。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第二卷“经济人类学”条。

110.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第二卷第28页。关于发展经济学的危机乃至“濒于死亡”，国外学界有种种议论，国内学界的看法可参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11. J．H．Boeke，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of Dual Societies as Exemplified by lndonesia．New York，1953；G．Dalton（ed．），Tribal and Peasant Economics．NaturalHistory Press，1967；M．Sahlins，Stone age Economics．Chicago，1972；K．E．Boulding．The Economy of love and Fear．Belmont，Calif．1973；J．C．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1987；H．Friedman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Verso，1987．

112. K．E．Boulding，Reflections on Poverty．in The Social Welfare Forum 1961．New York，1961．P．51．

113. 德译：Von A．Tschajanow ，Die Lehre von der Bauerlichen Wirtschaft．Versuch einer The orie der Familienwirtschaft im Landbau．Berlin，1923．日译：（1）矶道秀俊、杉野忠夫译：《小农经济の原理》，刁江书院1927年；（2)同译者：《农民经济の组织（口シア语改订版），大明堂，1957年。英译：A．V．Chayanov on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D．Thorner，B．Kerblay and R．E．F．Smith ed，Homewood，1966；T．Shain ed．Wisconsin Univ．1986．西班牙译：La organizaci6n de la unidad economica campesina．Buenos Aires，1974．法、荷译本均收入恰氏8卷本著作集之中。

114. 转引自П•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文版，第139页。

115. 例如，早于恰亚诺夫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桂冈—巴拉诺夫斯基就给予戈森比奥地利学派更高的评价。（见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16. 如晏智杰：《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第1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就提出了这种批评。

117. M．Sahlins，Stone Age Economics．Chicago，1972．

118. T．Shanin，Defining Peasants．Oxford，1990．

119. 参见金雁：《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经济”的若干问题》，《苏联历史问题》1983年第3期，第4~19页。

120. 谢逸：《溪堂集》卷九，《黄君墓志铭》。

121. S．Aass，The Relevance of Chayanov's Macro Theory to the Case of Java，in E．J．Hobsbawm ＆ the others（ed），Peasants in History．Oxford，1980．P244．

122. 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3页。

123. 《李可夫文选》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

1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6卷上册，第105页。

125. 应当说，恰亚诺夫在其关于农业“适宜规模”的研究中已经不自觉地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与他一再声明他的整个体系不是产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而是形态经济学（“家庭劳动”经济学）是自相矛盾的。

126. 秦晖：《公平至上论》，《东方》1994年第6期， 第6-9页。

127. 王绍光：《效率、公平、民主》，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12月号，第23页。

128. 姜洪：《国有企业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第54-57页。

129. Г·П·Куроппятник,Руссские В Америке:О6щеественныее,Науч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в 1870—хГолах. Новая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81 No.4. c143~157.

130. T. Dan，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London, 1964. P.2.

131. 基尼系数根据洛伦兹曲线算出，是当代公认的衡量“不平均度”的最有效指标。其可能值在0与1之间。0为极端平均，1为极端不平均，其值越趋近于0则越平均，反之则越不均（“贫富分化”越高）。

132. F. Paukert, Incom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Aug-Sept. 1973, Vol. 108.

133. W. Sombart,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tr. by P. M. Hocking and C. T. Husbands,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by C. T. Husbands, Foreword by M. Harrington. IASP Inc. New York, 1976.

134. J. R. Conlin, The American Past: A Survey of American History, HBJ Inc. San Diego, 1984, P 35～36、34.

135. 诺齐克著、何怀宏等译：《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9页。

136. 米兰•昆德拉著、韩少功等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238页。

137. 参见卞悟：《世说新语补》，《东方》1994年第1期，第42页。

138. 这只是较流行的一种解释。实际上现在某些“保守主义”的论点与最“革命”的某些“左派”论点颇为相近，这也反映了“保守”与“激进”、“左”与“右”这类概念在今日中国的混乱。但本文无法作进一步清理了。

139. 昂格、崔之元：《以俄为鉴看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第25页。按：论者多强调“以俄为鉴”而不说以东欧为鉴，大概是因为目前东欧转轨的效果比俄差强，但在方向上他们显然不认为二者有何区别。

140.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第7页。

141. 论者多次提到东欧转轨导致的“魏玛化”恶果（见崔之元：《中国实践对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挑战》， 《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7月号，第24、30页），而纳粹体制比乱糟糟的魏玛共和国更“合理”，大概是不难证明的。

142. 而且这里说的还不是“队为基础”的那种，而是1958年后建立的，即徐水、岈山式的那种“公社”！连毛泽东后来都指责它刮“五风”，其中就有“瞎指挥风”、“命令风”和“干部特殊风”。据说毛甚至讲过大社容易如“秦始皇”（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49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崔之元先生居然把这样的体制称为“村民民主自治”，这想象力也未免太丰富了。

143. “在中国，工作会议多得很……官员约65%的工作花在参加各种会议上”，在崔先生看来这就是“议事民主”了，尽管他知道这种“议事”“牺牲了一些政治平等”。见注②崔之元文，第22、29页。

144. 崔之元：《中国实践对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挑战》， 《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7月号，第8、23页。

145.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第11页；注①文，第20页。

146. 崔之元：《中国实践对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挑战》‘《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7月号，第8、23页。

147.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第15、10页。崔之元对日本“企业民主”的解释十分混乱，他一会儿说这是学中国的，一会儿又说是美国罗斯福新政拥护者通过战后美驻日占领军推行的。但他的一个说法我很赞同，即他认为“文化传统在这里并不重要”，日本当代的终身雇佣制等“进步的劳工改革”，并非“儒家资本主义”，而是来自西方的社会福利政策。见崔之元《中国实践对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挑战》，《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7月号，第30页。

148. 参见苏文：《捷克模式：公平与效率的协奏曲》，《东方》1994年第6期，第18～21页。

149. 古汉语中的“权利”一词，如《荀子•君道》“接之以声色、权利、愤怒、患险”、《史记》卷16:“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等语，皆“因权势以求利”（《盐铁论•刺权九》）之谓，与西语中同义务相对的“权利”全然不同。在近代曰本人用“权利”一语译right并传入我国之前，汉语中似无与英文right含义相当的词汇。

1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30页。

151. 卞悟：《中国农业发展的困境》，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6月号，第4～13页。

152. 参见《河南太康棉区徒步考察记》，《中国经济时报》1995年12月26曰头版特稿。

153. 《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7月号，第112页。我国一些学者对此大加肯定，封匈牙利为东欧“经济上最成功的国家”，然而匈今天的日子恰恰比波、捷都要难过得多。

154. 参见苏文：《“左派复兴”以后》，《东方》1995年第2期，第70～73页。

155. K. Mizsei,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and and Hungary ,Soviet Studies (1992),44:2,P. 283-296,285-290.

156. B. Dallago, Hungary and Poland: The Non-Socialized Sector and Privatization, Osteuropa Wirtschaft.(1991),2,P. 130-153.

157. 参见秦晖：《“叶启明现象”辨析——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的“自购自”问题》，《东方》13年创刊号，第78页。

158. 参见苏文：《捷克模式：公平与效率的协奏曲》，《东方》1994年第6期，第18～21页。

159. 目前讨论集中在旧体制下职工的低工资意味着“国家”已扣除了社会保障金与住房基金，现在是否要认这个账？主流的看法似乎是不认这个账，而另从职工现行工资中扣下社会保障费用！至于职工以低工资的形式为企业积累的资本金，这个账就更不可能认了。

160. 参见E. Wright, Coupon Socialism and Socialist Value, New Left Review, 1995:3～4。

161. 之所以只比较“设计”，是因为罗默模式并没有付诸实践过，所以无从把它的实践结果与别人的实践结果相比较，能够比较的只是两种“设计”。事实上，这里涉及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我以为现在许多“新左派”、“新儒学”论著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往往只拿“东方”的“圣贤之言”或者理论设计去与“西方”的社会现实相比较，从而得出诸如西方贫富对立，不如东方的仁义道德之类的结论。而既不愿以双方的“圣贤之言”、也不愿以双方的社会现实作对比。这种风气非止一日，而以现在的“新左派”为尤甚。

162. 包括崔之元在内的新左派人士对“证券私有化”的批评主要在公正方面，即认为这种“平分”不可能持久，由于股权可以买卖，股份的重新集中势不可免。然而事实上目前东欧对“证券私有化”结果的批评主要却来自相反的理由：由于股权极度分散，实际上无法形成对企北资产有能力负责的控股阶层，致使企业管理机制难以改善，影响效率的提高。笔者认为：股权细分是否必然影响管理，尚可研究，但这类批评的盛行却表明“证券私有化”后股权“重新集中”的速度与程度远没有那么高。至少在捷克，情况的确如此。俄罗斯则有所不同，其证券私有化并未实现部分“起点平等”目标，但其原因主要不在于证券私有化的原则与方案设计问题，而在于因俄政局不稳、政策多变而引起的非理性投机风潮，以及因宏观经济与货币尺度不稳定导致的企业资产估价失真等等。参见苏文：《捷克模式：公平与效率的协奏曲》，《东方》1994年第6期，第18～21页。

163. 从意识形态上说，“证券私有化”的思想是从“起点平等、自由竞争”的中派立场（即介乎右翼国家主义与左翼社会主义之间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中导出的。而在现实政治中，它既可能为左派支持、右派反对（如在保加利亚）或右派支持、左派反对（如罗马尼亚）或中派支持、左右两翼皆反对（如1991～1993年间的波兰），也可能各派对此均无兴趣（如匈牙利）。因此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色彩并不足取。

164. K. Z. Poznanski, Privatization and the Polish Economy: Problems of Transition, Soviet Studies (1992) 44:4, P 641～664，648～651.

