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者天生是行者:“铁脚记者”向泽映行走新闻作品集/向泽映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ISBN 978-7-02-017131-6

Ⅰ. ①记… Ⅱ. ①向… Ⅲ.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73203号

责任编辑　王永洪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56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25　插页3

版　　次　2022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22 年5 月第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7131-6

定　　价　78. 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一部新闻“走转改”的鲜活范本（代序）

吴昊

向泽映之所以成为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和他近三十年来始终坚持“不泡机关跑基层，不蹲会场走现场”的新闻理念分不开，也和他持之以恒“望闻问切写民生，脚板底下出新闻”的行动分不开。“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向泽映的坚持，带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走转改”蔚然成风，引领身边一大批“田坎记者”“巷子记者”卓然成才。从这个意义上说，即将结集出版的《记者天生是行者》，无疑是一部为新闻后生们现身说法的生动教材。

先说“走”。重庆是一个大城市带大农村，那么“走基层”便是新闻记者的“天职”，而《记者天生是行者》正是一部靠双脚“走出来”的乡土新闻作品集，书中选编收录了《渝郊万里行》《千里走乌江》《峡江行》《贵州高原纪行》《灾区纪行》以及《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系列、《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系列、《目击震灾区》系列……作者坚持深入边区、山区、库区、灾区、穷区，走遍千山万水，到艰苦地区抓“活鱼”，虽然“走”得艰辛却也极其丰富，走出了精彩。其中以《渝郊万里行》为例，作者以永川县朱沱区为起点，以九龙坡区九龙乡为终点，沿重庆市远郊、中郊、近郊环绕三圈，历时两年左右，穿越二十一个区县，七百多个乡，行程达七千五百公里，写了九十多篇稿件，系统地介绍了农村改革的情况和渝郊乡镇风貌，提出了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他的报道语言通俗、生动，富有乡土气息，受到读者的欢迎。阅读这些新闻作品，配以行走手绘地图，可谓一乡一村一世界，串联起来，就是农村扶贫创富发展历史的全景式新闻见证。

再说“转”。不知从何时起，新闻界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记者成了“领导”，采访变成了“指导”，“上山下乡”的少了，“遥控指挥”的多了，这实乃一大隐忧。搞新闻工作，本是件“吃苦受累”的职业，它要求记者具备过硬的采访作风，坚忍的意志品质，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这一切，仅靠从书本里“取经”，在办公室里“打坐”，是断难修成“正果”的。而走基层必然带来“作风”的转变。只有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捕捉基层闪光点，才能采写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新闻；只有诚实守信，才会扛得住压力、经得住诱惑，依据新闻事实讲真话、讲实话，做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

写报道如“沙里淘金”，而《朱沱欣逢“淘金热”》，却又被水推浪涌降温，淹没了；记者呼唤《肥！肥！肥！》，而真正的“肥水”却从歪门邪道“流入了外人田”；中心城市的霞光已辐射全国，亿元乡的金牌早已打到国外，然而，同属重庆市域的跃龙乡的实况却是“书记在角角头，牌子在边边头，厨房在偏偏头，饮水在田凼头，赶车在街尽头”，贫穷落后得令人皱眉头，作者感同身受。虽然这里合同上的“疙瘩”解开了，虽然“一个家庭等于一个工厂”，虽然“‘旱鸭子’变成了‘龙王爷’”，但毕竟更多的是“风波未休”“土瘠地瘦”，修了水库“倒了灶”，“九锅箐呼救”“新经济联合体离婚”“守着锅边缺饭吃”“沼气蔫了气”，煮不熟饭饿着肚子……作者历经千辛万苦，深入调查发现真相；想尽千方百计，转变作风为民纾困解难；排除千难万险，在摸爬滚打中磨炼意志，几乎每篇新闻都在激情中起笔，在激情中完成；笔走“老少边穷”，像写情书那样写新闻，写山写水如一幅画，写人写事如一首诗，写问题、揭矛盾如一团火，写情况、写经验如一支歌。总之，区县乡村那些事，事事挂心头。一部《记者天生是行者》，完整展现了“老少边穷”地区农村扶贫创富的故事。

最后说“改”。《记者天生是行者》中展现出来的真实、朴实、平实的文风，恰恰发端于“走转改”，契合于“三贴近”。因为作者坚信，最优雅的写作是最简朴的写作，如果稿件写得只有一部分读者才能读懂那就是记者的失败与失职，优秀的乡土新闻应当是通俗、朴素、平易近人的作品。读《记者天生是行者》，你会发现这些新闻都有一种非常鲜明的“乡土味”——描述生动，道理通俗，语言朴素。

比如，《从“旱鸭子”到“龙王爷”》：一条新信息牵动了聂少忠的中枢神经：鸭种紧缺！他开始和外地的种鸭场联系，可得到的答复是：“你是你，我是我，鸭子不跟鸡打伙。”恰在这时，一位姓梁的老师傅主动找上门来，愿意同他联办一个孵抱加工房。妙极了，聂少忠求之不得，一拍即合。作者总结道：用信贷方式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不能不说是“半天云上耍拳足——高招”。一个歇后语，画龙点睛……

比如,《龙水区的“满天飞”》：龙水小五金，古今有名。“满天飞”，购销员的别称：“购销员，满天飞，打得粗，吃得亏，今天跑陕西，明日过安徽，买卖活如水，票子起堆堆。”一首民谣，生动勾勒出购销员的经营生活状况。

比如，《私挖乱采缘何成风》：私办煤窑每年有一万吨左右的原煤强运出境，什么工商税呀、所得税呀、管理费呀，明说，一个子儿不交。“私挖乱采无罪，一不上税，二不缴费，三不拿钱换外汇。”作者用一首顺口溜，就简明描述了“私挖乱采成风”的问题。

又比如，《“鬼话”连篇话鬼城》：“屙屎不生蛆，鬼都不下蛋。”“鬼城幽都”就这样衰败下去？丰都人就这样一直穷下去？丰都人从香客络绎不绝前来还愿这一现象中获得启示：何不打打“鬼”的主意，做做“鬼”的文章。李明安倒真是个“鬼才”，一出山就看准“鬼”资源，开发“鬼玩意儿”。此外，丰都人还弄出不少“鬼名堂”。办会惹“鬼”，让“鬼”推磨，借“鬼”招财——“鬼城”人，真鬼！……作者抓住一个“鬼”字生发丰富联想，妙趣横生。

作者深知，农民从不偏爱酸溜溜、文绉绉的洋腔洋调，更不欢迎干巴巴、硬邦邦的官腔官调。因此《记者天生是行者》少用或不用专业名词、文件语言，而丰富贴切的谚语、生动形象的俗语、妙趣横生的歇后语，书中可以随手拈来，这不仅大大增强了新闻的可读性、通俗性和贴近性，更重要的是，作者独特的“山药蛋式”的新闻风格由此形成。无疑，这种打上鲜明个性的语言功力是作者向农民借来的，此乃“口语化的胜利”。

吴昊，重庆籍作家，资深传媒人，高级编辑。曾任《商界》杂志社主编、《西藏旅游》杂志总编。本文是他专门研究向泽映“行走新闻”作品的系列评论之一,原刊于《重庆晚报》。

- 贵州高原纪行

- 贵阳城里的“土八路”

- 石板房村印象

- 春风又绿黔东南

- 风景这边独好

- 农民兄弟的兄弟

- 醉访酒乡

- 走出“夜郎国”

- 渝郊万里行（节选）

- 朱沱欣逢“淘金热”

- 肥！肥！肥！

- “疙瘩”出在合同上

- 从“旱鸭子”到“龙王爷”

- 龙水区的“满天飞”

- 加工生财道道多

- 宝顶人的旅游学

- 向阳花木早逢春

- 湖畔风波何时休

- 家家有本致富经

- 统分握手之后

- 柏梓有条“农民街”

- 夏访“桃花源”

- 土地，正向能手集中

- 走笔华蓥山

- 私挖乱采缘何成风

- 偏岩粮市变迁记

- 集约养殖鱼满箱

- “包老头”宝刀未老

- 旅游风吹皱长寿湖

- 旱路不通走水路

- 丰盛场边界贸易速记

- 小水电，多乎哉？

- “绿林好汉”闹荒山

- 巧绘“山水画”活念“草木经”

- 依样画葫芦

- 放长线，钓大鱼

- 竞争，看谁厉害

- 剥笋式开发

- 稻花香里说丰年

- （一）

- （二）

- （三）

- 走进贫困山区

- 为何守着锅边缺饭吃？——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一

- 走出家门牵“金牛” ——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二

- 扶贫企业要扶一扶——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三

- 知否？知否？吴家土瘠地瘦——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四

- 板桥新村的喜与忧——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五

- 一个家庭等于一个工厂

- 土偏方医穷病

- 治穷当治心 扶贫先扶志

- 九锅箐呼救！

- 周转金怎么不“转”了？——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一）

- 科技扶贫重在科学——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二）

- 良种不“良”

- 养殖难“养”

- 加工无“功”

- 贫在深山有远亲——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三）

- “财神爷”进山“穷光蛋”出头

- 炼钢的去帮烤魔芋的

- 给铝线，还要给人才

- 草茂林丰美，惜少马牛羊——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四）

- 重走洪灾区

- 其乐也融融

- 哈哈，睡着了还想笑

- 娶亲的娶亲，嫁女的嫁女

- 好看，好看，像个大姑娘

- 洪水浑浊“衙门”清

- 穷则变，变则通

- “御临”新传

- “草鞋书记”病倒了

- “钦差大臣”下黄印

- 复归自然

- 车到山前必有路

- 赶集三汇镇

- “太岁”头上莫乱动

- “改”为上计

- 借问瘟神何处往

- 吃一堑，长一智

- 风声雨声读书声

- 风声？雨声？啊，是读书声——

- 峡江行（节选）

- 而今迈步从头越

- 农业大县工业梦

- “鬼话”连篇话鬼城

- “鬼文化”·“鬼地方”

- “鬼主意”·“鬼点子”

- “鬼玩意儿”·“鬼名堂”

- “鬼把戏”·“鬼门开”

- 兔子尾巴变长了

- 万州才子出忠州

- 打牌就要打名牌

- 龙宝是龙不是虫

- 五桥通四方

- 天城的事当天办

- 一条江系两云阳

- 开明、开放、开发

- 开放，撞开山门出夔门

- 开发，富了帅乡老百姓

- 风吹草低见牛羊

- 剪却崎岖蜀道平

- 洞开夔门弄商潮

- 人比巫山高

- 目击震灾区

- 突进平武

- 平武告急：绵阳副市长冒死夜探灾情

- 十万火急：强渡涪江争取救援时间

- 调集兵马：重庆消防入川救援

- 爆破，在“5·12”大地震之后……

- 破楼挡道

- 紧急搜寻

- 依依难舍

- 救灾，也算我一个！

- 乡村医生的“全天候”

- 商店老板兼救助员

- 瓦厂经理的自救行动

- 什邡：灾后第六天

- “寻亲墙”上的希望

- “寻亲墙”

- 志愿者老卢

- 艰辛寻亲路

- 都江堰保卫战

- 一切从头再来

- 从头再来 废墟上开始新生活

- 抢收庄稼 能抢多少是多少

- 灾区互救 免费送菜给重灾群众

- 飘扬的“红丝带”

- 特殊的医生

- 我是一个兵

- 老乡见老乡

- 秀才遇到兵

- 千里走乌江（节选）

- 洞天福地活水来

- 毕节：从试验到经验

- 屯堡犹存大明风

- 四在农家，好在农家

- 信用比金子还值钱

- 千里乌江第一镇

- 息烽：红色旅游烽火不息

- 夜宿瓮安话平安

- 品牌·名牌·王牌

- 点石成金发石财

- 在这里，乌江何以变“污江”？

- 相同印江，不同印象

- 乌江天险重飞渡

- 鱼儿离不开水

- 擒龙伏虎锁大江

- 响起了船工的号子

- 夹皮沟里的园区梦

- 埋在地心的红色记忆

- 鱼庄山庄唱对台

- 北美行记

- “天使之城”的中国天使

- 重庆遇上西雅图

- 华盛顿：我有一个梦想

- 站在世界的十字路口

- 多伦多有个“家”

- 别了，温哥华

- 老山行——江津县慰问团劳军见闻录

- 众里寻家千百度，蓦然回首，

- 亲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 怕死？怕死不革命！脑袋掉了，不过碗口大块疤

-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行走新闻”创作谈

- 我怎样作“万里行”

- 记者天生是行者

- 越是深入越见奇

- 横看成岭侧成峰

- 写情书样写通讯

- 我以我笔著我文

- 不薄今人爱古人

- 考察去来道短长

- 一万五千里长征

- 一年半载修炼

- 一两点遗憾

- 旅行采访与记者成才

- 附录

- 向泽映：记者天生是行者

- 巴蜀“故事迷”走上新闻路

- 记者天生是行者

- 痴迷“行走新闻”

- “五千”精神访“五区”

- 总编辑首先是“总记者”

- 一双铁脚走万里——回忆《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向泽映的“渝郊万里行”

- 贵州行的“启发” 家乡七县步行“演练” 铁脚板准备就绪背包带伞出发

- 远郊、中郊、近郊，绕行重庆三圈 铁脚板用脚走出一万五千里

- “这是重庆的一部改革赋一部市情录” 铁脚板用脚走出新闻的重庆价值

- 从“一个万里行”到“六个万里行” “铁脚记者”一双永远的铁脚

- 优秀旅行记者是怎样“炼”成的——中国第13届长江韬奋奖获奖者向泽映成才路径试析

- 一 为什么选择旅行报道

- 二 旅行报道“五炼”催生记者成才

贵州高原纪行

贵阳城里的“土八路”

贵州，在外地人看来，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山僻野。但越来越多的人正改变着这种观念，认为那里山清水秀，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是一块金不换的“风水宝地”。那么，贵州的现实面目究竟怎样？带着这一问号，记者随中华全国农民报系统组织的赴黔采访团，开始了为期半月的贵州之行。

贵阳的早晨并不宁静。天刚亮，成群结队的农民便赶车的赶车，挑担的挑担，从四面八方拥进城里。不一会儿，所有的大街小巷都热闹起来，到处响着生意人的吆喝声。

“老师，需要搬行李吗？”我刚出车站，一位农民打扮的中年男子，手拿扁担，站在我面前。我赶忙说：“不必了，谢谢！”

“同志，旅途辛苦了，揩揩汗吧。”这是姑娘的声音，十分热情。我一看，在她身边端端正正地放着五六个新面盆，盆里盛着热气腾腾的洗脸水。我接过毛巾和香皂，三下五除二，洗了个痛快。当我站起身正准备付款时，这才发现，其余的面盆已被顾客“抢”了个精光。姑娘告诉我，她家就住在城郊，每天早晨都来这里卖热水，每盆收费一毛钱。

这时，几位农民挑着新鲜蔬菜，说说笑笑地拐进侧边的小街。出于好奇，我紧步跟了上去。一打听，才知前面就是飞机坝贸易市场。我顺着街道向前张望，只见高低错落的货摊像长龙似的延伸着；货摊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农副产品。最忙的要数守摊的卖主，他们时而像演戏一样地比画着手势，时而又高声地和顾客讨价还价。据市场管理人员介绍，这个贸易市场十分活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民来这里做买卖，成交额可达数万元。他说，像这样的集市，全市有好几十处。

我急于知道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旁边一位卖鸡蛋的农民抢着说：“这可得归功于市里的‘开放政策’啦！”近年来，贵阳市有关部门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敞开城门，欢迎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劳动服务介绍所，帮助农民“牵线搭桥”，寻找就业门路。另一方面，农村改革的结果，使农民有了较多的自主权。他们利用农闲，把剩余的农副产品拿来出售，有的干脆住在城里，经营饮食服务业。在贵阳城里，光是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就有十多万人。难怪有位顾客开玩笑说：“贵阳城被‘土八路’占领了！”

开放，不仅使附近农民涌进城市，而且也日益吸引着大批远道而来的外地商旅。在贵阳，只要你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操着四川、湖南口音的生意人。他们或摆摊设点，或搞短途贩运，或回收废旧物资，以服务周到、要价合理、讲求信誉赢得了当地居民的称赞。在城北贵乌路，我访问了两位来自重庆市的家乡人：年龄稍大的叫魏译洪，另一位叫肖远贵。他们都是璧山县丁家区黑龙山良种繁育场职工，每年除节假日外，几乎都在这里搞推销。我问他们每月能挣多少工资，他们笑而不答；但他们承认，一年至少能推销四千斤蔬菜种子。

刊于《重庆日报》1986年9月4日农村版

石板房村印象

汽车从安顺县城东行，过了大西桥，在一座小集镇边停了下来。路旁的标志牌上写着：石板房村。

这是一个“混合村”，居民与农民杂居，在一百五十六户人家中，农户占七十四户，农业人口约三百人。但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不少被称为“三分三”（即做小买卖）的生意人。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些“三分三”被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只能在分分地上“转圈圈”，一个劳动日的收入只合一张平信邮票钱。

可如今，石板房村的商品经济是如此的活跃。村里的人们充分发挥交通方便、信息灵通、土人才多的优势，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走种植、养殖、加工相结合，商、建、运、服共发展的路子。全村已有二百五十多个剩余劳力转向食品加工、缝纫、交通运输、建筑建材等业务，占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了农民的富裕步伐。去年，全村年收入超万元的就有九户，六千元以上的达四十户，其余百余户的收入也均在两千元以上。

石板房村富了。“昔日家家拆房卖，今日修房建阳台。”我们来到村里，只见一幢幢新楼房沿街而筑，十分整洁漂亮；更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立着根电视天线。村里的同志介绍说，近些年，石板房村里出现了“建房热”和“家用电器热”。全村仅新修水泥结构住房就达一百五十多间；许多家庭不仅拥有了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而且还买了汽车、嘉陵、拖拉机……富裕了的农村人，也要和城里人比比高低，他们说，城里人有的我们也要有。

我乘兴走访了徐开信的家。这是一幢一楼一层的“小别墅”；宽敞的房间里，整齐地放着电视机、录音机以及新崭崭的各式家具；堂屋的正墙上，贴着古香古色的国画；精致的门帘，柔软的窗纱，给人以优雅、舒适的感觉。女主人戴着耳环，看上去十分精明能干，爱说爱笑。她告诉我们，她家四口人，两个劳力，半工半农。可前些年，她丈夫没有工作，自己和孩子又是“有户无地”的“黑人”，连房子都是借别人的。“现在好了，我和丈夫自办了一个家庭面粉厂，一月就可挣三五百元呢。”说着，她又笑了。

刊于《重庆日报》1986年9月8日农村版

春风又绿黔东南

起伏的青山，茂密的森林，透着果香的柑橘园；在稻田、菜畦铺成的绿绒毯上，不时耸出几堆翠竹林……绿，无穷无尽的绿，向我们涌来，又疾速向身后流去；颠颠簸簸的汽车，仿佛是一叶小舟，在万顷碧波里漂荡……

7月24日，我随采访团前往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采访。一路上，和风拂面，树迎花送，令人赏心悦目。陪同采访的同志告诉我们，黔东南素称“杉木之乡”，是全国重点林区之一；去年，这个州仅木材销售一项就达一亿多元，居全省之首。

然而，三十五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只能望“山”兴叹，含泪悲歌：“岩洞树脚度黑夜，野菜苦果充饥肠，灰水代盐盖秧被，围着火塘当棉袄。”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黔东南枯木逢春，林业生产欣欣向荣。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口号声中，成片的森林果园被作为资本主义“势力”而惨遭洗劫，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富民政策的春风，吹进了苗乡侗寨。自治州人民放下包袱，千方百计寻找致富门路。很快，一股“兴林致富”的热潮涌向全州各地。广大林农、果农根据山区的特点，总结出了“山上松戴帽，山中杉围腰，山坡下搞混交”的造林经验，广泛引种各种珍稀树种和经济林木。1976到1986年，全州共造林一千一百万亩，超过了前二十年的总和。昔日荒山秃岭，如今万木竞秀，百花争艳，一派生气。

离自治州首府凯里市不远的朗利村，原来有好几百亩荒山。近些年来，村里有计划地进行了退耕还林。村长李正忠还联合十八户农民承包了林场，在八百多亩山地上植树种草。他兴奋地告诉记者：“再过五年，我们搞承包的都要成为‘双万元’啰！”

刊于《重庆日报》1986年9月11日农村版

风景这边独好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曾在《黔襄》中写道：“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确，在贵州，几乎随处可见好山好水好风光。黔灵山优雅，梵净山雄奇，花溪河自然纯洁，舞阳河妩媚动人，红枫湖则烟波浩渺，一望无边。至于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那更是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这些风景名胜，宛如一颗颗熠熠闪光的珍珠宝石，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外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溶洞，是贵州省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贵州是我国岩溶最为发育的地区之一，岩溶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相当于全世界亚热带岩溶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在这里，地下洞穴交错，暗河相通，构成了造型奇特、类型齐全、形态完美的洞穴体系。这些溶洞，布局雄奇，错落有致；或精雕细刻，古朴典雅；或曲径通幽，神秘莫测，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近年来，贵州省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六百多个溶洞进行了考察，发现了一批以龙宫打鸡洞、犀牛洞、飞云洞、者斗洞等为代表的地下风景区。位于安顺县境内的龙宫，是一个串珠式的暗湖溶洞群，五进五出，瑰丽无比，面积达六十多平方公里。自1984年正式开放以来，该风景区已接待游客一百多万人次，其中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来自二十七个国家的外宾。

此外，贵州省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是难得的天然避暑胜地。富有地方特色的风俗民情、文物古迹，以及别具一格的烹调术，也为贵州旅游增添了风采。

省里的领导同志告诉我们，为了尽快开发旅游资源，贵州省已将旅游业纳入了整个社会发展战略之中。省里还先后调拨数百万元款项，用于修复文物古迹，兴建宾馆、饭馆、商店等服务设施，并办起了贵州旅游实业学校，培养烹饪、导游和旅游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当然，在参观中我们也遇到一些“小”煞风景的场面：红枫湖沿岸的山头多是和尚脑袋——光的；黄果树大瀑布右上侧的教学楼似乎也显得多余。因此，要搞好贵州旅游，仍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刊于《重庆日报》1986年9月15日农村版

农民兄弟的兄弟

一对年轻夫妇手拉手地从一幢五层高的百货大楼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刚刚买到的小铁锅和一双乳白色的旅美牌拖鞋。“嘿，真没想到，遵义难碰见的东西，在这儿却买到了。”

这个小镜头并非摄自某大城市的大商店，而是在仅有一百八十九名职工的遵义县南白区供销社。不过，可千万别小看这个供销社，正是它，每年给全区农民提供上千万元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正是它，每年为国家上缴一百多万元税金。

“建社三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为农民办社、为农民服务，从十一根扁担、几把木秤起家，发展到现在已拥有一百七十万元固定资产、一百多个门市。”供销社的领导同志不无兴奋地说，“还先后被中商部、省人民政府和省经委授予了先进单位的称号呢！”

我们走进营业大楼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宽敞的大厅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明亮的橱窗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围在柜台边的顾客，有的在问价钱，有的在看货样，有的在啧啧称赞；营业员显然很忙，但随喊随到，热情而有礼貌。我不知不觉地来到小商品专柜旁边。呵！这里的小玩意儿才多呢，什么针筒、麻袋、纽扣、拉链，全都有。营业员告诉我，这个专柜共有四千多个品种，占全社商品种类的百分之七十，营业额每年可达四五万元。供销社为满足农民的需要，和全国一百八十七家工厂建立了横向联系，既进几百元的高档商品，也进几分几厘的“小不点儿”。为了解决当地农民买铁锅难、吃酱醋难的问题，他们还投资兴办了铁锅厂、酱醋厂，每年生产上万口铁锅、几十万斤酱醋供应农民。

同时，他们跳出传统供销的圈子，从生产领域走向流通领域，由单纯经营转变为综合服务，大力扶持农民发展商品经济。几年来，仅无偿支援农民发展茶叶、棕片、烤烟、青麻生产的种子种苗，金额就达十万元。在农副产品的收购上，他们也总是既方便农民，又让利于农民。前年，市场上辣椒过剩，价格突降，怎么办？供销社坚持按合同规定价收购，保护了菜农的积极性。可是，他们却因此亏损了六万元。

“你们像兄弟一样帮助农民，那么，农民也这样支持你们吗？”我向身边的那位老同志提了个怪问题。他笑了笑，用手指着材料上面的一个数据：迄今为止，全区已有一万四千五百多户农民向供销社入股，股金有五十万零一千八百多元。

我想，这也许是最好的答复。

刊于《重庆日报》1986年9月18日农村版

醉访酒乡

遵义，这个具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圣地，而今又以“名酒之乡”饮誉四海；全国酒类五大香型，她有三种：全国八大名酒，茅台独居霸位，董酒又享一席；至于贵州的地方名酒嘛，这里有的是，什么习水大曲、鸭溪窖酒、怀酒，等等。

我们慕名前往“酒乡之都”的仁怀县。这个拥有五十万人口的农业县，从事酒业生产的农民就达一两万人。据一份材料介绍：在全地区的三百七十家酒厂中，该县占一百四十家；全地区四分之一的酒由该县推出，不过这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酒都”桂冠上那颗闪亮的明珠——茅台镇。

位于赤水河谷底的茅台镇，古称茅台村，历史上就以酿酒闻名。据1854年出版的《黔语》记载：“茅台村隶仁怀县，滨河土人善酿，名茅台春，极清洌。”这里所说的“茅台春”，就是后来被誉为“酒冠黔人国”的茅台酒。我们来到茅台镇，顿觉一股馥郁的酒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向前望去，但见厂房林立，烟雾缭绕。茅台酒厂的邹厂长告诉我们，茅台镇汇聚了酱香酒的精华，共有三十多个厂家，其中茅台酒厂最大，拥有三个车间，一千三百多名职工，年产酒量一千二百吨。他说：“茅台酒素称‘酒中之王’，其香味幽雅细腻，柔绵悠长，畅销世界各地。”我们问：“这里酒业为何如此繁荣？”当地人风趣地说：“这可得感谢‘老天爷’和‘土地神’了。”原来，这里气候温和湿润，水质优良，土壤渗透性强，适宜酿造类微生物的繁衍生长。此外，也与本地的酿酒传统和独特的工艺有关。

“其实，还多亏了党的政策好，要是在前些年，谁敢去争着办酒厂呢。”一位老酒师深有感触地说。此话不假，就拿茅台酒厂来说吧，“大跃进”前还年产八百多吨，可后来“闹革命”，年产量一下子跌到三百来吨。偌大个酒厂，还年年亏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酒业生产。1984年，仁怀县还提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政策，不到两年时间，全县仅乡镇企业兴办的酒厂就从原来的两家猛增到一百余家。

“但我们不能自我陶醉，”仁怀县的领导同志说，“由于上得太快，我们许多酒厂效益差，竞争力弱；另外，牌子太杂，难以形成拳头产品，这些都有待于今后努力。”

刊于《重庆日报》1986年9月22日农村版

走出“夜郎国”

“走出‘夜郎国’！”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所说的这句话，时下已成为三千万贵州人民振兴家乡的口号。

贵州无疑是富饶的。然而，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贵州至今仍未摆脱贫困的纠缠；矿产资源开发缓慢，煤矿、磷矿资源仅利用了百分之四；全省人均产粮少，收入水平低……

富饶—贫困，面对这一矛盾的现实，贵州省的领导同志们很快意识到了症结的所在：闭关自守，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才匮乏。于是，他们大胆开出了医治顽症的良方：敞开大门，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一九八四年四月，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重庆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第一次会议在贵阳召开，贵州省抓住有利时机和兄弟省市商定协作项目和意向性项目一百三十多项。此后，贵州省见缝插针，四面出击，千方百计加强对外联系。他们本着“务实、求实，讲求实效”的精神和“扬长避短、互惠互利、共谋振兴”的原则，广泛引进国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为保证引进工作的顺利进行，省政府专门做出《贵州省提供优惠条件引进外资、先进技术、人才的决定》，并成立了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省长王朝文还“登”上《人民日报》的“信息发布台”发表演说，欢迎国内外经济贸易界人士到贵州来，以各种形式发展经济技术合作。据统计，仅去年一年，贵州省就同全国二十六个省、市、区签订各种经济技术协作项目六百五十多项，此外还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七十多个合作项目。传统的闭关自守的观念和格局已被突破，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网络正在形成。

与此同时，贵州省加强了一向十分薄弱的对外贸易，大批矿产品和土特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一时间，花溪、黄果树牌香烟风靡成都街头；安酒在京津地区成了抢手货；榕江西瓜占领了重庆市场；百余种矿产品远销日本、美国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的领导同志告诉记者，贵州货如此备受青睐，连他们也始料未及。

大门敞开了，一扇扇小门也渐次打开。世世代代与山为伍的各族人民，也开始“冲出贵州，走向全国”。去年，松桃县有一万五千多名农民到四川、湖北等地务工经商。我们在黔东南采访，还耳闻了一则十分有趣的新闻：一位过去连县城都未进过的苗族姑娘——花姐，最近却和未婚夫一起到大上海去开了眼界呢。

刊于《重庆日报》1986年9月29日农村版

渝郊万里行（节选）

朱沱欣逢“淘金热”

编者按：本报组织《渝郊万里行》采访，旨在发扬记者深入实际作调查的优良传统，改变市郊边远地区少报道的状况，记者用目睹耳闻的事实，报道这些地区农村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中的新成就、新经验、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是本报新闻改革的一种尝试。这次采访，将历时一年半左右，穿越全市二十一个区县。计划按远郊、中郊、近郊三条线路，作顺时针方向绕行，整个行程约五千公里。

冷清了几十年的长江滩再次掀起“淘金热”。

3月上旬，记者乘船来到朱沱区，一下子就被那些卷着衣袖和裤管的淘金人所吸引。他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挖井的挖井，淘沙的淘沙，干得十分火热。

朱沱，永川县的南大门，一个几乎被自然资源遗忘的角落。这里，没有蕴藏丰富的矿山，也没有基础雄厚的大工厂，却有“一江春水”两岸沙。

吃“大锅饭”的年头，当地人倒还乐得个“清闲”，可实行“大包干”以后，人们再也不甘寂寞了。他们也巴望着“发财”！

“要致富，找门路。”几个胆大的年轻人来到了江边，发誓非从这儿找条活路不可。人们惊奇了：原来沙堆里埋着“金娃娃”！

这有啥奇怪！年长的人讲起了从前的情景：还没解放那阵，淘金是朱沱人的看家本领。“三年一小淘，五年一大淘”，闹热得很。每到冬天，成百上千的农民像约好了似的来到这里“安营扎寨”。

从前终归从前。现时的情形是：一方面大量的标准劳力从种养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不发达的非农业产业又无力将大批剩余劳力转化为工人。怎么办？

一种有胆识的产业决策在民间自发地进行着——

他，刘汉青，年逾花甲的老金农，五年前还是远近闻名的“欠债户”，可重操旧业后，年年收入四五千元。

“我们是涨谷乡大宽村的农民。这两年田里活少，闲工夫多，于是也学着别人的样，到沙堆里找点儿‘盐巴钱’。”两位年轻人述说了他们相似的经历。

“淘金热”出现了。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淘金需要起码的资金、技术，谁去提供？农民一窝蜂地拥向沙滩，谁去管理？与此同时，涨谷乡财政所的人员赶来了，硬要金农交一笔“地皮费”。刚刚兴起的“淘金热”很快又被降了温！

事情很快反映到了区里。区领导面有难色地说：不是不愿管，而是没法管。区里无钱，难以扶持；金农分散，也不好协调。“不过，我们将尽快地制定出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农民淘金致富。”

但愿如此！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4月5日

肥！肥！肥！

一如平镜的水田，映照出繁忙的春耕图：“小字辈”放着小跑挑粪送料；“老把式”手扬长鞭，催牛快耕……

然而，此时此刻，永川县仙龙区的领导们却急得团团转。何急之有？缺肥！

区委涂书记焦虑地对记者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时下正值春耕春播的节骨眼，可库房里空空如也，看啷个向老百姓交差！”

记者来到区供销社，只见大门紧锁。门前，一大群急于购买化肥的农民，你推我搡，挤得够呛。一位农民告诉我，他已是第七次来买化肥，可仍没买到。

大磨乡的情况更令人担忧。这里从开春以来，还没卖过一次化肥。前些天，一位农民在仙龙看到一辆运肥车，误以为是开往大磨的。他赶忙约了几十位农民直奔大磨乡供销社，直到天黑才怏怏而归。据估计，这个乡90％以上的农户还缺化肥。

化肥紧缺，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在张家乡，我们看到的尽是些“寡母子田”。金银坡村由于缺化肥，只好凑些渣渣粪和青草肥。一位正在下种的农民希望记者代为呼吁，他说：“如果化肥不足，今年水稻保管减产一半。”

肥，到处都缺肥！不仅仙龙缺，朱沱、何埂缺，全县都缺！那么，到底因为什么？县里的负责人发话了，神情喜少于愁。

一是随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搞科学种田的多了，舍得投资的多了，因而对化肥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当然也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不少农民增产心切，不注重配合施肥，使土地得了“痛食症”。

与此同时，化肥生产跟不上，产需矛盾日益突出。县里原本有个磷肥厂，只因效益不佳，后来转成了水泥厂。至于县氮肥厂，两年前因有货卖不出，吃了不少亏；眼下氮肥走俏了，工厂又不愿与农资公司搭伙，而热衷于搞“横向联系”，结果是“肥水流入外人田”，“近水楼台后得月”。

从供销环节上看，问题也不少，主要是肥源紧缺。以仙龙区为例，全区仅氮肥一项就需要三千多吨，而县里分配的指标还不足三分之一。其余的数目只能靠区供销社四处“游说”，自找“伙食”。问题又来了：外货进价高，运输费用也不便宜，这笔账该算在谁头上？于是乎，供销部门也“消极经营”，农民只得干着急。

看来，端正经营思想，搞好各方利益的综合平衡，乃是解决当前化肥紧缺的关键所在。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4月10日

“疙瘩”出在合同上

1982年，永川县五间乡新民村六组的承包地顺顺当当地下了户，可剩下的一个集体广柑园却成了棘手的难题。

“分！”有人极力主张，“人平两根，免得扯筋。”

“包！”更多的人则倾向于搞“小包干”。可是，谁来牵头？怎么个“包”法？

正当人们争论不休的时候，组长黄为远宣布：即日起，果园交由黄金勇等人承包，期限四年，办法是：承包户同集体签订合同，规定第一年交承包金二百元，其余三年每年交纳三百元。既然合同订了，当然就得照着办。可合同到底是什么样儿，谁也说不清。

人们暂时停止了争议，想看看这招数灵不灵。

第一年结束了，承包户发了笔大财，承包金呢？分文未交。

第二年，还算走运，采收了千来斤果子，可承包户却以修路占了地为借口，拒不交款。

第三年，因管理不善，果子结得不多，承包合同又“泡了汤”。

第四年，该摊牌了，群众强烈要求承包户履行合同义务，而承包户反倒神气起来：“合同何来？空口无凭。”参与承包的组干部也“小娃儿吃泡泡糖——吞吞吐吐”，一会儿说合同没盖章，一会儿说合同不在了。

承包出了“疙瘩”，主张“分”的人又来劲儿了。他们说：“‘包药’不灵了，不如私分好。”有人干脆拿了斧头，去砍柑树。

“包药”果真不灵吗？人们又把眼光投向了邻近的村办果园——

这个果园也是1982年搞承包的，当时有十几户农民在合同上画了押，果园收入实行二八分成，两成属包主，八成属村有。承包头一年，虽然只收了四千公斤，可第二年就翻了一番；去年竟产果一万五千公斤。他们的诀窍是什么呢？合同约束。

通过对比，新民六组的农民认识到：搞承包不能订个合同就了事，还要看合同是否合理、完备以及能否兑现。组办果园之所以越搞越糟，关键在于：少数干部入“暗股”，使合同承包出了不少漏洞，诸如合同指标过低、手续不完备、合同不兑现等等。

鉴于以上事实，新民六组对原来的承包合同做了必要的纠正和调整。去年12月，他们进行换届承包，取消了以前的承包办法，实行公开投标。投标总基数由两千元开始，最后达到三千一百五十元，群众很满意。投标结束后，中标人和组、村、乡分别签订合同，明文规定承包户必须按期完成承包指标，此外，对果园投资、技术管理也作了要求。

“疙瘩”一解开，承包户的积极性迸发出来了。今年3月10日，记者到这个果园采访，见几位果农正在精心摘老叶。承包牵头人黄光时告诉记者：“自从我中标后，就联了几家人入股，其中还有一位原村办果园的技术员。在管理办法上，我们自己订了‘小合同’，即实行计分制，按投劳多少分红，所以大家都很卖力。”翌日早晨，记者路过果园，发现这几位果农又在那里挥锄松土了……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4月28日

从“旱鸭子”到“龙王爷”

说话敲钟打鼓，走路风风火火，有性格。看，他来了，诙谐地自我介绍：“敝人，吆鸭的。”爽快！

他叫聂少忠，外号“聂鸭子”，是永川县永泸乡叫得响的“鸭儿专业户”。不信？看看下面这账本本儿。

聂少忠，全家六口人，两个半劳力。去年，他家办的孵抱加工房，纯收入7836元；养种鸭350只，纯收入4830元；其他杂收入3216元，三项合计15882元，人平分配2647元。

瞧，多气派！一个“旱鸭子”竟变成了“龙王爷”！那么，聂少忠是怎样“发迹”的呢？

然而，转去十来年，聂少忠一家也和中国农村的千万个普通家庭一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那年头，场不能赶，鸭不能喂，成天只能“修地球”。聂少忠眼看快满四十岁了，但还是光棍儿一条。他再也无法忍受了，心一横：“我就不信这个神！”他赌气借百十元钱，又卖几百斤口粮，换回了一大群鸭崽。

当时田地还没包下户，不少人把放鸭子看成是搞歪门邪道，说什么“吊儿郎当搬篷子，好吃懒做赶鸭子”。好在不久就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聂少忠也得以发了笔上千数的“鸭儿财”。

踢足球，需要射门意识；创业，也要有进取意识。“聂鸭子”之所以敢下“水”，就在于他有强烈的致富冲动。

聂少忠发财了，周围人也学起了榜样。很快，他所在的石松村出现了“养鸭热”。这一热，使得永泸场上的成鸭堆积如山，价格猛跌。“运出去！”强烈的流通意识，又使聂少忠扮演起“二郎神”来。1979年，他和两个年轻人合伙，把七百只成鸭运往白市驿板鸭厂，谁料天公不作美，途中死了几十只，结果还亏了三十多元。做生意，就得冒风险！聂少忠没有退缩，第三天，他又运了一车，这次很走运，净赚一百七十元。此后，他又运了第三车、第四车……

独立、清醒的市场观念，是决定买卖成败的关键。聂少忠正是选准了“市场”这个大题目，做出了一篇好文章。

“养鸭热”方兴未艾。一条新信息牵动了聂少忠的中枢神经：鸭种紧缺！他开始和外地的种鸭场联系，可得到的答复是：“你是你，我是我，鸭子不跟鸡打伙。”恰在这时，一位姓梁的老师傅主动找上门来，愿意同他联办一个孵抱加工房。妙极了，聂少忠求之不得，一拍即合。1988年，由乡、村、户三家联办的种鸭孵抱加工房正式诞生了。两年之后，这个加工房又转由聂少忠一家人经营，每年获纯利五千元以上。

加工可以增值，这是商品生产的一条基本定律。

孵抱加工的勃兴，需要大量的蛋。怎样才能让农民大养其鸭、多收些蛋呢？聂少忠又想到了另一根杠杆——资金。于是他到银行贷了上万元，作为扶持周转金，无息分借给附近的农民养鸭，建起了相对稳定的“种鸭基地”。这一招果然很灵：孵抱加工房也因此比上年增收了四千多元。

金融，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还是个相当陌生的名词，而聂少忠已深谙其妙了。用信贷方式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不能不说是“半天云上耍拳足——高招”。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5月22日

龙水区的“满天飞”

龙水，大足经济重心的所在。龙水小五金，古今有名。但最使记者难忘的，倒是这儿的“满天飞”。

“满天飞”，购销员的别称，来源于当地的一首民谣：“购销员，满天飞，打得粗，吃得亏，今天跑陕西，明日过安徽，买卖活如水，票子起堆堆。”

“要说这些‘满天飞’呀，真该给他们记特等功！”龙水区的领导这么说，“我们区乡镇企业跑得快，多亏这批人加油助兴！”

确实如此。单说小五金行业，全区七千多个家庭工厂，每年要推出两千六百万元的成品，七十六个品种，一千一百个花色。堆积如山的产品靠谁来疏散销售？当然是购销员！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自发进入流通领域的农民贩运户已过千数，其中常年在外搞推销的达七八百人。这些贩运户先从龙水镇小五金专业市场或生产厂家成批购货，然后再销往云南、贵州、陕西等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顺龙乡四方村农民蒋永林，这几年利用农闲做小五金买卖。他本人曾不无自豪地宣称，当年诸葛孔明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的地区都一一拜访过。前不久，他还用贩运赚的钱，在陕西开办了六个弹子铸造厂，财源甚旺。

有如涨潮的“办厂热”，给古老的龙水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引出了令人头痛的连锁反应：原料奇紧。一个个刚刚开张的小五金家庭企业，就像缺奶的婴儿嗷嗷待哺！这时候，“满天飞”又显灵了，五百多个农民突然出现在异地他乡，争先恐后地收购起废旧钢铁来。一车车、一筐筐生产物资迅速涌向龙水镇废旧钢材市场，涌向那些濒临倒闭的家庭工厂。龙水区小五金生产安然地度过了生存危机。

生产能力的膨胀，流通领域的拓宽，迫切要求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成交率。于是，隐匿多年的农民“经纪人”重新“出山”了。这些“经纪人”大多是“消息灵通人士”，他们信誉高、关系多，能有效地让买卖双方对口面谈或签订合同，一旦拍板兑现，便按成交额多少收取适当的“手续费”。据说，全区从事这号职业的农民有一百余名哩。

在小五金市场上，一位姓蒋的“经纪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显得随便而健谈：“‘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亲。’做生意同理，有中间人牵线搭桥，往往事半功倍。”他举了个例：沙桥乡有家铸造厂，去年有三十几吨铁弹子“嫁”不出去，后来请一位中间人“做媒”，很快在绵阳市某磷肥厂找到了“婆家”。

农民闯入流通领域，在龙水区已算不得稀罕事。早在民国年间，这里已“有铁货行，凡附近乡镇所制铁器，皆入行集散”，四方商贾，络绎不绝。解放后，由于政策上的原因，民间购销员曾一度消隐。直到近些年，当地政府为购销人员正名正位，大批农民才理直气壮地贩运经商。一位老铁匠深有感触地说：“搞购销的诚然是些好龙，但说到底还得靠政策这股活水！”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7月10日

加工生财道道多

中敖人发了加工财，不少外地的农民兄弟前来问经讨教：“老哥，你们啷个找到了这条财路子？”你猜中敖人咋说？“没啥‘密电码’，瞎碰的！”

中敖区辖六乡一镇，原本是大足县最落后的“大西北”。可近些年，这里的木货加工业却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全区18893户人家，有3698户开办“家庭作坊”，20％的劳动力从种养业中腾出手来，专营或兼营算盘、鞋跟、刀把、竹器等加工产业。仅此，全区每年可增产值300万元，户平增收l50元。

不过话说转来，中敖搞加工，并没有受到大自然什么特别的恩宠。姑且不论位置偏僻、家底薄弱，单说木竹材源，由于长时期重伐轻栽，致使当地森林资源枯竭，若按通行的思路，即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中敖显然只有束手待“穷”的份儿。然而，中敖人却勇于进取画出了一条独特的致富轨迹。

分散加工，化整为零。中敖木货加工由来已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地政府针对木源匮乏、加工萎靡的局面，允许农民“找米下锅”，自办家庭企业。这种家庭式作坊，具有“规模小，耗材少，自己找”的特点，使木货加工业“枯木逢春”，生机盎然。

来料加工，市场集散。中敖人精湛的加工技艺以及巨大的原料需求，对远近客商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七百名“专业贩运户”出现了，数以百吨计的木材、竹料从云南、贵州等地运往中敖镇，然后再由竹木市场分流，进入千家万户的“工棚车间”。与此同时，一批批贴着中敖商标的算盘、农具等竹木制品，在市场机制的调控下，有条不紊地流向全国各地。中敖俨然成了竹木制品加工的“中心”。

精化加工，多倍增值。中敖人已接受了这样的信条：加工能增值，精加工则能双倍或数倍增值。杨永德改进算盘制作工艺的故事，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力证。杨永德所在的转洞乡大屋村是个加工算盘的专业村。当地人做算盘，多属初级加工，两三元一把，薄利多销。可杨永德却多个心眼，专买那些带纹路的黄莲树做原料，通过近百道工序，创作出一种新颖别致、美观实用的精制算盘，每把价值七元，利润对半。

流动加工，一次销售。缺料，是中敖加工的“短腿”，但加工历史悠久、工匠迭出，却又是中敖人的“特长”。能不能扬长避短、以长补短呢？当然能！天宝乡的月台村，就有半数以上的劳动力到江浙、云贵一带上门服务，配套加工，定向供货。

中敖的路子，是颇有借鉴意义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固然要以“三就地”为准，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僵死的程式。中敖人不囿旧说，大胆探索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动态式”加工，同样实现了原料、资金、劳力、技术诸要素的最佳组合，并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力。

这应该说是一种创新。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7月18日

宝顶人的旅游学

再也不用求“菩萨保佑”了，今天的宝顶人，正满面春风地踏上了开发旅游、经商致富的新里程。

宝顶山，离县城十五公里，现存大小雕像万余尊，是驰名中外的雕刻艺术宝库。自70年代初正式开放以来，宝顶山世人纷至，香火日旺，成了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不过，真正把旅游作为一种资源来开发，还是近些年的事。”三王村村支部书记陆增银告诉记者，“我们村现有一半以上的农户摆摊设点办旅游。”接着，他又津津有味地向我摆开了关于个体户的龙门阵来。

杨绍文，可算宝顶场上的“女能人”啦！还在70年代末，她看到不少虔诚的信徒，不辞辛劳地赶来烧香拜佛，但因旅店紧张只得露宿街头。这事像根线丝儿牵扯着杨绍文的心神：“我能否开办一个简易旅馆，好让大伙儿歇歇脚？”不久，宝顶乡首家“家庭旅馆”开张营业了。

游人蚂蚁群一般向宝顶拥来，闲得发慌的年轻人突然预感到了旅游新潮的来临。三王村九组的于进碑，偶然结识了一位摄影师。从此，他成了“学生”，整天价像孩童似的“咔嚓咔嚓”玩相机。1981年春，来宝顶观光的游客惊讶地发现：一个手拿照相机的小伙子，忙不迭地招呼着一大群急于留影的顾客。他发财了，但也招来了新的伙伴与对手，急流勇退吧？不，那不是他的性格！他开始琢磨游客的微妙心理，并把增添“花色品种”、优化服务质量作为自己的竞争策略。他出人意料地来了招“鸟枪换炮”，买了两架照相机，既照黑白，又照彩色。稍后，他又购来一匹马儿作“陪衬”，顾客们兴致勃勃地争着试镜头。旁人一扳手指头：呵哟，他家年收入不下四千元！

旅游热浪的冲击，使山里人板结多年的致富欲望重新解冻了。老实而近乎麻木的三王村农民李泽良，过去穷得煮饭都不冒烟儿。1984年，乡里在他家门口修了个停车场，他便早望日出晚看月，经营起一个百货摊。日子稍长，赚钱多了，他又别出心裁，办起了出租相机、斗笠、雨伞等行当，生意蛮好。有人开玩笑：老李就像“棒棒客”，“君欲从此过，请留‘买路钱’！”

游客是个大市场。游客的需求，不仅能刺激各种商品的销售量，而且能使当地的土特产品身价增值。一向只知自产自用的小生产者，而今却吊着游客的“胃口”讨价还价。记者看到，尽管这里的鸡蛋、水果、甘蔗价钱较贵，但销路甚畅；宝顶场上一长串猪肉摊，也已抢售一空，提早散市了。

当然，兴办旅游业虽是件费省效宏、一本万利的美差，但也不能忽视必要的投资和管护。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农民抱怨地说：“宝顶场‘吃水难’，另外公路沿线有二三十个砖瓦窑，既污染空气，也有碍观瞻。”看起来，如何加强旅游环境及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已成为宝顶人研讨的新课题，自然这也是留给领导部门的思考题。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7月21日

向阳花木早逢春

呵,大新闻！

人平只有四分地的龙星村，因善于“找米下锅”“借火点灯”，去年一跃成了双桥区双路乡的首富！

坐落在巴岳山脚下的龙星村，是一个拥有两千人的自然村，总耕地面积仅合九百亩。但也有较为优越的地理条件，全村十组，六个与川汽厂交叉接壤，形成了“村中有厂，厂中有村”的地缘关系。过去，龙星村“庙小和尚多”，任凭人们像绣花似的精耕细作，一年到头仍只能挣个百把块钱，村子里缺粮少款子的事儿比比皆是。

80年代初，一些不太“安分”的小伙子，纷纷“投靠”邻近县区的建筑队，远到云南、贵州“打游击”。可折腾来，折腾去，“鸡没捉住，反倒赔了一把米”。

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开始冷静地思索：龙星的优势在哪儿？当地究竟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新产业？他们这才发现，仅一箭之遥的川汽厂，原来竟是一个“大工地”！这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方向盘”扳正了，“致富车”也好开了。1985年，龙星村根据“服务川汽，建设新区，积极改善厂地关系”的实际需要，白手起家，组建了双路乡第一个维修队。嗣后，他们明号树旗，招兵买马，逐渐“滚打”成一支拥有两百名“常规兵”的建筑大军。去年4月，龙星村又“快马加鞭”，在双路乡的指导下，把原维修队扩建为双龙联合建筑公司，下设建筑队、汽车队、预制厂、修理部等生产单元，拥有固定资产二十万元。

几乎同时，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智力开发计划付诸实施，近三十名干部、工人，纷纷进入重庆、深圳等地的高等学府、培训班。功夫不负有心人。1986年，双龙联合建筑公司取得了空前的经济效益，全年总产值达一百三十万元，实现税利二十三万元！

初获成功的双龙联合建筑公司，像强磁场一样地把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力吸引过来，并使他们转化为亦工亦农的新型农民。粗略估计，这个公司组建一年，就已转移各种剩余劳力三千二百人次，其中大半是龙星村的年轻人。尤其值得一书的是，龙星五组曾是一个“穷”号队，近两年，他们瞄准川汽搞建筑，全组二十几户农民，差不多家家有人打入劳务市场。如今，五组农民的钱夹子一天天鼓起来，古老的土墙房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错落有致的砖瓦房和“小洋楼”。

龙星村，愿你更上一层楼！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7月24日

湖畔风波何时休

同是一个湖，却有两个名儿：大足称“龙水湖”，双桥唤“小西湖”。同湖异名，本属常事。但细想起来，又觉得与水界纠纷颇有关联。

龙水湖，位于我市双桥、大足两区县交界处，面积约四千五百亩。这里山清水秀，绿树成荫，景色宜人。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龙水湖的价值日益为人瞩目。由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没扯伸展，致使风平浪静的湖面“战事频仍”——

A：去年5月，大足县有关部门为加强对龙水湖的船只管理，规定个体船只缴纳20％的管理费。但双桥区的部分农民，却一颗钉钉一个眼：“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理由很简单：其一，小西湖为双桥、大足人民共建，双方都有权搞旅游；其二，即使要纳管理费，也应交给我们双桥区呀。

B：同年10月，市里赠给双桥开发旅游业的机动游艇一艘，被大足县交通局、环保局、交通监理中队等部门先行扣留。原因也有二：游艇是烧柴油的，污染了水面；机手没有执照，不合交通规则——算是师出有名了吧。但也多少带有教训的口吻：“哼！这叫龙水湖，不叫双桥湖，就是不让你双桥的‘鸭儿’（船）下水。”直至双桥区领导前往大足“谈判”，此战方才告一段落。

C：今年初，双桥区通桥乡新民村郑克成等农民，在一处叫“乌龟坡”的小岛上挖了些坑，准备栽柑橘。不料水库管理部门却来了个先发制人，“借坑栽松”。双桥的农民自然不肯罢休，声称有朝一日，要让岛上的树苗苗搬家。

D：……

无休止的摩擦、纠葛，最根本的起因，是水界模糊，权属不明。龙水湖始建于1958年，承担修建任务的主要是大足县的龙水、邮亭两区。1957年，通桥、双路乡分别从龙水、邮亭“脱胎”出来，组成双桥区，而龙水湖的管辖权却仍属大足县。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双桥区尽管占有半个湖面，但又不是实际的受益者。如濒临湖边的通桥乡新民村，七个组就有四个组靠水，被淹农田达五六百亩。特别是第七组，建湖前有三百亩田地，建湖后只剩下六十来亩，人平不足三分地。尽管政府对这个组实行了减免农业税等优惠政策，但当地农民每年仍差三四个月的口粮。他们没有更多的维生手段，除了种田，只能撑船。

水界纠纷，无疑也妨碍了龙水湖旅游区的开发利用。“旅游热”的出现，使龙水湖大堤坝码头游人膨胀,负荷过重，难以适应形势需要。这时，如果能在上游的白鹤堤坝处新建一个码头，无论对大足、双桥，还是对农民、游客，都有利。再说，小西湖周围的绿化、美化也需要各方协调、配合啊。然而，愿望和现实总难吻合。尽管双桥区的通桥乡曾雄心勃勃地打算在天桥二组开设一个旅游点，但终因水界纠纷和扣船风波而“中场暂停”了。记者曾作过一次实地考察，发现那里的旅游设施正初具轮廓：三公里长的通新公路基本疏通，停车场、码头用地也做了些平整。谈及此事，通桥乡的负责人长吁短叹：“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为平息湖畔风波，双桥、大足双方曾多次交涉、协调，可结局都是“挂在嘴上，写在纸上，扔在地上”，未予落实。

龙水湖猴年马月才得安宁，至今仍还是个“？”。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8月2日

家家有本致富经

这些年，双桥区通桥乡的天星村，因发展家庭弹子铸造业走了红，成了远近闻名的“弹子村”。尤令人惊叹的是，一批土生土长的农民，成了当地乡村工业革命的发动者和主持人。

天星，作为一个人平不足一亩地的自然村，也曾有过那么一段痛苦的经历。那时，“左”字号紧箍咒儿多，“这样搞不得，那样怕改革”，谁家没有本难念的经？可眼下大不同了，人们一谈到乡镇企业，就眉飞色舞。他们说：“多亏政策顺心，大家有了施展才华的机遇。”

在联合铸造厂的车间里，记者访问了一位40岁出头的农民，他叫蒋锡槐，是天星村最先“吃螃蟹”的人。那还是1981年，蒋锡槐眼看自己已到中年，心里很不是滋味。俗话说：“30不豪，40不富，50将近寻死路。”难道这一辈子只有守穷的份？“不成！”他扔下家里的活计，毅然来到大足县龙水镇，开始学起“跑龙套”来。真也怪，经常在外边闯荡，见多识广，融会贯通，竟积攒了不少“心得体会”。他萌发出了自家办厂的念头。可自己毕竟不是世家出身，有许多工艺流程还弄不灵醒。不懂，那好办，学呗！于是，他又成了一家铸造厂的常客，没想到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成师傅。1982年，他终于和人联办起了青春联合铸造厂。第二年，他又另起灶炉，办起了天星村第一家家庭弹子厂——联合铸造厂。他当了厂长。他笑着给人们传经：“我不是圣人，关键在学。”果然，“大姐做鞋，二姐剪样”，只一两年工夫，天星村又冒出了十几家户办、联户办弹子厂，“我起先在联合铸造厂当学徒，后来干脆自立门户了。”正当“而立之年”的一组农民蒋光超，同记者无拘束地聊天，“要讲致富诀窍嘛，我看有两条：善于经营，找准销路。”蒋光超全家五口人，三个非劳力。过去因为田土少，他家每年要拉一两百元账。1985年，他开始承包通桥中学铸造厂，谁知祸从天降，一场“5·20”风暴几乎断了他的生意。他并没气馁，反而斗胆贷了七千元款，联了三户人，办起了天河铸造厂。他的经营办法是，聘请有技术、有门路的能人当工人，并按产量多少计酬。在销售上，他“周游列国”，广拓市场，坚持兑现合同。去年，天河铸造厂生产的一百多吨弹子，当年就销售一空。今年，他又和市内及成都、新都等地的水泥厂，签订了百十吨合同。

厂子一多，竞争自不可免。怎样增强竞争意识、用好竞争艺术，无疑成了企业经营者们的新题目。八组有个邹平原，曾在部队当过兵。去年3月，他联合几家亲友办了一家弹子厂，但他发现手工锻造速度慢，质量差，生产效率低，便于今年初从叙永县购回一台空气锤机，从此，他家的弹子生产变成“白糖冲开水——自动化”了。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8月6日

统分握手之后

一项雄心勃勃的“绿色方案”，于1984年正式出台。内容是：五年之内，潼南县卧佛区将建成一片方圆一百五十平方公里、植树一百万株以上的黄桃林海。

但在如何付诸实施上，各种问题却成了“葡萄串”——

要统，没那么容易：吃尽了“大锅饭”苦头的农民，说什么也转不过弯来。“‘归大堆’？不干！”不少干部也表明了态度，“既分之，则安之，何苦编些歌来唱！”

分，也难。种果比不得种田，它需要技术、规范化，谁能担保啥都懂？还有，病虫害发起野来，那可认不得你张三李四，一染一大片，谁家管得了！

光统，不行；光分，也不行。折中的办法是：统分结合，以统补分。区乡领导拍板：“试试看！”

结合，从哪儿破题？先开个诸葛亮会，集思广益，看群众有何反映。

新章程通过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自由入伙，双层经营。具体地讲：统一规划，分户经营；统一购苗，分户定植；统一技术，分户管理：统一护果，分户采摘；统一开支，分户负担。

说归说，做归做。要发展上百个新果园，谁来抓？“包”字进山后，生产队实际上成了“下肢瘫痪”，现在一下要挑这么副重担，够呛！

“建专业合作社”，有人建议说。这倒是个好点子，行！一种新型的组织机构——果树董事会在各乡、村应运而生：乡长或村主任成了董事长。骨干技术员、部分组长和群众也戴上了理事等“头衔”。

既当“管家”，就得管家。董事会“执政”后，第一板斧：帮果农规划，布局。比方，哪些土适宜栽桃，行距多宽，坑挖多深。起初有些担心：搞繁琐了，农民接受不接受？出乎意料，在技术员的示范和指点下，农民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栽得规规矩矩。经有关部门验收打分：合格。

树是栽了，但关键要管，“三分栽，七分管”嘛！过去，当地果农搞过不少投资，可“年年造林不见林，季季栽树不见树”。鉴于此，区里订了个公约：私入果园者，罚；损毁果树者，重罚。铜梁县有位农民偏要试一烙铁，将卧佛六村的八十株树苗“拔”归己有。巡山员发现后，二话没说，当场执罚。群众口服心服：“统一护林，好！”

好戏还在后头。统，并不意味着发号施令。现在的农民最不欢迎摆架子，指手画脚。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服务。区果技站这样做了，他们采取定点、定片、定期等方式，培训技术人员一万八千人次。钻研植保技术的，还送给你一本《潼南黄桃》。要是遇上一家一户不好办或办不好的事儿，不必着急，果技站包了。去年，全区有三十万株黄桃需嫁接补接，果技站及时组织六十多名“树医生”，巧动“手术”成活率达90％。

那么，统一服务，分散经营，二者有没有“拌嘴”的时候呢？也有，可人家农技站“丞相肚里能撑船”，让了。

就说长兴乡九村，1977年建了一个“百宝园”，但因植保工作差劲，“育龄”果树不是“叶而不花”，就是“花而不实”。果技站好心好肠来搞技术承包，个别人却挖苦说：“想发倒霉财了！”当年，这个村采果万余公斤，按规定应付一万七千元承包费，但果技站只收了四百元。

群众终于受感动了：“原来，果技站和我们是一家子！”

当记者穿行在枝繁叶茂的百里桃海，看到一种新的和谐正在形成：统与分，这对素不往来的“死冤家”，如今竟握手言和，变成“好哥俩”了！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8月13日

柏梓有条“农民街”

日出而作——日中为市——日落而息。

不曾想到，潼南县柏梓镇人这种有节奏的生活秩序，随着农村自理口粮户的大批涌入，而最终被彻底地打乱了。

“快来买啰，刚出笼的包子，又好吃又便宜！”天还没大亮，建设路大街就像开了锅：早点铺、小食摊、百货店，一个挨一个，齐刷刷地打开。再看剧场路的早市，卖鱼的、卖肉的、卖菜的生意人，正大声武气地喊着价……

柏梓，这座20世纪80年代的建制镇，前些年还保留着明末清初的古朴风韵：全镇只有一条“泥巴街”，狭窄破烂，人称“天晴一道洞，下雨一条沟”。

受苦的不仅仅是镇上人。逐渐富裕起来的乡下农民，他们三日一场，五日一集，巴不得把大量的土特产转换成工业品。只可惜卖货没地盘，饮食没饭店，住宿没旅馆，极为不便。他们憋着一肚子气，要找工商所“讲子曰”。“我们也是和尚的脑壳——没法（发）。”市管员无可奈何地摊摊手。

果真别无他法？那倒未必。看看人家塘坝镇，原先还不是人重货积，以街为市，后来上级在那里试点搞集镇建设，从此“旧貌换新颜”。柏梓区的领导好像受了启示：他能干，我为啥不能？！

1985年，柏梓区正式成立集镇领导小组，并拿出了一套鼓励农民进镇务工经商的“土政策”：凡是有经营能力、就业门路的农民，都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到柏梓镇定居落户，资金自筹，口粮自理；在新街建设上，实行“四统一”，即统一征地，统一设计图纸，统一施工，统一配套，千方百计地为进镇农民提供方便。

区里的负责同志对记者说：“建‘农民街’，我们是麻着胆子探地雷。起初农民怕政策变脸，不敢当‘冒富大叔’，后经广泛宣传，大家才争着来镇上落窝。”

也有例外。裁缝出身的光辉乡八村农民傅世学，那年他刚听说柏梓镇可以落户，便一趟子赶到县城建局办手续，当年7月就修起了二层楼的“迎宾茶旅馆”。现在，他家每年营业额三四万元，上缴税金两千元。

初步统计，两年来，集镇领导小组共批准二百零五户六百一十名农民进镇开办加工、商业、饮食、服务、修理等产业；农民自筹建设资金约两百万元，兴建各式楼房达两万四千平方米。就这样，一条千余米长、二十米宽的“农民新街”——建设路段和剧场路段，焕然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农民新街”的出现，首要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柏梓镇传统的经济成分和投资结构，使集镇固有的经济优势和流通功能得以尽情发挥。不妨以数据说明：建“农民新街”前，全镇乡镇企业总产值仅一百万元，1986年则上升为三百万元；集市贸易成交额原为两千万元，去年底已翻了一番；财政税收也由原先的十万元，增加到现在的十七万元。

农民进镇落户，无疑也减缓了过剩人口与有限土地之间的矛盾，使大批剩余劳力获得了充分使用的机会。粗算，“农民新街”容纳固定劳力三百有余，加上打杂帮工的，实际可消化近千名剩余劳力。

还须指出的是，进镇农民的“经济渗透”，给柏梓镇的第三产业注入了竞争的激素，一向习惯于“守店待客”的全民、集体企业，现在也不得不改变姿态，以争取更多的买主。从此，人们随处可见公平买卖、优质服务的动人情景，吃饭难、住宿难、理发难等“老大难”也不复存在！

活了，全活了！一条“农民街”，走活了柏梓镇这盘“死棋”！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8月19日

夏访“桃花源”

虽说潼南是个贫困县，但桂林乡却是一处地地道道的“世外桃源”。

一个细雨霏霏的夏日，记者模仿着“武陵渔人”的样，前去探个究竟。

从县城启程，沿涪江上行十余公里，便是一数里方圆的开阔地，人称姬家坝。细心一观察，果然“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再向前行，忽逢黄桃林，但见漫山流碧，绿树成行，硕果压枝，漾漾烟雨中，不时有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人影在忙碌……

“眼下又是个好年景！”在离桂林乡乡政府不远的小山坡上，记者和一位正在下肥的果农搭讪起来。

“果子着实爱人，就是催果肥接不上气。”嘿，还真看不出，说话虽慢吞吞的，技术倒满在行。

“老乡，你们这儿懂果技的人多不多？”我问。“咳，多的是！”他使劲吸了一口叶子烟，说，“现在的人哪，学技术比看电视还上瘾。”

也许是真的。记者在卧佛区采访，就听说过人们给桂林乡的评价：“家家栽果树，户户懂技术。”县委大门口的宣传橱窗里，也有介绍桂林乡科协引导农民科技致富的图片哩。

“不奇怪！不奇怪！”乡里的负责人乐呵呵地作注解，“我们乡除二村外，余下各村都在发展黄桃生产，每年采桃七八十万公斤。俗话说，黄桃好吃树难栽。如果连起码的植保技术都不懂，黄桃树咋能变成‘摇钱树’？”

