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蝗／（葡）利迪娅·若热著；吕婷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书名原文：A costa dos murmúrios

ISBN 978-7-208-17657-7

Ⅰ. ①绿…　Ⅱ．①利…②吕…　Ⅲ．①长篇小说-葡萄牙-现代　Ⅳ．①I55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42357号

书　　名：绿蝗

作　　者：［葡萄牙］利迪娅·若热

译　　者：吕婷婷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杨　沁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7657-7/I·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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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sta dos Murmúrios

by Lídia Jorge

Copyright © Lídia Jorge, 1988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 Nicole Witt e. K.,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Work publishe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Embassy of Portugal in Beijing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蝗虫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历史、记忆与喃语——译后记

蝗虫

噢，飞舞的绿宝石

从天而降！天空本不必

燃起碧火——岸边所有的篝火

也都变成绿色，包括

我们心中肿胀的火

——阿尔瓦罗·萨比诺

新郎靠近她的嘴，先是碰到了牙齿，但她很快收敛了笑意，两条舌头在摄影师面前交缠。就在那时，宾客们感受到一阵喜悦而激动的颤抖，好像就此打消了所有以为这片土地早已绝育的怀疑。他们离开祭坛，来到星海酒店的露台上。酒店的窗户朝向印度洋。当然，露台上没有窗户，只有支撑凉棚的柱子。凉棚看似轻薄，实则足够坚固，让人能够在那安心接待一众位高权重的客人。摄影师一会儿跳上椅子，一会儿躺在地上，以便从多个角度捕捉那个亲吻。因此，新郎一直紧闭双眼，只有新娘时不时地睁眼。宾客们接连不断地鼓掌，仿佛正在聆听咏叹调绝美的尾声，心里却知道再也无缘重听。摄影师急切地请求新郎把新娘抱在怀里，举到胸口的高度，靠着围栏——那是为了防止人们俯身时不小心掉进印度洋而设的。两人的姿势惊艳四座。她顺从地将头靠在新郎的肩上；他目光低垂，意乱情迷，眨动的眼睛带着鱼一般的湿润。堂间依旧掌声雷动，甚至有人大汗淋漓，把手都拍红了。那真是迷人的一刻。

新娘昨晚方至，但所有人已经直呼她为“埃维塔”。新娘睁开眼睛，除了来宾的人数，宴席的规模令她更为吃惊。红色的龙虾对半剖开，摆成鱼群的形状。黄色的木瓜被切成王冠的样子，装点了整块桌布。菠萝被垒在中央，好似火鸡曼妙的翎羽。她把面纱彻底掀到脑后，走近那只火鸡，越笑越欢。但事实上，此刻正被新郎温柔推搡着的埃维塔，不应该站在中间——摄影师用夸张的手势示意说——站到桌角的位置上来。那里摆着一个七层的蛋糕，其上饰以雨滴状的花纹。一个黑得彻头彻尾的黑佣，穿着一身洁白无瑕的制服，呈上装着剑的托盘。那是新郎的剑。埃维塔举起剑，从蛋糕的正中劈到桌板上。当剑触及桌面的时候，一位同样穿着露背裙的夫人从女人堆里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两把蛋糕刀。空军司令，也就是蛋糕刀女人的丈夫，率先过来，用盘子盛走一块蛋糕，顺便与新郎握手。新郎不过是个少尉。握手之后是长长的拥抱。空军司令的做派让他不甚惶恐，甚至在上校手掌的力道下颤抖不已。上校要去穆埃达[1]，途中经停此地。被征召入伍的少尉从未幻想过在自己的婚礼当天，空军司令会来和他拥抱。这一切都被摄影师记录下来。此时，他爬上了围栏旁铺有桌布的桌子。人们推杯换盏，吮咬海枣，直到管弦乐队到来。堂间又一次掌声轰鸣。

当四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同时奏响小乐团里几乎所有的管乐时，掌声更热烈了。黑人吹奏的时候，腮帮子鼓得像是要爆炸似的。整首曲子就像是发生在午后的一场爆炸。不日即将前往穆埃达的空军司令，抛下蛋糕刀妻子，牵起新娘；而新郎则搭上了蛋糕刀女人的手——她陪同丈夫出席，只是为了去六里湖[2]游玩，明早就搭飞机离开。接着，在场的夫妻也开始绕着巨大的桌子旋转。

他们转啊，转啊。二十年前的夫妻并不像从前的决斗者那样，习惯当着伴侣的面和他人共舞。这两对却反其道而行之，相拥在一起旋转，长桌以外的空间都留下丰臀经过的轨迹。还有一些女人靠在围栏上，毕竟那时外面并不太平。此时尚未入夜，一轮黄日悬挂在印度洋上。码头旁的贝拉城[3]酷热难当，黄得像菠萝，黄得像木瓜。新娘叹了口气，并非因为疲倦或睡意，而是感到目眩。叹息过后，空军司令开始高声致辞，好似有人等着他发言。

“非洲是黄色的，夫人。”司令握着埃维塔的手腕说，“人们对非洲抱有疯狂的想法。夫人，在那些人看来，非洲是一片不可入侵的处女林。里面的狮子吃黑人，黑人吃烤老鼠，老鼠吃绿叶。那里的东西不是绿的，就是黑的。但他们错了。夫人，您会有机会见识到，非洲是黄色的，浅黄色的，就像威士忌！”

旋转，不停旋转。她张开双臂，伸展，举高，伸向制服下的肩膀，像黄蜂一样把手指轻轻搭在上面。新娘一直张开双臂，像过去告别一位远洋的朋友那样。她和上校跳完，又和两个少校跳，接着是三个上尉，咯咯笑个不停。等到休息的时候，她完全记不起是谁对她说：

“现在下判断还为时尚早，但您会看到这里是全球少有的理想地带！看看那风景，您会发现它只要在海滨再建几座摩天大楼就完美了。除了十八世纪可怕的重农论、十九世纪的黑奴解放、二十世纪的电视机——电视屏幕简直就像是一种新型毒药——这里无所不包，一应俱全。再来个二十几座摩天大楼，海岸就完美了！”

埃维塔试图回忆起是哪位军官发表了这番总结。然而，他们的军装除了袖子上的横杠，几乎一模一样。这些人虽然音色有别，但都会加重最后的音节，像是为了在开阔的阅兵场里让远处的人听见他们说话。到了窃窃私语的时候，他们又会做出窃窃私语的动作。因此，她不记得是谁做出这番精妙的总结。会是谁呢？埃维塔只沉思了片刻。一对与众不同的夫妻向她走来。那时，桌上已经果皮横陈，原本对称的布局也被撤走的多道菜肴打破。宴会失去了开席时的规整。埃维塔盯着那对夫妻。

乍看之下，主要是女方与众不同。丈夫不过比同龄人多几枚勋章，身材也格外高大；而妻子却和周遭的一切都截然不同：物什、桌子、水果、菠萝的装饰，以及那里所有剪切得当、完美陈列着的事物。她自身就不同凡响，她的长发也是，流泻的鬈发扎成一根蛮野的辫子，尾端披散下来，就像胡萝卜色的瀑布。相较之下，其他女人的头发都是深褐色的，像萨拉森人[4]一样，有的烫过之后披在后背上，有的好似灌木形的大气球。这是那时的风尚。埃维塔还观察到，她指甲和头发的颜色只差半个色调。这点是她在对方伸手时发现的。她的手上戴着一枚闪亮的戒指。妻子的独特性完全无法和丈夫媲美。

“我来给你介绍一位大英雄。”新郎说，好像他等了许久的人终于到了。

“怎么回事？我可喜欢你们亲吻的样子了，嘴对嘴。能亲成那样的人肯定不是结巴。”上尉说。

但上尉没有说下去，因为他听见腋下夹着个酒瓶的空军司令在对簇拥在他身旁的夫人们说话。那些夫人都穿着露背裙。“噢！噢！战争！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夫人，我们怕是要在这种平静中变成石头了。”因为指挥官滔滔不绝的缘故，新郎和上尉没能再说一句话。

真可惜！现在结束这个下午还为时尚早，谈论战争也还为时尚早。况且，眼下的情况还算不上开战，不过是一帮野蛮人的叛乱。说他们是野蛮人也为时尚早——他们还没发明汽车，不会写字，不会算数，没有历史叙事，现在不过是拿到了几把枪就想造反……现在谈论帝国也还为时尚早，管弦乐团再次开始演奏，尽管音量不大。一个白人男低音在没有管乐伴奏的情况下，模仿着黑人的音色演唱：“拜托，拜托，拜托，今夜让我逃离此地……”[5]葡萄牙和南非官员之间的频繁往来让所有人都能正确使用英语，不只是谈论战争。空军司令本人，严格区分工作时间和白兰地时间，高声盖过音乐：“拜托，今夜让我逃离此地。”无疑，他是冲新婚夫妇说的。摄影师拍下小两口默契的笑容。他是个多愁善感的男人，因此他已经不想拍摄宴席或是蛋糕了。如果他按下快门，照片里的蛋糕将呈圆齿状，就像破败的罗马竞技场。新人在摄影师的指点下，此刻才注意到菠萝旁的托盘里有一个信封，上面是上尉从远处丢来的钥匙。上尉若是去打篮球，一定球技精湛，因为钥匙不偏不倚地落在了信封中央。

宾客们意识到新人借到了一辆白色的敞篷车。那就是车钥匙。他们又一次鼓掌，咬着耳朵，说着下流的玩笑话。乐团的乐声、来宾的私语和摄影师的催促都被新郎听在耳里。他想在天黑之前把他们通通赶走。那时，浅黄色的天空像是流淌着威士忌。他们在笑声里走到露台边缘。

“你说我们骗到他们了吗？”埃维塔在像箭矢一般降落的电梯里问。

“当然。”新郎坐进敞篷车里说，“他们还在想我们马上要睡第一次了！真是一群伟大的思想家！”敞篷车隆隆地飞驰而去。露台上发生的一切都令人心醉，但一切尚未结束。这不过是个开始，就像开启暴风雨的第一阵风。

就这样新娘把头靠在新郎的腰上。此时，他们既没带行李，也没穿长衣服，因为他们把东西放在了星海酒店的小房间里。他们行驶在贝拉城的公路上，感到无拘无束。道路平整得就像在沼泽地上画出的直线。杧果林看上去红彤彤的，遍布岸边每一寸等待开垦的土地。新郎很喜欢那种平整，想去杧果林旁的木头酒馆坐坐。他们刚坐下，一群鸟儿就贴着杧果林旁的泥滩飞过。新郎让新娘保持安静，他自己却脱了鞋，闯进火红色的高脚鸟群。鸟儿四散而去，似乎仍然受到在创世时被赋予的惊人本能的引领。埃维塔逐渐意识到确实一切都是橙黄色的，包括新郎。新郎身边的鸟儿没有全飞走。还有些鸟直着腿，一动不动。脖子长得像标尺，在嗉囊上一伸一缩。它们盯着滩涂里的鱼群，并不在意新郎甩着鞋子、冲它们大喊大叫。一些鸟似乎丧失了敏锐的视力，只有在新郎想要触碰它们的时候才匆匆逃离。新郎走出滩涂的时候，膝盖以下全是泥。他被不可理喻的力量所控制，用手提着裤子，在大海和沙滩间跳跃。沙滩、杧果林和大海，都是威士忌和黑加仑的颜色。

“诶！黑鬼！”他冲着酒吧的方向大喝一声。

小伙儿似乎早有准备，他拿着布现身，笑着露出一口令人心惊的牙。他走过来，弯下身子，开始擦拭新郎满是泥沙的双腿。他擦啊擦，但泥点非常顽固。新郎笑了。这时，黑人主动取来一壶水，用另一块布给他洗脚。黑人跪在木台上，挨个清理新郎的脚趾。大功告成后，他拿起水壶，后退着离开，一边大笑，一边倒掉剩下的水。他摇摇晃晃地笑着，合上门，在门后消失。新人深情地对视。除了他们，木头酒馆里再无旁人。天色已晚，他们可以只为自己亲吻，啄咬嘴和耳朵。这无疑是受到了在世间低语的筑巢本能的驱使。“我们回去吗？”他快要昏倒了。

“当然。”她说。暮色四合，只剩一片红色的沙洲。这时，星海酒店附近跑来一大群黑人，他们的脚步声传到了露台。那晚，酒店漫天的灯光没有映在印度洋上，只因潮水退去，沙滩干涸，只有浪花往复不歇。当听到街上黑人的脚步声和奇维维[6]海峡的尖叫声时，人们仍在饮酒作乐，轻歌曼舞。但您不必为他们那种歌舞和大笑感到惊讶。

“这是什么声音？”来客望着黑暗问。

“可能是新娘的尖叫。”少校回应说，他咧嘴大笑，露出黄色的牙齿，其中一颗用金环箍住。他接着和妻子跳舞。但埃维塔和新郎出现在海岸对面，两人沿后方的小路回到小房间，露台的音乐刚好能传到这里。两人翻滚在一起。新郎说：“嘘！我们和另一个卧室只隔着一块木板。”这时，他们走向巨大的盥洗室，用毛巾架上的浴巾铺满偌大一个卫生间的地板。

“地板硬吗？”少尉问。

“没有，怎么会。它像湖面一样平坦！”

“但随时都能起浪。”

“一层层浪花……”

突然，街上再次传来尖叫声。但这是新婚夫妇听到的第一声尖叫。“别怕。”新郎说，他从新娘身下钻出来，透过窗户窥探，“只是车抛锚了。”他们继续躺在铺着浴巾的巨型卫生间的地板上，新郎像塑料似的紧紧贴着新娘。他们无从知晓，也不宜知晓此时露台上的发现。那里的人都把注意力聚焦在骚动上。它时而愈演愈烈，时而被大海永恒的噪声吞噬。

“让他们跑吧。”一个中尉说。他已脱下军装，敞开衬衣，露出胸口。“塞纳人和尚加纳人[7]互相砍来砍去。毫不留情。他们人越少，马孔代人[8]在穆埃达做的事就越不会在此地发生。好在他们彼此之间的憎恶更胜对我们的怨恨。哈哈！”年轻的中尉想到塞纳人和尚加纳人互相砍来砍去、黑人之间自相残杀的画面捧腹大笑。五重奏里的黑人对此并无异议，因为他既不是塞纳人，也不是尚加纳人。他是一名矿工，在德尔加杜角流浪时被人发现，一句葡萄牙语也不会说，也不懂尚加纳人和塞纳人的语言。他脑袋空空，只能跟着白人，说好“拜托，今夜让我逃离此地”这一句话。所有人都在露台上跳舞，恣意大笑。此时，他们已经发现了停在楼下的敞篷车，想象新人正躺在不远处的小卧室里。但他们错了。没有人能想到新人为了逃离近在咫尺的隔板，躲到了冰凉的拼花瓷砖上。埃维塔看着它，感到湖面泛起浪花。在埃维塔看来，地板代表湖，暴风雨来临之际，原本平整、冰冷的拼花瓷砖，翻涌起大海的浪潮。浅浅的睡意隐秘地在人群间传播，筋疲力尽的乐团不再使军官食堂里的空气颤抖，黎明撕裂了东方的夜幕。

“有水牛？”埃维塔从铺满浴巾的地上站起身来，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正身处非洲。

“不，亲爱的，是一群孩子。”新郎在门口偷窥说。真实情况是，一群穿着睡衣的孩子在走廊上奔跑。后面跟着两个身穿白色睡袍的女人，她们光着脚，跑向通往露台的电梯。手里还不忘提着房里的拖鞋，上面有鹅毛的装饰物。

“大家都在露台上！”一个穿着睡袍的女人转过兴致勃勃的脸说。尽管走廊里光线昏暗，两名客人的脸和她们拖鞋上晃动的鹅毛依然清晰可辨。这种热闹可不容错过。新人也穿上轻便的睡袍，相拥着登上露台。新娘在电梯快速运转的时候想，如果是天上飘过一艘飞艇就好了。新郎用手掩住她的嘴——做梦可以，不要过分。电梯门开了。露台中央还留有一张桌子，宴席和桌布都被撤走，但桌垫被保留下来。除了空军司令和蛋糕刀女人，其他客人都靠在桌子后面的围栏上。所有人都像桌子一样减少了身上的布料。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新郎问。

“不管发生什么，这都是隐秘而难忘的一夜。”

新人和客人们会合。当黎明若有若无的光线逝去后，时间来到清晨。人们望向港口，几副望远镜在人群间辗转。他们看着奇维维，但不是在看那里的沙滩。海湾形成一个很深的水域，海水在夜里卷来溺水之人的尸体。溺死者很多，多到不可计数。然而，他们是哪艘船上的呢？没有人知道答案，也没有人发觉有过一场能解释灾难的暴风雨。溺水之人太多了，日出前就已来过两辆大型垃圾车清理城市里的悲剧图景。但再多的敞厢式货车也运不走这么多死尸。昨日下午的所有客人几乎都来了，但没有一个人目睹了事件的经过。在那些垃圾车运走的黑人里，一抹白色在黑脚板里尤为醒目。人们知道他们大多是装卸工，肌肉发达，深谙水性，就算巨浪来袭，应该也不难应付。何况大海虽然不平静，但也都是些小风小浪。这就意味着情况颇为蹊跷。不管怎么说，港口有停运的风险。

“要我说，他们互相砍来砍去，然后被丢进海里。只有那些不熟悉周期性杀戮的人，才不会觉得这是最有可能的解释。”少校说。

“有这个可能。”

这样一来，至少一切都能说得通了。眼前的水域只是看起来像河，因为水流的流向与河流的走向相反。河床苍白、暗淡，静止的时候能留住涌向大海的水。但空军上尉的妻子声称她分明看到那里有一抹鲜红。她把望远镜递给旁人，让他们去看倒在岸边的黑色棚屋。相反，其他人看到的却是巨大的压舱物。它本身不是红的，但铁锈的颜色像极了被肥皂水稀释的血液。

“对面舞厅门口好像还摞着几具尸体。来这儿看……”一个穿着丝质睡衣、抽着烟斗的军官说。他用斗钵一指，所有人都往那儿瞧。人们没有望远镜也能望见晨光下红磨坊泛白的风叶。然而，屋顶和阳台之间的部分却无法辨别。但在零星的枝叶和屋舍间，依稀露出一堆倒下的尸体。风车的五片风叶就像五根被串在一起的手指。

“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夜晚保持清醒。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感受那种激情了！”空军上尉的妻子举起丈夫的望远镜，扣在眼前，不停地调整焦距。她很焦虑，因为几小时过去了，她依旧不清楚自己的仆人是否也成了被垃圾车运走的受害者。所有人都在等消息。他们想象着自家的仆人两腿一蹬，再也睁不开眼睛，被塞进运送垃圾的破车。但人们只能推断，真正的原因还有待发掘。

“在我看来，此事并无疑点。”

黄牙少校对自己的看法深信不疑。他穿着精致的丝质长袍，背上还绣着一条龙。他提醒人们有些民族战败后会集体自杀。他说起阿塔瓦帕[9]的死对安第斯山里的印加帝国造成的影响。然而，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他们正往穆埃达调派兵力，以及这件事的意义。为什么不承认那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怀有自杀的念头呢？这不是某种高贵的举动吗？像鲸一样，一旦清楚自己永远不会自治和独立后，就集体自杀？直到世界尽头，直到核弹爆炸，也永远不可能独立？少校张开双臂，背上的龙也随之伸出了它鲜红的舌头。

“看看对面，看看他们是怎么回收地上那些死尸的！”一个女人在围栏旁夸张地尖叫，差点就跌落到印度洋的海滩上。她披着一件钩花的开衫，她的丈夫是一名少尉。所有人都用肉眼看着在岸边行驶的垃圾车。毕竟，客人们在昨日晚间的确感到山雨欲来，但他们精疲力竭，被愚钝的睡意淹没，没有留意星海酒店窗户下那些跑动的人群。太可惜了！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急着收尸呢？大家都有同样的疑惑，但只有少数人提了出来。

“就应该让他们在日光下暴晒、腐烂，这样才能让他们理解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存在，还有我们的决心。”一个穿着条纹睡衣的伞兵说，他的脚瘸得厉害。

“是啊，如果没有人把这些事拍成照片，或是写成文字，夜晚发生的事就会随着黎明而终结——连存在都算不上。地方电台对此事只字未提。”另一个穿着军中常服的伞兵说。他轻轻拍了拍接收器，还指望是机器出了故障。收音机的嗡嗡声让周围好几个人都转过身来。

“我们应该买份报纸。”瘸子说。

“报纸？《腹地报》吗？”某位少尉夫人不由得刻薄道。她并非有意为之，但还是在几乎空了的饭桌旁哈哈大笑，“噢，那份报纸啊，忘了吧，忘了吧！连提一嘴都让人觉得残忍。”

其中一辆垃圾车伴着那样的笑声消失在远处。那些穿着鹅毛团拖鞋的女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辆在十字路口来回奔走的垃圾车，完全不顾可能掉落沙滩的危险。牙上箍着金环的黄牙少校用手臂尽可能温柔地抓住两个女人。然而，正如人们理解的那样，温柔和谅解与这片迷人的景象格格不入。它在夜晚到达高潮，且有赖于想象的加入。而想象会激起温柔。

温柔？是的，还有爱意，和兴奋。比如说那对新人感觉在那里无事可做，然而如果他们选了小卧室，结果可能大不一样。毕竟，新郎所在的部队不日就要前往穆埃达。胜利的序曲在他的新婚之夜如此张扬，刺激着他的情欲，就像落向大地的种子。新郎害怕一旦解开衣袍，脱掉衣服，他的肉枪便会如同断裂的树枝一般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极力克制，但当其他人在看望远镜时，他不用看，就预知情欲的到来。他的手像千足虫一样爬上新娘的敞领，直到占据埃维塔的两座山丘。就在露台上，两人大可以发出微弱的呻吟。其他人都在因为其他原因哼哼唧唧，不会有人留意到他们。黄牙少校抓着两位少尉夫人，唯恐她们掉下沙滩。当他转过身来，看见新人贴着桌子。这时，新娘已情难自禁。

“我们走吗？”埃维塔问。

“好。”新郎已经很难说出完整的话。他们应该回到远离喧闹的地方。他们走回房间，堪堪进门，小心地降下窗户，假装剩下的白日还在延续夜晚的动荡。

骤然之间，日光以残忍的明亮淹没一切。鉴于溺水并不只是夜晚的现象，一辆垃圾车还在来回奔波。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人们来到大厅，等待他们的仆人。一些客人快速回到房间，换了身正式的行头，甚至配上了鞋和腰带。但绝大多数人下楼的时候还穿着夜里轻便的衣服，就这样出现在星海酒店明亮而蠢蠢欲动的大厅里。人们清点仆人，发现少了四个。有四个人没来！这四个人在哪？他们会不会已经两眼一闭，一个个叠罗汉似的被运往了无名冢？——“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

一个搭计程车过来的男人给出了答案。他把车借给了新人。他知道原因。当他合上计程车的门，把脚踏上门前的第一级台阶时，人们就知道他能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怎么会不知道？他敞开衬衣，那个点已经开始出汗，而衬衣底下露出一道深深的疤痕，从胸口第五根肋骨处，一直延伸到身体侧面，最后在背中间一块平坦的拳状印记处消失。他就是功勋卓著的上尉，还有一位有着瀑布般红发的妻子。

“那场骚乱和我们没关系。”他说，“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离它远点儿。”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帮家伙，那些个黑鬼，在码头发现了二十桶甲醇。那原本是一批运往染坊的货物。他们以为那是白葡萄酒，昨天下午卸下货，把桶撬开，几个人喝了个底朝天，还分给其他贫民窟里的人。现在死了几个，剩下的也快要瞎了。那些家伙在岸边被大海卷进海里，又随着潮水扑上了岸。等入了夜，沙滩到处都是尸体。你们看着吧。黑鬼！只有黑鬼才有这种鬼想法。”

“真的吗？”

雅伊梅·福尔扎·莱亚尔上尉敞着衬衣，露出身上的疤痕。他给出的解释，让所有人始料未及，又豁然开朗。很多客人一开始为这种愚蠢感到诧异，然后是憎恶，接着变成漠然。他们无法把那些蠢死的黑鬼当成自己人。他们面面相觑。有多少仆人没有回到他们精细的岗位上已经无关紧要。这不重要了——军官夫人在夜里为了某个仆人失踪而偷偷流下的泪水，无论她隐藏得多好，也理应被视为愚蠢的表现。一时间，大厅里大多数人身上的睡衣发出另一种窸窣声。现实和他们的想象天差地别。清晨也受到这件蠢事的牵连，瞬间失去怜悯和美丽。愚蠢一如酸涩的汗液。这怎么可能呢？

是的，极有可能。这群卡菲尔人[10]现在连自己人都要提防。黄牙少校对此深信不疑。他后悔自己的脑中曾经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认为他们的行为像阿塔瓦帕的同胞们一样英勇。两个殖民地有着类似的境遇。但是葡萄牙应该放弃它吗？他走向雅伊梅·福尔扎·莱亚尔，战争的疤痕在他身上熠熠生光。可惜空军司令正在给妻子展示六里湖，不然的话他会被围在墙边，应众人的请求，在大厅里说出他的想法。福尔扎·莱亚尔上尉微微一笑。然而，那天是星期日，有着星期日应有的宽裕的时间。所有人都能回到露台，让经理在那里给他们准备午饭，如果可能的话还有晚饭。这样一来，他们便不会错过在奇维维和大海之间发生的野蛮场面。

这时，他们再次登上顶楼，换上酷夏里正常的衣服，以便观赏那些橄榄色的死尸显示出的愚蠢。知晓这一切让他们变得冷酷和疏离。他们觉得眼前的场景与打猎无异。这或许很不错——但要怎么解决殖民地的问题呢？那片充满戏剧性、形状像颗拉长的心的土地？黄牙少校叹了口气，连袍子都脱了。

“噢，现在得聪明人出马了。”

谁有那样的智慧呢？万幸将军就是那样的人。少校把他的望远镜倒扣在桌子上，像个珍贵的漏斗。他笑着抚摸着桌上的望远镜，露出箍在牙上的金环。将军？将军的想法早就广为人知，他提倡执行种族计划生育，遏制卡菲尔人的人口爆炸。布尔人[11]现在成了一帮嘟囔着《圣经》的笨蛋，注定会像《圣经》里的人那样悔不当初。为什么布尔人没有想法子在人口上和卡菲尔人抗衡？卡菲尔一族如乌云压顶般盖过了布尔人。但他们明知有计可施。

“什么法子呢？”中尉妻子问，她有着一头长长的鬈发。

“拜托了，我的夫人！您从来没听说过强制性绝育，或者建议性绝育吗？您没听过收音机奖励机制，用一台收音机就能让人自愿阉割吗？闻所未闻？在我看来，我的夫人，我同意将军的观点——只要取消无菌服务，就足以让出生率跌入谷底！”

空军上尉笑了。他唇间的笑意里透出怀疑。

“黑鬼才不会同意呢！想都别想，我的少校。黑鬼就喜欢下崽，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不停地生，生他个一箩筐，才能保持人丁兴旺！这就是黑鬼的想法。黑鬼会想，如果穿过森林的时候，身上带着一台以绝育为代价换来的收音机，放着美国的音乐，那么连畜生都知道，那里有个黑鬼不再为繁衍生息尽心尽力。黑鬼路过林子里的鸽子和母鸡，还有它们的蛋，一定会羞愧得无地自容。他可分不清主体和客体，只会以为鸽子是在冲着他那不声不响的玩意儿咕咕叫呢……”空军上尉说。他在天上飞，对事物有着禽鸟一般敏锐的视角。人不能对着一个飞行员空谈，因为他认识大地。福尔扎·莱亚尔此时已经喝完午饭的餐后酒，回家去接妻子。所有人都在用餐，时不时望向沙滩和大海。垃圾车还在运走那里的人。白日的明亮难能可贵。在望远镜的帮助下，连垃圾车的踏板都清晰可见。

“新人呢？”一个趴在围栏上的人问。他见敞篷车依旧停在原地，和其他车排得整整齐齐。

“哎！哎！真是新婚宴尔——让他们好好睡一觉，做个美梦！”

事实上，当这一切发生时，新人正躺在铺好的土耳其棉浴巾上，睡而复醒，醒而复睡。睡意和浪花像潮水般去而复返。他们在分隔浴缸、坐便器和坐浴盆的地板上躺平，地方宽敞，这点已经说过。他们在对方的臂弯里醒醒睡睡。铺在地上的浴巾有着波浪一般的灰色，让这种流动的幻觉更加趋于完美。新郎阖上眼。

“这一天是我生命里最崇高的成绩。”他说。

埃维塔感到吃惊，没有动作。“乘积[12]？你说的是乘积？啊，我的爱人，太好了，可见你现在还是一个数学系的学生！”她热情地抱住丈夫。他抓住她的手腕。

“我？数学系的学生？再也不是了。”

为了让埃维塔住口，在她再一次想发出“数学”一词的“sh”的时候，他用嘴堵住了她的嘴。就这样，时间到了下午，他们决定回到露台，享受一会儿日落，看看沙滩和起重机，鉴于此时沙滩上肯定不剩什么死尸了——新人天真地想。这对身形瘦削的新婚夫妇登抵了黄昏。这不过才过去一天。“已经一天了？”他说。

事实上，太阳转了一圈，回到了昨日他们带着宾客来到露台时所看到的位置。先前拼在一起的宴席桌，如今在空地上四处散落。宴席成了回忆，但埃维塔对新郎说，回忆不会结束，只要她还活着，她就能看见桌子原模原样地摆在露台上——问题不过在于是否认为主观现实更为实际。她并不感到遗憾。人们已经在桌边入座，互相交谈，眺望着流动的天空和大海，就像在海滨机场的露天咖啡馆里一样。桌板上还剩着昨日的菜肴。雨滴花纹的大蛋糕此时被小孩捏在手里，碎渣掉在孩子们溜旱冰的地上。难过吗？不。“事物之间都相互包含。”新娘说。比如，没了音乐，但人们似乎仍能听到乐声飘扬。露台的形状近似一个标准的方形。这会妨碍他们吗？等那些夫妻抱在一起，他们不能在桌子之间的空隙旋转，在阴影中宛如一人吗？还是妨碍他们的是缺少真正的音乐？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埃维塔说。

新郎什么话都不必再听，很快就将新娘的身体圈向自己的臂弯。她把鼻子埋进他毛发稀疏的胸膛，缩起身子，闭上眼睛，好像还在浴巾上，感受着自身的起伏。新郎半眯着眼，警惕地看着她的脖子，他的眼睛好像低垂的窗户，把脖子以外的风景都排除在外。两人突然开始摇摆起来，除了露台外滔滔的水声和浪花声，再无其他伴奏。这便足矣。新人的示范很快感染到敞着衬衣的中尉、黄牙少校、对战争不再抱有幻想的飞行员，还有很多其他人，他们还不知道去往穆埃达或者切埃的确切时刻，都穿着便服。他们抱着女人，在方形的桌子间熟练地移动，和新人一样，在昨日回忆的驱使下肆意旋转。那天变得比昨日更加活力四射、明艳动人，因为现在他们有时间去品味当下以外的时刻。骚动而永不餍足的当下。就是如此——就算看似对自己的红发妻子如此禁欲的福尔扎·莱亚尔上尉，和她旋转时也不免将手放在她漂亮的两半杏果似的屁股中间，尽管她的屁股十分拘谨，在裸露的大腿上几乎不加晃动。如果女人最长的头发被丈夫强壮的手指拉直，想必能垂到两瓣核果之间的间隙处。傍晚热烈而清晰地消逝，正如一缕想象中的微风。南回归线上的太阳转到天空对侧的穹顶上。“我们在哪里啊，我的上帝？”埃维塔问。

“很快就会有最终的答案。”新郎说。

“马上你就会否认，说你再也不想回到数……”她喜不自胜，甚至不慎沾湿他的衣襟。其他跳着舞的人，也同样幸福。

“沙滩上还有死人吗？”埃维塔问，不想把头从衣衫里抬起来。

“少点儿了。”新郎说。他把望远镜架在眼前，但没有推开新娘。此时上尉也有同样的举动。谁知道他的妻子是否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头发鬈曲的红发女人好像在福尔扎·莱亚尔的臂弯里睡去了。但并非所有人都有健康的体魄或成熟的年龄，支撑灵魂所需的想象力，能在没有交响乐队的情况下，体会“慢舞”的狂热。比如说跛脚的降落伞兵，他再也无法继续站着，必须同时撑着妻子和拐杖。他开始发言，但这不会妨碍到任何人，只是缓和人们内心音乐强度的背景音。

“南部非洲？什么南部非洲？莫桑比克和南部非洲之间的关系就像伊比利亚半岛和欧洲一样：不过是裤腿的翻边罢了。”

“那是谁的错呢？那是谁的错呢？”少校也在桌边坐下，笑意盈盈地露出牙齿问。

“他们的，正是那些黑鬼的体格让我们走到今日的田地！”跛脚的伞兵说，“如果黑鬼身强体健、骁勇善战，我们这些殖民者也不会病恹恹的了。他们才是罪魁祸首，如果他们觉得我们英勇无比，也是因为他们太弱了。我们该责怪的是黑鬼……”

一对夫妻瘫在桌上，但没有挪动或是打碎东西。桌子只是微微一颤。

“小心说话。”黄牙少校说，“当心祸从口出。”傍晚变得如此美妙，垃圾车再次装满了人。它们来去规律，仿佛在装运泥土。人们从那里偶尔睁眼，望向世界，远处的一切都变得如此低沉、轻柔而独特，好像酒精的合成，或是胺的分泌。一棵棕榈树就能构成电影的场景。这不一定是件好事。露台上最美丽的女人吸引着单身汉的视线，连那些有伴侣的，甚至妻子就在身边的男人也不例外。男人总对触手可及却无法得到的事物生出难以抵挡的欲望和嫉妒，就算自己的夫人就在大家面前喝酒。然而这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因为目光和汗水受到雅伊梅·福尔扎·莱亚尔上尉的妻子的吸引，就像人们在海上看见灯塔的光。她叫什么名字？她需要有名字吗？少尉路易斯·阿莱士对新娘说：“啊，有啊。她甚至还有个外号——她受洗的本名叫海伦娜，夫姓为福尔扎·莱亚尔，但所有人都叫她‘特洛伊的海伦’。别往那看！”新郎并起手，捂住了新娘的眼睛。

然而，特洛伊的海伦自然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上尉自然会注意到那些如标枪般掷来的目光。上尉自然会打妻子一巴掌。更自然的是——鉴于动力学与热力学的关系，女人倒在分隔星海酒店和印度洋露台的围栏上。因着被掌掴的脸，女人自然会变得愈发可人。一滴泪水自然会从她一只眼里流下，因为另一只眼睛被茂密的红发遮盖。丈夫自然会走近，将她揽入怀中；她自然会把脸、泪水和头发都靠在他的肩上。

“你嫉妒吗？”埃维塔问。

“有一点。首先是伤疤。注意看上尉穿的埃及棉衬衣，衣服薄如蝉翼，这样就能让下面的伤疤若隐若现。他在几内亚的沼田里留下了伤疤。只有在那种地方才能得到了不起的伤疤！”上尉夫人此时将手放在紫色伤疤的尾部。自然，其他夫妻也随之效仿，但这并不容易，其他人的耳光并不能像新郎的上尉那样取得如此激烈而富于美学性的效果。即便如此，有位夫人——就是早上其中一个穿鹅毛拖鞋的女人——在丈夫的狠手下，重重地扑向围栏，差点摔了出去。这和早上的原因截然不同。然而如果她真的掉下去，也不会因为身处星海酒店十一层就死掉。怎么会死呢？丈夫以某种柔道的招数扶住了妻子。重新触碰显得十分美妙。当他们不可避免地遇上，他们交换了所有可以交换的液体——她的耳洞往下流血，血滴到地上。他们看向远方。是的，远方，一辆垃圾车开动了！

“我发现了，”黄牙少校站起来说，“我发现了垃圾车的规律——当一辆车装满五箱后，司机就会把车开回墓坑。”少校穿着黄色的高腰裤，好像早年那种吊带裤的式样。少校老了，散发出古旧的魅力。那时的男人如果想要问候女士，会弯下腰来，露出油头。少校依然魅力无穷，心怀世界。他是第一个发现规律的人！事实上，此时垃圾车隐没在被房屋、大门、树影和后面的围栏切割的风景中。人们看着它若隐若现地开向垃圾场。跛脚的伞兵和少校不一样，他跳不了舞，也打不动人，只能透过死亡名单的阴影观看生活。

“我现在觉得，我们是在这里维护巴黎、伦敦和孟买的利益，但不是里斯本的！”伞兵用食指按住右眼，露出红色的黏膜。当他眼里的生活都是垂死挣扎的画面，他再也无法看清世界以及大陆之间的关系。在中尉眼中，里斯本不过是一座响着钟声的村庄。

“您又在说些不合时宜的话了！长点心吧，我是非洲的专家，我对非洲的事务了如指掌。比方说，我预感到一场蝗灾即将来临！您这个怀疑主义者，等着瞧吧。”少校说。

夜幕将至，天空混杂着黑色与红色，仿佛一块毯子落在天窗上，罩住了最明亮的星辰。不，没有月亮，尽管潮汐宽广，不断涌上陆地，一如满月。夜色仿佛一床不受束缚的床单，无垠、深邃。城内的灯光许久才亮。为何要点灯呢？人们应该任凭黑暗爬上树梢，被自身的树影所遮蔽，任凭星球及其对立的明暗法则向人们展示行星自转的概念——夜黑，日白，等黑夜降临后，世界便漆黑一片。这样静观入夜真是太棒了：没有音乐，没有蛋糕，没有摄影师，没有宴客的顾虑，在人们疲于席间“慢舞”翩跹的舞步后，绝不应该点亮灯光。然而，那是长夜未央的礼拜日，人们不会去想帝国遥远的命运，也不会想穆埃达附近多风的战场。

“那垃圾车呢，还来吗？”

“来不来都一样——如果我们希望让它来，就想象它来；如果我们不希望它来，就想象它不来。我希望它们能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把人都运走。您觉得呢？”

另一个伞兵忍不住发笑：“噢，噢，看来连我们的少校都不晓得子弹的威力！您去木区[13]瞅瞅，就知道世事是否左右不过都是想象。您的话对军队来说可能很危险啊，我的少校！”

然而灯光突然亮起，刺痛了人们的眼睛。这时只剩新人和福尔扎家的那对儿还在跳舞，但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新的光线变化迫使最后这两对夫妻分开。华灯骤然点亮后，逐渐变暗，变暗，变暗，没过几秒，白光就变得极度古怪可疑。

“变绿了！”

“全绿了！怎么回事？”

少校大笑两声。

“你们还说我搞不清楚状况，看看你们多能耐！我不是说了一场蝗灾就在路上吗？”少校站起身来，走过那些军官，对自己头脑信心十足。一缕短发轻柔地垂在他的眉毛上，因为很可惜，军队禁止士兵把头发留长。黄牙少校拿起马鞭。他偶尔会把它带在身边，以示曾经在骑兵团服役的经历。少校用马鞭一指：“看，星海酒店的高空飘过一片蝗虫云，就像欧洲海崖上的雾霭。看啊，光线让它们失去视力！看啊，它们破碎的甲壳质散发出强烈的气味！看啊，它们振翅飞起，又扑倒在地！看啊，女士们，先生们，蝗虫不间断的运动！听见它们的振翅声了吗？”

天逐渐变绿，每盏灯附近都有一圈轻薄的光球消逝。那时，少校被一阵巨大的激情所充斥。随着光球被直翅目鼓动的翅翼穿透，露台如水坝一般暗淡下来。片刻间，四下跃动着藻绿色的光，甚至盖过了露台上红色物件的颜色。比如说，婴儿车，昨日剩下的玫瑰，那个被丈夫殴打、差点掉下沙滩的女人的耳朵留下的血迹，这些都是红色的。还有她们脸上留下的伤痕。如果不是稠密的蝗虫云降临贝拉——印度洋边上的一个沼泽平原小城——掠过星海酒店的上空，福尔扎·莱亚尔的五个指印还在特洛伊的海伦的左脸上清晰可见，像是被刻上去似的。

餐厅经理来到天台：“我们应该邀请我们的空军司令来顶楼欣赏盛况。为什么不呢？”

他和蛋糕刀女人所在的楼层较低，但更为奢华。二十分钟后，空军司令才走出电梯，来到露台。此时，蝗虫雨达到高潮。街上的绿光逐渐暗淡，就像白云悄无声息地飘过天空的日子那样，目睹这一切至关重要，只有上帝不乐意。指挥官的副官把军官们叫到角落，在墨绿色的露台边缘简要地说明情况，用隐秘的手势解释说，那些甲醇中毒的黑人里有个白人。而军队应该像植物一样沉默，把需要承担的责任都推给民事机关。他们属于穆埃达、蒙特普埃兹和切埃[14]！副官总结说。

“一个白人？”但是一个白人怎么会蠢到甲醇中毒，同意死在黑人堆里，还被一辆垃圾车运往墓地呢？绿色的叹息在露台上流转，绿得就像蝗虫的翅翼。“不要沮丧。”空军司令说。他在婚礼上成功地逗乐了宾客，此时又变成一个称职的和事佬。他希望人们保持耐心，平心静气地观察蝗虫。然而，地平线上逐渐冒出火光，东一处，西一处，远处还有，东边吹来的微风加大了火势，但没有让它蔓延开来，造成威胁。它们在风中倾斜，照亮大地，到处都是绿色的暗影。一列篝火依次燃起，好像早有一支无声的军队准备就绪，负责点燃绿色的篝火。一支在每场蝗灾发生时都会等待蝗虫之夜的军队。

“看啊，司令官。”黄牙少校说，“那些篝火是当地人用来烤虫子的。这个晚上对他们来说是饱餐一顿的大好机会。”司令官没心没肺地笑着。

尽管流传着有白人死于中毒的传言，然而一切依旧可以延续那种安详和绿意，依旧可以在内心激荡的音乐中，结束埃维塔和路易斯少尉的婚礼。但就像不久前他们刚刚意识到的那样，人类的努力往往得不到上帝的成全。在不时抬手、抚面、摸耳的敏锐男人和愁苦女人之间的窃窃私语里，在兴奋的孩童兔子般的尖叫声里，在夜晚的生活里，在壮丽的绿光里，在那些白色的、黄色的、赭色的、游猎色的、碎裂的非洲颜色的衣衫间，一个记者顺着楼梯爬了上来。人们无论从哪里听到这种新闻，都会感到不适。因为它可能会暴露我们身体隐形的部分。没有人喜欢听这种新闻，尤其当他们正尽兴的时候。但人们最初发现他来自《腹地报》时都选择静观其变。为什么？记者只不过想要融入人群，选择位置，研究角度，在纸上写下笔记，在绿色的黑夜里窥视。运送白人尸体的垃圾车会从那里经过，他倒在黑人堆里，因为甲醇中毒，成为第一批被大海冲走的人。不，那不是一条好新闻，称不上人畜无害，更非人心所愿。背着相机的记者应该马上滚蛋，去别的地方拦截那辆小破车，而不是在这和其乐融融、悠闲看戏的人待在一起。记者出示证件，那本让他能在隐秘的人心中畅通无阻的护照。滚开！记者开始低声下气地为自己辩护，说着说着才提高音量，但依然敢于出声，说起妥协、对读者的承诺以及拍摄垃圾车通行的最佳位置。他想从顶楼观察尸体的运送。

“在这样一片昏暗的绿色里？你怎么不滚下去，滚出大门？”

“你们要知道——在远处的海岸上拍摄就是呈现事件的最佳方式，也是人们想要观看的方式。不是吗？”记者说。

啊，谁都不会上当！这是那个年代最典型的记者。邋里邋遢，衬衫扣子不全，只能敞着，袖口尽是勾出的线。他和当时西方世界任何一个愤世嫉俗的记者一样洋相百出。连非洲都到了这般境地。二十年前，仿佛相隔二十个世纪，一些笑话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其中就包括记者的恬不知耻。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像路灯和篝火都染上绿晕！就像在露台的黑暗里，年轻女人的鬈发泛起的涟漪！原来梳好的发髻都塌了。福尔扎·莱亚尔上尉对司令说如果软的不行，他们就来硬的了。他在露台上也配备了三个少尉和一个中尉。他们训练有素，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其中一人接到上尉的命令，不过抬了抬脚尖，就立马把那个眼神犀利的青年踢下了楼，一直滚到蝗虫的火堆附近。埃维塔对新郎说：“别走！”新郎却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那段短暂的对话。从什么时候开始路易斯·阿莱士不是福尔扎·莱亚尔的一等兵了？他昨天刚结婚，但祖国是祖国，婚姻是婚姻。尽管光线幽绿，埃维塔却看见新郎眼中闪烁着耀眼的光。正是这束光鞭策男人耗尽肌肉最后一丝气力，跑死最后一匹耳朵贴向颈部的马儿[15]，登上山峰最后一座小丘。画面不算太难看，尽管记者滚下露台的时候在空中不停地挥舞双手。录音机掉在地上，摄像机掉转到了后背，不再垂在腹前。衬衫的衣襟也扯出了裤子。记者受尽折磨，而路易斯·阿莱士坚持要凭一己之力，解决掉那个乱晃的影子，拿上家伙就往外追。是这样的，福尔扎·莱亚尔上尉不管在哪儿，都讲究有备无患。新郎手中的“玩具”是红发女人的丈夫给他的枪。她自己也从挎包里取出一把左轮手枪，动作干净利落。用不着这么小题大做，所以没有人下楼。少尉自告奋勇，就是为了维护露台的平静。那是婚礼的举办地，如今灯和光都变成苔藓绿、椰树绿和翡翠绿。当那个黑人堆里的白人——他可能路过此地，也可能不会——被垃圾车运走时，露台一片安详。等车路过的时候，如果路过的话，他也想一只手搂着埃维塔的肩，待在顶楼上。他应该把握机会，因为很快他就要返回穆埃达，参与终极行动。之后，这里就将迎来和平。和平，和平，和平——重要的事情得多说几遍。

楼上的情况如何？

楼上的人看着记者在少尉前面跑，少尉在记者后面追。这种姿态在一些人看来显得过于冒进。接着，他的行为开始失控，记者被逼跳下海堤，落入海洋的黑暗里。篝火无处不在，但依旧无法提供清晰的视野。这火光是绿的，而且只能照亮一圈光晕。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少尉的时候，他正穿过绿光下的空地，对记者穷追不舍。所有人都看到了。之后，两人失去踪影，紧接着传来一声类似打火机爆炸的声音。露台一片静寂，空气飘着一股火药味。

“是向空气开枪了吗？”上尉夫人问，但无人应答。沉默是对疑惑最好的解答。司令打破了沉默。

“少尉冲动过头了，他习惯在战场上镇压暴乱。上尉，你应该写一份书面通报。”他说。

人们在等少尉回来，翻过海堤，跨过围栏，走进星海酒店的大堂，坐电梯上楼，回到被他过激的行为冒犯的大家庭，以便讨论他的过错。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海堤，尽管世界在绿瓶中逐渐变亮。他还是没回来。他们等了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以为新郎想要带回有关那个在海边找到的白人的确切消息。开过的垃圾车载着四仰八叉的黑人，但没有白人的身影。白人后来才出现，由几个白人和黄种人背在肩上，他们向星海酒店的高处挥手，示意人们下楼，但没人清楚缘由。白人身后跟着一大群人，福尔扎·莱亚尔发誓在沉默的人群中看见了举起的拳头。然而，多数时候随行的人除了脚步声没有一丝动静。他们踩在蝗虫的甲壳质上，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就像在踩玻璃。除了路边的紧急停车道，到处都响起那种声音。掉在停车道上的蝗虫多不胜数，织出一张虫翼做成的毯子。随行的人踩在上面就像是在踩沙子。

埃维塔低声啜泣起来。事情发展成这个样子多么美妙啊。星辰和星辰悬在天边，比臭氧层还高，就是为了事情能够和谐地演变？人们拿着火把和手电筒，来到沙滩，抵挡那些刀子大小的绿色昆虫发起的短暂生命里的最后一击。掉落在地。幸好他们决定以这种方式搜寻新郎，因为如果他们晚到半分钟，那朵不带泡沫的海浪可能就会卷走少尉的尸体。如果新郎被海浪冲走，过上个三天，他就会失去完整的身体，无法撑起制服，也不能在石头天使前陈列，进入教堂的耳堂——整个教堂最通风的地方。然而，海浪没有偷走少尉。埃维塔还能走到少尉身边，清理他额头上被自己的手枪打出的窟窿，亲吻他的嘴，直至天明。整个夜晚都是绿色的。空军司令走到沙滩上，对埃维塔说：“有时候，非洲不再黄得像苏格兰威士忌，变得五彩斑斓……抱歉，抱歉……”然而因为星海酒店里都是好人，没有人责怪在海堤上探头探脑的记者。所有人，包括埃维塔，都明白过度的和谐、幸福和美满比任何情况都更容易引发自杀。不幸，真是太不幸了，人类需要战争平衡灵魂以外的过剩精力。过多的幸福可能是沉重的。此时，酒店已经封锁了露台，以防人们再次被盛况所蛊惑。埃维塔感觉自己得到了一个教训，它过于精微，以至于无法言说。尤其是那个时候，宾客围成半圆，没有泡沫的浪花涌上海岸。少校上前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夫人，请节哀！”她搭上了第一班民用航班。而他的尸身跟在后头，被安置在军舰上。

（完）

[1]　穆埃达（Mueda），莫桑比克东北部城镇，由德尔加杜角省负责管辖。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葡萄牙军队多次进攻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在穆埃达的基地。——译者注，下同

[2]　六里湖（Six-Miles），著名旅游景点，位于莫桑比克北部太特省。

[3]　贝拉（Beira），莫桑比克中部索法拉省的首府，是重要的港口城市。

[4]　中世纪欧洲对阿拉伯人的称呼。

[5]　楷体字表示原文为英文，下同。小说中多次出现英语，说明当时莫桑比克与南非往来频繁。

[6]　奇维维（Chiveve），流经贝拉城的河流。

[7]　塞纳人多聚居于莫桑比克北部，尚加纳人多聚居于莫桑比克东南部，两个民族在当时有暴力冲突。

[8]　马孔代人，莫桑比克北部部落，发源于穆埃达高原，是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

[9]　阿塔瓦帕（Atahualpa），印加帝国最后一任国王。

[10]　卡菲尔人的称呼源于阿拉伯语，代指非洲的黑人。

[11]　布尔人居住在南非境内，是荷兰、法国与德国白人的移民后裔所形成的混合民族。

[12]　原文此处与新郎口中的“成绩”同为一词“produto”。

[13]　木区（Zona de Paus）地处莫桑比克北部内陆地区，作战环境恶劣。

[14]　穆埃达、蒙特普埃兹（Montepuez）和切埃（Chai）均为地名，位于德尔加杜角省。

[15]　马在兴奋状态时，耳朵会贴着头。

Ⅰ

这真是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细读之下，我认为里面的内容真实、准确，尤其是当中有关气味和声音的描写——埃娃·洛波说。要写出这样一篇报道，作者应该在那个很难全身而退的年代里饱尝了旅途的艰辛。要我说，您的故事宛若一盏酒精灯，照亮了那个随着时光飞逝日益暗淡的下午。不光如此，它试图彰显的东西昭然若揭，试图掩盖的东西却不见天日。

沉没，清晰，这就是它的风格。您的回忆执着于回忆本身，其意义如桃核般不可侵犯。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人比桃子、禽鸟或是鳟鱼更高贵是个错误。和其他所有实体一样，桃子把一切聚合成坚不可摧的果核，它同时存在于果核内外。无论是果实的内爆，还是飘向太空的外爆[1]，都找不到它的踪迹。您很清楚盘子里那颗毛茸茸的桃子就是某种合理的神秘。就算如此，人们也不妨告诉那些人，在细碎的回忆里寻找内核不过徒劳。尽管他们坚持要像所有落入那个秘密夏日的人一样，直到最后一刻。这点和桃子一样神秘——无论当时的情感有多强烈，时间只会留下流动的记忆，直到在空气中消散。然而，与您想的恰恰相反，请不要忽略历史。我甚至觉得历史的意图颇为有趣，那是比纸牌更为实用而复杂的游戏。但在这件事上，何必执着于历史、记忆和那些令人心神不宁的念头呢？啊，讲述，为了讲述而讲述，这才是那样的疲倦里唯一留存且值得留存的部分！如若您别有所图，还是放弃为妙——忍耐，上床，吃下药片，一觉睡到天明，因为我的记忆在您记忆中的遗迹，还不如盘子里水果的果皮。我说过，这个故事最让我惊艳的就是它对气味和声音的真实还原。

不，气味和声音并非微不足道。

如果您只注意到那里迅速腐烂的果香，或是和全世界的大海一样千篇一律的涛声，那答案也许是肯定的。然而，想象那些人发出的声响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声音，而过分浓重的香水味可能不自觉成为他们灵魂的光晕。除了气味和声音，还有其他巧合。