165. 同上。

166. K. Z. Poznanski, Privatization and the Polish Economy: Problems of Transition, Soviet Studies (1992) 44:4, P 641～664，648～651.

167. K. Mizsei,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and and Hungary ,Soviet Studies (1992),44:2,P. 283-296,285-290.

168. 参见李培林：《离土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可行之路——与秦晖先生就“乡土中国重建”问题商榷》，《东方》1994年第3期，第20页。按：此文认为“农民的职此是既予的，无须选择的，（因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失业”。换句话说：农民的“种姓”是命定的（“既予的”），本无择业的权利，因此也没有资格谈什么“失业”！

169. 1994年1月21日《科技日报》。

170. 《影响我国安全的若干因素》（打印稿，未署作者、日期）第3页。

171. 杨帆：《谁来为国有企业解除负担?》，《东方》1995年第6期，第27页。

172. 笔者曾把这二者分别称为“普鲁士一沙俄道路”与“美国式道路”。见拙文：《危险的第一级火箭》，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8月号，第138～148页。

173. 季卫东：《第二次思想解放还是新乌托邦？》，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10月号。

174. Lidove Noviny (Prague)，20/10/1995.

市场、改革与公正

无论姓公姓私，都有个公正与否的问题。公有制也许很理想，但像红 色高棉那样用剥夺百姓、禁锢人民、虐杀无辜的办法搞“公有制”，只怕马克思转世也会给气死；私有制也许很有效，但无论哈耶克还是米塞斯或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辩护士”也不会赞成贪官污吏的化公为私，而“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萨克斯不也在大骂“权贵私有化”吗？

改革的速度是快些还是慢些，一步到位还是步步为营，这固然是个问 题，但更重要的是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当同步，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着机会，后者承担着风险，前者享受“成果”而后者付出 代价。

“原始积累”与转型期政治经济学

一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家英先生在一篇批评我的文章中认为：“将官僚资本等同原始积累很容易使人在否定官僚资本之余一并否定原始积累”，“然而，在批判权力与资本结合之余，我们必须肯定原始积累的成就及方向”。“原始积累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市场化、个体化及法制化程度的增加、资本流动加快、整体社会生产水平提高、民间资本上升等，这些都是 原始积累的正面现象，需要积极地予以肯定。”

这种现象在内地比较普遍，当议论起当前的一些腐败现象时，总有人会说：“原始积累时期嘛，免不了的。”的确，从学界到社会上，“原始积累”是个被弄得比较混乱的概念。我曾看到一份地方政府刊物夸耀地说当地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一部电视系列片则把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原始积累过程”！在这里“原始积累”俨然成了褒义词。另一部电视系列片在列举了深圳当时的一些“缺点”，如现代包身工制、拘禁式工棚、对打工妹的性奴役现象等等之后，话锋一转，大谈起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所谓“羊吃人”现象，说是那时死了“成千上万”人。言下之意是：我们这点“代价”与之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

“原始积累”一词被人们认为出自马克思。大家都知道马克思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正被人从两个方面来引用：过去人们为抨击“资本”而痛斥它的“血和肮脏”，而目前更多的则是因向往“资本”而对“血和肮脏”也见 怪不怪了。马克思书中的原始积累被看成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于是我们这里的原始积累也似乎成了“市场经济初期”的理所当然。

这是个歪曲。马克思从未把“原始积累”视为早期资本主义，他甚至没有用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词！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讲的是“资本构成不变时对劳动力的需要随积累而增加”、“在积累进行中可变资本部分相对减少”以及“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等等。这里并未提到“抢来本钱做买卖”的种种行为。第二十四章是“所谓原始积累”，它开篇即明言“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即亚当·斯密所说的Previous accumulation”。Previous是“在……以前”之意，Previous accumulation即“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积累”。我国现行斯密著作中译本多译为“预先积累”，它与“最初的资本主义积累”完全是两回事。马克思以德文写《资本论》时把英文换成德文词ursprüngliche（原始的），它表达的仍是斯密的意思。因此马克思明白地说，“所谓原始积累”并不是“货币转化为资本，从资本生出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生出更多的资本”这样一种积累，即它不是“资本主义积累”，它产生于尚无所谓“剩余价值”的那个时代，即“资本主义史前”时代。

马克思之后直至20世纪初的文献中也没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说。列宁传世著作中提到“原始积累”不下十次，也是沿用马克思的提法。如早期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中说：“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至少在英国有过……所谓原始积累……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来，则……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变（变为资本），就要采取新的形式。”后期的著作中也强调“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

到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俄在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借“红色恐怖”之势实行“余粮征集制”，无偿夺取农民粮食来供给苏俄创业所需。为了替这种做法寻找理论依据，著名布尔什维克学者B·M·斯米尔诺夫在《真理周刊》上撰文，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之前先要有“所谓原始 积累”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积累”之前也要先有“原始积累”，他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以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区别。这是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提法之始。这个“两种原始积累”论很快为当时苏俄理论界所普遍接受。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使用不少篇幅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作比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问题的著作，其中也有大量关于两种“原始积累”之比较的论述。该书认为，正如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以“抢来本钱做买卖”的方式获得前提条件一样，社会主义苏俄在国营经济能按计划经济规律实现“社会主义积累”之前，也要先以强制手段“剥削”农民来建立国营经济，这一过程“在同社会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正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 济实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由于苏俄国家具有更大的强制与垄断权力，因而其“采用非经济的强制方法进行的积累”能力更大。同时由于苏俄没有可供“剥削”的“殖民地”，因而也更需要对本国农民搞“原始积累”。所以苏俄国家的任务不是从小生产——农民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而是要比后者“拿得更多”。

显然，从斯米尔诺夫、布哈林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们讲的“原始积累”与马克思讲的一样，都是在某种生产关系建立之前（而不是建立之初）的强制聚敛，即布哈林讲的“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它与这种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正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说：过去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之外的积累”，而今天苏俄搞的原始积累是“社会主义积累”之前的事。之所以加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定语只是为了区分两种“原始积累”的用途（是用来 做买卖还是用来搞计划）。然而，把“原始积累”这个令人联想起“血和肮脏”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总让人觉得不舒服，于是布哈林在1922年以后便不再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术语了。到30年代斯米 诺夫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作为托派被镇压后，这个术语便在苏俄消失了。然而原先为与它相对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词却留了下来，而且为显示资本主义的“血和肮脏”，它被使用得更频繁，以至于取 代了马克思用的“所谓原始积累”一词。

而从俄国人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驱者，自1920年赴俄的瞿秋白始，便把俄国人创造的这一术语译做“资本主义中‘最初积累’”。于是在斯密与马克思那里本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即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种种野蛮行径，便成了“资本主义中”的东西。延及于今，原为市场经济以前的即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一系列恶行，也被理解为市场经济中（至少是市场经 济的初级阶段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总之，所谓资本主义积累就是在市场机制下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而所谓原始积累，按马克思的说法，则纯属一些在逻辑上与市场机制无关的抢劫行为，诸如强迫劳动、圈地运动、猎奴与海盗行为、凭权势强占公产、抢劫黄金等。显然，这两种积累之别是性质之异，而非数量之差。而资本主义与“原始积累”并无逻辑联系，但却有经验的联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抢来本钱做买卖”，即用非资本主义的野蛮手段创造资本主义的“史前”基础的事。即使如此，“做买卖”的时代也并非都从“抢来本钱”开始，而“抢来本钱”也并不是都去“做买卖”，用这些本钱搞垄断和统治更顺理成章。

过去许多论述把“原始积累”描述为仿佛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这在理论上与历史上都远非如此。如前所述，马克思明言的“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这一命题只是一个“假定”。英国经验符合这一“假定”，但马克思并未因此就把它上升为“规律”——尽管他喜欢用这个词是人所周知的。而列宁也只是说“所谓原始积累”“至少在英国有过”。不仅如此，1917年以前的列宁经常强调的一点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通过“原始积累”以强权与暴力剥夺小生产或侵占公产的“普鲁士道路”（在一些场合列宁也称为英国道路、意大利道路等）；另一条是摆脱压迫与强权后的自由小资产阶级公平竞争、经济分化的“美国式道路”。据说这后一条道路能使“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生产力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一般可能的最好的境况下最迅速而自由地发展”。无论这一说法在史实上能否成立，至少在理论上表明这时的列宁并不认为“抢来本钱”是资本主义起步的“必然规律”。只是到了20年代，为了强调苏俄当时进行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具有历史合理性与道义正确性，“原始积累”才被抬到了“规律”的高度，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们在大讲“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同时也就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化了。

从史实而言更难把“原始积累”说成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阶段”。姑且不论当代新兴工业化地区（包括人们津津乐道的亚洲“小龙”在内）的经济起飞并不是靠的“抢来本钱”（某些东亚国家的“专制资本主义”中“权贵资本”起着相当作用，这并非“东亚模式”的光彩之处，但这类资本虽在竞争中可占便宜，毕竟不是以暴力剥夺小私有者或窃占国库为“起点”的），就从历史上讲，如今发达世界中的北欧诸国、瑞士乃至德国都未经过什么原始积累阶段，但它们的经济发展却后来居上，比搞过原始积累的诸国更出色。而西班牙、葡萄牙的原始积累比英国搞得更早更疯狂，但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这两国却是落伍者，难以望英国之项背。南、北美洲本来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对象，而且17世纪时南美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条件远优于北美；拉丁移民在南美的原始积累也远比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更厉害。但是新大陆后来的发展却形成了北兴南衰的鲜明对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北美移民的主体是持守勤俭创业、机会均等等新教伦理的清教徒农民，而南美移民的主体则是持有拉丁君主特许状的一伙权贵痞子，他们是精于“抢钱”而拙于“做买卖”的。