我向当地人请教种桃史，大家却一个劲儿地夸“桃园三杰”。年过半百的彭哲光，至今已当了二十几年的“桃官”，被群众誉为“黄桃状元”。在片面抓粮“纲”那阵子，他所在的四村七组，“山光光，穷当当”，使一天蛮力气，还赚不到一包“经济”烟。他深感痛心，便和弟弟彭哲元、儿子彭科荣一道，领头引栽黄桃树，几经周折，终于摸索出一整套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合理施肥的新“窍门”，使上万株良种黄桃的户口迁进了“夹皮沟”。他们三人也交了“桃花运”，一齐被县罐头厂聘为技术员。

岂止于此。四村党支书徐必仲告诉记者：桂林乡现在可说是英才辈出，群星灿烂。成立有年的乡科协，网罗了一百多名“田秀才”“树医生”；全乡各村组还设有骨干技术员按季按期组织农民学科学、用科学；过去连敲钟打锣都招呼不拢的“农二哥”，如今却自动凑在一块，求师拜友，交流信息，切磋技艺……

“世外桃源”，这个自古象征着封闭与满足的代名词，而今却被桂林人赋予了崭新的含义。开放观念、进取意识，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主旋律。

在桂林乡采访，我们还欣喜地看到：一批崛起于田边地角的“土能人”，正在向高层次、高素质的企业家阶层进化。

桂林八村的陈清河，原是乡农机站的青年车工。1982年，他听说双江乡农机站快“呜呼哀哉”了，便邀约同乡的刘长青、刘学等人“搭手”承包，组建起双江镇联合机械厂。他们上岗后，迅速更新设备、改进工艺、强化管理，当年就扭亏为盈。去年，该厂一分为三，陈清河另建双江镇第二机械厂，进而承包乡农机站，年产值达五十万元。他妻子信心十足地说：“我们还新购回一台电脑机床，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这就是今天的桂林人，这就是“世外桃源”的新生代，多么了不起的进步！

我在想：要是陶潜先生健在，定然有新《桃花源记》问世……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9月2日

土地，正向能手集中

经过连续几年千里马式的迅跑，“家家户户种田忙”的家庭联产承包开始出现“极点”。

这一现象在合川县肖家镇表现尤为明显。

一方面，伴随产业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带来大批精壮劳力的外流和转移，而留下守家看田的，大多数是“老八路”（老人）、“娘子军”（妇女）以及“儿童团”（孩子）。土地成了不擅长或不愿意耕种的人的包袱。

与此相对，那些“外出没门路，在家缺活路”的种田能手，又往往因田土太少且零碎分散，而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

“能不能多包些土地呢？”新市村二组的施再成老在想。这位年过半百、曾任过记工员和生产队长的“老果果”，常把祖传的种田习惯引以自豪，又为只能有四五亩承包地而苦恼。

事有凑巧。佛门乡二村三组，有一块十六户人承包的好地，因为偏远不好管，就有几家宁可撂荒也不愿耕播。一次，施再成随口开了个玩笑：“你们拿来‘种’草，不如包给我种菜。”哪知弄假成真，佛门人慷慨应允：“大人无戏言！”

施再成接包后，马上在这一亩多旱地上种起了白菜、芹菜、花菜。下半年，他又收了三百五十公斤玉米、一百五十公斤红苕。

哈，一举成功！施再成喜不自禁，干脆，再接包几家！

现在，施再成一个人种了七家人的地，田二十亩，土七亩。当记者跨进施家的庭院时，只见他正在汗流浃背地风菜籽，堂屋的一角，刚收回的玉米棒子满筐满箩。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谁说种田没赚头，去年，光种转包地就收粮一万多公斤。此外，我还利用余粮作饲料，养了一头牛、十一头猪、四十只鸭。直说吧，哪个要叫我万元户，嘿嘿，我不会‘谦虚’的。”

有人开头，就有人煞角。在施再成的启示下，邻近的一些“好把式”也相继抢起生意来。

有个叫谭万英的，打算把自家的一亩多地转包给施再成，条件是要为她提供四百二十五公斤口粮。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本组石匠蓝洪江却愿提供口粮四百五十公斤，把施再成衔在嘴里的肉给“夺”了。

讲到这里，施再成忍不住笑了起来。“争着包田，这是大好事，我希望竞争对手更多一些。”施再成坦率地说。

估计，仅新市二组，今年就有二十来人转出土地近三十亩，接包人也看好几家。

土地转包，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的生长点。它是农民从“小而全”的自然经济向“精而专”的商品经济所作的成功跨越。土地相对集中，不仅使大批务工经商人员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同时也为种田能手实行集约化经营，获取适度规模效益提供了契机。

但这只是个开头，记者在肖家镇的一些村组作过调查，发现不少问题，比如有的接包户“心大”，一口想吃个大胖子，结果“吞得慌咽得忙，伤了胃口伤了肠”，造成粗放耕种；另外，转包地多是“插花田”，东—块，西一角，不便于机械操作和统一管理。

相应的社会化服务跟不上也不可小视。茶店村一组梁通学，他从去年10月起接包了附近农民的二十七亩田土。可是水缺肥缺良种缺，把个种田能手弄到焦头烂额。他苦笑着对记者说：“现在这也鼓励，那也鼓励，但种大田的却越鼓励越不利。”

老农一席话，在情在理，不可不思啊！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9月19日

走笔华蓥山

汽车像警惕的夜鹰，在黑黝黝的崇山峻岭间来回盘旋。这是一个夜晚，一辆运煤车把我引向华蓥山脚的江北县硫铁矿厂。

翌日，太阳还未把浓浓的晨雾稀释掉，我的采访活动就开始了。

华蓥山区，读过小说《红岩》的人，大凡都不会忘记这个川东游击队的老根据地。但准确地说，华蓥山在江北、合川、邻水、岳池诸县交界的地方，海拔1432米。

从华秦乡的华整村上路，先要登一程看似平缓，实则陡峭的长坡——十二茅坪。陪同采访的华秦硫矿厂党支部书记老夏，边走边向我介绍“山情”。华蓥山又名华银山，其称谓来历各说不一。一说山上多崖，“石白如玉，日光晃耀，望之如银，疑山之命名以此”。另有一说，山间常有烟云缭绕，积雪终年不化，远望一片银白，故名。

我正为看不到“华银积雪”而略感遗憾，突然听到老夏的惊叫声：“看，云！”顺着他指的方向，只见华蓥峰巅形似巨鼎，巍然屹立，如烟似纱的云雾，萦萦绕绕，飘飘浮浮，姿态万千，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兴致也猛地高涨了起来。好不容易爬到“鼎脚”边，可先前的云彩早已无影无踪。回首山下，白茫茫一片，如海如潮，莫辨东西。唉，“宝鼎连云”，好个神秘莫测的景观！

我们继续上行，一块数亩宽的台地闪入眼帘。啊？莫非这就是华蓥古寺——光明寺的所在了？相传唐至德年间，普贤大士在此现身显圣，四方百姓感其恩德，“襄金建寺于山巅”。据《华蓥山志》记：“殿凡七重，昔人于诸殿之上，别构普贤一殿，殿高风烈，覆以铁瓦。”以后各朝又大兴土木，先后在山上建造了黄龙寺、南宗堂、碧云庵等二十余处寺庵堂殿，其规模之宏伟，建筑之辉煌，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不料50年代的“大办钢铁”，使华蓥古刹化为一片焦土。从此，这座“名不减青城峨眉”的宗教圣地从地图上悄然消失了。

奇怪的是，“西朝峨眉东朝华蓥”的风俗习惯仍然在民间流传着。特别是近些年，随着我国宗教政策的放宽，大批善男信女重集华蓥宝鼎。当然，更多的是来这里旅游观光、避暑休憩。老夏介绍说，光每年农历六月，上华蓥山的就有数万人之多。可是，华蓥山至今未列入旅游开发计划，使不少慕名观光的游客“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事实上，华蓥山旅游是很有开发前景的。论泉，这里有虎跑泉、瀑布泉、龙井蟹泉，以及许许多多的无名泉。最妙的要算半山腰的“九子灵泉”，“自上而下形如瓜蔓，连生九子，清莹甘冽，四时不竭。”论石，这里更是得天独厚，自成一格，什么照镜石呀，香炉石呀，五颜六色，千奇百怪；宝鼎西北一公里处的千佛石，有的像罗汉练拳，有的似法师诵经，有的如菩萨养神，简直是一座天然的雕塑陈列馆！

除此，华蓥山还有“渠江落照”“石镜斜阳”“玉璧浮光”“华严古洞”等稀世佳景。郁郁葱葱的大安林场可以作为“森林公园”向世人开放；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也会给你的旅途生活平添几许浪漫的情调。

不巧之处，华蓥山并非属某一个县，它牵涉到江北、合川、邻水、岳池四县的版图。当地人告诉记者，此前有关部门曾来此考察过，只因华蓥山归属麻烦而未能贸然表态。相对可行的办法，是由省市牵头，让毗邻四县横向合作，共同开发华蓥山的“无烟工业”。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设想。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10月14日

私挖乱采缘何成风

记者在江北县华秦乡采访，无不为那热火朝天的采煤场景所感染：到处是忙忙碌碌的采煤工，到处是积成小山的煤炭堆，一辆接一辆的运煤车在盘山公路上疾速行驶……

然而出我所料的是，私挖乱采像乌烟瘴气一样，笼罩着这个华蓥山麓的煤炭之乡。

一位乡干部告诉记者：华秦乡自1984年起，先后出现过五十多口私挖乱采小煤窑，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康家村。

私挖乱采，直接影响到国家煤炭资源开发的合理布局和充分利用。据调查，华秦乡的康家、华蓥等村私窑密集，重叠打井现象尤为突出。这些私办煤矿，通常没有进行正规论证，随意选点，野蛮开采，煤炭资源浪费惊人。

私办煤窑大多由一家或几家农民兴建，由于资金薄弱，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安全生产无法保障。康家村七组有位农民，1986年在林家垭口开了一座小煤窑，但设备异常简陋。去年这座煤窑运输大巷天板垮塌，一名矿工当场死于非命。近两年，华秦乡私办煤矿共有七人葬身井下，数人“光荣负伤”，直接经济损失以万元计。

哄抢资源成风，也使乡村组办煤矿倒了大霉。私挖乱采煤窑根本不讲核算，他们通过薄利倾销，变相杀价，将大量买主吸引了过去，而集体煤矿只得干瞪眼。这还不算，少数农民还制造种种借口，人为堵塞、挖毁公路几十次，使乡村组三级企业所产煤炭严重积压。

在这同时，私办煤窑每年有一万吨左右的原煤强运出境，什么工商税呀、所得税呀、管理费呀，明说，一个子儿不交。怪不得有人编了首顺口溜：“私挖乱采无罪，一不上税，二不缴费，三不拿去换外汇。”

对于上述事实，当地政府持怎样一种态度呢？视而不见，见而不管，还是管而不灵？

实际上，早在1984年，江北县就组成专门的工作组前往华秦乡整顿私挖乱采的煤窑，但由于情况复杂，时间匆忙，手续不齐，此事暂时搁了下来。

1985年，为控制“超生煤窑”，杜绝私挖乱采，县、区领导同志来华秦乡进行安全执法检查，当检查组的小车行至康家八组时，被几个农民无理拦截。个别人公开扬言：“靠山吃山，靠煤吃煤，不管有无手续，我都要开矿！”

此事引起了县委、县府的重视。1986年，县安全办、劳动局、乡镇企业局会同组成安全执法小组，再次来到华秦乡，决定凡是未经批准的私办煤矿一律进行封闭，停止生产。但在实施过程中又遇到个别“钉子户”的围攻哄闹。一项正儿八经的决定，就这样不了了之，“半夜说起五更走，天亮还在大门口。”时至今日，华秦乡私挖乱采现象不但未能制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至于到底因为什么，内情不得详知。但不管怎样，我仍要向当地政府呼吁，希望有关部门当机立断，执法必严，切莫再下“耙壳蛋”。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10月24日

偏岩粮市变迁记

提起江北县偏岩乡的粮食市场，一些过去挑过二斗的生意人就会搭腔说：“啊，那是一个大销坑。”按当地人的行话说，“销坑”的意思，就是有多少卖粮的，就有多少买粮的，不愁销。

和通常的粮市不大一样，偏岩粮市的出现不是因为当地物产丰盈，相反倒是人多地少、五谷歉收所致。俗话说“物以稀为贵”，粮越缺，价越高，卖粮的也越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专业化的粮食市场。

上了年纪的老人肯定记得：旧时候的偏岩场，街头巷尾，楼上檐下，哪儿不见卖粮的场面？尤其是剧场附近的大坝子，场场都有四五十挑五谷杂粮上市敞售。那仗势真可谓“来如龙，聚如山，销如瀑”。

偏岩粮市的繁荣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这里公开的粮食市场没有了，可秘密的粮食交易却在继续进行。起初躲在小巷，后来退到街外的河边、桥头。不久，连“秘密粮市”也被市管员察觉了，无奈，只好逃迁到十里开外的石佛寺。

真是妙极了！一个“非法”的粮食市场居然在“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前不挨村，后不靠市”的荒山坡上站稳了脚跟。“有啥法呢？我们还不是被逼的。”一位曾经做过粮市生意的农民说，“你不让明来，我们就暗来，你不让在山下卖，我们就在山上卖，反正东边不亮西边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和农村粮食市场的放开，原来那种“以道为市”“占山为王”的贸易方式，显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县里决定把石佛山粮食市场请回“娘家”，并投资两万元，在偏岩场上建起了宽达三百个平方米的“新房”。流浪多年的偏岩粮市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

正逢赶场天，记者慕名来这里采访。还在大桥头，就听到粮市上传来的喧闹声：“大米，大米，新打的大米。”“快来买黄豆喽，五毛一斤，包你满意！”近前一看，我的天，好拥挤！只见箩筐套箩筐，口袋连口袋，一排排，一堆堆，如龙似山。笑容可掬的卖主，有的在高声吆喝，有的在和气讨价；而买粮的农民则忙不迭地看货，过秤，付款，挑运……

乡领导告诉我，偏岩粮市自恢复以来，每旬三场，场场“客满”。保守估算，每场都有五千至一万公斤粮食在这里易主。

当然，偏岩粮市的成交额并非一直呈直线上升。近些年，伴随粮食市场进一步放开、搞活，一批“大车运、小车装”的贩运户应运而生，他们成了个体、粮店的“店掌柜”。响水村的林继民，一家六口人都在从事贩运经销，每年售粮上百吨。不少个体户还在公路沿线摆摊设点，挂牌销售，和专业市场对垒抗衡。不管人们对偏岩粮市有何评价，可偏岩人需米作炊的要求毕竟得到了满足。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10月29日

集约养殖鱼满箱

大洪河，横躺在长寿、邻水二县之间，湖面辽阔，水质优良，是养鱼捕鱼的好场所。濒临湖区的长寿县万顺乡，正是因靠水养鱼而闻名遐迩的。

时值深秋，记者来到这个拥有两万八千多人口的鱼米之乡。好静！湛蓝湛蓝的湖水脉脉含情，半透明的雾纱时隐时现，飘忽不定。这时，一叶扁舟把我们的视线牵向湖心：哟，那是什么？是田田荷叶，还是方方竹席？靠近细瞧，原来是和蚊帐相似的大网箱；透过清澈的湖水，一条条巴掌大的花鲢正悠然自得地吹着气泡。粗数，漂浮在水面的网箱竟有三四百个。

万顺乡沿湖共有十一个村七十个组，拥有水面近七百亩。过去，当地人并没充分利用这些水体优势，大多沿用传统方式搞粗放养殖，亩产成鱼不过百来公斤。加上大洪河水位不稳，大起大落，使得塘库里的鱼族常常成群结队“越狱逃跑”。养鱼，被当地人视为最不保险的产业。

有无既能高产稳产，又便于管理的养殖办法呢？有！

1984年，乡里根据大洪河水平、水深、水温高等自然特点，引进了高密度网箱养鱼新技术，鼓励农民实行集约经营、科学精养。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尽管区里乡里在会上会下都在宣传集约养殖的好处，可不少人仍是半信半疑：“跟养猪一样养鲢鱼，又不费饵料，天下真有这等便宜事？”

还是有吃了豹子胆的。李文前，三元村大屋基生产组组长。土地刚下放，他就和几家人联合承包了一口十亩宽的池塘，可手运并不怎么顺。只不过，“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长期在塘边转悠，倒悟出些许养鱼经。当乡里一提倡网箱养鱼，他便第二个投了赞成票。

“当时，我和姜水河联手，一人贷款五千元，一家伙搞了五十箱。”李文前就像打开了话匣子，“可好事多磨，第一年鱼苗不好找，一箱只投了百来尾；第二年，买了两千尾池塘鱼，但因没消毒，结果‘集体自杀’，全成了鱼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成功。去年，我和姜水河各卖鱼近两千公斤，除干打净还赚几千元！”

人们的顾虑被打消了，也纷纷购网制箱，养鱼求富。1986年，光是大屋基一个组，就有三十几家人当了养鱼专业户。打鱼那天，村里人像过节日一样。有的忙着收网，有的驾舟采鲜，有的穿梭运输，有的来凑热闹，湖中岸边，人欢马叫。最后结账：全组两百多个网箱，产鱼一万五千公斤，其中李文前的一个网箱夺了“冠军”，净产鲜鱼四百公斤。

“网箱养鱼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记者问。

热情洋溢的大屋基组农民，简直和“知识抢答”差不多：这个说，省水面，一个网箱只占几米宽；那个说，方便，好管理，易捕捞；“我看呀，关键还是产量高，春天投苗，年底就长到一公斤，按此匡算，每亩可产成鱼三四万公斤呢！”

一直默默不语的李文前却在脑子里“按计算器”：利用网箱可以搞鱼珠蚌立体养殖，上层吊珠，中层喂鱼，底层育珠……

在送别途中，李文前终于公开了他的“秘密”：“我已购置了必要的药物器具，准备试验人工育珠！”

望着李文前那双徐徐摇橹的双臂，和那张充满自信的笑脸，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了《洪湖赤卫队》里的那首歌：“洪湖水，浪打浪，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11月24日

“包老头”宝刀未老

有人说，“包老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业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应当“退居二线”了。当真？

在长寿县乐温乡采访，记者得到的却分明是另一种印象：“包老头”宝刀未老，眼下正值大显身手之机。何以见得？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乐温，一个三面环水的丘陵乡。人不多，只八千六百口。地不少，可耕地一万亩挂零，非耕地八千亩有余。

同大多数丘陵山区一样，乐温乡在80年代初就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使这块“山高皇帝远”的偏僻之区，奇迹般地脱了穷衣，上了富路。

可家庭承包不几年，也遇上了一堆疑难症：土地太散，不便管；农民只想种好地，对荒坡薄地缺乏经营兴趣。

恰在此时，上边来了通知，决定开发乐温，让十里荒丘变成夏橙基地。是定夺的时候了，一种意见：“老包”气数已尽，应另请高明。相反的看法是：联产承包寿命还长，当在深化和完善上做文章。

经过反复思量，乐温乡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我们觉得，搞承包不能只是一个鼻子两只眼，而要在坚持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基础上，大胆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

△大户承包 就是将成片的荒山薄土承包给种植能手或专业户，好处是，便于搞规模经营，综合利用。文星村青㭎坪组王云舫，一人包了二十几亩“石骨子地”。几年来，他先后借贷两万元，用于开山改土建水池，可谓轰轰烈烈。据他本人讲，目前他已栽植柑橘三千余株，五年之后，他将成为货真价实的柑橘“万元户”。

△联户承包 由几家或十几家农民组成专业联合体，共同承包，统一管理。仁和村余洞组十五户农民自由组合，承包了一百五十多亩荒山坡。联户承包，既可扬规模经营之长，又能补分户经营之短，是一种颇具生命力的新形式。

△异地承包 有道是“外来和尚会念经”，为加快开发农业的步伐，乐温乡打破区域限制，允许外地的行家里手进山创业。双龙乡刘志祥等农民，联合承包了宝珠村园艺场，面积宽达五百亩，该场1983年植树，今年部分挂果，明年全面投产。

△股份承包 通过集资入股的形式，将部分农民组织起来，搞开发性承包，然后按投资或投劳的多少，确定分配和再分配。这种承包方式，能有效集中闲散资金，充分使用剩余劳力。文星村杜家湾组规定，凡愿投资的农户，都可加入组办农场。今年，全组除少数几家外，其余四十八户都自愿入了股，使两百多亩荒山迹地得到合理开垦。

△抵押承包 “桃三李四柑九年”，栽树种果，周期长，见效慢，如何避免承包人粗放经营或半途而废呢？乐温乡独创了一种类似“租赁经营”的好办法，即要求承包人在签订合同前，预交一笔“保证金”，如若中途赖账，则以“保证金”作抵。这从客观上造成一种压力，迫使承包人履行合同义务。

以上各例，仅仅是记者亲眼所见的几种形式罢了。实际上，乐温还有不少新花样，比如转让承包、补偿承包什么的。尽管这些承包办法还不尽合理和完善，但毕竟已给山里人带来了福音。乡党委副书记朱一先提供了一串数据：多种形式的土地承包，使乐温乡八村五十余组重新出现开荒热，迄今，全乡开垦山地近两千亩，十多万株良种夏橙已安然扎根。这是真的！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12月7日

旅游风吹皱长寿湖

到长寿湖旅游是一桩乐事，到长寿湖采访却是件苦差。

这不，大清早就来到湖边，可偏偏碰上个“雾都茫茫”。真倒霉！

“嘻嘻，这还不好？雾里荡舟，如梦似幻，那才够诗情画意呢。”呵，女高音，接着是众游客的赞同声。少数服从多数，我不很情愿地跟在一群年轻人后面，跨上了一艘旅游艇。罢，姑且去体味一番“朦胧诗”的意境吧。

“啊，珠儿岛！”又是那位女高音。

珠儿岛，正名浴宾岛。今年8月，我曾来此采访过。这时天气正热，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少会聚岛湾，或与蝴蝶齐舞，或与蝉儿共鸣，或与鱼族同游，各尽所好，怡然自乐。浴宾岛是旅游部门投资三十七万元兴建而成的综合游乐场。中西合璧的圆形厅是本岛的主要标志，它既是餐馆，又是舞厅，到了晚上，它又成了旅店。除此，岛上还兴建了望景台、跳水台、更衣室等辅助设施，购置了太阳伞、游泳衣、救生圈、气垫床等水上用品，供来宾玩乐。据称，浴宾岛是长寿湖最吸引人的部分，高峰期一天能接待上千人。

我正想再去采访，可旅游艇却绕过浴宾岛径直朝高峰岛驶去。无奈，我又拿起望远镜，四处搜寻自己感兴趣的景致：渔船，农夫，顶天立地的铁塔，金果闪烁的柑橘林；时翔时立的白鹤，酷似一群跳芭蕾舞的翩翩少女……

不知不觉船已靠岸，高峰岛到了。嗨哟，太美了！同浴宾岛相比，这里简直是另一个天地。尘世的喧嚣没有了，只有和煦的秋风在悄悄互语；游人的歌声消失了，只有调皮的鸟儿在卖弄着口舌。再向前行，奇石累累，竹木森森，游人置身其间，颇有一种返璞归真、飘飘欲仙的感觉。怪不得老人们总爱来此修身养性，师法自然哩。且慢，不妨上峰顶一眺，那山，那水，那云，一定把你的忧愁烦恼消个一干二净。

该返航了。我和一位船工攀谈起来，“高峰岛名不虚传。”“当然啰！长寿湖共有大小岛屿一百好几，现今开发的只是其中一小块。告诉你，在湖区周围还有不少文物名胜呢，如像赵云寨、湘子山、大坝纪念塔。”船工说。

我问起了开放旅游的原委。他说，1984年，经营这块水面的长寿湖渔场，重温周总理生前关于“综合开发龙溪河”的指示，以企业家的魄力，创办了长寿湖旅游服务部，次年又组建为旅游开发公司，下设游乐部、开发部、餐厅、旅馆等机构，使这个沉睡多年的“百岛之湖”迎来了旅游事业的春天。如今前来长寿湖游山玩水的旅客，络绎不绝，有时一天就有四五千。仅今年前十个月，旅游开发公司接待旅客就已逾十万，这意味着至少能有五十万元的营业额。

还应补上一笔，越来越多的土著农民也被卷入了旅游业。当我们这帮“碰海人”正愁天色渐晚的时候，岸边的湖鱼餐厅、豆花饭馆、无名旅店……早已亮起了“欢迎光临”的彩灯。一位“店老板”估计，狮子滩镇摆摊开店的个体户不下百十家。

那天晚上，我就住在一家开张不久的私人旅馆里，睡得很甜，很香。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11月23日

旱路不通走水路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优美的词句，简直就像写给长寿县江南区的。

可退回几个年头，这浩浩扬子江，却把这里的农民坑得伤心。不是么？三十公里长的“水上防线”，使江南和隔江相望的城关镇成了牛郎织女；水运业萧条得可怜——“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水路不通走旱路！”有人说得挺干脆。

但，江南区三乡二十三村，一共才有二三十公里机耕道，还有十来个村“走投无路”。至于去巴县、涪陵的运输线，那更是“高山上滚响鼓——不（扑）通不（扑）通”。

“海陆封锁”将江南区变成了事实上的“孤岛”。国家建工厂，选来选去都在北岸落户，江南没份；农民办企业，拼死拼活都朝外面搬，连办家庭旅馆都要在江对岸的河街找门面。“我们也有很多土特产品呀，”江南区的老百姓不平地说，“就是没法盘出去。”

车多不碍路，船多不碍江。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想到了一块：兴办航运。终于，来自各方的要求和建议，汇总成了“发展水上运输，发挥地区优势”的新策略。

1984年，江南区下了狠心：依靠江河之便，大兴舟楫之利。转眼，乡办、村办、组办、户办、联户办航运业的兴旺景象，呈现于扬子江畔。

扇沱乡，原先只有木船一只，后投资七万元，将木船改制成160马力的“江南l号”货轮，每年产值五万元，纯利五千元。

千佛乡，一不做二不休，壮着胆子办起了江南航运公司，拥有“江南4号”“江南5号”等五六艘船只、480吨驳子。自开业以来，上走重庆江津，下达江苏南通，好不威风。

大堡乡，这个过去连码头都没有一个的“落后国”，现在一下子拥有了五艘机动船，大的300马力，小的24马力，胃口不大，效益不小。

据统计，全区现有各种型号客货轮十五艘、驳船800吨，总马力1950余。自古“寸步难行”的江南区人，如今可以去领略“千里江陵一日还”的乐趣。

一业兴则百业旺，一江通则百厂活，水上运输的中兴，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育。江南——这个向来缺厂少商的农业区，今天却成了三百九十四个新兴企业的所在地。企业年总产值已达八百万元，生产和经营项目由单一的建筑建材业，发展到煤炭、纯碱、织布、沙发、橡胶制品等十几个门类。

航运畅通使种田人成了“过江龙”，无论在城关镇，还是在川维厂，到处都有江南农民的“作品”：柑橘、葡萄、猪肉、鸡鸭蛋……

哦，差点儿忘了。水运业也带动了水产业。长江，不仅是航运的“黄金水道”，也是理想的天然渔场。近年来，那些买不起大船的小本人家，却摇身一变，成了渔民模样。在千佛乡的对河口，记者就看到三十几条小渔船，据说这些打鱼人一年能捕一两万公斤鲜鱼呢。

不过，江南区的航运业并非一丝阴影都没有。一位区领导交了底：“我区的航运队伍大则大矣，但利润甚微，每年仅两万元上下，有些船只甚至‘赔了夫人又折兵’。”

原来，这儿的船只普遍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按实际规模计算，江南区的船只每年至少要用六百吨油，但目前的供油指标却是以1982年为基数的，一年不过百二三十吨，其余就得靠“讨口”度日。加之税多息高，乡镇船运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这真是：“载不动，许多愁。”

无疑，江南区“旱路不通走水路”的作为，是值得肯定的。那么，有关部门是否也应来个“旱路不通走水路”，帮助乡镇航运业渡难关呢？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12月29日

丰盛场边界贸易速记

又遇上了赶场天。

农活刚闲下来的乡下人，从四面八方向丰盛场集结。上午十时左右，彩色的人流灌满了每一条大街小巷。

“新衣服，现代最新式样，滑雪衫、皮夹克、巴拿马裤子牛仔服！”穿着时髦的一男一女演讲似的高嚷着。“嚯——”一群年轻人拥了上去。

这显然是个体户的“势力范围”。沿街道两旁，摆满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百货摊。卖鞋的、卖布料的、卖草药的、卖书画对联的，杂七杂八，一应俱全。我默数了一下，不足千米的大街上至少有两百个摊位。更逗趣的是，在这远离县城的小地方，竟有不少南腔北调的经商人。

丰盛乡立脚巴县，东望涪陵，南靠南川，是个“一只脚踩三条船”的“旱码头”。丰盛，原称风门，解放初期因此地人寿物丰，财源茂盛，改为今名。

丰盛场边境贸易古已有之，相传清朝时曾为巴县首场，交易活动最初仅限于剧院、书院、寺院中进行，后来才逐渐辟路为集，以街为市。资料所载：丰盛场建有公正、长宁、复兴、寿字四街，每逢会期，毗邻乡民扶老携幼，蜂拥而至，好不热闹。

口说不如身到，还是让我们去集市逛逛。

靠乡政府一侧，是一处宽敞的禽畜粮食市场。我们来的时候，已是下午二时，但交易活动仍在紧张地进行。你看那些卖禽蛋的农民，刚走一批又来一批。“你大概是附近人吧？”我问那位裹着白头巾的农妇。回答很随便：“涪陵，新妙区的。”“呷、呷、呷！”哦，那边是卖鸡鸭的。“不，这是我们刚买的。”一位来自南川县太平场的小伙子，指着十几笼活鸭说，“我们是合伙做生意的，今天运气好，一会儿就收了两百多只。”

兴隆景象也在猪肉、蔬菜、竹木等专业市场上出现。记者看到，来丰盛场交换的商品十分丰富，除本地的土烟、水果、地瓜之外，涪陵的竹器、家具，南川的木料、药材很招人眼，连贵州那边的山货野味也在这儿亮相。

商业部门做过定量分析：到丰盛赶集的人少则数千，多则一万四五，其中60％的人来自涪陵、南川、江北诸市县，仅在场上摆摊设点的“外来和尚”就有五十余个。

边境贸易的繁荣到底给当地带来了什么？工商所眉开眼笑：丰盛场每场成交额都在万元以上，光每月市管费就可收千元左右。工商所也挺满意：丰盛场不错，去年仅集市贸易和个体经营收入就达十万元。丰盛乡好像没有直接受益，但又不可否认：商品交换刺激了商品生产，农民开始绕着市场的屁股转。

唯一受到冲击的恐怕是自由市场和个体户的竞争对手——供销社。错了，又猜错了。丰盛供销社的领导微笑着向记者介绍：“我们虽只是个乡场分社，可生意并不小。特别是近些年，我们针对边区农民的需求，先后增设或扩大了工业品、日杂、副食、生资、收购等十二个门市，年营业额达一百五十万元，创纯利五六万元。”

草木有根，事出有因，丰盛场边境贸易空前兴旺并非偶然。

边境贸易是在放开搞活的大背景下绽开的一朵奇葩。丰盛场的繁荣很大程度也取决于政策放得开、措施定得活。他们认为“来者都是客，不必分你我”，只要“三税”齐全，便可自由买卖。而相邻的涪陵、南川却常常人为设卡，连营业证都要注明本地的或外来的。

山中没有梧桐枝，怎能引得凤凰来？为了搞活流通、富裕农村，丰盛乡先后筹集资金数万元，用于街道改造和市场建设。现在，丰盛场几乎全铺成了水泥石板路面，场上的餐旅馆、住家户都用上了自来水，而那些赶早场夜市的人也再用不着打火把，因为街道两侧已安装了路灯。

这里，我们也得感谢贩运户。丰盛场最大的买主是一批从事贩运的行商或坐商，有四五百人，如巴县马家乡就有十几位农民常年蹲在场上，专事运销。这些贩运户动作神速，赶集的头天，他们便住进旅馆，翌日全力收购，或当即起运，或打包待发，第三天，丰盛场那新鲜的山货已经成为重庆人的“盘中餐”了。

刊于《重庆日报》1988年2月2日

小水电，多乎哉？

知道五布红橙的人，未必都知道五布河。

五布河发源于南桐矿区金子山，向北流经巴县接龙、姜家、木洞诸区，最后注入滚滚长江。

据《巴县志·水道》载：五布河的得名，“盖以渠汇五溪，水色缥碧如轻素也”。发达的水系，充沛的水量，为这条河水电开发提供了可能。尤其少见的是，在总长仅有二百来公里的河道上，天然落差竟有2772米。

事实亦然。本世纪60年代中期，巴县小观乡首开战局，投资二十四万元，历时五年，在五布河上建起了接龙区第一座水电站——小观电站。截至1987年，接龙、姜家等区共建电站十九座，机组三十三台，总装机容量超过6000千瓦。五布河流域的三十二个乡镇，半数以上有了自己的小水电。

这下该好了，打米、磨面，方便多了。“好？好个铲铲！”不知是哪位气粗的，“哗”地泼了盆“凉水”。

原来办小水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主要是并不上网。有个统计：在五布河已建电站中，并入国家电网的仅占十一站十七台，其余的十二站十五台，至今仍锁深闺，“嫁”不出去。

我不大相信，想到五布乡去探个虚实。“这是事实。”五布电站的同志告诉记者，“五布电站共投资六十余万元，1979年正式竣工，但目下还有一台250千瓦的电机没能并网。”

“不过，最吃亏的还是菩萨滩电站。”

菩萨滩，又名玉滩。在此建站，的确费了几番周折。开始由天平乡自建，因经济调整而被中断；1984年9月，天平和二圣、五布、东泉等乡联办，又遇上资金不济；幸亏县里助了一臂之力，才于去年8月安装就绪。

可“菩萨难保背时人”。尽管菩萨滩电站拥有两台各500千瓦的大家伙，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并网发电。这意味着总耗资三百一十五万元的菩萨滩电站，不仅不能正常生财，反而每月要背一万多元的贷款利息；也意味着这个巴县目前最大的水电站，每季度有十几万元的人民币付之东流！

有水不能发电，有电不能并网，这到底是哪条“神经”短了路？

电力过剩？不像。相离不远的重庆城、渔洞，乃至木洞镇，不都在大喊电、电、电么？

“关键是五布变电站设备不足，输电能力有限。”隶属于南岸供电局的五布变电站，目前只有两台变压器，总容量仅2800千瓦，而实际并网的已达2900千瓦，早已超了负荷。

只有另想办法：增容！可话好说，事难做。资金，谁来出？县府和上级电力部门打起了嘴皮官司，卖主怪脚，买主嫌鞋，互不相让。“谈判”结果：你希望我定个具体方案，我要你出资金地盘。煮不熟煨不烂的橡皮球，一踢就是大半年。

“能否自发自用呢？”在五布场的一家旅馆里，记者正准备看电视。房东接过话：“咋个不可以，听说箭桥电站，就是专供木洞毛毯厂呢，但我们这儿企业少，用不完啊。”“照明呢？”“嗐！打柴卖了买柴烧，我们卖电给别人，又从别人那里买电用。今天还好，没有停电。”

说话间，街上的人们突然怪叫起来——糟糕！又停电了！

刊于《重庆日报》1988年3月30日

“绿林好汉”闹荒山

孟夏四月，树茂草长。一群群活泼调皮的鸟儿，在关坝乡的松杉林里蹦来跳去，啁啾争鸣，仿佛在为那些辛劳的拓荒人殷勤献唱。

关坝算得上是南桐矿区的山区乡。全乡十个村，村村都有荒山荒坡。七千多亩迹地旷土，像疮疤一样散布于关坝乡的躯干和四肢。

山区如何开发？荒山怎样绿化？这道难题着实伤透了关坝人的脑筋；有的说，再来一次“愚公移山”，让荒坡姓“梯”；有的建议“分山”，你一牙，我一块，各管各；也有打懒主意的，无为而治，任其自然。

“我看千好万好，不如一个‘包’字好！”平坝村古屋基生产队的苗族农民杨长生考虑再三，献上一计，“应发展林业大户，兴办家庭林场。”

三十几岁的杨长生，曾在部队服役，专弄果树栽培。他想在家乡当“火车头”，带动大家搞开发。1983年，他果然同村里签了“条约”，一家人承包了一百余亩荒坡疏林地。当时还有人磨嘴皮：“出头的椽子先烂，看你姓杨的啷个下台。”杨长生一笑置之。开荒么，照干。那年，杨长生育苗两亩余，植树数千株，另外还“捡”回八百公斤红辣椒。他成了远近皆知的“绿林好汉”。

“杨家林场”的出世，使关坝乡的党政领导眼界大开。他们不再犹豫了，管它三七二十一，先拿出点儿“政策”来：鼓励和扶持林业大户，对荒山荒坡实行招标承包，谁垦荒，谁得益；林权五十年不变，允许子女继承或转让，对开荒者，减免定购任务；对造林者，树苗价格优惠；对育苗者，实行粮食补给。

这样，关坝热闹起来了，到处都在治“山荒”。1984年一年，全乡猛地冒出五十几个“山大王”，其中包地百亩以上的十八户，包地百亩以下、五十亩以上的三十三户。至于承包几亩十几亩的那更是老和尚敲木鱼——多多多。好家伙，几千亩荒山坡一竿子被“绿林好汉”们占了个光。

“你们这儿最大的林场主是谁？”“‘杨发财’，就是光明村的杨昌发。”我当然不愿错过采访机会，徒步十余里，来到杨家“小庄园”。放眼望去，果然千丈成行，松杉成片，绿草成茵，一派葱茏。

年方“而立”的杨昌发，原是光明村的团支书。1984年6月，南桐矿区办了一期团训班，号召乡村团员干部率先奔富。杨昌发想，家乡虽然水少田少，但“南（烂）泥湾”不少，如在非耕地上耍锄头，肯定能开出“小江南”。正逢其时，村里打算把老鸦箐一带的三百亩荒坡承包出去，但知情者不是摇头就是摆手，没有一个敢领标。

“怎么，没人包？我来！”杨昌发挽起裤腿，真的背着铺盖卷儿上山了。

杨昌发劲没白花，汗没白流，他用一千个日日夜夜换来了六七万株松、杉、千丈树。去年，他家光砍杂树杂枝就得纯收入近两千元。

杨昌发高兴极了，但也不免有些担心。杨昌发和村里签合同，白纸黑字写着一定五十年不变，收入实行分成。如今眼看这几万株“摇钱树”生得齐刷刷、翠绿绿，村里的领导翻脸变卦就麻烦了。

刊于《重庆日报》1988年7月7日

巧绘“山水画”活念“草木经”

依样画葫芦

江津县蔡家区开发农业推广有年，这里我们姑且先作一番回顾。

拥有十万人口的蔡家区，远离县城，毗邻贵州，地形复杂，土质瘠薄，全区十个乡，共有可耕地十万亩，非耕地八十一万亩（其中三十万亩可供开发），溪河总长超过一千公里，塘库水面不下四百亩。由于过去只重“粮纲”，忽视“多经”，农村人平年收入不过六十元。

区领导急了，决计改弦更张。1980年，蔡家区在农业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了“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合理布局，综合开发”的战略思路，进而对全区非耕地进行了科学规划：海拔在400米以下的，以养殖业为重点；400到800米的，以发展茶叶、水果、海椒为骨干；800米以上的，造林、育草，种植黄连。并提出种养互补、长短结合，“远抓林果棕药茶，近抓猪兔鸡鹅鸭”。

放长线，钓大鱼

政策的关键，是放宽、用活。区里定了规矩：凡荒山、疏林地全部划作社员自留山，成片的林场茶场、果园药园由农民领头承包，“四旁”植树谁造谁有，长期经营，不宜种粮的瘠薄地可以弃粮种经、造林。

对开发者还有经济上的优惠。购种买苗困难的，可以贷给周转金；停耕换林较多的适当减免农业税；对以林为主的二十五个村五千五百人，人平口粮补足二百五十公斤。

仅1984年至1986年，全区对开发农业减免的农业税达三十万元，上千户开发者从五十六万元的周转金中获得好处。

竞争，看谁厉害

历次开荒造林都是“大兵团”作战，这次“兵法”有变。区里说了，集体、个体、联合体都可“各自为战”，管你“大猫小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

鼓励竞争还须保护竞争，保护开发者的合法权益。嘉乐乡白鹤村的石南林，承包了所在组的五百亩荒山造林，法定期限二十年。可个别村组干部只看到人家“吃鸡”，未见人家“挨打”，扬言要单方面撕毁合同。区领导闻讯后，马上组织处理，用法律这剂“氯霉素”，医治了闹事者的“红眼病”。

剥笋式开发

一阵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过后，蔡家人开始品尝到开发农业的美味来。

1987年，蔡家区已开发利用荒山坡地二十四万亩，全区林、茶、果、药收入达一千三百万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22％。财政收入也呈水涨船高之势，去年蔡家区有八十五万元税金属非耕地的功勋，它占了工商税收的一半、农业税收的95％。

但蔡家的人啊总不知足，广度上开发了，还想往深度开发。就如龙吟乡，本来林山有了，果园有了，茶场也有了，但还觉不够带劲儿，便要办啥茶厂、家具厂、棕片加工厂。

嘉平乡更绝，一千多户农二哥自愿联建柑橘生产者协会，不仅抓生产、抓管理，而且直接组织柑橘外贸出口。此事引起了中央及省、市领导的关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还转发过他们的“生意经”。

怪不得当地农民打了个比方：搞深度开发就像剥笋子，越往里去，越有搞头。妙！

刊于《重庆日报》1988年9月26日

稻花香里说丰年

“呷——呷——呷——”鸭子的歌声，从再生稻田间传来。

“这叫露宿鸭。”江津县杜市区的一位养鸭农民介绍，“这鸭子就像流浪儿，没人投食，没人照料。”

（一）

去年夏天，江津县农技站的同志了解到稻田养鸭、鱼鸭共生的科技信息，颇觉有趣，便在屏鹿、高屋、仁沱、贾嗣诸乡镇选点试验。

首批示范的，十六户人家，户平一亩“试验田”。

屏鹿乡石罗村的余修明，4月下旬放鸭，一共二十只，然后撒手不管。三个月期满，余修明却从稻田里吆出了一群肥麻鸭。

其他各点也出新闻。在仁沱、贾嗣、高屋三个乡，除一家因管理疏忽，造成鸭儿逐水钻洞，挤压致死外，其余示范户养鸭成活率都在85%以上，平均只重三斤。

可邻近的一些农民却百思不得其解，说这是“缺牙巴咬虱子——碰端了”。

（二）

但县里的农技员们却取得了露宿鸭“大难不死”的充足依据。原来，冬水田里有三十几种水体生物，二十一种底栖动物，另外还有昆虫之属。“养鸭无技巧，虫虫加草草。”

鸭子既然是害虫和杂草的天敌，那它自然也成了水稻的卫士。

去年7月，农技部门曾在石罗村调查存虫量，发现无鸭田有稻飞虱成虫1510条；放鸭田仅有910条稻飞虱，至于螟虫、蝗虫、黏虫一类，早被“美食家”们吃得一干二净。

有人换算过，投放露宿鸭，光节约治虫药剂和除草用工，每亩就可减少开支十来元。

（三）

“家有一群鸭，不愁没钱花。”农民谁个不想喂，只是心中有几怕，怕鸭儿乱跑，怕被害被盗，怕鸭子吃鱼吃秧吃谷吊。

“实在大可不必。”农技站的同志敢打包票，只要在田坎筑栏设防，在田中留有余地，鸭子自会安居乐业，黄鼠狼也不会上门相扰。

吃鱼吃稻，这还不好办？待秧子分蘖后，才放雏鸭下田；到水稻散籽，又将成鸭“驱逐出境”。养鱼也如法炮制，放大规格鱼苗，挖深沟深凼。小鸭吃大鱼，哪有这条逻辑？

何况鸭粪营养丰富，肥效甚佳，于鱼于稻都有利。贾嗣的农民说：“鸭子宿一夜，可肥三年田；鸭子过一趟，鱼多两年粮。”

更能比较说明问题的是，经测，养鸭田的稻、鱼产量，通常比未养鸭田多产了3%至5%。养鸭护稻、鱼随鸭长，岂不是偏颈项拉小提琴——两全其美？

难怪农民争着去当“鸭司令”。

今年，江津县十三个区，头季鸭实放两千一百多亩，投放雏鸭三万八千只。二季鸭、三季鸭估计也有千来亩。

“我县共有几十万亩水稻田，如果以二十万亩计，一年投放两三批，每年即可提供七百万只商品鸭。”县领导劲头十足地说，“估计明年可以投放一万亩。”

刊于《重庆日报》1988年9月30日

走进贫困山区

为何守着锅边缺饭吃？——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一

现在，一些地区的农民还没有摆脱贫穷。贫穷的病根在哪里？治穷的药方如何开？……一连串的问题，竟成了我这次访贫问富的缘起。——记者

荣昌县武城乡，离县城不远，只需一顿饭工夫就可打来回。而且，笔直的成渝铁路、宽阔的成渝公路穿境而过，绵绵濑溪河缘疆而流……

无怪乎人们说，武城乡是一块金不换的“肥肉”。

然而，严峻的现实是：一九八六年武城乡工农业总产值为七百万元，人平纯收入仅二百六十九元。人们怎么也没料到：守着“锅台”边的武城乡，竟排进了全县十一个贫困乡的行列。

我们来到了武城乡的白庙村。这村不算大，只九百来人，但多数组、户仍在贫困线以下。村主任唐荣祥说，县城离白庙仅几里路，但去那儿做买卖的人却少得可怜。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民仍习惯于“土里刨食”，而不愿进城“丢人现眼”。农业布局不是面向城市，而是为了自给——事实上又不可能自给自足。

我们拜访了贫困户曾运松。他家共三条“罗汉”，两个病劳力。“你经常赶县城吗？”“很少。”“你种菜去卖吗？”回答是：“没，只种点儿自己吃。”我问他为啥不喂猪、不养禽。他说主要是缺钱少粮。但有趣的是，他家却养了一条油光光、肥胖胖的大黑狗。

类似曾运松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却不少见。以修路为例，白庙村原有一条机耕路，乡里曾拨款九百元，打算把它扩为公路。可当地的一些农民却不那么热心：“几十年都爬过来了，现在还怕什么？”这就是山里人的思路！

观念的保守、交通的阻塞，使离县城近的优势无形中受到了抑制。

至于优势的浪费，同样使人感到遗憾。例如，武城乡的土堆村，地处河谷平坝，可说占尽了水陆运输的便利。可惜得很，成渝公路上那来回奔驰的车辆全是别人的，濑溪河里的船民也很难找到姓“土”的。更令人吃惊的是，全村除一窑罐厂外，几乎再没有别的什么企业。

土堆村那么多的劳力上哪儿去了？种田，都在种田！

村里的负责同志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也曾尝试着办企业，可干什么不成什么。搞焦煤场，垮了；办预制厂，缺钱；开黄砂厂么，农村又兴看‘山相’。”一个又一个的致富机会，就像濑溪河的流水悄然逝去！

白庙村和土堆村，虽不是武城乡的全部，但至少从两个侧面反映了同一个事实：仅有优势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善于充分而合理地利用优势。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5月31日

走出家门牵“金牛” ——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二

商品经济的隆隆炮声，打破了边远农村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使大批长期为土地所禁锢的庄稼汉得以解放出来，并成为一支走向社会的劳务大军。——引子

“票子是跑出来的！”在五福乡，一位满脸稚气的青年农民热心地向记者传授致富经。

五福，位于荣昌县西南角，左邻隆昌县李市镇，南接泸县喻寺区，是成渝铁路、成渝公路进入重庆的咽喉之地。这个乡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富饶，向为荣昌粮经基地。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庄稼人，“三个月种田，一个月过年，八个月休闲”，自产自给自足，优哉游哉乐哉！

进入本世纪80年代后，勤劳、朴实的五福农民再不愿坐在屋里享“清福”了，他们也想到江湖上去闯荡闯荡。1980年初，乡里根据本地交通方便、五匠齐全、劳力丰富的优势，提出了走出家门牵“金牛”的致富规划，组建起一支以农村五匠为骨干，以劳务输出为中心的建筑队。此后，他们利用与县建筑三公司等单位的横向经济联系，迅速把触角伸向外区、外县、外省。

现在，全乡常年在外搞建筑的劳力有六七百人，占全乡劳力总数的15％。去年，仅乡建筑队产值就达一百九十六万元，上缴税金六万元，实现利润两万元，人平工资收入达一千二百多元。真可谓国家受益、集体增收、个人得利，皆大欢喜。

建筑队打响了，待在家里的妇女们却着急起来：“男人能外出赚大钱，难道女的只能在屋头吃闲饭？”“对，我们也得想法子，到外界去见识见识！”

机会终于来临。1984年，一群年仅二十来岁的姑娘坐起火车上乐山去了，并以“席编能手”的身份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原来，五福素有织席传统，当地不少女子从小就学得了一手好技艺。正当姑娘们筹划着出去见世面的时候，乐山市日杂公司前来联系了，说欢迎五福人到乐山去“传经送宝”。五福乡满口答应，并当即选派六十名“种子选手”前往“献艺”。没想到这支“娘子军”素质精良，技术娴熟，心灵手巧，颇得当地人赞美。一位妇女声称：她们人平每天能织席四床或排席五十床，月收入百把块钱不在话下。据说这些姑娘在外开了眼界，如今也变得“开放”和“摩登”起来。

外出务工，不仅使五福人落后、封闭的观念受到了冲淘，而且也给成百上千的普通农家带来实际的好处。四儿一女的殷金海夫妇，过去因家境穷困，每年都要向民政部门申请救济，而今他家四人成了“席匠”，其中三人远到乐山等地织席排席，去年，他家仅此一项就收入五千多元，还新盖了好几间砖瓦房。

殷金海一家，只不过是整个五福的缩影。据统计，去年全乡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四百多万元。其中光劳务输出就占二百多万元。当然，从人平所得看，五福农民收入水准仍然偏低——三百二十元，但请不要忘了这样一个背景：五年前的同一个乡，人平所得仅七十元！

不错，五福乡刚刚起步，但它毕竟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从家庭走向社会，从小天地走向大世界，这正是大多数落后地区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6月7日

扶贫企业要扶一扶——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三

现在，一个不容回避和忽视的事实是：不少新办的福利企业，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目前正处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之中。

例一：荣昌县油菜乡双油联办福利厂，是1986年才开办起来的主营调味品的集体厂家，职工六人，扶贫对象居半，固定资产三万有余。按乡里最初打的“如意算盘”：厂子一建，生意自来，既可扶贫，又能发财，两全其美。谁料，去年年终结算：总产值一万四千元，亏二千元，加上贷款利息，共亏了六千元！原来厂里进的原料，全是市场上的“高价姑娘”。比如大米，按国家牌价每公斤0.34元，而市场价格却多出一倍。高买而贱卖，自然亏本。为此，民政部门曾与粮食部门商量，希望能给点儿优惠。而粮食部门却奉行“公事公办”：上边没划指标，岂敢私开“小灶”？

例二：五福乡糖果厂的情形也不那么美妙。这个厂建于1985年，原有职工和管理人员三十人，其中残疾人十五名，投资入股的十四人。开办头一年，总产值五万元，亏损五百元；第二年，总产值虽增至十四万元，仍亏损一千多元。个中缘由，当归咎于管理紊乱，经营不善。厂里虽有厂长当家，但职同虚设，不理“朝事”；车间主任、会计、出纳被宣布下台，但又迟迟无人接任。由于管理不力，经营无方，糖果厂至此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县民政局的一项资料显示，全县近年兴办的五个扶贫企业，除安南福利招待所略有盈利外，其余的都是“亏损户”。这些“亏损户”或盲目上马，或经营失误，或物资短缺，或工艺落后，几乎丧失了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机能。一位民政干部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办福利企业的初衷，是想让更多的‘穷哥们儿’脱贫致富，而现在的扶贫工厂多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还有气力去‘救死扶伤’！”

福利企业的不景气，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扶贫工作的不足。扶贫，是一项复杂艰巨、牵涉面广的系统工程，社会各界密切配合，鼎力支持，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可不少地区和部门，时至今日仍是说得多，做得少，“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寻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认识含混，以为扶贫企业只重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殊不知，扶贫企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致的，其社会效益必须通过经济效益来实现。二是本位主义作祟。一些单位和部门爱打“小九九”，生怕自己吃了亏。只要一说到扶持福利企业，他们就又是推口，又是摆手，民政部门只得硬着头皮，单刀上阵。

由此观之，强化扶贫领导，统一扶贫步调，实有必要。有关职能部门果能各尽其责，热情相助，那么濒临绝境的扶贫企业，准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6月14日

知否？知否？吴家土瘠地瘦——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四

沿荣吴公路西行，愈往前走，山愈难看。尤其是吴家区凉平、观胜等乡的山头，光秃秃，烂稀稀，活像一只只丑陋的癞蛤蟆。

吴家区居荣昌县北，与内江、安岳、大足诸市县毗邻。这里山峦重叠，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是有名的穷乡僻壤。

据统计，去年全区人平所得仅二百九十二元。不过，穷困的概念不光是指分配水平的低下，还在于土地资源的贫瘠与生态资源的枯竭。

吴家区共有八个乡，八万八千人口，总耕地面积九万多亩。人平一亩几厘地，这对于一个既缺矿藏又少工厂的农业区来说，的确是笔诱人的财富。然而，有资料表明：吴家境内的大片耕地正面临着养分匮乏、地力减退、功能衰萎的危机！据有关部门调查，全区现有低产稻田一万四千亩，占稻田总面积的l/3，低产土一万三千亩，占旱地总面积的一半。这些低产田土要比正常田土的亩产低五十至一百公斤。记者曾到观胜、凉平、铜鼓等乡实地考察，看到不少田土已经板结、老化，地里的油菜、麦苗也多显得“面黄肌瘦”，“细脚伶仃”。

何以会出现上述现状：是自然，还是人为？

——植被减少，生态恶化，加速了土壤失肥过程。解放初期，吴家曾是草木丰茂的地区，但后因“毁树炼钢，毁草种粮”，森林覆盖率降至2%。生态失调，养分难保。全区上万亩旱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水肥流失现象。

——不合理的耕作制度和经营方式，也是一大病因。有机农业的传统，要求对土地既用又养，实行粮肥轮作。但近二三十年，吴家区片面追求耐肥作物（稻麦、红苕）的单一种植，而养地作物（豆类，绿肥）种植则年有下降。这个区1956年豆类、绿肥的种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20%，而现在还不足8%。用养失调，致使土地肥力不济。农民说：“一季麦子一季苕，土地犹如在坐牢。”形象地描绘了掠夺式经营带来的恶果。

——施肥不科学，造成肥效抵消。地力减弱，在施肥技巧上，农民过分迷信了化肥的作用，忽视了农家肥的增施。加之化肥品种单一，土壤耗肥量日增。一位农民风趣地说：“如今的土地嗜肥成癖，就像旧时候的人抽大烟，越抽越有瘾。”以至于投入增加，产出反而减少。

人穷导致地穷，地穷反使人更穷。老实巴交的吴家人，他们为了摆脱贫困的纠缠，开过“梯田荒”，种过“狠心田”，施过“化学肥”，其结果呢——事与愿违！

出路在哪里？生态破坏了，重新恢复；肥力衰竭了，严加养护。在这方面，铜鼓乡算是捷足先登，有同志说：“倘若全区如此，几年可摘穷帽。”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6月17日

板桥新村的喜与忧——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五

土墙房消失了，一幢幢小楼房跃入眼帘；宽敞的庭院里，漂亮的阳台上，晒着五颜六色的衣物、被单；收录机里播放着欢快的流行音乐。听人们说，这就是遐迩闻名的“板桥新村”了。

有这般舒适、气派的华屋新居，想必该是再美不过的事了。可对当地人来说，却像“讨饭的拾了个小宝宝——既是喜来又是忧”。

喜，不待多言。荣昌县的单板桥村五组，过去只是个不那么惹眼的穷窝窝，全组五十几户人家，几乎都是土墙茅草棚。最好笑的是，每年打麦收稻，农民都为争稻秆而扯筋打捶，因为没有稻秆就不能盖房呀。可自从1984年出现“造房热”后，这里的光景就大不同了。组里把存有的十二三万元公积金，全部用来扶持农民修新房，仅几年工夫，就实现了“草房变瓦房，土墙变砖墙，平房变楼房”。据统计，该组共兴建楼房三十七幢，建筑总面积三千三百多平方米。当地农民自豪地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四年操楼房。”

可日子还没有过多久，人们的高兴劲儿便退了潮，并开始忧虑起来。

一忧：造房过热，使一些农户耗资殆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农业投入，削弱了家庭经营的自我发展能力。据估算，这个组人平收入在四百元上下，而兴建一幢楼房通常要花三五千元。特别是那些家境平平的农户，因财力不济，只得节衣缩食，东拼西凑，结果楼房修好了，却背了一屁股的债。建房耗费过大自然影响了农业扩大再生产，有的农户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二忧：集体积累几近于无，统一经营功能萎缩，难以组织农民兴办企业，开拓新的致富门路。比如该组曾打算兴办奶牛场和塑料厂，但终因“包里缺钱”，只好告吹。一位农民感慨地说：“要是把那笔公积金用来发展企业，该多好。”

三忧：土地减少，劳力过剩，就业问题日渐突出。全组原有四百亩地，人平一亩半。后来被一家工厂征了一大块地，人平占地降至五分。1984年，县农房办规划“板桥新村”，测算可节约十几亩土地。但由于缺乏统一管理，造房户“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土地不但没省下来，反占了不少熟土。

人多地少，迫使人们向其他产业转移。他们找到征地的工厂，好歹安排了四十多个合同制工人，一定五年不变。但忧虑仍未解除：进厂做工多是体力杂活，月工资很低，再说，五年期满，何去何从，实难预料。再退一步说，下一代人该咋办？人多地少，迫使人们向其他产业转移。

修房造屋，本是大喜事。但如果不量力而行，不注意统筹兼顾，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板桥新村”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如何处理好消费与积累、建房投资与生产投入、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仍是当前农房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6月25日

一个家庭等于一个工厂

乡镇企业要大发展，几年前可难坏了大足县高升乡的决策人：办集体企业吗？分明属“第三世界”，没钱：依托城市大工厂吧，远隔千里，又鞭长莫及！几年过去，办企业的致富门路出现了这样的奇迹：

曾经是大足县吆鸭子的贫困乡，如今一跃成为屈指可数的大富翁：全乡五千余户农民，有四千二百户办起了竹编家庭企业，仅此一项，该乡全年可增加产值六百万元，占全乡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全乡人平分配收入大增，年收入一两千元，乃至三四千元的农户也出现了……

高升人有这么个习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丰富的竹源为家庭竹编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良好的环境。居住在这里的农民，自古就有“划篾打席、称盐换米”的业余爱好。过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高升的竹编业曾历尽坎坷，几度兴衰。特别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一阵，农民想干不敢干，有的农民偷偷摸摸搞地下活动，也是提心吊胆。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高升人积蓄已久的劳动热情极大地释放出来。当地农民立足本地，因地制宜，以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发掘传统工艺为突破口，发动群众大种竹子，同时一批小打小闹的户办竹编工厂也办起来了。这些以家庭为基本的生产企业，或自营，或联营，或承包经营，具有能充分发挥本地优势、适宜面广、灵活度高、繁殖力强、有效性佳等特点。

——适宜面广。高升家庭企业一个共同的特点：小。规模小，场地小，批量小，不需多大本钱，就可架起势来。加之竹编业属小商品生产，工艺简单，妇孺可学，极易推广。这种家庭手工业，正适合于当地经济地理环境以及贫困落后的生产状况，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灵活度高。家庭企业是从传统农、副业中分离出来，但又尚未完全独立的新产业。这一特征集中表现为兼业化经营，亦工亦农，灵活多样：农忙出门，农闲进厂；白天下田，夜晚上班。另外，家庭竹编生产完全是市场供求的浮标，它随价格涨落而升降，畅销多产，滞销少产，无销转产，随机应变，自动调控。

——繁殖力强。家庭企业往往是由少数能工巧匠起头，然后通过“竹根串竹根，娘舅传表亲”的近亲繁殖或邻居感应，逐渐形成专业组、专业村乃至专业乡。比如太和村一组，开始只有张兴发等两三家人打席，在他们的示范和引动下，现在全组五十几家人成了清一色的席编专业户。

——有效性佳。家庭企业多是生产经营一体化，家长即厂长，儿女即职工，盈亏自负，利益直接，既能充分利用剩余劳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又能诱发出生产经营者的创造力和高效率。

分析了以上特点，我们可以下出这样的结论：家庭工业作为农村工业的一种新模式，它不仅是贫困地区行之有效的起步产业，也是推进农村商品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二级火箭。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升的经验是很有推广价值的。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7月7日

土偏方医穷病

从合川县城出发，约莫四小时车抵渭溪区，改乘两小时的船才到香炉乡，若要去大垭村么，还得步行几公里山路。好偏远的山旮旯！贫穷像病魔一样折磨着世代种田的大垭人。

受穷人爱做富裕梦。“人家城边人好找钱惨了，随便搭个摊，都能成万元户。”然而，要在当地做生意……不现实！

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几个青年人巴心巴肠想办些“大个子”工厂，可掏穿了皮包底，票儿仍不够数。就是有了资金，其他的如技术、人才、销路有把握么？难说。

现有的条件就是这样。要想根治穷病，恢复生财机能，唯一的办法：寻找偏方。

他们想到了造纸。这是当地一项古老工艺，砍几捆竹子泡在池里，捞起后用石碾压细，然后搅拌成浆，用纸帘子舀起，便成了宽窄适度、厚薄均匀的土纸了。这套工序，连十来岁的小孩都背得烂熟，花钱也少。

“偏方”找到了，要紧的问题是：如何“下药”？

从前不少生产队办过土纸厂，那时兴得怪：“懒人有懒福，勤快人累得哭。”“大锅饭”伤透了匠人们的心。显然，“一大二公”的死胡同是难行通的。

也罢。就骑“自行车”：“两个轮子一齐转”，户办、联户办小型纸厂。

两鬓染霜的四组农民周明觉，一边裹着烟，一边慢条斯理地讲述了他的发家史。造纸工艺是他家的祖传“秘方”。田土一承包，他就东拼西凑舍出几百元钱，自备了全套造纸家当，首开户办土纸厂的风气。

周明觉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卖五十公斤竹料，连本带利不过七八块钱，但如果加工成纸，就可收入二十四元。其中成本八元、工资八元，剩下八元全是纯利。这就叫：“一钱生两钱，三钱赚一钱。”

有搞头，大有搞头！1984年，大垭村以专业户为“导火索”，在全村引燃了轰轰烈烈的“造纸运动”。一个组、两个组、三个组……迄今为止，大垭村户办、联户办土纸厂已达二百三十个，从业户和从业劳力占全村总户数总劳力的一半。光造纸业年产值就达四十万元，相当于平均每户增收七百元。大垭村的富裕程度排在了全乡之首，每年还上缴税金近万元。

怀着浓厚的兴趣，记者来到大垭村五组采访。呀，好大一片翠竹林，足足有一百亩吧。透过茂密的竹荫，只见形状各异的竹料池比比皆是，池边是一间间简易的“工棚”，男男女女的手艺人正专心一意地造纸。

啊，介绍一下，这是李国玉的家。说起这个家，真让人感佩几分。李国玉的当家人，去年不幸归西，好在她学到了一手造纸技艺，硬是拖儿带女，把个小家庭治得井井有条。她女儿说：起初她家资金不足，就和别人联合买牛、买料，现在她们娘儿三人，一年可加工出土纸二百余捆，毛收入三四千元呢。

大垭村农民的足迹，为偏远地区脱贫致富开启了一条新思路：办乡村企业应大唱“地方戏”，多打“短平快”，千方百计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把家庭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10月1日

治穷当治心 扶贫先扶志

在江北县东山乡的致富履历上，总是写着失败、失败、失败……

1983年，县社队企业局的工程师来勘测，发现这里煤层较厚，可供开采几十年。县里及时召开了联系会，但就是没人愿投资。

1984年，乡里和南岸区大兴场联合兴办酱油厂，气候未成，南岸的师傅却喊“退堂”了。鸡飞蛋打，反而挨了笔冤枉债。

1987年，东山乡去市里参加“扩散产品交流会”，可六百多个项目一个都没攀上。原因也是：东山太偏远，人家怕来打交道……

偏远，把东山人和现代文明远远隔开。这个人平年收入仅二百余元的偏僻山区，被载入了全市三十八个贫困乡的“备忘录”。

扶贫，成了当地政府的中心工作。怎样扶？何处着手？

乡里最先考虑到的是救济。“民以食为天”嘛，社会当然要优先解决群众的生活急需。但麻烦随之产生，全乡八村六十二组，几乎都在向上伸手，要钱要粮要物资。结果怎样？“扶得东来西又倒，扶得西来东又歪。”贫穷，依然如故。