然而，我建议您不要纠结于无法还原的真实，或是感官的错觉产生的逼真。关注重合的部分。或是您相信另一种并不基于重合的真实？拜托，从前或许人们会把宇宙当成从某个智慧而真实的神灵中溢出的造物——至少人们会这样认为——万物无不反映出他，就像典范、镜子与反射，但我们离那个年代过于遥远。星辰和您脚后跟上的茧可能由同一种质地密实的物质构成。您脚跟的未来可能就投射在某颗遥远星辰的火焰里。华丽的想法。像您我这样的人，去过那些地方，见过那些风景，一点微小的、简朴的重合就足以在我们黑暗的世界里燃起一丝光亮。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让我们的出生与石子路交会，之后又让死亡和最后一个哈欠重合。这样的小事，没有多余的追求和奢望。一次聚会，一口啜饮，一个带盖的锅，细节对上细节，姓名对上行事与作风，这难道不算是某种功绩吗？

不，我不会说您对某些人的描述有误，或是弄错了也没关系。一切都准确无误，对得上号。比方说少校。那个杰出的少校。他如此符合现实，我不记得见过此人，却也在您的描述中看到父亲的身影。我当然认得他，因为他的牙在别人的嘴里，马鞭也在别人的手里，而油腻的头发则和马鞭和牙齿的主人分离，长在另一个人头上。每次从女人身边路过的时候，他都会殷勤地哈腰。“女士……”那是餐厅经理口中时常吐出的低语，他可和额头或是马鞭扯不上关系。啊，我多么喜欢那个能在许多人身上找到影子的形象啊！新郎呢？您还写了新郎在埃维塔即将说出数学的“数”字的那一刻，用嘴堵上了她的嘴！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但依旧对应得很完美。那样一个微小、卑微、成功的对应让我们免于彻底地随波逐流。但有时也不完全是这样。再说到埃维塔。

尽管我把埃维塔形容成一只观察世界的迫人的眼睛，但她也仅仅只是一只眼睛而已。不过，她本人最后也爱上了孤立的眼睛，就像游离于身体的岛屿。埃维塔对我来说就是一只眼睛，一种凝视。我不曾怀疑有人见过埃维塔洗澡、摔碎茶杯、产生欲望的模样，甚至有时她成为人们惊叹的对象。好极了！现在，当我看到她独自一人走过酒店大堂，不由得对她生出几分敬意。我想念她，想念她那时不着朱红的唇和细如垂柳的腰肢——埃娃·洛波说。我还注意到在您的故事里露台比大堂更加重要。我十分震惊，因为记者从来没有去过露台。他只认得酒店的大堂，但我想您确实会容易把它想成是露台，因为那是整座酒店最靠近彗星的地方。是的，我想起露台，那里的夜空每晚都会划过彗星。西升东落，和日月相反，因此，如果要问我那家酒店对我们的生活而言是否重要，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它当然重要。光是那个在棕榈树上闪闪发光、呼应着大海的美妙名字，就足以彰显出它的重要性。不过，众所周知，星海酒店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他方面，而您却没有因为对整座酒店的认识而遮蔽露台内在的真实。遗漏，做得好。然而，我却没有忘记衰败的星海酒店在把富丽堂皇的大厅变成军官食堂后，是如何维持自己的声望的。大堂宽敞得宛若泊船地，里面到处飘荡着白色的窗帘。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沿着泛赞比西亚铁路[2]而来的供货商人，还在那里贩卖多不胜数的箱包和长象牙；在乘邮船离开前，用英语讨价还价。殖民黄金年代的低语在此靠岸，正因如此，人们还说起装在地上的由爪形底座撑起的原始浴缸。那时候，黑人们还不能，或是说不愿意在路上撞见白人殖民者。他们交谈的时候，从来不会转过身去，弯腰后退，直到消失在自家门后，躲进屋里。啊，那个从欧洲进口爪形底座浴缸的年代！多么古老的气味，多么艺术的气味，老去、消逝！然而，北部的叛乱迫使酒店从本质上变得更为实用，丑得更为令人倾心。那些我见过，但记者没见过的浴缸就超乎人们的想象——埃娃·洛波说。一种跟石头一样嵌在地里，另一种跟痰盂似的，固定在浴室里。它们就像婴儿床那样，以四条狮腿支撑。人们在露台上也聊到这点。那时候，每个浴缸里还有一个锌制的大肚高壶，以备缺水的不时之需——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很难想象如今破败到靠垫都露出里子的露台上，曾经摆着一个壁橱，里面放着水妖的小雕像、一瓶硫酸奎宁[3]和一篮香蕉。但就是这么个精神，星海酒店，您也看到了，维持着它的精神，由于这片区域的精神主要来自光，而光没有变化，因为几年来玻璃窗仍旧完整无缺。窗户还是老样子，方方正正地挂在高处。印度洋也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在远方嘶吼，或是在涨潮时分呻吟一番。午后的热风也一成不变。我想起耳朵浸进浴缸的水里时，听见热风吹过的声音。

浴缸当然也很重要。

人完全可以伸直腿，睡在里面。比如说少尉就是把我从那里捞起来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像羽毛、塞子或是那类轻盈、不可解释的事物。当一个人从浴缸里被人捞上来，就会有那样的感觉。三天来，我们只吃一个光膀子的仆人送到门口的早饭。这间房卧室狭小，但有着巨大的卫生间。

但您别忘了房间的一个细节——在酒店的安排下，原本的演唱厅被分隔成两个房间，其中一个有简易的卫生间。我们的房间就是由演唱厅改造的。两个卧室之间有隔板，而隔板对面有一个钢筋裸露的塑料浴缸。可惜少尉并不想把我放回水里。人在浴缸里可以听到风吹动隔壁阳台上晾晒的衣物。声音愤怒、甜蜜而奇特，就像餐厅里的吼叫。我正听着，就这样全神贯注，直到过去一天一夜，送餐的男孩把托盘留在门口。我从未想过风可以像呼吸一样——温热、不受节制、嗡嗡作响，就像从餐厅里的大肚高壶的壶口吐出的炙热嘶吼。我感觉大地被遗弃在另一个时空，浴缸和声音也由不同的方式构成。新郎走了过来，把我从浴缸里捞出来。他也瘦了，胡子拉碴，眼眸也更黑了。任何一个女人都会抱着他的脖子，喘着像印度洋吹来的疾风似的呼吸——埃娃·洛波说。他把我带到窗边，晾晒的衣物在风里碰撞、撕扯。

他问我：“你痛苦吗？”

我回答说：“一点都不。”鉴于我们之间依旧默契十足，我又说：“一点都不，埃瓦里斯特·伽罗瓦[4]！”

新郎让我从他身上滑落。“别这么叫我。”他说，“在露台上的时候你就这么叫我，我没说什么。但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再也不想你管我叫‘埃瓦里斯特·伽罗瓦’。”

“你喜欢那样。”

“我从来都没喜欢过，只是一直容忍，但我不想再忍了。”他瞪着一双幽黑的眼睛说，“从来都不是我求别人用这个怪名字叫我的。”他坐下，把手放在膝盖上，双唇紧闭，嘴角紧绷。

然而，就算他不想让人再叫他埃瓦里斯特·伽罗瓦，也不应该大发雷霆。在我们相识后，是他告诉我这件事的。那时他在理想大道上，对着某张桌子上的咖啡解四次和五次方程。是他从一开始就说，伽罗瓦不过是发现了在某些条件下偶然成立的答案，而他很快就会找到一个万能公式。他耐心地追随伽罗瓦的脚步，感觉自己很快就会发现无懈可击的定理，它能解开任何次方的方程，无论是最简单的还是无限复杂的。因此大伙儿都叫他伽罗瓦。他自己也谈论过那个少年的洞察力，说起他最后的发现之夜。是他说他愿意用一辈子交换那样一个发现之夜。写信的时候，他也没少用“埃瓦里斯特·伽罗瓦”署名。代数老师对他在理想大道上的言行进行考察，认为他的冲劲和决心宛如伽罗瓦再世。他当上少尉后，还念念不忘，希望推广他声称可以解决所有四次以上方程的普遍规则。代数老师却不理解他说的话。

但此刻，在这个非洲的小房间，他似乎遗失了这段记忆。有些时候忘掉我们一度向往的东西并非坏事，新郎也有权遗忘，但他的遗忘让局面复杂了许多。如果我们忘了希冀记起的东西，接着又忘记我们叫什么名字，接下来是在我们所属的国家，那么我们该如何约定离开或是购物的时间？又要怎么签署文件、合同或是航班表？显然这一切都维系于一根随时可能断裂的细绳，尽管它纤细不堪，但依然存在细微的对应，使我们不会像岩浆那般在地表漂浮，直到事实上与岩浆无异。不光如此。那时候，他是否真的不记得曾经让我找过埃瓦里斯特·伽罗瓦完整的生平档案？最好还是看看我们是否能找到衣服，试试是否合身，免得要把胳膊往裤子里伸，把衣服往腿上套。走出门，把敞篷车的钥匙亲手交还给它的主人，通过时钟的指针确认他们什么时候会在大堂里等我们。新郎请埃维塔不要说话——为什么要对一切心存疑虑呢？埃维塔不知道怀疑主义会摧毁爱情吗，尤其是在萌发生命都无须思考的非洲？事情自发到连道路、街道和规划都是多此一举？新郎让埃维塔穿上衣服和鞋，把自身托付给非洲的城市生活。是的，我正注视着整个城市。那时候，埃维塔就是我。

我有没有见到鲜活的场景？我当然重温了那些最激动人心的场景。

像野兽般生动的场景，间杂奔跑、声音、暗示、事件、禽鸟、天空、土地和大海——埃娃·洛波说。我不费吹灰之力，甚至怀着无与伦比的喜悦，准确地记起我们在约定时分走到大厅，和坐在沙发上、与人聊天的海伦娜和福尔扎·莱亚尔碰面。新郎要把钥匙物归原主。我听见他们提议我们坐在敞篷车的后座上，出去兜风；我看见棕榈树被吹弯了腰，海伦娜跳上她的座位，用丝带扎起头发。我看见汽车启动后在上尉的驾驶下不停急转弯；我看见敞篷车从躺在地上的当地人身边呼啸而去，吓得他们落荒而逃。我听见新郎笑了。有人怪异地趴在远离主干道的小路上，还有人似乎直接在公园里的石头上睡觉——您还想要更生动的场景吗？想象一下当地人在敞篷车行驶的道路上蹦来跳去。等到了岸边，浪花卷着泡沫涌上海岸，原住民才渐渐变少。上尉也放慢车速。他们来到俱乐部附近。“本来我们可以一起去俱乐部。但原来在那里调酒的混账黑鬼也挂了。”

“怎么就挂了？”

“谁知道呢！有那么多傻逼版本，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真的？就是那天晚上的事。”上尉说。

“上尉，”新郎说，“我在想，想……”

“想什么？”

“我刚刚在想，比起去俱乐部，不如我们找个地方自娱自乐。”

新郎的话让上尉笑得前俯后仰。

“啊，你这个混蛋，别跟我说这些天来放在后备厢里的东西，你一点都没用上。”

“我没时间啊，我的上尉。”这时新郎在后座笑了起来。

接着就迎来第二个场景——埃娃·洛波说。我记得上尉掉转车头，开到一片类似甘蔗田的地方。甘蔗在风中宛若山丘的长发。风咆哮，碰撞。被扯下的甘蔗叶好似掉落的头发。上尉夫人下了车，她的衣服、头巾还有头发，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吹向甘蔗田的方向。这股不可抵挡的力量不光试图带走上尉夫人和甘蔗田，还让不少罐头在沙滩上打转。罐头来来回回，跌跌撞撞，发出响动声。上尉和新郎都没有穿军装，他们死死盯着那些罐头。新郎走到上尉面前。

“我的上尉，别管那些罐头了——如果我们开到基亚角[5]的小酒馆，我觉得我们会有惊喜。”

上尉一脸怀疑：“基亚角有惊喜？”

“不，我的上尉，比那还要远，还要远……”

上尉将信将疑地回到公路上，不再理会甘蔗地里的罐头，开车去往木头酒馆。上尉放慢车速，假装挑逗妻子。他问新郎：“我们把女人放回家里，再去好好自娱自乐一下如何？”这时轮到海伦娜表演了，她抗议说，自己不想回家，她很想见识一下他们要怎么自娱自乐。她靠在上尉的肩上，哀求说别往回走，不要把她留在家里。上尉佯装掉头，接着才勉强同意说：“那就带你去看看什么是自娱自乐吧。”上尉把车停在由木头和竹竿搭建而成的小酒馆外，打开后备厢，让妻子摸一摸麻布包着的东西。他想让她光靠摸，猜一猜里头是什么。

“是农具！”她说。

“不对！”

“那就是还没组装的桌子！”她又说。很明显她认得麻布里的东西，但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这都是做戏。

“也不对！”

“那就是船的发动机！”

“啊噢，也不对……”上尉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掀开麻布，露出四把枪。

特洛伊的海伦佯装惊恐，用手捂住嘴，径直往沙滩外跑去。上尉连忙叫住她。沙地一片荒凉，红旗在风中飘扬，就像海伦娜跑动时的衣裙。“过来！”上尉吹了声口哨说。特洛伊的海伦听见哨声，眼露惶恐，扭捏着走回来，好像害怕见到那些枪。“过来！”他又喊了一遍。上尉像野餐时那样把麻布铺在沙滩上，接着又取出弹药。新郎也屈膝跪地，但上尉只对着妻子说话。“瞧见了吗？”他问，用手抛接着手枪，“这把叫斯塔尔，九毫米口径。这玩意儿杀伤力极强，在民间禁止流通。没有比这更好的自卫手段了。只是有时候弹夹的弹簧会卡住。”上尉夫人扎紧了被风吹松的丝带。“我不看嘛，都说了我不看……”她一边说，一边止不住地笑，装出一副几欲昏厥的样子。上尉像新郎一样单膝跪地，用拇指转动手枪，接着又摊开手掌在空中一把接住。他又说：“人要是被这玩意儿射中，立马得往后摔下去，连野兔都逃不掉，开一枪，倒一个。”特洛伊的海伦又用手一指，嗲声嗲气地问道：“那这个大家伙呢？”

“那是阿姆利特，七毫米口径，七十二发子弹。可以单发，也可以连发。”他说着，把枪拿到面前，“这是卡拉什尼科夫。你记得这杆卡拉什尼科夫吧，路易斯？”上尉和少尉一样长着鬓角，虽然不长，但很有特点，摸起来像两把刷子。此时他正动着双鬓，走到趴在麻布上的妻子面前。

“现在呢，这里还少几把？”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当然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他说着站起身来。她装出倒地的样子。“你到底知不知道？”海伦娜低下头，几乎要贴在枪上。

“我知道，还少一把！”

“说大声点儿，让他们都听到。”

“还少一把！”她大叫，“少一把左轮手枪。”特洛伊的海伦躲开她行动时扬起的沙子，跑到了远处。“过来！”上尉又一次喊道。等她回来了，他最终选定了阿姆利特。

随之就是下一个场景，非常生动。

他们必须在沙地上再走一段路，才能走到少尉宣称藏有惊喜的木头酒馆。但或许是因为风大，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酒馆里没什么人。一个旧锅滚到平台边上。新郎转了一圈，叫着“黑鬼”，但一个人影也没见着。与此同时，上尉带着妻子，看见海边有一片泥滩。他们面前有一群鸟，和上次一样纹丝不动地停在泥滩上。婚礼那天傍晚，面对新郎的靠近，它们轻巧地拍动着翅膀，飞翔、跑动。然而此刻，那些鸟单脚站立，好像是在共同抵御风的入侵，又或是把脑袋缩进翅膀底下睡觉。一眼望去，它们成了大海和泥滩上一条飘浮的羽巾。

上尉看花了眼，他盯着那些浮动的鸟儿，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啊，看看您找到了什么！”他震惊地对少尉说。他扣动扳机，视线却片刻都离不开那群鸟。

“一枪一枪来还是连射？”他把枪抵在腰带的位置问。他先用枪对准大海的方向，接着降低到泥滩的位置，调到连发的状态。上尉瞄准后，冲着鸟群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来回扫射。海伦娜把脸藏进新郎的臂弯，而我的眼里只有新郎。我看见新郎站在那群统一的火红色鸟儿面前。我看是因为鸟儿被击中后，就被他踢上一脚，倒在老远以外的地上，浑身抽搐。这场景让人难以忘怀。那些没有被击中的鸟，就停在原地，脖子缩进嗉囊里，唯一立着的脚直得像根杆子。没有被击中的鸟纹丝不动，这点触动了新郎。“太神奇了！”他说，“您看见了吗，我的上尉，它们当真不会跑？什么蠢货？它们就这样一个个倒下，那些大蠢货？”

“马上。”上尉说。他在第二轮扫射前晃动枪支，好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

第四个场景，更加生动，仿佛是之前的放大版。我听着上尉摇晃枪支，好像已经发现手里的家伙正在发出怪声。他的妻子双手死死地抓着头巾，好像什么都不想听。新郎站在上尉身后，就像他的影子一般。然而女人却想去察看鸟儿的情况，她往泥滩的方向走，又折返回来。我看得清清楚楚，有些鸟被打中了，但鸟群整体却一动不动。侥幸活下来的鸟重新抱团，而倒下的鸟在泥滩里越陷越深，像雀斑一样消失。只不过是一条轻微受损的毯子抖了一下。那些没被射中的鸟只清醒了片刻，之后另一只脚也落在泥滩上，聚集起来。那些缓缓下沉、直至消失不见的尸体就被它们踩在脚下。又来了一群鸟，和先前的数目相当。新郎问：“再来一轮吗，我的上尉？”上尉却卸下枪，把它交给新郎。新郎道了声谢，单膝跪地，趴在地上，在沙子上蹭了几下弹夹，瞄准目标，对新来的鸟群进行扫射，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好像连最后一只鸟都不想放过。我看见最后几只受惊的鸟儿也逐渐消失，就像破晓降临的绯红色的梦。现在呢？现在在那里已经无事可做。两人扣上枪支的保险栓，把它和其他枪一起包进麻布，随后走回敞篷车。新郎侦察着空气里的异样。“出什么事了？”没有，什么事都没有，能出什么事呢？岸边人烟稀少，路上也没车。在那样的大风和距离下，就算我们在岸上架起一座三十二厘米口径的大炮，旁人也听不到一点动静。

“那羽毛呢？”

“什么羽毛？”

“明天鸟尸就会腐烂，只剩羽毛了！”

新郎笑了：“明天？到明天这个时候都涨了两波潮了，我的上尉。别管这些了，别想羽毛的事了！”新郎笑着，声音极为陌生，让人不免想要窥探他的声音。好好想想，他浑身上下只有这一处显露出改变的秘密。但是，如果要细察他的声音，就必须研究他声音传出过程中途经的牙齿。如果我靠近新郎的牙齿和舌头，不就能通过声音洞悉他灵魂的秘密了吗？我贴近他的牙齿，观察他如何嚅动嘴唇，朝上尉叫嚷，还有那些在嘴唇的遮挡下若隐若现的牙齿。我很惊奇，我居然完全无法认出新郎声音中的特性，好像他的声音和他一样，像一只闭合的蚌，留下的只有躯壳，里面的灵魂却早已消失。蚌失去灵魂，蚌壳张开，另一个灵魂闯了进去。现在他还用原来的舌头说话，说的却是另一种语言。但不能对新郎要求过高——在和煦的微风中，新郎只注意到我被他的嘴吸引。这时，他突然偏离上尉的脚步，靠近了我的嘴和牙齿。

之后是第五个场景，发生了两件事，生动至极。我看见了。

我们兜兜转转地回到了木头酒馆，新郎许是记起不久前的那个下午，有个黑人给他擦过鞋。

“啊，黑鬼！”他喊道。

无人应答。新郎感到奇怪，放下麻布袋——他负责把麻布袋拿回敞篷车——爬上平台。一个貌似黑人酒馆的简陋厨房外放着一个油桶。新郎围着它转了一圈，发现它已经被人撬开。这时，他俯下身，把鼻子凑近桶口，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新郎叫来上尉，上尉也闻了一下。上尉的女人也被拉上平台来闻。桶口散发出清漆甜腻的香味。这得找个破馆子里的男孩，问问他这桶酒是上哪儿搞来的。“那个狗娘养的黑鬼躲到哪里去了？”

“看样子是死了，我的上尉。大概是等他们分完或者卖完这烂酒，就自己喝了，然后把自己喝死了。”

新郎晃动油桶，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液体很快流到平台上，消失在沙子里。上尉也用脚帮忙。他们做得很好，一方面省得被警察纠缠，另一方面又履行了责任，倒空了残留的液体。

两人回头看了一眼，吹了声口哨。木头酒馆和倒在地上的桶，好像是在子弹的扫射下散架倒地。两个男人吹着口哨，其中一人，也就是上尉，回去的时候似乎喜不自胜。很快他们回到住所，上尉停车，拽着女人，把她拖到地上。他甚至抓着她的脖子，就像老式婚礼的讽刺画。她叫嚷了几声，蹬着腿，丝带也掉在地上。他把她举过篱笆，连门都不开，把她扔在花园的草地上。女人披头散发，我见犹怜。就这样我开始和特洛伊的海伦成为朋友，就像您在《蝗虫》中描绘的那样——她穿着卡其黄的猎服，倒在家里花园的草地上蹬腿。

当然，这时将军出场了。但那个人又能对您或者您的故事起到什么作用呢？重要的不是将军，也不是那个和埃维塔在露台跳舞的空军司令，尽管她其他的舞伴不可能像他那样跳得那么激烈。此刻当我远远地看着将军，埃娃·洛波说，我想空军司令也好，将军也罢，在那个时候的非洲就是可再生能源的象征。就像大堂、露台、敞篷车、泥滩或是滩涂上的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如此。靠着可再生能源发亮的空间。尤其是将军，在那样的距离下原本暗淡无光，却突然凭借您的好奇发出光亮，在走过大堂时形成一片移动的、闪耀的空间。是，我觉得就是那一天，发生我向您描述的那些场景的那一天。我看见他经过。啊，我是如何看着他走过，任新郎在他经过的时候站直身子，面色发白！新郎是如何直挺挺地站立，她的新郎，新郎是如何动着鬓角！新郎是如何判若两人，闻着鸟儿、鸟爪、鸟羽，侧着身子，情绪激动。当他看着将军走过的时候。

当我第一次在大堂里见到将军——当然一定会有第二次，他没有说话，没有打招呼，只是走过。大堂明明已经接到疏散的命令，但不知道为什么里面还是挤了一屋子人，他们都想来一睹将军的风采。将军很得意——现场的人几乎快要欢呼起来——但必须露出一副不为所动、心生不满的样子。他在门口现身，握着手杖大步走过大堂，身后跟着他的副官，还有几个指挥官，其中就有空军司令。他一丝不苟、英姿勃发地往上锁的包厢走去，里面正在汇报兵力调动的情况。显然谁也不知道报告的内容，但大家也笃定那不会低于他们预测的强度。那是一场全方位的调度。海陆空的精英部队都被派遣到德尔加杜角，那片蛮荒之地，离坦噶尼喀[6]的蚊子窝不远，苏联也在那片不毛之地上找到了合适的洞下蛋。就这样，将军走过星海酒店的大堂。他不仅是一个男人，还是一幅画，象征着鞋跟能擦出火花、踩碎鸡蛋的力量之靴。把蛋碾得粉碎。没有人能像将军那样走出所向披靡的步伐。一个常胜将军的脚步所能引发的后果比人们预想的要大得多。其步伐的能量向外传播的速度至今不为人知，引起的震动也仍有待确定。于是那些我连名字都懒得记住的女人，比平日里更加嘴碎。那天晚上，还有消息称那些声誉无可指摘的军官——他们的名字我也懒得记——对此忍无可忍，打了女人。更不用说孩子们了。将军的能量也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触动了他们。其中一个小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打碎了瓶子，喝起了洗发水。那些聪明而善于反思的人——如果存在这样的人的话——在将军走过大厅的时候会想，若是士兵在行伍中见到将军的身躯、颧骨和手杖，又会迸发出怎样的能量——埃娃·洛波说。您还想知道什么呢？

对了，新郎！他在大堂见过将军，就用手搂住新娘的肩，返回房间。他用左脚的鞋跺着地板，仿佛穿的是军靴。接着他走进卧室，在衣橱和床之间来回踱步。我看见新郎敞着衬衣，站在床和衣橱中间。他眼中有光。他换下原来的鞋，系紧军靴。他感到卧室已经无法承受他行走的激情。于是，他打开浴室的门，在浴缸和床之间徘徊。地板一时间成了射击场。他用左靴跺地，一会儿是瓷砖，一会儿是地板，突然新郎停了下来。他在卧室中间怔住了，坐上床，一副气馁的样子。新郎俯下身，把脸埋进手里。

“我们的将军多可怜啊！你见着我们的将军了吗？他可真是个可怜人，你见着的所有走过大堂的老头儿都是可怜人！”

“怎么个可怜法？”

“你不觉得他们只剩下这一条路，能让自己万众瞩目了吗？你不觉得他们别无他法了吗？你不觉得发现自己只有最后一次机会的感觉太残忍了吗？”新郎设身处地道，一时在卧室里悲戚难当。

难过，当然。等上了年纪，老态龙钟，却从来没有机会冒着生命危险，真刀真枪地浴血奋战，该是多么残忍的事啊。他想到这儿，不由悲从心生。他一边说，一边盯着军靴，高声反思着国家剥夺人们的幸福所造成的伤害。我毫无缘由地想起他在逼仄卧室的门和床之间来回走动，抱怨着那些在多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机关里长大的年轻人，是怎么迈着蜥蜴一样缓慢的步子，抱着牛一样坚定的决心，去做那件在平民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某种抽象的东西，荣耀、光彩、可悲，囿于逃脱不掉的规则。那时的护教士画家把它画成宽广的街道，其透视线止于日出方向的小喷泉。规定，新郎悲伤地想，是那个年代无须滋养就能从地上冒出来的石头里长出的词。比如说，那天下午在天色变暗之时走过大堂的那一代人，就不怎么走运。他们从来没有机会靠开枪出人头地，更别说像上尉福尔扎·莱亚尔那样有个一厘米的伤疤了。这个国家多的是没有见过战斗的人，除了酒吧门前愚蠢的斗殴——两个醉鬼的脑门上各肿一个大包，两个略微清醒点的酒鬼把人驮在背上。剩下的只有和平，麻木的和平。在将军那个年代，国家和平得就像一块沉睡的巨石。他很难过。

他很难过，难过到停不下来。他想到那群叛国的葡萄牙男孩，在见到长满皱纹的眼睛后，便放下了武器。尤其是在一个没有经历“二战”的国家里，新郎警告说。新郎熟读历史，希望我能注意，能想想故国的风貌。山峰、麦田、悬崖，村舍都在日益消失，毁坏的烟囱又或是烧毁的冶铁场无迹可寻，更别说相传地里有一处曾经进过敌人的黑洞。一片土地若是丧失有关敌人的鲜活记忆，那它还是什么？新郎问。现在的人若是不记得同时代的敌人，那他又算是谁的同代人？如果有块指示轰炸位置的石碑，至少也能给那些男人营造一种幻觉，觉得战争和他们有关。这也是科学、艺术和数学的必要条件。新郎穿着军靴，现在将数学视为战争的替身。他语调激昂，在水槽旁做了一个标准的右转弯，在床和卫生间之间徘徊。埃维塔鼓起勇气，看着新郎向她告别，挥着手逐渐远去——埃娃·洛波说。

“你是想说你再也不会回数学系了？”

“不了！”新郎说。我相信此时已是傍晚，我相信窗户已经开了，对着公共休息室，后边就是斜向的街道，热风通过窗户进进出出，呼啸着，逗弄着纸张和衣物。在某种激烈的情感的驱使下，新郎打开窗户。“再也不会了！”新郎说，好像他在绝望中离开的数学系，在非洲的空气里，成了一个他自小因为绝望的错误而登陆的地方。

“那现在呢？”

“我发现了自我。”他说，“你无法想象，埃维塔，我对战斗有着怎样的直觉。我执行任务有一年了。我的上尉领导着战绩最好的队伍，其中，我的小队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新郎出了汗，他把衬衣的扣子完全解开，露出肋骨，好像刚刚打完一场胜仗。“埃维塔，”他蹲下身来，在小卧室里摩挲着她的手，呼唤道，他声音哽塞，“告诉我——你觉得，你希望，你不会介意我有一个和上尉一样的伤疤吧？”他情真意切，因为他单膝跪地，说出这话的时候，突然僵住了。

埃娃·洛波说。

假如您让新郎在露台上单膝跪地，问出那个问题，表明他的心意，那就大错特错了。还不如一无所知，也就不必经受诱惑。事情并非像您想象的那样，它没有让人神魂颠倒，也不够真诚，更说不上真实。少尉会因为模仿而变成某个喜剧角色的原型，但他从来不是那样的人。正是模仿让地球转动起来，但这一旦被搬上舞台，就会成为所有喜剧的素材。别忘了路易斯想要留疤正是出于模仿的心理，那些在星海酒店里变得饶舌的女人，殴打妻子的粗暴丈夫，还有喝洗发水的充满想象力的孩子也是如此。战争，战争中的英雄主义，那些沉默悲剧的伟大时刻，那些在军火的爆炸声里动得飞快的手指，都和最简单的事物有关，比如那个男人的肚子。他的腰带扣在最后一个孔里，颧骨锋利，穿过大厅，去参加战略协商会；又或是某天被屠鸟的元凶遗忘的啁啾——埃娃·洛波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喜剧素材吗？而您却让人群在彗星无形的光芒下迷人地起舞，以此代替上述的内容，干得漂亮。

我跟您解释。她说。

狭小的卧室完全浸没在黑暗里，但气味预示着天要亮了，室外的棕榈树安静得像是塑料做的，即将度过又一个黎明。杧果林沙地的小路上响起哭声，传到星海酒店旁边的大街上。新郎推开窗户，一行人拖着一具尸体向前走，哭天抢地，还有人吹着长长的哀哨，似乎想要表达出某种比声音更清晰的东西。吹哨的是一个女人，哨声好像火车的鸣笛，划破黎明。六七个人跟在抬尸队和吹哨的女人后头。死者从窗下经过的时候，身上裹着卡布拉娜[7]，但包得不完全，脚拖在地上，头也悬在空中。他的脖子相当粗壮，末端晃着一颗脑袋。但为什么？为什么明明可以收起脑袋，却不这么做？为什么明明可以叫一辆垃圾车，却不这么做？新郎知道原因：他们没有收拾尸身，也没有叫车，是因为那不是死于甲醇中毒，而是死在了他们手里的人，就跟德尔加杜角计划里发动暴乱和恐吓的手法一样——新郎说。砰的一声，新郎拉动百叶窗。窗叶瞬间垂落窗台，遮住外面的送葬队。房间一片漆黑。

“你觉得他们是在自相残杀？”

“自相残杀？什么叫自相残杀？你以为从南到北只有一个民族吗？你疯了，这是一锅种族乱炖！”

房间拉下百叶窗，点起灯。新郎开始解释，城里的游击战也可能以这种方式打响，不同群体互相攻击，之后把矛头转向他们指责的人。这些都在叛乱的入门书里写得明明白白。但也有人懂得如何镇压叛乱对象。新郎还在休假，能在慵懒的早晨呼呼大睡，但他想穿上军装，定上闹钟，重新开始工作。如果他们抬着裹布的死尸是为了引起骚动，混淆视听，那么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至少，差一点从数学系毕业、还在休假的少尉，会自愿穿上军装，动着小胡子，不到早上七点便走出家门。

埃娃·洛波说。

不，不要问我少尉是否对溺水者心生疑窦。他已经说过了，溺水者不是淹死的。这是人们最初的想法，鉴于大海用最后一朵浪花把他们推到岸边，其中几个躺在海岬下，还有几个出现在奇维维的烂泥地里。但人们在头一天晚上就知道这桩祸事和甲醇有关。三名医生在军用食堂里鉴定出这个结果。在《蝗虫》里，您说他们会成群地出现，趴在地上，只是合上了双眼。那会是一场美丽的死亡，一场完整而统一的死亡，只可能出现在许愿里。而在现实中，被海水冲上岸的那些尸体肿胀不堪，在水的冲击下鼻青脸肿，甚至四肢不全。尸体上盘旋着献媚的蚊虫，好似一堆烂鱼。蚊子嗡声打转，虫鸣震天。那场面并不美观，不会是别的，只因为这些事情通常都是土地的秘密。但是紧接着，城市各个角落都出现了尸体，毫无规律——一个晚上死一个、死三个、死七个，都有可能。不，从新闻播报员那儿可听不来这些消息，都是家里的仆人说的。新闻播报员对其只字未提，露台上闲谈的夫人多数也赞成这种态度。这一问题关乎公平——如果人们对在战场死伤的葡萄牙士兵都能视而不见，为什么还要用黑人酒鬼自寻死路的新闻刺激那些神经敏感的人呢？死就死了吧。垃圾车将其带离视线范围，棕榈树的叶子依旧在风中摇曳，比生命更加柔软，不息。

[1]　“内爆”原为物理学术语，指物体塌陷或受挤压至自身内部的过程，“外爆”与之相对。

[2]　泛赞比西亚铁路建于1919年至1922年，旨在进一步提升贝拉城的交通枢纽地位。

[3]　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

[4]　埃瓦里斯特·伽罗瓦（Evaristo Galois，1811—1832），法国数学家，现代数学分支学科群论的创立者。他在少年时就显露出惊人的数学天赋，21岁时死于一次决斗。据说在死前的夜晚，他将自己的数学成果狂笔疾书记录了下来。

[5]　基亚角（Ponta Gea），位于贝拉城东南部。

[6]　坦噶尼喀（Tanganhica），存在于1961年至1964年间的主权国家，位于今天的坦桑尼亚。

[7]　莫桑比克特有的衣裙，布料颜色艳丽。

Ⅱ

《蝗虫》中最令人动容的一点无疑是上尉的疤痕。您怎么会观察得如此细致入微，甚至知道烙印上闪烁着微光？而我则是亲眼看见了。我透过他身上那些比谁都更透薄的衬衣看见的，显然我也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埃娃·洛波说。我自然也被疤痕的意义蛊惑，尽管它浮夸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在对意义的理解上，我和新郎像两边的河岸一样遥相对立。他赋予疤痕的意义如此宽泛，让我无法苟同。而我赋予它的意义只凝结成一个短促的想法：当上尉穿着那件透光的衬衣经过，我想象自己正在看着本世纪最后一个会因为疤痕而感到骄傲的男人。您也知道，现下因为缝合、修复的整容手术，或者遍布世界的核物质摧枯拉朽的威胁，疤痕不再是什么弥足珍贵的东西。在以刀相搏的年代里，伤疤成为一种美丽的记号。随后，弹药成为某种投射的替代品，因此伤疤也就始终和伟大的决斗、深切的仰慕和过剩的爱恋纠缠不清。之后到了本世纪中叶，它的光环黯淡下来，甚至是毫无理由地，就像阳伞、背带裤、吊袜扣那样失去了荣光。因此，战争伤疤的意义消失了，甚至和交通事故混为一谈。但二十年前，非洲殖民地上的那些人还有疤痕崇拜，福尔扎·莱亚尔还会在衣柜里放上半打透光的衬衫。在非洲最初的岁月里，最后一个饱经世事的男人，穿着那样一件衬衫，和妻子一起坐在露台上。然而，您有必要理解它对新郎的意义。

新郎很晚才回来，身上穿着军服。他在宽敞的浴室里吹着口哨，迟迟不愿换衣服。最后，等他来到露台的时候，上面已经挤满了夜色与人。整座城市都亮起柔和的光线，就像郊区。屋顶和阳台在绿色的树影下若隐若现，有时亦会有月光洒落。且不论新郎用了什么样的铺垫，最终他还是提出了确切的担忧。

“你看见那些民房了吗？”

“当然！”

“你觉得那些平民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吗？”

“他们有得选吗？”

“你错了——那些人不光嫉妒我们，还在背后说我们坏话。”

“他们嫉妒什么？”

“我们的独立，我们的清醒，我们军队的精神，我们的荣誉，甚至是我们的伤疤，”新郎喝光了最后一口酒，“我的上尉的伤疤。”他喝下一杯冷饮后又要了一杯，“我没和你说过这疤是怎么来的吗？我说过，我跟你说过，事情发生在卡布伊安纳[1]一带。”

新郎当然说过，但他的说法五花八门，尽管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有时候他只留下故事核心，另一些时候他极尽铺陈，好像在现场目睹、亲身参与。不，新郎没有亲历此事，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新郎还不认识福尔扎·莱亚尔上尉。但从事件经过、地点到原因，他什么都知道。新郎似乎和上尉如影随形，如同上尉本人的衣服、呼吸与思想。新郎知道上尉三年前在几内亚比绍受了伤。当时，卡布伊安纳附近有一片无边无际的稻田。上尉在穿越水塘时，被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击中。那时，他走在队伍最前面。他们刚刚走出一片巨大的滩涂，筋疲力尽。屎色的滩涂如海潮一般涌动。当他们经过一排同样是屎色的植被时，卡拉什尼科夫的子弹呼啸而来。等到上尉，也就是那时的中尉，转身回到稻田寻找掩护的时候，子弹已经打穿了他的身体——新郎很熟悉那个时刻。

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它从上尉胸前两条肋骨之间的小孔穿进，又从后背穿出，留下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就因为卡拉什尼科夫子弹的一进一出，上尉几个月来都命悬一线。表盘上细微的指针宛若一把在他脑袋上晃动的长柄镰刀。上尉保留了许多照片，上面的他面目全非。啊，要是埃维塔能看到这些照片就好了！也是那个时候，地方指挥官下令为虚弱的中尉颁发公共荣誉中的最高奖章。这份殊荣实至名归——不光因为上尉穿过稻田的时候身先士卒，也不光因为他背起了因为过重的泥浆而让电报员背不动的发报机，更因为他在倒下之前说：“目标，目标。”目标是藏在卡布伊安纳稻田对面黑莓丛和棕榈林之间的一处地下火药库。细密的蝇虫成群结队地冲向士兵的眼睛，他被子弹击中的那一刻正是士气正盛的时候。那些眼红的人——肯定有人眼红——说地方指挥官听说福尔扎中尉因为接连感染，再也看不了阅兵方阵，于是当天下午就提出要为中尉授勋。不用猜也知道，这天好些人在稀有的热啤酒的阴影里，胡乱遐想着殡葬队的哀乐和被抬进铅棺材里的中尉。然而，如果指挥官只是为了想要代表帝国安抚将死之人而提出授勋，那么他的想法落空了。他也因此好几个晚上都没睡着觉。因为那个人还躺在床上，嚷嚷着“目标，目标”。上尉的身体和土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甚至出现铲土的声音。七个月过去了，尽管新郎的上尉被部分切除的肺没有其他器官恢复得那么快，但也和精神一起日益好转。就这样他有了疤痕。一个淡紫色的疤痕，从胸前开始，一直蜿蜒到肋骨的侧面，在后背结束。

他没有捏造事实——这件事在星海酒店几乎无人不知，但新郎却对它抱有别样的情感。因为这件事一定是他在那些无事可做、无景可观、只能讲故事的地方，听上尉亲口说的。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们跑去雅伊梅·福尔扎·莱亚尔屋前的沙滩，就是为了去看伤疤。他带我过去，仿佛在展示一处景点，一个隐蔽的角落，甚至还要去瞭望台拍照。“看到了吗，就在那里。”他说。

我看到了。上尉和海伦娜在海边散步。海伦娜是个美丽的女人，但福尔扎的伤疤更具魅力。虽然我们嘴上这么说，但这单纯是新郎的看法。新郎问，他说的话有无道理。我表示非常赞同。他很满意，让我把自己想象成少尉，想象军人、战士，听从上尉的命令行事。这很难，但他不肯罢休。他潮湿的头发贴着脑袋，鬓角扎人，衬得颧骨高得像梨。这不是那个和我恋爱的人了，更不是那个和我第一次在火车车厢里做爱的人。那晚月色如水，火车在平原上穿行。那是一个春天，远处山川都闪烁着光亮。他上车的时候，还带着一个塞满高阶方程笔记的文件夹。列车一阵颠簸，文件夹从行李架上掉出来，砸在我们身上。月光透过窗帘投下一片光亮，新郎忍住了对埃维塔的衣裙发起总攻的冲动。“文件夹呢？”他说，“文件夹在哪？”新郎停下手头的动作，把纸一张一张捡起来，按照计算的顺序放好，合上文件夹。他让埃维塔不要单单躺在他的套头衫上，顺便也压住计算的稿纸。埃维塔照做了。“丢了的话可怎么办！”路易斯心有戚戚，胡思乱想着丢失稿纸的后果，过了许久才回到肉体之事上来。那时，皓月西沉，山脉的轮廓消失，只剩下平原。火车响起疲倦的鸣笛，只能是现在，因为天一亮，查票员就来了。那时只有慌乱、亲吻和天性的引领。她记得他的手遵循天性的引导，在埃维塔的头发和文件夹之间来回摸索，以同样的不知廉耻抚摸两者。“它不会跑的。”她对他说。文件夹不会逃跑，它是最厉害的枷锁，牵住了那个在写下未知数的纸张间咩咩哀叫，呼喊宇宙被忽视的角落的动物。在那个躁动的清晨，不安的绵羊就在那里哀号，它可怜的角正在对抗一个未知的领域。那也是我们的目的地，而文件夹恰如船的跳板，让我们连在一起——此时的他已经不复从前。没有伪装的必要。我怎么能在他身上感受到埃维塔想要的那个人呢？你已经不是和我谈恋爱的那个人了。不只是恋爱，我们还背着那些举着长刀、维护我们这代人贞节的老巫婆做爱做到虚脱。你变了。他对我说出同样的话。我们一起躺在沙滩上，尽管那天的沙滩美如末日，但我们之间依旧隔着一道上尉的伤疤。就像大堂连着将军，浴缸连着新郎，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拆散了那对躺在沙滩上的年轻夫妇。

另一对夫妻没有他们那么年轻，却更加形影不离。福尔扎开着汽艇靠岸。海伦娜不会游泳，但看见丈夫的时候，便在水里扑腾，和他打招呼。他向她的方向驶来，她一直往前走，直到水没过肩膀。他站在快艇上，呼啸而过，看似是来接她，却与她擦肩而过，来到湖心。他背过身去。她大喊：“雅伊梅，雅伊梅，我在这儿！”他又一次转弯，划出切角，她扑着水，一小片海浪便能将她淹没。她举起手臂，喊道：“在这儿，在这儿。”他再次驶过，引擎在几米开外喷气，就是不让她上船。他开着船回来，叫她来推船。她跑到岸边，把小艇往外推，头发松了又扎，好像在小船边上佯装来回有着无尽的乐趣。她很漂亮，不穿衣服的样子会让人想起鸽子。有些人也会想到青蛙或鲸。不单是她呼唤小船的声音会让人想到鸽子，她的腿和胸，她全身上下都遍布着某种属于鸽子家族的东西。也许是她红色的头发，也许是她奶白色的肌肤。他们俩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躺在沙滩上。他们的相聚就是一场胜利。他和小艇、她、屋子旁的沙滩，还有伤疤，一起构成生命中完美的胜利。那种感觉的成分尽管并不常见，却强烈到足以感染四周。如果不是新郎目睹了他们的快乐后开始怀旧起来，他们躺着的沙滩也会流露出那种胜利。也许埃维塔有失公允，新郎依然渴望解决那些“疑难杂症”，就像他原来对待未知数和微积分一样。那些渴望无穷的人，很有可能会被星系的分布或是大理石的坚硬打动。海伦娜鸽子般的声音应该在新郎心中唤起了一个绝对女性的形象，而她不忿的真实模样，却被我，埃维塔，瞥见——埃娃·洛波说。新郎不对我笑，不对大海笑，只对上尉笑。新郎抓住小艇，绑上绳子。我们留在沙滩上料理好这一切，他们就能单独回去，直到走到家门口。上尉的肩上披着一块毛巾，大步向前；海伦娜拿着袋子，远远地跟在后面。她坐在沙滩上，穿上拖鞋；他已经爬到小山顶上去了。他转身，冲她吹了声口哨，既是召唤，也是命令。她拿起袋子，跑了起来，滑倒在地。她往主路，也就是他所在的方向走。他们的结合与埃维塔在里斯本的电影放映室里见到的范本不同。在无数法国电影里，一对对夫妻都矛盾重重。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海伦娜和福尔扎享受着某种胜利式的家庭幸福，他们之间的一切无不洋溢着胜利的气息，好像家门口立着一座拱门。他们走进铁门，仆人出来了。海伦娜湿着头发，牙齿发亮，在门口挥手，好像在正午的光线下宣传着夏季限定的幸福琼露。他们进屋，关上大门，空气中仿佛弥漫着某种和谐，就像是摇晃的钟摆，来来回回地许下承诺。我记得。

您更喜欢和谐？我也一样，正因如此我钟爱《蝗虫》里的夜色散发出的安宁。我正要说起，这里也有安宁——那个我们在海鲜饭店聚会的下午。那时我们不过才见过面，一起行动，却还没说上话。上尉穿着他穿过的最透的衬衣。新郎和上尉都是挑选海鲜的行家。那个点的海鲜饭店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任何人经过桌子的时候，都需收紧腹部，不然很容易倒在海鲜壳里。虽然海伦娜坐在我面前，但交谈颇有难度。简单的言语到了餐桌上就跟长了脚似的，没走两步就失去了气力。这并非有人故意为之，我们被桌子上的某些东西分隔了开来。但别怕，和谐很快就到。上尉回想起丛林的夜晚，与袭击路人的蚁群、蜂群展开的搏斗，还有死在马蜂螫针下的伟大生命。他也说起一些没那么悲伤的故事，比如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有趣回答，又或是一些阴差阳错的故事。然而就算上尉谈到死亡，他也可以把结局说成历经劫难后的皆大欢喜。我记得我那时问是否世事就是如此，说到底只要无关人命，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真正的冲突，现实中是否从来没有无端的屠杀。当然我也可以问点别的问题，比如说，草原上的狮子是怎么咆哮的，或者树有多高。只是为了提问，为了在海鲜饭店聊点什么。我无意引起纷争。那时，我叫埃维塔，一个声音在所有回忆中听起来最微弱的名字，却在第一次和新郎及其上尉同坐一席时就想挑事？才不是这样——埃娃·洛波说。但上尉看向一旁，一副大为吃惊的样子。

“路易斯·阿莱士，您得带这个女人离开那个是非窝。”福尔扎说。他转向我：“我敢肯定，您已经在星海酒店的是非窝里听过这些闲话了。”

新郎看起来一脸茫然。“她说什么了？”新郎问。

“你应该问南非人打仗是什么样的。没错，你应该想知道那种事情。你会知道什么是战争的真实含义。去问问你的丈夫，而不是我，怎么样才能让金毛鬼子对我们施以援手！就在这儿问你丈夫。”

新郎笑了。

“没错，那些人永远在杀人。杀人如麻！你会发现他们属于另一个种族，更务实，更有条理，也更好战……”上尉说。

上尉开始吃海伦娜用钳子掰下来的蟹脚。新郎对上尉的看法感同身受，他也认为有些人在打仗方面的表现比他们在德尔加杜角更出色。海伦娜，美丽的海伦娜，似乎也同意他们的想法。在这种事情上所有人都必须表示赞同。然而，所有人也都同意，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风都对我们穷追不舍。我们望向海鲜饭店门外，就算随便一瞥，所有人也一定看到了呼啸的风、飞舞的篷布和漫天的沙土。我们四个人被迫看往同一个方向，但毋庸置疑的是，呼啸的风、飞舞的篷布和流逸的沙土在我们眼中都不尽相同。微积分——路易斯·费雷拉·亚历山大肯定不会忘记微积分——应该会在篷布外扬起的尘土里，控制着画面中有限的颗粒物。尽管那是一朵无法计算的有限云朵，在那毫无缘由地升降，完全毫无缘由，新郎也知道这一点。如果篷布没有在尘土中被撕毁，老板没有出门看到这一切，感到痛心疾首，或是海鲜饭店里的那个男人没有在回去的路上，跑到上尉身边痛哭，我可能也不会记得这些。生活全完蛋了，风、天气、海鲜、人、服务员。海鲜饭店的老板说。

噢，那些服务员，那些狗娘养的服务员！个个为了能一尝杯中的残酒，巴巴地想在海鲜饭店工作。杯中每一滴残留的液体都被一饮而尽！但那天晚上喝死了两个人。“就在对面。”海鲜饭店的老板用手一指，那地方其实离这儿不远。海鲜饭店的老板并不知晓内情，只是以为他们嫌杯子里的剩酒不够多，于是喝了从码头偷来的劣质酒。工厂主要是知道自己运来的三十桶甲醇被一帮黑鬼抢去，流进他们的喉咙里，该有多痛心啊。海鲜饭店的老板站在所有被抢走货物、损失惨重的受害者那边，“揍他丫的，上尉，让他们滚到北边去，扒干净他们的皮！”上尉没有吭声，但他的影子，路易斯·阿莱士，也就是新郎，说：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老板。”

他们胡吃海喝，把壳堆在盘子上，然而，海鲜壳偶尔会塌下来，海伦娜便把它们捡起来，重新摞好，仿佛她的出现就是为了扮演这一角色，并且从这种行为中感受到幸福。她端来盘子，细心照看，确保钳子没有混进壳堆里。上尉和新郎断断续续地谈话间，海伦娜经常神游。在我看来她就像一个误入海鲜饭店的人。在充斥四周的噪声里，我问她：“您知道您名字的含义吗？”

特洛伊的海伦笑了：“不，我不知道。”

“您听人说过‘Haec Helena’[2]吗？”

“没有，从来没有。”她说，无辜的睫毛在眼周扑棱。此时的她不再理会那些甲壳动物和方便掰开蟹脚的钳子。我想把这件事说给海伦娜听。

“‘Haec Helena’就是祸乱的根源——喜欢吗？”

那时，上尉正用小拇指拨开柠檬片，在水壶里洗手。他看向埃维塔，好像从远处望着一位老朋友。“那是什么意思？”大英雄问话了。接着，他令人费解地用一块皱巴巴的抹布擦干手指，又把它扔进壳堆。“我喜欢您，我想您可以来我们家，和我们一起待几个下午，讨论您那些东西。”他开口，话毕，推开桌子，离开，海伦娜跟着他走了。从人头攒动的海鲜饭店离开，这一行为彰显了巨大的和谐。上尉走到门口的时候，盯着空中的沙土，好像海伦娜并不存在。“他妈的简直和澳大利亚一个样！”大英雄说。是的，他说，但他也可能在说相反的事，他可能在说隆美尔，或是拿破仑在埃及，甚至追溯到恺撒在塔普索斯[3]，就像他也可能只是打了个哈欠，或是重重地叹了口气。一切都没什么两样，都会被遗忘，都不值得在无瑕的白纸上用最轻的笔触誊写，如果有人尝试从非洲海鲜饭店里阖家欢乐的午后得出结论。原因与他无关，与您无关，更与我无关，只因记忆就是一场骗局，混淆尘土遗忘的底色。为什么您要坚持搅乱那些成就英雄的材料呢？我更喜欢您的叙述，注定易逝的东西里散发出和谐——埃娃·洛波说。

不，人们不会因为鲁莽的冲动而口无遮拦，也不会在明面上显现彼此的亲密无间——他们绝不会像我对您讲述的那般清晰，只会隐藏自己的情感，不动声色，甚至显得有点鬼鬼祟祟。比如福尔扎·莱亚尔搂着海伦娜的脖子说，等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和她生个儿子。我们经过码头，吊索上绑着成堆的木头。这些木头都是从内地运过来的，等着出口。上尉从没有说过，希望回家的时候比出发时更像个英雄——他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就像他也不会说“庶几”“几多”或是“詈辞”[4]。然而，当他面对码头灰沉的海水，在起重机的阴影下张开双臂的时候，他想的应该就是那段归程。

“这里将成为非洲最大的木材商埠，等着瞧吧，路易斯！”

少尉搂着埃维塔的脖子走在后面，一如走在一起的上尉和海伦娜。他觉得未来远不止如此。“那渔业呢？等白人建立了政权，上尉，这一切就结束了。这里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龙虾出口地。”

海伦娜挽着上尉的手臂走在前面。上尉时不时地把她抱到水边，像杠杆一样以她的脖子为支点，弯曲手臂，让她连连尖叫。只有当她快要碰到肮脏的海水时，上尉才松开她。无言间，他们正在孕育一个男孩。

