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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胖女郎也有跳舞的权利——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神谕女士》

第一部

第1章

我精心策划了自己的死亡。我的死法可不像我的人生，由一件事引发另一件事，我试图控制，却徒劳无功。我的人生有扩散的倾向，变得塌垮扁平、曲折纠结，就像巴洛克式的镜框装饰线条，总循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我要的死亡恰恰相反，要利落、简单、低调，甚至略带严肃，像一座贵格派[1]教堂，或者像我十五岁的时候，时尚杂志盛赞的基本款黑色连衣裙与一条珍珠项链的造型组合。这一次没有喇叭，没有麦克风，没有亮片，没有未了之事。关键在于消失得不留痕迹，只在身后留下尸体的影子，一个会让人信以为真的影子。一开始，我以为自己能办到。

到达特瑞莫托的第二天，我坐在公寓的阳台上。我原本打算晒日光浴，幻想自己是明艳照人的地中海女郎，肌肤是金褐色的，露出皓齿微笑，大步走进碧海，总算能够无忧无虑、摒弃过去。但我记起自己没有防晒乳液(要用高倍数型的，否则我会晒伤并长出雀斑)，便在肩膀和大腿上盖上几条房东提供的窄小浴巾。我没有携带泳衣，只能用胸罩和内裤充场面。这应该无妨，反正从马路上看不到阳台。

我一向喜欢阳台，总觉得如果能在上面站得够久——要选对阳台——穿着飘曳的白色长礼服，尤其是在上弦月的时候，便会有美事降临：音乐会响起，阳台下会出现一道轻灵黝黑的人影，朝着我攀爬上来。而我忐忑不安，满怀希望，风姿绰约地倚着锻铁栏杆颤抖。但这个阳台不太浪漫，几何线条形的栏杆有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产阶级的公寓，地面采用混凝土灌浆，已经逐渐朽蚀。男人不会在这种阳台下面弹琴，向你倾诉衷曲，或是叼着玫瑰，或在衣袖里藏着短剑，不辞劳苦地爬上阳台。再说，它只离地五英尺[2]。假如我有神秘访客，他比较可能从上方街道走下通往屋子的崎岖小径，脚步踩得煤渣沙沙作响，玫瑰或短剑只存在于他的脑海里。

无论如何，那会是阿瑟的作风。我想他宁可走路，也不肯攀爬。但愿我们能重拾以往的感情，回到他改变前的日子……我幻想他来解救我，租了辆有毛病的菲亚特汽车，顺着蜿蜒的道路上山，准备等我们相拥后告诉我车子的问题。他会将车尽量靠墙停好，在下车前用后视镜审视脸孔、调整表情，因为他向来不喜欢出丑，又无法判定自己是否即将丢人现眼。他会舒展蜷缩在驾驶座上的身躯，下车锁好车门，以防少得可怜的行李失窃；再将钥匙放进外套的内侧口袋，向左右瞄一眼，莫名其妙地歪着头，仿佛在闪躲向他扔来的石头或矮门，然后溜进生锈的铁门，谨慎地走下小径。他常在国际边境被拦下，因为他模样鬼祟，鬼祟却正当，像个间谍。

我见到瘦高的阿瑟忽然来找我，他看上去犹疑不决、面容冷酷，一心想营救我，穿着不舒服的鞋和陈旧的棉质内衣裤，不知道我是否在这里，我哭了。我闭上眼睛，前方出现浩瀚的蓝，看得出那是大西洋。被我抛下的人都在大西洋彼岸。不用说，他们在海滩上；我可是看过很多部费里尼[3]的电影的。风吹乱了他们的发丝。他们笑着挥手，呼唤我，但我自然听不见他们的话语。阿瑟走在前面。他后面的人披着做作的长披风，那是皇家豪猪，又名查克·布鲁尔。萨姆、马琳和其他的人殿后。莉达·斯波特像飘向一边的床单，跟在一旁。弗雷泽·布克南的衣服手肘处打着的皮革补丁从海边灌木后露出来，想必他躲藏在那里。我母亲在远处。她穿着藏青色套装，戴着白帽。父亲在她身边毫不起眼。路姑妈也在场，只有她没看我。她沿着海滩走，深深呼吸，欣赏浪花，不时停步倒出鞋里的沙。最后，她脱掉鞋子，披着她的狐狸皮草，戴着羽帽，穿着袜子，走向远处卖热狗和橘子水的摊贩。摊贩在地平线上，像魅惑人心的海市蜃楼般吸引她上前。

但我看错其他人的举动了。他们是笑着向彼此挥手的，而不是向我。唯灵论者的说法是否错了？也许死者对活人丝毫不感兴趣？尽管他们中有些人仍然在世，而我才是应该已死的人，但他们理应为我哀悼，不该欢欢喜喜。这不公平。我拼命幻想他们的海滩上出现不祥之物(一颗巨大的石雕人头、一匹瘫倒的马)，却徒劳无功。其实，这已经不太像费里尼的电影，倒像我八岁时看过的迪士尼电影：一只想在大都会歌剧院献唱的鲸鱼游到船边唱咏叹调，但水手用鱼叉刺杀它。它的各种嗓音幻化成不同颜色的灵魂离开它的身体，飘向太阳，仍然继续歌唱。印象中，片名是《唱歌剧的鲸鱼》。当时我看得号啕大哭。

想到这里，我才真的哭得不可收拾。我始终学不会优雅地哭泣；静默无声，珍珠形的泪水从闪亮的大眼睛滚落脸颊，像《真爱》漫画封面画的那样，不留污渍或泪痕。但愿我会那种哭法，如此便能在别人面前哭泣，不必待在浴室、黑暗的电影院、灌木丛后面或空房间里，倒在床上的派对外套上哭。如果你能静静哭泣，别人才会替你难过。我哭起来却抽抽噎噎、涕泗横流，眼睛的颜色和形状像烹煮过的西红柿。我双拳紧握，我呜呜咽咽，我丢人现眼。最后，我引人发噱，成了被取笑的对象。我的悲伤总是情真意切，抒发出来却沦为滑稽剧的悲伤，那夸张的模仿就像白玫瑰加油站的霓虹灯玫瑰，不再具有真实感……端庄的啜泣是我始终无法精通的艺术之一，就像我戴不好假睫毛一样。以前真该聘请女家庭教师指导我，我应该进礼仪学校，在背部绑上矫正驼背的木板，并且学习水彩画和自我控制。

你不能改变过去。路姑妈常这么说。唉，但我想改变过去，那是我由衷想做的事。怀旧的情绪撼动了我。天空蔚蓝，阳光明亮，左边地上的一摊玻璃碎片犹如水面，闪着粼粼的波光。一只拥有斑斓蓝眸的绿色小蜥蜴在栏杆上烤暖冰冷的血液。山谷里传来叮当声和舒缓的哞叫，那陌生的声音带来片刻的静谧。我安全无虞。我能重新开始，然而我却坐在阳台上，身边的厨房窗户在我搬入前便碎裂残缺，座椅用铝管和黄色塑胶条制成，发出令人窒息的噪声。

这张椅子属于维托尼先生。他是房东，喜欢五颜六色的毡头笔，红色、粉红色、紫色、橙色，我有着和他相同的喜好。他用自己的笔向镇民炫耀写字的能力。我用它拟订清单和情书，有时两者合而为一：我去买点咖啡，爱你哦[4]。想到这些被我放弃的日常采购，我更加悲从中来……再也没有葡萄柚，剖开，一人一半，中间填入一颗红樱桃，看起来像肚脐，阿瑟习惯将樱桃推滚到盘边；再也没有燕麦粥，我对它嫌恶至极，阿瑟却赞誉有加，那粥结块烧焦，全是因为我不听他的劝，不肯用隔水加热的方式烹煮……多年的早餐，手艺拙劣，弃置不顾，永远不能挽回……多年来被我谋杀的早餐，为什么我会做那种事？

我意识到自己来到了全天下最差劲的地点。我应该去清爽干净的场所，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但我回到同一个小镇，甚至住同一栋房屋，待在我们去年共度夏天的地方。一切都没有改变：我得用同一个双炉口瓦斯炉做饭，瓦斯桶的瓦斯总在菜煮到一半时用完；用同一张桌子吃饭，桌面仍有几个白色圆圈印子，那是去年我不小心用热杯子烫出来的；睡同一张床，床垫被岁月和许多房客的焦虑压得凹陷。阿瑟的幻影会追逐我；我已经隐约听见从浴室里传来漱口声，听见他在阳台上拉动椅子，椅脚啦啦地刮过碎玻璃，而他等着我从厨房窗户递咖啡给他。如果我睁开眼睛，转头一看，他必然会在那里，报纸举在面前六英寸[5]的地方，袖珍字典放在膝上，左手食指(可能)插在耳朵里，这是他否认自己时会做的无意识动作。

我真笨，我错了。我应该去突尼斯或加纳利群岛，甚至迈阿密海滩，就搭乘灰狗巴士去，选择含住宿的那种行程，但我没有那种意志力；我需要比较熟悉的环境。如果去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没有地标，没有半点过往，那未免太像死亡。

这时，我用房东的一条浴巾掩面啜泣，用另一条浴巾盖住头，这是我的老习惯：我以前常埋在枕头下哭，不让人发现。现在浴巾外传来古怪的嘀嗒声，那声响必定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侧耳倾听，声音却停了。我将浴巾拉高。就在那里，距离我足踝只有三英尺的地方探出一颗头颅，是老人的头，头上戴着松散的草帽，一双浑浊的眼睛瞪着我。那目光或许是惊恐，也可能是不认可；他的脸颊在牙龈处凹陷，半边嘴巴张开。他一定听到了我的哭声。也许他以为我生了急病，身上穿着内衣裤，盖着浴巾待在阳台上；也许他以为我醉了。

我消沉地笑一笑，好让他放心，再拉拢浴巾，试图从铝椅上站起来，来不及记起动作不够利落的话，椅子会自动折叠。我弄掉了好几条浴巾才进到门里。

我认得老先生。他正是以前每星期来一两个下午的老人。他会照顾屋下贫瘠露台上的朝鲜蓟，用生锈的大剪刀除去较大的杂草，并剪下成熟的坚韧蓟头。他不像其他镇民那样会跟我攀谈；他不回应我的招呼，令我毛骨悚然。我穿上连衣裙(在门后，观景窗看不见的地方)，进入浴室用湿毛巾擦脸，用一些维托尼先生提供的粗糙的卫生纸擤鼻涕，然后到厨房泡茶。

自从抵达这里后，我首度感到害怕。回到这个小镇不但令人沮丧，更是危险。如果你不能隐形，就算幻想别人看不见自己也无济于事，而且问题是：如果我认出了老人，他可能也认出了我。

第2章

我坐在桌前喝茶。茶能安神，协助思考。茶的质量不太好，有股创可贴的味道。茶包是在大杂货店买的，我同时买了一包皮克弗里安牌饼干，这是英格兰的舶来品。店家囤积了大量饼干，料定英格兰观光人潮会涌来这里，只是那波人潮目前未到。盒身印着“英国女王御用饼干制造商”。我觉得这句话很能鼓舞人心。女王不会哭哭啼啼，因为懊悔是蠢事一桩。“振作起来。”一个严厉的王室口吻说。我在椅子上坐直一点，思忖下一步怎么做。

我当然采取了防范措施。我始终使用另一个名字。去看维托尼先生有没有空的公寓出租时，我戴了太阳眼镜，并且裹着从多伦多机场买来的头巾。头巾是日本制的，图案是粉红色骑警在落基山脉前做仪仗表演。我套上一件布袋似的印花连衣裙，也是粉红色，上面印着浅蓝色的花朵，是在罗马的街头小店买的。其实我想穿印有大红玫瑰或橙色大丽花的连衣裙，这件令我活像一大片壁纸，我希望衣着不起眼。维托尼先生不记得我，这点我敢断定。但老先生撞见过我没有伪装的模样，更糟的是当时我的头发露在外面。及腰的红发在这种乡下地方非常引人注目。

饼干硬得像石膏，味道像木架。我拿起最后一片饼干蘸蘸茶水，机械地嚼碎，这才意识到整包饼干已一片不剩。这不是好现象，我必须注意食量。

我决定改变发型。我的头发很醒目，发长和发色始终像我的注册商标。每一篇报纸报道，不论评价好坏，总会提起我的头发，而且篇幅不少：女性的头发比她有没有才华更重要。“著名的《神谕女士》作者琼·福斯特犹如一幅罗塞蒂[6]的华丽画像，明艳照人，令听众心醉于她那超脱凡俗的……”(《环球邮报》)；“散文诗女作家琼·福斯特红发飘逸，一袭绿衣，仪态万千，可惜声音模糊难辨……”(《环球邮报》)。追踪我的头发比追踪我容易得多。我必须剪短头发，再染一染，只是不知道哪里有卖染发剂的。绝不能在镇上购买。也许我得专程跑一趟罗马。我心想，当初应该买顶假发的。这是我的疏忽。

我走进浴室，从拉链化妆包里翻出指甲剪。指甲剪太小，可是不用它的话，便只能将就使用维托尼先生钝钝的水果刀。我耗费许多时间将头发锯短，一缕一缕地锯。我试图修整剩下的头发，越修越短，发尾却依然参差不齐，直到我看见头发理得像集中营囚犯。不过，脸蛋看起来大不相同，别人可能会以为我是来度假的秘书。

头发一堆堆、一卷卷地堆在浴室洗脸池里，我想把它们留下来，一度考虑将头发塞入梳妆台抽屉，又怕万一被发现，我该如何解释？他们会开始寻找手臂、双腿和身体的其余部位。头发绝对留不得。我考虑用马桶冲掉，偏偏头发太多，再说化粪池有点问题，会冒出沼气和分解中的卫生纸碎片。

我将头发拿到厨房，打开一个瓦斯炉炉口，将头发一缕接着一缕献祭。发丝皱缩，焦黑，犹如一把蛲虫扭动身体，熔化，焚毁，像保险丝啪的一声就此报销，空留一股呛鼻的焚烧火鸡羽毛的味道。

我的泪水流下脸庞。我绝对是多愁善感的人，而且是最容易感伤的那一种。重点是以前阿瑟喜欢为我梳头，往事的画面令我不禁泪水涟涟，完全忽略他始终学不会不能硬扯头发打结的部分，否则我会疼痛难当。太迟了，太迟了……我的情绪总是不合时宜，我应该在该生气的时候生气，该流泪的时候流泪，一切都错了。

头发烧到一半时，碎石小径传来脚步声。我整颗心揪起来，愣在原地。那条小径只通往这栋公寓，这栋公寓只有我一个住户，其余两户是空屋。阿瑟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了？也许我终归没有看错他；也许来人不是阿瑟，而是其他人……被我硬是置之不理一个星期的惊恐顿时化为冰冷的灰色大浪，卷过我的脑海，浪中夹带着我恐惧的形体：动物尸骸、只有喘息声的骚扰电话、几张用商业电话簿剪贴拼凑成的杀手纸条、左轮手枪、怒火……一张张脸孔在我脑海中浮现又散去。谁会找我？有何来意？我永远无法回答。我想要尖叫着冲进浴室，浴室里有一扇高高的方形窗户，也许我能钻出窗户，跑上山去开车，又一次迅速逃逸。我拼命回想车钥匙放在哪里。

门口传来一声敲门声，敲得严肃而自信。一个声音叫道：“你好？你在吗？”

我又喘得过气了。原来只是维托尼先生，只是满面笑容的雷诺·维托尼。他来巡视自己的房产。就我所知，这栋公寓是他唯一的产业，但他应该是镇上的巨富之一。万一他进来检查厨房，他会对献祭的头发作何感想？我关掉瓦斯炉，将落发塞进装垃圾的纸袋。

“马上来。”我叫道，“等一下。”我不希望他走进屋子里。我的床没有铺，衣服和内衣披在椅背上、扔在地板上，桌面和洗碗槽里堆着脏碗盘。我用一条毛巾裹住头，经过桌子时匆匆戴上墨镜。

“我刚刚在洗头。”我开门向他说。

他不明白我为什么戴墨镜。但他只是略感不解，不算太困惑。就他所知，外国妇女奉行怪异的美容习惯。他笑嘻嘻地伸出手，我礼尚往来。他拉起我手的姿势像是要行吻手礼，但他只和我握了握手。

“很高兴见到你。”他并拢脚跟，行了一个怪里怪气的军礼。彩色毡头笔在他胸前口袋里一字排开，犹如勋章。他在战争时发迹，方法不明。现在没有人过问这种事情，反正战火已经熄灭。战争时他也学了一点英文，以及几种外语的皮毛。他为什么在傍晚来我的公寓？在这个时间登门拜访年轻的外国女子，应该不太妥当吧？毕竟他是体面的中年人，家里有一位门当户对的水桶腰太太，以及无数的孙子、孙女。他腋下夹着东西，眼睛看着我的肩膀后方，一副想要进屋的模样。

“你在做饭吧？”他说，显然闻到焚烧头发的味道了。我能听见他心里暗想，天晓得外国人到底吃什么。“但愿我没打扰你。”

“没有，一点也没有。”我由衷地说，立在门口正中央。

“屋里东西都没坏吧？灯又会亮了？”

“是。”我说，点头点了太多次。前一任房客积欠电费账单，因此我搬来时屋子被断电。但维托尼先生动用关系解决了问题。

“阳光充足，不是吗？”

“是啊。”我说，努力不流露出不耐烦。他站得太近了。

“很好。”现在他切入正题，“我带了东西给你，能让你觉得比较……”他举起空着的手，手心向上，热情洋溢，殷勤地簇拥我进屋，“让你觉得在我们这里比较有家的感觉。”

我心想自己真可鄙，原来他这一趟来，是要送我乔迁之喜的礼物。这是他们的习俗吗？我该说什么？“你太客气了。”我说，“可是……”

维托尼先生摆摆手，不让我道谢。他拿出夹在腋下的正方形包裹，放在塑胶椅上拆开系绳，解到最后一个绳结时停顿了一下，营造悬疑的气氛，犹如魔术师。褐色的包装纸松开了，露出里面的五六幅油画，天啊!是画在黑绒布上的，裱着镀金的塑胶框。他取出画，一幅幅地展示。这些画的主题全是罗马古迹，每幅画只有一个色系：竞技场是艳红色，万神殿是淡紫色，君士坦丁凯旋门是如烟似雾的黄色，圣彼得大教堂是蛋糕的粉红色。我像评审一样皱眉审视。

“你喜欢吗？”他威严地问。我是外国人，理应喜欢这种东西，而他带画来送我、讨好我，我尽本分地假装喜欢，不忍伤他的心。

“很棒。”我说。我指的不是画作，而是他送礼的心意。

“是啊，说得好。”他说，“我兄弟的儿子，他有天赋。”

我们静静地看着画作。此时画在窗台上发亮，像微弱金色阳光下的高速公路路标。我凝视着画，画面渐渐沾染上或者散发出某种可怕的能量，就像关上门板的火炉或墓室。

对他来说，我看画看得不够快。“你喜欢哪个？”他问，“这个吗？”

我不知道每一个选项代表的意义，该从何选起？语言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有另一种语言问题，也就是做与不做某件事的意义。如果我收下一幅画，是不是必须成为他的情妇？选择哪一幅画重要吗？这是一场测试吗？

“嗯。”我试探地说，指着霓虹色的竞技场……

“二十五万里拉[7]。”他立刻说。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单纯的现金交易并不复杂难懂，容易应付。我心想，这些画当然绝不会是他侄子的作品。他必然是在罗马向街头小贩买下这批画，转售图利。

“好。”我说。我根本负担不起，却始终学不会讨价还价，也怕得罪他。我可不想让公寓被断电。我进屋拿钱包。

他将钞票折好收进口袋，收起其他几幅画。“也许你能买两幅？寄回家里？”

“不用了，谢谢。这幅画很棒。”

“你先生很快就会来吗？”

我笑一笑，不置可否地点头。我租公寓时刻意营造了那个假象。我要镇民知道我已婚，省得招惹是非。

“他会喜欢这些画。”他说得好像很笃定。

我不禁纳闷起来。他是否认出了我？识破我墨镜、浴巾和假名的伪装？他家道富裕，想来不需要四处兜售廉价的观光画作。或许卖画只是借口，但目的何在？我觉得我们的谈话有太多我掌握不到的弦外之音，这也不足为奇。阿瑟常说我迟钝。

维托尼先生走远了以后，我拿画进屋，寻找悬挂的地方，绝不能选错位置。多年来，我房间里各个主要物品的摆设一定要和谐，这是受到母亲的影响。无论喜欢与否，这幅画会是主要物品。它非常红艳。最后，我将画挂在门左边的钉子上，坐着时才能背对它。我常常重新摆放家具，忽然无预警地变换摆法，惹得阿瑟生气。他始终不明白我为何那么做。他说人不该在乎周遭的环境。

但维托尼先生错了：阿瑟不会欣赏这幅画。这不是他喜欢的东西，而是他认为我会喜欢的东西。他会说这幅画搭配得宜：血红色的竞技场画在粗俗的黑绒布上，金框，喧嚣又紊乱，喝彩的群众，沙地上的横死，野兽的嘶吼、呼号、尖叫，烈士在囚房内啜泣，准备成为牺牲品；而最重要的是那种情绪，恐惧、愤怒、笑与泪，一场令群众痴醉的表演。我想这是他对我内心世界的看法，只是他不曾明言。在这一片吵嚷骚动中，他在哪里？他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纹丝不动，几乎不笑，要满足他可不容易。他不时做出那个决定生死存亡的小动作：拇指向上或向下。我心想，现在你得独挑大梁，拥有自己的情绪。我已经厌倦在人前演出喜怒哀乐，因为伪装的情绪变得太过逼真了。

这会儿我对他愤恨难当，想砸东西泄愤，手边却只有盘子(维托尼先生的)，而且能砸的目标只有维托尼先生本人，想必此刻他正慢慢爬上山坡，因为腿短又挺着枕头似的肚腩而轻喘。如果我怒气冲冲地追上去，用盘子砸他，他将作何感想？他会报警。警察会逮捕我，搜索公寓，发现装满红发的纸袋、我的皮箱……

我迅速回到现实。我的皮箱放在仿巴洛克式的大五斗柜下面，柜面的漆斑驳脱落，嵌着贝壳图样的装饰。我拉出皮箱，将它打开，里面的快乐牌绿色塑料袋内是我的湿衣服。衣服散发着我死亡的气息，以及安大略湖、渗漏的油污、海鸥尸体、弃置在沙滩上腐败的银色小鱼的味道。牛仔裤和深蓝色T恤是我的寿衣，过去的我潮湿褶皱，五彩灵魂已经飞离。我绝不能在特瑞莫托穿这种衣服，即使衣物不起眼也不能穿。我考虑把衣服扔进垃圾桶，但依据以往的经验，我清楚本地孩童会翻看垃圾桶，尤其是外国人的垃圾桶。前往特瑞莫托的路上交通繁忙，没有适合丢弃的地点。我应该在多伦多机场或罗马机场将衣服处理掉，但遗留在机场的衣物会启人疑窦。

黄昏了，但天色仍然够亮，可以看清四周。我决定埋掉衣服。我将快乐牌塑料袋揉成一团，塞到腋下夹着。那是我的衣服，我没有做错事，却仍旧觉得像弃尸，扔掉一个我谋害的人。我蹒跚地踏上屋旁的那条小径，走到底部的朝鲜蓟菜圃，凉鞋的皮质鞋底在石子上打滑。地面硬得像打火石，没有铲子，挖不了洞。再说，在菜圃挖掘必然会被老先生察觉。

我审视房屋地基。幸亏地基建得粗劣，有好几处的水泥龟裂。我找到一片松动的水泥，用扁平的石头撬开，见到里面满是泥土：房屋地基是直接嵌进坡地里面的。我扒出一个洞，竭力将快乐牌塑料袋揉成一小团，塞进土坑，将水泥块嵌回原位，盖住塑料袋。或许几百年后，会有人挖出我的牛仔裤和T恤，推断那是被世人遗忘的仪式、一桩孩童谋杀案，或密封的坟墓。这个想法令我欣慰。我踏平散落在四周的泥土，湮灭痕迹。

我爬回阳台，如释重负。等我染好头发，一切明显的个人特征便会消失殆尽，我可以开始成为另一个人，一个截然不同的人。

我回到厨房烧完落发，拿出藏在碗柜里盘子后面的仙山露水果酒。我不要镇民知道我暗中小酌，其实这不算偷喝，只是这里没有能够让我正大光明喝两杯的地方。在这里，妇女不该在酒吧独酌。我斟满一小杯，向自己敬酒：“敬生命。”话说出口，我气恼起自己扯开了嗓门。我不要自言自语。

蚂蚁正忙着搬运我前一天买的菠菜。它们住在外墙，只会积极搜寻菠菜和肉类，不碰其他食物，但前提是你得为它们准备一碟糖水。我备妥糖水，它们也找到了，正在碟子和蚁窝之间往返，前往碟子时瘦巴巴的，回程时胖乎乎的，将自己撑得像迷你油轮。一圈蚂蚁围绕在糖水边缘，几只涉入水中太远而溺毙。

我又倒了一杯酒，手指在碟中蘸了蘸，用糖水在窗台写下姓名缩写。我等着看蚂蚁拼凑出我的名字：一则活传奇。

第3章

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心里已经不再欣喜。尽管我不是真的宿醉，却不想立刻翻身下床。仙山露酒瓶立在桌上，滴酒不剩。我觉得状况不妙，不记得自己几时将酒喝干。阿瑟常叫我别太贪杯。他酒量不大，却习惯不时带一瓶酒回家，放在我看得到的地方。想来，我在他眼里就像儿童化学实验器材：他私心里喜欢让我晕头转向，知道这样能引发刺激的变化。但他从不确定后果，也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假如我当初明白这一点，经营婚姻就会比较容易。

天空飘着细雨，我没有雨衣。在罗马时本来可以买一件，但在我的印象中，这里的气候是阳光不断，夜晚温暖。我没有带雨衣、雨伞，其实我根本没有携带多少私人物品，因为我不想暴露打包行李的明显迹象。现在我惋惜起衣柜里的衣服：红金色的印度纱丽、土耳其式绣花长袍、杏黄色的绉边天鹅绒礼服。其实在这种地方，那些衣物又能穿到哪里亮相？但我躺在床上，苦苦思念我那一柄孔雀羽扇(只缺一根毛)、我的宝蓝色串珠晚宴包(不折不扣的古董)。

阿瑟对我衣物的态度很奇怪。他不喜欢我将钱拿去添购新衣，因为他以为我们负担不起。起初，他不是说衣服跟我的发色不搭，就是说衣服让我看起来很胖。后来，他献身妇女解放运动，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不该想要那种服饰，任凭剥削者摆布。不仅如此，他还觉得这些服饰冒犯了他，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但他同时迷恋我的衣服，就像他迷恋一切他不认可的我的个人风格。我猜他觉得那些衣物很撩人，因此他恼火自己怎么如此不争气。

最后，他令我羞惭不已，不好意思穿着长裙见人，只能关上房门，披上丝绸或天鹅绒的衣服，将垂荡的金色耳环、项链、手链统统翻找出来，在身上搽一点香水，脱掉鞋子，在镜子前起舞，慢慢转圈，与隐形的男伴跳着华尔兹。他身姿挺拔，穿着晚礼服，披着晚宴斗篷，眼神深情款款。他一边带着我回旋转圈(偶尔撞上梳妆台或床尾)，一边低喃：“让我带你远走高飞，共舞到地老天荒。”虽然他其实不存在，但诱惑仍然难以抵挡……

阿瑟绝不会陪我跳舞，即使私底下也一样。他说他一向不会跳舞。

我躺在床上看雨，听见镇上某处传来哀伤的哞叫，声音粗嗄得像金属，犹如一头铁牛。我觉得很悲伤，公寓里没有能令我欢喜的东西。“公寓”这个词很贴切。英国报纸背面的广告会说这是“花园别墅”，其实屋里只有两个房间和一间狭窄的厨房。墙壁用灰泥板覆盖，没有油漆，布满由漏水造成的污痕和霉斑。几根木梁横越天花板。维托尼先生必然认为木梁具有乡村情调，饶富趣味。蜈蚣栖息在木梁里，有时会摔落地面，尤其是夜晚时。墙面和地板间的裂缝里有中等体型的褐色蝎子，小浴缸里偶尔也看得到。它们的毒性应该不会致命。屋外的雨令屋内阴沉寒冷，不知哪里的滴水发出在洞穴里似的回音，这可能是因为楼上两户仍是空屋。上次来时，楼上住了一户南美籍的人家。他们弹奏吉他到深夜，呼喊、跺脚，震得灰泥碎屑如冰雹般落下。我也想上楼呼喊、跺脚，但阿瑟觉得主动上楼自我介绍太莽撞，因为他是在新不伦瑞克省的弗雷德里克顿长大成人的。

我翻个身，脊椎被床垫刺到。有一根弹簧裸露在外，就在床垫正中央。我知道如果将床垫翻面，则会有四根外露的弹簧。这是同一张床垫，凹凸不平，难以信赖，不曾因为一年来的其他房客而改变。我们曾在上面做爱，猴急得有如在汽车旅馆的房间。蜈蚣令阿瑟兴奋，因为蜈蚣带来了危险的氛围(蜈蚣是著名的春药，经历过黑死病)。再说，他喜欢拎着皮箱漂泊。那一定让他觉得自己像政治难民。沦为政治难民八成是他的幻想之一，只是他从不说出口。

此外，他可以想象我们正前往某地，去一个更好的处所。事实上，每一回搬家，他确实认为新家比较好，但一阵子后便觉得新家只是和旧家不同，最后则认为新家和旧家没两样。他比较重视身为过客的假象，轻视天长地久的虚幻，而我们的整段婚姻则在某种心灵火车站上演。或许，那与我们邂逅的方式有关。我们的感情以告别揭开序幕，以至于我们习惯道别。即使他不过是到街角买香烟，我也会凝视他，仿佛那是永别。现在，我永远看不到他了。

我放声大哭，将头埋到枕头下。我决定不能这样下去，不能让阿瑟继续控制我的人生，尤其是他远在天边。现在我是另一个人，我几乎变了一个人。以前常有人对我说：“你看起来跟照片完全不像。”这话不假。因此，只要稍微改变造型，哪天在街上和他擦肩而过，他都不会认得我。我从凌乱的被单里爬出来(维托尼先生的被单很薄，有细密的修补痕迹)，到浴室扭开冷水，将毛巾冲湿，准备为脸消肿。我及时察觉到有一只褐色小蝎子躲在毛巾折叠处。要习惯这种埋伏实在很困难。假如阿瑟在这里，我会尖叫。但阿瑟不在，于是我将毛巾扔到地上，用清洁粉的铁质罐底砸烂蝎子。那罐清洁粉也是维托尼先生提供的。他在公寓里囤放了许多居家清洁用品：肥皂、马桶消毒剂、刷子。但烹饪用具只有一个煎锅和两个汤锅，其中一个汤锅没有握柄。

我蹒跚离开浴室到厨房，扭开瓦斯炉。早上不喝咖啡的话，我会精神不振。我得将热食送进嘴里，才能有安全感；在这里，那个热食就是加入窗台上三角形纸盒包装的牛奶的过滤式咖啡。公寓里没有冰箱，但牛奶仍未变酸。反正牛奶得煮滚，这里的食物都得煮滚才能下肚。

我捧着热咖啡在桌前坐下，杯子又将桌面烫出一圈白色印子。我啃着脆饼，试图规划我的生活。我跟自己说：一步一步来。幸亏带了毡头笔，我可以列清单。我在纸张上端用苹果绿色笔写下“染发剂”。我要到蒂沃利购买，甚至跑一趟罗马，越早越好。等我染了头发，便没有能把我和另一个世界联结在一起的个人特征了，只剩指纹能证明我的身份，但没人会管一个正式宣告死亡的女人的指纹。

我写上“钱”，并在下面画两条线。钱很重要。如果节省开支，钱应该够用一个月。实际上，我大概能撑两个星期。黑色天鹅绒竞技场令我荷包缩水。我没能从银行账户领出多少金额，因为死亡前夕提领巨款未免可疑。如果当初时间宽裕一点，我便能利用另一个账户转账，也就是我工作上的账户。偏偏通常是钱一入账，我便立刻将绝大部分转到自己名下的账户。不知道谁会继承那笔钱，十之八九是阿瑟。

我写下“给萨姆的明信片”。明信片已经有了，是在罗马机场买的，上面有比萨斜塔的照片。我用绿笔工整地写下我们约定好的内容。

玩得很开心。圣彼得教堂很棒。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爱你的米策和弗雷德。

这能让他明白我已安然抵达。假如出了状况，则写：“天气很冷，弗雷德得了痢疾，幸亏有抗痢疾的药!爱你的米策和弗雷德。”

我决定先将明信片寄出去，晚点再解决钱和染发剂的事。我喝完咖啡，吃掉最后一片脆饼，换上第二套犹如布袋的新连衣裙。这件白色连衣裙印着灰色和紫色的菱形图案。我发现睡衣中间的缝边裂开了，就在大腿的高度。现在没有人盯着我挑毛病，我会不会变得邋遢？心里的声音说：为什么你不好好照顾自己？你不想争口气吗？“针线。”我在清单里加了这一条。

我用那条粉红色骑警头巾包好头，戴上墨镜。雨停了，但天空仍然灰暗，戴墨镜显得奇怪，但我也顾不了了。我踏上弯弯曲曲的大卵石街道，前往市集广场。沿途有老妇人们坐在路边。她们天天坐在古意盎然的石屋门前，庞大的苍老身躯被塞进黑色连衣裙里，有如守丧。她们的腿像套着羊毛的熏香肠。她们是前一天下午打量过我的老太太们，她们一年前、两千年前都在这里。她们亘古不变。

“Bongiorno.”(你好。)每位老太太在我路过时说。我向她们点头致意，笑着复述这句招呼语。她们似乎对我不怎么感兴趣。她们已经知道我的住处、车款以及我来自异邦。每回我到广场买东西，她们都一清二楚。对于外国人，还需要知道别的吗？她们唯一可能看不惯的事情是我独居，认为这样违反自然。其实我也觉得独居很别扭。

邮局位于其中一栋潮湿古屋的前部。里面只有一张长椅、一个柜台和一个布告栏，栏上钉着一些像通缉令的照片：满脸戾气的男人的正面和侧面；两个警察(还是士兵？)懒洋洋地坐在长椅上，穿着老旧的墨索里尼式制服：硬邦邦的高筒靴、条纹裤，口袋的袋盖上有几道小麦花纹装饰。我后颈发麻，在柜台前试图让女柜员明白我要航空邮票。我只想到“Par Avion”(乘飞机)，但那是法语。我挥动手臂做出振翅的动作，感觉很愚蠢，但她猜出了意思。身后的警察哈哈大笑。他们必然会发现我的护照，因为护照像熔化的铁一样，像警笛一样，从皮包侧面透出光亮。他们想必会请我出示护照，询问我，通报警方……警方会怎么处置我？

女柜员从柜台玻璃上的洞口接下明信片。萨姆收到明信片后，立刻就会通知我我们的计划有多成功。我离开邮局，警察凸亮的眼珠看着我出去。

我们的计划很高明，我心想。我很得意自己一手安排了一切。忽然间，我很希望让阿瑟知道我的聪明。他向来认为我太缺乏条理，连穿过屋子、走出家门都成问题，更别提出国了。我会冲出门采购，带着细心拟订的购物清单，其中包括许多他提议添补的物品，然后发现忘记带皮包，回家拿皮包又忘了带车钥匙，将车开走后才发现忘记带清单。或者，我会买回两罐鱼子酱、一盒昂贵的薄饼和小瓶装的香槟，然后试图向他辩解这些美食正在特价售卖。每回都是谎言，唯独第一次例外。我很想让他知道，我完成了复杂而危险的事情且没有犯错。我始终想做会让他赞赏的事情。

想到鱼子酱，我不禁饥肠辘辘。我穿越市集广场到大杂货店，那里有罐头和包装食品。我又买了一盒皮克弗里安牌饼干、一些奶酪和意大利面食。外面的小餐馆附近，有一辆老旧的蔬菜卡车，稍早听见的喇叭声想必就是来自这辆卡车。丰腴的主妇们围着卡车，穿着棉布家居连衣裙，露出小腿，嚷着要买的菜名，手里挥着整捆的纸钞。菜贩很年轻，浓密的发丝抹了发油，站在卡车后面，将菜放进菜篮，陪着婆婆妈妈们说笑。我经过时，他向我微笑，嚷了一句话，逗得主妇们又笑又闹。他拎起一串葡萄，晃一晃示意我买，但我不敢上前，因为我的词汇有限。我走到平日买菜的蔬菜摊前，虽然蔬果不太新鲜，但菜贩上了年纪，态度和蔼，我只要指指要的东西就行了。

在肉铺，我买了两片薄如纸张的昂贵牛肉，我知道它们一定淡而无味。那是18个月以下的牛身上的肉，因为(这里)没人有财力和精力将牛放牧到18个月以上。而我始终没学会料理牛肉，做出来总是像塑胶。

我提着大包小包走下山坡回公寓。我向赫兹租车公司租的红车停在通往回家的小径的一扇锻铁大门的对面。我在机场租下这辆车，车身的刮痕来自罗马的一条街道，当时我不知道那条路是单行道。几个镇上的小孩围绕在车边，在车身的薄薄灰尘上画图，以近乎恐惧的眼神窥视车窗里面，抚摸挡泥板。他们看见我便离开车子，聚在一旁交头接耳。

我向他们微笑，心想他们模样真可爱，圆圆的棕色眼睛机灵得像松鼠；几个孩子都有一头金发，配上橄榄色的皮肤，对比很强烈。我想起有人跟我说，十个或十五个世纪前野蛮民族常来这里，因此这里的城镇都建在山坡上。

“Bongiorno.”我向他们说。他们害羞地咯咯笑。我弯身进铁门，走下小径。两只羽毛花色像碎瓦楞纸板的小母鸡匆匆闪避。走到一半，我停下来，努力回想有没有锁门。尽管我在这里很安全，却承担不起粗心或懒散的后果。说来不可理喻，但我觉得有人在公寓里，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等我。

第4章

没有人在公寓里。若说公寓有变化，那就是变得更加空虚。我做午餐时没有发生意外，没有东西爆炸或溢出。我坐在桌前吃饭，心想自己不久便会在厨房用餐，站着从汤锅或煎锅内取食。独居的人会变成那副德行。我觉得应该订立一套日常生活的惯例。

午餐后，我清点手头的钱，有些是现金，有些是旅行支票。一如往常，总额比料想中的少。我必须勤奋工作，增加收入。我走到五斗柜前，拉开内衣裤抽屉，在里面翻找，纳闷我为何买下一条用黑线绣着“星期天”字样的红色比基尼式三角裤。当然，那是为皇家豪猪买的。他是迷恋内衣裤的怪人。“星期天”属于周末内裤组。我还有“星期五”和“星期六”，文字统统是双语。我从玻璃纸包装里拿出内裤，皇家豪猪说：“穿上‘星期天’。”他喜欢创造反道德的意象。我换上内裤后，皇家豪猪说：“效果爆炸[8]，转身。”他扑向我，我们倒在他的床垫上浓情缠绵。我还有一件肉色胸罩，是前扣式的。广告说它“仅限情人”，于是我买下来与情人共享。我无法抗拒广告，尤其是担保会带来幸福的广告。

我带来这条罪恶的内裤，是担心阿瑟在我“过世”后见到内裤，察觉他不曾看过它。我在的时候，他绝不看我内衣裤的抽屉。内衣裤会令他害羞，他情愿认定自己只关心比较高级的事物。说句公道话，他多半时候确实如此。因此，我利用内衣裤抽屉收藏东西。来到这里，我依然习惯将东西往那里藏。

我拿出弗雷泽·布克南的黑色笔记本。在笔记本下面、抽屉底部有一条衬裙，里面包着我“死”时正在写的手稿。

他撇下夏洛特，离开房间。夏洛特伫立在原地，双手犹不自觉地抓紧珠宝盒。宽敞的壁炉里炉火噼啪作响，布满雕刻的壁炉架上的大理石刻家徽映出温暖的火影，她却浑身发冷。此时，她的脸颊发烫，眼前仍然看得见他嘴唇的曲线，眉毛在黝黑却深具魅力的脸孔上讽刺地挑起，刚强的嘴形，贪婪的薄唇……她记得他的目光如何在她身上游移，欣赏她紧致年轻的娇躯，连极不合身的廉价黑色褶皱连衣裙也遮掩不住她玲珑的曲线。她见多了贵族，了解他们瞧不起她这种自食其力的女孩，无视她们的抛头露面也是迫于无奈。他想必与其他贵族一样。夏洛特想到自己承受的侮蔑，黑色褶皱连衣裙里的胸脯不禁剧烈起伏。骗子!伪君子!他们没人例外!夏洛特已然开始恨他。

她决定尽快完成重新镶嵌绿宝石的工作，这样才能早日离开雷德蒙庄园。她几乎嗅得到潜藏在豪宅某处的恶意。车夫汤姆毫不亲切地扶她下车时，曾经说过一句怪话：“小姐，奉劝你一句，别走进迷宫。”车夫是个阴险的、像老鼠的人，满口烂牙，举手投足间鬼鬼祟祟。

“什么迷宫？”夏洛特问。

“你很快就晓得了。”他窃笑着回答，“很多之前来的年轻女孩，在迷宫里发生不幸。”但他拒绝多作解释。

落地窗外传来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是女人的声音……在这个时间，又是十一月，谁会在露台上走动？夏洛特打了个寒战，记起昨夜在卧室里听见露台上的脚步声。当她从窗户往下看时，露台上却只有月光与随风摇曳的灌木阴影。

她走向门口，准备返回楼上的小房间。她与女仆居住在同一层楼。她鄙夷地想，雷德蒙还真看重她。与其如此，不如担任家庭教师，好歹地位会比客厅女仆和厨子高一阶，但绝对当不了夫人。其实她和雷德蒙一样出身高贵，只是没有人知道实情。

夏洛特在起居室门外讶异地停下脚步。楼梯口有一个人挡住她的去路。那是一位披着黑貂旅行斗篷的高个子女郎。斗篷的兜帽拉开，露出火红的头发；猩红色上衣的领口很低，露出丰满雪白的酥胸，一眼便晓得邦德街最时髦、最昂贵的裁缝为这套衣裳耗费了不少心血。然而，在文明细腻的华丽服饰下，她的体态动作却犹如掠食动物。她美得摄人心魂。

她怒目瞪视夏洛特，左手握着装饰着丘比特和葡萄花纹的银质烛台，烛光映得她的绿眸闪闪发亮。“你是谁？在屋里做什么？”她傲慢地质问。夏洛特还来不及开口，女郎便瞥见她拿着的珠宝盒，嚷道：“那是我的珠宝!”戴着手套的手便甩了夏洛特一记耳光。

“轻一点，费丽西娅。”雷德蒙从阴影里走出来，“我本想修好你的珠宝让你惊喜一下，当作为你接风的礼物。不料你提早回来，我倒成了惊喜的人了。”他笑了，笑声干涩，满含嘲讽。

名为费丽西娅的女郎转向雷德蒙，目光流露出强烈的占有欲，挑衅的微笑里露出整齐划一的小白牙。雷德蒙举起她戴手套的手，殷勤地行吻手礼。

少了八页手稿，一开始的八页。我一度以为自己忘了带来，留在家中，而阿瑟迟早会找到稿子。但我不可能做那种事情，不可能马虎成那副德行。一定是弗雷泽·布克南潜入我房间偷走草稿，塞进外套衣袖里，或折好放入口袋，并赶在我进门逮到他之前溜走。但我有他的黑色笔记本。我的筹码比他的强。

重写开头几页也不会太困难。夏洛特会乘坐马车，拐进夹道都是酸橙树的宽敞车道。那是雷德蒙的马车，他交代车夫用第二好的马车，将她从车站接到庄园。坐在车上的夏洛特会拉紧粗陋的披肩，担心自己陈旧的衣服及车厢里的破烂行李箱太寒酸：仆人们会耻笑她吗？随后，她会瞥见庄园，见到阴柔的庄园、阳刚的塔楼及无所不在的邪恶氛围。瞧不起人的管家会领她到图书室。庄园主人会很不体贴地任由她苦等，之后才接见她。他会说他很讶异整修珠宝的师傅居然派女人来，并且暗示她无法胜任工作。她回答的口吻将会很坚定，甚至带着一丝傲气。雷德蒙会注意到她湛蓝眼珠里的挑衅，并且说她可能太过独立，恐怕那对她有害无益。

“先生，以我的立场来说，我不得不独立。”她会略带苦涩地回答。夏洛特当然是孤女。她父亲是富贵人家的小儿子，因为迎娶她母亲而被逐出家门。她母亲是在歌剧院伴舞的温柔女人。夏洛特的父母死于天花。她幸免于难，脸上遗留的几个痘疤令她的表情惹人怜爱。她由舅舅抚养长大。舅舅家境富裕，却一毛不拔，强逼夏洛特学习修补珠宝的手艺。之后舅舅罹患黄热病过世。他讨厌夏洛特，不曾遗留半分财产给她。她父亲的贵族家人则不愿与她有任何瓜葛。她希望雷德蒙能够明白她来到庄园不是因为他的权势，而是迫于现实需求。人总得谋生。

我需要暂定书名。也许叫《雷德蒙庄园之主》，或者《雷德蒙庄园惊魂记》更妙。恐怖是我的拿手绝活，历史细节也是我的强项。也许取个有“爱”的书名——爱情故事很畅销。多年来，我一直想拟定涵括爱情与恐怖的书名，但这不容易。《雷德蒙庄园之爱与惊狂》实在太长，听起来也太像《日落海滩的鲍西双胞胎》。《吾爱是惊狂》……米基·史毕兰[9]的味道太重，暂且用《被爱追踪》充当书名吧。

我也需要打字机。我打字向来不看键盘，这样速度较快。在我们这一行，速度很重要。我是打字高手。在我的中学年代，打字与胸部同属女性的第二性征。也许我能在罗马买到二手打字机，补上开头的几页，再写八九章，寄到赫米斯出版社，附上一封信，说明我因为健康因素移居意大利。他们与我不曾谋面，也只知道我的另一个名字。他们以为我是一个曾经担任图书管理员的中年人，体重超标又害羞，基本上离群索居，对灰尘、羊毛、鱼、香烟和酒精过敏。这些是我在回绝午餐邀约时给他们的解释。我一向不遗余力地区隔两个名字与身份。

阿瑟始终不知道我撰写古典哥特小说。起初，我只利用他外出的时间写作。后来我在房间写稿，关上门，告诉他我在研读大学拓展课程等类似课程的教材，例如中国陶瓷、宗教比较等。我始终无法结业，纯粹是因为我从未报名上课。

为什么我不告诉他呢？主因是恐惧。我和他首次邂逅时，他大谈希望伴侣拥有值得他敬重的心灵，我知道如果他发现我写了《莫格雷夫庄园的秘密》，他便无法尊重我。我非常渴望拥有值得敬重的心灵。阿瑟结交的朋友们、他读的书(总是有脚注)、他献身的崇高理想，实在令我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可笑，犹如知识分子村庄中的白痴，说出职业只会凸显我的不堪。这些作品的封面画着晦暗不祥的城堡，又疑又惧的少女穿着改过的睡衣，发丝随风飘扬，眼睛鼓凸得像甲状腺肿患者，脚趾摆出准备奔逃的姿势。这些书必定会被他视为最低级的垃圾，甚至比垃圾更下等，因为这些书难道不是践踏大众、令人玩物丧志、永远将女性塑造成无助且受迫害的刻板卑贱样貌吗？我清楚我的作品正是那样，但我停止不了继续创作。

阿瑟会说：“你是聪明女人。”他总是以这句话开场，随后说明我的失败之处，但他确实相信我冰雪聪明。他对我的气恼，就像收到聪明孩子的烂成绩单的父亲。

他不会懂的。他丝毫不能理解我的读者如何渴望逃离现实，他不懂那种纯粹的需求，而我却深深了解想逃的心情。我的读者生活辛苦，她们没有反抗，否则会像舒芙蕾被强风刮得崩垮。对她们来说，逃离现实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不可或缺。当她们累得无力构思自己的逃离时，便能到街角药房购买我的逃离，它们包装精美得像止痛药丸，能以胶囊的形式服用，快捷又隐秘。在她们等待吹风机将发卷上的头发吹成型的时候；在沐浴油将泡澡的她们的皮肤变成粉红天鹅绒，稍后她们会用清洁剂清洗浴缸上的沐浴油污垢，以致双手染上医院的气味，惹得丈夫调侃那双手像洗碗布一样性感的时候。在这些时刻，她们可以服用我的药，并且她们会哀叹美貌已逝，青春渐渐远离……我完全了解想逃的心，因为我正是那样长大成人的。

我书中的女主角只是替身演员。她们的五官向来不清不楚，面目模糊。读者可以将她们塑造成自己的模样，并加以美化。在成千上万的人家里，女性不为人知的自我在夜晚离开主人俗世的躯体，展开冒险。这些冒险太精巧，也太诱人，绝不能向任何人坦承，尤其不能告诉躺在身边的丈夫。中了魔法的丈夫总是在打鼾，无法品味比《花花公子》的兔女郎更复杂的事物。我很了解我的读者。我和她们一起上学。我讲义气。我志愿加入各种委员会。我在中学体育馆挂上“喜相逢，雪之舞”标语，事后回家吃花生酱三明治，阅读平装小说，而其他人统统在跳舞。我是好好小姐，是大家倾吐心事的挚友。她们凡事都向我吐露。

现在我能扮演她们的神仙教母，不介意她们外表的明显缺点：小腿太细，唇上冒出丑陋的胡子(电影杂志背面字迹难辨的小广告大力鞭笞的那种)，手肘就像鸡的膝盖一样凸出。我有能力将她们从南瓜变为纯金。战争、政治、亚马孙河上的探险，那些伟大的遁逃一概谢绝女性参与。她们不热衷曲棍球和足球，那是她们不能参与的运动。何苦还要剥夺她们的城堡、她们的迫害者与她们的王子？而且仔细想想，阿瑟又算哪一号人物？他凭什么大谈社会关怀？有时候，他那些天杀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令我作呕。事实上，我处理的题材是希望。无论我的作品如何荒谬，我提供了一个美好世界的愿景。这有那么糟糕吗？我看不出阿瑟和他的朋友们提供的愿景和我的差别何在，而且我的愿景一样真实。我会在午夜的内心独白里向他说：你说你关心群众和工人，但这就是群众和工人看的书；起码，女性群众和女性工人有空看书时，她们无法面对《真实的忏悔》[10]中的社会现实，而会看我的书；你自己想想为什么吧。

但这种话不能说出口，否则会践踏阿瑟最敏感、最重视的价值观。我最好是从唯物论的角度说服他：“阿瑟，这恰恰是我胜任也适合从事的工作。我无意间发现了创作的才能，后来入了迷，索性成为职业作者，现在我只会这种谋生方式。就像妓女说的‘我何必当服务生？’。你总是说女人应该借由有意义的工作成为完整的人，你唠叨着要我出去工作。好，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认为它很有意义，而且我一点也不偷懒，已经写了十五本这种小说了。”

但这种话说服不了阿瑟。马琳这个完美典范已经做了三个月的排字工作(“一定要亲身投入劳工行列，才能真正了解劳工。”)。而对自命不凡的阿瑟来说，只有刻苦的工作才算工作。

可怜的阿瑟。我想着他孤独地待在我们的公寓里，置身在婚姻生活的碎石瓦砾中。那一刻他在做什么？是不是在把我的红色、橙色礼服塞入“跛足公民”捐献袋里，随后将抽屉中的化妆品倒进垃圾袋？他是不是翻阅了我的剪贴簿，发现《神谕女士》出版后，我像孩子一样兴奋得一连几个星期将报道悉数剪下收藏？

我怎会如此天真，以为大家总会看重我……剪贴簿会被扔进垃圾桶，与我留在彼岸的其他残余部分一并丢弃。他会留下什么？一只手套？一只鞋？

也许他在懊悔。我第一次想到也许他心情阴沉，甚至和我一样哀恸。我赫然觉得也许我看错了他。也许他不再恨我，也许他放弃向我复仇。也许我对他做过可怕的事，令他彻底心寒。我是否该去罗马邮寄匿名的明信片：“琼没有死，一个朋友敬上。”好让他振作？

我应该多信任他一点，从一开始便开诚布公，坦承我的心声，告诉他一切。(假如他当初知道我的真面目，还会爱我吗？)难就难在我不愿意破坏他对我的完美幻想。这很容易办到，只需要稍微自制就可以了：我绝口不提重要的事。

我心想，能救我的不是更多的诚实，而是更多的欺瞒。根据我的经验，为人诚实、抒发个人情感只有一个下场：酿成灾祸。

[1]　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编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2]　1英尺约为0.3米，5英尺约合1.5米。

[3]　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 1920—1993)，意大利导演、编剧，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

[4]　此处楷体文字系根据原文字体进行的相应变换，余同。

[5]　1英寸约为2.5厘米，6英寸约合15厘米。

[6]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英国画家、诗人。

[7]　意大利在1861年至2002年间使用的货币单位。

[8]　此处原文为“Dynamite”，与前文“Dimanche(星期天)”发音类似。

[9]　米基·史毕兰(Mickey Spillane， 1918—2006)，美国犯罪小说家。

[10]　美国作家约翰·格雷戈里·邓恩的一部黑色小说。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于1947年轰动美国的“黑色大丽花”案。案件被害人是一位年轻白人女性，生前主要靠出卖身体谋生，死后尸体遭到严重损毁。洛杉矶警署用了三年时间调查案件，先后对数百名嫌疑对象进行了调查，但最终一无所获。

第二部

第5章

“如果让一只虫从虫罐里跑掉，那么整罐虫都会尾随逃走。”这是路姑妈常说的话。她知道很多实用的格言，有些是传统名言，有些则是她自创的。比方说，我听过“口舌是颈项的敌人”一说，却没有听过“袋中猫绝对不止一只”，也没有听过“在兔子从帽子里跑出来之前，不要计算它们的数量”。路姑妈认为做人应该谨言慎行，但只限重要的事情。

因此，我一向不太跟阿瑟提起母亲。如果我提起了母亲，阿瑟很快就会发现我的真面目。邂逅他不久后，我捏造了一位母亲，说她是死于罕见疾病的温婉女性，印象中病名是红斑狼疮。

幸亏他对我的过去始终缺乏兴趣，只忙着诉说他的经历。我听说过他母亲的点点滴滴：她坚称自己知道怀上阿瑟的那一瞬间，立刻决定将仍在子宫里的阿瑟献给英国国教教会。当她撞见四岁的阿瑟把玩性器官时，她威胁要剁掉他双手的拇指。我知道阿瑟鄙夷母亲，不屑她如此重视勤劳和成就，其实阿瑟自己一样重视那些事物。我知道阿瑟畏惧母亲的一丝不苟，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他被迫为母亲拔除花坛边缘的杂草。我听阿瑟说他母亲不喜欢饮酒，还说自己早已遗忘父亲担任费雷德里克顿法官时的官邸，那官邸的娱乐室吧台有刻着迷你苏格兰人头造型的黄金酒瓶盖，看起来异常像乳头，或者那只是我自己的想象。我知道他母亲写过几封歇斯底里的信，以各种理由宣告和他脱离母子关系，例如政治、宗教和性。她得知我们同居后，给阿瑟寄过一封这种信。她从未原谅我。

这一切丑恶而不公的事情我一概真诚地聆听，部分原因是我希望了解他，主要还是出于习惯。在我的人生路上，我当过一段时间的好听众。我刻意锻炼倾听的能力，那时我觉得自己最好精通此道，因为我没有其他的特长。我倾听任何人谈任何事，在适当的时机喃喃应声安抚对方，用语模棱两可，像枕头一样充满同情心。我甚至在门后、公交车上、餐厅里偷听别人的交谈，但那和聆听完全不同，毕竟偷听不是双向的交流。总之，聆听阿瑟说话对我而言易如反掌，结果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他母亲的事，而他对我的母亲则所知有限，倒不是说我因此占了什么优势。知识不见得是力量。

但我确实跟他提过一件事，一件应该在他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母亲以琼·克劳馥[1]的名字为我命名。这是母亲让我百思不解的事情之一。她用琼·克劳馥的名字为我命名，是希望我像她在荧幕上扮演的角色一样美丽、有抱负、铁面无情、有能力摧毁男人吗？还是因为她希望我出人头地？母亲说琼·克劳馥奋发向上、意志坚强，从一无所有到功成名就。母亲赋予我别人的名字，是要我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吗？仔细想想，琼·克劳馥其实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本名是露西尔·费伊·勒萨埃尔，这个名字与我匹配多了。满头大汗的露西。我八九岁的时候，母亲会打量着我，若有所思地说：“我竟然帮你取了琼·克劳馥的名字。”我的胃会紧缩下坠，羞愧难当。我知道自己挨了骂，却至今仍不确定原因。但琼·克劳馥不是只有风光的一面。事实上，她有悲剧的气质。她有严肃的大眼睛、不快乐的嘴和高耸的颧骨，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或许这就是母亲话中的含义。或者，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琼·克劳馥身材纤细。

我不瘦。这是母亲始终不太能谅解我的许多事情之一。起初，我只是丰满。在母亲的相簿中最早期的快照里，我是健康宝宝，重量不比多数婴儿大多少。照片唯一奇怪的地方是我从不看镜头，只忙着将东西塞进嘴巴，例如玩具、手和奶瓶。这些照片按照时间顺序排放，尽管我的身材没有日渐浑圆，却也没摆脱一般人所谓的婴儿肥。相簿里的照片只拍到我六岁的时候，之后便没有了。那必然是母亲停止对我怀抱希望的时候，因为照片都是由她拍摄的。也许她不想再记录我的成长。她已经认定我不会成材。

我很快便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母亲为我报名舞蹈课程。舞蹈学校里有一位弗莱格小姐，她的苗条程度几乎不亚于我母亲，对我凡事都看不顺眼。她教踢踏舞和芭蕾。我们的教室位于肉铺楼上的长方形房间。我永远记得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布满灰尘的楼梯，肉铺的锯木屑和生肉味逐渐转为疲惫双脚的闷热潮湿的气味，夹杂着一丝弗莱格小姐亚德利牌古龙水的香气。母亲送我去上舞蹈课，一半是因为当时流行让七岁小孩学舞(好莱坞音乐剧仍然当道)，一半是希望跳舞能让我减少几分丰满。她没有跟我说过这句话，而是跟弗莱格小姐说的。那时她还不说我“胖”。

我很喜欢舞蹈学校，而且舞技不错，只是弗莱格小姐有时会狠狠地将教鞭往地上一抽，说：“亲爱的琼，真希望你别踩那么用力。”就像那个年代的多数小女生，我将芭蕾舞者视为完美的化身，那是女生可以从事的工作。我常将短小的鼻子靠在珠宝店的橱窗上，瞪大眼睛看八音盒上的陶瓷娃娃，亮晶晶的女性人偶穿着坚挺的粉红裙，硬邦邦的陶瓷头颅上戴着玫瑰。我一边看，一边幻想自己凌空飞跃，被一位瘦削的穿黑色紧身裤的男舞者举起；而我体态轻盈如风筝，佩戴着蕾丝花边头饰，发丝缀满水钻，闪亮如希望。我认真上课，无比专心，甚至常在家里练习，用蕾丝浴室窗帘包住身体跳舞。那条窗帘原是家里不要的，当母亲正要将窗帘塞进垃圾桶时，我向母亲苦苦哀求，于是她把窗帘洗干净了给我——她不喜欢尘土。我渴望拥有缎面芭蕾舞鞋，但弗莱格小姐说我们年纪太小，脚骨尚未变硬。因此我只能穿黑色软鞋，鞋带是毫无浪漫可言的松紧带。

弗莱格小姐善于发明，我想，按照这年头的说法应该是创意十足。教小朋友基本舞步并没有挥洒创意的空间，因为舞步大致上是靠练习，但她会举办年度春季舞蹈表演。表演主要是为了让家长心动，也是为了吸引小女孩，好让她们央求父母允许她们参加来年的课程。

弗莱格小姐筹划全部节目。她也布置舞台、制作道具、设计舞服，将舞服图样交给母亲们，交代她们缝制服装的注意事项。我母亲不喜欢缝纫，但她会为了这个活动卖力地裁布、钉大头针，一如其他人的母亲。也许那时她还没有放弃我，也许她仍然在为我尽心。

弗莱格小姐按照学生年龄安排表演节目，和舞蹈课分班的方式相同。共有五个班：小小班、高大班、中班、大班、少年班。尽管她看起来难以亲近，双手修长骨感，头发绾成发髻，眉毛细长(后来我才明白那是眉笔画的)，但她也有温柔的一面，她将情感发挥在创意里。

我在小小班。我本人并不符合这个班级的名称。我不仅比班上所有的同学都重，也比她们都高。但我不在乎，甚至根本不曾注意到这些事情，因为我每天为舞蹈表演而兴奋。我在地下室练习几小时。原本我在客厅演练，不料意外碰碎了母亲的白金双色的菠萝造型台灯，那是灯组里的一盏。之后母亲只准许我在地下室练舞。我会在洗衣机旁边旋转，默哼着舞蹈配乐；我向火炉行屈膝礼(那个年头仍然使用煤炭)；我在晾在晾衣绳上的对折床单间舞进舞出。当我精疲力竭时，便爬上地下室的楼梯，气喘吁吁、浑身煤渣地迎面见到衔了一嘴大头针的母亲。我全身被刷洗干净后，母亲会让我站在椅子上，叫我慢慢转圈。即使是试穿舞衣，我也很难静止不动。

母亲的不耐烦和我的不相上下，但烦躁的原因与我的不同。她可能已经后悔送我进舞蹈学校。首先，我没有消瘦半分；其次，我比原先吵闹两倍，尤其是在排练踢踏舞的时候，我会穿上鞋尖和鞋跟都有铁片的皮鞋，违反母亲的禁令在走廊的硬木地板上练舞；还有，她舞衣做得不顺利，她遵照指示缝制，却缝不出应有的效果。

我们共有三件舞衣。小小班有三支舞曲：《郁金香时刻》是荷兰日常练习芭蕾舞的舞曲，我们得和舞伴排好队形，上下摆动手臂模仿风车；《起锚》是一支有快速旋转和敬礼动作的踢踏舞曲(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军事主题仍然流行)；《欢乐蝴蝶》是优雅的舞目，细腻轻快，最接近我心目中舞蹈应有的模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支舞，还有我最喜欢的舞衣：一件像正牌芭蕾舞者穿的薄纱短裙、一件细肩带的紧身马甲、一副有闪亮昆虫触角的头饰、一对用衣架做的彩色玻璃纸翅膀，翅膀由弗莱格小姐提供。我最心仪的就是那双翅膀，但我们得等到正式表演时才能穿戴翅膀，以防损坏。

就是这一套舞衣令我母亲心烦。其他舞衣比较简单：荷兰舞衣是长长的蓬裙搭配黑马甲和白袖子，而且我的位置是在舞台靠后。《起锚》穿的是有海军穗带饰边的水手装，这一套也不成问题，因为它是高领长袖，腰身宽松。由于个子高，我站在后排。我没有当上主角，获选的三位主角都有秀兰·邓波儿式的鬈发，她们要站在用奶酪箱子做的小台子上跳单人舞。但我不太在意这些，一心只想成为挑大梁的蝴蝶，这样才能和班上唯一的男生表演双人舞。他的名字是罗杰。我有点爱上他了。我希望与他搭档跳双人舞的女生生病，然后他们就得派我顶替。我不只熟记自己的舞步，也将她的部分大致背了下来。

我站在椅子上，母亲将大头针戳到我穿的舞衣上，叹了口气，要我慢慢转身，然后她皱着眉头别上更多大头针。让她烦恼的问题很简单：粉红短裙会让我的腰、手脚裸露在外，看起来颇为滑稽。我是以一个像我母亲或弗莱格小姐那种焦虑、过于守旧的成人视角，重现了当年场景，才得知这一点的。我的大腿摇晃不稳，日后将发育成乳房的部位隆起两坨脂肪，上臂丰腴，腰部松垮，看起来一定很下流，有点少年老成，几乎是有伤风雅，有如姿色正在衰颓的脱衣舞娘。像我那样的小孩在一九四九年年初，会被认为不宜穿那么少的衣服亮相。怪不得我会爱上十九世纪：根据那个年代的某些明信片来看，肉感即是美德。

母亲为舞衣受了不少折腾。她将舞衣放长，多加一层薄纱掩饰我的轮廓，为马甲缝上衬垫，却是徒劳。当她总算准许我用梳妆台上的三面镜检视自己时，连我也被镜中人小小吓了一跳。尽管我年龄幼小，不在乎身材，但镜中人并没有我要的模样。我看起来不像蝴蝶，可是我知道只要佩戴上翅膀一切便会改观。即使在那个年纪，我也期待魔法式的转变。

彩排是在下午，正式表演则在同一天傍晚。时间排得这么紧凑，是因为表演地点不在肉铺楼上(那里太小)，而在只租借了星期六一天的学校体育馆。母亲提着装了舞衣的硬纸板衣箱，送我去彩排。舞台很狭窄，踩起来声音空洞，可是柔和的紫色天鹅绒帘幕弥补了舞台的缺点。我一逮到机会便摸了一把帘幕。帘幕后回荡着孩子们的兴奋之情。那里有许多母亲。有些母亲自愿充当化妆师，为自己的女儿和别人的女儿化妆，给她们的嘴巴涂上暗红色的口红，用黑色睫毛膏让睫毛硬挺成尖刺。打扮好的女孩倚墙而立，以防毁了扮相，她们一动不动，呆滞得像神殿里的祭品。年纪大一点的学员们到处溜达、闲聊。她们并不重视这场表演，毕竟她们以前参加过，再说要晚一点才轮到她们彩排。

《郁金香时刻》和《起锚》顺利排演完毕。我们在后台更衣，大家七手八脚，紧张地咯咯笑，为彼此钩上钩子、拉上拉链。唯一的更衣镜前面围了一群人。与我们交替出场的高大班在台前跳《胡闹小猫咪》时，弗莱格小姐站在一双双翅膀间审视大家，挥着教鞭打拍子，偶尔叱喝几声，情绪很亢奋。我在穿蝴蝶舞衣时，见到母亲站在弗莱格小姐旁边。

母亲应该待在外面，坐在我带她去坐的第一排折叠椅上，手套搁在腿上，抽着烟，摇晃一只穿着露趾高跟鞋的脚。但她这会儿正在跟弗莱格小姐说话。弗莱格小姐转头看看我，向我走来，母亲尾随在后。弗莱格小姐低头打量我，抿起嘴巴。

“我了解你的意思。”她向母亲说。事后我愤恨地回想那一幕，总觉得要不是母亲介入，弗莱格小姐也不会注意到我的扮相有何不妥，但那八成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弗莱格小姐看到的情况、她们俩看到的情况，是欢乐、精致、充满灵气的《欢乐蝴蝶》即将沦为可笑而不得体的表演，和被一个小胖妹破坏的画面；这小女孩不像蝴蝶而像大毛毛虫，最精准的说法应该是像白色的蛆。

弗莱格小姐无法忍受这一点。对她来说，舞台的效果就是一切。她希望得到好评，她要大家发自内心的赞赏，不要别人怜悯或强忍笑意的言不由衷。现在的我同情她的处境，但当年的我不能体谅她。不管怎样，她都没有失去创意。她弯下腰，一只手搭着我赤裸浑圆的肩膀，将我拉到角落。她跪下来，强势的黑眼睛直视我的眼睛，糊掉的眉毛扬起又落下。

“亲爱的琼，你想不想扮演特别的角色？”她问。

我犹疑地向她微笑。

“亲爱的，你愿意帮我做一件事吗？”她和蔼地说。

我点头，因为我乐于助人。

“我决定稍微改变节目。”她说，“我决定增加一个新的角色。你是班上最聪明的女生，所以我选择你来扮演特别的新角色。亲爱的，你愿意帮忙吗？”

依据我对她的了解，我知道她和蔼的态度很可疑。但我照样中计。我同情地点头，很高兴自己被选中。也许我会被挑去和罗杰跳蝴蝶双人舞；也许我会得到更大、更有分量的翅膀。我热切地答应帮忙。

“很好。”弗莱格小姐说，一手抓住我的手臂，“来换你的新服装。”

“我要演什么？”我在路上问。

“亲爱的，你要演樟脑丸。”她一派安详地说，仿佛那是全天下最自然的事情。

由于她极具创意巧思，加上以往可能有过类似的经验，总之她有应付这种状况的一条基本原则：若是免不了出糗，不如假装你有意为之。我很久以后才学会这种做法，体悟到这种处世之道；但当时我很难过，其实应该说是满心凄凉，弗莱格小姐竟然要我脱掉云朵般的裙子和闪亮的头饰，换上高大班跳《泰迪熊野餐》的白色泰迪熊装。她还要我在脖子上挂一块写着“樟脑丸”的大牌子。“亲爱的，这样大家才知道你演的是什么东西。”她准备利用彩排和正式表演间的空当，亲手为我做牌子。

“我可以戴翅膀吗？”我问，意识到她要我做出的是多么重大的牺牲。

“哪有长了翅膀的樟脑丸？”她装出打趣但实事求是的口吻。

她的点子是，蝴蝶们一做完跳跃的动作，我就穿着白色服装，挂着牌子，笨手笨脚地进入蝶群中间，而蝴蝶们四散而去。她说表演会很可爱。

“我喜欢原来的编舞。”我试探地说，“我想按原来的样子跳。”我快哭了。我八成已经流出眼泪。

弗莱格小姐脸色一变，面孔凑到我眼前，因此我能清楚看见她眼睛周围的皱纹，闻到她嘴里的酸牙膏味。她缓慢而咬字分明地说：“你照我的吩咐做，不然就不让你上台。听懂了没？”

我无法承受不能上台的打击，只好屈服，但我付出了代价。我被迫穿着樟脑丸服装站在弗莱格小姐旁边，她搭着我的肩膀向小小班的同学说明编舞的改变，引介我崭新的重要角色。蝶群穿着纤巧的裙子，戴着闪亮的翅膀，像窈窕的淑女。她们看着我，搽了口红的嘴唇露出鄙夷的神态。她们没有听信弗莱格小姐的话。

我跟着母亲回家，因为她的背叛而拒不说话。尽管那时是四月，却飘起轻雪，我很高兴她的白色露趾鞋一定会让她的脚湿掉。我走进浴室锁上门，让她不能进来，然后不可自抑地哭倒在地上，脸贴着松软的粉红色浴室脚垫。之后我搬动洗衣篮，站在上面照浴室镜子。我的妆一塌糊涂，脸颊上的黑色污痕像沾满煤渣的泪水，紫色口红洇开了，嘴唇发肿。我到底哪里不好？我又不是不会跳舞。

母亲隔着上锁的浴室门恳求了一会儿，继而出口威胁。我出了浴室，但拒绝吃晚餐：总要有人和我一起受折磨。母亲用旁氏冷霜为我卸妆，训斥说“这下子又得重新上妆”，然后我们返回学校体育馆。(父亲在哪里？他不在场。)

我嫉妒地站在翅膀之间，红着脸穿着闷热可憎的服装，听着开场前的咳嗽声和折叠椅拖过地板的声音，看着蝴蝶们窸窸窣窣地跳出我记忆中的舞步，我确信她们没有人比我更熟悉那些动作。最糟的是，我仍然不懂自己为何受到这种待遇，为什么她们明明是羞辱我，却说成器重我。

轮到我出场时，弗莱格小姐将我推向舞台。我跌跌撞撞地上场，东张西望一番，依照她的指示尽量装出樟脑丸的模样，然后开始跳舞。我没有舞步可言，因为她没有教我。我一边跳，一边编舞。我挥动手臂，撞上蝴蝶，转着圈使出浑身力气在舞台的薄地板上跺脚，跺得舞台晃动。我尽情投入角色，那是愤怒与毁灭之舞，在皮毛之下，泪水沿着我的脸颊淌下，蝴蝶会死亡。事后，我脚疼了好几天。“我才不是这副德行。”我不断地跟自己说，“是她们逼我扮演这个角色的。”尽管泰迪熊戏服将我整个人包覆起来，在我周身晃荡，令我冒汗，我却觉得自己在众人面前一丝不挂，仿佛这可笑的舞蹈正是我的真面目，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我就是那副德行。

蝶群依照暗号惊惶逃走。我十分讶异地发现自己被撇在舞台中央，眼前的观众哈哈大笑，报以热烈掌声。甚至当纤瘦的美丽女孩们列队出场回礼时，笑声和掌声仍然持续不断，好几个人叫道：“樟脑丸太棒了!”那些人一定是父亲，不是母亲。我不懂为何有人喜欢我这丑陋宽大的衣服，而不是其他人的美丽舞衣。

表演结束后，大家称赞弗莱格小姐的“樟脑丸”创意无比高明。连母亲也眉开眼笑。“你表演得很好。”她说。但那一夜我仍然为失去的翅膀哭泣。我永远没有机会佩戴翅膀，因为我决定割舍心爱的舞蹈学校，不参加秋季班。没错，我比其他女生更引人注目，但那似乎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注目。更何况，谁会想娶一颗“樟脑丸”？日后，母亲常常用其他各种形式向我提起这个问题。

第6章

起初，每一次我埋在枕头下或躲在上锁的浴室内回想这件事，心里便会再充满事发当时的愤怒、无助与被出卖的感觉。后来，我逐渐认为整件事情荒谬透顶，尤其是当我想向别人诉说的时候。如果我开了口，别人八成不会谴责母亲的行事，反倒会取笑我。你很难真心同情一个超重的七岁小孩被迫塞进樟脑丸戏服里跳舞，那画面实在太滑稽了。但如果我将自己描述为可爱又纤瘦，别人便会觉得整件事情很可悲，极度不公。我十岁时就明白了这一点。如果苔丝狄蒙娜身材臃肿，谁会在乎奥赛罗[2]有没有掐死她？为什么在低级男性杂志的封面上，纳粹虐待的女孩总是很美丽？因为如果她们超重，效果便会大不相同——男人会觉得画面引人发噱，而不是伤风败俗或撩人。但缺乏魅力的丰腴女人和瘦削女人都可能遭受折磨。事实上，前者更可能受到欺凌。

舞蹈学校羞辱事件后的那一年我八岁，我们从狭小的双排屋搬到稍微大一点的房屋，是一栋靠近洛布劳斯超市的正方形平房。那绝不是母亲心目中配得上她的居所，但总强过以前她无奈屈就的临时住处——破败公寓和老旧楼房的顶楼。搬了家就意味着我得上新学校，换新环境。母亲说让我适应新生活的最佳办法，是让我加入幼女童军[3]。母亲照着她一贯的行事风格，没有就近选择班上大部分女生参加的军团。她挑选的幼女童军军团比较远，位于比较好的地段，那里的女生来自另一所学校。因此，她的做法根本无法达成她的目的，非但不能协助我认识自己学校的女生，反倒令我每个星期二必须早早离开，以便及时赶到幼女童军军团。而在那个幼女童军军团，我是来自异域的外人。

去这个幼女童军军团必须搭乘有轨电车。前往电车站时，会经过一座蜿蜒穿过市区的溪谷。母亲很害怕这座溪谷。那里爬满了藤蔓和杂草，还有茂密的柳树和灌木。她想象每一丛植物后面都躲着一个变态狂，也许是将医用酒精当酒喝的疯老头，也许是恋童癖或更可怕的人物。(母亲有时将他们称为“展览身体的人”，以至于我总是怀疑“加拿大国家展览”究竟展览些什么。)每个星期二早晨，她都会在我上学前，以这些人为例对我展开训示。尽管仍是大清早，我已经穿好褐色的幼女童军制服和前一夜奋力擦亮的鞋子。“别跟坏人讲话。”她说，“在溪谷遇到坏人就赶快跑。”她会在早餐时告诫我，用一种跑得再快也无济于事、注定遭殃的口吻。我的燕麦粥会自动结成块状，沉到胃的底部。她不提那些人的长相，也不说被抓到的下场，任凭我胡思乱想。她会说得仿佛我也有责任；仿佛我亲手在溪谷里种植灌木并将坏人藏在那里；仿佛如果我当真被抓，就是自作自受。

穿越这一道溪谷时，必须走下一大段碎石坡，通过一座老旧的木桥。那桥面已经歪斜，有些木板整片朽烂，看得到下方深邃的谷底。过桥后得爬上另一边的小径，树叶和枝杈几乎能碰到人，犹如邪恶的植物手指。我会跑下山坡和木桥，像有轮子的大桶沉沉地往下冲。到了上坡时，我便喘得只能步行，这是全程最恐怖的部分。

我独自上路几趟后，母亲有了解决方案。一如往常，她的解决方案多半比问题本身更糟糕。她发现和我们同住在桥这一侧的人家里，有几位母亲和她抱持同样的想法，总之她们也送女儿去参加我那一个幼女童军军团。我知道这件事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却没有告诉母亲，因为这些女孩年龄比我大，年级比我高，而且她们令我望而生畏。尽管我们去幼女童军军团的路线相同，我却总待在她们的前方或后方，与她们保持安全距离；搭电车时，我和她们间隔至少四个座位。那一段日子，母亲十分热衷于牵线安排事情。她打电话给其他女生的母亲，她们也听说过坏人的事情，就这样，她们决定我应该和女孩们结伴去幼女童军军团。那些女孩令我紧张，但能和她们一起通过溪谷，确实增强了我的安全感。

问题在于尽管这一段路程很可怕，我却崇拜幼女童军军团，崇拜的程度甚至超过舞蹈学校。弗莱格小姐要你努力超越别人，但幼女童军军团则要你努力和大家一样，而我渐渐觉得这种概念很吸引人。因此，我喜欢穿和大家一样的宽松褐色制服，佩戴一样的怪帽子和领带，学习一样的仪式歌曲、握手和敬礼法，并且和其他人同声诵念：

幼女童军向老人让步；

幼女童军不向自己让步!