政府不得不选择新方案：扶贫扶本，鼓励农民发展商品生产。

信用社、民政部门慷慨解囊，全力扶持专业大户养鸡养鸭养猪。可惜，好心并未办成好事情：

东模村黄异全，贷款一千元，养鸭二百只，孵抱失败，一蹶不振；

革新村陈世福，贷款两千元，养鸡七十只，到后来，病的病，瘟的瘟，所剩无几；

东河村廖长和，贷款三千元，养猪二十六头，可猪儿不争气，几天死一只，一天死几只，最后全报销……

一场“垒大户”的战役就这样偃旗息鼓。人们更加消沉了：“我们东山人只有这二两命，还是守分的好。”安贫、求稳，使刚刚开始萌发致富念头的山里人，重新回归到小农经济的堡垒里。

从此，在东山这块地盘上，再没听说有什么“养鸡能手”“养猪大王”之类的新闻人物了。民政部门也小心谨慎地勒紧了钱袋，因为周转金发放了，就往往收不回。

这也难怪，东山的底子实在太孬了。论天时没天时，风不调雨不顺，十年九灾：要地利没地利，偌大一个乡，却只有六个组通公路。至于技术服务，信息交流，那就可想而知了。

“最恼火的是农民缺乏脱贫致富的信心。”一位乡干部不胜感慨地说，“我们过去搞扶贫，只管用钱贴膏药，而对农民的‘心理疾病’却注意不够。”事实也是如此。

“你们为啥不出去找找门路？”我问一位小伙子。他没好气地回答：“说得轻巧，懒得去找。”甚至还有人认为：“富不富无所谓，只要不受苦和累。”

东山乡的现实，引起了我们的深思。贫困并非只是个纯经济概念，它还涉及人的素质等一系列的社会内容；扶贫也不只是单向的经济援助，它还必须争取扶持对象的相应理解与积极配合。这就是说，治穷当治心，扶贫先扶志，应当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

刊于《重庆日报》1987年11月17日

九锅箐呼救！

方位。九锅箐农场位于南桐矿区和贵州省桐梓县接壤处。它的场部设在中坪，海拔1200米。这里离南桐万盛场四十公里，离綦江古南镇一百公里，从市里乘小车，也得跑八九个小时。

茶场。“高山出好茶。”一句普通民谚把九锅箐的大片荒山变成了茶山。那还是50年代，市民政局组织闲散游民进山开垦，遍植茶树。象山、茶林岗、中坪等处出现了近三千亩川茶园，九锅箐也因此成为地方国营茶场。如今人们才发现：茶场并未给场民们带来预料的繁荣，相反却增添了愈来愈多的麻烦。因为川茶一般适宜在海拔800米以下的山丘种植，而九锅箐的茶园大多开辟在海拔1000米以上，恶劣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严重影响了茶叶的生长发育；在辟园之初，多是焚山开行，未按科学要求合理栽植，加之茶场频繁易主，管理脱节，致使大部分茶树后劲不足，未老先衰。测算显示，九锅箐已有千余亩茶园被自然淘汰，剩下的一千四百亩也几乎全是低产园。改造？！可“说起馍馍要面做”，改造费用那么好弄？莫说几十万，就是几万元，也得到处求爹爹告奶奶，去借，去讨！

只有精制茶场中看点，职工五十八人，年产值一百五十万元，去年盈利十万元。但农场的鲜茶、毛茶毕竟有限，每年还得外购几万元。精茶赚，毛茶赔，正负相抵，利润所剩无几。

企业。单一的茶叶生产，不可能救九锅箐人于贫困。有人提出办厂，好让大家当工人。1978年，九锅箐人求富心切，头脑一热，居然在山坡上建起了瓷砖厂。钱当然是借的。七十万元买设备，七十万元盖厂房，规模么在全市不算大哥也占老二。

这回有盼头了！几十名农场职工打着哈哈进厂上班，可还没干多久，人们又蔫不溜秋地纷纷下马。出什么事了？企业管理跟不上，烧制技术没过关，倒了灶！一百多万元新崭崭的人民币，被那土窑子“烧”成灰烬。

这以后，建大理石厂，投资五六万元，泡泡都没出一个；办木器厂，十几个木匠做家具，连自己都养不活；在万盛场开经营部，钱没赚到，还倒亏一大截。

森林。天无绝人之路。幸好九锅箐还保存着可观的成材林，木材蓄积量约有一万八千立方米，三千亩啊，这可是九锅箐人赖以生存的“救命草”。“你发财，不如我发财。”九锅箐的“绿色银行”惹得周围山民好不眼红口馋。綦江扶欢、南桐青年以及桐梓坡渡等乡镇的不法之徒乘虚而入，明砍暗伐，把好端端的林场糟蹋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与此同时，一场莫名其妙的“圈地运动”也正在加紧进行，有个和农场相邻的生产队突然提出了“主权要求”，说有几十亩林山属于他们的“领土”。农场多次向上请示，希望通过友好协商、合理踩界，可有关部门却“严守中立”，不理不问，使边界争端日趋白热化。

还有到农场哄抢林木的，一位护林员说，尽管他们有十来个人轮流巡山，但每年仍有四五千株树木遭盗。

知青。九锅箐农场的前身曾是“收容改置农场”和“五七干校”，直到1975年才正式改为知青农场，归口市农垦局管辖。

农场职工的主体是来自南桐矿务局的工人子弟，高峰时期多达近千人。但随着政策的变迁以及外单位的吸引，许多知青纷纷下山。到目前，全场剩下的知青还不到一百五十人。九锅箐建知青农场以来，年年产，年年亏，累计亏损达二百多万元。这除了主观的原因外，也还受客观因素制约，如交通不畅、信息闭塞、资源有限等。因此希望上级部门对九锅箐农场作一专题研究，并继续给予有效扶持。

不知市里的决策者们，是否已注意到这来自远山的呼唤？

刊于《重庆日报》1988年5月17日

周转金怎么不“转”了？——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一）

到綦江县采访，免不了要接触民政员。

“记者，扶贫这碗饭不好端啊！”石壕区一位从事民政工作的同志说，“钱好发，账难收，气要受。”

这当然实有所指。石壕区各乡自从建立扶贫周转基金以来，三年共发放资金数万元，如今期限已到，可大部分借款户却一看二慢三不还。你说急不急人！

县民政局为了摸清周转金的使用效益，曾组织力量到扶贫工作较为扎实的永久乡调查，结果令人瞠目：在定点扶持的一百三十九户贫困户中，到期偿还周转金的仅五十四户，乡里投放的一万三千元周转金，实际收回的尚不足五千元！

从1984年开始的几年来，全县一共筹集资金二十七万元，并先后对八千五百多户一万五千多人进行专项扶持。不完全统计，接受周转金扶持的贫困户中，有一千四百多户脱贫，占扶持户总数的41％，扶持后的效益是投放资金的四倍左右。但由于种种原因，全县实际发放的周转金仅二十二万元，其中到期收回的不过七八万元，资金发放率为81％，回收率为38％。换句话说，至少有五万元周转金闲置未用，而已投放的周转金60％无法回笼，变成了“死钱”。

“你难，他难，我更难！”县里分管民族工作的黄文彬这样说。原来民族侨务办和统战部也成立了一笔周转金，数目不小，专用于扶持县内少数民族发展商品经济。往下发还好办，六万五千元结都没打一个，可收起款来便“难矣哉”，任你叩头作揖，借钱的就是不理睬。据老黄讲，他吼了整整一年，一共才收回千把块。

读者诸君也许会问：周转金半死不活，“周而不转”，为什么？

有以下四个问题。

误作他用

发放周转金之初，因政策宣传不够，工作做得不细，许多干部群众对周转金认识模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如石钟乡有个生产队，县有关部门下投一笔周转金，本欲用来扶持贫困户和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可生产队长不懂套，误将周转金当作救济款。“上山打猎，见者有份”，四千二百元转眼就按人头分掉三千五百元。当上级部门觉察出其中变故之时，已造成无可挽回之势。

变相借支

鉴于少数民族地区单户扶持收效甚微，县统战部、民侨办及时改变了周转金的投放办法，即由以前的分散到户，变为集中投向企业，带资进厂，兴工致富。具体条件是：每投资五百元，就要安排一人进厂。仅去年，县统战部、民侨办就向万隆、石壕、大罗、石钟等乡投资四万元，按合同规定至少应安排八十名少数民族劳动力。实际上如何呢？有的企业当面点头，背面摇手，有一半的名额未予落实。“赔钱嫁女儿，人财两头误。”统战部连呼上当，民侨办自认倒霉！

催收不严

周转金的发放、回收，是一项劳动量大、牵涉面广的复杂工作，“千只手借钱，一只手催款。”但就笔者所知，全县二十几个民政员，差不多全是一身数职。专员不专，哪有精力去问周转金。另一方面，基层党政领导也从不把民政列为中心任务，认为民政工作不过是“元旦春节拜拜年，遇到困难散点儿钱，帮助群众发个言”，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大抓特抓。如此这般，扶贫款谁去催？周转金怎么转？

无力偿还

周转金确能增值，但必须有一前提：合理使用。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下述情形：一是不懂得周转金的性质和用途，乱支乱用，不善筹划，“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结果旧账未清，新债又添。

再一种情况，资金没胡花，专攻生产，但往往限于行情不稳、项目不定、素质不高，贫困户有心致富，无力回天。当然也还有有钱不愿还、愿意还而没及时还的。

我们分析了“为什么”，现在该回答“干什么”。

是啊，干什么？宣传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应该让更多的人懂得建立周转金的目的、意义；坚持周转金的发放对象，周转金是扶贫的专用基金，不是银行的无息贷款，其发放范围理应在困难户和少数民族户中间，任何单位不得挪作他用或变相借支。

继续完善资金发放手续，应以合同的形式确定借款户的责任，最好要有担保人；加强资金使用的指导，帮助困难户制订脱贫规划、选好致富项目，扶贫先扶志，治穷当治根。

党政部门再不能当“甩手掌柜”了，因为谁都知道，没有方方面面的通力支持，没有上上下下的密切配合，扶贫不过是在“吹牛皮”。

刊于《重庆日报》1988年7月29日

科技扶贫重在科学——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二）

伴随扶贫工作向纵深推进，科技扶贫、智力支边也变得吃香了。

有资料说，綦江县近年已建起一百三十三个农民协会，先后举办各类技术学习班两千余期，培训农民十九万人次，此外还引进和开发了一大批技术项目，用于扶贫事业。毫无疑问，这些明智之举对于开发山区资源、振兴落后地区经济都起过并正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笔者在考察过程中，也了解到一些与科学精神相左的实例。

良种不“良”

农谚云：“好种出好苗。”这是最起码的农技知识，连石壕、大罗等高山乡的少数民族都懂得“千算万算，不如良种合算”的道理。

可良种从哪儿来？綦江县是没有良种基地的，靠每年从外省购进。这不免带来弊端：外地的种子未必适合本地种。

我到石壕乡采访，正碰上那儿闹粮荒。问及缘由，居然是“良”种作怪。去年，石壕乡从新疆购进两千公斤“维尔－156”玉米种，当时有的农民不愿要，但乡里说要相信科学，否则不给肥料。农民将就着播撒了，但因“北种南调”“水土不服”，种苗很快染了青枯病。不久，县种子公司又从东北引进一批“京杂6号”苞谷种，也因长途贩运，刚到四川，就有一半种子发生霉烂。农民不要，但种子部门又不退钱，结果勉强播下了，70%的种子都没发芽。

由于引种失误，石壕乡几个村都大面积减产。去年全乡至少比上年减产二百五十万斤粮食，人平减少口粮五十多公斤。其实，倒霉的不止石壕一个，相邻的羊叉、万隆等贫困乡都吃了“良种亏”。

养殖难“养”

郭扶乡有河有溪，有塘有库，适宜养鸭养鹅，1986年下半年，由县科协牵头，县民政局和郭扶乡联合兴办了“双扶养殖场”。目的是想以场带户，以孵促产，为困难户或优抚对象提供合格的良种鸭。

形式还挺正规的，县民政局及郭扶乡都签了合同书：民政治局出面贷款，郭扶乡出人出场地，利润实行分成，三成留乡里，七成用于发展扶贫福利事业。

场地落实了，人手也凑齐了，拿一万元资金到荣昌县购回一批良种鸭，大的一百只，小的二百只。但很快就遇上了麻烦：养殖员连防疫治病的常识都不懂，好端端的良种鸭，结果阴死一个，阳死一个，剩下的也尽是“防病员”。喂了几个月，钱没赚一分，还贴进去一万多元钱。

加工无“功”

巨龙乡盛产魔芋，全乡播种面积一千亩，常年产量十五万公斤。由于当地不能加工，又没销路，巨龙魔芋曾一度积压成灾。

正好，市科协向县里推荐魔芋加工新项目，说魔芋有治癌之功、减肥之效，如精制成粉，近可内销，远可出口。

巨龙乡被说动了。1986年，在县科协、市农机所以及西南农大的联合扶持下，投资三万五千元，挂起了巨龙魔芋加工厂的招牌，烘干机、淘洗机、切片机一应俱全。县乡领导皆大欢喜，还打算以后加工红薯片。

可刚一开机试产，就出了连串的娄子——淘洗淘不净、切片切不匀、烘烤烘不干。

参战各方见势不妙，于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农机站忍痛拿出六千元，把成套设备全部购回。吃亏者还是巨龙乡，折腾老半天，连一张“皮”都没捞到。

从上述例子看来，科技扶贫并不重在名称或形式，而应强调内容和实效，不仅要有科学的方案，更要有科学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科学技术变为生产力，促使农村经济繁荣，农民脱贫致富。

刊于《重庆日报》1988年8月12日

贫在深山有远亲——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三）

如今有道是：“贫在深山有远亲。”倘若不信，不妨到綦江县贫困乡去访一访。

“财神爷”进山“穷光蛋”出头

话说綦江南部的大罗乡被重庆市列入市级贫困乡之后不久，市扶贫领导小组给大罗乡确定了对口扶贫单位——市财政局。按理说，这是喜事一桩，可大罗人心里就是不踏实：富贵人家能瞧得上寻常百姓吗？！何况重庆市区离这儿天高地远的。直到人家找上门来，大罗人还半信半疑。

可这“财神爷”也确实有点儿特别：一不嫌贫，二不嫌远，还劳局长亲自出马，四下綦江，三上大罗。

初来乍到，财政局不免吃了一惊：人平产粮四百公斤，人均所得二百元，这就是一年的收入？

但经过深入考察，财政局又不禁喜上眉梢：原来这是一块“聚宝盆”，产林、产茶、产苕、产豆、产木瓜。

有门了！市财政局主动牵线搭桥，把市日化研究所正式立项开发一千亩香桂发展基地的科研课题引进到大罗乡。整个课题采取一边试验发展，一边加工香油，经费由市财政局帮助解决，产品由市日化所包销。这个项目完成后，估计年加工香油十吨以上，可创利润十五万元，创汇五万元。

此外，市财政局还通过财政借款两万元，帮助大罗乡办起了豆制品加工厂，又会同经委小食品研究所联合到广州设窗口。告诉你吧，大罗乡目前已派出了三位操作人员，到广州开店营业啦。

炼钢的去帮烤魔芋的

在綦江，万隆也许是海拔最高、位置最偏的一个乡了。

土质贫瘠、关山阻隔，加上十年九灾，万隆乡六村五十六社一千三百多户的农民，有一半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万隆人缺钱缺粮，但有一样剩余：魔芋。1986年全乡种魔芋五百九十四亩，去年猛增至八百三十亩，光是产的芋角就有十几万公斤。只可惜加工落后、质量欠佳，影响了销路和价格。

乡政府真想建一座魔芋加工厂，但冲洗、烘烤都需要钢管，哪儿去弄？这时，远在三江镇的重庆冶炼厂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你要修火道么？给你一百米好钢管。你要搞冲洗么？给你两千五百米白铁管。还有四千七百米铜芯铝胶线，那是做输电用的。万隆乡扳扳指头，嗨呀，共值两万九千元，够朋友！

给铝线，还要给人才

羊角乡位于綦江县南部边境，并与贵州桐梓县松坎区接壤，是一个山高水冷、田少土多、文化落后的贫困乡。1986年，全乡粮食才四百万公斤，人平产粮四百二十五公斤；农、副、工总收入仅三百五十七万元，人平分配只有二百元。

贫困乡“困”在哪里？有人说主要是输电困难，电路不通，群众无以照明，机器无法运转。同羊角乡结成“对子”的重庆铝厂当然不会袖手旁观。经了解，从松藻到羊角的高压输电线，已安装十多年（多是利用废旧材料），现已无法保障供电，急需更新改造。重庆铝厂于是慷慨解囊。支援35平方的铝线一吨，价值一万元，解决了羊角乡七个村两千多户农民的照明以及三十五台加工机械的需电问题。

但重庆铝厂并未就此收手：厂长张祥明经过反复考察，发现技术简陋、教育薄弱、人才短缺，才是羊角乡贫穷的根本原因。重庆铝厂免费培训羊角乡的电工、钳工、焊工等技术人员，还支付五百元培训费，为羊角乡建筑队外出培训施工预决算员，每学年由厂里拨出一千元，用作羊角乡奖励优秀教员、学生，以示尊师重教。

据县扶贫办公室的同志说，由市里确定的八个对口扶贫单位，一年多来已实施了十四个扶持项目。各对口单位先后给予无息贷款金额十万元，无偿援助物资四万元，解决智力培训费六千余元，大大促进了贫困乡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

刊于《重庆日报》1988年9月7日

草茂林丰美，惜少马牛羊——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四）

说綦江是一个开发不足、资源有余的贫困县，我看一点儿不过分。别的不述，只说畜牧。

綦江人有养牛习惯，綦江牛也颇负名气。“称米要称上熟米，买牛要买綦江牛。”翻开地方志，你可以查到綦江牛远销滇黔的记载。1958年，綦江还被评为全国耕牛先进县。

可如今，綦江养牛业却落伍了。1987年的年末统计数据，说明綦江牛的总量比1981年的六万余头减少了三分之一。

马和马帮已近绝迹。一度漫山遍野的綦江山羊尽管还算“幸存者”，但为数少得可怜。曾经闻名川黔边界的“安稳粉蒸羊肉”就因货源不足而变得名存实亡。

牲口减少并不能怪咎青草不茂，饲料不丰。綦江地形复杂，草种繁多，如河谷的狗尾、牛筋，丘陵的丝茅、马耳生，深山的羊食子、牛奶子，要好多有好多，只是利用得少。再看《綦江县农业资源及区划报告》：全綦江有七十万亩林地草坡，每年可资利用的饲草至少有二十亿公斤。但考之实况，全县一年所用青草不过六七亿公斤。这说明，綦江畜牧载养量尚可增加一两倍。

无疑地，我们应把思考的重点放在綦江畜牧业衰变的主要原因上，这是制订对策、重振畜牧的基本点。

其一，不划算，放牧难。“养马驮盐，喂牛耕田，牧羊换钱。”这是条易为人们接受的谚语。但在当今商品经济观念的冲击下，古训也只好“作古”了。田少，两三把锄头就可顶头牛；货多，人们自会请汽车。说到山羊，一年才长三四十公斤，拉到市场去，斤价不过六七毛。农民是最讲实惠的，只要是蚀本生意，死活不做。

承包责任制把原先的成片荒坡草地分解到一家一户。而牲口是挺调皮的，稍有不慎，就可能到人家的承包地、自留山捣蛋。加上各地正兴退耕植树、封山育林，牛羊敞放就越发困难。

其二，品种退化，结构失调。自50年代起，綦江县就开始了黄牛改良与杂交利用。1976年，有关部门建起安富改良站，专门进行水牛改种，并在桥河、三江、赶水等十二个乡分设人工授精点。尽管如此，改种工作仍未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品种结构失调、优良种牛偏少。到去年底，綦江全县能繁母牛不过两万七千头，仅占牛群总数的40％；良种公牛还要少，与能繁母牛之比为1：67。良种难得，只求其次，耕牛选优、复壮可想而知。

其三，管理粗放，技术落后。綦汪牲畜是以分散管理为特征的。不少农户缺少饲养经验，对人工配种、催乳挤奶、保暖降暑、防疫治病知之不多，甚或毫无所知。有的还把耕牛当“长年”，过度役使，不加顾惜。

饲养技术也是传统方式，逢青喂青，见粗打粗，不讲草源优选，不讲饲料配方，影响了牲口的生长发育。

此外，管理制度不严，流通渠道混乱，也是原因之一。綦江牛体质坚实，灵活好使，肉多味美，驰名省外。于是，远道而来的牛贩子，“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成批的良种牛“偷运出境”。而县域内的各食品加工单位又见钱眼开，杀牛如麻，“枪毙”了不少青壮牛。

刊于《重庆日报》1988年9月25日

重走洪灾区

其乐也融融

大凡洪灾，总要给世人留下些痛苦的记忆。

考之四川洪灾史料，“哀鸿遍野，人人呼号，饥民喧嚣，嗷嗷待哺”的写照时有所见。

然而，不久前的长寿之行却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灾民的印象。

哈哈，睡着了还想笑

“嘿，听说‘徐锅巴’又来秤砣乡了。”

“真的？那又有好戏看了。”

在秤砣粮站门口，几个光着上身的农民正兴致勃勃地“吹牛”。“‘徐锅巴’是谁？”我们上前搭腔。“这都不晓得？专扯神的徐勍。”

啊，是他老兄，我们曾听过他讲的评书——《孝子》。他也来这儿演出过？

“对头，八月初随市慰问演出团来的。”秤砣乡乡长黄仁清说，“来演出的还有不少名演员。”

那天，刚受了灾的秤砣乡搭了个“战地舞台”，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灾民们，里三层外三层争着凑热闹。

简直绝了！著名演员赵青林和她的女儿合说的相声《抗灾救灾看行动》、邓小林和白桦合说的相声《灾区行》，还有凌宗魁的谐剧《开会》，诙谐滑稽，惟妙惟肖，令人捧腹。

观众中不时爆发出热烈的笑声、掌声、喝彩声。人们暂时忘记了自己是受灾人，直到散场很久了，许多人仍不愿回家。

对于这场演出，偏岩村一位姓田的生产组长曾做过动情的描述：“政府太关心灾区人了，不仅让我们饱着肚子，而且给我们送来了精神食粮。这些节目风趣，够味，睡着了还想笑。”

娶亲的娶亲，嫁女的嫁女

话说秤砣村的梅子坝组，有位军属大嫂叫李素华。1983年御临河发怒，把她家的几间瓦房夷为废墟。她和家人累死累活好不容易才在今年初修了一幢一楼一底的新楼房，谁知一场“7·10”暴雨洪灾冲走了她家的所有积累，包括准备给二娃子办喜事的几大件。

俗话说，“宁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年已半百的李素华再也经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了。那些天，她头不梳，脸不洗，食不甘，寝不寐，几次欲寻短见。

就在这时，副市长肖祖修以及长寿县的领导来到了她家，并耐心劝道：“请不要太难过、太悲伤，有党和政府在，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果然没几天，乡干部带着六名砖工、两名木匠来到她家，三下五除二，盖起了两间砖瓦房。不久，政府又送来了锅碗瓢盆、肥皂毛巾。李大嫂的脸上从此绽开了笑容。

为了表示对政府的感谢，为了庆幸自己的新生，李素华和家里人商议，决定尽快为老二完婚，好给村里添点儿喜气。

8月28日，李素华全家人唱了个“大团圆”。在一阵鞭炮声和欢笑声中，一对青年人结成了“患难夫妻”。

无独有偶。就在李素华家闹洞房的同时，本组的另一家农民陈明清也欢欢喜喜地“交待”了女儿。虽然已没有一点儿陪奁，但其乐也融融。

涨大水那天，陈明清的几间瓦房和女儿的嫁妆被冲得一塌糊涂，连他的老命都多亏邻居搭救。可陈大爷是个乐观人，他笑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天要下雨，我要嫁女，图个吉利。”

好看，好看，像个大姑娘

“嘻嘻，瞧那模样，跟撒渔网似的。”

“噢，简直可以跳拜脚舞（芭蕾舞）了！”

我们从乡政府出来，正遇上码头村的灾民领取救济衣。两位中年妇女一边比着刚分到的裙子，一边互相打趣。

村长陈汉文告诉记者：由于洪水来得猛，多数农民都来不及带衣服，不少妇女连遮羞的都没有，幸好政府、社会支援及时，目前全乡已发放衣服七万来件，人平都有十几套哩。

这是事实。我们在梅子坝采访，年近花甲的农村妇女黄素珍，指着身上的白花花衬衣和脚上的红色拖鞋说：“这都是工人老大哥送的，好看不？”我们赶忙答道：“好看，好看，像个大姑娘。”黄素珍乐得笑歪了嘴。

“她那件还洋气。”不知是谁将了正在吃饭的杜万琴一军。原来她穿的是一件很时髦的“港衫”，胸前还印着威风凛凛的帆船呢。

一阵快活的笑声，把性格开朗的杜大妈逗得不好意思了。

刊于《重庆日报》1989年10月21日

洪水浑浊“衙门”清

在江北县静观镇的政府大院里，一大群赶集的农民伸着颈仰着头，争看新贴出的《救灾通告》：“为了增强救灾和物资分配工作中的透明度，现张榜公布于后。若有意见，请及时向政府反映。”

当肆虐的洪水退回黑龙滩河道后，摆在静观区领导面前的最大难题是：如何重建家园。全垮塌户二百八十八户，部分垮塌的五百八十八户，受灾农民达五万多人……如此面宽量大的救济工程，谁敢担保做得天衣无缝？灾民担心：账目杂了，来的不明，去的糊涂。干部顾虑：费力不讨好，有理说不清。

开榜，做明白账！

区里定了政策，随即又组建了重建家园领导小组。农房员、民政员、财政员、纪检委员、监督委员联手办公，先调查，再研究，后公布。

第一榜：灾情通报，各家亮相；

第二榜：分类定级，对号入座；

第三榜：按等补助，物资到户。

这一来，工作顺手多了。分配救灾钱物的，有依有据有理，一碗水往平处端。受灾户呢，自然也胸中有数，口服心服。

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对干部中的受灾户怎么办？若按江北县的惯例行事，某些当官的当然要多少占点儿便宜，“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这回不行了。县委、县府早有了明文规定：在救灾物资分配上，各级干部一律不准以权谋私、不准与民争利、不准优亲厚友。对受灾干部或干部家属实行“计划单列”，即先由各区摸清他们受灾情况后上报县府，由县里按照同类灾民分配救灾物资的标准统一分配，并且张榜公布。

效果如何？群众自有公论。

重灾区统景，有五十几名区乡干部受灾。但由于廉政建设抓得扎实，在分发二十万套救济衣服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干部滥分私占现象。

副区长刘宗义的爱人，住在龙安乡场。发洪水那天，她连换洗衣服都没抢出一件。她希望得到同其他灾民一样的那份救济，但她也明白自己是“区长夫人”，应该模范遵守纪律。一个月过去了，几乎所有的受灾户都领到了十件二十件救济衣，而她仍然穿着那套仅有的短裤和背心。为这事，当地人特地给刘宗义取了个外号——“刘清官”。

不过，有一句说一句，由于救灾工作涉及面大，有时难免出现偏差和失误。对此，江北县的方针是：及时校正。

黄印乡几位壮汉子过河去挑救济衣，途中顺便在食店里进了餐。这下麻烦了，当时谁都没带钱，人家食店又不兴赊账。同行的一位乡干部不得已拿出五件救济衣作抵。后来县里的领导知道了，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刮”了那位乡领导。

龙安乡也出了点儿小毛病。前些时候，乡里的干部和上边派来的工作组成员都忙着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可市场上没有蔬菜卖，乡政府伙食团又垮了。出于救急，乡里动用了十来公斤外地支援的黄豆，打算做成豆腐，为救灾的干部们改善一下生活。尽管乡干部作价付了款，仍然“吃”了区政府的批评：黄豆是用来救灾的，哪能随便动用？

上述二例，虽属区区小事，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北县廉政救灾的决心。但最让灾民们拍手称绝的恐怕还是逗硬的、动真的。

供销系统堪称江北县的“重灾户”，仅被冲毁的商品及经营设施就达一千万元之巨。

为尽力减少灾害损失，妥善处理水淹物资，江北县供销社约法三章：一、处理商品实行主任负责制，不得营私舞弊；二、处理商品一律在专摊公开销售，凡供销社职工一律不得购买；三、将物资化公为私的人员必须自动退出所拿商品。如果真有不信邪的，那么丑话说在前头，不从严从重处罚才怪。

事情偏偏出人意料。就在县供销社通知各区供销社去统景区抢运水淹商品的第二天，木耳区供销社主任邓吉合等人便公然违反纪律，将价值数千元的洪灾商品悄悄处理给了内部职工。

羊尾巴终究盖不住羊屁股。木耳区供销社发洪水财的秘密被群众检举后，县供销社的领导把脸一沉：“明知故犯，岂有此理！”

结果，木耳区供销社主任邓吉合作了书面检讨，一个月的奖金全泡了汤；捡便宜的职工呢，也退出了所购的洪灾商品。

言信行果、群众称快。

刊于《重庆日报》1989年10月23日

穷则变，变则通

在颠簸的面包车里，江北县委书记周建中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崭新的命题：科技救灾。

作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县的“父母官”，自从“7·10”特大洪灾以来，他几乎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

损失太大了：八万多亩良田沃土遭毁，十六万亩水稻被淹，还有十四万亩玉米、十五万亩红苕受难……粗略匡算，洪灾将使江北人付出四五千万公斤粮食的高昂代价。

穷则思变，变则自通。一句古老的睿语使周建中的脑子开了窍。他想起了一件事：万县地区1982年遭受洪涝灾害，被洪水浸泡过的水稻虽然禾苗枯萎了，但根须还活着。

对，割苗，蓄留再生稻。于是，复兴、柳荫、静观、统景等重灾区的水淹田里又多了一个新品种——“抱孙谷”，面积也还凑合：约五千亩。

灾后两月余，当我们漫步在洪泛区的田间地头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田里的淤泥积沙已被清除；曾做过“截肢手术”的水稻长得齐齐整整，密密匝匝，有的正在吐青，有的已经泛黄，可以说丰收在望。

“我们能取得这些成绩，关键是靠县委、县府因地制宜、随机应变的科学决策。”县土肥站站长、高级农艺师吴光信说。

江北县受灾第三天，县里就召开了救灾紧急动员会，号召灾区人民抓紧时机扶苗、浇苗。

7月15日，县农业局召集各区农技站站长，决定推广洪水再生稻。

接着，县府又成立技术班子，由三位高级农艺师领衔，分别到复兴、静观、统景等区蹲点试验、示范，指导农民科学抗灾。

我们在龙王乡双龙村五社采访了陈有良。

那场洪灾，使他承包地里的几亩杂交中稻被蹂躏得不成样子。陈有良急得双脚跳，他说：“我陈有良今年恐怕‘没有粮’了！”

幸好，县、区、乡的农技人员来得及时，动员陈有良的家人把已经枯萎的稻苗“一刀两段”。7月24日，区农技站又组织人员前来“会诊”“处方”，提出一要割低桩，二要施尿素，三要防病虫。

两个月过去了，陈有良的杂交稻“死去活来”，沉甸甸的穗子弯着头低着腰，谁见了都眼红。这回陈有良又发言了：“哈哈，我陈有良又‘有粮’啦！”

当然喽，留蓄洪水再生稻不一定都要割短桩，我们在双龙村一社亲眼看见农民做的“对比实验”。

7月下旬，县里的农技员到北碚区澄江镇参观了矮桩再生稻，回来后马上进行宣传、推广。双龙一社的江丰明等人跃跃欲试，但又苦于没有规范化的割桩技术。试试看吧。他们尝试着把一块田分成低、中桩两部分，结果中桩稻的长势比低桩的要好。还有一户农民，起头打算全留低桩，眉毛胡子一把割，但他实在舍不得，剩下一部分试着留高桩。测产结论：低桩的亩产两百公斤，高桩的可达三百公斤。

为啥会这样？县、区、乡的农技员们颇费了一番心思。原来双龙村留蓄洪水再生稻普遍较迟（约7月28日），错过了水稻的最佳生长期。按照这一逻辑，割低桩的会得“发育不良症”，而割高桩的却歪打正着。这就是说，受灾晚，割得迟的，宜蓄中高桩。

可静观区的“疑难病症”却难“治”得多。

就在该区饱受洪涝之苦的当儿，一家乡镇电石冶炼厂爆炸燃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几小时内，火借水势，水助火威，沿河两岸的一千八百多亩农田成了一片火海。

“完了，肯定没救了！”静观镇斜石村的孔凡芝看到自家的一亩多杂交稻全被“烫成了卷卷头”，不禁悲从心起，她几乎绝望了。

“别着急，我们有起死回生术！”原县委副书记李辉龙、现任调研员的高级农艺师黄阵鸣，带着由几名技术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及时出现在受灾现场。他们冒酷暑忍饥饿，风里来雨里去，坚持在基层蹲点调查，研究对策。经多次观察和论证，工作组提出了“能保则留，不留则割，不割则改”的应急方针。也就是，对被淹时间短、火烧面小的水稻边扶边洗；对过火面大、苗秆成了“重度烧伤病号”的水稻，则采取割苗留桩以求再生；实在无收的，干脆来个水路不通走旱路，改种成秋红苕、秋玉米。至于所需尿素、农药，全由县救灾办包了。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当我们驱车重访灾区时，发现那一沟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杂交稻发育良好，丰收在望。真巧，我们又碰见了孔凡芝。她在挖红苕，满脸溢着笑。“你家的‘烈火再生稻’怎样了？”“好着咧，好着咧！”“今年还会勒裤腰带吗？”“不会了，不会了！”说罢，又是一串开心的笑声。

刊于《重庆日报》1989年10月24日

“御临”新传

“御临河哟长又长，弯弯拐拐入长江。听说皇帝来巡访，连叹三声好地方。”谁编的歌曲，倒有风味哩。

据《邻水县志》载：御临河原名太洪江。只因明二世建文帝朱允炆受其叔朱棣（后为永乐帝）兵戎威逼，曾两次逃至邻水县幺滩场旧臣杜景贤处避难，后人记其事，将流经幺滩场的太洪江改为御临河。

事实上，江北县统景、龙安乃至长寿秤砣的老百姓都明白，自古以来，何曾有过御驾亲巡，就连“七品芝麻官”的县令也大轿抬不来。

民国三十四年六月，长寿县秤砣乡发生过一次特大洪灾。“全街民众，尽成断炊之家。”灾情报告送进衙门，县太爷稍略“过目”，只令一“管区指导员”前去“抚慰”一下作数。

事隔四十三年后，秤砣乡又一次遭受了特大洪灾。如今灾民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历史安排了一出正好相反的剧目——

他，就是“市长大人”？

9月18日午后三时许，一群干部模样的人出现在秤砣大桥上。

一位身材敦实、容光焕发的领导同志走走停停，东顾西看。刚过得桥来，他又对身后的随行者说：“要想办法尽快把大桥、道路修好，不要搞成‘一看二慢三通过’。”他正是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市市长孙同川。

前边是一家乡镇针织厂，看样子是在洪灾中倒了大霉的。不过，被洪水冲垮的房屋已基本修复，被泥沙淤盖过的几十台机器也清理、检修完毕。

到梅子坝了，只见高低不平的沙滩上种满了红苕、萝卜、苞谷秧。不说都知道这是灾后补种的。

“你这新居挺漂亮的嘛！”孙同川微笑着走进了一位姓李的农户家。这是两间才修起不久的砖瓦房。

“你家粮食够不够吃啊？”

女主人赶忙回道：“够了，够了。”

孙同川一行到村里转了一圈，发现几十户灾民都已安顿下来，有的还喂起了鹅儿、鸭儿一大群。忽然一股凉风吹来，使孙同川又想起了什么。他问身边的长寿县委书记袁绍华：“灾民有没有过冬棉衣？”袁绍华答：“有，我们准备了一部分。”

“领头那位是谁呀？”一个穿汗衫的大爷问。“是孙市长！”有人回答。

“哎呀，他，就是‘市长大人’？看我糊涂得……”

“草鞋书记”病倒了

“快来看，刚收到的《瞭望》杂志，上边有写杨汝岱视察江北的文章呢。”

杂志在人们的手中传递着，而故事却是同一个。

那是今年7月21日中午，一辆面包车从江北县城开到统景灾区。

“那不是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汝岱吗？”消息不胫而走，受灾人争着要和这位“草鞋书记”打打照面。

太阳火辣辣的，没有一丝儿凉风，但杨汝岱坚持穿街走巷，慰问灾民。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

当听人介绍了区长陈儒文不顾岳母的房屋财产被淹，毅然组织和帮助群众抗灾抢险的事迹时，杨汝岱连声称赞说：“你牺牲了个人的利益，党和人民感谢你！”

接着，杨汝岱又到龙安乡视察。龙安是个重灾区，场上的十来家企事业单位遭受了毁灭性冲击，二十九户场上居民的财产几乎全被冲光。

看到这些情景，杨汝岱心里好难受。他要为干部鼓鼓劲，他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带给每一家受灾户。

豆大的汗珠顺着杨汝岱的面颊流淌，可他全然不顾。他看望了乡干部，勘察了受灾现场，又去慰问龙安中学的教师。他同人们一道沉浸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激情中。

他太劳累了，下午一两点钟了还没吃饭，水分又得不到补充，加之车内人多、氧气不足，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当他醒来时，才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钦差大臣”下黄印

真是巧到一处来了，我们在黄印也听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尽管这事发生在两个月前，可当地老百姓仍记得一清二楚……

“中央慰问团来了！”7月25日，黄印乡的灾民们奔走相告，喜形于色。对于久居深山，囿于一隅的当地人来说，这确实算条头号新闻。

黄印太偏僻，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连鬼都不愿找上门。

为什么中央慰问团偏要来这里视察呢？原来这是慰问团副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昌安的主意。他认为，中央慰问团是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而来，理当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灾区的每个角落。当江北县委书记周建中介绍了全县灾情后，他便提出：去黄印，再远也去。

由于气候干燥，从统景镇通往黄印乡的公路暑热逼人，尘埃飞扬。人和车子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灰姑娘”。

当面包车颠簸到达黄印坝时，已是吃午饭的时辰。“不忙，先去现场看看。”李副秘书长说。然后领着慰问团的成员就往黄印老街走。

房屋全被冲垮了。在靠近河边的乱石滩上，几位农民正顶着烈日翻拣砖瓦。“老乡，还在忙啊！”听到一口地道的普通话，黄印乡黄印村一社的覃宇涛、杜清明赶忙迎了过来。李副秘书长的手同两双满是干茧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该吃饭了。可黄印乡党委书记的心怦怦直跳。都怪这鬼灾，交通不便，一样好菜都没卖的，就只有泡咸菜、苞谷籽、绿豆稀饭、花生米，连一点儿肉花花都见不到。

“好极了！”李副秘书长边吃边称赞，“好穿莫过粗布衫，好吃还是家常饭嘛！”

刊于《重庆日报》1989年10月25日

复归自然

如果没有记错，我们已是三上缙云山了。

第一次是在六月中旬。当时缙云山遭受特大风灾还没几天，到处是残木断桩，到处是枯枝败叶，碗口大、面盆粗的松树、杉树横七竖八，像一具具躺着的僵尸。

多么恐怖，仿佛被几十架敌机狂轰滥炸过一般，七百余亩林地夷为废墟，一万七千株成材木荡然无存。而缙云寺附近的珍稀古树几乎全被毁坏，计二十八科五十四种一百一十五株。

第二次是在七月中旬。创伤未愈的缙云山再遭劫难，罕见的暴雨山洪，使二十五处林地严重滑坡，一批珍稀古树又被冲得东倒西歪。

据初步查证，被这两次暴风雨摧毁的珍稀古树中，有国家一、二级保护树种水杉、钟萼木；有高达三十几米的古树马尾松、红豆杉；有缙云山特有树种罗浮槭、猴欢喜；有被郭老献诗相赞的飞蛾树以及以贺老总名字命名的贺龙松……

这次上缙云山，刚好在国庆节前夕，受灾林区有无变化？那些珍稀古树是死是活？

道路显然早已疏通，男男女女的游客骑着马儿悠闲地溜达着；调皮的鸟儿、蝉儿，恢复了它们自由自在的生活，鸣叫不停。不错，不错！徜徉林间草丛，的确是一番享受。这哪里还有受灾的味道？

“瞧，那不是钟萼木吗？”

在八角池旁，只见一株胸径近二十厘米、高约十五米的乔木神气地挺在那里。它的主干由三根丈把长的木棒支撑着，老远望去，像一位杵着拐棍的瘦老头。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科技科科长许文蔚告诉记者：为了救活这棵国家二级保护树种，他们可淘尽了神。

开始要“诊断”，发现树虽倒了，但根系还有一半在上面，于是研究出了恢复方案。第二步是用一百元钱雇了几位大力士，小心翼翼地把树干扶起：培土后则由植保人员喷施激素，促使树木生根发叶。嘿，还真管用，这棵本来快要“断气”的钟萼木居然“死里逃生”了。

“那是雪松吧？”离缙云寺不远，我们看到一棵十米高、树龄在三十年以上的塔状松树，流青滴翠，葱葱郁郁。“不要看块头不大，这可是缙云一宝呢。”原来前些年，有一单位出两千元的高价想把这株雪松买走，但管理处不干，因为偌大的缙云山仅存三株。这回倒好，一阵“歪风邪气”，把这宝贝玩意儿掀了个头栽地来脚朝天。所幸管理处的科技人员抢救得快，雪松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小树好扶，大树咋办？

譬如牌坊边那株缙云猴欢喜，高数十米，两人合抱，倒在地上，比水泥电杆还沉。如果光靠蛮力，莫说你十几个，就是几十个小伙子也奈何不得。还是俗话讲得是：“好风凭借力，好汉靠巧力。”管理处的同志找来绞盘、滑轮、钢丝绳，用机械牵引的办法才把这位“巨人”拉起来。一算工效，我的妈哟，费时三天，耗资四百元。

就这样，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的职工们细心加耐心，一天扶几株，几天扶一株，最后把胸径在十四厘米以上的两千余株未死树木挨一挨二扶了起来，此外还对一百七十八个萌芽力强的树蔸进行培土、浇水、施肥，保住了一大批优良树种。

“至于受灾的珍稀古树，可以告诉你们，除了少数被连根拔起的外，其余被吹倒、吹折的都采取了相应的恢复措施，百分之九十已有成活的把握。”

“当然，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也有一些珍稀古树没能抢救过来。”管理处处长郭守锡不无惋惜地说。

如水泥路边的那株“贺龙松”，高三十几米，胸围二百余厘米，连枝带叶足有一千公斤重。可是树大招风，造成整体移位一丈多远。技术人员纵有回天之力，也无法挽救此树的厄运。

又如曾为郭老作诗盛赞过的缙云山特有树种缙云槭，因其花艳似蝶，果形如蛾，而又名飞蛾树。只可惜受灾甚烈、萌发力又弱，结果“枯木”未能逢“春”。

对于这类“遇难者”，保护区的职工只能采用“借尸还魂”的办法，或切留一段树干以作标本，或削成圆盘用作解析木，好让这些珍贵树种“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也许保护区的人们考虑得更远。他们把有限的资金和精力投向了那六亩宽的科研苗圃地。那是一座“袖珍”基因库，几乎所有的缙云山特有树种都在其间“传宗接代”，此外还从省内外引入了一百四十六个优良品种。

可以设想：几年几十年后，这批“苗苗”又会成为“好汉”！

刊于《重庆日报》1989年10月26日

车到山前必有路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电视广告经常这么说，北碚人也爱这么想。

天生受嘉陵江影响的北碚区，几乎每年都在闹洪荒。气象部门提供了一份水文资料：1971年至1988年间，北碚区有十三年的洪涝发生在七月份。“有钱难买金七月”，正处于孕穗、抽穗盛期的杂交稻，一旦遭淹就意味着减产或无收。常年三四千亩啊，这可得付出近两百万公斤稻谷的代价！

多灾多难的北碚人慢慢养成了“好脾气”：忍耐。可忍耐终究有限度。

想个方儿吧。做了几十年“泥巴学问”的高级农艺师王甫嘉实在待不住了。

正好，1987年天旱，北碚区许多地方因缺水无法及时插秧。“改种，种菜、种红苕。”农技站建议说。

可农民不听这一套，宁愿减点儿产，也愿栽老秧。“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老王顺从了农民的选择，但他担心的是产量。

不妨做个实验。在歇马镇虎头村，王甫嘉留了一分宽的试验田，所用的老秧苗或者先割后栽，或者栽了再割。结果芽子发得特快，长势也和常规稻不相上下。王甫嘉暗喜：被水淹了的也可一“割”。

话说两头，花开两朵。这年7月，澄江镇运河村遭洪水淹没，几百亩中稻被灌得奄奄一息。有位叫王强的同另外两家农民暗中做了一个“小动作”，割桩，留蓄再生稻。怪透了，没割桩的几乎无收，割了桩的反而亩产四百五十公斤。

这是巧合吗？王甫嘉和北碚区农技站的技术员们经过观察、对比、分析，于今年正式推出了抗洪增收的新成果——“洪水再生稻”。

多及时呀！今年5月30日，王甫嘉的《易淹地中稻受水灾后的补救措施——蓄留再生稻好》在《科普与信息》上发表，7月中旬就派上了用场。

当时，澄江、东阳、磨滩、龙凤等乡镇均告危急，近三千亩稻田沉在水底。农民着急昏了：天老爷，这啷个得了嘛？

“现在就看你们这些专家的了。”分管农业的副区长税蔚晰把推广洪水再生稻的任务交给了区农技站。

文件是发下去了，基本的要求是让受灾乡镇立即行动起来，采取果断措施，尽力挽救被洪水淹没过的杂交稻。方针是：“一天洗，两天割。”

可在落实方面却出了故障。许多农民过去既没亲手干过，也没亲眼看过，心里总不踏实。

“割，割，一割就灵？照这样做都能夺丰收，还不铁树开花水倒流？”思想保守一点儿的人这么问。

“我这稻子青枝绿叶的，不信没有好收成。”固执的农民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见到这种情形，王甫嘉总是耐心开导。他挽起裤管，下到田头，随手扯起一丛稻秧。“看看，幼穗都死了，光叶好顶个屁用。”

农民们没说的了，“那好，种一年试试，反正也饿不死人。”江边、运河边的水淹稻，不久都被剃了头。澄江镇二百五十亩、东阳镇二百亩，其他受灾镇乡也多多少少作了推广。

这真是一笔大赌注。不少人都为王甫嘉捏了把汗：“弄好了，别人记不到你；弄砸了锅，羊肉吃不着，还空惹一身臊。”

但事实很快站到了王甫嘉一边：割苗时仅留十来厘米高的桩，半个月后，再生芽已冒到七八十厘米高了，而且分的蘖多，出的穗长。

正在这时候，中央慰问团的领导们前来视察再生稻。他们这儿弄弄，那儿摸摸，“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率队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昌安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了不起的发明，是北碚对农技事业的一大贡献！”

“蓄留洪水再生稻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省种省工省肥的抗灾措施。”国庆节前夕，王甫嘉在运河村给市人大主任于汉卿、副市长王正德等作介绍。

二百五十亩洪水再生稻已到成熟时节，平整整一片，黄澄澄一色。在一两块田里，已有农民在开镰收割了。

“为什么割了苗苗还多收呢？这是因为头季稻幼穗被闷死了，但还留着富有生命力的根系和基秆，只要及时割桩、施肥促芽，稻子就能正常发育、抽穗。而且从北碚的实践看，浅留稻桩要比留高桩的好。”

王甫嘉指着那一坝丰收在望的稻田说：“像运河村这几个社的洪水再生稻，产量一般可达三四百公斤，比那些没有采取割苗措施的稻子起码多产一二百公斤。”

于汉卿越听越来劲，王正德也越听越兴奋，不知不觉间，他们在泥泞的田坎上已转了好几圈了。

刊于《重庆日报》1989年10月27日

赶集三汇镇

三汇三汇，逢三相会。

10月13日这天，远远近近的矿工、农民、居民兴高采烈地朝三汇街头拥。瞧那五彩缤纷、牵线不断的人流，聪明人马上就会做出反应：又是个热闹的赶场天！

三汇镇地处华蓥山南段谷底，向为合川县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

7月9日深夜，哗啦啦一阵瓢泼大雨过后，蒿枝、鱼泉、老龙三条溪河洪水陡涨，转瞬就使三汇场的大街小巷成了泽国水乡。

百年不遇的灾难：二十几个国营门市被冲洗，三个农贸市场遭淹没，上百家个体户财货两空；运输中断，交易中断，信息中断……仅商业损失一项就达两百万元！

看到这幅破败相，许多常来赶集的农民说：“打转吧，半年后茶馆见！”说句公道话，就连镇上的头头们对于几时开业迎宾、恢复贸易，也是瞎子拉二胡——没谱儿。

“不过，我们都没想到，三汇场恢复得这么快，”从三星村来摆地摊的刘章秀说，“灾后的第三天，我上街‘侦察’，见动作快的抢占有利地形了，于是我也入了列。”

几弯几拐，我们转进了三汇镇最繁华的街区。

这哪像重灾区的模样？路面光光生生，门市干干净净，摊位整整齐齐，顾客也高高兴兴。

“二红喜啊，四季要发财啊！”嚯，这是哪家酒馆，好热闹呀！

“老师，划两拳儿，怎么样？”一位正在兴头上的青年农民招呼道。

我们笑着摆摆手，并顺势提了个问：“政府对农民关心得够不够？救灾措施得不得力？”

“酒桌上不论国事，我们就知道街上的二三十家饭馆都重新开门了。”喝酒青年接过话锋，“只要赶场有吃处，够了，够了！”

穿巷，过桥，前面就是农贸市场。

“三汇农贸市场，是当地目前最大的商品交易场所。它有一百零六个摊位、六十张凉板、二十间出租店铺，占地近七亩。”市场管理人员边走边向记者介绍。

由镇办煤矿投资五十万元，1987年底动工兴建，今年6月底竣工交付，7月6日正式开放。

“可谁也没有估到，刚刚放了开张鞭炮，山洪就凶神恶煞扑来了！”

人们至今还清晰记得受灾后的情景，宽阔的水泥地坝上铺了一层一拃厚的泥沙，衣裤、布匹、鞋袜、酒瓶被冲得一团糟……

“我们不能等老天开恩了，要自想妙策恢复营业。”七十几名膀大腰圆的挖煤仔，从镇办煤矿赶来大会战，任务是清淤除污盘煤渣，一干就是一礼拜。

农贸市场很快被清理、整修完毕，一度作鸟兽散的经商户又陆续回到原来的摊位上。到9月份，三汇农贸市场的摊位出租率已达95％，光管理费一月就收到近三千元。

“噢，看着走，价格便宜任选购！”

“老地瓜，新鲜藕，又好看又爽口！”

嗨呀呀，这边才拥挤呢。挑担的、提篮的、喊价的、过秤的，头碰头，肩靠肩，把个蔬菜、水果市场塞得水泄不通。货样也不少：鲜嫩的莴笋、滴翠的藤菜、胖乎乎的萝卜，一堆接一堆。

三汇镇发洪水，这块由蔬菜经营部门管辖的交易场地也“自动关门”。那些天，镇上菜价看涨，怨声载道。可是，市面无鱼蛤蟆贵乃价值规律，能怪谁？

镇里做了研究，觉得锦囊妙计万千条，经营自救是第一条。

镇里成立了抗洪抢险、经营自救领导小组，由外号叫“刘政策”的镇委书记刘仕银“领衔主演”。

蔬菜经营和工商管理部门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一边疏通货源，一边控制物价，供求渐趋平衡。

“同是一色货，为啥价格不一？”我们有意去找朱艳章的“岔子”，他是从宝华乡白沙村来的卖藕户。“货有好歹，价有高低，这是常事。”他轻松地答道。

“那一元钱一公斤是否贵了点儿？”我们问，他又答：“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看来有道理，要不买主们怎么争着去买他的藕？

不知不觉，我们已到了三汇供销社的门市部。

置身四层楼的三汇商场，很难将它与重灾户挂上号来。两个月前的洪灾，使这儿同其他十几处门市、仓库蒙受过数十万元的损耗。

如今供销社已基本恢复了元气：受灾商品推销殆尽；9月份的商品购进与销售总额均达正常月份水平；货架上品类齐全，琳琅满目，顾客络绎而来，满意而归。经营环境、经营秩序大体如常。

是的，整个三汇镇都是这样。生活如常，交易如常，繁荣如常，一切如常！好像这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灾呀难的。

刊于《重庆日报》1989年11月2日

“太岁”头上莫乱动

都说灾后重建会造成土地浪费，偏偏合川县的领导摇摇头：未见得。

莫非合川国土局真有什么不二法门？“莫书记，听说你县土地管理绝招不少，能否赐教一二？”

“绝招谈不上，不过我们确实加强了救灾建房的规划工作，使迁建占地控制到了最低限度。”合川县县委书记莫应钦说。

“7·10”暴雨洪涝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特急警报333》里所反映的1981年合川特大洪灾。全县九十个乡镇均不同程度地被淹，二十三万户人家受灾，受灾面之大史无前例。

面对劫难，政府明确表了态：要千方百计确保受灾群众有吃、有穿、有房住。

麻烦随之而来：有房住就得造新居，造新居就要占地基。

先算算垮房户有多少。什么，全县房屋倒塌的有一万九千九百九十户？肯定有水分。查查看，弄他个水落石出。

县国土局听令，当即抽派出主要领导和几名干部，深入到云门、铜溪、官渡、清平等重灾区镇摸底调查，核实灾情。

大石、南屏等区乡也抽派机关干部，由书记和区、乡长带队蹲在村社，挨一挨二统计受灾户数、人数，以及房屋全垮塌、半垮塌的面积与间数。

哈，差点儿大意失荆州。经过复查，县里重新认定了房屋倒塌总户数：七千一百八十九户。大石区初报一千一百四十三户，勘查后仅剩三百五十八户。南屏乡符合迁建、重建条件的为九十六户，原报一百七十四户无效。

为啥会出现如此大的出入呢？原来有的工作马虎，调查不实；有的故弄玄虚，谎报“军情”；有的“借火补漏锅”，扩充“根据地”。

在三汇镇察访期间，我们就听说过两桩怪事儿。

一位叫唐世遂的农民，他家本有好几间石瓦房，可他主观认为老屋基风水不灵，住在那儿发财无运，升官无门。这次他借暴雨损坏部分旧房为由，提出另搬“金窝”。

还有一位叫张宗恒的，是老龙村三社农民。他家三口人，原有住房八十平方米。他是幸运的，这次暴雨既没使房墙垮塌，也未造成滑坡威胁。可他借屋盖漏雨之故，通过“孔方兄”打通“关节”，领到了建房申请，要求迁建占地九十平方米。

坛口封得住，人口封不住。群众检举了这两家借故搬迁户，国土部门的领导马上责令查验，纠正。企图蒙混过关，哼，想得美！

灾情勘察证实后，国土管理部门就开始“画押”“盖疤疤”了。原则也定了下来：禁止占良田好土，适当集中，统筹规划；严格控制人平、户平用地标准。

古城乡是把县里的精神吃透了的。本着既方便群众建房、又能有效保护耕地的思想，对灾民建房用地坚持“三批三不批”。

哪“三批”呢？批荒坡鸡啄地，批淡薄石骨子地，实在找不出荒坡的可批园林地。“三不批”是指对果林地、熟田熟土、公路两旁地不得擅自画圈。说得出，做得出，古城乡至今没有出现“犯规动作”。

双江村八社也是够模范的。泥石流曾使这里几十间农房夷为废墟，灾民要求另择地基。渠嘉乡的领导犯难了，搬迁动辄占几十亩良田沃土，不值。经过县、区国土人员的勘测、论证，认为这次泥石流是因坡塘垮坝所致，而非山体滑动造成，最后定论，刘家老院子属于安全地带。灾民们是通情达理的：那好吧，就来个原地起高楼。

当然原则只是粗线条，个别地方也应因地制宜，灵活处理，不要箍着框框锯板板。

古楼乡小湾村一社的易朝贵，七间瓦房被暴雨山洪“摧枯拉朽”了。他申请建新房，可他的原房屋基和联产地都已滑坡，村里的其他地盘也有滑坡先兆。鉴于此，乡里同意易朝贵将建房地址选在了另一位社员的承包地里。

还有一个疑问：干部吃“特殊饭”怎么办？这点用不着操心，合川县早把干部建房占地列入廉政建设的考察范围了。

县里规定：“各级干部必须坚持原则，凡徇私舞弊、优亲厚友，造成不符合建房条件而搬迁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并依法处理违章建房。”这二“定”就定出了纪律，定住了民心。

县国土局也想出了新招儿：从7月份始，建立了“说情登记”制。凡有国家干部或托干部来磨嘴皮的，先请在《说情登记簿》上留下姓名、单位、职务及说情内容。

此法既出，说情者望而止步。往日说客如梭的国土局一下变得“门可罗雀”了。

刊于《重庆日报》1989年11月3日

“改”为上计

合川，顾名思义，江河交汇之谓也。三江横贯，固然可得灌溉之利、舟楫之便；但若天公捣乱，也易雨多为患、积涝成灾。

县委书记莫应钦和县长唐文峰都扳着拇指给我们算：从1981年以来，合川有七年遭受洪水危害。而今年的“7·10”尤为严重：全县被淹被毁的农田达五十三万亩，损失粮食一亿五千公斤。

许是吃一堑，长一智，许是久病成良医，多灾多难的合川人，从抗灾实践中总结出了两套“三字经”：“冬种满，春抓早，水改旱，粮改经。”

为便于介绍起见，我们先从“春抓早”说起。

万事万物，有道可循。合川发大水，几乎都在7月上、中旬。

而恰在此间，苞谷争着扬花，中稻急着抽穗，靠近江边的农民只得喟然长叹：“老天造孽呀！”

可今年有些特别。我们经过渭溪、官渡等区，发现沿江两岸的受“灾”户依然苞谷满箩、黄谷满仓。

原来开春不久，合川县就在总结以往洪灾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早养鸡早生蛋，先下米先吃饭”的决策思想。

全县不仅普遍提前下种，而且改革了栽培方式，推广玉米肥团育苗、早稻地膜育秧。

据测定：肥团育苗除了具有省种、省土、省肥的特效外，还能使玉米扬花期提前。一般3月中旬播种，6月中旬孕穗，刚好早于发洪季节。

合川县共有玉米面积三十八万亩，而其中的二十一万亩都是今年才推开的肥团育苗。结果既避免了与洪水的“正面冲突”，又使单产增长了9％至15%。

惹不起，躲得起。在一些温光适宜区域，农民把主攻中稻的“单打”改成早稻、晚秋“双打”或“混合打”。“打法”虽变，但异曲同工，何况可免一灾。

“水改旱”，主要是针对另一种情况而设计的。

位于涪江边的铜溪区，因地势低洼，常年在25米水位以下的土地就有好几千亩。这些地方尽管水源不缺，但一遇洪涝，成片的稻田就有种无收。

今年夏天，铜溪区的临渡、张桥、皂角、方溪七个乡又被洪水“啃”了几大块。这下区乡干部着急了，经过多次调查、总结，大家认为在河滩地种水稻是“象棋盘里下围棋——路子不对”，应该实行水改旱。

临渡乡动作最快。7月底，乡里组织乡、村、社三级干部到外地观摩学习，回来后立即对河边地进行规划：凡20米水位以下的田土，一律改种秋苞谷或秋荞子等。其他各乡也比着临渡干。改种红薯也不算迟，“红苕不害羞，一直种到秋。”这样，干脆在全县搞增、间、套，人平多栽百窝苗。

田野、田埂都牵起了红苕藤。全县规划了万亩，实际完成九万亩。望着那成片成片绿油油的红苕地，灾民们眼泪花都快笑出来了。

“那么，‘粮改经’又是怎么个改法呢？”唐县长饶有兴趣地说起一件事。

濒临渠江的香炉乡大垭村，从前在河边栽了不少水竹。耕作之余，人们砍几根水竹就可织坐垫、编凉席，酱油盐巴钱不愁找不到。

后来那儿“学大寨”，把水竹砍光开成几百亩河滩地。“本想梳个光光头，奈何癞毛儿不争气”，稻子、苞谷不但丰收无望，反而贴种、费工、花本钱。

人们总算想通了：不是老天不长眼，只怪脑筋太呆板。为啥要丢了西瓜捡芝麻？为啥不来个这边不亮那边亮？水竹又出现在河边上，“稻田”里种起了土烟、白萝卜。

据九社农民向章清称，大垭河坝去冬在四百亩水淹地上种萝卜，总产达六十八万公斤，今春又在河土上种土烟，并赶在“7·10”洪水前收割烟叶近五万公斤，两季相加，共收入四十万元，亩平收入千余元。至于他本人，四亩多河土，收了五千多元，够一年半开销。

困难看来主要在“冬种满”上。

小麦、油菜在合川小春生产中一直唱主角。但近一两年来，由于受自身产量以及价格政策的影响，农民对小春瞧不起：“小春搞一望，不如大春刨个凼。”

“不过，今年拼着老命都要扩种十五万亩沟厢免耕小春作物，这是耕作制度的改革，也是弥补灾后损失的重要措施。”分管农业的副县长陈为嵩说得很坚决。

这并非吹大话，县府为此早已制定了承包责任书，并悬赏五万元用作奖励基金：凡完成承包指标95％以上的区镇，每增一亩奖0.5元，凡完成指标在95％以下的区镇，少搞一亩扣奖金0.25元。

前些天，记者随合川县推广半旱式小春检查组，先后到云门、钱塘、龙市、官渡诸区现场察看，发现许多地方的面积已落实得八九不离十。

刊于《重庆日报》1989年11月4日

借问瘟神何处往

“大灾之后，必有凶年。”一句古老的医学谚语流传至今。

方志有载：清道光二十二年秋，铜梁洪水成灾，疫病流行，人畜死亡不计其数。1945年的特大洪水，合川县有一千余人化为“鱼鳖”，灾后死于瘟神之手的又上千数……

今年的灾区会不会增加一条新的记载？人们普遍存在着担心。

“瘟神早逃跑了，现在可以报平安无事了。”铜梁县委书记曾令锡话带幽默。

“我们这儿也清静得很，至今尚未发现瘟疫流行。”合川县防疫站书记何洪文这般介绍。

既然如此，那么就该认真总结一番：看战胜瘟神，靠的是什么秘密武器？“靠的锄头铲铲，真的。”铜梁开始传经了。原来洪灾事发后，铜梁县马上搞了个“全民动员”，环卫职工、机关干部、解放军战士和城镇居民，拿着锄头、铁锹、箩筐，走上大街，串进小巷。那不是游行，是清污、除淤泥。当时巴川镇四面进水，造成沉渣泛起、屎尿横流，本来够文明、清洁的大县城，转眼成了“垃圾桶”。

先下手为强。县里号召所有单位和部门，不仅要“各人自扫门前雪”，而且要管“他人瓦上霜”。一筐筐一车车杂物、数千吨淤泥被“押送出境”。

与此同时，卫生防疫部门以最快的速度组建了一支四十几人的“消防队”，挨门挨户地到商店、住户中喷洒消毒药物，几天之中，消毒的房屋就达两千余间，消毒面积近一百万平方米。旋即又抽调了三百多名“白衣战士”，组成七十个抢救小组、六十九个消杀组渔网似的撒向灾区的穷旮死角。合川人也深知“兵贵神速”的道理。重灾区合阳镇以六十六名经短期训练的消毒员作为“黑豹突击队”，运用“敌撤我进，敌逃我追”的战术，边退水边消毒。三条主街、两个农贸市场焕然一新，一千多家受灾户便高枕无忧了。

工作量大、花费时间长的恐怕是饮水消毒。洪水泛滥，无孔不入。它不管阴沟阳沟，也不分男女厕所，凡经之处，总要夹裹细菌，污染环境，传播病源。如不重视饮水消毒，很易造成肠炎、皮炎、痢疾诸症并发。

水厂防护无疑是个节骨眼，因为它与千家万户的生活息息相关。据查，合川境内共有五十三家水厂，而直接从江河引水的就有三十几家。特别是合川县水厂，每天出一万吨水，供六万三千人饮用。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洪水一过，合川防疫站立即电话通知全县各自来水厂（站）加强饮水管理工作，加大投放消毒药量，确保水质清洁卫生，同时派员到县水厂以及厂矿、区镇的十三家重点水厂现场督促，防微杜渐。

水井也成了监护对象。铜梁此次受灾可谓“全面开花”，分布于区、乡的近四千口水井同时遭殃。怎么个下手法？一是淘，“井淘三遍水好吃”；二是隔，断地表水源，“井水不犯河水”；三是漂，用漂白粉消杀，“浣尽尘埃水自清”。就这“三部曲”，几十万灾民吃上了凉丝丝、甜滋滋的清泉水。

剩下的难题是食品卫生管理。尽管中央早颁布了《食品卫生法》，市里也下发了《关于开展卫生防病的紧急通知》，可部分受灾单位和个体户却翘起嘴巴说气话：“就这样干赔本，损失谁来负？”