如果说市场经济之前未必要经过“原始积累”，那么“原始积累”更不一定导向市场经济。事实上，“抢来的本钱”不仅可能用来搞统制经济，而且由于“抢钱”与统制都以强权为基础，这种可能甚至比“抢来本钱做买卖”更自然。如今世人都知道苏联人在从余粮征集制、劳动军（即强制劳动）、强制不等价交换（所谓“贡税制”）、强制集体化及“消灭富农”运动直到古拉格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付出了多少代价：仅因集体化而造成的1932～1933年大饥荒就导致约800万人饿死。而这两年苏联为“积累”竟然还廉价出口了281万吨粮食。1926～1939年仅乌克兰一地就在和平时期净减少了10％的人口！与之相比，英国的“羊吃人”是个文学上的形容，我们的电视剧作者望文生义地说是“死了成千上万人”，实则圈地运动固然野蛮可耻而且给英国工农造成极大苦难，但并无大规模人口损失之事。苏联人（当然不仅是苏联人）为旧体制下的原始积累付出了远比“羊吃人”大得多的代价。难道不正是为了不再受这种原始积累之苦，人们才义无反顾地走上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吗？

因此，即使原始积累真的是“进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我们也早已百倍地付过了。事实上，正是由于旧体制通过原始积累把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国库”中，如今的某些国库看守人才得以在缺乏监督的条件下轻松地从事“第二次原始积累”，把财富从国库转入自己的私囊。他们因此无须冒当年西方“原始积累骑士”所冒的风险——后者需要夺取分散于众多传统小私有者手中的财富，因此会面临强烈的反抗。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一过程一方面成为世界史上最快速的原始积累过程，另一方面因其无须面临反抗而得以“和平”进行，使一些人得以誉之为“最高尚的原始积累”！其实这种无风险的掠夺只是使他们比当年西方的“原始积累骑士”更具寄生性。当年这些“骑士”位虽不仁不义，但他们把农业社会分散的传经财富集中为工业社会所需的要素资产，也算是完成一桩历史使命；然而在前计划经济国家中，这一使命已由“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完成，如今的“第二次原始积累”连这点意义也没有。

二

当然有些人会说，“第二次原始积累”虽已无改变传统财富为要素资产的意义，却改变了要素资产的配置方式，还是有“抢来本钱做买卖”的意义。

这就涉及一个学者的人文立场。近年来中国有个奇怪的现象，即在盛行“抢来本钱做买卖”的今天，有人忙于论证“抢来本钱”是如何如何不可避免，是飞向市场经济的“第一级火箭”，有人则忙于抨击“做买卖”是如何如何败坏人文精神，是社会痞子化的罪恶渊薮，却很少有人在为公民争取“做买卖”的权利的同时，向“抢来本钱”者作正义的抗争。因此那种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相结合的立场，在“人文精神”之争中格外引人注意。

当前，有些“人文精神”的弘扬者在揭橥理想主义的同时似乎有种排 拒世俗权利的倾向。正如80年代中期那场“荆轲刺孔子”的文化批判运 动于“激进”之余也有几分滑稽一样，如今那种不是针对权贵而是针对市 井的“抵抗投降”也是滑稽多于悲壮。有论者批评这种带有红卫兵情结乃至教主情结的“人文精神”，指出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代表的本来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恰恰就是一种弘扬世俗权利，赞美世俗生活的精神。这种真正的人文精神正好是与教主情结、神文倾向对立的。此说确有道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今天不存在。事实充分表明，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民族的精神活力。但造成这种危机的不是“做买卖”，而是“抢来本钱”。“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与其说是市场上的等价交换淡化了“终极关怀”，毋宁说是原始积累中的强权原则破坏了社会公正。

近年来，西方伦理学中的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也传入了中国。然而有趣的是，在西方伦理学论争中处于中间地位的是罗尔斯，比他更“激进”的理想主义者认为他的分配正义论没能坚持“结果的平等”，而比他更“保守”的诺齐克等人则认为他的分配正义论会损害公民个人自由。然而在我们这里，两面受敌而处于中间地位的却是类似诺齐克的观点：获得的正义，转让的正义以及对前两个领域中非正义进行纠正的“矫正的正义”，在我国似乎都是不受欢迎的原则。有人专门撰文反对“用过程的公正性证明结果的公正性”，认为针对那些“最初财产来路清白，且后来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人应当予以制裁，否则便是“在接受不平等方面走得与诺齐克等自由思想家一样远”。有人则认为那些“最初财产来路不清白”，且“后来财富积累”是通过权势而非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人辩护，认为起点平等无意义，“只要蛋糕能做大，怎么切都可以”，而官僚资本更是好处多多。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种貌似两个极端之论有时竟问出一人之口。一位数年前大讲“官僚资本是第一级火箭”的人如今却在大谈“市场规律的缺陷和国营经济的必要性”，似乎“官僚资本”会使市场的缺陷变得更少似的！

而大量事实表明：原始积累时期最严重的问题恰恰是“过程的不公正”，包括起点的不公正（缺乏“获取的正义”）与规则的不公正（缺乏“转让的正义”）。事实上，如果真做到了“最初财产来路清白，且后来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我们现在的贫富悬殊又何至于如此严重！而在目前情况下，我们那些并非“自由思想家”的论者“在接受不平等方面”又何止“走得与他们一样远”而已？在西方，诺齐克是因强调自由并对平等持低调态度而受到抨击的，然而在我们这里诺齐克却似乎成了过于激进的平等主义者：他不仅主张正义的“即时原则”，即对现时的持有必须坚持“获取与转让的双重正义”，而且还强调正义的历史原则，即对过去的非正义获取与非正义转让应当追溯，并予以正义的纠正；只要某一持有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是不正义的，其后的所有环节就都不具有正义性，哪怕这后面的环节是通过正当途径转让的。换言之，只要当初的本钱是“抢来”的，哪怕其后他完全是公平地“做买卖”，那也不能逃避追溯性的正义审判。如果实行他的这种原则，那岂不意味着对本书所列举的大量事实都要来一次总清算？我不敢设想如此激进的后果，但正义的“即时原则”总是应该坚持的罢？

如今有种理论，说是改革与革命之别就在于前者承认既得利益而只考虑“以后应当如何”，后者则需追究“原来应当怎样”并否定既得利益。这种说法值得怀疑：总不能把主张追溯性正义的诺齐克说成是“革命者”吧？如果连他都是“革命者”，那么罗尔斯呢？社会民主派或其他真正的左翼人士呢？但即使相信这种理论，承认改革只能讲即时的正义，权贵私有化（即本书讲的“自发私有化”）也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种行为已绝不仅仅是维护行为者改革前已有的“既得利益”，它的不正义并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对这种行为若不能制止，那就不必谈什么正义的即时原则了。如果回避“即时的正义”，“历史的正义”更无从谈起，那么人们还有什么资格去批评据说是过于低调的诺齐克正义观？连诺齐克式的“低调正义”都要回避的话，又谈什么罗尔斯乃至比罗尔斯更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左派正义理念，谈什么人文精神、终极关怀或精神文明呢？

与引入我国后变了形的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相比，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争论在我国更是淮橘为枳。在发达国家，与“效率”相对的“公平”是指结果平等而言。竞争出效率，但竞争的结果有输赢之别，输赢无别的“平等”等于取消竞争，因而会影响效率。在这个意义上，“效率和公平”确实是个两难选择。然而从来没有人会认为竞争过程的公正与效率不相容，因为过程的公正恰恰是竞争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而也是效率的前提。因此“效率与公平之争”从来就不是针对过程的公正而言的，正如“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从来不是针对基本权利优先（即“第一公正原则”）而言的一样。

然而在“抢来本钱做买卖”的原始积累条件下，“竞争过程的公正”一方面受到反对竞争、敌视做买卖的传统平均主义或极左思潮的拒斥，另一方面受到“抢来本钱”并发动不公正“竞争”的官僚资本的抵制，两者各以“公平”和“效率”为招牌，从而把“公平与效率”之争变成了一个淮橘为枳的伪问题。“公平优先”在发达国家本是个带有社会民主派色彩的口号，在我们这里却往往被旧体制的拥护者盗用。而“效率优先”在发达国家本是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口号（效率优先被理解为竞争自由优先），在我们这里却往往成了原始积累的旗帜（公平滞后被理解为过程公正滞后）。

实际上，“公平与效率之争”只有在过程公正性已不成其为问题，结果平等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的发达国家中才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正为“过程不公正”所苦的社会来说，渲染这一“矛盾”根本就莫名其妙。这类社会根本就不存在“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两难选择。公正至上，效率即在其中——这才是我们这类社会应有的呼声。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从先秦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的关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否需要抑制两极分化的争论。主张“不抑兼并”者认为国家应当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而主张“抑兼并”者则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前者的自由放任使官僚权贵得以肆行聚敛，后者的国家干预则严厉束缚了民间经济发展。改革前尤其是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里，“抑兼并”的法家政策曾博得一片叫好；改革后的经商热中，“不抑兼并”又受到不少赞扬。然而实际上民间经济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难有出头之日：“抑兼并”则朝廷禁网遍地，形成国富民穷之局面；而“不抑兼并”则贪官污吏横行，出现国家与人民都穷困，而官僚独富的格局。更糟糕的是这两种政策都有可能加剧由治而乱的王朝危机：“抑兼并”政策下朝廷财政汲取能力急剧扩张，“不抑兼并”政策下权贵势力恶性膨胀，两者都会导致官逼民反，社会崩溃。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宋末年，北宋王朝在统制派与放任派几度易位中走向衰亡。

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关键在于“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要世家的“私权力”都是既不讲规则公平更不讲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一个理性的调控机制。