我们甚至有跳舞活动。每次聚会开始，充当军团幸运物的纸浆制毒菇会放在草绿色的毡垫上面。这朵毒菇已经轻微破损。穿着蓝色幼女童军服的灰发女人会眼睛发亮，模仿猫头鹰叫两声，幼女童军便从教室四个角落冲出来，一次六人，表演一段旋转的激烈舞蹈，扯开嗓门，用最大音量嚷出自己队歌的词句。我的词是：

看那地精笑呵呵，

帮助妈妈做家务。

这句话不符合实情：我没有做家务，因为母亲不准我动手。我几次试图帮忙，但我的表现无法取悦她。如果想让她满意我做的家务，唯一的办法是让自己变成别人，但当时的我不明白这一点。母亲不认同我随兴的铺床方式；她厌恶我擦干碗盘时失手打破碗盘，弄得满地碎片；她不喜欢刷洗被我煮到烧焦的锅底(“煮一道甜点”是幼女童军必须通过的测验项目之一)；她也讨厌重新摆放餐桌上被我放反的刀叉。一开始，我依照《幼女童军手册》的建议主动做家务，想让母亲惊喜。有一次，星期天，我用托盘端早餐到房间给她，不料摔了一跤，将牛奶玉米片泼到她身上。我用黑色鞋油擦拭她的上等深蓝色绒面皮鞋。有一次我帮忙倒垃圾，但垃圾桶太重，我失手将垃圾打翻在后门阶梯上。她不是有耐心的人，不久她便告诉我，她情愿自己一次性将事情做好，也不愿替我收拾残局。当她说我“笨手笨脚”时，我哭了。她不准我做家务，许久以后我才觉得这样也不错。但我在军团毫不犹疑地唱出我的歌词，双手各握着一只湿地精的手，绕着毒菇用力踩踏，跳得教堂地下室尘土飞扬。

带领这个军团的女士是“褐色猫头鹰”，她说猫头鹰代表智慧。我始终记得她的长相：犹如风干苹果的脸蛋，银灰色的发丝，湛蓝色的眼睛，一眼便能瞥见的黄铜仙女别针上的污点、肮脏的指甲和绑得不漂亮的鞋带。她和母亲不一样，她公正仁慈，会因为你的动机善良而夸奖你。我迷上她了。我很难相信一个成年人，而且是年纪比母亲大的成年人，竟会蹲在地上学猫头鹰低鸣“嘟噎嘟呼”，说“当幼女童军围成仙女圈圈时，便能用魔法办到一切”。“褐色猫头鹰”装得好像她相信这一切，而且认为我们的心思和她一样。这倒新鲜：竟然有人比我更容易被骗。有时候，我替她难过，因为我知道“思考时间”时很多人在偷拧别人、彼此推打，我知道有很多人一边在“褐色猫头鹰”背后扮鬼脸，一边说“我发誓向上帝和国王尽责，天天帮助别人，尤其是帮助家人”。“褐色猫头鹰”有个年轻的助手，叫作“黄褐猫头鹰”。她和全天下的副校长一样，要在她背后恶作剧比较难，她也比较不受爱戴。

每个星期和我穿过溪谷去幼女童军军团的三个女生是伊丽莎白、马琳和琳恩。她们都是十岁，即将晋级为女童军。赢得“金翼”的人叫作“飞升”女童军，否则便是“迈向”女童军。伊丽莎白将会飞升，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她制服上的徽章多得像外交官的行李箱；马琳十之八九也能飞升；琳恩大概不行。伊丽莎白是小队长，她的手臂上有两条杠杠为证。马琳是精灵队的。我不记得琳恩属于哪一队。我欣赏伊丽莎白，但害怕其他两人，因为她们两人向伊丽莎白争宠的手段有点阴险。

刚开始时，她们容忍我，和我一起走过漫长的危险路段到电车站。我得跟在她们后面一点的地方，但只要能不受隐形坏人的侵扰，忍受一点委屈也无妨。我们相安无事地度过九月和十月。树叶转黄飘落，在人行道焚烧——当时这么做仍然合法。我们从踩着轮鞋溜冰到改玩跳绳，从穿过膝袜到换上长袜和冬季外套。白昼渐短，我们在黑暗中过桥回家，桥上的照明只有两端各一颗昏暗的灯泡。开始下雪后，我们得使用绑腿，穿着有厚重衬里的长裤，长裤套在裙子外面并用弹性肩带固定，令裙子挤缩在胯下。那个年代的女生不能穿宽松长裤上学。

关于黑暗、冬季、绑腿和轻雪的回忆沉沉地压着溪谷上的柳树枝条，令柳条在桥上弯成一道蓝绿色的拱门。从桥边望过去的白色景致其实应该很美丽，我却觉得凄苦，因为那时伊丽莎白和她的跟班们发现了我的秘密：要把我弄哭轻而易举。在我们学校，小女生不可以揍人、打架、用雪砸别人的脸，大家都遵守规矩。在下课时间，她们待在女生操场低声耳语、勾心斗角。言语不是争斗的序曲，而是争斗的本身。那是迂回的暗中较劲，没有停战的时刻，没有明确的行为，没有揍人的拳头，没有可以让人说“我认输”的时刻。谁先哭，谁就输。

伊丽莎白、马琳和琳恩在其他年级，否则她们会更早察觉我的秘密。我八岁时仍然会在人面前哭。我很容易伤心，顾不得母亲总是严厉地斥责我举止不该像小孩。母亲拥有无情的眼睛，她目光坚定，从不犹疑或泛出泪光。后来我才有办法令她哭泣。当我总算逼出她的泪水时，那是一大胜利。

伊丽莎白是地精队的队长。她带领我们地精队的五个人进行灰尘飞舞的星期二童军仪式，教我们缝纽扣。我在绳结课泄露了爱哭的秘密。绳结专家“黄褐猫头鹰”觉得我们已经熟悉平结的打法，可以开始学习卷结。她在椅背缠绕绳子示范。那条绳子尾端系着一个令人艳羡的闪亮银色哨子。我太过专注，以致将眼睛瞪成斗鸡眼，认真到什么都看不见。轮到我试着打结的时候，我变不出那神乎其技的绳结，绳子在我指缝间滑溜得像意大利面，纠结成乱七八糟的一团。“黄褐猫头鹰”重新教导一遍，但我仍然不会。

“琼，你不专心。”“黄褐猫头鹰”说。

“我很专心啊。”我热切地说。

“黄褐猫头鹰”大为恼火。她不像“褐色猫头鹰”那样不知道我们私下的恶作剧，因此她怀疑我，将我的辩解视为顶撞。“地精们，如果你们不合作，我就去教精灵队。她们一定比你们学习更认真。”她迈开大步，将哨子一并带走。我当然立刻泛出泪光。我讨厌被人误解，也讨厌别人精确地指正我的错误，但我更讨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伊丽莎白眯起眼睛打量我，正要开口时，机警的“褐色猫头鹰”小跑过来，欢快地说：“好了好了，琼，我们不喜欢看到哭丧着脸的幼女童军。我们喜欢快乐的脸。记住，‘愁眉苦脸丑八怪，笑脸迎人美如仙’。”我一听，哭得更凶了。她只得将我带到衣帽间，以免我让大家难堪。我在那里待到脸上恢复“褐色猫头鹰”所谓的幼女童军笑容。她和蔼地说：“你得学会控制情绪。”我抽抽噎噎，她拍拍我的帽子，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深远影响。

在那个蓝黑色的傍晚，我和她们嘎吱嘎吱地踩着积雪回家。走到进入溪谷前的最后一盏街灯时，伊丽莎白停下来看看其他人，她们便忽然冲下山坡，哈哈大笑，身影消失在溪谷的黑暗里。我仍在发愣时，便听见她们叫：“坏人会来抓你!”我这才明白她们将我留在山坡顶上，要让我独自穿过溪谷。一开始，我呼唤她们，想拔腿追上去，但她们已经跑远了。我吸着鼻子过桥，恐惧地回头张望。其实神智正常的恋童癖和暴露狂，绝不会在接近零摄氏度的气温时来这种地方。他们会躲藏在火车站或教堂后面，但那时的我不知道这一点。我步履沉重地爬上最后一道山坡。她们在那里等我，将我拦下来。

“你是爱哭鬼吗？”伊丽莎白轻蔑而愉快地说。直到那年年底，那就是我们的相处模式。

她们三人的消遣是想出聪明的花样捉弄我。她们有时只是跑掉，有时则威胁我要跑掉。有时她们说跑掉是惩罚我，是我自作自受，谁叫我那天做了某件事或没做某件事：我在围仙女圈的时候跳得太用力，我站得不够挺拔，我的领带有皱痕，我指甲肮脏，我胖。有时她们说不会跑走，或是发誓会回来接我，但条件是我要做某些事情：我得在雪地上爬来爬去学狗叫，或向路过的老太太扔雪球。而她们则指着我嘲笑：“是她丢的!是她丢的!”有时她们会问我：“如果坏人抓到你，他会怎么对付你？”光说“不知道”无法令她们满意，她们会一溜烟跑掉，捂着嘴咯咯地笑着说：“她不知道!她不知道!”有一天晚上，我在山坡顶站了半小时，用颤抖的嗓音足足唱满一百遍：“我们是女童子军，我们乐于助人，待人公道。”然后我才明白她们不会信守承诺回来接我。有一次走下溪谷的时候，她们命令我舔铁栏杆。但天气不够寒冷，因此她们没有如愿见到我的舌头粘在栏杆上。

说来奇怪，尽管这些条件、指示和要求是由伊丽莎白下达的，但我知道那全是另外两人的主意。琳恩尤其有创造力：她的地位不稳固，她没有个性，很容易沦落到我的处境。我不能向母亲透露半个字，因为我觉得不论她听了什么，都会默默同情她们。她会规劝我：“你要自立自强。”她的女儿怎能软弱得像瘪掉的气球？

有时候，她们会将我独自留在黑暗寒冷中，而我站在原地，简直希望坏人真的从溪谷里出来，做他注定该做的事。如此一来，等我被带走或丧命，她们便会受到惩罚，不得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我想象坏人很高，非常高，穿着黑色西装，像是逆向发生的雪崩从地底冒出来，青色的脸孔覆盖冰雪，眼睛发红，头发蓬乱，长而尖的牙齿像冰柱。他很可怕，但好歹他能结束这场似乎永无止境的痛苦。我会被他带走，消失得无影无踪，连母亲也会为我伤心。有一次，我索性开始等他出现，低声数数，他会在我数到一百的时候来，他会在我数到两百的时候来，我数得太久，以致晚餐迟到了半小时，惹得母亲大发雷霆。

“你跑哪儿去了？”她问。

“我去玩了。”我说。她说我自私又不体贴。

积雪终于变成雪泥，再变成水，在桥上的山坡化成两道涓涓细流，从小路两侧流下，令路面泥泞。桥身本身很潮湿，有朽烂味，柳树枝条转黄，大家拿出了跳绳。午后的天色恢复明亮，有一天下午，伊丽莎白竟然没有如常跑掉，只是和另外两人讨论要不要跑走。这时，倒真的来了个男人。

他站在桥另一端的小路边，用一把水仙花遮住裤裆。他相貌英俊，不老也不年轻，花呢大衣的料子不错，没有半点破旧或脏污。他没有戴帽子，太妃糖色的头发，发际线正在往后退，高高的额头在阳光下发亮。我听从她们的命令率先过桥(她们喜欢从后面盯着我)。她们专心地讨论如何捉弄我，因此我是第一个看到他的人。他向我微笑，我也微笑回礼。他举起水仙花展示敞开的裤裆，一根古怪而其貌不扬的肉棒萎软地露在外面。

“看哪。”我向她们说，口吻像是我发现了有趣的东西。她们一看便尖叫着冲上山坡。我吓得愣在原地——是被她们吓到，不是被他。

那人看起来有点气馁，脸上失去可亲的笑容，转身拉拢大衣，就这么走了。然后他掉头回来，向我微微行个礼，将水仙花递给我。

其他人在上面等我，聚在马路边安全的地方。“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坏人吗？你胆子真大。”伊丽莎白勉强地说。这是我第一次令她们刮目相看，但我不明白原因。那男人根本不可怕，他挂着笑容。我也喜欢水仙花，但我在到家前将花扔进了水沟。我还有那么一点机敏，知道我没法子编出母亲能认可的说法，解释花的来处。

接下来那一次的幼女童军聚会结束后，她们在返家途中对我特别客气。我心想，漫长的观察期终于结束了，我即将成为她们的朋友。这似乎是真的，因为伊丽莎白说：“你想不想加入我们的社团？我们有一个社团哦。”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她们有社团，在学校里，社团活动很流行，我当然想加入她们。马琳说：“你得先通过入团仪式。仪式不难。”

我们都了解仪式那档子事。幼女童军军团里有许多仪式。在随后发生的事情里，我想她们参考了幼女童军军团的加入仪式：你要走过厚纸板做的踏脚石，石头上写着“爽朗”、“服从”、“善行”和“微笑”，然后你闭上眼睛，让别人推着你转三圈，其他人则唱诵：

转转我，转转我，让我见精灵，

我看着池水，见到……

这时你得睁开眼睛，望着魔法池塘(其实是一面小镜子，镜框上有塑胶花和陶瓷兔子)，说出魔法秘语：“我自己。”

因此，当伊丽莎白说“闭上眼睛”时，我乖乖照办。马琳和琳恩各拉着我的一只手，在我头上绑东西，蒙住我的眼睛。她们带我走下山坡，碰到坑洞或石头时就告诉我要避开。我感觉得到自己上了桥，她们将我转了好几圈，又改变方向转圈，让我无从知道自己面向哪里。我害怕起来。

“我不要加入社团了。”我说。但伊丽莎白安抚我：“但你明明想成为我们的一分子，你一定会喜欢的。”她们牵着我走。接着伊丽莎白说：“站在这里。”我觉得背后有硬物。“现在把手放在身体两边。”我的双手被某种东西缠住，接着身体也被紧紧绑住。

“好了。”伊丽莎白仍然用抚慰的语气说，“我们要把你留在这里等坏人。”其他两人笑不可支。我听到她们跑掉。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的位置：她们用伊丽莎白的跳绳将我绑在桥头的木桩上，也就是我们前一个星期遇见男人的地方。我开始抽抽噎噎。

之后，我停止哭泣。我知道她们八成等着看我的反应，便决定这一回什么都不要做。我偷偷扭动手臂，试图自行脱困。她们将我捆得很牢，我索性决定等她们觉得无聊时回来为我松绑。我知道她们不能撇下我不管，否则便玩得太过火。假如我没有回家，母亲会打电话给她们的母亲，她们会挨骂。

一开始，我隐约听得到她们在山坡顶上哧哧地笑。她们一度叫道：“你觉得我们的社团怎么样？”我没有回答，我总算厌倦她们了。过了一会儿，我什么都听不到，只有溪谷下不断传来的鸟鸣。天气渐渐转冷。她们一定是走了，打算晚一点再来为我松绑，却忘得一干二净。

我一把鼻涕一把泪，越来越绝望地试图挣脱绳子，让两手交叉，以便把绳圈弄下来脱身。我听到桥上的脚步声渐渐靠近。我当场僵住。也许那是来意不善的坏人，也许我终于要大祸临头了，但我不是能够撩起男人性欲的女生，我只是穿着幼女童军制服的流鼻涕的八岁胖小孩。一个声音说：“怎么回事？”我眼睛上的布条被解开(那是马琳的幼女童军领带)。

那男人不老也不年轻。他穿着花呢大衣，腋下夹着报纸，向我微笑。他戴着帽子，看不出是不是前一个星期的男人，因为那次我只盯着男人渐秃的头和水仙花。这个人抽着烟斗，上次那个没有。我犹疑地用红肿的眼睛看他。他问：“你被绑住了吧？”他跪着解开绳结。

“绳结打得不错。”他说。他问我家在哪里，我照实回答。他说：“我送你回去。”我说没关系，我认识路，但他说天色快黑了，小女生不该在入夜后落单。他牵着我的手，我们一起走上山坡。

忽然间，我母亲冲向我们。她的头发飞扬，没有戴手套。当她跑近的时候，我看出她怒火中烧。我躲到那人的花呢大衣后面，但她拖我出来，甩了我一记耳光。她从来没做过这种事。

“你在做什么？”她说。

我一言不发，站着瞪她。我没有哭，而这对她来说很不自然。我决定再也不当众哭泣；当然，我后来还是哭了。

这时那男人插嘴说他见到我被人绑住，于是为我松绑，并提议送我回家。母亲一听，态度立刻变得过度优雅。她在大人面前通常如此。他们握握手，母亲便领着我离开。她气愤难平地打电话给其他母亲们，我的幼女童军生涯就此结束。这很糟糕，因为我真心喜欢幼女童军。除了路姑妈，“褐色猫头鹰”是迄今我见过最和蔼的女人之一。我想念她。

我母亲将这件事情当成我无能、缺乏智慧的例证。

“你真笨，让其他女生耍你。”她说。

“我以为她们是我的朋友。”我说。

“朋友不会把你绑起来，对吧？何况还是在那个溪谷。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你说不定会被杀掉，只是你运气好，遇到好人帮你松绑。”

“母亲。”我严肃地说，急着想替自己挽回颜面，却不晓得如何是好。也许，我能向她说明她错了：“我想他是坏人。”

“别说傻话。你是指那个好心人？”她说。

“我觉得他就是那个水仙花男。”

“什么水仙花男？”她问，“你这阵子都做了些什么？”

“没什么。”我说，急着想脱身。但太迟了。虫罐里的虫子跑了一只出来，其他的虫便会尾随而出。

母亲不满意我的答复，因此在我原有的罪状上面，又添了一条背着她胡来的罪名：我应该立刻告诉她这些事的。

但我仍然不确定他究竟是不是水仙花男。为我松绑的人是救星还是恶徒？更令人困惑的是：一个人可以既好又坏吗？

我在心里反复思忖这个问题，试图回想水仙花男的外表，为他拼凑出明确的五官。但他变幻不定，像奶油糖果或热橡皮糖一样溶解变形，化成花呢烟雾，烟雾里冒出邪恶的肉棒和打结的绳索，然后又幻化成讨人喜爱的灿烂黄花。

第7章

我以前常做关于母亲的噩梦。其中一个梦是我走上那座桥，她站在桥另一边的阳光里和一个男人说话，而我看不到那人的脸。我始终担心桥会崩垮。走到一半的时候，桥果真垮了。朽烂的木板松脱裂开，桥身歪斜，慢慢倾覆到溪谷中。我拔腿逃跑，一切却已太迟。我从桥面摔落时攀住桥面边缘，而桥的一边升起，试图将我甩落。我向母亲呼救。她仍然可以救我，她可以加快脚步跑来伸出援手，将我拉到她身边的坚实地面上。但她没有救我。她继续和人讲话，丝毫没有注意到任何异状。她甚至不曾听见我的呼喊。

在另一个梦中，我坐在母亲卧室的角落，看她化妆。我小时候常做这种事：我和母亲都认为那是一种奖赏、一种殊荣；不让我看她化妆，是母亲惩罚我的方式。她知道她的化妆品和工具令我着迷：口红，腮红，我很想要的精巧瓶装香水、鲜红的指甲油(有时候，为了刻意笼络我，她会允许我在脚指甲上搽指甲油，但从不让我搽在手指上，她会说：“你年纪不够大。”)、小镊子、指甲刀和锉刀。她不准许我碰这些东西，我当然不理会禁令，趁着她出门时去翻看。但梳妆台上和抽屉里的物品都摆放得整齐，我必须小心翼翼地将东西按照原样归位，因为母亲拥有一眼便看出异状的绝佳眼力。后来，我养成窥视她抽屉和橱柜的习惯，直到我熟悉里面的所有物品。最后，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她的东西我已经了如指掌)，而是为了寻求刺激。我只被她发现两次，两次都是年纪很小的时候。一次是我吃了口红(那时我只有四岁，但已经懂得盖好盖子，将口红收回抽屉，并且仔细清洗嘴巴。她怎么知道口红被我吃了？)。另一次则是我忍不住用蓝色眼影涂满整张脸，想看看自己变成蓝色的模样。母亲恼怒得几个星期不理睬我。有一天我发现古怪的东西：一个像是橡胶蛤壳的玩意儿整齐地收在盒子里。我很想知道那是什么，差点脱口而出问她。

“琼，坐着别吵，看你母亲做脸。”她心情愉快的时候会这么说，然后把毛巾塞进脖子周围，开始做脸。有些美容步骤似乎很疼痛。比方说，她会用小锅子加热一种像强力胶的东西，涂在眉心再撕掉，留下一块红色的痕迹。有时候，她会在脸上涂抹粉红色的泥巴，泥巴会干硬龟裂。她常对着自己皱眉，摇摇头，仿佛不满意自己。她偶尔会喃喃自语，似乎忘了我在场。这些美容时间似乎无法让她快乐，反而令她伤心，感觉像她在镜子后面或镜子里面见到一个一闪而逝的影像，那个影像她既捕捉不到，也无从复制。每次做完脸，她总是有点气恼。

我会盯着她的每个动作，痴迷得静默无声。我觉得母亲很美，化了彩妆时更美。我做的噩梦就是坐在那里看母亲。尽管母亲的梳妆台随着父亲收入渐丰而越来越华丽，但她总是有一个三面镜，以便审视脸庞和头的两侧。梦中的我望着母亲，忽然意识到镜中的三颗头并非一颗头的反射，而是她真的有三颗头颅，每颗头下面各有一个脖子，矗立在披着毛巾的肩膀上。我并不害怕，仿佛那只是确认了一件我早已了然于心的事情。但门外有一个男人，他即将开门进来。如果他见到母亲，察觉母亲的真面目，不幸便会降临。不仅母亲会遭殃，我也会沦为池鱼。我想跳起来，跑到门口阻止他，但我动弹不得，而门缓缓向内打开。

随着我年龄增长，这个梦境也有变化。梦中的我不再想阻止神秘男子，而是坐在房间里，希望他进来。我要他发现母亲的秘密，那个只有我知道的秘密：母亲是怪物。

印象中我只称呼她“母亲”，从不曾使用孩子气的亲昵称谓。我一定说过“妈妈”之类的用语，只是被她遏止。我们的关系很早就已划定角色。母亲是经理、创造者、代理人，而我是产品。她最在乎的回报应该是我的感恩之心。她要我出人头地，但她要担任推手。

她对我的期望并不明确，模糊难辨，却规模宏大。因此，无论我有何成就，永远都不符合她的要求。但她没有随时随地督促我上进。有时一连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她会完全忘记我的存在，全身心投入某些计划，例如重新装潢她的房间或举办派对。她甚至上过几次班，她曾经在旅行社工作，也当过室内设计师，为客户寻找能和客厅颜色搭配的台灯和地毯。但她没有哪一份职业做得长久，她会气馁，不满意她的工作，最后辞职。

倒不是说她积极进取，尽管她确实是那种人。或许应该说，她不够积极进取。她如果真的立定志向，全心达成愿望，便不会将我视为耻辱，认为我代表她的失败和抑郁，就像一大团无形无状的混沌之物拒绝被雕琢成形，害得她不能赢得众人的赞赏。

多年来，我将母亲的影像烙在心头，就像戴在脖子上的铁质小盒一样，随身携带。影像中的母亲坐在梳妆台前，将指甲搽成猩红色，叹息着。她拥有薄唇，但她在唇上和周边涂上口红，像女明星贝蒂·戴维斯，将嘴巴画得比实际大，令她出现怪异的双重嘴巴。真嘴巴犹如一道阴影，浮现在假嘴巴上面。她很美。即使在将要步入四十岁的年纪，身材依然玲珑有致。她年轻时是万人迷。她的相簿里有穿着派对礼服和泳衣的照片，身边则是不同的年轻男子。她对着镜头，男人则望着她。有一个年轻人常在照片中出现。他穿着白色法兰绒衣服，驾驶豪华大车。她说，她跟他几乎可以算订了婚。

但相簿里没有她童年的照片，没有她的父母，没有她的两个哥哥和妹妹(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存在)。她几乎绝口不提家人或早年的生活，不过我拼凑得出一点点她的往事。她的父母是严以律己的人，信仰虔诚。他们家境不富裕。她的父亲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站站长。她做了某件触怒父母的事。我始终不知道她究竟做了什么，总之她十六岁时离家，从此不曾返乡。她做过许多工作，在克雷斯吉百货担任收银员，也当女侍。十八岁时，她在马斯科卡的度假中心当女侍，在那里认识了我父亲。照片中的那些年轻男子是度假中心的客人。她在休假日只能穿派对礼服和泳衣。

我父亲不住在度假中心，那不是他会做的事。他是去度假中心访友，邂逅了母亲。他们婚前拍过两张合照，相片中的父亲很羞窘，母亲挽着他的姿势像拉着狗链一样；接着是婚礼照片；再来是几张母亲的独照，想必是父亲拍摄的；之后全是我的照片：我在地毯上流口水，啃填充动物玩偶或拳头。我父亲去打仗，留下怀孕的她，没有人为她拍照。

父亲从战场回来时，我五岁。在那之前，他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个我母亲会告诉我的故事的主人公，而故事内容差异颇大。有时候，他是一个即将回家的好人，他会改善我们的生活，带来令人愉快的惊喜：我们的房子会宽敞一点，食物会精致一点，衣服会多一点，永远不会再有房东打扰我们。有时候，母亲管不了我，父亲便成了惩罚的化身，终将给我一场最后的审判。或者(我想这个版本的父亲最接近她真正的感受)，他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浑蛋，抛下她一个人应付生活。父亲终于回来的那一天，我激动得不能自已，满怀希望却又害怕：他会带什么给我？他会怎么对待我？他是坏人，还是好人？(母亲的二分法：好人照料你，坏人对付你。)可是当他返抵家门时，不过就是一个陌生人。他走进门口，先吻了母亲，再亲我一下，然后坐在桌前，看起来万分疲惫，难得说上一句话。他没带来任何改变，没做任何事。他始终维持那个样子。

大多数时候，他根本心不在焉。他偶尔会从神游中踱回现实，甚至处理过一些戏剧化的小场面。我当时十三岁，因此那必然是一九五五年。那天是星期日，我坐在小厨房里吃半块柳橙夹心蛋糕，此举注定会挨骂。但我已经吃了一块蛋糕，而我听说一块蛋糕和半块蛋糕一样美味，我会算数，所以我继续狼吞虎咽，努力要在被发现前将蛋糕一扫而空。

这时的我坚定、执拗，顽强地大啖任何能取得的食物。那正是我与母亲对立最严重的时期，争议的焦点是我的身材。当时我并不确知问题在身材，只是隐约感觉得到，因为她将饮食健康手册放在我的枕头上，说只要我能减轻体重便为我添购衣服，是正式的礼服，裙身有层层薄纱与支撑钢丝，上衣贴身而美丽，裙子的腰线纤细，衬里轻而薄。她尖刻地批评我的身材。她恳求我以健康为重，说我将会死于心脏病，会罹患高血压。她送我去向专家求助，请他们开药。对于这一切，我的反应是再多吃一条玛氏巧克力，或双份炸薯条。我的体重明显地持续增长，我在她眼前像面团一样发酵膨胀。在餐桌上，我的身体一寸寸向她逼近，至少我在这方面所向无敌。五英尺四英寸[4]的我仍在发育，体重是一百八十二磅[5]。

总之，我坐在小厨房吃了半个柳橙夹心蛋糕。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一个星期日。父亲待在客厅里，坐在安乐椅上阅读犯罪悬疑小说，这是他最喜爱的消遣。母亲坐在长沙发上，假装阅读儿童心理学书籍。她投注不少时间装模作样，借此宣示：天地良心，她真的尽力了。其实，她看的是描写波吉亚家族[6]的历史小说《狐狸》，这本书我已经偷看完毕。长沙发两端各有一个紫缎小抱枕，靠垫神圣不可侵犯，是不容移动的仪典物品。长沙发是暗沉的粉红色，粗粗的布面织着银线，椅子上覆盖的透明塑胶垫只在招待客人时取下。小地毯和长沙发抱枕一样是紫色的，也盖着塑胶垫，这张垫子的质地比较厚实。灯罩用玻璃纸保护着。父亲的两只脚各套着一只紫褐色的皮质室内拖鞋，母亲和我脚上也穿着类似的拖鞋，因为那时母亲规定不得在屋里穿外出的鞋子。这是新房屋，她才刚刚整顿好新家。如今家里终于有模有样，她要维持下去，她要屋内保持静止、无尘、永恒不变。后来她才发现自己犯下大错，忘记油漆工或搬家工人还会再来一趟，打破她建立的秩序。

(母亲不要客厅与众不同，甚至不愿比别人家高级太多。她要客厅差强人意，和其他人如出一辙，但她概念中的“其他人”随着父亲加薪而改变。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客厅看起来像博物馆的展示间，或者更精确地说，像伊顿百货和辛普森百货的家具橱窗。每年十二月，我会跟着路姑妈，沿着狭长的电车轨道走向闹市区那些神奇而宏伟的百货公司。我们不看家具的橱窗，只欣赏其他橱窗展示的电子动物、仙子和红脸颊的侏儒，看它们随着清脆的铃声旋转。我年纪大到可以参加圣诞大采购时，带我去的人是路姑妈。有一年，我宣告不要为母亲买圣诞礼物，路姑妈说：“亲爱的，你会害她伤心的。”我不认为母亲有一颗心，可是我向路姑妈让步，为母亲买了泡泡沐浴露，瓶身是可爱的粉红色天鹅造型，沐浴露可挤压出来。她从未使用过，但那在我意料之中。那瓶沐浴露是我用完的。)

我吃完剩下的蛋糕，站起来时肚子撞到桌子。毛茸茸的大拖鞋令我的脚看起来有实际的两倍大。我拖着沉重的步伐，郁闷地穿过餐厅，进入客厅，从正在看书的父母身边经过，不发一语。我习惯踏着无声的沉重脚步，大摇大摆地经过母亲所处的那个房间。那是颠倒错乱的时装秀，那是一种展示，我要她看到我，并意识到她的唠叨和哀求对我一概无效。

我打算走到玄关，用能撼动栏杆的怪物步伐爬上楼梯，穿过走廊回房间，播放猫王唱片，将音量调大，但不要大到她上楼抱怨。她渐渐担心不能和我沟通。其实我无意和她作对，不过是依据模糊而迟钝的直觉行事。我只知道我想用最大音量聆听猫王唱的《伤心旅馆》，但我不要挨骂。

我才走到客厅中间，前门便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有人抡起拳头捶门，接着是用身体撞门的砰砰声，还有男人的粗嗄吼叫：“我要杀了你!浑蛋，我要杀了你!”

我当场愣住。父亲从椅子上跳起来，摆出摔跤手的半蹲姿势。母亲在她的书里夹上书签，合拢书，摘掉阅读眼镜，用银链挂在脖子上，恼怒地瞥了父亲一眼。这显然是父亲捅出的娄子，否则谁会叫她浑蛋？父亲站直身体，走去应门。

“噢，是你啊，柯里先生。很高兴你又能下床走动了。”他说。

“我要控告你。”那声音大叫，“我要告你告到你不死也少半条命!你就不能别管我吗？你毁了一切!”那声音变成沙哑的漫长啜泣。

“你现在心情不太好。”父亲的声音说。

另一个声音呜咽：“都是你害的!这次本来可以办到的，又被你毁了!我不想活了……”

“生命是天赐的礼物。”父亲的语气沉静而高贵，但夹杂着一丝斥责，像电视里和蔼的牙医讲解蛀牙。电视是两年前买的。“你应该对生命心存感恩。你应该尊重生命。”

“你懂什么？”那声音大吼，接着是一阵扭打声，说话声变小，拖着含糊的话语慢慢远去，像水底的一串泡泡。父亲静静关上门，回到客厅。

“真不懂，你何必自找麻烦？”母亲说，“他们从不感谢你。”

“什么麻烦呀？”我瞪得眼睛突出，打破了维持沉默的誓言，热切地想知道答案。我从没听过男人哭泣，因此很讶异男人也有落泪的时候。

“把自杀的人救活。”母亲说。

“不是每次都成功，弗朗西丝。”父亲难过地说。

“成功的次数够多了。”母亲说，翻开她的书，“真讨厌半夜接到骂人的电话，但愿你别再做那种事了。”

父亲是多伦多综合医院的麻醉师。母亲是说服他专攻麻醉医学的人，因为她认为专业化是大势所趋，人人都说专科医生的收入比家庭医生丰厚。她甚至愿意在父亲接受训练时撙节开支。但我以为父亲只麻醉即将做手术的病患，不知道他也救活人命。

“为什么会有人自杀？要怎么救他们？”我问。

父亲不理会我前半段的问题，那对他来说太难回答。“我在测试实验性的疗法。不是每次都成功。但他们只给我没有指望的案例，就是试遍所有方法都无效的病人。”接下来的话主要是对母亲说的，“你会很讶异有多少人很高兴能够……回来，得到重新来过的机会。”

“嗯。”母亲说，“我只是希望那些不太高兴的人，把怨气往肚里吞。如果你问我意见，我会说这是浪费时间。他们会继续尝试自杀。他们要是真的有心寻死，就会含着枪管扣下扳机，保证不会自杀未遂。”

“不是人人都有你这样的决心。”父亲说。

两年后，我发现了关于父亲的另一件事。我们搬到了另一栋房屋，那里餐厅比较大，原木墙面，富丽堂皇。母亲在家里请客，邀请她私底下说她不喜欢的两对夫妻来吃晚餐。据她说，这顿饭非请不可，因为他们是父亲的同事，是医院里的大人物，而她要辅佐父亲的事业。父亲说，请客与否不会影响他的事业。但母亲照样请客。当母亲终于察觉父亲所言属实，便不再大宴宾客，酒也喝得更凶。但那天晚上，她一定是从黄昏便开始张罗晚餐，因为我记得菜单是奶油酱鸡胸肉、蘑菇菰米饭、美乃滋蔓越莓芹菜沙拉冻、螺旋形烤薯泥，还用橘子、姜酱、冰冻果汁做了精致的甜点。

我在厨房里用餐。十五岁的我已经达到成长的极限，身高五英尺八英寸，体重约两百四十五磅。我不再参加母亲举办的晚宴。她厌倦了十几岁的女儿看起来像只白鲸，只在往嘴里塞食物的时候张口，摧毁她优雅的女主人形象。就我的立场而言，尽管我乐于令她颜面尽失，但要我面对陌生人则是另一回事。他们会将肥胖视为不幸的残障，就像驼背或畸形足，而不是我对母亲的反抗和胜利。见到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会动摇我的信心。唯有在母女关系中，体重会带给我一种阴沉的欢愉。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包括父女关系，体重则令我郁闷。但我却对吃欲罢不能。

那天，我在厨房里一边偷听着外面的交谈声，一边狼吞虎咽地吃残肴剩羹。他们已经吃到甜点，所以我吃他们剩下的鸡肉、蔓越莓沙拉和螺旋形烤薯泥，心不在焉地聆听餐厅里的谈话，宛如在听沉闷的收音机广播剧。有一位医师客人上过战场，多数时候是在意大利服役。另一位说自己收到征召令，但最远只到达英格兰。父亲当然也曾经从军，但他应了一声说他当过兵，便不再多谈。这个话题以前听大人谈过，我不感兴趣。根据我看过的战争电影，女人在战时做的事和平常没两样。

在意大利服役的人说完了他的功绩，几番欲言又止地低语，最后问：“菲尔，你是哪里的驻军？”

“噢……嗯。”父亲说。

“是在法国。”母亲说。

“啊，是德国入侵后吗？”另一个人说。

“不是。”母亲说，咯咯地笑了。这是危险讯号。那阵子，她开始在宴会上咯咯笑，那笑声带有模糊、不受控制的成分，不像她以往高昂的愉快的笑声，一声声都像挥舞棒球棒一样目标精准。

“噢，那你在那里做什么？”在意大利服过役的人礼貌地问。

“杀人。”母亲立刻应声，自得其乐的口吻像想到了趣事。

“弗朗西丝。”父亲说。那是警告的语气，但也是恳求，这倒稀奇。我想把话听清楚，不禁停止啃食鸡胸骨上残存的肉屑。

“我想，每个人在战争期间总会杀人的。”第二个人说。

“但不是近距离杀掉吧？”母亲说，“我敢说你没有近距离杀过人。”

席间一阵沉默，这是知道刺激且煞风景的事情即将上场时的那种沉默。我能想象母亲环顾那些专注的脸孔，避开父亲的视线。

“他是做情报工作的。”她神气活现地说，“看他这个样子，一定想不到吧？他们将他空降到敌军的大后方，让他和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组织合作。他现在绝口不提，可是他的法语讲得跟法国人一样，看他的姓氏就知道了。”

“天哪!”其中一个女人说，“我一直想去巴黎。那里真的很漂亮吗？”

“他的工作是杀掉他们认为是特务的人。”母亲继续说，“他只能把他们带出去枪毙他们。冷血杀人。有时候，他甚至不晓得有没有杀错对象，很了不起吧？”她兴奋的语气充满赞赏，“他很奇怪，他不喜欢我提起这些……有一次很好笑，他跟我说，最恐怖的是，他喜欢上了做那种事。”

其中一位男客紧张地笑一笑。我起身，趿着毛茸茸的拖鞋退到楼梯上(只要我不想出声，脚步也是很轻盈的)，在楼梯中段坐下。不久后，父亲果然大步通过旋转门来到厨房，母亲跟着他走。她一定察觉到自己的行为太过火。

“那又没有什么不对。”她说，“那也是高尚的工作。你总是不好好表现自己优秀的一面。”

“我跟你说过别再提起往事。”父亲说。他听起来非常生气，怒不可遏。那是我第一次察觉他也会暴跳如雷。他通常都非常冷静：“你根本不了解那种滋味。”

“我觉得那很棒啊。”母亲热切地说，“那需要真正的勇气，我看不出那有什么不对……”

“闭嘴。”父亲说。

那些都是后来的故事，以前父亲并不在家里。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为人比母亲好。

之后他便忙于课业，不容人打扰，后来他便经常在医院加班。他始终不知该如何对待我，但他从没让我感受到敌意，他只是不懂我而已。

我们共同做过的几件事都在无言中进行，例如陪他种植室内植物：藤蔓、蜘蛛草、蕨类、秋海棠。如果有空，他喜欢在星期六午后做园艺，剪下枝条，换盆栽种，听德士古石油公司赞助的大都会歌剧院广播节目。他让我帮忙种花。由于他总是沉默寡言，我幻想他是广播里的主持人米尔顿·克罗斯，假装他正在客气地为我讲解歌剧，描述演唱者的服装，介绍他们卷入什么狂烈、悲惨和荒诞的情节。他会抽着戒掉香烟后改抽的烟斗，拨弄他的室内植物，告诉我关于情人遇刺、被抛弃或背叛的故事，诉说嫉妒和疯狂，道出无尽的爱情终于在墓地赢得胜利。那冰冷的嗓音会飘进屋里，令我后颈的寒毛竖立，仿佛他招来了幽魂。他是灵魂的召唤者，一位身穿燕尾服的巫师，而他的嗓音有如干瘦、冷漠的年老歌剧评论家。或者应该说，当我将想告诉父亲的话埋在心里时，我想象父亲的声音会是那样。我希望他告诉我生命的真相，因为母亲不愿告诉我，而父亲必然对生命略知一二，毕竟他是医师，而且打过仗、杀过人，也让人起死回生。我不断等待他给我忠告、给我警告、给我指示，但他从没做过那些事。也许他觉得我不是他真正的女儿。他在我出世五年后才第一次见到我。他对我的态度不像父亲，更像同事或同谋。但我们密谋些什么？这也是母亲在问的问题。为何他们俩都一副父亲亏欠母亲的模样？

我也曾偷听到其他的谈话。我以前习惯到楼上浴室，锁上门，打开水龙头，让父母以为我在刷牙，然后移动脚垫，让膝盖不必跪在冰冷的地面上，再将头伸进马桶，透过管道听他们的交谈。那条管道几乎直通厨房。他们吵架多半在厨房，或者说是母亲在厨房跟父亲吵架。她的声音比父亲清晰得多。

“你也该想法子管教她，她也是你的女儿。我真的束手无策。”

父亲沉默不语。

“你不晓得我受过的苦，自己一个人拉扯她长大，你却在外面快乐逍遥。”

父亲说：“我没有快乐逍遥。”

有一次，母亲说：“又不是我想生下她的。又不是我想嫁给你的。依我看，我只是尽人事，听天命。”

父亲：“很遗憾我们的生活不如你的意。”

有一次，母亲大发雷霆：“你是医生，别跟我说你拿不出办法。”

父亲听不见。

“别跟我扯屁话，你杀过一堆人。别把我当圣人。”

我听了非常震惊，主要是因为母亲说了“屁话”。她在人前很努力地维持淑女的风范，甚至在我面前也尽量温文尔雅。后来我努力思索她话中的含意。当她说“要不是我，你也不会在这里”的时候，我并不相信她。

我用吃反抗她，但我吃也是因为惊慌。有时我很害怕我不是真正存在，我只是个意外。我曾经听到她说我是意外。我是不是想变成坚固的实体，一个像石头的实体，好让她无法摆脱我？我做错了什么？如果他真的是我父亲，我是不是牵绊住了他？我是否毁了母亲的人生？我没有勇气开口问。

有一段时间，我想当歌剧演唱者。尽管她们身材胖大，却能穿着华丽的戏服，没有人嘲笑她们，她们备受喜爱和赞扬。可惜我没有好的歌喉，但我始终心仪她们的生活：你可以在大庭广众下用最嘹亮的声音诉说怨恨、爱情、怒火和绝望，将尖叫化为音乐。那种滋味一定很美妙。

第8章

“有时候，我觉得你的脑壳里面没有大脑。”母亲总用这句话责备我不该为了有理、无理的原因哭泣。在她心中，落泪是愚蠢的证据。“再哭，我就惩罚你。”“有什么好哭的。”“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我好寂寞。”我告诉她，“没有人和我玩。”

“去玩洋娃娃。”她说，一边描绘唇线。

我确实玩洋娃娃，那些没有胯下、鬈发的塑料女神眼睛幼稚，胸部线条如膝盖，微微隆起又落下，毫不起眼，没有乳晕。我为了她们没出席过的社交场合盛装打扮她们，再褪下她们的衣物，盯着她们，希望她们变成活人。她们恪守贞操，无人怜爱，孤寡一人：那个年代没有男性洋娃娃。她们或是独舞，或是倚墙而立，神经紧绷。

九岁时，我向母亲要求养狗。我清楚自己无法如愿，但我想说服她让步，准许我养猫。学校里有个女生问我想不想养猫，她家的猫咪生了六只小猫，其中一只四个脚都有七根脚趾，那就是我想要的小猫。其实我想要的是一个小妹妹，但我不可能得到一个妹妹，连我也知道不可能。我曾听母亲在电话中说一个小孩就嫌多了。(为什么她怏怏不乐？为什么我总是无法令她欢笑？)

“谁喂小猫？”母亲问，“一天喂三次。”

“我会喂。”我说。

“你不能喂。”母亲说，“你不回家吃午饭。”这话不假，我带午餐上学。

养猫的麻烦在于训练猫遵守家规，教导它们不能抓破家具。接着我提议养乌龟。乌龟应该不难照料，但母亲说会有异味。

“才不会呢。”我说，“学校里有一只乌龟，它不会臭。”

“它会困在家具后面。”母亲说，“它会饿死。”

天竺鼠、仓鼠甚至小鸟一概免谈。央求了将近一年后，我总算让她找不出借口回绝——我求她让我养鱼。鱼不吵不闹，无臭无菌，干干净净；毕竟，鱼是水中生物。它的鱼缸要有彩色的卵石和迷你城堡。

母亲想不出拒绝的好理由，只能让步。我在克雷斯吉百货公司买了一条金鱼。“它一定会死掉。”母亲说，“那些便宜的金鱼都有病。”但养了一星期后，她态度软化，问我金鱼的名字。我眼睛贴着鱼缸，坐着看它游到水面又往下潜，吐出饲料碎屑。

“她叫苏珊·海沃德。”我说。我刚看过《情泪心声》的电影，片中的苏珊·海沃德从轮椅上站起来，恢复健康。这条金鱼屈居劣势，我要它拥有勇敢的名字。尽管如此，它终究还是死了。母亲说问题出在我喂它太多饲料。我还来不及哀哭、安葬金鱼，母亲便将它冲下马桶。我想要新的金鱼，但母亲说我一定已经学到教训了。我总是应该学到这个或那个教训。

母亲说看电影是很粗俗的事情，但我觉得她曾经看过许多电影，否则她从哪里得知琼·克劳馥？路姑妈带我去看苏珊·海沃德演的电影。电影结束后，她说：“你看到了吗？红发女郎也能雍容华贵。”

路姑妈又高又重，身材像伊顿百货广告里穿戴束腹的年长模特，但她似乎不介意。她将泛白的黄发梳拢、盘到头顶，戴上华丽的羽帽，以珍珠帽针固定，肥大的皮草大衣与厚重的花呢衣物令她显得更高更胖了。在我对她最早的记忆里，我坐在她宽广、绵软的大腿上——印象中，只有她会将我抱在大腿上。母亲见了会说：“快下来，琼，别烦你的路易莎姑妈。”而我则抚摩姑姑脖子上的狐狸围巾。这是真正的狐狸，那时它褐色的毛皮还不太肮脏。它有一条尾巴和四个脚掌，亮晶晶的黑眼睛及漂亮的塑料鼻子，鼻子下面不是下颚，而是夹子，可以夹住尾巴。路姑妈用手让夹子开开合合，假装狐狸说话。它常透露秘密，例如路姑妈为我买的糖果藏在何处。它也问我重要的问题，例如我想要什么圣诞礼物。我年纪渐长后，不再玩这个游戏，但路姑妈仍把狐狸保存在衣柜里，尽管它已经过时了。

路姑妈带我去看许多电影。她很爱看电影，尤其是令人鼻酸的影片。她认为不能让人流泪的电影不算精彩。她用两包面纸、三包面纸、四包面纸为电影评分，就像餐厅评级的星星等级。我也在看电影时哭泣，这些得到肯定的纵情哭泣是我童年最愉快的回忆。

首先，是背着母亲偷偷溜出家门的快感；尽管她宣称自己总是答应让我看电影，其实不然。出门后，姑妈会带我搭乘电车或公交车去电影院，在大厅买许多舒洁牌面纸、爆米花和糖果棒，然后坐在毛茸茸、抚慰人心的黑暗中几小时，痛快地吃吃喝喝、擤鼻子，看着巨大的女主角们在面前的银幕上饱受折磨。

我与可爱、耐心的琼·阿利森一起度过格伦·米勒过世的哀痛[7]。当朱迪·加兰努力应付酗酒的丈夫[8]时，我吃了三盒爆米花。当埃琳诺·帕克在《西厢情断》[9]饰演的跛足歌剧女伶一路摸索走过伤心路时，我吃了五条玛氏巧克力。我最喜爱的电影是《红菱艳》，莫伊拉·希勒饰演芭蕾舞者，在事业与婚姻之间左右为难。我崇拜她：她不仅拥有一头红发、迷人的红色缎面舞鞋、美丽的戏服，而且比谁都痛苦。她越是进退维谷，我越是狼吞虎咽——我也要拥有她的一切，我想要成为舞者，同时要嫁给英俊的交响乐指挥——当她在火车前摔倒丧命时，我声势惊人地擤鼻子，惹得前三排观众愤然回头。路姑妈带我去看了四遍这部电影。

早在我成年前，便看过许多限制级影片，但不曾有人过问我的年龄。那时的我很肥胖，而胖女人的外表都一模一样，全像四十二岁；此外，胖女人不会比瘦女人更引人注意；胖女人比较不起眼，因为大家觉得她们外表丑陋，会移开视线。对引座员和售票员来说，我看起来一定像一大坨没有五官的模糊影子。哪天我要是抢了银行，绝对没有目击证人能精确地描述我的长相。

我和路姑妈会红着眼眶走出电影院，肩膀仍在抽动，心里却有满满的成就感。接着，我们会回到路姑妈的公寓喝一两杯汽水或享用点心：美乃滋烤蟹肉三明治、冷鸡肉沙拉。三明治在冰箱里，罐装饮料在橱柜里。她家位于老旧的公寓大楼，一个有黑木饰边的宽敞的房间。家具也是色泽深沉，体积庞大，常有厚厚的灰尘，总是乱七八糟：报纸在长沙发上，阿富汗披巾在地上，不成对的鞋袜在椅子下，碗盘堆在洗碗槽里。对我来说，凌乱意味着随心所欲。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模仿路姑妈乱扔衣服、书本和巧克力条包装纸，破坏母亲挖空心思布置的房间：梳妆台铺着细荷叶边桌巾，搭配成套的床罩和小地毯。弄乱房间是我唯一做过的室内布置，缺点是迟早得收拾。

吃完点心后，路姑妈会倒杯酒，脱掉鞋子，安坐在矮胖的椅子上，用她粗嗄的嗓音提出问题。看来，她对我的回答真心感兴趣。当我说我想做歌剧演唱者时，她没有取笑我。

在母亲贬抑路姑妈的方法中，其中一个是说她没有丈夫，所以内心愤懑而挫败。如果母亲所言属实，路姑妈掩饰不满的功夫还真厉害。依我看，路姑妈愤懑、挫败的程度远远不及母亲。这时的母亲已经得到她梦想中的房屋，完成装潢，因此她灌注越来越多的精力逼迫我减重，无所不用其极。当我拒绝服药，也不肯依据她精心拟定的每日菜单进行节食(她在菜单里列出食物热量)时，她便送我去看心理医生。

“我喜欢胖嘛。”我向医生说，大哭起来。他坐着看我，指尖相碰，笑容和蔼。当我抽抽噎噎的时候，他的笑容里有一丝嫌恶。

“你不想嫁人吗？”他在我情绪平复后问，惹得我又一次大哭。当我再见到路姑妈时，我问她：“你没想过要结婚吗？”

她嘶哑地笑了，坐在海绵塞得太满的安乐椅上啜饮马丁尼酒：“哎呀，亲爱的，我结过婚了，我没告诉过你吗？”

我一直以为路姑妈是老姑娘，因为她的姓氏和我父亲一样是德拉科特。她说：“我们一定是法国贵族的后裔。”她的高祖父原是农夫，后来他决定提升地位。路姑妈说他变卖农地，用那笔钱进入铁路公司承担最低阶的工作，因此致富。“当然，他们全是坏蛋。”路姑妈啜着酒，“但没人那样说。”

原来路姑妈在十九岁时出嫁，先生比她年长八岁，社会地位良好，这桩婚事也获得了父母的认可。无奈先生嗜赌成性。路姑妈打趣说：“他左手进、右手出，但我哪里知道呢？我爱他爱得发狂。亲爱的，他高大黝黑，很英俊。”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路姑妈偏好令人鼻酸的电影。“亲爱的，我努力维持婚姻，我真的很努力，却是白费工夫。他一出门就是好几天，我又不懂怎么持家或管账。我一辈子没买过食物。我只知道打了电话，就会有人把东西装箱送到家里。我结婚的第一个星期，每样东西都订购一磅：一磅面粉、一磅盐、一磅胡椒、一磅糖。我以为大家都是那样买菜。那一磅胡椒一年才用完。”路姑妈的笑声听起来就像一头愤怒的海象。她喜欢说自己的糗事，但有时会情绪激动到说不出话。“等他回到家里，如果他赌输了就会说他好爱我，赌赢了则埋怨受到我的牵绊。我们的婚姻真的很可悲。有一天，他走了就没回来。也许是付不出赌债被人一枪毙了。不知道他是否仍在人世。如果他活着，我应该仍是他的太太。”

后来，我发现路姑妈勉强算有男朋友。他叫罗伯特，是一位会计师，家有妻小，每个星期日都在路姑妈家吃晚餐。路姑妈说：“别告诉你母亲。她大概不能理解这种事情。”

“你不想嫁给他吗？”路姑妈告诉我他的事时，我问她。

“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再说，我始终没有离婚，何必自找麻烦？我只是改用娘家的姓氏，以免别人问东问西。你听我一句话，没有满二十五岁不要嫁人。”

她认为我将会有许多爱慕者，甚至不相信或许不会有人向我求婚。依照母亲的说法，我这种外表的人注定一事无成。但路姑妈则由衷认为不必在乎生理的缺陷，或者你也可以将缺陷视为需要克服的障碍。只要愿意尝试，瘸子也能变成歌剧明星。尽管我身材臃肿，仍然可以功成名就。但我不肯定自己是否有那种能耐。

经历了嫁给赌徒的不幸后，路姑妈出去上班。“亲爱的，我不会打字。我从小家境不错，没有学过半点技能。但你知道那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我们家里没有钱了，我不上班不行，对吧？我只能自食其力。”

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父母对路姑妈的职业始终语焉不详，她自己也含糊其词。他们只说她在一家公司上班，而且是部门主管。我十三岁时才知道她的实际工作。

“拿去。”母亲说，“你该读读这个了。”她递给我的是一本粉红色小册子，封面印着一圈花朵，书名是《你长大了》。内页印着一封信，第一句是：“成长的过程很有趣，但难免遇到困惑，月经便是其中之一。”这一页最下方是路姑妈的照片，笑容洋溢着母性和专业，拍照时的她下巴仍不太肥大。她戴着一条珍珠项链。她平常也戴珍珠项链，只是从不会只戴一条。信末是她的署名：“路易莎·K. 德拉科特敬上。”我兴致勃勃地研究粉红色小册子里的图画，阅读网球和中学舞会的礼仪规矩、衣着建议和洗发秘诀。最令我钦佩的是路姑妈的照片和签名——有点像明星。我的路姑妈算得上是名人。

再次见到路姑妈时，我问起她的工作。“亲爱的，我属于公关部，但我只负责加拿大的公关。那本小册子不是我写的，撰稿的是广告部。”

“你做什么工作？”我问。

“我参加很多会议，对广告提出建议，回信给读者。当然，我有秘书帮忙。”

“回什么样的信？”我问。

“噢，你知道，”她说，“就是投诉产品质量不佳、找人问意见之类的。你一定以为写信的都是年轻女孩，的确有很多年轻女孩寄信，想问阴道的位置，等等，这些用公司的制式回函就可以了。有些信来自真正需要协助的人，我会亲自回复。当她们不敢去看医生或者有心事时，她们会写信给我。我常常不晓得怎么回信才好。”路姑妈喝完马丁尼，又倒了一杯，“前几天我才收到一封信，那位读者说她怀疑自己怀上了梦淫妖[10]的孩子。”

“梦淫妖？”我问，这听起来像某种医疗器材，“那是什么东西？”

“我查过字典。”路姑妈说，“那是一种妖魔。”

“你怎么回信？”我惊恐地问。万一那女人的怀疑属实怎么办？

“我叫她去验孕。”路姑妈回想说，“如果是阳性，便不可能是妖怪的种；如果是阴性，那她便不用担心了，对吧？”

“路易莎太离经叛道了。”母亲向父亲说明为何她不愿常常请路姑妈参加晚餐，“其他客人一定会询问她的职业，而她总是坦白相告。我不能容许她在晚餐桌上提那种事情。我知道她心地善良，但她根本不在乎自己给别人的印象。”

“要珍惜自己的幸福。”路姑妈向我轻笑，“这份工作的薪水很优渥，同事相处也很融洽，有什么好埋怨的？”

我连着三次用泪水和沉默应付心理医生，他便决定放弃我。我怨恨他暗示我有比肥胖更严重的问题，而我的怨恨则令他怨恨。他告诉母亲，我的问题源自家庭，仅仅医治我一个人无法见效。这番话惹恼了母亲。“他真有胆子。”她向父亲说，“他只是想让我掏更多钱。依我看，心理医生统统是骗子。”

之后，她开始对我使用泻药。我想，母亲这时已经失控了，心心念念的只有我硕大的体积。她八成和多数人一样使用图像思考，而当时我在她心里的形象必然是有一个孔洞的物体，就像轮胎的内胎，东西从这端的孔洞进入后，无法从另一端排出：若她能设法让我多出一个洞，我便会消瘦，犹如飞船在瞬间瘪平。她开始购买专利药，使用各种借口要我服用：“这能改善肤质。”她偶尔会将泻药混进食物。有一次她甚至把泻药溶解，拌进糖霜，加在巧克力蛋糕上，再将蛋糕放在厨房柜台上。我看见了蛋糕，吞吃下肚，事后颇受了一番折腾，但我的体重不曾消减。

这时我正上中学。我没有遵从母亲的计划进入私立女校，那里的学生穿苏格兰裙，打着格纹小领带。自从参加幼女童军军团后，我便不信任纯粹由女性组成的团体，尤其是穿制服的女人。因此，我就读于离家最近的中学。依据母亲的看法，那是次等的学校，但也不算太差，毕竟我们家位于高级的地段。问题在于那些被母亲视为同侪或模范的家庭，都将子女送进她希望我去的私立学校，留下来的人多半就读于本地中学，居住在本区外围粗陋的新公寓大楼。这一区的老住户曾经反对兴建那些大楼，他们尤其看不惯那些位于商业街店铺上方的公寓。有些同学完全不是母亲想象中的模样，但我没有告诉她，以防她逼迫我改读要穿制服的私立学校。

这时的母亲开始给我买衣服的零花钱，希望能借此诱导我减重。她认为我应该挑选能掩饰身材的衣服，例如大码装设计师偏好的小圆点深色连衣裙和直条纹衣物。但我寻找奇形怪状的衣服，挑选极度恶心、丑陋、抢眼的颜色，而且是横条纹的。有些衣服是在孕妇服饰店找到的，有些来自折扣商店。我尤其满意一条红毡材质的圆裙，上面缝着一个黑色电话。颜色越鲜艳、穿起来越是显得浑圆的服饰，我越可能买下来。我不要被深蓝色小圆点布袋压制，减损我的分量。

有一次，我穿着新衣回家。那是一件青柠绿的外套，前襟有棒状的纽扣，颜色闪亮，像一个彩虹大甜瓜，母亲看到我便哭出来，哭得无助而消极。她靠着楼梯栏杆，全身颓垮，宛若无骨。母亲不曾在我面前哭泣，因此我有些惊愕，却也很得意能够证明我的能力，我唯一的能力。她已经败阵：我决不容许她将我塑造成她的形象，瘦削而美丽。

“你从哪里找来这些衣服的？”她呜咽道，“你是存心的。如果我长成你这样，我会躲在地窖里。”

这一刻，我等待已久。谁先哭，谁就输。“你喝酒了。”我说，这是实话。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感受到大义凛然指摘别人的愉悦。

“我究竟做了什么，才让你变成这样？”母亲说。尽管才下午四点三十分，她已经换上居家外套和室内拖鞋，头发略显脏乱。我步履沉重地走过她身边，上楼回到房间，得意扬扬。但我仔细一想，不禁信心动摇。她揽下了一切的责任，但我不是她的傀儡。我的一切行为当然不是因为她，而是出于自主的决定。再说，我的行为又有哪里不好？

“我就是这样的人。”路姑妈曾经说过，“如果其他人受不了我，那是他们的问题。亲爱的，你要记住，人生无法永远由你做主，但你能学习接受人生。”我习惯将路姑妈视为智者。她非常不吝于指点别人，只是如果你认真思考她的智慧之语，便会发现她的话语可能有多种解读方式。比方说，我应该接受母亲吗？或者她应该接受我？

我会做白日梦，幻想路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她基于某些黑暗但情有可原的因素，将我交给我父母抚养。或许我是那个英俊赌徒的女儿，而他迟早会现身，或者路姑妈年轻时未婚先孕有了我。这样的话，父亲便不是我的生父，而母亲……但我的推论到这里便无以为继。如果母亲不是对我有义务，怎么可能抚养我？每次父亲说路姑妈和我感情融洽，母亲便冷冷地说，那是因为路姑妈不必一肩扛起教养我的责任。“一肩”“令人怒发冲冠”都是母亲提起我时使用的比喻说法，其实她几乎不碰触我。她有一双纤纤玉手，手指细长，涂了红色指甲油，用来精心梳理发型。她僵硬的完美卷发中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一向清楚记得母亲的样貌，却记不起她的触感。

路姑妈则很柔软，如波浪起伏，粗犷，毛茸茸。她的脸庞即使化上彩妆、擦了口红，仍然覆满微小的汗毛，犹如蜜蜂。几绺发丝从头上落下，服饰的缝边露出线头，甜香的气味从领口和颈项间溢出，我会将额头靠在她的颈窝，听她那只会说话的狐狸讲故事。在童年的夏天，当我们去逛加拿大国家展览时，她会牵着我的手。母亲不牵我的手，生怕弄脏她的手套。她会拉着我的手臂或衣领后缘。她从不带我去看加拿大国家展览，原因是不值一看。路姑妈和我认为展览很值得花时间参观，我们喜欢逛展览，那里有喧闹的招揽观众的人，有风笛乐队。我们将一团团的粉红色棉花糖、油腻的爆米花往肚子里塞，从一个棚位逛到另一个棚位。每年我们都先去“纯粹食品”的摊位，看用纯正黄油做的乳牛。有一年，他们将乳牛改成女王。

但展览里有一件事我始终记不清楚。我们当然不会错过游乐场，也会玩速度较慢的游乐设施，路姑妈喜欢摩天轮，但有两个帐篷路姑妈始终不准许我踏进一步。其中一个帐篷上画着挺着丰满乳房的女奴，两三个女人在帐篷门外的小台上搔首弄姿，身穿薄纱裤，袒露上腹，一个男人用麦克风招揽大家买票。另一个帐篷则是怪人展览，有吞火人、吞剑人，也有橡皮人和连体双胞胎，招揽客人的男人说：“头部相连，而且活得好端端的。”还有世界上最胖的女人。路姑妈也不肯进这个帐篷。“我们不该嘲笑别人的不幸。”她的口吻比平常严厉。我觉得不公平：别人也嘲笑我的不幸，应该给我机会嘲笑别人。话说回来，没有人将肥胖视为不幸，人们认为那纯粹是个人意志薄弱的结果。肥胖不是命定，因此充满魅力，就像连体人或住在铁肺[11]里的人。无论如何，胖女郎在那个帐篷里，我想见识见识，却始终无缘得见。

我记不清楚的细节是：那是两个帐篷还是一个？在怪人展览和舞娘帐篷外面的麦克风传出的吆喝声似乎差不多。两个帐篷都如此不可思议，不亲眼看到就不会相信。

路姑妈最喜欢的游乐帐篷外面有一张大嘴，无止境地播放罐头笑声。这个帐篷叫“黑暗笑声”，里面有荧光骷髅头，还有能将你变大或缩小的哈哈镜。我讨厌哈哈镜。我不想变得更加肥胖，变瘦则不可能。

我常幻想胖女郎坐在椅子上织毛线，脸颊灰暗瘦削的人一排又一排地从她身边走过，对她看了又看。她穿着薄纱裤和茶色的缎布胸罩，就像那些舞娘，还有红舞鞋。我忖度她内心的感觉。有朝一日，她将会反抗，她会有所作为。现在，她暂且靠着别人的好奇心维持生计。她正在织围巾，准备送给一位看着她长大、完全不认为她很奇怪的亲戚。

第9章

我有一张路姑妈的照片。我常常随身携带，摆放在橱柜上，但逃来特瑞莫托时，我把它留在了家里，以防阿瑟察觉照片不翼而飞。这是一位拍了快照便给你一张号码单的那种旅行摄影师拍的照片，背景是加拿大国家展览的展览大楼，当时是炎热的八月天。

“那是你母亲吗？”有一回阿瑟在我整理行李时问。

“不是，那是路姑妈。”

“另外一个人是谁？我是指胖的那个。”

我迟疑片刻，几乎说出实话。“那是另一位姑妈。”我说，“你问的人是戴德丽姑妈。路姑妈最棒了，戴德丽姑妈是烂人。”

“她好像有甲状腺的问题。”阿瑟说。

“没有，她只是吃多了。她以前是电话接线员。”我说，“现在她升迁了，专门打电话问拖欠账单的人为何不付钱。”我谎话连篇，并不仅是为了自卫：我已经开始为照片上的人影编织截然不同的虚假过去。这个看不出年纪的女人眯着眼看镜头，一手握着一支粉红色的棉花糖，脸庞虚胖如先天性白痴：那是我剥除的躯壳。

“她跟你有点神似。”他说。

“是有一点。”我承认，“我不喜欢她。她总是想左右我的生活。”

如此背叛自己令我微微心痛。这张照片是我应该把握的机会，那时为时尚早，仍然可冒险坦白，但我退缩到自己的伪装后面，扮演阿瑟认知中的我。我大概是不放心告诉他那段被我抛弃的悲苦，我不认为他能应付真相。没有错，他是要我无能而脆弱，但只是在表面上。这一切的基础则是另一则迷思：我能允许自己无能而脆弱，纯粹是因为我内心坚强，随时都能视情况给人鼓励与温情。

每则迷思都是它对应的真相的另一种版本，而我确实会鼓励别人，心怀温情。我很早便学会怜悯他人，我在圣诞节捐钱给基督教的救世军，以及在街角卖铅笔的无腿男人；谎称遗失公交车票钱的小孩会找上我，而我每次都掏腰包；当我走过杨格街每次等红灯时，都有印度教徒向我化缘，络绎不绝得像游行队伍，不知他们如何挑上我。我同情一切苦难：遭遇车祸的猫；在结冰人行道上滑倒、因为体弱及内裤露出而动弹不得的老太太；在电视上为败选而哭泣的市议员。阿瑟不止一次指出我的判断标准紊乱。我不喜欢行刑队。无论失去政权的人在任期内如何罪大恶极，我都不认为他应该受到政变的命运。阿瑟说我是“天真的人道主义者”。不过，当我将这套标准应用在他身上，他倒是没有怨言。

他不知道我满怀同情的笑容背后是紧咬的牙，而在牙齿背后则是许多哭喊：那我呢？那我自己的痛苦呢？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但我学会压抑住这些哭喊，保持冷静，逆来顺受。