我知道不会有人严肃地谈论战争。北边不过发生一场暴动，随之马上有人平息。甚至比这还轻描淡写——那里有劫匪出没，而剿匪则被叫作改善治安。这些都不是战争。出于同样的原因，每次行动都以战争为名，行动中的每场作战也是战争。以此类推，在自由的土地上，医疗站、救济点、餐厅管理都是各式各样的战争。女人也有自己的战争，怀孕、哺乳、凉爽时分的一点儿零工。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店铺也是一场战争。“您这儿的战争怎么样了？”新郎曾经问一个卖电池、胶底鞋和肉桂的巴基斯坦人。福尔扎·莱亚尔去码头的路上还说：“海伦娜在这里不大爱出门。噢路易斯，您夫人可以帮她度过这场战争……”这个词的贬值对应一种睿智而具有高度伪装性的心理。因为那天下午在海鲜饭店，一艘开往北部的巨舰正在吞食一列一望无尽的绿头大兵。船离开码头，不出声，不鸣笛，收锚、启航，平静得像冰块。路易斯说：“他们要去打我们的仗了！”在那个堆满被吊索捆绑的木头的码头上，没有人给那些士兵送行，但他们仍旧掏出白手帕，向离别的码头和土地挥舞。那时，我还觉得这个词暂时回归了原意。那些绿头大兵挥舞着手臂。有些还取下棕色的贝雷帽不停挥动。船一声不吭地离港，兜了一圈，便逐渐远去。那些挥舞的手帕愈来愈小，对着那片空无一人、空无一物的海岸挥舞着。这让我想到所有从最后的码头离开的生命，都会走向终点的荒谬，没有回归的可能。这不就是战争的感觉吗？

但战争一词的悬疑感并没有持续很久——上尉揣着四张电影票。那是一部抹黑苏联的电影，尽管没有人能否认雪飘落在雪橇上的美丽。于是，我们赶在九点的场次前去了洗手间，路易斯换了零钱，付给便池的女孩。她从她的战争中一无所获。

我想告诉您，每当我提起“战争”——那两个带着日耳曼腔调的音节——有着丰富的含义，其中一种在于它的贬值，先是成为某种委婉的指代，接着变成绝对的日常；一种和上尉对他那个没有人知道从何而来的妻子的理解有关；第三种关乎那些纯粹的时刻——没有人提到战争，但轻微的影射都能够激起最后的牺牲所带来的崇高意涵，就连那些懵懂无知的孩子也不会心存疑虑——埃娃·洛波说。我记得那些筹备，我也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这个词。因此殖民战争的含义不属于别人，它只属于我们。

大堂准备就绪。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到处乱跑，因为他们，就连他们都知道父亲要走了，战争要结束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过来，他们会成为见证者，会有说不完的故事。等那些孩子老了，掉落最后一颗牙，他们也肯定会记得那次行动，尽管将军已经不从那里经过，此时他正迈入阿梅丽亚港[5]的大厅，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他还在行走，还在散发魅力，所有人都对那个男人头脑里的内容信心十足，就连那些漫不经心的孩子，也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捕捉到关键时刻隐秘的狂喜。在星海酒店里，孩子是神圣的。我喜欢小孩。他们在知识面前依旧无知得像颗顽石，尽管有些孩子已经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被领去忏悔室了。尽管他们谈论此事的时候，眼里依旧充满无辜。他们吐出舌头，挤眉弄眼，肆意地推来搡去。他们尚未沾染魔鬼给予的认知。我就喜欢他们这样，好像那时我被魔鬼附身，我，埃维塔，越接近他们的胖脸蛋儿就越兴奋。一些小胖脸从我的手下滑过。但我连他们的名字都没记住。朱弗尼亚、贝尔塔、阿林多，随便吧。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交配，生下天真的孩子，自己早就沾染上年迈而扭曲的魔鬼所赋予的知识。我喜欢他们，却不同情他们。我知道那种状态转瞬即逝。世上没有什么孩子，他们只是肖像的影子，所有关于孩子的法律都是对影子和肖像的反抗。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起他们。啊，是了——因为士兵秘密前往德尔加杜角之前大厅里洋溢着壮观的兴奋，以及确信他们会把父辈的丰功伟绩带回到处都是脏话的故国——如果在掉光牙齿之前，他们在某个雨天的黄昏记起了那场胜利的告别。

我觉得我正是因为想到这些事，才和孩子们坐在一起。

“看啊，埃维塔，您喜欢小孩。您会生很多孩子的。”一个鬈发女人说。她怀孕了，坐在大厅里，孕育着胎儿的大肚子搁在膝盖上。新郎握紧了我的手。

他也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想看见你儿女绕膝，那样我就安心了。”他在大厅里平静地抽烟，不再说话。

但新郎转向我：“听着，你喜欢待在军人食堂，待在这个连一个男人都没有的地方吗？”

“喜欢。”

“你不想住在上尉家附近的房子里吗？”

“不想。”

“为什么不想？”

因为一想到我要独自待在非洲的房间里，对抗蚊子、蟑螂、蜘蛛、墙壁，我就忍不住起鸡皮疙瘩。

“来吧，我们去看看房子，这又不会有什么损失。”——特洛伊的海伦和上尉都有钥匙，他们领我们去的房子就在甘蔗林的沙丘附近。房子看起来完好无损，甚至称得上奢华。屋后是海洋，屋子和大海之间长着一些松树，其中一棵还拴着一艘汽艇。他们打开门——客厅里有拖鞋、鱼竿、留言板，好像主人不过去倒一杯柠檬水，马上就回来。连他们回来的呼吸声都能听见。屋子里有装饰画、书架、软椅、用来休息的家具和好几间卧室。卧室里最大的床上，有一行十九世纪赫尔维蒂[6]式的描金刻字：Les Plaisirs de la Pêche[7]。厨房、卫生间也都挂着毛巾，供人使用。那不是供应，而是请求，请求我占据那张床，那个房间，那个厨房，那些毛巾。上尉直言道：

“他们跑路了，说走就走。他们隔三岔五地梦见自己被割喉。心理出问题了，明白吗？他们疯了。有一天他们疯病发作得更厉害了，于是买了离开的票，装出要去度假的样子。而钥匙呢？他们把钥匙藏进船舷，就没打算回来。但那些家伙甚至还付了房屋维护费——那两个仆人都给过工钱了，您就待在这儿，好好住着，把嘴闭得死死的。”

两个仆人就坐在藩篱上，用手托着下巴。我在想房屋的主人。为什么他们没有打包行李箱，也没有像往常临行前那样说明原因？两个仆人，草地，翻涌的海，一辆汽艇。不，埃维塔不想体验那个堪称奢华的园子。门口有块金属告示牌，上面刻着霓虹色的字符：CAVE CANES[8]。从挂在那里的项圈可以看出，他们很可能养了几条壮硕的恶狗。然而，这不足以安抚屋主，帮他们抵御丁香花般的噩梦。上尉对新郎说：“再想想法子，她就会同意了。”少尉从一扇窗户那里找到了法子。他没有完全忘却钻研数学公式的日子，他还记得我对平原和大海的渴望。厨房的窗外就是翻涌的大海，尽管没有星海酒店离海那么近，反而有另一种孤独。这不可能。我不想爬上男人的背。他们坐在花园的篱笆上说笑，露出一口白牙。尽管经历种种不幸，花园依旧盛放如初。这种对力量的考验既不打动我，也不吸引我。这跟我没关系，我也不会因为水龙头、购物或是草坪在门口大喊大叫。上尉绝望了：“见鬼，您夫人真难搞！”当我等着少尉找到打动我的理由的时候，福尔扎在翻找瓶子，而海伦娜指了指摆在桌上的两瓶老伯威士忌，旁边还有酒杯和冰桶。海伦娜在福尔扎的示意下，弯腰给上尉斟满了一杯纯威士忌。她又跑去厨房，看看能不能找到冰块。酒杯满了。还没等海伦娜找来冰块，上尉就凑近酒杯，然后啐了一口：“噢，路易斯，这是什么酒？尝尝这个！”新郎尝了一口，也吐了出来。

新郎对着上尉，先尝了一口味道，又闻了闻气味：“就是那种酒，我的上尉！”

“您觉得是谁放的？”

“我怎么会知道？”

上尉塞上酒瓶：“给我听着，这件事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尝到。”特洛伊的海伦忍不住看向那些小瓶子。上尉执意离开，“这件事跟我们没关系，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听清楚了吗，路易斯？除非受到征召，否则千万别掺和进战争里。现在你的战争只在德尔加杜角。在这件事上我们只要闭嘴就完事了。”上尉一圈又一圈地转着那串叮当作响的钥匙。

新郎在隔间的小卧室里对我说：“再过三天，我就要和我的兄弟们，还有上尉去丛林了。”

新郎斜靠在床上，把脚搁在衣柜上，活像个美国人。“再过三天我就要走了，你知道我要去哪。但临走前我想和你确认一件重要的事。”

新郎盯着靴尖。“你会为我做点什么？”他提问的语气预示着将有一场关键性的谈话，就像钓鱼的钩子。我告诉他，只要是合理的事我都会做。

“什么意思？”他问，“什么是合理的事？”针对这样一个空泛的问题，要解释什么是合理的事并不容易。这时他变得实际起来，说出了他的想法。开场像定理的前提一样广泛而普遍：“听着，实际情况和表面功夫同样重要。”说到那里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想说相由心生。“不是！”他说，“人们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而掉以轻心，一味相信自己刚正不阿！恶人看到裂缝，粗心的好人却对小缝不管不顾。”

我告诉他不是这样的，人对自己的戒心就像阉割一样虚伪，既遭罪又毫无实际用处。这表明了对他自己的怀疑，也显示了自身的脆弱。我说只有弱者才会这样惩罚自己。“不！”新郎说，“这是下流坯子的心理，我就是觉得你应该在这一点上让步！”我本该更正新郎指控我可能成为荡妇的话。也许新郎不曾有过数学精神，只是对精确斤斤计较。或许他和我想的正好相反。或许他从前专注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只是因为他不曾相信过简单。

“恰恰相反。”新郎说，“这是一场对抗复杂、寻找统一的斗争。”我也可以产生别的想法，但我想的却是——事实上，他已经在射击子弹的过程中实现了统一。

“子弹，说得好！”新郎把脚从衣柜上收回，跳了起来，“子弹概括历史，而核弹终结历史。”当然新郎可能在说截然相反的事，甚至可能把核弹说成绝对、终极、最终、完整形态的子弹，子弹中的子弹，终极的美丽。但新郎的指甲里还残留着穿皮潜蚤，牙缝里挤出谩骂，手里的枪瞄准吓破了胆的马孔代人，就像铁器和农耕时代以前的人，自然可能显现出落后于时代的迹象。我大可以说点别的，但那时我必须说些什么，我说他开始的时候还是在请求，最后却用子弹威胁我。噢，埃维塔太刻薄了，她知道他不会这么做！——埃娃·洛波说。

他在卧室里喊道：“见鬼！我的女人真难搞！”

埃维塔笑得合不拢嘴。她怎么能不笑？可怜的鹦鹉，虽然拥有模仿他人的本领，却一生都找不到榜样。那种孤儿状态几乎和想到现实中的孤儿一样伤感。也许新郎选了一个好榜样——如果少尉继续模仿数字的和谐，执着于不可能实现的模仿，那会变成什么样！想到这里，我感到沉重。那是一种可以被感知的重量，驶过海洋黏稠的嘈杂。就算如此，她还是笑得停不下来，因为新郎在学上尉说话。很明显，随着每一声大笑，我们乘坐的船的两头越离越远，我们坐在上面，不停角力，直到龙骨出现断裂的征兆。它没断——埃娃·洛波说。

它没断。它没断是因为隔板另一头的人冲着隔板又锤又叫，要求安静。毫无疑问，那人歇斯底里，是个在睡前需要用拳头发泄一通的人。那种胡搅蛮缠的夸大把船头和船尾连了起来。我们联合起来，对抗敲击隔板的拳头。新郎想走出卧室，敲开另一间卧室的房门，甩那个敲隔板的人一巴掌。新郎的鬓角真是壮观，威胁人的时候一动一动的。我抓住他的袖子，他没走。新郎看似默许了隔壁用拳头敲出来的安静。但其实并非这么回事，因为我们在这一侧保持沉默。没有人提出过最初的请求。

时间过去不到两天。新郎来了，没有脱下迷彩服。我看见他。他的手指敲击着散发着蜡味的柜子。屋子里所有的木头都一个味道。我又看见他这么做。

新郎开始在狭小的房间里，沿着墙壁走正步。他尽可能抬高膝盖，然后放回原来的位置，先是脚跟落地，接着悄无声息地把脚尖也放下来。这就是那段位于床和马桶之间的熟悉的路程。重复，重复。他不断重复，似乎想要消灭残存的声音，实现彻底无声的行走。苍蝇被渐息的风吹进窗户，又起飞寻找出口，成为新郎路上的靶子。新郎一动不动，在苍蝇飞行的路线上站定，任由蝇虫靠近他的眼睛、鼻子，任由它们停下、飞走。新郎拢起手心，猛地一挥，抓住一两只苍蝇，捏住，扔掉，踩在脚下。我想，他希望能打动我。我为了表明自己的无动于衷，走出了房间。然而对于新郎而言，我的行为并不会打击他的积极性。我明白这点，因为就算我不在房内，新郎也会埋伏在大浴室里，接着蜷着身体撤退，停在床头柜附近。墙边摆着一个衣柜，柜脚饰以葡萄蔓的式样。衣柜少了一个脚，站得不稳。在新郎重量的作用下，衣柜摇摇晃晃。他藏身于挂在衣架上的衣服之间，随后走出衣柜。事实上新郎在尝试如何才能在出入的时候不发出一点动静。我一进房间，刚好碰上他准备离开。他弯着腰，像是躲在篱笆后面。他的手上似乎抱着一把枪，但其实不是什么真家伙。

但他为什么要杀苍蝇？为什么要埋伏在衣柜里？为什么要把尺子当作步枪，把门当作敌人，握着冲向外面的尺子埋伏起来？答案就像湖里的椰树那么明显。激动的少尉就像挡车的螳螂一样可怜。我对螳臂的轻盈感到无比同情。我把头倚在少尉的肩上。少尉抱住我，用他强壮的手臂紧紧地裹住我。他对我说：“留在这等我，不要离开我们的房间，我希望你能等我回来。”他说了不止一次，说个不停。他向我保证，会有一个仆人睡在楼下，睡在星海酒店台阶的阴影里。到了饭点，他就把饭盒送上来。我可以用柜子充当餐桌，在上面用餐。水龙头调到最热的位置，就能让水煮沸。我能用它来沏咖啡，不用出去接水。衣服的话，仆人会把脏衣服带走，再把洗净的送回来。新郎买来的仆人，如若不干这些无关紧要的差事，又有何用呢？

“我知道你可以的，我知道。”新郎表明了想法。我发现自己被圈进两条体操运动员的手臂，我发现自己从一边倒向另一边，随着他的身体摇摆，他叫我“亲爱的”，当我们紧紧相拥，左右摇摆，我们织起一张不情不愿的网，交换不情不愿的唾液，像蜘蛛等待苍蝇。子宫、阴茎、怦怦直跳的心脏都在不情不愿地活动。可惜，真可惜，我们无法成为一只蜘蛛，就像大厅里的那些夫妻，成为对方另一半心房。那是一项烦人的任务，我不会同意，我会对他说：“不，耐心点，这样不行。”

新郎停下动作，想起第一次的时候，文件夹在车厢里滑动，一切出于相反的原因停滞了。“不！”我又说了一遍。隔板的另一头传来袋子拖动的声音，接着传来撞墙的声音。现在我明白那是一间临时住房，因为拳头不一样，更频繁，却没那么紧绷。隔板在邻居的抗议下晃动起来。床上摊着新郎的背包。指南针、袜子、裤衩、弹夹、望远镜、猎刀。新郎又去浴室取来水果刀。刀刃很薄，刀柄是黑色的，不大。他用唇衔住刀片，在嘴里挪动，好像要用这种方式把刀舔干净。当他挪动刀片的时候，一侧的嘴唇出血了。伤口很浅，血很快就止住了。新郎为了在几秒钟后，嘴角流下一道血迹，必须割伤自己。新郎向我靠拢，死死地盯着我——这是威胁。

我知道那是威胁。我吻了一下他的嘴角，却仍旧不肯点头。天色破晓，星海酒店门口的吉普车发出信号，新郎套上迷彩服，扎紧绿色的腰带，收紧靴筒，调整好松紧带。他的脚步轻到没有一点声音，不像外面吉普车响亮的喇叭声。喇叭又响了一声。一个声音粗暴地喊道：

“你这家伙想自己走去战场吗？”

两个小时之后，第一批航班起飞，在空中朝着将军梦想的方向航行——埃娃·洛波说。

[1]　卡布伊安纳（Caboiana），位于几内亚比绍西北部。

[2]　拉丁语，意为“那个海伦”，即特洛伊的海伦。

[3]　公元前46年，恺撒率军攻打塔普索斯城（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并大获全胜。

[4]　原文中的这三个词皆是现代葡语弃用的词汇。

[5]　阿梅丽亚港（Porto Amélia），德尔加杜角省城市，现更名为彭巴。

[6]　赫尔维蒂是1798年至1803年在瑞士联邦建立的自治共和国。

[7]　法语，意为“捕鱼之乐”。

[8]　拉丁语，意为“当心恶狗”。

Ⅲ

可以肯定的是，真实不是现实。就算两者如同孪生兄弟，《蝗虫》里吸引人的也唯独真实而已。因此，当露台上跳舞的人都陷入某种逼真的狂乱，引入少尉嘴上衔刀的动作也无益于增添场景的真实性。他的嘴角渗出鲜血，蔓延成一朵奇异的花。回想那场真实的舞会总是在我的灵魂中唤醒一个拯救的梦。没有一对夫妻在舞会上抱得那么紧。我向您说过的好奇，那些并不完美的记忆，若是没能更好地展现出《蝗虫》中令人目眩的真实，便和少尉在卧室外躁动的踱步一样无用。真实本应完整、统一，而现实——它必须如此，不然就会爆炸——则可能散漫而缺乏关联，就像您知道的那样，滑向无地之地。等着瞧吧，如果您知道推动大厅的力量和露台上的正好相反，会有怎样的后果。那该多浪费，多不和谐啊！幸好您并不知情。这样一来您不会受到诱惑，描写一段没有士兵的大厅。当男人在德尔加杜角集合后，大厅就像个阉人的地盘。您也不必，比如说，提到接线员贝纳尔多。

为什么要把贝纳尔多写进《蝗虫》里呢？酒店里当然应该要有接线员，但那个人可能不用那么独特。但您也不必遗憾。独特性对叙述者的吸引力，就像肉味飘到狗鼻子底下。您也不能幸免。如果您认识接线员，他会如何打破线性的叙述；他穿着蓝白色衣服的身体，又会如何在溺水者的裸体中脱颖而出！他会如何在您和谐的真实中掀起波澜！——埃娃·洛波说。您只赚不赔。他接待时声音从容不迫，能熟练运用电话系统，灵活得像个猎豹人。他侦察，发笑，大声取笑电话系统的交换台。他成了旗帜一般的代表性人物，甚至超越旗帜，成为某种寓意深刻的寓言。座机旁的若昂·贝纳尔多成为多种象征的结合体。每个走过大厅去吃早饭的人，只消远远看他一眼，便会注意到他身上融合了阿维斯[1]王子绝不服从的意志，还有严厉的母亲，混淆的容貌，挑事的贝雷帽。这些事物合力把船推向球体世界的尽头。贝纳尔多就在最后的码头上。他一个人就能代表在一个家族共同的激情下展开的征服，贯穿历史，让祷告的人们明白救赎位于历史的彼岸。道路艰难，但值得一行。人们在大厅门口就能看到，因为贝纳尔多在电话系统的交换台上挂了珠子，潜心祷告。那是一个强大的象征，但还远不止如此。

他在电话业务消停的间隙，时常被人从电话站叫走，讲述他的叔父如何猎豹以及被巫医下令处死的故事。他有必要向大厅里摇头晃脑的人群解释这些事，这样人们才能理解发生叛乱的非洲内陆回响着怎样蛮荒的鼓声。叔父履行了父亲的职责，两个概念混乱不清。这点也很有意思。这也证明在没有书写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会变得多么混乱不堪。贝纳尔多，那个您故事中没有涉及的人物，一边摇头否定，一边开怀大笑。人们求他开口。他讲了，讲得绘声绘色。他的话不多，反而更常模仿豹子低吼和死去时的声音，还有巴图克[2]的舞蹈、巫医的预言和叔父的死亡。啊，叔父是怎样用手锤地，矢口否认，之后人们又是怎样在墓地插条，种下植物和树苗！贝纳尔多会用一种似哭非哭的方式哭泣，那是一种尖细、掐着嗓子的叫喊，逗人发笑。人们不应该发笑，那是他讲述的方式。要知道他这么做并非出于愚蠢或是健忘。事实上，接线员第二次接到电话的时候，就能准确记下转接的号码。他出色的记忆力让大厅里的人大为震撼。这证明了如果非洲愿意的话，也能保存有关自身的记忆。接着，终于到了这部分，他不但象征着他自己，他的存在还意味着葡萄牙人接纳了他，允许电话系统的秘密溜进那个“猎豹人侄子”的黑色耳朵里。

“他只杀了一头豹。但巫师判定他有作恶的能力，下令杀了他……”他哭着说，引起人们的同情。

他是土地、祖国和这个国家里动植物的象征。这种象征的力量重如王冠。它还体现在能让所有人用第二人称“你”称呼他。贝尔纳多你，贝尔纳多你……用“你”称呼贝尔纳多证明社会秩序如同日月更替一样得以确立。贝纳尔多笑了，就像由电话系统装饰起来的象征，为了笑而笑。人们甚至不知道贝纳尔多也像其他人那样喝酒，这一点也象征某种象征，不过是怎么想的问题。然而，没有说明，没有预警，电话柜旁的象征感到一丝不适。他粗喘几声，倒在地上，死了。

埃维塔没有机会观察他倒地之前的情况，只见到他瘫在地上，军医罗纳尔多把耳朵贴在贝纳尔多象征性的胸上。一个孕妇捧着肚子，在沙发上颤抖。埃维塔在婚礼上认识的女人，都隔着玻璃察看猎豹人的侄子。几个光着膀子的厨师堵在门口，手里还抓着面团。我从来没有注意过，那里还有一扇通向厨房的门。医生扒开象征的眼睛，又将其合上，动了动他的嘴，伸直他的手臂。象征明显也喝了甲醇，这点清晰得就像大厅里喷涌的白日。医生让厨房所有光膀子偷看的帮工靠过来，看看喝下桶里的毒药会有怎样的下场。但那些穿着短裤的帮工并没有走近一步。其中一个在掌心里无意识地揉搓肉丸，就像一台印刷机。罗纳尔多医生想要块布，一个厨子在床单到来之前率先掏出一块桌布。我看见集多种意义于一身的象征因为甲醇瘫倒在地，身上盖着一块长长的桌布。围观的人们思索着接线员无常的命运，门口的那群黑人仍在拍打面团。

我看见了，但我知道无人转接的电话系统加上依旧翻涌的海水，将会成为破坏《蝗虫》平静的悲剧。在那个故事里，就算没有新的溺水者，也像有人死去似的。这是一个让人无比愉悦的想法。一场温柔的死亡，让人想到水流进体内，就像海绵吸足了水分，接着又往外渗水。没有吹嘘，也没有伤痛。幸好您与他并不相识。

这有影响吗？有，但完全不会破坏您写实的叙述。这是一件持续两天的小事。

我说过，大厅成了阉人的地盘——只留下医生、行政人员和伤员。女人把孩子们赶去户外跑步，准备组建一个类似于“帕梅拉·汉森[3]联盟”的民间组织，但针对的是甲醇引发的后果。其中一个眼睛旁边长着雀斑的女人激动地说：“如果明知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被毒死，自己却袖手旁观，我都没脸照镜子。”

事实上，她们多番插手。我记得这件事，尽管它和您并不相干。她们甚至开了两场会，想方设法，对抗甲醇。然而，把紧急方案付诸实践比登天还难，与此同时甲醇中毒引发的风波却逐渐平息下来。第一个提出方案的雀斑姑娘，也是第一个放弃的人。他们只偷了二十罐，而这地方十天来都在死人。难不成那些罐子都是无底洞，能无穷无尽地延续当下的危机？要什么联盟？要什么警告？这个由陆军中校和少校的妻子勾勒出雏形的联盟中途夭折。然而，她们还是约定继续保持警惕，注意新的动向，不管消息源自何处。

有人带来一个蛋糕。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她们切开蛋糕，分着吃。

如果您在故事里把蛋糕倒扣在桌上，那可真是糟糕透顶！那会怎样丑化埃维塔的蛋糕，那个多层的蛋糕，那个其中一层用雨滴花纹装饰的蛋糕！别留着了——折叠，撕碎，丢掉。

不，海伦娜没有插手。她的指甲是洋葱色的，比头发的颜色稍暗些许。她不和她们住一起，住得很远。我深深希望她能一直住得远远的。我来到这儿之后，就感觉一切显而易见。湿热以菌菇生长的速度除去身体的遮蔽。新郎在暴戾的中心跺脚。一切都在往外渗出暴戾，就像屋子里的粪池、城市里的下水管道，又或是老鼠洞里的迷你宫殿。在埃维塔看来，海伦娜是岸上唯一可以像某种抽象的存在那样置身事外的人。星海酒店里有那么多现实事件，那么多被浪费的水果，空气里淹没着那么多鲜活而没有固定形体的现实，就像布丁和阴谋。在星海酒店里，人们一早上就能知道那么多关于城市下水管道的事。而她想和一切保持距离，像抽象一般透明。

但特洛伊的海伦是什么的抽象？

在海滩边泡水有助于人更好地思考，就算水热得像汤羹。远处，如果她再也不会看见海伦娜为屠鸟喝彩，用钳子掰断甲壳类动物的钳脚，海伦娜的肉体便可以同时成为美丽、无知与恐惧的抽象。这样一来，一切都得以解释。怀疑主义者也有自己的信仰。埃维塔心中的神以人的无知为祭品，象征三种多变而脆弱的力量融为一体。她一边游，一边思考。那些希腊人，我们神话的祖先，没有编造脆弱或脆弱的恶意。如果三种抽象合体，无论是红色的禽鸟还是汽艇的场景都能解释得通。这样一来，她就不是恶毒，只是脆弱罢了。在她眼里，海伦娜是脆弱的，一只脆弱的母鸽，埃维塔一边游，一边思考着脆弱者的命运——脆弱者有一个灯塔，和夜晚最为亲密的鸟儿会停在那里。没有人会为之惋惜——埃维塔一边游，一边看向沙滩上的小丘。发光的镜片和鸟儿的啁啾都逃不过这一法则。这不蕴含任何含义，只是这般而已。

她的房子、小山和大门也都不抽象。房子不抽象，长在屋前通道上的植物也不抽象，大门不抽象，仆人不抽象。天气酷热难耐，连草都纹丝不动。脉搏无力地跳动着，仿佛里面流着蜥蜴蓝色的血。有些东西处于昏厥的边缘，这是最显白的展现崩溃的方式。背对沙滩，透过栅栏望去，海伦娜的房子真实得就像梦中的庄园，里面的人午睡了好多个年头。大树开花结果，长出静寂。除去邻近大海的涛声，那是绝对的静寂。然而，涛声又加重了画面里的睡意，萦绕着沉睡的房屋。两个仆人躺在敞篷车的阴影下，从仆人房里走出来的那个，看起来也昏昏欲睡。他几乎连嘴皮都不动一下地说，请稍等。他有气无力地拍着主门的栅栏，好像实际上已经睡着了。屋内走出一个女仆，布包住了她整个脑袋和额头，直到眼睛的位置。她也不抽象——埃娃·洛波说。唯一抽象的就是埃维塔进屋时的犹豫——你不该来，你不该来。然而，她过于接近谜团，已然无路可退。女仆把她领到无比清凉的客厅，海伦娜坐在里面。埃维塔不该迈入这种清凉。埃维塔就是我。

我很难说清为什么她不该进去。注意，刚开始她并不为自己进屋的行为感到后悔。特洛伊的海伦坐在那里，穿着一件类似于睡衣的白色吊带裙，在黑暗中犹如银纸一般闪耀。海伦娜的庄重和想象中的抽象如此接近，巧合得令人害怕。埃维塔停在门口。但海伦娜让她进屋——她进屋。起初，气氛颇为尴尬，因为海伦娜依旧对应着抽象。特洛伊的海伦有着鸽子一般的音色，然而是在另一时空中咕咕叫的鸽子，只保留旋律。她说话很慢，但还是让人难以理解，因为屋里凉快到让人丧失了部分听觉。埃维塔只听懂她在关心接线员的悲惨结局。她说着有关他的事，埃维塔因为恐惧只听见零星的片段。在恐惧的间隙，她明白特洛伊的海伦在打电话时记住了他的声音，她说起他如何为她提供应该拨叫的号码，把它们记得滚瓜烂熟。她灰心丧气。在海伦娜轻柔的说话声里，埃维塔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仿佛肩上停着一只鸟。她闪亮的玻璃珠似的两只眼睛出于生存的本能看向那里，她甚至看不见沙发上的人的嘴唇在动。为了打破这种感觉，埃维塔被两种矛盾的想法撕扯——她不确定特洛伊的海伦的形象真的存在是因为她的想象，还是说海伦娜的存在激发了她的想象。那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痛苦，因为这个问题可以无限延长，永远得不到答案。然而，这一切发生得极为迅速，因为埃维塔得到了答案。此时屋外的仆人甚至还没在敞篷车的浅影下重回梦乡。起初，答案尚且温和，但很快变得残忍。

海伦娜换了一种平常的语气，就像人们说起自己要去某个想象中连空气都飘荡着痛苦的地方。“现在我们来想一想他们。”她指的是福尔扎和新郎，“离别真可怕，不是吗？”特洛伊的海伦掏出先前藏好的丝巾，在眼泪滴落前就凑近眼睛。接着眼泪就来了。“离别太可怕了，我怕得要死！”她已经泪流满面，不停地擦着眼泪。丝巾掠过脸上各处，沾湿的部分被卷了起来。它变了颜色，被特洛伊的海伦攥在手里。她把丝巾揉作一团，又展开一个角。“我很难过，非常难过。您呢，您感觉怎样？”海伦娜不再抽象。

她自己回答说：“啊，我知道您会因为男人奔赴战争、与之分别而难过。难过极了。”她用丝巾擦干净发红的鼻子，睁开她大得过分的眼睛，无知得就像没有记忆的密涅瓦[4]。“但您知道也有人会为此开心吗？每每想到那些乐于离开丈夫的女人的灵魂，就让人不寒而栗！她们的心冷硬、残忍，黑得跟炭似的。您呢，恰恰相反，您不这样。他们需要的正是像我们这样的伴侣。”海伦娜说话声依旧不大，不时停顿。屋外的瞌睡和她身上的惰怠构成某种绝对的和谐。可能少尉夫人不该在这么热的时候上门。她能告辞吗？

“噢，别，别这样！留下来吧——别忘了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单独见面，因为这场愚蠢的战争终于要画上句号了。”海伦娜躺了下来，脚指甲的颜色和手上的一样。她变换了语速，逐渐脱离神话和抽象。“您怀疑它不会结束？为什么不信呢？这次行动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将军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会有什么结果。他知道只要把全部资源整合起来，就能达成目的。您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吗？”

“知道个大概。”

“啊，难怪，您只知道个大概。雅伊梅说他们准备在工程部的协助下，联合海陆空三方的力量。啊，但听说即将投入战场的武器极其残暴，那是由工程部研制的。您没听说吗？雅伊梅说将军把整个参谋部都招至麾下，动员了所有后勤和交通资源，还申请了前所未有的露营设备和军火。这些都被调往德尔加杜角的核心区域，旨在彻底扫清叛军。他知道该怎么做。噢，将军知道得可太多了！他那双猪一样的小眼睛，知道多少东西！在反游击战的层面上，他在德尔加杜角制定的捕鼠夹战术简直就像哥伦布的蛋[5]一样天才。看看还有谁能制定如此巧妙的战术！”从那样一具睡着以后就变成人形鸽子的躯体里发出这种声音，真是太有意思了。她的躯体不再说话，伸出一只乳白色的脚，光滑得跟母鸽似的。继续坐在那个印度洋边凉爽的房间里，就像踩在瓷器上一样艰难。但为什么她不说一切都进展顺利呢？

“别这么说。在此期间也会发生一件可怕的事！”

“可怕的事？”

“没错，没错，相当可怕。”海伦娜看着她的眼睛，花容失色，好像听见送葬的禽鸟在门口盘旋。她压低音量，瞪大眼睛，神情紧张，“您不知道就算我方获胜，预计至少也会有五十人伤亡吗？把五十人伤亡当成胜利简直就是犯罪！在这种规模的行动中减员五十个人并不算什么大事，但这五十人的伤亡依旧可怕至极！”

“伤者还是死者？”

“死者，光死掉的就会有五十个人，受伤的人数还要翻三倍。太可怕了！”

“是啊，确实太可怕。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海伦娜似乎感受到炎热——她掀起裙子，露出两只没穿鞋的脚。趾甲如同十只彩绘的蛋。

“您觉得什么都做不了吗？噢，别这么说，当然有办法！办法多了去了——我们可以给他们写信，陪伴他们，感受他们的存在，看着他们的照片，在思想上和他们团结一心！您不相信思想的力量吗？思想的力量能够自己传播开来，能不能帮上忙取决于传播的浪潮——对我来说，灾难就是雅伊梅遭遇不测。对您来说则是路易斯少尉。不是吗？”

“那可真是场灾难。”

海伦娜掏出那条被泪水浸湿的丝巾，放在桌上。玻璃桌很大，是方形的，压在四条怪异的巨唇鱼张开的嘴上。畸形的鱼唇吐出八条舌头，支撑着玻璃。鱼尾做成起伏的鳞片状，鱼的上半部分弯成“S”形，如同巴洛克时期圣母的屁股。怪鱼睁着圆眼，怒气冲冲。鱼眼跟被福尔扎的美人重新拿在手里的丝巾同等大小。海伦娜展开丝巾。

“说到底，”她说，“五十人的伤亡不是一个小数目，只要想到五十个家庭的哀悼、丧钟、鸣枪、墓穴——一想到墓穴我就起鸡皮疙瘩。但这又不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如果想到只死五十人就能结束一场波及所有肤色的无辜之人的武装叛乱。”

“您觉得伤亡人数可能会更多吗？”

海伦娜吓了一跳，眉间挤出从未出现过的褶皱。她呆滞片刻，问：“您是怎么想的呢？”她看起来对这个想法很排斥，“您怎么知道还会有更多伤亡？”海伦娜趴在桌子上，空气中传来叮当声。银铃一响，一个女仆走了过来。她穿着鞋袜，打扮得像欧洲的女仆一样，尽管脑袋上还缠着头巾。“等将军统筹的这场战争结束后，一切都将改变。”海伦娜说，“您不该放弃那间房子。为什么不住那儿呢？雅伊梅觉得白人获胜后，应该马上出台法律，禁止那些弃房而逃、对指挥官缺少信任的人回到此地。您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星海酒店会毁了像您这样的人！噢，像您这样毫无戒心的人会遭到怎样的打击！您经历了什么事？您害怕威士忌酒瓶里的东西？但如果房子废弃下去，肯定会出事啊……”女仆穿着巨大的鞋子，一言不发，像只站在大理石地板上的云雀。这时，海伦娜开始在宽敞的客厅里走动。那里什么都有：安放战利品的角落、阅读角，甚至还有音乐角。那些书透露出原来的屋主是意大利人。

“对，是意大利人。”她说，“那是一个意大利的工程师，一个爱好狩猎的矿厂工程师。他的品位很好，几乎所有东西都保持原样，甚至包括狩猎的战利品。”女仆在腰间的位置举着托盘，仿佛一张移动的桌子，由女主人腰上的绳子牵动。她仍旧穿着挤脚的鞋，像踩着沉重的冰刀似的抬不起脚来，只能在地上滑动。她就这样在客厅里走动。这里显然留存着一股罗马的遗风，它褪去往日的光泽，在沙漠、丛林里存活下来，最终来到这里。客厅里最大的窗户装在两个三角形楣饰的壁龛之间。空调外机的水滴在花园草坪上。在空调的嘈杂声里，外边的声音一点都传不进来。海伦娜脸贴在玻璃上，开始说话。此时我能够客观地看待她，因为她不再处于尴尬的抽象视角，她的一双玉足正踩着藏在底下的下水管道和老鼠窝。

海伦娜转过身来，像长了尾巴一样灵巧：“我发现，那天您就知道我被称为‘特洛伊的海伦’。您是怎么知道的？”我对她说，我不记得从哪听来的这话，但向她保证，我觉得她的名字很好听，对其大加褒扬。“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天您说到祸乱。”

我告诉她那是一则古老的谚语。它把“海伦娜”这个名字和美丽引发的争斗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争斗体现了它的价值。

“您是说美丽引发的争斗，对吗？”海伦娜又是一副被焦虑劫持的样子，好像外头发臭的海浪涌进客厅，企图把她托上天花板的吊灯。她伸长脖子，手扶脑袋，徘徊不止，叫人不由得产生一种错觉。她不是在对我说话，在她心里我就像一只随时可能漏气的救生圈。她也不是在对女仆说话，后者裹的头巾硬得像石头，什么都听不见。她在对她的神说话。在那种地方，神明被厨具和金属碾磨得粉碎。“啊不！这回我要誓死追随雅伊梅。这回他不回来，我也绝不离开。您发现我决意要在雅伊梅离开的时候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了吗？是的，在他回来之前，不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离家一步。就算以后我大喊大叫，变得疯疯癫癫，抠出自己的眼珠，朝墙上吐痰，整个人碎成粉末，我也不会离开这里！我要和雅伊梅同舟共济，直到最后一刻，分担他的事业、才能和命令。我想要把我的灵魂关在这里，尽管它不在这儿，而是在那儿。他从没有要求过我，一个字都没提，甚至不曾旁敲侧击。我自愿放弃自由，把自己关起来，从此不再呼吸室外的空气。我要自己给自己造一座监牢！只有这样我才能陪伴他。”

眼前的场景开始变得荣耀非凡。但愿海伦娜不要像那些伤春悲秋的喜剧演员一样耗尽心力，让这场戏一直演下去。

“但也许我还是做得不够？难道我不该削减行走的范围，把自己关进隔间，在周围画上圆圈，乖乖待在里面吗？难道我不该等在里面，绝不离开半步吗？难道我不该像根柱子一样浑然不动地等待吗？”她的声音晃动、摇摆，掠过女仆的耳朵。她走向鱼桌，女仆跟在后头。我害怕自己会忘掉学到的东西，那时我一心想着记住一切，好好学习。我轻声重复，害怕忘记。首先，就算那些房子在“一战”之后就似乎陷入沉睡，里面也可能住着几个因为莫名其妙的愧疚而神经兮兮的人。其次，在特定的情况下，一个长着猪眼睛的男人也可能受人景仰，甚至引起满堂喝彩。第三，这片土地上至少还有一个女人在以肉体凡胎幻想着一场传统战争或核战争。

可惜我无法列出更多的结论。海伦娜衣裙的沙沙声加上跟在后头的女仆、弹珠形状的蛋糕、插着吸管的冷饮、泪水、丝巾、四张顶着玻璃的畸形鱼嘴，这些都在妨碍我总结陈词。一想到如果我不提“Haec Helena”，就见不到时代、周期或是物种终结的场面，我就不由得感到不寒而栗，仿佛自己刚从井里逃出生天，被悬在井口——埃娃·洛波说。啊，谢天谢地，《蝗虫》没提到我们之间的关系！但若是没了那些充满张力的表演时刻，生活，我们微不足道又光怪陆离的生活，该会变得多么悲哀。“再见！”我对海伦娜说。但是现在我还是别给您制造悬念了。

海伦娜给我打电话。这一次是她给我打的电话，请我赶快上门。她坐在同一个地方，但换了件家居服。这次的衣服还是白色的，但面料更为厚重，就像浸透了水一般贴着她的身体。她身上看起来湿湿的。一只湿漉漉的鸽子，也许这让特洛伊的海伦的想法变得更加明晰。裹着头巾的女仆走了进来。海伦娜言简意赅地让她坐到外面去，靠着客厅的毛玻璃门。那才是一个女仆该坐的地方。海伦娜没拿丝巾，也不似前一日那般悲痛欲绝。特洛伊的海伦叫来埃维塔，是想澄清一件重要的事。或者说，纠正在前日的狂乱中出错的内容。

雅伊梅·福尔扎确实让她牺牲自己，把自己锁在家里。上尉离开之前，面对背包、弹夹、松紧带，让她不要在自己离家的时候上街。啊，多少要求、抗争与无力！海伦娜回想着，纠正了前一天说过的话。好吧，那天他甚至还点燃打火机，用手指抚弄火苗，等待她的承诺。有一次，他把食指放在打火机上。她感觉那根手指已经散发出火焰和烧焦脂肪的气味。不，雅伊梅的手指没有点燃的迹象，甚至连颜色都没变，只有气味是真实的。那种味道深深地刻在她的记忆里。她抓住他的手指舔舐，用唾液为他烫伤的手指降温。是的，她发誓，她用他留有她的眼泪和唾液的手指许下承诺。啊，但这都是去年的事了，当时她还不够完美！那时，他还需要把刀片夹在嘴里，直到嘴角流过一道血线。海伦娜看了之后，才明白该做什么。她说，她还记得看见刀片被上尉咬在嘴里、在紧闭的双唇之间划动时，她受到了怎样的震动。那种感觉仿佛一切发生在昨夜。可怕，真可怕。

“于是您同意了吗？”

“是的，我同意了。”她说，“如今，我很愧疚，当时逼得他这样以身犯险才肯让步。只是当时我还不够完美。”

然而，她特地把我叫过来，解释这件事。事实上，如今她把自己关在家里，完全是出于自由意志。但她坚持说，不幸的是雅伊梅以前需要用如此浅显的方式为她指明道路，而她跟个瞎子似的，什么都看不清。她甚至因为自惭形秽，想要蒙上双眼。她怎么能对战斗的力量和荣誉熟视无睹？海伦娜在沙发上张开手臂，像耶稣，又像翅膀被人绑在木条上的鸽子。空调隆隆作响。她咬紧牙关，显然是在和自己做抗争。那是一场有趣的战斗。

“男人内化战斗的能力简直难以言喻。去丛林前的三四天，雅伊梅开始轻声走路，几乎成了影子。就算有时锁上卫生间的门，我也会被吓到。他似乎在琢磨怎么溜进上锁的门。有时他会弓起身子，在家具之间走动，在衣柜里进进出出，不发出一点动静。那些天，他也不说话了，专注于沉默。就算说话，也说得很小声，生怕让人听见。有的时候，他还会打手势，尤其是在餐桌上。但他动作太快，让我很难领会他的意思。他把想法精简成最简单的词汇和语句。和英雄一起生活真是一场奇特的冒险。”

“他没有用尺子或椅子腿当步枪吗？”

特洛伊的海伦不光眼睛看不见，耳朵似乎也不好使：“啊，您要理解！雅伊梅身上有一道作战时留下的深深的疤痕，和他这样的男人生活肯定不像与一个药剂师过日子！那些女人把和英雄生活想成一场威士忌狂欢节。这是因为她们不明白，一个男人若想在战斗中脱颖而出，要下多少功夫。那些找不到人陪他们一起战斗的男人真是可怜。”

特洛伊的海伦说话时声音轻柔得像鸽子的叫声。她依旧在沙发上张开双臂，但不停表达着歉意。她绷直脚背，这次又没穿鞋，脚趾依旧像十只复活节彩蛋。十根趾甲涂色的脚趾搁在桌板上。底下的鱼怪瞪着突起的眼睛，鳞片乱得像鬣蜥的变种。特洛伊的海伦不再说话，出汗，叹气。她插话说：

“您很难过！您为什么这么难过？”

是的，我知道自己看上去很难过，但我实际上并不难过。我无从得知为何自己会露出一副难过的样子，因为我已丧失真正的理智。然而，如果我还拥有理智，想到了原因，我也不会告诉特洛伊的海伦——我们相识一场，不过是因为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亦步亦趋。难过，为什么我明明不难过，却表现得很难过？我不能把我想到的理由告诉她。我一脸悲伤是因为我母亲把我生成这个样子。就像有些人生来是为了跳舞，有些人生来是为了拍打鞣革，还有一些人生来就是为了长着一张丧气的脸，这样我就有了合理的借口脱身。特洛伊的海伦不明白，她看见的不是悲伤，而是悲伤以外的另一种生活——我母亲生下我的时候，就把我裹进犬儒主义的襁褓。她把我的脸生成一副死狗样也不是她的错。我还指望着戴着它进棺材里呢。当她发现我敏锐的目光让我无法入睡，还把我拖往可疑的小径——那些道路总是将我带离温暖而舒适的家，她失望至极。为了我的清净，您没有在《蝗虫》里写明这点。我也不能对海伦娜实话实说。我唯一能为她做的就是用我黄色的眼眸深深地凝视她，不加责怪，也不撕咬吼叫。我没法说我去她家是为了寻找抽象，而她摧毁了我的期待。面对这样一番粘连着万分悲痛的坦白，我不置一词，一动不动。这就是我的补偿。“我只是在听您说话，海伦娜，我很难过，只是因为我在听您说话！”

但特洛伊的海伦很高兴。她呼叫女仆，喊的时候两眼发光。她摇响银铃，希望女仆马上带着托盘、杯子、水、柠檬和画着野猪头的酒瓶出现在跟前。

“奥蒂利亚知道该做什么吗？”

“知道。”女仆说。突然，就像将军渐渐联系起大厅，新郎联系起水果刀，上尉联系起被他扫射的火烈鸟，我们就这样因为哥顿牌伦敦蒸馏干金酒上的野猪头建立起了联系。“看啊，看啊，埃维塔！您突然就不难过了！”她摆动着看起来湿漉漉的衣服，像鸽子似的眨眨眼说。她回头斟满酒杯，我满足于阴影的阴影。我保持沉默，她却露出可爱的笑容。我遵守最低的限度，没必要打破那种平静。我们在马斯塔巴[6]里什么都看不到，但我能想象潮起潮落，想象浪花退回大海的时候，除了水什么都不剩，就算它涌动时似乎完全独立，拥有自身的存在。我喜欢取笑那些并非亲眼所见，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浪花。身不由己，转瞬即逝，却又光彩夺目。我去看海了——埃娃·洛波说。海伦娜也想去，但她总归没有。她要为福尔扎·莱亚尔把自己锁在家里。

听着，我记得空无一人的沙滩上黄绿色的光，初始得就像人们对生命起源的想象。我喜欢沙滩寂寥的时刻。那时霞光犹在，却已找不到人的踪迹。像我们和海鸥这样的动物，喜欢空旷的沙滩。但沙滩并非无人问津，有人留下了一个袋子，有人弄丢了一个袋子。那时涨潮的海浪静静地翻来涌去，把它遗弃在沙滩上。浪花冲向袋子。袋子有一个提手，它动了一下，又缩了回去。接着，袋子突然翻滚一周，奔向远方，好像这是它最后一次浸到水里，永不复返。如今，它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我捡起袋子，里面翻滚着什么东西，不是空的。我犹豫要不要打开。我不该打开的。我应该拍拍屁股走人，让袋子在水中漂浮。但这不足以让人相信里面空空如也。两条狗跑了过来，嗅了嗅袋子，其中一只抬起腿，朝袋子上撒尿。另一只闻了闻。先前那只狗又围了过来。两只狗开始在边上刨土。一只狗开始冲着袋子狂吠，另一只在浪里摇着尾巴。突然，我想到摩西。这次来的时候，他没被装进一个柳条编的篮子，而是一个人造皮革袋。新生儿只有在柳条篮里才会呼吸、撒尿、哭泣，才能在漂流的过程中存活下来，直到被一名洗衣妇发现。而在一个被扎紧口子的人造皮革袋里，婴儿必死无疑。袋子里可能有一个半死不活的婴儿。我冲向袋子，打开它，一探究竟。袋子里面装着干燥的稻草和一瓶甲醇。那是毒药。摩西化身毒药，漂到岸上。

那时，我不知道里面是毒药，但我拧开瓶子，闻了闻。我有一种预感，这是混淆视听最巧妙的方式。我闻了闻包得像礼物似的瓶子。它是那种随处可见的饮料瓶，用塑料做的，容量为一升，上面还有一块洋铁皮，用来贴红酒标签。就是因为那件事我第一次碰见了记者——记者联系着酒瓶，好像新郎联系着水果刀，海伦娜联系着野猪头的画，将军联系着星海酒店的大厅。我想说的是，我闻了一下瓶子，闻到了杧果林射鸟的那天下午，我们在黑人的木头酒馆找到的油漆桶散发出的那股味道。分毫不差——他们倒在平台上的液体，和瓶子里东西的气味一模一样。这是犯罪，多起犯罪。我知道摆在废弃房屋桌子上的老伯威士忌酒瓶。没有人能阻止我把一袋子犯罪证据带回家。然而，这起犯罪明显和将军毫不相干。将军只是提倡在当地实行计划生育，用酒塞、布料和长角面包打击生育率，尤其是当葡属非洲出现消毒服务后，出生率蹿升不止。这种做法能把生育率拦腰截断。将军不会，也不可能往毒药瓶上贴红酒的标签。将军只是某种愿望和行动的代言人，而剩下的事，自然会由两个季节的极端天气、非洲的诸般悲剧以及酷烈的季风代劳。那个男人可以成为任何事物的代言人，包括极端天气的。他永远是屋子里最聪明的人。因此，将军当得起所有人的尊重，如果他们知道这个男人在德尔加杜角为捕鼠夹战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现在有这样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听过将军的言论，也没有读过他有关原住民生育率的文章，更没有听过将军发展出的哲学思想，却超越人们设想的一切，把这些人毒死了。从这一刻起，将军成了一名尊贵的未来学家，应当受到加倍的尊崇——埃维塔把袋子放上报社的小桌时想。她苦等了许久，在晚饭时分受到了一名记者的接待。

《腹地报》是一家山寨报社。但到了晚饭时分，这里和货真价实的报社一样忙碌。有些人忙不迭地奔走，还有一些人汗流浃背。电扇上停着的苍蝇比自身露出的金属面积还大。风叶一动不动，接待她的记者把衬衣扣子一直开到腰间。埃维塔把自己对犯罪的猜想告诉他，语气中充满猜忌。但男人同样一脸怀疑地看着瓶子。

“这真的是甲醇？”

“您闻闻。”我对他说。

他闻了一下：“好吧，对我来说都一样。我从来没闻过甲醇。稍等。”

他回来了：“这似乎确实是甲醇。”男人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开始做笔记。他把事情写在那种纸上，使得犯罪证据的价值变得微不足道。她不相信一个认真对待此事的男人，会把事情记在那种破纸片上。他们的接触并不愉快，他说的话也证明了这点。另一个像他一样敞着衬衣的男人拍了拍他的后背。记者一边在撕得歪歪扭扭的纸上涂画，一边撇了撇正在掉烟灰的嘴，说：“总有瓶子、烟灰缸或是什么破鞋毁掉我们的夜晚。”

“就是，就是。”

另一个人走了。突然，记者转向她，“在哪？”

“我不知道怎么说。”

“您不知道怎么说？”

记者生了疑心：“您得把具体位置告诉我。”

她只有在去到那里的时候才能指出方位。她不知道那片沙滩叫什么名字，所有海岸在她眼里都一个样，一些鸟多些，一些有甘蔗，一些有码头。但她完全不知道地名。这时，记者打开车门，请埃维塔指出具体的位置。埃维塔心想，记者肯定觉得有个人异想天开，把混合酒灌进酒瓶，塞进袋子，丢进海里，再把它捡回来，去给那些工作的人添乱。但我怎么知道她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埃维塔揣摩着记者的想法。当车开到海堤附近——埃维塔就是在那里捡到袋子的，她指出沙滩的方向，还提出陪他一起去。此时印度洋已经开始涌向海堤。他应该在想，那个女人编了个故事。他们不可能有所收获——那些人自愿喝下瓶子里的液体。没有人会往瓶子里灌毒药，再丢进海里。接着，“只有我，只有我……”记者摇着头，似乎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埃维塔很想坐实自己对男人愤世嫉俗的笑容的怀疑。他边笑边摇头。

想要证实并不难。由于案件的新鲜劲已经过去，相关的新闻日益淡出人们的视线。就算垃圾车运走的死人数目居高不下，有关线索也浮出水面，也没有人提出甚至怀疑这是一场犯罪。事情结束了。人们对星海酒店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有关阴谋、会议、联盟、晚饭前被切成小块吃掉的蛋糕的想法，远比被记者折成四折、塞进衬衣口袋里的纸片更悲哀。它和火柴混在一起，毫无作用。

埃娃·洛波说。

[1]　阿维斯王朝于1385年至1580年统治葡萄牙，其间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2]　非洲的一种仪式舞，源于佛得角。

[3]　帕梅拉·汉森（Pamela Hassen，1919—2019），在南非长大的英国人，非洲独立战争期间，曾为莫桑比克士兵募捐。即后文的“潘·汉森”。

[4]　密涅瓦（Minerva），罗马的智慧、记忆女神。

[5]　形容看似浅显简单、实则伟大的发明。相传在哥伦布发现新航路后，有人认为这是必然的事。于是，哥伦布让那些人把鸡蛋立在桌子上。当众人放弃后，哥伦布敲碎鸡蛋底部，将其稳稳立在桌上。