今天当然与历代王朝大有不同，但“过程的公正”仍是问题的核心。如今学界有不少人喜欢谈论改革速度的“渐进”还是“激进”，谈论多一些自由竞争还是多一些国家干预，谈论改革的这个或那个“目标模式”，但就是很少谈“过程的公正”，包括规则的公正尤其是起点的公正。这样谈法与历史上关于“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争论又有多大实质区别？

改革的速度是快些还是慢些，一步到位还是步步为营，这固然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当同步，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着机会，后者承担着风险，前者享受“成果”而后者付出代价。

多些自由竞争还是多些国家干预固然值得研究，但更重要的是无论竞争还是干预都有个“起点”问题，起点平等的竞争与“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后的“竞争”之区别，绝不是问一句“你是否拥护竞争”所能化解的。都说农村改革比国有企业改革好搞，因为农民比工人更能接受“竞争”。但倘若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场就宣布将全村土地改为队长或公社书记的私人庄园，你想农民会接受这样的“竞争”么？都说无限制竞争会加剧社会不公，因此需要国家调节。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公到底是“竞争过度”还是起点以及规则不公所造成？为了更多的公平，我们应当限制竞争（或鼓励垄断）呢，还是应当为竞争寻求更公正的起点？这些问题是所谓“竞争的限度”之类的问题能够取代的吗？！

其实在今日中国，“改革”与“保守”之别乃至“激进”与“渐进”之别并不是很重要。这好有一比：当一个宗法式大家庭难以为继时，最严重的问题往往不是要不要分家之争，而是如何分配家产，其实也就是“公正”的问题。倘若不管这一点，任由大家长独霸家产而把“子弟”一脚踢出家门，那将造成比不肯分家的“保守”政策更严重的事态。

要厘清上述问题，急需思想界人士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相结合，并从这一立场出发来论述公正问题。

三

何清涟在其轰动一时的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中率先提出建立中国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有没有“中国的经济学”？这似乎是有争议的。有人曾说，在“文化学”者眼里我们与洋人毫无共同之处，而在经济学者眼里我们与洋人毫无区别。这表明一定的学科是有它一定的先验规定性的。经济学在西方人的分类中属于“社会科学”而不属于“人文学科”，它讲究逻辑与抽象，喜谈规律、机制、模型与数据。而这些规律等作为“科学”范畴具有“给定条件下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经济学是无国界的，不可能有“中国的经济学”，如同没有“中国式的价值规律”或“中国式的市场机制”一样。

所谓“给定条件下的普遍性”，意味着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给定了那些条件，命题就能成立。正如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公式一样：只要该落体是“自由”的，它就满足这一公式，而不管这落体产自哪国。但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在自然科学中“给定条件”可以用受控实验方法来设置，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的给定条件只能由历史来赋予，不能人为设置。人们只能根据特定历史背景（亦即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所说的制度环境）所给定的条件去研究问题，并以此推进这门“科学”的发展。因此不难理解：尽管“市场机制”这类东西作为一种经济过程的逻辑，并不与英国的“国民性”相关，但以市场经济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却是在近代英国发展起来的。

从“人们只能根据特定背景所给定的条件去研究问题”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学”是应当有的，其作用绝非“别人的经济学”所能取代。而当前中国“给定条件”的实质在于：她的经济正处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这应当说是世界性现象）过渡类型，而且是从计划经济即“国库经济”出发开始这种过渡的（这也是所有转轨国家的共同现象），尤其是在对国库看守人缺乏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进行过渡的——而这正是“给定条件”下最重要的问题。回避这一问题而谈论经济学的中国化，甚至希望在谈论“别人的问题”的基础上使“中国的经济学”领先于世界，未免太不着边际。这一“给定条件”使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不能不注意经济外的因素。然而在“给定条件”全然不同的发达国家，市场机制的高度成熟却造成了经济学解释的泛化。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因其所由产生的市民社会背景而把所谓“经济人”的逻辑预设泛化。把非契约关系作契约化解释，非经济关系（如统治—服从关系）作经济化解释的倾向由来已久。中国今天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也不顾“给定条件”对中国的许多现象进行了泛经济学解释。如将权力视为一种产生“公共产品”的稀缺资源，因其“稀缺”，对它的垄断可带来超常的利益。这在交换关系弥漫、人人皆为契约行为主体的西方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实质上权力并不是什么经济资源。对权力的垄断和对土地等“稀缺资源”的垄断，性质也绝不相同：前者体现的是统治—服从关系，后者体现的是所有制关系。在依附性社会里权力之所以能够生“财”，并不是因其“稀缺”，而是因其具有属于人的超经济强制性。这与资本产生孳息，土地产生地租全然是两回事。把弄权聚敛者的行为方式与现代房地产业者的行为方式混为一谈，都称为“寻租”，显然是把一种野蛮行为过分“文明化”了。所以在考虑中国的经济问题时必须考虑我们的基本背景是政府权力没有从经济领域中退位，政企不分，原始积累的来源不仅是消费者的现时支付，更包括过去历史时期的全民积累，甚至包括以历史欠账形式储蓄于国库中的劳动者退休、住房等社会保障基金。本书中提到的许多方式，与其说令人想到克鲁格笔下的“寻租”，毋宁说令人想到白居易笔下的“宫市”：“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类行为与“公共产品”毫不相干。当一条本来畅通的全民积累修建的公路突然被许多有权者设卡“创收”时，它体现了什么“公共产品”呢？与其说这种情形是“寻租”，还不如说是“索贡”。因此处在“给定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学”者有责任对这种“索贡经济”作出自己的独创解释。

总之，不考虑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即历史赋予的“给定条件”，只生吞活剥地引用西方经济学来阐释中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那么对我们而言，那种解释方法多是“屠龙术”。建立中国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应当引起学界与社会的关注。这种研究当然要求高度的专业训练与技术能力，但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与社会正义感更是不可缺少的。

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

——从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说开去

何清涟君的《现代化的陷阱》书稿我曾有先睹之快，并受她之托写过卷首的《导读》。虽然在该书大陆版中这篇文字未能面世，但主要内容已另成文发表。我的一些基本感想皆在其中，这里就不复赘言。讲点别的吧。

第一要讲的是，我觉得何书可贵之处在于它谈的是“真问题”，而我们以往浪费在伪问题上的时间是太多了，以至于“不争论”什么什么竟然成为一种“思想解放”。（的确，本来“思想解放”不就是“百家争鸣”吗？）过去我们说不要争论姓社姓资，现在又说不要争论姓公姓私。有人认为这“不争论”是一种少说多做、做而不说的高明策略。其实这“策略”是否高明姑置不论，在学理上那种“姓公姓私”之争早就是个伪问题了：市场经济中的所谓“私有权”本质上是公民自由产权；这一产权原则理所当然地既意味着每个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单干”，也意味着若干公民乃至许多公民只要基于各自的意愿也可以自由地（即不是被迫地）把自己的资产加以合并、自由地组织经济联合体。因此毫不奇怪：世界上只有命令经济国家立法禁止私有制，从无市场经济国家立法禁止“公有制”的。即如美国这样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当年曾被各国的社会主义者视为公有制的最佳实验场，英国人欧文在这里办“新协和村”，法国人卡贝在这里办“伊加利亚”社区，俄国民粹派在这里搞了“进步公社”、“联盟公社”和“雪松谷公社”等一大批志愿者经济联合体。就是在今天，无论世俗的（从“美国式傅立叶主义”到“美国式毛主义”的公社）还是宗教的（原教旨清教公社或摩门教公社）“公有制”实验也并未消失；只要它们不搞强迫命令（如像臭名昭著的“人民圣殿教”公社那样侵犯人权）而是真正基于成员的意愿，就不会受到行政阻挠——至于它们在经济上是否有实效，在道义上的凝聚力是否能持久，那是另外的问题。但至少在那里搞公有制（自己搞，而不是强迫别人搞）绝不像当年小岗村那几十个秘密按手印结盟搞包产到户的农民那样要冒生死的风险。

因此我很奇怪国内会有这样的争论：有些人大谈“南街村”这样的先进典型并自认为找到了一条超越东方旧体制与西方现代性的独特的金光大道，有人则指出南街村也有诸多毛病，不像传说的那么美好。其实这种争论并不重要。我们姑且同意有这么些尽善尽美因而其成员也完全自愿乐在其中的典型，问题是你是否打算强制全国人民“学习”它，抑或只是像当年欧文在美国办“新协和村”那样限于给全国人民提供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的方案之一？如果是后者，那就谈不上什么“超越西方现代性”（因为这样的选择在“西方现代性”中一直存在），如果是前者，那就谈不上什么“超越东方旧体制”（因为旧体制的根本弊病恰在于它的强制性）。

因此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姓公”还是“姓私”，而在于强制还是不强制？如今许多国家，包括老牌市场经济国家与前计划经济国家都在搞所谓的“私有化”，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国家提出过“非公有化”的问题。在他们那里，与私有化相联系的提法只是“非国有化”或“非垄断化”。而“国有化”之所以受到反对也不是因为国家这个“公”太大了以致超过了什么经济学的合理限度，而是因为国家意味着强制，而这种强制一旦越出了必要的限度（即为保卫公民权利不受其他公民的强制所侵犯所必需）就会威胁公民权（包括公民自由产权），亦即既威胁了单个公民的“私”有权也威胁了自由公民联合体的“公”有权。