我靠着温情与鼓励度过中学生涯。在《布雷塞德纪念册》的团体照里，平头或油亮发型的男生站在后面，女生们涂了深色口红，画了眉毛，顶着娃娃头或马尾，直视前方，脚踝交叉，介绍我的短句文字总是：“我们个性最棒的乐天女孩!”“最够意思的朋友!”“小琼笑口常开!”“情绪永不激动的好孩子。”其他女生的句子则诸如“她喜欢高大的男生!”“噢，那些唐米尔斯镇的派对真精彩!”“她最迷人的一点是担任某位辛普森的代表!”甚至是“小而美”。我在家里是郁郁寡欢或神情呆滞，在电影院是与路姑妈同声哭泣，在学校里则不可救药地友善而外向。我嚼口香糖，在洗手间抽烟，将嘴唇涂成嫩粉或艳红，我的樱桃小嘴迷失在脸肉之海里。我的排球球技一流，但篮球必须满场跑动，以致我表现欠佳。我获选参加几个委员会，通常担任秘书。我参加联合国俱乐部，而且是联合国模拟会议的代表团成员，代表阿拉伯。我发表过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苦难的精彩演说。我协助布置舞会会场，无止无休地将软趴趴的面纸花串挂在汗水淋漓的体育馆墙上，但我当然从未参加过舞会。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没有优异得惹人反感。更重要的是，班上那些脸上扑了粉、穿着羊绒毛衣、乳房坚挺的女生中有不少人将我视为和蔼的阿姨、智者一般的人物，向我倾吐心事。因此，学校的纪念册上才会出现那些关于我的好话。

我们学校另有两位胖女孩。莫妮卡比我高一个年级，头发油腻，理得短短的，往后脑梳，发型像男生，穿着有银色饰钮的黑色皮夹克。午休时，她会在停车场和一些强悍的蠢男生厮混，喝他们藏在储物柜里的威士忌，说着黄色笑话。他们多少算接纳了她，但是将她当成男生。他们似乎根本不认为她是女人。另一位胖女生是特里萨，她和我同年级，但不同班。她苍白沉默，从不多话，朋友寥寥无几。她蹒跚地独自穿过走廊，肩膀下垂，书本抱在胸前掩饰壮观的胸围，近视的眼睛害羞地盯着自己的脚尖。她穿着奶油色人造丝上衣，衣服有不起眼的绣花，使得她看着像四十五岁的办公室秘书。但拥有传统胖女孩名声的人却是她，而不是厚脸皮的莫妮卡。只有特里萨会遇到男生从对街嚷：“嘿，特里萨，胖子!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贮藏室后面？”他们这么嚷，是为了造福其他比较不坦率的男生。特里萨会扭过头，满脸通红。没人知道她是否真如传言所说的，只要气氛对了，就会“做那档子事”，但人人都相信传闻。

至于我，我个性绝佳，是朋友，也是好女孩，就是那种男生希望能够带她们去跳舞、看电影、在大庭广众下露脸、让别人钦羡他们的好女孩。没有人会从对街骂我脏话，至少我们学校的男生不会。这些女孩喜欢在回家的路上和我结伴同行，询问我的忠告，向我倾吐心事，有两个原因：若是遇到她们不想理睬的男生搭讪，有我这样一位胖保姆在身边，是她们回绝男生的完美借口，我就像她们的私人坦克；如果她们的意中人来了，朋友们必然会在我的衬托下更显美丽。此外，我非常善解人意，永远知道何时该说“明天见”，消失到远方，像小飞船被稳定的风刮走，留下两人站在整洁的住宅前或修剪过的草坪前、在人行道上互望。这些女孩稍后会打电话来，喘息着说：“你猜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我便回答：“发生了什么事？”假装我既兴奋又开心，等不及想知道答案。我最亲爱的朋友们信任我，我不会嫉妒她们，不会卖弄风情与她们比美，不会纳闷为何我从未受邀参加她们的集体约会。尽管我浑身是肉，但她们认为我超脱了肉体的欲望，而那当然是误会。

大家都信任我，没有人畏惧我，其实她们应当保持戒心。我知道朋友们的大小事情，她们的希望，她们的爱好，她们早在十五岁便开始搜罗的瓷器品牌和婚纱款式，她们想和哪一位暗恋的对象共享这些宝贝，她们对约会对象的真正看法，那些她们讨厌和害怕的对象，以及她们愿意和哪些人约会，他们是活生生的男性洋娃娃。我清楚她们对其他女生的看法，知道她们如何在私底下批评其他女生。但她们不知道我的心思：我是一块海绵，我有进无出，我按捺住昭告天下的冲动，不吐露我所有的憎恶与嫉妒，不告诉大家我清楚自己是心口不一的怪物。我受不了这一切。

这种压抑的生活只有一个优点，就是让我全面了解一部分的未来读者：那些太早结婚生子的人，那些想要王子和城堡却只得到狭小公寓和吝啬丈夫的人。但当时我不明白这一点。

莫妮卡一逮到机会便辍学了。特里萨也是，她嫁给了一位修车厂技工，那人年纪比较大，没有就读于我们学校或其他学校。据说她是奉子成婚，但就像一位朋友所言：“谁看得出她是否怀孕？”我咬牙继续学业，我要顺利毕业，以便离开校园，但我对毕业后何去何从却毫无概念。母亲希望我就读多伦多的三一学院，那是名校，而我也几乎动心去念考古系或历史系。但一想到要再过四年隐瞒内心深沉苦闷的生活，经历恐怖的联谊、订婚、足球赛及春季婚礼，我便打消念头，开始寻找兼职，开立银行账户。我只偷偷告诉了路姑妈，一待存够了钱，便要搬出家门。

“亲爱的，你觉得那是明智之举吗？”她说。

“你认为留在家里很明智吗？”我问。她了解我母亲，她应该同情我。或许她是不放心我只身在外，独自闯天涯。我也担心这一点。我想远走高飞，却害怕离家。

当时我对路姑妈内疚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不像以往，常常和她去看电影。说穿了，不过就是我害怕遇见朋友，比如芭芭拉、卡萝尔安(啦啦队队员)或薇拉里，她们会穿着羊绒毛衣，得意地将佩戴胸罩的小乳房挺得像竖立的拇指，将人造花缠绕在绑马尾的皮筋上，身边拖着一位夹克上绣有字母“B”的男生，然后在看同一场电影时，撞见我坐在身穿皮草的粗壮路姑妈旁边哭泣。

“别在没准备好前出发。”路姑妈明智地说，她的话照例可以有很多种解读方法。

我能找到的工作都无须特殊技能，而且不是很愉快的差事。基本上，雇主不愿聘用胖人，但有些老板拉不下脸断然回绝，尤其是刊出招聘广告的店家。我会从虚肿的眼睑间责备地看着他们说：“你们的招聘启事就在这里。”他们会让我工作一两个星期，佯称他们的一位固定员工去度假。就这样，我在杂货店工作三个星期，在电影院当两个星期的引座员，在一家餐厅做三个星期的收银员，等等。有些雇主乐于聘用我：我的薪资和女人一样低，却不像其他女人，会在男性员工和客人间惹麻烦。但这些通常是辛苦、令人厌恶的工作，例如洗碗工，因此我也做不长久。

这些工作令母亲大感困惑。“你有必要工作吗？”她问过很多次，“你需要的钱我们都给你了。”她认为我的工作有损于她的个人颜面，这是打工的额外优点。这些工作必然也令她想起自己的过往。

当畅谈性事蔚为风气的时候，我读过许多人的第一次性经验：使用门把手、水龙头、电动刮胡刀把手做工具；在露天电影院的汽车后座亲密接触；在树丛间缠绵；等等。这些性经验和我的完全不同。我很早便有两次男女接触，但我彻底压抑了对性的兴趣，一如我压抑对战争片的兴趣。由于没有我能扮演的性角色，我干脆尽量忽视男女之事。尽管我会和朋友一起为男歌手疯狂，但那大致上是做戏。我最多只允许自己对墨丘利[12]的造型保持理想化的欲望：穿戴有翅膀的帽子和凉鞋，拥有令人赞叹的肌肉，用一条电话线小心地缠绕住下体。这是以前多伦多电话簿使用的封面图像，几年前便已停用。也许电话公司发现它不仅是速度之神，也是盗贼和欺诈之神。

当我和芭芭拉以及薇拉里那一型的女孩共进午餐、结伴回家时，她们便会聊起性事的奥秘。不过，她们多半是彼此讨论，比较少和我聊。她们将我排除在外是基于尊重，一如你不会和修女或圣人谈论这种话题。她们对于性接触恪守规矩，仅在允许的范围内浅尝，第三次约会后可以亲吻一下，唯有在双方稳定交往时，亲吻才会比较热情，并且会保护好脖子以下的部位。当时避孕药尚未问世，她们眼前便有许多凄凉的先例，透过母亲和风声耳语听说了不得不结婚的女孩的故事，甚至还有尽管嫁了人却无法保住婚姻的悲惨案例。至于是否逾越了界限，她们闭口不谈。

我的第一次男女经验是这样的。我和薇拉里结伴回家。薇拉里已在我写的古典哥特小说中客串登场几次，一次穿着有裙撑的裙子，一次是穿着摄政时代的仿希腊式服装，领口极低。不过，那一天她穿着红毛衣，佩戴贵宾犬别针，搭配同色系的红格子裙和皮质乐福鞋，罩着深蓝色风衣。她告诉我她前一天傍晚接到了重要的电话，电话打来时她头发恰巧洗到一半。距离我平日转弯的路口还有几条街时，一位尝试约薇拉里出去已经几个星期的男生拦下我们。她对这男生兴趣不大——就我所知，她认为他是讨厌鬼。但碍于礼节，她不会公然对他太过无礼，以防得到高傲的名声。因此，他跟着我们走，紧张地和薇拉里说话，并尽力忽略我。

薇拉里给我意味深长的一瞥，因此我没有拐弯走上回家的路口，却陪着她走到她家，心知她晚点会打电话给我，谢谢我花时间帮忙。她在车道上向我们说再见，步履轻快地掉头，马尾摇呀摇地走进后门，将门关上。我站在人行道上，脚上的肉从皮质乐福鞋旁边鼓胀出来。我脚踝疼痛，那里距离回家的路口三条街，而我必须原路折返。我该回家了，这样才来得及用卡夫奶酪和花生酱做双层夹心三明治，然后准备到星光电影院当引座员。那时上演的片子是娜塔莉·伍德的《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个甚至不符合我标准的男孩，这时理应说一声“再见”，并尽速离开，可是他不仅没有告别，反而做了一件怪事：他在我面前跪下，膝盖落在一摊泥水中(那时是四月，下了一阵子雨)，并将脸埋进我肥大的腹部。

我有何反应？我惊呆了；我充满同情；我轻抚他的头发，以致贝林牌发蜡的味道在我手上停驻了几天。

几分钟后他站起来，长裤膝头湿得滴水，就这么走了。那是我第一次的男女经验，事后我回家吃三明治。

我始终记不起男孩的姓名，却能清楚地想象他脸上的郁闷，甚至痛苦。当时我们是在布雷塞德公园郊区，站在有白色饰边的普通红砖房前面，门边各有一棵修剪过的雪松。我完全不明白他为何会在这种地点，在泥泞的人行道上做出如此怪异却近乎仪典的行为。或许他是因为爱情受挫，满心哀伤而向我寻求慰藉。话说回来，那也可能是出于崇拜腹部的本能举动；不过，他尽力伸长双臂环抱我，任由化学课本落在草坪上，并让手指深深陷入我的皮肉中，从这些情况判断，他也可能是将我当成一只巨大的乳房。但这是我后来的猜想。当时由于被男生碰触的新奇感觉太过震撼，我迅速遗忘这段插曲。被他拥抱的感觉并不愉快。我甚至不曾用这件事情开他玩笑，若我瘦削一点的话倒是有此可能。至于他呢，他回避我，也不再试图约薇拉里去约会。

我的第二次男女经验发生在一份兼职工作期间。当时我在餐厅担任收银员。这是一家小规模的普通餐厅，叫作“轻食”，贩卖热狗、汉堡、奶昔、咖啡、馅饼；如果想吃全套晚餐，也有炸鸡炸虾、迷你牛排、烤猪排和牛肉。我从下午四点三十分值班到九点三十分餐馆关门，包一顿免费餐点，限于菜单上价位较低的食物。我坐在收银台后面的高脚凳上收钱。我也招呼坐在高脚凳旁边柜台的食客，因此我有一部和厨房连线的电话，以便点餐。

厨房在后面，有一个出菜窗口，窗口贴了仿砖纹的壁纸，挂着几个从未使用过的铜锅。有两个厨师，一个是无精打采、满心怨愤的加拿大人；另一个是活泼愉快、眼神明亮的外国人，我不确定他是意大利人还是希腊人。依据我的工作经验，职场情况千篇一律。从事这种工作的加拿大人尽管占尽优势，既无语言障碍，也熟知风土人情，却无法升迁，顶多原地踏步。外国人则不断升迁，省吃俭用，勤勉学习，无意永远从事低阶工作。这位外国厨子出菜的时间只有加拿大厨子的一半，而且客气两倍。他笑眯眯地将菜递给女侍者，像一只花栗鼠烘焙师在宛如烤炉的小空间里忙得团团转，哼着异国歌曲的片段；而另一个人则一副恨不得宰了他的模样。

我和他的关系始于他开始接听我的每一通点餐电话。他从出菜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我。

“你好。”他会亲切地说。

“一份奶酪汉堡加炸薯条。”我会说。

“我会为你特别加料。”

我以为他在取笑我，未加理会。有一天，他在对讲机上问我：“你和我去喝咖啡，怎么样？下班后去？”

我惊讶得说不出拒绝的话。从没有人请我喝咖啡。

他协助我穿外套，为我开门，在我身边蹿来蹿去伺候我，像一艘拖轮绕着“伊丽莎白皇后号”打转。他比我矮五英寸，大概比我轻八十磅。我们在附近一家咖啡馆面对面坐下，他立刻切入正题。

“我要你嫁给我。”

“什么？”我说。

他倾身向前，用闪亮的黑眼睛注视我：“我是认真的。我要向你父亲提亲，你看，这是我的存折。”我惊愕地看他将一本小小的蓝色存折推向我。

“我父亲？”我结结巴巴，“你的银行账户……”

“你听我说，”他说，“我的心思纯正。我打算不久后开一间自己的餐厅，我已经存够钱了。你做事很认真，不像这个国家的很多人，你是好女孩，我注意观察过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你可以坐收银台，招呼客人。我负责煮菜，比那里好很多的菜。”他指指对街的“轻食”餐厅招牌，“我会卖酒。除了猪以外，谁能吃饭不喝酒？”

“可是……”我一时想不出反驳的理由，便想象起自己穿着白缎礼服穿过礼堂走道，眼前的小个子异国男人挽着我，像挂在我手臂上的皮包，我想象到时母亲脸上的表情。

“我会和你生孩子。”他说，“很多小孩。我看你喜欢小孩。你是好女孩。等我们存够钱，就回我的国家看看。你会喜欢的。”

“可是，我的宗教信仰跟你的不一样。”我说。

他摇摇手：“你会改变宗教信仰。”

当我第一次到特瑞莫托时，我才明白他为何中意我：我已经拥有太太的身材，这是多数女人晚好几年才出现的体形。我只是比一般人身材变形得早，如此而已。但当时我怀疑他在戏弄我，再不然就是一桩商业交易。话说回来，嫁给他的生活将会很轻松。尽管身材矮小，但他显然习惯于做决策者，我将不必再自己决定事情。可是，我不要一辈子当收银员。我的加法很差劲。

“非常谢谢你。”我说，“恐怕我不能嫁给你。”

他不气馁。随后几个星期，他一副早已料到我会拒绝他的模样，就像回绝只是一种形式，是恰当而谦虚的表现，而现在他只需要说服我，在反复几次后，我便会让步。当我去出菜窗口拿菜时，他会和我调情，向我挤眉弄眼、抖动他褐色的小胡子；他会用对讲机向我叹息恳求，从他煎锅前的岗位全程看着我。在我休息用餐的时间，他违规为我做昂贵的菜色，在我盘中盛上堆积如山的虾(他知道我爱吃)，并缀上一根香菜。我平日巨大的胃口开始变差，部分原因是我一连几小时接触其他人的食物，但也是因为每一餐都让我觉得是贿赂。

这整件事充满着仪式的氛围，是一种必经的历程，然后我才会让步，服从他的心意。但就像所有人都信仰的仪式一样，他的行为情真意切，而且异常动人。我喜欢他，但他令我心烦。我知道自己不值得他的付出，再说这也有点奇怪，感觉像卓别林向我献殷勤。当餐厅原本的收银员回来时，我庆幸自己终于能够辞职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是我在学校做白日梦的题材。我始终不知道他的真名；他决心成为加拿大人，因此坚称自己为约翰。在白日梦中，他多半只是一片风景，一方蓝天，风和日丽，有白色的沙滩，一座有石柱的庄严古典废墟矗立在悬崖上。那里完全不像阴沉的多伦多，没有冬季挟带飞沙的风，没有会侵蚀靴子的含盐雪水，也没有难以忍受的湿闷夏季。终于有一个能完全接纳我的地方，我的身材恰到好处。有时候，我心想嫁给他应该不错，和养宠物一样愉快，他有黑眼睛和柔软的小胡子，犹如友善的动物，像松鼠或水獭，我的身躯对他来说巨大如半岛，而他会在我身上乱窜。但当我不去听历史老师的低沉嗓音，不理会老师呆板地讲述自然资源及其他我不感兴趣的事情时，这些影像便渐渐淡去，而我的心思则回到以前的幻想中。

在这个幻想中，我坐在马戏团帐篷里，四周黑暗，表演即将开始，观众心焦地等待精彩的节目。我在吃爆米花，忽然间一盏聚光灯划破黑暗，照亮帐篷顶端的小平台。平台上站着加拿大国家展览上怪人展的胖女郎。她甚至比我想象中的更胖，比帐篷外的拙劣画像更胖，比我胖得多。她身穿粉红色的亮片紧身衣，粉红色短蓬裙，缎面芭蕾舞鞋，戴着晶亮的头冠。她举着粉红色的小阳伞，阳伞是我渴望的翅膀的替代品。即使在我的幻想中，我仍忠于几条符合现实生活的大原则。

群众哄堂大笑，呼喝叫嚷，指指点点，讥嘲不已，吟唱侮蔑人的歌曲。但胖女郎小心翼翼地走到高空钢索上，乐队奏出缓慢而庄严的旋律，观众见状便安静下来，现场响起失望的低语。一望可知，这对她来说是危险的表演，她是如此庞大，不可能保持平衡、不失足摔落。他们低语“她会赔上性命的”，因为没有安全网。

慢慢地，一寸又一寸，胖女郎在钢索上前进，不时停步以维持重心，粉红色阳伞倨傲地举在她头上。一步又一步，我带着她前进，经过西海岸的伐木公司，通过北美大草原上的麦田，从高空走过安大略的矿坑和烟囱，圣罗伦斯河谷的贫农和海上捕食鲭鱼的渔民觉得我们像云端的粉红色影子。“天啊，那是什么？”他们低喃着，停下无休无止的收网动作。好几次，她踌躇颤抖，令群众倒抽一口气。钢索晃荡，她全身力量都贯注在这一段危险的路途上，因为失足便必死无疑。然后，就在铃声响起、表演结束前——这才是技法所在——她会安然踏上另一边的平台，人们会起立，为她的表演欢呼叫好。此时，一个巨大的起重机出现，将她放到地面上。

各位一定会以为我会让这位胖女郎拥有我的脸孔，但事情不是如此简单。她的脸孔是特里萨，也就是和我同病相怜、饱受轻蔑的女孩。在学校时，我会避开她，但我不是没心没肺的怪物，我希望弥补她，我充满好意。

我知道阿瑟会如何分析这个幻想。他会说，真糟糕，社会的价值观扭曲了我，强迫我认同了我永远无法符合的女性特质框架，将我塞进可笑的粉红色亮片紧身衣、过时过紧的芭蕾舞鞋里；若我能接受自己的外表，学会接受真实的自我，我的生活将会愉快得多。他说得很对，非常正确，非常道貌岸然。但事情仍然不是如此简单。我想要那一切，我要那蓬蓬裙、那闪亮的头冠。我喜欢那些东西。

至于胖女郎，我非常清楚，她在搏命的表演结束后，便得回到怪人展，坐在超大尺寸的椅子上织毛线，任由买票入场的观众张口呆看。那才是她的实际生活。

第10章

我在布雷塞德高中读三年级时，路姑妈邀请我星期天去她家吃晚餐。我很惊讶，因为我知道她将星期天傍晚保留给罗伯特，也就是她公司的会计师。不过，当她说“要穿漂亮一点，亲爱的”时，我便明白她是要让我见罗伯特。我没有漂亮衣服，但路姑妈照例不这样想。我穿了那条上面缝有电话的毛毡裙出席。

我做好了嫉妒罗伯特的准备。我幻想他身材高大，性情强悍，为人有点阴险，利用路姑妈的感情占她便宜。不料他瘦小斯文，我从未见过衣着如此整洁的人。路姑妈甚至为他打扫公寓，大致整顿环境，但仍能看见她尼龙丝袜的脚趾部分从她最好的椅子下露出来。罗伯特坐在那张椅子上，就着杯口啜饮马丁尼酒。

路姑妈盛装打扮，身上挂满饰品，双手的手环叮当响，散发出南部海域的香气。随着她忙进忙出，为正在准备的盛宴做最后的修饰，她似乎也变得温暖、膨胀，填满整个室内的空间。罗伯特看她的眼神俨如欣赏瑰丽的夕阳。不知道有朝一日，是否会有男人那样看着我。

“真不晓得你姑妈看上我这个糟老头哪一点。”他表面上是对我说话，其实是说给路姑妈听。

路姑妈大嚷：“别被唬了，他这人其实很坏的。”

吃完巧克力慕斯后，路姑妈说：“琼，亲爱的，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教堂。”

这令我更加惊异。我母亲上教堂是为了社交。她让我读主日学校的几年，我必须佩戴白手套，用松紧带固定深蓝色的圆毡帽，穿着漆皮的低跟皮鞋。当我埋怨主日学校无趣至极时，路姑妈深表同情。她偶尔会带我去英国国教教会的小教堂，但只在复活节周日去，说是去听圣歌，仅此而已。不过，现在她戴上一顶款式惊人的帽子，在鼻尖上补粉，郑重其事地将白手套拿在手上。

“那里也不算是教堂。”她向我说，“可是罗伯特每个星期天都去。”

我们搭乘罗伯特的车。他将车停在皇后区北边的老旧小路上。路边是老旧的双拼式双层红砖住宅，有前廊，整个地区肮脏而衰败。草坪边缘覆着污雪。其中一栋房子格外显眼，因为它有鲜红的窗帘，屋里的灯光令窗帘发亮，那便是我们的目的地。

前厅小桌上有一个铜质大托盘，有一沓便条纸和几支铅笔。在桌子下，鞋套、橡胶鞋和雨靴铺在摊开的报纸上沥干。路姑妈和罗伯特各自在便条纸上写了一个数字，折好放到托盘上。“你也写一个数字，亲爱的。”路姑妈说，“也许你会得到信息。”

“信息？谁会给我信息？”我问。

“很难讲，反正试试无妨。”路姑妈说。

我决定先看今晚的情况再说。我们通过一对紫色天鹅绒帘幕，进入小教堂。我照他们的用语，将那里称为小教堂，其实那原是房屋的客厅，但现在里面有五六排折叠式桥牌椅，每张座椅上有一本赞美诗集。原本是餐厅的地方有个讲台，台上有一张覆盖红色天鹅绒的讲桌，还有一台小电子风琴。只有三分之一的座位上有人。仪式开始前，多来了一些人，但后来我几次出席，也不曾见过位子坐满。常来的教友多半一把年纪，很多人有慢性咳嗽。路姑妈和罗伯特属于最年轻的教友。

我们在前排坐下，路姑妈像母鸡一般扭动身体，罗伯特则拘谨地端坐着。有一段时间毫无动静，只有后方传来清嗓子、移动的声音。我打开赞美诗集。它很薄，完全不像英国国教派的，书名是《唯灵论者赞美诗》，其下是橡皮章盖的“约旦堂公物”。我随机读了两首赞美诗。一首写的是，快乐地乘船到彼岸，我们的至亲已经都在那里等待；另一首写的是，先走一步的人，灵魂受到赐福，守护我们的安全，直到我们抵达彼岸。第二首诗的内容令我不自在。主日学校说上帝每小时、每分钟都在守护你，便已让我难以接受，而现在我还得想象素昧平生的灵魂在秘密监视我。“这是什么教会？”我向路姑妈低语。

“嘘，亲爱的，要开始了。”路姑妈平静地说。灯光果然变暗，一个矮小的女人上了台，她穿着人造丝材质的褐色连衣裙，别针与耳环是配对的。她走过讲台，演奏起电子风琴。我周遭响起颤抖的合唱，声音微小尖锐如蟋蟀。

赞美诗唱到一半时，两个人从通往厨房的门进来，站在讲台后面。后来我才晓得其中一人是莉达·斯波特牧师，是这个教会的主持人。她上了年纪，颇为威严，碧眼蓝发，罗马鼻子，白缎长袍的领口有紫色绲边，看起来像书签。另一人瘦削苍老，被称为“斯图尔特先生，我们的客座灵媒”。我后来纳闷他怎能称为“客座”，因为他总是在那里。

赞美诗抖抖颤颤地结束后，莉达·斯波特将双手举过头部。“让我们来冥想。”她用深沉、嘹亮的声音说。全场鸦雀无声，只有犹疑的脚步声划破寂静。脚步声从紫色帘幕后方退出，然后非常缓慢地上楼。莉达·斯波特开始一段简短的祈祷，恳求已得到彼岸智慧光芒的至亲灵魂，协助仍在此岸迷雾中失途的我们。远处传来冲马桶的声音，脚步声下楼了。

“现在，请客座灵媒给我们启迪人心的布道，斯图尔特先生。”莉达牧师说，走到一边。

等我不再参与唯灵教派的活动时，我几乎背下了斯图尔特先生的讲道，因为每星期都是同一篇。他告诉我们不要垂头丧气，未来仍有希望；在最黑暗的时刻，黎明便快来了。他引述几句阿瑟·休·克拉夫的诗《莫说挣扎无益》。

不仅是东方的窗户，

当日光初现，光明现身；

前方，太阳慢慢攀爬，如此悠缓，

看，西边大地，变得明亮。

还有同一首诗的另一句：“如果希望是骗局，恐惧便是谎言。” “各位朋友，恐惧可能真的是骗徒。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听到的小故事，当我们情绪低落，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时，或许能从这则故事中得到启发。从前有两只毛毛虫，它们并肩走在路边。悲观的毛毛虫说，它曾经听说它们很快就得进入一个黑暗狭窄的地方，待在那里一动不动，而且不能讲话，它说：‘那我们就完了。’乐观的毛毛虫说：‘那个黑地方只是一个茧。我们会在那里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带着漂亮的翅膀重见天日，变成蝴蝶，飞向太阳。’好，各位朋友，那就是生命之路，未来要由我们每个人自己决定。你可以选择当悲观的毛毛虫，让心里充满黑暗，只等待死亡；你也可以选择当乐观的毛毛虫，信心满怀，期待更光明的生活。”

教友们似乎不在乎布道的内容千篇一律。事实上，如果内容变了，他们大概会觉得遭到背叛。

布道完毕后，穿褐色人造丝连衣裙的女人便收取奉献金，接着是重头大戏。其实，这才是大家来的原因：得到给他们的讯息。穿褐色人造丝连衣裙的女人端来黄铜托盘，莉达·斯波特逐一拿起未打开的便条纸，握在手心，举在眼前说出讯息，然后打开便条纸，念出号码。讯息主要是关于健康的：“有一位银发老太太，她的头部发亮，她说‘下楼时小心，尤其是星期四那天’。她还说了‘硫黄’这个字眼。她是在警告你。她说她很爱你，还要向你打招呼。”“有一个穿着苏格兰裙的男人，他有一组风笛，一定是苏格兰人。他有红头发。他非常爱你，他说：‘甜食少吃一点，不然对身体不好。’他说——我听不太清楚。应该是某种垫子，他说：‘小心垫子。’”

当托盘中没有便条纸时，斯图尔特先生便接手，随机说出讯息，指着教友成员，描述站在他们椅子后面的灵魂。我觉得这比数字便条纸更令人不安：莉达·斯波特的讯息似乎来自她的脑袋，但斯图尔特先生是睁着眼睛说出讯息，他能实际看见小教堂里的死人。我缩头缩脑地坐着，暗自希望他不会点到我。

我们又唱了一次赞美诗，莉达·斯波特提醒我们星期二有灵愈之手聚会，星期三有无意识书写聚会，星期四有一对一招魂，然后今晚的聚会便到此结束。几位老先生吃力地套上鞋套，以致玄关有些混乱拥挤。在门口，教友恳切地向她道谢。她认识大多数的教友，会问她们：“贺斯特太太，有得到你在等的讯息吗？”“迪恩太太，如何啊？”

她们会说，“我会立刻把药扔掉”或“那是我的赫伯特叔叔，那正是他以前常穿的外套”。

“罗伯特，”路姑妈在车上说，“很遗憾她今晚没有来。”

罗伯特显然很失望：“也许她在忙吧。我不知道另一个女人是谁，就是穿着晚宴礼服的人。”

“大尺码的女人。”路姑妈说，“哈，听起来很像我。”她请罗伯特上楼小酌，但他说自己情绪沮丧，最好打道回府。所以我便到路姑妈家喝热巧克力，吃了一些糖霜小蛋糕和一个鲜虾三明治。路姑妈喝了双份苏格兰威士忌。

“罗伯特没等到的人是母亲。”她说，“她连着三个星期没有来。她做事总是有点欠考虑。罗伯特的太太受不了她，所以根本不肯陪罗伯特上教堂。她跟罗伯特说：‘如果你真的跟那个恐怖老太婆讲话，我才不愿意去呢。’她的话好像有点残酷，不是吗？”

“路姑妈，”我说，“你真的相信这种事吗？”

“嗯，很难判断是否确有其事，对吧？”她说，“我见过他们说出很多精确的讯息。有些讯息无关紧要，但有些大有助益。”

“那说不定只是读心术。”我说。

“我不晓得他们怎么办到的。”路姑妈说，“但这些讯息抚慰了大家的心。我知道罗伯特就觉得很宽慰，我对聚会感兴趣，也让他很高兴。我觉得你应该敞开心胸。”

“我觉得很恐怖。”我说。

“那个苏格兰男人一直给我讯息。”路姑妈沉思地说，“就是有红发的风笛男人。不晓得垫子是什么意思。也许他是指小狗[13]，而我会被狗咬。”

“他是谁？”我问。

“我一点也没概念。”路姑妈说，“我认识的人没半个吹过风笛。显然他跟我非亲非故。”

“啊。”我松了一口气，“你有跟他们说吗？”

“完全不想讲。”路姑妈说，“我不想让他们难过。”

我养成在星期天晚上去约旦堂的习惯。比起看电影，我更爱去教堂，因为一样见得到路姑妈，又能放心绝不会遇到布雷塞德高中的学生。我甚至花了不少时间为唯灵教派的教条心烦：如果彼岸真的如此美好，为什么灵魂捎来的讯息多半是警告？他们不该告诉亲人避开滑溜的楼梯、不安全的车辆、淀粉食物，而应该诱使亲人跳下悬崖、桥梁和湖泊，鼓励他们暴饮暴食、享受盛宴，让他们早日前往光明的彼岸。有些唯灵教派的信徒也相信多重转世，有些人相信亚特兰蒂斯[14]。其他人是一般的基督徒。莉达·斯波特不在乎大家的信仰，只要你相信她的力量，她便心满意足。

我愿意冷眼旁观，抱持着和看电影一样的存疑态度看待这一切，但我拒绝在托盘中放进数字便条纸。我既不认识死人，也无意结交亡灵。可是有一晚，我却得到了一个讯息，这远比我恐惧的情况更加怪异。事情发生在莉达的数字讯息时段。当时她在处理黄铜托盘上最后一张便条纸，她如常闭目，却忽然睁开眼睛。

“我有一个紧急讯息，我要传话给没写号码的人。”她直视我说，“有一个女人站在你椅子后面，大概三十岁，深色头发，穿着白色衣领的藏青色套装，戴着白手套。她跟你说……什么？她很不高兴某件事……我听到‘琼’这个名字。抱歉，我听不清楚……”莉达·斯波特倾听了一分钟，然后说，“她的讯息传不过来，太多噪声了。”

“那是我母亲!”我声音尖利地向路姑妈低语，“可她根本还没死!”我受惊不小，但我也愤怒不已：母亲打破了游戏规则。但也可能莉达·斯波特是骗子。但她从何得知我母亲的外貌？就算她暗中调查我，也不可能犯下使用活人的错误。

“晚点再说，亲爱的。”路姑妈说。

聚会结束后，我与莉达·斯波特对质：“那是我母亲。”

“我为你高兴。”莉达·斯波特说，“我觉得她试图接触你很久了。她一定非常担心你。”

“但她还活着!”我说，“她根本没死!”

她的蓝眸微微一荡，但只有片刻。“那必然是她的星光体。”她平静地说，“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我们并不鼓励，因为那会招致混乱，而且讯息不见得清晰。”

“她的星光体？”我从未听说过这种东西。莉达·斯波特解释说，人人都有星光体和实际的身体。星光体可以独自飘动，以一条类似橡皮筋的东西与身体相连。“她一定是从洗手间的窗户进来的。我们向来留一条窗缝，否则暖气片会过热。”她说务必照顾好自己的橡皮筋，若是破损，星光体便可能和你分开，然后会有何下场？“会变植物人，就是这样。”她说，“像是报上说的医疗案例。我们一直跟医生说，有时脑部手术弊多于利。他们应该留一条窗缝，让星光体能够回来。”

我完全不喜欢这种说法，尤其不愿去想母亲以胶状灵魂的形态跟随我飘飘荡荡，(显然)穿着她在一九四九年穿过的藏青色套装。我也不想知道她为我烦忧。她的烦忧总是造成我的痛苦，我不愿相信这一切。“才怪。”我以最失礼的语气回话。

但莉达·斯波特竟然笑了。“噢，常有人这么说我们呢，听惯了。”她握住我的手，令我感到羞窘。“你很有天赋，你拥有强大的力量。你应该开发自己的能力，来参加每星期三的无意识书写课程。我不能判断你是发送人，或是接收者……应该是接收者。我很乐意协助你练习。你的功力说不定比我们都高，但那得努力练习才能办到。我得警告你，如果没有人督导，可能会有危险。你知道，不是每个灵魂都很友善。有些灵魂是非常不快乐的。如果他们一直烦我，我会重新摆放家具，这样就能迷惑他们，好了。”她拍拍我的手，然后放开我，说，“你下星期再来，我们好好谈谈。”

我再也没参加聚会。母亲显灵吓坏了我(那个星期天晚上回家时，母亲的模样完全不像曾经任由灵体外出飘荡，仍是平日的老样子，有点神经紧绷)。莉达·斯波特说我暗藏强大力量的见解更令人害怕，尤其是我得承认，她的说法令我心动。从没人说我力量强大。一个诱人的幻影一闪而过，我看见自己穿着白色的飘逸长袍，有紫色绲边，一派安详，散发出灵性的能量。莉达·斯波特很胖……或许这会是我的未来。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心想要拥有强大的力量。万一出了差错呢？万一我失败了呢？万一我在众人面前惨败呢？万一讯息始终不来呢？不做任何尝试，生活容易得多。我不忍让任何一位教友失望，尤其是约旦堂的教友。他们如此信任别人，性情温柔，他们会咳嗽，声音尖细。我承受不起那种责任。

几个月后，我向路姑妈吐露心声。当时，她注意到我沮丧了一段时间，但不逼我说明原因。“莉达·斯波特说我有强大的力量。”我说。

“真的吗，亲爱的？”路姑妈说，“她也这么说过我。也许我们都有那种能力。”

“她说我应该试试无意识书写。”

“你知道吗？”路姑妈沉吟着，“我倒是真的试过。你大概会觉得我很蠢吧？”

“不会啊。”我说。

“是这样的，我一直想知道我先生的生死。我以前觉得，要是他死了，也许他会，呃……出于礼貌来通知我。”

“结果呢？”我问。

“嗯。”路姑妈缓缓地说，“那经历很奇怪。她给我一支圆珠笔，就是普通的那种。我不晓得自己在想什么，还以为会用鹅毛笔之类的。她点了一根蜡烛放在镜子前，而我得盯着蜡烛——不是真正的蜡烛，而是镜中的影像。我看了一段时间后，什么都没发生，只听到嗡嗡嗡的声音。我大概是睡着了或打了个盹儿，但只有一分钟。之后聚会就结束了。”

“你有写下任何东西吗？”我热切地问。

“不能算有。”路姑妈说，“有点像随手乱画，有几个字母。”

“那么，也许他还活着。”我说。

“这种事永远说不准。”路姑妈说，“假如他过世了，什么都不说正符合他的个性。他总是想让我猜不透。但莉达·斯波特说我的第一次表现不错，应该继续上课。她说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接收到讯息。”

“你有再去上课吗？”

路姑妈皱眉：“罗伯特要我去。可是你了解我，我觉得继续学下去不见得好。我看了那张纸，根本不像我的笔迹，没半点相像。我不喜欢那种感觉，好像被附身似的。这种事不该继续下去。亲爱的，假如我是你，就不会尝试。你不能只靠一只翅膀飞翔。这就是我的看法。”

尽管路姑妈给了我忠告，但我想体验无意识书写的欲望很强烈，我想在家里的房间尝试，便趁着父母外出的夜晚，从楼下餐厅拿了一根蜡烛、一支红色圆珠笔和母亲放在电话桌上的留言纸，我点燃蜡烛，关掉房间的灯，坐在梳妆台的镜子前，盯着镜中的小小烛焰，静观其变。我拼命避免手有意识地移动，以防作弊，如此才能体验真正的无意识书写。结果毫无动静，只有烛火似乎越来越大。

接着，我的头发着火了：我不知不觉地向烛火靠近。当时我蓄着刘海，而刘海开始吱吱作响，烧焦卷缩。我啪地用手盖住额头，跑进浴室。由于前额头发严重烧焦，我只得剪掉它们。第二天母亲大发雷霆，因为她才花了五元让我做头发。我决定最好别再尝试无意识书写。

但留言纸上确实有笔迹：一条长长的红线在尾端扭转，往回勾，像一只虫或一堆缠绕的羊毛。我不记得自己画过线，可是如果这就是彼岸要告诉我的事，我又何必费神和彼岸沟通？

有一段时间，我将莉达·斯波特的建议添油加醋，当成上课时白日梦的题材(只要想做白日梦，我便办得到；在不知名小教堂的卑微开端；不可思议的灵感启示；声名远播；小教里挤满人潮；数千人获得帮助；交头接耳地赞叹钦佩——“她虽然是个大胖子，但还真厉害!”)。几个月后，白日梦渐渐褪去，留下的只有斯图尔特先生的传道，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无法抹去，它会在不恰当的时机浮现：悲观毛毛虫和乐观毛毛虫沿着生命之路缓缓前进，无止无休地对话。多数时候，我与乐观毛毛虫站在同一阵线；在阴郁时刻，我则会想，变成蝴蝶又怎样？蝴蝶也会死。

第11章

离开“轻食”餐厅后，我在运动展览会找到工作。每年三月，运动展览会在国家展览馆的体育场举行。它像汽车展览会或秋季农产品展览。快艇、玻璃纤维独木舟、划桨都设了摊位，钓竿和来复枪公司也有。男童军示范搭帐篷和生火，他们穿着绿色制服，排成一队一队，设法钻木取火，粉红色膝盖裸露在短裤外。在童子军表演的平台边，土地与森林部贴了一张预防森林火灾的海报。每到固定的时段便有印第安舞蹈表演，舞者是一群苦闷的印第安人，服装簇新得不像真的。我知道他们很苦闷，是因为他们和我在同一个热狗摊用餐，而我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他们其中一人叫我“肥婆”。

展厅中也有举行比赛的大看台，有滚圆木比赛、飞蝇钓鱼赛、户外运动小姐选美赛，以及一头名叫鲨奇的海豹，它会将嘴巴凑在风管上吹奏《天佑女王》。

在我做过的几份差事中，我最喜欢这一份。这里的展厅凌乱，略带俗气，我可以在人群中穿梭，不会感到太格格不入。别人只知道我是飞蝇钓鱼高手，或是滚圆木的女选手。我的工作时间是放学后及周末全天。晚餐休息时，我会吃五六个热狗，啜饮哈密瓜汁，四处闲逛，停步看看女性户外服饰展示，有最新款式的风雪大衣及木棉制的救生衣，接着户外活动小姐会上台示范抛竿技巧。或者，我会到看台的其中一条拱道那里，看人用箭射击气球、试图在独木舟的船舷上站立，或是看旋转滚木上的男人将对手推到塑料游泳池里。

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站在射箭场后方，穿着红色的皮质围裙，负责箭支出租。当一筒一筒的箭即将出租一空之时，我便让客人留在绳子围栏后面等待：几个小孩、一些热爱运动的年轻男子与妻子或女友，不少穿着黑色皮夹克的男孩会待在这里，或是在射击场闲逛。我则走到干草箭靶前，将箭拔下来放入箭筒，工作便如此周而复始。

我有两位同事。罗布负责招揽客人。他做过叫卖的小贩，待过游艺团，每年夏天在加拿大展览会工作——在游乐设施、棉花糖摊位、“赢一个娃娃”比赛中帮忙。他站在大桶上，双脚分别踩在桶两侧的边缘，叫道：“三支箭十分钱，九支箭二十五分钱，立刻来露两手，射破气球再奉送一支箭，小姐想不想试试？”另一位同事伯特是害羞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他戴眼镜，穿圆领毛衣，协助我将箭递给客人，也在场地里帮忙收拾箭。

这份工作的难处在于进场清理箭靶时，无法确定客人的箭是否已经射完。罗布会大嚷：“把弓放下，箭不要放在弦上。”但偶尔会有人射出一支箭，有时是故意的，有时则出于无心。我便是这样中箭的。我们在场中拔箭，男客带着箭筒回到射击线。我更换靶面，正在弯腰固定最后一根靶面挂钩时，左臀被物体击中，一阵声响从后方传来，听起来像尖声大笑，接着是罗布大吼：“谁干的？”这时我才感到疼痛。那人说他不是故意的，但我不信。他大概是见到我宛如月亮的臀部，便无法控制自己。

我到急救站取出箭，在清理、包扎伤口时全程撩起裙子。幸亏那只是一支比赛用箭，伤口不深。“只是皮肉伤。”护士说。罗布要我回家，但我坚持留到关门。下班后，他亲自驾驶老旧的大众汽车送我回家，万分体贴。尽管他平时几乎对一切冷嘲热讽，倒是很同情因为工作的潜在危险而受伤的人。有一回太空飞鼠车脱离轨道，他险些送命。在等红灯时，他的右手离开方向盘，拍拍我的膝盖，开玩笑说：“可惜你不能站着撒尿。”那是我的第三次男女经验。

当我踏进家门时，我听见父亲从客厅叫我，这很不寻常。那时父母已经任我自由进出家门。他们坐在各自的老位子上。父亲愁思满面，无精打采，母亲则愤怒不已。

“琼，有坏消息要告诉你。”父亲轻柔地说。

“你的路姑妈过世了。”母亲说，“是心脏病。我一直知道她会死于心脏病。”母亲对祸事的预言，总是准确得令人沮丧。

起初我无法置信，本能地想坐下，而我也坐下了，重重坐到椅子上，疼得我惊呼一声。

“怎么了？”母亲问。

“有人用箭射我。”我说，“射在臀部。”

母亲望着我的眼神，活像我精神错乱。“你总是这副德行。”她说，仿佛我自作自受，“她留了一点钱给你。”她继续挑衅地说，“我从没听说过如此愚蠢的事。如果你问我，我会说她完完全全在浪费时间。”

母亲向来不是拐弯抹角的人。她一接到公寓大楼管理员的通知，便去了一趟路姑妈的公寓。管理员发现路姑妈披着和服袍子，躺在浴室地板上。她在心脏病发前或病发后，被浴室防滑垫绊倒。遗嘱的正本放在她律师的办公室，但母亲在路姑妈的文件中发现了复印件。“真是一团乱。”她说，“整间公寓乱七八糟。你得跟我一起去帮忙收拾。”我们是路姑妈仅有的亲人。

路姑妈确实留了一笔小钱给我：两千元。在当年，以我的年纪来说，那算大钱。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减肥才能领取。路姑妈甚至挑了适当的体重。我必须减重一百磅。

这便是母亲感到愤怒的原因。她不认为我能减肥。在她眼中，这笔钱简直是白白扔掉。只有另一个人能得到遗产，也就是路姑妈的赌徒丈夫，但前提是能联络上他。

我为路姑妈哀哭一夜，哭得断续而吵闹，眼泪倒是不曾溃堤，因为我仍无法相信她已不在人世。我确切感受到她不复存在的事实，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因为失眠而头重脚轻，一瘸一拐地跟随母亲来到路姑妈如今空无一人的公寓。公寓与上次我来时相同，但少了路姑妈令人心安的话语与活力，一景一物显得杂乱无章、污秽邋遢，甚至破烂不堪。路姑妈总是令人觉得，公寓的失序是因为她本意如此，甚至是刻意如此。现在公寓只剩下漫不经心，甚至更糟，像有人翻动过物品，找一样遍寻不着的东西，随手将衣物扔到一边，完全不在乎衣物主人的观感。路姑妈显然没料到自己会过世，否则她会收拾整洁一点。话说回来，她也料到了这件事，否则不会留下古怪的遗嘱。

现在，在她的公寓里，我觉得我们像不速之客，仿佛我们没有征求同意便侵犯了她的私密空间，或是从墙壁上的小孔窥视亲昵的行为。但收拾公寓的场面越来越不堪。母亲飞快翻看她的橱柜，从衣架上扯下衣服，折叠后塞入她从“跛足公民”那里带来的褐色大捐献袋，一边批评。“你瞧瞧这个。”她说的是路姑妈最上等的金色亮片晚宴服，“廉价。”我看着路姑妈一点一滴地消失，消失在那个不断吞噬她的褐色纸袋里，她通风透气的服饰，她华丽的围巾和傻念头，她那些被母亲严肃看待的自嘲笑话(比方说，洋红色上衣)，而我无法忍受母亲的作为。我努力救回狐狸，趁着母亲不注意，悄悄将它塞入皮包，然后到厨房与路姑妈进行最后一次谈心——透过冰箱。母亲没有多说什么，没埋怨我不动手帮忙。我隐约知道，她带我同行，绝非要我协助整理遗物，而是一种迂回的惩罚方式，教训我不该在路姑妈生前如此爱她。

我在橱柜中找到一罐龙虾，做了一个三明治给自己吃。路姑妈的钱包在那里，我打开钱包，感觉像间谍，但我知道母亲稍后会翻看钱包，扔掉里面的物品。我取出路姑妈的皮夹、粉饼盒及一条有蕾丝花边的手帕，手帕仍有她特有的气味。我将东西放入自己的皮包。这不是偷窃，而是挽救。我要尽力保存她的物品，因为母亲毅然决然地要将她铲除殆尽。

母亲近来萎靡不振，但路姑妈的死令她再次精神抖擞，有了可以督导指挥之事。她一手安排葬礼，干练利落，带着晦暗的兴味。她寄出通知，回复卡片与电话(路姑妈的同事无一漏掉)，并在报纸刊登讣告。

父亲提不起心情应付这些事情。他向医院请了几天假，趿着紫褐色皮拖鞋在屋里游走，不时挡到母亲的去路，而母亲则奔忙着，一遍又一遍念着“可怜的路易莎”，犹如阴郁的小鸟。除此之外，父亲只和我提过“基本上，她拉扯我长大”以及“她在战争时为我织了一双袜子，不合脚”。他对路姑妈的情感比我猜想的要更深，也更亲密。但我仍不禁纳闷一个由路姑妈抚养长大的人，怎会像父亲如此不擅长表达。她常说“大智若愚”和“说不出好话，就不要说话”。或许这便是父亲沉默寡言的原因。但路姑妈没有给他遗产。其中原因必然是父亲生活无虞，而赌徒丈夫捉襟见肘。

路姑妈在欧达克里殡仪馆供人瞻仰遗容，棺木周围摆放白菊花篮(母亲订的)，卫生巾公司那些也正值中年的女人们前来吊唁，抽抽噎噎，与母亲用力握手，说路姑妈个性多么好。我在葬礼上丢人现眼，哭得太凶，也太响亮。

会计师罗伯特也在场，眼睛红肿。仪式后，他按着我的手说：“她会和我们保持联络的。她一定会来找我们的。”但我无法相信他。

返家后，母亲说：“好啦，结束了。”接下来，我只记得自己仰望天花板。我晕倒在地，撞到茶几(刮损)、一盏瑞典现代台灯(碎裂)和一个铜胎珐琅烟灰缸(没有损坏)。

原来我罹患了败血症，病因是箭伤。急救站的护士涂的消毒药不足。医生说我必然要发烧几天了。没有错，我一直头晕，耳鸣，周遭的物品忽大忽小，但我将这一切归因于悲恸。我被安置在床上，注射青霉素。医生说幸亏我如此肥胖(他说是“肉感”)，他似乎认为脂肪可以吸附细菌。母亲将鸡汤块溶在热水中，端给我喝。

我发着高烧，伴随着精神错乱，因而开始认为箭击事件发生时，正是路姑妈断气的时刻。她的灵魂踏上离程时，引导那一箭射向我，设法通知我，以这种古怪的方式向我告别——而且她不会希望我罹患败血症——但这正是她的作风。尽管这种想法很牵强，却始终挥之不去。在那段时日，这个想法令我万分难受、自责不已，懊恼自己竟未察觉那是来自死者的讯息，或许那是她在向我呼救。我应在中箭时抛下一切事务，赶赴她的公寓，甚至不要拔出箭，以防耽搁时间。我或许能及时驰援。我依稀听见她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说“多说话，不坏事”和“少了一根马蹄钉，折损一个人手”，但我知道这两句谚语都是错的。

在我神志清醒时，以及病情恢复期间，我思忖她的另一份留言，也就是遗嘱。我该如何解读它？它是否意味着尽管我以为她接纳我的真面目，其实却是一场误会，其实她也认为我奇形怪状，不能接受我的外表？或者她只是讲求实际，她明白我若能清瘦一些，生活也会轻松一些？她清楚我离家的心意已决，她提供了资金，让我能够逃离母亲？但她的条件将强迫我屈服，至少事实看起来是如此。

一天，我坐在床上翻阅父亲的侦探小说，凑巧向下一瞥，看到自己的身体。由于天气暖和，当时我将床罩扔到一边，睡衣也向上掀起。我通常不看自己的身体，不在镜前或别处看自己的躯体。我不时偷眼看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但全身的模样实在太令人震撼。在那里大剌剌地瞪视我的，是我的大腿。它巨大无比，臃肿，像病肢，像丛林原住民照片上的大腿。它无止境地延伸，像从飞机上拍摄的草原照片，腿肉不是绿色的，而是青青白白，静脉蜿蜒其间如河流。它的尺寸相当于三条正常大腿。我心想，那真的是我的大腿。它真的是。我又想，绝不能让它继续这么下去了。

当我能再次下床走动时，我告诉母亲我要减肥。她不相信我，但我前往市中心的里奇蒙街，依照遗嘱的规定，由姑姑的律师莫里西先生陪同称体重。他不断地说：“你姑姑与众不同。”我卧病时瘦了一圈，只剩七十磅要减。

原本我料想一旦下定决心，我便会立刻瘪掉，像一张气垫床。我要瞬间消瘦，不想大费周章，因此我很气恼事实不如我所愿。我开始服用母亲的灵药，全部吞吃下肚：早晨两颗减肥药、一份泻药、半盒爱芝减肥糖、一点健康早餐食品和黑咖啡，运动则是在街上蹒跚来回。当然，此举造成大量副作用：头痛欲裂；胃抽筋；减肥药造成心悸；视觉清晰得骇人。我眼中的世界长久以来始终一团模糊，被母亲巨大却轮廓不明的形象挡在面前，而今忽然间能够对焦。阳光及鲜丽的色彩刺痛我的双眼。有时我会意志软弱，无法自抑地故态复萌，此时我会不断进食，恍恍惚惚吃下见到的一切——想到有一回我连吃九份炸鸡，就感到恐怖——直到我那缩水的、饱受折磨的胃开始抗议，令我呕吐出来。

我在养病期间中断了学业。我无法赶上进度，难以集中精神。在上午，我抵抗午餐时间的诱惑，下午则为此懊悔。我无精打采，暴躁易怒；我叱喝朋友，说再也不想听她们愚蠢男友的事情；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谢绝协助布置高年级舞会，理由是那是“四月噱头”。我受够了以面纸扎成的花。我的功课一落千丈；我的皮肤有如久病之人或老人的皮肤，松垮皱褶，在我周身晃荡，犹如宽大的运动衫。约五月时，辅导顾问找我谈话，我有了一场如梦似幻的面谈。当时我执迷于节食的速度，思绪犹如机械鼠四处乱撞，瞪大眼睛，目光呆滞地望着这个不可信任的亮灰色男人。他说：“我们知道你很聪明，琼。你家里是不是出了状况？”“我的路姑妈过世了。”我说，然后开始傻笑起来，把自己噎住了。之后的面谈内容，就是他拍打我的背。我想让他打电话通知我母亲。

在家中，我在镜前几小时，看着眉毛、嘴巴在脸上延展。我在缩小。以前当我在街上见到肥胖人士，我会觉得他们是同类；如今觉得他们令人反感。从我下巴到脚踝如沙丘绵延的广阔肉体逐渐缩小，乳房和臀部如岛屿从躯体升起。以往，陌生男人见到我时，视线会闪掠到我的上下左右，仿佛我不在场；如今他们开始从卡车驾驶室的窗户内和建筑工地看着我，露出好奇的神色，像小狗打量消防栓。

至于母亲，起初她很开心，不过她是以自己的方式说成“也该是时候了，但八成为时已晚”。我努力不懈地减肥，她的评语变成“你会毁掉自己的健康”，“为什么你做事总是这么极端？”，甚至“你不该只吃那个，你会饿死”。她毫无节制地烘烤食品，将馅饼和饼干摆在厨房诱惑我，我赫然想到这正是她的一贯做法，只是以前留的食物量较少。我日渐苗条，她则心烦意乱，彷徨无措。这时她酗酒，健忘，不记得衣服是否送洗，分不清自己说了什么以及没说什么。有时候，她几乎是哀求我停止服用减肥药，好好爱惜身体。然后她会陷入狂怒，间歇而破碎的怒火和她以往目标明确的气愤不同。“你让人忍无可忍。”她轻蔑地说，“你走，看到你我就恶心。”

关于她的行为，我唯一能想到的解释是，让我苗条是她仅存的计划。她已整顿好整栋房屋，别无他事可做，而她指望我让她永远拥有奋斗的目标。她的痛苦并没有为我带来应有的愉悦，反而令我困惑。我真心以为只要减肥成功，她会快乐：一种沾沾自喜、专横的快乐，但终归是快乐。她如愿以偿。不料，她却发狂了。

一天下午，我拖着饿得浑身疲软的身体从学校返家，到厨房吃我用来奖励自己的一片饼干。她从客厅晃过来，一手拿着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仍然披着她粉红色的晨袍和毛茸茸的室内拖鞋。

“瞧瞧你。”她说，“吃吃吃，你就只会吃。你真恶心，你恶心死了。如果我是你，我才没那个脸踏出家门，丢人现眼。”以前我胖的时候，她常说这种话来威逼我减重。但我觉得这种话已经不再必要。

“母亲。”我说，“我在节食，记得吗？如果你不介意，我要吃一片饼干。我已经减了八十二磅，再减轻十八磅，我就立刻去莫里西先生的办公室，领取路姑妈的遗产，然后我就搬出去。”

我不该透露我的计划。她看着我，满脸愤怒，怒火旋即化为恐惧。“上帝不会原谅你!上帝永远都不会原谅你!”说完这句话后，她从厨房台面上拿起水果刀(我用这把刀在饼干上抹农家干酪)，刺进我的上臂。它穿透了我的毛衣，戳进肉里，再弹出落到地板上。我们都不敢相信她会出此下策，双双瞪大了眼睛。然后我拾起水果刀，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从容地用左手捂住毛衣内的伤口，仿佛我刺伤了自己，正在试图掩饰伤势。“我想泡茶。”我用聊天的口吻说，“你也要喝吗，母亲？”

“好啊。喝茶能提神。”她摇摇晃晃地在厨房椅子上坐下说，“我星期五要去逛街。”我将水注入水壶时，她说，“你大概不会想去吧？”

“我很想去。”我说。

那天傍晚，母亲早早上床，父亲仍待在医院。当母亲房间里不再传出任何声响后，我便收拾行李，离开家门。

我吓坏了，我怕的不是那把刀(伤口不深，而且我用滴露消毒药水彻底清洗了伤口，以防败血症)，而是母亲的宗教观点。当她提到上帝时，我认为她已经疯狂。尽管她曾逼迫我念主日学校，她却从不是宗教信仰笃定的女人。

[1]　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 1904—1977)，美国女演员，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代表作有《漂亮女士》《欲海情魔》等。

[2]　苔丝狄蒙娜和奥赛罗分别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奥赛罗》中的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两者不顾年龄差距私下成婚，但奥赛罗受人挑拨，误以为妻子出轨，一怒之下掐死了苔丝狄蒙娜。

[3]　幼女童军(Browines)，由6岁左右到10岁左右的女童组成的国际组织，组织内的女孩会定期聚会，学习生活技能，进行户外活动，等等，旨在激发女孩的自信心和团队精神。

[4]　约合1.62米。

[5]　1磅约合0.4536千克，182磅约合83千克。

[6]　波吉亚家族是14世纪—16世纪十分有影响力的一个意大利家族，该家族是当时欧洲颇有影响力的宗教、军事和政治领袖。

[7]　指电影《格伦·米勒传》，琼·阿利森在其中扮演女主角，该电影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录音奖和其他两项提名。

[8]　指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朱迪·加兰凭借此电影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9]　埃琳诺·帕克凭借《西厢情断》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10]　中世纪民间传说中与熟睡女子交合的妖魔。

[11]　铁肺发明于20世纪20年代，是为了帮助小儿麻痹症患者进行呼吸的圆柱形医疗设备。使用铁肺时，患者平躺着，全身上下只有头部和颈部露出仪器，生活无法自理。

[12]　罗马神话中众神的使者，也掌管畜牧、小偷、商业、交通、旅游和体育等。他行走如飞，精力充沛，多才多艺。

[13]　垫子和小狗的英文原文分别为“mats”和“mutts”，两者读音类似。

[14]　传说中拥有高度文明的古老大陆、国家或城邦之名，公元前一万年被史前大洪水毁灭。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

第三部

第12章

清晨明灿的阳光从图书室窗户流泻而下，映照着夏洛特。她衣着整齐，穿着朴素的灰色连衣裙，白色衣领用她母亲的浮雕胸针固定在喉头。这枚胸针撩起了夏洛特的悲思：这是她母亲临终前塞入她手心的胸针。夏洛特也有她母亲那样细致苍白的五官。她向夏洛特微笑，一颗泪珠滚落脸庞。她要夏洛特保证永远诚实无欺，保持纯真，言行谨慎，服从他人。“亲爱的，当你遇到合适的对象时，你自然会知道，你的内心自然会知道。”她说，“我要用最后一口气，为你祈求平安。”夏洛特始终珍惜母亲的头像，母亲细如蛛网的微卷金发衬着脸庞，脸上挂着悲伤却满怀希望的笑意。

夏洛特撇下这些不愉快的思绪，再次低头，眼睛凑到放大镜前。她正在修补翡翠手链的一个小钩。有一瞬间，她想象翡翠在费丽西娅白皙皮肤上的模样，那翠绿将烘托她的碧眸，映衬得秀发更加火红。但这些思绪也被她撇下，因为想这些不仅不符合她的身份，也会令她无法专注于手上的工作。

这时传来一声轻笑，宛如热带鸟类昏昏欲睡的啁啾。夏洛特抬眼，透明白色窗帘外有一对男女挽着手散步，距离窗户很近，看起来正在谈论私密的话题。她从女子的红发认出那是费丽西娅。费丽西娅穿着一袭价值不菲的晨装，蓝色天鹅绒布料，领口和袖口边缘缀着鸵羽，帽子款式时髦。她的双手插在白鼬手套中，当她又一次笑得仰起头时，阳光在她乳白的喉咙与小牙齿上闪烁。

她身旁的男子垂下头，挨着她附耳低语。男子身穿短斗篷，戴着手套的左手拿着一根金色握柄的骑马短鞭，淡漠地晃着。夏洛特心想那必然是雷德蒙，一阵不快猛然席卷而过。但当那人站直身体，侧脸转向她时，她察觉尽管此人与雷德蒙神似，却不是他。雷德蒙的鹰钩鼻较为明显。

夏洛特无意偷听，却意外听见部分的谈话内容。那男子低声说了什么，费丽西娅轻蔑地挥了一下手，又笑着回答：

“不，你误会了……雷德蒙什么都没察觉。这些日子以来，他心心念念的都是那个他雇来帮我修理翡翠的白脸蛋黄毛丫头，眼里只有她。”

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夏洛特仍凝视着窗外渐渐走远的男女，此时一个轻微的声响令她转身。雷德蒙站在门口，眼睛牢牢盯着她，眼神灼热如煤炭。

“你觉得我太太新的骑马服如何？”他问夏洛特，嗓音里有一丝冷讽，让夏洛特知道他发现她从窗户偷窥。夏洛特的脸又烫又红：他在指摘她多管闲事、窥伺他人、干预私事吗？

“衣服非常适合她。”她态度保留地说，“她从窗前经过，令我无法不看到她。”

雷德蒙笑着走向她。她从座椅上站起身，直退到书架前，书架上的皮革精装书的书脊上都印着烫金的雷德蒙家族徽章。她警觉起来，心跳加速。尽管上午才过了一半，他的脸已泛着饮酒的红潮，夏洛特记起和蔼的管家莱尔森太太提过雷德蒙行为古怪的故事。他的太太费丽西娅，亦即雷德蒙夫人，也是声名狼藉。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没有受到飞短流长的困扰。但夏洛特明白一旦失去贞操，她将前景暗淡，注定沦落到在伦敦的邪恶夜间街头徘徊，或是只能在居处接待恩客维生。

“我不欣赏如此细致的羽毛装饰。”他说，“你现在的衣服……比较适合……妻子的穿着。但你的发型太严肃了。”他靠向她，解开她的一绺鬈发，然后将手挪向她的喉咙，嘴唇覆向她的嘴，五官扭曲，充满野性。夏洛特抽身退开，疯狂寻找能够用以自卫的物品。她抓住一本沉重的博斯韦尔作品《约翰逊传》，若他再次试图如此羞辱她，她便会毫无忌惮地用书反击。这不是她第一次必须击退纠缠她的贵族，年轻貌美不是她的错。

“先生，切莫忘记，”她叫道，“我在您府上孤身一人而不受保护。记住您的责任!”雷德蒙望着她，眼神转为敬意。但他还没来得及回答，身后便传来低沉的笑声。费丽西娅站在门口，奢华亮丽，优雅的手拎着羽帽。她身边的人是披着斗篷的陌生男子。

“说得精彩。”陌生人说，向夏洛特咧嘴一笑，“雷德蒙，希望你谨记在心。”

费丽西娅没理会她，径自向雷德蒙说话。

“依我看哪，雷德蒙，你的珠宝匠小姐帮我修翡翠似乎有点太久了。修几个损坏的镶爪，装上几颗宝石，想必要不了这么久。她几时才能完工？”

被人用第三人称称呼，夏洛特不禁畏缩起来。但雷德蒙向妻子行礼，一个讽刺的鞠躬。“你得问她，亲爱的。”他说，“工匠的行事高深莫测，一如女人。”他踱向门口。“奥特利，你骑马驾临寒舍，真是赏光。”他和这个高大的陌生人握手，“你知道我向来喜欢跟你吃便餐，即使是在你不请自来的时候。”

“我喜欢在早上来点轻快的运动。”男子回答。两人缓步离开。费丽西娅稍停片刻，用估量的眼神审视她，仿佛她是一件家具。

“假如我是你，我不会在此地久留。”她说，“这宅邸的排水系统不怎么好。对于性情敏感的人来说，比如你，排水不良有碍健康，甚至会影响精神。不过，如果你喜欢户外活动，你可能会喜欢到我们的迷宫走走。我听说迷宫很有意思。”她扭身离开，天鹅绒裙摆一摇一晃。

夏洛特坐下，满心困惑。这些人胆敢如此对待她!但对于雷德蒙，尽管他有时十分令人不快，夏洛特却希望他的手能在她喉咙上多停驻片刻……那穿斗篷的陌生人必然是雷德蒙同父异母的兄弟奥特利伯爵。莱尔森太太曾经提过他，都不是些好事。

她太沮丧，无法继续工作，便将翡翠锁回盒中，依照雷德蒙的指示将珠宝盒锁在房间内，回楼上寝室稳定情绪。

但当她开启自己的房门后，她强忍着不发出尖叫。在房间里，摊在床铺上的正是她最好的黑色丝绸礼服，被狠狠撕裂到缎带处。裙身有几个大口子，上衣严重毁损，无法补修，衣袖成了布条。看起来是使用某种利器所为，比如刀子或剪刀。

夏洛特进入房间，掩上门扉，双腿发软，有些眩晕。是谁干的？她知道她下楼修理珠宝时，把礼服收在衣柜中。她打开衣柜门……其他衣物都被以类似的手法破坏：旅行斗篷、另一件礼服、睡衣、衬裙、披肩。她没有其他衣物可穿，只剩一身衣服。

但为什么？她自问，颤抖着，颓然在硬邦邦的小床上坐下。她想，有人存心要吓走她，有人要她离开雷德蒙庄园……或者这是一个警告，一个心存善意的人留下的讯息。她四处找了找，看是否有人留下信给她，但只找到那些不祥的破碎衣物。

她在九点钟离开卧室，用过早餐，独自工作到十一点半，然后意外听见费丽西娅与奥特利的对话。那时宅中任何人——或从宅外进来的人!——都能进入她房间而不被她看见，然后毁坏她的衣物。雷德蒙、费丽西娅、奥特利、和善的莱尔森太太、女仆们、厨子、园丁威廉、笑容像老鼠的车夫汤姆，任何人都有可能。

她满心惊惧，回想起费丽西娅提起宅邸的排水不佳。那是威胁吗？若她不听从警言，那不知名的敌人准备费多少工夫，撵她离开雷德蒙庄园……让她永远不回来？

这些是我在特瑞莫托用苹果绿色的毡头笔撰写的书稿，费时四天，速度实在慢得过分。通常，我用打字机创作古典哥特小说，闭目撰稿。不知为何，被迫看着自己写的稿件阻碍了我的思路，而且苹果绿比我想要的色调淡。

我非得跑罗马一趟不可，去买打字机和染发剂。以我现在的进度，永远无法完成夏洛特的故事，而我的财务与她息息相关。她越能早日自立越好。

她正处于险境，她是我永远在逃逸的纯洁少女，她是让我赚轻松钱的女神。宅中所有人都纠缠她，宅邸的主人也是，女主人也可能对她不利。她逐渐陷入绝境，但目前她仍然保持理性。她是不接受恫吓的勇敢女孩，否则她便会搭乘下一班公共马车离开。我个人完全不知道是谁毁掉了她的衣裳。雷德蒙当然会为她买齐新衣物，而新衣物将会完全合身，不像她原本的破烂旧衣。她会踌躇着不敢接受，但她又能如何？她一文不名。我的女主角们总是遭逢不幸：她们被墨水泼到，被烧灼成伤，被丢出窗户，破烂，碎裂。在《檀翠普塔楼》中，有人将她们的衣服塞满干草，像稻草人或巫毒娃娃，然后将她们丢进河中漂流。有一次，她们被埋入地窖。

但费丽西娅不会喜欢夏洛特的新衣。“如果你打算收这个女孩为情妇，雷德蒙，”她会在夏洛特听得见的地方说，“我希望你将她安顿到别的地方。”她是愤世嫉俗的女人，对他的出轨习以为常。

我将手稿放回内衣裤的抽屉，穿戴好伪装用的衣物，谨慎地锁好门，出发前往罗马。

在意大利开车令我紧张。意大利人驾驶车辆的方式宛如骑马。他们心里没有道路，想的是他们要去的地方：道路是别人要你遵循前进的方向，道路是对人的侮辱。不开车时，我欣赏这种态度。当我开车时，这种情况令我神经兮兮。出镇的街道是一连串的“之”字形，在陡坡的那一侧没有护栏或护柱。我沿途按喇叭，吓得鸡和孩童四散而去。

我撑到蒂沃利都没发生意外，沿着漫长的山丘驱车到平原。罗马在远方盘旋。我越接近罗马，地上裸露的尘土越多，巨大的管线也逐渐增加，一台台红、蓝、橘色的机器散布在高速公路旁边，犹如恐龙遗骸。人们挖掘，拆卸，废弃一切。这里开始像北美，像任何的垃圾大城。路面挤满卡车、小卡车和联结车，它们运来更多管线、更多机器，来来去去，但我看不出这是建设还是朽败的迹象。我只知道这个国家濒临混乱，下周便会陷入饥荒和叛乱。但我读不懂这里的报纸，尽管有管线和机器，我看不出这片土地的灾难；我沉着地在车潮中漂流，宛如身处一部旅游纪录片，天空湛蓝，阳光金黄。在通往罗马的路上，沿途都是庞大蠢笨的公寓建筑，阳台装饰着晾晒的衣物，但我无从猜测屋里的人过着何种生活。假如这是我的国家，我便看得出来，但在这里我又聋又哑。

我从令人窒息的车流中驶出，找到停车地点。美国运通办公室人潮汹涌，大排长龙，女人们戴着和我一样的太阳眼镜，男人穿着发皱的夏季西服，挤在小门里。由于美元汇率不稳定，银行拒绝兑现旅行支票。我心想，早知道便带加币了。排完队后，我领到一些现钞，出去寻找打字机。

我找到二手的手提式奥利维蒂打字机，通过我有限的词汇量和手指交涉，将它买了下来。走出店铺时，打字机令我脚步沉重，心情却轻盈如舞者。我走在人行道上，在永远不需要认识的行人中，我无名无姓，无人注视。

突然，我想起了阿瑟。他曾经与我来过这里，我们曾一起走过这条街道，我仍然可以感觉到他在我的身边，他真实得仿佛一摸便能摸到。我们手牵手，停步查地图，就在此地，就在这家店铺前，而且空气的气味也相同。我们真的来过这里？或者这只是出于我的捏造？我们真的共同穿过宛如迷宫的罗马街道？驾驶租来的菲亚特汽车悠游？我们是否驱车上了阿庇亚大道，通过那些坟墓与传说中闹鬼的地方？我们是否走进地下墓穴，穴中遍布基督徒的干枯骸骨？当时是一位矮小的保加利亚籍神父带我们参观的吗？我们是在三十分钟后重返地面的吗？我们是否在竞技场绕了一圈又一圈，找不到正确的出口，而轰隆隆的卡车不断掠过两侧，满载金属和水泥、梁柱、竞技的狮子、战利品、奴隶？我的脚很疼，却感到愉快。阿瑟曾经与我同在，但他已经不在我身边；我们曾经走过像这样的街道，而未来的浪潮打散了我们。现在他在远方，在海的另一边，在一片沙滩上，风吹乱了他的发丝，我几乎看不见他的五官。他离我越来越远，脚步越来越快，走向死者之地、已经死亡的过去，无从回头。

第13章

我初次邂逅阿瑟是在海德公园。那是一次意外：我在一位反活体解剖的演讲者和一个预言世界末日的人中间撞上他。当时，我正与一位波兰伯爵在伦敦同居，而我仍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和他同居。