[6]　马斯塔巴，阿拉伯文的音译，意为石凳，古埃及之前贵族的墓葬形式，也是金字塔的原型。

Ⅳ

然而，您为什么会问起那两天在露台上跳舞的人的真名？为什么要执着于那家酒店？

我们不应该叨扰那家酒店的清净——人们谋生，结婚，离婚，冲向火车站，用十年的积蓄去一趟泰国，如果幸存下来则互相讲述自己的故事。再不济，也会留下一封信。他们表现得好像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建筑不是这样。星海酒店的正面极有可能已经出现裂痕，也许石头缝里长出了刺菜蓟，钢琴可能也被拆成木板，制成渔船。也许电线就像蛛网一样挂在墙上，和植物的根茎交缠在一起，枝节日夜生长，攀爬、穿梭，尖得就像动物的嘴。谁知道呢？也许蚂蚁在二十年前吧台的位置造了一个粮仓。新郎拖走滴水的裸体妻子的浴缸，可能已经长出手臂形状的锈迹。也许大厅只剩下一块中楣勉力支撑。也许一切都在最后一场沙尘暴里轰然倒塌。也许断电延长了屋宇倾塌后露台上的黑夜。也许黄色的篷布早就被撕成布条，埋入潮汐涨落的盐碱地。也许阳光斜射的时候，堆在墙角的碎玻璃会像银针一样发光。也许到了晚上，外窗会乒乓作响。也许屋顶的鸟儿在窗间穿梭、啼叫，在地上洒满从屁股里飘出的白雪。关于这座废墟还有什么能说的？也许还要多说一句，单凭意愿支撑不了一座废墟。

然而，在您故事发生的年代，那幢建筑还在按照西方的节奏日夜呼吸——早晨，咖啡在机器里冒泡；晚餐时分，沙拉闪着绿油油的光。在人们就寝前，钥匙都挂在环上。家长里短的情景剧也如呼吸一般开场，谢幕，接连不停。与此同时，德尔加杜角的士兵正在游击战危机重重的中心区域，抱着必胜的决心行军。这里的人对此知之甚少，却对它的真实性毫不怀疑。这些事件跌宕起伏，足以让他们创办一份《星辰邮报》，比城里的报社更能成为行业的标杆，更能赚钱。当他们的风波、阴谋、谜语和结局不足以构成一集情景剧，他们至少还可以描述周围人的性格或是用姓名、轶闻或笑声加以暗示。好好想想，就算一切转瞬即逝，就像留声机的唱针刮过水面，星海酒店某个如今已经长满绿藓的房间，也一定留下了婴儿的哭喊。孩子的屁股蛋儿被母亲打得伤痕累累。啊，孩子在敞开的摇篮中尖声哭闹的时候，母亲却睡着了！拉姆斯的妻子——此处出现了真名——受到责罚！难道小孩没有在墙内哭喊吗？也许就是那面苔藓最绿、最凄凉的墙。难道他的声音没有留在星海酒店的某个角落吗？也许埃莉萨·拉代拉的声音盖过了婴儿的哭声。

这里又出现一个真名。我听见埃莉萨·拉代拉的声音透过卧室的墙板，在某个蚊子无法无天的晚上嚷嚷着：“混蛋，混蛋……”如果阳台被拆毁后的残垣断壁会喊“混蛋”，那就是埃莉萨·拉代拉在骂她的少尉丈夫。他开始出入红磨坊，甚至把那个穿着亮片连袜裤的金发“女星”带进家门，而他明媒正娶的妻子就睡在房内，周围都是要带回欧洲的青花瓷瓶。“女星”蹦蹦跳跳，在经过的每一处都留下令人作呕的香水味。埃莉萨·拉代拉跟着从门缝里飘进来的气味，走出房门，来到过道上。她看见芭蕾舞女的屁股在走廊尽头晃动。她跑回对着街道的卧室阳台。“混蛋！”她喊。少尉从房里取走了剃须刀、古龙水和一些轻薄的衣服，准备搬走。如果阳台真的只留下残垣断壁，它很可能还会散发出那种气味或憎恶。电梯呢？

其中曾经上下电梯的侧墙，现在很可能只剩下一个洞。埃娃·洛波，在她信仰犹存的日子里，并不相信那个洞里回响着阿斯托加妻子的尖叫，以及阿斯托加殴打妻子的声音——此处再次出现真名。女人的尖叫声随着穿行在建筑里的电梯，响彻整座酒店。啊，他的拳头比您在《蝗虫》中描写的更快、更猛！事实上，这件事发生在电梯口。这也给人带来更大的冲击力。女人的血溅到各种奇特的地方。我还记得剪刀尖。

星海酒店的露天餐厅必然留下了剪刀的痕迹。一个女孩为了听一听东西落地的声音，从露台上扔下一把剪刀。它掉落的时候剪头大开，整块篷布都为之一颤。尖头最后扎穿篷布，挂在丰塞卡夫人的头上。那颗脑袋上的发型尤为时髦，形如蜂窝。夫人不由得呕吐，但蜂窝却没有遭到破坏。窗内的剪刀女孩是怎么受到惩罚，被绑在窗户后头的！丰塞卡夫人巴不得在她描述她是怎么眼睁睁地看着一把剪头大开的剪刀冲向眼睛的时候，那个女孩被关在房间里。只要那幅画面还记忆犹新，她就会一直纠缠女孩的母亲，让她把女孩关在窗子后面。这些事情比物质消失得还快吗？如此说来，戈耶斯中尉受伤的形象已经不复存在了？无论是在椅子腿上，还是在篷布的阴凉下？我记得戈耶斯中尉的夫人——埃娃·洛波说。

戈耶斯中尉的夫人能织出星海酒店最好的蕾丝边。她的手指吞下线圈，只消一夜，落在大腿上的蕾丝边就有了围裙的长度，戈耶斯不在身边的时候更是如此。然而，当她以为丈夫还在游击战的中心区域行军时，却得知他回来的消息。她立马丢掉蕾丝边，欣喜若狂。他回来是因为患上疟疾，之后又恶化成其他什么毛病，变得黄一块、紫一块的。织蕾丝边的女人很高兴，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身体状况没有好到能让他回到米特达、南卡塔里和南戈罗罗[1]作战，也没有坏到不能让她在近旁照看，顺便继续从事勾蕾丝边的工作。佩德罗·德乌斯上尉的夫人——真的有个上尉叫德乌斯[2]——却认为戈耶斯中尉的遭遇真是糟糕透顶。他的病没有坏到能让他成为烈士，也没有好到可以回去作战——眼看仗都快打完了，他不可能获得勋章了！他永远无法成为一个佩戴勋章的男人。一个打过殖民战争的中尉，胸前却连一枚奖章都没有，大可把军装埋了，免得日后在子女面前丢人现眼。德乌斯上尉的妻子就是雀斑夫人，她曾试图仿照潘·汉森建立一个抵制不当使用甲醇的联盟。时至今日，大厅某面墙上的裂缝里还回响着佩德罗·德乌斯夫人的低语，她正隐晦地说着戈耶斯中尉一辈子都拿不到的勋爵头衔……啊，熨烫的气味！——埃娃·洛波说。

洗衣房是星海酒店最潮湿的地方，据说里面的真菌大得像欧芹。那里一定还飘着一股熨烫的气味。若真是如此，那是因为一些年轻女人曾俯身趴在熨烫板上，互相烫头。她们把头靠在木板上，在辫子上盖一层透明纸，让熨斗在纸上划动，直到冒出烟来。她们安安静静，用手抓着木板，伸长脖子。那姿势就像古时候祭祀的羔羊，而木板就是脆弱的祭台。星海酒店洗衣房里的那个场景如此美妙，根本没法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希望脑袋消失，头发留下，永远留在洗衣房的苔藓丛里。就算只多留一天，我也希望那些从脑袋上掉下的长发，一如既往地像彗星尾巴一样游荡，和她们额头后面的东西没有半点关系。我希望它们飘在霉菌上。留下来吧，熨斗，纸上的烟，头发的沙沙声——埃娃·洛波说。

错了——埃娃·洛波说。有人回应并非总是因为有人呼叫，一件事的完成也并非总是出于某人的心愿。这只是部分情况。没有必要期待废墟中飘荡幽灵。为什么要对废墟中游荡着幽灵心存幻想呢？那些真切地感受到时光流逝的人说，大厅里的柜台被人搬走，挪到路上，安放到了合适的地点。它被改造成鸡圈、阻挡脆蛇蜴的围栏或是孩子们的便池。原先烫头女人留下秘密信息的地方，有了一个给小孩用的便池。我喜欢时间的复仇，它总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飞快地进行，让人忘了这是一条死路，也是所有道路的终点。为了丰富《蝗虫》的内容，我提议停下色情得像繁殖现场的舞会，让墙上裂痕横生，根茎蔓延，玻璃碎落一地，这样才能方便人们理解：一切死寂得如同死亡本身。存活不过是想象的产物——埃娃·洛波说。

它不过如此，但您还是想知道后续。

显然新郎走后，隔间的小卧室变宽敞了——这是寂静造成的。若是附近的大海能保持沉默，我的大门将对所有寂静敞开。除此以外，只有昆虫和我点来烧死昆虫的火焰发出的声音。于是，连隔壁靴子鞋带散落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或者衬衣里的勋章掉落的声音，那是飞行员的勋章。这时，飞行员走进房间。飞行员费尔南德斯的妻子把她原来的外号带了过来——所有人都管她叫“死苍蝇”。用这么恶毒的话去说一个干瘦、严肃的女人，真让人于心不忍。他们说她像“死苍蝇”一样有表达障碍。但她到了晚上就滔滔不绝，您隔着墙板都能听到她的声音：“骗人，骗人，你飞得够久了！”她说个不停，虽然声音很轻，因为她知道隔板的存在。人们上次见到飞行员的时候，他还在露台上喝开胃酒。拉代拉和苏黎世的妻子走到飞行员身边，两人都烫了头发。大致的战况连小孩都清楚，但听一个从战场上空飞过的人描述战况必然有所区别。飞行员不需要再回忆一遍人尽皆知的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当她们在那里喝着开胃酒，自家的丈夫应该都在德尔加杜角，指挥着工程部武器前的军人，准备向包围圈中心进攻。包围圈越收越紧，越来越致命。伤亡的叛军也越来越多。在不断后撤的同时，他们原始的内心始终相信有一线生机，直到他们得出无从驳斥的结论：除了上天，他们被团团围住，无路可逃。这时，在他们之间分成两派。一部分人在绝望中朝空气胡乱射击，把自己和茅屋一起烧毁；反之，另一些人放下武器，成为可悲的人质和告密者。露台上的女人围在飞行员费尔南德斯身边，听着枪弹的气味，感受着直升机的轰炸和在基地上飞舞的火箭筒。基地里全是来自苏联的武器，它们被绝望地弃置在那里。就在星海酒店的露台上，战败的马孔代人除了天空的方位已被团团围住——夫人们都知道这点。

“噢，噢，这只是夫人们的看法而已。”费尔南德斯喝着开胃酒说。他的夫人也在场，口若悬河，全然推翻了“死苍蝇”那个可悲的外号。“夫人们，天空也不例外。噢，你们怎么会觉得我们没有从天上围剿他们呢！”飞行员在一个格外怡人的晚上解释着空军和炮兵队扎营后，两架达科塔[3]怎么在平原的蓝天上开着扩音器劝降。那些罗德西亚人[4]对我们提供的援助感到惊奇。

“他们是怎么劝降的？”苏黎世的妻子想知道答案，她怀孕有些日子了。很简单，扩音器从空中投下循循善诱的话语：“游击队员们，投降吧，我们才是你们真正的朋友。我们有共同的祖国，葡萄牙。带上你们的妻子、财产、侄子、家庭，你们的叔叔、父亲、母亲，向葡萄牙军队投降吧。葡萄牙人是你们的朋友，别人的话都是虚假的万灵药……”飞行员喝着开胃酒，说向马孔代人翻译“万灵药”一词简直难于登天，因为他们的语言只有诸如火、水、葫芦、老鼠、茅屋一类的词。达科塔正在往丛林里散发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向依旧崇尚武力的马孔代人呼吁和平。那场纸片雨携带着宏伟蓝图，号召士兵放下武器，把它们交到水站或军营。作为交换，他们能得到一座完工的茅屋，还有绝对的安全、学校、神父和玉米。飞行员说达科塔最后可能会向平原和附近的森林投放几吨欧洲的服饰、香水、卫生用品。啊，那是多么壮观的画面！飞行员所说的商品雨多么美妙啊！犹如松开弹簧后的捕鼠夹从天而降。之后呢？和平到来。所有人都望向天空。

“世界最后会重新认可我们吗，上尉？”一名头发梳成蜂窝形状的夫人问。她不在场的丈夫也是一名上尉。

“联合国可不是世界，我的夫人！”飞行员说。他的额头比脸白得多。他还在有条不紊地吃东西、喝酒。一阵微风拂过露台，夫人们几乎人人一袭白衣，手臂上都沾染了潮气。尽管如此，夜晚温和依旧。那些在露台上的女人——此时桌子还摆得好好的，篷布还支在那里，酒吧也还在营业——听着去过穆埃达的飞行员说的话，保密协议里的内容除外，知道她们都在等着丈夫在那次行动中完成历史性的使命。戈耶斯织蕾丝边的夫人并不包括在内。

“夫人们，两个月内战争必将结束！”飞行员说。

他的夫人环住他的脖子，他默许了这一行为，好像他们在墙板后头从来没有起过争执。两个人相拥着在星海酒店门口的街道散步。他用脚来回拨弄着石子，而她自始至终都挽着他的手臂。他手上还拿着先前吃的腰果——埃娃·洛波说。他们走了很久。但时间长短并不打紧，因为在那之后，一切都以闪电般不同寻常的速度发生，如同攀缘植物那般相连。那天晚上我只听见“死苍蝇”说过一遍：“你飞得够久了……”清晨，水流流动，飞行员离开房间。走道上清晰地传来鞋底踩过的声音。只有极个别的晚上，我才能免受蝇虫的侵扰。在拂晓和上午十一点之间，那个早晨只是有几个穿蓝衣服的仆人在给地板打蜡，之后事情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发展，但它没有。起初，走廊上传来脚步声，一阵压抑的嘈杂。隔壁卧室的房门大开，就像教堂、公墓、法庭或是那些轻易就会发生决定性事件的地方。接着，一辆面包车停在星海酒店门口，飞行员费尔南德斯的夫人的行李被逐一抬进车里。费尔南德斯的夫人带着两个孩子，身边还有一位神父。温顺的随军神父坐在椅子边上，好像一直在等寡妇坐到他身边，对她说出《申命记》里致命的箴言。

突然？简直是突兀——那天上午他在太特上空飞行。但他去的是太特还是纳卡拉[5]？大家都以为他要去纳卡拉，但事实上他的道格拉斯DC-4[6]跌进了太特的焦炭里。飞机起火，但没有人清楚火灾发生在落地前还是落地后。这重要吗？重要的是大火过后，他们用小钳子从他身上取下腰带的扣眼和制服上的勋章。寡妇暂时只能靠一抔灰烬聊寄哀思。突然？不光突然，还具有某种同时性。事件发生的时候，香皂正从水缸里孩子们的身上滑过，黄油被抹在面包片上。这些事时有发生。当飞行员和他的副驾驶从空中坠落、飞机爆炸起火的时候，香皂滑过，黄油融化。这些动作互不干涉，却同时进行，这不是很好地证明了混乱蕴藏着善的意志吗？埃娃·洛波说。

一大群人冲进隔板房找我。曾经名震一时的星海酒店，因为那起不幸的大火躁动起来。那些女人——一个在“女星事件”中怒斥“混蛋”，还有一个能把蕾丝边织得和摊开围裙一样快——挤进逼仄的里屋，但提问的却是少校夫人：“您在墙板这头听到过什么吗？”

“我什么都没听见。”

“一个字都没听见？”

“那倒也不是，我听见她说——‘骗人，骗人，你飞得够久了……’”

少校夫人感到幻灭，因为酒店里都在说，“死苍蝇”一心想成为飞行时间最长的飞行员的妻子。上尉只是听了妻子的话，才去代替另一名没有这么大野心的飞行员，踏上了这段旅程。就这样，两名副驾驶员也因为她的野心丢掉小命。一切都能说得通了。但是，如果“死苍蝇”说的是“骗人，骗人，你飞得够久了”，那么她就不可能要求他这么做，让他去送死的元凶也就不是她，而是他自己。那群在新郎离开的后一周冲进小卧室的女人失望透顶。她们找不到怪罪的对象，憔悴得像烂果子。很难想象前一天晚上还在和她们交谈的飞行员，如今成了一具死尸。他的死亡愚蠢得就像一场席卷房屋、摧毁花朵的暴风雨。那些烫头的年轻女人太可怜了！她们缄默不言，消失在楼层的走廊尽头。除了在太特起火的电子元件，她们没有任何可以责怪的对象！蜂窝发型的女人们更能忍受这种事，因为她们经历过许多无谓的死亡。然而，少校夫人带着两三个长发女人，回过头来又找到了我：“您确定先前没听她说过‘骗人，骗人，你飞得还不够久？’”

顶着蜂窝头的少校夫人希望我表示肯定，至少有所怀疑。然而，她要求的东西却比她所说的请求多得多——这并不仅仅是一两个词的替换。她希望让我证实某种严肃的秩序，然后是公平，接下来是恶有恶报的规律。这些我都无法证明。少校夫人肯定想不到“死苍蝇”说过“骗人，骗人，你飞得够久了”，就算如此，她还是想要掩盖飞行员的过失。丧夫的不幸，或是坐在一旁、手拿串珠的神父，抑或是骨灰中只剩下几个扣眼的凄惨画面，都没有让她放过那个女人。我希望她和其他女人明白，我会在必要的时候撒谎，但绝不会为了某种和世界风暴毫不相干的信仰作证。

“我发誓，我听她说过很多次这样的话，就像我复述的那样——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埃娃·洛波又把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海伦娜也打来电话。飞行员的惨死把我变得像贞女一样神圣——人们相信一墙之隔的距离能让人跨过界线，预知到太特的悲惨结局。但我只听清了那一句我已经重复到筋疲力尽的话。特洛伊的海伦也因同样的冲动失去理智，邀请我拜访她闭门谢客的家。她的声音很尖，好像心烦意乱的鸽子。还没等仆人们跟过来，她就在门口抓住我。她听完“死苍蝇”的话，逐字分析，好似其中藏有密码。

“好吧，”她说，“这意味着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个女人是在煽动他，还是在阻拦他。”

“这重要吗？”

“相当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断那个男人到底是算战场上的减员，还是一个普通的受害者。这是两码事。”她穿着几乎透明的衣服，裙摆高于膝盖一大截，但她的灵魂比肉体更一目了然。她跷着二郎腿，专心致志地做着计算，灵魂笼罩住肉体。

“五十人伤亡和四十九人伤亡完全是两码事。”她说，“两个月内倒下五十个人已经算得上伤亡惨重。”海伦娜一顿，看了眼支撑玻璃的鱼柱，“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一共有六千名士兵参战，每个连队约有一百二十人，这就意味着如果每个连队能减少一人伤亡……”海伦娜盯着鱼柱，接着是铃铛，再之后是玻璃。

“不，不可能！那五十个人应该都属于作战连。所有作战连加起来不会多于六个，这都算多了的。如果只算六个连，那么每个连队的伤亡百分比都会增长到可怕的程度。假设每个作战连被击毙人数提高到八至九人。”海伦娜自言自语：在一个一百二十人的连队里，考虑到指挥官不会时刻位于队伍中心，他被击中的概率应该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特洛伊的海伦说。但对少尉而言，概率会增加。一旦他在丛林里走到第三和第七个人之间的位置，少尉被击毙的概率会更大。雅伊梅·福尔扎·莱亚尔打头阵被击中的时候，他还是个中尉。那个位置他现在想回都回不去。只有那些不了解雅伊梅·福尔扎·莱亚尔的人才会提出异议。但考虑到一共有六千人参战，预估五十人伤亡，这意味着会有三个长官遇难。海伦娜说到了重点——那么飞行员费尔南德斯能算伤亡人员吗？

“我觉得不算。”

“我也觉得不算。”海伦娜将自己的灵魂展露无遗，好像火焰在吞噬点燃的物体。她的肉体从椭圆形的视野里消失。她说：“我们有着同样的想法，真是有趣！”她被一种无言的喜悦入侵。女仆也和我们在一起。她穿着白色的鞋子，站在门外候着。玻璃上映出她灰暗的身影。海伦娜欣喜若狂。“你给我滚开！”她摇着铃说，“你就像我生活门后的影子！”她冲着空气喊道。女仆的身影从斑驳的玻璃后消失。海伦娜对着屋子里面说，鱼桌因为她的声音微微震颤：“我就是为了幸福而生的，但不管我怎么打扮那个黑色的人影，也还是会想到事物的结束，就像白日里在那些遥远、寒冷的国度死去！”冰冷的画面让她打了个寒战，“再跟我说一遍，飞行员不算伤员，再跟我说一遍那个女人说过的话。她真的经常说‘骗人，骗人，你飞得够久了’？我太开心了，我们的解读完全一致！我相信命运让我们相遇是有原因的……”

之后，海伦娜想知道星海酒店里的女人们过得怎么样。她向我询问她们每一个人，好奇她们的衣服、头发、反应，想知道她们每顿用餐、每次晚宴是否都会出席。她来回比较。她总结说那些女人本该为了缺席的丈夫做出牺牲，却没有一个这么做。特洛伊的海伦站起身来，走到窗边，两旁分别有一个三角楣饰的壁龛。前方的大海由于距离和空调的震动显得静寂无声。马斯塔巴里透着寒意。外头的炎热却肉眼可见，好像电影里的场景，太阳逐渐消失在视野里，只留下一抹火红的红晕。笔直的海滩是红色的，大海却由蓝色和红色组成。道路也是一条笔直的丝带，但并不显露人前。这些笔直的长条给人一种错觉：窗外的一切都是笔直、平行、发红的，就算走到世界尽头也是如此。路上有四个黑人经过，其中两个被另一个人的重量压弯了腰，第四个人跟在后面。跟在后面的人高举手臂，指向昏黄的天空。但埃维塔和海伦娜什么都听不见，这比任何言语都更加美妙。第三个人和那天清晨在隔板房窗外见到的人一样，垂着脖子，晃动着双腿，落在与沙滩平行的道路上。他被放到地上。第四个人跟了过来，伏在死者身上，在道路的直线上隐去身影。接着，前两个人把第三个人举过头顶，架在肩上；第四个人跟着他们，高举双手，直插红得像火烧云似的天空。海伦娜说了什么吗？但愿她什么都没说。保持沉默，十根手指抓着玻璃，什么名字都别说。她的头发被红色淹没，就像那些人走过的背景的颜色。但愿他们不要经过。但愿他们在行进的路上中止这段旅程。被两人扛在肩上的第三个人垂着手臂，软耷双腿，垂着一颗脑袋。外头应该很热。海伦娜在客厅的寒意里打着哆嗦说：“还是很热。”当那四人从视线里消失，她接着说：“他们拖着他，不想叫垃圾车。”可惜她说话了。特洛伊的海伦不应该长舌头。她应该当个哑巴，永远别说话。

是的，在您的故事中她从不说话。

谢天谢地她从不说话，我们也从不知道她为什么从不说话。

但第二天早上，她打来电话，开了口。她声音里的鸽子保持着前一日的变调，不是分别时分的变调，而是像她发现我们不约而同地把飞行员排除在预计的伤亡人数之外时那样。她的声音透出一种居家的亲和，那是她第一次用她的鸽子音叫我去她身边。我听着她的声音。真是美好的一天。那天她又穿了一身宽松的衣服。为什么她喜欢穿得如此气派呢？那天她没像往日那样谈论没有祖国的爱国主义，也没有像往日那样表现出一种没有实质的抽象英雄主义。不——那天，特洛伊的海伦说着平日里应该讨论的事物。她说起袜子、内裤、内衣。当她说到这些没有重量的布料时，连牙齿都在笑。她长出牙齿，就是为了能在说起内衣花边时发笑。她说起指甲油和发型。她揉着头发，绷起脚尖，把趾甲精美的脚架到鱼桌上。她说起用热带水果制成的美容面膜，尤其是木瓜，她认为世上没有比木瓜更能柔软肌肤、使之透亮的水果了。她给我看她的小坩埚，柠檬和木瓜就在里头被小棍捣成糊状。现在她开始演示搅拌的动作，现在演示敷脸的动作，现在演示如何在敷面膜的时候忍住不笑。分毫不差——现在她笑了，现在她收起笑意，现在她晃了晃头发，现在她收起腿、盘坐在沙发上。我看着她把自己蜷成一个线团，嘴巴搁在膝盖上。我听着她因为某个滑稽的话题哈哈大笑，虽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听着她的声音和女仆对着她敲玻璃的声音。女仆可以敲玻璃。不然，一个穿着衣服、鞋子的女仆，如果整个下午不做点类似于敲玻璃这样的事，还有什么用呢？我看着特洛伊的海伦终于转过身来，我听见她说：“怎么了？”女仆开始哀号。她的哀号声在门的阻隔下变得扭曲。我看着海伦娜转身，失去耐心，料想可能是女仆打碎了玻璃。不，女仆没有打碎玻璃。她蜷缩着身体，欧式的白裙从腰间垂下，裙边贴地，像棵圆白菜。她在地上用一只手捶打着另一只手，高声哀号，让海伦娜去看看马刁士[7]。马刁士情况很糟，他在敞篷车下奄奄一息。也可以说——马刁士已经死了。

马刁士？

那时，我明白了：女仆有个得体的名字，一个人名，叫“奥蒂利亚”；但男仆都以红酒命名。不，这些名字不是上尉取的，而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敞篷车底下还热乎着的男人叫马刁士——这就是女仆哭闹时喊叫的名字。他的同伴也和他一起躺在敞篷车底下，那个人叫“高地亚当”。还有一个穿卡其布短裤的叫“卡米洛·阿尔维斯”。卡米洛·阿尔维斯不哭不闹，张着腿，一言不发，昏昏欲睡，就像往常埃维塔敲开上尉家的门时见到的那样。特洛伊的海伦趴在尸体上。她哭的是死亡，而非死者。在郁郁葱葱的花园里，一个衣衫宽大的白人女人，像孔雀开屏般张开炫目的衣裙，趴在一具黑佣的尸体上。那真是一幅精彩绝伦的画面！

我敢肯定——就是那幅画面让我走进《腹地报》，请求和那天接待我的男人说话。我读了报纸，他记录了死亡，对案件进行描述和定位。他说在码头的甲醇桶被盗走之后，又发生了三四起这样的案例；他说卫生部门已经有所警觉。然而没有一个字指出事件的疑点：比如沙滩口袋里的酒瓶，又或是永久度假的人留在桌上的酒瓶。还有，那些酒瓶也可能在食堂里售卖。这可谓是寡廉鲜耻。那些认字的人，就算不看报纸，也知道这些事。然而，没有人把它写下来，任由真相以谣言的形式散播，仿佛文明尚未临幸这片土地——我这么说是因为连海伦娜都有所了解。垃圾车到来之前，她在自家的花园里询问高地亚当瓶子在哪儿。高地亚当撒谎说不知情，没见过什么瓶子。但人们在花园里搜查的时候，发现在敞篷车后面的两丛玫瑰之间有一个空瓶。高地亚当哭了，高地亚当发出尖叫，他毫不知情，也没有喝酒。他看见马刁士在喝酒，但没看到他从哪里买到或是搞来的瓶子。他只看见马刁士扭曲着身子，躲到敞篷车底下，毒发身亡。

《腹地报》——我在接待处小声地说话。我对这家报社的了解，足以让我和对疑点不置一词的记者说，这件事由南非资助，不是那个国家的政府，就是某个南非大亨。我不是傻子，我什么都明白。我纵观全局，知道南非希望白人激进分子能在葡萄牙殖民地建立起强力政权。当南戈罗罗、米特达、科波卡、南卡塔里、穆埃达动乱四起时，索韦托和开普敦就会相对安全。要我说潘·汉森联盟并不是葡萄牙母亲的助力，它背叛了白人世界和黑人世界。我提高音量，记者笑了。笑吧，因为在我拿着瓶子离开之前——我把马刁士的瓶子拿在手里——我会公开自己对记者的想法，他们很清楚社会上正在发生一场计划周密的公共犯罪，但缄口不言。我这样做是因为事情应该通过报纸传播，而非警察。我说我不相信警帽和他们吊儿郎当的姿态。文明社会里的人，面对警察和媒体，都倾向于信任后者。因此像我这样一个文明的人，信任报纸胜过警局。“听清楚了吗？”埃维塔说。

“您听清楚了吗？”

他还在笑。我越说越大声。特洛伊的海伦铺开衣衫，趴在口吐白沫的黑人仆从身上的光辉画面，牵引我说出一切。她的啜泣，她在炎热的户外从脖子上流下的汗水和眼泪一起滴到死者身上，还有垃圾车的出现——这些让我深受刺激。连高地亚当脚边的植物都在煽动我，它们直插天空，像是在和非洲大陆告别。运送尸体的垃圾车发出罐头碰撞的声音，亵渎地行驶在和大海平行的路上。我不知道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什么愤世嫉俗的想法，让我始终得出同一个结论：过错是一位天神，永远高高在上、不问世事。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沉思罪恶，却从不怪罪。我从来不懂什么是恶。我用狗一样的眼神看着那些行为，却不带任何反抗所需的凶狠，只有微笑。然而现在，我发起诘难。我诘难那个男人。他纹丝不动，靠着接待处的桌子，在天花板上吊着的泛黄肮脏的风扇底下，对我和酒瓶加以嘲笑。一切都是您的错。记者的错造成那么多负面影响，我虽想逐一列举，却有心无力。我想要暴揍那个过错的化身，却无法迎着男人的笑脸下手。然而，我可以报复桌子，因为他和桌子没有区别，两者都是这个罪孽横行、自私冷漠的世界的一部分。最后，我的拳头落在桌子上。然而桌子只是颤了一下，比我希望达到的效果微小得多。我希望桌子一顿乱晃，裂成两半。但它没有裂开。我砸得更加用力，接着趴在桌子上哭，因为桌子依旧没裂。在这片海岸上的停留让我觉得受到了欺骗——那个召唤我、拉扯我的东西，想让我对岸上的一切产生幻灭。为什么桌子没有断掉一条腿，好表现出那种幻灭？我捶击晃动的桌子，在中央砰地一击，好像打在罪过的脸上。我并不在乎手上的疼痛。那一刻我关心的不是流落在外的甲醇，而是桀骜不驯的桌子，它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弹跳。

记者说：“您傻吗？您在这里把所有人得罪个遍又有什么用？您也该管管自己的舌头了。”但他示意她稍等片刻。他接通风扇，整理桌子。风叶开始搅动沉重的空气，散发出一股刚从印刷厂回来的油墨、化学物质和纸张的味道。他回来了，让她跟着他，他去取车。黄昏如往常般结束——黑夜突如其来，顺利地把世界套进袋子里。记者坐在车里，从里面打开车门，就像那种生活里一刻不停的男人。她一进车，他就发动，加速，开进坑坑洼洼的街道，左弯右拐，避开坑洞。虽没下雨，但舌尖依旧品尝到空中扬起的无形的尘土，因为两侧的车窗都开着。他停在一个船坞前，那里也是海湾的河口和发源地，随您喜欢怎么说。红磨坊悲寂的风叶在空中旋转。她正对，他背对。这时她才发觉他并不年轻，也不是白人，更谈不上愚蠢。

记者说：“您会发现每周四我都在不惜一切代价，为真相发声；每周四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岌岌可危，连我自己都受到威胁。如果我每天都以身犯险，总有一天我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失去的了——我搭上了一切，所有的一切。”之后，记者似乎从某种情绪中解脱，恢复了常态。他说：“您这是无理取闹。啊，要是您知道您是无理取闹就好了！我敢打赌您只读了那些大版面，然后就把大小版面一起扔进了垃圾桶。”我记得埃维塔说：“不可原谅！”他们坐在车里，看着舞厅矛尖状的翼板。他：“行，人的一生总有决定性事件，其中最关键的事件就发生在子宫里。那里才是决定命运的场所。”埃维塔：“见鬼，这看起来像一场种族灭绝。”他：“形式不同，有些高明，有些平庸。”埃维塔：“您把我带到这儿来就为了嘟囔这些荒谬的推理？要知道把武装作战和下毒案放在一起比较，就像把荣誉法典和一沓脏兮兮的纸混为一谈。”他：“冷静点。母亲死了，父亲死了。这都让人对非洲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我记得埃维塔说：“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都和我没有关系，我根本不战斗。”他，站在门可罗雀的大门旁：“我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洗衣妇。”埃维塔：“当然，所以您很骄傲？”他：“父亲死得很安详，他死在茅屋的床榻上，身旁还有一个没来得及被他夺去贞洁的黑姑娘。我的母亲在水池里洗衣服。我很迷恋水池的味道，因为她是一位好母亲。”埃维塔：“我想爬上屋顶，把一切公之于众……”他：“但是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埃维塔：“说有人偷偷在这里投毒。大学让我相信在楼顶呐喊的力量。就算在沙漠里呐喊，也是呐喊。”他们来到红磨坊门口，他问：“小册子？”埃维塔：“不是小册子，就靠呐喊。您认为扬·帕拉赫[8]为什么会在广场上自焚？您觉得他是为了捷克吗？不，他是为了另一个国家。他觉得在他自焚的广场所属的国家之外，还有另一个国家。”记者的眼里透出光亮：“什么？您的意思是那位喜剧演员不是为了我死于甲醇中毒的同胞跑来砸桌子？她是为了别的事由而来的？”“没错。”她说，“除了这件事，还有别的——一桩不知由来的大规模投毒案。”记者看起来很沮丧。“好吧，您还是放弃吧——您得现实一点。不管怎么说还是我更加现实，妈的……”

“现在我没有什么要和您说的。但为了让您了解情况，我已经说过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是的。对，我已经说过。但我还没说，在他生命的尽头，他没和罗马女教皇生孩子不过是因为没有在诊所抓到她。他生了很多孩子，生啊，生啊。好像觉得能靠繁殖实现永恒。”他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我记得，埃维塔说——埃娃·洛波说：“可怜的红磨坊，我想里面的妓女都又穷又丑。”他：“刚来这里的人都不明白，舞厅里丑的不是妓女。”我记得埃维塔说：“您的人生就是一条直线吗？”他：“我可以随意决定报纸的内容，但我需要知道，怎么写才能做到不披露，不隐瞒。这很难，小鸽子……”

没错，显然我们进行了一段平静的对话。它始于对勇敢的呼吁，止于家中长辈的往事。实际上我只记得那些片段。有什么好多说的呢？《蝗虫》没有指认记者的身世，也没有赋予他个人的声音，然而，人们会发现，这就是最后那个夜晚的导火索。

我们得承认，我的记忆并不完整，这并不存在什么言外之意。对于那个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光亮的夜晚而言，它最明确的特点就是我向他指明了特洛伊的海伦住在哪里。记者把我送到海伦娜家门口，一群男孩正在那里谈论某种纸牌游戏。屋里灯火通明。海伦娜穿着一条深灰色的裙子，坐在鱼桌前的沙发上。她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依旧能听见空气中回荡着马刁士的声音。

“马刁士已经走了，他不在了。”最后，我只能这么说。

但海伦娜低声说话，拒绝接受现实。她说，她还能听见他平常洗车时弄出的尖锐的摩擦声。他那么聪明，海伦娜说，甚至会用他那双大黑脚发动敞篷车。她必须承认，她对土地上的所有人都生出了感情。在他们身上，她看到浮光掠影的思考，这就是黑人的真实情况。她说她并不怀疑他们拥有灵魂。她甚至发自内心地为所有死于甲醇的人祷告。海伦娜褐色，甚至可以说是绿色的大眼睛开始流泪，缅怀马刁士灵魂的属性。只有当悲剧发生在自己家的时候，海伦娜才得知邻居家的园丁也被人用渔网捞起，穿过沙滩，带到岸上来。不，昨日，当天空烧成肉铺的颜色，两个女人从窗户看到的是另一起悲剧，没有渔网。海伦娜很害怕，不愿意一个人过夜。

海伦娜沉溺于恐惧。

为什么要沉溺于恐惧？我抓住她的手，固定住她的手，对她说别怕，一切安好。她回答说没有什么是安好的。就拿她自己来说，她想做一个幸福的人，一个好人，但她做不到，因为世界充斥着暴力。走路、呼吸、为仆人哭泣都是暴力。死亡是最大的暴力。“我害怕马刁士的死，这个晚上我都不睡了。”

“胡说，马刁士已经瞑目了。”

“他是瞑目了，但我想睁着眼睛，度过这个夜晚，度过这辈子，度过下辈子。我想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再也不想睡觉了。”

海伦娜没能坚持睁眼。她合上眼，瘫在沙发上睡着了。这才是她该有的状态：一头红发，皮肤白皙，身着灰色的衣服，关上空调。当她的肉体惊慌失措，缩成一团，瘫倒在沙发上的时候，缺失的灵魂与之相遇。她真实的存在一如那晚她睡寐不言的样子，而栖居在她体内的灵魂却来自另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海伦娜吸气，呼气，但她连这个动作都不该做——她应该保持安静，胸脯一动不动，歪着脖子。头发遮住她部分脸庞，只露出合上的嘴。任何人都不该为了熟睡的人永远做着安宁的梦，把匕首刺向他们。因为相反，那个人仍有机会眼露惶色，颤抖着身体，砰的一声倒下。行刺的人本想追求囚禁绝对的幸福瞬间，很快他就会发现，刀片的性质和倒下的声响背叛了他。人没有办法留住分隔生死的终极时刻。秘密就在那里。但它逃脱了——埃娃·洛波说。

然而请注意，这些事情都不能在星海酒店的露台上谈论，甚至连想都不能想。您也知道，海伦娜到了那里，眼里只有家庭生活，一会儿靠在福尔扎的怀里，一会儿对新郎施以援手。在露台上，海伦娜从来没有真正地行动过，甚至没有醒过。但海伦娜醒了。

海伦娜在惊吓中醒来，她圆圆的眼睛瞪着房门：“我睡着了？”她知道答案是肯定的。这时，海伦娜说：“我发现您不喜欢我说话。您对所有人都这样吗？和谁都不说话，还是只是和一部分人？”她肯定醒了。她眨着眼睛，看着鱼嘴。它们在清晨的光线下略显模糊，但鳞片一如既往地密集。它们的躯体依旧保持“S”形——海伦娜还在想着男仆。“您知道吗，那是我的仆人，唯一由我挑中、雇来的仆人。后来，他就喝了那可怕的玩意儿！其他所有人都是雅伊梅选的。您知道所有仆人都是雅伊梅挑的吗？”然而，她看上去已经恢复原样，不会再说想一辈子睁眼这样的话了。看起来她想让人相信，那种想要永远睁眼，以免误入死人王国的冲动不过是一种无意识的对睡意的操控。但愿她不要抬高音量，不要伸懒腰，不要深呼吸，不要蓬头散发地起床。埃维塔不想看，也不想听。但她无须担心，因为海伦娜依旧小声说话，她声音中有种同谋的意味，甚至让人感到害怕。海伦娜抓住我的手。

“嘘！”她说，“过来。”

海伦娜让我跟着她，走到一片看似并不属于住宅的区域。它连接着一段走廊，后面只有一个隔间。那里房门紧闭，窗户也破旧不堪——破晓前是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候，即便如此，这里还是让人感到闷热。因为闷热，所有气味都混在一起，可以辨别出刷在窗户上最初的油漆味，兽皮味，甚至各种木材的味道。然而有一种味道尤为强烈，把其他味道都吞噬了。那是兽皮散发出来的。有味道很正常，因为房间的地板上铺着斑马皮，墙上装饰着箭矢、面具和非洲鼓。天花板用箭做成星空的样子。特洛伊的海伦嘴上开始冒汗：“嘘！这是雅伊梅的地盘。雅伊梅说这些东西都具备丰富的人类学价值。”接着，她走近书桌，那里原本应该摆着一具动物标本。她爬上书桌，抓住面具的嘴，伸进手指，用指尖拨出一把钥匙。外面的响声惊动了她。海伦娜很害怕。她爬下书桌，一只手捂住心脏，跑到窗口。“没事，没有人。”海伦娜又取出钥匙，走向保险柜。她缓缓地转动密码锁，把门打开，她从中取出信封。“您将看见雅伊梅所说的国家机密！”她郑重其事地说。那是查阅档案所产生的隐秘的重负——埃娃·洛波说。

您问我是不是没有直观的认识。没有，我只见过一些脏衣服——埃娃·洛波随后说。为什么要有直观的认识？回避并非怯懦，只是在和更广阔、更深邃的现实合作，也就是无知。人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接触到铺开后长达几百千米的封存知识的纸。莎草、石头、纸张、符号、图书馆。我记得那个亚历山大的图书馆[9]。啊，亚历山大图书馆，我多想看你被烧上一万遍！——埃娃·洛波说。大火烧焦了你那黄色的莎草纸，将其化为螺旋形的烟尘。上面精细的知识写下了多个世纪以来连绵不绝的无知。生命匆匆而过，奔向由沙土、岩石构成的黑暗王国。我仰慕那些投身于纯粹形而上学的国家，它们并不执着于留住事物。当十月多风的早晨到来，一切认知的对象都被烧毁，抛向空中——埃娃·洛波还说。我很欣赏这种在土地的沉默中销毁一切的努力。记住这些话，把它们带去露台，在《蝗虫》描写的那天晚上放进新娘的嘴里。

这就是我记得的情况——埃娃·洛波又说——尽管这和保险柜里取出的密封的盒子、信件都没关系。它被封在塑料纸里，上面盖着不同国家军队的徽章，标签上的语言也各不相同。信封上只写着“损坏”，但那些盒子上都用大写字母标注“待销毁”。然而，海伦娜却表示，上尉并不打算烧掉它们。等白人获得胜利，这些文件将证明哪些人参战，哪些人没有。“放屁。”雅伊梅说过。文字是一回事，胶片里的脸又是另外一回事。一旦战况有变，他们当然会把这些资料尽数销毁，但雅伊梅并不相信战况会发生改变。盒子里装着信封，信封里用皮筋捆着照片，按不同的行动分类整理。每个信封上都有“损坏”的字样，有时是手写的。海伦娜开始浏览信封。她像优等生熟悉自己的笔记那样熟悉这些照片。她精挑细选，低声说着，这没意思，这没意思……当她拿到一个写着“损坏”以及“疯虎”的信封时，她停下了动作。她把信封递给我，一会儿看门，一会儿看窗户。我看见，前十张照片都是寻常的列队，拍照的人应该站在队伍末尾，因为照片里都是士兵脑袋排成的长队，在荒地里的禾本科植物间十分扎眼。还有一些模糊的照片，拍的是几个躺着吃东西的士兵，还有些人在埋罐头。另一张照片里，他们丢下行囊和步枪，正在逃跑。海伦娜解释说他们遭到了蚂蚁的袭击。在接下来的照片里，一名微笑的士兵在展示一把没有背带的步枪。海伦娜说：“好戏开始了！”她把照片拿给我看。在一张皱巴巴的照片里，一个黑人衣衫褴褛，被人擒住手臂。他背对着镜头，所以看不见脸。下一张照片里出现了他的脸，但看不清面容，照片也没有文字说明。之后是上尉检查武器的照片。海伦娜解释说：“我们家也有一把卡拉什尼科夫。您知道我们家藏了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吗？”接着又是列队，攀缘植物，然后是出现在树林里的士兵，那些树都没有树冠，好像被烧过一样。不，它们没有被烧过。这是天生的。这张照片配了文字说明：“树林地带和林景”。在这些没有树冠的树中间，我第一次看见新郎的身影。海伦娜从一捆照片中取出那一张，举起照片，让上面的脑袋显示得更加清楚。他胡子拉碴，贝雷帽盖过额头。之后只有一些剪影，一些走动的人形。之后站在镜头前的是一个光膀子、裤子破破烂烂的黑人。

“他们就是缴了这个人的枪。”海伦娜解释说，“您先前没注意到这个人吗？”

海伦娜坚持让我看下去。很快，这个裤子破破烂烂的黑人看起来被某种布料拴住脖子。“这是他的衬衣。”她解释道。下一张照片出现了一棵很高的大树，没有叶子，好像真的被烧过一样。树上有条粗壮的树枝。黑人被绑住脖子，吊在那里，光着膀子，晃来晃去。之后的照片又出现同一棵树，同一根树枝，同一个黑人，但这时候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黑人挂在枝头，四周围着士兵。海伦娜抓紧照片。“雅伊梅说他的裤子滑了下来，他还当着葡萄牙士兵的面，在龙爪茅上射精！雅伊梅说今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他们现在都会绑紧绞刑犯的裤子，以免再次出现那种场景！”她说，“下一张。”她说，一只眼睛注视着房门，另一只眼睛注视着窗户。她又开始翻动另一包照片。那包照片上写着“毒蛇”，都是一些有关大火、着火的村庄的画面，没有任何说明。摄影师应该对缭绕的火舌情有独钟。接下来的照片有说明、地点和摧毁茅屋的数量：“摧毁三十，八十三……”连坐标都有。现在，士兵在着火的茅房之间跑动。再往后，一包新的照片。我们坐在布沙发上，海伦娜一边堆，一边拆。海伦娜小心翼翼地给我看了一包照片。它和其他信封一样，也写着“损坏”。此外还有“毒蛇III”的字样。里面出现了更多的面孔，更多藏在黑莓丛间的士兵的头颅，更多大火。之后是一个躺在地上的男人。接着是两个草棚，其中一个草棚的屋顶上有一个举着木棍的士兵，木棍上插着黑人的脑袋。屋舍附近还有很多无头的尸首，一群母鸡在尸体上空惊飞。海伦娜把照片递给我。她拿起下一张照片，指给我看站在茅屋顶上的士兵。木棒、被刺穿的脑袋都照得一清二楚，但让她震惊的是，那人不是士兵，而是新郎。特洛伊的海伦说：“看见您的新郎了吗？”她希望埃维塔能看见。显然在那个东方既白的清晨，特洛伊的海伦把我带到屋子的隔间，最想让我看见的就是新郎。

现在新郎站在照片的前景里。新郎咧嘴大笑，两只耳朵从贝雷帽里露出来，背后是一群羊羔。在下一张照片里，新郎站在两个梳着无数缕刘海的黑人姑娘中间；接着他坐在一个文身老人的肩上；再是给一个小男孩递烟，男孩从新郎的手中欣然接过香烟。摄影师近来才染上这一趣味：新郎和上尉霸道地占据了照片的前景。第十包照片，“恶狼”，同样写着“损坏”，拍下了躺在地上的伤员。在下一张照片里，两个人站了起来，还有一个永久地倒在了丛林里。顺序准确。摄影师是个一丝不苟的人，甚至可以称得上勇敢。但在接下来的照片里，新郎跪在一个在丛林里低头的男人面前。新郎的身边有一把枪，好像是他自己放在那里的。他用手捂住脸。“死的是歌手。”海伦娜说，她一直战战兢兢，小声说话，“但是富世华[10]活了下来——他俩是‘清洁工’[11]！”她说。我懂了。少尉路易斯在为最优秀的清洁工军人哭泣。

海伦娜递来另一个信封：“紫蝾螈，损坏”。里面都是些平淡无奇的照片，前景挂着一张张胡子拉碴、眼露倦意的脸。海伦娜把这些无趣的档案放到一边。之后照片里的人变小了，摄影师应该站在远处，你能看出他们正在攻击着什么。其中一张照片上面的人只有斑点大小。在下一张照片里，福尔扎身旁有一位老妇人。她贴着他的手肘，唇上的尼多纳[12]肿得跟盘子似的。上尉在老妇人身旁发笑。照片里的老人瘦得皮包骨头，像是被穿进木棒的干鱼鳔。“看。”海伦娜一边观察着已经完全变亮的小路，一边说道。配字很明确：“南卡塔里，箭矢老妪。”她笑了起来，指了指天花板。“看到那里的箭了吗？”海伦娜把脸凑近戴着尼多纳的老妇人，“没有人知道箭矢老妪具体遭遇了什么事。”她又说。然而这并不难懂，按照照片的顺序来看，老妇人应该被带上了一辆乌尼莫克[13]，车前有一捆箭。随后她消失不见，接着又在另一张画幅更大的照片里出现，好像是用另一台安在穆埃达墙上的相机拍摄的。后面是指挥部，库房，穆埃达军营的一角。另一张同等尺寸的照片里出现大片的手榴弹和八十二发迫击炮，垒在一排机枪中间。后景中士兵们的小脑袋，正在构想未来的蓝图。“下一张，下一张！”海伦娜说，疲于另一个人观看照片的缓慢速度。

“您看不完的！他们个个都全副武装。”

“看看这个。”海伦娜说。那是之前被海伦娜丢到一边的信封。“这次行动叫‘愤怒的剑鱼’，发生在您丈夫的歌手离世之前。注意，那时候的歌手还活蹦乱跳的。”照片上的歌手牵着绳子，领着一列被绳子绑着的男男女女。“下一张！”绳子越来越长，因为绑在上面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照片应该被海伦娜的手指翻过几十遍了，因为每张照片里的歌手牵了多少囚犯她都了然于心。“看到这个大肚子的孕妇了吗？再看这张，怀里已经抱着小孩了。我问过，但雅伊梅不肯告诉我他们带孩子去了哪儿。一共有十四个人。看见您丈夫的歌手了吗？在这之后的照片里再也看不见歌手和富世华了。”海伦娜取来下一张照片，歌手和富世华各自拿着一把鲍伊猎刀，走在一起。“下一张！”她说着看向窗户，阳光已经照进屋里。下一张——尽管画面上有污渍，最后几张照片拍下了黑人的墓穴。一张接着一张。海伦娜拿出书桌里的放大镜。“看这里。”她这才发现那些人都被堵上嘴，死于乱刀之下。“您的丈夫在这。”她说着给我看了另一张照片。这张有新郎，那张也有新郎，每张照片他都竖起耳朵，疲惫地笑着，有时在埋罐头，有时在躲避蚂蚁。新郎无处不在。新郎，路易斯·阿莱士，在人群中，在阴影里。海伦娜因为外面传来的声响受到惊吓，把所有信封推到沙发底下。人像、兽皮、箭矢和非洲鼓，都被留在阴影中。

我看见阴影。

不，当您让新郎、少尉，还有他的上尉和女人共舞时，请不要把他们放在阴影里。事实上，那天晚上他们避开了所有阴影。那些女人把鼻子靠在他们的肩上，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香水味和香皂味。没有音乐，那地方安静得就像树丛和森林，然而那里实际上是星海酒店的顶楼。那天晚上我们渴望不知疲倦地跳舞，眼里只有天空和大海，它们逐渐变成一种颜色。要记得我们一心只关注自身灵魂的活动，连蝗虫的到来都没有注意到。体内升起疲倦，直到嘴连在一起。拜托，避开所有的阴影。这些年来他们竭尽全力，让我们全体忘掉过去。就算一丁点复制的痕迹，一小片阴影，也不能任之进入未来。

[1]　米特达（Miteda）、南卡塔里（Nancatári）、南戈罗罗（Nangololo）均为德尔加杜角省的城市。

[2]　Deus，在葡语中意为“上帝”。

[3]　即英国Douglas C-47运输机。

[4]　罗德西亚（Rodésia），位于南部非洲的英国殖民地，1965年11月11日单方面宣布独立后启用了这一名字，后更名为津巴布韦。

[5]　太特（Tete），莫桑比克西北部城市。纳卡拉（Nacala），莫桑比克东北部城市。

[6]　一款由美国航空公司研发的运输机。

[7]　马刁士（Mateus Rosé），一种葡萄牙出产的玫瑰香槟葡萄酒。下文的高地亚当（Adão Terras Altas）、卡米洛·阿尔维斯（Camilo Alves）也都是红酒的名字。

[8]　扬·帕拉赫（Jan Palach，1948—1969），捷克政治激进分子，为抗议华沙公约组织入侵捷克，于1969年在布拉格自焚身亡。

[9]　亚历山大图书馆，始建于托勒密一世。公元642年，阿拉伯军队攻占亚历山大城后，烧毁了馆内藏书。

[10]　瑞典摩托车品牌，此处是一名士兵的绰号。

[11]　这里的“清洁工”指军队里的刽子手。

[12]　当地人身上的一种装饰图腾，多在人中的位置，状如图钉。

[13]　奔驰生产的一款多功能越野车。

Ⅴ

然而，在您的故事里，人们在等的时候不知道中枪的是谁，开枪的又是谁，一切尚未盖棺定论——大家都在跳舞，蝗虫遮蔽灯光——最后，包括空军司令在内的所有人都来到沙滩上。那段时间还不如用来在奇维维的滩涂里搜寻新郎的下落。他们本可以陪埃维塔去小花园，在海堤上搜查奇维维滩涂里的植被和动物。尽管那天晚上，人们连花园里稀疏的林木都很难看清。他们应该在下楼的时候带上手电筒，还有那个混合了多种动物特性的少校。那个男人能从泥滩的螃蟹里揪出路易斯·阿莱士的身影。小小的手电筒也能发挥重大作用，那晚的绿光或许能以另一种方式点亮。如果他们在那里找到新郎，而非从岸边的骇浪里拾回他的尸体，结果可能大不相同。