有法可依，执法务严。合川防疫部门决定抓个典型，这叫“杀鸡吓猴”。

正巧有一桩官司，尖山综合食品厂前不久从北碚缙泉服务公司购得五千四百零三公斤急宰猪肉，并打算变价出售。此事被县畜牧兽医站兽医卫生监督员侯腾芳查获。为了“消除影响”，肇事方悄悄拿出一千元现钞，要和畜牧站“私了”。可侯腾芳不吃那一套。结果，尖山综合食品厂被迫处理了变质猪肉。县里不仅作了通报批评，而且还在《合川报》上登了一版。人怕出名猪怕壮，慑于社会监督和舆论威力，许多赚昧心钱的人开始见好就收。但也有少数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仍然钱迷心窍。

“你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喃！”县防疫站站长李茂照领着一帮食品卫生监督员，突击检查了一百多家“英雄户”，其中限期整改五十户，罚款处理十户，一家停业“休息”。“雄鸡公”这下“雄”不起来了。铜梁的办法也有可取之处。他们分兵两路：一路直杀“老窝”，上门“服务”，先后对饮食、水产、果品等公司的库房进行检查，销毁污染、变质食品十余种数千公斤，各种饮料五万多瓶，糖果两千多公斤。另一路是“巡逻兵”，专门在市场上“闲逛”。有次逢场，县卫生防疫站牺牲了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对集市上的食品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变质豆子五十公斤、海带二十公斤、黄花十五公斤。没说头，当场没收，当众销毁。正因为采取了上述措施，合川、铜梁两县至今没发生食品中毒，没发现疫病流行。

一份疫情报告反映了合川防疫部门的政绩，灾后的两个月，全县出现痢疾、肝炎等传染病总共二百余例，比去年同期低百分之五十，甚至比灾前的五、六月份也低得多。至于九、十月的发病率，更低。

而令铜梁人同样感到幸运的是：他们至今没看到瘟神的“倩影”。

刊于《重庆日报》1989年11月6日

吃一堑，长一智

这是一道难解的题！重建家园的规划，怎样才算合理？怎样才算有效？

在我们所经过的铜梁灾区，人们差不多都懂那句话：受回灾，学回乖；吃回亏，改回错。

铜梁区南郭乡七村，有处叫朱家院子的，村子不算大，十户住家，四十八口人，另外就是些好田好土。

但不知咋搞的，源于大足流经铜梁的淮远河、巴川河，每年都要在夏秋时节赶来“示威”。

前年不说了，整个村子弄得百孔千疮的。去年又撞上了，全村灌了水，房屋只剩点儿毛根尖儿。

“唉，都是命中注定。”农民丢心落意地说，“好像我们得罪了‘河神’似的。”

要求搬家，去找乡里说子曰。可乡领导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原来全乡一年仅有三点五亩指标的拆迁建房地，而朱家院子那十户人，如按每家需地一百平方米计，就要千个平方，院坝用地还没搭在其中。

家，自然是没有搬成，但愿来年“河神”手下留情。

可吃素偏碰到月大。今年，朱家院子再度碰上洪水猛袭，房屋被推成脚朝天，人也被赶到了山坡上。

这事儿使乡、区乃至县里的领导都受了震动：教训啊教训！早知如此，何不搬迁！

教训？教训还多着呢！比方说白羊场。

今年6月份，溪河发了“钱塘潮”，场上的供销社、综合店、社办企业及一二十家住户，全都变成“水上人家”。当时，县长王冶还带着人马前来坐镇，帮助当地居民抢险抗灾。

按理，人们应该幡然醒悟了，比如“鱼漏补网”，或者迁徙免灾。可场上的灾民强得很：你说洪水还来“朝贺”，不信；劝他“交换场地”，不听！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事隔二十六天，一阵瓢泼大雨使白羊场积涝成灾。供销社再次被淹，综合店再次被淹，食品站再次被淹！

这回可没得好果子吃了！供销社的楼房遭拦腰斩断，综合店的百货被涮得精精光光。

淹得最够“水平”的，恐怕还是乡办企业。本来，这个乡办企业下管橡胶厂、白羊酒厂、铁社、缝纫社、经营部等，算得当地一富。

第一次发洪，毁了两百平方的建筑，损失四五千元。但企业粗气都没叹一口：垮了就垮了，大不了花个万儿八千。殊不料，“洪水猛兽”又卷土重来。

这下安逸了：五百来个平方的白羊酒厂厂房，被打垮了四百五十个平方；一千七百公斤白酒全“敬”了“河神”；缝纫社、经营部、橡胶厂呢，也“中场休息”了……

一着不留意，满盘皆是输。都怪马虎失街亭，悔不该啊！

迁，就像蚂蚁搬家，往高处走。县城建局派员来做规划：凡河边两线，不得再建房屋。

供销社尝到了洪水的厉害，扔下破楼房就改了地盘。可乡办企业喊破天了，左也不成，右也不成，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原地建造未尝不可，但要“以攻为守”，把楼房修成框架结构。反正乡企业有“钱”，就按规划、设计的办。一长排红色新楼终于神神气气地蹲在白羊场上。一直担惊受怕的企业职工，以后再不怕洪水“欺负”了。

“我们这儿的灾民也学乖了。”团碾乡的负责人是这样说的。

有个户主叫蒋远芳，全家五口人守着三间瓦房子。她已经不是第一次遭灾了。上回垮山，大块大块的岩石铺天盖地砸来，房屋起了大窟窿，家什也损坏不少。当时，政府救济了几百元，并动员她另兴炉灶，但她“信巫不信医”，认为那儿风水灵光，没必要费力淘神。她买了些瓦和料，只做了点儿小修补。岂料到省了盐，酸了汤。这次落暴雨，她家的后屋基惹来麻烦，出现了更严重的沉陷、裂缝。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灾民们广泛传播着蒋远芳的教训：不要去跟滑坡赌脾气，要不然船到江心补漏迟。

搬迁为妙。几十户受危岩威逼的团碾乡民自觉自愿告别了世代厮守的“乐土”，其中的二十七户已经搬迁就绪。

当然也有不那么好做工作的。

波仑乡的杨寿三社不是有二十几家人的房屋裂了口吗？险情发生后，政府官员组织搬迁，大部分灾民响应了，可也有小部分人“临危不惧”，依然“风雨不动安如山”。后来，县委曾书记、红军团副团长也亲自来“烧高香”，动员他们“乔迁新居”。少数灾民也真够那个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搬可以，但要等阵看。

社长李安全，几间瓦房都在“危房”之列。但他一直留恋那优雅的环境：几丛修竹，一泓清泉，喂点儿鸡鸭也还方方便便……

可人们担心的是：如果真有一天暴雨为患，山体下坠，李安全啊李安全，那时恐怕你就不安全了！

刊于《重庆日报》1989年11月12日

风声雨声读书声

风声？雨声？啊，是读书声——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这是10月下旬的一个阴雨天，微风。我们正在塘坝小学采访，忽听得教学楼上传来的诗朗诵。好像是《语文》第五册上的课文，篇目叫《古诗二首》。它勾起了我们的回忆，关于校园、关于“危”楼的故事——

一阵狂风过后，是一阵倾盆大雨。顷刻，洪水像几十头凶猛的野牛撞开围墙，冲进了塘坝小学……

与此同时，潼南县的另外九十三所中小学也遭到了相似的不幸：毁坏教室一百三十六间、生活用房二百五十间，冲垮堡坎围墙两千六百米……共计损失五十三万元！

这就是三个月前的那场特大暴雨洪灾，代号“7·10”。

望着这一幅幅被暴雨洪水冲洗出来的画面，上至县长书记，下至教职员工，谁不焦虑万分？

修，肯定是要修，但摸到碗碗要钱买啊。

抢险要紧！县文教局赓即成立救灾领导小组，决定正副局长全部沉底察灾，十个股室各包一个区镇，且一竿子负责到底。

各区、乡也及时做了配合：该补的坚决补，该拆的坚决拆，该搬的坚决搬。至于资金，好说好商量：国家出一些，区乡垫一些，再想办法集一些。反正不能让学生娃在露天坝读书。

两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人们这才发现了新素材：“卧倒”的围墙又“立正”了；“对穿对过”的教室重新装了门窗玻璃；在一些安全地带上，冒出了新崭崭的教学楼。

贫困乡新林乡这次发生地壳沉陷，裂口最宽处五米，深六米多。1977年才兴建的五村小学教学楼，被震得稀牙裂缝，偏偏倒倒。

不修是不行的，几百名学生娃可是父母的“心肝”、祖国的“花朵”，出了事谁负责？

修嘛非得“脑袋”搬家重新来过。

“我们选择后一条。”老实巴交的山里人宁愿每人多出几元附加费。县里自然义不容辞：补助两万元，调拨五吨水泥、三方木材。

就这样办吧，施工找本地的泥水匠承建，运力由农民义务投劳。不出两个月，六间砖瓦房就拔地而起。老师们笑逐颜开，学生娃也又蹦又跳地扑向了新教室。

上河区不算重灾区，但学校是另外一码事。

比如龙形乡五村村小，本是顶呱呱的好校园。教室是用条石砌的，结实，美观。可它背后的山坡“立场不稳”，一个劲儿地往下坠，弄得学校人心惶惶。

文教局做了调查，提出非搬不可。校方却犯愁得要命：附近都是两山夹一沟，难找合适的场地；钱缺，料缺，人手缺；再说学生9月份就要返校上课了。

区、乡、村负责人不约而同找上门来：莫着急，天塌下来有政府顶着。经过协商：村里决定把校址迁到山那边的稻田里。

搬迁工作比较顺利，资金、材料都有来源，就是路程远了些，民工们每四个人抬一块条石，要踩两公里的水田。不过人们心里仍乐滋滋的，因为这是在为后代造福。

而在沟里的几间暂借民房里，无忧无虑的小天使们，正在咿咿哇哇地读课文呢。

“我们是上和镇六村小学的，”一位教师和几位小同学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们开学差不多一个半月了，教室也是暂借的，新教学楼正在修。”

六村小学原有七间教室六个班，背靠百丈绝壁猴儿崖，不巧遭到暴雨山洪冲刷，学校后面的金刚山多处裂缝、滑坡。

当时有个别人心存侥幸：又不是地震，何必大惊小怪，搬来迁去，劳民伤财！

可政府考虑的不是那几个钱，而是几百条天真可爱的小生命。“老头子联欢——非同儿戏”，学校还是得搬。

划四亩地，拨两万元款，也给五吨水泥、三方木材。老百姓是不会讨价还价的：帮工的算尽义务，没活儿的捐四元钱。新校舍就这样开工了。

是的，有什么东西比政府的关怀、社会的爱护更能体现尊师重教呢？没有，的确没有！

一位在基层受灾学校奔波数月的县文教局干部掏出了心里话：“有副对联很令人欣赏：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为职能部门，我们当然更要关心风雨中的读书声！”

讲得真好！人们不禁又谈论起政府新办的一桩桩大好事：

小渡区六所乡级以上中学，有五所的抽水设施被冲毁，现在全已修复；

为了排除受灾学校的危房危楼，县文教局已破费十几万元资金；

连米心乡中、小学后的裸岩、潼南师范附小的危崖以及塘坝小学的护岸堤，都做了勘测，订了规划，绘了图纸……

一阵悦耳动听的读书声，又从塘坝小学的教学楼上飘来——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刊于《重庆日报》1989年11月13日

峡江行（节选）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今年2月10日，在涪陵市长江北岸的一个小镇上，四川省第二百二十个县级行政区——涪陵市李渡区正式挂牌，开始了她新的历程。

“李渡建区之初一无家业，二无实力，但却有一群可敬的‘拓荒牛’。”在涪陵市，有关人士就向记者介绍，“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创业，为新区建设谱写出了一首首动人的奉献之歌。”

李渡区是涪陵撤地建市后从原涪陵市中分出十八个乡镇新建的，幅员一千四百一十九平方公里，人口五十万。李渡建区有如“在麻布袋上绣花——底子太孬”，连区政府都只能设在远离涪陵市区的一个小镇上。

从涪陵出发，沿着弯曲的江边土路驱车前行，两个多小时才赶拢李渡镇。经过一番周折，记者才在一座居民式住房里找到了区委宣传部，热情的部长说：“我们是白手打天下，尽管现在还没有立锥之地，但各项工作却在高（快）节奏高效率地运转着。”

记者在这个小镇上溜达了一下，映入眼帘的是窄小的街道、破旧的民房以及略显冷清的农贸市场；所有的区级机关，四百余机关干部，都“隐蔽”在这些类似“前沿指挥部”的普通民房中。在区委宣传部那间拥挤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办公桌，连给客人落座的地方都没有。一穷二白的宣传部至今“与世隔绝”，连部电话都没装。

1995年12月9日，也就是原涪陵地委宣布建立李渡区筹备组的第二天，十五名筹备组成员即现在的区级领导班子成员，便来到李渡镇踏勘。站在镇后面那座高高的山坡上，往外看，滔滔长江水，奔腾不息；往里望，阡陌纵横，田畴连绵。百业待兴，百端待举！创业的责任感、冲动感合着那击岸的江水，令人心潮激荡。筹备组成员们深知，建设新区创业艰难，任重道远。

李渡区的干部基本上都住在涪陵市区，因此，拂晓出门，半夜归家，已成为几百名机关干部的家常便饭。每天早上，李渡对岸的渡口南岸浦，等渡的时间就成了区领导和各部门汇报、研究工作的办公时间。很多重要的决策都是在等渡的车上和船上形成的，不少重大的问题都在这个渡口得到解决。

2月18日，大年三十，区委书记欧会书、区长李强及其他党政领导还在乡村访贫问苦，地处海拔900米以上的马武镇太和小学的教师和医院的医生们见区委领导冒着寒风来看望他们时，眼睛湿润了。当区级领导们带着满身的泥泞回到家时，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已快收场了。

“帅在前，将岂能落后！”区级各部门以区领导为榜样，在各自的部门和领域里进行着艰苦、细致的拓荒工作。

区地税局的干部放弃了所有的休息和休假时间，在最短的时间里查清了全区的税源，制订出了税收工作方案，使工作正常运转起来；区筹备组办公室的几位干部，自踏上李渡这块土地后，每天晚上十点以前是难以离开办公室的；某部门负责人的爱子不幸夭折，他忍着痛楚，没有告诉其他同志，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少干部累得生病，医生要求休假疗养，可这些同志把休假条揣在衣兜里，照常上班坚持工作……

“经济要发展，交通走在前。”李渡区的交通建设，在新区建设中起到了先行官的作用。

“百拐千道弯，道路爬上山，天晴灰满脸，下雨泥沾衫。”这是对李渡建区之初公路交通的真实描述。全区三百九十五公里的乡镇公路，有一百五十多公里因路况太差造成交通中断。区委、区政府做出决定，从1996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开展“三战交通年”活动，彻底改变交通落后的“瓶颈”制约。

涪蔺公路是李渡区长江南岸的一条主干道，但过去往往是“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区里首先从这里攻坚突破，为新区建设树立良好形象。4月中旬，李渡区交通局与重庆鑫达集团公司签订协议，各投资三千万元，共同改造这条公路。5月8日，作为李渡区第一个招商引资项目的涪蔺路改扩建工程开工。

在交通建设中，交通局的领导和干部不辞劳苦，不计报酬，夜以继日，连续作战。许多同志自愿拿出工资、补助费捐助到公路建设中。短短几个月，一百五十多公里“中阻梗”公路有一百二十公里恢复了正常的交通运输。

创业艰难百战多，而今迈步从头越。

建区半年时间，拓荒者们已在一张白纸上绘出了新美的图画：李渡新城区的总体规划编制完成；6月8日，新城建设奠基，开始启动；涪陵市最大的水利工程——天宝寺水利工程通过省里的可行性研究评估；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李渡人相信那句话：先苦不算苦，后甜才算甜。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2月3日

农业大县工业梦

“调整结构，突出重点，建成‘工业大县’！”走进垫江，不时可见到这样的大幅标语。

垫江是典型的农业大县，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等诸多原因，县境内没有布局一家涪陵市属以上企业。如此脆弱，竟然提出建工业大县，莫不是在白日做梦？

“垫江为何要提出建‘工业大县’的思路呢？”带着疑问，我们向县委书记李光华请教。

“不建‘工业大县’垫江便无出路。”李书记坦诚地说，“垫江无山可挖，无水可吃，无洞可钻，无鬼可看。人平耕地只有八分多，不发展工业，剩余劳力就难转移，经济支柱也就立不起来。”

建设“工业大县”的目标是去年下半年提出的。与此配套，县里制定了四条评判工业大县的标准：工业经济在县域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达到80％以上；从事工业经济的劳动者在全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达到50％以上；劳动者素质明显提高，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比重达到50％以上；城市化过程同步发展，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配套完善，城乡居民城市意识明显增强。

按照这四条标准，垫江县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重点实施“512”工程，即在“九五”期内，建成五个产值上亿元、利税超千万元的企业，十个产值上五千万元、利税超五百万元的企业，二十个产值上三千万元、利税超三百万元的企业。

规划毕竟是规划，关键还得看实效。垫江建工业大县进展到底如何？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县里的同志建议说，“你们最好实地考察考察。”于是，我们驱车从西向东“走马观花”了一番：沿途都在大兴土木，到处都在铺路、平地、修厂房……看来，还真有点儿大办工业的声势。

在垫江天然气化工总厂，厂长领着我们参观了正在进行技改的合成氨生产线。这条投资三千多万元的生产线，明年即可全面投产，届时合成氨的年产量将由现在的两万五千吨提高到四万五千吨。在厂里的实验室，碰见了大连物化所的几位工程研究人员，他们是来厂里帮助进行科技攻关项目——天然气提取乙醇的中试的。据悉，这项技术在当今世界居于领先地位。

县脱硫厂是一家日产十万立方米液化气的企业，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一家地方办天然气脱硫厂。该厂的厂区不大，但从那整洁的车间以及工人们都坐在自动控制的操作台前操作看来，这也是一家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厂长告诉笔者，今年6至9月，全厂实现利润二百二十七万元，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多，全厂人均创利一万多元。

近两年来，许多地方的国有县属工业都是亏的多盈的少，而垫江却是另一种景象：国有工业的效益比其他行业都好。县工业局所管的十三家工业企业，去年实现总产值七千三百多万元，利润就有一千四百七十五万元。今年的产值将突破一亿元，利润一千八百万元。今年上半年，涪陵市的地方工业效益居全省第一位，而垫江实现的效益又占涪陵市的60％。

早在去年下半年，垫江县就提出了“一年四季抓工业，关键时刻抓农业”的口号，从县到乡，都把工业提到了突出的位置。

今年10月8日剪彩投产的渝江玻璃厂，投资七百多万元，年产十五万标重箱平板白玻和蓝玻，其设备和技术都是川东地区第一流的。然而，这个厂却是县长苏裕万顺手“捡”来的。去年国庆节，苏县长休假时拜会朋友，听朋友谈到这个项目信息，回来后立即组织考察、论证。11月份开始征地建厂，不到一年就顺利投产了。

“用发展来统率一切！”从外地连夜赶回来的苏裕万县长向我们讲了真经，“要建成工业大县，关键在发展。”

目前，垫江发展工业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具备，建设“工业大县”已在全县形成共识。

“巍巍峰顶天门开，双河大坝云中来。截断苍山立石壁，锁住洪峰化碧海。”投资四千三百万元，解放以来垫江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双河水库于去年底竣工投入使用后，使缺水的垫江解除了工业发展中的用水之忧。

垫江虽然自己没有电力，但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在自己县境内建起了两座110千伏和一座35千伏的变电站，使垫江成为涪陵市电力供应最充足的县。

一万两千门程控电话使垫江缩短了与世界的距离；几十公里二级水泥路的建成，使垫江交通“瓶颈”状况得到缓解；浅层天然气开发产量的提高，使垫江发展工业有了能源上的保障。

垫江正在塑造工业化的全新形象，垫江“工业大县”的美梦定能成真！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1月25日

“鬼话”连篇话鬼城

“鬼文化”·“鬼地方”

在中国，可能没有一座县城的知名度能与丰都相比。丰都鬼城，鬼城丰都，在老百姓中差不多老少咸闻，妇孺皆知。

丰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有记载“巴子别都”以来，已有两千六百多年的建置史。“鬼城”之说也由来已久，“鬼城冥府”所在地名山早在唐宋就被道家列为三十六洞天之二十九洞天、七十二福地之四十五福地。后佛教渗透、儒家糅合，在此渐成熔仙、佛、鬼、神于一炉的“幽冥文化”体系，俗称“鬼文化”。

然而，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阴曹地府”并未得到很好保护，“文革”浩劫之时更是在劫难逃，连“阎王爷”“十八判官”都被“红小鬼”们打入了“十八层地狱”，遭受碎尸之灾。“洞天福地”自然也没给当地人带来什么福分，直到70年代末，丰都这鬼地方穷得叮当响，当地人形容说：“屙屎不生蛆，鬼都不下蛋。”

“鬼主意”·“鬼点子”

“鬼城幽都”就这样衰败下去？丰都人就这样一直穷下去？进入80年代后，丰都人从香客络绎不绝前来还愿这一现象中获得启示：何不打打“鬼”的主意，做做“鬼”的文章？

1980年，县里决定修复名山，成立了名山管理委员会，并将名山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县里组织大批人力、物力、财力，先后维修了天子殿、二仙楼、玉皇殿、鬼门关、奈何桥等建筑，上百尊鬼神塑像恢复了原貌。旅游兴城的“鬼点子”逐渐明晰。

名山景点的开发开放，引来了大量“疑神疑鬼”的游客。1980年接待七万人次，次年接待十五万人次；1982年，名山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重点风景名胜区，吸引了众多游客，一下突破三十万人次大关。

我们在与县委书记高荣淼摆谈时得知，国务院批准丰都县为对外开放城市后，县里进一步抓住长江沿线开放开发和三峡旅游热的历史机遇，将旅游业作为全县经济腾飞的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龙头产业来抓，使旅游起到了“一业兴百业旺”的产业关联、辐射作用。至去年，全县共接待国内旅客六十五万人次，收入六千三百多万元，接待海外游客六万五千人次，创汇四百多万美元。

“鬼玩意儿”·“鬼名堂”

80年代中期，每年有三十万人以上的游客涌向丰都。可当时全县的旅游产业尚属空白，为了开拓旅游市场，树立“鬼城”形象，县府下决心开发几个拳头产品，可受委托的三家国有企业怕风险，担心“鬼打道士——倒挨”。这时，一位干个体的“机灵鬼”李明安主动请缨，开办起了集旅游、旅游产品、食品加工、饮食服务为一体的长江贸易有限公司。

李明安倒真是个“鬼才”，一出山就看准“鬼”资源，开发“鬼玩意儿”。据丰都民间传说，凡进入鬼城的人喝了孟婆茶就可忘却红尘琐事、吃了神仙枣便能延年益寿。李明安化虚为实，于1996年推出了旅游产品“孟婆茶”“神仙枣”。不久，他又在荣昌纸扇上妙笔生花，推出新品“邪宝扇”，扇面印有钟馗形象，背面绘上名山导游图，并书吉语“鬼城走一走，活到九十九”。这三种旅游纪念品投放市场后一炮打响，被誉为“鬼城三绝”。1993年。“三绝”产品获四川省经委、旅游局举办的旅游商品展销会最高奖——熊猫奖，并迅速成为涪陵地区销量最大、销路最广的旅游产品之一。

除了开发上述“鬼玩意儿”之外，丰都人还弄出不少“鬼名堂”。本着改造老景点、开辟新景观的思路，他们先后投资数千万元，兴建了“阴司街”“邪毒城”“鬼王石刻”“鬼国神宫”等：“阴司街”是阴间臣民赶集之所，街头明清建筑群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置身其间，恍若隔世。“鬼国神宫”是集现代声、光、电等高新技术之大成的全国最大的动态鬼神文化景观。进得宫来，群魔乱舞，鬼哭狼嚎，游客惊呼“活见鬼”。据县旅游局局长徐健及名山旅游集团公司总经理阎刚介绍，“阴司街”“鬼国神宫”投入运行两年多来已接待游客一百五十万人次以上，营业收入近两千万元。

“鬼把戏”·“鬼门开”

“鬼城文化”是世界上独特的文化瑰宝，也是丰都旅游优势之所在。为了尽快繁荣“鬼城”，振兴丰都，县里制定了“文经结合，以文促经”“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1988年，丰都县在中断三十余年的香会的基础上举办了第一届“鬼城”庙会。以后每年一度，至今已举办了九届。

每年庙会都十分隆重，县里成立“鬼城庙会指挥部”，县长出任指挥长。庙会期间，各种“鬼把戏”好戏连台，有由上百名学生组成的“鬼城神鼓”方阵，有由数百名工人参与的“天子娘娘婚礼”表演，有旅游艺术团演出的音乐舞蹈《鬼国乐舞》《神宫舞韵》，有吹吹打打、载歌载舞的“妖魔鬼怪大游行”。

举办庙会不仅受到人们的欢迎，更重要的是促进了“鬼城”的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使“鬼门关”变成了“鬼门开”。庙会搭台、经贸唱戏已成一种固定模式，仅今年的第九届庙会就有来自海内外的众多经贸代表团进行了经贸招商洽谈，参会总人数达四十六万人次。凭借旅游扩大开放，使丰都近年来与国内外一百二十多个财团、集团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协议引资二十亿元，已实际利用外资七亿多元。

办会惹“鬼”，让“鬼”推磨，借“鬼”招财——“鬼城”人，真鬼！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2月11日

兔子尾巴变长了

“玉兔快跑，畜牧突起。”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领导用八个字概括了石柱的支柱产业，“这是石柱经济的外在形象！”

石柱，全国最大的长毛兔基地县。1995年，在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市场冲击之后，石柱长毛兔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年末长毛兔圈存突破两百万只，产毛八百二十吨，总收入七千多万元；农民人均养兔收入一百六十七元，为财政提供税收三百一十三万元。

石柱县的长毛兔产业，是应市场而生，随市场而长，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壮大起来的。长毛兔的发展史，可以说是石柱市场经济的发展史。

在80年代中期，我国沿海地区的苏南、江浙、山东等地率先发展长毛兔，使一些农户很快致富。到80年代后期，这些发达地区纷纷转项发展其他产业，全国的长毛兔生产由于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从波峰跌进了低谷。

1985年开始发展长毛兔的石柱县正是在市场竞争的波峰浪谷中冲刺、突围出来，并创造了高速、高效发展的奇迹。

那么，石柱的长毛兔产业，是如何在无情的商战中过五关、斩六将的呢？

首要的是找准劳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的结合点。石柱是山区贫困县，发展工业项目条件不如平坝地区。而石柱的草资源又相当丰富，耕地与草地之比为1：1.95，全县的草地面积载畜量为14.36万个牛单位。因此，引导农民利用这丰富的牧草资源发展长毛兔，可以说是使劳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优势得到了最佳的结合。

把兔农引向市场，而不是推向市场，使兔农逐步地适应市场、驾驭市场。近年来，石柱县多方筹资四百多万元，在长毛兔集中产区的临溪、南宾、龙沙等区乡建起了十七个兔毛专业市场，既为外地客商提供了收购兔毛所需的仓储及粗加工的场地和设施，又使兔毛交易得到了规范化管理，保护了农商双方的利益。在价格政策上，开初几年，当跌入低谷时，政府采取保护价收购，使兔农经受住了风险，然后再逐步放开。如今面对价涨价跌，兔农们已见惯不惊。“任你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已成为兔农们的普遍心态。

跨出国门，外向开拓，使石柱的兔毛直接打入国际市场。临溪区等与浙江畜产品公司、重庆华裕公司等合作，加大兔毛的直接出口数量，提高了养兔的效益，使市场空间更为广阔。

“德国长毛兔在中国找到了可爱的家乡！”今年7月中旬，德国北威州农业部长毛兔专家冈特·库斯特施到石柱考察长毛兔生产基地和兔毛市场后，发出了赞叹，并对与该县的项目投资和技术合作表现出浓厚兴趣。

引进良种及先进饲养技术，提高兔毛质量，使石柱的长毛兔毛在国际市场上有了竞争力。近年来，石柱从德国及上海、浙江等地引进良种长毛兔十二万多只，先后七次邀请德国的长毛兔专家到县里来讲技术课，培训养兔技术三十多万人次，印发技术资料三十多万册。良种和先进的饲养技术使兔毛的质量得到稳步提高，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有了强大的竞争力。临溪镇经过多年的努力，使当地产的兔毛树立起了“长、松、白、净”的良好声誉。为保护既有的好名声，政府、工商部门和兔农联手打击假冒伪劣、掺杂混级的行为；兔农们还坚持了持“产销证”到专业市场销售。

市场引导兔农，兔农顺应市场。石柱长毛兔养殖业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经受住了风浪的考验，兔农们像水手一样更加老练、成熟。

1995年上半年是长毛兔生产最困难的时期。饲料上涨，兔毛价格从每公斤一百多元跌至六十元。“有跌必有涨”，兔农们处变不惊，胸有成竹。他们采取延期剪毛、利用储毛技术储存兔毛等办法，等待价涨时再销。果不其然，到了9月份，兔毛的价格回升到每公斤一百一十元以上。虽然饲料价涨，毛价偏低，但因规模经营，养兔仍有可观的效益。王家乡西乐村的马敬阳，养成年兔五百多只，出售兔毛二百一十公斤，收入一万八千多元，比上年增收近五千元。

“价格降，兔子上，价格回升才有望。”兔农们在市场经济的“游泳”中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经验。“价昂莫赶，价低莫懒”，人们在实践中学到了辩证法。养兔基地临溪镇，去年兔毛价跌之时却新增加了六万三千多只仔兔。风平浪静之后，临溪人尝到了打鱼人家满载而归的甜头。

当地兔农自豪地宣称：“谁说兔子尾巴长不了，我们石柱的兔尾巴就变长了！”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1月12日

万州才子出忠州

“万州才子出忠州，忠州才子遍神州。”

说起忠县，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武有治军名将巴蔓子、严颜、秦良玉；文有世界著名植物学家方文培、当代杰出作家马识途、《红岩》作者罗广斌。

秋高气爽，当我们踏上忠县这块土地，县委主要负责人就高兴地告诉我们，今年忠县高考上统招线三百六十五人，雄居万县市榜首，这已是高考上线人数在万县市连续九年夺冠了。

县里的同志介绍说，忠县自古人文昌盛，地灵人杰，素有“才子之乡”的美称。据考证，明代二百七十六年间，考中进士二十一人，文、武举人六十四人；清代二百六十七年间，考中进士十四人，文、武举人八十三人。在明代，还出了名噪一时的田登甲、田一甲父子进士。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忠县的学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国内外。1977年以来，已向各类大中专院校输送新生一万六千九百九十一名，其中上大专的有七千零八十四人，令外地人慕煞。

新生镇的白沙村，是全县有名的“状元村”，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已有七十五名农家子弟走进了大中专的校门。周庆才家五个儿女，有三个考进了大学，有两个进了中专，小儿子周晓波目前正在北京大学攻读数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在《三峡经济报》做编辑的周成兵，一家三兄弟都是大学生。

“房子不修可以，不送孩子读书不行。”在忠县的普通百姓中，已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因而，哪怕倾家荡产，也要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曾获得全国数学联赛四川省第一名的喻甫祥，父亲过世时他正读初中，家里无钱供养。热心的老师、同学和学生家长们主动为他凑钱捐物，鼓励他读下去，使他终于走进了国家奥赛培训班，跨进了中国科技大学。忠州学子能够成才，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关键是有一大批默默奉献、甘为人梯的园丁在为他们铺路。

石宝镇工农村小学的民办教师杜淑芳，从事民师工作二十八年多，原每月收入三十多元，现在也只有一百八十多元。多年来，她的教学质量在全学区第一。当学校教学条件需改善时，她把自己几十年省吃俭用积蓄的一千多元捐了出来。

涂井乡万顺村小学的李洪灿老师，身患严重的甲亢病，曾积蓄五千元钱准备修住房。当学校校舍成了危房时，他说服自己的爱人，把这笔钱捐给学校改造危房。

1995年春，一场泥石流大滑坡，把金华小学民办教师袁先斌家三间房屋和全部家产埋掉。第二天上午，他噙着泪水，又出现在学校的讲台上。复兴乡东宝村小学的刘定华老师，脚上长疮，不能行走，连续半个月，都是爱人从五公里外的家把他背到学校为学生授课……

在忠县，像这样动人的故事很多很多。正是这数不清的动人事迹，使忠县教育系统成了全县学习的榜样。县委、县政府发出《关于在全县开展向教育系统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县学习教育系统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呕心沥血的拼搏精神，团结奋战的协作精神，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

园丁们的奉献，得到了党政领导和农民们的认可，可以说上上下下都形成了一种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在忠县，当干部们的工资发不出时，教师的工资却能得到保证；在忠州中学，常能见到县委书记夜查晚自习的身影；今年初，忠州中学打算修一条公路到县城，校长到一些部门走了一圈，只说了修路的想法，并未张口要一分钱，可一个星期后，三十万元自愿捐助的修路款就到了学校。

忠县的农民，则用最朴实的行动来尊师重教。新生镇白沙村的周德树老人，从1985年开始，每年都要向村小学捐款，去年就捐了一千元。复兴镇十三所村小的民办教师的不少生活用具，都由村里来添置；每到节假日，农民们排着轮子请老师们到家里去做客，平时的蔬菜、柴火也由村民们轮流给老师送去。去年高温时节吃水困难，村干部和农民们到几里路外去为教师们挑水。

党政重教，农民尊师，教师尽责——忠县有这样好的育人环境，不出人才，那才怪！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1月7日

打牌就要打名牌

梁平，史称梁山，公元553年置梁山县。因与山东梁山县同名，1952年改称梁平。

梁平自古多名牌：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梁山柚，与绵竹、夹江年画齐名的梁山年画，被誉为“天下第一帘”的梁山竹帘……名牌产品使梁平县名扬中外。

“如今，名牌产品不仅提高了梁平的知名度，而且支撑起了梁平的县域经济！”县委书记张荣周、县长蓝富国谈起该县的名牌产品如数家珍。

去年，曾获部省双优称号的双桂牌啤酒供不应求，运货车在途中被要货者拦下，用钱“文明抢劫”，以至于厂里和提货单位不得不采取“武装押运”的方式。县里抓住机遇，投入六千多万元，对啤酒生产线进行技改，由年产三万吨增为五万吨，今年7月已投产。然而，五万吨的产量也满足不了需要。7月底，我们在双桂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供销部看到，上百人在等着开票提货，有的已等了好几天。

就是这样一个名牌产品，去年就为梁平县提供财政收入上千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总数的八分之一强。为此事，书记、县长的眼睛都笑成了豌豆角。

“骑马要骑千里马，戴花要戴大红花，打牌就要打名牌！”此话反映了梁平的乡镇企业厂家浓厚的名牌意识。去年，该县乡镇企业报送七个产品到省里评奖，有六个获得金奖。由袁驿豆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袁驿豆干，在获得“九五中国国际巴蜀食品博览会”金奖后，今年又投入一百五十万元，扩大生产规模，建起了三个分厂。

名牌意识、名牌战略，使一些困难企业走出困境。去年，梁平丝绸厂在丝绸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组织人力，开发出了四个厚重型新产品，有的填补了国内空白。今年，这四个产品都走俏于市，供不应求，丝绸厂也由此重现生机，柳暗花明。

商办（管）工业是近年来都深感困难的系统，近年来，梁平县的商业系统创出了十余个获部省优质产品称号的名牌产品，占领了市场，创出了好效益。全系统工业产值由一千四百万元上升到近亿元，实现的税利翻了两番多，上缴的税利名列全县第一。

工业打名牌，农业也应攻名牌。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梁平柚被县里列入产业化发展项目，全县在适宜种植的二十个镇乡，集中发展了一百二十个专业村，形成了一个柚子生产带。目前，总株数已发展到五百四十万株，去年产果一千五百万个，收入四千二百万元，今年产果两千万个，到2000年盛果期，年产果将达到一亿五千万个。

作为全国三大名柚之一的梁平柚（另两个是广东梅县的沙田柚、福建平和的琯溪柚），如今的身价越来越高，不仅在国内的各大中城市抢手，而且在泰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也成为俏货，价格涨到了四元一公斤。

在梁平县城边的山堡上，有一座中国第二高的石塔——文峰塔，塔上镌刻着四个醒目的大字：“灵秀文明”。这四个字是对聪慧、勤劳、朴实的梁平人的真实写照，也揭示出了梁平名牌产品迭出的文化底蕴。

梁平人不但善于挖掘祖辈为自己留下来的名牌产业，而且更勇于创出新的名牌产品。

双桂啤酒虽是以梁平闻名的双桂堂命名，但能成为名牌却是吸纳国内外啤酒生产技术精华，创出了自己的质量特色。厂里的科研所利用青岛啤酒的配方、德国啤酒生产的设备和技术，融合而成了自己的生产工艺，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肉食行业本是个很难出名品的行业，而梁平县肉联厂依靠厂办科研所，一连创出了八个获得国家、部、省优质产品称号的名牌产品，企业也获得了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成为全国肉类加工企业唯一获得国际质量认证的单位。有这样多的名牌产品支撑，企业的效益当然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薄如蝉翼淡如烟，万缕千丝总相连。借得七仙灵巧手，换来天下第一帘。”经过七十余道工序，制作历史逾千年，早在北宋年间就被列为皇家贡品的梁平竹帘画，经过科技的融合，又有了新的发展，荣获省政府授予的名优特新产品金奖。

梁平人不仅争创名牌，善创名牌，而且注重保护名牌，发展名牌。因为梁平人清楚：“名牌效应”打活了县域经济这张牌。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1月8日

龙宝是龙不是虫

龙宝，龙宝，一占龙脉，二居宝地。万县城里的老百姓一谈到“龙宝”二字就眉飞色舞起来——“谁不说俺家乡好”，何况龙宝这地名沾龙气，带福相。

龙宝区诞生于1993年2月，其前身是原万县市。虽说龙宝区是小毛弟，可万县市却是老资格：古城始建于公元25年，公元553年置鱼泉县，其后三次设郡，五次置州，一次并县，两次置市，至今已有一千九百七十余年的历史。深厚的文化、文明积淀令龙宝人自豪不已。

可龙宝人怎么也没料到，正当他们为新区挂牌“开张”忙得不亦乐乎之时，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案在全国人大获准通过。三峡工程上马就全局而言无疑是好事一桩，但具体到局部，比如对龙宝来说，就意味着代价和牺牲。

调查证实，三峡水库将淹没龙宝区百分之六十以上建成区面积，涉及六镇一乡三个街道办事处；有一百二十五家企业、一万六千多亩土地、二百四十五万平方米房屋、四亿元以上的固定资产会被吞噬；大半个城区变成“海底龙宫”，十六万城区居民中有十余万需迁往新区，龙宝是三峡库区淹没实物最多、损失最大、移民安置任务最重的城区！

面对移民搬迁的千钧重负，龙宝人像猛龙一样昂首前行，还是像小虫一样畏缩不前？龙宝人选择了前者，响亮喊出：“淹没了土地，淹没不了志气！”区委书记易永模的动员报告也变成了铿锵誓词：“我们是万县市的一颗棋子，而且是一颗过河卒子，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移民搬迁的道理也是这样。

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只要精神不倒，负重拼搏，苦干实干，阻力、压力终会转化为前进的动力。这是龙宝人的感受，或者说是经验。

不怪不怨，不等不站，把握机遇，加快发展。龙宝人建区伊始，尽管百端待举，尽管还头戴贫困区的帽子，但仍以积极的心态、昂扬的斗志迎难而上。

龙宝居万县中心，占龙脉宝地，水陆两便，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区位；龙宝乃藏龙卧虎之地，人才荟萃，商贾聚集；加之资源丰富，市场广阔，龙宝完全能在万县乃至三峡库区众多区市县中舞“龙头”。为此，区委、区府明确提出“抓发展机遇，促开放开发”的口号。区长方仁发通过新闻媒介宣布：“龙宝人要以最开明的姿态、最优惠的政策、最宽松的环境，招徕八方朋友！”

在移民中发展，在发展中移民。目前，龙宝区十五平方公里移民搬迁新城区建设已全面展开，城市雏形初步形成。具有移民经济开发特色的观音岩开发区、双河开发区、牌楼开发区、大炮开发区路、水、电、气、通信等基础设施已基本建成，一百余家工贸企业已入区筑巢。

武陵镇位于长江北岸，距万县市区西南三十七公里。该镇历史上是跨两个地区、四个县镇的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和工业品的重要集散地，素有“小万县”之称。但因受交通不畅等不利条件的制约，近几十年来武陵落伍了，那些当年作为繁华标志的青石街道、青瓦老屋逐渐变得古老、原始。

抓住机遇，重振雄风！三峡工程上马后，武陵镇利用被列为全省小城镇建设和三峡移民搬迁双试点镇的有利条件，以开拓者的胆识和气魄做出历史的抉择：“不等不靠不依赖，苦干实干兴武陵。”镇党委书记周大春说：“我们就是要借三峡移民，促开放开发，弹好一支曲（奔小康），铺好两条路（水路，公路），唱好三台戏（码头戏、移民戏、三产戏）。”如今的武陵镇，移民开发紧锣密鼓，人欢马跃；新场镇规划就绪，贯通场镇连接码头的近三公里长的主街道基本拉通，日供水三千吨的自来水厂已完成选址……

龙宝人是吃得苦打得仗的，龙宝人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一百根竹子折算为“大笼”，每个“大笼”国家补偿五十元；最大的樱桃、枇杷、梨子树每棵只补偿四十元。对此，老百姓二话没说，认了。今年三月，武陵新镇近三公里长的主干道正式动工，需搬迁或就地深埋一百四十多座老坟，通知下去后村民积极配合，立即搬迁，没一个找政府的麻烦。

著名作家欧阳玉澄到龙宝的一些乡镇体验生活后感受深切：“这里是古代巴人生活过的地区，巴人大忠大勇侠肝义胆的本质已渗透这片土地，并且遗传给自己的后代子孙了。为着国家的整体利益，为着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库区会有一两代人做出重大牺牲，这是一种值得自豪的大奉献、大崇高！”

龙，是吉祥的图腾，更是勇猛、顽强、富有牺牲精神的象征。龙宝属龙，龙宝人，龙的传人！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1月13日

五桥通四方

五桥与万县市老城区仅一江之隔，但经济开发却仿佛滞后了几百年。五桥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

三年前，五桥作为万县市的一个新建区，区机关的数百名干部自带锅碗瓢盆来到这个封闭的小乡场上，开始了艰苦的创业生活。

“建区之初，什么家当都没有，连与外界的联系都很难。”文质彬彬的区委书记吴明宗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区委借了几间民房，靠两部手摇电话机，指挥、调度着全区的各项工作。”

新规划出的五桥城区依山傍水，地质坚固，开阔平坦，可开发面积在三十六平方公里以上，是三峡库区难得的建城良址。只因偏处江南，天险阻隔，五桥区开初在外界的知名度很小，颇有点儿“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意味。

三峡移民和对口支援给五桥新区开放开发带来了机遇。五桥的决策者提出：“打开寨门，主动迎宾，争取对口支援地区和单位了解五桥、支持五桥、共建五桥。”

一次，区长罗化南带着几个部门的同志到浙江省一个市，寻求对口支援事宜。对方推说省里已安排他们对口支援库区另外一个区，对五桥似乎有点儿冷淡。罗区长一行没有气馁，反复争取，终于感动了对方。对方除安排洽谈对口支援的项目外，还赶在罗区长离浙之前，送来了该市团委捐赠的六万元现金。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五桥区借沿江开放之机，迅速打开水上通道，大胆地将招商引资、横向协作活动推向长江三角洲。去年，在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五桥区在上海成功地召开了“五桥区新闻发布会”。上海市的四十多个局和区县的领导、一百多个大中型企业集团负责人光临盛会，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单位都争相报道“大联合，大发展；小联合，小发展；不联合，不发展”的崭新思路。一时间，在上海市掀起了对口支援五桥、投资建设五桥的热浪。

五桥人借外援之东风，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落后的通信面貌。三年前五桥区不得不靠两部手摇电话指挥运转工作，如今全区二十六个乡镇、街道办事处都开通了程控电话。而这七百多万元的设备，都是寻求对口支援和协作的成果。上海市邮电局还支援一千二百万元，帮助五桥区修建邮电通信大楼，目前已到位资金六百多万元。

五桥连四方，四方助五桥。前不久，建在新城区的第一所希望小学落成，这是上海三航局不搞厂庆省下五十万元捐建的。在五桥，已有六所由上海、宁波、沈阳等捐建的希望小学动工和落成。此外，由上海、浙江等地援助的建设项目已逾百家。

依靠外援，但不依赖外援。在新区建设中，五桥人更注重发扬艰苦创业精神，用自己的双手去开拓新路、富裕路。

五桥区紧挨长江边，上连石柱，下接云阳，沿江全长一百六十多公里。区里规划修一条一百五十六公里长的沿江公路，使之形成沿江经济发展动脉。沿江乡镇的农民二话没说，拿起工具就上了修路工地。而今眼下，五桥至新田段的十五多公里已竣工通车，翠坪至太龙近二十七公里长的路段已具雏形，其余路段也全面开工。不靠江边的乡镇也不甘示弱，仅去年以来，就新建和续建十四条乡镇公路，全长二百一十五公里。

正在建设中的万县长江公路大桥南桥头，是五桥区百安坝省级经济开发区。这块约十五平方公里的开发区，是五桥区城市建设、移民安置、经济建设的中心。

就在这块新区内，已先后投入近两亿元的基础建设资金。六条横道、五条纵路勾画出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基本轮廓；二十九米宽的百安一路已全线贯通，四十米宽的百安大道和纵西路即将完工。

抓交通，促流通，信息灵通事事通。漫步在六横五纵城区大道两旁，但见井架林立，机器轰鸣，数千名建设者在挥汗施工，一座又一座商厦、饭店、宾馆正拔地而起。投资三百万元的移民培训中心、投资五十万元的医疗预防保健中心，以及医院、学校等城市配套设施如雨后春笋，日趋完善……五桥人用自己的双手，正在把新城区的规划蓝图，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

五桥人开放的决心和气魄，不仅令国人钦佩不已，而且深受海外客商的赞赏。今年3月29日，泰国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先生率团到万县市考察，拟在五桥投资兴建五十万人口的移民新城。五桥正以崭新的姿态向世界招手！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1月14日

天城的事当天办

出万县城区，往天城区方向，柏油公路上立一牌坊，上书一联：“建设库区近有利远有功，投资天城你发财我发展”；横批是：“天城的事当天办”。

说实话，这副对联从文字上讲，既算不上工整，又无多少文采，倒是“天城的事当天办”这句横批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天城的事真能当天办吗？”

“天城人无戏言！”一米八高的区委书记吴锡鹏肯定地说，“天城的事及时办！”

接过吴书记的话茬，几位区领导讲了一连串“当天办”的小故事——

1994年12月，匈牙利一客商到天城来投资办一个项目，下午五点到天城后，区里带着他到新城区选址，七点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到九点十八分正式签字仪式举行，各种文件都打印出来。

今年3月11日，在天城区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政协委员们提出“强化城区交通、市场管理”的建议，分管副区长立即召集城管、交通、工商等部门负责人，现场办理政协委员提案，当场拍板确定整治方案。到中午，各部门的执法人员就走上了街头，进行摊点归位、疏散，车辆人流的整顿。

在“当天办”中，天城人还创下了在半天时间内办好让两个省的分管副省长签字的奇迹。福建省福州市商业协会的吴珍宝到天城兴办一家建筑公司，其有关手续上需四川和福建分管副省长签字。天城区派人带着手续到省城，找甘宇平副省长签字后，又马上电传到福建省分管副省长手中，签字后又电传回来。半天时间，两个省的分管副省长就在同一份文件上签了字。

“天城的事当天办”是1994年7月提出来的。区里的几位领导说：“这是被一件意外的事逼出来的。”

天城区作为三峡库区淹没区，国务院安排福建省对口支援。福建省经济技术协作办为支援事宜，七次打电话到天城区某部门，七个人接电话，无一人有一个肯定的说法。此事被区领导知道后，区委震动了：这样的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岂能让投资者放心，岂能把天城的事办好？

在区委常委会上，常委们经过慎重的研究，鲜明地提出：“天城的事当天办！”并成立督查科，对各部门的办事效率进行检查，由区人大对“当天办”的事情进行监督。

在提高办事效率上，区委、区政府的领导给各部门做出了典范。去年6月底，区里的几位领导到福建省考察和洽谈项目，6月30日上午九点到达福州，在接受了福建省省长的接见后，当夜就坐车到厦门，第二天早上六点与一客商洽谈项目，下午两点乘飞机回到重庆，当夜回到万县，次日上午又赶着召开常委会，两天两夜未睡觉。区里的领导都这样拼命地干，各部门还有啥好说的，只有把自己当天该办的事情当天办完、办好。

“天城的事当天办”，给天城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去年3月初，齐齐哈尔市电业局冲着这句话来到天城区考察，拟投资三千多万元建一座年产三十万吨的水泥厂。在选址定点后，区里当天就把七十五亩地的用地手续、注册登记等办好。不到一个月，对方就进场施工。今年6月28日，便正式竣工投产了。

天城人的诚心感动了投资者，天城人的效率吸引了投资者，东南西北的投资商潮水一般涌向天城：黑龙江东兴企业集团投资两亿五千万元在天城新区修建小商品市场和天子湖移民商住区；江西九江实业公司独资一亿五千万元在天城修建三星级的天都宾馆；在天城新区的申明坝工业区内，八个企业集团总投资十多亿的项目已经全面动工……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全区已与外地签订引资项目一百多个，引资三十六亿元。

在距天城区区政府所在地沙河镇东一公里，有一座山势险峻、绝壁凌空、峭立如堵的古城堡，相传蜀汉刘备伐吴，曾屯兵于此，故称天子城。站在天子城上头，十七多平方公里的天城新区尽收眼底：路道纵横，铁臂如林，一幢幢高楼大厦错落有致……倘若刘皇叔亡灵有知，定要为当今天城的瑰丽壮观而惊叹不已了。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1月20日

一条江系两云阳

从万州古城顺江下行四十公里，便抵云阳县城，再行三十公里，又抵云阳县城。原来，前者是兴建中的新县城，后者是老县城云阳镇。

老县城云阳古名汤口，因地处汤溪河口得名。云阳镇前饮长江水，背驮五峰山，地处要津，水陆两便，商贸兴隆，近三万人住在1.5平方公里的小城里，倒挺悠然自得，其乐融融。

不料，三峡工程上马，云阳淹没有期，一座千年古镇将成水底“龙宫”。面临“灭顶之灾”，云阳人必须做出移民选择。最初的意见是：就地后靠，退后一步天地宽。然而，县城后移，地势渐陡，面积狭小，发展空间显然有限。更重要的一条，县城坐落在东西两个古滑坡堆积体上，随时有灾变的危险。十五年前，县城下游三十余处古滑坡体复活，一座刚建起的冷冻厂整个儿被掀入江中，长江被迫断航数月。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但县城迁建是百家姓去掉头个字——开口就说钱。云阳县是个人口大县，全县一百二十万人，同时又是经济穷县，每年财政赤字上千万元。加上全县淹没面广量大，淹没影响人口十二万人，淹没土地面积一百二十平方公里，主要淹没指标占全库区八分之一。还有一道难题：新建县城地盘难找。云阳县尽管幅员面积达三千六百多平方公里，但因地处盆周山区，“七山一水两分田”，地势高差悬殊，地表支离破碎，河谷平坝仅“巴掌”大小。

几经寻寻觅觅，最后确定新县城城址选在老县城上游的双江镇青龙嘴一带。1991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准云阳县城迁建。两个月后，新县城奠基仪式在双江镇群益村隆重举行。新县城以著名的古代军事要塞“万里长江第一寨”——磨盘寨为中心，近期规划近十平方公里，长期规划十八平方公里，近期规划人口六万、中期十万、远期二十万。为建好这项功在当代、惠及后人的千秋基业，县里成立了由县长任主任的新县城建设管理委员会，由一名副县长任常务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上树先搭梯，建城先筑基。老县城有主街两条、小巷六十六条，“既曲折，又狭窄，一到雨天走不得”。新城道路建设本着高起点、高规格、高质量的原则，一开局就挥大手笔，气势非同一般。

云江大道是新县城的形象路，长四千多米、宽三十米。该大道东连云双路，可通老县城，西接兴旺路，通过滨江北道、万云路，直达万县城区，是云阳新城的主动脉。承接建设施工的十个县内企业克服地势复杂、工程艰巨的困难，在一年多时间里，削平青龙嘴、狮子包、磨子岭等七座山梁，填平八道沟壑，并在道路外侧筑起了高高的挡土墙，其中最高的挡土墙超过二十五米。

1995年10月1日，云江大道正式通车。不久，兴盛路、下河路、滨江北路相继投入使用，顺成路、碧榕街、滨江南路路基工程基本完成。云阳新城眉目初现。

一通带三通。目前，新县城已建成日供水万吨以上水厂两座，3.5万伏的城东变电站和11万伏的城西变电站已并网供电，开通了五百多门程控电话，并接通了沪汉成光缆线。

栽了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伴随新城开发步履的加快，一批批厂家、商家纷至沓来，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1993年2月，云阳县药用胶囊厂到新区开工迁建，1995年4月1日正式投产，当年完成产值六百多万元，成为云阳县建设速度最快、投产最早的搬迁企业之一。占地四十六亩、总投资四千五百多万元、设计年产值四千万元的美迪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最先来新县城“筑巢”的新厂，去年2月破土，8月1日竣工，创造了当年建设、当年完工、当年投产、当年见效的奇迹。

与此同时，移民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年“湖广填四川”，两湖、江浙等省一百六十余姓来云阳“绾草为业，垦荒置产”，终于在长江两岸落户安居。如今为了民族大业，他们又得像候鸟迁徙一样背井离乡。在新城区群益村鹞子岩移民新村，村主任刘训友告诉记者，全村两千四百多人近期涉迁移民五百户一千八百人，已有九十五户迁入永久性移民楼，一百余人进厂做了工人，一千三百人完成了农转非手续。抓住新城建设的机会，村民们先后购置方圆农用车和小型六轮车六十余辆，组成十多个汽车装卸、沙石运输服务队；许多人成了工商个体户，办起了数十家商店、食店、旅行社，从业人员上百人。城市变新了，人也变新了。

巴山永恒，长江万古，人类文明史总是在沧海桑田中得到翻新、延续。“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差不多是一条定理，云阳人也相信这包药。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2月12日

开明、开放、开发

刘伯承元帅的家乡开县，一不临长江，二不见铁路，典型的内陆山区县。

“但近年来推行的开明、开放、开发政策使开县逐步走出封闭，走出贫困！”县里的领导如是说。1995年，开县财政收入突破一亿元，综合经济实力居全省第四十五位；而十年前，开县还属全省四十二个贫困县之列。

开明，基于“三个有利于”

开县政策的开明是出了名的。

1993年初，县委做出的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工作重点的决定震动了全县，也惊动了理论界的一些人士。但县委、县政府以“三个有利于”为基准，不管外界如何怀疑、议论、指责，坚持从本县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县里的领导选择了四十多个个体私营企业作为自己的联系点，为他们跑项目、跑资金，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县官为个体老板跑腿”，在县里传为美谈，然而县官们却为此而自豪，因为这一跑跑出了开县经济的增长点：1995年，个体私营经济创下的税利达两千五百多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27％。

川东建筑陶瓷厂是开县的重点工程，曾亏损四十多万元，急需技术人才拯救企业。在引进某位技术人才时，对方要求将其妻子调进党政机关，而当时正面临机构改革，不能进人。但人才难得，用好人是救活企业的关键一环，县委权衡再三，果断拍板：进！后来，又花十多万元从广东佛山引进三名技术、管理人才，使产品质量一下达到A级，成为全省同行业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企业。

外地人来开县投资，开县总是尽可能地提供优惠、周到的服务。一次，外地一投资者在与县里洽谈项目中，要求县里为这项投资专门出几项政策。县长马上与有关部门联系，两个小时后，六份打印好的文件就送到了对方手中。

开放，撞开山门出夔门

开县境内的东河、南河、浦里河、彭溪河、桃溪均流入小江，后经云阳县的双江镇而汇于长江。

伴随着家乡的水，开县三十万人撞开山门，顺着长江，冲出夔门，走出国门。山外人又逆江而上，溯源而进，到山里来拓展事业。

在广东省东莞市，有十二万开县人在参加当地经济建设。而在全国各地，三十万开县人汇入劳务输出的大军中；甚至在俄罗斯等国也有开县人的身影。

“农民外出经商务工经历三个阶段。”县委书记张天雄说，“先是挣钱饱肚子，后是修房子买几大件，再后来进行人才、技术、资金的回收。”

目前，已到了回收阶段。一批打工仔找了钞票，长了见识，带着技术、项目、资金回到家乡，办起了上百万元投入的企业。乡镇企业两年增加了一千二百多家，私营企业增加两百八十二家，总投入近三亿元。农民还投入七亿三千万元，从事小城镇建设。

开放的开县，引来了港台大客商、招徕了新西兰投资者，三年引资三亿多元。“一引二筹三争取”的资金积累措施，使“八五”期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十六亿元。而解放后到“八五”初期的四十年，国家为开县注入的建设资金还不足三千万元。

开发，富了帅乡老百姓

金秋时节，记者从万县到开县，沿浦里河往县城的百里山丘地带，经济林木葱葱茏茏，农家小楼浓荫掩映。

“山顶用材林戴帽，半山经济林缠腰。”分管农业的县委李副书记说，“农业综合开发不仅使开县的穷山恶水变了样，而且使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

“六山三丘一分坝”为开县搞农业综合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上开县人的主观努力，使农业开发项目在全省首屈一指。川东农业综合开发、世行贷款造林、长江柑橘带、速生丰产林等十大开发项目，使开县得到了国家每年投入三千万元左右的资金支持，五年总投入过亿元，农民投入达一亿五千万元。三十七万亩柑橘、十万亩竹材、十万亩油桐、十万亩药材、四十万亩森林，使开县的“六山”披上“绿装”，“三丘”变成“银行”。

走进开县山区，成片的坡改梯土令人眼睛一亮。海拔1000多米的关坪乡，只有七千人口，但近三年却改田改土四千五百亩。海拔最高的大进片区六个乡镇，几万人上山改土，已成片改出梯土一万五千亩。

“开明促进开放，开放带动开发。”教师出身的县委书记张天雄说，“‘三开’政策使‘土开县’变成了‘金开县’！”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1月21日

风吹草低见牛羊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进入城口县境，一幅近似塞上草原的风情图呈现眼前，令人胸襟为之开阔，精神为之一振。真让人难以相信，这个集“老少边穷”于一身的地方几年时间里变化会如此之快、如此之大。

城口地处大巴山区，位居四川盆地东部边缘，以据川、陕、鄂之门户为“城”，扼四方咽喉为“口”而得名。城口是川陕革命根据地七个整县之一，1934年红四方面军曾在此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当地至今还保存有多处革命史迹。

由于地域僻远、环境恶劣、基础薄弱，致使这一革命老区在较长一段时期里发展滞后，县穷民贫。市场经济之风吹进大巴山后，城口人开始重新审视当地的优势所在。人们这才发现，城口尽管是人口小县、财政弱县、经济穷县，但却是个实实在在的资源大县、草原大县。

据调查，城口县有草山草坡一百七十三万亩，林间草地九十二万亩，占总幅员面积的近40％；纯草地面积人平八亩以上，且多属成片草场；其中千亩以上的成片草场约两百块，万亩以上的十八块，年产草量十二亿公斤以上，加上三十八万亩农作物稿秆，可载畜两百万个羊单位。

但资源优势若无思想解放为先导，也不可能转化为经济优势。1993年底以前，城口县虽守着这巨大的绿色宝库，留下的却是“满目青山不见牛羊”的遗憾。

1993年底，万县市委、市政府组织人员到河南省的周口地区考察牛羊生产，领教了别人的先进经验后，城口人才清醒过来。于是，县委、县府颁发了《关于加速发展草食牲畜的决定》，明令把发展以草食牲畜为主的畜牧业作为进一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战略性骨干项目来抓。县委书记刘才华当上了“牛倌”，亲自担任县草食牲畜生产指挥部的指挥长；县政府增设牛羊生产办公室，配备专人办公；各区、镇、乡成立相应机构，把牛羊发展纳入各级工作的目标考核。

脑壳开窍，草山成宝；思路一致，牛羊满圈。短短两年工夫，城口农民便开始“赶着牛羊奔小康”了。今年，全县山羊的饲养量已有三十七万八千只，黄牛饲养量三万多头，二十万农民人均养牛羊两头。牛羊已成为农民们的一笔财富，牛羊积累的生产资料已达六千八百多万元，人平三百四十多元。

牛羊已成为城口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在东安乡政府的大门上，挂着一块山羊开发公司的牌子。这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企业，正是它组织全乡两千三百二十五户农民，对二十六万亩草山草坡进行开发，由农户养山羊，公司提供技术、流通等方面的服务。在两年多时间，全乡的山羊饲养量就发展到四万五千只，人平五只多。今年，“牵羊头，念羊经，发羊财”的东安农民，仅山羊一项的总收入就可突破两百万元。

在城口，有这样两种说法：“发展畜牧，脱贫致富；多养牛羊，小康有望。”

位于海拔2200米的八台山上，有个龙坪村，过去是全县最穷的特困村。当牛羊上山后，短短的两三年，特困村的帽子就被摘掉了。今年，全村人平养山羊八只多，养黄牛一头多，出售牛羊的收入人平七百元以上。村民们那高兴劲儿从“高高八台山，青草铺宝山，牛羊跑上山，穷帽甩下山”的山歌中充分表露出来。

在红花乡红日村，有一件靠五十公斤腊肉起家后成为养羊万元户的动人趣事。这个村八社的李德章，五口之家仅有两个劳动力，是村里的特困户。1993年，李德章用家里仅有的五十公斤腊肉换来四只母羊，逐步发展成一百多只山羊。去年，李德章出售山羊六十四只，收入一万多元，今年至少也要卖七十只以上，收入自然比去年还要高。

牛羊实实在在地为贫困户带来了脱贫的希望，全县已有一万六千八百多户贫困户靠牛羊生产人均年增加纯收入一百元以上。

牛羊不仅给城口农民创造了致富机会，也使城口振兴县域经济找到了突破口。

“山外抓市场，山内联农户，山上建基地，山下搞加工”的发展思路正在把城口畜牧业引向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市场化。组建中的城口县山羊开发总公司，将成为城口牛羊生产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一个年产十万张羊皮的皮革加工厂，一座年加工能力一百吨的牛羊肉制品加工厂，一所畜牧兽医技术培训中心，一支得力的销售队伍。将使城口县的牛羊生产形成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格局。

牛羊业已成为城口第一产业的“带头羊”，牛羊业也必将使城口县域经济“牛”起来！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1月28日

剪却崎岖蜀道平

素享“峡郡桃源”美誉的巫溪县，地处大巴山东段，位居“金三角”旅游区腹心，界连九县，脚踏三省，故有“巴夔户牖，秦楚咽喉”之称。

巫溪有区位之利，却无交通之便。同样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而百里奉溪路需行大半天。全县无一条高等级公路，仅有的三百多公里县级干道、区乡主线大都路窄坡陡弯又急；边远乡村道多属原始羊肠小道，大都盘曲穿行于高山峡谷。“看到屋，走到哭”，旅客、行者无不长吁短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山重水复，交通不畅，严重制约了商品流通、经济发展。全县每年仅农资运费一项就比周边大县要多支付四百万元，因农副产品和中药材不能及时运出，每年又要少收入近六百万元，仅这两项损失就相当于巫溪县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经济要繁荣，交通须先行；农民要致富，先修致富路。”从1994年起，巫溪县委、县府做出了大打“全民交通仗”的决定，随后又出台了《关于大办交通的规定》及《实施办法》，提出以改造现有主干道为重点，着力提高公路等级，打通出口，接通联网，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高速度建设干支结合、四通八达、方便快捷、安全畅通的公路网络的交通建设基本思路。

1994年5月20日，作为“形象路”“样板路”的城凤路十三公里高等级水泥路正式破土。几个月后，“命脉路”“旅游路”奉溪东路四十三公里三级水泥路改造工程全面铺开。与此同时，连通三乡一镇的十七公里长的“致富路”宁万路、连通湖北的“出境路”白双路相继点响了开山炮。

巫溪境内纵横排列着六大山脉，海拔一般在1400米至2700米之间。在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上劈石开道，其艰难程度、危险程度可想而知。1976年在沿大宁河修筑四十七公里长的城泉公路时，巫溪人曾付出过死亡五十人、伤残二十九人的巨大代价。如今改建水泥路面，危险相对小些，但困难依然不少。征地难，拆迁难，最大的问题是资金难。要完成五十六公里的高等级公路，按最低造价每公里五十万元计算，就需两千八百万元。这对于一个全年财政仅两千多万元、人平财政仅三十八元的贫困县来说确实非同寻常。

困难吓不倒英雄汉。巫溪县除了向上面争、向银行贷外，还采取了多渠道集、按车辆吨位筹、发动职工捐、找受益户支、在建设上省等措施。结果，多渠道集资一千一百多万元（其中干部集资四百多万元），加上国家投入、银行贷款约一千七百万元，资金短缺的难关顺利闯过了。

速度就是效益，质量就是生命。记者在巫溪采访公路建设时，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都为他们能创造出“进度快、质量好、造价低”的佳绩而骄傲。