在遇上阿瑟的两年前，我踏出母亲房间的前门，轻轻掩上门扉，以防吵醒她。那时我并不打算和人同居。其实，我根本没有计划。我一手提着皮箱，一手拎着皮包。皮箱里只有几件仍然合身的衣服：能收紧、有腰带的裙子；能够拉拢、塞入箱子的上衣。在我身材消瘪的那一年，衣服只能丢弃一空。那时是六月底，接近我十九岁的生日。我参加了十三年级考试，心知至少有四科不会及格，但成绩要到八月才揭晓。无论如何，我不在乎考试结果。

路姑妈的狐狸在我的皮箱中，皮包里有她的出生证明书和我们在加拿大国家展览拍摄的照片。我大约有三十元，十七元是自己的，十三元来自母亲放在厨房的零钱箱，我准备事后归还这笔钱。我仍然不能领取路姑妈的遗产，因为我仍然超重，但我的银行账户中存着先前各种零工的薪水，等早晨便能领一些出来。

我搭乘公交车到市中心，投宿皇家约克旅馆。这令我紧张：我这辈子不曾住过旅馆。我使用路姑妈的姓名登记，因为我不要母亲循线找到我。这是很愚蠢的做法，她一眼便能认出路姑妈的名字，但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想到前台会质问我是否未成年，而我可以亮出路姑妈的出生证明书，证明我四十九岁。

但前台只说：“你有同伴吗？”

“没有。”我说。他看看我后方和镀金的大厅，以确认我诚实无欺。那时我不曾想到他怀疑我是妓女。我没有将顺利投宿归因于大厅空无一人，而认为是佩戴白手套的关系。手套象征着成年及社会地位。“淑女绝不会不戴手套出门。”母亲说。路姑妈则不断遗失手套。

(若要追溯我创作冲动的源头，或许就是皇家约克旅馆那虚假的十九世纪梦幻仙境、红地毯与水晶吊灯、饰条与檐板、从地板到天花板的镜子、古旧的毛绒沙发和金边电梯。对我而言，在那里进出的庸俗商人与他们不起眼的妻子，根本配不上这样的建筑设计。配得上那里的只有晚宴服、温文尔雅与扇子，像劳拉·塞科德夏季精选巧克力盒上画的女性穿的那种露肩礼服、圆蓬裙子，以及衣冠楚楚的绅士。当旅馆重新装潢时，我颇为沮丧。)

旅馆侍者总算离开后——他停留许久，将电灯开开关关，将百叶窗拉开又关上，直到我记起曾在书上读到的小费的事——我将书桌抽屉统统拉开。我渴盼使用贵族派头的文具，写优雅的短笺，却没有半个写信的对象。我泡澡，将有旅馆名称缩写字母的浴巾全数用掉。我清洗头发，用一组布满塑料网罩的发卷卷起发丝。在我肥胖的日子里，我始终是短发，那样使我的脸孔显得更浑圆。母亲不断提议我改变发型。起初她提议娃娃头，后来则是那种小卷发，可是我一概回绝。但是现在，我已经留了一年头发，发长披肩，是深红色直发。我没有披头散发，而是用发卡将头发夹在两边耳后。当我将头发整整齐齐地卷起来时，我去照浴室门后的全身镜，审视自己的眼光一如房地产代理人看待一片沼泽，心中想的是未来的发展。我仍然过重，皮肤仍然松垮，大腿有肥胖纹，脸孔像家里有四个小孩、一个流浪汉丈夫的三十五岁家庭主妇：我看起来憔悴不堪。但我有绿色的眼眸，齿如齐贝，而且幸运的是没有粉刺。我只剩十八磅要减。

早上，我买了一份报纸，看广告寻找出租房间，见到一处位于伊莎贝拉街的房间，便打电话给女房东，自称是二十五岁的办公室职员，不抽烟喝酒。我夹上发卡，戴上白手套去看房子。我使用的名字是L. 德拉科特小姐，当天在银行开户使用的也是这个名字。我将以前的银行账户提领一空，并关闭账户，以防母亲循线追踪，我的第二个分身就此正式成形。我很惊讶大家轻易地听信我的说辞。话说回来，他们又何必起疑？

那天下午，我到医院见父亲。我不曾去过医院，不知道该上哪里找他。我向接待员求助。她们互相询问，后来查到他在一间手术室。她们要我预约时间，或是留在候客区——我没有说明我是他女儿——我说我会等。但我听到她们提起楼层号码，便趁着她们不注意时悄悄起身，去搭电梯。

我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他出来。我从未见过他穿正式的制服：他戴着白帽，披着长袍，下半张脸被口罩遮住，而他正在拉开口罩。他拥有在家中从未有过的架势，像位高权重的人。他和另两位医师交谈。我叫了他，他才注意到我。

“你妈妈担心极了。”他说，没有不快。

“我这辈子她都很担心我。”我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很好，我不回家了，我租了房间，钱也够用。”

他注视着我，那时我无法判定那是何种表情，因为鲜少有人那样看我。那是欣赏的目光，或许甚至掺杂了嫉妒——我做了他没有勇气做的事，我离家出走了。“你确定你一个人没问题吗？”他说。我点点头，他说：“我想我大概说不动你回家去看看她。”

“她想杀了我。”我说，“她跟你提过吗？”我夸大了事实，因为刀子没有刺得很深，但我想向他强调错不在我。“她拿刀子刺我的手。”我卷起袖子，让他看我的伤口。

“她不该动手的。”他说，口吻像是她在该右转时却左转，“我相信她不是故意的。”

我答应和他保持联络——我或多或少地信守了承诺。但我拒绝与母亲有任何瓜葛。他了解我的立场。他确确实实就是这么说的，语气像一个经年累月设法理解别人立场的人。我记得他那句话，事隔许久以后，我才想到从未有人了解他的立场；我不了解，母亲、路姑妈也不了解，没有人了解。我不认为那是因为他没有立场。他的立场是一个取人性命而又让人起死回生的人，但他救的人并非他杀死的人，而其间的奥秘难以与别人沟通。此外，他的立场也是一个穿着紫褐色皮质室内拖鞋的人，在周末摆弄花草，也因此被妻子认为是个无足轻重的蠢材。他是一个笼中人，一如多数的人；但他跟别人的差异在于他跨足生与死。

随后两个月，我住在伊莎贝拉街的出租房间，租金一周十四元，含更换的床单、浴巾和一个烹饪用的电热炉，我用它煮茶及准备低热量的点心。房屋本身是维多利亚式的红砖房——现在已被拆除，改建为高耸的楼房——有踩上去吱嘎作响的深色走廊、一道几次及时示警的楼梯(“她溜上楼梯，一手扶着栏杆……”)以及一股家具亮光剂的气味。亮光剂的气味中掺杂着另一种味道，八成是呕吐物。这栋房屋与这个地区每况愈下，但女房东是苏格兰人，性情严肃，因此无论有什么呕吐的情况，房客们都是关起门来做事。

屋里有其他的房客，但我鲜少见到他们，部分原因是我常常外出。我每天早晨轻快地下楼，装出我有工作的假象，其实我挨饿忍饥，等着提领路姑妈的遗产。在傍晚，我回到房间，用电热炉水煮一包豌豆或热一盘咸牛肉。我一边吃，一边哀悼路姑妈。如今她已过世，我没有谈天说地的对象。我会拿出她散发着樟脑丸味的狐狸皮毛，盯着它，希望奇迹发生，它会张口用路姑妈的声音说话，重现童年的情景。我试着去看电影，独自进入电影院，却落得更加沮丧。没有路姑妈在身边，我便必须面对陌生男子的打量，而那干扰了我看电影。八月时，我去参观加拿大国家展览，那是阴郁的朝圣之旅。我已经三年不曾和路姑妈去看展览——她必然认为我年龄大了，不会对这种活动感兴趣——而展览似乎变了调，虚假不实，现场的欢乐气氛既不自然又喧闹。

我常去博物馆、美术馆，去那种我可以像煞有介事地来回走动的地方，待在没有食物诱惑的地方。我搭公交车出游：去圣凯瑟琳斯、去安大略省的伦敦、去温莎，还有布法罗、雪城、奥尔巴尼。我在寻找能够迁居的城市，一个能让我放心抛开过去的城市。我不要差异太大、太吓人的变化，我只想要融入环境，不被人发现。

就是在搭公交车时，我首次发现自己少了点什么。这项匮乏来自我的肥胖。那就像缺乏痛觉，痛觉与恐惧都属于保护，是某种程度的自我防护机制。我从未有过一般女性的恐惧：恐惧闯入者，恐惧黑暗，恐惧电话里的喘息声，恐惧公交车站和减速行驶的车辆，恐惧落在神奇的安全范围外的一切人或物。不曾有人向我吹口哨，在电梯里没有人趁机捏我屁股，没有人在孤寂的街道尾随我。我没有见识过骚扰女性的好色之徒，男人在我面前忸怩，难以捉摸，他们想不出能和我谈什么，我一亲近他们，他们便闪避到一旁。尽管母亲警告过我溪谷中的坏男人，但当我进入青春期后，她的警告便空洞无力。她显然不相信我会遭到调戏，我也有同感。对我上下其手，就像调戏一只大篮球。尽管我私下幻想自己浑身流淌出女人味，柔情地臣服于男人，并且珍惜幻想中的画面。但我知道只消吐一口气，我便能将任何居心不良的人压扁在墙上。因此，当我缩减成正常尺寸，我全无这些恐惧，必须刻意培养。我必须不断自我提醒：别单独去那里；别在晚上外出；目不斜视；别看，就算感兴趣也别看；别停下脚步；别下车；继续前进。

我会选择公交车中段的座位，后方是一个抽雪茄的男人，身边是一个陌生人。每隔两小时，我们会在路边餐馆停下，我会如梦游般走到女厕，那里永远有一股消毒剂和香皂液的味道。我会沾湿纸巾，擦掉脸上的公交车污烟，又油又褐。稍后上车，当我的头部侧面敲上冰冷的金属窗框，身体泛起入睡的渴望时，一只手会出现在我的大腿上，鬼祟，静止，一只勘探的手，一只因为清楚它唯一任务而紧绷的手。

当那些手出现时，我无法应付它们。那些手攻我于不备。男人不会对胖女孩上下其手，因此我没有经验，所以感到万分不自在。那些手并不会令我害怕或撩起我的性欲，只是令我察觉自己不知所措。因此，我会假装没有注意到那只手；我会凝望窗外漆黑的大地，任凭敏捷熟练的手指爬上我的大腿。到了公交车靠站时，我会礼貌地告退，踉跄地下车，完全没有下一步怎么办的主意。

有时候，我会寻找汽车旅馆；但我多半是到车站餐厅，将我买得起的干硬甜甜圈和鱼冻派统统吃掉。在那种时刻，我感到万分寂寞。我也渴望恢复肥胖。肥胖是一种绝缘体，一个茧；肥胖也是一种伪装。我可以再次成为单纯的旁观者，没有人会指望我如何。没有脂肪的神奇隐形斗篷，我感到赤裸、被删减，仿佛缺少必要的遮掩。

尽管在那种时刻我故态复萌，但我体重继续下降。忽然间，我便减到了规定的体重，我可以开始直面我的余生了。现在我是不同的人，仿佛以成熟的十九岁之姿降临人世：我的体态正常，但过去不堪回首。我必须完全摆脱过去，为自己建构不同的往事，一段较为愉快的过去。我决定不去任何造访过的地方。在奥尔巴尼租房子，迟早会跟在多伦多租房子一样，只是不会在街上偶遇母亲，或碰见相识的人。

日复一日、千篇一律的生活令我沮丧，我希望能有不止一种人生。最后，当我到莫里西先生的办公室，得意扬扬地下了体重计。领到遗产后，我便立刻到旅行社，买了一张前往英格兰的机票。

第14章

“你有女神的身材。”波兰伯爵常在冥思的时候这样说(他排演过吗？)。

“我的长相也像女神吗？”有一次我回答，口吻顽皮。

“别开这种玩笑。”他说，“你一定要相信我。为什么你拒绝相信自己的美？”

但他指的是哪一位女神？我很清楚女神不止一位。例如维纳斯雕像，没有手臂，全身布满裂痕。有些女神根本没有身体。博物馆就有一尊女神是一根柱子上有三颗头，像消防栓。许多女神的体形像花瓶，许多像石头。我觉得他的赞美模棱两可。

和波兰伯爵在一起是个意外。我与他在特拉法加广场附近邂逅，当时我从双层公交车上摔落。幸亏不是从公交车的上层掉下来。我一脚正要踩到地面，可是我不习惯公交车在乘客安全下车前便发动，而车身在我脚下一震，令我趴倒在人行道上。波兰伯爵正巧路过，扶我起来。

那时我住在威尔斯登格林一间潮湿的套房里。套房是透过加拿大馆找到的，加拿大馆是我到伦敦后第一个落脚的地方。那时我已经开始闹思乡病。我不认识半个人，没有住处，而且从机场大巴上看见的英格兰令我失望。截至那一刻，英国跟被我抛下的加拿大十分相似，唯一的差别是英国的一切像被两只巨掌揉压缩小，将所有事物都排得更挤。车辆更小，房屋密集，人更矮，只有树木高大。事物不如我料想的古老。我要城堡和公主，我要在蜿蜒河道漂流的夏洛特之女，那是我九年级在《中学生叙事诗》重读过的诗。不幸的是，我查了字典：夏洛特，一种小洋葱。尽管拼法不同，但差别不算大。

我已厌倦阴影，

小洋葱之女说道。

诗里还有一句惹得男生窃笑不已，而女生则困窘不堪。

诅咒已然应验，

夏洛特之女叫道。

为什么男生认为血顺着女生的腿流下来很有趣？或者，令他们发笑的是惊恐？但这些丝毫不令我气馁，我生性浪漫，那时我真心希望有人(任何人)说我面容姣好，即使要我先变成躺在小舟里的尸首也在所不惜。

但我没有见到城堡和淑女，只有繁忙的交通和许多满嘴烂牙的矮人。

我到加拿大馆时，发现那是一栋大理石建筑，气势阴森逼人，但安静。一个女人在深色木质柜台后方，整间厅堂宛如巨穴，照明不佳，几个面容郁闷的加拿大人在阅读一星期前的多伦多报纸，收领邮件。柜台后的女人给我一份出租房间的清单。由于我对伦敦的地形毫无概念，我便租下第一个有空房的地方。不幸的是，从市中心搭乘地铁到那里要一小时。地铁像会移动的紫色豪华前厅，令我不断期待见到脚凳和棕榈盆栽。相较之下，多伦多新地铁的清淡瓷砖与清洁用品的气味，感觉比较像会移动的洗手间。我的心态已然开始偏狭。

出了地铁站，我沿着一条遍布小店的街道走着。糖果店的数量多得不健康。加拿大馆的女人为我画了粗略的地图；她还劝我买一枚小小的枫叶别针，佩戴在领子上，这样才不会被误认为美国人。

那栋房屋是“都铎式”农舍，与街上其他房屋一样是伪都铎式建筑、伪农舍，前院有围墙。房东板着脸孔，只穿衬衫和吊带裤，似乎担心我会举办狂欢派对，不付房租便一走了之。房间本身位于一楼，弥漫着朽木味，湿气浓重，以致家具逐渐腐朽，只是速度极慢。第一夜我躺在湿冷的床上，纳闷自己减掉这么多体重，大老远来到这里，是否白忙一场。一名黑人男子从前窗爬进来，扔下一句“爬错窗户了，抱歉”，又爬出去。街上一段距离外，隐约传来热闹的派对声。寂寞令我厌恶。我已经开始考虑搬到别处，公寓会比较好，个人空间比较大；但这个房间的租金便宜，而我希望路姑妈的钱能撑久一点。等钱用罄，便得作出决定，选择下一步举动，找一份工作(我打字不必看键盘)或重拾课业(或许我终归可以做考古学家)，但我仍未准备好做决定，我仍未适应。我这一生都在学习当一个人，现在我变成另一个人。以前我是局外人，备受限制；如今我是普通人，而我根本不习惯。

我不能在房间里烹煮——房东觉得房客们密谋要放火烧屋，其实纵火应该很困难，因为房屋实在太潮湿。但他允许我用单炉口的瓦斯炉烧开水。我养成喝茶、吃皮克弗里安牌饼干的习惯。我在床上进食，用所有被褥裹着身体。那时是十月底，寒意刺骨，房内的暖气是投币式的，与其他房客共享的浴室热水也采用投币式。我没有泡过几次澡。我开始明白为何地铁乘客身上有股味道：倒不是肮脏，而是禁锢。除了茶和饼干，我在廉价餐馆用餐，迅速学会远离我平常会吃的食物。我发现“热狗”是指一种泛红的细瘦的玩意儿，以羊脂煎熟；“汉堡”是正方形，一块木屑色的东西夹在硬面包的中间；“奶昔”尝起来像粉笔。我吃炸鱼薯条，或蛋、豌豆和薯条，或香肠和薯泥。我买了一件衬衣。

我渐渐觉得不能坐视旅行支票簿慢慢变薄不管。旅行的目的应该是增广见闻，可是为什么我却觉得自己日渐狭隘？因此，我买了英格兰地图，挑出在中学念过的耳熟地名，例如约克；或是引起我兴趣的地名，例如里彭。我搭乘英国铁路到那些地方，在二流旅馆或民宿过一夜，然后第二天回来。我参观历史建筑，审视教堂，收集投币机里六便士一份的介绍手册——我不是每次都投钱。我得知“天窗”为何物，购买明信片，感觉自己去过一些地方。我将明信片寄给父亲，地址写医院，语句隐晦，诸如：“大本钟也没有那么大”“为什么他们把那里叫作湖区？应该叫水坑区比较贴切，哈哈”。我渐渐觉得英格兰是一则以密码写成的讯息，不知该如何破译，而我必须读许多书才能了解这个地方。

在英格兰待了大约六周时，我摔下公交车。波兰伯爵扶我站起来，我向他道谢。那是非常单纯的开始。

他比我矮一点，一绺绺淡褐色的头发从前额往后退缩，斜肩，戴着一副当年不流行的无框眼镜。他穿着深蓝色大衣，稍微磨损发亮，拎着公文包。为了扶我起身，他将公文包放在地上，双手探进我腋下，颇有骑士风范地用力拉起我。我险些令他摔跤，但我们恢复了平衡，而他拿起公文包。

“你还好吗？”他问，口音不太像英国腔。假如我是英格兰人，我或许能听出他是波兰伯爵；但我不是当地人，因此没听出他的口音。

“非常感谢你。”我说。我的一只丝袜撕裂，膝盖破皮，脚踝严重扭伤。

“你得坐下。”他说。他搀着我过马路，到一家餐厅。我记得店名是“金蛋”。他端来茶和一份黑醋栗馅饼，黑醋栗馅饼稍微被压到。他态度温和，但一副施与恩惠的模样，仿佛我是异常笨拙的小孩。“喏。”他说，满脸笑容。我注意到他有鹰钩鼻，但由于身高不够，削减了鹰钩鼻的气势。“英国人将茶当成万灵丹。他们是奇怪的民族。”

“你不是英国人？”我问。

他灰绿色(或是绿灰色)的眼睛在眼镜后面被笼上阴影，仿佛我问了一个失礼的私人问题。“不是。”他说，“不过在这个年头，人只能顺应环境。你，显然是美国人。”

我说明我不是，而他似乎感到失望。他问我是否喜欢滑雪，我回答从未学过。“滑雪救了我一命。”他神秘莫测地说，“加拿大人都滑雪，否则出门时怎么在雪地上行动？”

“有人是用雪橇车。”我说，他不懂这个词，我为他解释。

我喝完茶。在那一刻，我觉得应该礼貌地谢谢他好心帮忙，并且离开，否则势必要交换彼此的生平故事，而我的过去实在太令我泄气，不愿多谈。于是我向他道谢，但起身后又坐下。我的脚踝肿胀，寸步难移。

他坚持将我一路送回威尔斯登格林。他扶着我，而我跛着脚到地铁站，走过有许多糖果店的街道。

“环境真糟。”当他看见我租的房屋时说，“你不能住在这里。没人住在这种地方。”他提议用拧干冷水的毛巾包裹脚踝。当他跪在我面前处理我的脚踝，我坐在床上时，房东出现，要我一星期内搬走。波兰伯爵告诉他，这位小姐扭伤了脚踝。房东回答，他不在乎我扭伤哪里，反正我必须在星期四离开，因为他不容自己的房屋里有不三不四的事情。冒犯他的是我肿胀的光脚丫。

他离开后，波兰伯爵耸耸肩。“他们是心胸狭窄的民族。”他说，“英国是小店主的国度。”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典故，但认为他说得很妙，因为我去看巨石阵时，很意外那里居然围着栏杆，栏杆上开了一道门，贩卖门票。“你去过伦敦塔了吧？”他问。我没有去过。“我们明天去。”

“但我不能走路!”

“我们坐出租车、搭船去。”他不是在征询我的同意，只是下达指令，因此我没有想到要拒绝。此外，他在我眼里已经上了年纪，其实他四十一岁，但我将他归为老人，而老人是无害的。

在这趟出游的过程中，他说出了他的生平。他先问我的经历，以符合礼数。我说我到伦敦是为了攻读艺术，但觉得自己没有那份才气，因此放弃。他叹息道：“你真聪明。”他说，“年纪轻轻，便知道自己的能力。你对自己不会有虚妄不实的希望。我个人曾经想要当作家，你知道，就是像托尔斯泰那样的人。但我被迫舍弃自己的语言，如今我使用的这种语言一无是处，只适用于写广告牌。英语不是乐音，不能吟咏，总是想推销东西。”

我不知道托尔斯泰是何许人。我点点头，绽出微笑。他继续交代自己的往事。在战争爆发前，他家属于上流社会，严格来说，他不算伯爵，但有头有脸。他给我看戴在小指上的图章戒指。图案是神话鸟类，我不记得是狮身鹰首兽还是凤凰。他们家族在德国占领期间，勉强度日，但苏联入侵[1]时，他知道必须离开波兰，否则会被射杀。

“怎么会呢？”我说，“你又没有做什么。”

他怜悯地看着我。“重点不在于你做了什么。”他说，“而在于你是谁。”

他和六个人滑雪到国境边界，有一位领路人会在那里和他们接头，带他们跨越边界。但他生病了。他坚持让其他人继续走，而他则爬到一个洞穴，确信自己必死无疑。其他人在边界上被捕，遭到处决。他病体恢复，自行设法跨越疆界。他在夜晚行动，以星辰判断方向。初到英国时，他在苏荷区的餐厅洗碗讨生活，英语学得有模有样后，便在银行找到办事员的职务，在外汇部门上班。“我属于一个凋零的阶级，我是最后的传人。”他说，“我是最后的莫西干人。”其实他在波兰有一个女儿，母亲也健在；但他没有儿子，这是他沉重的心理压力。

听完他的生平，我的第一反应是我遇到了一个和我一样撒谎成性、浪漫的骗子。但我习惯于相信别人的说法，因为我希望别人相信我。而当时，相信他是正确的做法，毕竟他的故事大致符合事实。我对他另眼相看。他似乎属于已逝的美好年代，那个年代允许一个人拥有勇气。我倚着他劲瘦的手臂，跛着脚参观伦敦塔，心里泛起各种前所未有的情绪：我心疼他经历过的风霜，我欣赏他的胆识，他对我的呵护令我欣喜而感恩，尤其是得意他认为我很明智。后来我才知道，凡是对自认没有天分的人，对方几乎都会说你真明智。

那天是星期日。星期一白天他必须去银行上班，但晚上他带我到一家俱乐部用晚餐。那是流亡的波兰人的俱乐部，里面满是独眼将军和其他的波兰伯爵。“我们是幸存的少数人。”他说，“其余的都被苏联人赶杀殆尽。”

“但波兰和苏联不是都反抗德国吗？”我问。他轻柔地笑一笑，费了一点口舌解释。

我诧异自己如此无知，看来，在我浑然不觉下，世界发生了许多风风雨雨：变节与饥馑；政变；为了维护理念而杀人；注定失败的英雄事迹。为何没人告诉我这些事？或许有人提过，但我充耳不闻，只是一直担心体重。

星期二，他带我去听室内音乐会，那是某个我从未听过的波兰政治组织的慈善音乐会。我跟他说我尚未找到新住处。

“你大可搬去我那里呀!”他叫道，“我家很不错，很棒，很可爱，有很多房间。你当然得搬去我家。”他将肯辛顿一栋房屋的三楼整层租下来，屋主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英国贵族，平时住在私立养老院。四楼住的是三位上班女郎，但不从事下三流的工作，他向我保证她们是办公室的职员。

我心想他真是既体贴又好心，愿意让我借住他的公寓。他不曾毛手毛脚，只在过马路或走路时搀扶脚踝扭伤的我，也不曾在言语中暗示什么，因此我很讶异当我刷好牙正要爬上床的时候(我相信，那时我穿着前一周在玛莎百货买的厚重布袋形法兰绒睡袍)，门外传来审慎的敲门声，而这个我甚至不知道名字的男人出现在房门口，身穿蓝白条纹睡衣。他心里清楚，他要和我同床共枕，而且他也知道我明白这一点。

后来，我告诉阿瑟，我十六岁时，来自蒙特利尔的夏令营帆船教练在松树下色诱我。我骗了阿瑟。我根本不曾受到色诱，我只是弗莱格小姐综合征的受害者：假如你无法优雅地脱困，不妨假装那是你的选择。否则，你只会令自己显得痴愚可笑。无邪很危险。以我的处境来说，危险之一是波兰伯爵想象不到有人的心思能像我那么简单。假如你邀请女人搬进你的公寓而她也点头，她自然是应允当你的情妇。“情妇”是一个奇怪的名词，但那是他对我的想法。他的性生活对象分为两类：妻子与情妇。我不是他的第一个情妇。他的世界中，没有女性情人这种角色。

当我向阿瑟描述我与蒙特利尔帆船教练的事情时，我小心翼翼地加入猥亵的情节，并且不忘添加一些有说服力的小细节，诸如松针戳到我臀部、他的骑师牌内裤、发蜡的味道。我深谙此道。当然，我这辈子没参加过夏令营。母亲希望我去，但那无异于与一群残酷成性的超龄女童军一起禁锢两个月，无路可逃。因此，我夏天便窝在家里，吃东西，读垃圾书，其中有些含猥亵细节，而那便是我告诉阿瑟的故事；我必须借用垃圾书，因为与波兰伯爵的第一次经验毫无情欲可言。我脚踝发疼，他的睡衣撩不起我的兴致，他不戴眼镜的模样很奇怪，而且过程很痛。尽管他后来耐心教导我(不过常常会评论我的表现)，简直像在上踢踏舞课程，但第一次时我并没有那种待遇。

当波兰伯爵发现我不是他料想中的放荡学生模特儿，当他发现他夺走我的贞操时，他满心懊悔。“我做了什么了？”他悲怆地说，“可怜的孩子，你怎么不说呢？”但我能说的话统统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我捏造自己的人生，一次又一次说谎，只因为真相难以服人。

因此我默然无语。他焦虑地拍拍我的肩膀，觉得自己摧毁了我嫁给好对象的机会。他想补偿我，而他不明白为何我不是太沮丧。我坐在床上，重新穿上法兰绒睡衣(他的公寓和我租的房间一样湿冷)，看着他阴郁的狭长脸孔，他灰绿色的眼睛微微流露出不赞许的眼神。我很高兴有了性经验。这证明我终于成为正常人，证明我已摆脱肥胖的光环，不再是别人不愿亲近的人物。

第15章

我常纳闷假如我留在波兰伯爵身边，不与阿瑟同居，我将会如何。也许我会肥胖而满足，白天安坐在他的公寓里，身穿印花家居服，绣绣花、缝缝补补，阅读垃圾书，吃巧克力；晚上我们会在波兰军官俱乐部用餐，我多少会受到敬重；我会有公开的头衔，我会是“保罗的情妇”。但这行不通，他太过重视条理。他的名字是塔狄欧，可是他偏好保罗。保罗是他的第三个名字，源于圣保罗。圣保罗讲究井然有序，绝不会有延宕未决之事。他认为美好的生活应该整齐严谨。

连他越过波兰边界的逃亡也很干净利落。(“你能活命纯属偶然!”我叫道。“不对。”他说，“要是我没有动脑筋，我必死无疑。”)他精准地策划逃亡路线，从他计划中的地点离开森林。为了保持清醒、驱走幻觉，他背诵九九乘法表，在黑暗里步履沉重地涉过雪地(他将滑雪橇给了伙伴，伙伴后来没有逃过一死)。他不像我，他没有惊慌失措；他不理会鲜明的几何形状，以及后来半空中的狰狞面孔。我曾在罹患败血症时也见过奇怪的形状和脸孔，我清楚假如换成是我，尤其是在那片波兰森林的深处，在茂密如发丝的林木中，在绝望的酷寒下，我的反应会是坐在雪地上，任由灾难降临。细碎的事物会令我分神，如残余的蜡烛、前人的遗骨。在迷宫中，我会松手放开线，去跟随游移的光线、一闪而逝的声音。在童话故事中，我会是打开禁忌之门的愚蠢两姐妹，在发现几具横死的妻子尸首后震惊不已，而不像聪慧的三妹奉行基本守则[2]：思虑清晰、洞烛先机、谎言滴水不漏。我撒谎，但并非滴水不漏。阿瑟有时评论我的思绪缺乏训练，他说得对。

保罗也是。他恪守时间，一定在刚好八点十五分的时候离开公寓，出门前他会在时钟旁边花十分钟擦亮皮鞋，刷掉西装的灰尘。他认为我缺乏条理的习性很可爱，但那股迷恋为时不久。他很快便大发议论，说随手挂好衣服，要比第二天早晨收拾扔在地上的衣服堆轻松许多。他对我要求不高，毕竟我只是情妇。但他希望我务必遵守几条家规。我想，他认为训练我与他同居是无趣的小挑战，类似训练小狗：教导小狗几项把戏，但它们要完全精通。

除了第一夜的意外上床，他只在周末求欢。他认为分房最好，因此我住在他称为图书室的房间，睡在折叠床上。他的性情并不吝啬或压抑，但他肩负使命，而由于我睡在图书室，不久我便发现他的使命为何。

第一天，在他去银行上班后，我睡到十一点。起床后，我打量公寓各处，打开厨房柜子寻找食物，同时探索这个男人的性情，他在前一夜才做出所谓的“冒犯”举动。我对他感到好奇，而厨柜会暴露许多的个人性格。保罗的厨柜秩序严明，以罐头食品为主，有一些实用的压缩汤包和一盒只以水和面粉制成的饼干。食物分为两类，有必要的基本食物和舶来品：印象中有乌贼和一些海豹肉(我们后来吃了海豹肉，风味欠佳又油腻)。接着我检视冰箱，冰箱整洁无瑕，几乎空无一物。我吃了几片饼干，配沙丁鱼罐头，然后沏了一杯茶，到保罗房间看他的衣柜和梳妆台抽屉。我审慎地让所有物品保持原状。梳妆台上有一些发黄的照片，照片中人的嘴唇泛紫，头发灰黄。衣柜内有四角裤；睡衣都是条纹款的，只有一套丝质睡衣例外。四角裤下面有一把左轮手枪，我没有碰枪。

我回到图书室，打算更衣，但决定先浏览书架。书本大多陈旧，以布面或皮革装帧，有大理石纹的环衬页，就是二手书目录前面使用的那种。不少书是波兰文，但也有英文书：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作品很多，还有狄更斯、哈里森·安斯沃思、威尔基·柯林斯的作品。我记得这些作者的名字，是因为我后来几乎读遍了这些藏书。但有一柜书令我不解。这一柜都是谈情说爱的护士主题小说，封面上有一位护士，一位医生在背后打量她，流露出感兴趣与赞赏的目光，但绝不是色眯眯地瞪大眼睛。书名诸如《护士珍妮·霍姆斯》《高级护士海伦·柯缇斯》《新护士安妮·阿姆斯特朗》。有些书名较为露骨，例如《天堂乐园罗曼史》《部队护士露西·盖伦》。全是同一位女作者，名字一看便知是假名：梅维丝·奎尔普。我浏览了两本，感觉很熟稔。在我肥胖的岁月中，曾读过几十本这种书。这些书的情节老套，结局一概是护士与医生互拥，如弹性绷带一般紧密而永不腐败。书中的用语透着一丝怪异，与俗语略有出入，稍有扭曲。比如，有人会说“像松饼一样畅销”而不是“烤饼”[3]，另一人说“脸不改色”，还有安妮·阿姆斯特朗在与医生擦肩而过时“颤动”而不是“颤抖”，但那可能是打字错误。此外，这些作品并不出色，与保罗的藏书格格不入，因此那天傍晚我问起那些书的事。

“保罗。”我开口。我们在厨房桌子前面对面坐下，啜饮他带回来向我赔罪的小瓶香槟，菜色是海豹肉罐头，“你为什么看梅维丝·奎尔普的书？”

他露出怪异的苦笑：“我从不看梅维丝·奎尔普写的垃圾书。”

“那图书室里怎么会有十四本？”或许保罗是特务——如此便能解释左轮手枪——而奎尔普的小说暗藏密码。

他仍然挂着微笑：“梅维丝·奎尔普的书是我写的。”

我掉了叉子：“你是说你就是梅维丝·奎尔普？”我不禁大笑，见到他受到冒犯的表情便敛起笑容。

“我母亲和女儿仍然在铁幕内。”他僵僵地说。

以下是他给我的说法。初到英格兰时，他仍然想当作家。他撰写三册巨著描述一个小贵族家庭(他家)在往日、战前与战后的命运，利用十小时洗碗工作的空当辛苦地查字典、拟稿。他希望能用波兰文撰写这一套著作，但认为那徒劳无益。他小说中有十三位主要人物，全是亲族，每个人身边都围绕着妻子、情妇、朋友、子女和叔伯。当他终于完成著作，慢慢地亲手誊打完毕时，他带着书稿去出版社。他对出版界一无所知，无意间挑选的出版社只出版西部小说、护士小说及历史传奇小说。

他们当然回绝了他的小说，但认为书稿的质量很不错，对篇幅尤其赞赏。“朋友，你真能写。”那人告诉他，“这里有一份情节大纲，你回去写，稿子要简单明了，稿费一百英镑，可以吗？”他需要钱。

他的三册巨著转送到其他比较正经的出版社，但从未被录用。他大量撰写垃圾小说，起初使用出版社提供的大纲，后来自创情节。现在，他一本书的稿费介于两百英镑到三百英镑，不抽版税。找到银行的新职务后，他的薪水足以应付生活所需，因此护士小说的稿费是额外的收入，他将稿费寄回波兰给母亲和女儿。他妻子也在波兰，但已和他离婚。

出版社提议他写西部小说和历史传奇小说，但他坚持只写拿手的护士小说领域。西部小说要使用“伙伴”之类的用词，他不喜欢那种语汇；而历史传奇小说会令他沮丧，唤醒以往权贵生活的回忆。(他告诉我，逃避现实的文学，应能让作者和读者双方都暂时逃避现实。)写护士小说则无须学习新知识，也不必使用怪词，仅需套用一些急救手册常见的医学术语。至于他的笔名呢，他发现梅维丝是典型的英文，而奎尔普……

“啊，奎尔普。”他叹息，“那是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一个畸形的恶毒的侏儒[4]，那就是我在这个国家的形貌。我的地位被夺走了，而我满心凄苦。”

什么地位，我心想，但没有吭声。我学习不反驳他。

“为何不写比较符合你风格的书呢？”我提议，“例如间谍小说，有阴谋，还有横行国际的恶徒……”

“那跟生活没两样。”他叹气。

“对护士来说，护士小说和生活没两样。”我说。

“护士不读护士小说。看护士小说的女人是许错了愿望，想当护士。假如护士想逃避现实生活的问题，一定得写间谍小说，如此而已。适合母鹅的卤汁却淋到了公鹅身上，这就是命运。”保罗相信命运。

多亏了保罗，我决定了自己的职业。路姑妈的钱所剩无几，尽管我努力节省开销，荷包缩水的速度仍然比料想中快得多，而我排斥上班的念头。其实，没有人喜欢工作，只是为了讨生活。我打字不需要看键盘，但依我看，誊打自己写的书稿的进账远远高于上班，更何况别人写的商业书信无聊透顶。此外，周一到周五晚上我无事可做。保罗会坐着努力誊打新作品《极地远征队护士茱蒂丝·莫里斯》，嘴里紧叼着一截短短的金色烟嘴，一根接一根抽着高卢牌香烟，每晚喝一杯黄褐色波特酒。在那种时刻，他鄙视自己的读者，也鄙视自己宛如一团青烟在房内盘旋。工作结束后，他的脾气恶劣，态度冰冷，就像烟雾。

我请保罗向合作的科伦拜恩出版社要历史传奇小说的样本资料，便展开准备工作。我申办了当地图书馆的借阅证，借出一本介绍各时代服装款式的书。我记下fichu(胸前三角巾饰)、paletot(宽外套)、pelisse(女用长外套)之类的字眼，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消磨午后时光，呼吸着陈旧的气味与磨得光秃秃的木料气息，承受管理员干涩、冷嘲的气味，研究玻璃柜中的文物与馆藏的图画。我心想，只要服装正确，一切便会水到渠成。事实也是如此：男主角外表俊帅，出身高贵，头发略稀，身穿定制的完美斜纹软呢大衣，就像福尔摩斯的大衣；他追求女主角，在小马车上将唇印压上女主角的嘴，弄皱她的pelisse(女用长外套)。恶徒同样出身高贵，衣着也同男主角相仿，唯一的差别是他将手探进女主角的fichu(胸前三角巾饰)。女主角的竞争对手穿着精致的绣花胸衣，衣服下的身躯柔软如丛林动物；一如所有的这类女性，她不会有好下场。那时的我技法仍不精湛：她好像只是在下楼时被宽外套绊倒。但她罪有应得，谁教她在老鸨的督导下捆绑女主角，将女主角留在妓院，企图让她沦落到卖笑维生。我把老鸨描写成弗莱格小姐的样子。

但我将目标定得太高。第一本被打回，出版社交代我在使用fichu(胸前三角巾饰)、paletot(宽外套)、pelisse(女用长外套)之类的字眼时，要加以说明。我依照要求修改，出版社付了我第一笔一百英镑的稿费，并要我继续提供“材料”。材料是他们对书稿的称呼，仿佛稿件可以论斤称两。

我兴高采烈地收到牛皮纸包装的两本《切斯尼之主》，封面是一个深色头发的女人，披着紫红色旅行斗篷。我的笔名以白字印刷：路易莎·K. 德拉科特。我当然会用路姑妈的姓名，这就像对她的纪念。几年后，我跳槽转往北美的出版社，他们请我提供照片，说是为了建档，用于公关宣传。因此我寄出自己在加拿大国家展览拍的快照，照片中的我站在路姑妈身边。出版社从未用过这张照片。撰写我写的那种书籍的女人应该苗条健康，头发高雅而泛白；她们与读者不同，她们抬头挺胸，是成功人士。她们不该被太阳晒眯了眼睛，露出两排牙齿，握着一根棉花糖。读者宁愿不去想她们的神仙教母、她们精致的夜间化装舞会制作人过于臃肿，略显散漫，内衣肩带露出来，领口像路姑妈的衣服或者像我的衣服那么低。

基本上，保罗鼓励我写作，部分是为了金钱。他喜欢拥有情妇，财力却不是真正能够负担。写了五六个月后，我每本书的稿费便超过他，他甚至开始跟我收房租，尽管他让我睡在他的图书室，其实不会给他带来额外的负担。我感激他对我的信心，倒不是说他相信我的才华，而是他相信我受到上天眷顾：我构思的速度几乎不亚于他，而我打字比他强，因此写得顺手时，我一个晚上的产量与他不相上下。起初，他对待我宛如父亲，很纵容我。

在某些方面，他令我想起幼女童军时代，那个以英勇、动人姿态在木桥暴露下体的水仙花男。保罗也具备那种将满怀好意用错地方的豪士风范。我想，尽管他们行径古怪，内心都很温柔，不带恶意，只要求对方或旁观者基本的感激。或许他们两人都拯救了我，只是我仍然不清楚水仙花男的身份。

我也不确定保罗的身份。他的身份随着时间而改变。或者，我只是对他多了几分了解。比方说，他认为我失去童贞全是他的过错，因此他对我有责任，而我既然不再拥有清白之身，便永远不具备为人妻子的资格，至少不配当他的太太。他觉得我缺乏罪恶感，可见我粗野无文。凡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人，在他眼中都属于蛮人。他甚至对英国人的教养存疑，只因为英国太靠近西方。于是，他气恼我不曾为失贞哭泣，无视我反复说明我不是不会哭，只是不为那种事情落泪。

他对战争的看法也令我不解。他似乎认为从某种玄妙的角度来说，犹太人应为战争负责，进而为他们失去的家族庄园负责。

“那太荒唐了。”我说，愤怒不已。他不可能是认真的。“那就像是在说强暴受害者应该为强暴负责，或是谋杀案受害者……”

他沉着地吸了一口烟。“但事实如此。”他说，“他们是自找的。”

我思忖左轮手枪的事。我不能问他，否则便暴露了我窥探过他的房间，而以我此时对他的了解，他会认为那是不可原谅的过错。我开始觉得自己像在地下碉堡的爱娃·布劳恩[5]：我跟这个疯子在一起做什么？我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完全封闭的地方？我要如何脱身？保罗抱持着“世界末日”的宿命主张：对他而言，文明即使尚未崩解，也距离崩解不远。他认为将会再有另一场战争，事实上，他希望烽烟再起。倒不是说他认为战争能解决问题或改善现况，而是他或许能够上战场，以英勇的举动凸显自己卓然出众的气质。他认为在上一场战争的时候，他的反抗不够有力。他当时太过年轻，没有意识到他应该留下来，在森林中与被屠杀殆尽的伙伴共赴黄泉。活在世间、大难不死、成功逃亡，都有失光彩。但他想象中的战争场景并没有坦克、飞弹和炸弹，他想象的画面是他骑着马、带着马刀、冲向不可能的任务。“女人不了解这种事。”他会这么说，咬着香烟烟嘴的尾端，“女人相信人生就是生小孩和缝缝补补。”

“我不会女红。”我说。但他说：“等你年纪大一点就会了。你现在还很年轻。”然后他继续预言更多不幸。

我列举关于希望的口号，却徒劳无功；他只会露出苦涩的浅笑，说：“你们美国人太天真了，你们没有历史。”我已经放弃告诉他我不是美国人。“其实也没差，对不对？”他会如此说，“缺乏某种历史，与缺乏另一种历史都一样。”

话说到底，我们的差别在于：我相信真爱，他相信妻子与情妇；我相信幸福的结局，他相信大灾难；我认为我爱上了他，但他已不年轻，也够愤世嫉俗，知道我其实不爱他。我会误以为自己爱他，不过是因为我的另一个信仰，亦即我相信真爱。假如我没有爱上他，怎么可以和这个怪人上床，而且这人还不是贝尔电话公司的墨丘利？想必唯有真爱，才能解释我怎么如此缺乏品位。

由于保罗知道我没有爱上他，由于他视我为情妇，而情妇必然生性不贞，他有时会打翻醋坛子。只要我不出门，待在公寓消磨时间，阅读，为我的古典哥特小说打字，去哪里都跟着他，他倒也不会对我怎样。他甚至不介意我去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他不常发现我去博物馆，因为我总是在他返家前回来，而且周末不去博物馆。我们是因为波多贝罗市集才渐行渐远的。带我去市集的人正是他。我旋即迷上了市集。我会耗上几小时，在各个摊位欣赏古旧的项链、金汤匙、鸡爪或侏儒手造型的方糖夹钳、不能走的时钟、花纹瓷器、有斑点的镜子和沉重的家具。这些零碎杂物来自已经消逝的世纪，我在那些世纪花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从未见过那样的物品；这里、那里俯拾尽是古意，一波波的古意，任我抚触玩味，畅泳其间，深深记在脑海里，也许是一个玉制鼻烟壶，也许是一个珐琅香水瓶，一件又一件，精巧又繁复，令我笔下哥特式女主角们模糊的情感得以修正，更为可信，像面粉之海里的钻石。

令我惊奇的是，这些旧货如此繁多的数量、残存的生活片段及旧货流通的方式。物主已经过世，但他们的物品不曾消逝，在悠缓的涡流中被转手再转手。所有我见过、垂涎过的物品，都曾有别人见过、垂涎过。它们经历过好几世的生命，并且注定再流通几世，越来越陈旧，但也越来越有价值，变得更加坚毅、更为出色，仿佛它们吸收了主人的痛苦，从中得到滋养。我思忖着弃置旧货该有多困难。它们静静潜伏，宛如吸血绵羊，等待着买主。我几乎无力购买任何物品。

逛完市集后，我会精疲力竭地回到公寓，精力干涸；而珊瑚玫瑰胸针、水晶别针、有象牙侧身像浮雕的玛瑙等旧货回到各自所属的摊位，在薄暮中发亮，饱足如跳蚤。怪不得保罗怀疑我有了情人，背着他溜出去幽会。他跟踪过我一次，自以为我没有察觉。他在二手晚礼服、羽毛围巾的架子间躲躲藏藏，像漫画里的私家侦探。当然，实际指控我的作为有损他的尊严。于是，他发了火，为我想在星期六去波多贝罗市集而生气，星期六是美好的日期，他认为这一天应保留给他。他也开始攻诘我的小说，贬抑它们低级而轻佻。当我愉快地附和他的说法时，他更加怒不可遏。我说，我的书当然低级又轻佻，我也从不自诩是严谨的作者。他认为我意在挖苦他以往的作家志向。或许他宁愿发现我有情夫，却察觉我没有出轨。情夫比较没有那么羞辱人。

保罗开始令我害怕。他会守在楼梯顶端，像一根栏杆支柱立在楼梯顶，一言不发，等待我从波多贝罗市集的狂欢飨宴回来。当我爬上楼梯时，他就用申斥、怀恨的目光瞪着我。“今天我看到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玩偶匣，很棒哦。”我会如此开场，但音调虚伪，连自己也觉得太假。我一向很容易受到别人说法的影响，我开始觉得也许他是对的，也许我真的有秘密情人。我确实开始想要拥有情人，因为与保罗做爱变得像鲨鱼打架。他不再温柔，对我又拧又咬，并在周末以外的日子进入图书室。其实这些都无妨，但他骇人的眼光、令人难耐的沉默与左轮手枪实在令我焦躁。

此外，他才刚向我宣告波兰政府答应让他母亲离开波兰。他始终在攒钱等待这一刻，现在总算盼到了这一天。他说，上了年纪的人比年轻人容易获准离开。但我不要一个波兰女爵和我们同住(她会睡在哪里？)，然后用波兰话评论我，与保罗一起和我作对，为他熨烫我不肯熨的四角内裤。唯有他母亲远在波兰，我才能忍受他为母亲奉献的心意。但当我提议搬出公寓，托词说要给他们更多空间时，他硬是不答应。

第16章

我不曾向阿瑟提起保罗，这或许是失策。我倒不是担心他会介意我和别人同居，而是他会嫌憎保罗的头衔，以及保罗的政治立场。任何与保罗那种人同居的女性，会立刻被阿瑟贴上“错误”的标签，这一点我在邂逅他十五分钟后便了然于心。

一九六三年七月，我在海德公园遇见他。当时我两旁都有演讲声，演讲内容悲惨可比《圣经·旧约》，但我听得心不在焉。我即将年满二十一岁，但我心里想的也不是生日，而是在实际模拟《爱的解脱》女主角萨曼莎·迪恩的逃跑路线，远离对她有非分之想的爱德蒙·德维尔爵士。爵士刚刚才利用所有人都去水晶王宫的机会，在孩子们的教室试图非礼萨曼莎。

萨曼莎匆匆跑下楼梯，双颊因为方才的事而发烫。当时她独坐在教室中，正在做绒线刺绣，那是她难得闲暇时的消遣。她不曾听见门扉开启，也没有听见脚步声，等她察觉爱德蒙爵士走近，他距离她坐着的椅子已不足两码[6]。萨曼莎惊呼一声，站起身。爱德蒙爵士脸色潮红，呼吸浓重，平日的严格自律已荡然无存。他注视着萨曼莎，目光灼热犹如野兽嗅到猎物。

“爱德蒙爵士。”萨曼莎说，试图让嗓音平稳，“您来这里有何指教？为何没有跟其他人去水晶王宫？”尽管她强装镇定，双腿却发软，或许原因是恐惧，或许是她按捺不住的身体反应。

“我知道你独自一人。”他说，逐渐逼近她，“我悄悄溜走。你一定得怜悯我，你一定清楚我的生活如炼狱。”但他的语气并非乞怜，而是在发号施令。他扯着她的手腕，将她拉近，嘴巴悍然贴上她的唇。萨曼莎徒劳地挣扎，既要反抗他，又要击退情不自禁的欲念。他的双手已渴切地移到萨曼莎的粉颈，扯开她的胸饰……

“别忘了您的身份!”她勉强喘息道，“您已经有夫人了!”他只刺耳地笑了一声。萨曼莎情急之下，记起自己右手仍紧握着粗短的针。她扬手，用针划过他的脸颊。尽管不太疼，但爱德蒙受了一惊，松开萨曼莎。萨曼莎趁隙便冲向门口，砰地摔上门，转动沉重的钥匙，将门锁上。她惊恐过度，没有想到要拿斗篷，甚至没有拿披肩。

这会儿她匆匆穿过公园，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跑到那里。她单薄的黑裙难以抵御傍晚的寒冷空气。她能上哪儿去？如何是好？当众人回来，发现爱德蒙爵士被反锁在教室里，而家庭女教师不见踪影时，爱德蒙爵士会如何向大家，尤其是向利蒂希娅夫人解释？无论他提出什么说法，萨曼莎确信那必然会诋毁自己的名誉。她不能回去。当爱德蒙爵士交代完来龙去脉时，必然会派人搜寻她、捉拿她……她的提袋中只有几便士。她该去哪里过夜？

暗影在她左右摇动，她不时听见低沉的嘲讽笑声……若是她没有挣脱爱德蒙爵士，她这种身份的人将沦为罪孽之女、浪荡下贱之人……但此刻，她的处境或许更加危险。她孑然一身、柔弱无依、不受保护——哪个纵情逸乐的男人不会令她沦为猎物？犹记得爱尔蒙爵士的叔叔达西伯爵色眯眯地上下其手，她才逃离达西伯爵府，投靠爱德蒙爵士，向他寻求保护。但这位保护人辜负了她……

她背后传来脚步声。她缩进树影，只盼不会被人发现。但夕阳下有一道阴影，有一只手搭上她的胳膊，一个沙哑热情的嗓音低低呼唤她的名字……

模拟到了这里，我察觉有个东西碰到手臂，低头一看，那东西与一只手相连。我失声尖叫，叫得响亮，随即摔倒在一脸困惑的瘦削年轻人身上。纸张散落在我们周遭，像尺寸超大的五彩碎纸。人群立刻聚拢围观，其中几个人扶我站起来。

“他毛手毛脚，是吧，小姐？”一个有啤酒味的魁梧男人说，“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浑蛋。”

“我只是给她一张传单。”袭击我的人说。我惊恐地发现他脸颊上有一道小伤口。我觉得自己好蠢。

“要报警吗，小姐？这种人应该抓去关起来，真的，不该骚扰年轻小姐。”

“不用了，谢谢。”我说。一个反活体解剖者和一个末日预言者都走下他们的肥皂包装箱，过来帮忙。他们长相几乎相同，都是宛如圣徒的老先生，有着淡蓝色的老水手眼睛。他们见到我毫发无伤，便各自给了我一本宣传小册。

“全是我的错。”我向大家说，“这是一场误会。我把他当成了另一个人，慌了手脚，就这样。好了，我给你面纸。”我向那年轻人说，“抱歉我抓伤了你。”我在包里一阵翻找，但没找到面纸。

“没关系。”他隐忍地说，跪着捡拾他的传单。我跪下帮忙。传单上画着黑白的原子弹爆炸，有一句警句：“别让世界化为一缕青烟。”“禁止原子弹吗？”我问。

“对。”他阴郁地说，“倡导无济于事，但总得继续努力。”

我打量他。他穿着黑色圆领毛衣，款式颇时髦。一个忧郁的斗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抱持理想主义，注定失败，有点像拜伦。我才刚读过拜伦的传记。捡完倡导小册时，我已经坠入爱河。我们到最近的酒吧小酌，要让他和我上酒吧并不难，只要对他的理想表示兴趣即可。假如他有英国腔，会更合我的意，不幸的是，他是加拿大人，国籍和我一样，但我不理会这项缺点。

当阿瑟到吧台排队，准备点我的双份苏格兰威士忌与他的健力士啤酒(当他喝酒时，他选择的酒多半含有有益健康的矿物质)时，我焦急地搜刮脑海，寻找无意间残留的些许政治知识，就像留在门牙上的菠菜碎屑。我佯装自己是对政治略知一二的人。现在我必须加以证实。我甚至掏出他给我的小册，匆匆浏览，想找到一些灵感或主题。你知道dog(狗)倒过来写便是god(上帝)吗？其中一本如此开始话题。看来，狗是圣三一的第四位成员，而且会参与最后的审判。其余的小册比较正统：世界末日的善恶大战即将展开，如果你想全身而退，你必须过纯洁的生活。

阿瑟端着酒回来时，我已经准备就绪。每当话题太过专精时，我便将主题转移到巴勒斯坦难民的困境。多亏了在布雷塞德高中参加过联合国俱乐部，我很熟悉难民的问题。在当时，这个领域够晦涩，引起了阿瑟的注意。见到他对我还算刮目相看，我感到羞愧。

回家时，我让他送我到大理石门地铁站。我向他解释我不能邀请他回家，因为我和一位打字员分租公寓，室友非常肥胖，其貌不扬，不论我出于什么原因邀请男性到公寓，都会令室友怏怏不乐而且沮丧。我说最好别打电话，但如果他能留电话号码给我……他没有电话，这样更好，因为他约我第二天见面。我被欲念冲昏了头，去了我曾经借阅服饰书籍的公共图书馆，借出所有关于哲学家罗素的书籍。保罗见到这些书时，给了我难堪。“垃圾!”他怒斥，“我不允许家里有这种东西。”

“我只是在做研究。”我说，“我想这次可以尝试现代一点的东西，把时间设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那对销量不利。”保罗说，“如果你缩短裙摆，剪短头发，书会卖不掉。他们喜欢保留神秘感的女人，和我一样。”他补了一句，亲吻我的锁骨。

我曾经认为这种话语非常有欧洲风情，很迷人，但这些话开始令我恼火。“如果只要几码布和一顶假发，那算什么神秘。”我说，“你知道男人也很神秘，我可没看到男人留长卷发，穿长度到小腿肚的长礼服。”

“啊，但男人的神秘感在于心灵。”保罗开玩笑地说，“女人则在于身体。神秘感不就是隐而未现的东西吗？因此，男人顶上无毛不会被视为违反天然的恐怖景象，但女人秃头就会。”

“如此说来，社会可以接受低能的女人，却容不下白痴的男人？”我存心讽刺。

“确实如此。”保罗说，“在我的祖国，低能女性常常担任最低等的妓女，没有脑筋的男人却百无一用。”他绽出笑容，认为这番话证实了他所言不虚。

“天啊，别闹了。”我说，踩着沉重的脚步去厨房泡茶。保罗困惑不已，而且起了疑心：他仍然不明白我为何突然对罗素感兴趣。

这些书我读得非常吃力，而且我发现，理论与政治通常也令我束手无策。我不希望被原子弹炸死，但我相信那是我无力左右的事情。据我想来，我不如献身废止汽车算了：假如我出车祸，照样会死。不过，我觉得罗素的相貌非常有魅力，因此立刻让他在《被爱追踪》中担任要角，化身为宅心仁厚的古怪老先生，在海德公园用雨伞敲击攻击者的头部，拯救萨曼莎·迪恩。(“赏你一记，先生!你还好吗，亲爱的？”“我该如何回报您的恩情？”“我看你教养良好，我相信你的解释。请容我邀请你到寒舍过夜……我的管家会借给你睡衣。詹金斯太太，麻烦为这位小姐奉茶。”)我甚至赋予他一项嗜好：饲养孔雀鱼。由于他的嗜好，他宅邸门窗上方的三角形饰纹在我心目中一并可亲起来，也能够容忍他一套套的理论，以及阿瑟流露出来的对他的钦慕之情。

若是阿瑟知道我借阅罗素作品恶补，为自己充场面，他必然会大感惊骇，将我的举动评为“浅薄”。近几年他确实批评我“浅薄”，诸如当我不太能够隐瞒内心的想法时，或是当我不太愿意配合他、崇拜他的今日英雄形象时：阿瑟反复不定，时常改变效忠的对象，如此折腾几回后，我开始察觉问题所在。我会说：“那马克斯太太呢？”或“我敢打赌，马克斯的太太希望他当医生”。他听了只会鄙夷地看着我，我便进厨房幻想与马克斯的家居生活。“今晚不行，亲爱的，我头痛，你们知识分子全都一个德行，心思游移不定，真有那份聪明才智，怎么不出去闯荡一番？天知道你有才华。”

以我个人而言，我不可能去爱某种观点。我爱阿瑟不是因为他的观点，只不过那些观点带给他超然的威严，像一袭绯红的晚礼服斗篷。我爱的是他耳郭略略外扬的模样，可是他的招风耳并不明显。我爱他对某些字词的发音，比如“aunt”(姑姑)和“grass”(草)。他来自滨海地区，发音是“ahnt”和“grahss”；而我来自安大略，发音是“ant”和“graass”。我觉得他的口音别具魅力。我爱他刻意穿着的破旧衣衫、他热切的理念、他(在我眼中)荒唐的节俭(一个茶包要回冲一次)、他将指头插进耳朵的模样、他的远视以及为此而佩戴的陈旧阅读眼镜。有一次我说：“你喜欢我，我猜正是因为你看不清眼前的我。”当时，要开这种玩笑还为时过早。他说：“不是因为那样。”接着是漫长的尴尬静默，仿佛他绞尽脑汁思索他真心喜欢我的原因。或许，我思忖着他究竟喜不喜欢我，感受到胃部下沉。

而这正是问题所在。若说阿瑟对我有感觉，我看不出他对我有什么感觉。他似乎喜欢和我讨论不合作主义的哲理，或者该说是他为我解说，因为我很明智，没有暴露自己的无知，多半时候只是点头。他允许我跟他去散发传单，他享用我特地带去的三明治。他告诉我他的身家背景：他的法官父亲、宗教狂热的母亲。他父亲原本要他当律师，他母亲要他至少从事医疗传教工作。他让双亲大失所望，专攻哲学，但演绎推理课程令他无法坚持学业。(“秃子就是秃子。”他说，“那跟人类的境况何干？”那时我毫不需要伪装，立刻赞同他……直到我深思这个问题：假如顶上无毛的人是你呢？)他在三年级后离开校园，暂时休息，沉思人生的正途。(这是我们之间的差异：对阿瑟而言，人生有正途，或许有数条正途，但一次只走一条。对我而言，人生没有正途可言，只有杂木林、壕沟、水塘、迷宫、沼泽，但没有正途。)

然后，他参与了废除原子弹运动，全心全意奔忙两年。他奉献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却仍只是边缘的小角色，一个散发传单的人。或许，问题出在他是加拿大人。

我满怀怜惜之情。我们坐在廉价餐馆中，闻着羊脂的味道吃煎蛋、薯条、豌豆，那是阿瑟最常点的菜色。他的财力捉襟见肘，不久后只得打零工：扫地、折餐巾，甚至沦为洗碗工，否则便得接受他所谓的父母贿赂，返回多伦多大学，但他对学业抱持着冷漠而莫名其妙的痛恨。

他在皇家展览馆那一带的公寓里有一间小厨房，但他不喜欢烹饪，而且厨房本身俨如废墟。他和两位室友合租公寓。一位是伦敦政经学院的新西兰学生，他吃番茄酱烤豆罐头，不加热，不洗脏碗盘，令厨房看起来像小型屠宰场。另一位是眼睛如铜铃的激进印度人，他煮糙米饭和咖喱给自己吃，也不洗碗。阿瑟个性严谨，不喜欢凌乱。但他性情严谨到不愿为别人善后，因此我们下馆子。有一两次，我为他们清扫厨房，但这没引起什么好的效果，倒是招致了一些反效果。我在阿瑟面前留下了另一个错误的印象：其实我不爱清理厨房，当他发现真相后，颇感失望。新西兰室友叫斯洛克姆。他跟着我在厨房里打转，恳求我(“行行好，自从我到这个冷血的国家，就没有干过那档子事了，一次也没有。”)，而印度激进分子则不再视我为政治运动者，丧失了原先对我的敬重，见到我便翻白眼，嗤之以鼻。显然，一个人无法身兼受敬重的女学者与厨房女工。

此时，我与阿瑟的关系无法超越手牵手的阶段，而与保罗的生活又越来越难以忍受。万一他跟踪我，发现我陪着阿瑟散发传单，于是要求与阿瑟决斗，或者有其他同等不堪的举动，那该如何是好？我判定我爱的人是阿瑟，不是保罗，于是我采取了激烈的手段。

保罗出门去银行上班后，我收拾好自己的全部物品，包括打字机及写了一半的《被爱追踪》草稿。我草草写了纸条给保罗。原本想写：“亲爱的，分手对我俩都好。”但我明白措辞不够强硬，于是我写：“我一直让你不快乐，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行不通的。”我不认为他能追查到我的下落，更不觉得他会设法寻找我。话说回来，他非常在乎名誉。也许哪天傍晚，他会带着可笑、夸张的武器，诸如拆信刀或折叠小刀，出现在门口。我无法想象他使用左轮手枪，那太现代了。我在丧失勇气前，将所有行李塞进出租车，到了阿瑟公寓门口再搬下来。我知道他会在家，因为我前一天询问过他。

“我被房东赶出来了。”我告诉他。

他眨眨眼。“就这样赶出来？”他说，“那样应该违法吧。”

“不如意事常八九。”我说，“是因为我的政治立场。房东发现了传单……他是死硬的右翼分子。我们大吵一架。”(我认为这算是真相的另一种说法。保罗可以算是房东，而他是右翼。但无论如何，我是骗子，心里也觉得我欺骗了他。)

“噢。”阿瑟说，“既然这样的话……”我是政治难民。他邀请我进公寓，以便讨论我该怎么做。他甚至帮忙提行李上楼。

“我没有半毛钱。”我说，啜饮自己在肮脏厨房泡的茶。阿瑟两袖清风，他知道两位室友也是荷包空空。“我在伦敦不认识其他人。”

“我想你可以睡沙发。”他说，“直到你找到工作。”他还能说什么？我们俩看着沙发，沙发破旧，凹凸不平，填充物从裂开的边缘露出来。

我在沙发上过了两夜，之后便与阿瑟同房。我们甚至做爱。由于他的政治立场，我预料他会热情如火。但起初几次，他完事的速度比我习惯的要快很多。“阿瑟，”我毫无技巧地说，“你跟女人睡过吗？”他迟疑了一会儿，我可以感觉到他颈项的肌肉紧绷。“那当然。”阿瑟冷冰冰地说。这是他唯一一次向我睁眼说瞎话。

自从我住在阿瑟的屋檐下，待在他的跟前，他便开始留意我，甚至以自己的方式流露温情。他会为我梳头，梳得专注而笨拙，有时他会从后方过来抱我，只是随手搂一下，仿佛我是泰迪熊。我满心喜悦，目光晶莹：白马王子已经来了，而且他拥有可以让我献身的理想。我的人生有了意义。

但生活中不无困扰：印度人和新西兰人如影随形，在早上打开我们的房门向阿瑟借钱，新西兰人目光暧昧；印度人自从发现我们同床共枕时，便始终对我们不以为然。或者，新西兰人会坐在沙发上，听着晶体管收音机，念念有词地迅速做他的计算；而印度人则去洗澡，将湿浴巾留在地上。他常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阶级观念的邪恶，毕竟他在种姓制度下长大成人，但他撇不下老习惯，总是将捡起浴巾的人视为佣仆。他们两人都怨恨我的存在；或者应该说，他们怨恨阿瑟能交上他们眼中的好运。阿瑟本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怨恨，也没察觉他的幸运。

另一项困扰是我找不到时间、空间撰写《被爱追踪》。阿瑟出门时，他认定我应该同行；即使我找到借口不去，其中一名室友必然会在公寓里。我将书稿收在上锁的行李箱中，因为我怀疑新西兰人会来我们房中翻看东西。有一天，我回到公寓，发现印度人将我的打字机拿去典当。他允诺会归还现金，但之后我憎恶起他吃的每一粒糙米。我剩下的钱不足以赎回打字机，而我指望在完成书稿后领取两百英镑稿费。我的绝望一天天暗中增加。阿瑟不知道我的问题，不断纳闷我为何仍然不去找女服务生的工作。在建构虚拟的过去时，我穿插了一些真实的经验，提过我曾经是女服务生。我还说我做过啦啦队队长，而我们共同笑起我参与政治的往事。

与他们同住三周后，我几乎一文不剩。尽管如此，我花了宝贵的几便士购买碎布，准备做浴室窗帘。布料是红橙色相间的印花布。我觉得窗帘能为浴室驱走几分寒意，减少空洞感。我打算自己做窗帘，手工缝制。我一辈子不曾做过女红。我爬上楼梯，哼着歌儿打开公寓门锁。

站在客厅中央的人，正是我的母亲。

第17章

她是怎么找到我的？

她在客厅里，背挺得很直，站在黏土色的小地毯上，穿着白领的藏青色套装；白手套、帽子、鞋子都洁净无瑕，皮包夹在腋下。她化了妆，用口红将嘴巴画得比较大，但可看出她原本的唇形。我看见她在哭，无声而丑陋；睫毛膏从眼睛流淌而下，成为黑色泪滴。

我的目光穿透了她的背脊，看得见后面的破损沙发，仿佛填充物是从她身上露出的。我后颈的寒毛竖立，于是我夺门而出，摔上门，倚在门板上心想那是她的星光体，并记起莉达·斯波特告诉过我的话。那个鬼东西应该待在家里的，母亲放它出来干什么？我想象母亲飘过大西洋，牵系星光体的橡皮筋越拉越细。她最好当心一点，否则扯断了连线，她便会永远与我同在，潜伏在客厅，模样犹如一坨澄澈的灰尘，或是像她在一九四九年拍照的柯达透明底片。她的来意为何？为什么不放过我？

我再次开门，准备面对面，向她说出积压在我心里的话，但她已然消失。

我立刻重新布置家具。这并不容易，因为家具陈旧又笨重。然后我检查公寓，看有没有开着的窗户，却没有找到。她怎么进来的？

我没有说出母亲显灵的事。他们不高兴我移动家具，倒不是说他们在乎家具的摆放方式，只是觉得我应该事先征求他们的同意。“我是想帮你们节省时间。”我说，“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他们判定那是家庭主妇的本能作风，忘却了这件事。但我不曾遗忘：假如母亲能让她的星光体横渡大西洋，就能再来第二次，而我不想再见到她。不知道改变家具的摆法能不能将她阻挡在外。莉达·斯波特使用这一招对付来意不善的鬼魂，但母亲不是鬼魂。

五天后，我收到电报。电报在加拿大馆放了四天。我一直用那个地址收信，偶尔写明信片给父亲，回信地址也写那里，以防母亲哪天动了追查我下落的念头，过来找我。我不常去领信，因为只有父亲偶尔寄明信片来，图案是从中央岛远眺多伦多天际线，想必他一口气买了几打，内容则是“一切安好”，活像是寄检验报告卡给我。

电报说：“你母亲昨日过世。请返家。父字。”

我读了三遍。起初我认为那是陷阱：电报是母亲拍的，她从父亲随手放着的明信片上抄下地址，试图引诱我回到她的攻击范围。果真如此，她应该会写“你父亲昨日过世”。不过，她也可能意识到只要她仍然健在，我便不会回去，因而在电报里捏造虚假的安全信号。

但如果她当真不在人世呢？那么她便能出现在我的客厅里，前来通知死讯。我完全不希望这是事实，但我想应该没有错。我得回家一趟。

我回到公寓里，印度激进分子盘腿坐在地板上，向坐在沙发上的阿瑟解释性交过度会使精血耗竭，进而减损心智的力量，令他无法为政治贡献。印度人说，应该将精液汲取到脊椎，传送到脑下垂体，并举了甘地为例。我在半开的门外听他们交谈几分钟(在门外偷听是我保留的习惯)，由于没有听见阿瑟的声音，不知他有没有回应，我便走了进去。

“阿瑟。”我说，“我得回加拿大。我母亲过世了。”

“如果她已经死了，”他说，“何必回去？你又帮不上忙。”

他说得对，但我需要知道她是否真的不在人间。即使打长途电话回家询问父亲，我也无法判定事实……我必须眼见为凭。“我不能解释。”我说，“这是家事。我非回去不可。”

我们俩记起我身无分文。父亲为什么没有寄钱给我？他假定我有能力自给自足，他总是假定我毫无问题。我是明智的女孩。母亲会知道我不是那种人。“我会想法子的。”我说。我坐在床上咬指甲。我的打字机在当铺，《被爱追踪》锁在行李箱中，自从与阿瑟同居，我便不曾碰过。稿子只写到一半。我的钱甚至不够买纸完成稿件。我可以写信向父亲要钱，但那得花掉宝贵的一英镑，再说我在这里的银行账户是用路易莎·K. 德拉科特的名字。我将很难向父亲说明原因，尤其是透过电报。那可能会刺伤他的心。

我将草稿藏进包里。“我要去图书馆。”我告诉阿瑟。出发前，我偷了新西兰人的廉价黄色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没必要开口借，否则会被严词讯问。

随后两天，我坐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勤勉地用大写字体撰稿，并且不理会其他人的窸窣声、咿呀声、鼻塞声、喉咙有痰的那种咳嗽声。萨曼莎·迪恩在慈祥的孔雀鱼先生家中寄宿，在房间里忽然遭到主角声名狼藉的叔叔达西伯爵绑架，并受到强暴的威胁。主角救了萨曼莎，但主角的旧情妇皮埃蒙特女伯爵心生妒忌，这位半意大利血统的美女派人劫走萨曼莎。可怜的萨曼莎在伦敦像一个沙包被扔来扔去，总算重回主角的怀抱；而他愚笨的利蒂希娅夫人死于黄热病；皮埃蒙特女伯爵此时愤怒不已，在雷雨中从城垛跃下而亡；伯爵则因为在南洋投资失利，不再富贵。这是我篇幅最短的作品之一。但情节紧凑，至少封面上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到惊人的高潮。出版后，我在多伦多买了一本。萨曼莎一袭蓝衣，风姿绰约，巨大的云朵映衬着她如海草般起伏的秀发。德维尔城堡的角楼在背景中，散发出不祥的氛围。

但我领到的稿费比平常低，半是因为篇幅(科伦拜恩出版社以字数计价)，半是因为那些浑蛋知道我需要这笔钱。“结局有点悬而未决。”回信上说。但稿费足以买一张单程机票。

母亲确实已经呜呼哀哉。不仅如此，我还错过了葬礼。我在机场没想到要打电话，因此我走上多伦多家门的门阶时，并不知道屋内会不会有人欢迎我。

时间是傍晚，屋里亮着灯。我敲敲门，没有人应门。我转动门把，发现没有上锁，便自行进屋。我立刻看出母亲确实不在人世，因为有些椅子罩着塑料护套，有些没有。母亲绝不会做这种事。对她来说，要么全部罩上护套，要么全部拿掉：客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那取决于她是否在家里招待客人。没有护套的椅子看起来有些可憎，像没有拉上拉链的裤裆。

父亲坐在椅子上，穿着外出穿的鞋。这是另一条母亲已死的线索。他在读一本平装书，但心不在焉，仿佛再也不需要将整副心神投注在书上。我见到他，他便察觉到我回来了。

“你母亲过世了。”他说，“过来坐下，旅途一定很远吧。”