就这样，她必须等到天亮，才能看清奇维维。她走近海堤，看到岸边爬满了褐色的螃蟹。有几只胆子大的还爬到岩壁边上，清楚地露出两只黑色的圆眼睛。埃维塔捡起一块小石头，扔向一只正在晒太阳的小东西，随之周围一圈螃蟹都往泥洞里钻。她不知道她在海堤上趴了多久，扔着石子，等待那些动物再次现身。它们爬到洞口，伸出前面的蟹钳，在洞口逗留了一会儿，随后回到早晨依旧不失柔和的阳光下。埃维塔不清楚为什么螃蟹会让她联想到士兵。这些十条腿的动物和只有两条胳膊、两条腿的士兵毫无关联。然而，看着那些和石子嬉闹的动物，她不自觉地想到缩小版的士兵。她知道，她想思考的不是这件事。然而，她却被自己的想法愚弄、羁押，这样就不会生发出其他想象。她扔着石子，但一次都没有打中螃蟹最小的蟹脚。她扔啊，扔啊。那些动物卧进沙里，几乎一动不动。这时，她发现她待在那里只是为了待在那里，就像从前她喜欢对着一幅画，或是坐在冬雨淅沥的窗前。为什么她不能爱上观察那些肚子和脑袋上沾着泥浆的褐色的丑螃蟹？她想起她的母亲和她尖厉的嗓音：“伟大的灵魂热爱壮丽的风景，比如说宽阔的牧场、大江大河，因为他们的灵魂和风景一样伟大！”

但是谁能否定滩涂的伟大呢？滩涂一望无际，到处都是石砾、螺钉和凉鞋跟。谁来评定风景的伟大呢？或是计算的伟大，抑或是人自身的伟大？也就是说，是谁评判了刀刃的等级，让它终结渺小、开启伟大？是边界又一次消失，还是它过于隐微而无关紧要，使得没有人可以判定砍下别人的脑袋，把它插在木棒上，还在那些丢了脑袋的人的屋前上蹿下跳的冲动，究竟是算渺小还是伟大？世事一向如此。陆军统帅[1]也会做这样的事，建国者[2]的行为可能更为恶劣。换作塞尔维亚人、鞑靼人、撒克逊人和巴伐利亚人里最伟大的英雄也是如此。如果大地拥有记忆，那么有几个角落不曾留下过斩首的场景？少之又少，可能有一两片海域。就算如此，也绝不能算上地平线。这样一来，路易斯·阿莱士，称不上有何过人之处——不过是一个战士，会砍头，会把头插在木棒上，会爬上茅草屋，对着四周的环境示威。就像哥特人、阿拉伯人、匈奴人里最厉害的战士。

但她了解路易斯·阿莱士的经历，她想找到让他爱上砍头的那个瞬间、那束光亮、那个词语。如果她能通过对新郎，也就是原来和她亲密无间的数学系学生的认识找出答案，她估计自己也就能够理解历史上那些蛮族部落。就算人们对那些寡言少语、没有佩剑的野人闭口不谈，连张相关的照片都不留。但这无疑是一个远大的志向——埃娃·洛波说。

不，他从前绝不会在任何下着蝗虫雨的露台上出现。路易斯·阿莱士习惯在共和大道的糕点店里喝咖啡，那里还有长椅。我就是在那里见到他的。他不管不顾地研究四阶以上的方程，懈怠了其他科目的学习。天文考试前夕，路易斯·阿莱士在糕点店花了一下午的时间研究代数。第二天，他考试挂科了。当天下午，他声音蔫蔫的，却又研究起五阶方程来。“他们没让我及格。”他说，但伽罗瓦也挂过科。理工学校里的数学老师没给他及格，逼迫他好好学习。结果他耐心全无，把一块海绵砸向教授的脸。他有些躁动，甚至有些骄傲。当那些家伙走进糕点店，路易斯·阿莱士不甘心地说：“他妈的！我天文课居然没及格！”然而，刚来的人里有个情绪格外激动的人，他一拳就把桌上的纸和茶杯扫到地上。店员们上前阻拦。

“你这个废物！在这搞这些有的没的，而我们的朋友却死在了非洲！你要脸吗？”他口中的朋友就是帆船比赛的冠军。大家都还记得他，但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路易斯·阿莱士却全然不受影响，等人走了，他又趴在方程上。他对着纸，一动不动，就这样过了很久，好像他能从四边形中获得启示，然后他全身心投入纸上的工作，填满纸张的各个角落。他的统计和概率也没及格。“你想每门课都不及格？”

“不。”他垂头丧气地说，两只手一动不动，“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上学、参军、打仗，这些事都让我难以思考。我痛恨这种无法思考的生活！”

“正因如此，你应该停止思考。”

“但我就是会忍不住思考。”他说，“我觉得如果我要在数学上有所成就，就得早早完成生活的要求，服完兵役。”

接下来的日子里，路易斯·阿莱士重新钻回他的方程。那是里斯本的夏天，格兰德营[3]到处都是成群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他即使一学年都不及格，也不用参军。这种事人尽皆知。她怀着这样的想法，靠在他的肩头。突然，他把她拉到湖边，湖里游着鸭子——“听着！”

“如果我必须要做那些妨碍我追求的事，那我应该尽早完成。我迫切地希望参军，这样我就可以早日重新回到数学系，让那些龟犊子看看，到底有没有解决伽罗瓦问题的方法和公式。但我觉得我已经想出来了！”路易斯·阿莱士挥舞着文件夹。

“你是说你开始向往训练和服役了？”

“是的，没错，这是抵达终点的必经之路。完成得越快，我就能越早过上自由的生活。一辈子都投身数学。”他的手紧紧抓住埃维塔的肩膀，畅想着那样的人生。第二天早上，路易斯·阿莱士走进军营，小木屋旁站着一个男人。他双脚分立，戴着铁盔。

然而，路易斯·阿莱士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是他天文课挂科的时候吗？是他得知帆船冠军死讯的时候吗？还是他走进那个由戴着铁盔的士兵看守的军营的时候？是他本就带着一团伺机点燃的硫黄，而数学只是一簇火星？还是恰恰相反，爆炸的发生应该怪数学自身存在隐患，草率的火星在他生命进程中的错误时刻引发了大火？驱使他研究群论里万能公式的神经，是否也让他手持木棍，上面插着滴着血的黑人脑袋，爬上茅草屋？也许这就是同一种冲动——她想。如果受到另一种环境的鼓动，爱因斯坦可能也会开枪杀人，而不是发现物理时间和天体物理。奥斯威辛的刽子手也可能即将在生化领域取得重大发现，依据就是他们对腐烂肉体的浓厚兴趣。如此说来，科学和犯罪之间只相隔几个舞步或是体操动作。善恶之间不过隔着一层纸巾。她在海堤上想到。她的想法显然与夜晚或是蝗虫雨无关。与其说是平静的日落，不如说是白日的热量和潮湿的空气让她的想法慢得像蟾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无所谓了——什么都一样。”她突然闪过一个想法。她不知道应该继续螃蟹的游戏，还是拨通记者的电话。

不，记者永远不会知道他被放进了那种选项。他怎么会知道呢？他来的时候，方向盘上摊着一份《腹地报》。我看见他就在那里，摊开报纸，又将其合上，把它递给我，说拿去，看看他如何孤注一掷，至少在每个周四。那天就是周四。我浏览报纸，他闲适地抽着烟，之后他难以置信地问我，难道您什么都没看到吗。不管我怎么翻，我都找不到和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搭边的内容——公共犯罪的报道。“您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吗？”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有。我感到为难，他希望我能看到他为了公开怀疑、豁出身家性命写下的几行专栏，但我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道该去哪看。他放弃了，夺过报纸，撕成碎片，下车后把它扔向肮脏的海峡。

是的，我同意——《蝗虫》没有涵盖有关这些片段的只言片语。在那个故事中，记者下楼后就不再说话，而是一味奔跑、搜寻，成为绿光和浪花的囚徒。而在现实中，记者坐在海堤上，看着他的报纸颜色变深，字符消失，溶解在水里，化为乌有。记者有过一个情人，她演过红磨坊里最精彩的演出“欧巴—欧巴”。凌晨三点之后，他们把挂着红磨坊风叶模型的铁棒扎进最受观众喜爱的女孩的肛门——插进肛门里的就是这根棒子。通过紧身衣上的小洞，铁棒不费吹灰之力地长驱直入。助手用手一拍就插进去了。做这件事的有时是助手，有时是种棉花的农民，如果他带够了登台参演所需的钱。啊，找到紧身衣上的小洞对棉农来说多么艰难啊！他接近，尝试，又放弃！观众哄堂大笑。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非总是以喜剧收尾：清早，人们在奇维维的水面上找到两个漂浮的姑娘，插着铁棒，被人掐死。“她漂亮吗？”埃维塔问。“一般般吧。”记者说，“其中一个，叫吉塞拉。她是我的情人。她被一群螃蟹袭击了。”他说，“那您呢，您为什么要如此拼命地寻找真相？”

就像将军迷恋大厅，海伦娜迷恋野猪头，军官迷恋杧果林的红色鸟群，记者显然也迷恋装有毒药的酒瓶。然而，只有他对她说：您为什么要如此拼命地寻找真相？是何种提问的声音，刺穿她肿胀的脓包，挤出里面的脓血？埃维塔离开爬满螃蟹的岩壁，靠在记者的格子衬衫上。天气热到连睁眼都成了一件难事。她闭着眼睛，看到了一切。只有那一瞬间。记者无疑正在看着他溶解的报纸，溶化的情人，他无处言说的想法，但他还是说出了幸好远处的您在故事里没有写出来的东西。“算了吧。去找点乐子吧——总有办法找乐子。您的问题在于不让身体说话。”记者说。

我看见那一刻极致的欢愉。

突然之间，布济[4]下雨了。贝拉下雨了。咖啡馆里的人都站起来看雨。我站起身来，看着雨水落下。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那样的雨，如珠如雾。三米高的大树轮廓难辨。看着瀑布从天而降，我感到无与伦比的快乐。人们看见它，便能理解森林的秘密和广袤大地上万兽之王的低语。在那里，动物才是唯一无须记忆的帝王。我对记者这样说。我感觉那阵雨唤醒了我灵魂中对失乐园的思念——它属于灵魂中最野蛮的生灵。我感觉灵魂如同一头野兽，生来就想统治不可侵犯的森林帝国。我对记者说，天上也有一片不可侵犯的森林，漫天的雨水带着树叶的沙沙声，浇灌着我们来去之处。我也有不在意真相的时候。我说那种时候一切都成了叶子，一切都像叶子一样短暂而流动。我对记者说，那时，一切变得异常狂野。两辆汽车载着被锁在里面的人冲了出去。他们被洪水淹没，在洪水中沉浮。只有万兽之王才能征服那样一场大雨。我看见了。大雨骤停，原来的中央广场变成一个巨大的水坑，散发出树脂或胶水的酸味。雨水并不洗刷事物，只是混合事物。地上的水很快就被排空了，只留下树木的断枝，还有一些漂浮的物体，一片播种树叶的苗圃，一片森林。我毫无缘由地对记者说起这些，只是因为我觉得他会纵容我高声言语。这话我也对记者说了。雨水让我变得多嘴而放纵。更重要的是我坐在记者的车上，他在开车，驶过雨水吱吱叫的街道，一路狂奔，我们一起去找甘蔗地。雨水涌上车轮，看着汽车一会儿沾染泥浆，一会儿涌进积水的喜悦，是一种失去羞耻心的新体验。大海卷动着咸水，发出同样的声音。甘蔗地被两种水流的重量压弯了腰。记者问我想去哪，我总是指向甘蔗地，但那并不是某个目的地的方向，而是无尽的水的边界。我被水洗刷、压缩、分裂。我请求记者掉转车头，开向某种抽象而绝对的事物，但我指挥的方向，却是具体的、植被丛生的甘蔗地。如果您的故事在露台上绿虫纷飞的时候，下起了一场无色的雨，那将大错特错——如果不让那些夫妇头发滴水、衣服湿透，他们又怎么会湿着衣服躲雨呢？蝗虫也会没有地方避雨，只能像它的同类那样跷着腿，合上翅膀，上西天。看着它们在急流中求生，忘我地旋转，人们该会有多惋惜！就这样，贝拉和布济降下的那场滂沱大雨是为了被人看见，而非记住——埃娃·洛波说。

然而，那天，我们出于一个明确的目的才在菲亚特里碰头。汽车停在被雨淋弯了的甘蔗旁。我第一次见到装有毒药的瓶子，就是在那间房子里。空房的玻璃桌上放着两瓶老伯威士忌。然而，房子依然受人维护。正因如此，窗户上还有玻璃，墙上的攀缘植物也在恣意生长，写着拉丁文的金属告示牌还在提醒人们提防恶狗。记者下车去屋内查看，回来的时候从水坑上跨了过去。记者确信这不是唯一被弃用的空房，码头上船只的活动让他得出了这一判断，尽管他们可能跑路的时候没带行李。绿植后有一排住房，屋前都没有停车，这些房子很可能也被弃用了。车子在水坑里缓缓前行。就算那些车子、仆人俱全的房子，也让人觉得它们的屋主早在大雨倾盆前就睡去了。院子里到处都是树叶、木棍和飞虫。它们盖住水坑，抹除了事物之间的差异。这是一场水的革命——埃娃·洛波说。

“听着，小母鸽。现在是掩人耳目的时候，所有结局之前的时间都是对结局的遮掩。瞧瞧他们怎么装作抛下一切，支持撤离，在远处支付房屋的维护费。就算撤退，他们也有一种集体精神，以阶级为团队撤退。但他们借助不为人知的天线，逐一侦察将要出现流血、危机、分裂的地点。他们把天线安在鼻子上？还是耳朵里？他们一旦嗅到风头，就马上跑路。如果您想领略城市的进步，就跑去贫民区；但您如果想感受时代的安稳，那就去富人区的台阶上张望。当一片土地被富人抛弃的时候，它就要遭殃了。”记者说，“只有多金的资产阶级才配备精密的天线，能够预见洒向大地的鲜血。”

我们在停在路边的车里说话——埃娃·洛波说。四周全是水坑和断枝，真正的海也在不远处翻涌。“我们走吗？”记者发动汽车，但很快，一个又大又深的水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大雨再次倾盆而下。汽车先是嘟囔了几声，然后开始颠簸。这时，雨已经大得和一个小时之前一样。我们得找个地方避雨，沙滩上有一处有棚的建筑。此时又开始暴雨如注，我们把车开了过去。我记得，为了不让雨水钻进车里，我们几乎关紧了所有的车窗。水汽积聚在玻璃上，我们快热死了。当我们在教堂的侧檐下快热死的时候，一位白领子、白头发的黑人神父拖着长袍走了过来。他让我们离开这里。黑人神父一开始说葡语，接着又说英语。他怒气冲天，以为我们躲在那里接吻。记者反复解释说，我们只是在那躲雨。神父张开双臂，伸出右手，赶我们出去。记者笑得直不起腰来。汽车勉强开出上帝使者的视线范围，开出神圣住所的属地，在暴雨中寸步难行。记者说就是这样，在掩人耳目的社会里，什么都被当成犯罪，最好是性犯罪。他说我没必要大惊小怪，他觉得我应该清楚，性和上帝一样——两者皆为神秘的领域，任何无法解释的东西都能往里塞。接着，记者说我的无知让他很吃惊，他得向我证明，让我意识到这点。在那场瓢泼大雨里，记者觉得任何理解都能被理解成犯罪。

菲亚特停在原地，水漫过了下水道。我们被神父赶跑后，只往外开了没几米。教堂后的水被大坝拦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池，旋转着被下水道吞没。我们在那里看到雨中出现两只脚，接着是身体，随后是僵直的手臂。一个女人直挺挺地从教堂邻近的街区漂过来，用脚敲响了神圣住所的大门。记者走下车，搅动积水，想要抬起女人的身体，但没能成功。他用拳头敲击教堂的侧门，神父再次出现了，扶住女人张开的手臂。他们把她放在砖地上，翻涌的积水像雨一样洒下来。接着神父双手合十，猫叫似的念着拉丁语。

但若是记者没有说出接下来的话，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必须先死一个巴基斯坦人，再死一个浅肤色的黑白混血，这件事才能被曝光。死的不应该是白人。”埃维塔说：“噢，都一样——此刻军人正在前往穆埃拉的发源地寻找线索；螃蟹在洞穴里倒腾，野兽不是在睡觉就是在狩猎。”他浑身湿透地开车：“也不尽然，小母鸽——想想乍得，想想门上的锁、墙上的钉子是怎么被法国人撬得一干二净的。但事情已经发生了。这就说明万事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这不是证据。“我担心一次性下了那么大的雨……”她说。“别担心——上帝在尼亚萨湖[5]里睡觉，但通常来看，等赞比西河[6]死上个三四千人，他也就醒了。”埃维塔：“您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写？”记者把车停在杧果树下。此时，他们停在十字路口，离星海酒店越来越远。那里的水游移不定，在多条马路上摊着肚皮。“在现在这种政权下，就算大厦将倾，也不会有人把它写下来，人们只会把它编成密码。同样，不会有人阅读，只会有人解密。”

“尤其是在星期四？”

“向来如此，尤其是每周的这一天。我很难相信您没看见！”他回答说。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说明记者的无辜。他在《蝗虫》里是一个无足轻重但生性奸诈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完整的人，换句话说，他会害怕——埃娃·洛波说。

但那场倾泻的大雨是场骗局。没过几小时，它就只留下橄榄色的潟湖，足以让蚊子在里面产下不可计数的虫卵。然而在那之前，那个下午就出现奇异现象，散发出油脂色的光。大厅的保存柜上没有挂着钥匙，这意味着人们都在房间里。几天来，我都在偷偷观察戈耶斯妻子钥匙的动向，她每天下午都要去医院。但现在他们的钥匙也不见踪影。这时，埃维塔来到戈耶斯一家所在的楼层——埃娃·洛波说。一路上她还在思索要说什么，尤其是该怎么挑起话头。然而，她的意志坚定，坚信顺其自然就能行。

女人应门的时候没拿蕾丝边，她的小孩也没有裹尿布，性器官暴露无遗。小孩四处爬动。埃维塔就从这开始说起：“啊，多么可爱的孩子！”

女人从地上抱起小孩，笑了起来，展示着孩子：“是呀，有这样的孩子真是我们的幸运！”她热切地亲吻他，亲亲他的耳朵，还有头发。孩子在她的怀里扭动。“进来吧。”她说。

卧室的门开着，里面露出半张双人床和戈耶斯的脚。他伸直双腿，裤腿里露出两只光脚丫子，安静得就像两个能够作证，也同意作证的证人。但戈耶斯的脚会想作证吗？埃维塔很想跪在戈耶斯的脚边哭诉，请求他说出她想从证人口中听到的证词。也就是说——她不是想让他作证，而是希望他能帮她顺应内心的欲望，否认她的感知。她几乎记不起戈耶斯的脸，尽管她隐约记得他们在婚礼那天见过一面。那时他穿着军装，身旁的女人就是后来织蕾丝边的女人。但此时她想蹲下身来，看着戈耶斯的脚。她想象着当目光穿过房门，顺着躺在床上的人，就能在枕头上找到一颗脑袋，对她说：“不，事情不是这样的！”她已然忘却那个熨蕾丝边、烫头发的女人和被她圈在游戏围栏里的孩子。围栏的塑料边都被咬坏了。

“他好些了吗？”她问女人。她仍未走进卧室。她任由眼里泛起的泪流下来，指了指门——她该进去吗？她该跪在戈耶斯面前吗？他会拥有一张平静而宽广的面庞，说出那样的话——“这不是真的。回房间吧，之后去机场，回到您日思夜想的土地，让您的灵魂得到安宁。回去吧，回去吧。”他面容安详，就像注视法官的证人。接着法官就会明白证词属实。她该进屋吗？

“进来。”病人说。他面色蜡黄，还有一颗虎牙。但一切还是取决于他说的话。

“好些了吗？”

“这次我不回去了。”中尉说。

“您觉得这是福是祸？”

女人趴在围栏上，小孩在里面贪婪地啃咬着塑料。女人的啜泣落在游戏围栏上，以做回应。“如果我让你们感到不舒服的话，很抱歉。”埃维塔说，表现出准备离开的样子。

“啊，不，留下来吧，别人还不知道他回来了，没人来看过他！他喜欢聊天！”女人说。戈耶斯往脑袋下塞了一个枕头。他没能坦然接受挫折，他的虎牙更是恰到好处地强调了逆境。埃维塔勾起了这家人的悲伤，她坐在那里，一边是康复中的病人，另一边是被自己的孩子讨要蕾丝边的女人。过了一会儿。

“真可惜您没法参与行动。您长得真上相，这次却去不了了。你们有个优秀的摄影师……”

“他叫科斯塔。”

“还有出色的清洁工。”

“还不如没有——歌手和富世华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清理小队。但不幸的是歌手没了！”

“是啊，路易斯为此悲痛欲绝。”

“跟个小孩似的。要我说，他太夸张了。在我们部队，哪个男人都不该表现得那么脆弱。事实上，歌手对军队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然后他死了。打仗这种事，总是两败俱伤。”

“那次行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利廷几内亚河[7]一带。”

“不，女士，是在辛内河畔[8]。那里的坐标是南纬39度45分，东经11度30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但那件事做得真绝。要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和上尉闹掰了。”

“包括路易斯？”

“路易斯就不知道了，他无条件服从上尉。但这是个大难题。我们帮忙接生了一个黑崽子。那个狗娘养的居然在半夜出生，可把大伙儿激动坏了。我们用擤鼻子的手帕包住小犊子，听见他哭，又用手摩擦罐头，给他热了两罐牛奶。因为夜间不能生火，于是人们就用手窸窸窣窣地摩擦罐头，给小崽子热牛奶。但那个犊子不想吃东西。我们在丛林里，牵着一根拴了十四名囚犯的绳子，然后那个大着肚子的女的就要生小孩了！”

“但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解决掉呢？”

“有些人走不动路。有几个老头的脚是畸形的，有几个人没了指甲，还有一个怀孕的，就是那个产妇。谁来牵那么多人？何况我们只能晚上赶路，在月光下，一路走到军校，那鬼地方有多少个茅草屋？只有一种可能——清理！”

“军校很重要吗？”

“重要？”戈耶斯靠在枕头上，发出一阵笑声，“看来路易斯没和您说？就是他的部队发起了袭击，最后——我们活捉了三名士兵，杀了五个还是十个人。我们在所有尸体上都装上炸弹，摧毁了整座军校，什么材料都用上了。一个军校，他妈的一个军校就有一百三十间房，三个训练场地，五只鹦鹉，五座军官的房屋，好几个写着戒律的告示牌，三个保安亭，甚至专门上厕所的地方。这些都被拍成照片、绘成草图了，妈的！”

“那小孩呢？”

“小孩当然哭个不停，就像一只嗷嗷叫的鬣狗。那真是个大麻烦。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天亮了，我们的目标成了跑路！我们只在晚上行军。我不是说过吗？我的上尉不想让人知道——他叫来歌手和富世华。”

“那些清洁工。”

“没错。但我们对小孩有了感情。因为我们都是看着那小家伙出生的，赶巧就在午夜时分。小崽子成了我们的吉祥物。我们已经商量好小畜生的名字，孩子留下来，叫耶稣基督。但上尉却认为这会妨碍我们执行任务，决定清理掉绳子上的十四个人，包括孕妇和小孩。犯人和任务只能留一个。想象一下我们回到纳姆瓦[9]和穆埃达的时候，牵着一队俘虏，抱着一个叫耶稣基督的小崽子，却没完成摧毁军校的任务，那像什么话。我们离军校只剩五千米了。”

“于是歌手和富世华拿上猎刀，俘虏们挨个走上斜坡，对接下来的事情一无所知，还以为你们会在丛林里放了他们……”埃维塔说。我就是她——埃娃·洛波说。

“很好，您不需要我说得太详细——清理就是清理！”

他的妻子放下蕾丝边和孩子，站了起来：“就是这样，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才受到惩罚，被他们打爆了头。”

“打爆头？”戈耶斯问，对妻子大发雷霆，“你想要一场大家都相安无事的战争？打仗就会两败俱伤，敌人被我们伤得越重，我们得到的回报也就越丰厚，就是这样……”

“当然，什么事都是这样。”埃维塔说，好像这并不是什么大事。我就是埃维塔——埃娃·洛波说。

“当然，这个蠢女人说我们活该被打爆头。不幸的是，被打爆头的是歌手。但这时就体现出上尉的伟大之处了。那家伙真是当领导的料！如果他问大伙儿有谁同意清理，没有人会站在他那边。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他优秀的领导才能！”

“那时所有人都没戴帽子，站在斜坡和几棵大树后头。地上野草很高，不是吗？”

“六月，在辛内河附近。确实是在斜坡后面，但有没有野草，我就不记得了。应该有吧。科斯塔带着相机在那瞎转。那个狗娘养的家伙从来都拍不腻！”

“应该把照片毁掉。”小孩的母亲，也就是织蕾丝边的女人说。

“噢，噢！这早就被处理好了！谢天谢地，处理照片的人比常规部队里的人办事更利索。不然这则小插曲可能成为危险的伏笔。但不会有事的。只有他们知道消息，还拿到照片……才会惹来麻烦。这话不能在外头说：军队先是帮忙接生了一个小孩，还把行动名称从‘毒蛇二号’改成了‘诞生一号’，因为那小崽子出生在半夜；而第二天中午，小崽子就身首异处！多么精彩的故事啊，不是吗！他们不明白打仗就会两败俱伤。”

“太危险了。别告诉我他们连绞刑犯都拍下来了！”埃维塔说。我就是埃维塔。

“见鬼！路易斯什么都告诉您了！她还是第一次听这些事呢。”戈耶斯语速很快，虎牙却一动不动。戈耶斯噘起嘴唇，做出鸡蛋的形状，之后变成细长的香蕉：“别跟我提那个吊死鬼！”

“那个吊死鬼怎么了？”女人问。

“不就是吊死鬼会做的事。失去控制，喷得到处都是。”

“我听说他没有喷。”

“是，那个男人的裤子掉了，后来……”

“你说过了，你说过了！”女人尖叫道，“他突然勃起，射在你们头上！他应该对你们做另一件事。我不喜欢在儿子面前说这些事。我不喜欢这段对话！听见了吗？”女人把孩子抱在怀里，亲吻他的头发。他短小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用绳子串起来的假乳头。

“这算什么？”戈耶斯说，“在这种情况下，您会发现当战争变成一件单纯是男人之间的事，真他妈操蛋。战争应该包括男人、女人、小孩、老人、瘸子、病人，把所有人都加进去。真他妈见鬼，现在一些人打仗，就是为了让另一些长着天使面孔的信徒好好活着，但后者还在控诉那些为了信徒们的平静生活浴血奋战的人！因此人们应该认清形势！人们必须认清形势！”

“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确实有知道的必要。因为世上有善有恶——我忘不了箭矢老妪的故事。”埃维塔说。我就是埃维塔。

“看到了吗？埃维塔是个明白人，她还知道箭矢老妪。我们不优秀吗？我们不仁慈吗？想象一下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婊子，躲在因戈隆加[10]附近的一个茅屋里，朝我们射箭。其中一支箭插进了下士的胸膛。下士回穆埃达的时候胸口多了一个洞，因为我们没人知道该怎么拔箭。我们抓住那支该死的箭，开始往外拔。我们太过用力，最后留下了拳头大的窟窿。那家伙被折腾坏了。那个面黄肌瘦的老婊子，在里面备了五十多支箭，和我们对峙。但你们知道指挥官做了什么吗？那个男人很幽默，是个文化人。他下令给老妇戴上藤蔓做的王冠，让她坐在乌尼莫克上，以女王的待遇进入穆埃达！要知道我的指挥官看重荣誉，而一个老妇在孙儿就死在茅屋里的情况下，敢于用箭抵抗全副武装的部队，还成功射中一名下士的胸口，无论在哪个社会都理应加冕受勋。福尔扎上尉和老妇照了几十张合影。他想给老妇立一座木雕像。有时候我的上尉也挺疯的。您还好吗？可惜没办法把她送到当局。第二天，这个人就没了。”

“她没去安置点吗？”

“没有。老妇是游击队员的祖母还是曾祖母，知道得太多了。这也让她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揍，就是这样。老婊子两腿一蹬，没了！头上还戴着那顶王冠。”

“别说了，戈耶斯。你病了，戈耶斯！”女人说，“你没发现你让我很难受吗？”男孩在女人的手臂上晃动着屁股蛋子，上上下下，不停地摩擦。

“你只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听见了吗？”他说，一颗牙叠在另一颗上面，看起来尤为突出。脚也一样，向上竖起。埃维塔可以想象它们和长着牙齿的身体分开。然而就算想到它们彼此分离，埃维塔的耳中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我就是埃维塔——埃娃·洛波说。

“路易斯呢？他也和箭矢老妪合影了？”

“不光路易斯，我们所有人都合影了。我们从没见过一个老太婆，嘴上钉着那么大的尼多纳，像块毯子。谁会不拍呀？歌手那时还活着——他一个人就解决了五个敌人。歌手邪恶地认为与其把她交给当局，不如由他来清理掉。”戈耶斯笑了，“歌手不是说：‘我来清理，我的上尉，那个老太婆该整干净点？’啊，但路易斯也兴高采烈的！”

“对，路易斯还经常举着插着脑袋的木棍，爬到屋顶上去呢，不是吗？”

“没有，这倒不是。我只见过一次。因为上尉下令，让他驱赶几个在那边瞎晃的胆大包天的村民。他还犹豫了。但那次他表现得很好，咻的一下就爬上去了。他其实喜欢朝着母鸡的屁眼开枪。母鸡、公鸡都行。我们甚至叫他路易斯·鸡莱士[11]。”

“那数学呢，还有高阶方程，他从来没提到过吗？”

戈耶斯瞪大了眼睛：“数学？”

“他从来没提过，他发现了一个代数公式，可以解开所有方程？”

“他，您说路易斯·阿莱士？没有，从来没有。为什么啊？他发现的，什么时候发现的？”

“以前吧，有一次他觉得他已经发现了。”

女人现在已经把蕾丝边扔到边上，开始给孩子喂饭。然而小孩的脑袋一直转来转去，女人不是把饭喂到眼睛上，就是耳朵上。稀食洒得整间屋子都是。戈耶斯又说：“不，我知道他上过学，但不知道他和数字打交道。我还以为那家伙是个文科男。我们部队的军歌就是他想的！”

“别唱这个！”女人尖叫道，她停止给孩子喂饭，举起手，捂住耳朵，“我要尖叫了，如果你唱这个，我马上走人。”但戈耶斯用嘴唇盖住牙齿，接着眼角湿润，声音粗哑地唱道：

战争里

没有狗屎

就算有

也不会很多！

如果有狗屎

在战争里

就把屁股

想成嘴巴！

噢，冲啊！

戈耶斯含糊地唱完最后一句，悲痛难当，“对不起，夫人，对不起！”

别，别把这个片段写进您的故事里，这就和一个暴露性器官的小男孩坐在餐桌上的画面一样粗俗。别叫他“戈耶斯”，别给他任何名字。把他打扮成一个“追击兵”，但别戴贝雷帽。让他的皮肤像卧床的病人一样苍白。收起牙齿。不用让他抽烟，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抽烟。他的夫人可以穿一尾粉裙，但颜色不要太深；敞领要大，但不能低俗；裙子可以紧身，但是要长；硕大的胸脯上可以留有一点乳汁的痕迹，但不能太多。他带着她在露台阴暗的角落里旋转，这时还没有落下蝗虫雨。他看向尚未发绿的天际，一道彗星划过夜空。彗星在天空中的轨迹和日月的运行截然相反，它拖着彗尾，那一刻像蜗牛的螺旋，又像被画笔舔过一般。垃圾车运走中毒的黑人，但车在海湾的对岸，离他们那么远。彗星的白光和它在空中发出的嘎吱声要比敞厢式货车上的罐头的碰撞声清晰得多。她害怕彗星的消息，顾不上迤地的粉色长裙，一个劲儿地说：“亲爱的，他们会不会有一天恨我们？”追击兵给出了应有的回应——他垂下视线，冷漠地看着女人，把她从怀里推开，拿起贝雷帽，把它戴在头上。他没有骂女人愚蠢、胆小、臭婊子，他应该说：“亲爱的，恨我们什么呢？”追击兵必须抬高音量，才能让露台上的所有人都听见他的话。他与划开天际的彗星对峙，这时蝗虫的帷幕尚未落下。“你没有错，我也没错，我们都没做错。整个露台上的人都是无辜的！错在那些神父、警察，你的母亲，我的父亲，我们拿着地图的小学教师！亲爱的，错的是空军司令、部队司令，我们的将军，总统顾问，共和国的总统！噢，在轮到我们承担罪过之前，还有整片天空！”

这显然应该是一段勇敢的发言，彰显出追击兵的勇气。她应该把烫过头发的脑袋靠在他的肩上，鼻孔贴着他橄榄色的制服，两个人应该一起回到卧室。“孩子睡下了。我们回房间好好亲热一下，亲爱的！”就这样，蝗虫来的时候，有几对夫妻已经走了。这样场景才会显得逼真，甚至真实。

[1]　指努诺·阿尔瓦雷斯·佩雷拉（Nuno Álvares Pereira，1360—1431），葡萄牙历史上著名的将军。

[2]　指阿丰索·恩里克斯（Afonso Henriques，1109—1185），葡萄牙独立后的首位国王。

[3]　里斯本的一个行政区。

[4]　索法拉省城市。

[5]　尼亚萨湖（Niassa），位于莫桑比克北部的德尔加杜角省和尼亚萨省。

[6]　赞比西河（Zambeze），非洲第四长的河流，流经莫桑比克境内的平原，是非洲东南部主要的航运河道。

[7]　利廷几内亚河（Litinguinha）及辛内河（Sinhéu）均位于德尔加杜角省。

[8]　利廷几内亚河（Litinguinha）及辛内河（Sinhéu）均位于德尔加杜角省。

[9]　位于莫桑比克楠普拉省。

[10]　因戈隆加（Ingolonga），德尔加杜角省的小镇。

[11]　鸡莱士（Galex），少尉本名阿莱士（Alex）和公鸡（Galo）合成的外号。

Ⅵ

这时，新娘得出结论。第一，在神和鸟儿的眼中，褐色的螃蟹远比凡尔赛花园里精心修剪的林荫小道更美丽。第二，记者只对死亡感兴趣，而且眼里只有突变节点上的死亡，剩下的如同天气或小偷小摸一样平常。第三，路易斯·费雷拉·亚历山大不是数学家，而是一个给殖民战争作词的人。第四，没有人能辨别命运何时决定人的道路。第五，飞机应该强迫人们撤离海岸。在那里，人们听到的每个字都是假的，眼前的每样东西都半遮半掩。正因如此，人们应该被带离他们的生活。

就这样，当两架直升机蹿出云层，发出像是碾压土豆的声音，女人们都聚在星海酒店的大厅里。“默斯卡尔多”[1]垂直穿过海岸，接着突然左转，朝医院的方向降落。这时，我确信会有人给我打电话。电话响了。现在，另一个接线员接替了贝纳尔多，他的象征性却不及后者的五分之一。他是个普通人，身上也有另一个人的特质。但他不是猎豹人的侄子，讲故事的时候也模仿不了野兽的叫声，更记不住号码。要想把人叫去接电话，接线员必须先对打电话的人有所了解。但他不需要那么麻烦——我知道给我打电话的是特洛伊的海伦。她一如既往地冲着电话大呼小叫。她值得我走一趟吗？值得。如果路易斯·阿莱士眼中的湿润值得深挖，为什么特洛伊的海伦的汗水不值得前去一探究竟？

特洛伊的海伦对女仆说：“去，去厨房。你去厨房睡。在厨房里，奥蒂利亚可以坐、可以靠、可以躺。”特洛伊的海伦缓缓锁上房门，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一直守着电话。您不知道，埃维塔。来了五具尸首，还有多名伤员，他们都在医院躺着。从昨天到今天，又有三个顶不住了。算上今天来的十五名伤员，很可能再死三个，半死不活的有二十七人。但一个中枪的军官都没有。我们之前预测的是几个来着？”

“三个。”

“三个，您记得真清楚。还会有三名军官中枪。”特洛伊的海伦的大眼睛看起来想要吞噬某个想法。她知道她完全可以把它说出来，但她脸色煞白，整个人都吓坏了。

“确实还差三个。但也许是概率错了。”埃维塔说。

特洛伊的海伦僵住了：“您觉得可能没有三个那么多？”

“我只是想说预测可能出错。它不是确凿的事，只是概率。”

福尔扎夫人看着自己搁在鱼桌上的脚，痛苦万分。她貌似陷进了内心不为人知的怀疑，但很快又骑着梦想，爬了上来：“我不信等内战打完，最后一个军官都没死。”

“我也是。”

“啊，您发现了吗？”特洛伊的海伦把手伸到眼前，振奋地张合。我知道她已然重拾炽热的希望。“我从没踏出过这栋房子，您知道的，我一步都没离开过。”海伦娜说，“为了全力支持他的事业。我为了他和他的事业牺牲自己，变得疲惫而肥胖。”特洛伊的海伦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像是在诉说一个残暴的事实。结果这不过是一个尖锐的疑问：“埃维塔，现在事情进展顺利。而您，埃维塔，您来告诉我，我值得一名优秀的男人为我献出生命！”她围着桌子绕圈，“您知道吗，我觉得如果一个女人没有优秀的男人为她丧命，那她就算不上真正的美人！看着我，告诉我，我是否值得！”

海伦娜走到装满盘子的白色橱柜前，解开内衣的肩带。衣裙滑落，掉在她的脚边。很快，她一丝不挂，光滑得像一枚削了皮的水果。海伦娜只穿着一条内裤，开始来回走动。她一手叉腰，抬高手肘，之后是另一只手。她翘着屁股，就像首次登场的演员。她踮起脚尖，双腿修长，腰部凹陷。她屏住呼吸，勒紧腰带。接着，她俯身捡起衣服，遮在身前，跑开了。好像演出结束，她变得羞愧不已，回到鱼桌旁穿衣服。她似乎想躲在桌子后头，但特洛伊的海伦摇摆的裸体像气体一般充斥着整个房间，完全无法抑制。蔓延的是她的肉体，而不是她的声音或是灵魂。她的肉体四分五裂，玉足、纤腿、脖颈，彼此分散地蔓延，好像在找寻展示的地点。这些部件就是用来放在方底座上供人观赏的，却因其主人的焦躁缠绕在一起。海伦娜的平静束住了她的躁动。海伦娜的灵魂似乎只剩下几声短促的啁啾，包裹着唯一的疑问。也是这一疑问，让她的眼睛死死盯着即将从我的牙缝中挤出的答案。我发现她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埃维塔嘴唇的位置。

“您不知道？您怎么会不知道？”

海伦娜又一次脱下衣服，展示她的裸体，这一次内裤也被她攥在手里。“您怎么不说话？为什么？为什么？”

“我认为是的，我认为您值得许多人、许多动物、许多物种为您牺牲。”

“我不确定这种事上帝是否会喜欢。”她若有所思地说，若有所思地穿上衣服，好像即将迎向若有所思的观众四面八方的目光。此刻，海伦娜已经穿上衣服。她穿了一条吊带裙。她按铃，等待，再次按铃。女仆没有过来。她走到门口，很可能是去厨房，接着气冲冲地回来了。“您作证——我没说过让她在厨房坐着吧？怎么能在厨房里睡觉呢？您听着的！没有！她有灵魂，但依旧是个野蛮人。一百年的时间也弥补不了她智力上的缺陷，不管是她还是她的族人。有一次我跟她说可以睡在门框上。结果她就照做了。她现在应该正靠着门框，呼呼大睡呢。”

确实如此。海伦娜打开门，把人叫醒，痛骂了她一顿。海伦娜让她准备下午茶，但千万别用手碰。“奥蒂利亚，这是肥皂，先洗手，再戴上手套。你今天上菜的时候要戴手套。要知道，我会偷偷监督奥蒂利亚的！”女仆走了，最后当她端着托盘回来的时候，她不光在地板上趿着两只大拖鞋，还把巨大的男款白色手套戴在手上。“奥蒂利亚，我原谅你了。没事，你放下东西，就可以走了。”

不，不用羡慕那幅画面——埃娃·洛波说。我并不认为特洛伊的海伦赤身裸体地出现在星海酒店的露台上，对描写现实有什么帮助。如此一来，为了不混淆现实，必须让蝗虫所有的光都落在她的肩上，直到她鸽子色的皮肤变成绿色。上尉得向他的战友致歉，因为她必将激起过度的暴力。海伦娜的红发就像茂密的树冠，阴毛的形状像餐巾，这并不难想象。然而，要给她的裸体一个归宿却并不容易。她是被丢进了垃圾车，还是被埋进了主教堂发霉的坟墓里？大海不行，大海会惩罚、腐蚀她的躯体。最终，她的身上再无任何一张照片的影子。

海伦娜拔下电话线，关上空调。她打开窗，外面飘来新鲜或腐败的果味。不过才过去几个小时，大海的芬芳还不足以吞噬那种混合的气味。特洛伊的海伦没有说话，她应该明白我一个字都不想听她讲，这毫无疑问证明了她对我的喜爱。然而，她还是问道：“您不想再看看照片吗？”

不，不必了。那些场景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看看外面的街道就够了。我们往外望去。门前街上的一辆公交车停在停车区域外，司机从车上下来。

“是车坏了吗？”特洛伊的海伦问。

其他人也走了出来。所有人都慢吞吞地走了出来。海伦娜不能出门。她得服完两个月的无期徒刑，继续她的恋物癖，完成和美丽与死亡之神的秘密交易，因此她没法去看停下来的公交车。事实上，那些人下车的时候看了一眼经过的垃圾车。海伦娜成为窗后的囚徒。垃圾车从路上开过的时候，没开信号灯，没有鸣笛，无悲无喜。只是开过。车子没运东西。开车的是一个黑人，戴着圆顶帽，犹如一位驾驶中的国王。下车的人群冲司机挥手，但他作为凡人的国王，高高在上，一言不发地把车开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似乎如此平庸而缓慢，就像河流的沉积。公交车司机看向垃圾车，没有开动自己的车。车子的声音充斥着街道、沙滩、海洋、地平线、尘土，连它的司机，那位坐着的国王，和他头上棕色的王冠，也四处留下自己的身影。太好了，一切都会被包进光滑的遗忘线团——这种想法会让人沉没，虚度光阴，就像浴缸里温热的水。然而有时，它也会像浪花一样搅动着浴缸里温热的水。我决定从此不再和记者见面——埃娃·洛波说。

我找到记者。

我告诉他，我见到了垃圾车。在星海酒店的小房间里，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辆车经过，听见它的声音。整个晚上，我都在拍打飞进屋里的蚊子。它们嗡嗡地叫，发出垃圾车一般的声音。屋顶的风——四点后以我喜爱的方式拂过的微风，还有晾晒的衣物摇摆的声音，如今都像那辆垃圾车一样嗡嗡作响。那辆车无处不在。我的好奇——并非我故意如此——让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他明明负责所有的案件素材，却从来不提垃圾车。

“有时候是两辆。”他说。

“但一直隐瞒的话也太糟了。您清楚的！”

“我已经在竭尽所能地揭露真相了。”他说。

“我知道——您和别人签了协议。”

记者发出一阵大笑，笑声几乎像是对埃维塔的羞辱。

“协议？我和别人签了协议？我从来没签过什么协议！”他取笑“协议”一词。这个词在记者的笑声里产生了某种喜剧效果。“好吧。我是签了协议，但不是我做的决定。自我出生那刻起，它就选择了我。小母鸽，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从我老爸搞大了我妈的肚子开始就是如此，小母鸽！”

这时。记者突然想聊起莫莱斯。他说，几天前，在他朋友的告别派对上，报社里的一个小伙子突发奇想，决定要和非洲分道扬镳，包括非洲的灾难以及他在非洲的女人。他决定先从贝拉城前往里斯本，再去哥本哈根。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去那里。或许是因为他看到一张有关克里斯蒂安堡大火[2]的插图，或许是因为1801年的爆炸[3]，或许是因为那里啤酒的口感，或许是因为一张白雪皑皑、天寒地冻的照片，又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哥本哈根是所有非洲城市的对立面。但去哥本哈根必须通过里斯本，而搭乘前往里斯本的航班，必须先把车留在洛伦索——马贵斯[4]——他得先从贝拉城去往洛伦索-马贵斯。这得花上一个白天的时间。派对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结束。他睡了一天，之后给记者打了个电话：“我得走了，但我睡了个好觉，白天走或者晚上走都一样。这样一来，我只会晚半天。”“很好！——我和他在入夜时分告别。”记者说。他离开非洲、非洲的女人、非洲的电力故障、非洲的萨博车，感到无比快乐。这让他变成了一个幸福的男人。孑然一身，抛下非洲的报社和子女。他会连夜赶路，最终在洛伦索-马贵斯与非洲的蚊虫永别。半夜，他的车在猎场附近翻了。当时车速不快。周围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人们在车子附近找到他的脚，鞋袜整齐，散发出一股血腥味。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死在非洲野兽的肠胃里。他像屎一样散落在非洲的腹地。

“那是另一类想法。”埃维塔说。

“不是。”他说，“都一样。这个世界不存在第二种思考方式。大家想得都一样。好吧，我朋友像屎一样死在非洲腹地之后，我连喝了两天的酒。整个脑袋都胀了起来。我去看医生。我和他是在咖啡馆认识的。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也大为震撼。‘我们应该留在这里，’他说，‘不管怎么说，这里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远走高飞也就意味着我们会把放弃非洲的悔恨传播到全世界。我们会成为一帮败家子，最可恶的败家子。要我说，我会和我的泳池，我的房子，我的朋友，我的船艇，我的病人，还有我的私生子好好生活。我善解人意的妻子每天下午都会把裹着木梨果酱的面包从后门递给我的私生子。留下来吧。’他说。我留了下来。我回到家，那个我从来没法彻底消灭蟑螂的家，想象自己也有一个花园、一艘船、一个带草坪的房子、面包、木梨果酱和游泳池。他对我说：‘别忘了给我带一沓蓝纸[5]，我要用它来写诊断书。’我买来蓝纸，敲响他的家门，讨要缓解宿醉的医嘱。我敲门敲了很久。而他善解人意的妻子正在仆人的帮助下，从后院的泳池里拖出他的尸体。他淹死了，留下一封手书。那是他立下的遗嘱，漂在蓝色的水上。两天前，这还象征着他至高的幸福。他绑住自己的手脚，一头扎进了泳池蓝色的水域。”

“您觉得这是一回事？”

“都是一回事。您前几天自己说的。如今，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他说。

“现在，我不这么想了——世事相差无几，但其中细微的差异才是人们期待的依据。人犯不着把自己绑起来，淹死在泳池里。说到底，这边下的雨都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无论夜晚还是沙滩，无论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生命，都具备一种特殊的魔力。我明白他热爱这片土地。我想是恐惧，或是日后可能遭受的痛苦让他产生了过激的情感。”

“那您呢？您身上也有秘而不宣的协议吗，小母鸽？”

“才没有。我的父母当了一辈子的公务员，他们有电烤炉、汽车、海滨的小木屋，他们每月去一次餐厅，每周做一次弥撒。我接触的一切事物都受到调控，它们无不洋溢着幸福与健康，比如肖像、假日的明信片、圣诞节、新年、大屏幕的电视机。他们在女儿出生的时候就给她买了一份人寿保险。二十岁的时候我拿到一笔分红，因为没有人去世，也没有人遭遇事故。这都是他们劳动、珍惜荣誉、节俭以及严格履行公民义务的成果。我要什么协议呢？”

“那他们唯一的女儿呢？”

“每次回家，我都发现他们依旧心意相通，幸福美满，盼望我是一个和谐的产物。但我想说，我让他们失望了——他们的和谐有时会让我否定、拒绝、无视他们的存在。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我身上唯一的戏剧性就在于我的头脑，当我开始思考，我就是在反抗他们。我的协议有所不同，因为我诞生于两个宛若一体的个体。问题在于，我曾经爱上一个不安分的男孩。他努力寻觅数学的和谐。而今天，我等来的却是一个砍人脑袋，还把它插在木棒上的男人。”

“为什么不告发他？”记者问。我们坐在菲亚特里面，对着西奥·斯宾纳罗里斯[6]的房子。

每当厌倦了海湾，他就喜欢把车停在那里。他说，当他看到碑文，就会想起伯罗奔尼撒张开的手掌，生活也随之褪去几分野蛮的底色。他执意问我，为什么不告发新郎。我对装着甲醇的瓶子一清二楚，对路上垃圾车运送的人深表同情，在报社的接待处大喊大叫，说想跑去屋顶，将罪行公之于众。那么，我为什么没有去露台，对着奇维维高喊，把声音传到北方的港口和起重机上去？那里正在制造砍头、杀戮的场面。显然，我坚称对一个人的理解无关意识，更重要的是其潜在压抑的东西。记者陷入疯狂，胡言乱语，回想着所有人狼狈为奸，于是每个人都乖乖闭嘴的时刻。那时，存活不靠协议，靠的是本能。他将向我展示生命、情感，甚至是肉体的堕落，如同一个转动的轮子，有时还会是自由落体——他说。记者把车停在树下，方便我下车。那里离星海酒店很远，这样就不会有人把我们的关系视为犯罪。他还说，他很快就会来找我。不管怎样，他喜欢和我说话。就算存在想象中的协议。

他临走前握住我的手说：“您看到的不是因果，而是更高的同时性。”

我承认他说得没错——埃娃·洛波说。

您想知道《蝗虫》从不明说的同时性是如何编织在一起的吗？那就想想苏黎世吧。

苏黎世中尉身处德尔加杜角，但就算如此，您还是应该想着苏黎世。想想苏黎世中尉的夫人在酒店房间里如何不紧不慢地经历着宫缩——埃娃·洛波说。几个女人叫上计程车，带上她的皮包，和她一起下楼。苏黎世的夫人已经准备就绪，不紧不慢地坐在门口的沙发上，九个月的大肚子极为醒目。但污斑在她周围蔓延开来，她这才意识到——刚开始她并没有发觉——她的羊水破了。一切都有条不紊——计程车晚到了片刻，但这并不碍事。三个黑小子追着汽车跑，但他们无须追这辆车，因为时间还早。然而，除去羞耻和卫生问题，一切进展顺利。包括接线员在内的闲杂人等撤离后，苏黎世的女人就能在将军走过的大厅里诞下一个男孩。一切如此简单，不费吹灰之力。但并非如此。当她经历最后一阵宫缩的时候——本来除了腰上的隐痛，她都感受不到疼痛了，好像只是举起了一件重物或家具——她希望能在诊所纯白的宁静中分娩。他们早上已经来过电话，等待她的是一间宽敞、通风的病房，窗外就是大海。“那里有漂亮的海景。”诊所的工作人员说。很好。计程车到了，现场的端庄与冷静令人动容。陆军中校夫人觉得她会生个男孩。如果是女孩，苏黎世中尉就要请大家喝威士忌；如果是男孩，他就会收到威士忌的奖励。世界各地的军人都很难拥有女权主义者的心态。陆军中校夫人生过三个孩子，很了解孕妇的肚子。她觉得那样的肚子怀的一定是个男孩。苏黎世中尉还在北方的战场上，现场却依旧如此冷静，如此端庄！大厅里，陆军中校夫人在纸上画下苏黎世中尉孩子的星盘。半小时内，孩子就会在那样的时刻与纬度出生。

“长命百岁，幸福安康！”陆军中校夫人在纸上画着圆圈、直线和星星时说。但任何星盘都只有十分钟的效力，在场的人们也都清楚自己的星盘。这时，大厅停止了有关星盘的讨论，人们的注意力回到了分娩本身。所有人都在等待苏黎世夫人的消息。她的女仆守在门口，等着传信的计程车。非常冷静。她们等到的也有可能是电话。无论哪种方式，她们都会是第二批知道消息的人。这让她们感觉万分荣幸。她们聊着疼痛、时间、照片。正是那些东西将人生中的某些时刻变得神圣。她们的话十分感人——埃娃·洛波说。我站在一旁，但一直在听她们说话。我没有孩子，也不想要小孩。我身上没有母性。因此，分娩不会让我想起某个从我体内降生的东西。我只会想到我是从别人肚子里生出来的。我记得母亲和她的朋友们描述分娩的方式，和那些头发像灌木丛或是烫头的女人说得一模一样。她们围在那里，整齐地张开双腿，让小孩落到地上，就像一头哀号的畜生。毫无疑问，那一刻模糊不清，难以解释，缺乏实体。我一边思考，一边听着女人之间的谈话，感到痴迷。

痴迷不已——这让我想到鸟巢和沼泽里的蛋。想到鸟叫和流转在发情与下蛋之间的生命——埃娃·洛波说。然而，这也让我想起自己，而非旁人。正当我思考着这一问题，门口的女仆松开手里的东西，高声尖叫起来。她的叫声传进大厅，在墙上回响。那里还逗留着将军的英姿。叫声在墙上回荡，在玻璃框上震动。当行政处的上尉敞开衬衣进屋的时候，世界都在颤抖。他说真是可耻——苏黎世中尉的孩子死在了诊所的接待处。