实际上，如果说在波兰像克拉科夫钢铁厂那样国家持股49％而职工自愿持股51％。1.7万职工中80％～90％。认股而管理者并无任何股权优势的企业算是已完成了“私有化”，那么在我们这里许多地方则明文规定“两个以上股东建立的经济组织”都“属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如果说任何西方国家都没有立法禁止“公有制”，那么近年来我们一些地方已经规定“今后禁止新建产权不明晰企业”。如果说在许多东欧企业中工会在产权改造中拥有很大发言权（参见《改革》1998年第2期第76～83页苏文的文章），那么我国如不少地方雇主可以自由组织商会，工人却不能自由组织工会。如果说一些国家数年内完成“私有化”的目标被抨击为该死的“休克疗法”，那么近来我们一些地方则规定一年内甚至9个月内完成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制“任务”，一些地方还标榜提前“完成了改制任务，实现全镇工业经济私营化”，甚至合同未到期的承包、租赁企业也提前终止合同进行“拍卖”。如果说许多东欧国家在“私有化”中股权初始分配上都为经理持股设立了严格的限制（只是在二级市场上允许通过购股而集中股权），那么我们不少地方在初始配置上就强调领导持大股，领导中又特别强调法人代表持大股；领导认股可赊欠而工人认股则必须交现金；另一方面在那些“烂摊子”企业中又反过来强制职工出钱补窟窿，拿不出钱就下岗。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还大谈劳动价值论，而弗里德曼这样号称最极端的自由市场理论家也承认“劳务贡献”与“资本贡献”同等重要，两者是互利的交换关系而不是资本“养活”劳动者，那么我们这里一些“主旋律”作品却堂而皇之地教训下岗工人“今后得学会自己养活自己”，仿佛过去工人是被谁“养活”的……在这种情况下还争论什么姓公姓私，岂不是很滑稽吗？

不争论姓公姓私，那争论什么？当然不是没什么可争了。改革20年来坎坷波折、重关万阻的历程有目共睹，而有阻力就说明有争论，否则众志皆同，阻力何来？而这个非争论不可的“真问题”就是：公正还是不公正？无论姓公姓私，都有个公正与否的问题。公有制也许很理想，但像红色高棉那样用剥夺百姓、禁锢人民、虐杀无辜的办法搞“公有制”，只怕马克思转世也会给气死；私有制也许很有效，但无论哈耶克还是米塞斯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辩护士”也不会赞成贪官污吏的化公为私，而“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萨克斯不也在大骂“权贵私有化”吗？

奇怪的是我们这里许多人对这种“真问题”视而不见，却把一些伪问题炒得火热，而且还以这些伪问题为基础划分“改革”与“保守”。前不久我们就见到过这样一场火药味很浓的争论：一方认为绝不能把国有资产按某种规则公开公平地“分配给职工和农民”，而“除此之外”的一切产权变革都可以大行其道；另一方则强调“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成心腹之患，须严加打击，而“官僚资产阶级”仅仅是“萌芽开始出现”而已。一方认为平民私有化绝不可行而权贵私有化可以放手大搞，另一方认为平民资本是洪水猛兽而官僚资本则不足虑。这不禁使人想到历史上那反复了无数次的“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之争：一方要厉行国家垄断而防止“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另一方要放手让权贵聚敛私财而唯恐使“官品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这样的争论——用句很不“学术”的话说——不是拿老百姓寻开心吗？！

而何清涟的这本书，好就好在它揭示了“真问题”之所在：公正或不公正的问题，与前文所说的强制还是不强制的问题实乃互为表里的一回事。无论姓公还是姓私的不公正，都与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关，即马克思指出的那种“权力捉弄财产”之弊。在这一点上，倚仗强权的“化私为公”和倚仗强权的“化公为私”是同样可耻的，而何清涟的贡献就在于：她以大量事实为依据对两者都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并且实际上已经证明：这两种表面上互斥的倾向实质上是互为因果、一而二、二而一的。她并没有因后者的“改革”标签而为之百般维护，也没有给前者涂上“经济民主”的油彩而大唱赞歌。而我们知道，今天持后两种态度的知识分子是很不少的。

在“强制与否”的问题已经解决，“第一公正原则”基本实现的现代文明国家，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这两大基本思潮会为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等一系列“真问题”激烈争论。但在“强制与否”仍是真问题、“第一公正原则”未实现的前现代条件下这两大思潮实际上是互补的：自由主义者把倚仗强权化私为公抨击为“通往奴役之路”，但他们绝不会认为倚仗强权化公为私就是通往自由之路。社会民主主义者把倚仗强权化公为私斥为浸透“血和肮脏”的原始积累，但他们绝不会认为那种“权力统治着财产”、“通过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办法来捉弄财产”的中世纪就是“干净”的。他们一方要求经济自由，另一方要求政治民主，双方都为改变那种不自由也不民主的旧制度作了贡献。

然而在我们这里，在独特的条件下“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可能发生“淮橘为枳”的畸变，而产生另一种畸形的互补：一些号称“自由主义”的人把倚仗强权化公为私称赞为“交易成本最小”的改革方式，而另一些号称“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则在倚仗强权化私为公的体制中寻找“经济民主的要素”。他们一方批评“西方现代性”民主过分，而要用中国近代以前的“几千年传统”来矫正之，另一方批评“西方现代性”自由太多，而要用中国改革前的“几十年传统”来矫正之，双方都为改革设置了误区，或者用何清涟的话说：为中国的现代化设置了“陷阱”。

据说这两批朋友尤其是其中一些经济学界的朋友颇不以何清涟的这本书为然，认为她做的只是下里巴人的“小学问”，而他们做的才是阳春白雪的大学问。的确，我相信一些朋友对现代经济学经典读得比何清涟多，他们写的书也很高深，圈子外的人难得读懂。而何清涟的这本书不仅好读，并且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没读过也可以感觉到有那么些事”，它“只是使我的感觉有了个可以正式引证的出处”。然而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对这些谁都可以“感觉到”的事态人们为什么如此麻木？

何清涟本人曾明确表示这本书并非专为圈内人士所写，而是面向社会的呼吁，因此没有采用经院式的表述。这当然不是说经院式的研究没有价值。其实一向不是有许多人文学者批评主流经济学为“奏折派”，指其太重功利，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经院”气么？平心而论，平民派也好，“奏折派”也好，相对于“纯学术”的经院式“大学问”而言都可能被称为“小学问”。然而学问无所谓大小，却需要论真伪。夫“学问”者，“学”以解“问”也。其“问”既伪，其学岂能为真？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而如今的某些经济学著述之缺陷，还不在于其太“经院化”或是太“奏折化”，不在于其学问之大小，而在于其回避真问题，热炒伪问题，因而便难免伪学问之讥。所谓“有学问的无知”，所谓“学术泡沫”，所谓“屠龙术”，所谓“皇帝的新衣”，即此之谓也。

这种“伪学问”的例子如今随处可见。例如一位朋友近日撰文称：在产权改革中处理产权不明晰的国有（公有）资产并使之量化到个人的办法不外乎“卖”与“分”两大类。他认为这二者在总进程的最终结果上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卖”是一种“双方交易”，而“分”则是一项“公共决策”。在他看来，“公共决策”的“交易成本”要大于“双方交易”，因此其结论是：“分”不如“卖”。

这个说法的逻辑混乱是一望可知的：说“分”是一种“公共决策”就暗含一个逻辑前提，即这些资产在被“分”之前是属于“公共”的，否则“公共”有何权利参与“决策”？然而这个前提若成立，“卖”还能说就是“双方交易”么？既然资产属于“公共”，凭什么一“方”（这里显然是指改制前的资产控制者）就可以不征求“公共”意见并取得授权便任意把资产“卖”给另一“方”？反过来说，把“卖”说成是“双方交易”也暗含着逻辑前提，即资产在“卖”之前是属于一“方”的（而这一“方”显然不是指“公共”），因此这一“方”才有权与另一“方”做交易。而“公共”无权对此说三道四。但这一前提若成立，“分”为什么就成了“公共决策”呢？难道有权“卖”资产的那一“方”不也完全可以私“分”这些资产么？而在这种情况下何止无须“公共决策”，连“双方”也不必劳驾，“一方”拍板足矣。这样的“交易成本”岂不是比讨价还价的“双方”行为更小么？

显然，问题根本不在于“分还是卖”，而在于产权改革本身究竟是“公共”的事还是“双方”（在买方即原控制人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一方”）的事，而这又关系到把存量资产看成是“公共”的还是“一方”的资产。该文作者想说的实际上也不是“扬卖抑分”，而是借“卖还是分”这个伪问题，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理由，反对“公共决策”而倡导“双方交易”，亦即反对民主私有化而倡导权贵私有化。这是交易成本理论（包括科斯定理）被我国一些赶时髦的学者曲解与误用的例子。其实交易成本理论只适用于已确定的交易方之间的交易过程，而不能用于交易方的确定。而在实践中，“公共决策”成本一定高于“双方交易”的说法更是毫无根据。农村大包干就是一场交易成本极低的成功改革，它恰恰是通过典型的“公共决策”（小岗村那18个农民按手印的“生死文书”就是明证）实现的。如果换个搞法，把全村土地交给村长去“双方（或单方）交易”，那“成本”小得了吗？

事实上，由“双方”（或一“方”）私下处理公共资产（不管是“卖”是“分”）都会造成弊端。我国当前产权改革中应防止的两种扭曲：有“油水”时强调领导持大股，“烂摊子”中强制职工掏钱补窟窿，都与此有关。而只要把改革看成“公共”的事业，就很难说“卖”的交易成本一定低于“分”。在波兰，许多国企的拍卖方案都几经周折才获得工会的认可，“分”便成了更易行的方案，哪怕初始分配后再在市场基础上实现股权集中。在我国，因产权交易中的黑箱操作引起反对、导致纠纷而使企业损失惨重的例子也不鲜见。在国外，“二战”后初期占领当局在日本解散财阀后实行的分配性质的“证券民主化”也是成功之例，它对日本战后经济改造与经济起飞起了远比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儒家传统”（更不要说《鞍钢宪法》）的影响更大的作用。