他脸上的皱纹比我记忆中多，线条也更清晰。先前，他的脸孔是平的，像铜板，甚至像被火车碾过的铜板，五官宛如被抹平，却又不到全平的地步，以致模糊难辨，仿佛罩着一层层纱布。但如今他的脸孔开始浮现，淡蓝色的眼珠，眼神机灵，我从未想过他是机灵的人。他的嘴唇很薄，甚至略带鲁莽的感觉，那是赌徒的嘴巴。为何我过去不曾注意到这些？

他说有一天傍晚，他从医院返家，发现母亲倒在地下室楼梯底下。她的太阳穴上有瘀血，颈部扭曲的角度怪异，他几乎一眼便察觉到她摔断了脖子。他叫救护车只是为了形式，他清楚母亲已死。她穿着宽松的家居服和粉红色室内拖鞋。

父亲说，她必定是一跤滚到楼梯下，头部受到连续撞击，并在楼梯底摔断颈椎。他暗示母亲最近的饮酒量。验尸裁决的死因是意外。不可能有其他死因，因为家里没有遭到闯入的迹象，也没有遗失物品。这是我和父亲聊得最久的一次。

一股罪恶感涌上我的心头，其中原因很多。我离开了她，撇下了她，尽管我清楚她并不快乐。我曾经疑心电报的真伪，怀疑她布局诱骗我回家，而且我甚至没有赶上葬礼。我在她断气的那一刻朝她关上了门——不过，她的确切死亡时间无法判定，因为父亲发现尸体时，她已经死亡至少五个小时。我觉得仿佛是自己亲手杀了她，尽管那不可能。

那一夜，我走向冰箱，亦即她的冰箱，将食物狂扫下肚，狼吞虎咽，没有乐趣可言。我吃了半只鸡、四分之一磅的奶油、一个店里买来的香蕉奶油派、两条面包配橱柜里的一罐草莓果酱。我不断期待她出现在门口，流露出我最熟悉的那种既鄙夷又窃喜(她喜欢逮到我大啖食物)的表情。尽管我做了如此仪式，却没有像往日那样将她引来。她没有出现。那一夜我呕吐两次，没有故态复萌。

第二天，我开始疑心母亲的死另有隐情。早餐时，父亲用崭新的机灵眼睛望着我，口吻仿佛事先演练过：“或许你会难以置信，但我爱你的母亲。”

我确实觉得难以置信。我知道他们房中有两张单人床、他们的争执，我知道母亲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而我和父亲完全配不上她。她常说没有人感谢她，她的话不是出于胡思乱想。确实没有人感谢她，尽管她行为举止中规中矩，为我们奉献一生，依照习俗将家庭视为她的事业，但看看我们的德行吧：女儿性情阴沉、肥胖笨拙；丈夫不肯和她交谈，不愿搬到罗斯代尔那一片盎格鲁-撒克逊富豪世家的集散地，回归他的故乡。他是否以妻子为耻？答案八成是肯定的，只是一谈起这个话题，他总是静默不语，不然就说他不喜欢罗斯代尔。母亲说父亲不爱她，而我相信母亲。

更奇怪的是，他何必对我说“我爱你的母亲”？他想说服我，这点很明显；但同样明显的是，他没有料到我真的会从英格兰回来。

他已将母亲的衣物送给“跛足公民”，地毯上四处是他的鞋印，水槽里的脏碗盘至少摆放了三天。他打破了全部的家规。

翌日，他说了更可疑的话：“没有她，一切都不一样了。”他一边说，一边叹着气看我，以眼神恳切地求我相信他、参与共谋、别走漏风声。忽然间，我依稀看见他从医院悄悄溜走，戴着白色口罩开车回家，以防被人认出。回到家后，他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屋，脱掉鞋子，穿上拖鞋，鬼鬼祟祟地到她背后。他是医生，他曾是地下工作人员，他杀过人，他必然知道如何扭断她的脖子，并将现场布置得像意外。尽管他又是皱眉又是叹息，他也自鸣得意，活像犯了错却不必负责的人。

我试图说服自己这不符合他的作风，却徒劳无功。只要条件得宜，任何人都可能做出任何事。我开始寻找动机：另一个女人、另一个男人、保险单、一时气愤难平。我审视父亲的衣领，寻找口红的痕迹。我翻阅他书桌抽屉里看起来较正式的文件。我蹲在楼梯上，偷听他接到的几通电话。但我查不出证据，若我相信他犯了案，便不会这么快放弃调查。再说，假如我发现父亲是杀人嫌疑犯，我又会怎么做？

我转而思忖起母亲的事。推测她的过去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反正她已不在人间。她究竟有过何种遭遇，才会那样对待我？我更想询问父亲“母亲是不是在婚前怀孕”。她相簿里的那个年轻男人又是怎么回事？他身穿白色法兰绒，驾驶名车，曾经可以算是和母亲订婚。可以算是。他们的故事暗含悲剧的氛围。他是否因为母亲的父亲是加拿大铁路公司的火车站站长而抛弃母亲？尽管父亲的家庭背景比母亲强，但他对于母亲来说是否只是第二人选？

我拿出相簿，准备重温照片。或许那些脸孔上的表情会泄露一些蛛丝马迹。但每一张有白色法兰绒男人的照片里，他的脸孔都遭到割除，小刀的刀痕干净利落。父亲的脸孔也不见了。只有母亲仍然青春美貌，笑靥灿烂，望着镜头，挽着无头男子。我在桌前坐了一小时，面前是摊开的相簿，惊愕地察觉母亲满心愤懑的证据。我几乎能见到她切割照片，纤纤玉指怒火熊熊，割断过去，因为那些过去演变成了现况，又背叛了她，令她困在这幢房屋里，待在这覆盖塑料的坟墓中，无路可出。那必然是她的感觉。

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也许她是自尽，不过我从未听说谁跳下地下室的楼梯结束生命。如果真是这样，便能解释父亲为何举止鬼祟、希望被相信、急于处理她的遗物，以免睹物思人，令他想到自己要承担部分责任。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为母亲感到不平：路姑妈人见人爱，却没有人在乎母亲，没有人真心喜欢她。她的个性太强，无法讨人欢心。

母亲的死，一部分也是我的过失。我主掌自己的生命、离开家门是否错了？离家前，我始终是肥胖的先天白痴，是令她颜面尽失的身心残缺者，让她束手无策。她的内心与外表并不相同。我是她的挫败，与她自命上流与优雅的生活格格不入。她毕竟是我的母亲，她必然曾经将我当成小孩看待，但我只记得片段，例如她会抱起我，让我能照到梳妆镜，由她为我梳头，或是她在公开场合搂抱我，与其他母亲在一起。

一连几天，我思忖着她的点点滴滴。我想知道她的人生，也想知道她的死亡。事发经过究竟如何？尤其是，如果她过世时穿着粉红色家居服和拖鞋，为何她出现在我家客厅时，却穿着一九四九年的藏青色套装？我决定去找莉达·斯波特，请她举行私人降灵会。

我在电话簿里查她的电话，但她没有登记。约旦堂也没有。我搭电车到那一区，在大街小巷穿梭往返，总算找到那幢房屋。绝对就是那里没错，我记得街角的加油站。但如今，一户葡萄牙人住在那里，他们对约旦堂一无所悉。莉达·斯波特和她那一小群唯灵教派信徒消失无踪。

我与父亲同住九天，看着母亲的房子瓦解。她的衣柜和五斗柜抽屉空荡荡，她的单人床重新铺了床单，却无人使用。草坪出现蒲公英，浴缸出现一圈圈污垢，地板有食物碎屑。父亲不讨厌我住在家里，却没有殷勤挽留。我们这一生都是沉默的共谋，如今保持沉默的原因不复存在，我们便想不出两人能聊的话题。我以前常幻想母亲令我们父女疏远，若不是她，我们将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一如南希·德鲁[7]与她善解人意的律师父亲。但我错了。事实上，她是我们父女的向心力，就像国家危难事件，像伦敦大轰炸。

最后，我自己租了房间，住在查尔斯街。我其实负担不起，但父亲说他打算出售房子，搬到艾曼纽路的一间单身公寓。(他后来续弦，对方是他在母亲过世后认识的法律事务所秘书，人不错。他们搬到唐米尔斯那一带的平房。)

母亲过世后的那一段时间，我无法写作，对先前的故事情节提不起兴趣，而新情节则滞碍难行。我几番尝试提笔，开始写名叫《卡斯尔福德风暴》的小说，但男主角老是在打桌球；女主角坐在床沿，在夜里独自一人，什么也没做。这大概是我最贴近社会现实的稿子。

想到阿瑟，令我更加沮丧。我跟自己说，我根本不该离开。我们在机场吻别，呃，也不能说是机场，但他确实送我到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接驳车站。我告诉他，等我能够抽身，便会立刻回到他身边。每星期，我都忠心耿耿地写信给他，说明我没有旅费，仍旧回不了英国。有一段时间，他会写回信。那些信古里古怪，谈的净是他散发传单的事情，信末写着“谨上”(我写的则是“爱你哦。给你一千个香吻”)。之后便杳无音信。我不敢去想究竟怎么回事。他遇到别的女人了吗？某个分发小册子的荡妇？也许他只是忘了我。但我大部分的行李都在他的公寓，他怎么能忘掉我？

我找到了工作，在伊顿百货担任化妆品柜台小姐，销售睫毛膏。但我常在夜晚哭肿双眼，公司便将我调到假发部门。我负责的甚至不是上等货，而是人造假发。这份工作乏味无趣，见到客人徒劳无功地追求青春美貌令我沮丧。偶尔没有人注意时，我会试戴假发，但那些多半是灰色的。我想瞧瞧自己老年的模样。我觉得自己即将变老，而且一生平板单调，因为我对人、事、物一概丧失兴趣。这会儿，我相信我已然遭到遗弃。我满心凄苦。

第18章

流亡的我在罗马路边，坐在盖着盒盖的奥利维蒂手提打字机上啜泣。往来的行人停下脚步，有些人跟我说话。我要阿瑟回来，我要他在场，跟我在一起。假如我向他解释，他怎么可能生气？我把事情处理得一团糟……

我站起身，用围巾的一角擦脸，东张西望寻找书报摊。一见到明信片，我便买下来，在背面写：“我不是真的死了，我只是得离开。快来。爱你哦。”我没有署名或留地址：他会知道寄件人是我，也知道到哪里找我。

明信片投邮后，我心情畅快许多。一切都将平安落幕。阿瑟接到明信片便会远渡重洋，我们将会相拥，我会一五一十道出一切，他会原谅我，我会原谅他，我们便能重新开始。他会看出我不可能回到大西洋的彼岸，因此他会改名换姓。等我卖出《被爱追踪》，我们便能共同掩埋他的全部衣物，添购新衣。他会蓄起山羊胡或八字胡，亦即线条明确、有棱有角的胡子款式，而不是令男人宛如失控腋毛的一蓬乱毛——他甚至可能染发。

我记起染发剂还没买。我找到相当于药房的店铺，花了一点时间审视各种染发剂、漂洗剂和色调。最后我选择了珍妮夫人的“高贵”：柔顺亮泽的胡桃色，渲染着秋意，缀着阳光，洒上几许闪亮。我喜欢写满形容词的化妆品盒子；若是形容词太少，我会觉得上当。

为了庆祝新身份的诞生(一个明理的女孩，谨慎，和蔼，诚实，自信，淡绿眼眸，行事中规中矩，闪亮的胡桃色秀发)，我买了一本爱情漫画，坐在露天咖啡馆阅读，吃冰激凌。

若是阿瑟在这里，他会协助我阅读漫画。这是我们练习意大利语的方法，朗诵对话方框里的话语，用袖珍字典查艰涩的生字，利用黑白图片猜测句意。阿瑟认为读这种刊物略嫌有失尊严，我却乐在其中。故事内容一概是狂情烈爱，但女人和男人从不张开嘴巴，四肢的姿势犹如假人，头部端端正正接在颈项上，宛如帽子。我了解那一套传统做法的用意，就是营造发乎情止乎礼的氛围。意大利比乍看之下更像加拿大。人人都闭着嘴巴尖叫。

在我买的这一本漫画里，母亲是女儿未婚夫(fidanzato)的秘密情人。“我爱你(Ti Amo)。”她说，面无表情，身穿晨衣。“不要绝望。”他说，抓着她的肩膀。他们似乎从不说我真正需要学习的用语，例如：“西红柿怎么卖？”在下一格图画中，女人的晨衣从肩膀滑落。

一道黑影出现在我面前。我吃了一惊，抬眼看见那只是一个陌生人，一口白牙，西装熨烫过度，尼龙领带是粉红色配绿色。我知道单身女子不应在酒吧独坐，但这不是酒吧，而且是中午。或许是爱情漫画将他招引来的。我合上漫画，但他已然就座。

“Scusi, signora.(打扰了，女士。)”他开口提问，我听得一头雾水，挤出笑容说：“Inglese, no parlo Italiano.(讲英语，我不会意大利语。)”但他笑容更加灿烂。在他眼中，我们褪去了衣物，倒在地上，白色的玻璃小桌倾覆，玻璃碎片散落一地。别动，小姐，即使是你戴着婚戒的手也别动，你的先生呢？否则你会被玻璃割到，流很多血。你跟我躺在地上，让我舔你的腹部。

我蹒跚地站起来，拿起皮包，提起打字机。我付账单时，收银员挂着笑容。我怎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他的鞋头好尖，更别提那条粉红色配绿色的尼龙领带。他让我想到市集广场的菜贩：葡萄色的双眼，抚摸毛茸茸的桃子，霸气地将葡萄柚当成乳房揉捏。我的手拢过他绵羊毛般的发丝，两人在李子、橘子的浪涛间乘风破浪，葡萄藤缠绕着我们……

阿瑟，我心想，你最好赶快收到我的明信片，否则将会发生憾事。

三点左右，我回到特瑞莫托，依照每日惯例到邮局，希望能收到萨姆的消息。目前始终没有音讯。“路易莎·K. 德拉科特。”我照例说，但这回邮局工作人员整个人转过身，像在加拿大国家展览的算命蜡像娃娃，只要投入铜板，便会挑出一张纸卡给你。邮局工作人员的手伸出窗口，拿着一封蓝色的航空信件。

我到了外面，待在邮局内悠闲的警察们看不见的地方，拆开信封，信文内容只有一个词：“BETHUNE”。那是代表“成功”的暗号。萨姆相信骑警队会检查他的邮件；不只监看来信，也检查他投寄的邮件。“这样，那群浑蛋就没辙了。”他说，“让他们去猜那是什么意思。”

我弄皱了薄薄的蓝色信纸，将它塞入皮包，如释重负的感觉一拥而上。我真的自由了。死因裁决很顺利，他们相信了萨姆和马琳的说辞，认为我是划船意外死亡。尽管没有找到尸首，但我在官方记录中已是死人。

夏洛特与丰腴和蔼的管家莱尔森太太喝茶。到目前为止，她是宅邸中夏洛特唯一能信赖的人。壁炉里燃着旺火，散发出暖意和玫瑰色的火影。尽管如此，夏洛特仍然放不下心，纳闷是否能向莱尔森太太透露自己的衣物被剪破、撕毁。她决定暂且保密，还不能张扬……

“莱尔森太太，”夏洛特为松饼抹奶油，“可以告诉我迷宫的事吗？”

莱尔森太太脸色一暗：“什么迷宫，小姐？”

“车夫汤姆叫我离迷宫远一点。”

“小姐，假如我是你，我也不会走近那里。”莱尔森太太加强语气，“那座迷宫不是好地方，对年轻女孩尤其不好。”

“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夏洛特问，茫惑不解。

“就是一个用灌木种出来的迷宫，小姐。主人的一位祖先栽下了灌木，已有几百年历史，在英明女王的年代就有了，至少传闻是如此。自从第一任雷德蒙夫人在迷宫失踪，主人就绝口不提迷宫。第二任夫人也在迷宫失踪，而且是在大白天。有人说，小精灵在那里跳舞，他们不喜欢外人打扰，但那只是迷信。第一任雷德蒙夫人也这么说，所以她才会进入迷宫，想要证明迷宫安全无虞。但她没有出来过。他们进去搜查过，只找到她的一只手套，是白色的羊羔皮手套。”

夏洛特吃惊万分：“你是说……雷德蒙夫人不止一位？”

莱尔森太太点点头：“现在这位是第三任。第二任夫人是很甜美的小姐。她太想知道第一任出了什么事，也进入迷宫。这一回，有人听到她尖叫。等到车夫汤姆跟两个马童进去找时，夫人已经不见了。或者说，她立刻变成幽灵了。小姐，现在迷宫杂草丛生。”

夏洛特不可自抑地颤抖。“这真是……不可思议。”她喃喃地说，造访迷宫的强烈欲望油然而生，即使只从外面看看也好。她并不相信超自然的灵体。“那么现任的雷德蒙夫人呢？”她问。

“据我所知，她不靠近迷宫。”莱尔森太太回答，“有人说，迷宫没有中心点，夫人们才会迷路，进去就找不到出口了。有人说，第一、第二任雷德蒙夫人仍在迷宫里兜圈子打转。”莱尔森太太瞥一眼肩膀。尽管屋里暖洋洋的，她仍将披肩拉紧了一点。

夏洛特吃完松饼，仔细地舔净手指。“这太离谱了。”她说，“哪有没中心的迷宫呢？”但她不安地想起前一夜的事情……她在自己的卧室里听见声响……声响从外面下方的阳台传来……是脚步声……之后，她必然没有听错，她听见有人呼唤她的名字。她打了个寒战，惊恐起来。她起身到窗前往下看，朦胧的云朵刚刚飘离了月亮，阴森森的月光映照着阳台，清清楚楚地照出一道人影……一个裹着深色斗篷的人影，看不见脸孔。

夏洛特注视着那道黑影，影子转身，谨慎地迈步离开。是谁想吓唬她？她的恐惧化为怒气与好奇：她一定要将真相查个水落石出。她匆匆下了后方楼梯，楼梯尽头便是通往阳台的小门。

她及时赶到，瞥见人影窜入阳台走道尾端的门口。夏洛特旋即跟上，飞快下了一段石阶，来到草坪，眼前是秩序井然的伊丽莎白式花圃，花圃之后……便是迷宫的入口。斗篷人钻进迷宫，消失无踪。不知哪里传来一声低笑。

夏洛特愣在原地……霎时惊骇起来，情不自禁向迷宫靠近，明知进入迷宫将会有祸事降临，却只能拂逆心意，停不下脚步。

一只手拉住她的胳膊，吓得她尖声大叫。她抬眼一看，见到雷德蒙黝黑、高深莫测的脸孔。

“这个时间散步有点晚，不是吗？”他揶揄地说，“再不然，你就是……要跟人幽会。你这副扮相，就像要幽会。”

夏洛特羞红了脸，意识到自己只穿了睡衣。她一激动，胸脯便在雪白的布料下起伏。

“我……我一定是梦游了。”她困惑地说，“印象中，我不曾梦游过。”

“这习惯很危险。”雷德蒙评论道，将她的胳膊拉得更紧，不让她挣脱，“而你必须为危险的习惯付出代价。”他的脸孔凑近夏洛特，眼睛在新月下发亮。“现在……”

我在桌前闭目打字，停下来构思夏洛特该如何脱困(周遭没有书籍、没有烛台、没有壁炉的火钳供夏洛特反击雷蒙德；也许能让她用膝盖迅速顶他的腹股沟？但那会超出我作品的限制范围。一定得让第三者介入)，此时我听见声响。

有人在屋外的小径上。我听见鬼祟的脚步声逼近，一脚在碎石上滑了一下，脚步声便没了。

“是阿瑟吗？”我小声问。但那不是阿瑟，绝无可能，他无法这么快赶来。我想尖叫，冲到浴室关门、上闩，从小窗挤出去，冲上山坡去开车，车钥匙放在哪里？一张张脸孔浮现在我脑海又散去……他们想怎样？

我意识到我必然很容易被看见，背光的彩绘窗户恰巧能映出我的身形。我僵住，倾听，然后关掉电灯蹲在桌后。那会不会是维托尼先生为了可疑的理由，在半夜回来？会是陌生人吗？某个听说我独居的男人？我不记得自己是否锁了门。

我在桌后缩成一团良久，倾听有没有逼近的脚步，或退去的脚步。我听见了虫鸣、一声遥远的机器嘎吱声响，一辆车蜿蜒上山，前往广场……但别无其他声响。

最后我起身，从前面窗户看着阳台，接着看出厨房窗外，再来是卧室窗户。外面悄无动静，没有人。

我告诉自己，那只是心神不宁，别再吓唬自己了。我钻进被窝，带着爱情漫画安定情绪。我不需要字典，也几乎能全部读懂，反正我已经认识许多字词了。我不怕你。我不信任你。你知道我爱你。你一定要告诉我真相。他看起来好奇怪。出了什么事吗？我们的爱情没有指望。我永远是你的。我好害怕。

[1]　此处应指1939年爆发的波兰战役，该战役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标志。该战役中，德国和苏联先后入侵波兰，波兰迅速沦陷，之后在巴黎成立了流亡政府。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后，波兰流亡政府逃到伦敦。

[2]　指《格林童话》中的一则故事《费切尔的怪鸟》。故事讲的是一个巫师装作穷人，在行乞的过程中不停地抓漂亮女孩回自己的住所。一次，他先后抓了一户人家的三姐妹，其中两个姐妹打开了住所的禁忌之门，从而被巫师杀害；而三妹凭借智慧不仅救活了两个姐姐，还杀死了巫师。

[3]　松饼和烤饼的英文分别为“pancake”和“hotcake”，英语俗语中，说一样东西畅销时会说“sell like hotcakes”。

[4]　指狄更斯小说《老古玩店》中丑陋邪恶的暴发户奎尔普。

[5]　爱娃·布劳恩(Eva Braun， 1912—1945)，希特勒的长期伴侣，于人生最后40小时内为希特勒的妻子。

[6]　1码约合0.9144米。

[7]　系列推理小说中的一个少女业余侦探。

第四部

第19章

“哟!”费丽西娅叫着，打断了两人的谈话，“我一不注意，你就背着我胡来。说真的，雷德蒙，但愿你能识大体。”她的深色斗篷松垮地披垂在华服上，橘红似火的丝绸缀着蓝色天鹅绒的裙摆。顿时，夏洛特确信必然是费丽西娅呼唤她的名字，引诱她穿着睡衣离屋；必然是费丽西娅以鲜血在她卧房中变形的泛黄镜面上写着“小心”……或许这是夫妻俩的阴谋。但费丽西娅似乎句句真心，看来她的惊异似乎如假包换。夏洛特看着两人互相指责，内心的笃定又动摇了。

“先是楼上的女仆。”费丽西娅怒骂，“然后是你雇来修理书籍皮革装帧的女孩。如果你非要这副德行不可，拜托你有点品位，行行好，下次挑个门当户对的人。”

“夫人，你指责我什么？”雷德蒙咆哮。夏洛特忽然深深同情起雷德蒙。他行为不检点，必然是因为婚姻不幸。如果他得到无私、纯洁的真爱，而不是费丽西娅充满嫉妒的专断占有欲，他必然会改头换面。但夏洛特旋即压下这种念头。

“我是指你一再恬不知耻地……”

“容我问一声，夜这么深，你又出来干什么？”雷德蒙得意扬扬，语带威胁。

费丽西娅还来不及回答，夏洛特便气愤起来。“我拒绝继续站在这里。要不要相信我，随便你们。”她掉头跑回宅邸，忍住眼泪，但她知道一返回安全的卧房，泪水便会溃堤。她倍感羞辱，丧失了尊严。费丽西娅的笑声从背后传来，或许雷德蒙也在笑。她痛恨他们两人。

她奔过露台时，上方阳台装饰用的沉重石制花瓶掉落，砸到她身旁的护栏，弄断两根栏杆，只差几寸便会命中她。夏洛特咽下惊叫，抬头望向黑暗。那一闪而逝的影子必然是黑色斗篷人影，绝不会错。此时，她已了然于心，有人想取她的性命……

我的打字机放在桌上。它运作良好，但意大利语没有“K”，我以“X”代替。而且字母键的排列方法不同，我必须看着键盘打字，这令人分心，像在打火星密码。我开始用手写“K”，寻思“Xill”的意义为何。我瞪着这个字……一种阿兹特克蜥蜴？一个罗马数字？

阿瑟必定知道答案。他擅长填字游戏。但阿瑟不在这里。

阿瑟，我想着，泪水涌上眼眶，你在哪里？怎么不来找我？他随时会出人意料，现身门口。他曾经做过这种事。

他在深夜大雨中前来找我。女房东来敲我的房门。“德拉科特小姐。”她说，“已经十点了。你明知七点过后，就不能有访客。”我正躺在床上看天花板。

“我房里没有客人。”我拉开门让她看，以证明事实如此。我从未有过访客。

“楼下有一个人要找你。”她说，“我跟他说不能进来。他说他叫阿瑟什么的。”她漫不经心地走过走廊，身上披着睡袍，趿着浴室拖鞋。

我跑下前门楼梯，抓住栏杆。那不可能是阿瑟，我认定他已经失踪了。他的前一封信日期是九月八日，现在是十一月。但假如奇迹发生，阿瑟当真来了，而女房东赶他离开……我砰地打开大门，准备穿着毛巾布浴袍冲上街道追他。他才刚转身走下阶梯。

“阿瑟!”我大嚷，从他后方抱住他。他穿着黄色塑胶雨衣，竖起的领口在耳朵的高度。他的头很冰冷，完全湿透。我们在阶梯顶端踉跄，然后我放手，他转过身。

“你这段时间跑哪里去了？”他问。

我不能请他进公寓，因为女房东待在楼上走廊角落盯着我们，所以我拿了雨伞和雨鞋，和他走进夜色。我们在一家深夜开门的汉堡辣酱店喝咖啡，叙旧。

“你怎么不写信？”我问。

“我写了，但是被退件。”他将信寄到我父亲的地址，父亲当然已经搬家了。

“可是我寄了新地址给你。”我说，“我一搬家就寄了。你没收到吗？”

“我九月中旬就回来了。”他说，“斯洛克姆答应帮我转寄，但我今天才收到信。”

我对他真是有欠公道，竟然怀疑他。见到他，我欣喜若狂，觉得我们应该立刻找地方庆祝，然后跳上床。“太棒了，你回加拿大了!”我说。

阿瑟不认为回到加拿大很棒，反倒很沮丧，一副泄气的样子，眼角、嘴角、肩膀全都松垮下垂。“怎么了？”我问。他告诉我来龙去脉，费了一番口舌。

废除原子弹运动一败涂地。他随口给了一些晦涩难明的解释，但我始终不明白他们究竟是遇到外力扫荡而瓦解，还是遭到渗透而从内部被破坏，或是因为士气低迷的成员口角而分裂。无论原因为何，某个让他献身的信念宣告失败，而这场失败令他陷入阴郁的心理状态，消沉了一段时间，在绝望中答应接受父母的资助——我一定看得出状况有多严重——重拾多伦多大学的学业。他应该要写关于康德的论文。

他跨海而来不尽是因为渴望见我，而是心思懒怠以及丧失奋斗的目标。我倒是不太在乎这些，只要他来了便心满意足，再说他也费了一番麻烦寻找我的下落。他在雨中至少走了三条街，好歹算有心。

那天后半夜及随后的许多夜晚，我们都在讨论，像他现在这样待在多伦多，使用他认为不干不净的钱就读大学，是否合乎道德。“如果你能因此有一番作为——”我会如此说。我不在乎那是否符合道德：我要将他留下来，而他提议的另一条出路是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在石棉矿场工作。“读这个不会有出息的。”他会哀叹着回答，“康德的学说能用在什么地方？都是抽象的屁话……”但他缺乏辍学的意志力。

整个冬季，我全心全意令阿瑟快乐。我带他去看电影，聆听他对大学的怨言，为他誊打报告，包括脚注。我们在哈维斯汉堡店吃汉堡，在皇后公园漫步，去里弗代尔动物园短途旅行。除了电影，我们只能负担这些休闲娱乐。我们一逮到机会便同宿。阿瑟住在宿舍，我们必须偷偷摸摸，别人才会装聋作哑。我的女房东则不会网开一面，再低调也免谈。

在那些夜晚，有时我会醒来，发现阿瑟紧拥着我，仿佛床铺是鲨鱼环伺的海洋，而我是巨大的橡皮艇。他在沉睡时绝望不已，有时会和不在场的人说话，说得咬牙切齿。他起床后便淡漠而木然，或是冰冷而好辩。丧失政治热忱后，他已不是在英格兰的模样。他允许我为他代劳，但他袖手旁观。

这一切并不令我心烦。他超然离群的态度甚至颇具魅力，犹如一袭斗篷。英雄本该超然孤立。我跟自己说，他不过是假装漠不关心，深藏的感情随时会浮上表面。他将会热情洋溢，坦承他对我一往情深。到时我也会吐露真情，我们会幸福快乐。(后来，我觉得他的淡漠根本不是出于伪装，互诉衷情的场面最好能免则免，而深藏的感情最好维持不见天日；至少，表面功夫感觉一样真实。)

春天时，阿瑟向我求婚。我们坐在皇后公园的长椅上吃外带的汉堡，喝奶昔。

“我有个好主意。”阿瑟说，“我们何不结婚？”

我未置一语，想不出有何不可。阿瑟倒是列举了反对的理由，逐一分析：我们手头都不宽裕，我们大概仍然太年轻，性情不定，无法许下终生的承诺，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不透彻。但对于每一条反对理由，他都有一套答案。他说他琢磨过了。婚姻能使我们的性情安定下来。通过婚姻，我们将能了解彼此。假如婚姻失败，好歹也算是学习的经验。最重要的是，共同生活的开销比两人各自独居节省得多。他会迁出宿舍，两人一起搬入比我租屋大的房间，甚至是小公寓。我当然会继续工作，他便不必接受父母那么多的资助。他一直在考虑改念政治系，也就是得多读几年书，而他不确定父母是否愿意提供资金。

我嚼完剩下的汉堡，全部吞下，再呼噜噜地喝完奶昔，心想：此时不拿出勇气，更待何时？我渴望嫁给阿瑟，但除非他知道我的真面目，能够接纳我的过去与现在，否则我无法嫁给他。他必须知道我撒谎骗他，我从不是啦啦队队长，我就是照片里的胖女人。我也得告诉他，我几个月前便已辞去假发销售员的工作，目前即将完成《真爱无敌》，而我指望靠这部作品的稿费维持至少六个月的生活。

“阿瑟，”我说，“婚姻不是儿戏。有几件关于我的事情，我想你应该先了解。”我的嗓音颤抖：他一定会很反感吧，他会觉得我败德，他会嫌弃我，他会离开……

“如果你是指在我们邂逅时你跟别人同居，”他说，“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我根本不在意。”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我自认行事非常小心。

“你总不会指望我相信你那套胖室友的故事吧？”他宽容地说，笑眯眯地搂着我。“斯洛克姆跟踪你回家。”他说，“是我请他去的。”

“阿瑟。”我说，“你这个鬼鬼祟祟的坏间谍。”我满心雀跃，他会调查我的事，可见他感到嫉妒或好奇。我也看出他很得意自己能够戳破我的伪装。但如果他发现他只刺探到第一层，他会多么恼怒呢？我决定延后吐露真相的日期。

婚礼的唯一难处是阿瑟反对宗教，因此拒绝在教堂完婚。他也否决了公证结婚，因为他不赞同现在的政府。当我辩驳我们别无选择时，他说必然有别的出路。我翻查工商电话簿的“喜筵”和“婚礼”部分，但两者只有礼服和蛋糕。然后我查阅“教堂”的广告，其中有一个条目标示着“跨教派组织”。

“这个可以吗？”我说，“既然他们可以随便帮两个教派的人证婚，宗教信仰不可能很虔诚。”我说服了他，他便拨电话给名单上的第一个组织，是E. P. 雷维尔牧师。

“谈妥了。”他从公共电话亭出来后告诉我，“我们可以在他家举行婚礼，他负责找证婚人，总共十分钟。他说他们喜欢一点小仪式，不涉及宗教。”

这我能接受。我不愿意没有仪式，否则会觉得不曾结婚：“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说仪式别拖太久就好。”

阿瑟还说婚礼费用只需十五元，运气真好，因为我们手头不宽裕。我内心很挣扎，既想请他延后婚礼(我已经拟定托词，但其实是为了完成《真爱无敌》，买漂亮的礼服)，也想立刻赶到婚礼地点，以防阿瑟在木已成舟前发现真相。恐惧战胜了虚荣，我在伊顿百货公司的折扣区买了白色棉布连衣裙，上面有尼龙布的雏菊。尽管婚礼的安排令人略感失望，但与完全没有结婚仪式相比，我还能忍受穿着廉价的棉布连衣裙结婚。我非常担心阿瑟会在最后一刻发现我是冒牌货、骗子，压力令我开始吃更多抹了奶油的英国松糕、面包配蜂蜜、香蕉船、甜甜圈、饼干。这些放纵的行为在阿瑟眼中并不明显，我的体重却增加了，唯有婚礼能遏阻我像死尸般肿胀。尽管如此，到了结婚当天，我已经胖了十三磅，几乎拉不上连衣裙的拉链。

没有熟人出席我们的婚礼，原因很简单：我们不认识半个人。阿瑟的父母绝不可能来——阿瑟写过一封露骨的信件，坦承我们已经上床一年，千万别以为这场婚姻是代表他向社会习俗低头。他们当然宣告与我们断绝关系，停止资助阿瑟。我考虑过邀请父亲，又顾虑到他可能会透露我不愿意让阿瑟知道的往事。婚礼后，我寄给他一张明信片，他寄给我一台松饼机。阿瑟没有合得来的哲学系同学，而我尚未与假发售货员同事交上朋友，因此我们不可能收到半件结婚礼物。为了让自己拥有当新娘的感觉，我出门购买炖锅、一副隔热手套，然后一时冲动添购了可以挖除樱桃籽和橄榄籽的去籽器。

在婚礼当天，阿瑟去我的出租屋处接我，我们一起搭乘北上的地铁，坐在黑色的皮椅上，看着色彩柔和的瓷砖墙飞掠。我们手握着手。阿瑟似乎担惊受怕。他瘦了，如墓地上刻着死者画像的黄铜纪念碑。我们映在地铁车窗的影像里有黑眼圈。我看不出他怎么可能抱着我踏进家门。我们甚至没有家门：我们还没有租新公寓，因为我的房间仍有两周的预付房租，阿瑟说没必要浪费金钱。

我们下了地铁，改搭公交车。公交车发动后，我才意识到车头标示的地名。“你说的那个人住在哪里？”我问。阿瑟一边将他抄的地址递给我，一边说是在布雷塞德公园。

我开始冒汗。公交车驶过了以前我下车的站牌。经过一条侧街时，我瞥见母亲的房子。我的脸色一定煞白，因为阿瑟看着我，捏捏我的手安抚我，或是为了让他自己心安。他问：“你还好吗？”

“大概只是有点紧张吧。”我笑得像鸭子。

我们下了公交车，走上人行道，进入布雷塞德公园湿气沉重的腹地，路过整齐、庄严的仿都铎式房舍，也就是超重的我在少女时期的生活圈。我的惊恐有增无减。牧师必然是我认识的人，一个女儿与我同校的人，一个能看穿我身材变化、认出我的人。他将无法自抑，惊呼我变了好多，幽默地聊起我过去的身材和体重，阿瑟便会知道(在我们婚礼当天!)我如何欺瞒他。他会知道我不曾和篮球队员稳定交往，不是彩虹欢乐舞会皇后比赛的第三名。枫树沉沉悬挂着绿叶，空气潮湿如汤汁，充满附近干道飘来的汽车废气。湿气令我们上唇出现水珠，汗液在我的腋下扩散，玷污了我纯洁的白连衣裙。

“我好像中暑了。”我说，倚着他。

“你又没晒到太阳。”阿瑟理性地说，“就是上面那栋房子，我们进去，你可以喝杯水。”从某个方面来说，他很高兴我如此紧张，因为这能掩饰他自己的紧张。

阿瑟扶着我走上五十二号的水泥台阶，按下门铃。门上的花体字小牌子写着“天堂庄园”，我看了牌子，却没有意识到文字的意思，只忙着思忖该不该假装晕倒。如此一来，即使被牧师认出来，我也能够维持尊严地退场，搭乘救护车离开。铝质纱门上有一个红鹤的侧面图。

一位娇小的老太太来应门。她戴着粉红色手套，穿粉红色高跟鞋，一袭粉红色丝质连衣裙，粉红帽子上缀着蓝布做的康乃馨和勿忘我。她的双颊都刷上了圆形腮红，眉毛画成两条淡淡的弧线，眉形看起来有惊讶的感觉。

“我们要找E. P. 雷维尔牧师。”阿瑟说。

“噢，好漂亮的连衣裙!”老太太拉高嗓音说，“我最爱婚礼了。我是证婚人，我是西蒙斯太太。他们总是请我来当证婚人。新娘来了。”她向屋里嚷道。

我们进入屋子。我渐渐恢复镇静，想必绝不会有我认识的人。我感恩地恢复呼吸，闻着家饰织物及温暖的家具亮光剂的味道。

“牧师在客厅举行仪式。”西蒙斯太太说，“仪式很温馨，包你喜欢。”我们尾随她到一间宛如洞穴的厅室。

这是布雷塞德地段较差的住家的标准客厅格局，餐室面向客厅，并且与厨房相连。但墙壁上悬挂的不是传统的祥和风景画(冬季的溪流、秋季的乡村小巷)，而是几把孔雀羽毛扇子、几块裱框的刺绣、一张灯光从背后点亮并以几枝干燥小树枝装饰的芭蕾舞者的图画、一幅笑容动人的北美印第安妇女画像、一幅贝壳拼贴画(每片花瓣都是不同的贝壳，花朵插在花瓶中)、一些裱了框的褪色照片，底部有签名。大沙发与几张成套的安乐椅，都是紫红色天鹅绒，每一张安乐椅各配一个脚凳，统统覆满五颜六色的羊毛钩针织物。壁炉架上塞满物品：几尊小佛像、几尊印度神祇、一条瓷器狗、几个香烟盒和一个罩着玻璃的猫头鹰标本。

“牧师来了。”西蒙斯太太兴奋地低语。后方传来窸窣移动的声音。我转头，立刻身体不支倒在一张紫红色安乐椅上。站在门口的人披着紫色绲边的白色长袍，看起来像书签。如今她拄着一根包覆银质杖头的拐杖，浑身散发着苏格兰威士忌的光环。她正是莉达·斯波特。

她注视我的脸孔，我可以看出她确切知道我的身份。我闷哼一声，闭上双眼。

“要结婚太紧张了。”西蒙斯太太尖声叫道，拉着我的手，揉搓我的手腕，“我结婚的时候，晕倒了三次呢。去拿嗅盐!”

“我没事。”我说，睁开眼睛。莉达·斯波特仍未开口：也许她会保守我的秘密。

“你还好吗？”阿瑟问我。我点点头。“我们要找一位名叫E. P. 雷维尔的牧师。”他向莉达·斯波特说。

“我就是E. P. 雷维尔。”她说，“尤妮斯·P. 雷维尔。”她笑了，仿佛早已习惯被怀疑。

“你是合格的证婚人吗？”阿瑟问。

“当然。”莉达说，指指墙上一份看上去很正式的裱框证书，“否则的话，他们不会准许我证婚。好了，你们要什么样的婚礼？我专门主持跨宗教的仪式，犹太式、印度式、天主教、五种清教徒仪式、佛教、基督科学教派、不可知论者、相信至高无上主宰的人，以上各种信仰的组合都可以，或者是我个人的特殊仪式。”

“也许我们该用特殊仪式。”我向阿瑟说。婚礼越快结束越好，我才能离开那里。

“那也是我个人偏好的仪式。”莉达说，“不过，先拍照留念吧。”她走到走廊里，嚷道：“哈利!”我趁机看了证书，上面的姓名确实是“尤妮斯·P. 雷维尔”。我不禁困惑起来：如果她的真实身份是莉达·斯波特，我们的婚礼便不具法律效力。要么她其实是尤妮斯·P. 雷维尔；果真如此，她在约旦堂为什么使用另一个名字？话说回来，我认为改名的男人可能是骗子、罪犯、卧底探员或魔术师，而改名的女人八成只能是嫁为人妇。况且，证书上有一张莉达的照片，照片中的她年轻许多，正与麦肯齐·金[1]握手。我注意到照片上有签名。

西蒙斯太太试图将塑料花环戴到阿瑟的脖子上，但徒劳无功。不过她为我戴上一个花环，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带着拍立得相机进来。那是客座灵媒斯图尔特先生。“笑一个。”他说，眯着眼睛看镜头。他自己笑容灿烂。

“听着，”阿瑟说，“这样不……”但闪光灯亮起，西蒙斯太太咻地收走我的花环。

“听到锣声时，你们要立正。”西蒙斯太太兴奋不已，说，“你看起来很漂亮，亲爱的。”

“在电话上感觉他们还蛮不错的。”阿瑟压低嗓门跟我说。

“是谁跟你谈的？”我问，“你说是男人。”

“我以为那是男人。”阿瑟说。

锣声响起，莉达应声踱进来，穿着与之前不同的长袍。这回的袍子是紫色，有红色天鹅绒绲边。我认出了约旦堂的陈旧窗帘和讲道台：时局果然艰难。她在斯图尔特先生的搀扶下，站上壁炉前的脚凳。

“阿瑟·爱德华·福斯特。”她吟诵道，“琼·伊丽莎白·德拉科特。上前。”她开始咳嗽，我们手牵手，走向她。

“跪下。”她说，双臂向前伸展，仿佛即将从脚凳上跳水。我们照她的吩咐跪下。“不对，不对。”她暴躁地说，“要一人跪一边。如果你们已经是一体，我要怎么帮你们结为连理？”我们起身，重新跪好，莉达微微颤抖的双手放在我们的头上。

“为了得到真正的幸福，”她说，“你们必须以敬畏之心面对生命。为了仍与我们同在的至亲，为了已逝的先人，你们都得对生命心存敬畏。要记住，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内心的一切思维都受到监视和记录，有朝一日将会公之于世。不要欺瞒诓骗。将生命视为你们正在撰写的日记，而至亲将会阅读这一本日记，即使阅读的地点不是在人世间，也会是在另一个世界，最终的和解将在另一个世界发生。最重要的是，你们应该爱彼此的真实面目，谅解对方不符合自己期待的部分。孩子们，你们散发的灵气非常优美。你们必须努力维持下去。”她的嗓音陡然降为低喃，我想她是在祷告。她的身体剧烈摇晃，我暗自希望她别从脚凳上摔落。

“阿门。”西蒙斯太太说。

“你们可以起来了。”莉达说。她向我们要戒指(我坚持要买婚戒，于是我们在当铺买了两个戒指)，然后将戒指在佛像上绕三圈，但也有可能是猫头鹰，因为从我站的角度看不见。“智慧、仁爱、平静。”她说，然后将阿瑟的戒指给我，将我的戒指给阿瑟。

“现在，”她说，“用左手握住戒指，将右手放在对方的心脏上。我数到三，你们的手就按下去。”

“三是神秘的数字。”西蒙斯太太说，“四也是，不过……”这时，我已经认出她的身份。她是以前约旦堂的常客之一。“用我的名字去算会是五。”她继续说，“这是生命灵数，你知道的。”

“我最近听说的故事正好很适合这个场合。”斯图尔特先生说，“曾经有两只毛毛虫走下生命之路，一只是乐观的毛毛虫，一只是悲观的毛毛虫……”

“现在别说这个，哈利。”莉达·斯波特厉声说道。仪式越来越走样了。她叫我们为对方戴上戒指，匆匆宣告我们结为夫妻，然后从脚凳上蹒跚下来。

“礼物时间到了!”西蒙斯太太叫道，急忙跑出去。莉达拿出结婚证书让我们签字。

“有人站在你后面。”斯图尔特先生说。他的目光呆滞，似乎在自言自语，“她是一个年轻女人，很不快乐，她戴着白色手套……她想和你沟通……”

“哈利，”莉达说，“去帮缪丽尔准备礼物。”

“我们不要礼物，真的。”我说，阿瑟也附和。但莉达·斯波特说：“没有礼物，婚礼就不像婚礼了。”一身粉红的西蒙斯太太从走廊匆匆跑来，带着几个用薄棉纸包好的包裹。我们向他们致谢，双双感到困窘，因为这些充满善意的无趣老人家为了我们煞费苦心，我们心里竟然还如此不知感恩。斯图尔特先生给了我们拍立得照片，我们在照片里的脸色青得病态，沙发是红褐色，像干涸的血。

“现在，我有话要和新娘与新郎讲……分别说。”莉达·斯波特说。我跟着她进入厨房，她关上门，我们便在厨房桌前坐下。那是一张普通桌子，铺着格子纹的防水布。她从半空的酒瓶中倒了一小杯酒，对着我微笑。现在，我看出她一只眼睛的视线不太能对焦，或许她正逐渐丧失视力。

“好啦，”她说，“很高兴又见到你。你变了个样子，但我从不会忘掉一个人的长相。你路姑妈好吗？”

“她过世了。”我说，“你不知道吗？”

“是是是。”她说，不耐烦地摆摆一只手，“我当然知道。但她一定还跟着你。”

“应该没有吧。”我说。

莉达·斯波特一脸失望。“看得出你没有听我的劝告。”她说，“真可惜。我以前就跟你说过了，你拥有很强大的力量，但你太害怕，不敢发展自己的力量。”她拉起我的手研究掌纹，然后放开。“我可以给你一大篇胡说八道，而那些话对你而言，大概跟真相一样不具意义。”她说，“但我喜欢你的路姑妈，所以我不跟你废话。你不能选择天赋，天赋自己会送上门，如果你排斥它，它仍然会透过你发挥出来，但可能会是以你不乐见的方式。我善用了自己的天赋，直到我失去它。你可能认为我是个笨老太婆或骗子，我也习惯了人家那样看待我。但有时候，我可以为对方揭露真相。当你看出真相时，你心里一定会知道的。可是有时我没有真相可以揭露，我就会顺着对方的心意说话。我不该那么做的。你可能觉得那样无妨，其实不然。”她停顿了一下，盯着自己因关节炎而指节粗大的手指。忽然间，我相信了她。我想提出那些我一直想问她的问题：她可以告诉我我母亲的事……但我的信心消退：她不是刚刚才暗示约旦堂是一场骗局，而她揭露的事其实是出于臆测和演戏？

“大家相信你。”莉达说，“他们信任你，那可能很危险，尤其是如果你因此占他们便宜的话，迟早会付出代价。你不该再自怨自艾了。”她健康的那只眼睛锐利地望着我，她的头歪到一侧，像小鸟。她似乎在等待我回话。

“谢谢你。”我别扭地说。

“别昧着真心说话。”她不耐烦地说，“你已经讲过太多言不由衷的话了。我想跟你说的话就是这些了，对了……还有，你应该学学无意识书写。好了，现在叫你的新婚丈夫进来。”

我不想让阿瑟和她独处。既然她对我如此坦白，她会和阿瑟说什么？

“你不会告诉他吧？”我说。

“告诉他什么？”莉达尖利地问。

我觉得难以启齿。“我以前的德行。”我说。我指的是：我以前的身材。

“你是指什么？”莉达说，“就我所知，你以前是很可爱的年轻女孩。”

“不，我是指……我的体形。你知道我以前的样子。”我说不出“胖”；我只有在心里才会用那个字形容自己的身材。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却只感到逗趣。“就这样吗？”她说，“在我心里，那是完全正常的体形。别担心，我不会泄露你的过去，不过我得说人生有比稍微超重更悲惨的事。我也指望你别泄露我的身份。莉达·斯波特在很多地方都欠过一点小钱。”她气喘吁吁地笑了，又开始咳嗽。我出去叫阿瑟。

五分钟后，他从厨房出来。我们离开时，西蒙斯太太尾随我们出了走廊，下了楼梯，上了人行道，一把一把地撒着米粒[2]和五彩碎纸，同时欢悦地尖声叫着：“祝福你们好运。”她挥挥戴着粉红色手套的手。

我们拎着礼物包裹，走到公交车站。阿瑟一言不发，咬着牙。

“怎么了？”我问。莉达是不是终究泄露了我的秘密？

“那个老骗子骗了我五十块钱。”他说，“她在电话上说是十五元的。”

我们回到我的租屋处，打开薄棉纸包裹的礼物，是一个盛鸡尾酒的塑料大碗与搭配成套的杯子、一本价值九十八分钱的健康料理食谱、一幅莉达和麦肯齐·金握手的裱框照片、一些倡导健康生活法则的政府倡导小册子与一份酵母的正确使用说明。“她一定赚了不少钱。”阿瑟说。

我心想，我们八成得到市政府重新举行婚礼，莉达用脚凳和猫头鹰标本举行的仪式不可能具有法律效力。“你想我们真的算结婚了吗？”我问。

“恐怕不算。”阿瑟说。但奇怪的是，我们竟然成了合法的夫妻。

第20章

我们的蜜月是在四年后的一九六八年。当时阿瑟正献身魁北克独立运动，因此他坚持前往魁北克市。他试图用若阿尔语[3]跟所有的侍者交谈，却没人听得懂。多数人觉得受到冒犯。正牌的魁北克独立运动分子嘲笑他的发音，认为他的巴黎腔调太重。第一晚，我们在投宿的廉价汽车旅馆房间里收看肯尼迪葬礼的电视转播。要看那台电视，你得一手握着室内天线，一手放在墙壁上。我负责摸墙壁，阿瑟负责看电视。那时，我觉得我真的结婚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有结婚的感觉。起初，我们的生活不安定。我们的收入完全仰赖我写的古典哥特小说，但我得佯装去打零工。我们仍然住在出租房间，而不是后来找的廉价公寓。有些出租房间设有迷你厨房，以竹帘或塑料折叠拉门隔开，但多半只有一个单炉口的电热炉。我会准备水煮蔬菜料理包或意式水饺罐头权充晚餐。我们会坐在床上用餐，努力不让床单沾到更多番茄酱。晚餐后，我会在洗手间清掉盘子上的食物残渣，再去浴缸洗碗，因为那些房间很少配备洗手台。因此，当我们泡澡时，我为阿瑟的背抹肥皂，看着他肋骨凸出，如中世纪木刻版画中的死神，我们常会吃惊地发现残余的面条或豌豆在泡泡间漂浮，仿佛从藻海逸逃出来的小片海藻。我认为食物残渣为北极般的浴室增添了几许可爱的热带风情，阿瑟却不喜欢。尽管他矢口否认，其实他很害怕细菌。

我不断埋怨生活中因陋就简的种种不便。如此过了两年后，阿瑟当上政治系的助教，有了微薄的薪水。他终于让步，于是我们租下了真正的公寓。公寓位于贫民窟(如今那里已经赶上时髦，房舍漆成白色，装设了复古街灯)，除了有蟑螂，好歹有设备齐全的厨房。我怏怏地发现阿瑟要我张罗三餐，是真正的烹饪，要用面粉、猪油那种生鲜食材做菜。我这一辈子不曾掌厨。以往在家里是我母亲负责做菜，我负责吃掉，那是我们各自的角色。她做菜时甚至不准我进厨房，生怕我会打破碗盘、将我充满细菌的手指插入酱汁，或脚步太沉重，震得她的蛋糕崩垮。中学时，我没有选修家政课，而是选修商业技能。其实我不介意学习做菜，不过照其他女孩的说法，烹饪主要是关于营养。但是一想到家政课也包括女红，我便敬谢不敏。我怎么可能坐在那里，为自己缝制巨大的帐篷，而其他女孩做的却是量身打造的花边裙和打褶的上衣？

可是为了阿瑟，我愿意尝试一切，顾不了烹饪其实不如我想象中容易。我的基本食材永远缺这少那，不得不飞奔到街角杂货铺采买。干净的碗盘总是不够用，因为我痛恨洗碗，偏偏阿瑟不爱吃馆子。他似乎宁愿吃我那些难以下咽的料理：瑞士奶酪火锅因为温度太高而分离成淋巴液状，像一团团的口香糖；水煮蛋解体成黏膜状；烤鸡一刀切下时会淌出血水；发不起来的面包，躺在碗中如流沙；松软的煎饼中间仍是未熟的泥沼状物质；橡胶一般的派饼。我鲜少为这些失败品哭泣。对我而言，这些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代表我暗中战胜了食物的概念。我要证明我是真心在乎食物。

偶尔，我完全没有端菜上桌，因为我忘记下厨。当我半夜晃进厨房，见到阿瑟在做花生酱三明治时，我会满怀罪恶感，觉得自己让阿瑟饿肚皮。尽管他批评我的厨艺，却总是照单全收，而且他也会怨恨无饭可吃的日子。变幻无常的供餐状况令他乐在其中，就像突变或赌博。这也令他安心。他认为灾难总是突如其来，末日随时会降临，而我的厨艺完全吻合他的世界观。但对我而言，那一坨坨的面团、随时会着火燃烧的食材、没有煮熟的鲜血，代表的意义却大不相同。每一餐都是一场危机，但这场危机可以借由努力而出现美好的转机，方法是加入佐料……一点胡椒、一些香草……在我内心深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渴求幸福快乐的结局。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阿瑟喜欢看我受挫。这能令他开心。他爱听我因为忘了戴隔热手套而将火热的盘子摔下的声响；他爱听我在厨房里咒骂；当我满头大汗、狼狈地从厨房战场中出来，他会绽出笑容，说说笑话，甚至给我一个吻，一半是因为见到我浪费那么多的精力，一半是为了食物。我的挫败和愤怒都确实存在，但我的厨艺不是那么差劲。我的失败是一场表演，而阿瑟是我的观众。他的鼓励是我的动力。

我不在意这些。做蹩脚的厨师要比学习当厨艺高手容易得多，制造多余的吵闹与手忙脚乱也不会减损我的创造力。我错在误以为阿瑟对我的期待仅限于厨房。起初，感觉确实如此，但那是因为他不认为我尝试做过别的事。

倒不是说阿瑟不诚实：他以为他心里的感想与嘴里的话是相同的，只不过这两者与他的感觉不符。有几年时间，我想将自己变成阿瑟认知中的模样，或者说是变成他认为我应有的样貌。对我，他设计了许多计划、野心以及让我能够积极运用智力的方法；而我呢，当我早晨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时，他会起床冲黑咖啡，追求他的目标。他说，我的毛病就是缺乏goal(目标)。不幸的是，唯有曲棍球才会让我联想到“goal”(球门)这个词，偏偏我不喜欢曲棍球。

但阿瑟并非永远早起，他也有低潮。自从废除原子弹运动的希望破灭后，他停止接触政治。不久他又斗志昂扬，为了公民权利而奋斗，还去了一趟美国，差点遭到枪击。但公民运动旋即瓦解，他再次消沉。之后他的目标迅速更迭，越战、接济拒绝征召令的逃兵、学生抗议活动，等等。他每一回献身某个运动，总会大量阅读相关材料。我也会跟着读。我付出许多心力，却不知何故，老是赶不上他的变化，或许那是因为我觉得理论太过艰涩。等我辛辛苦苦将想法调整成阿瑟的观点，他却改弦易辙了。我便得投入另一套想法，提升自己的水平，再次接受启蒙。“喏。”他会说，“这本书给你看。”听到这句话，我就知道新的循环已再次展开。

阿瑟的问题在于他一片好意，好得过火，而且要求人人都展现和他一样的好意。当他发现别人不如他努力，不是每个人都燃烧着无私的热火，有些人心存骄傲，有些人以自我为中心、渴求权力时，他便会怒不可遏。他是良心的囚徒。

我曾经以为阿瑟只有一套想法、一副心肠、一具躯体；而我恰恰相反，我是谎言、托词的差劲综合体，每一则欺瞒之词都十分完整，对其他人却毫无价值。但我很快便发现，阿瑟拥有的面貌和我一样多。差别在于我同时具备几种面貌，阿瑟则是逐一变化。在他献身的每一场运动中，他最狂热时的精力可比六个人，他几乎不睡觉，来去匆匆地装订着文件，发表演说，举告示牌。但在低潮时，他几乎下不了床，整天坐在椅子上，不断抽烟，望着窗外，看电视，或做填字游戏，或拼着杰克逊·波洛克的油画、东方地毯图案的拼图。唯有在他意志日渐昂扬或渐渐消沉时，我在他心目中才有明确的形体，其余时候我只是某种含有营养成分、面目模糊的东西。我们只在中间时期做爱。当他情绪太过高亢时，没有空闲上床；当他太过低落时，则没有精力。

我对他贞洁的良心既欣赏又嫉妒，尽管他这颗良心有其缺点：阿瑟萎靡的时候，便沉溺在理想破灭与厄运的阴霾中，他会写信给所有曾在他高亢期共事过的人，谴责他们是叛徒和恶棍。但那些人打电话来时，接电话的人却是我。他们有人火冒三丈，有人困惑不解，有人感到伤心。我会对他们说：“你也知道阿瑟的个性。他心里不太好受，觉得很丧气。”

但愿他能接电话，自己解释，但他擅长的是折福。他从不与人斗嘴，从不吐露心声，只依据某种深邃莫测、繁复的评估，便断然判定那些人卑劣不堪。倒不是说那些人举止卑劣，而是他们天性卑劣。一旦他作出裁决，便拍板定案。没有审判，无从挽回。我曾经说他这种做法有点像加尔文主义，但他受到冒犯，我便没有多言。私底下，我害怕他也会秘密地审判我。

我常希望阿瑟找到一个承受得起他深沉信赖的组织。我的出发点，不全是为了让阿瑟快乐(我真心要他幸福)，我另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的低潮令我沮丧，觉得自己不称职。我知道一个好女人的爱，应能避免男人陷入低潮。但当时我无法让他快乐，菜煮得再拙劣也不行。因此，我不是好女人。

另一个原因是当阿瑟一蹶不振时，我不能写古典哥特小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当他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也要我游手好闲。如果我在房间里关上门，他会来将门打开，站在那里用责怪的眼神望着我，说他头痛，或叫我协助他玩填字游戏。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专注于男主角剧烈起伏的胸膛，或女主角诱人的唇。我必须佯装出去找差事，并且有时我真的会去上班，以便自卫。

直到婚后，写作才不再仅仅是轻松钱。写书一向给我恶作剧的快感，像一件瞒着众人耳目做的事。如今写作变得重要。我在乎的不是作品本身，反正内容大同小异，而是我同时是两个人，有两套身份证明文件、两个银行账户、两群不同的人各自相信我存在于世界上。我是琼·福斯特，这点毋庸置疑。别人叫我那个名字，我也有真实的文件可兹证明。但我也是路易莎·K. 德拉科特。

只要每个星期都能当一段时间路易莎，我便心神安定，耐心而宽容、和蔼可亲、满怀同情地聆听别人说话。但假如我不能当路易莎、不能撰写手上的古典哥特小说，我便会暴躁不安，饮酒过度，开始哭泣。

我们便如此过完一年又一年，阿瑟与我的疯狂周期交替发生，而这一切真的都无妨，我爱他。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提议或许我们应该定下来，移居到能够久住的房屋，生儿育女。但阿瑟会说他仍未准备好，他有工作要做，而我也得承认我心里很矛盾。我想要儿女，又怕万一孩子像我怎么办？或更糟的是，万一我变得像我母亲可如何是好？

这些日子以来，我母亲像一只腐烂的信天翁，挂在我的脖子上。我常梦见她，我那三颗头颅的母亲面目狰狞而冰冷。有时她会坐在梳妆台前，有时她会哭泣。她从不开怀大笑或微笑。

最糟糕的梦境里则完全看不见她，我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躲在门后还是站在门前，那是一扇白门，类似浴室门，也可能是橱柜门。我敲了敲门后或门前，门的另一侧有谈话声。有时谈话的人很多，有时只有两个。他们聊的主题是我，他们讨论我的事情。听久了，我便会意识到厄运即将降临。我茫然无助，无能为力。在梦中，我会退缩到室内最远的一隅，将自己嵌到墙角里，手臂贴着墙面，脚跟抵着地面，让他们不能将我拉出来。然后我会听见脚步声从楼梯上来，沿着走廊过来。

阿瑟会摇醒我。“什么事？”我问。

“你在咕哝着说话。”

咕哝？真丢人。尖叫是一回事，但咕哝……“我做噩梦了。”我会如此回答。阿瑟无法理解我为何噩梦缠身。毕竟，我不可能经历过不幸，我是正常的女孩，拥有一切的优势，我美丽又聪颖，怎么不好好一展长处呢？他会跟我说，我应该尝试去当领袖。

他始终没有看破，世间其实只有两种人：胖人和瘦人。当我揽镜自照时，我看不见阿瑟眼中的我。我过去身躯的轮廓仍然包覆着我，像一团迷雾，像虚幻的月光，宛如小飞象的影像与我的影像重叠。我想忘怀往事，但它不愿遗忘我；它等待我入睡，然后夹攻我。

第21章

当我静心思考时，我觉得我们的婚姻比多数人幸福。我甚至有些自鸣得意。依我看，多数女人犯了一项基本的错误：她们认为先生应该了解她们。她们耗费太多宝贵的时间阐明心迹，表露她们的情绪与反应，她们的爱恨与善感，她们的要求与不足之处。仿佛只要将心情点滴统统说出口，她们便能换来善解人意的丈夫。阿瑟的朋友娶的多半是这种女人，而我知道这些女人认为我性情温和懒散，而且颇为愚蠢。她们从一场危机迈向下一场危机，絮絮叨叨，凭借着神经兮兮、香烟、紧迫逼人的诚实无隐及以前人所谓的“唠叨”渡过难关。由于我不做这种事，阿瑟的朋友们有些羡慕他，会在厨房向我吐露心声。他们饱受攻诘，疲惫不堪；他们妻子那股咄咄逼人的自以为是，就像我的母亲。

但我不要阿瑟了解我。为了不让他了解我，我下了一番功夫。有时候我会有坦白的冲动，却按捺下来。阿瑟欣赏简朴刻苦的气质，而我的早年生活与内心的真面目会令他惊骇。那就好像你只要一块牛排，却得到一整头屠宰的牛，那该有多么令人惊愕。我想他心里也有数，因此当我偶尔尝试揭露事实时，他总是断然阻止。

别人的妻子也要求先生遵循她们的幻想度日。她们的幻想世界其实与我的相去不远，只有服饰不同。尽管她们不会这样描述自己的梦想，但我能从她们的期望推断出她们要先生体魄强健、充满情欲、热情似火、令人兴奋，要有暴取豪夺的唇，但也要柔情万丈、崇拜她们。她们要男人披着神秘斗篷，爬上阳台拯救她们，却也要两人关系深入而有意义，彼此完全坦白。(我会暗地里悄悄对她们说：红花侠[4]没空和女人发展深厚的关系。)她们要多重高潮，她们要撼动大地，但她们也要人帮忙洗碗。

我认为我的做法圆满得多。我跟自己说爱情只有两种。阿瑟精于其中一种，但何苦要求一个男人两者兼具？我已不再指望他会是披着斗篷、身手轻灵、略具威胁性的陌生人。他不可能是那种人：我与他同在一个屋檐下，而斗篷陌生人不会将袜子扔在地上，或将手指掏入耳朵，或在早晨漱口以杀死细菌。我让阿瑟待在我们的公寓里，让陌生人待在城堡和豪宅里，那才是他们所属的地方。我认为自己这种做法非常成熟，我也因此比阿瑟朋友们的妻子显得更祥和平静。但我比她们占优势——毕竟我才是幻想专家，她们是业余的生手。

然而，时光荏苒，我开始感到失落，心想或许我欠缺灵魂；我只是飘飘荡荡，含糊地歌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小美人鱼。为了得到灵魂，你必须备尝艰辛，付出代价；还是说，小美人鱼要的是双腿和双足？我已不复记忆。不过，她成了没有舌头的舞者。还有电影《红菱艳》中的莫伊拉·希勒。她们都无法取悦英俊的王子，两人都最终殒命。我比她们幸福得多。她们错在将自己的一切昭告天下，而我只在掩上的门扉后跳舞。这样比较安全，可是……

没错，我拥有双重生活，但生活之余，两种日子似乎都不完全真实。跟阿瑟的婚姻只是过家家，没有用心经营。写古典哥特小说不过是纸上谈兵；纸上城堡、纸上服装、纸娃娃终归是呆板又了无生气，就像童年时我玩着目光空洞的洋娃娃，为她们穿脱衣物，总是无法让人玩得尽兴。我得到“心不在焉”的封号，阿瑟的朋友觉得我那样颇惹人怜爱。不久，别人开始指望我表现得心不在焉，我便将它收编为日常缺点之一。

“你太常道歉了。”其中一位嗓音刺耳的太太说。于是我扪心自问。对，我确实会道歉。但为何我觉得我必须得到别人谅解？为何我想得到豁免？我要别人豁免我什么？中学时，月经来潮或腹痛便不必下场打棒球，而我更喜欢在场边看别人玩。现在我想获得众人的肯定，却又恐惧不已。假如我让生活中各自独立的部分合而为一(像铀，像钸，乍看毫不起眼，却拥有致命的能量)，必然会引发爆炸。因此我漂浮着，原地踏步。

九月时，阿瑟正值参与课程改革运动后的低潮期，刚刚写完一批信件谴责所有相关人员。我刚开始一本新书的写作，暂定书名为《爱，我的赎金》。由于阿瑟赖在家里，我很难闭上眼睛，任凭意识漂流到幻影的国度。此外，女主为了躲避强暴或谋杀而一再逃亡的老套情节对我的吸引力大不如前。我需要新鲜的元素、奇巧的变化——如今的竞争对手比较多。古典哥特小说不仅是公认的垃圾，更是赚钱的垃圾，我觉得自己有被淘汰的风险。每一个星期，我都心焦地站在附近杂货铺浏览对手的作品。我发现超自然是最新潮流。披着斗篷的男主角已无法满足读者，他必须同时拥有神秘的力量。我前往中央参考图书馆，阅读十七世纪的资料。我需要一种仪式、一场祭奠，某种邪恶却具有装饰性的情节……

佩妮洛普醒来时，察觉自己的眼睛被蒙蔽，双手、双足皆不能动弹，被捆绑在椅子上。有两人在房间另一端低语；她伸长耳朵聆听，心知事关自己与珀西爵士的性命。

“依我看，我们可以利用她取得知识。”埃斯特尔说。她是拥有吉卜赛人血统的狂暴美人。

“最好还是除掉她。”弗朗西斯低语，“她知道得太多了。”

“话是没错。”埃斯特尔说，“但我们可以先利用她。难得有力量如此强大却不懂如何运用的人落入我手中。”

“随便你。”弗朗西斯咬牙说，“但你忙完了，就轮到我了。”他目光闪烁的眼睛瞟了一眼佩妮洛普颤抖而无助的年轻躯体，“嘘……她醒了。”

埃斯特尔以狂野未驯的优雅姿态走上前，昏暗的光线在小白牙上映出反光。她将蓬乱的红色长发往后一甩。“好孩子，”她以虚假的友善语气说，“你醒了，现在你肯帮我们做一件小事吧？”

“少做梦。”佩妮洛普说，“我看透你了。”

埃斯特尔笑了。“好个勇敢的小姑娘。”她说，“但你自身难保了，把这个喝下去。”她拿出一个造型奇特的瓶子，将瓶中液体从佩妮洛普紧闭的牙齿间灌下去，然后取下蒙住佩妮洛普双眼的布条，将一张附有镜子的小桌放在她面前，点燃一根蜡烛，将蜡烛置于镜前。

佩妮洛普觉得邪气逐渐积聚到她周围，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向烛焰。她慌乱无措，茫茫然失了神，无助如飞蛾，她的镜中影像消失……她渐渐进入镜子，越走越深，直到她似乎来到玻璃的另一侧，置身在阴影幢幢之地，前方雾气中有喃喃低语声。

“别怕。”埃斯特尔的声音在远方说，“告诉我们你看见了什么。告诉我们你听见了什么。”

我照例闭目打字，但这时我睁开双眼。我碰壁了：我根本不清楚佩妮洛普在那里会有何见闻。我绞尽脑汁半小时，仍然想不出来。我必须实际模拟。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习惯：遇到瓶颈时便力求逼真，亲自演出笔下的场景，草定后续的情节，犹如舞台导演。

这么做有点危险，因为阿瑟在隔壁房间看电视，再说家里好像没有蜡烛。我到厨房抽屉翻找一阵，挖出一支覆满灰尘的半截蜡烛。上回我用它来点燃我一时上当买的火锅，那个火锅后来在我一时愤怒下被丢弃了。我将那支蜡烛插在小碟上，找到火柴，回到房间，关上房门。阿瑟以为我在进修大学拓展课程，并且我得写一篇有关陶器的社会学报告。

我烧熔蜡烛的尾端，将它立在梳妆镜前面。(我刚买了有三面镜子的梳妆台，也就是我母亲用的那种。)我在镜前坐下，这才记起中学的时候，曾经做过无意识书写的实验。那一次，我烧到了前额的刘海。这一次，我将头发夹起来，以策安全。我不认为自己会接收到任何讯息，只是想演出书中的情节，但我觉得手边应该备妥钢笔或铅笔。

佩妮洛普当然是天生的灵媒，容易受到催眠。她刚才喝下了怪瓶子里的液体，那也有助于她进入情况。我再次进入厨房，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加水喝下。然后，我在镜前坐下，试图专注精神。也许应该让佩妮洛普收到珀西爵士的口信，告诉她珀西爵士遇险。也许她应该用念力发送讯息……她是发送者，还是接收者？如果大家都学会了心电感应，电话公司就无法生存了……

我的思绪不着边际。你是佩妮洛普，我严厉地跟自己说。

我注视镜中的蜡烛，蜡烛的影像。镜中的蜡烛不是一根，而是三根。我知道若我将两侧的镜子移向我，便会有无数的蜡烛，“一”字排开直到极目之处……房间似乎非常昏暗，比先前幽黑。烛光灿然，我握着蜡烛走下一条走廊，我转了弯。我将找到一个人。我得找到人。

镜子边缘出现移动的影子。我倒抽一口气，转头去看，心想必然有人站在背后。但空无一人。此时，我完全清醒，听到隔壁房间隐约传来电视的声音，播报员说：“射门得分!好一记猛攻。球说不定会反弹出来……再重看一次画面……”

我低头看纸笔，纸上的潦草字迹全然不像我的笔迹。那个字是：

Bow

我吹熄蜡烛，打开梳妆台上的灯。Bow，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拿出平装本的《罗杰同义字典》。我常用它为作品中的常用词语寻找同义词。例如“tremble”：动词，颤动、抽动(摇晃)；发抖、打战、战栗(恐惧)。我查了Bow的意思。

bow：名词。行礼、敬礼、致敬(敬意、姿态)；船首、船头(前方)；长弓、十字弓(武器)；曲线、弯曲、弧形(曲线、弯曲)。

bow：动词。点头、致敬、行礼(敬意、姿态)；弧、圆、倾斜(曲线、弯曲)；卑躬屈膝、屈尊降贵、下跪(奴役)；屈服、投降、顺从(归顺)。

真是愚蠢的字眼，我心想；这绝对打破不了佩妮洛普和埃斯特尔的僵局。但我感受到无意识书写的震撼力。我在无意识间写了一个字。不仅如此，我看见镜子里(或者说房内)有一个人站在我背后。我非常肯定这一点。我记起了莉达·斯波特说的每件事，现在我相信她句句实言，而且有人为我捎来讯息。我想再次走下那条阴暗又明亮的走廊，我想知道另一端有什么……

话说回来，我不想再度尝试。这经验太骇人，也太荒唐：我拿蜡烛和镜子想做什么呢？效法莉达·斯波特那些八十几岁唯灵教派信徒吗？我的确需要为佩妮洛普寻找讯息，但没必要冒着烧伤自己的危险，去换一条讯息。

我到厨房再倒一杯酒。

就这样，镜子赢了，好奇心胜出。我抛下佩妮洛普，任由她坐在椅子上，决定稍后再打理她的事。“Bow”不是给她的讯息，而是给我的，我要知道它意义何在。第二天早晨，我就近到劳布劳斯超市买了六对宴会蜡烛。晚上阿瑟看足球赛的时候，我再度进入镜子。