太可耻了！他们争论着入院应该交付的押金，任由孩子在接待处夭折。她没带存款，全然不知有这种规定。而她的丈夫还在将军的指挥下，在北方的丛林里打仗。尽管如此，他们依旧不许她进入诊室，提出只有女伴交完钱，他们才会允许苏黎世夫人通过大门紧闭、宛若城堡的大厅。两个女人把钱凑到一块儿，发现依旧不够。孩子已经在接待处的椅子上露头了。苏黎世夫人坐在椅子上，抓着柱梁。孩子死了，她也撕裂了自己的括约肌。她的括约肌绷裂了。她一言不发——她在那待了一个小时，心如死灰，任由羊水缓慢地、不自觉地流在沙发上。这难道不是一个痛苦的巧合吗？

记者却一副铁石心肠：“别担心，不过是掉了个孩子。死人就忘了吧，活着的人才是我们应该照顾的。去看看我那些还在活蹦乱跳的孩子吧！”

他高兴坏了，似乎连空气都一扫阴霾。然而，一个孩子在如此奇特的情形下离开人世。但凡事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包括记者的喜悦，不是吗？他穿了一件全新的格子衬衫，上面还有折痕，领子立得并不齐整。他身上有一股洗衣浆、胶水或是树脂的气味。但这不单是衬衣散发的气味。记者应该在古龙水里洗了个头。两种味道都让人在菲亚特里难以呼吸，尤其当车开进房屋稀少的荒地后，不时就得关上玻璃窗。之后从某刻开始，当车子开过房屋稀少的住宅区，两排锌顶的土房打水漂似的出现在路旁，立在陶土色的泥坑里。阳光时而照在这种颜色上，迸发出红色的星星。接着，突然冒出一条蓝色的水带，那里的水更深，破土而出的小房子也变得越来越近。那些房子门廊昏暗，蚊帐也没有合上。

“这是黑人区？”

“不，这是婊子街。”

我们的车穿过马路。台阶上有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盯着马路看。他们不跑，不叫，只是看，目光跟随着我们的身影，等在我们停车的地方。记者停了下来。屋里先跑出两个白人小孩，他们藏了起来。之后一个大点的孩子，撩起蚊帐走了出来，她怀里抱着一个岁数最小的孩子，看起来就像是女孩和玩偶。玻璃窗后面有四个人在观望。

“上去吧。”他说。

我们走上摇摇欲坠的平台。孩子们拉开蚊帐，走了进来。屋里传来母亲的声音——应该是母亲——音调高得离谱。记者上楼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用绳捆着的箱子。他们开始交谈。我不该进门，我应该下楼，把自己塞进车里。我的在场让人感觉冒犯而突兀。女人身材高挑，背对着我，显然还没有注意到我这个不速之客。但我可以看到她——这个房间离马路只隔着一扇窗和一面蚊帐，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装有杂物的篮子。“四斤糖？只有四斤糖？你要我拿什么给你的孩子们煮粥？”孩子们的母亲在蚊帐后头高声嚷嚷。但当我从那个把我变成不速之客的地方离开时，阳台晃动起来，所有金属制品都在摇晃，仿佛一间在沼泽地里难以立足的房子。女人和孩子们挤在门口，女人冲在前头，抓起东西就往记者的腿上砸。记者笑着跑开了。这好似一场游戏。但这不是游戏。它只是记者眼中的游戏。后者在车里哈哈大笑。高个女人从房子里走出来，一个人来到水坑中央。她几乎一丝不挂，用粗壮的手臂向汽车示威。我感觉这个高大的女人突然变得越来越小，直到消失不见。房子、潟湖、记者的孩子、示威的女人，都不见了。

“她原来是街上最俏的马子，”他说，“于是我决定搞大她的肚子。只有我才有这个待遇！”他笑了。记者开始抽下一根烟。她发现这才月初，仪表盘上的日历也显示今天是本月第二天。但一想到身后有一个高个女人，像株植物似的在两排土房之间的水坑里高举手臂，慢慢消失，慢慢消失，我就感到难过。那个形象在眼前出现，随着汽车的行驶逐渐高大起来。她叉开两腿，堵住汽车，挡在泥泞的马路上。

“为什么不回去？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什么不往回开？掉头！掉头！”记者还在坑坑洼洼的泥路上行驶，不时溅起泥浆。

“我做不到，小母鸽！现在我得去看我的黑情人了。您会发觉她是一个好女人。没有谁能比一个黑女人拥有更完美的大腿、更芬芳的气味、更美妙的乳房。她人畜无害，您大可以走进屋子，坐在里面。她清楚谁都不属于谁，就算孩子也是一样。她知道世上的一切都是一团乱麻，但从不自寻烦恼。啊，多让人省心的女人！我的黑女人真棒！”

“她也生了四个——有一对双胞胎，她的孩子个个比白人老婆生的漂亮。应该说，生下那些差不多能算白人的小孩和差不多能算黑人的小孩！但我不喜欢平局——四比四不分胜负。如果她们的孩子都活得好好的，我就得再生一个。”

“您只在月初去看他们？”

“不是，有了票子，我就去看一眼。”

“您不是真心想打破平衡。”

“我不是有意的。”

他把车开往玛金尼诺[7]。连绵的横梁和沙滩之间立着几座还在建造中的楼房。圆形的混凝土搅拌机隆隆地响着，但工人对此并不上心，好像都躺下睡觉了。空气中有股新鲜的水泥味，几乎叫人作呕。“嘿，您不会以为我家住在搅拌机里吧！他们在那儿！”那是其中一座尚待粉刷的水泥色建筑，屋外飘动着晾晒的衣服。房子很新，看起来却像一艘老旧的船只，上面还飘动着一面旗帜。记者在门口停车。“就是这儿了。不来搭把手吗？”

“我觉得您也太惨了！”

“啊，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懂吗？帮我把袋子拿出来！”他拿上袋子走了。袋子应该比箱子重，但他的行动却更为敏捷。没一会儿，他就上了楼，和黑女人一起出现在窗口。他们在二楼。她穿着铁蓝色的裙子，在阳台尚未完工的窗户后头笑。这让我想到一张展现某种独特进步观念的明信片：废墟中有一座正在建造的房子，不同种族的人在屋外的脚手架上拥抱。时间激烈地讲述着自己的起点与终点，不分先后。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展现一个没有时间感的社会。她带着几乎跟她一样黑的小孩，朝汽车挥手。双胞胎站在母亲两侧，母亲朝左右两边都重重地亲了一口，激起小孩的挣扎。这无疑是天性使然。记者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下楼，数着剩下的钱。上车前，他卷起钞票，塞进衬衣口袋，高高兴兴地开回《腹地报》。“十一点左右，在这儿等我。”他说。

啊，别担心您的故事！不管您如何喜爱记者和他那些私生子，他在《蝗虫》里都应该继续像您写的那样正经。让他就那样默默无闻，不可理解，就和现实生活一样。忘了他，无视他，把他从您的头脑里剔除。

十一点的时候，他来了。夜晚延续了白日的燥热。“走吗？”他说。

“去哪？”

“我们去红磨坊。带您见识一下！”

那地方让人目不暇接。那里的演出不限时间、不限地点，甚至比在建的楼房更振奋人心。如果它还有空位的话。有些演员的动作和本世纪初集市上的江湖艺人一模一样，对着瓶子的细颈弯腰。还有几个演员，大腿丰满，让人想起中世纪剁鸡的厨子。今晚第一个脱得只剩内裤的姑娘身下的那把椅子，让我想到火箭的基座。很好——记者叫来一个女孩。她大腿丰腴，在扇形的围裙里搔首弄姿。他把脑袋靠向她的大腿。他倒进她怀里。一个大块头拿着酒，从记者身后走来。他是个大腹便便的光头。

“你该滚出去，”那个人说，“垃圾车刚刚又运走两个，你这个管案件素材的臭小子！你是不是负责素材的？”

记者推开男人。他倒在桌子上——那一幕没有时间，没有声响。记者抓住扇形围裙女人，离开桌子。另一个人留在原地。他把香烟叼在嘴边，在不用手的情况下，把它从嘴的一边挪到另一边。“您试试，”他说，“这很难，需要训练。”男人叼着香烟，将其来回移动，好像嘴边爬着一只呆滞的毛毛虫。他委婉地点破可以解释一切的真相：“他在追您。每次遇上女人，他就会利用妓女激起她的醋意。通常来说，女人被嫉妒啃噬，在天亮之前必定被他俘获芳心。这就是女人的心理……”

毛毛虫在胖男人的唇间来回爬动，微弱的火光在一端闪耀着。胖男人的嘴边转动着烟头的火光，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美丽。一支小管弦乐团演奏着《今夜让我逃离此地》，歌唱的白人模仿着黑人的腔调，好像他正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某家酒吧，而我们此时感受到的热度，和路易斯安那平原上的黑人感受到的一样。白人光着出汗的后背，跟着金属的声音前后摇摆。这不全是怀念，也不全是伪装。我更倾向于伪装——或是我对那些年看过的电影里的某场美式表演的怀念。这也是对其他年代或是其他怀念的怀念。“谁说怀念[8]是葡萄牙特有的情感？”胖男人问，“怀念的情感如此普遍，连因纽特人也不例外。但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米尼奥人[9]把它禁锢在一个词里，就像瓶子里的红酒。”

白人在汗水中扭动身体，显然是在怀念一些久远的事物。与此同时，胖男人也激动地落泪。那双幽深的大眼睛在人群中显得尤为惊人，满足了浪漫派肖像画画家对纯净灵魂的想象。在椅子上转身的巨型身躯中间，转动着两只完美的、令人心软的眼睛。没有人能从那坨肥肉中取出眼睛，放在桌上——分出虹膜、房水、角膜和浓密的睫毛。她触碰眼珠，亲吻那只迫人的、痛苦的栗色眼睛。那双眼睛似乎属于在热汤里沉浮的忠狗。它的爪子、毛发、鼻子、骨头、尾巴一样不剩，但用澄澈而悲伤的眼神一直盯着被淹死的主人。这幅画面完美地展现出动物形态的基督脱离种族，表现出另一种天性。啊！眼球的构造在掌心中融化！她不由伸出手指，碰触那只在肉丸汤里迷失的眼睛。胖男人抓住我的手指。这时，白人在小舞台上旋转，希望化身黑人，用纯正的嗓音唱出“今夜让我逃离此地”。埃维塔做不到无动于衷。她的身体也开始躁动，产生疼痛与渴望。一切都在激情里迷失。埃维塔觉得她的嘴正在靠近那只睫毛浓密的栗色眼睛。它的主人正骑在桌子上。红磨坊里人声鼎沸，就像一只在火焰中膨胀的锅。乐团，就像您在故事里描述的那样——埃娃·洛波说——和谐而闪耀，尽管它只有一些镲片和一件管乐器。它和星海酒店也相隔甚远。您口中的其他事情都很准确。那晚，桌上倒下无数只酒杯，所有人都重复着娃娃脸男人爆发出的绝望的独唱。

“逃离，逃离，逃离[10]……”睫毛浓密、眼睛迫人的男人说。

“那就逃离。”埃维塔说。

他们走了。两人一起走出红磨坊的大门。他们没能在里面找到记者，也没找到那个穿着扇形围裙的胖女人。没关系——每个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夜晚和胖子。“让我看看你的眼睛。”埃维塔说。胖子严肃地坐在车里，就像莲花上的佛陀。“等我们到地方了，我要贯穿你的身体。”佛陀说。他开车很慢，不是因为车子承受不了他的体重，而是因为他挂不上第三挡。他的车比记者的还破旧，在夜里猛烈地晃动。路上没有警察，只有几棵挥舞着叶子的棕榈树。一名黑人裹着被子，躺在路口。“滚开，小子。不然我要了你的命！”黑人一动不动。“算了，别管他，你就把车停在黑人旁边吧。”车子停在路口，一旁就是黑人的躯体。他下车，轻轻踢了黑人一脚——黑人依旧没有反应，要确认他的死活已经为时已晚。

同样，打电话告诉那个留在红磨坊的傻瓜又倒了一个也为时已晚。他能写什么呢？他只会写点基本信息，以免得罪媒体。胖记者对走在街上的埃维塔说：“你知道他每周有一天可以写专栏吗？狗屁不通，谁都读不懂的专栏？”好吧，好吧，别让这种事毁了这个夜晚！此时，她看不见他的眼睛，只能听见声音。因为他们正在攀爬弥漫着金属味的楼梯。倏忽间，埃维塔尽管看不见眼睛，却感到自己被卷入了一个没有出口的隧道。很快，灯光亮起，一只孤零零的眼球出现在圆球形的身体上，幽深，长着浓密的睫毛。很好，很好，一切都好。眼对眼，嘴对嘴，就像雨后的蚊子。他的嘴巴闻起来像威士忌，如果有的威士忌瓶口不是木塞，而是一张嘴。“生命不可平息的欲望，超越嘴、威士忌和死亡。”——但这不是用言语表达的思考。和那个在红磨坊里遇见的男人做爱，就像在橄榄油颜色的浴缸里游泳。到处都是液体。橄榄油似乎滑向某个深渊，那里有一条流淌着橄榄油的河。她滑落深渊，逃脱，坠落，等待撬棍打开通向其他明亮的、没有橄榄油的门。那是绝望与深渊给予的补偿。她唯一攥在手里的绳子，就是附着在庞大躯体上的眼睛。她从没在城里见过这样的眼睛，像从巨大仙人掌的躯体上冒出的花瓣。眼睛，眼睛——但他还有眼睛吗？如果他失去眼睛呢？又或者他从没有过眼睛，那她又要如何向自己解释盯着他眼皮的行为？她把强光照向胖男人紧闭的双眼——胖男人睡得很沉，打着呼噜，就像黑夜本身。胖子唯一的腼腆就在于把眼球藏在眼皮下面。他不愿看见身体的举动，宛若处子。睡吧，胖男人——尽管她不想这么叫他，但她不知道他的名字。它会不会就在那里，在房间的某处角落？

我看见，显然我的观看依旧毫无意义——埃维塔说。门开了，屋里唯一的光线从那里溜了出去。那是一盏脚灯，盘曲在床脚的地毯上。她丝毫没有叫醒男人的意愿，尽管她想知道对方的名字，这样就可以不再称他为胖男人。柜子、横陈的衣物、钥匙、斑驳的墙和上面的报纸。现在，我意识到胖男人为什么对记者表现得如此不屑一顾。脚灯的光在门垫的遮挡下，显得格外柔和。在那种光线里，一切真相大白——躺在那里的男人病态地仰慕着甲醇记者。是，他每周四确实有一个专栏，署名为阿尔瓦罗·萨比诺。整面墙上贴满了剪下来的报纸。专栏有一个讽刺或伪装性的标题。密密麻麻的标题贴在墙上，像是用来掩盖大块的粉刷污渍。那些纸上都印着“非自愿专栏”，像一块块方巾。不，我从来没注意到。我怎么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几乎没有标点、版面不齐，且内容和记者的生活截然相反的专栏呢？她坐立难安，就像那时听见戈耶斯唱起新郎为战争作词的军歌那样。胖男人像蝼蛄似的打着呼噜。直到今日，开门、锁门的声音依然在她耳边清晰地作响。

记者等在道路尽头。我要从他身边经过，就必须先越过还在家里睡觉的胖男人的车。躺在地上的黑人已经不见了，但他的毯子还挂在护栏上，落入记者的眼中。“干得漂亮！”他说，“现在不管您做什么，都无法否认您属于这片土地，这个地方。干得真漂亮！”他洋洋得意地说，但我情愿步行穿过城市。此时太阳尚未升起，但也不算太暗，空气中弥漫着大片的白色。记者跟在后头，但没有穿过杧果林。

“别来了！”埃维塔说。

他来了。下午，他把车停在杧果林里，戏谑地告诉她，胖子早上醒的时候忘了停车的位置，也不知道是谁在他床上留下了香水味，更不记得他从红磨坊里把谁带了出来。“瞧见了吗？瞧见了吗？”他说。

幸运的是，有人在十二个小时内，就做完了有时要花六十几年才能完成的事。但在上帝的眼中，十二个小时和六十年又有何分别？而说起上帝的人，也会谈论草地、褐色的螃蟹，那些没有名字的生物。他发动汽车。我们再次来到西奥·斯宾纳罗里斯的屋前。记者看了一眼紧锁的大门。我们之间的联合源于一种想法：语言存在矛盾，这种矛盾也反映出每个个体内在的矛盾。因此我们之间确有分歧，但不涉及本质。就这样，埃维塔庆幸胖子把一切都忘了。她希望在红磨坊里发生的插曲能证明遗忘才是唯一不受掌控的扫帚。

“不受掌控个屁——他很快就会想起来的。您希望能来这里走一遭，并且全身而退。这种小聪明是没用的。”记者说。

红磨坊之行还有另一个后果：我发现了周四的专栏。事实上，那一天的头版谈到礼节、握手、政府官员对过程充满信心。整个头版都洋溢着幸福的序曲。它也提到了三个遇害的醉鬼。又是三个——报纸的语气好似厌倦了过剩的谈论。就这样，很多时候，介绍酒店里的狗比死在路上的三个酒鬼更重要。

然而，这种情况无处不在，吃早饭的时候想想就行了，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家庭生活的场景。您把记者在周四发表的长专栏里的片段，塞进那些女孩的嘴里，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她们把第一批死者当作普通的溺水者，激动万分。

复活吧，陶土色皮肤的人

从你们的土屋里走来

审判杀死你们的贾古迪[11] ——

不要问我太阳是否无辜

我也不知道你们死在谁的手里……

不，在新郎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见面并无逾矩之处——埃娃·洛波说。我们只是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他把我们见面的地方定得越来越远。这次是在小棕榈树下的一家咖啡馆。我无心打破沉默，这无关谈话的内容，而是因为沉默就是一种言语，它比声音更加振振有词。无形的微风传来喃语，和广袤的海浪一起在空气中翻涌。但一切都是为了逃避人们的耳朵。我记得记者说：“这是一种声音！”她说：“不，这是噪音。”他坚持说：“不，这是自然的声音，我听见了它说的话。”“日本话吗？”她问。“那是音乐，没有祖国。”他说。“那它就不是言语，而是史前的噪音，原始，蒙昧，没有意义。”埃维塔说。我就是她。“听着，”他说，“我们得上个床！”她，我也记得她说的话：“是呀，有人说夜里的鼾声是某种没有祖国的音乐。男人的笑声、说话声、磨牙声都有差别。但有种声音所有人都一样，那就是晚上的呼噜声。”他说：“我觉得你是个冷酷的女人。”“放屁！”她说，“不该再有人死于甲醇中毒了，这不合理！”记者的耐心消耗殆尽：“不该再有人掉脑袋了！”确实，逡巡的沉默发出言语。就这样，我们回到起点，没有意识到所有重要的事都在可见与不可见的分界线上得以解决。

当苏黎世夫人的括约肌出事时，同时存在另一种现实。

事实上没有人能脱离这两个层面——一边是在西奥·斯宾纳罗里斯家门口发生的事情，一边是在苏黎世夫人肛门附近的肌肉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件事让我时常思考历史进程背后微小的肌肉——埃娃·洛波说。他习惯把菲亚特停在正门口。所有珍贵而富有意义的地点都在那附近——海湾、褐色螃蟹爬行的滩涂、红磨坊的风叶。正当我快到的时候，一辆垃圾车来了。里面的国王戴着棕色的王冠，驾驶着车辆。然而，是谁叫的垃圾车？不同种族的人围在门口，那里躺着一个白人，而不是黑人。很多人都认识他。白人是中央大酒店的钢琴家，绝不会由垃圾车运送。是谁给卫生局打电话，叫来这种车？是谁？是谁？当然是一个笨蛋黑人！人群围着尸体尖叫。死的是一名老人，他的白发又长又直，散落在石板上，如同破旧的鬃毛。这个可怜虫是谁？在场的还有几个黑人，他们有些从渔场过来，带着渔网，不停张望。但没过多久，他们就离开人群。因为没有人相信垃圾车是被叫来运送白人的。

“救护车！”一个白人说。

“不，我的车不是救护车……”

来了很多车。人们选中了最宽敞的那辆，让中央大酒店的钢琴家可以尽可能坐直，好像他尚在人世。然而，老钢琴家的尸体像人们在沙滩的渔网里找到的黑人一样，垂着脑袋。黑人在渔网里翻滚、磕绊，最后被扔进等在街上的垃圾车。钢琴家躺在那里，脑袋靠在车子的后座上。那是沙滩上最大的车。双手合拢放在胸前，对于一生都在琴键上飞舞的手指而言，这是唯一恰当的处理方式。他演奏过《假面舞会》《走吧朋友》《上帝我有多爱你》。就算在到处窜动着蚊子和蟑螂的夜晚，他也让中央大酒店的大厅充满生命、争端与爱意的摩挲声。那双合拢的手弹出的音乐，曾让多少男女性欲高涨，多少张潮湿的嘴双双贴合！将钢琴家的双手合在胸前，不单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神圣。死人被抬走，就像一具特殊的死尸。然而，他太过特殊，不到几个小时，人们就会知道老钢琴师，一个白人，和黑人一样摄入了甲醇。

哪里？如何？星海酒店除了苏黎世夫人孩子的夭折，没有心思关心其他事。没有人想知道老钢琴家的酒从何而来。那是一个空洞的问题。苏黎世夫人失去孩子，命悬一线，此事弄得酒店人心惶惶。有人说诊所里的那帮蠢货对面向印度洋的房间开出相当于原价三倍的价格，惹上了官司。那座房子是用来算账的，而不是做手术、看诊、接生的。他们应该搞来印刷机和模具，直接印钱，而不是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敲诈。那种昧着良心的诊所应该关门大吉！他们将一个临产的女人弃之不顾，任其拉伤肛门括约肌，就为了能在入口多收几千埃斯库多[12]的押金。好像那些正派的人，那些怀胎十月的产妇，都是持证的诈骗犯。星海酒店一片愤慨，没有人能为一个死于甲醇中毒的白人、一个中央大酒店的老钢琴家操心。发生了什么事？杀死接线员贝纳尔多也是那种液体吗？星海酒店已经有过甲醇的遇害者，现在又出现一名受害者，但加害他的却是某种更微妙、更消耗人的东西。是，他们记得钢琴家。然而，人们在大厅的扶手椅上气愤不已。他们想象着那个像奶酪一样苍白的女人，在民用医院不算太白的枕头上哭泣。整个非洲都在那里进出。

人们在星海酒店里打开收音机，等待从中迸发出一段甜蜜、悲伤、醉人的音乐，就像失去孩子的苏黎世夫人给人的感觉那样。她遍体鳞伤，还撕裂了括约肌。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解释辨别甲醇的方法——甲醇无色，气味怡人，与香水和清漆相似，溶于水、普通酒精和乙醚，树脂、染色剂、脂肪的溶剂，在制作清漆和染料时可代替酒精。它毒性极强，不能食用。它被装进写有各种标签的瓶子里。犯罪分子从港口将其偷走，装入瓶中。卫生部门会搜查集市、餐厅、咖啡馆和所有酒精的零售店——那个声音说。声音消失，音乐躁动起来，声音再次出现。

甲醇尚未入侵星海酒店的领地。有人甚至爬到床底下查看。调酒师可以在热好的酒杯里倾倒任意一款白兰地，放心地在装有碎冰的杯子里倒满蒸馏酒。威士忌可以随便喝。那天，星海酒店相比平日消耗了更多的酒精——星海酒店里悠闲的女人，一边喝酒，一边聊起苏黎世夫人的个性，就像在谈论她们离家的爱人。人们原谅她的全部过错，还将她的特点理想化。她们还能看到苏黎世夫人吗？苏黎世夫人肛门肌肉撕裂，孩子入殓，苏黎世中尉本人不该从当前的战场上回来吗？她们曾用无线电把中尉从战场上召回，态度感人肺腑，非比寻常。星海酒店走廊上的每个人都为此事煞费苦心。她们又怎么会对从大教堂里出来的送葬队感兴趣？

一支庞大的队伍离开教堂，绕过街道，往墓地走去。一行人路过商店的时候，音乐响了起来。他们抬出棺材，在乐声里行进。棺材里躺着中央大酒店的钢琴家。他的内脏被甲醇灼伤。再也不会有华尔兹、探戈舞，再也不会有男人的胸毛抵着女人挺翘的乳房。当华尔兹和探戈曲结束后，脑袋下的脖子再也不会淫荡地转动，仰望中央大酒店旋转不息的窗户。为什么？因为那只罪恶之手，在清晨时分往钢琴家惯用的酒杯里倒上甲醇。这件事引起了公愤，但星海酒店只听说了音乐家下葬的消息。整座建筑都沉浸在括约肌撕裂的悲怆中——埃娃·洛波说。

当人们见到手臂上佩着绶带的苏黎世中尉走进大厅，不禁想到括约肌。大厅里的每个人都怀有相同的想法，还公开讨论。为什么不呢？保守思想的秘密过于伤神。男人千挑万选，才有了自己的妻子。女人每日早晚两次熨烫头发，但某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的时候，却垂下直得像马尾或是人鱼尾巴的头发。苏黎世中尉压在她身上。那是女人经期开始后的第十三天。他存入无形无重的谷物，从种子长成胚胎，从胚胎长成婴孩，在第二百七十天的时候用头冲破黑暗，卡住，挣扎，折断脖子，死去。最后，这一切只剩下因括约肌撕裂而住院的画面。当人们见到苏黎世中尉佩着绶带归来，那段旅程唯一的遗产就是肛门附近那一圈肿胀、撕裂的肌肉群。这不悲哀吗？只不过此时这一小块织料还没有被缝入历史的织网。但它会的。但就目前而言，这不过是夭折事件之后，星海酒店里的女人得到的最有价值的相关画面。在流产和中尉回来之间的三天时间里，她们彼此传授那些肌肉的正确含义，意识到它并不仅限于苏黎世夫人撕裂的部位。然而，她们不愿去想其实嘴里也有这些肌肉。从现在开始，括约肌只对应撕裂的部位，这样人们喋喋不休的时候才能相互理解。因此，她们遗忘了过去所知道的括约肌附近器官可能患有的疾病，无论是括约肌通向的部位，还是终止的地方。制作星盘的陆军中校夫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现丈夫的括约肌附近有一块粉色的突起。由此，您也可以认为苏黎世中尉和他的夫人春宵一夜的意义在那一刻达到巅峰。埃维塔就是这么想的。一切都维系着某种平衡，一切都会在某段时间内有所残余。这就是生命存在的基础。这一次，中尉一夜春宵的残留物，由于诊所的贪欲成为星海酒店住客的谈资，而大地上飞舞的蚊子好像根本无须产卵。地上的风一吹，它们就洒向整片土地——埃维塔想。这就是全部。但还不是全部。还有一件相关的事无人发觉。老钢琴家下葬时发出拖沓的响动声，久久不散。

这时，苏黎世中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的手臂上佩着绶带，空洞的眼睛飞快地眨动着。他只身一人在桌边坐下，别桌的人都有一种冲动，想要扑向苏黎世那桌无人问津的椅子。但所有人都克制住自己。然而，那时的中尉不光是一个因为妻子莫名其妙地流产而被撤下战场的男人，他也是继戈耶斯之后，唯一从北部归来的人，可以讲述捕鼠夹的进展。归根结底，这件事不比括约肌更重要吗？是的，更重要。因此，经理认为他们以公事为名接近苏黎世并无大碍。他本人也走向中尉眨着眼睛喝酒的吧台。很多人都靠了过来。

“事情怎么样了？”经理问。

“还行。”

“什么叫还行？我们还以为一切一帆风顺。”

“问题在于敌人不肯配合。”苏黎世中尉说。

“不肯配合？”经理继续发问。

“是呀，不肯配合。敌人四处逃难，东躲西藏，避免正面对抗。更糟的是，我们筹备了一场涉及心理和社工方面的动员，准备接收成千上万的家庭。但目前为止，只有一个瞎眼的老婆子和她的孙子接受援助！”苏黎世中尉眼中的世界可能和他的绶带一个颜色。他说话的速度像机枪。

“但您只清楚您所在部队的情况！”曾给他的孩子做过星盘的陆军中校夫人说，“您在哪支队伍？”

人们知道苏黎世困在战壕里，动弹不得，因此很难有大局观。他的话落在耳中颇为刺耳。然而，人们对男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好像他的生活在星海酒店的楼梯上落了一地，用布都包不住。人们知道他掉进了工程部开凿的壕沟里，那地方在穆埃拉河的源头附近。他，他的小分队，还有他所在的部队都身陷其中。军队指挥官的枕边人也在那里，因此人们知道得比他想象的要多。他们还知道在穿皮潜蚤来势汹汹的攻击下，整支部队被迫从工程部开凿的壕沟撤离。人们知道他们几乎与世隔绝。他怎么能综合评价这场行动？其他人又是什么情况？

“您在哪支部队？”女士坚持问道。

“看在上帝的分上，女士，我不能告诉您我的部队！这是军事机密！”

“那工程部呢？”

“是的，他们倒是开了一些路子。但任何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想到袭击基地的时候，白天用D7、D8机关枪扫射森林，声音震耳欲聋，晚上让两架达科塔无休无止地播报消息！”

没有人料到中尉对于游击队大本营志在必得的进攻只说了一些伤感的言辞。然而，那段对话本可以惹来大祸，幸好孩子们在外面荡秋千，猜不到吧台发生的事情。人们理解中尉深受打击，但并不能忍受这种气氛久久不散。另一位上尉夫人请求插话，她的丈夫也在攻击敌军大本营的行列。我正在听她发言。她时而垂下头发熨烫，时而用发夹把头发绑在卷发筒上。她为了插话，松开圆筒。她并不想伤害那个戴绶带的男人，只是不想让他在战争结束的前夕，甚至是见证白人建立政权的前夕传播虚假的警报。在空调声中，披着头发的女人请他说明情况。至少在那里，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已经深入敌方全部的避难场所，甚至攻占了蒙德拉内和珍妮特[13]过夜的茅屋。茅屋医院、茅屋秘书处、茅屋妇女站、茅屋军火库、旗杆，每座基地的设施都被攻克。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为什么？男人回来前，他的上尉必定察觉到他失落的精神状态！这时，说话的上尉夫人，也就是佩德罗·德乌斯的妻子，盘起头发，再次用发夹固定。接着，苏黎世感觉自己仿佛不复存在。在大厅吧台的那一刻或将成为他人生中最悲哀的时刻。不停眨眼的苏黎世中尉，佩着绶带，拿上酒杯，走向夫人羊水破裂时所坐的那张沙发。这件事千万别告诉中尉，因为那又是一个悲惨的巧合。悲剧如果不是令人目眩的巧合，又会是什么？

《腹地报》呢？平淡无奇，没有任何内容关乎或是澄清《蝗虫》那夜的故事。一切都在意料之内。头版都是甲醇油桶的案件，还有潦倒的钢琴家醉酒的照片。他披头散发地在琴键上弹奏。照片占据了三栏。报纸上还登满了对钢琴家艺术人生的描述，一直写到第二页中间。版面中心是排列整齐、贴有标签的瓶子，里面闪烁着危险和潜在的要案。当然有件要案！只是这个隐喻让回忆变得可爱。隐喻晃动，隐喻发光。记者则是电光闪烁的隐喻里一个微小的明喻。钢琴家的墓前铺满了鲜花——埃娃·洛波说。

现在我总算要向您解释，那些看不见的肌肉在组织史实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特殊的角色。看，苏黎世夫人括约肌的撕裂对行动的进程有多重要。最后，撕裂和中尉的心理状况成为星海酒店里所有的低语的话题。结果，没有一个人意识到钢琴家下葬的真实含义。人们只知道他墓前鲜花成堆——有康乃馨、玫瑰、丝石竹，还有菊花。它们在钢琴家入殓的那个早晨，才从南非空运而来。但没有人能想到，每根花茎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死者的思念，一是对武装部队的复仇。显然，思念天生就在爱的身边打转，复仇则宿于仇恨之家。谁都想不到星海酒店里涌动着仇恨的浪潮。谁能想到留在墓地前的每根花茎都包含两种意图和讯息，一方面是向地底之人致敬，另一方面则是攻击星海酒店的玻璃窗？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空气中弥漫着奢侈的静寂，因为岸边空无一人。

那里没有车，没有风，甚至连一只小虫都没有。只有海近在咫尺，只有海，但少有浮沫，寂静无声，波澜不惊。海边轻柔地荡漾着“沙沙沙”的声音，接着回归平静。它充满韵律，无声，平缓，消沉。周日清晨那种荒谬的寂静，领着人们纷纷走上阳台，宛若哀悼的延续。那自然是一场盛大的葬礼，人们悼念着别人口中的男人，却连他的面都没见过。这时，鸣笛声突然打破了周日的平静。它从远处响起，好像节日的赶集声。星海酒店的几对夫妻先是探出窗户，接着又来到露台。他们出门查看情况，但没过多久就回来了。头一个回来的是罗纳尔多医生。他的车窗玻璃碎了，好像遭遇了车祸。有人把望远镜拿上露台，对准楼下的车窗，接着划过医生惊魂未定的脸。剩下的车都完好无损地回来了，因为它们没有和行进的暴民靠得过近——事实上，医生习惯了处理紧急状况，才贴了上去。暴民的游行旨在反对军队。餐厅经理出现在露台上，请人们就座或者回房间。但怎么会有人离开那个面朝印度洋的露台围栏呢？那不是很多人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吗？对于孩子们而言，那难道不是童年的一个挑战吗？暴民想干什么？他们是谁？为什么要控诉星海酒店？为什么要对一座如此和平的建筑鸣笛？

“有两个原因，女士们。”经理说，“间接原因是白人建立政权仍需要一些时日，直接原因是中央大酒店里的那个老头。”

什么老头？他们既不认识那个老头，又没进过中央大酒店，却被宣判有罪，这算什么事？这些人隐隐想起，他们听人说过钢琴师的事，但都是些片段，还掺杂着括约肌被撕裂的痛苦画面，以及苏黎世对袭击德尔加杜角游击队大本营的悲观看法。然而，突然有人记起了往事。是的，人们想起来了，那是一个白发飘飘的老头，午夜时分总在中央大酒店的钢琴边甩着头发。那家伙只会弹《假面舞会》。这场民怨沸腾的暴动是因为那个老不死？好的，但那家伙的生死，和星海酒店，还有它的玻璃、秋千、阳台有何干系？很简单——钢琴家的死，就是因为摄入了油桶里的甲醇。那帮黑人为了毒害白人，把偷来的液体装进瓶子里，混进各地的酒吧。

“那些黑人呢？还有那辆运送黑人的垃圾车呢？”

我看见了——暴乱的声音之所以减弱，是因为那些人用车子围成一个包围圈。底下的男人身穿卡其色的制服，有着棕色的皮肤和异常闪亮的额头。他们和妻子，还有嚼着口香糖的青春期的孩子一起下车。但掌控局面的还是那些绅士。他们下了车。突然，其中一人跳出来，朝露台做了一个粗鲁的手势。他原本一只脚踩在地上，另一只脚留在车里，不停地按着喇叭。这时，双方开始怒目而视，发出咬牙切齿的声音，恨不得把对方吞下去。率先打破沉默的一方不是投降，就是正式宣告爆发冲突。被砸碎车窗的医生的妻子再也无法忍受。她喊道：“滚！”这时，车里的所有人都成群结队地走了出来，堵在门口。此时，沉默如清晨时分那般强烈。“枪！”一个额头闪着光的男人说。

“噢，我的朋友们，什么枪？”露台上一名曾经当过中士的军官问。

“对你们来说毫无用处的枪！”

“我们没有枪！”

“你们有。”他们的发言人说。

“噢老爷，上警察局或者军营去吧，去那儿找枪，而不是这里！”曾经的中士发出的喉音响彻整条街道，在金属的车顶上回荡。

“我们想用你们的枪，保护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土地，还有我们的艺术家！”

艺术家？什么艺术家？星海酒店的露台上传来乐不可支的笑声。一个声音在下面破口大骂。

“你们这些猪猡，垃圾，小偷。成天胡子拉碴，无所事事！滚吧！”

我记起来了。老中士丰塞卡的夫人被丈夫抱在怀里，就算如此，她的声音还是迸了出来，溅出火光，嘲讽着凝滞的空气。她总结陈词道：“吃屎去吧！”仅此而已。

无论如何结果都不会改变——暴民挥舞着手臂后退，用现挖的石头，比如说从人行道上凿出来的水泥块砸向星海酒店的大门。另一些人用手头的东西砸窗户。里面的人在下楼时还能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他们正在发动一场声势浩大却有悖正义的暴乱。那些在底下大声嚷嚷、绝望地打碎星海酒店方窗的暴民难道不知道，军队在将军的命令下都去了德尔加杜角吗？不知道他们正在努力平定叛乱吗？他们难道觉得军队像上帝一样无处不在吗？但暴民眼见妇女儿童的脑袋从露台上消失，就觉得自己大获全胜，人们得知这一点后感到愤怒与厌恶。安保系统在关键时刻不起作用？这里没和葡萄牙的城市一样禁止示威？事实上，人们在昏暗的走廊上相互推搡，没有人能回到房间。在那里，人们可以隐蔽地窥视发生在墙壁和印度洋之间的暴动，就像身处中世纪的城堡。然而，就算混乱声渐息，那些车也没有离开的迹象。“您不该说那样的话……”对于这点，尽管问题相似，回答却五花八门。“不，她应该多说点！”走廊里分成两派，一方支持丰塞卡夫人说的话，另一方反对——让我们在此静候，毕竟我们坐在同一条船上。那些人已经按着喇叭离开，外面偶尔传来潮水逼近的声音。然而，暴动在少有交通灯的城市里四处游荡，等它逐渐平息，人们才能偶尔听到涨潮声。

他们去而复返。整夜都在路上奔走。死者的死亡比他一辈子奏响的音乐更响亮——埃娃·洛波说。

什么历史性的记忆？什么证词？还是忘了吧，忘了吧——埃娃·洛波说。事实上，老中士的妻子说的话和德乌拉德乌·马廷斯[14]从城墙上扔给卡斯蒂利亚人的东西没有区别。

现在我想起来了。您用不着封锁露台，以表对新郎的哀思，而是应该任由酒店荒废成一片废墟，从暴民砸烂的窗户开始。正是如此——用不着重建，也无须叫人清理暴乱留下的狼藉。别去粉刷被石头蹭到漆皮的大门。留下被凿坏的门锁，也无须费神修理锁扣。这样两年之后别人就可以更方便地轰开大门，把接待处的柜台变成小孩的粪池。就让废墟去迎接那个令人目眩的夜晚，空中落下绿色的蝗虫雨，微妙、平静，就像冰冷的国度飘着雪花。让它去吧——埃娃·洛波说。

一切都是时间问题，是的，我明白——她还说。别让我重回那个在学校念书的早晨，重回米尔雷乌教授谎话连篇的课堂。为什么要把我带回米尔雷乌的课堂？他的课始于十月末。那时，树叶落在路上，平添了几分时间流逝的忧郁。当他开始概述历史观念时，他从时间观着手。时间被视为异教神灵的玩具，没有固定的几何形状，也不是线团上的线。后来，时间也曾被当成善恶之间的一条虚线。接着，在骄傲统治的年代里，时间成了一条无尽的直线。它与直线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朝向明亮的太阳，勇往直前，始终领先于时间线。再往后它被视作螺旋，没有直线那么傲慢，变得更加懦弱，朝向一个不可预知的地方前进。这就是我们昨天所在的位置。这时，米尔雷乌教授问：“现在呢，先生们？”实际上，我们有三十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现在，我们如何理解时间？如何理解历史？教授透过眼镜望向我们，这样他就能在我们脸上打探到时间。而我们是时间的气泡，学舌的鹦鹉。

“艺术，”一个男生怯生生地开口，他是班上三个男生里最年轻、最瘦弱的那个，“事物的形状，事物的影子，事物的气味和喜好，老师，这些时间就像普鲁斯特蛋糕所蕴含的心理时间一样，会根据人、猫或者狗的不同而不同。艺术家明白一件事物有不同的时间，不光如此，他们还故意创造出不同的时间！”米尔雷乌大笑，细碎的笑声久久不散。“你口中的时间不是艺术性的，而是动物性的。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时间观的不同！狗哪里会有时间？”但课上的第二个男人是个盲人，一点光都看不见，成日用他的盲棍敲着门和椅子。“时间不是动物性的，”全瞎的盲人说，“而是生物性的，老师！”他笑了，盲人笑了。他看见了，盲人看见了。之后，第三个男人五十来岁，马上就要当祖父了。他学过历史。现在，孩子们的吵闹声总算消失在每日的饭桌上，让他得以闲散几年，就像在享受不治之症和慢性疾病之间的疗养。那个男人说：“老师，《人猿星球》[15]里有另一种时间……”不，米尔雷乌没有看过那部虚构作品，他不看虚构。一个好的大学讲师，一个好的学者，不应该从好莱坞哗众取宠的虚构里寻找乐趣。《人猿星球》里的时间！米尔雷乌教授把头转向另一边。那些女士呢？那些女士不说些什么吗？

几位女士已经身怀六甲。其他几位已为人妻的女人，每天晚上都在试图受孕。单身女郎们也希望能早日怀孕。有几个不久前才许下爱的誓言，就已经伸长脖子盼着怀孕。在我的当代历史课上，她们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那些女士会说什么？——“哎！我们想结婚，老师，想有小孩、家庭，等着丈夫从殖民战场回国，老师！”米尔雷乌教授，面对诸位女士、傻子、盲人、瘦成竹竿的沉默青年，他，米尔雷乌，作为一名不穿长袍的神父，在漫长的报告后，总结说：“上帝！也许未来的时间会重新属于上帝。螺旋不再适用，因为它会引发阶级矛盾；直线不再适用，因为它会引发傲慢；虚线不再适用，因为它会引发懒惰；线团更不适用，因为它过于武断。现在的时间复杂、分散。除了上帝的爱，我看不到其他可以解释时间的方式。时间就是他本人。时间就是他的怀抱……”这就是我们的当代历史课。我记得心脏在胸腔里像美洲豹一样跳动——它敲击着耳朵，甚至想蹦出耳膜。“我认为，”我说，“有一种时间观是相对的，它会随着宇宙中不同的球体、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恒星、不同的星系以及不同的光冕而改变。所有时间都不尽相同。这样一来，时间只是一种幻觉。或者说——它什么也不是！”我的声音慌乱得像头美洲豹。米尔雷乌摘下眼镜，注视着我。“您开口了，您开口了！知道吗，这是您第一次开口说话。但您错了。爱因斯坦只是一名物理学家，您要知道，那是一段有限的历史，只涉及速度，但万物之上还有上帝！”他无形的黑色教袍在灰色的西装上晃动，甚至还有燕尾，穿得就跟从前的寡妇似的。米尔雷乌的手也在空中晃动，但这不是在表示对我或是他人的不满，而是出于对描述性科学的热爱。他还说：“您的想法比我大一那年说的还要离谱！如果我们审视您的观点，仔细分析您刚刚说的话，很快就会发现我说的是对的！”

后来，我退课了——埃娃·洛波说。也许包裹在证词和生存外的绿色黏液也和他的课有关系。谁知道呢？但这不是神秘，而不过是在向您解释，那些收缩肛门的看不见的肌肉如何影响了我的历史观。然而，如果不是苏黎世夫人遭遇意外，星海酒店便不会忽视钢琴家的死，示威也不会那样突如其来，酒店也不会关上大门。显然，回过头看，将军在大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不会表现得如此激进。他和大厅紧密相连，就像新郎和浴室，福尔扎和杧果林的鸟。

[1]　指直升机。

[2]　一座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宫殿，后成为政府的办公地，于1794年和1884年发生火灾。

[3]　1801年，英国舰队和丹麦—挪威舰队在哥本哈根附近交战，英国舰队在休战协定签订前击毁多艘丹麦—挪威的船只。

[4]　莫莱比克首都马普托的旧称。

[5]　一种公文纸，也是安东尼奥·萨拉查建立的葡萄牙新国家体制的时代标志。

[6]　当地一位房屋的主人。

[7]　玛金尼诺（Maquinino），贝拉城区名。

[8]　葡萄牙语中的“怀念”（saudade）是某种糅合了思念、忧郁、渴望等多种情绪的复杂情感。经过神秘化后，葡萄牙人认为在其他语言中无法找到对应的词语。

[9]　米尼奥（Minho），葡萄牙北部省份，saudade一词来源于曾在当地使用过的加利西亚语。

[10]　取自歌词“今夜让我逃离此地”。

[11]　非洲的一种秃鹫。

[12]　葡萄牙曾用货币。

[13]　爱德华多·蒙德拉内（Eduardo Mondlane，1920—1969），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创始人。珍妮特·蒙德拉内是他的夫人。

[14]　相传公元14世纪，葡萄牙军队和卡斯蒂利亚王国军队在一座小城交战。葡军被包围，眼看城内食物告罄，德乌拉德乌·马廷斯用最后的面粉做成面包，从城墙上扔给敌军，佯装补给充足。卡斯蒂利亚人信以为真，于是撤兵。

[15]　好莱坞1968年上映的科幻电影，改编自法国作家皮埃尔·布尔的同名小说。

Ⅶ

记者用他大地色的双手紧紧抓住埃维塔的手腕，请求她离开那个满是窗户和阴影的房子。过去的每个晚上，暴民都在砸毁更多的玻璃。他想过事物以另一种方式发展，第一个被甲醇骗倒的人应该是个深肤色的混血，接着是一个浅肤色的混血，再来一个有钱的印第安人，最后才轮到潦倒的白人。然而，连始作俑者都没有料到，受害者从垃圾车里的黑人直接跳到潦倒的白人，没有任何过渡。记者大吃一惊，幕后推手更是始料未及。在记者看来，暴动显示出一种清晰的恐惧。正因如此，记者喜惧交加。他正处于那样一个阶段，说着不着边际的话，产生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欲望，尽管这些欲望往往正确而现实。他做出了一个真诚的决定。

“你应该逃离那个地方！”

此时，记者的新衬衫似乎也开始发旧。但他的声音，比带她回家，之后又去红磨坊的那天更加铿锵有力。尽管道路平整，记者还是不停变速，其间紧紧抓住埃维塔的手。“来跟我住！”他说。“一辈子吗？”她问，想要听到他的回答。“当然是一辈子。这能是为期一天的邀请吗？”显然，记者希望她会说：“我不能这么做。”她说：“我不能这么做。”他很气愤，表现得比实际感受更甚。他放慢车速，好像在生闷气。“别怕！”她说。“我害怕？你这是在羞辱我！你才是那个胆小鬼，是你不愿意，你害怕像我这样根基扎进土里的男人。在你眼里我就像一棵大树！”她明白他说中了一部分的真相。这时，她可以说：“没错，我害怕！”他喜出望外：“瞧见了吗？瞧见了吗？”他把车开回原来的速度。他们在路上飞驰，开过沙丘和甘蔗地，开过一排房屋，里面就有那间被废弃的屋子，再往前开，就应该是木头酒馆和栖息着火烈鸟的杧果林。“你应该跟我走。你想跟我走吗？”记者问。他开着车，逃离了暴乱无休无止的喧嚷。

但木头酒馆在哪？是不是因为车速过快，他们才会连小酒馆的一块木板都没见着？没有木板，没有瓶子，连口锅都没有，仿佛这块地方连日来遭遇了数场季风。沙滩被清理过，没有人，没有鸟，甚至没有木板。记者对她说：“我是为了你好。我想让你离开那个地方，搬来和我住。听着，听我说！”事实上，埃维塔让记者放慢车速时经过的地方，就是上尉持枪跪地、大声呼喊的海角。但现在这里没有刮风。起风那天，上尉应该就在附近大喊“过来！过来！”，他指了指裤腿上的翻边，特洛伊的海伦就往那里走过去，俯身，开始她的表演。他们射鸟的海滩消失了。记者发动车辆。此时，他情绪激动，因为他感觉暴民的喇叭声正在呼喊一头醒着的野兽。“到时间了！这件事用不了多久就会成真！他们按响喇叭，反倒害了自己。他们叫醒了那头装睡的野兽——它闭合的双眼只是假象罢了！”

“你也是他们的人，不是吗？”埃维塔问，“你终于睁眼了！”

“是，没错，你清楚我和他们是一伙的！啊，我装得可太费劲了！”

他们躲开示威的队伍，在海边开车。最后，他说：“我真的很难相信你从来没有注意过我有一个周四的专栏。那个特殊的栏目有个极为嘲讽的标题，你从来没在那见过我的名字？”记者经过一番回忆，告诉埃维塔，她总算能在下周四读一读“非自愿专栏”。在示威的嘈杂声里，记者诵出整首长诗，这些内容足以填满整整一个版面。他念的诗采用了自由诗体，他希望所有盼着重大改革的人，都能轻易理解他的创作。接着，他问她这诗写得如何，是否足够形象。与此同时，示威的队伍渐行渐远，只有喇叭声从远处传来。他重复了一遍开头，阐明了他的创作思路。对于按喇叭的暴民，《腹地报》几乎说不出一句真话。

“等暴乱消停下来，销声匿迹，”埃维塔说，“海伦娜可能会给我打电话。”果不其然。不，海伦娜并不害怕。在喇叭声的威胁下，她和仆人第一次站在同一个阵营里。几天前，一桩意外让特洛伊的海伦和她的仆人这两类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团结起来，这事甚至显得有点滑稽。新来的仆人取的名字与红酒无关。他来到海伦娜的门前，取代马刁士的位置。他说他想叫“七喜”。就是他打开了入口处的小门。特洛伊的海伦呢？奥蒂利亚呢？

奥蒂利亚在里面，但她没有把我领进客厅，而是把我带去后面的阳台。海伦娜正在那里踩脚踏车。她吸紧肚腩，挺起胸脯，腰上还捆着一条围巾。她穿着黑色的紧身衣，没有停下她的运动。她问我她有没有发胖。只胖了两厘米。她看起来状态好极了。她的屁股圆润柔软，大腿强壮精瘦。“我要走运了。”她说。听她说话感觉真棒。我很怀念。只有她是完整的，包含很多面。每一个她说话都不尽相同，却使用着同一个身体。一切正常。她还在骑车。女仆取下正从她头上往下掉的发带。她稍做休息，又重新扎起头发。“必须出事！”她还在骑车，“至今为止，德尔加杜角居然只有二十人伤亡！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您知道这对应多少军官吗？半个。您知道实际死了几个吗？一个！只死了一个指挥官！”她还在骑车。为什么她在说只死了一个军官的时候停顿了一下？这意味着她还心存侥幸？她还在骑车。热意渐褪，但她流这么多汗也没什么奇怪的。缺乏运动让不该长肉的地方有了脂肪。海伦娜叫来仆人。

“奥蒂利亚！”

奥蒂利亚来了。“给我拿块浴巾。”她还在骑车，“德尔加杜角必须出事！”我希望她能对我说实话，但她不肯，还在骑车，片刻不停。如果是自行车的话，她已经在海边骑了好几千米了。这段距离足够她骑到码头，福尔扎·莱亚尔就是在那儿邪恶地自娱自乐。她把自己裹进浴巾里。她头晕眼花，不是因为两天前堵在门口威胁她的暴民，而是因为她祈祷德尔加杜角出事。她要去浴室，让我检查她的裸体，告诉她她的身材是否因为久坐不出而走样。没有。她走进浴室。拜托了，让德尔加杜角发生爆炸吧。战争即将结束，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顺利回到穆埃达和游击队的根据地。或者说，游击队原来的根据地，如今已不复存在。我看着海伦娜一边淋浴，一边说话。海伦娜在水流中只剩下身体和声音。她涂抹肥皂，仿佛没有灵魂，也没有记忆。如果她没有口出恶言，玷污自己的形象，我会跪在她脚下，用手指抚摸她鸽子毛皮般的裸体。但她喋喋不休，把整间屋子变成了一个鸽子窝，无休无止地乞要她的口粮，像一群鸽子那样咕咕乱叫。看——她穿上绉绸做的长袍，情绪激动，用各种粗鄙的称谓辱骂将军，后者正在用望远镜指挥着穆埃达、米特达和萨加尔的战役。她心心念念、盼望多时的，是福尔扎·莱亚尔脚下炸响地雷，炸得他粉身碎骨。“这不难猜。”埃娃·洛波说。海伦娜穿上衣服，说话，微笑，撒谎。