何清涟曾批评一部分经济学者缺少人文关怀，我认为这个批评很有道理。但这一提法容易被纳入那种“人文精神与科学主义之冲突”的“后现代话语”中去。（何书的大陆版被改名为《现代化的陷阱》也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尽管实际上这并非出自她的意愿）而如今也确实有许多人文学者对部分经济学者标榜客观主义、逻辑至上、价值中立的“科学”态度表示不满。但实际上，正如中国当前缺少平等并非由于自由太多、效率不高并非由于公平过剩一样，中国目前的人文精神之缺乏也不是因为科学精神过剩而造成。中国当前的某些经济学著述虽然因其公式、模型的堆砌而在形式上“科学”得骇人，实际上在客观经验的认定与逻辑上的自给方面都有严重缺陷。仅以上述那位朋友关于要“双方交易”而不要“公共决策”的高论及其对“交易成本”理论的理解而言，我不敢说他在道义上如何，但可以肯定他在形式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的态度，恐怕不仅仅是为了给经济学引入人文关怀，而且也是为了给经济学引入真正的科学精神。

一些前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史说到底，就是个先依仗强权化私为公，后依仗强权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过程。老实说，我至今仍然认为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是这类国家经济学界至今未能逾越的高峰。因为这两本书正是以“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为全部分析的基础，毫不掩饰地系统论证了“依仗强权化私为公”的建构机制。他们当时在道义上与学理上的双重自信是此后这类国家的主流学者再难企及的。因为自信，所以他们也就能够抓住真问题，做出真学问——当然，“真问题”未必能导出正确的答案，“真学问”更不等于真理。由于“过渡”的方向本身有问题，他们的答案自然也就完全错了。但他们毕竟不像后来的人那样回避真问题，而只在对伪问题的炒作中建构伪学问。反观如今我们以“过渡”、“转轨”为题的经济学著述也很不少了，但有哪本能像他们那样自信、那样切人主题、直奔实质、坦率地谈论“原始积累”问题？

而这，也正是我推崇何书的理由所在。虽然何书中的一些观点我认为仍值得商榷。例如她认为中国的原始积累过程已经完成，其本意是说中国的财富集中程度已经很高，已经达到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程度。对这一本意我并不想质疑，但问题在于“原始积累”这一概念有其特指含义，它并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财富集中或资本集中。（参见拙文《拒绝原始积累》，《读书》1998年第1期。）概言之，“原始积累”意味着凭权力积累，说它已经完成就意味着已经结束了凭权力积累的状态而进入了规范化的市场积累阶段，结束了权钱关系而只限于通过等价交换形式取得剩余价值。但这不仅与何君的其他一些论断相矛盾，就从何书所述的事实来看，也并非如此。再如，她认为目前的许多弊病源于“市场万能论”，她的本意是说除市场以外还应该搞政治改革。但“市场万能论”本是与国家万能论而非与政治改革相对的，而何书既然并不倡导国家主义，批“市场万能”就有些离题，从她对“东亚模式”的否定态度看，她针对的实际应该是“新权威主义”。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在谈真问题、做真学问方面，还是很值得注意的。

（原载《读书》1998年第6期）

产权改革要体现社会公正

——对《十字路口看乡企》一文的评论

我们关于乡镇企业产权改革问题的社会调查反映了许多重要问题，这类问题当然不限于乡企改革，国企改革中类似的问题恐怕不会少于乡企。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如何解决这种种问题呢？很值得人们议一议。

如我们的调查所揭示的，产权改革中的分类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权力统治着财产”、“权力捉弄财产”。而这也正是改革前旧体制的根本问题。没有“权力捉弄财产”的旧体制，就不会有产权改革中“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问题。因此产权改革中的问题当然不能用延续（更不用说恢复）旧体制的办法来解决。迄今为止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价格双轨制下化公利为私利的弊端只能通过“价格并轨”即价格市场化来求得解决。那么同样，如今在“产权双轨制”下化公产为私产的弊端也只能通过“产权并轨”即产权市场化来解决。因此继续推进产权改革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但只讲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甚至觉得，在如今的中国，关于改革与保守、渐进与激进、“左”与“右”之类的讨论已经与“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讨论一样逐渐变成了“伪问题”。我们的大量论著在详细地论证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优越，我们的改革经济学成果丰硕，从高度技术化了的一个个数学模型到专业圈以外老少咸宜的关于改革的“文化背景”分析与“拯救文明”计划……这些论述无疑很有价值。可是如果我们回避了某些“常识”，这些丰富成果就难免会招来“学术泡沫”、“有学问的无知”之讥。这些常识是不难理解的：

——当一个宗法式大家庭难以为继之时，人们可能为要不要“分家”而争论。但真正可能使矛盾激化到打官司或动武的却多半不是“要否分家”之争，而是“如何分家”之争。尽管后一种争论似乎没有前一种那样富有“理论意义”，争执的双方也无所谓“改革”与“保守”之别（这里并无旧式大家庭的维护者），但它对未来的影响却比“要否分家”之争更大：倘若不管公正原则而任由家长独霸家产并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家门，那将有怎样的后果？

——文化决定论者往往假定有这么两种“文化”或“传统”：一种使人成为天生的个性活跃者，喜欢竞争与自由；另一种使人成为天生的共同体成员，留恋受保护的和谐生活。然而世间真有这样的“文化动物”吗？在中国改革中，农民乐于摆脱人民公社，而工人则不愿在国企改革中两手空空地“下岗”，这并非他们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传统”：倘若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把全村土地宣布为队长、书记的私人庄园，试想农民能接受这样的改革吗？如今有些论著往往喜欢指责群众囿于“传统观念”、“思维定势”而缺乏对变革的“心理承受能力”。然而事实是：人们在某些情况下追求自由竞争，在另一些情况下寻求庇护，这些选择并不是以“文化”取向，而是以现实过程中的利害关系为依据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民对真正公平的竞争绝不乏“承受力”，而对于另外一类“竞争”，有什么理由要人民去“承受”呢？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如今理论界在“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两者的关系上讲了许多话。所有的人都同意只有竞争或只有干预都不行，关键似乎只在于在这两者间寻找一个“度”。然而这里又回避了一个“常识”：如果某种“竞争”的结果使人们觉得“过分”，那么可能是这种竞争太“自由”了，但也可能是这种竞争“起点”就太不公平。于是在“为了鼓励竞争而放任不平等”与“为了维护平等而限制竞争（即维护垄断）”之外完全可以有第三种选择，即为竞争寻找更公平的“起点”。历史证明：起点公平的竞争即使十分“自由”，其所能造成的结果不平等也不会比起点不公平而过程也不“自由”的竞争更大。西方人讲“竞争的限度”多而讲“竞争的起点”少（绝不是不讲），那是因为他们的市场竞争已历经几百年，“‘起点”早已无法追溯。而我们如今就在市场经济的起点上，只讲“限度”不讲“起点”的偏好却比人家更甚，这不是怪事吗？

理论分析与中外的实践都表明企业管理上的“民主治厂”大都是失败的。企业的决策应当由所有者或受所有者委托并对其负责的经营者作出，“大众参与”只能以不损害此种权利——责任规范为限。但是，由此绝不能导出所有者的产生过程也要排斥民主而实行“一长制”原则。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主对他的企业下达指令是天经地义的，但他之成为企业主却不是指令的结果。然而我们这里却往往看到相反的情形：在企业管理上宣传所谓“一人一票”的民主治厂原则（据说这是“股份合作制”的特征），同时产权明晰化过程却缺少民主监督机制。近年来在“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争论中，前者盛称“鞍钢宪法”式的“民主治厂”，后者则忽视产权改革中的民主与公正原则，这是令人奇怪的。

吴敬琏同志最近指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正加市场经济。而在产权改革中，社会公正就是要做到（至少是尽可能、相对地做到）起点平等、规则公平。一个企业的产权改革要多搞几套方案，包括转制方式（公司制、拍卖、租卖等等）及实施计划，征求各方面（包括工人及该企业所属社区居民）的意见，择优而行。不能搞“拍脑瓜转制”或以搞运动、定期限、下指标的办法推行，更不能黑箱操作、私相授受和“自卖自”。

实际操作中，“股份合作制”与“公司制”的区分是明显的。有人把它们都视为“股份制”似乎一时也难以苛求。但无论哪种股份化都要避免两种偏差：或者在有利可图的企业中硬性规定领导持大股，或者在亏、差企业中硬性规定全员入股，强迫工人出钱“补窟窿”。从原则上说，乡镇集体企业的存量资产属劳动集体所有（视其积累来源，该“集体”的内涵可以是社区内全体劳动者，或是本企业劳动者，也有“形式上的集体”即乡村“财政”的份额），这部分资产“量化到个人”并不是个赎买问题而是个分配问题，不应以此为由强迫职工出钱。国外近年产权改革中流行的“证券分配”方式如果说在一国范围内缺乏可行性，则在乡企改革涉及的社区范围内应属可行。至于增量资本，则应采取自由投资、谁投资谁持股的原则，既不应在内部搞摊派，在企业资金缺乏时也不应拘泥于“股份合作制原则”，拒绝外部投资。“经营者持大股”应该鼓励，但只能通过增量投资或在公平与自愿条件下向劳动集体成员（而不是向社区权力机关）收购存量股份的办法实现，而不能搞存量划拨或“指定购买”。对“穷庙富方丈”现象在转制时应加强审计，不能允许抽空了庙产的方丈一走了之。对转制前绩效显著的经营者应给予精神与物质奖励，但不能以此为理由形成“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特权。