这一回的经验与上次很类似。我持续实验，起初三个月左右的情况维持不变。我会有走下狭窄坡道的感觉，心里很笃定只要能在下一个岔口或再下一个岔口转弯(因为我越走越远)，便能找到我追寻的东西，得到始终在等待我发掘的真相、字句或人。唯一的改变是：背后有人的感觉不曾重现。我回过神后(我想那大概可以叫恍神)，面前的笔记本上通常会有一个字，有时是几个字，偶尔甚至有一句话，但其中两次只有潦草的笔画。我会盯着这些字句，思索其中的含意；查《罗杰同义字典》时，多半能找到其他意思相近的词。

是谁伫立在船首

是谁在航行

在苍穹下，在地穹下

在飞箭划出的弧形下

在死亡之舟，她为何歌唱

她跪下，她俯身

在权势的逼迫之下

她的泪黝黑

她的泪参差

她的泪是你畏惧的死亡

在水之下，在水中天空下

她的泪淌落，是黑色的花

我完全不确定诗文的意义，也始终到不了走廊的尽头。

但我用这种方式搜集的文字日渐怪异，甚至凶险：“铁”“喉” “刀”“心”。初时的文句都以一个人为中心，是同一个女人。一段时日后，我几乎可以看见她：她居住在地下某处，也有可能是在洞穴或巨大的建筑物内；有时她在船上。她力量强大，近乎女神，但那是不快乐的力量。这位女性令我困惑。她迥异于我幻想过的人物，她与我绝对毫无关联。我根本不是那种人，我很快乐。快乐而无能。

之后另一人开始出现，是一个男人。他们两人之间有往来。纸页上出现隐晦的情书，意义含糊，文句骇人。我感到男人的邪恶，却难以断定。有时他的为人似乎不错。他有许多伪装。偶尔纸上会出现一些段落，仿佛他们来自别处，有时则是人生意义的平庸无趣说教。

这些文字我一概予以保留，并且延伸创作了一些较长的段落，收在标示着“食谱”的卷宗里。有时候，为古典哥特小说做的笔记也藏在同一个卷宗里，但书稿则放在内衣裤抽屉里。

白天，当我不进行无意识书写的时候，比如在洗碗或在超市走道漫步时，我会忽然质疑自己：我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尝试无意识书写？如果要催眠自己，不是应该为了戒酒之类的实用目的吗？我是否(有可能)已经轻微疯狂？要是阿瑟发现了，他会怎么想？

假如继续实验下去，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我被迫终止。有一天傍晚，我进入镜子后便出不来。我顺着走廊前行，如常举着蜡烛，然后烛焰熄灭。我想蜡烛确实是熄了，以致我被困在黑暗中，进退不得。我完全丧失了方向感，甚至不敢掉头，以防我越走越深入。我逐渐窒息。

不知道过了多久，仿佛过了几世纪后，阿瑟摇晃着我，口吻非常恼怒。

“琼，你在做什么？”他问，“你怎么了？”

我返回我们的房间。我感恩极了，张开双臂抱住阿瑟，开始哭泣。“我遇到了很恐怖的事情。”我对他说。

“什么？”他说，“我看到你在房间里，又没开灯，瞪着镜子。出什么事了？”

我无法招认事实。“我看到窗户外面有人。”我说，“是一个男人。他在打量我们家里。”

阿瑟连忙跑到窗前查看，我迅速瞥一眼纸张。上面一片空白，没有记号，没有痕迹。我发誓立刻停止这种愚蠢的行为。莉达·斯波特提过进行无意识书写的人需要受训，现在我相信她所言不虚。第二天，我扔掉剩余的蜡烛，回到佩妮洛普和珀西·萨默维尔爵士的身边。我想将进入超自然界的小冒险抛诸脑后。我跟自己说，我不适合神秘仪式。我删掉佩妮洛普的镜子场景：她只能跟其余女主角一样，在强暴和谋杀之间凑合度日。

但这段经历留下了一批文字记录。几个星期后我拿出来翻读，觉得不输给书店里几本同类型的书。我心想，实验性质的小出版社说不定会感兴趣，因此我将稿件誊打好，寄给黑寡妇出版社。他们的回函几乎立刻便来了，我认为他们的措辞颇为失礼。

亲爱的福斯特女士：

坦白说，我们认为您的作品介于纪伯伦和罗德·麦昆之间。其中几篇倒不是全无文学价值，无奈您作品的调性变化不定，风格不统一。或许您应该先尝试向文学杂志投稿。或者，您也可以尝试莫顿与斯奇吉斯出版社，他们对这一类的作品比较感兴趣。

这封信令我沮丧了一段时间。或许他们说得对，或许我的作品一无是处。我想，即使我说这些文稿是由一股不受我控制的力量撰写而成的，也无法美化作品。为什么我会想出版诗文呢？我以为自己算哪号人物？“你以为你是谁？”母亲常这么问我，却从不容我答复。

但我和所有人一样有权投稿。于是我鼓起勇气，将文稿寄给莫顿与斯奇吉斯出版社。我对随后的事态发展毫无心理准备。

敲定出版事宜的会议是在花园旅馆的酒吧进行的。我不曾去过那里——那是阿瑟绝不会走进的地方。首先，那里消费的价格高昂；其次，那显然是为资本主义者所打造。我个人倒是觉得很气派。

出版社的代表有三位：约翰·莫顿是出版社的创社老板，一派高雅；道格·斯奇吉斯是合伙人，也负责营销，我觉得他是美国人；还有一位是目光狂野的年轻人，他们说他是编辑科林·哈珀。“他也是诗人。”斯奇吉斯热诚地说。

他们都点了马丁尼。我想要双份苏格兰威士忌，但我不愿他们认为我不贤淑，至少不要第一次见面便留下那种印象。我想，他们很快便会察觉真相。因此，我点了蚱蜢鸡尾酒。

“你好。”约翰·莫顿说，亲切地看着我，十指指尖相碰。

“你好。”斯奇吉斯说，“好了，科林，不如你就开始吧。”

“我们认为你的作品……呃……使人联想起……纪伯伦和罗德·麦昆的综合体。”科林·哈珀怏怏地说。

“喔？”我说，“这么糟吗？”

“糟？”斯奇吉斯说，“她说‘糟’吗？你知道他们两个人卖出多少诗集吗？简直跟《圣经》一样畅销。”他穿着西装，搭配狩猎外套。

“你是指你们要出版吗？”我问。

“你的作品是一流的。”斯奇吉斯说，“你真是了不起的小姐。我们会做很棒的封面。四色印刷，加上作品。你会弹吉他吗？”

“不会。”我说，感到意外，“为什么问这个？”

“我只是在想，也许可以把你打造成女性版的莱奥纳德·科恩。”斯奇吉斯说。

他的话令其他两人有些尴尬。“当然，会需要一点编辑。”莫顿说。

“是的。”科林说，“我们会拿掉比较，嗯……”

“有的地方会删节一些。”斯奇吉斯说，“我是说，有些地方我看不太懂。比方说，那个有水仙花和冰柱牙齿的人是谁？”

“我倒觉得不错。”科林说，“你知道那是荣格心理学的……”

“但生命之路的部分嘛……”

“我喜欢那一段。”斯奇吉斯说，“简明易懂，发人深省。”

“各位，那些都是细枝末节，可以晚点再讨论。”莫顿说。“书的内容显然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口味。亲爱的，”他转向我说，“我们很乐意出版你的作品。你拟定书名了吗？”

“还没有。”我说，“我还没好好想过，八成是因为我也没料到真的能出书。我对出版业所知有限。”

“这段如何？在这里。”斯奇吉斯说，翻动书稿，“这个让我眼睛一亮。第五段：

她坐在铁制宝座

她是三位一体

黑暗之女，红金之女

空白之神谕女士

主掌鲜血，她必须

永远受人尊崇

她的玻璃翅膀已消逝

她顺河漂流而下

吟唱最后一曲

等等。”

“是。”莫顿说，“音韵锵然。那让我想起一件事。”

“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你的书名。”斯奇吉斯说，“‘神谕女士’，这个书名好，我的直觉很准的。它符合女性运动，神秘，一应俱全。”

“如果它的内容不好，我就不要出版了。”我说。我已经喝到第三杯蚱蜢鸡尾酒，略感有失端庄。我也想到了阿瑟。船上女郎与冰柱牙齿、燃火眼睛的斗篷男子之间的恋情不快乐却热情，而且我开始觉得他们的感情有些不合理，阿瑟会作何感想？

“很好。”斯奇吉斯说，“你别担心写得好不好的问题了，让我们来烦恼就好，这是我们的工作，对吧？我很清楚如何处理你的作品。我是说，书里有很多优点，而你写得棒呆了。”

第22章

“阿瑟，”我说，“我要出版一本书。”我趁阿瑟看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晚间十一点全国新闻的时候说，暗祷他不会听得太清楚。但他听见了。

“什么？”他问，“出书？你要出书？”

“对。”我说。

阿瑟脸色不快，调低新闻的音量。“什么样的书？”他问。

“呃，你可以说它是关于社会上男性和女性的地位的。”我心虚地说，想到诗文第十四段提及外表光滑、内部充满尖刺的铁处女，拥抱一个身穿充气橡胶服的男人。但我只想让他对我肃然起敬，而这套说法似乎不错，因为他停止皱眉。

“那很好。”他说，“我向来就说你有那一份能耐。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稿，修订内容。”

“谢谢你，阿瑟。”我说，“但稿子已经编辑好了。”这是实话，可怜的科林·哈珀几番修改，划掉部分内容，在书稿周边空白处写上“删除”。他努力将话讲得婉转，但这份书稿显然令他为难，两度将稿子评为“极其夸张”，一回则说“哥特式的风格”。当时令我惊骇不已：他知道了。但那纯属偶然。“稿子已经送印了。”我告诉阿瑟，“出版社要我上电视。”我补上一句，意在令他刮目相看。

正如我所料，阿瑟又露出愠色：“怎么不早说？”

“你最近事情好多。”我嗫嚅地说，“我不想麻烦你。”事实的确如此。阿瑟结交了一整批新朋友，忙得不可开交。

“总之，这是好事。”他说，“我一定得看看你的书。我们应该出门庆祝，刚好有几个朋友我一直想介绍你认识。”

阿瑟概念中的“出门庆祝”就是到司巴迪纳广场的杨乐花园餐厅吃饭。“那里就像西湖餐厅出名之前的样子。”阿瑟说。他的意思是指价格低廉。我们去过一次，风味不错。但对我而言，庆祝绝不能没有酒，而且最好有蜡烛。杨乐花园没有贩售酒精饮品的执照。

但阿瑟情绪不佳，我没有提议换地点。我们走到司巴迪纳搭乘公交车。阿瑟仍然拒绝买车，嫌浪费。我知道他完全正确，他永远完全正确。他这一点实在可敬可佩，却开始令我吃不消。

阿瑟告诉我，我们要见的人是唐·普尤和马琳·普尤夫妇。阿瑟和唐都在大学的政治系任教，见解相同。据阿瑟说，他尊重唐的脑筋。基本上，他非常善于尊重别人的脑筋。但他总有办法揪出对方的缺陷，就像木材上有些许的干腐部位。“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会如此告诉他。我越来越想补上一句：“即使是你，也一样不完美。”

我们走进杨乐花园，店里照例宾客满座。一对坐在对墙桌位的夫妻向我们挥手，我们便从桌位之间挤过去找他们。

“琼，这位是唐·普尤，这位是他太太马琳。”阿瑟说。我忽然一阵反胃。我认识马琳，我曾和她一起参加幼女童军军团。

她的外表变化不大，仍旧比我苗条得多。她穿着褪色的牛仔夹克和牛仔裤，夹克口袋上绣着一朵花。她的金发稀疏，参差不齐地垂在肩上，佩戴银框眼镜。她身材劲瘦，左手除了拇指，都戴着粗肥的银戒指，看上去像手指虎。我看得出她必然飞升为女童军，袖子覆满徽章，之后学习现代舞、格式塔[5]治疗法、空手道和木工。她抬头向我微笑，显得沉稳而干练。我身上当然都是披挂式的服饰：一条披肩、一条可以轻易勒死我的长项链、一条围巾。我的头发需要清洗，我的指甲污秽，尽管我的鞋没有鞋带，我却觉得鞋带松开了。

一团团脂肪从我的大腿和肩膀冒出，我的腹部鼓凸如笋瓜，一顶褐色毛料的贝雷帽咻地穿过我的颅骨出现在头上，灯笼裤覆盖着我惊慌失措的胯下。泪水在我眼球后面积聚，像病毒遇见已疲惫不堪的喉咙，我蛰伏的过去瞬间恢复生命力。

“很高兴认识你。”马琳说。

“不好意思。”我说，“我得去趟洗手间。”

我朝着洗手间前进，留下他们目瞪口呆地望着我。一到女厕，我将自己锁入其中一间，坐下来，沉溺在自怜之中，一把鼻涕一把泪。好一场庆功宴。施虐者马琳将我捆绑在桥上，留在原地充当活祭品，献给溪谷里的怪物；机灵的审判者马琳。我再次被困在童年的梦魇中，永无止境地奔跑，追赶那些忽视我、蔑视我的人；我伸出双手，乞求她们夸赞我。她仍未认出我，但我清楚等她察觉我的身份后，她便会对过去的自己露出宽容的微笑，而我则羞愧不已。但我没有做什么不光彩的行为，她才有。那为何我才是那个满怀罪恶感的人，她却逍遥自在？强者才能够逍遥自在，我的罪恶感属于输家，属于可以被公然耻笑的人，属于失败的人。我恨她。

我不能整晚待在洗手间，于是我用湿纸巾擦脸，重新上妆。我得咬紧牙关撑过去。

我回到座位时，他们在吃一整条的糖醋鱼，焦干的凸鱼眼一颗也没缺。他们几乎没注意到我回来，只顾着议论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我们桌位多了一位男客，他眼神忧郁，头发是黄棕色，逐渐变秃。我听到他的名字是萨姆，但没有人费心为我介绍。

我坐在一旁听。他们的论点有如乒乓球一般满桌飞蹿，各自拿下许多分数。他们正在决定美国的未来。是该实行略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还是略带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看起来，唐对所有的数据资料朗朗上口。阿瑟满腔热忱。萨姆似乎是理论派，后来我才知道，他受过担任犹太教祭司的训练。马琳宣判谁的论述有理。自以为是也是她的特质，我如此心想。她甚至比阿瑟更加自以为是。她样样杰出，她曾经在工厂任职，这点令在场的几位男士敬佩不已。没有人和我说话。我觉得阿瑟可能提过我的书，但也许他会选择保护自己，不在实际读过前公告周知。他信不过我。我唯一搭得上话的对象是烤鱼，现在它只剩脊椎和头。

“我们点幸运饼吧。”我强颜欢笑，“幸运饼最好吃了，不是吗？”阿瑟点了幸运饼，那神态颇像在纵容一个被宠坏的小孩。马琳轻蔑地看我一眼。

我决定与她正面交锋，瞧瞧状况能有多么不堪，省得提心吊胆。“我们好像参加过同一个幼女童军军团。”我说。

马琳笑眯眯地说：“哦，幼女童军啊。谁都当过幼女童军。”

“我是地精队的。”我说。

“我根本想不起我是哪一队的。”她说，“那些事我忘得差不多了。不过聚会结束后，我们常躲在置物室玩教堂的电话，乱打给陌生人。如果有人接，我们就说：‘你家的冰箱会漏水吗？’如果他们说会，我们就说：‘那你最好帮它包尿布。’我只记得这么多了。”

这个恶作剧我记得一清二楚，因为她们从不让我参与。我很诧异这件事仍令我愤慨。更令我愤慨的是她仍未认出我。曾经如此令我大感羞辱的经验，竟然没在她脑海留下任何印象，感觉实在不公平。

幸运饼来了。唐和阿瑟没有碰，但其他人都打开饼干。我拿到的幸运签是新的爱情即将降临。萨姆的说他将得到财富，马琳的则说能做自己最好不过。

“签言显然不准。”萨姆说。

“难讲。”马琳说，“你向来是隐性的资本主义者。”他们的关系似乎比我料想中更密切。

“我的也不准。”我说。我觉得马琳的签言应该属于我。“能做自己最好不过。”一个细小柔软的声音如此低喃着，像良心的声音。但是哪一个人呢？是哪一个？若是我说出事实，他们必然会大惊失色。

“你今晚是哪里不对劲？”回到公寓后阿瑟问我。

“我也不知道。”我说，“老实说，我不太喜欢马琳那个人。”

“她倒觉得你人不错，很喜欢你。”阿瑟说，“她跟我这么说的时候，你刚好去洗手间。”

“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吗？”我说。

“不是。”他说，“我想是在第三次去的时候。”

我心想：感谢厕所!世间仅存的独自冥想和祈祷的地点。我祈祷些什么？我全心全意祈祷马琳会摔进地洞。

随后那一个星期，马琳和唐基本上像是搬进我们的公寓住了，而萨姆则跟着他们。马琳成为阿瑟的柏拉图式典范。她不仅拥有阿瑟敬佩的头脑，而且厨艺一流，最常做素菜。唐和马琳有两个小孩，尽管当初是阿瑟在卧室内摆满节育用具，催促我服用避孕药。若是我因为服药而呕吐，他便发脾气；若是我月经迟来，他脸色便转为牛油果沙拉酱的绿色。现在他却闷声不吭地怨我没有生儿育女。

马琳是《复兴》杂志社的总编辑。那是一家小型的加拿大民族主义左翼杂志社，唐是编辑，萨姆是编辑助理。阿瑟不久便成为外编，精心撰写一篇关于分支工厂的研究报告。马琳读的时候不断抽烟(她唯一的恶习)，若有所思地点头，说着“很有见地”之类的话，听得阿瑟笑容满面。她是缪斯，我愤怒地想；她从不准备咖啡，全是我在张罗。正如阿瑟说的，至少我能做到这些，而我决心不做更多。

我嫉妒马琳，但不是寻常女人之间的嫉妒。我不曾担心阿瑟动念拧她瘦小的臀部，正如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会碰触圣母。再说，我很快便看出马琳与萨姆暗通款曲，但唐不知情。我决定绝口不提，因为还不是时候。我的性情立刻温厚起来。我买饼干，并将咖啡一并奉上，也开始参与编辑工作。我对萨姆格外友善，我看得出他的心理压力沉重。尽管他与阿瑟同样热忱奉献，却也有比较不威严的一面，只有在厨房协助我准备咖啡时才会显露出来。我喜欢他帮忙煮咖啡的那一份心意，而且他手脚比我笨拙许多。

在这段时间，出版社送来了《神谕女士》的铅印打样，我一边校订，一边内心越发忧虑。在重新检阅下，这本书似乎颇为怪异。实际上，除了措辞，它非常类似我的制式古典哥特小说，不过是变调的古典哥特小说，内容不知为何统统颠倒错乱。书里有折磨苦楚，有戴着恶徒面具的英雄，有戴着英雄面具的恶徒，有奔逃，有死亡的阴影，有禁锢的感觉，却没有幸福的结局，没有真爱。当我察觉这本书与我的小说有五成相像时，我感到不安。或许我应该带着稿件去找心理医生，而不是出版商。但我想起母亲送我去看的心理医生。他的治疗不具效果，况且不会有人了解无意识书写。也许我当初不该使用本名，或者说是不该冠夫姓，那么便不必让阿瑟过目。我越来越惧怕他会看这本书。自从我告诉他出书的事，他便不曾提起这个话题，我也是。尽管我怨恨他对此毫无兴趣，但我乐于延缓审判日。阿瑟不会喜欢这本书，我敢断定这点，其他人也不会欣赏这本书。

我打电话给出版社的斯奇吉斯先生。“我改变心意了。”我说，“我不想出书。”

“什么？”斯奇吉斯问，“为什么不想？”

“我不能解释。”我说，“是个人因素。”

“听我说，”斯奇吉斯说，“你签过合约，记得吗？”

但不是以血书签约，我心想。“难道我们不能取消这件事？”

“书已经进入编制程序了。”斯奇吉斯说，“不如你跟我去喝一杯，我们再讨论。”

他拍拍我的背，安抚我一切都将平安无事。我允许自己相信他。之后他开始联络特殊的人物，以提振我的士气。

“我们正在预热。”几天后他如此说，接着是“我们帮你争取到一两个好地点”或“我们要让你巡回宣传书，走遍全加拿大”。最后这一项令我联想到女王站在火车厢的后方平台，挥手致意。我也得做那种事吗？这也令我想到花生先生。他在每个特价周六现身劳布劳斯超市停车场。他有正常的手臂和双腿，穿鞋套，戴白手套，但身体是巨大的花生。他盲目地跳舞，脚步摇晃，而女服务员贩卖着彩色小人书和一包包的花生。小时候我很爱他，但忽然间我察觉到担任花生的感觉：笨拙、引人注目、窒息。或许我不应该签下合约，签得如此草率、漫不经心，而且事前喝了五杯蚱蜢鸡尾酒。由于出版日期已近，我每天早晨都从模糊的不祥预感中醒来，一段时间后才能恢复镇定。

不过，样书消除了我的疑虑。它看起来像真的书，背面有我的照片，看起来像真正的作家。路易莎·K. 德拉科特的照片不曾登上封底。书封上的吹捧之词令我有点惊恐：“以新颖的大胆坦率，剖析现代爱情与性的战争。”我不认为书的内容符合广告词，但斯奇吉斯向我担保一切都没问题。“你写了书，销售的事交给我们。”他也欢喜地说他“敲定”了最重要的书评。

“那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们将书送交给一定会欣赏它的人。”

“那不是作弊吗？”我问，而斯奇吉斯笑了。“你真妙。”他说，“别失去纯真之心。”

“犹如彗星的文坛无名新星”是第一篇书评的评语，刊登在《多伦多之星》上。我用厨房剪刀将书评剪下，贴在从克雷吉斯百货买的新剪贴簿上。我开始稍稍放心。《环球邮报》书评则说“精辟”和“神秘”，两个词出现在同一个段落。我用字典查明意思。也许，我的书不算太差劲。

(但那时我没有停下来思忖彗星的本质。一团团拥有红色长发和壮观尾巴的宇宙尘埃，由天文学家发现，而他们用自己的名讳为彗星命名。它们是灾难的预告、战争的凶兆。)

第23章

我给阿瑟一本《神谕女士》，在前页写下赠言：“给阿瑟，献上全部的爱，给你四个吻，琼。”但他绝口不提这件事，我也不敢问他的读后感。他变得和我疏远，长时间待在大学里，至少他说他待在学校。我逮到他几度趁我不注意时，神情委屈地瞅着我。我猜不透个中原因。我一直在等他批评我的作品平庸粗俗，或缺乏品位，或晦涩难明，或故弄玄虚，不料他的举止却像我犯下了不能明言的无可原谅的错误。

我向萨姆抱怨。当时他习惯在午后来喝两杯啤酒。他知道我晓得马琳的事，因此可以向我诉苦。

“我麻烦大了。”他说，“马琳把我吃得死死的，向我施压。她要告诉唐。她认为我们应该公开关系，坦诚相见。这从理论上来说是行得通，但……她要搬进我家，还要把小孩带来，我会疯掉的。还有，”他说，恢复道貌岸然，“想想这会对《复兴》造成什么影响，杂志社会垮的。”

“那太糟糕了。”我说，“我出问题了。”

“你会出问题？”萨姆说，“但你从没出过状况。”

“这回我就出状况了。”我说，“是关于阿瑟和我的书。我是说，他甚至没说我的书写得很差。这一点也不像他。他表现得好像书不存在，却又一副很痛心的样子。我的书真的那么糟吗？”

“我不懂什么象征的文学手法。”萨姆说，“但我觉得你的书很不赖，里面有很多真理。你将婚姻刻画得入木三分。阿瑟给我的印象并不像书里讲的那样，但那是旁人看不见的一面，对吧？”

“天啊。”我说，“你以为那本书是关于阿瑟的？”

“阿瑟也这么想。”萨姆说，“那就是他伤心的原因，不是吗？”

“不对。”我说，“我根本不是写他。”

“那另一个男人是谁？”萨姆想知道答案，“假如他发现那是别的男人，你知道他一定会更火大。”

“萨姆，那不是写任何人。我没有秘密情人，真的没有，基本上，那全出于幻想。”

“你可闯下大祸了。”萨姆说，“他绝不会相信的。”

我就担心这点：“也许你能跟他谈谈。”

“我会试试看。”萨姆说，“但我看应该行不通。我该跟他说什么？”

“不知道。”我说。但萨姆必然和他谈过，因为阿瑟的态度稍有变化。他望着我的表情仍然像我将他出卖给纳粹，但他决定保持风度，不予置评，只说：“下回写书，希望能先让我过目。”

“我再也不写书了。”我说。我正忙着写《爱，我的赎金》，但没必要透露。

我还有别的事要担心。斯奇吉斯的营销计划正如火如荼地推动，我即将接受第一次的电视采访，随后出版社会为我举行派对。我万分紧张。我抹上大量的埃艾瑞德牌强效止汗剂，穿上红色礼服，并努力回想路姑妈的礼仪小册子里教人怎么应付手汗。爽身粉，我心想。我在手心撒了爽身粉，然后搭乘出租车到电视台。斯奇吉斯吩咐我轻松展现自我就好。

访谈者是男性，一个年轻男子，热劲十足。他跟技术人员开玩笑，看着他们将绞索套到我脖子上，他们说那是麦克风。我咽了几次口水，觉得自己像花生先生，身躯庞大笨重。强光亮起，热劲十足的年轻男子转向我。

“欢迎收看《午后热点》。今天节目的来宾是琼·福斯特。她是超级畅销书《神谕女士》的作者，或者该说是女作者。请问福斯特太太——或者你希望我称呼你福斯特女士？”

我正在喝水，放下水杯的速度太快，以致我打翻了杯子。我们假装水没有流过桌面滴到主持人的鞋中。“都可以。”我说。

“这么说，你不是女权主义者。”

“不是。”我说，“我是指我赞同她们的一些理念，但……”

“福斯特太太，你自认是幸福的已婚妇女吗？”

“那当然。”我说，“我已经结婚多年。”

“这倒奇怪了。因为我看了你的书，感觉内容上充满愤怒。读起来像一本怒气汹汹的书。假如我是你的先生，我大概不会喜欢它。你怎么解释呢？”

“书的内容跟我的婚姻无关。”我殷切地说。年轻男子嘻嘻笑着。

“噢，原来无关啊。”他说，“或许你愿意谈谈灵感从何而来。”

这时，我说出实话。我不该坦诚以对，但一开口便无法打住话头。“我其实是在做无意识书写的实验。”我说，“就是准备好纸笔和点燃的蜡烛，坐在镜子前，然后……呃，我就得到那些字句。我是指，我会在纸上发现那些句子，但那不是我写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之后……嗯，稿子就这样出来了。”我感觉自己像大白痴。我想再喝点水，但杯中滴水不剩，都被我打翻了。

主持人不知所措，眼神显然在说你骗我。“你是指这些诗是一只鬼手牵引你写出来的。”他打趣说。

“对。”我说，“大致如此。你回家可以试试看。”

“是。”主持人说，“非常谢谢你来参加今天下午的节目。以上便是可爱的琼·福斯特的专访，或者我应该说是福斯特太太——啊，这下她一定不会饶我!琼·福斯特女士，《神谕女士》的女作者。我是巴里·芬克尔，谢谢收看今天的《午后热点》。”

在派对上，斯奇吉斯挽着我，仿佛我是超市推车似的带我游走会场。

“电视节目的事我很抱歉。”我告诉他，“我不该说那些的。”

“你是指什么？”他欢快地说，“其实很精彩!你哪里来的点子？真是挫了他的锐气了!”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跟他说那是实话也无济于事。

派对上人潮汹涌，而我对人名的记性很差。我提醒自己不可贪杯。我觉得那天已经出过一次糗了，必须保持冷静。

当斯奇吉斯终于放开我的手之后，我退到墙前，躲避一位看过电视采访的报纸专栏作家，他想和我谈唯灵现象。我想哭。能当一天公主又有何用？我仍然觉得自己像蟾蜍，举止也像蟾蜍。阿瑟必然会感到丢脸。我在全国电视节目上说的话，与政党路线相差十万八千里。倒不是说他参与政党活动。这是一场派对，好一场派对。我喝完我的双份苏格兰威士忌，又去拿一杯。

我在吧台点酒时，一个男人来到我身边。

“你是神谕女士吗？”他问。

“那是我的书名。”我说。

“精彩的书名。”他说，“精彩的书，那是十九世纪的遗绪。我想那是罗德·麦昆与纪伯伦的综合体。”

“我的出版商也有同感。”我说。

“我看你的作品应该很畅销。”他说，“身为成功的烂作家，感觉如何？”

我动了肝火。“你何不出一本书，亲身体验看看？”我说。

“嘿。”他咧嘴笑了，“别动怒。总之，你的头发真美，千万别剪短。”

这一回我直视他。他也是红发，蓄着高雅的八字胡和山羊胡，上了蜡的八字胡尾端向上翘，山羊胡下端尖尖的。他穿着黑色长斗篷和鞋罩，手杖头镶嵌着金色金属，戴着白手套，大礼帽绣上了豪猪的尖刺。

“帽子不错。”我说。

“多谢夸奖。”他说，“我找了一个女孩子帮我做的，是我认识的女孩。她做了几副搭配帽子的手套，但我不断迷上新的事物——领救济食品的队伍、死狗、尼龙丝袜之类的东西。这是我的军礼服。你何不跟我回家呢？”

“噢，我不能去。”我说，“但还是谢谢你的邀约。”

他似乎并不失望。“那至少来看我的展览吧。”他递给我的邀请函略有污痕，“今天是开幕派对，离这里只有两条街，所以我才会不请自来，我在自己的派对待得烦了。”

“好。”我说，心想这应该无伤大雅。我暗自窃喜：很久没有人向我求欢了。再说，我觉得他有魅力，但不肯定魅力是来自他本人还是斗篷。此外，我想摆脱那个专栏作家。

开幕派对在一家名为“起飞”的小型艺廊举行，展览名称为“SQUAWSHT”。“这是双关语。”他在我们穿越杨格街时说，“squaw(印第安女人)和squashed(压烂)，懂吗？”

“应该懂。”我说。我就着店铺橱窗透出的光线阅读邀请函：“皇家豪猪：反诗歌创作派大师”。上面有一张他穿着礼服的照片，旁边的照片拍的是一只死亡的豪猪，镜头采取仰角，可以看见豪猪长长的前齿。

“你的真名是什么？”我问。

“这就是我的真名。”他说，略感受到冒犯，“我正在申请改名。”

“这样啊。”我说，“那你怎么会挑这个名字？”

“我是保皇主义者。”他说，“我真的很爱女王。我觉得应该取一个能反映这一点的名字。就像皇家邮政或皇家加拿大骑警。而且，我也希望自己的名字令人难忘。”

“那豪猪呢？”

“我一直认为水獭不配当我们的国家象征。”他说，“我是指水獭是无趣的动物，而且太十九世纪，太过勤劳了。你知道以前的人猎捕水獭做什么吗？皮毛做成帽子，蛋蛋切下来做成香水，这算哪门子的命运？但是豪猪，就我行我素，浑身是刺，没人敢招惹它。而且，豪猪的品位很奇怪。我是指水獭啃咬树木，豪猪咬马桶盖。”

“我还以为宰杀豪猪很容易。”我说，“木棍一敲就死了。”

“那是不实的宣传。”他说。

我们到达时，不少人正离开会场。会场外，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人举着“拯救动物”的标语游行。展品是几个冷冻柜，柜子顶端和前方是玻璃，就像超市里冰激凌和冰果汁的展示柜。这些冷冻柜中摆放着死亡的动物，显然它们全遭到车辆碾毙。它们依据被发现时的原样被急速冷冻，在一般用来书写画名、尺寸和材质的地方(第七十二号作品，五英尺×九英尺，亚克力与尼龙管)放着一张小卡片，上面标注着动物的品种、被发现的地点及伤势，诸如：“浣熊与幼熊，唐米尔斯路与四○一号高速公路交叉口，脊椎断裂、内出血”；或是：“家猫，罗素希尔路，骨盆碎裂”。有一只臭鼬、几条狗、一只幼鹿和一只豪猪，还有寻常的猫、土拨鼠和松鼠，甚至还有一条蛇，血肉模糊到难以辨识。

“感觉如何？”皇家豪猪带我参观时问。

“这个嘛，”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懂艺术。”

“这不是艺术，是诗。”皇家豪猪说，有些不快，“这是反创作诗，我是将创意化为实体的人。”

“这也是我不懂的范畴。”

“看一眼就知道这是你写的那些东西。”他说，“我用脚趾也能写出你那些诗。你出名的唯一原因是你的作品很过时。老天，读者买你的书是因为他们还没跟上时代。麦克鲁汉说得好：那是后视镜。现在的诗是物品之诗，以前没有人这样写过诗。”皇家豪猪说，愁容满面地看着艺廊前门。又有一批参加开幕派对的宾客恶心欲吐地青着脸离开。“你看得出这一点吗？”

“你的作品有卖出去的吗？”我愉悦地问。

“没有。”他说，“但我会卖掉的。我应该把这场展览搬到美国举行。这里的人太谨慎了，不愿意冒险。也因此，亚历山大·贝尔得南下发展。”

“我先生也这么说。”我说。

皇家豪猪看我的眼神添了一丝新的兴味。“你结婚了。”他说，“我还不知道呢。我没看过像你那么性感的手肘。我正在考虑举办手肘的展览，手肘是非常不受重视的人体部位。”

“你要上哪里找手肘？”我问。

“四处找啊。”他说，抓着我的手肘，“我们走吧。”

我们穿过艺廊外面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人士时，他低语：“他们没有抓到重点。我没有碾死动物，我只是回收它们，那有什么不对？”

“我们要去哪里？”我问皇家豪猪。他仍然抓着我的手肘。

“我家。”他说。

“我饿了。”我推诿说。

于是我们到布鲁尔街的泽让先生快餐店。我吃了一个配菜齐全的泽让汉堡，皇家豪猪喝了一杯巧克力奶昔。我付了账单(他身无分文)，然后我们辩论起回他家的利弊。

“我要对着你的手肘做爱。”他说，“而且提供附加福利。”

“但我已婚。”我说，若有所思地啃食汉堡。我抗拒着诱惑，而这确实是诱惑。阿瑟对我很冷淡，对他来说，我跟一颗芜菁没两样。我察觉近来最不合时宜的男人也能吸引我：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新闻主播、公交车售票员、打字机修理员。在幻想中，我甚至懒得管布景和服装，直接进入呼吸沉重的部分，可见情况有多严重。

“那无妨。”皇家豪猪说，“我偏好已婚妇女。”

“我先生可能不会喜欢。”我说。

“不必让他知道吧？”

“他会知道的。他的直觉很灵。”事实并非如此。我真正担心的是：就算阿瑟知道了，他会在乎吗？若是他不在乎，那我们又将如何？“他会认为你很无耻，会污染我的思想。”

“那把你的思想留给他，剩下的部分给我，很公道吧？来，让我把你扑倒在地上，我看得出你是那一型的。”

我吃完了汉堡。“不可能的。”我说。

“随你。”他说，“有得必有失。但你错过了好戏。”

“我没有那种精力。”我说。

他说要走路送我回去。我们便沿着布鲁尔街，走向夹道都是老旧红砖楼房的街道，建筑物是三层楼高，有门廊和山墙，是阿瑟和我当时的住处，照例也是临时居所。皇家豪猪似乎已然忘记稍早的提议，担心起展览的成败。“我上一场展览只有一篇评论。那个老蠢蛋说那是试图恶心人的失败之作。这年头连中产阶级也吓唬不到了，你可以展示孤儿截肢切下来的脚掌，还会有人请你在上头签名。”

我们经过了博物馆、瓦西提体育馆，继续西行，穿过用肮脏老旧小店铺改建为精品店的地段，经过一家梁架批发商。我们在布朗斯威克转向北边，但走过几栋屋舍后，皇家豪猪停下来叫嚷。他发现一条死狗，体积很大，看样子像哈士奇犬。

“帮我把它放进袋子。”他说。他从斗篷里拿出一个绿色塑料垃圾袋，在他专门用来记录地点的笔记本上草草记了两笔，然后抬起死狗的尾端，让我将垃圾袋套到狗身上。袋子不够大，狗头从上方露出，舌头伸在外面。

“好了，晚安。很高兴认识你。”我说。

“慢着。”他说，“我没办法自己把它搬回去。”

“我不要帮忙搬。”我说，“它的血都还没干。”

“不然你帮我拿手杖。”

他抬起狗尸，用斗篷盖住。我们就这样将它悄悄弄上出租车，下车时车钱是我付的，然后我们回到皇家豪猪的住处，那地方在一间改建成艺术家工作室的市中心仓库。“不过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那里。”他说，“因为我住不起别的地方。其他人都有真正的房子。”

我们上了沉重的工业电梯，到三楼。皇家豪猪的家具不多，冷冻库倒是很大。他立刻抱着狗到冷冻库前，将它放进去，再捆绑它的四肢，以便尸体冻结后还能保持我们发现它时的原状。

他忙着处理狗尸，我则打量四周。多数地方空空荡荡。他的床在角落，那只是一张放在地上的床垫，没有床单，只放置了几张肮脏的羊皮毯子，上方是破烂的红色天鹅绒流苏顶篷。他有一张牌桌和两把牌椅，桌椅两侧都有肮脏的碗盘和杯子。一面墙上挂着他自己的放大照，照片里他穿着古装，拎着一只死老鼠的尾巴。这张照片旁边挂着女王与菲利普亲王的正式画像，勋章、头饰一应俱全，采用中学校长办公室的那种沉重的金色画框。另一面墙前则是厨房料理台，没有安装水管，上方放置着一些填充动物。有些是玩具、泰迪熊、老虎和兔子，有些是实际的动物标本，做工专业，精心安置在架子上，多数是鸟类：一只潜鸟、一只猫头鹰、一只橿鸟；还有几只花栗鼠和松鼠，做工极差，可以看见缝合处，没有假眼珠，体态又长又肥，像肝泥香肠，腿部凸出、僵直。

“我一开始是把动物做成标本。”皇家豪猪说，“但我完全不在行。冷冻好多了，不会长虫。”

他已褪下斗篷。我转头看他，他正在脱下衬衫，一边解开扣子，一边留下狗血的红渍。他的胸膛裸露出来，上面覆着红褐色的胸毛。

他的绿眼像山猫般发亮。他走向我，轻轻地嘶叫。情欲令我腿软，手肘感到奇怪的麻刺感。

“我最好还是走了吧。”我说，他一言不发，“你知道电梯怎么操作？”

“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一分钟后我说，“把你的手洗干净!”

“我一直想知道跟公众人物做爱的感觉。”皇家豪猪沉思地说。他躺在床垫上，看着我拿他的衬衫一角去沾马桶的水，擦拭腹部沾到的狗血。他没有洗脸池。

“喔？”我语调略高地说，“那感觉如何？”

“你的臀部很美。”他说，“但跟别人的臀部差不多。”

“你指望什么？”我说。三片臀肉。九个乳头。我觉得想把狗血擦掉的举动很愚蠢，我想我违反了他的一项惯例，我让他失望。我不符合期望，而且我已经觉得愧对阿瑟。

“重点不在外表，而是你如何运用你的身体。”他说。

他没有说我运用身体的技巧是否差强人意，那一刻我也不在乎他的看法。我只想打道回府。

第24章

这是我双重生活的开端。但我不是一直过着双重生活吗？我那如影随形的双胞胎在我肥胖时瘦削，在我瘦削时肥胖，就像是银色底片上的我，黑色的牙齿，白色的瞳仁在另一个世界的黑色阳光下闪闪发亮。而我则袖手旁观，禁锢在肉体中，面对日常生活中无趣的灰尘和永远没有清空的烟灰缸。那是我那个莽撞的双胞胎想要的梦幻国度。其实不止双重人生，我有三重、多重，而现在我看见不止一个新的人生到来，而是许多个。皇家豪猪打开了第五象限的时空之门，那扇门高明地伪装成一个货运电梯，其中一个我便鲁莽地冲出来。

但其他的我没有出来。“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他问。

“不久之后。”我说，“但别打电话找我，我会打给你，好吗？”

“我又不是应聘工作。”他说。

“我知道。请谅解。”我给他一个晚安之吻，觉得不能再和他见面。那太危险了。

我回到公寓时，阿瑟不在，但已经将近十二点。我倒在床上，头埋到枕头下开始哭泣，觉得自己再次摧毁了人生。我会悔改，我会展开新页，我会按捺着不打电话给皇家豪猪。我要如何弥补阿瑟？或许我能为他一个人写一本古典哥特小说，将他的想法改写成一般人能理解的说法。我知道没人阅读《复兴》，会读的人只有编辑、一些大学教授以及所有自己办杂志的激进团体成员，这些竞争对手每一期刊物都耗费三分之一的篇幅彼此攻诘。但会看我作品的读者至少有十万人，其中不乏国内的母亲们。我要将书名取为《卡萨罗马城堡惊魂》，我会提到家族盟约的邪恶、路易斯·雷尔的殉难、英美两国殖民主义的恐怖、劳工的挣扎、温尼伯大罢工……

但这绝对行不通。若要让阿瑟明白我的用心，便必须透露路易莎·K. 德拉科特的身份，而我清楚不能这么做。无论我怎么做，阿瑟必然会鄙视我。我永远不会是他希望的模样。我永远不会是马琳。

凌晨两点，阿瑟才回来。

“你去哪里了？”我带着鼻音问。

“我在马琳家。”阿瑟说。我的心往下沉。他去寻求慰藉，而……

“唐也在吗？”我低声问。

原来马琳向唐说出萨姆的事，唐便揍了马琳的眼睛一拳。马琳召来了《复兴》杂志社的全部编辑，包括萨姆。他们齐聚在马琳家，热烈讨论唐动粗是否师出有名。认为无妨的人主张劳工常常殴打太太的眼睛，挥拳头只是坦率无隐地表达自己的感觉。反对者则说那贬低了女性。马琳宣告她要搬走，萨姆说她不能住进他家，于是引发另一场论战。有些人说他拒不让马琳搬入很可恶；其他人认为如果他不是真心想和马琳在一起，他就有权拒绝。讨论到一半时，稍早去格罗斯曼酒馆买醉的唐回来了，要他们统统滚出他家。

我暗自高兴有这番骚乱。阿瑟再也不能将马琳视为楷模，连带减轻我的压力。

“那马琳呢？”我佯装关心，“她还好吗？”

“她在我们门口外面的楼梯上。”阿瑟沉重地说，“我觉得应该先问你一声。我不能把她留在那里，至少在唐那个样子的时候不行。”

他完全没有提起电视采访，对此我心存感激。或许他没有看到节目，否则必然会大感羞辱。希望不会有人告诉他采访的内容。

马琳在大沙发上过了一夜，又一夜，再一夜，显然已经搬进我们家。我无能为力，因为她不正是落难女子吗？她不正是政治难民吗？那是她对自己处境的看法，也是阿瑟的看法。

在那期间，她用电话与唐协商，奇怪的是她也用电话和萨姆协商。不打电话的时候，她会坐在我的厨房桌前不断抽烟，喝我的咖啡，问我她该如何是好。她不再干净利落。她有黑眼圈，她的发丝一绺一绺的，她将指甲啃得参差不齐。她应该继续和萨姆交往吗？她应该回到唐身边吗？目前小孩在唐手上。一旦她找到住处，她便会带走孩子，即使打官司也在所不惜。

我按捺着不问她打算何时去找住处。“我不知道。”我说，“你爱的是哪一个？”我心想，我的口吻正如同我古典哥特小说中的友善管家，但我还能说什么？

“爱情。”马琳嗤之以鼻，“爱情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们谁配得上真正平等的男女关系。要紧的是谁最不会剥削对方。”

“这样啊，”我说，“我的直觉反应是萨姆。”他是我的朋友，唐不是，因此我是在为萨姆出力。话说回来，我对马琳仍然没有多少好感，为何要希望她和我的朋友在一起？“但我相信唐也是很好的人。”我补上一句。

“萨姆是卑鄙小人。”马琳说。女性主义刚出现时，被马琳唾弃为资产阶级的产物；现在她改弦易辙了。“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真正打开眼界。”她如此告诉我。她不断暗示我承受的苦难不够多，而那也是我的缺陷。我明白我不该有自我辩护的念头，却撇不下那种感觉。

当马琳去拜访萨姆时，唐会过来问我的意见。“也许你应该搬到其他城市。”我说。那会是我的做法。

“那是逃避问题。”唐说，“她是我太太。我要她回到我身边。”

傍晚，当马琳去看小孩时，萨姆会过来，我会为他备酒。“天啊，我要疯了。”他会如此说，“我爱她，我只是不想和她一直在同一个屋檐下。我告诉她，我们可以共度重要的时间、要紧的时间，两人各有各的住处会好得多。再说，我看不出我们为何不能和其他人谈感情，只要我们都以这一段感情为主就是了，但她不能明白这一点。我是说，我不是会吃醋的人。”

他们就这样来来去去，我开始觉得我住在火车站内。阿瑟难得在家，因为马琳和唐双双辞去《复兴》杂志社的职务，而阿瑟试图维持杂志社的运作。心烦意乱的马琳帮不了我烹饪和清扫，她对我生活中的其他层面更是毫无助益。我越来越经常在白日梦里幻想皇家豪猪。我仍未联络过他，但我知道自己随时会打电话给他。我在报纸上翻找SQUAWSHT的艺评，在星期六的娱乐副刊找到一则：“对这个时代的坦率尖刻评论。”

“你想不想去看艺术展览？”我问马琳。展览仍未结束，去那里一趟无伤大雅。

“去看虚伪的资产阶级狗屁？”她说，“免了吧。”

“哦，你看过展览了？”我问。

“没有，但我看过艺评，一看就知道是那种东西。”

此时，我也要为文学事业烦心。电视采访后的第二天，便开始有人打电话给我。他们多数是相信我说法的人，想了解如何联络另一个世界。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取笑主持人，或是身为唯灵教派信徒，或两者兼而有之，因此打电话指摘我。有些人认为我能预言未来，要我为他们算命。目前没有人向我要爱情灵药或治疣秘方，但那应该只是迟早的事。

除了电话，我也收到出版社转来的信件。写信的人多半是请求协助出书。起初我尽力回信，但我旋即发现他们并不希望幻想破灭。当我解释我在出版界没有人脉时，他们很愤慨我使不上力，令我满心罪恶感，觉得自己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因此，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只看信，不予回复；又过了一段时间后，便不再拆信阅读。之后，开始有人登门质问我为何没有回信给他们。

报上每星期都有新文章，标题诸如《〈神谕女士〉的畅销》和《〈神谕女士〉：骗局或幻觉？》。而由于第一场一败涂地的电视采访上了报(作者宣称作品出于灵界的指引)，斯奇吉斯安排的其他采访者便紧咬这个主题。即使我说不愿多谈也无济于事，那只会令他们更加好奇。

“听说《神谕女士》是天使写的，有点类似《摩门经》。”他们会如此说。

“也不尽然。”我会如此回答，然后试图转移话题，暗祷阿瑟不会收看节目。有时，他们当真兴趣浓厚，而那更加糟糕，因为他们问：“所以，你认为死亡后仍然有另一种生命形式？”

“我不知道，应该也没人说得准，对吧？”

录完节目后，我会打电话给斯奇吉斯，泪眼汪汪地求他取消下一场采访。有时他会为我打气：你很棒，你表现很好，销售成绩优异。有时他会一副伤心的模样，说在我们签约时，我便接受了我会上一定数量的节目的条件，我难道都忘了吗？

我觉得自己非常引人注目，但感觉像某人以我的名义在真实世界中扮演我，说着那些我不曾说过却上了报纸的话语，而她的一举一动要由我承担后果：我的黑暗双胞胎，我的哈哈镜影像。她比我高，比我美，比我更能威吓别人。她要杀掉我、取代我。等她取代我之后，不会有人察觉异状，因为媒体也是共谋，他们在协助她。

麻烦不仅如此。如今我是公众人物，我很害怕迟早会有人察觉我的真面目，循线追查到过去的我，揭发我。往昔关于胖女郎的白日梦回来了，只是这回她穿着粉红色芭蕾舞裙走钢索，失足摔落，慢动作地翻转再翻转，掉向地面……或者她会穿着薄纱服装和红鞋。但那不是舞蹈表演，而是脱衣舞，她会在我的注视下褪去衣物，而我无力阻止她。她会摆动臀部，移除一层层的薄纱，但没有人会吹口哨，没有人会叫嚷“把衣服脱掉，小妞”。我试图关掉这些失控的幻想，却徒劳无用，只能一路看到结尾。

一天下午，萨姆离开后，我坐在厨房桌前喝苏格兰威士忌。马琳出去见一位律师。她将早餐用过的盘子留在桌上，还有一堆柳橙果皮和半碗泡了水的早餐米片。她的健康饮食习惯荡然无存，我也是。我察觉自己神经兮兮，而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的家是一个遍布别人垃圾的营地：实体的垃圾与情绪的垃圾。阿瑟从不在家，我也不怪他；我对他不忠，却没有勇气告诉他，也不敢依照自己的心意再次出轨。阻挡我去找皇家豪猪的并不是意志力，而是懦弱。我无能，我邋遢而空洞，我是一场骗局、一个幻觉。泪水滚下我的脸，滴到布满碎屑的桌面。

振作起来，我如此告诉自己。你非得脱身不可。

马琳见完律师回来，咬着牙，眼睛闪闪发亮。她和律师见过面后，通常会变成这个样子。她坐下点烟。

“那浑蛋跑不掉了。”她说。

我不确定她指的是哪一个，但我懒得管是谁。“马琳，我有一个好主意。”我说，“我家太小，住三个人实在太挤了。”

“你说得对。”她说，“是有一点挤。我找到房子就搬出去。”

“不是的。”我说，“我们会搬出去。租约快要到期了。阿瑟和我要到别的地方过夏天，你留在这里，要解决你的事情也比较方便。”

当我告诉阿瑟时，他意兴阑珊。起初他说我们负担不起，但我说姑妈过世，留了一点遗产给我。

“我以为你姑妈很久以前就过世了。”阿瑟说。

“你说的是我另一个姑妈，那是路姑妈。这是戴德丽姑妈。我们一向处不来，但她大概是没有其他继承人吧。”其实是我的《爱，我的赎金》卖到合理的价位。我的生活一片混乱，但路易莎·K. 德拉科特春风得意。

“杂志社怎么办？”阿瑟问，“我不能抛下杂志社不管。”

“你需要休息。”我告诉他，“马琳会重拾编辑工作。她需要做点能转移她注意力的事情。”

我向斯奇吉斯说母亲罹患癌症，来日无多，我得到萨彻温省照顾她。

“你的新书发布会怎么办？”他沉重地问，“全国宣传的行程呢？”

“延后吧。”我说，“我回来再去。”

“你能不能好歹跑一趟雷吉纳，接受一场采访？”

“我母亲不久于人世了，记得吗？”我说。他只能妥协。

建议我们去意大利的人是萨姆。他给了我们维托尼先生的地址，那是他向朋友要来的。阿瑟要去古巴，但我们来不及申办签证。

我们搭飞机到罗马，租了一辆红色菲亚特，开车到特瑞莫托。我依照萨姆朋友的说明及地图，指点阿瑟方向。换挡杆的把手松动几次，但阿瑟对车辆一向不在行。我们搬入公寓，远离所有人，准备让生活恢复秩序。

我大概是希望两人能够和解，或至少恢复《神谕女士》出版前的生活；从某方面来说，我确实如愿以偿。曲折的胖女郎幻想消失了。离开《复兴》杂志社的成员，阿瑟变得比较贴心，更常冥思。我在早晨泡咖啡，从厨房窗户递给他，然后两人一起在有玻璃碎片的阳台坐着，啜饮咖啡，用爱情漫画练习意大利语，或是凝视山谷。我们到小镇上方的山丘散步，欣赏风景。阿瑟想做他所谓的田野工作，调查土地所有权制度，但他的意大利语不够流利，只得作罢。他不时草拟一份要给《复兴》杂志社的文稿，探讨加拿大电影制作的难题，但他似乎丧失了热血。我们常常做爱，并参观历史废墟。

有一天我们去了蒂沃利，买了冰激凌甜筒去参观枢机主教花园，那里有着著名的喷水雕像。我们走下一道阶梯，两侧都是斯芬克司的雕像，水从它们的乳尖喷出。我们从一间石室逛到另一间。最后，我们见到了一座矗立在水池中的雕像，旅游指南说那是以弗所的黛安娜。她神态平静，脸孔下的身躯状似一堆葡萄。她从颈项到足踝都是一个个的乳房，仿佛罹患热带莓疹。小乳房位于上方和底部，大乳房位于身体中段。乳头配备喷水口，但好几个乳房出现故障。

我站着舔冰激凌甜筒，冷眼注视这位女神。以前，我会认为她正代表我的形象，现在我不会再作如是想。我施舍的能力有限，我也会枯竭。我的内心不是真的平静。我也有想要的事物。

第25章

我们从意大利回来后，我几乎立刻打电话给皇家豪猪。他的口气并不讶异：“怎么这么久才联络我？”

“我出城了。”我含糊地说，“我在出发前给你打过电话，但你不在。”

我们在辛普森百货美食广场一家名叫“红辣”的小摊见面。皇家豪猪说他的境况甚至比平常更窘迫，而这里提供全城最便宜的午餐，两份热狗和一杯橙汁饮料只要一元。他的斗篷在辛普森百货美食广场有些格格不入，以至于我对他的性幻想稍微消减。但他仍然有几分拜伦的味道。我记得拜伦在房间里养了一头宠物熊，而且用头盖骨喝酒。

他向我借了一枚地铁代币，我们便回到他的住处。“有件事要先讲清楚。”我在货运电梯中说，“我们不能认真。”我说阿瑟对我非常重要，我不愿做出会令他伤心的事。

皇家豪猪说他不介意，而且越不认真越好。

起初，我们的关系很轻松。终于有人愿意和我共舞华尔兹，我们在他仓库的舞池翩翩起舞，他全身上下只戴着大礼帽，我披着蕾丝桌巾，音乐是我们从“跛足公民”那里买来的曼托瓦尼管弦乐。电唱机也是在“跛足公民”那里买的，十元。不跳舞、不做爱时，我们便造访二手商店，搜寻花瓶、八扣手套[6]、无肩带的黑缎马甲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正式礼服。他想要暗藏着剑的拐杖，但我们不曾找到，倒是在中国城发现一家店正在卖一九〇五年遗留下来的有扣靴子。靴子不是常见码数，所以销路不佳。我得坐在路边，让皇家豪猪努力地将我的脚塞进每一双靴子试穿，美丽的淡色调，白色亮面绵羊皮，珠灰色。我觉得自己像灰姑娘丑陋的姐姐。我唯一穿得下的一双，是绑鞋带的黑色钢头洗衣妇鞋，连这种鞋也很诱人。我们买下这双鞋，之后买了一双黑色网纹丝袜来搭配鞋款。

我很快便发现我对十九世纪琐事的兴趣，远远不如皇家豪猪对文化碎屑的迷恋。我喜欢古董银饰和鼻烟盒，他渴求绿色可口可乐瓶、破旧的惊奇队长漫画、米老鼠手表、小人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电影明星纸娃娃。他钱不多，不能将想要的东西统统买下，但他对昙花一现、落伍、用完即丢弃的物品如数家珍。万物对他来说都是风格潮流，都不具实体。在他身边，我近乎谦卑。

不幸的是那双绑鞋带的黑色短靴若是穿超过半小时，我便会脚疼不已，但也够我尽情跳两支华尔兹了。逛街疲倦时，我们便到街角的肯德基，点一篮炸鸡和两杯可乐，带回皇家豪猪的仓库享用。他要留下鸡骨，煮沸，用黏胶和铁丝固定在一座雕塑上。他准备将成品取名为“琼·福斯特肯德基炸鸡”，并在他的下一场展览上展出。他说这是绝佳的点子。黑鞋要称为“福斯特之舞三十号”，他还将我的几绺头发粘在一片曼托瓦尼唱片上，称为“毛茸茸的福斯特音乐”。若是我给他我的周末内裤组，他可以……

“你真有创意。”我说，“但我想那不是好点子。”

“为什么？”他问，有点难过。

“会被阿瑟发现的。”

“阿瑟。”他说，“每次都是阿瑟。”

他开始憎恶阿瑟，刻意告诉我自己还有另外两个女人。她们都已婚，一位嫁给心理医生，另一位的先生是化学教授。他说她们都很笨，床上表现差劲。化学教授太太常在货运电梯旁边留下烘焙食品，而且事先不打招呼。我们会躺在他肮脏的床垫上，吃着受潮的南瓜蛋糕和扁平的高蛋白质面包(她是健康食品狂)，而皇家豪猪会谈论她的缺点。我开始纳闷他在她们面前，是否也那样谈论我。我心里很介意，却无权介意。

“既然她们那么无趣，你为什么见她们？”我问。

“你不在这里的时候，我总得有事做。”他说得一把火气。他已认定她们是我的过错。

偶尔罪恶感发作的时候，我会为阿瑟烹煮大餐，成绩却比我平日做的菜更糟糕。我甚至思忖着告诉他一切，效法马琳的坦白与诚实。话说回来，她的做法并没有为她带来奇迹，我确信以她为师对我不会有帮助。我担心阿瑟会哈哈大笑，指摘我是叛徒，或是将我一脚踢开。我不要那种下场：我仍然爱他，我确定自己是爱他的。“或许我们应该采取开放式婚姻。”一天晚上我向阿瑟如此说，当时他在奋力切割一块我在烤架上烤到忘记的猪排。他不置可否，原因可能是他嘴里满是食物，我也没有继续追问。

我们从意大利回来后，马琳已不在我们公寓。她回到唐身边。他们说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但她仍然和萨姆见面。他们的约会是秘密，但萨姆当然是立刻告诉了我。

“那你们现在算什么关系？”我说。

“回到我们刚开始的状态。”他说，“只是经验比较丰富了。”

阿瑟和我的关系似乎也回到了原点。我心想，我的问题在于我不缺经验，但我似乎无法从经验中学习。

阿瑟回去教书，《复兴》杂志社重整旗鼓，这点应该能让他开心。可是我看得出他怏怏不乐。以前我会竭力取悦他，但现在我憎恶他不断散发的灰色氛围，犹如反其道而行的光环。有时候，我觉得他不快乐一概是我的错，是我忽视他。但我逐渐撇下那种感觉。或许，他只是擅长抑郁寡欢，就如同其他人擅长赚钱。或许他存心毁掉自己，借此向我证明我的破坏力。他开始指摘我对他的工作不够感兴趣。

由于家里气氛沉闷，我逐渐喜欢通过皇家豪猪逃离现实。他对我不会有太多要求，诸事洒脱。我不再小心翼翼，开始在阿瑟外出时从家里打电话找他。到了后来，即使阿瑟在隔壁房间，我也敢拨电话。我的工作也受到影响：我对古典哥特小说完全丧失兴趣。现在那些小说对我有何用处？

我总算踏上斯奇吉斯的加拿大全国讲书之旅，皇家豪猪也同行。我们乐此不疲地挖空心思，让他能蒙混进汽车旅馆房间。有时候，我们会穿着从“跛足公民”那里买的中年观光客服饰，以假名登记房间。在多伦多时，我开始出席派对，不见得是和他同进同出，而是两人间隔约五分钟先后入场，再设法找人引介我们认识。这些游戏很幼稚，却能纾解我的情绪。

在其中一场派对，我认识了弗雷泽·布克南。他拿着酒杯走向我，笑嘻嘻地站着，当时我在问皇家豪猪的职业。

“我从事殡葬业。”他说。我们都认为这是很逗趣的答案。

“不好意思，福斯特女士。”弗雷泽·布克南说，伸出一只手，“我是弗雷泽·布克南。或许你曾经听说过我。”他身材矮小，衣着整齐，穿着花呢外套和高领毛衣，蓄着短短的络腮胡。他显然认为胡子看起来很英勇，不时转头让人看他的侧脸。

“恐怕没有听过。”我向他微笑，心情愉悦，“这位是皇家豪猪，他是反创作诗人。”

“我知道。”弗雷泽·布克南说，绽出一个异常亲昵的笑容，“我很熟悉他的……作品。但福斯特女士，我想找的人是你。”他侧着身靠过来，走到我和皇家豪猪中间。我稍微向后退。他降低了音量：“请告诉我，在《神谕女士》之前，怎么从没见过你的作品印成铅字？多数诗人，或者我应该说女诗人，都会经历一段，呃，学徒时期，在小杂志之类的刊物发表作品。我密切注意各种刊物，但我没见过你的任何作品。”

“你是记者吗？”我问。

“不是。”他说，“我以前也写一点诗。”他的口吻暗示他已经性情成熟，不再作诗。“也许，你可以当我是一个感兴趣的观察家，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他笑眯眯的。

“关于这一点，”我说，“我大概只是从没想过我的作品好到可以公开发表。我没有投过稿。”我笑了一下，暗自希望笑容还算谦虚，然后视线掠过他的肩膀，去看皇家豪猪，希望他解救我。弗雷泽·布克南的大腿轻轻贴着我的腿。

“这么说，你出道时作品便已经很成熟了，就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里冒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成熟的女性。”他说，“或者说，你是从约翰·莫顿的头里冒出来的。那个人确实很会发掘有才华的年轻人。”

不知何故，我觉得他话里有令人极不快的含沙射影。我再笑一笑，说要去拿酒。我忽然想起我曾经见过他，当时他在一场电视谈话节目的观众席第一排中间，在小笔记本上做笔记。好几场谈话节目。好几场城外的谈话节目。一家汽车旅馆大厅。

“那个奇怪的小矮子是谁？”当我和皇家豪猪精疲力竭地躺在他床垫上时，我问他，“他是做什么的？”

“他人脉很广。”他说，“他以前在加拿大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做事，大概每个人都待过加拿大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吧。之后他创立了一家文学杂志社，叫《退稿》，他的想法是只刊登其他文学杂志社退稿的稿件，被退越多次的越好，还要附上退稿信。他要颁奖给写得最棒的退稿信，说那是艺术。但杂志社垮了，因为没人愿意承认他们被退稿。不过他在创刊号刊了很多自己的作品。我想他是英国人。他出席所有的派对，只要进得去的都会参加。他以前四处跟人说：‘你好，我是蒙特利尔诗人弗雷泽·布克南。’我想，他曾经在蒙特利尔住过。”

“你怎么会认识他？”

“我向《退稿》投过稿。”皇家豪猪说，“那是我还用文字创作的时候。他退稿了。他讨厌我的东西，觉得我的作品太离谱。”

“我觉得他四处跟踪我。”我说。其实我认为事态比跟踪我更为严重：他跟踪我们。

“他是怪胎。”皇家豪猪说，“他很迷恋名人。他说他在写这个时代的历史。”

那一晚，我早早搭出租车回家。我再次陷入自我怀疑。难处在于我认为我的每一种生活都完全正常而合宜，只是会作如是想的时间都不长久。当我和阿瑟在一起时，皇家豪猪宛如来自我小说情节中比较不合理的浪漫的白日梦，散发出我努力不让作品出现的荒唐气质。但当我和皇家豪猪在一起时，他似乎可靠而实在。他的一言一行都自有逻辑；倒是阿瑟变得不真实，成为没有实体的鬼魂，像一张放在壁炉架上我早已遗忘的褪色照片。我正在伤害他吗？我是否对他不忠？你怎么可能伤害一张照片？

那晚我走进公寓时，心里仍在想这件事。《复兴》杂志社全员到齐，似乎在忙一件大事。只有萨姆和我打招呼。现场有一位职工工会会长。这位不折不扣的会长退到角落。他将他们称为“你们这些孩子”。

“如果你们这些孩子想要参与活动，没有问题。”他说，“但如果工人要向警察吐口水，让他们自己向警察吐口水。毕竟事关他们的工作。你们这些孩子可以坐牢，你们没有稳定的差事，你们损失一点自由时间也无所谓，但他们就不一样了。”

唐争辩，正因为如此，吐口水应该由他们代劳，不能让员工吐。但工会会长摆摆手否决。“不行，不行。”他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孩子用意很好，但相信我，与其提供错误的协助，不如袖手旁观。”

“什么事啊？”我问萨姆。

“今天床垫工厂罢工。”萨姆说，“麻烦的是工人大半是葡萄牙人，信不过我们的做法。你知道加拿大民族主义对他们来说是狗屁吗？倒不是说我们能让他们明白这一点，我们还在找人当翻译。”

“谁向警察吐口水？”

“是阿瑟。”萨姆说。从阿瑟脸上得意扬扬又像挨骂的表情来看，我知道他确实吐了口水。不知何故，这令我不快。

若不是我才刚从皇家豪猪那里回来，我不会说半句话；但皇家豪猪认为政治很无趣，尤其是加拿大民族主义。“艺术是雅俗共赏的。”他会说，“热衷政治的人只是想引人注意。”

当我和阿瑟在一起时，我相信他献身的理念符合正义，他的每一个理念都符合公理，否则我如何和他共同生活？但皇家豪猪将那些理念的棱棱角角悉数抽离，回到骑士精神和圆颅党[7]的年代。

“看在老天的分儿上，”我向阿瑟说，“你们大概等不及被捕吧。但那能解决什么吗？根本无济于事啊。你们不是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你们不参加任何政党，真正去改变现状。你们光说不练，互相攻诘，就像普利茅斯弟兄会[8]，只想将别人排除在外，借此定义你们的纯粹。然后你们跑出去，做吐口水这一类毫无用处、毫无意义的表态动作。”

没有人吭声，大家都太过惊愕，没料到我也会言辞激烈。仔细想想，我凭什么开口？我自己也不曾献身拯救世界。

“琼说得对。”马琳说，机巧的口吻很冷静，“我们来听听她想建议我们采取什么有用、有意义的表态动作。”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说，瞬间畏缩起来，开始道歉，“我是说，那真的不干我的事，我不懂政治。也许你们可以炸掉和平桥或是别的地方。”

让我惊恐的是，他们把我的话当真了。

第二天傍晚，一小群代表来到公寓：马琳、唐、萨姆和两个《复兴》杂志社较年轻的成员。

“东西在车上。”马琳说。

“什么东西？”我问。我才刚洗过头发，没料到他们会来。阿瑟不在，去教加拿大文学的夜间班。那一天他几乎没跟我说话，惹得我一身火气。

“炸药。”她说，非常兴奋，“我父亲是做建筑业的，要偷拿炸药很容易，还有雷管和两个火帽。”

“炸药？拿炸药做什么？”

“我们讨论过你的提议。”她说，“我们觉得你的主张不错，打算炸掉和平桥表态。由于桥名的关系，那是最适合表态的桥。”

“慢着，你们可能会伤及无辜。”我说。

“马琳说我们晚上行事。”唐连忙说，“我们不会将桥完全炸断，只是一个象征，就像你说的，那是表态。”

他们要我为他们藏匿炸药。他们甚至拟妥了计划。我得用假名购买一辆二手车，地址则谎报为一位《复兴》杂志社新成员的公寓住址，反正他要离城两个月。然后，我得将炸药放在后备厢里，天天移动车辆，停在不同街道的通宵停车场。

“买二手车要钱。”我慢慢说。

“听着，这是你的主意。”马琳说，“好歹你能出一点力。再说，你可以买两百元的那种廉价车。”

“为什么找我？”

“因为绝不会有人怀疑你。”马琳说，“你看起来不像是玩炸药的人。”

“我要帮助你们移车移多久？”我问。

“到我们拟订全盘计划就好，之后我们会接手车子的事。”

“好，我加入。”我说，“炸药在哪里？”

“在这。”唐说，交给我一个纸盒。

我根本无意执行他们的计划。第二天，我搭出租车去找皇家豪猪，将纸盒塞到地窖里，反正那里原本就有许多木箱和箱子。我告诉他那是人家送的结婚礼物，是一尊丑陋的雕像，我再也受不了将它放在家里。

“出于情感，希望你别拆开来看。”我说。

第26章

皇家豪猪无法见好就收。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他不相信见好就收，他相信的是撼天动地的、绝对的事物。

“你从哪里弄来的炸药？”他说。我们躺在他的床垫上；他总是将严肃的问题留到办完事后来问。

“我请你不要打开纸盒。”我说。

“少来了，你明知我会打开来看。你知道我喜欢丑陋的雕像。东西哪儿来的？”

“炸药不是我的，是别人的。”我说。

“我没看过炸药爆炸的样子。”他若有所思地说，“但我一向喜欢维多利亚日，那是我最喜欢的假日。我也喜欢万圣节。”

“如果你想炸掉东西，算了吧。”我说，“要是他们发现炸药不见了，你会害我惹上大麻烦的。”

“我们可以用其他炸药来调包。”他说。

“不行。”我说，想起有一回他差点电死我们两人。他听一位朋友说，将一串圣诞树的装饰灯插上插头，拆掉一个灯泡，在射精的那一瞬间将手指放入灯座，如此两人都能享受世间最美妙的高潮。他朋友的高潮妙法里包括大麻，但皇家豪猪已经戒毒，他说自己之前的做法很“幼稚。毕竟弗雷德·阿斯泰尔[9]也不嗑药，对吧？”。他花了几天时间说服我尝试这种做法，用他的话说，如果我们行动了，就会创造一种人为艺术(art-if-act)。“如果”(if)则代表了此举的冒险成分。他甚至买了一条三手的圣诞树装饰灯。我说：“我不要为了你一个疯狂的怪念头，把自己变成电烤炉。”于是，他在我下一趟造访前将装饰灯藏在床垫下，并插上插头。他打算瞒着我，在关键时刻偷偷将手指插入灯座。但我们还没开始办事，一缕缕黑烟便从床垫下袅袅升起。我担心炸药也会出同样的纰漏。

一如往常，我越推三阻四，他越兴奋。他从床垫上起身，在房里踱步，戴上毛毡帽，这顶是新的，有骑警的护耳片。“别这样，一定很棒的!我们不去炸东西，引爆就好，挑个晚上的时间看它爆炸。哇，一定刺激，感觉就像一桩大事，我们是唯一的观众，只有我们能看。‘砰!’这是你仅有的机会，你怎么能任凭这种机会溜走？”

“简单。”我说，“我不喜欢无意义的巨大噪声。”

“那你就不该跟我在一起。”他说，舔起我的耳朵。

“查克，讲点道理。”

“讲道理。”他闷闷地说，“如果我讲道理，你也不会爱我。其他人都讲道理。”他摘下毛毡帽，扔到房间另一端。“别叫我查克。”(我最近发现他的真名是查克·布鲁尔。他甚至有工作：兼职广告画家，擅长版面设计。他是打心底信任我，才说出这些，而且讲得仿佛真相很可耻似的。)

五天后，我们在高地公园寻找适当的地点。那时是三月中旬，晚上十点，塘面有冰，树下有雪，春天来得迟了。皇家豪猪穿着皮草外套，戴着毛毡帽，并放下护耳片。他的外套里便是装炸药的纸盒，还有导火索和雷管。他说他已知道引爆炸药的方法。我不相信他，也不信任他的动机。

“如果你要炸人，我可不奉陪。”我说。

“我跟你讲过了，我不会炸死人的。”

“也不能炸动物，或房屋，或树木。”

“你还是摸不清楚状况。”他不耐烦地说，“重点不在于炸东西，而在于炸掉炸药。那是纯粹的行动。”

“我不相信有这种东西。”我说。

“那你不该跟我来的。”他狡猾地说，但我觉得不跟着他，他可能会打破承诺，炸掉重要的事物，诸如水库，或他在我们路过湖前时顺口提起的格佐夫斯基纪念碑。

查看过几处或许可行的地点后，他挑了中型水塘附近的空地。那附近似乎没有建筑物，距离马路又远，因此我赞成他的选择。我打着哆嗦，蹲在灌木间，他则忙着摆弄炸药，接上火帽，松开引爆线。