但她为什么要说谎？她为什么不继续在淋浴间里破口大骂，反而跑到意式客厅的门口挥手，说自己变胖是为福尔扎的成功做出的牺牲？无论是食物，还是暴民用汽车围堵星海酒店所引发的混乱，都无法让我忘掉那个问题。隔间的小卧室里弥漫着终极的寂静，它过于逼仄，装不下壮硕的失眠。我把事情通通梳理了一遍：敞篷车和风、火焰色的鸟、海鲜饭店的下午茶、我们在“牢房”鱼桌前的会面、等待烧毁的照片。我发现一切都处于和谐之中，形成自身的风格、图案，就像一块门垫正面的图样。事事相连，没有联系也就并不相干。她和他，他和她，房子，为她放哨的仆人，她用囚禁自身换取她向往的自由和他的爆炸。也就是说——最终一切都得以解释。我们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因为她从来不把话说清楚。为什么不呢？埃维塔解不开特洛伊的海伦身上每个部分之间缠绕的纽结，她表现出鸽子一般的自信。这种自信对于眼前的情况来说是必要的。然而，有一次，海伦娜晚上还睡在沙发上，天一亮就打开了保险柜。然而，对于那件头等要事，海伦娜却信心全无。这时，埃维塔屈服于倦意。当她以为自己再次听见垃圾车的声音的时候才醒了过来。但那不是垃圾车的声音——而是枪声。星海酒店的窗户大开，小孩的哭声此起彼伏。通亮的窗户倒映在湿漉漉的沙滩上，好像水畔的湿地。人们关上窗户，尽管其中几扇窗仍在奋力抵抗。在孩子轻柔的啜泣声里，戈耶斯的声音兀然响起。他对着荒凉的马路说：“那是左轮手枪的枪声！我难道还认不出乱飞的子弹声？”

我又一次看见海伦娜在滩涂上，穿着卡其色的衣服，用丝带扎着头发。我又一次看见沙滩上立着木头酒馆；新郎跪在枪支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火焰色鸟群仿佛就在眼前；上尉吹着口哨，要求海伦娜辨别麻布下并不存在的枪。特洛伊的海伦说少了一把左轮手枪。她说的是左轮手枪吗？

星海酒店合上了最后一扇窗户，安抚完最后一声孩童的啼哭。没错，没错——埃娃·洛波说。我第一次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拜访了特洛伊的海伦。在《蝗虫》记录的那天晚上，海伦娜打开挎包，取出里面的左轮手枪，冒冒失失地把它交给少尉。这些事都发生在露台上。但现在，您的好奇和我一样，姗姗来迟，毫无作用。

她不在客厅，而是在床上躺着。她的肌肉因为过度骑车酸痛不已。她和上尉的床——当然这也是喜欢打猎的意大利工程师的床——看起来就像跑道，上面可以降落一架直升机。但海伦娜不想听人说起直升机。她为了能听到直升机的动静，好几天都没开空调。然而，她耳边只传来暴乱声。示威消停后，天空沉寂得仿佛飞机从未问世。酸痛的肌肉让海伦娜饱受折磨。不光如此，她对天空也怨声载道，因为它唯一的声音不过是地上引擎的回响。海伦娜对埃维塔早上的突然来访并不意外。她声音很低，脱口就说她现在觉得德尔加杜角的战斗可能会安然结束。她的身上萦绕着浓重的悲哀。她的红发有待打理，像鸽子翅膀似的铺在枕头上。为什么不说她让我想起那只鸟？她让我始终产生这种联想？我知道，我身上还残留着孩童的恶毒，没有被文明的礼仪玷污。我有一个想法。

“今天晚上，我们在星海酒店被左轮手枪的枪声吵醒了。”

海伦娜像一只被石头砸中的鸽子，立马坐起身来。

“左轮手枪？是谁开的枪？您怎么知道是左轮手枪？”

我把听到的话说给她听。我不觉得自己之前见过左轮手枪。我告诉她，在我上的大学里，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战争——学院里的所有学科都是战争的产物。然而，但课堂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手枪或者左轮手枪。

特洛伊的海伦指出：“冷静一点，手枪和左轮手枪不一样！”

卧室的天花板下面也有几扇窄窗，既方便空气流通，又不会影响到床所在的区域。窗户开着，海伦娜按铃，让人把它们关上——奥蒂利亚和银铃跟特洛伊的海伦形影不离。这时，海伦娜离开在气流的作用下变凉的床，走到柜子前，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左轮手枪。我看着她的枪包在叠好的丝巾里。海伦娜转动弹膛，眼睛一会儿看向房门，一会儿看向面朝沙滩的窗户。“您没见过左轮手枪？”她问，“这枪有很多优点：不会卡弹，转弹夹就行。弹夹一转，子弹就射出来了。然而，正因如此，子弹只能一发一发地打。注意，弹膛不需要完全填满！”海伦娜摩挲着丝巾里的枪，开始解释史密斯·韦森小型左轮的工作原理。“但星海酒店为什么会有左轮手枪的枪声呢？它射程很短。一定是示威的人在吓唬人！你们那儿静得都能听得到枪声？”海伦娜把小巧的武器包进原来的丝巾里。海伦娜对武器的科普似乎到此结束，好像她不过碰巧持有一把史密斯·韦森。我按住她的手。

“我们去沙滩上射鸟的时候，你没拿这把枪是吗？”

“没有，我记得没有。”海伦娜站起身来，把那把小巧的枪和其他枪放在一起。每把枪都细细包好，塞满了整个抽屉。我看着这些枪——您也和我一样好奇。她转过身去，我害怕她不愿开口，心生悔意，最后时刻选择守口如瓶。她会守口如瓶吗？您也和我一样好奇，只是您远在千里之外，不能用手抚摸她的额头，亲吻她的头发。我可以。埃维塔可以。您知道，我就是埃维塔——一个看似脆弱的名字，让人联想到无辜。然而，埃维塔已经长出她的红头发和山羊胡。她伸出手。

海伦娜准备好了。她抓住我的手，一束鬈曲的头发倒向我的肩头。她突然哭了起来。她连哭声都像下不出蛋的母鸽。一只颤颤巍巍的真母鸽。真正重要的只有她的痛苦。一串泪珠从她脸上滑落。我知道，唯一会让她为之哭泣的人就是她自己。我毫不怀疑她痛哭的对象就是她自己，迷失在对他人的怀念中。她说，一个优秀的男人因她而死。她的意思是一个重要的男人因为她的美丽命丧黄泉。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否真的重要，但从海伦娜失控的哭声里，我得知那是一名海关的报关员。然而，对海伦娜来说，他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特点比报关员的身份更为重要。我不想听她描述，只想听她说出剩下的事。她的声音无疑透露出那是她一生挚爱之人，而剩下的事才让我好奇。“他当然是。”她哭着说。我明白在海伦娜凌乱、潮湿的床上，她将说出她的人生在那片海岸上经历过怎样一场地震。太阳底下无新事。每个人，包括那些最冷静的、活得像植物一样的人，记忆中也总有天崩地裂的时刻。个中细节，历历在目，仿佛一切都在昨日过马路的时候发生。海伦娜显然有不少丝巾，她擤鼻子，擦眼泪，躺在我的手心里——她也擦了我的手，解释说报关员是一个好男人，他爱她。她知道他爱她，因为他的眼里有她。然而，海伦娜不光希望爱她的人眼里有她，还希望对方能说出这一点。也就是说——海伦娜固守着爱情真正的定义。他理解她，赞美她的每根骨头，每寸肌肉，每个肢体动作。有时候，她觉得他不是一个男人，而只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她想起他，想起他最后的声音。接着，海伦娜又在床上哭了起来，说着那些陈词滥调——她认识雅伊梅的时候多么纯情，她怎么在修女学校上学，如何如何……海伦娜本可以跳过这些陈年往事，但她没有。我很快就问出了必要的问题。海伦娜说，她和报关员当时在商量私奔。

“雅伊梅呢？”

“他买通了仆人。就是他们干的好事！”然而，那天开始的时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她走过报关员公寓的时候，感觉自己苗条，轻盈，妙不可言。她回来的时候，把钥匙插进锁孔，一如往常地进屋，一如往常地命令仆人，甚至一如往常地来到我们此时会面的卧室。海伦娜惊魂未定地望向房内的四壁。后来，她脱下衣服，准备洗澡。衣服散落了一地。她不记得她淋浴的时候在想什么，但内容一定令人愉悦，因为她记得自己在喷头下哼起了歌。走出浴室的时候，她还在唱歌。但她脱下来的衣服却不见踪影。“就在床脚。”她说。她流干了眼泪，困惑地望向她脱下衣服的地方。她找了一圈，看见半开半合的衣柜里，架着一杆阿姆利特的枪管。雅伊梅从柜子里跳出来，弯腰，举着枪，手里拎着她被报关员弄脏的内衣。他把枪管对准她的眉心。冰冷、圆形、中空、沉重的黑洞，对准眉心。雅伊梅想知道他的名字。一开始，我以为他要杀了我。后来我发现他只想要一个名字。“我给出了名字，天哪，我给出了名字！”海伦娜惊恐万分地说。一辈子都在脚爪上畏缩不前的鸽子。雅伊梅下令打开屋里所有的房门。甚至那些从来没开过的门。他回到卧室：“你想走就走。”啊，我应该离开的，但房门嘎吱作响，我一步都走不动。仆人听从命令，一直开着房门。入夜后，屋内门窗大开，却不见一点灯火。直到雅伊梅带着两个打手回来。天亮了，雅伊梅点亮寥寥几盏灯。两个打手在车库里按住牙齿掉光的报关员。他的脸已经完全变形，只有他的长发依稀保留着往日的印记。雅伊梅拿起左轮手枪，把我们带到车库后面的仓库里。雅伊梅对报关员说：“我俩只能活一个！”雅伊梅一点都不像说笑，“看老天的意思吧。我是不是一个追求荣誉的人？老天爷选了谁，谁就跟她在一起！”打手准备好史密斯·韦森，其中一人转动手枪，决定由谁开始。我明白事情变得正派而庄严，雅伊梅确实是个看重荣誉的男子汉。我毫不怀疑左轮手枪已经准备妥当。他们把枪递给我没了牙的情人。他从嘴巴到眼睛都肿着，吐出的东西都是粉的。他蹲在地上呕吐，不时惊恐地望向我。啊，他的惊恐就是一种无限的控诉！天知道我根本无法直视他，尤其是当我知道他得不到幸运的垂怜。我感觉到报关员活不过天明。他把史密斯·韦森对准额头，扣动扳机。枪没有响。我的情人舒了一口气，好像已然获救。他们把枪交给雅伊梅。在仓库里，雅伊梅把枪抵在下巴上。他扣动扳机。枪没有响——海伦娜说。特洛伊的海伦把脸埋进头发里。她的声音从头发底下传出来，就像母鸽的挣扎。母鸽没什么好看的。一切都在预料之内，让她哭吧。她哭啊，哭啊。哭泣是件好事，泪水拥有河流没有的力量——它能撬动沉积物，将其带走，驱逐，安放在准确的位置，在意识的边缘，记忆的深处。它造出藩篱，把湍流引向眼泪希望去的地方、知晓的地方。海伦娜把眼泪织成一张翠色的毯子。终有一天她会和她的新欢在上面滚动。如果那时上尉没有用那种方式使用左轮手枪，没有把那个人从船上丢下去。但此时她流下真挚的眼泪。海伦娜哭着，眼泪一直流到胸口。有件事不得不问。

“后来呢？”

后来，打手把报关员塞进我们的小艇，把他丢进了海里。太阳升起前，一艘空船回到港口。三天后，报关员的残躯漂回遥远的海滩。他死无全尸，甚至都看不出枪伤。没有人注意到报关员不见了。只有涉事者清楚真相。整片海域都漂着报关员。

海伦娜说完了吗？说完了。她记性很好，脸都哭到变形了。因此您可以让她在星海酒店的露台上，肿着眼睛，回到福尔扎·莱亚尔的怀抱。您可以让她的眼睛红得跟头发似的，用不着担心伪造记忆或现实。您也可以让她把枪交给新郎。但那时，入夜已久，蝗虫已经让岸边的空气变绿，海伦娜应该已经重新装扮好她的睫毛、指甲和衣裙。事实上，她是在床上哭的。

不，不要即刻返回星海酒店。宴会厅还在办讲座。与此同时，记者尚未销声匿迹，还可能在杧果林里吓到了别人。他很小心，他清楚那些没有公开，但人尽皆知的黑幕。他知道有人安排了左轮手枪的轮盘游戏，还把输家扔进远海。杧果林的植被化为浪漫的天然墓地。他等在杧果树下，知道自己有八个孩子，需要小心谨慎。但和上一次见面不同，记者很难过。他恨非洲。细菌和酶在那里的温床上光速繁殖。越来越多的人出生，越来越多的人死去。自然史成了一出无人书写的悲剧。既然无计可施，何必再要把它们写下来呢？记者一定失魂落魄，才会不再相信书写的力量。是的，他失神落魄，想离开非洲。他问埃维塔什么时候离开非洲。那天，他很挫败。他新买的衬衣已经脏得很。埃维塔还记得那个肤色接近白人的小女孩吗？她曾在那间满是积水的屋子里抱着她的幼弟。她得了斑疹伤寒，命不久矣。他们说她不会死，但他知道她活不长了。埃维塔还记得那个穿着铁蓝色连衣裙的黑女人吗？她忘了吃药，也忘了月信的时间。不久，她的第五个孩子就会在阳台上露面。记者从未这般寡言少语。但他为什么激动了起来呢？胜负不是已然分明了吗？

“是啊，是啊，该死。我打破了平局。”他说。他的车停在路边，两只手抓着方向盘。没必要坚持，记者甚至没有从杧果树稀疏的树影中走出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星海酒店。如果我再也读不到有关那段时间的描写，再也没有像您故事那样偶然的明灯点亮那段记忆，那么由玻璃、沙石和石灰建造，在印度洋的海岸上灯火璀璨的星海酒店将就此灰飞烟灭。我想它的微光，至今还在一两百个活人的头脑里闪烁，就像此刻在您灯光的照耀下，我脑中出现的光芒——埃娃·洛波说——但当他们一个个躺上担架，收到来自医生可怕的死亡判决，它的光芒也将逐渐湮灭。就这样，星海酒店如同一道转瞬即逝的光，当见证者逐一咽气、凋亡，有关酒店的气味或信件也将被一点点埋葬。就是这样——然而今天，凭借真实记忆的力量，它依然闪闪发光，依旧灯火通明，在夜幕降临时，温暖如昼。这些事一定是记者和您说的。不然，您如何能如此精确地想象一场雨？

走廊和大厅上挤满了我素未谋面的人。宴会厅开着门，像是故意透出光亮，以便让人看见无敌舰队和德雷克[1]狡猾的船队交战的场面。整幅画布满了笼罩无敌舰队的烟雾。摆在那里的椅子好似就位的听众。绿色的天鹅绒悬在重若钟铃的球状饰物下，从墙边的窗户上垂落。少尉夫人们第一次瞥见宴会厅里的布置。经理对着她们鞠躬，秃顶亮得跟灯似的。他反复说道：“女士们，请……”

“真美啊，夜晚好美！”穿着露背装的少校夫人说。

“我不是什么非洲学专家，但我敢说，我从未在非洲见过如此鲜红的落日！”

“没错，少校！”

上校、中校、少校等人穿戴整齐，佩戴勋章。夫人们穿着露背连衣裙，从四折的大门走了进来。她们走近无敌舰队的油画。舰队在金色的画板上冒着烟。她们戴在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如同掐住脖颈的手，精美的发型就像对抗天性的花束。桌上摆着从开普敦运来的鲜花，桌腿却蜷曲得像螺纹。屋里人头攒动，香汗滋生。这里开不了空调，因为噪音可能会盖过演讲者的声音。演讲的人是谁？他还没到。他和他的妻子、黑框眼镜，还有拐杖，很快就到。安静——演讲的是一个胜利的盲人。门口最后几张空椅被几名少尉夫人霸占。若是这些椅子没有多出来，那些女人只能在门口站着。但幸好多出几把椅子。她们整个下午都在洗衣房里，一边烫头，一边祈祷有多余的椅子。盲人没用拐杖时时敲地就走到了桌边。他的夫人在一旁为他领路。屋里每面墙都挂着画，记录着1588年6月28日发生在伊比利亚的难忘之夜[2]。没有人在意画中的灾难意味——审美消解灾难，将其化为辉煌。原来的中尉，如今的上尉，从步兵队调入骑兵团。两年前，当他在某条小路上执行和他的骑术训练毫无关联的任务时，一颗手榴弹砸了过来，正中他的眼睛。手榴弹也可能先是击中他身体的其他部位，然后才是眼睛。但一个头脑正常、受过骑兵团高强度训练的男人，和福尔扎·莱亚尔的肺做出了同样的反应——还记得吗？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也许战争的必要性就在于让人理解身心攻防的机制。就是这样，我明白了——埃娃·洛波说。上尉失明后，就把自己托付给历史。那天晚上的报告，他已在其他海外省的桌前做过多次。报告的标题像圆一样无所不包：《大海此岸和彼岸的葡萄牙皆为永恒》。他在每座城市都出现得恰逢其时，但此地的情况最为紧迫：暴民的误解引发了一场反对王权的有组织示威，而起因不过是死了一个老钢琴家？

这还不是全部——埃娃·洛波说。盲人除了眼睛，头脑也受到损伤，尽管他还保留着大把年轻、亮丽的秀发。满头秃斑的他，对看不见的帝国永恒性大谈特谈。他将世俗与专制结合，在房间里营造出一种敬畏。但没关系——开普敦的玫瑰依旧摇曳生姿。女人把花瓶拖到墙角。不光是因为花在晃动，更是因为上尉用手做出骑马的动作。他说到原初的冲动:“男人从最开始就在打仗。”他列出武器：木棍、兽骨、石头、兽牙。他解释赤身裸体的人类部落如何用木棍、兽骨和兽齿武装自己。很快，他说到伊比利亚人民一向凶猛好战，最早用牧羊棍、弹弓和石头当武器。接着，他说起阿丰索·恩里克斯和他威武的宝剑，接着是航海王子[3]和他的船，菲利帕·德维列纳和她的儿子们[4]以及粉红地图计划[5]和国歌。之后，他说到殖民地，后来又改口说是“海外省”。对此，瞎眼的骑兵很快凸显出莫桑比克的独特性。人们谈到莫桑比克，就不得不提起坤古哈内、邦加和穆萨·宽托[6]。接着，他给出一张名单，上面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部落，下一张名单列出入侵者，还有一张名单罗列了部族之间的冲突、俘虏和俘虏的贩卖情况。就这样，那些花朵就算被放在离桌子最远的角落里，依旧在骑兵上尉的气息下不停摇摆。上尉相信有他这个刚刚出山的历史学家在，原本分崩离析的版图一定会在他用虚线勾勒出的范围里再次统一。只有当在场的女士、老爷、官员和并不在场的士兵散布在虚线广袤的区域内，他们才有实现统一的可能。如果少了那些在场或不在场的人，统一大业简直难以想象。他们到过那儿，也会留在那儿。“有些人误解我们……”他说。这明显是在影射近来的示威事件以及他们用来吓唬人的子弹。前排的人听见“误解”二字穿过玫瑰，传进耳朵，纷纷鼓掌。确实，当德尔加杜角的军队努力平叛，取得压倒性胜利时，这些人的抗议显得忘恩负义，不合时宜。人们有气无力地拍着手，好像以这种方式说着：“对，对，对。我们在两种误解里进退两难，但还没有放弃抵抗。”或许因为掌声虽然坚定，但有气无力、持续不断，久到人们能够转过头去，看到外面的路灯在蝗虫雨里逐渐由黄变绿——埃娃·洛波说。就是这样。

埃娃·洛波一时失神——您把蝗虫写得多美啊！美丽，闪亮，幽绿，在门前的照明灯下徘徊。人们甚至可以看清蝗虫翅膀的边缘。与此同时，屋里骑兵历史学家的演讲亦接近尾声。内容是关于心理动员的。人们想熄灭墙上的白灯——演讲者不需要看字，也用不上光线，为什么还要点灯呢？——在半明半暗或是完全黑暗的环境里，一边听完剩下的内容，一边注视着海滨大道上的路灯洒下绿色的光线，宛若长裙的裙摆。可惜，没有人敢顺从内心的冲动。但所有人都试图闭上眼睛，转向屋外，尽管他们仍在努力聆听固执的演讲。然而，屋内屋外发生的不是同一件事吗？演讲者并不知道海边正降下一场蝗虫雨，滔滔不绝地说到了演讲的高潮。

“星球是永恒的，葡萄牙属于星球的一部分。海外省和本土省的土地一样，都属于葡萄牙。我们踩在海外省的土地上，也就是踩在葡萄牙永恒之国的土地上。”

显然在蝗虫降临和掌声再次响起之间的时刻，我们错过了部分关于永恒星球的演讲。但没关系，掌声再次坚定地响起。就算人们错过了部分瞎眼骑兵的思考，也无伤大雅。他不过是说，地球是永恒的，地球上的葡萄牙和葡萄牙的行政省也是永恒的。在上尉的有意安排下，世界突然停滞，变得晶莹剔透，无始无终。然而——埃娃·洛波说——他的标题从一开始就规划好了一切。演讲只花了一个半小时论述个中逻辑。整场演讲都在对抗混乱，演讲最后成了秩序的证明。

然而，演讲一结束，就有人说外面蝗虫飞舞，他们应该关上灯，让他出门查看情况。显然，他得到了众人的拥护。妻子也用专注的目光鼓励他继续勘察。很快，他被领到院子里。那是一个天然的阳台，连通星海酒店宴会厅的大门。门外的灯光几乎变为蓝色。那个盲人，战争的伤员，说：“真美啊，真美啊，都变绿了！”所有长裙，所有项链，所有头发，都聚在院子里，四下走动，相互攀谈。人生何其有幸，才能同时经历那么多美妙的事件。那些示威的人现在会想什么？他们一声不吭，保持安静，展现出示威团体的耐心和优越性。几天的时间过去了，酒店修好了门上的螺栓，重装了玻璃，还给凹痕上了漆，尽显他们高品质的生活。有时像是殉道，有时又像是过节。他们敞开大门！蝗虫在路灯下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印度洋就是一片蝗虫海，而海岸的空气则是搭建的水生景观。“真美啊，真美啊，都变绿了！”双目失明的骑兵说。他还年轻，在拐杖的帮助下四处走动。他用拐杖敲着地面，反复说道：“真美啊！”

啊，没错。您口中描述的篝火和现实惊人地吻合！一句话都别改。篝火并非立刻出现。当人们意识到这是一场真正的蝗虫雨，而非毛毛细雨，他们才燃起大片的篝火。十一点左右，篝火烧得到处都是，与海岸平行。他们在夜晚的绿影里奔跑，在炭火里灼烤蝗虫，好像奔走的目的不是猎食蝗虫，而是单纯地奔跑、跳舞。蝗虫灼烤的汁液味道在夜色中弥漫开来，随后飘往星海酒店的露台。人们在上面喝着威士忌和朗姆酒。然而，那时没有起风。

不，您不该抹去风。福尔扎和新郎猎鸟的那天就起风了。

我明白——您在说您混为一谈、瞒天过海的时间。别管时间了。

他们确实跳了舞。但不在那天晚上，而是我去找记者，后来跟胖男人回家的那天。那时，空气中还回荡着垃圾车哐当哐当的声音。我那时心烦意乱，不管走到哪里，眼前都是螃蟹。军官和他们的夫人在昏暗的角落里唱着：“今夜让我逃离此地。”

好在您没有脱下白人钢琴家的衣服。但这一次不要据实描写。我说过，运走他的不是垃圾车，而是一辆灵车，上面摆满了连夜从南非空运而来的鲜花。送葬队伍走得歪歪扭扭。但幸好您没有脱下白人钢琴家的衣服，因为一个一丝不挂的白人，就算远远望去，毛发也过于旺盛。腋下、下巴、阴部，到处都是毛。对待黑人就无须如此小心，因为他全身上下都一个色。上帝在烹调黑人的时候，把他丢进了一口更完美的锅，赋予他更优雅的处境。啊，如果您让那个演奏《假面舞会》的老人赤身裸体地躺在垃圾车里，苍白的皮肤上映出青蓝的血管，那将多么可悲啊！

没错，在您那天夜晚的阳台上出现一个情绪激动的盲人并无不妥。但请您除去他头上的秃斑。您很清楚，人们喜欢抽象地谈论战争里的伤员。您可以让他说出那句他说过多次的话，尽管他连一只虫子的影子都见不着：“多美啊！”然而，别把实际的题目塞进他的嘴里。谁会相信一个军官谈论了一个半小时葡萄牙大海此岸和彼岸国土的永恒性？过于细致入微的真相反而会有损您的叙述。

不，我没有胡编乱造。

您可以去查军事档案。走到军事博物馆的门口，把您的证件交给军人，右转，在青花瓷砖和消防栓前方下楼，上楼，再上楼。您能在顶楼看见一排扶手。说出您的请求——那些管理历史的人一向友善。填表，申请查看秘密文件。您的申请一旦通过，过些日子再来查看。再走一遍同样的路线，请求查阅编号为CHIV-3269.T的纸盒。某个踩着军靴的军人会拿来箱子。把您的手插进历史的糟糠，来回搅动，瞧瞧它在盒子里如何无情地失去光泽、枯槁、死亡。它的表演者来了。他们来了，没错，走向时代的终结，步子越走越快，环境越走越黑，没能办成一件大事——没有丰功伟绩，也没有滔天罪行。大多数犯罪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正是它们造就了辉煌的历史。您会看到二十年前，骑兵队的上尉在星海酒店大堂举办的会议上发表演讲，题目是《大海此岸和彼岸的葡萄牙皆为永恒》——埃娃·洛波说。当然，就算注释也不会提到，那天夜里，城市上空降下了一场蝗虫雨。

但发言的上尉的妻子走到丈夫耳边低语。盲人顿时愣住了，开始沉思。他让妻子把他带到经理身边。那时午夜将至，经理被一群兴致勃勃的军官围在中间。他用钳子抓着蝗虫，展示它用于跳跃的后足。他拨开它的翅膀，另一名受勋的中校用手电筒照亮昆虫的足。他们围在拱廊下，尽管那里蝗虫不多，但他们能把在路灯旁停靠、飞舞的虫子看得一清二楚。与会的伤兵在妻子的搀扶下走了过来，提出想和经理单独交流。经理走到一边，视线却没离开过蝗虫。

“经理，我方才得知，在我演讲的会议厅里挂满了关于无敌舰队灾难性的绘画！”盲人长官夸张地倚着他的拐杖。

“但那是一支不可战胜的舰队，上尉……”

“但被英国人打得溃不成军，经理！那只舰队名不副实、一败涂地，你们怎么可以在屋子里挂满它的画像？”

经理还用钳子夹着抽搐不已的直翅目昆虫，一副目瞪口呆、走投无路的样子。他看向演讲者的妻子说：“好吧，您要知道，这场狗屎一样的战争快结束了，就差那帮人从德尔加杜角回来。您会见证英联邦是如何在此陨落的！了解过去的胜利者在历史中扮演过的角色从来不是一件坏事。您不觉得这很好地展现了我方不计前嫌吗？”接着，他把那只空闲的手放在伤者背上：“但我们会对您的意见多加考虑的！”

上尉低下头，避开经理的笑脸笑了。如果那对夫妻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走过去，听一听他此刻的发言。经理随即回到他的角落，继续展示那些曲足是怎么让虫子跳起来的。夫人们也聚到那个角落，中校又用手电筒照亮了虫子。这个夜晚和您故事中的夜晚何其相似，一样淫荡，一样充满爱恋。

然而，更加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并不在场。他们本可以让气氛变得更色情，更直白。只有没回丛林的戈耶斯留在了那里。因此，女人们只能自行活动。她们决定离开拱廊——那里的夜晚融化在一本正经，甚至近乎文雅的喧闹里——漫步雨中。她们回到卧室，把自己包起来。下楼的时候，她们都穿上轻便的鞋子和雨衣。它们与热带的气候十分相宜。她们穿过大厅，来到海滨小道，撑着雨伞在海堤上散步。您可以从远处看见她们的鬈发出现在绿色的路灯光下。言语很难描述这些画面承载的力量。我看见她们撑着明亮的雨伞，飞舞的蝗虫一只一只地落在上面。我看见戈耶斯夫人在伞下亲吻自己的孩子。戈耶斯冲着庭院笑了笑，露出虎牙。看见撑伞的妻子抱着儿子的喜悦还让他不由得说道：“你好啊，小宝贝，嘶！”苏黎世夫人没了孩子。但她已经可以平稳地走动，甚至还能跑起来。她的身姿让人忘了在她行走的同时，裙下还有不久前撕裂的括约肌。鉴于黑人不再摄入甲醇，路上也不再开过垃圾车，就连暴民也平息了夜间愤怒的喇叭声，很多人已经忘了她才是故事的焦点。埃莉萨·拉代拉也在那里。她在篝火旁的海堤上奔跑。她自由自在地奔跑——她的丈夫还在丛林里，没有“女星”会带着她下作的婊子味靠近她的房间。我不记得其他女人的名字，尽管我希望这能派上用场。然而，我可以保证，这是她们家庭生活中最精彩纷呈的一天。

[1]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1540—1596），英国船长、航海家。曾率领船队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2]　1588年6月28日，西班牙无敌舰队驶出港口，开往英吉利海峡。

[3]　即恩里克王子（Infante Dom Henrique，1394—1460），葡萄牙航海事业的核心人物，被认为是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开启者。

[4]　菲利帕·德维列纳（Filipa de Vilhena，1585—1651），葡萄牙宫廷侍官。相传在葡萄牙王政复辟战争中，菲利帕与即将奔赴战场的儿子告别之际，叮嘱他们赢得荣誉前不得归家。从此，她成为葡萄牙爱国主义的象征。

[5]　1890年，葡萄牙里斯本地理协会提出粉红地图计划，声称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之间的土地拥有主权，其范围大约是今天赞比亚、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的部分或全部疆土。该计划引发了英葡两国对相关地区的领土主权争议，最后导致英国向葡萄牙发出最后通牒。

[6]　坤古哈内（Gungunhana，1850—1906），非洲加扎国末代皇帝。1895年，加扎国战败倾覆，坤古哈内被俘后被带往里斯本，最后身死他乡。若泽·巴尔塞罗·德克罗略（Josˊe Barceló de Carvalho，1942—　），别名邦加，安哥拉著名民谣歌手。穆萨·宽托（Mussa Quanto），莫桑比克北部楠普拉省苏丹，曾率兵与葡军交战。

Ⅷ

但让我们先把蝗虫雨放到一边。海伦娜打电话到大厅。我又去了一趟意大利人的房子。我不该去的，但我去了。结局由此开始。我踩着成百上千的蝗虫，回到那间屋子。蚂蚁搬运蝗虫，用它们填饱肚子。蚂蚁拖拽蝗虫的画面，让人联想到埃及奴隶在沙漠里背着雕像的模型。路上到处都是拖着蝗虫的蚂蚁。我去海伦娜家，免不了要踩到这些小虫。公交车的轮子碾过虫子，就像龙卷风席卷沙滩、田野。在通往海伦娜家的路上，一切都彼此相仿。

我停在门口。水滴在叶子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空气灰蒙蒙的，甚至有些发紫。下雨了吗？不，不是下雨，而是仆人们在往某个已经湿透了的东西上淋水。水流过仆人的身体，拽落他们腿上的短裤。七喜在最后一刻抓住裤子。这也逗笑了女仆奥蒂利亚。海伦娜必须锁上窗户，隔绝浇水的声音或画面。现在是上午十点。海伦娜已经两个半月没走出过意大利人七边形的院子了。她的头发长到她都不想打理。又或许，她没有心思把鬈发理顺或是扎起来，因为她还像昨日那般悲痛欲绝。她如同谈论绝症似的，说她等了太久，希望却落空了——现在她已丧失信心。她不愿再去相信。

我看着她。埃维塔知道魔鬼也在暗处注视她，伺机把魔叉交到她的手里。一个形而上的魔鬼，鲜红、闪亮。埃维塔想，魔鬼掌握着多少知识树，上帝和他的教徒们又控制了多少无邪草。海伦娜很难过，她返璞归真，回到上帝身边，受到神圣守卫的庇护。埃维塔潜伏在魔鬼毛茸茸的肚子旁边偷窥。因此，海伦娜只说了那句在埃维塔意料之中的话——海伦娜想要去死。

她想去死，因为她受不了雅伊梅的回归。她就是因为那个男人，才把自己在房子里关了八十天，和上帝谈判让雅伊梅消失的事。海伦娜的宗教性既新奇，又令人不安。毕竟，上帝很少与人商量像寡妇的救济金、死后追授的勋章以及战争寡妇在美好的仪式上聆听礼炮和迫击炮的鸣放这种宝贵的破事儿。上帝没能听到海伦娜的祷告，所以她想去死。她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那则确凿无疑的消息——他们三天内就会回来，个个安然无恙，什么事都没遇到。而海伦娜想在仆人烂醉如泥的时候了结自己。她想用上好的红酒灌醉他们。当他们醒过来的时候，她已经死透了。等他们回过神来，只能光着一双大黑脚，跑去基地，把上尉叫回来。她不想在他回来的时候还苟活于世。

魔鬼？然而魔鬼清楚得很，他没有发笑，却很清楚这并非实情。他知道海伦娜不想死，她只想幻想人们在她死后会如何哀悼她，确保他们会哭泣、伤心，证实自己在那些尊重她、了解她、喜爱她的人心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特洛伊的海伦嘴上恶毒地说要自杀，却完全是出于生的欲望。死亡意味着勇于全然否决被爱的想象，而海伦娜没有这种勇气——她是岸上活着的人里最虚弱的那个。埃维塔知道——魔鬼没有发笑。他在等待。

海伦娜脱掉衣服，假装死亡。她躺在地上，脱下衬衣，一丝不挂。她希望人们能再一次意识到她的独一无二，她希望人们描述她，歌颂她，祝福她身上自然的碎片。她露出手臂和手臂上蓝色的血管。她挤压血管，说她要走进浴缸，在浴缸里划开血管。她说希望我能看着她释放体内的大河。她想象着浴缸里的温水从无色变为粉色，从粉色变为深红。想象自己像植物一样枯萎，而我抱起像菠萝泥一样苍白的女人，把穿着蓝裙子的她抱到床上。想象那一刻全世界都抛弃了她，包括我，以红酒为名的仆人、蚊子、蚂蚁、非洲凶残的蚁虫，还有大得像鸟一样、飞动着冲撞窗户的蟑螂，以及在窗间进出的蝗虫雨。每个物种都以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特有的喙，啃食她，吞没她，将其完全吞噬。吞噬。

海伦娜惊恐不安。她坐在浴缸边缘。浴缸是意大利人用大理石做的。海伦娜坐在精致的椭圆形容器里，膝上的蓝裙挨着赤裸的乳房。不，不……这已经是她的极限。在卧室里，她拒绝了最后一步。她香汗涔涔，躲避着非洲的害虫。她驱赶它们，抖动身体，不想让虫子爬到身上。她应该换个日子，重新开始，重启那个画面，因为她死亡的欲望活跃在某种愤怒中。埃维塔喜欢看到那种活力。

“您想到了一个美妙的计划。我喜欢听见这样的计划，勇敢而富有魅力！快去做吧！咔嗒！”我这样对她说。我把她留在浴缸边上，她就像一个胚胎，或是一枚蛋。我离她而去。我穿过院子，仆人们还在嬉笑，他们的裤子也还在滴水。

然而，二十四小时内，我第二次穿过那个不开空调的客厅。清晨，电话响了，来电的不是特洛伊的海伦，而是她的女仆。海伦娜割断了血管，还是吞下了药片？她动用了抽屉里五把手枪中的一把，还是划开了颈动脉？我穿过客厅。海伦娜给罗马厅中央的鱼群起了一个英文名。那些鱼好似一群爬行动物，又或是受伤的无腹鳍鱼，在玻璃底下争吵不休。房里没开空调，热得像个温室，催熟着物什。穿过客厅的时候，我深信如果一直不开空调，霉菌会长上天花板。所有金属制品都会氧化、变绿，所有皮革都会变质腐烂，挂着的布也会长出紫红色的斑点。我无法停止想象，这些东西如果一直待在炎热的环境里，会是一场怎样的灾难。我突然想到，房间同样也是那片土地上的一种伪装，一个谎言。那里的木瓜树能结出甜瓜大小的果实，扑通一声，果子就掉进袋子里。但愿海伦娜的卧室开了空调。否则，我害怕见到她手上长满霉菌，见到灌木似的真菌从她的床单上飘落。如果她划断了颈动脉，腐坏的血液会在睡美人四周翻涌。一位非洲的睡美人，应该在一片闪闪发光的真菌丛中被王子唤醒。“进来！”她在里面说。她没死。

我走进屋。卧室里的空调开着，甚至还在隆隆作响。海伦娜活得好好的，她几乎把百叶窗拉到最低，只露出大海朦胧的雾影。然而，大海的雾气不时在嗡嗡的空调声中升起，屋里似乎能听见海浪的涌动声。大海冲上沙滩，就像海伦娜的红发铺在亚麻枕头上。床单四周都是蕾丝花边。我在床单的褶皱里，在枕头的折印里，在头发的刘海里，到处寻找她痛苦的痕迹。但我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找到。海伦娜流露出白雪般的平静，让人想起躺在石棺棺盖上的石头公主。她被白雪覆盖。我不得不围着她，从近处观察她，从正面看她，从侧面看她。一个女人，要是知道自己像海伦娜一样貌美如花，必定不会遭遇灾祸或是悲剧。谁能有海伦娜的样貌和美腿，必定与悲剧无缘。她把一条腿伸到床外。无论海伦娜如何挺直脚背，也看不到自己的腓肠肌[1]。我握住她的腿，让她屈起腿，以便观察腓肠肌的运动。她的腿只粗了一点，变得更加有力。大腿也是一样。她伸展了一下大腿。她的内裤非常宽松，还不如不穿。海伦娜屈起膝盖，坐了下来。她抬起屁股，顺着并起的双腿，脱下内裤，之后又躺了下来。她活动着手臂，宛若一抹幻影。

“把门锁上。”海伦娜说。

从门口望去，海伦娜像是花蕊上停着苍蝇的水仙花。苍蝇和她的头发一个颜色，也可能更红一点。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一个女人不着寸缕地躺在床上。然而，我惊讶的不是她那我早已深谙的本性，而是她意外的美艳。我站在门口想，如果一个黑人捕手闯进门，看见海伦娜，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停在门口，试图勾勒出某种偶然的联想——捕手会把她当成靶子，用腰间最坚硬的子弹射伤她。我想，上尉一定会把腰上那根肉做的棒槌当作子弹。上尉不就是个看重荣誉，还受过伤的黑人捕手吗？我不知道那个男人先前是怎样一个人——也许他也曾在数字的和谐中追求过某种他现已放弃的意义。我的想法都算不上判断，只是一种观察。如果上尉现在进屋，他会是一名出色的杀手，身上有伤疤，腰上还有一枚蓇葖果形状的大号子弹。然而，如果特洛伊的海伦在狂欢节的舞会上碰到的不是上尉，而是一名屠夫呢？他会不会把她看作一只家畜？他的爱会不会就是用他屠刀的刀尖，在她身上找寻牛排最柔软的肉？那清洁工呢？如果她遇上的是清洁工，又会怎样？在清洁工眼里，海伦娜会不会是粪便下的一块破瓦？清洁工把她压在身下，他的性器会不会是一柄把她埋进粪肥里的干草叉？海伦娜在一层薄薄的垃圾底下失去踪影，接着消失不见，被埋在遗忘的屎山下。这是我脑海中最让人心神不宁的想法，她如此洁白、纯净、心甘情愿。海伦娜就像一个多变的爱的客体，她能根据爱她的人做出调整吗？还是在爱情里存在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藏在天性的最深处？就是这样——被藏起来了。我想。我想到掘墓人。如果让一个掘墓人带上铲子和鹤嘴锄，来到这个面朝大海的房间——海上微风阵阵，房间里开着空调，上了锁——他会怎么做？掘墓人想要埋葬海伦娜吗？是的，他想埋葬海伦娜。当他压在海伦娜身上的时候，他想埋葬她。他，清洁工、屠夫、黑人捕手，所有人都想埋葬她。从房门处看到的那幅画面变得难以忍受。腰后的房门紧闭，尽管我怕把手一被松开，就会有人开门。这令人难以忍受，因为我想到一个供人上下的梯子。梯子的顶部都是伟人，如救世主、敬业的医生、诗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看见他们走进她所在的石棺，把脚放在我的脚所在的位置上。我继续想象着他们拖着鹤嘴锄、铲子和锄头，走向海伦娜，我听见大地在冰冷铁片的敲击下呻吟。这种声音撞击着墓地闪光的墙壁。墓园里皆是家乡城市的黄色柏树，显然贝拉城里的白人墓地也是如此。贝拉城朴实无华的墓地和我城市里的一样宽阔、阴森。多毛而温柔的魔鬼，用性格中温柔的一面守护着坚强。他摇晃着野猫似的屁股，离开自己的岗位，为一连串痛苦放行。正因如此，他无法让渺小和宏大共生，让邻近与遥远并存——埃娃·洛波说。在海伦娜面前，事物之间也不存在区别。海伦娜与鹤嘴锄的掘土声近在咫尺，那些可能爱她的人，为了那个庄严的时刻，轻易从生命中匀出一个下午的时间，掘出遗忘的深坑，仿佛想从中凿出上千吨的大理石，然后离开。抑或是采石场过深，深到里面根本没有大理石，于是，他们放下海伦娜，然后就走了。我没有发傻——埃维塔就是我。她知道，正是因为她怨恨爱的缺憾，才会以这种方式惩罚那些天生长着长条状性器的人类。一切都是因为爱的缺憾。海伦娜也明白这点，她用鸽子般轻巧的智慧说出了同样的话。她必定绞尽脑汁，才说出这句话。

“我们报复他们吧？”

海伦娜说得很清楚。她的裸体像带有酵素酶的洗涤剂一般，彻底清洗了她的头脑。“对不起，对不起。”她用英语回答，含糊其词，希望那两个单词，一团乱麻的思想不再感到痛苦，而是在黑暗中自行松开，停止。

“为什么呢？”特洛伊的海伦收起腿，坐在轻薄布料的凹陷处，又把手放在膝盖上，用手撑着鸽子似的下巴。

我做不到，海伦娜。如果我离你近到能够触碰到你，我会淹没在血色的滩涂中。天性，或是童年被派来在我耳边卷起舌头，发出“sh”一般声音的神父，又或是其他事物，如一块石头，一块散步时偶然捡到的丝巾，让我无法以欣赏以外的目的触碰你。我闭上眼睛，预见到某种红色的灾难从你的蕾丝花边枕头上弥漫开来，直到整片蓝色的大海都被染成同样的颜色。我们必须要回到最初的哺乳期，才能纠正这种缺憾。或者更早以前。因为我身上没有能把你埋在大理石底下的部件，特洛伊的海伦。我对你的爱不能埋葬，我也不愿如此。是的，男人让我快乐，他们能把我埋在地里，让我感受到死亡。我想让男人压着我，让我感受到必死；想让他在大地闭合之时，用镰刀和铲子把我埋进土里，把我推入大理石采石场。一个拥有五条直立肢体的男人像蜘蛛包裹苍蝇一样抱住我，直到我碰到那片冰冻、深邃、有待打磨的土地。身份是你我之间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照出了彼此，也无情地隔绝了我们。

“但为什么你需要的那个人不能是我？”特洛伊的海伦泫然欲泣。在她流泪之前，在她鸽子般的智慧溶解在水和氯化钠里之前，在泪水打湿她指甲过长的手指之前，我必须打开身后的门——我一直站在那里——离开这里。海伦娜呼叫女仆。

“奥蒂利亚！”

不，她并不需要叫人。我知道该怎么走。我们来想点理智、明确的事，就像前院被落下的蝗虫毁坏的草地。一路上，鞋底不可避免地踩到掉落的蝗虫，不停打滑。躲开一只，就会踩到另一只。还有几只在路人的脸上盘旋、冲撞，好像它们把我们当成透明的物体。“再见，特洛伊的海伦。”

不，我从来没有进过记者的家门，但我知道他家就在前面。房子是棕色的，墙体斑驳不堪。在那个清晨，黏人的潮湿并非源于海洋或是泥泞的河湾，而是来自大地。他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能支持我的人。冷气也有点黏人。记者穿着一件过膝的睡袍，刚刚睡醒。我朝他伸出手。“你在发抖？”我确实在发抖。我依偎在他的怀里，寻找五条蜘蛛腿的力量，由它带我进入大理石的筒仓。我把嘴靠近记者的嘴。他有口臭，至少有一颗烂牙。记者想必也清楚这点，因为他把头扭到一边。我没有放开他的脸，希望能感受到他睡袍下肿胀的第五条腿。扬起船帆，他可以带我前往我无法独自涉足的地方。记者没有硬。他想回去漱口。但临走时，记者坐了下来，因为他想缓过神来，弄清楚当前的情况；他想在我的鼻子闻不到他口臭的地方说话。让我们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记者去洗漱。他回来的时候穿戴整齐，用指甲弹动着香烟。他鞋里的袜子挡住了我进屋的企图。他有权穿上袜子，系上腰带。他想知情，想要理解。他漱完口，所有的脑力活动都被激活。他如同一片智慧之海，在问题和回答之间来回涌动。他这般拒人于千里之外，让我说不出一句话——我想爱是一种不解，美丽是爱的障碍，言语是一种更糟的工具。

“不，不是这样的！”他说，卸下防备。

屋里跟入口一样又小又脏，记者也很清楚这点。记者尽管意识清醒，还是脱下衣服，让我感受到死亡——埃娃·洛波说。

您认为这些是不该采取的行动吗？没错。在您的故事里，它们无迹可寻，就像在地球的橘子树上找不到土星环。想象一下，如果您遵循现实，让记者在那天午餐过后，坐在星海酒店的大厅里。他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新裤子，胳膊下夹着一本杂志。我看见他：他跷着二郎腿，在翻阅杂志。星海酒店里的人都知道，有个人倔强地在大厅里等我——埃娃·洛波说。

他跑来，坐在那里等我，毫不介意路人发亮的眼神。记者像是在研究通向大厅的门，他扫了一眼入口。那里曾被暴民砸得一塌糊涂，此时已焕然一新。他用嘴做出吹哨的动作，尽管没有发出声音。少尉夫人们从沙发间缓缓走过，看向他的脖子。我觉得他感受到了那种目光，无声的口哨吹得越起劲，古龙水和恐惧的味道就越浓烈。我远远地看着他——他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仿佛刚刚用木棒成功阻挡了一只名为恐惧的脆弱的动物进入体内，抱住自己的心脏，在里面酣睡。过量的古龙水中和了汗味。他熨得笔挺的西装和皱巴巴的衬衣形成鲜明对比——为了抗击黏腻的恐惧之兽，他的手一直在揉搓衬衣。他眼里的平静并非平静——而是向痛苦投降。他坐在那里的原因不是我——埃娃·洛波说。他只是想要找到一个借口，戳破生活的泡影。他想要找到一种方式，和非洲、非洲的女人以及他那时在非洲数不清的孩子们诀别。这才是他找寻的东西。一种飞跃，一种转变，一种断裂，一种放弃。但他大可以去其他地方寻找，遵循他先祖的步伐，而不是站在大厅中间，眼中露出爱恋的坚定。

“那不是真的！”他说。但我知道那是真的。

“是真的。”

[1]　小腿后群肌之一。

Ⅸ

这就跟在白色的桌布上放上一个对半切开的红色木瓜那样显眼——记者一看到我，就站了起来，举止自然，好像我们熟稔到他可以亲密无间地观看我身体的所有部位。他的身材更加匀称，肤色变黑，眼睛变大，眼中发黄的部分也变得更加明亮。在洁白的新衬衫的映衬下，他眼睛黑色的部分也闪耀着另一种光泽。他正在经历某种转变，就像发情或交配前的女人或雄鸟。他的腰带收得更紧了，裤子像纸似的，还留有折痕，就为了来一趟大厅。他在绽放，而我却知道他恐惧之兽的形状。很简单——某个怪兽以外的因素即将来临，他希望由别人决定自己的命运。记者坐在大厅里说：“我真想看到那群人回来！”

“有那么重要吗？”

“它很重要，因为来的不是三四个营。对我而言，那是一个侵略国在穿越被侵略国。他们无须经历审判，就该被驱逐出境！”记者夸大了他等待的意义，“那是一个大陆的部队在侵占另一个大陆！”他坐在大厅里，一个被侵占的地方说。然而，他越是夸大其词，仿佛在讨论什么公共事务，他这个人，他的衣服、裤子、二郎腿，就越是单纯为他自己存在、抗议。于是，我推开他——埃娃·洛波说。我让他马上走，不然我再也不会露面，再也不会和他在那个蟑螂横行的绿门房里幽会。他家的那些破布像是成了精似的，在家具底下爬动，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动声。但这声音并不常见，因为记者会趴在打字机上，在键盘上敲出“非自愿专栏”里的词句。

“不管怎么说，你没必要跟路易斯作对。”我对他说。

“我不是在和他作对，我是在和他们所有人作对！”

“让我先见他，你别插手，也别来找我们——给我一点时间。”

“时间，你要多久？”

“我也想看到他们回来。”

他们回来了。我记得士兵们回来时的模样。一群瘦弱的青年聚在广场上，往墙上砸杯子——啤酒留下的痕迹像雨渍一般粘在墙上。不到几小时，酒吧的角落就堆满了碎玻璃。这些橄榄色皮肤的人，不是在砸杯子、瓶子，就是在和街上随便哪个长着毛缝的路人调情。有时，他们也会把情话送给那些毛都没长齐的女娃，比如女校的学生。她们的肤色异常白净，跟牛奶似的。她们在修女学校上学，喜欢听大兵们说话。他们跳过栅栏。路上响起尖叫声。至今还有一些蝗虫没被清扫干净，像油渍一样铺在人行道上。在没铺沥青的路段上，蝗虫无人清扫，也无人踩踏，宛若一张巨大的地毯，迎接着军人。红磨坊门口的蝗虫都被扫到一边，堆成小山，等人运走，因此入口很干净。我看见干净而畅通的入口。没有被甲醇毒死的黑人酒鬼，没有掉落的虫尸。士兵们挤在门口，好像那个有着矛尖状风叶、残破不堪的夜总会，实则是一座川流不息的火车站。一切都回归正轨——那些人回来了，这是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都在拼命、逃命、猎杀。他们应该回来，日后若有需要再回去。现在，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还是得再回去。驻军还要再多留驻几年，改革部队。显然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白人政权的确立，军队的规模会有所缩减。但那不是作战部队，而是一支只需原地待命的维和部队。他们会留在隐蔽的地方，直到可以保证绝对的和平。

“然而不是不能说有绝对的和平吗，将军？”这是将军收到的一个问题。

天哪，如果那种井然有序的状态都不能算作绝对的和平，那您理解的和平一定是个没有生息的星球。“噢，别这样！”将军说。

在那种规模的战斗中，只有三十五人阵亡，而预计伤亡人数却超过五十个！其中，只有四名军官受伤，两人死亡，这种伤亡情况着实令人印象深刻。只有两人！此外，我军在一次袭击中直捣敌方大本营，缴获武器、弹药、粮食，四处纵火、轰炸，摧毁当地文化，吓得两万马孔代人落荒而逃——这不算大捷吗？将军一次都没磕巴，说出了真相，道明了现实。他说得很动人。我们孤立无援地打响了我们的越南战争。当我们试图捍卫西方文明，全世界都站在我们的对立面。然而，当美国人在越南战败时——他们肯定会失败——葡萄牙依靠指挥部的坚定决心，在海外省大获全胜。

将军正在大厅里演说。曾几何时，沿泛赞比西亚铁路而来的英国人在这里兜售象牙。他在大厅，也会永远留在那里。他没有必要再去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游荡。他在那里，留在那里，二十年都没离开过一步。他在高级将领的簇拥下，召开新闻发布会。然而，当大厅出现裂缝，逐渐失去活力，一些军官已经抽身离开。只有将军坚持站在那里致辞，说着我此刻回想起的那些话。正因如此，人们不应该议论他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摆放手的方式，或是眼中的亮光。在她最装模作样的日子里，海伦娜说那双眼睛似乎属于某个身上堆积了大量脂肪的人，为的就是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在人们的记忆中多停留片刻。此外，大厅的门开着。因此，除了一众老谋深算的男人在那制定会议框架、为其增添几分军人气质外，住在星海酒店的女人也参与其中。她们使这件事在情感上变得更为真实。没有人知道里斯本会在什么时候驳回这样一场远在千里之外的胜利。证人是必须的。不幸的是，孩子们太过吵闹，人们只能把他们踢出会场。真是遗憾——孩子们的眼睛如同未经曝光的生胶卷，本将成为最好的见证。

新闻发布会开始了。将军属于胜利的那方。如果他在统帅上表现出优秀的才能，人们同样也会认定他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当政治家发言的时候，他本该面朝电视台的机组人员，让他们用追光灯照亮他的脸。不幸的是，这部分无法在没有电视的非洲地区播放。将军对着追光灯的中心，以最直接、简洁的方式娓娓道来。他们把麦克风放在两颗纽扣之间的位置，让他尽量言简意赅。但他滔滔不绝。只言片语怎么能总结一场历时数月执行、花了一辈子来构想的战争呢？他走过大厅，但没关系——到时候会有一张地图，标明他们袭击的基地，告诉全世界包括他在内的葡萄牙军队曾经到过那里。他得以把上帝赐给他的双腿，迈入此时他用手指指示的敌方基地。现在，将军转到右侧。注意！他用手指强调了米特达山谷的位置。他敲了敲米特达——那就是战斗发生的地方。他们攻城略地，追捕、驱逐敌军。我们可以同情敌人，但绝不能姑息他们的罪恶。将军很清楚，叛乱的种子无法以生物的方式降解。所有高级将领都嘴巴紧闭，眼神低垂，面部棱角分明。驻军还要在那里多驻扎两年。他们在大厅里，只要还有人记得当时的会议，他们此刻就依旧在那里，宛若一场进行中的梦。