全长四十三公里的奉溪东路，于1994年11月动工改建，原定工期两年。全体筑路人员深知巫溪人民切盼早日硬化此路，风餐露宿，昼夜奋战，千方百计缩短工期，至今年7月就全部竣工，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县交通局局长何大坤时时告诫施工和工程人员，“公路硬化来不得半点儿虚假”。为此，局里十六名工作人员有十二名长期驻扎在工地，现场监督，严格验收。指挥部制定出了“划小承包，公开招标；统一施工，禁止转包；带资进场，验收付款”的管理办法，把住了质量关，杜绝了“人情路”。奉溪东路的建设赢得了上级领导的表扬，万县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学习巫溪速度、巫溪质量。

为了早日修好经济路、致富路，巫溪人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特别是广大农民顾全大局，踊跃集资投劳，“宁愿少穿一条裤，也要捐资修公路”。

白鹿、燕坪、后坪三村的七位村民，为打通到湖北竹溪双桥乡的省际断头路，没要国家一分钱，未向政府叫声苦，投劳两万多个，自筹资金三十万元，修通了七公里长的白双路。

万古乡菊花村党支部书记殷昌友为修筑宁万路，主动担任公路建设副指挥长。他先后二十多次出差争取资金，但从没在指挥部报销过一分钱。为了筹措修路资金，他带头捐资，把准备给女儿办嫁妆的八千元存款从银行取出，全部投入公路建设。因他长期蹲在工地，家中缺少劳力，酒厂关闭，养猪场停办，每年家庭经济收入减少六千多元。他说：“只要公路修通了，子孙后代能受益，我倾家荡产都愿意！”

如今，随着城凤路硬化的完成，数十辆来去如风的的士、中巴出现在了巫溪这个古朴的“世外桃源”；竣工通车的奉溪东路，使巫溪至奉节的路程从八个小时缩短为三个小时，巫溪的旅游业迅速出现抬升势头。县委书记黄建国兴奋地告诉我们：“再用三年时间，巫溪将实现县区主干道硬化、油化、高等级化，全县所有乡镇均通公路。”

离巫溪县城不远，有峰形似剪刀。《大宁县志》载诗云：“蜀道蚕丛不易行，几多天险未裁成。奇峰恰似并州剪，剪却崎岖路自平。”巫溪人喜欢观看剪刀峰，更喜欢引用这后一句诗。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2月2日

洞开夔门弄商潮

三峡天下险，夔门天下雄。瞿塘峡，三峡第一峡，号称“瞿塘天险”“全蜀咽喉”。

奉节是著名的“诗城”，也是著名的商埠。拥有百万人口的奉节县东连巫山，北倚巫溪，西邻云阳，南接湖北建始、恩施、利川，而县府所在地，临长江，扼峡口。诗人李益的《江南曲》写道：“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说明早在一千多年前，奉节的商人就来往于江浙—带进行商贸交往，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至于“女子行商男作家”之类，则说明当地妇女经商有不俗表现。

史料终归是史料，当今奉节市场建设如何，商贸状况怎样，当是记者此行采访的重点。

“要了解奉节商贸，首先得逛逛夔门市场。”县委宣传部的干事向我们介绍说，“夔门市场已连续五年获省、市文明市场，连续四年获全国文明市场。”

我们来到夔门市场，果然是商旅盈门，热闹非凡，讨价还价的、搬物运货的、算账点钞的个个忙上忙下，笑逐颜开。

夔门市场是1988年建成开业的，其占地面积尽管只有一千八百平方米，商品辐射面积却达湘、鄂、川、陕等六省七十余个县市。所经营的商品有服装、化纤、鞋类、仔猪、塑料制品等上千品种，去年成交额三千多万元，税收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步入一楼仔猪交易厅，仿佛进入了喧闹欢腾的农家养殖场。厅内设有猪栏七十八个，可容纳上市仔猪一千二百头，年交易仔猪二十四万头，年成交额上千万元，仔猪远销湖南、湖北、陕西乃至江浙一带。

那么，夔门市场为什么会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关键是政策灵活，环境宽松，管理有序。据介绍，该市场内设施是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各交易厅设有公平秤、公平尺、曝光台、价格行情牌等。为方便广大经营户，工商部门特地开设了住宿服务部、运输工具免费寄存处、仔猪寄存服务部、潲食加工服务部、司秤开票付款服务部。为解决经营者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还专门办了所“市场幼儿园”。

奉节向来为川东、鄂西的物资集散中心，是川江重要口岸和商贸重镇。这里出产丰饶，运输便利，颇能引商聚贾，招财进宝。20世纪初，奉节就有药材、糖纸、屠商、土产等商业行帮十个，江西、湖广、福建、黄州、江浙等地域性行帮五个，另有外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美孚洋行在此设立了经销处、代办处。

由于种种原因，奉节在三峡、长江的商贸功能在解放后一段时期被人为削弱，而商业的开放程度也大打折扣。近年来，奉节县利用濒临“黄金水道”的“码头”优势，位居三峡要津的“咽喉”优势，四川东出口的“门户”优势，主动打开夔门，广纳八方商贾，出现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繁荣景象。

今年1月31日清晨，奉节县城的居民惊奇地发现，一夜之间人民广场就冒出两排整整齐齐的商业摊点。原来，这是由六十五家个体工商户组成的重庆商团到奉节安营扎寨经营百货、土产。

“我第一次到奉节搞推销就觉得这里口岸好、潜力大。”原系上海南汇电器厂职工如今已成三峡矿山成套电器设备公司经理的阮章荣对记者说。阮章荣在奉节开办公司两年多来，已拥有资产数十万元，年营业额达三四十万元，最近被评为奉节县个体私营企业十大标兵之一。

奉节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自然人文景观荟萃，瞿塘雄姿、白帝古韵、巴人悬棺、锁江铁柱、天坑地缝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游客。开拓旅游市场，发展第三产业，已成为奉节人的自觉行动。目前，奉节县有正规旅行社六家，上档次的宾馆、酒店达十几家，旅游业带来的社会性收入超过三千万元。驰名中外的白帝城，每天接待游客数百人，年创旅游收入五百多万元。

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旅游产品的开发。“瞿塘女子好春游”，“八阵图前寻小石”，奉节自古有八阵拾石的习俗，八阵石同其他三峡石一样，利用其天然条纹稍加装饰，就成了—件精美的工艺品。如今，无论在永安城头，还是在白帝庙前，八阵石、石羽拓片乃至三峡红叶等，均成为众多游客争购的纪念品。与此同时，国优产品柿饼、部优产品晒枣、蜀中名柚夔柚通过旅游市场销往长江流域和北方各省；被评为全国特优水果的奉节脐橙，品质可与美国脐橙媲美，深受港澳和新加坡等地游客青睐。

奉节以及奉节产品的名声正经由三峡沿着“黄金水道”向全国向海外传播……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2月5日

人比巫山高

巫山，似乎总给人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高。南朝诗人刘绘题诗《巫山高》，梁元帝萧绎赋诗《巫山高》，唐代诗人阎立本、卢照邻、沈佺期、张九龄、李贺均留诗《巫山高》，到宋代，司马光诗赞“巫山高，巫之山高高不极”，王安石惊叹“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

“巫山高，其实巫山人更高！”当我们详细采访、调查了巫山县“旅游兴县”战略思路的来龙去脉及实施成果后，不由得发出了上面的感慨。

巫山县地跨长江巫峡两岸，幅员面积近三千平方公里，境内峰峦叠嶂，沟壑密布，所谓“万峰磅礴一江边，锁钥荆襄气势雄。田野纵横千嶂里，人烟错杂半山中”。特殊的地理环境，给巫山人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但却为“无烟工业”——旅游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长江三峡壮美如画，巫山小三峡奇异多姿。三台八景十二峰神奇缥缈，马渡河小小三峡、神龙溪金三峡曲径通幽，大昌古城、大溪文化、巫山猿人、巴人遗踪、汉墓群、古栈道、悬棺葬令人神往。”在巫山县，无论是图文并茂的宣传橱窗，还是口齿伶俐的导游小姐，都会这样向来客介绍当地的风光资源和人文资源。

巫山县的旅游业开始于“六五”期间，发展于“七五”期间，兴旺于“八五”期间。

80年代初，旅游尚未形成一种产业，基本上还没有摆脱会务参观或外事接待的范围。那时，大宁河尚无一艘客船、旅游船，巫山县的旅馆床位也仅有八百张。但从1985年以后，巫山县依托长江“大三峡”、宁河“小三峡”，加快了景点开发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使旅游作为一种新兴产业迅速崛起。

进入“八五”后，巫山县针对本地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底气不足、商业包袱沉重等实际，抓住长江三峡旅游行情火爆、三国遗迹访古热方兴未艾的有利契机，在全国率先提出“旅游兴县”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与“农业稳县，工业富县，开放活县”构成连环经济战略。

循着这一思路，巫山县从指挥机构、管理方式到政策措施、思想观念进行了大跨度的调整和转变，出台了旅游发展十年规划和旅游兴县的实施细则，制定了优先发展旅游的三十四条优惠政策，创设了华夏第一家旅游法庭。随后，旅游农业、旅游工业、旅游交通业、旅游教育业等一系列全新概念出现在巫山县的文件里、工作中。

新经济生长点一旦被发掘出来，很快就能发展壮大起来，进而成为县域经济的旭日产业、支柱产业。1992年，巫山县接待游客四十万人，创社会收入五千万元；1993年，接待游客五十万人，创社会收入六千五百万元；1994年，接待游客五十七万人，创社会收入七千五百万元。特别是1995年，巫山共接待中外游客超八十万人，社会性收入突破亿元大关，旅游上缴财政直接收入两千七百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30％。巫山一跃而居全国旅游第二大县。

旅游不只是一种费省效宏的新兴产业，而且是一种关联性极强的龙头产业。旅游的勃兴带动了交通的发展和通信的改善。“小三峡”开发成旅游区前，巫山县仅有少量货船航行于宁河、长江之间，客人乘船只能客货混装。随着旅游走热，巫山水运业也水涨船高，现已新建趸船六艘和码头六个，新造了“如意”“吉祥”长江客轮，新造小三峡游船一百五十九只。与此同时，陆上运输也蓬勃发展，仅一平方公里的巫山县城就有八九十辆出租汽车来回穿梭。通信方面，“BP机大哥大，市话农话程控化”已成现实，而几年前巫山人还在依靠“摇把子”。

“兴一处旅游，富一方百姓。”旅游资源富集的地方往往正是贫困地区。近年来，巫山县旅游部门立足“旅游扶贫”，有意识地引导当地群众参与景区开发，鼓励他们开办家庭旅馆、加工三峡石、出售农副土特产品等。目前，全县旅游从业人员三万人之多，直接经营旅游业的企业一百二十多家，每年创造的社会性经济收入相当于全县农村人均纯收入的40％。居住在小三峡中心的双龙镇青龙村的十来户农民瞄准旅游市场，发展旅游农业，种植两季玉米，创造了亩产两千二百元的收入。

旅游业也加速了开放进程，促进了外引内联。近年来，深圳、上海、北京、成都等二十多个省市看好“巫山云雨”，先后投资兴建了巫山度假村及环宇、国轻、新大陆等宾馆。广东省与巫山县联合投资上千万元，修筑了环马渡河高速公路，广州市白云区与巫山联合投资七十五万元组建并共同经营“云发旅游开发公司”。今年10月，借峡江之便，以旅游为媒，巫山县承办了中国三峡之秋招商引资洽谈会，共有四国七省三十个代表团莅会，推出洽谈合作项目一千余个。

“巫山高无穷，迥出荆门中。”人们确信，勤劳智慧而富有机遇意识的巫山人，准能将三峡旅游的重头戏唱得更好，唱得更红。

刊于《重庆日报》1996年12月4日

目击震灾区

突进平武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汶川大地震突然爆发，与汶川县相邻的平武县迟迟杳无音信，一度与世隔绝。

平武，九寨沟旅游环线上的一颗明珠，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是一条下连江油、上接九寨沟的高等级公路，来势汹汹的大地震毫不留情地将进出平武的所有道路全部毁坏，包括这条主要通道。

时间就是生命！在陆路交通陷入崩溃的危急时刻，重庆消防官兵等各路救援力量东突西进，最终选择强渡涪江。

平武告急：绵阳副市长冒死夜探灾情

汶川大地震爆发的那一刻，绵阳市区也出现强烈的震感。绵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立即指示联系所辖各区县，询问各自灾情。

几个小时过去，漫长的等待始终没有平武、北川等地的回音。“情况不妙！”绵阳市政府迅速组成抗震救灾指挥部，当天傍晚，副市长邱明君带领十二人火速奔赴平武。

晚上7时30分左右，邱明君等人驱车赶到距平武县城还有近百公里的甘溪镇。此时，一大片滑落的山体出现在眼前，一长段公路已被完全冲毁。

“平武到底怎么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从邱明君的脑子里跳出来，他紧急调来一辆挖掘机，决定开山辟路。此时，天已漆黑，雨越下越大，泥石流、山体滑坡、塌方……危险随时都会降临，挖掘机奋力地向前推进，邱明君一行人打着手电筒紧随其后。

当晚，绵阳市消防支队副参谋长李三根带领十多名消防战士，也从市区马不停蹄地向平武赶来。邱明君等人和消防官兵们徒步突进平武县第一个场镇平通镇，发现镇上80%以上的房屋都已经坍塌，三百多人的明德小学只剩下一栋东倒西歪的教学楼，镇上另一所中学的校舍全部倒塌，昔日热闹的场镇顷刻间变成了一片废墟。

邱明君一边擦拭着泪水，一边向市政府报告看到的一切。绵阳市政府立即调集消防、武警等救援力量向平通镇以及北川县等地驰援。

十万火急：强渡涪江争取救援时间

救援人员闻讯赶往平通镇抢救被掩埋在废墟里的幸存者，邱明君等人连夜继续向前查看路况，在距离平通镇只有几百米远的地方，一座公路隧道洞口被垮塌的山石阻断，隧道里还散落着一堆堆碎石，汽车根本无法通过，大家毅然抱着头冲进隧道，继续向前探路。

第二天凌晨，寻路人员打探发现，通往平武县城的高等级公路多处路基塌陷或被泥石覆盖，短期之内无法修复。而另一个更糟的消息是，本来还有一条老路可以绕进平武县城，但与之相连的涪江桥桥体已垮塌，而相距十多米远的新桥尚未竣工。

“怎么办？”提前一分钟进入县城就可以多救出一个人，抢险救援人员心急如焚。熟悉当地地势的人提出一个建议，临时抢修一条道路直通南坝镇涪江右岸，通过这里的一个老渡口渡江，再进入县城。在陆路交通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让救援大部队走水路强渡涪江成为无奈却是耗时最短的选择。

调集兵马：重庆消防入川救援

12日晚10时许，一百五十名武警官兵从遂宁赶到甘溪，不久，南充、广安等地的野战部队、民兵预备役也陆续赶到。官兵们随即用炸药炸开横在路中间的巨石，于第二天早上便基本疏通了甘溪至平通、南坝的道路，迅速赶赴这两个受灾比较严重的场镇施救。

次日，河北、云南等地的消防部队和地震救援队伍也赶到南坝。抢险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地在涪江右岸山麓上开挖出一条长达十公里的山路，打通了从平通通往涪江老渡口的临时通道。

涪江老渡口河面宽达七十米，水流十分湍急，一艘一次能容纳十人的渡船昼夜来回不停地转运抢险救援人员，并把从县城里营救出来的群众转移上岸。

昨日凌晨，重庆消防部队第一批救援队的两百多名官兵从绵阳出发，乘车四个多小时抵达涪江右岸，携带特勤装备迅速进入县城，与陆续抵达的上万名抢险救援人员一起全面展开了救援行动，还有不少部队官兵正在向南坝集结，等待渡江。

重庆消防部队的官兵们搜救发现，平武县城一半以上的建筑垮塌，人员伤亡情况严重，率队指挥救援的重庆市消防总队副政委徐烛表示，官兵们正启用生命探测仪和搜救犬在废墟中努力探寻幸存者，决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

刊于《重庆日报》2008年5月17日

爆破，在“5·12”大地震之后……

“轰隆”，一声巨响，顿时黄尘四起。

昨日下午5时22分，绵竹县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703职工宿舍楼，淹没在浓浓尘雾中，也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爆破，而是绵竹县在“5·12”大地震后实施的“第一爆”，它的成功爆破为大型机械进入其他楼层搜救赢得了时间。

破楼挡道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地处绵竹县汉旺镇，创建于1966年，占地一百三十七万平方米，是我国研究、设计、制造大型电站汽轮机的高新技术国有骨干企业。

5月12日的一场大地震，让该厂全面瘫痪——学校倒塌、医院崩裂、厂房被毁，部分家属楼或被夷为平地，或摇摇欲坠……

抢救与施救，搜寻与巡查，在忙碌地进行着。

但是，就在部队展开急救的第四天，施救的各路部队发现，703职工宿舍楼挡住了官兵们进一步搜救的步伐。

“因为六层高的703职工宿舍楼已经严重倾斜，随时可能有倒塌的危险，一旦倒塌会给周边已破损严重的大楼带来第二次灾害，与此同时，该宿舍楼挡住了官兵们对其他楼房的施救，特别是大型机械根本不能入内。”贵州省消防总队遵义支队支队长周贵城说。

这场看似普通的爆破，在余震连连的特殊关头，却让抗震救灾的领导们感到异常“头疼”。因为在“5·12”大地震灾害之后，703楼附近房屋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稍有“风吹草动”随时可致彻底坍塌。最麻烦的是，灾后余生的职工和汉旺镇上的居民犹如惊弓之鸟，谈“震”色变。如果实施爆破，会不会带来大家惊慌失措？

在紧急上报上一级抗震救灾指挥部后，决定对其实施定向爆破。

“我们专门从成都请来了爆破专家，对该楼的楼宇结构、倒塌方向等进行研究后，才决定定向爆破。”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李旭杰称。

一切正在井然有序地准备和实施着。

紧急搜寻

然而，就在预定时间——下午三点实施爆破的半个小时前，绵竹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接到反映，703楼不远处，有人听到呼救的声音。

2时33分，贵州消防官兵立马执行指挥部命令——立刻停止实施爆破计划，紧急对附近所有楼房再次进行搜救。

救人如救火。

“尽管我们已对楼房搜寻了不下一百次，但我们决不放弃一丝希望，重新对楼房进行拉网式排查。”执行任务的梁姓消防官兵说。

2时38分，遵义消防官兵爬上云梯，冒着随时垮塌的危险爬进二楼房间进行紧张搜救，随即，又对附近的几幢房屋挨家挨户进行喊话搜寻……

3时40分后，在确认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前提下，请示指挥部，重新启动爆破。

依依难舍

4时40分，爆破进入倒计时。

成都军区的士兵们迅速进行清场，用人墙铸成的警戒线随即成形。

这时，不少人聚集在了离703楼五百米外的街上。记者看到，有的拄着拐棍，有的搬来椅子坐在远处，有的带着自己孩子……

年届六旬的刘天云老人告诉记者：“以前，就在703楼下下棋、打扑克，对这楼挺有感情。”

说这话时，刘天云的眼角充满了泪光。他压低声音说：“这幢楼下，还有我多名工友死在里面。”

5时10分，爆破前最后一次巡逻。

意外再次发生：一位穿红色T恤、戴着白色口罩的老翁，突然闯到执勤士兵面前大喊：“我的三轮车还在楼下，我要进去！”

另一位老太太要强行通过警戒线，她高声嚷道：“我老伴还在里面，你让我进去！”

执勤士兵一边阻拦一边劝说：“太危险了，安全要紧！你老伴肯定已经转移了。”

5时22分，随着指挥部一声令下，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703职工宿舍楼成功爆破。

十分钟后，湖南某部队空降兵进入抢救阵地……

刊于《重庆日报》2008年5月18日

救灾，也算我一个！

地动天不塌，大灾有大爱。

彭州市，“5·12”大地震的重灾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夺走了八百七十人的生命。但坚强的彭州人不向困难低头，不向灾害屈服，他们说“与汶川、北川比，我们是幸运的，抗震救灾大家都有责任”。

昨日，本报记者走进彭州市的部分乡镇，截取了三个小画面、选取了三个“小人物”，从侧面展示彭州人面对灾难的大爱情怀。

乡村医生的“全天候”

钟大秀，彭州市丹景山镇五柏村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行医二十多年，但这段时间却是她最为繁忙的——抢救受伤的灾民，发放防疫药品，到村里给灾民的房屋消毒……

在五柏村医疗点，记者见到了钟大秀，她正忙碌地整理着各种救灾药品：消毒剂、消毒粉、氧氟沙星、藿香正气液，还有青霉素、红霉素、头孢霉素等一批抗生素药。“这些都是发给灾民的，已领走一批了，这是今天到的。”钟大秀告诉记者，地震当天，五柏村可以说地动山摇，不少房屋垮塌。“当时，受伤的人很多，重伤送大医院，轻伤在医疗点包扎和处理！”

在钟大秀的医疗点，记者看到墙面出现裂痕，地坝上被震裂的痕迹清晰可见。但为保证村民的医疗，钟大秀不仅没有关门躲灾，而且采用了“全天候”服务，除了药品成本外，不收取任何出诊费。“只要村民有需求，钟医生可以说是随叫随到！”村民刘文德评价说。但钟大秀却很谦虚：“抗震救灾人人有责，与部队官兵救死扶伤相比，我们算不上什么。”

商店老板兼救助员

新兴镇，位于著名风景区丹景山、银厂沟、龙门山旅游热线上，常年都有大量游客经过。这次大地震，新兴镇成了彭州市重灾乡镇之一，而龙门山沿线的灾民也往这儿涌。离新兴镇不远的断山村二组，有一个叫“老邻居”的小商店，成了灾民的歇脚点和领取救济品的补给点。

记者从彭州赶往都江堰的路上，正好碰到了“老邻居”的掌柜吴功云。商店并不大，有五十多平方米，走进店里，只见货架已部分倒塌，错乱地堆积在商店左侧，打碎的酒瓶、温水瓶的玻璃碴散落一地，而在背后的墙壁上，两手指宽的裂痕清晰可见。“眼下忙，以后再来打理。”老吴淡然一笑。

店外，堆放着七八箱矿泉水和方便面。这时，两位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走近堆放矿泉水处，高声问道：“老板，多少钱一瓶？”“对不起，这个不卖，是救灾物资。”老吴说，“要买，屋里面请，水酒烟都明码实价。”

老吴告诉记者，这段时间开店很冒风险，因为余震不断，主要是方便当地村民灾民，方便抗震救灾的部队官兵。“你想，我们这点儿轻灾，与汶川、北川等县相比，太小。”老吴说。这里是临时的抗震物资发放点，他乐意做一名兼职的救助员。在一旁的妻子凑过来说：“救灾也算我一个。”“还有我呢！”身怀六甲的女儿赶忙搭腔。

瓦厂经理的自救行动

彭州市桂花镇是有名的青瓦镇，一百多家生产与砖瓦相关的企业沿道路两旁铺开。据了解，在震灾中，当地很多民居垮塌，瓦窑受损，灾情较为严重。

“打烂就打烂，打烂到灌县。”生性豪爽的双兴青瓦厂厂长周述龙说，“我家楼歪了，墙破了，瓦片打落一地。我就不信邪，烧瓦的人会没得房子住！”问题是这次震灾太大，成千上万的农户重建家园都需要青瓦。

“这回你要发了！”记者走进瓦厂临时搭建的帐篷，和正在吃饭的周家老少聊天。“这种灾难财我们宁可不发，但我们也不能等、靠、要，要自救，互救！”周述龙的兄弟讲话很有精神。见记者拍照，他说：“领导，你们是救灾的吗，到受灾更重的龙门山镇去吧，白水河死伤了很多人，他们更需要你们！”

“来，喝口水，这是政府送的矿泉水。”老周顺手递给记者，“我们是做仿古砖瓦的，以前主要卖给旅游景区，现在考虑到下一步民居重建，我估计很多地方需要砖瓦，所以打算生产一些小青瓦，帮助灾区渡难关！”

说话间，我们来到瓦窑边。老周说，料已备足，就等点火了。

刊于《重庆日报》2008年5月20日

什邡：灾后第六天

昨日是“5·12”地震后的第六天，劫后余生的什邡人尚未逃离地震带来的威胁和烦扰，但是，他们并不气馁、不妥协，奋力与大自然抗争。

本报记者走进地震重灾区——什邡市的部分城区、乡镇，真实记录了我们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感。

时间：凌晨

地点：什邡城区

“地震，地震！”昨日凌晨1时8分，余震再次袭击什邡。室内，房屋、玻璃、门窗剧烈晃动；窗外，电闪雷鸣，大雨滂沱。

顿时，城内市民冲出房间，跑到空旷的坝子，嘈杂声四起。

记者所居住的莹峰宾馆的部分客人，有的夺门而出，拥进大堂。有的迅速躲进临时搭建的防震篷。

“大家不要慌，不要着急，这里相对比较安全！”服务员杨娟向客人喊话，“我们已有应急防护措施。”

“为了让大家更放心，我们在坝子里临时搭建起帐篷，提供了避难场所，以防万一，并对员工进行防震知识培训。”莹峰宾馆总经理朱荣林说。

什邡市接待办主任张少林称，目前，全市因灾死亡人数三千五百多人，受伤人员已超过三万人。灾情发生后，由于党委政府组织得力，宣传有方，广大灾民不仅情绪稳定，而且防震能力明显增强。

记者发现，什邡市的许多街道，有很多地震防护知识介绍的宣传标语和宣传展板。

时间：上午

地点：洛水镇

每逢“2、5、8”是什邡市洛水镇赶集之日。

头一场赶集因受地震影响，很多人心有余悸，还不敢上街购物。昨日是灾后的第二场赶集。上午10时30分左右，记者来到洛水镇，不太宽敞的集市里，拥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有的在高声吆喝，有的在讨价还价，有的在选购水果，有的在修理车辆……

“快来买呀，枇杷四元钱一斤，柑橘一块五一斤。”一位叫罗金莲的中年妇女刚将货物摆放好，就大声喊道，“我们一不耍秤，二不涨价，保证货真价实！”

罗金莲和丈夫娴熟地抽出口袋，帮顾客选果、过秤、收款。不到半个小时，罗金莲的两大筐枇杷和柑橘就销售一空。

罗金莲告诉记者，她和丈夫在红白镇已做了八年水果生意，“5·12”地震当天，顾不上抢救货物，就带着家人跑出来。“这次我们趁着赶集，就将原来从成都、德阳订购的部分水果拿来售卖，以尽量减少损失。”

市场上，除了水果之外，更多的是做蔬菜买卖：茄子、黄瓜、西红柿、莴笋等时鲜产品。

街上还有两三家卖猪肉的摊子，瘦肉十三元一斤，肥肉十二元一斤，与受灾前相比，价格没明显变化。

在正街天灵东街一侧，一家摩托车维修店已重新开张。店老板姓赵，他说头两天因防地震，未敢开门营业，但很多灾民找上门来，要求修理摩托，以便防震抗灾。

“今天我是冒险开业，不信，你看那墙体！”顺着赵老板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房屋墙面已出现裂缝，部分墙体有所垮塌。

时间：下午

地点：肖家庄

在什邡市师古镇的路上，五六个村民冒着酷暑正在田间收割蔬菜。

一个身穿黄色T恤、下穿黑色短裤的中年男子，名叫肖安富，他坐在一把矮凳子上，一边用力地拔蒜头，一边用手擦掉头上汗水，那吃力的样子，不大像个庄稼人。

“我本来开了个农家乐，主要经营中餐、火锅、休闲娱乐，不料，头两天遇上地震，受灾惨重，围墙垮了，房屋塌了，鱼儿死了，损失不小！”肖安富说，“而我从电视上看到，汶川、北川、绵竹等地受灾比我们还要严重得多，和他们比，我算幸运的了。”

肖安富的母亲陈久英称，地震后，附近许多灾民因房屋垮塌，到这里来躲灾避难。

“我们尽量提供方便。”

肖安富的儿子在成都某大学读书，听说家乡受灾严重，马上赶回。但得知什邡市莹华镇、红白镇以及几家大厂受灾特别严重，死了不少人后，报名参加志愿者队伍，奔赴灾区抗震救灾去了。

家里人不仅没有责怪他，而且赞不绝口：“这小子有出息！”

类似肖安富这样抗震自救的灾民，在师古镇还有许许多多，本报记者在采访沿途看到，有的在田里插秧，有的在收获油菜，有的在晾晒小麦，有的在清理受损的房屋……

刊于《重庆日报》2008年5月19日

“寻亲墙”上的希望

震灾突降，祸不单行。心灵之恸，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亲人或不幸遇难，或流离失所，或杳无音信……对劫后余生者而言，寻亲，成了他们最迫切的行动。

九洲体育馆，绵阳市最宏伟的标志性建筑。这里是该市最早、最大的灾民安置点，来自北川、安县等地的两万多名灾民会聚之地。于是乎，这里便成了打听亲人信息的首选地。

“寻亲墙”

九洲体育馆，人山人海。

临时搭建的帐篷，随处铺就的地铺，墙角堆放的生活必需品。这里，便是灾民“临时的家”。寻找亲人，“寻亲墙”是必去之处，那里贴满了对亲人的思念与牵挂。

“寻亲墙”位于体育馆大门的正前方，升旗台下面，长约十八米、高五米。其一侧临时架起的公告栏上，贴出了一沓又一沓的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这几天送往九洲体育馆安置的灾民名单。

另一侧墙壁上，也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寻找亲人的启事，生的希望，或许就在这一张张写得歪歪扭扭的字条上。

各地的寻亲者络绎不绝赶来，他们在“寻亲墙”上默默地注视着各类信息，焦急地搜寻着亲人的名字，眼里充满渴望……找到亲人名字的人露出欣喜笑容，但更多的灾民是面带沮丧。

来自成都市的志愿者刘路路告诉记者，她从15日开始做寻亲登记工作，目前已工作了四天时间，“每天至少有两百人来登记。”事实上，在九洲体育馆现场，像刘路路一样正在从事登记工作的志愿者就有八人。

绵阳市宣传部副部长王晓刚称，九洲体育馆的“寻亲墙”，帮助上千寻亲者找到亲人。然而，离“寻亲墙”不足二十米的体育馆一楼，还聚集了两千多名无家可归、翘首期盼着爸爸妈妈来接他们回家的孩子。“距‘5·12’大地震已一周了，绝大部分孩子尚未找到父母，他们有可能成为‘孤儿’，而‘寻亲墙’将成为他们找亲人的重要途径。”绵竹县抗震救灾指挥部一工作人员称。

志愿者老卢

“寻亲墙”下面，始终有一个“热心肠”的中年男子——约五十岁，很多人亲切地称他“老卢”。

老卢叫卢连俊，北川县漩坪乡桐麻村人。16日以灾民身份被安置在九洲体育馆，常年干农活的他，始终耐不住寂寞——这几天，他一直在“寻亲墙”下面帮助别人找亲人，成了一名志愿者。

老卢皮肤黝黑、面色憔悴、长长的胡子挂在腮旁。黑眼圈告诉人们他很疲惫，但他坚持着。

“你找那个人，叫啥名字？”老卢问一位寻亲者。

“母洪。”

“哪里人呢？”

“擂鼓镇建新102号。”没有多余的话语，老卢用那双带有裂口的手，在墙上密密麻麻的文字信息上移动着。

五分钟后，他告诉这位寻亲者：“墙上没有，你到南河体育中心去找一下，那里可能有你要找的人！”

老卢告诉记者，“5·12”大地震后，他的家人都离他远去。“我只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助更多的人找到自己的家人。”老卢低沉地说。

几天来，为了帮别人找亲人，老卢已跑了绵阳市十多个主要灾民安置点。记者问：“找到人没得？”老卢得意地举起右手掌：“五个。”

艰辛寻亲路

北川县曲山镇的郑岚兰，为寻找自己在曲山镇学前一班的女儿郭秒秒，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徒步六十多公里的崎岖山路，方才赶至女儿上学的地方。但是，眼前的一切让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昔日的教室已被摧枯拉朽，剩下一堆堆由钢筋水泥烂砖头堆砌的废墟。尽管消防官兵已挖掘了三天时间，仍没看到秒秒的身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急死人啦！”郑岚兰哭诉着说。

好心人告诉郑岚兰，说不定孩子被安全转移到绵阳去了。抱着一线希望的郑岚兰连夜赶往绵阳县城。问路、找医院、探病房，来来回回找了三十多个安置点，最后也来到体育馆，但仍未找到孩子的下落……

记者看见她的时候，右脚的鞋面已开了两条口子，裤管上沾满了黄泥。与郑岚兰同行的还有郭秒秒的姑姑郭任琪，她说：“嫂子已经两天未吃一口饭，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北川县擂鼓镇大田村的陈才群，为找失踪的儿子和侄女，也跑遍了绵阳大小医院和灾民安置点。大地震后，她紧急赶往学校，但学校已成一片废墟，怀揣着一份希望，她来到了“寻亲墙”下。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要找他们！”陈才群泣不成声地对记者说，“不然，我会过得不安心！”说话间，陈的丈夫兴奋地跑了过来：“找到了，娃儿找到了！侄女也在名单上找到了。”陈才群破涕为笑：“老天有眼呀！”

刊于《重庆日报》2008年5月21日

都江堰保卫战

“5·12”大地震后，距震中汶川县映秀镇仅三十多公里的都江堰水利枢纽的安全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在此次地震中，它能否经得住“大考”，会不会水利变水患？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世界公认的最佳水资源利用的典范，它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和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构成，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具有“分四六，平潦旱”的功效，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

据都江堰抗震指挥所人员介绍：经震后排查、观测，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鱼嘴部位有一定开裂下沉，外江闸管理房和备用发电机房坍塌，所幸其余部分仍然完好，目前尚不会影响工程的安全运行。但文物古迹受损严重，伏龙观、二王庙、玉垒山公园和灵岩寺等均有不同程度受损，其中二王庙部分古建筑有的东倒西歪，部分已经垮塌，需要以后修复或重建。此次地震，致使旅游中断。

“除了震灾带来的直接损毁，都江堰面临的更大威胁是紫坪铺水库的险情。都江堰水利枢纽处于紫坪铺水库的下游，其安危不仅取决于自身状况，而且还取决于紫坪铺水库的安全与否。”一位管理人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紫坪铺溃坝，都江堰水利枢纽及都江堰市都将遭受灭顶之灾，甚至整个成都地区都难以幸免！”

位于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处、岷江上游的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首批开工建设的十大标志性工程之一，是国家和四川省“十五”时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该水电站于2006年全部投产。

据四川省应急办的资料：受“5·12”地震影响，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大坝面板发生裂缝，厂房等其他建筑物墙体发生垮塌，局部沉陷，整个电站机组全部停机……

为确保紫坪铺水库大坝和都江堰水利枢纽安全，大地震当天，水利部决定直接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由矫勇副部长带队紧急赶往四川地震灾区。他们一行六人从北京出发，因成都双流机场关闭，只得经飞重庆，然后乘车奔赴都江堰市。次日凌晨，又火速赶赴第一线，在紫坪铺成立了现场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部下了死命令：所有工作人员誓与大坝共存亡。目标就是：保紫坪铺大坝安全，保下游都江堰安全，保成都平原安全！

专家们来到现场，只见大坝周围就有多处山体滑坡，路边至今还摆放着一辆被山石压扁的小轿车。大坝顶部中央，好几砣巨石像水牯牛一样横卧在那里，下游一侧的水泥护栏被打得七零八落。

“我们在紫坪铺大坝上熬了几天几夜，饿了，就啃两口干粮，困了，就在车上打会儿盹儿。”总工程师刘宁说，大家不顾劳顿，不怕艰苦，冒着滑坡滚石的危险，有时爬上坝体诊断，有时下到坝底测量，有时钻进泄洪洞里查看。综合安全监测资料和现场调查，专家组对震后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做出了大坝安全监测资料分析与评价：“5·12”大地震导致紫坪铺大坝局部受损明显，大坝整体稳定。

但更严峻的问题接踵而来：汶川告急！上游告急！

汶川县是岷江流域的所在地区，岷江流域上游投运的水电站大坝共二十九座，其中岷江干流十座、支流十九座，仅位于震中的水电站就有映秀湾、太平驿等五座。由于岷江上游余震不断，汶川上游的几个水库非常危险。

有一个重要的水库——图龙水库已出现险情，可能出现决堤，而一旦崩溃，就会像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影响下游几个大的水电站。

另据铜钟电站报告：汶川大地震中，由于停电和上游来水量大增，导致铜钟电站大坝不能提闸泄洪，威胁下游安全！

怎么办？四川省应急办和阿坝州委、州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决定启动应急方案：5月14日，图龙水库开闸放水，通过降低水位的方式确保安全；5月16日，铜钟电站大坝在解放军部队的支援下，以一台150千瓦柴油发电机为动力，采用慢提慢泄的方式开始提闸泄洪。当晚9时50分，水库蓄水全部泄空。

上游的险情缓解了，紫坪铺水库的水位却急剧上升：“高峡平湖”一度成为“汪洋大海”，大坝再度告急。

水利部专家组对紫坪铺大坝状况重新进行了集体会诊，并根据新情况提出保卫大坝的方案：集中力量打通紫坪铺下泄通道，降低蓄水水位，确保都江堰安全。

5月17日，水利部抗震救灾前方领导小组与电监会抗震救灾前方领导小组针对岷江水系水电站有关问题进行会商。

就在这时，紫坪铺大坝传出好消息：电站抢修取得重大突破,已有三台机组上网发电。“太好了，机组上网发电，可有效提高大坝泄流能力，确保了紫坪铺大坝安全。现在下泄通道已打通，正以每秒700立方米的流量下泄。”

一场特大的险情终于被排除了，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全体人员总算松了一口气。

没完，5月20日，电视台晚间新闻翻来覆去地播放着同一条消息：据地震部门预报，汶川地震区今明两天可能发生6至7级左右余震，请注意安全。

当晚，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部里一直灯火通明，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刊于《重庆日报》2008年5月25日

一切从头再来

震灾突降，社会伸出援手；重建家园，政府全力救助。随着灾区重建号角的吹响，恢复生产的步伐也在迅速加快。那么，灾区人民是以怎样的精、气、神来面对死神、挑战大难的呢？本报记者在北川、平武、彭州等地采访发现，灾区人民不等不靠，早已展开了生活自助、生产自救行动。

从头再来 废墟上开始新生活

和数以万计的受灾群众一样，北川县桂溪乡永利村四组吴名仁家，在“5·12”大地震中，四间砖瓦房倒塌，家里大到冰箱彩电，小到锅碗瓢盆，全被埋在废墟里。顷刻间，舒适恬静的日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贫如洗。

“还算福大命大，我们一家人都没受伤。”吴名仁仍然觉得很庆幸。

5月16日前，村里担心余震造成第二次伤害，组织村民们在临时搭建的救灾篷里避险。但是，闲不住的庄稼人，总惦记着自己的房屋。

“趁着这两天天色好，我们回家收拾这些碎砖烂瓦，清理一下还能用的东西。”吴名仁的妻子邓关芳一边在废墟上忙碌，一边笑着告诉记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活着就是本钱，失去的早晚能挣回来！”

加入自救行列的，还有与吴名仁家相隔不到二十米的吴太芬家，她家的几间房屋全部垮塌，可猪圈里的一头母猪和十二头仔猪，以及一条哈巴狗竟大难不死。吴太芬一边收拾坛坛罐罐，一边准备着猪饲料。她说：“牲畜也是条命啊，再困难都得继续喂养。”

墙挨墙的刘秀英家可没她幸运，两头肥猪完了，连开的修车铺都垮得一塌糊涂。刘秀英请来自家亲戚一道清理房屋，“有些东西整理一下，兴许能用。”顺着刘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正晾晒着床垫、毯子、棉被等生活用品。

村路边，八岁的小女孩吴金莲，正有模有样地看一张新报纸。“你能看懂报纸？”记者走过去好奇地问。吴金莲摇了摇头说：“叔叔，我在看救灾的照片！”

记者发现，在吴金莲T恤衫的左上角，挂着桂溪乡“手拉手希望小学”的校徽，在她身旁，堆放着刚从废墟里掏出的书包、课本、文具盒。小金莲说：“我好想读书。”

抢收庄稼 能抢多少是多少

地震一周后，57岁的叶家其第一次来到自家的庄稼地，抢收已经熟过头的油菜籽。

叶家其的家位于彭州市桂花镇利济村九组，也是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之一。

“家中的房子全倒了，幸运的是，没人伤亡。”叶家其一边说，一边头也不抬地用镰刀收割快要坏掉的油菜籽。

叶家其回忆说，灾难突如其来，自己家养的牛、猪等都没有了，就只剩了这点儿庄稼。“我现在能抢多少是多少，一旦下雨，就全完了！”叶家其很有紧迫感。

作为大蒜产地之一的彭州市丹景山镇，许多灾区农民正急急忙忙地抢收着大蒜。

见到五柏村村民刘文德时，他正在田里忙活着。只见他将小铁锹插入大蒜底部，拗起泥巴，用手提着大蒜秆子一扯，一头完好无损的大蒜就被拔了出来。

“房子没有，可以再建；粮食没有，可以再种。”刘文德笑着说，自家房屋也成了危房，很多东西被砸坏了，“这是天灾，不能怪任何人，我们只有通过自救挽回些损失，给国家减少点儿负担。”刘文德今年种了两亩多大蒜，按照去年的行情算，估计能卖到三千多元钱，“但不知道，今年大蒜行情会怎样。”

要打听五柏村村民的生产自救情况，农资店是个好去处，因为当地绝大部分村民都要到那里采购化肥、种子等。农资店老板叫钱世学，他说“5·12”大地震尽管自己店铺受损，但为方便村民来买肥料种子，他一直没有关门。

“这几天来买农资的村民越来越多，目下插秧时节，水稻肥、复合肥的销售就很多。”钱世学掰着手指头说，“但我绝不赚昧心钱，水稻肥十二元一袋，复合肥一百六十五元一百斤，绝对和灾前一个价！”

灾区互救 免费送菜给重灾群众

这些天，绵阳市游仙区石马镇涪江村四组村民张定城揽到一个好差使——用三轮摩托车运送西红柿、南瓜、茄子等新鲜蔬菜，目的地平武县响岩镇、北川县的桂溪镇。

“每天早晨七点，我准时从村子出发，将头一天摘的菜运出，来来回回需要两三小时。”张定城说，“最远的有几十公里，而且是山路，不好走。”

据了解，涪江村也是受灾区，但村民每天仍免费为重灾区群众送两百多斤的新鲜蔬菜，有的还给灾区群众熬点儿稀饭、带点儿咸菜什么的。

平武县南坝垭头坪村也正在采取自救行动。村口立了块牌子，上面用毛笔清晰地写着：“受灾群众自救点”。

该村二组组长严勇称，发生地震的第二天，他们就组织村民自救，还自发开展互救互助，接纳一些来自南坝镇、石坎镇等地的重灾群众，“现在已收容救助了一千多名受灾群众了！”

村里人也有些焦虑：村里尽可能地解决受灾群众的吃饭、住宿问题，但是安置的人员越来越多，恐怕支撑不了多久。

“赶快组织起来，抓紧抢收，眼下先共渡难关！”严勇坚定地说，“我们现在多自救一点儿，国家就可少负担一点儿！”

23日，江油市德胜乡农民正在抢收小麦，该地在“5·12”地震中损失严重，许多农民还住在帐篷里，他们争分夺秒抢收小麦、油菜等小春作物，力争做到抗震救灾与粮食生产两不误。

刊于《重庆日报》2008年5月26日

飘扬的“红丝带”

“红丝带”，常被系在手腕、胳膊等不显眼处。但在灾区，系着红丝带的志愿者却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管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现场，还是在宁静的心理咨询室；不管在冒险送粮的路上，还是在安置点生活秩序维系中……

特殊的医生

绵阳市九洲体育馆西侧，有一面特殊的墙，墙上贴着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迹写下的心愿：“妈妈，我好想你！”“北川，你不要哭！”真切的语言映射出孩子们经历灾难后难以化解的痛苦心情。

这面墙是由重庆市妇女联合会、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和重庆社会心理学会的志愿者，专门为“地震儿童”设置的倾诉空间。

“让孩子们写出心声，就能舒缓心灵的恐惧，抚平心灵的创伤！”来自西南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生覃江霞说，不到一天的时间，孩子们的心愿就贴满了墙。

记者看到，北川县擂鼓镇擂鼓小学三年级学生杨琳琳，正在用水彩笔歪歪斜斜地写着自己的心愿：“妈妈，你在哪儿？”心理志愿者刘畅告诉记者，杨琳琳今年九岁，父母在灾难中失踪，至今杳无音信，看到房屋倒塌、同学被埋的场景后，杨琳琳一直不说话，稚气的脸上挂满阴郁。许愿墙让她找到了一个释放情感的场所。她觉得，每贴一张纸条，都好像是在和“天上的”亲人、同学对话。

就在同一个场馆内，来自成都的退休教师陈齐芳正在给一个名叫席语的小女孩做心理辅导：“张开嘴，大声喊‘叔叔，阿姨，感谢你们！’”但席语声音很小，几乎听不见。陈齐芳老师鼓励道：“不要怕，大声喊他们才能听见。”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小孩们释放内心压抑的记忆和情感！”陈齐芳说，通过不断的交流、不断的鼓励、不断的引导，可转移他们的情感，将对自己亲人的关注升华为对所有人的关注，达到心理释放的效果，从而帮助他们走出心理阴影。

我是一个兵

在千千万万个支援灾区的志愿者当中，张安银年龄不是最大的，但是，他干的工作却让人啧啧称道。

张安银，今年57岁，华蓥市天池镇人。汶川大地震后第二天，听说华蓥市人民武装部要组织民兵前往平武县灾区抗震救灾，张安银就徒步走了十公里山路，找到华蓥市人民武装部政委王洪波，软磨硬泡了半个小时后，终于成了抗震救灾民兵志愿者中的一分子。

15日中午，平武县平通镇抗震救灾指挥部接到消息——距平通镇二十多公里的平南乡有一千多名被困群众，因山高路险，他们与外界隔绝，缺水、缺粮、缺医药已经一天多。指挥部立即决定：组成一个三十人的突击队，带上救命粮、饮用水和医药，以最快的速度向平南挺进！

张安银最先报名。没等指挥部同意，他就抢过绳子，绑起两箱方便面、一箱矿泉水，朝平南乡方向奔去。

本来考虑到他年岁较大，指挥部让他在附近干点儿轻活，但他总是执意说：“我是一个兵，当兵就要上前线！”

平南乡山高谷深路不通，但倔强的老张以惊人的毅力，爬山路，穿丛林。一路上，他困了，忍着；渴了，忍着；饿了，也忍着。克服了十三道险关，通过了近六公里的滑坡滚石路段，张安银第一个到达平南乡乡政府，亲手将“救命粮”送到灾民手中。

老乡见老乡

任小琴是北川县白坭乡人，几年前她就到江苏打工，小日子还算舒坦。但自从电视上播出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她心里老是有种不祥之兆：老家会不会遭灾，父母怎样了？她打手机，不通，打座机，也不通，后来从同学那里得知：北川受灾了。

她当即约了一批同乡准备一道返川。糟糕，机场关闭，铁路断道。大家只得筹了两万元，包了辆客车回家，坐了近三十小时车，才总算赶到了绵阳。当时去北川的道路已经阻断，她就到安置点打听家里人的下落。“当看到上万名老弱病残者急需帮助时，我的心被震撼了！”任小琴当即决定：留下来做一名志愿者。

田梅，也是白坭人。她在绵阳一家公司上班，工龄四年。震灾那天，地动楼摇，天昏地暗。她从楼梯上摔下来，一位好心人救了她，但那人名都未留。于是，她成了志愿者，她想用爱心回报关爱过她的社会。

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天，田梅照例给受灾群众送水送粮，突然眼前一亮：“哈，任小琴！”“是你，老同学！”原来，她俩不仅是同窗，而且同村。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田梅和任小琴手拉着手，左右端详，嘘寒问暖，当得知两家家毁人未亡时，更是悲喜交加，感慨万千。

这以后，九洲体育馆里就经常看到两位并肩而行的女志愿者，就像孪生姐妹。

刊于《重庆日报》2008年5月28日

秀才遇到兵

5月12日，汶川地震，举国震撼。

灾情就是命令，灾区就是战场。本报记者向泽映、秦勇和靳小丁火速从重庆出发，经遂宁，过成都，穿什邡，越德阳，一路上见得最多的车是长途驰援的军车、消防车、救护车，见得最多的人是强行军的公安、消防、解放军。

15日，夜宿绵阳。此前，社会部记者文峰随重庆消防官兵赶往北川救援，我们约定在绵阳会合，研究抢险救灾报道。

这个著名的工业城、科技城，眼下已是满目疮痍。商店关门，饭馆歇业，宾馆旅社一床难求。好在文峰与消防官兵脸熟，将我们一行安排在消防培训基地下榻。好几层高的主楼已严重倾斜，成了危房，幸存的二层小楼条件简陋，但可通水通电。文峰说，头天晚上，他和部队都在旁边的坝子过的夜，因为通知有6级以上强余震。说话间，宿舍又剧烈摇晃起来，大家赶快往外冲。但消防官兵却像什么都未发生。

这里是临时的兵站，各地的消防官兵多在这里小歇、补充给养。当晚十一时，约十辆大客车满载着几百名士兵来到基地。我们正在讨论发稿，一位小个子士兵进来便问：“兄弟，有肥皂、牙刷没有？”另一位满身汗味的壮汉也凑过来：“借用一下剃须刀。”我们几位面面相觑，但很快把这几样东西递给他们。约莫一刻钟，部队集合的哨声响了，只见那两位士兵箭一样地从洗澡堂里射了出来，上装都未穿好。原来，这是广西来的部队，刚接到紧急命令，必须连夜开进北川桂溪乡。哎，这些当兵的！

16日，车阻南坝镇。要去平武县城必须乘船渡江。涪江两岸，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野战部队来了，口号喊得震耳：“首战用我，用我必胜！”武警部队来了，运输车上写着标语：“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空降兵、消防兵接二连三地赶来了。烈日当空，酷暑难当，焦急的人们出现阵阵骚动。这时，一群士兵手拉手形成隔离墙，用竹竿划出队列线，秩序很快好转。“我们是记者，能否先走？”秦勇上前商量。士兵只说：“请排队。”我补了句话：“我们有紧急采访！”士兵回答：“部队都有抢救任务。”算了，撤。

18日，都江堰闯关。全天的任务是挺进震中——汶川。早饭没有吃，午饭没得卖，晚饭看来也没着落。眼看下午四点了，我们还被挡在都江堰市通往汶川的交叉路口。“请出示证件。”我们拿出了记者证。值勤的哨兵说：“不行，要指挥部的介绍信。”我们谎称信件在另一辆车上，哨兵说，那请等等。正巧，两辆CCTV《共同关注》的采访车驶了过来，他们出示了介绍信，把我们也捎带进去。

可第二道关不好过了。在紫坪铺与去汶川漩口的分道口，成都武警部队的战士检查很严，他们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放行后，怎么都不让我们进。他们说：“为了防疫的需要，指挥部发了公告今起对汶川灾区进行管制。这是纪律。”

就在这时，驻渝红军师的车队从震中映秀镇出来，车上有本报同事曾志、郑瑶。他们启发我们：不能强攻，只可智取，要么随军，要么换车。旁边恰好有辆从重庆来的防疫特种车，经秦勇沟通，司机愿意帮助我们采访。顺利过关，直奔震中。右边是滔滔岷江，映秀一带的山头依稀可辨。靳小丁一阵“咔嚓咔嚓”，留下了珍贵的镜头。“不好，前方出现塌方！”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只得打道回府。

出得关来，哨兵发现了情况，先是一怔，继而一笑。我们报以军礼，并挥手致意。这真是：秀才遇到兵，还得动脑筋。

在重大事件面前，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纪律第一；记者以抢抓新闻为己任，需随机应变。秀才和士兵岗位有别，但殊途同归，那就是坚守责任，不辱使命。

作为记者，我们冷酷地记录着死亡与悲恸；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心深深被触动，时刻涌动着揪心的痛。和灾区群众一起悲伤、一起抗争、一起坚强、一起看到希望……

刊于《重庆日报》2008年6月12日

千里走乌江（节选）

洞天福地活水来

刚好是8月最后一周，网站上电视上连篇累牍报道乌江干旱及污染事件，于是想到了乌江源。

兵贵神速。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准备了几袋干粮，启程。我们从渝中区发车，一路狂飙，经渝南，越遵义，转大方，过黔西，七弯八拐，十来个小时就到了乌江发源地——贵州毕节。

乌江的得名因源出乌蒙山脉，而乌江源却有多个源头。

大体有南北两源：北源六冲河，南源三岔河，习惯上以南源三岔河为乌江干流。

三岔河，发源于云贵交界的乌蒙山脉东麓，源头一说是草海，后经专家考证，确认在今威宁县盐仓镇营洞村石缸洞，海拔2260米。汽车离开威宁草海镇，沿326国道行驶，在约十来公里处的半山腰停下。我们顺着崎岖山道步行,下到沟底，就到营洞村的石缸洞。

这洞还真像个石缸，天然岩石围住，成一方正形状，没有人工痕迹，全是天然生成，也许这就是石缸洞名称的由来。

出水的洞口并不大，像一个龙嘴汩汩吐水。前方是个二三平方米的小潭，泉水自然地翻下石坎，溅起白白的浪花。这泉水，像矿泉水一样清亮，用手一摸，冰沁沁的。泉塘边有好几株高大、茂密的水杉树、核桃树，就像撑开的巨伞，为游人送来凉爽与清新。

“看那儿，雕刻！”果然，在石缸洞侧面不远处的岩石上，刻有“乌江之源”四字。

住在坡上的一位苏姓老人介绍：“这里常有重庆人来探源。”20世纪80年代，四川涪陵师专的十几位师生搞田野考察，当地人才知道石缸洞就是千里乌江的“老祖宗”。这批人1990年8月故地重游,并立了一座石碑,上书“千里乌江行”。

“那块碑也是涪陵师专立的。”洞口的斜对面还有一块方形石碑，上书“吸乌江之灵气，报乌江之恩泽——保护乌江，世代不息”。原来，2000年暑假，重庆涪陵师专发起了以“关注环境、保护乌江”为主题的“千里乌江徒步考察”活动。考察团一行十五人，除十三名青年教师、学生外，还有宣传部、《涪陵日报》的记者。队员们沿乌江一路跋涉，了解沿途党政部门有关保护环境、保护资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政策和措施，并号召大家齐心协力，保护母亲河，共建美好家园。7月7日，考察团抵达乌江源头，便立下了这块环保纪念碑。

听当地人讲，乌江源一带叫“龙山坡”，传说坡上有九十九股水，有大岩洞、小岩洞、落水洞、石缸洞等。我们顺着石缸洞下行几百米，果然发现还有两个井口,右边的叫做黑鱼洞，左边的叫做花鱼洞，黑鱼洞因产黑鱼得名，花鱼洞因产花鱼得名。

这黑鱼洞呀，水要比花鱼洞小些，只是它一年四季都没多大变化，雨季不大，旱季不小。而花鱼洞的水看上去就比黑鱼洞的大，但它一到旱季，就慢慢干涸。“当地的习俗，每年都要祭祀龙井，把龙井奉若神灵，井里的鱼谁都不敢弄来吃。”一位看热闹的彝族小伙子神秘地笑着说。

“乌江源有可能成为旅游景点？”这次，村民们见我们来采访,都非常兴奋。据说每年都有成百上千人来此寻访，有的就住在附近农家。该村现有四百多户一千八百多人,主要种植苞谷和洋芋,年人均收入八九百元左右,人均吃粮仅三百来公斤。一个字：穷。乌江源头所在的盐仓镇,清朝康熙年间曾设盐仓府,管辖地域到云南曲靖，可现在落后了。该镇是威宁自治县较贫困的乡镇，十六个村两万六千人,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是地势高寒、土地贫瘠、信息不畅。当地人希望把乌江源头作为特色品牌，吸引更多的山外人来旅游、观光。

政府也有此意。县里明确要打造乌江源这张生态旅游牌,并列为建设重点。威宁县地处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分水岭,是乌江和珠江源头地区。针对一度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现象，县里投资上千万元,对乌江源头数十公里区域进行了综合治理。几年下来,在乌江源头开山造林一万九千亩,退耕还林两千亩,坡改梯一万八千亩，生态环境明显改观。

如今的乌江源头，已呈现出一派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喜人景象。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9月7日

毕节：从试验到经验

我们从赫章县的妈可公路分路，进入辅处乡兴旺村的一个彝族寨子。寨里有一口井，人称兴旺龙井。井水漫过井口成为小溪，一路东流，渐成大河，这就是乌江北源——六冲河，一条横贯毕节全境的母亲河。

毕节地区位于黔西北，从地理条件来看，是集中的喀斯特地区，而湍急的河流带来的是地貌破碎，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贵州省有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地区，占全省面积的73%，而毕节的喀斯特地区又占贵州省喀斯特地区的73%左右。

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毕节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1985年，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一篇报道写道：“在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三个村民组察看了三百一十一户农家，家家断炊。苗族老大娘安美珍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一家四口人，丈夫、两个儿子和她，终年不见食油，一年有三个月缺盐，四个人只有三个碗，当时已经断粮五天。”笔者在赫章县采访，搜集到当年的一首民谣：“好个大坪子，荞麦过日子，要想吃顿苞谷饭，除非婆娘坐月子，要想吃顿大米饭，只等下辈子！”

1987年，毕节地区八个县有六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农村贫困人口三百多万，人均粮食年产量不到两百斤，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一百八十四元，是贵州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在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长期从事黔北、黔西北区域经济社会研究的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兴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介绍说，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面对经济、生态、人口三大问题，经过深入调研，决定选择毕节率先进行改革试验。1988年，贵州省在此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不久得到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第一个贫困地区改革试验区。

起初，资金、物资、技术、人才缺乏，理论上准备不足，实践上也无前人的成功经验可借鉴。面对“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这样庞大而复杂的试验主题，试验区首先采用分解难点、建立试验小区等做法，尽量减少改革风险。

“在开发扶贫方面，主要试验推广了小额信贷扶贫制度。先摸索，后推开。仅‘九五’期间，全区投入的小额信贷资金就覆盖了一百七十七个乡镇两千九百五十七个村，使近十七万贫困农户五十余万人直接受益。”黔西县委宣传部原部长黄策回忆说，“小额信贷创造了一种既能激励借贷人增加经济收益，又能保证资金运用安全的信贷制度，成为利用金融手段推进扶贫工作的主要方式。”

生态建设是试验区发展的重头戏。全地区六百多万亩耕地中，90%是挂在陡坡上的旱地，水土流失相当严重。于是，小流域综合治理试验诞生了。黔西县永兴彝族苗族乡的干沟最典型。干沟以综合治理为基础，开展以坡改梯为主的基础农田建设、退耕还林、开发绿色产业等试验，实现了土地的合理配置，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促进了水土流失的有效治理。

人口膨胀是试验区又一课题。部分群众“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导致人口数量难以控制、人口素质相对低下，陷入“越生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后来，“人教挂钩”这个名词出现在了试验报告中。毕节地区在各级各类“普教”和“成教”中加大了计划生育宣传力度，通过教育从根本上转变群众的生育观。“要致富，少生娃，多栽树”的标语一时间挂遍大村小院，也深深印在了当地人的脑海里。

正是牢牢把握这三大主题，毕节地区一步步走上了脱贫路。20来年的时间，毕节的经济总量翻了5番，增长了33倍，贫困人口从312万人减少到32万人，实现了从普遍贫困到基本解决温饱的转变。

“毕节模式的基本经验，就是紧扣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这三大主题，坚持开发与扶贫并举、生态恢复与建设并进、人口数量控制与质量提高并重。”王兴骥研究员介绍说，“在发展过程中把经济、自然、社会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考虑三者之间的协同和平衡，这正是一条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此话不假。我们这次在织金、黔西、金沙县采访，一路上，但见青山绿水，牛羊成群，农房翻新。今非昔比，令人感慨万千。一幅毕节新农村的壮丽画卷出现在新民谣里：“荒山变青山，收入翻了番；油灯变电灯，吃水不用担；小病不出村，学校大改观。”

毕节试验区的改革经验正在更大范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9月8日

屯堡犹存大明风

真是不可思议。在21世纪的今天，贵州安顺石头房子里居然聚居着好几支古时屯堡军户的汉族后裔。他们的语音、服饰、民居建筑及娱乐方式与周围村寨迥异，仍然保持着六百年前的“大明王朝”的规制、习俗。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贵州人称为“屯堡文化”。

从六盘水沿三岔河下行，我们来到“黔之腹，滇之喉”的安顺地区。当地人一说起“屯堡”来如数家珍：平坝县的天龙屯、吉昌屯、白云庄，西秀区的鲍家屯、云山屯、麒麟屯、九溪村。

当历史回溯到明洪武年间，大明皇帝朱元璋为加强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江浙招募士兵，让他们携妻带子进入贵州。这批大兵，居住在专门设置的卫所里，战时出征，闲时屯垦，亦军亦农。当时卫所广布全省，军户达数万人。沧海桑田，许多卫所设施伴随历史的远去而灰飞烟灭，但安顺一带至今还保存着一些屯堡遗迹。

走进天龙屯堡，就像进入石头博物馆。“石头的路面石头墙,石头的瓦盖石头房,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石头的板凳石头缸。”石砌的寨门刻有对联：源出江淮六百年耕戍田陇，枝发云贵三千里守望家山。依山傍水建造的一栋栋石头房屋，左右相连，错落有致，太美！

一群花枝招展、妩媚动人的盛装少女，从街上走过，惹得游客们争相观看。宝蓝色的宽衣大袖，袍长及膝下，领子、袖口、前襟边缘皆镶有流水花纹刺绣，腰间以两端垂于膝弯部的织锦丝带系扎。她们是导游小姐，但看上去像古装模特。

“我们的祖上是明朝应天府移民，屯堡人的服饰现在仍保持祖制。”扎着马尾辫的小沈姑娘大方地向我们做解说。

“买花豆，买花生啰！”前边是一排摊位，只见几位头裹白布、耳挂银环的妇女正大声吆喝着，“腊肉、香肠、血豆腐、糍粑、糕粑、苞谷粑。”看那装扮，听那嗓门，断是屯中的“军嫂”了。

“猜对了，”小沈说，“屯堡人用‘头上一个罩罩，耳上一副吊吊，腰上一把扫扫，脚上一对翘翘’来形容已婚女子。”

徜徉在古朴而幽长的狭街窄巷里，仿佛正在穿越时光隧道。这里是真正的城乡接合部：这边在开银庄、画店，那边在晒苞谷、黄豆。汽车摩托轰鸣，鸡犬之声相闻。奇特的屯堡文化和美丽的自然风景，使天龙屯堡具有独特的旅游价值。

屯堡人讲起了发展乡村旅游的历程：1999年，由平坝县供销社员工陈云出资成立“旅游开发筹建组”。2001年，由陈云、县建行职工郑汝成及贵阳风情旅行社负责人吴比等人投资一百万元组建了“天龙旅游开发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与镇政府、村委会达成协议：政府同意授权经营五十年，公司作为旅游企业负责开发经营；镇村组建“屯堡文化保护与开发办公室”，主要负责规划协调；旅行社负责开拓市场，组织客源；村民自发成立的旅游协会，组织村民参与地戏表演、导游、工艺品制作、提供住宿餐饮服务。

天龙旅游就是“政府+公司+旅行社+农民旅游协会”的发展模式。由于充分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使当地乡村旅游迅猛发展。开张第二年，该屯堡旅游综合收入一千多万元，政府旅游综合税收一百多万元，旅游公司直接门票收入三百多万元，各旅行社总收入七百万元，农民旅游协会收入三十多万元，农户户均收入超过一万元。人均收入两千多元，比开发前净增收入四百多元。

天龙乡村旅游模式所产生的效益是村民们始料未及的。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升温，一向清静、淡定的天龙屯堡热闹起来，而六百多年来祖祖辈辈“手拿锄头把，犯事也不大”、靠农耕为生的屯堡人开始了半工半商的生活方式。开银店的、搞雕刻的、卖古装绣花鞋的，样样都来钱；负责为游客演地戏的“军夫”们，每月可从公司领到千儿八百的薪水；利用屯堡民居开设“龙眼旅社”的郑培秀，成了贵州省“万户小老板工程”支持户，每年仅接待游客食宿就能收入几万元……

石板路边有一块诗碑，似乎浓缩了天龙的变迁史：“应天策马驰黔中，戍边息戈重商农；烽烟远逝屯堡韵，千载犹存大明风。”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9月9日

四在农家，好在农家

从瓮安进入余庆，仿佛突然间进入了一幅“村在景中，人在画中”的美丽乡村画卷：以小青瓦、坡屋面、穿斗式、转角楼、雕花窗、白粉墙为主要风格的黔北“乡村别墅”随处可见，通往农庄的道路几乎全部硬化，走在乡间的道路上，你还可不时见到马路边的文化亭、公共汽车站……

乡村美景源于余庆县十余年的“四在农家”探索，这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该县弄出来的“升级版”。