“我们离得够远吗？”我问。

“当然。”他说。不过当他引爆后，炸药的轰响也相当声势惊人，泥水和几块小石子如雨点落在我们身上。

“哈!”皇家豪猪叫道，“你看到了没？”

我什么也没看见，因为我闭上眼睛，并用戴了手套的手捂住双眼。“很壮观。”我赞赏地说。

“壮观。”他说，“你就只说得出这种话吗？根本就是棒呆了。这是我做过的最优秀的人为艺术!”他将我拉进他的皮草外套，开始解开纽扣。

“我们得走了。”我反驳，“一定有人听见了声响，警察会来公园巡逻。”

“别扫兴嘛。”他乞求着，我狠不下心拒绝。这对他显然很重要。我们在他的外套里做爱，动作犹如地震侦测仪，同时留心听有没有警笛声。警察始终不见踪影。

“你是万中挑一的女人。”他说，“再也没有其他人会做这种事。我想我爱上你了。”他的话应该让我感到讽刺才对，但我没那种感觉。我得承认，我充满感激地亲吻了他。

爆炸事件没有登上头版，令他略感失望。这件事一整天都没有上报，但第二天，他在《星报》不起眼的小区块找到一段新闻：

高地公园神秘爆炸事件

星期三的小爆炸令警方困惑不解。爆炸物显然是炸药。无人伤亡，但附近一家公园餐馆的污水系统暂时受到波及。没有明显犯案原因，推测可能是蓄意破坏。

这篇报道令皇家豪猪入了迷，大声念给我听了几次。“没有明显犯案原因。”他咯咯笑道，“太妙了!”他几度将剪报拿到相片行，将它放大，夹进从“跛足公民”那里买的一个雕花画框，悬挂在女王画像旁边。

爆炸后几周，马琳、唐和其他人都相信我驾驶一九六八年的粉蓝色雪佛兰，不断地在城里改变炸药的位置。与此同时，他们为了预定的行动争辩不休。倒不是讨论如何引爆炸药，他们始终没有谈到那个阶段。他们甚至不曾谈到地图和策略，仍然停滞在纯理论的阶段：他们决定要炸毁的东西是否正确？没有错，引爆炸药将会是民族主义的行动，但行动本身的民族主义意味是否够浓厚？如果够浓厚，百姓是否能从中得益？唐争辩说，有时果断的行动有其必要，否则他们将会承受挫败。他们自认为只有自己想到的主张，已经上了报纸社论，盖洛普民调显示民意逐渐向社会的主张靠拢。他们谨慎地看着这些发展：革命事业竟然落入不可靠的人手中。

我不介意为他们幻想中的炸药不断变换位置，因为这给了我随时随意离开公寓的完美借口。“该去移动炸药了。”我会愉悦地说，而阿瑟不能拦阻我出门。事实上，他甚至以我为荣。萨姆说：“不得不承认她很英勇。”他们认为我非常沉着冷静。

多数时候，我会去皇家豪猪的仓库。但事情逐渐改变。我披在身上与他共舞华尔兹的蕾丝桌巾慢慢变回蕾丝桌巾，而且有裂痕；黑色尖头靴再也不值得让我承受皮肉之苦。汽车旅馆变为汽车旅馆，而以往汽车旅馆对我的意义，开始变成费事而有损颜面的举动。斯奇吉斯让我踏上更多旅程，到萨德伯里，到温莎，而接受这些采访的行程花费越来越高。

事后，我会回到汽车旅馆，在浴室洗脸台清洗内裤和吊袜带，将它们包在浴巾里拧干再吊在衣架上，晾到早晨时它们通常没有全干，但我照穿不误，那股湿冷如蛴螬的触感便贴着皮肤，宛如以别人呼出的气息为衣。而皇家豪猪则坐在床沿，白瘦如植物的根部，向我提问。

“他是什么样的人？”

“谁？”

“你知道的啊，就是阿瑟。你们多久……”

“查克，那不关你的事。”

“才怪。”他说。他没有挑剔我不该称呼他的本名。他日渐不像皇家豪猪，而越来越像查克。

“我也不过问你和你那些女性朋友的事情。”

“她们是我瞎编出来的。”他愠怒地说，“我没有别人，只有你。”

“那南瓜派是谁送来的？”

“是我母亲。”他说。我知道这是谎言。

他一向活在自己的口述自传里，但如今他将眼前的事物蒙上一层怀旧之情，把当下看作过去。每经过一家我们吃过的馆子时，他就叹一口气，回头多看一眼；他谈起我们前一周做的事，口吻活像那些事是放在埋藏已久的相簿里的快照。我的一举一动一概立刻石化，每一个吻都加上防腐剂，仿佛他在封存我的一切。我觉得自己像一件收藏品。“我还没死。”我不止一次告诉他，“怎么用那种眼神看我？”

这是他的一种情绪。在另一种情绪中，他对我满怀敌意。他养成了病态的新兴趣，倒不是搜集关于他自己的寥寥可数的新闻剪报，而是搜集我的报道。他会剪下报纸，用来嘲弄我。

“报上说你对男性自尊而言，是一项挑战。”

“这种话不是很愚蠢吗？”我说。

“但你确实挑战了男性自尊。”他说。

“别闹了。”我说，“我挑战过谁了？”

“报上说你是威胁。”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问，自觉整个下午对他都格外客气。

“你到处践踏别人的自尊，却浑然不觉。”他说，“你处理情感的手法很笨拙。”

“如果我们要谈这个话题，可以请你穿上衣服吗？”我说。我的下唇颤抖。不知为何，我无法和裸男争辩。

“你注意到没有？”他说，“你在向我发号施令。你是一项 威胁。”

“我不是威胁。”我说。

“如果你不是威胁，你为什么要尖叫？”他说。

我开始哭。他搂着我，我双臂抱着他，泪水不断涌出，像孤儿，像洋葱，像被撒了盐的蛞蝓。“对不起。”他说，“反正我没有男性自尊，大概只有袋熊的自尊。”

“我们说好了不能认真。”我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空当说。

“我们是不认真，不认真，”他说，“然后就认真起来了。我只是心情不好，因为天在下雨，我又没有半毛钱。”

“我们去吃肯德基的炸鸡。”我一边擤鼻子一边说。但他不饿。

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到他仓库时，他盛装等我，披着斗篷，打着我不曾见过的领带：从“跛足公民”那里买的栗色领带，上面有一条美人鱼。他揽着我的腰，拉着我转圈。他的眼神闪亮。

“怎么回事？”我喘过气后问，“你怎么了？”

“这是惊喜。”他说，拉我到床前。床上有一顶非常怪异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白色圆饼帽，帽上有一根羽毛和面纱。

“这东西在哪里买的？”我说，纳闷他迷上了什么样的新幻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向不是他喜欢的年代。

“那是你的远走高飞帽。”他说，“我在莎莉安那里买的，八十九分钱。”

“但要这顶帽子做什么？”

“当然是远走高飞。”他仍然兴高采烈，“我想我们可以一起离开这里，私奔。”

“你一定疯了。”我说，“我们要去哪里？”

“水牛城[10]如何？”

我开始笑，然后察觉他是认真的：“你真窝心。但你知道我不能走。”

他要我离开阿瑟，和他同居。这才是他真正的意图，最后他也承认了。我们并肩坐在床上，瞪着地板。“我要和你过正常的生活。”他说。

“我想我们应该不行。”我说，“我厨艺很糟，老把菜烧焦。”

“我要每天早上和你一块儿起床吃早餐，读《环球邮报》。”

“我可以来你这里吃早餐。”我说，“一顿比较晚吃的早餐。”

“我要梳你的头发。”

我开始啜泣。我曾告诉他，阿瑟喜欢为我梳头，至少以前会梳。

“他有什么是我没有的？”

我不知道。但我不要他破坏事情，我不要他变成灰色、出现多种面貌、变得复杂，如同其他人。每一位希斯克利夫都是林顿[11]冒充的吗？我要什么？是冒险？是安定？他们各自能给我哪一样？或许他们什么都不能给我，倒是要我给他们这些东西，而我又一次无从给起。皇家豪猪将头枕在我腹部，等待我的回答。

“我不知道。事情不是那样的。”我说。

他又坐直：“这就是你的毛病。你没有目标。你知道那有多危险吗？你就像失控的校车。”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为了补偿他，我为他买了一罐一天一粒用量的维生素、一双袜子，还为他的动物标本掸掉灰尘。我甚至将我的狐狸送给他，也就是路姑妈的那一只。这是真正的礼物，因为我看重它。若是在以前，他一定会喜欢这份礼物，但现在的他几乎看也不看一眼。

“起码你能告诉他我们的事。有时候我觉得你以我为耻。”他说。

但我反对：“我做不到。那会毁掉一切。我爱你。”

“我看得出来，你不敢赌运气和我在一起。”他哀怨地说，“我承认我现在是不怎么样，但想想我的潜力吧。”

“我本来就喜欢你的人。”我说，但他无法相信我。倒不是我不爱他。说来奇怪，我确实爱他，但我知道我不能和他同居。对他来说，现实与幻想没有差别，这也意味着现实对他而言不存在。但对我来说，那意味着没有幻想，因此无从逃离现实。

当我再次踏出货运电梯时，等待我的是一次伏击。皇家豪猪在场，但他不再是皇家豪猪。他将头发理短，刮掉胡须。他站在地板中间，没有斗篷，没有手杖，没有手套，只有一条牛仔裤和一件写着“Honda”的T恤。他只是查克·布鲁尔。他是否始终都是查克·布鲁尔，只是之前蓄了胡须？他看起来像是被抢劫了。

“天哪。”我说，几乎失声尖叫，“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

“我杀掉他了。”查克说，“他玩完了，结束了。”

我哭了。“噢，我忘了还有这些。”他说，扯下女王画像，然后是炸药海报，全扔向丢弃在地上的衣物堆上。

“你的那些动物呢？”我愚蠢地说。

“我打算丢掉。”他说，“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用处。”

我瞪着他的下巴，我从未见过他的下巴。“现在你愿意搬进来了？”他说，“不见得是要住这里，我们可以租房子。”

这未免太过可怕。他以为只要让自己变得像阿瑟，便能取代阿瑟的地位。但如此一来，他却恰恰谋杀了我心爱的特质。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他残存的部分。剃掉胡须后，他的下巴像初级会计师。

我讨厌自己竟会想到这种事。我觉得自己像怪物，一只庞大、笨拙的怪物，肤浅得无可救药。在这种时刻，我竟然关心他的下巴？我张开双臂抱住他。我不能顺他的意，这一切全都错了。

“我看得出你不会搬进来。”他说，挣脱我的手臂，“我想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了。我们来殉情如何？或者我可以一枪毙了你，再抱着你的尸体，从多伦多道明中心大楼跳下来。”他挤出了灿烂的笑容，但他没有唬过我。他绝对是认真的。

第27章

货运电梯沉重地下降。我想象皇家豪猪飞奔下三楼楼梯，褪去衣物，一丝不挂地在一楼拦截我。但栅门拉开后，他不在那里。我跑了三条街去肯德基，买了一个全家桶，再搭出租车返回公寓。我要吐露一切。我会哭泣。我会得到原谅，我决不会再犯，只求阿瑟能原谅我，让我重拾安全的生活。

我爬上公寓的阶梯，一把打开门，呼吸沉重。我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场景。我不但要全盘托出，也要提出控诉：为什么阿瑟要逼我走上这条路？他打算怎么改进现况？难道我们不该检讨婚姻关系，找出哪里出了差错？为了某些复杂、可能也残虐的私人因素，他任由我和一个有着杀人倾向的疯子搅和不清，现在该让他知道这些事了。我的要求不多，我只想被爱。我只想要一些人性的体贴。这有那么糟吗？有那么难以企求吗？有那么畸形吗？

阿瑟正在看电视。他背向我，后颈看起来很脆弱。我注意到他该理发了，不由得心疼起来。他像个孩子，一个完全忠于自己的信仰与信任的孩子。我在做什么？

“阿瑟，我有事要跟你讨论。”我说。

他没有回头：“可以等播完再说吗？”

我坐在他椅子旁边的地板上，打开全家桶，默默地递炸鸡给他。“你怎么能吃这种美国垃圾？”他说，但他拿了鸡胸肉开始嚼食。他在看奥运会双人花样滑冰决赛。他以前只看新闻，现在则无所不看，情景喜剧片、冰上曲棍球赛、警匪剧、谈话节目。这台电视下方三分之一的影像会垂直折叠，以至于谈话节目里的人有四只手，像印度的男女神祇。警匪片的追逐场景则上下颠倒，有两组警察和两组抢匪。但阿瑟为了节约开支，不肯修理电视。他说他认识能修电视的人。

奥地利滑冰选手穿着白色长袖的考斯滕[12]，女生的马甲是黑色，倒退着溜过场地，速度奇快，两人动作划一。他们各有四条腿。他们转身，女生飞跃而起，摆出姿势，上下颠倒，两颗头，而男生则用一只手举起她。她摔下来了——“她右脚碰地了。”评论员说——他们双双摔倒，碰到冰面时幻化成多重身影。他们爬起来继续完成舞步，但气势已大不相同。加拿大选手一出场时颇为威猛，但后来也摔跤了。

那个胖女郎出现在冰面上。我无法控制自己。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应该将她排拒在外的，但她仍穿着一袭粉红色考斯滕上场，以天鹅羽绒装饰头部。她的舞伴是世上最瘦小的男人。她向观众微笑，没有人回以笑容，他们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因为她在溜冰场上异常优雅地回旋，仿佛有陀螺在小脚上转动，然后瘦男人将她举起来往上一抛，她便飘升再飘升，悬在半空中……她的秘密在于尽管她身躯庞大，却非常轻盈，她是中空的，像氦气球，他们得将她绑在床上，否则她会飘走，绑她的绳索一整夜都紧绷着……

有件事我得告诉各位，我考虑过利用广告时段告诉阿瑟。但他在全家桶中翻找还没吃掉的炸鸡，手指油腻，下巴上沾了一小块鸡肉。我温柔地擦掉那块鸡肉。这是彼此都毫无戒心的时刻，我怎么能加以亵渎呢？阿瑟需要尊严。

广告上一位著名的花样滑冰选手盛赞人造奶油，她的话毫无说服力，眼睛被提词卡催眠。然后回到比赛。胖女郎仍然在场，在天花板上下飘动。美国队飞驰过荧幕下方，犹如蜈蚣，但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大家都在看头顶上不堪入目的粉红色大气球飘飘荡荡……胖女郎无力地踢蹬着她的溜冰鞋，看得到她的裤袜和肥大的臀部。这实在是有害风化。“工作人员已经去拿鱼枪了。”我听到播报员如此说。他们要冷血地射下她，令她爆裂，无视她开始歌唱……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我心想，是谁这样对待我？“我要去睡了。”我告诉阿瑟。我不能演戏，我甚至无法好好思考。皇家豪猪随时会来猛捶我们的门，或在电话里尖嚷恐怖的话语，接着便一跃而下，而我瘫在原地，无能为力。我只能等待斧头落下，不过我了解他，他甚至不会使用斧头，而会选择从恶作剧店铺买的橡胶火鸡；否则便是盛大的爆炸。他对比例向来毫无概念。苏联选手再次夺冠。

第二天早晨，我开始接到怪异的电话。对方静默无语，一言不发。我说了三次“喂”，对方只发出呼吸声，然后咔嗒一声挂断。我知道那一定是他，但我很讶异他居然如此缺乏创意。第二通电话在六点打来，第三通是九点。随后那天，我收到他的信，或者说，我觉得寄信人应该是他。那只是一张空白的纸，有一小尊版画的死神，它握着镰刀，还有一句话：“可以请你跳华尔兹吗？”这些字是从广告黄页切割下来粘上的；死神则来自杂志。我将信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他显然要立刻展开报复，但我不想让他知道他令我心神不宁。

我料定他会寄匿名信给阿瑟，便开始检查阿瑟的邮件，顾不得如此一来我必须早起，才能及时到楼下拦截刚刚投入信箱的邮件。我会仔细研判信件，若内容物不明显，便先藏起来，稍后用水蒸气拆开封口。如此过了五天都不见动静。骚扰电话持续不断。我不知道阿瑟是否曾经接到过；即使接到，他也没有提起。

一切都取决于皇家豪猪是否想和我复合——如果他想，他便不会向阿瑟透露；取决于他是否想取我性命，但我怀疑他不会出此下策；或者取决于他是否只想复仇。我考虑过打电话向他问个清楚，若时机恰当，他或许会一五一十招认。我实在不该赋予他这股力量，让他可以摧毁我的生活。目前我的生活仍未全毁，仍然可以挽回一部分。我暗示阿瑟，迁居到其他城市或许是不错的改变。

第六天，我收到另一封信。地址以打字机誊打，没有邮票，必然是亲手送来的。信里是一句拼贴的句子：开门。我等了半小时，将门打开。门阶上有一具豪猪尸体，它身上插着一支箭，箭上系着一张标签，上面写着“琼”。

“天哪。”我说。若是房东或阿瑟先发现豪猪，必然会掀起一番风波，或至少质问我。我必须尽快处理掉豪猪。它是一只大猪，伤势严重，已经开始腐败。我将它拉到门廊一边，扔在绣球花丛中，暗祷邻居不会察觉，然后上楼拿绿色的快乐牌垃圾袋，将豪猪装进去，费力将它扔进公寓后方标示着“房客”的有盖垃圾桶。我幻想皇家豪猪将动物尸首解冻，一只接一只，留在我的门阶上。他有许多动物死尸，可供他用上几周。

我觉得他的行为太过分了。下午，我出门打付费电话给他：“查克，是你吗？”我在他接听时说。

“你哪位？是默娜吗？”他说。

“不管默娜是谁，你清楚我不是默娜。”我说，“我是琼，我要你知道，我认为你的举动一点也不有趣。”

“什么跟什么？”他说，听起来当真十分讶异。

“你心中有数。”我说，“你的那些短笺。你大概自以为很聪明，从黄页上剪下字母，这样我就不会知道是你干的。”

“不对，我没做那种事。”他说，“我是说，你在讲什么短笺？我没寄过短笺给你。”

“不然你今天早上留在我家门口的东西呢？我猜那也不是你横死的宝贝动物吧。”

“你到底在说什么？”他说，“你一定是疯了。我什么也没做。”

“还有，别再打电话来用呼吸声烦我了。”

“我对天发誓，我一次也没打给你。有人一直打电话给你吗？”

我感到挫败。假如他撒谎，那表示他会继续下去。假如他说的是实话，那是谁在做这些事？“查克，请你实话实说。”我说。

“我想我告诉过你，别这么叫我。”他冰冷地说，“我没有骚扰你。我何苦呢？你自己都说感情消失了。没错，我当时是很疯狂，但我后来思考过，如果你说我们结束了，那就是一刀两断。你知道我的为人，反正聚散无常，来得容易去得快，我何必去烦这些？”

他如此沉稳地面对分手，让我不禁感到沮丧。“我对你的意义就只有这样吗？”我说。

“听着，你才是退缩的人，不是我。如果你不想和我共同生活，你要我怎样？把头伸到烤炉里自杀吗？”

“也许我错了。也许我们应该谈谈。”我说。

“何必延长痛苦？再说，我已经有女伴了。”他说。

他挂了我电话。我狠狠地挂回话筒，去掏退币口。我觉得那铜板绝对应该要回来，那是他欠我的。但黑色的电话不让我称心如意。

我跑回公寓，将自己关在卧室里，拿出打字机，闭上眼睛。我需要的是披着斗篷的高大男子。与皇家豪猪共度的时光里我没写过半个字。是否就是因为如此，我的创造物似乎比平时更逼真，更靠近我，散发的能量比我赋予的更强大？

但一切只是徒劳。我无法停住时光，我无法将思绪排斥在外。

那一夜又有一通电话，第二天收到另一份短笺，写着“到殡仪馆”，上面粘贴了一张蜘蛛的图片。再之后那一天，门阶上出现一只死冠蓝鸦。

我开始在接电话前迟疑再三。我考虑过买一个小哨子，就是用来对付骚扰电话最有效的那一种。有一次，我对着话筒尖叫“别再打了!”，然后才察觉那只是萨姆。我也不是真心害怕，我仍然认为这只是一个漫长的复仇恶作剧，而皇家豪猪——我仍然相信他是罪魁祸首——他八成认为这是艺术杰作。也许他会等着我开门，发现他臭烘烘的小小致敬之物，然后拍下照片；也许他会办展览来展出照片。我考虑去他的仓库一趟，和他理论。

电话响了。我让它响三声才接起来，料定会听见呼吸声，甚至威胁的笑声。“喂。”我说。

“是琼·德拉科特吗？”是男人的嗓音，口齿含糊，而且透着一丝奇怪的语调。

“我是。”我自动地说，来不及思考为何有人会提起我的娘家姓氏。现在大家叫我琼·福斯特。

“琼，我总算找到你了。”

“你是谁？”我说。

“你猜不到吗？”那声音羞怯地说，现在它听起来很耳熟，“我是你的朋友梅维丝。”一声轻佻的笑。

“保罗。天啊。”我说。

“我在报上读到你的消息。”保罗说，没有因我的不快而气馁，“虽然照片不如你本人漂亮，但我认出了你。我很高兴你功成名就，不必再写古典哥特小说，你成了真正的作家。我读过你的书，以一个女人写的第一部作品来看，你很有潜力。”

我背后传来阿瑟进屋的声音。我得结束保罗的电话，但我不想刺伤他的心。“保罗，我得见你。我想见你。”我说。

“这也是我的愿望。”保罗说，“我知道一家好餐厅……”

第二天我和他便在那家餐厅见面，吃一顿较晚的午餐。餐厅的名称是佐多。以前多伦多的餐厅绝不会叫这种名字，现在却很常见了。我一边开门，一边想：挑选一家名字像水管清洁剂的餐厅正是保罗的作风。餐厅的格局狭长昏暗，桌上铺着格子纹的桌巾，台灯是蜡烛造型，墙壁装饰着人造葡萄藤，餐室后方的出菜窗口贴着仿砖纹壁纸，挂着铜锅……领位经理朝我快步走来，矮小机警，将缀着金色流苏的菜单夹在腋下。

“约翰。”我不由自主地说。那柔软的八字胡到哪里我都认得……

“不好意思，小姐，我是佐多。”他说。

保罗向我走来，彬彬有礼地吻我的手，略带阴郁地引我到一张桌位。我们落座后，他不发一言，却责怪地望着我。我注意到他的眼镜是有色的：一种淡紫色。

“这里以前叫‘轻食’。”我说，没有提到我曾是收银员。如今，我的分身坐在收银台后面，沉重的身躯，梳着发髻，黑色裙装露出她肉浪起伏的手肘，但没有露出胸部。这曾经是我可能的未来，如今活生生出现在我面前。她无疑是佐多太太。此时此刻，我羡慕她。

“琼。”保罗说，“你为什么逃离我？”他从花瓶里拿起塑料玫瑰，拈在手上旋转，显然没察觉那不是真花。我该说些什么才算得体？

“这样对你我最好。”我说。

“不对，琼。”他悲伤地说，“事实不是如此。你知道我爱过你。我希望在你年纪大一点时娶你。这是我的打算，我应该让你知道的。但你离开了我，让我很不快乐。”他虽这么说，但我并没有全信。我注意到他昂贵的西装，绝对超过他以往的经济能力；而且他洋溢着前所未见的自信。悲情、贫穷的贵族形象稍微模糊了一些，添上一层成功商人的气息。

佐多送上酒水单，对保罗毕恭毕敬。保罗轻快地点了酒，拿出一包高卢牌香烟请我抽，自己则将一支烟装到他的烟嘴上。烟嘴是新的，很华丽。

“很高兴我找到了你。”保罗在我们啜饮柠檬汤时说，“我知道你已婚，所以我们得想想我们该怎么办。”

“保罗。”我开口转移话题，“你现在住这里吗？你搬来加拿大了？”

“没有。”他说，“但我常来这里出差。我六年前就不在银行上班了。我有了别的生意。我是——”他迟疑了一下，“进口商。”

“进口什么？”我问。

“很多东西。”他说得含糊，“捷克的木雕、西洋棋、香烟盒；印度的服饰，现在很流行呢；还有墨西哥的服饰。通晓多国语言很方便。我没办法讲那么多种语言，但总有别的办法。”他不想细谈。我记起他的左轮手枪。他腋下是否微微隆起？他会不会穿戴了枪带？我脑海里迅速掠过“海洛因”“鸦片”“原子武器”“珠宝”“国家秘密”这几个词。

“我将母亲从波兰接出来，但她过世了。”他说。

我们谈论他母亲的事，之后谈他女儿，边说边吃希腊肉末茄子饼。

“我在报上读到你先生是左翼人士。”我们吃到核桃酥饼时他说，“琼，你怎么能嫁给这种人？我告诉过你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不是左翼。”我说，“这很难解释，但这里情况不一样。再说，在这里那不具有任何意义，只是多少算是受人尊重。他们什么都不做，就是开开会，长篇大论，有点像神智学者。”

“长篇大论很危险。”保罗阴沉地说，“这种事一开始都只是言谈。他们擅长说话。可怜的孩子，他就是这样让你嫁给他的。你被他洗脑了。”

“不是的。”我说，“事情不是那样。”但保罗确信事实如此。

“看得出你过得很不快乐。”他说。

这话不假，我没有否认。事实上，我乐在其中地任由那满满的同情包裹着我，像热毛巾。我以为保罗会生我的气，没料到他竟如此体贴。我又喝了一杯酒，保罗点了白兰地。

“你可以信任我。”他说，拍拍我的手，“以前你年纪小，摸不清自己的心意。现在你是女人了。你要离开这个男人，你要离婚，我们会幸福的。”

“保罗，我不能离开。”我说。他在我眼前恋旧的薄雾中游移。这是我失落的爱情吗？我的救星？泪水涌上我的双眼和鼻子。我用餐巾擦脸。我随时会真的落泪。

保罗咬了咬牙：“他不会让你走，我明白了。这是他们的作风。如果你告诉他，你爱的人是我，他会……但我有朋友。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抢走你。”

“不行。”我说，“保罗，你不能那么做，会有危险的。再说，我们这里的人不做那种事。”

保罗拍拍我的手：“别担心，我自有分寸。我会等待，到了适当的时机再出击。”他目光炯炯有神。这是一场挑战，他要当赢家。

我不忍吐露我不愿意被劫走，说这种话未免太过失礼，也会令他伤心：“嗯，别让人知道你见过我，这点很重要。你也不该打电话来……保罗，你之前是不是打过电话，却没有说半个字？”

“可能有一次吧。我以为打错了。”这么说，骚扰电话不是他打的。

我们起身离开。保罗挽着我。“你还写梅维丝·奎尔普的书吗？”我说，想起往事，“我猜你不需要再写那些东西了。”

“我还是会写，当成消遣。”保罗说，“辛苦一整天后，写写东西可以放松精神。”他停了一停，在内侧衣袋摸索，“喏，我带了一份礼物送你。你是专家。我是孤家寡人，没人会在乎我。但我知道你喜欢这种东西。”

他将书递给我，封面上印着《北极护士》，作者梅维丝·奎尔普。封面上双颊红润的护士裹着毛皮外套巧笑倩兮。

“哦，保罗。真谢谢你。”可笑的是，我大受感动。这个场面就像那部鲸鱼电影的结局，他如此悲伤，如此无可救药，根本不可能安慰他。我抱着他的脖子大哭。

这下可好了，我一边如是想，一边倚着他的肩膀啜泣。我得稍微弯腰，才能维持这个姿势。他抹的是海·卡拉特牌剃须水，这令我哭得更伤心了。我怎么可能脱身呢？我又给了他太多指望了。

第28章

保罗要送我搭出租车。在他的幻想中，我理应乘坐出租车离开，但我说想自己走一走，因此他自己坐进出租车。我目送他的车在闪亮的金属车流里北上教堂街，然后举步回家。

我的眼睛仍然浮肿，心情麻木而沮丧。保罗营救我的愿望虽然豪迈，却无济于事，一如此刻所有的豪迈行动在我心中都无济于事。况且，我不希望营救我的人是他，却没有勇气向他承认。我将会阴郁地熨烫他的四角裤，吃他的鱼子酱，住在寒酸的藏身处，假装幸福而感恩。我将会阴郁地再次逃离，刺伤他的心，而这一次他或许会报复我。我一度认为自己爱上了他。或许我爱过他。

“爱与笑容都具有魔力。用‘爱’和‘笑容’面对每一天，做每一件事，自然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褐色猫头鹰”常常快活地从手册上念出这一句话。我曾经相信这句口号，我相信生活中缺乏美好的事物是我的失败，是我的爱心不足。现在我则认为，用家具亮光剂的商标名替换这句格言的“爱”字，也丝毫不会改变它的意义。爱只是一项工具，微笑是另一项工具，两者都用于达成某种目的。没有魔法，只有化学成分。我觉得自己从未真正爱过人，不爱保罗，不爱皇家豪猪查克，甚至不爱阿瑟。我曾经用“爱”擦拭他们，以为能将他们擦得闪闪发亮，映照得出我的影像，一个更加美好、灿烂的影像。

当时，我觉得谁也不可能真心爱一个人，即使有这种人，爱情也不能永恒，或带来美好的事物。爱是对阴影的追寻，而我是保罗的阴影，注定在他面前逃逸，犹如容易飘散的云朵。我算什么云？我如此心想，已然走得脚疼。他要的大概根本不是我，而是冒险：他幻想自己进入穷凶极恶的危险政党巢穴劫走我，那些政党人士全身上下净是能吸走人脑的装置，满嘴都是残酷的诡辩，而我在他们之间，手脚被口号捆绑。一旦他带走我，他也会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我。以前他便无法与我共同生活，他不能忍受凌乱，这些年的岁月也不曾让我变得更整洁。我和我的幻影并不相同。

到家时又有另一封匿名信，这回信里提到了棺木，但我懒得多看一眼。我上楼回到公寓，步履缓慢——我的一只脚磨出了水泡。我希望阿瑟在家，如此，至少有个熟悉的身影能够慰藉我，但他不在，我这才记起他说要去开会。公寓空荡而凄凉，我想，家里没有他就会变成这样。我最好习惯没有阿瑟的生活，因为皇家豪猪随时会厌倦他的游戏，采取激烈的手段。

我进入浴室，将浴缸注满热水，倒入泡泡浴，带着梅维丝·奎尔普的《北极护士》爬进浴缸。浴室向来是我的避难所，是家里(每一个家里)我唯一可以上锁的地方。我会在浴缸里哭，打滚，像一只水汽蒙蒙的海象，既不肯承认自己拥有一具想要咕哝、大吼的身躯，也不愿将话说得太直白，因而左右为难，母亲则在门外含蓄地清喉咙。

“琼，你在里面做什么？”

漫长的停顿。

“洗澡。”

“你洗了一个小时了。也许别人也会想用浴室，你该多为别人着想的。”

我用泡泡覆满身体，沉浸在《北极护士》里面。莎伦为何离开英国舒适的医院，前往没有便利设备的地方？每回她失手掉落一把解剖刀，都会被英俊的医生蔑笑。她驾着狗拉的雪橇在冰上加速逃逸，坏脾气的医生徒步紧追。停下来，你这个小傻瓜，我办不到，我就是办不到。我清楚接下来的剧情，我熟悉保罗的风格……唯有等医生见她摔倒在地，被毛皮覆盖，他才会意识到自己深深爱上她，之后他便得努力赢得她的芳心。医生会出意外，或护士会出意外，二选一。纯粹的冰，纯粹的雪，纯洁无邪的吻。

我渴盼那个世界的单纯，幸福可能会降临，伤害只是惯例。在那一片不真实的白色天堂里，爱情与死亡一样终将到来，为何我被排拒在那个世界之外，流放到这个世事变化不定的地方？

电话响起，我放任不管。我不要离开浴缸，在地板上留下一摊摊的水渍，去听某个人的呼吸；我要和莎伦以及亨特医生待在这里。他碰触莎伦的脸庞，拨开她一绺滑落的发丝，粗鲁地说她应该用发卡夹紧头发，难道她忘了专业的训练了吗？诱人的鬈发、卷曲的发丝、一绺绺的秀发总是会出现在保罗的书中，一如米尔顿的作品。莎伦脸颊发烫，转身掩饰脸红。

四十五分钟后，直升机载运获救的因纽特人降落(告白、拥抱的情节随时会出现)，浴缸水温第二次变凉，我觉得隔壁房间似乎有人。我倾听着，小心翼翼地不扬起水波：确实有脚步声穿过客厅，前往我的房间。

我在浴缸里僵住，呆若木鸡。我一度躺在浴缸中，宛如一根巨大的冰棒。我在幻影中见到了鲜血顺着强暴犯的尖牙滴淌；见到了服用毒品且危险的盗匪；见到了变态将我大卸八块，把我的尸块丢弃到城里的每个垃圾桶。浴室没有窗户。若是我保持安静，或许他只会带走搜获的财物，循原路离开，可其实财物也不多。我可以发誓自己已经将通往防火梯的窗户上了钩，他也不可能是从防火门进来，因为那扇门会发出咿呀的巨响，我必然会听见。

我慢慢从浴缸里起身，没有拉开塞子，以避免排水发出声音。我摊开浴室踏脚垫，跪在上面，眼睛贴着钥匙孔。起初，我一无所见，神秘客人去了卧室，不在我的视线范围。我等了又等，然后他通过门口。他面向另一边，但看得出他身材矮小，很眼熟。

我认定他是保罗。我没料到他这么快便找上门。我听见一些翻找东西的声响，小声低语：“他在做什么？他应该要寻找我才对，不该去审视我的衣柜。”我想叫嚷：“喂，天哪，保罗，我在这里。”我用浴巾包住身体。我得出去和他严肃地谈一谈，向他道歉，告诉他我很抱歉，他误会了我，我和先生幸福快乐，而往事已成云烟。然后他便无法再将我搁在他的心上，我们会成为老朋友。

我打开门锁，赤脚走到卧室说：“保罗，我要……”

那人转身。他不是保罗，而是弗雷泽·布克南。他穿着有皮垫补丁的花呢夹克，一件时髦的高领毛衣，戴着一副黑色手套，正在翻看我的梳妆台抽屉。以他彻底搜查的情况以及有条不紊的架势来看，他显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勾当。

“你来做什么？”我向他吼。

我吓了他一跳，但他旋即恢复自若，龇牙咧嘴，像一只受困的栗鼠。

“我在做调查。”他说，非常冷静，可见不是第一次被当场抓获。

“我可以叫警察逮捕你。”我说。我的外表不可能有多端庄：我用手在背后拉拢浴巾。

“事实上，我对你的了解远远超乎你的想象。我知道你情愿……保密的事情，那种只有你知我知的事情。”

他查出了什么？他会告诉谁？阿瑟，我心想阿瑟会知道。我不为人知的一面，我其他的生命，不值一顾。我不能让那种事情发生。

“什么？”我尖声说，“你说什么？”

“我想你心中有数，福斯特太太。或者我该称呼你德拉科特小姐，路易莎·K. 德拉科特，《真爱无敌》与其他书籍的作者。”

看来，他已经搜查到我的内衣裤抽屉。

“我读过你的几本作品。”他继续说，“只是当时不知道那是你的书。以那种小说来讲，你写得不坏。但那些书配不上《神谕女士》，对吧？那会破坏你的形象。我想你的女性主义书迷听到这条消息时，应该不会太高兴，不过我能想到几个会认为这件事很有趣的人。更别提《布雷塞德纪念册》了。你那些照片真的很棒。告诉我，你是怎么甩掉那么多肥肉的？”

“你想怎样？”我说。

“这要看情况。”他清脆地说，“看你能给我什么条件，或许也能说是和我交换吧。”

“先让我穿上衣服，然后再谈。”我说。

“我情愿你别换衣服。”弗雷泽·布克南说。

我气愤不已，但我也很惊骇。他至少发现了我的两个秘密身份，我不禁方寸大乱，甚至不记得自己还有没有其他的身份。要不是我成了文化女杰，这件事倒也不算太严重，我只是无法忍受阿瑟知道我过去是充气女人。如果他告诉媒体关于路易莎·K. 德拉科特的真面目，别人正眼看我的短暂时光便会结束。尽管受到别人正视并不愉快，我察觉那总比不被当一回事好得多。我宁可自己是舞技拙劣的芭蕾舞者，也不愿当完美无瑕的小丑。

我穿上杏色的天鹅绒礼服，盘起头发，在颈项留下几绺诱人的发丝，佩戴垂坠式的金色耳环。我化了妆，甚至喷了一些香水。我不能不解决弗雷泽·布克南的事，但我仍未想到如何对付他。我决定恭维他。进入客厅时，我向他微笑。他坐在沙发上，双手搁在膝头，像在等待牙医。

我提议我们出去喝一杯，因为家里没有酒(谎言)。他立刻应允，这正如我所料。他认为自己已经胜利，只需要和我讨论交易条件。

他挑选的酒吧是“第四权”。他希望会有许多记者见到他与我同行。我点了杜本内酒加冰块和柠檬，他点了双份苏格兰威士忌。我说要请客，但他回绝。

“我也知道你有过一段风流事，对象是那个骗子艺术家还是诗人的家伙。”他凑近别致的镜面圆桌对我说，“我一直在跟踪你。”

我的胃发冷。这正是我最恐惧的事。我对这段情感始终小心翼翼，是查克告诉他的吗？如果查克有意狠狠伤害我，必然会出此下策。

“大家早就知道了，连我先生也不例外。”我口气鄙夷，不让他用这件事向我讨价还价，“那人简直跟发布了新闻稿没两样。他将我的两份购物清单装在信封里，卖给一所大学，信誓旦旦地说那是情书。那购物清单是他从我皮包里找到的。你不知道这件事吗？”查克常威胁说要贩卖我手写的东西——他的说辞是他需要生活费——但就我所知，他不曾付诸行动。

弗雷泽·布克南的脸垮下来，犹如操作不当的垃圾掩埋作业：如果阿瑟知情，即使他威胁要告诉阿瑟，他也不能从中得利。

“你怎么进入我家的？”我向他搭话，以消除他的困惑。我也想知道实情：我碰到过许多业余骗子，但不曾见识过专家。“不可能是消防出口上的窗户。”

“没错。”他说，“是旁边的那个窗户，我是跳过去的。”

“真的吗？”我说，“距离很远呢。我想，打电话来又一言不发的人也是你。”

“我总得确认你不在家，这样我才能进来。”

“但弄巧成拙了。”我说。

“是啊，你迟早会发现的。”

他说明如何追查到我的娘家姓氏。我不曾在采访中提及娘家姓氏，但他比对过结婚记录。“主婚人真的是叫尤妮斯·P. 雷维尔吗？”他说。然后他从中学毕业纪念册中找到我。他怀疑我是路易莎·K. 德拉科特则是出于猜测，必须查到真凭实据才算数。皇家豪猪的事是最容易挖掘到的一件事，也是他心目中最大的筹码，不料判断错误。听到他这样说，我松了一口气。“这年头的夫妻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嫌恶地说，“几年前，外遇可以敲到一大笔钱呢。如今大家都不忌讳告诉别人，活像在比赛谁比较厉害。”

我问起动物尸体的事，还提到恐吓信。“我何必做那种事？”他大感诧异地说，“那样做没有好处。我是商人。”

“如果你一直在跟踪我，或许你见过带来动物尸体的人。土拨鼠等。”

“亲爱的，我早上不工作。”他说，“我只上夜班。我是夜猫子。”

我们又喝了一杯，切入正题。“你这么大费周章的目的是什么？”我问。

“很简单。”他说，“我要金钱和权势。”

“我的钱不多。”我说，“我没有半点权势。”

但他拒绝相信。他讨厌名人，认为名人令他相形见绌。据他所说，名人不论成名的时间如何短暂，一概有钱有势。不仅如此，所有的名人都不具备真正的才气，至少才气不会比一般人多。因此，他们凭借欺瞒诈骗坐拥权势，理应奉上一些现金。他尤其瞧不起《神谕女士》和我的出版社，他确信我必然是使用女人的诱骗手法才得以出书。“那家伙总是帮听都没听过的女人出书。”他在喝第四杯酒时说，“在封底印她们的大幅照片，只有脸和脖子，一直到胸部。她们大部分是笨蛋，没有才气。”

“你应该当文学批评家。”我说。

“什么？”他说，“要我放弃我的工作？文学批评的酬劳不够。”他始终不用“勒索”这个词，那些给他好处的人(这是他的用语)则被他称为客户。

“还有谁？”我瞪大眼睛，充满赞赏。我让他如沐春风。

这时他犯下错误。他掏出他的黑色笔记本，因此我知道了它的存在。“当然，我不能透露他们不欲人知的事。”他说，“就如我永远不会泄露你的秘密。不过为了让你有点概念……”他读出七八个姓名，而我流露出适度的赞叹。“这一位呢，”他说，“还以为他纯洁得像白纸。耗费了我六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时间花得很值得。他的致命伤就是小男生的屁股。我想，有那种癖好也无妨。只要坚持得够久，总能追查到一些东西的。好了，言归正传。”

我必须拿到这本笔记。我唯一的指望是让他待在酒吧，灌醉他，再从他的外套口袋偷走笔记。我悄悄记下他放笔记的口袋，无奈我也出现醉意。

我们的讨论漫长而专注，每喝一杯酒，话语便说得越慢，越迂回，最后以我收入的两成定案。他说我必须将版权费文件复印件寄给他，他才能确知我没有在金额上动手脚。“将我视为某种经纪人。”他说。他也用同一套方法勒索其他几位作家。

我们起身要离开时，他悄悄将手搁在我臀部。

“去你家还是我家？”他凑过来。

“当然是你家。”我说，“我已婚，记得吗？”

事情比我想象中容易许多。我在他豪华公寓大楼的楼梯上绊倒他，趁着扶他起身时扒走笔记本，接着和他进入电梯，等电梯门开始合拢时便从门缝钻出，跑出大楼。我摔了一跤，扯破了裙子缝边，但损坏不严重。我跳进一辆出租车，顺利逃走，利落得像电视情节，几乎不相上下。

我打道回府，阿瑟在家里。我听见他在书房里打字，嗒嗒嗒……我将自己反锁在浴室内，褪下天鹅绒礼服，读起弗雷泽·布克南的笔记。那个笔记用黑色皮革装帧，封面没有姓名和标题，烫金边缘。里面的字迹微小，像蟑螂足迹。我对他记录的惊人秘密不感兴趣，只是不可自抑地寻找自己。

笔记的写法一如日记，是按日期排列的，重要事项以星号标示。其余的部分则是略带闲谈风格的记录。多数时候他只用姓名缩写。

J. F. ——《神谕女士》的“著名”女作者。在派对上见到一群虚伪的艺术家。身材像一栋砖砌的疯人院。红发，无疑是染的，大胸部，不断用胸部对着我。装笨，笑声疯狂，常常回头看。私底下一定很淫荡，一看就知道。回避书的问题，应该进一步调查。嫁给阿瑟·福斯特，为《复兴》杂志社写稿。傲慢鬼。

然后：

估计收入：？？不太多，但她能向福斯特要钱。*调查娘家姓氏。

然后：

跟C. B. 有一腿。这是她最昂贵的出轨。罪恶的报应是每个月付款给你真挚的朋友。*旅馆记录。尽可能拍到照片。

更后面：

*路易莎·K. 德拉科特。

他确实有条不紊。我究竟说过什么话，怎么会得罪他？我如此纳闷着。他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恨意吗？或者只是利字当头的冷嘲热讽？那一夜，我真的用乳房对准他吗？我想矮小的男人确实会有那种感觉。我的笑声疯狂吗？我觉得他确实恨我，不禁有点难过，毕竟我们才刚刚共度一个愉快的夜晚。

但这无关紧要，因为笔记在我手上，而且我无意归还。他必然会设法取回笔记；他将会不顾一切，这可是他谋生的工具。这也会是他犯罪的证据：笔记里是他的笔迹，有他的姓名，封面内侧载明他的地址，这是无从否认的罪证。我很惊讶不曾有人试图偷这本笔记。话说回来，或许他不曾让别人知道这本笔记。

我撕下慎重选择的一页笔记，用信封装好，准备在早上寄给他。这就像绑架受害者的耳朵，让他知道笔记在我手上。我也附上一份短笺：假如我出事，笔记会在安全的地方。你再找上门，笔记便会被送交警方。我觉得我们陷入了僵局。

我比阿瑟早上床，却在他入睡许久以后仍然清醒，试图为混乱不堪的局面理出头绪。保罗随时可能飞扑而来，挥舞着幻想的刀剑，展开会毁掉我生活的营救行动。弗雷泽·布克南将会设法取回笔记。我必须仔细思考笔记藏在哪里最妥当。也许可以放在地铁站的寄物柜里，或者不断地把它寄给自己……不，那样行不通。也许还是在银行租一个保险柜比较妥当。

恶意向我涌来，包围我，某人不断寄来荒诞却语带威胁的短笺，打电话给我，让我听呼吸声，那些电话只有一部分是弗雷泽·布克南的杰作。某人在门阶上放置动物尸体，假如那人不是皇家豪猪，必然是知道我和皇家豪猪的关系的人。谁会察觉我和他的情事？或许放置动物尸首的是一个人，短笺来自另一个人，电话来自第三个人……但事实真相不可能是那样。这必然是同一个人的手笔，这个人依据计划行事，准备达成某种目标……

忽然间，我了然于心。是阿瑟。一切都是阿瑟的作为。他发现皇家豪猪的事，而且必然知情了一段时间。他始终在留意我的举动，不发一言，不发一言正是他的作风。如今他终于决定了要如何处置我，判决已定，拇指向下。我不配留在这里，我必须离开，这正是他甩掉我的计划。

我思忖着他是如何办到这一切的。匿名信很容易。我可以检查家里的商业电话簿内页是否遭到裁切，但他不可能犯下这种疏忽。多数骚扰电话是在他外出时接到的，其中几通打来时他在家里，但他也可以请朋友代打(谁？)。至于动物尸首，谁都能捡到动物尸首。将它们放在门阶上比较难办到，尤其是我最近刻意比阿瑟早起，但他能利用夜晚将尸首留在门口。

祸首就是他，必然是他。他精心谋划一切，而我并不想知道他的意图何在。最简单的解释是他已经疯狂，疯得极其深沉而难以被我察觉。但也未必是疯狂。我意识到每一位和我打过交道的男性都有双重面孔：我父亲是医者，也是杀人凶手；穿着花呢外套的男人解救了我，他也可能是变态；皇家豪猪与他的分身查克·布鲁尔；甚至保罗，我始终相信他拥有我无法得见的凶险生活。我又有什么理由认为阿瑟是例外？我知道他的情绪变化周期，但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怀疑他拥有与个性迥异的另一面。我竟然过了这么久才察觉这一点，这令我现在的处境更加危险。

阿瑟是我完全不了解的人，而他正在我的身边，与我同床共枕。现在我害怕起来，几乎恐惧得不敢动弹。万一他苏醒，目光发亮，手向我探过来……后半夜，我倾听着他的呼吸声，听起来一派祥和。

我必须尽快离开。如果我去机场搭乘飞机一走了之，任何人都能追查到我的下落。我的人生纠缠混乱，犹如充满松散线头的老鼠窝。我不可能得到幸福的结局，但我要干净利落地了结一切，有如剪刀，必须剪断。我非死不可。但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帮手。我能信任谁？

第29章

到了早晨，我在阿瑟出门后打电话给萨姆。

“我得见你，有要紧的事。”我说。

“什么事？”他说。马琳接听了电话，萨姆听起来仍然昏昏欲睡。

“我不能在电话里说。”萨姆始终相信中情局在监听他的电话，即使中情局没有，最少也是被骑警监听，也许他是对的。此外，我也希望从一开始便做出一副疑神疑鬼的模样，借此说服他相信我的说辞。

“要我过去吗？”他问，精神一振。

“不用。”我说，“半小时后我在布鲁尔街领带城前面跟你碰面。”萨姆住在合并区，我知道如果他一路赶路，能在半小时到达领带城。我要他来得匆忙，以便营造急迫的气氛。然后我挂断电话，存心故弄玄虚。

我已经万分仔细地盘算过要告诉他们的说法，他们必然会一起来，马琳绝不可能不同行。一如往常，我不能说实话。如果坦承真相，他们会认为无法帮助我，因为依据他们的想法，私人问题原本便无关紧要。如果我能分别和他们私下谈，便能各个击破，但他们两人同进同出时，便会见证对方的作为，进而互相指摘对方的行为。我必须慎选恶徒，并且编织一个他们不会等闲视之的借口。我觉得自己的行为有点可鄙。萨姆与他们多数成员一样，基本上是个老实人，只是不正大光明；而我基本上不是正大光明的人，只是外表老实。但我已经走投无路。

我紧张兮兮地在领带城前面等待，盯着橱窗里的领带，不时回头查看，直到萨姆和马琳现身。他们搭乘出租车前来，令我燃起希望：他们平时绝对不会搭出租车。

“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我鬼祟地低声交代，“假装你们在逛街。”我们沿着路走向西边，我说出会面的真正地点和时间。“我觉得角落有一个他们的人。”我说，“不要被跟踪了。”然后我们便散伙。

那天下午三点三十分，我们在杨格街和布鲁尔街口西边的罗伊·罗杰斯快餐厅见面。我点了一杯香草奶昔，萨姆点了一杯罗伊和餐点。马琳点了一杯黛儿·伊万斯[13]。

我们将托盘端到玻璃窗前的圆桌上，窗外看得见一个小后院，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广告牌上的男孩和女孩无邪地互望，畅饮可乐。

“这地点挑得好。”萨姆说，“他们绝不会怀疑到这家店的。”

“你们知道可以邮购那匹马‘扳机’的真粪便吗？”马琳问。

“是真的才怪。”萨姆嗤之以鼻，“那玩意儿比真十字架还多。再说，真正的扳机好几年前就被做成标本立在架子上了。”马琳一脸失望。

我检查桌面底部，假装查看窃听器，然后凑向他们说：“他们发现炸药了。”

萨姆一言不发。马琳卷了一支香烟。她最近习惯自己卷香烟，从尾端露出的烟叶在她点烟时着火，但她勇敢地将烟叼在嘴角，一边问：“他们是谁？你怎么知道的？”

“我也不确定。”我说，“可能是安大略省的省警或骑警，甚至可能是中情局。总之，看起来就像他们那种人。前天我去移动车子时，我看到两个男人在查看车子。我没有靠近车子，直接走过去，假装那是别人的车。昨天我回去时他们还在，也有可能是换了两个人。这一次我甚至没有走下街道，而是过了马路，从一条小路离开。”

“那代表他们还没追查到你。”马琳说，“否则他们不会监视车子，而会监视你。”

“他们还没找上我。”我说，“但那是迟早的事。他们会通过我追查到公寓，我买车时留过地址。他们会向房东问出我的长相。如果他们逮到我，就能查出我的真名，然后去找阿瑟，之后找上你们。”

萨姆心烦意乱。他的逃亡幻想终于成真，而他并不喜欢那种感觉。马琳则非常冷静，双目微眯，部分是因为香烟的烟雾。“你觉得他们是骑警？”她问。

“如果我们走运的话，”我说，“如果是骑警，也许他们永远找不到我，就算他们逮到我，至少我们能够受审。但如果是其他人，像中情局或更糟的单位，他们可能会直接解决我们。他们总是弄成自杀或意外的样子。”

“该死。”萨姆说，“很抱歉我们拖累了你。但他们不可能是中情局的，我们只是小人物。”

“你错了。”马琳说，“他们痛恨民族主义的组织，他们想压制这个国家。”

“幸亏在他们查出我的身份前，”我说，“他们顶多只能追查到公寓。”

“我们最好把你弄出国。”马琳说。

“没错。”我说，或许我回答得太快了，“但我不能随随便便跳上飞机。要是我失踪，他们会不断搜查我的下落。我想我们应该斩断他们的线索。”

“你有什么主意吗？”萨姆问。

我沉思了一会儿：“嗯，我想应该安排我的死亡。如此一来，当他们开始追查我时，他们会发现我死了，就此结案。没有任何线索能让他们依据车子和炸药追查到你们身上。我们把车子留在原地，让他们去头痛就好。”

他们很钦佩这个主意，于是我们开始讨论执行方式与细节。萨姆提出制造假车祸的计划，利用血肉模糊到无从辨识的尸体造假。他看过很多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

“尸体要上哪里找？”马琳问，终止了这个计划。

萨姆脸色一亮：“嘿……在一桶石灰里面撒上几颗牙齿如何？没有比牙齿更能证明身份的东西了。空难的时候，人们就是用这种方法辨别罹难者。他们会以为你其余的部分被石灰腐蚀掉了。”

“我们要去哪里找我的牙齿？”我问。

“当然是把你的牙齿拔光。”萨姆说，因为我消极的反应而微微伤心，“你可以配一副假牙，反正假牙比较卫生。”

“不行。”我说，“他们会折磨牙医，牙医会招认一切。只拔一两颗牙齿或许还能考虑。”我让步说。

萨姆闷闷不乐：“如果你有心用这个办法，就要做得逼真一点。”

“我需要干净利落的死法。”我说，“这个如何？”我从皮包拿出一张剪报。报导内容是一个女人在安大略湖溺毙，简单至极，不耍花枪。她只是像一颗石头，沉到水里，尸首始终不曾寻获。她没有尝试去抓别人抛出的救生圈。报纸说，如今司法界已开始在没有尸体的情况下进行侦讯，发出死亡证明。有时我会剪下这一类的报道，以备编写情节时参考。幸亏我剪下了这篇新闻。

“但已经有人这么做过了。”萨姆说。

“不会有人注意到的。”我说，“至少，我希望他们不会注意到。总之，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阿瑟怎么办？”马琳问，“不是应该让他知道吗？”

“万万不可。”我说，“阿瑟的演技很蹩脚，你们也清楚这点。警察一定会找他问话，如果他知道我其实活得好好的，他要么会演得太假，以致被警方看出破绽；要么太过冷静沉着，令警方以为他是凶手。他无法说服任何人。等风头过了，我们再告诉他。我知道这对他很残忍，却是唯一的办法。”我向他们反复重申这一点：我绝不要阿瑟追查我的下落。

最后，他们答应照办。事实上，他们自认颜面有光，因为我觉得他们比阿瑟更能说服警方。“别演得太伤心。”我告诉他们，“表现得有点难过就好，但别太悲痛。”

他们认为我应该伪造旅游文件，以便离开加拿大，但我说一位朋友会处理文件，细节还是少谈为妙。我很庆幸自己随时更新路易莎·K. 德拉科特的护照与身份证。

马琳说她必须出席一项会议，因此萨姆送我到地铁站。他在担心某件事。他终于说：“琼，你确定那些人真的存在吗？他们真的是在监视车子吗？”

“是啊，怎么了？”

“他们能力不会那么不济。假如他们盯上车子两天，现在早该查到你身上了。”

“萨姆，”我说，“我真的无法断定什么。也许是他们，也许是我弄错了。但那不是我想离开的唯一原因。”

“不然是怎么回事？”萨姆问。

“你发誓不告诉马琳吗？”

他发誓。

“我被人勒索了。”

“你开玩笑。”萨姆说，“干吗勒索你？”

我想和盘托出，我差点便说出口了，但一沉思又不敢说：“那无关政治，是私事。”

萨姆没有追问细节，他这人做事懂得拿捏分寸。“我也受到威胁。”他说，“马琳威胁我要告诉唐我们的事。”

“萨姆，非得让她加入行动吗？”

“是啊。”他说，“我们需要两个证人。反正，让她应付警察最好。她撒谎的功夫一流。”

“萨姆，你真好心，愿意为我出力。”我说，开始明白这实在是一个大忙，“假如你们出了状况，我会回来保释你们。”

他捏捏我的手，要我放心。“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等着瞧吧。”他说。

我没有说出动物尸首、电话和信件的事。我觉得那些事情太过复杂。我也不曾提及我怀疑阿瑟。萨姆认识阿瑟很久了，绝对无法相信阿瑟做得出那种事。他会判定一切都出于我的想象。

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的话，我们预定在两天后行动。我利用空当做准备。首先，我买了一条裙子和一件上衣，以便在飞机上穿着没人见我穿过的衣服。我搭乘地铁和公交车到机场，以路易莎·K. 德拉科特的身份证购买了一张前往罗马的机票。我说我要去度假四周。我买了粉红色的骑警头巾和墨镜，在女厕换上新装，包住头发，向赫兹租车公司租了一辆鲜红色的达特桑汽车，并说两天后会在机场归还车子。我再次回到女厕，换回原本的衣物，驾车离开。

我将车停在公寓的转角，确认阿瑟不在家，才从橱柜中拿出一个旧皮箱，打包了几样必备物品。我用牛皮纸包住行李箱，假装它是包裹，搬到车子的后备厢里放置。

第二天早晨，我告诉阿瑟我头痛，要在床上多躺一会儿。我请他为我拿阿斯匹林和一杯水。我以为他会尽快离开公寓——他一向不喜欢陪伴生病的我——出乎意料的是他待在家里，端来一杯茶，询问是否需要他为我做什么。我很感动，心想或许我看错了他，或许我应该坦白以对，一切仍然不会太迟……但也许他察觉到我别有居心，因此在我面前演戏。我提醒他，他得完成《复兴》杂志社的稿件，他才踏出家门。

我跳下床，穿上端庄的连衣裙，将T恤和牛仔裤塞入过大的包。由于阿瑟，我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四十五分钟出发。我驾驶租来的车向东走，通过市区，沿着安大略湖的湖岸寻找我能够爬上岸又不会碰上悬崖或人群的地点。我找到一片有繁盛树丛与几张野餐桌的无人沙滩。我希望沙滩维持无人的状态。我认为应该不会有人来，因为这时是六月初的工作日，路边还没有许多阖家出动的旅游人潮。我要将车留在那里，晚点再回去开车。那些树木能在我上岸时，遮掩住我的形迹。

我开车到最近的公共电话亭，那是在休息站外面，并叫了出租车，说明我的车抛锚，来不及赶赴在城里的约会。我描述我所在的位置，并说明我会站在一辆红色达特桑汽车的旁边。我开车回到沙滩，锁上车门，行李箱在后备厢，机票和路易莎·K. 德拉科特的身份证留在置物箱，并将车钥匙埋在右前轮下面。出租车到了，我上车到了皇家约克旅馆，从大门走到地下室，换上T恤和牛仔裤，将我穿的裙子塞进包，从侧门出去。渡轮码头在几个街口外。萨姆和马琳已经在那里等我。

“你被跟踪了吗？”马琳问。

“应该没有。”我说。我们再次演练他们要告诉阿瑟的说法：他们在路上遇见我，我们临时起意，决定去岛上租帆船出游。我们认为应该驾驶帆船，不要划独木舟，因为从帆船落水比较容易，若是独木舟，所有人都会掉进水里，而我说没必要让他们也变成落汤鸡。

我们搭了渡轮到岛上。马琳带了相机，她认为应该留下我快乐无忧的影像，因此我先与萨姆合照，再和马琳合照。照片中的我们倚着舷栏，笑容灿烂得像白痴。

到达岛上后，我们在那些船舶出租公司前面来来去去，试图判定哪一家最不会怀疑我们。我们挑选了看起来最漫不经心的公司，毫无困难地租到船，付了五元预付款，尾款等归还船只时结清。这艘船很小，店员说其实它应该只容两人搭乘，但他强调只要不出港，应该不成问题。

“你们会驾驶帆船吧。”他说，口吻比较像陈述事实，而不是询问。

“当然。”我很快地说。店员回到他的棚屋，将我们留在船边。

萨姆轻快地解开码头上的缆绳。我们都上了船，驶进多伦多港，其他帆船的白色船帆飘动，来去自如。

“现在怎么办？”我问。

“现在把船帆升起来。”萨姆说，解开几条绳索，这边拉拉，那边扯扯，直到一面船帆摇摇摆摆地升上桅杆。

“你真的会开帆船吧？”我问他。

“当然会，我以前在夏令营一天到晚玩帆船。”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马琳问。

“我记得基本的操作方法。”他自我保护地说，“但如果你情愿自己来……”

“我这辈子没上过帆船。”马琳说，流露出女人佯装专家却被男人拆穿的愠色。这时，我们的帆船已稳稳驶向一艘岛屿渡船的航道。

“也许我们应该回去换独木舟。”我说。

“不行，我不会划船。”萨姆说。

我们最后是让马琳负责掌舵，萨姆和我满船奔忙，闪躲桅杆，试图控制那些控制船帆的绳索。这套操作方式勉强可以驾驶帆船，但我的情绪已经跌落谷底。我为何捏造如此差劲的通俗剧剧情，让我们在搏命演出时面临死亡的威胁？帆船摇摇晃晃地航过多伦多港，经过看起来像用垃圾筑成的堤道，进入安大略湖。由于帆船大致算稳定，我蹲在甲板上，对着化妆镜将蔚蓝的眼影涂到脸上。将脸抹成蓝色是马琳的建议。她说如此一来，从岸上就不容易看见我的脸。基于相同的理由，我穿着牛仔裤和蓝色T恤。

港外的风势较强，波浪也大。风刮得帆船向东飞驰。现在我的脸已经足够蓝，我开始扫视湖岸。从湖面看过去的湖岸外观与之前大不相同，我努力回想我停车的位置。

“我们离岸太远了。”我向萨姆吼道，“不能让船离岸边近一点吗？”我会游泳，但不是游泳健将。我不希望仰着漂浮一英里[14]回去。

马琳将唐的望远镜递给我。由于女童军的训练，她带来了望远镜，装备一应俱全，只差没有带信号旗。我用望远镜审视湖岸，见到沙洲、野餐桌，对，还有车子嗖地一掠而过。

“我们过头了。”我向萨姆大叫，指着后方，“我们要怎么回头？”

“‘之’字形移动。”萨姆大嚷，跳过去拉绳索。

“什么？”

“我得掌舵。”他吼道，开始爬向我们。

“天啊，我忽然想到一件事。”马琳说。其实应该是尖声嚷，否则我们无法在风浪声中交谈。风浪逐渐大到令人害怕。湖面有白色浪沫，拍击着船舷。

“什么事？”

“唐……这件事会刊满报纸，他会知道我们在一起。”

“跟他说你们现在只是朋友!”我嘶叫。

“他不会相信的。”马琳说，很高兴不必自己开口，便能揭露她想公开的事实。不知她是出于绝望还是喜悦，总之她放开了船舵，船身一荡，船帆便松脱了，萨姆闪到一旁，桅杆转过来击中我的后腰，将我打落水中。

我没有心理准备，一边下沉，一边喝了满口未经净化处理的安大略湖水。湖水冰冷得出乎意料，尝来像陈腐的鱼鳍和许久未更换的尿布。我游升到湖面，咳嗽喘息。

萨姆降下船帆，船身漂漂荡荡地向前行驶了一小段距离。马琳吼叫“天啊”的语气非常逼真，仿佛我真的落水，即将溺毙。她向我伸出双手，身体倚在船舷上摇摇欲坠，叫着：“这里!琼!”但萨姆抱住了她。

我不能爬回船上好好地重新落水，只能继续演完这场戏。我依照计划，虚弱无力地试图游到船底。我应该要从船的另一侧游出来，这样如果岸上有人注意到我们，也无法看见我的身影。这种做法很有必要，因为我见到野餐桌上有一家人。我在第二次尝试时成功，但马琳和萨姆仍在看我失踪的那一侧湖面，似乎将原定的计划忘得一干二净。我取下挂在颈部的望远镜(因为望远镜太重)，试图扔回船上却失败，望远镜就此永远沉没。此时，我记起了我的裙子仍在包里，而包塞在船头。“我的裙子啊，记得要丢掉。”我叫着，但我漂流到船的下风处，他们听不见我，正手忙脚乱地试图操控帆船。

我拍打着湖面，尽力躺平。若说我什么最拿手，那便是仰泳。我对准岸边，腿在水面下踢动，希望能利用偶尔打到我头上的波浪，无声无息地漂流到沙洲。我们的计划执行得很拙劣，但不算太糟糕，好歹比我自己跳下船逼真。我凝望着有白云飘移的蓝天，专心思考我的下一步。

幸而我抵岸的地方有树丛遮蔽，野餐桌那边的人无法看见我。我距离预定的上岸地点只差五百码。我上岸躺着喘息，波浪带来柳橙皮、死鱼与外观可疑的褐色块状物，在我周边来来又去去。我的发丝里满是沙子和小块的海草。喘过气后，我尽可能压低声音，沿着岸边涉水而行，蹲在树丛后面。我知道我的车在树丛另一侧，但野餐的家庭也在那里。我没有冒险上前察看那一家人，但我能听见孩童的牢骚与父亲的咕哝。

我在树丛下躲了至少半小时，浑身湿透，颤抖着，避开有毒的藤蔓与仍未全干的人类粪便、湿乎乎的卫生纸、揉成一团的三明治包装纸、腊肠碎屑和老旧的饮料瓶。我纳闷他们是否准备待上一整天，如果他们迟迟不走，我是否会错过班机。好不容易，我听见汽车引擎声以及轮胎碾过碎石的声音。

我等了一会儿，等他们走远，然后才去挖出埋在土里的车钥匙，从后备厢里拿出行李箱，在后座换了裙子和上衣，并用骑警头巾包住湿头发。后视镜中的我看起来很骇人，几乎真的是溺毙的模样。我用面纸擦掉蓝色眼影，将它扔入树丛。我拧干牛仔裤和T恤，卷成一团，塞入我专程带来的绿色快乐牌塑料袋，随后收到行李箱底部。我驾车离开时，瞥见马琳和萨姆。他们重新升起船帆，但仍然无法返航，风刮着船帆，将他们吹向金士顿。

我到了机场，归还租来的车，赶上飞机后仍有二十分钟的空当。坐在飞机上等待起飞的时间最难挨，我无法相信自己不曾被跟踪。但我安全无虞。

[1]　威廉·莱昂·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 1874—1950)，曾任加拿大总理，在位时间长达21年。

[2]　西方一些国家的婚礼传统，用以祝愿新婚夫妇富裕、多子。

[3]　魁北克法语的名称，常被认为是蒙特利尔工人阶级使用的语言，并带有一定贬义。

[4]　《红花侠》为英国女作家奥尔瑞夫人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创作的小说。书中男主角为一个外号叫“红花侠”的英雄人物，他仗义豪爽、英勇无畏，救出许多被陷害的法国贵族。

[5]　心理学术语。

[6]　指长度在35厘米—38厘米的手套，也称“四分之三”长手套。

[7]　17世纪中期英国的一个知名党派，支持议会对国家行使行政管理的最高控制权。圆颅党的最大特色是成员皆将头发理短，与当时留着长卷发的权贵作区分。因他们的头颅在理了短发后显得十分圆，故得此名。

[8]　一个开始于1820年代后期的基督教改革运动。

[9]　美国著名电影演员、舞蹈家，曾获奥斯卡金像奖荣誉奖和美国电影协会终身成就奖。

[10]　城市名“Buffalo”含义为“水牛”，故得名水牛城，也称布法罗城。是美国纽约州西部的港口城市，也是纽约州第二大城市。

[11]　希斯克利夫与林顿均为《呼啸山庄》中的人物。

[12]　花滑比赛服。

[13]　罗伊和黛儿·伊万斯分别指美国西部电影中的“牛仔之王”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和他的妻子兼电影搭档黛儿·伊万斯(Dale Evans)。电影中，罗伊常带着爱马“扳机”出镜。文中的快餐厅是以罗伊的名字来命名的。

[14]　1英里约为1.6093千米。

第五部

第30章

我自问安全的代价是什么。我穿着内衣裤坐在阳台上，用毛巾盖住身体，在这偏僻的地方做热气蒸腾的日光浴。彼岸不是天堂，而是地狱的边缘。现在我知道亡魂为何返回尘世看顾活人：彼岸太无聊，既没有说话的同伴，也无事可做。

我心想，或许我真的溺毙了，而这整件事、在飞机上的时间(我看了《战争与冒险》，没有戴耳机)、赫兹租车公司、公寓、到罗马购买染发剂都是死后的恶劣笑话。灵魂在死后会因为困惑，停留在尸体附近一段时间，至少那是唯灵教派的说法。果真如此，我便应该是在安大略湖油腻的湖面上盘旋，在多伦多岛稍微偏东的位置，拒绝随着潮流移动。或者他们已将我打捞上岸，尸首面目无从辨识，躺在公共停尸间；或者我已经被切开，被摘除了可用的器官，而我看见了影像则是因为某人得到我的双眼。我的一生并未按照规矩在我眼前一掠而过，但那是迟早的事，我的反应向来比别人慢半拍。

自我成长类书籍教人要活在当下、接受现实。但如果现实生活一塌糊涂，未来的生活是一片泥淖呢？我觉得自己被放逐到无人荒岛，传递讯息(不论是不是用瓶子装着纸条，还是用其他方式)的冲动日益强烈。我还活着。我被困在这里，几天没有见到船只。我已经厌倦跟本地的动植物、蚂蚁说话了。我在这里，置身在美丽的南方风景中，浸淫在清风与旧世界的迷人氛围中，但祖国始终嵌在我的脑海中，宛如手术后留下的铁片。或者说，像是那种被丢入清水中便会膨大、化为华丽矿物结晶花朵的小丸。如果我任凭那些花朵失控地滋长，花朵将会占据我的脑袋。没有必要试图逃避那种下场，因为是我将它们随身带来的，我仍然能够听见它们的声音，像遥远但愤怒的人群的低语。现在已经来不及重新摆放家具，我无法将它们阻绝在外。

我准备像过河一般轻松迈入的新生活呢？新生活并没有出现，我已经被旧生活彻底抛弃了。我被困在阳台上，等待变化。我想，我应该培养嗜好，做拼布工艺，种花养草，搜集邮票。我应该宽心地做一个观光客，一个掠夺成性的女性观光客，拍摄快照，寻找佩戴粉红色尼龙领带、穿尖头皮鞋的情人。我想要放松精神，沉浸在这里的氛围中，悠然自得，吃掉生命之树上落下的胡说八道，却不知为何办不到。我等待某事降临，等待局势转向(转成圆圈状？螺旋状？)。这一生，我始终迷恋故事般的情节发展。

我纳闷阿瑟是否收到了我的明信片。他会不会来找我？我们能否从头来过，展开新的开始，迎向新生？或者他仍然愤怒，他是否真的就是那个人？……或许我根本不该寄那张明信片。话说回来，他也可能会将它撕掉，不理会我的求救。

我倚着椅背，闭上双眼。菜贩伫立在门口，双臂上除了蔬菜仍是蔬菜：繁盛肥大的南瓜、朝鲜蓟、洋葱、西红柿。他绽出微笑，我奔向他，他穿着短袖的橄榄色手臂紧紧抱住我，地上满是西红柿汁，我们在西红柿汁上滑跤，交缠的身躯滚压过压扁的南瓜，宛如与沙拉做爱，爽脆又绵软。但情况不会是那样，他会出现在门口，而我没有奔向他，却记起我的贴身衣物披在椅背上。“我先整理一下东西。”他会如何看待我？我会在屋里匆匆收拾，掩藏东西。“你何不来杯茶呢？”他无法理解我的话，笑容褪去。我究竟请他来做什么？再说，他会将这件事告诉整个村庄的人，男人会色眯眯地看着我，夜晚时在公寓周边蹑手蹑脚，小孩会向我扔石头。

我在塑胶椅上坐直，睁开眼睛。没有用，我紧张得像热锅上的跳蚤，连性幻想时也撇不下焦虑。我需要喝酒，而仙山露半滴不剩。小孩已经在扔石头，昨天有一颗石头差点砸中我。

我起身晃回公寓里。我的生活仍然缺乏规律，似乎越来越没有理由在任何一个规定的时段做某些事了。我回到厨房，一路褪去浴巾。我饿了，但没有食物，只剩下一些煮熟的意大利面，面已经发干，窗台上还有一把插在水杯中的泛黄欧芹。关于冰箱，我有话要说。虽然冰箱鼓吹我们浪费，但也创造了永远有明天的假象，食品可在冰箱里放到天荒地老……为何媒体分析家没有探讨过冰箱的议题？拥有冰箱的人对生活的观感，必然与没有冰箱的人不同。银行之于金钱，正如冰箱之于食物……这些思绪从脑海里流过，我开始觉得自己的整场人生与我毫不相干。