企业拍卖（包括租卖）应注意以下三点。（1）规范资产评估、投标竞争诸环节，不能使之流于形式甚至连形式也没有。资产评估不能以承包时评估数充抵（因为承包不涉及产权转移，那时的评估一般都很草率），不宜对自然增值性资产（如房地产）实行“折旧”。资产评估不能与资产变现相脱节，以防止“先评估，后‘选购’”，即评估后购买者择肥而噬，把有变现能力的资产购走而留下无法变现的“不良资产”的现象。（2）政府对产权市场的调节应恰当，在当前产权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应当一方面扩大招标范围吸引潜在投资者，一方面控制拍卖规模，切忌一哄而上。不能搞反向调节，即一方面盲目增加拍卖供给，一方面又把需求限制在“小圈子”、“自己人”中，人为造成或加剧产权市场中的“买方优势”。（3）更重要的是：对转制收入（回收资金）的使用要加强民主监督。现行政策规定这些资金要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这不现实，而且事实上已流于空文。但一些地方出现与“卖地财政”类似的“卖厂财政”，则应制止。在转制的大方向下很难指望社区权力组织像过去那样作为生产性投资的主体，但更不能任其成为集体资产的挥霍者，用卖厂的钱来维持行政开支甚至扩大自身消费。除在条件允许时作为投资基金外，转制收入应用于社区公益性投资，尤其是转制阵痛时期的社会保障。在拍卖条件下，创造了存量积累的劳动集体成员既然无法得到“量化到个人”的股份，他们是有权从其劳动积累的转化形式中实现公益性效用的。

总而言之，产权改革中的社会公正原则就是转制过程中的公开、公正、合意性、竞争性、起点平等、规则公平。它不仅合乎正义与公道，而且也具有操作意义。当然，起点平等、规则公平就意味着制止“权力捉弄财产”的旧游戏规则，而这显然不是单纯经济改革所能实现的。以乡企转制而论，我们调查报告中所揭示的许多问题就根植于经济外原因，其解决有赖于乡村民主建设等政治改革议题。因此，我们讲的“宁可慢些，但要公正”，不能理解为单纯放慢产权改革速度，而应理解为改革必须配套，“单向突进”的产权改革思路应当反思。而这一点当然不限于乡企改革，对国企及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有意义。

（原载《改革》1997年第6期）

敲响公正的警钟

——秦晖访谈录之一

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转型时期，转型期的国家肯定有她独特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人们去关注和探讨。可是，我们的某些国人却习惯于把别的国家的问题拿到中国来“赶时髦”、“与国际接轨”，或者干脆把国外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糅合在一起作驴唇不对马嘴的嫁接，却唯独对自己周边实实在在出现的问题视而不见。社会公正问题大概应该算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范例”。近两年来，作为农民学家的秦晖对社会公正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再一次重新强调：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公平与效率”之争并不重要，不公正才是社会问题的真正症结，如果改革力量放弃了社会公正这面本应成为改革之魂的旗帜，日后势必要吞下难以下咽的苦果。

秦晖认为，公平与效率之争是引进外国的问题，本身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因为公平与效率之争实质上讲的是结果平等与自由竞争之争的问题，而我们在进入市场经济的时候，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结果平等的问题，而是起点平等和规则公平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公正问题。起点平等和规则公平是自由竞争的前提，如果说竞争是效率之母的话，那么作为竞争前提的社会公正也是效率之母。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不应该有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问题，而应该有的是在公正的基础上求效率的问题。人们始终有一个误解，把什么都归结为改革与否的问题，我们说不谈姓社姓资是一种思想解放，后来又说不谈姓公姓私也是一种思想解放。其实，不论是姓社姓资、姓公姓私都有一个公正与否的问题，即使公有制有优越性，我们也不能用一平二调的办法搞公有制。即使私有制是有效率的，我们也不能用以权谋私或原始积累的办法来搞。这就像一个宗法式大家庭，当它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最尖锐的斗争往往不是要不要分家的争论，而是如何分家的争论，分家不公正产生的矛盾要比要不要分家的争论厉害得多。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经从要不要分家的争论，到了如何分家的争论的时候了。这时还谈论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倒不是从少说多做的角度回避问题，而是因为这些问题确实已经不是社会关注的中心。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项改革措施能不能得到推行，推行的实际效果如何，主要是由改革本身的公正程度决定的，而不是由文化等其他因素决定。在我国农村改革过程中，我们的农民是主动放弃人民公社制度的，而在城市的企业改革中，企业内的工人从整体上说没有多大的积极性。我国工人和农民都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农民文化难道比城市文化更能契合于改革？显然不是，实际上不管是从接受外来信息的角度看，还是从受西方影响的程度角度看，农村都要比城市小得多，因此农民在改革中的主动精神从文化上解释不通。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之所以比工人更容易接受改革，是因为农民比工人穷，工人比较富不愿改，农民过不下去了愿意改，其实这种解释也不足以说明问题。农村瓦解人民公社的改革很快席卷了全国，包括一些很富裕的地区。而现在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有的职工甚至靠卖血为生，但他们仍然没有改革动力，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工人日子过得好就不愿改革了。实际上，人们对改革的接受程度具有明显的利益指向。农民和工人对待改革的态度上的差异有一个起码的背景：农村改革是起点平等，改革第一步是平分土地，每个人都得到了应有的一份，在进入市场时有一个能说得过去的起点。而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发生在穷庙富方丈的背景下，许多富方丈把庙都搞空了，再把工人撵出去，让他们下岗，或者让工人拿钱来填企业资金窟窿，工人对这种改革不感兴趣是必然的现象。退一步说，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改为农村某队长的私人庄园，把农民全部赶走或在庄园打工，这也是一种私有制的改革，也可以说是激进的或一步到位的，对此农民是不会支持的，农民肯定比现在的工人还要保守。因此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行和城市改革的难产，根本不是文化问题和人的贫富问题，而是改革是否公正的问题。

秦晖还进一步提醒说，不管是什么文化的国家，在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容易掉入反竞争的伪公平和不公平的伪竞争之间的恶性循环之中。所谓不公平的伪竞争，就是说一种竞争制度起点不平等，规则也不公平，机会被极少数人垄断，竞争对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这种竞争是虚伪的。这种伪竞争容易剌激社会上的反竞争思潮，这种思潮要求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赐予一种公平，当然这种赐予是排除一切竞争因素的。反竞争的公平又往往是伪公平，至少在被赐予公平者和赐予公平者之间谈不上任何平等可言。这种制度运行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危机，危机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一种对竞争的呼吁。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已经很集中了，对竞争的呼吁便又会产生新一轮的不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又容易产生一种民粹主义思潮，于是这种社会便会反反复复地出现不公平的伪竞争和反竞争的伪公平之间的循环。只有做到公平的竞争，做到社会公正，才能跳出这种循环的怪圈，跳出权贵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反复振荡，走上一条比较正常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也要注意这一点。

人们都喜欢谈论竞争的限度问题，即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之间取一个什么度的问题。其实竞争的起点问题比竞争的限度问题更加重要。人们往往都是这样一种思路：为了减少不平等，就限制一下竞争，不让竞争那么自由，或者反过来，为鼓励市场竞争，就必须放纵不平等，这种思路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结果不平等厉害到什么程度，不是取决于竞争是否自由，而是取决于竞争起点如何。这就像一场体育比赛，如果让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人们的速度虽然有快慢之差，但相互之间的距离肯定不会太大。反过来说，如果在比赛一开始起点就是不平等的，有些人一开始就站在终点线前，即使在比赛的过程中再照顾弱者，也会造成极端的不平等。20世纪70年代有人曾经搞过世界上70多个国家基尼系数的统计，结果发现美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还要低，甚至比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北欧国家还要低。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竞争早期阶段的起点有关。美国不像欧洲那样有封建遗产，有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不存在欧洲那种机会被少数人垄断、对大多数人无竞争机会可言的情况，也就是说美国的市场竞争比较好地做到了社会公正，所以美国的工人可能强烈地反对他们的雇主老板，但并不反对竞争，或者说他们反对资本家，但不反对资本主义。

企业改革要民主

——秦晖访谈录之二

秦晖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大规模推进的时候，有两种让人忧虑的现象：一种现象是如果企业有油水，就用行政方法强调经营者持大股，强调少数有特权者应该有垄断地位，有的地方甚至把这一点写进了法规文件。比如，一个地方的文件就说在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时候，要强调经营者持大股，在经营者中又强调企业法人代表持大股。还有一份文件的提法是要企业主要领导硬性持股，中层领导动员持股，企业工人自由持股。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现象更是无奇不有，有的地方甚至由企业出面贷款为领导购买股份。另一种现象是对于一些资不抵债，没有净资产甚至是负资产的企业，让工人出钱填窟窿，出现全员等额入股的趋势。有的地方甚至采取变相解雇工人的手法。有的企业两三年都发不出工资了，还让工人掏一万块钱，如果掏不出来就会被赶出企业大门，个别地方做得更过分，如果你不掏出这笔钱就按自动离职处理，连下岗待遇都不给你。按一般说法下岗人员还是有一些待遇的，或者有下岗工资，或者有就业的优先权。许多工人对此都怨声载道，他们都说交完这一万块钱后上面没有给我们任何承诺，甚至连不解雇我们的承诺都没有，也就是说交了这一万块钱后，只换来这一次不下岗，这一万块钱用完了企业是不是就能救活呢？以后是不是就不会下岗了呢？谁能保证交的这一万块钱不又是打水漂呢？这些情况都不知道就强迫工人交钱，这是很糟糕的现象。企业的改革，不管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是乡镇企业改革，都不能以甩包袱作为它的出发点，而应该强调下面几个基本原则：