提起“四在农家”的发源地，人们都会说是罗家坡。罗家坡过去是远近闻名的穷旮旯。“远看秃岭荒坡，近看老树几棵，到处是干烧地，井水不够一家喝；种苞谷似草，栽烤烟如蓑，吃的杂粮野菜，住的是柴棚草窝。”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人的真实写照。

这坡上住有十七户人家，都姓周。1982年，有点儿文化的周修平当了组长，硬性规定一条：住在山上的人只能栽树，不能砍树，谁砍了就罚谁的款。他年年从林业部门要来树苗组织群众栽植，还组织村民学技术学知识。此后，罗家坡一年年变绿了，村民也一天天富起来。

1994年，周修平任满溪村支书。他又发动大家自发集资十三万元，投劳五千余个，对房前屋后进行硬化、美化，家家户户安装了程控电话、闭路电视。“山清水秀渠长流，绿树红果满枝头。庭院干净环境美，民居好似别墅楼。公路通到寨门前，自来水往锅里流。电视电话进农家，时代信息在手头。”当地人的新生活过得美滋滋的。

罗家坡的巨变引起了上边的注意。2001年，县里派工作组取经，总结出四四十六个字，即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富在农家，就是引导农民勤劳致富、增加收入，过上殷实生活。学在农家，就是引导农民学科技、学文化、学法律，提高素质。乐在农家，就是在农村不断为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让农民享受文明成果。美在农家，就是着眼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讲文明树新风，建设和谐美丽的新农村。

于是，“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在全县迅速推广。该活动以引导农民增收致富为前提，以农村一家一户得实惠为根本，以“四有五通三改三建”（有一条增收致富的路子、有一门以上的生产技能、有一幢够住整洁的住房、有一套适用的家具和电器，通水、通水泥路、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改灶、改厕、改善环境，建图书阅览室、建文体场所、建村务政务公开宣传栏）为切入点，引导农村走文明发展、发展文明的小康之路。

“四在农家”创建活动顺应了农民“求富、求学、求乐、求美”的强烈愿望，政府引导和帮助农民改造住房，并同村庄整治、改善人居环境相结合，顺应了民意，受到了欢迎。十年来，余庆县财政投入“四在农家”创建活动资金逾六千万元，拉动群众投入超过六亿元。截至目前，余庆县已建成“四在农家”创建点四百七十八个，具有“农民别墅”之称的黔北民居新型村寨一百七十七个一万九千余户，受益人口十九万人，占全县农村人口的90%。

8月29日，记者路经余庆县构皮滩镇，想看看农民究竟如何“富学乐美”。永兴村太平社区公路旁，建有一座休闲亭，六檐六柱，古香古色，名“文峰亭”。马路对面是一排非常漂亮的现代化厂房，走进一看原来是烤烟车间。余庆县烟草公司的张琪称，烤烟车间由公司投资修建，产权属于村里，使用者是种烟的农户。“今年因为干旱，我家烤烟的产量比往年减产一半以上，烤烟收入可能只有两万多元。”正在烤烟的当地农民黄井冈说，“我们这里的老百姓主要就是种烤烟，收入大多都不错。”

“四在农家”不仅让农村老百姓的荷包鼓起来，也让城市资本不断下乡。构皮滩镇向阳村的银平山庄老板冷东平就是从城里来的，他也干起了“农家乐”。山庄是冷东平从布依族农民廖新秀手中租赁来的，已经营了两年多，一年租金四千元，除掉租金后年收入也有好几万元。像这样的“农家乐”村里有几十家。

看来，余庆的“四在农家”是真家伙。而且，这经验如今还“火”出了市界省界。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三十三个省区市的一千五百多个代表团五万多人来余庆参观、考察、学习。今年2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深入余庆县，采访报道了“四在农家”给当地人带来的幸福生活，余庆农民算是过了把“明星瘾”。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9月11日

信用比金子还值钱

出安顺，经织金，入清镇。离红枫湖不远的山头上，立有一块巨幅广告牌：“清镇，贵州农村信用评级的发祥地”。

“讲诚信能够得到政府扶持，讲诚信能够得到银行贷款，讲诚信能够得到龙头企业带动。”“勤劳是银，诚信是金。”沿途，类似的宣传标语时常映入眼帘。

信用是什么？信用能带来什么？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试图从沿途的一些随机采访中找到答案。汽车经过猫场、马场、牛场后，进入清镇市犁倭乡乡场。

“停！”我们下车后，径直奔向场口的一家种子店。

“老板，生意好不？”“一般般，一年才赚一万来块。”种子店老板王金平有点儿谦虚。

“你这些种子有假没有？”

“假？假一赔十！我们的种子店，市农委都要备案，被查到可不得了！政府提倡大家讲诚信，信用高，今后才好贷款办事，我也不想为了一点儿小芝麻丢了大西瓜。”

说西瓜，见西瓜。离乡场不远，公路边有一西瓜摊。一问，老板是柿花村的农户，姓杨，西瓜是自家种的。以往听说过，贵州一大怪，鸡蛋串起卖。

“老板，西瓜咋个卖？”我们试着问。

“过秤，无籽瓜两块五一斤，有籽的一块五一斤。”

“莫耍秤哦！”

“放心，我们小老百姓讲诚信，信用比金子值钱。”

据了解，近些年来，清镇市以培育诚信农民为切入点，按照政府、企业、农民“三位一体”共同发展农村经济的思路，在贵州率先推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打造诚信政府，铸造诚信企业，塑造诚信农民，营造诚信的市场环境。

此时，已是当日下午三点。得知记者一行还没有吃午饭，西瓜摊老板热情地建议我们到对面的农家乐吃饭：“那儿不宰人，实在得很。”

顺着瓜农手指的方向，在前方大约八百米处，是一排非常现代而又具有乡土风情的农家小屋建筑群。

农家乐院子里面挂了一串红灯笼，院坝边上栽满了指甲花、向日葵、美人蕉。农家乐的堂屋正门上方，钉着一块“四星级信用农户”的小牌子。

见有客人来访，主人李庆红赶紧出来迎客。

一年前，李庆红与夫人还在贵阳开饭馆卖牛肉粉。“在贵阳做生意，起早摸黑很辛苦，”李庆红说，“房租、水电、物料成本一除，一天才赚一两百元。”

后来李庆红转出餐馆回到老家。“听说有家大型国有企业要到村里开发，这是机会，所以我就回乡创业了。”

正逢柿花村在搞新农村建设，李庆红赶紧把旧房屋进行改造、维修，并新建了一些房间。李庆红指着自己的二十多间房子对记者说：“屋顶和外墙立面都是政府补助来统一做的，你看漂不漂亮，很多人都说像欧洲的别墅，你觉得呢？”

“修房子贷款没有？”

“贷了，六七万元！”

“要不要抵押物呢？”

“不需要，我的信用远远不止贷这点儿钱。”

李庆红说的信用就是他家堂屋门枋上那块“四星级农户”牌子。

“我的信用已评上五星级了，牌子还没有来得及更换呢。”

李庆红边弄饭边闲聊：星级农户的评选，是由镇、村、社等组成的人员通过开大会、走访调查，针对农户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公正评价。凭这个结果，到信用社贷款就不需要担保。五星级农户可以贷款二十万元，星级越低贷款越少，最低贷款一万元。如果贷款后不及时还款，五星级就要变四星级。

“现在，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对星级农户评选看得很重，评不上还要被人笑话呢。”

不用说，农家乐这顿饭又可口又够味，物美价廉。

清镇市农业局局长周厚军介绍，开展诚信建设，破解了农村信贷难题，还实现了三大变化：农民朋友的腰包逐渐鼓起来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夯实，以诚实守信为荣、见利忘义为耻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农村社会进一步走向和谐。

去年，清镇市评定了一百八十个诚信村，一千二百五十个诚信村民组，二十家诚信龙头企业，95%的农户被评为诚信农户，还有四个乡镇被命名为省级信用乡镇。今年4月，贵州省在清镇召开了农村信用现场经验交流会，清镇人可风光了。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9月13日

千里乌江第一镇

三岔河与六冲河于化屋基汇合，称鸭池河，而后朝东北流经黔西、修文、金沙、息烽、遵义，至乌江渡后始称乌江。

8月26日，我们抵达遵义县境，来到了千里乌江第一镇乌江镇。

乌江镇的前身为乌江渡。乌江渡何时成为交通要道，这个问题一时难以回答。当地的一位老人说，明代时就在乌江设立乌江驿站，并常年驻有铺兵。历经数百年更迭，1992年9月建立乌江镇。

这是一座因水而兴、因鱼而旺的江边小镇。小镇及居民的命运更迭，似乎均与江相连。从贵遵高速乌江渡下道出收费站后就是中大街路口，迎面是一排排修葺一新、极具民族特色的美食街鱼庄。红色经典、胖妹酒楼、华商酒楼等餐饮店的门口，停满了远道而来的旅游车。

顺中大街往下大约三公里的地方，就是乌江镇的所在地。横跨公路的“乌江渔港”牌坊建筑提醒着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不食乌江鱼，枉来贵州旅。

瞧，街道两旁的数十家大小饭店，推出的主打招牌菜几乎都是“乌江豆腐鱼”。据说，每天到乌江渡的旅游车大约八十台，要消费掉两三千公斤鲜鱼，按每公斤一百六十元算，一天仅鲜鱼就要卖四十多万元。

从乌江渡大桥下逆水向上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就是乌江上游的第一个枢纽电站工程乌江渡发电厂。1970年动工，1979年第一台机组发电，1983年全部建成乌江渡发电站。这是我国在岩溶地区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厂。

乌江渡电站保安中队的中队长吴安书是在乌江边长大的当地人。“我在乌江边生活了几十年，发生在这里的大小事情都晓得一点儿。”吴安书说，“我亲历了乌江镇近四十年来的变化。”

过去，那里的老百姓穷得哭。修电站后，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蛮大，有不少人在电站上班不说，更重要的是电厂带动了旅游，好多人都来耍。这不，沿途开餐馆卖“乌江豆腐鱼”的老板都发了，几百上千万的人不少。

刘力祥就是“发”了的一位，他现在乌江渡大坝水库经营“水上人家”。

满脸络腮胡的刘力祥，人厚道，不善言辞。从毕节来打工的餐厅服务员彝族姑娘李梅说：“但老板嘴笨脑不笨，点子多着的。”

刘力祥也乐于讲述自己的经历：1972年出生于水库大坝旁边的一户农家，属于大坝移民。20个世纪90年代初，镇上成立了旅游公司，他成为公司的第一批员工。除了做导游，他还大起胆子花两万多元买来一艘游艇，成为经营库区水上生意第一人。

一心想把产业做大做强的刘力祥，觉得仅经营一艘游艇来钱太慢，于是中途转行到贵阳卖煤炭，想多挣点儿本钱。乌江的那河水依旧是刘老板心中的牵挂。两年前，他重回乌江渡。

这次刘力祥搞大手笔了，现款加贷款，投了八百万元，请赤水轮船公司造了一艘餐饮船。船停大坝水库，专卖“乌江豆腐鱼”。与此同时，游艇也增加到了十来艘。“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以卖一万多元，差的时候也有两三千块。”他还养了一大堆观赏鱼，贵的要卖几万元一条，加起来要值上百万元。在刘力祥眼里，“水上人家”生意这回算红红火火了。

吃鱼的人多了，养鱼的人也逐渐增多。刘老板驾驶快艇，带我们见识了在乌江大坝水库里网箱养鱼的壮观场面。震撼！从水库大坝到乌江上游的两河口，几公里长的水库两岸，养鱼的网箱一个连一个。刘老板站在快艇上，指着漂浮在水面的养鱼网箱说：“养鱼老板有本地的，也有四川和云南过来的，光这一段水面就有上千个网箱。当然有赚几百万的，也有赔得惨的。”

来自四川内江的养鱼人夏开荣就碰上了这样的事儿，由于江水受上游的化工厂的污染，去年他养的鱼大多中毒死亡，亏了几十万元。夏开荣损失还算小的，同样在去年，其中一个养鱼老板，死亡的鱼就上百万斤。

见多了发生在这条江里的喜怒哀乐，刘力祥曾经有过见好就收的想法。“但思来想去，还是留了下来。乌江渡的风土风光太诱人了，在这里做生意，实在是如鱼得水！”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9月14日

息烽：红色旅游烽火不息

离开乌江渡沿贵遵高速前行，大约四十分钟便进入息烽县。县城干净整洁，宽阔的街道两旁，到处张挂着红色的标语牌。

第一次知道息烽，大约是二十年前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一本故事书。书的内容是讲述许多共产党人在息烽集中营遭受的种种非人折磨，以及如何英勇机智进行斗争的故事。书的封面就是集中营大门的照片。

那时，息烽集中营的故事看得让人热血沸腾，但对息烽的很多认识依旧模糊。二十年后，“千里走乌江”到息烽县采访时，我们得以近距离触摸那段令人震撼、让人无法忘却的历史。息烽地处川黔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苗、布依等十七个少数民族，南连贵阳，北接遵义。息烽县由崇祯皇帝赐名，取“息息相关，烽火永靖”之意。但真正让息烽出名的，却是一座魔窟式的监狱——息烽集中营。

息烽集中营，位于息烽县城关六公里外的阳朗坝，本部建于1938年11月。其前身是国民党南京陆军监狱在此设立的秘密机构。集中营分为两部分，即阳朗坝本部和东北面约七公里的玄天洞囚禁处。

下午三点，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100个红色经典景区、国家级3A景区等殊荣的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的红色旅游比天气更加火爆。集中营的停车场上，停放着一排又一排的几十辆旅游大巴，游客分别来自贵州、湖北、重庆、四川、云南等地。广场上，成百上千的小学生、中学生以及党员干部们，正排着长队为牺牲的英烈敬献花篮。无论是展厅，还是旧址，参观者几乎爆满。

草坪南侧是集中营纪念馆。馆中设有“四一”合作社、特斋、原军统食堂等设施模型，纪念活动场、影视声像教育馆，陈列有从重庆、成都等十二个省市搜集的有关1946年息烽集中营撤销时转押去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七十二名被关押者的图片等资料。一系列丰富的文献向人们详细地述说着那段血雨腥风的往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也是红色旅游最热的一年。从1月到7月，我们已接待游客七十多万人次，平均日接待人数超过三千人，最高一天的游客接待量超过了两万人次。”息烽集中营革命纪念馆办公室主任穆念说，“在刚刚召开的全国红色旅游工作会议上，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被授予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该馆馆长杜兰江荣获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但与重庆相比，息烽红色旅游的综合开发利用还是差了一大截，重庆的红岩联线已经走出了一条盘活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的成功实践之路。”解说员出身的穆念谦虚中带有机灵。

在她眼里，无论是息烽还是重庆，所拥有的红色文化资源有非常好的共同开发的基础。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统设立了三所秘密监狱，关押和残害革命志士。一是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二是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再就是息烽集中营。这三所秘密监狱中，息烽集中营是规模最大、管理最严、等级最高的一所。当时在军统内部称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白公馆监狱为“中学”，息烽集中营为“大学”。军统抓的人先经过“小学”和“中学”关押审理后，案情重大的才送到息烽集中营，叫做“升学”。

穆念介绍说，在发展整合红色旅游资源方面，重庆红岩联线已经为息烽做出了榜样。她早就期待川渝黔三地联手，实现红色旅游资源共享，并打造出一条从广安至重庆至遵义、息烽、赤水的最佳红色旅游经典线路。这样做，不仅仅是构建一条纯粹的红色旅游线路，重要的是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弘扬先辈们的革命精神，让红色的烽火永不熄灭。

8月17日，重庆与贵州方面签署了一揽子合作协议，其中就包括整合重庆红岩联线和贵州遵义、息烽、赤水等红色旅游线路，共同挖掘开发大娄山以及乌江旅游资源方面的内容。

穆念的期待又近了一步。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9月16日

夜宿瓮安话平安

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8月28号那天，我们原计划在天黑之前赶到瓮安县江界河大桥，采访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渡口。

瓮安县地处乌江中游。夏朝属梁州辖地，唐代置瓮水长官司，明时建县。居住着汉、苗、布依等二十二个民族，人口四十五万，是一个典型的老、少、穷区。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在少数人煽动下，发生了上万人聚集，打、砸、抢、烧县委、县政府的恶性群体性事件，一度干群关系紧张，百姓安全指数急剧下降。瓮安县从此名声在外，当然不是好名。

经历“6·28”事件三年之后的瓮安，现在情况怎样？“瓮安嗦，乱。”“把细点哟，听说棒老二抢人！”还没到瓮安，路人就这样提醒。

进入瓮安县境，已是傍晚七点，天黑了。沿途经过一个镇，叫中坪。街道很窄，灯暗，人少，感觉不对劲儿，闪。

晚上九点左右，到渔河镇。此镇还不算太偏僻，人来人往，偶尔见小商小贩在做生意。贵州人晚饭吃得早，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这家店了。下车，进店，点菜。胖厨师挥着菜刀问：“咋个吃法，淡，还是辣？”我们赶忙说随便。不一会儿，菜上来了：家常豆腐、回锅肉、泡椒肉丝、猪肝汤。实在饿极，一阵猛吃。饭毕，喊结账。“一共四十三元。”女老板说。我们大吃一惊，原以为要被狠狠宰一刀，“这么便宜？”女老板说：“本店薄利多销，不坑人。”

该镇无旅社，继续赶路。到玉山镇，当地人说，前边龙塘镇可能有住。到了龙塘镇，街上人说，几公里外江界河渡口有家幺店子。过去听说，这一带“黑社会”猖獗，“玉山帮”“菜刀帮”出了名的，防着点儿好。

赶到江界河已是晚上十点半。向右转，经过一农家聚集区，车子驶入一条泥泞路，进退两难。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右边是万丈深渊。司机小蒋死活不愿向前开了，“要是遇上路匪，全完。”可能路搞错了，回撤。

此时在江界河大桥的桥头，有些零星亮光透出。用木头、石棉瓦搭建而成的几家简易小卖部还在营业。经营小卖部的都是当地人。今年四十五岁的王振荣，是修建乌江构皮滩电站搬迁出来的移民，家就住在江界河大桥旁边。她热情地招呼我们。

与桥头小卖部相距五十米的地方，就是原红灯笼渔港，是这个区域内稍好一点儿可以食宿的地方。“店名有点儿不对劲儿，又是黑灯瞎火，会不会是孙二娘开黑店？”“不会了，不会了，那是从前。”王振荣边说边在笑。

原红灯笼渔港，是在江界河道班的老房子基础上改建而成。王振荣说，以前的老板在“6·28”事件中，因涉黑被抓走了，至今还没有出来。帮他烤羊的“丘二”是重庆人，老板被抓后，他也溜之大吉。

现在渔港改名红军渡渔港了，老板叫王文昌，小名王猪儿。请了一个帮忙的，叫赵有鹏，小名赵猪儿。两个猪儿都是男的。

“赵猪儿，来客了！”站在桥头，王振荣朝对面的渔港使劲儿喊话。

赵猪儿接待了我们，因为没客人，他本来已睡了。偌大的一个住宿地，今晚住店的客人就我们三人。周围是森林，风吹树响，阴森森的。

因为干旱，旅社的用水极为紧张，无水洗澡、冲厕，水管中出来的漱口水呈腥臭味，里面还漂浮着几丝青苔。

赵猪儿说，水是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六十块钱一立方米。标间八十元一晚，洗澡另交四十元。不过一晚上不洗澡没得啥子，这里凉快。

这一夜，我们在担心和警惕中度过。

第二天，起个大早。王振荣更早，她正在卖早点。继续聊天。

“我在桥头做小买卖已经几年了，主要经营面条、米粉、零食等。”王振荣说，“生意还马虎，一个月赚三四千块钱。”

“现在做生意的环境比以前好，没有人捣乱了。”在王振荣隔壁卖水果的黄选琴说。这两年，县上狠抓了治安，大大小小十多个黑帮都被灭了，老百姓有了安全感。电视上说，省里上回来调查，瓮安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为95%，名列贵州省第四、黔南州第一呢。“看，我们娃儿大小都夜宿在这路边店，安全着的。”

黄的爱人姓向，他说，政府也更注重民生，千方百计为群众办事情。今年天干，干部下来帮助抗旱救灾，大家心里踏实。说话间，一辆送水车从公路上驶过，车屁股还贴着标语：“抗旱保生产，抗旱保民生，抗旱保稳定。”

瓮安，看来是我们多虑了。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9月19日

品牌·名牌·王牌

没到湄潭县，还真不知道西部茶乡的气派：十里茶廊，千家茶店，万亩茶山。

湄潭是著名的茶乡，该县种茶历史已有两千多年，唐代茶叶大师陆羽所著《茶经》中曾有记载：“黔中思州、费州、夷州（今湄潭）、播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民国年间，中央桐茶研究所设在湄潭。抗战时期，浙大西迁在此设立湄潭茶叶中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国营湄潭茶场、贵州省茶叶科学研究所相继在湄潭落户。

但由于过去不重视品牌培育、保护、推广，所产茶叶大都作为茶青销往江浙一带，被别人一包装就成了品牌货。“茶农得小利，加工得大利，茶商得暴利”的不合理现状，严重挫伤了湄潭茶农的积极性。

“近年来，县里扎实推进以培育、扶持、发展为核心的商标战略，实施商标富农工程，引导企业运用商标战略参与市场竞争。”永新茶场职工经营部的刘德波很热心地介绍。

湄潭县先后申请注册商标二百多件，已注册使用的商标一百六十多件，其中茶叶商标登记数量就达几十件。“夷州”“兰馨”“栗香”“四品君”“怡壶春”“银柜”等茶叶品牌在市里省里有了身份。

但品牌多了杂了，也难以形成效应。湄潭县茶叶局负责人说，由于缺少知名品牌，湄潭县茶叶的价格较低，即使到了2004年，单价最高也没有突破每公斤一千二百元。

打造贵州著名商标和全国驰名商标迫在眉睫。2006年以来，该县连续五年出台加快茶叶发展的实施意见，在品牌管理、申请全省著名商标和全国驰名商标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奖励扶持政策。对获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的企业，政府分别奖励一百万元、五万元；对申请注册地理标志成功的企业和协会奖励十万元。

湄潭县决定把该县茶叶主导品牌“湄潭翠芽”申请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为确保“湄潭翠芽”品牌的价值，湄潭县对全县茶叶实行“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加工条件、统一有偿使用、统一协会监制、统一宣传推介”。

2007年，湄潭人终于扬眉吐气了，“湄潭翠芽”正式获得国家认证。

为提高“湄潭翠芽”的品牌知名度，县里对在贵州省外开设有一定规模和形象的“遵义湄潭名特优农产品”旗舰店，每家补助十万元。在省外地级以上城市茶叶专业市场或闹市区开设统一标识“湄潭翠芽”专卖店且经营一年以上的，每家补助两万元。该县还对在外宣传“湄潭翠芽”的企业给予相应的补贴。“全国各地先后开设了‘湄潭翠芽’专卖店四百余家。”刘德波说，“我家开的茶店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扩大了“湄潭翠芽”的知名度。在去年一场“品茗茶乡”拍卖会上，参加拍卖的275克精制“湄潭翠芽”绿茶，底价8.8万元，结果拍出28.6万元的天价。

据湄潭县政府肖县长介绍，“湄潭翠芽”作为该县申请注册的第一个证明商标，先后四十八次获得国家级评比金奖，连续在“贵州十大名茶”“贵州五大名茶”评比中高居榜首。经国家农业部信息中心、中国品牌农业网、浙江大学农业品牌研究中心联合评估，“湄潭翠芽”公用品牌价值达到七亿多元，成为贵州省唯一的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最具带动力品牌。

“不仅茶叶要成品牌、名牌，我们还要把茶乡变成王牌。”湄潭县的领导颇具战略眼光。

湄潭要占领全国茶叶产业的制高点。除“湄潭翠芽”外，湄潭人还注册了“西部茶乡”“西部茶海”“茶海公园”等四十余个涉茶商标。

湄潭，成为贵州省第一产茶大县。2010年，全县茶叶总产量一万五千吨，产值九亿多元，茶业综合收入超十三亿元，茶叶收入在湄潭县农民人均收入中的贡献率达39%，在茶区已达85%以上。

品牌效应日益凸显。湄潭县先后获得“中国茶产业发展政府贡献奖”“全国三绿工程茶业示范基地县”“中国名茶之乡”等称号。

如今，记者来到了茶乡采访，只见茶海万顷，一望无垠。县行政中心西侧，规划用地面积三百四十多亩、总投资八亿元的中国茶城建设项目正在加速建设。城郊火焰山头，雄伟的“天下第一壶”巍然屹立，此壶总投资两千五百万元，高73.8米，最大直径24米，这是湄潭的“名片”。

西部茶乡，名不虚传。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9月20日

点石成金发石财

石阡，石阡，以石为名，开门见山。一进入县境的河坝场、本庄镇，石字打头的小地名一连串：石坨、石坎、石包垴、石家坳、石孔坝……

“石阡的石头到处都是，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可开发的石材，好看的品种多得很。”在本庄，一位农民石工告诉记者，“我们这里盛产燕子石，材质很好。”

但石阡石材业长期处在原始的开发阶段。境内只有一些毛石开采场，仅仅满足修房造屋和基础建设需求。这是传统的零星开采方式，规模不大，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也不明显。

于是，大理石成了主攻对象。县里提出把装饰用石材产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来打造，并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一步，摸清家底。2009年，石阡县乡镇企业局组织力量对全县的石材资源进行调查，初步探明的石材主要有桃红大理石、马蹄花石（贝壳石）、红蜘蛛（石阡红）大理石、燕子石、龟裂纹石等十多种，总储量约四千万立方米。其中，马蹄花石、红蜘蛛、龟裂纹石等品质优良，极具开发价值和市场品位。

接下来是规划。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县里制定了石阡石材产业发展战略及总体规划，加大了石材开发项目编制、包装、申报、招商引资力度。根据规划，石阡将建立以龙塘、白沙等乡镇为重点的石材开发加工基地，实行企业带动。通过区域性建材产业基地建设，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使石材开发逐步成为支柱产业。

桃红大理石，主要分布在龙塘镇艾家坪村一带，储量在一千万立方米以上。过去，龙塘人一直出卖石材初级资源，无品牌，无深加工，无附加值，许多石料运到外地被冠以别的品牌出售，价格高出一长截。去年，本地投资者安玉忠在龙塘镇大屯村开办忠义石材有限公司，投资三千万元建了一条加工线，8月份建成投产。该厂年产值可达三千六百万元，结束了石阡石材有品无牌的历史。

“你们应到白沙镇看看，那里的石材花色品种最多。”一位货车司机向我们推荐。据说，该镇红底绿纹大理石，储量三百万立方米；青花大理石（又名龟裂纹石），储量七百万立方米。最让当地人引以自豪的是马蹄花石，估计储量一千六百万立方米。这种被当地人称作马蹄花、海贝花的大理石，材质黑色，其间夹杂形如马蹄的小白花，非常耐看。它在省外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满天星，特别是被选用于国家大剧院的装饰材料后名声大噪。一立方米的海贝花，卖价可达一百七十元至一百八十元。

汤山镇，石阡县府所在地，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县里决定在该镇香树园村规划高水平的石材工业园，通过创新石材产业发展模式建设石材产业集聚区，特别是通过引进“外地和尚”来“念经”，着力培育具有产品创新能力、品牌知名度高的石材产业集群。优惠的政策、良好的环境，很快引来客商入驻。来自中国石材之乡的福建客商姜建华，投资三千万元，建了一家年产四十万立方米的优质板材加工厂，这只是第一期，公司正着手建二期工程，还要追加投资五千万元。浙江一家客商也看好这里的资源和政策优势，决定在园区内投资一亿元，建设占地一百亩的石材加工厂。

今年3月，石阡人迎来大喜：石阡红、石阡云石、石阡桃红、石阡贝壳石四种石材，经国家石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综合判定为A类装饰材料。石阡大理石成了“疯狂的石头”，全国有二十多家外地企业来石阡考察洽谈。福建厦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下了总投资两亿元的开发合同。贵州省黔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签约在该县投资三千五百万元建成年产四十万平方米的大型石材厂，建成投产后将带动该县上千人就业。

泉都石材加工厂动作更快，今年4月25日，该厂举行了隆重的投产剪彩仪式。该项目总投资三千万元，占地二十亩。项目设计年加工四十万平方米大理石，年产值四千万元，税收一百五十万元。

县委书记赵贡桥说起石材这宝贝疙瘩就来劲儿：“要不了多久，石阡县石材产业的投资规模将超两亿元，年加工总量六十万平方米，每年可实现税收一千二百万元。石材开发将成为石阡的又一支柱工业。”

点石成金发石财——石阡，这名字好像有了新含义。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9月23日

在这里，乌江何以变“污江”？

思南县，地处武陵山腹地，乌江流域中心。

思南与乌江，密不可分。得乌江航运之便，自古商贾云集，经贸繁荣，是乌江中下游地区商品集散地，政治文化中心，素有“黔东首郡”之称。思南县城是一座美丽的江城，也是贵州境内第一个紧邻乌江的县城所在。依山傍水，错落有致，人称“小重庆”。

“思林和沙沱水电站建成后，思南县将形成由两大库区组成的百里乌江景区，是旅游观光的好去处。”思南人充满憧憬，可怎么也没想到，因为上游的严重污染，这条乌江会给他们的生活蒙上巨大的阴影。

在离乌江不远的翁溪镇，一位叫彭文劲的七旬老人吃力地挑着一担水。他每天花两三个小时，才能接到两桶水。这只够人畜保命，至于田里的稻谷早已干死了。我们问这里就在乌江边，为何不抽水库的水来用。“同志，那乌江的水哪能喝，连鱼虾都活不了！”老人心里不爽。

来到县城，又是一位老人，赤裸着上身正从乌江边挑水上街。走近一看，这水色怪异，黑里透绿，再一闻，一股刺鼻的腥臭味。“这能喝吗？”我们问。“当然不能，只能用来喂牲口。这乌江哪儿像江，简直就是臭水沟！”老人答。他告诉我们，报上说自7月上旬以来，因为持续高温少雨天气，乌江流域来水偏少两至五成，流经该县的乌江水位陡降，低于县城水厂的正常取水位，严重影响了城区十多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因为流量小，江里污水难以稀释和冲刷，结果污染越来越严重。

我们快步来到江边。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想象中的乌江天险怎么变成了几乎断流的小河沟，一群十几岁的小孩挽着裤管在江中摸螺蛳、蚌壳。河水黢黑，江边的鹅卵石就像煤矸石。这时，一位小朋友左手提凉鞋、右手提了袋蚌壳走过来。小孩的母亲指着那些泥糊糊的蚌壳说：“不知能不能吃，还得找清水洗，怪麻烦！”

县人民医院的护工侯大姐正在江边处理垃圾，听说我们是记者，希望反映一下乌江的污染问题。她说：“我们就出生在乌江边，儿时的印象是江水碧蓝碧蓝的，后来越变越差。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清洗被盖，70年代农田灌溉，80年代水质变坏，90年代鱼虾绝代，现在大家是身心受害。”

有人建议记者到思林水库看看，那里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的国家“西电东送”重点项目——思林水电站正在建设，据说主体工程即将完工。一座雄伟的大坝将乌江紧紧锁住，水库的水黑得像墨汁，水面上还漂着死鱼，并不时散发出阵阵恶臭。正在浇筑水泥堡坎的工人说，从构皮滩水库下来的水很多都是污水，一阵翻绿一阵发黑，到思林电站后水流减缓，漂浮物越积越多，污染也越来越厉害，听说下边的沙沱电站还要糟糕。

环保部日前公布了2011年上半年重点流域水质量环境状况，结论：长江支流总体水质为轻度污染，乌江属重度污染。贵州省环境监测部门提供的资料则显示，乌江已成为贵州省水污染程度最为严重的流域。

至于污染原因，很多人是哑巴吃汤圆，嘴巴说不出，心里都有数。

刚好看到《南方周末》一篇报道,说遵义部分渔民因污染致鱼死负债，至今没有获得赔偿。去年4月，乌江渔民们陆续发现养鱼的水面上有很多化学污染物，自己所养的鱼大面积死亡。经有关部门调查，水面上的漂浮物是磷。这次污染使得大批乌江鱼苗死亡,众多渔民血本无归。按照有关规定，排污单位如造成渔业污染事故，应由事故发生地渔政管理机构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理赔偿，但因无法认定排污单位，渔民一直未得到赔偿。

其实，今年5月，贵州省环保厅在答复遵义市政协委员刘中国《关于乌江水环境保护形势严峻、加强保护与治理的建议》的提案中提到，乌江流域特别是乌江渡水库及其支流息烽河河段氟化物和总磷均严重超标，为重度污染。污染的主要来源是息烽境内小寨坝，主要工业企业为贵阳中化开磷有限责任公司。

看来，乌江治污，任重道远。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9月30日

相同印江，不同印象

8月下旬，西南大旱，灾及千里，乌江沿线难以幸免。太阳炙烤下，大地开裂，庄稼枯萎。

进入印江县，一块巨大的牌子上写着：认真贯彻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推进水利改革发展新跨越。

“印江旱象严重，今年肯定减产减收。”这是记者在沿途听到村民常说的一句话。

然而，在梵净山脚下的合水镇新年村天井组，我们看到大旱下的另一种升平景象。

天井组的村民何郭禅老大娘，带领孙儿孙女正在收割稻谷。稻田无水，但土壤滋润潮湿，稻穗低垂，谷粒饱满。“这是选育的稻种，今年能卖好价钱。”何大娘捧起金灿灿的稻谷，眉开眼笑。

就在何大娘的庄稼地旁边，一条数百米长的水渠自上而下绕田而过，渠里溪流潺潺。这水渠有一米来深一米来宽，全用石头砌成，上方用水泥抹成人行道。靠公路边竖了一块石碑，上刻：国家综合开发渠系配套工程，落款：印江县农业开发办。

“这是托官家（指政府）的福，去年官家出钱把水沟修好后，山上的水就引到了庄稼地。今年大旱，我们并没受影响。”何大娘说，“不然，我这老手老脚的，那就苦了。”何大娘的儿子、媳妇都在外面打工，是个空巢老人，孙儿孙女正放暑假，算是留守儿童。

与她相邻的一对农民夫妇忙着收摘番茄和西瓜，西瓜是小品种的，个头不大，但油光水亮。姓刘的农妇说：“今年大旱未成灾，幸好渠里有自然水，家里有自来水。”据她介绍，因为这里有水源，前边那片五百多亩地已经被江西老板看中，以每亩每年六百元流转租借，用于种植西瓜、葡萄、核桃、猕猴桃，打造现代农业观光园。我们朝她指的方向望去，几位壮汉正打着光膀子在浇铸水泥柱子，看那阵仗，是要大干一场。

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善，得益于近两年的农业综合开发。去年4月，合水镇开展社情民意调查活动，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水利灌溉、道路交通等方面。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合水镇党委政府坚持把为百姓办实事、做好事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规划了十一个行政村十四个实施项目，投入资金一百万元，实施了连户路、排水沟、蓄水池等公益建设。镇里积极争取水利资金一百三十万元，由村民投工投劳及自筹资金十六万元，集中解决了四千七百人、三千五百头牲畜的饮水难题。公益事业成为群众满意工程，大家说：“用水不用抬，走路不湿鞋，这样的政策，好！”

与这边丰收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板溪镇联合村的旱象。紧靠公路的半山腰，大约有四五百亩的梨子园。走进梨子林，一阵阵像甜酒的气味随风飘来，挂在树上的梨子个头小得像乒乓球，有的已皱皮，有的已霉烂。因为干旱严重，相当部分的梨树已经落叶、干枯，地上满是掉下的梨子。

这片梨子园是印江县沙子坡镇上的张著安、张羽刚等人合伙，在三年前以二十万元的价格从印江县扶贫办买过来的。

张著安说，这是印江目前最大的单体梨子林，每年仅交给村里的租金就要十多万元。去年老天爷帮忙，收了三十多万公斤果子。水果商蜂拥而至，梨子卖个精光，每公斤批发价一块四，除去各项开支后，还赚了一笔钱。

哪料今年天有不测风云，一百天不下雨，张著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梨子进入成熟期后，因为没有水利设施，自然无水浇地，导致果小，产量大幅减少。他们去找有关部门，人家说到处都缺水，先解决人畜饮水；他们也想到了抽水设备，但缺水源，巧妇难为无“水”之炊。过去也修过水池水渠，毁了。“我们是外来户，果园买断后，没人理睬了。”面对旱情，张著安很无奈。

“虽然又到梨子采摘季节，但因果子卖相不好，无人问津。”张著安等合伙人还是与去年一样，巴望着收购商上门竞购，但奇迹一直没有发生，“今年三毛钱一斤都没有人要啊。”

这回肯定是赔钱了，张著安一脸苦瓜相，而他更担心今后还会继续赔。因为这上万株梨树都在山坡上，土质差，保水难，既没有水利设施，也没有灌溉设备，完全靠天吃饭。

“水利是农业的命根子，水利建设本来是公益性的，我们盼望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他激动地摊着双手说，“光靠我们两三个散户折腾，成不了大气候。我们也需要扶一把！”

张著安说得有道理。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10月12日

乌江天险重飞渡

从思南港口出发的时候，几位正在锻炼的体育爱好者告诉我们，前阵子，有一群重庆、四川的游泳发烧友在此下水，徒手冲击乌江天险。

乌江发源于贵州高原，源头海拔高达2260米，而下游低至海拔137米，悬殊特大的落差，形成了天险水道。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苦，强渡乌江，突破封锁，乌江天险从此更是名扬天下。

事实上，乌江天险最经典的是出思南流经德江县境内潮砥、长堡、共和、稳坪、桶井五个乡镇这一段，山高水急，惊涛拍岸，撼人心魄。乌江三大险滩，这里就占了两个——潮砥和新滩。

潮砥滩，是乌江中游最著名的险滩，以“雄、奇、险、峻”闻名遐迩。当年川盐入黔，在此因滩如瀑，“潮回喷怒雷”，成了断头路。明正德年间，举子田秋先生途经这里，见江心巨石耸立，江水咆哮翻卷，有感而发，在滩边古栈道旁的一块巨石上，挥毫题下“黔中砥柱”四字。这四个大字刚劲有力，现已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游人来此必看的著名景点。

潮砥滩上的绞关站，位于滩上游右侧五百米处，站址有两处，一处在江边，一处在半山峭壁。1959年乌江航道第三工程队将潮砥滩心巨石炸除后，疏通了航道，然而因滩陡水急，上水船只根本无法直上，故依山傍水而建了江边绞关站。

新滩地处德江县境东北部，旧时称木柜坨，是乌江峡谷中的深塘河段。因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西岸岩崩塞江，造成险滩，故名新滩。乌江堵塞成滩后，断航百年，运输货物都要在此转运。“遍行天下路，难过乌江渡。隔岸能答言，相逢在何年。”纤夫的歌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经过解放后较大规模的航道整治，1958年新滩重新通航。1970年5月14日和8月2日，西岸岩壁又两次大量崩塌，后经过三次整治，新滩江水趋缓。但新滩仍是乌江陡滩最长的一处，有近一里长。因落差巨大，水流陡急，轮船上行，多数时候仍需绞滩。

作为中国重大水电基地之一，乌江干流规划中的十座电站已建成八座，干流的梯级开发已入尾声。我们来到沿河县沙沱电站，这座乌江贵州段的最后一座大型水电设施，工地上机器轰鸣，热火朝天。

“随着沙沱电站今年11月蓄水，昔日风光绝伦的乌江天险将成为历史，可以徒手漂流的地方已越来越少。”今年7月，在全国冬泳界久负盛名的南充市游泳协会委员、已两次参与漂流乌江的陈吉志，在冬泳网上发起了“绝漂”乌江活动的“英雄帖”。一石激起千层浪，陈吉志的网上邀约，立即引起了全国冬泳界、户外探险界的热烈响应。

今年8月，来自四川南充的八位冬泳高手、重庆的三位徒手漂流发烧友，从贵州思南港下水，挑战生命极限。他们克服了数不尽的险滩、暗礁、激流、漩涡，完成了负重徒手漂流三天、“绝漂”一百一十公里乌江天险的人类壮举。

我们在沿线采访，一路追踪这些“乌漂”好汉的身影、足迹。“第一天，漂游了三个小时，到达潮砥镇时，我已累得筋疲力尽，差一点儿打起退堂鼓。”8月23日，我们从四川新闻网看到《南充日报》记者吴奉天的亲历记，“从长堡土家族乡白果坨到德江县桶井乡新滩村，长约十八公里的水域，是乌江天险的精华部分，徒漂沿途山高沟深，植被茂密，奇石怪状，野生动物活蹦乱跳……我非常庆幸，没有因为放弃而错过人间的仙境。”

印茂成，第三次徒手征服乌江天险的重庆万州徒漂高手。我们联系采访事宜，但他又于8月下旬，和重庆野人游泳探险俱乐部的张颖等到黄河甘肃段漂流，挑战生命禁区黑山大峡谷了。

9月3日，我们又从网上捕捉到印茂成的帖子：“《三峡都市报》登我的一篇专访转过来了，让我惭愧！激流闯滩这项活动给了我极大快乐，让我仿佛返老还童。别人怎样看漂流我不管，反正我是有些铁心了，不信看我的《漂流随感》诗：

“一辈子的激情/我都愿交给漂流/甚至不惜生命/漂流在汹涌的江河/与浪沉浮的虽只是躯体/可我的魂灵却和浪融为一体……”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10月19日

鱼儿离不开水

从酉阳龚滩到彭水自治县的乌江水路，乘船约三个小时，一路上聚集了众多景点：洪渡大桥、鹿角索桥、十里纤道、万足古镇、彭水电站等。

乌江彭水电站位于万足古镇。电站总投资一百二十一亿，是重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次于渝怀铁路的第二大投资项目。这是乌江流域的第十级梯级电站。

来到高山顶上的电站办公楼，极目远眺：雄伟的大坝，浩瀚的江面，来回穿梭的游船、快艇、打鱼船，好一幅高峡平湖图！重庆大唐国际彭水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吴小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说起彭水电站，吴小林如数家珍：一百二十一亿元是静态投资，最后动态投资达到一百五十亿元，电站于2005年9月正式动工开建，现已装有五台3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175万千瓦。

“彭水尽管山重水隔，但山川秀丽，特别是当地人的纯朴、热情以及对发展的渴望，至今仍让彭电人感动不已。”吴小林感慨地说，彭水电站能如期建成投产，多亏地方大力支持，在他眼里，“彭水好比是水，电站是鱼，鱼儿离不开水”。

彭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波，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种鱼水关系。在乌江边农家乐的院坝里，他像讲评书似的回忆往事。张波对彭水电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仅因为他的父辈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亲历了该电站从立项到建成的大部分过程。

在张波的记忆中，彭水电站是几代彭水人半个世纪的期盼与梦想。1958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就开始组织专家对乌江彭水段进行初步勘察。为了这座电站的前期勘测，一些人在彭水一待就是二十年，在乌江边奉献了他们的青春。1987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乌江彭水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报告》重新摆放在有关部门的案头，但电站直到2005年才获批兴建。

2003年的2月，张波参与了迎接大唐国际尊贵客人的盛大活动。“那时的彭水，财政穷，百姓穷，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投资项目，全县上下都很激动。拿什么来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唯有真心和优质服务。”

当时县里面组织了一支队伍，到重庆去接客人，在办理电站的所有相关事项上，都是专人落实。“客人住在希尔顿酒店，酒店的大门好大，还是铜把手，好多干部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高档的酒店，有些紧张，也很惊讶。当时就想，如果有一天彭水发展起来了，也要修这么好的酒店。”

不仅是机关干部在行动，彭水的金融机构也在行动。当时，彭水县农业银行在重庆主城、彭水县城、公路沿线，都挂上了“欢迎大唐国际农业银行免费提供项目建设资金”的大红条幅。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唐国际彭水水电公司的第一个基本账户从此开在了县农业银行，等其他大银行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彭水县农业银行的业务在竞争服务中脱颖而出。

鱼儿离不开水，水也需要鱼儿。

据张波介绍，如今的彭水县依托乌江电站水库形成的数十公里长的湖面，正在构建自己的“水面经济”。

风景优美的“乌江画廊”过去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电站的建成带动了景区的深度开发，并拉动了十万沿江农民、移民的致富增收。

万足镇是一个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古镇，曾是古代商贸活跃的物流集散中心，素有“金万足”的佳誉。多少年来，古镇上的人们因水而繁衍生息，也因水而几经变迁。为让更多乌江移民吃上旅游饭，当地政府近年来加快了乌江山峡旅游风景名胜区的开发步伐，将旅游产业逐步提升到库区产业发展的首位。随着电站大坝的建成，古镇的旅游资源得到全方位的开发展示，越来越多的乌江移民在家门口从事起旅馆、饭店经营以及旅游商品销售。

正如《乌江》一书作者、经济地理专家黄健民教授所说的那样，乌江彭水电站不仅是重庆境内最大的水利工程，更是一扇财富大门，它对渝东南乌江流域的经济腾飞意义重大。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10月24日

擒龙伏虎锁大江

江口镇位于武隆县东部，“头靠马鞍山，脚踩乌江边”，山高江险，虎踞龙盘。

“在建的银盘水电站位于江口镇上方两公里处，是乌江干流水电开发规划的第十一个梯级，上游接彭水水电站，下游为规划的白马梯级，是兼顾彭水水电站的反调节任务和渠化航道的枢纽工程。”武隆经济信息委员会主任景刚边走边向我们介绍，“该工程的开发任务是以发电为主，兼顾航运，总投资为八十亿元。”

我们驱车来到银盘水电站大坝，映入眼帘的乌江，已是高峡平湖，碧波荡漾。好家伙，江对面整座山壁写着：“中国大唐：百年大计，质量为本。”山这面写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请你们戴上安全帽！”正在工地巡查工作的大唐国际武隆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设备部主任宋质根走过来打招呼，“我们这里规矩多要求严。”

老宋说得没错。在安装间、中控室，墙上都张贴着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禁令、大唐国际安全生产十条禁令、“三讲一落实”班组流程化安全管理挂图。老宋说：“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大唐国际很重视规范化管理。”

银盘水电站，正常蓄水位为215米，总库容为3.2亿立方。水电站枢纽，主要由挡水建筑物、泄洪建筑物、电站厂房和通航建筑物等组成。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最大坝高78.5米，坝轴线长600米；厂房为河床式厂房，电站装机容量为60万千瓦；通航建筑物为500吨级单级船闸，目前正在进行基础浇筑。

银盘水电站工程于2005年8月8日破土动工，2007年12月3日实现大江截流，2010年8月二期围堰开始拆除，当年12月三期截流。工程导流采用三期导流方式：一期为导流明渠及纵向围堰施工期，原河床过流；二期为8孔溢流坝段及电站厂房施工期，在围堰保护下全年施工，明渠导流；三期为船闸及2孔泄流坝段施工期，在围堰保护下施工，由8孔建好的泄洪孔过流。

我们来到主厂房采访，只见工程技术人员和安装工人正在热火朝天而又有条不紊地安装水轮发电机。2010年7月，开始第一台机组预拼装。次年5月25日，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日发电量达360万千瓦时。今年7月26日、9月28日，2、3号机组先后投产发电。“在机组安装过程中，我们强化过程管理，提高机组安装质量和工艺水平。投产的机组运行稳定，至今未发生一起非停或降负荷运行情况。”

宋主任介绍既专业又细致：“目前正在安装的是4号机组，计划于今年12月底前投产发电。我们的目标就是确保‘一年四投’任务如期完成。整个工程计划2013年底完建。”

一座水电站，四台机组在一年内同时投产，这在国内实属罕见。

银盘水电站机组成功并网发电，成为重庆市今年迎峰度夏的骨干电源。剩余的一台机组年底前投产发电，这将标志着银盘电站全面建成。工程建成以后，每年提供27亿千瓦时可再生清洁能源，相当于使重庆目前电力供应提高近一成，可有效缓解困扰多年的电力供应紧张矛盾。

兴修水电，利国富民。我们在工地采访时注意到一个现象：不少施工人员操的都是武隆话。据了解，银盘水电站建设期间，水电站工地常常人山人海，多的时候有上万民工参与挖导流渠、回填土石方、修筑护岸边坡等。这些民工中，来自江口的农民就有三千人，他们每年收入两三万元。由于参与水电站等工程修建，江口镇农民人均务工收入在一两千元之间，占其人均年纯收入的30%以上。镇上的居民更是“触了电”，光房屋租金就够新建一座小洋楼。

银盘水电站的投产发电，无疑也加快了武隆建设“能源大县”的步伐。县委书记刘新宇告诉记者：“继芙蓉江江口电站建成发电后，银盘水电站年底全面投产，接下来将建设乌江白马电站和芙蓉江浩口电站，届时全县总装机容量将达180万千瓦，位居全国水电强县前列。”正巧，记者翻阅《天险乌江奇趣录》一书，一首新民谣记录了当地的历史变迁：“好个武隆县，旧貌大改观；穷山变富山，到处有水电。”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11月8日

响起了船工的号子

国庆长假，“印象武隆”实景歌会在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仙女山隆重亮相。节目以濒临消失的“号子”为主要内容，通过艺术形式再现巴人在险境中顽强求生又乐观豁达的意志，唤醒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关注。

乌江是画廊，雄奇险峻，风景绮丽，“船在画中行，人在画幅中。”清代诗人翁若梅赞赏乌江重庆段风光：“蜀中山水奇，应推此第一。”

但乌江也是天险。从涪陵至龚滩一百八十八公里航道，峡谷长度占河段总长的70%，险滩一百四十六处，平均每一公里多就有一处。“天险乌江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让多少船工、纤夫唉声叹气。

“乌江重庆段有‘九堰十三峡’之说。‘九堰’是指白涛堰、白马堰、巷口堰、江口堰、铁碛坝堰、罗家沱堰、三洞碛堰、万足堰、洪杜堰。”重庆市乌江航道管理段的老船工黄康林对乌江地名滚瓜烂熟，“‘十三峡’即：三门峡、边滩峡、盐井峡、瓢儿峡、中嘴峡、咸山峡、鲁居峡、门栓峡、罗家沱峡、磨寨峡、马蜂岩峡、龙门峡和半边峡。”

乌江上最贫困、最辛苦的是拉纤工人，新中国成立前叫“扯船子”，大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民。他们肩挂用南竹条编扭而成的纤藤，手扒岩石，足蹬岩穴，弓身驼背，在悬崖绝壁上吃力地拉纤。稍有不慎，就会掉入江中，葬身鱼腹。船工号子正是他们艰难生活的实录。

“床上横起困，脚杆打不伸，面前一盏啥，孤魂灯；田产已卖尽，当了祖宗坟，剩下半条命，孤一人；抽完这一口，哪管下一顿，只要熬得到，明早晨；阎王把我等，小鬼在催命，让我烟烧完，就启程。”

“乌江水哟，日夜流啊，扯船的人儿夜夜愁啊。老婆娃儿像瘦猴啊，裤子穿得像个马笼头啊……”

从羊角新街往白马镇方向下行不远，乌江峡谷边有一排几层高的楼房，房顶立着字牌：武隆航道。这里至今还住着一些老船工，如陈功福、朱跃财、罗时勤等，但他们差不多年近七旬，早已退休养老。

声若洪钟、中气十足的陈功福老人告诉记者，从涪陵白涛镇溯江而上，要数羊角滩最险。羊角滩由锄脑头、三叉石、斗篷石、掐鱼角、灵官滩、拦马石和新滩等组成，长约五里，是乌江最长的滩。

据《涪州志》记载：“山崩成滩，乱石棋布，绵延五六里，转峡处，江水高数丈，湍急激涌。上下船必出载，虚舟乃可行也。”民间也有一说：“五里羊角滩，十船九打烂。”

“闯滩、放滩、盘滩，是船工、纤夫最危险的工作。一般情况，十余人一组可完成拉船摆渡。但遇上长滩急水，需上百甚至数百名纤夫同时拉船，场面十分壮观。”戴老花眼镜的罗时勤老人回味着往昔的时光。

纤夫们脚蹬石窝，手抓凸石，吼着阵阵号子，气势磅礴，撼天动地。

领首的纤夫大声吼叫：“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纤夫们就跟着吼叫：“哟——呵，嘿，嘿佐佐，嘿！”“过高山犹如走平地哟，嗨咳哟二呵！过大河犹如过小溪哟，嗨咳哟二呵……”

号子是拉纤者统一行动的号令，也是纤夫生活的调节剂、添加剂，他们往往用号子来表达《纤夫的爱》。

“清早出门好风光，碰到幺妹洗衣裳。手中拿根捶衣棒，活像一个孙二娘。打得鱼儿满河跑，打得虾子钻裤裆。”

“二四八月天气长，妹在船边洗衣裳，捞起江水棒棒打，敲得哥哥心发慌。”

如今，乌江上的纤夫随着轮船的机动化以及公路的开通逐渐烟消云散，但乌江纤夫号子却走入了文艺舞台，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原羊角镇副镇长胡代林一直是乌江号子的挖掘者、保护者。在文化馆里，老胡拿出纤夫们留下的纤藤、褡包进行示范表演，那一招一式，挺专业的。他告诉记者：他生在乌江边，长在乌江边，对乌江号子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些年，他和几位老船工一起研究整理乌江号子，出了不少成果。去年5月，他和乌江航道管理段的四名老船工，作为上海世博会重庆馆区的现场演员，为游客表演了原汁原味的乌江船工号子。

说话间，老胡拿出光盘放给我们观赏，现场顿时响起了高亢的乌江号子：“嘢嘢嘢，嘢哟呵嘢哟呵，嘢哟呵嘢哟呵嗨嗨！”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11月9日

夹皮沟里的园区梦

进入武隆县的白马镇场口，一座奔腾的白马的巨型雕塑跃入眼帘。马，是一种图腾，寓意当地人梦想的腾飞。

在外地人眼里，如今的武隆县有两大亮点：一是旅游胜地仙女山镇，二是工业园区白马镇，前者被称为“绿衣仙女”，后者被称为“白马王子”。

但很长一段时间，武隆人围绕“仙女”和“王子”的关系，出现了热烈的争论。不少人士对武隆县的发展战略有所质疑：作为生态旅游大县发展工业，是否会在生态环境、景观保护上形成冲突，会不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另一种意见：武隆根本不适合发展工业，且不说矿产资源匮乏，连放工厂的平坝子都难找。“好个武隆县，衙门像猪圈；大堂打板子，河滩能听见。”尽管说的是历史，现时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1982年从泸州化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武隆工业战线。那时的交通非常落后，从朝天门坐船到武隆要一天一夜。县城街道只有一百五十米长，路灯只有十多盏，在那样的环境下，根本谈不上发展大工业。上世纪90年代，随着双白路、319国道打通，武隆的大门开始向外界敞开，旅游业也迎来发展期，但武隆的工业一直是短板。”县政协副主席黄崇义见证了武隆工业发展史，“武隆是国家级的贫困县。旅游富民不富财政，如果工业不发展，财政压力大也会影响旅游建设和促销。”

领导班子一直在思考武隆发展的出路，多次到周边区县“取经学艺”。结论是：工业不发展，经济要落后。“工业富县，旅游兴县”，成为武隆县发展的新战略。

2003年，武隆县白马工业园区经市政府批准设立，2006年经国家发改委核准为市级特色工业园区。几年时间过去，工业园区却几乎没有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武隆的区位不占优势，加之工业基础薄、地方财力弱等因素，直至2008年，武隆工业园区才正式启动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入驻成本高，入园企业也仅有一家氧化铝厂。说到这儿，黄崇义感慨不已。

武隆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楼就设在白马镇工地，陪同我们采访的管委会副主任倪谦说，2009年，随着高速公路开通，影响和制约工业发展的因素也开始得到化解，白马工业园区正式启动基础设施建设。次年，武隆县委、县政府响亮提出“旅游富民，工业强县”的战略发展目标，要将工业园区打造成为百亿级园区。县长郭忠亮亲自兼任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县委常委杨国权、政协副主席黄崇义分别兼任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和副主任，其他工作人员从全县各行业部门精选调任。“三位主要县领导强力担纲工业园，在重庆市也是独一无二，这充分显示武隆县发展工业的决心。”

于是，“领先目标、园区速度、铁人精神、武隆奇迹”，成为县委县政府对工业园区的新要求；“想创业，能创业，会创业，风风火火创大业；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干净净不出事”，成为园区人的新口号。

记者在白马镇大山沟里看到，建设中的工业园正在热火朝天进行，施工建设现场，挖掘机不停轮转、运输车往来穿梭；石梁河大堤、护坡、土石填方平场已经完工，两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基础设施已经初具规模。

集团招商，园区建设，服务保障。在没有雄厚的财政支持下，武隆人靠着“以情招商、以诚招商”的精神，“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取得招商引资的重大突破。到目前为止，武隆工业园区，签约和落地企业累计三十五个，仅今年已签正式协议项目二十个，总投资额四十七亿元，产出规模八十九亿元，其中投资上亿元的项目达七个。

隆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大林告诉记者，他的公司是去年9月引入武隆工业园区的,占地三百七十三亩,总投资十亿元，现已有部分生产线投产，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产能力将达到三十万吨，产值二十亿元以上。他对工业园竖起大拇指：“我们看中这里，关键是效率高、服务优、软环境好！”

在“工业强县”战略引领下，武隆县的工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2010年，武隆工业园区获得重庆招商引资优秀工业园区称号。今年上半年，武隆县地区生产总值超三十四亿元，增长18.6%，增速居重庆市四十个区县第八位，在十三个同类考核县中取得第一位的历史最好成绩。

武隆工业园区的腾飞梦正在变成现实！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11月10日

埋在地心的红色记忆

从白马镇顺江而下，在涪陵白涛镇过建峰乌江大桥，来到一处隐秘的军工洞体，这就是816地下核工程。

816军工洞体是继中国第一套核反应堆建设之后，1966年由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批准在西南建设的最早的核工厂。该工程1967年开工，前前后后共用人力六万多人，工程总投资七亿四千万元。1984年停工，2002年解密。2010年10月16日，这座“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正式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

816主洞口位于一裸露的石灰岩处，位置并不显眼。洞的左边是一幅毛主席语录：“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洞右侧立有一块广告牌，上书国际著名景观大师俞孔坚的评语：“816核工程的伟大，足以和三峡大坝媲美。”

主洞口原先的铅门已被拆除，墙体上剩下一道两米宽的凿刻痕迹，显示着当年这扇数百吨重的铅门所有的宽度。据导游小姐介绍，洞体内曾经还装有一道道铅门，由光电控制，只要核爆炸一闪光，铅门就会自动封闭，这在当时算是最先进的技术。

进洞门后是一条长约数百米的主隧道，可容纳解放牌卡车通行。墙体上还留有当年的红色标语：“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1967年2月，工程兵第54师所属三个团入川承担起816工程的建设任务。因番号是“8342部队”，很多新兵以为到北京保卫毛主席，到了部队驻地才知是怎么回事。但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他们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几年，那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洞体的核心是核反应堆大厅。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大厅高达79.6米，相当于二十多层楼房的高度，面积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大。洞内第八层，是核反应堆的“锅底”，设备基本保存完好。“锅底”上直径七八厘米的小孔多达两千多个，主要用于核材料、核能量的交换。

拾阶而上，可到九层中央控制室。过道上的革命口号至今清晰可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要名，二不要利”。进入控制室，可看到一些圆形的巨型显示仪表，那是1980年中国最先进的中央控制计算机组。

“目前所开放的部分，还不到这个世界最大人工洞体总面积的十分之一。”老田是参与兴建816核工厂的一名职工，进厂时才十五六岁。据他说，整个洞体共有大型洞室十八个，道路、支洞、隧道等一百三十多条，总面积十万平方米。洞体施工石方量达一百五十万立方米，把当地的白涛河都给填平了。

李红是重庆建峰化工集团公司旅游部门的讲解员，他爷爷曾作为军人参与816厂的建设。据前辈讲，1967年，工程兵8342部队所属三个团入川，承担起西南三线816工程的建设任务。1970年，参加抗美援越的一个团和留在酒泉基地的一个团全部归建。为了保密，战士们分区域挖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入证，上面标明工作地点，严禁在工地随意走动。工程兵对外写家信也要经过检查，家属探亲不能进洞，很多老兵对身边的亲人保密了几十年。这是纪律。

参观完洞体后，我们去到三公里外的“一碗水”烈士陵园，祭奠在816工程中牺牲的战士。一块纪念碑上镌刻着五十三名在施工中牺牲以及十八名因病逝世的烈士的名字。

靳文国在工程停建前是816厂设计院的院长。他清楚地记得，“搞好三线建设，让毛主席睡个好觉”，是当时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号。作为技术人员，他每天负责检查工程质量，“工程兵的工作实在太苦，洞里又闷又热，除了必须要戴的安全帽，战士们经常只穿着一条裤衩，手持风镐，打眼、放炮，拼命作业。那么浩大的工程，难免发生事故，仅主反应堆大厅的挖掘就牺牲了五十多名战士，八年时间近百名战士献出宝贵生命，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一岁。”

“816地下核工程是我国三线建设这段不可磨灭的历史的代表性工程。作为曾经的核工厂实体，以旅游产品的形式对大众开放，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具典型性和唯一性。816地下核工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国防教育工程。”讲解员李红动情地说。

816核工程遗址于前年12月被列入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景点开放以来，已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参观、考察。仅今年国庆期间，就有数千人来访，其中不少是中小学生。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11月11日

鱼庄山庄唱对台

这是一道风景线。顺着乌江往下行，过了小溪隧道，越接近涪陵城鱼庄越多：周七鱼府、巴道鱼府、李姐鱼庄、何鲇鱼庄，接二连三。到了乌江桥头、老收费站一带，更是鱼庄扎堆：乌江野生鱼庄、正宗乌江鱼庄、美味特色乌江鱼庄等等。

“但最近一两年，风向有些变了，涪陵近郊一下子冒出了一大群山庄。”在黄辣丁鱼庄，一位伙计和我们“吹牛”，“江左岸的大梁山上有君临山庄、沐英山庄、瑞禧山庄、聚贤山庄，靠太极森林公园那边还有更高档的，如好友山庄、紫霞山庄等，竞争很激烈。”

山庄概念，是近年流行的新玩意儿，有人说是中国传统休闲理念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混血儿”。和过去的鱼庄、饭庄比，更推崇绿色、环保、原生态，是一个注重生态化、人性化的精神乐园。

涪陵荔枝园，位于城西南六公里的大梁山，古时又名妃子园。此园引种优良荔枝，并借用唐代杨贵妃喜食涪陵进贡的鲜荔枝这一史实，修建仿唐建筑物，形象地再现当年的盛况。有趣的是，园中特别建了钓鱼山庄，让游人忘情山水之间。

好友山庄，就在乌江村荔枝办事处。记者到此一游，算是开了回眼界。占地三十亩，花红树绿，清风扑面。据“庄主”讲，山庄总投资一千多万元，固定资产四百五十多万元，具有餐饮住宿、休闲度假、避暑纳凉的功能。建设有综合楼、多功能厅、会议室，可接待两百人的会议，运动场、歌舞厅、钓鱼池可供一百八十人休闲娱乐，五百人可同时就餐。山庄总接待能力为每年五万人次以上，年营业收入三百二十八万元，2009年曾获重庆十佳最具特色农家乐称号。

涪陵地处长江、乌江两江交汇处。长江之南、乌江之西，是繁华的老城区，河东因两江阻隔，经济落后，发展缓慢。“河东一栋房，抵不过老城一张床”，老涪陵人，宁做城头鬼，不肯过江东。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随着乌江二桥、长江三桥建成通车，江东片区出现了千载难逢的大机遇。

人们这才发现，江东那边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宛若仙境。“围城”里的人如过江之鲫，争相拥向对面的插旗山、雨台山、天台山。山庄，于是一阵风似的建起来。

“这几年，山庄发展太火，连取名都是百花争艳。天台方向的看重风水，如龙凤山庄、龙泉山庄、骑龙山庄；雨台山方向突出风景，如桃园山庄、桃怡山庄、桃园居钓鱼山庄；有的山庄的名字取得雅俗共赏，诸如青山绿水、粗茶淡饭、五谷杂粮等，反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江东两头望的倒流水山庄，曹老板、丘二都爱摆龙门阵。

“我们江东片区依托雨台山、插旗山、御泉河等旅游景观资源，打造集观光农业、休闲旅游、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城市近郊‘度假花园’。在涪丰路、涪焦路、涪天路沿线，建设巴渝特色的新农村示范带，发展各式农家乐。”江东街道办事处领导向记者讲述发展的思路。

去年以来，江东街道把扶持微型企业作为万元增收和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重要突破口，采取“认识到位、组织到位、宣传到位、咨询到位、服务到位”的“五到位”措施，全力推进开办微型旅游服务企业，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创业。办事处成立了由主任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党政办、经发办、农服中心、工商等部门为成员的微型企业工作领导小组，要求所有机关干部驻村帮扶，务求将此项工作抓实抓好。截至目前，街道已受理创办微型企业申报业务一百多户，申报成功的山庄、农家乐达数十户。

涪陵区也成立了农家乐协会。农家乐协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扩大会员规模，提高经营服务水平，打造特色品牌。据悉，涪陵城郊目前拥有各类农家乐企业数百家，其中有四五十家山庄成为农家乐协会理事单位。