我注意到蚂蚁不太对劲，便察看它们待的糖水碟。原来是我忘记添水，糖水干稠成糖浆状，有些蚂蚁在边缘轻轻啃食，但其他蚂蚁冒险走到糖浆表面，因而受困，像剑齿虎落入焦油坑。现在它们有些已经死亡，有的则微弱无力地挥动触角。我试图用火柴拯救仍有一口气的蚂蚁，将它们捞出来，放在碟子边缘，但救援行动多半只是徒劳，它们被糖浆粘住，无法生存。我对饲养宠物向来不在行。“SOS”，我在糖水中写着。想想办法。

我回到主卧室，穿上其中一件松垮的连衣裙。我不再需要印着粉红色骑警的头巾，因为我从罗马回来第二天便染好头发，现在头发是泥褐色，没有半丝包装盒上保证的闪亮光泽。事实上，头发一塌糊涂。我为什么不干脆买一顶假发？我知道为什么。假发太闷热，脑袋会热得不听使唤。但是戴漂亮的灰色假发，会比染发美观。

我走上山坡，来到市集广场。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的传单。或许是有选举吧，几乎每天都能听见卡车的声响蜿蜒驶到广场，播放容易上口的旋律和口号。但我漠不关心，毕竟我是外国人。除了传单，小镇似乎发生了别的事，气氛古怪。沿途都是充满敌意的眼睛，一身黑衣的香肠腿老妇人不再回应我的问候，甚至不点头回礼。她们或是瞪着我，或是别开目光。一位妇人伸手盖住坐在她身边小女孩的眼睛，并用手指画了“十”字符号。我做了什么？我触犯了什么禁忌？

我去了肉铺，穿过海草般盖住门口的五彩塑料门帘。屠夫和他太太是和气的夫妻，两人身材浑圆如饺子，都裹着白色大围裙，染着血污。玻璃展示柜里的托盘不像多伦多肉铺那样堆满丰盛的肉品。他们贩售的东西少得可怜：几小片小牛肉，孤零零的内脏(肝、一颗心、一两副腰子)，三四粒白卵状的东西，我猜是牛的睾丸。通常屠夫和他太太会拿起肉品推销，说些我无从理解的话语，始终笑容满面。

但今天他们不苟言笑，一见到我踏进店门，脸色便僵滞起来，提防着我。究竟是我胡思乱想，还是他们当真有点怕我？他们没有如常协助我说出正确的词语，我只得指出我要的肉。尽管我买了五小块薄如卫生纸的牛肉，这可是很阔气的数量，但他们不曾和蔼一些。而我甚至不能问一声自己做了什么，哪里冒犯了他们，令他们如此恐惧。我不会意大利语。

在面包店、杂货店、蔬果摊，钱从我受伤的钱包滴淌出去，而状况与肉铺相同，情况不太对劲。我犯了罪吗？我几乎鼓不起勇气走到邮局，因为我知道警察会在那里。但我什么也没做，我向自己说，一切必然是出于某种误会。误会终将会冰释。我要问维托尼先生怎么回事。

“德拉科特。”我在邮局里勇敢地报上名字。柜台内的女人态度没有改变，因为她向来就不友善。她无声地递出一个胖乎乎的信封。褐色的马尼拉纸，上面是萨姆的打字机字迹。

出了邮局，我撕开信封，里面塞满了剪报，依序排列整齐，最旧的放第一张，还有一份萨姆手打的短笺。“恭喜。你死后成了大家崇拜的对象。”我匆匆浏览剪报。已故女作者疑似自杀，有待调查，第一份报导如此说，之后是其他报导。有些刊出了《神谕女士》封底的照片，有些刊出了我过世当天马琳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在船舷笑眯眯的。许多报道谈到我病态的极端性情、我阴郁的双眼以及我显然拥有的低潮期(但没有关于皇家豪猪的只言片语，没有半句话提起路易莎·K. 德拉科特……可见弗雷泽·布克南保持了低调)。《神谕女士》大为畅销，国内每位恋尸癖都赶忙购买一本。

我已经被塞挤到不快乐的女性之列，而且她们显然为数众多，沉溺在文字中死亡。而我在这里，躺在我曾经渴望的死亡之舟上，船头标示着我的名字，顺着蜿蜒的河道漂流。几篇文章诉诸道德教训：你可以歌唱跳舞，或者拥有快乐，但不能两者同时拥有。或许他们说得对，你能经年累月地住在塔中织布，看着镜面，但如果你朝窗外一瞥，看见真实的世界，你便注定毁灭。诅咒应验，呜呼哀哉。我开始觉得，尽管我仍未自杀，或许我当初应该真的自杀。瞧他们说得煞有介事。

我的第二个念头是：这下子我永远回不了头了。这些人吐出话语，就像人们朝着棺木掷下花朵，他们照平日的计价方式计算稿费，而且对收款非常认真。假如我起死回生，跳着华尔兹返回尘世，宣布一切只是一场骗局，他们该如何是好？他们会颜面尽失，他们会永远恨我，令我的生活宛如梦魇。女人则会出口相讥，死亡崇拜者察觉自己上当后的愤怒最为厉害。这就好像是詹姆斯·迪恩[1]重现人间，但增加了三十岁的年纪，而且挺着圆滚滚的腹部，或者像玛丽莲·梦露顶着发卷走下杨格街，添了五十磅的体重。假如我忽然活生生地出现，所有曾经遗憾我过世、记得我超脱凡俗之美的人，都会极度愤怒。我必须维持“安葬”在彼岸的状态，或许直到地老天荒。事实上，我的死亡对于太多人来说有利可图，因此当我的鼻尖一探出水面时，他们大概便会一记敲死我，将我做成水泥块，扔进多伦多港。

我干净利落、安静、计划周详的意外身亡后续发展如何？证据浮上台面——是谁暴露的？怎么会有证据？——我并非落水，而是跳入水中。这太荒唐了。我的确打算跳湖，实际上却是栽到水里，而且落水时间比计划中早。某位记者采访马琳，而她编织了太多谎言。她说他们扔了救生圈给我，但我不曾去抓救生圈，几乎毫无挣扎地沉了下去。船上当然没有救生圈，她不该无中生有。有人采访我的父亲，他为何告诉他们我是游泳高手？他这一生不曾见过我游泳。我的泳技不差。我在中学体育课上学会游泳，这是我不介意从事的运动之一，因为我的大半个身体不会被看见。我的拿手绝活是仰泳，蛙泳也不赖，自由泳则很蹩脚。

从剪报来看，他们认为我故意跳湖，回绝了救生圈，存心沉入湖底，而我不能出面指正他们的误解，但有人主动向他们告密，说我不是会闹自杀的人，我热爱生命。自杀确实不像是我会做的事。

我想，或许我真的有心寻死，否则也不会佯装自杀。但这么说也不对；我装死是为了活命，拥有新生。镇民阴阳怪气，令我不禁恼火。

我往回走下山坡，拎着食物。我热爱生命，报纸上是这么说的。既然如此，我何必自杀？

第31章

我决定对自杀一事不予理会，反正我无力改变现状。随后三天我试图工作。我坐在打字机前闭着眼睛，等待情节像电影一般流畅地在眼皮后方自行推演。不料情节凝滞不动，受到干扰。我几番带领夏洛特惊险地逃离困境：她两度差点被强暴，还有一回她险些遭到谋杀(掺杂砒霜的葡萄干蛋糕，引发她的严重呕吐)。我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节。费丽西娅必须死亡，这是身为妻子的命运。如此一来，夏洛特才能被扶正成为夫人。但首先，她必须与雷德蒙来一场最后的争斗，用某种物品砸他(烛台、火钳、石块，任何尖利的坚硬物品皆可)，让他昏迷，陷入脑膜炎带来的幻觉中，病痛将会净化他的面目与欲望，令他低喃着夏洛特的名字。夏洛特会为他冷敷，意识到自己如何深爱着他。然后他会神智清明地醒来，向她求婚。这是一种情节安排。另一种则是有人会豁出一切谋杀夏洛特，让雷德蒙英雄救美，随后表明心迹，向她诉说衷情，至于夏洛特罹患脑膜炎的情节则可有可无。这些是我需要的情节，但我写不出来。

首先，费丽西娅仍然活着，我似乎摆脱不了她。她明艳照人的美貌逐渐凋零，她的眼眸下方泛起黑眼圈，眉心皱起，脖子冒出一颗青春痘，肤色渐渐灰败。夏洛特则双颊红润，虽然她不敢经过栏杆下方，害怕会有重物落下，但她步履轻盈。她适合充满凶险的生活。此外，她凭着第六感知道自己终将苦尽甘来。事实上，除了得到雷德蒙，她也将得到翡翠、家传银器、藏在阁楼的地契；她将重新摆放家具，将费丽西娅的衣物捐给“跛足公民”；她将开除车夫汤姆那样的邪恶仆役，奖赏莱尔森太太那样的善良下人，在举手投足间处处彰显自己的权力。而她只需要伸出头，等待谋杀者来掐她的喉咙。

夏洛特站在那里，透过图书室的窗户向外张望。一男一女两道人影正进入迷宫。她试图辨识他们的身份。她不是好管闲事，而是追根究底。这也符合她勇敢的性情。她听见背后传来声响，转身一看，只见雷德蒙站在门口，挑起左眉。另一道眉毛——右眉静止不动，但左眉确确实实上扬了，他品鉴着她，充满色欲，冷漠无情，令她浑身一阵热烫，而那道眉毛下的眼睛像生蚝一般骨碌碌地打量她羞红的脸。雷德蒙是否敬重她？他心里是否只有动物的欲望？夏洛特实在看不出来。

此时，费丽西娅躺在迷宫的灌木林中。她知道迷宫暗藏危险，正是因为如此，她感到兴奋。她的裙摆提到了腰部，衬裙也是，披肩歪斜。她刚与奥特利做爱，此时奥特利躺在她身边，左手搁在她右乳上，鼻子贴着她的耳朵，他的耳朵则埋在她的红色长发中。雷德蒙不曾察觉两人的韵事，实在令费丽西娅感到厌倦。费丽西娅希望雷德蒙发现异状，意识到自己忽略了她。尽管奥特利热情洋溢，创意十足，却也略带蠢笨。费丽西娅叹了口气，坐起身，撇开奥特利的手、鼻、耳。

她随即惊呼一声。灌木丛中有一个缺口，缺口中有一只眼睛在看她。那只眼睛下面是一个鼠辈的微笑，嘴角越咧越开，在无声地大笑。

“我想，这件事要禀报给主人知道。”车夫汤姆的声音说，一派幸灾乐祸。

这并非费丽西娅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她知道自己必须贿赂汤姆。但她不想再这么做了。她有些希望事迹败露，如此她至少能知道自己在雷德蒙心里的地位。

那一夜，她坐在梳妆镜前，梳着她及腰的红艳长发，望着自己在镜中的影像。她打发女仆离开。她万分悲伤，怀疑雷德蒙已经不再爱她。若是雷德蒙爱她，她将放弃如今的生活形态，恢复钟情、尽责的妻子身份。夏洛特将被遣走，而费丽西娅将停止与附近士绅的风流韵事。每一夜，当雷德蒙终于因为喝了太多波特酒，为了难以捉摸的夏洛特而伤神，踩着略微蹒跚的步伐来到费丽西娅的房间时，费丽西娅总会问他：“你爱我吗？”她宛如美洲虎般磨蹭着他，身上只有一袭衬衣。本来她与雷德蒙是分房而睡的，但雷德蒙每晚还是会到她房间一趟，仍然没有张扬想摆脱她的念头。此外，雷德蒙喜欢吊她胃口。

“你爱我吗？”她问。通常她必须问两遍，因为雷德蒙没有听见她第一次的提问，或是佯装不曾听见。“当然——”他拖长的音调略显不耐烦。他已经见惯了她的衬衣，因此衬衣不如以往令他怦然心动。这些日子以来，她散发着干萎的风信子香，闻起来像腐朽的春季，这种腐朽的气味不像秋天那样醇厚，而是像沼泽边缘的气味。他偏好夏洛特稍微不新鲜的薰衣草香。

“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费丽西娅敬慕地说。

“你将会继承大笔财富。”雷德蒙饶富兴味地回答。他转向窗户，对着玻璃映射出的自己挑起左眉。刻薄的旁观者或许会说他在练习。他正惦念着夏洛特。他喜欢令她脸红。他已经厌倦费丽西娅的华丽：她如杂草般扩散的身材，她如火势般蔓延的头发，她如毒瘤或阴虱般增长的思想。“你要有分寸。”雷德蒙曾如此告诉她，而且不止一次。但她无法谨守分寸，她对待他的方式狂暴如瘟疫，令他形容枯槁。但如今夏洛特居住在宅邸中，她独特的风格，她白皙如法兰绒般的脸庞，她的纤纤玉指……她的冷静勾起雷德蒙的兴趣。

至少，费丽西娅用这些想法折磨自己，咬着下唇，那丰满动人的唇曾是雷德蒙最爱抚触的。今夜，他到她房中的时间比平常晚。费丽西娅不禁鼻酸，用手背擦拭眼泪。她太过苦恼，顾不及文雅的形象，没有使用手帕。或许她能预见夏洛特的未来将一路顺遂，而自己将会被弃置不顾。一滴泪水从她脸庞滑落，她的发梢发出微小的静电火花。在镜子里，她看见了火焰，看见了水，她置身于河面之下，正在仰头注视自己。她恐惧死亡。她不过是想与心爱的男人共享幸福。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摧毁了她的生活。她应该知足，安于寻常的谎言。

我睁开眼睛，起身离开打字机，到厨房泡一杯咖啡。

情节发展全然不对盘。

我不能怜悯费丽西娅，否则将会违反规矩，破坏情节发展。我经验丰富，知道这一点。如果她只是情妇，不是妻子，她便能免于一死；既然她身为妻子，便非死不可。在我的作品中，每位妻子的结局不是发疯，就是送命，或既疯又死。但她究竟做了什么，竟招致这种下场？我怎能为了夏洛特而牺牲她？我越来越厌倦夏洛特，她总是如此冰清玉洁，干净利落。就像一件穿在身上的粗毛衬衣，令我发痒，我要她摔落泥塘、痛经、冒汗、打嗝、放屁。甚至连她的恐惧，来自那些针对她的面目模糊的谋杀者、她的走廊、她的迷宫与禁忌之门的恐惧，也如此纯粹。

我想，在即将展开的新生活中，我将不再对斗篷心荡神驰，而关注起丝袜破洞、指甲旁的倒刺、体味与胃病。或许我应该尝试创作真正的小说，写某个坐办公室的人陷身于俗气、无趣的事务中。但那不可能，那违反我的天性。我渴望幸福的结局，我需要苦尽甘来时的那种如释重负感，然后将欢欣如米粒般撒向笔下的人物，让他们去享受幸福。雷德蒙将亲吻夏洛特，令她的眼球滚进脑袋，然后两人双双消失。他们何时能幸福快乐？我的人生何时能属于我？

没有咖啡了，因此我沏了茶，然后收拾在桌底、椅背不断“繁衍”变多的内衣裤，一股脑儿放进脸盆，用一块黏糊糊的绿色肥皂刷洗。水的颜色泛红，略带铁味，还有种地下瓦斯的气味。马桶的性能日渐恶化，排水不良，噩梦连连，或许这便是我始终睡不好的原因。

我拧干贴身衣物，觉得触感粗涩。由于没有衣架，我将衣物披晾在阳台栏杆上。之后我泡了澡，无视水色泛红，有如温血般令人作呕。我擦干身体，穿上最后一套干净的内衣裤，用浴巾包裹身体。我又泡了一杯茶，回到阳台，坐在塑胶椅上，头向后仰，眼皮在墨镜后方闭起，试图涤清思绪。或者叫洗脑。山谷中传来单调的细微声响，是一个男孩敲着铁盘吓唬小鸟。我浑身充盈着亮光，皮肤内侧透出暗红色的光芒。

在我下方，在屋子的地基里，我能听见我掩埋的衣服自行长出躯体。那具身体几乎已完全成形。它正在挖掘出路，像一只盲目的硕大鼹鼠，慢慢地、痛苦地蹒跚着爬上山坡，朝着阳台而来……它完全由我往日的血肉构成，我从前的血肉必然去了某个地方。它将不会有五官，面部平坦如马铃薯，苍白如淀粉，它的外观将犹如一只巨大的大腿，它的面孔将会像没有乳晕的乳房。它是胖女郎。她飘升到空中，再降落到我身上。我瘫坐在椅子上。她一度绕着我盘旋，宛如细胞质外层，如胶囊，又如我的鬼魂、我的天使。然后她停下来，我便被吸入她体内。在我过往的躯体内，我挣扎着喘息。伪装，隐匿，白色绒毛呛住我的口鼻。湮没。

第32章

雷德蒙在露台上踱步。此时是夜晚，风在灌木林间叹息。雷德蒙在服丧。他心情轻松，内心宁静：费丽西娅已不在人世，她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在派柏河的平底船上通奸，被雷德蒙撞见，费丽西娅因受惊而不幸落水溺毙，如今雷德蒙的人生将大为改观。他与夏洛特准备秘密结婚，为了避免闲言闲语，他们将保密一段时间。他怜爱地抬头凝视夏洛特透出光亮的窗户。一旦他们成婚，他便会舍弃过往的狂野与阴沉，与她长相厮守。她会为他弹奏钢琴、朗诵报纸，他则斜倚在炉火旁边，穿着她亲手刺绣的室内拖鞋。他们将会生儿育女，因为他的兄弟已殒命，被翻倒的平底船击中头部，所以他需要子嗣继承爵位，成为名正言顺的奥特利伯爵。其实事态发展很圆满。奇怪的是他们从未寻获费丽西娅的遗体，尽管他已经派人打捞河床。

灌木林里一阵骚动，一道人影从林木间走出来，挡住他的去路。那是体态硕大的肥胖女子，穿着湿淋淋的蓝色天鹅绒礼服，领口开得很低，酥胸从马甲内鼓凸而出，犹如两轮满月。一绺绺的红色湿发从她膨大的脸庞垂下，仿佛血痕。

“雷德蒙，你不认得我吗？”那女人粗嗄地说，雷德蒙惊恐地认出那正是费丽西娅的声音。

“这，”他的语气显然毫无诚意，“我当然庆幸你没有溺死。但你这两个月去哪里了？”

她闪避问题。“吻我。”她深情款款地说，“你不知道我多么思念你。”

他敷衍地在她湿冷的白色额头上亲了一下。她的发丝有水草、油污、腐烂食物与死胡瓜鱼的气味。他悄悄用衣袖擦了擦嘴唇。希望像将熄的蜡烛从他心中渐渐熄灭，现在他该如何是好？

他反感地察觉到这位自称费丽西娅的女郎正在宽衣解带，她的手指正要笨拙地拉开衣钩。“记得我们新婚的时候吗？”她低喃，“我们常在晚上偷溜到这里，沉浸在满月的月光中……”她望着雷德蒙，露出动人的痴笑，那笑容缓缓变成心碎的苦楚，因为她见到雷德蒙脸上的鄙夷。

“你不要我了。”她断断续续地说，开始哭泣，庞大的身躯不可自抑地抽动。他能怎么做？“你根本不希望我回来。”她哭着说，“你宁愿没有我……阿瑟，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水里出来。我回到这里，就是为了和你团圆……”

雷德蒙向后退，困惑不已。“阿瑟是谁？”他问。

那女郎的身影淡去，宛如雾气，如隐形墨水，如融雪……

我听见碎石小径传来脚步声，那声音仍然遥远，仿佛隔了一层层的棉花。我仍旧半睡半醒；我挣扎着从椅子上站起，弄得浴巾全数落地。我抄起一条浴巾，朝着门口逃去，但为时已晚，维托尼先生已经弯过转角，顺着阳台过来。他所有的毡头笔都插在上衣口袋中，腋下夹着一个牛皮纸包裹。

我倚着栏杆，将浴巾拥在胸前。他一瞥眼，见到整排晾晒的滴水内衣裤。他微微行个礼。

“希望我没有打扰到你。”他说。

“没有。”我笑着说。

“你的灯泡还能亮吧？”

“是的。”我说，点了点头。

“水龙头有水？”

“公寓设备都很正常。”我向他担保，“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假期很棒，祥和宁静的气氛好极了。”我非常希望他离开，但看起来他准备再卖我一幅画。我将无力回绝他，我很清楚这点。

他回头一望，神态几近恐惧，仿佛害怕被人撞见。“我们进屋里谈。”他见到我的迟疑，又说，“有件事得跟你说。”

我不想裹着浴巾、穿着内衣与他在桌前坐下，以这副德行进屋比在阳台上更不端庄。我请他稍候，到浴室里穿上一条连衣裙。

我出来时，他坐在桌前，那个纸包搁在膝上。

“你去过罗马？你喜欢吗？”他问。

我开始恼怒。他绝不可能是为了询问我去过哪些观光景点而来。“罗马很不错。”我告诉他。

“你丈夫他也喜欢吗？”

“对，应该吧。”我说，“他上次来的时候确实很喜欢。”

“那是要去很多次才能深入认识的城市，就像一个女人。”维托尼先生说。他取出一些烟草，卷成香烟。“他很快就会来吗？”

“希望如此。”我由衷地笑了。

“我也希望他赶快来。女人家独自一个人不太好。别人会说闲话。”他点燃香烟，将用剩的烟草丝扫入盒中，收回口袋。他一直审慎地望着我。

“这个给你。”他说，将包裹递给我。

我以为会是另一幅黑色天鹅绒图画，但解开系绳，拆开牛皮纸后，见到的却是我的衣服，是我小心埋在屋下的牛仔裤与T恤。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并且烫得很平整。

“这衣服是哪儿来的？”我问。或许我可以不认账。

“我父亲他看到衣服埋在土里，就在种朝鲜蓟的地方。他看到土被挖过。他觉得这样不对，不该埋掉这样的衣服，衣服又不旧。他不会说英语，所以他叫我带来还给你。我太太帮你洗过了。”

“请告诉他我非常感谢他。也谢谢你太太。”我说。我绝对无法解释掩埋衣服的原因，尽管他显然在等待我说明。他等了又等。我们都瞪着我折叠整齐的衣服。

“大家议论纷纷。”他最后说，“他们不懂你为什么把衣服放在房屋下面。他们听说了这件事。他们不知道你为什么把漂亮的头发剪掉，大家都记得你上次来的样子，也记得你先生。你现在老是戴墨镜，看起来像个蝙蝠，还取了不同的名字。这些事情没人能理解。他们做这个手势——”他伸出两根手指，“这样你那邪恶的双眼才不会害他们生病，或给他们带来厄运。我个人是不信那一套的。”他抱歉地说，“但老一辈的人……”

原来他们认得我。他们当然认得我，五千年来的大小事他们都记得。我真是愚蠢，竟然回到这里。

“他们请我叫你离开。”他继续说，“他们觉得你的厄运会降临到我头上，这是我太太说的。”

“他们大概以为我是巫婆吧。”我笑着说。

但维托尼先生没有笑。他为我捎来了警告，这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你先生也来这里会比较好。”他严肃地说，“还有，有个男人今天早上来这里，说要找你。他不知道你跟我说的名字，但他说有一个女人这么高，红头发，我就知道他说的人是你。”

“什么？”我回答得太快了，“他是谁？”

他耸耸肩，打量着我的脸：“我不认为他是你先生。再说，你先生会知道你住在哪里。”他看得出我的沮丧。假如他说得没错，那人不是阿瑟，那他是谁？

“他长什么样子？你跟他说过什么？”我问。

“我想应该先告诉你。”他慢慢说，“我跟他说你在罗马，两天后会回来。那时候，我跟他说，或许我能帮助他。但我跟他说，或许你不是他要找的人。”

“谢谢你，我真的很感激你。”我说。

他待我如此宽厚，我必须给他一个说法。我凑向他，压低音量说：“维托尼先生，我在避风头，才会换掉名字，又剪了头发。应该没有人会知道我在这里。我想有人想杀我。”

维托尼先生听了并不讶异，点了点头，仿佛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你做了什么？”他问。

“什么也没做。”我告诉他，“我根本什么也没做。事情很复杂，但是跟钱有关。我很有钱，所以这个人、这些人想要杀掉我，抢走我的钱。”他似乎相信我的说法，因此我继续说，“这个来找我的人可能是我的朋友，也可能是我的敌人。他长什么样子？”

维托尼先生摊开双手：“很难说得清楚。他开着一辆红车，像你的那辆。”他对我有所隐瞒，他有何居心？“或许该叫警察抓走这个人。”他说。

“你真好心。”我说，“但我不能那么做。我仍然不确定他是谁，况且我没有证据。他长什么样子？”

“他穿着外套。”维托尼先生热心助人地说，“一件深色的外套，美国人，很高，对，是年轻人，不老。”

“下巴有胡子吗？”我问。

“没有，但有八字胡。”

这些信息毫无助益，但这人似乎不是弗雷泽·布克南。“他说他是记者，报社的。”维托尼先生说，“我不觉得他是记者。你确定你不要报警逮捕他吗？这个是可以安排的，我可以跟他们商量。”

这是在向我索贿吗？我忽然想到他不怀好意。这是谈判，他无疑也和那个人进行过类似的谈判。假如我愿意花钱消灾，他会伸出援手。否则他会告诉那人到哪里找我。不幸的是，我的钱不够。我迅速决定我必须在当晚离开，一路开车到罗马。

“不用了，我自己会处理。”我说。

我起身，向维托尼先生伸出手：“多谢你了。你真好心，通知我这些事情。”

他困惑不解；他必然料定我会和他做交易。“我可以帮你。我在比较远的地方还有一栋房子，不在镇上。你可以待在那边，等这个人离开。我们会送食物去给你。”

“谢谢，或许我会搬过去。”我说。

他离开时，拍了拍我的肩膀。

傍晚时，我打包好行李，搬到车上。但我发动引擎时，却发现油箱空空如也。真笨，我心想，从罗马回程时便没剩多少油。但我又想：油箱是被抽干的。

第33章

我真不应该向他透露我财力雄厚。现在我识破了一切，他们的计划昭然若揭。他们始终另有所图，从一开始便不怀好意。朝鲜蓟老先生是间谍，他是维托尼先生的父亲，被派来监视我。当他见到我没有伪装的模样，他们便拟订计划。假如我答应躲在那栋隐秘的房屋，我将会遭到监禁。假如我找人要汽油，未免太过愚蠢，会被他们知道我有意离开。此外，镇上无人贩卖汽油，他们得派人出城购买，维托尼先生必然会听到风声。他会说买不到汽油。我会向他乞求，而他会回答：“汽油很贵。”

那些士兵或警察也会参与密谋，他们会协助他，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我亲口提过没人知道我的下落，这无异于引狼入室。当阿瑟来到这里时，他们会告诉他我已经离开，去向不明。在此同时，我会被五花大绑，孤立无助，他们会逼我写信要赎金，要是钱没有来，他们会如何对待我？他们是否会杀掉我，将我埋在橄榄树林的碎石地？他们是否会像非洲的原始部族一样，将我囚禁在笼中养胖，只不过将食物改成大盘的意大利面食？他们是否会逼迫我穿着爱情漫画背面广告的黑缎内衣裤？他们是否会向镇上的男人收取参观费？我是否会成为费里尼电影中的娼妓，硕大且身材全无？

这不是闹着玩的，我告诉自己。振作一点。或许我太歇斯底里了。我不愿意在笼中度过余生，变成肥胖的娼妓，一个被囚禁的大地之母，任由别人贩卖参观门票牟利。我必须想出对策。但我还有两天多的时间，因此我上了床。试图在漆黑中逃跑将是白费工夫，或是沦落到迷途的下场，或是被他们逮到。我无疑正在受到监视。

我在半夜清醒。窗外有脚步声，就在下方露台的位置。现在传来了扒抓的声响：有人攀爬格子架!我有没有锁上窗户呢？我不想下床查看。我退缩到墙前，看着窗外冒出一颗头颅的轮廓，接着是肩膀……借着月光，我辨识出那人的身份，不禁松了一口气。

那不过是我的母亲。她穿着整洁的藏青色套装，腰身紧缩，有垫肩，佩戴白帽子与手套。她化了妆，用口红将嘴形描绘得比较大，但她原本的嘴形仍然看得出来。她无声地哭泣，有如孩童般将脸贴在玻璃上，眼影从她双眼流下，成为黑色的泪珠。

“你想做什么？”我问。但她没有开口，向我伸出双臂，要我跟她一道走；她要我们在一起。

我举步走向门口。现在她向我微笑，彩妆都晕开了，她能看出我爱她吗？我爱她，但玻璃将我们隔开，我必须穿过玻璃。我渴望安慰她。我们将共同走下那一道走廊，进入黑暗。我会听她的话。

门上锁了。我将门摇了又摇，直到门扉开启。

我穿着撕破的睡衣伫立在露台上，在风中颤抖。天色黑暗，月亮根本没有露脸。现在我已清醒，牙齿打战，既恐惧又寒冷。我回到公寓里的床上。

那时她非常靠近我，几乎成功地把我带走了。她从未真正放手让我走，因为我未曾让她离开。她就是那个在镜子里站在我后方的人，她是在每个转角等待的人，她的嗓音低喃出话语。她就是死亡之舟上的女郎，长发飘飘、眼神惊恐的悲剧女郎和塔中女郎。她无法承受窗外的景观，生命是她的诅咒。我怎能将她弃置不顾？她也需要自由。她成为我的倒影已经太久。她中了什么符咒？怎样才能让她重拾自由？

如果非得有人从彼岸回来找我，我心想，为什么不是路姑妈呢？我信任她，我们能促膝长谈，她能给我忠告，告诉我该如何是好。但我无法想象路姑妈做这种事。“你应付得来的。”她会如此说，无视我如何辩驳我办不到。她会拒绝接受事实，不愿将我的生命视为灾难。

至于母亲……为何我非得梦见母亲，做与她有关的噩梦，梦游去见她？母亲是个旋涡，一台黑暗的吸尘器，我永远无法令她快乐。我也无法取悦任何人。或许我应该停止试图取悦别人。

第34章

早晨我喝了几杯茶提神，镇定思绪。重点在于尽量冷静。我要装成若无其事、一切平安，我要不慌不忙。我要出门购物，如常前往邮局，让他们以为我乖乖合作。我甚至可能会去拜访维托尼先生，询问房子的事，如此他们会觉得我完全采信他们的说辞。我要等到午后四下无人的时候，直接漫步下山坡，不带行李，只拿手提包，搭便车到罗马。我不能带走太多物品，但手提包中能放入许多物品。

我翻看梳妆台抽屉，判定我该留下的物品。我打包了三条内裤，睡衣可有可无，弗雷泽·布克南的黑色笔记本才重要。打字机无法带走，但《被爱追踪》必须带走。

我拿起书稿，打算将它们卷成圆筒状打包，在卷起之前，我坐下翻阅。现在，我看出情节上的问题出在哪里了，看出我应该如何修正故事。夏洛特必须进入迷宫，这是势在必行的。自从抵达雷德蒙庄园，她便想探访迷宫，不论别人好说歹说，不论仆役说过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不论费丽西娅曾如何讥讽暗示，都无法动摇她前往迷宫的心意。但她对迷宫的感觉则含糊不清：迷宫是否代表死路一条？或者是揭开谜团的答案，而她必须知道答案才能保住性命？更重要的是：她是否必须对迷宫敬而远之，才会愿意嫁给雷德蒙？抑或是她要去过迷宫后，才会嫁给他？或许只有当她身陷险境，并且让雷德蒙出手相救时，她才能赢得雷德蒙的爱。他会掰开掐住她脖子的手(谁的手？)，说她虽然勇敢，却是小傻瓜。她将会成为雷德蒙夫人——第四任。

别进入迷宫，夏洛特，否则你将会遇到凶险，我如此告诉她。之前我始终让你远离迷宫，但如今我无法再确保你的安危。她不理睬我，她向来如此。她起身，放下刺绣，准备外出。别说我没有警告你，我如此告诉她。但我不能就此收手，我必须留守到事情结束。我闭上眼睛……

夏洛特进入迷宫的时间是中午。她采取了防御措施，向莱尔森太太谎称要修补披肩，要来一个毛线球，并将毛线的线头系在迷宫入口处。她没想过自己会迷路。

构成迷宫壁面的多刺常绿灌木确实过度茂盛。一定很多年没有人进入迷宫了吧，夏洛特心想，一面拨开纵横交错的枝叶前进。枝杈不断地钩住她的衣裙，仿佛要阻挠她进入迷宫。她转向左边，再向右拐，一边走，一边留下毛线。

迷宫外乌云密布，刮着冷冽的二月寒风；但迷宫内有浓密的枝叶层层遮挡，夏洛特感觉很温暖。太阳已然露脸，天空逐渐晴朗，附近有鸟鸣。她丧失了时间感，依稀觉得几个小时以来，都在蓊郁多刺的树墙间的碎石径上前进。这是她的幻想吗？迷宫的灌木越来越整齐，有修剪的痕迹……而且出现了花朵。此时还不到开花的时节吧。她有种异样的感觉，仿佛有人在看不见的地方注视她。她记起莱尔森太太提过精灵的事，稍后又暗自觉得好笑，竟然怀疑迷信之说属实，虽然怀疑的时间只有片刻。这不过是寻常的迷宫，没有出奇之处。前两任雷德蒙夫人必然是由于别的原因才走到人生的终点的。

迷宫的中心想必已经不远。她又转了一个弯，果不其然，见到了一块椭圆形的碎石空地，空地周围是一圈花床，水仙已然盛开。令人失望的是，空地中心空无一物。夏洛特东张西望，搜寻能够佐证迷宫邪恶名声的线索，却一无所获。她循着原路折返。忽然间，迷宫骇人起来，她只想及时逃离。她再也不想探查迷宫的秘密了，进入迷宫实在太愚蠢。她开始奔跑，却犯了一边逃跑一边试图卷起毛线球的错误，结果被绊倒了。她摔倒时，坚硬的手指掐住她的喉咙……她拼命要尖叫，她挣扎着，她的双眸开始外凸，她狂乱地寻找雷德蒙的身影。

她背后传来讥讽的笑声——是费丽西娅!“这里容不下我们两个人。”她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正当夏洛特逐渐失去意识时，费丽西娅像一捆旧衣被甩到一边，而雷德蒙漆黑的眼睛映入夏洛特的眼帘。“亲爱的。”他的鼻息粗重。强而有力的臂膀抱起她，雷德蒙温热的唇按压在她的唇上……

这是故事应有的情节，也是故事一贯的结局，我却觉得似乎不太妥当。我肯定在某处误入歧途，我一定忽略了某件事、某项事实或线索。我得实际模拟一遍情节的发展，我得找一处恰当的地点，排演一次。我想到了位于蒂沃利的主教花园，那里有斯芬克司雕像、喷泉与拥有许多乳房的女神像。那里可供我模拟，而且那里有许多小径。今天下午我就去一趟……

但我忘了有一个陌生人在寻找我，而且车子油箱是空的。我必须暂时撇下书稿，专心策划逃亡。

这回我将真正消失，不留痕迹，不会有半个人知道我的下落，即使是萨姆，即使是阿瑟，也不会知道。这回我将完全自由，不会被未断的往事牵绊，不会有手指抓住我。我将能随心所欲，我可以当酒吧老板娘，我可以返回多伦多当按摩师，或许那是我早该做的事。或者，我能融入意大利，嫁给菜贩：我们将会住在石砌小屋；我将生育儿女，体态丰腴；我们将享用热腾腾的食物，浑身抹满油；我们会嘲笑死亡、活在当下；我将会绾起头髻、长出胡子；我将会拥有连身式围裙，绿色的，上面有花朵图样。生活将会很平凡，我会在周日上教堂，我们会饮用粗劣的红酒，我会成为阿姨、祖母，受到大家的敬重。

但这则幻想缺乏说服力。为何我的每一则幻想都会变成陷阱？在这则幻想中，我见到自己爬出窗户，身上穿着围裙，顶着发髻，不理会身后儿孙的哭喊。我还是面对现实吧，我心想，我是艺术家，一位逃脱艺术家。有时我会畅谈爱情与承诺，但我生命中真正的浪漫，却宛如魔术师胡迪尼[2]与绳索和上锁的箱子之间的关系，接受束缚，再溜出脱身。除此之外，我还做过什么？

这个想法并未使我沮丧。事实上，尽管我感到害怕，心情却轻松得出奇。我意识到这是危险对我的影响。

我清洗头发，哼着歌，仿佛在为晚上的重要节目做准备。这一洗，我洗掉了许多染发剂的褐色，但我不再在乎。

我光着湿漉漉的脚丫，走到阳台去擦干头发。清风徐来，山谷深处有枪响，想必有人在射击小鸟。几乎任何会动的东西都会遭到射杀，他们将鸣禽做成肉派，将那许多悦耳的音乐吞吃下肚。眼睛与耳朵也感到饥饿，但不是那么明显。从今以后，我心想，我将只为自己跳舞。“愿意与我跳华尔兹吗？”我低语。

我赤足踮起脚尖旋转，起初只是试探。四周布满亮晶晶的光点。我举起双臂，及时跟上轻柔的音乐节拍，我记得那音乐，我记得每个舞步与姿势。这里距离地面非常遥远，我有些头晕。我闭上眼睛，肩膀长出翅膀，一条手臂揽住我的腰……

该死。我跳舞跳到了那一摊碎玻璃上，而且赤着脚。好一只蝴蝶呀。我跛着脚回到客厅，沿途留下血脚印，我寻找浴巾。我在浴缸洗脚，脚跟看起来像被切碎了一样。这是不折不扣的红舞鞋，双足因为跳舞而受到惩罚。你可以跳舞，或是拥有一个好男人的爱情。但你害怕跳舞，因为你非常畏惧，一旦跳舞，别人会斩断你的脚，让你再也跳不了舞。最后，你克服了跳舞的恐惧，别人也斩断了你的脚。好男人弃你而去，原因是你想跳舞。

但我选择了爱情，我要好男人。为何这不是正确的选择？反正我始终不是跳舞的女孩。舞台上的熊只是看起来像在跳舞，事实上，它用后腿站立是为了避开弓箭。现在我没有创可贴。我坐在浴缸边缘，泪水无助地流下，鲜血无助地从脚上的小伤口流出。

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把脚放在枕头上让血液回流。现在我该如何逃亡？我的脚受了伤。

第35章

我在两小时后起身，脚伤不如料想中严重，仍然可以行走。我在房间里来回练习跛足走路。小美人鱼再次婀娜多姿，我心想，大美人鱼再次婀娜多姿。

我得走到镇上，一瘸一拐地走在老太太们中间，她们会将双手在嘴巴边圈成喇叭状，叫小孩扔石头，诅咒我厄运当头。那些石墙上的窗户后的眼睛看见了什么？一只母怪物，体格比其他生物硕大，至少比这里大多数生物庞大。她大步走下山坡，毛发因静电而竖立，手指发射出邪恶的能量，在她的观光客墨镜后面、在黑手党墨镜后面的绿色眼睛像猫眼般闪闪放光。穿着黑色丝袜的老腊肠妇女们，小心啊，我会杀死你们，你们比画再多的邪眼手势或向圣人低声祈祷都无济于事。她们是否以为我在黑暗里会像飞蛾般四处飞舞，从她们的大脚趾处喝血？若是我穿了黑裙和黑色长袜，她们会喜欢我吗？

或许母亲根本不是以琼·克劳馥的姓名为我命名的，我心想，她那样说只是掩人耳目。她其实是以圣女贞德[3]为我命名的，难道她不知道那类女人的下场吗？她们会被控告施行巫术，她们会被捆绑在木桩上，她们将会变成一团美丽的火光。星星是一团燃烧的气体。但我太懦弱，我宁愿不要赢，不要被焚烧；我宁愿坐在大看台上吃爆米花，与别人一同旁观。当你听见别人的赞美时，便会惹祸上身，尤其是如果你相信那些赞美。英国人欢呼着，看贞德燃烧得如火山，如火箭，如葡萄干布丁。他们将骨灰撒在河上，只留下她的心。

我走上山坡，从坐在阶梯上的黑衣老太太们面前经过，不理会她们充满敌意的眼神，踏上通往邮局的街道。那两位不知是警察还是士兵的人仍在老位子，柜台后的硕大女人也在。

这时她已认得我是谁，我无须开口。她交给我另一封来自萨姆的褐色信封，看来又是剪报，因此我将它撕开。

信封里是剪报，但剪报上附了一封信，用的是法律事务所硬挺的信纸。

德拉科特小姐：

您好!

我的客户萨姆·史宾斯基先生请我代寄剪报。他认为您或许能协助他脱离目前的困境。他指示我，除非另有通知，否则不得透露您的下落。

签名笔迹龙飞凤舞，在信纸下面是剪报。

女诗人恐遭恐怖分子寻仇谋害!

我顾不得保持端庄，坐在长椅上，身边正是一位警察。这太可怕了。萨姆与马琳被捕，罪名是谋杀我，他们正在监狱。有那么短暂的一刻，我想到马琳将会多么开心。话说回来，她必然很气恼自己入狱的原因是我，而不是罢工或示威。但监狱终归是监狱。他们仍未吐露事实，这点很明显。

问题出在沙滩上野餐的那一家人。他们见到我在水中载浮载沉，看到我沉入水底。他们读了报纸的报导，得知马琳说他们曾经丢过救生圈给我。但船上没有救生圈，当警方到租船公司查证时，租船公司承认，船上根本没半个救生圈。警方在船首找到了我的连衣裙，这令萨姆他们显得可疑。那家人姓摩根。摩根先生说他听见尖叫(不可能，距离太远，风势也太强劲)，抬头时恰巧看见萨姆与马琳倚着船舷，恰恰是在将我推入湖里之后。报上刊出一张摩根先生的照片，还有一张是我，是我死亡当天拍摄的微笑照片。摩根先生的面容严肃而负责任。他异常欢喜，他终于成为重要人物，他在演出自己的幻想。

可怜的萨姆。此时他的口袋已被掏空，鞋带被收走，被洒了除虱剂，被人用手指检查肛门。他已经被两位警探侦讯过，一位扮白脸，给他香烟与咖啡；另一位则恐吓他。这一切全是因为我的愚蠢、我的懦弱。我应该留在那里，面对现实。可怜的、温柔的萨姆，他怀抱狂暴的理论，但他连只苍蝇也舍不得打。

报导中说我是神秘炸药阴谋的“关键人物”。马琳的父亲显然曾经出面提供炸药失窃的讯息，而马琳则崩溃了，承认她带走炸药。但她无法交出炸药。她告诉警方，我负责保管炸药。她也招出二手车的事情，但警方无法寻获。警方推定萨姆的“单位”已经除掉了我，因为我知道太多内情，可能会背叛他们。阿瑟也被带去侦讯，后来获释。他显然是无辜的，对案情一无所悉。

我必须回去解救他们。我不能回去。或许我能寄一份属于我的物品，以便向他们证明我仍在人间。一根手指？一封亲笔信？一颗牙齿？

我从长椅起身，将剪报塞入皮包，离开邮局，走上山坡。然后我见到维托尼先生。他坐在露天咖啡座，与另一个人在一起。我看不清那个人，他背对着我，但想必就是寻找我的人。他提早一天回来了。

维托尼先生看见我了，他直直地盯着我。我迅速通过广场，几乎是在小跑。我放慢速度，只回头看了一次，见到维托尼先生站起来，与那人握手……

我转了弯，拼命奔跑。我必须冷静，我必须打起精神，我必须振作。我的双脚尖叫着踩在石子路上。

第36章

我总算到达了阳台。太阳西下，照得阳台上的碎玻璃闪闪发光，尖利如火。窗户玻璃映出了我的影子，影子与我并肩奔跑，脸孔阴暗，头发竖立，像红色光轮。

我打开门锁进屋。屋里空空荡荡，还没有人来，我仍然有时间……我仍未清楚地看见他。或许我能避开他。我要等到他沿着阳台走动，然后我溜进浴室，将门上锁。趁着他试图进门的时候，我可以爬上马桶，从小窗逃出去。

我进入浴室看窗户。窗口太小，会卡住我。我不愿意被捕，也不愿卡在窗口接受采访。那样有失尊严。

或许我可以躲在朝鲜蓟之间；或许我能跑下山坡；或许我能消失，永远不被寻获。但若是逃跑，被逮住只是迟早的问题。因此，我要护卫自己。我拒绝回去。我进入厨房，从垃圾桶拿出那只空的仙山露酒瓶，抓住瓶颈。

我蹲在门后，躲在从窗户看不见我的地方。我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什么也没发生。或许我错了，或许那不是在寻找我的人，又或许根本没有这号人物，纯粹是维托尼先生捏造出来吓唬我的。我开始坐立不安。我忽然想到我这一生花了太多时间蹲在关闭的门扉后面，聆听门另一边的交谈。

这扇门平凡无奇。从门板上半部的玻璃，我能看见一小片外面的世界：蓝色的天空，一些粉灰色的云朵。

她进入迷宫时是中午。她终于决心揭开迷宫的秘密。迷宫这个凶险之地已经存在太久。她几度请求雷德蒙夷平迷宫，但他不肯。那是家族世代相传的迷宫，他如此说。他似乎不在意有那么多人在迷宫中殒命。

她转了几次弯，安然无恙。她务必要记住来路，她竭力记住细节、灌木的形状、花朵的颜色。小径最近才铺上碎石，水仙花已然绽放。

忽然，她察觉自己到了迷宫中心的空地。空地一边有一张石制长椅，椅子上坐着四个女人。其中两人外貌酷似她，红发，绿眼，小白牙。第三位是中年妇人，穿着古怪的服饰，露出半截小腿，脖子上围着一条破烂的皮草。最后一位极度肥胖，她穿着粉红色裤袜，粉红色短裙缀满亮片；她头上的两根触角像蝴蝶，一对明显的假翅膀固定在她背部。费丽西娅对粉衣女郎的扮相感到十分讶异，但教养良好的她没有流露出来。

那些女人交头接耳。“我们在等你。”她们说。第一个女人挪了挪，腾出空位给她：“看得出来现在轮到你了。”

“你们是谁？”她问。

“我们是雷德蒙夫人。”中年妇女悲伤地说。“我们都是。”有翅膀的胖女人补充说。

“这一定是误会。”费丽西娅反驳道，“我才是雷德蒙夫人。”

“噢，对，我们知道。”第一个女人说，“但每个男人都不止一位妻子。有时候是同时拥有几位妻子，有时候一次一位，有时候有些妻子的存在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费丽西娅问，“你们为何不能回到外面的世界？”

“回去？”第一个女人说，“我们全都试图回去。那便是我们犯的错。”费丽西娅回头看，她来时的路现在确实长满了茂盛的枝杈，她甚至看不出来路。她与这些女人一样被困在这里……而她们是不是太过古怪了？她们的皮肤是不是太白了？她们的眼眸太模糊？……她注意到，她能看穿她们稀薄的身体，隐约见到长椅的轮廓。

“唯一的出路，”第一个女人说，“是通过那扇门。”

她看着门。门在碎石空地的另一侧，门板固定在门框上，别无其他的支撑物。她绕着门走了一圈：两侧一模一样。门板的板面朴素，有一个门把；门板顶部有一小片玻璃，玻璃外看得见蓝色的天空与一些粉灰色的云朵。

她握住门把转动。门锁打开，门板向外开启……在那里，在门口处有一个人在等待她，是雷德蒙。她正要投入雷德蒙的怀抱，如释重负地哭泣，却注意到他的眼神有异。于是她明白了。雷德蒙是凶手。他其实是杀手，他要谋杀她，一如他谋杀了其他的妻子……死后，她就得永远与她们一起留在这里，待在迷宫中心……他要用另一个人取代她的地位，他的下一任妻子，一个瘦削无瑕的女人。

“别碰我。”她说，向后退了一步。她拒绝受死。只要她能留在门的这一边，她便安全无虞。他狡猾地开始变形，试图引诱费丽西娅到他伸手可及之处。他的脸长出一个白色口罩，继而是一副淡紫色镜片的眼镜，再来是红胡子与八字胡，而后胡须变淡，露出燃烧的眼眸与冰柱牙齿。接着斗篷消失，他站在那里，悲伤地望着费丽西娅。他穿着圆领毛衣。

“阿瑟？”她说。他会原谅她吗？

雷德蒙披上他的晚宴斗篷。他的嘴巴冷酷而贪婪，眼神流露出浓烈的情感。“让我带你远走高飞。”他低语，“让我拯救你。我们会共舞到天荒地老。”

“天荒地老。”她说，几乎屈服了。“天荒地老。”她曾经多么渴望这些话语，她今生今世都在等待有人说出这些话……她幻想自己在舞池里缓缓旋转，一个强壮的臂膀揽着她的腰……

“不要。我知道你是谁。”她说。

皮肉从他的脸孔剥落，露出里面的骷髅。他走向她，伸手探向她的喉咙……

我睁开眼睛。碎石径传来脚步声。是真正的脚步声。那声音上了阳台，停在门外，一只手轻轻敲着门，一下，两下。

我仍然可以做选择。我可以假装不在；我可以枯等着，什么也不做；我可以伪装嗓音，谎称我是别人。但如果我转动门把，门锁便会开启，门扉向外打开，而我会面对站着等我的人，那人将会取我的性命。

我打开了门。我知道那人会是谁。

第37章

我不是存心用仙山露酒瓶砸他的，我的意思是，我有意袭击某人，但那并非出于私人恩怨。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他，他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我八成只是一时激动，他看起来像某人……

而且我绝对没有料到敲那一下会令他昏迷不醒。我想，这就叫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尤其是见到了他的血迹，我无法抛下他不管。他说不定有脑震荡，或者可能失血而亡。因此，我请维托尼先生去找医生，脱口说我以为这个人想闯空门。幸亏他不省人事，无法反驳我的说法。

他为人真好，清醒后没有控告我。起初我以为那是记者本色，一切都是为了挖掘新闻。我确实透露太多，谁叫我紧张呢？到时候，他写的报道必定十分曲折离奇。诡异的是我并没有撒谎。喔，我胡诌的部分不多，就是几个名字和几个细节，不是什么大事。我应该仍能全身而退，谎称失忆之类的……或者一走了之，他必定追查不到我的下落。其实我很意外自己竟然仍未逃之夭夭，因为我向来害怕被人拆穿真面目。但不知怎么回事，我无法一走了之，任凭他孤零零地待在医院，没有说话的伴儿。我差点误杀了他，不能那样对待他。

但当他在病床上苏醒时，发现自己被缝了七针，一定吓了一跳。对此我万分内疚。他的外套惨不忍睹，但我告诉他干洗便能解决。我想支付干洗费，他不肯，我便送花作为补偿。我找不到玫瑰，将就买了黄色的花，花形有几分像向日葵。花束有些发蔫，我说也许他能请护士将花插到水里。他似乎很开心。

他好心借我机票钱。等我解决了这些事情，便会立刻还他钱。首要之事是让萨姆和马琳出狱，这是我亏欠他们的。萨姆的律师泄露了我仍在世的风声。我不该怨他，毕竟他只是在做分内事。我也得去见阿瑟。我并不期待相逢，因为我不想解释那许多事情，也不想见他那沉默的愤怒。反正，报道出来后他便会得知真相。他爱上的是我的伪装，所以我不该太介意他停止爱我。我想他连我的明信片都还没收到，因为我忘了用航空邮件。

再来呢，我就没有明确的打算了。我觉得自己好蠢，将事情闹到尽人皆知，但我也不是第一回这样。他们八成会说我的失踪是玩噱头、耍花招……不过，我不会再撰写古典哥特小说，我认为那些对我无益。或许我会尝试科幻小说。“未来”对我的吸引力不如“过去”，但我确信未来对我们比较好。我不断地想，我应该从这一切吸取教训，就像母亲会说的那样。

现在，我还是留在罗马比较方便。我已经找到一家廉价小旅馆，可以在探病时间走路到医院。他还没向人透露我的下落，他发誓会保密一个星期。他为人不错，鼻子不太帅，但我得承认，裹着绷带的男人别具魅力……此外，我逐渐觉得他是唯一对我略知一二的人。或许那是因为我从未用酒瓶砸过其他人，所以别人不曾见过我的那一面。其实仔细想想，我原本也不知道自己有那一面。

事情确实被我处理得一团糟。话说回来，我大概永远不会成为有条不紊的人。

[1]　美国男演员，1955年9月30日因车祸而逝世，终年24岁，后被美国电影学院评为“百年来25位最伟大的银幕传奇男星”之一。

[2]　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 1874—1926)，匈牙利表演艺术家，擅长越狱表演、魔术与特技表演，表演的道具有绳子、上锁的箱子等。

[3]　圣女贞德英文原名为“Joan of Arc”，该名字的第一个单词翻译成中文就是女主人公的名字“琼”。

胖女郎也有跳舞的权利——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神谕女士》

袁霞

《神谕女士》(1976)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出版的前一年，恰逢国际妇女年，关于男女平权的呼声日渐高涨。女性终于有机会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在就业和参政等领域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责任。但与此同时，女性依然面对诸多困扰，尤其是在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方面，她们似乎永远处于两难境地，当时的社会上充斥着关于女性究竟该何去何从的争论。在这一文化转型期，《神谕女士》的出版仿佛戳中了时代的痛点，它通过描写一个女作家成长之路上充满“疼痛”的生命体验，书写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身份、价值和归属。

一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其具有开创意义的女权主义文本《第二性》中宣称：“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她是变成女人的。”在许多女权主义理论家看来，“变成女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过程，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忽视的，即变成女人的过程与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控制紧密相连，实际上这是一个父权制定义和设想的女性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过程。换句话说，女性身体是由文化建构的，受到父权制期待的支配和操控。

《神谕女士》中的女主人公琼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她的青少年时期恰逢消费主义文化在西方国家蔓延开来。二战之后的北美开始盛行关于女性气质的神话，这些气质通过服饰、妆容以及顺从的性格显示出来。“快乐的家庭主妇”是当时理想的女性类型。根据贝蒂·弗里丹的描述，这是些“健康、美丽、受过教育”的女子，“心里面只有丈夫、孩子和家庭”。琼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优雅的中产阶级女性，她苗条美丽，一心想把女儿塑造成她心目中理想女孩的模样。她以好莱坞巨星琼·克劳馥的名字为女儿命名，希望她长成一个魅力四射的姑娘，吸引众多男子，或许有朝一日能步入上层社会。母亲的所作所为跟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所写的如出一辙：

母亲用自己的命运约束孩子……认为将她打造成“真正的女人”更为明智。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她将更容易被社会接受……女儿的耳朵里被灌满了女性智慧之类的真知灼见，以及女性美德方面的规劝，她被教导要会做饭、缝补、做家务，除此之外还要照管好身体，要端庄有魅力。

为了把女儿打造成“真正的女人”，母亲送琼去参加幼女童军，学做家务和女红。她还送年幼的琼去上舞蹈学校，学习芭蕾舞。在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看来，芭蕾舞者是“完美的化身”，“那是女生可以从事的工作”。事实上，家长们送女儿去练舞的主要原因是舞蹈能够塑身，从而提升女子的外在形象，让她们变得“优雅迷人”，并“随时准备好……接受男性的凝视”。在西方社会关于美的理念中，苗条的体态被奉为时尚，肥胖的身体则遭到厌弃。肥胖暗示着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是自我放纵、缺乏自律的表现，甚至像琼所说的，被视为“不幸的残障”，是需要被管束的对象。

然而，琼超重的身体与完美的女性形象背道而驰。学校打算举办芭蕾舞表演会，琼一心想扮演美丽轻盈的蝴蝶。由于她体型壮硕，母亲和舞蹈老师密谋，把她的角色从蝴蝶换成了一粒滚圆的樟脑丸，使她毫无准备地暴露在聚光灯下。琼的表演非常成功，她在舞台上比其他女生更引人注目，但那并不是她想要的注目——“尽管泰迪熊戏服将我整个人包覆起来，在我周身晃荡，令我冒汗，我却觉得自己在众人面前一丝不挂”。表演“樟脑丸”所换来的如潮般的掌声和笑声成为琼在公开场合受到的第一次羞辱，永远地刻在了她的记忆深处。不满十岁的琼已然明白，胖女人和瘦女人受到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缺乏魅力的丰腴女人和瘦削女人都可能遭受折磨。事实上，前者更可能受到欺凌。”

由于在芭蕾舞表演会上受挫，琼开始变本加厉地从食物中寻找安慰。母亲看着琼巨大的胃口，看着琼的身体像面团似的发起，心里的恼怒可想而知，母女之间爆发了战争，“争议的焦点是我的身材”。母亲严厉地批评琼，威胁她说如果不减肥，就不会有男人愿意娶她。琼则以吃更多的巧克力和薯条进行抗议。母亲采取了很多行动来对付女儿的肥胖：她带琼去见心理医生，在巧克力蛋糕里混入泻药，给琼买一些冷色调的、不会引起视觉冲击的衣服……J. 布鲁克斯·布森认为，琼的母亲关于女性身体的价值观体现了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思想对她的影响：“(她)敦促女儿接受女性气质。她是男权文化的代理人，代表了从传统上讲严重削弱女性的压迫性社会力量。”在男权至上的时代，女性归根结底是被塑造者的角色，社会通过对其身体的塑形，强化父权制规范对女性身份的建构。在对女性身体的监管过程中，包括食欲在内的女性欲望被看作是“极具威胁而需控制的对象”。尤其对肥胖的女性来说，她们的身体必然会受到来自父权制权力的规训与惩罚。

母亲的强势令琼感到窒息，她最终离家出走，母女俩形同陌路。琼的母亲其实是一个悲剧性角色，她将一切奉献给了家人，“依照习俗将家庭视为她的事业”，家人却并不感激，丈夫几乎从不和她说话，女儿成为她人生的最大败笔。母亲被困在家中，房子如同“覆盖塑料的坟墓”，令她“无路可出”。她一方面是男权文化的受害者，身为女性，她的空间已缩至家庭领域；一方面却又成了女儿身份塑形的规训力量之一，将改造女儿肥胖的身体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她的观念抑制了琼自我价值的实现，影响了琼对自我形象及自我身份的看法。从少年时代起，琼总是担心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是错误的，不断受到自我怀疑和不安情绪的困扰。

长大后的琼凭借毅力成功瘦身，但是，她并未感到有多快乐。她肥胖时走在大街上会觉得很安全，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到她，更没有男人骚扰她，“陌生男人见到我时，视线会闪掠到我的上下左右，仿佛我不在场”。而当她经历了戏剧性的减肥之后，她却开始惶恐不安，觉得体型的缩小使自己暴露在“性掠夺”中，男人们盯着她，“露出好奇的神色，像小狗打量消防栓”。肥胖对琼而言意味着一种保护，它为她提供了肉质的盔甲：“肥胖是一种绝缘体，一个茧；肥胖也是一种伪装……没有脂肪的神奇隐形斗篷，我感到赤裸、被删剪，仿佛缺少必要的遮掩。”她甚至渴望再次发胖，成为“单纯的旁观者”。阿特伍德通过描写琼的身体尺寸变化及其伴随的后果，揭示出女性身体如何因追求同质化的、理想的女性气质而变成了福柯所说的“驯顺的身体”。然而，当女性屈服于男性的凝视，拥有具备性吸引力的身体时，她们却成了潜在的受害者。由此可见，在一个倡导男权的社会里，有关女性气质的神话其实削弱了女性的力量，破坏了女性的内在，成为一种持久的社会控制策略。

二

因为缺少母爱的温暖，琼年少时喜爱和路姑妈待在一起。她们常常去看电影，其中有一部叫《红菱艳》的影片令琼百看不厌，它讲述的是女艺人维多利亚·佩姬的故事，她凭着努力和天分成为著名的舞蹈演员，与作曲家朱利安相恋，却在事业与婚姻之间难以抉择，最终在冲出剧院追赶丈夫时被迎面而来的火车轧死。这部电影改编自安徒生童话《红舞鞋》，一位孤女得到一双心爱的红舞鞋之后，不停地跳舞，再也停不下来，最后只好让刽子手砍掉双脚。红舞鞋一直阴魂不散，孤女最终求助于上帝才获得拯救。这则童话反映了孤女对舞蹈的热爱和对教会的虔诚之间的冲突。不管是《红舞鞋》还是《红菱艳》，它们和女孩子们热衷阅读的其他童话、传奇故事和浪漫爱情小说一样，传达了关于女性行为的刻板观念：女子若想获得幸福，就必须温柔、贞静、宽容、顺从且顾家。主流文化中反复出现的这些浪漫叙事支配着女性被看待的方式、支配着她们的行为乃至她们的样貌，从而限制了女性世界观的发展。阿特伍德曾在《夏娃的诅咒》一文中指出：“红舞鞋综合征确实存在”，它反映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状况。对于那个时候的女性来说，职业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结婚生子才是成功的象征。女人若是有意从事艺术创作，毫无疑问会面对事业和爱情的艰难抉择。

在《神谕女士》中，职业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内在冲突贯串于整部小说。琼继承路姑妈的遗产之后，去了大洋彼岸的英国，认识了波兰伯爵保罗，和他同居。受保罗的影响，琼尝试着写起古典哥特小说，这是她职业生涯的开端。在此之前，琼从未有过正儿八经的工作，只是偶尔打些零工，挣点零花钱。琼每次出去打工，母亲都会大感困惑，因为她觉得家里不缺钱，女儿出门找活干“有损于她的个人颜面”。在撰写古典哥特小说的过程中，琼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创作才能，渐渐入了迷，成为职业作者，并以此作为谋生的方式。一开始，保罗鼓励她写作，还教她如何构思。后来，琼得到出版商的认可，每本书的稿费居然超过了保罗的，他的态度逐渐起了变化，不仅收起了房租，还不时诋毁她的作品，指责她不忠贞，甚至对她进行虐待。大男子主义的保罗喜欢在两性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在他的潜意识里，女人的成功是对男性权威的挑战，琼在创作上的天分使他觉得受到了威胁。

在琼遇见丈夫阿瑟时，她已经以“路易莎·K. 德拉科特”(路姑妈的名字)为笔名出版了十五本古典哥特小说。但出于自卑，她隐瞒了自己的作家身份——“说出职业只会凸显我的不堪”——因为阿瑟热衷于探讨社会关怀和意识形态等“高端”话题。在两人首次邂逅时，他曾大谈特谈“希望伴侣拥有值得他敬重的心灵”，琼担心一旦阿瑟发现她写了那么多古典哥特小说，便会鄙视她，将这些书“视为最低级的垃圾”，斥责它们“践踏大众、令人玩物丧志”。阿瑟喜欢看琼受挫，喜欢对她指手画脚，时不时地打击她，唯独不希望琼拥有独立的意志。婚后，两人的收入完全仰赖琼写的古典哥特小说的稿费，写作变得尤为重要起来。但琼还是不敢把实情告诉阿瑟，而是遮遮掩掩，把手稿藏在以“食谱”命名的文件夹里，以防他看到。琼的心情十分矛盾，她一方面希望开诚布公，坦露心声，告诉丈夫一切；一方面又害怕丈夫知道真相后会离她而去。这样的日子令琼倍感压抑，她变得神经质：“只要每个星期都能当一段时间路易莎，我便心神安定，耐心而宽容、和蔼可亲、满怀同情地聆听别人说话。但假如我不能当路易莎、不能撰写手上的古典哥特小说，我便会暴躁不安，饮酒过度，开始哭泣。”如果说琼刚开始撰写古典哥特小说是为了生存，那么在与阿瑟的婚姻中，这份职业为她提供了些许自信，使她得以从温暾水般的家庭生活里找到一点存在的价值。

一个偶然的机会，琼写的女权主义诗集《神谕女士》被一家文学杂志社接受，当她告诉阿瑟自己的书即将出版，并且出版社要她上电视时，他先是“脸色不快”，接着又“露出愠色”，显得“情绪不佳”，这一系列微妙的表情变化下掩藏着阿瑟丰富的心理活动，或许他已经预感到琼正要摆脱他的精神掌控，离他而去。诗集出版之后，琼一夜成名，阿瑟却变得疏远起来，他长时间待在工作的单位，回家的时间越来越迟，还会趁琼不注意时，“神情委屈地”瞅着她，行为举止就好像是琼“犯下了不能明言的无可原谅的错误”，他是在为琼未征求他的意见就发表诗歌感到愤怒，还对这些诗歌给她带来的名声感到恼火。

对琼而言，诗集的成功是双重突破：她终于向阿瑟展现了自己的创造力，同时，她开始探寻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恍然明白，自己施舍的能力有限，“我也会枯竭……我也有想要的事物”。正在这时，一位“狗仔”发现了她的隐私——肥胖的经历、私底下的创作活动、婚外恋——并对她进行敲诈勒索。琼决定摆脱过去，于是，她精心安排了一起假溺水死亡事件，逃往意大利。在小说临近结尾部分，琼在心里默想：“从今以后……我将只为自己跳舞。”不料，当她踮起脚尖跳起舞来，却被碎玻璃扎破了脚。琼叹道：

这是不折不扣的红舞鞋，双足因为跳舞而受到惩罚。你可以跳舞，或是拥有一个好男人的爱情。但你害怕跳舞，因为你非常畏惧，一旦跳舞，别人会斩断你的脚，让你再也跳不了舞。最后，你克服了跳舞的恐惧，别人也斩断了你的脚。好男人弃你而去，原因是你想跳舞。

琼感叹的是强大的社会规约力量，通过打造一个又一个关于女性气质的神话，将女性困于狭小的世界里，去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女性气质逐渐内化。琼的遭遇似乎与《红菱艳》里佩姬的命运具有相似之处，但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佩姬因为既想成为艺术家又想获得爱情而遭受惩罚，琼则是主动地放弃了对阿瑟的爱，她的最后一搏是破釜沉舟式的——通过假自杀，她摆脱了丈夫和情人的困扰，从生活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积极塑造者。不管最终幸福与否，琼的努力都值得称颂，因为即使身处困境，她依然没有放弃希望，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空间。

三

在小说中，琼把自己定义为“一位逃脱艺术家”。她的艺术性源于她逃避单一化身的能力，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许多女人的集合体：她是琼·德拉科特(本名)、琼·福斯特(婚后名)、路易莎·K. 德拉科特(笔名)；她是家庭主妇，是十五本古典哥特小说的作者，也是出版了诗集《神谕女士》的著名作家；她是阿瑟的妻子，是保罗曾经的情人，还是“皇家豪猪”查克的情人……在女主人公的个人发展中出现了好几种截然不同的身份，打破了连贯自我的概念，反映了主体的复杂性、多元性和流动性。正如小说中提到的“毛毛虫变蝴蝶”故事一样，丑陋如毛毛虫，也有可能经历“魔法式的转变”，迎来振翅高飞的时刻。琼的身份的多重裂变恰如一次又一次“破茧”，成为一种“成长的意象……预示了琼最本初的愿望：在现实世界自由自在地生活”。即便这条“自在”之路充满艰难险阻，琼依然在不断的“变形”中获得成长。

在琼还是个小胖妹时，她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沉默他者，不得不屈从于各种各样的身体规训。但是，面对来自规训者的惩罚，她却用愤怒的身体语言表示抗议。在扮演“樟脑丸”时，她舞动双臂，在蝶群里横冲直撞，“转着圈使出浑身力气在舞台的薄地板上跺脚，跺得舞台晃动……那是愤怒与毁灭之舞”。为了摆脱母亲的饮食监控，琼经常潜入影院，一边观看电影，一边大吃大嚼。看电影不仅是为逃避凝视，更是一种反凝视的方式。通过将自己从被监视的客体变成观看的主体，琼表达了对无处不在的父权制凝视的不满。琼还故意暴饮暴食，来放纵身体的欲望，“坚定、执拗、顽强地大啖任何能取得的食物”。她会在饱餐之后，踏着沉重的脚步，大摇大摆地经过母亲的房间：“那是颠倒错乱的时装秀，那是一种展示”，是一场无声的示威。而她的主动减肥也是身体抵抗的一种形式，通过从肥胖到苗条的“变形”，琼掌握了对身体的控制权，逃离母亲的管控，得以重建自我。阿特伍德通过对女主人公形体变化的描写，分解了父权制关于女性气质的概念，并对女性身体进行重新阐释。在阿特伍德看来，女性的身体，以及最终的女性身份，不能被整齐划一地以“女性气质”作为包装。唯有通过重新占有身体，女性才得以表达面对压迫性文化时所经历的焦虑，并且去直面这种压迫。就像琼幻想中经常出现的一位胖女郎，平时坐在怪人展门口的椅子上织毛线，但“有朝一日，她将会反抗，她会有所作为”，她会穿着红舞鞋，踩着高空钢索，完成横跨加拿大之旅；她会在双人花样滑冰比赛中优雅地回旋……

在琼的自我蜕变之路上，写作带给她无穷的勇气和信心，最终使她成为真正的“逃脱艺术家”。一开始，她撰写古典哥特小说是她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当她被困在婚姻的迷宫里时，古典哥特小说能让她尽情地想象，同时反省自己当下的生活。但是琼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哥特小说无限夸大了男性主导的神话，唯有对其进行戏仿，才能使作品具有颠覆性的力量。琼对传统哥特小说中的人物和主题提出了异议。传统的哥特小说有着固定的情节，男性的目光始终支配着女性形象：妻子通常是邪恶的“坏女人”，美丽无助的女主人公在男性世界里经历种种危险，最终化险为夷，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在逃到意大利后，琼继续撰写古典哥特小说《被爱追踪》。她知道如果遵循惯例，情节会有什么样的走向：“每位妻子的结局不是发疯，就是送命，或既疯又死。”琼厌倦了老套的情节，打算拒绝遵守这一类型的规范，用更具批判性的结尾改写她的故事，哪怕这么做会“违反规矩，破坏情节发展”。

琼的成名诗集《神谕女士》是一种变调的古典哥特作品，只不过内容颠倒错乱，里面“有戴着恶徒面具的英雄，有戴着英雄面具的恶徒，有奔逃，有死亡的阴影，有禁锢的感觉，却没有幸福的结局，没有真爱”。整部诗集充满女权特色，“以新颖的大胆坦率，剖析现代爱情与性的战争”。诗中的“神谕女士”是一位有多面形象的女性：“她坐在铁制宝座/她是三位一体/黑暗之女，红金之女/空白之神谕女士/主掌鲜血，她必须/永远受人尊崇”。其实，这部诗集是琼无意识书写的产物，从事这种实验的人必须准备好纸笔和点燃的蜡烛，坐在镜子前，等待灵感降临。琼每次实验时，都会觉得自己进入了镜子，经过一个又一个岔口转弯，去寻找等待她发掘的真相。古典哥特作品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琼的多重自我，通过对它的戏仿，琼发现自己“不止双重人生，我有三重、多重，而现在我看见不止一个新的人生到来，而是许多个”。这种“多重”主体的变换反映了以琼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女性为创造身份而付出的种种努力。

四

阿特伍德曾写信给美国诗人和小说家玛吉·皮尔西，感慨《神谕女士》撰写过程中的困难：“个人问题的解决或部分解决好办，但社会问题着实难办，甚至连想象也很难。”她指的是自己无法在小说里给女性的归属提供明确的出路，《神谕女士》开放式的结局证实了这一点。但也正是在这部作品里，阿特伍德将女性问题作为一个显性的社会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新旧思潮交替碰撞的时期，或许有无数和琼一样的女人在跌跌撞撞地重复之前走过的弯路，但她们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去不断地尝试，不断地探寻自我。她们开始懂得，社会为她们举起的镜子里映照出的景物并非现实，直面生活才是人生的真谛；她们开始懂得，贤妻良母并非她们的天然角色，唯有行使自主权，才不至于被困在生活的迷宫里；她们开始懂得，女子也有追求职业的自由和权利，她们必须学会“跳舞”，哪怕双脚会因此鲜血直流。

袁霞，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女性、生态、族裔：全球化时代的加拿大文学》《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文学女王》，译有《羚羊与秧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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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胖女郎也有跳舞的权利——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神谕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