管理改革要集中，产权改革要民主。在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所有者对自己的企业发号施令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个人之所以是所有者，并不是发号施令的结果，也就是说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当上所有者的，而是有一个市场竞争的创业过程。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企业，所谓民主治厂都还是一种理想，都很难完全实现。现在有的人津津乐道于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与管理等等，在最近一轮的改革中又有股份合作制的一人一票原则，强调每个人在企业管理中都有平等权利，其实这些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落实的。企业的管理可以实行“一长制”，但产权改革绝不能实行“一长制”。现在的公有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都是大家的劳动积累，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说给谁就给谁，这是不能成立的。你成了所有者，在管理上当然可以搞集中，但你成为所有者不能通过权力的途径来实现。我们的理论界有一种让人忧虑的现象，恰恰和上述原则相反，一些人主张在管理改革上要“民主”，另一些人则要在产权改革上讲“集中”。包括近来的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之争实际上是走向了怪圈。强调经济民主的人拼命讲一人一票、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另一些为官僚资本辩护的人、为原始积累辩护的思潮，主张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产权明晰了就是好猫，无论是什么手段，只要把产权落到了个人手里就算。这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产权改革和管理改革是不一样的，管理改革不能过分地讲民主，但产权改革是要讲民主的。

增量投资要自由，存量转换要公平。所谓增量投资要自由，就是谁愿投资谁投资，现在有人强调股份合作制原则，就是对外要排斥外来股，对内实行强迫增量投资，这是不对的。企业存量资产的转换要强调公平原则，存量资产是通过大家的劳动积累起来的资产，这一部分资产量化到个人，使这一部分产权明晰化，这种量化从理论上说是一个分配过程，而不是赎买过程。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工人只有掏钱才能成为企业主人，他们的主人翁身份是需要赎买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产权改革的第一步应当是把产权交给最应该得到它的人，而不是最会利用它的人。那种认为谁是天生的管理人才，企业就理所当然归他所有的想法是不行的。这既有道义上的原因，也有经济学上的原因。道义上的原因比较好理解，公有资产是大家的劳动积累，这和无主资产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国有资产是无主资产，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国有资产的权责利关系没有理顺，找不到对国有资产负责的人，国有资产所有者虚位，但这种虚位绝对不是天上掉馅饼，掉到谁的脚下就归谁所有。对公有资产的积累作出贡献的，对公有资产的积累就有天然的权利，这是道义上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经济学上的原因，究竟谁是最会利用资产的人，从理论上说是只有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才能看得出的问题，不可能用行政手段辨认谁是最会利用资产的人。承包制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觉得你是最会办企业的，就把企业交给你了，这是承包制的一个出发点。这样搞的结果就是穷庙富方丈，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承包制下产权问题没解决，造成经营者的行为扭曲，这种理论是用来批判承包制的。问题在于我们就是在经营者行为扭曲的背景下进入产权改革的，事先就无法知道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扭曲，他的表现应该如何。现在如果我们还是一开始就把企业交给所谓“最有能力经营企业”的人，就会重蹈承包制的覆辙。所以，产权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把资产交给最应该得到它的人，对资产积累有贡献的人，而不是最会利用它的人（这一步体现起点平等）；第二步是在市场竞争规则的作用下，使产权向最会利用它的人转移（这一步体现规则公平）。这实际上是所有进行产权改革的国家，不管是苏东的前计划经济国家，还是西方搞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国家，都不能忽视的原则。用捷克前总理克劳斯的话说，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步是通过证券私有化、大众私有化（即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的所有者，第二步是通过市场竞争中的规则平等原则找到最终的所有者。他讲的最初的所有者和最终的所有者，就是最应该得到资产的人和最会利用资产的人。

“证券民主化”的反思

——秦晖访谈录之三

秦晖认为，在企业改革方案的设计中，不管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有一种已是共识的看法，即对证券分配方式全盘否定。比如认为俄罗斯搞私有化证券，结果弄得一团糟。对俄罗斯改革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即便俄罗斯改革是失败的，对证券私有化如何评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苏东国家中，搞证券私有化的典型不是俄罗斯，而是捷克。捷克国有企业改革是搞得相当成功的，在苏东转轨国家中付出的代价也是最小的。近年来，在苏东国家中几乎都出现了左派复兴的趋势，许多最初的执政者因为老百姓的不满都下台了，重新执政的是前共产党人。而捷克虽然具有很深的左派传统，但却是这些国家中几乎唯一的一个没有出现左派重新掌权的国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捷克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比较好地体现了社会公正，虽然人民也有不满，但这种不满还没有达到将政权推翻的地步。我们现在一讲到证券分配方式，就只讲俄罗斯的失败，不讲捷克的成功，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从更广泛的眼光来看，证券分配方式不能说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首创。非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的过程中也有证券分配的做法，只是数量比较小。但也有数量比较大的，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日本的证券民主化。日本战前的法西斯经济是一种财阀经济，有一些和日本军部保持密切联系的大财阀，像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这些财阀对发动战争负有直接责任。所以日本战后在取消财阀的时候，对财阀的处理是先由占领军的军政府接管过来，然后实行证券民主化，这是一种类似证券分配的方式。证券民主化对建立日本战后的市场经济体制起了很大的作用。证券民主化是否成功当然有非议，有人认为它是失败的，失败的表现是分配在老百姓手中的股份，后来又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证券民主化造成的人人持股局面没能长久保持，就发生了进一步的集中。从这一个角度看，特别是在左派看来，证券民主化是失败的。但如果就解决从财阀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来说，证券民主化是非常有效、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可以说没有当初的证券民主化，就没有日后的日本模式。有人津津乐道于日本模式之所以比欧美模式更进步，日本之所以搞得好，是学习了孔夫子，学了鞍钢宪法，搞了经济民主，搞了儒家资本主义。现在日本经济出了问题，有人就哑了。其实日本经济的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些“东亚特征”上，而日本经济的活力，倒是与1945年后的改革分不开的。证券民主化的经验，我们说国有企业改革有值得借鉴吸取的地方，虽然说日本的财阀资本和我们的国有资本不是一回事，这两者也确实有一定的可比性。财阀资本是和国家政权有密切联系的垄断资本，如果说财阀资本原来不是国有资本的话，在被占领军接管后，就成了国有资本了。

人们对证券分配方式的批评从学理上也是不能成立的。第一种批评意见认为这是极右的理论，是休克疗法，是西方经济学家炮制的自由主义理论。其实，萨克斯等人提出的改革方案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方案，即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双紧缩达到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平衡，这和国有经济改革的具体方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现实生活中，证券分配方式虽然在一些国家中是右派提出来的，但也有很多国家是左派提出来的，甚至是由左派提出、右派反对的，保加利亚的情况就是这样。西方国家的许多左派理论家在改造经济的问题上也有证券民主化思潮，比如美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左派理论家罗默提出要搞人民资本主义、证券社会主义，其实和东欧国家搞的证券分配方式就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说证券分配方式是一种右派理论。恰恰相反，如果真正从理论形态分析的话，证券分配方式应当说和国外的左派思潮有更深的渊源。比如西方的新左派比较强调方式，即雇员持股方案，就和证券分配方式有密切联系。说到底，起点平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在西方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分歧的。

第二种批评是说证券分配方式有很多毛病，其实他们说的这些毛病是互相矛盾的，并且有互相抵消的趋向。比如说有人认为证券分配方案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股权极度分散，缺少一个控股阶层。即对企业资产真正负责的阶层。同时又有人认为股权分散是虚伪的，用不了多长时间股权在市场上又会重新集中，小股东的股份重新集中到少数大股东手里。非常奇怪的是有人甚至将这两种理由同时排列在一篇文章之中。其实这两种理由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股权极度分散就谈不上不公平的问题。而如果证券分配的结果是集中到部分人手里，就不存在管理发生困难的问题。这两种呼声同时存在，倒是从相反的方面说明了证券分配方式可以达到克劳斯所讲的那种过程，即通过起点平等找到最初的所有者，通过规则公平找到最终的所有者，从而比较好地做到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的统一。

第三种批评是说证券分配方式会造成通货膨胀。这种批评最没道理，是缺少经济学常识的指责。证券分配不会带来广义货币的增加，它和通货膨胀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们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和证券私有化有关系，从实证的角度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在改革过程中通胀问题最少的国家是捷克，而捷克恰恰是搞证券分配方式最彻底的国家。

因此，我们在设计改革思路的时候，不能先入为主地把证券分配方式排除在外，对证券分配方式的否定实际上是对起点平等的否定。在企业改革中，经营者持大股不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实现，也不能通过存量划拨、指定购买的方式来实现。现在经营者持大股有的是通过购买的方式实现的，但不是向股份化后的小股东购买的，而是直接向权力机关购买的，搞黑箱操作、黑箱交易，如果这种做法成为唯一的做法将很成问题。其实，不管是前苏东计划经济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没有在政府法规中公然提出权势者占大股的要求，在我国出现这个问题令人吃惊。当然，对证券分配方式如何具体操作是可以商量的问题，如果说对中央所属的国有资产在全国范围内搞证券分配，在技术上存在很多困难的话，那么对于地方性国有资产，尤其是社区所有的资产，在证券分配的问题上并不存在操作问题。话又说回来，证券分配方式也不是万能灵药，不是能够解决产权问题的唯一方案，在任何国家证券分配方案都是和其他方案并用的，将之绝对化也是不行的。但我们现在存在的主要是另一种绝对化，即全盘否定证券分配的问题。

1. 见本书：《“原始积累”与转型期政治经济学》第二部分。

2. 《十字路口看乡企》，《改革》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

3. 以下3篇是《改革内参》记者塞疆对本书作者秦晖的访谈录，分别刊载于《改革内参》1998年第5、6、7期。

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秦晖著：东方出版社，201210

ISBN978-7-5060-5539-0

I①市…II①秦…III①中国经济史-文集IV①F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8098号

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

秦晖　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次：2012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10mm×1000mm1/16

印张：2025

字数：266千字

印数：1—6,000册

定价：42.00元

制作信息

排版制作：JinE（精益）制作组

（wwwjebookorg）

排版样式：JinE精益样式001（2013-07-31）

制作版本：1.0

制作时间：2014年4月18日

更新时间：2014年4月18日

制作软件：JutohV1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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