2010年，通过市区两级农家乐等级评定委员会评选，首批十一户农家乐如愿摘“星”，而进入第一方阵的几乎都是城郊的度假山庄。瑞禧山庄、好友山庄拿下“四星”，海翔山庄一马当先，勇摘金牌，成为重庆市仅有的五家“五星级”农家乐之一。

刊于《重庆日报》2011年11月15日

北美行记

“天使之城”的中国天使

羊年金秋，天高云淡。

一架波音777客机从北京经太平洋上空至北美，画了一条长长的弧线，像一道绚丽的彩虹，更像是一座友谊的桥梁。

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政府新闻办、《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广电集团组成的“逐梦他乡重庆人”北美行大型人物故事寻访活动正式启动，一场中国新闻史上规模空前的跨境报道大戏就此拉开帷幕。

此次北美寻访活动分成两个小分队，前后两个多月，深入美国洛杉矶、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纽约和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等地，拜访使领馆，会见同乡，对接采访。寻梦、追梦、拍梦、写梦，收获颇丰，感悟良多，令人难忘。

2015年10月9日下午，《逐梦他乡重庆人》北美行寻访先遣小分队一行六人，经过十二小时航程，来到了美国洛杉矶。

洛杉矶是美国西部海滨城市，按照人口排序，洛杉矶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一大城，也是美国的第二大城市，总人口四百多万。多年来，这个富于传奇、极度浪漫的地方，成了全世界豪门巨贾、明星达人公认的“天使之城”。

一下飞机，旅美华侨李建明接到我们就急往主城区赶，原来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孙鲁山副总领事和在大洛杉矶地区的重庆人已在一家中餐馆等候多时。

周波简要介绍了此行的背景、目的以及计划、安排，希望得到领馆的支持和帮助。

孙鲁山是山东人，他和新闻人仿佛“见面熟”。原来，山东电视台以前开办过《天南海北山东人》的节目，他本人在加拿大多伦多常驻时，节目组也采访过他。“但像《逐梦他乡重庆人》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节目还未曾见过。”他对重庆市如此大手笔开展“中国梦”的宣传深表钦佩和赞赏，并表示全力配合把寻访活动组织好实施好。

据孙鲁山介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共计四千多万，其中美国是全球第二大华人聚居地，有三四百万。他对重庆人的印象：“在美国的重庆人开放、敬业，进取心强，数量不太多，但影响力很大，在许多行业特别是科技、教育界多有建树。他们秉持爱国爱乡的宝贵品质，与祖国内地紧密相连，发挥了独特的桥梁、纽带作用。”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一同餐叙的重庆老乡中不少人已是业界翘楚，在中美科技文化交流中扮演着另一种“天使”的角色。

五十一岁的万大庆，璧山区人，在国际数学杂志发表论文上百篇，其中七篇论文在国际最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解决了著名的Dwork猜想等一系列数学顶尖难题。他通过各种渠道与国内科研机构合作，现主持中科院百人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海外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各一项。

毕业于重庆大学的陈肖纯，在洛杉矶创办了一家工商管理培训中心，也是国务院外专局批准的境外八大培训中心之一。在国内，他成功创办了郑州布瑞达理工职业学院，后来改名郑州城市学院。为此，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他“黄河友谊奖”。

今年四十三岁的重庆老乡冉雄飞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原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专职记者。2009年，他怀揣当一个“超级英雄”的梦想，漂洋过海到美国南新罕布什尔大学攻读体育管理硕士研究生。他组建了中国龙体育俱乐部，用业余时间带领一批包括自己的儿子卡卡在内的足球队员，希望帮助那些追求职业理想的运动员梦想成真。“经过几年拼搏，四名队员通过代表州最高层次的NHPSA俱乐部选拔。”冉雄飞激动地向我们介绍，仿佛在进行球赛现场解说，“卡卡，也入选了！”

听了一个个鲜活的逐梦故事，我们心生敬佩：这些，来自重庆的天使，真的了不起！

刊于《今日重庆》2016年第3期

重庆遇上西雅图

采访第二站：西雅图。

对许多重庆人来说，西雅图并不陌生，因为西雅图和重庆早在1983年就缔结了“姐妹城市”关系。西雅图被认为是垃圾音乐、油渍摇滚的诞生地，也是重庆人喜欢的星巴克咖啡的发源地。我们到西雅图时，正巧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在播放《城市1对1：重庆对话西雅图》。

西雅图是拍摄电影的好地方，据说以西雅图为背景的电影达三十六部之多。多年前一部《西雅图夜未眠》让西雅图成了众多信男信女眼里的“爱情圣地”。2013年，《北京遇上西雅图》作为情感戏的华语影视剧续写了《西雅图之恋》的浪漫：来自中国大陆的弗兰克医生与代孕女文佳佳在片中细腻、生动的情感演绎，成为华人圈里的热门话题。

影视是现实的观照。大多数华人刚到西雅图时，工作、生活充满艰辛，他们的奋斗经历都是一部部传奇。像弗兰克医生这样的美漂原型大有人在。

说来也巧，在西雅图港湾的一家古香古色的中国餐厅，《逐梦》栏目组采访的“逐梦人”有好几位来自医疗界。

毛尔加，五十六岁，地地道道的渝中区人。上世纪70年代读书有讲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选择了学医，他的理想是当个医学家。1979年考入华西医科大学口腔系，1988年由国家教委派往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留学，攻读口腔病理学博士。从1992年到1996年，赴北美西雅图一家癌症研究中心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牙学院做博士后。1996年他又在俄勒冈医科大学继续攻读牙周病学和牙种植学。别人读书，最多不过“十年寒窗”，他一读就半个甲子。毛尔加医生成了中国的“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并获得了华盛顿州牙科行医执照。2003年至2006年连续被同行评为“美国最佳牙医”。他现任美国西北牙周病和牙种植中心主任、西北华人口腔医学会会长。

毛尔加教授的夫人叫张维，非常热心，听说我们要来采访重庆老乡，马上联络了来自重庆铜梁的杨剑锋医生。

杨医生曾就读于重庆一中，是1967届高中生，成都中医学院毕业后去美国深造并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中医药学。和毛尔加从事牙医比，杨剑锋在美国执业的难度可想而知。且不说行医执照难弄，光要改变美国人对中医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就令人伤透脑筋。巴蜀自古多名医，诸如涪翁、程高、郭玉等。杨医生博采古今，中西合璧，先在西雅图华人聚集区开中医中药店，悬壶济世，口碑传名。如今，杨剑锋已有多家中医和针灸诊所，成了闻名遐迩的大医生。

谈及中医成就，杨剑锋医生甚是谦虚，忙把老中医马寿椿推到前台：“马老才是中医大家，有料。”

马寿椿，少年时期就读于重庆八中，在国内的大学主攻中医，毕业后有志于出国创业，现执业并定居于西雅图。

“中医一开始并不被理解接纳。许多外国人看到中医的针灸、刮痧、拔罐觉得挺神秘，有的还以为是东方巫术。”马寿椿说，“现在好了，中医得到认证了！”马寿椿行医、执教四十多年，医理精深，经验丰富。他用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医治了大量疑难病症。尤其难得的是提出了“癌在三焦”的理论，由此总结出独特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对癌症治疗有了较大突破。他是全美首批十七位免考获得中医资格认证者之一，并几次为全美中医针灸考试委员会题库出题。1996年，马寿椿获华盛顿州中医针灸学会年度风云人物奖。

马寿椿今年七十一岁了，但容光焕发，声如洪钟：“人活着要有目标，不管什么年龄的人都应该在希望中生活，才有意义。”他希望中医国际化进程快马加鞭，他对中医的传承充满自信。他用一副对联来激励后生——上联：千里重山出竹笋，个个成竹；下联：万顷碧波养珠蚌，蚌蚌生珠。

马老的女儿马蕾，今年四十四岁，也曾就读于重庆八中。她本来是学理科，弄高科技的，大学毕业后曾任美国波音公司资深软件工程师。但她从小受父辈影响，喜欢医道。后来，她跳槽，改行，任美国波士顿科技医疗器械公司心率管理部软件研发组长，负责研发植入式心脏起搏器、心脏除颤器。

马蕾还是一位出色的医药义务宣传员：去年9月24日，彭丽媛陪同习主席访西雅图，马蕾在华人圈里发了照片：第一夫人探访顶级癌症研究中心。10月5日晚23时26分，她像新闻记者一样第一时间抢发快讯：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荣获2015年医学诺奖。她在微信里发评论：“感觉开心骄傲的一天。祖先的智慧得到传承发扬，几代人默默无闻的努力与付出，得到医学诺奖的肯定。医药的本心为解救民众疾苦，向默默无闻、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医药卫生工作者致敬！”

刊于《今日重庆》杂志2016年第3期

华盛顿：我有一个梦想

五十多年前，亚特兰大牧师、民权运动标志人物马丁·路德·金组织发动了“为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并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这次演说深深地打动了包括肯尼迪总统在内的各阶层白人的心，促成了美国国会通过民权法案，从法律上正式结束了美国黑人的被歧视地位。

《我有一个梦想》，被我国编入中学语文教材，影响和激励着一大批中国留学人员，用自己的努力、创造和奋斗，逐梦异国他乡，施展才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彭德职业中心，华盛顿及周边的重庆人齐聚一堂，教室的墙上挂出了一条横幅，上书：美国华盛顿地区重庆同乡会。

西装革履的会长朱晓波来了段开场白后，众乡亲争相介绍自己在异国他乡的创业历程，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

“我是甘一飞，现为美国豪尔德学院教授、艺术家，独立策展人。”

他从小就有自己的梦：当画家。上世纪70年代恢复高考，他成了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生，主攻国画，但学国画的他会常常跑去旁听油画课。后获学士、硕士学位，留校任教。

但他生性不安于现状，名字都带豪气：不飞则已，一飞冲天。1990年，他到美国田纳西大学，考取了博士研究生。同年，他在美国田纳西诺克斯维尔市艺术中心举办了“黑白的旋律——甘一飞水墨画展”。这回可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画展引起了轰动。随后他把国内艺术介绍到国际，把国外艺术带进中国。他不停在太平洋上空穿梭。1997年，他成为美国水墨画协会评奖主席；2009年，他荣获美国政府专为促进社区文化艺术发展成就卓著者颁发的“美国成功奖”。

其实，类似的励志故事还有很多。

孙浪，早年就读于重庆长寿一所高中。其后，在大洪湖度过了半年知青生涯。恢复高考第二年，他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1994年，他登上开往俄罗斯的飞机，开启了海外求学之路。1996年，他来到美国东南大学留学。四年后，从美国东南大学毕业，和同学开启了外贸事业——将中国小商品运到美国出售。

近年来，孙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二战陪都重庆之间来回奔忙。他将目光定格在曾经承载他青春记忆的长寿大洪湖，致力于将此地打造成“东方日内瓦”。“我规划建设一座飞虎队纪念馆，此外再建一家史迪威博物馆分馆。”孙浪说，“《日内瓦公约》缔结的意义，即为了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而在大洪湖建设飞虎队纪念馆，正是为了缅怀当年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美国飞行员，当然也是为了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我是律师，西南政法大学校友。”程绍铭，在美国华人眼里，绝对是个传奇人物。

198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1996年获全额奖学金赴美国留学。2001年，程绍铭获佐治亚大学“杰出国际学者奖”，次年获美国司法部颁发的“杰出国际人才奖”。

程绍铭本是个武林高手，业余时间在美国开班教授太极、八卦拳，曾获四枚武术国际金牌。但他，想当个大法官，做一名有良知的华人律师。有一次，一位华人被美国的一名司机撞伤后，该司机反而指责华人撞了他的车，要求华人赔偿。程绍铭得知此事，二话不说，免费代理诉讼，结果让那名趾高气扬的洋司机当庭赔礼道歉、赔偿。

“我是华人律师，”程绍铭说，“我要维护华人的尊严！”

刊于《今日重庆》2016年第3期

站在世界的十字路口

纽约，地处美国东海岸的东北部，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因为联合国总部设在此地，故有“世界之都”的美誉。位于市中心的时代广场，热闹非凡，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走在高楼林立、人头攒动的曼哈顿街头，仿佛行走在山城重庆的渝中半岛。位于曼哈顿岛南部的华尔街，是美国财富和经济实力的象征，这条长度仅五百米的狭窄街道两旁有三千多家金融和外贸机构，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均设于此。

上世纪70年代，重庆忠县偏僻小寨，一个山里娃降生了。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位名叫喻甫祥的平民子弟，二十年后竟成为美国金融帝国华尔街的股市精英。

家道贫穷，全靠爸爸当石匠挣点儿零用钱。后来爸爸突然离世，家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那一年，喻甫祥初中还未毕业。

逆境迫使喻甫祥比别的孩子学习更勤奋、更刻苦。1990年，他获得了全国数学联赛四川省第一名，随后被保送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在中科大数学系的四年里，他拿到了宝钢奖学金、郭沫若奖学金等六项奖学金。因为成绩优异，提前一年毕业，再次被保送日本东京大学。经过两年攻读，顺利拿到数学硕士学位。1998年，喻甫祥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跨入校门半年多，喻甫祥就把博士资格考过了。经著名数学家邱成桐推荐，转到波士顿的布兰戴斯大学继续深造，后又到纽约州立大学攻读计算机运用数学。

2008年初，华尔街上的著名做市商——骑士集团（上市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他顺利进入该集团，成为做市商的一名员工。喻甫祥的工作就是运用数学模型分析股票形势，形成新的投资交易决策。这几年，他运用数学特长，为企业设计了新的交易策略模型，大大提高了企业效率。在人才济济的骑士集团，他也从最初的一名普通员工，成为公司大宗商品交易部计量分析室主管。现在的喻甫祥，算得上华尔街的股市精英，有人说他，手指往下一摁，整条华尔街就要出现剧烈震荡。

就是在这“世界之都”，就是在这“世界的十字路口”，多少年来，有多少人，梦想有那么一天，能有一席之地、一足之地！

在这次寻访中，有一个重庆老乡，也曾是大巴山的山里娃，如今已是闻名于世的著名书法家。他，就是“面庞很中华、品格很中华”的庞中华。

1965年，二十岁的庞中华从西南科技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地质勘探队员。他在与世隔绝的生活中以竹代笔、以报为帖，练习写字。日积月累，自成一格。

1980年7月，他的处女作《谈谈学写钢笔字》公开出版。此书一出，洛阳纸贵，一版再版。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本小册子销量竟突破了一千万册，成为整个80年代发行量最大的畅销书。庞中华被誉为“中国硬笔书法第一人”，并担任了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席。

功成名就的庞中华从来没有放弃追求。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把中国的书法文化推出国门，推向世界。

2011年9月，已经六十六岁的庞中华和妻子王昌芝，第一次赴美国纽约探望女儿。纽约的一些华人是庞中华的“粉丝”，借机拜师求艺。本来是探亲之旅，竟成了讲学之旅。消息很快传到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美国名校，纷纷邀请庞中华前去演讲授课。不久，联合国总部也邀请他去作书法演讲、开办书法班。2012年4月，庞中华书法班在联合国如期举行，为期三个月，每周一课，听众云集，反响热烈。

2012年、2013年，经联合国中文部负责人何勇推荐，庞中华两次出席“大纽约地区中文教师学会”千人年会，进行演讲和辅导，来自纽约州的几百所小学、中学、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以及孔子学院的师生参加学艺，很快在纽约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书法的“龙卷风”。

庞中华在他古稀之年，在美国建立起了海外书法教育基地，实现了他人生梦想的第二次飞跃。但他始终未忘哺育他成长成才的巴山蜀水。他在纽约五粮液饭店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万千：“忘不了，我在重庆成长，我的处女作就是在重报老总王古泽的鼓励帮助下发表的。”记者借机请他给重报读者留下墨宝，他欣然命笔。

是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崇山峻岭，锻造了重庆人坚韧不拔的毅力；激流险滩，陶冶了重庆人敢闯敢试的胆识；移民搬迁，铸就了重庆人开放包容的胸怀；红岩精神、黔江精神、三峡移民精神，也哺育了一代代重庆新型移民。

重庆妹子范智华，现任新泽西卫生部公共健康实验室主任。作为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博士的她，工作就是和危险捆在一起。美国“9·11”恐袭现场、汶川地震灾区，都曾是她的实验室。她是国际环境暴露科学协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全球化学暴露科学的带头人之一。

三十三岁的张效铭，涪陵人，在纽约长岛创办在线中学，目前学生总数过千人。2012年获美国国家杰出人才移民荣誉，2013年作为杰出华裔企业家代表获得美国总统奥巴马接见。

郑昌熙，三十二岁，从巫溪农村走出来的科学家。二十九岁时，他就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的第一位华人教授；三十岁，被福布斯评选为全美三十位三十岁以下科学和医疗领域的科技青年才俊。

酉阳张师与，十五岁代表中国参加世界脑力锦标赛，获得世界记忆大师称号，被誉为全球最年轻的世界记忆大师。目前就读于美国纽约大学，现年二十一岁。

重庆人，作为一组自强不息的群像，正屹立在世界之都的十字街头。

刊于《今日重庆》2016年第3期

多伦多有个“家”

“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这是前些年流行的一句俏皮话。到加拿大采访了“逐梦他乡重庆人”，才知道这“大家拿”不是拿走，而是拿出，出钱出力。

加拿大，仅有一百四十八年建国史的国度，人口三千五百多万人，和中国重庆总人口相当。华人在加拿大广大农村所占比例不大，但是在大城市数量众多，其中多伦多华裔人口更是加国之冠，约四十万人。

从纽约城飞行一小时左右，我们就来到位于安大略湖畔的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

没想到，开车接送我们的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更没想到他是一位大学教授。

老教授名叫王鼎益，1945年生于重庆南川，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但在“文革”期间，他被分到南川区农场“修地球”。改革开放后他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并于1987年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加拿大纽布朗什维克大学物理系高级研究员，中国教育部“海外名师”项目特聘专家。

王教授邀请我们参观多伦多市中心的标志建筑——多伦多电视塔。空中瞭望，整个多伦多城区以及安大略湖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

“多伦多是一座充满生机的多元文化之城，也是全国有最多移民生活工作的城市。当地居民来自一百多个民族，讲一百四十多种不同的语言。”王教授告诉记者，“多伦多共有五处唐人街，市中心及市郊有七十多家华人商场，除了英语和法语两种官方语言之外，粤语是第三大语种。华人一家亲，有很多自己的社团组织。”

重庆与多伦多有缘。1985年，时任多伦多华商会会长陈丙丁律师，受多伦多市长艾格顿委派，偕同两位市政府高级官员到中国重庆和成都考察。考察组最后建议与重庆缔结姊妹城市。1986年，艾格顿市长在陈丙丁律师的陪同下，率团到重庆与时任重庆市市长萧秧签署了缔结姊妹城市的正式协议。陈丙丁律师一直担任“多伦多—重庆友好协会会长”、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客座教授。

巴蜀同根，自古一家。周杨茜女士，自幼生长于天府之国的一个书香门第，华西大学高才生。1967年，周杨茜与夫君移民多伦多，几十年的海外生涯使他们深知移民生活的艰辛。她有一个梦想：在多伦多成立四川同乡会，让巴蜀移民有一个“家”。在她的奔走联络下，终于在1995年1月正式成立了多伦多四川同乡会。在她的主持下，制定了会章，创办了会刊，她用爱心谱写了同乡会会歌——《没有泥土哪有花》：“没有泥土哪有花，不是生根哪得瓜。爱的种子轻轻撒，用心播种会萌芽。”

周杨茜之后，丁道谦博士成为继任会长。

丁道谦博士，重庆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后任加拿大汉博理工学院教务长、多伦多川大校友会秘书长。他热心公益，无私贡献，使四川同乡会发展成拥有近千会员的大侨团。后来重庆直辖，他又负责起重庆籍老乡的组织、联络。为表彰他敦睦乡谊，服务侨社，造福社会，加拿大安省政府特向他颁发了安省义工奖章。

对于配合本次北美寻访，丁道谦博士做了大量的发动、准备工作。随行记者重庆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丁道谊是他的亲弟弟，他告诉我们：丁道谦去年夏天就计划回渝探亲访友，但为了接待北美之行的采访组，他的休假一拖再拖，甚至放弃中秋佳节。

为了让我们吃得好睡得好，丁道谦和同乡会的老乡们做了精心安排。原计划，在川味轩聚餐，让寻访组成员尝尝异国他乡的麻辣味。旅加华侨杨嘉余知道后，强烈邀请大家到他府上做客，品品地道的家常川菜。杨夫人其实是山东人，但自从成了重庆媳妇后，苦练基本功，厨艺大进。为了这顿家宴，她整整忙活了两三天。

那天中午，酒菜满席，高朋满座，大家兴高采烈，笑逐颜开。最让人感动的是，我们寻寻觅觅的采访对象像从地上冒出来一样涌现眼前：多伦多一级警官，以三个回合击败了从海军陆战队转业成警察的白人对手夺得武术总冠军的胡一；重庆出生，两岁时随父母移民加拿大，目前已入选安大略省队的女足球星李炜星；曾任加拿大重庆大学校友会首任会长，现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工程及应用化学系教授、副系主任的贾强；在加拿大读中学，现年十四岁，连续数年暑期到甘肃省宕昌县义务支教的黄爱玲等等。

遇巧的是，重庆著名诗人傅天琳也在座。原来，她的女婿张传兵是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副总领事，听说采访组到多伦多寻访“逐梦他乡重庆人”，当即赶过来看望大家。傅天琳，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她曾在《梦话》里以诗寄语小女儿：“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妈妈坐在身旁守候你的梦话。”如今，她女儿已长大成人，安家立业，成了驻外工作人员。这无疑是当妈妈的期待，但“妈妈的期待，是惊喜和忧伤”。傅天琳另一首代表作是《母亲》：“在田野，母亲你弯腰就是一幅名画。”“在母亲博大的清芬里，我只有一粒绿豆的呼吸和愿望。”而此刻用这些诗句来表达海外游子对祖国、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是再适合不过了。

宴罢，傅天琳老师提议拍照留念，众乡亲齐声说好。随着“咔嚓”一声响，一张充满温馨的“全家福”问世了。

刊于《今日重庆》2016年第3期

别了，温哥华

温哥华是加拿大著名的旅游胜地，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我们来到温哥华时，已是华灯初放。重庆同乡会的常务副会长张文美率领手持鲜花的美少女早已等候在机场大厅，让我们倍感亲切和温暖。

车上，重庆老乡向我们讲述了温哥华的来历。很久以前，华人就开始远渡重洋来这里淘金、伐木，那时把温哥华称为“湾高花”和“温哥巴”。清末民初，音译逐渐统一为“云高华”或“云哥华”。后来，华人移民增多，因当地气候温和湿润、环境宜人，习惯成自然，通称温哥华。

在加拿大，华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其中温哥华的华人要占城市总人口的30%多。漫步街头，到处是写着方块汉字的广告招牌，恍然置身香港、澳门一般。

我们来到名叫“九记”的中餐馆，几十位老乡济济一堂，喜气洋洋。大家见到我们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左右端详，问寒问暖。“冯旭，银行学管理硕士，本人是麦克风地产经纪公司的地产经纪。”“我叫魏昌俊，是重庆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大家争相自报家门。

掌声响起，温哥华重庆同乡会创会会长陈华热情致辞：“作为媒体人，我十分欣赏‘逐梦他乡重庆人’大型人物故事寻访的创意。改革开放这么多年，重庆不仅走出了大批国际化的优秀人才，此次全媒体的采访也展示了重庆媒体走在了时代前沿。”他鼓励在加重庆人凝聚起来，讲出自己辛酸苦辣的同时，更多弘扬正能量，为办好“逐梦”栏目出力，为重庆发展加油。

张文美介绍，在大温哥华地区的重庆人有五千多人，同乡会有强大的团队，理事们遍布各个行业且都具有相当影响力。同乡会将发挥好桥梁作用，推荐优秀的重庆人讲述有血有肉的故事，也借这个节目把重庆更好地推向世界。

的确如此。温哥华聚集了一大群来自巴山渝水的各色英才，在他们身体里保存着重庆远古巴人的血性，血脉中张扬着一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顾雄，生于1953年，在大巴山度过四年知青生涯，在工厂当过两年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美术学院，迈出了实现梦想的第一步。1989年，顾雄走上了到异国他乡追逐梦想之路，来到了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班芙艺术中心学院。迫于生计，顾雄不得不打三份工，洗衣冲车擦地板，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从别人不屑一顾的垃圾中得到灵感，创作了很多以垃圾为题材的美术作品。1991年，温哥华举办了一个题为“顾雄的世界”个人画展，展出了五十余幅“垃圾画”作，大获成功。2005年，顾雄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聘为副教授，五年后又被聘为终身教授。

唐露，生长在重庆北碚，1985年，她从重庆建工学院建筑设计专业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做助教。1988年，她来到加拿大，考上了曼尼托巴大学研究生。1990年，快毕业的唐露进入了一家医疗机构设计公司，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但坎坷接踵而至：第一次面临失业，她冰上独行两千多公里；作为单身妈妈，带着女儿到公司去加班；屡遭挫折的她，差点儿在吊桥上结束年轻的生命。但她最终振作起来，成为第一位取得加拿大卑诗省注册建筑师资格的中国女建筑设计师。她的身上充满了重庆女性的干练和泼辣，她把成功归结为重庆妹子坚韧不屈的基因。

綦江妹子梅蕾也用行动作了佐证。1991年，重庆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的她，顺利地分配到了成都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应当说这是一份让人羡慕的铁饭碗职业。但她选择了放弃，她辞职下海去广东。2003年，梅蕾拖着几岁的女儿来到温哥华，考入UBC大学。毕业后，在加拿大联邦政府人力资源部门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但她最终从联邦政府辞职，再次决定从头创业。现在，梅蕾在温哥华开创了自己的法律咨询公司，在国内也开办了移民、留学的咨询公司。她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一位洋老公。“我对重庆的感情深切入骨，我身上流淌着的是重庆人的血液。”梅蕾动情地说，“这些年我漂泊海外，但不管走多远，重庆都是我的根。”

乡音、乡愁、乡情，是每个海外游子割舍不断的牵挂；家园、家乡、家国，是每个华夏子孙挥之不去的情怀。

其实，回想寻访北美期间，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华人社团和重庆老乡的热情相待。无论是否是候选人物，也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大家都不辞辛劳从四面八方赶来见面。

谢才明，中国水上“梦之队”的元老，上世纪80年代中国国家跳水队队员，之后在国家队任教，现在美国圣母大学任跳水总教练。那天中午，芝加哥举办马拉松比赛，全城戒严。就为了和重庆同乡见一面，他驱车绕道近两百公里。

大匹兹堡四川暨重庆华人协会的莫小平，专程从匹兹堡赶来参加在纽约的见面会，还带来了习近平主席访美时赠送给当地侨领的“钓鱼台”中秋月饼，请大家品鉴、分享。她表示，在匹兹堡有不少出色的重庆人，他们的事迹都很为家乡、为祖国争光添彩，她将积极协助推荐更多有梦想有故事的重庆人。

这一切，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华侨华人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眷念。

温哥华，是寻访组在加拿大的最后一站，也是此次北美之行的终点。客机起飞后，高楼、沙滩、海湾、彩色的枫林、白皑皑的雪山，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这时想起了一部电影里的台词：离开并不代表结束，离开是下一次相遇的开始。

坐在机舱里，记者掏出了西雅图马寿椿夫妇赠送的一张歌单，上面印着他俩联合创作的歌曲——《故乡泥土的芬芳》：

捧起一掬泥土，从我那遥远的故乡。

她陪我漂泊、闯荡，她给我勇气、力量。

捧着故乡泥土，融入那异乡的土壤。

游子的血液里，永远散发着故乡泥土的芬芳。

多么温情的音符，多么优美的旋律，那是逐梦他乡的重庆游子的梦语，也是所有海外华侨华人的心声。

刊于《今日重庆》2016年第3期

老山行——江津县慰问团劳军见闻录

我借中国最高的海拔

俯读中国最绵远的历史

我借中国最低的海拔

仰读中国最伟岸的精神

——摘自章得益诗句

1988年8月的最后一天，从前线慰问归来的江津电视台记者黄凯刚回到江津，便接到一个噩耗：他的父亲于前一天驾鹤西归，长辞人间。父亲只留下几句遗嘱：“我等不到老幺回来啦。不要电告老幺，让他安心慰问，一心采访。我多想看看他从前线带回来的录像啊！”

“爸……爸！”男儿有泪不轻弹，但这次，黄凯却失声痛哭了。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黄凯毅然将眼泪一揩，然后一头扎进制作室。他要完成父亲的遗愿，他要把在前线的所见所闻所感介绍给所有的江津人。不久，江津电视台隆重推出：系列报道——《老山行》。

的确，这是一次难忘的慰问。

时间：8月中下旬。

众里寻家千百度，蓦然回首，

亲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老山之夜。厚薄不均的云层里，月儿时明，时暗，金字塔式的军营帐篷里闪烁着神秘的灯光。

“十五的月亮……”

收音机里的歌曲，深情、优美，让人眷恋。

“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文艺演出队队长唐力边听音乐，边暗自嗟叹。自从部队开赴前线以来，他做梦都在盼家信。

唐力起身来到录像室。哟，这么热闹，在看什么把戏西洋景？“啊，是爸、妈、姐，还有小妹，全家福！”唐力眼都不敢眨巴，生怕漏看一个镜头。屏幕上现出一个胖乎乎的小孩，那是外甥，说话奶声奶气的：“舅舅，家里人都好，你在前线要多打几个大坏蛋！”

看着看着，唐力的视线模糊了。他落了泪。

“王国宗，你心爱的人儿上电视喽！”

果然，一位剪着短发、穿着套裙的俊秀少妇出现在屏幕正中。身为管理科干部的王国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就是自己朝思暮盼的人么？墙上挂的“阿诗玛”绣包不就是上次来云南买的么？开初，他王国宗和长风厂职工李树蓉结为连理，小两口恩恩爱爱，甜甜蜜蜜。部队开拔后，鸟飞两地，人各一方。一次，小李思夫心切，遂告别双亲，作“孔雀滇南飞”。岂料部队纪律严明，战时不允夫妻相聚。月儿难圆，“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她只得千里走单骑，打道回府了。

“这回好了吧，你们夫妻俩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满意不？”说话的是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是冯书记，你们想得太周到了，敬礼！”王国宗喜不自禁，连说话都带颤音。

“呀，这是谁的心肝宝贝？好逗人哟！”录像室里的战士嚷开了，都争着欣赏“祖国的花朵”。

特写镜头：一岁半左右的婴儿静静地躺在宽大的凉席上，一会儿抬起双脚，一会儿伸着舌头。“快叫爸爸！”屏幕上闪出一位穿短袖衬衣的漂亮女人，只见她轻轻抱起那婴儿，然后转过身来，“快看喽，爸爸在望宝宝喽。”

“啊？美萍，是美萍！那宝宝，莫非，莫非是我的火种，哈哈！”录像室里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欣喜若狂地欢呼雀跃起来。

他叫袁万鹏，工兵营舟桥连的一名排长。他和长风厂职工姚美萍是1987年夏天结婚的。几个月后，部队奉命南征。临行前，妻子羞答答地说：“我有了。”“真的？”时刻巴望着做父亲的他，心里甭提多快活。这次算饱眼福了，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爱情成果”，他心满意足了。“看来是个优质产品，这辈子没白活！”话没完，咯咯咯的笑声挤出了牙缝。

激动！怎么能不激动？军人也是人，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三亲四戚，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也食人间烟火，他们也憧憬甜蜜向往幸福渴望家庭的温馨！

然而，那些可歌可泣的共和国卫士，为了祖国的威严，为了民族的安宁，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不惜强压自己的感情，牺牲家庭的幸福，放弃个人的享受。他们用实际行动在血与火、刀与剑的考验中写下了闪光的格言：你也苦，我也苦，咱们不苦谁吃苦？你有家，我有家，没有国家哪有家！

“太感谢你们的慰问了，更感谢你们对军人的理解。”部队副政委何顺兴紧紧握住江津慰问团团长、县委书记辜文兴的手。录像连看了三遍，他还嫌没有看够。

几乎在同一时间，副部队长邹云华也正在录像机前与家人“交流思想”。妻子开口说：“真想你！”他心为之一震。妻子是江津县妇幼保健所会计，工作挺忙的。“爸，我们学习很认真，请你莫担心，多杀鬼子兵！”俩孩子登场亮相了，大的是儿，小的是女。“哎哟，像在背台词。”平常眉宇间总凝聚着冷峻与威严的邹副部队长，怎的一下变成了乐呵呵的慈父？听，他还哼小调呢，“小乖乖来小乖乖，你们说我来猜……”

老山脚下，一位满脸稚气的侦察兵搁下电话，兴冲冲地来到全国战斗英雄山达跟前，立正，敬礼：“报告科长，我想请个假。”“都知道了，快去快回。”山达网开一面，“多带几包烟，别忘了代我们向江津老乡问好。”

“爽快！”小谢想，也顾不得腹内空空，戴上军帽，换件迷彩服，转身一溜烟跑出了帐篷。此时太阳正好出山，红彤彤的。

从连队到慰问团驻地起码有八九十里山路。怎么办？得，骑“11号自行车”好了，反正眼下在搞强化训练。

小谢定了定神。见自己已到炮团驻地，就在这当口，忽听得“嗖嗖嗖”几声响，四五条大汉一起向他猛扑过来。小谢措手不及，何况三拳不敌四手。他被压在了地上。

“诺松空叶（越语：缴枪不杀之意）！”大汉们满以为捉了一个越南特工。小谢心中有数，不慌不忙，说：“我是侦察连的，曾到你们团表演过武术。”大汉们也觉似曾相识，但又不敢确信。“证件呢？”“忘带了。这儿有我的照片和信件。”大汉们一传看，是江津人。“误会！误会！”然后拱手放行。

直到太阳落坡，小谢才像铁拐李样一瘸一拐地来到落水洞。

“云鹰，啥时到的？”是民政局刘正荣的声音。“爸，是你？”两个人又惊又喜地抱在一块儿。

“云鹰，进来歇歇脚。”慰问团的同志热情地招呼着。小谢也不拘束，进屋就掏出从连队带来的战地香烟“五朵金花”，一人散一支。“咦，火药味好浓，辣乎乎的。”刘正荣狠吸了一口，乐了。正准备再吸一口，咋的，熄火了。“好烟不漏火，孬烟抵着烧，你这是啥鸡公烟？”一句玩笑话，逗得众人捧腹，前仰后合。

“云鹰，过来。”刘正荣“嚯”地拉开大提包，“这是你妈给准备的东西，你带回连队让战友们品尝品尝。”“这儿有些米花糖，你拿去吃着玩。”慰问团的同志也拿出了礼物。小谢这才觉得肚子饿得慌，他拿起糖就啃。看到儿子嚼得津津有味的饿痨相，刘正荣心里真像打倒了五味瓶，又心酸来又心疼。

恰在此时，江津县电视台的记者赶来了。播音员周梅递过麦克风，问：“你是江津籍的吗？”

“嗯，地道的江津人。”小谢答。

“你叫啥名字？”“刘斌，文武斌。”怎么，有两个名？这下把大伙儿搞蒙了。

“是这么回事。”刘正荣笑着揭了谜底……

老刘过去当过兵，是干航空飞行的。后来他与谢姑娘结为相好，并商定以后生男随母姓，生女随父姓。他三十岁那年得一龙子，于是姓随母愿，名承父志，定名谢云鹰。寓意不错，可小谢总觉得读音像个女娃娃。所以当兵后，小谢就改名刘斌，寓意知书达理、能征惯战。

“那么，刘斌，你今年多大啦？”

“二九一十八。”

“在前线有何感想？”

“反正不给江津丢脸。”

有问必答，简短，明了，好样的！“孩子大了，懂事了。”刘正荣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正当刘氏父子其乐融融之时，去军人服务社的几位慰问团成员发现了一封信，上边写着：江津县民政局刘正荣收。“什么好消息？奇文共欣赏。”一位男同胞拿起信准备拆开看。“不行！”旁边的一位女兵一把夺过去，说，“刘斌后天要参加突击行动，这是他托我保管的遗书。”

在场的人听了心头一酸，其中一位女士当即呜呜作声，哭了。

怕死？怕死不革命！脑袋掉了，不过碗口大块疤

他是一个“兵”，江津县慰问团副团长、县人武部政委，许是难忘旧时剿匪的非凡经历，这次一到战区，他就第一个要求上最前沿阵地。

“什么？你想到B34高地？那儿离越军阵地仅一两百米呢！”陈庆云部队长听说后吃惊不小，因为在此之前，部队接待过上百支慰问团，一般只到麻栗坡，更没一个上那拉口最前沿。这里有一种政治责任：安全。

“脑袋掉了，不过碗口大块疤。我是军人，军人的性格是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慰问团副团长周秀模政委争辩说，“这次上老山，除了将江津人民的情谊传达给前线指战员外，我们还带着战地考察、为后方的国防教育搜集第一手素材的任务。”

陈部队长经不住这个老兵的软缠硬磨，只得松口同意：“这次破例，只给你一个人开小灶。”

可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天，几个慰问团成员不约而同来找辜书记，死活要去前沿闻火药味。看到大伙儿情绪这么高昂，辜书记爽快地答应说：“等着，我去找部队首长商量一下。”于是，他去向部队长请战，去找政委说情，去同参谋长“谈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首长们最后开会拍板：“江津父老乡亲不远千里来到老山，决不能让他们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慰问团的要求，我们尽最大可能满足。”

8月19日上午，慰问团小分队带着相机、笔记本、军用水壶正式出发了。为了保证慰问团成员的安全，部队首长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做好送迎警卫工作，并由曾当过侦察兵的刘副团长及陈部队长的警卫员等十余人组成特别护送队。

11时30分，车抵山脚垭。刘副团长暗示司机全速前进。原来这儿是开阔地段，正处于敌炮火射程之内。向远望去，群山起伏，莽莽雄浑，敌阵工事依稀可辨。

中转站到了，下一段行程只得以步当车。为了不辱使命，慰问团小分队的成员全豁出去了。他们脱光上衣，戴上钢盔，只穿一条短裤衩，腰上挂个急救包，胸前挂颗“光荣弹”，然后仿着军工的模样，把自己的背弯成一张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跋涉，小分队一行人总算来到半山腰处的隐蔽通道。

原地休息。大家放下背上的重物，这才觉得腰酸腿痛，脚软手软。“各位注意了，眼镜、相机、拐棍请收拾好，我们马上就要闯‘鬼门关’啦。”刘副团长又开始作战前动员了。

“敢死队员”们明白：通道口出去就是开阔地带，与敌方阵地仅隔二三百米，道路完全暴露在越军的强火力之下。这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三百米生死线”。

“上！”一位穿着红色裤衩的彪形大汉，二话不说就“噔、噔、噔”一个劲儿往前冲。听说这是一位大学生，自投笔从戎以来的两个月里，他已四十几次经过“生死线”，为前沿阵地运送物资两千公斤。多可爱的战士，多可敬的“骆驼”！

“小心，盯着前面的脚印走！”步入暴露区域，尽管前后有人夹着护送，慰问团成员的心里仍免不了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跑。幸运之至，这回敌军炮火竟“一言未发”。

总算到达前沿阵地了。战士们纷纷从低矮、潮湿的猫耳洞里钻出来，以特有的礼仪接待这批经过“鬼门关”来到“人间地狱”的尊贵客人。连长、指导员喜形于色，忙着为慰问团成员递扇、点烟。那情那景，真比家人团聚还亲热。呵，是谁拉出了条幅：“感谢家乡人民关怀”！

“吃呀，快吃！”周秀模一边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包子、糕点一个劲儿往战士手里塞，一边又当起了“特殊记者”，拿出一个小本，要求战士们把自己最想说的心里话都亲自写上，他好带给后方亲人，带给家乡人民。“我最不怕苦”“最想念家乡”“最怕人民不理解”……小本本上记下了几十个“最”。

理解、理解、理解，天下有哪一种钱币能兑换出它的价值？世上又有哪一架天平称得出它的分量？

热，炎热，酷热，是前线战士的又一天敌。

开始，慰问团成员还自恃是从火炉重庆来的，耐温。可一走进拥挤、狭窄的猫耳洞，顿觉汗流浃背，胸闷气促。一看温度计，天哪，四十几度；战士们就是在这样的严酷环境里拿着现代化的武器，过着原始人的生活。甚至于因天气实在热得人难熬，许多战士干脆成天一丝不挂，“赤体上阵”，比原始人还“原始”。

“喝吧，多喝一口！”冯炳荣拿出背来的茶水，以水代酒，犒劳最可爱的人。

“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咱的酒啊，一人敢走西沙口。”夏阳以歌抒情。

黄凯则扛起摄像机，上下左右一阵扫描：岩缝中的猫耳洞，铁丝网连着伪装网，千疮百孔的战壕，齐刷刷拦腰炸断的树……

“大家靠过来，留几个真资格的战地镜头！”

“嗒嗒嗒！”枪声。观察员紧急报告：“发现敌情！”战士们操起冲锋枪迅速出击。

枪声就是命令，周秀模政委听到枪声，立即掏出随身携带的“五四式”手枪，熟练地利用地形地物，与战士们一起参加战斗。他又一次闻到了火药味。

“进洞！”“快！”刘副团长下令。

警卫员小刘同几位战士猛地扑过来，抓住慰问团成员就往掩体里拽。

“嗒嗒嗒嗒嗒！”枪声更加密集，其他几处我方哨位也一起开火了。

听到这疾风暴雨般的枪击声，慰问团成员个个激动不已。大家赶紧掏出照相机，打开录音机，在洞口摄到了血与火的造型，录下了生与死的协奏。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有道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

自从江津县慰问团到前线慰问，老山上下，盘龙江两岸，一扫旧日沉寂、单调、荒凉的氛围，随之而来的是乐观、幸福、激动、亢奋。到处都充满着故乡情、战友情、军民鱼水情！

“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谁不想体察故乡跳动的脉搏？谁不想倾听家乡父老的声音？驻那拉口某团，为了让每个战士感受到江津人的关怀，特地将慰问团领导的讲话、宣读的慰问信录入磁带，然后通过自办的“那拉之声”广播电台向全团反复播放。

老山主峰团，为了让那些长年累月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的“猫耳洞人”了解外界信息、亲耳听听乡音乡曲，部队开通了连接五百多个哨位的所有电话线路，战士们欢呼：“军民团结万岁！”

军民一家，亲密无间；军地一体，难割难分！慰问团的同志不会忘记，为了保证此次慰问安全、愉快、便于活动，何副政委推迟了早已安排好的率演出队外访的日程，自始至终陪同江津客人。

然而，天下终究没有不散的筵席。慰问团预定的活动日程很快就到期了，再过几天他们就要回到原先出发的地方。正所谓：“人意共怜花月满，花好月圆人又散。”

江津老乡要走了。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一群江津籍的战士，不约而同地会聚在慰问团的下榻处。他们中有来探访亲友的，有来拜望“父母官”的，也有来凑热闹的。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和家乡人多摆一会儿龙门阵。一位汽车兵还专程从几十公里以外的后勤部赶来，希望慰问团将一包压缩饼干和一颗炮弹壳捎给他的妻子和刚出世的孩子。

慰问团就要走了。年近花甲的老县长、政协主席宋正棋不顾辛劳走东家，串西家，会故知，结新交。他放心不下已故政协工作人员赵定模的儿子，他想告诉他：家里的困难组织会帮助解决。他还想找营山老家来的小廖、小蒋、小王聊聊，他们算是老乡。部队首长过来了，关切地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笑笑，幽默作答：“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慰问团就要走了。几江镇党委书记杨辉宗拿着本子到处找人签字：“我们是共建单位，请写两句吧！”于是，首长写了：“军队地方一家亲，前方后方一条心！”于是，战士写了：“家属的依托，军人的靠山！”

江津父老就要走了，马上就要动身了。部队也给慰问团准备了“慰问品”，带一点儿压缩饼干回去，让后方的人品尝品尝前线生活的滋味：是甜？是香？是咸？是涩？再赠送一根老山手杖，请收下它吧，这不仅仅是十来管高机弹壳的组装，而是前方将士用脊梁骨焊接起的丰碑。它是一种象征，象征一种精神，象征一种力量！

还有一件宝贝，无价之宝。政委段树春用双手揭开了红绸缎罩住的秘密：啊，鸽子，金光闪耀的和平鸽！县委书记辜文兴郑重地捧起这沉甸甸的厚礼，猛地举过头顶，他，眼里噙着泪花。这是一座用大炮弹壳锻铸而成的伟大雕塑，她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幅杰作媲美。她的素材是：战争；而主题、永恒的主题是：和平！

和平与战争，谁能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战争与和平，谁能掂量个中的特殊分量？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江津人知！

老山，再见了！再见了，老山！

刊于报告文学丛书《橘乡鱼水情》

“行走新闻”创作谈

我怎样作“万里行”

记者天生是行者

哟，我居然成了“旅行家”。远郊——中郊——近郊，深山、河谷、村庄，反正重庆的二十一个区县，都曾留下我的脚板印。

这不过是成百上千的采访形式中的一种，它也有一个诱人的学术名称——旅行采访，或曰旅游考察。

作为新闻界的一员小卒，我也不敢妄谈旅行采访的深刻内涵。但我情愿将“渝郊万里行”的某些体验和思考，献给新闻界同仁。

我这个人好激动，但像这样历时两年、行程七八千公里的长途旅游，并不是因为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动作。

我当时想，改进一下采访方式，可能对新闻工作有好处。因为新闻是客观事物的折射，它广布于社会各方面。以采访为业的新闻记者，如果仅囿于工作单位的方寸之地，而不主动地经常地到社会生活中去闯荡，那他是不会成功的。

可现时的风尚偏偏这样：一些记者像旧时候锁在深闺的千金，害怕出门，也懒得出门；他们或者在机关等线索，或者在报纸上找例子，甚或待在家中享清福。也许这类记者能做出几篇“锦绣文章”，但对读者来说很难算是好新闻。

“渝郊万里行”提倡一种新思想：“走出书斋”，到社会上去“跑新闻”。目的也明确：抛砖引玉，激励后贤。我先行了一步，投身到大千世界的怀抱中。凭着一腔热情，我翻越了龙多山、华蓥山；凭着一股倔劲儿，我穿进了川黔交界的原始森林……

当然，我还有改变报道形式的考虑。以往搞新闻报道多是采用“散打”“点射”的办法。这种传播方式固然有简洁明了、短小精悍的优点，但也往往形成见子打子、浅尝辄止的倾向。而旅行通讯正可避免上述弊端。它不仅能变零星报道为系统报道，有效地拓宽传播领域，而且能变结论式报道为进行式报道，使文章更具有层次性、深刻度。

我所经营的《渝郊万里行》专栏，说到底就是采取移步换形、多篇连载的方式，对重庆城乡的现状与风貌进行诸侧面、深层次的揭示和描述。这些特点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两组组合报道上。据部分读者反馈：我所采写的旅行通讯系列，无论就采访方式而言，还是就报道形式而论，都可说是新闻改革的有益尝试。

越是深入越见奇

有人说，新闻作品的深度与采访作风的深入成正比。

这话言之有理，当然也考之有据。

当代中国十大名记者之一的纪希晨，将自己数十年的新闻生涯概括成一句名言：“记者工作是艰苦的，在战争年代要去前线，在和平环境里要到革命和生产的第一线去。”正是不懈地深入地发掘现实生活中的新闻资源，纪老才挥动巨椽之笔记下了《历史的足迹》。

身为一介记者，我也略有同感。面对变幻莫测的社会风云，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面对如火如荼的体制改革，如果没有调查研究的精神，或者没有脚踏实地的作风，什么妙笔都难生出花来。

“那么，怎样才能及时捕捉到生活中的重大主题、新鲜素材呢？”有读者问。

“下到深海中，方能擒蛟龙。”我这样答。关键要看如何深入，从哪些方面深入。

深入基层。这不知叫了多少年，但收效不显。为什么有些记者老是热衷跑机关、泡会议，漂漂浮浮，深不下去呢？我想这其中除了作风的因素外，还有个认识的问题。比如说“基层不易出新闻”，便是偏见之一。不过我倒有此体会：基层最易出新闻，而且出好新闻。我跑“万里行”很少到区县机关打招呼，通常是一匹马儿一支鞭，直奔矿山、工厂、学校、田野，结果灵感纷至、稿源不断。反推，大机关就一定出大新闻吗？我看未必。报界伟人毛泽东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告诫：“跑衙门是跑不出名记者来的。”

深入群众。新闻报道究竟提倡围着少数领导、名人的屁股转，还是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新闻记者的镜头应主要对准劳动大众，为他们歌与颂，为他们鼓与呼。正是从农民的实践中，我才看到了《家家有本致富经》的动人场景；正是在同个体户的多次接触中，我悟出了《宝顶人的旅游学》；也正是在深入采访数十名农垦工人后，我才向社会发出了《九锅箐呼救！》。

深入现场。新闻作品要写得生动逼真、引人入胜，首要条件是实地考察，尽量到事件发生地采访。要学会用眼睛搜集第一手材料，并使文章具有现场感、立体感。也许有人还记得《跃龙乡二三实录》。在文中，我用特写式笔法描绘了一组画面：水泄不通的天井，写着“红语录”的破门，“彩色”的“五香”扑鼻的饮用水，“车还没停稳，人们便蜂拥而上”……这种描写肯定比平铺直叙有味得多，而采访之功正是深入现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

新闻最忌缺少新意，落入俗套。而新意的获得，又往往取决于角度的选择。新颖的角度，使文章先声夺人，以奇制胜；角度雷同，却会令报道千人一面，似曾相识。

我不敢说《渝郊万里行》中的数十篇通讯毫无陈旧之嫌，但我回避单一、重复、人云亦云的努力是较为明显的。即使是相同或相近的主题，我也试图用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侧面去表现。比如涉及双层经营，我先写了统分结合的内容，继而又从“土地，正向能手集中”的角度来反映；在《合中自有黄金路》中我赞颂了新形势下的新联合；在《结婚·离婚·合婚》中，我又将新经济联合的“婚变”现象推到读者面前。

当然，要寻求到一个最佳角度，除了应选好观察点外，还要敢于突破传统思想模式，有意识地强化我们的求异思维。这就是说，记者不仅要善于正向思维，而且要善于逆向思维；不仅要学会纵向思维，而且要学会横向思维；不仅要运用单向思维，而且要运用多向思维。

我到荣昌县采访板桥新村，原来是想从正面报道改革给农村带来的新气象。但经深入调查后，我却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过猛的“建房热”，耗去了大量的集体积累，影响了农业再投入。感于斯，我一反常规，写出了《板桥新村的喜与忧》。

写情书样写通讯

据一些过来人称，他们一生中的杰作莫过于写给所爱的情书。君不见，一本《公开的情书》曾使多少年轻人着魔；一本《外国名人两地书》，又使多少读者视为珍宝。

由此我想到了新闻作品，想到了新闻创作。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情书的笔法？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情”字引入新闻写作？

有人说，新闻写作学的传统，不允许记者将主观好恶渗入文章。这话有些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因为生活在社会上的记者毕竟不是“冷血”动物，他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写出纯客观的文章。何况新闻学的许多观点还需要变通和改进。

美国名记者米尔斯·洛是反对“无情论”者的代表，他说：“特稿撰写人处理的不单纯是事实和细节材料，而是事实材料中的微妙之处，情绪和情感。”我国一些有成就的报人也持类似观点：“执笔为文，不管写什么东西，没有一点儿激情是不行的。”（冯英子语）“记者有多少激情，稿子写出来就有多少激情。”（郭梅尼语）

我写《渝郊万里行》，几乎每篇都在激情中起笔，在激情中完成。我把读者当作亲密无间的朋友，和他们开诚布公，以心换心，平等地进行无声的交流。

去年6月，雷鸣般的掌声把我引进江津县五举乡的大礼堂，原来那里正在竞选乡领导干部。让人感奋的是，参加竞选的九名选手全系自荐而来的本地农民。好题材！一阵莫名的喜悦和冲动，驱使我连夜笔耕，这便是《农二哥参政》的来由。

至于描写山水风情一类的旅游通讯，我的笔端也常带感情。如华蓥山的见闻，长寿湖的感受，多用抒情笔调。最有趣的要算九龙坡区花溪乡的一位广播员，居然把我当成了多情善感的“女同胞”。

我以我笔著我文

人有性格，文有风格。在新闻采写上，不同的记者会很自然地流露出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习惯。当记者将鲜明的个性特征充分地现诸笔端，并使作品明显地区别于他人作品时，那么就可以说，他已具备了自己的风格。

强调记者形成各自的写作风格，是当今新闻改革的一个方面。较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宣传总喜欢一个声音一个调。口径一致、舆论一律，抑制了记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利于民主空气的形成。

我这次写专栏文章，一开始就试图跳出窠臼，标新立异，“自成一家风骨”。当然，要形成一种较为稳定和成熟的风格，那是不太容易的。直到今天，我还在艰苦的探索中。

不过，我也积累了不少心得。譬如说写农村报道，我就讲究乡土风味，目的是让农民读得懂，读得进，喜欢读。为此，我偏爱上了朴实自然、生动活泼、幽默风趣的文风。

所谓朴实自然，是相对浮艳、华丽来说。它并不排斥文采修饰，反对的只是浓妆艳抹、堆砌辞藻。“文采可也，浮艳不可也；朴实可也，鄙陋不可也。”清代文人陈廷焯的见解同样适用于新闻写作。我在写作《渝郊万里行》时，朴实自然的笔法可说贯穿始终。细心的读者仅从《承包田成了试验田》《土偏方医穷病》等题目上，便可窥一斑。

至于生动活泼、幽默风趣的实例那就更多了。如像把农村专业户称作“龙王爷”，把贩运户誉为“满天飞”，把市场上购的原料比成“高价姑娘”。在《治穷当治心，扶贫先扶志》中，我又引用了不少俏皮话：“说得轻巧，懒得去找”，“富不富无所谓，只要不受苦和累”。总之，我尽力用这支“会讲笑话的笔”，去争取读者、感染读者，并使读者接受我的意图和风格。

不薄今人爱古人

诚然，我们应树立进取、革新的新闻意识。“文章自得方为贵”，“须教自我胸中出”。但我们从来也不能忽视继承和借鉴的意义。

新闻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本身就体现着因与革、扬与弃的统一。没有前人的开拓，就不可能有如此完备的理论体系。任何一位记者，如果连起码的新闻原理、采访方法都不具备，而硬要去大吹自己的新闻风格，那无异于天方夜谭。

那么，有哪些途径能为我们提供学习机会呢？

师承。这是新闻教育的主渠道。我不是科班的新闻毕业生，但我却拜访过不少在行的新闻教育家。在“万里行”之前，我又以通信、面谈等形式，向知名的旅行记者问经求宝。自然，我也尽力从《中外记者经验谈》《中青年记者经验谈》中结识贤能。

观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再博学多才的记者在大千世界前都得承认自己的不足。而拜群众为师，邀路人为友，便是一种有效的弥补方式。许多读者说我喜欢引用群众语言、民间传说、民族习俗，说到底，还不是在乡村采风学到的。

鉴古。“观今宜鉴古”，谁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在新闻实践中人们偏偏又爱忘却这一点。我不反对新闻界的“现代派”，但我也不放弃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吸收精华的观点。我把《论语》《史记》《徐霞客游记》作为纪实作品的典范，当然也不自觉地成了它们的忠实读者。

刊于《新闻改革》1989年第1期

考察去来道短长

编者按：

向泽映同志是1985年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本报的。他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边远农村采访。1987年3月1日出发，先到远郊，后到中郊、近郊，历时两年左右，穿越二十一个区县，七百多个乡镇，行程达七千五百公里，写了九十多篇稿件，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农村改革的情况和渝郊乡镇风貌，提出了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他的报道语言通俗、生动，富有乡土气息，受到读者的欢迎。他撰写的专栏《渝郊万里行》获1987年《重庆日报》、重庆市、四川省好新闻奖，另有一些单篇在省、市及系统好新闻评选中获奖。

向泽映同志在长途采访中，历尽了千辛万苦，经受了多种锻炼，取得了丰厚收获。他为本刊撰写的这篇文章生动地回顾了这次采访的经历和感受。

一万五千里长征

差不多成了惯例：经历了一番尝试，总要来一番回顾。

以永川县朱沱区为起点，以九龙坡区九龙乡为终点，沿重庆市远郊、中郊、近郊环绕三圈，这就是“渝郊万里行”的全部行程——七千五百公里。

说起来挺有趣，我作“万里行”之想最初仅仅缘于业余爱好——旅游。在校期间，我偏迷上了“西游记”—— 一本《环球旅行记》叫人爱不释手，一部《西行漫记》使我激荡不已。

机会翩然而来。1985年，我刚步出川大的校门，又跨进了重报的大门。我当了记者，并从此开始了旅行考察的构想。

素称西南重镇的重庆市，面积之宽、人口之众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当首屈一指；而农村比重尤大，一千一百万农民生活在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乡村场镇。不容怀疑，重庆市的综合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也无须回避，全市经济发展不均，1986年仍有三十八个山乡尚未跨越脱贫线。发达的城镇，落后的乡村；富裕的近郊，贫困的远郊；开放的市区，封闭的边区，构成了现实重庆的总体特征。

作为职业记者，一名专跑农村报道的记者，有责任去报道那些被新闻媒介遗忘的角落，有义务去传递那些被城市的喧嚣、机器的轰鸣所淹没的基层呼声！

然而，凡事想来容易做起难。在这之前，尽管我曾追随过《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的行踪，并从他的《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获益匪浅，但对旅行考察仍有顾虑：下去采访会遇到哪些困难？能得到报社的支持、读者的理解吗？

幸好，当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提出申请时，报社领导居然同意了，并表示要尽量为这次考察提供时间和版面。但考虑到农村部人手紧张，部领导要我先做点儿准备，到1987年春正式启程。

单位的关节打通了，现在该做家里的工作了。我上有父母，下有弟弟，这次事大，应与他们商量，父母深知为儿能吃苦耐劳，但又怕我只身在外，多有不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但听我说明缘由后，他们又转忧为喜，极力鼓励我、支持我，并要我干出点儿名堂来。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我一头扎进了图书馆，没命地翻阅各种地方志、部门志、区划志。我跑了不少书店，广泛搜猎有关书刊、地图、画册。为了尽快适应单人出访的旅途生活，我趁去年春节耍假的机会，进行了一次跨越龙泉山脉的“战前演习”，用一周时间，步行两百五十公里，横穿广汉、中江、三台等七市县，万事俱备，只待出征。

2月25日，农村部为我开了欢送会，部里的同事聚在一起，共同研究考察路线、采访计划。大家认为，旅行考察既要借鉴外报的经验，又要有别于人家的报道方式；远、中、近郊宣传既要各有侧重，又要融于一体。分管农村报道的副总编辑赖炳福还特地提出了“点面结合、虚实结合、长短结合”的报道方针。

3月1日，我背负十几公斤重的旅行包，手拿一把折叠伞，开始了充满艰辛的万里长征。

一年半载修炼

二十二岁“出家”，二十四岁“还俗”，历时一年半的“苦行僧”生活使我苍老了许多，自然也成熟了许多。

初入报门，一切显得陌生。我向内行取经，人曰：“刀枪靠锻打，功夫靠修炼。”怎么修炼法，这回我懂了。

一炼体。“万里行”当然得行，而且主要是步行。这对一个十年寒窗、初出茅庐的“书生型记者”来说，无疑是场严峻的考验。下乡伊始，我觉得蛮好玩，步行嘛，可以舒筋活血换氧气。可还没走出永川县境，肩勒肿了，脚起泡了，腿杆子也直发颤。但我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有意识地负重前行，这样坚持了一段时日，肩头的包袱居然“轻”下来，脚杆也灵便多了，日行数十里，简直成了“飞毛腿”。

二炼志。只要是人，就很难没有七疮八痛。去年5月，我正在吴家区采访，只因天气突变，将息不周，我染上了重感冒和痢疾。这下更糟了，“感冒清”没能清，“扑尔敏”又不敏，全身长了红疙瘩，奇痒难忍。当时我多想休息一会儿啊，但为了不影响行程，我当晚赶到区医院，一家伙锥了三针，次日一早，我又踏上了去大足的征途。

“休息”的机会还是有的。那是去年8月，我刚从长寿县江南区采访返城，不巧踩上了铁钉，血流难止。医生说，“你的伤势不轻，需要休息一周。”但我是闲不住的，白天到就近的部门采访，晚上就在医院勾勾写写。

三炼胆。记得当记者后第一次去采访，由于胆小面薄，我在石桥乡政府转悠了好几圈，都不敢进门。现在想来也觉好笑，这次“万里行”，事先不打电话，也无“要员”相陪，又只我一人，你看具不具体，不过这回不必担心，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人的脸皮也日渐“厚”了起来，我最终战胜了羞怯。我可以到全市任何一个角落蹲点，当然也可以和任何一位陌生人谈笑风生，只要工作需要。

甚至于我还敢在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独来独往。如今年春天，我想去南桐矿区的茶园山区搞民情调查。当地政府原本派一人与我同行，但因路途遥遥，治安又乱，人家很不情愿。无奈何，我只得身佩匕首独自进山，由南天门越岭，借一段贵州山道直插青龙村，然后顺壑而下，来到与世隔绝的和平村。第四天，当我沿鲤鱼河穿越下猪喉、中猪喉时，不禁毛骨悚然。原来那儿不时可见毒蛇、乌鸦、野猪窝。当地山民说，如若运气“好”，还可听到大猫（豹子）发脾气。当然这类趣闻，我并未写入《山那边的音像》。

四炼心。旅行采访需要静心、耐心，更需要恒心。静心好，可见人之所不见；耐心好，可闻人之所未闻；恒心好，可获人之所难获。

到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是我最乐于接受的题目，可这种采访非同一般。因为民族地区多半在崇山峻岭，交通不畅，语言难通，吃穿住行极为不便；还有，少数民族虽然性格豪爽，待客热情，但要了解他们的内部事务、民族心态并非易事。因此，要想全面、系统、彻底地考察民族地区的经济现状、社会面貌、民间情俗，那就非得在当地生活一段时间不可。我在荣昌、南桐、綦江、江津等地采访回、彝、苗族，就是先以“蹲点”的方式，和少数民族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才有《少数民族为什么多数穷》等文。

五炼笔。蜜蜂采花，是为酿粉成蜜。记者采访，终须挥笔成章。但不要造成误会，以为写文章轻而易举。

最先，我期望日草夜就，以多取胜。我给自己定了个日程：一天赶路，一天采访，一天写作。此法对培养记者雷厉风行、倚马成文确有益处，但也往往因行色匆匆、考虑欠周流于浅陋。何况报纸版面有限，容纳不了太多的篇章。于是乎有报人指点：“凡新闻作品不在多而在精。”从此，我改变了既定计划，并致力于文章的分量、文采、章法。我的想法是，要在万里行这块“橱窗”里放入更多的“优质产品”。

练字起于临摹，练笔始于借鉴。对于一个初涉报界的新手来说，多读一些盛传于世的文学名著、多学一些新闻大师的写作技巧是何等重要。就为这，我随身带了《史记》《徐霞客游记》《世界二百天》，还有一部《红楼梦》。斯诺的史家气度、范长江的传奇色彩、穆青的散文式笔法、郭超人的报告体通讯，都成了我乐于效仿的楷模。自然，我也忘不了兄弟报刊旅行通讯的长处，如《民族地区纪行》（《人民日报》），如《改革开放万里行》（《经济日报》）。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作文亦然。倘如背离生活，倘如疏远群众，一味去讲“文章做法”，一味去装“洋腔洋调”，那肯定写不出好作品。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某县一位文化人，他告诉我，如果采摘些民歌民谚，你的文章会被点缀得更美，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很快学会了。采风继承是为了发扬，借鉴是为了创新。我赞成“新闻风格说”，当然也愿当一位实践者。我曾悉心研读过《二十四诗品》《现代诗人风格论》。但我最终选择了适合自己发展的文路：洒脱、清奇、诙谐、雅俗共赏。力求形成风格，这是我一向努力追求的目标。

一两点遗憾

正如哲人们所说，“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得必有所失”，作为《渝郊万里行》的专栏作者，我以及我写的文章都有不少教训值得总结。

《渝郊万里行》从横的方面看，它涉猎远郊、中郊、近郊，应属系列报道；从纵的方面看，它包罗古人今事、前因后果，又属深度报道。我的初衷，是想让读者系统地了解重庆市情，把握时代脉搏，预见社会动向。但由于种种原因，《渝郊万里行》或失之于报道面窄，或失之于深度不够，或失之于构思不奇，或失之于行文不精，未能尽如人意。

这里我想特地感谢一直鼓励、关心我的新闻界老前辈姚江屏先生，他是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也是重庆市新闻学会的顾问。去年9月，姚老在审看了我的部分习作后，曾致函赐教于我，他说：“拜读（《万里行》）之后，使我对渝郊乡镇风貌有一较为完整印象，而文笔也较流畅，脱却了僵板的老框框，字里行间更包含了你的爱憎观点，语言平易，给人以亲切感。不足之处，今后还须加强报道的深度，把存在的问题揭透，最好篇中留有余意。”姚老的意见和建议是挺中肯的。尽管他后来说我有关的篇章“较前很有进展，文笔、内容都有较快的进益”，但从总体来看，我认为《渝郊万里行》仍有不少粗浅之作。