此外，那时大厅里的人也都心知肚明，将军盼着等殖民地独立后，他能成为一国的总统。但这就是问题所在。等电视台的人带着他们的追光灯离场后，他说：“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白人自治呢？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里斯本要么支持自己所在的西方文明，同意白人自治；要么反对西方文明，延续现状，继续打仗。”

“我也是这么想的，请见谅！”一个穿着军装的绅士说。他背过身去，离开了。

“这就对了！”这超出了新闻发布会的职责范围。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出大厅。很好，如果一切保持原样，里斯本将成为西方文明里的第一个异类，带着几个世纪地理大发现的辉煌，例如十四行诗、尖肋拱顶或是细菌疫苗。如果里斯本坚持如此，那些谨慎的男人还会继续抛下房屋，不动声色地撤离，嘴上说着终有一天他们还会回来。他们会离开六里湖，离开路易斯酋长[1]，也就是那个地方开阔、惹人歆羡的码头。这还只是海岸线上的东西。不消一年，卡菲尔人就会接管这些东西，毁坏十四行诗的十四行诗句，尖肋拱顶交叉的肋梁，以及疫苗接种的秘密。将军在大厅里来回走动，像个拉比一样未卜先知。“这些墙，我的朋友们，只会成为蝙蝠的老窝。这个柜子只会被他们拆成烧火的木板！更别说电力只会成为卡菲尔人脑中的回忆……”很明显，将军只是在发泄情绪。他已经不是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了。经理走了过来。

“将军，请！”经理激动得满脸通红。大厅后方备好了茶点，就摆在挨着厨房那面墙附近。茶点？但将军既不饿，也不渴。谁想吃的话就吃吧。将军透过星海酒店的高窗，那天下午第一次望向海洋。而我再也无法带着那日的平静望向窗外。它们很快就会变得脆弱，好像被永久的狂风搅动。将军大为动容，这不单是某种情绪，将军的情绪总是伴随着即时的行动——将军想要看见大海。经理立刻下令拉开白色的窗帘，让将军能够欣赏海景。经理说星海酒店所在的位置原本要建一个灯塔。

“他们把灯塔建在哪了？”

“太蠢了，在玛库提角。”

“大海变绿了！”将军说。将军身边依旧围着一群聪明人，他们从进入大厅的那刻起就追随着他，个个闭上嘴巴，竖耳聆听。“为什么大海的颜色会那么绿？”

“您不知道吗，将军？过去的几个晚上，源源不断的蝗虫入侵此地。有一些飞走了，还有一些掉到地上，变成一张地毯！”一个少校思忖片刻，让将军听到了一个清楚的解释。

听完解释后，将军依旧在沉思。在取得胜利之后，将军仍有思考的权利。一场战役包含太多关键性因素，以至于冲淡了突如其来的忧郁，就像结束时女人的哭声。

“好吧，这不重要——我们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战争基本告一段落，为什么不把大海的颜色和我们的希望联系在一起呢？”大海和河流一样平静，绿色的物质被卷上海岸。那是一片不同于任何藻类的绿色水域。没有海浪，只有海水在沙滩上来回。与此同时，在将军眺望大海的那个大厅门口，陆续来了几辆吉普车，里面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军官。他们和普通士兵一样，皮肤黝黑，瘦骨嶙峋。他们因为气味无法进入大厅。他们站在行囊前，听从指令，融入那片将军带着捉摸不透的情感观赏的风景。那些瘦骨嶙峋、肮脏不堪的军官，把院子糟蹋得一塌糊涂。窗外的风景幸免于难，某个跟在将军身后的指挥官问道，白人独立是否能够结束冲突。如果那样的话，他们会不会再次过上从前默默无闻、穷困潦倒的生活：一个军官家里每年只办得起一场生日派对，更别提买杂志了。这是一个勇敢的问题。

“说重点！”将军说。他将永远留在大厅里。

“也就是说——且不说白人能否独立，我们在和平年代会过上怎样的生活呢？”说话的是一位绅士，约莫比将军小十岁，头发、牙齿样样齐全。自然，他会产生这样的好奇。将军理解他的想法，为身边的人给出答复。他们都想听到他的回答。将军是一个文化人，而文化的作用在于替一个文化人解围，不然它还有什么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文化分文不值。将军应该从小就会慷慨激昂地朗诵，连藏在门垫下的木质地板都为之颤抖。那时，他像要在门垫上驱逐雷电一般，张口说话。

“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荷马写道：‘你们向前直扑敌人吧，或是得救，或是死亡，战争的规律就是这样！’[2]”

“谢谢，将军！”

记者早就从门口溜走了。再说，他们人也不多，只有三个麦克风。电视台的小伙子背着那堆破旧的电线，弓着身子离开了。不，没有必要因为对甲醇中毒事件的猜想，或是钢琴家非自愿死亡引发的反叛对将军苦苦相逼。然而，将军了解情况后，解释说在首领失踪后，那些人相互戕害本就天经地义。毕竟，他们的酋长也在相互戕害。将军记起那枚在蒙德拉内脑袋上爆炸的炸弹。他们就是在那里提起阿塔瓦帕的，而不是在露台。但将军笑得眉飞色舞：“好吧，好吧，蒙德拉内不是阿塔瓦帕，先生们！把皇帝和强盗相提并论，真是耻辱！”大厅里都是纪律严明的人，他们相互交谈。两个瘦骨嶙峋的军官，还在门口等待酒店同意放行。还有一些人抓起行囊，从背后的工作人员入口进去。黎明时分，扒了皮的家畜就从这道肮脏的门进入厨房。

但是，您不该提到这条通道。二十年后，您回想起的一切都和我们在露台上经历的夜晚一致。何必画蛇添足呢？是的，记者的回忆里投射出新郎的形象。您正是据此写出了他们一起下楼的场景。新郎手里拿着福尔扎的枪，记者背着摄像机。然而，事实刚好相反，新郎也钻进那扒皮家畜的通道，上了楼。

他走进小卧室的门，把背包扔在床上，帽子丢在柜子上。我原本以为会看到他在衣柜里翻箱倒柜，或是检查我的内衣，或是躲在大浴室的塑料帘后面。但他没有——我比他早到，他完全没有搜查房间的动向。他曲起手臂，搁在腰上：“那个家伙还在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告诉他是的。我知道记者已经离场，但在我看来发布会还在继续。细看之下，少尉像是刚刚从烂泥和滩涂里走出来。少尉并不满意。“怎么了？”我问。

新郎瘫坐在床上，一脸茫然。他说话的声音变了。那不是新郎的声音。他的嗓音突然变得跟女人似的。“真是太狗屎了！”他喊道。

“怎么就狗屎了？”

“两个半月，”新郎说，声音越来越女性化，“我们在战壕里困了两个半月，没有一个人能建功立业！至少在我们的队伍里是这样。只有我们一开始解雇的训狗师能得到人们的赞誉。我们一看到战壕就想到了这点！我们在战壕里被困了两个半月，饱受折磨，连水都没有！”新郎拿起背包和帽子，好像希望用仅剩的两样东西盛住灵魂。他不加掩饰地哭了起来，眼泪惊人地掉进背包的孔眼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路易斯·阿莱士哭。他号啕大哭，泪流满面。

“难道那不是一场胜利吗？”

“是胜利，也是狗屎。那是一场只属于将军的狗屁胜利，和其他人毫不相干。”

“你们到底有没有击溃叛军？”

“没有，没有！”新郎的声音越来越细，直到变成喉咙里的哽咽，好像细成一条丝线，接着卷成毛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他们遍布太特、玛尼卡、索法拉。将军只是在虚张声势！去问我的上尉！”然而，尽管他的声音细到好似一道被别针划伤的伤口，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软弱。相反，声音在少尉的嘴里勒绞，成为某种暴怒或坚毅的象征。等他起身，打开淋浴喷头，新郎的步伐证实了他充沛的精力。然而，过了很久，他才在水流下恢复自己的声音。新郎的指甲和嘴唇里有不少穿皮潜蚤。当新郎发出奇怪的女声时，他的嘴唇会绷紧，且在没有任何刀子的情况下，流下一条止不住的血线。面对成堆的泥土和熏天的臭气，偌大的浴室也显得狭小不堪。制服被新郎丢在浴缸和远处马桶之间的角落里，硬得跟铝壳似的，像盔甲一样立在地上。袜子只剩袜筒，内裤也破损不堪。

“那么，应该有人去大厅把这些话说出来——说他在撒谎！”

“对谁说？”新郎依旧像个女人似的，在喷头下哭哭啼啼，“记者？那些蠢猪，那些畜生？他们来到这里，一露面，我们就得装出打仗的样子，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噢，记者！”

喷头从新郎黝黑的身体上滑落，陷入肚子中央深深的凹洞里。他坐在浴缸里，开着水龙头睡觉。他睡的时候不时抽动，飞快地动着眼睛。接着他闭紧眼睛，深呼吸，抖动着脸上的肌肉和手臂，做出一些无意识的、不可控制的动作，就像睡在阳光下做梦的野猫。他头上的血管颤动着。他交叉在胸前的双手滑了下去。这时，他在水中颤抖起来，双手在胸前抓紧，好像两块复位的肌肉。男人的肌肉对噪音过于敏感，大大增加了谈话的难度。但埃娃·洛波依旧要对他说：“听着，我要马上离开这里，听我说，我再也受不了了……”她可以和那个没有丝毫往日痕迹的男人解释原因吗？那个她在咖啡店的桌子上认识的拿着文件夹的男孩，勾画着小小的字母x、y、z，希望能找到一个公式，以另一种方式排列这些符号，借此探及潜藏在数学宇宙中的秘密。不行，那个睡在浴缸里、惊魂未定的男孩对什么秘密都不感兴趣，这就是他最严重的缺点。不，毁灭他的不是杀戮本身，也不是他抱怨时故意装出的尖利女声。而是他绝对不会再趴在纸上，抱怨某个数学答案及其有限性。你想要怎样？一个解开五个、六个、七个乃至十个未知数的万能公式？十个或是无限多个未知数？接着他趴在咖啡店的桌子上，望向共和大道说：“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找到答案的，和它面对面。如果我已经找到了呢？”

是的，浴缸一向尤为重要。

少尉在浴缸底部睁开眼：“埃维塔，别再这么叫我，别再叫我伽罗瓦。过去了，过去了。”

“确实如此。我知道现在你有了别的外号。我知道现在他们管你叫‘路易斯·鸡莱士’。我听说抵达营地的时候，你会瞄准在那儿扑腾的母鸡的屁股。他们说在这方面没有比你更出色的人了。我还知道你为部队的军歌写词。我知道得还是太少了。”

“是的，这些事情我都做过。”路易斯·鸡莱士说。他面无表情，好像对谈话的内容既不骄傲，也不反感。所有事情都对上了，所有事情都在意料之中。但我要怎么和他说呢？如果我对他实话实说，他会不会衔着刀子，掐成女人的声音说话？他也可以默不作声，躺在浴缸里，听着水流的哗哗声。我应该在他放水的时候就告诉他。有多少水从喷头流到新郎的头上，就有多少水从地漏里溢出。就是现在——我想。但新郎转过身去，关上水龙头，一切都在地板浓郁的蜡味以及堆在角落的脏衣服中趋于静默。现在或是过些时候并无分别。新郎洗完澡，裹上浴巾，在小卧室的床上伸了个懒腰——又睡着了，断续的睡意，惊梦连连。我打算等他醒过来，一睁眼，就告诉他：“听着，我要和你说一件重要的事，尽管有时候，有些事情没有我们想得那么重要，比如出轨。”他得坐下来，调出一生中有关我们两人的全部回忆，我们近年来热烈而富有活力的岁月。然后呢？房间变暗，沉入夜晚的丁香色，新郎睡着了，呼吸规律得像一台每三十秒鼓一次风的发动机。房间也在呼吸。埃娃·洛波闭上眼睛——就是现在！但依然时候未到。要把新郎叫醒吗？让他睡眼惺忪地醒来，一跃而起？寻找G3机关枪的方位？让他处于警戒状态？然而，那就是最佳时刻。水流向了星海酒店所有的浴缸。我听见水像瀑布般喷涌。隔板另一侧的房间里传来男人玩水的声音。但少尉醒了又睡，处于某种不同于疲惫的状态。现在？房间没入了某种比丁香更淡、比黑色更浅的颜色中。我记得——有人敲响了房门。少尉一跃而起，处于戒备状态，一丝不挂地在床上弓起身体，直到门外再次传来敲门声，他才直起身来，高声说：“谁啊？谁啊？”惊吓让少尉干咽了一口口水，发出活动颌骨的声音。另一头，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重复说着无法辨别的话。

“稍等！”少尉喊道，穿裤子的样子仿佛刚刚发生一场轰炸。

“有夫人的电话！”等新郎打开门，敲门的黑人小孩说。

“电话？”少尉说起电话，好像那是什么奇特的装置。

“对，对。”黑人小孩说。

房间里没装电话。如果接到来电，就会有人让对方稍候片刻，然后过来敲门，把你叫去前台。

“那个人在电话那头等着！”房间里的新郎感到不解。他的头发还湿着，但声音不像女人了。“谁给你打电话？”

“我不知道。”

“好，我们一起去看看。”

新郎火急火燎，好像那是一则有关轰炸的消息。我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谁，但我非常希望他在我们过去的时候已经等烦了。我希望我能先告诉他，而不是由一通电话揭晓一切。至少我希望他们不要直接交谈，让我能心平气和地开口。新郎急匆匆地走在前头：“电话，谁打的电话？”等我们走到星海酒店的大厅，贝纳尔多的接替者已经就位。

“他挂了，留了个消息。”

少尉夺过字条：“一位绅士来过电话，稍后回电。”少尉读着纸条，来来回回地读，大声地读，“绅士？什么绅士？为什么他还要打？这个绅士是谁？”他站在大厅里，念着纸条，好像上面写着有关手榴弹的消息。“这个绅士是谁？”不，我不能现在说。那一刻不行，或许之后也不行。少尉似乎变成了一块肌肉，只依稀记得曾经有过灵魂。

“你和一位绅士厮混？”新郎问。

“没有。”

“那你怎么解释这通电话？”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里写着——‘先前一位绅士来过电话，稍后回电！’”

“可能是和我聊过甲醇的那个人。我在信里和你说过这件事。你没收到信吗？”

“收到了。真可惜，他们为了陷害我们大费周章！”新郎说，折起纸条，离开。他走回小房间，再次倒在床上。此时他穿着衣服，就像去大厅时那样，遮住性器，扣起腰带。

我就是埃维塔——埃娃·洛波说。他们从大厅回来后，新郎握着留有口信的纸条，再次躺倒在床上，她突然想到，她可以什么都不对他说。她还有时间解开他的皮带，触摸裤子底下此时毫不起眼的性器，重启被封印在理想大道桌子上的某些东西。这想法真诡异，她想。如果她抚弄新郎的性器，让它胀大；接着，新郎转过身来，抱住她，让她感觉到身体在大地上散架；而数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像一个闪闪发光的数字那样，贯穿骨肉的间隙。随之而来的是那些午后等待时分的快乐，新郎灼人的目光，以及格兰德营的湖里只有一只鸭子之前的时光。那个时候，她同意了他的看法，觉得如果某些不可避免的事在阻碍他完成真正渴望的事，那么他就必须先做完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她想要回到生命中的那个瞬间——在湖边，鸭子嘎嘎叫着。

鸭子的尾巴在房间里摇晃，她伸出手，解开皮带，挪开数学本子，寻找旧日的时光。也许这才是她应该做的，而不是告诉他，她受不了了，她将永远抵触他和他的新形象——但新郎跳了起来，进入戒备状态，他的胸脯艰难地喘息着，好像还置身于丛林和枪炮中，而不是刚被一只手抚过性器的顶端。在黑暗的房间里。

“是我。”埃维塔说。“啊，是你！”少尉转过身去，重回梦乡。

不，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不会再次打开新人的房门。您说您打算这么做。显然他们不会再躺在浴室里的浴巾上，以免被隔板另一头的人听见声音。她也不会再问走廊里是否有一群水牛一股脑地跑过——那些当然都是小孩的声音。他们为父亲的归来感到开心。是的，他们吵吵闹闹，还有几个挨家挨户地争论每位父亲的战况。然而在洗澡、水流、吵闹的回家声之后，星海酒店陷入沉寂。

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从外面看见过它，只在里面听着它的响动。不，它还没有开裂，侧墙也没有倒地，外墙也尚未化为硝石末。还要再过五年——这在蝙蝠那会飞的哺乳动物、黑夜的情人眼里意味着什么——有些人才会从后门逃走，另一些人在黎明时分奔向人满为患的机场。箱子才会堆在召开发布会的大厅，甚至堆得和金色夹板一样高，挨着无敌舰队的脚步。比如，当我们想到火烈鸟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一刻：酒店不再住人；大大小小沉默的船只从世界各地驶来，拖走在海边游动的所有鱼虾，只留下一片贫瘠的水域，仿佛海床被烧焦了似的。我们距离那一刻还很远：码头的船缺少零件，停滞不前；起吊机因为缺油，不再拉动用吊索捆绑的木材；电力因为缺少灯泡而被切断。然而，那个激烈的时刻正在路上，而躺在新郎身边的人已经感受到这点——埃娃·洛波说。在星海酒店浸没在睡意之中，耳边只有潮声回荡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明显。

我听见大海。这是我第一千万次在夜里听见印度洋的声音。在这种漫无边际的夜晚，我并不为自己的失眠感到愧疚——埃娃·洛波说。但没睡的不止我一个。星海酒店的寂静是虚假的，因为酒店的窗户会因为任何微小的动静而发出光亮，映在沙滩上。事情就是这样。还没等源头传来动静，新郎已经在床上弓起身子，看向四周，如同被光圈击中的虫子。在星海酒店里，一个女人开始尖叫。在隔板另一侧房间过夜的两名少尉也被吵醒了，开始活动。他们也可能蹲在床上，手臂做出瞄准的动作，眼睛望向光源。小心！现在听得更清楚了，尖叫的是一个女人。不，这不是真的——所有画面里都没有出现左轮手枪。我为了听而听，但并没有听到想象中的声音。只有耳光和击打，或许还有一记重拳，好像他们在拳击场。这不是什么大事。撞击声清晰可闻，仿佛就发生在隔壁。然而，声音从另一面墙外传来。新郎打开灯。所有人都亮起灯，打开窗户。人们在潮湿的沙滩上看到了酒店灯火通明的影子。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少尉说着，抓起裤子。

“别，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这么做！”

新郎应该想起了上尉对他说过的话，因为他没有动身，而是留在原地听着，手里拿着要穿的裤子，一动不动。他听见尖叫和哭声，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德乌斯。”他说。

哭声被人蒙住。佩德罗·德乌斯夫人应该被人用枕头捂住了嘴。那个女人长着雀斑，那个女人想要建立一个抵制甲醇的联盟。她的灵感来源正是由德本的潘·汉森领导的为葡萄牙军人的脚和袜子发声的联盟。那个如此维护丈夫行动、反驳苏黎世中尉悲观看法的女人会怎样？那个我不记得姓名的女人逐渐安静下来，喧闹消失，灯光熄灭，沙滩变得均匀。但隔壁的男人刚刚才回房间。您可以清楚地听见他们的说话声：“闹得这么大，就是因为一顶绿帽子。”这次住在隔壁的是几个单身的少尉。他们大笑着重新躺回床上。但是他们的说话声中有一个词异常清晰——“绿帽”“绿帽”。那头的人把这个词的尾音拖得特别长。新郎坐着，还是没有脱下裤子。周围安静下来，“绿帽”一词在嬉笑声中反复出现。少尉拉上裤子拉链。他打死了一只灯光下嗡嗡作响的虫子，若有所思地说：“我有没有和你说过，这地方就没有真正的男人？”

他接着说：“我越来越佩服上尉了！他才不会闹成这样。”

“你的上尉会怎么做？”

“我的上尉会做他做过的事——他老婆和一个报关员被捉奸在床，上尉就用俄罗斯轮盘解决了问题，用概率和左轮手枪。没有尖叫，没有谩骂，也没有混乱——那种情况下，概率就是概率，运气就是运气。他活了下来，就是这样。没有第二个人知晓内情，一切正常。现在，她也不会胡说八道。从她嘴里蹦不出来一个字。她不会开口的！”

“你觉得这是件好事？”

“不。今时今日上尉不会做出那种事来了。如今，他更坚强，更现实。他会处理掉他的老婆，而不是报关员。”

“那你呢？”

“我？如果你骗我，我会纠结是采取上尉原来的处理方式，还是他现在觉得如果自己回到过去，或是旧事重演会采取的方式。现在，我也更坚强，变成了怀疑派和现实主义者。尤其是这次行动过后。”

新郎穿好裤子，衣冠整齐地躺在床上。那是如此紧张的一刻，认知在头脑里急速碰撞，来不及理解。埃维塔说：“第一，第二，第三。”但她只是在列出事件的顺序，无法得出有用的信息，用数字填满空荡荡的房间。

不，就算在远处也不行。每个时刻都被打上最初匆忙的烙印，直到结束。这是一个速度问题。然后呢？

我想下楼——埃娃·洛波说。我想拿起电话，提醒记者，因此我必须一个人下楼。但只要我发出一点声音，从新闻发布会那晚回来之后就再也没碰过我的路易斯·阿莱士少尉就会被我惊醒。他发现我在门口，于是一路跟着我。我们一起下楼，一起吃饭，一起翻开《腹地报》。我们坐在那里——他翻开报纸的头版，整个版面都是将军的脸。从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去过哪里，到宣告绝对和平，都写在上面。少尉没有耐心读下去。他的眼睛刺痛，脑袋生疼。他让我读给他听。我读给他听，为什么不读？少尉一边听，一边摇头晃脑，加以评论。不，他已经不为那些从没上过战场的老头扼腕痛惜；现在，他认为那些老不死的东西不知羞耻。他们指挥不力，没能出其不意，反而放跑了他们。他们没能结束战争，也没能推动战争的进程。他们只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胡说八道。他们就会装。我在大厅里见到的那些老不死的东西都是伪君子，打扮得人模狗样——少尉说个不停，因为他并不习惯听人读东西。我读到的新闻涉及木材的数量、畜牧业、公路、电磁波钻孔、垃圾填埋以及铺设沥青路面，都是些在腹地存在、发生的事。“都是假的。”少尉在大厅里说。他盘着腿，骨瘦如柴。“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吗？”他问。有，我读了一条有关蝗虫的新闻——数日前，蝗灾遮蔽大地，不知餍足，毁灭天地，飞在空中，犹如厚云蔽天。它们啃食花园、园林和棕榈树，所到之处，田野枯败萧索，好似大火过境。

“很难相信他们居然没有因为这件事责怪我们。”新郎说，声音像那些田地一样干枯，“也很难相信他们居然报道了这件事。这帮家伙从来不说真话。但他们既然说了，必定是因为能从中牟利。因为那些是蝗虫，而不是人。”数学系的学生枯败干瘪，好像被火烧过。

“也不全是这样。”我说，“你看见这个‘非自愿专栏’了吗？”

跟您一样，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把生活中的麻烦拢到一处，让它们在故事的最后达到高潮。在我看来，故意靠近两个易燃的端点，能让我延迟它的爆炸。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巧合的吸引力，它总是会牵扯到命运的无辜之人。叙述者受到这种元素的吸引，就像秃鹫嗅到动物垂死的气息。但这些都不能跟我的想法相提并论——那是生活，充斥着大厅的每个角落，而我也并非无辜。我只是感觉到我们即将到达旅程的高潮。无论过去多久，都不会再出现别的情况。它必须美得像是挣脱束缚的火焰。“听听这个。”我说。我们坐在记者坐过的扶手椅附近。那次午饭后，记者就坐在那里，误以为自己等的是我。我开始用自己最美妙的嗓音，为少尉朗读“非自愿专栏”。

噢，飞舞的绿宝石

从天而降！天空本不必

燃起碧火——岸边所有的篝火

也都变成绿色，包括

我们心中肿胀的火！我们该拿

肿胀的心脏怎么办？除了躺在

绿草地上，或是棕色沙滩

的绿荫里，插入彼此的身体？

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有效的方式，

能够避免这种不朽的交媾。

噢，我们就这样一起躺啊，躺啊！

于是，每一片大地都长出草坪，

所有草坪都变成床榻。我们依旧一起躺啊，

躺啊，在生命中的各个

领域。我们解放了所有运动，包括

那些我们最不熟悉的。我们躺在

床上，看见天空映出大地

浑圆、发绿。我们对

剩下的世界不感兴趣。我们调整镜片，

对准我们大陆的轮廓，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在飞舞的绿宝石的荧光下

非洲的轮廓从一直压在它上面

的欧洲身下挣脱出来。我们

看见非洲把腿伸到欧洲

上面，刺穿它，就像男人插入

欧洲呻吟、发热的嘴。

黄色的彗星拖着它不祥的尾巴，

游啊，游啊，喃喃低语。等它

离得最近的时候，我们停下来，

倾听它的声音，竖起我们绿色的

中指。就这样，我们在

飞舞的绿宝石的荧光中获得解放……

“停！停！”少尉说。“那个家伙是谁？”

“你不认识——他叫什么阿尔瓦罗·萨比诺。”

“停，再说一遍——是谁插入谁？非洲插入欧洲，是不是？”

“是！”

“那就对了！”曾经就读于数学系的学生说，“这首讽刺诗从头到尾都在说黑人权利。我猜这是一个白人浑蛋想要争取黑人权利！等等——那家伙说，你再读一次，欧洲从始至终都霸占着非洲？浑蛋，浑蛋。”曾经学习微积分的学生说，“十六世纪前，欧洲在非洲上面？那他们为什么只会互相贩卖，自相残杀？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发明文字、车轮，甚至连个建筑或地名都没有？等等，等等，那个浑蛋应该把黑人权利写在脸上！骗子，未来的伪君子！”

曾经的数学系学生，如今丛林歌谣的作词家，甚至连读一遍的耐心都没有，却靠聆听破解了所有隐喻。我错了——他们把他改造成一块肌肉，由不属于他的灵魂驱使。那是一种外来的灵魂。我们离开大厅，在太阳底下散步。天气不算太热——那里的天气也在变化。最后，少尉似乎已经忘掉报纸的事，“幸好没有人读这玩意儿。没有人会在这种瞎话上浪费时间。现实总是更为强大。”少尉往前走。

好的，我们来谈谈阿尔瓦罗·萨比诺。为什么不呢？

别，别用记者的视角结束您真实的叙述。还是不用为妙。我明白二十年后那个视角依旧保留在记者的记忆中。我理解他希望事情这样发生。根据我对他说过的报关员的结局，他想象着两个打手会找上门来，按住他的肩，把他拽出房子，塞进车里。他会被绑起来，带到一个窗户正对淤塞海湾的房间。很好——房间里只有六把椅子，和一张被围在中间的桌子。他是这么和您说的吗？他看着我坐在红色的舞台中间，脸色苍白，眼白发黄。是的，套在靠椅上的绒布是红的——埃娃·洛波说。桌子的尽头是雅伊梅·福尔扎·莱亚尔上尉。另一边站着他美丽的夫人，同样脸色苍白，但依旧和她极为相衬，因为她的眼睛是绿的，头发几乎是鲜红色的。新郎坐在中间，身后是记者要坐的空椅子。剩下的椅子是留给负责转轮的打手的，其他人站着。新郎看着桌上的史密斯·韦森。枪里装有两发子弹。记者说好，他先开枪。弹膛转动后，他拿起手枪，将其抵在顶骨上。咔嗒！空的。记者想起了我告诉他的发生在报关员身上的事。记者无所畏惧。新郎举起枪，对准脑袋。咔嗒！空的。这时，记者告诉您他感觉肛门处的括约肌一松。椅面上腾起一股屎味。气味不断散开，填满了那个为了实现特定目的租来的房间。海湾前有一艘船，一个黑人坐在那里等候。黑人在水上等待的轮廓在月光下显现出来。

“我闻到了屎味。”上尉说。

“记者拉的。”一名打手说。

“记者都吓出屎来了。”新郎平静地说。

记者看向埃维塔。我就是她——埃娃·洛波说。不，记者没有颜面扫地。我知道那股气味的来源。但多年后的我更能理解了。记者怎么会觉得我在怪他呢？那一刻，他成为他那个年代整个黑非洲真正的兄弟。他的心跳得飞快。时间对鸟儿来说并不充裕。几年内，准确来说是三年——这点时间还不够火烈鸟产下六七个蛋，维里亚穆、朱瓦、穆古布拉[3]就会飘出那股气味；那些倒下的人、烧焦的人、被活活烧死的人就会飘出这种气味。那些人如今仅存的一星半点的记忆被制成玻璃雕像，像根木棍似的插在地上，露出六根骨头，以做展示。雕刻家的失误！更为确切的雕像应该是一口盛着粪便的大锅，持续不断地冒着烟。这不是象征，而是我们最广泛、最细微的伤痛里某种现实的物质。记者清楚这点，所以才这么描述自己。这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团结一致的原因——我们对伤痛有着同样的理解。我们从来没有一起跳过舞，从来没有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同一把勺子吃饭，从来没有互相交换过特意为对方购买的礼物。然而，我们总在诸多痛苦意义交汇的地方相聚。好吧——他大可以因为想到报关员的遭遇，在第二次举起史密斯之前，大便失禁，弄脏红色的椅子。

“猪猡！”另一名打手说。

二十年后，若非我想问记者是否同意把维里亚穆大屠杀雕像换成一口盛着粪便的大锅的想法，我不会想再见到记者。那一刻，他还未丧失尊严，却已认清结局。须臾片刻，汇聚了生命中极致的紧张与痛苦，凸显了生与死的差别。身体会在这种时候产生生理反应。记者很清楚，所以他在海堤前对我说过，基督坐在橄榄园里掩面痛哭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父啊，求你叫这圣杯离开我。”[4]这是一种表达生理实际情况的方式。基督也感到身上括约肌一松，某种定义我们恐惧的物质从他肉体的肛门排泄出来。这就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具人性、最伟大的一刻。如果基督没有一副神秘而脱离物质的身体，而是坐在橄榄树和橄榄间的粪便里哭泣，那么至少某些基督教时代的战争也就失去了发动的理由。记者也有类似的反应。

在第三次扣动扳机的时候，他确实弄脏了套着红色绒布的椅面。在那个黎明，中央大酒店的休息室充斥着那股气味。是记者说的吗？事情就是这样。伊尼亚明加[5]的日子终于快到了。星海酒店里的男人会强行把每户人家的所有成员都赶上停在伊尼亚明加近郊的卡车，将其带往乱葬岗和推土车。官员一定会说运送这些人的卡车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一定会说这些人一爬上卡车，就排出那种令人作呕的气味。接着他们会欲盖弥彰地坐在上面，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愧。一家子人，所有人。后来，后来，鸟儿已经生了三窝崽儿。然而，那就是记者未来的方向。我懂。我知道他的想法，因为我们聊到历史和苏黎世夫人的故事时，已经说过这些事。

“再转一次枪膛。”他要求说。

“我来转。”我说，想要在我的红椅子上做些事情。

“不，不行。”上尉说，“让打手来。”

打手转动枪膛，子弹还是没射出来，记者倒在椅子的便溺里。打手受到刺激。他想让这摊屎的主人去死。他一连转动数圈，把左轮手枪递给新郎。路易斯·阿莱士用枪抵住额头，子弹打中了。

您怎么处置记者的恐惧都好。您知道我的想法。这是您的任务。

事实上，微小的差别还是有的，但无论哪种视角，都不该妨碍故事里冠冕堂皇、幸福美满的结局。星海酒店封锁露台的原因是过剩的幸福，而非泛滥的暴力。一切都结束得如此美好，一切都被掩盖起来，藏在路灯下直翅目晦暗的荧光里！一切都像先前有过的平淡版本那样结束！连少校都开始道歉，因为在他看来，非洲已经有了缤纷的色彩！然而，如果这股没有人喜欢谈论的真实气味破坏了那段刻骨铭心的时光，我会感到愧疚！您说过您更喜欢温和的形式，那您又怎么会对记者苦涩的拯救感兴趣呢？

我告诉您的不过是一些微小的差别，因为现实中存在这些微小的差别，尽管我没有权力确证任何事。当结局偷偷摸摸地悠悠而至，各种声音都从耳边淡去。我很难还原某个声音，也没有一种声音有能力推翻记者的陈述。我还看见福尔扎·莱亚尔。以另一种方式，在这些事发生之前。

我看见他某天下午和新郎在一起。我觉得他在花园里弯着腰。蝗虫啃食植物、玫瑰，咬坏了意大利人花园里的草坪。他光着膀子，大喊大叫。我觉得他对妻子的不闻不问感到困惑。她怎么会没意识到发生了一场蝗灾呢？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妻子锁上房门躺在床上，丝毫没有发现蝗灾经过花园，吞噬一切！不，海伦娜不在鱼桌房里。那个房间的玻璃底下只有鱼。她也不在室内单车附近，也不在阳台的藤蔓底下。福尔扎·莱亚尔打开我见到照片的狩猎室的门，却依然没找到海伦娜。新郎和上尉拖出一个箱子，一条外国军队的皮带上有蓝色的字符，上面写着“待销毁”。

“诶，黑鬼！”他叫了一声高地亚当，后者拿着笤帚和水桶走了过来。“把这东西拿到那边去！诶！快点！”黑人把箱子推到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再过去一点，黑鬼！你这个愚蠢的黑鬼怎么会懂，这是用来烧掉的，不能在水泥地上烧东西！再过去一点，黑鬼，对了，对了！草地上可以。明白吗，以你这种黑鬼的智商，怎么会知道草地才是烧东西的地方！”上尉走到高地亚当放下箱子的地方。新郎拿着打火机，跟在后头。两个人围着箱子，弯着腰，取出包裹，点燃一卷，放回箱子里。箱子很快就着了起来。火足足烧了几分钟，接着火势变小，逐渐熄灭。

新郎用木棍拨动着包裹残余的灰烬。我们想象中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就是以这种微小的尺度被模仿出来的。它看起来如此可怜，让人想要沉睡或是死去。屋内一片沉寂。

屋内传来动静，尽管我没听清。我知道这点，是因为奥蒂利亚跑来查看火堆。不，她没有像平日的傍晚那样戴着手套，穿着黑白配色的制服。我向上尉询问海伦娜的情况，害怕再也听不到她用鸽子似的嗓音呼唤我。上尉去而复返，说她一切都好，他发现她躺在床上，但他喜欢女人躺在床上。那是她们的地盘。他正扣上衬衫的扣子，遮住疤痕。他说话时漫不经心，他没说海伦娜应该永远留在床上。但他确实说过母亲、女儿、侄女、合法的妻子和私下的情人，在男人不在家的日子里，显然应该留在床上。那是她们的地盘。就算她们偶尔离家出走，也应该回到那里；在生活发生变故、世界动荡不安之际，她们就该待在那里；当男人回家的时候，她们就应该蜷缩在那里。卧病在床，手臂贴着脑袋或胸部。如果她们犯下过错，也一定会在床上发生，且在床上被人发现，然后处死。不，他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威士忌，但神志清醒。他没有叫我进去。她不希望如此，我也一样。就这样我们再也不会见面。我在客厅里喝着金汤力。我很难相信，海伦娜正躺在床上，萎靡不振，等着一只不属于她，也不会属于她的手。上帝之手也没有降临，尽管她以众多深爱之物，精明地和上帝谈判。特洛伊的海伦的上帝不为所动，他对海伦的了解比我多得多，但能做的事却不比我多。

“不，她在床上。海伦娜不来。”少尉说，这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埃娃·洛波说。

上尉在门口吹着口哨，卡米洛·阿尔维斯光着一双长腿，跑了过来。他穿着一件卡其色的防风大衣，没有系扣子。“其他人呢，小子？”上尉又吹了一声口哨。七喜和亚当也跑了过来，穿着裤子和敞开的衬衣。上尉冲着海滩的方向大喊：“啊！过去！”三个仆人排成一列，向沙滩跑去。我看见上尉走上屋前的沙丘。那地方在公路后头，可以看见沙滩。

少尉伸出手臂，新郎看着他。他们相互交谈，好像我并不存在。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见他们谈话，或者几乎是最后一次。我渐渐和他们的谈话告别。退潮后，三个黑佣分别拿了一个罐子，将其滚到沙滩上，等待下一步指示。我还能听见少尉的哨声，他夸张地挥舞手臂，让他们到公路上来。他们在沙滩上滚着罐子，一路滚到大路上。这时，其他人也在街上滚动罐子。他们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让人想起梦中无脚的锡皮马奔腾的蹄声。每个罐子都由一到两个小伙子翻滚。他们都卑微地低着头。罐子滚啊，跑啊，直到脱离人力的掌控，自己滚动起来。那些男孩的脚就跟在后头跑。不，我还能听见上尉的声音，因为我渐渐明白，那群带着木棍、罐头和管子跑动的男孩一直要跑到穆雅纳右侧的马路上。这条路穿过街区，是屋主画出的边界。蝗虫不能飞进那一半的穆雅纳。[6]如若不然，当地又来一场蝗灾，他们的花园将会受到威胁，棕榈树和草坪也会不保。尽管很多地方每个月绝大部分时间都缺水，但那里却一年四季水源充足。我当然听见上尉让少尉看看那些搬运罐子的人，他们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甲醇。上尉笑了。少尉问：“那头的骚乱声会传过来吗？”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留在那里，这样蝗灾就不会从那头传过来，就是这样！但我们肯定会在这里听见那头的声音。”

然而，那一刻，一束反光为无声前行的阴影提供了一丝光亮。那一刻，阴影后退、停滞。从大厅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那天起，我和新郎形影不离。但新郎上午就醒了，两眼发肿。他揉了很久眼睛。等他穿好衣服，他说他先走，然后在那里等我。出门前，他看了一眼正在大浴室里穿戴的我——埃娃·洛波说。

“好好打扮一下。”他说。

“有什么好打扮的？反正你也只会睡觉。”

“我不会一直睡觉的，等着看吧。”少尉像过去那样眨了下眼睛。他还捋了捋鬓角，但没关系。他头发很短，耳朵突起，颧骨高耸。

没关系。少尉不过是像过去那样眨了下眼睛。他吹着口哨离开了。这份激动并非源于我想象着自己失而复得，而是单纯惊讶于看到某人回到了他影子的位置。我换了两次衣服——谁会知道换衣服能否帮助我找到路易斯·阿莱士人生的丝线？它被别人解开后，抛得远远的。

我穿着第一套衣服下楼——我前后换了三次衣服。但他不在大厅，也不在餐厅。他可能在酒吧，我想。但他也不在酒吧。外面的阳台上也找不到他的身影。我乘电梯，去到顶楼——露台三天前歇业了，因为呼啸的冷风吹翻了篷布。现在所有遮阳棚都被卷好、收走了。我走下楼——为什么不呢？但少尉不在那里。一群背过身去的女人，在大厅里形成了一排藩篱。我再也看不到彗星了。我回房间等——埃娃·洛波说。有些时候要做的只有等待。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下午过去了，晚上过去了，第二天上午也过去了。我想到了电话——注意，我打电话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接电话的是那个胖男人：“还记得我吗？”在我看来，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但阿尔瓦罗不在这里了！有帮家伙在找他，甚至还来敲了我家的门。于是，阿尔瓦罗溜之大吉，上了今天早上的飞机！”我似乎看见了胖子的胖脸，还有那双几乎在脸上消失的温柔的栗色眼睛。“我接替了他的位置，小母鸽，我可不怕那些拿枪的人！”他在那头说。“没，阿尔瓦罗没给任何人留口信……”他还说。“失望吗？”他问。

这通电话是在大厅里打的，贝纳尔多的继任者一边监听，一边露出牙齿。失望？一点都不。阿尔瓦罗·萨比诺做得很好，这让我感到欣慰。他有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女人，那么深的根，那么多根本性的物质嵌入生活深处。在少尉被上尉的荣誉感摧毁，带着一箱武器，开着敞篷车，在城市里四处搜捕他的时候，他就该逃之夭夭。他当然做得对。谁说不是呢？他从来不把死人叫成“死人”，把甲醇叫成“毒药”，把暗杀叫成“犯罪”。甚至连蝗虫也被阿尔瓦罗·萨比诺称作“飞舞的绿宝石”。我们的交媾则是“欧洲压着非洲”，显然，在挑战来临的时候，他把它变成了一张“飞机票”。我毫无保留地对那个在红磨坊里遇到的胖男人说。他在另一头咯咯地笑着。我依然喜欢他的眼睛。

如您所见，第一枪空了。不，显然，如果您喜欢红色的椅子，欣赏座椅的颜色，以及它散发出的真实的气味，就让它去吧。没有人知道一个男人或女人，坐在飞机的座位上，喝着茶，会闻到什么气味，会有什么感受。我希望二十年后，那位记者宣称自己是一把红椅子上的幸存者。理论有一种超越生命的活力。理论和故事。

其他事我都不记得了。我记得罐子消灭蝗虫的声音。我还心存侥幸，希望穆雅纳铁罐发出的叮当声不足以改变它们的路线。啊，但是那些铁罐做到了！它们再也没有降落、飞舞。在那里回荡的叮当声迫使空中的绿云转向南方。之后，显然这没有结束。

这就是致命一击的发生过程。敞篷车很沉，新郎的身体很轻。敞篷车停在了岸边，少尉没有。就像那些因为甲醇喝醉、掉落水中的人那样，人们等了三天。星海酒店的人仿佛开始休假，纷纷来到海滩。水里一个受害者，岸上一个凶手。我相信如果我说餐厅经理亲自下水，也并不会有损真相。他脱下靴子，膝盖以下都浸在水里。经历这种牺牲的洗礼后，等他回来他大可对那些烫头的少尉夫人说：“女士们，那个少尉因为某个水性杨花的婊子丧命。”但为了弥补那个戛然为止的名词对观众的炙烤，此时飞过一群红色的鸟。而我则在沙滩上等待，眼前浮现出一些画面，回忆历历在目，我快乐地回忆着。火烈鸟让我想起了不久前一个美好的日子。它们贴着水面飞行，缩着爪子，伸长弯曲的脖子。另一个画面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一艘满载着士兵的船靠近，向码头驶来。没有人在等他们——他们现在知道了。他们已经去过战场，并从那里回来。显然回来的人并非个个手脚健全。只有那些明面上器官都还健在的人站在轮船的护栏边上，但他们没有挥舞手绢。船在绝对的静寂中顺流而下——没有鸣笛，没有呼啸，没有晃动。当我越明白这片土地在无常的人世里不会有绝对的主人，我就愈发不能忽略，祖国的一角在那艘船上陨落了。可惜一些小孩还在叽叽喳喳。他们也不同我说话。他们也觉得自己洞察一切，有能力对事物做出判断。他们把天真的脸转向新娘，也就是埃娃·洛波。色彩、气味、声音，仍在延续下去。软弱的海事警察传来消息，说他们在基亚角以外很远的地方找到了少尉的尸首。让他漂在那里吧，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别拖延了，别听那些话。渐渐地，这些话脱离了自身指代的物体。等到词汇脱离声音，声音只剩喃语，我们也就来到彻底磨灭前的最后阶段——埃娃·洛波笑着说。她把《蝗虫》还了回去，让它变得毫无价值。

[1]　路易斯酋长（Régulo Luís），位于贝拉城南部。

[2]　出自《伊利亚特》第十七章，罗念生、王焕生译。

[3]　1972年12月，葡萄牙军队在莫桑比克一个名为“维里亚穆”的村镇大肆屠杀平民。其余两个地名为维里亚穆附近被殃及的村庄。

[4]　出自《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九节。

[5]　伊尼亚明加（Inhaminga），索法拉省行政区。1973年末至1974年初，当地发生了葡萄牙殖民战争期间莫桑比克境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

[6]　穆雅纳（Munhana），贝拉城的中心区域。甲醇可以制成农药，消灭蝗虫。

历史、记忆与喃语——译后记

一千个战争的亲历者，就会有一千种讲述战争的方式。然而，这些私人性的话语往往淹没在传统的官方叙事中，消散在历史长河里。为了让过去留驻，本书以主角埃维塔为“眼”，通过聚焦在贝拉城星海酒店居住的葡萄牙军官家庭的日常生活，书写战争中湮没无闻的庸常与苦痛。

小说的背景设置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即葡萄牙殖民战争的中后期。谁也没想到，这个边隅小国却成为欧洲帝国事业最后的“坚守者”。在新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宣传下，尽管殖民的经济利益日益衰退，葡萄牙依旧将帝国事业奉为民族身份的核心。为了保卫“海外省”的领土主权，1961年，葡萄牙军队在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等地与“反动势力”发生武装冲突，自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殖民战争。直至1974年“康乃馨革命”推翻新国家体制，战争才告一段落。

其间，本书的作者利迪娅·若热跟随在役的军官丈夫来到非洲（1968—1974），先后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教书。作为殖民战争最后阶段的亲历者，若热直观而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荒谬以及给人民带来的情感创伤。然而，传统的历史叙事难以承载全部的现实，尤其是战场以外的部分。很少有人知道，数万名奔赴战场的葡萄牙青年经历了什么，随军前往的军人家属在异国他乡有着怎样的遭遇，对葡萄牙民众而言，那个看不见的帝国又意味着什么。小说中写道：“殖民战争的含义不属于别人，它只属于我们。”此处的“我们”指的就是亲历战争的个体，只有他们才能回答上述问题。而若热就是其中的一个。

1988年，若热出版了个人第四部小说《绿蝗》（A Costa dos Murmúrios，原意为“私语海岸”）。正如书名中“私语”（Murmúrios）一词暗示的那样，若热笔下的战争是个体的、私人的，如晚宴上的闲聊、女人私下里的八卦，又或是酒店里无名的哭声或惊叫。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埃娃·洛波记忆中埃维塔的眼睛“观看”到的。

与传统的女性书写不同，埃维塔从不寻求女性的团结，对身边女性的不幸遭遇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同情，甚至有时还发出戏谑的鄙夷。在埃娃·洛波的叙述中，她始终以旁观者的姿态，与周遭的一切保持距离，力图冷静、客观地呈现记忆中逝去的过往。她冷峻的目光拷问着过去，拷问着以《蝗虫》为代表的对过去的书写。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则以《蝗虫》为题的短篇小说，记录了少尉路易斯和新娘埃维塔婚礼上的盛况；第二部分是埃娃·洛波对二十年前非洲经历的回忆，这位叙述者正是《蝗虫》中的新娘埃维塔。这种并置的叙述有意引导读者对两部分内容进行比较，踏上一段拷问叙事、拨开疑云的探案之旅。

尽管埃娃·洛波反复“肯定”《蝗虫》的真实性，小说两部分的内容却仍有很大的出入。《蝗虫》在时间和空间层面对埃娃·洛波的回忆进行了压缩：为期几个月的故事被塞进短短两天的时间；在埃娃·洛波眼中意义重大的地点，例如酒店大堂、红磨坊、西奥·斯宾纳罗里斯的房子等，也被酒店露台这一单一空间取代。其次，《蝗虫》将不同人物的外貌特征和言行举止重新排列组合，生成更为鲜明的形象。最后，为了突出整体和谐、美满的氛围，《蝗虫》有意遮蔽了无处不在的家庭、社会暴力：掌掴被视为怜爱，横死海岸的黑人与猎场丰收的场面无异。

如果说《蝗虫》是一种经过艺术加工的人为叙事，那么含混、难读的第二部分则代表某种特定的现实，不断对前者的书写做出驳斥与拆解。这两种叙述的差别，正好对应小说中“真实”（verdade）和“现实”（realidade）这一对双生的概念。真实“统一而完整”，就像《蝗虫》那般筛检现实，从庞杂的材料中抽出完整的线索，最终呈现一种清晰、生动的表达。但难免会迎合读者对于真实的想象，遮蔽现实的丰富与复杂。《蝗虫》不知名的作者犹如一位技艺高超的匠人，拣选七零八散的现实，细细打磨，最终将其串成一条精美的串珠。然而，这种人为的完满却源于缺漏和错置，为了所谓的艺术效果，破坏了现实原本的样貌和排列。而真正的现实更接近于埃娃·洛波的叙述，矛盾、散漫、无序，没有明确的主线和方向。

直面现实需要勇气。对于本书而言，若是我们想要拨开叙事的迷雾，跟随埃娃·洛波的回忆回到过去，就必须亲近小说晦涩的书写。

单从写作风格而言，这并不是一部“亲善读者”的小说。作品延续了若热早期创作中实验性的叙述手法，包括人称、时态的无缝转换，多视角的联动等，呈现出局部破碎、整体连贯流动的叙事风格。这种散漫、跳跃、充满离题的书写，提高了小说的阅读难度，甚至会让不少读者感到如坠云雾。

小说的时态使用错综复杂，不光经常在一个句子中反复横跳，同一段落中出现五六种时态更是常态。此外，叙述人称同样游移不定。然而，若是我们耐心追随叙述者的思绪，会发现时态和人称的变换实则遵循着记忆的逻辑。

书中有不少段落以陈述式现在时的“我看见”（Eu vejo）作为起点。这象征着叙述者“我”从当下出发，回忆过去。当叙述者开始描述过去的动作，时态自然也向过去时过渡。但记忆的存在让我们永远无法和过去彻底决裂。正如俄罗斯作家玛丽亚·斯捷潘诺娃在《记忆记忆》中写道：“记忆的领域充斥着投射、幻想、扭曲，是将我们今天的幻影投向过去。”因此，随着叙述的推进，文本的时态从过去时再次回到现在时。

当下与过去的纠缠同样体现在人称的转变上。埃娃·洛波有意和过去保持距离。她更换姓名，用旁观者的身份谈论埃维塔，用第三人称指代二十年前的自己。但当下的她依旧不免闯入逝去的过往，这时，叙述也会从第三人称变回第一人称。分离，混淆，循环往复。

埃维塔说过：回忆不会结束，只要她还活着，她就能看见桌子原模原样地摆在露台上。只要她还记得，历史的喃语就不会真正消逝。当真实存在的物质随风消散，记忆成了过往唯一的见证。而书写唯一的意义，不过是保留这些日益式微的声音，不至于让其彻底静默。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一窥战争的其中一面。

《绿蝗》是一部书写战争的小说，但很少直接描写战场。现代战争的主舞台早已从枪林弹雨的战场潜入城市地下的污水管道，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将伤痛输入个体的日常生活。

若没有埃维塔，我们很难想象，那个追着鸡屁股乱射的“鸡莱士”，曾是数学少年“埃瓦里斯特·伽罗瓦”。埃维塔苦苦追问，是什么让她昔日的爱人面目全非，开始在海边屠杀水鸟，又或是举着俘虏被砍下的头颅招摇过市。除了那个“战争”潜移默化的影响，她找不到更加确切的答案。小说以这种方式提醒我们，脱下军装，每一名士兵都是，或者曾经是正常人。长达十三年的殖民战争期间，数万名葡萄牙青年被征召入伍。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敏感的艺术家和诗人。然而，为了在战争中存活，他们要么像《世界尽头的土地上》中的军医那样陷入谵妄；要么像少尉路易斯那样，失去自我，变成空洞的蚌壳，被他人的灵魂占据。

战争不光是男人的主场，女人同样也参与了战争。她们在家孕育帝国未来的战士，在前线照顾伤员，有的甚至还亲赴非洲，陪伴打仗的军人丈夫。当时，萨拉查政府通过报销旅费、下发津贴、提供住房及医疗保障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葡萄牙家庭移居非洲，其中就包括成千上万的女性。随着她们的到来，稳定的家庭结构被植入暴力、动荡的“海外省”。这不光在战区建立起一道“家庭前线”，给予士兵爱与支持，也让国家保卫领土的政治宣传更加正当。然而，这些象征着爱与稳定的女性却成为暴力的受害者：战争的暴力侵入私人家庭，家暴成了一件司空见惯的事。在星海酒店里，男人掌掴妻子不过是一场无伤大雅的作秀，电梯间里也时常回荡着女人痛苦的尖叫。家庭暴力只是这些女性不幸生活的冰山一角。在社会和法律制度高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她们无从维护自己在非洲的基本权益，就像被医院拒收的苏黎世夫人，只能含恨看着孩子夭折，在医院接待处前一动不动，“任由羊水缓慢地、不自觉地流在沙发上”。

可以说，若热的写作真正实现了把宏大的战争交还给现实中的个体，用日常的悲欢和伤痛消解殖民战争和帝国事业话语的神圣性和正当性。这些个体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军人，也有平民；有殖民者，也有被殖民者……他们所有人的啜泣、嚎叫、控诉，最终都将化为埃娃·洛波记忆中的呢喃，化为殖民战争无声的背景音。

最后，感谢作家利迪娅·若热数月来的耐心解答；感谢闵雪飞副教授、杨沁编辑、葡萄牙外教苏永禄（Pedro Sobral）以及梁颖怡同学为我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吕婷婷

2022年2月20日　北京