让我们换一个视角，看看《渝郊万里行》还有哪些缺陷。有一位读者来信说：“我喜欢阅读《渝郊万里行》，但文章见报日期不定，常常漏看；版面也没固定，东躲躲西藏藏，让人摸不清方向。”这话属实。《渝郊万里行》在写作上由一人执笔，但从“绘制草图”到“推出成品”，其间还要经过诸多“工序”。不可否认，农村部、总编室、夜编部以及报社领导，无论从财力、物力，还是从时间、版面上，都为《渝郊万里行》创造了优厚的条件，但假如记者行前给报社提供一个详尽的采访计划，假如报社编委会能事先做出一个决定，假如记者更主动去争取各方的支持，假如记者能写出更新更深的文章，那有利的因素肯定更多，遗憾也肯定更少。

缺少新闻图片，这也是美中不足。因我自无相机，摄影技术平平，开始并未打算照相。直到行程近半，摄影部和晚报的两位记者主动将他们的私人相机提供给我，我才开始有了点儿留念，只是都未见报。不过我在想，要是《渝郊万里行》以后有再版的机会，我一定不会让读者再失望。

刊于《重庆日报通讯》1989年第4期

旅行采访与记者成才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人才现象、人才规律认识的纵深化、系统化，人才学的内涵日臻丰富，体系渐趋完善。

当人们试图用人才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考察、解释新闻从业人员如何成长、发掘、管理等诸问题的时候，一门崭新的边缘、交叉学科应运而生了，这便是新闻人才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新闻人才学自有其独特的探讨对象及众多的研究课题。在此，笔者仅就旅行采访与新闻成才之间的相关性做一番简略的描述及归纳，盼能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翻开人类文化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奇特而有趣的现象：历代圣贤雅士、文人墨客大都醉心、寄情山水，所谓“文章均得江山助”。

诗仙李白，二十岁漫游蜀中，二十五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正是那种“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独特情趣，为其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平添了无限灵气。诗圣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期，离秦去蜀，“漂泊西南天地间”，他以一个苦难者的忧患眼光观照山水，体察民情，从而写出了一大批“诗史”佳篇。

如果说诗人与记者之间并无太多相近相似处的话，那么下边的实例将会显得更有说服力。

《史记》作者司马迁，二十岁起开始漫长的壮游，足量大地，心驰九州，由于他亲自察访四方，洞悉上下，广采博收，终于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人在评价其所得“江山之助”时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以身许之山水”的古代旅游家徐霞客也是“饱以五年读，劳以万里行”的典范。他单枪匹马，以步当车，历三十余载，查访全国半壁河山，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后人留下了七十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丰富了我国纪实、旅游文学的灿烂宝库。

在古代文史不分家、闻史无明界的情况下，《史记》不愧为一部集史学、文学、新闻于一体的纪实巨著，《徐霞客游记》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旅行考察报告集。换而言之，身兼“半个记者”的司马迁、徐霞客正是在游历考察中汲取养分，充实自身，并将实地所见所闻参照对比，形诸文字，终以“信史信志”而名垂千古。

到了近现代，一批又一批的变法先驱、革命志士为探求真理，远涉重洋，用文字记录、传输异域文明，使旅行采访、旅行报道这一独特形式日渐成熟、完善。

著名政治家、大旅行家康有为，曾效仿“耐苦不死之神农”，跋山涉水“尝百草”。他曾涉足三十一个国家，其间所写的《欧洲十一国游记》，便是他考察欧洲诸国的真实记录。他的学生梁启超也步老师之后尘，走马异域，运笔西洋，写成了传颂一时的综合考察性著作——《新大陆游记》。

少年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在求学旅居欧洲期间，先后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伦敦通信》《西欧通信》《旅欧通信》《巴黎通信》《欧洲通信》等一系列旅行报道，为唤醒民众起了巨大作用。

与此同期，旅居苏俄的瞿秋白，以北京《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记录了“一路上的见闻经过，具体事实，以及内心的变迁起伏，思想理论”，之后又将这些“新闻记者式”报告结集出版，这便是著名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

旅行采访不仅拓宽了报道领域，为名著名篇的创作提供了相适的条件，而且也为新闻人才的涌现、成长、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表演舞台。

报杰邹韬奋一生主持笔政，纵论天下风云，而他的新闻才名很大程度上靠《萍踪寄语》《萍踪忆语》详介欧美风貌见闻而传世。

新闻骄子范长江，二十几岁独闯西北，驰骋塞陲，凭万里探险而惊世，因旅行报道而名家，以考察佳著而流芳。

甚至于不少黄头发、蓝眼睛、长鼻子的外国记者，都曾得力于旅行之举，受益于考察之实。仅以来中国旅游者言，便有：斯诺、基希、史沫特莱、斯特朗、白修德、贝特兰、爱泼斯坦等等，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通”。

旅行报道出佳作，旅行采访出人才。这一神奇现象，近年来又引起了我国新闻界的普遍关注，并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旅行采访热。

1982年，由全国记协牵头，有北京、上海、江苏、云南、四川等十四个省市新闻单位参加的大型采访活动——“长江行”，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1983年，首都主要新闻单位派出精兵强将组成记者采访团，深入滇西少数民族地区考察，行程一万二千里，并联合著书《滇西万里行》。

1984年，国家民委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举办“边疆万里行”宣传活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大家庭》节目以及《民族团结》杂志，辟出专题、专栏予以配合。

1985年，正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成长征采访小组，沿当年长征路报道《今日长征路》。与此同时，《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不顾身体衰弱，只身徒步采访，“走当年红军长征路，写今日中国新风物”。

1986年，旅行采访热浪由首都向全国扩散，由中央新闻单位向各省市电台、报刊推开。山东《大众日报》开设“三千里海岸线调查”专栏，《云南日报》推出《金沙江行》系列报道，辽宁省辽阳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高化伟采写“边界村庄见闻”……均受到一致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这年的长江漂流追踪报道，将旅行采访、旅行报道推向了新的高度。其中四川电视台的连续报道《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纪实》和《四川日报》记者戴善奎、赵坚采写的系列报道《长江漂流》引出了近年来罕见的新闻轰动效应，并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好新闻特等奖、一等奖。

毫无疑问，旅行报道已成为新闻宣传中的重型武器，旅行采访已成为记者成才、成长的重要渠道。现在的问题是：旅行采访缘何如此有效地培育、发掘出新闻人才？其催才效应背后的动因表现在哪些方面？

“广大读者特别爱读连续的旅行报道，是因为报道有主题的宏观性、区域的广延性、时间的持续性和报道形式的综合性这些特点。许多有影响的旅行报道，都带有当时广大读者关心的社会宏观主题，反映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活动区域的辽阔和时间较长，使旅行报道有可能容纳广阔的社会画面和众多的社会现象，有巨大的信息容量，因而充分地体现了宏观主题，使旅行报道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上边这段文字引自翟向东《提倡记者多写旅行通讯》一文，其观点基本上代表了新闻界同仁的倾向性看法。

以邹韬奋访问欧美九国而定“萍踪”系列为例，我们便不难体会到这一点。《萍踪寄语》著于1934至1935年间，文章既出，洛阳纸贵，万人争读。此书何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关键在于顺应了时人的阅读心理，反映了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主题。诚如邹公自己所说，他“在观察研究的时候，在持笔叙述的时候，心目中常常涌现着两个问题：第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正是因为该书深刻地揭示了西方世界的丑恶面目，热情地颂扬了苏俄十月革命带来的新气象，故而得到读者钟情，受到社会认同。

至于报道的系统性、内容的丰富性也体现得尤为充分。《萍踪忆语》是韬奋先生的旅美见闻录，本书对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诸如政治背景、劳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新闻事业都有论及，堪称介绍美国时状的百科全书。对此，周恩来曾有过一番得体的评价：“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有过比这本书所搜集的材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

旅行采访不仅可为新闻报道增光添色，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记者素质，强化记者修养，重塑记者形象。

首先，这种特定的采访方式，必须也必然要转变记者的采访作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人在旅途，不再是坐在书斋里引经据典，不再是泡在“文山会海”里当“材料记者”，更不是成天跟在领导屁股后面转，做“御用秘书”“陪酒专员”。相反，记者不得不面向实际，投身生活，深入基层，接触群众。

环境变了，视角变了，观点、结论也自然更加切合实际。1985年，《经济日报》记者董立国骑自行车沿河北省四十六个边缘县进行实地考察，报社特地开辟了《千里骑车采访纪行》专栏。七个月的旅行采访生活，使他受益匪浅。他的体会是：深入基层才能捉“活鱼”，深入基层才能加深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深入基层才能体察民间疾苦、反映群众呼声。

以往到机关采访，领导多是报喜不报忧，专拣好听的说。到了乡村后，发现了很多在上边看不到、听不到，甚至想不到的情况，如过去宣传农民发家致富，动辄“全国山河一片红”，以为天下的农二哥都成了“胖老板”。到了基层后才知，农村富裕的地方是有，但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仍存在不少被忽视、被遗忘的角落。感于斯，董立国以记者的正义感、责任感，写出了数十篇反映农村实况、农民疾苦的工作研究和内参材料。

其次，旅行采访可使记者开阔视野，增广见闻，并为时势研究、文章写作准备必要的知识积累。

人是离不开知识的，正如大哲学家培根所说：“人有多少知识，就有多少力量，他的知识和他的能力是相等的。”作为记者似乎更应如此，既要成为知识广博的通才全才，又要成为精通业务的行家里手。舍此，在新闻报道中便很难做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旅行采访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考察活动。为了圆满完成任务，作者行前或行间通常都要涉猎书籍、搜集资料。看了冯英子所著的《长江行》一书后，人们无不赞叹作者广闻博识、涉笔成趣的深厚功力。特别是书中有关“长坂坡”“当阳道”“水淹七军”等典故的巧妙穿插，说古道今，议论风生，文采独具，冯先生在《我怎样写〈长江行〉》一文中谈了自己的经验：“一个新闻记者，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采访时，首先要准备一点儿这个地方的资料，这个地方的基本情况如何，有些什么重要历史，出过什么重要人物，你弄清楚了这些，适当地穿插于你的通讯之中，那么通讯就可以写得比较活了，有立体感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采访中现场的收集”，如当地的传说，建筑的式样和名称，庙宇中的对联、匾额，“有时都是通讯中非常形象而有说服力的资料，使读通讯的朋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当然，知识的构成应是多层面、多成分的。文字、图片资料固然重要，但毕竟是“二手货”。过去爱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其实这不能生搬硬套到新闻报道上来。一个记者倘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他所读的必定是死书，所学的也绝非是活知识。更退一步说，就算你听了某些人的介绍，掌握了不少的口碑材料，也未必能弄清新闻事实的真相，因为“平生事非目见者难信”（范仲淹语），“闻他人之言，不如目见之确实也”（《汉书》）。旅行采访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学以致用、闻见互补、言行一致，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便是最恰切的注脚。

当年范长江作西北行，随身携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边行边读边查证。有时到了县里，还去翻阅地方志，与自己行进的路线及沿途所见所闻进行参照比较。正因如此，他的《中国的西北角》知识性、可读性俱强，科学性、可信性也高，他在旅行通讯中多处指出地理专家的错误，如说屠思聪编绘的形势图所示的江油关可疑、丁文江的分省图中所标的岷县和武都间的大栈道有误、《辞海》将岷江误认为白龙江、以往解释贺兰山定远营倒流水现象不确等等。

再次，旅行采访可以极大地激发、强化、调动记者的各种才智、技能。广博而合理的知识结构，是记者成才的必备条件，但正如笛卡儿所讲的那样，“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方法的知识”。也即是说，较之有知识来看，如何获取、鉴别、运用知识的技能显得更为关键。甚至有人认为，“巨大的成就常常是一个技巧问题，而不是一个力量问题”。

然则，旅行采访到底能培养、激发哪些能力，对记者智能因素的发育、成熟可起哪些催化作用？

观察能力。观察对于记者来说，简直须臾不可离开。谁不懂观察，谁就不可能有新闻敏感；谁不善于观察，谁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但在实际的新闻活动中，由于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的差异，人们观察的角度、广度、深度也各有不同，旅行采访直接将记者置于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为记者的立体观察、全感采访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在这种环境里，记者身心五官全部投入，通过交替调动口问、目击、肤感、鼻闻、舌尝、耳听、手触等多种手段，文学摄取外界的感性物象。西方一些著名的旅行记者在这些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基希的《秘密的中国》，还是弗雷特·厄特利的《蒙难的中国》，无论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还是詹姆斯·贝特兰的《中国的新生》，书中都大量引用了“我看到”“我遇见”“我目睹”的现场第一手材料。他们相信那句话：“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

思维能力。新闻采访一般要从感觉器官感知事物开始，但却不能停留于感知。因为感知只能反映事物的表象，并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本质深藏于事物内部，既非眼睛所能看见，也非耳朵所能听到，更非手指所能触及，只能靠心灵去感应，靠思维去把握。

旅行采访为记者从事全方位的思考、研究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宝贵的机会。记者走的地方多，接触的人事多，见多自然识广、思深。而长期囿于一隅，限于一行，难免形成狭隘、僵化的思维定式。所谓“海上人不信木大如鱼，山里人不信鱼大如木”，恐怕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加之在旅行过程中，由于记者的着眼点变了，参照物多了，对比的机会也增多了。“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心雕龙·知音》）通过比较、鉴别，便可弃粗取精，去伪存真，汰劣选优，进而开掘新闻价值，发现本质联系，反映客观规律。

活动能力。记者不仅仅是个“记录员”“抄写员”，更重要的还是社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笔头功夫对记者来说不可或缺，但交际才能、采访能力似乎更为重要。正如美国著名新闻学者鲍勃福斯曼所说的那样：笔下的功夫不强，照样能当一名出色的记者，但不善于活动或采访，是绝当不好记者的。

旅行采访之于记者活动能力的锻炼作用，概言有二：一是突出了社会活动的广泛性，记者与各式各样人物的接触面比通常的单项采访要宽得多；二是增强了记者交往活动的适应性，因为旅行采访均为一次性或短期性，这就要求记者在最短时间内同各种对象建立起某种融洽的关系。

斯诺的经历富有启发性。1935年，当他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中国红军陕北根据地时，凭着非凡的谈吐、灵敏的反应，迅速进入采访角色。他不仅先后访问了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志丹、贺龙、彭德怀、邓发等，而且还广泛地同红军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进行恳谈，采录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他逐渐摸索出了一种挺有效的采访模式，即“在特定的环境里，选择合适的话题，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同采访对象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似的谈起来，无拘无束”。这种采访艺术被其前夫人、《续西行漫记》作者韦尔斯命名为“斯诺法”。

无疑地，旅行采访还会或多或少影响、强化记者的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乃至语言表达能力，因限于篇幅，此处就不赘言了。

除此之外，艰苦、持续的旅行考察，还可以调节、改善记者的个性心理品质，充分调动、发挥非智力因素在成才中的能动作用。

人才成长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其中心理素质、思想品格的影响不可忽视。著名动物病理学家贝弗里奇说过：“研究人员探测知识的疆界需要很多与开拓者同样的品格：事业心和进取心；随时准备以自己的才智迎战并克服困难的精神状态：冒险精神；对现有知识和流行观念的不满足，以及急于试验自己判断力的迫切心情。”其实，记者也应如此，旅行记者尤应如此。

且说事业心和进取心。大凡有所作为的旅行记者，几乎都有强烈的成才欲望与工作热情，那种将旅行考察等同于旅游娱乐，没有追求、不思进取的记者，注定与成就无缘。当年索尔兹伯里采访“新长征”，靳羽西女士主持《看东方》，洛蒂写《中国行程两千里》，波列伏依著《旅游中国三万里》，谁个不是出于一种事业心，出于一种责任感？当然，成功的旅行采访，有不少是事业追求与兴趣爱好有机结合的结果，这也正好应了孔老夫子的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应该指出的是，旅行采访所面临的并非全是明山秀水，绿树鲜花，捷径坦途。相反，由于旅行采访选择的线路，通常是一般记者不愿去、不易去、去得少的“边区”“禁区”，环境恶劣，条件极差，道路不便，信息不灵。加之旅行采访持续时间相对较长，野外生活甚为艰辛。这种特殊形势，既是对记者意志力的考验，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磨炼。只有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才能勇攀高峰；只有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才能坚持到底；只有敢于冒险，不怕牺牲，才能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1986年那次长漂报道，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来自全国几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云集峡谷，艰苦备尝，发出了一条条扣人心弦、震撼人心的精彩报道。重庆电视台放映的《长漂采访虎跳峡记者生活散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在荒草荆棘中开路，在斜坡陡坎上立足，上有绝壁当头，下是悬崖临空，肩上还要扛几十斤重的设备，还得眼观六路，选择最佳角度，实在是难而又难。有时为了拍摄到一个理想的镜头，我们要爬上高高的鹰嘴岩去，那可是一失足便成古人的地方。拍摄完后忽然回首，这才悚然心惊。可在当时，谁也没想到‘害怕’二字。”多么惊心动魄的场面，多么大无畏的气概！正是通过这些“玩命记者”百折不挠的努力，使中国新闻史增添了辉煌的篇章。

综上，对新闻实践中所呈现的旅行成才现象及其诸种成因做了一番粗线条的描绘。作者无意向人们兜售所谓“学术成果”，但也绝非应景敷衍，无病呻吟。当前，举国上下都在呼吁更新宣传理念，推进新闻改革，优化传播机制。在此大背景下，新闻单位若能网开一面大兴旅行采访之风，那么改进报道、育养人才定然不是空话一句了。

刊于复旦大学《新闻大学》1993年春季号

附录

向泽映：记者天生是行者

李明刚

“干记者这一行业的‘根’，就应该‘植’在基层。”

——向泽映

“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新闻前辈范长江的话，一直激励着向泽映以眼代嘴、以腿作笔，深耕基层，紧接地气，靠着自己的双脚，三十年如一日，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党报记者的价值追求。

巴蜀“故事迷”走上新闻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四川广汉绵水边一个小村庄，夏夜繁星下，晒坝上乘凉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扇着蒲扇，围着一个讲故事的人听得津津有味，向泽映小时候总是搬条板凳坐在最前面。巴蜀地区有摆“龙门阵”的传统，每个生产队都有几个此中高手，能将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对生于1964年的向泽映而言，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既丰富了知识，又拓展了想象力，他深深体会到了故事的魅力。

并非新闻科班出身的向泽映，谈及缘何进入《重庆日报》成为一名记者时表示，因为喜欢文学，所以才跨系去听课接触新闻课程，并接触到埃德加·斯诺、范长江的著作。向泽映198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他说：“进入四川大学，主要学的是历史专业，但是当时有一种说法叫文史不分家，也就是说学历史、学文学实际上是很相近的。我们系里面有很多专家、教授，一方面他们属于史学家，同时，又是文学家，或者是文字学家。所以，我在学历史的时候，受他们影响，平时喜欢读一些既是史学又是文学的著作，比如司马迁的《史记》、陈寿的《三国志》，另外就是兴趣所至读一些野史方志。因为学过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喜欢上考古专业的‘田野考察’。”

向泽映上大学时，正是“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热情、创作欲望最旺盛的时期。他说那时尽管喜欢历史学，但也偷偷跨专业听外系的课，平时读书也是多而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甚至理科等方面的知识都大量涉猎，他还是川大学生社团综合社的首任秘书长。文学青年在那时是比歌星还“酷”的群体，他从小对梅兰竹菊、花鸟虫鱼有好奇心，中学就尝试写景状物记人叙事，大三时开始搞文学创作。有一次居然获得八元“巨额”稿费，引起历史系主任伍宗华注意。伍宗华鼓励他，“研究历史不如去记录历史”，因此在向泽映毕业时推荐他到新闻单位工作。

“到重庆工作后，沙坪坝区有个‘故事角’，文化馆每个周末都会组织艺人讲故事，还进行方言曲艺比赛，我经常去凑热闹，有时人太多，就干脆坐在地上。”“故事迷”向泽映说，爱听故事的习惯一直没丢。也许就是这种对故事的热爱，无形中推动向泽映由一个历史专业的大学生转变为一个以写新闻故事为生的媒体人。

记者天生是行者

从一个充满稚气的青年记者，成长为一名党报集团总裁，向泽映说：“记者天生是行者，脚板底下出新闻。”这一流淌在他事业生命中的理念，使他的作品浸润着泥土的芳香。

初入报社，向泽映主动要求分配到农村部，而没有选择时政、经济等更风光的部门。但向泽映坦承，作为正牌大学生，在当时可谓“天之骄子”，对新闻工作有一种潜在的浪漫想象。向泽映觉得一开始总放不下身段，到一些单位采访，会有意无意地看怎么安排，对采访条件也会有看法。虽然出身农家，对农村充满感情，但到乡村采访，无法与农民打成一片。第一次独自下乡到石桥乡红岩村采访，到了村办公室外，转了两三圈都不敢推门进去。

向泽映毕业的第二年是1986年，《重庆日报》组织“贵州纪行”系列报道，那时的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条件很艰苦。工作才不到一年的向泽映主动请缨，于是获得了第一次出省采访的机会，走遍了贵州各个专区，行程近万里，而且在《重庆日报》开了专栏，连发七篇通讯，引起较大反响。

在那一次采访中，向泽映听到了《经济日报》的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的传奇故事。“回来之后，我就给领导说，我也想像罗开富那样，能否自己搞一个徒步采访。当时我的想法是因为重庆是全国改革的试点城市，正在推进城乡综合体制改革。那时重庆有二十一个区县，但是我们很多重庆人只知道一些近郊区的情况，边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很多人不太知道。我借鉴当年范长江搞的‘环川行’的计划，准备搞一个‘环渝郊万里行’。这个方案一出来，领导觉得可行，而且读者也可能比较喜欢，所以就同意了我当时的申请。”

考虑到参加“贵州纪行”采访时，明显感觉知识储备、采访功夫、身心方面都准备不足，向泽映在“环渝郊万里行”前做了多项准备工作。他一头扎进图书馆，拼命翻阅各种地方志、部门志、区划志，跑了不少书店，广泛搜集有关书刊、地图、画册。为锻炼野外独行的体能和胆识，1986年底向泽映利用回老家休假的时间，沿着古蜀道进行了一次跨越龙泉山脉的“演习”，用十来天时间徒步五六百里，横穿广汉、中江、三台等七个县市。他单人单包，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有时找不到人家搭伙吃饭，只能就地取材挖两个地里的生红薯充饥。回到家时，两只脚都打满水泡，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拄根拐杖，路人都以为是乞丐。

1987年3月1日，向泽映背上装满生活用品、文具、书籍、药品等东西重达十几公斤的大包，拿着一把折叠伞，踏上了充满未知的“万里长征”。第一站是长江边的永川县朱沱区，当地解放前盛产沙金，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中断淘金，改革开放后，淘金能手们又有了用武之地，但仍面临不少麻烦且苦于无解。向泽映据实反映了情况，《朱沱欣逢“淘金热”》一文刊登后，引起上至市领导下至普通读者的关注。《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读后，专程赶到重庆，要求前去采访淘金盛况。

“环渝郊万里行”采访，向泽映徒步独行一万五千里，历时近两年，实地走访、考察了重庆市二十一区县七百多个乡镇，磨破解放鞋二十多双，被基层干部戏称为“胶鞋记者”“铁脚记者”。《重庆日报》破例在“要闻版”为这位“见习记者”开辟了个人专栏“渝郊万里行”，共刊发了上百篇通讯。重庆记协向全市发文，要求全市新闻界向向泽映同志学习。

1989年，四川、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向泽映第一时间深入川东平行岭谷灾区采访，发表了“7·10”特大洪灾纪实大型系列报道。之后，他又到二十多个重灾区县巡回采访，行程四千八百多公里，在《重庆日报》开辟《灾区纪行》专栏，连续发表通讯二十八篇。

痴迷“行走新闻”

三十年来，向泽映记录了一方热土翻天覆地的农村改革历程，发表了上百万字的实录体报道，而这些作品都烙印下一个共同的特征：“行走新闻”。“行走新闻”又被称作旅行报道，看似行走山野田间、江河湖畔，类似今日的“驴友”，有几分浪漫色彩，其实不然。

当爱好变成工作，往往并不全是美妙的体验。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重庆不少地方交通不便，治安也并不理想。1992年出版的《渝州万里行》，是向泽映第一个“万里行”报道和相关文章的结集，他在前言中写道：“笔者在华蓥山区采访，曾被毒蛇咬伤；为体验长江渔民的生活，不慎翻船坠江；为预防野兽、山匪，曾几度身带猎枪、匕首，在当地民兵、猎人的‘武装护送’下穿越原始森林、花坝草原……”

虽然成长会突飞猛进，为什么有的记者不愿跟着向泽映做“行走新闻”？因为确实是一件又苦又累，还很危险的工作。1996年，重庆直辖前夕代管三峡库区涪、万、黔三地区。作为《重庆日报》编委、总编室主任的向泽映带队巡回万里访峡江，走遍二十二个区县的四百多个乡镇，先后开辟“峡江浪潮”“峡江行”专栏，发表通讯三十多篇。“我走了五次‘万里行’，最难最险的就是这次。有几次都差点儿车毁人亡。”向泽映说，“车溜坡、侧滑多次遇到，而且途中有好几次遭遇房子大的石头砸在车前几米的地方，想想也算是命大。”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向泽映当天就带了三名记者一台车往灾区赶，第三天就到了重灾区北川，是地方媒体中第一批到达的。“我们几个人都是给家里留了话的，因为余震频繁，塌方不断。”向泽映说，“前两天只敢在车里休息，还不敢睡觉，怕余震太大。”虽然报社的老车子不时“发脾气”想罢工，向泽映还是带着后续增援的六七十个记者四进灾区，采访了四川三十多个重灾县市，刊发了数十篇现场报道及图片。

为何要自找苦吃，还屡屡为之，好像上了瘾？向泽映说，“行走新闻”跨度大，面对的采访对象不确定，人在旅途，常常身不由己，不可能完全提前准备好，对记者的个性、品质要求非常高。所以每次“万里行”报道，既是完成工作，也是对自身潜力极限的开掘，对个人素质提升帮助非常大，充满了挑战性，也充满了乐趣。有苦有乐，苦中有乐，苦中求乐，向泽映认为这是他每次都能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五千”精神访“五区”

回顾近三十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和五次“万里行”，向泽映将自己改造过的“行走新闻”和报道风格总结为“‘五千’精神访‘五区’”。

“五千”精神，即踏遍千山万水，到边远艰苦地区抓“活鱼”；走进千村万寨，下基层，接地气；融入千家万户，强调亲民敬民，以民为师；历经千辛万苦，在深入调查中发现真相；排除千难万险，在摸爬滚打中磨炼意志锻炼成长。

“五区”，即边区、山区、库区、灾区、穷区。显然，“五区”是很多记者不够关注、不大熟悉或者不常到达的新闻富矿，只有真正具备“五千”精神的有心人，才能找到开掘这个富矿的不二法门。

向泽映说：“干记者这一行业的‘根’，就应该‘植’在基层。”生活是五彩的，社会是复杂的，但青年记者的脑子随时都应该是清醒的。而要做到头脑清醒，就必须常下基层，而且要沉到基层，把自己置身于生活之中，看清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现象，写出本质真实、生动感人的报道来。一个新闻记者走基层一天、一个月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不懈。追寻向泽映的成长轨迹可以发现：记者的报道离泥土越近，就越有生命力。尤其是今天的青年记者，一定不要当鼻孔朝天的“老爷记者”、隔窗看景的“车轮记者”、闭门造车的“文件记者”、复制粘贴的“电脑记者”，要多深入第一线，多接触“地气”，多与百姓聊天，多问几个“为什么”，不仅弄清“是什么”，还要弄清“为什么”，以实际行动探寻“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摆正自己的位置，真正明白我是人民的记者，我要为了人民，我要依靠人民。只有立场转过来，对人民群众才会有真感情，才能有郑板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忧民、爱民情结，才能写出反映人民心声、代表人民意志、受到人民欢迎的好作品。

总编辑首先是“总记者”

不知从何时起，新闻界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记者成了“领导”，采访成了“指导”，上山下乡的少了，遥控指挥的多了，这实乃一大隐忧。搞新闻工作，本是件吃苦受累的职业，它要求记者具备过硬的采访作风，坚忍的意志品质，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这一切，仅靠从书本里取经，在办公室里打坐，是断难修成正果的。而走基层必然带来作风的转变。只有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捕捉基层闪光点，才能采写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新闻；只有诚实守信，才能扛得住压力、经得住诱惑，依据新闻事实讲真话、讲实话，做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

2007年10月后，向泽映离开《重庆日报》，先后调到重庆市万盛区任区委副书记和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市文广局任副局长。之后，再次回到报社，任《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担任报社领导职务以后，向泽映坚持身先士卒，深挖基层，笔耕不辍。他常说：“总编辑首先是‘总记者’。”2008年春节前后，中国南方多地遭遇重大雨雪冰冻灾害，重庆南部的武陵山区也是重灾区。当地是革命老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山高坡陡，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基于这种原因，加上大雪封山，汽车容易打滑，而且已临近春节，很多记者想回家团圆，有畏难情绪，不愿意参加救灾报道。向泽映了解情况后，亲自带队，以鼓舞士气。途中，汽车好几次因为打滑差点儿翻下悬崖，而且所有人都被冻伤了，长了冻疮。不过，因为到了灾区第一线，看到了最真实的灾情，《武陵山剿雪记》一组报道非常鲜活，读者反馈很好，中宣部也提出了表扬。

2011年8月底，正是“秋老虎”发威的时候，时任《重庆日报》副总编辑的向泽映准备带领一个由时政中心、区域中心、视觉中心记者参与的“走转改”小分队，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大型主题报道——千里走乌江。但计划途经的地区不是高山丘陵，就是峡谷湍流，加上气候炎热、路途遥远，原来召集的记者有两个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成行，多路分头行进，最后在乌江、长江交汇处会师的计划只能放弃。向泽映和时政中心记者程必忠不得不结伴前行，他们冒着大旱酷暑，行进在崎岖的贵州高原、武陵山区，先后途经四省市三十六个区县，采访了上百个贫困乡镇，行程四千八百多公里。

“机关报过去报上层的多报下层的少，泡会场的多到现场的少。走乌江的初衷，就是深入边远贫穷山区采访，反映基层百姓的喜怒哀乐。”基于此，向泽映此行约法三章：选择贫困县、贫困乡、贫困村作为调查标本；不跑县级机关，不通过会议形式采访，上山下乡住农家；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不接受吃请。

为确保采访到真实情况，他们婉拒了沿途县市宣传部门的安排，直接走到基层，走到边远山村采访。通过“望闻问切”体验式采访，采集第一手材料。在采访中，向泽映十分注重现场实录。他过去出版的书籍也多以实录命名，如《渝州万里行——当代重庆考察实录》《中国的红色盆地——当代四川考察实录》等。这次乌江行，他更强调以眼代嘴，以腿作笔，不到现场不采访，不见现场不写文。

2011年9月10日早上七点，采访组听到了酉阳小河镇农民冯光国舍己救人的消息，立即调整当天的采访计划，驱车三小时赶到了小河镇。镇干部介绍了大体情况，说到救人地点需跋山涉水步行几个小时，向泽映一行坚持到现场核实，采访了得救的孩子以及当地的群众，还拿出几百块钱慰问了英雄的家属。采访到天黑，顾不上吃晚饭，又分头进行写作，一直忙到次日凌晨四点发完稿。通讯《他用59岁生命救回9岁生命——记舍己救人的酉阳农民冯光国》在《重庆日报》首发后，上百家报刊网站予以转载。

此次采访共刊发通讯报道三十三篇，六万余字，拍摄了数千张有价值的新闻、资料图片，先后被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易等数百家媒体全程跟踪，从开篇到结束语全部转载。2011年10月，中国记协领导、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聚会重庆，共同交流“走转改”经验。与会代表称《重庆日报》的“千里走乌江”堪称“走转改”中的“大手笔”，思想深刻、内容厚重、艺术性强，特别要求推广总编辑长时间带头走基层住农家的做法。

向泽映经常对记者说：“越是在全媒体的条件下，青年记者越要克服信息化带来的自闭、懒惰。在努力掌握新技术的同时，一定不要丢掉新闻工作最重要的法宝，到新闻发生的第一现场去。这就是优良的传统和作风。”

刊于《青年记者》2015年1月上

一双铁脚走万里——回忆《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向泽映的“渝郊万里行”

熊庆元

“一双铁脚走万里。”三十三年前，还是刚刚大学毕业进入新闻战线的年轻记者、如今已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的向泽映，用一双铁脚走万里的“渝郊万里行”，在重庆乃至全国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重庆人更赠予他一个“铁脚记者”的美名。

那时，我是《重庆日报》农村部副主任。农村部负责编发《重庆日报》和《重庆日报农村版》（后定名为《重庆农村报》，我任总编辑）的农村稿件。向泽映被分配到农村部当农业记者，是我的部下和学生。对他的“渝郊万里行”，我记忆犹新。

贵州行的“启发” 家乡七县步行“演练” 铁脚板准备就绪背包带伞出发

向泽映是怀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走进新闻战线的，那就是一定要用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新闻工作者。

他1985年从四川大学毕业分到《重庆日报》农村部工作后，一直跑基层、转田坎，是老一辈公认的好学生、同辈们公认的好榜样。

1986年，向泽映参加了一次“全国农民报贵州行”的异地采访活动。在贵州，他看见了山区农村的困难、农业的问题、农民的艰辛，对《贵州日报》的“黔边行”深度报道“三农”问题，颇为赞赏。他得到启示：重庆是大城市，也是大农村，重庆的“三农”有些什么问题？如何破解？《贵州日报》搞“黔边行”，我为什么不能来个重庆“渝郊行”，深度了解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走出重庆“三农”问题报道的高度？贵州采访归来，他第一个向我谈起“贵州行”的体会，并提出他的“渝郊行”想法。我被面前这位年轻人深深感动,说：“那好，你要用一段时间，做好充分的准备，明年春节后出发。”我向主任唐安良和日报分管副总编辑赖炳福汇报了向泽映的打算，他们都坚决支持，高度赞扬。

得到部门和报社领导的支持，向泽映开始了紧张的准备。他一头扎进了图书馆，跑了不少书店，翻阅各种地方志、部门志、区划志，广泛搜猎有关书刊、地图、画册；又以通信、面谈等形式，向知名的旅行记者问经求宝；还翻阅了《中外记者经验谈》《中青年记者经验谈》，从书中结识贤能。

1987年春节，向泽映回老家过春节，与父母商量他的“渝郊行”打算。他父母深知儿子能吃苦耐劳，但又怕儿子只身在外，多有不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但他真心真意说明缘由后，父母鼓励他：“一要注意安全，二要干就要干出点儿名堂来。”他还借此机会，进行了一次跨越龙泉山脉的“战前演习”，用一周时间，步行五百里，横穿广汉、中江、三台等七市县。

春节后的2月25日，农村部为他开了欢送会，部里的同事聚在一起，共同研究考察路线、采访计划。大家认为，旅行考察既要借鉴外报的经验，又要有别于人家的报道方式；远、中、近郊宣传既要各有侧重，又要融于一体；还提出了“点面结合、虚实结合、长短结合”的思路；同时，为他此行确定了报纸报道栏目为“渝郊万里行”，在农村版定期刊出；确定由与他同寝室的记者袁进为他寄钱寄物寄粮票报账等，当好后勤。

3月1日，向泽映背负十几公斤重的旅行包，手拿一把折叠伞，开始了充满艰辛的“万里长征”。

远郊、中郊、近郊，绕行重庆三圈 铁脚板用脚走出一万五千里

当时，重庆有二十一个区县，农村人口一千一百万。按照计划，向泽映的“渝郊万里行”分为远郊、中郊、近郊三个步骤，以顺时针方向进行。从1987年3月1日开始，以永川县朱沱区为起点，到1988年12月底，以九龙坡区九龙乡为终点，历时一年零十个月，整整绕行重庆三圈，行程一万五千里，走遍了重庆的七百多个乡镇，磨破解放鞋二十多双。

3月初，向泽映从永川发回第一篇报道《朱沱欣逢“淘金热”》，讲述的是有着悠久淘金历史的朱沱农民，在冷清了几十年的长江滩再次掀起“淘金热”，找到一条致富门路的新鲜事。农村部准备在第二天的《重庆日报》农村版刊出。当天，我参加编前会，讲了农村版的版面安排计划，总编辑王镛听后，非常高兴，说：“这是新闻改革的大胆创新，把这个专栏放在《重庆日报》用，以进一步扩大影响。”指示第一篇放在一版，以后放在二版，要保证版面，并为专栏写了编者按。王镛对向泽映的“渝郊万里行”特别重视，对向泽映特别地关心，还亲自带队去看望在江北县农村采访的向泽映，并带去录像记者，为《重庆日报》留下这一史料。

一年零十个月，一万五千里铁脚行程，向泽映历经千辛万苦，实践着“人民记者”的民生情。开头一段时间，向泽映情绪蛮高，嘴里还不时哼着小调。可时日稍长，世界仿佛变了“颜色”：想看电视，没门；想读报纸，难找；打开袖珍收音机，迎来的是刺耳的噪音……他努力寻求一种新的平衡：一面埋头于采访写作，一面去和农民交朋友。一年零十个月中，他在农村结交了许许多多的朋友。

他在永川一个山区采访，那里交通闭塞，普通老百姓不知记者是何许人。一大群青年男女好像“参观”外星人一样，用惊异的目光看他。向泽映主动和他们寒暄，摆“龙门阵”。后来，几位农民竟找到他的下榻处，要他帮他们“打官司”，说：“向记者，你跟我们农民合得来。”

有一次，他乘车去江北县两岔河乡，一位头发花白的大爷在车上不慎将水豆腐倒在他的裤腿上，大爷连声道歉。他笑着说了句俏皮话：“我这裤子有口福，把你的生豆腐吃光了。”一句话，将车上的人全逗乐了，情感自然也接近起来。当他们得知他是重庆来的记者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了当地的“内幕新闻”，写出一篇《枉积一库水，苦煞两岔人》的通讯，揭露修了水库不能灌田的问题。

在基层采访，有时还要吃闭门羹、受冷遇。1987年5月，他到荣昌县吴家区调查水土流失问题，事先不便与县里联系。区里的一位领导开始还和颜悦色像个“笑和尚”，但听明来意后，陡然阴风扑面成了“冷美人”：“上级没打招呼，我们一般不接待。”他只得自个儿走乡串村作实地考察，写出了一篇事实确凿的记者来信《知否？知否？吴家土瘠地瘦》。

还有一次，他去合川肖家镇了解种田大户，接待他的办公室文书爱理不理。好不容易请来了书记，可仍然叫他等，一等就是两小时。到头来，书记“失踪”了，文书也溜之乎也。他只得憋着一肚子无名火，直接到农民家里采访，傍晚，他又摸了十多里山路，才回到镇上。

在农村采访，有时步行几十里，连稀饭都找不到一口。一次，他在本市三十八个贫困乡之一的江北县东山乡采访，肚子饿得呱呱叫，他在乡场上转来转去，连一家卖饮料和糕点的店都没有，只得赶到十里外的东联村才吃上饭。

一万五千里“长征路”，七百多个乡镇，向泽映就是这样用自己的铁脚苦苦走了过来。但他的苦，赢得了农村干部群众的赞扬和盼望。文章还在陆续发表中，便有六十多位读者来电、八十多封读者来信赞扬。有评专栏文章的，有为向记者提供线索的，有愿同向记者结为知交的，还有希望向记者去他们那里采访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读到他的《朱沱欣逢“淘金热”》的报道后，专程赶到重庆，要求前去采访淘金盛况。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得知后，向《重庆日报》要了报道材料，刊登在《全国农民报通讯》上。

“这是重庆的一部改革赋一部市情录” 铁脚板用脚走出新闻的重庆价值

身入求实，心入出新。向泽映用他的铁脚，步行万里足量大地，进少数民族村寨，串农家屋宇，与农民同吃同住，既深入，更身入、心入，写出的近百篇“渝郊万里行”求实报道，读起来让人们既心情沉重，又有非读不可之感。荣昌县板桥新村的“造房热”，不知已有多少领导和记者深入甚至身入过了；然而因为没有心入，多见报喜未见报忧。向泽映来到这里，与农民交朋友，促膝谈心，出新主题，写出了《板桥新村的喜与忧》，道出了农民的忧愁，得出了建农房的启示，让人耳目一新。在地处海拔1500米的大娄山脉的南桐矿区南天乡青龙村，连当地老人也说“白活了几十岁，连山外的乡场都未逛过”，可见其偏僻与山路难行。向泽映却来到了这里，同山民一起，去“山那边”看西洋景——“望”录像，进“复式班”听老师讲课，了解到了这里“女外嫁、男光棍”的困境，写出了《山那边的音像》的访贫报告。他走路去到从重庆乘小车也要跑八九个小时的九锅箐，挑开50年代焚山种茶的脓疮，向市里的决策者发出“九锅箐呼唤”的声音。

“万里之行双脚量，天地之大一脑装。”向泽映的“渝郊万里行”，从宏观上把握，在微观上采访，从战略上总览，在战术上鏖战。看似包罗万象，实际有目有纲。从近百篇文章看，直接表现是：以农村经济建设为纲，围绕改革开放、勤劳致富为目的，用耳闻目睹、不耻下问获取的事实作依据，反映渝郊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的新成就、新经验、新情况、新问题，以双向、多向交流形式，努力使报道为“三农”服务。文章内容分五大类。第一类，致富经。如《玉笛声声传福音》《加工生财道道多》《集约养殖鱼满箱》《土偏方医穷病》……约占文章的25%。第二类，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如《“包老头”宝刀未老》《统分握手之后》《土地，正向能手集中》《“疙瘩”出在合同上》《合中自有黄金路》等，约占文章总数的20%。第三类，问题调研。这一部分比重较大，约35%左右。这类问题抓得准抓得实。如《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周转金怎么不“转”了？》《小水电，多乎哉？》《肥！肥！肥！》《沼气为何蔫了气？》《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少数民族为什么多数穷》，以及反映水库、茶场、森林、土地等方面的呼救声文稿，或提出问题，呼唤解决，或研究问题，提出办法，或抨击时弊，匡正视听，进行舆论引导、监督，大多招数出新，可读性强。第四类，好人新事，先进典型，约占15%。较突出的有《农二哥参政》《正是山花烂漫时》《柏梓有条农民街》《哇，好一群仿古匠》《接龙供销社系统化服务记》等。第五类为写山水与开发旅游业之间，约占5%。有《走笔华蓥山》《宝顶人的旅游学》《旅游风吹皱长寿湖》等。

洞箫横吹，警吹情贵。从全部文章的内容，到各业题材的比重，以及使用素材表现内容的全旨看，“渝郊万里行”大多琵琶反弹，洞箫横吹，警钟长鸣，醒世情贵。比如修两岔河水库是好事，不配套，有水用不上，变成坏事；农民住楼房是好事，因为破坏了积累与消费、投入与产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变成坏事；小水电多，是好事，并不了网，变成坏事；扶贫是好事，没扶在点子上，变成坏事；办沼气是好事，没按科学办，变成坏事；搞半旱式栽培耍懒是坏事，因此出现“子母埂半旱式”“承包田成了试验田”，又变成好事……而且每一篇都警世、言实、言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人身临其境，如闻其声。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渝郊万里行”文章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语言清爽，风格独创，颇多谚语、俗语、口语，编织进不同体裁样式的文章中，留下了独特而鲜明的“向泽映风格”——朴实、通俗、清新、亲切、生动。新闻形式为内容服务，谋篇布局为自我风格效力。这些文章既有别于特写、通讯、调查报告、工作研究、采访札记等体裁样式，又兼收并蓄各种新闻、文学表现手段，是较典型的改革新闻文体。

“凤头豹尾”是好作品必备。“渝郊万里行”近百篇文章，开头至尾无一雷同。诸如《夏访“桃花源”》是第三人称起笔；《偏岩粮市变迁记》是叙事起笔；《还是那个堡堂村》，是转叙起笔；《甘为他人作嫁衣》是提问起笔；《绿色的征服》，以特写起笔；《正是山花烂漫时》，是小说断面式起笔；《走笔华蓥山》却是散方式起笔……而所使用的语言又颇具幽默、风趣和通俗性、个性化。反映新经济联合状况，不是说“合—分—合”而称“结婚—离婚—复婚”；“联产承包责任制”称“包老头”……写沼气不行了，他写道：“70年代的‘沼气革命’，席卷了这个区的每个角落。可惜昙花一现，在‘大呼隆’中降生的那些畸形儿，转眼之间差不多都成了‘短命鬼’。真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何等幽默风趣！如此行文，随处可见，颇耐人寻味。“好？好个铲铲！”“自己打酒自给钱，各人生儿各人盘。”“鲤鱼跳龙门，才子配佳人。”“懒人有懒福，勤快人累得哭！”群众语言比比皆是，为文章增色不少；再加上针对人物、事件，选择个性化语言，结果使不少旧闻变成新闻，变成披上“朦胧纱”霓裳的改革新闻珍品。

“渝郊万里行”在重庆引起强烈反响。市委副书记于汉卿在看了有关荣昌县的五篇访贫问富报道后，立即指示当地政府要总结教训做好扶贫工作。市委常委、市农委主任邓中文，对“渝郊万里行”的报道，每篇必看，并对其中的典型、问题作记录，还让秘书留下剪报资料。市农机水电局的领导在看了报道中反映的两岔水库半拉子工程以及龙水湖等一些湖泊水事纠纷等问题后，十分重视，组成调查组、工作组进行调查、核实，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分管农业的重庆市原副市长王正德在《渝州万里行》的“序”中，给予了“渝郊万里行”的总评价：“渝郊万里行，是重庆的一部改革赋，一部市情录。”

重庆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果展，也展出了向泽映的“渝郊万里行”事迹。“渝郊万里行”也对重庆新闻改革，起到了“先导性”作用。之后重庆新闻界的“走、转、改”，也以向泽映的“渝郊万里行”为典范。

从“一个万里行”到“六个万里行” “铁脚记者”一双永远的铁脚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渝郊万里行”之后，向泽映即便走上领导岗位，也继续发扬着“铁脚”精神，继续用铁脚走新闻。

1989年，川东、重庆地区数十区县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向泽映第一时间深入灾区采访，发表了“7·10”特大洪灾纪实大型系列报道。之后，又到二十多个重灾区县巡回采访，行程八九千里，在《重庆日报》开辟《灾区纪行》专栏，发表通讯二十余篇。

1992年，向泽映又深入四川盆地，采访四川的改革开放，行程万里，写出数十篇通讯、调查报告，并结集出版了《中国的红色盆地》。

1996年，重庆直辖前夕代管涪陵、万州、黔江三地。作为报社编委、总编室主任的向泽映带队前往“万里访峡江”，走遍三地二十二个区县和部分厂矿企业，开辟《峡江浪潮》《峡江行》专栏，发表通讯三十篇。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面对灾难，向泽映率领重报记者赶赴灾区，先后采访了四川三十多个重灾受灾县市以及陕西、甘肃部分灾区，行程万里，发表一大批新闻作品，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

2011年12月，时任《重庆日报》副总编辑的向泽映带领记者程必忠，千里乌江万里行，先后途经三十六个区县，采访了数百个贫困乡镇，行程四千八百多公里，再现了乌江流域的战贫扶贫及发展变迁，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

向泽映正是凭着他超凡的努力和出色的业绩，荣获了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最高奖——长江韬奋奖。

刊于华龙网2020年10月31日

优秀旅行记者是怎样“炼”成的——中国第13届长江韬奋奖获奖者向泽映成才路径试析

吴昊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向泽映近三十年始终坚持“不泡机关跑基层，不蹲会场走现场”；“望闻问切”写民生，脚板底下出新闻。为此深入边区、山区、库区、灾区、穷区，走遍千山万水，到艰苦地区抓“活鱼”；历经千辛万苦，深入调查发现真相；想尽千方百计，转变作风为民纾困解难；排除千难万险，在摸爬滚打中磨炼意志。累计发表了《渝郊万里行》《灾区纪行》《峡江行》《目击震灾区》《贵州高原纪行》《千里走乌江》《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等上百万字实录体报道，受到了上级和读者的好评。其真实、朴实、平实的文风恰恰发端于“走转改”，契合于“三贴近”，从而带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走转改”蔚然成风，引领身边一大批“田坎记者”“巷子记者”卓然成才。“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向泽映长期坚定不移践行“三贴近”的新闻采访理念，最终获得中国新闻最高奖——长江韬奋奖，他的成才路径，无疑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启示。

一 为什么选择旅行报道

1 前辈记者大家引领和启发

向泽映曾经在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1993年春季号发表的《旅行报道与新闻成才》一文中列举了大量中外名记者的旅行采访的成功经历，其中有著名政治家、大旅行家康有为，曾效仿“耐苦不死之神农”，跋山涉水“尝百草”。他曾涉足三十一个国家，其间所写的《欧洲十一国游记》，便是他考察欧洲诸国的真实记录。他的学生梁启超也步老师之后尘，走马异域，运笔西洋，写成了传颂一时的综合考察性著作——《新大陆游记》。少年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在求学旅居欧洲期间，先后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伦敦通信》《西欧通信》《旅欧通信》《巴黎通信》《欧洲通信》等一系列旅行报道，为唤醒民众起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期，旅居苏俄的瞿秋白，以北京《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记录了“一路上的见闻经过，具体事实，以及内心的变迁起伏，思想理论”，之后又将这些“新闻记者式”报告结集出版，这便是著名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旅行采访不仅拓宽了报道领域，为名著名篇的创作提供了相适的条件，而且也为新闻人才的涌现、成长、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表演舞台。

此外，报杰邹韬奋一生主持笔政，纵论天下风云，而他的新闻才名很大程度上靠《萍踪寄语》《萍踪忆语》详介欧美风貌见闻而传世。而新闻骄子范长江，二十几岁独闯西北，驰骋塞陲，凭万里探险而惊世，因旅行报道而名家，以考察佳著而流芳。甚至于不少黄头发、蓝眼睛、长鼻子的外国记者，都曾得力于旅行之举，受益于考察之实。仅以来中国旅游者，便有：斯诺、基希、史沫特莱、斯特朗、白修德、贝特兰、爱泼斯坦等等，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通”。向泽映选择旅行报道，正是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优秀品质垂范所致，也是榜样引领的结果。

2 当年正逢“旅行采访热”

旅行报道出佳作，旅行采访出人才。这一神奇现象，引起了我国新闻界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向泽映的强烈关注，并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旅行采访热。

1982年，由全国记协牵头，有北京、上海、江苏、云南、四川等十四个省市新闻单位参加的大型采访活动——“长江行”，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1983年，首都主要新闻单位派出精兵强将组成记者采访团，深入滇西少数民族地区考察，行程一万二千里，并联合著书《滇西万里行》。

1984年，国家民委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举办“边疆万里行”宣传活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大家庭》节目以及《民族团结》杂志，辟出专题、专栏予以配合。

1985年，正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成长征采访小组，沿当年长征路报道《今日长征路》。与此同时，《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不顾身体衰弱，只身徒步采访，“走当年红军长征路，写今日中国新风物”。

1986年，旅行采访热浪由首都向全国扩散，由中央新闻单位向各省市电台、报刊推开。山东《大众日报》主持“三千里海岸线调查”专栏，《云南日报》开设《金沙江行》系列报道，辽宁省辽阳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高化伟采写的“边界村庄见闻”，受到一致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这年的长江漂流追踪报道，将旅行采访、旅行报道推向了新的高度。其中四川电视台的连续报道《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纪实》、《四川日报》记者戴善奎、赵坚采写的系列报道《长江漂流》引出了近年来罕见的新闻轰动效应，并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好新闻特等奖、一等奖。

向泽映认为，毫无疑问，旅行报道已成为新闻宣传中的重型武器，旅行采访已成为记者成才、成长的重要渠道。

3 坚信“用脚跑新闻”

不知从何时起，新闻界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记者成了“领导”，采访成了“指导”，“上山下乡”的少了，“遥控指挥”的多了，这实乃一大隐忧。向泽映认为，搞新闻工作，本是件“吃苦受累”的职业，它要求记者具备过硬的采访作风，坚忍的意志品质，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而这一切，仅靠从书本里“取经”，在办公室里“打坐”，是断难修成“正果”的。向泽映曾经在自己的采访心得中写道：任何一个记者或者通讯员，不管他如何有天赋有才气，如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不主动到生活中去闯荡、去观察，那他注定要走麦城的。在向泽映眼中，《重庆日报》当年关于福尔马林浸泡火锅毛肚事件、猪肉变质事件、卷烟黑市交易事件的报道，之所以能引起市民共鸣共振，“我看与记者深入生活解剖生活的功底有相当的关系”。所以他坚定了“不跑上层跑下层，不走会场走现场”的新闻采访理念。

至于多年之后的《千里走乌江》，他认为，关键在走，在如何走。既然“走转改”，就要脚踏实地走基层，真心实意地转作风，不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走乌江的初衷，就是深入基层、一线采录，近距离、多视角、原生态再现乌江流域的现状与变迁，反映基层百姓的喜怒哀乐。所以向泽映同随行的时政记者约法三章：尽量选择贫困县、贫困乡、贫困村作调查标本；不跑县级机关，不通过会议形式采访，多上山下乡；走到哪黑就到哪歇，不吃请。

随行记者程必忠说：“为确保采访情况的真实，我们婉拒了沿途县市宣传部门的安排，直接走到基层、走到边远山村采访。老总要求我们通过‘望闻问切’体验式采访，采集第一手材料。我们每天早晨七点出发，经常是忙到下午三四点才能吃午饭。吃住在农家，是我们采访的一部分，《夜宿瓮安话平安》《信用比金子还值钱》《四在农家，好在农家》就是这种体验采访的成果，《船工新传：小波掀大浪》是中秋月夜的访问记。”

在旅行采访中，向泽映十分注重现场实录。他过去公开出版书籍多以实录命名，如《渝州万里行——当代重庆考察实录》《中国的红色盆地——当代四川考察实录》《万盛节会实录》等。这次乌江行，他更强调以眼代嘴，以腿作笔，不到现场不采访，不见现场不写文。

4 契机：变单一报道为系列报道

关键是读者喜欢看旅行报道。“当然，我还有改变报道形式的考虑。”向泽映认为，以往搞新闻报道多是采用“散打”“点射”的办法。这种传播方式固然有简洁明了、短小精悍的优点，但也往往形成见子打子、浅尝辄止的倾向。而旅行通讯正可避免上述弊端。它不仅能变零星报道为系统报道，有效地拓宽传播领域，而且能变结论式报道为进行式报道，使文章更具有层次性、深刻度。

之所以选择旅行采访，正如向泽映在采访心得中写道：“我所经营的《渝郊万里行》专栏，说到底就是采取移步换形、多篇连载的方式，对重庆城乡的现状与风貌进行诸侧面、深层次的揭示和描述。这些特点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綦江“边少穷”地区考察随笔》两组组合报道上。据部分读者反馈：我所采写的旅行通讯系列，无论就采访方式而言，还是就报道形式而论，都可说是新闻改革的有益尝试。”更重要的是，旅行报道系列化这不仅提高报道的影响力，每个“万里行”都是几十篇稿件连续发表，同时也能更快地确立记者形象。

二 旅行报道“五炼”催生记者成才

旅行采访既可为新闻报道增光添色，同时也能够提高记者素质，强化记者报道水平。旅行采访还可使记者开阔视野，增广见闻，并为时势研究、文章写作准备必要的知识积累。旅行采访更能够极大地激发、强化、调动记者的各种才智、技能。旅行采访对记者智能因素的发育、成熟可起催化作用。

我们知道，记者智能因素的发育、成熟，首先是观察能力、判断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的成熟。因为新闻采访一般要从感觉器官感知事物开始，但却不能停留于感知。感知只能反映事物的表象，并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本质深藏于事物内部，既非眼睛所能看见，也非耳朵所能听到，更非手指所能触及，只能靠心灵去感应，靠思维去把握。

旅行采访为记者从事全方位的思考、研究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宝贵的机会。旅行采访之于记者活动能力的锻炼作用，一是突出了社会活动的广泛性，记者与各式各样人物的接触面比通常的单项采访要宽得多；二是增强了记者交往活动的适应性，因为旅行采访均为一次性或短期性，这就要求记者在最短时间内同各种对象建立起某种融洽的关系。

除此之外，人才成长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其中心理素质、思想品格的影响不可忽视。而艰苦、持续的旅行考察，还可以调节、改善记者的个性心理品质，充分调动、发挥非智力因素在成才中的能动作用。

由于旅行采访选择的线路，通常是一般记者不愿去、不易去、去得少的“边区”“禁区”，环境恶劣，条件极差，道路不便，信息不灵。加之旅行采访持续时间相对较长，野外生活甚为艰辛。这种特殊形势，既是对记者意志力的考验，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磨炼。向泽映在采访心得中这样总结道：

一炼体。“万里行”当然得行，而且主要是步行，而且必须有意识地负重前行。

二炼志。只要是人，就很难没有七疮八痛。去年5月，他正在吴家区采访，只因天气突变，将息不周，染上了重感冒和痢疾。这下更糟了，“感冒清”没能清，“扑尔敏”又不敏，全身长了红疙瘩，奇痒难忍。当时很想休息一会儿，但为了不影响行程，当晚赶到区医院，打了三针，次日一早，又踏上了去大足的征途。

三炼胆。当记者后第一次去采访，由于胆小面薄，向泽映在石桥乡政府转悠了好几圈，都不敢进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脸皮也日渐“厚”了起来，最终战胜了羞怯。“万里行”，事先不打招呼，也无“要员”相陪，他可以到全市任何一个角落蹲点，也可以和任何一位陌生人谈笑风生。只要工作需要，甚至敢在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独来独往。

四炼心。旅行采访需要静心、耐心，更需要恒心。静心好，可见人之所不见；耐心好，可闻人之所未闻；恒心好，可获人之所难获。到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是向泽映最乐于接受的题目，可民族地区多半在崇山峻岭，交通不畅，语言难通，吃穿住行极为不便；要想全面、系统、彻底地考察民族地区的经济现状、社会面貌、民间情俗，那就非得在当地生活一段时间不可。他在荣昌、南桐、綦江、江津等地采访回、彝、苗族，就是先以“蹲点”的方式，和少数民族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才有了《少数民族为什么多数穷》这些报道。

五炼笔。蜜蜂采花，是为酿粉成蜜。记者采访，终须挥笔成章。他给自己定了个日程：一天赶路，一天采访，一天写作。此法对培养记者雷厉风行、倚马成文确有益处，但也往往因行色匆匆、考虑欠周流于浅陋。何况报纸版面有限，容纳不了太多的篇章。从此，他改变了既定计划，并致力于文章的分量、文采、章法，力求在“万里行”专栏这块“橱窗”里放入更多的“优质产品”。

为此他长期深入边区、山区、库区、灾区、穷区，走遍千山万水，到艰苦地区抓“活鱼”；历经千辛万苦，深入调查发现真相；想尽千方百计，转变作风为民纾困解难；排除千难万险，在摸爬滚打中磨炼意志。从一个普通记者成长为记者群体的标杆、榜样，其真实、朴实、平实的文风恰恰发端于“走转改”，契合于“三贴近”。向泽映以自身的成长轨迹揭示了优秀记者是怎样“炼”成的——那就是“不泡机关跑基层，不蹲会场走现场”，“望闻问切”写民生，脚板底下出新闻。

刊于《传媒》2015年2期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前折页

书名页

版权页

一部新闻“走转改”的鲜活范本（代序）

目录

贵州高原纪行

贵阳城里的“土八路”

石板房村印象

春风又绿黔东南

风景这边独好

农民兄弟的兄弟

醉访酒乡

走出“夜郎国”

渝郊万里行（节选）

朱沱欣逢“淘金热”

肥！肥！肥！

“疙瘩”出在合同上

从“旱鸭子”到“龙王爷”

龙水区的“满天飞”

加工生财道道多

宝顶人的旅游学

向阳花木早逢春

湖畔风波何时休

家家有本致富经

统分握手之后

柏梓有条“农民街”

夏访“桃花源”

土地，正向能手集中

走笔华蓥山

私挖乱采缘何成风

偏岩粮市变迁记

集约养殖鱼满箱

“包老头”宝刀未老

旅游风吹皱长寿湖

旱路不通走水路

丰盛场边界贸易速记

小水电，多乎哉？

“绿林好汉”闹荒山

巧绘“山水画”活念“草木经”

依样画葫芦

放长线，钓大鱼

竞争，看谁厉害

剥笋式开发

稻花香里说丰年

（一）

（二）

（三）

走进贫困山区

为何守着锅边缺饭吃？——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一

走出家门牵“金牛” ——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二

扶贫企业要扶一扶——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三

知否？知否？吴家土瘠地瘦——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四

板桥新村的喜与忧——荣昌县访贫问富札记之五

一个家庭等于一个工厂

土偏方医穷病

治穷当治心 扶贫先扶志

九锅箐呼救！

周转金怎么不“转”了？——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一）

科技扶贫重在科学——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二）

良种不“良”

养殖难“养”

加工无“功”

贫在深山有远亲——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三）

“财神爷”进山“穷光蛋”出头

炼钢的去帮烤魔芋的

给铝线，还要给人才

草茂林丰美，惜少马牛羊——綦江“老少边穷”地区考察随笔（四）

重走洪灾区

其乐也融融

哈哈，睡着了还想笑

娶亲的娶亲，嫁女的嫁女

好看，好看，像个大姑娘

洪水浑浊“衙门”清

穷则变，变则通

“御临”新传

“草鞋书记”病倒了

“钦差大臣”下黄印

复归自然

车到山前必有路

赶集三汇镇

“太岁”头上莫乱动

“改”为上计

借问瘟神何处往

吃一堑，长一智

风声雨声读书声

风声？雨声？啊，是读书声——

峡江行（节选）

而今迈步从头越

农业大县工业梦

“鬼话”连篇话鬼城

“鬼文化”·“鬼地方”

“鬼主意”·“鬼点子”

“鬼玩意儿”·“鬼名堂”

“鬼把戏”·“鬼门开”

兔子尾巴变长了

万州才子出忠州

打牌就要打名牌

龙宝是龙不是虫

五桥通四方

天城的事当天办

一条江系两云阳

开明、开放、开发

开放，撞开山门出夔门

开发，富了帅乡老百姓

风吹草低见牛羊

剪却崎岖蜀道平

洞开夔门弄商潮

人比巫山高

目击震灾区

突进平武

平武告急：绵阳副市长冒死夜探灾情

十万火急：强渡涪江争取救援时间

调集兵马：重庆消防入川救援

爆破，在“5·12”大地震之后……

破楼挡道

紧急搜寻

依依难舍

救灾，也算我一个！

乡村医生的“全天候”

商店老板兼救助员

瓦厂经理的自救行动

什邡：灾后第六天

“寻亲墙”上的希望

“寻亲墙”

志愿者老卢

艰辛寻亲路

都江堰保卫战

一切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 废墟上开始新生活

抢收庄稼 能抢多少是多少

灾区互救 免费送菜给重灾群众

飘扬的“红丝带”

特殊的医生

我是一个兵

老乡见老乡

秀才遇到兵

千里走乌江（节选）

洞天福地活水来

毕节：从试验到经验

屯堡犹存大明风

四在农家，好在农家

信用比金子还值钱

千里乌江第一镇

息烽：红色旅游烽火不息

夜宿瓮安话平安

品牌·名牌·王牌

点石成金发石财

在这里，乌江何以变“污江”？

相同印江，不同印象

乌江天险重飞渡

鱼儿离不开水

擒龙伏虎锁大江

响起了船工的号子

夹皮沟里的园区梦

埋在地心的红色记忆

鱼庄山庄唱对台

北美行记

“天使之城”的中国天使

重庆遇上西雅图

华盛顿：我有一个梦想

站在世界的十字路口

多伦多有个“家”

别了，温哥华

老山行——江津县慰问团劳军见闻录

众里寻家千百度，蓦然回首，

亲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怕死？怕死不革命！脑袋掉了，不过碗口大块疤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行走新闻”创作谈

我怎样作“万里行”

记者天生是行者

越是深入越见奇

横看成岭侧成峰

写情书样写通讯

我以我笔著我文

不薄今人爱古人

考察去来道短长

一万五千里长征

一年半载修炼

一两点遗憾

旅行采访与记者成才

附录

向泽映：记者天生是行者

巴蜀“故事迷”走上新闻路

记者天生是行者

痴迷“行走新闻”

“五千”精神访“五区”

总编辑首先是“总记者”

一双铁脚走万里——回忆《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向泽映的“渝郊万里行”

贵州行的“启发” 家乡七县步行“演练” 铁脚板准备就绪背包带伞出发

远郊、中郊、近郊，绕行重庆三圈 铁脚板用脚走出一万五千里

“这是重庆的一部改革赋一部市情录” 铁脚板用脚走出新闻的重庆价值

从“一个万里行”到“六个万里行” “铁脚记者”一双永远的铁脚

优秀旅行记者是怎样“炼”成的——中国第13届长江韬奋奖获奖者向泽映成才路径试析

一 为什么选择旅行报道

二 旅行报道“五炼”催生记者成才

后折页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